版权信息

书名：村上春树作品集：长篇小说、随笔杂文、访谈纪实全收录（套装共21册）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姚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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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总目录

且听风吟

寻羊冒险记

1973年的弹子球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斯普特尼克恋人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奇鸟行状录

挪威的森林

舞！舞！舞！

海边的卡夫卡

刺杀骑士团长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村上朝日堂日记 旋涡猫的找法

村上广播

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

边境·近境

远方的鼓声

雨天炎天

地下

地下2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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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且听风吟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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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KAZE NO UTA O KIKE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79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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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版权申明

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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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费尔德，再次……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

林少华

《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第一部作品，即处女作，不长，译成中文不到七万字。然而正是这七万字让村上从默默无闻的爵士乐酒吧小老板成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因此无论村上本人还是读者和评论家都很看重这部小说。2001年8月，村上应笔者的要求以《远游的房间》为题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谈到《且听风吟》（以下简称《风》）的诞生：

说起来十分不可思议，三十岁之前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还是大学生时结的婚，那以来一直劳作，整日忙于生计，几乎没有写字。借钱经营一家小店，用以维持生活。也没什么野心，说起高兴事，无非每天听听音乐、空闲时候看看书罢了。我、妻、加一只猫，一起心平气和地度日。

一天，我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何以动这样的念头已经不清楚了，总之想写点什么。于是去文具店买来自来水笔和原稿纸（当时连自来水笔也没有）。深夜工作完后，一个人坐在厨房餐桌旁写小说（类似小说的东西）。也就是说，独自以不熟练的手势一点一点做我自己的“房间”。那时我没有写伟大小说的打算（没以为写得出），也没有写让人感动的东西的愿望。我只是想在那里建造一个能使自己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房间——为了救助自己。同时想道，但愿也能成为使别人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场所。这样，我写了《且听风吟》这部不长的小说，并成了小说家。

进一步具体说来，《风》虽然发表是在1979年，但写的是1978年村上29岁的时候。自1974年开酒吧以来，也是因为想尽快还债的关系，村上一直起早贪晚，忙得不亦乐乎。但那年闲得不行——按村上的说法，大凡开店总会遇上一段低谷——时间多得不知如何打发，于是他去神宫球场（家就在球场旁边）看棒球。那天风和日丽，从中午开始他就歪在外场喝着啤酒看一场开幕赛。他喜欢的是益力多（YAKULT）队。第一局下半场，这支队里一位名叫希尔顿的来自美国的球员一下子把球击去左场——就好像击在了他的脑袋上，让他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写小说！至于二者有什么关联，村上也不晓得。反正那天他喜欢的球队碰巧获胜了，而他碰巧冒出写小说的念头，并且写出了获奖了——获得了日本有名的纯文学杂志《群像》设立的“新人奖”。

获这个奖其实也有偶然性。《风》从四月写到夏日，期间他在准备参加征文活动。因为不知如何应征，就去住处附近一家书店翻阅文学刊物，正好看到《群像》要求征文的长度在二百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左右，而他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写短篇，于是根据《群像》的要求，以二百页左右把握长度。“就《且听风吟》这部小说来说，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总之这里边写的大部分都是极为下意识地冒出来的。几乎没有算计怎么写，不曾有总体构思什么，反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路写了下来。这么说或许过于夸张，感觉上就像‘自动记录’似的。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是——结果如何另当别论——很有福气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返工了一次，二百页全部写完后撕掉扔了，又从头写了二百页。重写时只用了原来的故事梗概，其他无论比喻还是什么，再不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只管随心所欲或者说开玩笑似的写下去。写着写着，他觉得“全身的筋肉开始舒展自如”，有了得心应手之感。每天夜里在厨房餐桌边喝啤酒边写，顶多写一个小时，但“很开心”。第二次写完，直接寄给了《群像》编辑部，结果获奖了。“老实说，我没以为会通过。我只是因为想写才写的，写出来的东西放在手上也没用，心想寄出去再说吧。所以复印都没有复印。”

获奖当然让村上高兴和庆幸。而且五名评审委员是以全票通过的，给的评语也饶有兴味，下面引用两段看一下。评委之一、著名作家吉行淳之介这样写道：

爽净轻快的感觉下有一双内向的眼，而主人公又很快将这样的眼转向外界，显得那般漫不经心（nonchalant）。能把这点不令人生厌地传达出来，可谓出手不凡。不过，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技艺，也有作者强调的品性融入其间，对此我予以好评。叫“鼠”的那个少年，归根结蒂想必是主人公（作者）的分身，却大体写得像是另一个人，从中亦可见其手腕。每一行都没多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此人生死攸关的分界，在于重心是否转移到“技走”上面。

另一位评委、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指出《风》的风格深受库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和理查德·布罗提根（Richard Brantigan）等当代美国作家的影响，认为小说是学习美国作家的成功范例，而因其才华，在借鉴的同时也保持了个人特色。丸谷才一接着称赞道：

这方面的处理方式有一种或许应该称之为日本式抒情那样的情调。当然，说是作者个性的表现也未尝不可。如果发挥得好，这种以日本式抒情涂布的美国风味小说不久很可能成为这位作家的独创。

总之才华甚是了得。尤其出色的是小说的流势竟全无滞重拖沓之处。二十九岁的青年写出这样的作品，说明当今日本的文学趣味开始出现大的变化。这位新人的登场固然是一个事件，但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恐怕是来自其背后（我估计）存在的文学趣味的变革。

应该说，这两位评委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村上日后的发展程度不同地为其提供了佐证。总之，《风》的获奖使村上的人生风帆彻底改变了航向。“假如落选，那以后恐怕就不会写了。倒是说不清楚，但不先获个奖就难以写下去这一面我想是有的。”小说获奖着实让村上周围的人吃了一惊，与其说是刮目相看，莫如说难以置信，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小说，甚至有人当面说他获奖是阴差阳错，也有人劝他适可而止别再写下去，好好开酒吧算了。村上当然没听，幸亏没听。哪个国家都不缺少开酒吧的生意人，缺少的是能够提供新颖文学文本的作家。不管怎么说，作家、文学家永远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是一个民族心灵花园的导游及其自证性（identity）的代言人。

那么，这部小说作为文学文本的新颖之处表现在哪里呢？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它的文体或者说语言风格：简洁明快，爽净直白，节奏短促，切换快捷。如《风》第一节所说的，“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简直像“一览表”。小说当然是用日语写的，却又不像日语，不像传统的日本文学作品，或者说日语味儿很淡，这点同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人比较一下就清楚了。村上认为日本小说过于利用“日语性”，以致“自我表现这一行为同日语的特质结合得太深了，没了界线”，而这对他来说实在过于沉重（heavy）。也正因如此，他原来几乎没有当小说家的念头，没以为可以用日语写出小说。“说老实话，写这个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写才好。起始用现实主义大致写了一遍，同一故事梗概同一模式，但文体是用既成文体或者说普通小说文体写的。写完一读，实在太差了，觉得该是哪里出了毛病……所以索性推倒重来，开始按自己的喜好写。先用英语写一点点，再翻译过来。结果觉得很顺手，那以后就一直用这种文体。”换言之，《风》的文体一开始乃不得已而为之，尝到甜头后才开始刻意经营——“别人怎么看待我是不大清楚，但如今想来，我觉得自己是将贴裹在语言周身的各种赘物冲洗干净……洗去汗斑冲掉污垢，使其一丝不挂，然后再排列好、抛出去”。他又说将语言洗净后加以组合是他的一个出发点，“我想我是有能力从这里出发组合得更好的，尽管那是非常不完全的、原初性的东西”。日本文学评论界虽然对村上作品议论纷纭，褒贬不一，但对于其文体的看法大体一致，认为有创新性，近乎透明，了无阻翳，可谓开一代新风，甚至认为其文体的新颖意味着他对世界理解的新颖，并非语言的新颖（关井光男）。

《风》还有一个新颖之处或者特点，那就是距离感。可以认为，这部小说一共四十节，最重要的是开篇第一节，这一节点出了村上小说的主要特色，点出了其基本走向和几乎所有的可能性。村上自己也谈到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风》尽管作为小说还很稚嫩，回头读起来让自己觉得脸上发热，但其中毕竟大体提示了他想采用的风格（style）、方向和结构（structure）等等。“所谓处女作在原理上大概便是这么一种东西，有时自己都为之吃惊……另外，关于这部小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想说的几乎全部写在第一节那几页里面了。”而其中写的最多的就是“距离”。村上借虚拟的美国作家哈特费尔德之口这样说道：“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随后又提起一次：“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由此可见，村上创作之初就对距离或尺度异常执着，后来发展成了其文学世界一以贯之的整体特色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把这点看在眼里：“村上春树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观照世界的神秘和距离有所感悟。”也正因为村上如此看重距离、尺度而并不看重感性，所以当别人特别关注其作品的感性，认为他是感性至上主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不快。

那么，距离感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对语言和对人两个方面。首先看他同语言之间的距离。一般认为，以往的日本小说，语言和作家基本捆在一起，作家即语言，语言即作家。语言在作家这个大抽屉里挤得满满的，无论拿出哪一个都带有作家的体温、汗味和喘息，看得读者透不过气翻不过身。但村上不是这样，一如大约最早研究村上的日本文学评论家川本三郎所指出的，村上即使对他使用的语言也采取一种不介入姿态，在自己同语言之间设置开阔地间，保持适当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村上不是将语言视为自身的血肉或心声，而是当成与己无关的独立存在。说得极端些，不是用语言表现自己，而是用语言表现语言。而他像隔岸观火一样看着由语言自身叠积成的小说这一建筑物，甚至对语言同自己的距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不过，按村上自己的说法，至少在《风》这部处女作中他并非刻意这样做的。之所以出现距离感，“说到底那是因为尽管我身上有想写什么的欲望，却又没什么东西可写的缘故。这也不想写，那也不想写，如此一来二去，题材就一个也没剩下——虽说不是剥洋葱皮——总之不知道写什么合适，于是心想那么就随意排列语言好了，看它们到底能表现什么。”结果竟成就了他文体的一大特色。话又说回来，随意为之的文字往往发自内在的天性，而天性无疑最为恒久和稳定，所以这种距离感成为村上始终一贯的文体特色也并不奇怪。

其次，距离感还表现在主人公（村上）和他人的关系方面。村上深知现代人每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或隐痛，很难诉诸语言。正如《风》第一节所说，“直言不讳是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尝试都可能是徒劳的，甚至伤害对方。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同对方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更不要动辄强加于人。在这个意义上，距离就是理解，就是温情，就是关心。这是村上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贯的做法和姿态。《风》中，“我”把在杰氏酒吧喝得烂醉倒在卫生间地上的女孩开车送回她的宿舍后，陪着赤身裸体的女孩过了一夜，即使这时“我”仍执着于距离：“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八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一米五八。”实际上他也保持了距离，尽管同人事不省且脱得光光的女孩躺在一张床上，但我“什么也没做”。不仅如此，对女孩的内心世界“我”也无意介入，尽量拉开距离。例如后来女孩说她并未旅行，坦言为此说谎骗了“我”。而当女孩问我是否“想听真实的”的时候，我则把话岔开：“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女孩很快明白了：“什么也不说就是。”“我”便是通过这种佯作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了他特有的关心。问题是，如果只能以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表达关心，那未尝不可以说是现代人、现代社会的一种悲剧，一种矛盾，而这恰恰是村上作品中常见的奇妙张力。

耐人寻味的是，村上对人的距离感或疏离感，甚至不排除自己本身——村上的小说几乎从不直接写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不写家庭。他说：“如果说《风》这部小说作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有效成立的话，那么我想是由于把当时能写的和不能写的、应该写的和不应该写的本能地区分筛选的缘故。例如家庭问题和名字问题等一般小说里普遍出现的要素在这里都省略掉了。”这不限于《风》，村上其他作品也几乎同样不出现家庭。出现动物，如猫、狗、袋鼠、大象等等，但不出现家人，如父母和兄弟姐妹等等。妻即使出场也长久不了，不是明确离婚了就是暗中消失了或跟别的男人跑了再不回来。在《风》和后来的《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青春三部曲”中，村上宁肯写杰氏酒吧的中国调酒师杰对自己的呵护和关照。如《风》接近尾声时，要离开家回东京上学的“我”特意提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杰氏酒吧：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平静的淡淡的语气中自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情，可以说，杰身上甚至带有几分母爱色彩。

村上为什么把本来最容易写的家庭、家人列入“不能写”或“不该写”的事项而有意同其保持距离呢？村上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个人不把家庭看得那么重，而这来自他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反正我有相当坚定的意志，不愿意受‘家庭’这个团体——不单单家庭，而是所有团体、组织——的束缚。所以至今都一直没要孩子，因为光是老婆和我就不能称为家庭。这在结果上或许意味着拒绝日本式土壤。说得夸张些，这等于同土著性血脉一刀两断，至少不是仅仅不写什么那样轻描淡写的问题，这点可以断定。”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写个人经历和体验，村上说他极端讨厌写这个。“例如男女的爱情纠葛就不是什么漂亮玩意儿，总的说来黏乎乎让人不好受。生活本身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单调的、不是滋味的……这些深深沁入骨髓，但我不想写。讨厌的人周围也有，讨厌的事情也堆积如山，这个那个啰啰嗦嗦……可有这种感受的不止我一个，不好意思大声把它说出来。不得不默默忍受自己处境的人毕竟也是有的。”应该说，这段话村上说得相当坦率。的确，不写个人体验和经历，不写家庭，不写人与人之间黏乎乎湿漉漉的感情冲突，尽可能与之保持距离——其结果，势必导致同“日本式土壤”保持距离，进而同日本这个社会保持距离甚至逃离。距离产生自由，自由是最可贵的。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村上长时间旅居国外的一个原因。

距离感或疏离感，连同虚无感、孤独感、幽默感，构成了村上作品的基本情调。它无法捕捉，又无所不在，轻盈散淡，又叩击心扉，凉意微微，又温情脉脉，似乎轻声提醒在人生旅途中昼夜兼程疲于奔命的我们：且听风吟……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桃红柳绿芳草萋萋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1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话，但我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倒是至少能给我以某种安慰——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从何写起。

八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焦虑和苦闷——八年，八年之久。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二十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二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治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无意自我辩解。至少这里表述的是现在我所能表述的一切。别无任何补充。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表述这个世界。

∗∗∗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行文诘屈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他的所谓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的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三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三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成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感到格外恐惧。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柏油路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情。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有时又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艰难，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竟惊愕得一星期都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早已抛弃的、付诸牺牲的、辜负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画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的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意儿。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寻找电冰箱里的食品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

而那就是我。

2

故事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开始，结束于十八天后，即同年的八月二十六日。

3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着吧台，满心不快似的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豆研磨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并肩而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计较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寄生虫！”说着，鼠不胜厌恶似的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财大气粗满脸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的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一般喝光了足以灌满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足以按五厘米的厚度铺满杰氏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杰氏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了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夏测验(1)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调酒师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

“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对有钱人也是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

“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

“真那样？”

“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你说是为什么？”

“这——”

“没有必要嘛！当然啰，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塞子的尺寸。对吧？”

“啊。”

“就是这样。”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地擤了把鼻涕，一副无聊的样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话里有多少正经成分。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五十年要活。这个那个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五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1)　瑞士精神病医生罗夏发明的一种性格测验方法。用左右对称的墨迹图版让受测验者回答所看到的为何物，据以判断其性格特征。

4

我同鼠初次相见，是三年前的春天。那年我们刚进大学，两人都醉到了相当得了的程度。清晨四点多，我们一起坐进鼠那辆涂着黑漆的菲亚特600型小汽车，至于由于什么碰到一起的，我实在记不得了。大概有一位我俩共同的朋友吧。

总之我们喝得烂醉，时速仪的指针指在八十公里上。我们锐不可当地冲破公园的围墙，压倒盆栽杜鹃，气势汹汹地朝着石柱一头撞去。而我们居然丝毫无损，实在只能说是万幸。

我震醒过来。我踢开撞毁的车门，跳到外面一看，只见菲亚特的引擎盖一直飞到十米开外的猴栏跟前，车头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猴们怒不可遏。

鼠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弯成两折，但并未受伤，只是把一小时前吃的比萨饼吐到了仪表板上。我爬上车顶，从天窗窥视驾驶席：

“不要紧？”

“嗯。有点过量，竟然吐了。”

“能出来？”

“拉我一把。”

鼠关掉发动机，把仪表板上的香烟塞进衣袋，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车顶。我们在菲亚特的顶棚并肩坐下，仰望开始泛白的天空，不声不响地抽了几支烟。不知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顿主演的坦克电影。至于鼠在想什么，我自然无从知晓。

“喂，咱们可真算好运！”五分钟后鼠开口道，“瞧嘛，浑身完好无损，能信？”

我点点头：“不过，车算报废了。”

“别在意。车买得回来，运气可是千金难买。”

我有些意外，看着鼠的脸：“你是阔佬不成？”

“算是吧！”

“那太好了！”

鼠没有应声，不大满足似的摇了摇头。“总之我们交了好运。”

“是啊。”

鼠用网球鞋跟碾灭烟头，然后用手指把烟蒂朝猴栏那边弹去。

“我说，咱俩合伙如何？保准无往不胜！”

“先干什么？”

“喝啤酒去！”

我们从附近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六听罐装啤酒，走到海边，歪倒在沙滩上一喝而光，随即眼望大海。天气好得无可挑剔。

“管我叫鼠好了。”他说。

“干吗叫这么个名字？”

“记不得了，很久以前的事。起初给人这么叫，心里是不痛快，现在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习惯嘛。”

我俩将空啤酒罐一古脑儿扔到海里，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脸上，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睁眼醒来，觉得一股异样的生命力充满全身，甚是不可思议。

“能跑一百公里！”我对鼠说。

“我也能！”

然而当务之急是：将公园维修费分三年连本带利交到市政府去。

5

鼠惊人地不看书。除了体育报纸和直邮广告，我还没有发现他看过其他铅字。我有时为了消磨时间看书，他便像苍蝇盯视苍蝇拍似的盯着书问：

“干嘛看什么书啊？”

“干嘛喝什么啤酒啊？”

我吃一口醋腌竹荚鱼，吃一口蔬菜色拉，看都没看鼠一眼地反问。鼠沉思了五分钟之久，开口道：

“啤酒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全部化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垒双杀，什么也没剩下。”

说罢，鼠看着我，我兀自吃喝不休。

“干嘛老看书？”

我把最后剩下的竹荚鱼连同啤酒一起一口送进肚里，收拾一下碟盘，拿起旁边刚读个开头的《情感教育》，啪啦啪啦翻了几页：

“因为福楼拜早已经死掉了。”

“活着的作家的书就不看？”

“活着的作家一钱不值。”

“何以见得？”

“对于死去的人，我觉得一般都可原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吧台里手提式电视机的重播节目“66号国道”。

鼠又思忖多时。

“我问你，活生生的人怎么了？一般都不可原谅？”

“怎么说呢，我还真没认真想过。不过，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或许是那样的。或许是不可原谅。”

杰走过来，把两瓶新啤酒放在我们面前。

“不原谅又怎么着？”

“抱枕头睡大觉。”

鼠困惑地摇摇头。

“奇谈怪论，我可是理解不了。”鼠说。

我把啤酒倒进鼠的杯子。鼠再次缩起身子陷入沉思。

“我读最后一本书是在去年夏天。”鼠说，“书名忘了作者忘了，为什么读也忘了，反正是个女人写的小说。主人公是有名的女时装设计师，三十来岁，一门心思以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什么病？”

“忘了，癌什么的。此外还能有不治之症？……这么着，她来到海滨避暑，从来到去一直手淫个不停。在浴室，在树林，在床上，在海里，简直不分场所。”

“海里？”

“是啊。……你能信？何苦连这个都写进小说，该写的题材难道不多的是？”

“怕也是吧。”

“我可不欣赏。那种小说，简直倒胃口。”

我点点头。

“要是我，可就来个截然不同。”

“比如说？”

鼠用指尖来回拨弄着啤酒杯，思索起来。

“你看这样如何：我乘坐的船在太平洋正中沉没了，于是我抓住救生圈，一个人看着星星在夜海漂游。静静的、美丽的夜。正漂之间，发现对面也有一个年轻女子抓着救生圈漂来。”

“女的可漂亮？”

“那是的。”

我呷了口啤酒，摇头道：

“像有点滑稽。”

“老实听着好了。接着，我们两人就挨在一起，边漂边聊。聊来时的途径，聊以后的去处，还有爱好啦，睡过的女孩数量啦，电视节目啦，昨天做的梦啦，等等等等。并且一块儿喝啤酒。”

“慢着，哪里能有啤酒？”

鼠略一沉吟：

“漂浮着的，从轮船食堂里漂来的罐装啤酒，和油炸沙丁鱼罐头一起。这回可以了吧？”

“嗯。”

“喝着喝着，不一会儿，天亮了。女的问我往下怎么办，说她往估计有海岛的方向游。我说估计没有岛屿，还不如就在这儿喝啤酒，飞机肯定来搭救的。可是女的一个人游走了。”鼠停了一下，喝口啤酒。“女的连续游了两天两夜，终于爬上一个孤岛；我么，醉了两天后给飞机救出。这么着，好多年后两人竟在山脚下一家小酒吧里不期而遇。”

“又一块儿喝啤酒了？”

“不觉得感伤？”

“或许。”我说。

6

鼠的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

“莫非是我错了？”女的问。

鼠喝了口啤酒，缓缓摇头道：“说白啦，大家都错了。”

“为什么那样认为？”

“噢——”鼠只此一声，用舌头舔了舔上唇，并未作答。

“我拼命往岛上游，胳膊都差点儿累断了，难受得真以为活不成了。所以我好几次这样寻思：说不定是我错你对。我如此拼死拼活地挣扎，而你却干脆一动不动地只是在海上漂浮。这是为什么呢？”

女的说到这里，淡然一笑，转而不无忧伤地揉了一会眼眶。鼠忸忸怩怩在衣袋里胡乱摸来摸去。三年没吸烟了，馋得不行。

“你是想我死了才对？”

“有点儿。”

“真的有点儿？”

“……忘了。”

两人沉默片刻。鼠觉得总该谈点什么才好。

“喂，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

“谁的话？”

“约翰·F·肯尼迪。”

7

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少年。父母很担心，把我领到一个相识的精神科医生家里。

医生的家位于看得见大海的高坡地段。刚在阳光朗朗的客厅沙发上坐下，一位举止不俗的中年妇女便端来冰镇橘汁和两个甜甜圈。我小心地——以免砂糖粒落在膝部——吃了半个甜甜圈，喝光了橘汁。

“再喝点儿？”医生问。

我摇摇头。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人面面相觑。莫扎特的肖像画从正面墙壁上如同胆怯的猫瞪着我，似乎在怨恨我什么。

“很早以前，有个地方有一只非常逗人喜爱的山羊。”

精彩的开头。于是我闭目想象那只逗人喜爱的山羊。

“山羊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只沉甸甸的金表，呼哧呼哧地到处走个不停。而那只金表却重得出奇，而且坏了不能走。这时兔子朋友赶来说道：‘喂小羊，干嘛总是挂着那只动都不动一下的表啊？又重，又没用，不是吗？’‘重是重，’山羊说，‘不过早已习惯了，重也好，坏了也好。’”

说到这里，医生喝了口自己的橘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等待下文。

“一天山羊过生日，兔子送来一个扎着礼品带的漂亮盒子，里面是一只光闪闪的又轻巧走时又准的新表。山羊高兴得什么似的，挂在脖子上到处走给大家看。”

话头突然就此打住。

“你是山羊，我是兔子，表是你的心。”

我感到被人愚弄了，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每个周日下午，我都乘电车再换公共汽车去一次这位医生家，一边吃咖啡面包卷、苹果酥、薄烙饼和沾蜜糖的羊角包，一边接受治疗。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我也因此落得个再找牙医的下场。

“文明就是传达。”他说，“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懂吗？就是零。比方说你肚子饿了，只消说一句‘肚子饿了’就解决问题。我就会给你曲奇，你吃下去就是（我抓了一块曲奇）。可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那就没有曲奇（医生故意使坏似的把曲奇藏在桌子底下），就是零，明白？你是不愿意开口，但肚子空空。这样，你势必想不用语言而表达出来，也就是借助肢体动作。试试看！”

于是我捂着肚子，做出痛苦的神情。医生笑了，说那是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接下去是自由讨论。

“就猫说点什么，什么都行。”

我佯装思索，转圈摇晃着脑袋。

“想到什么说什么。”

“猫是四脚动物。”

“象也是嘛！”

“猫小得多。”

“还有呢？”

“猫被人养在家里，高兴时捕老鼠。”

“吃什么？”

“鱼。”

“香肠呢？”

“也吃。”

便是如此一唱一和。

医生讲得不错，文明就是传达。需要表达、传达之事一旦失去，文明即寿终正寝：咔嚓……OFF。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四岁那年春天我突然犹如河堤决口说了起来。说什么倒已全不记得，总之我就像要把十四年的空白全部填满似的一连说了三个月。到七月中旬说完时，发起四十度高烧，三天没有上学。烧退之后，我终于成了既不口讷又不饶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

8

大概因为喉咙干渴，睁开眼睛时还不到早晨六点。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给人把别的灵魂硬是塞进别的躯体里似的。我勉强从狭窄的床上爬起身，走到门旁的简易洗涤槽，像马一样一口气喝了好几杯水，又折身上床。

从大敞四开的窗口，可以隐约望见海面：粼粼细波明晃晃地折射着刚刚腾起的太阳光。凝目细看，只见脏兮兮的货轮无精打采地浮在水上。看样子将是个大热天。四周的住户仍在酣然大睡，所能听到的，唯有时而响起的电车轨道的碾轧声，和广播体操的微弱旋律。

我赤身裸体地倚着床背，点燃支烟，打量睡在旁边的女郎。从南窗直接射入的太阳光线，一下子洒满了她的全身。她把毛巾被一直蹬到脚底，睡得很香很死。形状姣好的乳房随着不时变得粗重的呼吸而上下摇颤。身体原本晒得恰到好处，但由于时间的流逝，颜色已开始有点黯淡。而呈泳装形状的、未被晒过的部分则白得异乎寻常，看上去竟像已趋腐烂一般。

吸罢烟，我努力回想她的名字，想了十分钟也没想起，甚至连自己是否晓得她的名字都无从记起。我只好作罢，打了个哈欠，重新打量她的身体。年龄离二十还差几岁，总的说来有点偏瘦。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八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剩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一米五八。

右乳房的下边有块浅痣，十元硬币大小，如洒上的酱油。小腹处茸茸的耻毛，犹如洪水过后的小河水草一样生得整整齐齐，倒也赏心悦目。此外，她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

9

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后，她才睁眼醒来。醒来后到多少可以理出事物的头绪，又花了五分钟。这时间里，我兀自抱拢双臂，目不转睛地看着水平线上飘浮的厚墩墩的云絮，看它们变换姿影，向东流转。

过了一会，当我回转头时，她已把毛巾被拉到脖梗，裹住身体，一边抑制胃底残存的威士忌味儿，一边木然地仰视着我。

“谁……你是？”

“不记得了？”

她只摇了一下头。

我给香烟点上火，抽出一支劝她，女孩没有搭理。

“解释一下！”

“从哪里开始？”

“从头啊！”

我弄不清哪里算是头，而且也不晓得怎么说才能使她理解。或许出师顺利，也可能中途败北。我盘算了十秒钟，开口道：

“热固然热，但一天过得还算开心。我在游泳池整整游了一个下午，回家稍稍睡了个午觉，然后吃了晚饭，那时八点刚过。接着开车外出散步。我把车停在海边公路上，边听收音机边望大海。这是常事。

“三十分钟过后，突然很想同人见面。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真是怪事。这么着，我决定到杰氏酒吧去。一来想喝啤酒，二来那地方一般都能见到朋友。不料那些家伙不在。于是我自斟自饮，一个小时喝了三瓶啤酒。”

说到这里，我止住话，把烟灰磕在烟灰缸里。

“对了，你可读过《热铁皮房顶上的猫》？”

她不予回答，眼望天花板，活像被捞上岸的人鱼似的把毛巾被裹得严严实实。

我只管继续说下去：

“就是说，每当我一个人喝酒，就想起那段故事，满以为脑袋里马上会咔嚓一声变得豁然开朗。当然实际上没这个可能，从来就没有声音响过。于是一会儿我就等得心烦意乱，往那小子家里打电话，打算拉他出来一块儿喝。结果接电话是个女的……我觉得纳闷儿，那小子本来不是这副德性的。即使往房间里领进五十个女人，哪怕再醉得昏天黑地，自己的电话也肯定自己接。明白？

“我装作打错电话，道歉放下。放下后心里有点怏怏不快，也不知是为什么，又喝了瓶啤酒，但心情还是没有畅快。当然，我觉得自己这样是有些发傻，可就是没奈何。喝罢啤酒，我喊来杰，付了账，准备回家听体育新闻，听完棒球比赛结果就睡觉。杰叫我洗把脸，他相信哪怕喝一箱啤酒，只要洗过脸就能开车。没办法，我就去卫生间洗脸。说实话，我并没有洗脸的打算，做做样子罢了。因为卫生间大多排不出水，积一洼水，懒得进去。出奇的是昨晚居然没有积水，你替积水倒在地板上。”

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往下呢？”

“我把你扶起，搀出卫生间，挨个问满屋子的顾客认不认得你，但谁都不认得。随后，我和杰两人给你处理了伤口。”

“伤口？”

“摔倒时脑袋给什么棱角磕了一下。好在伤势不重。”

她点点头，从毛巾被里抽出手，用指尖轻轻按了按伤口。

“我就和杰商量如何是好。结果是由我用车送你回家。把你的手袋往下一倒，出来的有钱包、钥匙和寄给你的一张明信片。我用你钱包里的款付了账，依照明信片上的地址把你拉来这里，开门扶你上床躺下。情况就是这样。发票在钱包里。”

她深深吸了口气。

“为什么住下？”

“？”

“为什么把我送回之后不马上消失？”

“我有个朋友死于急性酒精中毒。猛猛地喝完威士忌后，道声再见，还很有精神地走回家里，刷完牙，换上睡衣就睡了。可到早上，已经变凉死掉了。葬礼倒满够气派。”

“……那么说你守护了我一个晚上？”

“四点左右本想回去来着，可是睡过去了。早上起来又想回去，但再次作罢。”

“为什么？”

“我想至少应该向你说明一下发生过什么。”

“倒还蛮体贴的！”

她这话里满是毒刺。我缩了缩脖子，没加理会，然后遥望云天。

“我……说了什么？”

“一点点。”

“是什么？”

“这个那个的，但我忘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闭目合眼，喉头里一声闷响。

“明信片呢？”

“在手袋里。”

“看了？”

“何至于。”

“为什么？”

“没什么必要看嘛！”我兴味索然地应道。

她的语气里含有一种让我焦躁的东西。不过除去这点，她又带给我几分怀旧的心绪。我觉得，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邂逅，我们说不定会多少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然而实际上，我根本记不起在正常情况下邂逅女孩是怎么一种滋味。

“几点？”她问。

我算是舒了口气，起身看一眼桌上的电子闹钟，倒了杯水折回。

“九点。”

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直起身，就势靠在墙上一口喝干了水。

“喝了好多酒？”

“够量。要是我肯定没命。”

“离死不远了。”

她拿起枕边的香烟，点上火，随着叹气吐了口烟，猛然把火柴杆从开着的窗口往港口那边扔出。

“递穿的来。”

“什么样的？”

她叼着烟，再次闭上双眼。“什么都行，求求你，别问。”

我打开床对面的西服柜，略一迟疑，挑了一件蓝色无袖连衣裙递过去。她也不穿内衣，整个从头套了进去，自己拉上背部的拉链，又叹了口气。

“该走了。”

“去哪儿？”

“工作去啊！”

她极不耐烦地说罢，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起。我依然坐在床边，茫然地看着她洗脸、梳头。

房间里收拾得倒还整齐，但也就那个程度，荡漾着一股类似无可奈何的失望气氛，这使得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一应堆着廉价家具，所剩空间仅能容一个人躺下。她便站在那里梳头。

“什么工作？”

“与你无关。”

如其所言。

一支烟燃完了，我仍一直沉默不语。她背朝着我，只顾面对镜子用指尖不断挤压眼窝下的青晕。

“几点？”她又问。

“九点十分。”

“没时间了，你也快穿衣服回自己家去！”说着，她开始往腋下喷洒雾状香水。“当然有家的吧？”

我道了声“有”，套上T恤，依然坐在床沿不动，再次观望窗外。

“到什么地方？”

“港口附近。怎么？”

“开车送你，免得迟到。”

她一只手紧握发刷，用马上要哭出来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我想，如果能哭出来，心里肯定畅快。但她没哭。

“喂，记住这点：我的确喝多了，醉了，所以即使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是我的责任。”

说罢，她几乎事务性地用发刷柄啪啪打了几下手心。我没作声，等她继续说下去。

“是吧？”

“或许。”

“不过，同人事不省的女孩睡觉的家伙……分文不值！”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

她停顿一下，似乎在平抑激动的情绪。

“那，我为什么身子光光的？”

“你自己脱的嘛。”

“不信。”

她随手把发刷往床上一扔，把钱包、口红、头痛药和一些零碎东西塞进手袋。

“我说，你能证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自己检查好了。”

“怎么检查？”

她似乎真的动了气。

“我发誓。”

“不信。”

“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的柏油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地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环，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吗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的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巾擦拭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沾在过滤嘴上的口红似的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F·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一千元钞票塞进后视镜背后。

10

夜里异常热，简直可以把鸡蛋蒸个半熟。

我像往常那样用脊背顶开杰氏酒吧沉重的门扇，深深吸了一口空调机凉飕飕的气流。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薯片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我照例拣吧台尽头的座位坐下，背靠墙壁，四下打量：三个身穿罕见制服的法国水兵及其两个女伴、一对二十岁光景的恋人，如此而已。没有鼠的身影。

我要了啤酒和咸牛肉三明治，掏出书，慢慢地等鼠。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个叩着一对葡萄柚般的乳房、身穿漂亮连衣裙的三十岁模样的女子进来，在同我隔一个座位的地方坐下，也像我一样环视一圈之后，要了占列鸡尾酒，但只喝了一口便欠身离座，打了个长得烦人的电话。打罢电话，又夹起手袋钻进厕所。总之，四十分钟时间里她如此折腾了三遭：喝一口占列，打一个长电话，夹一次手袋，钻一次厕所。

调酒师杰走到我面前，神色不悦地说：不把屁股磨掉才怪！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

那女子第三次从厕所返回后，扫一眼四周，滑到我身旁低声道：

“嗯，对不起，能借一点零币？”

我点点头，把衣袋里的零币搜罗出来，排在桌面上：十元的共十三枚。

“谢谢，这下好了。再在店里兑换的话，人家会不高兴的。”

“无所谓，身上的负担倒因此减轻了嘛！”

她微笑点头，麻利地收起硬币，消失在电话机那边。

我索性放下书本，请求把手提式电视机摆在吧台上面，边喝啤酒边看棒球转播。比赛好生了得：光是前四局便有两名投手被打中六球，包括两个本打垒。一个外场投手急出了贫血症，晕倒在地。换投手的时间里，加进六个广告：啤酒、人寿保险、维生素剂、民航公司、炸薯片和卫生巾。

那个像是没女伴的法国水兵手拿啤酒杯来到我身后，用法语问我看什么。

“棒球。”我用英语回答。

“棒球？”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棒球规则：那个男的投球，这个家伙用棒子猛打，跑一圈得一分。水兵盯着看了五分钟，广告开始时，问我为什么没有自动唱片点唱机和约翰尼·哈利迪的唱片。

“没人喜欢。”我说。

“那么，法国歌手里哪个受人喜欢？”

“阿达姆。”

“那是比利时人。”

“米歇尔·波纳雷夫。”

“狗屎！”

说罢，水兵返回自己的桌子。

棒球打到第五局时，那女子总算转回。

“谢谢。让我招待点什么？”

“不必介意。”

“有借必还嘛，我就这个性格，好也罢不好也罢。”

我本想微笑，但未能如愿，只好默默点头。女子用手指叫来杰，吩咐为我来啤酒，给她拿占列。杰准确地点了三下头，消失在柜台里。

“久等人不至，对吧，您？”

“好像。”

“对方是女孩？”

“男的。”

“和我一样。看来我们话能投机。”

我无奈地点头。

“喂，看我像是多少岁？”

“二十八。”

“说谎。”

“二十六。”

女子笑了。

“不过我倒不至于不快。像是单身？还是已有丈夫？”

“猜中有奖不成？”

“未尝不可。”

“已婚。”

“喔……对了一半。上月离的婚。以前跟离婚女子交谈过？”

“没有。不过碰到过患神经痛的牛。”

“在哪里？”

“大学实验室。五个人把它推进教室的。”

女子笑得似乎很快意。

“学生？”

“嗯。”

“过去我也是学生来着，六十年代，蛮不错的时代。”

“什么地方不错？”

她什么也没说，嗤嗤一笑，喝了口占列鸡尾酒，继而像突然想起似的觑了眼表。

“还得打电话。”说着，她提起手袋站起来。

她走掉之后，我的提问因为没得到回答，在空中徘徊了一会儿。

啤酒喝至一半，我叫来杰付账。

“你是要逃？”

“是的。”

“讨厌大龄女人？”

“与年龄无关。总之鼠来时代我问好。”

出店门时，那女子已打完电话，正往厕所里钻第四次。

回家路上，我一直吹着口哨。这是一支不知在哪里听过的曲子，但名字却总也记不起来。是很早以前的老歌了。我把车停在海滨公路上，一面望着黑夜中的大海，一面竭力想那歌名。

是《米老鼠俱乐部之歌》。歌词我想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喜欢的口令，

MIC·KEY·MOUSE(1)。”

说不定真的算是不错的时代。

(1)　英语，意为“米老鼠”。

11

〖ON〗

喂，诸位今晚都好？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神气得不得了，恨不能分给诸位一半共享。N.E.B广播电台，现在是大家熟悉的“通俗歌曲电话点播节目”时间。从现在开始到九点，周六夜晚愉快的两小时中，将不停地播放诸位中意的热门歌曲。撩人情思之曲、怀念往昔之曲、舒心惬意之曲、欲舞欲蹈之曲、心烦意乱之曲、令人作呕之曲，一律欢迎，只管打电话点来。电话号码大家知道吧？好吧，注意不要拨错。打的人晦气、接的人烦恼——错误电话千万别打。好了，六点开始受理，受理一个小时，台里的十部电话一阵紧似一阵响个不停。对了，不听听电话铃声？……怎么样，够厉害吧？好——咧，就这声势。尽管打电话，打到手指断掉为止。上星期打来的电话实在太多，多得保险丝都飞了，给诸位添了麻烦。不过这回不要紧，昨天换上了特制电缆，有大象腿那般粗。不，比大象腿、长颈鹿腿还要粗得多，尽管打来就是，放心大胆地打，歇斯底里地打。即使电台里的人全都歇斯底里，保险丝也绝对不会跳开。好么？好——咧，今天实在热得叫人心烦，让我们听一支流行音乐冲淡一下，好吗？音乐的妙处就在这里，同可爱的女孩一样。OK，第一支曲！安安静静地听着，实在妙不可言，热浪一扫而光。布鲁克·本顿：《佐治亚的夜雨》。

〖OFF〗

……啊……简直热死了……

……喂，空调不能再放大点？……这里快成地狱了……喂喂，算了算了，我都给汗浸透了……

……对对，是那样的……

……喂，喉咙渴得冒烟了，有谁给我拿瓶透心凉的可乐来？……放心，小便什么的无从谈起。我这膀胱特别强韧……对，无论如何……

……谢谢，由美子，这下可好了……嗬，凉得很……

……喂，没有开瓶器呀……

……胡说，怎么好用牙齿来开？……喂喂，唱片快放完了，没时间了，别开玩笑……听着，开瓶器！

……畜生……

〖ON〗

妙极了，这才叫音乐。布鲁克·本顿，《佐治亚的夜雨》，凉快点了吧？对了，你猜今天最高气温是多少？三十七度，三十七度！就算夏天也热过头了，简直是火炉！三十七度这个温度嘛，说起来与其一个人老实待着，还不如同女孩抱在一起凉快些。不相信？OK，闲话少叙，快放唱片好了。克里登丝·清水再现：《香柠檬之恋》。来吧，宝贝！

〖OFF〗

……喂喂，可以了，我已经用麦克风底座打开瓶盖了……

……唔，好喝……

……不要紧，不至于打嗝的，你也真是好担心……

……我说，棒球怎么样了？……其他台正在转播吧？……

……喂，等一下，为什么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这是犯罪……

……明白了，好了好了，这回想喝啤酒了吧，冰凉冰凉的……

……喂，不得了，要打嗝……

……唔……

12

七点十五分，电话铃响了。

此时我正歪在客厅的藤椅上，一边一口接一口喝罐装啤酒，一边抓奶酪椒盐饼干。

“喂，晚上好。我是N.E.B广播电台的通俗歌曲电话点播节目。听听广播可好？”

我赶紧把嘴里剩的奶酪椒盐饼干就着啤酒冲进胃袋。

“广播？”

“对，广播。就是文明孕育的……唔……最好的器械。比电动吸尘器精密得多，比电冰箱玲珑得多，比电视机便宜得多。你现在做什么呢？”

“看书来着。”

“咦呀呀，不行啊，那。一定要听广播才行！看书只能落得孤独，对吧？”

“噢。”

“书那玩意儿是煮意大利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一只手拿着看的，明白？”

“嗯。”

“好——咧……唔……看来我们可以交谈了。我说，你可同不断打嗝的播音员交谈过？”

“没有。”

“那么，今天算首次，听广播的诸位怕也是头一遭。话说回来，你晓得为什么我在播音当中打电话给你？”

“不晓得。”

“实话跟你说，有个……呃……有个女孩要送给你一支点播歌曲。可知道她是谁？”

“不知道。”

“点播的歌曲是沙滩男孩乐队的《加利福尼亚少女》，好个叫人怀念的曲子，怎么样，这回该想起来了吧？”

我沉吟片刻，说根本摸不着头脑。

“哦……这不好办。要是猜对的话，可以送你一件特制T恤。好好想想嘛！”

我再次转动脑筋。觉得记忆的角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时隐时现——尽管极为缥缈。

“加利福尼亚少女……‘沙滩男孩’……怎么，想起来了？”

“如此说来，大约五年前好像一个女孩儿借给我一张同样的唱片。”

“什么样的女孩？”

“修学旅行时我替她找到隐形眼镜，作为回报，她借给了我一张唱片。”

“隐形眼镜？……那唱片你可还了？”

“没有，弄丢了。”

“那不大好。即使买新的也要还回才是。女孩借而不还倒也罢了……呃……自己可不能有借无还，意思明白？”

“明白。”

“那好！五年前修学旅行中失落隐形眼镜的她，当然正在听广播，对吧？噢——她的名字？”

我报出好容易想起的名字。

“啊，看来他准备买唱片送还，这很好……你的年龄？”

“二十一。”

“风华正茂。学生？”

“是的。”

“……唔……”

“哦？”

“学什么专业？”

“生物。”

“嗬……喜欢动物？”

“嗯。”

“喜欢动物什么地方？”

“……是它不笑吧。”

“嘿，动物不笑？”

“狗和马倒是多少笑点儿的。”

“嗬嗬，什么时候笑？”

“开心时。”

我突然感到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气愤。

“那么说……噢……狗来当相声演员也未尝不可！”

“你想必胜任。”

“哈哈哈哈哈哈。”

13

《加利福尼亚少女》：

东海岸少女多魅力，

时装都会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说话是组装式。

中西部少女多温柔，

一见心脏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爱，

令人浑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14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来了。

下面是其样式。

15

翌日早晨，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崭新的T恤，在港口一带随便转了一圈，然后推开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门。店内没有顾客，只见一个女孩坐在柜台里，以倦慵的神情一边清点单据一边喝可口可乐。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蓦地发现女孩有点面熟：原来是一星期前躺在卫生间的那个没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声，对方不无惊愕地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的T恤，随后把剩的可乐喝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做工？”她无奈似的说道。

“偶然，我是来买唱片的。”

“什么唱片？”

“沙滩男孩乐队的《加利福尼亚少女》。”

她不大相信似的点头站起，几大步走到唱片架跟前，像训练有素的狗一样挟着唱片折回。

“这个可以吧？”

我点了下头，手依然插在衣袋没动，环视店内道：

“另外要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3号。”

她没有作声，这回拿了两张转来。

“格伦·古尔德(1)演奏和巴克豪斯(2)演奏的，哪个好？”

“格伦·古尔德。”

她将一张放在柜台，另一张送回。

“还要吗？”

“收有《白衣少女》的迈尔斯·戴维斯。”

这回她多花了一些时间，但还是挟着唱片回来了。

“此外？”

“可以了，谢谢。”

她把三张唱片摊开在柜台上。

“这，你全听？”

“不，送礼。”

“倒大方。”

“像是。”

她有点尴尬似的耸耸肩，说“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钱，接过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么说，上午算托你的福，卖掉了三张。”

“那就好。”

她吁了口气，坐在柜台里的椅子上，开始重新清点那扎单据。

“经常一个人值班？”

“还有一个，出去吃饭了。”

“你呢？”

“她回来替我再去。”

我从衣袋里掏香烟点燃，望了一会她操作的光景。

“喏，可以的话，一起吃饭好么？”

她眼皮也没抬，摇头道：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我也是。”

“是吗？”她不耐烦地将单据推到一边，把“神奇的竖琴师”合唱团重新谱曲的唱片放在唱机上，落下唱针。

“那为什么邀我？”

“偶尔也想改变一下习惯。”

“要改一个人改去，”她把单据换在手上，继续操作，“别管我。”

我点了下头。

“我想上次我说过：你分文不值！”言毕，她撅起嘴唇，用四根手指啪啦啪啦地翻动单据。

(1)　加拿大钢琴家（1932—1982）。擅长演奏巴赫作品和现代音乐。

(2)　德国钢琴家（1884—1969）。被称为“键盘狮子王”。

16

我走进杰氏酒吧时，鼠正臂肘支在桌上，苦着脸看亨利·詹姆斯(1)那本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

“有趣？”

鼠从书上抬起脸，摇了摇头。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不知道。”

“罗杰·瓦迪姆，法国的电影导演。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同时拥有与聪明才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谁说的，这是？”

“忘了。你以为这真能做到？”

“骗人。”

“为什么？”

“假如半夜三点醒来，肚子里饥肠辘辘，打开电冰箱却什么也没有，你说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继而放声大笑。我喊来杰，要了啤酒和炸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递给鼠。

“什么哟，这是？”

“生日礼物。”

“下个月呀！”

“下个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来。

“是啊，寂寞呀，你不在的话。”说着，鼠打开包装，取出唱片，注视良久。“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格伦·古尔德，伦纳德·伯恩斯坦(2)。哦……都没听过。你呢？”

“没有。”

“总之谢谢了。说白啦，十分高兴。”

(1)　美国小说家（1843—1916）。后加入英国籍。作品有《美国人》、《鸽翼》等。

(2)　美国指挥家、作曲家（1910—1990）。纽约爱乐乐团指挥。

17

我一连花了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沙滩男孩”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五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谢后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到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所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味好美”色拉调味酱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宜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十五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三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接着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18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着早已打开的书本。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了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杰氏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了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沉默。

“大家都挺没趣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她的身后传来鲍勃·迪伦(1)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地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八点在杰氏酒吧，好么？”

“遵命。”

“……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1)　美国歌星、作曲家（1941—　）。

19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二十一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世界经济危机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帝国大厦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二十一，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睡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十七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褐色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周日版的《朝日新闻》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理由已经忘了——是那种可以忘掉的理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有时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嬉皮士女孩。年方十六，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暴发声势最为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检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里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吃苦头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检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棉条。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次年春假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20

她看上去不大舒适似的坐在杰氏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啤酒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真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会乐出眼泪的。”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啤酒。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一样，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不跟人家讲自家的琐事，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十五秒。

“想当正经人，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听了。”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三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五年前死于脑肿瘤，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她？”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

“三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地笑笑，把姜汁啤酒的酒杯拨到一边。“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看上去笑得很开心——像是很多年不曾笑过。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啤？”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冰透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另一瓶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戴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八岁以前。八岁那年我只剩下九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的时候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上并拢，我拿过她的左手，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着。那是一只像鸡尾酒杯一般的凉冰冰的小手，四根手指令人心情愉快地并列在一起，极为自然，俨然如与生俱来。这种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并列在一起远为得体。

“八岁时小拇指夹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了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1)一只有名的豹三年吃了三百五十个印度人。”

“真的？”

“包括那只豹在内，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上校八年时间里杀死了一百二十五只老虎和豹。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的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

(1)　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城市。

21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1)的《女巫》。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区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女巫，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的正义播撒太甚，以致日前被捕的十六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筱田浩一郎译）

“由于我的正义播撒太甚”，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1)　法国历史学家（1798—1874）。著有《法国史》等。

22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冷冷的炉甘石洗脸液洗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而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地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棉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应道。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你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再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TOP 40”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十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热水仔细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再送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些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灵犬莱西》，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的轻轻摇头道：

“巴斯德(1)具有科学直觉力。”

“科学直觉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于C，证明完毕。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巴斯德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只有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詹纳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觉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三十六只猫）、游行示威、罢课之类。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摩登爵士四重奏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地看见乳头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文·盖伊(2)。时针已近八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再擦，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话。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都更加好笑似的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给我的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

“我时常想：假如活着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

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

归途车中，我蓦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感觉上，幽会时间里她似乎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我们看了普莱斯利(3)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

(1)　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1822—1895）。

(2)　美国黑人歌手、作曲家（1940—1984）。

(3)　美国摇滚乐歌手（1935—1977），俗称猫王。

23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阴茎为“你存在的理由”。

∗∗∗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终归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段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八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三日之间，我听课三百五十八次，性交五十四次，吸烟六千九百二十一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阴茎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影自怜。

∗∗∗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正在吸第六千九百二十二支烟。

24

这天夜里，鼠一滴啤酒未沾。这绝非好的征兆。他因而一口气喝了五杯冰镇占边威士忌。

我们在酒吧的幽暗角落里玩弹子球来消磨时间。这玩艺儿实在毫无价值可言：花几枚零币，换取它提供僵死的时间。然而鼠对什么都一本正经。因此我在六局之中能赢上两局已近于奇迹。

“喂，怎么搞的？”

“没什么。”鼠说。

我们返回餐桌，继续喝啤酒和占边威士忌。

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只是默默地、不经意地听着自动唱机继续播放的唱片：《普通人》、《伍德斯托克》、《天空中的精灵》、《来呀孤独的少女》……

“有事相求。”鼠开口道。

“什么事？”

“希望你去见个人。”

“……女的？”

鼠略显犹豫，然后点了点头。

“为什么求我？”

“舍你有谁？”鼠快速说罢，喝下了第六杯威士忌的第一口。“有西装和领带？”

“有。可是……”

“明天两点。”鼠说，“喂，你知道女人到底靠吃什么活着？”

“皮鞋底。”

“哪里会！”

25

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刚出锅的热蛋糕，他将几块重叠放在一个深底盘内，用小刀整齐地一分为四，然后将一瓶可口可乐浇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时，他正在五月暖融融的阳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冲灌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优点，”鼠对我说，“是将吃的和喝的合二为一。”

宽敞的院子里草木葱茏，各式各样的野鸟从四面飞来，拼命啄食洒满草坪的爆米花。

26

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我甚至时常觉得每隔一小时便长了一岁。而可怕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

她绝对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这种说法也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不是长得对她来说相得益彰的那种类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的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日期，一九六三年八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她坐在一处像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波堤上，有点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头发剪得很短，颇有赛伯格(1)风度（总的说来，那发型使我联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身穿下摆偏长的红方格连衣裙。她看上去带有几分拘泥，却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够触动对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轻轻合拢的双唇，犹如纤纤触角一般向上翘起的鼻子，似乎是自己修剪的刘海不经意地垂挂在宽宽的前额，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脸颊之间，散布着粉刺淡淡的遗痕。

她十四岁，这是她二十一载人生中最美的一瞬间。接着，美就突然逝去了——我只能这样认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我无法捉摸，别人也全然不晓。

∗∗∗

她一本正经地（不是开玩笑）说她上大学是因为受到天的启示。当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我们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问所谓天的启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晓得呢，”她说。稍顷，又补充道：“不过，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从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飘落大学校园的情景。远远看去，宛如一方卫生纸。

∗∗∗

关于她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人恐怕也不明了。

(1)　美国电影演员（1938—1979）。

27

我做了个噩梦。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块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

我从床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洗涤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料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季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十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十二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叫人可怜，从海边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鳞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栏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上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五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柏油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温存，过时的摇滚乐，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杳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杰氏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赞扎基斯(1)的《基督最后的诱惑》。

“她在哪儿？”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一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

(1)　希腊诗人、小说家（1883—1957）。

28

谈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长，并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觉的城市。

前面临海，后面依山，侧面有座庞大的港口。其实城市很小。从港口回来，如果驱车在国道上疾驰，我是概不吸烟的。因为还不等火柴擦燃，车便驰过了市区。

人口七万略多一点，这个数目五年后恐怕也不会变。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带有小院的二层楼里，都有小汽车，不少人家还有两辆。

此数字并非我的随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统计科每年年底正式发表的。拥有二层小楼住房这点确实够开心的。

鼠的家是三层楼，天台上还带有温室。车库是沿斜坡开凿出来的地下室，父亲的“奔驰”和鼠的“凯旋TRⅢ”相亲相爱地并排停在那里。奇怪的是，鼠家里最有家庭气氛的倒是这间车库。车库甚是宽敞，似乎连小型飞机都停得进去，里面还紧挨紧靠地摆着型号过时或厌弃不用的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成套餐具、音响、餐柜等什物。我们经常在这里喝啤酒，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听人说，鼠的父亲从前好像穷得一塌糊涂，那是战前。战争快开始时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学药物工厂，卖起了驱虫膏，效果如何虽颇有疑问，但碰巧赶上战线向南推进，那软膏便卖得如同飞起来一般。

战争一结束，他便把软膏一古脑儿收进仓库，这回卖起了不三不四的营养剂。待朝鲜战场停火之时，又突如其来地换成了家用洗涤剂。据说成分却始终如一。我看有这可能。

二十五年前，在新几内亚岛的森林里，浑身涂满驱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积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又堆有贴着同样商标的厕所用管道洗涤剂。

如此这般，鼠的父亲成了阔佬。

当然，我的朋友里也有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市营公共汽车的司机。有钱的公共汽车司机也未必没有，但我朋友的父亲却属于穷的那一类。因为他父亲几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时常去那里玩。他父亲不是开车就是在赛马场，母亲则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们成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来我身旁解开裤口。我们没有交谈，差不多同时结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东西。”他一边往裤子屁股上擦手一边说。

“噢。”

“给你看看？”他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原来是女人的裸体照，张大了腿，那儿插着一个啤酒瓶。“厉害吧？”

“的确。”

“来我家还有更厉害的哩！”他说。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这城市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十八年时间里，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已经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我几乎所有的回忆都同它联系在一起，但上大学那年春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却从心底舒了口长气。

暑假和春假期间我都回到这里，但大多靠喝啤酒打发日子。

29

大约有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

鼠不在时，我抓住杰寻根摸底：

“喂，你说鼠怎么了？”

“这个——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为夏天快要完了？”

随着秋天的降临，鼠的心绪总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书，我同他搭话，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应付了事。而到暮色苍茫凉风徐来，四周氤氲几丝秋意的时分，鼠便一下子停止了喝啤酒，气急败坏似的大喝冰镇波旁威士忌，无尽无休地往吧台旁的自动唱机里投硬币，在弹子球机前手拍脚刨，直到亮起警告红灯。杰被弄得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种被抛弃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杰说。

“是吗？”

“大家都一走了之，有的返校，有的回单位。你也是吧？”

“是啊。”

“要理解才行。”

我点点头。“那个女孩呢？”

“不久就会淡忘的，肯定。”

“有什么不愉快不成？”

“怎么说呢？”

杰含糊了一句，接着去做别的事。我没再追问，往自动唱机里投下硬币，选了几支曲，回桌旁喝啤酒。

过了十多分钟，杰再次来我跟前问：

“怎么，鼠对你什么也没说？”

“嗯。”

“怪呀。”

“真的怪？”

杰一边反复擦拭手中的玻璃杯，一边深思起来。

“应该想找你商量才是。”

“干嘛不开口？”

“难开口嘛。好像怕遭抢白。”

“哪里还会抢白！”

“看上去像是那样，以前我就有这个感觉。倒是个会体贴人的孩子。你嘛，怎么说呢，好像有些地方已经看破红尘了……可不是把你往差里说。”

“知道。”

“只不过是我比你大二十岁，碰上的晦气事也多。所以，怎么说好呢……”

“苦口婆心。”

“对啰。”

我笑着喝了口啤酒：

“鼠那里由我说说看。”

“嗯，那就好。”

杰熄掉烟，转身回去做事。我起身走进厕所，洗手时顺便照了照镜子，然后又怏怏不快地喝了瓶啤酒。

30

曾有过人人都试图冷静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项只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秉持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由此之故，我用啤酒和香烟把即将在时间的积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识踢打起来，同时续写这篇文字。我洗了不知多少次热水淋浴，一天刮两回胡须，周而复始地听旧唱片。此时此刻，落后于时代的彼得、波罗和马丽就在我背后唱道：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31

第二天，我邀鼠来到山脚下一家宾馆的游泳池。由于夏季将逝，且交通不便，池里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一半是美国住客：他们与其说是游泳，莫如说是在专心晒日光浴。

这座由旧华族(1)别墅改建成的酒店，有一方芳草萋萋的庭院，游泳池与主建筑之间隔着一道蔷薇篱笆，沿篱笆爬上略略高出的山坡，海面、港口和街市尽收眼底。

我和鼠在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里竞相游了几个来回，然后并排躺在轻便折叠椅上，喝着冰镇可乐。我调整完呼吸抽罢一支烟的时间里，鼠愣愣地望着一个独自尽情游泳的美国少女。

万里无云的晴空，几架喷气式飞机留下几缕冻僵似的白色航迹线，倏然飞去。

“小时候天上的飞机好像更多来着。”鼠望了眼天空说。

“几乎清一色是美军飞机，有一对螺旋桨的双体家伙。记得？”

“P-38？”

“不，运输机。比P-38大得多，有时飞得很低很低，连空军标志都能看到……此外记得的有DC-6、DC-7，还见过佩刀式喷气机哩。”

“够老的了！”

“是啊，还是艾森豪威尔时代。巡洋舰一进港，就满街都是美国宪兵和水兵。见过美国宪兵？”

“嗯。”

“好些东西都失去了。当然不是说我喜欢军人……”

我点点头。

“佩刀式喷气机真是帅气，只要不投凝固汽油弹。见过凝固汽油弹下落的光景？”

“在战争片里。”

“人这东西想出的名堂真是够多的，而且又都那么精妙。再过十年，恐怕连凝固汽油弹都令人怀念也未可知。”

我笑着点燃第二支烟。“喜欢飞机？”

“想当飞行员来着，过去，可惜搞坏了眼睛，只好死心。”

“真的？”

“喜欢天空，百看不厌。当然不看也可以。”鼠沉默了五分钟，蓦然开口道，“有时候我无论如何都受不了，受不了自己有钱。恨不能一逃了事。你能理解？”

“无法理解。”我不禁愕然，“不过逃就是喽，要是真心那么想的话。”

“……或许那样最好。跑到一处陌生的城市，一切从头开始，也并不坏。”

“不回大学了？”

“算了。也无法回去嘛！”鼠从太阳镜的背后用眼睛追逐仍在游泳的女孩。

“干嘛算了？”

“怎么说呢，大概因为厌烦了吧。可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就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也在考虑别人，像考虑自己的事一样，也因此挨过警察的揍。但到时候人们终究要各归其位，唯独我无处可归，就像玩‘抢椅子’游戏没了椅子。”

“往后做什么？”

鼠用毛巾擦着脚，沉吟多时。

“想写小说，你看如何！”

“还用说，那就写嘛！”

鼠点头。

“什么小说？”

“好小说，对自己来说。我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才能，我想如果写，起码得写足以使自己本身受到启发的东西才行，否则没有意思。是吧？”

“是啊。”

“或是为自己本身写……或是为知了写。”

“知了？”

“嗯。”鼠捏弄了一会悬挂在裸胸前的肯尼迪硬币垂饰，“几年前，我同一个女孩去过奈良。那是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午后，我俩在山路上走了三个小时。途中遇到的活物，只有留下一声尖叫拔地飞走的野鸟，和路旁不停振翅的知了。因为太热了。

“走了一大阵子，我们找到一处夏草整齐茂密的缓坡，弓身坐下，在沁人心脾的山风的吹拂中擦去汗水。斜坡下面横着一条很深的壕沟，对面是一处古坟，小岛一般高，上面长满苍郁的树木，是古代天皇的。看过？”

我点点头。

“那时我想：干嘛要建造这么个庞然大物呢？……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坟墓都自有意义，就是说它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样的人迟早都是一死。问题是那家伙过于庞大，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说老实话，那家伙看上去根本就不像墓，是山，壕沟的水面上到处是青蛙和水草，周围栅栏挂满蜘蛛网。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知了也罢青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说到这里，鼠喝掉泡沫早已消失的最后一口可乐。

“每次写东西，我都要想起那个夏日午后和树木苍郁的古坟。并且心想，要是能为知了、青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该是何等美妙！”

说罢，鼠双手抱在颈后，默然望着天空。

“那……你是写什么了？”

“哪里，一行也没写成，什么也没写成。”

“是吗？”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以何物为盐？”鼠如此说道。

黄昏时分，阳光黯淡下来。我们离开游泳池，跨进荡出曼托瓦尼(2)的意大利民谣旋律的宾馆小酒吧，端起凉啤酒。宽大的窗口外面，港口的灯火历历在目。

“女孩怎么样了？”我咬咬牙问。

鼠用手背拭去嘴边沾的酒沫，沉思似的望着天花板。

“说白啦，这件事原本打算什么也不告诉你来着。简直傻气得很。”

“不是想找我商量一次么？”

“那倒是。但想了一个晚上，还是免了。世上有的事情是奈何不得的。”

“比如说？”

“比如虫牙：一天突然作痛，谁来安慰都照旧痛个不止。这一来，就开始对自己大为气恼，并接着对那些不对自己生气的家伙无端气恼起来。明白？”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你认真想想看：条件大伙都一样，就像同坐一架出了故障的飞机。诚然，有的运气好些有的运气差些，有的坚强些有的懦弱些，有的有钱有的没钱。但没有一个家伙怀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大家一个样，拥有什么的家伙生怕一旦失去，一无所有的家伙担心永远一无所有，大家一个样。所以，早些觉察到这一点的人应该力争使自己多少怀有自信，哪怕装模作样也好，对吧？什么自信之人，那样的人根本没有，有的不过是能够装出自信的人。”

“提个问题好么？”

我点点头。

“你果真这样认为？”

“嗯。”

鼠默然不语，久久盯着啤酒杯不动。

“就不能说是说谎？”鼠神情肃然。

我用车把鼠送回家，而后一个人走进杰氏酒吧。

“说了？”

“说了。”

“那就好。”

杰说罢，把炸薯片放在我面前。

(1)　旧时日本有爵位的人，位于平民、士族之上。

(2)　英国指挥家、作曲家（1905—1980）。生于意大利。

32

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他的作品尽管量很庞大，却极少直接涉及人生、抱负和爱情。在比较严肃的（所谓严肃，即没有外星人或怪物出场之意）半自传性质的作品《绕虹一周半》（一九三七年）中，哈特费尔德以混合着嘲讽、冷言恶语、开玩笑和正话反说的语气，极为简洁地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我向这房间中至为神圣的书籍、即按字母顺序编印的电话号码簿发誓：写实，我仅仅写实。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的。至于如何辛苦、如何磨损，在此不一一叙述。因为很麻烦。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那么请去阅读罗曼·罗兰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切都写在那里。”

哈特费尔德之所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为欣赏，原因之一是由于书中对一个人由生至死的过程描写得无微不至、有条不紊；二是由于它是一部长而又长的长篇。他一向认为，既然小说是一种信息，那就必须是可以用图表和年表之类表现出来的，而且其准确性和量堪成正比。

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往往持批评态度。他说，问题当然不在量的方面，而在于其中宇宙观念的阙如，因而作品给人的印象不够谐调。他使用到“宇宙观念”这一字眼时，大多是意味着该作品“不可救药”。

他最满意的小说是《佛兰德的狗》。他说：“喂，你能相信狗是为一幅画而死的？”

一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这样问哈特费尔德：

“您书中的主人公瓦尔德在火星上死了两次，金星上死了一次，这不矛盾么？”

哈特费尔德应道：

“你可知道时间在宇宙空间是怎样流转的？”

“不知道，”记者回答，“可是又有谁能知道呢？”

“把谁都知道的事写成小说，那究竟有何意味可言？”

∗∗∗

哈特费尔德有部短篇小说叫《火星的井》，在他的作品中最为标新立异，仿佛在暗示莱伊·布拉德贝利的即将出现。书是很早以前读的，细节已经忘了，现将梗概写在下面：

那是一个青年钻进火星地表无数个无底深井的故事。井估计是几万年前由火星人挖掘的。奇特的是这些井全都巧妙地避开水脉。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挖这些东西出于什么目的。实际上，除了这些井，火星人什么都未留下，没有文字没有住宅没有餐具没有铁没有墓没有火箭没有城镇没有自动售货机，连贝壳也没有。唯独有井。至于能否将其称为文明，作为地球人的学者甚难判断。的确，这些井建造得委实无懈可击，虽经几万年的岁月，而砖块却一块都未塌落。

不用说，曾有好几个探险家和考察队员钻进井里。携带绳索者，由于井纵向过深和横洞过长而不得不返回地面；未带绳索者，则无一人返回。

一天，一个在宇宙中往来彷徨的青年钻入井内。他已经厌倦了宇宙的浩渺无垠，而期待悄然死去。随着身体的下降，青年觉得井逐渐变得舒服起来，一股奇妙的力开始温柔地包笼他的全身。下降大约一公里之后，他觅得一处合适的横洞，钻入其中，沿着曲曲折折的路漫无目的地走动不止。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表早已停了。或许两小时，也可能两天。全然没有饥饿感和疲劳感，原先感觉到的不可思议的力依然包笼着他的身体。

某一时刻，他突然觉察到了日光，原来是横洞同别的井连在了一起。他沿井壁攀登，重新返回地面。他在井边弓身坐下，望着无遮无拦的茫茫荒野，又望望太阳。是有什么出了错！风的气息、太阳……太阳虽在中天，却如夕阳一般成了橙色的巨大块体。

“再过二十五万年，太阳就要爆炸。啪……OFF。二十五万年，时间也并不很长。”风向他窃窃私语，“用不着为我担心，我不过是风。假如你愿意，叫我火星人也没关系，听起来还不坏嘛！当然话语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可你是在讲话。”

“我？讲话的是你。我只是给你的心一点提示。”

“太阳是怎么回事，到底？”

“老啦，奄奄一息。你我都毫无办法。”

“干嘛突如其来地……”

“不是突如其来。你在井内穿行之间，时光已流逝了约十五亿年，正如你们的谚语所说，光阴似箭啊。你所穿行的井是沿着时间的斜坡开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时间之中彷徨，从宇宙诞生直到死亡的时间里。所以我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是风。”

“有句话问一下好么？”

“愿闻。”

“你学得了什么？”

大气微微摇颤，风绽出笑容，须臾，亘古不灭的沉寂重新笼罩了火星的表面。青年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用枪口顶住太阳穴，轻轻扣动了扳机。

33

电话铃响了。

“回来啦。”她说。

“想见你啊。”

“现在出得来？”

“没问题。”

“五点钟在YWCA(1)门前。”

“在YWCA做什么？”

“法语会话。”

“法语会话？”

“OUI(2)。”

我放下电话，冲罢淋浴，喝起啤酒。快喝完的黄昏时分，瀑布般的阵雨从天而降。

来到YWCA时，雨已完全止息。走出门的女孩们满脸疑惑地抬头打量天空，有的撑伞，有的收拢起来。我在门口的对面把车刹住，熄掉引擎，点燃一支烟。被雨淋得黑乎乎的门柱，看上去活像荒野中矗立的两块墓石。YWCA寒碜凄然的建筑物旁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然而廉价的出租楼宇，天台上竖着巨幅的电冰箱广告板，一个身扎围裙的三十岁光景的女子向前倾着身子，尽管看起来十足患有贫血症，但仍然喜不自胜地打开冰箱门，里边的贮藏品也因此得以窥见。

第一层是冰块和一公升香草冰淇淋，以及一包冰冻虾；第二层是蛋盒、黄油、卡门贝干酪、无骨火腿；第三层是鱼和鸡腿；最下边的塑料箱里是西红柿、黄瓜、龙须菜、莴苣、葡萄柚；门上是可口可乐和啤酒各三大瓶，以及软包装牛奶。

等她的时间里，我一直俯在方向盘上逐个琢磨电冰箱里的内容。不管怎样，我总觉得一公升冰淇淋未免过多，而没有色拉调料是致命的疏漏。

五点稍过，她从门里出来：身穿法国鳄鱼牌淡红色开领半袖衫和一条白布迷你裙，头发在脑后束起，戴副眼镜。一星期不见，她看上去老了三四岁。大概是发型和眼镜的关系。

“好猛的雨。”一钻进助手席她便说道，并且神经质地拉了拉裙摆。

“淋湿了？”

“一点点。”

我从后排座席拿出上次去游泳池以后一直放在那里的海水浴毛巾，递到她手里。她用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抹了几把头发，还给我。

“开始下的时候在附近喝咖啡来着，发大水似的。”

“不过变得凉快啰！”

“那倒是。”

她点了下头，把胳臂探出窗外，试了试外面的温度。同上次见面时相比，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不大融洽的气氛。

“旅行可愉快？”我试着问。

“哪里去什么旅行，说谎骗你。”

“为什么说谎？”

“一会儿告诉你。”

(1)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之略，基督教女青年会。

(2)　法语“是”之意。

34

我有时说谎。

最后一次说谎是在去年。

说谎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勾当。不妨说，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我们实际上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

然而，倘若我们一年四季都喋喋不休，而且喋喋不休的无不真实，那么真实的价值势必荡然无存。

∗∗∗

去年秋天，我和我的女友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而且两人都饥不可耐。

“没什么吃的？”我问她。

“找找看。”

她赤条条地翻身下床，打开电冰箱，找到一块旧面包，放进莴苣和香肠简单做成三明治，连同速溶咖啡一起端到床上。那是一个就十月来说多少有点偏冷的夜晚，上床时她身上已经凉透，宛如罐头里的大马哈鱼。

“没有芥末。”

“够高级的了！”

我们裹着被，边嚼三明治边看电视上的老影片。

《桂河大桥》。

最后桥被炸毁时，她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何苦那么死命架桥？”她指着茫然伫立的亚历克·吉尼斯向我问道。

“为了继续保持自豪。”

“唔……”她嘴里塞满面包，就人的自豪问题沉思多时。至于她脑袋里又起了什么别的念头，我无法想象，平时也是如此。

“嗳，爱我么？”

“当然。”

“想结婚？”

“现在、马上？”

“早晚……早着呢。”

“当然想。”

“可在我询问之前你可是只字未提哟！”

“忘提了。”

“……想要几个孩子？”

“三个。”

“男的？女的？”

“女的两个，男的一个。”

她就着咖啡咽下口里的面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说谎！”她说。

但她错了，我只说过一个谎。

35

我们走进港口附近一家小餐馆，简单吃完饭，随后要了血色玛莉和波旁威士忌。

“想听真实的？”她问。

“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

“是么？”

“划开肚子一看，胃里边只有一把草。我把草装进塑料袋，拿回家放在桌上。这么着，每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就对着那草团想：牛何苦好多遍好多遍地反复咀嚼这么难吃又难看的东西呢？”

她淡淡一笑，撅起嘴唇，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

“明白了，什么也不说就是。”

我点点头。

“有件事要问你来着，可以么？”

“请。”

“人为什么要死？”

“由于进化。个体无法承受进化的能量，因而必然换代。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现今仍在进化？”

“一点一点地。”

“为什么进化？”

“对此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宇宙本身在不断进化。至于是否有某种方向性或意志介入其中，可以暂且不论，总之宇宙是在进化。而我们，归根结蒂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我放下威士忌酒杯，给香烟点上火。“没有任何人知道那种能量来自何处。”

“是吗？”

“是的。”

她一边用指尖反复旋转杯里的冰块，一边出神地盯视白色的桌布。

“我死后百年，谁也不会记得我的存在了吧？”

“有可能。”我说。

出得店门，我们在鲜明得近乎不可思议的暮色之中，沿着幽静的仓库街缓缓移步。并肩而行，可以隐约感觉出她头上洗发水的气味。轻轻摇曳柳叶的风，使人多少想到夏日的尾声。走了一会儿，她用那只五指俱全的手抓住我的手问：

“什么时候回东京？”

“下星期。有考试的。”

她悄然不语。

“冬天还回来，圣诞节前。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我生日。”

她点点头，但似乎另有所思。

“山羊座吧？”

“嗯。你呢？”

“一样。一月十日。”

“总好像星运不大好。和耶稣基督相同。”

“是啊。”说着，她重新抓起我的手，“你这一走，我真有些寂寞。”

“后会有期。”

她什么也没说。

每一座仓库都已相当古旧，砖与砖之间紧紧附着光滑的苍绿色苔藓。高高的、黑洞洞的窗口镶着似乎很坚牢的钢筋，严重生锈的铁门上分别贴有各贸易公司的名签，在可以明显闻到海水味儿的地段，仓库街中断了，路旁的柳树也像掉牙似的现出缺口。我们径自穿过野草茂密的港湾铁道，在没有人影的防波堤的仓库石阶上坐下，望着海面。

对面造船厂的船坞已经灯火点点，旁边一艘卸空货物而露出吃水线的希腊货轮，仿佛遭人遗弃似的漂浮不定。那甲板的白漆由于潮风的侵蚀已变得红锈斑驳，船舷密密麻麻地沾满贝壳，犹如病人身上脓疮愈后的硬疤。

我们许久许久地缄口不语，只是一味地望着海面望着天空望着船只，晚风掠过海面而拂动草丛的时间里，暮色渐渐变成淡淡的夜色，几颗银星开始在船坞上方闪闪眨眼。

长时间沉默过后，她用左手攥起拳头，神经质地连连捶击右手的掌心，直到捶得发红，这才怅然若失地盯着手心不动。

“全都讨厌透顶！”她冒出这么一句。

“我也？”

“对不起，”她脸一红，恍然大悟似的把手放回膝头，“你不是讨厌的人。”

“能算得上？”

她浅浅地露出笑意，点了点头，随即用微微颤抖的手给烟点上火。一缕烟随着海面上吹来的风，掠过她的发侧，在黑暗中消失了。

“一个人呆着不动，就听见很多很多人来找我搭话……熟人，陌生人，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各种各样的人。”

我点头。

“说的话大都不很入耳，什么你这样的人快点死掉算了，还有令人作呕的……”

“什么？”

“不想说。”她把吸了两三口的香烟用皮凉鞋碾灭，拿指尖轻轻揉了下眼睛，“你不认为是一种病？”

“怎么说呢？”我摇摇头，表示是不明白。“如果担心，最好找医生看看。”

“不必的，别介意。”她点燃第二支烟，似乎想笑，但没笑出来，“向别人谈起这种话，你是第一个。”

我握住她的手。手依然颤抖不止，指间已渗出冷汗，湿漉漉的。

“我从来都不想说谎骗人！”

“知道。”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只是听着微波细浪拍击海堤的声响。沉默的时间很长，竟至忘了时间。

等我注意到时，她早已哭了。我用手指上下抚摸她泪水涟涟的脸颊，搂过她的肩。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水的柠檬味儿，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

然而，这一切宛如挪动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有位置有着少许然而无可挽回的差异。

36

我们花三十分钟走到她的宿舍。

这是个心情愉快的良宵，加之已经哭过，她的情绪令人吃惊地好。归途中，我们走进几家商店，买了一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零碎物品：带有草莓芳香的牙膏、花里胡哨的海水浴毛巾、几种丹麦进口的智力玩具、六色圆珠笔。我们抱着这些登上坡路，不时停止脚步，回头望一眼海港。

“嗳，车还停在那里吧？”

“过后再取。”

“明天早上怕不大妥吧？”

“没关系。”

我们接着慢慢走剩下的路。

“今晚不想一个人过。”她对着铺路石说道。

我点了下头。

“可这一来你就擦不成皮鞋了。”

“偶尔自己擦也无妨。”

“擦吗，自己？”

“本分人嘛。”

静谧的夜。

她缓缓翻了个身，鼻尖触在我右肩上。

“冷啊。”

“冷？三十度咧！”

“管它，反正冷。”

我拉起蹬在脚下的毛巾被，一直拉到肩头，然后抱住她。她的身体瑟瑟颤抖不止。

“不大舒服？”

她轻轻摇头：

“害怕。”

“怕什么？”

“什么都怕。你就不怕？”

“有什么好怕！”

她沉默着，一种仿佛在手心上确认我答话分量的沉默。

“想和我性交？”

“嗯。”

“原谅我，今天不成。”

我依然抱着她，默默点头。

“刚做过手术。”

“孩子？”

“是的。”她放松搂在我背上的手，用指尖在我肩后画了几个小圆圈。

“也真是怪，什么都不记得了。”

“真的？”

“我是说那个男的。忘得一干二净，连长的模样都想不起了。”

我用手心抚摸她的头发。

“好像觉得可以喜欢他来着，尽管只是一瞬间……你可喜欢过谁？”

“啊。”

“记得她的长相？”

我试图回想三个女孩的面庞，但不可思议的是，居然一个都记不清晰。

“记不得。”我说。

“怪事，为什么？”

“因为或许这样才好受。”

她把脸颊贴在我赤裸的胸部，无声地点了几下头。

“我说，要是十分想干的话，是不是用别的……”

“不不，别多想。”

“真的？”

“嗯。”

她手臂再次用力搂紧我的背，胸口处可以感觉出她的乳房。我想喝啤酒，想得不行。

“从好些好些年以前就有很多事不顺利。”

“多少年前？”

“十二、十三……父亲有病那年。再往前的事一件都不记得了。全都是顶顶讨厌的事。恶风一直在头上吹个不停。”

“风向是会变的嘛。”

“真那么想？”

“总有一天。”

她默然良久。沙漠一般干涸的沉默，把我的话语倏地吞吸进去，口中只剩下一丝苦涩。

“好几次我都尽可能那么想，但总是不成。也想喜欢上一个人，也想坚强一些来着。可就是……”

我们往下再没开口，相互抱在一起。她把头放在我胸上，嘴唇轻轻吻着我的乳头，就那样像睡熟了一样久久未动。

她久久、久久地一声不响。我迷迷糊糊地望着幽暗的天花板。

“妈妈……”

她做梦似的悄然低语。她睡过去了。

37

噢，还好吗？N.E.B广播电台，现在是流行音乐电话点播节目时间。又迎来了周末夜晚。往下两个小时，只管尽情欣赏精彩的音乐。对了。今年夏天即将过去，怎么样，这个夏天不错吧？

今天放唱片之前，介绍一封你们大家的来信。我来读一下。信是这样的：

您好！

每个星期都饶有兴味地收听这个节目。转瞬之间，到今年秋天便是住院生活的第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诚然，对于从有良好空调设备病房的窗口观望外面景色的我来说，季节的更迭并无任何意义。尽管如此，每当一个季节离去，而新的季节降临之时，我心里毕竟有一种跃动之感。

我十七岁。三年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不能散步……不仅如此，连起床、翻身都不可能。这封信是求一直陪伴我的姐姐代写的，她为了看护我而中断了大学学业，我当然真诚地感谢她。三年时间里，我都在床上学习。事情无论多么凄惨，也还是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天一天生存下来。

我的病听说叫脊椎神经症，是一种十分棘手的病，当然康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尽管只有百分之三……这是医生（一个极好的人）告诉我的同类病症康复的比例。按他的说法，较之新投手面对巨人队高手击球得分，这个数字是够乐观的。或者说基本上相当于把对方完全封死那个难度。

有时想到要是长此以往，心里就怕得不行，真想大声喊叫。就这样像块石头一样终身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看书，不能在风中行走，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几十年后在此衰老，并且悄悄死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已。半夜三点睁眼醒来，时常觉得好像听见自己的脊梁骨一点点溶化的声音，说不定实际也是如此。

算了，不说这些不快的事了。我要按照姐姐一天几百回向我说的那样，尽可能只往好的方面想，晚上好好睡觉，因为不快的事情大半是在夜晚想到的。

从医院的窗口可以望见港口。我不禁想象：假如每天清晨我能从床上起来步行到港口，满满地吸一口海水的清香……倘能如愿以偿——哪怕只有一次——我也会理解世界何以这般模样，我觉得。而且，如果真能多少理解这点，那么纵使在床上终老此生，恐怕我也能忍耐。

再见，祝您愉快！

没有署名。

收到这封信是昨天三点多钟。我走进电台里的咖啡室，边喝咖啡边看信。傍晚下班，我走到港口，朝山那边望去。既然从你病房可以望见港口，那么港口也应该可以望见你的病房，是吧？山那边的灯光真够多的。当然我不晓得哪点灯光属于你的病房。有的属于贫家寒舍，有的属于深宅大院，有的属于宾馆酒楼，有的属于校舍或公司。我想，世上的的确确有多种多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着。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实在好久未曾哭过了。不过，好么，我并非为同情你而哭。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只说一次，希望你听真切才好：

我、爱、你们！

十年以后，如果还能记得这个节目，记得我放的唱片和我这个人，那么也请想起我此时说的这句话。

下面我放她点播的歌曲，普莱斯利的《好运的咒符》。曲终之后，还有一小时五十分，再回到平时的狗相声演员上来。

谢谢收听。

38

准备回东京这天的傍晚，我抱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杰氏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杰把我让到里边，拿出啤酒。

“今晚坐大巴回去。”

杰一边给用来做炸薯片的马铃薯削皮，一边连连点头。

“你不在，我要寂寞的。猴子的搭档也散伙了。”杰指着柜台上挂的版画说道，“鼠也肯定觉得孤单。”

“呃。”

“东京有意思？”

“哪儿都一个德性。”

“怕也是。东京奥运会以来，我还没离开过这座城市一步呢。”

“喜欢这城市？”

“你也说了，哪儿都一个德性。”

“嗯。”

“不过过几年想回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我都这样想。”

“我叔叔是在中国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都是兄弟。”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酒吧八月二十六日这天的日历下面，写有这样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我买了张夜班大巴的票，坐在候车室凳子上，专心望着街上的灯火。随着夜迟更深，灯火渐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灯和霓虹灯。汽笛夹带习习的海风由远而近。

大巴门口，两个乘务员站在两边检查车票和座号。我递出车票，他说道：“21号中国(1)。”

“中国？”

“是的。21号C席，C是第一个字母。A是美国，B是巴西，C是中国，D是丹麦。听错了可不好办。”

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确认座位表的同伴。我点头上车，坐在21号C席上，开始吃还热乎乎的炸薯片。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1)　原文中用的是“中国”的英文发音China。

39

我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自然有尾声。

我二十九岁，鼠三十岁，都已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杰氏酒吧在马路扩建时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杰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满一桶马铃薯；常客们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是从前好，一边不停地喝啤酒。

我结了婚，在东京过活。

每当有萨姆·佩金帕(1)的电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电影院去，回来的路上在日比谷公园喝两瓶啤酒，给鸽子撒些爆玉米花。萨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惊天动地抢人头》，妻子则说《护航队》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欢《钻石与灰烬》，她欣赏《修女乔安娜》。生活时间一长，连趣味恐怕都会变得相似。

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

鼠仍在写他的小说，每年圣诞节都寄来几份复印本。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

其原稿纸的第一页上经常写着：

“生日快乐

并

圣诞幸福”

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四日。

那位左手只有四个手指的女孩，我再未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亚少女》那张唱片，依然待在我唱片架的一角。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边是一张桌子，上方悬挂着干得一如木乃伊的草团——从牛胃里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专业女孩的照片，在搬家时弄丢了。

沙滩男孩乐队时隔好久以后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1)　美国电影导演（1925—1984）。

40

最后再谈一下哈特费尔德。

哈特费尔德一九〇九年生于俄亥俄州一座小镇，并在那里长大。父亲是位沉默寡言的电信技师，母亲是善于星占和烤曲奇的微胖的妇女。哈特费尔德生性抑郁，少年时代没有一个朋友，每有时间就浏览漫画书和通俗刊物，吃母亲做的曲奇，如此从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在镇上的邮局工作，但时间不长。从这时开始，他确信只有当小说家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他的第五个短篇投给《Weird Tales》(1)是在一九三〇年，稿费二十美元。第二年整一年时间里，他每月平均写七万字，转年达十万字以上，去世前一年已是每月十五万字。据说他每半年便要更换一部雷明顿打字机。

他的小说几乎全是冒险和妖魔鬼怪方面的，二者熔为一炉的有《冒险儿瓦尔德》系列小说。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共有四十二部。在那里边，瓦尔德死了三次，杀了五千个敌人，同包括火星女人在内的三百七十五个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其中几部我们可以读到译作。

哈特费尔德憎恶的对象相当之多，邮局、高中、出版社、胡萝卜、女人、狗……数不胜数。而合他心意的则只有三样：枪、猫和母亲烧制的曲奇。除去派拉蒙电影公司和FBI(2)的研究所，他所收藏的枪支恐怕是全美国最齐全的，除高射炮和反坦克炮以外无所不有。其中他最珍爱的是一把枪柄镶有珍珠的38口径左轮手枪，里面只装一发子弹。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迟早用它来给自己一发。”

然而，当一九三八年他母亲去世之际，他特意赶到纽约爬上帝国大厦，从天台上一跃而下，像青蛙一样瘪瘪地摔死了。

按照他的遗嘱，其墓碑上引用了尼采这样一句话：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1)　美国主要刊发科幻、魔幻小说的刊物。

(2)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之略。（美国）联邦调查局。

哈特费尔德，再次……

（代跋）

我无意说假如我碰不上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恐怕不至于写什么小说，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将完全与现在不同，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想。

高中时代，我曾在神户的旧书店里一气买了好几本估计是外国船员丢下的哈特费尔德的平装书。一本五十日元。如果那里不是书店，绝对不会被视为书籍。花花绿绿的封面脱落殆尽，纸也成了橙黄色，想必是搭乘货轮或驱逐舰下等船员的床铺横渡太平洋，而后经过漫长的时光来到我桌面上的。

∗∗∗

几年以后，我来到了美国。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目的只是为了探访哈特费尔德之墓。墓所在的地点是一位（也是唯一的）热心的哈特费尔德研究专家托马斯·麦克卢尔先生写信告诉的。他写道：“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从纽约乘上如巨大棺材般的大型公共汽车出发，到达俄亥俄州这座小镇时是早上七点。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在这里下车。穿过小镇郊外一片荒野，便是墓地。墓地比小镇子还大。几只云雀在我头上一边盘旋一边歌唱。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我才找到哈特费尔德的墓。我从周围草地采来沾有灰尘的野蔷薇，对着墓双手合十，然后坐下来吸烟。在五月温存的阳光下，我觉得生和死都同样闲适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

这部小说便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而止于何处我却不得而知。“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蚯蚓的脑髓而已。”

但愿如此，但愿。

∗∗∗

最后，我要感谢上面提到的麦克卢尔先生——在哈特费尔德的事迹记述方面，有若干处引自先生的力作《不妊群星的传说》（Thomas Mcclure; The Legend of the Sterile Stars: 1968）。谢谢。

一九七九年五月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寻羊冒险记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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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HITSUJI O MEGURU BOK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1982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版权申明

一只神通广大的羊（译序）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第二章　一九七八年七月

1. 关于十六步

2. 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第三章　一九七八年九月

1. 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2. 关于耳的开放

3. 关于耳的开放（续）

第四章　寻羊冒险记Ⅰ

1. 奇妙来客·序

2. 奇妙来客

3. “先生”

4. 数羊

5. 汽车及其司机（一）

6. 何谓线蚯蚓宇宙

第五章　鼠的来信及其下文

1. 鼠的第一封信　邮戳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 鼠的第二封信邮戳日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日

3. 一曲终了

4. 她边喝SALTY DOG边讲海涛声

第六章　寻羊冒险记Ⅱ

1. 奇人怪事（一）

2. 奇人怪事（二）

3. 汽车及其司机（二）

4. 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5. 五千分之一

6. 周日午后的郊游

7. 关于被限定的执拗的思考方式

8. 沙丁鱼的诞生

第七章　海豚宾馆冒险记

1. 在电影院结束移动，入住海豚宾馆

2. 羊博士出场

3. 羊博士能吃能说

4. 再见，海豚宾馆

第八章　寻羊冒险记Ⅲ

1. 十二瀑镇的诞生和兴衰

2. 十二瀑镇的进一步衰落和羊们

3. 十二瀑镇的夜晚

4. 不吉祥的拐弯处

5. 她离山而去。以及汹涌的饥饿感

6. 车库里边发现的，草场正中思考的

7. 羊男来了

8. 风的特殊通道

9. 照在镜子里的，没照在镜子里的

10. 时间在流逝

11. 在黑暗中居住的人们

12. 拧钟发条的鼠

13. 绿线和红线，冻僵的海鸥

14. 再过不祥角

15. 十二点的茶话会

尾声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一只神通广大的羊（译序）

林少华

1979年村上春树30岁的时候写了处女作《且听风吟》，转年写了《1973年的弹子球》，1981年动笔写《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是为青春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侧重于文体的创新，即“使用与人不同的语言”，第二部大体为探索性过渡性作品，第三部《羊》则转向情节的经营（Story·Telling），故事性大大增强了，篇幅也长得多，是村上第一部真正够长度的长篇小说。也是最先被译成英文的作品（1989年）。在中国，最先翻译和最受欢迎的是《挪威的森林》，在西方，则是这部《羊》和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写前两部作品的时候村上还在经营爵士乐酒吧，是深更半夜趴在酒吧台上写的。而在动笔写《羊》之前，村上感到开酒吧和写小说无法兼顾，不可能记完账马上写小说，脑袋不同于冷热水开关，转换不了那么快，时间也怎么都挤不出来。而且他不愿意每天为了生意而同那么多不确定的人打交道，那让他心烦。于是他一咬牙把原本相当红火的酒吧整个卖了，离开东京，搬到千叶县乡下专事写作。当时周围人都劝他最好别轻举妄动，一来买卖顺利，二来当专业作家风险大。但作为他决心在更好的环境中一试身手，“不行再说不行的，不行时重操旧业不迟。我还年轻，在哪里都能混一碗饭吃，这个自信还是有的”。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村上成为专业作家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对于他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冒险”。

写《羊》期间，村上每天的时间安排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因为开酒吧，半夜两三点才能休息，不开酒吧后生活走上了正轨。晚上十点准时睡觉，早上六点起来跑步。酒不去外面喝了，同周围人不再交往了，烟不久也戒了，开始听西方古典音乐了，还在自建住宅的院里栽了茄子和西红柿，过起了中规中矩甚至不无隐居味道的中产阶级生活。《羊》从秋天开始写起，翌年初春脱稿，写了四个月。天天写，从早到晚写个不停。除了偶尔去一次东京，几乎整天闷在家里不动。家务也不做，和夫人阳子也不说话，彻底进入创作状态。“写长篇小说实在是很微妙的作业，往往需要削骨般孤独的精神集中力。一点点小事都足以毁掉力量的平衡。”

作为三部曲之一，《羊》当然同《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有相通之处：背景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主人公都是“我”，“鼠”和杰氏酒吧的中国人杰也再度出场。但写作风格相当不同，人物的性格、生活态度和行动模式也有所改变，由消极趋于积极，其孤独开始带有战斗姿态，带有使命意识。村上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谈及风格的变化：

在这部小说中，我的风格经历了一次巨大改变——或者说两大改变。句子更长了，更连贯了；与前两本书相比，叙事成分起到了重要得多的作用。

在我提笔写《寻羊冒险记》之际，我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故事，一个“物语”，并非你的创造。它是从你内心“拽”出来的某种东西。那个故事已经在你内心存在着了。你无法创造它，你只能把它表现出来。至少对我而言这是真的：这就是故事的自发性。对我而言，一个故事就是一辆将读者带往某处的车子。不论你想传达何种信息，不论你想使读者产生何种情感，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读者进入你那辆车。而那辆车——那个故事，那个“物语”——必须具有使读者信以为真的本事。以上这些是一个故事必须满足的条件。

当我提笔写《寻羊冒险记》时，我脑子里并无预设的计划。开篇的第一章我几乎是兴之所至信笔写下的。之后的故事将如何衍生发展下去，我依然毫无概念。但我丝毫没感到焦虑，因为我感觉——我知道——那个故事就在那儿，在我内心。我就像个手持占卜杖的寻水者。我已经感觉到——我知道——水就在那儿。于是我开始挖下去。

《寻羊冒险记》的结构深受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影响。我是他的热心读者，他有的书我读了很多遍。我当时想把他的情节结构应用在我的新小说中。这首先意味着，小说的主人公将是个孤独的城市中人。他就要开始寻找某样东西。在他追寻的过程中，他将纠缠到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当他终于找到他寻找的那样东西时，它要么已经毁掉要么永远失去了。这显然是钱德勒的方法，我在《寻羊冒险记》中就想采用这样的方式。（《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村上本人显然对以如此风格和方式写成的这部小说感到满意。“写完《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因此获得了自己往下可以作为小说家干下去的自信。”这种自信或者说“击中感”使他不再介意别人的评价。否则——他认为——即使所有媒体都赞不绝口，作为作家也还是要惶惶不可终日。总之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至于成功的原因，村上认为或许就在于他自己也不明白羊究竟意味什么，不知晓其隐喻什么或其寓意何在，而他又恰恰在羊身上感觉出了写故事妙不可言的乐趣。

但读者还是要问：村上为什么写羊呢？

是的，村上喜欢动物，喜欢动物园，去外国旅行也常去动物园。1994年6月去中蒙边境采访路过长春时还特意去了动物园，抱着小老虎照了相。村上说他所以喜欢动物，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动物不能说话，这点让他喜欢得不得了。“虽然拥有某种自我，但是不能将其化为语言——对这样的存在我怀有极大的同情。”另一个原因在于有时能够以动物为基轴传达许许多多的事情。因而他的作品屡屡有动物出现，如猫、狗、马、熊、象、袋鼠、独角兽，等等。问题是，羊作为一种日常性动物在日本并不具有日常性，笔者旅居日本五年从来没见过羊，连羊的图片也没见到。日本只有去北海道才能见到羊。然而村上突如其来地对羊发生了兴趣。究其原因，他说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把羊这一概念（concept）植入了自己的脑袋，思来想去之间，忽然涌起一个念头：对了，就以羊为主题写一部小说好了！随即去了北海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座上讲了这一过程：

我跑到北海道去看真的羊。日本几乎所有大型养羊的牧场都集中在北海道。在那儿，我得以亲眼看到真正的羊，跟养羊的人交谈，并在政府部门查阅关于羊的一些资料。我得知日本本土原来并没有羊。它们是明治早期作为一种稀罕动物进口到国内的。明治政府曾制定过鼓励养羊的政策，但如今羊差不多已经被政府当作一项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投资完全放弃了。换句话说，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我知道这些之后，就马上决定我要写一部以“羊”为关键词的小说。（同前）

村上回东京后写的开头部分同羊毫无关系，不料写着写着，感觉“整部作品的空气开始奇异地朝羊方向倾斜”，仿佛是羊拖着笔尖一路疾书。很快，整个故事脱离他的打算而独自行走起来，不知不觉之间写成了比前两部作品加起来还要长的长篇——可以说，不是村上写羊，而是羊让村上写，羊写村上。果然是一只神通广大的羊。

那么羊到底意味什么、隐喻什么、象征什么呢？这是围绕这部作品争论的焦点，也是读者最感兴趣或最为关注的问题。日本评论家方面，有人认为“象征蒙古式的征服世界的强权意志”（川村二郎），有人视之为“外国种意识形态”（佐伯彰一），有人看作“‘他者性’的象征”（井口时男），有人认为“既象征西欧近代的文化力量，又象征日本近代致力于西化的意志”（关井光男），有人视为“溶解个人轮廓而使社会结构依原样膨胀的日本近代的象征”（今井清人），有人看作“针对否定个体的观念表现带有超越论性质的自己的媒体”（柄谷行人）。美国不少读者则“将羊把握为神话性土著性存在的表象，而对这样的历史意志同全球化世界发生关系之际的类似‘发烧’的东西怀有极浓的兴趣”（村上春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村上一方面说他自己也不明白羊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又在上面那段引文中说得相当明白：“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众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极力推进的现代化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性质，所谓“不顾一切”，当然包括侵略扩张在内。不妨说，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侵略扩张进程：甲午中日战争、霸占台湾、吞并朝鲜、日俄战争，直至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在这个意义上，羊既然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那么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黑暗和邪恶的象征。这只背部带有星状斑纹的褐色绵羊钻进“先生”即右翼团体首领的脑袋，使他成为一个神通广大的谜一样的人物，在“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有可能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进而在整个中国大陆兴风作浪，在苏联即将出兵中国东北时带着无数金银财宝返回日本，战后虽然一度作为甲级战犯被捕，但因为“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而被免予起诉，随即用巨额钱财构筑了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控制了包括政界、财界、舆论界、官僚集团和文化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没。乘客们肯定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而现在，“先生”因为脑袋里一个大血瘤而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羊离开“先生”的脑袋不知去向。因此之故，“先生”的黑西服秘书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发“我”去寻找那只羊，以便自己成为羊的新的宿主继续控制地下王国。于是“我”开始去北海道寻找那只羊，开始了“寻羊冒险记”。在这个意义上，寻羊就是寻找邪恶的所在，就是寻找始终伴随明治以来的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前面提及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也从村上在美国的讲话及其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在他那部专著（英文原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村上藉此赋予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到一起。而在老板（即“先生”——笔者注）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吞噬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意志’，其化身就是一只‘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

寻找这样的羊当然要冒险，而冒这样的险是需要勇气的。这说明村上已启步走出个人心灵的腹地和被称为“全共斗”的学生运动的狭窄地带，而开始摸索着进入日本近现代史极其黑暗的隐秘部位，致力于发掘“恶”的形态和根源，表现出同日本官方历史观及其历史文本相抗衡的决绝的战斗姿态。这一姿态越来越鲜明地贯穿到后来的《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以及《天黑以后》等作品之中，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担当意识。可以说，这才是真正对历史和日本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而这无疑是从《寻羊冒险记》迈出的第一步。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步迈得那么义无反顾：在作品最后，“我”替已经死去的“鼠”接好炸药引线，把那个想成为羊的宿主的阴险的黑西服秘书炸死——“远处传来爆炸声……只见圆锥形山那里升起一道黑烟”。言外之意，恶必须终结！

最后说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的文体本身。我想为此引用两段文字。一段仍然来自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他这样写道：

村上春树在记忆的内部世界进行的冒险目的就是步普鲁斯特之后尘，力图捕获时间之流，但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不同：村上一点都不沉闷。你可以轻松地读完全书。他像艾勒里·奎因一样轻松有趣——是为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低胆固醇时代提供的一种清新的低卡路里式的普鲁斯特趣味。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但采取的是一种易于消化的形式，不沉闷、不冗赘、不压抑，但又十足真诚，绝不故弄玄虚。他面向现今的我们讲话，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活在这个世上所具有的全部好处和乐趣既敏于感受又秉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另一段引自《羊》第三章，主要是关于女孩耳朵的工笔描绘：

有的曲线以超越任何想像的奔放将画面一气切开，有的曲线以不无神秘的细腻勾勒出片片精微的阴翳，有的曲线则如古代壁画描绘出无数传说。而耳垂的圆滑胜过所有的曲线，其厚墩墩的肌肤凌驾着所有的生命。/她美丽得恍若梦幻。那是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美丽。一切如宇宙一般膨胀开来，同时又全部凝缩在厚实的冰河里。一切被夸张得近乎傲慢，同时又全部被削落殆尽。它超越我所知道的所有观念。她和她的耳朵浑融一体，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光的斜坡。

这就是村上的文体，再补充什么都是饶舌的了。是为序。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灯下于窥海斋

时青岛垂柳初绿梅花飘香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卡车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工作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上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的。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1)。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褐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十五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十六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所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三十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穿黑色西服的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二十岁，她十七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边听摇滚乐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却总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在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大门”、“滚石”、飞马、“深紫”、忧郁布鲁斯——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性交，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六十年代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了。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条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今日，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吗，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睡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睡觉，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所有的男人睡了的。

一次，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三十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最终我也许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睡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 * *

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〇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一九七〇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乐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睡了，是第一次。

* * *

她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致是说高中一年级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也跑出高中），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上是同对方睡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2)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3)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来了又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二十一岁，再过几周就二十二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到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里我都未能踏出新的一步。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一九七〇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甚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梦都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闷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坐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 * *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个奇特的下午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被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的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在大衣袋里，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人脚踩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不好的梦？”

“总做不好的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了笑，手放在我膝头上，又缩了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上“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中。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了下头，“说不准，或许一年，也可能花上十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嗳，你不认为十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啃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的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的形象，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在大衣袋里，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一眼钟：凌晨二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嘛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在呼呼大睡时间里。”

“我不是杀人的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二十五，”她说，“然后死掉。”

* * *

一九七八年七月她死了，二十六岁。

(1)都营电车：东京都经营的电车——译者注，下同。

(2)FEN：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矶。

(3)ICU：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

第二章　一九七八年七月

1. 关于十六步

确认电梯关门的那“咻”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着走廊朝门那边走了十六步。闭眼十六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十六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地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而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十六步。

在这十六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了“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灰椋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五、六、七……

到第八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六时三十分。看海的理想季节，理想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十六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地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里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里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上。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露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现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里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遇见她之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音，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似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子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着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上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吗？”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碾罢豆粒，发现其实是想喝加冰红茶。我总是事后才接二连三想起许多事。

收音机一首接一首播放极为适合清晨的无害流行歌曲。听这样的歌，我觉得十年来世界好像一成未变，无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罢了，我增加十岁罢了。

确认壶水开了，我关掉煤气，等了三十秒钟，把水浇在咖啡末上。粉末吸足热水，缓缓膨胀，温暖的香气开始在房间里荡漾，外面好几只蝉叫了起来。

“昨晚来的？”我手拿水壶问道。

她的头发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摇了摇。

“一直在等我？”

她没回答。

水壶的蒸汽和强烈的日光使房间变得闷气了，我关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开空调器，把两个咖啡杯摆在桌面上。

“喝呀！”我说。声音一点点变回了自己的语音。

“……”

“喝点好。”

足足隔了三十秒，她才以缓慢而均衡的动作从桌面上扬起脸，怅怅地盯视着枯萎的盆栽，几根细发紧贴在湿脸颊上，微微的湿气如光环一般在她四周游移。

“别介意，”她说，“没打算哭的。”

我递过纸巾盒，她拿来无声地擤把鼻涕，不无厌烦地用手指拨开脸颊上的头发。

“本来想在你回来之前离开来着，不愿意见面。”

“改变主意了？”

“哪里。只是哪儿都懒得去。不过会马上离开的，别担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边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边啜咖啡，用剪刀剪开两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家具店的通知，说若在指定期间购买家具可全部减价两成。另一封是一个不愿意想起来的人来的不愿意看的信。我把两封信揉成团扔进脚下的废纸篓，嚼了一块剩下的奶酪饼干。她像在驱寒似的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地看着我。

“电冰箱里有色拉。”

“色拉？”我抬头看她。

“西红柿和扁豆，只剩这个了。黄瓜变坏扔了。”

“唔。”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五毫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怕是晨光的关系。晨光把所有的东西都分解开来。我不再喝咖啡，从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点上。烟的端头“嚓嚓”发出干燥的响声。紫色的烟在晨光中勾勒出几何花纹。

“参加葬礼去了。然后去新宿喝酒，一直一个人喝。”

猫从哪里走来，打个长长的哈欠，然后一跳上了她的膝盖。她搔了几遍猫的耳背。

“不必解释什么，”她说，“那已跟我无关。”

“不是解释，说说而已。”

她略微耸下肩，把胸罩吊带塞进连衣裙。她脸上全然没有称得上表情的东西，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见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过去一个一般的熟人，你不认得的。”

“是吗？”

猫在她膝头尽情摊开四肢，“呼”地吐出一口气。

我缄口不语，望着烟头的火光。

“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骨头折了十三根。”

“女孩？”

“嗯。”

七点定时新闻和交通信息结束，收音机开始重新播放轻摇滚乐。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着我的脸。

“嗳，我死时你也会那么喝酒？”

“喝酒跟葬礼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开头一两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新的炎热的一天。从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见高层建筑群，它比平日远为炫目耀眼。

“不喝冷饮吗？”

她摇摇头。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罐冰得很透的可乐，也没往杯里倒，一口气喝光。

“跟谁都睡觉的女孩。”我说。简直像悼词，故人是跟谁都睡觉的女孩。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我也不知为什么。

“总之是跟谁都睡觉的女孩子？”

“的的确确。”

“但跟你是例外喽？”

她的声音里带有某种特殊意味。我从色拉碟子上抬起头，隔着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脸。

“这么认为？”

“有点儿。”她低声道，“你嘛，是那种类型。”

“那种类型？”

“你身上有那么一种味道。和沙钟一个样。沙子流光了，必定有人把它倒过来。”

“大概是吧。”

她嘴唇绽开一点点，又马上复原了。

“来取剩下的东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经整理好装在纸板箱里了，有空儿替我运到运输社那里可好？”

“运到你家去。”

她静静地摇摇头：“算了，不希望你来，明白？”

的确如此。不着边际的话我是说得太多了。

“地址晓得？”

“晓得。”

“这就完事了。打扰这么久，抱歉。”

“文书那样就可以了？”

“唔，都结束了。”

“真够简单的。还认为啰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么认为。其实很简单，一旦结束的话。”这么说着，她再次搔了搔猫的脑袋。“两次离婚，差不多成专家了。”

猫闭着眼伸了下腰，脖子轻轻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进洗碗槽，拿账单当扫帚把饼干渣扫在一起。太阳光刺得眼球里面一剜一剜地痛。

“小事都写在你桌子的便笺上了——各种文书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这些。不清楚的就打电话。”

“谢谢。”

“想要孩子来着？”

“哪里，”我说，“不想要什么孩子。”

“我相当犹豫。不过既然如此，没有也好。或者说有小孩不至于如此吧？”

“有小孩离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说着，她摆弄了一会我的打火机，“现在也喜欢你的，不过，肯定也不是那种问题。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 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的奇异而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一支烟。

整整二十四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无目的地往来穿梭。

怔怔地打量无人的椅子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在饭厅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稳些。

逐个拉开她的卧室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凉鞋、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取下了，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的单人照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三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为止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了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接受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从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以来，已过去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果冻的一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发生，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七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一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四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相同，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实际上也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六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她就二十六岁了。与此后将要到来的东西的大小相比，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四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

第三章　一九七八年九月

1. 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同女孩睡觉，我觉得既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又好像相反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说，有作为自我疗养行为的交合，有用来消磨时间的交合。

有的交合始终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有的交合一贯是为了消磨时间。既有起初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最后算是消磨时间的，又有相反的情况。怎么说呢，我们的性生活同鲸鱼的性生活有着根本差异。

我们不是鲸鱼——就我的性生活而言，这乃是极重要的命题。

* * *

小时候，从家里骑自行车大约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个水族馆。水族馆内总是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的沉默的一统天下，只有时而“哗啦”溅起的水花声从哪里传来。暗幽幽的廊角仿佛有人鱼在屏息敛气。

一群金枪鱼在巨大的水池里往来游动，鲟鱼沿狭窄的水路逆流而上，水虎鱼朝肉块龇出尖牙利齿，电鳗一闪一闪亮起小里小气的电珠。

水族馆里有无数的鱼。它们名字不同鳞片不同鳃鳍不同。我实在不明白地球上何以存在如此种类繁多的鱼。

当然，水族馆里没有鲸。鲸过于庞大，即使把水族馆毁掉弄成一个大大的水槽也没办法养它。但水族馆里放有鲸的阴茎，也就是所谓代表物。这么着，整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我都没看过原原本本的鲸而一个劲儿看鲸的阴茎。在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甬路上散步散腻了，我便坐在寂无声息的、天花板极高的展厅的沙发上，对着鲸的阴茎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

它看起来有时像一株干枯的小椰树，有时像一穗巨大的玉米棒。如果那里不竖着“鲸鱼生殖器·雄”的标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便是鲸的阴茎。那与其说是南极的产物，莫如说更有中亚沙漠出土文物的意味。它不同于我的阴茎，也有异于此前我见过的任何阴茎，并且那上面漾出一种哀戚，一种被割阴茎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

第一次同女孩性交后想起的，也是这巨大的鲸鱼阴茎。想到它是沿着怎样的命运之路经过怎样的过程来到这水族馆空空荡荡的展厅的，不由一阵心痛。我觉得这里边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十七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

我们不是鲸！

我在床上一边用指尖捏弄新女友的头发，一边不断考虑着鲸。

我所记起的水族馆总是时值秋末。水槽的玻璃冰一样冷，我身裹厚厚的毛衣。从展厅大玻璃窗望见的海呈深铅色，无数白浪使人想起女孩身上连衣裙的白色花边。

“想什么呢？”她问。

“往事。”我说。

* * *

她二十一岁，拥有苗条姣好的身段和完美得足以使人入魔的一对耳朵。她在一家小出版社当临时校对员，又是耳模特，还是仅由有教养的圈内人士组成的小俱乐部所属的应召女郎。至于三个之中哪个是她的本职，我不清楚，她也不清楚。

但若从哪个是其本来面目这点来看，耳模特是她最为自然的面目。我这样认为，她也这么想。只是耳广告模特大派用场的领域极其有限，所以无论作为模特的地位还是酬金都低得不能再低。一般广告代理商、摄影师、制作人和杂志记者都仅仅把她作为“耳持有者”来对待，耳以外的她的肉体和精神被完全抛弃完全置之不理。

“其实不是那样的，”她说，“耳朵就是我，我就是耳朵。”

作为校对员的她和作为应召女郎的她绝对——哪怕一瞬之间——不向人出示耳朵。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我。”她解释道。

她所在的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事务所（名义上大致为演员俱乐部）位于赤坂，大家称为埃克斯夫人的经营者是个满头银发的英国妇女。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年，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基本汉字也差不多都认得。

埃克斯夫人在距应召女郎俱乐部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开了一间专间，作为招收女性的英语会话教室，在那里她把看起来有天分的女孩挑到应召女郎俱乐部去。反过来，应召女郎也有几个人在英语会话教室学习，她们当然得以免除几成学费。

埃克斯夫人把应召女郎称为“Dear”(1)。她口中的“Dear”有一种春日午后般的绵柔韵味。

“要穿像样的花边内裤去才行哟，Dear，连裤袜是不行的。”或者说：“你往红茶里放冰淇淋了吧，Dear！”——便是这么一种气氛。顾客来历也把握得一清二楚，几乎全是四五十岁的富有商人。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其余是日本人。埃克斯夫人讨厌政治家、老人、变态分子和穷人。

我的新女友在这一打无不如花似玉的应召女郎中相貌最逊，衣着也很一般。实际上掩起耳朵的她给人的印象也极为普通，不清楚埃克斯夫人为什么竟看中她。或许看出她的平常中有特殊的光点，也可能仅仅觉得有一两个平常女孩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埃克斯可谓独具慧眼，她也有了几个坚定的顾客。她衣着平常，化妆平常，内衣平常，带着平常的香皂味儿前往希尔顿或大仓宾馆或王子饭店，一星期跟一两个男人睡，得到足够一个月吃喝的收入。

此外，一半夜晚她无偿地同我睡觉，另一半怎么过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作为出版社临时校对员的生活是再平常不过的。每星期只到神田一栋小楼三楼上的一家出版社上三天班。早上九点到傍晚五点，或看校样，或泡茶，或下楼梯（没有电梯）买橡皮。虽然她是唯一的单身女性，但没有什么人调戏她。她像变色蜥蜴一样根据场所和情况或潜伏不动或出声发光。

* * *

我见到她（或见到她的耳朵），是在与妻刚刚分手的八月初。我承揽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广告词拟稿工作。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她的耳朵。

广告代理店的经理把策划书和几张大幅黑白照片放在桌子上，让我一周内为这照片拟就三组广告主题词。三张照片均是硕大的耳朵。

耳朵？

“怎么是耳朵呢？”我问。

“那谁知道！反正就是耳朵，一星期你只考虑耳朵就行了。”

这么着，一星期我只看耳朵过日子。我用透明胶带把三张照片粘在桌前墙上，边看照片边吸烟喝咖啡吃三明治剪手指甲。

一星期工作好歹交差了，但那以后照片仍贴在墙上没动。也是因为揭下来麻烦，加之看耳朵照片已成了我的日常习惯。不过我未将照片揭下塞进抽屉尽头的真正缘由，是因为那耳朵在所有方面都征服了我。耳形简直如梦如幻，称之为百分之百亦无不可。人体被放大的一部分（当然包括生殖器）竟有如此摧枯拉朽的魅力，这种体验对我还是第一次，使我想起某种宿命性的巨大漩涡。

有的曲线以超越任何想象的奔放将画面一气切开，有的曲线以不无神秘的细腻勾勒出片片精微的阴翳，有的曲线则如古代壁画描绘出无数传说。而耳垂的圆滑胜过所有的曲线，其厚墩墩的肌肤凌驾着所有的生命。

几天后，我给摄此照片的摄影师打电话，问了耳朵持有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那又怎样？”摄影师问。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

“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吾吾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

“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 * *

两点、六点、十点给她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

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十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

“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

“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

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

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了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

如摄影师好意地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队员。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

“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

“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

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批客人。灯光洒泻下来，男侍者划着长柄火柴四处点燃红蜡烛，领班以鲱鱼样的眼神仔细检查餐巾、餐具和盘子的摆法。铺成人字形的橡木地板擦得一尘不染，男侍者的鞋底在上面“嗑嗑”地发出惬意的声响，那皮鞋看样子比我脚上的贵得多。花瓶里的花是新鲜的，白墙上挂着一眼即可看出是原作的现代绘画。

我扫视了葡萄酒单，尽可能选淡些的白葡萄酒，开胃菜要了冷盘、鸭肉糜、凉过的烤鲷鱼和黄鱼肝酱。她认真研究菜谱之后，点的是海龟汤、蔬菜水果色拉和牛舌鱼酱。我独自点了海胆汤、荷兰芹味烤乳牛和西红柿色拉。估计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将化为乌有。

“店很高级嘛，”她说，“常来？”

“只是偶尔兼谈工作时来。总的说来，一个人的时候很少来饭店，大多边喝酒边吃酒吧里现成的东西。还是那样好，免得胡思乱想。”

“在酒吧一般吃什么？”

“样式倒不少，但大多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煎鸡蛋卷和三明治，”她说，“在酒吧天天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不是天天，每三天自己做一次。”

“那么，三天里有两天在酒吧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喽？”

“是啊。”我说。

“为什么老是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因为好的酒吧有可口的煎鸡蛋卷和三明治供应。”

“唔，”她说，“怪人！”

“怪什么？”我说。

我不知到底应怎样提起话头，一时默默吸烟看着桌面。

“不是要谈工作么？”她开始套话。

“昨天也说了，工作已彻底结束，不存在问题，所以没什么谈的。”

她从手袋的小隔袋里掏出细细的薄荷烟，拿店内的火柴点燃，用仿佛催促下文的眼神看着我。

我正要开口，领班踏着充满自信的皮鞋声来到我们餐桌跟前。他像是在出示独生子照片似的面带动人的微笑把葡萄酒标签转向我。我点下头，他便拔下软木塞——软木塞发出令人舒坦的低音——往杯中各斟了一口。一股浓缩了的伙食费味儿。

领班刚一退下，两名男侍者旋即赶来，往桌上排出三个大盘和两个小碟。男侍者离去后，又只剩我们两人。

“无论如何想看看你的耳朵。”我直言相告。

她不声不响地将鸭肉糜和黄鱼肝酱取到碟里，喝了口葡萄酒。

“麻烦吧？”

她轻微地一笑：“美味法国菜并不麻烦。”

“谈耳朵麻烦？”

“倒也不是。要看谈的角度。”

“从你喜欢的角度谈。”

她边把叉子送往口中边摇头：“实话实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角度。”

我们沉默了一会，接着喝葡萄酒，吃菜。

“我转弯。”我说，“于是我前面有谁正在转下一个弯。是谁看不见身影，只见白色裙摆一闪。而这裙摆的白色却烙在了眼底永不离去。这样的感觉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

“从你耳朵得到的，便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们又继续默默进食。我往她杯里斟葡萄酒，往自己杯里斟葡萄酒。

“你是说并非这样的情景浮现在脑海，而是有这样的感觉，是吧？”她问。

“正是。”

“以前曾这样感觉过？”

我想了一会，摇头说：“没有。”

“那就是说，是我耳朵的关系？”

“并没有把握敢这么明确断言，甚至什么把握也无从谈起。耳朵的形状会使人产生特定的情感——这事听都没听说过的。”

“每次看见法拉·福赛特·梅杰斯的鼻子都打喷嚏的人倒是有的。喷嚏嘛，精神因素比较大。原因和结果一旦结合就很难分开。”

“法拉·福赛特·梅杰斯的鼻子我不大清楚……”说着，我喝了口葡萄酒。忘记往下想说什么了。

“和那个多少有点不同？”她问。

“呃，多少有点不同。”我说，“获得的情感十分十分模糊，却又十分实在。”我两手拉开一米，又拉近到五厘米。“表达不好。”

“基于模糊动机的凝缩现象。”

“完全如此，”我说，“你脑袋比我聪明七倍。”

“受过函授教育。”

“函授教育？”

“嗯，心理学函授教育。”

我们把剩下的鸭肉糜分了。我又忘记自己想说什么了。

“你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我的耳朵同你那种情感的相互关联吧？”

“不错。”我说，“就是说，是你的耳朵直接作用于我，还是别的什么以你的耳朵为媒介作用于我，我还没把握住。”

她两手放在桌上，轻轻耸了下肩。“你所感觉到的——你的情感——在种类上属于美好的，还是讨厌的？”

“两者都不是，又两者都是。不明白。”

她双手拢住葡萄酒杯，看一会我的脸。“看来，你还是多少学一点情感表达方式为好。”

“描述能力也没有。”我说。

她微微一笑：“不过没关系，你说的我大体明白。”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她久久沉默不语，似乎在考虑别的什么。桌上摆着五个空盘子，俨然已然消亡的行星群。

“我说，”沉默好半天她开口道，“我想我们最好成为朋友。当然喽，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

“而且要成为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她说。

我点点头。

这么着，我们成了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尽管初次见面不到三十分钟。

* * *

“作为亲密的朋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我说。

“问好了。”

“一个是你为什么不露耳朵，另一个是这以前除我之外你的耳朵是否还对其他人发挥过特殊能量。”

她什么也没说，定定地注视着置于桌面的两只手。

“不一而足。”她沉静地说。

“不一而足？”

“嗯。不过简单说来，应该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不露耳朵时的我自己。”

“就是说露耳时的你与不露耳时的你是不同的啰？”

“是的。”

两名男侍者撤去我们的碟盘，端来汤。

“谈一下露耳时的你好么？”

“很早以前的事了，说不大好。说实在的，自十二岁以来还一次也没露出过耳朵。”

“但当模特时是要露的吧？”

“那是。”她说，“可那不是真正的耳朵。”

“不是真正的耳朵？”

“那是封闭了的耳朵。”

我喝了两口汤，抬起头看她的脸。

“关于封闭了的耳朵，能详细告诉我一点吗？”

“封闭了的耳朵就是死掉的耳朵。我自己杀死了耳朵。就是说在意识上切断了通路……明白？”

我不大明白。

“那就问嘛！”她说。

“所谓杀死耳朵，指的是耳朵听不见东西？”

“不不，耳朵照样听得见。然而耳朵死掉了。你也能做到。”

她把汤匙放在桌上，一下挺直了腰，双肩上提五至六厘米，下颏使劲往前一探，如此姿势保持了十秒，而后突然放下双肩。

“这样耳朵就死掉了。你也试试！”

我慢慢重复和她同样的动作，但没办法得出死掉这一印象，不过葡萄酒劲儿上来快一点罢了。

“我的耳朵好像死不利索啊！”我失望地说道。

她摇摇头：“不怕的。如果没必要让耳朵死掉，死不掉也一点都不碍事。”

“再问一点可好？”

“好的。”

“把你说的综合起来，我想情况是这样的：十二岁以前你是露耳朵的，后来有一天你把耳朵藏了起来，从那时到现在你一次也没露过耳朵。迫不得已要露的时候就把耳朵同意识之间的通路封闭起来。是这样的吧？”

她莞尔一笑：“是这样的。”

“十二岁时你耳朵发生什么了？”

“莫急，”说着，她隔桌伸出右手，轻轻碰了下我的左手指。“求求你。”

我将剩下的葡萄酒倒进两个杯子，把自己的杯子缓缓喝干。

“首先是想了解你。”她说。

“了解我什么？”

“全部。如何长大的，年龄多大，什么工作，等等。”

“不值一提，根本不值一提。听着听着你肯定困得不行。”

“我嘛，喜欢不值一提的。”

“我的可是任何人都喜欢不来的不值一提。”

“可以的，讲十分钟。”

“出生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夕。这圣诞节前夕，可不是怎么理想的生日。因为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赶在一起，大家都想便宜点应付过去。星座是山羊座，血型A，这种组合适合银行职员和区政府工作人员。同猎户座天秤座宝瓶座合不来。不认为这人生没滋没味的？”

“好像挺有滋味。”

“在不值一提的城市长大，从不值一提的中小学毕业。小时沉默寡言，长大百无聊赖。和一个不值一提的女孩相识，有了不值一提的初恋。十八岁那年上大学来到东京。大学出来后和朋友两人开了一间小小的翻译事务所，好歹混口饭吃。大约三年前染指PR(2)刊物和广告方面的工作，这方面也算进展顺利。同一个在公司工作的女孩相识，四年前结了婚，两个月前离了。原因一言难尽。养一只老公猫。每天吸烟四十支，死活戒不掉。有三套西装六条领带，还有过时唱片五百张。埃勒里·奎因小说里的犯人姓名全部记得，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一本不缺，但只读了一半。夏天喝啤酒，冬天威士忌。”

“并且三天有两天在酒吧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是的。”我说。

“活得有滋有味嘛。”

“始终百无聊赖，以后也一个样。并非对此不满，总之无奈罢了。”

我觑了眼手表：过了九分二十秒。

“但现在你所讲的并不是你的全部吧？”

我望了一会我放在桌面上的手，“当然不是全部。再无聊的人生也不至于十分钟就能说尽。”

“我谈谈感想可以么？”

“请。”

“大凡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人，我都让对方讲十分钟，并且以同对方所讲的完全相反的观点来分析对方。这样的做法你认为不对？”

“不不，”我摇了下头，“我想你大概是对的。”

一个男侍者过来把盘子摆在桌上，另一个把菜放上去，沙司员浇上调味汁。浇法大致像棒球赛：由游击手到二垒手，由二垒手到一垒手。

“把这个做法套在你身上，我想是这样的，”她边说边把刀子一下子插进牛舌鱼酱。“就是说，恐怕并非你的人生无聊，而是你在追求无聊的人生。不对？”

“或许如你所说，或许并非我的人生无聊，而是我在追求无聊的人生。但结果是同一个——不管怎样我已把它弄到了手。人们都想从无聊中逃脱出来，我却想深入到无聊里边去，就像在交通高峰期开倒车。所以，我并未因自己的人生变得无聊而发什么牢骚，无非老婆跑掉那个程度罢了。”

“同太太就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刚才也说了，一言难尽。但正如尼采讲的那样：在无聊面前即使神也会卷旗而去。如此而已。”

我们慢慢吃菜。吃到一半她重新浇了调味汁，我多吃了块面包。在主食吃完前，我们各自考虑别的事。碟盘撤下，吃罢乌饭树浆果雪糕，意大利特浓咖啡上来，这时我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空气中略一彷徨，即被无声换气装置吸了进去。已经来了有几桌客人。天花板扩音器流淌出莫扎特的协奏曲。

“想再听你讲一下耳朵。”我说。

“你想问的，是不是我的耳朵有没有特殊能量？”

我点点头。

“这点希望你自己确认，”她说，“即使我就此对你说什么，也只能诉诸极为有限的形式，而且我不认为对你有帮助。”

我再次点点头。

“为你露出耳朵也可以的，”她喝罢咖啡说道，“只是，我也不知道那样是否真的对你有好处，说不定你将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的无聊或许并没有你认为的那般顽固。”

“没办法。”我说。

她隔桌伸过手，放在我的手上面。“另外还有一点：一段时间里——往后几个月——不要从我身边离开，可以？”

“可以。”

她从手袋里取出黑色发带，衔在嘴上，双手把头发像抱起来似的拢到脑后，一转打个弯，迅速束起。

“如何？”

我屏住呼吸，愣愣地看着她。口干得沙沙作响，身体任何部位都出不来声音。白石灰墙壁刹那间仿佛迎面涌来。店内说话声餐具相碰声变成一抹微云样的东西，又重新复原。涛声传来，有一种撩人情思的黄昏韵味。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我在几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感受到的极小一部分。

“不得了！”我勉强挤出声音，“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嘛！”她说。

2. 关于耳的开放

“就是这样！”她说。

她美丽得恍若梦幻。那是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美丽。一切如宇宙一般膨胀开来，同时又全部凝缩在厚实的冰河里。一切被夸张得近乎傲慢，同时又全部被削落殆尽。它超越我所知道的所有观念。她和她的耳朵浑融一体，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光的斜坡。

“你是不得了！”我好歹透过一口气来。

“知道的，”她说，“这就是耳朵开放时的状态。”

几个客人回过头，神思恍惚地望着我们的餐桌。来添咖啡的男侍者未能斟好咖啡。没有人说话，一句也没有。只有音乐磁带的走带轴在缓缓转动。

她从手袋掏出薄荷香烟衔在嘴上，我赶紧用打火机点燃。

“想和你睡觉。”她说。

于是我们睡了。

3. 关于耳的开放（续）

但是，属于她的真正伟大时代尚未到来。此后只断断续续露了两三天耳朵，她便再次把那奇迹般的辉煌造型深深藏进发底，重新成为普普通通的女孩。感觉上简直像三月初试着脱去风衣。

“还不是露耳的时候。”她说，“自己还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能量。”

“没什么关系的。”我说。藏起耳朵的她也相当动人。

* * *

有时她也出示耳朵，但几乎都在同交欢有关的场合。和亮出耳朵的她交欢好像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妙趣。下雨时分明有雨的气息，鸟叫时分明听得见鸟的鸣啭。用语言表达不好，总之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和别的男人睡觉时不亮耳朵？”一次我问她。

“那当然，”她说，“甚至都好像不知道我还有耳朵。”

“不露耳朵时的性交是怎么一种感觉？”

“非常义务性的。就像嚼报纸似的什么都感觉不出。不过也可以，尽义务也不算坏。”

“但露出耳朵时要厉害得多吧？”

“那是。”

“那就露出来嘛，”我说，“没什么必要特意跟自己过不去嘛！”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我的脸，叹了口气，“你这人，真的还什么都不明白。”

的确，我很多事情都一点也不明白，我想。

不说别的，她为什么对我高看一眼我就不明白。因为我怎么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拥有特殊的优势或不同之处。

我这么一说，她笑了。

“非常简单，”她说，“因为你需要我。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假如别人需要你呢？”

“至少现在你需要我。而且，你比你自己认为的要好得多。”

“为什么我老是那么认为？”我试着问。

“因为你只活了你自身的一半。”她说得很干脆，“另一半还留在那里根本没动。”

“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无相似。我掩住耳朵，你只活了一半。不这么觉得？”

“就算那样，我剩的那一半也没你耳朵那么闪光。”

“也许，”她淡淡一笑，“你真的还什么都不明白。”

她依然面带笑意，把头发撩起，解开半袖衫的纽扣。

* * *

夏日接近尾声的一个九月的下午，我没去上班，躺在床上一边摆弄她的头发一边一个劲儿想鲸的阴茎。海面呈浓重的铅色，狂风拍打玻璃窗。天花板那么高旷，展厅除我别无人影。鲸的阴茎从鲸鱼身上永远被切割下来，已彻底失去作为鲸的阴茎的意义。

接着，我再次思索妻的筒裙，但我连她有没有筒裙都已无从记起，唯独筒裙搭在厨房餐椅那虚幻的依稀的画面还紧紧附在我的脑际。它到底意味什么我竟也想不起来了，就好像长期以来我一直作为另外一个什么人活过来似的。

“喂，你不穿筒裙的？”我别无深意地向女友问道。

她从我的肩头扬起脸，以茫然的眼神看我。“没有啊。”

“呃。”

“不过，要是你觉得那样能更方便的话……”

“不不，不是的，”我慌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用不着顾虑哟！出于工作，我已经习惯这个了，半点都不害什么羞的。”

“什么都不要，”我说，“光你和你这耳朵就足够了。别无他求。”

她兴味索然地摇了下头，脸伏在我肩上。约十五秒后，再次抬起脸来。

“对了，再过十分钟有个重要电话打来。”

“电话？”我的目光落在床头的黑色电话机上。

“是的，电话铃要响的。”

“知道？”

“知道。”

她把头枕在我胸口吸薄荷烟。稍顷，把烟灰磕在我肚脐上。她噘起嘴往床外吹了口烟。我用手指夹她的耳朵，感触妙不可言。脑袋昏昏沉沉，各种无形的图像时隐时现。

“羊，”她说，“很多羊和一只羊。”

“羊？”

“嗯。”

她把吸了约一半的烟递给我。我吸了一口，戳进烟灰缸碾灭。

“冒险即将开始。”她说。

* * *

过了一会，枕边电话响起。我看了她一眼，她已在我胸口酣然睡去。铃响过四遍，我拿起听筒。

“马上到这里来好么？”我的同伴说，声音紧张得很，“事情至关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来就知道了。”他说。

“不就是关于羊的事吗？”我试着说道。本不该说的。听筒变冷，如冰河一般。

“何以晓得？”同伴问。

总之，寻羊冒险记就这样开始了。

(1)Dear：英语，亲爱的。

(2)PR：Public Relations之略，宣传广告。

第四章　寻羊冒险记Ⅰ

1. 奇妙来客·序

导致一个人习惯性大量饮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原因虽多种多样，结果却大同小异。

一九七三年，我的合作伙伴是个快乐的酗酒者。一九七六年他多少有点抑郁，而一九七八年夏天则像所有初期酒精中毒者那样，放在门拉手上的手变得笨拙起来。一如多数嗜酒者所表现的，脸色正常时的他纵使不能说头脑敏锐，也可谓地道的正人君子。任何人都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纵然算不得头脑敏锐。他本身也这样认为，所以才饮酒。酒精一进入身体，他便觉得同自己乃正人君子这一认识完全融为一体。

当然，起初很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酒量的增大，其间出现了微妙的误差，这微妙的误差不久又变成了鸿沟。他的地道正人君子一面推进得过于神速，连他自己都追赶不及。此乃常有的情况。问题是一般人都不认为自己本身属于此类情况，不敏锐之人尤其如此。为了重新找到业已失却的东西，他开始在酒精的迷雾中彷徨，状态每况愈下。

但至少现在，在日落之前他还是地道的。我已有好几年留意着在日落后不同他见面，因此起码对于我来说他是地道的。诚然，他日落后不地道这点我是心中有数的，他本人也清楚。我们对此概不谈及，只是相互心照不宣。我们依然合作得很好，不过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朋友了。

即使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相互理解（百分之七十也很可怀疑），但至少他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朋友，而就在旁边看着这样的人变得不地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然而归根结蒂，所谓年纪大了便是这么一回事。

我到事务所时，他已喝了一杯威士忌。倘若一杯为止，他还是地道的。但毕竟同样是喝了，早晚可能喝第二杯。这样，我势必离开事务所，去找其他工作。

我站在空调机喷气口下一边吹汗，一边喝女孩拿来的冷麦茶。他一言不发，我也一声不响。午后强烈的阳光如带有梦幻意味的飞沫一般倾泻在漆布地板上，眼下铺展着公园的绿色，可以看见人们躺在草坪上悠然晒太阳的小小的身影。同伴用圆珠笔尖戳着左手心。

“听说你离婚了？”他开口道。

“都两个月了。”我眼望窗外回答。摘下太阳镜，眼睛有些作痛。

“因为什么离的？”

“这是我的私事。”

“知道，”他耐住性子说，“还没听说有不是私事的离婚。”

我默不作声。不触及各自私事是我们多年的默契。

“不是我想刨根问底，”他辩护道，“因我和她也是朋友来着，对我也算是个震动。再说，以为你们一直处得很好。”

“是一直处得很好，并非吵着闹着分开的。”

同伴满脸困惑，沉默下去，仍拿圆珠笔尖往手心里戳个不停。他身穿深蓝色衬衫，打一条黑领带，头发齐整整过了梳子，一并漾出科隆香水味儿和洗发水味儿。而我身上是带有史努比怀抱冲浪板图案的T恤和洗得白刷刷的“李维斯”，脚上是沾满泥巴的网球鞋。无论谁看都是他显得地道。

“记得我们和她三个人工作时的事吗？”

“历历在目。”我说。

“那时够开心的啊！”同伴说道。

我从空调机前离开，走到房间中央，在瑞典进口的软乎乎的天蓝色沙发上坐下，从待客用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带过滤嘴的“长红”，用颇有重量的台式打火机点燃。

“你是说……”

“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

“你指的是广告和杂志？”

同伴点了下头。想到他开口之前肯定相当苦恼来着，心里有些不忍。我掂了掂台式打火机的重量，转动砂轮调节火苗长度。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把打火机放回茶几，“可你好好回忆一下，事情本来就不是我找来的，也不是我提议干的。是你找来是你提议的，对吧？”

“一来情理上不便拒绝，二来当时正好闲着无事……”

“钱也赚了。”

“钱是赚了。事务所也因此换成大的，还增加了人手。车也换了，公寓也买了，两个小孩也进了花钱颇多的私立学校。作为三十岁的人，我想算是有钱的。”

“你挣的，问心无愧。”

“愧当然不愧，”说罢，他把扔在桌上的圆珠笔拿在手里，往手心里轻点几下。“不过，想起往事，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两人靠借债到处找翻译活儿做，还在站前散发传单来着。”

“要是想干，现在两人散发传单也可以嘛！”

同伴抬起脸看我：“喂喂，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哟！”

“我也不是嘛！”

我们默然良久。

“好多东西都变了，”同伴说，“生活节奏变了，想法变了。不说别的，我们到底赚了多少，连我们自己都稀里糊涂。税务顾问来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文件，什么扣除什么折旧什么纳税对策，尽干这玩意儿了。”

“哪里都这么干！”

“知道。非干不可我也知道，实际上就在干。可还是过去那时候开心。”

“马齿年年增，牢影日日长。”我顺口道出两句古诗。

“什么呀，那是？”

“什么也不是。”我说，“那么说……”

“现在总觉得像是在剥削。”

“剥削？”我惊讶地抬起头。我们之间有两米左右的距离，由于椅子高的关系，他的头比我高出二十厘米。他脑后挂一幅石版画。没有见过的新石版画，画的是生有翅膀的鱼。看上去鱼对自己脊背生出翅膀并不很满意，大概不大懂其用场吧。“剥削？”我再一次——这次是自己问自己。

“剥削！”

“从谁身上剥削，到底？”

“从很多地方分别榨取一点。”

我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恰好位于我眼睛高度的他的手，和他手中圆珠笔的动作。

“反正我们变了，你不认为？”同伴说。

“一样，谁也没变，什么也没变。”

“真那么认为？”

“那么认为。不存在什么剥削，那玩意儿纯属虚构。你也不至于以为救世军的号角果真会拯救世界吧？你想过头了。”

“也罢，一定是我想过头了。”同伴说，“上星期，你、也就是我们为人造黄油拟了个广告词。其实是很不错的广告词，反应也满好。可这几年你吃过人造黄油？”

“没有。讨厌人造黄油。”

“我也同样。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至少过去我们做的是足可拍拍胸脯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自豪之处。而现在不然，不过到处卖弄空洞词句罢了。”

“人造黄油对健康有益。植物性脂肪，不含胆固醇，不易得成人病，再说味道也不坏，又便宜，又耐放。”

“那你自己吃去！”

我沉进沙发，缓缓舒展手脚。

“一码事。人造黄油我们吃也罢不吃也罢，归根结蒂一码事。老老实实的翻译也好，自欺欺人的人造黄油广告词也好，在根本上是一码事。不错，我们是到处卖弄空洞词句。跟你说，真诚的话语哪里都没有，如同哪里都没有真诚的呼吸真诚的小便。”

“你过去可挺单纯哩！”

“也许。”说着，我把烟碾灭在烟灰缸里。“肯定哪里有座单纯的城镇，单纯的肉店老板在那里切单纯的火腿。如果你认为大白天就喝威士忌单纯的话，只管放开肚皮喝去好了。”

圆珠笔敲击桌面的“嗑嗑”声久久统治着房间。

“是我不好，”我道歉说，“本来没打算这么说。”

“无所谓，”同伴说，“或许真是那样。”

空调的恒温器“咔嗒”响了一声。一个静得出奇的午后。

“要有信心！”我说，“我们不是自力更生干到这个地步的么？不借谁不欠谁。同那些只靠后台靠头衔飞扬跋扈的家伙可不一样。”

“过去我们是朋友来着。”同伴说。

“现在也是朋友，”我说，“一直同心合力奋斗过来的。”

“不希望你离婚的。”

“知道。”我说，“对了，该谈羊了吧？”

他点头把圆珠笔放回笔盘，用指尖擦了下眼皮。

“那个人来时是今天上午十一点。”同伴说。

2. 奇妙来客

那个人来时是上午十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小事务所来说，有两种上午十一点：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闲得百无聊赖。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居其中者。所以，上午十一点我们或者专心致志“啪嗒啪嗒”忙个不停，或者不思不想呆呆愣愣继续做梦。而不慌不忙的工作（如果有那玩意儿的话）留给午后即可。

那个人来时是在属于后者的上午十一点，而且是闲得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上午十一时。九月上中旬连续忙得发疯，忙完，工作一下子停顿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休了一个晚休一个多月的暑假，而留下来的人仍然除削铅笔外别无事干。同伴去银行兑换支票，独自在附近音响公司的试听室听了一打新唱片以消磨时间。单独留在事务所里的女孩守着电话翻阅妇女杂志的“秋季发型”专页。

那个人无声地推开事务所的门，又无声地关上。来客并非有意蹑手蹑脚，一切都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以致女孩甚至未能察觉有人进来。察觉到时，来客已站在桌前俯视着她。

“麻烦您找一下负责人。”来客说。语气仿佛用手套拂去桌面上的灰。

女孩完全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扬脸注视来客。作为客户，来人眼神未免过于敏锐；作为税务署人员，衣着又过于考究；作为警察，则过于斯文。而此外的职业女孩又想不出。来客犹如一则文字洗练的坏消息突然挡在她眼前。

“刚才外出不在。”她慌忙合上杂志说，“说三十分钟后回来。”

“等一下好了。”来客毫不迟疑地应道。似乎这已在他意料之中。

女孩不知该不该问来客姓名，稍顷把他让进会客室。来客坐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光落在正面墙壁的电子钟上，再也不动了。多余动作一概没有。稍后给他端去麦茶时，他也是这副姿势，纹丝未动。

“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同伴说，“整整三十分钟坐在那里以同一姿势看钟。”

我打量自己坐的沙发的凹陷，又抬头看钟，然后再次注视同伴。

就九月中下旬来说，外面是异常之热，然而来客穿得十分郑重其事。白衬衣从做工精良的灰色西服的袖口里不多不少探出一点五厘米，色调微妙的斜纹领带小心翼翼地调得左右约略不够对称，科尔多瓦皮鞋闪闪发光。

年纪三十五六至四十之间，身高超过一米七五，多余的肉一克也未附身，细长的手一道皱褶也没有，纤细的十指使人联想起尽管经过长期训练长期受制于人但仍未放弃原始记忆的群生动物。指甲被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精心打磨得完美无缺，指尖勾画出十个漂亮的椭圆形。好看固然甚是好看，但总好像给人一种奇异感。那双手显然具有从事领域极其狭窄的工作的高度专业性，而怎样的领域则无人知晓。

来客的脸上并不比他的手表现得更多。脸型虽然端庄，但没有表情，平板板的。鼻梁和眼睛像用切刀修整过似的棱角分明，嘴唇又窄又干。整个人晒成浅黑色，但一眼即可看出，那并非是在哪里的海滩或网球场半开玩笑地晒成的，而是由我们不知道其种类的太阳悬挂在我们所不知道场所的上空大放光芒所造成的结果。

时间的脚步惊人的慢。硬邦邦冰冷冷的三十分钟，仿佛朝天高耸的巨型机械设备上的一个螺栓。同伴从银行回来时，感觉上房间空气已重到了一定程度。说极端一点，房间里所有物件都好像被钉在地板上了。

“当然，只是感觉上如此。”同伴说。

“当然。”我说。

单独守电话的女孩早已紧张得筋疲力尽。同伴稀里糊涂地走进会客室，告知自己是经营者。来客这才改变姿势，从胸袋里取出细细的香烟点燃，不胜其烦似的朝上吐出一口。四周空气多少松缓下来。

“时间不多，长话短说好了。”来客静静地说道。旋即从名片夹里拈出一张足以削手的硬挺挺的名片，放在桌上。名片是类似塑料的特殊纸制作的，白得有欠自然，上面用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没有职务没有住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姓名四个字，光看都觉得眼痛。同伴翻过来看，背面彻底是空白。如此确认完毕，同伴又看一次正面，看来客的脸。

“这位先生的姓名晓得吧？”来客道。

“知道。”

来客动了几毫米下颏尖，微微点了下头，唯独视线一动未动。“请烧掉。”

“烧掉？”同伴怔怔地盯视对方的眼睛。

“请马上把这张名片烧掉！”来客一字一顿地说。

同伴慌忙拿起台式打火机，点着白名片一端，另一端拿在手上，烧了大约一半，投入大大的水晶烟灰缸，两人相对着看它烧为白色的灰烬。名片完全成灰后，房间里笼罩着好像刚发生过一场大规模屠杀的滞重的沉默。

“我来这里得到他全部授权，”稍后，来客开口道，“就是说请您这样理解：往下我向您说的，全部出于他的意志、他的希望。”

“希望……”

“所谓希望，是对某种有限目标所取基本态度的最完美的表达。当然，”来客说，“也有其他表述方式。明白吗？”

同伴在头脑中将来客的道白转换成现实性日语。“明白。”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要谈的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政治，而彻头彻尾是生意。”来客格外注意地发出“生意”两个音节。大概是第二代日侨之类。

“你是生意人，我也是生意人。现实地说，我们之间除了生意没其他可谈。非现实的东西交给别的什么人好了。是吧？”

“正是。”同伴回答。

“我们的使命就是使那种非现实因素以无懈可击的面目出现并使之植根于现实大地。人们往往对非现实心驰神往。为什么呢，”来客以右指尖点着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因为那东西看上去简单。在某种情况下非现实容易给人以压倒现实的印象。然而非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生意。换言之，我们属于迎难而上的人种。所以如果……”来客就此打住，再次摆弄戒指，“往下我所谈的纵使要求付出某种艰苦的努力或决断，也要请你给予谅解。”

同伴并不完全理解，只管默默点头。

“那么，下面提出我方的希望。第一，请立即中止发行你们制作的P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

“可是……”

“第二，”来客打断同伴的话，“我想直接见见负责这个专页的人。”

来客从西装内口袋里摸出一个白信封，从中取出叠为四折的纸页递给同伴。同伴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事务所为人寿保险公司制作的凹版彩色摄影图片的复印件。北海道普通风景照：云、山、羊、草场以及从哪里借用的一首蹩脚的牧歌情调的诗。仅此而已。

“这两点是我们的希望。第一点希望，与其说是希望，莫如说是既成事实。正确说来，我们所希望的决定已被作出。有不清楚之处，请打电话问广告宣传科长。”

“原来是这样。”同伴说。

“不难想象，这场争端给你们这等规模的公司带来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所幸我们——如您所知——在同业界拥有一定势力。所以，如果能满足我们的第二点希望，如果那位负责人能提供足以使我们满意的情报，我们愿意对你们遭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很可能大于补偿。”

沉默占据了房间。

“倘若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来客说，“你们就算玩完。这个世界上往后永远不会有你们的插足之地。”

再度沉默。

“有什么想问的么？”

“就是——是那张照片出了问题？”同伴战战兢兢地问。

“是的。”来客说。他在掌心上仔细地斟酌词语，“是那样的。但更多的无可奉告。因为我未被授予那种权限。”

“打电话跟负责人联系。我想他三点会在这里。”同伴说。

“那好，”来客看一眼手表，“那么四点钟派车过来。另外——这点很重要——此事一概不许告诉他人，能做到么？”

两人事务性地告别。

3. “先生”

“事情就是这样。”同伴说。

“完全莫名其妙，”我口叼仍未点火的香烟说，“首先，名片上那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清楚，其次，那个人何以对羊的照片耿耿于怀也不清楚。最后不清楚的是，那个人为什么能够停下我们发行的刊物。”

“名片上的人是右翼大人物。由于几乎不通名报姓不出头露面，一般人不大知晓，但在这个行业无人不知。不知道的恐怕只有你这样的。”

“不谙世事。”我自我辩护道。

“说是右翼，却又不是右翼，或者说甚至右翼都不是。”

“愈发莫名其妙！”

“说真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既不出著作集，也不当众讲演，采访和摄影也概不接受，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五年前一个月刊记者刚要报道他参与的一起非法贷款事件，马上就给搞掉了。”

“相当详细嘛！”

“和那个记者间接认识。”

我拿打火机点燃烟，“那个记者现在干什么？”

“调到营业部，从早到晚整理传票。传播媒介那种地方意外狭小，无非为了杀一儆百，就像非洲土著人部落的大门口挂着骨骸。”

“有道理。”

“但关于他战前简历，一定程度上还是清楚的。一九一三年生于北海道，小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职业换来换去，结果换成了右翼。估计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转去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机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从这时开始他一跃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传说他从事贩毒，恐怕实有其事。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

“怎么说呢，时机真是绝妙！”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善于捕捉时机，熟知进攻火候和撤退火候。眼力也非同一般。他也作为甲级战犯给占领军逮了起来，不料审查不了了之，没有起诉。理由说是有病，但这里边不清不楚。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麦克阿瑟眼睛盯在中国大陆。”

同伴又一次从笔盘里抽出圆珠笔，夹在指尖团团转动。

“从巢鸭出来后，他把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分成两份，一份整个收买了保守党的一个派系，另一份收买了广告业。那可还是人们认为广告业不过是散发几张传单的时代哟！”

“应该说有先见之明吧。不过所藏资产上面没什么风声？”

“行了吧，你！人家可是全部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的！”

“那倒是。”我说。

“总之他用那笔钱控制了政党和广告，这个构架现在也原封不动。他所以不登台亮相，是因为没有登台的必要。只要控制了广告业和执政党，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控制广告业是怎么回事你可明白？”

“不明白。”

“控制了广告业，就差不多等于控制了出版和广播电视。没有广告就不存在出版和广播电视，同没有水的水族馆是一回事。你眼睛看到的信息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用金钱买下并经过挑选的。”

“我还不明白，”我说，“那个人物掌握了信息业，至此我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都能行使权力呢？那不是没通过大型代理店的直接合同么？”

同伴清清嗓子，喝了口已彻底温吞的剩麦茶。“股票！那家伙的资金来源是股票——操纵、包买、垄断股票，没有别的。他的情报机关为此收集情报，由他分析取舍，而分流给传播媒介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余都被先生留为己用。当然也干类似威胁恐吓的勾当——尽管不直接下手。威胁不起作用时，情报就捅给政治家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就是说任何公司都有一两个痛处喽？”

“哪个公司都不希望股东大会上出现炸弹式发言，所以他所提出的人家基本还是听的。也就是说，先生稳坐在政治家、信息业、股票这三位一体之上。因此我想你不难明白，对他来说，捏死一本PR杂志和把我们搞成失业者，比剥熟鸡蛋壳还来得容易。”

“唔，”我说，“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对一张北海道风景照耿耿于怀呢？”

“问得妙！”其实同伴并未露出如何感动的神情，“我也正要这么问你。”

我们一时默然。

“对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关于羊的？”同伴问，“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檐下一个无名小卒摇纺车来着。”

“不能说得明确点？”

“第六感觉。”

“得得！”同伴喟叹一声，“反正最新情况有两个——打电话从刚才提到的那个月刊记者口里探听来的——一个是先生患了中风什么的，永远卧床不起，不过还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个是关于那个来客的，他是先生的第一秘书，负责安排日常运作，即所谓第二号人物。日侨第二代，来自斯坦福，已在先生手下干了十二年。人固然莫名其妙，但脑袋好使得不得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什么。”同伴看也不看我地说。

他只消酒不喝过头，任凭怎么看都比我地道得多、亲切纯真得多、想法有条理得多，但迟早他要酩酊大醉，想到这点我很难过。大多数比我地道的人都将先于我报销。

同伴走出房间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威士忌，一个人喝着。

4. 数羊

我们甚至可以漫无边际地在偶然的大地上彷徨，恰如某种带翅的植物种子被倏忽而至的春风吹走。

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偶然性。业已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事无疑还未发生。亦即，我们乃是被身后的“一切”和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存在，既无偶然性，又无可能性。

其实这两种见解并无多大差异，它类似（正如大多数对立见解那样）有两个不同叫法的同一盘菜。

这是比喻。

对于PR刊物凹版画页上刊登的羊照片，以观点（a）观之属于偶然，从观点（b）来看则不是偶然。

（a）我为PR刊物凹版画页物色了一张合适的照片。我桌子抽屉里偶然放有一张羊照片。于是我使用了这张照片。和平世界中和平的偶然。

（b）羊照片始终在桌子抽屉里等着我。即便不用在那个刊物的画页上，迟早也将用在别的什么上面。

想来，这个公式有可能适用于我此前人生的所有层面。若再训练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用右手操纵（a）式人生，左手可以驾驭（b）式人生。算了，怎么都无所谓。同油炸面圈的圆孔是一回事。将那个孔视为空白也罢视为存在也罢，归根结蒂都是形而上的问题，油炸面圈的味道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

同伴出去办事后，房间骤然变得空空荡荡，唯独电子钟的指针无声地转动不已。到四点车来接仍有些时间，要做的事却一件也没有。隔壁办公室同样鸦雀无声。

我坐在天蓝色沙发上喝威士忌，在空调机那仿佛蒲公英软软的白絮一样的令人快意的凉风吹拂下注视电子钟的指针。看着这电子钟，至少知道世界依然在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反正仍持续在动。而只要认识到世界持续在动，我就得以存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存在，我也在存在。人只能通过电子钟的指针确认自身存在这点，使我觉得很有点奇妙。世上应该有其他确认方法才是。但无论我怎么绞尽脑汁，都一个也想不出来。

我只好作罢，又啜一口威士忌。热乎乎的感触通过喉咙，顺着食管壁灵巧地下至胃底。窗外舒展着夏日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絮。天空诚然很美，但看上去总好像被用得半旧不新了似的。拍卖之前用药用酒精棉擦拭得漂漂亮亮的半旧天空。我为这样的天空，为曾经崭新的夏日天空，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满不错的苏格兰威士忌。天空看惯了也并不坏。巨型喷气式客机从左而右缓缓划过窗口，宛如包有闪闪发光的硬壳的飞虫。第二杯威士忌喝尽时，我油然产生一个疑问：我究竟因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羊！

我从沙发上站起，拿起同伴桌面上的凹版画页的复印件，折回沙发，一边舔着仍带有威士忌味儿的冰块一边将照片看了二十秒，反复思索这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

照片上出现的是羊群和草场。草场断处横亘着白桦林。北海道特有的大白桦树，不是附近牙医门旁点缀的小个子白桦。粗大的白桦足以供四只熊同时磨爪子。从树叶的茂密程度看，季节像是春天。后面山头仍有残雪，山腰峡谷也剩有几道。时节当是四五月之交——雪融了，地面泥泞打滑，天空蔚蓝（大概蔚蓝，从黑白照片上无法断定，是橙红色亦未可知），白云在山顶上依稀抹下一笔。再冥思苦索，也是羊群意味着羊群，白桦林意味着白桦林，白云意味着白云。如此而已，其他什么也谈不上。

我把照片扔在茶几上，吸支烟，打个哈欠，而后重新拿起照片，这回是清点羊的只数。但草场过于辽阔，羊像郊游吃午餐时似的零星分布各处，越远越难以清点，甚至是羊还是一个白点都辨别不清。看着看着，是一个白点还是眼睛错觉也莫可分辨，最后竟至是眼睛错觉抑或纯属虚无也糊涂起来。于是我只好用圆珠笔尖单单清点可以基本断定是羊的东西。所得数字为三十二。三十二只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风景照。构图不新颖，有什么韵味也谈不上。

然而上面的确有什么。火药味儿！看第一眼我就感觉出了，三个月来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这回我倒在沙发上举起照片，重新清点羊的只数：三十三只。

三十三只？

我闭目摇头，让大脑处于空白状态。算了，我想。就算会发生什么，毕竟还什么也没发生。而若发生了什么，那么业已发生。

我躺在沙发上没动，重新向羊的只数挑战。而后沉入偏午时分第二杯威士忌式的深深的睡眠之中。入睡前，新女友的耳朵倏忽掠过我的脑际。

5. 汽车及其司机（一）

接人的汽车四点按时开到，简直跟鸽鸣报时挂钟一样分秒不差。女孩把我从睡眠的深洞中拖出。我在洗脸间洗了两三把脸，可是困意全然没有消去，坐电梯下楼的时间里竟打了三个哈欠，打法像是在向谁控诉什么，但控诉的和被控诉的都是我。

庞大的小汽车犹如潜水艇一般浮现在楼门前的路面上。车的确够大，小户人家足可在车盖下过活。车窗玻璃为深蓝色，从外面看不见里边。车身涂着漂亮的黑漆，从防撞器到挡泥板无一处污痕。

车旁以立正姿势站着身穿洁白衬衣打橙色领带的中年司机。货真价实的司机。我一走近，他无言地打开车门，看我完全坐稳后才把门关上，接着自己坐上驾驶席关门。从头到尾声音都只有一张张翻动新扑克牌那个程度。较之友人转让给我的那辆用了十五年的“大众·甲壳虫”，安静得就像戴耳塞坐在湖底。

车内设备也非比一般。虽然也像大部分车那样在附件上绝对算不上有什么品味，但无疑是高档货。宽大的后排座位的正中间嵌着漂亮的按键式电话机，旁边摆着银制的打火机和香烟盒和烟灰缸。驾驶席靠背安有折叠桌和微型柜，可用来写东西和简单进餐。空调风静谧而自然，脚下铺的地毯软软的。

注意到时，车已开动，感觉上就像坐进金属盆在水银的湖面上滑行。我琢磨这辆车究竟花掉多少钱，但琢磨不出。一切都已超出我的想象范围。

“听点音乐好么？”司机提议。

“尽可能催人入睡的。”我说。

“明白了。”

司机从座位下面摸索着挑出盒式音乐磁带，按下仪表板上的键。从巧妙地藏在什么地方的扩音器中静静淌出大提琴奏鸣曲。无可挑剔的曲子，无可挑剔的音质。

“经常用这车迎送客人？”我问。

“是的。”司机小心翼翼地回答，“近来一直是的。”

“呃。”

“本来是先生的专车。”过了一会司机说道。司机比外表要容易接近得多，“但他今年春天身体不好以后已不再外出，又不好叫车白白闲在那里。而且您想必也知道，车这东西不定期出动的话性能会降低的。”

“那是的。”我说。如此看来，先生身体不好并非机密事项。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看了看，烟很独特，没商标名，没带过滤嘴，凑近鼻子一闻，味道近似俄国烟。我不知是吸好还是放进衣袋好，迟疑了一阵，转念放回原处。打火机和烟盒中央都刻有一个图案：羊。

羊？

我觉得想什么都好像无济于事，遂摇头闭上眼睛。似乎从第一次看见那张耳照片那个下午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得棘手了。

“到目的地要多长时间？”我问。

“三十至四十分钟。要看路面是不是拥挤。”

“那么请把冷气调弱一点好么？想接着睡午觉。”

“好的。”

司机调好空调，按了仪表板的一个键。于是一块厚厚的玻璃板“嘶嘶”拱出，挡在驾驶席和后座之间。除了巴赫音乐，后座基本上笼罩在沉默中。但我这时已不再大惊小怪，只管把脸颊歪在靠背上睡了过去。

睡梦中出来一头奶牛，样子还算干净利落，但还是属于吃过不少苦的那种类型。我们在宽阔的桥面擦身而过。时值春日午后，令人心旷神怡。奶牛单手拎一个旧电风扇，问我买不买，买的话可以便宜点。我说没钱。真的没有。

那么用钳子换也可以，奶牛说。建议倒也可取。我同奶牛一起回家，拼命找钳子，却找不到。

“怪事！”我说，“昨天还有的嘛。”

正当我搬来椅子找上面壁橱时，司机拍肩把我叫醒。

“到了。”司机简单地说。

车门打开，傍晚的太阳照在我脸上。几千只知了拧钟发条一般叫着。一股土味儿。

我下了车，伸腰做了个深呼吸，并祈祷梦境不是象征性的那种。

6. 何谓线蚯蚓宇宙

有象征性的梦，有这样的梦所象征的现实。或者说有象征性的现实，有这样的现实所象征的梦。可以说，象征是线蚯蚓宇宙的名誉市长。在线蚯蚓宇宙里，纵然奶牛需要钳子也丝毫不足为奇。奶牛恐怕迟早会把钳子弄到手。这问题与我不相干。

然而，倘若奶牛想利用我把钳子弄到手，那么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势必被抛入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的宇宙之中。被抛入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的宇宙之后最伤脑筋的是说起话啰嗦。我问奶牛：“你为什么想要钳子呢？”奶牛回答：“肚子饿得不行。”我问：“肚子饿为什么想要钳子呢？”奶牛回答：“把它系在桃树枝上。”“为什么系在桃树上呢？”奶牛回答：“所以不是不要电风扇了吗？”如此无尽无休。无尽无休的过程中我开始憎恶奶牛，奶牛亦开始憎恶我。这便是线蚯蚓宇宙。若想从中脱身，只能再做一次象征性的梦。

一九七八年九月一天下午一辆巨大的四轮车把我拉到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线蚯蚓世界的中心。总之，祈祷未被接受。

我环顾四周，不由一声叹息——叹息的价值是有的。

车停在不高不低的山丘正中。背后伸展着一条似乎刚才上来的沙石路，故意拐来拐去似的通往远处的门。路两旁丝柏和水银灯如铅笔插一般等距排列开去。慢步走到门那里估计需十五分钟。数不胜数的知了紧紧贴着每一棵丝柏树的树干，鸣声大作，仿佛在宣告世界已开始向末日运转。

丝柏树外侧是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草坪。山丘的斜坡上乱七八糟地点缀着满天星、绣球花及其他莫名其妙的植物。一群白头翁如喜怒无常的流沙一般在草坪上从右向左移动。

山丘两侧有狭窄的石阶。沿右侧的下去，是有石灯笼和水池的日本式庭园；沿左侧的下去，是个不大的高尔夫球场。球场边建有朗姆葡萄酒冰淇淋颜色的供人休憩的凉亭，再往前有希腊神话风格的石像。从石像过去有个巨大的车库，别的司机正在用软水管向别的车喷水。什么车看不清楚，但并非半旧“大众”是毫无疑问的。

我抱着手臂，再次转身环视庭园。庭园诚然无可挑剔，但看得我有点头痛。

“信箱在什么地方呢？”出于慎重，我问道。因为早晚谁去门那里取报纸有点叫人放心不下。

“信箱在后门。”司机说。理所当然，理应有后门。

看罢庭园，我转向正面，仰看那里矗立的建筑物。

怎么说呢，建筑物实在孤独得可以。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概念，其中无须说多少存在着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例外如污痕一般扩展开来，最后竟成了另外一个概念，而其又产生一个新的例外——简而言之，便是给人这么一种感觉的建筑，又像是不知归宿而一味盲目进化的远古物种。

一开始大约是带有明治特色的西式建筑，天花板高高吊起，大门古风犹存，整体上是一座奶油色的二层楼。窗口开得很高，是旧时那种上下扇式，油漆已重涂过几遍。屋顶当然铺的是铜片，导雨管如罗马上水道一样坚牢。建筑物并不差，的确可以使人感觉出美好往昔的流风遗韵。

但主楼右边像有一个轻薄的建筑师意在与之呼应似的加了一栋同一倾向同一色调的侧楼。意图倒也不坏，然而两栋楼全然驴唇不对马嘴，恰如果子露和花椰菜搭配在一个银盘里。如此几十年光阴悄然流逝，其旁边又加了一座类似石塔的东西。塔顶有一个装饰性避雷针，此乃谬误之源，或许早应被雷击毁才是。

从塔身伸出一道带有煞有介事的顶盖的游廊，笔直地连往配楼。这配楼虽说不伦不类，但至少能使人感受到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即所谓“思想的背反性”。那上面荡漾着这样一种悲哀——就好像一头驴因左右两边放有同样多的草料、不知先吃哪边好而饿得奄奄一息。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楼左边铺展着的一大串日本式平房。有树篱，有精心修整过的松树，得体的檐廊犹如保龄球道一直持续下去。

总之，这些建筑物如同带预告的三部连放的影片铺陈在山丘上。作为景观颇值得一看。假如这是为一举驱除某人的醉意和困意而花费许多年月按部就班设计出来的话，那么其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可是，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如此景观的出现，无非是从各种不同的时代产生的各种不同的二流人才同巨额资金相结合的结果。

我看这庭园和楼房无疑看了很久。回过神时，司机正站在我身旁看表，动作显得很熟练。大概他接来的客人都和我一样会伫立在这个位置上愕然地打量周围的景致。

“想看您只管慢慢看，”他说，“还有八分钟才到时间。”

“真够大的！”我说。此外想不出合适的字眼。

“三千二百五十坪(1)。”司机道。

“要是有座活火山可就锦上添花了。”我开玩笑道。当然玩笑行不通。这里没有人开玩笑。

如此过去了八分钟。

* * *

我被带入的是紧靠楼门右侧的一个八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天花板高得异乎寻常。天花板与墙的连接处饰有雕花木线。沙发和茶几是格调沉稳的陈年旧物。墙上挂着堪称现实主义景致的静物画，有苹果有花瓶有裁纸刀。也许是用花瓶将苹果分割开后再用裁纸刀削皮，苹果籽苹果核亦可投进花瓶。窗口挂着厚布和白纱双层窗帘，均被同色束带横向挽起。从窗帘之间可以看到庭园较为顺眼的那一部分。地板是橡木嵌花地板，光泽恰到好处。占地板一半面积的地毯尽管颜色已旧，但毛都挺实得很。

房间不坏，的确不坏。

身穿和服的上年纪的女佣走进房间，在茶几上放一杯葡萄汁，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门在她身后“喳”一声关上。旋即一切悄无声息。

茶几上放有同在车上看到的一样的银制打火机和烟盒和烟灰缸，而且每个都刻有一只羊，一如刚才所见。我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过滤嘴香烟，用银打火机点燃，冲高高的天花板喷了一口，然后喝葡萄汁。

十分钟后门再次打开，走进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高个子男人。男人没说“欢迎”没说“让您久等了”，我也什么都没说。他默默地在我对面躬身坐下，略微歪起脖子鉴定似的看了一会我的脸。确如同伴所说，此人不具有可谓表情的表情。

时间又过去了一阵子。

(1)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3.306平方米。

第五章　鼠的来信及其下文

1. 鼠的第一封信

邮戳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还好吗？

好像很久没见到你了。到底多少年没见了？

多少年没见了？

对岁月的感觉渐渐变得迟钝起来，就好像有一只平扁扁的黑鸟在头上乱蹬乱刨，没办法数过三个数。抱歉，希望你能数一数。

瞒着大家离开故乡那座城市恐怕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或者你对连你也瞒着这点怏怏不快。我几次打算向你解释，却怎么也未做到。写了好多信撕了好多信。说是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对自己都解释不好的事，不可能向别人解释清楚。

大概。

我向来不擅长写信。或顺序颠三倒四，或把词意完全弄反，写信反倒使自己陷入混乱。另外由于缺乏幽默感，写着写着便自我厌恶起来。

不过，写信写得好的人也就没了写信的必要，因为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文脉中活下去，但这当然只是我的个人偏见，所谓活在文脉中云云或许根本无从谈起。

现在冷不可耐，手已冻僵，简直不像自己的手，就像我的脑浆也不像自己的脑浆。此刻正在下雪，如他人脑浆的雪，并如他人脑浆一样越积越厚（文字游戏）。

除去寒冷，我活得还挺精神。你怎么样？我的地址不告诉你，希望你别介意。并非我有意向你隐瞒什么，这点你一定得理解。无非是说这对我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似乎一旦把地址告诉你，在那一瞬间自己身上将有什么彻底改变——我表达不好。

我觉得你能很好地理解我表达不好的事情。问题好像是你越能很好地理解，我便越表达不好。肯定天生什么地方有缺陷。

当然，任何人都有缺陷。

只是我最大的缺陷在于我的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变大。就是说自己体内好像养了一只鸡，鸡产蛋，蛋又变鸡，变的鸡又产蛋。人能在如此抱有缺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吗？当然能。而问题最终也就在这里。

反正我还是不写我的地址。肯定这样合适，无论对我还是对你。

或许我们应该出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我弄个什么什么公爵，你弄个什么什么伯爵，两人狩猎，决斗，争风吃醋，怀有形而上的烦恼，在黑海岸边望着晚霞喝啤酒，晚年因株连“什么什么叛乱”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死在那里。你不认为这样很美很妙？若生于十九世纪，估计我也能写出更有起色的小说来，即使比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肯定能挤进也还说得过去的二流。你怎么样呢？你恐怕始终停留在什么什么伯爵上，停留在什么什么伯爵上也并不坏，都很有十九世纪意味。

不过算了，还是返回二十世纪吧。

谈谈城市。

不是我们出生的城市，是各种各样别的城市。

世界上的城市实在五花八门。每个城市都各有莫名其妙的名堂吸引我。因此，近年来我走了为数相当不少的城市。

随便在哪个站下车，那里都必有交通岛，必有市区交通图，必有商业街，无一例外。甚至狗的长相都一样。先在街上转一圈，然后找不动产商介绍便宜住处。当然我是外地人，小的城市又排外，很难马上取得信任。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只要情绪上来，待人接物还是颇有两下子的，有十五分钟即可同大多数人套到近乎。这么着，住处定下，小城信息也纷纷入手。

接下去便是找工作。这也同样得益于我广交朋友。若是你，肯定不胜其烦（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心烦），不过反正也住不上四个月。其实交朋结友并非什么难事。首先找一家城里年轻人集中的咖啡馆或快餐店（哪座城市都不缺这玩意儿，犹如城市的肚脐），当那里的常客，培养熟人请其介绍工作。当然，姓名履历须适当编造。所以，我眼下有很多你所想不到的名字和履历，甚至原本的我是什么样子都常常忘却脑后。

工作实在林林总总。差不多都很单调，但我还是干得兴致勃勃。干得最多的是加油站，其次是快餐店调酒师。也在书店值过班，在广播局干过。还当过土木小工，当过化妆品推销员。当推销员时的反应相当不错。另外同好多女孩睡觉。用不同名字不同身份跟女孩睡觉，滋味的确不坏。

也就这样，这样周而复始。

我已二十九，再过九个月就三十岁。

至于这样的生活是否完全适合自己，我还说不清楚，喜欢浪迹萍踪这种性格是否有普遍性也不得而知。或许如某人写过的那样，长期流浪生活所需要的是下列三种性格倾向之一，即宗教性倾向、艺术性倾向、精神性倾向。若哪一种都不存在，长期流浪便无从谈起。但我觉得哪一种于我都对不上号（勉强说来……不不，算了）。

也可能我开错了门却又后退不得。但不管怎样，既然门已打开，就只能进去。毕竟不能总赊账买东西。

如此而已。

开头就已说过（说了？），一想起你来我便有点自危。大概你使我想起我较为地道的年代的缘故吧。

又及：

随信寄去我写的小说。对我已经没有意义，适当处理就是。

这封信是快信，以便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寄到你手里，但愿一路顺风。

总之祝你生日快乐！

并

拥有一个白雪皑皑的圣诞节！

* * *

鼠的信寄到已是临近新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了，皱皱巴巴地塞在我宿舍的信箱。转寄纸签都贴了两个，因为是寄往我原来住处的。但这总怪不着我，我没有办法通知。

淡绿色信笺满满写了四张。我反复读了三遍，然后拿起信封，查看已一半模糊的邮戳。邮戳上的地名我闻所未闻，遂从书架上抽出地图册查找。从信上看，我猜想可能是本州北端一带。果不其然，位于青森县，从青森乘火车要一个小时的小镇。看时刻表，每天有五班车在那里停靠。早上两班，午间一班，傍晚两班。十二月间的青森我去过几次，冷得不得了，信号机都结冰。

我把信给妻看。她说了句“可怜的人儿”。也许她的意思是“可怜的人们”，当然时至如今怎么都无所谓了。

小说有二百多页原稿纸，我连名也没看便塞进了桌子抽屉。不知为什么我不想看。对我来说，信已足够了。

之后我坐在炉前椅子上吸了三支烟。

* * *

鼠下一封信是翌年五月来的。

2. 鼠的第二封信邮戳日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日

上一封信我可能有点说多了，但说的什么却早已忘光。

我换了地方，这个地方同上次的完全不同，这里非常幽静，或许有点幽静过头了。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算是我的一个归宿。我觉得我似乎来到了应该来的地方，又好像逆所有河流来到了这里。对此我无法作出判断。

这几句写得实在不成样子，过于模棱两可，想必看得你如坠云雾。或者是否你觉得我对自己的命运赋予了过多的意义亦未可知。当然，责任完全在我。

但有一点希望你理解：事实是，我越是想向你汇报我现在的处境，我笔下的文字越是如此的支离破碎。可我本身是地道的，比以前还要地道。

谈点具体的吧。

开头也说了，这一带实在幽静之极。因为无所事事，每天只是看书（这里有十年也看不完的书），听调频广播音乐节目和唱片（唱片这里也相当之多）。已有十年不曾如此集中地听音乐了。没想到“滚石”和“沙滩男孩”至今仍风靡乐坛，令人惊愕不已。看来时间这东西无论如何都是连续不断的。我们习惯按自家尺度切割时间，险些发生错觉。而时间的确是连在一起的。

这里则不存在所谓自家尺度，也没有人依据自家尺寸去赞赏或贬低他人尺度。时间如透明的河流原原本本长流不息，置身此地，不时觉得自己的原形质都被解放出来了。就是说，眼光蓦然落到汽车上时，有时需花数秒钟才认识到那是汽车。当然，某种本质性认识还是有的，但不能同经验性认识很好地吻合。而这种情况最近渐渐多了起来，大约是因为孤单单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这里离最近的镇子开车也要一个半小时。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镇，小得不能再小，镇之残骸罢了。你肯定想象不出。但是，镇总归是镇，可以买到衣服、食品、汽油。想看的话，人的面孔也可看到。

冬天里道路冰封雪冻，车几乎跑不成。路两旁是沼泽地带，封冻的地表俨然果子露。上面若再有雪落下，哪里是路都分辨不出了，景象颇像世界的尽头。

我是三月初来这里的。吉普车轮缠上铁链，从如此景象中开来。简直同流放西伯利亚无异。现在是五月，雪已杳无踪影。四月山谷里一直有雪崩声传来。你可听过雪崩？雪崩停止后，接踵而至的即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沉默，百分之百的沉默，以致自己究竟位于何处都闹不清楚。万籁俱寂。

由于一直闷在山里不动，差不多三个月没同女孩睡觉了。坏固然不坏，但若长此以往，很可能彻底丧失对人本身的兴趣，而这并非我希望的。所以，天气再暖和些，我准备出山到哪里去物色个女孩。非我自吹，找女孩对我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我有意——好像我生活在“只要我有意”的世界里——是可以发挥一点所谓性感之类的吸引力的，从而较为轻易地把女孩搞到手。问题是我还没有完全熟悉我自身的这种能力。就是说，我弄不清到哪里为止是我自身，从何处开始是我的性感。同弄不清哪里开始是劳伦斯·奥利弗，哪里开始是奥赛罗是同一回事。所以，势必中途回收不尽而统统抛弃不管，这使很多人遭受困扰。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即是这种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

所幸（实在三生有幸）现在的我已没有可以抛弃的任何东西——心情委实妙不可言。假如有，充其量只是我自身。抛弃我自身这一念头十分可取。噢，这样写未免过于悲凉。尽管作为念头丝毫也不悲凉，但形成文字就有了悲凉气氛。

伤脑筋！

我到底谈什么来着？

谈女孩吧？

每一个女孩都带有漂亮的抽屉，里面满满塞着几乎毫无价值可言的破烂。这样子我非常喜欢。我可以把那些破烂一件一件抽出拍掉灰尘，为其找出相应的价值。我想所谓性感的本质，简言之便是这么回事。但若问这样会怎么样，则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往下只能放弃我之所以为我。

所以，现在我仅仅考虑性交。而若将兴致仅仅集中在性交这一点上，那么便无须考虑什么悲凉与否。

同在黑海之滨喝啤酒无异。

写到这里，我从头看了一遍。虽说有文理欠通之处，但就我来说还是够顺畅的了，起码没有无聊的地方。

而且，无论怎么看这信甚至都不是写给你的信，怕是写给邮筒的。不过别责备我。这里去邮局开吉普也要一个半小时。

往下是真正写信给你的。

有两件事相求。两件都不属着急那类事，你情绪好时再办不迟。办了可帮我一个大忙。若在三个月之前，我想我恐怕都求你不得，而现在可以相求。仅这点就是个进步。

求你办的第一件事，相对说来带有感伤味道——是关于“过去”的。五年前我离开故乡那座城市时，头脑乱成一团，加之走得匆忙，忘了跟几个人道声再见。具体说来，有你有杰及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孩。对于你，我觉得还有可能重逢好好话别，而另两个人或许再没机会了。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返回那个城市，希望替我说声再见。

当然，我知道这样求你实在过于自私，本来我想该由我写信过去，但老实说来，我是希望你回去实际面见那两个人的。较之信，我觉得这样更容易传达我的心情。她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另一张纸上。倘已搬走或结婚，那就算了，就不要见她。但若至今仍住在那里，希望你见她并代我问好。

另请问候杰，把我那份啤酒也喝掉。

这是第一件。

另一件有点反常。

随信寄一张照片。羊照片。希望你拿到人们能看到的地方，哪里都可以。这样求你也够自私的，但除你无人可求。把我所有所有的性感让给你都可以，这件事无论如何得替我办到。原因还不能说。这照片对我非同儿戏。我想迟早——更后一些——是可以向你说明的。

封一张支票给你。随你怎么使用。钱完全不必担心。住在这里没办法花钱，并且眼下我能做到的惟此而已。

千万不要忘记代我喝那份啤酒。

* * *

去掉转寄纸签留下的浆糊，邮戳便看不清晰了。信封中另有十万日元的银行支票、写有她名字住址的便条和一张羊的黑白照片。

我出家门时把信从信箱取出，带到事务所办公桌拆阅。信笺和上次一样，淡绿色的，开具支票的是札幌银行。这么说，鼠应该是去了北海道。

虽然关于雪崩的记述还有一点费解，但如鼠自己写的那样，作为整封信我觉得还是非常通达顺畅的，何况任何人都绝不至于开玩笑寄来十万日元支票。我打开抽屉，连同信封一起扔了进去。

也是由于我同妻的关系开始解体，对于我这是个不怎么开心的春天。她已四天没有回家。电冰箱里牛奶发出讨厌的气味。猫总是瘪着肚子。洗脸间里她的牙膏如化石般又干又硬。春天淡漠的阳光泻入如此的家中。唯独阳光是免费的。

被拉长了的死胡同——她说的或许不错。

3. 一曲终了

返回故乡那座城市已是六月了。

我找个理由请了三天假，一个人乘上周二早上的新干线列车。身穿白色半袖运动衫和膝部开始褪色的绿棉布裤，脚上是白网球鞋。没带行李，早上起来胡子都忘记刮了。网球鞋久未上脚，鞋跟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磨歪了。肯定我在不知不觉的时间里走路方式变得极不自然了。

不带行李乘长途列车实在令人快意，简直就像在晃晃悠悠散步时被卷入变形时空的鱼雷歼击机。这里边绝对什么都没有。没有牙医的预诊，抽屉中没有等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无可挽回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信赖感所强求的一点好意。我将这一切都扔进临时地狱的底层。我所拥有的只是胶底磨歪的旧网球鞋，别无长物。它如同有关另一时空的依稀记忆紧紧附于我的双脚，但这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那玩意儿有几听易拉罐啤酒和一块干巴巴的火腿三明治即可烟消云散。

我已有四年没回来了。四年前那次回乡，是为了办理我结婚方面的所谓事务性手续，但终归成了一次无意义的旅行，因为我所认为的事务性手续没得到任何人认同。总之是看法不同。对某个人已然终结之事，对另一个人尚未终结。就是这么个事。就是这么个事，到了轨道的前头，就产生了大得厉害的差异。

从那以后，我就没了“故乡”。哪里都不存在我的归宿。如此一想，我打心眼里舒了口气。谁也不再想见我，谁也不再需求我，谁也不希望被我需求。

喝罢两罐啤酒，我睡了三十分钟。醒来时，刚开始那轻松的解脱感荡然无存了。随着列车的行进，天空被梅雨时节迷蒙的灰色涂抹起来，下面延展的永远是同样单调无聊的风景。车开得再快，也没办法甩掉这单调和无聊。相反，车开得越快我越是快步踏入无聊的正中央。所谓无聊便是这么一种东西。

邻座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职员几乎岿然不动地专心看经济新闻。无一折痕的藏青色夏令西装和黑幽幽的皮鞋，刚从洗衣店返回的白衬衣。我望着车厢顶吞云吐雾。为消磨时间，我逐个回想甲壳虫乐队灌制的歌曲的名字。到七十三时卡住了，一步也前进不得。保罗·麦卡特尼到底记得多少首呢？

我望了一会窗外，目光又落到车顶。

我二十九岁，再过六个月我的二十岁年代就要落下帷幕。一事无成，绝对一事无成的十年。我所到手的全部没有价值，我所成就的全部毫无意义，我从中得到的唯有无聊。

最初有什么来着？如今忘得一干二净。不过那里边的确有什么，有什么曾摇撼我的心并通过我的心摇撼别人的心。归根结蒂，一切都已失去。该失去的失去了。除此以外，除了放弃一切以外，我又能干什么呢？

至少我还活了下来。即使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最优秀的印第安人，我还是要苟延残喘。

为什么？

为了把传说讲给石壁听？

何至于！

* * *

“干嘛住什么酒店？”

我把酒店电话号码写在火柴盒背面递过去后，杰以不解的神情这样说道，“有自己的家嘛，住家里不就行了！”

“已不再是我的家。”我说。

杰再没说什么。

眼前摆出三样下酒菜，我们喝着啤酒。喝了一半，我取出鼠的信递给杰。杰用毛巾擦擦手，眼睛在两封信上大致扫了一遍，然后从头开始慢慢逐字细看。

“唔。”他有些感动，“可好好活着？”

“活着！”我喝口啤酒，“对了，我想刮刮胡子，借用一下剃刀和剃须膏可好？”

“好好！”说着，杰从柜台下面递过一套便携式的，“洗脸间可以用，但出不来热水。”

“冷水就成。”我说，“但愿地板上别躺着一个醉倒的女孩——刮胡子不方便的。”

杰氏酒吧彻底变样了。

杰氏酒吧以前在国道旁边一栋旧楼的地下室里，水汽潮乎乎的，夏夜里空调机吹出的风几乎成了细雾。喝的时间一长，连衬衫都湿了。

杰的原名是中国名，又长又难发音。杰这个名字是他战后在美军基地做工时美国兵给取的。一来二去原名竟被忘了。

据我过去从杰口中听来的情况，一九五四年他辞去基地工作，在那附近开了一间小酒吧，即第一代杰氏酒吧。酒吧相当红火，来客大半是空军军官一级，气氛也不坏。酒吧走上正轨时杰结了婚，五年后对方死了。对死因杰只字未提。

一九六三年越南战争升级时杰卖掉酒吧，远远来到我的“故乡”，开了第二代杰氏酒吧。

以上是我就杰知道的一切。他养猫，一天吸一盒烟，酒则一滴不沾。

和鼠相识之前，我经常一个人跑去杰氏酒吧，一小口一小口啜啤酒，吸烟，往自动唱机箱里投币听唱片。当时的杰氏酒吧比较冷清，我和杰隔着柜台天南地北地闲聊。聊什么全然记不得了。一个十七岁沉默寡言的高中生同一个光棍儿中国人之间又能有什么话题呢？

我十八岁离开这个城市后，鼠接班继续喝啤酒喝个不止。一九七三年鼠离去后，就再没人接班了。那以后过了半年，酒吧因道路拓宽迁移。这样，我们关于第二代杰氏酒吧的传说便到此为止。

第三代酒吧位于河畔，距原先那栋楼五百来米远。大并不很大，在一栋有电梯的四层楼房的三楼。乘电梯去杰氏酒吧也真是有些奇妙。从柜台的高椅上可以一览街市夜景也够妙的。

新杰氏酒吧西侧和南侧有很大的窗户，从中可以望见连绵的山脉和往日海的遗址。海在几年前全给填埋了，上面逼仄地竖起墓碑般的高层建筑。我站在窗旁望了一会夜景，折回柜台。

“以前可以望见海来着。”我说。

“是啊。”杰应道。

“常在那儿游泳的。”

杰“唔”了一声，叼起烟，用似乎颇有分量的打火机点燃。“心情完全理解，劈山建房，拉来山土填海，填完海又建房子。可还有人认为这是在干好事。”

我默默地喝啤酒。天花板扩音器中淌出鲍兹·斯卡格茨新走红的歌曲。投币唱机不知去了哪里。来客几乎全都是大学生情侣，他们身穿清清爽爽的衣服，像模像样地一小口一小口啜着兑水酒或鸡尾酒。没有险些醉倒的女孩，没有周末刺耳的喧哗。回到家他们肯定换上睡衣，认真刷牙睡觉。这样也好。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十分令人欣赏。世界也好酒吧也好，原本就不存在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时间里，杰一直跟踪着我的视线。

“怎么样，店变了心里不踏实吧？”

“哪里。”我说，“混沌改变了其形态而已。熊毅然甩掉帽子，换上了斑马的围脖。”

“老样子。”杰笑道。

“时代变了，”我说，“时代一变，什么都变。不过终归还是变好。全都花样翻新，无可指责。”

杰一声未响。

我又来了一杯啤酒。杰又来了一支烟。

“日子如何？”杰问。

“不坏。”我简单地回答。

“和太太怎么样？”

“不知道，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有时觉得可能风平浪静，有时不是这样。夫妻，也就这么回事吧？”

“怎么说呢，”杰不大舒服似的用小指尖搔着鼻子，“婚姻生活是怎么个东西都忘光了，许久以前的事了。”

“猫还好？”

“死四年了，你结婚后不久，肠胃出了毛病……其实也是到寿数了，毕竟活十二年了，比和老婆处的时间还长。活十二年也算够意思吧？”

“是啊。”

“山上有动物陵园，埋在那里了，可以俯视高楼大厦。这地方，如今去哪里都只能看高楼大厦。当然，对于猫倒恐怕怎么都无所谓的。”

“寂寞吧？”

“嗯，那当然。任何人死了我都不至于那么寂寞——这样子怕是够反常的吧？”

我摇摇头。

杰为别的客人做考究的鸡尾酒和恺撒色拉。这段时间里，我玩弄柜台上的北欧进口拼图，要在玻璃罩里组合三只蝴蝶在三叶草地上飞的图形。我弄了不到十分钟，便作罢放在那里。

“不要孩子？”杰返回问道，“年纪该差不多了吧？”

“不想要。”

“真的？”

“要是生出我这德性的孩子，我肯定不知所措的嘛！”

杰好笑似的笑笑，往我杯里倒啤酒：“你想得太超前了。”

“哪里，不是那个问题。我是说，我不清楚生出生命是否属于真正正确的行为。孩子们长大，新老换代。情况将如何呢？更多的山被劈开，更多的海被填埋，速度更快的车被发明出来，更多的猫被压死。不外乎如此吧？”

“那是事物阴暗的一面。好事也会发生，好人也会有的。”

“你若能举出三个例子来，我也可以相信。”我说。杰想了一会，笑道：“不过，判断这一点是你们的孩子那代，不是你。你们这代……”

“已经完了？”

“在某种意义上。”杰说。

“歌曲完了，但旋律仍在回荡。”

“你就是会说。”

“故弄玄虚。”我说。

* * *

杰氏酒吧开始混杂的时候，我向杰道一声晚安走出店门。九点，冷水刮过的胡须还一刺一刺作痛，这也是因为用伏特加朗姆酒代替刮须水的缘故。让杰说来都好像差不多，但弄得满脸都是伏特加味儿。

夜晚暖和得出奇，天空依然阴沉沉的。潮乎乎的南风徐徐吹来。一如往日。海潮味儿同要下雨的味儿混在一起。四周充满令人倦怠的亲切。河道的草丛中虫声四起。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下的将是看不出下还是不下的牛毛细雨，却会把身体上下淋透。

在水银灯隐约的白光中可以看见河流。水很浅，刚可没踝，同以往一样清澈。是打山上直接下来的，无从污染。河床里铺满打山上冲下来的石子和沙拉拉的沙砾，处处有阻止流沙的飞瀑。瀑下有深水坑，小鱼在里面游动。

水少时河流整个被沙地吸进去，唯有散发着微微潮气的白沙路剩在那里。我曾借散步之便沿这条白沙路溯流而上，寻觅河水被河床吸入的起点。河流的最后一条细涓像忽然发现什么似的止住不动，而下一瞬间即已不见。地底的黑暗把它们吞了进去。

我喜欢这条河边路。我同水流一道行走，边走边感觉水流的呼吸。它们活着，建成这座城的是它们。它们用几万年时间劈山运土填海，使这里树木葱茏。这座城原来是它们的，将来恐怕也一直是。

梅雨时节，流水未被河床吸入，一直流向大海。沿河栽植的树木释放出嫩叶的气息。绿色仿佛融融沁入周围空气之中。草地上几对情侣肩靠肩坐着，老人在遛狗，高中生停下摩托吸烟。一如往日的初夏之夜。

我在路边酒铺买了两罐啤酒装入纸袋，拎着走到海边。河像小小的海湾，又好像被填掉一半的运河，汇入到海中。那只不过是被切得只剩五十米的昔日海岸线的残影。沙滩倒与往昔一般模样，细微的波浪涌来，冲上没有棱角的木片。海水的气息。混凝土防波堤上剩有钉子和往日使用喷漆的涂鸦。总算留下了这五十米发人幽思的海岸线，但已被高达十多米的混凝土堤夹得动弹不得。而这堤便是这样夹着狭窄的海笔直伸往几公里远的前方。那里是成片的高层住宅。唯独这五十米被留下，被彻底抛弃。

我离开河，沿往日的海边路往东走。不可思议的是旧防波堤还在。失去海波的防波堤看起来很是奇异。我在过去时常停车看海的地方止住脚步，坐在防波堤上喝啤酒。眼前没有海，但见高层公寓横陈开去。看上去，那呆板板的楼群仿佛想要构筑空中都市，既像是被半途弃置的不幸的桥梁，又好像怅然等待父亲归来的尚未懂事的孩子。

楼与楼之间穿针走线一般纵横交错着柏油路，点点处处分布有很大的停车场和汽车站。此外有自选商场，有加油站，有宽阔的公园，有满气派的集会场所。一切都那么新，那么造作。山上运来的土呈现出填埋地特有的冷色。尚未规划整修的部分蓬勃生长着风传播来的荒草，它们以惊人速度在新土地扎下根，并且铺天盖地一阵疯长，仿佛根本不把柏油路两旁人工移植的花草树木放在眼里。

令人凄惘的景色。

可是我到底能说什么呢？这里已按新的规则开始了新的游戏，谁都无可奈何。

喝罢两罐啤酒，把空罐分两次朝曾是海面的填埋地使劲抛去。空罐落入随风起伏的荒草中不见了。接着，我开始吸烟。

快吸完的时候，发现一个拿手电筒的男人缓步往这边走来。四十上下，灰衬衫灰长裤，加一顶灰帽。必定是这一地段设施的保安员。

“刚才扔什么了是吧？”来人站在我身旁问。

“扔了。”我说。

“扔什么了？”

“圆圆的、金属做的、带盖的东西。”

保安员似有点惶惑：“干吗扔？”

“没什么理由。十二年前一直扔，有时一扔就是半打，谁都没说个‘不’字。”

“以前是以前，”保安员说，“如今这里是市有土地，禁止随便往市有土地投掷垃圾。”

我沉默一会。刹那间体内有什么发颤，旋即停止。

“问题就在于，”我说，“你所说的合乎道理。”

“法律这样规定的。”来人说。

我叹口气，从衣袋掏出那盒烟。

“怎么办呢？”

“总不能叫你捡回来吧？周围又黑，又要下雨，所以别再扔了。”

“再不扔了。”我说，“晚安。”

“晚安。”保安员说罢离去。

我躺在防波堤上仰望天空。如保安员所说，眼看就要下毛毛雨了。我又吸了支烟，回想着刚才同保安员的对话。我觉得自己十年前要强硬些来着，但也可能只是一种感觉。怎么都无所谓。

返回河边路拦住出租车时，已下起雾一般的雨。我说去酒店。

“旅行么？”半老的司机问。

“嗯。”

“第一次来这里？”

“第二次。”我说。

4. 她边喝SALTY DOG(1)边讲海涛声

“有你的信在我这里。”我说。

“我的？”她问。

电话极不清晰，加上串线，说话须特别加大音量，以致双方的话语都失去了微妙的韵味，就好像站在四面来风的山冈上竖起大衣领说话。

“本来是给我的信，但总觉得像是给你的。”

“是觉得对吧？”

“是的。”我说。说罢，觉得自己似乎在干一件十分滑稽的傻事。

她沉默片刻。这工夫不再串线了。

“你同鼠之间有什么我并不清楚，但他托我见你，所以才打这个电话，而且我想这封信还是请你看看为好。”

“就为这个特意从东京赶来？”

“是这样的。”

她清下嗓子，道声对不起，“你们是朋友？”

“我想是的。”

“可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的确言之有理。

“不明白。”我老实回答。

“我也不明白。好些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或者说还没结束？”

那我也不明白。“不明白。”我说。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手握听筒望着天花板。心情就好像躺在海底清点鱼影，全然不知晓数多少条才能数完。

“他消失不见是五年前的事，那时我二十七岁。”语声非常温和，只是听起来仿佛是从井里传上来的。“时过五年，很多事情都完全变样了。”

“呃。”

“说实话，就算什么都没变，我也不能那样认为，不想那样认为。如果那么认为，哪里都去不成。所以，我是迫使自己认为什么都变样了的。”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

我们稍稍沉默。先开口的是她：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的春天。不久他就消失了。”

“跟你说什么了吧？也就是离开的缘由……”

“没有。”

“悄悄消失的？”

“是那样的。”

“当时怎么觉得的？”

“指对悄悄消失？”

“嗯。”

我从床上坐起，靠住墙，“这个嘛，本以为半年一过准保回来，毕竟他不是干什么都持之以恒那种类型。”

“但没回来。”

“是啊。”

她在电话另一端犹豫良久。耳畔一直有她静静的喘息。

“现在住哪儿？”她问。

“……酒店。”

“明天五点去酒店的咖啡厅，在八楼吧？可以？”

“知道了。”我说，“我穿白运动衫绿棉布裤，头发很短……”

“猜得出来的，可以了。”她温和地打断我的话。电话随即挂断。

放回听筒，我思索所谓猜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我不知道的事情委实太多。大概也并非年纪增长了人就一定变得聪明。一个俄国作家写道：性格会有所改变，而平庸却是万劫不变的。俄罗斯人说话不时有睿智的警句，或许是冬日里想的。

我钻进淋浴室，洗了被雨淋湿的头，洗罢腰缠浴巾看电视上的美国电影。电影是关于旧潜水艇的。舰长和副舰长势同水火，潜水艇老朽不堪，又有人得了幽闭恐惧症。情节一塌糊涂，但结局皆大欢喜。如果都如此皆大欢喜，战争也并不那么糟——电影竟给人这么一种感觉。不久或许会冒出一部电影告诉人们：核战争毁灭了人类，结局却皆大欢喜。

我关掉电视，钻进被窝，十秒钟就睡了过去。

* * *

毛毛细雨到翌日五时仍下个不停。初夏明朗朗的晴天持续了四五天，人们以为梅雨终于过去了，而就在这时候下起雨来。从八楼窗口望去，地表每一个角落都黑乎乎湿漉漉的。高架高速公路由西向东塞车塞了好几公里。定睛看去，路和车仿佛一点点融化在雨中。实际上城里的一切都已开始融化。港湾的防波堤融化，起重机融化，鳞次栉比的楼宇融化，人们在黑雨伞下融化，山上的绿色也融化着无声无息流下山去。但闭目几秒后重新睁开眼睛时，景致依然如故。六台起重机高高耸立在昏暗的雨空，车列突然心血来潮似的不时向东涌流，伞阵穿过柏油路，山的绿色心满意足地尽情吮吸六月的雨。

轩敞的咖啡厅正中低一截的地方，有一架涂着海青色的卧式大钢琴，一个身穿粉红色华丽连衣裙的女孩在弹奏。弹的是充满急速和弦与切分音的典型的酒店咖啡调曲子。弹奏得不坏。乐曲最后一个音节被空气吸走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五点过了她也没有出现。我无事可做，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茫然看着弹钢琴的女孩。她二十岁左右，披肩长发如蛋糕上抹的起泡奶油一般修得整整齐齐。头发随着音乐节奏不无得意地左右摆动，一曲终了，又归回正中。随即又一曲响起。

她那样子使我想起过去认识的一个女孩。那是我小学三年级还在学钢琴时的事。我和她无论年龄还是水平都差不了许多，几次一起弹过。姓名长相全都忘了。记得的，唯独她纤细白皙的十指、漂亮的头发和软蓬蓬的连衣裙，此外便一样也想不起来了。

如此一想，我总有点不可思议，就好像我剪掉剥掉她的手指她的头发她的连衣裙，而其残余至今仍生存在什么地方似的。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世界就当我不存在似的运转，人们就当我不存在似的过马路，削铅笔，由西向东以每分钟五十米的速度移动，将彻底打磨过的零音乐洒向咖啡厅。

世界——这一字眼总是令我联想起象与龟拼命支撑的巨型圆板。象不理解龟的角色，龟不理解象的职责，而双方又都不理解世界为何物。

“对不起，来晚了。”身后传来女子的语声，“工作粘在手上，怎么也脱离不开。”

“没关系，反正今天一天没什么要干的。”

她把存伞钥匙放在桌上，没看食谱，径自要了橙汁。

她年龄一眼看不明白。若没在电话中问过，我敢保证永远弄不明白。

既然说是三十三岁，她便是三十三岁。如此一想果然像是三十三岁。但如果她说二十七岁，看上去无疑二十七岁。

她衣着格调淡雅，很让人舒坦。宽大的白棉布裤，橙色间黄色方格衬衫，袖子卷到臂肘，肩上垂着皮挎包。哪样都不新，但都保养得很好。没戒指没项链没手镯没耳环。额前短发不经意地顺往一边。

眼角细小的皱纹，看上去与其说是年龄所致，莫如说是生下来便附在那里。唯独从解开两颗纽扣的衬衣领口探出的细细白白的脖颈和桌面上的手背在微妙地暗示她的年龄。人是从小地方、的确是从小地方长年纪的，并如抹不掉的污痕逐渐布满全身。

“工作，什么工作呢？”我问。

“设计事务所。做很久了。”

话未能继续下去。我慢慢掏烟，慢慢点火。女孩已合上钢琴盖站起身，撤回哪里休息去了。我多少有些羡慕她。

“什么时候和他成朋友的？”她问。

“十一年了。你呢？”

“两个月零十天。”她当即回答，“从第一次见到他到他消失，两个月零十天。有日记，没错。”

橙汁端来。我喝空的咖啡杯被拿走了。

“那个人消失之后，我等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最冷的日子。那年冬天是很冷吧？”

“记不得了。”我说。从她嘴里听来，五年前冬天的寒冷就像昨天的气温似的。

“你可那么等过女孩？”

“没有。”我说。

“集中在一定时间里等待，往下可以怎么都无所谓的。五年也罢，十年也罢，一个月也罢，一回事。”

我点点头。

橙汁被她喝去一半。

“第一次结婚也是那样。总是由我等，等得不耐烦了，就怎么都无所谓了。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之后来到这个城市。”

“和我妻子一样。”

“一样什么？”

“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

她看一会我的脸，随后用长柄匙一圈圈搅拌橙汁。我觉得自己好像说了多余的话。

“年轻时结婚又离婚，是相当不好受的。”她说，“简单说来，人将变得追求非常平淡而又非现实性的东西。不过，非现实性东西持续不了多久——是这样吧？”

“或许。”

“离婚以后到见到他之前，我在这座城市孤身一人过着可以说是非现实性的生活。几乎没有熟人，也不怎么想外出游玩，没有情人，早上起来去公司画图，回来路上去自选商场采购，一个人在家吃饭。调频广播一直开着不关，看书，写日记，在浴室洗长筒袜。公寓楼在海边上，终日有海涛声传来。冷飕飕的日子。”

她把剩下的橙汁喝下去。

“这话好像够无聊的吧？”

我默默摇头。

时过六点，咖啡厅进入鸡尾酒时间，厅顶照明暗了下来。街灯开始闪亮。起重机顶端也亮起红灯。淡淡的暮色中，细针般的雨继续下着。

“不喝点酒什么的？”我问。

“伏特加兑葡萄柚汁叫什么来着？”

“SALTY DOG。”

我叫来男侍者，点了SALTY DOG和冰镇CUTTY SARK(2)。

“说到哪里了？”

“冷飕飕的日子。”

“不过说真的，也并非那么冷飕飕的。”她说，“只是海涛声多少给人那样的感觉。公寓管理人说住进来很快就会习惯，并不是那样的。”

“海已经没有了。”

她温和地微微一笑，眼角皱纹略略动了动。“是啊，如你所说的，海已经没有了。可至今仍时不时觉得有海涛声传来，肯定是长期贴在耳朵边响的缘故。”

“而且鼠出现在那里，对吧？”

“不错。但我不那么叫他。”

“怎么叫？”

“叫他名字。不是谁都这样叫的么？”

经她一说，也的确如此。鼠即使作为绰号也太孩子气了。“那是的。”

饮料端来。她喝口SALTY DOG，用餐巾纸擦去嘴唇上沾的盐，餐巾纸带了点口红下来。她用两只手指灵巧地把餐巾纸叠好。

“他这人，怎么说呢……带有十足的非现实味儿。我说的你明白吧？”

“我想明白。”

“我觉得我需要他的非现实性来摧毁自己的非现实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所以才喜欢上。也可能喜欢上后才产生那样的感觉，反正一码事。”

女孩从休息室返回，开始弹电影音乐。听起来仿佛是为错误的镜头而配的错误的背景音乐。

“我时常想，从结果上看大概是我利用了他，而他说不定一开始就觉察到了这点。你说呢？”

“说不清楚，”我说，“那是你和他之间的问题。”

她再没说什么。

沉默了二十秒后，我发觉她的话已经完了。我喝下最后一口威士忌，从衣袋里取出鼠的信，放在桌面正中。两封信就这样在桌上放了好一会。

“必须在这里看么？”

“拿回家去看吧。不愿看就请扔掉。”

她点头把信收进挎包，金属卡“咔”一声发出惬意的声响。我点燃第二支烟，要了第二杯威士忌。第二杯威士忌我最喜欢。第一杯威士忌心情舒缓下来，第二杯脑袋变得正常，第三杯开始就索然无味了，无非往胃里倾倒而已。

“为这点事专门从东京跑来？”

“基本是的。”

“够热心的。”

“我倒没那么想过。惯性。要是处境对调，我想他也同样会这样做的。”

“请他做过？”

我摇摇头。“不过长时间里我们总是给对方添非现实性麻烦的。至于是不是从现实角度处理，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恐怕没人那样去想。”

“或许。”

她莞尔一笑，起身拿起账单，“账我来付，何况迟到了四十分钟。”

“如果那样合适，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另外问个问题好吗？”

“好啊，请。”

“电话中你说猜得出我的外貌，是吧？”

“我指的是根据气氛。”

“一下子就猜到了？”

“一下子。”她说。

雨仍以同一程度不停地下着。从宾馆窗口可以看到旁边大楼的霓虹灯。无数雨线在彩色的人工光照中朝地面飞奔。站在窗旁俯视，雨线似乎只朝地面一个部位下泻。

我躺在床上吸罢第二支烟，往服务台打电话预约了翌晨的火车票。在这座城市我再没有可做的事情了。

只有雨一直下到深夜。

(1)SALTY DOG：意为“咸味狗”。

(2)CUTTY SARK：一种苏格兰威士忌。

第六章　寻羊冒险记Ⅱ

1. 奇人怪事（一）

一身黑西服的秘书在椅子上坐定，一声不响地看着我。那视线既不是在左右审视，又不是在上下扫描，也并非尖锐得足以穿透身体，温度不冷也不热，甚至冷热之间也不是——视线中不含有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感情。仅仅是在看我而已。也许是看我身后的墙壁，但墙壁的前面有我，归根结蒂是在看我。

他把茶几上的银烟盒拿在手上，打开盒盖，捏出一支不带过滤嘴的烟，指甲往一头弹了几下弹齐，用打火机点燃，朝斜对面吐了口烟，之后把打火机放回桌面架起二郎腿。这时间里视线丝毫没有移动。

此人与我的同伴讲述的一模一样。衣着整齐得过分，脸庞端庄得过分，手指修长得过分。假如没有切成锐角的眼睑和玻璃工艺品般冷冰冰的瞳仁，保准给人看成同性恋者。但由于眼睛的关系，此君连同性恋者都不像，什么都不像，不同任何人相似，不容人产生任何联想。

细看之下，瞳仁呈不可思议的颜色。黑中带有茶色，又约略掺进些许蓝，且左右掺的程度不一样，简直就像左右各想其事。手指在膝头不住地动。我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那十指马上就要离开他的手朝我这边走来。莫名其妙的手指。那莫名其妙的手指慢慢伸向茶几，碾死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烟。冰块在玻璃杯里融化了，透明的水混入葡萄汁，混得很不均匀。

房间笼罩在无可言喻的沉默中。走进大房间时常遭遇类似的沉默。较之房间的大，沉默更来自其中人数的少。然而占据这个房间的沉默，其质则又有所不同——它是那样地滞重，有一种强加于人的味道。记得过去我曾在哪里体验过这样的沉默，而具体想起却花了一点时间。我像翻动旧影集似的捋着记忆，想了起来：原来那是笼罩垂危病人的沉默，里边蕴含无可回避的死的预感。空气里总好像弥漫着灰尘，带有别样的意味。

“都要死，”他依然凝视着我，静静地说道，一种像是完全把握了我心理活动的口气，“谁都要死，早早晚晚。”

如此言毕，对方再次陷入令人窒息般的沉默。蝉鸣不止。它们拼命地摩擦身体，力图唤回行将逝去的季节。

“对于你，我准备最大限度地坦诚相告。”他说。说法好像在直译什么公文。用词和语法固然确切无误，但语言缺乏活气。“但坦诚相告同如实相告又是两个问题。坦诚与如实的关系，好比船头与船尾的关系。先显露坦诚，后现出真相。其时间差同船的大小成正比。庞大事物的真相是不易显露的，有时甚至要等到我们生命终止之后才好歹露出。所以，即使我不向你出示真相，也并非我的责任和你的责任。”

我没有办法回答，遂默然不语。对方见我默然，继续说道：

“特意请你来，是为了把船开向前去，我和你开。双方坦诚交谈，一步步接近真相。”他就此打住，清下嗓子，瞥一眼自己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但这么说未免过于抽象，所以从现实问题开始好了——就是你制作的PR刊物问题。此事已经听说了吧？”

“听说了。”

对方点点头，停顿片刻，之后继续下文：“对此我想你恐怕也很意外。自己辛苦制作的东西被弃若敝屣，任何人心里都不会好受。而那若是一种生活手段，就更加如此。现实损失也很大嘛，是吧？”

“是的。”我说。

“我想就现实损失这点听一下你的说明。”

“我们这种工作，现实损失无可避免。做好的东西仅仅因广告商一时心血来潮而被退回的时候也是有的。而那对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为了避免损失，我们百分之百顺从广告商的意向。说得极端一点，杂志的每一行都是同委托人一起敲定的。我们便是这样力求避开风险。工作是没多大意思，可我们缺乏财力，而且单枪匹马。”

“大家也都是从那种地方爬上来的。”对方安慰我说，“啊，这个暂且不说了。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为你的公司由于我掐死你的杂志而在财务上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正是。已经印刷制版了，纸费和印刷费必须在一个月内支付，还有外约稿的稿费。金额虽然不过五百万左右，但不巧的是我们是打算用来偿还贷款的——一年前我们咬牙进行了设备投资。”

“知道的。”他说。

“另外还有同广告商的日后合同问题。我们处于弱者地位，广告商又不愿意同惹过麻烦的代理店打交道。我们同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发行PR刊物一年的合同，倘若此次纠纷致使合同作废，我们公司实质上将整个覆灭。虽说公司小，又没什么门路，但信誉不错，是靠口碑发展起来的。一旦信誉受挫，只有坐以待毙。”

我说完后，对方也一声不响地看我的脸，稍后开口道：“你说得非常坦诚，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这点我表示欣赏。那么，如果我劝说保险公司无条件支付作废杂志所需费用并且今后继续履行合同，事情会怎么样呢？”

“往下不存在任何问题。无非带着何以至此的朴素疑问重返单调的日常工作。”

“而且，另付报酬也未尝不可。只要我在名片背后写上一句，你的公司即可拿到十年份额的事情做，并且不是散发传单式的。”

“总之就是交易啰？”

“好意的交换。我向你的搭档好意提供了PR刊物停止发行的信息。你若对此表示出好意，我也待你以好意——希望你能这样理解。我的好意是伴随着实惠的，你也总不至于同脑袋迟钝的醉鬼永远合作下去吧？”

“我们是朋友。”我说。

小石子落入无底深井般的沉默持续了片刻。石子落抵井底需三十秒。

“也罢，”对方说，“那是你的问题。我相当详细地调查了你的经历，还是满有意思的。人这东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实性平庸的，一类是非现实性平庸的。你显然属于后者。这点你最好记住。你的命运也将是非现实性平庸的命运。”

“记住就是。”我说。

他点了下头。我把冰已融尽的葡萄汁喝去一半。

“那么谈具体的好了。”他说，“关于羊的。”

* * *

对方动了动身体，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对着我放在茶几上。房间中似乎多少挤进了一点现实空气。

“这是你们杂志刊载的照片。”

没用底片而只是直接放大杂志图片便弄得如此清晰，实在令人吃惊。想必用的是特殊技术。

“据我了解，照片是你个人从哪里弄到手，用在杂志上的，不错吧？”

“不错。”

“据我们调查，照片是在此前六个月内由彻头彻尾的外行人拍摄的。照相机是廉价的袖珍型。不是你拍的。你有一架单透镜尼康，应该拍得更好。这五年你也没去北海道，是吧？”

“那又怎么样？”我说。

“唔。”对方沉默一会，仿佛在鉴定沉默的质量。“也罢，我们需要的是三个情报：你是在何处从何人手中取得这照片的，到底以何目的将这蹩脚照片用在杂志上的？”

“无可奉告。”我干脆得自己都有些吃惊，“新闻工作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的权利。”

对方紧紧盯视着我，用右手中指碰了碰嘴唇。反复碰几次后，手又放回膝头。沉默又持续了一阵。但愿哪里有布谷鸟的鸣叫。但当然没有布谷鸟叫。布谷鸟傍晚不叫。

“你真是个怪人！”他说，“只要我有意，足可以使你们公司关门大吉。那一来，你也就谈不上是新闻工作者了。当然喽，我是说假定你现在编造的无聊小册子和无聊传单也算是所谓新闻工作的话。”

我再次考虑布谷鸟。布谷鸟何以傍晚不叫呢？

“并且，有几种办法可以让你这样的人开口。”

“或许如此。”我说，“可是那需要时间，不到时间我不会开口，即使开口也不会全部道出。而你又不晓得多少算是全部，不对吗？”

一切都是虚张声势，然而一发命中。随之而来的不安稳的沉默，告诉我得分的是我。

“和你交谈很有趣，”对方说，“你的非现实性里有一种悲凉味。算了算了，谈别的吧！”他从衣袋里掏出放大镜，放在茶几上，“仔仔细细看一看这照片。”

我左手拿照片，右手拿放大镜慢慢细看。几只羊头朝这边，几只羊朝另一个方向，几只羊自管吃草。感觉上仿佛没上来气氛的同窗会的速成照片。我一只只数羊，看草的丰茂，看远处的白桦，看更远处的山峦，看天空悬浮的云。无任何异常。我从照片和放大镜上抬起眼睛注视对方。

“没看出有什么异常之处？”他问。

“没看出。”我说。

对方倒也没显得怎么失望。

“你在大学大概是学生物的吧？”他问，“对于羊知道多少呢？”

“等于一无所知。我学的几乎全是专业性质的，派不上用场。”

“说说看，知道多少说多少。”

“偶蹄目，食草，群居性。大约明治初期传入日本，用于产毛和食肉——也就这么多。”

“是那样的。”他说，“只是要纠正一个小地方：羊传入日本不是明治初期，是安政(1)年间。而在那之前，如你所说日本是不存在羊的。也有说法认为平安时期就已从中国传入。即便实有其事，后来也在哪里灭绝了。所以明治维新以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曾看到过羊这种动物，也谈不上了解。尽管它也在十二生肖里边，算是较有名气的，但谁都不晓得羊到底是怎样一种动物。不妨说，当时人们以为羊差不多和龙和貘同属想象中的动物。事实也是如此，明治以前日本人画的羊全都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可以说，同H·G·威尔斯对于火星人的了解差不多一个程度。

“即使今天，日本人对于羊的认识也是极其肤浅的。总之，从历史上看，羊这一动物一次也没有在生活层面上同日本人有过关系。羊被国家从美国引进、饲养，并被弃之不理。这便是羊。战后由于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自由进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养羊几乎无利可图。不觉得羊够可怜的？说起来，这也就是日本现代本身。

“当然，我并不想向你宣讲日本现代的空虚性。我要说的只是两点：一点是日本直到幕府末期想必都不存在一只羊，另一点是其后进口的羊逐只受到政府的严格检验。知道这两点的含义吗？”

这是在问我。“是要一一把握日本存在的羊种吧？”我说。

“正是。补充一点，和赛马会上用的马一样，羊的关键也在于配种。因此日本的羊几乎都可以简单上溯到几代之前，也就是说，羊是被彻底管理的动物。杂交也可以一一把握。没有走私，因为不存在特意走私羊的好事者。就羊种来说，有食用羊、西班牙美利奴羊、科沃特羊、中国羊、休罗普沙羊、科利德尔羊、切维奥特羊、罗马诺夫斯基羊、奥斯特夫里加羊、博达列斯塔羊、罗幕尼马苏羊、林肯羊、道塞特荷羊、萨福克羊，大体是这个程度。所以，”对方说，“希望你再好好看一遍。”

我再次把照片和放大镜拿在手里。

“请好好看一下前排右数第三只羊。”

我把放大镜对准前排右数第三只羊，又看两边的羊，然后重新看右数第三只羊。

“这回看出什么了？”他问。

“种类不同。”我说。

“这就是了。除去右数第三只羊，其余都是普通的萨福克种，只此一只不同，比萨福克短粗壮实得多，毛色也不一样，脸也不黑。怎么说呢，给人的感觉要远为强健有力。这照片我给几个绵羊专家看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不存在这样的羊，甚至世界上也不存在。所以，你现在是在看不可能存在的羊。”

我拿放大镜重新观察右数第三只羊。细看之下，原来背部正中间那里有污痕，颜色很浅，犹如滴落的咖啡点。由于十分模糊不清，看上去既像胶片的伤痕，又仿佛眼睛的错觉。说不定真的是谁把咖啡洒在羊背上。

“背部好像有浅色污痕。”

“不是污痕，”对方说，“是星状斑纹。和这个比较一下。”

他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复印件直接递到我手上。上面画的是羊，似乎是用深色铅笔画的，空白处有黑色指痕。总体上很稚拙，但有一种颇能打动人的东西。细小部位画得异常认真。我交替看着照片上的羊和画上的羊。显然是同一只羊。画上的羊背有星状斑纹，同照片上的羊的污痕两相呼应。

“再瞧这个！”说着，对方从裤袋里掏出打火机递给我。是都彭(2)特制的银烟具，沉甸甸的，上面刻有和我在车上见到的同样的羊，背上清楚地带有星状斑纹。

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

2. 奇人怪事（二）

“刚才我对你谈到平庸，”他说，“但并不是指责你的平庸。简单说来，正因为世界本身是平庸的，所以你也才平庸。你不这么认为？”

“不明白。”

“世界是平庸的，这点毫无疑问。如此说来，莫非世界一开始就是平庸的不成？不然。世界原本是混沌的，而混沌并非平庸。平庸化始于人类生活和生产手段的分化。卡尔·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界定而将平庸固定下来。惟其如此，斯大林主义才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对马克思我是肯定的，因为他是记得原始混沌的少数天才之一。在同样意义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态度，然而我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那实在太平庸了。”

他喉咙深处发出一个低音。

“我现在谈得非常坦诚，算是我对你刚才坦诚的回报。往下我将对你怀有的所谓朴素疑问作出答复。不过，在我答复结束的时候，恐怕留给你的选择余地将是极其有限的了，这点希望给予谅解。简言之，是你把赌注抬起来的。听清楚了？”

“没别的办法嘛！”我说。

* * *

“现在，这座公馆中有一个老人奄奄一息。”对方说道，“原因很清楚：脑袋里有个极大的血瘤，大得足以使脑袋变形。你对脑医学知道多少？”

“基本上一无所知。”

“简单说来就是血炸弹。血流受阻，畸形隆起，就像吞进高尔夫球的蛇。一旦爆炸，脑的功能即刻终止。然而又不能做手术，因为稍一刺激就会爆炸。说得现实些，唯有等死而已。或许一周死去，也可能要一个月，无人知晓。”

对方噘起嘴唇徐徐吐气。

“死并没有什么奇怪，毕竟年迈之人，病名也已清楚。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活到现在。”

此人到底想说什么呢？我全然揣度不出。

“说实话，三十二年前死了也毫不奇怪。”

他继续道，“大约四十二年前的事了。最初发现这个血瘤的是为甲级战犯检查健康状况的一个美国军医，时间是一九四六年秋，东京审判即将开始之前。发现血瘤的医生目睹X光照片深受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脑袋里带有如此之大的血瘤的人居然活着且活得比正常人还精力充沛——这一现象已远远超出医学常识。于是他从巢鸭转入当时被作为军队医院接收的圣路加医院，接受全面检查。

“检查持续了一年，最后什么也没查清——除了什么时候死都无足为奇和活着本身便不可思议这两点之外。那以后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继续活得神气活现，头脑运转也完全正常。原因不得而知。盲点！理应死去之人却活着到处行走。

“不过，几个小症状是搞清了：每隔四十天发生一次剧烈的头痛，一次痛三四天。据本人说，头痛始于一九三六年，估计是血瘤形成期间。由于实在痛不可耐，痛时曾服用止痛药，坦率地说就是大麻。大麻的确可以缓解痛苦，却又带来奇妙的幻觉。那是高度浓缩了的幻觉，具体情形只有本人才知道，但不管怎样，滋味肯定不好受。关于幻觉的具体记录全部留在美军那里，是医生详细记述下来的。我曾非法弄到手读了几次。尽管是以事务性笔调记载的，但仍令人不寒而栗。实实在在地将其作为幻觉加以定期体验并能忍受得住的人大概几乎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幻觉也不明白。据推测是有一种血瘤周期性释放的能量，头痛是肉体对它的反应。而当反应壁拆除之时，能量便直接刺激脑的某一部分，结果产生幻觉。当然，这仅仅属于假设。对这一假设美国军部也怀有兴趣，开始彻底调查。是由情报部门主持的绝密调查。至于美国情报部门何以对一个人的血瘤进行调查，至今仍不清楚。但可以设想有这样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借医学调查之名听取属于敏感范畴的情况，也就是把握中国大陆的谍报网和鸦片网。因为，由于蒋介石的节节败退，美国正步步失去在中国的门路，从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先生掌握的网络。毕竟不便就此正式问讯。事实上，先生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之后，未经审判就被释放了。不难认为其中有秘密交易——情报与人身自由的交换。

“第二个可能性是企图澄清他作为右翼头目的古怪性格同血瘤之间的关系——等会儿再对你说明——这是个很有趣的构想。但我想他们最终什么也没弄明白。活着本身都已不可思议，又怎么能明白那种情况呢？除非解剖。所以，这也是个盲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有关洗脑的。设想通过给脑以一定的刺激波来找出特定的反应，当时这种做法很流行。事实表明，美国当时成立了那种洗脑研究小组。

“至于三个可能性之中情报部门主要着眼于哪一个还不清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也不清楚。一切都已埋葬在历史沉积层里，知道真相的只有美军上层少数人和先生自己。先生迄今没向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提起此事，以后恐也不会提起。所以，现在我向你说的不外乎一种推测。”

说到这里，对方轻轻咳嗽一声。我已全然闹不清进这房间已过去多长时间了。

“但是，关于血瘤形成期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情况，我知道得稍许详细一点。一九三二年冬先生因涉及暗杀政要计划而被关进监狱，铁窗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三六年六月。这个有监狱正式记录和医务记录，先生有时也跟我们谈起。扼要说来是这样的：先生入狱不久就得了严重的失眠症，严重得已达到极为危险的地步。而且不是一般失眠，有时三四天有时甚至近一星期都一觉不睡。当时的警察不让政治犯睡觉以迫使其坦白，尤其先生牵涉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抗争，审讯格外严厉。犯人一要入睡，就泼水，用竹刀殴打，用强光照射，从而把犯人的睡眠弄得支离破碎。如此折腾几个月，多数人都要报销。睡眠神经给破坏掉了，或死，或发狂，或严重失眠。先生走的是最后一条路。失眠症彻底消除是一九三六年春，即同血瘤形成为同一时期。对此你怎么看？”

“极端失眠以某种缘故阻碍脑血的运行，以致形成血瘤——是这样的吧？”

“这是最为常识性的假设，外行人也想得到。美国军医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仅此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里边缺少一个重要元素，而血瘤现象恐怕是那个元素的从属物。因为长血瘤的还有几个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症状，并且仅这样解释也无法证明先生何以继续生存。”

他讲的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关于血瘤还有个奇特的现象：先生以一九三六年春为界判若两人。那以前先生总的说来只是个平庸的现行右翼分子，生于北海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三，十二岁离家去朝鲜，因不顺利又返回国内加入右翼团体。充其量不过血气方刚，动不动舞一通日本刀，字恐怕都认不得几个。可一九三六年夏出狱之时，先生在所有方面都一跃成为右翼首领。他具有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严谨的逻辑性，唤起狂热反响的讲演才能，以及政治远见、决断力，尤其有了以民众弱点为杠杆驱动社会的能力。”

对方吁了口气，轻咳一声。

“诚然，他那作为右翼思想家的理论和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值一驳的，但这个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多大程度上组织实施，就像希特勒将生存空间和优等民族等不值一驳的思想以国家规模付诸实施那样。但先生没走那条路。他走的是后路——幕后之路。他不登台表演，而从背后驾驭社会。为此他于一九三七年去了中国大陆。不过算了，还是回到血瘤上来。我想说的是：血瘤形成期同他奇迹般地实现自我变革的时间完全一致。”

“按照你的假设，”我说，“血瘤同自我变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说有一个位置上平行的、谜一样的元素在里边？”

“你的理解能力实在非比一般，”他说，“简洁明快！”

“那么羊是在哪里参与的呢？”

对方从银制烟盒里取出第二支烟，用指甲弹齐一端，衔在嘴上，没有点火。“按顺序来。”他说。

滞重的沉默持续有顷。

“我们构筑了一个王国，”对方说，“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我们控制所有东西，政界、财界、舆论界、官僚集团、文化，以及其他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甚至敌对者都在我们的网内。从权力到反权力，无所不包，而其大多数却连受控于我们这点都未意识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老奸巨猾的组织，而这组织是战后先生一个人创建的。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没。乘客们肯定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

他点燃烟。

“但这组织有个极限：国王的死。国王一死，王国就土崩瓦解。为什么呢？因为王国是靠一个天才的天资构筑并维持下来的，按我的假设，是靠谜一样的元素构筑并得以维持的。一旦先生归西，一切就寿终正寝。因为我们的组织不是官僚组织，是以一个大脑为顶点的一架机器。这里有我们组织的意义，有它的弱点，或者说有过。先生一死，组织迟早分裂，如同被大火包围的布尔哈拉宫殿那样沉没于平庸之海。谁都做不了先生的继承人。组织将被分割，就好像拆毁庞大的宫殿而在遗址上面建起林立的公寓，成为均衡与概率的世界，不知意志为何物。也许你认为这是对的，分割是对的。可你想想看，整个日本变成一马平川，没有山没有海岸没有湖泊，唯独均衡的公寓鳞次栉比——这难道是对的吗？”

“不明白，”我说，“如此设问本身是否合适都不明白。”

“你是聪明人，”说着，他在膝头叉起十指，指尖缓缓打着拍子。“公寓当然是比喻。说得准确些，组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前进，一部分使之前进。此外当然还有发挥种种职能的部分，但大致分来，我们的组织是靠这两部分得以存在的。其他部分几乎无任何意义。前进部分称为‘意志部分’，使之前进部分称为‘收益部分’。人们议论先生时提出的只是这‘收益部分’。而且，先生死后人们群起而分割之的也只是这‘收益部分’。‘意志部分’谁都不感兴趣，因为无人理解得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割的含义。意志无法分割，或者百分之百继承，或者百分之百消失。”

他手指依然在膝头缓缓打着拍子。此外一切都与开始时相同。无可捉摸的视线，冷冰冰的眸子，没有表情的端庄的脸。脸始终以同一角度对着我。

“所谓意志是什么呢？”我试着问。

“统率时间统率空间统率可能性的观念。”

“不懂。”

“当然不懂，任何人都不懂。唯独先生本能地理解它。说得极端些，是自我认识的否定。只有在这里完全的革命才能实现。换个你们也容易理解的说法：一场劳动包含资本、资本包含劳动的革命。”

“听起来好像幻想。”

“正相反。认识才是幻想。”他说得斩钉截铁。“当然，我现在口中的只是语言。而无论怎样罗列语言都根本不可能向你述说先生怀有的意志的形态。我的说明仅仅是以另一种语言性关联表示出我同那一意志之间的关联。这也关系到对语言的否定。当个人认识同进化连续性这两根西欧人文主义支柱失去意义的时候，语言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存在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混沌状态存在。你这一存在就不是独立独特的存在，而不过是混沌罢了。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存在就是交流，交流即是存在。”

房间似乎陡然变得奇冷，而我身旁备有一张暖床，有人诱我到床上去。这当然是错觉。时值九月，外面仍有无数秋蝉鸣噪不已。

“你们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展的或准备开展的意识扩大化，因其植根于个体而一败涂地。也就是说，倘若个体质量未变，而仅仅一味扩大意识，那么最后等待你们的只能是绝望。我所说的平庸即是这个意思。不过，恐怕无论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理解。况且我也不是在寻求你的理解，只是尽力坦诚相告罢了。”

“刚才递给你的那幅图，”他说，“是美国陆军医院医务记录的复印件。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那是先生应医师要求亲笔绘制的——作为记述幻觉作业的一环。事实上，根据医务记录，这只羊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生的幻觉中。以数字说，大约是百分之八十，也就是五次中有四次出现羊，而且不是普通的羊，是这背部带星纹的栗色羊。

“另外，这打火机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作为自己的印记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医务记录上的羊图完全一致，并且同你现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样。你不认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事实？”

“不会是巧合吧？”我说。我打算尽可能说得听起来很轻松，但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对方继续道，“先生热心搜集了国内外大凡关于羊的所有资料和信息，每星期都要花很长时间亲自确认一次从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报刊上剪辑下来的关于羊的报道。我一直帮他做这件事。先生热心得很，简直像在搜寻什么似的。卧床不起之后，我便极为私人性质地继续这项作业。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到底会出现什么呢？结果你出现了，你和你的羊。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机的重量。重量委实令人惬意，既不太重，也不过轻。世上竟有这等重量。

“先生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寻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说，“还是问先生来得快吧？”

“能问早问了。先生近两个星期昏迷不醒，估计再不会清醒过来。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纹的羊的秘密也就永远埋葬在黑暗中，而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不是出于个人得失，是为了更大的大义。”

我打开打火机盖，推砂轮点火，又合上盖。

“你大概觉得我的话荒唐无聊。或许那样，或许真的荒唐无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点：剩给我们的除此无他。先生死去，一个意志死去，意志周围的一切也将死绝。剩下来的唯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东西。此外一无所剩。所以现在我想找到那只羊。”

他第一次沉默着闭了几秒眼睛。“说一下我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是假设——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认为正是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说动物形小甜饼。”我说。

对方未予理会。

“羊大约已进入先生体内。估计是一九三六年进入的。那以后羊在先生体内住了四十多年。那里肯定有草场，有白桦林，恰如那张照片上的。你以为如何？”

“作为假设甚是有趣。”

“特殊的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为此需要你的协助。”

“找出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我恐怕是无可奈何。我若做什么，对我来说实在太力不胜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亲眼确认那东西的消失。如果那只羊有什么需求，我准备竭尽全力。因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就几乎再没什么意义可言了。”

接下去他一阵沉默。我也默然。只有蝉仍在叫。傍晚的风吹得庭园树木的叶片簌簌作响。房间里依旧寂寂无声。死之粒子恰如防不胜防的传染病满房间飘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脑袋里的草场，草枯羊逃后的荒漠的草场。

“再说一遍：希望你告诉我照片是怎样到手的。”对方说。

“不能告诉。”我回答。

他叹口气：“我以为我对你是开诚布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诚相告。”

“从我的角度不可能讲出。我一讲出，有可能给送我照片的人带来麻烦。”

“那么说，”对方道，“你是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在羊上面会给那个人带来某种麻烦了？”

“证据谈不上，只是那么觉得罢了。里边有什么名堂——听你述说时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有什么名堂。这类似一种直觉。”

“所以不能讲。”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烦方面我多少是个权威，也熟知给人添麻烦的方法——这点不亚于任何人。所以生活中尽量注意不给人添麻烦。但终归却因此给人添了更多麻烦。怎么折腾都一回事。虽说如此，一开始却不能那样做。这是原则问题。”

“我不大明白。”

“就是说，平庸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

我叼起烟，用手中的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心里多少舒坦了一点。

“既然不愿意讲，不讲也可以。”对方说，“但你要把羊找到，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从今天算起两个月内如果你找到了羊，我们按你说的数目付给报酬。但若找不到，你的公司和你就彻底玩完。可以吗？”

“只好如此！”我说，“不过，若是一切都源于某种误解，压根儿就不存在背部带星纹的羊呢？”

“结果也是一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或找到羊或找不到，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我也有些不忍，但反正正如刚才所说，是你把赌注抬起来的。既然拿了球，就只能跑到终点——纵使没有终点。”

“也罢。”我说。

对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墩墩的信封放到我面前：“做费用好了。不够来电话，马上追加。有什么疑问？”

“疑问没有，感想倒是有的。”

“什么感想？”

“总体上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你口中听来，又好像有某种真实性。今天的话即使我说出去也肯定没人相信，我想。”

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尝不可视为笑意。“明天就开始行动！刚才说了，今天算起两个月。”

“事情没那么容易。两个月可能解决不了。毕竟是从广袤无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

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视我的脸。给他盯视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荡荡的游泳池，池里又脏又有裂缝，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眼睛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三十秒，之后慢慢开口道：

“可以走了。”

的确该走了。

3. 汽车及其司机（二）

“回公司？还是去哪里？”司机问。还是来时那个司机，但比来时多少和蔼些。肯定属于容易和人混熟那类性格。

我在宽大的坐席上尽情舒展四肢，考虑去哪里合适。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释一番就觉得头痛——到底该怎样向他解释呢？何况我正是休假之身，却又没心思回家，总觉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两条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说。

也是因为黄昏的关系，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车塞得一塌糊涂。过了某一临界点，车便如抛锚一般几乎寸步难移，感觉上就像在波涛的摇撼下时不时移动几厘米。我想了一会地球自转的速度。这条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时速在宇宙中旋转呢？我在头脑中大致计算出概数，但不知道较之游乐场的空中飞车是快还是慢。我们不大知晓的事情委实太多了。似懂非懂罢了。倘有宇宙人来我这里问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时速旋转，我将异常狼狈，就连星期二之后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来。他们笑我不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我分别读了三遍，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读了一遍。圆周率都能数到小数点以下十六位。这样他们也还要笑我？大概会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听听音乐什么的？”司机问。

“好啊。”我说。

车内流淌出肖邦的叙事曲，酝酿出一种婚礼大厅休息室般的气氛。

“我说，”我问司机，“知道圆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儿吧？”

“嗯。小数点以下能说出几位？”

“三十二位。”司机无所谓似的说，“再往下把握不大。”

“三十二位？”

“是的。有个记牢的办法。那又怎么？”

“啊，不怎么。”我泄气地说，“没什么的。”

随后我们听了一会肖邦，车往前开了十来米。四周的小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一个劲儿打量我们乘坐的这辆怪物车。虽说知道窗是特殊玻璃，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给别人这么盯视起来，仍然不是个滋味。

“真够拥挤的。”我说。

“是啊，”司机应道，“不过正如没有不亮的黑夜一样，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没有的。”

“那自然。”我说，“可你觉得着急的时候也是有的吧？”

“当然有。着急，甚至气恼，尤其是有急事的时候。但我尽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说，着急等于自己的败北。”

“你这关于塞车的解释听起来满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没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声，“可是，身为基督教徒同身为右翼大头目司机，这两点不矛盾吗？”

“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见过的人当中，先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

“见过上帝？”

“那还用说。每晚都打电话。”

“但是，”我有点困惑，脑袋又开始混乱，“但是，大家都给上帝打电话，不会挤得总是占线？比如就像午后的查号台一样。”

“那不必担心。可以说上帝是共时性存在。所以，即使一百万人一齐打电话，上帝也会同时跟一百万人通话。”

“我是不大明白，这可是正统解释？就是说——怎么说呢——从神学角度而言。”

“我是激进派，同教会不对脾气。”

“唔。”

车大约行驶了五十米。我叼香烟准备点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递给我的这个带有羊徽的都彭烟具下意识地带了出来。银打火机已完全适应了我的手心，就像生来始终在我手心里似的。无论重量还是手感都无可挑剔。我想了一会，最终决定据为己有。打火机少一两个谁都不至于不便。我开关两三次，然后给烟点上火，揣进衣袋，而将一次性打火机投进车窗袋里。

“几年前先生告诉我的。”司机突然说。

“告诉什么？”

“上帝的电话号码。”

我轻叹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我脑袋不正常，还是他们神经出问题了呢？

“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

“是的，只悄悄告诉我自己。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那我说给您听：东京九四五……”

“等一下。”说着，我掏出手册和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

“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诉，但您像个好人。”

“谢谢。”我说，“可是向上帝说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您如实地说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恼的就行。哪怕再无聊无谓的话，上帝都绝对不会厌倦、不会嘲笑的。”

“谢谢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说。

车开始顺利行进，前方已现出新宿的楼宇。车到新宿之前我们再没说什么。

4. 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车到目的地时，街头已笼罩在淡蓝色的暮霭之中。告知夏日结束的凉爽的风滑过楼宇间的空隙，拂动着下班归来的女孩们的裙子。她们凉鞋的“咯噔”声回荡在瓷砖贴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厦的最顶层，走进轩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3)。等啤酒等了十分钟。这时间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颐合目。什么也想不起来。闭上眼睛，响起几百个小人拿扫帚在我脑袋里清扫般的声音。他们扫个没完，谁也没想到用垃圾铲。

啤酒端来，我两口就喝光了。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闻扫帚声。我走进收款机旁边的电话间，给耳朵漂亮的女友打电话。她不在她的房间也不在我的房间。大概到哪里吃饭去了。她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接着，我拨动分手的妻子的新公寓电话号码。铃响两次时，我转念放下了听筒。想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没有神经之人。

此外便没地方可打电话了。在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动往来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电话的对象只有两个，且一个是离婚的妻子。无奈，我把十元硬币放回衣袋，走出电话间，向身旁走过的男侍者要了两瓶HEINEKEN。

一天即将这样过去。有生以来似乎还没有过如此无趣的一天。夏日的最后一天本应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这一天竟给人拉扯得团团转，拨弄得团团转。窗外阴冷的初秋夜色横陈开来，地上小小的黄色街灯永无尽头地列队而去，从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将它们一脚脚踩灭。

啤酒端来。我拿起一瓶打开，把两碟花生豆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将下去。邻桌四个学游泳归来的中年妇女一边唧唧喳喳说着什么，一边啜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鸡尾酒。男侍者站得笔直，唯脖颈稍歪，打着哈欠。另一个男侍者在向一对中年美国夫妇介绍菜谱。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没事可干。

我从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开，一张张数着这捆万元钞票。扎着纸条的新钞捆，与其说是钞票，莫如说更像扑克牌。数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数到九十六时，一个年老的男侍者走来撤下空瓶，问我再来一瓶如何。我数着钞票默默点头。看起来他对我数钞票毫无兴趣。

数罢一百五十张，装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这工夫新啤酒上来了。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为什么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个：肚子饿了。想来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块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谱给我看。煎蛋卷没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黄瓜三明治。问附加物，说是炸马铃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马铃薯片，让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顺便问有没有指甲钳。当然有指甲钳。宾馆里的酒吧实在应有尽有。一次我曾在宾馆酒吧借过《法日辞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烟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给指甲打锉。如此时间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时间方面，我正往专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扩音器呼唤我的名字。一开始没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钟后，我的名字才渐渐带有我的名字的固有性质，不久在我头脑中变成纯粹的我的名字。

我扬手做个手势，男侍者把手提式无线收发报机送到桌前。

“原定计划有所变更，”一个听过的声音说道，“先生情况急转直下，已经没多少时间。所以，给你的时间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个月。不能再等。一个月后羊找不到，你就万事皆休，哪里都不存在你的归宿。”

一个月，我转了下脑筋。但我头脑中时间观念如一团乱麻，一个月也罢两个月也罢，似乎无甚区别。原本就没有基准说找一只羊一般需多长时间。

“居然知道这地方！”我试着说。

“一般事情我们都知道。”对方道。

“除羊所在地点以外。”

“是那么回事。”他说，“总之你得动！你太浪费时间。最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将你逼入如此处境也是你自己本身。”

的确如他所说。我用信封中最上面的万元钞票付罢账，乘电梯下到地面。地面情形依旧，地道之人以两条腿地道地行走，但这光景并未使我怎么释然。

5. 五千分之一

回到家，信箱里连同晚报一起进来三封信。一封是银行存款余额通知；一封是百般无聊的晚会请柬；一封是半旧车销售中心直接邮寄的广告，大意是说如换一辆高一档次的车，人生将多少变得鲜亮。多管闲事！我把三封信摞在一起从正中撕开，扔进纸篓。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果汁倒进玻璃杯，坐在厨房餐桌旁喝着。桌上有女友留的便条，写道：出去吃饭，九点半回来。桌子上的数字电子钟显示现在时间是九点半。注视当中，数字变成三十一，稍顷变为三十二。

看钟也看得腻了，遂脱衣淋浴，洗头。浴室有四种洗发香波和冲发剂。她每次去超级商场必买一点新的杂物回来，进浴室每次都增加一点什么。一数，刮须膏有四种，牙膏有五管。依序组合起来，数字十分了得。我走出浴室，换上慢跑用的短裤和T恤，于是身上挥之不去的不快感不翼而飞，好歹神清气爽起来。

十时二十分，女友拎着超级商场的购物袋回来了。她总是夜间去超级商场。纸袋里装有三把打扫用的刷子和一盒曲别针和六罐彻底冰镇过的啤酒。我又可以喝啤酒了。

“羊的事。”我说。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她应道。

她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盒香肠罐头，用平底锅炒了。我吃三条，她吃两条。凉爽的夜风从厨房窗口吹来。

我说公司发生的事，说车，说那座公馆，说那个奇妙的秘书，说血瘤，说背部带星纹的短粗壮实的羊。说了很久，说罢时钟已指在十一点。

“情况就是这样。”我说。

我说完后她也没显得怎么吃惊。边听边一直掏耳朵，连打了几个哈欠。

“什么时候出发？”

“出发？”

“不是找羊去吗？”

我手指依然挂在啤酒罐易拉环上，抬脸看她。

“哪里也不去。”我说。

“不去不会不妙？”

“没什么不妙。反正我早就打算离开公司，不管谁怎么找麻烦，饭碗总还是找得到的。总不至于连命都搭上吧？”

她从盒子里抽出一支新棉球棒，用指头旋转着摆弄了一会。“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总之找到一只羊不就可以了么？满有意思的嘛！”

“谈何容易！北海道比你想的大得多，羊也有几十万只，如何能从中找出一只羊来？笑话！就算那只羊背上有什么星纹！”

“五千只。”

“五千只？”

“北海道的羊的只数。昭和二十二年(4)有二十七万只，如今只有五千只。”

“何以晓得？”

“你出去后我上图书馆查的。”

我叹口气：“你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是。不知道的要多得多。”

“唔。”我打开第二罐啤酒，往她杯子和自己杯子里各倒一半。

“反正北海道如今只有五千只羊，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怎么样，心情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回事。”我说，“五千只也好，二十七万只也好，没有多大差别，问题在于是从天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来。更何况一点线索也没有。”

“线索不是没有。有照片，另外不是还有你朋友么？我想从哪个渠道都可以有所收获。”

“两个都虚无缥缈。照片上的风景随处可见，鼠的信封邮戳都模糊不清。”

她喝了口啤酒，我也喝了一口。

“讨厌羊？”她问。

“喜欢。”我说。

脑袋又开始乱套了。

“不去这点，已经决定了。”我说。原本是说给自己听的，结果却不像。

“不喝咖啡？”

“也好。”我答道。

她拿下空啤酒罐和玻璃杯，用水壶烧水。等水开的时间里，她在隔壁听音乐磁带，约翰尼·里弗斯连续唱了《夜半专题》和《超越贝多芬》，接着唱《秘探》。水开后，她边冲咖啡边随着磁带哼唱《乔尼·B你好》。这时间里我一直看晚报。十足的家庭光景。只要没有羊的问题，我本可以满心欢喜。

在磁带转完传来“咔”的一声之前，我们一直默默地喝咖啡，嚼几片薄饼干。我继续看晚报，全部看罢又重看同一地方。政变，某电影演员死了，有猫擅耍杂技。全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事。这时间里约翰尼·里弗斯接着唱旧摇滚曲。磁带转完，我叠起晚报，目视女友。

“我还不大清楚。不错，较之什么也不做，还是四下找找羊为好，哪怕是一场徒劳。只是，我可不愿意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

“可是，大家活着都多多少少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嘛。何况，也可能没有要找的东西。”

“或许。”稍顷我说道。

她继续默默地掏耳朵，发间不时闪出丰满的耳垂。

“眼下北海道再妙不过了，游客少，气候好，羊也都跑到外面来。正是好季节！”

“可能。”

“如果，”她咀嚼最后一片饼干，“如果你带我一块去，我想肯定对你有帮助。”

“干嘛对找羊那么起劲儿？”

“我也想看那羊嘛！”

“很可能为一只平平常常的羊白白折腾一场，再说连你也要卷进这场啰嗦事里去。”

“没关系的，你的啰嗦事就是我的啰嗦事嘛。”她微微一笑，“我非常喜欢你。”

“谢谢。”我说。

“只一声谢谢？”

我叠起晚报推到茶几一端。窗口徐来的风把我吐出的烟带走了。

“老实说，我对这件事提不起兴致。有名堂的。”

“有什么名堂？”

“什么都有。”我说，“总体上尽管荒唐可笑不值一提，而细部却清晰无比，而且难解难分。感觉不好。”

她什么也没说，指头转动着桌上的橡皮筋套。

“再说找到羊又能怎么样？假如果真如那小子说的那样是只特殊的羊，找到它说不定会使我卷入比现在远为严重的麻烦事里去。”

“可你的朋友大概已经卷入那场严重的麻烦事里去了吧？不然怎么会特意给你寄来那张照片呢？”

言之有理。我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在桌子上，结果统统输给了对方——似乎全给人家猜中了。

“看来只好去了。”我泄了气。

她莞尔一笑：“这样肯定对你最好也不过了。羊会顺利找到的，我想。”

她掏好耳朵，用纸巾把棉球棒包起扔掉，然后拿起橡皮筋套，在脑后扎起头发，露出耳朵。房间空气好像焕然一新了。

“睡吧！”她说。

6. 周日午后的郊游

醒来已经早上九点了。身旁不见了她。想必出去吃饭，吃完直接回自己宿舍去了。没留纸条。洗脸间晾着她的手帕和内衣。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橙汁喝，把三天前的面包放进电烤箱。面包发出墙土一样的味儿。从厨房窗口可以看见邻居院子的夹竹桃。谁在远处练钢琴，指法好像从上行电动扶梯往下降落。三只胖得圆滚滚的鸽子蹲在电线杆上空洞地鸣叫不止。不，其叫声里有某种含义亦未可知，很可能因脚掌上的水泡疼而连续鸣叫。在鸽子眼里，说不定我才是空洞而不具含义。

待两片烤面包塞进喉咙深处，鸽子已没影了，唯独电线杆和夹竹桃剩了下来。总之是周日的早晨。报纸周日版上刊登了一幅马越树篱的彩色照片。马背上戴黑帽子的脸色欠佳的骑手正以厌恶的眼神盯视相邻的版面。相邻的版面上不厌其烦地交代兰花栽培法，说兰花有数百个品种，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历史，说某国王侯甚至为兰花而丧身殒命，还说兰花不由使人想起命运云云。什么东西都有哲学，都有命运。

由于已下了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去找羊，心情顿时畅快起来，指尖都好像充满生机。自越过二十岁那道分水岭以来，如此心情还是第一次体验。我把餐具放进洗碗槽，给猫喂了早餐，之后拨通黑西服男子的电话号码。铃响六遍，那人接起。

“但愿没有吵醒你。”我说。

“别担心，早上都很早的。”他说，“有事？”

“报纸，你看什么报？”

“所有全国性大报和八种地方报。地方报不到傍晚送不来的。”

“全都看喽？”

“工作的一项内容嘛。”对方耐住性子说，“你问什么？”

“周日版也看？”

“周日版同样看。”

“今天早晨的周日版上马的照片看了？”

“马的照片看了。”他回答。

“马和骑手不像是各自考虑完全不同的事？”

沉默通过听筒如新月一般潜入房间，连呼吸声都全然听不到。沉默得那样彻底，以致耳朵都像开始作痛。

“就这事？”对方问。

“不，随便聊聊。有个共同话题不也挺好吗？”

“我们的共同话题此外还有的，例如羊的问题，”他清了清嗓子，“对不起，我不像你那么有闲工夫，简明扼要地说说事情好么？”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简要说来，我明天想去找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这样干。但是，既然干，就要以我的步调干。想说的时候就说个够，闲聊的权利在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愿意所有行动都给人监视，不愿意给名字都不晓得的人拨弄得团团转——只此一事。”

“你误解了你所处的立场。”

“你也误解了我所处的立场。听着：我认真想了一个晚上，这才想明白我几乎没有怕失去的。老婆已经分手，工作今天也打算辞去。房子是租的，家具什物也没值钱货。财产只有二百万存款和一辆半旧车，再加一只到岁数的猫。西装全都是过时物，拥有的唱片也基本成了古董。没有名气，没有社会信誉，没有性魅力，没有才华，年龄也已不轻，说话总是不伦不类，说完就后悔。借你的话说，即是平庸之人。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有的话，但请指点。”

沉默良久。这时间里，我拉掉缠在衬衫纽扣上的线头，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了十三个星形。

“任何人都有一两件不愿失去的东西，包括你，”对方说，“在找出那种东西方面我们可谓行家里手。人必然有位于欲望与自尊的中间点的东西，如同所有物体都有重心。我们可以找出它来。现在你也心中有数。失去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曾存在。”短暂的沉默。“不过也罢，那是更下一阶段才出场的问题。眼下你演说的主题未尝不可理解。接受你的要求就是。不指手画脚，随你怎么干。时间是一个月，这样可以吧？”

“可以。”我说。

“那好。”

电话挂断。挂得颇叫人不快。为消除这不快，我做了三十个俯卧撑和二十个仰卧起坐。之后刷洗餐具，洗了三日量的衣服。心情于是得以平复下来。九月一个心旷神怡的周日。夏天已如难以忆起的旧日记一般遁往了什么地方。

我穿上新衬衫，穿上没沾番茄酱的那条牛仔裤，蹬上左右色调一致的袜子，拿梳子理了理头发。然而十七岁时所感受的周日早晨的气氛还是未能找回。理所当然。无论谁怎么说，我毕竟增加了岁数。

接着，我从公寓车库开出濒于报废的“大众”，开到超级商场买了一打猫食罐头和猫大小便用的沙子，买了一套旅行剃须刀和内衣，而后坐在油炸面圈店的柜台前喝几乎无味道可言的咖啡，嚼一个肉桂炸面圈。柜台正面的墙壁是块大镜子，映出我嚼炸面圈的嘴脸。我手拿刚开始吃的炸面圈望了一会自己的脸，猜想别人将对我的脸作何感想。当然我不晓得别人作何感想。我吃掉剩下的炸面圈，喝干咖啡，走出店门。

站前有家旅行代理店，我在那里订了两张明日去札幌的机票，然后走进车站大楼，买了可以挎带的帆布旅行包和雨帽。每次都从裤袋信封抽出一张嘎嘎新的万元钞付账。似乎怎么花那捆钞票都不见少，磨得约略见少的只是我自身。世上就是存在如此类型的钱款——拿在手上来气，花的时候晦气，花光时自己生自己的气，于是又想花钱，但那时已无钱可花。无可救药。

我坐在站前长椅上吸两支烟，不再想钱。周日早晨的站前处处是一家老小或年轻情侣。如此怅怅观望的时间里，不由想起妻临分手时说的一句话——或许该要个孩子才是。的确，我这年纪有若干个孩子都无足为奇，然而想到为人父的自己，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觉得若是孩子，恐怕是不愿意给我这样的父亲当儿子的。

我双手抱着购物纸袋，又吸了支烟，吸罢穿过人群走去停车场，把东西放进车后座。在加油站加油换油时，我进附近书店买了三本袖珍书。这么着，两张万元钞票没了踪影，衣袋里哗啦啦挤满了零币。返回公寓，把零币一古脑儿投进厨房一个玻璃碗里，用冷水洗把脸。早上起来好像过去了很长很长时间，但一看钟，到十二点还有些时候。

女友返回是下午三点。她身穿花格衬衫芥末色棉布裤，戴一副一看就叫我头痛的深色太阳镜，肩上挎一个和我一样的大帆布包。

“做旅行准备去了。”说着，她用手心拍拍鼓鼓囊囊的旅行包。“要打持久战吧？”

“势所难免。”

她太阳镜也不摘就歪倒在窗前旧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吸薄荷烟。我拿来烟灰缸放在她旁边，抚摸她的头发。猫赶来跳上沙发，下颌和前肢搭在她脚脖上。吸够了，她把剩下的烟插在我两唇之间，打个哈欠。

“去远处高兴？”我问。

“嗯，非常高兴，尤其是能和你一起去。”

“可要是找不到羊，我们就无处可归了，说不定一辈子都四处流浪。”

“像你朋友那样？”

“是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同小异的同类。不同的是他属自愿逃开，我是被弹出去的。”

我把烟碾死在烟灰缸里。猫伸长脖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打完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你旅行准备妥当了？”她问。

“哪里，刚开始。不过也没什么东西，替换衣服洗漱用具罢了。你也用不着拿那么一大包，需要的话在那边买就行了，钱绰绰有余。”

“喜欢这样，”她嗤嗤笑道，“不带一大包东西，上不来旅行的感觉。”

“真那样？”

大敞四开的窗口外传来尖锐的鸟鸣，未曾听过的鸣声。新季节里的新鸟。我把窗口射进的午后阳光用手心接住，轻轻贴在她脸颊。如此姿势保持了很久。我呆呆望着白云从窗这一端飘到另一端。

“怎么了？”她问。

“这么说或许奇怪——我怎么也不认为现在即是现在，总觉得我好像不是我，这里好像不是这里。时常这样。要很久很久以后二者才好歹合在一起。这十年来始终如此。”

“为什么是十年？”

“因为再无法切割。没别的原因。”

她笑着抱起猫，轻轻放在地板上，“抱我！”

我们在沙发上抱在一起。从旧货商店买来的昔日沙发，每次把脸贴近布面都有一股昔日气味。她柔软的肢体同那气味融合起来，如依稀的记忆一般亲切而温馨。我用手指悄悄拨开她的秀发，吻在她耳朵上。世界微微摇颤。小小、小而又小的世界。时间在那里如温和的风一般流逝。

我解开她所有的衬衫扣，手心贴在乳房下面，就那样注视她的腰肢。

“简直就像活的吧？”她说。

“指你？”

“嗯。我的身体，和我自身。”

“是啊，”我说，“的确像是活的。”

那样的静。周围没有一丝声息。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到什么地方庆祝秋天第一个周日去了。

“嗳，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她小声低语。

“喔。”

“就好像来郊游似的，心里美极了。”

“郊游？”

“是呀！”

我两手绕到她后背，紧紧抱住她。我用嘴唇拂去她额前的头发，再次吻住她的耳朵。

“十年很长？”她在我耳畔轻声问。

“是啊，”我说，“觉得十分漫长。漫长得很，却什么也没落实。”

她枕在沙发扶手上的脖颈略微歪了歪，淡然一笑。一种在哪里见过的笑法，而在哪里却想不起来，是谁也不记得了。脱光身子的女孩实在惊人地相似，每每弄得我不知所措。

“找羊吧！”她仍然闭着眼睛，“找到羊，很多事情就顺利了。”

我久久地看着她的脸，看她两只耳朵。午后柔和的阳光悄然包笼她的身体，俨然一幅古老的静物画。

7. 关于被限定的执拗的思考方式

六点一到，她马上穿好衣服，对着浴室镜子梳理头发，往身上喷雾状香水，刷牙。这时间里我坐在沙发上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开头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华生的想法，虽然囿于狭隘的范围，但又有极其执拗之处。”开头委实突兀不凡。

“我今晚回来得晚，你先睡吧。”她说。

“工作？”

“嗯。本来该休息的，没有办法。明天开始请长假，事情要提前处理。”

她走出门去。不一会儿，门又开了。

“我说，不在时猫怎么办？”她说。

“你不说我忘得死死的。想法安排就是。”

门随即关上。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和干酪条喂猫。猫很费力地吃着干酪。牙已彻底不顶用了。

电冰箱里没有一样我可以吃的东西，只好边看电视新闻边喝啤酒。周日没有堪称新闻的新闻，这种日子的晚间新闻大多出现动物园的景致。大致看罢长颈鹿、大象和熊猫，我关掉电视，拨动电话盘。

“猫的事。”我对那小子说。

“猫？”

“养有一只猫。”

“猫又怎样？”

“不托付给谁没办法出远门。”

“那一带不是有好多猫旅馆么？”

“年老体衰。关进笼子，不出一个月就呜呼哀哉。”

传来指甲“嗑嗑”敲桌面的声响。“那么？”

“想寄养在你们那里。你们那儿院子大，寄养一只猫的空地总是有的吧？”

“难办呐！先生讨厌猫，院里又在招鸟。猫一来鸟就不上前了。”

“先生人事不省，猫又没机灵到可以捕鸟。”

指甲又敲了几下桌子，停下。“好吧。猫明早十点派司机去取。”

“猫食和大小便用的沙子准备好了。另外，猫食只吃一个牌子的，吃完请买同样的。”

“具体的直接跟司机讲可好？我想我以前也说过，我没有时间。”

“窗口只设一个，这也是为了明确责任所在。”

“责任？”

“就是说，我不在期间猫要是没了或死了，即便找到羊，我也概不告诉的。”

“唔。”对方说，“也罢。虽说有点不着边际，但你作为生手，的确真有两下子。我做记录，你慢慢讲。”

“请别喂肥肉，那会全部吐出来。牙齿不好，硬东西不成。早上一瓶牛奶和猫食罐头，傍晚一把煮鱼干和肉或干酪条。大小便处请每天换沙，它讨厌不卫生。时常泻肚，如果两天都不好，请到兽医那里拿药给它喝。”

如此言毕，倾听听筒另一端沙沙响起的圆珠笔声。

“此外？”

“开始生耳虱了，每天请用蘸上橄榄油的棉球棒掏一次耳朵。它不高兴掏，乱扭乱动的，小心别捅破耳膜。还有，如果担心抓伤家具，每星期请剪一次爪子，普通的指甲钳就可以。跳蚤我想没有，但为了慎重起见，最好不时用除蚤剂洗洗。除蚤剂宠物商店有卖的。洗完后用毛巾好好擦干梳理，最后用吹风机吹一下，否则会感冒。”

沙沙沙。“其他的？”

“就这么多了。”

对方对着电话机念了一遍记录下来的事项。记录很有条理。

“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了。”

“再见。”说罢，电话挂断。

周围完全黑了下来。我把零钱、香烟和打火机塞进裤袋，蹬上网球鞋，出门走进常去的一家快餐店，要了炸鸡排和漩涡形面包。端来之前，我边听布莱萨斯·约翰逊的新唱片边喝啤酒。约翰逊唱完，换成彼尔·维萨斯。我边听彼尔·维萨斯边吃炸鸡排。接着边听梅纳德·弗格逊的《星球大战》边喝咖啡。感觉上好像没怎么吃东西。

咖啡杯拿走后，我往粉红色电话机里投三枚十元硬币，拨同伴家的电话号码。他的小学生长子接起电话。

“下午好！”我说。

“晚上好！”他纠正道。

我觑一眼表，是他正确。

稍后，换上同伴。

“情况如何？”他问。

“现在说可以么？怕是正吃饭什么的吧？”

“吃饭倒正吃饭，没关系。反正也不是好饭菜，再说还是那边情况有趣。”

我把同那个黑西服男子的谈话简要说了一遍——大大的小汽车，大大的公馆，行将就木的老人。羊则没有涉及。一来我不认为能使他相信，二来说起来太长。结果，我的话理所当然叫人摸不着头脑。

“简直摸不着头脑。”同伴说。

“不能讲给你听的。讲了要给你添麻烦。就是说你有家室……”我边说边在脑海中浮现出他那分期付款尚未付完的四室一厅高级公寓和他的低血压妻子及其卖弄小聪明的两个儿子，“问题就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总之明天就必须踏上旅途。得离开很长时间，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也可能再也不回东京。”

“唔——”

“所以嘛，公司就请你一手负责。我抽身走开，不愿意给你添麻烦。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况且虽说是共同经营，重要部分都是你坐镇的，我多半是东游西逛。”

“可你不在，现场具体事情我弄不明白。”

“缩短战线，回到过去！广告、编辑之类一律退掉，回到原先的翻译事务所去，就像近来你说的那样。留下一个女孩，其余临时工全部辞退，用不着那么多人了。作为退职金多付两个月工资，大概谁都不至于抱怨。事务所迁到更小的地方去。收入减少，支出也得减少。我不在时，不拿的那部分由你拿，对你来说没什么大变化。税金也罢你所担心的剥削也罢，都要少许多。适合你的。”

同伴沉思良久。

“不成，”他说，“肯定顺利不了。”

我口叼香烟正找着打火机，女侍者擦火柴给点上了。

“不要紧的。我一直跟你一起干过来的，我说不要紧就不要紧。”

“和你两人没问题。”他说，“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想干什么就顺利干成的先例。”

“喂，听着，我不是叫你扩展事业规模，是叫你缩小。就是过去干的产业革命以前的手工翻译。你一个女孩一个，外请五六个初稿翻译临时工和两个熟手翻译。不至于干不来吧！”

“你还不完全了解我。”

十元硬币“咔嗒”一声掉下，我又投入三枚硬币。

“我和你不同。”他说，“你可以一人单干，我却干不来。我不跟谁发牢骚、商量，就前进不了。”

我捂住受话口叹息一声。车轱辘话。黑山羊吃掉白山羊的信，白山羊吃掉黑山羊的信……

“喂喂！”

“听着呢。”我说。

电话另一端传来两个小孩为电视频道争吵的声音。

“想想孩子好了，”我试着说。这么展开虽不公正，但别无良策。“怎么好说泄气话呢！你要是觉得不行，大家可就同归于尽了。要是对世界有怨言，就别生什么小孩！好好工作，少喝什么酒！”

他长时间沉默不语。女侍者端来烟灰缸。我打手势要啤酒。

“的确如你所言。”他说，“努力就是，能否顺利没把握。”

“肯定顺利。六年前不是一没钱二没门路踢打出来的么！”我把啤酒倒进杯子，喝了一口说道。

“你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我有多么放心。”同伴说。

“过些天再打电话。”

“嗯。”

“在一起这么多年，谢谢了，很愉快的。”我说。

“事情办完回东京，再一起搭伙干！”

“是啊！”

我随即放下电话。

然而我不至于再重操旧业了，这点他明白我也晓得。一起工作了六年，这点事自然心中有数。

我拿起啤酒瓶和杯子折回餐桌，继续自饮。

失业使我心情畅快起来。我正在一点点简化。我失去了故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妻子，再过三个月二十九岁也将失去。到六十岁时我究竟会怎么样呢？我想了一会。但想也没用。一个月以后的事都无从预料。

我回到家，刷牙，换睡衣，上床继续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十一点熄灯睡觉。睡得很香，一觉睡到天亮。

8. 沙丁鱼的诞生

上午十点，那辆潜水艇一般笨头笨脑的车停在了公寓楼门口。从三楼俯视，与其说是潜水艇，看上去更像扣在地上的金属甜饼干模具，大约可压出足够三百个小孩吃两个星期的巨型甜饼干来。我和她靠着窗框往下看车看了半天。

天空晴朗得有些令人不快，使人联想起战前表现主义电影中的场面。高空中飞行的直升机渺小得近乎不自然。万里无云的天空犹如被切去眼睑的巨大眼睛。

我把房间的窗扇全部关好锁定，电冰箱切断电源，查看了一遍煤气闸。洗涤物已全部收回，床盖上了床罩，烟灰缸洗了，洗脸间数量繁多的药瓶归拢得整整齐齐。两个月的房租提前付了，报纸也打招呼中止了。从门口望去，无人的房间静得有点别扭。我边望房间边想在这里度过的四年婚姻生活，想我同妻之间本有可能生的孩子。电梯门开了，她招呼我。我把铁门关上。

等我们的时间里，司机用干布忘我地擦拭车的前窗玻璃。车依旧无半点污痕，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异常耀眼，仿佛只消手一碰，皮肤就会出现症状。

“早上好！”司机说。还是前天那个富有宗教意味的司机。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我的女友说。

她抱着猫，我拎着装有猫食罐头和猫便用沙的纸袋。

“好天气啊！”司机抬头望天，“怎么说呢，简直晴得透明。”

我们点头。

“晴到这个程度，上帝的旨意大概容易传到吧？”我说。

“没那回事。”司机笑眯眯应道，“旨意已在万物之中，花里石头里云絮里……”

“车呢？”她问。

“车里也有。”

“可车是工厂制造的嘛。”我说。

“不管谁制造的，上帝的意志都要进入万物之中。”

“像耳虱那样？”她问。

“像空气那样。”司机纠正。

“那么说，比如沙特阿拉伯生产的汽车就有真主进入里边了？”

“沙特阿拉伯不生产汽车。”

“真的？”我问。

“真的。”

“那么，美国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沙特阿拉伯，有什么神进到里边呢？”女友问道。

问得很难。

“对了，要讲一下猫的事。”我解围道。

“多可爱的猫啊！”司机如释重负地说。

其实猫绝不可爱，甚至莫如说处于可爱的对立面。毛像磨损的地毯一样沙沙拉拉，尾尖弯成六十度角，牙齿发黄，右眼三年前受了伤，现在还不住流脓，几乎已丧失了视力，能否认清是运动鞋还是马铃薯都是疑问。脚掌如同干硬干硬的水泡，耳朵宿命般地附有耳虱，由于年纪的关系每天要放二十个屁。妻从公园长椅下领回来时还是年轻力壮的花猫来着，可它就像放在下坡路上的保龄球，沿着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斜坡迅速跌向深谷。况且连名字也没有一个。至于没有名字这点是减少还是助长猫的悲剧性，这我不太清楚。

“乖乖！”司机对猫说道，但毕竟没有伸手，“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字。”

“那么平时怎么称呼呢？”

“不称呼。”我说，“只是存在。”

“问题是它并非一动不动，而是由意志驱动的吧？由意志驱动的东西没有名字，总觉得有些奇怪。”

“沙丁鱼也受意志驱动，可谁也没给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鱼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况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当然喽，取不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说，由意志驱动、可以同人进行情感交流且有听辨能力的动物是具有被赋予名字的资格的，是吧？”

“是那么回事。”司机自以为是地点几下头，“如何，我随便给取个名字可以么？”

“完全可以。取什么名字？”

“沙丁鱼怎么样？因为这以前它等于是被当作沙丁鱼来对待的。”

“不坏。”我说。

“是不坏吧？”司机露出得意的神色。

“你看呢？”我问女友。

“不坏。”她也赞成，“天造地设似的。”

“沙丁鱼在此！”我说。

“沙丁鱼，过来！”司机抱过猫。猫怯生生地咬司机手指，继而放了个屁。

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去机场。猫在助手席上老老实实地蹲着，不时放屁，这从司机不时开一下窗户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关照猫——掏耳方法、出售粪便除臭剂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请您放心，”司机说，“注意爱护就是，毕竟是我给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车如产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一般向机场一路疾驰。

“为什么船有名，而飞机没名呢？”我问司机，“为什么只叫九七一航班或三二六航班，而不分别命名为‘铃兰号’或‘雏菊号’什么的呢？”

“肯定是与船相比数量太多的缘故，大批量生产的玩意儿。”

“是吗？船也算大批量生产的么，数量比飞机还多。”

“不过，”司机停顿数秒，“作为现实问题，东京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车要是一一命名该多有意思！”女友插进来。

“但那样一来，乘客岂不是要挑肥拣瘦？比如从新宿去千驮、谷，要乘‘羚羊号’而不坐‘骡子号’。”司机说。

“你说怎么样？”我问女友。

“的确，是没人坐‘骡子号’。”女友回答。

“那一来‘骡子号’司机就可怜了。”司机作司机式发言，“而‘骡子号’司机是没有罪过的。”

“是的是的。”我说。

“是啊，”女友说，“但我还是坐‘羚羊号’。”

“喏，”司机说，“问题就在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原理上同给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被当作马来使用的飞机就是自有其名号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乐的爱诺拉’等等，显然有意识交流在里边。”

“就是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属于有生命的喽？”

“正是。”

“那么，目的性这东西对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仅有目的性，用番号就可以了，就像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干掉那样。”

“果然。”我说，“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识交流作业这一前提而言。为什么车站和棒球场有名字呢？尽管不是生命体？”

“车站没有名字不好办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从目的而是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司机认真沉思起来，以致没注意信号变绿，后面紧跟的房车式样的“丰田海狮”按响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没有互换性的缘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个，不能同涩谷站相替换——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归结为这两点如何？”司机说。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驳。

“可要是小田急线也一起带去呢？”

“话说回来吧，”我说，“假如车站具有互换性会怎么样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国营电气列车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折叠式，新宿站同东京站可以整个替换的话呢？”

“简单：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东京就是东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附属于作用的。这不还是目的性吗？”

司机沉默下来。但这次沉默没那么长。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东西多少投以温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说，城镇啦公园啦道路啦车站啦棒球场啦电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为它们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赋予名字。”

新见解。

“那么，”我说，“假定我完全放弃意识而牢牢固定化于某处，我怕也会得到像模像样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视镜中的脸，眼神充满狐疑，仿佛在说莫非哪里设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冻起来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样。”

“您不是已经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说，“忘了。”

我们在服务台领了登机牌，向跟过来的司机道声再见。看样子他想送到最后，但距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只好作罢返回。

“人真够特殊的。”女友说。

“有个地方专门住这类人。”我说，“在那里奶牛到处找钳子。”

“有点像《岭上我的家》。”

“或许。”我说。

我们走进机场餐厅，提前吃午饭。我点了炸虾奶汁烤菜，她要了意大利面条。窗外波音747以令人想起某种宿命的庄重感飞上飞下。她不无怀疑地一条条检查着吃面条。

“我一直以为飞机上供饭呢。”她似乎满肚子意见。

“哪里。”我等口里的烤菜块儿稍凉些后吞进去，赶紧喝口凉水。光是热，味道几乎谈不上。“供饭的是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若是远距离也有提供盒饭的，只是不怎么可口。”

“电影呢？”

“没有。札幌一个钟头多一点点就到了。”

“那，岂不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坐在座位上看一会书就到目的地，跟公共汽车一样。”

“没有信号？”

“嗯，没有信号。”

“得得。”她叹息一声，随后放下叉子，用纸巾擦拭嘴角。面条剩下一半。“也用不着取名字？”

“是啊，无聊得很。无非时间大大缩短罢了。坐火车要十二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哪里去了？”

我也吃一半不吃了，又要了两杯咖啡。“剩下的时间？”

“坐飞机不是节省十多个小时么？那么长的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时间哪里也没去，加算上去而已。我们可以在东京或札幌自由支配这十个小时。十小时可以看四部电影，吃两次饭。对吧？”

“要是一不想看电影二不想吃饭呢？”

“那是你的问题，时间没有责任。”

她咬起嘴唇，观望了一会虎背熊腰的747机体。我也一起望着。747总使我想起以前在家附近住的肥胖的丑老太婆。没有张力的硕大的乳房和浮肿的双腿，干巴巴的脖颈。机场俨然是她们的集会广场。几十个之多的这般模样的“老太婆”一个个赶来又一个个离去，在候机楼大厅里走来走去的颈项笔挺的飞行员和空中小姐好像给她们掰去了身影，显得异常平板而单薄。DC7和双涡轮螺旋桨客机时代似乎没有这种情形。但究竟如何我已无从记起。大概因为747太像肥胖的丑老太婆了，致使我有如此感觉。

“喂，时间会膨胀？”她问我。

“不，时间不膨胀。”我回答。话本是我自己说的，听起来却不像自己的话音。我清清嗓子，喝一口端来的咖啡。“时间不膨胀。”

“可实际上时间是增加的吧？就像你说的——加算上去。”

“只不过花在路途的时间减少罢了。时间总量不变。无非可以看多几部电影。”

“如果想看的话。”她说。

实际上我们一到札幌就看了两部轮放的电影。

(1)安政：日本年号，一八五四至一八六〇年。

(2)都彭：法国打火机品牌。

(3)HEINEKEN：一种荷兰啤酒，一般译为“喜力”，酒精含量较低。

(4)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

第七章　海豚宾馆冒险记

1. 在电影院结束移动，入住海豚宾馆

坐飞机的时间里，女友一直在窗口旁眺望下面的风景，我在她身旁一直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寥廓的长空万里无云，地面始终印有飞机的身影。准确说来，因为我们坐在飞机上，所以在山野上移动的机影中应该包括我们的影子。而这样，我们也被烙在了地上。

“我喜欢那个人。”她边喝纸杯里的橙汁边说。

“哪个人？”

“司机呀。”

“喔，”我说，“我也喜欢。”

“还有，沙丁鱼是个满不错的名字。”

“是啊，名字的确不错。较之我来养，说不定在那里猫更幸福。”

“不是猫，是沙丁鱼。”

“对，沙丁鱼。”

“为什么一直没给猫取名字呢？”

“为什么呢？”我用带羊徽的打火机点燃烟，“一定是不喜欢名字那东西吧。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不挺好的么，我觉得。”

她“唔”了一声，“我倒喜欢我们这个词儿，很有点冰河时代的韵味是吧？”

“冰河时代？”

“例如我们应往南行，我们应捕捉猛犸什么的。”

“可也是。”我说。

到千岁机场领完行李来到外面，空气比预想的冷。我把缠在脖子上的粗棉布衫套在T恤外面，她在衬衣外加了件毛背心。秋天比东京早一个月在这里落座。

“我们恐怕应在冰河时代相遇，”她在开往札幌的公共汽车上说，“你捕捉猛犸，我抚育孩子。”

“真像是很妙。”我说。

不一会她睡了。我从车窗望着路两旁绵绵不断的密林。

一到札幌，我们马上进饮食店喝咖啡。

“首先决定基本方针，”我说，“要分工负责。我负责照片上的风景，你负责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似乎很合理。”

“如果顺利的话。”我说，“总之希望你调查北海道主要羊牧场的分布情况和羊的种类。去图书馆或政府即可弄清楚，我想。”

“图书馆我喜欢。”她说。

“那好。”

“现在就动身？”

我看一眼表：三点半。“不，晚了，明天不迟。今天放松一会儿，把住处定下，吃饭洗澡睡觉。”

“想看电影。”

“电影？”

“特意坐飞机节约了时间嘛！”

“那倒是。”我说。于是我们走进第一家进入视野的电影院。

我们看的是两部轮放。一部讲凶杀，一部讲恶魔。观众席人数寥寥无几。许久没进如此空荡的电影院了。为消磨时间，我数了下观众人数。连我们八个。银幕上的人物倒多得多。

不过电影方面也一塌糊涂。在MGM(1)的狮子吼完和片名在银幕上现出的那一瞬间，我便恨不得扭头离座而去。居然存在这等电影。

不料她却以专注的眼神饿虎扑食一般盯住银幕不放，找不出时间搭话。于是我也只好看起了电影。

第一部讲鬼怪，讲一个统治某座城市的恶魔。恶魔住在教堂一间小得可怜的地下室里，让一名腺病体质的医生当下手。我不大理解恶魔何以产生君临城市的念头，因为那座四周是玉米地的城市委实寒伧得不成样子。

但恶魔对这城市甚是执着，并且为一个——唯独一个——少女不服从自己的支配而气恼。恶魔发起火来，浑身颤抖得俨然稠得发颤的绿色果冻。发怒方式颇令人忍俊不禁。

我们前座一个中年男人打鼾打个不停，鼾声如雾笛一般凄凄然。右侧角落有两人极尽相互爱抚之能事。后头不知谁惊天动地地放一个响屁，响得足以让呼噜声一时止息，惹得两个女高中生嗤嗤直笑。

我条件反射地想起沙丁鱼。想起沙丁鱼，这才好歹想起自己已离开东京置身札幌。反过来说，在听到有谁放屁之前我未能实际感觉到自己已远离东京。

不可思议。

如此想来想去，我睡了过去。梦中出来一个绿色的恶魔。梦中的恶魔一点儿也不惹人笑，只在黑暗中默默逼视我。

第一部电影放完亮灯时，我也睁眼醒来。观众们像事先商量过似的轮流打起哈欠。我在小卖部买了两支冰淇淋跟她吃着。冰淇淋硬邦邦的，活像去年夏天卖剩下的。

“一直在睡觉？”

“嗯。”我说，“有趣？”

“妙趣横生！城市最后爆炸了。”

“嗬。”

电影院静得不得了。或者不如说我四周静得不得了。感觉上很怪。

“嗳，”她说，“你不觉得身体好像现在还在移动？”

经她一说果然是那样。

她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移动，怪担心的。”

“噢。”

“就好像要移去别的什么地方，移去别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场内变暗开始放电影预告时，我拨开她的头发，在她耳朵上吻一下：“不要紧，不必担心。”

“如你所说，”她低声道，“还是该乘坐有名字的交通工具才是。”

在第二部电影由始至终的一个半钟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如此静静地移动。她脸颊一直贴在我肩头。肩头给她的呼吸弄得潮潮的暖暖的。

* * *

走出电影院，我搂着她的肩漫步在暮色笼罩的街头。我觉得我们比以前亲密了。来往行人的嘈杂声很是叫人快意。天空眨闪着淡淡的星。

“我们真的是在正确的地方？”她问。

我仰首望天。北极星处于正确的位置。不过看上去也有点像假北极星，太大，太亮。

“是不是呢？”我说。

“总像有什么误差似的。”

“初来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身体还没适应过来。”

“很快就会适应？”

“大概两三天吧。”我回答。

走累了，我们便跨进第一眼看到的餐馆，各饮两杯生啤，吃马铃薯和大马哈鱼。虽说是盲目闯进来的，但味道相当可以。啤酒十分可口，白调味汁清淡而又有余味。

“对了，”我边喝啤酒边说，“住处该定了。”

“关于住处我已经有了设想。”她说。

“什么设想？”

“反正你按顺序念一下宾馆名称。”

我叫态度冷淡的男侍者拿来按行业排列的电话号码簿，翻到“旅馆·宾馆”那页逐个朗读起来。一口气念到四十个左右时，她叫我停住：

“可以了。”

“可以？”

“你最后念的宾馆。”

“DOLPHIN HOTEL。”我念道。

“什么意思？”

“海豚宾馆。”

“就住那里。”

“名都没听说过。”

“除它以外没有可住的宾馆，我觉得。”

我道谢把电话簿还给男侍者，往海豚宾馆打电话。一个口齿不灵的男人接起电话，说双人房或单人房有空的。出于慎重，我问除双人房单人房还有什么房，回答除双人房和单人房原本没其他房。我脑袋有点混乱，但还是先订了双人房，问了房费。房费竟比我预想的便宜百分之四十。

从我们刚才进去的电影院往西走过三条马路，再往南走下一条，便是海豚宾馆。宾馆很小，无个性可言。如此无个性的宾馆我想未必能找出第二家。其无个性之中甚至荡漾着一种形而上的氛围。既无霓虹灯又无招牌，连像样的门面也没有，只在餐厅工作人员出入口模样的冷冰冰的玻璃门旁嵌着一块刻有“DOLPHIN HOTEL”字样的铜牌。连一幅海豚画也见不到。

建筑物虽是五层，却如一个竖放的巨型火柴盒一样呆板。近前一看，并不怎么古旧，却又十足旧得令人侧目，想必建造时即已旧了。

这就是海豚宾馆。

不料她对这海豚宾馆却好像一见钟情。

“看样子不是蛮好的么？”她说。

“看样子蛮好的？”我反问。

“小巧玲珑，没有多余物。”

“多余物，”我说，“你说的多余物指的可是不带污痕的床单、不漏水的洗漱台、容易调控的空调机、柔软的卫生纸、新的香皂、没晒旧的窗帘之类？”

“你看事物的阴暗面看得太多了！”她笑道，“总之我们可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打开门，里面是大得出乎意料的大厅。厅中央有一套待客沙发和一台大屏幕彩电。开着不关的电视上播映的是知识问答节目。空无人影。

门两侧摆着大大的赏叶盆栽植物，叶子一半已变色。我关上门，站在两盆植物之间打量了一会大厅。细看之下，厅并没那么宽敞。所以显得宽敞，是因为家具极端之少。待客沙发、挂钟和大镜子，此外别无他物。

我近墙看了看挂钟和镜子。两个都是哪里赠送的。钟误差七分之多，照在镜子里的我的脖子也多少偏离我的躯干。

待客沙发也和宾馆本身一样旧。橙色布面已橙得相当奇妙——就好像晒足太阳又给雨淋了一个星期，之后放进地下室故意使其生出霉斑。在极为原始的彩色影片时代曾见过如此色调。

近前一看，待客用的长沙发上，一个开始秃头的中年男人以烘鱼干的姿势躺着。起初以为他死了，原来是在睡觉，鼻子不时抽动一下。鼻梁上有眼镜压痕，眼镜却不知去了何处。看来，似乎并非看电视看着看着睡过去的。不得其解。

我站在服务台前往里窥视。一个人也没有。女友摇铃。“叮铃”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大厅。

等了三十秒，仍无任何反应。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也未醒来。

她再次摇铃。

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呻吟一声，仿佛是在责备自己，随后睁开眼睛茫然看着我俩。

女友催促似的摇响第三遍铃。

男人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穿过大厅，从我身旁擦也似的进入服务台。原来是负责服务台的。

“对不起，”他说，“实在对不起。等着等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抱歉，把你吵醒了。”我说。

“哪里哪里。”说着，他朝我递来住宿登记卡和圆珠笔。他左手小指和中指第二节往上竟没有了。

我在卡片上一度写了真名实姓，又转念揉成一团塞进衣袋，换一张卡片写下胡编的名字和胡编的住址。不起眼的名字不起眼的住址，但作为一闪之念的产物两个都说得过去。职业填作不动产业。

服务台负责人拿过电话机旁的假象牙框眼镜戴上，甚是用心地看我填的住宿登记卡。

“东京都杉并区……二十九岁，不动产业……”

我从衣袋掏出纸巾，擦去手指上沾的圆珠笔油。

“这次来是为商务上的事？”

“嗯，啊。”我回答。

“住几晚？”

“一个月。”

“一个月？”他以注视一张雪白画纸时的眼神注视我的脸。“一个月一直住在这里？”

“不欢迎？”

“不是不欢迎，只是每三天要劳客人结算一次。”

我把旅行包放在地上，从衣袋掏出信封，点出二十张嘎嘎新的万元钞票置于台面。

“不够再添。”我说。

服务台负责人用左手三根手指拿钞，以右手指点了两遍，然后在收据上填好金额递给我。“对房间有什么要求请不要客气。”

“可能的话，最好安排在远离电梯的拐角处的房间。”

负责人背对着我盯视钥匙板，踌躇好一会儿，这才摘下带有四〇六编号的钥匙。钥匙几乎全部挂在钥匙板上。看来，这海豚宾馆很难说深谙经营之道。

海豚宾馆不存在男服务员，我们必须自己拿行李上电梯。如女友所说，此宾馆概无多余之物。电梯犹如患肺病的巨犬咔嗒咔嗒摇晃不已。

“久住还是这样小而整洁的宾馆合适。”她说。

小而整洁的宾馆——的确概括得不坏，足可作为广告词用在“安安”旅行专页上：若是久住，不管怎么说，这种无拘无束的小而整洁的宾馆乃是最佳选择。

然而，走进这小而整洁的宾馆房间，我首先要做的，是用拖鞋把在窗台上爬的蟑螂打死，再捏起落在床脚的两根阴毛扔到纸篓里去。在北海道还是第一次看见蟑螂。这时间里女友调节热水温度准备洗澡。水龙头的声音简直震耳欲聋。

“住高级些的宾馆去好了！”我打开卫生间的门对她吼道，“反正钱有的是。”

“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找羊要从这里开始。总之非这里不可。”

我歪在床上吸烟，打开电视，各频道转一遍后关掉。唯独电视图像还像那么回事。热水声停止，她的衣服从门里甩出，传来淋浴声。

打开窗帘，发现路对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同这海豚宾馆一样的千篇一律的不伦不类的楼宇。哪栋楼都像挂了一层灰，脏兮兮的，一闻便有一股小便味儿。尽管时近九点，亮灯的窗口却寥寥无几，有人在里边像是很忙地动来动去，做什么工作我不晓得，反正看上去像不怎么开心。当然，在他们眼里，我恐怕也不甚开心。

我拉合窗帘，转身回床，躺在浆得像柏油路面一样硬的床单上，想同我分手的妻，想和她一起生活的男子。提起那个男子，我对他相当熟悉。原本是我的朋友，不可能不熟悉。他二十七岁，是个不很有名气的爵士吉他手。就不甚有名气的吉他手来说，他算是较为地道的。性格也过得去，只是其貌不扬。有的年份彷徨于肯尼·巴雷尔和B·B·金之间，有的年份徘徊在拉里·科里埃与吉姆·霍尔之间。

至于她何以继我之后选择此人，我不大明白。不错，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种所谓倾向。他优于我的地方仅仅是会弹吉他，我优于他的地方只是会洗盘子。大部分吉他手都不洗盘子，一旦弄伤手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接下去，想我同她的做爱，计算四年婚姻生活中为消磨时间进行的做爱次数。但最终得出的数字是不确切的，而不确切的数字很难认为有多大意义，或许应在日记本上记下才是，至少应在手册上做个记号。这样，我便可以准确把握四年期间我所进行的做爱次数了。我需要的是能够用数字反映的现实性。

同我分手的妻则拥有做爱的精确记录。她并未写日记。她从第一次来月经就开始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准确无误地记录月经，作为参考资料，性交记录也包括在内。笔记本共八册，同她珍惜的信和照片一并藏在上锁的抽屉里，任何人都不给看。我无从晓得她的做爱记录写到什么程度，而在同她分手后的现在，更是永远无法晓得了。

“我要是死了，”她经常这样说，“把那笔记本烧掉。多多浇上汽油，彻底烧成灰埋到土里。一个字都绝对不许你看！”

“可我一直和你睡觉的嘛，全身上下几乎没我不知道的部位。现在还害羞什么呢？”

“细胞每个月更新一次。即使就现在来说，”她把纤纤十指的背面伸到我眼前，“你自以为知道的也差不多都不过是记忆中的我罢了。”

她——除去离婚前一个月——便是头脑如此地道的女子。她毫厘不爽地把握着其人生中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她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门一旦关闭便再也无法打开，却又不可能一切都永远大敞四开。

我现在对她所了解的，仅仅是关于她的记忆。而那记忆又如坏死的细胞迅速远离了，连同她做爱的准确次数都不得而知。

2. 羊博士出场

翌晨八时醒来，我们穿衣坐电梯下楼，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点。海豚宾馆没有餐厅和酒吧。

“按昨天说的，我们分头行动。”说着，我把复印的羊照片递给她。“我以照片上的山背景为线索找场所，你以养羊的牧场为中心找羊。方法明白吧？无论多么小的暗示都不要放过。毕竟比在北海道到处乱窜好些。”

“放心，交给我好了。”

“那，傍晚宾馆房间见。”

“别太担心，”她戴上太阳镜，“保准手到擒来。”

“但愿。”我说。

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我去了道政府观光科，转了各种观光点和旅行社，访问了登山协会，大凡同旅游观光和山有关的地方也都去转了，但没有一个人对照片上的山有印象。

“山形太普通了，”他们说，“况且照片上的只是局部。”

我转了一整天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看局部是很难推断山的名字的，除非是很有特征的山。

路上我进书店买了北海道全道地图和一本叫《北海道的山》的书，又进咖啡馆喝了两瓶干姜水。北海道山多得令人无法置信，并且山色山形个个难分彼此。我把鼠的照片上的山逐个对照书中照片上的山，不出十分钟就头痛起来。问题首先是书中照片拍摄的山仅仅是北海道所有的山的一小部分，而且纵使同一座山，只消改变一下角度印象也截然不同。“山是活的。”作者在书序言中写道，“角度、季节、时间抑或心情的些微变化都会使山大改其观。所以我们须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我们通常仅能把握山的一部分、山的一个断片。”

“得得！”我不由出声叹道。叹罢重新开始这已认为是徒劳的作业。听报时钟打响五点，我坐在公园长椅上和鸽子一起嚼玉米花。

女友收集情报的作业在质量上比我稍强，但在徒劳这点上并无不同。两人在海豚宾馆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边吃简单的晚饭边交换今天一天各自的遭遇。

“道政府畜产科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就是说羊已是被弃置不管的动物。养羊划不来，至少是大量放养。”

“那么，也可以说养得少故而容易找。”

“也并不是那样的。如果绵羊饲养业兴旺，就会有独立的协会活动，政府部门就可以掌握相对完整的脉络；而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摸不清零星绵羊饲养业的现状。因为大家像养猫养狗似的随便养那么几只。大致晓得的绵羊饲养者的住址有三十处左右，这已是四年前的资料了，四年时间应该有不小变化。因为日本的农业政策每三年就猫儿眼似的变一次。”

“得得！”我边喝啤酒边叫苦，“看来出师不利啊！北海道有一百多座样子相仿的山，绵羊饲养业的实况又完全摸不着头绪。”

“不是才过去一天么，一切刚刚开始。”

“你耳朵没捕捉到灵感？”

“灵感暂时来不了啦，”说着，她夹起煮鱼，喝口酱汤，“这个我已多少知道的。灵感的到来只限于我为了什么而迷惘的时候或感到精神饥渴的时候。现在不同的。”

“就是说，不到快淹死时救生绳不来？”

“是的。我现在和你这么活着感到十分充实，充实的时候灵感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找到羊。”

“真弄不明白，”我说，“现实中我们已被追赶得气喘吁吁，要是羊找不到，我们将被逼入十分狼狈的境地。至于如何狼狈我也并不知道。但既然那伙人说要把我们逼入狼狈境地，那指的就是真正的狼狈境地。毕竟他们是老手。即便先生死了，也还有组织剩下。那个组织在日本全国如下水道一般无处不在，企图把我们逼入困境。我也觉得事情来得荒唐，但现实已经那样。”

“那么说，岂不像电视《宇宙入侵者》了？”

“在荒唐这点上。总之我们已经被卷了进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你和我。一开始是我自己，中途你加入进来。这还不能说是快要淹死了？”

“哎哟，我喜欢这样的。比同陌生人上床、露出耳朵照镁光灯、校对人名辞典好多了。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说，“你没有快要淹死，救生绳也不会来。”

“是那么回事。我们要以自己的努力找羊。我也好你也好，肯定并非那么窝囊废。”

或许。

我们回宾馆性交。我非常欣赏性交这个词，它使人联想起某种形式被限定的可能性。

* * *

但我们在札幌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也一无所获。我们八点钟起床吃优惠价早点，分头度过一天，傍晚边吃晚饭边交换情报，回宾馆性交睡觉。我扔掉旧网球鞋买了双新轻便鞋，到处给几百个人看照片。她以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开列了一个长长的绵羊饲养者一览表，一个接一个打去电话。然而收获是零。没有一个人对山有印象，没有一个绵羊饲养者晓得背部带星纹的羊。倒是有一位老者说记得在南萨哈林岛见过这样的山，但很难设想鼠到过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和东京不通快信。

第五天第六天过去，十月一屁股坐在札幌街头。阳光固然温煦，但风已夹带凉意。黄昏时分我便穿上带有薄棉絮的运动服。札幌街道宽阔，且直得令人厌倦。这以前我不知道在仅由直线构成的街道上行走竟如此消耗人的体力。

我确实在消耗自己。第四天东南西北的感觉消失了，开始觉得东的对面是南，于是在文具店买了指南针。手拿指南针转悠起来，街道迅速化为非现实性存在。建筑物看上去俨然如摄影棚里的布景，路上行人如同用纸壳剪下来似的扁平扁平。太阳从呆板板的大地的一边升起，如炮弹一般在天空画着弧形落往另一边。

我一天喝七杯咖啡，每隔一小时小便一次，食欲渐次减弱。

“在报纸登则启事如何？”女友提议，“我是说希望你朋友跟我们联系。”

“主意不赖。”我说。有无效果自当别论，起码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

我转了四家报社，在第二天的早报上登了三行启事。

往下两天，我在宾馆房间等电话。电话打进三个。一个是一位市民的，问鼠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的绰号。”我回答。

他满意地放下电话。

一个是开玩笑电话。

“啾啾，”打电话的人说，“啾啾。”

我放下电话。城市真是个怪地方。

另一个是话音极为细小的女士打来的。

“大家都管我叫鼠。”她说。从话音听来，远处的电线似乎在随风飘摇。

“特意劳您打来电话，不好意思。我找的是男的。”我说。

“估计是男的。”她说，“不过反正我也给人叫鼠，所以想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实在谢谢。”

“啊，不用谢。那位可找到了？”

“还没有。”我说，“遗憾。”

“我要是就好了……可终归不是。”

“是啊，遗憾。”

她沉默不语。这时间里，我用小指尖搔耳根。

“真的想和您说说话。”她说。

“和我？”

“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今早看到报纸上的启事就一直心神不定，不知好不好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肯定会打扰您的……”

“那么说，人家管你叫鼠是说谎喽？”

“是的。”她说，“谁也没管我叫什么鼠。说到底连个朋友也没有。所以很想找人说说话。”

我叹口气：“也罢，反正谢谢了。”

“对不起。您是北海道的？”

“东京。”我说。

“从东京来这里找朋友？”

“不错。”

“他多大年纪。”

“刚三十。”

“您呢？”

“差两个月三十。”

“独身？”

“是的。”

“我二十二。年龄一大，好多事情都会变得开心是吧？”

“会不会呢，”我说，“不清楚。有的变得开心，也有的相反。”

“要是能吃着饭慢慢聊就好了……”

“对不起，我必须一直在这里等电话。”

“是啊，”她说，“啰啰嗦嗦，请原谅。”

“总之谢谢你打来电话。”

电话挂断。

细想之下，又像是手法巧妙的妓女拉客电话，但也可能的的确确是孤独女孩打来的。对我来说，怎么都一回事，总归毫无线索。

翌日电话只有一个。一个脑袋不正常的男子打来的：“鼠的事交给我好了！”他用十五分钟向我讲了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期间对付老鼠的事。故事妙趣横生，但不成其为线索。

我坐在窗边弹簧开始探头的软椅上，一边等待电话铃响，一边观望对面三楼一家公司的劳动场景，观望了一天。但整整一天也全然没弄明白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十一二个人，就像进行篮球比赛似的始终出出入入。某人把文件递给某人，某人在上面盖印，某人把它装入信封跑去外面。午休时一个乳房肥硕的女事务员给每人斟茶。午后有几个人从外边要来咖啡。我也想喝咖啡，遂请服务台代为留言，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喝咖啡，顺便买两罐啤酒回来。回来一看，公司人员减为四个。乳房肥硕的事务员同年轻男职员有说有笑。我边喝啤酒边以她为中心打量公司活动情况。

我越看越觉得她的乳房大得反常。乳罩一定是用金门大桥的钢缆做成的。几个年轻职员看样子想同她睡觉。他们的性欲隔着两层玻璃和一条马路传导过来。感觉别人的性欲也真是奇妙。如此时间里竟涌来一股错觉，以为是自己本身的性欲。

五点，女事务员换上红连衣裙回去后，我拉合窗帘，看电视里重放的《兔八哥》。在海豚宾馆的第八天就这样迎来了夜幕。

* * *

“得得！”这“得得”已逐渐成为我的口头禅。“一个月过完三分之一，可我们什么边际也没摸着。”

“是啊。”她说，“沙丁鱼怎么样了呢？”

晚饭后，我们在海豚宾馆大厅那个质量差劲的橙色沙发上休息。除了我俩，便只有服务台那个三指负责人了。他或用梯子换电灯泡，或擦窗玻璃，或折叠报纸。我俩以外也还该有几个住客，但似乎都像背阴处的木乃伊，悄无声息地闷在房间里不出来。

“工作方面怎么样了？”服务台负责人边给盆栽植物浇水边战战兢兢地问我。

“不怎么样啊。”我说。

“好像在报上登启事了。”

“登了。”我说，“为土地遗产继承的事找人。”

“遗产继承？”

“嗯。继承人下落不明。”

“是这样。”他表示理解，“您这职业好像很有意思。”

“那也不是。”

“挺有《白鲸》情调的。”

“白鲸？”我问。

“是白鲸。寻觅什么是很有趣的作业。”

“例如猛犸？”我的女友问。

“是的，都一样。”服务台负责人说，“我所以给这里取名为DOLPHIN HOTEL，其实就是因为麦尔维尔的《白鲸》里有海豚出现的场面。”

“呃。”我说，“既然那样，索性叫鲸鱼宾馆岂不更好！”

“鲸鱼形象不大美好。”他露出遗憾的神情。

“海豚宾馆，蛮漂亮的名字。”女友说。

“非常感谢。”服务台负责人微微笑道，“对了，承蒙如此长期留住，也是一种缘分，我想送瓶葡萄酒表示一点谢意……”

“真高兴。”她说。

“谢谢，谢谢。”我说。

他钻入里面房间，一会儿拿出一瓶冰镇白葡萄酒和三个玻璃杯返回。

“算是干杯吧，虽是工作时间，我也来一点。”

“请请。”我们说。

我们喝起葡萄酒。酒虽不很高级，但味道干爽，很叫人畅快。杯子也十分考究，带有透明葡萄纹。

“喜欢《白鲸》是吧？”我问。

“嗯。所以从小就想当水手来着。”

“现在经营宾馆？”她问。

“这不，指头残缺了。”他说，“卸货轮时卷进了起重机绞盘。”

“可怜。”她说。

“当时眼前一片漆黑。可人生这东西是捉摸不定的。如今也算有这么一家宾馆了。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宾馆，但总可以维持生计。已经十年光景了。”

这么说，他不是一般的服务台负责人，而是老板。

“宾馆好得无与伦比。”女友鼓励道。

“非常感谢。”说着，老板给我们倒第二杯葡萄酒。

“就十年来说，怎么说呢，建筑物够有风格的，是吧？”我断然问道。

“嗯，战后不久建造的。有点特殊关系，就低价买了下来。”

“那以前做什么用来着？”

“名称叫北海道绵羊会馆，处理所有有关绵羊的事务和资料……”

“绵羊？”我问。

“羊。”他说。

* * *

“建筑物是北海道绵羊协会的，直到昭和四十二年(2)。也是因为道内绵羊饲养业不景气，后来闭馆了。”说着，他喝口葡萄酒。“说起那时当馆长的，正是家父。家父说他不忍心自己心爱的绵羊会馆就这么关门大吉，就以保存绵羊资料为条件，以较低价格把这座建筑连地皮一起从协会手里买了下来。所以，至今二楼也全都是绵羊资料室。当然啰，虽说是资料，早已陈旧得毫无用处，无非是老人的一种爱好罢了。其余部分我用来做宾馆房间。”

“巧了！”我说。

“巧了？”

“其实我们找的人同羊有关。线索嘛，倒只有他寄来的一张羊照片。”

“哦，”他说，“可以的话，想看一下。”

我取出夹在手册里的羊照片递过去。他从服务台拿来眼镜，细细端视照片。

“有印象。”他说。

“有印象？”

“的确有的。”如此说着，他拿开一直竖在电灯下的梯子，靠在对面墙上，爬上去在靠近天花板那里摘下一副镜框，下来用抹布擦去框上的灰尘，递给我们。

“场景不是和这个一样么？”

镜框本身已十分陈旧，但里面的照片更旧，已变成褐色。照片上同样有羊，共约六十只。有栅栏，有白桦林，有山。白桦林的形状虽然同鼠的照片全然不同，但背后的山确实一样。构图也毫无二致。

“得得，”我对她说，“我们天天在这照片下通过。”

“所以我不是说应该住这海豚宾馆的嘛！”她不以为然地说。

“那么，”我喘口气问老板，“照片上的风景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他说，“照片从绵羊会馆时期就一直挂在同一位置。”

“唔——”

“但有知道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问问家父。家父房间在二楼，在那里起居。差不多一直躲在二楼看羊资料。我快有半个月没见他面了。饭菜放在门口，三十分钟后空了——看来的确是还活着。”

“问你父亲就能弄清照片上的风景在哪里？”

“想必可以弄清。刚才也说了，家父当过绵羊会馆的馆长，羊的事无所不知，以致世人都叫他羊博士。”

“羊博士。”我说。

3. 羊博士能吃能说

据羊博士的儿子海豚宾馆老板介绍，羊博士迄今为止的人生绝对算不上幸福。

“家父一九〇五年作为长子出生于仙台一个旧士族(3)家庭。”儿子说，“以公元纪年来说，可以么？”

“请请。”

“虽不特别富裕，但有些房地产，再说毕竟是曾经做过城代家老(4)的世家。幕府末期还出过著名的农学家。”

羊博士学习成绩小时就出类拔萃，在仙台城是无人不晓的神童。不但学业，小提琴也拉得出色。上中学时曾在来仙台的皇族面前拉过贝多芬的奏鸣曲，得到一块金表。

家人希望他攻读法律，往法律方面发展，但羊博士一口拒绝。

“对法律没有兴趣。”年轻的羊博士说。

“那么，走音乐那条路可以吧？”父亲说，“一家出个音乐家也好嘛。”

“对音乐也没兴趣。”羊博士回答。

沉默有顷。

“那么，”父亲开口道，“你打算往什么路上发展呢？”

“对农业有兴趣，准备学农政。”

“好吧。”稍顷父亲说道。不得不这么说。羊博士性格诚然坦率温和，但话一出口决不收回，就连父亲也无法插嘴。

第二年羊博士如愿以偿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他那股子神童劲儿进了大学也始终不衰。任何人——甚至教授——都对他高看一眼。学业依然出类拔萃，人缘也好，总之是无可挑剔的精英。并且没有不检点的行为，有时间就看书，看累了便去操场拉小提琴。校服口袋里总不离那块金表。

以首屈一指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出来，径直作为超级精英进入农林省。其毕业论文题目，简单说来是有关日本本土、朝鲜、台湾一体化实行大规模计划农业的。虽然多少有过于理想主义之嫌，但在当时一时成为话题。

羊博士在农林省本部锻炼两年之后，赴朝鲜半岛研究水稻种植，提交一份“朝鲜半岛水稻种植业试行方案”，得到采用。

一九三四年羊博士奉调回京，安排他同陆军一个年轻军官见面。军官请他设法保证羊毛自给自足以配合在中国大陆北部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羊。羊博士归纳出日本本土及满洲内蒙古绵羊增殖计划大纲之后，翌年春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他的沦落即是从那里开始的。

一九三五年春在平稳中过去了。事情发生在七月：羊博士在一个人骑马悠悠然出去视察绵羊时失踪了。

三四天过去了，羊博士仍未回来。搜查队——军队也参加了进去——在荒野中四处搜寻，但哪里也不见他的踪影。人们猜想不是被狼吃了就是给土匪带走了。一周后人们彻底放弃希望时，羊博士憔悴不堪地返回暮色中的宿营地。他双颊下陷，负了几处伤，唯独眼睛炯炯有神。并且马也没了，金表也不见了。他解释说迷了路，马受伤了，大家也就信以为真。

但此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机关里出现了一种奇妙的传闻，说他同羊之间“有了特殊关系”。而“特殊关系”是何含义则无人知晓。于是他被上司叫去房间询问实情。在殖民地社会，传闻是不能听之任之的。

“你同羊之间真的有了特殊关系？”上司问。

“有了。”羊博士回答。

以下是两人问答内容。

Q. 特殊关系可是性行为？

A. 不是。

Q. 解释一下。

A. 是精神行为。

Q. 不成其为解释。

A. 找不出合适字眼，大概接近于所谓灵交，我想。

Q. 和羊进行灵交？

A. 是的。

Q. 就是说一星期的失踪时间里你和羊灵交了？

A. 是的。

Q. 你不认为这是擅离职守行为？

A. 我的职守是研究羊。

Q. 灵交不能视为研究事项，以后要注意。你可是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毕业的，进入农林省后也表现出色——可以说，是将来担负东亚农政重任的人物。这点你应该认识到。

A. 明白了。

Q. 灵交的事忘掉！羊不过是家畜。

A. 忘掉是不可能的。

Q. 解释一下原因。

A. 因为羊已在我体内。

Q. 不成其为解释。

A. 没办法再解释。

一九三六年二月，羊博士被召回国内。几经询问后，那年春天被安排在农林省资料室，工作是编写目录，整理书架。一句话，他被逐出了东亚农政的中枢。

“羊从我体内离去了。”当时的羊博士对要好的朋友说，“但它曾经在我体内。”

一九三七年，羊博士从农林省辞职，利用他曾主要负责的日满蒙三百万只绵羊增殖计划，从农林省获得民间贷款，去北海道养羊。羊五十六只。

一九三九年，羊博士结婚。羊一百二十八只。

一九四二年，长子出世（即现在的海豚宾馆老板）。羊一百八十一只。

一九四六年，羊博士的绵羊牧场被美国占领军作为演习场接收。羊六十二只。

一九四七年，任职于北海道绵羊协会。

一九四九年，夫人因肺结核去世。

一九五〇年，就任北海道绵羊会馆馆长。

一九六〇年，长子在小樽港绞断手指。

一九六七年，北海道绵羊会馆关闭。

一九六八年，“DOLPHIN HOTEL”开业。

一九七八年，青年不动产商关于羊照片的提问——即我的提问。

* * *

“得得。”我说。

* * *

“无论如何都想见见你的父亲。”我说。

“见是没有问题。可是父亲讨厌我，所以对不起，就二位上去好么？”羊博士的儿子说。

“讨厌？”

“因为我缺了两根手指，脑袋上又没了头发。”

“是这样，”我说，“人像是有些古怪。”

“由做儿子的我说是不大好——实在古怪。自从和羊发生关系后，整个人完全变了。非常难以接触，有时甚至残酷。但实际上他是个内心温和的人，这点听他拉小提琴即可听出来。是羊伤害了父亲，又通过父亲伤害我。”

“你喜欢父亲吗？”女友问。

“嗯，是的，是喜欢。”海豚宾馆老板说，“但父亲讨厌我。出生以来他一次也没抱过我，也没给过我一句温暖的话。我缺了手指秃了脑袋之后，还时不时拿这个欺负我。”

“肯定不是存心欺负。”她安慰道。

“我也那样认为。”我说。

“谢谢。”

“我们直接去见，能见到么？”我问。

“不清楚。”老板说，“不过有两点如果能注意的话，大约是可以见到的。一点是明确地说想问有关羊的事。”

“另一点呢？”

“不要说是从我口里听来的。”

“好的。”我说。

我们向羊博士的儿子道谢后爬上楼梯。楼梯上凉乎乎的，空气潮湿。电灯若明若暗，拐角处积满灰尘。旧纸味和体臭味充溢四周。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按老板说的，敲响尽头处的一扇旧门。门上端贴着一块写有“馆长室”字样的塑料牌。没有回音。我们又敲一次，仍无回音。敲第三遍时听得里面有人哼哼。

“讨厌！”里面传出语声，“讨厌！”

“我们就羊的事向您请教来了。”

“滚一边去！”羊博士在里面吼道。就七十三岁来说，声音相当铿锵有力。

“请您务必接见一下。”我隔门喊道。

“羊没什么好说的，混账！”

“还是应该说的，”我说，“关于一九三六年不见了的那只羊。”

沉默片刻。之后门霍地打开，羊博士站在我们面前。

羊博士头发很长，雪一样白。眉毛也白了，如冰柱挂在眼前。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体格健壮。脸上棱角分明，鼻梁以滑雪场跳台般的角度挑衅性地从脸中间突向前去。

房间里荡漾一股体臭。不，那甚至不能称为体臭。在越过某一临界点之后，便已不再是体臭，而同时间、同光融为一体。宽大的房间里逼仄地堆满书籍，几乎见不到地板。书大多数是用外语写的学术著作，哪一本都满是污痕。右边靠墙有一张沾满污垢的床，正面窗前安放着大大的硬红木写字台和转椅。台面收拾得比较整齐，书上压一个羊形玻璃镇纸。灯光昏暗，唯独落满灰尘的台灯把六十瓦的光柱投在台面上。

羊博士上身是灰色衬衫和黑色对襟毛衣，下面穿一条几乎没了形状的人字呢肥筒裤。灰衬衫和黑对襟毛衣在光线作用下成了白衬衫和灰对襟毛衣。说不定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羊博士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用手指示意我们坐在床上。我们怕踩响地雷似的跨书挪步到床前坐下。床实在很脏，我真担心自己的牛仔裤永远沾在床单上移动不得。羊博士在桌上交叉着十指，凝目注视我们。手指连关节都生出黑毛，那黑毛同令人目眩的白发形成奇妙的对比。

只见羊博士拿过电话，对听筒吼道：“快拿饭来！”

“那么，”羊博士说，“你们是来谈一九三六年不见的羊来了？”

“是的。”我说。

他“唔”了一声，接着用手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想说什么？还是想问什么？”

“都想。”

“那，先说好了。”

“我知道一九三六年春从你身上逃走的羊的以后去向。”

“噢，”羊博士抽了下鼻子，“你是说你知道我四十二年来不惜一切代价到处寻找的东西？”

“知道。”我说。

“瞎说吧！”

我从衣袋里掏出银打火机和鼠寄来的照片置于台面。他伸出长毛的手拿起打火机和照片，对着台灯光审视了很长时间。沉默如粒子一般在房间飘移。厚重的双层玻璃窗把城市的噪音挡在外面，只有旧台灯的“嘶嘶”声使得沉默更显滞重。

老人看完打火机和照片，“咔嗤”一声关掉台灯，用粗手指揉着双眼，简直像要把眼球揉进头盖骨里。手指拿开时，眼睛如兔眼一般又红又浑浊。

“抱歉，”羊博士说，“一直给蠢货们包围着，弄得我再不相信人了。”

“没关系。”我说。

女友莞尔一笑。

“你能想象只有思想存在而表现手段却被连根拔除的状态是怎么回事吗？”羊博士问。

“不明白。”

“地狱！唯有思想团团打着旋涡的地狱，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线生机的十八层地狱。而那就是我四十二年来的生活。”

“因为羊的关系？”

“是的，是羊的关系。羊把我抛弃在那种状态中。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事。”

“从农林省辞职是为了找羊？”

“当官的，全都是混蛋。那些家伙根本不懂事物真正的价值，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那只羊具有的重大意义。”

有人敲门，一个女子的声音道：“饭菜送来了。”

“放下！”羊博士吼道。

传来托盘放在地上的咣啷声，随即脚步渐渐远去。我的女友开门把饭菜端到羊博士的写字台上。托盘上放有给羊博士的汤、色拉、卷形面包和肉丸子，以及两杯给我们准备的咖啡。

“你们吃了？”羊博士问。

“吃过了。”我们回答。

“吃的什么？”

“葡萄酒炖乳牛。”我说。

“炸虾。”她说。

羊博士“唔”了一声，然后喝汤，“嗑嗤嗑嗤”嚼汤上漂浮的油炸面包块。“对不起，边吃饭边说好么？肚子饿了。”

“请请。”我们说。

羊博士喝汤，我们啜咖啡。喝汤时羊博士总是盯着汤碗喝。

“照片上的地方您知道吗？”我问。

“知道，一清二楚。”

“可以告诉我们吗？”

“等等，”羊博士把喝空的汤碗推去一边，“事情这东西有个顺序。先从一九三六年说起吧。我先说，我说完你说。”

我点头。

“简单说来，”羊博士讲道，“羊进入我体内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满蒙边境附近调查放牧情况时迷了路，钻进偶然看见的山洞里过了一夜。梦中出来一只羊，问我可不可以进入我体内，我说无所谓。当时自己没当回事，因为心里明白是在做梦。”老人咯咯笑着吃色拉，“那是过去从未见过的一种羊。由于职业关系，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羊，但那只羊是特殊的。犄角弯的角度甚是奇妙，四肢短粗壮实，眼睛如地下水一般清澈透明。毛是纯白色的，背部生有星纹褐毛。这样的羊哪里都没有。所以我才说进入我体内也无所谓。我又是研究羊的人，不可能眼睁睁地放过如此珍稀的品种。”

“羊进入体内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没什么特殊的，只是感觉到有羊。早上一起来就感觉到，知道有羊在自己体内。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

“头痛的经历呢？”

“生来从未有过。”

羊博士把肉丸子整个蘸满调味汁塞入口中，闭口大嚼。“羊进入人体在中国北方和蒙古地区并非什么稀罕事，他们以为羊进入人体是神赐予的恩惠。例如元朝出版的书上写道，成吉思汗体内进入一只‘背负星星的白羊’。怎么样，有趣吧？”

“有趣。”

“能够进入人体的羊被视为长生不死之羊，而体内有羊的人也长生不死。然而羊一旦逃离，就无所谓长生不死了。一切取决于羊。它要是中意，几十年都在同一个地方；而若不中意，就一下子离开。羊离开后的人一般被称作‘羊壳’，也就是我这样的人。”

他闭口大嚼。

“羊进入体内后，我一直研究有关羊的民俗学和传说。问当地人，或查古书。一来二去，羊进入我体内的说法在人们中间越传越广，最后传到我的上司耳朵里。上司不满意这个，把我贴上‘精神错乱’的标签送回国内，即所谓殖民地痴呆症。”

羊博士消灭掉三个肉丸，开始进攻面包。从旁边看谁都知道他吃得开心。

“构成日本近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亚洲其他民族的交流当中没学到任何东西。羊的问题也是同样。日本绵羊养殖的失败，就是简单地从羊毛羊肉自产自足这个观点出发所造成的。缺乏日常生活层面的思想认识，只知道高效盗取脱离时间的结论。一切皆然。也就是说，脚没站在地上。战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羊也一起来到了日本？”我把话拉回。

“是的。”羊博士说，“从釜山乘船回来的，羊也一起跟回。”

“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羊博士冲口而出，“不知道啊！羊没有告诉我。但那家伙野心勃勃，这点我是知道的。它有个庞大的计划，想彻底改变人和人世。”

“由一只羊来干？”

羊博士点了下头，把最后一块面包塞入口中，“啪嗒啪嗒”地拍手。“无足为奇。想想成吉思汗干的好了。”

“那倒是。”我说，“可为什么羊时至今日才干、并选在日本干呢？”

“大概是我把羊弄醒了吧。羊肯定在那山洞睡了好几百年之久。是我、是这个我把它弄醒过来的。”

“不是你的责任。”我说。

“不不，”羊博士说，“是我的责任，我本来该早些意识到才是。那样，我也有办法可想。但我意识到这点费了些时间，等我意识到时，羊已经跑掉了。”

羊博士沉默下来，用手指揉了揉冰柱般的白眉毛。看来四十二载的时间重量已吃进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

“一天早上醒来，羊已经不见了。我这才知道所谓‘羊壳’是怎么个东西。地狱！羊只留下了思想，而若没有羊又无法把那思想释放出去。这便是‘羊壳’。”

羊博士再次拿手纸擤了把鼻涕：“好了，下面轮到你讲了。”

我讲了羊离开羊博士以后的情况——羊进入狱中一个右翼青年的体内，他出狱后成了右翼大头目，后来去中国大陆建立情报网和搜刮钱财。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以提供中国大陆情报网为交换条件获得释放。释放后以从大陆带回的财宝为杠杆控制了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信息广告业的阴暗面，等等。

“这个人物听说过。”羊博士无限厌恶似的说，“看来羊总算找到了合适人物。”

“不料今年春天羊离开了他的身体。本人眼下人事不省奄奄一息，而在此之前羊一直在掩饰他的脑疾。”

“幸运啊！对‘羊壳’来说，半清不清的意识还是没有为好。”

“羊为什么离开他身体了呢？本来他已花费了漫长岁月，构筑了那么庞大的组织。”

羊博士喟然长叹：“你还不明白？那个人物的情形和我一样：没有了利用价值嘛！人是有极限的，而到达极限的人对羊便无用处了。估计他还没能完全理解羊真正有求于他的是什么。他的作用就是构筑庞大的组织，完成之后他便被抛开，正如羊把我作为交通工具来利用那样。”

“那么，羊在那以后怎么样了呢？”

羊博士拿起台面上的照片用手指啪啪敲着：“在日本全国往来彷徨，寻找新的宿主。想必羊将用某种手段找出一个新的人物把他置于组织之上吧。”

“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刚才也说了，遗憾的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羊追求的只能是羊式思想的具体外观。”

“那可是善的？”

“对羊式思想来说当然是善的。”

“对您呢？”

“不清楚，”老人说，“真不清楚。羊离去后，就连哪部分是我自己哪部分是羊的影子都不清楚了。”

“您刚才说的有办法可想指的是什么呢？”

羊博士摇头道：“这个不打算讲给你听。”

沉默再次笼罩房间。窗外下起了急雨。来札幌的第一场雨。

“最后，请您把照片上的地方告诉我们。”我说。

“那是我生活了九年的牧场，在那里养羊来着。战后很快被美军接收，还的时候作为带牧场的别墅用地卖给一个有钱人了。现在也应该是那个人所有。”

“现在还在养羊？”

“不知道。但从照片上看，好像现在也还在养。那地方远离人烟，举目不见人家，冬天交通都断绝，一年恐怕也就使用两三个月。倒是个安静的好地方。”

“不使用时由谁管理呢？”

“冬天大概一个人也没有。除了我，不至于有人愿意在那里度过一冬。至于羊，只要花钱，委托给山下的镇营绵羊饲养场即可。屋顶的雪设计上可以自然滑落地面，盗窃也无须担心——在那样的山中就算盗得什么也很难走到镇上，毕竟雪量大得惊人。”

“眼下有什么人在吗？”

“这——怕没有吧！快下雪了，又有熊到处寻找越冬食物……打算去一趟那里？”

“我想是要去的。此外没别的指望。”

羊博士闭起嘴巴，久久没有做声。嘴角沾着肉丸番茄酱。

“其实在你之前还有一个人就那牧场来问过我，大约是今年二月。大致年龄嘛，对了，和你差不多。说是看到宾馆大厅里的照片来了兴致。我也正闲得无聊，就这个那个告诉他不少。他说打算用来做小说素材。”

我从衣袋掏出我和鼠的合影递给羊博士。那是一九七〇年夏天杰在杰氏酒吧给照的。我歪头吸烟，鼠冲着照相机竖起大拇指。两人都年轻，都晒得黑黝黝的。

“一个是你，”羊博士打开台灯细看，“比现在年轻。”

“八年前的照片。”我说。

“另一个像是那个人。倒是上了点年纪长了胡须，应该不会看错。”

“胡须？”

“上嘴唇上的很整齐，其他乱糟糟的。”

我试着想象留胡须的鼠的脸，但想象不好。

羊博士给画了牧场详图。在旭川附近换乘专线，大约三小时到达山脚的一座小镇。从镇子到牧场开车还要三小时。

“承蒙指教，十分感谢。”我说。

“实话跟你说，那只羊最好不要再去理会了，我就是一个例证。和那羊弄在一起的人没一个幸福，因为在羊这一存在面前，一个人的价值观是绝对软弱无力的。不过嘛，你也有很多具体情况。”

“是啊。”

“小心！”羊博士说，“把碟碗放到门外去。”

4. 再见，海豚宾馆

我们花了一天时间作出发准备。

在体育用品店买齐登山装备和便携食品，在百货大楼买了厚厚的菲舍曼毛衣和毛袜，在书店买了牧场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一本地域史。鞋买的是结结实实的适合走雪路的钉鞋，内衣买的是硬撅撅的防寒用内衣。

“这买卖好像不大适合我。”她说。

“到雪地里，就没工夫考虑这么多了。”我说。

“打算住到积雪时节？”

“说不准。不过十月末就开始下雪，准备工作还是先做了好。谁也不晓得发生什么。”

回到宾馆，我们将这些物体塞进大背囊，把从东京带来的用不着的东西装在一起托海豚宾馆老板保管。事实上她的旅行包里装的基本上是闲物：化妆品一套，五册书和六盒盒式音乐磁带，连衣裙和高跟鞋，满满一纸袋长筒袜和内衣，T恤和短裤，旅行闹钟，速写本和一套二十四色铅笔，信纸和信封，浴巾，小急救箱，吹风机，棉球棒。

“干嘛把连衣裙和高跟鞋带来了？”我问。

“要是有晚会不就麻烦了？”她说。

“哪里会有什么晚会！”

最终，她还是把小心叠好的连衣裙和高跟鞋塞进我的背囊。化妆品则在附近商店重新买了旅行用的。

老板愉快地把行李保管下来。我算清了到明天为止的住宿费，说一两个星期回来。

“家父可有帮助？”老板不无担心地问。

我说帮了大忙。

“我也时常心想要是能寻找点什么就好了。”老板说，“但找之前自己都不知到底找什么好。家父那人始终在寻找什么，现在仍在找。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家父说过梦见一只白羊的事。所以，我一直以为人生就是那么一种东西，就是要四处寻找什么，那才是真正的人生。”

海豚宾馆的大厅一如往日寂然无声。上了年纪的女勤杂工拿着拖把在楼梯上上上下下。

“但家父七十三岁了，羊还没找到。我不知道羊是否真的存在。我觉得对他本人来说，人生并不怎么幸福。我希望家父幸福，即使从现在开始也好。可他瞧不起我，我说什么都不肯听。这也是因为我的人生没有目标。”

“你有海豚宾馆嘛。”我的女友热情安慰道。

“再说你父亲找羊也可能告一段落了，”我补充说，“未完成的部分由我们继续下去。”

老板微微一笑：“那样可就再好不过了。往后我们两人应该可以过得幸福。”

“祝福你们。”我说。

* * *

“那两个人真能过得幸福？”过一会剩我们两人时，她问我。

“或许得花点时间，但肯定不成问题。毕竟四十二年的空白被填补上了，羊博士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羊往后的足迹必须由我们寻找。”

“我很喜欢那对父子。”

“我也喜欢。”

收拾完东西，我们性交了一次。然后上街看电影。电影里也有很多男女跟我们一样性交。我觉得看别人性交也并不坏。

(1)MGM：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之略。其注册商标“狮子大吼”极有名。

(2)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

(3)士族：日本一八六九年赋予武士出身之人的称号，一九四七年废除。

(4)家老：日本幕府时期诸侯的家臣之长。城代家老，指诸侯不在藩国时总理藩国事务的家老。

第八章　寻羊冒险记Ⅲ

1. 十二瀑镇的诞生和兴衰

在札幌开往旭川的早班列车上，我边喝啤酒边看那本有套封的厚书《十二瀑镇的历史》。十二瀑镇是羊博士牧场所在之地。作用或许不大，但看一看也没什么损失。书中介绍著者一九四○年生于十二瀑镇，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毕业后作为乡土史学者活跃至今。虽说活跃，著作却仅此一本。一九七○年五月刊行，当然是初版。

书上说，第一批拓荒人进入现今为十二瀑镇的这片土地是在明治十三年(1)初夏。他们总共十八人，全部是津轻的贫苦佃农，论财产无非几件农具、衣服、被褥以及锅碗菜刀之类。

他们走到札幌附近的一座阿伊努族村落，拿出所有的钱雇了一位阿伊努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身材瘦削，眼神黯淡，名字的阿伊努语含义是“月之圆缺”（著者推测他大概有焦躁抑郁症倾向）。

但作为向导，他远比给人的印象出色得多。他率领语言几乎不通且疑心极重脸色阴沉的十八个农民沿石狩川北上。他完全清楚去哪里能找到肥沃的土地。

第四天一行人来到一块地方：一望无边，美丽的鲜花到处怒放，又得河水之利。

“好地方！”小伙子心满意足地说，“野兽少，土地肥，又能捕到大马哈鱼。”

“不成，”领头的一个农民摇头道，“再往里一些好。”

小伙子心想，大概这些农民以为越往里走越有好地方。那好，再往里去就是。

一行人又往北走了两天。这回发现了一片高地，虽没有那片地那么肥沃，但不用担心水灾。

“怎么样？”小伙子问，“这里也好。可以吧？”

农民们摇头。

这样的问答反复几次之后，他们终于来到现在的旭川。从札幌出发走了七天，大约一百四十公里。

“这里怎么样？”小伙子并没抱什么希望。

“不成。”农民们回答。

“可再往前要爬山啰！”小伙子说。

“不怕。”农民们高兴地说。

于是他们翻过了盐狩岭。

农民们避开肥沃的平原而故意寻找未开垦的腹地，自然有其原因。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欠了一屁股债没还，简直夜逃一般背井离乡，必须极力避开容易被人发现的平原地带。

阿伊努小伙子当然不晓得个中缘故，见他们拒绝肥田沃土而一味北上，自然感到惊愕、苦闷、困惑、狼狈，以至丧失了自信。

但小伙子性格似乎十分复杂。等到越过盐狩岭时，他已经彻底为自己把这些农民一直带向北去这不可思议的宿命般的使命所俘虏了。为了使农民们高兴，他故意选择荒僻的路和危险的沼泽地。

越过盐狩岭往北走了四天，一行人遇到一条河由东向西流去。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向东前进。

那儿的确地不成地，路不成路。他们拨开海洋般茂密的山白竹，花半天时间穿过草比人高的草地，穿过泥水及胸的湿地，爬过石山，坚决向东挺进。夜晚在河边拉起帐篷，听着狼嚎入睡。手被山白竹扎得满是血迹，蠓虫和蚊子劈头盖脑扑上身来，甚至钻进耳孔里吸血。

向东走到第五天，他们来到有山挡住再也前进不得的地方。小伙子宣布总之再往前走人很难居住了，农民们这才好歹止住脚步。时间是明治十三年七月八日，地点是距札幌二百六十公里。

他们查看地形，查看水质，查看土质，发现这里相当适于农耕。于是他们每一家分好土地，在地中间用圆木搭建了共同生活的木屋。

阿伊努小伙子叫住正好来附近打猎的一伙阿伊努人，问这地方叫什么名字。“这种屁眼地方哪里会有什么名字呢！”他们回答。

这么着，这片拓荒地那以后一段时间里连个名也没有。方圆六十公里荒无人烟（纵使有也不愿同其交往），居民点也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名字。明治二十一年道政府官员前来给全体拓荒民办理户籍，说没有地名不好办，但拓荒民们谁也没觉得不好办。不仅如此，他们还拿着镰刀锄头在公用木屋集会，做出“不给居民点取名”的决议。那官员也没办法，只好根据居民点旁边一条河有十二道瀑布，取名为“十二瀑居民点”上报道政府。自那以来“十二瀑居民点”（后改为十二瀑村）便成了这里的正式名称，但这当然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还是回到明治十四年来。

这地带夹在两座呈六十度角的山之间，正中有一条很深的河谷穿过，光景的确像“屁眼”。地面上拉拉扯扯地长满毛竹，高大的针叶树在地下盘根错节。狼、虾夷鹿、熊、野鼠以及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鸟到处走来晃去，寻找不可多得的树叶、肉和鱼。苍蝇蚊子实在多得不行。

“你们真要在这里住下来？”阿伊努小伙子问。

“那当然。”农民们回答。

原因自不清楚，总之阿伊努小伙子没有返回出生的故乡，直接同拓荒民们一起留了下来。著者推测是出于好奇心（著者屡屡推测）。不过倘若没有他，拓荒民们能否度过那个冬季都大可怀疑。小伙子教给拓荒民们冬季野菜的采集方法，防雪的方法，在冰河上捕鱼的方法，狼套制作的方法，驱逐即将冬眠的熊的方法，根据风向判断天气的方法，防冻伤的方法，巧烧山白竹根的方法，按一定方向砍伐针叶树的诀窍。这样，人们接受了小伙子，小伙子也恢复了自信，后来他同一个拓荒民姑娘结婚，有了三个孩子，改姓日本姓。他已不再是“月之圆缺”了。

可是，尽管有阿伊努小伙子如此大力帮助，拓荒民们的生活也还是极其艰苦的。八月，每家每户都建好了自己的小屋，但也不过是用长短不一的劈开的木桩架起来的罢了，冬天里雪花毫不留情地吹进屋来，早上起来枕旁积雪一尺多厚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棉被一家基本上只有一条，男人们生起火，就在火堆前和衣睡在席上。手头粮食吃光后，人们刨出河鱼，挖开积雪寻找变黑的蜂斗菜和薇菜来吃。这年冬天格外寒冷，但没一个人死去，也没发生争吵和抱怨。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与生俱来的贫穷。

春天来了。两个孩子降生，居民点人口成了二十一人。孕妇产前两小时还在田野里劳动，第二天早上即已上工。新田地里种上了玉米和马铃薯。男人们砍树烧根垦荒。生命从地表探头，长出嫩嫩的果实，人们舒了口气。而就在这时，一群蝗虫飞来了。

成群结阵的蝗虫翻山而来，起初看上去犹铺天盖地的乌云，继而伴随着“呜呜”的地鸣声。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唯有阿伊努小伙子清楚，他命令男人们在田里四处生火，叫把所有的煤油浇在所有的家具上点火烧着，又叫妇女们拿锅用擂槌猛敲。他做了大凡能做的一切（如事后人们公认的那样），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几十万只蝗虫落在田里把庄稼一阵大嚼，什么也没剩下。

蝗虫离去后，小伙子伏在地上大哭。农民们无任何人掉泪。他们把死蝗虫收在一起烧了，烧罢马上接着垦荒。

人们又靠吃河鱼吃薇菜蜂斗菜熬过一冬。又一个春天转来时有三个孩子降生，人们照样外出种地。夏天蝗虫再次飞来把庄稼吃个精光。阿伊努小伙子这回没哭。

蝗虫的袭击到第三年总算停止了。霪雨浇烂了蝗虫卵，但同时也给庄稼带来灾害。转年发生大规模金龟子虫害，下一年的夏天异常阴冷。

看到这里，我合上书，喝一罐啤酒，从旅行包里掏出咸鲑鱼子盒饭吃了。

她在对面座位上抱臂打瞌睡。从车窗泻入的秋晨阳光在她膝头悄然铺上一层淡淡的光布。不知从哪里飞进来的小飞蛾如风中的纸屑忽上忽下地飘着，不久落在她乳房上休憩了一会，又不知飞去了哪里。飞蛾离去后，看上去她多少老了一点。

吸完一支烟，我重新打开书，继续看《十二瀑镇的历史》。

第六年，拓荒村终于开始现出活力。庄稼丰收，公用木屋得到修整，人们习惯了寒冷地区的生活。圆木屋换成整齐的木板房，垒起了炉灶，吊起了马灯。人们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鱼干和虾夷鹿角装上船，花两天时间运到镇上，换取食盐、衣服和油。有几个人学会用垦荒时砍倒的木头烧炭。河下游出现了几座相似的村落，有了交流。

随着拓荒的进展，人手不足成了突出问题。村民们开会讨论了两天，决定从故乡叫几个人来。关于欠债，写信悄悄问了一下，回信说债权人看样子早已死心塌地了。这样，最年长的农民写信给往日几个同村伙伴，问他们想不想来这里一起开荒。这是明治二十一年，同户口普查时由官员将这里命名为十二瀑居民点是同一年。

翌年，有六户人家十九口人迁来这里。他们被迎进修整过的公用木屋，人们流着眼泪分享重逢的欢乐。新居民分得了土地，在先来居民的帮助下种了庄稼盖了房子。

明治二十二年迁来四户，十六口人。明治二十九年迁来七户，二十四口人。

居民如此地不断增加，公用木屋扩建成了像样的集会场所，旁边还修了一座小神社。十二瀑居民点改名为十二瀑村。人们的主食仍是玉米饭，但有时掺进了白米。邮局投递员——尽管不定期——也可以见到了。

当然，不快的事也不是没有。当官的不时前来征税征兵。尤其感到不快的是那个阿伊努小伙子（当时已三十五六岁了），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纳税和征兵的必要性。

“还是以前那样好啊！”他说。

尽管如此，村子仍在不停地发展。

明治三十五年，人们得知村旁的高地适于放牧，在那里建了村营绵羊牧场。道政府来人指导如何围栅栏如何引水如何修筑羊圈。随后，沿河道路由犯人整修完毕。不久政府以等于白给的价格卖给他们的羊群沿路走来。农民们全然闹不明白政府为何对自己如此关心，多数人认为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苦，偶尔好事也还是有的。

政府当然不是出于关心而把羊送给农民的。军部为了将来进攻中国大陆，企图做到防寒用羊毛自给自足，为此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命令农商省扩大绵羊养殖，农商省将任务派给北海道政府——如此而已。日俄战争正日益迫近。

村里对绵羊最感兴趣的是那个阿伊努小伙子，他从道政府人员那里学得饲养法，成为牧场负责人。至于他为什么对羊有那么大兴趣则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不大习惯村里随着人口增加而急剧复杂起来的集体生活。

来牧场的有食用羊三十六只，休罗普沙羊二十一只，以及两只苏格兰边界牧羊犬。阿伊努小伙子很快成为养羊能手，羊和狗逐年增加。他打心眼里喜欢羊和狗。政府人员很满意。小狗崽作为良种牧羊犬被各地牧场抱走了。

日俄战争开始后，村里有五名青年被征入部队，派往中国大陆前线。五人都在同一部队。在争夺一座山丘的战斗中，敌方一颗炸弹在部队右边爆炸，两人丧命，一人失掉左臂。三天后战斗结束，活着的两人把炸得四分五裂的同乡尸骨收在一起。他们都是第一批和第二批拓荒者的儿子。战死的一人是现已成为牧羊人的阿伊努人的长子。他们是穿着羊毛军大衣死的。

“为什么要跑到外国打仗呢？”阿伊努牧羊人到处问人。当时他已四十五岁了。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阿伊努牧羊人离开村子，躲进牧场同羊一起生活。妻子五年前因肺炎去世，剩下的两个女儿已经嫁人。村里给他一点点薪金和食物以作为牧羊的报酬。

失去儿子以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老人。六十二岁时死了。帮他放羊的男孩在冬天一个早晨发现了他躺在牧舍地上的尸体——是冻死的。相当于第一代苏格兰边界牧羊犬的孙子的两条狗在他尸体两旁以绝望的眼神“咕咕”地抽着鼻子。羊们什么也不知道，兀自吃着圈里铺的草。羊们牙齿摩擦的“嗑嗑”声如响板合奏一般回荡在静静的牧舍中。

十二瀑镇的历史仍在继续，但那个阿伊努小伙子的历史至此为止。我起身去厕所小便，泄出相当于两罐啤酒的尿液。返回座位，她已醒来，正茫然望着窗外风景。窗外是舒展的水田，时而也可见到圆筒形粮仓。河渐渐靠近，又远离开去。我边吸烟边看风景，看她眼望风景的侧脸，看了好一会。她一句话也没说。吸完烟，我又回到书本。铁桥的影子在书上一闪一闪地跳跃。

后来成为牧羊老人的那个不幸的阿伊努小伙子的故事结束后，下面的历史就相当枯燥了。一年羊因胀肚死了十只，水稻因霜害一时受挫——除此之外，村子继续顺利发展，到大正时期(2)升格为镇。镇富裕后，设施越发完备。建了小学，有了镇公所，邮局代办所也有了。北海道拓荒时代基本结束。

耕地再无法扩大之后，小户农民的子弟也有离开镇子去满洲和萨哈林岛谋求发展的。一九三七年项下有关于羊博士的记载：作为农林省技术官员在朝鲜及满洲反复钻研……三十二岁时因故退休，在十二瀑镇北边山上的盆地开办绵羊牧场。关于羊博士的记载前后只有这几行。作为乡土史专家的著者似乎也对进入昭和时期后的镇史不感兴趣，记述断断续续，例行公事一般。文笔也失去鲜润，远不如讲叙阿伊努小伙子之时。

我跳过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二十七年时间，阅读“现在的镇”项下的内容。书中的“现在”指一九七○年，不是真正的现在。真正的现在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不过，既然写一个镇的通史，那么确实有必要最后端出“现在”来，因为即使那个现在即将失去现在性，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现在乃是现在的事实。而现在一旦不成其为现在，历史也就不再是历史。

根据《十二瀑镇的历史》，一九六九年四月当时镇人口为一万五千人，较十年前减少六千人。减少部分几乎都是弃农者。经济起飞时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加之北海道农业有其寒冷地带的特殊性，造成了异常惊人的弃农率。

那么，他们离弃的农田做什么用了呢？变成了林地。曾祖父们流着血汗砍树开拓的土地，又由子孙们栽上了树木。事情也真是不可思议。

这样，现在的十二瀑镇的主要产业是林业和木材加工。镇上有几家小加工厂，人们在那里制作电视机木壳、镜台以及作为土特产的木熊和阿伊努偶人。过去的公用木屋如今成了拓荒资料馆，陈列当时的农具餐具等物。也有日俄战争中战死的村里青年的遗物，还有带罴棕熊齿型的饭盒。寄往故乡打听债权人消息的信也保存在那里。

不过坦率说来，现在的十二瀑镇实在百无聊赖。大多数人下班回来，都是平均看四小时电视睡觉。选举投票率固然很高，但当选人物一开始便心中有数。镇的口号是“丰美的自然中的丰美的人性”。至少站前竖有这样的标语牌。

我合上书，打个哈欠，睡了。

2. 十二瀑镇的进一步衰落和羊们

我们在旭川换车，继续乘列车向北越过盐狩岭，同九十八年前阿伊努小伙子和十八个贫苦农民所走的大体是同一路线。

秋日的阳光清晰地辉映出原生林的残姿和通红欲燃的斑斓的花楸树(3)。大气寂寂然纤尘不染。凝眸看去，但觉眼睛作痛。

车厢一开始很空，中途给上学的男女高中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吵嚷声欢笑声头皮味儿莫名其妙的话语无可排泄的性欲充溢四周。如此状况约持续三十分钟后，他们在一个站忽然了无踪影了。列车重新归于空空荡荡，不闻任何话声。

我和她各分一半巧克力嚼着，各自观望外面的风景。阳光静静地倾泻在地表。感觉上各种物体是那样遥远，就好像倒过来看望远镜一样。女友用沙哑的口哨低声吹了一会《乔尼·B你好》的旋律。我们久久地——从来没有这么久——沉默不语。

下车已经十二点多了。下到月台，我用力挺直身体，做了个深呼吸。空气清澈得几乎使肺叶猛然向上一缩。太阳光暖洋洋舒坦坦地抚摸着肌肤。但气温无疑比札幌低了两度。

铁路沿线排列着几座砖瓦结构的旧仓库，旁边直径达三米的圆木呈金字塔形摞了上去，黑乎乎的，吸足了昨夜的雨水。我们乘来的列车开走后，再无一个人影，唯有花坛里的万寿菊在清冷冷的风中摇头晃脑。

从月台看去，这是个典型的地方小城。有不大的商店，有乱糟糟的主街，有汇集十条线路左右的公共汽车总站，有导游图。一看就觉得了无情趣。

“这就是目的地？”她问。

“不，不是。还要在这里换一次车。我们的目的地要比这里小很多很多。”我打个哈欠，再次做个深呼吸，“这是中转站，第一批拓荒者在这里往东边转向。”

“第一批拓荒者？”

我在候车室没有生火的炉前坐下，在等下班车的时间里向她扼要介绍了十二瀑镇的历史。由于年号复杂，我以《十二瀑镇的历史》卷末资料为基础，在手册空白页上列了个简单的年表。手册左边写十二瀑镇的历史，右边写日本史上的主要事件——满不错的历史年表。

例如，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旅顺俄军投降，阿伊努人之子战死。据我的记忆，这也是羊博士出生那年。历史在某处总会有点儿联系。

“这么看来，日本人好像是在战争夹缝中活过来的。”她对比看着左右年表说道。

“有点儿。”我说。

“为什么那样呢？”

“比较复杂，一两句说不清。”

“唔——”

跟大多数候车室一样，这儿的候车室也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长椅难坐得很，烟灰缸里满满地挤着吸足水的烟头，空气闷乎乎的，墙上贴着几张观光景点的广告画和通缉犯名单。除去我俩，只有一个身穿驼色毛衣的老人，一个领着四五岁男孩的母亲。老人丝毫不改变一度摆好的姿势，专心看一本小说杂志，翻书页时简直像在揭橡皮膏，翻罢这页到翻下一页竟花了十五分钟。那对母子看上去颇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

“归根结蒂，大家都穷，以为弄得好可以从贫穷中挣扎出来。”我说。

“像十二瀑镇人那样？”

“是的。所以大家才拼死拼活地耕田。可是差不多所有拓荒者都是在贫穷中死去的。”

“为什么？”

“土地的关系。北海道是冷土地，几年必遭一次霜害。庄稼收不上来，自己吃的都没有。没有收入，煤油买不起，来年种苗也买不起。这样，只有以土地为担保从高利贷那里借钱。但这里农业生产率不高，不足以偿还高利贷利息。结果地被没收，很多农民就这样沦落成了佃农。”

我啪啦啪啦地翻动《十二瀑镇的历史》。

“一九三○年自耕农比例跌到十二瀑镇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昭和初期经济严重萧条，再加上霜害。”

“就是说，辛辛苦苦开出土地，终归还是没能完全摆脱借债的命运，对吧？”

* * *

车来还有四十分钟，她一个人去街上散步。我留在候车室一边喝咖啡一边打开已经读了开头的书。试看了十分钟，转念作罢，把书放回衣袋。脑袋里什么也进不去。十二瀑镇的羊们在我的脑袋里，把我输入的铅字“咔喳咔喳”逐个吞进肚去。我合目喟叹。过站的货车拉响了汽笛。

* * *

开车十分钟前她买了一袋苹果回来。我们当午餐吃了。吃罢上车。

列车简直是濒于报废。地板软些的部位已磨出波纹，在通道走时身体左右摇摆。座位面的绒毛几乎磨光，弹簧垫如一个月前的面包。掺杂着厕所和油腻味儿的无可救药的空气充斥车厢。我花了十分钟抬起车窗，放一会外面的空气进来。但车开动后，由于有细沙涌进，又花了差不多和开时一样多的时间把窗关上。

列车只两节车厢，一共约十五名乘客，而且所有人都被冷漠与倦慵的缆绳紧紧捆在一起。驼色毛衣老人仍在看杂志。以他的阅读速度，看的是三个月前的旧杂志也无足为奇。肥胖的中年妇女以一副倾听斯克里宾钢琴奏鸣曲的音乐评论家的神气盯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偷偷随其视线看去，却什么也没有。

小孩儿们都很安静，谁也不大声喧哗，谁也不到处乱跑，甚至外面的风景也懒得看。有个人不时咳嗽，声音如用火筷子敲木乃伊的头。

列车每次靠站都有人下去。有人下时列车长也一起下去收票，列车长一上来车就开动。列车长毫无表情，纵使不蒙面也绝对可以去当抢银行的强盗。新上车的乘客一个也没有。

窗外一条河绵延不断。由于汇集了雨水，河水浑浊，成了褐色，在秋日阳光下，看上去俨然如光闪闪的牛奶咖啡在一路流淌。沿河有条柏油路时隐时现。虽然不时有装木材的大卡车向西飞驰，但总的来说，交通状况极为寡淡冷清。路两旁的广告板面对空无一物的空白不停地发送漫无目的的信息。为了解闷，我开始打量接踵闪入眼帘的散发出都市味儿的时髦广告板——或晒得微黑的比基尼女郎喝可口可乐，或中年性格演员在额头蹙起皱纹斜握苏格兰威士忌杯，或潜水表淋漓尽致地挂满水花，或女模特在一掷千金的新潮房间里往指甲上涂指甲油。看来名为广告产业的那种新拓荒者们委实在无孔不入地开拓着大地。

列车到达终点站十二瀑镇站时已经两点四十分了。我们两人都不知不觉地酣然睡去，列车员报站大概也没听见。柴油发动机像勉强吐出最后一息似的排泄一空后，随之而来的只有百分之百的沉默。让皮肤丝丝作痛般的沉默催我睁开眼睛，原来车厢里除了我俩已别无乘客。

我慌忙从网式行李架上取下行李，拍几下她的肩叫醒她下车。掠过月台的风冷飕飕的，令人想到秋天的结束。太阳早已滑过中天，驱使黑魆魆的山影犹如无可奈何的污痕匍匐在地面上。方向不同的两道山脉在镇前汇合，仿佛为了不让风吹灭火柴的火苗而合拢的手掌一般，将镇子整个包笼起来。细细长长的月台恰似迎头扎向滔天巨浪的一条可怜的小艇。

我们目瞪口呆地看了一会这一景象。

“羊博士过去的牧场在哪里？”她问。

“山上。汽车要三个小时。”

“马上去？”

“不，”我说，“马上去，到那里也半夜了。今天找地方住下，明早出发。”

正对着车站有一个空无人影的环形交通岛。出租车候车场不见车影，交通岛正中鸟状喷水塔无水喷出，但见鸟干张着嘴只管毫无表情地仰视天空。喷水池周围是个圆形的万寿菊花坛。一眼即可看出，镇子比十年前萧条得多。路上几乎没人走动，偶尔擦肩而过的人，脸上浮现的也是萧条山镇居民特有的散漫神情。

交通岛左侧排列着六七座旧仓库，分明是靠铁路搞运输的时代的遗物。仓库是旧砖砌就的，房脊很高，铁门不知重涂过多少次漆，现在已被扔下不管了。仓库房脊上蹲着一排硕大的乌鸦，无言地俯视着镇子。仓库旁边的空地上，一枝黄花(4)犹如密林一般繁茂，正中间有两辆小汽车在任凭风吹雨淋，哪一辆都没了轮子，引擎盖大敞四开，内脏俱被拽出。

俨然业已关闭的滑雪场一般的交通岛上竖着一块镇导游图，几乎所有的字都被风雨吹打得无法辨认。能够真切认出的仅有“十二瀑镇”和“大规模水稻栽培最北作业区”等字样。

交通岛对面有条小小的商业街。商业街固然同一般镇上的并无不同，只是道路宽得出奇，使得镇子愈发给人以寒伧凄清的印象。宽阔的路旁排列的花楸树红得很是鲜艳，但路面还是显得寒伧、凄清。花楸树同镇的命运无关，兀自尽情享受生命的快乐，唯独在此居住的男女及其日常琐碎的活动被一古脑儿吞进了这寒伧、这凄清之中。

我背着背囊沿五百米左右的商业街走到尽头，寻找旅馆。但没有旅馆。商店的三分之一落着卷帘门。钟表店门前的招牌滑下半边，在风中“啪嗒啪嗒”晃动不已。

商业街陡然断掉的地方有一方杂草丛生的大停车场，停着奶油色的尼桑Fairlady和赛车型的红色丰田Celica，均是新车。说来也是不可思议，这种无个性的新和镇上空旷的气氛却不无谐调之感。

商店街再往前基本上没什么了。宽阔的道路沿着徐缓的斜坡向河边伸去，同河碰头后，呈T字形左右分开。坡两侧排列着小小的木结构平房，院子里灰溜溜的树木向天空举起粗糙不堪的枝杈。哪棵树枝都奇形怪状。家家门口都放有大煤油罐和千篇一律的牛奶箱。每家屋脊上都竖了一根高得惊人的电视天线，天线仿佛向镇后耸立的山脉挑战似的在空中张开银色的触手。

“不会有什么旅馆吧？”她担心地问。

“放心，哪座城镇都必有旅馆。”

我们折回车站问站务员旅馆在什么地方。年纪相差如父子的两个站务员看样子正无聊得要命，热情得不能再热情地告以旅馆地点。

“旅馆有两个。”年长的那位说，“一个贵些，一个便宜些。贵的那个道政府大人物来时或开正规宴会时使用。”

“伙食好得很。”年轻的那位说道。

“另一个是行脚商、青年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住的。样子倒不大好，但不是不卫生什么的。浴室就很考究。”

“不过墙壁薄。”年轻人说。

随即两人就墙壁厚薄议论一番。

“住贵的。”我说。信封里的钱还剩不少，又不存在必须节约的任何理由。

年轻的站务员撕下一页便笺，画出去旅馆的路线。

“谢谢。”我说，“同十年前相比，镇子寂寞多啦！”

“嗯，是啊。”年长者应道，“木板厂如今只有一家，没有像样的产业，农业每况愈下，人口也少了。”

“学校编班都伤脑筋。”年轻的站务员说。

“人口有多少呢？”

“大致七千，实际七千也没有，也就是五千左右吧。”年轻人回答。

“就说这条铁路线吧，跟你说，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废掉。全国第三位赤字线！”年长者说。

比这还惨的铁路线居然还有两条，令人吃惊。我道了谢离开车站。

旅馆位于河边，走下商业街前头的缓坡，往右拐三百米就是。是一座看上去满舒服的老旅馆，仍保存着镇子充满活力时期的面影。面对河面，很大的庭园修剪得整整齐齐，角落里一条小牧羊狗正一头扎在食盆里提前吃晚食。

“登山？”带我们去房间的女佣问。

“登山。”我简单回答。

二楼只两个房间。房间很宽敞。来到走廊，可以俯视和从火车窗口看到时一样的牛奶咖啡色河流。

女友说想洗澡，那时间里我决定一个人去镇公所看看。镇公所在商业街往西拐过两条路的空荡荡的街上，比想象的新得多整洁得多。

在镇公所畜产科窗口，我递上约两年前学当自由记者时用的带有杂志名称的名片，提出想了解一下绵羊饲养情况。妇女周刊采访绵羊情况未免奇妙，但对方满口答应，把我让进里边。

“镇上现有二百余只绵羊，全是萨福克羊，也就是肉用羊。肉推销给附近的旅馆和饮食店，非常受欢迎。”

我掏出手册，适当做做记录。想必往下几周时间里他将一本接一本买这妇女周刊。想到这里，不由心情黯然。

“是为了羊肉菜肴吧？”介绍了一阵子绵羊饲养情况之后，对方问道。

“那也是有的。”我说，“不过总的说来，我们主要想把握羊的全貌。”

“全貌？”

“就是性格、生态，等等。”

“噢。”

我合上手册，喝一口端上来的茶：“听说山上有过去的牧场？”

“嗯，有的。战前是很正规的牧场。战后给美军接收过去，现在没有使用。归还十多年了，由哪里来的一个有钱人当别墅使用来着。但由于交通不便，不久谁也不来了，等于空在那里，所以租借给了镇子。本该买下来做观光牧场，但镇子穷，想不出办法，况且首先需要修桥筑路。”

“租借？”

“夏天镇上绵羊牧场的人带了五十只左右的羊上山，一来那里作为牧场实在难能可贵，二来只靠镇营牧草地草不够用。九月中下旬气候开始变糟的时候，又把羊领下来。”

“那里有羊的时间您知道吗？”

“每年多少有所不同，一般是从五月到九月中旬。”

“带羊上山的人有几个呢？”

“一个。十年来一直是同一个人。”

“想见一见那个人。”

这位职员给镇营绵羊饲养场打电话。

“现在去可以见到。”他说，“用车送你去好了。”

起初我谢绝了，但仔细听来，原来去饲养场除用车送外别无办法，镇子既无出租车又无车可租，走路需一个半小时。

职员驾起轻型汽车，从旅馆门前向西开去。通过长长的混凝土桥，穿过阴冷冷的沼泽地，爬上徐缓的进山坡路。轮胎卷起的沙土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从东京来，不觉得这地方像死了似的？”他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

“实际也快死了。铁路通的时候还算好，一旦不通，就真的呜呼哀哉了。镇子呜呼哀哉，实在有些奇妙。人呜呼哀哉不难明白，镇子却也来个呜呼哀哉……”

“镇子呜呼哀哉怎么办呃？”

“怎么办？天晓得！不等晓得人们就全跑光了。如果全镇人口低于一千——这也大有可能的——我们的工作也就几乎没了，说不定我们也该逃走才是。”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带羊徽的都彭银打火机点燃。

“去札幌能有好工作。我叔父开一家印刷公司，人手不够。印学校用的东西，经营上也稳定。实际上这是最好不过的，强于在这地方调查什么羊呀牛啦的出栏头数。”

“是啊。”我说。

“只是，真要离开镇子，却又犹豫不决了。明白吗？就是说镇子这东西如果真的呜呼哀哉，心情上我还是想亲眼看到它咽最后一口气才行。”

“你是这镇上出生的？”我问。

“是的。”接下去他再没说什么。脸色阴沉的太阳已有三分之一落下山了。

绵羊饲养场入口处立着两根柱子，柱子之间横着一块招牌：“十二瀑镇绵羊饲养场”。招牌往前，有一条坡路渐渐隐没在五颜六色的杂木林中。

“穿过树林就是牧场，管理人住处在后头。回去怎么办？”

“下坡路，可以走回去。实在谢谢！”

车完全看不见以后，我从两根立柱中间穿过，爬上坡路。刚才被太阳最后的余晖染黄的枫树叶又染上了橙色。树很高，斑驳的夕晖在林间沙路上一闪一闪地摇曳。

走过树林，细细长长的牧舍出现在山坡上，有一股家畜味儿。牧舍屋顶为复折式，贴着红漆马口铁皮，突起三个通风烟囱。

牧舍入口有个狗窝，一头用铁链拴着的苏格兰边界牧羊犬看见我，汪汪了两三声。狗很老了，睡眼惺忪，叫声里没有敌意。一摸它的脖子，马上就老实下来。狗窝前面放一个装着食物和水的黄塑料盆。我拿开手后，狗很满足似的直接钻回狗窝，齐齐地并好前肢趴在地上。

牧舍中一片幽暗，不见人影。中间有一条颇宽的水泥通道，两侧是关羊的栅栏。紧挨通道，一边有一条U形沟用来放水冲洗羊尿和脏物。木板墙壁上随处开有玻璃窗，从中可以望见山的曲线。

夕阳染红了右侧的羊，而将蓝幽幽的暗影投在左侧羊们的身上。

一进牧舍，两百只羊一齐朝我转过脑袋，约有一半站着，另一半趴在铺着枯草的地上。它们的眼睛蓝得近乎不自然，俨然脸两端有装满水的小井。光从正面照去，那眼睛竟如假眼一般晶亮晶亮。它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哪个都纹丝不动。有几只“嗑嗤嗑嗤”不停地咀嚼嘴里的枯草，此外不闻任何声响。另有几只脑袋探出栅栏喝水，见我进来，便不再喝了，就那样抬头望着我。它们简直像在集体思考什么，其思考由于我在门口站定而一时中断。一切都停顿下来，每一只都不做判断。我移步后，它们的思考作业亦随之开启，开始在分成八个的栅栏里移动。大多是母羊的圈里，母羊们聚在种羊周围；光是公羊的圈里，公羊们一边后退一边各自摆好架势，仅有几只好奇心强的并不移动，径自盯视我的行动。

羊们脸的两侧水平支起的细长的黑耳朵上系着一块塑料牌，有的系蓝色的，有的系黄色的，有的系红色的，背部也系有大大的彩色标志带。

为了不惊动羊们，我蹑手蹑脚慢慢迈步，尽可能装出对羊不感兴趣的样子接近栅栏，悄然伸手摸一只小公羊。羊只是陡然哆嗦了一下，并未跑开。其他羊满腹狐疑地往我这边定定地看着。小公羊恰如一只从整个群体中悄悄伸出的稚嫩的触角，紧张地注视我，身体僵挺挺的。

萨福克这种羊总好像有一种奇妙气氛。除了毛是白的外，其余什么都黑黑的。一双大耳朵如蛾翅一般横向支出。在幽暗中闪光的蓝眼睛和挺拔的长鼻梁漾出无可言喻的异国风情。它们对我这一存在既非拒绝亦非接受，只是作为突如其来的情景打量不已。有几只淋漓酣畅地“哗哗”小便，尿水顺地板流进U形沟，流过我的脚下。太阳即将坠入山后，淡蓝的暮色犹如被水稀释的墨水罩住山坡。

离开牧舍时，我再次抚摸那只苏格兰边界牧羊犬的脑袋，然后做了个深呼吸，绕到牧舍后面，走过小河上的木桥，朝管理人住处踱去。管理人住的是座规规矩矩的小平房，旁边连着一座放牧草和农具等物的大大的仓房，仓房比住人的房子大得多。

管理人正在仓房山墙旁一条宽一米深一米的水泥渠旁堆积装有消毒药的塑料袋。他从远处瞥一眼正往前接近的我，旋即漠不关心似的继续干活。我走到渠边，他这才停住手，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脸上的汗。

“明天羊要全部消毒。”说着，他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支挤压得不成样子的香烟，用手指拉直后点燃，“把消毒液倒进这里，让羊一只接一只游过去。不然，关一冬天浑身都是虫子。”

“一个人干？”

“何至于。来两个帮忙的，加上我和狗。狗最能干，羊也信任它。不被羊信任，也当不了牧羊狗的。”

对方比我矮五至六厘米，但身材魁梧。年纪四十五六，又短又硬的头发宛如发刷一般直直竖起。他把工作手套像扯掉皮肤似的从手指上拉下，在胸上“啪啪”拍打两下，塞进带补丁的裤袋里。看上去，他与其说是绵羊饲养员，莫如说更像个下级军官。

“对了，是想问什么吧？”

“是的。”

“问好了！”

“这个工作干很长时间了吧？”

“十年。”对方说，“说长就长，说不长就不长。不过关于羊可是无所不知。以前在自卫队来着。”

他把毛巾缠在脖子上仰首望天。

“冬天也一直在这里？”

“算是吧，”他说，“就算是的。”他清了清嗓子，“没地方可去，再说冬天也有不少杂活儿。这一带积雪差不多两米深，离开不管的话，屋顶塌下来羊就全成肉饼了。要喂料，又要清扫牧舍，各种各样的事。”

“一到夏天，就赶一半羊到山上去，是吧？”

“不错。”

“赶羊不好走吧？”

“简单得很！很早以前的人就一直那样干过来的。牧羊人在牧场安顿下来不过是近来的事。那以前是一年到头领着羊四处走动。十六世纪西班牙全国到处布满了只有牧羊人才能走的路，连国王都不得进去。”对方往地上吐了口痰，用工作鞋底碾开。“总之只要不受到惊吓，羊是很老实的动物，只是不声不响地跟在狗屁股后面。”

我从衣袋摸出鼠寄的照片，递给对方：“这就是山上的牧场吧？”

“对。”他说，“没错儿，羊也是我们的。”

“你看这个怎么样？”我用圆珠笔尖点着背部带星纹的那只敦敦实实的羊问。

对方瞪视了一会照片：“不对头，这不是我们的羊。可是奇怪呀，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进来。四周用铁丝网围着，每天早晚我都一只只清点一遍，再说有莫名其妙的进来，狗会发觉的，羊也会骚动。何况，有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个种类的羊。”

“今年五月赶羊上山到回来期间，没发生什么怪事？”

“什么也没发生。”对方说，“平安无事。”

“夏天就你一个人在山上吧？”

“不是我一个。镇上的职员隔两天就来一次，当官的有时也来视察。每周有一天我下山到镇里去，羊由另一个人替我照看。因为必须补充食品和杂货一类的东西。”

“那么说，你并不是一个人一直闷在山上不动了？”

“那自然。只要不下雪，开吉普车用不上一个半小时就到牧场，和散步差不多。当然，一旦下雪，车开不了，那可真叫猫冬了。”

“现在山上一个人也没有吧？”

“除了别墅主人。”

“别墅主人？听说别墅一直没有使用……”

管理人把烟扔在地上，抬脚踩死。“过去一直没有使用，现在有人使用。想用随时都可以用。房屋维修我向来很尽心，电也好煤气也好电话也好，马上可以使用，窗户玻璃一块也没打破。”

“镇公所的人说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那些家伙不知道的多着哩！我个人——与镇上的工作无关——一直受雇于别墅主人。多余的事跟谁也不讲，人家不让我讲。”

他从工作服口袋掏烟，烟盒空了。我把吸剩半盒的“云雀”附加一张对折的万元钞票递过去。他注视片刻，接过抽一支叼在嘴上，剩下的揣进胸袋。“不好意思！”

“别墅主人什么时候来的呢？”

“春天。雪还没开始化——三月份吧。怕是有五年没来了，不晓得干嘛到现在才来。不过，那是人家的自由，用不着我多嘴多舌。既然叫我别讲给任何人听，想必自有情由。反正那以后就一直在山上。食物煤油等等由我悄悄买好，用吉普一点点送上去。有那么多储备，再用一年都用不完。”

“那个人年纪和我差不多，没留胡子吧？”

“嗯，”管理员说，“正是。”

“得得！”照片都不必给他看。

3. 十二瀑镇的夜晚

由于给了钱，同管理员的交涉真可谓一帆风顺。说好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来旅馆接我们，把我们送去山上的牧场。

“也罢，给羊消毒下午开始也来得及的。”管理员说，委实干脆而又现实。“但有一点叫人不放心，”他说，“昨天下雨把地面弄软了，有块地方很可能车过不去，那时可就得劳驾走路了，怪不得我的。”

“没关系。”我说。

回来走在山路上，我终于想起鼠的父亲在北海道拥有一处别墅。鼠过去几次向我提起。山上有宽广的草场，陈旧的两层楼。我总是事后很久才想起关键的事情，原本一开始接到他信时就该想起才是。只要一开始时想起来，查找办法任凭多少都有。

我很有些自我厌恶，沿着一刻比一刻昏黄的山路有气无力走回镇子。一个半小时只碰到三辆汽车。两辆装木材的大卡车，一辆小拖拉机。三辆都是下山去的，谁也没打招呼问我搭不搭车。当然这对我倒也求之不得。

赶回宾馆已七点多了，四下一片漆黑。身上一直冷到体内。小牧羊狗从狗窝探出脑袋，朝我“咕咕”抽响鼻子。女友在蓝粗布衣服外面套一件我的圆领毛衣，在靠近门口的电子游戏机室里如醉如痴地打游戏机。游戏机室看样子是用旧接待室改建的，留有够气派的壁炉，且是烧木柴的地地道道的壁炉。里边有四台电子游戏机和两架弹子球台。球台是西班牙制造的，便宜货，又旧，几乎没办法玩。

“肚子饿得快死了！”她说，看上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请旅馆准备饭，然后三两下洗个澡。擦身体时称了好久没称的体重：六十公斤。和十年前一样。侧腹的赘肉也在这一周时间里彻底淘汰了。

回到房间，饭已做好。我一边夹火锅里的东西喝啤酒，一边讲绵羊饲养场和那个自卫队员出身的管理员。女友为没看到那些羊感到遗憾。

“不过这回好像总算摸到了球门跟前。”

“但愿。”我说。

* * *

我俩看罢电视里希区柯克的电影，钻进被窝熄灯。楼下的钟打响十一点。

“明天得早起啊。”我说。

没有回答。她已经打起了有规则的鼾声。我调好旅行闹钟，在月光下吸上一支烟。除了河的流水声，不闻任何声籁，仿佛整个镇子都睡了过去。

奔波了一天，身体筋疲力尽，而意识却很亢奋，怎么也睡不着。刺耳的杂音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寂静的黑暗中屏息不动，镇上的风景开始在我周围融化。房屋老朽不堪，路轨锈得面目全非，农田杂草葳蕤——镇子就这样结束了百年短暂的历史，沉没于大地之中。时间如倒转的胶卷向后退去。虾夷鹿、熊、狼在大地出没，一大群蝗虫黑压压遮天蔽日，漫无边际的山白竹在秋风中此起彼伏，蓊郁的针叶林不见一线阳光。

人的一切活动如此荡然无存之后，羊们——唯独羊们——剩留下来。它们在黑暗中亮亮地闪烁着眸子，定定地注视着我。它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只是盯住我不动。羊有几万只之多。“嗑嗤嗑嗤”单调的齿音覆盖了整个地表。

随着挂钟打响十二点，羊们消失了。

我睡了过去。

4. 不吉祥的拐弯处

一个阴沉沉冷飕飕的早晨。我很同情这种天气在凉冰冰的消毒液里被迫游动的羊们，也许它们并不把寒冷当一回事——应该不当回事的。

北海道短暂的秋天已接近尾声，厚厚的灰色云层预示着雪的降临。我是从九月的东京飞到十月的北海道的，觉得几乎没有领略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仅有秋天的开始和秋天的尾声，没有秋天的正中。

六点我睁眼醒来，洗罢脸，饭好之前一直独坐在檐廊里看着河流。水位比昨天回落了一点，浑浊也已全部消失。河对岸是一片舒展的水田。一眼望去，结粒的稻穗在不规则的晨风中勾勒出奇妙的波纹。一辆拖拉机驶过混凝土桥往山上开去，拖拉机“突突突”的引擎声久久地低低地随风传来。三只乌鸦从叶子变红的白桦林中间飞出，在河流上空画出一个圆圈后落在栏杆上。落在栏杆上的乌鸦们看起来俨然是上演现代剧的剧场里的旁观者。这一角色也当腻了，它们便一只接一只飞离栏杆，往河流上游飞去。

* * *

八点整，绵羊管理员的旧吉普车停在旅馆门前。吉普是厢形带篷的，大概是处理品，引擎盖一侧淡淡地留有自卫队所属部队的名称。

“奇怪呀，”管理员一见到我就说，“为慎重起见，昨天给山上打了电话去，却根本不通。”

我和她坐进后排座，车内微微有股汽油味儿。“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我问。

“什么时候呢？上个月！上个月二十号前后。那以后再没联系过。一般是对方有事打过来，如告诉购物清单什么的。”

“铃也没响？”

“啊，什么声音也没有。说不定哪里线断了。下起大雪来，断线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可并没下雪。”

管理员脸朝车篷，“咯嘣咯嘣”转动脖子。“反正去看看吧，去了就知道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汽油味弄得我脑袋昏昏沉沉。

车驶过混凝土桥，沿昨天的路线往山上开去。经过绵羊牧场时，三个人看了看两根立柱间的招牌。饲养场一片沉寂。羊们大概正以那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各自的沉默空间。

“消毒是下午开始？”

“噢，是吧。不过也不用那么着急，下雪前完成就行。”

“雪什么时候开始下呢？”

“下星期下也不奇怪。”管理员一只手仍搭在方向盘上，脸朝下咳嗽了一阵子，“积雪要在进入十一月以后。知道这一带的冬天么？”

“不知道。”我回答。

“一旦开始积雪，就决堤似的积个没完。那一来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只能在家里缩起脖子不动。原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可你不是一直住着吗？”

“喜欢羊。羊是脾气好的动物，对人的模样也记得清楚。怎么说呢，照料起羊来，一年时间一晃儿就没有了，不过一年年团团转过去罢了。秋天配种，熬过一冬，春天生羔，夏天放牧。羊羔长大，秋天又是配种，就这么反反复复。羊每年换一茬，只有我上岁数。上了岁数，就更懒得离开镇子了。”

“冬天羊干什么呢？”女友问。

管理员似乎这才注意到她，双手握着方向盘一下子转过头，一眨不眨地看她的脸。好在是笔直的柏油马路，对面又无车来，但我还是淌出了冷汗。

“冬天羊一直待在牧舍里不动。”管理员总算把脸转向前方说道。

“还是挺无聊的吧？”

“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无聊？”

“不清楚啊。”

“羊的情况也差不多。”管理员说，“压根就没想那个，想也想不清楚。吃干草，小便，打打架，想想肚里的羔——一冬就这么过去了。”

山坡一点点陡了起来，道路也随之画出S形。田园风光渐渐消失，绝壁般挺立的黑魆魆的原生林开始占据路旁。原生林时而断开，可以望见平野。

“积起雪来，这一带就根本别想跑车了。”管理员说，“当然也没有跑车的必要。”

“没有滑雪场和登山路什么的？”我问。

“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都没有，也就没有游客。所以镇子一天比一天衰落。直到五十年代后期还作为寒冷地带农业的样板镇热闹过，但粮食过剩后，就再也没人对在电冰箱里搞农业感兴趣了。噢，这倒也是理所当然。”

“木材厂怎么样？”

“人手不够，搬到方便些的地方去了。眼下镇上仍有几家小厂，都不成样子，山上砍下的木料都路过镇子直接去了名寄或旭川。所以，只有道路像模像样，镇子却荒凉下去了。安上大大的钉齿轮胎的重型卡车一般雪路都不在乎。”

我下意识地叼起一支烟，又怕汽油味儿，遂装回烟盒。衣袋里剩有柠檬糖，我决定含糖。柠檬味儿和汽油味儿在口中混在一起。

“羊打架吗？”女友问。

“经常打架。”管理员说，“大凡群体行动的动物都是这样，羊的社会也有具体座次，每只都有。一个圈里有五十只，羊就从一号排到五十号。它们全都清楚自己的序号。”

“真够可以的！”女友道。

“这样对我来说也容易管理。只要抓住最厉害的头羊，其他的就只管默默跟在后面。”

“既然座次已经排定，那么还打什么架？”

“某只羊受伤体力下降，座次就不稳定起来。下面的羊就挑战想要升级，结果三四天折腾来折腾去。”

“可怜！”

“也是轮流坐庄。被一脚踢开的，年轻力壮时也是靠踢开别的羊上来的。一旦落到刀口下，第一也好第五十也好，统统没有了，都和和气气成了烤羊肉。”

她“唔”了一声。

“不过最可怜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头羊。晓得羊的两性关系吗？”

不知道，我们说。

“养羊最关键的就是交配管理。所以要公母分开，公是公，母是母。母羊圈里只放进一只公羊，一般都是最强壮的头号公羊。就是说，把最佳的种传下来。一个来月事完之后，种羊又返回原来全是公羊的圈里，但那期间羊圈里已形成新的顺序。种羊由于交配，体重减轻一半，打架也根本打不赢。然而其他羊却合伙一起找它厮打。够可怜的！”

“羊怎么打架呢？”

“脑袋和脑袋对撞。羊的额头铁一样硬，里边是空的。”

她默然思考着什么，大概是在想象羊头顶头争斗的情景。

行驶了三十分钟，柏油路突然消失，路面也窄了一半。两旁黑沉沉的原生林如惊涛骇浪一齐朝车涌来。气温降了几度。

路糟糕透顶，车身如地震仪一样上下摇摆。脚前塑料筒里的汽油开始发出不吉祥的声音，竟如脑浆在头盖骨里四溅开来一般，一听都令人头痛。

这样的路大约持续了二十至三十分钟，连表针都看不确切。这时间里谁也没再开口。我牢牢抓住车座靠背上的皮带，她紧紧抓住我的右臂。管理员精力集中在方向盘上。

“左！”过一会儿管理员吐出一字。

我不解其意地把视线投向路的左侧。黑沉沉滑溜溜的原生林壁犹如从地表被削掉了一般荡然无存，大地陷入虚无之中：巨大的峡谷！光景自是壮观，但没有一丝暖意。如切如削的悬崖峭壁将所有的生命体抖落一空，却仍不尽兴，又把不吉利的气息吐向四周。

沿峡谷伸展的路的前方，出现了一座异乎寻常的光秃秃的圆锥形山，端头扭曲，简直像是被一股巨力拧歪的。

管理员紧握摇摇晃晃的方向盘，朝那座山扬扬下巴说：

“要转到那后面去。”

从谷底吹来的滞重的风由下而上抚起右面斜坡茂密的绿草。细沙打在车窗玻璃上“啪啪”作响。

经过几个急拐弯，随着车向圆锥体上端接近，右侧斜坡变成陡峭的石山，不久又变成垂直的石壁。我们那样子就好像勉强匍匐在被雕刻于巨幅石壁的狭窄的突起物上。

天气急转直下。搀杂着些许绿色的淡灰就像厌倦了这种不稳定的微妙色调，变为暗幽幽的灰色，其间又涌入煤炭般的不均匀的黑。周围山峦也随之暗影沉沉。

风在研钵形部位打着漩涡，发出卷起舌头吐气般的讨厌的声响。我用手背抹去额上的汗。毛衣里也冷汗直流。

管理员紧闭嘴唇，向右又向右不断拐着大弯，并且以仿佛要听取什么的神情往前探着身子，一点点减缓车速，在路面约略宽些的地方踩下刹车踏板。引擎停下来后，我们被抛弃在冻僵般的沉寂中，唯独风声在大地彷徨。

管理员双手搭在方向盘上，久久沉默不语。之后从吉普车下来，用工作鞋底“橐橐”磕响地面。我也下车站在他身旁，望着路面。

“到底不行啊！”管理员说，“雨比我想的厉害得多。”

我觉得路并没有那么湿，相对说来，倒像又干又硬。

“里边湿，”他解释道，“所以人们才受骗上当。这地方很有点特别。”

“特别？”

他没有回答，从上衣袋里掏出烟，擦燃火柴。“反正先走走看吧。”

我们往下一个拐弯处走去，步行了二百多米。令人不快的寒气就像缠在身上似的。我把防风运动服的领口竖起，拉链一直拉到下巴，还是无济于事。

管理员在拐弯处停住，嘴角叼烟，静静地盯视着右侧的悬崖。悬崖正中有水涌出，向下淌成一条小溪，慢慢穿过路面。水含有黏土，很浑，呈淡褐色。用手指摸了摸悬崖湿漉漉的地方，表层扑簌簌崩落下来。岩体比眼睛看到的要酥脆得多。

“这个弯最叫人讨厌。”管理员说，“地面也脆，但不止这个，总好像凶多吉少，连羊到这里都犯怵。”他咳嗽好一阵子，把烟扔在地上。“对不起，我不想冒险。”

我默默点头。

“走路可以吧？”

“走没有问题，主要是怕震动。”管理员再次用鞋底猛磕地面。稍隔一点时间，传来了钝重的回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呃，走是不要紧的。”

我们回头往吉普车走去。

“离这儿还有四公里。”管理员边和我并肩走边说，“领女的走一个半小时也到了。一条路，坡也不怎么陡。不能送到最后，抱歉。”

“可以的。谢谢你了。”

“一直在上边？”

“难说。或许明天就回来，也可能一个星期，就看情况了。”

他又叼起一支烟，这回没等点火就呛了。“当心些好。看这情形，今年雪来得早。雪一厚起来，可就休想从这里出去了。”

“当心就是。”我说。

“门前有个信箱，钥匙藏在箱底。要是没人，可以住进去。”

我在阴沉沉的天空下从吉普车里拿下行李，脱去薄些的防风运动衣，从头顶套上厚些的登山派克服，但还是抵挡不住彻骨的寒气。

管理员在狭窄的路面上弄得车体在山崖上磕磕碰碰，好歹把吉普掉过头去。每次相碰，崖土都哗啦啦掉下来。掉过头后，管理员按响喇叭挥手，我们也挥手。吉普车一转弯不见了，只留下孤零零的我们两个，就像被抛在了世界的最边缘。

我们把背囊放在地上，也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只管一齐眺望四周的景致。眼下深深的谷底，一条银色山溪描出徐缓而纤细的曲线，两侧覆盖着厚厚的绿色树林。隔谷朝对面望去，红叶点缀的低矮的山脉连绵起伏，远处平野若隐若现。稻谷已经割毕，田里升起几缕烧稻草的烟。作为景观诚然非同一般，但无论怎么观望都上不来兴致。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带有一股异教意味儿。

天空给潮乎乎灰蒙蒙的云遮得严严实实。云看起来更像是色彩均匀的布料，乌黑的云团在其下面低回流移，仿佛一伸手，指尖即可触及。它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向东流去，那是从中国大陆越过日本海穿过北海道向鄂霍次克海涌动的重云。如此凝望纷至沓来又联翩离去的云阵的时间里，我们立脚之处的不稳程度变得无可忍耐起来。它们只消心血来潮地一吹，甚至就可把我们连同这紧附岩壁的脆弱的弯路拽进虚无的谷底。

“抓紧吧！”说着，我扛起沉重的背囊。我打算在雨或雨夹雪下起来之前快点赶到有房屋的地方，哪怕多赶一步也好。我可不想在如此阴冷的地方给淋成落汤鸡。

我们匆匆通过“讨厌的拐弯处”。管理员说得不错，这拐角确有不吉利的地方。先由身体感觉出模模糊糊的不吉利意味，继而这模模糊糊的不吉利意味又叩击脑袋某个部位发出警告，感觉上就像过河时一脚踩进了温度骤然不同的泥潭。

走五百多米的时间里，碾踩地面的鞋音几次发生变化。几条像蛇扭来扭去一般的小溪水横过路面。

通过拐弯处后我们也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以便尽可能远离那个地方。走了三十分钟，石崖的倾斜度舒缓下来，零零星星现出了几棵树木，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走到这里，前面的路就不成问题了。路变得平坦起来，四周和我们作对的气氛也渐趋淡薄，开始慢慢往温和的高原风光过渡。鸟也开始出现了。

又走了三十分钟，我们完全离开了那座奇妙的圆锥山，来到桌面一般平展展宽敞敞的台地。台地四周簇拥着陡峭的山体，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上半端整个陷没了似的。叶片变红的白桦林海永无休止地伸向前去。白桦林间茂密地生长着色彩亮丽的灌木和绵软的杂草。随处可见被风吹倒的白桦变褐变朽。

“地方像是不错嘛！”她说。

经过那个拐弯处，这里看上去的确像是很不错。

一条笔直的路穿过白桦林，宽度仅可容一辆吉普通过，直得几乎令人头痛，没有转弯，没有陡坡。往前看去，一切都收缩为一个点。乌云在那一点的上方飘流。

那么安静，甚至风声也被无边的林海吞噬一尽。一只黑黑的圆滚滚的鸟不时伸出红色的舌尖尖锐地撕裂四周的空气。鸟消失不见后，岑寂便如软软的果冻塞满那条裂缝。铺满路面的落叶吸足两天前的雨水，潮乎乎的。除了鸟，再无任何东西打破沉寂。白桦林不见尽头，笔直的路也不见尽头。刚才还那般压迫我们的低云，从林间望去，竟有些像虚构之物。

大约走了十五分钟，碰见一条清澈的小河。河上用并排的桦木架起一座带栏杆的结结实实的小桥，周围是一片休憩用的空地。我们在这里放下东西，下河喝水。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水，凉得手发红，很甜，一股软土味儿。

云势虽然依旧，但天气总算挺了过来。她整理好登山鞋的鞋带，我坐在栏杆上吸烟。下游传来瀑布声。从声音听来，瀑布似乎不很大。阵风从路的左侧吹来，吹得地上的落叶泛起涟漪，旋即遁往右侧。

吸罢烟，用鞋底踩死。这时发现旁边另有一个烟头。我拾起细细查看，是被踩扁的“七星”。从没有潮气这点分析，应该是雨后吸的，也就是昨天或今天。

我努力回想鼠吸什么牌子的烟，却想不出，甚至吸不吸烟都想不起来。于是转念把烟头扔进河里，水流转眼间把它带去下游了。

“怎么了？”她问。

“发现一个新烟头。”我说，“大概近两天有谁坐在这里和我一样吸烟来着。”

“是你那个朋友？”

“是不是呢，说不准。”

她挨我身旁坐下，两手撩起头发给我看耳朵——已好久没给我看了。瀑布声在我的意识中忽而远去，接着又返回。

“还喜欢我的耳朵？”她问。

我微笑着伸出手，用指尖碰她的耳朵。

“喜欢！”我说。

又走了十五分钟，路突然终止，白桦林海也像被切掉似的再也不见了：在我们眼前展开着湖水般广阔的草场。

* * *

草场四周每隔五米打一根桩，桩间拉着铁丝网。网旧了，已经生锈。看来我们是折腾到了牧羊场。我推开已然磨损的对开门进入里边。草软绵绵的，地面又黑又湿。

草地上空有乌云流移。顺着云的流向，可以看见高耸的山。尽管观看的角度不同，但无疑跟鼠的照片上的是同一座山，无须抽出照片核对。

但实际目睹曾几百次从照片上看到的这片风景，觉得甚是奇妙。其纵深竟是那样的造作，与其说是赶到了这里，倒不如说是谁按照片匆忙在这里造出了一片临时风景。

我靠着木门叹了口气。不管怎样，我们是找到了。找到这点意味什么暂且不论，反正我们是找到了。

“到了啊！”她把着我的胳膊说。

“到了。”我应道。此外无须多言。

隔着草场的正前方，有一座美国乡村风格的两层木结构旧楼，那是羊博士四十年前建造而由鼠的父亲购得的建筑物。因为没有参照物，无法从远处凭视觉准确把握房子的大小，只觉得呆呆板板敦敦实实，白漆在阴晦的天空下显得模模糊糊，给人以不祥之感。近乎锈色的芥末色复折房顶的正中，一个方形砖砌烟囱朝天竖起。房子四周没有围墙，代之以久经岁月的一片常青树。树展开枝桠，保护建筑物免受风雨雪的袭击。房子丝毫感觉不出人气，一看便觉得莫名其妙。既非给人的印象欠佳或显得凄冷，也非建筑样式格外奇特，更不是说古旧得不成样子，而仅仅是莫名其妙，俨然一个在无法顺利表达情感的过程中年老体衰下去的巨大活物。问题不是如何表达，而是不知表达什么。

四下荡漾着雨味儿。幸亏抓紧了时间。我们朝着那建筑物径直穿过草场。厚厚的夹雨云层——并非刚才那种支离破碎的云絮——从西边渐渐压来。

草场宽广得令人不耐烦，无论怎么快步行走都感觉不出是在前进，距离感根本无从把握。

回想起来，在如此宽广平坦的大地上行走还是第一次。就连极远处的风势都好像拿在手心一样清晰可见。鸟群和云流交叉似的从头顶向北移去。

当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到建筑物跟前时，雨已经淅淅沥沥落下来了。房子比从远处看时大得多，也旧得多。白漆犹如疱痂似的到处卷起、剥落，剥落部分经过长期风吹雨打已经变黑。漆剥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必须把旧漆全部除掉才能重涂。而想到那番麻烦，虽然与己无关，但我还是觉得厌倦。无人住的房子势必变朽，这座别墅显然已经越过了可以挽回的临界点。

同房子的破旧形成对照的是树木。树木一个劲儿猛长，宛如电影《瑞士的鲁滨孙》中的树屋一样把建筑物团团围在中间。由于长期没有剪枝，树枝只管横七竖八舒展开来。

考虑到那条山路的危险，我很难想象在四十年前的过去羊博士是怎样把建房材料运到这地方来的，恐怕把所有体力和钱财都投进了这里。想到闷在札幌那家宾馆二楼黑麻麻的房间里的羊博士，我很有些不忍。假如作为一种类型存在着一种所谓得不到回报的人生，那么羊博士就是个例证。我站在冷雨中仰视建筑物。

同在远处看时一样，根本感觉不到有人活动的气氛。套在窄窄高高的上下两扇窗外侧的木百叶窗上沾了厚厚一层细小的沙尘。雨使沙尘以奇妙的形状固定下来，上面落下新沙尘后，新雨又同样把它固定住。

房门齐眉高处开一个十厘米见方的玻璃窗，内侧挡着窗帘。球形钢门拉手的缝隙也挤满了沙尘，手一碰就啪啪啦啦掉了下来。门拉手虽如老年人的槽牙一般晃晃荡荡，门却拉不开。三块橡木板拼成的旧门远比其外观结实，试着用拳头敲了几次，理所当然地没有回音，只有手痛。巨大的米槠树枝在头上随风摇曳，发出沙山崩塌般的声响。

我按管理员教的去摸信箱底。钥匙悬在内侧一个挂钩上。是老式的钥匙，手摸部位已经白白的了。

“钥匙总放在这地方不危险吗？”她问。

“没有人专门跑到这里偷东西又扛回去的。”我说。

钥匙近乎不自然地同锁孔正相吻合。钥匙在我手中“咕噜”打了个转，随着“咔嗤”一声令人快意的响动，门锁开了。

* * *

由于百页窗长期关闭，房间暗得不正常，好半天眼睛才适应过来。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沉浸在幽暗之中。

房间很大。又大又静，一股老仓房味儿。小时候闻过的味儿。旧家具和弃置不用的地毯坐垫之类酿出往昔时光的味儿。我伸手关上门，风声立时消失。

“你好！”我试着大声叫道，“没有人吗？”

当然叫也没用，不可能有人。只有壁炉旁边的挂钟“嗑嗑”地刻录着时间。

我脑袋混乱了几秒。黑暗中时间前后颠倒，几个场所重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的感情记忆如沙般崩溃。但这只是一瞬之间。睁开眼睛，一切恢复正常，眼前惟有异常呆滞的灰色空间壅塞四周。

“不要紧？”她担心地问。

“没什么。”我说，“进去再说吧。”

在她寻找电灯开关的时间里，我在幽暗中细看挂钟。挂钟是由三条细链吊起三根砣管来上发条的。三根砣管都已下落得不能再下落，但挂钟仍拼出最后气力运转不已。从细链的长度来看，砣管落到下面大约需一周时间。就是说一周前有人在这里给钟上过发条。

我把三根砣管上到顶端，然后坐在沙发上伸开腿。沙发很旧，看样子战前即已使用，但坐起来满舒服。不软不硬，与身体浑然一体。有一股人手心那样的气味儿。

过了一会，随着“咔”一声低响，电灯亮了，女友从厨房出来。她手脚麻利地这里那里检查完客厅后，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吸薄荷烟。我也吸薄荷烟。同她交往以来，我也一点点喜欢上了薄荷烟。

“看情形你的朋友准备在这里过冬。”她说，“大致看了下厨房，燃料食品足够过一冬的。简直成了超级商场。”

“可本人不在。”

“去二楼看看。”

我们登上厨房横头的楼梯。楼梯中途一下子转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上到二楼，空气好像差了一层。

“头有点儿痛。”她说。

“很痛？”

“不，不怕的，别介意。已经习惯了。”

二楼有三个卧室。夹着一道走廊，左边是个大房间，右边是两个小房间。我们逐个打开三个房间的门，哪个都只有最低限度的家具，空荡荡暗幽幽的。大房间里有张双人床和一个地橱，床只是空架子。一股僵死的时间气味。

仅有里头的小房间残留着人的气息。床拾掇得整整齐齐，枕头略微留有凹坑，纯蓝色的睡衣叠放在枕旁。床头柜上放一盏古色古香的台灯，旁边扣着一本书，康拉德的小说。

床旁有个橡木做的结结实实的衣柜，抽屉中整齐地塞满了男人用的毛衣、衬衫、长裤、袜子和内衣。毛衣和衬衫都是旧的，尽管有的磨损了，有的开线了，但东西地道。其中几件有印象，是鼠的。三十七号衬衫和七十三腰围的裤子，没错儿。

靠窗摆着近来不易见到的式样简练的旧桌旧椅。桌子抽屉里装着廉价的自来水笔和三瓶备用墨水，还有写信用品，信纸全是白的。第二格里有吃了一半的罐装止咳糖和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第三格是空的。没有日记没有手册，什么也没有。多余之物看来全给他归在一起处理掉了。一切整理得过于井然有序，这使我有些不快。手指在桌面一划，指尖沾上了白灰。灰不太厚，同样不过一周时间。

我把面对草场的上下扇窗推一扇上去，打开外侧的百页窗。掠过草场的风增加了强度，乌云流得更低了。草场犹如痛苦翻滚的活物在风中扭着身子。远处有白桦，有山，同照片毫无二致，只是没有羊。

* * *

我们下楼，又坐在沙发上。挂钟响了一阵子前奏，打响十二点。我们沉默到最后一响消失在空气中。

“往下什么打算？”她问。

“好像只有等侍，”我说，“一个星期前鼠还在这里，东西也都剩着，肯定会回来。”

“不过要是那之前下起雪来，我们可就得在这过冬了，况且你那一个月期限也要过期了。”

如她所言。

“你耳朵没感觉到什么？”

“没有。一张开耳朵就脑袋疼。”

“那，就在这慢慢等鼠回来好了。”

总之此外没其他办法。

她在厨房煮咖啡的时间里，我在宽敞的客厅里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墙壁正中有个地地道道的壁炉。没有最近用过的痕迹，但已做好用的准备，想用随时可用。几片橡树叶从烟囱钻进炉膛。还有一个大煤油炉，以便没有冷到需烧木柴时使用。燃料计显示里边注满了油。

壁炉旁边是带有玻璃门的固定式书橱，满满排列着多得惊人的旧书。我拿出几本啪啦啪啦翻了翻，全都是战前出的，基本无甚价值。地理、科学、历史、思想、政治方面的书占了大部分，除了用来研究四十年前一般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之外，根本派不上用场。战后刊行的书固然也有，但就价值而言可谓大同小异。唯有《普鲁塔克英雄传》和《希腊戏剧选》及其他几本小说免遭风化而存活下来。在漫长的冬季里即使这样的东西也可能用处不小。不管怎样，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无价值的书籍如此济济一堂。

书架旁边有同样固定的博古架，上面摆着一套六十年代中期流行的小书架形扩音器、增音器和电唱机。大约两百张唱片，哪一张都伤痕累累，但至少并非毫无价值。音乐没有思想那么容易风化。我按下真空管增音器的电源开关，随手拣一张唱片放上唱针。纳特·金·科尔在唱《国境以南》。房间的空气似乎倒回了五十年代。

墙壁对面等距排列着四扇高一米八左右的上下扇窗。从窗口可以看见草场上灰蒙蒙的雨。雨下大了，山脉在远处变得朦朦胧胧。

房间里铺的是木地板，中间铺一块六榻榻米大小的地毯，上面是一套接待客人用的沙发茶几和落地灯。坚不可摧的餐桌餐椅被挤在一个角落，落满白灰。

房间里确实算得上空空如也。

墙上有一扇不显眼的门，打开门，是个六榻榻米大小的储藏室。里面逼仄地堆着多余的家具、地毯、餐具、整套高尔夫用品、装饰品、吉他、褥垫、大衣、登山鞋、旧杂志等物，连初中应试参考书和无线电操纵的飞机模型都有，大部分是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产物。

在这座建筑物里，时间以奇妙的方式流逝着，一如客厅里的旧式挂钟。人们心血来潮地前来把砣管拧上去。只要砣管上去，时间便“嗑嗑”流移。当人们离去砣管下来以后，时间便驻步不动，由这静止的时间块体在地板上堆积黯然失色的生活层。

我拿了几册旧电影杂志返回客厅打开。凹版相片介绍的是《阿拉莫》，说这是约翰·韦恩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约翰·福特也全面声援。约翰·韦恩说要拍摄一部留在美国人心中的杰作，但那顶海狸帽子戴在约翰·韦恩头上简直不伦不类。

她端着咖啡出来，我们面对面喝着。雨点断断续续地敲打着窗扇。时间一点点增加重量，掺和着冷清清的幽暗浸满房间。电灯黄色的光犹如花粉在空中飘移。

“累了？”她问。

“有可能。”我怅怅地望着外面的雨景说，“一直找个不停，一下子停下来的关系。一定是还不适应。加上辛辛苦苦赶到照片上的地方，却鼠也没有羊也没有。”

“睡吧。你睡时我准备饭。”

她从二楼拿来毛毯，盖在我身上，又打开煤油炉，把烟夹在我唇间点上火。

“提起精神，保准顺利的。”

“谢谢。”我说。

随后她消失在厨房里。

剩下一个人，身体好像突然重了。我吸了两口把烟碾灭，毛毯拉到脖子闭起眼睛，不出几秒便睡了过去。

5. 她离山而去。以及汹涌的饥饿感

钟打六点时，我在沙发上醒来。灯熄了，房间笼罩在浓重的暮色中。麻木感从体内一直麻到指尖。蓝墨水般的暮色仿佛透过皮肤深深沁入了体内。

雨大概早已停了，隔窗传来夜鸟的叫声。唯独煤油炉的火苗在房间白色的墙壁上勾勒出长得出奇的淡影。我从沙发起身，打开落地灯，进厨房喝了两杯冷水。煤气灶上放着装有奶油炖菜的锅。锅还微微有些余温。烟灰缸里立着女友吸剩的两个薄荷烟头，两个像是一起碾死的。

我本能地感到她已经离开了这座房子。她已经不在这里。

我两手拄在烹调台上试着清理思绪。

她已经不在这里，这是确切无疑的。不是出于分析推理，是实际上不在。屋子里空荡荡的空气告诉了我这点。在妻子离开公寓到遇见她之前的两个月时间里，我算是领教够了这样的空气。

出于慎重，我上二楼查看了三个房间，立柜门也打开看了。没有她的身影。她的挎包和羽绒夹克也不见了，门口的登山鞋亦无踪影。她的的确确走掉了。逐个找了她有可能留言的地方，留言条也没有。从时间上看，恐怕已经到了山下。

我一下子很难理解她下山这一事实。刚刚爬起，脑袋还运转不灵。即使运转得灵，对自己周围发生的种种事情一一作出像样的解释也是远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说到底，对事物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这时突然发觉肚子饿得不行，一股异乎寻常的饥饿感。

我从厨房走下楼梯，进入贮藏食品的地下室，拿起一瓶适中的红葡萄酒拔下软塞尝了尝。虽有些过凉，但味道纯正。折回厨房，在烹调台切开面包，顺便削个苹果。给炖菜加热的时间里我喝了三杯葡萄酒。

菜热以后，我把葡萄酒和炖菜摆在客厅餐桌上，边吃晚饭边听珀西·费思交响乐团的《帕菲迪亚》。饭后喝深底锅里剩下的咖啡，拿来在壁炉上发现的扑克玩单人游戏。这游戏十九世纪由英国人发明以来一时广为流行，但由于过于复杂，不知不觉便销声匿迹了。据某位数学家计算，成功概率大概为二十五万分之一。我玩了三回，当然没有得手。收拾完扑克和餐具，继续喝瓶里大约剩下三分之一的葡萄酒。

窗外已降下夜幕。我关上百页窗，躺在长沙发上又听了几张“咔咔”作响的旧唱片。

鼠会回来吗？

大概会回来。这里已储存好他过一冬用的食品和燃料。

但终归只是大概。鼠也可能对一切都厌烦起来而返回“故乡”，或者决定跟哪个女孩在山下生活亦未可知。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果真如此，我将陷入被动境地。一个月期限里鼠没找到羊没找到，这样一来，那个穿黑西服的小子势必把我拖进他的所谓“众神的黄昏”之中。纵令明知拖进去对我也毫无意义可言，他也肯定照拖不误。他就是那种货色。

讲定的时间即将整整过去一半，十月的第二周，是城市看上去最成其为城市的时节。若什么事也没有，我现在想必应在某个酒吧边吃煎鸡蛋卷什么的边喝威士忌。美好时节的美好时刻，秋雨洗过的暮色，“喳喳”有声的冰块和结结实实的独板吧台面，如平稳的河水般流移的时间。

如此呆想的时间里，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存在另一个我，那个我正在一间酒吧里舒舒服服喝威士忌，并且越想越觉得那个我才像现实的我。不知什么地方错了位，真正的我已不是现实的我了。

我摇摇头，把幻想赶跑。

外面，夜鸟低声叫个不停。

* * *

我爬上二楼，在鼠没使用的那个小房间里整理一下床铺。褥子、床单、毛毯都整齐地叠放在楼梯旁边的柜里。

房间家具同鼠房间里的一模一样：床头柜、桌、地橱、台灯。样式虽已过时，但都是只考虑功能而把东西做得结实耐用的那个时代的遗物。多余物一概没有。

从枕旁窗口同样可以望尽草场。雨已完全止息，厚厚的云层处处现出裂缝。清秀的弯月从裂缝中露出脸，使得草场风景历历浮现出来，恍若探照灯照出的深海底。

我和衣上床，久久望着这若隐若现的风景。拐过那个不吉利的弯处独自下山的女友的图像与之重合了片刻。消失后，这回现出的是羊群和摄此照片的鼠的姿影，但当月亮隐入云层又露出时，这个也消失了。

我在台灯光下看《福尔摩斯探案集》。

6. 车库里边发现的，草场正中思考的

种类从未见过的鸟群像装饰圣诞树似的扑在门前的米槠树上鸣啭。一切都在晨晖中湿润润光闪闪的。

我用样式令人很感亲切的手动式烘烤炉烤了面包，往平底锅抹黄油煎鸡蛋，喝了两杯电冰箱里的葡萄汁。她不在诚然寂寞，但我觉得能感觉出寂寞也多少是个慰藉。寂寞是一种不坏的心绪，就像小鸟飞走后的那棵寂寂的米槠树。

洗完盘子，在洗脸间把嘴角沾的鸡蛋黄洗掉，刷牙足足刷了五分钟。犹豫良久，还是把胡子也刮了。洗脸间有简直像刚买来的刮须膏和“吉列”刮须刀，牙刷牙膏香皂化妆水香水也一应俱全，架子上齐整整地叠放着十多条颜色不一的毛巾。不愧是鼠，如此一丝不苟。镜子和洗面台也不见一道污痕。

厕所和浴室也大体相同，瓷片的接缝用旧牙刷和洗涤剂刷磨得白白净净。可钦可敬。厕所里放的香料盒漾出在高级酒吧喝的那种杜松子酒、莱姆果汁般的芳香。

走出洗脸间，坐在客厅沙发上吸了一支晨烟。背囊里还有三盒“云雀”，吸完就没了。吸罢那三盒，往下只有戒烟。这么想着又吸了一支。晨光实在令人惬意，沙发同身体极为融洽。如此眨眼过去一个小时。挂钟悠悠然打响九点。

我似乎可以理解鼠了。理解他何以把家具什物收拾整齐，何以把厕所瓷片接缝弄得雪白，何以尽管没可能与人相约却仍熨衬衫刮胡须。在这里倘若不连续动弹身体，势必失去对时间的正常感觉。

我从沙发站起，抱拢双臂在屋子里迅速转了一圈。简直想不出眼下应干点什么。需要清扫的地方鼠已清扫完毕，就连高高的天花板上的蛛丝灰也已一除为快。

行了，现在总该思考些什么。

我决定先在房子周围散散步再说。天气好得不得了，空中流移着几条宛如用毛刷曳出的白云，鸟鸣此起彼伏。

房后是一间大车库。两扇对开的旧门前落有一个烟头。“七星”。这回的烟头已有些时日了，烟纸剥裂，过滤嘴蹿出。我想起屋子里仅有一个烟灰缸，而且是看样子经久未用的旧烟灰缸。鼠不吸烟。我在手心里转动了一会过滤嘴，又扔回原处。

拉开笨重的门闩，打开车库门。里面宽敞得很，从板缝泻进的阳光在黑土上鲜明地勾勒出几道平行线。一股汽油味儿和泥土味儿。

车是旧的丰田牌“陆地巡洋舰”。车身也好车轮也好，全无一道泥痕，汽油接近满箱。我试着用手往鼠常藏钥匙的地方摸了摸，果然在那里。插进钥匙一扭，引擎立即发出快意的声响，在汽车保养上，鼠总是那么身手不凡。我关掉引擎，放回钥匙，仍坐在驾驶席上四下环顾。车里边没什么像样的东西，行车地图、毛巾和半盒巧克力而已。后座是一捆铁丝和一把大钳。就鼠的车来说，后座倒是出奇的脏了。我打开后座车窗，把座位上的垃圾拢在手心，对着从木板墙节孔透进的阳光看了看：既像弹簧垫冒出的填充物，又像羊毛。我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包了，揣进衣袋。

鼠为什么不用车呢？我无法理解。既然车库有车，那么他是走路下山的不成？或者没有下山呢？两个都解释不通。三天前山崖下的路理应还畅通无阻，很难认为鼠抛开自己的房子而在这台地的什么地方持续野营。

我不再思索，关上车库门，走进草场。从怎么想都情理不通的情形里，不可能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

随着太阳的升高，草场开始腾起水蒸气。透过水蒸气，可以隐约望见正面的山。到处是草的气息。

我踏着湿乎乎的草走到草场中间。正中央扔着报废的旧轮胎，橡胶已彻底变白开裂。我在上面坐下，环顾四周。我离开的房子看上去仿佛探出海岸的白色石崖。

一个人在草场正中的轮胎上静坐下来，不由想起小时参加过的远程游泳比赛。从这个岛游往另一个岛大约正当一半的途中，我时常停下来观望周围景致，而每每觉得莫名其妙。位于两点的正中间总使人觉得有些奇异，人们此刻仍在远离了的大地上继续日常营生这点也令人不可思议，而最妙不可言的是社会竟然在我抽身离开的情况下照样正常运转。

怔怔地坐了十五分钟，我返回房子，坐在客厅沙发上接着看《福尔摩斯探案集》。

两点，羊男来了。

7. 羊男来了

挂钟刚刚打完两点，响起了敲门声。起始两下，停了两拍又敲三下。

认识到这是敲门声花了好一会时间。我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敲这座房子的门。若是鼠，应该直接开门才是——毕竟是鼠的家；若是那个管理员，估计敲过一遍不等回音便闯进门来；若是她——不不，不可能是她，她恐怕会从厨房门悄声进来一个人喝咖啡，不是敲正门的那一类型。

开门一看，是羊男站在那里，样子看上去无论对开了的门还是对开门的我都无甚兴趣。他像看什么罕见之物似的定睛盯视着离门两米远的立式信箱。羊男个头比信箱略高一点，也就一米五十左右吧，况且驼背，腿也不直。

加之我站立的位置同外面地面相差十五厘米，所以我简直像从窗口在俯视。羊男一副蔑视这决定性落差的神气，兀自偏头专注地盯视信箱。信箱里当然什么也没有。

“进去可以吗？”羊男仍歪头问我。听语气像是对什么感到气恼。

“请。”我说。

他弓下腰，三下两下解开登山鞋的鞋带。登山鞋沾满硬泥，如夹馅面包的表皮。羊男把脱掉的鞋拿在手上，以熟练的手势“嘣嘣”对敲。厚泥巴倒也爽快地哗哗落下。之后，羊男就像要告诉我他对这房子了如指掌似的穿上拖鞋迈起大步，自行在沙发上坐下，现出释然的神情。

羊男把羊皮一直披到头顶，他敦敦实实的体形同那衣裳正相吻合。四肢部分则是接上去的仿制品，头罩也是仿制品，其顶端探出的两根环状角则是真的。头罩两侧像是用铁丝连接的两只平扁扁的耳朵水平支出。遮住上半边脸的面罩和手套、袜子统统是黑的。衣裳从脖颈到胯部带有拉链，很容易脱下。

胸前口袋同样带拉链，袋里放有香烟火柴。羊男口衔“七星”，用火柴点燃，“忽”地吁了口气。我把烟灰缸拿去厨房洗完拿回。

“想喝酒啊！”羊男说。我再次去厨房，找出剩有一半的“四玫瑰”，拿来两个杯子和冰块。

我们各自往威士忌里加冰，没说干杯，只管喝着。羊男喝第一杯时嘴里含含糊糊地嘀咕着什么。较之身体，羊男的鼻子要大些，每次呼吸鼻腔都如翅膀一般左右鼓胀。面罩外露出的两只眼睛左一眼右一眼不安地打量着我周围的空间。

喝光一杯，羊男看样子多少镇定下来。他熄掉烟，两手的手指伸到面罩下面揉眼睛。

“毛进眼睛了。”羊男说。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默不作声。

“昨天上午到这里的吧？”羊男揉着眼睛说，“一直看着的。”羊男往已融化了一半的冰块上咕嘟嘟倒威士忌，也不搅拌便喝了一口。“下午女的一人离开了。”

“你也看见了？”

“不是看见了，是我撵回去的。”

“撵回去的？”

“嗯。我从厨房窗口伸进脑袋，告诉她最好回去。”

“为什么？”

羊男闹别扭似的闷声不响。“为什么”这种问法大概不适合于他。但在我转念考虑换个问法的时间里，他眼睛里慢慢闪出异样的光。

“女的回海豚宾馆了。”羊男说。

“她那么说来着？”

“她什么也没说。反正就是回海豚宾馆了。”

“何以见得？”

羊男不语，双手放在膝上，默默地盯着茶几上的玻璃杯。

“的确是回海豚宾馆了吧？”我问。

“嗯。海豚宾馆是一家好宾馆，有羊味儿。”羊男说。

我们再度沉默。仔细看去，羊男缠的羊皮污秽不堪，毛给油渍弄得硬撅撅的。

“她离开时没留什么话没说什么？”

“没有。”羊男摇头道，“女的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

“就是说你叫她回去，她就默默离去啰？”

“是的。女的本来想回去，所以我才说回去好。”

“她是自愿来这里的。”

“不对！”羊男吼道，“女的是想离去，但她自己头脑乱成一团，所以我把她撵了回去。是你把女的脑袋搞乱的。”羊男站起来用右手心“砰”地拍了下茶几。威士忌杯往一旁滑动了五厘米。

羊男以那样的姿势站了一会，随后眼睛的光芒暗淡下来，瘫软似的坐在沙发上。

“是你把女的脑袋搞乱的。”羊男这回沉静地说，“这是十分不应该的。你什么也不明白。你只想自己的事。”

“那么说她是不该来这里的了？”

“不错。她是不该来这里的。你只想自己的事。”

我缩进沙发，舔了口威士忌。

“不过，算啦。反正已经结束了。”羊男说。

“结束了？”

“你再也见不到那个女的了。”

“因为我只想自己的事？”

“是的。是因为你只想自己的事。自作自受！”

羊男起身走到窗边，用一只手猛地往上推开重重的窗扇，呼吸外面的空气。力气甚是了得。

“这么晴的天要开窗才行。”羊男说。继而在房间转了半圈，在书架前站定，抱臂注视书脊。衣裳的屁股部位竟生有短短的秃尾巴。从身后看去，只能看成是真正的羊用后肢站立。

“在找朋友。”我说。

“喔。”羊男显得兴味索然，依然背对着我。

“他应该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直到一星期前。”

“不晓得。”羊男站在壁炉前，啪啦啪啦翻动板架上的扑克牌。

“也找背部带星纹的羊。”我说。

“没见过。”羊男应道。

但羊男显然知道鼠和羊的某些情况。他的漠不关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回答得也太快，语气也不自然。

我改变战术，装出对对方已毫无兴致的样子打个哈欠，拿起桌上的书翻动。羊男有点惶惶然，折回沙发，默默地注视我看书。

“看书有意思？”羊男问。

“嗯。”我简单回答。

羊男仍在磨磨蹭蹭。我不理他，继续看书。

“抱歉，刚才太大声了。”羊男低声说，“羊那一面和人这一面时常碰撞，就成了这样子。倒也不是有什么恶意。再说，你也说了像是怪罪我的话。”

“可以了。”我说。

“你再不能同那女的相见我也觉得不忍，可那不是我的责任。”

“噢。”

我从背囊口袋里掏出三盒“云雀”递给羊男。羊男有点惊讶。

“谢谢。这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可你不要么？”

“戒了。”我说。

“呃，那好。”羊男认真地点点头，“的确对身体无益。”

羊男把烟甚是小心地放进胳膊口袋里，那里于是隆起了一个四方形。

“无论如何我都得见到朋友，大老远跑来为的就是这个。”

羊男点点头。

“羊也同样。”

羊男又点点头。

“这方面你什么也不知道？”

羊男神情凄寂地左右摇头，仿制的耳朵飘飘然晃动不已。但这次的否定比刚才弱了许多。

“这里是个好地方。”羊男转换话题，“风景漂亮，空气清新。我想你也一定中意。”

“好地方！”我也赞同。

“到冬天更好。四下里除了雪还是雪，冻得硬邦邦的。动物都睡着了，人也不来。”

“一直在这里？”

“嗯。”

我决定再不多问。羊男跟动物一个样，我进他退，我退他进。既然一直在这里，也就不必着急，慢慢花时间探听不迟。

羊男用左手把右手戴的手套从拇指开始逐个拔出。拔了几次，手套整个掉下，现出粗糙的浅黑色的手。手不大，但肉厚，从拇指根到手背中间有烧伤的疤痕。

羊男目不转睛地看着手背，又翻过来看手心。这跟鼠的习惯性动作一模一样。但鼠不可能是羊男，身高相差不止二十厘米。

“一直在这里？”

“不，找到朋友或找到羊就离开。为这个来的。”

“这儿的冬天不错，”羊男重复道，“白花花亮晶晶的，无论什么全都冻僵。”羊男独自嗤嗤地笑，硕大的鼻腔鼓胀起来。张嘴时有脏兮兮的牙露出，门牙掉了两颗。羊男的思维频率总好像不大均衡，弄得房间的空气一伸一缩。

“该回去了，”羊男突然说，“谢谢你送我烟。”

我默然点头。

“你的朋友和那只羊要是能快些找到就好了。”

“是啊，”我说，“你要是知道什么，告诉我可以么？”

羊男浑身不自在似的扭动了一会，“呃，可以，会告诉的。”

我觉得有点滑稽，勉强忍住没笑。看来羊男真的不善于说谎。

羊男戴完手套，站起身来。“还会来的。几天后说不准，反正还来。”随即眼神变暗，“不打扰吗？”

“何至于。”我慌忙摇头，“非常愿意见到你。”

“那，还来的。”说着，羊男啪一声随手把门关上。尾巴险些夹住，好在没事儿。

我从百页窗空隙往外看，羊男同来时一样，站在信箱跟前一动不动地盯视漆已剥落的白箱，而后窸窸窣窣地扭动着让羊皮衣裳贴住的身体，朝东边的森林快步穿过草场。水平支出的耳朵如游泳池跳板一般摇摇颤颤。身影随其远离变为一个模糊的白点，最后被同样颜色的白桦吸进树干之间。

羊男消失后，我也一直定定地看着草场和白桦林，越看越觉得对羊男刚才还在房间这点难以置信。

但茶几上剩有威士忌酒瓶和“七星”烟头，对面沙发上沾着几根羊毛。我把它和在“陆地巡洋舰”后座发现的加以比较：一样的。

* * *

羊男回去后，我清理一下思绪，进厨房做汉堡牛肉饼，把元葱切得碎碎的用平底锅炒，同时从电冰箱拿出牛肉解冻，用中孔绞肉机绞碎。

总的说来，厨房够空的，但一应烹调用具和调味料还很齐全。只要好好铺条路，足可以直接在此开一家山乡风格的小餐馆。窗户全部打开，边吃边看羊群和蓝天，应该相当不坏。一家老小可以在草场上同羊嬉戏，恋人们不妨进白桦林散步。肯定生意兴隆。

鼠搞管理，我来做菜。羊男也有事可做。既是山乡餐馆，他那怪里怪气的衣裳也自然而然会为人接受。再把那个很现实的绵羊管理员作为羊倌算进来也可以。现实性人物有一个未尝不可。狗也有用。羊博士想必也会来散心。

我一边用木铲搅拌元葱，一边如此呆想。

想着想着，可能永远失去那个耳朵极妙的女友的担忧重重压上心头。或许如羊男所说，我该一个人来这里才是。我应该……我摇下头，让自己继续想餐馆。

杰！若是杰在这里，各种事情肯定一帆风顺。一切都应以他为核心运转，以宽容、怜爱、容纳为中心。

在等元葱变凉的时间里，我坐在窗边，再次眼望草场。

8. 风的特殊通道

此后三天无所事事地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羊男也没出现。我做饭，吃饭，看书，傍晚喝威士忌后睡觉。早上六点起床，绕草场跑个半月形，之后淋浴刮须。

草场清晨的空气骤然增加了冷意。白桦灿烂的红叶一点点稀疏起来。冬天第一阵冷风钻过凋零的树枝，掠过台地，向东南方向吹去。跑步途中我在草场中间一站，可以真切听到那样的风声，似乎在宣告秋天的一去不复返。短暂的秋光已然逝去。

由于运动不足和戒烟，最初三天胖了两公斤，跑步掉了一公斤。不能吸烟诚然不大好受，但方圆三十公里没有烟铺，除了忍耐别无他法。每当要吸烟时我就想她和她的耳朵。我觉得较之此前我所失去的，失去烟简直不值一提。实际上也是如此。

闲着无事，我做了很多菜，还用烘箱做了烤牛排，把冷冻的大马哈鱼弄软切开，做了腌鱼。由于新鲜蔬菜不足，便从草场找来大约可以食用的野菜，削鲣鱼干做了炖菜，用甘蓝简单腌了咸菜，还做了几种下酒的干菜以便羊男来时之需。然而羊男没来。

下午大部分时间用来看草场。草场看得久了，竟产生一种错觉，恍惚觉得那白桦林之间有人飘然而至，直接穿过草场朝这边走来。一般情况下是羊男，也有时候是鼠或女友，或是背部带星纹的羊。

但终归谁也没有出现，唯有风吹过草场，就好像草场成了风的特殊通道。风跑得很快，头也不回，仿佛在说因负有重要使命而需日夜兼程。

来到台地第七天，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从早上开始便异乎寻常地没有风，天空给沉甸甸的铅色云遮得严严实实。跑步回来淋浴完毕，喝着咖啡听唱片时雪下了起来。奇形怪状的硬雪，打在窗玻璃上时“嗑嗑”地发出响声。风也多少吹来，雪片带着三十度的斜线快速落在地上。雪片疏落时，斜线看起来像是百货商店包装纸上的斜纹；而不久下得紧了，外面便白蒙蒙一片，山也罢林也罢什么都隐形不见。那不是东京时而飘洒的适可而止的雪，是真正北国的雪。雪覆盖万物，一直冻彻地底。

如此定睛看雪，眼睛很快就痛了。我放下窗帘，在煤油炉旁看书。唱片转完自动唱针退回之后，四周悄悄然无一丝声息，沉寂得令人悚然，就好像所有活物都已死绝。我放下书，无缘无故地把房间逐个转了一遍。从客厅进厨房，继而储藏室、浴室、洗脸间、地下室一一加以巡视，二楼房间也打开看了。谁也没有。独有沉寂如油一般沁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因房间大小不同而沉寂感多少有所不一样罢了。

我孤身一人。有生以来好像还从来不曾如此形单影只。这两三天我才那么强烈地渴望吸烟，烟当然没有。

没有烟，只好不加冰干喝威士忌。倘若如此度过一冬，很可能落个酒精中毒。好在屋子里酒的数量还没有多到足以导致酒精中毒的程度。威士忌三瓶、白兰地一瓶、易拉罐啤酒十二箱，如此而已。想必鼠考虑得和我一样。

我的同伴莫非还在不停地喝酒？能够把公司清理妥当，如愿以偿地回到过去那种小翻译事务所去吗？大概没有问题。没有我恐怕也会干得蛮好。不管怎样，我们已来到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折腾了六年时间又回头退守原地。

偏午时分，雪停了。同下时一样，停得很唐突。厚敦敦的云层如干黏土随处裂开，从中泻下的阳光成了壮观的光柱，在草场上四下移动。好漂亮的景致！

来到外面，地上到处散着小砂糖果般的硬碴碴的雪粒。它们分别缩起身子，像是在抗拒融化，但钟打三点时，差不多都已化掉。地面湿湿的，傍晚的太阳以柔和的光芒笼罩大地。鸟如获释一般放声歌唱。

* * *

吃完晚饭，我从鼠的房间拿来《面包烤制法》连同康拉德的小说，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看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碰到鼠代替书签夹的一张十厘米见方的剪报。日期不清楚，但从颜色看是较新的报纸。所剪内容是本地新闻：探讨高龄化社会对策的学术报告会在札幌一家宾馆召开；旭川市附近举行接力长跑比赛；还有关于中东危机的演讲会。里边没有任何能够引起鼠或我感兴趣的东西。背面是报纸广告。我打个哈欠，合上书，去厨房煮咖啡喝了。

久未看报，一看报才发觉自己已被世界潮流抛开整整一个星期了。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就在这一瞬的时间里，东京说不定给核弹夷为平地，瘟疫说不定席卷山下人世，火星人是否占领澳大利亚亦未可知。纵然如此，我也完全无从知晓。去车库里的“陆地巡洋舰”，倒是可以听车上配的广播，但我也不是特别想听。不知道也无所谓的话，那就没必要特别设法知道，况且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头疼事。

但有什么在我脑袋徘徊不去。感觉上就像眼前有什么通过却因沉思而没注意到时一样。然而视网膜已经烙下了有什么通过的下意识的记忆……我把咖啡杯塞进洗碗槽，返回客厅，重新拿起剪报细看。我所寻找的东西到底是在背面：

我把剪报夹回书，身体埋进沙发。

鼠知道我在找他。疑问在于：他是怎样发现这则启事的呢？下山时偶然发现的吧？抑或为寻找什么一起读几周来的报纸时发现的不成？

尽管知道，却未同我联系（也许他得到这则启事时我已退房离开了海豚宾馆，或者联系时电话已经死掉）。

不，不对。鼠不是不能跟我联系，而是不想联系。估计鼠已根据我住在海豚宾馆这点预料我迟早要来这里。而他若有意见我，理应在此等待，或至少留个纸条才离开。

总而言之，鼠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想同我见面。可是，他并没有拒绝我。假如他不愿意我留在这里，将我赶走的办法在他任凭多少都有。因为，这里是他的家。

我怀抱这两个命题，看着挂钟的长针绕钟盘缓缓转动一周。转完一周后我也未能摸到这两个命题的核心。

羊男知道什么，毫无疑问。同一个人，既然一眼就发现我来这里，就不可能不知道差不多在此住了半年的鼠。

越想越觉得羊男的行为反映出鼠的意志。羊男把我的女友赶下山，弄得我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出场想必是某种前兆。我身旁的的确确有什么正在进行。外围被清除干净，即将发生什么。

我熄灯上楼，躺在床上看月亮，看雪和草场。云层断处，星星闪烁着冷冷的光。我打开窗，嗅了嗅夜的气息。随着树叶的摩擦声，有什么叫声从远方传来。叫声很奇特，既不像鸟叫又不像兽叫。

我就这样在山上度过了第七天。

* * *

醒来去草场跑步，淋浴，吃早餐。一如往日的早晨。天空跟昨天一样阴沉沉的，气温则略有上升。看光景雪是不会下了。

我在蓝牛仔裤和毛衣外面套上登山服，穿上运动鞋穿过草场，从羊男消失的地方走进东边的树林，在林里走来走去。没有像样的路，人的足迹也没有。时而有倒在地上的白桦。地面很平，到处有既像干涸的河道又像昔日战壕的一米左右宽的沟。沟弯弯曲曲，在树林里拐了好几公里长。有时深，有时浅，沟底积有厚及踝骨的枯叶。沿沟前行，不久走上一条马背般陡峭的路。路两旁是坡面徐缓的无水枯谷。枯叶色的圆滚滚的鸟“嚓嚓嚓”穿过路面，消失在斜坡草丛中。满天星犹如升腾的火焰把红色镶嵌在林间处处。

大约转了一个小时，彻底转丢了方向感，哪里还谈得上找羊男！我沿枯谷行走，一直走到听见水声。见到河，这回沿河而下。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应碰上瀑布，而我们走过的那条路就在瀑布附近。

走了十分钟，有瀑布声传来。溪流被岩石弹得转来转去，到处留下冰一般冷的水洼。没有鱼，几片枯叶在水洼上面款款地画着圆圈。我接连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走下瀑布，爬过光溜溜的斜坡，走上有印象的那条路。

羊男坐在桥边看着我，肩上挎一个装满烧柴的大帆布袋。

“那么瞎转一气，会碰上熊的！”他说，“这一带像有只熊走散了，昨天下午发现行踪来着。要是怎么都想转的话，就像我这样腰上系个铃。”

羊男“铃铃”地摇响用安全扣固定在腰间的小铃。

“找你呢！”我叹口气说。

“知道。”羊男道，“看见你找来着。”

“那为什么不招呼我呢？”

“以为你想自己找来，就没吭声。”

羊男从衣袋掏出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我在羊男身边坐下。

“住在这儿？”

“嗯。”羊男说，“不过你谁也不要告诉。因为谁都不知道。”

“可我的朋友知道吧？”

沉默。

“事关重大。”

沉默。

“如果你跟我的朋友是朋友，那么我跟你也是朋友吧？”

“是啊，”羊男十分谨慎地说，“一定是那样的。”

“既然你是我的朋友，你就不会对我说谎，是吧？”

“嗯。”羊男很为难似的说。

“不能讲给我听吗？作为朋友。”

羊男用舌头舔了舔干干的嘴唇：“不能讲的，实在对不起，讲不得的，说好不能乱讲。”

“嘴给谁封住了？”

羊男如海贝一样闷声不语。枯树间响起了风声。

“没人偷听的。”我悄声道。

羊男盯住我的眼睛：“这地方你难道什么也不了解？”

“不了解。”

“听着，这不是普通地方，这点你最好记住。”

“可你前几天还说是好地方啊！”

“对我来说，”羊男道，“对我来说只能住在这里。被赶出这里，就再也无处可去了。”

羊男沉默下来。看情形很难再从他口中套出什么话。我看着塞满烧柴的帆布袋。

“冬天用这个取暖？”

羊男默然点头。

“没看见有烟嘛。”

“积雪之前，不生火。不过即使积雪后生火你也看不见烟——有那样的生火办法。”说着，羊男得意地一笑。

“雪从什么时候积起呢？”

羊男仰脸看天，又看我的脸。“今年要比往年早，再过十来天就差不多了。”

“再过十来天路就封冻了吧？”

“可能。谁也上不来，谁也下不去，好季节！”

“一直住在这里？”

“一直。”羊男说，“直到永远。”

“吃什么呢？”

“蜂斗叶、柴萁、树上的果子，鸟、小鱼和螃蟹也逮得到。”

“不冷？”

“冬天冷的哟。”

“有什么东西不够，可以分些给你。”

“谢谢。眼下还不缺什么。”

羊男忽然站起，朝着草场的方向在路上走起来。我也起身跟在他后面。

“为什么偷偷住在这里？”

“你肯定笑。”羊男说。

“我想不至于。”我说。猜不出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谁也不告诉？”

“谁也不告诉。”

“因为不愿意去打仗。”

之后我们默默走了一会。肩并肩走，羊男的头在我肩头那儿晃来晃去。

“和哪国打？”

“不知道。”羊男“咳咳”咳了两声，“反正不乐意去打仗。所以才这样保持着羊形，而保持羊形就不能从这儿出去。”

“十二瀑镇出生的？”

“嗯。不过别讲给任何人听。”

“不讲。”我说，“讨厌镇子？”

“山下的镇子？”

“嗯。”

“不喜欢，遍地是兵。”羊男又咳嗽一声，“你从哪儿来？”

“东京。”

“听说打仗了没有？”

“没有。”

羊男于是像对我失去兴趣，在走到草场入口之前我们什么也没说。

“顺便到你家可以么？”我问羊男。

“要做过冬准备，”他说，“忙得很，下次吧。”

“想见我的朋友，”我说，“下周内无论如何得见到他才行。”

羊男凄然摇头，耳朵啪嗒啪嗒晃动着。“抱歉，刚才也说了，我是爱莫能助。”

“转告一声就成，可以的话。”

“嗯。”

“实在谢谢。”我说。

我们就此告别。

“出来走动别忘了带铃哟！”临走时羊男说。

我径直回家，羊男和上次一样消失在东边的树林里。

冬意黯然的无声无息的绿草场把我们分隔开来了。

* * *

下午我烤面包。在鼠的房间发现的《面包烤制法》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封面上写道“只要认得字你也能很快烤出面包”，实际上也是如此。我按书上的指点，的确很快烤出了面包。满屋子充溢着诱人的面包香，酿出温馨的氛围，味道就生手来说也相当不坏。厨房里面粉和酵母多的是，即使在这里过一冬，面包——至少面包——也不成问题。大米和意大利式面条也绰绰有余。

傍晚，我吃了面包、色拉和火腿鸡蛋，饭后吃了桃子罐头。

第二天早上煮饭，用马哈鱼罐头、裙带菜和蘑菇做了个西式炒饭。

午间吃冷冻过的乳酪蛋糕，喝浓奶茶。

三点，淋上君度力娇酒吃了支榛果冰淇淋。

晚间，用电烤箱烤了带骨鸡，喝了金宝汤。

* * *

我开始再次发胖。

* * *

九日下午看书架上的书时，发现一本旧书最近好像有谁看过。只有那里一点灰都没有，书脊套封也蹿出一点。

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坐在沙发上翻开书页。书名叫《亚细亚主义溯源》，是战争期间刊行的。纸张质量极差，每翻一页都有一股霉味儿。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内容偏执无聊，每看三页就几乎叫人打一个哈欠。然而还是好多地方开了天窗，关于“二·二六事件”(5)竟只字未提。

啪啦啪啦漫不经心地翻看的时间里，发现最后面夹有一张白色便条。看了半天全是发黄的旧纸，因此这白色便条看上去很像是个奇迹。夹这便条的右边那页是卷末资料，上面排列着有名的或无名的亚细亚主义者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头依序看去，在大约正中间处碰到了“先生”的名字，就是把我弄到这里来的“羊附体”先生。其原籍是北海道××郡十二瀑镇。

我把书扣在膝头，茫然良久。语言在头脑中成形花了很长时间，就好像有人给我后脑壳以狠狠一击。

本该注意到的，本该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本该最初听到“先生”是北海道贫农出身时就该核对清楚才是。纵使“先生”再巧妙地抹杀过去，也肯定是有某种调查方法的，那个黑西服秘书就必定马上调查。

不，不对。

我摇摇头。

他不可能没做过调查。他不是那种马虎人。无论多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正像核查我的反应和行动的所有可能性那样。

他一切都已经了如指掌。

此外无从设想。而他却故意不厌其烦地说服以至威胁我，把我送到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就算要做什么，他也应当远比我做得得心应手。即便出于某种缘由必须利用我，也应一开始就把场所告诉我才是道理。

头脑的混乱平复后，我开始气恼起来，觉得一切都那么离奇古怪，那么阴差阳错。鼠明白什么，穿黑西服的那小子也明白什么，唯独我一个人莫名其妙地被置于漩涡之中。我的所思所想全部偏离靶心，我的所作所为无不自以为是。当然，或许我的人生一贯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恐怕不能责备任何人。可是至少他们不该这样利用我。他们所利用所榨取所摧毁的，乃是剩给我的最后、真正最后一滴清露。

我恨不得抛开一切马上下山，却又不能那样。我已陷得太深，没办法一走了之。最简单的是放声大哭一场，然而又哭不得。我觉得我该真正大哭的还在后头。

我走进厨房，拿来威士忌酒瓶和杯子，喝去五厘米。除了喝威士忌，我再想不出别的事可干。

9. 照在镜子里的，没照在镜子里的

第十天早上，我决定忘掉一切。应该失去的已然失去。

早晨正跑步时，下起了第二场雪。湿漉漉黏糊糊的雨夹雪变成冰片，又变成不透明的雪。同第一场爽快雪不一样，这回下得很讨厌，附在身上不肯落下。跑到半路只好不再跑了，回家烧洗澡水。在等水开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炉前，但身体暖和不过来，潮乎乎的寒气无可抗阻地浸入体内，摘下手套手指也回不过弯，耳朵像针刺般痛得像要掉下来。整个身体如质量糟糕的纸粗糙不堪。

在热水里泡了三十分钟，又喝了杯加进白兰地的红茶，身体总算恢复常态。不时袭来的发冷感竟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便是山上的冬季。

黄昏时雪仍在下，草场白茫茫一片。及至夜色笼罩四周，雪终于停了，深沉的静寂如浓雾再次压来。一种无法抗御的沉寂。我把唱机调到自动反复功能，听了二十六遍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

雪当然没有久积不化。如羊男所料，到大地封冻还有一些时间。翌日晴空万里，久违的太阳慢慢花时间融化着积雪。草场上的雪于是斑斑驳驳，刺眼地反射着阳光。复折式房顶的雪大块大块从斜坡滑下，出声地掉地摔碎。雪水一滴滴落在窗前。一切都那么清晰那么灿烂。每一片橡树叶的尖端都光闪闪地噙着水珠。

我双手插进衣袋，站在窗前凝望如此景致。一切都与我无关地拓展开去，一切都在与我无关——与任何人无关——的情况下生生不息。雪下了，又化了。

我一边听雪的融化声或塌落声一边打扫房间。由于下雪的关系，身体彻底迟钝下来，加之形式上我算是擅自入住别人家里的，房间还是应该给打扫打扫才是。何况我本来就不讨厌做饭和扫除。

但偌大的房子打扫起来比我想的辛苦得多。跑十公里倒轻松些。每个角落都过一遍掸子之后，用大型吸尘器吸尘，木地板蘸水轻擦一遍，又蹲下打蜡。大约打了一半就累得气喘吁吁。不过由于戒了烟，喘也不觉痛苦，没有如痰在喉的那种厌恶感。我在厨房喝了杯葡萄汁，平息一下呼吸，而后赶在午前一气把蜡打完，打开所有的百叶窗，房间由于打蜡而显得熠熠生辉，令人怀念的大地湿润的气息和蜡味儿美妙地融合在一起。

洗完打蜡用的六条抹布晾去外面，我烧水煮意大利面条，淋了足够多的鳕鱼子、黄油，又浇了白葡萄酒和酱油上去。好久没有吃这般悠然自得的午餐了。附近树林里传来大斑啄木鸟的鸣啭。

意大利面一扫而光，洗盘子，继续打扫房间。刷了浴盆和洗面台，洗了马桶，擦了家具。因为鼠很精心，脏得不甚厉害，家具用喷雾器一喷就变得干干净净。之后我把塑料软管拉去外面，把玻璃窗和百叶窗上的灰尘用水冲掉。整座房子于是变得清清爽爽。返回屋子擦罢玻璃窗内侧，扫除即告结束。傍晚前两个小时用听音乐打发掉了。

薄暮时分去鼠的房间取另一本书时，发觉楼梯口一面大穿衣镜脏得一塌糊涂，便拿抹布和玻璃清洗剂和喷雾器擦拭，但怎么擦污渍都去不掉。我不明白鼠为什么竟任凭这面镜子脏着不管。我用桶打来温水，用尼龙刷来刷，刮去镜面沾的油腻，又用湿抹布擦拭。结果水桶里的水变得黑乎乎的，镜子竟脏到这个地步。

这木框考究的古董式镜子，一看就知身价不凡，擦完后一道阴翳也没有。不歪不斜，无伤无疵，从头到脚端然把人映入其中。我站在镜前全身上下照了一阵子，并无什么特殊变化，我还是我，表情仍是平时那不怎么样的表情，只不过镜中图像异常真切而没有镜中像特有的呆板。看上去，与其说我在注视映在镜中的我，倒不如说我是镜中图像，而由作为图像的呆板的我注视真实的我。我将右手抬到脸前用手背擦了下嘴角，而镜中的我也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也可能我在重复镜中我的举止。时至如今，我已弄不清我是否真正以自己的意志擦拭嘴角了。

我将“自由意志”这四个字眼输入脑海，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朵。镜中的我也做同一动作，看来他也同样把“自由意志”一词输入脑海。

我无可奈何地从镜前离开，他也同样从镜前离开。

* * *

第十二天下了第三场雪。睁眼醒来，雪已经下了。一场静得出奇的雪，不硬，也没有黏糊糊的湿气。它慢慢从空中翩然降下，不等积存便化掉了，如合目一般无声无息。

我从储藏室抽出旧吉他，好容易调了弦，弹了支老曲子。边听本尼·古德曼的《特别航空信》边练习，不觉到了中午。我厚厚地切开自己烤的变硬了的面包，夹上火腿，喝着啤酒吃了。

大约练了三十分钟吉他，羊男来了。雪仍在静静地下。

“打扰的话就出去。”羊男开着房门道。

“哪里，进来嘛。正无聊着呢。”我把吉他放在地板上说。

和上次一样，羊男脱下鞋，在门外把鞋上的泥磕掉才进来。下雪天，那身厚厚的羊皮衣裳同他的身体正相吻合。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两手置于扶手，窸窸窣窣挪动几下身子。

“雪还剩不下？”我问。

“还剩不下。”羊男回答，“有剩得下的雪和剩不下的雪，这是剩不下的雪。”

“唔。”

“剩得下的雪要等到下星期。”

“不喝点啤酒什么的？”

“谢谢。可以的话，最好是白兰地。”

我去厨房为他准备白兰地，为自己准备啤酒，连同奶酪三明治拿进客厅。

“弹吉他了？”羊男钦佩地说，“音乐我也喜欢，乐器倒是一件也摆弄不来。”

“我也不会，快十年没弹了。”

“没关系，再弹一段可好？”

为了不损坏羊男的情绪，我大致弹了一遍《特别航空信》，随后随意地弹起一支合唱团曲子，但不久弄不清小节的数目，只好作罢。

“满好的嘛！”羊男认真地夸奖道，“会弹乐器很好玩吧？”

“如果弹得好的话。不过必须耳朵灵才弹得好。耳朵灵，就不至于对自己弹的声音沾沾自喜。”

“是那么回事吧。”羊男说。

羊男把白兰地倒进酒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我拉掉啤酒罐的易拉环，直接喝了起来。

“话没能捎到。”

我默然点头。

“就来告诉你这个的。”

我望着墙上的挂历。到带有红色标记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天时间了。不过时至现在，已怎么都无所谓了。

“情况变了。”我说，“我非常生气，有生以来还从没这么生气过。”

羊男手拿白兰地酒杯默默不语。

我抄起吉他，将背板朝壁炉砖狠狠砸去，随着巨大的不协调音，背板四裂开来。羊男从沙发一跃而起，耳朵摇颤不止。

“我也有生气的权利！”我说——像是在对自己说，“我也有权利生气！”

“什么忙也帮不上，是很抱歉。但希望你能明白，我是喜欢你的。”

两人不声不响望了一会雪。雪很轻柔，宛如零零碎碎的云絮从天上飘落下来。

我去厨房取另一罐啤酒，经过楼梯口时看见镜子。另一个我同样正去取啤酒，我们面面相觑，喟然叹息。我们住在不同世界里想着相同的问题，一如《鸭羹》里边的格尔查·马科思和哈波·马科思。

镜子里还有我后面的——或者说他对面的——客厅。我后面的客厅同他对面的客厅是同一客厅，沙发地毯挂钟绘画书架等全都一模一样。客厅尽管不那么富有情调，感觉却并不坏，但有什么有所不同，或者说我觉得有什么有所不同。

我从电冰箱取出绿罐的“卢云堡”啤酒，拿着折回客厅时又看了一眼镜中的客厅，而后看真正的客厅。羊男依然坐在沙发上怔怔地看雪。

我想确认镜中的羊男。但羊男不在镜子里，空无一人的客厅里只摆着一套沙发。镜中世界里我一个人孑然独立，只听得脊梁骨吱嘎作响。

* * *

“脸色不好。”羊男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一声不响地拉开啤酒罐盖喝了一口。

“肯定感冒了。对不习惯的人来说，这里的冬天是很冷的。空气湿度又大。今天最好早点睡。”

“不，”我说，“今天不睡，在这里等朋友，一直等。”

“知道他今天会来？”

“知道。”我说，“今天夜里十点来。”

羊男没做声，只管看着我。面罩外露出的两只眼睛没有丝毫表情。

“今晚收拾行李，明天开拔。碰到他就这样转告他——想必没这个必要了。”

羊男像是表示答应似的点了下头：“你这一走可就寂寞了，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了，这奶酪三明治可以拿走么？”

“可以。”

羊男用纸巾包起三明治，揣进衣袋，戴上手套。

“但愿能见到。”临走时羊男道。

“能见到。”我说。

羊男往草场东面走去。不一会，雪幕把他整个包笼了，唯有沉默剩下。

我往羊男的杯里倒进二厘米白兰地，一饮而尽。喉头发热，顷刻胃也热起来。大约过了三十秒钟，身体不再发抖，只闻挂钟的脚步声在脑袋里夸张地回响不已。

恐怕该睡一觉。

我从二楼拿下毛毯，在沙发上躺倒。我像在森林里彷徨了三天的孩子，浑身筋疲力尽。一闭眼，马上睡了过去。

我做了个不快的梦，几乎无从记起的十分不快的梦。

10. 时间在流逝

黑暗如油一样钻进我的耳朵。有人正在用巨大的铁锤企图把地球敲开。铁锤不多不少敲了八下。地球没有裂，只现出一点点裂纹。

八点，晚间八点。

我摇头睁开眼睛。四肢麻木，脑袋作痛，好像有人把我和冰块一起装进鸡尾酒搅拌器里胡乱摇动。再没有比在黑暗中醒来更叫人生厌的了，似乎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做起。醒来最初一会儿总觉得自己活的是别人的人生，花好半天才使其和自己的人生重合起来。将自己的人生作为别人的人生来审视也真是有些奇妙。有这种人生存本身即已不可思议。

我用厨房自来水洗把脸，顺便喝了两杯。水如冰一样冷，然而脸上的烧仍没有退。我重新坐回沙发，在黑暗与沉寂中一点点聚敛自己人生的残片。虽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但至少那是我的人生。我渐渐返回我自身，我无法向别人确切说明我如何是我自身，别人恐怕也不感兴趣。

似乎有人在注视我，我没太在乎。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每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细胞想了想。如妻所说，一切终归都将失去。自己本身也将失去。我用手心按自己的脸。黑暗中，自己手心感觉到的脸仿佛不是自己的脸，而是以我的脸形出现的他人的脸。连记忆都已模糊不清。所有东西的名字都在溶解，都被黑暗吸尽。

钟在黑暗中打响了八点半。雪停了，厚厚的云依然布满天空。彻头彻尾的黑暗。我久久沉在沙发里咬着拇指甲。自己的手都看不清。炉子关了，房间里阴冷阴冷的。我裹着毛毯，怅然望着黑暗深处，好像蹲在深深的井底。

时间在流逝。黑粒子在我的视网膜上描绘出奇异的图形。不出片刻，原来的图形悄悄崩溃，由别的图形取而代之。水银般静止的空间里，唯独黑暗在动。

我止住思考，把自己交给时间的河流。时间不断地冲着我走。新的黑暗描绘新的图形。

钟打响九点。第九下钟被黑暗慢慢吞噬之后，沉默立时钻进其空隙。

“谈谈好么？”鼠问。

“当然好。”我说。

11. 在黑暗中居住的人们

“当然好。”我说。

“比约定时间早到一个小时。”鼠不无歉然地说。

“无所谓。你也看见了，我一直闲着。”

鼠静静地笑了。他在我背后，就像背靠背坐着。

“好像回到了过去。”鼠说。

“肯定是咱们俩只能在闲得无聊时才能互相畅所欲言。”我说。

“真像是那样的。”鼠微微一笑。即使在漆黑中背靠背，我也知道他在微笑。仅凭空气的流动和气氛便可知道种种情况。我们曾是朋友，那已是几乎记不起的往事了。“不过有人说能够用来消磨时间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你说的吧？”

“你的直觉还是那么好。一点不错。”

我叹了口气。“可是对眼下这场风波，我的直觉可是糟糕透顶，气得我真想不活了——尽管你们给我那么多提示。”

“没办法的。你算是干得好的了。”

我们沉默下来。鼠大概又在盯视自己的手。

“给你添了很大麻烦。”鼠说，“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此外别无他法。除了你没有靠得住的人——信上也写了。”

“这得听你说一下。眼下这样我摸不着头脑。”

“那当然，”鼠说，“当然要说。不过说之前得喝啤酒。”

鼠按住我不让我站起。

“我去拿来。”鼠说，“我的家嘛。”

鼠摸黑快步走去厨房。我一边听他从电冰箱里取出一打易拉罐啤酒的声响，一边时而闭起时而睁开眼睛。房间里的黑暗和闭眼时的黑暗黑的程度略有不同。

鼠折回来，往茶几上放下几罐啤酒。我摸索着抓起一罐，拉开易拉环，喝进一半。

“眼睛看不见，像不是啤酒似的。”我说。

“对不起，不摸黑不妥的。”

我们默默喝了一会啤酒。

“那么……”鼠清清嗓子。我把空了的啤酒罐放回茶几，照样裹着毛毯静等对方开讲，但没有下文。黑暗中只听得鼠为确认啤酒还剩多少而左右摇晃易拉罐的声响。他一向的毛病。“那么，”鼠又说一遍，而后把所剩啤酒一口喝干，咣啷一声把易拉罐放回茶几，“首先讲一下我为什么来这里，可以么？”

我没有回答。

知道我不想回答之后，鼠继续道：

“我父亲买这块地是一九五三年，我五岁的时候。至于为什么特意来这地方买地，我不大清楚。我想肯定是通过美军方面的关系压低价买下来的。你也见到了，实际上这里交通极其不便。夏天还好，一旦积雪就根本派不上用场。占领军也好像打算修路做雷达基地什么的使用来着，但考虑到时间和费用而终归作罢。当然镇子也穷，不可能鼓捣什么道路。因为修路也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么着，这片地就成了没人理的闲地。”

“羊博士不是想回这里的吗？”

“羊博士始终住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人哪里都不想回去。”

“也许。”

“再来点啤酒！”鼠说。

我说不要了。由于关了炉子，简直像要冻彻五脏六腑。鼠打开盖，一个人喝着。

“父亲对这块地十分中意，自己修了几条路，房子也维修了。钱我想是花了不少。好在这样一来，只要有车，至少夏天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了。有了暖气、冲水厕所、淋浴、电话和备用的自家发电装置。真不晓得羊博士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鼠发出不知是打嗝还是叹气的声音，“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每年夏天我们都来这里。父母、姐姐和我，还有一个做杂活儿的女孩。想来，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地道的岁月。草场租出去了，一到夏天这里到处是镇上的羊，除了羊还是羊，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关于夏天的记忆总是同羊连在一起。”

我不大明白拥有别墅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一辈子都明白不了。

“但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一家人就基本不来这里了。一来在离家近些的地方另有了一座别墅，二来姐姐出嫁，我和父母又合不来，加上父亲的公司人仰马翻了一阵子，这个那个的事情好多。总之，这地方就这样再次被丢开不管了。我最后一次来大约是一九六七年，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鼠像想起什么似的缄口停了一会。

“不寂寞？”我试着问。

“寂寞什么！可能的话，很想一直在此住下去，却又不能。因为这是父亲的房子，我不愿意求父亲关照。”

“现在也不？”

“也不。”鼠说，“所以这里我是不打算来的。但在札幌海豚宾馆大厅里偶然发现那幅照片时，无论如何都想来看上一眼。总的说来，是由于有些感伤。你有时候不也同样吗？”

我“嗯”了一声，想起那被填埋了的海。

“于是从羊博士口里听了一些情况——关于梦中那只背部带星纹的羊的。这个知道的吧？”

“知道的。”

“往下简单些说好了。”鼠说，“听说那只羊，我突然很想在这里过冬，这个心情怎么都抛舍不掉。至于父亲如何如何，那已经怎么都无所谓了。这样，我就打点行装来到了这里，就好像是受了什么诱惑才来的似的。”

“见到那只羊了？”

“见到了。”鼠说。

* * *

“往下说起来非常痛苦。”鼠说，“那痛苦无论怎么说我想你都很难理解。”鼠用手指把第二个喝空的易拉罐捏扁。“可能的话，你来提问好么？大致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吧？”

我默然点头：“提问顺序颠三倒四，这也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已经死了吧？”

鼠等了惊人之长的时间才回答。或许仅几秒钟亦未可知，但对我来说的确长得惊人。口中干得沙拉拉的。

“是的。”鼠沉静地说，“我是死了。”

12. 拧钟发条的鼠

“在厨房梁上吊死的。”鼠说，“羊男把我埋在车库旁边。死并不怎么痛苦——如果你担心这一点的话。不过这实际上已怎么都无所谓了。”

“什么时候？”

“你来的一个星期前。”

“那时你拧钟发条了，对吧？”

鼠笑道：“也真是不可思议，三十年人生干的最后一桩事竟是拧钟发条！将死之人干嘛给钟拧什么发条呢？莫名其妙啊！”

鼠一住嘴，四周静悄悄的，只闻钟的嘀嗒声。雪将此外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就好像宇宙间仅我们两人存留下来。

“假如……”

“算了吧！”鼠打断我的话，“已经没有假如了。这你也该明白，是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

“就算你提前一个星期来，我也还是一死。或许能在明亮些温暖些的地方见到我，但到头来是一回事，我同样必须死掉，无非加重痛苦罢了。而那样的痛苦我肯定忍受不了。”

“干嘛非死不可呢？”

黑暗中响起了手心对搓的声响。

“这点我懒得讲，因为终归只能落得个自我辩护。你不认为再没有比死人自我辩护更俗不可耐的了？”

“可你不讲我不会明白的嘛！”

“再来点啤酒！”

“冷啊。”我说。

“没那么严重。”

我用颤抖的手拉开易拉环，喝了口啤酒。一喝，的确不觉得怎么冷了。

“简单说吧——如果你肯保证不讲给任何人听的话。”

“讲又有谁能相信呢？”

“那倒也是。”鼠笑道。

“肯定没一个人相信，事情这么荒唐！”

钟打响九点半。

“让钟停住可以么？”鼠问，“太吵。”

“当然可以，你的钟嘛。”

鼠站起来打开挂钟门，止住钟摆，将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时间从地表消灭。

“简单说来，我是吞进羊死的。”鼠说，“等羊完全睡熟以后，我把绳子拴在厨房梁上吊住脖子，没给那家伙逃跑的时间。”

“真的必须那么做？”

“真的必须那么做。因为再晚一点，羊就要彻底控制我。那是最后的机会。”

鼠再次对搓手心：“本来我想作为原原本本的我自身见你，作为有着我自身的记忆和我自身的懦弱的我自身。给你寄去那张暗号般的照片也为的是这个——假如能凑巧把你引到这个地方来，我也就最后得救了。”

“现在可得救了？”

“得救了。”鼠静静地说。

* * *

“关键在于我的懦弱。”鼠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懦弱你保准不能理解。”

“人都是懦弱的。”

“这是泛泛之论。”说着，鼠打了几个响指，“泛泛之论罗列再多也无济于事。我现在跟你谈的是非常私人性质的。”

我默然。

“懦弱这东西要在体内变质腐烂，就像坏疽一样。早在十五六岁我就感觉到了这点，所以经常焦躁不安。自己体内确实有什么在腐烂而本人又能持续地感觉到——这个你明白吗？”

我裹着毛毯不做声。

“我想你是不明白的。”鼠继续道，“因为你没有这一面。总而言之，我就是懦弱。懦弱这玩意儿跟遗传病是一码事。心里再明白也无法自行医治，又不可能碰巧消失，只能越来越糟。”

“对什么懦弱呢？”

“一切。道德上的懦弱，意识上的懦弱，以及存在本身的懦弱。”

我笑了，这回笑得十分自然。“不过如果那么说，可是没有人不懦弱的哟！”

“少来泛泛之论。刚才也说了，当然人人都有懦弱之处，但真正的懦弱和真正的坚强都同样是少而又少的。你不晓得不断把人拖入黑暗的懦弱是怎么一个东西，而它就实实在在存在于这个世上。泛泛之论不可能把一切都概括进去。”

我沉默不语。

“所以我才离开故乡。我不想把更加狼狈的自己暴露在人前，包括你。一个人在陌生地方转悠起来，至少可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归根结蒂，”说到这里，鼠在黑幽幽的岑寂中沉默片刻，“归根结蒂，我未能逃出羊的阴影也是由于我的懦弱。我自己是无可奈何的。即便你那时马上赶来，我怕也只能束手就擒，即使决心下山也在所难免，我也肯定会重返原处。懦弱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羊要得到你什么呢？”

“一切，统统在内。我的身体、我的记忆、我的懦弱、我的矛盾……这些对羊都顶中意不过。那家伙有很多很多触手，伸进我的耳穴我的鼻孔，像用吸管吮吸一样把我吸干。那情景一想不都叫人毛骨悚然？”

“代价呢？”

“我会成为一个与我不相称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当然羊并没有向我显示它的全部形体。我看见的终归只是极小一部分。尽管这样……”鼠沉默下来，“尽管这样，我还是被打翻在地，无可逃避。那无法用语言来诉说，正好比是个吞掉一切的壶，美丽得令人眩晕，邪恶得令人战栗。身体一旦陷入其中，就整个消失了。意识也好、价值观也好、感情也好、痛苦也好，全部无影无踪，近乎所有生命之源出现在宇宙某一点时的动态。”

“可你拒绝了？”

“是的。连同我的身体全都埋葬了。还差一项作业，做完就永远被埋葬掉。”

“还差一项？”

“还差一项。往下要请你来做。不过现在不谈这个。”

我们同时喝啤酒。身体逐渐暖和过来。

“血瘤那东西像鞭子似的吧？”我问，“羊用来驾驭宿主的鞭子？”

“正是。那东西一旦形成，就别想从羊那里逃开。”

“先生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疯了。肯定忍受不住那个壶里的风光。羊利用他筑造了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为此羊才进入他体内。可以说他是个牺牲品，思想上他是零。”

“先生死后是要利用你来继承那个权力机构吧？”

“是的。”

“往下将发生什么呢？”

“百分之百的无政府观念王国。所有的对立都在那里融为一体，我和羊就在其核心。”

“干嘛拒绝？”

时间已经窒息。雪无声地落在窒息的时间上面。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鼠咽下话语，“说不清啊！”

我寻找词句，但找不到，只管裹着毛毯凝视黑暗的深处。

“看来我们是用同样的材料制作了截然不同的东西。”鼠说，“你相信世界会变好？”

“天晓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鼠笑了：“也真是，要是存在泛泛之论的王国，你肯定能当那里的国王。”

“作为羊壳！”

“是作为羊壳。”鼠一气喝干第三罐啤酒，空罐咣啷一声扔在地上。“你最好早些下山，趁着没给雪封住。不想在这地方过一冬吧？估计再有四五天就开始积雪，结冰的山路翻越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怎么办？”

鼠在黑暗中无不开心地笑道：“我已经没有什么以后了，只消一冬就消失不见了。至于一冬长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得而知，反正一冬就是一冬。能见到你真叫人高兴。可以的话，真想在暖和些明亮些的地方相见……”

“杰向你问好。”

“也替我问候他。”

“她也见了。”

“如何？”

“挺精神的。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那么说还没结婚？”

“是啊。”我说，“想要问问你完了还是没完？”

“完了。”鼠说，“即便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没办法使它完，反正也是完了。我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借用你无疑十分喜欢的泛泛之论来说，就是任何人的人生都毫无意义可言，是吧？”

“是的。”我说，“最后问两点。”

“一是关于羊男。”

“羊男那家伙不错。”

“来这里时的羊男是你吧？”

鼠咯吱咯吱转动脖颈：“不错。借了他的身体。你还真看出来了？”

“中途看出来的。”我说，“一开始不行。”

“老实说，你摔吉他时我吓了一跳。头一回看你发那么大火，再说那是我最先买的吉他，倒是便宜货。”

“对不起。”我道歉说，“只是想吓唬你，把你引出来。”

“也罢。反正到明天什么都消失了。”鼠倒也干脆，“那么，另一点要问的是关于你女朋友的吧？”

“是的。”

鼠沉默良久，双手对搓，随后听得一声叹息，“可能的话，我本不想谈她，因为她是计算外的因素。”

“计算外的？”

“嗯。作为我原本打算开一个内部晚会，结果那孩子钻了进来。我们是不该把她卷进来的。你也知道，那孩子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可以把很多很多东西引诱出来。可是她不该来这里，这里远远超出她力所能及的范围。”

“她怎么样了？”

“她不要紧的，精神着呢。”鼠说，“只是她恐怕再也不能吸引你了，我也觉得不忍。”

“为什么？”

“消失了，她身上的什么完全消失了。”

我沉默下来。

“你的心情我理解，”鼠继续道，“但那早早晚晚都是要消失的，就如某种东西已经从你我以及好些女孩身上消失掉一样。”

我点点头。

“差不多我该走了。”鼠说，“不能待得太久。肯定还会在哪里相见的。”

“是啊。”我说。

“可能的话，最好在明亮些的地方见，季节但愿是夏天。”鼠说，“最后一件事：明早九点把挂钟对好，把钟后面的软线接上，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九点半希望你离开这里下山。十二点我们同一伙人在这里有个茶话会。好么？”

“就那样。”

“能见到你真高兴。”

沉默一瞬间包裹了我们两人。

“再见！”鼠说。

“再见吧。”我说。

我照样裹着毛毯，闭目倾听。鼠发出单调的脚步声缓缓穿过房间，打开门，直欲将人冻僵的冷气挤进房间。无风，水一般沉沉浸入的冷气。

鼠开门在门口伫立了一会。他似乎在静静地看着什么，不是看外面景致，不是看房间内部，也不是看我，而是在看完全另外的什么，感觉上就像在看球形门拉手或自己的鞋尖。之后“嚓”的一声低音，他把门关上，一如关上时间之门。

剩下来的唯有沉默，除了沉默什么也没剩下。

13. 绿线和红线，冻僵的海鸥

在鼠消失后不久，我浑身一阵难以忍受地发冷，在洗脸间吐了几次，但除了游丝般的气息什么也没吐出。

我爬上二楼，脱下毛衣钻进被窝。发冷与高烧交替袭来，房间也随之一胀一缩。毛毯和内衣给汗水浸得一塌糊涂，而一冷，又冷得叫人缩成一团。

“九点给钟上发条，”有谁在我耳畔低语，“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九点半离开这里……”

“不要紧，”羊男说，“会顺利的。”

“细胞在更新嘛。”妻说。她右手攥着带白色花边的长筒裙。

我下意识地把脖子左右摇了十多厘米。

红线接红线……绿线接绿线……

“你简直什么都不明白。”女友说。是的，我是什么都没闹明白。

涛声传来。冬天滞重的波涛。铅色的大海和女人后颈般莹白的海波。冻僵的海鸥。

我置身于门窗紧闭的水族馆展厅。厅里陈列着好几根鲸鱼阴茎。热得令人窒息。该有人开窗才是。

“不成，”司机说，“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果真那样，我们都要一命呜呼。”

有人开窗。冷不可耐。海鸥声传来。它们尖锐的叫声撕裂我的皮肤。

“你记得猫的名字吗？”

“沙丁鱼。”我回答。

“不，不是沙丁鱼。”司机说，“名字早已换了。名字说换就换。你不也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的么？”

冷得出奇。且海鸥数量过多。

“平庸使人走漫长的路。”那个黑西服小子说，“绿线即红线，红线即绿线。”

“关于战争听到什么没有？”羊男问。

本尼·古德曼开始演奏《特别航空信》。查理在独唱。他头戴奶油色呢帽。那是我所记得的他的最后形象。

14. 再过不祥角

鸟在啼叫。

阳光从百页窗缝隙中呈条纹状落在床上。掉在地板上的手表指在七时三十五分。毛毯和衬衫像从装满水的桶里捞出来一样湿漉漉的。

头虽还有点发晕，但烧已退去。窗外一派雪景。鲜亮的晨光下，草场闪烁着银辉。空气冷得皮肤很是舒坦。

我下楼用热水淋浴。脸色异常苍白，一个晚上脸颊就明显塌陷下去了。我把比平时多两倍的刮须膏满满涂了一脸，一丝不苟地刮胡须。刮完后小便，尿水多得自己都难以置信。

小便之后，身上没了气力，穿着浴衣在沙发上足足躺了十五分钟。

鸟继续叫个不停。雪开始融化，从房檐上一滴滴落下水珠。远处不时传来锐利的“噼啪”声。

到八点半，我喝了两杯葡萄汁，整个儿啃了一个苹果，然后收拾东西。从地下室拿了一瓶白葡萄酒和一大块“好时”巧克力，又拿了两个苹果。

收拾好东西，房间里笼罩着悲凉的空气。一切即将结束。

看准表到九点，把挂钟三根砣管拧了上去，时针对在九点。又移开沉重的钟，把钟后现出来的四根软线接好。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

软线是从钟后板四个锥孔里拉出来的。上边一对，下边一对。软线是用和吉普车里相同的铁丝牢牢固定在钟内的。我把挂钟放回原来位置，站在镜前向我自身做最后的寒暄：

“祝你顺利！”我说。

“祝你顺利！”对方说。

* * *

我和来时一样从草场正中穿过，雪在脚下“沙沙”作响。草场上一个脚印也没有，俨然银色的火山口湖。回头一望，我的一行脚印一直连到那座房子。脚印意外地弯曲。径直走路并非易事。

离远看去，房子简直像个活物。它身子局促地一抖，雪便从复折式房顶落下。雪块出声地滑下房顶斜坡，掉在地上摔碎了。

我继续前行，穿过草场，穿过长长的白桦林，过桥，沿圆锥形山转了一圈，来到那个讨厌的弯角。

好在弯角积的雪没有结冰，但无论怎么用力踩雪，我都无法从仿佛被拽进十八层地狱的那种讨厌感觉中挣脱出来。我几乎是贴在哗啦哗啦崩落的崖体上走过那个弯角的。腋下满是汗水，一如儿时噩梦醒来。

平野从右边闪出。平野同样被雪覆盖着，从中流淌的十二瀑河闪着耀眼的光。似有汽笛声远远传来。一个漂亮的晴天。

我歇口气，背起背囊，走下徐缓的坡路。拐过下一个弯角时发现一辆没印象的新吉普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那个黑西服秘书。

15. 十二点的茶话会

“等你呢，”黑西服说，“不过也就等了二十来分钟吧。”

“何以晓得？”

“地点？还是时间？”

“时间。”我放下背囊。

“你以为我究竟凭什么当上先生秘书的？努力？智商？反应快？何至于！原因是我有能力。是直觉，用你们的话来说。”他身穿驼色羽绒服和滑雪裤，架一副RAY BAN牌遮光镜。“我和先生之间有过很多共同部分，比如在超越理性、逻辑以及伦理那类东西方面。”

“有过？”

“先生一周前去世了。葬礼十分气派。现在东京为挑选接班人吵得热火朝天。平庸之辈正在东奔西忙上蹿下跳——倒也够辛苦的。”

我叹了口气。对方从上衣袋里掏出银色的香烟盒，抽出无过滤嘴烟点燃。

“不吸？”

“不吸。”我说。

“你的确干得漂亮，超过我的期待，坦率地说，我很吃惊。当然，如果你走投无路，我也打算提供一点暗示来着。居然能碰上羊博士，令人叫绝！可以的话，真希望你在我手下出力。”

“一开始就晓得这里？”

“还用说！你以为我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问个问题好么？”

“好好，”对方显得兴致勃勃，“简短些。”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在这里呢？”

“因为希望你以自己的意志自动自觉地来这里，并且把他从地窖里拉出。”

“地窖？”

“精神地窖。人一旦被羊附体，精神就暂时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类似所谓shell shock(6)。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从中拉出。但为了使他信任你，你就必须是白纸一张。就是这么回事。如何，简单吧？”

“是啊。”

“亮出底牌来什么都简单，而编制程序却非同小可。因为电脑不肯连人的感情波动都计算进去。手工活儿！而若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程序能够如愿以偿，当然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

我耸耸肩。

“好了，”对方继续道，“寻羊冒险记正走向尾声，由于我的计算和你的纯真。我已把他搞到手了，是吧？”

“好像。”我说，“他在那里等着，说十二点整有个茶话会。”

我和他同时看表：十时四十分。

“我该走了。”对方说，“不好叫他久等。你嘛，叫司机用吉普车送到山下。噢，这是你的报酬。”

对方从胸袋里掏出一张支票递过来，我没看金额就揣进了衣袋。

“不确认一眼？”

“没那个必要吧。”

对方开心地笑了：“能跟你一起做事，真是愉快。对了，你的同伴把公司解散了，可惜啊！本来前途无限。广告业以后还要发展，你自己干好了。”

“你是疯了！”我说。

“希望还能和你见面。”说罢，他沿着弯角朝台地走去。

* * *

“沙丁鱼精神着哩！”司机开着吉普车说，“胖得圆滚滚的。”

我坐在司机旁边。看上去他同乘坐那辆怪物车时判若两人。他这个那个地讲起先生的葬礼和如何照料猫，我几乎没听。

吉普开到车站时是十一点半。镇子死一般静。一个老人用铁锹铲交通岛的雪，一只瘦狗在他身旁摇晃尾巴。

“谢谢你了！”我对司机说。

“不用谢。”他说，“对了，上帝的电话号码可试过了？”

“没有，没时间。”

“先生去世以后，打不通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肯定太忙。”我说。

“也许。”司机说，“那么，保重！”

“再见。”

* * *

上行列车准十二点发车。月台上空无人影，车上乘客加我共四个人，但久违了的人的形象还是使我舒了口气。不管怎样，我返回到了生的世界。尽管这世界平庸且百无聊赖，但毕竟是我的世界。

我边嚼巧克力边听开车铃声。当铃声响罢列车发出“咣啷”声时，远处传来爆炸声。我猛地推开窗户，脖子探到外面。爆炸声间隔十秒又响一次。列车开动了。约三分钟后，只见圆锥形山那里升起一道黑烟。

我凝望着那道烟，望了三十分钟之久，直到列车向右拐弯。

(1)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年。

(2)大正时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

(3)花楸树：一种蔷薇科落叶乔木，秋天叶子变为红色。

(4)一枝黄花：一种菊科植物，顶部为黄色。

(5)“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的事件。

(6)shell shock：爆炸性精神打击。由战争遭遇引起的一种丧失自控力和记忆力的精神障碍。

尾声

“一切休矣。”羊博士说，“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我说。

“必须感谢你才是。”

“我失去了很多。”

“不，”羊博士摇头道，“你不是刚刚活过来嘛！”

“那也是啊。”

走出房间时，羊博士趴在写字台上失声恸哭。我夺走了他失去的时间。至于正确与否，我最后也未明白。

* * *

“她不知去哪里了。”海豚宾馆老板凄然说道，“没说去哪里，身体像是不大舒服。”

“不怕的。”我说。

我接过行李，仍住上次那个房间，从房间窗口仍可看见上次那个莫名其妙的公司。乳房肥硕的女孩不见了。两个年轻男职员吸着烟伏案工作，一个念数字，一个用尺子在很大一张纸上画图表。由于没了巨乳女孩，公司看上去完全成了别的公司，唯独根本弄不清是什么公司这点依旧。六点，全员撤离，楼宇一片漆黑。

我打开电视看新闻，没有报道山上爆炸事故。是的，爆炸事故是发生在昨天。昨天一天我究竟在哪里、干什么了呢？刚一回想，头又开始作痛。

总之过去了一天。

我将这样一天天远离了“记忆”，直到某一天漆黑中再次传来远处的声响。

我关掉电视，鞋也不脱就倒在床上，孤零零地望着满是污痕的天花板。天花板的污痕使我想起很久以前死去且被所有人遗忘的人们。

不知是什么颜色的霓虹灯改变了房间色调。耳畔响着表针的走动声。我脱下表扔在地板上。汽车喇叭声柔和地重合在一起。我想睡，但睡不着。根本不可能带着无法诉诸语言的心情入睡。

我穿上毛衣，上街走进最先看到的迪斯科舞厅，听着不停顿的黑人音乐，喝了三杯六十毫升的加冰威士忌。于是我多少变得正常起来。也必须变得正常。大家都要求我趋于正常。

返回海豚宾馆，三根手指的老板坐在长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最后新闻。

“明天九点动身。”我说。

“回东京吧？”

“不，”我说，“那之前要顺便去个地方。八点请叫醒我。”

“好的好的。”他说。

“添了好多麻烦，谢谢了！”

“哪里。”老板随即叹口气，“父亲还不吃饭。再不吃，要没命的。”

“有伤心事。”

“知道。”老板悲戚地说，“可父亲什么也不告诉我。”

“一切很快会变得顺利的，”我说，“只要时间过去。”

* * *

翌日午饭是在飞机上吃的。飞机先降落在羽田机场，又重新起飞。左侧始终有大海闪闪生辉。

杰还在剥土豆皮。一个打短工的女孩一会儿给花瓶换水，一会儿擦桌子。从北海道返回故乡，秋意尚未逝去。从杰氏酒吧望去，山上红叶红得正艳。我坐在尚未营业的吧台前喝啤酒，用一只手剥花生，那破裂声很叫人惬意。

“好不容易才弄到剥起来这么好听的花生。”杰说。

“噢。”我嚼着花生应道。

“怎么，还在休假？”

“不干了。”

“不干了？”

“说来话长。”

杰把土豆全部剥完，用大笊篱洗了晾干。“往下怎么办？”

“不清楚。有点退职金和出让共同经营权的收入，虽然不是什么大数目。还有这个。”我从衣袋掏出支票，没看金额就递给杰。

杰看着摇摇头：“好厉害的金额，不过总好像来路不明。”

“实际上也是。”

“说来话长吧？”

我笑了笑：“放在你这里，放到店里的保险柜里去。”

“哪有什么保险柜！”

“现金出纳机不就行了。”

“放进银行出租的保险柜吧。”杰担心地说，“可怎么处理呢？”

“我说杰，迁这店时花钱了吧？”

“花了。”

“借款呢？”

“还有不少。”

“这支票可能还清？”

“还有剩。不过……”

“怎么样，用这笔钱把我和鼠算作共同经营者可好？不要分红不要利息，光添上名字就行。”

“那可不妥。”

“没关系。只是，我和鼠有什么难处时希望能收留我们。”

“以前不也一直这样的吗？”

我端着啤酒杯盯住杰的脸：“知道，但还是想这样做。”

杰笑着把支票揣进围裙袋：“你第一次喝醉时我还记得。过去多少年了？”

“十三年。”

“那么久了！”杰少见地谈了三十分钟往事。等客人三三两两进来时，我站起身。

“不是刚来吗？”杰说。

“有教养的孩子不久坐。”我说。

“见到鼠了吧？”

我把双手放在吧台上做了个深呼吸：“见了。”

“那也说来话长？”

“你没听说过的那么长。”

“不能省略？”

“省略就没味儿了。”

“还好？”

“还好。说想见你。”

“迟早能见吧？”

“能见，共同经营者嘛！那笔钱是我和鼠挣的。”

“那太好了！”

我从吧台的高凳上下来，吸一口店里令人亲切的空气。

“不过作为共同经营者，希望能有弹子球和投币式自动唱机。”

“下次来之前准备好就是。”杰说。

* * *

我沿着河边走到河口，在最后剩下的五十米沙滩上弯腰坐下，哭了两个小时。哭成这个样子生来是头一次。哭罢两个小时，我好歹站起身来。去哪里还不知道，但反正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拍去裤子上沾的细沙。

太阳早已隐没。移步前行时，身后传来细微的涛声。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出版。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1973年的弹子球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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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1973 NEN NO PINBORU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80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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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村上或“我”在找什么？

一九六九——一九七三

弹子球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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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村上或“我”在找什么？

林少华

村上春树有个“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率先，《寻羊冒险记》殿后，这部《1973年的弹子球》居中（以下称《球》）。《球》写于1980年，和前一年的《且听风吟》一样，都是开酒吧期间半夜趴在厨房餐桌上写的，每晚吭哧吭哧写一两个小时，同时也是除《挪威的森林》外唯一有直子出现的长篇。写《且听风吟》，大体是由于心血来潮，还没有创作自觉；但写《球》的时候，则已明显意识到自己想写的东西，即有了创作主题，有了创作自觉。

村上后来在《球》收入作品全集时写的后记中这样回顾道：

这部作品夹在处女作《且听风吟》和第三部长篇《寻羊冒险记》之间，感觉上总好像有些模糊（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但这里首次出现了在我以后小说中展开的种种要素。在总体上它固然和《且听风吟》同样未能走出习作阶段，不过我自己对这部小说还是有些偏爱的。在这部作品中，我第一次得以将自己的情思聚敛于一个对象，那就是虚拟的弹子球机。主人公“我”外出寻找那台游戏机。这样的构思或结构同我的心情一拍即合。

这部作品也是一边开店一边写的。和写《且听风吟》时一样，都是半夜伏在厨房桌子上写的。全然没有写得辛苦的记忆，越写越想写。和写《且听风吟》那时不同，感觉上写得十分顺畅。一个命题（在结果上的命题）在此得到释放——因为已经写得无需命题了。随着命题的淡出，自发性情节（story）开始支配我的脑袋，小说开始自立、开始独立行走。我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当然，知道做不到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可是有一种让人心里温暖（heart warming）的乐观情绪——文学新手是需要这个的——在它的支撑下，我顺顺利利写完了这部小说。小说本身的力量那样的东西开始破壳而出。那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

而且，这是我半夜在厨房餐桌上写的最后一部长篇。此后我彻底改变了生活，走上全职专业作家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最初这两部小说怀有深切的个人挚爱。这两本书里沁有我种种样样的回忆。有的愉快，有的则不太愿意想起。收入全集之际，大部分短篇都多少有所改动，但这两部原封未动。一来一旦动起来就没完，二来也不想动，不想动的心情要更强些——前面也写了——我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成立是同某种不完美性互为表里的。读者朋友或许也有所不满，但希望理解我——这就是我，我只能是这样的我。（《村上春树全作品·创作谈》，讲谈社，1990年）

如果说，村上在《且听风吟》中把自己的情思、意念、体验和思考之网任其自然地、消费性地散向四周，在《球》中则渐渐收拢起来，而将其集中抛向或“聚敛于”弹子球机这一对象——“我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也就是说，创作开始由不自觉向自觉过渡，由无主题向有主题过渡。那么，其作品的主题或自觉旨趣是什么呢？就是寻找！

村上在1985年接受川本三郎的特别采访（《文学界》1985年8月号）和1991年在《文学界》增刊号“村上春树BOOK”中以《我这十年》为题撰文当中两次提到寻找，说自《球》开始出现寻找什么这一模式（pattern），寻找是《球》的着眼点，明确表示以寻找什么为中心是受到了雷蒙德·钱德勒（Raimond Chandler）的影响。“钱德勒的菲力浦·马洛为寻找某条线索见一个人，往下再见一个人——我的确如法炮制来着，因为我非常喜欢钱德勒。结果一发不可遏止，见此人之后，往下去哪里自然水到渠成。”

其实，寻找是很寻常的行为模式。小时候找妈妈，上学后找老师，长大了找对象，毕业后找工作找房子找车子找票子找门路……应该说，人的一生就是寻找的一生。在文学世界中，寻找也是最初的形态和模式。但村上笔下的寻找——方式也好目标也好结果也好——大多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基本与生计无关。比如在《球》中，一开始是找狗。不是自家走失的狗也不是朋友委托的狗，而是火车站月台上的狗——直子一次提起小镇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于是“我”来了兴致，无论如何都想找那条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当然，寻找内容主要还是找弹子球机。三年前“我”上大学时曾迷上弹子球游戏：“我真正陷入弹子球这个可诅咒的世界是在1970年冬天。那半年感觉上我好像是在黑洞中度过的。我在草原正中挖一个大小同自身尺寸相适的洞，整个人钻进洞去，塞起耳朵不听任何声响，什么都引不起我半点兴致。”“我”玩得很好，“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后来“我”不再玩了，常去的娱乐中心突然倒闭了，自己玩的那台名叫“宇宙飞船”的弹子球机随之去向不明。于是“我”在1973年的某一天忽有所感，决心去找那台弹子球机，找弹子球机上的“她”：

某一天有什么俘获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巾、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那年秋天一个星期天黄昏俘获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

在一位教西班牙语的大学讲师的帮助下，“我”终于在荒郊野外一座由养鸡场冷库改成的仓库里找到了弹子球机，找到了那台名叫“宇宙飞船”的“俘获我的心”的弹子球机，时隔三年和“她”度过了短暂的几分钟。那确是极有意味的不寻常的几分钟。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弹子球机中的什么俘获了主人公的心？或者说，“我”找弹子球机到底是找弹子球中的什么？作品中“我”打交道的人并不多：直子、鼠、双胞胎女郎、同宿舍楼的长发少女、西班牙语讲师。而且不难看出，主人公几乎同任何人都保持距离，甚至似乎谈过恋爱的直子和一起在床上嬉戏的双胞胎女郎都不曾俘获过他的心，没有任何人让他等待过或寻找过。同直子之间，根本没有描述恋爱过程；双胞胎离去时，他也没有挽留，仅仅在送行路上说了一句“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相比之下，月台上那条狗却让他西装革履——西装革履仅此一次——再三独自找到那座小站，对狗说“等得我好苦”。而更让他心里割舍不下的无疑是弹子球机：

常想你来着，我说。心情于是一落千丈。

睡不着觉的夜晚？

是的，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重复道。

……

找得我好苦。

找得我好苦！正因为找得好苦，主人公才格外注意观察作为弹子球机的“她”的表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观察出了对方几种表情：“终于睡醒似的朝我微笑／令人想起往日时光的微笑／哧哧地笑，笑脸真是灿烂／妩媚地一笑。”可见双方何等两情相悦。而对于作为真正的“她”，“我”却始终保持克制。在小说中，“我”同主动送上门的一对双胞胎姐妹一起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而且“我”睡在两人中间。按理，这方面应该有很多美妙的事情发生，然而没有发生。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是关于配电盘的。三人竟煞有介事地为配电盘举行葬礼，“我”甚至搬出康德语录来致悼词。不妨说，208和209这对双胞胎姐妹尽管也具个性，但并不是作为具有血肉之躯的活生生的人出现的。与她们相比，作为无机物的配电盘和弹子球机反而更为生动，更有感情，更有特点，更能俘获主人公的心。极端说来，人与器械产生了“互文性”，人像器械，器械像人——村上由此点化出了社会中人的疏离性。因而，主人公只能转而同动物甚至同无机物即无情之物进行情感交流，踏上寻找弹子球之路。这大约是寻找弹子球行为的第一层寓义。

不仅如此，主人公自身也产生了疏离性，对自己有了疏离感。这同经济状况无关。他大学毕业后同朋友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经营意外顺利，译件源源不断，运转资金绰绰有余，还雇了个双腿修长的女孩做事务员，女孩又对“我”颇有情意。“咱们是成功人士，”朋友说。的确可谓成功人士。然而“我”产生了乖戾感（日语为“違和感”）。“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拼片混在一起的两套拼图同时拼接起来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甚至觉得自己的脸根本不像自己的脸，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如何把握自身。因此当务之急是把疏离了的自身黏合起来，找回我之所以为我的证据。而最好的证据就是那台弹子球机——“她”是“我”的过去的见证人，“我”的自豪、我的荣光的见证人。“只有我理解她，唯独她理解我。”“我”必须去找“她”，“她”也在哪里连连呼唤“我”。只有同“她”的重逢才能将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合为一体。最后，“我”在七十八台废弃的弹子球机队列中间缓缓走过后同“她”再次相遇：

三蹼“宇宙飞船”在队列的大后方等我。她夹在浓妆艳抹的同伴中间，显得甚是文静，好像坐在森林深处的石板上等我临近。我站在她面前，细看那梦绕魂萦的板面。黛蓝色的宇宙，如深蓝墨水泼洒的一般。上面是点点银星。土星、火星、金星……最前面飘浮着纯白色的“宇宙飞船”。船舱里闪出灯光，灯光下大约正是一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另有几道流星划破黑暗。

找到弹子球机之后，“弹子球机的呼唤从我的生活中倏然远逝。空落落的心情也已消失”。“我”基本上终结了身心撕裂的痛苦和不知自己是谁的惶惑，开始期待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原上静听风声，开始“走我应走的路”。不妨说，寻找弹子球机就是寻找同自我疏离性相对立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这应该是寻找第二层寓义。

其第三层寓义，在于作者对于彼岸世界的关注。不用说，作为弹子球机的“她”并没有生命，通往弹子球机所在场所的路无异于死亡之旅。那是初冬时节的某个周三夜晚，显然是东京的城郊笼罩在黑暗之中。但那完全是不具日常性的另一种黑暗：

四下彻底黑尽。并且不是单一的黑，而是像涂黄油一样把各种颜色厚厚地涂上去的那种黑。

我脸贴出租车窗玻璃，静静地注视着这样的黑暗。黑暗呈平面，平展得不可思议，仿佛用快刀将不具实体的物质一片片薄薄切开的切面。奇妙的远近感统治着黑暗。巨大的夜鸟展开双翅，轮廓分明地挡在我们面前。

房舍越走越稀，后来只剩下地底轰鸣般涌起几万只秋虫的鸣声的草原和树林。云层如岩石沉沉低垂，地面上的一切无不耸肩缩首似的在黑暗中屏息敛气。

“我”便是在这样的黑暗中乘车前行。旁边的西班牙语讲师一支接一支吸烟，出租车司机也在吸烟——烟仿佛是维持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关系性”的唯一物品——“我”不吸烟（尽管“我”平时吸烟，作者本人当时也吸烟），“我”不想用烟来证明自己仍置身于此岸世界。然而“我”到底惶恐不安，恨不得推开车门逃回温暖的被窝。但“我”当然没有那样做。到达目的地后，“我”下车告别西班牙语讲师，独自沿铁丝网走向三百米开外的仓库。前面也说了，仓库原是养鸡场的冷库。养鸡场倒闭了，鸡没了，但仍有鸡味儿，下雨天味儿更大，甚至可以听到鸡扑棱棱扇动翅膀的声音。“我”打开仓库铁门，打开灯。

一扇窗也没有的墙壁和天花板涂着有浮光的白色涂料，但已布满污痕，有黄色的有黑色的，及其他莫名其妙的颜色。一看就知道墙壁厚得非同一般。我觉得自己简直像被塞进了铅箱，一种可能永远出不去的恐怖钳住了我，使我一再回头看身后的门。料想再不会有第二座如此令人生厌的建筑物。

极其好意地看来，未尝不可看成象的墓场，只是没有四肢蜷曲的象的白骨。

显而易见，无论场景还是气氛都属于彼岸的死亡世界，何况作者已明确表述为“象的墓场”。村上1949年出生，1980年写《球》时年龄刚过三十。而且前一年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刚刚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正值踌躇满志之时，然而他笔下现出了如此富有质感的、“逼真”的死亡世界。这当然同他的年龄和处境无关，而大约源于他的文学观。2003年初我在东京和村上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道：“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想这不妨概括为村上的文学观。这同他一再强调的写小说是为了“自我治疗”在实质上应是一回事。换言之，小说之于村上是“自我治疗”或“使灵魂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作为小说这一手段的手段，其一，选择同彼岸世界、异界或死亡世界对话；其二，选择同另一个自己、即自己的分身对话。在《球》中，前者即弹子球机，后者就是“鼠”。可以说，这两个选择乃是村上伸出的两支触角，以此搜索现实时空的外层即自己灵魂的底层隐秘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村上的寻找也是在寻找灵魂的出口，两支触角也是通向出口的两条隧道。在这部作品中他借助弹子球机，在《寻羊冒险记》中借助羊，在《舞！舞！舞！》中借助喜喜……村上一路如此寻找下去。而作为同另一个自己对话的这支触角，在《球》和《寻羊冒险记》中表现为“鼠”，在《舞！舞！舞！》表现为“羊男”，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表现为“叫乌鸦的少年”，在《天黑以后》中表现为主人公的姐姐浅井爱丽……与此同时，这两支触角又合并演化为两条线，使得故事分为阴阳、虚实两个平行向前推进，其最为典型的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亦一脉相承。

说回《球》。日本学者研究《球》的论文不算很少。如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根据主人公喜欢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通过同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侈》的比较，指出“村上的‘我’通过没来由地热衷于无谓之物来确保对于有意义有目的热衷于某物之人的优越性——‘我’即这一姿态中存在的超越论式自我意识”，同时指出作品中基于“我”这一“超越论式主观”的世界观。柄谷行人还将村上同大江健三郎进一步加以比较，认为大江为“意义”的崩溃感到痛苦并力图予以寓言（allegory）式重建，而村上则处之泰然（参见柄谷行人：《村上春树的“风景”》，载《村上春树STUDIES》第1辑，若草书房，1999年）。

日本海外学者中大约以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的研究最为出色。他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柄谷行人的“泰然”之说，同时以富于个性的文字这样表述道：

虽然村上春树这些充满爵士乐味道的作品初看之下与最典型日本气质的小说家川端康成（1899—1972）笔下的那些艺伎和茶道并无多少不同，两者都是作者力图挽住将人生无情地卷往过去的时间之流的结果，而且都将“超然”作为一种对抗之途。在他“失去”双胞胎姐妹时，他眼看着白天从他窗前离去，“一个如此安静的十一月的周日，似乎一切很快就将完全透明。”（拙译为“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十一月的星期日”）他再次处于超然状态，他的追求安全抵达了一个终点，那个“真实”的世界慢慢抽离出自己的色彩。这一结局不禁令人想起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结局：主人公在流尽热泪后慢慢遁入禅宗的虚无。（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原题“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文体——在《球》中，文体分外重要——请看开头一段（考虑到有的读者朋友懂日语，容我把日语也照录于此）：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有的说得洋洋自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不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砰”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实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見知らぬ土地の話を聞くのが病的に好きだった。……彼らはまるで枯れた井戸に石でも放り込むように僕に向かって実に様々な話を語り、そして語り終えると一様に満足して帰っていった。あるものは気持ち良さそうにしゃべり、あるものは腹を立てながらしゃべった。実に要領良くしゃべってくれるものもいれば、始めから終わりまでさっぱりわけのわからぬといった話もあった。退屈な話があり、涙を誘うもの哀しい話があり、冗談半分の出鱈目があった。それでも僕は能力の許す限り真剣に、彼らの話に耳を傾けた。

理由こそわからなかったけれど、誰もが誰かに対して、あるいはまた世界に対して何かを懸命に伝えたがっていた。それは僕に、段ボール箱にぎっしりと詰め込まれた猿の群れを思わせた。僕はそういった猿たちを一匹ずつ箱から取り出しては丁寧にほこりを払い、尻をパンと叩いて草原に放してやった。彼らのその後の行方はわからない。きっと何処かでどんぐりでも齧りながら死滅し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結局はそういう運命であったのだ。

不难看出，这不长的一段文字里容纳了村上文体几乎所有要素。新颖别致，洗尽铅华，节奏明快，一气流注，而又峰回路转，机警诙谐，曲尽其妙。简约、韵律和幽默联翩而出各呈风姿，日本式抒情和美国风味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没有川端康成低回缠绵的咏叹，没有三岛由纪夫近乎自恋的执著，没有大江健三郎去而复来的滞重，没有村上龙无法稀释的稠浓——确如村上所说，“日本语性”基本被“冲洗”干净，了无“赘疣”，从而形成了在传统日本文坛看来未尝不可以说是异端的异质性文体——来自日语又背叛日语，是日语又不像日语。而村上作品之所以成为国人阅读视野中一道恒常性迷人风景线，之所以从中学生放学路上偷偷交换的“涉黄”读物跃入主流文坛和学术话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文体的异质性。读村上，明显有别于读以往的日本小说及其同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却又和村上师承的欧美文学尤其美国当代文学不尽相同。而作为中文译本，无论行文本身多么纯粹，也并不同于中文原创，不混淆于任何中国作家。近乎王小波的知性，但比王小波多了一分绅士般的从容；近乎王朔的调侃，但比王朔多了都市人的优雅。这就是村上，就是所谓村上文体。

2008年4月15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晴空丽日绿柳樱花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六九——一九七三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

有一段时间——十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问其生身故乡和成长期间住过的地方的事。那个时代似乎极端缺乏愿意听人讲话那一类型的人，所以无论哪一个都对我讲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哪里听说我这个嗜好而特意跑来一吐为快。

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有的说得洋洋自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不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砰”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实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桩事倍功半的活计。如今想来，假如那年举办“热心听他人讲话者世界大赛”，毫无疑问我将荣获冠军。作为奖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谈对象中有一个火星出生的和一个土星出生的。两人的话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最先讲的是土星。

“那里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说，“一想都发、发晕。”

他属于某个政治性团体，该团体占据了大学校园的九号楼。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决定思想，反之则不可”。至于什么决定行动，却无人指教。可九号楼里有饮用水冷却器、电话和洗澡的热水，二楼甚至有蛮别致的音乐室，里边有两千张唱片和“剧院之声”A5音响系统，堪称天堂（较之有一股自行车赛场厕所那种味道的八号楼）。他们每天早上用热水齐刷刷地刮去胡须，下午兴之所至地一个接一个打长途电话，到了晚上聚在一起听唱片，以至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个个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

十一月间一个天晴气朗的午后，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说里边正用最大音量播放维瓦尔迪(1)《谐和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却是一九六九年的温馨传说之一。

我从堆得摇摇欲坠的用来作路障的长椅下面钻过时，正隐约传来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那撩人情怀的气氛，同爬上开满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时一模一样。他劝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弄来的烧杯里。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继续讲土星，“一个家伙踢在从口里吐出的香口胶残渣上，竟踢裂了脚背。地、地狱啊！”

“是够意思。”我隔了两秒附和道。那时候我早已学到了各式各样——不下三百种——附和方式。

“太、太阳小得很，小得就像从外场看放在本垒上的一个橘子，所以总是黑麻麻的。”他叹息一声。

“大家干吗不离开呢？”我问，“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总之我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样贮存着好几个这样的地方。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现出房舍，传来人语，甚至感觉得到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徐缓然而实实在在的生之潮流。

* * *

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烦地说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上的两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们都正二十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了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烟雾，足足望了三十秒。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地碾灭在纸杯里。

“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无法想象！”

“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我试着说了一句。

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边的柴郡猫。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

对了，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

* * *

四年后，一九七三年五月，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为了看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

* * *

我从车上——从只有两节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郊游气息。五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若扬起脸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鸣叫。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永无休止的dé jà vu，(2)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睡在一起。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道一声对不起，随即传来小便声。周而复始。

我松了松领带，嘴角仍叼着香烟，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底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

狗没出现。

* * *

乖戾感……

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拼片混在一起的两套拼图同时拼接起来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睁眼醒来，两侧有双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觉虽说以前经历过几次，但两侧睡有双胞胎女孩毕竟头一遭。两人把鼻尖触在我两肩，很惬意似的睡个不醒。一个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会儿，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毛手毛脚地穿上脱在床下的衬衫和蓝牛仔裤，不声不响地在厨房煮咖啡，烤面包片，从电冰箱里拿出奶油摆上餐桌。动作甚是训练有素。不知名的鸟儿落在窗外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上，机枪扫射般叫个不止。

“贵姓？”我问两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脑袋像要涨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侧的说道。

“实际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边的说，“明白？”

“明白。”我说。

我们隔桌而坐，嚼烤面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够味儿。

“没名字不方便？”一个问。

“方不方便呢？”

两人想了一阵子。

“无论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话，你适当给取一个好了。”另一个提议。

“随你怎么叫。”

两人一唱一和，活像调试调频立体声广播。于是我脑袋愈发痛了。

“比如说？”我问。

“右和左。”一个说。

“竖和横。”另一个道。

“上和下。”

“表与里。”

“东和西。”

“进口与出口。”我也不甘落后，好歹加上一句。

两人相视而笑，一副满意的样子。

* * *

有进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邮筒、电动吸尘器、动物园、酱油壶。当然也不尽然，如捕鼠器。

* * *

我在宿舍洗涤槽下面放过捕鼠器，饵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胶。找遍房间，大凡能称为食品的仅此一物，是从冬令大衣口袋里连同电影票根一起发现的。

第三天早上，一只小鼠撞上机关。鼠的颜色就像伦敦免税店里堆积的开司米羊毛衫，年龄还小，以人比之，也就十五六岁吧。多愁善感的年龄。一小截香口胶掉在脚下。

逮自是逮住了，可我不晓得如何处置。于是任凭夹子夹着它的后腿。鼠第四天早上死了。它那样子留给我一个教训：

事物必须兼具进口与出口，此外别无选择。

* * *

铁路沿着丘陵，就好像用格尺画好似的，一个劲儿笔直地伸延开去。遥远的前方那模模糊糊的绿色杂木林，小得像一团废纸。两条钢轨钝钝地反射着日光，紧挨紧靠地消失在绿色中。无论走去哪里，这光景恐怕都将无尽无休地持续下去。如此一想，便有些烦了，心想地铁倒强似许多。

吸罢烟，我伸个懒腰仰望天空。好久没望天空了，或者不如说慢慢观望什么这一行为本身，于我已经久违了。

天空无一丝云絮，然而整体上还是罩有一层春天特有的朦朦胧胧的不透明面纱，天空的湛蓝便力图透过这虚无缥缈的面纱一点点渗出。阳光如细微的尘埃悄无声息地从空中降下，不为任何人注意地积于地表。

温吞吞的风摇晃着光。空气恰似成群结队在树木间飞行的鸟一般缓缓流移。风掠过铁路线徐缓的绿色斜坡，越过钢轨，不经意地震颤树叶、穿过树林。杜鹃鸟的叫声成一直线横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远处的山脊线。一座座山丘起伏着连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猫匍匐在时光的向阳坡面。

* * *

脚愈发痛了。

* * *

讲一下井。

十二岁的时候直子来到这个地方。以西历说，就是一九六一年，纳尔逊唱《哈啰，玛丽·露》那年。当时，这平和的绿色谷地里不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几户农舍，一点点农田，一条全是小龙虾的河，单线市郊电车和催人打哈欠的小站，仅此而已。农户院子里大多有几棵柿树，院角搭着随时可能倒塌的任凭风吹雨淋的小棚棚。小棚棚面对铁路一侧的墙壁钉着花花绿绿的铁皮广告板，内容不是粗卫生纸就是香皂。便是这么一个地方。狗都没有的，直子说。

她迁来住下的房子是朝鲜战争期间建造的西式二层楼。大并不怎么大，但由于立柱粗实硕壮，加之其他木料选得考究各得其所，因此房子看上去甚是沉稳气派。外墙涂成深浅三个层次的绿色，分别给太阳和风雨褪色褪得恰到好处，同周围风景浑融一体。庭院宽大，院内有几块树林和一个不大的池塘。树林中有一间当画室使用的工致的小八角亭，凸窗上挂着全然看不出原来是何颜色的花边窗帘。池塘里水仙开得正盛，每天早晨都有小鸟聚在上面戏水。

最初的主人——亦是此座房子的设计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油画家，在直子搬来的前一年冬季患肺病死了。一九六〇年。鲍比唱《皮球》那年。冬季雨水多得出奇。这个地方雪倒是几乎不下，而代之以下雨，极冷极冷的雨。雨渗入土地，整个地面潮乎乎凉津津的。地下则充满带甜味的地下水。

沿铁路走五分钟，有一户以掘井为生的人家。那里位于河边湿漉漉的洼地，一到夏天，房子便给蚊子和青蛙围得严严实实。井匠五十光景，脾气古怪，落落寡合，但在掘井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天才。每次有人求他掘井，他都先在那户人家的房前屋后转上好几天，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一边捧起泥土嗅来嗅去。一旦找到自己认可的掘井点，便叫来几个要好的同行笔直地挖将下去。

这么着，这一带的住户得以畅饮上好的井水。水又清又凉，连拿杯子的手都好像透明起来。人们说是富士山的雪水。笑话！距离上不可能。

直子十七岁那年秋天，井匠被电车轧死了。倾盆大雨，加上又喝了冷酒又耳朵不灵的缘故。整个人被轧成万千肉片飞溅到四下的荒野，用铁桶回收了五桶。那时间里七个警察不得不用顶端带钩的长竿驱赶饿狗群，但还是有大约一桶分量的肉片落进河中冲入池塘，成为鱼食。

井匠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未继承父业，离开了此地。剩下的房子谁也不靠近，成了空房，经过漫长的岁月化为废墟。自那以来，这一带出好水的井就变得宝贵了。

我喜欢井。一见井就往里投石子。再没有比石子打在深井水面时的那一声令我心怀释然了。

* * *

一九六一年直子一家迁来此地，完全是她父亲的主意，一来她父亲和死去的画家是好友，二来当然也是因为他中意这个地方。

他在他那个领域大约是个小有名气的法国文学专家。不料直子上小学时他突然辞去了大学里的工作，开始兴之所至地翻译莫名其妙的古书，过起无拘无束的日子来。所译之书俱是堕落天使、破戒僧、驱恶魔、吸血鬼方面的。详情不得而知，只在杂志上看过一次他的照片。据直子讲，他年轻时候人生打发得还是蛮有滋味的。那气氛从照片上的风貌中多少窥得出：头戴鸭舌帽，架一副黑边眼镜，紧紧盯视照相机镜头往上一米左右的位置。想必发现了什么。

* * *

直子一家迁来的当时，此地还聚集着此类神神经经的文化人，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人部落，正如沙俄时代思想犯集中的西伯利亚流放地。

关于流放地，读托洛茨基传记时多少读到一些。不知何故，里边的蟑螂和驯鹿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也罢，就谈谈驯鹿……

托洛茨基趁着夜色偷得驯鹿拉的雪橇，逃离流放地。冰封雪冻的白茫茫的荒野上，四头驯鹿奔跑不止。它们呼出的气变成白团，蹄子刨起处女雪。两天后跑到火车站时，驯鹿们累倒了，再未爬起。托洛茨基抱起驯鹿，泪流满面地对天发誓：我一定给这个国家带来正义带来理想带来革命！红场上现在仍矗立着四头驯鹿的铜像。一头向东，一头向北，一头向西，一头向南。甚至斯大林都未能毁掉驯鹿们。去莫斯科的人周六早上到红场看一眼就知道了。应该能看见脸颊红扑扑的中学生吐着白气用拖布清扫驯鹿的赏心悦目的场景。

……回头说一下文人部落。

他们避开距车站近的交通便利的平地，特意选在山半腰建起了风格各异的房舍。每座房的院子都大得异乎寻常，杂木林、池塘、小山包就依原样留在院子里。有的人家庭院内甚至有小溪淙淙流淌，河里游动着原生鲇鱼。

每天早晨他们给斑鸠的鸣声叫醒，咔嚓咔嚓踩着山毛榉树籽巡视院落，不时停下来仰视树叶间泻落的阳光。

星移斗转，由城中心急速扩展开来的住宅现代化浪潮多少波及了这里。时值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从山上俯视，俨然无边大海的桑田被推土机推得人仰马翻，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平板板的街道渐次成形。

新居民基本是公司里的中坚职员，早上五点刚过就飞身爬起，三两把洗罢脸，挤上电车，夜里很晚才像死了一般返回。

所以，他们能慢慢观望街道和自家住宅的时间仅限于周日下午，而且他们竟像有约在先似的家家养狗。狗们一次接一次交配，小狗成了野狗。过去狗都没有——直子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 * *

等了一个多小时，狗仍未出现。我点燃十多支香烟，又抬脚踩灭。我走到月台中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了如利刃割手一般凉的很好喝的水。狗还是没露面。

车站旁边有个很大的湖。湖又弯又细，形状如截流的河段。四周水草丰茂，不时有鱼跃出湖面。岸边有几个男人等距离坐着，闷头把钓线垂向浑浊的水面。钓线竟如扎进水面的银针一般纹丝不动。懒洋洋的春日阳光下，估计是垂钓客领来的大白狗乐此不疲地来回嗅着三叶草的气味儿。

狗来到离我十来米远时，我从栅栏上探出上身招呼它。狗抬起脸，以颜色浅得令人伤感的褐色眼珠看我，摇了两三下尾巴。我打个响指，狗马上跑来，从栅栏缝里挤过鼻头，伸长舌头舔我的手。

“过来呀！”我后退几步招呼道。

狗犹豫不决似的回头看看，不知所措地摇尾不止。

“过里边来嘛！等得我好苦。”

我从衣袋掏出香口胶，剥下包装纸给狗看。狗目不转睛看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钻过栅栏。我摸了几下狗的脑袋，而后用手心团起香口胶，用力往月台尽头掷去。狗径直跑去。

我心满意足地扭头回家。

* * *

在回家的电车中，我好几次自言自语：全部结束了，忘掉好了！不是为这个才到这里来的么？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对直子的爱，包括她的死。因为，归根结底，什么都未结束。

* * *

金星是一颗云层笼罩的炎热的星。由于热由于潮气，居民大半短命。活上三十年就成传说了。唯其如此，他们富于爱心，全体金星人爱全体金星人。他们不怨恨他人，亦不羡慕，不蔑视，不说坏话，不争斗不杀人。有的只是爱和关心。

“就算今天有谁死了，我们也不悲伤。”一个金星出生的文静的男子这样说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已尽量爱了，以免后来懊悔。”

“就是说要先爱喽？”

“不大懂你们的语言啊！”他摇头。

“真能顺利做到？”我试着问。

“若不那样，”他说，“金星将被悲哀淹没。”

* * *

返回宿舍，双胞胎活像罐头里橄榄油炸的沙丁鱼一般并排钻在被窝里，正哧哧对笑。

“您回来了？”一个说。

“去哪儿了？”另一个说。

“车站。”说着，我解开领带，钻到双胞胎中间，闭上眼睛。困得要死。

“哪里的车站？”

“干什么去了？”

“很远的。看狗去了。”

“什么样的狗？”

“喜欢狗？”

“大大的白色的狗。不过对狗倒不怎么喜欢。”

我点燃一支烟。两人保持沉默，直到我吸完。

“伤心？”一个问。

我默默点头。

“睡吧。”另一个说。

我睡了。

* * *

这既是“我”的故事，又是被称为“鼠”的那个人的故事。那个秋天，“我”们住在相距七百公里的两个地方。

一九七三年九月，这部小说始于那里。那是进口。若有出口就好了，我想。倘没有，写文章便毫无意义。

(1)　一译维伐尔地。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约1675—1741）。

(2)　法语。意为未曾经历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既视感）。

弹子球的诞生

大概不至于有人对雷蒙德·莫洛尼这个名字有所记忆。

其人存在过，并且死了，如此而已。关于他的生涯，任何人都不了解。了解也超不过对深井底部的豉母虫的程度。

不过，弹子球发展史上的一号机是一九三四年由此人之手从高科技黄金云层之间带到这个秽物多多的地面，却是一个史实。那也是阿道夫·希特勒远隔大西洋这个巨大水洼把手搭在魏玛阶梯第一阶的那年。

可是，这位雷蒙德·莫洛尼的一生并非如赖特兄弟和贝尔那般涂满神话色彩，既无少年时代情调温馨的插曲，又没有戏剧性的EUREKA(1)，仅仅在为好事读者而写的好事专门书的第一页上留下了名字：一九三四年，弹子球一号机由雷蒙德·莫洛尼发明出来。连张照片都没有，肖像铜像自然更谈不上。

也许你这样想：假如不存在莫洛尼，弹子球机的历史恐怕与现在的截然不同，甚至都不会出现。而这一来，我们对这个莫洛尼的不当评价岂不成了忘恩之举？可是，你若真有机会面对莫洛尼发明的弹子球一号机“巴里夫”，这一疑念肯定灰飞烟灭。因为个中没有任何足以激发我们想象力的要素。

弹子球机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个共同点：双方都作为时代泡沫连同某种可疑性产生于人世，比之存在本身，其进化速度更是使之获得了神话式的光环。进化的动力当然不外乎三个车轮，即高科技、资本投入以及人类的本源性欲望。

人们以可怕的速度赋予这台原本同泥偶人大致无异的弹子球机以五花八门的能力。有人叫“发光”，有人喊“通电”，有人叫“安蹼”，于是光照亮盘面，电用磁力弹击球体，蹼（flipper）的双臂将球掷回。

记分屏（score）将操作伎俩换算成十进法数值，警示灯对剧烈的摇晃做出反应。继而预定程序（sequence）这一形而上学式概念诞生了，奖分灯（bonus light）、加球（extra）、重来（replay）等各种各样的学派从中产生出来。实际上弹子球机也在这一时期带上了某种巫术色彩。

* * *

这就是关于弹子球的小说。

* * *

弹子球研究专著《奖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除了换成数值的自尊心，从弹子球机中你几乎一无所得，而失去的却不可胜数。至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用足以建造所有历届总统铜像（当然是说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克松铜像的话）的铜板都换不来的宝贵时间。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的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

然而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关于永恒性我们所知无多，但可以推测其投影。

弹子球的目的不在于自我表现，而在于自我变革；不在于扩张自己，而在于缩小自己；不在于分析，而在于综合。

假如你想表现自我和扩张、分析自己，那么你恐怕将受到警示灯的无情报复。

祝你玩得愉快！

(1)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得想到黄金纯度测量方法时的惊叫之语：“妙哉，正是它！”

1

识别双胞胎姐妹的办法当然有好几种，遗憾的是我一种都不知晓。五官也好声音也好发型也好，全都毫无二致。加之既没黑痣又无胎记，真个叫人束手无策。完美的复制。对某种刺激的反应程度也毫厘不爽，就连吃的喝的唱的以至睡眠时间、月经周期都如出一辙。

双胞胎这一状况是怎样一种状况，乃是远远超出我想象力的问题。如果我有双胞胎兄弟，且我俩全都一模一样的话，我想我肯定会陷入可怕的狼狈境地。也许因为我本身存在某种问题。

可她们两人却全然相安无事。当她们意识到我无法区分她们时，两人大为惊讶，甚至气急败坏。

“截然不同的嘛！”

“压根儿就是两个人。”

我一声没吭，耸耸肩。

至于两人闯入我房间已过去了多少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自从同这两人一起生活后，我身上对时间的感觉已明显钝化，恰似通过细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对时间所怀有的那种感觉。

* * *

我和我的朋友在涩谷去南平台的坡路旁的一座商品楼里租个套间，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资金是朋友父亲出的，但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款额。除了付去房间的预付租金，还买了三张铁桌、十来本辞典、电话机和半打波本威士忌。剩下的钱定做了一块铁招牌，琢磨出个合适名称雕刻上去，挂到外面，又在报纸上发了一条广告。之后两人便四条腿搭在桌面上，边喝威士忌边等顾客。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事。

数月过后，我们发现自己一锹挖在了富矿上。数量惊人的委托件涌进了我们小小的事务所，我们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购置了空调机、电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们是成功人士。”朋友说。

我也踌躇满志。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从别人口里听到如此温暖的话语。

朋友同一家他熟悉的印刷厂拉上关系，让对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译件，还拿了回扣。我在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科招来几个成绩好的学生，把我们忙不过来的交给他们译第一稿。雇了个女事务员，负责杂务、会计和对外联系。是个双腿修长的乖巧的女孩，刚从商校毕业出来，除却每天哼唱二十遍《佩尼基》（这也是掐头去尾的）这一点，其他没什么明显的缺点。“碰上她，算我们好运！”朋友说。于是给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另有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奖金，夏冬两季各放十天假。这么着，我们三人都过得心满意足，快快乐乐。

这个套间是两室带一个厨房兼餐室。莫名其妙的是厨房兼餐室竟位于两室之间。我们用火柴杆抽签，结果我得里面的房间，朋友得靠外门的房间。女孩坐在中间的厨房兼餐室里唱着《佩尼基》整理账簿，或做对水威士忌，或鼓捣捕捉蟑螂的机关。

我用必备品经费买来的两个文件柜置于桌子两侧，左侧放未译的，右侧放译毕的。

译件的种类也罢委托人也罢，委实多种多样。有《美国科学》上刊载的关于滚珠轴承耐压性的报告，有一九七二年度全美鸡尾酒专刊，有威廉·斯蒂伦(1)的小品文，有安全刮须刀说明书。凡此种种，一律贴上期限日期标签堆在桌子左侧，经过一段时间后移到右侧。每译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么宽的威士忌。

搞我们这个档次的翻译的好处，就是无须加进什么想法。左手拿硬币，啪一声放到右手，左手腾空，右手留下硬币，如此而已。

十点上班，四点离开。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家迪斯科舞厅，边喝J&B边跟着冒牌桑塔纳乐队跳舞。

收入不赖。从收入中扣除事务所租金、一点点必需的经费、女孩工资、临时工酬金及税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为事务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诚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额排开现金确是令人开心的活计，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轻人》里的斯蒂文·麦克奎因和爱德华·G·罗宾逊玩扑克牌的镜头。

他五我四这一配额，我想是十分妥当的。因为实质性经营推给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过量他也默默忍耐，毫无怨言。再说他还要负担体弱多病的妻和三岁的儿子和一辆水箱老出毛病的“大众”。即使这样也还是入不敷出，总有什么让他郁郁寡欢。

“我也要养一对双胞胎女孩的哟！”一天我这样说道。他当然不肯信，依旧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这般，我二十五六岁的季节就流逝过去了。午后阳光一般温煦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写的东西，”我们那三色印刷的宣传册上有这么一句光彩夺目富有蛊惑性的广告词，“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半年转来一次的闲得发慌的时候，我们三人便站在涩谷站前散发这小册子打发无聊。

时间也不知流过了多少，总之我在横无际涯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双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读《纯粹理性批判》(2)，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译一九七一年九月号《埃斯加亚》刊载的肯尼斯·泰纳写的《波兰斯基论》的时间里，脑袋里一直在琢磨滚珠轴承。

好几个月好几年，我一个人持续坐在深水游泳池的底部。温暖的水，柔和的光，以及沉默、沉默……

* * *

识别双胞胎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她们身上的运动衫。完全褪色的海军蓝运动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数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侧乳峰之上，“8”或“9”位于左侧乳峰的上端。“0”被孤单单夹在二者之间。

头一天我就问这号码意味着什么。什么也不意味着，她们说。

“像是机器的出厂编号。”

“具体说来？”一个问。

“就是说，和你们同样的人有好几对，就用No.208和No.209区分开来。”

“不至于吧。”209说。

“生来就一对。”208道，“再说这衫是领来的。”

“在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的开业庆典上，白送给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个顾客。”209说。

“我是第208个顾客。”208说。

“两人买了三包纸巾。”

“OK，这样好了，”我说，“你叫208，你是209。这就区别开了。”我依序指着两人。

“行不通的。”一人说。

“为什么？”

两人默默脱下运动衫，交换后套进头去。

“我208。”209说。

“我209。”208道。

我喟叹一声。

尽管如此，在必须区分两人时，还是不得不靠编号。因为此外实在找不出识别办法。

除了这运动衫，两人几乎没别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闯入他人房间直接住下来的，实际上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给两人一点钱，叫她们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两人除了保证吃饭，只买咖啡奶油饼干。

“没衣服不好办吧？”我试着问。

“没什么不好办。”208回答。

“对衣服没有兴趣。”209说。

每周两人在浴室不胜怜爱地洗衫一次。我在床上看《纯粹理性批判》，时而抬眼，便瞧见两人赤裸裸并坐在瓷砖上洗衫的身姿。这种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远方。原因我不明了。自从去年在游泳池跳水台下失去一颗假牙以后，便屡屡有如此感觉。

下班回来，常常看见208、209号衫在南面窗口摇来晃去，这时我甚至会涌出泪水。

* * *

至于两人为何住进我的房间，打算住到何时，至少是何人物，年龄几何，生于何地……我都一概没问。她们也没提起。

我们三人或喝咖啡，或傍晚一边找丢失的高尔夫球，一边在高尔夫球场散步，或在床上嬉闹，如此一天天过去。主要节目是新闻解说，每天我用一个小时给两人解说新闻。两人无知得出奇。连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混为一谈。让她们明白越南正分为两部分在打仗花了三天，解释尼克松轰炸河内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声援哪边？”208问。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追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喽？”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1)　美国小说家（1925—　）。

(2)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

2

一九七三年秋天总好像暗藏着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到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九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杰氏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了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钟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草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了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喂、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上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他开口道，如果有话忘说了，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唯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 * *

从大学退学的这个富有青年同孤独的中国调酒师，俨然一对老年夫妇，肩靠着肩度过自秋至冬这个冷飕飕的季节，年年如此。

秋季总不讨人喜欢。夏日回乡休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不等九月来临便留下三两句告别话返回遥远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场所。当夏天的阳光宛如越过肉眼看不见的分水岭而微微改变色调的时候，如天使光环般极其短暂地包笼鼠的某种闪耀也消失了。温馨梦境的残片恰似一缕河水渗入秋天的沙地，完全无迹可寻。

另一方面，对杰来说，秋天也绝非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九月一过半，店里的顾客便明显减少了。其实那年秋天的萧索也不无可欣赏之处——一如往年，但杰也好鼠也好都不明所以。每到关门时间，都还有用来炸薯片的半桶剥皮马铃薯剩下来。

“马上要忙了，”鼠安慰杰，“这回又该发牢骚说忙得晕头转向了哟！”

“会不会呢……”

杰一屁股坐在吧台里的小凳上，一边疑惑地说着，一边用破冰锥弄掉面包烤箱上沾的黄油。

往后如何谁都无从知晓。

鼠悄悄翻动书页，杰一面擦酒瓶子，一面用粗糙的手指夹起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吸着。

* * *

对鼠来说，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均衡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从大学退学那年春天开始。

鼠离开大学自然有若干理由。其若干理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砰一声保险丝断了。有的剩下，有的弹飞，有的死了。

他没向任何人解释不再上大学的理由。一五一十解释起来怕要五个钟头。如向一个人解释，说不定其他人都要听，而不久就要落到向全世界解释的地步。于是他打心眼厌烦起来。

“不中意正院草坪的修剪方式。”横竖要解释一两句时，他便这样说道。

事实上还真有女孩跑去看学校正院的草坪，并说也不那么糟啊，倒是多少扔着点儿纸屑……鼠回答说属于口味问题。

“互相喜欢不来，我也好学校也好。”心情多少开朗时鼠这样说道。但也仅此一句，往下再不开口。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已过去，以快得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一段时间在他心里剧烈喘息的几种感情也很快偃旗息鼓，蜕化为无谓的旧梦。

鼠上大学那年离开家，住进父亲一度当书房使用的公寓套间。父母也没反对，一来买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给儿子，二来认为眼下叫他体验单身生活的辛劳亦非坏事。

不过，无论谁怎么看那都算不上什么辛劳，就如同香瓜看上去不是蔬菜。两个房间带厨房兼餐室，设计得宽宽敞敞，有空调有电话，有十七英寸彩电，有带淋浴的浴室，有趴着Triumph(1)的地下车库，还有正适合做日光浴的别具一格的阳台。从东南角最上层的窗口可以眺望市容和海。敞开两侧窗扇，树木浓郁的清香和野鸟的鸣啭便随风而来。

风和日丽的午后，鼠每每在藤椅上度过。迷迷糊糊闭起眼睛，时间恍若缓缓流动的河水穿过自己的身体。鼠便是这样打发时光——好几个小时，好几天，好几星期。

时而有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他的胸际，这时鼠便合起眼睛，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退去。往往是在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浪头退去后，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1)　英国产小轿车商标名，原意为“胜利”。

3

除了报纸推销员，基本上没什么人敲我房间的门，所以用不着开门，甚至应声都不曾有过。

不料，那个周日早上的来访者连续敲了三十五次。无奈，我半闭着眼睛从床上爬起，靠在门上似的打开门。只见一个身穿灰工作服的四十光景的男子，手俨然怀抱小狗崽似的拿着安全帽伫立在走廊。

“电信局的，”男子说，“更换配电盘。”

我点点头。来人肤色极黑，胡须怕是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甚至眼窝都长了胡须。自知有点儿过意不去，可我就是困得不行。昨晚同双胞胎玩西式双六棋来着，玩到凌晨四点。

“下午不行吗？”

“非现在不可。”

“为什么？”

来人从大腿外袋窸窸窣窣地摸出一本手册给我看：“一日的工作量已经定下了，这地段完了马上去别的地段，喏！”

我从对面细瞧那手册。果不其然，这地段剩下的只有这座宿舍楼了。

“怎么一种操办？”

“简单。取下配电盘，割线，接上新的，就行了。十分钟完事。”

我略一沉吟，仍摇头道：

“现有的没什么不妥。”

“现有的是老式的。”

“老式的无所谓。”

“喂，我跟你说，”来人思索片刻，“不是那类问题。大家非常麻烦的。”

“如何麻烦？”

“配电盘全都同本公司庞大的电子计算机相连，单单你家的发出不同信号，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懂么？”

“懂。硬件和软件统一的问题啰。”

“懂就让我进去，好吗？”

我不再坚持，开门让他进来。

“不过，配电盘怎么会在我房间呢？”我试着问，“不在管理员房间或别的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来人边说边仔细查看厨房墙壁，搜寻配电盘，“不过么，大家都十分讨厌配电盘。平时不用，又占地方。”

我点点头。来人只穿袜子登上厨房餐椅查看天花板，还是找不见。

“简直像寻宝。大家都把配电盘塞到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可怜的配电盘。可是又在房间里放傻大傻大的钢琴，放偶人玻璃箱，不可思议。”

我无异议。他不再搜寻厨房，摇着头打开里面房间的门。

“就说上次去的那座公寓吧，配电盘真够可怜的了。你猜到底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我都……”

说到这里，来人屏住了呼吸：房间一角放着一张特大的床，双胞胎依然在中间空出我的位置，从毛巾被下并排探出脑袋。电工目瞪口呆，十五秒钟没说出话来。双胞胎也一声不响。只好由我打破沉默。

“喂，这位是电信局的。”

“请关照。”右侧说。

“辛苦了。”左侧说。

“啊——哪里。”电工开口了。

“换配电盘来了。”我说。

“配电盘？”

“什么，那是？”

“就是司掌电话线路的器具。”

“不明白。”两人说。于是电工接过我的下文：

“唔……就是，电话线有许多条集中在这里，怎么说呢，就像一只狗妈妈，下面有好几只小狗。喏，明白了吧？”

“？”

“不明白啊。”

“呃——这么着，狗妈妈要养小狗们……狗妈妈死了，小狗就活不成。所以，假如妈妈快死了，就得换上新妈妈。”

“妙。”

“棒。”

我也心悦诚服。

“这样，今天我就来了。正睡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不碍事儿。”

“可得好好看看。”

来人放松下来，拿毛巾擦汗，环视房间：

“好了，得找配电盘了。”

“用不着找。”右侧说。

“就在壁橱里嘛。掀开板就是。”

我大吃一惊：

“喂喂，你们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

“不就是配电盘么？”

“名牌嘛。”

“得得。”电工道。

* * *

配电盘十来分钟就换完了。这时间里，双胞胎额头对着额头边嘀咕什么边哧哧笑，笑得电工配线配错了好几次。配完，双胞胎在床上鼓捣着穿上运动衫和蓝牛仔裤，去厨房给大家冲咖啡。

我劝电工吃我们剩下的丹麦酥皮饼，他乐不可支地接过，和咖啡一起送进肚里。

“对不起啊。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

“没有太太？”208问。

“有，有的。问题是，星期天早上不给你起来。”

“可怜。”209道。

“我也不乐意星期天还出工的。”

“不吃煮鸡蛋？”我也有些不忍，遂问道。

“啊，可以了。再白吃下去就更对不住了。”

“没关系，”我说，“反正都要煮的。”

“那就不客气了。中等软硬度的……”

来人边剥鸡蛋壳边继续说道：

“二十一年里我转过的人家各种各样，可这样的还是头一遭。”

“什么头一遭？”我问。

“就是，这……跟孪生姐妹睡觉。我说，当丈夫的不容易是吧？”

“倒也不是。”我啜着咖啡说。

“真的？”

“真的。”

“他嘛，厉害着哩！”208说。

“一头野兽。”209道。

“得得。”电工说。

* * *

真够得上“得得”了——这不，他把旧配电盘忘下了。或是早餐的回报也未可知。总之，双胞胎同这配电盘整整耍了一天。一个当狗妈妈，另一个当狗女儿，互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我不理睬二人，下午一直闷头翻译带回来的资料。翻译初稿的打工学生正值考试阶段，致使我的工作堆积如山。进展本来不坏，不料过了三点竟如电池缺电似的减慢了速度。及至四点彻底死火，一行也译不下去了。

我不再勉强，双臂拄在桌面玻璃板上，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烟在静静的午后光照中宛如灵的外质(1)一般缓缓游移。玻璃板下压着银行派送的小月历卡。一九七三年九月……恍若梦境。一九七三年，我从未认为真正存在那样的年头。这么想着，不由觉得滑稽透顶。

“怎么了？”208问。

“像是累了。不喝咖啡什么的？”

两人点点头，去了厨房，一个咔哧咔哧碾豆，一个烧水烫杯。我们在窗前地板上坐成一排，喝着热咖啡。

“不顺手？”209问。

“像是。”我说。

“伤脑筋。”208说。

“什么？”

“配电盘啊。”

“狗妈妈。”

我从胸底叹了口气：“真那么想？”

两人点头。

“快死了。”

“是啊。”

“你们看怎么办？”

两人摇头：

“不晓得。”

我默默吸烟：“不去高尔夫球场散散步？今天星期天，丢失的球可能多些。”

我们玩了一个小时西式双六棋，之后翻过球场铁丝网，在傍晚空无一人的高尔夫球场走动。我用口哨吹了两遍米尔德雷德的《乡间每一个人都那么平静》。好曲子，两人夸奖说。可丢失的球一个也没拾到。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想必整个东京城单差点选手全都集中起来了吧？或者球场养起了专找丢失球的英国猎兔犬亦未可知。我们灰心丧气地折回宿舍。

(1)　一种据说是灵媒在降神时发出的黏性体外物质。

4

无人灯塔孤零零矗立在七拐八弯的长长的防波堤的端头。高约三米，不很大。在海水开始污染、鱼从岸边彻底消失之前，几只渔船利用这灯塔来着。倒也算不上有港口。海滩铺有钢轨样的简单木框，渔夫用绞盘缆绳把渔船拖上海滩。海滩附近有三户渔民。防波堤内侧有木箱，箱里装满了早上捕来的小鱼，晾在那里。

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三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便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了躲避浓雾台风而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晖中有黛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中那恰到好处的临界点。无论是绚丽的晚霞，还是沉沉的雾雨，灯塔捕捉的瞬间总是相同的——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旧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在意外清澈的海面上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出来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地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浮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侧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工业地带一列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十岁的鼠来说，那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荚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公寓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的海水上来。公寓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的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公寓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没什么鱼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页窗。一住你就知道了。

细沙击窗。

5

学生时代我住的那个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上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三十二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词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而来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怵。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吗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四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无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到死神的到来。咚、咚。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一九七〇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 * *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的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十五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音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之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叽叽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擦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 * *

她在宿舍里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了“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每次回到宿舍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蹿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着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 * *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三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也快十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了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音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叽叽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在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未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

我点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校园里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了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红茶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够喝半年的袋泡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鲁宾孙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地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地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的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

“你肯定能顺利活到最后。”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车消失后，手不知往哪儿放，顺势插进了雨衣袋。

到天黑雨也没停。我在附近酒铺买两瓶啤酒，倒在她给的玻璃杯里喝着。简直要冻透骨髓。玻璃杯上画的是史努比和糊涂塌客在小狗舍上面快乐嬉闹的场景，表示人物说话内容的泡泡圈里印着这么一句：

“幸福就是有温暖的同伴。”

* * *

双胞胎睡熟后我睁眼醒来。后半夜三点。从卫生间窗口可以看见亮得近乎不自然的秋月。我在洗涤槽横头坐下，喝两杯自来水，用煤气灶给香烟点上火。月光照亮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数千只秋虫拥作一团似的鸣叫不已。

我把竖在洗涤槽旁边的配电盘拿在手上，专心致志地细看。再翻来覆去地看，也终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并无意义可言的板。我不再看，放回原位，拍去手上沾的灰，大吸一口香烟。月光下，一切都显得苍白，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影子都若有若无。我把烟在洗涤槽里碾灭，紧接着点燃第二支。

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自身的场所呢？到底哪里呢？双座鱼雷攻击机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想到的唯一场所，可它又傻里傻气。何况鱼雷攻击机那玩艺儿至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不是么？我折身上床，钻进双胞胎中间。双胞胎分别蜷起肢体，头朝外睡得呼呼有声。我拉过毛巾被，打量天花板。

6

女子关上浴室门。随后传来淋浴声。

鼠在褥单上坐起，心神不定地叼上一支烟，找打火机。桌面上和裤袋里都没有。连根火柴都没有。女子的手袋里也没有类似的玩艺儿。他只好打开房间的灯，逐个搜查桌子抽屉，找出一盒印有宾馆名称的旧纸盒火柴，点燃烟。

窗边藤椅上整齐地叠放着她的长筒袜和内衣，椅背上搭着做工精良的芥末色连衣裙，床旁茶几上放着虽然不新但保养得很好的LABAGAGERIE挎包和小巧的手表。

鼠坐在对面藤椅上，叼着烟怔怔地眼望窗外。

他住的公寓位于山半腰，可以真切地俯视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夜色中的人们的活动。鼠不时双手叉腰，俨然站在下坡球道上的高尔夫球选手，好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看这番光景。斜坡拾带着三三两两的人家灯火，朝脚下缓缓伸展。黑魆魆的树林，小小的山包，白色水银灯不时照出私人游泳池的水面。斜坡好歹不算太斜的地方，高速公路宛如地面上编织的光带一般蜿蜒而去。从那里到海边一公里宽的地带，便由呆板的街区占据了。黑暗的海面。海的黑色与天空的黑色难分难解地融在一起。灯塔的橙色光芒从中闪出，继而消失。在这些错落有致的断层之间有条球道一以贯之：

河！

* * *

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天空多少保留着夏日光耀的九月初。

鼠看报纸地方版每周刊载的剩余物品交易栏时，在婴儿安全护圈、“灵格风”和儿童自行车之间找出了电动打字机，遂打电话联系。接电话的女子用事务性的声音说用了一年再保用一年、按月分期付款不行、要就请来取。买卖谈成。鼠开车去那女子公寓，付了款，接过打字机。夏天打零工赚了点钱，数目正好用来付这笔款。

女子长得小巧玲珑，穿一件蛮别致的无袖连衣裙。门口一盆挨一盆摆着形形色色的赏叶植物。脸形端庄，头发束在脑后。年龄看不确切，二十二到二十八，说出哪个数字都只能认可。

三天后有电话打来，女子说打字机色带有半打，需要的话请过来取。鼠于是去取，顺便邀她去杰氏酒吧，招待几杯鸡尾酒算是对色带的回礼。话倒没说几句。

第三次见面是在那四天后，地点是市区一家室内游泳池。鼠开车把她送回住处，并且睡了。鼠也不明白何以那样，谁先有意的也记不得了。大概类似空气的流移吧。

几天过后，同她交往的实感像打进日常生活的软楔子一般在鼠的体内膨胀开来。有什么在一点点捅他。每当想起女子搂在他身上的细弱的手臂，便觉得有一种久已遗忘的温柔感在自己心里化开。

的确，看上去她在她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努力构筑某种完美，而且鼠知道那种努力非比寻常。她总是身穿虽不醒目却很得体的连衣裙，整洁清爽的内衣，往身上喷清晨葡萄园那般清香的科隆香水，说话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问多余的问题，微笑方式就像对着镜子练过多少次似的。而这每一种都让鼠心里泛起些许悲哀。见了几次之后，鼠估计她二十七岁，结果一岁不差。

她乳房不大，没有多余脂肪的苗条身段晒得甚是耐看，那晒法就像是在说原本没打算晒似的。高颧骨和薄嘴唇显示出其良好的教养和刚强的个性，但牵动全身的细微的表情变化却又表明她骨子里全无戒心的单纯。

她说她从美术大学毕业，在设计师事务所工作。出生地？不是这里。大学毕业后来这里的。每星期去一次游泳池，星期天晚上乘电车去学中提琴。

两人每星期六晚上见一次。星期天鼠空落落地度过一天，她拉莫扎特。

7

感冒休息三天，工作堆成了山。口中“沙啦沙啦”作响，全身像给砂纸打磨过。小册子、文件、薄本书、杂志如蚁冢一般高高堆在我桌子周围。合伙人进来向我咕咕哝哝地说了句大约是注意休息的话，说完折回自己房间。管杂务的女孩按常规在桌上放下热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转身不见了。我忘了买烟，跟合伙人讨了一包“七星”，掐掉过滤嘴，在另一头点燃吸起来。天空灰蒙蒙地阴了，分不清截止哪里是空气、哪里开始是云层。四下散发出拼命焚烧湿落叶的气味儿。或者是自己发烧的关系也未可知。

我做了个深呼吸，之后开始捅最前面的蚁冢。全部盖有“特急”橡胶印，下端用毡头笔标明期限。所幸“特急”蚁冢只此一堆。更庆幸的是没有要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期限均为一两周。看来若把一半交给译初稿的临时工，还是完全应付得来的。我一册册拿在手上，按处理顺序重新堆放。结果蚁冢较刚才不稳定得多，形状像是报纸整版刊登的性别年龄内阁支持率图表。不仅形状，内容搭配本身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

①查尔斯·兰金著

·《科学疑问箱》动物篇

·P68“猫为什么洗脸？”至P89“熊如何捕鱼？”

·10月12日前完成

②美国护理协会编

·《与绝症患者的谈话》

·共16页

·10月19日前完成

③弗兰克·迪西特·乔尼亚著

·《作家病历》第三章“患花粉过敏症的作家们”

·共23页

·10月23日前完成

④鲁涅·克列克著

·《意大利的草帽》（英语版，剧本）

·共39页

·10月26日前完成

万分遗憾的是没写委托人姓名。猜不出是何人出于何种原因求译如此篇章的（且为特急）。大概熊正站在河边衷心盼望我赶快译完，也可能守护绝症患者的护士正不声不响地一等再等。

我把单爪洗脸的猫照片扔在桌上不理，只管喝茶，吃了一个羊角面包。面包竟有一股黏土状纸浆味儿。吃罢，脑袋多少清醒过来，但手指尖脚趾尖仍有发烧造成的酸麻感。我从桌子抽屉里取出登山刀，充分投入时间一丝不苟地削了六支F铅笔，之后不紧不慢地动手翻译。

我边译边用盒式磁带听斯坦·盖茨，如此译到中午。斯坦·盖茨、阿尔·黑格、吉米·雷尼、丁狄·柯蒂克、泰尼·坎恩，乐队登峰造极。我随着磁带用口哨全部吹了一遍盖茨的独奏曲《跳吧，随着交响乐》，吹完心情畅快多了。

午休时我下楼出门，顺下坡路走了五分钟，在人多拥挤的餐馆吃了炸鱼，在汉堡包台前接连喝了两杯橙汁，然后顺路走进宠物店，从玻璃缝探进手指，同阿比西尼亚猫玩了十分钟。一如往常的午休。

返回房间，在时针指向一点之前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晨报，为下午重新削好六支铅笔，一一掐掉所剩“七星”烟的过滤嘴，在桌面上排开。女孩端来热乎乎的日本茶。

“心情如何？”

“不坏。”

“翻译呢？”

“更妙。”

天空又沉沉地阴了下来，那灰色比上午似乎还浓了些。从窗口伸出脖子，有一丝下雨的预感。几只秋鸟横空飞过。都市特有的沉闷的声响（地铁声、烤汉堡包声、高速公路汽车声、自动门开合声，如此无数声响的组合）笼罩四周。

我关好窗，一边用盒式磁带听查利·帕克的《正合其意》，一边翻译下一项：“候鸟什么时候睡觉？”

四时结束工作，把一天译好的原稿递给女孩，走出事务所。没带伞，遂穿上一直放在这里的薄雨衣。在车站买份晚报，登上拥挤的电车晃了一个小时。电车里都有雨味儿，却一滴也没下。

在车站前超市快买完东西的时候，雨下了起来。雨细小得难以看清，但脚下人行道一点点变成了雨淋的灰色。我确认了公交车时间，走进旁边一家饮食店喝咖啡。店很挤，这回才真真正正有了雨味儿，无论店里打工女孩的衬衫还是咖啡都漾出雨味儿。

暮色中，环绕公交车总站的街灯开始一盏一盏闪亮，其间有好几辆巴士如在溪流中上上下下的大马哈鱼一般开来开去，车上满满挤着工薪族、学生和主妇，分别消失在淡淡的夜色中。一个中年妇女牵一条黑黑的德国牧羊犬从窗外穿过。几个小学生边走边“砰砰”地在地面拍皮球。我熄掉第五支烟，咽下最后一口冰镇啤酒。

接下去，我定定地注视着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由于发烧，眼睛约略下陷，由它去吧。傍晚五时半的胡须弄得脸有点儿发暗，也不管它了。问题是这根本不像我的脸，而是碰巧坐在通勤电车对面座位上的二十四岁男人的脸。无论我的脸还是我的心，都不过是对任何人都无意义可言的尸骸罢了。我的心同某人的心相擦而过。啊，我说。噢，对方应道。如此而已。谁也不举手。谁都不再回头。

假如我在两个耳孔插上栀子花并在两手的指头安上脚蹼，说不定会有几个人回头。但也不过尔尔。走上两三步就都忘个精光。他们的眼睛什么也没看，包括我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说不定再不可能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了。

* * *

双胞胎在等我。

我把超市的褐色纸袋递给其中一个，叼着烟进浴室淋浴。香皂也没打，一任喷头冲洗，茫然盯视瓷片墙壁。电灯没开，黑暗的浴室墙壁有什么往来彷徨，俄尔消失。影子。我不能触摸不能唤回的影子。

我就那样从浴室出来，用浴巾擦罢身体，歪倒在床上。珊瑚蓝床罩刚刚洗过晾干，一道褶也没有。我一边对着天花板吸烟，一边在脑海中推出一天发生的事。这时间里，双胞胎切菜、炒肉、煮饭。

“喝啤酒？”一个问我。

“啊。”

穿208衫的把啤酒和杯子拿到床前。

“音乐？”

“来点好。”

她从唱片架上抽出亨德尔的木箫奏鸣曲，置于唱盘，移下唱针。唱片是好几年前一个情人节女友送的。炒肉片的声音如通奏低音一般加进木箫声和中提琴声和羽管键琴声之间。我和我的女友有好几次在放这张唱片的时间里做爱。唱片放完、只有唱针唧唧吱吱转动之后，我们仍不声不响地久久抱在一起。

窗外，雨悄无声息地洒落在黑暗中的高尔夫球场上。当我喝完啤酒，汉斯马尔廷吹完F大调奏鸣曲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饭做好了。晚饭桌上我们三人一反常态地寡言少语。唱片已经转完，除了雨打房檐声和三人嚼肉声以外，房间别无其他声响。吃罢饭，双胞胎收拾餐具，在厨房烧咖啡。三人又喝起热咖啡。咖啡像被赋予生命一般芳香扑鼻。一人起身放唱片。“甲壳虫”的《橡胶灵魂》。

“没买过这种唱片呀！”我惊叫。

“我们买的。”

“你给的钱一点点攒了起来。”

我摇头。

“讨厌‘甲壳虫’？”

我默然。

“遗憾呐，以为你喜欢呢。”

“对不起。”

一个站起撤下唱片，小心拂去灰尘塞进唱片套。三人陷入沉默。我叹息一声。

“不是那个意思。”我解释说，“只是有点累，心烦意乱的。再听一次。”

两人对视一笑。

“用不着客气，你的家嘛。”

“别介意我们。”

“再听一次好了！”

最终，我们边听《橡胶灵魂》——两面都听了——边喝咖啡。我的心情多少得以舒缓下来。双胞胎也喜滋滋的样子。

喝完咖啡，双胞胎量我的体温。两人左一次右一次瞧体温计。三十七度五，比早上高半度。脑袋昏昏沉沉。

“刚淋浴的关系。”

“躺下好了。”

言之有理。我脱去衣服，拿起《纯粹理性批判》和一盒烟钻进被窝。毛巾被有一点太阳味儿。康德依然那么出类拔萃，香烟却有一股用煤气炉点燃潮乎乎的报纸卷的味道。我合上书，漠然听着双胞胎的话声，听着听着，像被拖入黑暗似的闭起了眼睛。

8

灵园建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宽宽大大的台地上，很有些面积。铺着细沙的甬道在墓间纵横交错，整齐修剪过的杜鹃花以吃草的羊的姿势点缀各处。俯视着这方宽阔的灵园用地的、如弹簧一般弯曲的许多根高个子水银灯列成一排，将白得有欠自然的白光投向任何一处。

鼠在灵园东南角树林里刹住车，搂着女子的肩头俯视眼下横亘的城区夜景。城区看上去仿佛是注入平板铸模的稠糊糊的光，又像是巨大的飞蛾洒下的金粉。

女子睡过去似的闭目靠着鼠。鼠的肩和侧腹承受着女子体重，觉得沉甸甸的。不可思议的重量。这是一个存在——一个爱男人、生小孩并将年老死去的存在的重量。鼠单手拿过香烟，点燃。来自海面的风不时吹上眼下的斜坡，摇响松林的针叶。女子可能真睡着了。鼠把手贴在女子脸颊，用一根手指碰了碰女子的薄嘴唇。可以感觉出她潮润润热乎乎的呼吸。

较之墓地，这灵园更像是废弃的街区。地一多半空着，因为预定在那里安息的人还活着。他们时不时在周日午后领家人前来确认自己将来长眠之所，从高台观望一番。唔，风景不错，四时花草一应俱全，空气清新，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喷水管都不缺，没有等吃供品的野狗。尤其，他们想道，尤其难得的是阳光灿烂、情调健康。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在长凳上吃罢盒饭，重返忙乱的日常安排中去。

一早一晚，管理人用头上安一块平板的长竿扫平沙道，把到灵园中央来逮池塘鲤鱼的儿童们撵回去。此外，一天三次（九时、十二时、六时）通过园内扩音器播放八音盒里的《老黑奴》。鼠弄不明白播放音乐有何意义。不过，傍晚六时的无人墓地里流淌《老黑奴》旋律倒也不失为一景。

六点半，管理员乘公交车返回人间。于是灵园笼罩在彻头彻尾的沉默之中。数对男女开车来此拥抱。每到夏天，树林里就排开好几辆展示如此光景的小汽车。

对鼠的青春来说，灵园也可谓深具意义的场所。在还不会开车的高中时代，鼠用250cc的摩托驮着女孩，不知沿河岸坡道往返了多少次，而且总是望着同一街区的灯火同她们抱在一起。种种清香缓缓飘过鼠的鼻端，消失远去。有多种多样的憧憬，有多种多样的愁苦，有多种多样的誓言，而最终无不烟消云散。

回首望去，广阔的灵园中，死植根于各自的地面。鼠时而拉起女孩的手，漫无目的地在故作庄重的灵园沙子路上走动。曾负有各所不一的姓名、年华以及各所不一的过往生涯的死，恰如植物园的灌木丛，以相等的间距无限铺展开去。它们没有随风摇曳的叶片低吟，没有清香，也没有理应伸向黑暗的触角，看上去仿佛是时光不再的树木。情思也好，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也好，它们都已失去，而全部交付给继续生存的男女。两人折回树林，紧紧抱在一起。夹带海潮味的风，树叶的芬芳，草丛间的蟋蟀——唯独生生不息的世界的悲哀充溢四周。

“睡了好久？”女子问。

“不，”鼠说，“没多长时间。”

9

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说不定会产生错觉。

那一天也一整天荡漾着秋日气息。我按平日时间下班，回到宿舍。不料双胞胎不见了。我袜子也没脱就歪在床上，呆呆地吸烟。我试图思考很多很多事，但脑袋里一个都不成形。我叹口气，在床上坐起，久久盯视对面白色的墙壁，我不知做什么好。我对自己说不能永远盯视墙壁，但还是不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确实会说：行文不错，论点明确，但没有主题。我就是这样。时隔好久剩下自己一人，弄不清该如何把握自身。

莫名其妙。多少年来我都是一个人生活，不是过得蛮好嘛！却又想不起如何好法。二十四年——这并非短得可以转眼忘掉的岁月。感觉上就好像正找东西时忘了找什么一样。到底在找什么呢？螺丝锥、旧信、收据、掏耳勺？

我放弃思考，拿起枕边的康德著作时，书里掉出一个纸条，双胞胎的，写道去高尔夫球场玩耍。我担心起来。我对她们说过不跟我一块儿不要进球场。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傍晚的球场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有球飞来。

我穿上网球鞋，把运动衫缠在脖子上，走出宿舍，翻过高尔夫球场铁丝网。我向前走去。走过徐缓的斜坡，走过十二号球区，走过休憩用的凉亭，走过树林。夕晖透过西边一大片树林的空隙，洒在草坪上。在靠近十号球区的呈哑铃形状的沙坑里，我发现了料想是双胞胎扔下的咖啡奶油饼干的空盒。我拾起团了团揣进衣袋，倒退着把三人留在沙地上的脚印抹平，然后走上小河上的小木桥，在山冈上坡那里瞧见了双胞胎。两人并排坐在山冈另一侧斜坡上的露天自动扶梯的中间，玩西式双六棋。

“我不是说过光两人来危险的吗？”

“晚霞太漂亮了么！”一个辩解道。

我们走下扶梯，在长满芒草的草地上弓身坐下，眺望鲜明亮丽的火烧云。的确漂亮得很。

“不要往沙坑里扔垃圾哟！”我说。

“对不起。”两人道。

“过去，在沙坑里受过一次伤，念小学的时候。”我伸出左手食指给两人看，上面有约七毫米长的白线头样的细痕。“有人把打裂的破汽水瓶埋在沙子里。”

两人点点头。

“当然不会有人给饼干盒割破手。不过么，还是不要往沙坑里扔什么。沙坑是圣洁的。”

“明白了。”一个说。

“以后注意。”另一个说，“此外还受过伤？”

“那还用说！”我露出浑身伤痕给两人看。简直成了伤痕样品集。“首先是左眼，足球比赛时给球砸伤了，现在视网膜都有问题。其次是鼻梁，也是足球搞的，脑袋顶球时撞在对方牙齿上。下唇也缝了七针：骑自行车摔的，躲卡车没躲好。还有，牙齿也给人打断了……”

我们并排躺在凉丝丝的草上，耳听芒草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

天完全黑下来后我们才回宿舍吃饭。我在浴室泡着澡喝完一瓶啤酒的时候，三条马哈鱼烧好了。鱼旁放了罐头芦笋和大条水芹。马哈鱼的香味儿甚是撩人情怀，有如夏日的山阴道一般。

我们慢慢花时间吃个精光。盘子里只剩下马哈鱼的白刺，铅笔那么长的大条水芹也只剩一个硬头。两人马上洗碗，煮咖啡。

“谈一下配电盘吧，”我说，“心里总好像放不下。”

两人点点头。

“为什么快死了呢？”

“吸的东西太多了吧，肯定。”

“撑坏了。”

我左手拿咖啡杯，右手夹烟，沉思片刻。“怎么办好呢，你们看？”

两人对视摇头：

“怎么都办不好。”

“回到土里。”

“见过患败血症的猫？”

“没有。”我说。

“全身整个变硬，石头一样硬，一点一点变硬的。最后心脏停止跳动。”

我喟然叹息：

“不愿意它死去。”

“心情能理解。”一个说，“可你负担就太重了。”

说得实在轻松之至，就像在说今冬雪少别去滑雪了。我于是作罢，转而喝咖啡。

10

星期三。晚间九点上床，醒来十一点。往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有什么在紧勒脑袋，活像戴了一顶小两号的帽子，令人心烦。鼠不再睡了，一身睡衣爬起，去厨房一口气喝了杯冷水。喝罢想那女子。站在窗前看灯塔的光，视线沿黑暗中的防波堤移行，望女子公寓所在的一带。他想那拍击夜幕的波涛声，想那叩击窗扇的沙尘声。但不管怎样想，他都一厘米也前进不得。于是一阵自我厌恶。

同女子幽会以来，鼠的生活变了，变为同一星期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日期意识荡然无存。几月？大概十月吧，不清楚……星期六同女子相会，星期日至星期二这三天沉浸在其回忆里。星期四、星期五加上星期六半天用来制订周末计划。只有星期三无所事事，心神不定。前进不得，又后退不成。星期三……

怔怔吸了大约十分钟烟，鼠脱去睡衣，穿好防风夹克，下楼到地下停车场。半夜十二时过后的街上几乎空无人影，唯独街灯照着黑麻麻的人行道。杰氏酒吧的卷帘门早已落下，鼠抬起一半钻进身去，走下楼梯。

杰刚把洗过的一打毛巾晾在椅背上，正一个人坐在吧台里吸烟。

“光喝瓶啤酒可以么？”

“当然可以。”杰看上去情绪蛮好。

关门后的杰氏酒吧还是第一次来。仅吧台这里留着灯，其他都熄了。换气扇和空调机的声音也已消失。空气中唯有长年累月沁入地板和墙壁的气味微微荡漾。

鼠走进吧台，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倒进杯子。顾客座位上的空气似乎分若干层沉淀在黑暗之中，温吞吞、潮乎乎的。

“今天本打算不来了，”鼠解释道，“但醒了再睡不着，想喝啤酒想得不行。马上回去。”

杰在吧台上折起报纸，用手拍去掉在裤子上的烟灰。“慢慢喝好了。肚子饿了给你做点什么。”

“不，可以了。别介意。光啤酒就行。”

啤酒非常可口。鼠一口气喝干一杯，叹了口气。剩下的一半倒入杯中，静静注视着泡沫消敛。

“可以的话，一块儿喝点？”鼠询问。

杰不无困窘地笑笑：“谢谢。我是滴酒不沾。”

“不知道啊。”

“生来就这种体质，喝不得酒。”

鼠点了几下头，默默地自斟自饮。他再次吃了一惊：关于这位中国店主，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当然，任何人对杰都一无所知。杰这个人沉静得出奇，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有人问起也像开抽屉一样小心翼翼地道出绝不犯忌的答话。

杰是中国出生的中国人这点，固然尽人皆知，但在这座城市外国人并不怎么稀奇。鼠就读过的高中的足球队，前锋和后卫就各有一个中国人，谁都不以为意。

“没音乐寂寞吧？”说着，杰把投币点唱机的钥匙扔给鼠。

鼠选了五支曲，折回吧台，接着喝啤酒。音箱里淌出韦恩·牛顿的老曲子。

“不快点回家不要紧？”鼠这样向杰问道。

“无所谓。又不是有人等着。”

“一个人生活？”

“嗯。”

鼠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拉直点燃。

“就一只猫。”杰孤零零地冒出一句，“一只老猫，不过陪我说话没问题。”

“能说话？”

杰点了几下头：“啊，相处久了，互相知道心思。我晓得猫的心思，猫也懂我的心思。”

鼠叼着烟发出赞叹。投币点唱机“咔嚓”一声，唱片换成了《麦克阿瑟公园》。

“我说，猫想的是什么？”

“五花八门，跟我和你一样。”

“怕也够累的。”鼠说着，笑了笑。

杰也笑了。隔了一会儿，用手指划了下台面。

“少了只手。”

“少只手？”鼠反问。

“猫爪。跛子！四年前的冬天，猫浑身是血地回来了。一只爪子像橘皮果脯似的完全没了形状，惨不忍睹。”

鼠把手里的杯子放在台面上，看着杰的脸道：

“怎么搞的？”

“弄不清。也曾猜想是给车轧的。可那也太厉害了。若是车轮轧的，不会那样。就好像给老虎钳子夹过似的，不折不扣的肉饼。也可能是谁恶作剧。”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磕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忍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鼠仍眼盯啤酒瓶，再次摇头：“我可是想不明白。”

“算了。若是想不明白也无妨，倒比什么都强。”

如此说罢，杰朝黑幽幽空荡荡的客席那边吹了口烟，目视白烟完全消失在空气里。

两人默然良久。鼠盯着啤酒杯怔怔沉思，杰依旧在台面上划动手指。投币点唱机开始播放最后一盘唱片：法尔赛特·鲍易斯甜腻腻的安魂曲。

“哎，杰，”鼠盯着杯子说，“我活了二十五年，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杰许久没有应声，兀自看着自己的指尖，而后耸耸肩。

“我花了四十五年时间只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人只要努力——无论在哪方面——肯定能有所得。哪怕再普通平凡的项目，只要努力必有所得。‘即使剃头也有哲学’——在哪里读到过。事实上，若不那样谁都不可能活下去，不可能的。”

鼠点点头，喝干杯底剩的三厘米高的啤酒。唱片转完，唱机“咔嗒”一声，店里随即一片沉寂。

“我好像能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说到这里，鼠吞下了话头。说出口也无济于事。鼠微笑着站起，道声谢谢款待。

“用车送你回去吧！”

“不，不啦。家近，我又喜欢走路。”

“那，晚安。问候猫。”

“谢谢。”

爬上楼梯来到外面，但觉凉丝丝的秋意。鼠边走边拿拳头逐棵轻捶行道树。走到停车场，毫无目的地定定注视了一会停车计时表，然后钻进车去。略一迟疑，驱车朝海边驶去。驶上可以望见女子公寓的海滨公路后把车停住。公寓楼有一半窗口仍亮着灯。几幅窗帘里晃动着人影。

女子的房间黑着。床头灯也已熄了。大概已经入睡。光景甚是凄寂。

涛声似乎在一点点增大，感觉上就像即将越过防波堤，连车带鼠一起冲往遥远的什么地方。鼠打开车内广播，一边听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无聊调侃，一边放下座席靠背，双手叉在脑后闭起眼睛。身体筋疲力尽，致使无可言喻的种种情感没有找到归宿便杳然消失。鼠舒了口气，放下空空如也的脑袋，半听不听地听着已混进涛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睡意姗姗而至。

11

星期四早上，双胞胎把我叫醒，比往常提早约十五分钟。但我没有理会，用热水刮须，喝咖啡，看早报——报纸的油墨真像要黏乎乎地沾在手上，直看遍边边角角。

“求你件事。”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星期天能借辆车来？”另一个说。

“能吧。”我说，“不过要去哪里？”

“水库。”

“水库？”

两人一齐点头。

“去水库干什么？”

“葬礼。”

“谁的？”

“配电盘的啊。”

“倒也是。”说罢，我继续看报。

不巧，星期天一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当然，我无由知晓什么天气适合配电盘的葬礼，双胞胎对雨只字不提，我便也闷头不语。

星期六晚上我从合伙人那里借来天蓝色“大众”。他问是不是有了女人，我支吾了一声。“大众”后座到处是大约他儿子粘的奶油巧克力糖的遗痕，俨然枪战留下的血污。车内音响用的盒式音乐磁带没一盒像样的，单程跑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就不再听音乐了，只管默默驱车前进。一路上，雨有规律地一会大，一会小；一会小，一会大。催人打哈欠的雨。柏油路上，唯有汽车高速擦过时的“咻咻”声单调地响个不止。

双胞胎一人坐在助手席，另一人怀抱购物袋里的配电盘和热水瓶坐在后排。两人神色肃然，正是葬礼表情。我效之仿之。甚至中途休息吃烤玉米时我们都绷着脸。只有玉米粒脱离玉米棒时的“嚓嚓”声扰乱寂静。我们把啃得一粒不剩的三支玉米棒留在身后，再度驱车疾驰。

这一带狗多得不得了，简直如水族馆里的鱼群，在雨中没头没脑地窜来窜去，弄得我必须一个劲儿按响喇叭，而它们则一副对雨对车兴味索然的神气，并且大部分都对喇叭声显出露骨的不耐烦，不过还是灵巧地躲开了。当然雨是躲不开的。狗们连屁股眼都淋得一塌糊涂，看上去，有的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水獭，有的像冥思苦想的僧侣。

双胞胎之一让我叼住烟，给我点上，并用小手心在我棉布裤的内侧上下抚摸几次。较之爱抚，更像是要确认什么。

雨看样子要永远持续下去。十月的雨总是如此下法，非连续下到将一切都淋透不可。地面已经湿漉漉的了。树木、高速公路、农田、汽车、房屋、狗——大凡一切都吸足雨水，整个世界充满无可救药的阴冷。

沿山路爬行了一会，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来到水库跟前。由于下雨，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广阔的水面触目皆是下泻的雨丝。水库遭雨淋的光景比想象中的凄惨得多。我们在水库岸边停住车，坐在车中喝热水瓶里的咖啡，吃双胞胎买的小甜饼干。饼干分咖啡、奶油和蜂蜜味儿三种。为了一视同仁，我三种都吃，且平均地吃。

这段时间里，雨仍往水库不停地洒泻。雨下得很静很静，音量也就是把细细撕开的报纸屑撒在厚地毯上的那个程度。勒鲁什的电影中常下的雨。

吃罢饼干，各自喝完两杯咖啡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拍打膝盖。谁都没开口。

“好了，该做事了。”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另一个点点头。

我熄掉烟。

我们伞也没打，就朝尽头处探向水库一侧的桥头走去。水库是人们为截断河流建造的，水面弯得不自然，样子就像要冲洗山腰似的。根据水的色调，可以感觉出水深得令人怵然。雨在水面上溅起细微的波纹。

双胞胎之一从纸袋取出那个配电盘递给我。配电盘在雨中显得比平时饥寒交迫。

“说一句祷词。”

“祷词？”我一声惊叫。

“葬礼嘛，要祈祷的。”

“没想到。”我说，“现成的一句也没有。”

“什么都行。”

“无非形式。”

我冒着从头顶淋到脚趾尖的雨，搜索合适的词句。双胞胎神色不安地交替看着我和配电盘。

“哲学的义务，”我搬出康德，“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配电盘哟，在水库底安息吧！”

“扔！”

“扔？”

“配电盘啊。”

我猛劲儿向后抡起右臂，以四十五度角拼尽全力扔出配电盘。配电盘在雨中划出动人的弧形，打在水面上。波纹缓缓地漂漾开来，荡到我们脚下。

“好精彩的祷词。”

“你想出来的？”

“当然。”我说。

三人淋成了落水狗，靠在一起久久地注视水库。

“多深？”一个问。

“深得吓人。”我回答。

“有鱼？”另一个问。

“凡水必有鱼。”

从远处看我们，我们肯定像一座造型不俗的纪念碑。

12

那个星期四的早上，自入秋以来我第一次穿上了毛衣。普普通通的灰色“赛特兰”毛衣，腋窝开线了，但穿起来挺舒服。我比往常略为用心地刮了胡须，穿上厚些的布裤，又拉出旧得发黑的沙漠靴登上。鞋看上去竟像蹲在脚前的一对狗崽。双胞胎满房间翻来翻去，找出我的香烟、打火机、钱夹和月票递过来。

在事务所的桌前坐定，边喝女孩斟的咖啡边削六支铅笔。房间里到处都是铅笔芯味儿和毛衣味儿。

午休时在外面吃完饭，再次逗阿比西尼亚猫玩。从橱窗玻璃一厘米左右的缝隙伸入小指尖，两只猫马上扑过来咬我的指头。

这天宠物商店的店员让我抱了猫。摸起来手感像在摸高档开司米羊毛衫。猫把凉津津的鼻尖触在我嘴唇上。

“非常愿意和人亲近。”店员介绍说。

我道过谢，把猫放回橱窗，买了盒派不上用场的猫食，店员整齐地包好递给我。我夹起猫食包走出宠物店时，两只猫像注视一片残梦似的定定地看我。

回到事务所，女孩为我拍去毛衣上沾的猫毛。

“逗猫玩来着。”我随口解释说。

“腋窝开线了。”

“知道，去年就那样。抢现金押运车时给后视镜刮的。”

“脱下。”她并无兴致似的说道。

我脱下毛衣，她在椅旁架起长腿，开始用黑线缝腋窝。这段时间里我折回桌前，削罢午后用的铅笔，投入工作。不管谁说什么，在工作方面我这人却是无可挑剔的。我的做法是：从良心上尽最大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规定的工作。若在奥斯威辛(1)，我肯定大受赏识。问题是，我想，问题是适合我的场所无不落后于时代。我想这是奈何不得的。不必追溯到什么奥斯威辛和双座鱼雷攻击机。没有人再穿什么迷你裙，让·保罗和詹姆斯·迪思也不再听了。最后一次看穿连袜健美裤的女孩是什么时候来着？

时针指在三点，女孩照例把热日本茶和三块糕点端到桌上。毛衣也灵巧地缝好了。

“嗯，跟你商量点事儿可好？”

“请。”说着，我吃了块糕点。

“十一月旅行的事，”她说，“北海道怎么样？”

我们三人总是在十一月旅行。

“不坏。”我说。

“那就定了。没有熊？”

“有没有呢？”我说，“该冬眠了吧。”

她放心似的点了下头：“对了，陪我吃晚饭好么？附近有一家餐馆，虾蛮够味儿的。”

“好好。”我应道。

餐馆位于幽静的住宅街的正中，从事务所搭出租车只要五分钟。刚一落座，一身黑服的男侍悄无声息地踩着椰树纤维地毯走过来，放下两块爬水板般大小的菜谱。我要了两瓶饭前啤酒。

“这儿的虾特好吃，活着煮的。”

我喝着啤酒“嗬”了一声。

女孩用纤纤手指摆弄了好一会脖子上挂的星形项链坠儿。

“有话想说，最好饭前说完。”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如此说话。总是这样。

她微微一笑。由于懒得把约四分之一厘米的微笑退回去，微笑便在嘴角逗留下来。店里空得很，连虾抖动胡须的声音都似乎听得到。

“现在的工作，中意？”她问。

“怎么说呢，对工作从没有这样考虑过。不满倒是没有。”

“我也没有不满。”这么说着，她啜了口啤酒，“工资不错，你们两人又和蔼，休假也享受得到……”

我沉默不语。已经许久没认真听人说话了。

“可我才二十岁啊，”她继续道，“不想就这样到此为止。”

上菜的时间里，我们的谈话中断了。

“你是还年轻，”我说，“往下要恋爱，要结婚，人生一天一个花样。”

“哪会有什么花样。”她用刀和叉灵巧地剥着虾壳，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没有人喜欢我的。我这辈子也就缝缝毛衣、做个破玩艺儿逮蟑螂罢了。”

我喟叹一声，觉得陡然老了好几岁。

“你可爱、有魅力、腿又长，脑袋也够灵，虾壳都剥得精彩——肯定一帆风顺。”

她全然不声不响，闷头吃虾。我也吃虾，边吃边想水底的配电盘。

“你二十岁时做什么来着？”

“追女孩啊！”一九六九年，风华正茂的岁月。

“和她怎么样了？”

“分手了。”

“幸福？”

“从远处看，”我边吞虾边说，“大多数东西都美丽动人。”

我们进入尾声的时候，店里开始一点点进人，刀叉声椅子吱扭声此起彼伏。我点了咖啡，她点了咖啡和柠檬蛋奶酥。

“现在怎么过？有恋人？”她问。

我思忖片刻，决定把双胞胎除外。

“没有。”我说。

“不寂寞？”

“习惯了，通过训练。”

“什么训练？”

我点一支烟，把烟朝她头上五十厘米高处吹去：“我是在神奇的星辰下出生的。就是说，想得到的东西——不论什么——肯定到手。但每当把什么弄到手时，都踩坏了别的什么。可明白？”

“一点点。”

“谁都不信。但真是这样。三年前我就意识到了，并且这样想：再不想得到什么了。”

她摇头说：“那么，打算一生都这样过？”

“有可能。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果真那么想的话，”她说，“活在鞋箱里最好。”

高见。

我们往车站并肩前行。由于穿了毛衣，晚间挺让人惬意的。

“OK，努力就是。”她说。

“没帮上什么忙。”

“谈谈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们从同一月台乘上方向相反的电车。

“真不寂寞？”最后她又问了一次。

我正找词回答，车进站了。

(1)　Auschwitz，波兰南部的工业城市。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大量关押、残害犹太人的集中营。

13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衣、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那年秋天一个星期天黄昏俘虏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我和双胞胎一同去高尔夫球场八号洞区的草坪上观看火烧云。八号洞区是理想的打五杆长的长洞区，一无坡二无障碍，唯独小学走廊一般平坦的草地径直铺展开去。七号洞区有住在附近的学生学吹长笛。在撕心裂肺般的双高八度音阶练习的伴奏声中，夕阳在丘陵间即将沉下半边。就在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弹子球俘虏了我的心。

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弹子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急速膨胀开来。一闭上眼睛，缓冲器击球的声音、记分屏蹦出数字的声音便在耳畔响起。

* * *

一九七〇年，正是我和鼠在杰氏酒吧大喝啤酒的时期。那时我绝不是个执著的弹子球玩家。杰氏酒吧里的弹子球机在当时是一台罕见的三蹼（3 flipper）标准机，称之为“宇宙飞船”。球区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有一蹼，下部有两蹼。那是固体电路给弹子球世界带来通货膨胀之前那段和平时光的标准机。鼠疯狂地迷上弹子球的时候，曾和弹子球机一起照了张相来纪念92 500分这一他的最佳战绩。鼠面带微笑靠在弹子球机旁边，机也面带微笑，上面弹出92 500这组数字。这是我用柯达袖珍相机拍摄的唯一温馨的照片。看上去鼠俨然二战中的空战英雄，而弹子球机像是一架老式战机——地勤人员用手转动螺旋桨，起飞后飞行员“啪”一声拉合防风窗的那种劳什子。92 500这组数字将鼠和弹子球机结合在一起，酿出妙不可言的融洽气氛。

弹子球公司的收款员兼维修员每星期来一次杰氏酒吧。此人三十上下，异常瘦削，几乎不同任何人搭话。进店看也不看杰一眼，直奔弹子球机，用钥匙打开机台下的盖子，让零币哗哗啦啦淌进帆布囊。之后拿起一枚硬币，投进机内做性能检查，确认两三下活塞弹簧，漫不经心地弹了弹球。继而把球击在缓冲器上检验磁石，让球通过所有的球道，击落所有的球靶。再检查曲靶、开球孔、巡回靶，最后打开奖分灯，这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让球落进外球道，鸣金收兵。随后向杰点下头——像是在说毫无问题——走出门去。所花时间也就半支烟工夫。

我忘了磕烟灰，鼠忘了喝啤酒，两人总是这么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华丽的技术表演。

“像梦一样。”鼠说，“他那技术，十五万分不在话下，二十万都有可能。”

“那自然，专门干这行的嘛。”我安慰鼠。

然而鼠那空战英雄的自豪仍未失而复得。

“同他比，我这两下子也就握了下女人小指那个程度。”说罢，鼠不再吭声。鼠梦寐以求的就是记分屏上的数字超过六位。

“那是工作。”我继续相劝，“起初可能有趣，但从早到晚尽干那个，谁都要生厌的。”

“哪里，”鼠摇头，“我就不至于。”

14

杰氏酒吧坐满了顾客，已经许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差不多全是没见过的新客，但客人总是客人，杰当然不至于不快。冰锥破冰块的声音，咯喳咯喳摇晃加冰威士忌杯的声音，笑声，投币点唱机里杰克逊五人组的歌声，如漫画书上对话泡泡圈那样飘上天花板的白烟——好一个盛夏再来一般的酒吧之夜。

尽管这样，鼠看上去仍像出了什么毛病。他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吧台一端，把一直翻开的一本书的同一页反复看了几遍，这才作罢合上。看那样子，可能的话，他很想喝干最后一口啤酒回去睡觉。如果真能睡着的话……

那一星期时间，鼠同任何开心事都毫不沾边。睡觉睡睡醒醒，啤酒，烟，一切昏天黑地。冲刷过山坡的雨水冲进河流，进而把海水染上斑驳的褐色和灰色。讨厌的景观。脑袋里简直就像塞了一团旧报纸。睡眠既浅又短，同牙科医院暖气过热的候诊室里的瞌睡无异，每有人开门便醒来，并且看表。

一星期过得一半，鼠喝着威士忌做出一个决定：暂且冻结一切思考。他让思维的每一道空隙都结上一层厚得足以走过白熊的厚冰。他估计这回可以熬过本星期的下一半了，于是睡了。然而醒来时仍一切照旧，不外乎头有点痛。

鼠怅怅地看着摆在眼前的六只空啤酒瓶。从其空隙可以看见杰的背影。

也许正值退潮时分，鼠想。初次在此喝啤酒是十八岁。数千瓶啤酒，数千包炸薯片，数千张投币点唱机的唱片。一切都像拍打舢板的波浪一样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啤酒我不是已经喝了个够么？当然，三十瓶也罢四十瓶也罢，啤酒任凭多少都能喝。不过，他想，不过在这里喝的啤酒是另一回事……二十五岁之于急流勇退，是个不坏的年龄。就乖觉之人来说，正是大学毕业当银行信贷员的年龄。

鼠往空瓶队列里又加了一瓶。杯子满得险些溢出，他一口气喝去一半，条件反射地用手背擦一下嘴，又把弄湿的手在布裤屁股上抹了一把。

喂，想想看。鼠自言自语。别躲闪，想想，二十五岁……该想点事的年龄了。这可是两个十二岁男孩加在一起的年龄哟！你有那样的价值么？没有，一人份儿的都没有，连空泡菜瓶里的蚁巢那点儿价值都没有……算了吧，无聊的隐喻！完全无济于事！想想看，你是哪里出了问题的。想出来呀！……鬼晓得怎么回事！

鼠不再想，喝干剩下的啤酒，旋即扬手让再来一瓶。

“今天喝多了哟！”杰说。但还是在他面前放上了第八瓶啤酒。

头有点痛。身体随波逐流似的上上下下。眼窝深处有酸懒感。吐啊，脑袋里发出声音，快吐，吐完慢慢想！快，起来到卫生间去！……不行，一垒都走不到……然而鼠还是挺胸走到卫生间，打开门，赶走对着镜子重描眼线的年轻女郎，朝马桶弓下身去。

多少年没吐了？吐法都忘掉了。要脱裤子？……开哪家混账玩笑！默默地吐，胃液都吐净！

胃液都吐净之后，鼠坐在马桶上吸烟。吸完用香皂洗脸洗手，对着镜子用湿手理齐头发。脸色是有点过于阴沉，但鼻子下巴的形状还过得去。给公立中学的女教师看中都有可能。

离开卫生间，走到眼线只描了一半的女郎座位前郑重道歉。之后折回吧台，把啤酒倒进杯子喝去一半，又把杰给的冰水一饮而尽。他摇了两三下头，给烟点上火。这时脑袋的机能开始正常运转。

好了，这回好了！鼠说出声来。夜长着呢，慢慢想！

15

我真正陷入弹子球这个可诅咒的世界是在一九七〇年冬天。那半年感觉上我是在黑洞中度过的。我在草原正中挖一个大小同自身尺寸相适的洞，整个人钻进洞去，塞起耳朵不听任何声响。什么都引不起我半点兴致。傍晚时分，我醒来穿上风衣，在娱乐厅的一个角落消磨时间。

好容易找到一台同杰氏酒吧里的三蹼“宇宙飞船”一模一样的机子。我投进硬币。一按开机钮，机器便浑身发抖似的发出一连串声响，升起十个弹靶，熄掉奖分灯，把记分退为六个“0”，向球道弹出第一个球。无数硬币被弹子球机吞进肚去。恰好一个月后，在那个冷雨飘零的初冬傍晚，我的得分像热气球甩掉最后一个沙袋一样超过了六位数。

我把颤抖的手指揪也似的从操纵钮上移下，背靠着墙，一边喝冰冷的易拉罐啤酒，一边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记分屏上出现的105 220这六位数字。

我同弹子球机短暂的蜜月就这样开始了。在大学校园里我几乎不露面，打工钱大半投进了弹子球机，跳击、顺击、拦击、停击等大多数技巧也学得出神入化。后来，我打时背后总有人观战了，一个涂口红的女高中生还把软乎乎的乳房压在我胳膊上。

得分超过十五万时，真正的冬天来临了。在人影稀疏的冷飕飕的娱乐厅里，我裹上加厚风衣，把长围巾一直围到耳朵，继续守着弹子球机鏖战。偶尔觑一眼卫生间的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形销骨立，皮肤粗糙不堪。每打完三局，我就靠墙休息，哆哆嗦嗦喝啤酒。最后一口啤酒老是有一股铅味儿。香烟头扔得脚下到处都是，衣袋里塞着“热狗”，饿时啃上一口。

她出类拔萃。三蹼“宇宙飞船”……只有我理解她，唯独她理解我。我每次按下开机钮，她都以不无快感的声音在记分屏上弹出六个“0”，随即冲我微笑。我把活塞拉到精确得毫厘不爽的位置，将银光闪闪的球从球道弹向球区。球在她的球区急速转动的时间里，我的心就好像吸了优质大麻一样彻底舒展开来。

各种各样的意念在我脑海里杂乱无章地时而浮现时而消失，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罩住球区的玻璃屏上时而消失时而浮现。玻璃屏像映出梦境的双层镜子一样照出我的心，使其随着缓冲器和奖分灯的光点闪闪烁烁。

不是你的责任，她说，并摇了好几下头。根本不怪你，你不也是尽最大努力了么！

不然，我说。左蹼、连续进球孔、九号球道。不对。我一无所能。手指一根未动，但想做还是做得到的。

人能做到的事非常有限，她说。

或许，我说，可什么都没结束，肯定永远如此。回球道、阻击、开球孔、反弹、六号靶……奖分灯，121 150。结束了，全部结束了，她说。

* * *

转年二月，她消失了。娱乐厅拆毁一空，下个月变成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甜甜圈专卖店。身穿窗帘布一般的制服的女孩用花纹相同的盘子端着干巴巴的炸面圈走来蹿去。摩托车排在店外的高中生、夜勤司机、不合时令的嬉皮士和酒吧女郎们以千篇一律的无奈表情啜着咖啡。我要了味道糟得可怕的咖啡和肉桂炸面圈，问女侍应生知不知晓娱乐厅。

对方以不无狐疑的眼神看我，就像看一个掉在地上的炸面圈。

“娱乐厅？”

“前不久在这里来着。”

“不晓得。”她想睡觉似的摇头。

一个月前的事都无人记得，这个城市！

我心情抑郁地在街头转个不停。三蹼“宇宙飞船”，无人知其去向。

这么着，我终止了弹子球游戏。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6

连绵数日的雨在星期五晚上突然停了。从窗口下望，大街小巷吸够了雨水，吸得全身浮肿。夕阳把开始出现断层的云变成不可思议的颜色，而其返照又把房间也染成同一色调。

鼠在T恤外面套一件防风夹克，走上街头。柏油路上到处是静止的水洼，黑亮亮地无限伸展开去。街上一股雨后黄昏的气息。河边一排松树浑身湿淋淋的，细小的水珠从绿叶尖滴落下来，变成褐色的雨水涌进河流，顺着水泥河床向大海滑去。

黄昏倏忽过去，满含湿气的夜幕压向四周。而湿气转眼间又变成了雾。

鼠把臂肘探出车窗，沿街慢慢兜风。白雾沿着山脚坡路向西飘移。鼠最后沿河边下到海滨。他把车停在防波堤旁，放倒车座靠背吸烟。沙滩也好护岸水泥预制块也好防沙林也好，一切都湿得黑乎乎的。女子房间的百页窗透出温馨的黄光。看表，七时十五分，正是人们吃罢晚饭溶入各自房间的温煦的时分。

鼠双手抱在脑后，闭上眼睛，竭力回想女子房间的情形。仅去过两回，记不确切。一开门是六张榻榻米大的餐室兼厨房……橙黄色桌布，盆栽赏叶植物，椅子四把，橙汁，餐桌上的报纸，不锈钢茶壶……一切井然有序，了无污痕。里面是拆除两个小房间的隔墙形成的一个大房间。铺着玻璃板的狭长写字台。台上……特大号瓷啤酒杯三个，里面一个挨一个插着各种铅笔、尺、制图笔。文具盘里有橡皮擦、镇纸、修正液、旧收据、透明胶带、五颜六色的曲别针，还有铅笔刨、邮票。

写字台横头有用了许久的制图板、长臂灯。灯罩的颜色……是绿的。靠墙一张床，北欧风格的小白木床。两人上去，会发出公园小艇般的吱扭声。

雾越往后越浓。乳白色的夜霭在海边悠悠游移。路的前方不时有黄色的雾灯驶近，减速从鼠的车旁开过。从车窗涌进的细细的水滴打湿了车中所有物件。车座、车前玻璃、防风夹克、衣袋里的香烟，大凡一切。海湾里停泊的货轮雾笛，发出离群牛犊般尖刺刺的鸣叫。雾笛长短交替的音阶穿过夜幕，向山那边飞去。

左边墙壁呢，鼠继续想，有书架、小型音响组合机、唱片，还有立柜、两幅本·沙恩(1)复制画。书架上没有像样的书。基本是建筑专业的，此外就是旅行方面的：导游手册、游记、地图。还有若干册畅销小说、莫扎特的传记、乐谱、几本辞典……法语辞典的扉页上写有一句什么表彰的话。唱片差不多都是巴赫和海顿和莫扎特。另有几张带有少女时代的梦痕……帕特·布恩、博比·达林、五黑宝。

鼠的回想至此卡住。缺少了什么，而且是关键的，以致整个房间失去了现实感，在空中飘飘忽忽。什么来着？OK，等等，这就想起。房间的灯和……地毯。灯什么样式？地毯什么颜色？……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鼠涌起一股冲动，恨不得推开车门，穿过防沙林敲她的房门以确认灯和地毯的颜色。荒唐！鼠重新靠回座席背，转而望海。除了白雾，黑暗暗的海面一无所见。远处灯塔的橙色光芒执著地闪烁不已，如心脏的跳动。

她那失去天花板和地板的房间隐约浮现在黑暗中。过了好一会，细小部位逐渐淡出，最后全部消遁。

鼠仰头向上，缓缓闭合眼睛，所有的灯光如被关掉一般从他脑海中熄灭，把他的心掩埋在新的黑暗之中。

(1)　美国知名画家、图案设计师（1898—1969）。作品于哀愁中含有社会批判意味。

17

三蹼“宇宙飞船”……她在某处连连呼唤我，日复一日。

我以惊人的速度向堆积如山的待译件发起总攻。不吃午饭，也不逗阿比西尼亚猫，跟谁也不开口。管杂务的女孩不时来看望一眼，又愕然摇头离去。两点，我处理完一天分量的工作，把原稿往女孩桌上一扔，马上跑出事务所。我转遍东京城所有的娱乐厅寻找三蹼“宇宙飞船”，但一无所获。没人看过没人听说过。

“四蹼‘地下探险’不行？刚刚进来的哟！”一个娱乐厅老板说。

“不行，抱歉。”

他显得有点失望。

“三蹼左撇子的也有，一人包打就能出来奖分球的。”

“对不起，只对‘宇宙飞船’有兴趣。”

但他还是热情地告诉了我他所认识的一个弹子球爱好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这个人有可能知道一点你找的那台机。是个产品目录爱好者，对机型怕是最熟悉了。人倒是有一点儿古怪。”

“谢谢。”

“不客气，但愿能找到。”

我走进静悄悄的咖啡馆，拨转号码盘。铃响五遍，一个男子接起。他声音沉静，身后传来NHK(1)七点新闻和婴儿的动静。

“想就一台弹子球机请教一下。”我报出姓名后这样开口道。

电话另一头沉默片刻。

“什么样的机型？”男子问。电视音量低了下来。

“三蹼‘宇宙飞船’。”

男子沉思似的“噢”一声。

“机身画有行星和宇宙飞船……”

“我很清楚，”他打断我的话，清了清嗓子，用俨然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讲师般的腔调说道，“芝加哥的吉尔巴特父子一九六八年出品。以惨遭厄运而小有名气。”

“厄运？”

“怎样，”他说，“见面再说不好么？”

我们约定明天傍晚见。

* * *

我们交换名片后，朝女侍应生要了咖啡。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还真是大学讲师。年纪三十过不了几岁，而头发已开始变稀。身体给太阳晒黑了，甚是健壮。

“在大学教西班牙语，”他说，“往沙漠里洒水那样的活计。”

我钦佩地点点头。

“你的翻译事务所不搞西班牙语？”

“我搞英语，另一人搞法语，已经手忙脚乱了。”

“遗憾。”他抱着双臂说。不过看样子并不怎么遗憾。他摆弄了一会领带结。“西班牙去过？”他问。

“没有，遗憾。”我说。

咖啡端来，关于西班牙就此打住。我们在沉默中喝咖啡。

“吉尔巴特父子公司是一家后发展起来的弹子球机制造厂。”他突然开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朝鲜战争之前，主要生产轰炸机的投弹装置。以朝鲜停战为契机，转而开拓新的领域。弹子球机、bingo机(2)、自动赌博机、投币点唱机、爆玉米花机、自动售货机……即所谓和平产业。首台弹子球机是一九五二年完成的。不赖，结结实实，价格也便宜，但缺乏娱乐性。借用《弹子球》杂志上的评语，就是‘如苏联陆军女兵部队的官方配给乳罩般的弹子球机’。当然，作为生意是成功的。向墨西哥等中南美国家出口。那些国家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所以较之机械性能复杂的，还是少有故障结实耐用的受欢迎。”

喝水的时间里，他沉默不语。看样子，他为没有放幻灯用的幕布和长教鞭而感到十分遗憾。

“问题是——如您所知——美国、也就是世界上的弹子球产业处于由四家企业垄断的状态。戈德利普、巴里、芝加哥制币、威廉姆斯，也就是所谓四巨头吧。而这时吉尔巴特突然冲杀进来。激战持续了大约五年。在一九五七年，吉尔巴特撤退不再搞弹子球机。”

“撤退？”

他点头喝了口似乎并不想喝的咖啡，用手帕一再擦拭嘴角。

“嗯，败下阵来。当然，公司本身是赚了一把，通过向中南美出口赚的。所以撤退，是因为不想让伤口开得太大……总之，制造弹子球机需要极其复杂的专门技术，需要许多名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统领他们的策划者，需要覆盖全国的营销网。还需要贮存常备零件的代理商，需要任何地点的弹子球机出故障时都能在五小时内赶去排除的维修工。遗憾的是，新加盟的吉尔巴特公司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于是他们含泪撤军，其后大约七年时间里继续制造自动售货机和克莱斯勒汽车的自动雨刷。但他们根本没有对弹子球机死心。”

说到这里，他缄口打住，从上衣袋取出香烟，在桌面上橐橐地磕齐，用打火机点燃。

“是没有死心，他们有他们的自尊。这回在秘密工厂研制。他们把四巨头的退休人员悄悄拉来成立了课题组，给予巨额研究经费，并下达这样一道命令：五年内造出不次于四巨头任何产品的弹子球机！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公司方面也有效利用了这五年的时间。他们利用其他产品，建立了从温哥华到怀基基的完整的营销网。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卷土重来的第一台机按计划在一九六四年推出，这就是‘巨浪’。”

他从皮包里取出黑色剪贴夹，打开递给我。上面有大约从杂志上剪下的“巨浪”整机图，有球区图，有外观设计图，甚至指令卡都贴了上去。

“这台机的确别具一格，史无前例的妙笔无所不在。仅以连环模式为例，‘巨浪’采用的模式来自其独有技术。这台机受到了欢迎。

“当然，吉尔巴特公司这一千奇百怪的手法在今天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时绝对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制作得非常精心。首先是结实。四巨头的使用年限大约为三年，而它是五年。第二是投机性的淡化，而以技巧为主……那以后，吉尔巴特公司按此思路生产了几种名机。‘东方快车’、‘空中导航’、‘横渡美洲’……无不受到爱好者的高度评价。‘宇宙飞船’成了他们的最后机型。

“‘宇宙飞船’同前四种大异其趣。前四种以追求新奇为能事，而‘宇宙飞船’极其正统而简便。采用的无一不是四巨头已经采用的机械装置。正因如此，可以说反倒成了极具挑战性的机型。确有这个自信。”

他像给学生讲课似的娓娓而谈。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喝咖啡。咖啡喝完了喝水，水喝完了吸烟。

“‘宇宙飞船’的确匪夷所思，乍看并无优势可言，可是操作起来却有与众不同之处。球蹼相同，球道相同，但就是有什么与其他机不同。而那个什么如毒品一般把人吸住不放。至于为什么却无由得知……我所以说‘宇宙飞船’惨遭厄运，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它的超卓不凡没有为人们所理解，及至人们终于理解了又为时已晚；二是公司倒闭了。制作得太用心了。吉尔巴特公司被多元化大型联合企业兼并了。总部说不需要弹子球机部门，如此而已。‘宇宙飞船’一共生产了一千五百余台，故而如今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名机。美国‘宇宙飞船’收藏家的交易价已达两千美元，但估计从未成交。”

“为什么？”

“因为无人脱手。谁也不肯放手。不可思议的机型。”

说罢，他习惯性地觑一眼手表，吸烟。我要了第二杯咖啡。

“日本进口了几台？”

“调查了，三台。”

“够少的。”

他点点头：“因为日本没有吉尔巴特公司产品的经销渠道。一家进口代理店尝试性地进口了一点，于是有了这三台。想再追加时，吉尔巴特父子公司已不复存在了。”

“这三台的去向可晓得？”

他搅拌了几下咖啡杯里的砂糖，“咯吱咯吱”搔了搔耳垂。

“一台进入新宿一家小娱乐厅。前年冬天娱乐厅倒闭，下落不明。”

“这我知道。”

“另一台进了涩谷一家娱乐厅，去年春天失火烧了。当然，因为买了火灾保险，谁也没受损失，无非一台‘宇宙飞船’从这世上消失罢了……如此看来，只能说是惨遭厄运。”

“就像马耳他的鹰。”我说。

他点头：“可是，最后一台的下落我不清楚。”

我把杰氏酒吧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不过现在没有了，去年夏天处理掉了。”我说。

他不胜怜惜地记在手册上。

“我感兴趣的是新宿那台。”我说，“弄不清去向？”

“可能性有几种，最一般的可能性是废弃了。机器的周转期非常之快，通常三年就折旧。与其花钱修理，还不如更新省钱。当然也有流行问题。所以要废弃……第二种可能性是作为二手货上市交易。型号虽老但仍可利用的那类机往往流入哪里的餐饮酒吧，在那里陪伴醉酒者和生手终了此生。第三——此情况非常罕见——也可能由收藏家买去了。不过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废弃。”

我把没点火的烟夹在指间，黯然沉思。

“关于最后一种可能性，你能进行调查吗？”

“试试是可以的，但难度很大。收藏家之间几乎没有横向联系，没有花名册没有会刊……不过试试好了，我本人对‘宇宙飞船’多少有些兴致。”

“谢谢。”

他把背沉进深凹的圈椅里，吐了口烟。

“对了，你的‘宇宙飞船’最佳战绩？”

“十六万五千。”我说。

“厉害，”他不动声色地说，“非比一般。”说着，又搔了下耳垂。

(1)　日本广播协会。

(2)　一种室内游戏机。盘面有许多方格，将球投入格内，之后合计投中数字与手中牌上的数字。

18

此后一周时间，我是在平稳与静谧——平稳与静谧得近乎奇妙——当中度过的。虽然弹子球的声音仍多少在耳畔回响，但病态呻吟——那如同落在冬日向阳地方的蜜蜂的嗡嗡声的病态呻吟——已杳然消失。秋意一天浓似一天，高尔夫球场周围的杂木林把干枯的叶片叠在地面。郊外徐缓的丘陵到处在焚烧落叶，升起的细烟如魔术绳一般笔直地指向天空，这从宿舍窗口也看得很清楚。

双胞胎一点点变得沉默、变得温柔起来。我们散步、喝咖啡、听唱片、在毛巾被里抱在一起睡觉。周日我们花一小时走到植物园，在柞树林里吃香菇菠菜三明治。黑尾巴野鸟在树梢上很响亮地叫个不停。

空气逐渐变凉。我给两人买了两件新运动衫，连同我的旧毛衣一起送给她们。这样，两人不再是208和209，而变为橄榄绿圆领羊毛衫和浅驼色对襟羊毛衫。两人都无怨言。此外又给她们买来袜子和新的轻便运动鞋。我觉得自己像是成了长腿叔叔(1)。

十月的雨真是令人叫绝。针一样细、棉一般软的雨浇注在开始枯黄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没有形成水洼，而由大地慢悠悠地吮吸进去。雨过天晴的杂木林荡漾着潮湿落叶的气息，几道夕晖射进林中，在地面上描绘出斑驳的花纹。林间小道上，几只鸟儿奔跑一样穿过。

事务所里的每一天也大同小异。工作高峰已过，我用盒式磁带一边听比克斯·贝德贝克、伍迪·赫尔曼、巴尼·贝利根等人的老爵士乐，吸烟，一边悠然自得地干着活儿。每隔一小时喝一次威士忌，吃一次糕点。

唯独女孩似乎很匆忙地在查看时刻表、预订飞机票和旅馆，还补了我两件毛衣，重钉了轻便西服上的金属扣。她改变了发型，口红改涂淡粉色，穿一件可以明显看出胸部隆起的薄毛衣。并且完全融入秋天的空气中。

一切都像要使其姿影永驻。痛快淋漓的一星期。

(1)　美国女作家简·韦伯斯特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喜欢照顾女孩子。

19

很难向杰开口说离开这座城市。不知为什么，总之就是非常难以启齿。酒吧连去三天，三天都没顺利说出口。每次想说，嗓子都干得沙沙作响，只好喝啤酒。而一喝就连喝下去，一股恼人的瘫软感俘虏了鼠。他觉得无论怎么挣扎都寸步难行。

时针指在十二点时，鼠放弃了努力，不无释然地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向杰道声晚安离去。夜风已彻底变凉。回到宿舍，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电视，又拉开易拉罐啤酒，点一支烟。荧屏上是旧西部片、罗伯特·泰勒、广告、天气预报、广告、白色噪音……鼠关掉电视，淋浴。之后又开一罐啤酒，又点一支烟。

至于离开后去哪里，鼠不知道。好像无处可去。

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心底涌起恐惧，黑亮黑亮的地底虫般的恐惧。它们没有眼睛，没有悲悯，企图将鼠拖入它们栖居的地底层。鼠全身上下都有它们的滑溜感。他拉开一罐啤酒。

三四天时间里，鼠的房间扔得到处都是空啤酒罐和香烟头。他很想见那女子，想用整个身体感受女子肌肤的温暖，想进入她体内永不出来。但他无法重回女子住处。不是你自己把桥烧掉的吗，鼠想，不是你自己砌了墙又将自己关入其中的吗？

鼠眼望灯塔。天光破晓，海面开始呈银灰色。及至鲜明的晨光像抽掉桌布一样驱走黑暗的时候，鼠上床歪倒，带着无处可去的苦恼进入梦乡。

* * *

鼠离开这座城市的决心，是花了很长时间经过各种各样的角度探讨才得出的结论，曾一度坚不可摧固不可破。他觉得哪里都好像没有空隙。他擦燃火柴，把桥烧掉。这样，让他挂念的东西也消失了。城里也许残留着一点自己的身影，但谁也不会注意。城市在变，身影不久也将归于消失……一切都像在勇往直前。

杰……

鼠不明白为什么杰的存在会扰乱自己的心。我要离去了，多保重——本来这样打声招呼就完事了。何况完全互不了解。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如此而已。然而鼠的心在作痛。他仰面躺在床上，几次在空气中举起紧攥的拳头。

* * *

鼠向上推起杰氏酒吧的卷帘门，已是星期一的后半夜了。杰一如往常坐在熄掉一半照明的店堂的桌旁，懒懒地吸烟。见鼠进来，他略略一笑，点了下头。暗幽幽的灯光下，杰看上去格外苍老，黑胡须如阴翳布满脸颊和下颏，双眼下陷，窄小的嘴唇干得出了裂纹，脖颈的血管历历可见，指尖沁有黄尼古丁。

“累了吧？”鼠问。

“有点儿。”杰说。沉默片刻，又说，“这样的时候也是有的，无论是谁。”

鼠点头拉过一把椅，在杰对面坐下。

“有一首歌说，雨天和星期一，人人心里都阴暗。”

“一点不错。”杰定定地注视着自己夹烟的手指说。

“早些回家睡吧！”

“不，不用。”杰摇摇头，摇得很慢，像在赶蚊虫。“反正回家也很难睡得着。”

鼠条件反射地看一眼手表：十二时二十分。时间似乎在阒无声息的地下昏暗中彻底断了气。落下卷帘门的酒吧中不再有他多年来一直寻求的光耀，一丝都没有。看上去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切都疲惫不堪。

“给我杯可乐好么？”杰说，“你喝啤酒好了。”

鼠站起身，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和可乐，连杯子拿到桌上。

“音乐？”杰问。

“算啦，今天什么声响都不要。”鼠道。

“像葬礼。”

鼠笑了，两人不声不响地自管喝可乐、喝啤酒。鼠放在桌上的手表开始发出大得有些造作的走针声。十二时三十五分。所过时间竟好像极其漫长。杰几乎纹丝不动。鼠静静地看着杰的烟在玻璃烟灰缸中一直烧到过滤嘴，化为灰烬。

“为什么那么累？”鼠问。

“为什么呢……”说着，杰突然记起似的架起腿，“原因么，肯定没任何原因。”

鼠喝去杯中大约一半啤酒，叹了口气，把杯放回桌上。

“我说杰，人都要腐烂，是吧？”

“是啊。”

“烂法有许许多多。”鼠下意识地把手背贴在嘴唇，“但对于一个一个的个人来说，可选择的数量却好像非常有限。至多……两三个。”

“或许。”

泡沫出尽的剩啤酒如水洼一般沉在杯底。鼠从衣袋里掏出瘪了的烟盒，将最后一支衔在嘴上。“可我开始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总之是要腐烂，对吧？”

杰斜拿着可乐杯，默默地听鼠讲话。

“不过人还是不断变化的。至于这变化有什么意义，我始终揣度不出。”鼠咬住嘴唇，望着桌面沉思，“并且这样想：任何进步任何变化终归都不过是崩毁的过程罢了。不对？”

“对吧。”

“所以对那些兴高采烈朝‘无’奔跑的家伙，我是半点好感都没有，没办法有……包括对这个城市。”

杰不语，鼠也不语。他拿起桌上的火柴，慢慢让火烧到火柴杆，点燃烟。

“问题是，”杰说，“你自身将要变。是吧？”

“确实。”

静得不能再静的几秒钟流过，大约十秒吧。杰开口道：

“人这东西，天生笨得出奇，比你想的笨得多。”

鼠将瓶里剩的啤酒倒进杯子，一气喝干。“犹豫不决啊！”

杰点几下头。

“很难下决心。”

“感觉出来了。”如此说罢，杰说累了似的现出微笑。

鼠慢慢站起，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时针已指过一点。

“晚安。”鼠说。

“晚安。”杰说，“对了，有谁这么说过：慢走路，多喝水。”

鼠向杰一笑，开门，上楼。街灯明晃晃地照出空无人影的大街。鼠弓腰坐在铁路护栏上，仰望夜空，心里想：到底喝多少水才算够呢？

20

西班牙语讲师打来电话，是在十一月连休刚结束的星期三。快午休时，合伙人去了银行，我在事务所的餐厨两用房间里吃女孩做的意大利面条。意面多煮了两分钟，又没用罗勒(1)调味，而是用切细的紫苏撒在上面，但味道不坏。正当我们讨论意大利面做法时，电话铃响了。女孩接起，说了两三句，耸耸肩把听筒递给我。

“‘宇宙飞船’的事，”他说，“去向弄清楚了。”

“哪里？”

“电话里不好说。”他说。

双方沉默片刻。

“您的意思是？”我问。

“就是：电话中说不明白。”

“就是说不如一见喽？”

“不，”他嗫嚅道，“即使摆在您眼前，也说不明白。”

我一下子上不来词，等他继续下文。

“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开玩笑，反正想面谈。”

“好的。”

“今天五点可以吗？”

“可以。”我说，“不过能玩么？”

“当然能。”他说。

我道谢放下电话，接着吃面条。

“要去哪儿？”

“打弹子球去。去哪不知道。”

“弹子球？”

“嗯，用球蹼弹球……”

“晓得。可干吗打什么弹子球……”

“这——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以我辈的哲学无法推测的东西。”

她在桌上手托下巴思索。

“弹子球打得很好？”

“以前。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

“我却什么都没有。”

“也就无所谓失。”

她再度沉思。我吃最后一部分面条，吃罢从电冰箱里拿出姜汁清凉饮料喝着。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谁的话？”

“谁的话忘了，不过所言不差。”

“世上有不失去的东西？”

“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努力就是。”

“我也许过于乐观，但不怎么傻。”

“知道。”

“非我自吹，这比相反情况好得多。”

她点点头：“那么，今晚是要去打弹子球啰？”

“嗯。”

“举起双手。”

我朝天花板举起双手。她仔细检查了腋窝。

“OK，去好了。”

* * *

我和西班牙语讲师在上次那家咖啡馆碰头后，马上钻进出租车。顺明治大街一直走，他说。出租车起跑后，他掏香烟点燃，也给我一支。他身穿灰西服，扎一条有三道斜纹的蓝色领带。衬衣也是蓝色，比领带略浅。我则灰毛衣蓝牛仔裤加一双旧得发黑的沙漠靴。活活一个被叫到教导处的差生。

出租车穿过早稻田大街的时候，司机问还往前吗？讲师告以目白大街。出租车前行不久，驶入目白大街。

“相当远吧？”我问。

“相当之远。”他说着，找第二支烟。我用视线跟踪了一会窗外闪过的商业街景。

“找得够辛苦的了。”他说，“第一步是逐个查询收藏者名录。问了二十人左右——不仅东京，全国都问了。但收获是零。任何人知道的情况都没超过我们。第二步是问做旧机器生意的人。人数不多。只是，查阅品种目录花了不少精力，数字太大了。”

我点点头，看他给烟点火。

“但知道时间这一点很有帮助——是一九七一年二月间的事。请人家查了：是有吉尔巴特父子、‘宇宙飞船’、序列号165029。一九七一年二月三日废弃处理。”

“废弃处理？”

“废品。就像《金手指》里的那玩艺儿。压成方形回炉，或沉到港湾里去。”

“可是你……”

“啊，请听下去。我灰心丧气，向对方道谢回家。可心里总有什么放不下，类似直感的感觉告诉我：不对，不是那样的。第二天我再次跑到旧机器商那里，去了废铁仓库，看了三十来分钟拆废作业，然后进办公室摸出名片——大学讲师这名片对不知底细的人多少有些作用。”

他说话的速度比上次略快。不知何故，这点使我有点不快。

“我这样说道：正在写一本小书，为此想了解一下废品处置的情况。

“对方提供了方便，但对于一九七一年二月的那台弹子球机一无所知。理所当然。两年半的事了，又没有一一核查，收来咣当一放，就算完事。我又问了一点：假如我想要那里堆放的洗衣机或摩托车的车体之类的东西并付相应款额，那么可不可以转让，他说没问题。我又问这种情况此外有过没有。”

秋日的黄昏很快过去了，夜色开始笼罩路面，车眼看要进入郊外。

“他说如想了解详情，请问二楼负责管理的人。于是我上二楼问一九七一年前后有没有人买过弹子球机，负责管理的人说有。我问是怎样一个人，对方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情况像是那个人求他一有弹子球机进来就打电话告知——有点走火入魔了。我就问那个人买了几台弹子球机，他想了想说：看来看去最后有时买下、有时也不买，记不确切。我说大致数字即可，他告诉说不下五十台。”

“五十台！”我叫道。

“这样，”他说，“我们就要拜访那个人。”

(1)　一种有薄荷味的香辛调味。

21

四下彻底黑尽。并且不是单一的黑，而是像涂黄油一样把各种颜色厚厚地涂上去的那种黑。

我脸贴出租车窗玻璃，静静地注视着这样的黑暗。黑暗呈平面，平展得不可思议，仿佛用快刀将不具实体的物质一片片薄薄切开的切面。奇妙的远近感统治着黑暗。巨大的夜鸟展开双翅，轮廓分明地挡在我们面前。

房舍越走越稀，后来只剩下如地底轰鸣般涌起几万只秋虫的鸣声的草原和树林。云层如岩石沉沉低垂，地面上的一切无不耸肩缩首似的在黑暗中屏息敛气。唯独秋虫遮蔽地表。

我和西班牙语讲师再不做声，只是一支接一支吸烟。出租车司机也紧盯着路上的车前灯光吸烟。我下意识地用指尖“啪啪”叩击膝盖，并且不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推开车门一逃了之。

配电盘、沙坑、水库，高尔夫球场、毛衣破绽，加上弹子球机……到底去哪里才好呢？我怀抱一堆乱了顺序的卡片，一筹莫展。我恨不得立即返回宿舍，一头钻进浴室，而后喝啤酒，拿着香烟和康德缩进温暖的被窝。

我何苦在黑暗中疲于奔命呢？五十台弹子球机，简直荒唐透顶。梦，虚无缥缈的梦。

尽管如此，三蹼“宇宙飞船”仍在不停地呼唤我。

* * *

西班牙语讲师让车停下的地方是离道路五百米开外的一片空地的正中。空地很平，及踝软草如浅滩一样无边无际。我下了车，伸腰做了个深呼吸。一股养鸡场味儿。纵目四望，了无灯火，唯独路灯依稀照出其四周一小块景物。无数的虫鸣声包围着我们。简直像被人从脚下拖进了什么地方。

好一阵子我们默不作声，让眼睛习惯黑暗。

“这里还是东京吗？”我这样问道。

“当然。看起来不像？”

“像世界尽头。”

西班牙语讲师以一本正经的表情点了下头，没有应声。我们嗅着草香和鸡粪味儿吸烟。烟悠悠低回，作狼烟状。

“那里有铁丝网。”他练习射击似的笔直伸出胳膊，指着黑暗的纵深处。

我凝眸细看，认出铁丝网样的东西。

“请沿铁丝网直行三百米左右，尽头有座仓库。”

“仓库？”

他并不看我，兀自点头道：“嗯，大仓库，一眼即可看出。以前是养鸡场的冷库，早已不用了。养鸡场倒闭了。”

“可是有鸡味儿。”我说。

“味儿？……啊，沁到地里去了嘛。雨天更厉害。扑棱棱的振翅声都好像听得到。”

铁丝网里边简直伸手不见五指，黑得可怖。连虫鸣都像要窒息似的。

“仓库门一直开着。仓库主人给打开的。你要找的那台机就在里边。”

“你进去了？”

“一次……获准进去的。”他叼着烟点点头，橘红色的火在黑暗中闪烁，“进门右侧就有电灯开关。注意阶梯。”

“你不去？”

“你一个人去。这样讲定的。”

“讲定？”

他把烟头扔在脚下的草丛里，小心踩灭：“是的。说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离去时把灯关上。”

空气一点点凉下来。泥土特有的凉气拥裹了我们。

“见到仓库主人了？”

“见到了。”少顷，他回答道。

“怎样一个人物？”

讲师耸耸肩，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擤了下鼻子：“也没什么特征，至少没有显眼的特征。”

“干吗收藏弹子球机达五十台之多呢？”

“这个嘛，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此而已，对吧？”

我觉得并非如此而已，但还是向讲师道了谢，离开他独自沿养鸡场铁丝网前行。并非如此而已。收藏五十台弹子球机同收藏五十张标签情况有所不同。

仓库看上去俨然蹲着的动物，周围草长得很高，密密麻麻的，拔地而起的墙壁上一扇窗也没有。死气沉沉的建筑。对开的铁门上写着大约是养鸡场的名称，字迹是厚厚地压了一层的白漆。

我从相距十步远的地方抬头看一会这座建筑。无论怎么想都上不来好念头。我不再想，走到入口，推开冰凉冰凉的铁门。门无声地开了，另一种类的黑暗在我眼前张开。

22

我摸黑按了下贴墙的开关，隔了数秒，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咔咔”地交相闪烁，白光顿时弥漫仓库。荧光灯总共约有一百盏。仓库比外面看时感觉宽敞得多，但更可观的还是灯的数量，晃得我闭上眼睛。稍后睁开时，黑暗早已消失，只留下沉寂和清冷。

仓库看上去确像冷库的内部，考虑到建筑物的本来用途，也可说是理所当然的。一扇窗也没有的墙壁和天花板涂着有浮光的白色涂料，但已布满污痕，有黄色的有黑色的，及其他莫名其妙的颜色。一看就知墙壁厚得非同一般。我觉得自己简直像被塞进了铅箱，一种可能永远出不去的恐怖钳住了我，使我一再回头看身后的门。料想再不会有第二座如此令人生厌的建筑物。

极其好意地看来，未尝不可看成象的墓场，只是没有四肢蜷曲的象的白骨。目力所及，唯见弹子球机齐刷刷地排列在水泥地板上。我立于阶梯，凝然俯视这异乎寻常的场景，手下意识地摸向嘴角，又放回衣袋。

数量惊人的弹子球机。准确数字是七十八台。我花上时间清点了好几遍。七十八，没错。弹子球机以同一朝向编成八列纵队，一直排到仓库尽头墙壁。简直像用粉笔在地板上画过线似的，队列整齐得分厘不差。四下里所有物体全都一声不响，一动不动，恰如琥珀里的苍蝇。七十八个死和七十八个沉默。我条件反射地动了下身体，若不动，觉得自己都有可能被编进这兽头排水口的阵列中。

冷。果真有冻鸡味儿。

我缓缓走下狭窄的五阶水泥楼梯，楼梯下更冷，却有汗冒出。讨厌的汗。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揩汗。唯独腋下的汗奈何不得。我坐在楼梯最下一阶，用颤抖的手吸烟……三蹼“宇宙飞船”——我不愿意这副样子见她。作为她也是如此……想必。

关上门后，虫鸣一声不闻。无懈可击的沉寂如滞重的浓雾积淀于地表。七十八台弹子球机将三百一十二只脚牢牢地支在地上，静静地承受别无归宿的重量。凄凉的场景。

我坐着吹起口哨，吹了《跳吧，随着交响乐》的开头四小节。那般悦耳动听的口哨声回荡在无遮无拦空空荡荡的冷库中。我心情有所好转，接着吹下面四小节。又吹了四小节。似乎所有东西都在侧耳倾听。当然谁也不摇头晃脑，谁也不按拍跺脚。但我的口哨声还是被整个仓库——包括边边角角——吸进去消失了。

“好冷！”吹了一通口哨，我嘟囔道。回声听上去根本不像自己的话声。那声音撞上天花板，又雾一样旋转着落回地面。我叼着烟叹了口气。总不能永远坐在这里唱独角戏。一动不动，便觉寒气同鸡肉味儿一起沁入五脏六腑。我站起身，用手拍掉裤子沾的冷土，抬脚踩灭烟头，投进白铁皮罐。

弹子球……弹子球。来此不就是为这个么？寒冷简直像要冻僵我的思维。想想看！弹子球机，七十八台弹子球机……OK，找开关！建筑物的某个位置应该有让七十八台弹子球机起死回生的电源开关……找开关，快找！

我双手插进牛仔裤袋，沿墙慢慢走动。呆板板的混凝土墙上到处垂着象征冷库时代的断头配线和铅管。各种器械、仪表、连接盒、开关，就像被大力士强行扭掉一样留下一个个空洞。墙壁比离远着看时滑溜得多，仿佛给巨大的蛞蝓爬过。这么实际走起来，建筑物真是大得很，作为养鸡场冷库未免大得反常。

我下罢楼梯，正对面又是一座同样的楼梯，爬上楼梯有同样的铁门，什么都一模一样，我差点以为自己转一周转回了原处。我试着用手推门，门纹丝不动。没有门闩没有门锁，但就像用什么封住了似的岿然不动。我把手从门扇收回，下意识地用手心抹脸上的汗。一股鸡味儿。

开关在此门旁边。拉杆式大开关。一推，宛如从地底涌起一般的低吼声顿时传遍四周。令人脊梁骨发冷的声响。随即，数万只鸟一齐展翅般的“啪嗒啪嗒”声响起。回头看去，但见七十八台弹子球机吸足电流，发出弹击声向记分屏弹出数千个“0”，弹击声止息后，剩下的唯有类似蜂群嗡嗡声的沉闷的电流声。仓库里充满着七十八台弹子球机短暂的生机。每台机的球区都闪烁着形形色色的原色光芒，板面上描绘出各自淋漓畅快的梦境。

我走下楼梯，像阅兵一般在七十八台弹子球机中间缓缓移步。有几台仅在照片上见过，有几台在娱乐厅见过，令人发怀旧幽情。也有的早已消隐在时间长河中，不为任何人所记忆。威廉姆斯的“友谊7”，板面上的宇航员名字是什么？格列？……六十年代初。巴里的“大沙皇”、蓝天、埃菲尔铁塔、快乐的美国游客……戈德利普的“国王与皇后”，有八条螺旋上升球道的名机。仁丹胡子刮得潇洒有致而神情淡漠的西部赌徒，袜带里藏的黑桃王牌……

盖世英雄、怪兽、校园女郎、足球、火箭、女人……全部是光线幽暗的娱乐厅中千篇一律的褪色朽梦。各种各样的英雄和女郎从板面上朝我微笑致意。金发女郎、金银发各半女郎、浅黑发女郎、红发女郎、黑发墨西哥女郎、马尾辫女郎、长发及腰的夏威夷女郎、安·玛格莉特、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没有一个不洋洋得意地挺起勾人魂魄的乳房——有的从衣扣解到腰间的薄质短衫里，有的从上下相连的游泳衣下，有的从尖尖突起的乳罩底端……她们永远保持着乳房的形状，而色调却已褪去。指示灯像追随心脏跳动似的一闪一灭。七十八台弹子球机，一座往日旧梦——旧得无从记起——的墓场。我在她们身旁缓缓穿行。

三蹼“宇宙飞船”在队列的大后方等我。她夹在浓妆艳抹的同伴中间，显得甚是文静，好像坐在森林深处的石板上等我临近。我站在她面前，细看那梦绕魂萦的板面。黛蓝色的宇宙，如深蓝墨水泼洒的一般。上面是点点银星。土星、火星、金星……最前面飘浮着纯白色的“宇宙飞船”。船舱里闪出灯光，灯光下大约正是一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另有几道流星划破黑暗。

球区也一如往日。相同的黛蓝色。球靶雪白，如微笑时闪露的牙齿。呈星形叠积的十个柠檬黄色奖分灯一上一下缓缓移动。两个重开洞是土星和火星，路标是金星……一切安然静谧。

你好，我说……不，也许我没说。总之我把手放在她球区的玻璃罩上。玻璃冷冰冰的，我的手温留下白蒙蒙的十个指印。她终于睡醒似的朝我微笑。令人想起往日时光的微笑。我也微笑。

好像许久没见了，她说。

我做沉思状屈指计算，三年了！转瞬之间。

我们双双点头，沉默有顷。若在咖啡馆里，该是啜一口咖啡，或用手指摆弄花边窗帘的时候。

常想你来着，我说。心情于是一落千丈。

睡不着觉的夜晚？

是的，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重复道。她始终面带微笑。

不冷？她问。

冷啊，冷得要命。

最好别待太久，对你肯定过于冷了。

好像，我说。随即用微微发抖的手掏出香烟，点上火，深吸一口。

弹子球不打了？她问。

不打了，我回答。

为什么？

165 000是我最佳战绩，记得？

记得，也是我的最佳战绩嘛。

不想玷污它，我说。

她默然。唯有十个奖分灯慢慢上下，闪烁不止。我望着脚下吸烟。

为什么来这儿？

你呼唤的嘛。

呼唤？她现出一丝困惑，旋即害羞似的莞尔一笑。是啊，或许是的，或许呼唤你来着。

找得我好苦。

谢谢，她说，讲点什么。

很多东西面目全非了，我说，你原先住的娱乐厅后来成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甜甜圈专卖店，咖啡难喝得要死。

就那么难喝？

过去迪士尼动物电影上快死的斑马喝的正是那种颜色的泥水。

她哧哧地笑。笑脸真是灿烂。倒是座讨厌的城市啊，她神情认真地说，一切粗糙不堪，脏乱不堪……

就那么个时代啊。

她连连点头。你现在干什么？

翻译。

小说？

哪里，我说，全是泡沫，白天的泡沫夜晚的泡沫。把一条脏水沟的水移到另一条里罢了。

没意思？

怎么说呢，没考虑过。

女孩呢？

也许你不信：眼下跟双胞胎过日子。做的咖啡是非常够味。

她妩媚地一笑，眼睛朝上看了一会儿。有点不可思议啊，好像什么都没实际发生过。

不，实际发生了。只是又消失了。

不好受？

哪里，我摇摇头，来自“无”的东西又各归原位，如此而已。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我们共同拥有的仅仅是很早很早以前死去的时间的残片，但至今仍有些许温馨的回忆如远古的光照在我心中往来彷徨。往下，死将俘获我并将我重新投入“无”的熔炉中，而我将同古老的光照一起穿过被其投入之前的短暂时刻。

你该走了，她说。

的确，寒气已升到难以忍耐的程度。我打了个寒战，踩熄烟头。

谢谢你来见我，她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多保重。

谢谢，我说，再见！

我走过弹子球机队列，走上楼梯，拉下拉杆开关。弹子球机电源如漏气一般倏忽消失，完全彻底的沉寂与睡眠压向四周。我再次穿过库房，走上楼梯，按下电灯开关，反手关上门——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头，一次也没回。

* * *

拦出租车赶回宿舍已经快半夜了。双胞胎正在床上做一本周刊上的拼字游戏。我脸色铁青，浑身一股冻鸡味儿。我把身上的衣服一古脑塞进洗衣机，转身泡进放满热水的浴缸里。为恢复正常意识，我泡了三十分钟，然而沁入骨髓的寒气还是没有驱掉。

双胞胎从壁柜里拉出煤气取暖炉，点上火。过了十五六分钟，寒战止住了。我嘘了口气，热一罐洋葱罐头汤喝了。

“不要紧了。”我说。

“真的？”

“还挺凉的。”双胞胎抓着我的手腕，担心地说。

“很快暖过来的。”

之后，我们钻进被窝，把拼字游戏图拼上最后两块。一块是“虹鳟”，一块是“甬路”。身体很快暖和过来，我们几乎同时坠入沉沉的梦乡。

我梦见托洛茨基和四头驯鹿。四头驯鹿全都穿着毛线袜。冷得出奇的梦。

23

鼠已不再同女子相会，也不望她房间的灯了，甚至窗前都不再靠近。他心中的什么在黑暗中游移了一段时间，而后消失，犹如蜡烛吹灭后升起的一丝白烟。继之而来的是沉默。沉默。一层层剥去外皮后到底有什么剩下，这点鼠也不知道。自豪？……他躺在床上反复看自己的手。若没有自豪，人大约活不下去。但若仅仅这样，人生未免过于黯淡，黯淡之至。

同女子分手很简单，某个周五晚上不再打电话给她即可。也许她等电话等到半夜，想到这点鼠很不好受。几次朝电话机伸出手，又都忍住没打。他戴上耳机，调高音量听唱片。他知道女方不会打电话过来，但还是不愿意听见电话铃响。

等到十二点她会死心的吧。之后他洗脸刷牙，上床躺倒，暗想明天早上肯定有电话打过来，便熄灯睡觉。结果周六早上电话也没响。她打开窗，做早餐，给盆栽植物浇水，然后等到偏午。这回恐怕真的死心了，随即笑笑——那种像是对着镜子边梳头边练习几次的笑。结局理应如此，他想。

鼠在百页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眼望墙上的电子挂钟过了这许多时间。房间空气凝然不动。虚浅的睡眠几次滑过他的身体。时针已毫无意义。无非黑之浓淡的几度反复罢了。鼠静静地忍耐着自己的肉体一点点失去实体，失去重量，失去感觉。他想，自己如此经过了多少小时、到底多少小时了呢？眼前的白墙随着他的呼吸而徐徐摇晃。空间有了某种密度，开始侵蚀他的肢体。鼠测定这已是自己忍耐力的临界点，遂翻身下床，洗澡，在神志朦胧中刮须，然后擦干身体，喝电冰箱里的橙汁，重换睡衣上床。事情至此完结，他想。沉沉的睡意袭来，睡得昏死一般。

24

“定了，离开这座城市。”鼠对杰说。

傍晚六点，店门刚开。吧台打了蜡，店里所有的烟灰缸里一只烟头也没有。酒瓶擦得发亮，标签朝外摆成一排。连尖角都折得线条分明的新纸巾、红辣椒牌调味汁以及小盐瓶齐整整地放在浅盘里。杰分别在三个小深底钵里搅拌三种调味汁。大蒜味如细雾四下飘移——鼠进来时正值这一小段时间。

鼠一边用杰借给的指甲钳把指甲剪在烟灰缸里，一边这样说道。

“离开？……去哪里？”

“没目标。去陌生的城市，不太大的为好。”

杰用漏斗把调味汁注入一个个大长颈瓶里，注罢放进电冰箱，拿毛巾擦手。

“去那里干什么？”

“干活。”鼠剪完左手的指甲，一再看那手指。

“这里就不成？”

“不成。”鼠说，“想喝啤酒。”

“我请客。”

“领情。”

鼠把啤酒慢慢倒进冰镇过的玻璃杯里，一口喝去一半：“怎么不问为什么这里不成呢？”

“因为好像可以理解。”

鼠笑了，笑罢咂了下舌：“跟你说，杰，不成的。即使大家都那样不问不说地相互理解，也哪里都到达不了。这种话我本不愿意说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那样的世界里逗留得太久了。”

“可能。”杰沉思片刻说道。

鼠又喝了口啤酒，开始剪右手指甲：“想了很多，也想过去哪里到头来还不一样。但我还是要去，一样也好不一样也好。”

“再不回来了？”

“当然迟早总要回来，迟早！又不是出逃。”

鼠出声地剥开小碟里的花生，把满身皱纹的壳扔在烟灰缸里。打过蜡的吧台护板上积了几滴啤酒的冷水珠，他用纸巾揩了。

“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后天，说不准，大致这三四天里吧。准备妥当了。”

“风风火火的。”

“唔……尽给你添麻烦了，这个那个的。”

“啊，事情是够多的了。”杰一边用抹布擦壁橱上排列的酒杯，一边频频点头，“一旦过去，都像做梦。”

“也许是的。可我好像花了好长时间才真正这么认识到。”

杰停了一会，笑道：“是啊，我时常忘记和你相差二十岁。”

鼠把瓶里剩的啤酒往杯里倒空，慢慢喝着。啤酒喝这么慢还是头一遭。

“再来一瓶？”

鼠摇一下头：“不，可以了。我是作为最后一瓶喝的，在这里喝的最后一瓶。”

“再不来了？”

“打算是的。怕不好受。”

杰笑了：“迟早要相见的。”

“下次见时说不定认不出来了。”

“闻味儿知道。”

鼠又慢慢看了一遍剪干净的手指，把剩下的花生揣进衣袋，拿纸巾揩揩嘴，离开了座位。

* * *

风如在黑暗中的透明断层上滑行一般悄无声息地流过。风微微摇颤头上的树枝，有规则地将叶片抖落在地面。落在车顶的叶片发出干巴巴的声响彷徨了一会，之后顺着前车窗玻璃，积在挡泥板上。

鼠一个人在灵园树林里，失去了所有的话语，只管透过车前玻璃望着远处。车前几米远的地面被齐整整地切去了，而横亘着黑暗的天宇、海和城市夜景。鼠身体前倾，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纹丝不动地盯视着空中的某一点。夹在指尖的没有点火的香烟，其端头在空间不断勾勒出若干复杂而又无意义的图形。

跟杰说过以后，一种不堪忍受的虚脱感朝他袭来。勉强汇拢一处的种种意识流，突然散向四面八方。至于去何处才能见到它们重新合而为一，鼠无由得知。迟早要流进茫茫大海，别无选择。黑暗的河流！也可能没机会重逢了。他甚至觉得二十五年时间只是为此而存在的。为什么？鼠质问自己。不知道。问得是好，但无答案。好的提问屡屡没有答案。

风又多少加大了。风将人们的种种活动所聚敛起来的些许温暖带往某个辽远的世界，而留下凉浸浸的黑暗，让无数星辰在黑暗深处熠熠闪光。鼠从方向盘上撤下双手，在唇间转动了一会儿香烟，而后突然想起似的用打火机点燃。

头略略作痛，较之痛，更接近于被冰凉的指尖按压两侧太阳穴的奇异感。鼠摇头驱赶纷纭的思绪。总之结束了。

他从小格箱里取出全国公路行车图，慢慢翻动图页，依序朗读几个镇的名称。镇很小，几乎从未听过。这样的镇子沿路绵绵不断。读了几页，几天来的疲劳如滔天巨浪遽然朝他压来，温吞吞的块状物开始在血液中徐徐巡行。

困。

睡意似乎将一切抹除得干干净净。只消睡上一觉……

闭上眼睛时，耳底响起涛声——冬日的海涛拍击着防波堤，穿针走线一般从混凝土护坡预制块之间撤离。

这样，不向任何人解释也可以了，鼠想。海底大概比任何城镇都温暖，充满安宁和静谧。算了，什么都别想了，什么都已经……

25

弹子球机的呼唤从我的生活中倏然远逝。空落落的心情也已消失。当然，“大团圆”不至于因此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那样到来。那是更以后的事。马倦、剑折、盔甲生锈之时，我躺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原上静听风声好了。哪里都可以——水库底也好养鸡场也好冷库也好——我走我应走的路就是。

对我来说，这短暂的尾声只不过如露天晾衣台一般微不足道。

如此而已。

一天，双胞胎在超市买了一盒棉球棒，有三百支装在盒里。每次我洗澡出来，双胞胎都坐在我左右同时掏两侧的耳朵。两人耳朵掏得着实够水平。我闭目合眼，边喝啤酒边在耳里听两支棉球棒窸窸窣窣的动静。不料，一天晚上正掏耳时，我打了个喷嚏。这一来，两耳一下子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

“听得见我的声音？”右侧说。

“一丁点儿。”我说。自己的声音是从鼻内侧传来的。

“这边呢？”左侧说。

“同样。”

“打喷嚏打的。”

“傻小子。”

我叹息一声。简直就像从保龄球道的端头听裂开的七号瓶和十号瓶说话一样。

“喝水会好的吧？”一个问。

“何至于！”我气恼地吼道。

然而双胞胎还是让我喝了一铅桶分量的水，结果无非弄得肚子不适罢了。痛并不痛，肯定是打喷嚏时把耳屎捅到里头去了，只能这样认为。我从抽屉里掏出两支手电筒，让两人查看。两人像窥视风洞似的把光射进耳内，看了好几分钟。

“一无所有。”

“一尘不染。”

“那为什么听不见？”我又一次吼道。

“过期失效了。”

“聋了。”

我不理睬二人，翻开电话簿，给最近处的耳鼻科医院打电话。电话声听起来甚是吃力。也许这个原因，护士似乎多少有点同情，说一会儿开门，叫马上过去。我们火急火燎地穿好衣服，出得寓所沿街走去。

医生是个五十上下的女医生，发型虽如一团乱铁丝，但给人的感觉不错。她打开候诊室门，“啪啪”地拍了两下手示意双胞胎别出声，然后让我坐在椅子上，不无冷漠地问怎么了。

我讲完情况，她说明白了，叫我别再吼了。接着拿出没带针头的大号注射器，满满抽了糖稀色液体进去，递我一个白铁皮喇叭筒样的玩艺儿，让贴在耳朵下面。注射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体在耳孔中如斑马群一般狂奔乱跳，又从耳朵里淌出，落进喇叭筒。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医生用细棉球棒往耳孔深处捅了捅。两耳弄完时，我的听力恢复如初。

“听见了。”我说。

“耳垢。”她言辞简洁，像在做接尾令(1)。

“可刚才看不见的啊。”

“弯的。”

“？”

“你的耳道比别人的弯曲得多。”

医生在火柴盒背面画出我的耳道，形状像是桌角钉的拐角铁。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过这个角，任谁怎么呼唤都回不来了。”

我哼了一声：“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时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别人弯这点，不会带来别的什么影响？”

“别的影响？”

“例如……精神上的。”

“不会。”她说。

我们绕了十五分钟的弯路，横穿高尔夫球场，回到宿舍。第十一球洞的狗后腿形球道使我想起了耳道，标志旗让我想起棉球棒。还有，遮挡月亮的云使我想起B52轰炸机的编队，西边郁郁葱葱的树林让我想起鱼形镇纸，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发霉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总之耳朵在无比敏锐地分辨着全世界的动静，就好像世界掀掉了一层面纱。数公里外夜鸟在鸣叫，数公里外人在关窗，数公里外有人在卿卿我我。

“这下好了。”一个说。

“太好了。”另一个说。

* * *

田纳西·威廉斯这样写道：过去与现在已一目了然，而未来则是“或许”。

然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暗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辨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为双胞胎送行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体是这样的东西。穿过高尔夫球场往两站远的汽车站行走之间，我一直默不作声。时值星期天早上七点，天空蓝得掉底一般。脚下的结缕草已充分预感到开春前那短暂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积雪了，它们将在澄澈的晨光中闪烁清辉。泛白的结缕草在我们脚下飒飒作响。

“想什么呢？”双胞胎中的一个问。

“没想什么。”我说。

她们身穿我送给的毛衣，腋下夹个纸袋，纸袋里装着运动衫和很少几件替换衣服。

“去哪里？”我问。

“原来的地方。”

“只是回去。”

我们穿过球场的沙坑，走过八号洞笔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数量多得惊人的小鸟从草坪和铁丝网上注视着我们。

“倒是表达不好，”我说，“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

“我们也是。”

“寂寞啊。”

“可还是走吧？”

两人点点头。

“真有地方可回？”

“当然。”一个说。

“没有就不回去了。”另一个说。

我们翻过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穿过树林，坐在汽车站长凳上等车。周日早晨的汽车站静得那般令人惬意，铺满恬适的阳光。我们在阳光中玩接尾令。玩了五分钟，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车票钱递给两人。

“在哪里再会吧。”我说。

“再会。”一个说。

“再会！”另一个说。

声音如空谷足音在我心中久久回荡。

车门“啪嗒”一声关上，双胞胎从车窗里招手。一切周而复始……我一个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间里听双胞胎留下的《橡胶灵魂》，煮咖啡，一整天望着窗外飘逝的十一月的这个星期日，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十一月的星期日。

(1)　日本的一种文字游戏，前面的人说一句，后面的人以其最后一字为起始，接下来造句，如此连接下去。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出版。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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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SEKAI NO OWARI TO HADO BOIRUDO WANDA RAND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85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版权申明

向小说可能性发起的一次冲锋（译序）

1　冷酷仙境——电梯、无声、肥胖

2　世界尽头——金毛兽

3　冷酷仙境——雨衣、夜鬼、分类运算

4　世界尽头——图书馆

5　冷酷仙境——计算、进化、性欲

6　世界尽头——影子

7　冷酷仙境——头骨、劳伦·巴考尔、图书馆

8　世界尽头——大校

9　冷酷仙境——食欲、失意、列宁格勒

10　世界尽头——围墙

11　冷酷仙境——穿衣、西瓜、混沌

12　世界尽头——世界尽头的地图

13　冷酷仙境——法兰克福、门、独立组织

14　世界尽头——森林

15　冷酷仙境——威士忌、拷问、屠格涅夫

16　世界尽头——冬季的到来

17　冷酷仙境——世界尽头、查理·帕克、定时炸弹

18　世界尽头——读梦

19　冷酷仙境——汉堡包、爬山车、截止期限

20　世界尽头——独角兽之死

21　冷酷仙境——手镯、本·约翰逊、恶魔

22　世界尽头——灰色的烟

23　冷酷仙境——洞穴、蚂蟥、塔

24　世界尽头——影子广场

25　冷酷仙境——吃喝、象厂、圈套

26　世界尽头——发电站

27　冷酷仙境——百科事典棒、不死、回形针

28　世界尽头——乐器

29　冷酷仙境——湖水、近藤正臣、长筒袜裤

30　世界尽头——坑

31　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32　世界尽头——垂死的影子

33　冷酷仙境——雨日洗涤、出租车、鲍勃·迪伦

34　世界尽头——头骨

35　冷酷仙境——指甲刀、奶油调味酱、铁花瓶

36　世界尽头——手风琴

37　冷酷仙境——光、内省、洁净

38　世界尽头——出逃

39　冷酷仙境——爆玉米花、吉姆爷、消失

40　世界尽头——鸟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向小说可能性发起的一次冲锋（译序）

林少华

1979年至1982年写完《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这“青春三部曲”之后，村上有了自信，觉得可以作为专业作家干下去了——就像“游泳游了很久很久，手总算碰到岸了”。于是他想喘一口气，长篇暂且放一放，就写了许多短篇，结集为《去中国的小船》（1983）、《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3），以及《萤》（1984），同时在《周刊朝日》开了随笔专栏，还翻译了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卡佛、欧文一些作品，并对翻译津津乐道，说“翻译让我从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能从侧面“补充”自己。可以说，在动笔写这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前的三四年时间里，村上生活得非常充实，做了许许多多事。当然这里面也有维持日常生计的需要，当时纯文学不景气，《寻羊冒险记》卖了15万册，已经算畅销了，但作为“生活费”则远远不够。这期间他卖了千叶船桥相当时髦的房子，搬到神奈川县海滨小城藤泽居住，还去希腊参加了马拉松，去美国旅行了六个星期，哪一桩“生活费”都不是小数。

说起来，他是从卖掉酒吧专事写作后才开始跑步的。从三公里跑起，越跑越长，直到参加马拉松。搬到藤泽后，早上起来就跑，太阳出来在海边晒太阳，还学了冲浪，总之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说写长篇小说需要高度的精神集中力，是非常累人的活计，没有健康的身体根本吃不消。在这点上，写长篇和长跑四十二公里差不多，都需要孤独的耐力和坚定的自信。他说能不能写长篇，较之问自己的脑袋，更应问自己的身体。“许多人都说作为文学创作者太健康了不好，我看未必。我认为人的精神这东西生来就是不健康的。以为自己健康是一种错觉。只是，有了肉体的健康才能表现精神的不健康。天生健康的人根本不存在……至少创造东西的人是不健康的，健康的人创造不出来。”村上也确实健康。2003年初笔者在东京见他时他已年过五十，但体形同小伙子不相上下，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块隆起，手掌十分粗硕，很难想像这样的手会捣鼓出那般精巧细腻的文字。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下简称《世》）大约是1984年8月动笔的，翌年3月脱稿，写了半年，恰好在他36岁生日那天傍晚写完最后一行。“又写得很辛苦，再没有那么辛苦的了。好在那时天天跑步，跑得相当有距离，所以精神集中力完全跟得上，体力也有，这才坚持得住。”这部小说译成中文都不止三十万字，是他当时最长的长篇。据村上1991年总结“十年创作”时介绍，在他当时出的几部作品中，有很多人说最喜欢《世》。此书继《寻羊冒险记》之后不久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读过的美国人也都说好，英译者伯恩鲍姆就说最中意这部。在中国虽发行不到10万册，但据笔者了解，读者不喜欢则罢，一喜欢就喜欢得不得了。日本文学评论界也大体给了肯定性评价，颁给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奖，村上也成了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战后出生的作家。五名评审委员中，丸谷才一给的评价最高：这部长篇的成功之处在于“几乎天衣无缝地构筑了一个优雅而抒情的世界。许多作家都已意识到我们的小说必须从现实主义中解脱出来，可是一旦脱离现实主义，又往往写得乱七八糟。而村上氏却在舍弃现实主义的同时写得丝丝入扣，有一种独特的清新格调。其甘美的忧伤底层潜藏着对于现实的狂放态度。这位作家通过游离世界而创造世界，通过逃避而面带羞涩地完成果敢的冒险，通过扮演‘虚无’的传达者而探求生之意义”。同为评委的大江健三郎也为“年轻的”村上经营这一富有冒险精神的文学实验而获奖感到“欢欣鼓舞”，不过这位十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又认为，小说未能“超越对于年轻人生活风尚的影响，无法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以对日本现状与未来的表现引起知识分子读者的兴趣”。

不管怎么说，《世》可以断定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成功之作，村上本人也颇为之踌躇满志，他说到了这一阶段，自己也渐渐知晓自己所做的事与众不同。写完《寻羊冒险记》之后一直想来个正面突破，而《世》是“正面突破的第一步”。

“正面突破”最显而易见的体现，是大胆而严谨的双线平行结构（parallel world）。虽然类似结构或手法在“青春三部曲”中就已使用，但那里面的两条线还有主次隐显之别，而《世》则完全并驾齐驱，恰如两条钢轨平行伸展开去。当时日本的编辑要求村上压缩为“世界尽头”，美国的编辑要求压缩为“冷酷仙境”，而村上都拒绝了，坚决认为应该采用这个或许有点冗长、荒谬的书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时谈到了这一点：

之所以用这个“双重”标题，是因为小说包含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叫“冷酷仙境”，另一个叫“世界尽头”，交互以间错的章节平行展开。最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相互重合、合二为一。这种叙述技巧一般用于神秘故事或科幻小说。像肯·弗莱特（Ken Follett）就经常援用类似手法。我想将这一手法用于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

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对我而言像是某种游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我自己也没概括这两个故事将如何融为一体。那种经历真是刺激，同时也让我筋疲力尽。我明白自己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去做类似的尝试了。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在日文原作里，虽然“冷酷仙境”（Hard-boiled Wonderland）和“世界尽头”的主人公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但前者是较正式场合用的“わたし”，后者则是一般场合用的“ぼく”，看人称即可区别前者与后者。而译成中文，就都成了“我”。或者后者译为“俺”也未尝不可，却又觉得方言味儿太浓，只好放弃。英译本似乎也有同样问题，即都成了“I”。另外，原作为世界尽头那个小镇画了一张地图，状如大脑，在漆黑的底色上用白线勾勒出城墙、运河、树林、湿地、田野、街道，以及钟塔、图书馆、旧兵营、民居等建筑物，城墙外是山岭、苹果林和独角兽的栖居地。村上说地图是他写作当中画的，以便牢牢记住自己凭空想像出来的这个特殊的小镇。

“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明显是以东京为舞台的高科技现代大都会，后者则是以独角兽为主体的不无中世纪风情的小天地。作为特点，前者是存在的或现实的，后者是不存在的或非现实的。有趣的是，在村上笔下，存在的现实的东西似乎是不存在的非现实的——读者很难从中想像出东京是怎样一座城市，完全没有具象、没有质感、没有生机；而不存在的非现实的反而成了存在的、现实的东西，可观可闻，可感可触，甚至有专门的地图，描写也细致入微，有很强的临场感，充分显示了村上“无中生有”的写作本领。小说出版不久，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详细描写不存在之物的细部，那种快乐是无可替代的……比较说来，那是一种宁静的快乐——不存在之物的存在感从自己体内渗出的快乐，就像是‘同未知的邂逅’。”存在的不存在感，不存在的存在感，这一特色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也屡屡出现，甚至贯彻始终，就本质而言，不妨说是他的一种生命体验和人生态度。换个角度看，“冷酷仙境”中的“我”（わたし）和“世界尽头”中的“我”（ぼく）“感觉上是我自身存在中的存在与不存在，二者平行存在。那也可以说是意识和无意识，或者理解为现实性存在与内在性存在”。一句话，乃是同一人的虚实两面。

“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的另一特点是一动一静，形成鲜明的对照。村上一开始就打算玩花样，以双涡轮（Twin Turbo）向前推进，一个沉稳平和安然静谧，一个起伏跌宕富有动感。“而且我喜欢钱德勒，想以冷酷（Hard-boiled）这条线展开，想让很多很多离奇古怪的人出场，想让莫名其妙的东西层出不穷”，以此作为快速驱动情节的动力。相比之下，“世界尽头”基本局限在城墙以内，寂寥、整齐而又不无神秘，使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兼田园风光。村上说这点受到特吕弗电影的影响：“特吕弗有部影片叫《华氏451》吧？里面有很多人为避免焚书而在脑袋里默诵着，在森林中静静地生活。写的时候我倒不是想着特吕弗的电影写的，但有那样的场所进来还是再好不过的——我觉得自己十分渴求那种能够抚慰自己的场所。”那个场所即“世界尽头”。那里的居民长生不死，而作为代价，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影子，必须抛弃自己的心和思想，从此四大皆空，没有感情，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希望，没有绝望。主人公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和影子一起逃离的惟一机会，决定留下不走——“我想留在这里”。

村上为什么要让主人公留在“世界尽头”呢？我想这恐怕同村上对“冷酷仙境”所象征的现实世界的认识有关。这里我们不妨粗略探讨一下“冷酷仙境”的寓义或隐喻（metaphor）所在。如果说“世界尽头”强调的是心（心的有无），那么“冷酷仙境”强调的是脑——脑的正常与否或人脑与电脑的关系。“我”（计算士）的遭遇是电脑造成的——老博士出于所谓的科研需要，往“我”脑袋里擅自植入电脑“中继站”和电脑线路，后来“中继站”由于一点点失误而融化了，电脑线路也取不出来了，致使“我”的生命只剩下二十九小时三十五分钟。这里最大的问题或者教训在于：电脑线路是由人植入人脑的，结果却由电脑控制了人脑。即使科研能力那般出类拔萃的老博士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一方面感叹“电脑这玩意儿实在可爱得很”，一方面向“我”表示由衷的歉意，“现在已发展到了我束手无策的地步。我已无计可施，你也无法可想。车轮越来越快，谁都不能使它停下。”换言之，现代社会已进入“脑化”时代——较之人脑化更是电脑化时代。始而电脑受制于人脑，继而人脑受制于电脑。电脑成了独立存在，人脑遭到放逐。这便是作为现实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呢？莫如留在“世界尽头”为好，而那无疑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在这里，村上显然对一味追逐高科技而疏于人性复归的现代社会感到担忧、无奈和怀有警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也从另一角度谈及了“脑化”问题，认为《世》“是村上对于大脑及其接受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一次最深刻入微的探索”。可以说，《世》是一部故事荒诞而主题严肃的作品。

就文体而言，“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也略有不同。前者多少带有冷酷的幽默，后者则于宁静中酿出无奈。且各举几行为例。“冷酷仙境”开篇第一章这样描写电梯：

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骇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条深水河在静静流逝。

而在随后的“世界尽头”之中，描写金毛兽（独角兽）的笔调则是这样的：

当号角声弥漫小镇的时候，兽们便朝太古的记忆扬起脖颈——超过一千头之多的兽们以一模一样的姿势一齐朝号角声传来的方向昂首挺颈……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不动。动的惟有晚风中拂卷的金色兽毛。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它们在思考什么凝视什么。兽们无不朝同一方向以同一角度歪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天空，全身纹丝不动，侧耳谛听号角的鸣声。稍顷，号角最后的余韵融入淡淡的夕晖。它们随即起身，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开始朝一定的方向起步前行。

换言之，前者确像冷冷的、酷酷的、后现代的钱德勒式电影镜头，后者则仿佛一幅静静的、幽幽的中世纪油画。

此外，村上在关于这部长篇的访谈中有两段话颇耐人寻味。一段是关于节奏（rhythm）的。他说他写小说的一个“诀窍”就是拒绝预设框架（structure），不然文章的流势势必受阻，或者说节奏就“死掉了”。这同音乐是一回事，假如钢琴手弹一个音时考虑下一个音，音就乌乎哀哉了。“我认为，所有的艺术行为和创作行为都取决于节奏的连续性，音乐最典型。所以，一旦中途断掉就完了，而一开始就想好也同样完了。总之失去自身内部涌起的类似自发性（spontaneous）那样的东西是不可以的。”另一段是关于小说的“可能性”的。他说现今不同以往，看小说的人少了。这并非由于小说读者智能水准下降，而是人们兴趣多样化造成的。较之读书，很多人更愿意做运动、听音乐、看电视、看录像。尽管如此，还是有只能以小说这一形式来表达的认识系统，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提供这一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说仍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虽说差不多所有类型的‘物语’都给人写过了，但使用新的认识系统逐个清洗那些‘物语’还是可能的。同其他领域相比，这方面无需人手，无需资本。在这点上小说家是蛮舒服的。如果总是紧紧抓住原有价值——我是说原有价值而不是说原有类型（type）——必然堕落为小圈子艺术。必须经常清洗自己本身才行。”事实上村上也不断清洗自身，不断清洗“物语”，不断向小说可能性的极限地带发起冲锋——《世》就是咄咄逼人的一次——从而使小说这一形式未被边缘化，仍然能够在当下信息时代眼花缭乱的众多媒体中突围而出，为读者提供一种认识系统，显示其无可取代的生存空间。这点从村上小说的印行量也可得到证明：据《朝日新闻》统计，截至2004年11月中旬，他的13部主要作品在日本行销2 414万册之多。

越写越长了，就此打住，是为新序。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黄昏于窥海斋

时青岛梅鸣喜鹊连翘流金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太阳为什么还金光闪闪？

鸟们为什么还唱个没完？

难道它们不知道么，

世界已经走到尽头。

——“THE END OF THE WORLD”

1

冷酷仙境

——电梯、无声、肥胖

电梯以十分缓慢的速度继续上升。大概是上升，我想。不过我没有把握。其速度实在过于缓慢，以致我失去了方向感。或者下降也未可知，抑或不上不下也不一定。我只不过斟酌前后情况而姑且算它上升罢了。仅仅是推测，无半点根据。也可能上至十二楼又下到第三楼——绕地球一周又返回原处。总之无从知晓。

这电梯同我公寓中那进化得如同提水桶一般了无装饰的廉价电梯毫无共同之处。由于差异太大，我竟怀疑二者并非为同一目的制造的具有同一功能且冠以同一名称的机械装置。两架电梯的差距之大，恐已达到了人们想象力的极限。

问题首先是面积。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骇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条深水河在静静流逝。

还有一点，那便是这电梯上缺少很多作为电梯本应装备的附件。没有安装各种按钮和开关的控制盘，没有楼层按钮没有开门钮关门钮没有紧急停止装置，总之一无所有。因此我觉得自己缺少任何保护。不光是按钮，楼层显示灯也没有，定员数量和注意事项也没有，甚至厂家名称标牌也无处可寻，更不晓得安全门位于何处。确确实实同棺木无异。无论如何这等电梯都不可能得到消防署的许可，电梯自有电梯的规范。

如此静静盯视这光秃秃平滑滑的四面不锈钢壁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小时在电影上看到的霍迪尼(1)奇迹。此人被绳索和铁链五花大绑了塞进一个大衣箱中，又在外面缠了好多道铁链，连人带箱子从尼亚加拉瀑布上端推落下来，或者投入北冰洋冻成冰块。我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将自己的处境同霍迪尼的处境冷静地加以比较。身体未遭束缚这点我倒是得天独厚，而不明所以然却使我被动。

仔细想来，别说所以然，就连电梯是停是动都不得而知。我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也有点奇怪，因为不像是咳嗽应有的声音——没有立体感，犹如一把软糊糊的泥巴甩在平板板的水泥壁上。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动静。出于慎重，我又咳嗽一声，结果同样。于是我灰心丧气，不再咳嗽。

我以静止不动的姿势呆呆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男人与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会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在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的。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在本质上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妄加变通。只是，将地球视为巨大咖啡桌的权宜式观点，事实上势必一举排除因地球是球状体而产生的诸多繁琐问题——例如引力、日期变更线和赤道等无关紧要的事项。对于过普普通通生活的人来说，非与赤道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由此之故，我便尽可能从权宜式角度来观察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这东西委实含有各种各样的简言之即无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对可能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决定的。所谓世界，便是由浓缩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话又说回来，用右手和左手同时进行两种截然有别的计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精通此术的。一旦精通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掌握其诀窍之后，这一能力便不至于轻易得而复失。这同会骑自行车会游泳是同一道理。当然不是说无需练习，惟有通过不断练习能力才会提高，方式才会更新。正因如此，我才总是注意在衣袋里揣上零币，一有时间就计算不止。

此时，我的衣袋中有：五百元硬币三枚，一百元硬币十八枚，五十元的七枚，十元的十六枚，合计金额三千八百一十元。计算起来毫不费事。如此程度，比数手指还要简单。我心满意足地靠着不锈钢壁，眼望正面的门。门依然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电梯门何以这么久都不打开。略经沉吟，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器故障之说和操纵人员忘却我的存在的疏忽之说这两种可能性即使基本排除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不现实。当然我不是说机器故障和操纵人员疏忽的情况实际上不能发生，相反，我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意外发生确很频繁。我想说的是，在特殊的现实当中——当然是指在这种滑溜溜傻乎乎的电梯里边——不妨将非特殊性作为逆论式特殊性姑且排除在外。在机械维修方面疏忽大意之人或把来访者关进电梯后便忘记操作程序的马虎人如何会制作出如此考究的离奇电梯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此事绝无可能。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十二分地神经质，十二分地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事无巨细，他们一律不肯放过，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测量一下。一进楼门我便被两个卫士拦住，问我找谁，然后核对预约来访者名单，查看驾驶证，用中央电脑确认身份，又用金属探测器全身探了一遍，这才把我推进电梯，即使参观造币局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检查。而我现在却落到这般地步，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他们的小心谨慎现在会突然丧失。

这样一来，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们有意使我身陷此境。大概他们不想让我察觉电梯的运行，所以才开得如此徐缓，以至我无法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甚至装有摄像机都有可能。门口警卫室里监视屏一字排开，其中一个映出电梯里的光景——果真如此也无足为奇。

由于百无聊赖，我很想找一找摄像机的镜头。但转念一想，即使找到于我也毫无益处，恐怕只能促使对方提高警惕，进而更加缓慢地操纵电梯。我可不愿意触此霉头，本来都已误了约会时间。

结果，我只能无所事事地悠然呆着不动。我是为了完成正当任务才来这里的。用不着胆怯，也无需紧张。

我背靠墙壁，两手插入衣袋，再次计算零币。三千七百五十元。转眼算毕，毫不费事。

三千七百五十元？

计算有误。

某处出了差错。

我感到手心沁出汗来。衣袋里的零币居然算错，最近三年可是从未有过，一次也没有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不好的征兆。趁这不好的征兆尚未作为实实在在的灾难出现，我必须彻底收复失地。

我闭上眼睛，像洗眼镜片一样将左右两半球大脑清洗一空，随后将双手从衣袋里掏出，张开手心，让汗水蒸发。我像《瓦劳克》(2)电影中面对亡命之徒时的亨利·方达那样干净利落地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我特别喜欢《瓦劳克》这部影片，尽管这并无所谓。

确认左右手心完全干爽以后，我重新将手插进两个衣袋，开始计算第三遍。如果第三遍计算的结果同前两次中的某一次结果相符，那么就不存在问题。任何人都有出错的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人人都会变得神经质，同时也必须承认多少有点过于自信。我的初步性错误便是由此造成的。总之我要得出准确的数字，也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救赎。不料在此之前，电梯门开了。开得毫无前兆毫无声响，倏地分往两侧。

由于精神仍然集中在衣袋中的零币上面，一开始我未能及时意识到门已打开。或者准确地说来，虽然目睹门已打开，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状况的具体含义。无需说，门开意味着被门剥夺了连续性的两个空间因此而连为一体，同时也意味着我所乘的电梯到达了目的地。

我停止衣袋中手指的动作，往门外看去。门外是走廊，走廊里立着一个女郎。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质地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确认似的对我端视良久，然后猛然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这边来。我于是不再数钱，双手从衣袋里掏出，走出电梯。刚一走出，电梯门便急不可耐地在我身后合上。

我站在走廊上四下巡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暗示我此刻处境的东西。我能明白的仅仅是此乃楼内走廊这一点，而这点连小学生都一清二楚。

一言以蔽之，这是座内部装修得异常平滑的大厦。正如刚才乘的电梯，所用材料倒是高级，只是滑溜溜的没有抓手。地板是打磨得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壁白里透黄，犹如我每天早上吃的黄油酥饼。走廊两侧排列着结实厚重的木门，上面分别带有标明房间号码的金属牌。房号颠三倒四，混乱不堪。“936”的旁边是“1213”，再往下又成了“26”。如此乱七八糟的房间编排顺序真是见所未见，其中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女郎几乎不言不语。朝我说了句“这边请”，但那只是口形做如此变化，并未出声。我从事此项工作之前曾参加过两个月的读唇术讲习班，因而好歹得以理解她表达的意思。起始我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家耳朵失灵。电梯无声，咳嗽和口哨又声不像声，弄得我在音响面前全然没了主见。

我试着咳嗽一声。其声依然畏畏缩缩，但终究比电梯中的像样多了。于是我心怀释然，对自己耳朵恢复了少许自信。不要紧，耳朵还不至于不可救药。耳朵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她嘴巴方面。

我跟在女郎后面走着。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咔咔”作响，犹若午后采石场发出的声音。两条裹着一层长筒袜的大腿清晰地映在大理石地板上。

女郎圆鼓鼓地胖。固然年轻固然漂亮，但她委实胖得可观。年轻漂亮的女郎身体发胖，我总觉得有点奇妙。我跟在她后头边走边一直打量她的脖颈、手腕和腿脚。身体胖墩墩的全是肉，仿佛夜里落了一层无声的厚雪。

每次同年轻漂亮而又肥胖的女郎在一起我都感到困惑，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也可能是我极为自然而然地想象出对方饮食生活的光景所致。每当见到肥胖的女郎，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她喳喳有声地大吃大嚼盘中剩的凉拌水田芥，以及不胜依依地用面包蘸起最后一滴乳脂汤的光景。我无法不这样想。这么着，我的脑海里便像酸物侵蚀金属一样充满了她吃饭的场面，脑的其他种种功能则变得迟钝起来。

倘若光是胖倒也罢了。光是胖的女郎像空中的浮云，无非漂浮在那里而已，与我毫不相干。而若是又年轻又漂亮又肥胖的女郎，问题则另当别论。我不能不决定自己对她应取何种态度，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可能同她睡觉。我想大约是这点将我的脑袋弄得如一团乱麻。带着麻木不仁的脑袋同女人睡觉可不是件容易事。

但绝不是说我讨厌胖女郎。困惑和讨厌并非同义词。这以前我曾同好几个肥胖而年轻貌美的女郎睡过，总的来看那种体验绝对不坏。困惑若被往好的方向引导，必然产生通常得不到的美妙结果。当然有时候也并非一帆风顺。性交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行为，同星期天去商店买暖水瓶不是一码事。即使同样年轻貌美而又体胖的女郎，其脂肪的附着方式也各所不一。某种胖法可以将我带往惬意的方向，而另一种胖法则将我遗弃在表层困惑地带。

在这个意义上，同胖女郎睡觉对我是一种挑战。人的胖法和人的死法差不多同样多姿多态。

我跟在年轻貌美且胖的女郎后面，边在走廊行走边如此思绪纷纭。她那格调高雅的粉红色西装的领口处缠着一条白色围巾，胖乎乎的一对耳垂上悬着长方形金耳环，随着她的步履如信号灯一般闪闪烁烁。就整体而言，她胖固然胖，但体态轻盈。当然，也许是紧绷绷的内衣卓有成效地使她的体形看起来收敛有致的缘故。不过即便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其腰肢的摆动也称得上优雅得体，赏心悦目。于是我开始对她怀有好感。她的胖法似乎很适合我的口味。

不是我辩解，能使我怀有好感的女性并不很多，总的说来还是相反的情况更多一些。因此，一旦对谁怀有好感，便很想就这好感测试一番。一来想确认这好感是否真实无误；如若真实无误，那么二来就想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其将发生怎样的效应。

这样，我上前与她并肩而行，对自己迟到八九分钟表示道歉。

“想不到进门手续费那么多时间。”我说，“况且电梯又慢得要命。本来是提前十分钟到达这座大厦的。”

她轻快地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知道了，其脖颈漾出一股古龙香水味儿，犹如夏日清晨站在香瓜田边所闻到的芬芳。这芬芳使我涌起莫可名状的奇妙情绪，那是一种仿佛两类不同的记忆在我不知晓的场所交融互汇一般的虽有欠谐调却又撩人情思的感觉。这在我是常有的事，而且大多时候是由特定气味所引起，至于何以如此我则无从解释。

“走廊真够长的。”我以闲聊的口气向她搭话。

她边走边觑了一眼我的脸。我看得出来，她不是二十就是二十一，眉目清秀，前额饱满，肤色媚人。

她看着我的脸，说了声“普鲁斯特”(3)。其实她并未准确发出“普鲁斯特”这串音节，只不过我觉得其嘴唇嗫嚅的形状像是“普鲁斯特”。声音依然完全无法捕捉，连吐气声都听不出，活像隔着一堵厚玻璃墙交谈。

普鲁斯特？

“马赛尔·普鲁斯特？”我问。

她以不无诧异的眼神望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普鲁斯特”。我只好放弃努力，退回原来位置，尾随其后拼命寻找同“普鲁斯特”这一唇部动作相符的词语。“妇人私通”、“北南西东”、“肥猪耳聋”——我试着把这些无聊字眼一个个发出声来，但哪个都不正相吻合。我觉得她确实说的是“普鲁斯特”，问题是到何处去寻求这长长的走廊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之间的关联呢？我如坠五里云雾。

也许她是作为漫长走廊的暗喻而搬出马赛尔·普鲁斯特来的。果真如此，其构思未免过于唐突，措辞也不够友好。假如把长长的走廊暗喻为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倒还可以理解。而反过来则实在莫名其妙。

如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作品一般长的走廊？

不管怎样，我得跟在她后头在这长廊上行走。走廊的确够长，拐了好几个弯，上下了好几次五六级的短楼梯，足有普通楼宇的五六倍长。说不定我们是在爱莎的迷宫图那样的地方来回兜圈不止。总之无论怎么行走周围景致都一成不变。大理石地板，卵黄色墙壁，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和带有不锈钢圆形拉手的木门。窗口全然不见。她的高跟鞋始终以同样的节拍有规则地在走廊上奏出足音。我则拖着轻便鞋以熔化的橡胶沾在地上般的脚步声紧追不舍。我的鞋音黏糊糊地响得过于夸张，以至我真的担心鞋的胶底已开始熔化。当然，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穿轻便鞋走大理石地板，搞不清如此鞋音正常还是异常。想必一半正常，另一半异常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切都似乎是以这个比例运行的。

她陡然止步。我因为一直把全副神经集中在轻便鞋的声音上，不知不觉“嗵”一声撞在她脊背上。她的脊背如一方大小适中的雨云一般绵软惬意，脖颈里散发出古龙香水味儿。这一撞差点把她往前撞倒，我赶紧双手抓住其双肩把她拉到恢复原位。

“对不起，”我道歉说，“正在想点事情。”

胖女郎脸上飞起些许红晕看着我。虽然我不敢断定，但她好像并未生气。“塔兹西尔。”说着，她极其轻微地一笑。随后耸了耸肩，说了声“西拉”。尽管她并未真的口出其言——我已啰嗦过好几次——但口形是这样的。

“塔兹西尔？”我自言自语试着发出声，“西拉？”

“西拉。”她信心十足地重复一遍。

发音有点像土耳其语，但问题在于我从未听到过土耳其语，所以我又想可能不是土耳其语。脑袋渐渐混乱，于是我决定放弃同其对话的努力。我的读唇术还远未达到娴熟的程度。读唇术这玩意儿是一项非常复杂微妙的作业，不是通过两个月的市民讲习班便可彻底掌握的。

她从上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门卡，将平面紧紧贴在带有“728”标牌的木门锁孔上。只听“咔嗤”一声，门锁开了。这机关十分了得。

她打开门，站在门口手推门扇，对我说了声“索穆托·西拉”。

我自然点头入内。

(1)　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1879—1926）。

(2)　美国西部片，1959年摄制。

(3)　法国小说家（1871—1922）。代表作有《追忆逝水年华》，擅长描写人的深层心理。

2

世界尽头

——金毛兽

秋天一到，它们全身便披满金色的长毛。这是绝对的金色，其他任何一种色调都无法介入其中。它们的金色作为金色发生于世，存在于世。它们位于所有的天空和所有的大地之间，披一身纯正的金毛。

我最初来到这镇上时——那还是春天——兽们身上有的只是五颜六色的短毛。有黑色，有褐色，有白色，有的褐中泛红，也有的几种颜色斑斑驳驳地混在一起。如此身披颜色斑驳的毛皮的兽们在嫩绿的大地上风流云散一般悄然往来不息。这是一种安静的动物，安静得近乎冥想，连呼吸都像晨雾一样悄然安然。它们无声无息地吃着青草，饱了便弯起腿蹲在地上，沉入短暂的睡眠。

而当春天逝去夏日终了，光线开始带有几分透明的初秋的风微微吹皱河面之时，兽们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起初，金色的体毛仿佛偶然冒出嫩芽的错过节气的禾苗一般斑斑点点地出现在身上，不久便变成无数条触角连成一片短毛，最后遍体金黄，闪闪生辉。这一过程从头到尾只需一周时间，所有的兽都几乎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只消一周时间，它们便一头不剩地摇身变为金毛兽。旭日东升，世界一派新黄——金秋由此降临大地。

它们的额头正中探出一只长角，也只有这只长角全部呈柔和的白色。角非常之细，纤纤欲折。较之角，倒更令人想起由于某种偶然的机会陡然刺破皮肤支出体外而后就势固定下来的一条细骨。除去角的白色和眼睛的蓝色，兽的其他部位统统一色金黄。它们试穿新衣似的上下抖动几次脖子，朝着寥廓的秋空高扬起角尖，继而把脚浸进日益发凉的河流，伸长脖颈吞食树上红色的果实。

每当夜色染蓝街头时，我便爬上西围墙角楼，眺望看门人吹响号角召集兽们的仪式。号角声为一长三短，这是定律。一听号角吹响，我就闭目合眼，将那温情脉脉的音色悄然溶入体内。号角的音响同其他任何一种音响都有所不同，它像一条略微泛青的透明鲜鱼一样静静穿过暮色苍茫的街头，将路面的鹅卵石、民舍的石壁以及与河旁路平行的石头围墙沉浸在其音响之中。音响静静地笼罩所有的街头巷尾，犹如漫进大气中肉眼看不见的时间断层。

当号角声弥漫小镇的时候，兽们便朝太古的记忆扬起脖颈——超过一千头之多的兽们以一模一样的姿势一齐朝号角声传来的方向昂首挺颈。勉为其难地咀嚼金雀草的停止咀嚼，蹲在卵石路面用蹄甲橐橐叩击地面的停止叩击，仍在最后一袭夕照中午睡未醒的睁眼醒来，分别朝空中伸长脖颈。

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不动。动的惟有晚风中拂卷的金色兽毛。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它们在思考什么凝视什么。兽们无不朝同一方向以同一角度歪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天空，全身纹丝不动，侧耳谛听号角的鸣声。稍顷，号角最后的余韵融入淡淡的夕晖。它们随即起身，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开始朝一定的方向起步前行。魔咒转瞬而逝，小镇淹没在兽们无数蹄子击出的声浪中。这蹄声使我联想起从地层深处涌起的无数细小的水泡。水泡漫过路面，爬上家家户户的墙壁，就连钟塔也被它整个个包笼起来。

但这仅仅是暮色中的幻想。一睁眼水泡即杳然逝去，有的只是兽的蹄音，小镇仍一如往常。兽们的队列如河水流过弯弯曲曲的卵石路面。没有哪一个带头，也没有哪一个领队。兽们低眉垂首，瑟瑟抖动肩头，默默向前涌动，但看上去每一头之间仍被无可消除的亲密记忆的纽带紧紧相连，尽管并不显而易见。

它们由北向下走过旧桥，同从东边沿河流南岸走来的同伴汇合后，顺着运河穿过工厂区，向西走过铸铁工厂的檐廊，翻过西面的山麓。在西山坡等待队列临近的是无法离门太远的老兽和幼兽。它们在那里向北通过西桥，抵达门口。

走在前头的兽们刚到门前，看门人便把门打开。门是用纵横交错的厚铁板加固过的，一看就知其又重又结实。门高四至五米，上面针山一般密密麻麻排列着尖钉，以防有人越门而过。看门人十分轻快地将这沉重的门扇朝前拉开，把云集而来的兽们放出门外。门是对开的，但看门人总是只开一扇，左边那扇始终岿然不动。兽们一头不剩地过完之后，看门人又把门关严，上好锁。

据我所知，西门是这座小镇惟一的出入口。镇的四周围着高达七八米的长墙，惟独飞鸟可过。

清晨来临，看门人再次开门，吹响号角将兽们放入门内。待兽们全部进来后，仍如上次那样关门上锁。

“其实也用不着上锁。”看门人对我解释说，“因为即使不上锁，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打开这么笨重的门，几个人也打不开。不过既然有这个规定，也只好照章办事。”

看门人如此说罢，把毛皮帽拉到紧挨眼眉的位置，再不言语。如看门人这般牛高马大的汉子我还从未见过，一看就知其肌肉厚实，衬衫和外衣眼看几乎就要被肌肉疙瘩胀破鼓裂。然而他时常闭目合眼，陷入巨大的沉默之中。不知是某种抑郁症样的病症所使然，还是身体功能由于某种作用而发生了分裂，对此我无从判断。但不管怎样，每当他陷入沉默，我便只能静等其意识的恢复。意识一旦恢复，他就缓缓睁开眼睛，用茫然空漠的眼神久久盯视我，手指在膝头再三揉来搓去，仿佛力图弄清我存在于此的理由。

“为什么傍晚把兽们集中起来赶去门外，而早上又叫到里边来呢？”我见看门人的意识已恢复如初，便试着询问。

看门人以不含有任何感情的神色定定地看了我一会。

“这样规定的嘛。”他说，“这样规定了就得这样做，和太阳东出西落是一个道理。”

除去开门关门以外的时间，他好像几乎都在修理刀具。看门人的小屋里摆着大大小小种种样样的斧头、柴刀和小刀，每有时间他便在磨石上不胜怜爱地磨个不停。磨出的刀刃总是闪着冰冻般的令人惧怵的白光。我觉得那白光并非反射外来光线所致，而是潜藏于内的某种内在性发光体。

当我观看那一排刀具的时候，看门人的嘴角每每浮现出不无满足的微笑，眼睛紧紧追随我的一举一动。

“当心，手一碰就会给整个削掉的。”看门人用树根般粗糙不堪的手指指着刀具阵列，“这些家伙在做法上同别处堆成一堆的那类货色可不一样，统统是我自己一把把敲打出来的。以前我当过锻工，这活计手到擒来。手工无懈可击，平衡也恰到好处。挑选同刀的自重完全相符的手柄可不是件简单事。拿哪把都可以，你只管拿起看看，注意别碰刀口。”

我从桌面上摆放的刀具中挑一把最小的斧头拿在手上，轻轻挥了几下。只消往手腕加一点点力，或者只消一动此念，刀刃便像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样做出敏锐的反应，“嗖”地发出一声干涩的声响，将空间劈成两半。难怪看门人自吹自擂。

“柄也是我做的，用的是已生长十年之久的梣树。用什么木做柄各有所好，我喜欢十年树龄的梣木。太年轻的不行，太老的也不好用，十年的最好不过，有硬度，有水分，有张力。去东边树林就能找到这种优质梣木。”

“这么多刀具，是干什么用的呢？”

“用处多着呢，”看门人说，“冬天一来就能大大派上用场。反正，到冬天你就明白了。这儿的冬天长着呢。”

城门外是为兽们准备的宿营地。夜晚它们在那里睡觉。有一条小溪流过，饮水不成问题。再往前是一望无际的苹果林，简直像大海一样横无际涯。

西围墙设有三座角楼，可用梯子爬上去。角楼带有简易的防雨顶棚，透过铁格子窗口可以俯视兽群。

“除了你，谁都不会观看什么兽群。”看门人说，“也是因为你初来乍到。等过段时间在这里安顿下来，你就对它们毫无兴致了，和别人一个样。当然喽，初春那一周时间另当别论。”

看门人说，人们仅仅在初春那一周时间里上楼观望兽们争战的场面。雄兽们只在这一期间——刚刚换过毛、雌兽产仔前一个星期——一改往日的温和形象，变得意外暴戾，它们自相残杀起来，于是新的秩序和新的生命便从这血流成河中诞生出来。

秋天的兽们则老老实实地蹲在各自的位置上，金毛在夕阳下灿烂生辉。它们如固定在大地上的雕像一样凝然不动，只管翘首长天，静等最后一缕金晖隐没于苹果林海之中。旋即，日落天黑，夜的青衫盖上它们的身体。于是兽们垂下头，把白色的独角置于地面，闭起眼睛。

小镇的一天便这样落下了帷幕。

3

冷酷仙境

——雨衣、夜鬼、分类运算

我被领进去的是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墙壁是白的，天花板是白的，地毯为深褐色——颜色无不透出高雅的情趣。同样是白的，却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二者很有区别。窗玻璃是不透明的，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但隐约射进的光线肯定是太阳光无疑。如此看来，这里不是地下室，说明电梯刚才上升来着。弄清这一点，我略微舒了口气。我的想象不错。女郎做出要我坐在沙发的姿势，我便在房间正中的皮沙发上坐下，架起双腿。我刚一坐定，女郎就从另一个与进来时不同的门口走了出去。

房间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与沙发配套的茶几上放着瓷质打火机、烟灰缸和香烟盒。我打开烟盒盖看了看，里面竟一支烟也没有。墙上没有画没有挂历没有照片，多余之物一概没有。

窗旁有个大大的写字台。我从沙发上站起走到窗前，顺眼打量了台面。写字台敦敦实实，是用一整块厚板做成的，两边都带足够大的抽屉。上面有台灯有台历有大号圆珠笔三支，边角处有一堆回形针。我觑了眼台历的日期，日期豁然入目：正是今天。

房间一角排列着三个随处可见的铁制文件柜。文件柜同房间的气氛不大谐调，显得过于事务性过于直截了当。若是我，放置的肯定是同这房间相配的风格典雅的木柜。问题是这不是我的房间，我只不过是来此工作的，鼠灰色的铁制文件柜也罢，浅红色的投币式自动唱机也罢，全都与我无关。

左侧墙有一个凹陷式壁橱，带有狭窄的立式折叠门，算是这房间里惟一的家具，也是所有的家具。没有时钟没有电话没有铅笔削没有水壶，书架和信插也没有。我全然想不明白这房间的建造目的及其功能所在。我折回沙发，重新架起腿，打个哈欠。

大约过了十分钟，女郎回来了。她看也没看我一眼，径直打开一个文件柜，从中拖出一个滑溜溜的黑东西，搬上台面。原来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橡胶雨衣和长胶靴，最上边放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戴的那种航空镜式的风镜。眼下正在发生什么呢？我根本摸不着头脑。

女郎向我说了句什么，但嘴唇动得太快，我未能揣摩出来。

“请慢一点说好么？读唇术我可不怎么拿手。”我说道。

于是她这回张大嘴慢慢说了一遍。她的意思是“把那个套在衣服外面”。可能的话，我真不想穿什么雨衣，但解释起来又嫌麻烦，只好默默照她说的做了。我脱去轻便鞋，换上长胶靴，把雨衣披在运动衫外面。雨衣沉甸甸地颇有分量，靴子的尺寸大了一两号。对此我也决定不说三道四。女郎走到我跟前，为我扣上长达踝骨的雨衣的纽扣，把风帽整个扣在头上。扣风帽的时候，我的鼻尖碰在她滑润的额头上。

“好香的气味儿！”我夸奖她的古龙香水。

“谢谢。”说着，她把我风帽的子母扣咔咔有声地一直扣到鼻端，将风镜戴在风帽外面。这一来，我活脱脱地成了一副雨天木乃伊的模样。

接下去，她打开一扇壁橱门，拉起我的手把我推到里边，拉开灯，反手把门关上。门内是个西服柜，却不见西服，只悬挂着几个空衣架和卫生球。我猜想这并非一般的西服柜，而是伪装成西服柜的秘密通道之类，否则毫无必要让我穿上雨衣后再把我推到西服柜里去。

她窸窸窣窣摆弄了一会墙角处的金属拉手。稍顷，正面墙壁果然闪出一个小型卡车后备厢般大小的空洞。洞内漆黑一团，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股凉丝丝潮乎乎的风从中吹来，吹得并不令人痛快。还可听到水流一般“哗哗”的持续声响。

“里面有河流。”她说。

由于水流声之故，她的无声说话法似乎多少有了一点现实感，仿佛她本来是出声的，只不过声音被水流声淹没而已。这一来——或许精神作用——我觉得自己好像容易领会她的话语了，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

“顺河一直往上，有一条很大的瀑布，只管钻过去就是。祖父的研究室就在那里边。到那里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你祖父在那里等我吗？”

“不错。”说罢，她递给我一支有背带的大号防水手电筒。

我实在不大情愿走进这漆黑的深处，但现在已不容我说这等话了，只好咬紧牙关，一只脚迈进黑洞，随即向前屈身，把头和肩也送了进去，最后收进另一只脚。由于身上裹着并不驯服的雨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好歹把自己的身体从西服柜折腾到墙的对面，然后看着站在西服柜中的胖女郎。从黑洞中透过风镜看去，觉得她甚为可爱。

“小心，不要偏离河道拐去别处，一直走！”她弓下身子细看着我说。

“一直走就是瀑布！”我加大音量。

“一直走就是瀑布。”她复述一遍。

我试着不出声地做出“西拉”的口形。她莞尔一笑，也说了声“西拉”，旋即“砰”的一声把门关严。

关门之后，我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这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黑暗，连针尖大的光亮也没有，一无所见。连自己贴近脸前的手也全然不见。我像遭受过巨大打击似的茫然伫立良久。一种虚脱感——犹如包在保鲜纸里被投进电冰箱后马上给人关门封死的鱼一样冷冰冰的虚脱感袭上全身。任何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抛入厚重的黑暗，都会即刻感到浑身瘫软。她本应该在关门前告知一声才是。

我摩挲着按下手电筒开关，一道温馨的黄色光柱笔直地向黑暗冲去。我先用来照了照脚下，继而慢慢确认了周围场地。我站立的位置为三米见方的混凝土台面，再往前便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既无栅栏又无围墙。我不由生出几分气忿：这点她本应事先提醒我才是道理。

台的旁边立着一架铝合金梯子，供人攀援而下。我把手电筒的带子斜挎在胸前，小心翼翼地顺着滑溜溜的铝梯一格一格往下移步。越往下去水流声越是清晰。大楼一室的壁橱里侧居然是悬崖峭壁，且下端有河水流淌，这种事我还闻所未闻，更何况是发生在东京城的市中心！越想越觉得头疼。一开始是那令人心悸的电梯，接着是说话不出声的胖女郎，现在又落到这步田地。或许我应该就此辞掉工作赶紧掉头回家，一来险象环生，二来一切都出格离谱。但我还是忍气吞声，爬下漆黑的绝壁。我这样做有我职业性自尊心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考虑到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之故。我对她总有点念念不忘，不想就此一走了之。

下至第二十格，我稍事休息，喘口气，之后又下了十八格，落到地面。我站在梯下用手电筒仔仔细细照了照四周。脚下已是坚固而平坦的石岩，宽约两米的河水在稍前一点的地方流着。在手电筒光的探照之下，河水的表面如旗帜一般，一面猎猎作响地飘舞一面向前流去。流速似乎很快，看不出水的深度和颜色，看得出的只是水的流向——由左向右。

我一边小心照亮脚下，一边贴着巨石朝上流前进。我不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体四周绕来绕去，而用手电一照，却什么都没发现。目力所及，只有河两旁陡峭的岩壁和汩汩的水流。大概是周围的黑暗弄得神经过敏所使然。

走了五六分钟，从水声听来洞顶已陡然变低。我把手电筒往头顶晃了晃，由于黑暗过于浓重，无法看清。再往前去，正如女郎提醒过的那样，两侧峭壁出现了岔路般的迹象。不过准确说来，与其说是岔路，莫如说是岩缝更合适，其下端不断有水探头探脑地冒出，汇成涓涓细流注入河去。我试着走近一条岩缝，用手电照了照，竟什么也没看到，只知道较之入口，里边似乎意外地宽敞，但想深入看个究竟的心绪却是半点也没有的。

我把手电筒死死攥在右手，以一条正处于进化过程中的鱼那样的心情往上流行进。巨石湿漉漉的，很容易滑倒，我沉住气，一步步向前踏去。万一在这暗中失足落下河去或碰坏手电筒，势必坐以待毙。

由于我一味注意脚下，对前方隐约摇曳的光亮未能马上觉察出来。蓦地抬眼一看，已经到了离光七八米的近处。我条件反射地熄掉电筒，把手插进雨衣的衩口，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把小刀，摸索着亮出刀刃。黑暗和“哗哗”的水流声把我整个包笼起来。

刚一熄掉手电筒，那隐隐约约的黄色光亮也同时止住了晃动，在空间两次划出大大的圆圈，大概是向我示意，叫我壮起胆子，别怕。但我依然不敢大意，保持原来的姿势看对方如何动作。不一会儿，那光亮又开始摇晃，恰似一只具有高度发达大脑的萤火虫在空中飘忽不定地朝我飞来。我右手握刀，左手拿着已经熄掉的手电筒，定定地逼视着那光亮。

光亮在距我三米左右处停住，顺势一直上移，再次止住不动。光亮相当微弱，一开始我没大看清它照的是何物件，待定睛细看，才明白像是一张人脸。那脸与我同样戴着风镜，被黑色风帽包得严严实实。他手上提的是体育用品商店出售的那种小型气灯，并且一边用气灯照自己的脸一边拼命说着什么，但水流的回声使得我什么也没听清，而且由于黑暗及其口形的不明显，我的读唇术也无法派上用场。

“……是因为……由于你的……不好，还有……”男子似乎这样说道。

我完全不知其所云。不过看样子并无危险，我便打开手电筒，照亮自己的侧脸，用手指捅捅耳朵，表示什么也没听清。

男子理解似的点了几下头，放下气灯，两手伸进雨衣口袋摩挲起来。这时间里，潮水似乎急剧退去，充溢四周的轰鸣声骤然减弱。我感到自己开始明显变得神志不清。意识模糊，声音因而从头脑中消失。至于何以处于这种状态，我自是不得其解。我只是收紧身体各部位的肌肉，以防跌倒。

几秒钟后我仍然好端端站着，心情也大为正常，惟独周围的水声变小了。

“接你来了。”男子说。现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我晃了下头，将手电筒夹在腋下，收起刀刃，把刀揣进衣袋。我预感到今天将是彻底莫名其妙的一天。

“声音怎么的了？”我问来人。

“呃，声音嘛，你不是嫌吵吗？就把它弄小了。对不起，已经没事了。”男子边说边频频点头。水流声小得如小溪的低吟。“好了，走吧！”男子一下子把后背转向我，迈开稳健的步伐朝上流走去。我用手电筒照着脚下，跟在他后面。

“声音都可以弄小——莫非是人工声音不成？”我对着估计有男子后背的地方大声询问。

“不不，”男子说，“声音是天然的。”

“天然的声音为什么会变小呢？”

“准确说来并非使声音变小，”男子回答，“而是将其消除。”

我有点费解，但不再追问。我的处境容不得自己向别人絮絮发问。自己是来完成工作的，我的委托人将声音消掉也罢排除也罢，抑或到处洒伏特加果汁饮料也罢，都不关我生意上的事。因此我只管默不作声地继续走路。

不管怎样，由于水流声已被消除，四下一片寂然，就连长胶靴的“唧唧”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头顶上响起两三次仿佛有人对搓石子的声响，转瞬即逝。

“看形迹好像有夜鬼混进过这一带，我放心不下，就赶来这里接你。按理，那些家伙是绝对到不了这里的，但毕竟偶尔也有发生，伤透脑筋。”男子说。

“夜鬼……”

“在这种地方冷不防撞上夜鬼，你恐怕也是吃不消的。”男子说着，以极大的声音“嗬嗬”地笑了起来。

“啊，那倒是。”我附和道。无论夜鬼还是其他什么，我可不愿意在这么黑的地方碰见不伦不类的东西。

“所以才来迎你。”男子重复一遍，“夜鬼可不是儿戏。”

“亏您想得周到。”我说。

往前走了一阵，听得前面有水龙头喷水样的声响。瀑布！我用手电筒大致晃了一下，具体看不清楚，反正像是来头不小。假如声音未被消除，想必相当了得。往前一站，飞沫顿时让风镜溅上了水珠。

“是要从中钻过去吧？”我问。

“是的。”男子再未多言，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转眼在瀑布中消失得了无形影。无奈，我也急急追了过去。

好在我们钻的路线正是瀑布流量最薄弱的地方。尽管如此，身子还是险些被击倒在地。虽说严严实实地裹着雨衣，但也还是要冒着瀑布的枪林弹雨方能进入研究室——这点无论怎么从好意看来都未免荒唐。如此做法估计是为了保守机密，可也应该采用多少与人为善的方法才是。我在瀑布中跌了一跤，膝盖重重地撞在石头上。由于声音已被消除，声音与造成声音的现实之间完全失去了平衡，致使我不知所措。瀑布本来应该有与其本身相应的音量的！

瀑布里边，有个大小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进去一直往前，尽头是一扇铁门。男子从雨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计算器样的玩意儿插入铁门的空隙，操作片刻，铁门悄然从内侧闪开。

“啊，到了，请进。”男子先让我进去，他自己也进来把门锁上。

“够受的吧？”

“怎么也不能说不至于。”我慎重地应道。

男子用绳子把气灯吊在脖子上，风帽风镜没摘就笑了起来，笑得很奇特，阴阳怪气。

我们走进的房间相当宽大，如游泳池的更衣室，毫无生活气息。搁物板上整整齐齐放着的，全是与我穿的一样的黑色雨衣、长胶靴和半打风镜。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挂在衣架上，长胶靴放在搁物板上，手电筒挂在壁钩上。

“抱歉，让你受这么多折腾。”男子说，“不过也真是马虎不得。一些家伙前前后后盯着我们，不能不加这些小心。”

“是夜鬼吗？”我若无其事地放出引线。

“是的。夜鬼是其中之一。”说罢，男子独自点了下头。

接着他把我领进更衣室里边的客厅。脱下黑色雨衣后，男子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质彬彬的小老头。胖倒不胖，但长得结结实实，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脸上神采奕奕，从衣袋掏出无框眼镜一戴，完全是战前大政治家的风度。

他让我在沙发上落座，自己则在办公桌后面坐定。房间布置同我最初进的那个房间毫无二致，地毯颜色一样灯具一样墙纸一样沙发一样统统一样，茶几上放着同样的烟盒，办公桌上有台历，回形针同样散乱地撒在那里，使人觉得好像绕一圈后又返回了同一房间。或许果真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况且我也不可能一一记得回形针散乱的样子。

老人打量了我一会，然后捏起一枚回形针拉得笔直，用来捅指甲的根部。捅的是左手食指。捅罢指甲根，把已拉直的回形针扔进烟灰缸。我心中思忖，下辈子我托生成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当这回形针，居然被这莫名其妙的老人捅完指甲后顺势扔进烟灰缸——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据我掌握的情报，夜鬼和符号士正在握手言和。”老人说，“不过这些家伙当然不至于因此而同仇敌忾。夜鬼老谋深算，符号士野心勃勃，所以他们的勾结只限于一小撮。但也不是好的苗头。本来不该来这里的夜鬼在这一带偷偷出没一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如此下去，迟早要变成夜鬼一统天下，到那一天我可就大事不妙了。”

“言之有理。”我说。

至于夜鬼究竟是何形体，我自然揣度不出，不过要是符号士们同某种势力狼狈为奸，对我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因为我们同符号士们原本处于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相互僵持不下，哪怕有一点点外力介入，都可能使一切变得不可收拾。不说别的，单单是我不知道夜鬼为何物而对方知道这点，已经使平衡土崩瓦解了。当然，我之所以不知道夜鬼是因为我是基层现场的独立工作人员，而上头那伙人很可能早已了如指掌。

“啊。这个就不去管它了。只要你可以，就请马上开始工作好了。”老人说。

“好的。”

“我委托代理人派一名最能干的计算士过来，你怕是有些名声，大家都夸你。有本领，有胆识，做事干练。除去缺乏协调性这点，听说无可挑剔。”

“过奖。”我谦虚一句。

老人又阴阳怪气地放声大笑。“协调性那玩意儿怎么都无所谓，关键在于胆识。要当上一流计算士必须有胆识，报酬相应也高。”

我无话可说，默默听着。老人又笑了，笑罢把我领到隔壁工作间。

“我是生物学者。”老人说，“说是生物学，可我干的范围非常之广，一言难尽。从脑生理学到音响学、语言学、宗教学，都有所涉及。由自己来说是不大好——我从事的是极富独创性的有重大价值的研究。眼下正进行的主要是哺乳动物口腔上颚的研究。”

“口腔上颚？”

“就是嘴巴，嘴巴的结构。研究嘴巴如何运动、如何发音等等。请看这个！”

说着，他按下墙壁上的开关，打开工作间的灯。只见房间靠里的墙壁整面都做成了搁物架，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所有哺乳动物的头盖骨。从长颈鹿、马、熊猫到老鼠，大凡我能想到的尽皆汇聚于此。数量估计有三四百之多，当然也有人的头盖骨，白人的黑人的亚洲人的印第安人的，男女各一。

“鲸鱼和大象的头盖骨放在地下仓库。如你所知，那东西太占地方。”

“是啊。”我说。的确，假如放鲸鱼脑袋，只一个就可能挤满整个房间。

动物们像早已有约在先似的一齐张开大嘴，两个空洞洞的眼穴死死盯住对面的墙壁。虽说全是供研究用的标本，但置身于如此众多的骨头的包围之中，仍觉心里不是滋味。别的搁物架则齐刷刷地陈列着——虽然数量没有头盖骨多——浸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耳唇喉舌。

“如何，了不起的收藏吧？”老人不无得意地开口道，“世上有人收藏邮票，有人收藏唱片，有的在地下室里摆满葡萄酒，也有的富翁喜欢把装甲车摆在院子里，我则收藏头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所以才情趣盎然。你不这样认为？”

“恐怕是的。”我说。

“我从还算年轻时就对哺乳动物的头骨怀有不小的兴致，开始一点点收集，差不多四十年了。理解骨头这东西，需经漫长的岁月，长得难以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还是理解有血有肉的活人容易得多，我是深有体会。当然喽，像你这般年轻的人，我想还是对肉体感兴趣。”老人又阴阳怪气地连声笑了一通。“我嘛，整整花了三十年才达到听懂骨头所发之声的境地。三十年！可不是一朝一夕，嗯？”

“声音？”我问，“骨头能发声音？”

“当然能。”老人说，“每块骨头都有其固有的声音。怎么说呢，怕是一种潜在的信号吧。这不是比喻，骨头的的确确是会说话的。我现在正在搞这项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解析这种信号。如获成功，那么下一步就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了。”

“噢——”详情我还不能理解，不过果真如老人所言，倒确实像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很像一项难能可贵的研究。”我说道。

“一点不错。”老人点头道，“正因如此，那帮家伙才来盯梢刺探，消息灵通得很。他们想滥用我的研究。比如，一旦能从骨头里收集情报，就省去了拷问的麻烦，只消把对手杀死，去肉洗骨就万事大吉。”

“岂有此理！”我说。

“当然，研究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时还是要取脑后才能获得明确的记忆。”

“得，得。”骨也罢脑也罢，去掉哪个都一回事。

“所以才求你计算。注意不要被符号士们窃听，偷去实验数据。”老人神情肃然，“科学的滥用和善用同样使现代文明面临危机。我坚信科学应为科学本身而存在。”

“信念那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说，“只有一点请明确一下，是事务性的：这次要我来工作的，既非‘组织’总部，又不是法定代理人，而是你直接插手。情况很不正常。再说得清楚一点，这有可能违反就业规则。果真如此，我将被没收执照。这点你明白吗？”

“明明白白。”老人说，“你担心也不无道理。不过这属于通过‘组织’的正式委托，只不过为保密起见没有履行事务性手续而由我个人直接同你联系罢了。不至于让你受到连累。”

“能保证吗？”

老人拉开桌子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我翻了翻，里面果然有“组织”的正式委托书，式样和签字也无懈可击。

“那好吧。”我把文件夹还给对方，“我的级别是双料级，这也可以么？所谓双料级……”

“就是普通薪金的两倍吧？没问题。这回再加上奖金，来个三料级。”

“够大方的。”

“计算内容重要，再说又劳你钻了瀑布，嗬嗬嗬。”老人笑道。

“请先让我看一下数值。”我说，“方式等看完数值再定。电脑方面的计算谁来负责？”

“电脑用我这里的。前后都请你负责，不介意吧？”

“可以。我也省事。”

老人离开坐椅，在背后的墙壁上捣鼓了一会，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墙面豁然闪出缺口。名堂委实够多的。老人从中取出另一个文件夹，合上门，于是那里又变成了没有任何特征的普通白墙。我接过文件夹，看了长达七页的蝇头数值。其本身没什么特别问题，一般数值而已。

“若是这个程度，用分类运算就足够了。”我说，“这个程度的频度类似性，无需担心架假设桥。理论上当然是行得通的，但是假设桥的正当性无法说明。无法说明其正当性，就不可能去掉误差的尾巴。这就好像横穿沙漠时不带指南针一样。摩西倒是这样做了。”

“摩西连海都过了。”

“老掉牙的往事。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还从未有过遭受符号士骚扰的先例。”

“那么说，一次转换就可保万无一失喽？”

“二次转换危险太大。的确，那样可以彻底排除假设桥介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阶段还形同杂技。转换程度都还不稳定，处于探讨过程。”

“我并没有说要二次转换。”说着，老人又用回形针捅起指甲根来。这回捅的是左手的中指。

“你是说……”

“模糊，我说的是模糊。想请你进行分类运算和模糊运算，因此才把你叫来。如果只是分类，也没有必要叫你。”

“不明白，”我架起腿，“你怎么会知道模糊呢？那是绝密事项，局外人不可能知道。”

“可我知道。我同‘组织’的上层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请你通过关系询问一下好吗？模糊系统现已完全冻结。原因我不清楚，大概出现什么故障了吧。反正不能使用那个系统。使用后一旦被发现，光是受罚恐怕很难了结。”

老人又把收有委托书的文件夹递过来：

“请好好看最后一页，那上面应该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

我按其所说，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上面的确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看了好几遍都看不出破绽。签名就有五个。我实在不晓得上头那伙人打的什么主意。挖出洞来叫埋上，刚刚埋上又叫挖出！左右为难的总是我这样的下层人员。

“请把委托书全部彩色复印一份给我。没这东西，关键时刻我将非常狼狈。”

“当然当然，”老人说，“当然复印一份给你。手续正正规规，毫无疑点。酬金今天支付一半，另一半结束时支付，可以吧？”

“可以。分类运算马上在此着手，然后将获得的数值拿回家，在家模糊。模糊要做很多准备的。模糊完毕，再把数值拿回这里。”

“三天后的正午时分无论如何我得使用……”

“绝不延误。”我说。

“千万千万，”老人叮嘱道，“延误了可就要坏大事。”

“世界崩溃不成？”我问。

“在某种意义上。”老人说得高深莫测。

“放心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延误过。”我说，“方便的话，请准备一壶浓些的热咖啡和冰镇白水，再来一点可随便抓食的晚饭。干起来估计很费时间。”

不出所料，实际花了很长时间。数值排列本身固然比较单纯，但情况设定的阶段数很多，计算时远比预想的繁琐。我将所给数值输入大脑右半球，转换成完全不一样的符号后再移入大脑左半球。继而将移入左半球的符号作为截然不同的数字取出，打在打字纸上。这就是分类运算，最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至于转换的代码，每个计算士各所不一，而代码同乱数表完全不同之点则表现在图形上面。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当然是权宜之计，并非真的一分为二）。不妨用图表示如右。

总之，只有使图中犬牙交错的断面正相吻合，才能将得出的数值复原。然而符号士们企图通过架假设桥的办法来解读其从计算机上窃来的数值。就是说，他们通过分析数值将犬牙交错的情形在全息图上再现出来。这样做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若我们提高技术，他们也提高对抗技术。我们保护数据，他们盗窃数据——纯属古典式警察和小偷的套数。

符号士们将非法获取的数据大多捅到黑市上去，牟取暴利。更糟糕的是，他们将情报最重要的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为自己的组织服务。

我们的组织一般称为“组织”，符号士们的组织则被称为“工厂”。“组织”原本是私营性质的联合企业，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提高，现已带有半官方色彩。作为内部结构，大概同美国的贝尔公司相似。我们这些基层计算士像税务顾问和律师那样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要有国家颁发的执照，任务要由“组织”或由“组织”认可的正式代理人来安排，否则一律不得接受。这是为了不使技术为“工厂”所滥用而采取的措施。一旦违反，势必受到惩罚，吊销执照。至于措施是否正确，我则揣度不透。因为，被剥夺计算士资格的人往往被“工厂”招去，潜入地下当起符号士来。

我不知道“工厂”的结构是怎样的。一开始是家小型技术性企业，随后急速膨胀起来。也有人称之为“数据黑手党”。在同各种非法团伙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这点上，的确和黑手党难分彼此。若说有不同之处，那便是他们只兜售情报。情报既文雅，又赚钱。他们将视为猎物的电脑毫厘不爽地监听下来，攫取情报。

我一边喝着一整壶咖啡，一边不停地进行分类运算。我的规则是干一小时休息三十分钟。否则，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接缝便模糊不清，致使出来的数据一塌糊涂。

在三十分钟休息时间里，我同老人天南海北地闲聊。聊的内容无所谓，只要鼓动嘴巴说话就行，这是排除大脑疲劳的最佳方法。

“这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数值呢？”我问。

“实验测定数值。”老人说，“是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种是各个动物头盖骨和口腔上颚容积的三维图像所转换成的数值，一种是其发音的三要素分解，二者合一。刚才我已说过，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听懂骨骼固有的声音。这项计算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而不是根据经验将声音分离出来。”

“那就能够人为地加以控制喽？”

“是这样的。”老人说。

“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到底将发生什么呢？”

老人用舌尖舔着嘴唇，沉吟片刻。

“发生的事多着呢，”他开口道，“实在很多。而且有的你无法想象——这点我还无可奉告。”

“消除声音是其中之一吧？”我问。

老人洋洋得意地“嗬嗬”笑了几声。“是的，是那样的。可以结合人类头盖骨固有的信号，消除或增大声音。每个人头盖骨的形状各有不同，所以不能彻底消除，但可以相当程度地使其缩小。简单说来，就是使声音和反声音的振动合起来发生共鸣，声音的消除在研究成果中是最为无害的一种。”

如果说这个无害的话，那么往下可想而知。想到世人各自随心所欲地消除声音或增大声音，我不由有点心烦意躁。

“声音的消除可以从发音和听觉两方面进行。”老人说，“既可以从听觉上将声音消去，又能够从发音上根除。发音属个人行为，可以百分之百地消除。”

“打算公之于世？”

“何至于！”老人挥了下手，“我无意将如此妙趣横生的事情告知他人，只是为了私人赏玩。”

说着，他又“嗬嗬”地笑了，我也一笑。

“我打算把研究成果仅仅发表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对于声音学，还没有任何人怀有兴趣。”老人说，“况且世间那些笨蛋学者也不可能看懂我的理论。学术界原本就对我不屑一顾。”

“不过符号士可不是笨蛋。在解析方面他们堪称天才，你的理论恐怕也不在话下。”

“这点我也加了小心，所以才把数据和程序全部略去，只将理论用设想的形式发表出来，这样就无需担心他们弄懂弄通。在学术界我或许遭受冷落，但我并不在乎，一百年后我的理论必将得以证实，那就足矣！”

“唔。”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分类和模糊运算。”

“原来如此。”我说。

往下一个小时，我全神贯注地进行计算。而后又到了休息时间。

“提个问题好么？”我说。

“什么问题？”

“就是门口的年轻女郎，那个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身段丰满的……”

“是我的孙女。”老人说，“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帮我搞研究。”

“所以我想问：她是天生说不出话来呢，还是声音被消除了……”

“糟糕！”老人用一只手“啪”地拍了下膝盖，“忘得一干二净。做过消音实验后还没有复原，糟糕糟糕，得马上为她复原！”

“似乎这样为妥。”我说。

4

世界尽头

——图书馆

成为小镇中心的，是位于旧桥北侧的半圆形广场。另一个半圆即圆的下半部分，在河的南侧。这两个半圆被称为北广场和南广场，被视为一对，但实际上二者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北广场空气滞重得出奇，仿佛镇上所有的沉默从四方汇聚于此。相比之下，在南广场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特殊的东西。其间荡漾的惟有类似极为淡漠的失落感的氛围，人家没有桥北侧那么多，花坛和石卵路也无人精心照料。

北广场中央有个高大的钟塔，以直刺青天的架势巍然屹立。当然，与其说是钟塔，倒不如说是保留钟塔形状的物体或许更为确切。因为，钟的指针永远停留在同一位置，已经彻底放弃了钟塔本来的职能。

塔为石头砌就，四方形，分别显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越往上越细。顶端四面俱是钟盘，八根针分别指在十时三十五分的位置，纹丝不动。钟盘稍下一点开有小窗。由此观之，塔的内部大概是空洞，可以借助梯子之类攀援而上。问题是哪里也找不见供人进去的门样的入口。由于异乎寻常地高高耸立，要看钟盘必须过旧桥走到南侧才行。

北广场周围，石建筑和砖瓦建筑众星捧月一般呈扇面状辐射开去。每座建筑都没有明显的特征，更谈不上装饰和招牌，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见不到有人出入。不妨说好像是失去邮件的邮局，或失去矿工的矿山，或失去死尸的火葬场。然而如此寂无声息的这些建筑居然没给人以废弃的印象，每次从这样的街道通过，都觉得似乎有陌生人在四周建筑中屏息敛气地继续一种我所不知晓的作业。

图书馆也位于如此寂静的街道的一角。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极为平庸的石砌建筑，与其他建筑并无区别，看不出任何足以说明此乃图书馆的外部特征。颜色变得死气沉沉的古旧石墙、狭窄的檐廊、嵌铁棍的窗口、牢不可破的木门——说是粮食仓库都有人相信。假如看门人不把详细路线标在纸上，我恐怕永远也不会认出它是图书馆。

“等你安稳下来，就得请你到图书馆去。”来到这镇子的第一天看门人便对我说道，“那里有个女孩值班。镇上已安排你阅读镇上古老的梦。到那里后女孩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事情。”

“古老的梦？”我不禁反问，“古老的梦是怎么回事？”

看门人正手拿一把小刀将木条削为圆楔式木钉样的东西。此时他停下手，归拢桌上散落的木屑，投进垃圾箱。

“古老的梦就是古老的梦嘛！图书馆里多得都叫人头疼，只管拿在手上好好看好了。”

接着，看门人专心审视自己削好的圆尖木条，然后满意地放在身后的搁物架上。架上摆着一排同样形状的木条，有二十多根。

“你提出什么是你的自由，回答与否是我的自由。”看门人双手抱在脑后说道，“毕竟其中有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反正以后每天要去图书馆阅读古老的梦，这也就是你的工作。傍晚六点钟去，读到十点或十一点。晚饭由女孩准备，此外的时间悉听尊便，无任何限制。明白？”

我说明白。“不过，这工作要什么时间才算结束呢？”

“何时结束？这——我也说不准。在应该结束的时候到来之前你就坚持好了。”说罢，看门人又从柴禾堆中抽出一支合适的木棍，用刀削了起来。

“这座镇子又小又穷，养活不起游手好闲的人。大家都在各自的场所各自劳动。你就是要在图书馆里阅读古梦。你总不至于以为可以在这里逍遥自在才来的吧？”

“劳动不是苦差事，总比无所事事好受些。”我说。

“那好，”看门人盯着刀尖点点头，“那就请你尽快着手工作吧。从今往后你将被称为‘读梦人’。你已经没有名字，‘读梦人’就是你的名字，正如我是‘看门人’一样。懂吗？”

“懂了。”我说。

“这镇上看门人只我自己，同样，读梦人也惟你一个，因为读梦要有读梦的资格。我现在要给你这个资格。”

说着，看门人从餐橱里拿出一枚白色小碟放在桌上，倒了一点油进去，划根火柴点燃。随后从摆着一排刀具的木板格里拿起一把类似黄油刀的形状扁平的怪刀，在火苗上把刀刃烧热。最后吹灭火，使刀冷却。

“只是做个标记。”看门人说，“一点也不痛的，用不着害怕，转眼就完。”

他用手指翻开我右眼的眼皮，将刀尖朝眼球刺去。的确如其所说，并无痛感，也不觉得心慌，不可思议。刀尖就像刺入果冻一般软软地扎进我的眼球，一点声音也没有。接下去对我左眼也做了同样手术。

“读完了梦，伤痕自然消失。”看门人边收拾碟子小刀边说，“这伤痕就算是你读梦的标记。不过这期间你必须当心光线，记住：不能用眼睛看阳光！否则必然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你只能在夜间或阴天的白昼外出。晴天要尽可能把房间弄暗，老老实实待在里边。”

说罢，看门人给我一副黑色眼镜，嘱咐我除了睡觉时间都要戴着别摘。我便是这样地失去了阳光。

几天后的傍晚，我推开图书馆的门。沉重的木门“吱”的一声打开，里面是条长长的走廊，笔直朝前伸去。空气浑浊，灰尘浮动，仿佛在这里不知被遗弃了多少年。地板已被人们踩磨得凹凸不平，白灰墙壁在电灯光下一片昏黄。

走廊两侧有几扇门，拉手都上着锁，且落了一层白色的灰尘。没有上锁的只限于尽头一扇式样玲珑典雅的门，门上不透明玻璃的里边闪着灯光。我敲了好几下，不闻回声，于是握着古旧的黄铜圆把手悄悄转动，门静静地从内侧开了。里边没有人影。房间简朴，空空荡荡，比车站候车室还要大一圈。没有窗口，没有像样的饰物，只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三把座椅，以及烧煤的老式铁炉，此外便是挂钟和柜台。铁炉上面，一只斑驳掉漆的黑搪瓷壶冒着白色的蒸气。柜台后面是一扇与入口同样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里面同样闪着灯光。我思忖是不是应该再敲敲那扇门，但最后还是作罢，决定在这里稍等片刻，等人出来。

柜台上散落着银色回形针。我拿起一只摆弄一番，然后坐在桌旁椅子上。

等了十至十五分钟，女孩从柜台后面那扇门内闪身出来。她手里拿着剪刀样的东西，看见我，吃惊似的脸颊微微一红。

“对不起，”女孩对我说，“不知道有人来，您敲下门就好了。正在里边房间收拾东西，好多东西都乱七八糟的。”

我默不作声地定睛看着女孩的脸，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她的脸在促使我想起什么。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在静静摇晃着我意识深处某种软绵绵的沉积物，但我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语言已被葬入遥远的黑暗。

“如您所知，这里早已没有任何人光顾。这里有的只是‘古老的梦’，此外别无他物。”

我轻微地点了下头，目光依然未从她脸上移开。我力图从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宽额头她脑后束成一束的黑发上看出什么，却又觉得越是注视其局部，其整体印象越是依稀远逝。我只好作罢，闭起眼睛。

“恕我冒昧，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一带的建筑物全都一模一样的。”说着，她把剪刀放在柜台上的回形针旁边。“能进入这里读古梦的只限于读梦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进来。”

“我就是来此读梦的。”我说，“镇上这样交代的。”

“请原谅，能把眼镜摘下来么？”

我摘掉黑眼镜，把脸对着她。她目不转睛地盯视我的眸子——因有了读梦标记而颜色变淡的眸子。我真担心她会盯穿我的身体。

“好了，请戴上眼镜。”她说，“喝咖啡吗？”

“谢谢。”

她从里面房间拿来两只咖啡杯，把壶里的咖啡倒进去，坐在桌子对面。

“今天还没准备好，读梦从明天开始吧。”她对我说，“就在这里读好么？封闭的阅览室是可以打开的。”

我答说可以。“你可以帮我的吧？”

“嗯，是的。我的任务一是为古梦值班，二是当读梦人的帮手。”

“以前没在哪里见过你？”

她抬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的脸，看样子是在试图搜寻记忆，把我同什么联系起来，最后还是泄了气，摇头道：“如您所知，在这个镇上，记忆这东西是非常模糊多变的。有时记得起来，有时则记不起。关于你也好像归为记不起的那一类了。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当然也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一直在这镇上，镇子又小。”

“我是几天前刚来的哟！”

“几天前？”她有些愕然，“那么你肯定认错人了。因为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走出过这个镇子，同我相像的人怕也不至于有的。”

“或许。”我啜了口咖啡，“不过我时常这样想：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大家恐怕都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度过完全不同的人生来着，而这段往事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被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大家便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如此打发时光。你就没有这么想过？”

“没有。”她说，“你之所以那么想，大概因为你是读梦人吧？读梦人的想法和感觉跟普通人有着很大区别。”

“想必。”

“那么，你可想得起自己过去在哪里干过什么？”

“想不起来。”说着，我走到柜台跟前，从三三五五散在那里的回形针中抓一个拿在手里，细细看了半天。“但我总觉得发生过什么，这点我敢肯定，而且恍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图书馆的天花板很高，房间静得简直同海底无异。我手里拿着回形针，不经意地茫然环顾房间。她则坐在桌前，一个人安静地喝着咖啡。

“就连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都稀里糊涂。”我说。

细看之下，天花板泻下的黄色电灯的光粒子似乎在时而膨胀时而收缩，大约是因为瞳仁受伤的缘故。我的双目已经被看门人改造过，以便洞察特殊之物。墙上古旧的大挂钟在沉默中缓缓移动时间的脚步。

“来这里估计事出有因，但我现在无从记起了。”

“这镇子非常安静。”女孩说，“所以我想，假如你是来这里寻求安静的，那么你应该称心如意了。”

“或许。”我应道，“今天我在这里干什么好呢？”

她摇了下头，慢慢从桌旁站起，撤下两只喝空的咖啡杯。

“今天这里没什么可给你干的。工作从明天开始。现在请回家好好休息吧，到时候再来。”

我再次看了眼天花板，又看看她的脸。不错，我觉得她确实同我心目中的某种印象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确有什么在轻轻拨动我的心弦。我闭起眼睛，在自己迷迷蒙蒙的心海中搜寻起来。刚合上眼睛，我便感到沉默犹如细微的尘埃落满自己的身体。

“明天六点来。”

“再见。”她说。

我离开图书馆，凭依旧桥的栏杆，倾听河水的流声，眼望兽们消失后的镇容。环绕钟塔和小镇的围墙，河边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锯齿形的北尾根山脉，无不被入夜时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蓝。除了水流声，没有任何声响萦绕耳际。鸟们早已撤得无影无踪。

假如你是来这里寻求安静的——她说。但我无法证实这点。

不久，四下彻底黑暗下来，河边路的一排街灯开始闪出光亮。我沿着空无人影的街道朝西山岗踱去。

5

冷酷仙境

——计算、进化、性欲

为了使被消除声音的孙女恢复正常，老人返回地面。这时间里，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一个人默默计算。

我不知道老人离开房间有多长时间。我调好电子表的响铃，使之按一小时——三十分——一小时——三十分的周期反复鸣响，我随之计算、休息、再计算、再休息。我熄掉灯，以使自己看不见表盘数字。因为若把时间挂在心头，计算便很难顺利。无论现在是何时刻，都与我的工作毫不相干。我着手计算时便是工作的开始，停止计算时即是工作的结束。对我来说，所需时间只是一小时——三十分——一小时——三十分这个周期。

老人不在的时间里，自己大概休息了两次或三次。休息时我或者歪在沙发上胡思乱想，或者上厕所或者做屈臂撑体运动。沙发躺上去很舒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脑袋下面的软垫也恰到好处。每次外出计算，我都在沙发上躺倒休息。几乎没有碰上躺起来舒服的沙发，大多是随便买来的粗制滥造的用品，即使看上去堂而皇之的沙发，往上一躺也都大多令人失望。搞不清人们为什么竟挑选不好沙发。

我总是确信——或许出于偏见——在沙发的选择上，往往能够反映出人的品位。沙发本身便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壁垒森严的世界，这点只有在好沙发上长大的人才体会得到，这同成长当中看好书听好音乐是一回事。一个好沙发生出另一个好沙发，一个坏沙发则生出另一个坏沙发，无一例外。

我知道好几个人虽然坐着高级轿车往来奔波而家里放的却是二三流的沙发，对这样的人我是不大信任的。高级车或许不失其应有的价值，但终归不过是高级车而已，只要花钱谁都能手到擒来。而买好沙发则需要相应的见识、经验和哲学。钱固然要花，但并非只消花钱即可。就沙发而言，头脑中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是不可能得到好货的。

而此时此刻我所躺的沙发的的确确是一级品，由此我得以对老人怀有好感。我倒在沙发上闭目合眼，开始就这位老人那奇妙的说话方式和奇妙的笑法思来想去。当思路又转回除音上面时，我认定老人作为科学家无疑属于最高档次，普通学者根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消除或植入声音，甚至想都不可能想到。另外，此人相当偏执这点也无可否认。科学家为人古怪或遭人讨厌这种情况固然不乏其例，然而总不至于达到为掩人耳目而在地层深处的瀑布里面建造研究室的程度。

我想，如果能使除音增音这项技术商品化，笃定可以大发其财。首先，音乐厅中的PA音响装置当可销声匿迹，因为已无需使用庞大的机械设备增加音量。其次，相反却可以将噪音一举根除。若在飞机上安装除音器，机场附近的居民必然欢天喜地。问题是，除音增音这项成果同时势必以各种形式用于军工生产和犯罪活动。显而易见，无声轰炸机、消音枪、以惊人音量破坏人脑的炸弹将接二连三诞生出来，有组织的大屠杀也将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或许老人对此了然于心，所以才不肯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而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我愈发对老人产生了好感。

当我进入第五回或第六回工作周期的时候，老人回来了，手臂上挎着一个大篮子。

“带来了新做的咖啡和三明治。”老人说，“黄瓜、火腿和奶酪，怎么样？”

“谢谢。都是我喜欢的。”

“马上吃饭如何？”

“等这个计算周期结束吧。”

手表铃响之时，我刚好把七页数值表中的五页分类完毕。胜利在望，我煞好尾，起身伸个大大的懒腰，开始吃东西。

三明治足有普通饭馆和快餐店里的五六盘那么多，我一个人闷头吃掉三分之二。分类运算时间一长，不知什么缘故，只觉得饥肠辘辘。我将火腿、黄瓜片、奶酪依序投入口腔，把热咖啡送进胃袋。

我吃掉三个的时间里，老人只动了一两下。他好像喜欢黄瓜，卷起面包片，在黄瓜片上小心翼翼地撒上适量的盐，喳喳有声地——声音很小——嚼着。吃三明治时的老人，看起来很有点像一只彬彬有礼的蟋蟀。

“随便吃好了，能吃多少吃多少！”老人说，“到了我这把年纪，可就越吃越少了，吃一点点，动弹一点点。但年轻人应放开肚皮猛吃，只管猛吃猛胖就是。世上的人都好像讨厌胖，依我看那是因为胖的方式有问题，所以才胖得使人失去健康失去漂亮。但若胖得恰如其分，就绝对不至于那样，反而使得人生充实，性欲旺盛，头脑清晰。我年轻时也相当胖着哩，如今倒是看不出来了。”老人合拢嘴唇，“嗬嗬”笑了几声，“如何，这三明治味道够可以的吧？”

“嗯，好吃得很。”我赞赏道。味道的确不同凡响。如同我对沙发挑三拣四一样，我对三明治的评价也相当苛刻。可这次的三明治刚好触及我既定的标准线。面包新鲜，富有弹性，用锋利洁净的切刀切得整整齐齐。其实制作好的三明治绝对不可缺少好的切刀，而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无论材料多么高级多么齐全，若无好的切刀也做不出味道鲜美的三明治。我有很久没吃过如此可口的三明治了。芥末纯正地道，莴苣无可挑剔，蛋黄酱也属手工制作或接近手工制作。

“是我孙女做的，说是对你的谢意。”老人说，“做三明治是那孩子的拿手好戏。”

“了不起！专业厨师也望尘莫及。”

“谢谢。那孩子听了也肯定高兴。毕竟家里不见什么人来，也就几乎没有聆听别人食后感的机会。就算做了饭菜，吃的也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两个人生活？”我问。

“是的，已经很长时间啦。我一直没同社会打交道，那孩子也染上了这个毛病，我也够伤脑筋的。她就是不想到外界去。头脑聪明伶俐，身体也极为健康，但横竖不乐意接触外界。年轻时这样是不成的。性欲也必须以合适的形式处理才行。怎样？那孩子具备女性的魅力吧？”

“嗯，的确是的，的确。”我说。

“性欲这东西是光明正大的能量，这点无可怀疑。如果将性欲死死禁锢起来不给出路，头脑势必失去冷静，身体势必失去平衡，这方面男女都一样。女的将出现月经失调，而一旦失调，精神就焦躁不安。”

“嗯。”

“那孩子应当尽快同种类地道的男子交合才是，无论作为监护人还是作为生物学者，我都对此深信不疑。”老人边说边往黄瓜片上撒盐。

“那个、声音可顺利地加到她身上去了？”我问。我不大愿意在工作时间里听别人讲什么性欲。

“噢——这点倒忘了。”老人说，“当然已经恢复如初。幸亏你提醒，要不然那孩子得在无声状态下过好几天。我一来到这里，短时间很难返回地面。那种无声生活可不是开玩笑的。”

“大概是吧。”我附和一句。

“刚才说过，那孩子几乎不同社会发生关系，因此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处。但有电话打来就很麻烦。我从这里打过几次，谁都不肯接，弄得我莫名其妙。咳，我也真够马虎大意的。”

“开不了口，买东西不好办吧？”

“不，买东西倒无所谓。”老人说，“世间有一种叫超级商场的地方，那里不开口也照样可以采购，便利得很。那孩子又最喜欢超级商场，时常在那里买东西，她可以说是在超级商场同事务所之间往来生活。”

“不回家？”

“她喜欢事务所。里面有厨房，有浴室，一般生活足可应付。至于回家，顶多一周一次吧。”

我适当地点下头，啜口咖啡。

“不过你居然能和那孩子沟通，”老人说，“怎么沟通的？靠心灵感应还是其他什么？”

“读唇术。以前去市民讲习班学过读唇术。一来当时闲得无事可干，二来心想也许能有点用场。”

“原来如此。读唇术嘛，”老人大彻大悟似的频频颔首，“读唇术这东西的确是一门行之有效的技术，我也略知一二。怎么样，我们两人不出声地交谈一会如何？”

“不不，免了吧。还是正常交谈为好。”我慌忙劝阻。一天之中如此折腾几次我实在无法消受。

“诚然，读唇术是一门极为原始的技术，有很多不足之处。若是四下黑暗，就完全不知所云，况且必须一个劲儿盯住对方嘴唇不放，不过作为过渡性手段还是有效的。应该说，你掌握读唇术是有先见之明的。”

“过渡性手段？”

“是的。”老人又点了下头，“好吧，我只告诉给你一个人：将来，世界必定成为无声世界。”

“无声世界？”我不由反问。

“对，彻底无声。因为，声音对人类进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无益，所以声音迟早都要消亡。”

“呃。那么说，鸟的叫声河的流水声和音乐之类，统统都将消失喽？”

“当然。”

“可那好像挺寂寞的。”

“所谓进化就是这么回事。进化总是苦涩而寂寞的，不可能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进化。”说着，老人起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指甲钳，又折回沙发，从右手的拇指到左手的小指，按部就班地将十个指甲修剪整齐。“眼下正处于研究阶段，详情还无可奉告，大致是这个情况。请不要透露给外界。一旦传到符号士耳朵里，可就要大祸临头。”

“放心。在严守机密这方面，我们计算士不亚于任何人。”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老人用明信片边角把桌面上散落的指甲屑归拢在一起，扔进垃圾箱。然后又拿起一块夹黄瓜片的三明治，撒上盐，津津有味地嚼着。“由我说是不大好，不过这的确够味儿。”

“擅长烹饪？”我问。

“不，那倒不是。只是做三明治的手艺出类拔萃。其他菜肴做的也绝不算差，但味道比不上三明治。”

“堪称地道的天才。”

“不错，”老人道，“的确如此。依我看，你倒像是对那孩子十二分地理解。若是你，我看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她托付过去。”

“托付给我？”我吃了一惊，“就因为我夸她三明治做得好？”

“对三明治你不中意？”

“三明治我非常中意。”说罢，我在不影响计算的限度内回想了一番胖女郎，喝了口咖啡。

“我感觉，你有什么，或者说缺少什么，总之都一样。”

“自己也时常这么想。”我如实相告。

“我们科学家将这种状况称为进化过程。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进化是严峻的。你认为进化中最严峻的究竟是什么？”

“不明白，请指教。”

“就是无法自由选择。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进化，它属于洪水雪崩地震一类，来临之前你不得而知，一旦临头又无可抗拒。”

“噢。”我说，“这进化莫非还同你说的声音有关？就是说，我将变得不能说话不成？”

“准确说来不是这样的。能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本质上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一个台阶而已。”

我说不大明白。总的来说我是个老实人，明白就说明白，不明白就说不明白，而不含糊其辞。我认为纠纷大部分起因于含糊其辞，并相信世上很多人之所以说话含糊，不外乎他们内心在无意识地寻求纠纷，此外我找不出其他解释。

“也罢，这话就到此为止吧。”老人说着，又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说得过于深入，难免干扰你计算，适可而止为好。”

我对此也并无异议，正好手表铃也响了，便继续分类运算。老人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对不锈钢火筷样的东西，用右手拿着在排列头盖骨的架前走来走去，时而用火筷“橐橐”轻敲某块骨头，倾听其声音，俨然小提琴大师在巡视史特拉第瓦里(1)制作的小提琴收藏品，并拿起其中一把品听琴弦的音色。只闻其声都能感受到老人对头盖骨怀有非同寻常的执著之情。我觉得，虽说同是头盖骨，但其音色的确千差万别，有的如叩威士忌酒杯，有的如敲巨型花盆。我一时思绪纷纭：其中每一个都曾有皮有肉，都曾盛满脑浆（尽管重量有别），都曾有食欲和性欲，但终归这些都荡然无存，剩下的惟有各种各样的声响，而声响不过同酒杯同花盆同饭盆同铅管同水壶的动静一般无二。

我想象自家头颅被剥去皮肉掏空脑浆后摆在架上承受老人的火筷“橐橐”叩击的情景，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老人到底将从我的头盖骨声响中读取什么呢？是读取我的记忆，还是读取我记忆以外的东西呢？不管怎样，我都感到惶惶然。

死本身并非那么可怕。莎士比亚说过，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想来也真是简单之极。但死后被置于架上用火筷敲击则未免令人怏怏不快。一想到死后都要被人敲骨吸髓，心底就涌起一阵悲凉。生存尽管也决非易事，但毕竟可以由我量力自行把握，因此也就罢了。同《瓦劳克》里的亨利·方达一个样。可是死后还是请容许安息为好。古代的埃及国王之所以要深深躲进金字塔中，原因我觉得似乎不难理解。

又过了几小时，好歹分类完毕。我说不准用了几个小时，因为没用手表计时，不过从身体的疲劳判断，大约用了八九个小时。量还是不小的。我从沙发站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按摩一下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发给计算士的小册子上，用图解形式标出了总共二十六块肌肉的按摩方式。计算完后一定要好好按图操作一番，这样才能消除大脑疲劳。只有消除大脑疲劳，计算士的寿命方能得以延长。计算士这一制度产生还不到十年时间，因此谁也搞不清这种职业性寿命的长短程度。有人说十年，有人说二十年，有人说可以干到死，有人说迟早沦为废人，但无一不是推测。而我所能做的惟有好生照顾二十六块肌肉，推测交给适于推测的人好了。

我按摩完肌肉，坐回沙发闭起双眼，把大脑左右两半球缓缓合为一体。至此工作全部告终，操作程序准确无误。

老人将俨然巨犬形状的头骨置于桌面，用游标卡尺测量局部尺寸，拿铅笔记录在头骨相片的复制品上。

“完了？”老人问。

“完了。”我说。

“辛苦了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这就回家睡觉，明后天在家里进行模糊运算，大后天正午保证送来这里，可以吧？”

“可以可以。”老人点头道，“务必准时，迟过中午可就麻烦了，非同小可。”

“明白了。”我说。

“另外千万注意别让人把数值表抢去。万一抢去，我受不了，你也吃不消。”

“不要紧。这方面受过严格训练，计算妥当的数据不至于轻易被人夺走。”

我从裤子内侧的特殊口袋里掏出用来装重要文件的钱夹样的软金属夹，将数值表放进去锁好。

“这锁除我以外没有人能打开。若是别人开锁，里面的文件就会消失。”

“倒还真有心计。”老人说。

我把文件夹放回裤子内侧的口袋。

“对了，三明治不再吃一点？还多少有剩，而我研究当中几乎不吃不喝，剩下怪可惜的。”

由于肚子又饿了，我便乖乖把剩下的三明治一扫而光。老人只集中吃一样，因此黄瓜已片甲不留，剩的全是火腿和奶酪。反正我对黄瓜并不甚感兴趣，没有在意。老人又给我倒了杯咖啡。

我重新穿好雨衣，戴上风镜，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返回地道。这回老人没有跟来。

“夜鬼已被我用声波赶走了，短时间不可能卷土重来，只管放心。”老人说道，“夜鬼其实也不大敢来这里，只是禁不住符号士的花言巧语才偶一为之，一吓就缩了回去。”

话是这么说，但在知道夜鬼栖身于这地下的某处之后，一个人摸黑行走毕竟有些不快，更何况我对夜鬼究竟为何物还不了解，其习性形状以及防御措施也一无所知，因而更加深了这种不快。我左手打开手电筒，右手握刀，沿地下河退回原路。

由于这个缘故，当我在刚才爬下的长铝梯下面发现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胖女郎身影时，不由得顿生绝处逢生之感。她将手电筒光朝我这边轻轻摇晃。我走到跟前时她好像说了句什么，但一来因为水声太大——河流大概已被解除音量限制——根本无法听清，二来黑漆漆地看不见其口形，所以全然不知所云。

不管怎样都要爬梯子，爬到光亮地方再说。刚开始爬，女郎便跟了上来。梯子极高，下的时候因一片漆黑什么也没看见而未感到害怕，但现在一格一格向上攀登起来，其高度尽在想象之中，脸上和腋下便不由沁出汗珠。若以楼房作比，足有三四层楼高。加以铝梯沾满潮气，脚下一跐一滑，稍一疏忽，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途中我本想休息一下，但想到她尾随上来，只好一鼓作气爬上梯子顶端。考虑到三天后将重蹈故辙去研究室，不由心情黯然。然而别无他法，毕竟这点也已被计入酬金。

穿过壁橱进入最初来过的房间后，女郎为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我则脱掉长胶靴，把手电筒放在旁边。

“工作可顺利？”女郎问。声音柔和清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看着她的脸点点头：“不顺利是不会回来的。我们是干这行的嘛！”

“谢谢你把声音消除的事告诉了祖父，实在帮了大忙。已经那样熬了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不用笔谈告诉我呢？那样岂不早就万事大吉了？何苦吃那个苦头！”

女郎并不应声，绕桌子转了一圈，然后正了正两边的大耳环。

“这是规矩。”她说。

“不能笔谈？”

“那也是规矩之一。”

“唔——”

“禁止一切同退化相关的做法。”

“原来如此。”我心悦诚服。果然一丝不苟。

“你有多大？”女郎问。

“三十五。”我说，“你呢？”

“十七。”女郎回答，“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计算士。当然符号士也没见过。”

“真的十七？”我有些愕然。

“嗯，是十七。不骗你，真的十七。看上去不像十七？”

“不像。”我坦率相告，“怎么看都二十朝上。”

“我也不情愿被人看成十七。”她说。

“没上学？”

“不想谈学校的事，至少现在不想。下次见面时再统统告诉你。”

“呃。”其中必有奥妙，我想。

“我说，计算士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

“计算士也好，符号士也好，不工作的时候和世人一个样，普普通通，地地道道。”

“世人普普通通倒有可能，但并不地地道道。”

“噢，这种看法也是存在的。”我说，“但我所说的是平平常常的意思——在电车中坐在你身旁也不引人注意，和大家同样吃饭，也喝啤酒。对了，谢谢你做的三明治，好吃极了。”

“真的？”她粲然一笑。

“那么好吃的三明治是难得碰到的。三明治我可是吃过不少。”

“咖啡呢？”

“咖啡也够味道。”

“那就在这儿再喝一点可好？也好再聊一会儿。”

“不了，咖啡可以了。”我说，“在下边喝得太多，一滴也喝不进去，只想快点回家睡觉。”

“遗憾呐。”

“我也遗憾。”

“也罢，反正送你到电梯口好了。一个人走不到吧？走廊像迷宫似的。”

“怕是走不到。”我说。

女郎拿起桌上一个圆帽盒样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掂了掂重量，同盒的体积相比，并不算重。若真是帽盒，里面的帽子恐怕相当不小。盒的四周贴满宽幅胶带，不大容易打开。

“什么呢，这是？”

“祖父给你的礼物。到家后再打开。”

我双手捧盒，轻轻摇了摇，不闻任何声响，手心亦无重感。

“祖父说，容易打碎，让你小心。”女郎说。

“是花瓶吧？”

“我也不知道。回家一看自然晓得。”

接着，她打开粉红色手袋，把装在信封里的银行支票递给我。上面的金额比我预想的略微多些。我放进钱夹。

“打收条吧？”

“不用。”女郎说。

我们离开房间，在与来时同样长的走廊里拐来拐去上上下下，终于走到电梯口。女郎的高跟鞋一如上次，在走廊中敲出“咯噔咯噔”令人不无惬意的声响。较之初次见面，她的肥胖也不那么使人介意了，一起行走之间甚至忘了她的胖。想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开始对此习以为常。

“结婚了？”女郎问。

“没有。”我回答，“以前结过，现在没有。”

“因为当计算士才离婚的？人们常说计算士是不成家的。”

“没那回事。计算士也都成家，有些人甚至表现相当不错，我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不成家对工作更为有利，这点也是事实。一来我们这行极费脑筋，二来风险也大，有妻室有时候是不大方便。”

“你是怎么样来着？”

“我是离婚后才当计算士的，所以同工作无关。”

“呃——”她说，“对不起，问得不大得体。毕竟第一次遇到计算士，这个那个很想问问。”

“没关系的，没什么。”

“嗳，听人说计算士处理完一项工作之后，性欲强得不得了——可是真的？”

“怎么说呢，也许真有此事。因为工作当中费的脑筋很是与众不同。”

“那种时候和谁睡觉？有固定恋人吧？”

“没有。”我说。

“那怎么办？总不至于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是同性恋吧？不愿意回答？”

“哪里。”我的确不是那种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私生活的人，但若有人问起，还是一一作答，因为没有什么秘不可宣之事。于是我说：“那种时候要和很多女孩睡觉的。”

“包括我？”

“不包括，应该不包括。”

“为什么？”

“我的原则是：一般不同熟人睡觉。同熟人睡觉往往节外生枝。此外也不同工作有联系的人睡觉。我从事的毕竟是替人保密的职业，需要在这方面划条界线。”

“不是因为我又胖又丑？”

“你并不那么胖，而且丝毫不丑。”

“噢。”她说，“那么跟谁睡呢？莫非随便搭腔找个女孩子来睡？”

“偶一为之。”

“或者说用钱买个女孩？”

“也不否认。”

“如果我提出给我钱我和你睡，你就会睡不成？”

“未必从命。”我回答，“年龄相差悬殊。同这样的女孩睡觉，心里总好像不踏实。”

“我例外。”

“或许。但作为我，不想再多找麻烦。可能的话，还是想平平稳稳地过日子。”

“祖父说，第一个睡觉的对象最好是三十五岁以上的男人。说是性欲积攒到一定程度后会损害头脑的清晰度。”

“这话从你祖父口里听说了。”

“果真如此？”

“我不是生物学家，不大清楚。”我说，“况且性欲强弱因人而异，其间差别很大。很难一概而论。”

“你属于强的？”

“怕是一般吧。”我沉吟一下回答。

“我还不大了解自己的性欲。”胖女郎说，“所以很想寻根问底。”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不一会来到电梯跟前，电梯如训练有素的犬，正开门以待。

“下次见。”女郎说。

我刚一踏入，电梯门便悄然合上，我靠在不锈钢壁上，叹息一声。

(1)　安东尼奥·史特拉第瓦里（1644—1737），意大利17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制作师。其现存作品享有世界声誉。

6

世界尽头

——影子

女孩把第一个古老的梦放在桌上的时候，我一时未能认出这便是所谓古梦。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良久，然后抬起脸，望着站在身旁的女孩。她一言不发，只顾俯视桌上的古梦。我觉得这物体不大符合“古梦”这个名称。我从“古梦”这一字眼的韵味中联想到的是古书，或者形状远为模糊不清的什么物体。

“这就是古梦！”女孩开口道。口气淡然漠然，飘然无依，与其是对我加以说明，莫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地确认什么。“准确说来，古梦在这里边。”

我不得其解，但仍点了下头。

“拿起来看看。”她说。

我轻轻拿在手上，用目光仔细扫描。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古梦的蛛丝马迹，没有任何可供捕捉的线索，不过是一块动物头骨而已。动物不大，骨的表面大概由于日光长期照射的关系而变得十分干燥，褪去了固有的颜色。向前长长突起的下颚微微张开地固定着，仿佛在倾诉什么的时候突然冻僵了。两个小小的眼窝尽管已失去眼球，却仍在盯视着往里扩展的虚无的房间。

头骨轻得异乎寻常，因此作为物体的存在感已丧失殆尽，从中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余温。所有的血肉、记忆、体温尽皆荡然无存。额头中间有个手感粗糙的小坑，我把指头贴在坑上摩挲着观察了半天，推想可能是角被拔除的遗痕。

“是镇上独角兽的头骨吧？”我试着问。

她点点头，静静地说：“古梦就渗入这里边被封闭起来了。”

“从这里可以读出古梦？”

“这就是读梦人的工作嘛。”

“读出来的梦怎么处理好呢？”

“无所谓处理，只消读出来就行了。”

“这可不大好明白。”我说，“从中读取古梦这点我明白，但就此为止却叫人莫名其妙。若是这样，我觉得这工作毫无意义。大凡工作总该有个目的才是——譬如把梦抄写出来，依序整理分类。”

女孩摇摇头：“至于意义，我也解释不好意义在哪里。我想你只要不断读下去，恐怕就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出来。但不管怎样，意义那东西对你的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我把头盖骨放回桌面，从远处再次审视，令人联想起虚无的深深的沉默将头骨整个包笼起来，但是这沉默并非来自外部，而有可能如烟雾一般从头骨内部喷涌而出。总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沉默，简直像要把头骨紧紧连接在地球的核心。头骨则默然无语，径自把没有实体的视线投向虚空的一点。

越看我越强烈地感到这头骨在向我诉说什么，周围甚至漾出令人伤感的气氛。而我却不能将充斥于此的伤感对自己准确地表达出来。我已经失去贴切的语言。

“读就是了。”说着，我再次把桌上的头骨拿在手里，用手心测了测重量。“反正我好像已别无选择。”

女孩微微一笑，从我手里接过头骨，用双层抹布小心擦去表面的灰尘，使其增加了亮度，又放回桌面。

“那好，向你说一下古梦的读法。”她说，“当然，我只是做个样子，实际上是读不出来的，能读出来的仅限于你。好好看着：首先头骨要正面对着自己，两手的指头轻轻放在太阳穴位置。”

她把手指贴在头骨两侧，强调似的看着我。

“其次，定定地注视头骨前额。注视时不要用力，要轻轻地、柔和地，但不能移开视线，无论怎么晃眼都不能移开。”

“晃眼？”

“嗯，是的。盯视之间，头骨开始发光发热，你可以用指尖静静触摸那光线，那一来你就可以读取古梦了。”

我在头脑里把女孩说的顺序重复一遍。我无法想象她所说的光是怎样一种光，感触如何，但大致顺序已了然于心。在久久凝视她放在头骨上的纤细手指的时间里，一股强烈的感觉向我袭来——以前我恍惚在某处看过这头骨！那如被漂洗过的骨骼的白色和额头的小坑，使我产生了奇妙的心灵震颤，一如第一次目睹女孩面庞之时。至于这是准确的记忆断片，还是时间和空间的瞬间扭曲带来的错觉，我无从判断。

“怎么了？”女孩问道。

我摇摇头：“没怎么，想点事情。你刚才说的顺序我想可以记住。往下只剩下实际操作了，是吧？”

“先吃饭吧。”她说，“工作起来可就挤不出时间了。”

她从里面小厨房端来一只锅，放在炉上加温。锅里是杂烩菜，有元葱和马铃薯。不一会，锅热了，发出惬意的声响。女孩把菜盛进盘子，连同夹有核桃仁的面包一起端上桌来。

我们相对而坐，一声不响地往嘴里送东西。饭菜本身很简单，调味料也全是我过去从未尝过的，但决不算坏，吃罢觉得全身暖融融的。接着来了热茶，深色，带有中草药般的苦味。

读梦并不像女孩嘴上说的那么轻松自在。那光线实在过于细弱，且如迷宫一样紊乱，不管怎样往指尖集中精力都无法顺利触摸下去。但我还是能在指尖清楚地感觉出古梦的存在，它犹如向前涌动的图形序列。可是我无法将其作为明确的形象加以把握，只不过感觉到它的确存在而已。

当我好歹读罢两个梦时，时间已过了十点。我把释放出古梦的头骨还给女孩，摘下眼镜，用手指慢慢揉了揉早已滞涩的眼球。

“累吧？”女孩问。

“有点儿。”我回答，“眼睛还不适应，看着看着，眼睛就把古梦的光吸了进去，以至脑袋里开始作痛，尽管痛得不很厉害。总之眼睛变得模模糊糊，没有办法紧盯不放。”

“起初都是如此。”她说，“一开始眼睛是不习惯，很难读得顺利，但不久就会习以为常。别担心，慢慢干一段时间再说。”

“怕是那样为好。”

把古梦放回书库后，女孩开始做下班的准备。她打开炉盖，用小铲把烧得通红的煤块取出，放进装有细沙的桶里埋好。

“不能把疲劳装在心里。”她说，“我妈妈总是这样告诉我。她说身体或许对疲劳奈何不得，但要使心解脱出来。”

“完全正确。”

“不过说实话，我还不大懂得心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它的准确含义，不明白该如何使用，仅仅记住这个字眼罢了。”

“心不是使用的。”我说，“心只是存在于那里，同风一样，你只要感觉出它的律动即可。”

她盖上炉盖，把搪瓷壶和杯子拿去里边冲洗，洗罢穿上蓝得如同被切割下来后长久失去原来记忆的一方天宇的粗布外套，若有所思地在已熄火的炉前伫立良久。

“你是从别处来这里的？”女孩忽然想起似的问。

“是的。”

“那里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对不起，实在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好像在身影被剥夺时关于古老世界的记忆也一起不知去向了一样。反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可懂得什么是心？”

“我想是懂得的。”

“我妈妈也曾有心来着，”她说，“不料在我七岁时消失了。这肯定因为妈妈和你同样拥有过心。”

“消失？”

“嗯，是消失。不过不谈这个了。在这里谈论消失的人是不吉利的。讲讲你住过的地方，一两件总想得起来吧？”

“想得起来的只有两件。”我说，“一是那里没有围墙，二是我们都是拖着影子走路的。”

不错，我们是拖着影子走路的，而我来到这里时，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影子交给看门人保管。

“带着影子是不能进入这座镇子的。”看门人说，“或者舍弃影子，或是放弃进镇，随你选择。”

于是我舍弃了影子。

看门人叫我站在门旁空地上。下午三时的太阳将我的身影清清楚楚地印在地面。

“老实别动！”说着，看门人从衣袋里掏出小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影子与地面间的空隙，忽左忽右地划动了一会，便把身影利利索索地从地面上割去了。

影子抵抗似的略微颤抖了几下，但由于已同地面分离，最后还是没了气力，瘫软地坐在凳子上。离开身体的影子看上去要比预想的寒伧得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看门人收回刀刃，同我一起久久注视着脱离本体的影子。

“如何，独立后的影子挺怪的吧？”他说，“影子那玩意儿毫无用处，徒增分量而已。”

“抱歉，看来不得不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了。”我凑到影子旁边说道，“原本没这个打算，实在是迫不得已。你就暂时忍耐一下，一个人待在这里，好么？”

“暂时指多长时间？”影子问。

我说不知道。

“往后你怕是要后悔的吧？”影子低声说，“详细的我倒不清楚，不过人和影子分开，总像不大对头。我觉得这里有问题，这个场所也有问题。人离开影子无法生存，影子离开人也无以存在。然而我们两个却在两相分开的情况下安然无事，这肯定有问题。你就不这样认为？”

“我也认为确实不自然。”我说，“但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一切都不自然。在不自然的地方，只能迁就不自然，别无良策。”

影子摇摇头：“纯属大道理，可大道理我以前就懂。这里的空气不适合我，跟其他地方的空气不一样，对我对你都没有益处。你不应该抛弃我。这以前我们两个不是合作得很好吗？干嘛偏要把我甩掉？”

归根结蒂，事情为时已晚。影子已经被人从我身上剥离掉了。

“过些日子安顿下来，我再来领你。”我说，“这终归是权宜之计，不至于长此以往。两人总还会朝夕相伴的。”

影子低低喟叹一声，用有气无力的散焦的目光向上看着我。午后三时的太阳照着我们两人。我失去了影子，影子失去了本体。

“那恐怕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推测罢了。”影子说，“事情不会称心如愿的。我总有一种不良预感。还是找机会逃离这里，两人一起重返原来的世界！”

“老地方回不去了，不晓得如何回去。你也同样不晓得吧？”

“眼下是这样。但我要全力找出回去的途径。我想时常跟你谈谈，什么时候来见我？”

我点点头，手放在影子背上，然后往看门人那里走去。我同影子交谈的时间里，看门人一直在拾广场上的石子，把它们扔到与人无碍的场所。

我一到身旁，看门人便用衬衣襟擦去手上沾的白土，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背部。我分辨不出这是亲密程度的表现，还是为了让我认识其手力的强劲。

“你的影子我来小心保管就是。”看门人说，“一日三餐保证供应，每天还让外出散步一次，所以你只管放心，根本用不着担心。”

“可以时常相见么？”

“这个嘛，”看门人说，“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无拘无束，但也不是不可以见面，如果时机到来，情况允许，我有兴致的话。”

“要是我想请你归还影子，结果会怎么样呢？”

“看来你还不大明白这儿的体制。”看门人依然把手放在我背部，“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有影子，一旦进来就再也不得出去。也就是说，你刚才的问话毫无意义。”

这么着，我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走出图书馆，我提出送女孩回家。

“不必送我，”她说，“我不怕夜黑，再说又和你住的方向相反。”

“很想送送。”我说，“好像挺兴奋的，回去也不能马上入睡。”

我们两人并肩向南走过旧桥。仍然带有寒意的春风摇曳着河中沙洲的柳枝，直剌剌泻下的月光为脚下的卵石路镀上一层闪亮的银辉。空气湿润润沉甸甸地在地面往来徘徊。女孩把一度松开的头发重新扎成一束，往前盘了一圈后塞到风衣里面。

“你的头发非常漂亮。”我说。

“谢谢。”

“过去也有人夸过你的头发？”

“没有，你是第一个。”

“被人夸是怎样一种心情？”

“不知道。”她望着我的脸，双手插在风衣袋里，“我知道你在夸我的头发，但实际并不完全如此。我的头发在你心中构成了别的什么——你莫不是在说那个吧？”

“不不，我是在说你的头发。”

女孩淡淡一笑，仿佛在空中寻觅什么。“别见怪，我只是还不大习惯你的说话方式。”

“没关系，很快就会习惯的。”我说。

女孩的家在职工住宅区。这个区位于工厂区的一角，颇有些荒凉。其实厂区本身也一片凄凉光景。往日大运河绿水盈盈，货轮和游艇往来穿梭，如今已水门紧闭，水干见底的河段随处可见。白花花硬邦邦的泥块，犹如巨大古生物布满皱纹的死尸一样鼓胀出来。河岸用来装卸货物的宽大石阶现已派不上用场，惟见丰茂的杂草顺着石缝盘根错节。旧瓶子和生锈的机器零件在泥土中探头探脑，平甲板的木船在一旁日益腐朽。

运河岸边，寂无人息的废工厂接连不断。门扇紧闭，窗口玻璃荡然无存，墙壁爬满常春藤，安全楼梯的扶手锈迹斑斑，杂草丛生。

穿过沿河排列的工厂，便是职工住宅。清一色是五层旧楼。女孩告诉我：原本是有钱人住的格调典雅的公寓，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已被分割成条条块块，供贫苦的职工居住。但这些职工今天已不是职工，他们赖以就业的工厂差不多都已关门大吉，一身技术也已无用武之地，顶多按照镇上的要求做一点零碎活计。女孩的父亲也是职工中的一员。

过得运河最后一座带有矮扶手的石桥，便是女孩家所在的地段。楼与楼之间以长廊连接，使人联想起中世纪攻城用的云梯。

时近午夜，几乎所有的窗口都已没了灯火。她拉着我的手，活像逃避头上吃人巨鸟的视线似的，快步穿过迷宫样的甬路，随后在一栋楼前站定，向我道声再见。

“晚安。”

言毕，我一个人走上西山坡，返回自己的住处。

7

冷酷仙境

——头骨、劳伦·巴考尔、图书馆

我是乘出租车回到住处的。走到外面时天已黑尽，街上到处挤满了下班的男男女女，加之细雨霏霏，好半天才拦住一辆出租车。

即便不遇上这种情况，我拦出租车也颇费时间。为了避开危险，我要至少放过两辆空车才行。据说符号士们往往开出几辆伪装的出租车，把刚刚结束工作的计算士挟上车去，直接拉去什么地方。这当然不过是传闻，无论我还是身边任何人都未有过如此遭遇，不过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因此，平时我尽可能利用地铁或公共汽车。但此时实在人困马乏，况且天又下雨，一想到要挤傍晚正值下班高峰时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便觉不寒而栗，于是花时间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车当中好几次险些昏睡过去，勉强咬牙挺住。心想车上万万睡不得，在车上睡过于危险，要睡等回到住处睡个够好了。

这样，我把精神集中在车内收音机中的棒球赛转播上。职业棒球我不大懂行，姑且决定声援正在进攻的一方，而怨恨防守的球队。可惜我声援的队以一比三落后。从二出局二垒倒击中两球，但由于奔跑的人在二三垒间失足跌倒，以致成为三出局，未能得分。解说员大为惋惜，我也感同身受。谁都可能忙中跌倒，但不该在棒球比赛当中跌倒在二三垒之间。或许士气受此影响，投手竟对对方的一号击球员投出自讨苦吃的直球，结果被对手往左打入本垒，以一比四失利。

车开到我公寓跟前时，比分仍是四比一。我付了车费，抱着帽盒和昏昏沉沉的脑袋推门下车。雨差不多已经停了。

信箱里什么邮件也没有，录音电话也没留下口信，看来没有一个人有求于我。也好，我也无求于任何人。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冰块，做了一大杯加冰威士忌，又放了少许苏打，然后脱衣上床，靠在床背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酒来。虽说现在昏昏欲睡，但这一天中最后的美好节目却是省略不得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上床到入睡前的这短暂时刻，一定要拿饮料上床，听听音乐或看看书。我分外钟爱这一片刻，如同钟爱美丽的黄昏时分的清新空气。

威士忌刚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电话机放在离床头两米多远的圆形茶几上。好容易才钻上床，我实在懒得特意起身走过去。因此只是呆呆地注视着那电话机不动，任凭它响个不停。铃响了十三四遍。我满不在乎。过去的动画片上，曾有过电话机随着铃响而瑟瑟发抖的场面，其实根本没那回事。电话机稳稳当当地伏在茶几上，任由铃响不止，我则边喝威士忌边看着它。

电话机旁边放着钱夹、小刀和作为礼物拿回来的帽盒。我蓦地想道：此刻是不是该打开看看里面是何货色，说不定应放进电冰箱，也有可能是活物，或者是稀世珍品也未可知。问题是我实在累得一塌糊涂，况且，若果真如此，对方也该向我负责地交代一句才合情理。等电话铃响完，我一口喝干剩下的威士忌，熄掉床头灯，闭起双眼，旋即，睡意如同一张早已张口以待的黑色巨网自天而降。我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管它三七二十一。

睁眼醒来，四下若明若暗。时针指在六点十五分。我弄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便穿上裤子走到门外，往隔壁房间门上看了看：门上插着一份晨报，由此知道现在是早上。订报在这种时候大有好处，看来我也该订份报纸才是。

就是说，我几乎睡了十个钟头。本来身体还在要求休息，加上反正今天整日无事，再睡一觉其实也无所谓。但我还是决心起床。同崭新的纤尘不染的太阳一同醒来时的惬意之感是任凭什么都无法替代的。我用淋浴精心洗罢身体，刮了胡须，又一如往常地做了大约二十分钟体操，开始吃现成的早餐。电冰箱里已空空如也，需要补充食品。我坐在厨房餐桌前，一边喝橘汁，一边用铅笔在便笺上开列购物清单，一页写不下，又写了一页。反正超级商场尚未开门，外出吃饭时顺便采购即可。

我把卫生间衣篓里的脏衣物扔进洗衣机，拧开水龙头哗哗啦啦洗网球鞋。这当儿，我陡然想起老人送的那件谜一样的礼物，于是把右脚那只尚未洗完的网球鞋扔在一边，用厨房毛巾擦擦手，折回寝室拿起帽盒。较之体积，盒子依然那么轻，轻得令人不无生厌，委实轻得出格。有东西触动了我头脑中的那根弦。这并非有什么具体根据，不妨说只是一种职业性敏感。

我转身环视房间。房间静得出奇，仿佛声音已被消除殆尽。我试着咳嗽一声，咳嗽声倒还真真切切。我掏出小刀，用刀背敲敲茶几，同样橐橐有声。一旦体验过消音事件之后，一段时间里总是难免对寂静疑神疑鬼。打开阳台窗扇，车声鸟鸣随即传来，我这才一阵释然。进化也罢什么也罢，世界还是得充满各种音响才对头。

接着，我用小刀划开包装胶带，划得很小心，以防损伤里面的东西。盒的最上边塞满揉成一团团的报纸。我展开两三张看了看，全是三周前的《每日新闻》，不见任何特征，便从厨房里拿来塑料垃圾袋，将报纸一古脑儿扔了进去。报纸着实塞了不少，足有两个星期的份数，无不是《每日新闻》。除掉报纸，下面是小孩小指大小的软绵绵的东西，不知是聚乙烯还是泡沫塑料。我用双手捧起，一捧接一捧放进垃圾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虽不晓得，麻烦事却是添了不少。去掉一半聚乙烯或泡沫塑料之后，从中又落出一个报纸包。我不由有些厌烦，折回厨房从冰箱里拿来一罐可口可乐，坐在床沿不紧不慢地喝着，用小刀尖不经意地削着指甲。阳台飞来一只黑胸脯小鸟，像往常一样咚咚有声地啄食茶几上散落的面包屑。一个祥和的清晨。

不久，我又鼓起精神面对茶几，从盒中轻轻掏出报纸包裹的物体。报纸上左一圈右一圈地缠着胶带，使人联想起一件现代派美术作品，形状如同长得细长的西瓜，仍无重量可言。我把盒子和小刀从茶几上撤去，在宽大的茶几上小心翼翼地剥去报纸，里面出现的竟是一块动物头骨。

莫名其妙！老人怎么居然想到我会为接受一块头骨而兴高采烈呢？何况以动物头骨送人一事本身就已相当荒唐，无论怎么看都断非神经正常者所为。

头骨的形状与马相似，但尺寸比马小得多。总之，根据我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判断，这头骨应当存在于生有蹄甲、面部狭长、食草而又个头不很大的哺乳动物的肩上，这点大致不会有误。我在脑海中推出几种此类动物：鹿、山羊、羊、羚羊、驯鹿、驴……此外也许还有一些，但我已无从想起。

我决定暂且把头骨放在电视机上，虽然不大雅观，可又想不出其他位置。若是海明威，必定把它同壁炉上的大鹿头并放在一起，而我这房间当然没有什么壁炉。别说壁炉，连地柜也没有，鞋柜也没有。因此除了电视机，再没有可放这莫名其妙的头骨的位置了。

我把帽盒底所剩的填充物统统倒进垃圾袋，发现最下面有个同样用报纸包着的细细长长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老人用来敲头骨的不锈钢火筷。我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火筷与头骨相反，沉甸甸的，且颇具威严，恰如威廉·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用的象牙指挥棒。

我情不自禁地拿着火筷站在电视机前，轻轻敲了敲动物头骨的额头部位。“咕”——一声类似巨犬鼻音的声响。我本来预想的是“嗵”或“砰”那样硬物相撞之声，因此可以说颇感意外，但毕竟不便因此而说三道四。既然作为现实问题发出的是如此声响，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一来声音不至于因说三道四而出现变化，二来纵使出现变化也不会带来整个情况的转变。

头骨看得厌了敲得烦了，我离开电视机坐在床沿，把电话机放在膝头，拨动“组织”正式代理人的电话号码，以确认工作日程。负责我的人接起电话，说四天后有一项任务，问我有无问题。我说没有，为确保日后万无一失，我很想向他强调使用“模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说来话长，只好作罢。反正文件正确无误，报酬也够可观，而且老人说过为了保密未曾通过代理人，没有必要弄出节外生枝的事来。

况且从个人角度说我不大喜欢负责我的这个人。此君三十光景，瘦瘦高高，总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我可不愿意使自己陷入必须同这等人物交涉棘手事的境地，除非万不得已。

三言两语商谈完事务性工作，我放下电话，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一罐啤酒，放录像带看亨佛莱·鲍嘉的《拉戈岛》。我非常喜欢里边的劳伦·巴考尔。《射击能手》里的巴考尔固然不坏，但我觉得《拉戈岛》中的她似乎多了一种其他作品里所见不到的特殊气质。为了弄清到底是怎样的气质，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但终究未得出正确答案。或许类似一种将人这一存在简单化所需要的寓言性。我无法断言。

老实看录像的时间里，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电视机上的动物头骨处。这么着，我再也不能如平时那样聚精会神地盯视画面了。我在片中飓风来临时关掉录像，转而边喝啤酒边愣愣地看电视机上的头骨。凝眸之间，我发觉对那头骨似乎有点印象，可又全然想不出究竟是怎样一种印象。我从抽屉里掏出T恤，把头骨整个罩起，继续看《拉戈岛》。这才总算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劳伦·巴考尔身上。

十一点，我走出公寓，在车站附近的超级商场随手买了些食品，又去酒店买了红葡萄酒、汽水和橘汁，接着在洗衣店取了一件上衣和两条床单，在文具店买了圆珠笔、信封和信笺，在杂货店买了纹路最细的磨石。还到书店买了两本杂志，在电器商品店买了灯泡和盒式磁带，在照相馆买了拍立得照相机用的胶卷，顺路进唱片店买了几张唱片。结果我这辆小型车的后座给购物袋堆得满满的。我大概是天生喜欢购物吧，偶尔上街一次，每次都像十一月的松鼠一样买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物品。

就拿我这辆车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购物车。所以买车，就是因为购物太多拿不过来。当时我抱着购物袋，走进刚好撞见的旧车出售场，发现车的种类实在令人眼花缭乱。我不大喜欢车，加之不懂行，便说什么样的无所谓，只想要一辆不是很大的。

接待我的中年男子为便于决定车种，拿出了很多样本给我看。我告诉他自己没心思看什么样本，我需要的纯属购物车，既不跑高速公路，又不拉女孩子兜风，更不为全家旅行之用。既不需要高效引擎，又无需空调无需随车音响无需天窗无需高性能轮胎。要的只是转弯灵活、少排废气、噪音不大、故障不多、足可信赖、性能良好的小型车，颜色以深蓝色为最佳。

他推荐的是一辆黄色小型国产车。颜色诚然不甚理想，但坐上一试性能不坏，转弯也相当敏捷，设计简练毫无多余设备这点也适合我的口味，而且由于是旧款样车，价格也便宜。

“车这东西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中年推销员说道，“不客气地说，人们头脑都有点神经兮兮。”

我说我也有同感。

这样，一辆购物专用车到手了。很少用于购物以外的目的。

采购完毕，我把车开进附近一家餐馆停车场，要了啤酒、鲜虾色拉和洋葱片，一个人闷头吃着。虾太凉，洋葱片水分过大。我环顾一圈餐厅，没有发现哪个食客抓住女侍发牢骚或往地板上摔碟摔碗，便也不声不响地一扫而光。有期望才有失望。

从饭店窗口可以看见高速公路。路上各种颜色和型号的汽车奔流不息。我一边看车，一边回想昨天打交道的奇妙老人和他的胖孙女。无论怎样善意地看，我觉得两人都是远远超越我想象的另一个异常世界的居民。那傻里傻气的电梯，那壁橱后面巨大的洞穴，那夜鬼那消音作业，没有一样不异乎寻常。不仅如此，还居然把动物头骨作为回家礼物送给我。

饭后等咖啡的时间里，由于闲得无聊，我逐一回想了胖女郎身上的有关部位——方耳环、粉红色西服裙、高跟鞋，以及腿肚和脖颈的脂肪附着状况、面部神态等等。我可以使以上每个细节历历浮现在眼前，然而当把这些归纳为一个整体时，其印象却意外地依稀起来。我猜想这恐怕是最近我未同胖女性睡过觉的缘故，惟其这样，我才无法完整地想象出胖女性的身段。我最后一次同胖女性睡觉，已是差不多两年前的事了。

但正如老人所说，同样是胖，而胖法却千差万别。往日——大约是发生联合赤军事件那年——我曾同一个腰和大腿胖得堪称离谱的女孩睡过。她是银行职员，我们经常在窗口面面相觑，一来二去便亲切地搭起话来，一道出去喝啤酒，顺便睡了。直到同她睡觉时我才发觉她的下半身委实胖得超乎常规。因为，平时她总是坐在柜台里面，根本瞧不见其下半身。她解释说是学生时代一直打乒乓球造成的，我却不明了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从未听人说打乒乓球只胖下半身。

不过她胖得极富魅力。把耳朵贴在她胯骨上，竟觉得像在天晴气清的午后睡在春日原野一般。大腿绵软得如干爽的棉絮，顺势划一个轻盈盈的弧形可以静静地通往隐秘之处。我一赞美她的胖法——我每次遇到开心事都马上出声赞赏——她便说一句“真的吗”，看样子不大信以为真。

自然也同浑身胖得不成体统的女性睡过，同全身长满结结实实肌肉的女性也睡过。前一个是电子琴教师，后一个是天马行空的文体评论家。的确，胖法林林总总，各有千秋。

在同如此众多女子睡觉的过程中，人似乎越来越具有学术性倾向。性交本身的欢愉随之一点点减退。当然，性欲本身无所谓学术性。然而性欲若沾着特定水路而上，前头势必出现性交这一瀑布，作为其结果将抵达充满某种学术性的瀑布渊源，在此期间，将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生出由性欲直达瀑布渊源的意识线路。但归根结蒂，这一切或许只是我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

我不再围绕胖女郎的裸体想入非非，付罢款离开餐馆，然后走到附近的图书馆。参考文献室的桌旁坐着一个苗条的长发女孩，我问她有没有关于哺乳类动物头盖骨的资料。女孩正专心看一本袖珍读物，此时扬起脸来看着我：

“什么？”

“关于哺乳类动物、头盖骨的、资料。”我一字一板地重复一遍。

“哺乳类动物头盖骨。”女孩像唱歌一般鹦鹉学舌道。经她如此一说，听起来绝对像一首诗的标题——俨然诗人在朗读诗之前向听众宣布标题。我暗自思忖：莫非她谁来询问都要如此重复一句不成？

木偶剧发展史

太极拳入门

——我想，倘若真有如此标题的诗，倒也饶有兴味。

女孩咬着下唇沉吟片刻，说道“请等一下，查查看”，便迅速向后一转，在电脑键盘打下“哺乳类”三字。于是屏幕上出现二十多个书名。她用光笔消去其中的三分之二，尔后储存下来，这回打出“骨骼”一词。随即现出七八个书名。她只留下其中两个，排列在所储书名的下面。图书馆也不同以往了，借阅卡装在纸袋里贴于书后页的时代竟如一场梦。我曾特别喜欢在小时候用过的借阅卡上寻找借书日期来着。

女孩动作娴熟地操作键盘的时间里，我一直打量着她苗条的背和长长的黑发。我相当困惑，不知是否该对她怀以好意。她容貌俊俏，态度热情，头脑似也不笨，而且讲话像朗诵诗歌的标题。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对她怀有好意。

女孩按下复印键，将电脑显示屏上的内容打印下来递给我，说：“请从这九册中挑选。”

1. 《哺乳类概论》

2. 《图解哺乳类》

3. 《哺乳类的骨骼》

4. 《哺乳类动物史》

5. 《作为哺乳类的我》

6. 《哺乳类的解剖》

7. 《哺乳类的脑》

8. 《动物骨骼》

9. 《谈骨骼》

我的借书卡最多可借三册，我挑选了二、三、八三册。《作为哺乳类的我》和《谈骨骼》等估计也很有趣，但同眼下的问题似无直接关系，留待日后再借不迟。

“十分抱歉，《图解哺乳类》禁止带出，不能外借。”女孩边说边用圆珠笔搔太阳穴。

“喂喂，”我说，“此书事关重大，就请借我一天好吗？保证明天上午归还，不会给你添麻烦。”

“可图解系列受人欢迎，再说事情一旦暴露，上边的人肯定要狠狠训我。”

“就一天，没那么快暴露。”

女孩左右为难，踌躇了好一会。她把舌尖贴在下齿内侧，舌尖粉红，极为动人。

“OK，就借你一次，下不为例。明天上午九点半前务必带来！”

“谢谢。”

“不客气。”她说。

“我想对你表示一点私人的谢意，你喜欢什么？”

“对面有‘三十一种冰淇淋’，能买来一支？双头圆筒形，下边是意大利奶酪，上边是咖啡——可记得住？”

“双头圆筒形，上边是咖啡，下边是意大利奶酪。”我确认一遍。

之后，我走出图书馆，朝“三十一种冰淇淋”那里走去，她则到里面为我取书。我买好冰淇淋回来时，女孩尚未转出，我只得手拿冰淇淋在桌前乖乖等候。不巧的是，凳子上正有几个看报纸的老人，好奇地轮番看着我的脸和我手上的冰淇淋。好在冰淇淋十分坚挺，不至于马上溶化。问题是不吃冰淇淋而仅仅拿着不动，看起来未免如一尊被弃置的铜像，令人心里格外不是滋味。

桌面上她已开读的袖珍书活像一只熟睡的小兔趴着。书是H·G·威尔斯的传记《时间旅人》下册。看来不是图书馆的，是她自己的书。书旁排列着三支削得整整齐齐的铅笔，此外还散放着七八个回形针。为什么到处都有回形针呢？实在不得其解。

或许是由于某种缘故而致使回形针满世界流行，也可能纯属偶然，而自己却过于耿耿于怀。不过，我总觉得这有欠自然，有些不合常理。这回形针简直就像早有预谋似的，散落在我所到之处的最显眼位置。是有什么碰上了我头脑中的弦。近来碰上那根弦的东西实在太多——野兽头骨、回形针，不一而足，其中似乎有某种关联，但若问野兽头骨同回形针之间有何关联性，却又浑然不觉。

一会，长发女孩捧着三本书转来。她把书递给我，反过来从我手中接过冰淇淋。为了不使外人瞧见，她在柜台里面低头吃着。从上面俯视，其脖颈一览无余，十分好看。

“太谢谢了。”

“该谢你才是。”我说，“对了，这回形针是干什么用的？”

“回形针？”她唱歌似的重复道，“回形针就是固定纸张用的呀，你不知道？哪里都有，谁都在用。”

确系如此。我道过谢，夹起书走到图书馆外面。回形针哪里都有，花一千元足可买到一辈子的用量。我跨进文具店，买了一千元的回形针，返回住处。

一进房间我就把食品收入电冰箱。肉和鱼用保鲜纸严实包好，该冷冻的送进去冷冻。面包和咖啡豆也冷冻起来。豆腐放进盛着水的大碗。啤酒也放进电冰箱，蔬菜把旧的摆在前面。西服挂在立柜里，洗洁剂摆在厨房木架上面。最后，把回形针撒在电视机上的头骨旁边。

奇妙的搭配。

奇妙得犹如羽绒枕和搅冰勺、墨水瓶和莴苣一类组合。我走上阳台，从远一点的地方望了望，得到的仍是同样印象，找不见任何共通点。然而，在某处应该有我所不知道或想不起来的秘密通道相连着。

我坐在床沿上，久久地盯视电视机，但什么都无从想起，惟觉时间倏忽逝去。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右翼宣传车从附近驶过。我很想喝威士忌，但还是忍了。眼下必须开动完全清醒的头脑。不一会，右翼宣传车又转回原路，大概跑错路了。这一带的路弯弯曲曲，不易辨认。

我泄气地站起身，坐在厨房桌前翻了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决定首先查阅草食性中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再逐一确认其骨骼。草食性哺乳动物的数量之多远远出乎我的预料，光是鹿就不下三十种。

我从电视机上面拿来那块头骨，置于餐桌上，对照书上的每一幅画加以比较。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对照看了九十三种动物的头盖骨，但没有任何一种同桌上的相吻合。在这方面我也陷入了困境。我合上三本书，叠放在桌面一角，扬起双臂伸个懒腰。一筹莫展。

我索性歪倒在床，看约翰·福特导演的录像带《沉默的男子》。正看着，门铃响了。透过门上的猫儿眼一瞧，见外面站着一个身穿东京煤气公司制服的中年男子。我打开门（没解防盗链），问有何事。

“煤气定期检查，看有无泄漏。”男子道。

“等等。”我应了一声，返回卧室把桌上的小刀揣入裤袋，这才打开门。定期检查煤气的人上个月刚刚来过。此人的神态总有些不大自然。

但我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继续看《沉默的男子》。那男子先用血压计样的仪器测试一下卫生间里的煤气，之后拐进厨房。厨房餐桌上依然摆着那块骨头。我开大电视音量，蹑手蹑脚走到厨房门口一看，不出所料，男子正要把头骨塞进黑塑料包。我亮出刀刃，飞身跃入厨房，绕到男子后面一把掐住其脖子，把刀刃对准其鼻下。男子赶紧把塑料包扔在桌上。

“没别的意思。”男子声音颤抖地辩解，“一看就恨不能马上搞到手，所以就装到包里去了。纯属心血来潮。请饶了我吧！”

“不饶！”我说，还从没听说过有哪个煤气检测员看见人家厨房餐桌上的动物骨头就心血来潮得想据为己有。“要是不从实招来，看我割断你的喉咙。”在我听来，这话无疑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但男子却无此感觉。

“对不起，我老实交代，请高抬贵手。”男子说，“其实是有人告诉我偷来这东西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当时我正走路，突然贴上来两条汉子，问我想不想打工，随手给了我五万元，又说如果偷成功再给五万。作为我也不想干这勾当，但见其中一个长得牛高马大，若说个‘不’字难保不倒大霉，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干了。求你别杀死我，我有两个上高中的女儿。”

“两个都上高中？”我觉得不大对头，问道。

“是的，一年级和三年级。”

“噢，哪所高中？”

“大的在都立志村高中，小的在四谷双叶。”男子回答。

搭配倒不自然，但惟其如此，才有真实性。于是我决定相信男子的话。

为慎重起见，我依然把刀刃贴着他的脖颈，从其裤后口袋里掏出钱夹看里面装的什么。现金六万七千元，其中5万元是顶呱呱的新钞。此外有东京煤气公司的职员证和全家彩照，彩照上两个女儿穿的都是新年盛装，长相都不算特别漂亮，而且个头不相上下，分不清哪个在志村哪个在双叶。还有巢鸭至倍浓町区间的电车月票。由此看来，此人不像为非作歹之徒，我收起刀将他放开。

“可以走了。”我把钱夹还给他。

“谢谢！”男子说，“可往下怎么办呢？拿了人家钱却空手而归。”

我说我也不知怎么办。符号士们——想必对方是符号士——往往随机应变地采取荒唐行动，他们故意如此，以免被人摸出其行动规律。他们或许会用小刀剜去这男子的双眼，也可能再犒劳五万元。天晓得他们的鬼把戏！

“一个长得牛高马大对吧？”我问。

“对对，体格十分了得，另一个瘦瘦小小，个头顶多一米五十。小个子穿着倒像模像样。不过哪个都一看上去就不地道。”

我指点他如何从停车场走往后门。公寓后门连接的是条狭窄的胡同，从外面很难发现。弄得好，有可能瞒过那两人直接回家。

“真是太感谢了。”男子得救似的说，“请别把此事告诉公司好么？”

我告诉他绝不声张就是，说罢放他出门，扣好锁，加上铁链，然后坐在厨房椅子上，把收回刀刃的小刀放在桌面，从塑料包里取出头骨。有一点显而易见：符号士们正在对这头骨虎视眈眈。这就是说，头骨对他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眼下，我同他们处于僵持阶段。我拥有头骨却不知其含义，他们知其含义——或猜得其大概——却不拥有头骨。势均力敌，彼此彼此。我现在可以选择两种行动。一是同“组织”取得联系，说明情况，请其保护我不受符号士威胁或将头骨转移到其他地方，二是同那个胖女郎取得联系，求她解释头骨的含义。但我不大情愿现在就把“组织”拖入同一境地，如若那样，我很可能受到恼人的盘问。我实在不善于应付庞大的组织，那里刻板守旧，蠢货甚多，格外让人费时费力。

同胖女郎联系实际上也难以办到。我不知道她事务所的电话号码。直接去办公楼倒不失为一策，问题是现在出门有危险，况且那办公楼戒备森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不可能轻易让我进去。

最终，我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

我拿起不锈钢火筷，再次轻轻叩击头骨的顶部。“咕”，声音一如前次，且透出一丝凄楚意味，宛如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动物的悲鸣。何以发出如此奇妙的声响呢？我将头骨拿在手上细细观察，并再一次用火筷轻敲，结果还是那声“咕”。细看之下，声音似乎发自头骨的某个部位。

一连敲了几次，终于找出其准确位置——那“咕”的一声，原来是从头骨前额那个直径约两厘米的浅坑中传出的。我用指肚往坑内轻轻一摸，觉得多少有点粗糙，不同于普通骨头，好像被人强行拧掉什么之后形成的。什么呢？譬如角……

角？

果真是角，那么我手中的便是独角兽的头骨。我重新翻开《图解哺乳类》，试图找出一角仅存的哺乳动物。然而一无所获。惟有犀牛勉强类似，但从大小和形状来看，不可能是犀牛头骨。

无奈，我只好从电冰箱里拿出冰块，兑在国产O牌威士忌里喝着。天已暮色沉沉，喝酒似也未尝不可。接着，又吃了盒龙须菜罐头。我最喜欢白色龙须菜，很快一扫而光。又把熏牡蛎夹在面包里吃了。最后喝了第二杯威士忌。

我决定姑且把这头骨的昔日持有者视为独角兽。否则事情很难进展。

我得到了独角兽头骨

我心里暗暗叫苦。为什么屡屡发生此等莫名其妙的事呢？我难道做了什么坏事不成？自己不过是个极为讲究现实且独善其身的计算士而已。既无甚狼子野心，又不贪得无厌。既无妻室，又没有朋友没有恋人。我只是想攒钱，多多益善，等从计算士任上退下之后学学大提琴或希腊语，优哉游哉地打发余生。而眼下偏偏同独角兽和声音消除之类不伦不类的东西纠缠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喝干第二杯加冰威士忌，我走进卧室翻阅电话号码簿，给图书馆打电话，说要找参考文献室负责借阅的人。十秒钟后，那个长头发女孩出来接起。

“《图解哺乳类》。”我说。

“谢谢你的冰淇淋。”女孩道。

“不用谢。”我说，“对了，现有一事相求，可以么？”

“相求？”她反问，“那要看求的是哪一类事。”

“求你查阅一下独角兽。”

“独角兽？”她重复一遍。

“求不得的？”

沉默持续片刻。估计她在咬着下唇沉思。

“查独角兽的什么呢？”

“全部。”

“跟你说，现在已经四点五十了，闭馆前忙得团团转，哪里查得过来。为什么不能明天一开馆就来？独角兽也好，三角兽也好，明天来随便你怎么查，是吧？”

“十万火急，事关重大。”

“呃——重大到什么地步？”

“涉及进化。”我说。

“进化？”女孩复述一次，听起来毕竟不无吃惊。我猜测在她眼里，我恐怕不是纯粹的狂人便是发狂的纯粹人。但愿她选择后者，那样，或许多少可以对我怀有富于人情味的兴趣。犹如无声钟摆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会。

“进化？你指的是长达几万年的那种进化吧？我是不大明白，不过那玩意儿果真急得刻不容缓？连一天都等不得的？”

“进化既有长达数万年的进化，又有只需三小时的进化，很难在电话中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希望你相信：这的确事关重大，关系到人类新的进化！”

“就像《二〇〇一年太空漫游》那样？”

“一点不错。”我说。《二〇〇一年太空漫游》我已在录像机中看了好多次。

“嗳，你可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或是品质好的神经病或是品质坏的神经病，究竟算哪个你恐怕还在犹豫不决吧？我是有这个感觉。”

“基本正确。”

“从自己口中说出是不大好——其实我人品没那么糟糕。”我说，“说实话，我甚至算不上神经病。我固然多少有点偏激多少有点固执多少过于自信，但并非神经病。这以前被人讨厌倒有可能，但从未给人说成神经病。”

“或许。”她说，“不管怎样，说起话来还算条理清晰。人看上去也不那么坏，再说又吃了你的冰淇淋。也罢，今天六点半在图书馆附近的酒吧里见面好了，在那里把书交给你。这样可以吧？”

“可问题没那么简单。一句话，事情复杂得很，现在没办法离家走开。实在抱歉。”

“那么就是说，”女孩像在用指尖“嗵嗵”地叩击前齿，至少声音是如此。“你是要求我把书送你家里去啰？叫人难以理解。”

“坦率说来有这个意思。”我说，“当然不是要求，是请求。”

“利用人家的好意？”

“是的。”我说，“事情的确千头万绪。”

长久的沉默。但我知道这并非消音造成的——通知闭馆的《安妮·劳里》(1)旋律正在图书馆内回荡——是女孩在沉默。

“我在图书馆工作了五年，很少碰见像你这样厚脸皮的人。”她说，“居然叫人把书送上门去，何况才一面之交。你不觉得自己够厚脸皮？”

“的确觉得，但现在束手无策，走投无路。总之只能利用你的好意。”

“好了好了，”女孩说，“把去你家的路线告诉我可以吧？”

我一阵欣喜，赶紧把路线告诉给她。

(1)　苏格兰民歌。

8

世界尽头

——大校

“你恐怕已经失去了恢复影子的可能性。”大校边啜咖啡边说。如同长年习惯于向别人发号施令的人大多表现的那样，他说话时也是正襟危坐，下颏拘谨地向内收起。但他没有强加于人的意味。长期军旅生涯赋予他的，仅仅是一丝不苟的姿势、自高自大循规蹈矩的生活和堆积如山的回忆。作为邻居，大校可说是理想人选，他和蔼可亲，沉静内向，国际象棋也下得不俗。

“确实如看门人所说，”老大校继续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你收回自己影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只要你身在这个地方，就别想拥有影子，也别想离此而去。这镇子就是军队中所说的单向地穴，只能进不能出，除非镇子从围墙中解脱出来。”

“我压根儿没想到将永远失去影子，”我说，“以为不过是暂时性措施罢了。谁也没告诉我竟是这样。”

“这镇上任何人都不会告诉你什么。”大校说，“镇子以镇子特有的方式运转。至于谁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全与镇子无关。我也觉得你有点可怜。”

“影子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无非呆在那里，直到死。那以后可见过影子？”

“没有。去了几次，看门人就是不准见。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那怕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老人摇摇头道，“保管影子是看门人的任务，全部责任由他一人承担。我也是爱莫能助。看门人原本就是个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的人，别人说什么几乎都充耳不闻。只能耐住性子，静等他回心转意。”

“就按你说的做。”我说，“可他究竟担心什么呢？”

大校一口喝干咖啡，把杯放回碟子，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角。手帕也像他身上的衣服一样旧，一样久经沙场，但保护得很好，干干净净。

“担心你和你的影子合为一体。那一来就得从头返工。”言毕，老人把注意力重新收到棋盘上。这国际象棋的棋子种类和走法同我所知道的多少有所不同，一般总是老人获胜。“猴取僧正，不要紧么？”

“请请。”说着，我移动壁，挡住猴之退路。

老人频频点头，死死盯着棋盘。其实胜负基本已定，老人笃定制胜，然而他死活不肯长驱直进，还在深思熟虑。对他来说，下棋并非要打败对方，而是向自己本身的能力挑战。

“同影子分别并使之死去是令人难过的。”说着，老人斜走骑士，巧妙地卡在壁与王之间。于是我的王实质上成了光杆司令，再差三步即全军覆没。

“难过对谁都一个滋味，我也不例外。如果在还不懂事的小时候，在相互还没交往的时候同影子分开任其死去倒也罢了，而等上年纪以后，可就吃不消了。我的影子是在我六十五岁那年死的。到了那把年纪，回忆也多得数不胜数。”

“影子被剥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呢？”

“因影而异。”老人说，“有的影子生机勃勃，有的死气沉沉。但不管怎样，一旦被剥离开来，在这镇上是活不长久的。这儿的水土不适合影子生存，冬季漫长难熬，几乎没有哪个影子能见到第二个春天。”

我凝视一会棋盘，终于放弃了取胜希望。

“还有五步呢，”大校说，“拼一下还是值的吧？五步之间很可能找出对方的闪失。胜负这东西，只有到最后关头才能见分晓。”

“那就试试看。”

我思考的时间里，老人踱到窗前用指头稍稍拨开厚布窗帘，从狭窄的空隙观赏外面的景致。

“往后一段时间，对你是最难熬的日子。同换牙一样：旧牙没了，新牙尚未长出。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是指影子虽被剥离却还没有死掉吧？”

“正是。”老人点了下头，“我也有过体验。过去的和未来的无法很好地保持平衡，所以才不知所措。但新牙长齐之后，旧牙就会忘掉。”

“你是说心的消失？”

老人哑然不答。

“对不起，光是一个劲儿提问了。”我说，“可我对这镇子还一无所知，以至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镇子以怎样的机制运转，不知何以有那般高的围墙，不知为什么每天有独角兽出入，不知古梦是怎么回事，总之没有一样不令人费解，而能问的对象又惟有你一人。”

“我也并非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老人沉静地说，“有些事情还无法言喻，有的则不便言喻。但你什么也不必担心。在某种意义上，镇子是公平的。关于你所需要你所应该知道的，镇子以后将一一在你面前提示出来，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们一个个学到手。记住，这里是完全的镇子。所谓完全，就是说无所不有。但是，假如你不能充分理解，那么就一无所有，完全的无。这点要牢记在心。别人传授的东西即传即灭，而以自身努力学得的东西，则终生相随，并给你以帮助。你要睁大眼睛侧起耳朵开动脑筋来揣度镇子提示之物的含义。你要是有心，那么就趁有心之时让它发挥作用。我能教给你的只有这些。”

如果说女孩居住的职工区是往日的辉煌早已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场所，那么镇子西南边的官舍区则是正在干涩的光照中失去辉煌的地段。春天带来了生机，夏天则将其分解，冬日的季风将其吹干。两层高的白色官舍，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被称为“西山”的徐缓而广阔的斜坡上。原本是按每栋住三户的标准设计的，惟独正中突出的门厅由各户共有。无论外墙上镶嵌的杉木板还是窗框，抑或狭窄的檐廊和窗上的栏杆，一律涂以白漆。放眼望去，白白的一片。西山坡上，大凡白色无所不有：刚刚涂得近乎不自然的闪闪耀眼的白，被太阳长期晒得发黄的白，仿佛在风吹雨淋中失去一切的虚无的白。凡此种种，无不沿着环山沙路无尽无休地绵延开去。官舍没有围墙，只在狭窄的檐廊下有一道一米来宽的细长花坛。花坛修剪得井然有序，春天开番红花、三色紫罗兰和金盏草，秋天开大波斯菊。花开时，建筑物更加形同废墟。

往日，这一带想必堪称洒脱优雅的地段。在山坡悠然漫步之间，不难觅出其过去的光景。路两旁想必儿童嬉戏，琴声悠扬，荡漾着晚餐温馨的香味。我可以在肌肤上感受到这些记忆，犹如穿过几道透明的玻璃门。

所谓官舍亦非徒有其名，以往确实有官吏们住在这里。官吏的地位虽不很高，但也不是下级职员，而属中间阶层，他们力图在这里保持风平浪静的生活。

然而这些人已不复存在，一去杳然。

后来者都是退役军人。他们丢掉身影，如同在暖洋洋的阳光下吸附于墙壁的蝉壳，在季风劲吹的西山坡各得其乐地打发时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卫。每栋楼里住着六至九名年老的昔日军人。

看门人指定我住的，便是这等官舍中的一室。我这栋官舍住有一名大校两名少校两名中尉，另有一名中士。中士做饭打杂，大校发号施令，一如军营生活。老人们往日一味忙于备战、作战、停战，忙于应付革命、反革命，以至失去了成家的机会。一群孤独者。

他们每天早早醒来，习惯性地三口两口吃罢早饭，便自动自觉地投入各自的工作。有的用小竹板样的东西刮建筑物的旧漆，有的拔前院的杂草，有的修理家具，有的拉车去山下取定量供应的口粮。老人们把早上的工作如此干完，之后便聚在朝阳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

分配给我的是二楼朝东的房间。一山横前，视野不大开阔，但仍可望见边上的河流和钟塔。房间看样子经久未用，白灰墙壁上到处是黑乎乎的霉斑，窗棂落了一层泛白的灰尘。里面有一张旧床、一张小餐桌和两把椅子。窗口垂着发出一股霉气味儿的厚窗帘。木地板已磨得相当厉害，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

清晨，隔壁的大校进来，两人共进早餐，下午便在这拉合窗帘的昏暗房间里下国际象棋。晴朗的午后，除下棋外，别无消磨时间的办法。

“这么大好天气还拉着窗帘憋在黑房间里，对你这样的年轻人肯定难以忍受吧？”大校道。

“是啊。”

“对我来说，有人陪我下棋自是求之不得。这里的人几乎都对下棋兴味索然，如今还想下棋的，怕只有我这样的人。”

“你是为什么抛弃影子的呢？”

老人盯视着自己被从窗帘空隙射进的阳光照亮的手指，过了一会离开窗口，往餐桌的我那一边走来。

“问得是啊！”他说，“大概是因为保卫这镇子时间太长的缘故吧。一旦离开这里出去，我觉得我的人生恐怕就要彻底失去意义了。咳，事到如今，倒是怎么都无所谓了。”

“抛掉影子后，可感到后悔过？”

“不后悔。”老人摇了几下头，“一次也没后悔。因为没有什么可值得后悔。”

我用壁压住猴，打开一条可供王活动的通路。

“妙手妙手！”老人道，“可以用壁防角，王也重获自由。不过与此同时，我的骑士也可大展身手喽！”

在老人慢慢思考下一步的时间里，我煮了壶开水，加进新的咖啡。我思忖，以后无数个午后都将如此度过。在这四面围有高墙的镇上，没有什么可供我选择。

9

冷酷仙境

——食欲、失意、列宁格勒

等女孩时，我做了简单的晚饭。拿研钵将梅干弄碎，用来做了色拉调味汁，炸了沙丁鱼、豆腐和一些山芋片，还煮了西芹和牛肉，效果均不坏。由于还有时间，我一边喝啤酒，一边用水煮蘘荷做了凉拌菜，又做了个芝麻拌扁豆。然后歪在床头，欣赏罗贝尔·卡萨顿什弹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这是张旧唱片。我觉得莫扎特的音乐还是用旧唱片听起来更令人心旷神怡。当然这很可能是偏见。

时过七点，窗外完全黑了下来，她仍然没有出现，结果我从头到尾听完了第23号和24号钢琴协奏曲。或者她改变主意不来我这里也未可知。果真如此，我也无从责备她。无论怎么看，还是不来更地道。

不料，正当我找下一张唱片之时，门铃响了。从猫眼里一望，见图书馆参考文献室那个女孩抱着书站在走廊上。我打开依然连着铁链的门，问走廊上有无其他人。

“谁也没有呀。”她说。

我卸掉铁链，开门让她进来。她刚进门，我便赶紧把门关死锁上。

“好香的味道！”她一下下抽着鼻子说，“看看厨房可以么？”

“请。不过，公寓大门口有可疑的人么？比如进行道路施工的，或坐在停车场车里的？”

“都没有。”说着，她把两本书随手放在餐桌上，一个个揭开煤气炉上的锅盖，“都是你做的？”

“是的。”我说，“要是肚子饿了，招待就是。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哪里，我顶喜欢不过。”

我把东西摆上餐桌，心悦诚服地看着她一一发起进攻。见她吃得如此动情，我深感这餐饭做得值得。我往一只大杯里加冰调了O牌威士忌，把厚牛排用强火大致一烤，撒上刚切好的生姜末，作为下酒菜喝起威士忌来。女孩一言不发，只顾闷头进食。我劝她喝酒，她说不要。

“那厚牛排，能给我一点？”

我把剩下的一半推到她面前，自己只喝威士忌。

“需要的话，还有米饭和梅干，大酱汤也可马上弄好。”我试着询问，以防她吃不尽兴。

“那好极了！”

于是我用干松鱼简单调味，加裙带菜和鲜葱做了个大酱汤，连同米饭和梅干端上桌来。她转眼间一扫而光，桌上只剩下梅干核。全部消灭之后，她这才总算满足地吁了口气，说：

“多谢招待。太好吃了。”

如此窈窕淑女吃东西竟这般狼吞虎咽，这光景我还是初次目睹，说是动人也算动人。直到她完全吃罢，我仍在半是钦佩半是惊愕地看着她的脸出神。

“喂，你总是这么能吃不成？”我咬咬牙问。

“嗯，是啊，总是这样的。”女孩神态自若地说。

“可看上去根本不胖。”

“胃扩张。”她说，“所以吃多少都胖不起来。”

“嗬，伙食上怕是开销不小吧？”实际她一个人已把我明天午间那份都吃了进去。

“那是够可观的。”她说，“在外面吃的时候，一般都得连吃两家。先用面条或饺子什么的垫垫底，然后再正正规规吃一顿。工资差不多都填到伙食费里去了。”

我再次问她喝不喝酒，她说想喝啤酒。我从电冰箱里拿出啤酒，又试着抓了两大把香肠，用平底锅炒了。原以为她已鸣金收兵，不料除了我吃的两根以外，其余又被她劫掠一空。食欲真可谓锐不可当，如用机关炮摧毁小仓房一般。我作为一周用量买来的食品眼看着就锐减下去了。我本打算用这种猪牛肉混合香肠做一盘美味佳肴来着。

我端出现成的马铃薯色拉和裙带菜拌金枪鱼，她又连同第二瓶啤酒一起席卷而去。

“跟你说，我十分幸福！”她对我说。

我却是几乎什么也没进肚，只喝了三杯冰镇威士忌。看她吃看得呆了，全然上不来食欲。

“可以的话，还有甜食和巧克力蛋糕。”我提议。

不用说，这个她也吃了。光是看着我都觉得食物直顶嗓子眼。我是喜欢做吃的东西，但总的说来，饭量却不大。

或许由于这个缘故，我未能像样地挺起。精神全都集中在胃上了。应该挺起之时居然垂头丧气，自东京奥林匹克以来还是头一遭。这以前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身体功能可以说始终怀有绝对的自信，因此这对我委实是不小的打击。

“喂，没关系，别放在心上，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安慰道。

长头发、胃扩张的女孩。图书馆参考文献室负责借阅的女孩。我们吃完甜点心，边喝威士忌、啤酒，边听唱片。听了两三张，然后上床躺倒。迄今为止我可谓同各种各样的女孩睡过，但同图书馆员还是初次，而且如此轻而易举地同对方进入性关系也是第一回。大概因为我招待了晚饭。可惜终归如上面说过的，我全然无能为力，觉得胃膨胀得犹如海豚肚子，小腹无论如何也运不上力气。

女孩赤条条地紧贴在我身旁，用中指在我胸口正中划了几次，几次都划了十多厘米。“这种情况嘛，谁都会偶尔碰上的，不必过于烦恼。”

然而她越是好言抚慰，不争气这一事实越是伴随着分外具体的现实感沉沉压在我心头。我想起读过的一本书，书中有一段说古代认为较之勃起的阳物，不勃起的更富于美感。但这也没给我以多少慰藉。

“这以前和女孩睡觉是什么时候？”她问。

我打开记忆之箱的封盖，在里面窸窸窣窣摸索了半天。“两周前，肯定。”

“那时可一气呵成来着？”

“当然。”我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每天似乎都有人问起我的性生活，或许是眼下世间正流行的把戏。

“和谁？”

“应召女郎，打电话叫的。”

“和那种女人睡觉时，对了，没有负罪感什么的？”

“不是女人，”我纠正道，“是女孩，二十或二十一岁。谈不上什么负罪感，干脆利落，义无反顾，况且又不是第一次找应召女郎。”

“之后手淫来着？”

“没有。”我说。之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今天还找不出时间去洗衣店取那件心爱的西装，何况什么手淫之类。

听我这么一说，女孩领悟似的点点头：

“肯定因为这个。”

“因为没有手淫？”

“傻瓜，何至于！”她说，“因为工作嘛。不是忙得昏天黑地么？”

“是啊，前天足有二十六个小时没睡。”

“什么工作？”

“电脑方面的。”我回答。每当问到工作，我往往如此应对，一来基本上不算说谎，二来因为世上大多数人对电脑业务不具备很深的专业知识，不至于寻根问底。

“肯定长时间用脑，疲劳越积越多，所以才一时不听使唤的，常有之事。”

我“嗯”了一声。也许真是这样。筋疲力尽，加上两天来接二连三总是碰上别扭事，弄得多少有点神经质，况且又目睹了摧枯拉朽般的进食场面，性功能难免一时败下阵去。大有可能。

可是我又觉得问题没这么简单，不是如此三言两语解释得尽的。此外还可能有某种因素。以前即使同样疲劳同样神经质，也都把性功能发挥到了相当淋漓尽致的地步。这次可能起缘于她身上的某种特殊性。

特殊性。

胃扩张，长发，图书馆……

“喂，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说着，女孩把毛巾被蹬到脚下。

她的身子十分动人，珠滑玉润，颀长苗条，多余的肉一片都没有。乳房大小也过得去。我顺从地将耳朵贴在她乳房同肚脐之间如画布一样平坦的部位。尽管填充了那么一堆食物，肚子却全然没有鼓起，的确堪称奇迹，俨然哈勃·马科思那件贪婪地吞掉所有东西的大衣。女孩的皮肤又薄又软，十分温煦。

“嗯，听到什么了？”她问。

我屏息谛听。除了心脏缓缓地跳动，不闻任何声息，使人恍惚觉得像躺在静悄悄的森林里，侧耳倾听远方传来的伐木的斧声。

“什么也听不到。”

“没听到胃的动静？”她说，“就是消化食物的声响。”

“具体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恐怕不至于弄出声响，只是用胃液催化而已。当然，蠕动多少是有的，但不会有明晰的动静。”

“可我总感觉自己的胃在拼命动个不停，感觉非常明显。再好好听听！”

我按原来的姿势把精神集中到耳朵上，茫然地注视着她的小腹及其下面蓬蓬隆起的毛丛。然而还是全然听不见类似胃动的声响，听到的只有按一定间隔跳动的心音。《水下之敌》中似乎有这样的镜头。在我全神贯注的耳朵下面，她巨大的胃宛如库尔特·尤尔根斯乘坐的潜艇一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消化活动。

我一阵气馁，把脸从她身上移开，枕在枕头上伸手搂过女孩的肩。她头发的气味扑鼻而来。

“有汽水？”她问。

“电冰箱里。”

“想喝兑伏特加的汽水，可以么？”

“当然。”

“你也喝点什么？”

“同样。”

她光身下床，去厨房调制伏特加汽水。这时间里，我把收有《今晚告诉你》的约翰尼·马西斯的唱片放在唱机上，折回床小声跟着哼唱。我，我垂头丧气的阳物，约翰尼·马西斯。

“天空是一块巨大的黑板……”

正唱着，她用关于独角兽那本书代替托盘托着两杯饮料进来了。我们边听约翰尼·马西斯，边一小口一小口呷着浓烈的伏特加汽水。

“你多少岁？”她问。

“三十五。”我回答。准确而简洁的事实是世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离婚很久了，现在单身。无小孩，无恋人。”

“我二十九。再过五个月三十。”

我重新端详她的脸。怎么也看不出有这么大年纪。至多二十二或二十三。臀部完美地隆起，无一道皱纹。我觉得自己判断女性年龄的能力正在迅速土崩瓦解。

“看上去年轻，真二十九了。”她说，“你其实是棒球选手什么的吧？”

我惊得险些把喝了几口的伏特加汽水洒在胸口。

“哪里，”我说，“棒球那玩意儿有十五年没打了。为什么想到这个？”

“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你。我看电视只看棒球转播和新闻。或者，莫不是在新闻中看到的？”

“我没上过新闻。”

“广告？”

“更谈不上。”

“那么肯定是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不过，怎么看你都不像搞电脑工作的。”她说，“张口进化如何，闭口独角兽，裤袋里还有弹簧刀。”

她指了指我掉在地板上的裤子。果然后裤袋里有刀探出头来。

“我在处理有关生物学的数据。这是一种生物工程学，牵扯到企业利润，因此才很小心。抢夺数据的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唔。”她一副难以信服的神情。

“你也在操作电脑，可看起来也绝对不像电脑工作者嘛。”

她用指尖“喀喀”敲了一会前齿。“我这完全是事务性的，只处理终端。把藏书目录分门别类地输入进去，需要参考时再调出，查看利用情况，如此而已。当然也能够计算……大学毕业后读了两年电脑操作专科学校。”

“你在图书馆使用什么样的电脑？”

她把电脑型号告诉给我。属最新型中级办公电脑，性能要比给人的外观印象好得多，若使用得当，也可进行相当复杂的运算。我也只用过一次。

我闭上眼睛考虑电脑。这时间里她又调了两杯伏特加汽水端来。于是两人并靠在枕上，开始喝第二杯。唱片听罢，全自动唱机把唱针倒回，重新从头播放约翰尼·马西斯的密纹唱片，我便再次哼唱“天空是一块巨大的黑板……”

“嗳，你不认为我俩是天生一对？”她对我说。她手中的伏特加杯底不时碰到我的侧腹，凉丝丝的。

“天生一对？”我反问。

“还不是？你三十五，我二十九，你不觉得年龄正合适？”

“年龄正合适？”我重复一遍。她的鹦鹉学舌彻底传染给了我。

“到了这样老大不小的年龄，有很多事可以互相心领神会，再说双方都是单身一人，怕是很可以默契的。我不干涉你的生活，我也我行我素……莫非讨厌我？”

“哪里讨厌，还用说。”我应道，“你是胃扩张，我是性功能障碍，或许真个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她笑着伸出手，轻轻抓住我那软软的东西。那只手刚拿过伏特加酒杯，凉得我差点一跃而起。

“很快就会神气起来的。”她在我耳畔低语，“我保证让它神气如初。但不必操之过急。较之性欲，我的生活更以食欲为中心，即使现在这样也无所谓。对我来说，性交同做工考究的甜点心差不了许多，有则最好不过，没有也不碍事——如果其他方面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话。”

“甜点心。”我再次重复。

“甜点心。”她也重复一遍。“不过这个下次再详细告诉你，先谈独角兽好了。你找我来的本来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点下头，拿过两只喝光的杯子，放在地板上。她松开手，抄起两本书。一本是伯特兰·库珀的《动物考古学》，一本是沃尔赫斯的《幻兽辞典》。

“来之前我大致翻了一下。简单说来，这本书（说着，她把《幻兽辞典》拿在手上）认为独角兽这种动物类似龙和人鱼那样的人们幻想的产物。而这本（她拿起《动物考古学》）则从独角兽未必就不存在这一观点出发，力图进行实际考证。但遗憾的是，两本书关于独角兽的记述都不太多，比龙和小鬼方面的记述要少，少得令人意外。我猜想这恐怕是因为独角兽这一存在过于默默无闻的缘故……实在抱歉，我们图书馆能查得到的只有这么点。”

“足矣足矣，只要弄清独角兽的概况即可。谢谢。”

她把两本书朝我递来。

“方便的话，你现在把书上内容挑主要的读一下好么？”我说，“还是从耳朵进来容易抓住要点。”

她点点头，首先拿起《幻兽辞典》，翻开第一页。

“如同我们对宇宙含义的无知一样，对龙的含义也同样无知。”她读道，“这是书的序言。”

“噢。”

接下去，她打开在后面夹书签的地方：“首先必须清楚了解独角兽有两种。一种是发端于希腊的西欧独角兽，另一种是中国的独角兽。两种形状不同，人们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比如希腊人对独角兽是这样描写的：

“‘胴体似马，头似雄鹿，足似象，尾则近乎猪。吼声粗犷。独角为黑色，从前额正中突起三英尺。据说此动物不可能生擒。’

“相比之下，中国的独角兽则是这般模样：

“‘鹿体、牛尾、马蹄。短角从前额突起，肉质。背部皮毛五色混杂，腹部则为褐色或黄色。’

“嗯，大有差别吧？”

“果然。”我说。

“不单单是外形，性格和寓意方面东西方也截然不同。西方人眼中的独角兽极其凶猛，富有攻击性，毕竟长有三英尺、也就是将近一公尺的长角嘛。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说法，捕获独角兽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利用它的性欲：把一名妙龄少女放在独角兽跟前，它由于性欲过强而忘记攻击，把头枕在少女膝头，人们乘机将其捕获。这角的用意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想。”

“与此相比，中国的独角兽则是吉祥神圣的动物。它同龙、凤、龟并称四大瑞兽，在三百六十五种地上走兽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性格极其敦厚温和，走路十分小心，生怕踩了弱小的生灵。不吃活着的草，只吃枯草。寿命约为一千年。独角兽的出现意味着圣人临世，例如孔子的母亲怀他之时便见到了独角兽。

“‘七十年后，一伙猎人杀了一头麒麟，角上还带有孔子母亲缚的彩绳。孔子去看这独角兽，并掉了眼泪。这是因为，孔子感到这头纯真而神秘的动物的死具有某种预言性，那条彩绳上有着他的过去。’

“如何，有趣吧？即使到了十三世纪，独角兽仍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成吉思汗为征服印度而派出的一支先头远征队在沙漠正中遇到了独角兽。其头似马，额上有一只角，满身绿毛，很像鹿，讲人语，而且这样说：尔等主君回国的时候到了。

“成吉思汗的一名汉人大臣告诉他，这个动物叫‘角瑞’，是麒麟的一种。‘四百年间，庞大的军队一直在西线征战，’大臣说，‘而上天讨厌流血，所以通过角瑞予以警告。请多开恩，挽救帝国吧！惟有中庸方能给人以无限快乐。’皇帝于是取消了征战计划。

“虽然统称为独角兽，东方的和西方的却如此不同，在东方意味着和平与静谧，在西方则象征攻击与情欲。但无论如何，独角兽都是子虚乌有的动物。惟其子虚乌有，才被赋予了各种特殊的寓意。在这点上，我想东西方是共通的。”

“独角兽真的就不存在？”

“海豚当中固然有一种叫独角，但正确说来那并非角，而是头顶上长出的一颗上颌门牙。长约二点五米，笔直，上面刻有钻头状螺纹。不过这属于特殊的水生动物，中世纪的人们不大可能有机会目睹。就哺乳类来说，中新世倒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而又纷纷消失，其中类似独角兽的则一种也没有。举例说……”

讲到这里，她拿起《动物考古学》翻过大约三分之二的页数，说：“这是中新世——约二千万年前——在北美大陆生息过的两种反刍动物，右边的叫希恩特肯拉斯，左边的是克拉尼奥肯拉斯。确实生有独立的单角，尽管是三角形。”

我接过书，看着上面的图片。希恩特肯拉斯类似小型马和鹿合二为一的动物，额头有两只牛角样的角，鼻前则生出一只尖端呈Y字形的长角。克拉尼奥肯拉斯的头部则比希恩特肯拉斯略微圆些，额头有两只鹿角样的角，另有一只弯弯长长的尖角折往身后探出。二者都给人以奇异之感。

“问题是，这些角为奇数的动物，最终全都消失殆尽。”说着，她从我手里拿过书，继续道，“就哺乳类这一分野而言，角为单只或奇数的动物是极为稀罕的存在。结合进化的过程来看，这属于一种畸形。换言之，不妨称之为进化途中的孤儿。即使不局限于哺乳类——例如生有三只角的巨型恐龙恐怕倒是有过——这种存在也是非常例外的。这是因为，角乃攻击力高度集中的武器，无需三只。举个浅近的例子，比如肉叉，若有三只分叉势必增加阻力，扎起来费时费事。而且，若其中一只碰上硬东西，在力学上就将产生三只无法同时触及物体的可能性。

“此外，在同多数敌人争斗的情况下，若是三只角，就很难准确扎中一个拔出后再扎另一个。”

“阻力大自然花时间。”我说。

“一点不错。”她把三根手指竖在我胸口上，“这是多角兽的弱点。命题一：多角兽的角功能逊于双角兽或独角兽。下面分析独角兽的弱点。不，恐怕最好还是先简单说明一下双角兽的必然性。双角兽的有利之点，首先来自动物身体的左右对称。所有动物的行动模式都取决于左右平衡的控制，即取决于力量的一分为二。小至鼻孔有两个，口也是左右对称，实质上也就是一分为二地发挥功能。肚脐倒是只有一个，但那是退化器官。”

“阳物呢？”我问。

“阳物和阴物合起为一对，就像面包卷和香肠。”

“那倒也是。”果然言之有理。

“最重要的莫过于眼睛。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要靠眼睛发挥控制塔的作用。因此，角紧贴眼睛而生是最为合理的。犀牛便是好例子。犀牛在原理上是独角兽，但它严重近视，而这又起因于独角。就是说形同残废。犀牛之所以在有如此弱点的情况下得以传宗接代，是因为它是草食兽，且全身覆有坚硬的皮甲，这样就几乎没有防御的必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犀牛在形体上也同三角恐龙相差无多。可是独角兽不属于这一系列，至少在图片上找不到。身上也没有皮甲，全然……怎么说好呢……”

“没有武装。”我说。

“正是。在防御这点上同鹿差不多，况且近视，这是致命点。哪怕嗅觉和听觉再发达，在被堵住退路时也一筹莫展。所以，袭击独角兽同用高效霰弹打飞不起来的鸭子是一回事。此外，独角的另一弱点，就是一受伤就是致命的。总之，就跟不带备用轮胎而横穿撒哈拉沙漠一个样。意思可明白？”

“明白。”

“独角还有一个弱点——很难用力。这点只要比较一下前齿和后齿就不难理解。后齿比前齿容易用力，是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力量平衡问题。末端重，越往那里用力整体就越稳定。怎么样？这回该明白独角兽是相当严重的残次商品了吧？”

“明明白白。”我说，“你解释得非常妙。”

她莞尔一笑，手指摸着我的胸口。“不过，不仅仅如此。从理论上考虑，独角兽免于灭绝的可能性只有一种，这是至为重要之点。可猜得出来？”

我双手在胸口合拢，沉思了一两分钟。结论只有一个。

“没有天敌。”我说。

“正确。”说着，她吻了一下我的唇。“那么你假设一种没有天敌的状况。”

“首先要将活动场所隔绝开来，以防其他动物侵入。”我说，“譬如该地块像柯南道尔《失去的世界》里那样高高隆起，或深深下陷，或者如外轮山那样用高墙团团围起。”

“妙！”她用食指在我心口窝“砰砰”敲着说道，“还真有在这种状况下发现独角兽头骨的记载。”

我不由得咽了口唾液：不知不觉之间，谈话正向核心逼近。

“是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战线发现的，一九一七年九月。”

“十月革命的前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克伦斯基内阁。”我说，“布尔什维克起义前夕。”

“在乌克兰战线，一个俄军士兵挖战壕时发现的。他以为不过是牛或大鹿的骨头，随便扔在了一边。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那头骨也就被埋葬在历史的万丈深渊之中了，但碰巧指挥该部队的大尉原来是彼得格勒大学的生物学研究生，于是他把头骨带回营房仔细察看。他发现这是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动物头骨，便马上同彼得格勒大学的生物学主任教授联系，等待调查人员的到来。但没有人来。这也难怪，当时的俄国已极度混乱，连粮食、弹药和药品都难以保证运到前线，而且到处爆发抗议活动，学校调查队根本到不了前线。退一步说，即使到达前线，我想他们也几乎没时间进行现场勘查。因为俄军节节溃退，前线连连后撤，那个地方早已被德军占领。”

“大尉怎么样了？”

“那年十一月，他被吊死在电线杆上。从乌克兰到莫斯科电线杆齐刷刷地一根连着一根，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大多被吊在了上面。尽管他本人不过是丝毫没有政治性的生物学专业的一个普通学生。”

我眼前浮现出俄罗斯平原上一字排开的电线杆分别吊着一个个军官的情景。

“不过他在布尔什维克即将掌握军队实权之前，已把头骨交给了一个将被转移到后方的可以信赖的伤员。他跟伤员讲定：如果能把头骨送交给彼得格勒大学的某某教授，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酬金。但伤员得以从军医院出来带着头骨找到彼得格勒大学，已是转年二月的事了。当时大学已暂时关闭，学生们整天忙于革命，教授们大多被流放或逃亡，根本谈不上办大学。无奈，为日后换钱起见，他把头骨连同包装箱托付给在彼得格勒开马具店的堂兄保管，自己从彼得格勒返回三百公里开外的故乡。但不知什么缘故，此人再未去彼得格勒，以至头骨被长期遗忘在马具店的仓库里默默长眠。

“头骨再次得见天日已经是一九三五年了。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列宁去世，托洛茨基被流放，斯大林掌权。列宁格勒已几乎没有人坐什么马车，马具店老板把店卖掉一半，用剩下的部分开了一间卖曲棍球用品的小店。”

“曲棍球？”我问，“三十年代的苏联会流行曲棍球？”

“不知道，这里是这么写的。不过列宁格勒在革命后也是比较时髦的地方，曲棍球之类人们还是打的吧？”

“也许。”

“反正清理仓库时，他发现了一九一八年堂弟留下的箱子。打开一看，见最上面有一封写给彼得格勒大学某某教授的信，信上写道由某某人捎去此物，望付给相应的报酬。不用说，马具店老板把箱子带去大学——就是现在的列宁格勒大学——求见那位教授。但教授因是犹太人，在托洛茨基倒台时已被一起送去了西伯利亚。这么着，马具店老板失去了可望领取酬金的对象，即使将这块莫名其妙的动物头骨珍藏一辈子也得不到一分一文。于是他找到另一位生物学教授，讲了事情的原委，领了一点少得可怜的酬金，把头骨放在学校里回来了。”

“不管怎样，经过十八年头骨总算来到了大学。”我说。

“再说，”她接着道，“那位教授把头骨上上下下细细察看一番，结果得出的结论同年轻大尉十八年前的看法完全一致——这头骨同现存的任何动物头骨都不相符，同可以设想一度存在过的任何动物头骨也不一样。头骨的形状最接近鹿，从颌的形态可以推断为草食性有蹄类，而双颊较之鹿则多少有些鼓胀。但与鹿差别最大的地方，主要在于额正中有一只独角。一句话，是独角兽。”

“长角来着？头骨上？”

“嗯，是的，是长角，当然不是完整无缺的角，只是角的残余。角在长约三厘米的地方利利索索地折断了，但从所剩部分推测，角大概长二十厘米，直线形，同羚羊角很相似。基部的直径嘛，呃——约两厘米。”

“两厘米！”我重复一遍。我从老人那里得到的头骨上的小坑，直径也恰恰是两厘米。

“彼洛夫教授——那位教授的名字——领着几名助手和研究生赶到乌克兰，在年轻大尉的部队曾挖过战壕的一带做了一个月的现场调查，遗憾的是未能找见相同的头骨。但在这个地方他们澄清了很多令人深感兴趣的事实。此地一般被称为伏尔塔费高地，状如小山，在多为一马平川的乌克兰西部成了为数不多的天然军事要塞，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和奥地利军队同俄军在这里反复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二次大战中那里又遭到了两方面军队的炮击，致使高地几乎面目全非，这当然是那以后的事了。当时伏尔塔费高地引起彼洛夫教授兴趣的，是从高地发掘出的各种动物骨骼同那一带动物的分布情况有相当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假设：在古代，该高地并非呈台地形，而是像外轮山一样，其中存在过特殊的生命体系，也就是你说的‘失去的世界’。”

“外轮山？”

“嗯，就是外圈围着悬崖峭壁的圆形高地。经过数万年岁月，峭壁逐渐塌落，成为极其常见的坡势徐缓的山丘，而作为进化落伍者的独角兽便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丘中间。高地有丰富的泉水，土质也肥沃，在理论上这一设想是成立的。因此教授列举了共计六十三项涉及动植物和地质学上的例证，附以独角兽头骨，以《伏尔塔费高地生命体系的考察》为题向苏联科学院提交论文。这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事情。”

“评价大概不会好吧？”我问。

“是啊，人们几乎不屑一顾。更倒霉的是，当时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之间正围绕科学院领导权争执不下，列宁格勒方面形势相当不妙，结果这种‘非辩证法式’的研究彻底坐了冷板凳。不过对于独角兽头骨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毕竟这东西不同于假设，而是作为实实在在的实物摆在那里的。于是几个专家花了一年时间对这头骨进行了考证，他们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头骨并非赝品，的的确确是独角动物的头骨。最后，科学院委员会认为它不外乎是同进化无缘的畸形鹿头骨，不具有作为科研对象的价值。头骨退还给了列宁格勒大学的彼洛夫教授，再无下文。

“彼洛夫教授那以后也始终怀着希望等待时来运转，以便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承认。可惜随着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一希望化为泡影，教授于一九四三年在失意中去世，头骨也在一九四一年列宁格勒攻防战的白热化阶段下落不明。因为列宁格勒大学在德军炮击和苏军的弹雨之下沦为一片废墟，何况头骨！就是这样，足以证明独角兽存在的惟一证据杳无踪影了。”

“就是说完全成了一团迷雾？”

“除了照片。”

“照片？”我问。

“照片，头骨照片。彼洛夫教授摄了近百张照片，其中一部分躲过战火，今天仍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资料馆里。”

我从她手中接过书，眼睛盯在她指的照片上。照片相当模糊，但大致轮廓还看得出。头骨放在铺着白布的桌面上，旁边摆着一块手表以示其大小。额正中画有一个白圈，标明角的位置。不错，的确和我从老人处得到的头骨同种同类。除了角的根部残存与否的不同之外，其他一切看上去都毫无二致。我的目光落在电视机上的头骨处，它被T恤包得严严实实，从远处看去活像一只熟睡的懒猫。我颇费踌躇，不知该不该把自己有块如此头骨的事告诉她，终究还是决定不告诉。所谓秘密，正因为了解它的人少才成其为秘密。

“头骨真的在战争中毁掉了？”

“呃，实情如何呢？”她边用小指尖摆弄额前的头发边说，“按书上的说法，列宁格勒战役异常惨烈，就像用压路机把大街小巷统统依序碾过一遍一样，而大学又是其中损失最重的地方，因此恐怕还是认为头骨被毁掉较为稳妥。当然，彼洛夫教授在战斗打响之前把它偷偷拿出去藏在哪里也是可能的，或者被德军作为战利品带往某处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后来再无人目睹过那块头骨。”

我再次看了看那幅照片，而后“砰”的一声合上书，放在枕边。我开始沉思，现在我手上的头骨果真就是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的那块呢，还是在其他地方发掘出的另外一块独角兽头骨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询问老人——你是在哪里搞到这块头骨的？为什么赠给我？反正送交模糊完毕的数据时要再见老人一次，届时询问即可，眼下冥思苦索也无济于事。

我眼望天花板，怔怔地想着。正想之间，女孩把头放在我胸口，身体紧紧从旁贴来。我伸手抱过她。随着独角兽问题告一段落，心情多少畅快了，但阳物仍毫无起色。好在起也罢不起也罢，她看样子都不介意，只管用指尖在我肚皮上窸窸窣窣地画着莫名其妙的图形。

10

世界尽头

——围墙

一个阴天的下午，我来到看门人小屋跟前。我的影子此时正在帮看门人修理木板车。两人把车拉到广场正中，拆下旧垫板和侧板，把新的换上。看门人用熟练的手势把新木板刨光，影子则用锤子敲打。看来影子的模样较之与我分别时几乎没什么变化，身体情况也不像很糟，但动作总好像有点不大自然，眼角现出了似乎不快的皱纹。

我一走近，两人便停手抬起脸来。

“有什么事？”看门人问。

“嗯，有句话要说。”

“工作马上就完，在里边等一下。”看门人往下看着刚才刨的木板说道。

影子瞟了我一眼，旋即继续工作，估计对我满肚子意见。

我走进看门人小屋，坐在桌前等待看门人返回。桌上一如往常地乱七八糟。看门人收拾桌面只限于磨刀之时。脏乎乎的碟盘、水杯、烟斗、咖啡末儿和木屑一片狼藉，惟独壁架上排列的刀具井然有序，倒也赏心悦目。

看门人好久都没返回。我胳膊搭着椅背，百无聊赖地望着天花板消磨时间。镇上时间多得令人忍无可忍，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各自学会了打发时间的方法。

外面，刨木声敲锤声一直响个不停。

又过了一会，门开了，但进来的不是看门人，是我的影子。

“没工夫慢慢谈，”影子在我身旁边走边说，“只是来仓库取钉子。”

他打开里面的门，从右侧仓库取出钉盒。

“注意，好好听着，”影子一面比试盒中钉子的长度一面说，“先绘一张镇子的地图。不要问别人，要用你自己的脚自己的眼睛实地勘察。大凡眼睛看到的，一律绘下，不得漏掉，哪怕再微不足道。”

“可要花时间的哟！”我说。

“赶在秋天结束之前交给我，”影子快速说道，“再配上文字说明。尤其要注意围墙的形状、东面的森林、河的入口和出口。就这些，记住了？”

言毕，影子看也没看我一眼，径自开门离去。影子走后，我将他的话复述一遍：围墙的形状、东面的森林、河的入口和出口。绘制地图——主意的确不错。这样既可把握镇的基本结构，又能有效地利用剩余时间，更可欣慰的是影子仍信赖我。

稍顷，看门人来了。他进屋先用毛巾擦了把汗，又擦去手上的污垢，这才一屁股坐在我对面。

“那么，什么事啊？”

“来见见影子。”我回答。

看门人连连点头，给烟斗装满烟，划火柴点燃。

“现在不行。”看门人说，“抱歉，还为时太早。时下这个季节影子还很有力气，要等白天再短一点才成，我不会亏待他的。”

说罢，他用手指把火柴杆折为两段，扔进桌上的碟子里。

“这也是为了你好。要是在中间阶段同影子藕断丝连，日后会有很多麻烦，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不至于为难他，你就再忍耐些日子。”

我默默点头。一来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理睬，二来反正我已同影子大致谈过了，往下只消等待看门人给我机会就是。

看门人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走到水龙头前用大大的瓷杯喝了好几杯水。

“工作可顺利？”

“啊，一点点习惯了。”我说。

“那就好。”看门人接着说道，“做工作最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工作不踏实，人难免想入非非。”

外面继续传来影子敲钉子的声音。

“如何，不一块散散步去？”看门人提议，“让你见识一下有趣的东西。”

我随着看门人走到门外。广场上，影子正在车上敲打最后一块木块。除去支柱和车轴，车已焕然一新。

看门人穿过广场，把我领到围墙瞭望楼下。这是个闷热而阴沉的下午，从西面鼓胀上来的乌云遮掩了围墙上空，看情形马上就要下雨了。看门人身上的衬衫已被汗水整个浸透，紧紧裹着他巨大的躯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是围墙。”看门人用手心像拍马一样拍了几下墙壁，“高七米，把镇子团团围住。能翻越它的只有飞鸟。出入口仅这一道门。过去还有东门，现在已被封死。你都看见了，墙是用砖砌的，但不是普通砖，任何人都甭想碰伤它毁坏它，无论大炮还是地震、狂风。”

说罢，看门人从脚下拾起一截木棍，用刀削尖。刀快得简直富有诗意，转眼间木棍就成了小楔子。

“好么，注意看着。”看门人说，“砖与砖之间没有黏合物，因为无此必要。砖块相互紧贴紧靠，其缝隙连一根头发丝都别想伸进。”

看门人用锐利的楔尖在砖块之间戳了戳，竟连一毫米也戳不进去。继而，看门人扔开楔子，用刀尖划着砖块表面。声音尖锐刺耳，却留不下丝毫伤痕。他看了看刀尖，然后收起刀放入衣袋。

“对这围墙任何人都奈何不得，爬也爬不上。因为这墙无懈可击。记住：谁都休想从这里出去，趁早死了那份心思。”随后，看门人把大手放在我背上，“晓得你心里不好受，但这过程任何人都要经历，你也必须学会忍耐。那以后就会时来运转，就再也不会烦恼不会痛苦，四大皆空。什么瞬间心情之类，那东西一文不值。忘掉影子，我不会为难他。这里是世界尽头。世界到此为止，再无出路，所以你也无处可去。”

如此言毕，看门人又拍了一下我的背。

回来的路上，我在旧桥正中靠在栏杆上，眼望流水思索看门人的话。

至于我是何以抛弃原来世界而不得不来到这世界尽头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无从记起，记不起其过程、意义和目的。是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是某种岂有此理的强大力量将我送到这里来的！因而我才失去了身影和记忆，并正在失去心。

水流在我脚下发出舒心惬意的声响。河中有块沙洲，上面生着柳树，依依长垂的柳枝随着水波得意地摇曳不止。河水妩媚多姿，晶莹澄澈，深处的岩石附近，游鱼历历可数。看河的时间里，我不知不觉恢复了平素沉静的心情。

桥下是石阶，可以下到河中沙洲。柳树荫下有一凳，周围常有几头独角兽歇息。我时常下到那里，掏出衣袋里的面包，撕成一块块喂它们。它们几经迟疑，终于悄然伸长脖子，在我手心舔起面包屑来，而这往往只限于年老者或幼小者。

随着秋意日深，它们那使人联想到一泓深湖的眼睛渐渐增加了悲哀之色。树叶褪绿，百草凋零，告诉它们忍饥挨饿的漫长冬季正一天天逼近。而且如老人所预言的，那对我恐怕也是漫长而难熬的季节。

11

冷酷仙境

——穿衣、西瓜、混沌

时针指到九点半时，女孩翻身下床，拾起掉在地板的衣服，慢慢悠悠地穿到身上。我在床上躺着，枕着胳膊用眼角呆呆地瞧她穿衣。那一件件衣服裹上身体的光景，使得她宛如冬日里瘦削的小鸟一样动作流畅而得体，充满静谧感。她向上拉起裙子拉链，依序扣好衬衣扣，最后坐在床沿穿上长筒袜，末了，吻了吻我脸颊。脱衣服的方式富有魅力的女孩想必为数不少，而穿衣服时给人以美感的则寥寥无几。她穿罢所有衣服，用指尖往上撩起长发理了理，于是房间里的空气仿佛置换一新。

“谢谢你招待的美餐。”

“不客气。”

“你经常那样自己做东西吃？”她问。

“要是工作不很忙的话。”我说，“工作忙时做不来。随便吃点剩的，或到外面吃。”

她坐在餐椅上，从手袋里掏香烟点燃。

“我自己不怎么动手。从根本上说我不很喜欢弄锅弄勺，一想到七点前要赶回家做一大堆东西再逐个打扫到肚子里，就觉得头痛。你不觉得那一来活着就像只为这张嘴巴似的？”

“或许。”我也有同感。

我穿衣服的时候，她从手袋里取出小记事簿，用圆珠笔写了点什么，撕下递给我。

“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要是想见我或有好吃的剩下，就请打个电话，我即刻报到。”

女孩带着该还的三本哺乳类书走后，房间里顿时寂静得出奇。我站在电视机前，取下T恤罩，再次细看那独角兽头骨。尽管堪称证据的东西一件也未掌握，但我还是开始觉得这头骨很可能就是那位薄命的青年步兵大尉在乌克兰前线掘得的谜一样的头骨本身。越看越恍惚觉得头骨在漾出某种类似奇特因缘的氛围。当然，或许是由于刚刚听过那段叙述才有如此感觉罢了。我几乎下意识地用不锈钢火筷再度轻叩头骨。

之后，我归拢碟碗杯子，放在水槽里洗了，用抹布擦净餐桌。差不多到了该开始“模糊”的时间。为免受干扰，我把电话转到录音服务功能，拔掉门铃接线，除了厨房外熄掉家里所有的灯。我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自己一人集中全副精力进行模糊运算作业。

我进行模糊作业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我根据“世界尽头”这一标题下带有高度私人意味的剧情，将分类运算完毕的数值转换为电脑计算用语。当然，虽说是剧情，却同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相比之下更为混乱、更无明晰的情节，无非姑且称之为“剧情”而已。但不管怎样，全然没有人教给我它具有怎样的内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这个标题。

决定“剧情”的是“组织”里的那伙科学家。我为当计算士经受了一年训练，通过最终考试后，他们把我冷冻了两个星期。这时间里，他们把我的脑波巨细无遗地审查了一遍，从中抽出我的意识核，将其定为我进行模糊作业时的通行令，又反过来输入我的脑中，然后告诉我：这便是你用于模糊的通行令，标题叫“世界尽头”。由此之故，我的意识彻底成了双重结构。就是说，首先具有作为整体混沌状态的意识，而其中有个如同梅干核那样的集约混沌状态的意识核。

但是他们没有将意识核的内容教授给我。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他们对我解释道，“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无意识性更正确的了。到达一定年龄——我们经过缜密计算设定为二十八岁——之后，人的意识就整体来说基本不再变化。我们一般所称呼的意识变革，从整个脑功能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表层误差。所以，‘世界尽头’这个意识核，在你停止呼吸之前将始终不渝准确无误地作为你的意识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你可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

“所有种类的理论分析，都好比用短小的针尖切西瓜。他们可以在表皮划出痕迹，但永远无法触及瓜瓤。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将瓜皮和瓜瓤利索地分离开来。当然，世上也有光啃瓜皮而沾沾自喜的怪人。”

“总而言之，”他们继续道，“我们必须使你的通行令永远免受你自身意识的表层摇晃的干扰。假如我们教给你所谓世界尽头是如此这般一回事，也就是说像削西瓜皮一样，那么你肯定要这样那样摆弄个没完——什么这里这样合适啦，那里再加进那个啦等等。而一旦真的这样，作为通行令的普遍性必然转眼之间全部消失，模糊也就无以成立。”

“所以我才给你的西瓜包上厚厚的皮。”另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将其呼叫出来，因为那是你本身，但你不能知道。一切在混沌的大海中进行。就是说，你将空手潜入混沌之海并空手而归。我的意思你懂吧？”

“我想是懂的。”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那就是：人是否应该明确知道自己的意识核？”

“不懂。”我回答。

“我们也不懂。”他们说，“可以说，这是个超越科学的问题。这和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碰到的是同一类问题。”

“恐怕比洛斯·阿拉莫斯还要重大。”一个人说，“就经验而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实验。”

“实验？”我问。

“实验。”他们说，“再不可告诉你更多的了，对不起。”

随后，他们教给我模糊作业的方法：一个人单独进行，半夜进行，不可空腹或满腹，反复听三遍业已确定的发音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呼叫出“世界尽头”的剧情。但在它呼出的同时我的意识即沉入混沌之中。我在这片混沌中模糊数值。模糊完毕，“世界尽头”的呼叫便被解除，我的意识也从混沌中浮出。模糊作业固然结束，而我什么也不记得。逆反模糊则不折不扣是逆反，为此需听逆反模糊的声音模式。

这就是输入我脑中的程序。可以说，我不过类似无意识的隧道而已，一切从这隧道中通过。所以进行模糊作业时，我每每感到极度惶惑不安。分类运算则不同，虽然费事，但可以对当时的自己怀有自豪感，因为必须将全部才能集中于此。

相比之下，在模糊作业方面则谈不上任何自豪和才能。自己无非是被利用。有人在利用我所不知道的我的意识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处理什么。在模糊作业上面我觉得自己甚至不能算是计算士。

然而无须说，我无权选择自己中意的计算方式。我仅仅被赋予分类和模糊这两种方式，并严禁我擅自改变。若不满意，只能放弃计算士这一职业，而我又无意放弃。只要不同“组织”发生龃龉，作为个人还真找不到比当计算士更能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职业，且收入可观。若干上十五年，即可积攒一笔足够日后悠闲度日的钱款，为此我才不止一次地攻破几乎令人头晕的高倍率考试，忍受住了严格的训练。

醉酒对模糊作业并无妨碍。总的说来，上边的人往往示意适当喝点酒以消除紧张情绪，但作为我个人，则原则上在开始模糊之前要把酒精从体内排泄干净。尤其自模糊方式被“冻结”以来，我已有两个月未曾接触这项作业，眼下就更得小心从事。我用冷水洗了淋浴，做了十五分钟大运动量体操，喝了两杯浓咖啡，这样醉意即可大致消失。

然后，我打开保险柜，取出打有转换数值的纸和小型录音机摆在餐桌上，准备好五支削得恰到好处的铅笔，在桌前坐定。

首先要调好录音带。我戴上耳机，转动录音带，让数字式磁带计数器向前转至16，返回到9，再前进到26。如此静止十秒以后，计数器上的数字即告消失，从中发出信号音。若进行与此不同的作业，则录音带的声音自动消失。

调好录音带，我把新记录本放于右侧，左侧放转换数值。至此一切准备就绪。安装在房间的门和所有可能进入的窗口上的报警器亮起红灯“ON”。毫无疏漏。我伸出手，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信号音旋即传出。俄尔，温吞吞的混沌状态无声无息地涌上前来，将我吞入其中。

（将我）

吞入——俄尔　　　　　　混沌→

12

世界尽头

——世界尽头的地图

同影子相见的第二天，我就迅速着手绘制镇子地图。

每天傍晚，我首先爬上西山顶眺望四周。可惜山不高，无法将镇子尽收眼底，加之视力大大下降，不可能把围绕镇子的高墙形状一一看得真真切切，充其量只能把握住镇子的大致走向。

镇子既不太大也不很小。就是说，既不大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认识能力，又没有小到足以轻易把握其全貌的程度——这就是我在西山顶上了解的全部情况。高高的围墙把镇子团团圈在里边，河流将镇子切为南北两半，晚空为河面镀上一层浓重的灰色。不久，街头响起号角，兽们四起的蹄音如泡沫一般笼罩四野。

结果，为了弄清围墙形状，我只好沿墙步行，而这绝对算不得美差。我只能在阴云密布的白天或傍晚外出，又要加很多小心才能走到远离西山的地方。路上，有时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晴空万里，有时又相反下起了倾盆大雨。因此，我每天早上都要请大校观察天象，大校对天气的预测基本上百发百中。

“我还从没有为天气伤过脑筋。”老人不无得意地说，“只消看一眼云的流向，就知道个十之八九。”

但是，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即使在老人眼里），我的远行仍旧伴随着危险。

况且，围墙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丛、树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难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过镇中心的河的两岸，甚至偏离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仅有的一条可以摸索前进的小路也半途而废，被密密麻麻的荆棘丛吞得无迹可寻。每当这时我就得不辞劳苦地绕道而行，或折回原路。

勘察从镇的西端即看门人小屋所在的西门一带开始，而后顺时针方向巡视街道。起始阶段的作业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得大大出乎意料。从城门往北延伸的围墙附近全是长着齐腰高的密草的平坦原野，一望无边，没有任何堪称障碍的障碍，一条像模像样的小道穿针走线一般在草丛中伸向前去。原野上，可以见到同云雀极为相似的小鸟的巢，它们从草丛中展翅飞起，在空中盘旋觅食，然后又返回原处。也有为数不多的独角兽，兽们像在水里漂浮一样在草原中清楚地探出脖颈和脊背，一面寻找食用绿芽一面缓缓移动。

向前走上一会，沿墙往右一拐，已开始崩塌的旧兵营便在南边出现了。这是三栋不带装饰色彩的简朴的双层建筑物。稍离开一点，建有一群像是军官用的比官舍略小的住宅楼。楼与楼之间长着树木，四周围着低矮的石墙。但眼下则遍地高草，不闻人声。想必官舍里的退役军人往日曾在这兵营中的某栋中住过，而后由于某种原因移往西山官舍，致使兵营沦为废墟。广阔的草原看样子当时也作为练兵场使用来着，草丛中堑壕遗址随处可见，还有竖旗杆用的石礅。

继续向东前行不久，平坦的草原渐渐消失，代之以树林。草原中开始出现一丛丛孤零零的灌木，继而变为正规的树林。灌木大多向上直立，纤细的树干难解难分地相抱而生，正好在我肩部至头部的高度蓬蓬地展开枝叶。树下杂草萋萋，点点处处开放着指尖大小的深色小花。随着树木的增多，地面起伏也明显起来。灌木中甚至有种高大的树木突兀而起。除了在树枝间往来飞跃的小鸟的鸣啭，四下不闻任何声籁。

踏着羊肠小道行走之间，树木的长势渐次繁茂蓊郁，头上遮满了高举的树枝，视野也随之闭塞起来，无法继续追寻围墙的外形。无奈，我走上往南拐的小径，走回镇子，过桥返回住处。

结果，直到秋天降临，我绘出的仍仅仅是极其模糊粗糙的镇子轮廓。大致说来，地形以东西向为长，北面的树林和南面的山丘南北向翼然鼓出。南山东侧的斜坡上，一片高低错落的怪石沿围墙伸展着。较之北面的树林，镇子东侧的树林要剽悍阴森得多，顺河边蔓延开去。这里边几乎无路可寻，勉强有条小径可以沿河行至东门，看到周边高墙的光景。如看门人所说，东门已被水泥样的东西牢牢堵死，任何人都休想从中出入。

从东大山汹涌而下的河流，由东门旁边穿过墙脚出现在我们面前，经镇中心向西一直流去，在旧桥那里冲积出几块漂亮的河中沙洲。河上架着三座桥：东桥、旧桥和西桥。旧桥最旧最大，也最美观。河过西桥之后，急不可耐地向南拐弯，以多少转头返东的流势抵达南面围墙，并在墙前淘出一道深谷，切开西山脚。

然而河并未穿开南墙，而是在墙前不远的地方汇成一泓水潭，从那里泻入石灰岩生成的水底洞。按大校的说法，墙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石灰岩旷野，其下面布满网眼般的地下水脉。

自然，这期间我也始终没停止读梦工作。六点钟推开图书馆门，同女孩一起吃晚饭，饭后读梦。

如今一晚上我能读五六个梦了。手指可以驾轻就熟地捕捉纷纭复杂的光线，可以真切地感觉出其形象和反响。尽管我还不能理解读梦工作的意义所在，甚至不明白古梦赖以形成的原理，但从女孩的反应来看，她对我的工作颇为满意。我的双眼已不再在头骨放出的光线面前感到疼痛，疲劳也大为减轻。女孩把我读完的头骨一个个摆在台面上，而当我翌日傍晚来图书馆时，台面上的头骨全都消失不见了。

“你进步可真够快的！”女孩说，“作业进展好像比预想的快得多。”

“头骨到底有多少？”

“多得不得了，一两千吧。不参观参观？”

她把我领进柜台深处的一间书库。书库很大，空空荡荡，如学校的教室，里面摆着几排书架，架上触目尽是白色的独角兽头骨。这光景，与其说是书库，莫如说是墓场更合适。死者发出的凉丝丝的空气静静地弥漫在整个房间。

“啧啧，”我说，“这要何年何月才能全部读完？”

“用不着全部读完。”她说，“只读你所能读的就行了，剩下的由下一个读梦人接着读，反正古梦一直在这里沉睡。”

“你还要给下一个读梦人当助手？”

“不不，我帮忙的仅限于你。一个司库只能帮一个读梦人。所以如果你不再读梦，我就得离开图书馆。”

我点下头。理由倒不清楚，但我觉得这样做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我们望着摆在靠墙书架上的白色头骨阵列，望了许久。

“你可去过南面的水潭？”我问。

“嗯，去过，很多年以前了。还是小时候母亲领去的。一般人是不大去那种地方的，母亲有点怪。南面的水潭怎么了？”

“只是想看看。”

她摇头道：“那里比你想的危险得多。你不应该靠近水潭。没必要去，去也没什么意思。何苦要去那里？”

“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这个地方，包括每一个角落。你不带我，我就独自一个人去。”

她看了一会我的脸，妥协似的叹了口气。

“也罢。看样子，我再说你也听不进去，可又不能叫你一个人去。不过有一点你好好记住：我非常害怕那个水潭，再不想去第二次。那里的确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

“没关系，”我说，“两人一起去，多加小心，有什么好怕的！”

女孩摇了摇头：“你没见过，自然不晓得水潭的真正厉害。那里的水不是普通水，是能把人叫进去的水。不骗你。”

“保证不靠近，”我握着她的手保证道，“只从远处看，看一眼就行。”

十一月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们吃罢午饭，往南面的水潭赶去。河在水潭前一些的地方往西山拐去，把西山脚切出一道深谷，四周灌木丛生，封闭了小路。我们不得不从东面绕到南山后坡。由于早晨下过雨，每迈一步，地面厚厚的落叶便在脚下发出湿重重的声响。途中，有两头对面走来的独角兽同我们交错而过，它们慢悠悠地左右摇晃着金黄色的脖颈，表情麻木地踱过我们的身旁。

“吃的东西少了。”女孩说，“冬天眼看就到，都在拼命寻找树上的果实，所以才来这种地方。平时兽们是不来这里的。”

离开南山坡不远，再看不到兽的出没，清晰可辨的道路也到此为止。到处是渺无人烟的荒凉原野和早已废弃的村落。如此西行之间，水潭的声响开始隐隐约约地传到耳畔。

它与我以往听过的任何声响都有所不同。既不同于瀑布的轰鸣，又有异于风的怒号，亦非地动之声，而类似巨大喉咙吐出的粗重喘息。其声时而低回，时而高扬，时而断断续续，甚至杂乱无章，如咽如泣。

“简真像有人对我们吼叫什么。”我说。

女孩只是回头看我一眼，一声未吭，用戴手套的双手拨开灌木丛，继续带头前行。

“路比以前糟多了！”她说，“过去来时还没有这么狼狈，恐怕还是回去为妙。”

“好容易来到这里，走吧，走到哪算哪。”

我们循着水声，在高高低低的灌木丛中往前走了十多分钟，眼前豁然一片开朗：漫漫的灌木丛到此结束，平展展的草原在我们面前沿河铺向远方。右边可以望见河流劈开的深谷。穿过深谷的河流舒展胸怀，淌过灌木丛，流到我们站立的草地，随后拐了最后一个弯，便陡然放慢流速，颜色亦随之变成给人以不祥之感的深蓝色，缓缓推进其前端膨胀得宛似吞掉一头小动物的蛇腹，在那里形成一泓巨大的水潭。我沿河朝水潭那边走去。

“近前不得哟！”女孩悄然抓过我的胳膊，“表面上水波不兴，显得老老实实，而下面的漩涡可凶着哩。一旦被拉将进去，就休想重见天日。”

“有多深？”

“不堪设想。漩涡像锥子似的一个劲儿地扎向潭底，肯定越来越深。听说过去往里投异教徒和罪犯来着……”

“后来如何呢？”

“被投进去的人，再没有浮出来的。地洞听说过吧？潭底有好几个地洞，张着嘴把人吸进去，人就只能永远在黑暗中彷徨。”

如蒸气一般从水潭中涌出的巨大喘息统治着周围，仿佛是地底回响的无数死者的痛苦呻吟。

女孩拾起一块掌心大小的木块，朝水潭中央扔去。打中的木块在水面漂浮了五六秒，而后突然瑟瑟发抖，就像被什么拖住后腿似的沉入水中，再未浮出。

“刚才说了，水下翻腾着强有力的漩涡。这回明白了吧？”

我们坐在离水潭十多米远的草地上，啃着衣袋里的面包。从远处看，那一带的风景倒是充满平和与静谧。秋日的野花点缀着草原，树木红叶欲燃，其中间便是没有一丝波纹的镜面般的水潭。水潭前面耸立着白色的石灰岩悬崖，黑乎乎的砖墙劈头盖脑地盘踞在上面。除去水潭的喘息，四下一片岑寂，连树叶都静止不动。

“你干嘛那么想要地图？”女孩问，“就算有地图，你也永远离不开这个镇子的哟！”她弹去膝头的面包屑，视线移往水潭那边。“想离开镇子？”

我默然摇头。摇头是表示否定，还是表示犹豫，我也不得而知，连这点都稀里糊涂。

“不知道。”我说，“仅仅想了解罢了：镇子的形状如何，结构如何，何处有何生活，是什么在限制我，控制我，如此而已。至于将来还要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女孩慢慢左右摇头，盯住我的眼睛。

“没有将来的。”她说，“你还不明白？这里是真真正正的世界尽头，我们只能一辈子待在这里。”

我仰面躺倒看天。我所能看的，只是阴暗的天空。清晨淋过雨的地面又潮又凉，但大地那沁人心脾的清香仍荡漾在四周。

几只冬鸟扑棱棱地从草丛中飞起，越过围墙消失在蓝天之中。惟独鸟才可飞越围墙！低垂而厚重的云层，预告着严酷的冬季已迫在眉睫。

13

冷酷仙境

——法兰克福、门、独立组织

像往常那样，我的意识从视野的角落依序回归。首先捕捉我的意识的是视野右端的卫生间门扇和左端的台灯，一会儿，它们渐次转往内侧，如湖面结冰时一样在正中汇合。视野的正中间是闹钟，钟针指在十一时二十六分。这闹钟是在一个人的婚礼上得到的。要止住钟的闹声，必须同时按下其右侧的红钮和左侧的黑钮，否则便会闹个不停。这一设计很独特，目的在于防止尚未彻底醒来便条件反射地按钮止住闹声而旋即昏睡过去这种世间习惯性动作。的确，每次铃响，我都不得不好好地从床上坐起，把闹钟放在膝部，这样才能同时按下左右两个钮。这样一来，我的意识也就被迫一步步踏入觉醒的世界。我已啰嗦过几次，这闹钟是在一个人的婚礼上得到的，至于谁的婚礼则想不起了。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我周围还有相当一些可称为朋友或熟人的男女，一年中要碰上几次婚礼，这闹钟便是在其中某一次得到的。若我自己买，绝不至于挑这种必须同时按住两个钮才可止住闹声的繁琐闹钟。相对说来，我算是起床痛快的。

当我的视野同放闹钟的地方相结合的时候，我反射性地拿起闹钟放在膝头，双手按下红黑两钮。随即我发现闹钟根本没响，我刚才并非睡觉，自然没有调钟，不过偶然把闹钟置于餐桌而已。我是在进行模糊运算来着，无需中止钟的闹声。

我把闹钟放回桌面，环视四周。房间的状况较之我开始模糊运算前毫无改变。报警器的红灯显示“ON”，餐桌一角放着空咖啡杯。代替烟灰缸的玻璃碟上直挺挺躺着她最后吸剩的半截香烟，牌子是“万宝路”，没沾口红。由此想来，她全然没有化妆。

接下去，我仔细看了眼前的手册和铅笔。原本削得细细尖尖的五支F铅笔，两支断了，两支贴根写秃了，惟有一支原封未动。右手中指还残留着长时间写东西造成的轻度麻痹感。模糊运算已经完成。手册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六页蝇头数值。

我按手册上的要求，将分类转换数值和模糊运算后的数值逐项合算，然后将最初用的一览表拿去水槽烧掉，把手册装进安全盒，连同录音机一起放入保险柜。最后，坐在沙发上吁了口气。任务已完成一半。至少下一天可以好好休养生息。

我往杯里倒了大约二指高的威士忌，闭目分两口饮下。温吞吞的酒精通过喉头，经肠道进入胃中。俄尔，温吞感沿血管扩散到身体各个部位，首先胸口和脸颊变暖，继之双手变暖，最后脚也暖和起来。我去卫生间刷了牙，喝了两杯水，小便，又进厨房重新削尖铅笔，整齐地摆在笔盘上。之后把闹钟放在床头枕旁，调回电话自动应答装置。时针指向十一点五十七分。明天还完整无缺地保留未动。我匆匆脱去衣服，换睡袍钻进被窝，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熄掉床头灯，准备美美地睡上十二个钟头。要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足足睡十二个小时。鸟鸣也罢，世人乘电车上班也罢，天底下什么地方火山喷发也罢，以色列的装甲师毁掉中东某个村庄也罢，反正我要大睡特睡。

我开始考虑辞去计算士工作以后的生活。我要存一大笔钱，加上退休金，从从容容地打发时光，学习希腊语和大提琴。把琴盒放在小汽车后座，开上山去一个人尽情尽兴地练琴。

如果顺利，说不定能在山上买一幢别墅——一座带有像样厨房的整洁漂亮的小房，在那里读书，听音乐，看旧电影录像，烧菜做饭。提起饭菜，不由想起图书馆负责参考文献的长头发女孩，觉得和她一起在那里——那座小房——倒也不坏。我做，她吃。

如此思考饭菜的时间里，我坠入了梦乡。睡意如同天空塌落一般突然降临我的头顶。大提琴也好小房也好饭菜也好，统统烟消云散，了无踪影，惟独我存留下来，如金枪鱼一样沉沉睡去。

有人用钻头在我头上打洞，塞进一条硬纸绳般的东西。绳似乎很长，源源不断地塞入头中。我挥手想把绳拨开，但怎么拨都无济于事，绳依然连连进入头内。

我翻身坐起，用手心摸了摸脑袋两侧，并无绳，也无洞。有铃在响，持续地响。我抓起闹钟放在膝头，双手按下红钮黑钮，然而铃还是响个不停。是电话铃！时针指在四点十八分。外面尚黑——凌晨四点十八分。

我下床走去厨房，拿起话筒。每次半夜电话铃响，我都下定决心，睡前一定把电话移回卧室，但事后总是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小腿肯定又要撞上桌腿或煤气取暖炉之类。

“喂喂。”

电话另一端无声无息，犹如电话机整个埋进了沙地。

“喂喂！”我大声吼叫。

但话筒仍寂无声息，既不闻喘息，又听不见“咯噔”声，静得险些使我也顺着电话线陷入沉默之中。我气呼呼地放下话筒，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咕嘟嘟喝了，重新上床躺下。

电话铃再度响起是四点四十六分。我爬下床，沿同样路线摸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听不出是谁。“刚才真对不起，音场乱套了，声音不时被整个消除。”

“声音消除？”

“嗯，是的。”女子说，“音场刚才突然混乱起来，肯定祖父身上发生了什么。喂，听得清？”

“听得清。”我说。原来是送给我独角兽头骨的那位奇特老人的孙女，那个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祖父一直未归，音场又一下子乱成一团，情况肯定不妙。往实验室打电话也没人接……定是夜鬼对祖父下了毒手。”

“不会弄错？不会是祖父埋头实验而没有回来吧？上次不也是有一个星期忘记给你消音的事了？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情绪一上来就把其他一切忘到了脑后。”

“不同的，情况不一样，这我心里清楚。我同祖父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每当对方发生意外就有所感觉。祖父肯定发生了什么，肯定非同小可。况且声音护栏都已被毁掉，毫无疑问。所以地下音场才混乱不堪。”

“什么？”

“声音护栏，一种防止夜鬼靠近的发出特殊声音的装置。而这装置已被狠命弄坏，以致周围声音完全失去谐调。绝对是夜鬼偷袭了祖父。”

“为什么？”

“因为都在盯着祖父的研究，夜鬼啦符号士啦等等。这伙家伙一心把祖父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他们向祖父提出过做交易的事，祖父一口拒绝，因此怀恨在心。求求你，请你马上过来，肯定事情不妙，帮我一把，求你了！”

我脑海中推出夜鬼在可怖的地道中得意徘徊的情景。想到现在要钻到那种地方，我立时毛骨悚然。

“我说，实在抱歉，我的工作是负责计算，其他事项合同中没写，再说我也无能为力。当然，假如我力所能及，自然乐意从命，但我不可能通过同夜鬼搏斗而把你祖父抢救出来。那应该由警察或‘组织’上的行家里手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干才是。”

“警察除外，要是求那伙人帮忙，无疑会弄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而要是眼下就把祖父的研究公之于世，世界可真就完了。”

“世界完了？”

“拜托了，”女郎道，“快来帮我，要不然就无可挽回了。这次袭击我祖父，下次就轮到你。”

“怎么会轮到我呢？若是你倒情有可原，我对你祖父的研究却是一无所知的呀！”

“你是钥匙，缺你打不开门。”

“不理解你说的什么。”

“详情没工夫在电话里说，反正事情至关重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总之相信我好了，对你很重要哟！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迟一步就统统报销，不是我危言耸听。”

“罢了罢了，”我看看表，“不管怎样，你也最好离开那里。如果你的预感不错，那里就太危险了。”

“到哪儿去呢？”

我把青山一家昼夜营业的超级商场位置告诉她。“在里面一间咖啡屋等我，我五点半前赶到。”

“我怕得很，总好像……”

声音再次消失。我朝话筒吼了几次，都无反应。沉默如同枪口冒出的烟一般从话筒口袅袅升起。音场混乱。我放回话筒，脱去睡袍，换上运动衫和棉布裤。而后去卫生间用电动刮须刀三下五除二刮了胡须，洗了把脸，对镜梳理头发。由于睡眠不足，脸肿得活脱脱成了廉价奶酪饼。我真想尽情酣睡，睡好后精神抖擞地开始普通地道的生活。为什么人们偏偏不准我休养生息呢？独角兽也罢夜鬼也罢，与我有何相干！

我在运动衫外面套上尼龙风衣，把钱夹、零币和小刀装入衣袋。略一迟疑，又把独角兽头骨用两条毛巾团团包起，连同火筷一起塞入旅行包，再把已装进安全盒的模糊运算完毕的手册贴在其旁边投入包中。这间公寓套房绝对算不上安全，若是老手，不消洗一块手帕的工夫便可把房门和保险柜全部打开。

我穿上那双只刷洗了一只的网球鞋，夹起旅行包走出房间。走廊里不见人影。我避开电梯，沿楼梯下楼。天色尚未破晓，公寓里一片寂然，地下停车场也空无人影。

情况有点蹊跷，实在太静了。他们一直打我头骨的主意，有一两个放哨的人其实未尝不可，然而没有。看来彻底忘了我的存在。

我拉开车门，旅行包放在助手席，打开引擎。五点眼看就到。我一面巡视左右，一面驱车驶出停车场往青山赶去。路面空空荡荡，除了匆匆返回的出租车和夜行卡车，几乎不见车影。我不时瞄一眼后视镜，未发现有车跟踪。

事情的发展未免反常。我素知符号士们的惯用伎俩，他们不干则已，一干必定彻底，全力以赴，一般不至于收买什么虎头蛇尾的煤气检修员，不至于放松监视既定的目标，而总是选择最快捷最正确的方法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两年前他们曾逮住五名计算士，用电锯把头盖骨上端整个锯下，从中读取活的数据，结果尝试失败，致使被掏空脑浆、掀去天灵盖的五具计算士尸浮东京湾。他们做事便是如此一不做二不休，而这次却一反常态。

五点二十八分时我把汽车开进超级商场的停车场，马上就到约会时间了。东方天际隐隐泛白。我夹着旅行包走入商场，空旷的商场内人影寥寥，收款台那里一个身穿条纹制服的年轻男店员正坐在椅子上翻阅待售周刊，一个年龄和职业都不易估计的女子独自推着装满罐头和速食品的购物车在过道上东张西望。我拐过摆满酒类的货架，走到咖啡屋。

柜台前排列的大约一打小圆凳上都没有她的身影。我在最靠边的凳子坐下，要来冷牛奶和三明治。牛奶冷得品不出什么滋味，三明治则是保鲜纸里的现成品，面包片黏糊糊地贴在一起。我慢悠悠地一小口一小口啃着三明治，滋滋有声地啜着牛奶。为了消磨时间，我看了好一会墙上贴的法兰克福观光广告画：季节为秋天，河边树木红叶纷披，河面天鹅戏水，身穿黑外套头戴鸭舌帽的老人在给天鹅喂食，河上有座颇为壮观的古石桥，远处可望到圣保罗教堂的塔。凝目细看，桥两头各有一座借用桥栏建的小石屋，开有几扇小窗，不清楚是何用途。蓝天，白云。河畔椅子上坐着很多人，全都裹着外套，女性则大多头戴围巾。照片相当漂亮。一看都觉得身上发冷。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的秋景显得凄凉萧瑟，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缘故——我一看见高耸的尖塔就觉得寒意袭身。

于是，我把目光落在对面墙上贴的香烟广告。一个脸色光鲜的年轻男子指间夹着点燃的过滤嘴香烟，以茫然的眼神斜望前方。香烟广告模特为什么总是千篇一律地做出渺无所见了无所想的神情呢？

看香烟广告比不上看法兰克福广告花费时间，我便转过头去打量空荡荡的商场。柜台正面，水果罐头如庞大的蚁冢一般高高堆起，一堆桃，一堆葡萄柚，一堆柑橘，其前面摆着一张试尝桌。但天刚放亮，尚未开始试尝服务。没有人清早五时四十五分便试尝什么水果罐头。桌旁贴着一张题为“USA水果博览”的广告：游泳池前放着一套白色的庭园桌椅，一位女郎从装有各种水果的盘子里拿水果来吃。女郎长得很美，碧眼金发，双腿修长，晒得恰到好处。水果广告中出现的无一不是这样的金发女郎，无论注视多长时间，只消稍一转脸，就再也无从记起她们长得是何模样——便是这种类型的美女。而这种美世间的确存在，如葡萄柚一般无法分清彼此。

卖酒处的收款台是独立的，没有店员。正经人绝对不可能早餐前来买酒，所以这一角既无顾客又无店员，惟有酒瓶犹如刚刚栽好的小针叶树一般安分守己地各就各位。惟一可贵的是这里的墙上贴满广告画。略一数点，计有白兰地和波旁威士忌和伏特加各一张，苏格兰威士忌和国产威士忌各三张，日本酒二张，啤酒四张。我不晓得何以酒广告如此之多，或许因为在所有食品当中酒最具有喜庆意味吧。

不管怎样，正好用来打发时间。我从头到尾依序看去。看罢十五张，我发觉所有酒中惟独加冰威士忌在视觉上最富有诗情画意。简言之，是摄影技术高超。一个宽底大玻璃杯里投进三四块菱形冰，再往里倒入沉稳的琥珀色威士忌。这么着，冰块溶出的白水同威士忌的琥珀色在交融之前漾出瞬间优美的泳姿，委实美不胜收。再注意细看，原来威士忌广告几乎全用加冰镜头。若是兑水的，恐怕印象淡薄；而若是纯威士忌，又大概不耐观赏。

另一发现，就是没有一张广告出现下酒菜。广告中喝酒之人，谁都不吃下酒菜，一律干喝。想必认为把下酒菜摄进画面会影响酒的纯粹性，也可能担心下酒菜会框定酒的形象，或顾虑看广告的人为下酒菜见异思迁。这似乎不难理解，我觉得任何做法都自有其相应的理由。

观看广告之间，不觉到了六点。胖女郎仍未出现。为什么这么久还迟迟不来呢？真令人纳闷。本来我让她尽快赶来，但这个问题怎么想都无济于事。我是以最快的速度来了，往下是她本身的事情。说起来此事原本就与我并无瓜葛。

我要了杯咖啡，没放糖没加奶地慢悠悠喝着。

时过六点，顾客三三两两多了起来。有来买早餐面包和牛奶的主妇，有来找东西聊以充饥的夜游归来的学生，也有来买卫生纸的妙龄女郎，以及来买三种报纸的白领职员。还来了两个肩扛高尔夫球具袋的中年男士，买了小瓶威士忌。虽说是中年，其实不过三十五六岁，同我不相上下。想来我也算是中年人了，只是因为没有穿那种怪里怪气的高尔夫运动服才略显年轻。

我庆幸自己是在超级商场里等她。若是别的场所，不可能如此轻松地消磨时间。我最喜欢超级商场这块天地。

等到六点半，我到底失去了耐性，驾车来到新宿站，开进停车场，夹起旅行包走到短时行李寄存处前，求其代为保管。我说里面装的是易碎物品，请多加小心。值班男子于是把写有“小心易碎”字样并带有鸡尾酒杯图案的红色卡片别在提手处。我看着他把耐克牌蓝色旅行包认真地放在架上的合适位置以后，接过了提货证。接着，去报摊买了二百六十日元的信封和邮票，把提货证放入信封粘好，贴上邮票，写上以子虚乌有的公司名义设置的秘密私人信箱名称，用快信寄了出去。这样，除非有相当特殊的情况，否则不可能暴露实物。出于慎重，我时常使用这个办法。

把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开车离开停车场，返回住处。想到这回已无东西担心被盗，心情豁然开朗。我把车停进车场，上楼回到房间，冲罢淋浴上床，一身轻松地酣然入睡。

十一点有人进来。从事态发展分析，我想此时也该有人来，因此没太惊慌。不料来人没按门铃，竟直接体撞门扇，并且实际上远远超过一般撞门那种无所谓的程度，简直像用拆毁楼房的铁锤一般劈头盖脑地往门上猛砸，弄得地板上下颤抖，实在非比寻常。既然有如此力气，还不如勒死管理员抢走万能钥匙开门进来省事。就我来说，也还是由来人用万能钥匙开门为好，免得花钱修门。况且，经过如此一番胡乱折腾，我说不定会被逐出公寓。

来人以身撞门的时间里，我穿上长裤，把运动衫从脑袋套下，刀藏在腰带后面，去卫生间小便。为防万一，我打开保险柜按动录音机上的非常键，消去里边磁带的声音，随后从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和土豆色拉，当午餐吃了。阳台上备有应急梯，若想逃走自然不在话下，但我已心力交瘁，懒得抱头鼠窜，再说逃窜也解决不了我面临的任何问题。我已面临或被卷入一种十分棘手的境地，靠一己之力无论如何都奈何不得，这点上我需要找人认真商谈。

我受一位科学家之托，去其地下实验室处理数据，其时接受了一件类似独角兽头骨样的东西。拿回家不久，便来了一个想必被符号士收买的煤气检修员，企图偷那头骨。翌日早晨，委托人的孙女打来电话，告知祖父遭夜鬼袭击求我前去救助。而我赶到约会场所，却不见她出现。我拥有两件重要物品。一件是头骨，一件是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均被我暂时寄托在新宿站。

一切都莫名其妙，但愿能有人给自己一点暗示。否则，我很可能在如此状态下抱着头骨永远逃遁不止。

喝罢啤酒，吃完土豆色拉，刚透过一口气，只听铁门发出一声爆炸般的巨响，陡然朝里打开，一个见所未见的大块头汉子闯进屋来。汉子身穿式样时髦的夏威夷衫，一条沾满油腻的土黄色军裤，脚上一双潜泳用的足鳍大小的白色网球鞋。和尚头，蒜头鼻，脖子粗如常人的腰，眼皮厚似深灰色铁片，眼球白色部分分外醒目，却不透明，浑如假眼。但仔细看去，发现黑眼珠不时晃动，知是天生如此。身高恐怕足有一米九五，肩甚宽，夏威夷衫尽管大得俨然两折床单围身，但仍显得紧紧绷绷，胸口纽扣几乎一触即开。

大块头用打量我拔掉的葡萄酒瓶塞那样的眼神扫了一眼他自行破坏的门扇，然后把目光转向我。看上去他对我个人并不怀有种类特别复杂的感情。他像打量房间设备一样看着我。可能的话，我还真恨不得变成房间里的设备。

大块头把身体靠到我身旁，后面又闪出一个小个子男人。小个子身高不足一米五十，单薄瘦削，五官倒还端正。他身穿浅蓝色鳄鱼牌开领半袖衫和驼色粗布裤，脚上浅褐色皮鞋，估计是在某处高级儿童服装店买的。劳力士手表在手腕上闪闪发光——当然没有儿童用的劳力士——显得格外之大，活像《星球大战》或其他什么电影里出现的通讯装置。年纪大约在三十往后四十往前。身高倘若增加二十厘米，在电视剧中扮演奶油小生似也未尝不可。

大块头鞋也没脱就踏进厨房，绕到餐桌另一侧，拉过椅子。小个子随后踱着方步走来，坐在上面。大个头则在烹调台坐定，把足有常人大腿根粗的手臂紧紧抱在胸前，将滞涩的目光定在我脊背的肾脏偏上一点位置。我后悔自己未借助应急梯从阳台逃走。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判断力显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失误。恐怕还是去加油站让人打开引擎盖检查一遍为好。

小个子看也没正眼看我一眼，更谈不上打招呼。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盒和打火机，摆在桌上。烟是本森&黑吉斯牌，打火机是金色的“杜蓬”，见此二物，我觉得所谓贸易不平衡大半是外国政府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把打火机用两只手指夹着，熟练地转动不已，倒像是登门访问的马戏团演员，但我当然并无发过此项邀请的记忆。

我在电冰箱的最上层摸索了一会，找出很久以前酒店给的带有美国百威啤酒标记的烟灰缸，用手指拂去灰尘，放在小个子眼前。小个子以短促而悦耳的声响为香烟点火，眯细眼睛往上喷了一口。他身体小得给人以奇妙之感，脸和手脚一齐小，如同将普通人的形体均匀地缩小复印下来一般。那支香烟也因而看起来大得仿佛一支崭新的彩色铅笔。

小个子闷声不响，只顾目不转睛地盯着燃烧的烟头。若是让·吕克·戈达尔(1)的电影，应当出现“他正在盯视燃烧的香烟”这样的字幕，但不管是有幸还是不幸，那影片毕竟大大落后于时代了。烟头化作为量不少的烟灰后，他用手指“嗵嗵”敲了几下，磕落于桌面，对烟灰缸则全然不屑一顾。

“那扇门嘛，”小个子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开口道，“有必要搞坏它，所以搞坏了。当然喽，如果乖乖用钥匙来开也是可以开的。希望别见怪才好。”

“家里空空如也——你一搜我想就知道了。”我说。

“搜？”小个子不无惊讶地说，“搜？”他口叼香烟，嚓嚓有声地搔了搔手心。“搜？搜什么？”

“噢，那我倒不知道，反正你不是来搜查的吗，破门而入地？”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小个子说，“你肯定是误解了什么。其实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来和你说话，别无他图。什么也不搜，什么也不要。要是有可口可乐，倒想解解渴。”

我打开冰箱，拿出两罐为兑威士忌而买来的可口可乐，同杯子一起放在桌面，随后为自己拿出一罐惠比须啤酒。

“他不也喝点？”我指着后面的大块头问。

小个子弯起手指示意，大块头悄然趋前，拿起桌上的可乐。长得虽牛高马大，动作却如风吹杨柳。

“喝完了干那个。”小个子对大块头说，然后转向我，说出两个字：“余兴。”

我背过身，看大块头一口喝干可乐。喝毕，他把罐头倒过来，确认再无一滴可乐后，放在手心里一攥，那罐头便不动声色地被攥得面目全非——只见红色的可乐罐发出风吹报纸般的瑟瑟声响，顿时变作一枚普普通通的金属片。

“这个嘛，哪个都会。”小个子说。

或许哪个都会，可我不会。

继而，大块头用两指夹起瘪平的金属片，嘴唇稍稍一扭，金属片便齐刷刷地纵向裂开。把电话簿一撕两半的光景我见过一次，而撕开瘪平的金属罐还是头一遭目睹。没试自然不明白，不过恐怕非同儿戏。

“百元硬币都能弄弯。这点却没什么人能如法炮制。”小个子说。

我颔首赞同。

“耳朵都能撕掉。”

我点头同意。

“三年前是职业摔跤手来着。”小个子说，“出类拔萃的选手。要不是膝盖受伤，拿冠军如探囊取物。年纪轻，有实力，别看他这样，腿脚快着哩。可惜伤了膝盖，一切顿成画饼。摔跤须有速度才行。”

见他看我的脸，我赶紧点头。

“那以后就由我照顾，他是我堂弟嘛。”

“你们这个家族就不出中间体型的人？”我问。

“再说一遍！”小个子死死盯住我。

“没什么。”我说。

小个子显得有些困惑，沉吟片刻，索性把烟掷在地上，用鞋底碾灭。对此我毫无怨言。

“你也必须再宽心些才行。要舒展心胸，放松心情，否则说话很难推心置腹。”小个子说，“双肩不要绷得太紧。”

“再从冰箱里拿罐啤酒可以么？”

“可以，当然可以。你的房间，你的冰箱，你的啤酒，不是么？”

“我的门。”我补充道。

“门就忘掉好了。老想那个，身体自然绷紧。不就是不值几个钱的一扇小门吗？你钱也挣得不少，该搬到门好些的住处才是。”

我只好不再想门，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喝着。小个子往杯里倒了可乐，等泡沫消失后，喝掉一半。

“啊，让你受惊，实在抱歉。不过一开始就已说了，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破门而入地？”

听我如此一说，小个子的脸急剧涨红，鼻孔骤然鼓大。

“不是跟你说把门忘掉吗，嗯？”他的语气极为沉静，接着把同样的问话向大块头重复一遍，大块头点头肯定。此人看来非常性急，我是不大乐意搭理如此性急之人的。

“我们来此是出于好意，”小个子说，“你正在不知所措，所以前来详加指点。不知所措这个说法如不合适，改说无所适从也可以，如何？”

“是不知所措，是无所适从。”我说，“无任何知识，无任何暗示，无门，门无一扇。”

小个子抓起桌上的打火机，端坐未动地朝冰箱门摔去。一声不祥的闷响，我的冰箱上随即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坑。大块头拾起落于地上的打火机，放回原处。一切恢复常态，惟独冰箱门落下一块伤痕。小个子像要平静自己心情似的喝掉另一半可乐。每次面对性急之人，我倒多少想试验一下其性急的程度。

“充其量不过是一两扇那副德性的门。想想事态的严重性好了！把这座公寓整个炸掉都在所不惜，看你还敢再说一句什么门！”

门——我在心中说道。问题不在于是否值钱，门是一种象征。

“门的事倒也罢了。问题是出了这种事我很可能被逐出这座公寓。毕竟这里住的全是正人君子，一向安安静静。”

“要是有谁向你说三道四把你撵走，就往我那里打电话，我保证想办法好好收拾他一顿。这回可以了吧？不给你找麻烦。”

我觉得，果真如此，事情难免更加复杂化。但我不想进一步刺激对方，便默默点头，接着喝啤酒。

“也许是多余的忠告——年过三十五，最好改掉喝啤酒的习惯。”小个子说，“啤酒那玩意儿是学生哥儿或体力劳动者喝的，一来使肚皮突起，二来使人粗俗。到了如此年纪，还是葡萄酒或白兰地有益于健康。小便排泄过频会损坏身体新陈代谢的功能。适可而止吧！喝贵一点的酒，要是每天都喝两万元一瓶的葡萄酒，你自觉神清气爽。”

我点头喝了口啤酒。多管闲事！喝啤酒归喝啤酒，腹部脂肪我是通过游泳或跑步来去掉的。

“不过，我也不能光说人家，”小个子道，“谁都有弱点。就我来说，就是嗜烟和偏爱甜食。尤其甜食，吃起来简直不要命。对牙不好，又容易得糖尿病。”

我点头赞同。

小个子又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

“我是在巧克力工厂旁边长大的，喜欢甜食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说是巧克力工厂，但并非森永或明治那样的大厂，一家默默无闻的街道小厂罢了。对了，生产的就是小糕点铺或超级商场中削价处理的那类粗糙不堪没滋没味的货色。这么着，工厂每天每日都散发出巧克力味儿。好些东西都感染了这种味道，窗帘也好，枕头也好，猫也好，数不胜数。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巧克力，一嗅到巧克力味儿，就想起小时候的事。”

小个子扫了一眼劳力士表盘。我本打算再次提那扇门，又担心说来啰嗦，遂作罢。

“好了，”小个子说，“时间不多，闲言少叙。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点点。”

“那就言归正传。”小个子说，“刚才讲过了，我此行的目的，在于多多少少为你排忧解难。所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只管发问，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随后，小个子朝我做出催问的手势：“问什么都行。”

“首先，我想了解你们是什么身份，对事态把握到什么程度。”我说。

“问得好！”说着，小个子寻求赞同似的望着大块头。大块头点头后，他又把目光收回到我身上。“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不讲废话。”

小个子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这么想好了：我是为帮助你而来这里的。至于属于哪个组织，眼下都没关系。同时，我们已经把握了大致事态。博士、头骨、模糊运算后的数据，基本上了如指掌，连你不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下一个疑问？”

“昨天下午可曾买通煤气检修员来盗窃头骨？”

“前面说了，”小个子道，“我们不稀罕什么头骨，我们什么都不稀罕。”

“那么又是谁呢？是谁买通煤气工的？是梦幻不成？”

“那个我们不知道。”小个子说，“此外还有不知道的，那就是博士正在搞的实验。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固然一一心中有数，但不晓得其目标是什么。这点很想了解。”

“我也蒙在鼓里。”我说，“却惹了一身麻烦。”

“这我全都知道。你是一无所知，无非被人利用。”

“既然如此，来我这里也一无所获嘛。”

“只是来拜访一下。”说着，小个子用打火机角“咚咚”敲击桌面，“我们认为还是告知一声为好，而且相互汇拢一下信息和看法对今后很有益处。”

“想象一下可以吧？”

“请便。想象如小鸟一样自由，像大海一般浩瀚，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你们既非‘组织’里的，又不属于‘工厂’里的，做法和哪方面都不相同。估计是独立的小组织，而且瞄准新的市场。大概是想侵占‘工厂’的地盘吧，我想。”

“你瞧你瞧，”小个子对大块头说，“刚才我说了吧，脑袋清醒着咧！”

大块头点头。

“住这种廉价房间的，脑袋好使得出奇；老婆跟人私奔的，脑袋也灵得不一般。”小个子道。

被人这么夸奖，作为我也时隔好久了。脸上一阵发热。

“你的推测大体不错。”小个子继续道，“我们是打算把博士开发的新方法搞到手，以便在这场情报大战中一鸣惊人，且已做了相应的准备，资金也不缺，为此需要得到你这个人和博士的研究成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打破‘组织’和‘工厂’的两极结构。这也正是情报战好的地方，平等得很。谁能搞到新的先进系统，谁就稳操胜券，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券。和实绩什么的完全无关。况且目前的状况也不正常，岂非彻头彻尾的垄断！情报中的光照部分由‘组织’垄断，阴影部分由‘工厂’独吞，谈不上竞争。这无论如何都有违自由主义经济的法则。如何，你不认为不正常？”

“与我无关。”我说，“我这样的小喽啰不过像蚂蚁一样干活罢了，此外概不考虑。所以，如果二位是来这里拉我入伙的话……”

“你好像还懵懵懂懂，”小个子咂咂舌，“我们压根儿就没想拉你入伙，只是说想得到你。再下一个疑问？”

“想了解夜鬼。”我说。

“夜鬼是在地下生活的。住在地铁、下水道那样的地方，靠吃城里的残羹剩饭和喝污水度日，几乎不同人发生关系，所以很少有人晓得夜鬼的存在。一般不至于加害于人，但偶尔也把单独误入地下的人逮住吃掉，地铁施工当中就不时发生作业人员下落不明的事件。”

“政府不知道？”

“政府当然知道。国家这东西是不会那么傻的。那帮家伙一清二楚——不过也仅仅限于最高领导层。”

“那为什么不提醒大家，或让大家躲开？”

“第一，”小个子说，“如让国民知道，势必引起一场大混乱。不是么？要是大家晓得自己脚下有一群莫名其妙的活物动来动去，谁都心里不是滋味。第二，欲除无法。自卫队也不大可能钻到整个东京城的地下去把夜鬼全部斩尽杀绝，黑暗是它们最得意的场所。如果真的动手，必是一场恶战。

“第三，还会有这种情况：它们在皇宫下面筑有极大的巢穴，一旦事情不妙，就会捅开地面爬出，甚至能把地上的人拖入地下。那样一来，日本势必乱成一团，对吧？所以政府才不同夜鬼对阵，而是听之任之。再说，若和它们携手合作，反倒可以控制一股巨大的势力。政变也好，战争也好，只要同夜鬼协同作战，就绝对不会失利。因为纵使发生核战争，它们也会死里逃生。不过目前阶段，谁也没同夜鬼结为同党，因为它们疑心太重，决不轻易同地上的人交流。”

“听说符号士同夜鬼打得火热？”我说。

“倒是有此风声。即使实有其事，也不过是极少一部分夜鬼由于某种缘故暂时被符号士笼络住了，不会有更深的发展。不能设想符号士同夜鬼会结成永久性同盟。不必当一回事。”

“可是博士被夜鬼劫走了呀！”

“这也的确听说了。详情我们也不晓得。也可能是博士为掩人耳目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这种可能性也并非就不存在。毕竟情况过于错综复杂，发生什么都无足为奇。”

“博士是想做什么的吧？”

“博士在从事一项特殊研究，”说着，小个子开始从各个角度端详打火机，“为了同计算士和符号士这两大组织分庭抗礼而在推进自己独特的研究。符号士想超过计算士，计算士想排挤符号士，博士则在二者的夹缝中开展足以使整个世界结构彻底颠倒的研究，为此才需要你的帮助，而且需要的不是你作为计算士的能力，而是你本身。”

“我？”我愕然道，“为什么需要我？我又没什么特殊能力，平庸无奇。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自己会在颠覆世界方面推波助澜。”

“我们也在寻求这个答案。”小个子在手里团团转地玩弄着打火机，“有所觉察，但不明确。总之他把研究焦点对准了你。这已做了长时间准备，现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在你本身不知不觉之间。”

“等这攻坚战一完，你们就把我和研究成果搞过去，对吧？”

“可以这样说吧。”小个子道，“问题是形势渐渐蹊跷起来，‘工厂’嗅到了什么并开始活动，因此作为我们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伤脑筋啊！”

“‘组织’可晓得此事？”

“估计还没有察觉到。当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士周围加以监视也是事实。”

“博士是何许人物呢？”

“博士在‘组织’中干了好几年。他干的当然不是你那种事务性工作，是在中央研究室。专业是……”

“‘组织’？”情况愈发微妙愈发复杂。尽管置身于话题的中心，却惟独我茫无所知。

“是的。也就是说博士曾是你的同事。”小个子说，“见面机会想必没有，仅仅隶属同一组织罢了。诚然，这组织——计算士组织——也的确过于庞大过于复杂，加之奉行近乎恐怖的秘密主义，因此只有一小撮头头才了解什么地方在进行什么。总之，右手干什么左手不知道，右眼看的与左眼看的不是同一物体。一句话，情报量太大，任何人自己都无法处理。符号士企图窃为己有，计算士则全力守住不放。然而即使再扩大组织，哪一方都不可能把握洪水般汹涌的情报信息。

“这样，博士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退出计算士组织，埋头搞自己的研究。他的专业面很广，大脑生理学、生物学、骨相学、心理学——大凡关于控制人类意识的研究，他都堪称出类拔萃的角色。在当今时代，不妨说是文艺复兴式的世界罕见的天才学者。”

想到自己曾对如此人物解释过何为分类运算何为模糊运算，不由自觉汗颜。

“现在计算士设计出的计算系统，即使说几乎全是他一人之功我想也不为过。你们不过是把他开发的秘密技术付诸实施的工蜂而已。”小个子说，“这样说不大客气吧？”

“没关系，不用客气。”

“话说回来，博士退出了组织。退出以后，不用说，符号士组织马上前来拉拢。毕竟退出组织的计算士大部分当了符号士。但博士拒绝了，说自己有必须独自开展研究的项目。这样一来，博士就成了计算士和符号士共同的敌手。因为，对计算士组织来说他过于了解秘密，对符号士组织而言他是敌阵中的一员。在那些家伙眼里，非友人即敌人。博士对此也了然于心，于是紧挨在夜鬼巢穴旁建造了实验室。实验室可去了？”

我点下头。

“这实在是条妙计。任何人都甭想靠近那个实验室。夜鬼就在那一带成群结队，无论计算士组织还是符号士组织都不是夜鬼的对手。他本人往来时则发出一种夜鬼讨厌的声波，使得夜鬼倏忽间无影无踪，就像摩西横渡红海时一样。堪称万无一失的防御系统。除去那个女郎，你是第一个得以进入实验室的人，或许。这就是说，你这一存在已重要到了如此地步。不管从哪方面看，博士的研究都到了最后关口，叫你去就是为了突破这道关口。”

我“唔”了一声。有生以来自己本身还从未曾如此举足轻重，这一点总使我觉得有些不很自然，不大习惯。“那么说，”我开口道，“博士让我处理的实验数据不外乎是叫我前去的诱饵，实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博士的目的在于把我叫去？”

“那也不尽然。”小个子扫了一眼手表，“那数据是严密设计出来的程序，好比定时炸弹，到时间就轰隆一声爆炸。当然这纯属想象，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要直接问博士本人才行，呃——时间越来越少了，谈话就到此为止如何？往下还有个约会。”

“博士的孙女怎么样了？”

“那孩子怎么样？”小个子不可思议似的问，“我们也不晓得，又不可能一一监视不放。莫非对她有意思？”

“没有。”我想大约没有。

小个子离座站起时依然不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他抓起桌上的打火机和香烟揣进裤袋。“双方的立场我想大致你已了解了。再补充一点：我们现在有个计划，就是说眼下我们掌握的情报要比符号士的详细，已经抢先一步。问题是我们的组织较之‘工厂’弱小得多，假如他们真的加大马力，我们恐怕难免被甩在后面，被打得溃不成军，所以作为我们必须在此之前牵制住符号士。这层意思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明明白白。

“但是单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若是你，也是要借助别人力量的吧？”

“‘组织’。”我说。

“啧啧，”小个子对大块头说，“我说他头脑清醒吧。”随即又注视我的脸，“这是需要诱饵的。没有诱饵谁都不肯上钩。拿你做诱饵好了。”

“兴致不大。”

“这不是兴致大不大的问题。”小个子说，“我们也志在必得。这回我倒有一点要问——这房间中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一样值得珍惜，清一色便宜货。”

“这我知道。不过，不希望被人破坏的东西总有一两件吧？哪怕再便宜，毕竟也靠它在此生活嘛。”

“破坏？”我吃了一惊，“破坏是怎么回事？”

“破坏……就是破坏嘛，比如门的下场。”说着，小个子指了指拉手和锁已不翼而飞的扭曲变形的门。“为了破坏的破坏。全都弄它个稀巴烂！”

“为什么？”

“一两句解释不清，再说不管解释与否反正都要破坏。所以，要是有不希望破坏的只管说。不乱来的。”

“录像机，”我只好直言，“监控电视。这两件贵，又刚买。还有壁橱上贮存的威士忌。”

“此外？”

“皮夹克和新做的三件套西装。皮夹克是美国空军轰炸机型的，领上带毛。”

“此外？”

我沉思片刻，看另外还有没有值钱之物。再没有了。我家不是保管贵重物那类场所。

“仅此而已。”

小个子点点头，大块头也点点头。

大块头首先逐个打开壁柜和抽屉，从抽屉中拉出锻炼肌肉的对拉弹簧链，绕到背后，贴着脊背拉直。我还从未见过把这弹簧链完全贴背拉直的人物，也算开了眼界。真个十分了得。

他像拿棒球棍一样双手握着对拉弹簧链，到卧室去了。我探长身子，看他做何举动。大块头在监控电视机前站定，将肩上的弹簧链对准电视荧屏狠命抡去。随着显像管粉身碎骨之声，以及浑似一百个闪光灯同时烧毁的声响，三个月前新买的二十七英寸电视机便如西瓜一般被砸得一塌糊涂。

“等等……”说着，我急欲起身。小个子啪地一拍桌面，把我止住。

继而，大块头举起录像机，把平面部分对准电视机角咬牙切齿地摔打不止。几个按键四下飞溅，拉线短路，一缕白烟犹如被超度的魂灵浮在空中。确认录像机已惨遭彻底毁坏之后，大块头将报废的机体扔在地板上，这回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刀，随着“咔”一声单纯明快的声响，明晃晃的刀身一闪而出。他随即拉开立柜，将两套加起来差不多价值二十万元的服装——轰炸机式夹克和三件套西服利利索索地划裂开来。

“怎么好这样胡来，”我对小个子吼道，“不是说不破坏贵重物吗？”

“我可没那么说，”小个子泰然自若地回答，“只是问你最珍惜什么，没有说不破坏。破坏就是要从珍贵的开始，岂非明摆着的事！”

“得得。”说着，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喝着，一面和小个子一起观看大块头破坏我这两室一厅的小而富有格调的住房。

(1)　法国电影导演（1930—　）。

14

世界尽头

——森林

不久，秋光杳然逝去。一天早晨睁眼醒来，但见秋天已经完结。天空已不复见金秋那潇洒飘逸的云影，而代之以阴晦厚重的云层。那云层俨然带来凶信的使者从北大山顶探出头来。对镇子来说，秋天是令人心情怡然的美的天使，可惜其逗留时间过于短暂，而其动身启程又过于猝然。

秋天远逝之后，有一段为时不长的空白。那空白很奇妙，静静的，既不似秋天又不同于冬日。包裹兽体的金毛渐渐失去光泽，恰如被漂白过一般明显地泛起白色，告诉人们寒冬即将来临。所有生物所有事象都为抵御冰雪季节而缩起脖颈，绷紧身体。冬天的预感犹若肉眼看不见的薄膜覆盖全镇，就连风的奏鸣、草木的摇曳、夜的静谧和人的足音都仿佛蕴含某种暗示一般滞重而陌生，甚至原来使我感到心旷神怡的河中沙洲的琮声，也不再抚慰我的心灵了。一切一切都为保全自己而紧紧闭起外壳，而开始带有一种完结性。对它们来说，冬天是不同于任何其他季节的季节。小鸟的鸣啭也变得短促变得尖锐，惟见其时而拍动双翅摇颤着这冰冷冷的空白。

“今年冬天怕是要冷得特殊，”老大校道，“一望云形就晓得。喏，你看。”老人把我领到窗边，指着压在北大山上的又黑又厚的云层说，“以往每到这一时节，北大山就有预示冬日来临的云片出现。它好比先头部队，我们可以根据当时云的形状来预测冬天寒冷的程度。若是呆板板平展展的云，说明是温暖的冬季，越厚则冬天越冷。而最糟糕的是状如大鹏展翅的云，有它出现，冬天肯定冷得滴水成冰。就是那种云！”

我眯缝起眼睛望着北大山的上空。尽管有些迷离，但还是能辨出老人所说的云形。云片横向拉长，足以遮蔽北大山的两端，中间则如山一样翼然膨胀开来，形状确实很像老人说的大鹏展翅。那是一只飞越山顶而来的不吉利的灰色巨鸟。

“滴水成冰的冬天五六十年才有一次。”大校说，“对了，你恐怕没有大衣吧？”

“嗯，没有。”我说。我有的只是进镇时发给的不很厚的棉衣。

老人打开立柜，从中拽出一件藏青色军大衣递到我手中。大衣重如石头，粗羊毛直扎皮肤。

“重是重了点，总比没有强。是近来专为你搞来的。但愿大小合适。”

我把胳膊伸进衣袖。肩部有点宽。真不习惯，重得真可以使人东倒西歪。不过看来还算合身。况且正如老人所言，总比没有强。我道了谢。

“你还在绘地图？”老大校问。

“嗯，”我说，“还剩下几部分，可能的话，想把它最后绘完。好容易绘到这个地步。”

“绘地图倒没什么要紧，那是你的自由，又不妨碍别人。不过，不是我说话不中听，冬天来到后不要出远门，不可离开房子附近。尤其像今年这么严寒的冬天，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分。这里虽说地方不大，但冬天里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危险地带。绘地图要等明年春天再动手完成。”

“明白了。”我说，“可冬天要什么时候开始呢？”

“下雪。飘过一片雪花，冬天就算开始。而河中河洲的积雪化尽之时，便是冬天结束之日。”

我们一面望着北大山上的云层，一面啜着早间咖啡。

“另外还有一件要事。”老人说，“入冬后尽量别接近围墙，还有森林，冬天开始后它们的力量大得很。”

“森林里到底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老人略一沉吟，“什么也没有的。至少那里没有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森林是多余的场所。”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老人打开炉盖，扒去灰，添了几根细柴棍和煤块。

“估计今晚就要生炉子了。”他说，“这柴棍和煤块取自森林，蘑菇和菜等吃的东西也来自森林。在这个意义上，森林于我们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此而已，再无他用。”

“既是这样，那么森林里该有人掘煤拾柴采蘑菇？”

“不错，那里是有人居住，他们搞来煤块柴禾蘑菇供应镇子，我们给他们粮食服装之类。这种交换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所每周进行一次。此外概无交往。他们不靠近镇子，我们不走近森林。我们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什么地方不同？”

“在所有意义上。”老人说，“大凡可以想到的方面他们全与我们不同。不过要注意：切不可对他们发生兴趣。他们危险，他们很可能给你某种不良影响。因为——怎么说呢——你这人还没有安稳下来。在适得其所地完全安稳下来之前，最好对无谓的危险避而远之。森林不外乎森林，你在地图上只消标明‘森林’即可。明白了？”

“明白了。”

“还有，冬天的围墙更是危险无比。一到冬天，围墙便愈发森严地围紧镇子，监视我们是否被万无一失地围在其中。大凡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逃过围墙的眼睛。所以，无论你采取何种形式，都万万不可同围墙发生关系，切勿接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人还没有安稳下来。你迷惘你困惑你后悔你气馁，对你来说，冬天是最危险的季节。”

问题是，我必须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横竖去一次森林，去看个究竟。已经到了向影子交地图的原定期限，并且他交待过我要察看森林。只要看了一次森林，地图就算完成。

随着北大山上的云层缓慢而稳健地展开双翼漫上镇子上空，太阳光骤然减弱了金辉。天空如罩上细细的粉尘，一片迷濛，阳光沉淀其中，奄奄一息。对我受伤的双眼来说，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季节。天空再也不会晴得万里无云，呼啸的风也无力吹走这样的云层。

我从河边小路进入森林。为避免迷路，我决定尽可能沿墙根来窥看森林里面的情景，这样也才能够把包笼森林的围墙形状绘入地图。

但这场探索决不轻松。途中有深似地面整个下沉的陡陷的深壑，有比我个头还高出一截的茂密巨大的野莓丛，有挡住去路的沼泽。而且到处挂满黏糊糊的大蜘蛛网，缠绕我的脸、脖子和手臂。四周树丛里不时传来什么东西蠢蠢欲动的沙沙声。高耸的树枝遮天蔽日，使得森林如海底一般幽暗。树阴下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蘑菇，宛如令人毛骨悚然的皮肤病的预兆。

尽管如此，当我一度离开围墙而踏入森林里面时，眼前仍然展现出近乎不可思议的静谧而平和的天地。没有任何人染指的神秘的大自然所生成的大地那清新的气息充溢四周，静静地抚慰着我这颗心。在我眼里，根本看不出这就是老大校忠告以至警告过我的危险地带，这里有树木青草和各种微小生命组成的无休无尽的生命循环，哪怕一块石头一抔土都令人感觉出其中不可撼动的天意。

离开围墙后，越是深入森林，这种印象就越强烈。不吉祥的阴影淡然远逝，树形和草叶的颜色也仿佛变得沉稳而柔和，鸟的叫声听起来也悠扬悦耳。随处闪出的小块草地也好，缝线一般在密树间穿行的小溪也好，都未使人产生围墙附近森林所给予的那种紧张感和压抑感。我不明白何以有如此霄壤之别。或许由于围墙以其强力扰乱了森林的空气，也可能仅仅是地形上的原因。

但是无论森林里边的行走如何令我惬意，我仍然不敢完全离开围墙。森林毕竟深无尽头，一旦过于深入，甚至辨别方向都不可能。既无路可走，又无标识可循。所以，我总是在保持眼角可以瞥见围墙那样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森林对我是朋友还是敌人，这点我还难以判断。再说，这种恬适与惬意乃是要把我诱入其中的幻景也未可知。不管怎么说，正如老人所指出的，我对于这个镇子来说还是个摇摆不定的弱小存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分。

我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尚未真正走进森林的纵深处，没发现任何有人居住的迹象。既无脚印，又不见摸过什么的手痕。对于在林中同他们相遇，我半是感到害怕，半是怀着期待。但如此转了几日，全然没有发现暗示他们存在的现象。我猜想他们很可能住在林中更深远的地方，或者巧妙地躲着我。

探索到第三天或第四天时，在恰好东墙向南大幅度转弯的地方，我发现墙根处有一小块草地。在围墙拐角的胁迫下，草地呈扇面形舒展开来。周围密密麻麻的树林居然停止进犯而留出了这块小小的空间。奇怪的是，墙根景致所特有的令人心慌意乱的紧张感在这一角也荡然无存，漾溢着的是林中的安详与静谧。潮润而绵软的小草如地毯一般温柔地覆满地面，头上是一方被断然切成异形的天宇。草地的一端遗留着几块石基，说明这里曾有过建筑物。踏着一块块石基踱去，发觉原来的建筑布局相当工整相当正规，起码并非临时凑合的小屋。曾有三个独立的房间，有厨房有浴室有门厅。我一边循着遗址踱步，一边想象建筑物存在时的情形。至于何人出于何动机在林中筑此屋宇，之后又缘何尽皆拆毁，我则揣度不出。

厨房后侧剩有一口石井，井中填满了土，上面杂草葳蕤。埋井者想必是当时撤离这里的人，为什么我自是不得而知。

我在井旁弓身坐下，倚着古旧的石栏仰望天空。只见从北大山吹来的风微微摇曳着将这残缺的天宇围成半圆形的树枝沙沙作响，满含湿气的积云不紧不慢地横空而过。我竖起上衣领，注视着流云蹒跚的脚步。

建筑物遗址后面耸立着围墙。在森林中我还是第一次这般切近地目视围墙。挨近看来，的确可以感到墙在喘息不已。如此坐在东面林中豁然闪出的野地，背靠古井谛听风声之间，我觉得看门人的话还是可信的。倘若这世上存在完美无缺之物，那便是这围墙。想必它一开始便存在于此，如云在空中游移，雨在大地汇川。

围墙过于庞大，无法将其纳入一页地图。其喘息过于剧烈，曲线过于优美。每次面对围墙写生，我都觉得有一种漫无边际的疲软感席卷而来。围墙还能根据视角的不同而难以置信地明显变换表情，致使我难以把握其真实面目。

我决定闭目小睡。尖锐的风声持续不停，树木和墙壁密实地护拥着我，使我免受冷风的侵袭。睡前我想到影子，该是把地图交给他的时候了。诚然，细部还不准确，森林内部仍几近空白，但冬天已迫在眉睫，且入冬后反正也没有可能继续勘测。我已在速写本上基本勾勒出了镇的形状及其中存在物的位置和形态，记下了我所掌握的全部事实，往下就轮到影子以此为基础进行策划了。

虽然我对看门人让不让我同影子会面心中无数，但他到底同我讲定，允许我在白昼变短影子体力变弱之后同其相见。如今冬季即将来临，条件当已具备。

接下去，我仍然闭眼想着图书馆的女孩。然而越想我越觉得心中的失落感是那样的深重。它来自何处如何产生我固然无法确切地把握，但属于纯粹的失落感却是千真万确。我正在眼睁睁地看着她身上在失去什么，持续不断地。

我每天同她见面，可是这一事实并未填补我心中广大的空白。我在图书馆一个房间里阅读古梦时，她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身旁。我们一块儿吃晚饭，一块儿喝温吞吞的饮料，我还送她回家，两人边走路边拉拉杂杂地闲聊。她谈她父亲和两个妹妹的日常起居。

但当我把她送到家门口分手之后，我的失落感似乎比见面前还要深重。对这片茫无头绪的失落感我实在束手无策。这口井太深，太暗，任凭多少土都无法填满空白。

我猜测，这种失落感说不定在某个地方同我失去的记忆相关相连。记忆在向她寻求什么，而我自身却做不出相应的反应，以致其间的差距在我心头留下无可救药的空白。这问题眼下的确使我感到棘手。我本身这个存在过于软弱无力风雨飘摇了。

终于，我把这些纷纭的思绪统统赶出脑海，沉入睡眠之中。

一觉醒来，周围气温低得可怕。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用上衣紧紧裹住身体。已是日暮时分。我从地上站起，抖落大衣上的草屑。这当儿，第一场雪轻飘飘地触在我脸上。仰首望天，云层比刚才低垂得多，且愈发黑了，透出不祥之感。我发现几枚形状硕大而依稀的雪片自上空乘风款款地飘向地面。冬天来了！

我离开前再次打量了一番围墙。在雪花飞舞阴晦凝重的天宇下，围墙更加显示出完美的丰姿。我往墙的上头望去，竟觉得它在俯视我，俨然刚刚觉醒的原始动物在我面前巍然矗立。

它仿佛在对我说：你为什么待在这里？你在物色什么？

然而我无法回答。低气温中短暂的睡眠从我体内夺走了所有温煦，向我头脑内注入了形态奇妙而模糊的混合物样的东西，这使我觉得自己的四肢和头脑完全成了他人的持有物。一切都那么沉重，却又那般缥缈。

我尽量不让目光接触围墙地穿过森林，急切切地往东门赶去。道路长不见头，暮色迅速加深，身体失去微妙的平衡感。途中我不得不几次止住脚步喘息换气，不得不聚拢继续前进的体力，把分散迟钝的精神集中在一起。暮色苍茫中，我觉得有一种异物劈头盖脑地重重压迫着自己。森林里恍惚听见有号角声传来，但听见也罢不听见也罢，反正它已不留任何痕迹地穿过了自己的意识。

勉强穿过森林来到河边时，地面早已笼罩在凝重的夜色中。星月皆无，惟有夹雪的冷风和寒意袭人的水声统治四野。背后耸立着在风中摇晃的森林。我已无从记起此后我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走回图书馆的，我记得的只是沿着河边路永不间断地行走不止。柳枝在黑暗中摇曳，冷风在头顶呼啸。无论怎样行走，道路都漫不见头。

女孩让我坐在炉前，手放在我额头上。她的手凉得厉害，以致我的头像磕在冰柱上似的作痛。我条件反射地想把她的手拨开，但胳膊抬不起来。刚要使劲抬起，却一阵作呕。

“烧得不得了！”女孩说，“到底去哪里干什么来着？”

我本想回答，但所有语言都从意识中遁去。我甚至无法准确理解她的话语。

女孩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好几条毛毯，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包起，让我躺在炉旁，躺倒时她的头发碰到了我的脸颊。我不由涌起一股愿望：不能失去她！至于这愿望是来源于我本身的意识，还是浮自昔日记忆的断片，我则无以判断。失却的东西过多，我又过于疲劳。我感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这虚脱感中一点点分崩离析。一种奇异的分裂感——仿佛惟独意识上升而肉体则全力予以遏止的分裂感俘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应寄身于哪个方向。

这时间里，女孩始终紧握着我的手。

“睡吧。”我听到她说。声音恍惚来自冥冥的远处。

15

冷酷仙境

——威士忌、拷问、屠格涅夫

大块头在水槽里把我贮存的威士忌打得一瓶不剩——的确一瓶也不剩。我同附近酒店的老板成了熟人，每次削价处理威士忌时，对方都送一两瓶过来，结果我现在的库存量相当可观。

大块头首先打烂了两瓶威尔德·泰西，接着开始摔苏格兰C·S，毁掉了三瓶I·W，粉碎了两瓶杰克·丹尼，埋葬了劳塞斯，报销了赫格，最后把半打芝华士一起送上西天。声音震天动地，气味直冲霄汉。毕竟同时打碎的是足够我喝半年的威士忌，气味当然非同小可，满屋子酒气扑鼻。

“光是待在这里都能醉过去。”小个子感慨道。

我万念俱灰，支着下巴坐在桌旁，眼看支离破碎的酒瓶在水槽中越积越高。在上的必然掉下，有形的必然解体。伴随着酒瓶的炸裂之声，大块头打起刺耳的口哨。听起来那与其说是口哨，莫如说是用牙刷摩擦空气裂缝那参差不齐的剖面所发出的声响。曲名则听不出来，或者没有旋律，不过是牙刷或上或下地摩擦剖面或在中间出入而已。一听都觉得神经大受磨损。我频频转动脖颈，把啤酒倒入喉咙。胃袋硬得活像银行外勤职员的公文包。

大块头继续进行并无意义可言的破坏。当然，对他俩来说也可能有某种意义，对我却是没有。他将床一把掀翻，用刀割裂床垫。又把立柜里的衣服一古脑儿掏空，把桌子抽屉统统摔在地上。接着掀掉空调器的配电盘，踢翻垃圾筒，将抽屉里的东西用不同的办法一一砸毁摔碎。雷厉风行，干脆利落。

卧室和客厅沦为废墟之后，即刻移师厨房。我和小个子则转到客厅，把靠背割得七零八落且上下倒置的沙发弄回原处，坐下观看大块头在厨房大发淫威。沙发坐垫几乎完好无缺委实堪称不幸中的一幸。这沙发坐上去极为舒坦，是我从一个摄影师熟人手里低价买下来的。那摄影师在广告摄影方面乃一把好手，可惜神经不知哪里出了故障，偏要躲进长野县的深山老林，临行前把事务所的沙发处理给了我。对他的神经我固然深感惋惜，但还是为能搞到这个沙发而暗自庆幸，至少可以不必另买。

我坐在沙发右端双手捧着罐装啤酒，小个子在左端架腿靠臂。尽管声音如此之大，左邻右舍却无一人前来过问。此层楼住的差不多都是单身，若非有相当例外的原因，平日白天几乎空无一人。这两人想必晓得个中情况才如此肆无忌惮地弄得震天价响。有此可能。他俩全都了然于心。表面上似嫌鲁莽，行动起来却精打细算，无一疏漏。

小个子不时觑一眼劳力士，确认作业进展状况，大块头则稳准狠地在房间里往来砍杀，片甲不留。给他如此搜查一遍，恐怕连一支铅笔都无处藏身。然而他们——如小个子起始宣称的那样——什么也没搜查，只是一味破坏。

为什么？

莫非想让第三者以为他们已统统搜过不成？

第三者是谁呢？

我不再思考，喝干最后一口啤酒，将空罐置于茶几。大块头拉开餐柜，将玻璃杯扫落在地，又向碟盘发起攻击。带过滤器的咖啡壶、茶壶、盐瓶、白糖罐、面粉罐，全部粉身碎骨。大米撒了一地，冷冻箱里的冷冻食品也惨遭同一下场。约有一打的冻虾、一大块牛脊肉、冰淇淋、最高级的黄油、长达三十厘米的大块咸大马哈鱼子和试做的番茄汁，全都发出陨石群撞击沥青路面般的声响，零乱不堪地滚落在漆布地板上。

进而，大块头双手抱起冰箱，先往前拉，然后将冰箱门朝下推倒在地。散热器的配线大概断了，溅出细小的火花。我大为头疼：该如何向前来维修的家电修理工说明故障原因呢？

破坏戛然而止，一如其开始之时。既无“可是”“如果”，又无“然而”“不过”，破坏于倏忽间完全止息，长时间的沉默笼罩四周。大块头不再打口哨，立在厨房与客厅间的门口处以空漠的目光望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房间变成这般狼狈模样花了多长时间，大约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比十五分钟长，较三十分钟短。但从小个子目视劳力士表盘时现出的满意神情看来，我猜想这可能近乎破坏两室一套住房所需标准时间。从全程马拉松所需时间到卫生纸一次所用长度，世上实在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标准值。

“收拾怕是很花时间。”小个子说。

“算是吧，”我说，“而且花钱。”

“钱不钱当前不在话下，这是战争！算计钱是打不赢战争的。”

“不是我的战争。”

“至于是谁的战争倒无所谓，谁的钱也无所谓。所谓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听天由命。”

小个子从衣袋掏出雪白的手帕，捂住嘴咳嗽两三声。又察看一会手帕，揣回原来的衣袋。也许出于偏见，我是不大相信身上带手帕的男人。我便是如此存在着为数甚多的偏见，所以不很受人喜欢，因为不受喜欢，偏见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走后不久，‘组织’那帮人就会赶来。他们要调查我们，看我们闯入你房间搜寻什么，问你头骨在哪里。但你对头骨一无所知。明白么？不知道的事无法告诉，没有的东西拿不出来，纵使受到拷问。所以我们同来时一样空手回去。”

“拷问？”

“免得你受怀疑。那些家伙不知道你去过博士那里，知道这点的眼下只有我们，所以你不至于受害。你是成绩优秀的计算士，那些家伙肯定相信你的话，而以为我们是‘工厂’的，并开始行动。我们早已算计好了。”

“拷问？”我问，“拷问，如何拷问？”

“过会儿告诉你，别急。”

“假如我把分类运算的实情告诉给本部的人呢？”我试着问。

“那一来，你就会被他们干掉。”小个子说，“这不是骗你，真的！你瞒着组织去博士那里做了被禁止的模糊运算，光是这一件就已非同小可，何况博士又拿你来做实验。这可不是儿戏！你现在的处境比你自己想象的危险得多。听着，坦率地说，你一只脚已经站在桥栏，要好好想一想往哪边落才行。摔伤后可就追悔莫及了。”

我们在沙发左右两端面面相觑。

“有一点想问问，”我说，“我帮着你们对‘组织’说谎究竟有何好处？作为现实问题，计算士毕竟属于‘组织’，而关于你们我则毫不了解。我何苦非得同外人勾结来欺骗自己人呢？”

“简单得很，”小个子说，“我们掌握了你所面临的大致境况，正在利用你。而你的组织对你的处境还几乎浑然不觉，一旦发觉，很可能除掉你。我们的估算百发百中。简单吧？”

“可是，‘组织’迟早总要发觉的，无论境况如何。‘组织’极其庞大，而且不傻。”

“或许。”小个子说，“但那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在那一时间里，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也好你也好说不定可以解决掉各自的问题。所谓选择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要尽量选择可能性多的，哪怕仅多百分之一。这和下国际象棋一样，受挫的时候就逃，逃的过程中对方很可能出错。纵使再厉害的对手也不能保证不出错。那么……”

说着，小个子看了下表，朝大块头“啪”地打个响指，大块头旋即像接通电源的机器人一般猛地扬起下颏，三步两步来到沙发跟前，屏风似的在我面前稳稳站定。不，与其说是屏风，莫如说更接近于露天电影场的巨型银幕，挡得前面一无所见。天花板的灯光整个被他遮住，淡淡的阴影包笼着我。我蓦然想起小时在校园里观看日蚀的情景，大家把蜡烛的黑色油烟涂在玻璃板上，用来代替过滤镜观望太阳。差不多已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往事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似乎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场所。

“那么，”小个子重复道，“往下需要你稍微难受一下。稍微——或者说相当难受也未尝不可。这是为你本人着想，只能请你忍耐。我们其实也不是想干才干的，实属迫不得已。脱下裤子！”

我无可奈何地脱下裤子。反抗也于事无补。

“跪在地上！”

我乖乖地撤离沙发，在地毯上跪下。以只穿运动衫和短裤的形象跪在地上实在有些奇妙，但还没容我深想，大块头便绕到背后两手插进我腋下，拦腰攥住我的手腕，其动作一气呵成，恰到好处。被勒得特紧的感觉自是没有，但若想多少动一动身子，肩和手腕便如被拧一般作痛。接下去，他又用他的脚把我的脚腕死死固定住。这么着，我便如同射击游戏室壁架上摆的假鸭子，全然动弹不得。

小个子去厨房拿回大块头放在桌子上的快刀，将刀身弹出大约七厘米，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仔细烧了烧刀刃。刀本身倒也小巧玲珑，不给人以凶残之感，但我一眼即看出并非附近杂货铺卖的那类便宜货。就切割人体来说，其大小已绰绰有余。人体与熊体不同，绵软如桃，有七厘米管用的刀刃基本可以随心所欲。

用火消罢毒，小个子静候片刻，以便刀刃降温。随后，他把左手放在我白色短裤的腹部橡皮带处，往下拉到阳物露出一半的部位。

“有点痛，咬牙忍着。”他说。

我觉得有个网球大小的块状空气从胃涌至喉咙，鼻尖沁出汗珠。我很怕，害怕自己的阳物受伤。如若受伤，将永无勃起之日。

但小个子丝毫没有伤害我的阳物，而是在我肚脐往下约五厘米的地方横向切了一道六厘米左右的口子。仍有些发热的锋利刀刃轻轻吃进我的小腹，如用直尺画线一般往右一拉。我想收腹，但由于大块头顶在背部而纹丝动弹不得，更何况小个子还用左手紧紧握着我的阳物。我直觉得浑身所有的汗毛孔一齐冒出冷汗。稍顷，一股滞重的痛感猛然袭来。小个子用纸巾擦去刀口上的血，收起刀身，大块头随即离开我的身体。血眼看着把我的白色短裤染得通红。大块头从卫生间另拿来一条毛巾，我接过捂住伤口。

“缝七针就行。”小个子说，“多少会留下伤疤，好在那个位置别人看不见。可怜固然可怜，毕竟人有旦夕祸福，就忍耐一下吧。”

我把毛巾从伤口处拿开，看被割成什么样子。伤口不算很深，但仍可见到带血的淡粉色的肉。

“我们一离开，‘组织’就有人赶来，你就亮出这伤口，说我们威胁你，逼你道出头骨下落，否则割得还要深，但由于实在不知头骨在什么地方，无法说出，所以我们才无可奈何地走了。这就是拷问。我们认真起来，干得比这还要厉害咧，不过有现在这个程度也足矣。要是还有几次机会，肯定叫你好好瞧瞧更厉害的。”

我用毛巾捂着小腹，默默点头。原因我说不清，总之觉得还是言听计从为妙。

“不过，那位可怜的煤气检修员果真是你们雇的吧？”我问，“莫非你们故意马失前蹄，以便我多加小心，好把头骨和数据藏起来不成？”

“聪明，”小个子说着，看了眼大块头的脸，“脑袋就该这样运转。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活下去，如果幸运的话。”

言毕，两人离开房间。他们无需开门，无需关门。我房间那扇拉手不翼而飞四框扭曲变形的不锈钢门，现在向全世界开放了。

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同样一扔了之。接着，我在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了半天，挑出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恤和一条算是最小的三角裤穿了。这也费了不小的麻烦。

然后，我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三十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扮成这副不引人注目的模样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敲门，穿着鞋径直登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活动铅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调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地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就说明他们有你房间存在头骨的证据。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那么就请告诉头骨所具有的意义吧。”我说。

联络员用活动铅笔的笔尖“嗵嗵”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无法预测。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了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有一样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注意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道，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将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我就算坦白交待，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簿，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却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

我乘电梯下楼，坐在门口树下等出租车开来。表针指在下午一时半，距那两人破门而入才不过两个半小时。然而这两个半小时却异常之长，仿佛过了十个钟头。

提着购物篮的主妇络绎不绝地从我眼前走过。大葱和萝卜在超级商场购物袋口探头探脑。我不由得有点羡慕她们，她们既不会被砸坏冰箱，又不至于被刀子划破肚子，只消考虑一下葱和萝卜的调理方式和小孩的成绩，岁月即可风平浪静地流过。她们无需抱住独角兽头骨不放，脑袋不必遭受莫名其妙的密码和复杂程序的困扰。这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

我想到厨房地板上现在大约正在融化的冻虾冻牛肉和黄油番茄汁。今天一天务必全部吃完，可我根本没有食欲。

邮递员骑着超级两用自行车赶来，把邮件熟练地分别放进大门口旁排列的信箱。观看之间，发现有的信箱已塞得满员，有的则一无所获，我那信箱他连碰都没碰，不屑一顾。

信箱旁边有一株盆栽橡胶树，盆内扔着冰淇淋棍和香烟头。看上去橡胶树也和我同样疲劳。人们随意往里扔烟头，随意撕叶片。此处何时开始有盆栽橡胶树的呢？我全然无从记起。从其脏污程度看，想必已经摆了很久。我每天都从前面经过，但在落得刀子划破肚皮而在门口等出租车的下场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医生看罢我的伤口，问我何以弄成这样。

“在女人身上出现一点麻烦。”我说。此外无法解释。谁看都显然是刀伤。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院方有报告警察的义务。”医生道。

“警察不好办。”我说，“也怪我不好，所幸伤还不深，想私了算了。拜托了！”

医生口中嘟囔了一会，终究不再坚持，让我躺在床上，给伤口消了毒，打了几针，拿出针线麻利地缝合伤口。随后，护士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瞪着我，“啪”的一声把厚厚的纱布贴在受伤部位，用橡胶皮带样的东西拦腰固定。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

“尽可能别做剧烈运动。”医生说，“也不要喝酒，不要性交，不要过分地笑。最好看看书，轻松些日子。明天再来。”

我道过谢，在窗口付款，领了消炎药返回住处，并且遵从医嘱，歪在床上看屠格涅夫的《罗亭》。本来想看《春潮》，但在这形同废墟的房间里找到这一本已费了好一番折腾，再说细想之下《春潮》也并不比《罗亭》好出许多。

于是我腰缠绷带，天还未晚就倒在床上看屠格涅夫富有古典情调的小说。看着看着，我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找的，一切都是主动找上门的，我不过受连累而已。

我走进厨房，在高高隆起于水槽中的威士忌瓶子碎片堆上专心拨弄。几乎所有的酒瓶都被击得粉身碎骨，残片四溅，惟见一瓶帝王牌居然下半端幸免于难，里边尚存大约一杯分量的威士忌。斟进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没发现玻璃屑。我持杯上床，一边干喝温吞吞的威士忌一边继续看书。第一次看《罗亭》时还在读大学，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后我腰缠绷带重读此书。重读之间，我意识到较之从前，自己开始对罗亭怀有类似好意的心情。人不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脾性这东西大约在二十五岁前便已成定局，此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本质，问题是人们往往拘泥于外界对自身脾性的反应。也是借助醉意，我有些同情罗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几乎都不令人同情，而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则马上会产生同情之心。我甚至同情《八十七分署》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这恐怕是因为我本身在人性上有诸多缺点，缺点多的人常常同情同样缺点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身上的缺点很多时候很难使人视为缺点，因而我不可能对他们的缺点倾注百分之百的同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点则往往过于明显过于静止。

读罢袖珍本《罗亭》，扔到书架上面，又去水槽物色像样的威士忌残骸。发现有块瓶底剩有一点点杰克·丹尼黑牌威士忌，赶紧倒入杯中，折回床开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总之我好像喜欢看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当今时代到底有几多年轻人看《红与黑》呢？不管怎样，读着读着我又同情上了于连·索雷尔。在于连·索雷尔身上，缺点在十五岁以前便大局已定，这一事实也激发了我的同情心。人生的种种要素仅在十五岁便固定下来，这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不忍的事。他自行投入监牢也是如此。他蜷缩在四面墙世界里，不断地朝毁灭行进。

有什么打动我的心。

是墙壁！

那世界四面皆壁。

我合上书，把仅有的一点黑牌威士忌倒入喉咙，就四面墙世界思索良久。我可以较为容易地在脑海中推出墙壁和门的样式，墙非常之高，门非常之大，且一片沉寂，我便置身其中。然而我的意识十分朦胧，看不清周围景致。整座城市的景致——甚至细微之处都历历在目。惟独自己周围扑朔迷离。有谁从这不透明的轻纱的对面呼唤我。

这简直同电影镜头无异。我开始回忆以前看过的历史影片中有无这样的场面。可是《无敌大将》也好《宾虚》也好，《十戒》也好《圣衣》也好《斯巴达克思》也好，均无如此镜头。那么，这景致恐怕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幻想。

那墙壁所暗示的，我想肯定是自己被框定的人生。一片沉寂则是消音后遗症。四周之所以迷迷蒙蒙，是因为想象力面临毁灭性的危机。呼唤我的大约是那位粉红色女郎。

分析完这瞬间涌起的幻想之后，我又翻开书，但注意力再也无法集中在书上。我想，我的人生是零，是无，是彻底的无。迄今我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使谁幸福了？没使任何人幸福。拥有什么？什么也不拥有。我没有妻室，没有朋友，没有门，一扇也没有。阳物垂头丧气，甚至工作也朝不保夕。

作为我人生最终目标的大提琴和希腊语那片祥和的世界正面临危机，假如工作就此失去，我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使之实现的经济余力。况且若被“组织”追至天涯海角，自然无暇背诵希腊语的不规则动词。

我闭目合眼，吸了一口深如印加水井的空气，再次回到《红与黑》上。失去的业已失去，再多思多想也无可挽回。

注意到时，天已完全黑尽。屠格涅夫并司汤达式的夜色在我周围合拢。或许由于静卧未动，肚皮的刀伤多少不那么痛了，犹如远方击鼓般的迟钝而隐约的痛感虽然不时从伤口驰往侧腹，而一旦过去，往下便太平无事，足可使人忘却伤口。时针已指在七点二十分，我依然没有食欲。早上五点半用牛奶送下去一个不管用的三明治，其后在厨房吃了一点土豆色拉，到现在还什么也没进肚。一想到食物胃就似乎变硬。我筋疲力尽，睡眠不足，加之肚皮开裂，房间又如被小人国的工兵队实施爆破一般四处狼藉，根本没有产生食欲的余地。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描写世界垃圾遍布以至沦为废墟的科幻小说，而我的房间光景与之毫无二致。地上散乱扔着形形色色种种样样的废物：被割裂的三件套西服，毁掉的录像机、电视机，打碎的花瓶，折断脖子的台灯，踩烂的唱片，沧海横流的番茄汁，断断续续的扩音器软线……扔得到处都是的衬衫和内衣大多或被穿鞋的脚踩得污七八糟，或溅上墨水，或沾上葡萄汁，几乎不堪再用。原来床头柜上一盘我三天前开始吃的葡萄，被扔得满地开花，踩得体无完肤。约瑟夫·康拉德和托马斯·哈代自甘寂寞的作品集被花瓶里的脏水淋得一塌糊涂。剑兰插花也像献给阵亡者一样落在浅驼色的开司米毛衣胸口，袖子被西德佩利康公司专门生产的蓝墨水染上了高尔夫球大小的污痕。

全部化为废品。

一堆无处消化的废品。微生物死了变石油，大树倒了成煤层，而这里的一切全都是没有归宿不折不扣的废品。毁掉的录像机又能去哪里呢？

我又一次走进厨房，拨弄水槽里的威士忌瓶子碎片，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一滴威士忌。剩下的威士忌未能进入我的胃袋，而像俄耳浦斯(1)一样统统顺着下水道流入地下的虚无，流入夜鬼横行无忌的世界。

在水槽里不断拨弄之间，右手中指尖被玻璃片划破了。我看着血从指肚溢出，继而一滴滴落在威士忌商标上，看了好久。受过一次大伤后，这小伤便不足为奇了。没有人由于指尖出血而一命呜呼。

我任凭血液流淌，直至把劳塞斯商标染红。但血流个无休无止，我只好不再看，拿纸巾擦净伤口，用药用胶布缠好。

厨房地板上躺着七八个啤酒罐，犹如一场炮战后的弹壳。我于是拾起。罐的表面早已变得不凉不热，但终究强过没有。我一手拿一罐啤酒上床，一边滋滋有声地啜着，一边接着看《红与黑》。作为我，很想借助酒精排除三天来体内积蓄的紧张，顺势大睡一场。不管明天如何纠纷四起——基本可以断言会发生的——我都要尽情睡一大觉，至少睡到地球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旋转一周那样长的时间。新的纠纷让新的绝望感来迎接好了。

时近九点，睡魔袭来。我这如月球背面一般荒芜的斗室，睡意居然也肯光顾。我把读了四分之三的《红与黑》扔在地上，按下幸存的床头灯的开关，侧身弓腰，沉入梦乡。我是这荒芜房间中的小小胎儿，在应该苏醒之前，任何人都无从打扰。我是处于纠纷包围中的绝望的王子，我将一直沉沉昏睡，直到“大众”高尔夫大小的癞蛤蟆来同我接吻。

然而出乎意料，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半夜十一点，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走来摇我的肩膀。看来我的睡眠成了价格低得惊人的拍卖品，众人依序近前，像敲打半旧车轮胎似的踢动我的睡眠。他们不该有如此权利。我并非半旧车，尽管半新不旧。

“躲开！”我说。

“喂，求求你，起来，求你了！”女郎道。

“躲开躲开！”我重复道。

“不是睡觉的时候！”女郎说着，用拳头咚咚捶打我的侧腹。一股打开地狱之门般的剧痛穿过我的全身。

“快起来，”她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

(1)　希腊神话中的弹竖琴少年，相传其因所爱的少女欧律狄刻死去而一直追到冥府。

16

世界尽头

——冬季的到来

睁眼醒来，我躺在床上。床发出熟悉的气味。床是我的床，房间是我的房间，可我觉得一切都与以前多少有些异样，活像照我的记忆复制出来的场景。天花板的污痕也好，右灰墙的伤痕也好，无一例外。

窗外在下雨。冰一样清晰入目的冬雨连连洒向地面。亦可听到雨打房顶之声，但距离感难以把握。房顶似乎近在耳畔，又好像远在一公里之外。

窗前有大校的身影。老人拿一把椅子端坐窗前，一如往常挺胸直背、岿然不动地注视着外面的雨。我不理解老人何以看雨看得如此执著，雨不外乎是雨，不外乎是拍打房顶淋湿大地注入江河之物。

我想抬起胳膊，用手心摸下脸颊，但抬不起来。一切都重得要命。想出声告知老人，声音也发不出。肺叶中的空气块也无从排出。看来身体功能已全线崩溃，荡然无存。我睁眼看窗看雨看老人。自己的身体何故狼狈到如此地步呢？我无法想起，一想脑袋便痛得像要裂开。

“冬天啦，”老人说着，用指尖敲敲窗玻璃，“冬天来了，这回你可以晓得冬天的厉害了。”

我微微点了下头。

不错，是冬天之壁在让我吃苦受罪。我是穿过森林赶到图书馆的。我蓦地记起女孩头发触摸脸颊的感触。

“是图书馆女孩把你带到这里的，请看门人帮的忙。你烧得直说胡话。汗出得不得了，足有一水桶。前天的事。”

“前天……”

“是的，你整整睡了两天两夜。”老人说，“还以为永远醒不来了呢。是到森林里去了吧？”

“对不起。”我说。

老人端下在炉子上加温的锅，把东西盛进盘子，随后扶我坐起，靠在床头靠背上。靠背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首先得吃！”老人说，“思考也好道歉也好都放到后头去。可有食欲？”

“没有，”我说，“甚至对吸气都感到厌烦。”

“不过这个横竖得喝下去。三口就行，喝完三口，剩下的不喝也成。三口就完事。能喝吧？”

我点点头。

汤加了草药进去，苦得令人作呕，但我还是咬牙喝了三口。喝罢，直觉得浑身上下软成一团。

“好了，”老人把汤倒回盘子，“苦是有点苦，但能把恶汗从你身上排出去。再睡一觉，醒来心情会大有好转。放心地睡吧，醒时有我在这里。”

睁开眼睛时，窗外一片漆黑。强风把雨滴打在窗玻璃上。老人就在我枕旁。

“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

“好像比刚才舒服了不少。”我说，“现在几点？”

“晚上八点。”

我急欲从床上爬起，但身体仍有点不稳。

“去哪儿？”老人问。

“图书馆。得去图书馆读梦。”

“瞎说，这样子连五米也走不了。”

“可我不能休息。”

老人摇摇头：“古梦会等你的，再说看门人和女孩都知你寸步难行，图书馆也没开门。”

老人叹息着走去炉前，倒了杯茶转来。风每隔一些时候便来拍窗。

“依我看，你怕是对那女孩有些意思。”老人说，“我没打算听，但不能不听，一直陪在你身边嘛。发烧时人总要说梦话，没什么难为情的。青年人谁都恋爱，对吧？”

我默默点头。

“女孩不错，对你非常关心。”说着，老人呷了口茶，“不过，就事态发展来说，你对她怀有恋情恐怕是不合适的。这种话我原来不大想说，但事已至此，还是多少透露一点才好。”

“为什么不合适呢？”

“因为她不可能回报你的心意。这怪不得任何人，既不怪你，又不怪她，大胆说来，乃是世界的体制造成的，而这体制又不能改变，如同不能使河水倒流。”

我从床上坐起，双手摸腮。脸好像小了一圈。

“你大概指的是心吧？”

老人颔首。

“我有心她没心，所以无论我怎样爱她都毫无所得，是吧？”

“不错。”老人说，“你也正在失去。如你所言，她没有心，我也没有，谁都没有。”

“可是你十分关怀我呀，不是吗？你那样把我放在心上，不睡觉地护理我，这难道不是心的一种表现？”

“不，不对。关怀和心还不是一回事。关怀属于独立的功能，说得再准确一点，属于表层功能。那仅仅是习惯，与心不同，心则是更深更强的东西，且更加矛盾。”

我闭起眼睛，把四下飞散开去的思绪一个个拾到一起。

“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人们心的失去，大概是影子的死去造成的，对吧？”

“完全正确。”

“就是说，她的影子已经死去，所以心也就不能失而复得，是吧？”

老人点头道：“我去镇公所查过她影子的档案，所以不会弄错。那孩子的影子是她十七岁时死的，按规定埋在苹果林里。埋葬记录也还保留着。更详细的直接问她本人好了，总比听我说更容易使你理解。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孩子还未懂事时就同影子分离了，因此甚至自己曾有过心这点都稀里糊涂，和我这样年老后自愿抛弃影子的人不同。我毕竟还能够察觉出你心的动态，那姑娘却无动于衷。”

“可是她对自己的母亲记得一清二楚，说她母亲好像仍然有心，即使在影子死了之后。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不过这点不能有所帮助吗？她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心的残余。”

老人摇晃几下杯中的凉茶，缓缓地一饮而尽。

“跟你说，”大校道，“围墙是任何心的残渣剩片都不放过的。纵令有那么一点点残留下来，围墙也要统统吸光，如果吸不光，就把人赶走，女孩的母亲便是如此下场。”

“你是说不能抱任何希望？”

“我不过是不想让你失望。这镇子坚不可摧，你则渺小脆弱。通过这次的事情你也该有所体会了。”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空杯，盯了好一阵子。“不过你可以把她搞到手。”

“搞到手？”我问。

“是的，你可以同她一起睡觉，一同生活。在这个镇上，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问题是其中没有心存在？”

“心是没有。”老人回答，“不久你的心也将消失。心一旦消失，也就没有失落感，没有失望，没有失去归宿的爱。剩下的只有生活，只有安安静静无风无浪的生活。你想必喜欢她，她也可能喜欢你。你若有意，那便是你的，谁都没有办法夺走。”

“不可思议啊！”我说，“我还有心，却有时找不见心，或者不如说找得见的时候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怀有心终究要复归这样坚定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维持着支撑着我这一存在。所以，我很难设想失去心是怎么回事。”

老人沉静地频频点头：“再好好想想，还有时间供你去想。”

“试试看。”我说。

此后很长时间都不见太阳。刚一退烧，我便下床开窗，呼吸窗外的空气。起床后两三天里还是四肢乏力，甚至不能自如地抓紧楼梯扶手和门的球形把手。这期间大校仍每晚让我喝那苦涩的草药汤，做粥样的东西给我吃，还在枕旁讲往日的战争故事给我听，关于女孩和围墙则只字未提，我也不便询问，如有该指点我的，他早该指点了。

第三天，我恢复得可以借助老人的手杖沿官舍四周慢慢散步了。散步之间，我发觉身体变得非常之轻，想必体重因发烧而下减了，但又似乎并不尽然。是冬天给了我周围一切以不可思议的重量，惟独我一人尚未进入有重量的世界。

从官舍所在的斜坡看出去，可以把镇的西半边纳入视野：河、钟塔、围墙，最远处的西门也依稀可见。我戴着墨镜，视力不佳，无法一一辨认更加细小的景致，但仍可看出冬季的空气已给了镇子以前所未有的明晰轮廓，俨然北大山刮下的季风将街头巷尾所有色调暧昧的灰尘一古脑儿吹得无影无踪。

眺望镇景的时间里，我想起了必须交给影子的地图。由于卧床不起，已超过了交图期限近一个星期。影子或许在为我提心吊胆，也可能因为认定我已抛弃他而灰心丧气。想到这里，我不由黯然神伤。

我请老人找来一双旧工作鞋，撕开鞋底，把叠小的地图塞进去，又按原样缝好。我确信影子肯定会为了找地图而把鞋底拆得零零碎碎。之后我求老人前去面见影子，把鞋直接交到他手里。

“影子只穿双薄薄的运动鞋，一有积雪难免冻伤脚。”我说，“看门人是信不过的，我去恐怕不会让我们会面。”

“这点事不成问题。”说着，老人接过鞋。

日暮时分老人返回，告诉我已直接把鞋交给了影子。

“很为你担心的。”老大校说。

“他样子如何？”

“好像有点冷。不过不要紧，别担心。”

发烧后第十天傍晚，我勉强走下斜坡，来到图书馆。

推开图书馆门时，也许是神经过敏，总觉得里面的空气比从前浑浊滞重，犹如长久弃置未用的房间，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炉火熄了，水壶也已凉透。打开壶盖，见里面的咖啡又白又浑。天花板好像比以前高出了许多，灯也全部关了，惟有我的脚步在幽暗中发出踩灰般的奇妙声响。女孩不在，柜台上落了一层薄灰。

我怅怅地坐在木椅上，等待她的到来。门没锁，她必来无疑。我冻得瑟瑟发抖，独自静静等待。但左等右盼仍不见她出来，暮色倒是越来越浓。恍惚间，似乎整个世界只有我和图书馆存留下来，其他一切均已灰飞烟灭。我在这世界尽头孑然一身，纵然手伸得再长，也什么都触摸不到。

房间里同样带有冬的压抑，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被牢牢钉于地板和桌面。一个人在黑暗中枯坐，竟觉得身体各个部位失去了正常重量，而正在随意伸缩，恰如站在哈哈镜前做着微小动作。

我欠身离椅，按下电灯开关，把桶里的煤扔进炉膛，擦根火柴点燃，又折回椅子坐下。打开电灯，黑暗似乎愈发浓了；生起炉火，反倒像加重了寒气。

或许是我过深地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之中，也可能是残存在体内类似麻痹的感觉将自己拖入了短暂的睡眠。蓦地清醒过来时，女孩正站在我面前，悄然俯视着我。由于黄色粉末般的灯光照射着她的背部，其轮廓带有一圈若隐若现的阴影。我久久地仰视着她。她一如平日地身穿蓝色风衣，扎成一束的秀发绕到前边掖进领口，身上透出一股寒冷气息。

“以为你不来了呢，”我说，“一直在这等你。”

女孩把壶里的剩咖啡倒进水槽，冲洗后注入新水放在炉子上，随即将头发从领口拽出，脱下风衣挂在衣架上。

“为什么以为我不来？”她问。

“不知道，”我说，“只是那样觉得。”

“只要你需要，我就会来的。你还需要我吧？”

我点点头。我的确需要她。同她见面加深了我的失落感，但无论怎样加深我都需要她。

“希望谈谈你影子的事。”我说，“说不定我在往日世界里见到的就是你的影子。”

“嗯，是啊。最初我也想到这一层，在你说或许见过我的时候。”

她在炉前坐下，望了一会炉火。

“我四岁的时候，影子离开我到围墙外面去了。影子在外面的世界生活，我在里面的世界度日。我不晓得她在那里做什么，如同她对我也一无所知一样。我十七岁的时候，影子从外面回到镇上，死了。影子大凡临死前总要返回这里。看门人把她埋在了苹果林里。”

“于是你成为镇上地道的居民了？”

“是的。影子是同剩下的心一起被埋葬的。你说过心和风差不多，但我想与风相似的恐怕更是我们本身吧？我们什么也不想，一路通过而已。既不年老，又不死去。”

“影子回来时你可见到她了？”

女孩摇摇头：“不，没见。我觉得好像已没有必要见她，她肯定已同我毫不相干了。”

“不过那也有可能是你本身。”

“或许。”她说，“但不管怎样，如今都是一码事。早已加箍封盖了。”

水壶开始在炉子上咕咕作响。在我听来，那仿佛是几公里外传来的风声。

“即使这样你也仍然需要我？”

“需要。”我回答。

17

冷酷仙境

——世界尽头、查理·帕克(1)、定时炸弹

“快起来，”胖女郎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

世界完蛋更好，我想。肚子上的伤口痛得像有恶魔作怪，又如有一对健壮的双胞胎男孩在用四只脚猛踢我有限而狭窄的想象力边框。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女郎问。

我静静地做个深呼吸，拿起身旁的T恤，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有人用刀在我肚皮上切了个六厘米左右长的口子。”我像呼出空气似的说。

“用刀？”

“刀口很像贮币盒的投币口。”

“谁干的这种缺德事？为什么？”

“不明白，不知道。”我说，“事后我一直在想，就是想不出所以然。我倒还想发问呢——为什么大家都像踩门口的擦鞋垫一样践踏我？”

女郎摇头。

“我想，那两人是你的熟人或同伴也未可知，那两个拿刀的家伙。”

胖女郎脸上浮现出莫名其妙似的表情，久久地凝目注视着我。“为什么这么想？”

“不知道。大概是想怪罪谁吧——把这种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一个人头上，心里才舒服点。”

“可是什么也解决不了。”

“是什么也解决不了。”我说，“但那不是我的责任，事情不是我惹起来的。是你祖父加的油拧的开关，我不过遭受连累。干嘛非让我解决不可？”剧痛再次袭来。我紧闭双唇，像铁道口值班员等车通过一样。“今天的事也不例外。是你一大清早先打来电话，说你祖父去向不明，求我帮忙。我出去了，你却不见影。刚回家躺下睡觉，就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毁我房间，割我肚皮。接着，‘组织’来人对我好一阵盘问。最后你又来了。这难道不像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吗？这和篮球队阵容有何区别！你到底了解情况到什么程度？”

“老实说，我想我了解的同你了解的怕没什么差距。我不过是为祖父帮忙，他怎么说我怎么做——打打杂，跑跑腿，写写信，挂电话，如此而已。至于祖父究竟搞的什么名堂，我也和你一样蒙在鼓里。”

“可你在帮助他搞研究吧？”

“所谓帮助，无非是处理数据等一些纯技术性活计。我几乎不具有专业知识，就算看到听到也根本摸不着头脑。”

“刚才你不是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么，此话从何谈起？世界为什么完蛋，怎么样完蛋？”

“不知道。祖父这么说的，说一旦我身上发生什么世界就完蛋了。祖父不是说这种笑话的人，他说世界要完蛋，基本上就是完蛋无疑。真的，世界是要完蛋。”

“莫名其妙啊，”我说，“世界要完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祖父果真一字不差地说‘世界要完蛋’来着？而不是说‘世界将消失’或‘世界要毁掉’？”

“千真万确，是说‘世界要完蛋’。”

我再度叩击门牙，思索何谓世界尽头。

“那么……就是说……我是在什么地方同世界尽头连在一起喽？”

“是吧。祖父说你是关键，说他好几年前就以你为核心进行研究来着。”

“你再多想起一些来，”我说，“那定时炸弹又是怎么回事？”

“定时炸弹？”

“用刀划我肚皮的人这样说的。说我为博士处理的数据就像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就爆炸，一声巨响。这究竟是什么把戏？”

“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胖女郎说，“祖父一直在研究人的意识，在完成模糊程序后从未间断。他好像觉得模糊程序是一切的开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祖父在开发出模糊程序之前，这个那个跟我说了很多，什么现在做什么啦，往下做什么啦等等。刚才我也说了，我几乎不具有专门知识，但我还是听得蛮有意思，也还听得懂。我最喜欢两人谈论这一话题。”

“可是在完成模糊程序以后就突然一声不吭了？”

“嗯，是的。祖父整天闷在地下实验室里，再不跟我谈专业方面的问题，守口如瓶，我要是问他，他也只是随口敷衍了事。”

“所以感到孤独？”

“是的，是孤独，十分孤独。”她又紧紧盯视一会我的脸，“喂，上床可以么？这里实在太冷。”

“如果不碰伤口不摇晃我的话。”我说。似乎全世界的女孩子都想钻到我床上来。

女郎绕到床的另一侧，没脱粉红色西服裙就毛手毛脚地钻进被窝。我把两个叠放在一起的枕头递过去一个，她接过“砰砰”拍了几下，使之鼓胀后塞到颈下，其脖颈发出初次见面时的那种香瓜味儿。我吃力地翻过身去面对着她，于是我们面对面地同床而卧。

“我嘛，跟男人这么亲近还是头一次。”她说。

“唔。”

“街都似乎没上过，所以没能找到碰头地点。本想再仔细问问路线，不料声音消失了。”

“把地点告诉出租车司机不就行了？”

“钱夹等于空的。走得太匆忙，哪里还想到要用什么钱。结果只好一路走来。”女郎说。

“家里没其他人？”我问。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和兄弟都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了。坐车时被一辆卡车从后面压上来，汽油起火，都烧死了。”

“只你一人幸免？”

“我当时正住院，大家去看我，结果路上出了大祸。”

“竟是这样。”

“那以后我一直跟祖父生活。没上学，几乎不上街，也没有朋友……”

“没上学？”

“嗯。”女郎若无其事地说，“祖父说没有必要上学，课程全是祖父教的，从英语、俄语到解剖学。此外阿姨还教了烹饪和裁缝等等。”

“阿姨？”

“一位搞家务打扫房间的阿姨，就住在我家。人好得很，三年前患癌症去世了。阿姨去世后，就剩下祖父和我两个人了。”

“就是说，从六岁起你一直没有上学？”

“是啊，那又有什么呢？我什么都会，光外语就会四门。会弹钢琴，会吹中音萨克斯管，会组装通讯仪器，还学过航海和踩钢丝，书也看了一大堆。三明治也做得可口吧？”

“可口。”

“祖父说，学校无非是花十六年时间来消耗脑浆的地方。祖父也差不多没进校门。”

“不简单！”我说，“不过，没有同龄朋友不寂寞？”

“怎么说呢，我特别忙，没时间想那么多。再说，反正我跟同龄的人怕也说不到一起。”

“呃。”或许如此。

“但对你极有兴趣。”

“为什么？”

“你看上去很疲劳，而疲劳却又像是一种精力。这点我不明白，我认识的人里边没有一个是这种类型。祖父绝不疲劳，我也同样。咦，真的很疲劳？”

“确实疲劳。”我恨不得反复说二十遍。

“疲劳是怎么一回事？”女郎问。

“感情有很多侧面都不明确。对自己的怜悯，对他人的愠怒；对他人的怜悯，对自己的愠怒——凡此种种，都是疲劳。”

“哪种都叫人糊涂。”

“最后一切都变得稀里糊涂，和转动各色圆球是同一回事：转速越快，越是辨不出彼此，终归一片混沌。”

“有趣。”女郎说，“对这种情况你肯定十分清楚，肯定。”

“不错。”关于蚕食人生的疲劳感，或者从人生的中心气喘吁吁地涌出的疲劳感，我可以做出上百种解释，这也是学校教育所不能教授的内容之一。

“你会吹中音萨克斯管？”女郎问我。

“不会。”

“可有查理·帕克的唱片？”

“有，我想是有，但眼下乱糟糟的，绝对找不出来，何况音响也坏了，总之欣赏不成。”

“会哪样乐器？”

“一样也不会。”

“碰一下身体可以么？”

“不行，”我说，“要是碰得不妥，伤口可就遭殃了。”

“伤好后可以碰吧？”

“如果伤好而世界又没完蛋的话。现在还是接着说要紧事吧。你祖父自从开发出模糊系统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是讲到这里吧？”

“嗯，是的。那以后祖父变得判若两人。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自言自语。”

“他——你的祖父——在模糊系统方面说过怎样的话？想不起来？”

胖女郎用手指摸着金耳环，一阵沉思。

“他说模糊系统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虽然那是为重新组合输入电脑里的数据而开发的辅助性手段，但若运用得法，很可能使之发挥出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结构的威力，正如原子物理学产生原子弹一样。”

“就是说，我将成为开启模糊系统通往新世界之门的钥匙？”

“总的说来，怕是这样的吧。”

我用指甲尖敲着门牙。我很想用大玻璃杯喝加冰块的威士忌，可惜冰块和威士忌早已在房间里销声匿迹了。

“你认为你祖父的目的就是使世界完蛋？”我问。

“不，不是那样。祖父的确脾气古怪我行我素惹人讨厌，但实际上又是个很好的人，同你我一样。”

“谢谢。”生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而且祖父非常担心自己的研究被人盗去滥用。他本人不至于用来干坏事吧？祖父离开‘组织’也是因为担心若在那里继续研究，‘组织’势必滥用其研究成果。所以他才辞职，一个人继续研究。”

“可是‘组织’毕竟站在世上好的一方，与盗窃电脑情报兜售给黑市的符号士团体相对抗，维护情报的正当所有权。”

胖女郎定定地注视我的脸，耸了耸肩。

“至于哪一方善哪一方恶，祖父倒似乎不大在意。善与恶是人类根本素质上的属性，不能同所有权的归属趋向混为一谈。”

“唔，或许是那么回事。”我说。

“另外，祖父不信赖任何种类的权力。不错，祖父是曾一度从属于‘组织’，但他说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丰富的数据、实验材料和大型模拟实验设备。所以，在完成复杂的模糊系统之后，还是觉得一个人独自研究舒心得多有效得多。一旦开发出模糊系统，便再也用不着设备，剩下的只是意念性作业。”

“噢，你祖父退出‘组织’时，没有把我的私人数据复印下来带走？”

“不晓得。”她说，“不过，要是有意，想必手到擒来。毕竟祖父作为‘组织’里的研究所所长，对数据的占有和利用拥有一切权限。”

大概不出我所料，我想。博士带走我的私人数据，用于其个人研究，把我作为主要标本而将模糊理论大大推向前进。这样，情况即可大致理顺。如小个子所说，博士由于触及研究的核心而把我叫去，给我以适当的数据，让我进行模糊运算，从而使我的意识对其中潜在的特定语言作出反应。

果真如此，那么我的意识——或无意识——已经开始作出反应。定时炸弹，小个子说。我在脑袋中快速计算自己搞好模糊运算后到现在的时间。运算完毕睁眼醒来是昨晚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二十四个小时，时间相当之长。不知定时炸弹到底在几小时后爆炸，反正时针已走过了二十四个小时。

“还有一个疑问，”我说，“你是说世界要完蛋了吗？”

“嗯，是的，祖父那么说的。”

“你祖父说世界要完蛋，是在开始研究我的私人数据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她答道，“大概是之后。不过祖父准确地说出世界要完蛋则是最近几天的事。怎么？有什么关联？”

“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令人生疑：我进行模糊运算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这实在难以认为是偶然巧合。”

“你那个‘世界尽头’，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尽管是我的意识，却藏在我鞭长莫及的地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

“不能复原？”

“不可能吧。”我说，“即使动用一个师，也休想从‘组织’的地下保险柜里抢走。戒备森严，且有特殊装置。”

“祖父利用职权带出来的？”

“想必。不过这仅是猜测，往下只有直接问你祖父才行。”

“既然如此，你肯把祖父从夜鬼手中搭救出来？”

我手捂伤口从床上坐起。脑袋针刺般作痛。

“恐怕别无选择。”我说，“你祖父口中的世界尽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自然不清楚，但总不能放任自流，一定得设法阻止。否则会有人倒大霉的，我觉得。”所谓有人，十之八九是我本身。

“不管怎样，为此你必须解救我祖父。”

“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好人？”

“是的。”胖女郎说。

(1)　美国中音萨克斯演奏家（1920—1955）。

18

世界尽头

——读梦

我无法明确认识自己的心，而就这样重新开始了读梦。寒冷一天胜似一天，工作不能永远拖延下去。至少，在集中精力读梦的时间里，我可以暂且忘记心中的失落感。

然而另一方面，越是读梦，一种形式不同的虚脱感越是在体内膨胀。究其原因，在于我不能理解古梦所倾诉的形象性语言，无论我读得如何专心。我可以读它，却不能理解其含义，如同日复一日地阅读不知所云的文章，又如每天观看流逝的河水。哪里也没有我的归宿。读梦技术固然有所提高，但不能给我以慰藉。技术的提高仅仅使得我可以卓有成效地提高读梦的数量，而继续这种作业所带来的空虚却一发不可遏止。为了进步，人可以持续付出相应的努力，问题是无处可供我进步。

“我不明白古梦到底意味什么。”我对女孩说，“以前你说过我的工作就是从头骨中解读古梦，是吧？但那仅仅是从我体内通过而已，其实根本无从理解，越读越觉得自己本身受到了严重磨损。”

“话虽这么说，可你读起来简直就像走火入魔似的，什么缘故呢？”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有时是为了排遣失落感而忘我工作，但连我自己都觉得原因并不单单是这个。如她所言，我读起梦来的确像走火入魔一般。

“恐怕也是因为你本身的问题，我想。”女孩道。

“我本身的问题？”

“我想你应该进一步敞开心扉。关于心我倒不大明白，不过我觉得它好像处于严密封闭的状态。正如古梦希求你解读一样，你本身大概也在希求古梦。”

“何以见得？”

“因为读梦就是这么回事。就像鸟随着季节南来北往，读梦人也在不断地追求读梦。”

随后，她伸出手，隔桌放在我手上，莞尔一笑，笑得如云间泻下的一缕柔和的春光。

“敞开心扉！你不是犯人，你是空中逐梦飞翔的鸟！”

结果，我只能把古梦一个个拿在手里潜心阅读。我从书架上触目皆是的古梦中拿起一个，轻轻抱在怀里运往桌面。女孩帮着用微湿的抹布擦去灰尘，再用干布富有节奏地慢慢擦。细细磨罢，古梦便如积雪一般通体莹白。正面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看上去犹如一对不知深有几许的幽幽古井。

我用双手轻轻掩住头骨上端，等待头骨在我体温的作用下开始微微发热。及至达到一定温度——如冬日里的阳光，并不很热——被磨得雪白的头骨便开始叙述其上面镌刻的古梦。我则闭目合眼，深深吸气，开启心扉，用指尖摸索头骨叙述的故事。但其语声过于细微，映出的图像犹如黎明时分空中的远星一样扑朔迷离。我从中读出来的，不过是几个不确切的片断，无论怎样拼凑，都不可能把握整体。

这里绵亘着不曾看见的风景，流淌着不曾听见的音乐，低吟着理解不了的话语。它时而突然跃上顶峰，时而急剧沉入黑谷。一个断片同另一断片之间不存在任何共通之处，恰如快速转动收音机的调频钮，从一个台调往另一个台。我试图用各种方法尽量将精神集中于指尖，结果纯属徒劳。我觉察得出古梦是想向我倾吐什么，而我却无法将其作为故事解读出来。

或许我的解读方式有某种缺陷，也可能由于他们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中已彻底磨损和风化，抑或他们构思的故事同我所构思的之间在时间性和背景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也未可知。

不管怎样，我只能眼睁睁地默默看着这些异质片断忽而浮现忽而消失。当然，其中也有几幅我已司空见惯的极其平常的景致：青草在风中摇曳，白云在空中飘移，阳光在河面跳跃，毫无特色可言。然而这些平庸无奇的景致却使我心里充满无可名状不可思议的悲哀。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这些景致何以蕴含着令我如此黯然神伤的要素，一如窗外驶过的船，出现却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杳然远逝。

大约持续十分钟后，古梦开始像退潮一样渐渐失去体温，不一会变回原来冷冰冰的纯粹的白骨。古梦于是再度长眠。所有的水滴都从我两手的指间滴落到地上。我这读梦作业永远周而复始。

等古梦彻底凉透，我便递给女孩，由她摆在柜台上。这时间里我双手拄着桌面，休息一下身体，放松一会神经。我一天所能解读的古梦顶多也就是五六个，超过此数，注意力便无法集中，指尖解读出的只是微乎其微的片言只语。房间里的挂钟指向十一点时，我已心力交瘁，好半天都不能从椅子上直起身来。

此时她总是端来最后一杯热咖啡，也有时从家里带来白天烤的曲奇饼、面包和水果等作为夜宵。一般我们都几乎不再开口，面对面地喝咖啡，吃饼或啃面包。我累得好久说不出像样的句子，她也清楚这点，和我同样沉默不语。

“你打不开心扉是因为我的关系？”女孩问道，“我无法回应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才闭得紧紧的？”

我们一如往常地坐在旧桥正中通往沙洲的石阶上眼望河水。一弯凄冷清白的小小的月在河面瑟瑟发抖。不知谁系在沙洲木桩上的小舟让水声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并肩坐在狭窄的石阶上，我的肩一直感觉着她的体温。人们往往把心比做体温，然而心与体温之间却毫不相干，不可思议！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的心不能充分打开估计是我本身的问题，怪不得你。我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心，所以才惶惑不安。”

“心这东西你也捉摸不透？”

“有的时候。”我说，“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大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尚未清楚认识自己的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因而感到迷惘和困惑。”

“我觉得心这东西似乎是非常不健全的。”女孩微笑着说。

我从衣袋里掏出双手，在月光下注视着。被月光染白的手看上去宛如一对雕像，一对完美地自成一统而又失去归宿的雕像。

“我也同样，也觉得它是非常不健全的。”我说，“不过会留下痕迹，我们可以顺着痕迹一路返回，就像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行走。”

“走去哪里？”

“我自身。”我答道，“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没有心哪里也走不到。”

我抬头看月。冬月不自量力地散发出鲜亮亮的光，悬挂在高墙包围下的镇子的上空。

“没有一样可以怪你。”我说。

19

冷酷仙境

——汉堡包、爬山车、截止期限

我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找地方填肚子。我虽然没有食欲，但由于往下不知何时能吃上饭，所以似乎还是吃点什么为妙。啤酒和汉堡包之类或许能勉强送入胃去。女郎说她中午只吃了一块巧克力，实在饥肠辘辘，她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块巧克力。

为了不刺激伤口，我小心翼翼地把两腿插进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上运动衫，并加了一件薄毛衣。出于慎重，我又打开衣箱，拿出登山用尼龙防寒衣。女郎那套粉红色西装裙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适于地下探险，遗憾的是我衣箱里又没有适合她体型的衣裤。我比她高十来厘米，她大概比我重十多公斤。当然最理想的是去商店买一套容易施展拳脚的装备，但正值深更半夜，所有商店都已关门闭户。好在我以前穿过的一件美军处理的厚作战夹克还算符合她的尺寸，便递给了她。高跟鞋也成问题，她说事务所里有运动鞋和长胶靴可用。

“粉红色的运动鞋粉红色的长胶靴。”她说。

“喜欢粉红色？”

“祖父喜欢，他说我穿粉红色衣服恰到好处。”

“是恰到好处。”我说。不是随口敷衍，的确恰到好处。胖女人配粉红色衣服，往往如硕大的草莓糕给人以臃肿暧昧之感，而她却相得益彰。莫名其妙。

“你祖父喜欢胖女孩？”我不失时机地问。

“嗯，那还用说。”胖女郎道，“所以我才总是注意保持肥胖，吃东西也是如此。一旦掉以轻心，一下子就瘦下去的。黄油啦奶酪啦只管放开肚皮来吃。”

“唔。”

我打开壁橱，掏出背包，判认未被割裂之后，塞进两人用的外衣、手电筒、指南针、手套、毛巾、大号小刀、打火机、绳索和固体燃料。接着走进厨房，从一片狼藉的食品中拣出两个面包、咸味牛肉罐头、香肠、桃和葡萄柚罐头，装进背包。水筒满满装了一筒子水。最后抓起家里所有的现金塞入裤袋。

“活像去郊游。”女郎说。

“的的确确。”

出发前，我再度巡视一周我这浑如大块垃圾堆放场的房间。维持生存的活动莫不如此：构筑起来劳心费时，而毁坏则在顷刻之间。三个小房间之中，曾有过尽管不无疲惫却又自满自足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已在喝光两罐啤酒的时间里如晨雾般了无踪影。我的职业我的威士忌我的平稳我的孤独我的毛姆和约翰·福特影片集，统统化为毫无意义的废品。

草原的金辉，鲜花的荣光——我不出声地念念有词，随后伸出手，拉掉门口的电闸，切断家中所有的电源。

由于肚皮伤口痛得过分加之累得过分，我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去想。与其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不思不想。我大模大样地乘上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打开车门把东西放进后座。有人监视就监视好了，想盯梢也悉听尊便，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了。因为首先，我到底该对谁提高警惕？符号士还是“组织”？抑或那两个持刀之徒？对现在的我来说，若以此三伙人为敌，虽说不至于落荒而逃，但毕竟体力不支。肚皮被横向划开六厘米的口子，睡眠不足，况且又要领着胖女郎在黑洞洞的地下同夜鬼殊死搏斗，这已足以使我焦头烂额。谁要干什么，只管下手就是。

可能的话，车也不想驾驶。我问女郎能否开车，她说不能。

“请原谅。马倒是能骑。”

“也好，说不定迟早有需要骑马的那一天。”我说。

我确认燃料显示计的指针贴近F，将车开出，穿过七拐八弯的住宅地段，驶上大街。虽是夜半，车辆仍铺天盖地，大约一半是出租车，其余是卡车和客车。我实在想不明白这芸芸众生何以偏要在深更半夜乘车满街乱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六点下班回家十点前钻进被窝关灯睡觉？

但归根结蒂，这是别人的问题。无论我怎样左思右想，世界都将按其自身规律扩大下去，也不管我想什么，阿拉伯人都仍要挖油不止，人们都仍要用石油制造电气和汽油，都要在子夜街头设法满足各自的欲望。相比之下，我必须解决好当务之急。

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在等信号的时间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前面停的是辆大型卡车，纸捆简直像要堆到天上去。右侧一辆赛车型白色山地观光车上坐着一对年轻男女。不知是去夜游途中还是归来路上，两人都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女的把戴两个银手镯的左腕伸出窗外，瞥了我一眼。她并非对我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没什么可看的才看了我的脸。迪斯尼广告也罢，交通标识也罢，我的脸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我也瞟了一眼她。还算是漂亮，不过这等面孔似乎随处可见，在电视剧里不外乎充当女主人公同伴那类角色——在酒吧里一边喝茶一边问什么“怎么了？近来总好像无精打采的”云云。一般只出场一次，消失后便再也无从想起是何模样。

信号灯变绿后，我前面的卡车仍在磨磨蹭蹭，而白色山地观光车早已发出一串潇洒的排气声，随着车内组合音响“嘭嚓嚓”的旋律逃离了我的视野。

“留意一下后面的车好么？”我对胖女郎道，“要是有一直咬住不放的，报告一声。”

女郎点头注视后面。

“你以为会有人跟踪？”

“不晓得。”我说，“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吃的东西汉堡包可以吧？那东西节省时间。”

“什么都行。”

我把车停在第一个扑入眼帘的路边汉堡包店前。身穿红色短连衣裙的女侍走来，把托盘贴在两旁车窗上问吃什么。

“两个奶酪饼一份炸薯条外加热巧克力。”胖女郎说。

“普通汉堡包和啤酒。”我说。

“对不起，不备啤酒。”女侍道。

“普通汉堡包和可乐。”我改口道。路边汉堡包店是不备有啤酒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

等食物的时间里，我注意着后面有无来车，结果一辆也未跟来。当然，假如真的盯梢，怕也不至于开进同一停车场，而应该埋伏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场所静等我们的车开出。我转而不再张望，将端来的汉堡包、炸薯条和高速公路通行证大小的莴苣叶同可乐一起机械地送入胃中。胖女郎则慢吞吞地细细咀嚼，津津有味地咬着奶酪饼，抓着炸薯条，啜着热巧克力。

“不吃点炸薯条？”女郎问我。

“不要。”

女郎将盘中物一扫而光，喝掉最后一口热巧克力，又舔净手指上沾的番茄酱和芥末，用纸巾擦了擦指头和嘴巴。从旁看来都觉得她吃得十分香甜。

“关于你祖父的事，”我说，“首先该去地下实验室看看吧？”

“恐怕是的。那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我也可以帮忙。”

“问题是能从夜鬼巢穴旁边通过吗？夜鬼干扰器已被弄坏了吧？”

“不碍事，还有小些的可供紧急时使用。威力虽不很大，带在身上夜鬼还是不敢靠近的。”

“那就没问题了。”我放下心来。

“没那么简单，”女郎说，“由于电池的关系，便携式干扰器只能连续使用三十分钟，时间一到就要关掉开关充电才行。”

“唔。充电要花多长时间？”

“十五分钟。工作三十分钟，休息十五分钟。在事务所和研究室之间往返一次，这时间绰绰有余，所以容量搞得较小。”

我没了情绪，不再言语。毕竟比束手无策好，况且也只能凑合使用。我驱车驶出停车场，中途找见一家深夜营业的自选商场，买了两罐啤酒和一小瓶威士忌，而后停车把两罐啤酒喝光，威士忌则喝了四分之一。这么着，心情总算略有好转。剩下的威士忌拧好瓶盖，交给女郎装进背包。

“何苦这么喝酒？”女郎问。

“因为心里紧张吧。”

“我也紧张，可并不喝酒。”

“你的紧张和我的紧张是种类不同的紧张。”

“不大明白。”

“人上了年纪，无可挽回的事情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疲劳？”

“不错，”我说，“所以疲劳。”

她转向我，伸手碰了下我的耳垂。

“不要紧，别担心，我一直守在你身边。”

“谢谢。”我说。

我把车开进女郎祖父事务所所在大厦的停车场，下车背起背包。伤口每隔一定时间就闷痛一阵子，如有一辆满载干草的板车缓缓碾过自己的肚皮。我姑且认定：这仅仅是普通的痛，是表层的痛，与我自身的本质并不相干。犹如阵雨，雨过天晴。我将所剩无几的自尊心尽皆收集起来，把受割之辱逐出心头，步履匆匆地跟在女郎后面。

大厦入口有个大个头年轻门卫，要求女郎出示本楼居住证，女郎从衣袋掏出塑料卡，递给门卫。门卫把卡塞进桌上电脑的吞吐孔，确认荧屏上出现的姓名和房间号之后，按动开关打开大门。

“这是座非常特殊的建筑物。”女郎穿过宽敞的大厅时对我解释道，“进入这里的人都有某种秘密，为保守秘密而建立了特殊的警卫体制。开展重大研究或秘密聚会时等等，在门口要像刚才这样检查身份，还通过监控电视看你去的是不是早已预定的场所。所以，就算有人尾随跟踪也别想进来。”

“那么，你祖父在这楼下挖地洞的事他们也知道？”

“呃——怎么样呢？我想未必知道。这座楼施工时祖父叫人搞了个特别设计，以便从房间直接进入地下。知道此事的仅限于极少几个人，不外乎楼主和设计师。对施工人员说是下水道，图纸申报方面也处理得天衣无缝。”

“肯定花了一大笔钱吧？”

“可能。不过祖父有的是钱。”女郎说，“我也同样，我也是个十分了得的阔佬。父母的遗产和保险都买了股票，越积越多。”

女郎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电梯，两人跨进上次那个空荡荡的奇妙电梯。

“股票？”

“嗯。祖父教过我如何玩股票。如情报的取舍、行情的分析、逃税的办法、海外汇款的方式等等。股票很有意思，你可玩过？”

“遗憾。”我连定期都没存过。

“祖父成为科学家之前做过股东，靠股票攒钱。攒得太多了，这才不做股东，而当了科学家。厉害吧？”

“厉害厉害。”我赞同道。

“祖父干什么都是一流人才。”女郎说。

电梯运行速度同上一次一样，不知是上升还是下降，花的时间依然很长。想到这时间里一直受到电视摄像机的监视，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祖父说学校教育效率太差，培养不出一流人才。你怎么看？”

“是吧，大概是的。”我说，“我上了十六年学，是觉得没起太大作用，弄得我不会说外语，不会玩乐器，不晓得股票，不能够骑马。”

“那为什么不退学？要退不是随时可以退的吗？”

“噢，那倒是。”我思忖了一会。不错，想退学什么时候都能一退了之。“可我当时没想到这点。我家同你那里不同，是平平常常的普通家庭，从来就没想过什么自己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一流角色。”

“不对，”女郎说，“任何人都具有某种成为一流的素质，问题只在于能否把它充分发掘出来。很多人之所以成不了一流，是因为一些不懂发掘方法的人一齐上前把它扼杀掉磨损掉了。”

“好比我。”

“你不同。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的感情外壳非常坚硬，很多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剩在里面。”

“感情外壳？”

“是啊，”女郎道，“所以现在也为时不晚。嗳，等这件事完了，和我一块儿过好么？不是什么结婚，只是共同生活。去希腊啦罗马尼亚啦芬兰那样悠闲的地方，两人一起骑马一块唱歌。钱任凭多少都有。那期间保准你脱胎换骨，大放异彩。”

“唔。”我应了一声。这话听起来不坏。反正我作为计算士的生活已经由于此次事件而处于微妙境地，何况在国外悠然度日也确有魅力。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会真的成为一流角色。一流角色一般都具有坚定的自信，这也是成为一流的前提。倘若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流，那么很难仅仅由于势之所趋而荣登一流宝座。

正如此呆呆思考之间，电梯门开了。女郎走出门，我也随之出来。她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咯噔咯噔”地带着高跟鞋声在走廊里匆匆急行，我则紧随其后，形状令人愉悦的臀部在我面前摇来摆去，金耳环闪闪发光。

“不过，就算真的那样，”我对着她的背部说，“也只是你这个那个地给予我，我却什么也给不了你。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也不自然。”

她放慢脚步，同我并肩而行。

“真那样认为？”

“是的。”我说，“不自然，不公平。”

“我想你肯定有东西给我。”

“举例说？”

“例如你的感情外壳。我实在想了解这一点：它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怎样的功能？等等。这以前我还几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外壳，兴趣实在大得很。”

“没那么神乎其神。”我说，“每一个人的感情都包有一层外壳，程度不同罢了。如有兴趣，随便多少都能发现。你没有踏上社会，不理解普通人的普通心态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

“你这人真的一无所知，”胖女郎说，“你不是具有模糊运算的能力么，是吧？”

“当然有。不过那终归是作为工作手段而由外部赋予的能力，是接受手术和训练的结果，只要训练，绝大多数人都能胜任愉快。和打算盘弹钢琴没多大差别。”

“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她说，“的确，起初大伙都那么想来着。如你所说，以为只要接受训练，任何人——当然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考试选拔出来的——都能毫无例外地掌握模糊能力。祖父也曾这样认为。况且事实上也有二十六个人接受与你同样的手术和训练，获得了模糊能力。这一阶段没有任何欠妥之处，问题发生在后来。”

“没听说，”我开口道，“据我听到的情况，计划进展一切顺利……”

“宣传上。其实并非如此。掌握模糊能力的二十六人中，竟有二十五人在训练结束后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死了，你算是硕果仅存。惟独你一个人活过三年，并且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作业。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你现在成了至关重要的人物！”

我依然双手插在衣袋里，默默在走廊上移动脚步。事态似乎已超过我个人能力的范围无休无止地膨胀开去，至于最终膨胀到何种地步，我已经无法判断。

“为什么都死了？”我问女郎。

“不知道。死因不清楚。死于脑功能障碍倒是知道，但何以如此则弄不明白。”

“假设总还是有的吧？”

“呃，祖父这样说来着：普通人大概承受不住意识核的照射，因而脑细胞试图制造与之作战的某种抗体，但反应过于剧烈，结果置人于死地。情况原本更为复杂，简单说来是这样。”

“那么，我又是因为什么活下来的呢？”

“你恐怕具备自然抗体，就是我说的感情外壳。由于某种缘故，那东西早已存在于你的脑中，使得你能够存活。本来祖父打算人为地制作那种外壳以保护大脑，但终究好像过于薄弱，祖父说。”

“所谓保护，作用就像瓜皮那样？”

“简而言之是。”

“那么，”我说，“抗体也罢保护层也罢外壳也罢瓜皮也罢，是我身上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的？”

“大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吧？往下祖父什么也没告诉我，怕我知道太多反而招致过大的风险。只是，以祖父的假设为基础加以计算，像你这样具备自然抗体的人，大约每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中才有一个，而且在目前阶段，只有在赋予模糊能力之后方能发现。”

“那么说，如果你祖父的假设正确的话，我能包括在二十六人之中纯属侥幸喽？”

“所以你才有作为标本的贵重价值，才成为开门的钥匙。”

“你祖父到底想对我做什么？他叫我进行模糊运算的数据和独角兽头骨究竟意味什么？”

“我要是知道，马上就可以把你解救出来。”女郎说。

“解救我和世界。”我说。

尽管不像我的房间那样严重，但事务所里也被糟蹋得相当狼狈。各种文件扔得满地都是，桌子掀得四脚朝天，保险柜撬得大敞四开，壁橱抽屉纷纷落马，被割得七零八落的沙发床上散乱着博士和女郎原本装在柜里的备用西服。她的西服的确一律粉红色：从深的粉红到浅的粉红，大凡粉红无所不有。

“不像话！”她摇头道，“估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夜鬼干的？”

“不，不是，夜鬼一般上不到地面，即使上来也有气味留下。”

“气味？”

“像鱼像烂泥那样的土腥味。不是夜鬼下的手，估计和搞乱你房间的是同一伙人，手法也相似。”

“有可能。”说着，我再次环视房间：被掀翻的桌前，一盒回形针四溅开来，在荧光灯下闪闪生辉。以前我就对回形针有些耿耿于怀，便装出察看地板的样子，抓一把揣进裤袋。“这里有什么重要东西？”

“没有。”女郎道，“放在这里的几乎全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账簿啦收据啦不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啦等等，没什么怕偷的。”

“夜鬼干扰器可平安无事？”

柜前散乱地堆着好多零碎物品，有手电筒有收音机有闹钟有胶带切刀有瓶装止咳糖浆，林林总总。女郎从中挑出一件紫外线探测仪样的小仪器，反复按了几下开关。

“不要紧，完全能用。他们肯定以为是什么闲杂东西。而且这仪器的原理十分简单，小摔小打根本不碍事。”

随后，胖女郎走去墙角，蹲在地上打开插座盖，按下里边的小电钮，起身用手心悄然推了一下墙壁，墙壁随之敞开电话号码簿大小的空间，闪出状似保险柜的东西。

“喏，这样一来就找不到了吧？”女郎不无得意地说着，调整四位号码，打开保险柜的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摆上桌面好么？”

我忍住伤痛，把四脚朝天的桌子重新放好，拿出保险柜里的东西，在桌上摆成一排：有缚着胶皮带的足有五厘米厚的一叠存款折，有股票和证书，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元现金，有装进布袋的沉甸甸的重物，有黑皮手册，有褐色信封。她把信封中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原来是旧欧米茄手表和金戒指。欧米茄的玻璃表盘布满细小的裂缝，已整个变得焦黑。

“父亲的遗物。”女郎说，“戒指是母亲的。其他烧得精光。”

我点点头。

她把戒指和手表装回褐色信封，抓起一捆钞票塞入衣袋。“真的，早忘记这里还有现金了。”说罢，她解开布袋，取出一包用旧衬衣团团包着的东西，打开来给我看：一支自动手枪。从古旧的式样来看，显然并非玩具，而是打实弹的真家伙。对枪我所知无多，估计是布朗宁或贝莱特。枪身旁有一支备用枪筒和一盒子弹。

“枪打得可好？”

“何至于，”我吃了一惊，“摸都没摸过。”

“我可有两手哩！练了好几年。去北海道别墅时一个人在山里射击。十米左右的距离，明信片大小的目标保准穿透。厉害吧？”

“厉害。”我说，“这玩意儿从哪里搞来的？”

“你真是个傻子，”女郎显得不胜惊愕，“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手到擒来，这点都不知道？不过反正你不会用，我带着好了，可以吧？”

“请请。只是黑乎乎的，希望你别错打到我身上才好。再增加一处伤口，恐怕站都站不稳了。”

“哎哟，不要紧的，放心就是。我这人做事滴水不漏。”说着，她把手枪揣进上衣袋。也真是奇怪，她的衣袋任凭揣多少东西都一点也不见鼓胀，也不扭曲变形。可能有什么特殊机关，或者仅仅由于做工精良。

接着，女郎翻开黑皮手册正中那页，在电灯下神情肃然地盯视多时。我也往上面瞟了一眼，但见排列的全是莫名其妙的暗号和字母，我能看懂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这是祖父的手册，”女郎说，“上面的暗号只有我和祖父才看得明白，记载的是预定事项和当天发生的事。祖父告诉我，每当他身上发生什么，就看这手册。喔——等等。九月二十九号你分类运算数据完毕，是吧？”

“是的。”我回答。

“上面有①这个标记。大概指第一阶段吧。此后三十号夜间或十月一号早上你结束了模糊运算。不错吧？”

“不错。”

“这是②，第二阶段。其次，呃——十月二号正午，这是③，写道‘程序解除’。”

“原定二号正午见博士，想必要在那里解除为我编制的特殊程序，以免世界完蛋。然而情况整个发生了变化，博士有可能遇害，或被拉去什么地方，这是当务之急。”

“等一下，再往下看看，暗号复杂得很。”

她看手册的时间里，我整理了背包，把手电筒电池换成新的。立柜里的雨衣和长筒靴都被胡乱扔在地板上，所幸并未损坏到不堪使用的程度。倘若过瀑布时不穿雨衣，无疑将淋成落汤鸡，冷到心里去。若身上发冷，伤口势必再度作痛。接着，我拾起一双同样扔在地板上的女郎粉红色的运动鞋装进背包。表盘的数字告诉我已时近半夜十二点，到程序解除的最后期限正好还有十二个钟头。

“往下是专业性相当强的计算，什么电气量、溶解速度、抵抗值、误差之类，我看不懂。”

“看不懂的跳过去，时间不多了，”我说，“只挑能看懂的看。解读一下暗号好么？”

“没必要解读。”

“为什么？”

她递过手册，指着那部分。那里什么暗号也没有，只有一个大大的X和日期时刻。较之周围几乎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个X实在大得出格，加之形状的失调，愈发给人以不祥之感。

“这大概指的就是最后期限吧？”她说。

“想必。恐怕也就是④。假如③解除程序，那么不至于出现这个X。问题是程序因某种原因未能解除，反而迅猛发展，终于导致X印的出现，我想。”

“那么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在二号正午之前面见祖父喽？”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的话。”

“能正确么？”

“能吧。”我放低声音。

“就算是吧。还有多少时间？”女郎问我，“到世界完蛋或宇宙爆炸之时？”

“三十六个小时。”我说。无需看表。不过是地球自转一周半的时间。这时间里，可接到两次晨报和一次晚报，闹钟可响两回，男人们可刮两遍胡须，运气好的人可性交两场至三场。三十六小时的用场无非如此而已。假定人活七十，也就是人生的一万七千零三十三分之一。而这三十六个小时过后，某种状况——大概是世界尽头——就要到来。

“往下如何行动？”女郎问。

我从躺在立柜前的急救箱里找出止痛药，连同水筒里的水一起吞下，背起背包。

“下地道，别无选择。”我说。

20

世界尽头

——独角兽之死

兽们已经失去了几头同伴。第一场大雪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翌日清晨便有几头老兽发白的金色躯体被掩埋在五厘米厚的积雪下面。朝阳从支离破碎的云隙间泻下光线，给冻僵的景物涂上一层鲜亮的光泽。超过一千头的兽群吐出的气，在这片光泽中白濛濛地跃动不已。

天还没亮我就睁眼醒来，得知镇子已被白雪包得严严实实。这光景煞是好看。一片莹白之中，钟塔黑乎乎地拔地而起，如深色衣带般的河水从其脚下流向前去。太阳尚未升起，空中彤云密布，不见半点缝隙。我穿上大衣，戴好手套，下到寂寂无人的街道。看样子雪在我刚刚入睡便开始飘洒，一直飘到我快醒之时。雪上一个脚印也没有，抓一把在手中看，浑如细白糖一样柔软爽手。沿河的水洼结了层薄冰，上面斑斑驳驳点缀着积雪。

除了我呼出的白气，街上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动态。没有风，甚至没有鸟影，惟独鞋底踏雪之声犹如合成的效果音响一般近乎不自然地大声回荡在房屋的石壁之间。

快到城门口时，在广场前见到了看门人。他钻进曾和影子一起修理过的板车底下，正在给车轴加机油。车板上并立着几个装菜籽油的油壶，用绳子紧紧缚于侧板以防歪倒。我感到纳闷，这么多油，看门人到底用来干什么呢？

看门人从车下立起身，扬手跟我打招呼。看上去情绪蛮好。

“起床好早啊！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来看看雪景，”我说，“从山冈上看漂亮得很咧！”

看门人放声大笑，一如往常地把手放在我背部。他连手套也没戴。

“你这人也够有意思的。雪景往后就怕你看厌了，何苦特意下到这里来看。真个与众不同。”

说罢，他一边吐着俨然蒸汽机一般的大团白气，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城门那边。

“不过，你来得怕也正是时候。”看门人说，“上瞭望楼看看，可以看到奇特的冬日初景。过一会就吹号角，你好好往外看就是。”

“初景？”

“一看自然知晓。”

我懵懵懂懂地爬上门旁的瞭望楼，观看墙外景致。苹果林挂满白雪，恰似云片飘然落下。北大山和东大山也都差不多银装素裹，惟有隆起的岩石描出几道伤疤样的棱线。

瞭望楼脚下，独角兽们仍像往日那样沉睡未醒。它们对折似的弯着腿，纹丝不动地伏在地面上，雪一样纯白的独角笔直地向前伸着，各自尽情沉浸在静静的睡眠之中。兽们的脊背上积了厚厚的雪，但它们似乎全无感觉，睡得实在太死太沉了。

稍顷，头上的云层一点点裂开，阳光开始射向地面。我仍然在瞭望楼上伫立不动，继续观看周围光景。一来阳光不过像聚光灯似的仅有一束，二来作为我也很想亲眼见识一下看门人说的奇特景致。

不久，看门人打开城门，吹响号角，照例是一长三短。第一声吹得兽们睁开眼睛，抬头往角声传来的方向张望。从其呼出的白气的量，可以看出它们的身体已开始新一天的活动，而入睡时兽们的呼吸量是微乎其微的。

及至最后一声号角消失在大气中，兽们便欠身站起。首先尝试似的慢慢伸长前腿，挺起前半身，接着伸直后腿，继而把角朝空中晃几下，最后仿佛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抖抖身体，把积雪抖落到地面，开始向城门移步。

等兽们进入门内，我才明白看门人叫我见识的是何景象。原来像是酣睡的几头兽，已经就势冻死过去了。看上去，那几头兽与其说是冻死，莫如说更像在深思着什么重要命题。但对它们来说已不存在答案了。它们的鼻腔和口中已不见任何一缕白气升起，肉体已停止活动，意识已被吸入无边的黑暗。

在其他兽们朝城门走光之后，那几具死尸便如大地生出的小瘤一样剩在了那里。白雪寿衣裹着它们的身体，仅有独角依旧分外神气地刺向天空。活下来的兽们从它们身旁经过时，大多深深垂首，或低声刨蹄——是在悼念死者。

太阳高高升起，墙影往前拖得很长。我望着兽们悄无声息的尸体，直到阳光开始悄悄溶化大地的积雪。我觉得，朝阳仿佛连它们的死也一并溶化了，使得看似死去的兽们蓦然立起，开始平日那种晨光中的行进。

然而它们并未立起，任凭雪水浸湿的金毛在阳光下闪耀光辉。俄尔，我眼睛开始作痛。

走下瞭望楼，过得河，爬上西山坡返回房间，我发觉早晨的阳光刺激眼睛的程度远比自己料想的强烈。一闭眼睛，泪水涟涟而下，出声地落在膝头。用冷水洗了洗，没有效果。我拉合厚厚的窗帘，紧闭双眼，在失去距离感的黑暗中望着时而浮出时而遁去的奇形怪状的线条和图案，望了几个小时。

十点，老人端着咖啡托盘敲门进来，见我俯卧在床，便用冷毛巾擦拭我的眼皮。耳后火辣辣地作痛，但眼泪到底减少了些许流量。

“到底怎么搞的？”老人问，“早上的阳光比你想的强烈得多，尤其是积雪的早晨。明明知道‘读梦’的眼睛承受不住强光，为什么还跑到外面去？”

“看兽去了，”我说，“死得真不少，八九头还不止。”

“往后死得更多，每当下雪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容易死掉呢？”我仰面躺着，把毛巾从脸上拿开，询问老人。

“身体弱，饥寒交迫嘛。向来如此。”

“不会死绝么？”

老人摇摇头：“这帮家伙已经在此生息了好几万年，以后也还将生息下去。寒冬期间固然死去不少，但春天一到就有小东西降生，更新换代而已。因为这地方生长的草木所能养活的数量有限。”

“它们为什么不迁往别处呢？森林里草木取之不尽，往南去又不怎么下雪。我看没有必要在这里坐以待毙。”

“我也不明白。”老人说，“但兽们就是不肯撤离。它们属于这座镇子，脱离不得，正如你我一样。兽们显然知道无法靠自己的本能逃出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只能食用这里生长的草木，或者翻越不了南面路上无边无际的石灰岩荒野。说千道万，兽们离不开这里。”

“尸体怎么处理？”

“烧掉，看门人烧。”老人用咖啡杯温暖着自己粗糙不堪的大手，“往后一段时间，那是看门人的中心工作。先把死兽的脑袋割下，取出脑浆眼珠，用大锅熬煮，制成漂亮的头骨。剩下的肢体堆起来浇上菜籽油，付之一炬。”

“然后把古梦放入头骨，摆到图书馆的书库里，是吧？”我依然闭目合眼，向老人问道，“为什么？头骨为什么干这个用？”

老人哑然不答，只听见他踩动木板的“吱呀”声。“吱呀”声由床头缓缓离去，在窗前止住。又是一阵沉默。

“等你理解古梦为何物时就明白了，”老人说，“明白为什么要把古梦放入头骨。这个是不能告诉的。你是读梦人，答案要自己来找。”

我用毛巾擦罢泪，睁开眼睛。老人在窗边的身影看起来模模糊糊的。

“冬天会使形形色色的事物现出本来面目。”老人继续道，“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总之就是这样。雪要继续下，兽要继续死，谁都无可奈何。一到午后，就能望见焚烧兽们的灰色的烟。整个冬季天天如此，天天有白雪和灰烟。”

21

冷酷仙境

——手镯、本·约翰逊、恶魔

壁橱里面仍像上次那样黑洞洞的。也许因为知道夜鬼存在的关系，更加觉得阴森森冷冰冰。至少在其他地方见不到这般完整无缺的黑暗。在城市使用街灯霓虹灯和陈列窗灯具撕裂大地黑幕之前，想必满世界都是这种令人窒息般的黑暗。

女郎领头爬下梯子。她把夜鬼干扰器揣进雨衣的深口袋里，斜挎大号手电筒，吱吱有声地踩着长胶靴一个人快速滑下黑暗的底部。片刻，语声随着水流声从下面传来：“好了，下来吧！”旋即有黄色灯光摇晃。看样子这地狱之底比我想象的深得多。我把手电筒插进衣袋，开始沿梯下爬，梯格仍然湿漉漉的，稍不注意就可能一脚踩空。边爬边回想爬山车上那对男女和“嘭嚓嚓”的旋律。他们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我怀揣手电筒和大号小刀、带着肚皮创伤正下往漆黑的洞底。他们头脑中有的，只是时速表的数字、性关系的预感以及从排名榜上一落千丈的不咸不淡的流行歌曲。当然我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仅仅不知道罢了。

我如果也一无所知，也可以免遭这份苦难。我想象自己坐在山地观光车驾驶席上，身边载着女孩，随同“嘭嚓嚓”的旋律在夜幕下的都市里风驰电掣的光景。女孩在做爱时是否摘掉左腕上两只细细的银手镯呢？但愿不要摘掉。即使脱得一丝不挂，也不要摘去两只手镯，就像它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问题是她很有可能摘掉，因为女孩淋浴时要卸去所有附件。这样，我势必要在淋浴前同她发生关系，或者央求她别摘掉手镯。我不知哪种做法合适，但不管怎样，务必千方百计地使她戴着手镯同我交合，这是关键。

我想象同戴着手镯的她同衾共枕的场面。面部全然无从想起，于是我调暗室内照明，暗了自然看不清面孔。扯掉藤色或白色或淡蓝色的玲珑剔透的三角裤，手镯便成了她身上惟一的附着物。朦胧的灯光下，手镯泛着白光，在床单上发出令人心神荡漾的清脆声响。

如此想入非非地往下爬梯之间，我感觉阳物开始在雨衣下勃起，莫名其妙！何苦偏偏选在这种地方冲动？为什么在同图书馆女孩——那个胃扩张女孩——上床时它垂头丧气，却在这不伦不类的梯子正中神气活现？充其量不过两只银手镯，到底有何意味可言？况且正值世界即将完蛋即将步入尽头之际！

我爬下梯子，在盘石上站定。女郎把手电筒四下一晃，照亮了周围景象。

“夜鬼真的像在这一带转悠，”她说，“听得见声音。”

“声音？”我问。

“用腮叩击地面的‘噗噗’声。很小，但注意听还是听得出的。还有气味。”

我侧耳倾听，又抽了抽鼻子。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

“不习惯不行的，”她说，“习惯了就能略微听出它们的语声。说是语声，其实不过近似声波罢了。跟蝙蝠类似，不同的是，一部分声波可涉及人的可听范围。它们之间则完全可以沟通。”

“那么符号士们是怎样同它们打交道的？语言不通岂非打不了交道？”

“那种仪器可以随便造出来，就是说可以把它们的声波转换成人的语声，同时把人的语声转换成它们的声波。估计符号士已经造了出来。祖父如果想造，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但一直没有动手。”

“为什么？”

“因为不想和它们交谈。它们是邪恶的，语言也是邪恶的。它们只吃腐肉和变质的垃圾，只喝发臭的水。过去住在坟场下面吃死人肉来着，直到实行火葬。”

“那么不吃活人喽？”

“抓到活人要用水泡几天，先从腐烂部位开始吞食。”

“罢了罢了，”我叹息一声，“真想就此回去，管它天塌地陷！”

但我们还是沿着河边继续前进。她打头，我随后。每次把手电筒照在她背上，那邮票大小的金耳环便闪闪发光。

“总戴那么大的耳环，不觉得重？”我从后面开口问道。

“在于习惯。”她回答，“和阳物一样，你觉得阳物重过？”

“没有，没有的，没那种感觉。”

“同一码事。”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阵子。看来她十分熟悉落脚点，边用手电筒东晃西照，边大步流星地迈进。我则一一确认脚下，鼓足了劲尾随其后。

“我说，淋浴或泡澡时你也戴那耳环？”为了使她免受冷落，我又搭腔道。她只有说话时才多少放慢步履。

“也戴。”她应道，“脱光时也只有耳环还戴着。你不觉得这挺富有挑逗性？”

“那怕是吧，”我有些心虚，“那么说倒也可能是的。”

“干那种事你经常从前面干？面对面地？”

“啊，基本上。”

“从后面干的时候也有吧？”

“唔，有是有。”

“此外还有很多花样吧？比如从下面干，或坐着干，或利用椅子……”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合。”

“那种事，我不很清楚。”女郎说，“没看过，也没干过。又没人教我是怎么回事。”

“那东西不是别人教的，是自己发现的。”我说，“你有了恋人同他睡过之后，也就如此这般地自然明白了。”

“我不大喜欢那种套数。”她说，“我喜欢更加……怎么说呢，喜欢更加排山倒海式的。排山倒海般地被干，排山倒海般地接受，而不是如此这般地自然明白。”

“你恐怕同年长的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同天才的、具有排山倒海式素质的人。可是世上并非全部是那样的人，都不过是凡夫俗子，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像我这样。”

“你不同。你OK。上次见面时我也说了吧？”

但不管怎样，我决心把有关性的场景从脑海中一扫而光。勃起仍然势头未减。问题是在这黑漆漆的地下勃起也毫无意义，首先就影响行走。

“就是说，这干扰器发出夜鬼讨厌的声波喽？”我试着转移话题。

“正是。只要在发声波，大约十五米内夜鬼就别想靠近。所以你也得注意别离开我十五米，要不然它们会把你抓进地穴，吊入井里，先从腐烂部位大吃大嚼。你要从肚皮伤口烂起，肯定。它们的牙齿和爪子尖锐得不得了，简直是一排尖锥。”

听到这里，我赶紧贴在她身后。

“肚皮伤口还痛？”女郎问。

“敷过药，好像有点麻木了。身体动得厉害了倒是一剜一剜地痛，一般情况下还过得去。”我回答。

“要是能见到祖父，估计会把你的疼痛去掉。”

“你祖父？那怎么会？”

“简单得很。我也求他处理过几次，脑袋痛不可耐的时候。只要把促使忘却疼痛的信号输入到意识里边即可。本来疼痛对于身体是个重要的信息，是不可以采用这种做法的，但眼下处于非常事态，也未尝不可吧？”

“果真那样可就帮大忙了！”我说。

“当然这要看能否见到祖父。”

她左右摇晃着强有力的光柱，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地下河的上流继续行进。左右岩壁布满了裂缝豁然闪出的岔路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横洞。岩隙到处有水浸出，汇成细流淌入河中。河旁密密生着泥一样滑溜溜的地苔，地苔鲜绿鲜绿的，绿得近乎不自然，我不理解无法进行光合成的地苔何以有如此颜色。大概地下自有地下的奇妙规律吧。

“喂，夜鬼知道我们现在正这么走路么？”

“当然知道。”女郎一副轻描淡写的语气，“这儿是它们的领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它们。此时就在我们周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我一直听见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我把手电筒往四周岩壁晃了晃，除了凹凸不平怪模怪样的岩石和地苔，别的一无所见。

“全部藏在岔路或横洞那样光照不到的暗处。”女郎说，“也有的跟在我们后头。”

“打开干扰器有多少分钟了？”我问。

女郎看了下表，答说十分钟。“十分二十秒。不要紧，再有五分钟就到瀑布。”

我们恰好用五分钟赶到瀑布跟前。消音装置似乎还在运转，瀑布几乎同上次一样无声无息。我们牢牢地戴好雨帽，系紧帽带，扣好风镜，钻进无声的瀑布。

“奇怪，”女郎说，“消音装置还在运转，说明研究室没遭破坏。要是夜鬼们袭击过，该把里边搞得一塌糊涂才是，本来就对研究室恨得要死。”

不出其所料，研究室的门好端端地上着锁。假如夜鬼闯入，断不可能离开时重新锁好。突袭这里的定是夜鬼以外的什么势力。

她很久才对准数码锁，用电子钥匙打开门。研究室里冷飕飕黑幽幽的，有一股咖啡味儿。她火速关门上锁，确认万无一失之后，按开关开了房间的灯。

研究室中的光景，同上面事务所和我住处的惨状大同小异。文件遍地，家具仰翻，碟碗粉碎，地毯翻起，上边洒有一桶分量的咖啡。博士何以煮这么多的咖啡呢？我自是揣度不出。再怎么嗜好咖啡，独自一人也绝对喝不下去的。

但研究室的破坏，较之其他两个房间有一点根本不同：破坏者将该破坏的东西和不该破坏的严格区分开来。他们将该破坏的糟蹋得体无完肤，而对另外的东西则全然不曾染指。电脑、通讯装置、消音装置和发电设备完完整整地剩在那里，按下电源开关便可迅即起动。惟独大型夜鬼干扰声波发射机被扭掉了几个部件，不堪再用。但若安上新部件，也可马上投入工作。

里面房间的情形也相差无几。乍看好像混乱得无可救药，其实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才动手的。搁物板上的头骨安然无恙，研究所需的计量器具也一样不缺。被捣毁得面目全非的，仅限于可以买到替代品的廉价器械和试验材料。

女郎去墙壁保险库那里打开门，查看里面的情况。门没有锁，她双手满满地捧出白色的纸灰，洒在地上。

“看来紧急自动燃烧装置相当灵验，”我说，“那帮家伙落得个空手而归。”

“你看是谁干的？”

“人干的。”我说，“符号士或其他什么人勾结夜鬼来这里打开门，而进去翻东翻西的则只有人。他们为使自己事后能利用这里——我想大概是为了让博士能继续在此研究——而把关键设备完整保留下来，并重新把门锁好，以免夜鬼乱来。”

“可是他们没能得到重要东西呀！”

“有可能。”说着，我环视了一遍房间，“不过他们反正把你祖父弄到手了。若说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吧。这样我已无从得知博士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完全束手无策。”

“不不，”胖女郎说，“祖父绝不至于被抓，放心好了。这里有条秘密通道，祖父一定从那里逃走了，使用和我们的同样的夜鬼干扰器。”

“何以见得？”

“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我心中有数。祖父为人十分谨慎，不可能轻易被俘。一旦有人企图撬门进屋，必定从通道一逃了之。”

“那么说，博士现在已在地上了？”

“不，”女郎说，“没那么简单。通道出口如同迷宫，加之和夜鬼老巢相连，再急也要五个小时才能出去。而夜鬼干扰器只能坚持三十分钟，因此祖父应该还在里边。”

“也许落入了夜鬼之手。”

“不用担心。为防万一，祖父在地下还保有一处夜鬼绝对无法靠近的安全避难所。估计祖父是藏在那里，静等我们到来。”

“果真无懈可击。”我说，“你晓得那个场所？”

“嗯，我想晓得。祖父详细告诉过我去那里的路线，而且手册上也有示意图，标明了好多应注意的危险点。”

“什么危险？举例说？”

“我想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女郎道，“再打听下去，人会变得过于神经兮兮的。”

我喟叹一声，只好不再询问即将落到自己头上的危险。我现在就已变得相当神经过敏了。

“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夜鬼无法靠近的那个场所？”

“二十五分至三十分钟可走到入口。从入口到祖父存身的场所还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只要到入口就再也不用担心夜鬼，问题出在抵达入口之前。必须走得很快，否则夜鬼干扰器的电池就会用完。”

“真用完怎么办？”

“那就只能凭运气了。”女郎说，“可以用手电筒光往身体上下左右照个不停以防止夜鬼接近，逃离危险。因为夜鬼讨厌光亮。可是只要光亮略一间断，夜鬼就会伸手把你我抓走。”

“糟糕糟糕。”我有气无力地说，“干扰器可充好电了？”

女郎看了看干扰器的电平表，又觑了眼手表：“还要五分钟。”

“事不宜迟。”我说，“如果我的推断不错，夜鬼恐怕已经把我们来到这里的消息通报给了符号士，混蛋们马上会卷土重来。”

女郎脱去雨衣和长胶靴，穿上我带来的美军夹克和运动鞋，说：

“你也最好换一下。现在要去的地方，不轻装简行是通不过去的。”

于是我和她一样脱去雨衣，把防寒服套在毛衣外面，拉链一直拉到领口，然后背起背包，脱掉长胶靴换穿运动鞋。时针已接近十二点半。

女郎走去里面房间，拿出壁柜里的衣挂放在地上，双手抓住衣挂的不锈钢柄来回旋转不止。正旋转间，听得“咔”一声齿轮吻合的响动。女郎仍朝同一方向继续旋转，壁柜右下端随即闪出一个七十厘米见方的洞口。往里看去，但见一色浓黑，黑得像要把人的手吞噬进去，一股带有发霉气味的凉风直冲房间。

“巧妙至极吧？”女郎依然双手攥着不锈钢柄，转过头问道。

“的确妙极，”我说，“这地方居然有出口，一般人哪里想得到。实在偏执得可以。”

“哎哟，哪里谈得上偏执！所谓偏执，指的是死死拘泥于一个方向或倾向的人吧？祖父可不是那样，他在所有方面都超群出众，从天文学、遗传学到这种木工技术。”她说，“世上再无第二个祖父这样的人。电视荧屏和杂志封面倒出来不少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全是冒牌货。真正的天才则是在自家领域安分守己的人。”

“问题是，即使本人安分守己，周围的人也不容你如此。他们偏要攻破你安分守己的壁垒，挖空心思利用你的才能，所以才发生了眼下这场横祸。无论怎样的天才怎样的蠢货，都不可能真正自成一统。哪怕你深深地潜身于地下，纵令你高高地筑墙于四周，迟早也还是有人会赶来捣毁，你祖父同样不能例外。惟其如此，我才被人用刀划破肚皮，世界才将在三十五小时后走入尽头。”

“只要找到祖父，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说着，她贴在我身旁踮起脚尖，在我耳下轻吻一口。被她如此一吻，我全身多少暖和了些，伤痛也好像有所减弱。或许我耳下有这种特异之点，也可能仅仅是好久未被十七岁女孩吻过之故。此前接受十七岁女孩的吻已是十八年前的往事了。

“如果大家都相信会万事如意，世上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她说。

“年龄一大，相信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我说，“和牙齿磨损一个样。既非玩世不恭，又不是疑神疑鬼，只是磨损而已。”

“怕么？”

“怕的。”我再次弓身往洞里窥看，“向来不习惯又窄又黑的地方。”

“不过已有进无退，是吧？”

“从道理上。”我说。我开始渐渐觉得自己的身体已非自己所有。高中时代打篮球时便常有这种感觉。球速过快，越是想使身体与之适应，意识就越是跟不上来。

女郎定定地看着干扰器的刻度，对我说声“走吧”。充完电了。

和刚才一样，女郎打头，我随后。一进洞，女郎赶紧回身，飞快地转动洞口旁的手柄，关上洞门。随着门扇的闭合，呈正方形射进的光亮一点点变细，进而成为一缕竖线，倏忽消失不见。于是比刚才还要完全彻底的、从未经历过的浓重黑暗从四面朝我拥来。手电筒光束也无法打破这黑暗的一统天下，只能钻开一个隐隐约约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小小光穴。

“真有些不可思议，”我说，“你祖父何苦非要把逃跑通道选在连接夜鬼老巢的地方？”

“因为这样最为安全。”女郎用手电筒照着我身上说，“夜鬼老巢对它们来说是圣域，它们没有办法进入。”

“宗教性的？”

“嗯，想必。我自己没见过，祖父那么说的。祖父说由于实在令人厌恶，无法称之为信仰，但定是一种宗教无疑。它们的神是鱼，巨大的无眼鱼。”说罢，她把手电筒照向前面，“反正往前走吧，没多少时间了。”

地道的顶很低，必须弯腰行进。岩壁基本平滑，较少凹凸，但有时脑袋还是重重地磕在突起的岩石棱角上，而这又计较不得，毕竟时间有限。我把手电筒不偏不倚地照着女郎背部，盯准她，拼命前行。她身体虽胖，动起来却很敏捷，脚步也快，耐力也好像相当可以。总的说来，我也算身强体壮的，无奈一弯腰小腹伤口就阵阵作痛，如有一把冰锥嵌入腹部，衬衣早已被汗水浸透，浑身冷汗涔涔。但较之离开她而一个人孤零零地剩在这黑暗之中，这点伤痛还是可以忍耐的。

越往前走，身体并非自己所有的意识越是一发不可遏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不能看见自己身体的缘故。可谓伸手不见五指。

不能看见自己身体这点总有些叫人觉得奇妙。假如长期处于如此状态，很可能觉得身体这东西不过是个假设。不错，头撞洞顶即觉疼痛，腹部伤口连连吃紧，脚心感觉出地面。然而这单单是痛感和触感，单单是建立在身体这一假设之上的概念。所以，身体业已消失而独有概念发挥功能这一情况也不是不能发生的。就像手术截腿之人，截去后仍存有关于趾尖感触的记忆。

好几次我都想用手电筒探照自己的身体以确认其是否还存在，但终因害怕找不见她而作罢。身体依然存在，我自言自语。万一身体消失而惟独所谓灵魂存留下来，我应该变得更加逍遥自在。如果灵魂不得不永远背负我的腹伤我的胃溃疡我的痔，那么将去何处寻求解脱呢？而若灵魂不能从肉体分离，那么灵魂存在的理由又究竟何在呢？

我一边如此思索，一边追逐胖女郎身上的橄榄绿作战夹克和其下探出的正合身的粉红色西裙以及耐克牌粉红色运动鞋。她的耳环在光束中摇曳生辉，俨然一对围绕其脖颈往来飞舞的萤火虫。

女郎全然不回头看我，径自缄口疾行，仿佛早已把我这个存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边走边借助手电筒光迅速观察岔道和横洞，每到岔路口便止住脚步，从胸袋里掏出地图，用光束照着确认该往哪边前进，这时我便可赶上来。

“不要紧？路走得可对？”我问。

“没问题，眼下一点不差。”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何以知道不差？”

“不差就是不差。”说着，她用手电筒照了照脚下，“喏，看这地面！”

我弓腰盯视她照射出的圆形地面，发现岩石凹陷处散落着几枚银光闪闪的小东西，拿在手里一看，原来是金属制的回形针。

“瞧，”女郎说，“祖父经过了这里，他估计我们会随后追赶，才留下这东西做标记。”

“果然。”我说。

“过了十五分钟了，得快走！”

前边又有几条岔路，但每次都有回形针指点，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往前急赶，这也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有时地面豁然闪出深不可测的地穴。好在地图上用红签字笔标出地穴的位置，我们便在那附近稍微减慢速度，用手电筒小心照着地面前进。穴的直径有五十至七十厘米，或一跃而过或从旁绕行，很容易通过。我捡起身旁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试着投下去，但无论多久都无声响传出，简直就像一直掉到巴西或阿根廷去了。万一失足掉进穴内——光这么一想胃部都有痉挛之感。

道路蛇一般左右拐来拐去，分出几条岔路之后，一直向下伸去。坡并不陡，只是一直下斜，似乎每走一步，地面那光朗世界便从脊背上被剥去一层。

途中我们拥抱了一次。她突然停止，回头关掉手电筒，双臂抱住我的身体，用手指摸到我嘴唇，吻在上面。我也把胳膊搂在她的腰肢上，轻轻抱拢。在一片漆黑中相抱甚是无可名状。司汤达好像写过什么黑暗中拥抱的事，书名我忘了，想也想不起来。莫非司汤达在黑暗中抱过女人？假如我能活着走出这里，并且世界还没完蛋的话，一定要找找司汤达的这本书。

女郎的脖颈已不再有香瓜型古龙香水味儿，而代之以十七岁女孩特有的气息。颈下发出我自身的气味，那是我沾在美军夹克上的生活气味，我做的饭菜我煮的咖啡我出的汗水等等的气味，它们已紧紧附在夹克上面。而在地下黑暗中同十七岁女孩相抱的时间里，我恍惚觉得那样的生活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幻影。我可以记起它的一度存在，却无法在脑海中推出回到那里去的情景。

我们长时间地静静抱在一起。时间飞速流逝，但我觉得这并非了不得的问题。我们在通过相抱来分担对方的恐惧，而这是此时此刻最为重要的。

进而，她把乳房紧紧贴在我的胸口，张开嘴唇，软绵绵的舌头随着热乎乎的呼气探进我的口腔。她用舌尖舔着我舌头的四周，指尖抚弄着我的头发，但持续不过十秒便突然离开了，以致我活像独自留在太空的宇航员，顿时跌入绝望的深渊。

我按亮手电筒，见她站在那里。她也打开自己的手电筒。

“走吧。”言毕，她猛地转身，以同样的步调开始前行。我的嘴唇还剩有她唇部的感触，胸口仍然感受到她心脏的律动。

“我的，很不错吧？”女郎头也不回地问。

“很不错。”我说。

“意犹未尽是吧？”

“是的，”我回答，“是有些意犹未尽。”

“什么意呢？”

“不知道。”我说。

此后沿平坦的路向下走了五六分钟，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场所。这里空气的味道变了，脚步声也随之一变。一拍手，中央发出膨胀般的异样反响。

女郎掏出地图确认位置时，我始终在用手电筒四下照来照去。顶部恰呈穹隆形，四周也相应呈圆形，并且显然是经人工改造过的流畅的圆形。墙壁甚为光滑，无坑无包。地中间有个直径约一米的浅底坑，坑内堆积着莫名其妙的滑溜溜的东西。虽不臭气扑鼻，但空气中却飘有一股口臭般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大概是圣域的入口。”女郎道，“这下可以喘口气了，再往前夜鬼进不来的。”

“夜鬼进不来倒求之不得，可我们通得过么？”

“这就交给祖父好了，祖父定有办法。再说把两架干扰器交替使用，也可以一直把夜鬼排斥开来，是吧？就是说，一架干扰器工作时，另一架充电。这样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用不着担心时间。”

“有道理。”

“勇气可上来一点了？”

“一点点。”我说。

圣域入口的两旁饰有精致的浮雕，图案是两条巨大的鱼口尾相连地簇拥着圆球。一看就知是不可思议的鱼。头部宛如轰炸机的防风罩一般赫然隆起，无目，代之以两条又粗又长的触角如藤蔓一般卷曲着突向前去。较之身体，口大得很不谐调，一直开裂到靠近鳃的地方，下面鳍根处跃出短粗而结实的器官，如同被截断的前肢。乍看以为是具有吸盘功能的部件，细瞧原来其端头生有三只利爪。带爪之鱼我还是初次目睹。背鳍则呈异形，鳞片如毒刺一样突出体外。

“这是传说中的生物？还是实有其鱼？”我问女郎。

“这——怎么说呢，”女郎弓身从地上拾起几枚回形针，“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没有走错路。好了，快进去吧！”

我再次用手电筒照了照鱼浮雕，跟上女郎。夜鬼们居然能在如此无懈可击的黑暗中完成这般精美工致的雕刻，对我是个不小的震动。即使我心里知道它们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东西，但实际目击时的惊骇也不曾因此而减轻。说不定，此刻它们正从黑暗深处目不转睛地监视我们呢。

步入圣域之后，道路转为徐缓的土坡，顶部亦随之骤然升高。不一会，手电筒光便够不到顶部了。

“这就进山。”女郎说，“登山可习惯？”

“过去一周登一次来着，倒是没有摸黑登过。”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山，”她把地图塞入胸袋，“算不得山的山，也就是小山包吧。不过对它们来说则是山，祖父说。这是地下惟一的山，神圣的山。”

“那我们不是要玷污它了？”

“不，相反。山一开始就是脏的，所有的脏物全都在这里集中。整个世界就像被地壳封住的潘多拉匣子，我们马上要从其中心穿过。”

“简直是地狱。”

“嗯，不错。真的可能像地狱。这里的大气通过下水道等各种各样的洞穴和钻孔吹上地表。夜鬼虽不能爬上地表，但空气可以上去，也可进入人们的肺叶。”

“进入后我们可还能存活？”

“要自信！刚才说过了吧，只要自信就无所畏惧。愉快的回忆、倾心于人的往事、哭泣的场景、儿童时代、将来的计划、心爱的音乐——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一类东西在头脑中穿梭不息，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想本·约翰逊可以么？”我问。

“本·约翰逊？”

“约翰·福特导演的旧影片中出场的善于骑马的演员，马骑得简直出神入化。”

她在黑暗中喜不自胜地吃吃笑道：“你这人妙极了，非常非常喜欢你！”

“年纪相差悬殊，”我说，“且一样乐器也不会。”

“从这里出来，我教你骑马。”

“谢谢。”我说，“你在想什么？”

“想和你接吻，”她说，“所以刚才和你接吻了。不知道？”

“不知道。”

“可知道祖父在这里想什么？”

“不知道。”

“祖父什么也没想。他可以使头脑呈现一片空白。这也是他的天才。若使头脑一片空白，邪恶空气便无法进去。”

“原来如此。”

如她所言，越往前走，道路越是崎岖难行，终于成了不得不借助两手攀援的陡峭石崖。这时间里我一直考虑本·约翰逊，骑马的本·约翰逊形象。《阿帕切要塞》、《黄绶带》、《大篷车》以及《里奥格拉德城堡》中都有本·约翰逊骑马的镜头，我尽可能使之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出来。骄阳朗照荒野，天空飘浮着浑如毛刷勾勒出的纯白的云絮，野牛群聚在山谷。女人们在门口用白围裙擦拭双手。水流潺潺，风摇光影，男女放歌。本·约翰逊便在这片风光中箭一样疾驰而过。摄影机在轨道上无限移行开去，将其雄姿纳入镜头。

我一边在石崖上物色落脚点，一边思索本·约翰逊和他的马。不知是否因此之故，腹部伤痛居然奇迹般地消失，可以在排除受伤意识困扰的情况下坦然前行了。如此想来，女郎所说的将特定信号输入意识可以缓和肉体痛苦也未必是言过其实。

从登山角度看，这种攀登绝对算不上艰苦。落脚点稳稳当当，又没有悬崖峭壁，适于抓扶的石坑伸手可及。用外面世界的标准衡量，可谓安全路线——适合初学登山者，星期天早晨小学生一个人攀登亦无危险。但若处于地下黑暗之中，情况就不同了。不用说，首先是什么也看不见。不知前面有什么，不知还要爬多久，不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不知脚下是何情形，不知所行路线是否正确。我不晓得失去视力竟会带来如此程度的恐怖。在某种情况下，它甚至夺去了价值标准，或者附属于价值标准而存在的自尊心和勇气。人们试图成就某件事情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把握住以下三点：过去做出了哪些成绩？现在处境如何？将来要完成多少工作量？假如这三点被剥夺一空，剩下的便只有心惊胆战、自我怀疑和疲劳感。而我眼下的处境恰恰如此。技术上的难易并非重要问题，问题是能自我控制到何种地步。

我们在黑暗中登山不止。手拿电筒无法攀登石崖，便把手电筒塞进裤袋。她也像挂绶带似的把手电筒挎在背后。我们的眼前于是一无所见，惟有她腰部摇摇荡荡的手电筒在朝漆黑的空中射出一道虚幻的光束，我则以此为目标默默攀登。

为了确认我是否跟上，她不时向我搭话——“不要紧？”“马上就到。”等等。

“不唱支歌？”片刻，女郎道。

“什么歌？”我问。

“什么都行，只要有旋律带词就行。唱好了！”

“在人前唱不出来。”

“唱嘛，怕什么。”

无奈，我唱起《壁炉》：

燃烧吧，可爱的壁炉

在这雪花纷飞的夜晚

燃烧吧，壁炉

听我们讲那遥远的过去

下面的歌词记不得了，就自己随口编词哼唱。大意是大家正烤壁炉的时候有人敲门，父亲出去一看，原来是只受伤的驯鹿站在门外，说它肚子饿了，央求给一点东西吃，于是开桃罐头让它充饥。最后大家一起坐在壁炉前唱歌。

“这不挺好的么，”女郎夸奖说，“非常精彩，抱歉的是不能鼓掌。”

“谢谢。”

“再来一支。”她催促道。

我唱起《白色圣诞节》：

梦中的白色圣诞节

皑皑的白雪

温馨的情怀

送你一个

古老的梦

那是我的礼物

梦中的白色圣诞节

如今闭起眼睛

依然萦绕在心怀

雪橇的铃声

雪花的莹白

“好极了！”她说，“歌词是你作的？”

“信口开河罢了。”

“冬天呀雪呀为什么总唱这个？”

“这——怎么解释呢？怕是因为又黑又冷吧，只能联想起这个。”我把身体从一个岩窝提升到另一个岩窝。“这回轮到你了。”

“唱《自行车之歌》可好？”

“请请。”

四月的清晨

我骑着自行车

沿着陌生的路

蹬往林木森森的山坡

刚刚买来的自行车

全身粉红色

车把粉红车座粉红

统统粉红色

就连车闸的胶皮

也是粉红色

“好像唱的你自己。”我说。

“那当然，当然唱我自己。”女郎说，“不中意？”

“正中下怀。”

“还想听？”

“当然。”

四月的清晨

最合适的是粉红色

其他颜色

一律不合格

刚买的自行车粉红

皮鞋粉红帽子粉红

毛衣也粉红

全是粉红色

裤子粉红内衣粉红

统统是粉红色

“你对粉红色的感情，我完全理解了。继续往下进行好么？”

“这部分必不可少。”她说，“嗳，你看太阳镜可有粉红色的？”

“爱尔顿·约翰好像什么时候戴过。”

“呃，”她说，“无所谓的。听我往下唱。”

骑车路上

我遇见了祖父

祖父的衣服

全是蓝色

好像忘了刮胡须

胡须也是蓝色

深蓝深蓝

犹如长长的夜晚

长长的夜晚

总是一片蓝色

“指的是我？”我问。

“哪里。不是你，你不在歌中出场。”

祖父告诉我

森林去不得

森林里面

是野兽的居所

即便四月的清晨

河水也绝不会倒流

也绝对倒流不得

但我主意已定

依然蹬着自行车

驶往林木森森的山坡

在粉红色的自行车上

在四月晴朗的早晨

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用害怕

只要不下自行车

不是红色不是蓝色不是褐色

而是不折不扣的粉红色

她唱罢《自行车之歌》不大一会儿，我们终于像是爬到了崖顶，来到一片高台般宽阔的平地。稍事歇息，两人用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看样子高台面积相当大，俨然桌面一样平光光的地面无限延展开去。女郎在高台入口那里蹲了半天，发现了六七枚回形针。

“你祖父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问。

“马上到，就这附近。这高台听祖父不止提起过一次，大体不致弄错。”

“那么说，你祖父以前也来过这里好多次？”

“那还用说。祖父为了绘制地下地图，这一带点点处处全都转过。没有他不知道的，从小岩洞的出口到秘密通道，无所不知。”

“就一个人到处转？”

“嗯，是的，当然。”女郎说，“祖父喜欢单独行动。倒不是说他本来就讨厌人不信任人，不过是别人跟不上他罢了。”

“似乎可以理解。”我赞同道，“对了，这高台又是怎么回事呢，究竟？”

“这座山原来有夜鬼们的祖先居住来着。它们在山间掘了洞，全都住在洞里。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平地，是它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它们的神居住的地方。祭司或巫师站在这里，呼唤黑暗之神，献上牺牲。”

“所谓神，莫不是那个怪模怪样的带爪鱼？”

“不错，它们深信是那条鱼统治着这片黑暗王国，统治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形形色色的物象、理念、价值体系以及生死等等。它们传说其最初的祖先是在那条鱼的引导下来到这里的。”她用手电筒照亮脚下，让我看地面上挖出的深约十厘米宽约一米的沟。这道沟从高台入口处一直朝黑暗深处伸去。“沿这条路一直过去，就是古代的祭坛，我想祖父大概就藏在那里。因为即使在这圣域之中，祭坛也是至为神圣的，无论哪个都靠近不得。只要藏在那里，就绝对不用担心被俘。”

于是两人顺着这沟一样的路径直前行。路不久变为下坡，两旁的石壁亦随之陡然增高，简直像要左右拥来把我们夹成肉饼。四下依然如井底一般死寂，不闻任何动静，惟独两人胶底鞋踩地的声响在壁与壁的夹缝中奏出奇异的节奏。行走之间，我几次朝上仰望。人在黑暗中，总是习惯性地搜寻星光和月光。

然而无须说，头上星月皆无，只有黑暗重叠地压在身上。亦无风，空气沉甸甸地滞留在同一场所。我觉得环绕我的所有东西都比先前沉重得多，就连我自身也似乎增加了重量。甚至呼出的气和足音的回响以至手的上下摆动都像泥巴一样被吸往地面。与其说是潜身于地底深处，莫如说更像降落于某个神秘的天体。引力也好空气密度也好时间感也好，一切一切都与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

我举起左手，按下电子表的显示灯，细看一眼时间：两点十一分。进入地下时正值子夜，因此不过在黑暗中逗留了两小时多一点点，但作为我却好像在黑暗中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就连电子表那点微光，看久了眼睛里也针扎似的作痛。想必我的眼睛正被黑暗慢慢同化。手电筒光也同样刺眼。长此以往，黑暗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而光亮反倒令人觉得是不自然的异物。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沿着狭窄的深沟样的路不断往下移步。路平坦笔直，且无撞头之虞，我便关上手电筒，循着她的胶底鞋声不停地行走。走着走着，渐渐弄不清自己是闭目还是睁眼。睁眼时的黑暗同闭目时的黑暗毫无二致。我试着时而睁眼时而闭眼走了一会，最后竟无法判断二者的区别。人的一种行为同一种相反的行为之间，本来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而若差异全部消失，那么隔在行为A与行为B之间的墙壁也就自动土崩瓦解了。

我现在所能感觉到的，仅有女郎那在我耳畔回荡的足音。由于地形、空气和黑暗的关系，她的足音听起来甚是异乎寻常。我试图将这奇异的动静化为标准发音，然而任何发音都与之格格不入，简直同非洲或中东我所不知晓的语言无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日语发音的范围内将其框定下来。若用法语德语或英语，或许能勉强与之接近。我暂且用英语一试。

最初听起来似乎是：

Even — through — be — shopped — degreed — well

但实际说出声来，却又发觉与足音迥然有别。准确的应该是：

Efevén — gthǒuv — bge — shpèvg — égvele — wgevl

而这又很像芬兰语，遗憾的是我全然不知芬兰语为何物。就语言本身印象而言，似乎是“农夫在路上遇上了年老的恶魔”，但这终归是印象，无任何根据。

我边走边以各种词汇同这足音相配，并在脑海中想象她那粉红色耐克牌运动鞋在平坦的路面上交替落地的情景：右脚跟着地，重心移向脚尖，左脚跟在右脚尖离地前着地，如此无穷尽地循环反复。时间的流逝遽然放慢，仿佛螺丝脱落的表针，迟迟移动不得。粉红色的运动鞋则在我朦朦胧胧的头脑中一前一后地缓缓前行。足音回响不已：

Efevén — gthǒuv — bge — shpèvg — égvele — wgevl

Efgvén — gthǒuv — bge — shpèvg — égvele — wgevl

Efgvén — gthǒuv — bge ……

年老的恶魔在芬兰乡间小道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身来。恶魔有一两万岁，一看就知道已经疲惫不堪，衣服和鞋沾满了灰尘，胡须都磨损得所剩无几。“急急忙忙的到哪里去？”恶魔向农夫搭话道。“铁锹尖缺了个口，赶去修理。”农夫回答。“忙什么，”恶魔说，“太阳还高挂中天，何苦忙成那个样子！坐一会听我说话好了。”农夫警觉地注视恶魔的脸。他当然知道和恶魔打交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但由于恶魔显得十分穷困潦倒心力交瘁，农夫因而……

有什么打我的脸颊——软乎乎，平扁扁，不大，温煦可亲。是什么来着？正清理思绪，又一下打来。我想抬起右手挡开，却抬不动。于是又挨了一下。眼前有个令人不快的发光体在晃动。我睁开眼睛。这以前我没意识到自己原来已闭起双眼。我是闭着双眼的。我眼前的是女郎那大号手电筒，打我脸颊的是她的手。

“住手！”我吼道，“那么晃眼睛，又痛。”

“说什么傻话！在这种地方睡过去，你不想活了？好好站起来！”

“站起来？”

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四周。原来不觉之间我已靠墙坐在地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地面和石壁全都湿漉漉的，如水淋过一般。

我慢慢直身站起。

“怎么搞的，稀里糊涂睡过去了？既没觉得坐下，又没有要睡的感觉。”

“那些家伙的阴谋诡计，”女郎说，“想让我们就势在这里昏睡过去。”

“那些家伙？”

“就是住在山上的嘛。是神是鬼不晓得，反正有什么东西存心陷害我们。”

我摇摇头，抖落掉头脑里残存的疙疙瘩瘩的感觉。

“脑袋昏昏沉沉，越走越搞不清是睁眼还是闭眼，而且你的鞋发出的声响又很怪……”

“我的鞋？”

我告诉她年老的恶魔如何在她的足音中粉墨登场。

“那是骗术，”女郎道，“类似催眠术。要不是我发现，你肯定会在这里一直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无可挽回？”

“嗯，是的，无可挽回。”但她没有解释是怎样性质的无可挽回。“绳子大概你装在背包里了吧？”

“唔，一条五米来长的绳子。”

“拿出来。”

我从背后放下背包，把手插进去，从罐头威士忌水筒之间掏出尼龙绳递给女郎。女郎把绳的一端系在我的腰带上，另一端缠在她自己腰上，而后顺绳拉了拉双方的身体。

“这回不怕了，”她说，“这样绝不会走散。”

“如果两人不一起睡着的话。”我说，“你不怎么困吧？”

“问题是不要造成可乘之机。要是你由于睡眠不足而开始同情自己，邪恶势力必然乘虚而入。明白？”

“明白。”

“明白就走吧。没工夫磨磨蹭蹭。”

我们用尼龙绳拴住双方的身体，继续前进。我尽量把注意力从其鞋音上移开，并把手电筒光照准她的脊背，盯着橄榄绿美军夹克挪动脚步。记得这夹克是一九七一年买的。一九七一年越南战场仍在交火，当总统的是长着一副不吉利面孔的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所有的人都留长发穿脏鞋，都听神经兮兮的流行音乐，都身披背部带和平标记的处理的美军作战服，都满怀彼得·方达般的心情。一切恍如发生在恐龙出没的远古时代。

我试图想起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一件也无从想起。无奈，便在脑海中推出彼得·方达驾驶摩托飞驰的场面。俄顷，这场面便同斯特佩·沃尔夫的《让人生充满野性》重合起来，而《让人生充满野性》不觉之间又变成了马文·盖伊的《悲哀的谣言》。大约是序曲相近的缘故。

“想什么呢？”胖女郎从前面投过话。

“没想什么。”我说。

“唱支歌？”

“歌就算了。”

“那，你看做什么好？”

“说话吧。”

“说什么？”

“说下雨如何？”

“好的。”

“你记得的雨是怎么样的呢？”

“父母兄弟死的那天下雨来着。”

“说点愉快的吧。”

“不要紧，是我想说。”女郎道，“况且除了你，我也没人可说这种话……要是你没情绪听，当然不说也可以。”

“既然想说，还是一吐为快的好。”我说。

“那是一场分不清下还是不下的雨。从一大清早便一直是那样的天气。满天空是灰濛濛的云，一动也不动。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始终仰望天空。时间是十一月初，窗外长着樟树，很大的樟树，叶子差不多落了一半，从树枝空隙能望到天空。可喜欢看树？”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算不上讨厌，只是没特别注意看过。”

老实说，我还真分不出柯树与樟树有何区别。

“我顶喜欢看树。一向喜欢，现在也喜欢。一有时间就坐在树下，或摸树干或仰望树枝，就那样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当时我住院的那家医院院子里长的，也是一棵相当气派的树。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只顾看那棵樟树枝和天空，一看就是一整天，最后连每条树枝都一一印在了脑海里。对了，就像铁道迷对线路名和站名能够倒背如流一样。

“樟树上常有鸟飞来。各种各样的鸟：麻雀、伯劳、白头翁，还有不知名的颜色好看的鸟，有时鸽子也来。飞来的鸟在树枝上歇一会脚，又不知飞去了哪里。鸟对下雨十分敏感，知道？”

“不知道。”我说。

“每当下雨或快要下雨的时候，鸟们绝对不会出现在树枝上。但雨一停就马上飞来，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简直像在一齐庆贺雨过天晴。不明白是为什么。或许雨过后虫子马上爬出地面，也可能单单因为鸟喜欢雨停。这么着，我得以知道天气的变化，见不到鸟便是有雨，鸟一来叫雨就停了。”

“住院时间很长？”

“嗯，将近一个月。以前我心脏瓣膜有问题，必须动手术。据说手术非常难做，家里人都对我不抱多大希望，结果却只有我活下来并活得好好的，其他人都死了，也真是不可思议。”

她就此止住话头，默默前行。我边走边想她的心脏、樟树和小鸟。

“所有人都死了的那天，也是鸟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天。因为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知是下是停，鸟便随之忽儿飞来忽儿离去折腾个没完。那天很冷，像冬天来临的预告。病房里通了暖气，窗玻璃迷濛一片，我不得不再三擦拭。从床上爬起，用毛巾擦罢，又折身回来。本来是不能下床的，但我很想看树看鸟看天空和雨。住院时间久了，那些东西竟成了命根子。你住过院？”

“没有。”我说。总的说来，我健康得如春天的熊。

“有一种红翅膀黑脑袋的鸟，行动时总是成双成对。相形之下，白头翁的装束朴实得活像银行职员。但它们都同样雨一停便来树上啼叫。

“那时我这样想来着：世界这东西是多么神奇啊！世界上长着几百亿几千亿棵樟树——当然也可以不是樟树——上面有阳光照射有雨水浇淋，有几百亿几千亿只鸟儿歇息或飞离。每当想起这幅光景，我就不由涌起莫可名状的感伤。”

“为什么？”

“世界上大概有不可胜数的树木不可胜数的小鸟不可胜数的雨珠，而我却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好像理解不了，永远理解不了。或许将在这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年老死去。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无可救药的怅惘，独自掉下泪来，边掉泪边盼望有人紧紧搂抱自己。然而没有这样的人，只好孤零零地在床上哭个不止。

“哭着哭着，日落了，天黑了，鸟们也看不见了，我也再不能确认雨下还是不下。就在这天傍晚，我的家人全都死了，而我知道这个噩耗则是那以后很久的事。”

“知道时很难过吧？”

“记不确切。当时也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记得的只是没有任何人能在那个秋雨飘零的黄昏紧紧拥抱自己。对我来说，那简直就像是世界的尽头。在又黑暗又孤寂难过渴望别人拥抱的时候周围却没有人拥抱自己——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

“知道，我想。”

“你失去过所爱的人？”

“不止一次。”

“所以如今只身一人？”

“那也不是。”我一边用手指撸着腰带上系的尼龙绳一边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只身独处。大家都在某处多少相接相触。雨也下，鸟也叫，肚皮也被割，也有时在一团漆黑中同女孩接吻。”

“不过，如同没有爱世界就不存在一样，”胖女郎说，“如果没有爱，那样的世界就和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没什么区别，既不能用手抚摸，又不能嗅到气味。即使花钱买很多很多女郎同床，即使同很多很多萍水相逢的女孩睡觉，也都不是实实在在的，谁都不会紧紧搂抱你的身体。”

“我可没动不动就买女孩，也没见谁和谁睡觉。”我表示抗议。

“一回事。”

也许，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紧紧搂抱我，我也不会紧紧搂抱别人。我就这样一年老似一年，像贴在海底岩石的海参一样孤单单地一年年衰老下去。

由于想得入神，没有注意到女郎已在前面站定，我撞到了她软乎乎的背部。

“对不起。”我说。

“嘘！”她抓住我的手腕，“有什么声音，注意听！”

我们定定地站在那里，侧耳倾听黑暗深处传来的声音。声音似乎发自我们所行道路前面很远的地方。音量很小，不注意察觉不到，既像微乎其微的地动之声，又如沉重的金属块相互摩擦的音响。但不管怎样，声音持续不断，并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点点加大音量。声音给人以阴森森冷冰冰的感觉，仿佛一条硕大的虫子蠕动着爬上自己的背脊。而且音量很低，勉强触及人耳的可听范围。

就连周围的空气也好像开始随其声波摇摇颤颤。混浊而滞重的风俨然被水冲卷的泥沙一般在我们身旁由前而后地缓缓移动。空气也似乎饱含水分，湿漉漉凉浸浸。一种预感——正在发生什么的预感弥漫在四周。

“莫不是要地震？”我说。

“哪里是什么地震，”胖女郎道，“比地震严重得多！”

22

世界尽头

——灰色的烟

如老人所言，烟天天不断。灰濛濛的烟从苹果林一带升起，直接融入上空阴沉沉厚墩墩的云层。静静观望之间，不由会产生一阵错觉，以为所有的云絮都是从苹果林里产生的。升烟时刻为下午三点整，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死兽的数量。若是风雪交加或骤然降温之夜的翌日，那令人联想起山火的粗大烟柱便一连持续几个小时。

人们为什么就不想方设法使它们免于一死呢？委实令人费解。

“干嘛不找地方给它们搭窝棚呢？”我利用下国际象棋的间隙询问老人，“干嘛不保护兽们免受风雪和严寒的摧残呢？其实也费不了多少麻烦，只要稍微有围墙，带个顶棚，就不知可以挽救多少生命了。”

“无济于事。”老人头不抬眼不撩地说，“就算搭窝棚兽们也不肯进去。自古以来它们就始终露天睡觉，即使丢掉性命也不改初衷。它们宁愿顶风冒雪寒流袭身。”

大校把僧正放在王的正面，森森然加固阵角，两侧用双角埋下火线，静等我挥兵进击。

“听起来好像兽们自愿找死似的。”我说。

“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的确如此。但对它们来说则是自然而然的，寒冷也罢痛苦也罢。在它们身上，或许不失为一种解脱。”

见老人再不言语，我将猴塞到壁的旁边，以诱使壁移位走开。大校始而中计，继而猛醒，将骑士撤后一步，把防御范围如针山一般缩于一处。

“你也似乎渐渐狡猾起来了嘛！”老人笑道。

“还远远不是你的对手。”我也笑着说，“不过你说的解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们可能由于死而得到拯救。不错，它们是死了，但到春天又重新降世，获得新生。”

“新生儿长大后又再次痛苦地死去，对吧？它们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

“命中注定。”老人说，“该你走了。你要是不消灭我的僧正，可就输定喽！”

雪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三夜，之后魔术般地朗然大晴。太阳把久违的光线投在冰封雪掩的镇子上，于是积雪消融，水声四起，银辉闪烁，炫目耀眼。到处传来雪团从树枝落到地上的声响。为了避光，我拉合窗帘蜷缩在房间里不动。我可以把身体藏在拉得严严实实的厚窗帘后面，然而无法逃避光线。银装素裹的镇子如一块切割得恰到好处的巨大宝石，从所有角度反射着阳光，把锐不可挡的光线巧妙地投入屋内，刺激我的双眼。

在这样的下午，我只好俯卧在床，把眼睛贴在枕头上，倾听着鸟鸣。鸣声各种各样的鸟时而飞来我的窗边，时而飞去别的窗口，它们知道住在官舍的老人每人都在窗台上撒有面包屑。也可以听到老人们坐在官舍朝阳处聊天的语声，惟独我一人远远避开太阳温煦的爱抚。

日落时分，我从床上爬起，用冷水洗了下浮肿的眼睛，戴上墨镜，走下积雪的山坡，来到图书馆。在这明晃晃的阳光刺痛眼睛的日子，我读的梦没有往常那么多。处理罢一两个头骨，古梦发出的光便刺得眼睛如针扎一般痛，眼球里面渺茫的空间也变得滞重起来，仿佛填满了沙子，指尖亦随之失去了平素微妙的感觉。

每当这时，女孩就用湿冷的毛巾轻揉我的眼睛，热一些清汤或牛奶让我喝下去。而清汤也好牛奶也好，都似乎异常滞涩，舌感不适，味道也不够柔和。但喝得多了，便渐渐习惯了，能品味出其特有的香味。

我这么一说，女孩不无欣慰地微微一笑。

“这说明你已开始慢慢习惯这个地方了。”她说，“这地方的食物和别处的略有不同。我们用种类极少的材料做出很多花样，看似肉而不是肉，看似蛋而不是蛋，看似咖啡而不是咖啡，一切都做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汤对身体大有好处。怎么样，身体是暖和过来了，脑袋里也好受些了吧？”

“的确。”我说。

由于汤的作用，身体确实恢复了温暖，头重之感也比刚才减轻了许多。我闭起眼睛道谢，放松四肢休息脑袋。

“你现在怕还需求什么吧？”女孩问。

“我？除你以外？”

“说不明白，只是突然这样觉得。如果还有需求，说不定你封闭的心会由于冬天的关系而多少开启一点。”

“我需要的是阳光。”我摘下墨镜，用布擦墨镜片，重新戴上，“可这又得不到，眼睛承受不了阳光。”

“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打开你心扉的微不足道的事。如同刚才我用手指按摩你眼睛一样，应该有什么办法打开你的心。想不起来？在往日居住的地方，心变硬闭紧时你做什么来着？”

我耐住性子逐一搜寻所剩无几的记忆残片，可惜一无所获。

“不成啊，一样也想不起来。固有的记忆已丧失殆尽。”

“哪怕再小的也好，想起来只管脱口而出。两人一块儿想想看，我很想多少帮你一把。”

我点点头，再次集中全副神经来发掘埋葬在往日世界里的记忆，但是岩盘太硬，无论我怎样用力都丝毫奈何不得。脑袋又开始痛了。想必我这个自我在同影子分离时便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颗虚而不实的、杂乱无章的心，并且这样的心也正因冬日的寒冷而紧紧关闭起来。

她把手心贴在我太阳穴上，说：“算了，以后再想吧，说不定无意间会猛然想起什么。”

“最后再读一个古梦。”我说。

“你看上去很累，还是明天再继续吧，嗯？别勉强，反正古梦多久都会等你的。”

“不，总比没事闲待着好受，至少读梦时间里可以什么都不想。”

女孩看着我的脸，稍顷点下头，从桌旁起身，消失在书库里。我在桌面上手托下巴，闭起眼睛，沉浸在黑暗中。冬天将持续多长时间呢？老人说冬天漫长而难熬，而眼下冬天才刚刚开始，我的影子能够挺过这漫长的冬季吗？不光影子，就连我本身能否在如此纷纭复杂忐忑不安的心境中度过冬日都是疑问。

她把头骨放在桌上，一如往常地拿湿布拭去灰尘，再用干布磨擦。我依然支颐坐着，定定地注视她手指的动作。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她蓦地抬起脸来。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说。

她停下擦头骨的手，坐在椅子上，迎面看着我：“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比如睡到你床上。”

我摇摇头说：“不，不是想同你睡觉。你这么说我倒高兴……”

“为什么？你不是需要我吗？”

“当然需要，但起码现在不能同你睡觉。这跟需要不需要不是同一回事。”

她略一沉吟，再次开始慢慢磨擦头骨。这时间里，我抬头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和黄色的吊灯。纵使我的心再封闭僵化，也无论冬天如何使我痛苦，现在我都不能同她在此睡觉。如果那样，我的心势必比现在还要困惑得多，失落感也将更为深重。我觉得，大概是这镇子希望我同她睡觉，对他们来说，这个办法最容易掌握我的心。

她将磨完的头骨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动手，只是看着她桌面上的手指。我试图从那手指中读出某种意味，但不可能，终不过是纤纤十指而已。

“想听一下你母亲的情况。”我说。

“什么情况？”

“什么都行。”

“是啊——”她边摸桌上的头骨边说，“我对母亲怀有的感情是不同于对其他人的。当然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很难记得真切，但我总有这个感觉。那种感情也好像不同于我对父亲对妹妹的感情，至于为什么倒是不晓得。”

“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绝对不会一视同仁，就像河流，流势会随着地形的不同而不同。”

她淡淡一笑：“那似乎不大公平。”

“正是这样。”我说，“你现在不是仍然喜欢母亲吗？”

“不知道。”

她在桌上不断地转换着头骨的角度，目不转睛地看着。

“问得太笼统了吧？”

“嗯，或许，或许是的。”

“那，谈其他的好了。”我说，“你母亲喜欢什么可记得？”

“呃，记得一清二楚：太阳、散步、夏天游泳，还喜欢以动物为伴。天气暖和的日子，我们经常散步来着。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散步的。你也喜欢散步吧？”

“喜欢。”我说，“也喜欢太阳，喜欢游泳。其他还有想得起来的？”

“对了，母亲时常在家里自言自语，不知她是否喜欢这样，总之常常自言自语。”

“关于什么的？”

“不记得了。不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言自语，我解释不好，反正对母亲来说像是件特殊事。”

“特殊？”

“嗯。似乎语调非常奇妙，用词一会拉长一会缩短，就像被风吹得忽高忽低似的……”

我看着她手中的头骨，再次在依稀的记忆中往来搜寻。这回有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

“是歌！”我说。

“你也会说那个？”

“歌不是说的，是唱的。”

“唱唱看。”

我做了个深呼吸，想唱点什么。可是，居然一首也无从想起。所有的歌都已离我远去。我闭目喟叹一声。

“不行，想不起来。”

“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要是有唱片和唱机就好了。啊，这恐怕不大现实。哪怕有乐器也好，有乐器弹奏之间，说不定会想起支什么歌。”

“乐器是什么形状的？”

“乐器有几百种之多，一两句概括不了。由于种类不同，使法也不同，声音也不一样。既有四个人才勉强抬得动的，又有可以放在手心里的，大小和形状千差万别。”

如此说罢，我发觉记忆之线正在——尽管是一点点——松缓开来。或许事情正往好的方面发展。

“说不定这座楼尽头处的资料室里有那样的东西。说是资料室，现在塞的全是过去的破烂货，我也只是一晃看过一眼。如何，不找找看？”

“找找看。”我说，“反正今天看来读不成古梦了。”

我们穿过一排排摆满头骨的大书库，进入另一条走廊，打开一扇镶着与图书馆大门上一样的不透明玻璃的门。门的圆形黄铜拉手薄薄地落了层灰，但没有锁。女孩按下电灯开关，迷濛濛的黄色光线照亮细细长长的房间，将地上堆着的各式物体的阴影投在白墙上。

地上的东西大多是旅行箱和手提包，也有带外壳的打字机和带套网球拍之类，不过这是个别存在，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堆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皮包，约有一百个吧，而且皮包命中注定似的积满了大量灰尘。我不知道这些皮包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这里的，逐个打开怕是件相当费劲的差事。

我蹲下身，打开一台打字机的外壳，白灰顿时像雪崩时的雪烟一般向上蹿去。打字机大小如收款机，键是圆形，型很旧，看样子用了很久，黑漆斑斑驳驳的。

“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女孩站在我身旁抱着臂说，“没见过，是乐器？”

“哪里，打字机。印字用的，很老很老了。”

我关上打字机外壳，放回原处。这回打开旁边一个藤篮，篮里有一整套野餐用具，刀叉、杯碟、一套发黄褪色的旧餐巾齐整整叠放在里面。同样是颇有年代之物，在铝碟和纸杯问世之后，谁都不会带这套东西郊游。

猪皮大旅行箱里装的主要是衣物。西装、衬衫、领带、袜子、内衣——大多被虫子蛀得惨不忍睹。还有牙具袋和装威士忌用的扁壶，牙膏刮须膏早已变硬结块，扁壶打开壶盖也闻不出一丝酒味。此外再无别物，没有书没有笔记本没有手册。

我一连开了几个旅行箱和手提包，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衣物和最低限度的日用品，仿佛是赶在出门旅行之前急匆匆随手塞进去的。每个旅行者都缺少某件一般应备的随身用品，给人一种不甚正常的印象。任何人旅行时都不至于仅仅携带衣物和牙具。总之，箱里包里找不到任何使人感觉到其持有者的人品和生活的东西。

相对而言，西服也全是极为普通的货色，既无特别高级的，又没有过于寒伧的。种类和样式固然因时代、季节、男女及其年龄的不同而不尽一致，但没有一件给人留下特殊印象，甚至气味都很难区分。衣服十有八九被虫蛀过，并且都没标名字，仿佛有个人把所有名字和个性从每件衣物上逐个一丝不苟地剔除一净，剩下来的无非每个时代所必然产生的无名遗物而已。

打开五六个旅行箱和手提包之后，我便失去了兴趣。一来灰尘势不可当，二来哪个看上去都绝对不可能有乐器。即使镇上什么地方有乐器，也不会在这里，而应在截然不同的另一场所，我觉得。

“走吧，”我说，“灰尘太厉害，眼睛都痛了。”

“找不到乐器，失望了？”

“那倒也是。还是到别处找找吧！”我说。

和女孩分手后，我一个人爬上西山。凛冽的季节风像要把我卷走似的从背后吹来，在树林中发出撕裂长空般的尖锐的呼啸声。回头看去，但见几乎缺了半边的冷月，形单影只地悬浮在钟塔的上方，周围涌动着厚厚的云团。月光之下，河面黑乎乎的，犹如流动的焦油。

蓦地，我想起在资料室旅行箱中发现的似乎很暖和的围巾，尽管被虫子蛀出几个大洞，但若多围几层，仍足以御寒。我想不妨问问看门人，那样许多事都可了然于心。包括那些货物的所有者是谁，我能否使用里边的东西。围巾也不缠地站在这寒风之中，耳朵痛得真如刀割一般，明天就去见看门人。况且也需要了解一下我影子的情况。

我重新转身，沿冰冻的山坡路朝官舍走去，把镇子抛在后面。

23

冷酷仙境

——洞穴、蚂蟥、塔

“哪里是什么地震，”胖女郎道，“比地震严重得多。”

“比如说？”

一瞬间，她深深吸了口气，似乎想告诉我，但旋即作罢，摇摇头道：“现在没时间解释，反正只管往前走好了，此外别无出路。想必你肚皮上的伤口有点痛，但总比死了好吧？”

“或许。”

我们依然用绳子系着双方的身体，全力以赴地沿坑道朝前奔跑。她手中的电筒随着她的步调大幅度地上下摇晃，在坑道两侧刀削般地笔直高耸的壁面上绘出犬牙交错的曲线。我背上背包里的东西“叮叮咣咣”地摇来摆去，有罐头有水壶有瓶装威士忌，不一而足。可能的话，我真想只留下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他统统甩掉，但不容我停住脚步，只能跟在她后面一个劲地跑，甚至想一想腹部伤痛的工夫都挤不出来。既然两人的身体被绳子拴在两头，那么就不可能由我单方面放慢一下速度。她的呼气声同我背包的摇晃声在这切割得细细长长的黑暗里富有节奏地回荡开来，不久，地动声也凑热闹似的一声高似一声。

愈往前行，那声音愈大，愈清晰，这是因为我们径直朝声源逼近，加之音量本身也逐渐加大。起始听起来仿佛发自地层深处，就像肺叶排出的大量气体在喉咙里面变成不成声音的声音时的那种动静。无独有偶，坚固的岩盘也随之发出连续的呻吟，地面开始不规则地震颤。是什么还不清楚，总之我们的脚下正在发生不吉祥的变异，企图将我们一口吞没。

我实在不情愿继续朝声源那边跑，无奈女郎已认准了那个方向，由不得我挑挑拣拣，只好孤注一掷，跑了再说。

所幸坑道不拐弯，又无障碍，平坦得如飞机跑道，我们得以放心大胆地跑个不停。

呻吟声慢慢缩短间隙，仿佛在急剧摇撼地底的黑暗，朝着不容选择的目标一路突进。时而传来巨大的岩石以排山倒海之力相互挤压相互摩擦的声响，似乎封闭在黑暗中的所有的力都在为撬开一丝裂缝而拼命挣扎。

声音响了一阵后戛然而止。旋即，四周又充满了像是几千个老人聚在一起同时从牙缝吸气般的奇妙的嘈杂声，此外不闻任何声响，地动声也罢，喘息声也罢，岩石摩擦声也罢，岩盘呻吟声也罢，统统屏息敛气，惟独“嘘嘘嘘”这种刺耳的空气声在一片漆黑中回响，听起来既像是养精蓄锐静待猎物步步走近的猛兽那兴奋的呼吸，又像是地底无数条毛虫在某种预感的驱使下如手风琴一般蠕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躯体。不管怎样，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充满强烈恶意的可怖声响。

这声响之所以在我听来可怖至极，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在挥手招呼——而并非拒绝——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走近，邪恶之心为此兴奋得颤抖不已。想到这里，我吓得脊梁骨都好像冻僵了一般。的确远非地震可比，如她所说，是比地震还要可怕，而我又完全猜想不出其为何物。事态的发展早已超出我所能想象的范围，或者说已达至意识的边缘。我已根本无法想象，只能最大限度地驱使自己的肉体，一个接一个跳过横在想象力与事态之间的无底深沟。较之什么也不做，毕竟继续做点什么强似百倍。

我觉得我们持续奔跑的时间相当之长，准确的弄不清楚，既像三四分钟左右，又好像三四十分钟。恐怖以及由此带来的迷乱麻痹了体内对正常时间的感觉。无论怎么跑都感觉不出疲劳，腹部伤口的痛感也已被排挤出意识之外，只是觉得两个臂肘分外地发酸发硬，这也是我奔跑当中惟一产生的肉体上的感觉。可以说，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不断奔跑。双脚极为机械地跨向前去，踏击地面，简直就像有浓厚的空气团从背后推动我，迫使我不停顿地勇往直前。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实我两肘的酸硬之感是由耳朵派生出来的，因为我无意中把耳朵肌肉绷得很紧，以便使其不去注意那可怖的空气声响，于是这种紧张感从肩部扩展到臂肘。而觉察到这点，是我猛地撞在女郎肩上把她撞倒在地并且自己飞也似的倒在她前头的时候。她吼叫着发出警告，但我的耳朵已分辨不清。不错，是好像听到了什么，但由于我已在耳朵所能分辨的物理声响同由此产生的分析其含义的能力之间的连接线路上加了封盖，所以无法把她的警告作为警告来把握。

这就是我在一头栽倒在坚硬地面上的一瞬间首先想到的。我不知不觉地调节了听力，简直有点同“消音”无异，我想。看来一旦身陷绝境，人的意识这东西便可发挥出各种奇妙的功能。或者我正在一步步接近进化也未可知。

其次——准确说来应该是同时——我感觉到的绝对可以说是一侧头部的疼痛。仿佛黑暗在我眼前飞珠泻玉般地四溅开来，时间止步不前，身体随即被这扭曲的时空弄得严重变形——便是如此程度的剧痛。我真以为头骨肯定不是开裂就是缺边，不然就非塌坑不可，抑或脑浆飞得了无踪影，我本身已因此一命呜呼。然而独有意识依然循着支离破碎的记忆犹如一条蜥蜴尾巴在痛苦地挣扎不已。

但这一瞬间过后，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仍然活着，仍在活生生地继续呼吸。作为其结果我可以感觉出头部的痛不可耐，感觉出泪水涟涟而下打湿脸颊。泪珠顺颊滴在石地上，也有的流进嘴唇。有生以来头部还是头一次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我原以为自己真的会就势昏死过去，不料有一种东西把我挽留在了痛苦与黑暗的世界，那便是记忆碎片——关于我正在从事什么的模模糊糊的记忆碎片。是的，我是正在从事什么，为此跑到半路绊倒在地。我企图逃离什么。不能在此昏睡。尽管记忆模糊不清得不成样子且零零碎碎，但我仍在拼出浑身力气用双手紧抓其碎片不放。

我的的确确在抓住它不放。片刻，随着意识的恢复，我才觉察到自己抓住不放的不过是记忆碎片罢了。尼龙绳结结实实地拴在身上。刹那间，我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件随风飘摆的沉甸甸的洗涤物，风、重力及其他一切都急欲将我击落在地，而我硬是不从，偏要努力完成自己作为洗涤物的使命。至于何以有如此想法，自己也浑然不晓，大概由于沾染了一种习惯，习惯于把自身的处境权且改换成各种各样的有形物。

再其次我感觉到的，是下半身所处状态不同于上半身这一事实。正确说来，下半身几乎没有任何感触。我基本上已经可以充分体察上半身的感触：头痛，脸颊和嘴唇紧贴着冰冷坚硬的石地，双手紧攥绳索，胃蹿到喉咙，胸口垫着一块有棱角的东西。至此固然一清二楚，但再往下则全然不得而知，不知究竟是何状况。

我想，下半身很可能已不复存在。由于摔倒在地的重创，身体从伤口处一分为二，下半身不翼而飞，包括我的脚（我想是脚）、我的趾尖、我的肚子、我的阳物、我的睾丸、我的……但无论怎么想都不合乎常理。因为，假如下半身荡然无存，我感到的疼痛当不止这个程度。

我试图更为冷静地分析事态：下半身应该依然完好无损，只不过处于麻木不仁的状况。我紧紧闭起眼睛，把波涛一般前仆后继的头痛感弃之不理，而将神经集中于下半身。我觉得这种努力同设法使阳物勃起的努力颇有些相似。就好像往什么都没有的空间狠命用力一样。

与此同时，我想起图书馆那个胃扩张长发女孩。啧啧，我又不禁想道，为什么同她上床时阳物死活不肯挺起呢？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失去章法的，可是不能总是对这点耿耿于怀，毕竟使阳物勃起不是人生的惟一目的，这也是我很久以前读司汤达《巴马修道院》时的一点感受。于是我将勃起之事逐出脑海。

我认识到，下半身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似乎悬于半空。对对，下半身悬在岩盘前面的空洞中，上半身则在勉为其难地阻止下落，两手为此牢牢地抓住绳索。

一睁开眼睛，发现刺目的光束正对着我的面孔。是胖女郎在用手电筒照我。

我一咬牙，狠命拉着绳索想把下半身搭上岩盘。

“快！”女郎吼道，“再不快点，两人都没命了！”

我力图把脚搭在岩石地面，但未能如愿，也没有凸起处可搭。无奈，我使劲扔开手中的绳索，两臂稳稳支在地上，以便把整个身体用悬垂的办法向上提升。身体重得出奇，地面格外地滑，似乎满地血污。我不晓得何以如此光滑，也无暇去想。腹部伤口由于擦在岩角上，痛得简直像重新被刀子割开一般。似乎有人用鞋底狠狠践踏自己的身体，要把我的身体我的意识我这一存在踩成粉末而后快。

尽管如此，我大约还是成功地把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向上提起。我感觉皮带刮在岩角，同时系在皮带上的尼龙绳急欲将我往上拉拽。然而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在协助我，莫如说在刺激腹部伤口从而妨碍我意识的集中。

“别拉绳子！”我朝光束射来的方向吼道，“让我自己来，别再拉绳子！”

“能行吗？”

“不要紧，总有办法。”

我在岩角仍挂住皮带扣的情况下使出吃奶力气抬起一只脚，终于逃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黑洞。我确认自己安全脱险之后，女郎来到我旁边，像检查我身体各部位是否完好似的用手摸着我的全身。

“对不起，没能把你拉上来。”她说，“我死命抓住一块岩石，这才使得两人没有一起掉下去。”

“这倒也罢了，可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这里有地洞呢？”

“没时间啊。所以我不是停下大声喊叫了么？”

“没听见。”

“算了，得尽快逃离这里。”女郎说，“这里有很多洞，脚下当心。走出这里，目的地很快就到，可要是不抓紧，血就会被吸干，就此睡着死去。”

“血？”

她用电筒照了照刚才我险些掉下去的地洞。洞像用圆规画出似的十分之圆，直径约一米。随着光束的四下晃动，我发现目力所及之处，地面到处布满同样大小的洞穴，令人联想起巨大的蜂窝。

路两侧一直拔地而起的岩壁早已无影无踪，惟见缀着无数洞穴的地面。地面如在洞穴之间飞针走线一般延展开去，最宽的地方有一米，最窄处是仅有三十厘米的通路，给人以岌岌可危之感。不过只要小心，通过估计还是可以通过的。

问题是地面看起来摇摇晃晃，情景甚是奇特。原本应该坚硬牢固的岩盘，居然浑身扭来扭去。同流沙无异。最初我怀疑由于脑袋遭到重创致使眼神经出了故障，便用电筒照照自己的手，手一不摇动二不扭摆，一如往常。由此看来，并非神经受损所致，而的确是地面在动。

“蚂蟥！”女郎说，“蚂蟥群从洞里爬上来了。再不快点，血就要被吸光，身体就成空壳啦！”

“糟糕糟糕！”我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更厉害的？”

“不不，蚂蟥不过是先兆，真正可怕的随后才到，快走！”

我们依然用绳子连着身体，踏上满是蚂蟥的岩盘。网球鞋底踩上无数蚂蟥那种滑溜溜的感触从脚板一直爬上脊背。

“脚别打滑！掉进洞里可就再没救了。里边全是蚂蟥，蚂蟥的海洋。”

女郎紧紧抓住我的臂肘，我死死攥牢她的夹克衣襟。从宽仅三十厘米且滑溜溜容易摔倒的岩盘通过实在非同儿戏。被踩碎的蚂蟥那黏糊糊的液体如果冻一般厚厚地沾在脚底，很难牢牢站稳。大概是刚才跌倒时附在衣服上的蚂蟥在脖子和耳朵周围爬来爬去吮吸不止，尽管我明显感觉得出，却不能将其打掉，因为我左手握着电筒，右手抓着女郎衣襟，两只手都放松不得。如此用电筒确认脚下行走之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蚂蟥群。数量多得简直令人头晕，而且仍在不断地从黑洞中爬出。

“肯定夜鬼们过去把牺牲品扔进地洞里了，是吧？”我问女郎。

“是的。你还真挺明白。”

“这点事总看得出来。”我说。

“蚂蟥被视为某种鱼的使者，也就是鱼手下的喽啰吧。所以夜鬼像把牺牲品献给鱼那样同时献给蚂蟥。那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牺牲品哟！一般都是从哪里抓来的地面活人。”

“这风俗现在没有了吧？”

“嗯，想必。祖父说，人肉由它们自己食用，仅仅把脑袋作为牺牲品的象征割下来献给鱼和蚂蟥。至少这里成为圣域之后，再也没有谁进来过。”

我们穿过了几个地洞，鞋底碾碎的滑溜溜的蚂蟥估计有几万条之多。我也罢女郎也罢有好几次险些失足，每次我们都撑住对方的身体，勉强躲过灾难。

“嘘嘘嘘”那种讨厌的空气声似乎是从黑洞底部涌出来的。它犹如夜间的树木一般从洞底伸出触手，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侧耳倾听，确乎是嘘嘘嘘之声，就像被砍去头颅的一大群人用全方位开放的喉咙在鸣冤叫屈。

“水快到了。”她说，“蚂蟥仅仅是先兆。蚂蟥消失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水。所有的洞穴马上有水喷出，这一带全成沼泽。蚂蟥晓得这点，所以不再出动。无论如何得在水来之前赶到祭坛。”

“你这不是知道底细吗？”我说，“干嘛不一开始就告诉我？”

“说老实话，我也不很清楚。水并非每天都喷，一个月才喷一两回，没想到今天偏巧赶上。”

“祸不单行啊！”我把这句从一清早起便萦绕在我脑际的话说出口来。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地洞边缘之间继续前进，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地洞群，一直连到地的尽头也未可知。鞋底沾足了死蚂蟥，以致几乎失去了脚板落地的感触。如此每迈一步都绷紧神经，脑袋便不由晕乎起来，身体的平衡也渐渐难以保持。虽说肉体功能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往往有超常发挥，但精神的集中力却比本人预想的有限得多。无论情况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只要同样情况持续个没完没了，集中力也必然开始下降。时间拖得越久，应付危机的具体判断力和对死的想象力越是迟钝，意识中出现了明显的空白。

“快了快了，”女郎招呼道，“很快就到安全地带。”

我已懒得开口，默默点了下头。点罢头，才发觉在黑暗中点头毫无意义。

“听清楚了？不要紧？”

“不要紧。只是有点恶心。”

恶心已开始好久了。地面蠢蠢欲动的蚂蟥，它们释放的奇臭，及其黏糊糊的体液，令人恐怖的空气声，浓得化不开的黑暗，身体的疲劳和对睡眠的渴望——凡此种种结成一体，如铁环一般勒紧我的胃，致使臭得叫人作呕的胃液一直涌到舌根。神经集中力似乎正在接近极限。我觉得好像在弹一架只有三个音阶且五年都未调音的钢琴。我到底还要在这黑暗中走几个小时呢？外面的世界现在是几点呢？天空已泛白了么？晨报已开始派发了吗？

就连看一眼手表都不可能。光是用电筒照着地面一点点挪动双脚都已搞得我无暇别顾。我很想看到渐次泛白的黎明时分的天宇，想喝热气蒸腾的牛奶，想闻早晨树木的清香，想翻晨报的版面。黑暗蚂蟥地洞早已使我忍无可忍。我体内一切器官所有细胞都在追求光明，都想看并非什么电筒光的真正光亮，哪怕再微乎其微也好，再支离破碎也好。

一想到光，我的胃便像被什么抓了一把似的收缩起来，口中充满讨厌的臭味，臭得就像腐烂变质的意大利式蒜味香肠。

“走出这里让你吐个够，再忍耐一会。”女郎说着，用力抓紧我的臂肘。

“不吐。”我呻吟似的说道。

“相信我，”她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或许真的是祸不单行，但终归要过去的，不会长此以往。”

“相信。”我回答。

然而地洞仍绵延不断，甚至觉得始终在原地兜圈子。我再次想起刚刚印出的晨报。晨报十分之新，墨迹几乎可以印在指肚上。中缝有广告，极厚。晨报无所不登，囊括地球上生命体的所有活动。从首相起床时间、股票行情、全家自杀到夜宵的制作方法、裙子的长度、唱片评论、不动产广告，应有尽有。

问题是我没有订报。大约三年前就戒掉了读报的习惯。至于何以不再读报，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是不再读了，大概因为我的生活涉及的范围同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毫不相干吧。我同社会的联系仅限于将所给的数据在头脑中揉搓转换成其他形式之时，其余时间只管一个人看过时的小说，用录像机看往日的好莱坞电影，喝啤酒喝威士忌打发时光。因此用不着看什么报纸杂志。

但是，在这失去光亮的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在无数地洞无数蚂蟥的包围之下，我却如饥似渴地想看报。我要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像猫舔奶碗那样一字不漏地把报纸上下看遍左右看遍，然后把世人在阳光下开展的各种生之片断吸入体内，滋润每一个细胞。

“祭坛出现了！”她说。

我刚想抬起眼睛，不料脚下一滑，没能扬起脸来。管它祭坛是何颜色呈何形状，反正要走到跟前才能计议。我最后动员起注意力，亦步亦趋地朝前移步。

“还有十来米。”女郎说。

就在她说这句话之时，地穴深处传出的空气嘘嘘之声即告消失。消失得甚是唐突甚是不自然，简直就像地底下有人抡起锋利的大刀一举斩断声源。没有任何前兆，亦无半点余韵，这从地底涌出又久久压在地面上的刺耳的空气声转瞬间尽皆消失。与其说是消失，莫如说仿佛含有这声音的空间本身整个归于毁灭。由于消失得过于始料未及，刹那间我的身体也险些失去平衡滑倒。

沉寂——几乎使耳朵变痛的沉寂笼罩了四周。漆黑中突然出现的沉寂比任何不快而可怕的声音都不吉利。在声音面前——无论什么声音——我们都可以保持相对的立场。然而沉寂是零，是无，它包围着我们，但它并不存在。我的耳中产生了类似气压改变时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耳部肌肉无法很好地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从而力图提高功效，在沉默中捕捉某种信号。

可是这沉默是不折不扣的沉默。声音消失后再未出现。我和她都保持原来姿势，在沉默中侧耳倾听。为了缓解耳朵的压迫感，我咽了口唾液，但无甚效果，只在耳内发出类似唱针碰在唱盘边角时的那种不自然地夸大的声响。

“水退了不成？”我试着问。

“往下才喷水。”女郎说，“刚才的空气声是弯弯曲曲的水道里的空气被水压排挤出去的声音。全部排光之后，就再没有东西能阻止水流了。”

女郎拉起我的手，穿过最后几个洞穴。也许是精神作用，觉得石板上蠕动的蚂蟥好像略少了一些。穿过五六个洞穴，我们再度来到空旷的平地。这里没有洞穴没有蚂蟥。蚂蟥看来也逃到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去了。我总算脱离了险象环生的地带。纵令在这里溺水而死，也比掉进蚂蟥洞里丧命要好得多。

我几乎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把贴在脖子上的蚂蟥扯掉。女郎一把抓住我的手制止了我。

“别管那个，先上塔，免得淹死。”说着，她抓着我的手腕急步前行。“五六条蚂蟥死不了人，再说强拉硬扯会把皮肤也扯掉的。不晓得？”

“不晓得。”我说。我就像航标灯底下的沉砣一样又暗又笨。

走了二三十步，女郎把我拉住，用手里的大号电筒照出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巨大的“塔”。“塔”呈光秃秃的圆筒形，笔直地朝头顶黑暗伸去，像一座灯塔一样从基座往上渐次变细。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有多高，因为它过于庞大，无法用电筒上下照遍而把握其整个构造，况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女郎只往“塔”的表面刷地一照，随即不声不响地跑到跟前，沿着塔侧的阶梯向上爬去。我当然也赶忙尾随而上。

从稍远的地方用不很亮的光束照着看去，这“塔”很像一座人们花费了漫长岁月和叹为观止的技巧构筑成的精致而宏伟的纪念碑。然而近前用手一摸，原来不过是凹凸不平形状怪异的巨石，是自然侵蚀作用的偶然产物。

夜鬼们在这巨石周身凿出的螺纹状的螺旋阶梯，作为阶梯未免过于粗糙马虎，不整齐不规则，宽窄勉强能放下一只脚，且不时缺少一阶，缺的部分可以借助附近凸起的石棱放脚。但由于我们不得不用双手抓住石块来支撑身体以防止跌落，因此没有办法用电筒光一一确认下一个石阶，抬起的脚有好几次悬在半空，险些跌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的夜鬼倒也罢了，对我们则是伤透脑筋的不便之物。两人紧贴石壁，活像蜥蜴一步一挪，不敢有半点疏忽。

登至三十六级——我有数阶梯的毛病——脚下黑暗中响声骤起，仿佛有人将一枚巨大的烤牛肉狠狠摔在平壁上，声音扁平而似带潮气，并且蕴含着不由分说的强烈意志。随后便是一瞬间的沉默，如同正欲下落的鼓棰突然止住而有意留下的一拍间歇。这是分外令人厌恶的静寂的间歇。我双手死死抓住石棱，紧贴石壁，等待意外的发生。

随即发生的是地地道道的水声，是水从我们穿过的无数洞穴中一齐喷出的声音。水量非比寻常。我想起上小学时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的水库开闸庆典的场面。一个知事模样头戴安全帽的人一按电钮，闸门打开，粗大的水柱伴随着水烟和轰隆声鼓涌而出，直冲霄汉。那还是电影院上映新闻片和动画片时代的事。我一边看纪实镜头，一边想象假如自己由于某种缘故而置身于如此翻江倒海般的水库下面该落得何种下场，幼小的心灵于是不寒而栗。但在其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实际上自己从来也未设想过万一身陷此境的情景。小孩子总是习惯性地以为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最终会将自己从世间可能发生的几乎所有种类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至少我在儿童时代是如此。

“水到底要上升到什么程度呢？”我问上面距我两三步远的女郎。

“相当程度。”她简短地回答，“如果你想活命，只能再往上一点。水总不至于上到顶端。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到顶还有多少阶？”

“相当不少。”她答道。答得巧妙，可以诉诸想象力。

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沿着螺旋“塔”攀登。据水声判断，两人身体紧贴着的这个“塔”大概矗立于空旷平地的正中央，周围则是黑压压的蚂蟥洞穴。果真如此，我们便是在这恰好建在无数巨型喷水孔中间的装饰性立柱上一步步爬向顶端。若女郎说得不错，那么这广场般空荡荡的空间势必水积如沼，惟有这“塔”作为孤岛在水中露出上半端或顶端。

女郎身上斜挎的电筒在她腰间不规则地摇摆着，光束在黑暗中画出零乱的圆形。我则以这光亮为目标攀援不止。途中已数不清爬了多少阶，不过也就在一百五十至二百阶之间。最初猛然撞击脚下石壁而厉声呼啸着从空中摔下的水流，不久转而发出落入水潭般的声响，继之变为“咕嘟咕嘟”沉闷的声音，似被封上了盖子。水位稳步上升。看不见脚下，不晓得水面到达的位置，但我觉得即使冷冰冰的水马上冲刷脚腕也不足为奇。

所有一切都像是心情不快时做的一场噩梦：有什么朝我追来，而双腿却不能驱动自如，追击者迅速逼近身后，伸出滑溜溜的手要抓住我的脚腕。纵使作为梦也是令人绝望的梦，而若是活生生的现实，自然更为严重。我不再理会什么阶梯，只管双手紧抓石棱，将身体悬空向上提去。

蓦然心生一计：如果等水涨上来借水势游上顶端如何？这样即不费力，又无跌落之虞。如此在脑袋里估算半天，作为一条独创之计，似乎并无不好。

但告知女郎时，她当即断言行不通。

“水面下水流很强，又卷着漩涡，一旦被卷进去还哪里谈得上什么游泳，浮都浮不起来。就算碰巧浮上来，如此黑漆漆的，哪里也游不到。”

总之一句话：再怎么着急也只能这么一步步爬。水声犹如一点点减速的马达，音阶一刻低于一刻，最后变成粗重的呻吟，水位则不停顿地持续上升。我想，要是有真正的光就好了，哪怕再微弱也好。只要有真正的光，爬这等石壁根本不在话下，也可确认水到了什么地方，总之可以免受不知脚腕何时被抓这场噩梦的可怕折磨。我对黑暗这东西算是深恶痛绝，追得我透不过气的并非水，而是横亘在水面与我脚腕之间的黑暗，是黑暗把凉沁沁不知底细的恐怖灌入我的体内。

新闻纪录片仍在我脑海里转换。银幕上那巨大的拱形水库朝我眼下这研钵状的石底永远排水不止。摄影机以各种角度执著地捕捉这幅光景。镜头或从上方或从正面或从侧面如整个舔遍似的对准奔腾飞溅的水流。水流映在水泥坝壁上的影子清晰可见。水影浑如水本身那样在扁平的白色混凝土上飞舞弄影。凝视之间，水影居然成了我自己的身影。是我的身影在鼓出的水库坝壁上跳跃不已。我坐在电影院椅子上，目不转睛地观看自己的身影。是我自己的身影这点当即看出来了，但作为电影院的一名观众，我不知应相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我还是个九岁或十岁软弱无力的少年。也许我应该跑上银幕把影子收回，或者冲进放映室将胶片一把夺走。至于这样做是否得当，我则无从判断。这么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继续观看自身的影子。

身影永无休止地在我眼前跳跃，浑如扑朔迷离的地气中不规则地袅袅摇曳的远景。影子看上去不能开口讲话，也不能用手势表达什么，然而他确实想向我倾诉。影子完全知道我坐在这里注视他的形象，可惜他同我一样软弱无力，毕竟只是影子而已。

除我以外，任何观众都似乎未觉察到水库坝壁上的水流之影实际上是我的身影。哥哥就坐在我旁边，他也无动于衷，如果他觉察到，绝对会向我耳语告之，因为哥哥看电影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耳语不止。

我也丝毫无意把那便是自己身影一事告诉别人，估计他们不会信以为真。看情景影子只想对我一个人传达某种信息，他是在不合适的场所不合适的时间借助电影银幕这个媒体对我诉说什么。

在那鼓出的混凝土坝壁上，我的影子孤苦伶仃，谁都不予理睬。我不知道他如何来到坝壁，也不知其此后的打算。想必不久他将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消失不见。他很可能被汹涌的水流冲入大海，在那里继续履行作为我身影的职责。想到这里，不由黯然神伤。

很快，水库新闻放完，画面换成某国国王加冕大典的光景：好几匹头顶饰物的马拉着美轮美奂的马车穿过石板广场。我在地面上寻觅自己的身影，却只有马、马车和建筑物的影子。

我的回忆至此为止。但我无法判断这是否真的曾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刚才在这里蓦然想起之前，我从未把这一事实作为往日的记忆在脑海中推出。也可能是我在这异乎寻常的黑暗中耳听水声之间心血来潮地描绘出的意念性图像。以前我在一本心理学书中看过有关此类心理作用的叙述，那位心理学家认为：当人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境地时，往往在脑海中描绘出白日梦场面以保护自己免受严酷现实的摧残。但若称之为心血来潮式的意念性图像，那浮现于眼前的场景未免过于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对我的存在本身未免过于息息相关。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记起当时环绕我的气息和声响，可以切身感受到九岁或十岁的我所感觉的困惑、慌乱和无可名状的恐怖。无论谁怎么说，那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尽管它已被某种力封闭在意识深处，但其封条已由于我身陷绝境而脱落，从而使其浮上表面。

某种力？

肯定起因于为掌握模糊能力而施行的脑手术。是他们把我的记忆推上意识之壁，长期以来是他们从我身上夺走了我的记忆。

如此想来，我渐渐气愤起来。任何人都不具有剥夺我记忆的权利。那是我自身的记忆！剥夺他人的记忆无异于劫掠他人的岁月。随着怒气的上升，我觉得什么恐怖云云都不足挂齿。不管怎样，反正我要活下去，决心活下去。我一定要活着走出这个令人神经错乱的黑暗世界，要使被剥夺的记忆重归己有。世界完蛋也罢完好也罢，关我何事！我必须作为完全的自我获得再生！

“绳子！”女郎突然叫道。

“绳子？”

“喂，快来，有绳子垂下。”

我急步跨上三四阶，到她身旁用手心摸石壁。果然有条绳子。绳子是登山用的，不太粗，但很结实。绳头已垂到我胸部。我抓在手里，小心地稍微用力拉了拉。根据手感，应该是牢牢实实地拴在什么上面。

“肯定是祖父，”女郎说道，“是祖父为我们垂下了绳子。”

“为慎重起见，还是再爬一圈吧。”我说。

我们急不可耐地物色下脚处，绕这螺旋“塔”爬了一周。绳子仍垂在同一位置。绳子每隔三十厘米打一个结，以便于我们搭脚。如果绳子果真直通“塔”顶，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是祖父，毫无疑问。他那人心细得很。”

“果然。”我说，“能爬绳子？”

“当然，”女郎道，“爬绳子从小就很拿手。没说过？”

“那么你先爬。”我说，“爬到顶朝下晃晃电筒，我再开始爬。”

“那样水可就淹上来了，还是一起爬好，不好么？”

“爬山时原则上一条绳子一个人。因为绳子强度有限，再说两人一起爬不容易，时间也花得多。况且就算淹上来，只要抓住绳子也总可以爬上去。”

“真看不出你这人倒挺勇敢的。”女郎说。

我猜想她可能再吻我一下，便在黑暗中静静等着，不料她没有理睬，已开始迅速上爬。我双手抓住岩角，仰望她随着胡乱摇晃的电筒光束往上爬去，那光景恰似酩酊大醉的灵魂踉踉跄跄地返回天空。凝望之间，我很想喝一口威士忌，但威士忌装在背部的背包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如此摇摇欲坠的状态下扭过身体卸下背包从中取出威士忌瓶子，于是打消这个念头，而代之以在脑海中想象自己喝威士忌的情景。整洁幽静的酒吧，装着核桃的大碗，低声流淌的摩登爵士四重奏的《旺多姆》旋律，60 ml双份冰镇威士忌。我把酒杯置于台面，袖手注视良久。威士忌这东西一开始是要静静观赏的，观赏够了才喝，同对待漂亮女孩一样。

想到这里，我发觉自己没有西服和轻便风衣。我所拥有的像样西服全被那两个神经病用刀子割得体无完肤。糟糕！该穿什么衣服去呢？去酒吧之前需要先解决西服。我打定主意：做一套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好了。青色要格调高雅，纽扣三个，肩部要浑然天成，腋下要不收紧的传统样式，就是六十年代初乔治·佩帕德穿的那种货色。衬衫要蓝色的，蓝得沉稳而略带漂白之感。质地为厚实的牛津布，领口色调则尽可能普通正规。领带双色条纹即可。红与绿。红为赭红，绿则如怒涛翻腾的大海，或者蓝也未尝不可。我要去一家时髦的男士用品店购置齐全，穿戴好再走进一间酒吧，要双份苏格兰冰镇威士忌。蚂蟥也好夜鬼也好带爪鱼也好，任凭它们在地下世界横行霸道，我可要在地上世界身穿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品味苏格兰进口的威士忌。

蓦地注意到时，水声已经停了。大概洞穴已不再喷水。或许水位过高而听不到水声。但对于我，似乎怎么都无所谓。水想上来就上来好了。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并使记忆失而复得。任何人都再也别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我恨不得对全世界高喊：任何人都再也别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

可是，在这黑洞洞的地底下体附岩石之时，即使高喊也全无效用。于是我并不喊，而歪头向上打量。女郎爬得比我想的高得多，不知已拉开几米距离，若以商店楼层计算，怕有三四层了——已到女服柜台或和服柜台。我无可奈何地想，这石山究竟有多高呢？我和她已经爬过的那部分都已有相当的高度，而若继续扶摇直上，其整个高度必然十分了得。我曾一度兴之所至地徒步登上过二十六层高楼，但这次登攀似乎还不止那个高度。

不管怎样，黑漆漆望不见下面反倒不失为好事。虽说我是登山老手，但若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只穿普通网球鞋危危乎爬到如此高处，也必定吓得不敢俯视。这无异于在摩天楼正中不借助安全绳和吊车来擦拭玻璃。什么也不思不想地一个劲向上攀登当中倒还算好，而一旦停住脚步，不容我不为这高度而渐感心神不安。

我再次歪头仰望。看样子她还在奋力攀援，电筒光同样摇来晃去。较之刚才，位置已高出许多。她的确善于爬绳，如她本人所说，但也实在高得可观，高得近乎荒谬。归根结蒂，那老头儿何苦逃窜到这等神乎其神的场所来呢？如能挑一个简便易行的地方静等我们到来，我们也大可不必遭此劫难。

如此呆呆思考之间，头上好像传来人的语声。抬头一看，但见小小的黄色光点如飞机尾灯一般缓缓闪烁。估计她总算到顶了。我一只手抓绳，一只手拉过电筒，朝上边送出同样的信号，又顺便往下照了照，想看看水面升到多高，但电筒光很弱，几乎什么也看不清。黑暗过于浓重，除非相当靠近，否则根本看不出究竟。手表指在凌晨四时十二分。天还未亮，晨报尚未派发，电车尚未启动，地上的人们应当还在酣然大睡。

我双手攥紧绳索，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向上攀援。

24

世界尽头

——影子广场

一连三日光朗朗的晴天，在这天早晨睁眼醒来时便结束了。天空被厚厚的乌云遮蔽得不见一丝缝隙，好容易爬上地面的太阳早已被夺去固有的温煦与光辉。在这灰濛濛阴沉沉冰冷冷的天光中，树木将摇尽叶片的枝条如海中鱼栅一般刺向空中，河流将冻僵的水声播往四方。看云势，随时都可飘下雪来，却没有下。

“今天怕不至于下雪，”老人告诉我，“那不是下雪的云。”

我打开窗户再次仰望天空，但分不清什么样的云可以降雪什么样的云不能。

看门人正坐在大铁炉跟前脱鞋烤脚。火炉和图书馆里的一般形状，上面是足可放两个水壶或锅的炉盖，最下面有块掏灰用的活动铁板，正面像西式装饰橱似的有两个大金属把手。看门人坐在椅子上，双脚搭于把手。房间被水壶蒸汽和廉价烟斗的气味——想必是代用烟——弄得潮气弥漫，直令人窒息。当然其中也混杂着他脚上的臭味。他坐的椅子后面有张大大的木桌，上面整齐地摆着磨石、柴刀和斧子，无论哪把刀斧都使得相当厉害，以致手握部分完全变了颜色。

“围巾的事，”我开口道，“没有围巾脖子实在冻得受不住。”

“啊，那怕是那样的。”看门人煞有介事地说，“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图书馆里头的资料室有谁也不用的衣物，如果可以使用一部分的话，我想……”

“噢，那个么，”看门人说，“那个随便你怎么用。你用是没有问题的，围巾也罢大衣也罢悉听尊便。”

“没有物主么？”

“物主你不必介意，就算有也早忘了。”看门人说，“对了，你好像在找乐器？”

我点下头。此君无所不知。

“原则上本镇不存在乐器这种东西，”他说，“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你工作勤勤恳恳，要件乐器怕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可以去发电站问问那里的管理员，说不定会找到一件。”

“发电站？”我讶然。

“发电站之类还是有的。”说着，看门人指指头上的电灯，“你以为这电是从哪里来的？总不至于以为是苹果树上结的吧？”

看门人笑着勾勒出去发电站的路线：“沿河南边的路一直往上游走。约走三十分钟右边会出现一座旧粮仓，粮仓既无房盖又没门扇。往右拐再走一会，有一座山，山那边是森林，往森林里走五百米就是发电站。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我说，“不过冬天进森林不危险吗？大家都那么说，我本身吃过苦头。”

“啊，是的是的，这点我倒忘个干净，还是我用板车把你推上坡去的呢。”看门人说，“现在可好了？”

“不要紧了。谢谢。”

“有点心有余悸吧？”

“嗯，是有点。”

看门人狡黠地一笑，调换一下搭在火炉把手上的双脚。“心有余悸是好事，这样人才会变得小心谨慎，免得进而皮肉受苦。出色的樵夫身上只有一处伤，不多不少，仅仅一处。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点点头。

“不过发电站那里你尽可放心前去。森林边上有入口，路也只是一条，不会迷路，而且碰不上森林里的人。危险的是森林深处和围墙旁边。只要避开这两处就无需担惊受怕。只是切切不可偏离道路，不可到发电站里边去，去的话又要倒霉。”

“发电站管理员可是住在森林里的人？”

“不，那家伙不是。他既不同于森林住户，又不和镇上的人一样，是个半吊子男子。他深入不得森林，也返回不了镇子，无危害，无胆量。”

“森林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看门人歪起脖子，默然看了一会我的脸，说道：“一开始我就有言在先，问什么是你的自由，答不答是我的自由。”

我点下头。

“算了吧，反正我不乐意回答。”看门人说，“对了，你不是一直说想见你的影子么，怎么样，这就见见如何？已是冬天，影子虚弱了许多，见面怕也没什么不妥。”

“情况不妙么？”

“不不，生龙活虎。每天都放到室外几个钟头让他运动，食欲也旺盛得很。只是冬季昼短夜长越来越冷，不论什么样的影子都上不来情绪。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属于极为正常的自然规律，既怪不了我也怨不得你。马上让你去见，和本人直接面谈。”

看门人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揣进上衣袋，边打哈欠边穿上结结实实的系带皮鞋。鞋看上去极重，鞋底打了铁钉，以便于雪中行走。

影子的住处介于镇子与外界的中部地带。我不能走去外界，影子不能进入镇子，所以说“影子广场”是失去影子之人与失去人之影子相见的惟一场所。走出看门人小屋的后门即是影子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徒有其名，占地不大，仅比普通人家的院子略微宽敞一点，四面围着阴森森的铁栅栏。

看门人从衣袋里掏出钥匙串打开铁门。先让我进去，自己随后进来。广场为端端正正的正方形，尽头处是镇子的围墙。一个墙角有一株古榆，下面摆着一条简易凳子。榆树已经发白，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

另一墙角有用旧砖和废料临时搭的小房子。窗口没有玻璃，只有上下推拉式的木板套窗。没有烟囱。由此观之，恐怕也没有取暖设备。

“你影子就住在那里。”看门人说，“看上去不大舒服，其实没那么糟。基本上有水，有厕所，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一点风也挤不进去。宾馆固然谈不上，遮风蔽雨还是绰绰有余。进去看看？”

“不，在这儿见就可以了。”我说。由于看门人小屋空气极端恶劣，我有些头痛，哪怕稍冷点也还是能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好得多。

“也罢，就领来这里。”言毕，看门人独自走进小房子。

我竖起大衣领，坐在榆树下的凳子上，用鞋后跟刨着地面等待影子到来。地面很硬，到处是硬邦邦的残雪，墙脚处因阳光照射不到，雪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片刻，看门人领着影子从小房子出来，他像要用打有铁钉的皮鞋底踏烂冰冻地面似的大踏步穿过广场，后面缓缓跟着我的影子。看起来影子并不像看门人说的那么神气活现，脸比以前瘦了些，眼睛和胡须格外引人注目。

“两人单独待一会吧，”看门人说，“想必攒了一肚子话，慢慢说好了。不过时间不可太长。弄不好再贴在一起，重新分开可就费事了。况且你们那么做也是徒然，只能给双方增加麻烦。对吧？”

我点头表示赞同。想必如其所说，合为一体也还是要被分开，无非给他故伎重演的机会。

我和我的影子用眼睛瞄着看门人，看他锁好门往看门小屋走去。鞋钉“咔哧咔哧”啃咬地面的声响渐离渐远，俄顷传来沉重的木门关合声。看门人不见之后，影子在我身旁坐下，和我一样用鞋跟在地面刨坑。他上身穿着坑坑洼洼的粗眼毛衣，下面是工作裤，脚上是那双我送的旧工作鞋。

“身体可好？”我试着问。

“谈不上好。”影子说，“太冷，伙食又差。”

“听说每天运动。”

“运动？”影子费解地看着我的脸，“噢，那哪里称得上运动！不过是每天被看门人从这里拽出去帮他烧独角兽。把尸体堆到板车上，拉去苹果林，浇油焚烧。点火前看门人用柴刀把兽头一刀砍掉。你也见过他收藏的那些漂亮柴刀吧？那小子怎么看都不地道，只要情况允许，他笃定想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砍个稀巴烂。”

“他也是镇上的人？”

“不，不是。那家伙是雇来的。专门以烧独角兽为乐，而镇上的人是不感兴趣的。入冬后已烧了好多好多。今早死了三头，一会就得去烧。”

影子和我一样用鞋跟刨了一阵子冻得硬如石头的地面。冬季的鸟儿尖刺刺地叫着从榆树枝上腾空飞去。

“地图找到了。”影子说，“比预想的画得好，文字说明也得要领，只是迟了一步。”

“把身体搞坏了。”

“听说了。不过入冬后就太晚了，本想早些拿到手，那样事情办得就会更为顺利，计划也可更快制定出来。”

“计划？”

“从这里逃跑的计划，还用说！此外还能有什么计划？莫非你以为我要地图是为了消磨时间不成？”

我摇头道：“我还以为你想教给我这座奇特镇子有什么名堂哩。因为我的记忆差不多全都给你带走了。”

“不是那样的。”影子说，“不错，我是拥有你的大部分记忆，但不能够充分地利用，那必须在我们合为一体后才能办到，而这又不现实。果真那样，我们就再也别想相见，计划也随之落空。所以眼下我只能一个人琢磨，琢磨这座镇子的名堂所在。”

“琢磨明白了？”

“一点点。还不能对你讲。因为还没有说服力，要把细节补充完整才行。再让我考虑考虑。我觉得再考虑不久就可有所领悟。问题是届时很可能为时已晚。毕竟进入冬天以来，我的身体的确一天不如一天。照此下去，即使搞出逃跑计划我恐怕也没力气实行了，所以我才想赶在入冬前得到地图。”

我仰望头上的榆树。从粗大的树枝之间，可以看到分崩离析的冬日阴云。

“这里是逃不出去的。”我说，“地图仔细看了吧？哪里都没出口，这里是世界尽头。后无退路，前无通途。”

“说世界尽头倒有可能，但出口必有无疑，这点我清清楚楚。天空上这样写着，写着有出口。鸟飞越围墙是吧？飞去哪里？外部世界嘛。墙外必定别有天地，惟其如此才用墙把镇子围起来不让人们出去。外边要是一无所有，也就无需特意修筑围墙。而且肯定有出口。”

“或许。”我说。

“我一定要找到它，同你一道逃走。我可不想在这么凄惨的地方死去。”说罢，影子沉默下来，接着刨击地面。“记得一开始就对你说过，这镇子是不自然不正常的，”影子说，“现在我仍坚信不疑：不自然，且不正常。但问题在于这座镇子就是如此不自然不正常地自成一统。因为一切都扭曲都不自然，所以结果上又一切都正相吻合，无懈可击。它就是这样天造地设。”

影子用鞋跟在地面画着圆圈，继续道：“我们被关在这里面，天长日久，这个那个考虑起来反倒会渐渐觉得它们正确而自己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看上去简直浑然天成一般完美无缺。我说的你可明白？”

“明明白白。我也时常有此感觉，觉得较之这座镇子，自己恐怕过于渺小、软弱、不知所措。”

“但这是错的。”影子在圆圈旁边画着看不出意思的圆形，“正确的是我们，它们才是错误的。自然的是我们，那帮家伙才是不自然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坚信不疑。否则，势必会在自己都不知不觉之间被这镇子吞噬。被吞噬后可就悔之莫及了！”

“可是，何为正确何为错误毕竟是相对的，更何况我已被剥夺了作为比较二者的尺度的记忆。”

影子点头道：“我十分清楚你的迷惑。不过这样想好了：你可相信永恒运动的存在？”

“不，理论上不存在永恒运动。”

“同一道理。这镇子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永恒运动是一回事。理论上所谓的完整无缺的世界根本不存在，而这里却是完整无缺的。这样，必定某处做了手脚。就像看上去仿佛处于永恒运动状态的机器在背后利用肉眼看不见的外来动力一样。”

“你发现了那个？”

“还没有。刚才也跟你说了，这是我的一个假设，还必须补充具体东西，为此还需要一段时间。”

“把假设告诉我好么？说不定我也可以在具体补充方面助一臂之力。”

影子从裤袋里掏出两手，往上面哈口热气，在膝盖搓了起来。“不，那怕是难为你。我伤的是身体，你伤的是心，应该首先修复的是你，要不然等不到逃走两人就要同归于尽。这方面我来考虑，你想法救你自己，这是当务之急。”

“我的确不知所措。”我看着地上画出的圆圈说，“你说得很对。该往哪边前进都看不准，甚至对自己过去曾是怎样一个人都稀里糊涂。一颗迷失的心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况且是在这拥有如此强大力量和价值标准的镇子里。自从进入冬季，我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一天不如一天。”

“不不，不是那样。”影子说，“你并未迷失自己，不过是记忆被巧妙隐匿起来而已，所以才导致你不知所措。然而你并没有错。即使失去记忆，心还是朝着既定方向前进的。心这东西本身就具有导向能力，那才成其为自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否则你就将随波逐流地置身于莫名其妙的场所。”

“尽力而为吧。”我说。

影子点点头，遥望阴沉沉的天空，稍顷沉思似的闭起眼睛。

“想不明白的时候我总是看鸟。”影子说，“一看鸟就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并不错。对鸟来说，镇子的无懈可击也罢什么也罢了不相干，围墙城门号角也毫无关系。这种时候你也不妨看鸟。”

栅栏口传来看门人喊我的声音。会面时间已过。

“往后一段时间别来看我。”分别时影子对我耳语，“必要时我想办法见你。看门人生性多疑，见得多了肯定提防我们，怕我们搞什么名堂，那一来我的事情就难办了。要是问起你就装出和我话不投机的样子，懂么？”

“懂了。”

“怎么样啊？”刚进小屋看门人就问我，“阔别重逢，其乐融融吧？”

“说不清楚。”说着，我摇头表示否定。

“就那么回事。”看门人露出不无满足的神情。

25

冷酷仙境

——吃喝、象厂、圈套

爬绳不知比登梯舒服多少倍。绳上每隔三十厘米就打一个牢牢实实的结，而且粗细恰到好处，容易把握。我双手紧握绳索，身体略微前后摇晃着，有节奏地一步步向上爬去。自觉颇像荡秋千的电影镜头。诚然，秋千绳是不打什么结的，因为打结会遭到观众的轻蔑。

我不时仰望一眼，但由于电筒光迎面直射，很晃眼，很难看清距离。想必她担心我，正在静静地从顶端看我往上爬。腹部伤口随着心脏的跳动而闷闷地阵阵作痛。跌倒时跌伤的头依然痛个不止。虽说不至于影响爬绳，但痛毕竟是痛。

越是接近顶端，她手中的电筒越是将我的身体及周围情形照得光亮起来。但这总的说来是一种多余的关心，因我早已习惯摸黑攀援，给这光线一照，反而乱了步调，脚登空了好几次。我无法把握光照部分同阴影部分之间距离的平衡，看上去光照部分比实际突出得多，阴影部分则凹陷得多，而且过于耀眼炫目。人的身体可以很快适应任何环境，纵使很久很久以前潜入地下的夜鬼们能改变身体使之适应黑暗，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我觉得。

爬到六七十个绳结的时候，总算摸到了类似顶端的东西。我两手扣住石沿，像游泳运动员爬上游泳池那样向上爬去。由于绳子太长，胳膊早已累得没有了力气，花了好长时间才爬上顶部。竟好像游了两三公里自由泳。她抓住我的皮带，帮我最后一把。

“好险的地方！”她说，“再晚四五分钟我们两人就都报销了。”

“这下可好了。”说着，我躺在岩石平面上，深深吸了几口气。“水到什么地方了？”

她放下电筒，一点点往上拉绳子。拉过大约三十个结时，把绳子递到我手里。绳子湿得一塌糊涂：水已涨到相当高度。再晚爬四五分钟，可就非同小可。

“可你能找到你祖父么？”我问。

“没问题，”她说，“就在祭坛里边。不过脚扭伤了，说是逃跑时脚踩进深坑来着。”

“脚扭伤还能来到这种地方？”

“当然能。祖父身体好，我们这个家族都身体好。”

“像是。”我说。我也算是身体好的，但较之他们还是望尘莫及。

“走吧，祖父等着呢。他说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我也一样。”

我重新背起背包，跟着她往祭坛那边走去。所谓祭坛，其实不过是岩壁上一个圆洞而已。洞内状似大房间，洞壁凹陷处放着一个气瓶样的灯盏，放出朦朦胧胧的黄色光亮，使得参差不齐的石头洞壁上爬满无数奇形怪状的阴影。博士身裹毛巾被坐在灯旁，脸有一半背光。由于灯光的关系，眼睛看上去深深下陷，但实际上可以说精神十足。

“噢，怕是死里逃生吧？”博士不无欣喜地对我说，“出水我是知道的。本以为能早些赶到，也就没怎么在意。”

“在街上迷路来着，爷爷。”胖孙女说，“差不多整整晚了一天才见到他。”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了。”博士道，“事到如今，费时间也罢省时间也罢都是同一码事了。”

“到底为什么是同一码事？”我问。

“算啦，这话说起来啰嗦得很，以后再说吧。还是先坐下，把脖子上的蚂蟥弄掉，要不然可就要留下痕迹啰！”

我坐在稍离开博士一点的地方，他孙女坐在我旁边，从衣袋掏出火柴擦燃，把附在我脖子上的蚂蟥烧掉。蚂蟥早已喝饱了血，鼓胀得足有葡萄酒瓶塞那么大，被火一燎，“滋”地发出一声带水汽的声响，落在地上还扭动了一会，女郎用运动鞋底一脚碾碎。皮肤被火烧了一下，紧绷绷地作痛。我使劲往左歪了歪脖子，觉得皮肤好像熟过头的西红柿的薄皮似的直欲开裂。这种生活不消一个星期，我的全身恐怕就要变成受伤的标本，就像挂在药店墙上的脚癣病例图那样制成精美的彩色版分发给大家。肚皮伤口，头部肿包，蚂蟥吮吸的红瘢，甚至性功能不全都可能包括进去。也只能这样才生动逼真。

“没带来什么吃的东西？”博士对我说，“情况紧急，没时间带够食物，从昨天就只吃巧克力来着。”

我打开背包，拿出几个罐头、面包和水壶，连同罐头刀一起递给博士。博士首先不胜怜爱地喝了水筒里的水，然后像察看葡萄酒年代似的一一仔细检查了罐头，把桃罐头和咸牛肉罐头打开。

“你们也来一个如何？”博士问我们。

我们说不要，在这种地方哪里上得来食欲。

博士把面包撕成片状，卷上咸牛肉，大口大口吃得十分香甜。又吃了几块桃，把罐头盒对在嘴上吱吱有声地喝里面的汁。这时间里，我拿出小瓶威士忌喝了两三口。由于威士忌的作用，身体各部位多少没那么痛了。这倒不是痛感减轻，而是因为酒精麻痹了神经，使我觉得痛感仿佛成了同我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独立生命体。

“啊，谢天谢地！”博士对我说，“这里一般备有应急食品，能保证两三天不饿。可这回因一时马虎没有补充，自己都感到窝囊。一旦过惯了舒服日子，就难免放松警惕，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晴天糊伞备雨时——古人说得实在妙极。”

博士独自嗬嗬嗬笑了半天。

“现在饭也算吃完了，”我说，“差不多进入正题吧。从头按顺序说好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结果如何？我应该怎么办？一五一十地。”

“恐怕专业性很强，我想。”博士不无怀疑地说。

“专业性强的地方从略就是。明白基本轮廓和具体方案也可以了。”

“要是全部捅出，估计你会生我的气，这可实在是……”

“不生气。”我说。事到如今，生气也于事无补。

“首先我恐怕必须向你道歉。”博士道，“虽说是为了研究，但毕竟欺骗了你利用了你，把你逼得走投无路，对此我正在深刻反省。不光是口头，我从内心觉得对你不起。不过话说回来，我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相当可贵的，几乎无与伦比的，这点无论如何得请你理解。科学家这种人，在知识宝藏面前眼睛是看不到其他东西的。也惟其如此，科学才得以取得不间断的进步。说得极端些，科学这东西正因为有其纯粹性才获得繁殖……呃，可读过柏拉图？”

“几乎没有。”我说，“不过还是请你抓住要点。关于科研目的的纯粹性已经完全明白了。”

“抱歉抱歉，我只是想说科学纯粹性这东西有时往往损伤很多人。这和所有纯粹的自然现象都在某种情况下给人们造成损害是一样的：火山喷发掩埋居民点，洪水把人们冲走，地震毁掉地面的一切。但如果说这类自然现象一律有害的话……”

“爷爷，”胖孙女从旁插嘴了，“能不能说得快点？要不然来不及的。”

“对对，说得对。”博士拉过孙女的手，啪啪拍了几下，“可是，啊——从哪里说好呢？我很不善于按纵向顺序把握事态，不知该说什么如何说。”

“你不是给我数据让我进行模糊运算了么？这里有什么名堂？”

“说明这点要追溯到三年前。”

“请追溯好了。”

“当时我在‘组织’的研究所工作来着。不是正式研究员，也就类似个体别动队吧。我手下有四五名人员，有堂而皇之的设备，钱也随便使用。我对钱无所谓，性格上也不愿意受制于人，但‘组织’提供用于研究的丰富实验材料却是得天独厚的，而更有魅力的，是能够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那时‘组织’的处境相当危急。具体地说，他们为保护情报所编排的各种数据保密系统，可以说已被符号士们破译殆尽。‘组织’如果将方法复杂化，符号士便用更复杂的手段破译，如此反复不止。这简直同争建高墙无异，一家建了高墙，另一家就斗气建得更高。几个回合之后，墙便由于建得过高而失去实用性。然而哪一家又都不肯罢手，因为一罢手就等于失败。一旦失败，势必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于是，‘组织’决定依据全新的原理来开发无法破译的数据保密方式，我便是作为这一开发项目的负责人而应聘的。

“他们选我是非常英明之举。因为，当时——当然现在也是——我在大脑生理学领域是最有能力最有干劲的科学家。我没有干发表学术论文或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那样的傻事，所以在学会里始终不引人注意，但在大脑知识的深度上任何人都无可与我匹敌。‘组织’知道这一点，正因如此才把我作为合适人选聘去。他们希望搞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想，不是将既成方式复杂化或改头换面，而是从根本上改弦易辙。而这种作业，那些在大学研究室里从早到晚埋头写无聊论文或计算工资的学者是无能为力的。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科学家必须是自由人。”

“可你是由于加入‘组织’而放弃自由人立场的吧？”我问。

“不错，是那样的，”博士道，“你说得不错。对此我也在以我的方式反省。不后悔，而是反省。并非自我辩解——我急欲得到能够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场所。那时我头脑中已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理论，只是苦于无法实际验证。这也是大脑生理学研究方面的困难所在，不可能像其他生理学研究那样用动物进行实验。这是因为，猴脑不具备对人的深层心理和记忆做出反应的复杂功能。”

“所以你，”我说，“就拿我们做人体实验对吧？”

“喂喂，别急于下结论，先让我简单阐述一下我的理论。暗号上有个一般性理论，即‘没有不能破译的暗号’。这固然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暗号这东西是基于某种原则才成立的，而原则这东西无论多么复杂和精细，归根结蒂精神上都有一个共通点，即能为大多数人所掌握。所以，只要掌握了这个原则，暗号就不难破译。暗号中信赖度最高的，是书对书系统，即互发暗号的两个人具有同一版的同一本书、以页数和行数决定单词的系统。但即使是这一系统，只要找到书也就算寿终正寝了，这就首先要求时刻把那本书留在手头，可是这样危险太大。

“于是我这样想：万无一失的暗号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用任何人都无法掌握的系统进行保密，也就是要通过万无一失的黑匣子来保存情报，又反过来把经过处理的东西通过同样的黑匣子加以保存。对黑匣子里的内容和原理，甚至本人都蒙在鼓里，可以使用，却不知其为何物。因为本人都不明白，所以他人便不可能凭借暴力窃取情报。如何，万无一失吧？”

“你说的那黑匣子就是人的深层心理？”

“是的，正是。再让我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依照各所不同的原理行动的，不存在相同的人。总之这是Identity的问题。何谓Identity？就是每一个人由于过去积累的体验和记忆而造成的思维体系的主体性。简言之，称为心也未尝不可。每个人的心千差万别，然而人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大部分思维体系，我如此，你也不例外。我们所把握的——或者说以为把握的——部分不过是其整体的十五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罢了，连冰山一角都称不上。譬如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你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有时候可以勇敢，有时候则是怯懦的，无法一言定论。”

“所谓思维体系恰恰是这么一种东西，无法一言定论。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你可以在一瞬间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在勇敢和怯懦之间选定一个点。这种缜密的程序早已在你身上形成，可是你几乎不了解程序的具体区划和内容，也没有必要了解。即使不了解，作为你本身也可以照常使之运转，这跟黑匣子完全是同一道理。就是说，我们头脑中埋藏着一个犹如人迹未至的巨象的墓场般的所在。应该说，除去宇宙，那里是人类最后一块未知的大地。

“不不，象的墓场这一说法并不贴切。那里并非死去记忆的堆放场。准确说来，称为象厂倒也许接近。因为无数记忆和认识的断片在那里筛选，筛选出的断片在那里被错综复杂地组合起来制成线，又将线错综复杂地组合为线束，由线束构成体系。这正是一家‘工厂’，从事生产的工厂。厂长当然是你，遗憾的是你不能去那里访问。就像漫游仙境的艾丽丝，要进入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药才行。路易斯·卡罗尔的这个故事实在编得精彩。”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方式是由象厂发出的指令来决定的了？”

“完全正确。”老人道，“换言之……”

“请等等，”我打断老人的话，“让我提个问题。”

“请请。”

“大致意思我是明白了，但不能把行动方式扩展到属于表层的日常性行为的决定上面去。例如早晨起床是吃面包喝牛奶还是喝咖啡喝红茶，岂不是兴之所至的琐事么？”

“言之有理。”博士深深点了下头，“另一个问题是人们的深层心理总是处于递变之中。打个比方，就像每天都出修订版的百科全书。为了使人们的思维体系稳定下来，就需要将这两个故障清除掉。”

“故障？”我问，“什么地方算是故障？难道不是人们极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吗？”

“这个嘛，”博士安抚似的说，“深究起来，会涉及到神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决定论吧。就是说人的行为这东西是由神早已决定了的，还是彻头彻尾属于自发的这个问题。进入近代以后，科学当然是以人类的生理性思维结构为重点发展过来的，但若问何谓自发性，谁都无法提供圆满的回答，因为任何人都未能把握我们体内象厂的秘密。弗洛伊德和荣格倒是发表过各种各样的推论，但其发明的终究不过是能够对此加以表述的术语而已，方便固然方便，却未能确立人类的思维结构。依我看来，那无非是在心理科学外面涂上一层繁琐哲学的油彩罢了。”

说到这里，博士又嗬嗬嗬笑了一通。我和女郎静等他笑完。

“相对说来，我的思维方式富有现实性。”博士继续道，“借用一句古语，属于神的归神，属于恺撒的归恺撒。所谓形而上学，归根结蒂不外乎关于符号的家常闲话。在热衷于这玩艺之前，需要在有限的场所完成的事项简直堆积如山。例如黑匣子问题。仅仅把黑匣子作为黑匣子而不去管它诚然可以，直接利用黑匣子的性能也未尝不可，可是……”说着，博士竖起一个指头，“可是，必须解决刚才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表层行为这一档次中的偶然性，另一个是黑匣子伴随新体验的增加所出现的变化。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绝非轻而易举。为什么呢？因为正如你刚才所说——就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只要生命不息，人就要经历某种体验，这种体验就要分秒不停地积蓄于体内，喝令其停止就如同令人死掉。

“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设想：在一瞬间把人当时的黑匣子固定下来如何。如果其后出现变化，只管听之任之，不必理会。只是固定黑匣子时要固定得完整无缺，以便呼叫时可以毫不走样地呼叫出来，类似瞬间冷冻。”

“等等，”我说，“那就是让同一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是吧？”

“正是正是，”老人道，“诚哉斯言。你理解得很快，我没有看错。恰恰如你所说。思维体系A是恒定不变的。在另一状态下，它则是A′、A″、A‴不断变化着的。这就像右边裤袋里装停止不走的表，左边裤袋里装走动的表。可以根据需要随便取出哪一只。这样，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用同一原理来解决另一问题是可能的。就是说，把原始思维体系A表层上的选择性去掉即可。明白吧？”

我说不明白。

“一言以蔽之，就是像牙医削珐琅质那样削掉表层而只留下具有必然性的中心要素即意识核。这样一来，便不至于产生可称为误差的误差。进而将削掉表层的思维体系冷冻起来投入水井，‘扑通’一声。这就是模糊运算方式的原型。我在加入‘组织’之前建立的理论大致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要做脑手术？”

“脑手术是需要的。”博士道，“若研究再推进一步，做脑手术的必要性也可能逐渐失去，而用类似某种催眠术的方法通过外部操作制造出同样状态。但在目前阶段还做不到这一步，只能给脑以电刺激，即人为地改变脑的环状流程。这并没有什么稀罕，不过是多少运用一点现在仍对精神性癫痫患者施行的定位脑手术而已，以便将脑的扭曲变态所产生的放电一举消灭……专业性部分省略掉可以吧？”

“可以。”我说，“只说要点即可。”

“总之就是设置脑波流程的中继站，也算是分流点吧。在其旁边埋入电极和小型电池，并用特定信号来‘咔哧咔哧’转换中继站。”

“那么说，我的脑袋里也已埋入电池和电极了？”

“当然。”

“乖乖！”

“不不，它既没你想得那么可怕又没什么特殊，大小也只有小豆粒那个程度，体内带着这么大的东西走来走去的人世上多的是。此外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原始思维体系即停止不走的那只表的线路是盲线。一旦进入盲线，你就再不能认识自己思维的所有流程。就是说，那时间里你根本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做什么。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你就会自行改变思维体系。”

“另外还有已削掉表层的纯粹意识核的照射问题吧？手术后从你的一个助手那里听说来着，说那种照射有可能给人脑以强烈影响。”

“是的，是有这个问题。不过并非在这点上已经有了明确见解，当时还仅仅是个推论，就是说没有试过，只是估计有此可能。

“刚才你提到过人体实验，坦率地说，这种实验我们已做过不止一例，因为不能一开始就让你们这些身为宝贵人材的计算士遭遇不测。‘组织’找来十个合适人选，我们对他们施行了手术，看了结果。”

“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们无可奉告，反正是身强力壮的健康男性。条件是没有精神病史，智商在一百二十以上。至于是如何将这些人带来的，我们并不了解。实验结果还说得过去。十人之中有七人中继站运转良好，其余三人则全然无动于衷，思维体系或单一或相互混合。好在七人没出差错。”

“混合的人怎么了？”

“当然使之复原了，害处是没有的。剩下的七人在继续训练过程中明显暴露出几个问题点。一是技术问题，二是被实验者本身的问题。首先是中继站的转换呼号容易混淆。最初我们用任意的五位数编排呼号，但不知为什么，有几个人竟因天然葡萄汁的气味而致使中继站自动发生转换。这是午餐供应葡萄汁时看出来的。”

胖女郎在旁边“哧哧”作笑，但对我则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拿我来说，在接受模糊处理之后，有时也对各种气味敏感得不行，例如一闻到她那带香瓜味的古龙香水味儿，脑袋里就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似的。倘若每次嗅到什么思路都发生转换，那可不是儿戏。

“这个问题，通过将特殊声波夹入数字之间的办法获得了解决。这其实很像某种嗅觉因呼号而做出的反应。另一点是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人即使在中继站发生转换的情况下，其原始思维体系也不能很好地运转。经详细察看，结果发现是被实验者本人的思维体系存在问题。因为被实验者的意识核本身在质上不稳定而且稀薄。尽管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但精神主体性尚未确立。也有相反的例子：自控能力不足。主体性固然绰绰有余，但若不做出有条理的安排，也是不能加以利用的。总之，并非任何人只要接受手术就能胜任模糊运算，也还是有适应不适应这个问题。这点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二去，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这三个人可以按照指定呼号准确无误地进行转换，从而可以使冻结的原始思维体系卓有成效地稳定地发挥功能。一个月时间里在他们身上一再实验，获得了成功的信号。”

“再往下我们就接受了模糊运算处理？”

“不错。通过反复考试和面谈，我们从将近五百名计算士中录取了二十六人。二十六人都具有坚定的精神主体性，身体健康，没有精神病史，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和情绪。这是一项非常麻烦的作业，因为有的部分光通过考试和面谈是无法澄清的。随即，‘组织’分别汇编出了这二十六人的详细资料：童年情况、学习成绩、家庭、性生活、饮酒量……总之无所不包。就是说你们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被整个洗了一遍，所以我对你了如指掌。”

“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说，“据我听到的情况，我们的意识核即黑匣子是保存在‘组织’的图书馆里。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将你们的思维体系无一遗漏地扫描下来，进行模拟试验，将其结果作为主要备用品加以保存。因为若不这样处理，一旦你们身上发生意外就将全然动弹不得。可以说类似一种保险。”

“模拟试验结果可是完整的？”

“啊，当然不至于完整，因为只有有效地去掉表层部分才容易模拟。不过功能上还是近乎完整的。说得详细点，模拟结果是由三种平面坐标和全息摄影构成的。以往的电子计算机当然不能胜任，而当今新的计算机由于其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象厂式机能，因此可以适应意识的复杂构造。一句话，问题在于影像的固定性。这点说起来啰嗦，免了吧。最浅显地说来，扫描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将你意识的几种放电方式输入电脑。放电方式此一时和彼一时存在着微妙差异，因为要调整扫描线中的末端，编排光束中的扫描线。编排过程中，既有计测上无意义的，又有有意义的。这点由电脑判断。无意义的剔除，有意义的作为基本方式编排进去。这要以百万次为单位不知重复多少次，如同一张张叠放塑料纸。在确认任何一张都不再里出外进之后，将其方式作为黑匣子保存下来。”

“再现大脑不成？”

“不，不是。大脑是绝对再现不出来的。我们从事的不过是把你的意识系统用影像固定住，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间性范围内。对于时间性和大脑功能的灵活性，我们是完全无可奈何的。但我做的并不止于此，我还在黑匣子图像化上面取得了成功。”说着，博士交替看了看我和胖孙女的脸。“意识核的图像化。这点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人染指。因为不可能。但我使之成为可能。你猜我如何进行的？”

“猜不出。”

“让实验对象看某种物体，分析由视觉产生的脑电反应，再转换为数字，进而转换成点。起始浮现的图形极为粗糙，经过反复修整和具体补充，才将实验对象所目睹的图像显现在电脑屏幕上。实际作业可没有嘴说这么轻松，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如此翻来覆去，电脑终于吃透了程序，将脑电反应自动绘成图像。电脑这玩艺实在可爱得很，只要我这里发令不止，它就工作不息。

“其次，要把黑匣子输入业已吃透程序的电脑之中。这么着，意识核的状况便被奇迹般地制成了图像。诚然，图像还极其支离破碎，混沌不堪，而这样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此需要编辑，对了，正如电影剪辑那样。剪贴图像集成，有的去掉，有的进行各种组合，使之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故事？”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吧。”博士说，“优秀的音乐家可以将意识转换为旋律，画家可以转换成色彩和形状，小说家则可转换为故事，同一道理。当然，既是转换，便算不得真正准确的模拟，不过对于把握意识的大致状况的确便利。因为纵令再准确无比，而若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的图像罗列，也绝对不可能充分把握全貌。此外，由于并非要使用可视图像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没必要非弄得全都毫厘不爽不可。这种视觉化终究只是作为我个人爱好进行的。”

“爱好？”

“过去——还是战前——我干过电影编辑助理。因为这个关系，这方面的作业我非常得心应手。也就算是赋予混沌以秩序的工作吧。这样，我不用其他人员，只管独自一头扎在研究室里忙个不停，估计大家都不晓得我在搞什么名堂。我就把图像化了的数据作为私有物偷偷带回家中，归为私有财产。”

“二十六人的所有意识都图像化了？”

“是啊，基本上。而且每个都取了名称，同时也是每个黑匣子的名称。你的大概是‘世界尽头’。”

“是的，是‘世界尽头’。我时常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何以取这么一个名称。”

“这个以后再说吧。”博士道，“反正没有人晓得我将二十六个意识成功地制成了图像，我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很想把这项研究在不同‘组织’发生关系的地方进行下去。我已经完成了‘组织’委托的项目，我所需要的人体试验也已结束，再没心思为别人的利益研究下去。我渴望重返随心所欲的生活，多方面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不大属于潜心于单项研究那种类型，而适合平行推进几个项目：例如那边研究骨相学，这边研究音响学，再加上脑医学等。而若受雇于人，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我在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向组织申请辞职，说交给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技术性工作，自己差不多该走了。然而他们死活不肯答应，因为我对那个项目了解得过多，他们担心我可能跑到符号士那里去，而致使目前阶段的模糊计划化为泡影。对他们来说，非友人即敌人。‘组织’求我再等三个月，让我只管在研究所里自己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工作一点不干也没关系，还付给特别奖金，告诉说在这三个月时间里叫人完成严格保密系统，之后我即可离开。我生来喜欢自由自在，如此受人束缚自然感到极其不快，但作为事情倒也不坏。于是我决定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生活三个月。

“问题是人一悠闲起来，必然节外生枝。由于时间太多，我便心生一计，想在实验对象——也就是你们——大脑中继站里追加一条不同的线路，即第三条思维线路，并把我重新编排的意识核加进线路。”

“为什么做这种事？”

“一来我想观察这将给实验对象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了解由他人重新安排编制的意识在实验对象身上如何发挥功能。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类明确的例证。二来——当然是心血来潮——我想既然‘组织’允许我随心所欲，我何不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做几个他们不知晓的功能。”

“就因为这个，”我说，“你就把电气机车线路那样无事生非的东西塞到我脑袋里来了？”

“哎呀，那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实在无地自容。不过你恐怕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好奇心这东西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对于那些协助纳粹的生物学家在强制收容所里进行的无数活体实验，我当然深恶痛绝，但内心深处也这样想过：反正是干，为什么不能干得巧妙干出成效来呢？以活体为对象的科学家所朝思暮想的，其实完全是同一内容。况且我所干的决非危及生命的勾当，不过把两个东西变成三个罢了，只是稍微改变一下环形流程罢了。这并不特别增加大脑负担，无非是使用同样的字母卡造出另一单词而已。”

“可是，事实上除我以外所有接受模糊运算处理的人都死了，这点你作何解释？”

“我也不知道，”博士说，“如你所说，二十六个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中，的确死了二十五人。死法如出一辙，晚上躺下，早上死了。”

“那么，我也同样，”我说，“说不准明天就同样一命呜呼，对吧？”

“情况没那么简单。”博士在毛巾被里慢吞吞地蠕动着身体，“那二十五人的死时间集中在半年里，也就是手术后一年零两个月到一年零八个月之间。二十五人全部死于那一期间，而惟独你在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今天还能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运算。这样，不能不认为只你一人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素质。”

“特殊是什么样意义上的特殊呢？”

“且慢。手术之后，你可出现过某种奇异症状？如幻听、幻觉、神志不清等等？”

“没有，”我说，“幻听幻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对某种气味十分敏感，大多像是水果味儿。”

“这点所有人无一例外。特定水果味对中继站是有影响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有影响。但作为结果，没造成幻觉、幻听和神志不清，是吧？”

“是的。”我回答。

“唔。”博士沉吟片刻，“别的呢？”

“这倒是我刚刚感觉到的：有时好像逝去的记忆重新回来了。此前由于是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没怎么注意，而刚才出现的则相当清晰而且持续时间长。原因我晓得，是水声诱发的。但不是幻觉，是地地道道的记忆，毫无疑问。”

“不，不是的。”博士斩钉截铁，“也许你觉得像是记忆，其实只是你本身捏造的人为的桥梁。总而言之，在你自身的主体性同我编排输入的意识之间存在极为情有可原的误差，而你为使自身存在正当化而力图在这误差之间架设桥梁。”

“不好理解。过去一次也没发生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因为我在转换中继站时解放了第三条线路。”博士说，“不过还是按顺序讲好了，否则很难讲清，你也不易明白。”

我又掏出威士忌喝了一口。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第一批八个人接连死去时，‘组织’把我叫去，要我查明死因。老实说，作为我虽然不愿意插手这桩事，但毕竟是我开发的技术，加之事关人的生死，不容我袖手旁观。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他们向我介绍了八人死亡的经过和脑解剖结果。如我刚才所说，八人的死法一模一样，全都死因不明。躯体和大脑毫无损伤，都如静静熟睡一般咽的气，简直同安乐死无异，脸上也全然没有痛苦的痕迹。”

“死因弄不明白？”

“弄不明白。当然推论和假定之类还是做得出的，毕竟接二连三死去的八人全是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不可能以偶然情况视之，而必须尽力采取对策。无论如何这是科学家的义务。我的推论是这样的——是否脑中设置的中继站功能迟滞、烧毁或消失，从而导致思维体系发生混淆和大脑功能承受不住其力量的冲击？倘若中继站没有问题，那么根本症结是否在于解放意识核（尽管时间很短）本身？而这对于人脑是否不胜负载？”说到这里，博士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停顿一会，“这是我的推论。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根据前后情况再三斟酌，死因或是二者之一，或二者都是。我觉得这样推测是最为稳妥的。”

“做脑解剖也没搞清？”

“脑这东西不同于电烤炉，又有别于洗衣机，看不见接线和开关，改变的只是肉眼看不见的放电流程。所以人死之后，不可能取出中继站来检查。活脑出现异常可以判明，对死脑则只有徒呼奈何。当然，若有损坏或脓肿，自然一目了然，但无此症状，完好无缺，十全十美。

“于是，我们把活着的十名实验对象叫进研究室复查了一遍。取出脑波，转换思维体系，确认中继站运转是否顺利，并详细进行了面谈，询问身体有无异常，有无幻觉幻听。然而没发现任何堪称问题的问题，身体全都健康，模糊运算作业也一帆风顺。这样，我们估计死的人可能大脑有某种先天性缺陷，不适合从事模糊运算。至于何种缺陷尚不明了，但可以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澄清，赶在施行第二代模糊手术之前解决。

“但终归还是失算了，因为此后一个月又死了五人，其中三人还是我们彻底复查过的实验对象。复查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为时不久也那般轻易地死了，这对我们实在是沉重打击。二十六人中，已有一半莫名其妙地死去。如此下去，适合不适合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将带来一个根本性问题，亦即将两套思维体系交相转换使用这点对于大脑来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据此，我向‘组织’提议冻结这个项目，就是说将中继站从依然存活的人的脑中取出，中止模糊运算作业，若不然，说不定会全军覆没。但‘组织’说此事办不到，拒绝我的提案。”

“为什么？”

“他们说，模糊系统运行得极有成效，事实上已无法就此刹住而将整个系统重归于零。若果真如此，‘组织’机能势必瘫痪。况且又不是说肯定全体死光，如果有人活下来，不妨将其作为有说服力的标本进行下一步研究。于是我退下来了。”

“而且只我一个逃生。”

“是这样的吧。”

我把后脑壳贴在岩壁上，怅怅地望着洞顶，用手心摩挲着脸颊茁壮的胡须。我记不准上次是什么时候刮的须，想必我的面目十分怕人。

“那我为什么没死？”

“终归是一种假设，”博士说，“假设又加假设。不过，依我的直觉，还不至于不着边际。具体说来是这样：你原本就是将数套思维体系区分使用的，当然是无意识的，是在自己都不知不觉之间将自身的主体性一分为二。用我前面那个比喻来说，就是右边裤袋的表和左边裤袋的表。你本来就有中继站，因而已经具有精神上的免疫力。这是我作的假设。”

“可有什么根据？”

“有的。还是在两三个月以前，我把已制成图像的二十六人的黑匣子即思维体系重新一一看了一遍，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你那部分最为完整，没有破绽，脉络清晰。一句话，完美无缺，几乎可以改编成小说或电影。但其他二十五人则不是这样，统统紊乱不堪，浑浊不清，一盘散沙，无论怎么修改编排都不成条理，难以收拾，就像拼接梦境。而你的却截然相反，不可同日而语，好比拿专业画家的画比幼儿习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此想了很多。结论只有一个：你是用自己的手归纳整理过的，所以才有如此井井有条的结构存在于图像集成之中。再打个比方，就好像你亲自下到自己意识底层的图像工厂亲手制作图像，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难以置信，”我说，“何以发生这种情况呢？”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博士答道，“儿时体验、家庭环境、自我的过于客体化、犯罪感……尤其要指出的是你性格上有过于自我封闭的倾向。不是吗？”

“或许。”我说，“这到底将会怎样呢，假如我真是这样的话？”

“顺其自然。如果顺利，你也许就这样长命百岁。”博士说，“但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一切顺利的。对吧？你的处境是：无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你已经成为左右这场荒唐的情报战趋势的关键。‘组织’恐怕不久就要以你为典型开发第二项目，你将被彻底解析，用各种方式搅拌不已。具体如何我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你肯定要遭遇种种倒霉之事。我是不甚了解社会，但这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作为我也很想拉你一把来着。”

“得得。”我说，“你再不参加那个研究项目了吗？”

“我再三说过，我是不喜欢为别人一点点耗费自己的学问的，更不想参与将来不知牺牲多少人的研究项目。我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反省。正因为这些琐事弄得我心烦意乱，我才把研究室设在避开世人的地下。‘组织’倒也罢了，符号士们居然也在打我的主意。总之我这人不大喜欢大的组织，组织考虑的只是自身利益。”

“那你为什么在我身上搞小动作？说谎把我叫来，故意让我计算？”

“因为我想赶在‘组织’和符号士把你抓去胡乱糟蹋之前来验证我的假设。这点一旦弄清，你也不必被折腾得一塌糊涂了。我给你的计算数据之中，含有转换为第三思维系统所需的暗号。就是说，你在转换成第二思维系统之后换了一个点，而用第三思维系统进行了计算。”

“所谓第三思维系统，就是你在经过图像化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的系统？”

“完全正确。”博士点头道。

“可是这何以证明你的假设呢？”

“误差问题。”博士说，“你是无意间一一把握自己的意识核的，所以在使用第二思维系统阶段没有任何问题。但第三线路是我重新编排的，二者之间自然存在误差，而这种误差应该给你造成某种反应。作为我，就是想计测一下你对误差的反应。根据计测结果，应当可以进一步具体推测出封存于你意识底部的那个东西的强度、性质及其成因。”

“应当？”

“是的，是应当。可惜眼下一切都落空了。符号士们和夜鬼沆瀣一气，把我的研究室破坏得面目全非，所有资料都被洗劫一空。那伙浑蛋撤离后我回去看过一次，重要资料一点也没剩下，误差计测已根本无从谈起，就连制成图像的黑匣子也被带走了。”

“这点与世界完蛋有什么关系呢？”

“准确地说，并非现存的这个世界完蛋，而是世界在人们心中完蛋。”

“不明白。”我说。

“一句话，那就是你的意识核。是你意识所描绘的世界归于终结。至于你的意识底层何以藏有这种东西我不清楚，反正是世界在你的意识中走到尽头。反过来说，你的意识是在世界尽头中生存的。那一世界里缺少这个现存世界中应有的大部分东西。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生死，没有正确含义上的价值观和自我，而由兽们来控制人的自我。”

“兽？”

“独角兽。”博士说，“那座镇子有独角兽。”

“莫非独角兽同你给我的头骨有某种关系？”

“那是我复制的，惟妙惟肖吧？依照你的意识图像制作的，费了好大的劲。倒也没什么特殊用意，只不过出于对骨相学的兴趣罢了。送给你。”

“请停一下，”我说，“自己意识深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这点我基本明白了。你以更显而易见的形式将其编排出来，作为第三线路植入我的脑中，之后送进暗号，将我的意识注入这条线路，使之模糊起来。至此没有失误吧？”

“没有。”

“随着模糊作业的完成，第三线路自动关闭，我的意识返回原来的第一线路。”

“不对。”说着，博士“咔咔”搔了几把后颈，“若是那样事情自然简单，但并非那样。第三线路不具有自动关闭功能。”

“那么说，我的第三线路一直开放着？”

“可以这样认为。”

“但我现在是按第一线路思考、行动的呀。”

“因为第二线路已经封口。用图来表示，结构是这样的。”博士从衣袋掏出便笺和圆珠笔，画了张图递到我手里。

“是这样。这就是你的通常状态。中继站A连接输入点1，中继站B连接输入点2。但现在是这样的。”

博士在另一张纸上又画了幅图。

“明白吗？中继站B连接第三线路，在这种情况下将中继站A通过自动转换同第一线路相连。这样，你可以用第一线路思考和行动。但这终究是暂时性的，而必须尽快将中继站B转换到线路2。这是因为，准确说来第三线路并非属于你自己的。如果听之任之，势必产生误差能，烧毁中继站B，致使永远同第三线路连在一起，以其放电将中继站A拉向点②，进而烧掉那个中继站。我本应该在此之前计测误差能，使之完全复原。”

“本应该？”我问。

“现在已经无能为力。刚才说过，我的研究室已被那帮浑蛋毁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我已无可奈何，十分抱歉。”

“如此下去，”我说，“我将永远嵌在第三线路之中，无法复归原位了？”

“想必是的，想必要在世界尽头中生活。我也觉得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我一阵茫然，“这可不是光于心不忍就能了结的问题吧？你说于心不忍或许未尝不可，可我到底如何是好？事情本来是你惹起的，不是吗？开哪家的玩笑！还没听说过如此恶毒的勾当！”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符号士会同夜鬼狼狈为奸。那帮家伙晓得我在着手干什么，一心想把模糊系统的秘密窃为己有。而且目前‘组织’恐怕也已知道此事。对‘组织’来说，我们两人是双刃剑。明白么？他们认为我和你搭档瞒着‘组织’开始另搞名堂，并晓得符号士们正对此虎视眈眈。其实符号士们是有意让‘组织’知道的，这样‘组织’就会为保守机密而设法把我们除掉。不管怎么说，我们已背叛了‘组织’。就算模糊方式暂时受挫，他们也还是不想放过我们。因为你我二人是第一次模糊计划的关键，一旦我们同时落入符号士之手，必然惹出一场大祸。另一方面这也正是符号士的阴谋所在。如果我们被‘组织’斩草除根，模糊计划也就寿终正寝；假如我们脱险投奔符号士，自然正中其下怀。总之符号士一无所失。”

“一塌糊涂。”我说。闯入我房间胡作非为、割开我肚皮的到底是符号士。他们之所以大动干戈，目的就在于把“组织”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果真如此，我正好落入他们设下的圈套。“那么说，我已经山穷水尽了？符号士和‘组织’两面夹击，如此下去，我这一现实存在肯定化为乌有。”

“不，你本身不会完蛋，不过进入另一世界罢了。”

“半斤八两。”我说，“听着，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人渺小得几乎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出。过去就是这样，看毕业照也要花好半天时间方能找到自己。我一无家室，二无朋友，马上乌有也没人受累没人悲伤，这我完全清楚。不过说来你也许奇怪，我已经基本满足于这个世界，原因倒不清楚。或许我在与我自身一分为二又相互争执的凄惨情况下依然会自得其乐也未可知，说不明白。反正我还是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心里踏实。我是讨厌世上存在的大多数东西，对方想必也讨厌我，但其中也有我中意的，而且中意的就非常中意，这和对方中意不中意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这样生存于世的。我哪里也不想去，也不需要死。年纪的增长固然有时令人伤感，但这不光我一个人，任何人年纪都同样越来越大。独角兽和围墙也不稀罕。”

“不是围墙，是墙壁。”博士纠正道。

“什么都无所谓。围墙也罢墙壁也罢，哪样都不需要。”我说，“可以发一点火么？我很少发火，可现在越来越难以克制。”

“这种时候，怕也是情有可原。”老人搔着耳垂说。

“归根结蒂，责任百分之百在你身上。我毫无责任。策划的是你，实施的是你，把我卷进去的是你。是你在人家脑袋里擅自编织线路，出具假委托书令我做模糊运算，让我背叛‘组织’，使我遭受符号士的围追迫害，把我领进莫名其妙的地下，现在又要使我进入世界尽头。如此惨无人道的勾当闻所未闻。你就能对此无动于衷？反正请为我复原好了！”

老人“唔”了一声。

“人家说的不错，爷爷，”胖女郎插嘴道，“你有时候太热衷于自己的事情，以致连累别人。搞足鳍实验时不也是这样的么？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才行。”

“我的出发点原是好的，后来越来越糟实在是由于迫不得已的情况。”老人歉然说道，“现在已发展到了我束手无策的地步。我已无计可施，你也无法可想。车轮越来越快，谁都不能使它停下。”

“一塌糊涂！”我叹道。

“不过，你大概可以在那个世界里挽回你在这里失去的东西，已经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

“我失去的？”

“是的。”博士说，“挽回你失去的一切，一切都在那里。”

26

世界尽头

——发电站

读罢古梦，我提起要去发电站的事，女孩的脸阴暗下来。

“发电站可是在森林里的哟！”她边说边把烧得红彤彤的煤块埋进沙里熄掉。

“只是入口。”我说，“看门人都说没什么问题。”

“天晓得看门人想的什么。就算是森林入口也还是危险的。”

“横竖我想去看看，无论如何得弄到一件乐器。”

她把煤块全部掏出，打开下面炉口，将里面堆积的白灰倒入桶内，摇了好几下头。

“我也跟去。”她说。

“为什么？你不是不想靠近森林吗？再说我也不愿意拖累你。”

“因为不能放你一个人出去，你还没有充分了解森林的厉害。”

我们在阴晦的天空下沿河边向东走去。这是个使人联想到和煦春光的早晨。没有风，水流声听起来也似乎带有缠绵的柔情，一改往日冰冷的明快。走了十或十五分钟，我摘掉手套，解下围巾。

“像是春天。”我说。

“是啊。可惜只有一天，向来如此。冬天马上回头杀来。”

穿过桥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侧映入眼帘的便只有农田了，石子路也随之变成了狭窄的泥路。田垄之间，几道结冻发白的积雪如搔伤遗痕似的存留下来。左边河岸排列着柳树，柔软的枝条依依垂向河面。小鸟落在弱不禁风的枝上，为保持平衡而摇动了几次树枝，终于改变主意，往别的树飞去。阳光淡淡的，轻柔而和煦。我几次扬起脸，享受这静静的温馨。女孩右手插在自己的大衣袋里，左手放进我的大衣袋。我左手提着一个小皮箱，右手在衣袋里抓着她的手。皮箱里装着我们的午餐和给管理员的礼物。

春天来了，各种事情肯定会变得愈加开心，我握着她暖和的小手心想。如果我的心能熬过这个冬季，影子也同样挺过去的话，我就有可能以更为正确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心。如影子所说，我必须战胜冬天。

我们一边观赏周围风光，一边漫步往上游行走。这时间里我和她都几乎没有开口，倒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说的必要。沿着大地坑洼处的白皑皑的积雪，口衔小红果的鸟儿，田里战战兢兢的厚叶冬菜，河的流水在各处形成的清澈水洼，白雪覆盖的山脊——两人边走边确认似的一一打量不已。目力所及，所有景物都仿佛尽情呼吸着这突如其来的短暂的温暖气息，将其传往全身每一个部位。遮蔽天空的阴云也不似往日那样沉闷压抑，而给人一种莫可名状的亲昵感，俨然以柔软的手合拢我们这个小小的天地。

也可以碰到在枯草地上往来觅食的独角兽。他们身上披满泛白的淡黄色的毛，毛比秋天的长得多也厚得多，但一眼即可看出远比以前衰弱，形销骨立，犹如从旧沙发里支出的弹簧。嘴角的肉也松弛下垂得不成样子，令人目不忍睹。眼睛黯淡无光，四肢关节球一样膨胀起来。一成不变的惟有前额凸起的一支白角，角始终如一且不无自豪地直刺长天。

它们三三五五顺着田垄从一小片树丛走往另一小片树丛。树上的果实和适于食用的绿叶已经寥寥无几，高高的树枝上虽还剩有几颗果，可惜以它们的个头是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的。它们徒劳无益地在树下寻找掉在地面的果实，或用可怜巴巴的眼神一动不动地望着鸟儿啄食树果的情景。

“兽们为什么不动地里的农作物呢？”我问女孩。

“一向如此，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回答，“兽们决不动人吃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给，有时也是吃的，否则决不轻举妄动。”

河边有几头兽跪下前腿，弓身喝水洼里的水。我们从近旁走过时，它们也依然头也不抬地喝水不止。水面历历映着它们的白角，恰似掉在水里的白骨。

看门人告诉的不错，沿河岸走三十分钟跨过东桥时，有条小道向右拐去。道很小很细，不注意很容易忽略。这一带同样没有农田，道两旁惟见又高又密的野草，在东部森林和田地之间像有意把二者分开似的伸展开去。

沿荒草间的小径前行不久，迎来一段徐缓的坡路，草也随之疏落起来。继而坡路变成山坡，终于成了石山。好在虽是石山，但并非光秃秃的需要攀援，而有颇为正规的石阶。岩石是较软的沙岩，石阶的边角已被踩圆了。登了十多分钟，我们上到山顶，就整体高度来说，恐怕多少低于我住处所在的西山。

石山南侧不同于北侧，坡势缓缓而下，山脚连着一片相当宽阔的草地，再往前便是黑压压的东部森林，如海洋一般推向远方。

我们在山顶坐下歇息，观望了一会四周风景。从东面看去，镇景与我平时得到的印象有很大差别。河流直得令人吃惊，全然没有沙洲，直挺挺地流动不息，活像是人工渠。河对面是北部那片沼泽。沼泽右侧隔河是飞地一般蚕食大地的东部森林。河的这一侧左边，可以望见我们刚刚走过的农田。极目远眺，渺无人烟，东桥也寂寂无人，令人不由怆然。凝目细览，可以认出职工住宅区和钟塔，但那更像从远方过来的虚无缥缈的幻影。

歇息片刻，我们下坡朝森林走去。森林入口有一泓浅可见底的水池，中央立着半截白骨样的枯树桩，上面落着两只白色的鸟，定定地看着我们。雪很硬，鞋踩上去丝毫不留脚印。漫长的冬日已使林中景色大为改观，里面不闻鸟鸣，不见蝉影，惟有大树从不可能结冻的地层深处汲取着生命力，向阴沉沉的天宇刺去。

沿着林中路行走之间，耳畔传来一种奇妙的声音，近乎林中流窜的风声，而四周却又没有一丝刮风的样子，况且作为风声未免过于单调而缺少速度变化。越往前行，声音越大越清晰。我们不解其义。女孩来这发电站附近也是头一次。

透过巨大的柞树，可以望见前面空空荡荡的广场。广场尽头有一座类似发电站的建筑物，然而又没有任何足以表示其为发电站的功能性特征，简直像座巨大的仓库，既没有独具一格的发电设备，又没有高压线拉出。我们捕捉到的奇妙声响总好像是从这座砖瓦建筑中传出的。入口是两扇对开的坚固铁门，墙的最上端有几个小小的窗口。道路通到广场为止。

“看来这就是发电站了。”我说。

正门似乎上着锁，两人一起推也岿然不动。

我们绕建筑物转了一圈。发电站正面到后面有一定长度，两侧墙壁同正墙一样高高排列着窗口，窗口传出奇异的风声。但没有门，只有无任何抓手的平光光的砖墙拔地而起，看上去同镇上的围墙毫无二致。但近前细看，发现这里的砖同围墙用砖的质量截然不同，纯属粗制滥造，手感也相当粗糙，缺陷触目皆是。

后面相邻的是同为砖瓦建筑的不大的住宅，大小同看门人小屋差不多，开有极为普通的窗户，窗上挂的不是窗帘，而是装谷物的布袋，房顶立着熏黑的烟囱。至少这边可以感觉出少许生活气息。我在木门上每次三下地敲了三次，没有回音。门锁着。

“对面发电站有入口。”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往她指的那里看去，果然建筑物后面拐角处有个小门，铁门朝外开着。

往门口一站，风声愈发大了。建筑物内部比预想的黑暗得多。用双手罩着往里看，直到眼睛适应黑暗才看出名堂：里面一个灯也没有——发电站居然全无灯盏真有点令人称奇——仅有高高的窗口射进的微弱光线好歹投在天花板上。风声在这空空的房间里肆无忌惮地东奔西窜。

瞧这光景，打招呼也不会有人听到，我便站在门口不动，摘下眼镜，静等眼睛习惯黑暗。女孩站在我稍后些的地方。看样子她想尽可能离这建筑物远点，风声和黑暗已足以使她战战兢兢。

由于我平时就熟悉黑暗，没费多长时间就看清了房间地板正中站着一个男子。男子又瘦又小，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面前直径约三四米的直捅天花板的大圆铁柱。除了这个圆柱，再无其他像样的设备和机器，房间如室内跑马场一样空空如也。地板和墙壁也同样用砖铺就砌成，浑似巨大的炉灶。

我把女孩留在门口，独自进入里面。从门口走到中间圆柱，男子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存在。他身体纹丝不动，只把脸对着这边，静静地注视着我的临近。男子很年轻，大概比我小几岁，外表在所有方面都同看门人形成鲜明对比，手脚和脖颈细细的，脸皮白皙滑润，几乎没有刮须痕迹，头发一直退到宽额头的最上端，衣着也利利落落整整齐齐。

“你好！”我说。

他双唇紧闭，凝视我的脸，稍顷微微点了下头。

“不打扰吗？”因风声很大，我不得不提高嗓门。

男子摇摇头，表示并不打扰，然后指着圆柱上明信片大小的玻璃窗，意思像是叫我往里看。细看之下，原来玻璃窗是门的一部分。门用螺栓固定得结结实实。玻璃窗里面，贴地安着一台巨大的风扇，势不可当地飞速旋转，似乎内部有一台不知几千马力的驱动马达。想必风扇是借助某处吹来的风力旋转而发电的。

“是风吧？”我问。

男子点头称是，接着拉起我的胳膊朝门口走去。他比我大约矮半个脑袋。我们像一对要好的朋友并肩走向门口，门口站着女孩，年轻男子像对我那样朝女孩轻轻点了下头。

“你好！”女孩寒暄道。

“你好！”男子也应了一声。

他把我们领到几乎听不到风声的地方。屋后有片树林拓出的农田，我们坐在排列成一片的几个树墩上。

“对不起，我不能大声说话。”年轻管理员自我辩解似的说。“你们是镇上的人吧？”

我答说是的。

“您都看到了，”年轻男子说，“镇子的电力是靠风力供应的。这儿的地面开有一个特大的洞，利用里面吹出的风来发电。”男子缄口沉默了一会，盯着脚下的农田。

“风每隔三天吹上来一次。这一带地洞很多，里面风来水往。我在这里负责设备保养，没风的时候拧紧风扇螺栓，涂润滑油，或采取措施防止开关上冻，发出的电通过地下电缆输往镇子。”

说罢，管理员环视了一遍农田。农田四周被森林像高墙一般团团围住，田里的黑土被细细整过，尚无农作物的影子。

“闲的时候我一点点砍树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只我一个人，大事当然干不成。大树就绕过去，尽可能选择容易下手的地方。不过自己动手干点什么的确不坏，春天来了可以种瓜种豆。你们是来这里见习的么？”

“正是。”我说。

“镇子里的人一般是不来这里的，”管理员说，“森林中也没人进来。当然送东西的人除外，那人每周来送一趟粮食和日用品。”

“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我问。

“嗯，是的，已经很久了。光听声音都晓得机器的一举一动，毕竟每天都同机器对话，天长日久，这点事自然了然于心。机器运转正常，我本身也心里坦然。此外还通晓森林的动静。森林发出的声音可多着哩，简直像活物似的。”

“孤零零住在森林里不难受吗？”

“难受不难受这问题我不大明白。”他说，“森林位于这里，我住在这里，如此而已。总得有人在此照看机器才行。况且我所在的不过是森林入口，里面的情形不很清楚。”

“此外还有像你这样住在森林里的人么？”女孩问。

管理员沉思片刻，微微点了几下头道：“知道几个人。住在很远很远的里边。是有几个。他们挖煤、开荒、种田。但我遇到的只是极少数几个，而且极少搭话，因为他们不接受我。他们在森林里度日，我在这里过活，两不相干。或者森林里有更多的人，可是我只了解这么多。我不到森林里边去，他们几乎不来这入口。”

“见到过女的吗？”女孩问，“三十一二岁的。”

管理员摇头道：“没有，女的一个也没见到。见到的清一色是男子。”

我看了一眼女孩的脸。她再未开口。

27

冷酷仙境

——百科事典棒、不死、回形针

“一塌糊涂！”我说，“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么？依你计算，眼下情况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你是说你脑袋里的情况？”博士问。

“那还用说！”此外又能有什么情况。“我的大脑已毁坏到了什么程度？”

“我试着算了一下：恐怕中继站B已经在大约六小时前溶解了。这里所说的溶解，当然只是权宜性说法，实际上并非脑的一部分溶化，就是说……”

“第三线路被固定，第二线路死了，是吧？”

“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我刚才所说，你大脑中已开始架设辅助桥。总之已开始生产记忆。打个比方，连接那里和表层意识的管道正在根据你意识底层象厂式的变化而得到修补。”

“那么说，”我接道，“中继站A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意识底层的线路泄露情报了，对吧？”

“准确说来不是那样。”博士说，“管道是固有的。虽说思维线路发生分化，也不可能连管道都一举堵塞。这是因为，你的表层意识即线路1是吸收你深层意识即线路2的养分才得以存在的。管道既是树根，又是地线，没有它人的大脑就别想运转。所以我们才留下了管道，当然压缩在最低限度，压缩在正常情况下不至于有不必要的漏电和逆流的程度以内。不料，中继站B的溶解所引发的放电能给了管道以非正常冲击，致使你大脑由于受惊而开始了维修作业。”

“那一来，记忆的再生产往后要一直持续下去啰？”

“有可能。简言之，有些类似dájà vu(1)。原理上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这种情况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不久你将迈向新记忆重新构成的世界。”

“重新构成的世界？”

“是的。眼下你正为迁往另一世界作准备。所以你现在目睹的世界也随之一点点变化。认识这玩意儿就是这样的，世界的变化完全取决于认识。不错，世界是实实在在的。但从现象角度来看，世界不过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罢了。具体说来，在你为迈右脚还是迈左脚而踌躇之间世界即已大为改观。世界因记忆的变化而变化——这完全不足为奇。”

“听起来像是诡辩。”我说，“实在过于主观。你忽视了时间性，那种情况成为问题只限于时间自相矛盾之时。”

“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时间的自相矛盾。”博士说，“你通过生产记忆而创造了属于你私人的多元世界。”

“那么说，我现在体验的世界正在一点点脱离我本身固有的世界不成？”

“这点无法核实，谁都不能证明，我只能说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当然这里指的并非科幻小说那种荒诞不经的多元世界，而终究只是认识上的问题，那是通过认识所把握的世界。我想它在各方面都处于变化之中。”

“经过变化，中继站A发生转换，出现迥然不同的世界，我就在那里边生存，是吧？而且我不能逃避这种转换，只能坐以待毙，嗯？”

“是这么回事。”

“这个世界持续到何时为止？”

“无休无止。”

“不明白，”我说，“何以无休无止？肉体应该是有期限的。肉体死大脑即死，大脑死意识也随之告终，不是吗？”

“不是。思维是没有时间的。这也是思维同梦的区别所在。思维这东西一瞬间可以洞察一切，可以体验永恒，可以闭合电路永远在其中绕行不止，这才成其为思维，而不至于像梦一样中断。它类似百科事典棒。”

“百科事典棒？”

“所谓百科事典棒，是某处一位科学家想出的理论游戏，就是说把百科事典刻在一支牙签上。知道怎么刻？”

“不知道。”

“简单得很。把信息也就是百科事典的文字全部置换成数字。每一个字用两位数表示，A为01，B为02，00为空白，标点符号也同样数字化，并在其最前面置以小数点。这样，就会出现如下无限长的小数点：0.173 200 063 1……然后，把这个数字刻在牙签与数字正相符的位置。具体地说，就是把与0.500 00……相符的部分刻在牙签正中，若是0.333 3……则刻在距前端三分之一处。意思可明白？”

“明白。”

“这样，无论信息多长，都可以一古脑儿刻在一支牙签上。诚然，这毕竟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以当今技术还不可能刻得那么细致。不过作为思维这玩艺的性质你还是可以理解的吧？时间就是牙签的长度，所容纳的信息量同牙签长度无关，它可以任意延长，也可以无限缩短。若诉诸循环数字，更是无尽无休，永无终止。明白吗？问题在于软件，同硬件毫无关系。牙签也罢二百米长的木头也罢赤道也罢，都无所谓。即使你的肉体死了意识没了，你的思维也将把那一瞬间的一点捕捉下来，永远分解下去。想想古代关于飞箭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好了。大概说是‘飞箭停止’。肉体之死就是飞箭，朝着你的脑笔直飞去，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人迟早会死亡，肉体必然毁灭。时间把箭推向前去。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思维这东西将永无休止地把时间分解下去。所以那种自相矛盾事实上是成立的。箭射不中。”

“就是说，”我应道，“不死。”

“是的。进入思维中的人是不死的。准确说来，纵使并非不死，也无限接近于不死，永恒的生。”

“你研究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

“不，不是这样。”博士说，“最初我也没注意到。起始只是出于些许兴趣开始这项研究的，研究过程中才碰到这点发现了这点。人并非通过扩延时间达到不死，而是通过分解时间获得永生。”

“于是你就把我拖入了这个不死世界？”

“不不，这纯属事故，我原本没那种打算，请你相信。真的，我真的没有那样做的念头。但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能使你免进不死世界办法只有一个。”

“什么办法？”

“马上死掉。”博士用事务性口气说，“在中继站A连线之前死去，这样就什么也剩不下来。”

深重的沉默笼罩着石洞。博士咳嗽一声，胖女郎喟然叹息，我喝了口威士忌，谁都默不开口。

“那是……是怎样的世界呢？”我问博士，“就是那不死的世界？”

“刚才已经说过，”博士道，“那是个静谧安宁的世界，你自身创造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成为你自身。那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那样的世界你可想象得出？”

“想象不出。”

“然而你的深层意识可以把它创造出来。这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有的人将永远彷徨在矛盾交织莫名其妙的混沌世界里，惟独你不同，你适合于不死。”

“这世界的转换什么时候发生啊？”胖女郎问。

博士看表，我也看表：六时二十五分。天已大亮。晨报已送发完毕。

“据我的初步计算，还有二十九个钟头三十五分钟。”博士回答，“也许有四十五分钟误差，基本差不多。为容易掌握，我已经调到正午：明天正午。”

我摇了下头。容易掌握？随即又喝了口威士忌，但无论怎么喝体内都全然没有酒精进入之感，甚至威士忌的味道都品味不出。胃袋竟像成了化石，也真是奇怪。

“往下打算怎么办？”胖女郎把手放在我膝头问道。

“这——不知道。”我说，“反正想到地面上去。我可不愿意在这等地方听天由命。到有太阳的地方去，往下的事出去再说。”

“我的解释还算充分？”博士问。

“充分。谢谢。”

“生气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生气也无济于事，况且事出突然，实际上还不能彻底融会贯通。时间再长一点，或许更为生气，当然那时候我恐怕已不在这个世上了。”

“说实话，我真不想说得这么详细来着。”博士道，“因为这种事如果不知道也就在不知道中过去了，说不定这样精神上更好受些。但是，这不是死，只是意识永远丧失。”

“半斤八两。”我说，“但不管怎样我都想弄明白情况，至少是我的人生嘛，我可不愿意稀里糊涂地被人随便转换开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请告知出口在哪里。”

“出口？”

“这里到地面的出口。”

“很花时间，又要从夜鬼巢穴旁经过，不要紧的？”

“不要紧。落到如此地步，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好！”博士说，“下这座石山就是水面。水已经完全平静，游泳没问题。游的方向是西南偏南。方位我用电筒照着。一直游过去，对面岸壁离水面稍上一点有个洞，钻过洞是下水道，下水道直通地铁轨道。”

“地铁？”

“是地铁，地铁银座线外苑前站和青山一丁目站的正中间。”

“为什么通到地铁？”

“因为夜鬼们控制着地铁。白天倒也罢了，一到夜晚它们就在地铁沿线飞扬跋扈。东京的地铁工程大大扩展了夜鬼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为它们建设的通道。它们时常抓护路员吃掉。”

“为什么不报道呢？”

“因为一旦报道势必惹出一场乱子：社会上知道了谁还肯在地铁工作？谁还肯乘地铁？当局当然心中有数，就加厚墙壁，堵塞漏洞，增加照明，严阵以待。但这点措施是不足以抵御夜鬼的，它们一到晚上就打穿墙壁，咬断电缆。”

“既然出去便是外苑前站和青山一丁目的中间，那么这一带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呃——大约是明治神宫的表参道附近吧。确切位置我也不清楚，总之只此一条路。路窄，又相当弯曲，要多花些时间，但不至于迷路，是吧？你首先从这里往千驮谷方面去，记住：夜鬼巢穴大致靠近国立体育场，所以路是往右拐的，往右拐往神宫球场方向，从那里也就是从绘画馆上到青山大道的银座线。到出口约需两小时。大致明白了吧？”

“明白了。”

“夜鬼巢穴那里尽量快些通过，在那种地方磨磨蹭蹭的话凶多吉少。另外小心地铁，有高压线，电车又川流不息。毕竟正是上班高峰，好容易爬出去，要是给电车轧死可就前功尽弃了。”

“小心就是。”我说，“可你往后怎么办呢？”

“脚扭伤了，眼下出去也摆脱不掉‘组织’和符号士的追捕，就先在这里藏一段时间，这里谁也追不来。好在有你送的食物，我吃得少，足可保证三四天饿不死。”博士说，“请先出去好了，不必担心我。”

“夜鬼干扰器怎么解决？我去出口需要两个，那一来你手头就只剩一个了。”

“让孙女领你出去。”博士说，“那孩子送走你再回来领我。”

“好的好的。”他孙女满口答应。

“万一她发生什么如何是好，例如被抓走？”

“抓不走的。”她说。

“放心。”博士说，“她年纪轻轻，但老练得很。我信得过。再说万一出事，也不是没有非常手段。其实只要有干电池、水和薄铁片，当即就可把夜鬼赶跑。原理很简单，效力也不如干扰器，不过我熟悉这里的地理，甩掉它们不成问题。对了，来这里的路上我不是撒下铁片了么？夜鬼是很讨厌那玩意儿的。效力倒是只能保持十五至二十分钟。”

“铁片指的是回形针？”我问。

“对对。回形针最合适不过。便宜，不占地方，能很快带磁，又可以连环戴在脖子上。总之这东西最理想。”

我从防寒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回形针递到博士手里：

“这回可以了吧？”

“太好了太好了！”博士又惊又喜，“真是雪中送炭。说实话我在来路上撒多了些，正担心数量不够呢。你这人真是聪明过人，可敬可佩。如此机警的人实属罕见。”

“差不多该出发了，爷爷，”他孙女道，“时间不多了。”

“千万当心，”博士说，“夜鬼那东西可马虎不得。”

“不碍事，保准安全归来。”说着，孙女在博士额头上轻轻一吻。

“就结果而言，我觉得十分对你不起。”博士转向我说，“如能替换，我真想替你受过。反正我已经尽情享受了人生，别无遗憾，对你则或许有点为时过早。事出突然，心理准备还没完成，留在世上没做完的事也怕多的是。”

我默然点头。

“但不必过于害怕。”博士继续道，“用不着怕。好么，这不是死，是永恒的生，而且在那边你可以成为你自身。相比之下，现在这个世界无非徒具其表的幻景而已。这点请别忘记。”

“好了，走吧。”女郎拉起我的胳膊。

(1)　法语。意为从未经验过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验过的错觉，既视感。

28

世界尽头

——乐器

发电站的年轻管理员将我们两人领进小屋。一进屋他就查看炉火，拿起煮沸的水壶走去厨房，又端茶折回。我们已给森林的寒气冻透了全身，能喝上热茶委实求之不得。喝茶时间里，风声一直响个不停。

“茶叶是森林里采的。”管理员说，“用整个夏天阴干，足够喝一冬。既有营养，又暖和身子。”

“好喝得很！”女孩说。

清香四溢，带有质朴的甜味。

“是什么植物的叶片？”我问。

“啊，名称还真不晓得。”年轻人说，“森林里的一种草。因味道好闻，就试着采来当茶。草很矮，绿色，七月开花，开花时掐小叶晒干。独角兽喜欢吃花。”

“独角兽也来这里？”我问。

“嗯，直到初秋。冬天一临近它们就再不靠近森林了，暖和的时候三五成群地赶来同我玩耍，我分东西喂它们吃嘛。但冬天不行，即使知道能得到吃的，它们也不接近森林，所以整个冬天我都孤单单一个人。”

“可以的话，一起吃午饭好么？”女孩说，“带来了三明治和水果，两人吃像是多了些。怎么样？”

“那当然好。”管理员说，“好久没吃过别人做的东西了。我这里有用林中蘑菇做的炖菜，尝尝如何？”

“恕不客气。”我说。

于是三人吃女孩做的三明治，吃炖蘑菇，吃饭后果子，喝茶。吃喝时我们差不多没有开口。沉默起来，风声仿佛透明的水浸入房间，淹没了沉默。刀叉碟盘相碰的声音夹杂在风声里，听起来带有某种非现实韵味。

“不走出森林么？”我问管理员。

“不走出。”他静静摇头，“这是早已安排好的：我始终守在这里管理发电站。或许迟早会有人前来接替，什么时候自然不晓得，但只有那时我才能离开森林返回镇子。一步也不能走出森林，在此等待每三天来一次的风。”

我点头喝掉杯里的剩茶。风声响起到现在没有多长时间，估计还将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此静听风声，恍惚觉得身体都被一点点拖往那边了。一个人在林中空荡荡的发电站里听这种风声，想必寂寞难耐。

“对了，二位恐怕不是为看发电站才来这里的吧？”年轻人问我，“刚才也说过，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来这里的。”

“我们是来找乐器的。”我说，“别人告诉说来你这里可以知道乐器在什么地方。”

他点了几下头，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盘子上叠放的刀叉。

“不错，这里是有几件乐器。很老了，不知能不能用，要是能用，尽管拿去就是。反正我也不会弹拉，摆着观赏罢了。看一下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他拉开椅子立起，我也随之起身。

“请这边来。在卧室里摆着。”

“我在这儿收拾碟碗，煮点咖啡。”女孩说。

管理员打开通往卧室的门，拉亮电灯，把我让进里边。

“就这儿。”他说。

沿卧室墙壁摆着各种各样的乐器，全都旧得堪称古董。大部分是弦乐器：曼陀林、吉他、大提琴、小竖琴等等。几乎所有的弦都生了红锈、断掉了或全然不见了，镇子上恐怕很难找到替代品。

其中也有我没见过的乐器。有件木制乐器俨然洗衣板，上面立着一排指甲样的金属突起物。我拿在手里试了一会，毫无声音发出。还摆着几个小鼓，甚至带有专用鼓棰，但似乎不可能击出鼓点。也有状似低音笛的大型管乐器，看样子我也无能为力。

管理员坐在小木床上，注视着我一件件查看乐器。床单枕头都很干净，收拾得整整齐齐。

“可有能用的？”他搭话道。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毕竟全是旧的。找找看。”

他欠身离床，去门口关上门转回。卧室没有窗口，关门后声音变小了。

“我收集这些东西，你不觉得蹊跷么？”管理员问我，“镇上没人对这东西感兴趣。镇上的任何人都不对东西怀有兴趣。当然生活必需品是人人都有的，如锅碗菜刀床单衣服之类，但即使这类东西只要有也就满足了，够用即可，谁都没有更多的欲望。可我不是这样，我对这些东西极感兴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偏偏被这些东西迷住了——形状精致的或漂亮好看的。”

他一只手放在枕头上，另一只手插进裤袋。

“所以说实话，这发电站我也喜欢。”他继续道，“喜欢风扇喜欢各种仪表和变压器。或许我身上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所以才被派到这里，也可能来后在单独生活的过程中染上了这一倾向。来这里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以前的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恐怕很难重返镇子。估计只要我有这种倾向，镇子就绝不会接纳我。”

我拿起一把仅剩两根弦的小提琴，用手指弹了下弦，小提琴发出一声干巴巴的断奏声。

“乐器从哪里搜集来的？”我问。

“四面八方。”他说，“是托送粮人找来的。很多人家的抽屉里仓库中往往藏有乐器，大部分都已派不上用场，被当做木柴烧了，但仍有小部分剩下，我就托他找到带来。乐器这东西形状都那么精美，我不懂使法，也不想使，但光是看就足以叫人动心。巧夺天工，恰到好处。我时常坐在这里呆呆欣赏。仅此足矣。这种感受你不觉得奇怪？”

“乐器这东西是非常好看的东西，”我说，“谈不上什么奇怪。”

我目光落到躺在大提琴和大鼓之间的一把手风琴上，便拾起查看。式样很老，用按钮代替键盘，蛇腹管已经硬了，到处布满了细小的裂缝，不过看上去不至于漏气。我把手插进两头的皮带，伸缩了几次。虽然用力比预想的要大，但若键不出问题，看样子还能使用。手风琴这东西只要不漏气，很少有其他故障，即使漏气也容易修好。

“可以弄出声音么？”我问。

“请请，随便。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青年说。

我把蛇腹管左右伸缩着，从下端依序按键。其中有的只能发出很小的声音，但音阶基本准确。我再次从上往下按了一遍。

“不可思议的声音。”青年饶有兴味地说，“声音简直像变色了似的。”

“按这个键发出的声音波长不同。”我说，“每一个都不一样。因波长有的吻合有的不吻合。”

“吻合不吻合这点我不大明白。吻合是怎么回事？互有所求不成？”

“是那样的。”说着，我按了一段和音。尽管音阶不甚准确，但还不算刺耳。至于歌曲却无从记起，只能按和音。

“这就是吻合的音？”

我说是的。

“我是外行，”他说，“听起来这声音还不仅仅是不可思议。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既不同于风声，又不同于鸟叫。”

如此说罢，他双手置于膝头，比较似的看着手风琴和我的脸。

“反正这乐器送给你就是，随你用多长时间。这东西还是放在懂得使用的人手上最好。我拿着也没用。”说到这里，他侧耳听了一会风声。“我再去看一眼机器，每隔三十分钟就得检查一次，看风扇转动是否正常，变压器运作有无问题。在那边房间等我好么？”

青年出去后，我返回餐厅兼卧室，喝女孩端上的咖啡。

“这就是乐器？”她问。

“乐器的一种。”我说，“乐器五花八门，声音各不相同。”

“活像风箱。”

“同一原理嘛。”

“可以摸摸？”

“当然可以。”我把手风琴递过去。她像对待容易碰伤的幼小动物似的用双手轻轻接住，细细打量起来。

“真有点不可思议。”她不安地微微笑道，“不过还好，总算搞到了乐器，高兴吧？”

“算是不虚此行吧。”

“那个人没能完全去掉影子，还剩有一点点。”她小声说，“所以在森林里。他胆子不很大，不敢走进森林深处，可又不能返回镇子，够可怜的。”

“你以为你母亲也在森林里？”

“也许，或者未必。”她说，“实情不得而知，一闪之念罢了。”

七八分钟后青年回到小屋。我感谢他赠送的乐器，打开皮箱，取出里边的礼物摆在桌上：小旅行钟，国际象棋，充油打火机。都是从资料室旅行箱里搜罗的。

“这是乐器的回礼，请收下。”我说。

一开始青年固辞不受，终归还是收了下来。他看了钟，看了打火机，又一个个看了国际象棋子。

“用法知道吗？”我问。

“没关系，没那个必要。”他说，“只这么看着就觉心旷神怡，用法慢慢自己会摸索出来的，最富有的就是时间嘛。”

我说该告辞了。

“那么急吗？”他有些不舍地说。

“天黑前要赶回镇子，睡一觉好开始工作。”

“倒也是。”年轻人说，“明白了。送到门口吧。本该送到森林入口，但工作当中，脱不开身。”

三人在小屋外面告别。

“以后请再来，也请让我听听那乐器的声音。”年轻人说，“随时恭候。”

“谢谢。”我说。

随着发电站的远去，风声也一点点减弱下去，快到森林出口时便完全消失了。

29

冷酷仙境

——湖水、近藤正臣、长筒袜裤

游泳的时候，为避免弄湿，我和胖女郎把东西卷成一小团包在备用衬衣里，固定在头顶上。一看就觉得好笑，却又没时间一一发笑。食品、威士忌和多余的装备都已留下，因此包裹还不算高，里面无非电筒、毛衣、鞋、小刀和夜鬼干扰器之类。她的东西也大同小异。

“一路平安！”博士说。

在幽暗的光线中看去，博士比最初见时苍老得多了，皮肤松弛，头发活脱脱像栽错地方的植物似的乱蓬蓬一团，脸上到处是褐色斑痕。如此观看，他竟成了不折不扣的疲惫的老人。天才科学家也罢什么也罢，人都要衰老、死去。

“再会。”我说。

我们在黑暗中顺着绳子下到水面。我先下，下去后用电筒发出信号，女郎跟着落下。摸黑把身体泡进水里，实在有点叫人不是滋味，心灰意懒，可又容不得说三道四。我首先伸一只脚进去，接着把肩浸入。水冰凉冰凉的，好在水质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极普通的水，不像有混杂物，比重也不特殊。四周如井底一般阒无声息，空气也好水也好黑暗也好，全都凝然不动，惟有我们激起的水声极为夸张地在暗中回响，仿佛一头巨大的水生动物在咀嚼什么猎物。下水后，我才想起把请博士治疗伤痛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里大概不至于有那带爪鱼游来游去吧？”我朝女郎可能在的方位询问。

“没有，”她说，“估计没有。应该只是传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那条庞大的鱼冷不防从水底冒出把我的脚一口咬掉，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个念头逐出脑海。黑暗这东西实在助长着各种各样的恐怖。

“蚂蝗也没有？”

“有没有呢？不会有的吧？”她回答。

我们依然把身体系在绳子两头。为了不浸湿东西，我们用慢速绕“塔”蛙泳一周，在背面恰好发现博士照出的电筒光束。光束宛如倾斜的灯塔一般笔直地穿透黑暗，将一处水面染成淡淡的黄色。

“一直朝那边游就可以了。”她说。也就是说，使自己同水面上的手电筒光并为一列即可。

我游在前头，她随后跟着。我的手的划水之声同她的手的划水之声交相起伏。两人不时停下回头张望，以确认方向，调整路线。

“注意别让东西沾水。”女郎边游边提醒我，“弄湿干扰器可就不能使用了。”

“放心！”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必须付出很大努力才能保证东西不湿。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哪里有水面都无从判断，有时甚至自己的手在何处都浑然不知。游着游着，我想起俄耳甫斯为赴死亡之国而必须渡过的那条冥界的河流。世上有数不胜数林林总总的宗教和神话，但围绕人死所想到的基本千篇一律。俄耳甫斯乘船渡过暗河，我则头顶包裹蛙泳而渡。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比我潇洒得多。伤口令人担忧，担忧也于事无补。所幸大概由于紧张的关系，没有觉得怎么痛，再说即使缝口裂开也不至于断送性命。

“你真的没生祖父的气？”女郎问。由于黑暗和奇特的反响，我全然搞不清她在哪里离我多远。

“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我朝她可能在的方向吼道。就连自己的声音也似乎来自莫名其妙的方向。“听你祖父叙说的时间里，我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

“怎么都无所谓？”

“既不是了不起的人生，又不是了不起的大脑。”

“可你刚才还说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呀！”

“玩弄词句而已。”我说，“任何军队都要有一面战旗。”

女郎思考了一会我话中的含义。这时间里我们只管默默游泳。像死本身一般深重的沉默支配着这地下湖面。那鱼在什么地方呢？我开始相信，那条怪模怪样的带爪鱼肯定就在某处。莫非在水底静静酣睡不成？还是在其他洞窟里往来游动呢？抑或嗅到我们的气息而正在朝同一方向游来呢？想到鱼爪抓住我脚时的感触，不禁打了个寒战。哪怕不久的将来我将死掉或消失，我也必须免使自己葬身鱼腹——至少不在这般凄惨的地方。既然终有一死，还是想在自己熟悉的阳光下死去。尽管两臂已被冷水弄得沉甸甸的软弱无力，但我依然奋力向前划动。

“你真是个顶好不过的人。”女郎道。语声里听不出半点疲劳，如同进浴池时那样朗然明快。

“很少人这样认为。”我说。

“我这样认为。”

我边游边回头。博士射出的手电筒光已被我远远抛在后头，但手仍未触到所要到达的岸壁。为什么这么远呢？我有些厌战了。若是如此之远，也该交待一声才是道理，那样我也好相应地下定决心。鱼的动向如何呢？还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吗？

“不是我为祖父辩护，”女郎说，“祖父并无恶意，只是一旦执著起来，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事物了。就这件事来说，原本也是出于好心，是打算赶在‘组织’对你胡乱下手之前尽可能弄明白你的秘密以便挽救你。祖父也在以祖父的方式为协助‘组织’做人体实验而感到羞愧，那是错误的。”

我继续游泳。事到如今，承认错误也为时已晚。

“所以请你原谅祖父。”

“我原谅也好不原谅也好，反正跟你祖父都没有关系，我敢肯定。”我回答，“可是你祖父为什么将那个项目半途而废呢？既然感到自己难辞其咎，本应该在‘组织’里边继续研究下去以避免出现更多的牺牲品，不对吗？就算再讨厌在大组织里工作，毕竟其研究所及，人一个接一个都死了嘛！”

“祖父变得不再相信‘组织’这种存在了。”女郎说，“他说无论计算士的‘组织’还是符号士的‘工厂’，不外乎同一人的左右手。”

“何以见得？”

“就是说‘组织’也罢‘工厂’也罢，所干之事在技术上几乎是同样的。”

“那是技术上，目的则截然不同：我们保护情报，符号士盗窃情报。”

“不过，”女郎说，“假如‘组织’和‘工厂’是由一人之手操纵的呢？就是说左手偷东西右手来保卫。”

我一边摸黑游泳，一边反复思索女郎的话。此事固然难以置信，但也并非绝无可能。不错，我是在为“组织”工作，但若问我“组织”内部结构如何，我实在一无所知。因为“组织”过于庞大，而且采取秘密主义来控制内部情报，我们只是接受上头的指令将其逐一消化完毕的渺小存在。至于上头的所作所为，我这样的小喽啰完全蒙在鼓里。

“如果你说得不错，真是桩大发横财的买卖。”我说，“通过唆使双方竞争，使价格无限上涨，只要让二者势均力敌相持下去，就不必担心跌价。”

“祖父在‘组织’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觉察出了这点。说千道万，‘组织’不过是把国家拉进来的私营企业罢了。私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为了利润什么都干得出来。‘组织’对外挂的是保护情报所有权的招牌，无非装潢门面。祖父预测：要是自己继续研究下去，事态恐怕将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如果让可以随便改造乃至改变大脑这项技术发展下去，整个世界和人类势必混乱不堪，必须适可而止才行。然而‘组织’和‘工厂’全无这个念头，所以祖父才退出了研究项目。是很对不起你和其他计算士，但研究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否则往下还会有许多人成为牺牲品。”

“有一点想问问，你从头到尾了解整个过程是吧？”

“嗯，了解的。”女郎略一迟疑后如实相告。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盘告诉我呢？那样我就大可不必特意跑来这种鬼地方，又可节省时间。”

“因为想让你面见祖父从而正确了解情况。”她说，“况且即使我告诉了你，你也肯定不会相信的吧？”

“有可能。”的确，就算有人风风火火地告诉我什么第三线路什么不死之类，我也怎么都不会信以为真。

此后游了不一会儿，手尖突然触及硬物。由于正想着问题，脑袋一时转不过弯，不知硬物意味着什么，但马上恍然大悟：是岩壁！我们总算游完了地下湖。

“到了！”我说。

女郎也来到身旁确认岩壁。回首望去，手电筒光如一颗小星在黑暗中微微闪烁。我们顺着那光线往右移动了十多米。

“大约是这里了。”女郎说，“水面往上约五十厘米的地方应该有个洞。”

“不会淹到水下去么？”

“不会。水面总这个样子，不上不下。原因倒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保持五十厘米不变。”

我们在注意不使东西“噼里啪啦”落下的状态下从头顶的包裹里取出小手电筒，一只手搭在岩壁凹陷处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往五十厘米高的上边照了照。岩石在耀眼的黄色光照中显现出来。眼睛等了好久才适应光亮。

“好像没有什么洞啊！”我说。

“再往右移移看。”

我把手电筒在头上照着沿岩壁移动，还是没有发现。

“真是右边不成？”我问。

一旦停止游泳在水中静止不动，便觉得冰凉彻骨，阵阵生寒，浑身上下的关节都仿佛冻僵似的难以活动，嘴巴也无法开闭自如。

“没错，再往右一点。”

我簌簌发抖地继续右移，不久贴在岩壁的手碰到了感触奇特的物体。它如盾一样圆圆地隆起，整个有密纹唱片大小。用指尖一摸，表面原来有人工雕琢过的痕迹。我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查看。

“浮雕！”女郎说。

我已不能出声，便默默点头。浮雕图案的确同我们进入圣域时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两条怪里怪气的带爪鱼首尾相连地搂抱着世界。这圆形浮雕浑如海面摇摇欲坠的月轮，三分之二浮在水上，三分之一潜入水中，同来时看的那个同样精雕细刻。在如此起伏不定、没有踏脚处的场所居然创作出这般精美之物，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力气。

“这就是出口。”她说，“估计入口和出口都有这块浮雕。往上看看！”

我用手电筒依序照出上面的岩壁。岩体略微前倾，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不过终于看出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把手电筒递给女郎，然后往上攀登。

浮雕上面恰好有可以搭手的槽。我使出所有力气提起发硬的身体，脚登在浮雕上，而后伸右手抓住岩石棱角，把身体往上一提，脑袋探出岩壁之上。那里果然开有一个洞口。黑乎乎看不真切，但可感觉出微风的流动。风很凉，带有类似檐廊底下发出的恼人气味，不过这点是清楚的：反正有洞在此。我将双臂搭于岩角，把身体撑到上面。

“有洞！”我忍住伤痛朝下面叫道。

“得救啦！”

我接过手电筒，抓住她的手把她拉上来。我们并坐在洞口，任凭全身抖了好一阵子。衬衣和裤子早已水淋淋地湿透了，冷得像进了电冰箱，仿佛刚刚游过一个巨大的冰镇酒杯。

我们从头上卸下包裹解开，换上衬衣。我把毛衣让给女郎，将湿漉漉的衬衣和外衣一扔了之。下半身依然湿着，但也无可奈何，没有带备用长裤和内裤。

她校正夜鬼干扰器的时间里，我把手电筒光交替闪灭了几下，通知“塔”上的博士我们已平安到达洞口。那孤零零地浮现在黑暗中的小小的黄色光点也随之闪灭两三下消失了。于是世界再度恢复了彻头彻尾的黑暗，恢复了无的世界——距离也罢厚度也罢深度也罢全都无从知晓。

“走吧！”女郎说。

我按下手表的显示灯觑一眼时间：七点十八分。电视台正在一齐播放早间新闻，地面上的人们正在边吃早餐边把天气预报、头痛药广告以及对美出口汽车问题的进展情况塞入睡意犹存的脑袋。谁也不会知道我已摸索着在地下迷宫中整整奔波了一夜，不知道我在冰水中游泳不知道我被蚂蝗饱饱地吮吸了一顿不知道我在忍受腹部伤口的疼痛，不知道我的现实世界即将在二十八小时四十二分以内告终。电视新闻节目根本不会报道这种事。

洞穴比这以前我们通过的窄小得多，只能爬似的弓腰前进，而且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如内脏一般弯弯曲曲。也有的像竖井，必须直下直上。又有的浑似游乐场的过山车轨道一般兜着复杂的圆圈。恐怕这并非夜鬼们挖掘而成，而是自然侵蚀作用的结果。夜鬼们即使再诡谲莫测，也断不至于不厌其烦地如此操办。

走了三十分钟，换了夜鬼干扰器。之后又走了十来分钟，蜿蜒曲折的通道突然终止，来到一处高挺宽敞的场所，这儿寂静幽暗，如旧楼的门厅，荡漾着发霉的气息。通道呈丁字形左右伸开，徐缓的风从右向左流去。女郎用大号手电筒交互照了照左右两条路，路笔直地分别融入前面的黑暗。

“往哪边走好呢？”我问。

“右边。”她说，“作为方向是右边，风也从右边吹来的。祖父说过，这一带是千驮谷。往右拐大约通往神宫球场。”

我头脑中浮现出地面的情景。如果她说得不错，那么这上边该有两家面食店、河出书房和胜利照相馆。我常去的理发店也在这附近，那里我已去了十年。

“这附近有我常去的理发店。”我说。

“是吗？”女郎显得兴味索然。

我觉得，赶在世界完蛋之前去一次理发店理理发倒也不坏。反正二十四个小时也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情，顶多洗个澡，换件干爽清洁的衣服，去一趟理发店。

“小心，”她说，“眼看接近夜鬼巢穴了，都听到声音了，怪味也嗅到了，紧贴着我，别离开！”

我侧耳倾听，又抽了抽鼻子，但觉察不出有什么动静和气味。“唏唏嘘”的声响倒若有所闻，但无从辨别清楚。

“那些家伙知道我们走近不成？”

“那还用说，”女郎道，“这里是夜鬼的领地嘛！没有它们不知道的。而且都很恼火——因为我们穿过它们的圣域并向其巢穴逼近。说不定会抓住我们给点厉害看看，千万别离开我哟！哪怕离开一点点，它们都会伸出胳膊把你拖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们把连着两个人的绳子缩得很短，保持五十厘米左右的距离。

“注意，这边的壁没有了。”女郎用尖声说道，用手电筒照着左侧。

如她所说，左侧的壁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而代之以浓黑浓黑的空间。光线如箭一般穿透黑幕，消失在前方更浓重的黑暗里。这黑暗宛似喘息的活物一般在不停地蠕动，黑得是那般令人毛骨悚然，犹如稠稠的果冻。

“听见了？”她问。

“听见了。”

现在我也可以真切地听见夜鬼的声音了。不过准确说来，那较之声音更近乎耳鸣。是穿过黑暗如钻头一般直刺耳鼓的无数飞蛾的呻吟。呻吟声在洞壁之间剧烈地回响，以奇异的角度旋转着钻进我的耳鼓。我恨不得当即扔开手电筒，蹲在地面用双手死死捂住耳朵。似乎全身上下所有的神经都在遭受仇恨的锉刀的折磨。

这种仇恨不同于迄今为止我体验过的任何一种仇恨。它们的仇恨如地狱之穴刮出的疾风一般试图将我们一举摧毁，毁得粉身碎骨。我感到将地下的黑暗一点点收集浓缩起来的阴暗念头和在失去光和眼睛的世界里被扭曲污染的时间河流正聚成巨大的块体，劈头盖脑地朝我们压来。我还从不知道仇恨居然有如此的重力。

“不要停步！”她朝我耳朵吼道。声音干巴巴的，但不发颤。

经她如此一吼，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止住了脚步。

她使劲一拉系在两人腰间的绳子，说：“不能停，停下就完了，就要被拖到黑处去。”

然而我的脚还是没动。它们的仇恨将我的双脚牢牢固定在地面。我觉得时间正朝着怵目惊心的太古记忆倒流，自己则无处可去。

黑暗中她狠狠打了我一个嘴巴，一瞬间使我耳朵都聋了。

“右边！”我听到她在大声吼叫，“右边，迈右脚，右边！笨蛋！”

我好不容易向前抬起簌簌发抖的右脚，同时觉察出它们的声音里混杂着一丝失望。

“左边！”

在她吼叫之下，我迈出左脚。

“对了，就是这样，就这样一步步往前移动。不要紧？”

我答说不要紧。其实自己也搞不清说没说出声来。我所知道的，只是夜鬼像女郎警告的那样力图把我们拖入更浓郁的黑暗，为此它们把恐惧通过我们的耳朵潜入体内，首先把脚固定，再慢慢拉到手里。

一旦起步，这回我不由得涌起一股大步快跑的强烈冲动，恨不能马上逃离这个险境。

女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情，伸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腕。

“照着脚下，”她说，“背贴墙，一步步横走，明白？”

“明白。”

“千万别往上照。”

“为什么？”

“夜鬼就在那里，就在头顶。”她窃窃私语似的说，“绝对不能看夜鬼，看见就再也别想迈步了。”

我们在手电筒光下确认着落脚处，一步步横走。不时掠过脸颊的冷风送来一股死鱼般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每次我都要屏住呼吸，恍惚进入巨鱼那内脏溢出蛆虫蠕动的腹腔。夜鬼的声音仍响个不停。声音很令人不快，仿佛从不该出声的地方勉强挤压出来似的。我的耳鼓依然敞着被钻开的洞，口中酸臭的唾液连连涌出。

但我还是机械地横迈脚步，全神贯注地交替移动左脚和右脚。女郎有时向我说句什么，可惜我的耳朵听不确切。我猜想，恐怕只要我还活着，就无法把它们的声音从记忆中抹除。它们的声音不知何时将再度连同黑暗朝我袭来，并且迟早会用黏糊糊的手牢牢抓住我的脚腕。

我已弄不清进入这噩梦般的世界后过了多长时间。她手中的夜鬼干扰器上，表示还在运作的小绿灯依旧亮着，时间应当不会很久，但我还是觉得有两三个小时了。

不一会，我突然感到空气的流势遽然一变。腐臭减弱，耳朵里的压力如潮水般退去，声响也有变化。觉察到时，夜鬼的声音也已变成遥远的海啸。最险恶的地段已经穿过！女郎把手电筒往上照去，光亮重新照出岩顶。我们靠着岩壁，深深吁了口气，用指尖抹去脸上黏糊糊凉丝丝的汗水。

两人都久久缄口不语。夜鬼遥远的声音也很快消失，沉寂再次笼罩四周。惟有某处水滴落地的低微声响在传向虚幻之中。

“它们恨什么恨得那么厉害呢？”我问。

“恨光明世界和住在那里的我们。”

“很难相信符号士会同它们一个鼻孔出气，即便有利可图的话。”

她没有回答，只是猛地攥紧我的手腕。

“嗳，可知道我现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

“我想，要是我也能跟你一起去那个你即将去的世界该有多妙啊！”

“抛弃这个世界？”

“嗯，是的。”她说，“这世界没什么意思。在你的意识中生活倒美好得多。”

我默默摇头。我可不愿意在自己的什么意识中生活，不愿意在任何人的意识中生活。

“反正先往前走吧。”她说，“不能总待在这里，得找到当出口用的下水道才行。现在几点？”

我按下手表上的小钮亮起表盘灯。手指仍在微微发颤，不知何时才能恢复。

“八点二十。”我说。

“该换干扰器了。”说着，女郎打开新的干扰器，将用过的切换成充电状态，随手揣进衬衫与裙子之间。如此看来，进洞后刚好过了一小时。按博士的说法，再稍走一会，该有一条路向左拐往绘画馆林荫路方向。到了那里，地铁就在眼皮底下。至少地铁是文明的延伸线，这样我们即可好歹脱离夜鬼之国。

走了一阵子，路果然呈直角向左拐去。估计来到了街旁银杏树的下面。初秋时节，银杏应该缀满了依然密密麻麻的绿叶。我在脑海中推出暖洋洋的太阳光线、绿茵茵的草坪气息和乍起的秋风。我真想在那里躺几小时仰望长空——去理发店理完发就直接去外苑，倒在草坪上仰望白云蓝天，然后尽情喝一通冰镇啤酒，在世界完蛋之前。

“外面是晴天？”我问走在前面的女郎。

“是不是呢？搞不清。也是没法搞清的吧？”

“没看天气预报？”

“没看。我不是整整找了一天你的住处嘛！”

我力图回想昨晚离开家门时空中有无星星，但想不起来，想得起来的只有坐在山地观光车上用车内音响听“嘭嚓嚓”的青年男女。根本想不出星斗的有无。想来我已有好几个月未曾抬头望过星星了，纵使三个月前星星全部撤离天空，我也肯定毫不知觉。我看的记的无非是女孩手腕上的银镯、橡胶树栽培盆里扔的冰淇淋棍之类，如此而已。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已送走的人生委实荒唐而空虚，不由蓦地浮起疑念：说不定我是在南斯拉夫乡下作为牧羊童而降生于世，每晚看着北斗七星长大的。山地观光车也罢“嘭嚓嚓”也罢银手镯也罢藏青色苏格兰呢西装也罢，一切都恍若遥远的梦境。所有种类的记忆都奇异地变得扁平扁平的，犹如被超级压力机压成一张铁板的汽车。记忆在纷纭杂陈的状态下成了一枚信用卡样的薄片，虽然从正面看去仅仅给人以稍欠自然之感，但横看则不过是几乎无意义的一条细线。里面固然压缩着我的一切，而其本身不外乎一枚塑料卡片，解读时除非插进专用装置的吞吐口，否则全然不知所云。

我想象，大概第一线路正在逐渐变薄，所以我才觉得自己的实际记忆如此扁平如此与己无关。想必意识正在离开我此时的自身远去。我的主体性卡片必将越来越薄，薄成一张纸，进而了无踪影。

我跟随在她后面一边机械地移动脚步，一边再次回想山地观光车上的那对男女。我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对这两人如此念念不忘。总之除此之外一概无从想起。那一男一女现在干什么呢？早晨八点半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我完全想象不出。或许依然在床上酣然大睡，也可能乘通勤电车奔赴各自的公司。我无法判断，现实世界的动向同我的想象力已经不能谐调自如。若是电视剧作家，笃定可以编出像模像样的情节：女的赴法留学期间同一法国男子结婚，婚后不久丈夫遭遇交通事故成了植物人。女的于是心力交瘁忍无可忍抛下丈夫返回东京，在比利时或瑞士大使馆工作。银手镯是结婚纪念品。这里插入冬日尼斯海岸的倒叙镜头。她总是把银手镯戴在手腕，洗澡和性交时也不例外。男方是从安田讲堂动乱中死里逃生的，像《钻石与灰烬》(1)中的主人公那样经常戴一副太阳镜。他是电视台正走红的节目主持人，做梦总是梦到催泪弹，妻子五年前割腕自杀了。此处再次出现倒叙镜头。总之这部电视剧倒叙镜头纷至沓来。每当他看到女方左腕上晃动的手镯，便不由想起妻子那被血染红的割开的手腕，因此他请求女方把银手镯换到右手腕。

“不嘛，”女方说，“我只戴在左腕上。”

其实可以像《卡萨布兰卡》那样出现一个钢琴手，嗜酒如命的钢琴手。钢琴上面总是放一杯只加柠檬片的纯杜松子酒。此君是两人共同的朋友，知道两人的秘密，原本是才华横溢的爵士乐钢琴手，可惜被酒精搞垮了身体。

想到这里，到底觉得傻气，就此打住。这样的情节同现实毫无关联，可是若问究竟何为现实，头脑却更加乱成一团。现实如塞满大纸箱的砂料一样滞重，且无头绪可言。我甚至好几个月都没看见星星了。

“好像忍无可忍了。”我说。

“对什么？”她问。

“对黑暗、腐臭、夜鬼，一切一切，湿裤子和肚皮上的伤口也算在内。连外面什么天气都不晓得。今天星期几？”

“马上就到，”女郎说，“马上就过去。”

“脑袋里乱糟糟的。”我说，“别的事偏偏记不起来，想什么就想到歪道上去。”

“想什么呢？”

“近藤正臣、中野良子和山崎努。”

“忘掉好了！”她说，“什么也别想，再坚持一会就让你离开这里出去。”

于是我决定什么也不再想。而这样一来，又觉得裤子冰冷冷地裹着大腿，以致浑身发冷，腹伤又开始木木地作痛。奇怪的是，尽管身上如此冷不可耐，却感觉不出有必要小便。此前最后一次小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上下左右搜遍所有的记忆，结果一无所获。想不起曾什么时候小便。

起码进入地下后一次也没有小便。之前呢？之前我开汽车来着。吃汉堡牛肉饼，看山地观光车上的一男一女。再往前呢？再往前我睡觉来着，胖女郎赶来把我叫醒。那时小便了吧？可能没有。女郎像往皮包里塞东西似的将我打醒领出。连小便工夫都没有。再再往前呢？再再往前发生什么我已记不确切。去找医生了，大概。医生为我缝合肚皮。但已忘了医生是何模样，总之是医生无疑。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我阴毛偏上一点的部位缝合伤口。那前后我小便了没有呢？

不知道。

也许没有吧？假如那前后果真小便了，我该清楚地记得小便时伤口的疼痛程度才合乎道理。既然没记得，那么我肯定未曾小便。如此说来，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小便。几个小时？

一考虑起时间，头脑便又乱成了天明前的鸡舍。十二小时？二十八小时？三十二小时？我的小便到底何处去了？那期间我喝了啤酒，喝了可乐，喝了威士忌——那么多水分跑去哪里了呢？

不不，我被割开肚皮去医院或许是前天的事，而昨天则似乎是截然与此不同的另外一天。可昨天是怎样的日子呢？我却又如坠五里云雾。所谓昨天，不过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时间集合体罢了，其形状同吸足水分膨胀起来的巨大元葱毫无二致。哪里有什么，哪里会一摁就出来什么，统统捉摸不定。

形形色色的事件犹如旋转木马一般忽儿拉近忽儿离远。那两个歹徒划破我肚皮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黎明时分我在超级商场的酒吧里一人独坐——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呢？我什么时候小便的呢？还有，我何苦对小便一事如此耿耿于怀呢？

“有啦！”说着，女郎回过头一把拉住我的臂肘，“下水道！出口！”

我把小便的事从脑海里赶走，看着她手电筒照出的一方岩壁。只见那里开有一个垃圾滑槽样的四方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勉强通过。

“可这不是下水道呀！”我说。

“下水道在这里边。这是直通下水道的洞。喏，有泥腥味！”

我把脸探进洞口使劲抽了几下鼻子，果然有熟悉的泥腥味。在地底迷宫转来转去转到最后，甚至对这泥腥味都产生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亲昵感，同时感到有明显的风从里边吹出。稍顷，地面有节奏地微微发颤，洞穴深处传来地铁电车驶过钢轨的声音。声音持续十至十五秒后，如关水龙头那样渐细渐微以至消失。毫无疑问，这是出口。

“总算像是到了。”说罢，女郎在我脖子上吻了一口。“什么心情？”

“别问这个，”我说，“说不大清。”

她率先一头扎进洞口。等她柔软的臀部消失在洞中，我随后进入。洞穴很窄，笔直地向前伸展。我的手电筒只能照出她的臀部和腿肚子，那腿肚子使我联想起珠滑玉润的中国菜。裙子早已湿透，像无依无靠的孩子一样紧紧贴着她的大腿。

“喂，没事儿吗？”她吼道。

“没事儿。”我也吼了一声。

“地上有鞋。”

“什么鞋？”

“黑色男皮鞋，单只。”

不一会我也找到了。鞋很旧，后跟已经磨歪，鞋尖沾的泥已经发白变硬。

“这地方怎么会有鞋呢？”

“这——说不明白。或许是被夜鬼抓到的人掉在这里的吧。”

“有可能。”我说。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看，我便边走边观察她的裙子下摆。裙子不时卷到大腿往上的地方，闪出没有沾泥的白生生胖乎乎的肌肤。用过去的说法，就是长筒袜金属吊环的部位。过去长筒袜上端边缘同吊环之间是有一道露出肌肤的间隙的。那还是内裤和长筒袜合二为一以前的物品。

一来二去，她那白色肌肤使我想起很久以前——吉米·亨德利克斯、“奶油”、甲壳虫乐队以及奥蒂丝·茱迪格那个时代的事。我打起口哨，吹了皮特与戈登《我去皮塞苏》的开头几小节。很不错的歌，甘美凄婉，比什么“嘭嚓嚓”强似百倍。不过也许因为我年纪大了才有如此感受，毕竟是二十年前流行的东西。二十年前又有谁能预见内裤长筒袜会合二为一呢？

“干吗吹口哨啊？”她吼道。

“不知道，想吹罢了。”我回答。

“什么歌？”

我告以标题。

“不晓得。那种歌！”

“你出生以前流行的嘛。”

“内容怎样？”

“身体土崩瓦解七零八落。”

“为什么用口哨吹这个？”

我想了想，想不出所以然。兴之所至而已。

“不知道。”我说。

我正想着其他歌曲，两人来到了下水道。说是下水道，其实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粗水泥管，直径约一米半，底部流淌着深约两厘米的水，水以外的地方长有滑溜溜的青苔样的东西。前方几次传来地铁电车通过的声音，声音现在已清晰得近乎嘈杂，甚至可以窥见隐隐约约的黄色光亮。

“下水道为什么同地铁相连？”我问。

“准确说来，这不是下水道，”她说，“而是这一带集中流进地铁路沟的地下水。只是结果上由于渗入了生活废水，水也就脏了。现在几点？”

“九点三十五。”我告诉她。

女郎从裙子里抽出夜鬼干扰器，按下开关，把刚才用的换掉。

“好了，马上就到。不过也别马虎大意，这地铁也是夜鬼的势力范围。刚才看见鞋了吧？”

“看见了。”

“吓一跳？”

“差不多。”

我们沿着水泥管内的水流前进，胶鞋底溅起的水声回响在周围，如舔舌头的“吧唧”声。与此同时，电车声不时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对地铁行车声感到如此欢欣鼓舞，听起来像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吵吵嚷嚷，充满了绚丽的光彩。各种各样的人挤上车去，一边看书看报一边奔赴各自的岗位。我想起车中悬吊的五颜六色的广告，以及车门上方的行车路线图。路线图上，银座线总是以黄色表示，至于何以用黄色我却不得而知，反正必是黄色无疑，所以每逢想起银座线便想到黄色。

到出口所花时间不多。出口处横着铁栅栏，已被破坏得刚好可容一人出入。混凝土被凿个深坑，铁条拔得一根不剩。这显然系夜鬼所为，但这次——惟有这次——我不能不感谢它们。倘若铁栅栏原封未动，我们便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徒呼奈何。

圆形出口外面，可以望到信号灯和工具箱样的四方木箱。隔在轨道与轨道之间的颜色发黑的水泥立柱如桩子一般等距排列开去。立柱上的灯盏迷迷濛濛地照着地铁坑道，但在我眼里，那光线却格外耀眼炫目。由于长时间潜入无光的地下，眼睛已完全习惯了黑暗。

“在这等一等，让眼睛习惯光亮。”女郎说，“这种光亮，等上十分或十五分钟就会习惯的。习惯了就往前走几步，然后再等眼睛习惯更强的光亮。否则就会双目失明。这时间有电车通过也绝对不能看，懂了？”

“懂了。”

她挽住我的胳膊，让我坐在水泥地干燥的地方，自己也贴在我身旁坐下，双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抓住我右臂肘略微偏上的部位。

听到电车声越来越近，我们低头朝下紧紧闭起眼睛。黄色光亮在脸皮外一晃一晃闪烁不已，须臾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消失了。眼睛晃得涌出好几颗大大的泪珠，我用衬衫袖口擦了一把脸颊。

“不要紧，很快就适应的。”女郎说。她的眼睛也流出了泪水，泪水顺颊而下。“再过三四趟车就可以了，眼睛就习惯了，我们就可走到车站近旁。那时夜鬼即使再凶也无法靠前，而我们则可走上地面。”

“上次也有同样感觉。”我说。

“在地铁里走来着？”

“哪里，不是指那个。我说的是光，光晃得眼睛流泪。”

“谁都不例外。”

“不尽然，跟这不是一回事。那属于特殊的眼睛，特殊的光，而且非常寒冷。我的眼睛和刚才同样由于长时间习惯于黑暗而见不得光线。眼睛极其特殊。”

“其他的能想起来？”

“只这么多，只能想起这么多。”

“定是记忆倒流。”女郎说。

她靠在我身上，我的胳膊能感觉出她乳房的丰满。由于仍穿着湿裤子，我已经全身凉透，惟独贴住她乳房的部位暖融融的。

“这就要上地面了，你有什么打算——去哪里？想干什么？想见谁？”说着，她看了看表。“还有二十五小时五十分钟。”

“回家洗澡，换衣服，也可能去一次理发店。”我回答。

“时间还有剩。”

“往下的事到时候再想。”

“我也一道去你家可好？”女郎问，“我也想洗个澡换衣服。”

“没关系。”

第二列电车从青山一丁目方向开来，我们脸朝下闭起双目。光依然闪闪炫目，但眼泪已没那么多了。

“头发还没长得非去理发店不可。”女郎用手电筒照着我脑袋说，“而且你肯定适合留长发。”

“长发早留腻了。”

“反正还没长到必须去理发店的地步。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不清楚。”我说。实在记不起上次去理发店的时间了。连昨天什么时候小便都稀里糊涂，何况几周前的事。简直同古代史无异。

“你那里可有适合我身体尺寸的衣服？”

“有没有呢？大概没有。”

“算了算了，总有办法可想。”她说，“你用床？”

“用床？”

“就是说是否找女孩子同床。”

“啊，这事还没想。”我说，“恐怕不至于。”

“那，我睡在上面可以？想睡一觉再赶回祖父那里。”

“那倒无所谓。问题是我的房间很可能有符号士或‘组织’杀来。毕竟我最近好像突然成了风云人物，加上门又锁不上。”

“哪里顾得上那么多！”

也许真的顾不上，我想。每人顾及的对象各不相同。

从涩谷方向驶来的第三列电车从我们眼前疾驶而过。我闭目合眼在脑袋里慢慢数点。数到十四时，电车最后一节车厢掠过。眼睛已几乎不再痛了。这样，走上地面的第一阶段总算得以完成，再也不会被夜鬼抓去吊在井里，再也不会被那巨鱼咬碎嚼烂。

“好了！”说罢，女郎放开我的胳膊站起身，“该动身啦。”

我点头立起，跟在她后面迈下路轨，朝青山一丁目走去。

(1)　波兰导演瓦依达的名片，1959年摄制，描写二战末期一位波兰抵抗运动战士的经历。

30

世界尽头

——坑

早晨醒来，觉得森林中发生的一切都恍若梦境。但又不可能是梦，那部古旧的手风琴宛如一头衰弱的小动物一般楚楚可怜地蜷缩在桌上。一切都实有其事：利用地底吹来的风旋转的扇片也罢，满脸不幸神情的年轻管理员也罢，五花八门的乐器藏品也罢。

然而我的头脑里一直鸣响着另一种非现实的声音，是一种似乎一个劲儿把某种东西刺入我的脑袋的声音。声音无休无止地把一种扁平之物刺进头内。头并不痛。头极其正常。只是非现实而已。

我在床上环视房间，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天花板、方壁、略微变形的地板、窗帘，全都一如昨日。有桌子，桌上有手风琴。墙上挂有大衣和围巾，手套从大衣袋里探出。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动了动自己的身体，所有部位都活动自如，眼睛也不痛。无任何可疑之处。

尽管如此，那扁平的声音依然在脑袋里响个不停。声音很不规则，是混合的，几种同质声响交织在一起。我力图弄清这声音来自何处，但无论怎样侧耳谛听都辨不出方向。声音仿佛发自自己的脑袋。

为慎重起见，我下床往外观望。这时我才明白声音的起因：窗口下面的空地上，三位老人正在用锹挖一个很大的坑，声音即是锹尖啃咬冰冻的地面时发出来的。由于空气紧绷绷的，声音奇异地颤抖着，以致弄得我莫名其妙。各种各样的怪事接踵而来，神经多少有些亢奋，而这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时针已指向近十点。这种时候睡觉还是第一次。大校为什么没叫醒我呢？除我发烧之时，他一天不少地九点钟将我叫醒，把装有两人分量早餐的托盘端进房间。

直到十点半，大校仍未出现。无奈，我自己去下面厨房领了面包饮料，拿回房间独自吃了，也许因为长时间都是两人共进早餐，自己吃起来总觉得索然无味。我只吃了一半面包，其余留给独角兽，然后围着大衣坐在床上，等待炉火烘暖房间。

果不其然，昨天神话般的温煦一夜之间便尽皆逝去，房间里一如往日地充满着滞重阴冷的空气。周围景致已彻底恢复了冬日本来的面目，挟雪的阴云铺天盖地地低垂在北大山和南面荒野之间。

窗前空地上，四位老人仍在挖坑不止。

四人？

刚才看时好像仅有三人，是三位老人在挥锹挖坑，而现在成了四人，想必中途加进了一人。这也不足为奇，官舍里老人多得数不胜数。四位老人分别在四个位置不声不响地挖着脚下的坑。时而掠过的冷风猛然掀起老人们薄薄的外衣底襟，但老人们看上去全然不以为意，双颊红红的一下接一下用锹触着地面。甚至有人出汗脱去了外衣，外衣浑如秋蝉的空壳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摆。

房间烘暖后，我坐在椅子上拿起桌上的手风琴，试着慢慢伸缩蛇腹管。带回自己房间一看，发现比在森林里看时的印象要精致得多。琴键和蛇腹管尽管已完全变旧褪色，但木琴盘的涂漆一处也未剥落，周边细腻的云卷式花纹也完好无损，与其说是乐器，莫如说更像一件美术工艺品。蛇腹管的伸缩固然有些僵硬，但还不至于影响使用，想必是经年累月放在那里无人触动的缘故。至于它以前曾被何人弹奏过，经过怎样的途径到达那里，我无法得知，一切都是谜团。

不仅是装饰面，就乐器性能而言这手风琴也相当考究。首先是小巧玲珑，折叠起来完全可以整个装入大衣口袋，可又并未因此而牺牲乐器性能，大凡手风琴应具有的它都有。

我伸缩了好几次。熟悉蛇腹管的伸缩状况后，依序按了按右边的琴钮，同时按了一遍左右的和音钮。等其全部发出音来，我停下手来倾听周围动静。

老人们挖坑之声仍在响个不停。四把锹尖啃咬冻土的声响汇成杂乱无章的韵律，异常真切地涌入房间。风时而吹响窗扇，窗外残雪点点的斜坡触目可见。我不知道手风琴声是否传至老人们的耳畔，大概不至于，一来声小，二来逆风。

拉手风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新键盘式的，因此好半天才得以熟悉这老式结构和按钮的序列。由于小巧玲珑，按钮也小，且间距极近，妇女或小孩倒也罢了，而男人的大手要弹奏自如远非易事，更何况还要一边注意旋律一边有效地控制好蛇腹管。

尽管如此，一两个小时过后，我终于能够随机应变地准确弹奏出几个简单的和音了。不过，旋律却横竖浮现不出。我翻来覆去按动琴钮，力图回想起类似旋律的声音，结果想起的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音阶的罗列，无法把我带入音乐境界。时而也有几个音的偶然组合使我蓦然为之动念，可惜即刻就被空气吞噬得无影无踪了。

我觉得，自己所以搜刮不出任何旋律，恐怕也同老人们的锹声不无关系。当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不过他们发出的声响妨碍我集中精神也是事实。锹音那样清晰地声声入耳，以致我竟开始恍惚觉得老人们大概是在我的脑袋里挖坑。他们挖得起劲，我脑袋里的空白也在一点点扩大。

时近中午，风势愈发凶猛，并夹杂着雪粒。雪粒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噼里啪啦”干巴巴的声响，而后变得冰一般坚硬的小白粒落在窗棂上不规则地排开，稍顷被风吹走。虽不是能积留下来的雪，但不久恐怕就将变成潮乎乎软绵绵的雪团，向来如此，随后大地将再度银装素裹。硬雪粒一般都是大雪来临的前奏。

然而老人们仍在继续挖坑，看样子根本没把雪放在心上，甚至根本就不晓得雪从天降。谁也不望天，谁也不停手，谁也不开口，挂在树枝上的衣服仍在原先位置任凭狂风猛吹。

老人已增至六位，后加进的两人使用的是丁字镐和手推车。拿丁字镐的老人跳入坑内刨开硬邦邦的地面，推手推车的老人用锹把掘出坑外的土铲进车内，推往斜坡卸下。坑已挖到齐腰深。风声再大也已无法消除他的挥锹抡镐的声响。

我打消回忆歌曲的念头，将手风琴放在桌上，去窗边观看了一会老人们的作业。作业现场似乎没有指挥模样的角色，大家平等地劳作，没有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手持丁字镐的老人卓有成效地摧毁冻土，四位老人用锹铲土到坑外，另外一人默不作声地推车把土运往山坡。

如此静静观望挖坑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几个疑问。其一，作为垃圾坑未免过大，无需那么大；其二，眼看就要下雪。也许用于其他什么目的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雪无疑要被吹入坑内，明天一早恐怕坑就会被埋得了无痕迹，而这点老人一看云势即当了然于心，持续飘落的雪已封到了北大山的腰部，山腰依稀莫辨。

如此思来想去，终究不能明白老人们作业的意义何在，便折回炉前在椅子上坐下，不思不想地怅怅看着通红的煤块火苗。我想，自己恐怕再也记不起歌曲了，乐器有没有都是一回事。纵使音发得再好，若不成曲也终不过是音的罗列，桌面上的手风琴也终不过是精美的物体而已。我似乎理解了发电站那位管理员所说的话。他说：没有必要出声，光看就足以叫人动心。我闭目合眼，继续倾听雪打窗扇的声音。

中午，老人们终于停止作业返回了官舍，地面剩下的只有随手扔开的锹和丁字镐。

我在窗前椅子上坐下，望着空无人影的坑。望着望着，隔壁大校来敲我房间的门。他依旧身穿那件厚大衣，带檐的工作帽拉得很低，大衣和帽子都厚厚落了一层白色雪粒。

“看样子今晚会有相当厚的积雪。”他说，“午饭拿过来？”

“那当然好。”我说。

十分钟后，他双手端锅返回，放在炉子上，然后像甲壳动物随着季节更迭而脱壳那样慎之又慎地逐一脱去帽子、大衣和手套，最后用手指捋着纵横交错的白发，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对不起，没能来吃早饭。”老人道，“一大早就有事非做不可，没工夫吃饭。”

“该不会是挖坑吧？”

“挖坑？啊，你指的是那个坑吧。那不是我的工作，尽管我不讨厌挖坑。”说着，大校“哧哧”笑了起来，“在镇里做事来着。”

等锅温热，他把里面的食物分在两个盘里放在桌上。青菜煮面条。他一边吹气，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那坑到底干什么用的？”我问大校。

“不干什么用。”老人把汤送进嘴里，“他们是为挖坑而挖坑。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极其纯粹的坑。”

“费解啊。”

“十分简单，他们是想挖坑才挖的，此外谈不上任何目的。”

我嚼着面包，思索这所谓纯粹的坑。

“他们经常挖坑，”老人说，“大概和我迷上国际象棋是同一道理吧。既无意义，又无归宿。但无所谓，因为谁也不需要什么意义，更不想找什么归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分别挖着纯粹的坑。没有目的的行为，没有进步的努力，没有方向的行走——你不认为这样很好？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受谁伤害；谁也不追赶谁，谁也不被谁追赶。没有胜利，没有失败。”

“你说的我好像可以理解。”

老人点了几下头，把盘里最后一口面条倒进嘴里。

“在你眼睛里，或许这镇子的几种情况有欠自然，但对我们来说则是自然的。自然、纯粹、安详。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恍然大悟，也希望你大悟。我曾作为军人送走了漫长的岁月，这也罢了，并不后悔，毕竟自得其乐。现在还有时想起那硝烟那血腥那刀光剑影那冲锋号声，然而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驰骋沙场却无从记起，包括什么名誉呀爱国精神呀斗志呀仇恨呀等等。可能眼下你在为心的失去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也惶恐不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大校略略顿了顿，寻觅词句似的注视着室内，“但一旦丢掉心，安详即刻来临。那是一种你从来不曾体味过的深切的安详感——这点你可不要忘记。”

我默默点头。

“对了，在镇里听到了你影子的消息。”老人用面包蘸起面条汤说道，“听说你影子相当无精打采，吃进去的几乎呕吐一空，好像已经整整卧床三天，或许将不久人世。你要是不嫌弃，就去见他一次好么？对方估计也很想见你。”

“是啊，”我装出不无迷惘的样子，“我倒无所谓，可看门人能允许见吗？”

“当然允许，影子快不行了嘛。本人有见影子的权利，这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的。对于镇子，影子之死是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看门人再厉害也不得阻拦，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那么，我这就去见见。”过了一会，我说道。

“是啊，这就对了。”说着，老人凑到身旁拍了下我的肩膀，“趁还没有天黑积雪时去。不管怎么说，影子对人是再亲近不过的，要好好体谅他的心情，以免留下遗憾，让他死得舒畅些。或许你会难过，但终究是为你本身。”

“完全明白了。”说罢，我穿好大衣，缠上了围巾。

31

冷酷仙境

——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线路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方便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喜出望外。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十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星期天不外乎是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上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亮脚下，空调器保持着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是开往涩谷的电车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在地铁线路上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在于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向的电车进站台停下，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的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的话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以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在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着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不是一百二十元就是一百四十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二十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属浪费。”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其实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天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黯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的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的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都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初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解决不了什么，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十月二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雨停，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场的赛马，而这一场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益力多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益力多以二比六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方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于皮肤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喂，喜欢给人喝精液？”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仪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经过。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都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里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间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淌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座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怕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不让放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意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牙买加音乐也蛮好。你看呢，牙买加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情歌。仪表板上堆满了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手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十年十五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死了十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大门”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化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放的永远是歌曲节目或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放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努人(1)打开洞窟盖子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里的光景给人看见，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仔细检查的话，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已被统统扔掉，剩下的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刷毛巾洗发水基本剩在那里，淋浴没有问题，浴巾也在。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那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得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里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地看着她的裸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会险些忘记她长得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乳房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身体不坏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坏。”

“让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十一点半，剩余时间仅有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能让人生的最后二十四小时稀里糊涂地过去。

外面仍在下雨，静静的细细的雨，几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没有雨滴顺檐滴下，甚至下没下雨都无从知晓。汽车不时从窗下驶过，传来溅起路面薄薄积水的声响。也可听到几个小孩招呼谁的声音。女郎在卫生间里哼着听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创作的。

躺到床上不久，睡意汹涌袭来。但不能就势睡去，一睡必是几个小时，什么也做不成。

但若问不睡干什么，自己也全然不知干什么好。我取下床头灯伞上的橡胶圈，摆弄了一会又放了回去。反正不能呆在房里不动，闷在这里一无所得。要去外面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走到外面再作打算不迟。

想来，人生仅剩二十四个小时这点颇有点妙不可言。该干的事原本堆积如山，实际上却一个也想不起来。我又取下台灯伞的橡胶圈，用手指来回旋转。蓦地，我想起超级商场墙壁上贴的法兰克福旅游宣传画：有河，河上有桥，河面浮着天鹅。地方似乎不坏。去法兰克福终此一生倒也十分可取。问题是二十四小时以内不大可能赶到，即使可能也要被塞在飞机座位上十几个小时，不得不吃下机上那索然无味的食品，况且亲眼目睹时又未必有画上的那么好看。看来无论如何只能如此心灰意冷地结束此生了，无可回避。既然这样，也就无需计划旅行。旅行太费时间，而且大多不如预想的那般开心惬意。

结果我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同女孩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喝上一通，此外没有任何感兴趣的事。我翻开手册，找到图书馆电话号码，拨动转盘，唤来负责参考文献的那个女孩。

“喂喂。”女孩招呼道。

“最近有关独角兽的书，实在谢谢了。”我说。

“哪里哪里，应该谢谢你的招待才是。”

“如果方便的话，今晚再吃一顿如何？”我放出引线。

“吃一顿？”她重复道，“今晚有研究会呀！”

“研究会？”我也复述一遍。

“关于河流污染的研究会。噢，例如合成洗衣粉造成鱼类灭绝等等，就研究这个。今晚轮到我报告研究成果。”

“倒像很实用的研究。”我说。

“嗯，那当然。所以如果可能，吃饭的事最好改到明天，好么？明天星期一，图书馆休息，尽可慢慢来。”

“明天下午我已不在。电话中说不清楚，总之我要远离一段时间。”

“远离？旅行不成？”她问。

“算是吧。”

“对不起，等一下。”

女孩似在接待来参考文献室商谈什么的人。从听筒里不难感觉出周日图书馆大厅的光景：一个小女孩大嚷大叫，父亲则好言劝慰。电脑键盘声也传来了。看来世界安然无恙。人们在图书馆借书，站务员向无票乘车者投以火眼金睛，赛马场的马在雨中飞奔。

“关于民房拆迁的资料，”女孩解答对方提问的语声清晰可闻，“F5号书架上有三册，请到那边看看。”

接着又听得对方就此说了什么。

“抱歉抱歉，”女孩返回拿起听筒，“OK，好了，研究会就算啦。肯定得给大家说三道四。”

“对不起。”

“没什么。反正这一带河里鱼已死绝，我的研究成果迟一周报告也无所谓。”

“兴许是那样。”我说。

“在你那里吃？”

“不不，我的房间报废了。电冰箱一命呜呼，餐具也几乎荡然无存。做不成饭菜。”

“知道。”她说。

“知道？”

“嗯，不是收拾得很整齐吗？”

“你收拾的？”

“当然。不行么？今早上班顺路前去送另一本书，发现门掉了，里面乱七八糟，就打扫了一下，上班倒是晚了点儿。也算是对你招待的回报吧。帮倒忙了？”

“哪里哪里，”我说，“实在求之不得。”

“那，傍晚六点十分左右能来图书馆门前接我？只有星期日是六点闭馆。”

“好的。”我说，“谢谢。”

“不客气。”说罢，女孩放下电话。

我正在寻找吃饭时穿的衣服，胖女郎从卫生间出来了。我把毛巾和浴巾递给她。女郎接过后却不动，在我面前伫立片刻。洗过的头发紧紧贴着额头和脸颊，尖尖的耳朵从中直挺挺地竖起，耳垂上仍戴着金耳环。

“总是戴着金耳环洗澡？”我问。

“那自然。上次不是说过么？”女郎答道，“绝对掉不下来，别担心。喜欢这耳环？”

“是不错。”我说。

卫生间里晾着她的内衣、裙子和衬衫。粉红色胸罩粉红色三角裤粉红色裙子粉红色衬衫。泡在浴槽里一瞧见这些物件，两个太阳穴便一剜一剜地作痛。我本来就不喜欢什么内衣长筒袜晾在卫生间里。原因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喜欢。

我三下五除二洗了头发，洗了身体，刷了牙，刮了须。而后走出卫生间拿浴巾擦干身体，穿上裤头和长裤。尽管鲁莽的行动接二连三，但腹部伤痛却比昨天轻了许多，洗澡前我甚至想不起还有伤口在身。胖女郎坐在床上，一面用吹风机吹头发一面继续看巴尔扎克。窗外细雨依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如此目睹卫生间晾着内衣、床上坐着女孩用吹风机吹发看书、外面细雨飘零的时间里，我恍若回到了几年前的婚姻生活。

“不用吹风机？”女郎问。

“不用。”

吹风机还是妻子离家出走时留下的。我头发短，用不着吹风。

我坐在她身旁，背靠床头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便有各种颜色时闪时灭。回想起来，我足有好几天没像样睡过觉了，每次躺下都有人来把我叫醒，以致现在一合眼皮，睡意顿时急不可耐地将自己拖进深重的黑暗，犹如夜鬼之手企图把我拉入暗处。

我睁开眼睛，双手搓脸。由于时隔好久才洗脸刮须，皮肤紧如鼓面，搓脸简直像在搓别人的脸，被蚂蟥叮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痛。想必两条蚂蟥没少吸我的血。

“嗳，”女郎把书放在一边，“真的不想让人喝精液？”

“现在不想。”

“没那个情绪？”

“嗯。”

“不想同我睡觉？”

“现在不想。”

“嫌我胖？”

“哪里，”我说，“你的身子十分诱人。”

“那干嘛不想睡？”

“不明白。”我说，“原因我不明白。总觉得现在不该同你睡。”

“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还是因为违背你的生活伦理？”

“生活伦理。”我重复一句。这四个字眼很是不同凡响。我眼望天花板思索了一会。

“不，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两码事。可能近乎本能或直觉吧，或者同我的记忆倒流有关，很难解释清楚。其实我现在极想同你睡觉，但有什么从中作梗，说眼下不到时候。”

女郎胳膊支在枕头上凝视我的脸。

“不是说谎？”

“这方面是不说谎的。”

“真那样想？”

“那样感觉。”

“可有证据？”

“证据？”我愕然反问。

“就是说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相信你想同我睡觉？”

“已经勃起。”我说。

“看一眼！”

我略一迟疑，终归还是脱掉裤子亮相。我实在筋疲力尽，无心继续争辩，况且我已不久人世，即使向十七岁女孩出示勃起的健全的阴茎，我也不认为会发展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唔。”女郎看着我说，“可以摸摸？”

“不行。”我说，“作为证据总可以了吧？”

“也罢，算啦！”

我提起裤子。外面传来重型卡车从窗下缓缓驰过的声响。

“什么时候返回你祖父那里？”我试着问。

“睡一会，等衣服干了就走。”女郎说，“水要到傍晚才能消，消了才好再经地铁返回。”

“这种天气晾衣服，得等到明天才能干。”

“真的？”她说，“那如何是好？”

“附近有家自动洗衣店，去那里烘干就是。”

“可我没出门的衣服啊！”

我歪头想了想，但想不出好办法，看来只好由我跑去自动洗衣店把她的衣服扔进烘干机了。我走进卫生间，将她的湿衣服塞入汉莎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然后从剩下的衣服中挑出橄榄绿棉布裤和蓝色带扣开领衫穿了，鞋穿的是褐色乐福平底鞋。这么着，剩给我的宝贵时间的几分之一便将在自动洗衣店那寒伧的电镀椅上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时间已指向十二点十七分。

(1)　欧洲的史前人种。

32

世界尽头

——垂死的影子

打开看门人小屋，看门人正在后门口劈柴。

“看样子要下大雪喽，”看门人手持斧头说道，“今早死了四头，明天估计死得更多。今冬冷得特殊。”

我摘下手套，走到炉前烤手。看门人把劈得细细的木条捆起搬进仓库，关好后门把斧头放回墙根，而后来到我身旁同样烤手。

“看来往后一段时间我得一个人烧独角兽的尸体了。那些家伙活着的时候倒没少给我乐趣。不过也没办法，毕竟是我的工作嘛。”

“影子的情况相当不妙？”

“不能说是很妙。”看门人在肩头上一圈圈地摇晃着脖子说，“不大理想，三天卧床不起了。我当然打算尽我的努力照料，可寿命这东西是谁也奈何不得的，人能办到的事有限。”

“可以见影子么？”

“啊，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仅限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后我得去烧独角兽。”

我点下头。

看门人从墙上摘下钥匙串，打开通往影子广场的铁门，在我前头快步穿过广场，打开影子小屋让我进去。小屋里空空荡荡，一件家具也没有，地上铺着冰冷冷的砖块。寒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空气仿佛都要冻僵了似的。简直同冷库无异。

“这怪不得我，”看门人自我辩解似的说，“不是我故意把影子塞进这种地方的。让影子住这里是早已有之的规定，我不过照章办事罢了。你的影子还算幸运的，糟糕的时候甚至两三个影子一起住在这里。”

反正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便默默点头。我是不应该把影子丢在这种地方不理不管的。

“影子在下面。”他说，“往下去，下面多少暖和些，只是有点臭味。”

看门人走到墙角，拉开潮乎乎的黑木拉门。里面没有楼梯，仅有架简易梯子。看门人自己先爬下几格，然后招手让我跟下。我拍掉大衣上的雪，跟他下去。

一进地下室，粪便味首先扑鼻而来。由于没窗，臭气全都憋在里面。地下室大小如贮物室，床就占了三分之一，彻底消瘦下去的影子脸朝我这边躺在床上，床下可以瞥见瓷马桶。有一张东摇西晃的旧木桌，桌上点着一支已燃烧多时的蜡烛，此外见不到一个灯盏或暖气片。地面就是泥地，满屋子潮湿的寒气，几乎冷入骨髓。影子把毛毯一直拉到耳根，用毫无生气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看着我。老人说得不错，怕是活不长久了。

“我这就走了。”看门人大概受不了臭气，“往下你们两个聊吧，聊什么都行，影子已没有力气同你合为一体了。”

看门人消失后，影子注意了一会动静，招手把我叫到枕旁，低声道：“麻烦你看一下看门人是不是站着偷听，好么？”

我点头爬上梯子，开门观望外面的情形，确认没有任何人影，然后返回。

“谁也没有。”我说。

“有话跟你说。”影子开口道，“其实我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衰弱，不过是为了蒙混看门人而演的一场戏。身体相当虚弱固然不是假象，但呕吐卧床纯属逢场作戏。站起来走路完全不成问题。”

“为了逃走吧？”

“那还用说！要不然何苦这么折腾。我已经赚了三天时间，三天内要逃出才行，三天后我可能真的再也站不起来。地下室的空气对身体非常有害，冷得要命，骨头都像吃不消。外面天气怎么样？”

“下雪。”我仍然双手插在大衣袋里说，“入夜会变得更冷。这次寒流恐怕非比一般。”

“一下雪独角兽就死很多。”影子说，“一死很多看门人的工作量就增大，我们就趁此时逃离这里，趁那家伙在苹果林里烧独角兽的时候。你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开门，两人一起逃。”

“从城门？”

“城门不行。门外上着锁，再说逃出去也免不了当即给看门人逮住。围墙也没办法，高得只有鸟飞得过。”

“那么从哪里逃呢？”

“交给我好了。计划已经周密得不能再周密了，毕竟充分收集了有关这镇子的情报。你的地图我差点看出洞来，从看门人那里也了解了许多情况。那家伙以为我不会逃走，不厌其烦地讲了镇上的事情。幸亏你麻痹了那家伙的警惕性。时间倒比起初预想的花得多，不过计划本身一帆风顺。看门人说得不错，我是没了同你合为一体的力气，但跑去外面即可恢复如初，那时再同我合成一个人。如果成功，我就可以不在这种地方送命，你也能使记忆失而复得，恢复原来的你自身。”

我一声不响地盯视着蜡烛的火苗。

“怎么样，到底？”影子问。

“所谓原来的自身究竟又是什么呢？”

“喂喂，怎么搞的，你总不至于还在执迷不悟吧？”

“是执迷不悟，真的执迷不悟。”我说，“首先我想不起原来的自身是怎么回事。那个世界果真值得我回去，那个自身果真值得我恢复不成？”

影子刚要开口，被我扬手制止了。

“等等，让我说完。对过去的自身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现在的自身已经开始对这镇子产生了一种类似眷恋的感情。一来倾心于在图书馆认识的女孩，二来大校也是个好人。冬天诚然冷不可耐，而其他季节则风景十分迷人。在这里，大家互不伤害，相安无事。生活虽说简朴，但并不缺什么，而且人人平等。没有人飞短流长，更不争夺什么。劳动倒是劳动，但都觉得乐在其中。那是纯粹为了劳动的劳动，不受制于人，不勉强自己，也不羡慕他人。没有忧伤，没有烦恼。”

“也不存在金钱、财产、地位，既无诉讼，又无医院。”影子补充道，“而且不必担心年老，无需惧怕死亡，对吧？”

我点头道：“你怎么看？我到底又有什么理由非离开镇子不可呢？”

“是啊。”说着，影子从毛巾毯里拿出手，用指头揉了揉干巴巴的嘴唇，“你说得很有些道理。假如存在那样的世界，那便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要你喜欢，你怎么做都行，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在此处了。问题是，有几件事你忽视了，而且事关重大。”

影子开始不住声地咳嗽。我等着他平息下来。

“上次见面，我就说这镇子是不自然不正常的，并且不自然不正常得自成一统。刚才你说的是它的一统性和完全性，所以我要说它的不自然性和不正常性。注意听着：首先，世上是不存在完全性的——尽管它是一个中心命题——如同理论上不存在永动机一样，这点上次已经说过。熵总是不断增大，而镇子究竟将其排往何处呢？的确，这里的人们——看门人另当别论——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怨恨谁，谁都清心寡欲。大家自我满足，和平共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心这个东西。”

“这点我也是清楚的。”我说。

“镇子的完全性建立在心的丧失这一基础上。只有使心丧失，才能将各自的存在纳入被无限延长的时间之中。也惟其如此，人才不会衰老，不会死亡。第一步就是将影子这个自我的母体剥离开来，等待他死去。一旦影子死了，往下便没有太大问题了，只消把每天生出的类似心的薄膜样的东西汲出即可。”

“汲出？”

“这点一会儿再说。首先是心的问题。你说这镇子上没有争夺没有怨恨没有欲望，这固然可钦可佩，若有力气，我也想为之鼓掌。可是，没有争夺没有怨恨没有欲望，无非等于说也就没有相反的东西，那便是快乐、幸福和爱情。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没有绝望的终极幸福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其次当然还有爱情这个问题。你提到的那个图书馆女孩也不例外。你或许真心爱她，但那种心情是没有归宿的，因为她已经没有心了。没有心的人不过是行走的幻影，将这幻影搞到手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你在追求那种永恒的生不成？你自身也想沦为幻影不成？我如果死在这里，你也势必与他们为伍，永远别想离开这座镇子。”

令人窒息般的冰冷的沉默久久笼罩着地下室。影子又咳了几声。

“可我不能把她丢在这里不管。无论她是什么，我都爱她需要她。我不能违背我的心。若现在逃走，事后必然后悔。而一旦离开，就不可能重新返回了。”

“罢了罢了，”影子欠起身靠在床头，“说服你看来要花不少时间。我们是旧交，我完全知道你这人相当顽固不化，但也没想到事到如此紧急关头还缠上这等伤脑筋的琐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我再加上女孩三人逃离这里却是不可能的，没有影子的人无法在外面生活。”

“这个我完全清楚。”我说，“我是说你一个人逃离这里如何？我来帮忙。”

“不，你还是不大明白。”影子头靠墙壁说道，“如果我独自离开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势必陷入绝望的境地，这点看门人已经告诉我了。影子这东西无论是谁都必定死在这里。即使跑到外面的影子临死时也要返回这里而死。不死在这里的影子，即使死了也只能是不完全的死。就是说，你必须永远带着心活下去，而且是在森林里。森林里居住的都是未能彻底抹杀影子的人们。你将被赶去那里，永远带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森林里彷徨。森林知道吗？”

我点点头。

“但你不能把她领进森林，”影子继续道，“因为她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她已没心。完全的人住在镇上，而不能住森林。所以你将孤身一人。既然这样，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的心都去哪里了？”

“你不是在读梦么？”影子不无惊讶地问，“读梦为什么还不知道？”

“反正不知道。”我说。

“那么我教给你：心已经由独角兽带出墙外。这也就是汲出一词的含义。独角兽吸收、回收人们的心，带往外面的世界，及至冬日来临，便将那样的自我贮存在体内死去。杀死它们的既非冬天的寒冷也不是食物的匮乏，而是镇子强加于它们身上的自我的重量。等春天一到，便有小独角兽降生。出生的小独角兽同死去的大独角兽数量相等，而小独角兽长大之后，又同样背负着人们被清扫出去的自我走向死亡，这便是完全性的代价。这种完全性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把一切推到弱小者身上加以保存不成？”

我缄口不语，只管注视着鞋尖。

“独角兽一死，看门人便切下头骨，”影子继续说，“因为头骨中精确地镌刻着自我。头骨被处理干净之后，埋入地下一年，等其能量平稳下来便送进图书馆的书库，通过读梦人的手释放到大气中。所谓读梦人——就是指你——是影子尚未死掉的新来镇子的人所担任的角色。读梦人读出的自我融入大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所谓‘古梦’。总之一句话，你的作用就像电的地线。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影子一死，读梦人便不再读梦，而同镇子打成一片。镇子便是如此在十全十美的环境中永远运转不止。把不完全的部分强加给不完全的存在，然后通过吮吸其经过沉淀的清液维持生命。难道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是真正的世界？是事物应有的面目？好么，你要从弱小者不完全者的角度看问题，立场要站在独角兽和森林居民一方。”

我久久凝视蜡烛的火苗，直到眼睛作痛。然后我摘下眼镜，用手背拭去溢出的泪水。

“明天三点钟来。”我说，“你说得对，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

33

冷酷仙境

——雨日洗涤、出租车、鲍勃·迪伦

正值周日，又是雨天，四台自动烘干机塞得满满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购物袋挂在各自的烘干机把手上。烘干室里有三个女子，一个是三十六七岁的主妇，另两个看样子是附近女子大学宿舍里的女生。主妇百无聊赖地坐在电镀椅上俨然看电视似的定定地看着旋转的洗涤物，两个女大学生则在并肩翻看《JJ》。我进去时她们朝我这边瞟了几眼，旋即把目光收到自家洗涤物和自家杂志上去。

我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置于膝头，坐在椅上排号等待。女大学生两手别无他物，看来东西已全部投入烘干机转筒了。这样，四台烘干机若有一台空出，便非我莫属了。估计不至于久等，我松了口气。在这等场所眼望旋转的洗涤物消磨一个小时——光这么一想都令人扫兴。剩给我的时间已仅有二十四小时。

我在椅子上放松身心，茫然注视着空间中的一点。烘干室荡漾着由衣服干燥过程中特有的气味和洗衣粉味儿混合而成的奇异气味。身旁两个女大学生在谈论毛衣图案。两个都算不上漂亮。乖觉的女孩断不至于周日午后在烘干室里看什么杂志。

出乎意料，烘干机怎么也停不下来。烘干机自有烘干机的法则，“等待过程中烘干机半永久性地旋转不已”便是其一。从外面看去洗涤物已彻底烘干，然而它硬是不肯停转。

等了十五分钟，转筒还是不停。这时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的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大纸袋进来，将一大包婴儿尿布塞入洗衣机，打开洗衣粉袋撒进去，合上盖子往机器里投硬币。

我原想闭目打个瞌睡，又担心睡着时转筒停转而由后来者投入衣服，果真那样，又要白白耗费时间了，只好勉强打起精神。

我不由后悔：带本杂志来就好了。若看点什么，便不至于昏昏欲睡，时间也可转瞬即逝。不过我弄不清快速打发时间到底正确与否。对现在的我来说，大约应该慢慢受用时间才对，可问题是在这烘干室里慢慢受用时间又有何意义呢？大概只是扩大消耗而已吧？

一想到时间我就头痛。时间这一存在委实过于空洞。可是，一旦将一个个实体嵌入时间性的框架中，随后派生出来的东西究竟是时间属性还是实体属性又令人无从判断。

我不再思考时间，转而盘算离开烘干室后如何行动。首先要买衣服，买像样的衣服。裤子已无暇修复，在地下决心定做的苏格兰呢料西装也难以实现。固然遗憾，但只好放弃。裤子可用身上这条凑合，就买件轻便西服、衬衫和领带算了。另外要买件雨衣，有了它去任何地方的饭店都不在话下。购齐衣服约需一个半小时。三点之前采购结束。到六点约会时还有三小时空白。

我开始思索这三小时的用法。居然全无妙计浮上心头。睡意和疲顿干扰思路的运转，而且是在我鞭长莫及的远处干扰。

我正在一点点清理思绪，最右边那台烘干机的转筒停止了旋转。确认并非眼睛的错觉之后，我环视四周：无论主妇还是女大学生都只是朝转筒投以一瞥，她们坐着岿然不动，全无从椅子上欠起身来的意思。于是我按照烘干室的规则打开烘干机的盖子，把躺在烘干机底部的暖乎乎的洗涤物塞进挂在门把手上的购物袋，再将我这航空袋里的东西倾倒一空，然后关门投币，返回椅子。时针指在十二时五十分。

主妇和女大学生一直在背后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继而目光落在我已放入洗涤物的烘干机转筒上，又瞥了下我的脸。我也抬起眼睛，看了看容纳我带来的衣物的转筒。根本问题在于我投入的洗涤物的数量非常之少，又清一色为女人的外衣和内衣，而且无一不是粉红色，不管怎么说都未免过于惹人注目。我烦躁得不行，便把塑料袋挂在烘干机把手上，到其他地方消磨这二十分钟。

霏霏细雨一如清晨绵绵地下个不停，仿佛在向世界暗示某种状况的出现。我打着伞在街上兜来转去。穿过幽静的住宅地段，便是商店鳞次栉比的马路。有理发店，有面包店，有冲浪器材店（我揣度不出世田谷区何以有这种商店），有香烟店，有糕点店，有录像带出租店，有洗衣店。洗衣店前一块招牌写道：雨天光顾降价一成。为什么雨天洗东西便宜呢？我无法理解。洗衣店里边，秃脑袋店主正神情抑郁地在衬衫上烫熨斗。天花板上垂着好几条粗常青藤般的熨斗拉线。店主居然亲手熨衣服——此店显然古风犹存。我对店主油然生出好感。若是这样的洗衣店，想必不会用钉书器在衬衫底襟钉上取衣编号，我很讨厌这点，所以才不把衬衫送去洗衣店。

洗衣店前有个长条凳样的木台，上面摆着几盆花，我细心看了一会，竟无一种花叫得出名。至于为什么叫不出花名，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盆花一看就知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品种，我觉得若是地道的人，应该一一晓得才对。从房檐落下的雨滴拍打着盆中的黑土。凝神注视之间，不禁一阵感伤：在这世上活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居然叫不出一种极为普通的花的名称。

仅看了一家洗衣店自己就有不少新的发现，对花名的无知即是其一，雨天洗衣便宜又是一个。几乎每天在街上行走，竟连洗衣店前有长条凳这点都视而未见。

长条凳上爬有一只蜗牛。对我来说又多了一项新发现。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蜗牛这东西仅仅梅雨时节才有，不过仔细想来，假如蜗牛惟独梅雨时节出现，那么其他季节它又在何处做什么呢？

我把十月的蜗牛投入花盆，又放在绿叶上。蜗牛在叶片上东摇西晃地摆动了一会，打斜安顿下来，一动不动地环视着四周。

接着，我转回香烟店，买了一盒百灵鸟牌长过滤嘴和一只打火机。本来烟五年前便已戒了，但在这人生最后一天吸一两盒怕也无甚害处。我在香烟店前叼上一支“百灵鸟”，用打火机点燃。好久不吸烟了，嘴唇有一种始料未及的异物感。我慢慢吸入一口，缓缓吐出。两手指尖微微发麻，脑袋晕晕乎乎的。

往下我又去糕点店买了四块糕点，哪一个上面都带有一长串法文名称，装入盒子后竟想不出到底买了什么。法语那玩意儿一出大学校门便忘个精光。西式糕点店的店员清一色是冷杉树一般的高个子女孩，和服带子的扎法实在惨不忍睹，我还从未碰到过个高而手巧的女孩。不过我不晓得这一理论能否世间通用，仅仅是我个人的巧合也未可知。

相邻的录像带出租店是我常去之处。店主夫妇年纪同我相仿，太太长得甚为漂亮。店门口一台二十七英寸电视荧屏正在播放沃尔特·希尔的《拳击者传奇》。查尔斯扮演拳击手贝尔，詹姆斯扮演其经纪人。我进去坐在沙发上，看拳击场面来打发时间。

里头的柜台内，店主太太一个人在值班。见她一副无聊的样子，我劝其吃块糕点。她挑了洋梨馅饼。我捡了块夹心乳酪饼，边吃边看查尔斯同秃脑袋大汉对打的场面。观众大多数预测大汉获胜，我因几年前看过一次，坚信查尔斯必胜无疑。吃罢糕点，开始吸烟。吸到半截，查尔斯便将对方彻底打翻在地了。看清之后，我离开了沙发。

“再慢慢看一会嘛！”太太劝道。

我说很想看，但洗涤物已经放进了投币式自动烘干机，不能不管。一看表，一点二十五分。烘干机早已停转。

“糟糕糟糕！”我连声叫苦。

“没关系，肯定有人好好取出收进袋子，绝对没人偷你的内衣内裤。”

“那倒是。”我颓然应道。

“下周来时，会有三部希区柯克导演的旧片子进来。”

走出录像带出租店，我沿同一路线返回烘干室。所幸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我放的衣服躺在烘干机底部静等我的归来。四台烘干机仅有一台在转。我将衣服收进塑料袋，提回住处。

胖女郎在我床上睡得正香。或许由于睡得太实，乍看我还以为她死了过去。凑上耳朵一听，尚在微微喘息。于是我从袋里掏出衣服放在枕边，将糕点盒放在床头灯旁。如果情况允许，我真想钻到她身旁大睡一场，偏偏不能。

我去厨房喝了杯水，又蓦地想起小便。便后坐在餐椅四下环顾，但见厨房里水龙头、煤气热水器、换气扇、煤气灶、各种规格的锅和壶、电冰箱、电烤箱、餐橱、菜刀、焊接的大铁罐、电饭锅、咖啡豆粉碎机等等，不一而足。“厨房”二字说起来简单，却是由各种各样的器具、物品构成的。如此重新审视厨房之间，我从世界井然有序的构成上感到了一种异常费解的静谧。

搬进这套公寓时，妻子还在。已是八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经常坐在这餐桌旁独自看书到深夜，妻子睡觉也十分安静，以致我往往担心她死在床上。尽管我这人并不健全，但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

回想起来，我已在这公寓里住了八年。八年前这房间里住着我、妻子和猫。最先弃我而去的是妻，其次是猫，而今我也即将离去。我把失去托盘的咖啡杯当作烟灰缸，吸了支烟，接着又喝了杯水。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住八年之久呢？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既非特别称心如意，房租又绝对算不上便宜。太阳过于西晒，管理员也不和蔼可亲，况且住进之后人生并未因此而变得如花似锦，就人口而言也是急剧下降。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将打上句号。

永恒的生——我想。不死。

博士说我将进入不死之国。他说这个世界的完结并不意味着死，而是新的转换。在那里我将成为我自身，重新见到业已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或许果真如此。不，可以说是必然如此。那位老人无所不晓。既然他说那是不死的世界，笃定不死无疑。然而博士的话还是一句也不能让我心悦诚服。那些话过于抽象，过于空洞。即使是现在这样，我已十足地觉得这便是我自身，至于不死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不死性，这个问题实在远远超出了我贫乏的想象力。倘若有独角兽和高墙出现，我更是无法想象，恐怕还是《OZ国历险记》略为现实一点。

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抓耳挠腮地思索。不错，我是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详细开列起来，说不定有一本大学听课笔记那么厚。既有失去的当时不以为意而事后追悔莫及的，又有相反的情形，而且似乎仍在继续失却各种各样的人、事以及感情。象征我这一存在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洞，任何针线都不能缝合。在这个意义上，纵令有人打开我房间窗扇伸进头来朝我吼道“你的人生是零”，我也无法否认，没有否认的根据。

可我又好像觉得，即使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恐怕也还是要走老路。因为那——继续失去的人生——便是我自身。我除了成为我自身别无选择。哪怕有更多的人弃我而去，或我弃更多的人而去，哪怕五彩缤纷的感情出类拔萃的素质和对未来的企盼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我也只能成为我自身，岂有他哉！

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设想过成为自身以外的什么的可能性，甚至以为能够在卡萨布兰卡开一间酒吧同英格丽·褒曼相识，或者现实一点——实际上现实与否另当别论——度过与我自身的自我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为此我也进行过变革自我的训练。《绿色革命》读了，《轻骑兵》也看了三遍。不料还是像船舵弯曲的小艇一样终归驶回原处。这就是我自身。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待在这里，总是等待着我的归来。

人们难道必须将其称之为绝望？

我不得而知。或许是绝望。屠格涅夫可能称之为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称为地狱，毛姆恐怕称之为现实。但无论何人如何称呼，那都是我自身。

我无法想象不死之国是何模样。在那里，也许我真的会找回失去的一切，确立崭新的自身。也许有人拍手有人祝福，也许会幸福地度过同自己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可是不管怎样，那已是与现在的我无关的另一自身。现在的我拥有现在的我自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历史事实。

如此思来想去，终于得出结论：恐怕还是假定自己将在二十四小时多一点之后死去较为合乎逻辑。而若以为迁往不死之国，事情难免像《唐璜遗训》那样虎头蛇尾。

我将死去——我决定姑且这样认为。这样远为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心情多少开朗起来。

我熄掉香烟，走进卧室看了看女郎熟睡中的脸，然后确认裤袋里是否装有我需要的一切。不过仔细一想，眼下的我已几乎不存在需要的东西。除了钱夹和信用卡，还需要什么呢？房间钥匙已无用处。不需要计算士执照，不需要手册，汽车已经扔掉，车钥匙也不需要。不需要小刀，不需要零币。我把裤袋里的零币统统掏出摊在桌上。

我先乘电车来到银座，在“保罗·斯图尔特”买了衬衫、领带和轻便西服，用美国运通卡付了款。穿好往镜前一站，形象相当不坏。橄榄绿棉布裤的裤线快要消失这点多少不尽人意，但一切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藏青色法兰绒轻便西服加深橙色衬衫这一搭配，赋予我好似广告公司年轻有为的职员那样的氛围，起码看不出是刚在地下往来爬行并且将在二十一小时后从世上消失之人。

摆正姿势一看，发现轻便西服的左袖比右袖短了一点五厘米。正确说来并非衣袖短，是我左臂过长。不知何以至此。我通常惯用右臂，不曾有勉强使用左臂的记忆。店员说两天内可将衣袖改好，劝我不妨一试。我当然加以拒绝。

“您打棒球什么的吧？”店员边递回信用卡边问。

我说不打什么棒球。

“大多数体育活动都会使身体变形。”店员告诉我，“对西服来说，最好避免过度运动和过量饮食。”

我道谢走出店门。看来世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法则。的的确确每步都有新的发现。

雨仍在下着，我已没心思买衣服，不再物色雨衣，便走进啤酒屋喝生啤吃生牡蛎。不知何故，啤酒屋居然在播放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听不出是第几交响曲，任何人一般都听不出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编号。反正啤酒屋放布鲁克纳是头一遭。

除我以外，啤酒屋里只有两张桌子有顾客：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戴帽子的瘦小老人。老人戴着帽子一口一口喝啤酒，年轻男女则只顾悄悄低语，啤酒几乎没动。雨天午后的啤酒屋大多如此。

我边听布鲁克纳边往五个牡蛎上挤柠檬汁，按时针转动方向依序吞进肚去。喝了不大不小一杯啤酒。啤酒屋巨大挂钟上的指针指向三点差五分，钟盘下端有两只狮子面对面站着，扭着身子对抱针芯，两只都是雄性，尾巴卷成披大衣样的形状。不一会，布鲁克纳长长的交响曲放完，换上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奇特的组合。

要来第二杯啤酒后，我去厕所再次小便。小便怎么等都不结束，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小便如此之多。不过反正没什么急事，任其慢慢倾泻就是。估计小便花了两分钟左右。背后接连传来“波莱罗”。一面听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面小便颇有些不可思议，恍惚觉得将永远小便下去。

完成漫长的小便，感到自己好像彻底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我洗了洗手，对着变形镜照罢自家嘴脸，返回桌旁喝啤酒。想吸支烟，发现那盒“百灵鸟”忘在了公寓厨房，便叫来男侍买了盒“七星”，讨了火柴。

在这空荡荡的啤酒屋中，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但时间实际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动。狮子继续相对转体一百八十度，时针已推进到三点十分的位置。我注视着钟针，臂肘支在桌上喝啤酒吸“七星”。无论怎么想，眼盯时针打发时间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办法。人们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以自己仍将生存下去这一点为前提的，倘若去掉这一前提，便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从衣袋里掏出钱夹，逐一清点里面的东西：万元钞五张，千元钞数张。另一侧衣袋里，二十张万元钞同回形针混在一起。除了现金，还有美国运通卡和维萨卡，另有银行现金支票两张。我把两张现金支票折为四折扔进烟灰缸，横竖已无用处。室内游泳池会员证、录像带出租店会员证和买咖啡豆时给的优惠券也同样扔了。留下驾驶证后两枚旧名片也一扔了之。烟灰缸中满满堆着我的生活的残骸。这样，最后剩下来的便只有现金、信用卡和驾驶证。

时针指到了三点半时，我欠身离座，付款出店。喝啤酒当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伞留在伞筒内。征兆不错。雨过天晴，神清气爽。

去掉伞后，顿觉如释重负。我很想移身别处，而且最好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厦那里同阿拉伯游客一起观看了一会一字排开的电视的画面，然后下到地铁，买了张丸之内线去新宿的车票。刚一入座，睡意立时袭来，等睁开眼睛，电车已驶进新宿站了。

走出地铁出站口时，想起了保管在行李寄存处的头骨和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虽然事到如今那玩意儿已全无用场，而且没带取货凭证，但反正无所事事，遂决定将其领出。我登上车站台阶，走到行李暂存处窗口，说取货凭证弄丢了。

“仔细找过了？”男职员问。

我说找得好苦。

“什么样的？”

“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提包。”

“耐克标记是什么样的？”

我借用便笺和铅笔，画出如被压得变形的弧形飞标样的耐克标记，在上边注以NIKE字样。男职员半信半疑地看罢，拿起便笺去货架转了一圈，片刻提着我的包折回。

“这个？”

“是的。”我说。

“可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递过驾驶证，男子将其同提包上的标牌对比着看了看，然后摘下标牌连同圆珠笔一起放在柜台上，叫我签名。我在标牌上签了名，接过提包道声谢谢。

东西自是成功地领出来了，但这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包怎么看都与我这身装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着耐克运动包同女孩去吃饭，买包替换倒不失为一计，问题是只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龄球箱那样大的东西才容得下这头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着保龄球箱，还不如索性提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间，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方法而言，恐怕还是租一辆小汽车把这包扔在后座上最为地道稳妥。这样既无提包走路的麻烦，又无需顾虑它同衣服的谐调。如果可能，最好租气度不凡的欧洲车，倒不是我对欧洲车情有独钟，但毕竟是我一生中相当特殊的一天，还是相应地乘坐考究些的车为好。生来至今，除了几欲报废的“大众”或国产微型车，我还没开过别的。

我走进饮食店，借来按行业编排的电话号码簿，用圆珠笔在新宿站附近的四家租车代理店的号码处画上记号，依序拨动电话。哪家代理店都没有欧洲车。这种季节的星期天，一般都不会有车剩在店内，再说压根就不备有进口车。四家店中，有两家根本就没剩下冠以“乘用车”字样的车。另一家剩一辆本田思域。最后一家各剩一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和马克Ⅱ，服务台的女子说都是新车，车内均有音响。我再懒得打电话，决定租那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其实怎么都无所谓，本来我对车也没有多大兴趣，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马克Ⅱ是何样式都一无所知。

接着去唱片店买了几盒磁带，有约翰尼·马西斯的最佳选曲、杰宾指挥的阿诺德·贝尔克的《净夜》、肯尼·巴雷尔的《周日暴风雨》、埃林顿公爵的《大家的埃林顿》、多列巴·皮诺克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鲍勃·迪伦的包括《像一块滚石》的磁带。这种搭配固然杂乱无章，但也只好凑合——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在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上想听怎样的音乐。其实坐进车座后，想听的说不定是詹姆斯·泰勒，或许是维娜·华尔兹，也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嘭嚓嚓”也未可知。抑或干脆什么都不想听。总之无从预料。

我将六盒磁带放进提包，去租车代理店看了汽车，递过驾驶证签了名。较之平时常用的车，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的驾驶席竟同宇宙飞船上的毫无二致。若坐惯这卡利那1800GT的人再去坐我的车，很可能以为是竖井式民居。我把鲍勃·迪伦的磁带塞进音响机，一边听《看水奔流》，一边不慌不忙地逐一确认仪表盘上的开关。开车时按错开关可非同小可。

我正在车内逐个检查按钮，接待我的那位态度和蔼的年轻女郎离开办公室走来车旁，问我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女郎的微笑显得冰清玉洁，楚楚可人，极像电视上演技娴熟的广告模特。牙齿莹白，口红颜色得体，双腮毫不松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只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明白了。”说罢，她又莞尔一笑。她的笑容使我想起高中时代的一个女孩。那是个聪明爽快的女孩，听说后来同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革命活动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后扔下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无人晓得去了哪里。租车代理店的女郎的微笑使我想的便是这位高中同学。有谁能预料这个喜欢J·D·塞林格和乔治·哈里逊的十七岁女孩几年后居然为革命活动家生下两个孩子并就此下落不明呢？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小心驾驶，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她说，“近来车上的电脑式操纵盘，不习惯的人很难应付自如。”

我点下头。不习惯的人并非只有我。

“求185的平方根，答案按这个钮可以知道？”我问。

“在下一个新车型出现之前怕是难以如愿。”她笑着说，“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二十年，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因为口琴比史蒂维·旺德吹得差？”

她笑了。逗她笑出来委实令人惬意。我还是可以逗女孩笑的。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她说，“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凝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她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说不好，只是这样感觉的。”

“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想写小说。”她说。

“一定能写出佳作。”

“多谢。”

“不过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喜欢听鲍勃·迪伦也真是稀罕。”

“喜欢往日的音乐。鲍勃·迪伦、甲壳虫、‘大门’、‘飞鸟’、吉米·亨德利克斯等等。”

“很想再跟你慢慢聊一次。”我说。

她嫣然一笑，微微侧首。脑袋转得快的女孩晓得三百种回答方法，即使对于离过婚的三十五岁疲惫男人也一视同仁。我道过谢，驱车前进。鲍勃·迪伦开始唱《再度放歌孟菲斯》。遇见她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到底没有白选。

仪表板上的电子表打出四点四十二分。街上失去太阳的天空正在向黄昏过渡。我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沿着拥挤不堪的道路朝自己所住方向驶去。正值周日，加上拥挤，不巧又有一辆绿色小赛车一头扎在载有混凝土预制块的八吨卡车的腰部，致使交通处于近乎无可救药的瘫痪状态。绿色赛车严重变形，俨然被谁不小心一屁股坐瘪了的纸壳箱。身穿黑雨衣的几名警察围在旁边，急救车正在连接赛车后面的挂钩。

花了很长时间才穿过事故现场。距会面时刻还有段时间，我便悠悠然吸着香烟，继续听鲍勃·迪伦的磁带，并思索同革命活动家结婚是怎么一回事。能把革命活动家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吗？准确说来革命当然不是职业。但既然政治可以成为职业，革命也该是其变种才是。这方面的事情我还真不好把握。

莫非下班归来的丈夫在餐桌上边喝啤酒边谈论革命的进展不成？

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我们都将年老，这同下雨一样，都是明白无误的。

34

世界尽头

——头骨

我看到了飞鸟。鸟紧贴着冰雪覆盖的西山坡飞去，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一边在炉前烤手烤脚，一边喝老人泡的热茶。

“今天也要读梦去？瞧这光景雪要积得很深，上下坡有危险，就不能歇一天工？”老人问。

“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歇工。”我说。

老人摇头走出，一会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双雪地鞋。

“穿这个去，这样在雪路上不会滑倒。”

我穿上试了试，大小正相应。兆头不错。

时间一到，我缠上围巾，戴上手套，借老人的帽子戴好，又把手风琴折起放进大衣袋。我中意这个手风琴，好像一刻都分离不得。

“当心，”老人说，“眼下这时候对你至关紧要，现在出意外可就再也无可挽回了。”

“嗯，我懂。”

不出所料，坑里吹进了不少雪，周围已不见老人的身影，工具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如此下去，明天早上坑肯定被雪埋得了无痕迹。我站在坑前久久看着吹进坑内的雪，然后离开那儿走下山坡。

雪下得很大，几米开外便模糊一片。我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把围巾一直缠到眼窝下，走下了斜坡。脚下雪地鞋的鞋钉发出快意的声响，林中不时传来鸟鸣。我不知鸟对雪有何感觉。独角兽们又如何呢？它们在沸沸扬扬的雪中到底思考什么呢？

到图书馆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女孩已生起炉子烘暖房间等着我了。她拍去我大衣上的积雪，磕掉沾在鞋钉之间的冰块。

本来昨天也同样在这里来着，可我仍对图书馆中的光景感到无比亲切。不透明的玻璃上映出的昏黄的灯光、火炉上腾起的依依温煦、热气腾腾的咖啡的香气、浸透房间每个角落的古老时间那静静的记忆、她文雅得体的举止——一切都使我有一种阔别重逢之感。我放松身体，一动不动地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觉得自己即将失去这静谧安然的世界。

“饭现在吃？还是稍后一会？”

“饭不要了，肚子不饿。”我说。

“也好。饿了随时说。来杯咖啡？”

“谢谢。麻烦你了。”

我脱掉手套，搭在炉耳上烘烤，而后坐在炉前像一根根清点手指似的烤手，同时望着女孩取下炉上的水壶往杯里倒咖啡的情景。她递给我一杯，随即独自坐在桌前喝自己的咖啡。

“外面雪下得很大，眼前都几乎看不清了。”我说。

“呃，要连下好几天呢。直到空中厚厚的云层把雪一古脑儿下完。”

我把咖啡喝了一半，端起杯子走到她对面的椅子坐下，杯子放在桌上，不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她的脸。如此凝视之间，我不由黯然神伤，仿佛自己被吸进了什么地方。

“等到雪停的时候，雪肯定积得很厚，厚到你看都没看到过的程度。”

“不过我或许看不到了。”

她从杯子上抬起眼睛看着我。

“为什么？雪谁都能看到的嘛！”

“今天就不读古梦了，两个人说说话。”我说，“事情非常重要。我有很多话要说，希望你也说说。不碍事吧？”

她揣摸不出我想说什么，只是在桌上交叉着双手，用迷惘的眼神看着我点了下头。

“我的影子已奄奄一息。”我开口道，“想必你也知道，今冬冷得厉害，我想他熬不了多久，无非是时间问题。影子一死，我就将永远失去心，所以我现在必须在此决定好些事：我自身的事，你的事，和其他所有这类事情。能够用来思考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即使能够长时间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我想也是一样。结论已经得出。”

我喝了口咖啡，再次在头脑中确认自己得出的结论有无错处。没有错。然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我都将决定性地失去很多东西。

“我大概明天下午离开这个镇子。”我说，“从哪里如何出去我还不知道，影子会告诉我的。我和影子一道离开这里返回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生活。我将像从前那样拖着影子，在喜怒哀乐当中年老体衰，直至死去。也许那个世界适合于我，我想。我将在心的操纵支配下生存。这点你可能不会理解……”

女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那样子与其说是注视，莫如说是窥看我的脸所在的空间。

“你不喜欢这镇子？”

“你一开始就说过，假如我来此是为了寻找安宁，那肯定正中下怀。我的确中意这里的静谧与安详。而且我也知道，要是我彻底失去了心，这种静谧与安详就会变得十全十美。镇子上不存在任何使人痛苦的东西。也许我将因失去这镇子而抱憾终生。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在这里裹足不前，因为我的心不允许我以牺牲自己的影子和独角兽为代价留在这里。无论我得到怎样的安详平稳，我都不能欺骗自己的心，纵使那样的心在近期内将完全消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东西一旦受损，即便彻底消失也仍将永远处于破损状态。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她沉默良久，凝神注视自己的手指。杯中的咖啡已不再有热气腾起。房间中一切都静止不动。

“一去不复返了？”

我点点头：“一旦离开，就永远回不来这里，这点确切无疑。就算我想回来，城门怕也不会敞开。”

“这样你也可以的？”

“失去你是非常难过的事。但是我爱你，这种心理状态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在不惜使之扭曲变形的情况下得到你。与其那样，还不如趁有心之时失去你，这总还可以忍受。”

房间再度陷入沉默，惟独煤块的毕剥声在不无夸张地回荡着。炉旁挂着我的大衣、围巾、帽子和手套，每一件都是这镇子给我的，虽说质朴无华，但都沁有我的心。

“我也设想过只让影子逃走而我独自留下。”我对女孩说，“问题是这样一来，我势必被赶到森林里去，再也无法同你相见，因为你不能住在森林里。能住在森林里的只限于影子尚未全部消除而体内仍有心存留之人。我有心，你没有，因此你甚至追求我都不可能。”

她悄然摇头道：“不错，我是没心。母亲有过，我没有。母亲由于有心剩下来而被赶进了森林。我还没对你说过，母亲被赶进森林时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如今有时还想：如果我有心，恐怕会永远同母亲在森林里相依为命。而且，如果有心，我也可以正常地追求你。”

“即使被赶进了森林，你还是认为有心的好？”

她出神地盯着在桌面上攥起的手指，随后把手指松开。

“记得母亲说过，只要有心，去什么地方都一无所失。可是真的？”

“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是否果真那样。不过你母亲是那样相信的吧？问题是你相信与否。”

“我想我可以相信。”她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说。

“相信？”我愕然反问，“这个你能够相信？”

“或许。”

“喂，好好想想，这点至关重要。”我说，“你能够相信什么——无论是什么——这点显然是心的作用，懂么？假定你相信什么，相信的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如若适得其反，必然有失望随之而来。这便是心的活动。莫非你还有心？”

她摇头道：“不清楚。我只是回想母亲的事，再往前的事从没想过。我想我仅仅是能够相信罢了。”

“估计你身上还残留着某种同心的存在有关的东西，只是被紧紧关在里面出不来，所以才一直没有被围墙发现。”

“我身上还残留着的东西，指的可是我也像母亲那样未能彻底消除影子？”

“不，大概不是的。你的影子的确已死在这里，被埋进了苹果林，这点有案可查。但在你身上，以你对母亲的记忆为媒介，有着类似心的残影或断片的东西残留下来，想必是它使你摇摆不定。如果顺这条路走下去，应该可能到达某个地方。”

房间里静得近乎不自然，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外面飘舞的雪花吸尽了。我觉得围墙似乎在某处屏息敛气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实在过于寂静了。

“谈谈古梦好了。”我说，“你们每天生成的心都被独角兽吸去成了古梦，对吧？”

“嗯，那是的。影子死后，我们的心便被独角兽们吸得一点不剩。”

“既然那样，我应当可以从古梦中一点点解读你的心吧？”

“不，那不可能。我的心并非被归结为一个整体吸进去的，而是支离破碎地被很多独角兽吸入体内的。那些碎片同别人的碎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你不可能认出哪个是我的思绪哪个属于别人。不是吗？这以前你一直在读梦，不是猜不出哪个是我的梦吗？所谓古梦便是这么一种东西，谁都不能将它解开，它就是要在这混沌状态中归于消失。”

她说的话我完全领悟。我虽然每天读梦不止，却丝毫把握不住古梦的含义。而现在剩给我的时间仅有二十一小时，我必须在二十一小时内设法找出她的心。也真是不可思议：在这不死之镇，所有的选择都要求我在有限的二十一小时内作出。我闭目合眼，做了几次深呼吸。我必须集中全副神经，找出解开谜团的突破口。

“去书库吧。”我说。

“书库？”

“去书库边看头骨边想。说不定能想出妙计。”

我拉起女孩的手离开桌子，绕到柜台后面，打开通往书库的门。她按下电灯开关，昏黄的光线立时照出架上的无数头骨。头骨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在幽暗中浮现出已褪色的白色。它们以同样角度张着嘴，用黑洞洞的眼窝同样凝视着前方的虚空，它们吐出的冰冷冷的沉默化为透明的雾霭笼罩着书库。我们背靠墙壁，久久看着头骨阵列。冷气砭人肌肤，彻骨生寒。

“我的心真的可以解读出来？”她盯着我的脸问。

“我想我可以读出你的心。”我沉静地回答。

“怎么个读法？”

“那还不晓得。”我说，“但肯定读得出，这点我有把握。肯定会有好的办法，而且我肯定找得到。”

“你想辨别落在河里的雨珠？”

“听我说，心这东西同雨珠不同。它既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同别的相混淆。如果你能相信我，就相信我好了。我一定找得到。这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我保准能找出我渴求的东西。”

“找出我的心！”稍顷，她这样说道。

35

冷酷仙境

——指甲刀、奶油调味酱、铁花瓶

车开到图书馆是五点二十分。时间还绰绰有余，我决定下车在雨后的街上游逛一会。我走进柜台式啤酒屋，边喝啤酒边看电视里转播的高尔夫球，又在娱乐中心玩电子游戏机来打发时间。那是一场用装甲炮歼击渡河而来的坦克阵的游戏，起初我方占上风，但随着战斗的进展，敌方坦克多得竟如铺天盖地的北极鼠群，终于攻陷了我方阵地。阵地陷落之际，画面犹发生核爆炸一般全是耀眼的白热光。旋即打出这样一行字：GAME OVER — INSERT COIN。我顺从地往投币口投入一枚百元硬币，于是音乐四起，我方阵地完好无损地再现。这是一场不折不扣为失败而进行的战斗，若我方不败，游戏便永无休止，而永无休止的游戏是索然无味的，那样不但娱乐中心吃亏，我也伤脑筋。不久，我方阵地再次被攻陷，画面又闪出白热光，继而又现出那行字：GAME OVER — INSERT COIN。

娱乐中心旁边是一家五金店，橱窗里煞有介事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有扳手、扳紧器、套装螺丝刀，连电动打钉机、电动螺丝刀也在此一展风姿。还有装在皮套里的一套德国进口的便携式工具，皮套只有女式钱包大小，里边却满满塞着小锯、小锤和电笔。旁边摆着三十种一套的雕刻刀。这以前我从未想过雕刻刀竟有三十种变化，因此这三十种一套的雕刻刀给了我不小的震动。三十种刀每种都略有差异，其中几种的形状真叫我猜不出该如何使用。较之娱乐中心的嘈杂，五金店永远静得如冰山的背后，光线幽暗的店内柜台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男子，正用螺丝刀拆卸着什么。

我蓦然心动，走进店里物色指甲刀。指甲刀摆在刮须刀旁边，如昆虫标本一般整整齐齐的，其中一个的形状甚是不可思议，如何用法全然也叫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挑了它拿到柜台。这是一块长约五厘米的不锈钢片，扁平扁平的，想象不出按什么地方才能剪掉指甲。

我一到柜台，店主便把螺丝刀和已拆开的小型电气起泡器放到柜台下，教我如何使用这指甲刀。

“好么，请注意看着。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喏，这不就剪下来了？”

“果然。”我说。

的确是一把极妙的指甲刀。他把指甲刀又恢复成钢片，交还给我。我按他说的，再次使之变为指甲刀。

“东西不错。”他俨然泄露天机似的说，“赫格尔产品，终生受用。旅行时方便得很。不生锈，刀刃结实锋利，剪狗爪都没问题。”

我花了二千八百日元买下来。指甲刀装在小小的黑皮套里。向我付罢零币，他又开始拆那起泡器。很多螺丝钉分别按大小放在好看的白碟里，碟中排列的黑色螺丝钉看上去显得喜气洋洋。

买罢指甲刀，我回到车上边听《勃兰登堡协奏曲》边等她，并思索碟中的螺丝钉何以显得喜气洋洋。很可能因为螺丝钉已不再是起泡器的一部分而重新恢复了自己作为螺丝钉的独立性所使然，或者是因为主人提供了白色碟子这一堪称破格的漂亮居所也未可知。不管怎样，看上去喜气洋洋毕竟令人快慰。

我从衣袋里掏出指甲刀，再次组合起来略略剪了一下指甲尖，又装回皮套。剪切感不坏，五金店这地方颇有点像受人冷落的水族馆。

临近六点闭馆时分，从图书馆大门走出很多人来。看样子大部分是在阅览室用功的高中生。他们大多手提和我的同样的人造革旅行包。细细打量之下，高中生这类存在总好像有点不大自然，其某一部位过于膨胀，而另一部位又略嫌不足。诚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这一存在恐怕显得更不自然。所谓人世便是这么一种东西，人们称之为代沟。

在高中生里边也夹杂着老人。老人们在杂志阅览室里看杂志或浏览四大报纸打发完周日午后，便如大象一样贮存好知识，返回等吃晚饭的各自家中。老人们的模样倒不似高中生那样给人以有欠自然之感。

这些人走光后，传来蜂鸣器的响声：六点。听到这响声，我不由觉得饥肠辘辘——我实在好久不曾有这种感觉了。回想起来，从清早到现在我只吃了半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小饼和生牡蛎，昨天也差不多没有进食。空腹感犹如巨大的空洞，又黑又深，即使投入在地底下见到的石块也不会有任何反响。我放倒椅背，望着低垂的车顶考虑吃什么东西。所有种类的食物在脑海中忽儿浮现忽儿消失。若浇上白色酱汁再辅以水田芥，螺丝钉也能看上去显得美味可口。

参考文献室的女孩走出图书馆大门时是六点十五分。

“你的车？”她问。

“不，租的。”我说，“不大相称？”

“嗯，不大相称。这种式样怕该更年轻些的人用吧？”

“租车公司只剩这辆了。并非看中才租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她“唔”了一声，鉴赏似的绕车走了一圈，然后从另一侧车门钻进座席细细检查，打开烟灰盒，窥看后座。

“《勃兰登堡》？”

“喜欢？”

“嗯，非常喜欢，常听。最好的我认为是卡尔·里希特的，不过这个录音较新。呃——谁演奏的？”

“多列巴·皮诺克。”

“喜欢皮诺克？”

“谈不上有多喜欢。”我说，“看见了就买了。倒也不坏。”

“卡萨尔斯演奏的《勃兰登堡》可听过？”

“没有。”

“值得一听。或许算不得正统，但绝对够味儿。”

“下次听。”有没有这个时间我都不知道。时间只剩下十八小时，还要稍睡一觉。人生纵令剩得再少，也不能眼皮不合地熬到天亮。

“吃什么去？”我试着问。

“意大利风味如何？”

“可以。”

“我知道个地方，去那里好了。挺近的，用料新鲜得很。”

“肚子饿了。”我说，“螺丝钉好像都能吃进去。”

“我也是。”她说，“咦，好一件衬衫！”

“谢谢。”

那个饭店从图书馆开车去要十五分钟。沿着弯弯曲曲的住宅街躲人躲自行车缓缓行驶之间，坡路上突然闪出意大利风味饭店。一座白木洋房，大概是将住宅直接改成饭店的，招牌也小，不注意怎么也看不出是饭店。店四周是围着高高围墙的住宅地段，高耸的喜马拉雅杉和松树的枝条在薄暮的空中浓墨重彩地勾勒出树的轮廓。

“这种地方居然有饭店，实在不易发现。”我边说边把车停在店前。

店内不很宽敞，只有三张餐桌和一张可兼作餐桌的柜台。身扎围裙的男侍把我们领进最里面的餐桌。桌子靠窗，窗外可望见梅枝。

“喝的东西，葡萄酒可好？”女孩问。

“随你。”

葡萄酒不比啤酒，我所知无多。她就葡萄酒絮絮叨叨地同男侍商议的时间里，我观赏着窗外的梅树。意大利风味饭店的院里栽梅树，这点总像有些不伦不类，实际上也许不足为奇。意大利也可能有梅树，连法国都有水獭。葡萄酒定下后，我们打开菜单研究起来。点菜很费时间。先来个冷盘加小虾色拉（淋草莓汁的），又要了生牡蛎、意式牛肝酱、炖墨鱼、奶油茄瓜、醋渍公鱼。面食我要了通心粉，她挑了细面条。

“嗳，再另要个浇鱼酱的通心面，每人一半怎么样？”她提议。

“好啊！”我说。

“鱼今天什么样的好？”她问男侍。

“有新鲜的鲈鱼进来。”男侍说，“来个巴旦豆焖鲈鱼如何？”

“好的。”

“我也同样。”我说，“再加个菠菜色拉和蘑菇饭。”

“我加个清煮菜和意式番茄炒饭。”

“炒饭里有相当分量……”男侍不无担心地说。

“没关系，我从昨天早上就几乎没吃东西，她是胃扩张。”我说。

“就像黑洞。”她说。

“明白了。”男侍说。

“饭后要葡萄汁、柠檬酥和蒸馏咖啡。”她加上一句。

“我也是。”我说。

男侍花了好些时间才写好菜单。他离开后，女孩粲然一笑，看着我的脸。

“不至于为配合我才点那么多东西吧？”

“真的是饿了。”我说，“好久都没饿到这个程度了。”

“妙极！”她说，“我不相信饭量小的人，总怀疑那种人在别的地方补充给养。你说是不？”

“不大明白。”我说。是不大明白。

“不大明白是你的口头禅，肯定。”

“或许。”

“或许也是口头禅。”

我无话可说，只好默默点头。

“为什么？因为所有思想都飘忽不定？”

不大明白，或许——我正在头脑中窃窃私语，男侍走来以御用接骨医为皇太子矫正脱臼的姿势毕恭毕敬地拔下葡萄酒瓶的软木塞，斟酒入杯。

“‘怪不得我’这句话是《局外人》主人公的口头禅吧，大概。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呃——”

“姆鲁松。”我说。

“对，是姆鲁松。”她重复道，“高中时代读过。如今的高中生却根本不读什么《局外人》，近来图书馆做过调查。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算不得很了不起的作家，又落后于时代。”

“或许。”我说，“可我喜欢。福楼拜和哈代也蛮不错。”

“新的不看？”

“毛姆有时读一下。”

“毛姆算新作家？这么以为的人如今没几个。”她斜拿着葡萄酒杯说，“就跟投币式自动唱机里不放古德曼的唱片一样。”

“不过挺有意思的。《刀锋》我读了三遍。虽说不很出色，但读得下去，比相反的好得多。”

“唔——”她显得有些费解，“也罢。这件橙色衬衫你穿倒很适合。”

“多谢。”我说，“你这连衣裙也无与伦比。”

“太谢谢了。”

她穿一件深蓝色天鹅绒连衣裙，领口镶条细细的白边，颈戴两条银项链。

“接到你电话后回家换的。家离单位近也真是便利。”

“有道理。”我说。是有道理。

冷盘上来不止一个，我们便闷头吃了一会。味道清淡质朴，材料也够新鲜。牡蛎像刚从海底捞出来一般缩成一团，带有其赖以生息的大海的气息。

“对了，独角兽的事进行得可顺利？”她边用叉子剥壳里的牡蛎边问。

“一般。”我用餐巾擦去口角沾的墨鱼汁，“基本告一段落。”

“独角兽在哪里来着？”

“在这里。”说着，我用指尖戳了下自己的头，“独角兽在我脑袋里，一大群哩。”

“象征性的？”

“不，不是，几乎没有象征性意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意识中。一个人替我发现的。”

“这倒像很有趣。想多听听，说呀！”

“不怎么有趣的。”说着，我把茄子盘推给她，她则把公鱼盘转过来。

“但我想听，非常想。”

“事情是这样的：每人意识底部都有个本人感觉不到的类似核的东西。就我来说，那是座镇子。镇上有一条河，四周围着高高的砖墙。镇上的居民不能外出，能外出的只有独角兽。独角兽像吸水纸一样把人们的自我和自私吸光带往镇外，所以镇上既无自我又无自私。我便住在这样的镇上。其实我并没有亲眼看过，更多的我也不知道。”

“极有独创性。”她说。

向她说明完后，我才发觉老人一句也未提及河流。看来我正在被一步步拽往那个世界。

“这可不是我故意捏造出来的。”我说。

“即便不是故意，捏造的也是你吧？”

“那倒是。”

“这公鱼不错吧？”

“不错。”

“不过，你不觉得这同我为你读的那段俄国独角兽的故事有些相似？”女孩用刀切着茄子说，“乌克兰独角兽也是在四面都是绝壁的共同体中生息来着。”

“相似。”

“说不定有某种共同点。”

“是的。”说着，我把手插进衣袋，“有礼物送你。”

“我顶喜欢礼物的。”

我从衣袋掏出指甲刀递给她。她从皮套中取出，惊奇地看着：“什么，这是？”

“我来试试。”我从她手里拿过指甲刀，“看好：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

“指甲刀？”

“对。旅行时方便。恢复原状时把顺序颠倒过来即可。喏！”

我将指甲刀重新变回金属片，还给她。她自己组合成指甲刀，又还原回去。

“有意思，多谢多谢。”她说，“你经常送女孩指甲刀不成？”

“哪里，送指甲刀是头一回。刚才在五金店里想买样东西，就买了它。雕刻刀太大。”

“指甲刀可以，谢谢。这玩意儿很容易丢到什么地方去，得时时塞在挎包的小兜里才行。”

她把指甲刀装回皮套，藏进挎包。

冷盘撤掉后，面条端了上来。强烈的饥饿感仍在持续。六个冷盘几乎未在我体内空洞留下任何痕迹。我在较短时间里将相当多的通心粉送入胃袋，又把鱼酱通心面吞了一半。吃掉这许多之后，一团漆黑中才好像现出一线灯光。

吃罢面食等鲈鱼端来的时间里，我们接着喝葡萄酒。

“对了，”女孩嘴唇贴在酒杯口上说道。她的语声因而听起来格外瓮声瓮气，仿佛憋在杯中，“你那被破坏的房间，破坏时用的是某种特殊机器吧？还是很多人一哄而上搞的？”

“没用机器，一个人干的。”我说。

“那人怕是健壮得可以。”

“不知疲劳为何物。”

“是你认识的人？”

“头一次见。”

“哪怕在房间里打橄榄球，也不至于弄得那么狼狈。”

“想必。”

“莫不是和独角兽有关？”她问。

“有可能。”

“解决了？”

“没有。至少对他们来说没有解决。”

“对你来说是解决了。”

“可以说解决了，也可以说没解决。”我说，“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可以说解决了；因为并非自己选择的，所以可以说没解决。在这一事件上，我的主体性从一开始便没被人放在眼里，就像孤零零一个人加入海驴水球队。”

“于是从明天开始出门远去？”

“算是吧。”

“肯定卷进复杂事件里了吧？”

“太复杂了，我根本摸不着头脑。世界一天比一天复杂：什么核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什么电脑进化什么人工授精什么间谍卫星什么人造器官什么脑白质切除手术……就连汽车仪表板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得而知。就我而言，简单说来是被卷入了一场情报大战。总之就是电脑具有自我之前的过渡。赶不上潮流啊！”

“电脑迟早会有自我？”

“有可能。”我说，“那样一来，电脑就可以自行组合数据自行计算，谁也偷不去。”

男侍走来，在我们面前放下鲈鱼和炒饭。

“我不大理解，”她边说边用鱼刀切鱼，“因为图书馆这地方十分风平浪静。有很多很多书，人们都来阅读，如此而已。情报向所有人公开，谁也不争不抢。”

“我也在图书馆工作就好了。”我说。实际也本该如此。

我们吃掉鲈鱼，饭也吃得一粒不剩。我的饥饿感的空洞终于见底了。

“鲈鱼真香！”她心满意足地说。

“奶油调味酱在做法上是有诀窍的。”我说，“把青葱切得细细的，和奶油拌在一起，再小心翼翼地烧好。烧时稍一疏忽味道就报销了。”

“喜欢烧菜？”

“自十九世纪以来，烧菜这东西几乎没有进化，至少美味佳肴的做法是这样。材料的鲜度、工序、味道、美感，这些永不进化。”

“这里的柠檬酥很好吃，”她说，“还能吃？”

“没问题！”若是柠檬酥，吃五个都不在话下。

我喝了葡萄汁，吃了柠檬酥，喝了蒸馏咖啡。柠檬酥确实可口。饭后甜品这东西必须这样才行。蒸馏咖啡口感甚是厚润，仿佛可以盛在手心里。

我们刚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投入各自巨大的空洞，领班厨师便前来致意。我们告诉他吃得非常满意。

“承蒙吃了这么多，作为我们也算做得值得。”厨师说道，“即使在意大利，能吃这许多的也没有几位。”

“谢谢。”我说。

领班厨师回制作间后，我们叫来男侍，又各自要了一杯蒸馏咖啡。

“食量上能同我分庭抗礼而又泰然自若的人你是第一个。”女孩说。

“还能吃哩。”

“我家有冷冻比萨饼和一瓶帝王牌威士忌。”

“不坏。”我应道。

她的家果然离图书馆很近，房子是小型商品住宅，独门独院。大门像模像样，还有块足可供一人睡觉那么大的院子。院里看样子几乎见不到阳光，但一角仍好端端地长着一棵杜鹃，一直长到二楼。

“房子是结婚时买的。”她说，“分期付款，用丈夫的人寿保险金支付。本打算要个孩子，一个人住太大了。”

“是嘛。”我坐在沙发上打量房间，她从电冰箱里拿出比萨饼放进电烤箱，然后把帝王酒和杯子、冰块放在客厅茶几上。我打开组合音响，按下盒式磁带放唱键。我随意挑选的磁带里有杰克·马克林、迈尔斯·戴维斯和维顿·凯莱等人的音乐。饼烤好之前，我一个人边喝威士忌边听《后卫队员》和《带装饰的四轮马车》，她则为自己打开葡萄酒。

“喜欢旧爵士乐？”她问。

“上高中时在爵士乐酒吧净听这玩意儿来着。”

“不听新的？”

“从‘警察’到“嘭嚓嚓”，什么都听。人家让我听的。”

“自己不大听？”

“没必要。”我说。

“他——去世的丈夫——也总是听过去的音乐。”

“像我。”

“是啊，确有点像。是在公共汽车里给人打死的，用铁花瓶。”

“因为什么？”

“在车上看了一眼使发胶的小伙子，对方手拿铁花瓶劈头就打。”

“小伙子干嘛拿什么铁花瓶？”

“不知道。”她说，“想不出来。”

我也想不出来。

“居然被人打死在公共汽车上，你不认为死得太惨了？”

“的确，是够可怜的。”我表示赞同。

比萨饼烤好后，我们各吃一半，并坐在沙发上喝酒。

“想看独角兽头骨？”我试着问。

“嗯，想看。”她说，“真带来了？”

“复制的，不是真品。”

“那也想看。”

我走到外面停车处，从车后座取回旅行包。十月初平和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原来布满天空的云断断续续地散开，从中透出近乎圆满的月，看来明天是个好天。我折回沙发，拉开旅行包，取出用浴巾缠着的头骨递给她。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头骨。

“不简单！”

“头骨专家做的。”我喝着威士忌说。

“简直和真的一样。”

我停住磁带，从包里掏出那双火筷敲了敲头骨，“咕——”的声音一如上次，干巴巴的。

“这是怎么回事？”

“头骨的声音各不相同。”我说，“头骨专家能够从声音中读解出各种各样的记忆。”

“妙！”说着，女孩自己也用火筷敲了下头骨，“不像复制品。”

“一个相当执著的怪人制作的。”

“我丈夫的头盖骨完全碎了，声音肯定发不准确。”

“难说，不好估计。”

她把头骨放在桌上，举杯喝葡萄酒。我们在沙发上肩靠肩干杯，眼望头骨。血肉尽失的独角兽头骨看上去既像在朝我们发笑，又像在尽情地大口吸气。

“放一首音乐！”她说。

我从磁带堆里抽出一盒大致合适的，塞进音响，按下键，返回沙发。

“这儿可以么？要不然到二楼床上去？”她问。

“这儿可以。”

扩音器中流出帕顿的《故乡行》。时间似乎在流往错误的方向，不过错对都无所谓了，只管流往它喜欢的方向就是。女孩拉合临院窗口的花边窗帘，关掉室内电灯，在月光中脱衣服。她摘掉项链，取下手镯式手表，脱去天鹅绒连衣裙。我也取下手表扔到沙发背后，随即脱上衣，解领带，喝干杯底的威士忌。

当她把长筒袜裤一圈圈卷着往下脱时，音乐正换成雷·查尔斯的《我心中的佐治亚》。我闭起眼睛，两脚搭在茶几上，像搅拌酒杯里的冰块似的搅拌脑袋里的时间。恍惚所有事情都一度发生在遥远的往昔，只有脱的衣服、背景音乐和台词有一点点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无什么了不得的意义，飞速旋转几圈，又跑回原处，恰如骑着旋转木马赛跑。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会被超过，终点只此一处。

“好像一切都发生在过去。”我闭着眼睛说。

“当然。”说着，她从我手中拿下酒杯，像掐扁豆筋那样一个个慢慢解开衬衫扣。

“何以见得？”

“因为知道。”言毕，她一口吻在我赤裸的前胸，长长的头发落在我的腹部。“统统都是过去一度发生的。不过来回兜圈子而已，对吧？”

我依然闭着眼，把身体交给她的嘴唇和头发的感触。我想鲈鱼，想指甲刀，想洗衣店门前长凳上的蜗牛。世界充满了数不胜数的暗示。

我睁开眼睛，悄然搂过她，手绕到背后解她胸罩的挂钩。没有挂钩。

“前面。”她说。

世界的确在进化。

我们做爱三次，然后冲了淋浴，一起裹着毛毯听平·克劳斯比的唱片。心情畅快至极。我的勃起像吉萨的金字塔一样完美，女孩的头发漾出洗发水的味儿。沙发虽然弹簧稍硬，但仍不失为上等沙发，乃是做工讲究时代的遗物，散发着往昔时代的阳光的气息。的确存在过极其理所当然地提供这种沙发的美好时代。

“好沙发！”我说。

“又旧又寒伧，本想换掉来着。”

“还是这样的好。”

“那就不动它。”

我随着平·克劳斯比哼唱《小伙子丹尼》。

“喜欢这首歌？”

“喜欢。”我说，“上小学时一次口琴比赛吹过这首歌，还得了奖，拿了一打铅笔。过去口琴吹得无懈可击。”

她笑道：“人生这东西也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她再一次为我放起《小伙子丹尼》，我又随着哼唱了一次。唱完第二次，心头不由一阵悲凉。

“走后能写信来？”她问。

“能写，”我说，“如果能从那里寄信的话。”

女孩和我每人一半喝掉瓶底最后剩的葡萄酒。

“现在几点？”我问。

“半夜。”她回答。

36

世界尽头

——手风琴

“是那样感觉的？”女孩问，“你感觉可以读出我的心？”

“感觉非常强烈。本来你的心近得伸手可触，而我却视而不见。解读的方法本应提示在我面前。”

“既然你那样感觉，那就是正确的。”

“但我还不能找到。”

我们坐在书库地板上，一起靠在墙上抬头望着头骨阵列。头骨鸦雀无声，什么也不说给我听，哪怕只言片语。

“你那种强烈感觉恐怕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的吧？”她说，“你逐个回想一下影子衰弱之后你身边发生的事情，里边或许藏有一把钥匙——能用来找到我的心的钥匙。”

我在这冷冰冰的地板上闭起双眼，侧耳谛听了一会头骨沉沉的静默。

“今早老人们在房前挖坑来着，不知用来埋什么，非常之大。锹声把我吵醒，简直就像在我脑袋里挖坑。下的雪已经把坑埋上了。”

“其他呢？”

“和你一起去了森林发电站。这事你也晓得吧？见了年轻管理员，谈了森林。还参观了风洞上面的发电设备。风的声音很烦人，活像从地狱底层吹上来的。管理员年轻、文静、瘦削。”

“此外？”

“从他那里拿了把手风琴，折叠式的，小巧玲珑。很旧，但发音还准。”

女孩在地板上静静沉思。我觉得书库的气温正在一刻刻下降。

“大约是手风琴。”她说，“钥匙定是它！”

“手风琴？”

“逻辑上说得通。手风琴同歌有关，歌同我母亲有关，我母亲同我心的残片有关。不是么？”

“的确如你所说，”我接道，“顺理成章。手风琴有可能是关键。问题是重要一环已经脱落：我连一首歌也想不起来。”

“不是歌也行。让我多少听听手风琴的声音也好，可以么？”

“可以。”说着，我走出书库，从挂在炉旁的大衣口袋里掏出手风琴，拿来坐在她身边。我双手插进琴盘两侧的皮带，按了几个和音。

“真是动听！”她说，“声音像风？”

“风本身。”我说，“制作出能发各种声音的风，再加以组合。”

她一直闭着眼在倾听这和音。

我在能想起的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弹奏和弦，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动音阶。旋律固然无从记起，但无所谓，只消像风一样让她听手风琴声音即可，像鸟一样把心交给风即可，别无他求。

我不能抛弃心，我想。无论它多么沉重，有时是多么黑暗，但它还是可以时而像鸟一样在风中曼舞，可以眺望永恒。我甚至可以使自己的心潜入这小小手风琴的声音之中。

建筑物外面刮风的声音似乎传到我的耳畔。是冬天的寒风在镇上往来流窜。风绕过高高耸立的钟塔，穿过桥下，摇曳着排列在河岸的垂柳。它拂动森林无数的枝条，掠过草原，吹响厂区的电线，拍打门扇。独角兽们在风中冻僵，人们在家里悄然屏息。我合上眼睑，在脑海中推出镇上的诸多场景：河中沙洲，西墙角楼，林中电站，老人们坐在其中的官舍门前的阳光，河中水深流缓之处，独角兽们俯身饮水，运河石阶上随风起伏的青青夏草。我可以清楚记起我和她去过的南面的水潭。此外还记得电站后面的小块农田，旧兵营西面的草地，东面森林围墙脚下残存的房屋和古井。

继而又想在此见到的各色人等：邻室的大校，官舍中居住的老人，电站管理员，还有那个看门人——他们大概正在各自的房间里谛听窗外呼啸的夹雪寒风。

我将永久失去这一幅幅景致和一个个人，当然也包括她。但我将一如昨日那样铭记着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们，直到永远。纵使这个镇子在我看来不自然且不正常，纵使这里的人们失去了心，那也绝非他们的过错。我甚至可能怀念那个看门人，他也不过是连接在镇子这条牢固锁链中的一环。某种力量建造了牢不可破的围墙，人们只是被吞噬在里面而已。我恍惚觉得自己可以爱镇上的所有风景和所有人。我不能住在这里，但我爱他们。

这当儿，有什么在微微拨动我的心弦。一个和弦简直像在寻觅什么似的蓦地驻留在我心中。我睁开眼睛，再度按出这个和弦，并用右手探寻其中的音。花了好些时间，终于找出了和弦开头的四个音。这四个音宛如太阳温柔的光线，从空中款款飘落到我的心中。这四个音寻求着我，我寻求着这四个音。

我按住一个和弦键，反复依序弹这四个音。四个音寻求下面几个音和另外的和弦。我首先试着找另一和弦。和弦当即找出。捕捉旋律多少遇到点麻烦，好在开头四个音把我引向其次五个音。别的和弦和三个音又接踵而来。

这是歌曲。不是完整的歌曲，是开头一节。我再三按动这三个和弦和十二个音。那是我应该熟悉的歌。

《小伙子丹尼》！

我闭上眼睛，接着往下弹。一旦想起歌名，后面的旋律与和弦便水到渠成地从指尖连连涌出。我一口气弹了几次。我清楚地感觉出旋律在滋润心田，整个紧绷绷的身体为之释然。听到这许久没有听过的乐曲，我得以深深感到自己的身体是何等由衷地在渴求它。由于失去音乐的时间过于长久，以致我甚至已不能对它产生饥渴之感了。音乐使我被漫长的冬季冻僵的身心舒展开来，赋予我的眼睛以温煦亲切的光芒。

我似乎可以感觉出镇子本身在音乐中喘息。镇中有我，我中有镇。镇子随着我身体的晃动而呼吸而摇摆，围墙也在动，也在一起一伏。我觉得围墙简直就是我自身的皮肤。

我久久、久久地反复弹着这支曲子，然后放开乐器置于地板，靠着墙闭上眼睛。我再次感觉出身体的晃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恍若我的自身，围墙也罢城门也罢独角兽也罢河流也罢风洞也罢水潭也罢，统统是我自身，它们都在我体内，就连这漫长的冬季想必也在我体内。

我放开手风琴后，女孩仍然闭着眼睛，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她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我把手搭在她肩头，吻着她的眼睛。泪水暖暖的，带给她以温馨的湿气。隐隐约约的柔光照着她的脸颊，使她的泪水莹莹闪光。可是那光并非发自垂悬于书库天花板的昏黄的灯盏，它比星光更白，更温和。

我起身熄掉电灯。于是我找到了光源：是头骨在发光！房间变得亮同白昼，那光芒如春天阳光一般温情脉脉，如月光那样安然静谧。架上无数头骨中沉睡的古光此刻正在觉醒。头骨阵列浑似用细碎的光拼凑而成的清晨的海面一样悄无声息地灿灿生辉。然而我的眼睛即使面对这样的光也毫无晕眩之感。光给我以慰藉，使我的心充溢着往昔记忆所带来的温煦。我可以感觉出自己的眼睛已经痊愈，无论什么都再也不能刺痛我的双眼。

何等美妙的光景！所有地方都银光点点。它们像一清见底的水中宝石一样释放着早已成就的沉默的光。我把一块头骨拿在手中，用指尖轻轻摸了摸表面。我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她的心，她的心就在那里，在我的指尖隐约浮现。那一个个光粒子虽然只有微乎其微的暖意和光芒，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

“那里有你的心。”我说，“惟独你的心浮现出来，在那里闪光。”

她轻轻点头，以泪花晶莹的眼睛凝视着我。

“我能够读出你的心，能够将其合而为一。你的心并非失落的支离破碎的断片，它就在那里，谁也夺不去。”

我再次吻她的眼睛。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呆一阵子，”我说，“我想在早晨到来之前读出你的心，再小睡一会。”

女孩又点了下头，打量了一遍光闪闪的头骨阵列，走出书库。门关上后，我背靠墙壁，许久许久地凝视着在头骨上交相闪烁的无数光粒。那光既是她怀抱的旧梦，同时也是我自身的旧梦。我在这围墙环绕的镇子上走了漫长的路，而今终于和它不期而遇了。

我拿起一块头骨，把手贴在上面，闭上眼睛。

37

冷酷仙境

——光、内省、洁净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有人摇我的肩膀。最先感觉到的是沙发气味，接着那人开始为我的迟迟不醒感到焦躁。任何人都想剥夺我犹如秋日蝗虫般恬适的睡眠。

不过，我体内也有某种东西强行要我起来，告诉我已无暇再睡，并用铁花瓶打我的头。

“起来，求你起来！”她说。

我从沙发上坐起，睁开眼睛。我身穿橙色浴衣，她穿着男式白色T恤，几乎扑在我身上摇我肩膀。她那只穿白T恤和白内裤的苗条身段宛如站不稳的小孩，仿佛只消一阵强风便可将她吹为委地的尘埃。我所吞食的一大堆意大利风味消失到何处去了呢？我的手表又去哪里了呢？四周还是一片黑暗。若非眼睛出了问题，便是天还未亮。

“看那茶几！”女孩说。

我往茶几看去，上面放着小圣诞树样的东西，却又不是圣诞树。作为圣诞树未免太小，况且现在刚交十月。不可能是圣诞树。我依然双手压住浴衣底襟，目不转睛地看着茶几上的物体。原来是我放的头骨！不，也可能是她放的，这点我已记不起了。谁放的都无所谓，反正茶几上如圣诞树一般闪闪烁烁的是我带来的独角兽头骨。光点点散布在头骨的顶端。

一个个光点非常细小，光本身并不强，小小的光点如满天星斗缀满头骨。光色莹白，微弱柔和。每个光点周围都仿佛包笼着模模糊糊的光膜，轮廓绵软，扑朔迷离。或许由于这个缘故，那光看起来与其说是头骨表面在闪烁，莫如说是连片浮出于头骨之上。我们并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久久凝视着小小的光之海。她的双手轻轻握住我的胳膊，我的双手仍放在浴衣底襟。夜半更深，四下阒无声息。

“这里有什么机关不成？”

我摇摇头。我曾同头骨一起过了一夜，那时它根本没有发光。倘若那光是由某种夜光漆或光苔一类东西发出的，肯定不至于有时亮有时不亮，应该一暗下来必有光亮现出才是，何况两人睡前头骨并未发光。不会是什么机关，而是某种超越人力的特殊物。任何人为的努力都不可能制造出如此柔和如此怡然的光。

我悄悄拿开她抓住我右臂的手，把手伸向茶几上的头骨，静静地拿起来放上膝头。

“不怕的？”她低声询问。

“不怕。”我说。何怕之有。这玩意儿说不定在某处连着我的自身，谁都不会害怕自己本身。

我用手心罩住头骨，手心生出残火般微弱的温煦感，甚至指尖也好像包笼在淡淡的光膜中。我闭目合眼，将十指浸入这柔弱的余温，于是纷纭的昔日回忆如遥远的云絮浮现在我心头。

“不像复制品。”她说，“莫不是真的头骨？带着远古的记忆而来……”

我默默颔首。可我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它是什么，反正现在它在发光，光在我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那光在朝我倾诉着什么，这点我可以直接感觉出来。它恐怕在向我暗示着什么，那既像是应该到来的新天地，又似乎是留在我身后的旧世界，我还不能充分领悟。

我睁开眼，再次审视染白了手指的光。我虽然难以把握光的含义，但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并无恶意和敌对因素。它收敛于我的手心，并对此显得心满意足。我用指尖轻轻跟踪其中浮现的光。根本无需害怕，我想。全然没有理由惧怕自己本身。

我把头骨放回茶几，用指尖触摸女孩的脸颊。

“暖乎乎的。”她说。

“光暖和嘛。”

“我摸摸也不要紧？”

“没问题。”

女孩将双手置于头骨上面，闭起眼睛。她的手指也和我一样被镀上了一层莹白的光膜。

“有所感觉。”她说，“是什么倒说不清，总之像是过去在什么地方感觉过的：空气、光线、声音等等。表达不好。”

“我也表达不好。”我说，“嗓子渴了。”

“啤酒可以么？还是喝水？”

“啤酒可以。”

女孩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连同杯子拿到客厅。趁这时间我拾起躺在沙发背后的手表看了眼时间：四点十六分。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天将放亮。我拎过电话机拨动自己住处的号码。还从来没往自己房间打过电话，好一会才想起号码。无人接起。等铃响到十五次我放下话筒，再次拨通让铃响了十五次，结果同样，无人接起。

莫非胖女郎回到她那在地下等待的祖父那里去了？还是被来我房间的符号士或“组织”的人抓住带往什么地方去了？不管什么情况，我想她都能够顺利应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的应变能力都是我的十倍，而其年龄却仅及我一半。实非等闲之辈！我放下话筒，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那女郎了，不禁生出几分怅惘，就像在观看一个个沙发和吊灯从倒闭的宾馆中被运出，一扇扇窗口被关合，一幅幅窗帘被卸下。

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喝啤酒边注视着头骨闪闪烁烁的白光。

“头骨是同你发生感应才发光的不成？”女孩问。

“不晓得。”我说，“不过有那个感觉。也可能不是我，而同别的什么发生感应。”

我把剩下的啤酒全倒进杯里，从从容容地喝干。黎明前的世界万籁无声，同森林中无异。地毯上东一件西一件扔着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我的轻便西服、衬衫、领带、长裤，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小背心之类。我觉得地上的衣服摊似乎是我这三十五载人生的一个总结。

“看什么呢？”

“衣服。”我回答。

“干嘛看什么衣服？”

“刚才还是我的一部分来着，你的衣服也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则不然，活像别人的别的衣服。看不出是自己的。”

“怕是做爱的关系吧？”她说，“做爱之后，人往往变得内省起来。”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手拿空杯说，“并非变得内省起来，只是注目于构成世界的许多琐碎部件而已。蜗牛、雨帘、五金店的商品阵列——对这类东西十分敏感。”

“不收拾衣服？”

“不必，那样蛮好，那样使人坦然。用不着收拾。”

“再讲讲蜗牛。”

“蜗牛是在洗衣店门前看见的。”我说，“没想到秋天里还有蜗牛。”

“蜗牛一年到头都有的。”

“想必。”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她说，“外壳意味着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着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敲打外壳使它从里面出来亮相。这事可做过？”

“没有。”我说，“你懂的还真不少。”

“在图书馆工作嘛，自然知道很多。”

我从茶几上拿起那盒七星烟，用啤酒屋的火柴点燃，再次眼望地毯上的衣服。她的淡蓝色长筒袜上压着我的衬衫袖，天鹅绒连衣裙腰部像拧劲似的扭歪着，旁边薄薄的小背心如垂头丧气的旗帜。项链和手表扔在沙发上，黑皮挎包躺在屋角的咖啡桌上。

她脱掉的衣服看上去比她本身还像她。也许我的衣服看上去比我本身还像我。

“干嘛在图书馆工作？”我问。

“喜欢图书馆。”她回答，“安静，到处是书，知识成堆。我不愿意在银行或贸易公司工作，也懒得当老师。”

我朝天花板喷出一口烟，注视其行踪。

“想了解我？”她问，“例如哪里出生，少女时代如何，读哪所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处女、喜欢的颜色等等。”

“不，”我说，“现在不急。想一点点了解。”

“我也多少想了解一点你。”

“在大海附近出生的。”我说，“每次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早上都跑去海滩，海滩都有许多许多东西，海浪打上来的。好些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从瓶子、拖鞋、帽子、眼镜盒到桌椅板凳，无所不有。为什么有这种东西打上来呢？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喜欢物色这些，来台风是一大乐事。怕是别处海滩扔的东西被卷进海里，又被浪打上岸来。”

我把烟在烟灰缸里熄掉，空杯放在茶几上，继续道：“奇怪的是，大凡被海水打上来的东西全都干干净净。虽说无一不是没用的垃圾，但一律洁净得很，没有一件脏乎乎的碰不得。海这东西也真是特殊。每当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想起海滩上的垃圾。我的生活便总是这样：把垃圾收集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弄干净，再扔去其他地方——只是派不上用场，徒然朽化而已。”

“不过那样做——就是说弄干净——要借助某种形式吧？”

“可形式到底又有什么用呢？若说形式，蜗牛也同样具备。而我无非是在海滩上到处走来走去罢了。那期间发生的各种事固然清楚记得，但也仅限于记得，同现在的我毫不相干。仅仅记得，如此而已。洁净，然而无用。”

女孩用手搭住我肩膀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打开电冰箱，取出葡萄酒斟上，连同一瓶啤酒一起用盘子托来。

“我喜欢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她说，“因为洁净而无用，肯定。”

“但这段时间过得飞快。天一亮，就开始送报送奶，电车也投入了运行。”

她滑溜溜地钻到我身旁，把毛毯拉到胸口，喝了口葡萄酒。我把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拿在手里打量着茶几上尚未失去光芒的头骨。头骨朝茶几上的啤酒瓶、烟灰缸和火柴盒投以淡淡的光。女孩把头靠在我肩上。

“刚才看你从厨房往这边走来着。”

“怎样？”

“腿很迷人。”

“中意？”

“非常。”

她把杯放在茶几上，往我耳下吻了一口。

“嗯，知道么？”她说，“我，顶顶喜欢别人夸奖。”

随着天光破晓，头骨的光像被阳光冲掉了似的慢慢减弱下去，不久变回毫无奇异之处的光滑滑的白骨。我们在沙发上拥抱着观望窗帘外面的世界被晨光夺去黑暗的情景。她热辣辣的呼吸弄得我肩头潮乎乎的，乳房娇小而柔软。

喝罢葡萄酒，她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蜷起身子静静地睡了。阳光明晃晃地照亮了相邻人家的房脊。鸟飞来院子，转而飞离。电视新闻的播音传来了。不知何处传来了汽车发动的声响。我已再无睡意。我记不清自己到底睡了多少个小时，总之睡意全消，醉意也没剩下。我把她搭在自己肩上的头轻轻放下，离开沙发走去厨房，喝了几杯水，吸了支烟，然后关紧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打开餐桌上的小收录机，调低音量听立体声广播。本想听鲍勃·迪伦的歌曲，遗憾的是没有播放，而代之以罗杰·威廉姆兹弹的《枯叶》。秋天了！

她家的厨房同我家的很相似，有水槽有换气扇有电冰箱有热水器，大小、功能、使用年头、用具数量也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没有煤气烤炉，而以微波炉代替，还有电动咖啡豆粉碎机。菜刀也按不同用途准备了好几种，不过磨法多少有点毛病，女的很少有人能磨好菜刀。烹调用的盘子清一色是容易在微波炉中使用的硼硅酸玻璃盘。长柄平底锅油光光地毫无污痕。水槽中的垃圾篓也清扫得一干二净。

我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别人家的厨房如此关心备至。其实我无意查看他人的生活细节，不过是厨房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映入自己的眼帘。罗杰·威廉姆兹的《枯叶》放完，换成弗兰克管弦乐队的《纽约之秋》。我在秋日的晨光中出神地望着餐桌上排列的锅、碗和调味瓶等物。厨房俨然世界本身，一如莎士比亚那句台词：世界即厨房。

乐曲放罢，主持人说了声“已是秋天了”，随即谈起秋日初次所穿毛衣的气味，说厄普代克的小说对这种气味做过出色的描写。下一支乐曲是伍迪·赫尔曼的《昔日秋光》。餐桌上的钟已指向七时二十五分。十月三日，上午七时二十五分，星期一。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开一般深邃而透彻。作为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天，场景似乎不错。

我用锅烧了开水，从电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蔬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嘟咕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了个色拉。又把咖啡放入咖啡壶，在法国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微波炉加热。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

“好味道！”她说。

“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

“当然可以，请。”说着，女孩脱下自己的T恤。晨光在她的乳房和腹部照出淡淡的阴影，汗毛闪着光泽。她以这样的姿势欣赏了一会自己的身体。“不坏呀！”她说。

“不坏。”

“没有多余的肉，腹部不见皱纹，皮肤仍有弹性——还可风流一段时间。”说到这里，她双手拄在沙发上，转向我说，“不过这些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吧，是这样的吧？就像一条线断了，再也不能恢复。我总有这个感觉。”

“吃饭吧。”我提议。

她去隔壁披上黄色运动衫，穿上旧得褪色的牛仔裤。我穿上长裤和衬衫。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吃着面包、香肠、色拉，喝着咖啡。

“你能马上这样习惯别人家的厨房？”她问。

“本质上每家的厨房都大同小异。”我说，“做东西吃东西，不存在大的差别。”

“一个人生活不厌烦？”

“不太清楚，因为从来没这样考虑过。婚姻生活倒是持续了五年，但如今已根本记不起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好像一直单身生活过来的。”

“无意再婚？”

“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反正都一回事，就像有出口和入口的狗窝，从哪个口进去都差不多。”

她笑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西红柿汤汁：“把婚后生活比喻成狗窝的人，你是第一个。”

吃完饭，我把壶里剩的咖啡热了热，斟了两杯。

“西红柿酱汤非常可口。”她说。

“要是有月桂叶和牛至(1)，会做得更好。”我说，“煮的东西也差十分钟火候。”

“不过已经很好吃了。好久都没吃这么讲究的早餐了。”她说，“今天往下怎么安排？”

我看了看表：八点半。

“九点离开这里。”我说，“找一处公园，两人晒太阳喝啤酒。十点半开车把你送去什么地方，之后就动身。你怎么办？”

“回家洗衣服，清扫房间，独自沉浸在交欢的回忆里。不坏吧？”

“不坏。”我说。是不坏。

“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任何人都立刻上床的哟！”她补充似的说。

“知道。”

我在冲洗台洗餐具的时间里，她一面淋浴一面哼唱。我用几乎不起泡的植物性油脂洗锅刷盘，用抹布擦干摆在餐桌上，然后洗洗手，借用厨房里的牙膏刷了牙，又去浴室问她有没有刮须用具。

“打开上边右侧的壁柜看看，记得有他以前用过的。”

壁柜里果然有柠檬香型刮脸膏和漂亮的刮须刀。刮脸膏已少了半盒，盒口沾有已干燥的白沫。所谓死，便是将刮脸膏剩下半盒。

“有了？”她问。

“有了。”我拿起刮须刀、刮脸膏和一条新毛巾折回厨房，烧水刮须。刮完须，把刀片和刀架冲洗干净。于是我的胡须同死者胡须在洗面盆里混在一起，沉入盆底。

她穿衣服时，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晨报。出租车司机开车途中心脏病发作，车子一头扎进高架桥栏杆，死了。乘客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女性和一个四岁女孩，双双身负重伤。某市议会午间吃外购盒饭时因油炸牡蛎变质致使两人身亡。外务大臣对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表示遗憾。美国银行家会议讨论对中南美贷款的利息。秘鲁财政部长指责美国对南美实行经济侵略。西德外长强烈要求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叙利亚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反唇相讥。十八岁儿子向父亲行凶，就此事刊登了大家谈一类的文章。报上刊载的，没有一样对我最后几小时有所裨益。

女孩身穿驼色棉布裤加褐色格子开领衫，站在镜前用梳子梳理头发。我系好领带，穿上外衣。

“独角兽骨头怎么处理？”她问。

“送给你。”我说，“放在什么地方当装饰算了。”

“电视机上如何？”

我拿起已不发光的头骨走到房间角落，放在电视机上。

“怎么样？”

“挺好的。”我回答。

“还会发光？”

“没问题。”说罢，我再次把她搂在怀里，将这份温煦刻入脑海中。

(1)　oregano，一种草本植物，是墨西哥菜肴中使用的香草。

38

世界尽头

——出逃

随着晨光的熹微，头骨之光渐渐朦胧暗淡下去。及至开在书库天花板边缘的采光小窗射进一缕灰濛濛的晨光，模模糊糊地照出周围墙壁之时，头骨便一点点失去光亮，连同漆黑的记忆一个接一个遁往别处。

等到最后的光亮消失之后，我在头骨上移动手指，将其温煦深深渗入体内。我不知夜间读出的光占其中几成。要读的头骨数量实在太多，而给我的时间又极其有限。我尽可能不把时间挂在心上，耐心而仔细地逐一用手指摸索下去。每一瞬间我都可以在指尖真切地感觉出她心的存在。仅此足矣，我觉得。数、量和比例等都不是问题。无论怎样努力，无一遗漏地读出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不可能的。那里确实有她的心，我可以感觉出来。此外还能求什么呢？

我将最后一个头骨放回架子，靠墙坐在地板上。采光窗位于头顶很高的地方，无法窥测外面的天气，仅能根据光线知道四下阴晦重重。淡淡的暗影如绵软的液体在书库里静静游移，头骨们沉入重新降临的睡眠。我也闭起双眼，在清晨的冷气中休息头脑。一摸脸颊，得知手指依然存留着光的温煦。

我凝然不动地坐在书库一角，静等着沉默和冷气使我亢奋的心平静下来。我能感觉到的时间是不均一而且杂乱无章的。窗口射进的微光好久都静止不变，影子亦停在同一位置。我觉得，女孩那渗入我体内的心正在上下巡行不止，同有关我自身的各种事项交融互汇，沁入我身体的每一部位。想必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她的心具有明确的形式，而传达给她使之进入她的身体恐怕又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无论花多长时间我也要把心赋予她，哪怕形式并不完整。我相信：她肯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心具有更完美的形式。

我从地板上站起，走出书库。女孩孤零零地坐在阅览室桌旁，等待着我。由于晨光迷濛，其身体的轮廓看上去似比平时略微淡薄了些。无论对我还是对她，这都是个漫长的夜晚。见到我，她一声不响地离开桌旁，把咖啡壶放在火炉上。我趁着热咖啡的时间去里面水槽洗了手，拿毛巾擦干，折回坐在炉前暖和身子。

“怎样，累了吧？”她问。

我点了下头。身体重得像一摊泥，连举手都十分困难。我连续不停地读了十二小时古梦。但疲劳并未渗入我的心。如女孩在我最初读梦时所说，无论身体多么疲劳，也不能把心牵连进去。

“回家休息多好，”我说，“你本来没必要守在这里的。”

她往杯里倒入咖啡，递到我手上。

“只要你在这里，我就守着不动。”

“有这条规定？”

“我定的。”她微微笑道，“再说你读的又是我的心。我不能把自己的心丢开不管，对吧？”

我点点头，啜了口咖啡。古老的挂钟指在八点十五分。

“准备早餐？”

“不用。”我说。

“可你从昨天起不就什么也没吃么？”

“不想吃。倒想好好睡一觉。两点半叫醒我。两点半之前希望你坐在我身边看我睡觉。不碍事吧？”

“如果你需要的话。”她依然面带微笑。

“比什么都需要。”

她从里面房间拿来两床毛毯，包住我的身体。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地轻拂我的脸颊。我一闭上眼睛，耳畔便传来煤块“毕毕剥剥”的声响。女孩的手放在我肩上。

“冬天会永远持续下去么？”我问。

“不晓得。”她回答，“谁也不晓得冬天什么时候结束，但应该不至于持续很久，肯定。有可能是最后一场大雪。”

我伸出手，把指尖触在她面颊上。女孩闭起眼睛，品味了一会这份温煦。

“这是我的光的温煦？”

“什么感觉？”

“好像春天的阳光。”

“我想我可以把心传给你。”我说，“也许花些时间，但只要你肯相信，我保证迟早传给你。”

“明白。”说着，她把手轻轻贴在我眼皮上，“睡吧！”

我睡了。

两点半，她准时把我叫醒。我站起身，把大衣、围巾、手套和帽子穿戴起来，她则默默无言地喝着咖啡。由于挂在火炉旁边，落过雪的大衣早已干透，热乎乎的。

“手风琴放在这里好么？”我说。

她点下头，拿起桌上的手风琴，确认重量似的掂量了一会，又放回原处。

“放心，保管妥当就是。”她应道。

走到外面，才知雪已变小，风也停了。肆虐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风雪似乎几个小时前便已止息，但天空依然彤云低垂，告诉人们真正的大雪随时都可能袭来，眼下不过是短暂的间歇。

朝北过了西桥，发现灰色的烟已开始从围墙那边升起，一如平日。起始是白烟迟疑不决地断断续续爬向天空，俄顷转为大量焚尸的浓烟。看门人在苹果林里。我在几乎齐膝深的积雪上留下清晰得自己都为之吃惊的脚印，急急赶往小屋。镇子一片沉寂，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已被雪吸尽。没有风声，甚至不闻鸟鸣，惟有鞋底钉子踩碾新雪的声音在四周激起不无夸张的奇妙回响。

看门人小屋里空无人影，一如往常地散发着酸臭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但周围尚有余温，看来刚熄不久。桌上散乱地扔着脏盘子和烟斗，靠墙摆着一排白亮亮的柴刀和斧头。环视房间，我不由产生了一种错觉，总好像看门人会蹑手蹑脚地从身后走来把大手贴在自己脊背。那排刀具、水壶、烟斗等四下里的东西，都似乎在默默谴责我的背信弃义。

我像躲避刀具阵列似的小心伸出手去，迅速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紧紧攥在手心里，从后门走到影子广场的入口。影子广场的皑皑白雪上尚无任何人的脚印，惟独那棵黑乎乎的榆树矗立在中央。刹那间，我觉得这是一片人们不得涉足玷污的神圣空间。一切各得其所地聚拢在这谐调的岑寂之中，浑然天成一般地沉浸于恬适的睡眠中。雪地带有美丽的风纹，全身缀满白雪的榆树枝将弯曲的手臂停在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动态，雪也几乎偃旗息鼓，只有风偶尔想起似的低声一掠而过，它们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用皮靴蹂躏这短暂而平和的睡眠。

但时间已不容我犹豫不决。事到如今，已经无法转身后撤。我拿着钥匙串，用冻僵的手将四把钥匙轮流往锁孔里插去，然而哪一把都不相吻合。我腋下沁出冷汗，再次回想看门人开门时的情景，当时钥匙同样是四把，这点毫无疑问，我一一数过，其中必有一把能打开锁才是。

我把钥匙串放回衣袋，揉搓着使其充分变暖，然后依序试插，结果第三把整个探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很大的干涩的响声。在这阒无人息的广场，金属声听起来格外清晰尖锐，仿佛全镇的人都可听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观察周围动静，似乎无人朝这边走近。不闻任何人的语声任何人的足音。于是我把重重的铁门打开一条小缝，挤过身体，把门悄然合上。

广场的积雪如泡沫一样绵软，把我的脚整个吞没。脚底的“吱吱”声犹如一头巨兽在小心翼翼地咀嚼捕到的猎物。我把两行笔直的脚印留在广场上，从雪积得老高的木凳旁通过。榆树枝从头上恫吓似的俯视着我。某处传来刺耳的鸟鸣。

小屋内比外面还冷，险些把人冻僵。我打开拉窗，顺梯下到地下室。

影子坐在地下室的床上等我。

“担心你不来了呢。”影子吐着白气说。

“约定好了嘛！我可是守约的。”我说，“好了，赶快动身吧，这里臭得很。”

“爬不上梯子。”影子叹息道，“刚才试过，爬不上去。看来我要比自己预想的衰弱得多，真是哭笑不得。原本是伪装虚弱，结果装着装着居然搞不清自己虚弱到了什么地步。尤其是昨晚的低温，简直冻入骨髓。”

“拉你上去。”

影子摇摇头：“拉上去也没用。我已经跑不动了，无论如何也跑不到逃路出口。怕是要坐以待毙了。”

“你一手策划的，现在打退堂鼓怎么行！”我说，“我背你，横竖要逃离这里活下去。”

影子用凹陷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既然你那么说，我当然拼死一搏。”影子道，“问题是背着我跑雪路可不是好玩的哟！”

我点下头；“一开始就没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我把浑身瘫软的影子拉上梯子，用肩支着他穿过广场。左面高耸着的冷森森黑乎乎的围墙默不作声地定定俯视着我们两人和我们的脚印。榆树枝不胜重荷似的把雪条抖落在地，枝条随即弹起。

“两腿差不多麻木了，”影子说，“为了躺倒后不至于一蹶不振，自以为做了不少运动，但不管用。毕竟房间太小。”

我拖着影子走出广场。为慎重起见，我进入看门人小屋把钥匙串挂回墙壁。如果运气好，看门人或许不会很快发现我们出逃。

“这回朝哪边走？”我问在早已熄火的炉前战栗不止的影子。

“去南水潭。”

“南水潭？”我不禁反问，“南水潭到底有什么？”

“南水潭有南水潭嘛，我们跳进潭里逃走。这种时节，很可能感冒，但考虑到你我处境，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潭下水流很急，跳下去要被卷进水底即刻丧命的！”

影子瑟瑟发抖，频频咳嗽。“啊，不会的。怎么想出口都只此一处。所有地方我都详详细细研究过了，出口在南水潭，别无他处。你的担心自然不无道理，但反正眼下还是相信我交给我好了。我也是拿这仅有一条的性命打赌，不会盲目地孤注一掷。详情路上讲给你听。再过一两个小时看门人就要回来，那家伙一回来就会发觉我们出逃而跟踪追击，不能在这里磨磨蹭蹭。”

看门人小屋外渺无人影。地上只有两道脚印，一道是我进屋前留下的，一道是看门人出屋往城门走去时踩出的。也有板车辙。我在此背起影子。影子已经形销骨立，分量轻了许多，不过背他翻越山冈恐怕仍是相当重的负担。我早已习惯于不带影子的轻松生活，因此能否承此重担，自己心里也没底。

“去南水潭有相当一段距离，要翻过西山冈的东坡，再绕过南山冈，穿过灌木丛。”

“吃得消么？”

“既已至此，便有进无退。”我说。

我沿着雪路东行。来时的脚印依然真真切切地剩在路上，给我以仿佛同往昔的自身擦肩而过的印象。除了我的脚印，只有独角兽小小的足迹。回头看去，又粗又直的灰烟仍在围墙外升腾。笔直的烟柱被云层吞去了端头，俨然不吉利的灰塔。从烟柱的粗细分析，看门人烧的独角兽恐怕不在少数。夜间一场大雪冻死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独角兽，全部烧掉那些尸体无疑需要很长时间，这意味着看门人的追击将大大推迟。我觉得我们计划的实施是得益于独角兽们静静的死。

然而与此同时，深雪又妨碍了我的行走。深深吃进鞋钉而又牢牢粘住的雪使我的双脚变重打滑，我后悔没有找来滑雪鞋托或滑雪板一类的器具。这地方雪如此之大，必有这类东西无疑，估计看门人小屋的仓库里就会有，那里边各种用具无所不有。但现在不可能返回了，我已经来到西桥头，况且返回要相应占掉一部分时间。走着走着，身体开始发热，额头渗出汗珠。

“这脚印，使得我们的去向一目了然。”影子回头道。

我一边在雪中拖着步子，一边想象看门人跟踪追来的情景。想必他将像恶魔一般跑过雪地。他身强力壮，又无负担，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说不定他随身还带有某种装备，可以使他在雪中健步如飞。我必须在他返回小屋之前争分夺秒地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

我想起在图书馆炉前等我的女孩。桌上有手风琴，炉火烧得通红，水壶冒着热气。我想她秀发拂在脸颊的感触，想她放在我肩上手指的体温。我不能让影子死于此地。假如给看门人逮住，影子难免再次被带回地下室，在那里死掉。我拼出全身力气一步步向前迈进，不时回头确认围墙那边升起的灰烟。

途中，我们同许多独角兽擦肩而过。它们在深深的雪中寻觅着匮乏的食物，茫然四顾。兽们以湛蓝色的眼睛静静地看我喘着白气背负影子从其身旁走过，看上去它们完全懂得我们行动的含义。

爬坡时，我开始气喘吁吁了。影子的重量吃进身体，脚步在雪中踉踉跄跄。回想起来，我已有好长时间没做过像样的运动了。白气越来越浓，眼睛被再次降下的雪花打得模模糊糊。

“不要紧？”影子在背上招呼道，“不歇会儿？”

“抱歉，就让我歇五分钟吧。有五分钟就能恢复。”

“没关系，别介意。我跑不动是我的责任，你只管休息就是。一切都像是我强加给你似的。”

“不过这也是为了我。”我说，“是吧？”

“我也那么认为。”

我放下影子，蹲在雪地上喘粗气。身体燥热，甚至感觉不出雪的寒冷，其实两只脚已经从脚跟到脚尖都冻得如石块一般。

“有时候我也困惑，”影子说，“如果我什么也不对你说而悄悄死去，说不定你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下去。”

“有可能。”

“就是说我妨碍了你。”

“这点早该知道的。”我说。

影子点下头，继而扬起脸，朝苹果林方向腾起的灰烟望去。

“看那光景，看门人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独角兽烧光。”他说，“而我们再过一会就可登上山坡，往下只消绕到南山冈后坡就行。到那里就能出口长气：看门人再也追不上我们了。”影子说着捧起一把柔软的雪，又“啪啦啪啦”抖到地面。“一开始我就凭直觉感到这镇子必有隐蔽的出口。不久变得坚信不疑。为什么呢？因为这镇子是完全的镇子，所谓完全必然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里甚至不能称为镇子，而是更富于流动性和综合性的东西，它提示了所有可能性而又不断改变其形式，并且维持着其完全性。换言之，这里绝不是固定的封闭世界，而是在运动过程中自成一统的世界。所以，如果我要找出逃路的出口，出口就会出现。我说的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这点我昨天刚意识到，就是说这里是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

影子坐在雪中盯视我的脸，稍顷默默点了几下头。雪势一点点增大，看来一场新的大雪正朝镇子逼近。

“假如某处存在着出口，那么往下就是运用排除法了。”影子继续道，“首先把城门排除。即使能够从城门跑出，也难免被看门人马上抓住。那小子对那一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何况城门那个地方，大凡有人策划逃走，最先想到的必是那里，出口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人想到。围墙也不行，东城门更不行，那里堵得严严实实，河流入口也拦着粗栅栏，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得。这样一来，剩下的便只有南水潭——可以同河流一起逃离镇子。”

“绝对有把握？”

“绝对，凭直感看得出来。其他所有出口都无隙可乘，惟有南水潭听之任之地扔在那里，围栏也没有。你不觉得蹊跷？他们是用恐怖围起水潭的。只要置恐怖于不顾，我们就能战胜这座镇子！”

“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第一次看见那条河的时候。看门人曾带我到西桥附近去过一次。一看见河我就觉得这条河根本没有敌意，水流充溢着生命感，进而心想只要沿着这条河置身于水流之中，我们就一定能离开镇子，以原来的面目返回原来的生命。你肯信我的这些话吧？”

“可以相信。”我说，“我可以相信你的话。河流有可能通向那里，通向我们离开的世界。如今我也能够一点点记起那个世界了，记起空气、声音和阳光。是歌曲使我记起来的。”

“至于那个世界是否美好，我也不得而知。”影子说，“但起码是值得我们生存的世界。既有好的，又有坏的，还有不好不坏的。你是在那里出生的，并将在那里死去。你死了我也消失。这是最为自然而然的。”

“你说的大约不错。”我说。

接着，我们又一起俯视镇容。钟塔也好河也好桥也好围墙也好烟也好，统统银装素裹。目力所及，只有瀑布一般自长空洒向大地的茫茫雪幕。

“你要是可以，继续前进好么？”影子说，“看这情形，估计看门人已不再烧独角兽，提前收工回去了。”

我点头起身，拍掉帽檐上的雪。

39

冷酷仙境

——爆玉米花、吉姆爷、消失

去公园的路上，我走进酒店买了罐装啤酒。我问什么牌子的啤酒合适，女孩回答只要起沫并有啤酒味，什么牌子都无所谓。我的想法也大体一致。天空晴得万里无云，竟如今晨刚刚生成的一般。季节刚交十月。饮料那玩意儿，的确只要起沫有啤酒味即可。

但钱还有剩余，便买了六罐进口啤酒。带有上流社会生活情调的金色罐体闪闪生辉，如浑身披满了阳光。埃林顿公爵的音乐也同秋高气爽的十月清晨相得益彰。不过，埃林顿公爵的音乐或许更适合于除夕之夜的南极基地。

我合着《我对你无话可说》那首劳伦斯·布朗别具一格的长号独奏曲打起口哨驱车前进，之后又合着约翰尼·霍金斯的《温柔女郎》独奏曲打口哨。

开到日比谷公园旁边，我把车停下，躺到公园草坪上喝啤酒。星期一早上的公园犹如飞机全部起飞后的航空母舰甲板一般空旷而静谧，只有鸽群在草坪上四处踱步，俨然在做某项比赛的准备活动。

“一片云也没有。”我说。

“那里有一片。”女孩指着日比谷公园稍上一点的地方。不错，是有一片。樟树的枝梢处，挂着一片宛如棉絮的白云。

“并非正规的云，”我说，“不能进入云的行列。”

她手搭凉棚，凝望着那片云道：“是啊，确实很小。”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望着那一小片云，望了许久。望罢，打开第二罐啤酒喝了。

“为什么离婚？”她问。

“旅行时没捞到靠窗座位。”

“开玩笑吧？”

“J·D·塞林格的小说里有这样的道白，上高中时读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

“简单得很：五六年前的一个夏天，她离家出走了。一去不复返。”

“再没见过？”

“呃——”我含了口啤酒，缓缓咽下，“没有理由非见不可。”

“婚后生活不顺利？”

“一帆风顺。”我看着手中的啤酒罐继续道，“不过这同事物的本质关系不大。就算两人同睡一床，闭上眼睛也是孤身一人。我说的你明白？”

“嗯，我想明白。”

“作为整体的人是不能单一框定的。人们所怀有的梦想我想大致可分为两种：完全的梦想和有限的梦想。相对而言，我是生活在有限梦想中的人。这种有限性是否正当不是大不了的问题，因为必须在某处有条线，所以那里有条线。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即便是这样认为的人，恐怕也是在想方设法把那条线向外扩张。”

“或许，但我例外。大家没有理由必须一律用组合音响来听音乐。纵使左边传来小提琴右边听到低音大提琴，音乐性也不至于因此而特别加深，无非唤起想象的手段变得复杂而已。”

“你怕是过于固执了吧？”

“她也同样说来着。”

“太太？”

“是的。”我说，“主题明确则通融性欠缺。不喝啤酒？”

“谢谢。”

我拉开第四罐富有上流社会生活情调的罐装啤酒的易拉环，把啤酒递给她。

“对于自己的人生你是怎样考虑的？”女孩问。她并不把啤酒罐送往嘴边，只是凝目注视罐顶的小孔。

“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问。

“读过。很早以前读过一次。”

“劝你再读一次。书里写了好多事情。小说快结束时，阿辽沙对一个叫科里亚·克拉索托金的年轻学生这样说道：‘喂，科里亚，你将来将成为非常不幸的人。不过作为总体，还是要为人生祝福。’”

我喝干第二罐啤酒。略一迟疑，又打开第三罐啤酒。

“阿辽沙懂得很多事理。”我说，“可是读的过程中我很有疑问：从总体上祝福非常不幸的人生是可能的吗？”

“所以要限定人生？”

“或许。”我说，“想必我应该代替你丈夫被人用铁花瓶打死在公共汽车上才对。我觉得这种死法才适合于我——形象结束得直截了当，即刻瓦解，无暇他顾。”

我躺在草坪上抬起脸来，遥望刚才云片所在的位置。云已消失，藏到了樟树浓荫的背后。

“咦，我也可以进入你那有限的梦想不成？”女孩问。

“人人可以进入，个个可以出去。”我说，“这也正是有限梦想的优越之处。进来时擦好皮鞋，出去时关紧门扇即可。谁都不例外。”

她笑着站起身，拍掉沾在棉布裤上的草屑。

“差不多该走了。到时间了吧？”

我觑了眼表：十时二十二分。

“送你回家。”我说。

“不必了。”她说，“去附近商店买买东西，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还是这样好。”

“那就在这里分手。我再待一会儿，这里舒坦极了。”

“谢谢你送的指甲刀。”

“不客气。”

“回来时能给个电话？”

“去图书馆。”我说，“喜欢看别人工作的情形。”

“再见。”女孩道。

我像《第三个人》中的约瑟夫·科顿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公园笔直的路上渐渐远去。等她在树荫里消失了，我开始观看鸽子。鸽的走路姿势每一只都微妙地各有不同。须臾，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领着一个小女孩走来撒下爆玉米花，我周围的鸽子便一齐朝那边飞去。女孩有三四岁，像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张开双手去抱鸽子。鸽子当然捉不住。鸽子自有鸽子不起眼的生存方式。衣着得体的母亲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之后便不屑一顾了。周一清早躺在公园里排出五六个空啤酒罐之人，显然算不得正人君子。

我闭起眼睛，试着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三兄弟名字：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还有同父异母的斯美尔佳科夫。能够一口气说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名字的人，世间又能有几个呢？

凝望之间，我不由觉得自己像是在浩瀚海面上漂浮的一叶小艇。风平浪静，惟独我悄然漂浮其中。大海中漂浮的小艇总好像有些特殊——说这话的是康拉德。语出《吉姆爷》中风暴袭船那部分。

长空寥廓，一片朗然，仿佛不容任何人怀疑的绝对观念。从地上仰望，天空似乎集一切存在于一身。大海也是如此。连看几天大海，往往觉得世界只有大海。康拉德的想法恐怕同我一样。从船这一雷同产品中分离出来而被抛弃在横无际涯的海面上的小艇，的确有某种特殊之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种特殊性。

我依旧躺着不动，喝掉最后一罐啤酒，吸了支烟，把文学联想逐出脑海。我必须稍微现实一点才行。余下的时间仅仅一小时多一点点。

我站起身，抱着空啤酒罐走至垃圾筒扔了进去，然后从钱夹里抽出信用卡，在烟灰缸中烧掉。衣着得体的母亲又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正经人断断不至于周一早上在公园里烧信用卡。我首先烧的是美国运通卡，继而把维萨卡也烧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烟灰缸中化为灰烬。我很想把保罗·斯图尔特牌领带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又作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

接下去，我在小卖部买了十袋爆玉米花，九袋撒在地上喂鸽，一袋自己坐在椅上吃着。鸽群像十月革命记录片里那样铺天盖地而来，啄食着爆玉米花。我同鸽子一起吃爆玉米花。好久没吃这玩意了，好吃得很。

衣着得体的母亲和小女孩在观赏喷泉。母亲年纪大概与我相仿。我打量着她。打量之间，再次想起那个同革命活动家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去向不明的同学，她甚至连领孩子逛公园都已无从谈起。我当然不知晓她对此作何感想，但在自己的生活尽皆消失方面，我觉得我或许可以同她就某一点相互理解。不过，她也可能——大有可能——就这某一点拒绝同我相互理解。毕竟我们已近二十年未曾见面，而这二十年间实在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各自处境不同，想法也不相同。再说就算是同样清算人生，她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我则不然，我不过是在酣睡之时被人突然抽掉床单而已。

我觉得她说不定会因此而谴责我，问我到底选择了什么。言之有理，我的确什么也没选择。要说我以自己意愿选择的，那只有两件事：原谅了博士，未同其孙女睡觉。然而这对我又有何作用呢？难道她会因这点小事而积极评价我这一存在对我这一存在的消失所发挥的作用吗？

我不得而知。近二十年之久的岁月把我们远隔开来。她评价什么如何评价，其基准已超出了我的想象框架。

我的框架内几乎一无所剩。映入眼帘的只有鸽子、喷泉、草坪和母女俩。但在观望如此光景的时间里，几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不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念头。至于往下去某某世界，这点已不足为虑。纵令我人生之光的百分之九十三已在前半生三十五年间全部耗尽也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依依怀抱着剩下的百分之七看个究竟——看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模样。因为什么我不清楚，总之我觉得这似乎是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的确，我是从某一阶段开始扭曲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而这里边自有其缘故。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理解，我也不能不那样做。

可是，我不想丢下这被扭曲的人生而从此消失，我有义务将其监护到最后。否则，我势必将失去对我自身的公正性。我不能这样置自己的人生于不顾。

即便我的消失不足以使任何人悲伤，不能给任何人心里带来空白，或者不为任何人所注意，那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委实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现在我几乎不再具有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体内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缕残照如沉渣一般剩留下来，而且是它使我存活至今。

我不愿意从这世界上消失。闭上眼睛，我可以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摇摆，那是超越悲哀和孤独感的、从根本上撼动我自身存在的大起大伏。起伏经久不息。我把胳膊搭在椅背上，忍受着这种起伏。谁都不救我，谁都救不了我，正如我救不了任何人。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一般静静沉积在心底。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三根。我接连擦燃三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地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不，不能，我想。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意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内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的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以想象那儿电话铃声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铃响至第三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那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把你祖父救出来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想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了？”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在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鲍勃·迪伦是谁？”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便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了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意识都没了，还指望什么。”我指出，“你真能冷冻我？”

“没问题，放心好了。我嘛，冷冻是拿手好戏。做动物实验时，曾把猫狗之类活着冷冻过很长时间。把你也好好冷冻起来，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点。”她说，“所以，如果顺利，你的意识就会失而复得。那时肯定同我睡觉？”

“当然！”我说，“如果届时你仍然想同我睡的话。”

“会好好做那种事？”

“尽一切技能。”我说，“不知要等多少年。”

“反正那时我不会是十七岁了。”

“人总要上年纪的，”我说，“哪怕被冷冻起来。”

“多保重。”女郎道。

“你也好自为之。”我说，“能和你说上话，心情像多少好了些。”

“因为有了重返这世界的可能性？不过能否如愿以偿还不得而知，只不过……”

“不，不是那样的。当然，有那种可能性自是求之不得，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能同你交谈实在令人高兴，包括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再多说一会？”

“不，到此为止吧，时间不多了。”

“跟你说，”胖女郎道，“别害怕。即使永远失去你，我也会怀念你一辈子。你不会从我心中失去。记住这点！”

“记得住。”说罢，我放下电话。

时至十一点，我在附近厕所解了手，走出公园，随即发动引擎，一边围绕着冷冻思绪纷纭，一边驱车向港口行进。银座大街到处挤满了身着西服的人们。等信号时，我用眼睛搜寻应该在街上买东西的图书馆女孩，遗憾的是未能找见。触目皆是陌生男女。

开到港口，把车停在空无人影的仓库旁，一面吸烟，一面把车内音响调至自动反复播放功能，开始听鲍勃·迪伦的磁带。我把车座后背放倒，双脚搭在方向盘上，静静地呼吸。本想再喝点啤酒，但已经没了，在公园里同女孩喝得一罐不剩。阳光从前车窗射入，把我包拢起来，闭上眼睛，感觉得出那光线在暖暖地抚摸着我的眼睑。太阳光沿着漫长的道路抵达这颗小小的行星，用其一端温暖我的眼睑——想到这点，我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宇宙运行规律并未忽略我微不足道的眼睑。我好像多少明白了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心情。或许有限的人生正在被赋予有限的祝福。

我也顺便向博士及其胖孙女和图书馆女孩给予了我特有的祝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给予别人祝福的权限，但反正我是即将消失之人，不怕任何人往下追究责任。我把“警察”·“牙买加”出租车司机也列入祝福名单之内，是他用车拉了满身泥浆的我们，没任何理由不将他列入名单。想必他正用车内音响听着流行音乐在某条路上载着年轻乘客风驰电掣。

迎面是大海，可以见到卸完货而露出吃水线的旧货轮。海鸥如点点白痕四下敛羽歇息。鲍勃·迪伦在唱《轻拂的风》。倾听之间，我想到蜗牛、指甲刀、奶油焖鲈鱼、刮脸膏。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启迪。

初秋的太阳随波逐浪一般在海面上粼粼生辉，俨然有人将一面巨镜打成万千碎片。由于打得过于细碎，任何人都无法使之复原，无论是哪个国王的军队。

鲍勃·迪伦的歌使我想起租车办公室的那个女孩。对了，也必须向她祝福。她给了我极佳的印象，不能把她从名单中漏掉。

我试着在脑海中推出她的形象。她身穿色调令人联想到初春时节棒球场草坪的绿色运动夹克，白衬衫上打一个黑色领结。估计是租车公司的制服。她听鲍勃·迪伦的过时歌曲，想到了下雨。

我也想了一会下雨。我所想到的雨是霏霏细雨，分辨不出下还是没下。但实际上雨确实在下。雨淋湿蜗牛，淋湿墙根，淋湿牛。谁都无法制止，谁都别想避开。雨总是公正地下个不停。

片刻，雨变成模糊不清的不透明雨帘，罩住我的意识。

睡意降临。

这样我即可寻回我失落的一切，我想。那些虽然曾一度失落，但决未受损。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还在唱着《骤雨》。

40

世界尽头

——鸟

到南水潭时，雪下得又急又猛，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看这势头，仿佛天空本身都变成了一枚枚碎片在朝地面狂泻不止。雪也落在水潭上，被蓝得骇人的蓝色潭面吮吸进去。在这染成一色的纯白大地上，惟独水潭圆圆地敞开俨然巨大眸子的洞穴。

我和我的影子瑟瑟地站在雪中默不作声，只顾久久凝视着这片光景。同上次来时一样，周围弥漫着令人惧怵的水声，或许因为下雪的关系，声音沉闷了许多，仿佛远处传来的地鸣。我仰望未免太低的天空，继而把目光转向前方在纷飞的雪片中黑乎乎地隐约浮现的南围墙。围墙不向我们诉说任何话语，显得荒凉而冷漠，名副其实是“世界尽头”。

木然伫立之间，雪在我的肩上和帽檐上越落越厚。如此下去，我们留下的脚印必将消失得无可寻觅。我打量了一眼稍离开我些站着的影子。影子不时用手拍落身上的雪，眯细眼睛盯视潭面。

“是出口，没错。”影子说，“这一来，镇子就再也不能扣留我们，我们将像鸟一样自由。”

影子仰脸直视天空，旋即闭起眼睛让雪花落在脸上，俨然在承受甘露。

“好天气，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说罢，影子笑了。看样子影子如被卸去了重枷，原来的体力正在恢复。他轻快地拖着脚步独自朝我走来。

“我感觉得出，”影子说，“这水潭的另一方肯定别有天地。你怎么样，还怕跳进这里面去？”

我摇摇头。

影子蹲下身，解开两脚的鞋带。

“站在这里都快要冻僵了，尽快跳进去好么？脱掉鞋，把两人的皮带连在一起。出去了再失散，可就白白折腾一场了。”

我摘掉大校借给的帽子，拍掉雪，拿在手里望着。帽子是过去的作战帽，帽布有很多处都已磨破，颜色也已变白。想必大校如获至宝地一直戴了几十年。我把雪拍净，又戴在头上。

“我想留在这里。”我说。

影子怔怔地看着我的脸，眼神似已失去焦点。

“我已考虑成熟。”我对影子说，“是对不住你，但我从我的角度仔细考虑过了，也完全清楚独自留下来将是怎样的下场。如你所说，按理两人应一道返回原来的世界，这点我也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那才是我应回归的现实，而逃离那现实属于错误的选择。可是我不能离开这里。”

影子双手插进衣袋，缓缓地摇了几次头：“为什么？最近不是讲好一齐逃走的吗？所以我才制定计划，你才把我背到这里，不是么？究竟什么使你突然变心的？女人？”

“当然有这个原因，”我说，“但不完全如此。主要是因为我有了一项发现，所以才决定留下不走。”

影子喟然长叹，再次仰首望天。

“你发现了她的心？打算同她一起在森林里生活，而把我赶走是吧？”

“再说一遍：原因不尽如此。”我说，“我发现了造就这镇子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留下来，你不想知道这镇子是什么造就的？”

“不想知道。”影子说，“因为我已知道，这点我早已知道。造就这镇子的是你自身。你造出了一切：围墙、河流、森林、图书馆、城门、冬天、一切一切。也包括这水潭、这雪。这点事我也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一旦告诉你，你岂不要就这样留下来了？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带到外面。你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在外面。”影子一屁股坐在雪中，左右摇了好几次头，“可是在发现这点之后，你再也不会听我的了吧？”

“我有我的责任。”我说，“我不能抛开自己擅自造出的人们和世界而一走了之。我是觉得对不住你，真的对不住你，不忍心同你分手，可是我必须对我所做之事负责到底。这里是我自身的世界。围墙是包围我自身的围墙，河是我在自身中流淌的河，烟是焚烧我自身的烟。”

影子站起身来，凝视着水波不兴的潭面。纹丝不动地伫立于联翩而降的雪花中的影子，给我以仿佛渐渐失去纵深而正在恢复原来扁平形状的印象。两人沉默良久，惟有口中呼出的白气飘往空中，倏忽消失。

“我知道阻拦也无济于事。”影子说，“问题是森林生活远比你预想的艰难。林中的一切都不同于镇子。为延续生命需从事辛苦的劳作，冬天也漫长难熬。一旦进去，就别想出来。你必须永远待在森林里。”

“那也仔细考虑过了。”

“仍不回心转意？”

“是的。”我回答，“我不会忘记你。在森林里我会一点点记起往日的世界。要记起的大概很多很多：各种人、各种场所、各种光、各种歌曲……”

影子在胸前几次把双手攥起又松开。他身上落的雪片给了他以难以形容的阴影，那阴影仿佛在他身上不断地缓缓伸缩。他一边对搓双手，一边像倾听其声音似的将头微微前倾。

“我该走了。”影子说，“也真是奇妙，往后竟再也见不到你了。不知道最后说一句什么好。怎么也想不起简洁的字眼。”

我又一次摘下帽子拍雪，重新戴正。

“祝你幸福。”影子说，“我喜欢你来着，即使除去是你影子这点。”

“谢谢。”我说。

在水潭完全吞没了我的影子之后，我仍然久久地凝视着水面。水面未留下一丝涟漪。水蓝得犹如独角兽的眼睛，且寂无声息。一旦失去了影子，我觉得自己恍惚独自留在了宇宙的边缘。我再也无处可去，亦无处可归。此处是世界尽头，而世界尽头不通往任何地方。世界在这里终止，悄然止住了脚步。

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该有镇子，有河流，有她和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斯普特尼克恋人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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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文体与视点：“突围”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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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文体与视点：“突围”的得失

林少华

《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村上春树第九部长篇小说，1999年由日本有名的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在此之前，他有四年基本没写小说。采访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据此写了纪实文学作品《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该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信徒（包括原信徒），写了《地下》的续篇《在约定的场所》。此外出版了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集《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还整理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为研究生上课时的讲稿，以《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为书名出版。同时出版了纪行文学《边境·近境》。也就是说，在写完三卷本《奇鸟行状录》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除了收在《列克星敦的幽灵》中的几个短篇，村上没有能够进行小说创作。反过来说，那部用四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巨制，几乎耗尽了村上身上所有的小说创作能量，致使他差不多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只能转而从事“非小说”的写作。

一系列“非小说”作品中，对于村上最重要的莫过于《地下》。在面对面采访六十余名毒气受害者和写作过程中，村上受到了始料未及的震动，促使他就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度思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日后人生的行进方向。至于那种改变究竟多大规模，他当时还说不清楚。因为一切都是在肉眼看不见的深水下进行的，无法用语言客观地将其动向说得一清二楚。村上为此感到焦躁、乖离和困惑。他在为《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2卷（讲谈社，2003年）写的“解题”中这样说道：

唯其如此，作为我只能最大限度回避将自己体验到的“莫名其妙”（わからなさ）诉诸言语化这一逻辑程序，而将其整个转换为“物语”这一不同的体系，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作为综合性的tangible（可触知的）的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我需要准备时间，需要时间将它彻底吞进去并有效地加以消化。我隐约觉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我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想起写《斯普特尼克恋人》这部小说的。也就是说，当时我处于“中间地段”。我很想写小说，在长时间从事非小说写作之后，我的身心迫不及待地要写小说。但那时我清楚知道自己要写的东西可能不会成为综合性的，换言之即贝多芬的“奇数式”作品。因为我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当时我想写的是能够为自己本身预热的、比较个人化（personal）的“台地式”作品。写这样的作品应该可以调整自己的状态，使得自己投入格局更大的写作。换句话说，那应该可以使我的方向变得更加明确，可以使我沿着那个方向稳稳推进一个刻度。

以上大体是《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创作背景。

就故事来说，这是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斯普特尼克（Sputnik）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名称，意为“旅伴”、“伴随者”，在这里指同性恋者堇爱恋的敏（敏为英语mew的音译，意为海鸥），即“斯普特尼克恋人”。堇不由分说地爱上了敏，“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结束”。令人沉思的是，村上为什么在“那样的阶段”或“中间地段”构思了同性恋故事呢？记忆中，村上有三次涉及同性恋题材。第一次是在《挪威的森林》（1987），此为第二次，第三次是在近作短篇集《东京奇谭集》（2005）中的《偶然的旅人》。前者写的是将铃子一点一滴构筑的幸福一瞬间彻底毁掉的那个小女孩，是作为坏孩子写的，尽管她本身也是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后者写的是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四十一岁男钢琴调音师，绝不令人讨厌，毋宁说招人喜欢，使得一位极有魅力的女子见面第二次就主动邀他一起去“安静的地方”。相比之下，《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堇作为同性恋者则情况复杂得多，不幸得多。堇喜欢“我”，“我”也喜欢堇，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心因之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就像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然而两人始终未能身心融为一体。“我”当然有强烈需求，但堇对于“我”不怀有性方面的兴趣，以致“我”为了缓解痛苦和回避危险而同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甚至包括自己教的班上一个小学生的母亲。另一方面，堇对同为女性的敏怀有“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迅猛”的真正的爱恋之情，渴望同敏结合在一起。当敏对她表示“不是我拒绝你，但我无能为力”之后，她从希腊一座小岛上消失了，失踪了。简而言之，堇置身于“中间地段”。作为同性恋者，她既不能同身为男性的“我”享受两性之爱，又不能在同为女性的敏身上得到满足。她为之焦躁、困惑，“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抵达不了”。这样的窘境未尝不是作者当时心境的折射，未尝不是作者想以“综合性的可触知的（tangible）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的境况的雏形。不言而喻，“中间地段”也是过渡地段，意味着转机即将到来，新的一步即将迈出。

实际上村上也在这里迈出了新的一步。最明显的是文体上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村上在前面提到的“解题”中有如下表述：

写这本《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有一点十分明确：我决意向自己过去一直采用的——换言之，作为武器使用的——某种文体告别。具体说来，我打算告别的是类似小说开篇出现的“比喻的泛滥”那样的东西。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将自己行文的此类修辞特征来个彻底清仓，把这些货色统统打扫干净，往后再说往后的，往后捣鼓一点文体不同的东西就是。将村上味文章义无反顾地写尽写透，写到往下再不写也无遗憾的地步——老实说，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活计。

我为什么下这样的决心呢？说起来话长。但就极为基本的说来，我想那是因为我极其渴望往下以多少不同于自己原有文体的文体进行创作。至少就长篇小说这一容器而言是这样的。为此就要把原有文体中的“突出”部分暂且消除、抛掉。长远看来，我必须把自己的文章转换（shift）为更加简洁、更加中立、更加机动灵活、更加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进一步说，我需要把小说的动力学（dynamics）从文体层面逐渐推进到“物语”层面。

换个说法，《斯普特尼克恋人》在文体上是村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对原有文体举行的告别仪式。不过，这一告别仪式也带有村上式的温情：为了安慰原有文体，他先让它们出尽风头，然后才同其分手另觅新欢。以吃饭打比方，他要把原来喜欢的东西尽情尽兴吃个够，之后才转而琢磨新菜谱。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村上即将告别的、或者说正在加倍演示的是怎样的文体：

〇二十二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陷入恋情。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不由分说地撕得粉碎，打得体无完肤。继而势头丝毫不减地吹过汪洋大海，毫不留情地刮倒吴哥窟，烧毁有一群群可怜的老虎的印度森林，随即化为波斯沙漠的沙尘暴，将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堡都市整个埋进沙地。

〇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故事要说。若在哪里捅一个准确无误的出孔，炽热的激情和奇思妙想必定会如岩浆鼓涌而出……

〇天空的蓝和昨天同样一刻又一刻增加其深度。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打孔。

〇不久将天光破晓，新的太阳将如从母亲腋下（右侧还是左侧呢？）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

〇摘下眼镜，那对眼睛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

这样的句子可谓俯拾皆是。尤其第一段，如村上自己所说，确有“比喻的泛滥”之嫌。所谓“告别”，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新的尝试、新的实验。村上在自己的网页上也承认，他是想看看他这部小说在文体上到底能走多远，想“完成一次精彩的突围”，“作为一次风格上的实验，对我而言好比另一部《挪威的森林》”。同时，聪明的村上也想藉此看看读者对他这种文体实验的接受以至忍耐程度。日本文学评论界对此基本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充满“华丽的比喻”（向井敏），有人认为属于“做作的陈腐的比喻”（清水良典）。中国读者方面，从笔者接得的信上看，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这种不无炫耀意味的滞涩的文体感到失望，而怀念村上以往灵动、优雅、潇洒、爽净、“酷酷”的风格。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小说“语言幽默风趣，生动自然，行文组织得心应手，处处呈现出一派纯熟的大家手笔”（甄芳：《穿越时空的爱情传说》，收于《相约挪威的森林》，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在我看来，村上这次文体或风格的实验在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不能算是他所追求的“精彩的突围”。作为作家，任何人恐怕都想在文体上破城突围，以期掌握几套笔墨，最好十八般兵器无不得心应手，这当然无可厚非，亦是情理中事。但是，同立意和情节等方面的改变相比，文体的改变大概是难度最大的。在创作的所有元素中，文体大约是最固执最稳定的东西，一旦形成，即使有所改变，也万变不离其宗。村上纵有非凡的文学才情，也很难例外。其志可嘉，而其功难成。尤其在原有文体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赏识的情况下，成功的希望就更为渺茫——文学读者相对保守，不喜欢自己熟识的作家忽然变脸，不希望地平线上无端冒出另一个村上春树或村上文本。村上决心“彻底清仓”，读者执意索要“库存”，村上要颠覆，读者要坚守。二者的错位，注定使得这场“突围”无法“精彩”。何况就文体实验本身来说也未必多么可取。特别是开头第一段，浓墨重彩，叠床架屋，比喻泛滥。无论什么，泛滥必然成灾。况且，村上的比喻原本就在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之间、在常识和诡异之间走钢丝，稍一走偏就跌落下去，这次就跌下去了。说起来，作为译者刚一动笔就觉出味道不大对头：耍惯了方天画戟的村上怎么一下子舞起青龙偃月刀来了？原来擅长用轻骑兵攻其不备，怎么忽然来了个地毯式轰炸？无奈我是译者，无权修检原本，只能硬着头皮跟进。结果不出所料，不少读者有类似感觉，觉得不像村上了，读着读着就“噎”了一下，游着游着就呛了一口，走着走着就绊了一跤。话又说回来，这部小说中也不尽是泛滥成灾的比喻，也有旧日风情，如“一种令人眷恋的亲昵的微笑，仿佛时隔好久从某个抽屉深处掏出来的”、“嘴角漾出仿佛即使对刚形成的冰山都能以心相许的温暖的笑意”、“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响地浮在夜空”，等等。毫无疑问，众多读者也和我一样更中意这种俏皮、机智而又不温不火的比喻，给人一种类似乡愁的温馨。但愿村上别再变着法子“突围”了。村上后来又“突围”了几次，如《神的孩子全跳舞》和《天黑以后》，但总的说来都不够“精彩”。大概他自己也觉察到了，在最新的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又绕个弯转了回来，读者随之舒了口气。

相比之下，村上这部小说中进行的另一个尝试——从单视点变为多视点的尝试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他在那篇“题解”中这样写道：

我在这部作品中所做的另一尝试，是小说视点的移动问题。这部作品有三个主要人物出场：“我”和堇、敏。“我”当然是讲述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一如我过去所写的，仍是第一人称小说。但作为我，这回就像把电影摄影机向后拉一样将“我”的视点拉往后侧，使得“我”和堇、敏三人的视点几乎对等地、时而各自独立时而相互交织地发挥作用——我想写这样的小说。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卡拉维，“我”尽管是仔细观察故事的有血有肉的讲述者，但《斯普特尼克恋人》总体上并非他的故事。视点随着故事的推进而实时（real time）移动。其结果，可以复合地、动态地观察世界。我追求的就是如此结构的故事。在这种技术性（technical）领域尝试挑战也是我开始写这部作品时设定的目标之一。

概括起来，村上在这里想写成远距离多视点全景摄影式小说。不错，他以前的小说基本是以男主人公“我”（Boku）之单一视点或视角观察世界、把握周围各种人和事的关系的，读者的视线受“我”单向度的牵引。离开了“我”，其他人物就难以存在，小说世界就无以成立。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二十年来，使用这种朋友般亲切的第一人称方式讲述故事一直是村上春树叙事策略的中心环节。……在村上春树绝大多数叙述者为‘我’的作品中，唯一存在的‘个性’就是‘我’本人，他的领悟力一直令我们着迷。其余人物只是他心灵的映射。一个村上春树的故事的焦点就是‘我’的一段奇遇或经历；一部村上春树的小说通常会提供很多这样的‘节点’，而不在于探索某个人物的个性或展开某种结构紧密的情节”（《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原题“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而现在，就像厌倦了原来不无“小资”情调的文体，村上对原来的单视点结构也不耐烦起来，决心破城突围，由单视点变为多视点，由独角戏变为三角戏。平心而论，相对于文体，这项突围行动则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是成功的。毕竟三人唱戏比一人唱戏要热闹许多，也暗合了罗素所说那句话：幸福的本源是参差多态。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三人对等交叉的视线扫描出的更为驳杂繁复的世界场景，或者说看到了三条视线令人眼花缭乱的落点：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过去的堇、现在的堇、梦中的堇、失踪后的堇；过去的敏、现在的敏、此侧世界的敏、彼侧世界的敏……诚然，村上此前的小说也不乏这样的视线落点甚至更多，但那相对说来归“我”一人所有，而这里则大体由三人平分秋色，几乎没有主从之分、高低之别。而且如大跨度推拉镜头，忽近忽远，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快速切换，制造出一组组各自为政而又有机融合的蒙太奇。我们后来看到，类似手法在《天黑以后》（2004年）得到了愈发淋漓尽致而又扑朔迷离的展示，在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又多少使人觉得头晕目眩。适应也罢不适应也罢，这就是村上春树。在文学世界里，莫如说村上一开始就是个调皮的孩子，对一切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花样翻新，不满足于自我复制，尽管客观上有时很难避免。

最后，看一下村上对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孤独情境借助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进行的并非一以贯之的表述也应该是饶有兴味的：

〇自那以来，堇便在心里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爱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茫无边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〇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

〇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同《挪威的森林》竟那样相似：

“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我们就这样活着。或许这就是孤独的本源和本质。

2007年5月9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绿肥红瘦雨过天青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斯普特尼克］

1957年10月4日，苏联从哈萨克拜科努尔宇航基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1号。直径58厘米，重83.6公斤，每96分12秒绕地球一周。

同年11月3日又成功发射了载有莱卡狗(2)的斯普特尼克2号。卫星未能回收，莱卡狗作为遨游太空的第一个生命体，成了宇宙生物研究的牺牲品。

（据讲谈社《编年体世界通史》）

(1)　俄语CПУTHИK的音译，意为“旅伴”——译者注。下同。

(2)　一种北地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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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坠入恋情。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不由分说地撕得粉碎，打得体无完肤。继而势头丝毫不减地吹过汪洋大海，毫不留情地刮倒吴哥窟，烧毁有一群群可怜的老虎的印度森林，随即化为波斯沙漠的沙尘暴，将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堡都市整个埋进沙地。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告终。

堇当时正为当职业作家而殊死拼搏。世界上无论有多少人生选择，自己也只有当小说家一条路可走。这一决心如千年岩石一般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她这一存在同文学信念之间，简直是间不容发。

从神奈川县的公立高中毕业后，堇进入东京都一所小而整洁的私立大学学文艺专业。但无论怎么看那所大学都不适合她。她打心眼里对那所大学感到失望：缺乏冒险精神、做事优柔寡断、学而不能致用（当然是对她而言）。身边的学生大半是平庸无聊得无可救药的二级品（老实说，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样，堇没等上三年级便果断地申请退学，消失在校园门外。她认定再学下去纯属浪费时间。我也颇有同感，但以凡庸的概论言之，我们不健全的人生，甚至浪费也是多少需要的。若将所有的浪费从人生中一笔勾销，连不健全都无从谈起。

一言以蔽之，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者，一个执迷不悟的嘲讽派，一个——说得好听一点——不谙世事的傻瓜。一旦开口便滔滔不绝，而若面对与自己脾性不合之人（即构成人世的大多数人），则三言两语都懒得敷衍。烟吸得过多，乘电车必定弄丢车票。只要开始思考什么，吃饭都忘在一边。瘦得活像以往意大利电影中出现的战乱孤儿，光是眼珠骨碌碌转个不停。较之用语言形容，若手头有一张照片就方便了，遗憾的是一张也没有。她对照相算是深恶痛绝，不抱有将“年轻艺术家的肖像”传与后世的愿望。假如存有一张堇当时的照片，如今无疑会成为人所能具有的某种特质的宝贵记录。

把话说回来，堇为之坠入恋情的女性的名字叫“敏”，大家都用这个爱称叫她，不知其原名（由于不知其原名，日后我多少陷入窘境，此是后话）。就国籍来说是韩国人，但她在二十五六岁下决心学习韩语之前几乎一句都不会讲。在日本出生长大，曾留学法国一所音乐学院。因此除日语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衣着总是那么利落得体，身上不经意地戴着小巧而昂贵的饰品，开一辆深蓝色12汽缸“美洲虎”。

第一次见敏的时候，堇谈起杰克·凯鲁亚克(1)的小说。当时她正一头栽倒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世界里。她定期更换文学偶像，那时轮到了多少有些“不合时令”的凯鲁亚克。上衣袋里总是揣着《在路上》或《孤独的旅行者》，一有空就翻上几页。每有好玩儿的段落，便用铅笔画上记号，像背宝贵经文似的背下来。其中最令她动心的是《孤独的旅行者》中看山人的话。凯鲁亚克曾在孤立的高山顶尖一座小屋里作为看山人形影相吊地生活了三个月。

堇引用了这样一小节：

人在一生当中应该走进荒野体验一次健康而又不无难耐的绝对孤独，从而发现只能依赖绝对孤身一人的自己，进而知晓自身潜在的真实能量。

“你不觉得这样很妙？”她对我说，“每天站在山顶尖上，转体三百六十度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火灾黑烟腾起。一天的工作量就这么一点儿。剩下时间只管看书、写小说。夜晚有浑身毛茸茸的大黑熊在小屋四周转来转去。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相比之下，大学里的文艺学专业简直成了黄瓜蒂。”

“问题是任何人到时候都不能不从山上下来。”我发表意见。但她没有为我的现实而又凡庸的见解所打动，一如平日。

如何才能像凯鲁亚克小说的主人公那样过上狂野、冷峻、放荡不羁的生活呢？堇当真苦恼起来。她双手插兜，头发故意弄得乱蓬蓬的，视力虽然不差却架一副迪吉·加列斯匹(2)那样的假象牙黑边眼镜，目光空漠地瞪视天空。她差不多总是身穿俨然从旧货店买来的肥肥大大的粗花呢夹克，脚上蹬一双硬撅撅的作业靴。倘脸上有地方可以蓄胡须，她肯定照蓄不误。

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美人。双颊不丰满，嘴角多少向两侧扩张过头了些，鼻子又小又略微上翘。表情则够丰富，喜欢幽默，但几乎从不笑出声。个头不高，即便开心的时候说话也充满火药味儿。口红和描眉笔之类有生以来从未沾手，甚至是否准确知晓乳罩的尺寸也是未知数。尽管如此，堇还是有某种吸引人的特殊东西，至于如何特殊则很难用语言解释。不过若细看她的眸子，答案自在其中。

我想还是交代一句为好：我恋上了堇。第一次交谈时就被她强烈地吸引住了，而后渐渐发展成为无可自拔的痴情。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里心目中只存在堇一个人。不用说，好几次我都想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她听。可是一旦面对堇，不知何故，总是无法把自己的感情转换成有正当含义的话语。当然从结果上看，这对自己也许倒是好事，因为即使我能顺利地表白心迹，也无疑会被堇一笑置之。

在同堇作为“朋友”交往的期间，我还和两个或三个女子交际着（不是数字记不确切，而是由于数法不同，有时为两个，有时为三个）。如果再加上睡过一两次的，名单还要略长一些。在同她们相互接触身体的时间里，我常常想到堇，或者说脑海的一隅时常或多或少地晃动堇的身影。我还想象自己拥抱的实际上是堇。当然这恐怕是不地道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不管地道也好不地道也好。

回到堇与敏的见面上来。

敏觉得自己听说过杰克·凯鲁亚克这个名字，是作家这点也依稀记得，至于什么作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凯鲁亚克、凯鲁亚克……莫不是斯普特尼克？”

堇完全弄不懂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她兀自举着刀叉，思索良久。“斯普特尼克？这斯普特尼克，该是五十年代第一次遨游太空的苏联人造卫星吧？杰克·凯鲁亚克可是美国的小说家哟。年代倒是赶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说，当时大概用这个名字称呼那方面的小说家来着，是吧？”说着，敏像触探形状特殊的记忆壶底似的用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地画圆。

“斯普特尼克……？”

“就是那一文学流派的名称。常有什么什么流派吧？对了，就像‘白桦派’(3)似的。”

堇好歹想了起来：“垮掉的一代！”

敏用餐巾轻轻擦了下唇角。“垮掉的一代、斯普特尼克(4)……我老是记不住这类术语。什么‘建武中兴’(5)啦，‘拉巴洛条约’(6)啦，总之都是很早很早以前发生的事吧？”

暗示时间流程般的沉默持续片刻。

“拉巴洛条约？”堇问。

敏莞尔一笑。一种令人眷恋的亲昵的微笑，仿佛时隔好久从某个抽屉深处掏出来的。眯缝眼睛的样子也很动人。随后她伸出手，用细细长长的五指稍稍揉搓一下堇乱蓬蓬的头发，动作非常洒脱自然。受其感染，堇也不由笑了。

自那以来，堇便在心里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爱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茫无边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提起斯普特尼克，是在赤坂一家高级饭店举行的堇的表姐的婚宴上。并非怎么要好的表姐（莫如说合不来），再说什么婚宴之类对于堇来说简直等于拷问。但那次因为情况特殊，中途未能顺利逃离。她和敏同桌邻座。敏没有多讲什么，只似乎讲了堇的表姐考音乐大学时教过她钢琴，或在什么事上关照过。看上去虽说并无长期密切交往，但她好像有恩惠于表姐。

被敏触摸头发的那一瞬间，堇几乎以条件反射般的快速坠入了恋情之中，如同在广阔的荒原上穿行时突然被中等强度的雷电击中一样。那无疑近乎艺术上的灵感。所以，对方不巧是女性这点当时对于堇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据我所知，堇没有可以称为恋人的朋友。高中时代有过几个男友，但不过是一起看看电影游游泳罢了，我猜想关系都不怎么深入。恒常不变地占据堇大脑大部分空间的，大约唯独想当小说家的激情，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强烈地令她心驰神往。纵使她高中时有过性体验，恐怕也不是出于性欲或爱情，而是文学上的好奇心所使然。

“老实说，我理解不好性欲那个玩意儿。”有一次（大概是从大学退学前不久，她喝了五杯香蕉代基里，醉得相当厉害），堇以极为难受的样子这样对我坦言，“不理解怎么形成的。你怎么看，对这点？”

“性欲那东西不是理解的，”我陈述往日稳妥的意见，“只是存在于那里而已。”

结果堇像注视某种以稀有动力运转的机器一样端详了好半天我的脸，而后兴趣尽失似的仰视天花板。交谈至此停止。可能她认为跟我谈这个是对牛弹琴吧。

堇出生于茅崎，家离海边很近，不时有夹沙的风敲打窗玻璃，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父亲在横滨市内开牙科诊所，人长得非常标致，尤其鼻梁俨然演《白色恐怖》时的格里高利·派克(7)。遗憾的是——据本人说——堇没承袭那鼻形。她弟弟也未承袭。造就那般好看的鼻子的遗传因子躲藏到何处去了呢？堇不时为之纳闷。倘若已埋没在遗传长河的河底，恐怕该称为文化损失才是，毕竟是那么端庄漂亮的鼻子。

理所当然，堇那位格外英俊的父亲在横滨市及其周边地区患有某种牙疾的妇女中间保持着近乎神话的人气。在诊所里他深深拉下帽檐，戴上大号口罩。患者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一对眼睛和一副耳朵，尽管如此，仍无法掩饰其美男子风采。标致的鼻梁拔地而起，富有性感地撑起口罩，女患者一瞧见，几乎无一例外地脸泛红晕，一见钟情，频频就医——尽管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

堇的母亲三十一岁就过早地去世了。心脏有先天性缺陷。母亲死时堇还不到三岁。关于母亲，堇所能记得起来的，只是些微的肌肤味儿。母亲的相片总算有几张存留下来，结婚纪念照和刚生下堇不久的抢拍照。堇抽出老影集，一次又一次看那相片。仅就外表而言，堇的母亲——保守地说来——是个“印象淡薄”的人。身材不高，发型普通，衣着样式匪夷所思，脸上挂着令人不舒服的微笑。若后退几步，简直可以同背后的墙壁合而为一。堇力图把母亲的长相印入脑海，这样就有可能同母亲相会梦中，在梦中握手、交谈。但很难如愿。因为母亲的长相即使记住一次，很快也会忘掉。别说梦中，大白天在同一条路撞上怕也认不出来。

父亲几乎不提已逝母亲的往事。他原来就不愿意多谈什么，又有一种有意避免对所有生活局面使用情绪化表达方式的倾向（恰如某种口腔感染症）。记忆中，堇也没有就死去的母亲向父亲问过什么。只有一次，还很小的时候，因为什么问过一次“我妈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时两人的问答她记得一清二楚。

父亲把脸转向一边，想了一会说道：“记忆力非常好，字写得漂亮。”

不伦不类的人物描写。我想他当时本该讲一些能够深深留在幼小女儿心里的往事，讲一些能够使女儿作为热能温暖自己的富有营养的词句，讲一些能够成为主轴成为立柱的话语，以便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女儿多少用来撑起她根基不稳的人生。堇打开笔记本雪白的第一页静静等待，然而遗憾的是（或许是应该这样说）堇英俊的父亲并非那一类型的人。

堇六岁时父亲再婚，两年后弟弟降生。新母亲也不好看，记忆力也不怎么样，字更谈不上漂亮，但人很公道、热情，对于自动成为她非亲生女儿的年幼的堇来说，自是一件幸事。不，说是幸事并不准确。因为选择她的毕竟是父亲。作为父亲他固然多少存在问题，但在伴侣选择上始终是聪明而务实的。

在整个复杂而漫长的思春期，继母都从未动摇地关爱着堇。在她宣称“从大学退学集中精力写小说”时，相应的意见当然也是提了的，但基本上还是尊重她的意愿。为堇从小就喜欢看书感到高兴并予以鼓励的，也是继母。

继母花时间说服父亲，促成了在堇年满二十八岁之前提供一定生活费的决定，如果以后她再不成器，就一个人想办法去。假如没有继母说情，堇很可能在没有具备必要分量的社会常识和平衡感的情况下，身无分文地被放逐到多少缺乏幽默感——当然地球并非为了让人发笑让人心旷神怡而苦苦地绕着太阳转的——的现实性荒郊野外，虽说这对于堇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堇遇上“斯普特尼克恋人”，是在大学退学后两年多一点儿的时候。

她在吉祥寺租了一间宿舍，同最低限度的家具和最大限度的书刊一起度日。快中午时起床，下午以巡山者的气势在井头公园散步。若天气晴好，就坐在公园长椅上嚼面包，一支接一支吸烟看书。若下雨天气变冷，便钻进用大音量播放欧洲古典音乐的老式酒吧，蜷缩在疲软不堪的沙发上，愁眉锁眼地边看书边听舒伯特的交响乐或巴赫的大型乐曲。傍晚喝一瓶啤酒，吃一点在超市买的现成食品。

晚间一到十点，她便坐在书桌前，摆在眼前的是满满一壶热咖啡、大号带柄水杯（过生日时我送的，绘有斯纳弗金的画）、一盒万宝路烟和玻璃烟灰缸。文字处理机当然有，一个键表示一个字。

房间里一片岑寂。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说。若在哪里捅一个准确无误的出孔，炽热的激情和奇思妙想必定会如岩浆鼓涌而出，睿智而全新的作品源源不断诞生出来，人们将为“具有旷世奇才的新巨匠”的闪电式登场而瞠目结舌，报纸的文化版将刊登堇面带冷峻微笑的照片，编辑将争先恐后拥来她的宿舍。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事实上堇也没有完成过一部有头有尾的作品。

说实话，任凭多少文章她都能行云流水般写出，写不出文章的苦恼同堇是不沾边的。她能够将脑袋里的东西接二连三转换成词句。问题是一写就写过头了。当然写过头砍掉多余部分即可，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她无法准确找出自己所写文章哪部分对整体有用、哪部分没用。第二天堇读打印好的东西时，感觉上既好像全部必不可缺，又似乎一律可有可无。有时陷入绝望的深渊，将眼前所有原稿一撕了之。若值冬夜房间又有火炉，真可能像普契尼的《绣花女》那样用来取一会儿暖，可惜她的单间宿舍里根本没有什么火炉。别说火炉，电话都没有，甚至能把人照完整的镜子都没有。

每到周末，堇就挟着写好的原稿来我宿舍，当然仅限于未惨遭屠戮的幸运原稿。但仍有相当分量。对堇来说，能够看自己原稿的人，这偌大世界上唯我一人。

大学里我比她高两年级，加之专业不同，我们几乎没有相接点，只是一个偶然机会才使我们亲切交谈起来。五月连休过后的星期一，我在学校正门附近的汽车站读从旧书店找来的保尔·尼赞(8)的小说。正读着，旁边一个矮个子女孩踮起脚往书上看，问我如今怎么还读什么尼赞，口气颇有吵架的意味。那情形像是想把什么一脚踢开，却无可踢的东西，只好向我发问——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说起来，我和堇两人倒是意气相投。两人都如呼吸空气一般自然而然地热衷于阅读，有时间就在安静的地方一个人没完没了地翻动书页。日本小说也好外国小说也好新的也好旧的也好前卫也好畅销也好——只要是多少能使心智兴奋的，什么书都拿在手里读。进图书馆就泡在里面不出来，去神田旧书街可以耗掉一整天时间。除了我本身，我还没碰上如此深入广泛而执着地看小说的人，而堇也是一样。

她从大学退学的时候，正好我从那里毕业出来。那以后堇也每月来我住处两三次。我偶尔也到她房间去，但那里容两个人显然过于狭小，因此她来我住处的次数要多得多。见面仍谈小说，换书看。我还时常为堇做晚饭。一来我不以做菜为苦，二来堇这个人若让她在自己做和什么也不吃之间选择，她宁愿选择后者。作为回礼，堇从打工的地方带来很多很多东西，在药品公司仓库打工时带来了六打避孕套，估计还剩在我抽屉的最里端。

堇当时写的小说（或其片断）并非她本人认为的那么糟糕。当然她写东西还没有完全上手，风格看上去也欠协调，好比兴趣和疾病各不相同的几个旧式妇人聚在一起不声不响地拼凑成的百衲衣。这种倾向是她本来就有的抑郁症造成的，有时候难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不妙的是，堇当时只对写十九世纪式的长卷“全景小说”感兴趣，企图将关系到灵魂和命运的所有事象一股脑儿塞入其中。

不过，她写出的文章——尽管有若干问题——仍有独特的鲜度，可以从中感受到她力求将自己心中某种宝贵的东西一吐为快的直率心情。至少她的风格不是对别人的模仿，不是靠小聪明小手段拼凑成的。我最中意她文中的这些部分，将这些部分中所具有的质朴的力剪下来强行填入整洁雅致的模型中的做法恐怕是不正确的，她还有充分的时间由着自己东拐西拐，不必着急。常言说得好：慢长才能长好。

“我满满一脑袋想写的东西，像个莫名其妙的仓库似的。”堇说，“各种各样的图像和场景、断断续续的话语、男男女女的身影——它们在我脑袋里时，全都活龙活现、闪闪生辉。我听见它们喝令我‘写下来！’而我也觉得能产生美妙的故事，能到达一个新的境地。可是一旦对着桌子写成文字，我就知道那宝贵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水晶没有结晶，而作为石块寿终正寝了。我哪里也去不成。”堇哭丧着脸，拾起大约二百五十个石子朝水池扔去。“或许我本来就缺少什么，缺少当小说家必须具备的关键素质。”

沉默有顷。深重的沉默。看来她是在征求我凡庸的意见。

“中国往昔的城市，四面围着高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几个壮观的大门。”我想了一会说道，“人们认为门具有重要意义。人们相信不但是人从门出出入入，而且城市的灵魂也在其中，或者应在其中，正如中世纪欧洲人将教堂和广场视为城市的心脏一样。所以中国至今还存留好几座雄伟的城门。过去中国人是怎样建造城门的你可知道？”

“不知道。”堇说。

“人们把板车拉到古战场上去，尽量收集散在或埋在那里的白骨。由于历史悠久，找古战场没有困难。接下去就在城的入口处修建嵌入那些白骨的非常高大的城门——他们希望通过祭奠亡灵而由死去的将士守护自己的城市。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门建成之后，还要领来几只活狗，用短剑切开喉咙，把热乎乎的狗血泼在门上。于是干枯的白骨同新血混在一起，赋予古老的亡魂以无边法力。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堇默默地等待着下文。

“写小说也与此相似。无论收集多少白骨、建造多么壮观的城门，仅仅这样小说也是活不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故事这东西并非世上的东西。真正的故事需要经受联结此侧与彼侧的法术的洗礼。”

“就是说，我也要从哪里找来一只属于自己的狗才行，是吧？”

我点点头。

“而且必须喷以热血？”

“或许。”

堇咬着嘴唇思索了半天。又有几颗可怜的石子给她投进池去。“可能的话，不想杀害动物。”

“当然是一种比喻，”我说，“不是真要杀狗。”

我们一如往常地坐在井头公园的长椅上。是堇最中意的长椅。池水在我们前面铺陈开去。无风。落在水面的树叶仿佛紧紧贴在那里似的浮着不动。稍离开些的地方有人生起篝火。空气中夹杂着开始走向尾声的秋的气息。远方的声响听起来分外悦耳。

“你需要的恐怕是时间与体验，我是这么看的。”

“时间与体验。”说着，堇抬头望天。“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体验？别提什么体验！不是我自命清高，我连性欲都没有。而没有性欲的作家到底又能体验什么呢？岂非跟没有食欲的厨师一回事？”

“关于你性欲的走向，我不好说什么，”我说，“很可能仅仅是藏在哪里罢了。或者出远门旅行流连忘返了也未可知。不过坠入恋情可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它也许突然平地蹿出来一把将你抓住，甚至就在明天。”

堇把视线从天空收回，落到我脸上：“像平原上的龙卷风？”

“也可以这样说。”

她想象了一会儿平原上的龙卷风。

“那平原上的龙卷风，你可实际见过？”

“没有。”我说。在武藏野根本见不到真正的龙卷风（该庆幸才是）。

此后大约过了半年，一天，正如我所预言的，她忽然莫名其妙地坠入了平原龙卷风一般无可抑勒的恋情之中——同年长十七岁的已婚女性，同“斯普特尼克恋人”。

敏和堇在婚宴上坐在一起时，按世人通常的做法，两人首先相互报了姓名。堇厌恶“堇”这个自家名字，可能的话不想告诉任何人，但对方既然问起，礼节上不能避而不答。

据父亲说，名字是去世的母亲选定的。母亲顶顶喜欢莫扎特那首叫《紫罗兰》的歌曲(9)，很早就已打定主意：自己有女儿就叫这个名字。客厅唱片架上有《莫扎特声乐集》（肯定是母亲听的），小时候堇就把有些重量的密纹唱片小心翼翼地放在唱机上，翻来覆去地听那首名称叫《紫罗兰》的歌曲。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的歌，沃尔特·季塞金的钢琴伴奏。歌的内容听不懂。不过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听来，想必唱的是开满原野的紫罗兰的娇美。堇想象着那片风景，为之一往情深。

但上初中时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那首歌词的日文翻译，堇很受打击：原来歌的内容是说旷野上开的一朵楚楚动人的紫罗兰给一个粗心大意的牧羊女一脚踩得扁扁的，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踩的是花。据说取自歌德的诗。其中没有获救的希望，连启示性都谈不上。

“母亲何苦非用这么凄惨的歌名给我当名字不可呢？”堇苦着脸说。

敏对齐膝上餐巾的四角，嘴角挂着中立性的微笑看着堇。她有一对颜色极深的眸子，多种色调交融互汇，却不见浑浊、不见阴翳。

“旋律你觉得是美的吧？”

“啊，旋律本身是美的，我想。”

“我嘛，只要音乐美，大致就满足了。毕竟在这世上只挑好的、美的来拿是不大可能的。您的母亲喜爱那首曲子，以致没把歌词之类放在心上。再说，你老是那么一副表情，可要很快爬上皱纹掉不下去喽！”

堇这才好歹撤下了苦相。

“或许是那样的。只是我很失望。是吧？这名字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有形物，当然我是说如果不算我本人的话。”

“反正堇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么？我喜欢哟！”如此说罢，敏微微偏了下头，意思像是说应换个角度看事物。“对了，你父亲可出席这婚宴了？”

堇环视四周，发现了父亲。宴会厅虽大，但由于父亲身材高大，找出来并不难。他隔着两张桌子把侧脸对着这边，正同一个身穿晨礼服、看上去蛮诚实的小个子老人聊什么，嘴角漾出仿佛即使对刚形成的冰山都能以心相许的温暖的微笑。在枝形吊灯光的辉映下，他那端庄的鼻梁宛如洛可可时代剪纸的剪影一般浮在沙发上方，就连看惯了的堇都不能不为其美男子风采而再次折服。她父亲的相貌正适合出席这种正式集会，只消他一出现，会场的空气便燦然生辉，恰如大花瓶里插的鲜花，或黑漆漆的加长高级轿车。

一瞥见堇父亲的形象，敏顿时瞠目结舌。她吸气的声音传到堇的耳畔——声音就像轻轻拉开天鹅绒窗帘以便用清晨温和的自然光催促心上人睁开眼睛似的。堇暗想，或许她该把小型望远镜带来才是。不过她已习惯人们——尤其是中年女性——对父亲容貌的戏剧性反应了。所谓漂亮是什么呢？又有怎样的价值呢？堇每每感到不解。但谁都不肯指教。其中肯定有难以撼动的功能。

“你有一位英俊的父亲——那是怎么一种感觉呢？”敏问，“只是出于好奇心。”

堇叹息一声——此前不知碰到多少回这样的提问了——说道：“也没什么可开心的。大家心里都这样想：竟有长得这么英俊的！绝了！可相比之下女儿可不怎么着，怕是隔代遗传吧。”

敏朝堇这边转过脸，微微收拢下巴看堇的脸，像在美术馆停住脚步欣赏自己中意的一幅画。

“我说，如果这以前你真是那样感觉的，那是不对的。你十分出色，不亚于你父亲。”说着，敏伸出手，甚为自然地轻轻碰了碰桌面上堇的手。“想必你自己也不知晓你是多么有魅力。”

堇脸上一阵发热，心脏在胸腔里发出狂奔的马蹄跑过木桥般大的声响。

之后，堇和敏不理会周围情形，闷头聊了起来。婚宴很热闹。许多人起身致词（堇的父亲自然也致了词）。上来的菜绝对不差，却一样也没留在记忆里。记不清吃肉了还是吃鱼了，是规规矩矩地用刀叉吃的，还是吮了手指舔了盘底。

两人谈起音乐。堇是西方古典音乐迷，从小就听遍了父亲收集的唱片。音乐爱好方面两人有很多共同点。双方都喜欢钢琴乐，都认为贝多芬32号钢琴奏鸣曲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钢琴乐，认为其标准解释应是威尔海姆·巴克豪斯(10)在迪卡留下的录音，相信那是无与伦比的演奏，里边洋溢着何等感人的生之喜悦啊！

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那非立体单声道录音时代录制的肖邦，尤其是诙谐曲绝对令人亢奋不已；弗里德里希·古尔达弹奏的德彪西前奏曲集充满幽默感，娓娓动听；季赛金(11)演奏的格里格令人百听不厌；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12)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13)具有深思熟虑的保留和瞬间造型的绝妙深刻，故而无论哪一首都有细细品听的价值；旺达·兰多夫斯卡(14)弹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是那般的温情脉脉、纤毫毕现，却为何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你现在做什么呢？”谈罢一阵子音乐，敏问道。

堇说从大学退学后，有时边打零工边写小说。敏问写什么小说，堇回答说一句话很难讲清楚。那么阅读方面喜欢什么样的小说呢，敏问。堇答道，一一列举起来举不完，最近倒是常看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于是谈到了“斯普特尼克”。

除了为打发时间看的极为消闲性的东西，敏几乎没摸过小说。那种“此乃无中生有”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感情没办法转移到主人公身上，敏说。向来如此。她看的书仅限于纪实性的，而且大多为工作之需。

做什么工作呢，堇问。

“主要跟国外打交道。”敏说，“父亲经营的贸易公司，十三年前由我这个长女继承下来。我练过钢琴，想当钢琴手来着。但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体弱又讲不好日语，弟弟还在念高中，只好由我暂且照看公司。有几个亲戚还靠我家的公司维持生活，不能轻易关门大吉。”

她像画句号似的短短叹了口气。

“父亲公司的主要业务原本是从韩国进口干菜和中草药，现在范围扩大了，连电脑配件之类都经营。公司代表至今还是以我个人名义，但实际管理是丈夫和弟弟负责，用不着我经常出头露面。所以我专心从事同公司无关的私人性质的工作。”

“举例说？”

“大的方面是进口葡萄酒，有时也在音乐方面做点什么，在日本和欧洲之间跑来跑去。这个行当的交易很多时候是靠个人编织的关系网促成的，所以我才能单枪匹马地同一流贸易公司一比高低。只是，为了编织和维持个人关系网，要费很多事花很多时间。当然……”她像想起什么似的抬起脸，“对了，你可会讲英语？”

“口语不太擅长，马马虎虎。看倒是喜欢。”

“电脑会用？”

“不怎么精通，但由于用惯了文字处理机，练练就能会，我想。”

“开车如何？”

堇摇摇头。上大学那年往车库里开父亲那辆沃尔沃四驱车时把后车窗撞在柱子上，从那以来几乎没摸过方向盘。

“那，能最多以两百字解释清楚‘符号’和‘象征’的区别？”

堇拿起膝头的餐巾轻轻擦拭一下嘴角，又重新放回。她未能充分把握对方的用意。“符号和象征？”

“没什么特殊意思，举个例子。”

堇再次摇头：“心里没数。”

敏莞尔一笑：“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有何种现实性能力？也就是说擅长什么？除了看很多小说听很多音乐以外。”

堇静静地把刀叉放在盘子上，盯着桌面上方的无名空间，就自己本身思考一番。

“同擅长的相比，不会的列举起来倒更快。不会做菜，打扫房间也不行，不会整理自己的东西，转眼就把东西弄丢。音乐自是喜欢，叫唱歌就一塌糊涂。手不灵巧，一根钉子都钉不好。方向感等于零，左右时常颠倒。生起气来动不动损坏东西，碟盘啦铅笔啦闹钟啦等等。事后诚然懊悔，但当时怎么也控制不住。存款分文皆无。莫名其妙地怕见生人，朋友差不多没有。”

堇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不过，若是用文字处理机，不看键盘也能写得飞快。体育运动虽说不怎么擅长，但除了流行性腮腺炎，生来至今还没得过什么大病。另外对时间格外注意，约会一般不迟到。吃东西完全不挑肥拣瘦。电视不看。有时胡乱自吹自擂几句，但自我辩解基本不做。一个月有一两回肩部酸痛得睡不着，但除此以外睡眠良好。月经不厉害。虫牙一颗没有。西班牙语能讲一些。”

敏抬起脸：“会西班牙语？”

上高中时，堇在作为外贸公司职员常驻墨西哥城的叔父家住了一个月，觉得机会难得，就集中突击西班牙语，结果学会了。在大学选的也是西班牙语。

敏把葡萄酒杯的长柄夹在指间，像拧机器上的螺丝似的轻轻旋转。“怎样？不想去我那里工作一段时间？”

“工作？”堇不晓得做什么表情合适，暂且维持一贯的苦相。“嗳，生来我可还从没像样地工作过哟，电话怎么接都稀里糊涂。上午十点之前我不乘电车，再说——听说话你就知道了——敬语又不怎么会用。”

“不是这个问题。”敏简单地说，“明天中午的安排没有吧？”

堇条件反射地点点头。不用考虑，没有安排是她的主要资本。

“那么两人一块儿吃顿午饭吧。我在附近餐馆订个安静的座位。”说罢，敏举起男侍新斟的黑葡萄酒，冲着天花板细细审视，确认芳香，随后悄悄含入最初一口。一连串的动作里带有自发的优雅感，令人联想到有反省能力的钢琴手在漫长岁月中反复练就的短小华彩乐段。

“详细的到那时候慢慢谈。今天想把工作放在一边，轻松轻松。这波尔多(15)相当不坏嘛！”

堇放松表情，坦率地问敏：“不过，才刚刚见面，对我还几乎什么都不了解吧？”

“是啊，或许什么都不了解。”敏承认。

“那，凭什么知道我有用呢？”

敏微微晃了一下杯里的葡萄酒。

“我向来以貌取人。”她说，“也就是说，我看中了你的相貌和表情的变化，一眼看中。”

堇觉得周围空气骤然稀薄起来，两个乳头在衣服下面变得硬硬的。她伸出手，半机械地拿过水杯，一口喝干里面剩下的水。脸型酷似猛禽的男侍不失时机地赶到她背后，往喝空的大玻璃杯里倒进冰水。那咣咣啷啷的动静在堇一团乱麻的脑袋里发出的空洞洞的回响，一如被关进山洞的盗贼的呻吟。

堇深信：自己还是恋上了这个人，毫无疑问（冰永远冷，玫瑰永远红）。并且这恋情即将把自己带往什么地方，可自己早已无法从那强大的水流中爬上岸来，因为自己毫无选择余地。自己被带去的地方，也许是从未见过的特殊天地，或是危险场所也未可知。也可能那里潜伏的东西将给自己以深深的致命的伤害。说不定现在已然到手的东西都将损失一尽。但自己已别无退路。只能委身于眼前的激流——纵使自己这个人在那里灰飞烟灭。

她的预感——当然是现在才知道的——百分之一百二十正确。

(1)　美国作家、诗人（1922—1969）。“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2)　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和歌手（1917—1993）。

(3)　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流派，标榜理想主义。

(4)　垮掉的一代（美国的当代文学流派）英语为Beatnik，与Sputnik读音相近（尤其在日语中）。

(5)　建武为日本醍醐天皇的年号。1333年醍醐天皇一度复辟，史称“建武中兴”。

(6)　苏德于1922年签署的秘密条约。

(7)　美国电影演员（1916—2003）。

(8)　法国小说家（1905—1940）。作品有《阴谋》等。

(9)　“堇”意为紫罗兰，在日语中二者是同一词。

(10)　德国钢琴家（1884—1969）。

(11)　德国钢琴家（1895—1956）。

(12)　俄罗斯钢琴家（1915—1997）。

(13)　苏联作曲家（1891—1953）。作品有《彼得与狼》等。

(14)　波兰女大提琴演琴家（1879—1959）。1941年移居美国。

(15)　此处指法国波尔多地区产的葡萄酒。

2

堇打来电话，是婚宴过后正好两个星期后的星期日凌晨。我当然睡得铁砧一般昏天黑地。上个星期有个会议由我主持，为搜集必要的（其实也没大意思）资料而不得不削减睡眠时间，所以周末打算大睡特睡一通。不料这时电话铃响了，凌晨时分。

“睡着？”堇探询似的问。

我低低“嗯”了一声，条件反射地扫了一眼闹钟。闹钟针很大，又足足涂了夜光粉上去，却不知为什么竟没看清数字。映入视网膜的图像同接收分析它的大脑部位之间配合失调，如老太婆无法把线穿进针眼。我勉强弄明白的，是四下漆黑一团，近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称为“灵魂暗夜”的那一时刻。

“就快天亮了。”

“唔。”我有气无力。

“宿舍附近还有人养鸡，肯定是冲绳回归前就在那里的鸡，马上开叫的，过不了三十分钟。所以嘛，说实话，一天里边我最喜欢这个时刻。黑漆漆的夜空从东边一点点放亮，鸡像报复什么似的气势汹汹地啼叫起来。你附近可有鸡？”

我在电话这一端轻轻摇头。

“从公园附近的公共电话亭打的。”

我“噢”一声。距她宿舍二百米远的地方有个电话亭，堇没有电话，经常走去那里打。电话亭形状非常普通。

“喂，这个时间给你打电话的确抱歉得很，真的觉得抱歉——在鸡还没叫的时间里，在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一角的时间里。不过，为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一步一挪摸黑走到这里来的哟，小手里紧紧攥着表姐婚礼上派发的电话卡，卡上印有两人手握手的纪念照。这有多么凄惨，你也该知道吧？袜子都左右不配对。一只图案是米老鼠，另一只单色全毛的。房间一片狼藉，搞不清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倒不好意思大声说——连内裤都一塌糊涂，专偷内裤的小偷怕都要躲着走开。这副德性若是给劫道魔杀了，可就进不成天国了。所以嘛，倒不是要你同情，可总该说句像样的话吧？别老是‘噢’啦‘唔’啦的，别用这些冷冰冰的感叹词什么的。哪怕连接词也成，例如什么‘可是’、‘但是’之类。”

“可是，”我说。实在太疲劳了，连做梦的气力都没有。

“可是，”她重复道，“也好也好，毕竟有了点进步，小小的一步。”

“那么，找我可是有什么事？”

“当然当然，有问题要向你请教，所以才打电话的。”说着，堇轻咳一声，“就是——符号与象征的区别是什么？”

我腾起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好像有什么队列在脑袋里静静穿行。“问话重复一遍可好？”

她重复一遍：符号与象征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床上支起身体，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就是说你是想知道符号与象征的区别才打电话来的？在星期天一大早天亮之前，唔……”

“四点十五分。”她说，“心里静不下来，总琢磨符号与象征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天有人问过我，后来忘了。脱衣服刚要躺下时忽然想起，就再也睡不成了。你能解释一下？象征与符号的区别。”

“比方说，”我眼望天花板。要向堇有条有理地解释事物，即使神志正常的时候也是困难的作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这个明白吗？”

“好像明白。”她说。

“不是好像，日本国宪法是实实在在那么规定的。”我尽可能用冷静的声音说，“异议和疑问或许有，问题是若不作为一项事实接受下来，谈话就进展不下去。”

“好的，接受就是。”

“谢谢。复述一次：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并不意味天皇与日本国是等价的。明白？”

“不明白。”

“听着，就是说箭头是单行道：虽然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日本国不是天皇的象征。这回明白吧？”

“我想我明白。”

“可是，如果写成‘天皇是日本国的符号’，那么二者便是等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日本国的时候，即意味天皇；说天皇的时候，即意味日本国。进一步说来，两者可以交换。a=b和b=a是同一回事。简言之，这就是符号的含义。”

“你想说的是：天皇同日本国交换？这办得到么？”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的。”我在电话这一头急剧地摇头。“我现在只是想尽量简单地解释象征与符号的区别，没有真要交换天皇和日本国的意思，一种解释方法罢了。”

“唔。”堇说，“不过，这回像是明白了，感觉上。总之就是单行道和双行道的区别喽？”

“专家也许讲得更为到位，但若简单下个定义，我想大致是这样的。”

“我总认为你很善于解释什么。”

“我的工作嘛。”我的话语听起来平板板的，缺乏生机。“你也当一次小学老师好了。五花八门的提问都涌到我这里来：地球为什么不是四方的？乌贼为什么是十条腿而不是八条腿？一来二去，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能应付过去。”

“哦，你肯定是个好老师。”

“是不是呢？”我说。是不是呢？

“可为什么乌贼是十条腿而不是八条呢？”

“这回睡觉行了吧？我实在累坏了。这么手拿听筒，都像是在独自撑着快塌下来的石墙。”

“跟你说，”堇留了个微妙的间缝，就像年老的铁路道口看守员在开往彼得堡的火车到来之前哐啷一声合上道岔。“说这种话真像是犯傻……实说了吧——我坠入了情网。”

“唔。”我把听筒从右手换回左手。听筒中传来堇的喘息。我不知如何应答，便依照不知如何应答时的习惯道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不是跟我吧？”

“不是跟你。”堇说。听筒里传来廉价打火机点烟的声音。“今天有空儿？想见面谈谈。”

“谈你跟不是我的什么人坠入情网的事？”

“正是。”堇说，“谈我一下子坠入情网的事。”

我把听筒夹在肩头和脖子之间挺直身体。“傍晚有空儿。”

“五点去你那里。”堇说，而后忽然想起似的补上一句：“谢谢你了。”

“谢什么？”

“谢谢你凌晨耐心回答我的问题。”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放下电话，熄掉枕边灯。还漆黑漆黑的。重返睡梦之前，我回想了一下这以前堇是否对我说过一次谢谢。一次恐怕还是有的，记不起了。

五点稍前一点，堇来到我宿舍。第一眼我差点儿没认出来：这就是堇吗？她上下焕然一新。头发剪成凉爽爽的短发，额前刘海儿看上去还有剪过的痕迹。身穿海军蓝半袖衫，披一件薄质对襟毛衣，脚上是中高跟黑漆皮鞋，甚至长筒袜都穿了。长筒袜？对女性服装我自然没什么研究，但看得出她身上的装备哪一件都相当昂贵。如此打扮一番，堇显得比平日清秀脱俗多了。没有不合时宜之感，莫如说甚为得体。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衣着不伦不类的堇。当然一切都是口味问题。

“不坏。”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杰克·凯鲁亚克作何感想自是不得而知。”

堇微微一笑，笑得比往日略显优雅。“不出去散散步？”

我们并肩沿着大学路朝火车站方向走去，途中进了一家常去的酒吧喝咖啡。堇照例连同咖啡要了勃朗峰奶油蛋糕。接近尾声的四月的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日傍晚。花店摊台上摆着番红花和郁金香。风徐徐吹来，吹得年轻姑娘们的裙子轻飘飘地摇来摆去，吹来小树漾出的令人心怀释然的芬芳。

我双手叉在脑后，看堇缓慢而忘情地吃着勃朗峰。酒吧天花板的小音箱中淌出阿斯特拉德·吉尔贝托往日的博萨诺瓦舞曲，“把我领去阿鲁安达，”她唱道。闭起眼睛，杯和杯托哐哐相碰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遥远的涨潮声。阿鲁安达是怎样的地方呢？

“还困？”

“不困了。”我睁开眼睛说。

“精神？”

“精神，精神得像初春的伏尔塔瓦河。”

堇注视了一会儿吃空的勃朗峰盘子，然后抬头看我。

“不觉得蹊跷——我干吗穿这样的衣服？”

“有点儿。”

“不是花钱买的，我也没那笔钱。这里边情况很复杂。”

“就那情况想象一下可以么？”

“愿闻。”

“你打扮成不三不四的杰克·凯鲁亚克模样，在哪里的洗手间正叼着烟喀哧喀哧地洗手时，一个身高一米五五左右的衣着入时的女人气喘吁吁跑进来说：‘帮个忙，从上到下在这里跟我换穿衣服。缘由不便解释，反正后面坏人追得紧，想改装逃走。碰巧咱俩身高差不多少’——在香港电影里看过。”

堇笑道：“对方鞋号是二十二，连衣裙号是七，巧极了。”

“于是当场连米老鼠内裤都换了。”

“米老鼠不是内裤，是袜子。”

“半斤八两。”

“哪里。”堇说，“不过也是，相当接近。”

“近到什么程度？”

她把身子探到桌面上：“说来话长，想听？”

“想听也罢什么也罢，你不是为讲这个才特意跑来的吗？再长也没关系，讲就是。除了正传，若还有序曲和‘精灵之舞’，也一起讲好了。”

于是她开始讲述。讲了表姐的婚礼，讲了和敏在青山一家餐馆吃午饭。话的确很长。

(1)　美国小说家（1896—1940）。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3

婚礼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下雨。雨是刚过半夜时开始下的，不紧不慢下到天亮。雨轻轻的柔柔的，黑油油地淋湿了春天的大地，悄无声息地催发着地表下蛰伏的默默无闻的生命。

想到可以与敏重逢，堇胸口怦怦直跳，什么都干不下去。那心情，简直就像迎风站在山顶尖上。她坐在桌前点燃一支烟，一如往常地打开文字处理机的开关，但无论怎么盯视荧屏都一行字也推不出来，而这对于堇是不应有的事。她只好作罢，关机，歪在小房间地板上，兀自叼着尚未点燃的香烟，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

仅仅可以同敏单独交谈，自己就这样激动不已。假如就那样同敏正常分别不复相见，心里必定很不好受。莫非出于对清纯秀美的年长女性的向往不成？不，不至于，堇打消此念。自己是渴望待在她身边，渴望手一直碰在她身体的某一部位，而这同单纯的向往多少有所不同。

堇喟然叹息，看一会天花板，点燃香烟。想来也真是奇妙，二十二岁才真正开始热恋，对象碰巧又是女性。

敏订的餐馆距地铁表参道站走路需十分钟左右，初来之人不容易找，也不容易进。店名只听一次都很难记住。在门口道出敏的姓名，堇被领上二楼一个小单间。敏已坐在那里，正一边喝着加冰沛绿雅矿泉水，一边兴致勃勃地同男侍商量菜谱。

她身穿藏青色开领半袖衫，套一件同样颜色的棉布外衣，别一个了无装饰的细细的银发卡，裤子是白色紧身牛仔裤。餐桌一角放着鲜艳的蓝色太阳镜。椅子上有壁球球拍，和米索尼设计的塑胶运动包。大概是打完几场壁球准备回去，脸颊上还剩有淡淡的红晕。堇想象她走进体育馆的淋浴室，用带有异国气味的香皂洗去身上汗水的情景。

身穿平时穿的人字呢上衣和土黄色长裤、头发如孤儿般乱糟糟的堇一进房间，敏立刻从菜单上抬起脸，粲然一笑：“吃东西不挑肥拣瘦——最近你说过吧？我适当挑几样可好？”

好好，堇说。

敏为两人选了同样的东西：主食为炭火烤新鲜白肉鱼，外加少许带蘑菇末的绿沙司。鱼的刀口有点焦，焦得赏心悦目、无懈可击，堪称艺术品。旁边有几个南瓜面丸子，和搭配得极其高雅的苣荬菜色拉。甜食要的是奶油布丁，只堇一个人吃，敏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最后上来蒸馏咖啡。堇猜想敏这个人对饮食相当注意。敏的脖颈如植物的茎一般纤细，身上连发胖的迹象都没有，无需减肥。想必她决心寸步不让地护卫业已到手的一切，恰如钻入山头堡垒的斯巴达人。

两人边吃边天南海北地聊着。敏想了解堇的身世，堇乖乖回答敏的提问。讲了父亲、母亲、就读的学校（哪所都喜欢不来）、作文比赛得的奖品（自行车和百科全书）、从大学退学的经过以及眼下的日常生活。不是什么波澜起伏的人生，但敏热心地听着，像在听人讲从未去过的、风俗奇妙有趣的国度。

堇也想知道敏很多很多的事。但敏看上去不大愿意谈自己本身。“我的身世讲不讲无所谓的。”她好看地笑道，“还是想听听你的。”

直到一顿饭吃完，堇也未能了解到敏什么，只得知敏的父亲把自己在日本挣的钱捐给其出生地——韩国北部一个小镇，为当地居民建造了几处很可观的福利设施，至今镇广场上仍矗立着她父亲的铜像。

“一个山里小镇。也是因为冬天的关系，一看就觉得冷飕飕的。红褐色的山上全是岩石块，树长得弯弯曲曲。小时跟父亲回去过一次，铜像揭幕的时候。记得镇上亲戚很多，流着泪抱我来着。可我听不懂大家说什么，光觉得害怕。对我来说，那里不过是个人地两生的异国小镇。”

堇问是什么样的铜像。她认识的人里边没一个成铜像的。

“普通铜像，可以说是常规的吧，世界上到处都有的那种。不过自己的父亲竟成了铜像，也真有些不可思议，你也一样——要是茅崎站前广场竖起你父亲的铜像来，你心里也别扭吧？我父亲原本身材矮小，不料铜像顶天立地，仪表堂堂。当时我心想：世界上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跟原来的一模一样。那时才五六岁。”

堇暗自思忖，自己的父亲成为铜像说不定反倒显得质朴些，那个人作为血肉之躯未免过于引人注目了。

“接着昨天的话谈，”第二杯蒸馏咖啡上来时，敏开口道，“怎么样，可有意去我那里工作？”

堇想吸烟，但没找见烟灰缸，便转而喝了口冰凉的沛绿雅矿泉水。

堇坦率地说：“你说的工作，具体做什么呢？上次我也说了，除了简单的体力劳动，我从没像模像样工作过。工作时穿的那种衣服一件也没有，婚礼上穿的都是熟人借的。”

敏点了下头，没有改变表情。看来堇的回答在她意料之中。

“听说话大体看得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想请你做的工作，我想你会愉快胜任的。其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是你想还是不想跟我一块儿工作，只此一点。yes还是no，请考虑得单纯些。”

堇字斟句酌地答道：“那么说我当然高兴。可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无论如何都是写小说，从大学退学为的就是这个。”

敏隔着餐桌目不转睛地看着堇。堇身上感觉到她沉静的视线，脸有些发热。

“让我怎么想怎么说可以么？”敏问。

“当然，尽管说。”

“可能说得你不愉快。”

堇紧紧抿起嘴唇看对方眼睛，意思像是说不碍事。

“我想，眼下你就是再花时间，恐怕也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敏以温和然而果断的语气说，“你有才华，迟早肯定可以写出精彩的作品。不是奉承话，我打心眼里这么认为。我可以感觉出你身上有那种自然力的存在。但现阶段你还没有准备就绪，不具有打开那扇门的足够的力量。你自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时间与体验。”堇概括道。

敏微微一笑。“总之，眼下和我在一起好了，我看还是这样合适。不过，如果你觉得时机已到，也用不着客气，一切抛去一边，只管痛痛快快写小说就是。你本来就不是那类灵巧人，要比一般人花更长时间才能真正捕捉到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因此，如果到二十八岁还没萌芽，父母切断经济援助就一贫如洗的话，那么一贫如洗也未尝不好。肚皮或许饿瘪一点儿，但对于当小说家来说，那种体验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

堇想表示赞同，开了口却未能顺利出声，遂默默点头。

敏把右手伸到桌子正中：“你也把手伸过来！”

堇伸过右手，敏整个包笼起来似的握住。手心温暖而滑润。

“没什么可担心的，别那么愁眉苦脸。我和你肯定配合默契。”

堇吞下唾液，脸上的肌肉好歹放松下来。给敏这么正面盯视之间，她觉得自己这一存在好像在迅速地萎缩变小，说不定马上会像晒太阳的冰块一样消失不见。

“从下周开始，每周来我事务所三回，周一周三和周五。上午十点来，傍晚四点回去。这样可以错开交通高峰吧？工资倒给得不太高，不过工作本身也不怎么辛苦，没事时看书也无妨。只是每周要去家庭教师那里学两次意大利语。既然会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学起来恐怕不会很吃力。另外，英语口语和开车要找时间练练。能做到？”

“我想能的。”堇答道。但声音好像一个陌生人在另一房间替自己发出来的。无论对方委托什么命令什么，现在的自己都将一口应承下来。敏握住堇的手定定地注视她。堇可以看见自己映在敏黑漆漆的瞳仁里的那鲜亮亮的姿影，仿佛被吸入镜子另一侧的自己的灵魂。堇爱那姿影，同时深感恐惧。

敏微微一笑，眼角现出迷人的皱纹。“去我家吧，有东西想给你看。”

4

大学第一个暑假，我一个人心血来潮地去北陆旅行，和一位同样单独旅行的比我年长八岁的女性在电气列车上相识，过了一夜，当时觉得颇有点像《三四郎》(1)开头的情形。

她在东京一家银行负责外汇工作，休假一批下来，便带上几本书独自外出旅行。“和别人一块走只落得精神疲劳。”她说。她给人的感觉非常不错，不知什么缘故竟对我这个长得豆芽似的沉默寡言的十八岁学生来了兴致。不过，她坐在我对面同我闲聊时，显得十分轻松自然，不时笑出声来。我也得以轻轻松松说了好些话，而这在我是很少有的事。碰巧两人又都在金泽站下车。她问我有没有住的地方，我说没有（当时我还不曾订过旅馆房间）。她说她已在旅馆订好了房间，不妨一起住，“别介意，一个人住两个人住一样付钱。”

由于紧张，我最初的性交做得很笨拙，我向她道歉。

“瞧你，用不着一一道歉的。”她说，“倒挺讲究礼节的。”

她冲罢淋浴，裹着毛巾浴衣，从电冰箱里掏出两罐冰镇啤酒，递给我一罐。

啤酒喝到一半，她忽然想起似的问我：“你开不开车？”

“开的。”我回答。

“怎样，开得可好？”

“刚拿到驾驶执照，好就不怎么好，一般。”

她微微笑道：“我也是。自己倒觉得开得蛮好，可周围人怎么都不承认。所以嘛，也是一般吧。不过你周围有开车开得极好的人吧？”

“是有。”

“相反开得不好的人也有。”

我点点头。她又静静地喝了口啤酒，沉吟片刻。

“在某种程度上，那大概是天生的，称之为才能也未尝不可。有手巧的人，有手笨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身边既有小心翼翼的人，也有不怎么小心的人。是吧？”

我再次点头。

“所以，你稍微想想看：假定你和谁一起开车长途旅行。两人搭档，不时轮换开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象你选择哪一种呢——车开得好但不怎么小心的人和车开得不怎么好但小心翼翼的人。”

“选后者。”我答道。

“我也一样。”她说，“这种事大约也和那个差不多。善于也好不善于也好，巧也好笨也好，这些都不太重要，我是那样想的。小心翼翼——这才是最重要的。沉下心，小心翼翼地侧耳倾听各种动静。”

“侧耳倾听？”我问。

她笑而不答。

少顷，开始第二次交合。这回非常顺利。心与心的沟通。我好像多少明白了所谓小心翼翼侧耳倾听是怎么回事。性交真正顺利时女性出现怎样的反应也是第一次目睹。

第二天一起吃罢早餐，我们各奔东西。她继续她的旅行，我继续我的旅行。分别时她告诉我自己预定两个月后和单位的同事结婚。“一个极好的人。”她美滋滋地笑着，“相处了五年，总算到了结婚阶段。所以，往后一段时间不大可能一个人旅行了。这次怕是最后。”

我还年轻，以为这样的艳遇在人生中会时不时来上一次。而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则是后来的事了。

很久以前，一次谈什么的时候顺便对堇说了这件事，究竟怎么引起的记不确切了，或者是在谈到性欲表现方式的时候也未可知。总之自己面对提问基本上都会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性格如此。

“故事的要点在哪里呢？”堇当时问道。

“要点就是小心翼翼，想必。”我说，“不要一开始就这样那样把事情定死，而要根据情况老老实实侧耳倾听，让心和脑袋经常保持开放状态。”

堇“唔”了一声，似乎在脑袋里反刍我这不值一提的性冒险逸闻，也可能在考虑如何巧妙地将其写进自己的小说。“反正你的体验是够丰富的了。”

“体验没什么丰富的。”我温和地抗议，“偶然碰上罢了。”

她轻咬指甲，沉思良久。“可这小心翼翼怎样才能做到呢？到了紧急关头，再想小心翼翼、再要侧耳倾听，也不是能立刻做到的吧？能多少说具体些，举例说？”

“首先让心情镇静下来。举例说——数一数什么。”

“此外呢？”

“哦——，不妨想一下夏日午后电冰箱里的黄瓜。当然只是举例说。”

“说不定，”堇停顿一下说，“你总是想着夏日午后电冰箱里的黄瓜同女人做爱的。”

“不是总是。”

“偶一为之。”

“偶一为之。”我承认。

堇蹙起眉，摇几下头。“你这人够怪的，表面上倒看不出。”

“人都有怪地方。”我说。

“在那家餐馆给敏握住手盯视的时间里，我脑袋一直考虑黄瓜来着。心想要沉得住气，要侧耳倾听。”堇对我说。

“黄瓜？”

“以前你对我讲过的夏日午后电冰箱里的冷藏黄瓜，不记得了？”

“那么说，我是讲过的。”我想了起来，“那，可有点用处？”

“有些。”

“那就好。”我说。

堇言归正传。

“敏的公寓就在餐馆附近，走几步路就到。大并不大，但很漂亮。洒满阳光的阳台，盆栽的赏叶植物，意大利皮沙发，一流的音响，配套的版画，停车场的‘美洲虎’。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同丈夫一起住的房子位于世田谷的什么地方，周末回去。平时就一个人吃住在青山的公寓房间里。你猜在那房间里她让我看什么来着？”

“装在玻璃展柜里的马克·鲍兰最心爱的蛇皮凉鞋——摇滚乐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珍贵遗物。一片鳞都没有剥落。没沾土的部位有本人签名。追随者们一见神迷。”

堇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要是有以无聊玩笑为燃料行驶的汽车发明出来，你大概能跑很远。”

“不过嘛，智能枯竭这种事世上也是存在的。”我谦虚道。

“OK，这且不论，现在你好好想想看：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猜中了，这儿的账我来付。”

我干咳一声说：“给你看了你现在穿的豪华套装，让你穿这个上班。”

“中。”堇说，“她有个身材和我差不多的好友，那人极有钱，衣服多得不得了。世界也真是莫名其妙，既有衣服多得立柜装不下的，又有我这样袜子都左右不配对的。不过算了，这个。总之她去那位好友家里为我讨了一抱‘多余’的衣服回来。细看能看出多少有点过时，但一般看不出来吧？”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我说。

堇满意地笑了：“尺寸谜一样正相吻合。连衣裙、衬衫、半身裙，什么都正好。只是腰围尺寸要收紧一点点，但扎上皮带也就不成问题了。鞋嘛，碰巧和敏的大致相同，就把她不要的鞋拿了几双来，高跟的，低跟的，夏天的凉鞋……全是带意大利人名字的。还顺手牵羊讨了手袋，化妆品也稍带一点儿。”

“活像《简·爱》。”我说。

如此这般，堇每周去敏的事务所三次。她身穿连衣裙，脚蹬高跟鞋，甚至化了淡妆，乘通勤电车从吉祥寺赶到原宿站。我怎么都难以置信她居然好端端地赶上了上午的电车。

除了赤坂公司里的办公室，敏还在神宫前开有自己的小事务所。那里只有敏的办公桌和助手（即堇）的办公桌，只有文件柜、传真机、电话机和便携式电脑。一个房间，带有近乎敷衍性质的小厨室和淋浴室。CD唱机有，小音响有，西方古典音乐CD有一打。房间位于三楼，窗口朝东，可以望见外面的公园。一楼是北欧进口家具展销厅。位置距主要街道稍拐进一点，街上的噪音几乎传不过来。

一到事务所，堇就给花换水，用咖啡机做咖啡，然后听录音电话里的口信，确认便携式电脑里的伊妹儿。若有伊妹儿进来，便打印好放在敏桌子上。大多是外国公司和代理商发来的，差不多不是英语就是法语。有邮件便启封，显然没用的扔掉。电话一天有几个打进，也有外国来的。堇问清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有事问什么事记录下来，转到敏的手机上。

敏一般下午一时到二时之间来事务所，待一个小时左右，给堇以必要的指示，喝咖啡，打几个电话。有需要回的信便口述让堇打在文字处理机上，或直接发伊妹儿，或用传真发出。大多是内容简单的事务性信函。也有时候堇为她预约美容室、餐馆和壁球场次。这些大致处理完毕，敏和堇闲聊几句，之后便又跑到哪里去了。

堇一个人留守事务所，几小时都不和人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的，但全然不觉得寂寞或无聊。她复习每周请人教两次的意大利语，记不规则动词变化，用录音机校正发音。学习电脑功能，简单故障已经可以排除了。打开硬盘里的信息，把敏着手做的主要工作内容装进脑袋。

敏的业务，大体如她在婚宴上说的那样。她同外国（法国为主）小葡萄酒制造商签订了独家代销合同，进口葡萄酒，批发给东京的饭店和专卖店。有时也染指西方古典音乐演奏家的招聘工作。当然，负责复杂的实际操作的是专业性大代理商，她所做的是策划和最初阶段的安排。敏最拿手的是发现还不怎么叫座的年轻而有才华的演奏家，把他请来日本。

堇不清楚敏的这种“个人事业”有多少利润可赚。一来财务软件像是单独保管的，二来软件里有的东西没有密码打不开。不管怎样，只消能同敏说话，堇就按捺不住兴奋，胸口跳个不停。她在心里念道：这是敏坐的椅子，那是敏用的圆珠笔，那是敏喝咖啡的杯子。敏交代的事，哪怕再小她也尽心竭力。

敏不时邀她一块儿吃饭。出于葡萄酒业务需要，敏要定期转一转有名的餐馆，将种种信息输入脑袋。敏总是点白肉鱼（偶尔点鸡，剩下一半），不要甜食。葡萄酒目录单研究得很细，最后选定波尔多，但本人只饮一杯。“你随便喝好了！”敏说。可堇就是再能喝，一个人也喝不了多少。因此，昂贵的波尔多葡萄酒总有一多半剩下，敏却不甚在意。

“两人要一瓶波尔多不太浪费了？一半都喝不掉。”一次堇对敏说。

“不怕的，那。”敏笑道，“葡萄酒这东西，剩得越多，店里能品尝到的人越多：从斟酒员、领班到最下面倒水的人。这样，大家都可以记住葡萄酒的味道。所以，点高级葡萄酒剩下算不得浪费。”

敏端详了一会一九八六年酿造的梅多克(2)，从多个角度认真品尝一番，俨然在琢磨文章的风格。

“凡事都是这样——归根结蒂，最管用的是开动自家双腿掏自家腰包来学，而不是书本上得来的现成知识。”

堇拿起酒杯，学敏的样子小心翼翼啜一口葡萄酒，送入喉咙深处。沁人心脾的余味在口中滞留数秒，旋即像夏天树叶上的晨露蒸发一般利利索索地消失了。这么着，舌头得以作好品尝下一口菜的准备。每次同敏一起吃饭交谈，堇都有所收获。在自己有那么多不懂的东西这一事实面前，堇不能不感到惊愕，也只有惊愕而已。

“这以前，我一次也没考虑过要成为自己以外的什么人。”一次，也是因为比以往稍稍多喝了一点儿葡萄酒的关系，堇毅然向敏说出心里话，“但现在有时很想成为你那样的人。”

敏一时屏住呼吸。随后像改变主意似的拿过葡萄酒杯，凑到唇边。由于光线的作用，一瞬间她的眸子仿佛染上了葡萄酒的深葡萄色，平日微妙的表情从她脸上遁去。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敏把酒杯放回桌面，以平和的语调说道，“这里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距今十四年前，我成了真正的我的一半。如果在我还是原原本本的我的时候见到你，那是多么好啊！可事到如今，怎么想都没用了。”

堇大为意外，一时目瞪口呆，以致当时理应问的都错过机会没问——十四年前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成了“一半”？“一半”究竟怎么回事？结果这谜一般的话语更加深了堇对敏的向往之情。好一个奇女子！

通过断断续续的日常交谈，堇得以把握了关于敏的几点情况。敏的丈夫是日本人，年长五岁，曾在汉城大学经济系留学两年，讲一口流利的韩语。为人宽厚，极有工作能力，实际上是他在给敏的公司掌舵。虽说公司里族人多，但讲他的坏话的人一个也没有。

敏幼年时钢琴就弹得好。十几岁时，已在以少年音乐家为对象的几个比赛上获得了最佳演奏奖。其后进入音乐大学接受名师指导，继之被推荐赴法国的音乐学院留学。从舒曼、门德尔松等后期浪漫派到弗兰克、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等，她都是节目演奏的中心人物。感觉敏锐的音色和无懈可击的技巧是她制胜的法宝。学生时代就举办了几场音乐演奏会，反响也好。作为钢琴演奏家的前程在她眼前光闪闪地铺展开去。但是，也是因为留学期间父亲病情恶化，她合上钢琴盖回国了。自那以来手再没碰过琴键。

“怎么好那么轻易放弃钢琴呢？”堇不无顾虑地问，“不想说，不说也可以。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有点费解。毕竟在那以前你为当钢琴家牺牲了很多很多嘛，是吧？”

敏声音沉静地说：“我为钢琴所牺牲的不是很多很多，是所有一切，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钢琴要求我付出我的全部血肉作为供品，而对此我从没说出半个不字，一次也没有。”

“既然这样，放弃钢琴就不觉得可惜？都已到了只差一步的地步。”

敏像是反要对方回答似的定定地注视堇的眼睛，视线很有穿透力。一对瞳仁的底部，犹如急流中的深渊似的捉对翻卷着几道无声的波澜，而其复原尚需一点时间。

“问多了，对不起。”堇道歉。

“哪里。只是我表达不好。”

这个话题在两人之间再未提起。

敏在事务所里禁烟，不喜欢别人当着自己的面吸烟，所以堇开始工作后不久便决心戒烟，但进展颇不顺利，毕竟以往一天吸两包万宝路来着。此后过了一个月，她像被剪掉长拖拖大尾巴的动物似的失去了精神平衡（虽然很难说这本是赋予她性格特征的一项资质）。理所当然，她时不时深更半夜会打来电话。

“想的全是烟。睡不实，一睡就做噩梦，不争气的便秘也来了，书看不下去，文章更是一行也写不出。”

“这情形戒烟时谁都要碰上，多多少少，一时半时。”我说。

“说别人怎么说都容易。”堇接道，“首先你生来就没吸过烟，不是吗？”

“如果说别人都不容易，这世界可就阴冷透了危险透了。”

堇在电话另一端久久沉默，东部战线的亡灵们搬来的那种滞重的沉默。

“喂喂，”我招呼道。

堇这才开口道：“不过说实在话，我写不出东西恐怕不完全是戒烟的缘故。当然那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全是。或者说戒烟似乎成了一种辩解——‘写不出来是戒烟的关系，没办法啊’。”

“所以格外气恼？”

“算是吧。”堇少见地坦率承认，“而且不光是写不出来，最叫人不好受的，是对于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不能像以前那样充满自信了。回头看一下前不久写的东西也觉得毫无意思，连自己都不得要领，不知想要说什么，干巴巴的。感觉上就像从远处看刚刚脱下的臭袜子一下子掉在地板上。想到自己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特意写这种货色，活都懒得活了。”

“那种时候，只要半夜三点多打电话，把坠入平和而有符号意味的梦乡的某个人象征性地叫起来就行了嘛！”

“我说，你可曾感到迷惘：不知自己所做的对还是不对？”

“不迷惘的时候反倒少有。”我说。

“真的？”

“真的。”

堇用指甲“喀喀”叩击前门牙。这是她想东西时的坏毛病之一。“说实在的，这以前我压根儿没有那种迷惘。倒不是说对自己有信心或坚信自己有才华什么的，不是那样。我也没傻乎乎傻到那步田地。我晓得自己做事虎头蛇尾、我行我素。但迷惘不曾有过。误差虽然多少有，但总体上还是相信自己在朝正确方向前进。”

“迄今为止是幸运的哟，”我说，“单纯而又单纯，就像插秧时节喜降甘霖。”

“或许。”

“可是最近不然。”

“是的，最近不然。不时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在干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心里怕得不行。半夜做梦活龙活现的。猛然睁眼醒来，好半天搞不清那是不是现实——这种事是有的吧？正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说的，你明白？”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有可能我再写不出小说了，近来常这样想。我不过是到处成群结队的不谙世事的傻女孩里的一个，自我意识太强，光知道追逐不可能实现的美梦。我恐怕也该赶快合上钢琴盖走下舞台才是，趁现在为时不晚。”

“合上钢琴盖？”

“比喻。”

我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我可是坚信不疑，你不信我也信：你总有一天会写出光彩夺目的小说来。这点从你写完的东西里看得出来。”

“真那样认为？”

“打心眼里那么认为，不骗你。”我说，“这种事情上我是不说谎的。以前你写的东西里边有很多部分光芒四射，给人以深刻印象。例如看了你描写的五月海边，就能听到风声，就能嗅到潮汐味儿，就能在双臂感觉到太阳的丝丝暖意。再例如读了你描写的笼罩着香烟味儿的小房间，呼吸就真的变得不畅，眼睛就开始作痛。而这类活生生的文章并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你的文章中有自然而然的流势，就像文章本身在呼吸在动一样。只是眼下还没有浑融无间地连成一体，大可不必合上钢琴盖。”

堇沉默了十五至二十秒。“不是安慰，不是仅仅鼓励什么的？”

“不是安慰不是鼓励，是显而易见的强有力的事实。”

“一如伏尔塔瓦河？”

“一如伏尔塔瓦河。”

“谢谢。”

“不客气。”我说。

“你这人，有时候还真亲切得不得了，就像圣诞节和暑假和刚出生的小狗仔遇在一起似的。”

我又支支吾吾地道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受人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这样。

“偶尔我心里犯嘀咕，”堇说，“你不久也要同某个地地道道的女人结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的。那一来，我半夜可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打电话了。是吧？”

“有话光天化日下打嘛。”

“白天不行的。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啊！”

“你才什么都不明白。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在太阳下劳动，半夜里熄灯睡觉。”我抗议道。但这抗议听起来颇有在南瓜地正中央小声自言自语的牧歌韵味。

“最近报纸上报道来着，”堇压根儿没理会我的发言，“喜欢同性恋的女性，一出生耳朵里一块骨头的形状就同一般女性的有着决定性差异。骨头很小，名称挺不好记的。就是说，同性恋不是后天倾向，而是遗传性质。是美国医生发现的。他出于什么缘由搞这项研究自然不好判断，但不管怎样，那以来我就开始耿耿于怀了，总琢磨耳朵里那块惹是生非的骨头，琢磨我那块骨头是什么形状。”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遂默不作声。广大无边的平底锅里洒上新油时那样的沉默持续好一阵子。

我开口道：“你在敏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欲这点不会有错？”

“百分之百没错。”堇说，“一到她面前，耳朵里的骨头就咔咔作响，像用薄贝壳做的风铃。而且有一股想被她紧紧搂抱的欲望，想把一切都交付给她。如果说这不是性欲的话，我血管里流淌的就是番茄汁。”

我“唔”了一声。无法回答。

“这么一想，以前好多问题就不难得出答案——为什么我对同男孩做爱没兴致啦，为什么毫无感觉啦，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和别人哪里不一样啦……”

“谈一点意见可以吗？”我问。

“当然可以。”

“以我的经验而言，过于顺利地解释一切——道理也好理论也好——其中必有陷阱。有一个人说过，如果用一本书就能解释，那么还是不解释为好。我想说的是：最好不要太急于扑到结论上去。”

“记住就是。”堇说罢挂断电话，挂得未免唐突。

我在脑海中推出堇放回听筒走出电话亭的情景。钟的时针指在三时半。我去厨房喝了杯水，折回床上闭上眼睛。但睡意迟迟不来。拉开窗帘，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响地浮在夜空。看来怎么也睡不成了。我新做了杯浓咖啡，把椅子移到窗边坐下，吃了几片夹有奶酪的咸饼干，然后一边看书一边等待黎明的到来。

(1)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

(2)　法国西南部有名的葡萄酒产地。

5

简单谈谈我自己吧。

当然，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过我的眼睛来讲堇这个人、讲堇的故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下我是谁就是必要的了。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腿。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世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己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得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某个节点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画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于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父亲从地方上的一所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出来，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周日常常去高尔夫球场。母亲偏爱短歌(1)，时常参加聚会。每当名字出现在报纸短歌专栏，情绪便好上一段时间。喜欢打扫房间，不喜欢做菜。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两样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人干的事。所以，我在能进厨房之后，便自己做自己吃的东西。买烹饪方面的书回来，一般东西都做得来。这样做的孩子除我没第二个。

出生是在杉并，小时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里长大。周围全是同一类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罢休。徒劳无益的事从来不做，连领家里养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过。东大法学院毕业，翌年取得律师资格。丈夫是经营咨询顾问，人很能干。在代代木公园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买了四室套间，可惜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猪圈一样。

我和姐姐不同，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兴致，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剩下时间参加足球部活动，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津田沼的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没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话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实上指导教授也这么建议来着）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

一座高耸的灰山

我不想在那上面

东觅西寻

（《叶甫盖尼·奥涅金》）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激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那个市的教育委员会里正好有我一个叔父，问我说当小学教师怎么样。因有师范课程问题，一开始当代课教员，经过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但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便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作为表达，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更为准确。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同堇见面交谈的时间里，我能够感觉出——最为真切地感觉出——自己这个人的存在。比之自己开口，我更热心于倾听她的讲述。她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求我给予回答。不回答就表示不满；而若回答不实际有效，又动真格地气恼。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堇从内心深处寻求我对其提问的见解。所以，对于她的提问我开始给予一丝不苟的回答，并通过这样的问答来向她（同时也向我本身）袒露更多的自己。

每次同堇见面，我们都长时间交谈，百谈不厌，话题源源不断。我们比那一带任何恋人都谈得忘情谈得亲密——关于小说，关于世界，关于风景，关于语言。

我总是在想：若能同她成为一对恋人该是何等美妙！我渴望以我的肌肤感受她的体温。如果可能，甚至想同她结婚，共同生活。然而，堇对于我并不怀有爱恋感情以至性方面的兴趣，这点大体无误。她来我住处玩，谈得晚了偶尔也就势住下。但其中不含有一丝一毫的微妙暗示。半夜两三点一到，她便打着哈欠钻到我床上，脑袋沉进我枕头，转眼睡了过去。我则把褥垫铺在地板躺下，却无法顺利成眠，在妄想、迷惘、自我厌恶以及不时袭来而又无可回避的肉体反应的折磨下，眼睛一直睁到天亮。

她几乎（或者完全）不对作为男性的我怀有兴趣是个事实。而将这一事实接受下来当然并非易事。在堇面前，我不时感到尖刀剜肉般的深切的痛。但无论堇带来怎样的痛苦，同堇在一起的一小段时间对我也比什么都宝贵。面对堇，我得以——尽管是一时的——忘却孤独这一基调，是她扩展了一圈我所属世界的外沿，让我大口大口地呼吸。而做到这一点的唯堇一人。

所以，为了缓解痛苦和回避危险，我便同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我想这样大约可以不使性的紧张介入自己同堇的关系之中。在一般意义上，我并不能得到女性青睐，不具有得天独厚的男性魅力，又没什么特殊本事。但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某种女性对我有兴趣，有意无意地同我接近。一次我发现，只要因势利导地抓住这样的机会，同她们发生性关系并非什么难事。其中虽然找不到堪称激情的东西，但至少有某种愉悦之感。

同其他女性有性关系这点，对堇我没有隐瞒。具体的没有告诉，但大致情况她是晓得的，而她并未怎么介意。若说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便是对方全部比我年纪大，或有丈夫或有未婚夫或有确立关系的恋人。最新的对象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母亲，每个月我和她偷偷睡两三次。

这样下去，早晚要你命的哟——堇这样提醒过我一次。我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我别无选择。

七月第一个周六有郊游活动。我领全班三十五人去奥多摩爬山。活动一如既往地在兴高采烈中开始，在兵荒马乱中结束。到山顶才发觉，原来班上有两个学生背囊里忘了装盒饭，周围又没有小卖店。无奈，我把学校发给我的紫菜饭团分给两人各一半，自己就没吃的了。有人分给我一粒奶油巧克力，从早到晚入口的便只有这巧克力。另外，有个女孩儿说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背她下山。两个男孩儿半开玩笑地抓打起来，摔倒时不巧头碰在了石头上，引起轻度脑震荡，流出大量鼻血。大乱子虽然没出，但那孩子身上的衬衣像惨遭一场大屠杀一般弄得血迹斑斑。

如此这般，我累得如旧枕木一般回到宿舍。洗澡，喝冷饮，不思不想地歪身上床，熄灯，坠入香甜的梦乡。这当儿堇打来电话，看枕边闹钟，才睡了一小时多一点点。但我没发牢骚。筋疲力尽，连发牢骚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

“喂，明天下午能见面？”她说。

傍晚六时有一名女子来宿舍找我。在稍离开些的停车场停住红色的丰田“赛力佳”，按响我房间的门铃。“四点前得闲。”我简洁地说。

堇上身是无袖白衫，下穿藏青色超短裙，戴一副小巧的太阳镜。饰物只有一个小小的塑料发卡。打扮非常简练，几乎没化妆。她差不多总是把本来面目展示给世界。但不知为什么，一开始没能一下子看出是堇。上次见面至今不过三个星期，而隔桌坐在眼前的她看上去竟同以前判若两人，属于另一世界。十分保守地说来，她已变得十分妩媚。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上盛开怒放了。

我点了小杯生啤，她要了葡萄汁。

“最近的你，一次见面一个样，越来越难认了。”我说。

“正赶上那种时期。”她用吸管吸着果汁，像说与己无关的事。

“怎么一种时期？”我试着问。

“呃——，怕是迟来的思春期那样的玩意儿吧。早晨起来照镜子，看上去有时成了另一个人。弄不好，很可能被我自身丢在一旁不管。”

“索性径自前行不就得了？”我说。

“那，失去我自身的我到底该去哪里呢？”

“两三天的话可以住我那里。若是失去你自身的你，随时恭候光临。”

堇笑了。

“先别开玩笑了。”她说，“你猜我准备去什么地方？”

“猜不出。不管怎样，反正你戒了烟，穿了洁净衣服，左右一致的袜子也套在脚上了，意大利语也会说了，葡萄酒的挑选要领也记住了，电脑也会用了，也算开始夜睡晨起了——不是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吗！”

“而且小说依旧一行没写。”

“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个方面。”

堇扭起嘴唇：“你说，这个样子，不算是一种变节？”

“变节？”一瞬间我弄不大清变节的含义。

“是变节，就是改变信念和主张。”

“指你工作了，打扮漂亮了，不再写小说了？”

“嗯。”

我摇头道：“这以前你是想写小说才写的，不想写就不必写。也不是说因为你放弃小说写作而有个村庄焚毁一尽，有条船沉没水底，潮涨潮落发生紊乱。革命也没推迟五年。谁能把这个称为变节呢？”

“那怎么称呼好？”

我再次摇头。“我这么说，也许只是因为最近谁都不再使用‘变节’这个词了，因为这个词早已落伍报废了。若去某个硕果仅存的什么公社，有可能人们仍称之为变节，详情不得而知。我明白的只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写，就没必要硬写。”

“公社可是列宁创建的那个劳什子？”

“列宁创建的是集体农庄，大概一个也不剩了。”

“也不是说不想写，”堇略一沉吟，“只是想写也横竖写不出来。坐在桌前脑袋里也一片空白，构思啦词句啦场景啦踪影皆无。就在不久前还满脑袋想写的东西，装都装不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问我？”

堇点点头。

我啜了口凉啤酒，梳理思绪。

“估计你现在是想把自身安置在一个虚构的框架里，为此忙来忙去，没了以文章这个形式表现自己心情的必要，肯定。或者说没有了时间？”

“不大清楚。你怎么样？也把自身放在一个虚构框架里？”

“世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把自己本身放在一个虚构框架里，我当然也不例外。想一下汽车上的变速齿轮好了，那就和放在同粗暴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变速齿轮差不多。外部冲击力袭来时，用齿轮巧妙地加以调整，使之变得容易接受，从而保护容易受伤害的血肉之躯。我的意思你明白？”

堇微微点了下头。“大致。而且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虚构的框架。你想说的是这个吧？”

“关键问题是你本身还不知道那是怎样的虚构框架。情节不清楚，文体没定下，晓得的仅仅是主人公姓名。尽管如此，仍要把你这个人现实性地改头换面。时间再过去一些，那新的虚构框架恐怕就会正常运作起来保护你，你也可能发现新的天地，但眼下还不行。自然，里面存在危险。”

“也就是说，我虽然拆下了原来的变速齿轮，但新的齿轮还正在上螺丝，而引擎只管呼呼转个不停。是这么回事吧？”

“怕是。”

堇现出平时那副苦相，用吸管尖久久地戳着可怜的冰块，然后抬头看我。

“里面有危险这点我也明白。怎么说好呢，有时心慌得不行，怕得不行，就像那框架被人一下子拆个精光，又像在没有引力拖拽的情况下被孤单单地放逐到漆黑的太空，自己朝哪边移动都稀里糊涂。”

“好比失去联系的斯普特尼克？”

“或许。”

“可你有敏。”我说。

“目前。”

沉默持续有顷。

我问：“你认为敏也在寻求那个？”

堇点头：“我认为她也的确在寻求那个，恐怕同我一样强烈。”

“生理领域也包括其中吧？”

“不好说。那还没把握住——我指的是她那方面。这弄得我晕晕乎乎，头脑混乱。”

“古典式混乱。”我说。

堇没有回应，只把紧闭的嘴唇约略扭了一下。

“你这方面已准备妥当？”

堇点了一下头，用力的一下。她很认真。我整个靠在椅背上，手抱在脑后。

“可你别因此讨厌我哟！”堇说。声音从我的意识外围传来，活像让·吕克·戈达尔(2)旧黑白电影里的台词。

“就算那样我也不会讨厌你的。”我说。

下次见堇是两周后的周日，我帮她搬家。突然决定要搬，帮忙的只我一个。除了书，别的东西才一点点，倒不费事。贫穷至少有一个好的侧面。

我从熟人那里借来一辆丰田客货两用车，把东西运到代代木上原堇的新居。公寓不怎么新也不怎么气派，但是同不妨称为历史遗物的吉祥寺那木屋相比，算是飞跃性进化了。是敏一个要好的不动产商给找的，地段方便，房租又不高，窗外景致也够可以。房间面积大了一倍。值得一搬。邻近代代木公园，上班想走路也未尝不可。

“下个月开始每周干五天。”堇说，“一周三天总好像人在半途，每天都上班反倒痛快。敏也说，房租也比以前多少高了，从各方面来看恐怕也还是成为正式职员有好处。反正眼下在家也什么都写不出来。”

“或许不赖。”我说。

“每天都干，不管愿意不愿意，生活都变得有规律了，也不至于半夜三点半往你那里打电话了。这也是好处之一。”

“而且是天大的好处。”我说，“只是有点寂寞，毕竟你住得离国立远了。”

“真那么想？”

“还用说。恨不得把这颗毫无杂质的心掏给你看。”

我坐在新房间裸露的木地板上，背靠着墙。由于家具什物严重不足，房间空荡荡的，缺乏生活气息。窗口无窗帘，书架摆不下的书如知识难民一般堆在地板上。唯独挂在墙上的真人大小的崭新的镜子甚是显赫，但那是敏送给她的搬家礼物。黄昏的风送来公园乌鸦的啼声。堇挨我坐下，朝我“喂”一声。

“嗯？”

“即使我成了神经兮兮的同性恋者，你也能一如既往做我的朋友？”

“就算你成了神经兮兮的同性恋者，那个和这个也是两码事。没了你，我的生活就像是没有《大刀麦克》的《鲍比·达林精选集》一样。”

堇眯起眼睛看我的脸，“比喻的具体内容我还琢磨不透，不过就是说非常寂寞喽？”

“在所难免吧。”我说。

堇把头搭在我肩上。她的头发用发卡别在脑后，露出形状娇好的小耳朵，简直就像刚生成似的。一对柔软的、容易受伤的耳朵。我的肌肤可以感觉出她的呼吸。她身穿粉红色小短裤和褪色的藏青色无花T恤。T恤上面凸显出小小的乳峰。有一股微微的汗味儿。那是她的汗，又是我的汗，二者微妙地掺和在一起。

我很想扳过堇的身子，就势把她按倒在地板上。一股强烈的冲动劈头盖脑地压来。但我知道那是徒劳的，即使那样也哪里都抵达不了。感觉是那样压抑和痛苦，仿佛视野陡然逼仄起来。时间迷失了出口，原地转来转去。裤子里欲望膨胀，石一般硬。我不知所措，心乱如麻，勉强端正姿势坐好。我往肺里深深送入新的空气，闭目合眼，在茫无头绪的黑暗中缓慢地数数。我所感受的冲动委实过于汹涌，眼睛甚至渗出了泪水。

“我也喜欢你的。”堇说，“茫茫人世，最喜欢的是你。”

“位居敏之后吧。”

“敏有点不同。”

“如何不同？”

“我对她怀有的感情，种类同对你的不一样。就是说……怎么说好呢？”

“莫名其妙的性变态分子的凡庸的我们，拥有至为便利的表达方式。”我说，“这种时候不妨一言以蔽之：‘勃起’。”

堇说道：“除了想当小说家的愿望，对于人生我还从来没有热切地寻求过什么。我一直对手中已有的东西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希望得到敏，迫不及待地。想把她弄到手，归自己所有，我不能不这样。这里根本不存在其他选择，事情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自己都摸不着头脑。你说，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点点头。我的阳物仍未失去其无坚不摧的硬度，但愿堇觉察不到。

“格鲁乔·马克思(3)有一句绝妙的台词，”我说，“‘她对我一往情深，以致前后左右都无法分清，而这正是她热恋我的理由！’”

堇笑了。

“但愿进展顺利。”我说，“不过最好多加小心。你还没有得到充分保护，这点别忘记。”

堇一声不响地拉起我的手，轻轻一握。手软软的小小的，津津地渗出汗来。我想象这只手触在我硬硬的阳物上加以爱抚的情景。想控制住不想也不行，不容我不想。如堇所说，这里根本不存在其他选择。我想象自己的手脱去她的T恤解开她的短裤拉掉她的三角裤的情景，想象自己舌尖上的她硬实的乳峰的感触。然后分开她的双腿，进入湿润的缝隙，一直缓缓探到黑暗的最底部。那里诱导我、拥裹我，并要把我挤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中止这非分之想。我再次紧紧闭起眼睛，熬过一团漆黑的时间。我脸朝下，静等热风吹过头顶。

堇邀我一起吃晚饭。但这天我必须赶去日野还客货两用车。而且，更迫切的是我想争分夺秒地同我的汹涌欲望单独相守。我不想把作为血肉之躯的堇进一步卷入其中。在她身边我能自控到什么地步，对此我没有信心。我甚至觉得，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自己恐怕很难再是自己。

“那么，过几天好好招待你一次晚饭，带桌布和葡萄酒的那种。大概下周吧。”告别时堇向我承诺。“所以周末要给我留出时间。”

我说留出就是。

从真人般大小的镜子前走过时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里面有我的脸。脸上的表情有点怪异。那分明是我的脸，却不是我的表情。可又懒得特意折回细看一遍。

她站在新居门口送我离去，还少见地招招手。但归根结蒂，如同我们人生中的许多美好承诺一样，那顿晚餐的承诺也未兑现。八月初，我接到堇一封长信。

(1)　日本传统诗歌（和歌）的一种体裁，五句三十一字（音节）。

(2)　法国电影导演（1930—）。

(3)　美国喜剧演员（1890—1977）。

6

信封上贴一枚大大的彩色意大利邮票。邮戳为罗马，日期辨认不清。

这天我去了久违的新宿，在纪伊国屋书店买了几本新出的书，进电影院看了吕克·贝松的电影，在啤酒屋吃了鳀鱼比萨饼，喝了一中扎黑啤，然后在交通高峰到来之前乘上中央线电车，翻着新买的书赶往国立。我打算先做简单的晚饭，再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理想的暑假过法。热，孤独，自由，不打扰谁，不受谁打扰。

回到宿舍，门口信箱有一封信。虽然没写寄信人姓名，但一看字就知道是堇来的。字很象形，密密、黑黑、硬硬，一副不妥协的架势，使人联想到不时在埃及金字塔发现的昔日小小的甲壳虫，就好像即刻要爬动起来，径自返回历史的幽冥中。罗马？

我首先把回来路上在超市买的食品放进电冰箱，整理一下，用大号杯倒了杯凉茶喝了。之后坐在厨房椅子上，用手旁的水果刀划开封口看信。印有罗马Execlsior饭店的五张信笺上，满满写着蓝墨水小字。写这么多，想必花了不少时间。最后一张的一角有个什么污痕（咖啡？）。

* * *

你好吗？

毫无预告地突然接到我从罗马寄的信，想必吃一惊吧？或者说你过于冷静，罗马不足于让你吃惊也不一定。罗马也许太富于旅游意味了。要打动你，恐怕非格陵兰岛啦、通布图(1)啦、麦哲伦海峡什么的不可。而我本身对于自己置身罗马这点，倒是相当惊异的。

无论如何很对你不起——劳你帮忙搬家，当时明确说好请你吃晚饭，结果言而无信。其实搬完家后马上就定下去欧洲了。慌慌张张取护照、买旅行箱、处理手头工作，这个那个忙得昏天黑地，一天天就那么过去了。你也知道，我这人虽说记性不大好，但只要记住，肯定好好履约的。所以，先就这点向你道歉。

新居让我过得很舒坦。搬家固然麻烦（所幸大半是你承担的），但搬完后的确不坏。这里没有吉祥寺那里的鸡叫。不过乌鸦不少，叫起来像老太婆哭，让人心烦。天刚亮，这些家伙便不知从哪里赶来代代木公园，肆无忌惮地呱呱大叫不止，就像世界马上要完蛋似的，吵得我怎么都睡不安稳。闹钟差不多用不上了，弄得我和你一样过起农耕民族式的早睡早起生活来。也好像体会到了半夜三点有人打电话来是怎样一种心情。当然，眼下仅限于“也好像”。

此刻我在罗马一条小巷尽头的一间露天咖啡馆里，一边啜着恶魔汗水般的浓浓的蒸馏咖啡，一边写这封信。怎么说好呢，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了，实在表达不好。对了，这么说吧：感觉上就像正酣然大睡时有一只手把自己分解得七零八落，而后又十万火急地拼在一起。这你可明白？

无论怎么看，我都只是我自身，但就是觉得有什么不同平日。却又想不出“平日”是怎么个状态。自下飞机以来一直被这种实实在在的被人肢解的错觉——大约是错觉——所俘虏。

这么着，现在我一思索“为什么我此时这么（巧而又巧地）待在什么罗马呢”，周围所有事物便变得百思莫解。当然，若顺着迄今为止的经纬找下去，还是能够找到相应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身在这里”的，但上不来实感。纵有千万条理由，也无法让自己觉得身在这里的自己和我认为的自己是同一个人。换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不在这里也是未尝不可的”。说法诚然不得要领，但意思你能领会吧？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便是：假如你在这里就好了！你若离得远——即便同敏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孤单。若离得更远，我势必更加孤单，毫无疑问。但愿你对我也有此同感。

也就是说，现在我同敏两人在欧洲旅行。她有几桩工作上的事情，要一个人去意大利和法国转两个星期，我则作为秘书同行。事先没打招呼，一天早上突然通知我，我也吃了一惊。就算作为秘书跟去，我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毕竟关系到以后，况且敏说是对我戒烟成功的奖励。如此看来，忍耐长期戒烟痛苦也还是值得的了。

我们先飞到米兰，逛街，然后租一辆蓝色阿尔法·罗密欧(2)，沿高速公路向南开去。在托斯卡纳区转了几家葡萄酒厂，谈妥生意，在小镇上颇有情调的旅馆住了几晚，之后来到罗马。谈生意时不是用英语就是用法语，我派不上用场。但日常旅行当中我的意大利语还是蛮管用的。若去西班牙（遗憾的是这次去不成），我想更能助她一臂之力。

我们租用的阿尔法·罗密欧是手动换挡，我开不来，一路上都是敏一个人驾驶。看上去她长时间开车也全然不以为苦。托斯卡纳丘陵地带弯路很多，但她有节奏地或上或下不断换挡，轻轻松松把弯路甩在身后。目睹她这副样子，我胸口一阵阵悸动（不是开玩笑）。远离日本，老老实实坐在她身边——仅这一点就让我心满意足。可能的话，真想长此以往。

若就意大利美妙的葡萄酒和饮食写起来，必然写得很长很长，还是留给下次机会吧。在米兰我们一家又一家逛商店，买东西：裙子、袜子、内衣等等。我睡衣忘带了，只买了套睡衣，此外什么都没买（一来没那么多钱，二来好东西太多了，看得眼花缭乱，不知买什么好。这种时候我的判断力，就像保险丝烧断似的戛然而止）。不过陪敏买东西已足够快活了。她买起东西来真是驾轻就熟，只挑真正好的东西买，并且只买一点点，就像吃菜时只挑最好吃的部分吃一小口。非常优雅和有魅力。看到她挑选高档丝袜和内衣裤，我总好像呼吸一下子困难起来，甚至额头沁出汗珠。真是莫名其妙，身为女孩子家！算了，说起买东西来话长，就此打住。

旅馆里我们分睡两个房间，这方面敏相当神经质。只有一次——在佛罗伦萨预订旅馆出了差错——两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床固然有两个，但毕竟是同一房间，心不由怦怦直跳。她从浴室围着浴巾出来时我看见了，她换衣服时我也目睹了。当然是拿起一本书佯装没看而用眼角一闪闪瞥见的。敏的肢体的确华丽。并非全裸，穿一条小小的三角裤，但仍令人叹为观止。匀称苗条，臀部紧绷绷的，看上去同工艺品无异。真想让你也看上一眼——别见怪。

我想象自己被这苗条滑润的身体拥抱的情景。在和她住同一房间的床上如此胡思乱想起来，觉得自己似乎正被冲往别的场所。想必因为亢奋的缘故，这天夜里来了月经——比正常日期提前好多——弄得我狼狈不堪。噢，信上给你写这个也解决不了什么，就作为一个事实吧。

昨晚在罗马听音乐会来着。由于时节不对，原本没抱多大期望。结果碰上了一场十分激动人心的音乐会——马尔塔·阿赫里奇(3)弹奏李斯特的1号钢琴协奏曲。是我顶喜欢的曲子。指挥是朱塞佩·西诺波利。演奏果然出类拔萃。乐曲陡然拔地而起，雄视四野，一气流注。但从我的喜好来说，未免过于完美了。相比之下，还是多少有点出格离谱的、类似大型乡间庙会那样的演奏更对我口味。总之不喜欢叠床架屋，而喜欢直接冲击心灵那样的感觉。这点我和敏的看法不谋而合。威尼斯将举办维瓦尔第(4)纪念音乐会，打算也去那里看看。如同和你谈小说时那样，我和敏谈音乐也怎么都谈不到尽头。

信够长的了。看来我一旦拿起笔，中途就很难停下，向来如此。都说有教养的女孩不久坐，可我在写东西方面（也可能不限于写东西），自己的教养简直令人绝望。就连身穿白色罩衫的跑堂老伯看到我这样子都不时一脸惊愕。不过，我的手到底写累了，差不多就写到这儿吧，信纸也没了。

敏出门见罗马老朋友去了。我一个人在旅馆周围散步，途中见到一家咖啡馆，便进去歇息，就这样紧一阵慢一阵给你写信。简直像从无人岛上把信装入瓶内给你寄去。也真是奇怪，离开敏孤零零剩得自己一人，也没心绪找地方游逛了。罗马本是第一次来（也许不会来第二次了），却不想看什么古迹，不想看什么喷泉，不想买什么东西，而只是这样坐在咖啡馆椅子上，像狗似的呼哧呼哧嗅街头气息，倾听各种声响，观察来往行人的面孔——只这样我就十分满足了。

这么着，现在我蓦地意识到了——这样给你写信的时间里，我一开始说的“仿佛被分解得七零八落的莫名其妙的感觉”似乎变得淡薄起来，已经不那么困扰自己了，一如半夜给你打完长电话从电话亭出来之时。你这人说不定有此现实效用。

你自己怎么认为呢？不管怎样，请为我祝福吧，祝我幸福和幸运。我肯定需要你的祝福。

再见！

又及：

大约八月十五日回国。回国后，趁夏天还没完，按约一起吃晚饭。

* * *

此后过了五天，从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一个法国村庄来了第二封信。这次比上次略短一些。堇和敏在罗马不再开租来的车，转乘火车去威尼斯。在那里整整听了两天维瓦尔第。演奏主要是在维瓦尔第当过司祭的教堂举行的。她写道：“这回维瓦尔第可听足了，往下半年不会再想听维瓦尔第了。”还介绍了威尼斯餐馆纸包鱼烤得多么够味。描写十分有感染力，我都恨不得马上跑去吃一顿同样的东西。

两人从威尼斯返回米兰，从那里飞到巴黎。在巴黎稍事休息（再次购物），乘火车赶往勃艮第。敏的好友拥有庄园般的大宅院，两人住在那里。在勃艮第敏也像在意大利一样转了几家葡萄酒仓库，谈妥买卖。午后得闲时，便把盒饭装进篮里去附近森林散步。葡萄酒当然也带上几瓶。“葡萄酒在这里梦一样好喝。”堇写道。

“对了，当初定在八月十五日回国，看来要有变更。我们在法国办完事后，有可能去希腊的海岛休整一下身骨。碰巧我在这里结识的一位英国绅士（货真价实的绅士）在那边一座什么小岛上有座别墅，让我只管随便用好了。竟有如此好事。敏也很积极。因为我们也需要休假，把工作丢去一边放松放松。我们准备躺在爱琴海雪白的海滩上，把两对美丽的乳房对着太阳，喝带松脂味儿的葡萄酒，尽情仰望空中的流云——你不认为美妙之极？”

我认为是美妙之极。

下午我去市立游泳池稍微游了一会儿，回来路上在有冷气的酒吧看一个小时书，然后回房间，一边熨衣服一边正反两面地听《十年以后》的旧唱片。衣服熨了三件，唱片听了两面。之后拿出减价时买的白葡萄酒，兑上沛绿雅矿泉水喝着，用录像机看事先录好的足球比赛。“我就不会那么传球”——每当出现传球场面，我便摇头叹息。批评陌生人的错误，既容易又惬意。

足球赛比完，我深深沉进沙发，茫然注视天花板，想象法国村庄里的堇。也可能现在已转移到希腊小岛上去了吧，正躺在海滩上仰望空中流移的白云。总之她已同我天各一方。罗马也好希腊也好通布图也好阿鲁安达也好，哪一个都远在天边。并且往后她将更快更远地离我而去。这么想着，我心里一阵难受，感觉上就好像在狂风呼啸的黑夜紧紧贴在——一无缘由二无计划三无信条地贴在高高的石墙上的无谓的小虫。离开我后堇说她“孤单”，但她身边有敏。我可是谁都没有，只有自己，一如往日。

堇八月十五日没有返回，她的电话机里仍是“外出旅行”那句冷冰冰的留言。堇搬家后马上买了有留言录音功能的电话，再不用雨夜里撑伞跑去电话亭了。万全之策。我没往电话里留言。

十八日又打了一次，依然“外出旅行”。短暂的无机信号音响过后我报以姓名，留下一句短语：“回来打电话给我。”但此后也没电话打来。大概敏和堇对希腊那个岛一见钟情，没心思回日本了。

这期间我整天去学校陪足球部的学生练球，只同“女朋友”睡了一次。她同丈夫带两个孩子一起去巴厘岛度假，刚刚回来，晒得恰到好处，以致我抱她时不能不想大约在希腊的堇，进去时不能不想堇的肢体。

假如我不认识堇这个人，说不定某种程度上会真心喜欢上比我大七岁的她（她儿子是我的学生），同她的关系相应深入下去。她漂亮，温柔，又雷厉风行。就我的喜好来说，化妆略嫌浓些，但衣着得体。另外，虽然她本人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一点儿都不胖，不折不扣用得上“成熟”二字。她十分清楚我需求什么和不需求什么，该进展到哪里、该中止在哪里也谙熟于心——不论床上还是床下。她使我像乘坐飞机头等舱一样舒心惬意。

“和丈夫差不多一年没做了。”一次她在我怀里直言相告，“只和你做。”

可是爱她就爱不起来。因为和堇在一起时我时常感觉到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无条件的油然而生的亲密，在我同她之间无论如何也没产生，而总有一层类似透明薄纱样的东西。程度虽若隐若现，但无疑是一层阻隔。由于这个缘故，两人见面时——尤其告别时——有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而这在同堇一起时是不曾有过的。我通过同她幽会而屡屡得以确认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自己是多么需要堇。

她回去后，我一个人出去散步。信步走了一阵子，走进车站附近的酒吧，要了加拿大俱乐部的加冰威士忌。这种时候我每每觉得自己这个人实在猥琐不堪。我当即喝干第一杯，要来第二杯，然后闭上眼睛想堇，想躺在希腊海岛雪白的沙滩上袒胸露乳晒日光浴的堇。邻桌四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边喝啤酒边得意地大笑。音箱中流出休伊·刘易斯和扎·纽斯那撩人情怀的乐曲。一股烤比萨饼味儿飘来。

我蓦然记起已然过往的岁月。我的成长期（理应称作成长期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告终的呢？果真告终了不成？就在不久前我无疑还处于半生不熟的成长过程中。休伊·刘易斯和扎·纽斯有几首歌走红来着，几年前的事。而我现在置身于封闭的环状跑道上。我在一个地方周而复始地兜圈子。明明知道哪里也抵达不了，却又停不下来。我不得不那样做，不那样做我就活不顺畅。

这天夜里从希腊打来了电话。半夜两点。但打电话的不是堇，是敏。

(1)　西非马里共和国中部的商业城市。

(2)　一种意大利生产的轿车。

(3)　阿根廷钢琴家（1941—）。

(4)　一译维伐尔地。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约1675—1741）。

7

最初是一个男子粗重的语音，用土味很重的英语道出我的名字，吼道：“没有错吧？”凌晨二时，我当然正在酣睡。脑袋像大雨中的水田一片茫然，分不出边际。床单还多少残留午后性爱的记忆，一切事物犹如系错扣的对襟毛衣，正一阶一阶失去同现实的连接点。男子再次说出我的名字：“没有错吧？”

“没有错。”我回答。听起来不像我的名字，但终归是我的名字。随后，仿佛把种类不同的空气勉强磨合在一起的剧烈噪音持续有顷。估计是堇从希腊打国际长途。我把听筒从耳边稍拿开一点儿，等待她的声音传来。不料传来的不是堇，是敏。“你平时大概从堇口中知道我了吧？”

知道，我说。

通过电话传来的她的语音十分辽远，且被扭曲成无机物，但仍可充分感觉出其中的紧张，某种硬撅撅的东西宛如干冰的烟气从听筒流入房间，使我睁眼醒来。我从床上坐起，挺直背，重新拿好听筒。

“没时间慢说，”敏快嘴快舌，“从希腊海岛打的电话，这儿的电话几乎接不通东京，接通也马上断掉，打了好几次都不行，这次好歹接通了。所以寒暄话就免了，直接说事，可以吗？”

没关系，我说。

“你能到这里来？”

“这里——指希腊？”

“是的。争分夺秒地。”

我道出最先浮上脑际的话：“堇发生什么了？”

敏留出一次呼吸那么长的空白。“那还不清楚。不过我认为她是希望你来这里的，毫无疑问。”

“认为？”

“电话里没办法说，又不知什么时候断线，问题又很微妙，可能的话，想见面谈。往返费用我出。总之你飞来就是，越快越好。头等舱也好什么也好，买票就是。”

十天后新学期开始，那之前必须赶回，马上动身去希腊不是不能去。暑假期间倒是有事要去学校两次，但应该有办法通融。

“我想可以去，”我说，“问题不大。那么我到底往哪边去好呢？”

她讲出那个岛的名字，我记在枕边书的衬页上。以前在哪里听说过的名字。

“从雅典坐飞机到罗得岛，从那里转乘渡轮。一天只两班，上午和傍晚。那时间我去港口看看。能来？”

“我想总可以去的。只是我……”说到这里，电话一下子断了，简直就像有人用铁榔头砸断电缆似的，唐突地、暴力性地断了，代之以最初那种强烈的杂音。我心想说不定会重新接通，把听筒贴着耳朵等了一分多钟，但传来的唯独刺耳的杂音。我只好作罢，放下听筒，翻身下床，进厨房喝了杯凉麦茶，靠在电冰箱门上清理思绪。

我当真这就要坐上喷气式飞机飞往希腊海岛不成？答案是yes，此外别无选择。

我从书架上抽出大本世界地图，查找敏告诉我的岛的位置。尽管有罗得岛附近这一提示，但在爱琴海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中找出它来并非易事。最终还是找到了用小号铅字印刷的那个岛名。位于靠近土耳其国境的一座小岛。太小了，形状都看不清。

我从抽屉里拿出护照，确认有效期尚未截止，找齐家中所有的现金塞入钱包。数额不多，天亮后用银行卡提取就是。账户里有过去的存款，暑期奖金又碰巧几乎原封未动。还有信用卡，去希腊往返机票买得起。我拿出去体育馆时用的塑胶体育包，塞进替换衣服，塞进洗漱用品，塞进准备找机会重看的约瑟夫·康拉德的两本小说。泳衣我沉吟一下，最后决定带上。到了岛上，有可能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大家全都平安无事，太阳稳稳挂在中天，在那里悠然自得地一路游回——不用说，这无论对谁都是最理想不过的结果。

作好这些准备，我折身上床，熄灯，头沉进枕头。三点刚过，到早上还可睡一阵子。然而根本上不来睡意。那剧烈的嘈杂声仍留在我血管里，那个男子在耳底叫我的名字。我打开灯，再次下床，进厨房做了杯冰茶喝了。之后把同敏的交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在脑海再现一遍。那话说得暧昧而不具体，谜一样充满双重含义。敏道出的事项仅有两个。我把它实际写在纸上：

（1）堇发生了什么。至于发生了什么，敏也不清楚；

（2）我必须争分夺秒赶去那里。堇也希望我这样（敏认为）。

我一动不动盯视这张纸，用圆珠笔在“不清楚”和“认为”下面划一道横线。

（1）堇发生了什么。至于发生了什么，敏也不清楚；

（2）我必须争分夺秒赶去那里。堇也希望我这样（敏认为）。

在那个希腊小岛上堇发生了什么呢？我揣度不出，但肯定属于不妙那一种类的事情。问题是不妙到什么程度。就算不妙，早晨到来之前也全然无能为力。我坐在椅子上，脚搭桌面，边看书边等天亮。天却怎么也不亮。

天一亮，我乘中央线电车到新宿，在那里转乘开往成田的快车赶去机场。九点，转了几家航空公司的服务台，结果得知压根儿就不存在成田直飞雅典的航班。几经周折，买到了KLM(1)航空公司飞往阿姆斯特丹的商务舱票。从那里可以转飞雅典。到雅典再转乘奥林匹克航空的国内航线直飞罗得岛。KLM可以代为订票。只要不出问题，转乘两次应该算是相当顺利的了，至少时间上是最佳方案。回程日期随便，从出发算起三个月内哪一天都可以。我用信用卡付了票款。“有托运行李吗？”我说没有。

到起飞还有一段时间，便在机场餐厅吃了早餐。我用银行卡提出现金，换成美元旅行支票。之后在候机厅书店里买了一本希腊旅行指南。小册子固然没有敏所在的小岛的名称，但我需要了解关于希腊货币、当地情况和气候方面的基础知识。除了古代史和几部戏剧，我对希腊这个国家所知无多，如同对木星的地质和法拉利车的引擎冷却系统一样。在此之前根本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希腊之行，至少在这天凌晨两点以前没想过。

快中午时我给一个要好的同事打电话，说自己一个亲戚发生不幸，要离开东京一个星期，学校里的事请她代劳。“好的。”她说。以前我们也曾这样相互关照过几次，不用费唇舌。“那，到哪儿去呢？”她问。“四国。”我说。毕竟不好说这就去雅典。

“够远的啦。不过开学可要赶回来哟。可以的话，买点特产回来。”她说。

“那自然。”我说。这个事后怎么都有办法可想。

我走去商务舱用的休息室，蜷进沙发睡一小会儿。睡得不实。世界失去了现实性的核心。色彩有欠自然，细部了无生机，背景是纸糊的，星星是银纸剪的，糨糊和钉头触目可见。不时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乘坐法国航空275航班飞往巴黎的旅客……”我在这没有脉络的睡眠中——或者不完全的觉醒中——思考着堇。我和她一起经历过的种种时间和空间犹如旧记录片一般断断续续浮上心间。但置身于这众多旅客熙来攘往的机场的喧嚣声中，我和堇共同拥有的世界显得寒伧凄凉、半死不活、零乱不堪。我们两人都不具有像样的智慧，又没有加以弥补的本领，没有指望得上的靠山。我们无限地接近于零，我们这一存在微不足道，不过从一个“无”被冲往下一个“无”罢了。

不快的汗出得我睁开眼睛，浸湿的衬衫黏糊糊地贴在胸口。全身乏力，双腿肿胀，感觉就像一口吞掉了阴沉沉的天空。脸色大概相当难看。休息室女服务员走过时担心地问我要不要紧。“不要紧，只是有点中暑。”我说。她问要不要拿冷饮，我想了想，请她拿啤酒来。她拿来冷毛巾、喜力啤酒和一袋咸干花生。擦去脸上的汗，喝去一半啤酒，心情多少有所恢复，又得以睡了一小会儿。

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基本准时飞离成田机场，越过北冰洋，降落在阿姆斯特丹。这时间里，为了再睡一觉，我喝了两杯威士忌，醒来吃了一点晚饭。由于几乎没有食欲，早饭没要。我懒得想没用的事，醒着的时间大多看康拉德。

换乘了飞机，在雅典机场下机，移去相邻的候机厅，几乎没等就上了飞往罗得岛的波音727。机舱里挤满世界各地眉飞色舞的年轻人，全都晒得可观，身上全都是T恤、开襟背心和半截牛仔裤。男的大多留须（或忘记刮了），乱蓬蓬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我这身打扮——米黄色长裤、白色半袖马球衫、深蓝色布夹克显得不合时宜，令人局促不安。连太阳镜都忘了带来。可是又有谁能责怪我呢？直到刚才我还在国立市为厨房里剩下的生湿垃圾伤脑筋来着。

我在罗得机场的问询处打听开往小岛的渡轮。得知码头离机场不远，即刻去可以赶上傍晚那班。“渡轮不会满员吗？”为慎重起见，我加问一句。“满员多一两个人也没问题。”一个看不明白年龄的尖鼻子女性皱起眉头，连连挥着手说，“又不是电梯”。

我拦出租车赶往码头。我请司机尽可能开快些，但看样子未能沟通。车内没有空调，挟带着白灰的热风经大敞四开的车窗扑面而来。途中驾驶员一直用带有汗臭味儿的粗俗的英语就欧共体统一货币发表又臭又长的一家之言。我彬彬有礼地哼哈应和，实际上充耳不闻。我眯缝起眼睛，观望窗外令人目眩的罗得岛街景。天空一片云絮也没有，下雨的征兆更没有。太阳烤着家家户户的石墙。浑身节疤的树木沾满灰尘，人们坐在树荫下或凸出的遮阳篷里，沉默寡言地打量这个世界。眼睛持续追逐如此光景的时间里，我渐渐没了自信，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正确场所。但是，希腊文写成的花花绿绿的香烟和葡萄酒广告，把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两侧并非神话地拥裹得水泄不通——明明白白告诉我这里是希腊。

晚班渡轮尚未离岸。船比预想的大，甲板后端竟有装载汽车的空间，两辆装有食品和杂货箱的中型卡车和一辆旧标致轿车(2)在那里等待开船。我买票上船，刚在甲板席挤坐下来，将船固定在码头的缆绳便被解开，马达发出粗重的轰鸣。我吁了口气，仰望天空。往下只消等这艘船把我送往要去的小岛就行了。

我脱掉吸足了汗和灰的布外衣，叠起放进手提包。时值傍晚五时，太阳仍高悬中天，光线锐不可当。不过在帆布篷下任凭船头吹来的风拂掠身体，我还是感觉得出心情正一点点趋于平静。在成田机场休息室俘虏我的悒郁念头已不翼而飞，唯独苦涩的余味多少剩在嘴里。

我所去的岛作为旅游点看来不怎么热门，甲板上游客模样的人屈指可数。乘客大半是去罗得岛办完日常琐事回来的本地人，多是老人。他们简直像对待容易受伤的动物似的，把买的东西小心放在脚下，脸上不约而同地沟壑纵横，不约而同地缺乏表情。炽热的太阳和严酷的体力劳动已把表情从他们脸上劫掠一空。

年轻士兵也有几个，眼睛还像孩子一样清澈，卡其军用衬衫的背部黑乎乎地沁出汗水。两名嬉皮士风度的游客怀抱看似很重的背囊瘫坐在地板上，两人都很瘦，腿长长的，目光咄咄逼人。

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长裙希腊姑娘，眸子又黑又深，一种颇有命中注定意味的美。她任凭风拂动长发，津津有味地向身边女友说着什么，嘴角始终挂着柔和的微笑，俨然在暗示美好事物的所在。大大的金属耳饰不时迎着阳光灿然一闪。年轻士兵手扶甲板栏杆，以甚为深沉的神情一边吸烟一边不时往姑娘那边发送短促的视线。

我喝着在小卖部买的柠檬汽水，眺望一色湛蓝的海面和海面上浮现的小岛。几乎所有的岛都称不上岛而更近乎岩体，上面无人，无水，无植物，独有白色的海鸟蹲在顶端搜寻鱼影，船通过时鸟们也不屑一顾。波浪拍打岩体底端，四溅的浪花镶着耀眼的白边。时而也可见到有人居住的岛，上面稀稀拉拉长着看样子甚是健壮的树木，白墙民居散布在斜坡上。不大的海湾里漂浮着漆色鲜艳的小艇，高耸的桅杆随着波涛在空中画着弧形。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劝我吸烟，我用手势表示不吸、谢谢。他代之以薄荷口香糖相劝，我高兴地接过，嚼着继续眼望大海。

渡轮抵岛时已过七点。阳光的强度到底有所收敛，但夏日的天空依然光朗朗的，或者莫如说反倒愈发亮丽。港口建筑物的白墙上用黑漆漆的大字写出岛名，俨然门牌。船一靠码头，提着东西的乘客便一个个排队下栈桥。港前是露天咖啡馆，接船的人在那里等待要接的人下来。

我下船就搜索敏的姿影，但找不见像是她的女子。几个民家客店经营者搭话问我是不是找住处，每次我都摇头说不是，但他们还是把名片塞到我手里。

人们下了船后朝各自方向散去。买东西回来的人回自己的家，游客去了某处的宾馆或民家客店。接船的人也碰上要接的什么人，拥抱或握手一阵子后结伴去哪里消失了。两辆卡车和一辆标致轿车也已下船，丢下引擎声疾驰而去。受好奇心驱使聚集来的猫们狗们也不觉之间无影无踪。最后剩下来的只有闲着没事的一伙晒黑的老人和我——提一个与场合不符的塑胶体育包的我。

我在咖啡馆桌旁坐下，要了杯冰红茶，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但怎么办也办不了。夜即将来临，又摸不着东南西北。眼下在这里我能做的事一件也没有。若再等一会儿也谁都不来，只能先在哪里投宿，明天早班船时间再来此一次。我不认为敏会由于一时疏忽而让我扑空。因为按堇的说法，她是个十分小心谨慎、中规中矩的女性。倘来不成码头，应有某种缘由才是。或者敏没以为我会来得这么快也有可能。

肚子饿得不行，汹涌的空腹感，似乎身体的另一侧都隐约可见了。大概身体这才意识到出海后光知道猛吸新鲜空气而从早到晚还什么都没投入胃囊。但我不想错过敏，决定再在这咖啡馆忍耐一会儿。时而有当地人从我面前走过，不无新奇地往我脸扫上一眼。

我在咖啡馆旁边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关于小岛历史和地理的英文小册子，边翻看边喝味道怪异的冰红茶。岛上人口三千至六千，因季节而异。游客增多的夏季人口多少上浮，冬季随着人们外出打工而下降。岛上无像样的产业，农作物也有限，出产的无非橄榄和几种水果而已。其余是渔业和采海绵。所以，进入本世纪后不少居民移居美国，其中多数住在佛罗里达，因为渔业和采海绵的经验能派上用场。据说佛罗里达有个名字取自他们岛名的小镇。

岛的山顶上有军用雷达设施。我现在所在的民用港附近的另一小港供军事警备艇出入。因为距土耳其国境近，要防备对方犯境和走私，所以街上可以见到军人。若同土耳其发生纠纷（实际上也小摩擦不断），船只出入便频繁起来。

公元前，希腊文明曾包笼在历史荣光之中——在那个时代，小岛作为贸易中转港一片繁荣，因为位于亚洲贸易的交通要道，而且当时山上树木葱茏，造船业也因之兴旺发达。然而伴随希腊文明的衰退和后来山上树木被伐尽砍光（此后润绿再不曾返回小岛），岛迅速黯然失色。不久土耳其人来了，他们的统治酷烈而彻底，稍不如意，土耳其人便像修剪院子树木那样把人们的鼻子耳朵一削而光——书中这样写道。十九世纪快结束时，经过数次同土耳其军队的浴血奋战，岛终于获得独立，港口翻卷起希腊的青白旗。不久希特勒的军队跑来了，他们在山顶设立雷达站监视近海，因这一带视野最为开阔。英国飞机曾从马耳他飞来扔炸弹，企图将其炸毁。不仅山顶基地，还轰炸了港口，炸沉无辜的渔船，渔民也死了好几人。在这次轰炸中，希腊人比德国人死得多，村民中至今仍有人对此怀恨在心。

一如希腊的大部分岛屿，这座岛也少有平地，而险峻无情的山岭占据了几乎所有面积，人们的聚居地仅限于邻近海港的南部沿岸。离人烟远些的地方固然有宁静优美的海滩，但去那里要翻越崇山峻岭，交通便利的地方则没有宜人的海滩。这大概是游客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山里散在着几座希腊正教的修道院，但修道人员严守清规戒律，不接待兴之所至的来访者。

仅从导游手册上看，这座希腊小岛实在普通得很，无甚特色可言。只是不知为什么，一部分英国人却似乎对此岛情有独钟（英国人总有不无古怪之处），他们以非凡的热情在靠近港口的高台地带建造了夏令别墅群。尤其是六十年代后期，几个英国作家在这里眼望碧海白云写小说，几部作品还得到了相当高的文学评价。由此之故，这小岛在英国文坛获得了某种罗曼蒂克的声誉。不过，岛上居住的希腊人倒好像对自己岛上如此辉煌的文化层面几乎不闻不问。

我就这样读着这些记述，用来冲淡饥饿感。读罢合上书，再次环顾四周。咖啡馆的老人们俨然在进行长时间视力测试，仍在百看不厌地看海。时针已转过八点，饥饿感此时已近乎痛感。烧肉和烤鱼的香味儿不知从何处飘来，如同正在兴头上的拷问者一般紧紧勒起我的五脏六腑。我忍无可忍，欠身离座，提起包刚要去找饭店，一名女子静静地出现了。

女子面迎西边海面上终于倾斜下来的太阳光，摇曳着及膝白裙，快步走下石阶。脚上一双网球鞋，步子并不大，但很有活力。上身穿淡绿色无袖衫，头上一顶窄檐帽，肩挎小小的布质挎包。由于步法甚为常规自然，又与周围景物融为一体，起初我以为是当地女子。但她径直朝我这边走来，走近了看出是东方人。我几乎条件反射地坐回椅子，又旋即站起。女子摘下太阳镜，道出我的名字。

“来晚了，对不起。”她说，“去这儿的警察署来着，手续真是费事。也没想到你今天能到，以为最快也得明天中午。”

“转机很顺利的。”我说。警察署？

敏视线笔直地看着我，微微一笑。“可以的话，边吃边说吧。我很早吃完早饭，直到现在。你怎么样，饿了吧？”

饥肠辘辘，我说。

她把我领去港口后头一家饭馆。门口旁边有个很大的炭火烧烤炉，铁丝网上烤着一看就知是刚出海的鲜鱼鲜贝。她问我喜欢鱼么，我说喜欢。敏用只言片语的希腊语向男侍点菜。装白葡萄酒的大扎杯、面包和橄榄首先摆上桌面。我们也没怎么寒暄，也没说干杯，只管把白葡萄酒倒进各自杯中喝了起来。为缓解空腹的痛苦，我先把粗质面包和橄榄塞进嘴里。

敏很美。这是我最初接受的明白而单纯的事实。也许实际上并不那么明白那么单纯，也可能是我的天大错觉，或者仅仅是自己由于某种缘由而被不容改变的别人的梦之河流一口吞没亦未可知。如今看来，我觉得那种可能性是根本无法否定的。而当时我所能断定的只有一点，那便是自己是把她作为美貌女子予以接受的。

敏纤细的手指上戴着几个戒指。其中一个是造型简练的金质结婚戒指。在我飞快地在脑袋里归纳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的时间里，敏不时把酒杯递到唇边，以和悦的目光注视我。

“感觉上不像是初次见面。”敏说，“怕是因为时常听说你吧。”

“我常从堇口中听说你来着。”

敏莞尔一笑。只有在微笑时眼角才生出迷人的细纹。“那么，我就用不着在这里自我介绍了。”

我点点头。

我对敏最有好感的，是她无意隐瞒自己的年龄。堇说她该有三十八或三十九，实际看上去也有三十八或三十九岁。由于皮肤漂亮，加之身段匀称苗条，若适当化化妆，说是二十八九岁也有人信，可是她没有刻意那样做。看来敏是把年龄作为自然上浮之物老老实实地予以接受的，并巧妙地使自己与之同步。

她把橄榄放入口中一粒，手指捏着橄榄核，十分优雅地投进烟灰缸，犹如诗人清点标点符号。

“半夜突然打电话，很对不起。”敏说，“能说得清楚些就好了，可当时心里理不出头绪，不知从哪里说起。现在也没理好，但至少混乱告一段落了，我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问。

敏把十指在桌面上叉起、松开、又叉起。

“堇失踪了。”

“失踪了？”

“像烟一样。”说着，敏啜一小口葡萄酒，继续道：“说来话长，但我觉得还是从头按顺序说为好。否则，微妙的意味很难传达，因为事情本身非常微妙。不过还是先把饭吃完吧。眼下并非分秒必争的紧急关头，再说肚子饿了脑袋也运转不灵。况且这地方说话未免太嘈杂了。”

饭店里挤满了本地客人，人们比比画画大声喧哗。为了避免大吼大叫，我和敏不得不在桌上欠起身子额碰额说话才能相互听见。盛在大碗里的希腊式色拉和烤好的大条白碴鱼端上桌来。敏往鱼身上撒盐末，拿一半柠檬挤汁淋了淋，又滴上橄榄油。我也如法炮制。如她所提议的，是要先填满肚皮才行。

她问我能在这里逗留多久，我回答一周后开学，开学前必须赶回，若不然多少有些麻烦。敏事务性地点了下头，而后抿起双唇，在脑袋里盘算着什么，既没说“不要紧，那之前能回去”，又没说“恐怕很难了结”。对这一问题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将结论塞进某个抽屉，继续默默进食。

吃罢饭菜喝完咖啡，敏提起飞机票钱，问那部分钱我愿不愿意要美元旅行支票，或回东京后转入我的银行户头也可以，问哪种方式合适。我说眼下我不缺钱用，那点儿费用还是负担得起的。敏坚持由她支付，“是我求你来的嘛，”她说。

我摇头道：“并不是我客气，如果时间再往后推，说不定我会自己主动来一趟这里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敏沉吟片刻，点了下头。“非常感谢你的，感谢你肯来这里——我很难用语言表达。”

走出饭店，倾注了染料一般的鲜亮亮的暮色笼罩了四周。色调是那样的蓝，仿佛一吸气肺腑都将染成蓝色。天空开始有星斗微微闪烁。吃罢晚饭的当地人，像好容易捱到步履蹒跚的夏日太阳落下似的走出家门，在港口周边信步走动。有一家老小、有情侣，有要好的朋友。一日终了时分的海潮的清香拥裹着街道。我和敏相伴步行。路右侧排列着商店、小旅馆和餐桌摆上人行道的饭店，带有木百叶窗的小窗口亮起柔和的橘黄色灯光，收音机淌出希腊音乐。路左侧的海水漫延开去，夜幕下的波涛稳稳地拍打着码头。

“再走一会儿就上坡了，”敏说，“坡有陡有缓。石阶那边倒是近些，走哪边？”

我说无所谓。

狭窄的石阶沿坡而上，又长又陡。但穿网球鞋的敏脚步不知道累，节奏全然不乱，裙摆在我眼前令人惬意地左右摆动，晒黑了的形状娇好的小腿肚在几近满月的月光下闪着光。我先累得喘不上气了，不时停住脚，大口大口喘息。越爬越高，港口灯火随之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了。刚才还就在我们身边的男男女女的种种营生，已被吸入无名光链之中。这夜景给人的印象很深，真想拿剪刀剪下，用图钉按在记忆的墙壁上。

她俩住的是一座面临大海的带阳台的小别墅。白墙红瓦，门扇涂以深绿色。房子四周低矮的石围墙上，红色的九重葛开得红红火火。她拉开没上锁的门，把我让进里面。

房子里凉丝丝的让人舒坦。有客厅，有不大不小的饭厅和厨房。墙为白石灰墙，到处挂着抽象画。客厅里有一套沙发、书橱和小音响。卧室两间。浴室虽不大，但贴着瓷片，干干净净。家具哪一件都不特别引人注目，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

敏摘掉帽子，挎包从肩头拿下，放在厨房的桌上，然后问我喝点什么还是先淋浴。我说想先淋浴。我洗头，用剃刀刮须，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换上新T恤和短裤。于是心情算是多少恢复常态。洗脸间镜子下面放有两支牙刷，一支蓝柄，一支红柄。哪支是堇的呢？

折回客厅，见敏手拿着白兰地酒杯坐在安乐椅上。她以同样的东西劝我，可我想喝凉啤酒。我自行打开电冰箱，拿出阿姆斯特尔啤酒，倒进高脚杯。敏把身体沉进安乐椅，好半天沉默不语。较之搜索要用的语句，她更像是沉浸在无始无终的个人记忆中。

“来这里多长时间了？”我这样打破沉默。

“到今天八天，我想。”敏约略想了一下说。

“那么，堇是从这里不见了的？”

“是的。刚才也说了，像烟一样没有了。”

“什么时候呢？”

“四天前的夜里。”她像摸索什么可抓的东西似的环视着房间，“到底从哪里说起好呢？”

我说：“从米兰去巴黎，再乘火车到勃艮第——这以前的情况从堇的信上知道了。堇和你在勃艮第一个村庄住在你朋友庄园般大小的宅院里。”

“那么，从那里开始好了。”敏说。

(1)　Koninklike Luchtvaart Maatschappij之略，荷兰航空公司。

(2)　一种法国轿车。

8

“我同那个村庄附近酿造葡萄酒的人过去就很要好，对他们所酿葡萄酒的熟悉程度，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包括哪块田的哪个坡的葡萄酿出怎样的葡萄酒啦，那年的气候对酒味有什么影响啦，哪个人做事老实认真啦，哪家的儿子热心给父亲当帮手啦，谁谁欠多少债款啦，某某买了雪铁龙小车啦等等。葡萄酒同英国良种赛马一个样，不晓得血统和最新情报就甭想做下去。光知道味道好坏做不成买卖。”

敏就此打住，调整呼吸，也好像在犹豫该不该讲下去。但她还是继续下文。

“我在欧洲拥有几个采购点，但勃艮第那个村庄最为重要。所以每年都尽可能在那里多住几天，以便同老友叙旧和获取新情报。以往总是一个人去，今年由于要先转意大利，一个人长时间奔波够辛苦的，再加上让堇学了意大利语，就决定带她一块儿去。如果觉得还是一个人走好的话，我打算去法国前先巧妙地找个理由把她打发回去。年轻时我就已习惯单独旅行，何况就算关系再好，每天从早到晚都跟别人打照面也还是够受的，是吧？

“但堇比我预想的能干，主动承担了杂务——买票、订旅店、谈价格、记账、找当地有定评的餐馆，等等。她的意大利语已有相当进步，更可贵的是充满健康的好奇心，这个那个让我体验到不少单独旅行时体验不到的东西。我没想到同别人在一起竟会这么愉快。大概堇同我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心灵相通之处吧。”

“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相见时谈起斯普特尼克的情景。她讲垮掉的一代里的作家，我错听成了斯普特尼克。我们笑起来，初次见面的拘谨于是不翼而飞。你可知道斯普特尼克在俄语里指什么？是英语traveling companion的意思——‘旅伴’。近来偶尔查辞典，这才知道。想来也真是莫名其妙的巧合。可话又说回来，俄罗斯人干吗给人造卫星取那么个怪名呢？不过一个孤苦伶仃绕地球一圈圈转个没完的可怜的铁疙瘩罢了。”

敏在此停止，就什么想了片刻。

“所以，我把堇直接领去勃艮第。我在村里和老朋友叙旧谈生意的时间里，不会法语的堇借车去附近兜风，在一个镇子里偶然认识了一位有钱的西班牙老妇人，在用西班牙语聊天的过程中一下子要好起来。那位老妇人向堇介绍了住在同一家旅馆的英国男子。那人五十多岁，人很高雅，又潇洒，从事什么写作。大概是同性恋者吧，我想，因为他领着一个男朋友模样的秘书走来走去。

“我也被介绍给他们，一起吃饭。都是让人心情愉快的好人，加之交谈时得知我们之间有几个共同朋友，就更加情投意合了。

“那位英国人向我们提起他在希腊的一个岛上有座小别墅，若有兴趣，尽可使用。他说往年夏天都要去待一个月左右，但今年有事，希腊之旅难以成行，而房子这东西不住人是不好的，而且管理人员也会有疏漏。‘所以，如果不添麻烦的话，只管使用就是’——就是现在这座别墅。”

敏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

“学生时代去过一次希腊。虽说是坐游艇这个岛那个岛匆匆转了一圈，但还是彻底迷上了这个国家。所以，能在希腊一个岛上借房子随便居住，的确是个富有诱惑力的建议，堇当然也想去。我提出既然租住别墅，那么理应付租金，但对方死活不答应，说‘我又不是搞别墅出租业的’。讲了几个回合，最后说定往他的伦敦家里寄一箱红葡萄酒表示谢意。

“岛上的生活如梦如幻。我得以抛开日程安排，享受纯粹的休假——已经好久没这样了。碰巧通讯是这个样子，电话传真因特网都用不上。我不按期回国，也许多少给东京那边添了点麻烦，可一旦到了这里，就怎么都无所谓了。

“我们早早起床，把毛巾、水和防晒油装进包里，往山那边的海滩走去。海岸漂亮得令人屏息敛气。沙滩雪白雪白，一点杂色没有，波浪也几乎没有。但由于地点不方便，来的人很少，尤其上午更是人影寥寥。在那里，无论男女全都满不在乎地裸体游泳。我们也学人家，像刚生下来那样赤条条地在清晨那么蓝那么清的海水里游泳，痛快得真是无法形容，就像阴差阳错到了另一世界。

“游累了，堇和我就倒在沙滩晒太阳。互看裸体一开始不好意思，但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肯定是场合的关系。两人互相往后背涂防晒油，躺在太阳下看书打盹，或者天南海北地闲聊。没想到自由这东西竟是这样悠然自得。

“从海滩翻山回来，淋浴完毕，简单吃口饭，一起走下石阶上街。在港口咖啡馆喝茶，买英文报纸看，在商店采购食品，然后回家。再往下就分别在阳台看书，或在客厅听音乐，如此直到傍晚。堇有时像是在自己房间写东西，因为便携式电脑开着，她在啪嗒啪嗒地敲键盘。黄昏时分常出去看渡轮靠岸的情景。我们一边喝冷饮，一边乐此不疲地打量下船的男男女女。”

“感觉上就好像自己漂泊在天涯海角，静静地坐在那里，任何人都看不见我。这里只我和堇两人，别的一律不用考虑。我再也不想从这里离开，哪里也不想去，只想永远如此。当然我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里的生活不过是一时的幻想，现实迟早要来抓我们，我们必须返回原来的世界，对吧？但我至少要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尽情尽兴享受每一天。实际上我也在纯粹享受这里的生活。当然我说的是四天之前。”

* * *

第四天早上两人也和往日一样去海边脱光了游泳，游罢返回又跑去港口。咖啡馆的男侍已记得两人的面孔了（也包括敏总是多放一些的小费），非常友好地打招呼，就两人的美貌说了句不无奉承的话。堇在书报摊买了一份雅典发行的英文报纸，这是将两人同外面世界联结起来的唯一信息源。读报是堇的一项任务。她确认外币汇率，将报纸上重要的或有趣的报道译给敏听。

堇从那天报纸上选来朗读的报道，是关于一位七十岁的老妇人被自己养的猫吃掉的事。事情发生在雅典近郊一座小镇，死者十一年前失去了贸易商丈夫，那以后便以几只猫为伴，在公寓一个两室套间里静静度日，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沙发上再未醒来。至于从歪倒到咽气过了多长时间，这点不得而知。总之她的灵魂大约经过了应经过的阶段，永远离开了朝夕相处了七十年的载体。她没有定期看望她的亲戚朋友，以致遗体一周后才被发现。由于门关得紧紧的，窗上有窗格，所以主人死后猫们没有办法出去，房间里又没剩食物。电冰箱里估计有吃的东西，但猫们不具备开冰箱门的智力。最后实在饿得忍无可忍了，便肆无忌惮地拿死去的主人充饥。

堇不时啜一口小杯里的咖啡，逐段把这则报道翻译过来。几只小蜜蜂飞来，在前面客人掉下的草莓果酱上急切地舔来舔去。敏透过太阳镜望着大海，倾听堇念的报道。

“后来呢？”敏问。

“就这么多。”说着，堇把对开报纸对折放在桌上。“报上写的只这么多。”

“猫们怎么样了呢？”

“这——”堇把嘴唇扭向一侧想了想说，“报纸这东西哪里的都一样，真想知道的它偏不写。”

蜂们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忽地同时飞起，发出举行仪式般的有规则的羽翅声在空中盘旋，少顷又落回桌面，仍以刚才的执著舔着果酱。

“猫们的命运如何呢？”说着，堇拉了拉偏大的T恤领，拉平皱纹。堇一身T恤加短裤打扮，里面根本没有乳罩三角裤之类。这点敏是偶然知道的。“晓得人肉滋味的猫，放任不管很可能成为食人猫的——大概以此为由处理掉了吧？或者道一句‘也够难为你们的了’而无罪释放不成？”

“如果你是那里的镇长或警察署长怎么办？”

堇考虑了一会儿说：“比如，收进专门设施让它们悔过自新怎么样？使之成为素食主义者。”

“主意不坏。”敏笑道，然后摘下太阳镜，脸朝着堇说：“从这件事上我想起了上初中时最先听到的关于天主教的报告。跟你说过没有——我上了六年管理严格的基督教女校呢！小学阶段在普通的区立小学，从初中开始进了那里。开学典礼结束后，一个老得不得了的修女把全体新生集中到礼堂，讲了天主教道德伦理。修女是法国人，但日语毫无问题。这个那个听她讲了不少。至今还记得的，是人和猫一起漂流到无人岛的故事。”

“哦，有趣。”堇说。

“船遇难了，你往无人岛漂去。坐上救生艇的只有你和一只猫。最后好歹漂到了无人岛，但岛上全是岩石，可吃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也没水涌出。小艇上只有够一个人吃十天的干面包和水——情节大体这样。

“讲到这里，修女目光在礼堂扫了一圈，用响亮的声音这样说道：‘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大家和猫一起漂流到了无人岛。那是汪洋中的孤岛，十天内有人前来搭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食物和水如果没了，只有死路一条。那么，大家怎么办呢？会因为人猫同样痛苦而把食物分给猫吗？’修女就此合上嘴，再次环视大家。之后继续说下去：‘不能分，分给猫是错误的。记住，大家不可把食物分给猫。这是因为，大家是神所挑选的尊贵存在，而猫不是。所以，面包应该由你独吃。’修女是以严肃的神情说这番话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讲什么笑话，以为后面有逗人笑的噱头收尾。但没有噱头。话题转移到人的尊严和价值上面，听得我莫名其妙，好半天愣在那里。还不是，何苦对刚刚入学的新生特意讲这个呢？我现在都没彻底明白过来。”

堇就此陷入沉思。“那么说，最后吃猫也未尝不可以了？”

“啊，可不可以呢？毕竟没那么说。”

“你是天主教徒？”

敏摇头说：“不是。碰巧那个学校离家近，就被送去了，加上校服漂亮得很。学校里外国籍的只我一个。”

“没因此有过不愉快？”

“因为韩国籍？”

“嗯。”

敏再次摇头：“学校非常开放，这方面。校规倒是严厉，修女中也有脾气古怪的，但整体气氛很进步，受歧视什么的一次也没体验过。好朋友也交上了，得以度过还算快活的学生时代。不愉快的体验的确有过几次，但那是走上社会以后的事了。不过说起来又有哪个人走上社会后没体验过不愉快呢，原因另当别论。”

“听说韩国人吃猫，真的？”

“这话我也听到过。但实际上我周围没有人吃。”

偏午的广场上几乎不见人影，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镇上的人们都关在凉爽的家中，多数人在享受午睡。这种时候外出的好事者不外乎外国人。

广场上矗立着英雄铜像。他响应本土的起义号召，奋起反抗岛上的土耳其占领军，后来被抓住以穿刺刑处死。土耳其人在港口广场竖起削尖的木桩，把可怜的英雄浑身剥光置于桩尖。由于身体自身的重量，桩尖从肛门缓缓扎入，最后从口腔刺出，但到彻底死去要花些时间。铜像就建在原来立桩的地方。刚建时想必威风凛凛、气宇轩昂，但由于海风、灰尘、海鸥粪以及时间的推移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种种损耗，五官都已模糊不清了。岛民们对这座形容枯槁的铜像几乎熟视无睹，而铜像看上去也对世界抱以悉听尊便的冷漠。

“提起猫，我有一段奇妙的回忆。”堇陡然想起似的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养了一只出生刚半年的很好看的三色猫。一天傍晚我在檐廊看书，它在院里一棵大松树下绕着树又蹦又跳，兴奋得什么似的。猫时常这样吧？本来无事，却独自呜呜叫个不停，或弓起脊背上蹿下跳，或竖毛翘尾虚张声势。

“猫实在太兴奋了，看样子没注意到我正从檐廊看它。我不得不丢开书本悄悄观察，情形太不可思议了。很久很久猫也不停止这独角戏，或者不如说时间越久表演得越投入，简直像什么灵魂附体似的。”

堇喝了口杯里的水，搔了搔耳朵。

“注视的时间里，我逐渐害怕起来。因为我觉得猫的眼睛好像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正是那东西使得猫异常兴奋。又过一会儿，猫开始绕着树根一圈又一圈兜圈子，气势汹汹的，就好像连环画里变成黄油的老虎似的。它持续跑了一大阵子，又一溜烟蹿上树干。抬头一看，小小的脑袋从很高很高的树枝间探出来。我从檐廊上大声喊猫的名字，但它似乎没听见。

“不久天黑了，秋末的冷风开始吹来。我仍坐在檐廊上等猫下来。小猫崽跟我混得很熟，我想我在这里它一会儿就会下来的。可是没下来，连叫声都没有。四周一阵黑似一阵。我心里害怕，跑去告诉家人。大家都说很快会下来的，别理它。然而猫最终没有返回。”

“没有返回？”

“嗯。猫就那么消失了，简直像烟一样。大家说猫夜里从树上下来，跑到哪里玩去了。又说猫一兴奋就爬高上树，上倒没有什么，但朝下看时往往吓得下不来。还说问题是如果现在还在树上，应该拼命地叫表示自己在那里才是。但是我不那样想。我觉得猫正紧抱着树枝战战兢兢，吓得叫都叫不出来了。所以放学回来我就坐在檐廊上往松树看，不时大声叫它的名字，但没有回音。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也只好死心。我很疼爱那只小猫，伤心得不得了。每次看那棵松树，我就想象紧抱着高高的松枝僵挺挺地死去的可怜小猫的样子。小猫哪里也没去成，在那里又饿又渴死掉了。”

堇扬起脸转向敏。

“自那以来再没养猫。现在仍喜欢猫，但当时我已拿定主意：就把那只爬上松树再没归来的可怜小猫作为我唯一的猫。把那个小乖猫忘去一边而疼爱别的猫，在我是做不到的。”

* * *

“我们就这样说着话在咖啡馆度过了那天下午。”敏说，“当时只当是普普通通的往事回忆，但事后想来，觉得在那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有含义的。当然也可能只是我神经过敏。”

如此说罢，敏把侧脸对着我，眼望窗外。越海而来的风摇曳着带褶的窗帘。她把目光转向夜幕之后，房间的寂静似乎更加深重了。

“有一点想问问，可以么——你的话还没说完，很抱歉——刚才我就觉得是个疑问。”我说，“你说堇在这个岛上下落不明，像烟一样消失了，四天前，并且报告了警察署。是这样的吧？”

敏点点头。

“可是你没有跟堇家里联系，而把我叫来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堇身上发生了什么，一点线索都没有。情况还没明了就跟堇父母联系，致使他们担心，我不知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为此我相当犹豫来着，最后还是想稍微看看情况再说。”

我想象堇一表人才的父亲乘渡轮来岛的情景。感到痛心的继母也会同行吗？而那样一来，的确非同小可。但我觉得事情似乎已然进入了非同小可的境地。在这么小的岛上，一个外国人四天都没人发现并非小事一桩。

“可你为什么叫我来呢？”

敏上下交换了架起的裸腿，手指捏着裙裾向下拉了拉。

“因为除了你没有能依赖的人。”

“即便一次面也没见过？”

“堇最依赖的就是你，说无论讲什么你都在深层次上全盘接受。”

“不如说那种时候占少数。”我说。

敏眯起眼睛，聚起原来的细小皱纹微微一笑。

我起身走到她面前，从她手里轻轻夺过空了的玻璃杯，去厨房倒了杯古瓦西埃酒(1)，折回客厅递给她。敏道了谢，接过白兰地。时间在流逝，窗帘无声地晃动了几次。风带有不同水土的气息。

“嗳，你真的想知道实情？”敏问我。她的语调有些干涩，似乎好容易才拿定主意。

我扬脸注视敏：“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不想知道实情，我不至于来这里，是吧？”

好一会儿，敏以似乎怕晃眼睛的眼神看着窗帘。而后，她以宁静的声音开始了讲述：“事情发生在我们在港口咖啡馆谈猫那天的夜里。”

(1)　法国著名的科涅克白兰地，1796年曾进献给拿破仑。

9

在港口咖啡馆谈完猫，敏和堇买食品返回别墅。两人像往日那样各自打发晚饭前的时间。堇进入自己房间，对着便携式电脑写东西。敏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抱后脑勺，闭目倾听朱利叶斯·卡琴演奏的勃拉姆斯叙事曲。虽是旧唱片，但演奏温情脉脉，十分耐听，没有刻意表现之处，却又曲尽其妙。

“音乐不妨碍你吧？”听的过程中，敏曾经探头到堇的房门里问了一次。门一直开着。

“勃拉姆斯倒不碍事。”堇回头应道。

堇埋头写东西的样子，敏还是第一次看到。堇的脸上浮现出敏此前从未见过的专注，嘴角如捕捉猎物的动物一般紧紧闭着，眸子深不见底。

“写什么呢？”敏问，“新斯普特尼克小说？”

堇略微放松了一下嘴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随想随写罢了，或许日后用得上。”

坐回沙发，敏心想，若能把一颗心沉浸在用音乐描绘于午后天光之中的小天地里，美美地弹奏一段勃拉姆斯，该有多妙啊！往日的自己最弹不好的就是勃拉姆斯的小品，尤其是叙事曲。自己未能把全副身心投入到那充满流转而虚幻的阴翳与喟叹的境界中。现在的自己应该能比那时候弹得优美多了。然而敏心里清楚——自己已经什么都弹不成了。

六点半，两人一起在厨房做饭，然后并坐在阳台桌前吃着。有香草味的鲷鱼汤、蔬菜色拉和面包。开了一瓶白葡萄酒，饭后喝了热咖啡。渔船从岛的阴影里闪出，划出短短的白色航迹驶入港湾。想必家里热腾腾的饭菜正等待着渔夫的归来。

“对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堇一边在洗涤槽洗碗一边问。

“再在这里舒服一个星期——那是极限了。”敏看着墙上的挂历说，“作为我倒是想永远这么待下去。”

“作为我当然也是。”说着，堇嫣然一笑，“不过不可能啊，美好的事物迟早都要成为过去。”

两人跟往常一样，十点前撤回自己房间。敏换上白色的棉质长睡衣，头沉进枕头，很快睡了过去。但没睡多久，便像给自己的心脏跳动摇醒似的睁开眼睛。看枕边的旅行闹钟，十二点刚过半。房间漆黑漆黑，一片沉寂。尽管如此，还是感觉得出好像有个人屏息敛气潜伏在近旁。她把被拉到脖子，侧耳细听。心脏在胸腔内击出尖锐的信号音，此外一无所闻。然而毫无疑问有人在那里，并非不祥梦境的继续。她伸出手，悄悄把窗帘拉开几厘米。水一般淡淡的月光爬了进来。敏转动眼珠在房间里搜寻。

眼睛习惯黑暗之后，发现房间角落有个黑魆魆的轮廓一点点现出。角落位于靠近门口的立柜阴影里，是黑暗最深最集中的地方。那个轮廓较为低矮，粗粗的圆圆的，仿佛被遗忘了的大邮袋。也可能是动物。莫非大狗？但外面的门上了锁，房间门也关了，狗不可能自行进来。

敏静静地呼吸，定睛凝视那个东西，口中沙沙发干，睡前喝的白兰地还多少有点儿余味。她又伸手拉了下窗帘，让月光多泻入一些。她像梳理乱糟糟的毛线一样，一点点地分辨着那黑块的轮廓线。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头发垂在身前，两条细腿弯成锐角。是谁坐在地板上，头夹在两腿之间缩成一团，样子就像要避开从天而降的物体。

是堇。她仍身穿那件蓝色睡衣，在门与立柜之间虫一样弓身蹲着不动，一动也不动，连呼吸都听不见。

明白怎么回事后，敏舒了口气。可是，堇在这样的地方到底要做什么呢？她在床上悄然起身，打开床头灯。黄色的光无所顾忌地照亮房间的每一角落，但堇仍纹丝不动，甚至开灯都似乎没觉察到。

“喂，怎么了？”敏招呼道，起始小声，继而加大了音量。

没有反应。敏的语音好像没有传到对方耳畔。她下床走到堇那里。地毯在她脚底下比往日更觉粗糙。

“身体不舒服？”敏蹲在堇身旁问。

仍无反应。

这时敏发现堇嘴上衔着什么——平时放在洗脸间的粉色擦手毛巾。敏想取下，取不下来，堇咬得紧紧的。眼睛虽睁着，但什么也没看。敏不再往下取毛巾，把手放在堇肩上，发觉睡衣湿得一塌糊涂。

“睡衣还是脱下来吧。”敏说，“出这么多汗，这样子要感冒的。”

然而堇看上去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中，耳无所闻，眼无所见。敏打算先把堇的睡衣脱下来再说，不脱会着凉的。虽说时值八月，但岛上的夜晚有时凉得令肌肤生寒。两人每天都一丝不挂地游泳，目睹对方裸体也已习惯了，何况是这么一种情况，随便脱堇的衣服估计她也不会介意的。

敏撑起堇的身体解开睡衣扣，慢慢脱去上衣，接着把裤子也脱了。一开始堇的身体硬挺挺的，随后一点点放松，不久完全瘫软了。敏把毛巾从堇口中取下。毛巾满是唾液，上面清晰地印着仿佛是某种替身的齿痕。

堇睡衣里面什么也没穿。敏拿过旁边的毛巾，擦堇身上的汗。先擦背，然后从两腋擦到胸部，再擦腹部，腰到大腿之间也简单擦了。堇老老实实地任凭处置，仍好像人事不省，但往她眼里细看，好歹可以看出其中类似知觉的蛛丝马迹。

触摸堇的裸体敏还是头一次。堇的皮肤很细腻，小孩儿般滑溜溜的，但一抱却意外地重，一股汗味儿。给堇擦着身子，敏感觉心跳再次加剧，口中积满唾液，不得不咽下几次。

在月光的沐浴下，堇的裸体如古瓷一般晶莹。乳房虽小，形状却很工致，一对乳头挺在上面。下面黑乎乎的毛丛出汗出湿了，犹如挂着晨露的草丛一般光闪闪的。在月华下失去气力的堇的裸体，看上去同海滨强烈阳光下的截然不同。不无别扭地剩留下来的孩子气部分同因时间推移而盲目催发的一系列新的成熟，如漩涡一般混合在一起，勾勒出生命的创痛。

敏觉得自己似乎在窥看不该看的他人秘密，于是尽量把视线从肌肤处移开，一边在脑海里捕捉儿时谙熟的巴赫小曲，一边用毛巾轻擦堇的肢体，擦她出汗出得贴在额头的发。堇就连小小的耳孔也出了汗。

之后，敏发觉堇的胳膊悄然搂着自己的身体，呼出的气碰在自己脖颈上。

“不要紧？”敏问。

堇没有回答，只是胳膊稍微加了点力。敏连抱带拖地把堇放在自己床上，让她躺下，盖上被，堇乖乖躺倒，这回合上了眼睛。

敏观察了一会儿堇，堇就那样一动不动，似乎睡了过去。敏走到厨房，连喝了几杯矿泉水，喝罢坐在客厅沙发上，慢慢做深呼吸让心情平复下来。悸动是差不多过去了，但持续好半天的紧张使得肋骨有一块隐隐作痛。四下被包围在几乎令人窒息的岑寂中。无人声，无犬吠，无拍岸的波涛，无吹来的阵风，万籁俱寂。为什么竟然静到这般地步呢？敏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敏进入卫生间，将堇出汗弄湿的睡衣、擦汗的毛巾、她咬过的毛巾投进衣篓，然后用香皂洗了把脸。她端详着映在镜中的自己的脸。来岛后没再染发，头发白得如刚刚落地的白雪。

折回卧室，见堇睁着眼睛。尽管眼睛上仍薄薄地蒙有一层不透明的膜，但意识的光闪已重新出现。堇把被拉到肩头躺着。

“对不起，偶尔会这样子的。”堇用嘶哑的声音说。

敏坐在床角，淡淡一笑，伸手摸堇的头发。头发里的汗仍未干。“最好冲个淋浴，汗出得够厉害的。”

堇说：“谢谢。不过暂时不想动。”

敏点头把新浴巾递到堇手里，从自己抽屉里拿出新睡衣，放在枕边。“穿这个好了，反正你没有备用的睡衣吧？”

“嗳，今晚就让我睡这儿好么？”堇说。

“好好，就这么睡好了。我在你床上睡。”

“我的床怕是湿透了，”堇说，“被褥也好什么也好。再说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能睡在旁边吗？一个晚上也好。不愿意再做噩梦。”

敏想了想，点头说：“不过你得先穿上睡衣。这么窄的床旁边有人光着身子，毕竟心神不定。”

堇缓缓起身，钻出被窝，光身站在地板上，开始穿敏的睡衣。先弯腰穿裤子，接着穿上面的。系扣子花了些时间，指尖似乎用不上力。但敏没有帮忙，只静静看着。堇系睡衣扣的姿势俨然是某种宗教仪式，月光给她的乳头以奇妙的硬感。敏蓦地心想，这孩子说不定是处女。

穿罢丝绸睡衣，堇重新上床，紧靠里侧躺下。敏也上床，床上还有一点刚才的汗味儿。

“嗳，”堇说，“抱一下可好？”

“抱我？”

“嗯。”

敏不知如何回答，正犹豫着，堇已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手心也有汗感。手暖融融软乎乎的。随后，堇双手拢住敏的背，乳房贴在敏腹部偏上一点儿的位置，脸颊放在敏双乳之间。两人长时间以如此姿势躺着。这工夫，堇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敏以为堇要哭，但似乎哭不出。她把手绕到堇肩上，搂近一些。还是孩子，敏心想，又孤单又害怕，渴望别人的温存，像紧紧趴在松树枝上的小猫一样。

堇把身体往上蹭了蹭，鼻尖触在敏脖颈上。两人乳房相碰。敏咽下口腔里的唾液。堇的手在她背部摸来摸去。

“喜欢你。”堇小声细气地说。

“我也喜欢你的。”敏说。此外她不晓得怎么说好，而且这也是实话。

接着，堇的手指开始解敏睡衣前面的扣子。敏想制止，但堇没有理会。“只一点点，”堇说，“真的就一点点。”

敏无法抗阻。堇的手指放在敏乳房上，轻轻描摹敏乳房的曲线，鼻尖在敏脖颈上左右摇动，旋即手指接触敏的乳头，轻轻抚摸、捏揉。一开始畏畏缩缩，继而稍稍用力。

* * *

敏就此打住，扬起脸，以若有所寻的目光看着我，脸颊略略泛红。

“我想还是对你解释一下好：过去碰到一桩怪事，致使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一夜之间，一根黑的没剩。那以来一直染发。但一来堇晓得我染发，二来来岛后觉得麻烦，就没再染。这里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怎么都无所谓，我想。不过知道你可能要来，又染黑了。不想第一次见面就给人以古怪的印象。”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我没有同性恋经验，也不曾认为自己有那种倾向。不过，如果堇认真需求那个，觉得满足她也未尝不可。至少没有什么厌恶感——当然仅限于同堇。所以，当堇的手指到处抚摸我的身体，舌头伸进我嘴里时，我没有抵抗。心里是有些怪怪的，但我准备听之任之，只管由堇去做。我喜欢堇，如果她能因此觉得幸福，无论她怎么样都没关系。

“可是，我就是再那么想，但我的身体和我的心不在一处。明白么？通过被堇那么如获至宝地触摸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本身，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感到高兴。但不管我心里怎么想，我的身体却在拒绝她，不愿意接受堇。身上兴奋的唯独心脏和脑袋，其他部位则像石块一样又干又硬。悲哀是悲哀，但无可奈何。堇当然也感到了。她的身体热辣辣的，软绵绵湿乎乎的。可我没办法配合。

“我跟她说了：不是我拒绝你，但我无能为力。十四年前发生那桩事以来，我就再也无法同这世上的任何人沟通身体了。这点早已在别的什么地方被确定下来。我还向她表示，凡是我能做的我都可以做，也就是说用我的手指、口什么的。但她需求的不是这个，这点我也明白。”

“她在我额头轻吻一下，说声对不起。‘我只是喜欢你，苦恼了好久，可还是不能不这样做。’‘我也喜欢你的。’我说，‘所以别介意，往后也希望和你在一起。’

“往下好半天堇都把脸埋在枕头里，简直像决堤一般大哭起来。那时间里我一直摸着她的裸背，从肩头到腰间，用指尖一一感受她骨骼的形状。我也想和堇一同流泪，可我又不能哭。

“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便这样相会了。也可能两颗心相碰，但不过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总有一天会化为灰烬。”

“哭了一气，堇爬起身，拾起掉在地板的睡衣悄悄穿上。”敏说道，“她说想回自己房间一个人待一会儿。我说别想得太多太深，明天又开始不同的一天，种种事情肯定照样顺利的。堇说‘是啊’，弯腰和我贴脸。她的脸颊湿湿的暖暖的。我觉得堇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了句什么。但声音实在太小，没能听清。再要问时，堇已转过身去。”

“她用浴巾擦了一下脸上泪水，走出房间。门关上了，我重新缩进被窝闭起眼睛。原以为这样的事情过后肯定很难睡着，不料很快睡了过去，睡得很实，不可思议。

“早上七点醒来时，房子里哪里也找不见堇。想必醒得早（说不定根本没睡），一个人到海滩去了——她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来着。一张纸条也没留是有点反常，大概昨晚的事让她心里乱七八糟的吧。

“我洗了衣服，晾了堇床上的被褥，然后在阳台上看书等她回来，然而快中午也没返回。我觉得不对头，去翻她的房间——虽然这样不合适，但毕竟放心不下，怕弄不好她一个人离岛而去。但东西都像往日那样摊在那里，钱包和护照也在，房间一角仍晾着游泳衣和袜子。桌上散乱地放着零币、便笺和各种钥匙。钥匙里还有这别墅大门的。

“有一种不快感。因为，我们去海边时每次都穿上结结实实的网球鞋，在游泳衣外面套上T恤以便爬山，还要把毛巾和矿泉水塞进帆布包。然而帆布包也好、鞋也好、游泳衣也好，都剩在房间里，消失的只有在附近杂货店买的廉价凉鞋和我借给的薄绸睡衣。就算是去附近散一会儿步，那副打扮也是不宜在外久留的，是吧？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外面到处找她。在房子附近转来转去，海边去了一趟，镇里也去了，在街上来回走动，又回家看，但哪里也没有堇的踪影。天渐渐黑下来，到了夜晚。和昨晚不同，风很大，涛声持续了一夜。这天夜里再小的动静都能使我醒来。门没上锁，天亮堇也没回来。她的床仍是我拾掇过的样子。于是我跑到了港口附近的当地警察署。”

“警官中有人能讲一口流利英语，我说了情况，告诉他一起来的女伴失踪了，两晚上没回来。但对方没当一回事，说‘贵友很快会回来的’。常有的事。这地方人们嬉闹成风，又是夏天，又都年轻。第二天再去的时候，这回他们比第一天多少认真些了，但还是懒得出动。于是我给雅典的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说了情况，所幸对方人很热情，他用希腊语对警察署长强调了什么，警察这才真正开始搜查。

“可是找不到线索。警察在港口和我们住处附近问询了一番，但没有人见过堇。渡轮的船长和售票处的人也说记忆中这几天没有年轻日本女子乘船。如此看来，堇应该还在岛上才是。何况她身上连买渡轮票的钱都没带。再说在这个狭小的岛上，一个年轻日本女子一身睡衣走来走去不可能不引人注意。也有可能在海里游泳时溺水了。警察找到一直在山那边游泳的德国中年夫妇打听，那对夫妇说无论海上还是来回路上都没见到日本女性。警察保证全力搜查，实际上我想也出了不少力气。但还是一无所获，时间白白过去了。”

敏深深吁了口气，双手掩住下半边脸。

“只好往东京打电话请你前来，因为已经到了我一个人完全无能为力的地步。”

我想象堇一个人在荒山野岭中走来蹿去的身影——一身薄薄的丝绸睡衣，一双沙滩凉鞋。

“睡衣什么颜色？”我问。

“睡衣颜色？”敏神情诧异地反问。

“就是堇失踪时穿的那件睡衣。”

“是啊，什么颜色来着？想不起来。在米兰买的，一次也没上身。什么颜色来着？浅色，浅绿色，非常轻，兜也没带。”

我说：“请再给雅典的领事馆打一次电话，让那边派一个人来岛，无论如何。同时请领事馆跟堇的父母取得联系。知道你心里有负担，但总不能瞒下去吧？”

敏微微点头。

“如你所知，堇多少有点极端，做事有时超出常规，不过不至于瞒着你四天夜不归宿，”我说，“在这个意义上她算是地道的。所以，堇四天都没回来，是有其没回来的缘由的。什么缘由自是不清楚，想必非同一般。也许走路掉进井里，在井里等人搭救。或者硬给人拉走杀了埋起来也未可知，毕竟年轻女子穿一件睡衣深更半夜在山里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总之必须尽快想办法。但今天还是先睡觉吧，明天恐怕又是漫长的一天。”

“堇她，我是说……不能设想在哪里自杀吧？”

我说：“自杀的可能性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假如堇决心自杀，该有留言才是，而不会这样一走了之给你添麻烦。何况她喜欢你，会考虑到剩下来的你的心情和处境的。”

敏抱着双臂注视了一会我的脸：“真的那么认为？”

我点点头：“没错。性格如此。”

“谢谢，这是我最想听到的。”

敏把我领到堇的房间。房间了无装饰，四四方方，恰如巨大的骰子。一张小木床，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一个小立柜带一个装零碎物品的抽屉。桌腿下放一个中号红旅行箱。正面窗口对着山。桌上放着崭新的苹果牌便携式电脑。

“她的东西收拾了，以便你能睡得着。”

剩下我一个人，突然困得不行。时间已近十二点，我脱衣钻进被窝，却又难以入睡，心想直到前几天堇还在这床上睡来着。而且长途旅行的亢奋还如尾音一样留在体内。在这硬板床上，我竟陷入了错觉，恍若自己仍在移行途中。

我在被窝里回想敏那番长话，试图将要点整理排序。但脑袋运转不灵，无法系统考虑问题。算了，明天再说吧。接着，我蓦地想到堇的舌头进入敏口中的情景。这也明天再说好了。遗憾的是并无什么根据表明明天会好于今天。但不管怎样，今天再想也全然无济于事。我闭上眼睛，很快沉入昏睡之中。

10

醒来时，敏正在阳台上摆早餐。八点半，崭新的太阳将崭新的阳光洒满世界。敏和我坐在阳台桌边，望着波光闪闪的大海吃早餐。吃的是烤面包片和鸡蛋，喝的是咖啡。两只白色的鸟从山坡朝海边滑行一般飞去。附近什么地方传来广播声，播音员以希腊语飞快地朗读新闻。

脑袋正中央仍有时差带来的奇妙的麻痹感。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没办法分清现实与恍若现实之间的界线。我正在这个希腊小岛同昨天初次见面的美貌年长女性共进早餐。这女性爱堇，但感觉不到性欲；堇爱这个女性，且能感到性欲；我爱堇，并有性需求；堇虽然喜欢我，但不爱，也感觉不到性欲；我可以在别的匿名女性身上感觉到性欲，但不爱。委实复杂得很，一如存在主义戏剧的剧情。一切都在这里走到尽头，谁都无处可去。别无选择余地。堇独自从舞台上消失了。

敏往我喝空的杯里倒了咖啡。我说谢谢。

“你是喜欢堇的吧？”敏问我，“就是说作为女人。”

我往面包片涂着黄油，轻轻点了下头。面包又凉又硬，要花时间才能扯开。我抬头加上一句：“这恐怕是由不得选择的。”

我们继续默默地吃早餐。广播里新闻播完，传出希腊音乐。有风吹来，九重葛随风摇曳。凝目望去，海湾里跳跃着无数白灿灿的微波细浪。

“反复想了一会，我打算今天尽早去一趟雅典。”敏剥着果皮说，“电话恐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直接找领事馆面谈为好。作为结果，或许把领事馆的人领来这里，也可能等堇的父母到雅典后一起跟来。不管怎样——可以的话——要请你待在这里。一来岛上的警察说不定有事要找，二来堇一晃返回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样相求可以吗？”

我说没关系。

“我这就去警察署问一下搜查经过，然后租只小艇去罗得岛。往返要花时间，所以得在雅典找旅馆住下。也就两三天吧。”

我点点头。

剥完橙皮，敏用餐巾小心地擦拭刀刃。“对了，你可见过堇的双亲？”

我说一次也没见过。

敏长长地——长得如同吹过世界尽头的风——喟叹一声。“那，到底如何解释才好呢？”

我也很理解她的困惑。无法解释的事又能如何解释呢！

我送她去港口。敏拎一个装替换衣服的小旅行包，脚上一双后跟略高些的皮鞋，肩上一个Mila Schön挎包。我和她一同去警察署听了情况。我权且充作偶尔来附近旅行的敏的亲戚。线索依旧是零。“不过放心好了！”他们一脸明朗，“没必要那么担惊受怕。喏，岛上充满和平。当然不是说犯罪绝对没有。有人争风吃醋，有人烂醉如泥，政治上的争吵也是有的，毕竟人的营生，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但那都是窝里斗，过去十五年间，没发生过一次针对外国人的严重犯罪。”

或许果真那样。但若问堇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又无法向他们说明。

“岛的北面有个大钟乳洞，要是稀里糊涂进了那里，怕是很难出来。”他们说，“因为里面迷宫一样复杂。可那里离这儿很远很远，小姐无论如何也走不去的。”

我问有没有海里溺水的可能性。

他们摇头：“这一带没有强大海流。再说这一星期天气还算不错，海也没怎么发脾气，每天都有很多渔民出海捕鱼。万一小姐游泳溺水，肯定有人发现。”

“井怎么样呢？”我问，“不能设想某处有个深井，散步时掉了进去？”

警官摇头：“这岛上谁都没有掘井，因为没那个必要。水到处自动涌出，有几个泉眼从不干涸。何况岩盘那么硬，挖洞谈何容易。”

走出警察署，我对敏说：“可以的话，早上我想去你俩每天都去的山那边的海滩看看。”

她在书报摊买了一张岛的简图，标出路线，提醒说单程要走四十五分钟左右，最好还是穿结实些的鞋。之后她走去码头，半用法语半用英语，很快同开出租艇的人谈妥了租费。

“但愿一切都顺利。”分别时她对我说。但那眼神却另有所语。事情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这点她晓得，我也明白。小艇引擎响起，她左手按帽，向我挥动右手。她乘的小艇在港外消失后，我觉得身上有几个小部件被人拔去了。我绕着港口怅怅地转了一圈，在礼品店买了一副深色太阳镜，然后爬上很陡的石阶，折回别墅。

随着太阳的升高，炎热也在升级。我在游泳衣外套了半袖棉布衫，戴上太阳镜，穿上轻便运动鞋，沿着又窄又险的山路往海滨走去。没戴帽子是一大失策，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爬坡爬不一会儿喉咙便干了。我停下来喝口水，把敏借给的防晒霜涂在脸和胳膊上。路面一层雪白雪白的浮尘，强风一吹便四下飞起。不时同牵驴的村民擦肩而过。他们大声向我寒暄：“卡里妹拉！”我也报以同样的寒暄。发音大致不错，我想。

山上树木茂密，都长得很矮，弯弯曲曲。满是岩石的斜坡上山羊和绵羊神情抑郁地往来走动，颈铃叮叮当当发出声声脆响。照看家畜的主要是小孩儿和老人们。我路过时，他们首先斜眼觑一下，之后像表示什么似的约略扬一下手。我也同样扬手致意。的确，堇不可能独自在这样的地方徘徊。无处藏身，必给别人看见。

海滨不见人影。我脱下半袖衫和游泳衣，赤条条钻入海去。水很舒服，清澈透明。游到海湾后又游了好一段距离。海底的石头都历历可见。海湾入口处停着一只很大的帆船，落下风帆后高耸的桅杆如巨大的节拍器左右摇晃。但甲板上似乎无人。波浪撤退时，只留下卷走无数小石子的抑郁的沙沙声。

游了一阵子，我返回沙滩，赤身裸体躺在浴巾上面，仰望蔚蓝的寥廓长空。海鸟在海湾上方盘旋着搜寻鱼踪虾影，天幕一丝云絮也见不到。躺下大约三十分钟，迷迷糊糊打了个盹。这时间里，海滩上连一个来客都没有。不觉之间，我的心情竟奇异地平静下来。相对于自己孤单单一人来访，这海滩实在太静了，太美了，其中有令人想起某种死亡方式的东西。我穿起衣服，沿同一山路赶往别墅。炎热越来越厉害。我一边机械地移动两腿，一边推测着堇和敏两人走这条路时有何所思何所想。

她们有可能围绕着自己身上的性欲想入非非，就像我同堇在一起时不时考虑自己的性欲一样。我不难想象身旁有敏时堇的心情——她难免在脑海里推出敏的裸体，恨不得一抱为快。那里有期待，有亢奋，有失望，有迷惘，有尴尬，有怯懦。心一忽儿膨胀一忽儿收缩。一切既好像风和日丽，又似乎一片凄迷，最终是一筹莫展。

我爬到山顶，歇口气，喝口水，开始下坡。望得见别墅房顶时，我想起敏的话——来岛后堇开始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写什么。堇到底写什么了呢？对此敏没再说什么，我也没问。不过，堇写的东西里边可能藏有她失踪的线索。自己为什么没意识到这点呢？

回到别墅，我马上去堇的房间，打开便携式电脑，启动硬盘。没发现像样的东西。无非事务性的，且统统与敏的生意有关：此次欧洲之行的开销明细账、通讯录、日程表。她私人性质的一概没有。用“菜单”调出“最近所用文件”，但上面没留下任何记录。大概有意删掉了吧。堇不愿意别人随便看。果真如此，她应把自己写的东西复制在软盘上藏在什么地方。很难认为堇会带着软盘失踪，何况睡衣连兜都没有。

我翻看桌子抽屉。软盘是有几张，但全部是硬盘已有内容的复制，或别的工作资料。没找到大约有意思的东西。我坐在桌前思索：若自己是堇，将把软盘藏于何处？房间狭小，根本不存在足以藏东西的位置。而堇在别人翻看自己所写东西这点上是极为神经质的。

当然是红旅行箱。房间里上锁的只有此箱。

崭新的红旅行箱像空的一样轻，摇晃也没有声响，但四位密码锁是锁着的。我试用堇可能使用的号码：她的生日、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哪个都不灵。理所当然。任何人都猜得出的号码不能用作密码，密码应该是尽管堇熟记于心、却又同她个人资料无关的数字。我沉思良久，忽然心生一念：不妨用国立市即我的市外电话局号一试：0425。锁应声开了。

箱内侧的隔袋里塞有一个黑色小布包。拉开拉链，里边是绿面小日记本和软盘。我先查看日记，是她一如往常的字迹，但上面没有任何有意思的东西：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见了谁，旅馆名称，汽油价格，晚饭食谱，葡萄酒商标名及其味道的倾向，如此而已。而且几乎是把单词枯燥地连在一起，只字未写的空白页不如说更多一些，看来写日记不是堇擅长的事项。

软盘没有名称，标签上只有以堇特有的字体写着的日期：19××年8月。我把软盘塞进电脑打开，菜单上有两个文件，两个都没标题，仅1和2两个编号。

打开文件之前，我缓缓地环视了一遍房间。立柜上挂有堇的上衣，有她的防风镜，有她的意大利语辞典，有护照，抽屉里有她的圆珠笔和自动铅笔。桌前的窗口外面，岩石遍布的徐缓的斜坡伸展开去。邻家院墙上一只极黑的猫在走动。了无装饰的这个四方形房间笼罩在午后的沉寂中。闭上眼睛，耳底还剩有不断冲刷清晨无人沙滩的海涛声。我重新睁开眼睛，这回朝现实世界竖起了耳朵。一无所闻。

双击图标，文件打开了。

11

文件1

“人遭枪击必流血”

现在，我作为说来话长的命运的暂时性归结（命运难道真的存在暂时性以外的归结吗？这是个令人兴味盎然的问题，但这里姑且不谈），置身于这个希腊海岛，一个直到最近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小岛。时间……凌晨四时刚过，当然天还没亮。素洁的山羊们正沉潜在平稳的集约性睡眠中。窗外田野排列的橄榄树将继续吮吸一会儿富有营养的深重的黑暗。月照例有。月犹如闷闷不乐的司祭一般冷冰冰地蹲在屋脊，双手捧出不孕的海。

不管在世界何处，我都最喜欢——较之其他任何时刻——这一时刻。这一时刻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我正伏案写这篇文章。不久将天光破晓，新的太阳将如从母亲腋下（右侧还是左侧呢？）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少顷，足智多谋的敏也将静静睁开双眼。六点我们将做简单的早餐，吃罢翻过后山前往美丽的海岸。在如此一天开始之前，我（挽起袖口）准备把这件事处理完毕。

若不把几封长信计算在内，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纯粹为自己写文章了，所以能否顺利写到最后我完全没有信心。不过回想起来，所谓“顺利写到最后”的信心云云，有生以来岂非一次也不曾有过么！我只是禁不住要写才写的。

为什么禁不住要写呢？原因一清二楚：为了思考什么，首先必须把那个什么诉诸文字。

从小就一直这样。每当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我便一个个拾起脚下散落的语言拼凑成文章。倘若那文章无济于事，便重新分解开来，改拼成另一形式。如此几经反复，自己终于得以像一般人那样思考事物了。对我来说，写文章既不怎么麻烦又非难以忍受，如同别的小孩拾起漂亮石粒和橡籽一般，我则入迷地写文章。我像呼吸一样极为自然地用纸和铅笔一篇接一篇写文章，并且思考。

也许你会说——也许不说——每次思考问题都一一费此周折，得出结论岂不费时间？实际上也花了时间。上小学时周围人就以为我大概“智力滞后”。我没有办法同班上其他孩子同步前进。

这种误差带来的不适应感，小学毕业时已减轻许多。我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让自己同周围环境合拍的方法。但那误差本身在我从大学退学、同正正规规的人断绝往来之前始终挥之不去，犹如草丛中沉默的蛇。

这里姑且列出命题：

我日常性地以文字形式确认自己

是吧？

是的！

这么着，迄今为止我写下了数量相当之多的文章，日常性地——差不多每天。就好像独自一人以极快的速度不屈不挠地割着辽阔牧场上持续疯长的草。今天割这里，明天割那里……而割了一圈返回时草又长回原样，一片葳蕤，沙沙作响。

然而碰上敏后，我就几乎不再写文章了。这是为什么呢？K所讲的创作＝传达之说十分有说服力。就事物的一个侧面来说，此言或许不差。但我觉得又不尽然。呃，要考虑得单纯些，单纯，单纯。

就是说，我恐怕停止思考了——当然是我个人定义上的思考。我像一对重合起来的勺子一样紧紧贴着敏，同她一起被冲往某个地方（应该说是某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而自己又觉得未尝不好。

或者不如说我有必要最大限度地轻装上阵，以便同敏形影不离，就连思考这一基本运作对我都成了不小的负担。总之只能如此。

牧场的草即使长得再高，也已与我无关（哼！）。我只管咕噜一声躺在草丛里，仰望长空，欣赏流移的白云，并将命运托付给白云，将心轻轻交给水灵灵的青草的气息，交给天外来风的低吟。甚至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的区别，对我都已无所谓。

不，不对，那本来对我就是无所谓的，必须叙述得准确些，准确，准确。

回想起来，即使自己知道（以为知道）的事，也是姑且作为不知道的事处理成文章这一形式的——这是我写东西的最初规则。一旦开始认为“啊，此事我知道，用不着特意花时间去写”，那可就寿终正寝了。我大概哪里也去不成。具体说来，假如我认为自己对身边某个人了如指掌、无须一一思考，因而放下心来，我（或者你）就可能被彻底出卖。我们自以为知之甚多的事物的背后，无不潜伏着等量的未知因素。

所谓理解，通常不过是误解的总合。

这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方法（请勿外传）。

“知道”和“不知道”，其实如暹罗双胞胎(1)一样天生难分难解，作为混沌而存在。混沌，混沌。

到底有谁能分辨出海与海的投影呢？或分辨出下雨与凄凉呢？

我就是这样毅然放弃了知与不知的辨析。这是我的出发点。换个想法，也许是糟糕透顶的出发点。不过人们——是的——总是要先从某处出发才行，是吧？这样，势必将一切事物——立意与体裁、主体与客体、原因与结果、我与我的手指节——作为不可辨析之物来把握。说起来，所有粉末都散落在厨房地板上，盐也好胡椒也好面粉也好马铃薯淀粉也好统统混在一起。

我和我的手指节……呃，意识到时，我又坐在电脑前弄响手指节了。戒烟后不久，我又捡起了这个坏毛病。我先咯嘣咯嘣按响右手五指的根部关节，接着咯嘣咯嘣按响左边的。非我自吹，我可以势如破竹地让关节发出极大的声响——空手折断什么东西的脖子时那样的不祥声响。在声音之大这点上，从小学开始就不亚于班上的男孩子。

上大学后不久，K悄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值得赞赏的特技，到一定年龄的女孩子，起码不宜在人前咯咯嘣嘣大按其手指节。那样子，看上去简直成了《来自俄罗斯的爱》里的罗特·雷尼亚。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以前其他任何人都不这样提醒我呢？我觉得言之有理，努力改了这毛病。罗特·雷尼亚我自是喜欢得不行，但给人家那么看我可不干。不料戒烟之后，忽然发觉自己又对着桌子下意识地弄响了手指节。咯嘣咯嘣咯咯嘣嘣。我的名字叫邦德，詹姆斯·邦德。

回到原来的话题。时间不多，没工夫绕弯子。现在顾不得什么罗特·雷尼亚了。没时间玩弄比喻。前面也说了，我身上“知（自以为知）”与“不知”无可回避地同居共处。多数人在两者之间姑且立一屏风，因为那样既舒服又方便，我则索性把那屏风搬走。我不能不那样做，我讨厌什么屏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不过，若允许我再使用一次暹罗双胞胎这个比喻的话，那么就是说她们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并非总是力求相互理解的。莫如说相反情况更多。右手不知左手要做的事，左手不晓得右手想干什么。我们便是这样不知所措、自我迷失……继而与什么冲撞，“嗵”！

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人们若想让“知（自以为知）”与“不知”和平共处，那么必须相应地采取巧妙对策。而所谓对策——是的，是那样的——就是思考。换言之，就是要把自己牢牢联结和固定在哪里。否则，我们势必闯入荒唐的、惩罚性的“冲撞跑道”。

设问。

那么，为了真正做到不思考（躺在原野上悠悠然眼望空中白云，耳听青草拔节的声响）并避免冲撞（“嗵”！），人到底怎么做才好呢？难？不不，纯粹从理论角度说简单得很。C'est simple.(2)做梦！持续做梦！进入梦境，再不出来，永远活在里面。

梦中你不必辨析事物，完全不必。因为那里压根儿不存在界线这个劳什子。故而梦中几乎不发生冲撞，纵然发生也不伴随疼痛。但现实不同。现实满脸凶相。现实、现实。

过去，山姆·佩金柏(3)导演的《野性同伴》上演的时候，一个女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举手提问：“到底有什么理由非描写大量流血不可呢？”提问的声音很严厉。演员亚内斯特·勃格纳因以困惑的神情回答：“记住，小姐，人遭枪击必流血。”电影是越南战争白热化阶段拍摄的。

我中意这句台词。这恐怕是现实的根本。事物若难以区别，那就作为难以区别的事物予以接受，包括流血。枪击和流血。

记住，人遭枪击必流血。

正因如此，我才老是写文章。我在这个领域、这个作为日常性、持续性思考的外沿的无名领域里受孕怀梦——怀上了浮在排斥理解这一铺天盖地势不可挡的羊水之中的、被冠以理解之名的无眼胎儿。我写的小说所以长得无可救药以致无法收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还没有能力支撑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补给线，在技术上或道义上。

但这个不是小说。怎么说好呢，总之仅仅是文章，无须巧妙收尾，我只是出声地思考而已。在这里，我身上没有所谓道义责任之类。我……唔，只是思考罢了。我已有好长时间什么都没思考了，往后一段时间大概也不会思考什么。不过反正此时此刻我在思考，思考到天明。

话虽这么说，却又无法排除每次都如影随形地出现的隐隐约约的疑念。莫非我在向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味倾注时间与精力不成？莫非我提着沉重的水桶马不停蹄地赶往连绵阴雨弄得大家束手无策的场所不成？难道我不应该放弃画蛇添足的努力而单纯地委身于自然的河流？

冲突？冲突指什么？

换个说法。

噢——换个什么说法呢？

有了有了！

与其写这乱七八糟的文章，还不如钻回温暖的被窝想着敏手淫来得地道，不是吗？正是。

我顶顶喜欢敏臀部的曲线，喜欢她雪白雪白的头发。但她的阴毛却同白发恰成对比，乌黑乌黑，形状也无可挑剔。她那黑色小三角裤包裹的臀部也很性感。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和三角裤同样乌黑的T字形毛丛。

但我还是别再想这个了。坚决不想。我要狠狠关上（“咔嚓”）这不着边际的性妄想，集中注意力写这篇文章。要珍惜黎明前这段宝贵时间。决定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的，是别的什么地方别的什么人。而眼下我对那种人毫无兴趣，哪怕一杯麦茶分量的兴趣。

是吧？

是的。

那么，前进！

有人说把梦（不管是实际做的梦还是编造的）写进小说是危险的尝试，尽管能用语言将梦不合理的整合性加以重新构筑的仅限于有天赋的作家。对此我也不表示异议。然而我还是想在这里说梦，说我刚刚做过的梦。我要把那个梦作为关于我自身的一个事实记在这里。我只是忠于职守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同文学性（是的）几乎无关。

说实话，迄今为止我做了好几回与此相似的梦。细节固然各所不一，场所也不一样，但模式大同小异，从梦中醒来所感觉的疼痛的质（包括深度和长度）也大体相同。那里总是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就像夜行列车总是在能见度不好的弯路前拉响汽笛。

堇的梦

（这部分以第三人称记述。因我觉得这样更为准确）

堇为了同很早以前死去的母亲相见而爬上长长的螺旋阶梯。母亲应该在阶梯的最顶端等她。母亲有事告诉堇。那是一个关系到堇日后生存的重大事实，堇无论如何都必须知道。而堇怕见母亲。因为从未见过死者，也不晓得母亲是怎样的人。说不定她对堇怀有敌意或恶意（由于堇无从想象的原因）。但又不能不见。对于堇这是最初也是最后的机会。

阶梯很长。怎么爬也爬不到顶。堇上气不接下气地快步爬个不止。时间不多。母亲不可能在这座建筑物里一直等下去。堇额头大汗淋漓。终于，阶梯到顶了。

阶梯顶端是个宽大的平台。正面被墙挡住，结结实实的石墙。和脸正好一般高的位置开了一个换气孔似的圆洞。洞不大，直径五十厘米左右。堇的母亲憋憋屈屈地堵在洞里，就好像被人脚朝前硬塞进去似的。堇心里明白：规定的时间过去了。

母亲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脸正对这边，仿佛要倾诉什么似的看着堇的脸。堇一眼就看出此人是自己的母亲，是她给了自己生命和肉体。但不知何故，母亲不同于全家合影里的母亲。真正的母亲又漂亮又年轻。堇心想那个人到底不是自己的真母亲，我被父亲骗了。

“妈妈！”堇果断地喊道。感觉上胸中好像开了闸门。然而在堇喊的同时，母亲简直就像被人从对面拉向巨大的真空一般缩进洞内。母亲张开嘴，向堇大声说了句什么，但由于从洞穴空隙泻出的莫名其妙的呼呼风声，话语未能传入堇的耳中。而下一瞬间母亲便被拖入洞内的黑暗，消失不见了。

回头一看，阶梯也不见了。现在四面围着石墙。曾有阶梯的地方出现一扇门，转动球形拉手往里一拉，里面是空的。她位于高塔的顶尖。往下看，高得令人头晕目眩。空中有很多小飞机。飞机是单人座简易飞机，竹子和轻木料做的，谁都造得出来。座位后面有个拳头大小的引擎和螺旋桨。堇大声向眼前飞过的飞行员求救，求他们把自己救出这里，但飞行员们全然不理不睬。

堇认为谁都看不见自己是因为自己穿着这种衣服。她身穿医院里穿的通用白大褂。她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白大褂下面什么也没穿。脱掉的大褂扔到了门外。大褂宛如挣开枷锁的魂灵随风飘摇，遁往远处。同样的风抚摸她的肢体，摇颤着阴毛。不觉之间，刚才周围飞来飞去的小飞机全都化为蜻蜓。空中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蜻蜓。它们硕大的球形眼睛朝所有方向闪闪发光。振翅声如不断加大音量的收音机越来越大，不久变成难以忍受的轰鸣。堇当场蹲下，闭起眼睛，捂住耳朵。

在此醒来。

堇真真切切地记得这场梦的所有细节，甚至可以直接画下来。唯独被吸入黑洞消失的母亲的面容却怎么也无从想起。母亲口中那关键话语也消失在虚幻的空白中。堇在床上死死咬住枕头，哭了一通。

“理发匠不再挖洞”

做完这个梦，我下了一大决心。我那也算勤快的鹤嘴锄终于开始叩击坚硬的岩体，“咚！”我打算向敏明确表示我需求什么。不能让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永远继续下去。我不能像生性懦弱的理发匠那样在后院挖一个半深不浅的洞，悄声表白“敏啊，我爱你”。若那样做，我势必不断失去，所有的黎明和所有的黄昏势必一点点把我劫掠一空。我这一存在不久便将被一片片削入河流，化为“一无所有”。

事物如水晶一般透明。水晶，水晶。

我想抱敏，想被她抱。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再无法付出什么了。现在还为时不晚。为此我必须同敏交合，必须进入她身体内侧。也想请她进入自己身体内侧，如两条贪婪的滑溜溜的蛇。

假如敏不接受我怎么办？

那样，我恐怕只有重新吞下事实。

“记住，人遭枪击必流血。”

必须流血。我必须磨快尖刀，刺入狗的喉咙。

是吧？

是的。

这篇文章是发给自己的邮件。类似回飞镖：抛出，撕裂远处的黑暗，冷却可怜的袋鼠灵魂，不久又飞回我手中。飞回来的回飞镖已不同于抛出去的回飞镖，这点我明白。回飞镖，回飞镖。

(1)　1811年在暹罗（今泰国）诞生的一对连体婴儿。

(2)　法语“这很简单”之意。

(3)　美国电影导演（1925—1984）。

12

文件2

现在是下午二时半。窗外世界如地狱一般烈日炎炎、炫目耀眼。岩石和天空和大海同样白灿灿光闪闪。观望片刻，得知三者已互相吞噬界线，整个成了一片混沌。大凡有意识的存在物已避开凶相毕露的阳光，沉入昏昏欲睡的浓荫。甚至鸟都不飞。好在房子里凉爽宜人。敏在客厅听勃拉姆斯，身穿有细吊带的蓝色夏令长裙，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扎成小小一束。我伏案写这篇文章。

“音乐不妨碍你？”敏问。

“勃拉姆斯倒不碍事。”我这样回答。

我顺着记忆的链条，再现数日前敏在勃艮第那个村庄讲的话。并非易事。她的话时断时续，情节与时间不断交错，孰在前孰在后，孰为因孰为果，有时很难分清。当然这怪不得敏。深深埋入记忆的阴谋的锋利剃刀剜开了她的肉。随着葡萄园上方的启明星的黯然失色，生命之色从她的脸颊退去。

我说服她，让她开口。鼓励、胁迫、哄劝、夸奖、诱惑。我们喝着红葡萄酒一直讲到天明。两人手拉手寻找她记忆的轨迹，分之解之，重新构筑。问题是有的部分她横竖无从想起。一旦踏入那样的场所，她便默然陷入混乱，喝分外多的葡萄酒。危险地带。于是我们放弃进一步探索，小心翼翼离开那里，走向安全区。

说服敏讲出那段往事，起因是我注意到敏的染发。敏非常谨慎，不让周围任何人——除去极个别的例外——觉察到她染发。然而我觉察到了。毕竟长时间旅行，每天朝夕相处，迟早总要看在眼里。也可能敏无意隐瞒。倘要隐瞒，她本应再小心些才是。估计敏认为给我知道也无妨，或者希望我知道（唔，当然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我开门见山地问她。我性格如此，没办法不开门见山。有多少白发？什么时候开始染的？十四年了，她说，十四年前白得一根不剩。我问得什么病了不成，敏说不是的，是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头发全白了，一夜之间。

我求她、恳求她讲给我听。我说凡是关于你的，什么都想知道，我也毫无保留地什么都告诉你。但敏静静地摇头。迄今为止她对谁都没讲过，甚至对丈夫都没告以实情。十四年时间里她始终独自怀揣这个秘密。

但归根结蒂，我们就那件事一直谈到了天明。我说服敏：任何事情都应有讲出的时候，否则那个秘密将永远囚禁人的心。

我这么一说，敏像眺望远方风景似的看着我。她眸子里有什么浮上来，又缓缓沉下。她开口道：“跟你说，我这方面没有任何要清算的，要清算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不懂敏真正的意思，遂坦率地说我不懂。

敏说：“如果我跟你说了，以后势必你我共有那件事，是吧？而我不知道这究竟对还是不对。一旦我在此揭开箱盖，你也有可能被包括其中。这难道是你所追求的？难道你想知道我无论付出多大牺牲都要忘得利利索索的东西？”

是的，我说，无论什么事，我都想与你共有，希望你什么都别隐瞒。

敏啜了口葡萄酒，合上眼睛。一种时间松缓开来般的沉默。她犹豫不决。

但最终她讲了起来。一点点、一缕缕地。有的东西随即启步，有的则永驻不动，落差种种样样。某种情况下落差本身即已带有意味，我必须作为讲述者小心翼翼地拾在一处。

摩天轮历险记

那年夏天，敏在瑞士靠近法国边境的一座小镇上一个人生活。她二十五岁，在巴黎学钢琴。来小镇是为了谈一桩父亲委托的生意。生意本身很简单，同对方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吃顿晚饭签个字就完了。但她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小镇。镇小巧、洁净、优美。有湖，湖旁有中世纪城堡。她打算在小镇生活一段时间。附近村里还有夏季音乐节，可以每天租车前往。

碰巧一座短期出租的带家具公寓有个房间空着。公寓不大，蛮漂亮，建在镇边缘一座山丘上，给人的感觉不错。附近还有可以练钢琴的场所。租金固然不便宜，但不足部分求求父亲总可以解决。

于是敏在这小镇开始了临时然而怡然自得的生活。参加音乐节，在附近散步，认识了几个人，发现了可心的餐馆和咖啡馆。住处窗外可以望见镇郊的游乐园。游乐园有大大的摩天轮，五颜六色的小车厢挂在令人联想起命运的大轮子上，慢悠悠地在空中旋转，升到一定高度后开始下降。摩天轮哪里也到达不了，无非爬完高又返回罢了，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感。

到了晚上，摩天轮亮起无数灯光。游乐园关门、摩天轮停止转动后，依然灯火辉煌。大概一直灿灿然亮到天明，仿佛同天上的星斗一比高低。敏坐在窗边椅子上，边听收音机音乐边痴痴地看摩天轮上上下下（或其如纪念碑一般静止不动的身姿）。

她在镇上认识一个男人。此人五十光景，长相英俊，拉丁血统，身材颀长，鼻形漂亮且富有特征，胡须又直又黑。他在咖啡馆向她打招呼，问她从哪里来，她回答从日本来。两人开始交谈。男人说他名字叫菲尔迪纳德，生于巴塞罗那，五年前开始在小镇上从事家具设计。

他谈笑风生。聊罢两人分别。两天后又在咖啡馆碰上。敏得知他离婚独身。他说离开西班牙是想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敏意识到自己对此人没什么好印象，感到对方在需求自己的肉体，嗅出了性欲味儿。这使她不寒而栗，不再去咖啡馆。

然而自那以来她经常在镇上见到菲尔迪纳德，就好像对方跟踪自己似的。也许是她神经过敏。镇子小，时不时碰上谁并非什么不自然的事。每次看见敏他都动人地一笑，热情打招呼，敏也寒暄一句。但敏开始一点点感到焦躁，掺杂着不安的焦躁。她开始觉得自己在小镇的平静生活受到了这个名叫菲尔迪纳德的男人的威胁。它如同乐章刚开始时出现的象征性地提示的不协调音，给她风平浪静的夏日带来了不祥的预感。

可是菲尔迪纳德的出现不过是全部预感的一小部分。生活了十天后，她开始对镇上的整个生活产生了某种闭塞感。诚然，镇子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却又总让人觉得它未免目光短浅、自鸣得意。人们诚然亲切友善，但她已开始觉察出其中有一种眼睛看不见的对东方人的歧视。餐馆里的葡萄酒有奇妙的余味。买的蔬菜有虫子。音乐节的演奏每一场都无精打采。她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最初觉得开心的公寓也显得土里土气、俗不可耐。一切都失去了其最初的绚丽，不祥感迅速膨胀，而她又无以逃避。

夜里电话铃响，她伸手拿起听筒。一声“哈啰”，旋即挂断，连续数次。她猜想是菲尔迪纳德，但无证据。问题首先是他怎么晓得电话号码的呢？老式电话机，线又拔不掉。敏辗转反侧，开始吃安眠药，食欲顿消。

她想尽早离开这里。却又不知何故，无法从这小镇顺利脱身。她找了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房租付了一个月，音乐节的联票也买了，她在巴黎的宿舍暑假期间也临时租了出去。事到如今，已后退不得——她这样劝说自己。再说实际上也没发生什么，又不是具体遭遇了什么，或有人找别扭。可能是自己对很多事过于神经质了。

敏一如往常在附近小餐馆吃晚饭，那是来小镇两周后的事。吃完饭，她想呼吸一下夜晚的空气——已好久没呼吸了，便用了很长时间散步。她一面想事一面随便走街串巷。注意到时，已经站在游乐园入口了——那个有摩天轮的游乐园。喧闹的音乐，高声的呼唤，小孩子的欢笑。游客大多是一家老小或当地的年轻情侣。敏想起小时父亲领自己进游乐园时的情景，还记得一起坐“咖啡杯”时嗅到的父亲粗花呢上衣的气味。坐“咖啡杯”的时间里，她一直扑在父亲的外衣袖上。那气味是遥远的大人世界的标识，对年幼的敏来说是无忧无虑的象征。她很怀念父亲。

为了消闲解闷，她买了张票走进游乐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房子、各种各样的摊台。有气枪射击台，有耍蛇表演，有算命铺。眼前摆着水晶球的大块头女人扬手招呼敏：“Mademoiselle(1)，请这边来。可得注意哟，您的命运就要大转弯了。”敏笑着走过。

敏买了一支冰糕，坐在长椅上，边吃边打量来往行人。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心位于远离人们喧嚣声的地方。一个男子走来用德语搭话，三十岁光景，金发，小个头，上唇蓄须，样子很适合穿制服。她摇头微笑，露出手表，用法语说正在等人。她发觉自己的说话声比平时又高又干。男子再没说什么，羞赧地一笑，敬礼似的扬手走开。

敏站起身，开始漫无目的地走动。有人投镖，气球破裂。熊扑通扑通跳舞。手风琴弹奏《蓝色的多瑙河》。一抬头，摩天轮正在缓缓转动。对了，坐摩天轮好了，她有了主意，从空中飞车看自己住的公寓——和平时相反。幸好挎包里装着小望远镜。本来是为了在音乐节上从远处草坪席看舞台的，一直带在身上没有取出。虽然又小又轻，但性能不错，应该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房间。

她在摩天轮前面的售票亭买票。“Mademoiselle，差不多到时间了。”售票的老人对她说。老人就好像自言自语似的眼朝下嘟囔着，随即摇了下头，“眼看就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圈，转完就完了。”他下巴留着白须，白里带着烟熏色，“咳咳咳”地咳嗽，脸颊红红的，像长期经受过北风。

“没关系，一圈足够了。”说着，她买了票，走上站台。看情形摩天轮乘客只她一人。目力所及，哪个小车厢都没有人。那么多空车厢徒然地在空中旋转，仿佛世界本身正接近虎头蛇尾的结局。

她跨进红色车厢，在椅上坐定，刚才那位老人走来关门，从外面锁好，大概为安全起见吧。摩天轮像老龄动物似的开始“咔嗒咔嗒”晃动身子爬高。周围密麻麻乱糟糟的招揽生意的小房子在眼底下变小，街上的灯火随之浮上夜幕。左侧湖水在望。湖上漂浮的游艇也亮起灯光，优雅地倒映在水面。远处山坡点缀着村庄灯火。美景静静地勒紧她的胸。

镇郊山丘她住的那一带出现了。敏调整望远镜焦点，寻找自己的公寓。但不容易找见，车厢节节攀升，接近最高点。要抓紧才行！她拼命上下左右移动望远镜的视野，搜寻那座建筑物，无奈镇上类似的建筑物太多了。车厢很快转到顶端，无可挽回地开始下降。终于，她发现了要找的建筑物：是它！然而窗口数量比她想的多。很多人推开窗扇，纳入夏夜凉气。她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移动望远镜，总算找到三楼右数第二个房间。可此时车厢已接近地面，视线被别的建筑物挡住。可惜！差一点就可窥见自己房间了！

车厢临近地面站台，缓缓地。她开门准备下车，却推不开。她想起来，已从外侧锁住了，遂用眼睛搜寻售票亭里的老人。老人不在，哪里都没有。售票亭里的灯也已熄了。她想大声招呼谁，但找不到可以招呼的人。车厢重新爬升。一塌糊涂！她叹了口气，莫名其妙！老人肯定上厕所或去别的什么地方，错过了她返回的时间，只好再转一圈返回。

不过也好，敏想，老人的糊涂使自己得以多转一圈。她下定决心，这回可要找准自己的公寓！她双手紧握望远镜，脸探出窗外。由于大致方位已心中有数，这回没费事就找出了自己房间。窗开着，里面灯也亮着（她不愿意回黑房间，而且打算吃罢晚饭就回去）。

用望远镜从远处看自己住的房间，也真有些奇妙，甚至有一种愧疚感，就好像偷窥自己本身似的。但自己不在那里，理所当然。茶几上有电话机，可能的话，真想给那里打个电话。桌上放着没写完的信。敏想从这里看信，当然看不清楚。

不久，车厢越过高空，开始下降。不料刚下降一点点，车厢突然“咣啷”一声停止了。她的肩猛然撞到车厢壁上，望远镜险些掉下。驱动飞车巨轮的马达声戛然而止，不自然的寂静包笼四周。刚才还作为背景音乐传来的喧闹的乐曲声已然消失，地面小房子的灯光差不多熄尽。她侧耳倾听：微微的风声。此外一无所闻。是声皆无。无呼唤声，无小孩的欢笑声。起始她完全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很快明白过来：自己被丢弃在了这里。

她从半开的窗探出上身，再次下望。原来自己已凌空高悬。她想大声喊叫，叫人救助。但传不到任何人耳畔，不试即已了然。离地面太远，且她的声音绝不算大。

老人跑去哪里了呢？一定在喝酒，敏猜想，那脸色、那喘息、那嘶哑的嗓音——没错儿！他喝得大醉，完全忘了还有人在车上，关了机，此时正在哪个酒馆大喝啤酒或杜松子酒，醉上加醉，记忆愈发荡然无存。敏咬紧嘴唇，估计要等到明天白天才能脱身，或者傍晚？她不晓得游乐园几点开门。

虽说时值盛夏，但瑞士的夜晚还是凉的。敏穿得很少，薄衬衫加布短裙。风开始吹来。她再次从窗口探身俯视地面。灯光数量较刚才明显减少了，看来游乐园的工作人员已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了。不过，也该有人留下值班才是。她深深吸一口气，一咬牙喊道：“来人啊！”喊罢细听。如此重复数次，仍无反应。

她从挎包里掏出手册，用圆珠笔写上法语：“我关在游乐园摩天轮里，请帮助我。”然后从窗口扔出。纸片乘风飞去。风往镇那边吹，碰巧可以落在镇上。但即使有谁拾起纸片看了，他（或她）怕也难以相信。于是她在第二页加写了姓名住址，这样应该有可信性，人们会认真对待，而不当作玩笑或恶作剧。她把手册撕去一半，一页一页抛往风中。

随后敏忽然心生一计，从挎包里掏出钱夹，取出里面的东西，只留一张十法郎纸币，将纸条塞入其中：“您头上的摩天轮里关着一名女性，请给予帮助。”之后把钱夹投下去，钱夹朝地面笔直落下，但看不到落于何处，落地声也听不见。放零币的钱包也同样塞入纸条投了下去。

敏看表：时针指在十时半。她确认挎包里还有什么：简单的化妆品和小镜、护照、太阳镜、租车和房间的钥匙、用来削果皮的军用小刀、小玻璃纸装的三块咸饼干、法文软皮书。晚饭吃过了，到明天早上还不至于饿肚子。凉风习习，不至于怎么口渴。所幸尚未感到小便的必要。

她坐在塑料椅上，头靠车厢壁，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想也没用的事：干吗来游乐园坐这哪家子的摩天轮呢？走出餐馆直接回房间好了！那样，此刻应该正悠悠然泡温水澡，之后上床看书，跟往日一样。干吗没那么做呢？他们干吗非得雇用这个昏头昏脑的酒精中毒老人呢？

风吹得摩天轮吱扭作响。她想关窗挡风，然而以她的力气全然拉不动窗扇。敏只好作罢，坐在地板上。她后悔没带对襟毛衣。出门时还犹豫来着，要不要在衬衫外披一件薄些的对襟毛衣，但夏夜看上去非常宜人，再说餐馆离她住处不过三条街远，何况当时压根儿没考虑散步去什么游乐园，坐什么摩天轮。总之全乱了套。

为了使心情放松下来，她把手表、纤细的银手镯、贝壳形耳环摘下收进挎包，然后蹲似的蜷缩在车厢角落，打算一觉睡到天亮——如果能睡的话。但当然没那么容易。又冷又怕。风时而猛烈吹来，车厢摇来摆去。她闭起眼睛，手指在虚拟的键盘上轻轻移动，试着弹奏莫扎特的C小调奏鸣曲。倒也没什么特殊原因，她至今仍完整地记得小时弹过的这支曲。但舒缓的第二乐章还没弹完，脑袋便晕乎起来。她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应该睡得不长。倏然睁开眼睛，一瞬间她搞不清置身何处。随后记忆慢慢复苏。是的，自己被关在游乐园摩天轮的车厢里。从挎包里取出表看，十二点过了。敏在地板上缓慢起身。由于睡姿不自然，全身关节作痛。她打了几个哈欠，伸腰，揉手腕。

没办法马上接着睡。为了分散注意力，她从挎包里取出没看完的软皮书，继续往下看。书是从镇上书店里买的新出的侦探小说。幸好车厢灯通宵开着。但慢慢看了几页，她发觉书里的内容根本进不了脑袋。两只眼睛逐行追击，意识却在别处彷徨。

敏只好合上书，扬头观望夜空。薄云迷离，不见星影，月牙也若隐若现。灯光把她的面孔格外清晰地照在车厢玻璃上。敏已好久没好好注视自己的脸了。“这也总要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打起精神！事后提起不过笑话罢了——在瑞士游乐园的摩天轮里整整关了一夜。”

然而这没有成为笑话。真正的故事由此开始。

* * *

过了片刻，敏拿起望远镜，再次往公寓自己房间望去。与刚才毫无二致。理所当然，她想。随即独自微笑。

她的视线往公寓其他窗口扫去。午夜已过，多数人已入梦乡，窗口大半黑着。也有几个人没睡，房间里开着灯。楼层低的人小心拉合窗帘，但高层的无须顾忌别人的目光，开着窗纳入夜间凉风。各自的生活场景在里面静悄悄或明晃晃地展开（有谁会想到深更半夜有人手拿望远镜藏在空中飞车里呢），不过敏对窥视别人的私生活情景不大感兴趣。相比之下，更想看的是自己那空荡荡的房间。

她迅速转了一圈，把视线收回自己房间窗口，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卧室窗口出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不用说，一开始她以为自己看错房间了。她上下左右移动望远镜，然而那的确是自己房间。家具也好瓶里的花也好墙上挂的画也好，都一模一样。并且那男人是菲尔迪纳德。没错，是那个菲尔迪纳德。他一丝不挂地坐在她床上，胸腹布满黑毛，长长的阳物如昏迷不醒的什么动物一般垂头丧气搭在那里。

那家伙在自己房间到底干什么呢？她额头津津地沁出汗来。怎么会进到自己房间去呢？敏摸不着头脑。她气恼、困惑。接下去又出现一个女的。女的身穿白色半袖衫和蓝色布短裙。女的？敏抓紧望远镜，凝目细看：是敏本人。

敏什么都思考不成了。自己在这里用望远镜看自己房间，房间里却有自己本人。敏左一次右一次对准望远镜焦点，但无论怎么看都是她本人。身上的衣服同她现在身上的一样。菲尔迪纳德抱起她，抱到床上，一边吻她一边温柔地脱房间里的敏的衣服。脱去衬衫，解开乳罩，拉掉短裙，一面把嘴唇贴在她脖颈上，一面用手心包笼似的爱抚乳房。爱抚了好一阵子。然后一只手扒去她的三角裤。三角裤也和她现在穿的完全一样。敏大气不敢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注意到时，菲尔迪纳德的阳物已经勃起，棍一样坚挺。阳物非常之大，她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他拉起敏的手，让她握住。他从上到下爱抚、吻舔敏的肢体。花时间慢慢做。她（房间中的敏）并不反抗，而任其爱抚，似乎在享受肉欲的快乐。还不时伸出手，爱抚菲尔迪纳德的阳物和睾丸，并把自己的身体毫不吝惜地在他面前打开。

敏无法把眼睛从那异乎寻常的场面移开。心情糟糕透顶，喉咙火烧火燎，吞唾液都困难，阵阵作呕。一切都如中世纪某种寓意画一般夸张得十分怪诞，充满恶意。敏心想，他们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他们明明知道我在看。可是敏又无法把视线移开。

空白。

往下发生什么来着？

往下的事敏不记得了，记忆在此中断。

想不起来，敏说。她两手捂脸，平静地说道。我所明白的，只是厌恶至极这一点。我在这边，而另一个自己在那边。他、那个菲尔迪纳德对那边的我做了大凡能做的一切。

一切？什么一切？

我想不起来，总之就是一切。他把我囚禁在摩天轮的车厢内，对那边的我为所欲为。对性爱我并不怀有恐怖心理，尽情享受性爱的时期也有过。但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那个。那是纯粹以玷污我为目的的无谓的淫秽行径。菲尔迪纳德施尽所有技巧，用粗大的手指和粗大的阳物玷污（而那边的我却全然不以为意）我这一存在。最后，那甚至连菲尔迪纳德也不再是了。

甚至不是菲尔迪纳德了？我看着敏的脸。不是菲尔迪纳德又能是谁呢？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总之最后不再是菲尔迪纳德了。或者一开始便不是菲尔迪纳德也未可知。

苏醒过来时已在医院病床上了。光身穿着医院的白大褂，身体所有关节无不作痛。医生对她说：一大早游乐园工作人员发现她投下的钱夹，得知情况。车厢转下，叫来救护车。车厢中的敏已失去知觉，身体对折似的躺着。大约受到强烈的精神打击，瞳孔无正常反应。臂和脸有不少擦伤，衬衫有血迹。于是被拉来医院接受治疗。谁也不晓得她是如何负伤的。但伤都不深，不至于留下伤疤。警察把开摩天轮的老人带走。老人根本不记得闭园时敏还在摩天轮车厢里。

翌日当地警察署的人来医院问她，她未能很好回答。他们对照着看她护照上的照片和她的脸，蹙起眉头，现出仿佛误吞了什么东西的奇异神情，然后客气地问她：“Mademoiselle，恕我们冒昧，您的年龄真是二十五岁吗？”“是的，”她说，“就是护照上写的年龄。”她不理解他们何以明知故问。

但稍后她去卫生间洗脸，看到镜中自己的脸时才恍然大悟：头发一根不剩地白了，白得如刚刚落地的雪。一开始她还以为镜里照的是别人的脸，不由回头去看。但谁也没有，卫生间有的唯敏自己。再一次往镜里看，才明白里边的白发女就是她本人。敏旋即晕倒在地。

* * *

敏失去了。

“我剩在这边。但另一个我，或者说半个我已去了那边。带着我的黑发、我的性欲、月经和排卵，恐怕还带着我的求生意志，去了那边。剩下的一半是在这里的我。我始终有这种感觉。在瑞士那个小镇的摩天轮中，我这个人由于某种缘由被彻底一分为二。也可能类似某种交易。不过，并非有什么被夺走了，而应该是完整地存在于那边。这我知道。我们仅仅被一块镜片隔开罢了。但我无论如何都穿不过那一玻璃之隔，永远。”

敏轻咬指甲。

“当然这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吧？我们说不定迟早有一天在哪里相会，重新合为一体。但这里边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我已经无法判断镜子哪一侧的形象是我这个人的真实面目。比如说，所谓真正的我是接受菲尔迪纳德的我呢，还是厌恶菲尔迪纳德的我呢？我没有信心能再一次吞下这种混沌。”

暑假结束后敏也没返回学校，她中止了留学，直接返回日本。手指再未碰过键盘。产生音乐的动力已离她而去。翌年父亲病故，她接手经营公司。

“不能弹钢琴对我确是精神打击，但并不觉得惋惜。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迟早会这样。弹也好不弹也好，”说到这里，敏淡然一笑，“反正这个世界到处是钢琴手。世界上若有二十个第一线拔尖钢琴手，也就基本够用了。去唱片店随便查找一下——《华伦斯坦》(2)也好《克莱斯勒曲集》(3)也好什么都好——你就明白了，一来古典音乐曲目有限，二来CD架也有限。对于世界音乐产业来说，第一线有二十名一流钢琴手足矣。我消失了谁也不受影响。”

敏在眼前摊开十指，又翻过来，反复几次，似乎在重新确认记忆。

“来法国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发觉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功底显然不如我而又没有我勤奋的人，却比我更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参加音乐比赛也次次都在最后阶段败在那些人手下。最初我以为哪里出了错，但同样情况一再出现。这弄得我焦躁不安，甚至气恼起来，认为这不公正。后来我慢慢看出来了：我身上缺少什么，缺少某种宝贵东西。怎么说好呢，大约是演奏感人音乐所必不可少的作为人的深度吧。在日本时我没觉察到。在日本我没败给任何人，也没时间对自己的演奏产生疑问。但巴黎有很多才华出众的人，在他们的包围中我终于明白过来，明明白白，就好像太阳升高、地面雾霭散尽一样。”

敏喟然叹息，抬起脸微微一笑。

“我从小就喜欢为自己——同周围无关——制定个人守则，按守则行事。自立心强，一丝不苟。我生在日本，上日本的学校，同日本朋友交往。所以尽管心情上完全是日本人，但国籍上仍是外国人。对我来说，日本这个国家在技术意义上终归属于外国。父母并不啰啰嗦嗦说什么，但有一点从小就往我脑袋里灌输——‘在这里你是外国人！’于是我开始认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必须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变成强者。”

敏以沉稳的语声继续道：

“变强本身并不是坏事，当然。但如今想来，我太习惯于自己是强者这点了，而不想去理解众多的弱者。太习惯于幸运了，而不想去理解偏巧不幸的人们。太习惯于健康了，而不想去理解不巧不健康的人的痛苦。每当见到凡事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人，就认为无非是其本人努力不够造成的，将常发牢骚的人基本看成是懒汉。当时我的人生观，虽然牢固而又讲究实际，但缺乏广博的温情与爱心，而周围没有任何人提醒我注意我这一点。

“十七岁时不再是处女了，那以后同数量绝不算少的人睡过。男朋友也很多。一旦闹成那种气氛，同不怎么熟悉的人睡觉的时候也是有的。但一次也没爱过——打心眼里爱过——哪个人。老实说，没有那个闲工夫。总之满脑袋都是当一流钢琴手的念头，绕道和顺路之类从没考虑过。而意识到自己的空白——缺少什么的空白时，早已经晚了。”

她再次在眼前摊开双手，沉思片刻。

“在这个意义上，十四年前在瑞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我本身制造出来的，我时常这样想。”

二十九岁时敏结婚了。她全然感觉不到性欲。自瑞士事件以来，她不能同任何人发生肉体关系。她身上有什么永远消失了。她向他说了这一点，没有隐瞒。告诉他因此自己不能同任何人结婚。但他爱敏，即使不能有肉体关系，可能的话也还是想同她分担人生。敏找不出理由拒绝这一提议。敏从小就认识他，对他始终怀有不急不火的好感。什么形式另当别论，作为共同生活的伴侣，除了他还真想不出别人。而且就现实情况说来，结婚这一形式在公司经营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敏说：

“虽然同丈夫只是周末见面，但基本上相处得不错。我们像朋友一样要好，可以作为生活伴侣共度愉快时光。有很多话说，人品上也相互信赖。至于他是在哪里怎样处理性需求的，我自是不晓得，但那对我并不成问题。反正我们之间是没有性关系，相互接触身体都没有。是觉得对不起他，可我不愿碰他的身体，只是不愿意碰。”

敏说累了，双手静静地捂住脸。窗外已经大亮。

“我曾经活过，现在也这样活着，切切实实在跟你面对面说话。但这里的我不是真正的我。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以往的我的影子而已。你真正地活着，而我不是。这么跟你说话，传来我耳朵里的也不过是自己语音的空洞的回响罢了。”

我默默地搂住敏的肩。我找不出应说的话语，一动不动地久久搂着她的肩。

我爱敏，不用说，是爱这一侧的敏。但也同样爱位于那一侧的敏。这种感觉很强烈。每当想起这点，我身上就感到有一种自己本身被分割开来的“吱吱”声。敏的被分割就好像是作为我的被分割而投影、而降临下来的。我实在是无可选择。

此外还有一个疑问：假如敏现在所在的这一侧不是本来的实像世界的话（即这一侧便是那一侧的话），那么，同时被紧密地包含于此、存在于此的这个我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意为“小姐”。法语中对未婚女性的尊称。

(2)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C大调奏鸣曲OP.53。

(3)　舒曼的钢琴幻想曲，C大调幻想曲OP.16。

13

两个文件我分别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得快，第二遍很慢，每个细小部分都不放过，我将其深深印入脑海。两个都无疑是堇写下的，字里行间处处可找见唯独她才使用的富于个性特征的词句和表达方式。其中荡漾的氛围同堇以往的多少有所不同，有一种她以前文章中没有的自控，一种后退一步的视线，但出自她笔下这一点则毋庸置疑。

迟疑片刻，我把这张软盘放进自己拎包的隔袋里。倘堇顺利返回，放回原处即可。问题是她不回来时怎么办。那时势必有人整理她的东西，发现这张软盘。无论如何，我不想让软盘里的文章暴露在他人眼前。

看罢堇的文章，我无法在房间里老实待下去了。我换上新衬衫，离开别墅，走下石阶，来到镇里。我在港口前面一家银行将旅行支票兑换出一百美元，去书报摊买了一份对开英文报纸，在咖啡馆的阳伞下看了起来。我招呼昏昏欲睡的男侍，要了柠檬水和奶酪烤面包片，他用短铅笔慢慢写在订单上。男侍那白衬衫的背部渗出一大片汗渍，形状极有现实感，仿佛在申诉什么。

半机械地大致看罢报纸，我转而呆呆打量午后港口的景致。一只瘦瘦的黑狗不知从哪里跑来，“哼哧哼哧”来我脚前嗅了嗅，然后像对一切都了无兴趣，跑走不见了。人们在各自的场所打发慵懒的下午。多少算是真正动弹的仅有咖啡馆的男侍和狗，但两者也不知什么时候停顿下来了。书报摊刚才卖给我报纸的老人在阳伞下的一把椅子上大大地叉开双腿睡了过去。广场正中那位被穿刺而死的英雄的铜像，一如既往地任凭日光晒着脊背，毫无怨言。

我用冰镇柠檬水冷却手心和额头，开始思索堇的文章同她的失踪之间或许存在的关联性。

堇远离写作已有很长时间了。自从婚宴上遇到敏以来，她就失去了写作欲望。然而她居然在这希腊海岛上几乎同时写了这两篇文章。就算写的速度再快，写出这许多篇幅也是需要集中相当时间和精力的——有什么东西强烈刺激了堇，使她爬起来坐在桌前。

而那究竟是什么呢？再缩小焦距，两篇文章之间假如有交叉主题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扬起脸，望着码头上蹲成一排的海鸟沉思起来。

可这世界也太热了，没办法思考复杂事物。何况我已心乱如麻，一身疲惫。但我仍力图重新整编残兵败将——一无战鼓二无号角，将残存的注意力收归在一处。我端正意识的姿势，继续思考。

“较之别人脑袋思考的大，自己脑袋里思考的小更重要。”我低声说出口来。这是我经常在教室里说给孩子们听的。果真如此吗？嘴上说来容易。其实哪怕事情再小，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起来也是十分艰巨的。或者不如说事情越小，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越困难，尤其是在远离自己擅长领域的情况下。

堇的梦。敏的分裂。

两个不同的世界——良久，我忽然想道。而这正是两个“文件”的共通要素。

‹文件1›

这里主要讲的是堇那天夜里做的梦。她沿着长长的阶梯去见她死去的母亲，不料她赶到时母亲已经遁往那一侧。而堇对此无能为力，以致在无处可去的塔尖被异界存在物所包围。同一套数的梦境堇此前不知见过多少次。

‹文件2›

这里写的是敏十四年前体验的匪夷所思的事件。敏在瑞士一座小镇游乐园的空中飞车里被关了一个晚上，用望远镜窥看自己房间中的另一个自己。Doppelgänger(1)。这一体验破坏了敏这个人（或使其破坏性表面化）。依敏本人的说法，她被一面镜子隔成两个。堇说服了敏，促使她讲出，并将其整理成文。

两篇文章共同的主题，显然是“这一侧”同“另一侧”的关系，是二者的互换。想必是这点引起了堇的关注，所以她才坐在桌前，花很长时间写下这许多文字。借用堇的说法，她是想通过写下这些来思考什么。

男侍撤下烤面包片盘子，我请他再来一杯柠檬水，多加些冰。我啜一口端来的柠檬水，再次用杯子冷却额头。

“假如敏不接受我怎么办？”堇在第一篇文章最后写道。“那样，我恐怕只有重新吞下事实。必须流血。我必须磨快尖刀，刺入狗的喉咙。”

堇想表达什么呢？莫非暗示自杀？我不这么认为。我未能从中捕捉到死的气息。其中的感觉是向前的，有一种将计就计的意志。狗也罢血也罢，终究不过是比喻——如同我在井头公园长椅上向她说的那样。它意味着以巫咒形式赋予生命。我是作为比喻（使故事获得魔术性的过程的比喻）来讲那个中国城门的。

必须从哪里刺入狗的喉咙。

哪里？

我的思考撞上坚壁，再也前进不得。

堇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她该去的场所在岛上什么地方呢？

堇掉入某个人迹罕至的井一般深的场所，在那里等人搭救——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样的图像从脑袋里赶走。她大概受伤了，又饥又渴又孤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但是，警察们明确说过岛上一口井都不存在，也没听说镇郊有那样的洞穴。“岛非常非常小，一个洞一口井，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想必那样。

我一狠心做了一个假设：

堇去那一侧了。

这样很多事情就不难解释。堇穿过镜子去那一侧了，恐怕到那一侧见敏去了。既然这一侧的敏无法接受她，那么势必那样。不是吗？

她写道——我捋出记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冲撞呢？理论上很简单，那就是做梦，持续做梦。进入梦境再不出来，永远活在那里。”

疑问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如何才能去那里呢？

理论上很简单，但无法具体说明。

于是我折回原地。

我想东京，想我住的宿舍、我任职的学校，想我偷偷扔在火车站垃圾箱里的厨房生湿垃圾。离开日本不过两天，感觉上却完全成了另一世界。还有一星期新学期就开始了。我想象自己站在三十五名孩子面前的身姿。远远离开后，觉得自己职业性地向别人讲授什么这件事似乎非常奇妙、非常悖乎事理，即便对方是十来岁的儿童。

我摘下太阳镜，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戴上太阳镜，眼望海鸟。

我考虑堇，考虑搬家时在她身旁体验到的无可遏止的勃起。那是从未有过的急剧而坚硬的勃起，就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要胀裂似的。我那时是在想象中——大约是堇所说的“梦之世界”——同她交合，但那感触在自己记忆中却比同其他女性的现实交合还要真切得多。

我用杯里剩下的柠檬水把口中存留的食物残渣冲下喉咙。

我重新返回“假设”，并试着把假设向前推进一步。堇在某处顺利找到了出口，我这样单纯地假定道。至于那是何种出口和堇是如何发现的，则无由得知。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后面。但不妨将它作为一扇门。我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具体情景。门是普普通通的墙壁上的普普通通的门，堇在某处发现了那个门，伸手转动球形拉手，毫不费事地直接穿过——从这一侧走去那一侧，身上就那么一件薄绸睡衣、一双沙滩凉鞋。

门另一侧什么光景我想象不出。门关上了，堇一去不复返。

回到别墅，用电冰箱里的东西做了简单的晚饭：西红柿拌罗勒(2)的面、色拉、阿姆斯特尔啤酒。之后坐在阳台上，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或者全然不思不想。谁也没打电话来。雅典的敏想必正设法同这里联系。岛上的电话很难寄予希望。

天空的蓝和昨天同样一刻又一刻地增加其深度，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上打孔。爬上斜坡的风轻轻摇颤扶桑树的花。突堤前端矗立的无人灯塔闪烁着颇有怀古情调的光。人们牵驴缓缓走下坡路，高声交谈，那声音忽儿近前忽儿远去。我静静感受着——莫如说将其作为常规景致——这异国风情。

电话最终没有打来。堇也没有出现。时间静谧而徐缓地流逝，夜色兀自加深。我把堇房间里的音乐磁带拿来几盒，放进客厅的音响装置。其中一盒是莫扎特的歌曲集，标签上是堇的字迹：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与沃尔特·季赛金（p）。对古典音乐我不大熟悉，但当即听出这音乐很美。演唱风格不无古朴，但一如阅读别具一格而优美流畅的名篇佳构，有一种脊背自然挺直的愉悦感。钢琴手与歌手那一推一拉、一拉一推的细腻微妙的节奏配合，将两人栩栩如生地再现眼前。里边的乐曲恐怕哪一支都是“堇”的。我将身体缩进沙发，合起双眼，同堇共享这盘音乐。

音乐声使我醒来。声音并不大，听来非常远，时闻时不闻的。但那回响如看不到脸的水手缓缓拉起沉入夜海的锚一般，一点一点、然而切切实实地将我唤醒。我在床上坐起，把头靠近开着的窗口侧耳谛听。是音乐无疑。枕边闹钟的时针划过一点。到底谁在这种时候高奏音乐呢？

我提上长裤，从头顶套上T恤，穿鞋走到门外。附近人家的灯光一无所剩地熄了，没有人的动静。无风，不闻涛声，唯独月华默默地清洗地表。我站在那里加意细听。音乐总好像是从山顶那边传来的，但这很离奇。陡峭的山上一个村落也没有，有的只是修道院里过着禁欲生活的修道士们和屈指可数的牧羊人，很难设想他们会在这种时间聚集起来举行喧闹的庆典。

站在户外的夜气之中，音乐的回响比在房子里听时愈发真切了。旋律固然听不清，但从节拍听来是希腊音乐，有一种现场演奏乐器特有的不协调的锐角式调门，不是音箱里淌出的现成音乐。

这时我的脑袋已完全清醒了。夏夜凉爽宜人，带有神秘的深邃感。如果心里不挂念堇的失踪，我甚至可能感觉出其中的祝祭氛围。我双手叉腰，笔直挺起身体，仰望夜空，深深呼吸。夜的凉气浸过五脏六腑。我蓦然想到，说不定此时此刻，堇正在某处倾听同样的音乐。

我决定朝音乐传来的方向走走看，想弄清楚——如果可能的话——音乐从哪里传来，到底谁在演奏。上山路同早上去海边时走的是一条路，不至于迷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月光把四下照得一片皎然，走路甚是方便。月光在岩石与岩石之间勾勒出斑驳的阴影，将地面涂成不可思议的色调。我的轻便运动鞋的胶底每次踩上小石子都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声响。爬上坡道，音乐回声渐渐增大，能够听得真切了。演奏到底是在山上进行的。乐器的合成有不甚知晓的打击乐器和希腊曼陀林，有手风琴（大概）和横笛之类，里面也许还加入了吉他。除了这些乐器声，别的一无所闻。无歌声，无人们的欢声。唯独演奏绵绵不止，没有间歇，淡淡地——淡得几乎没有情感起伏——向前推进。

心情上我很想看一看想必正在山上搞的名堂，同时又觉得恐怕还是别接近那样的地方为好。既有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又有近乎直觉的畏惧。但不管怎样，我都不能不前行。这类似于梦中的行动。这里没有向我们提供使选择成为可能的原理，或者没有提供使原理得以成立的选项。

一种想象浮上心头：说不定几天前堇也同样因这音乐醒来，在好奇心驱使下只穿着一身睡衣爬上了这坡道。

我止步回头看去，下坡道犹如巨虫爬过留下的条痕，白亮亮地伸向镇子。我抬头望天，又在月光下半看不看地看自己的手心。看着看着，忽然发觉手已不再是我的手。说是说不好，反正我一眼就看出这点。我的手不再是我的手，我的腿不再是我的腿。

在青白月光的沐浴下，我的身体恰如用墙土捏出的泥偶，缺乏生命的温煦。有人在模仿西印度群岛的巫师，用咒语把我短暂的生命吹入了那泥团中。那里没有生命的火焰。我真正的生命在别处沉沉昏睡，一个看不到脸的人将其塞进背包正要带往远方。

我身上一阵发冷，几乎无法呼吸。有人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重新排列我的细胞，解开我的意识之线。我已没有考虑余地，能做的只有赶快逃到往日的避难场所。我猛吸一口气，就势沉入意识的海底。我用两手分开重水，一气下沉，双臂紧紧搂住那里一块巨石。水像要吓走入侵者似的死死压迫我的耳膜。我紧闭双眼，屏息敛气，拼命忍耐。一旦下定决心，做到也并不难。水压也罢无空气也罢寒冷的黑暗也罢混沌连续发出的信号也罢，都很快处之泰然。那是我从小就已重复多次的训练有素的行为。

时间前后颠倒、纵横交错、分崩离析，又被重新拼接起来。世界无限铺陈开去，同时又被围以樊篱。若干鲜明的图像——唯独图像——无声无息地通过它们本身的幽暗长廊，如水母，如游魂。但我尽量不看它们。若我多少做出认出它们的姿态，它们肯定将开始带有某种意味。那意味势必直接附着于时间性，而时间性将不容分说地把我推出水面。我紧紧关闭心扉，等待其队列的通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及至浮出水面睁眼静静吸气之时，音乐已然停止。人们似乎终止了那场谜一般的演奏。侧耳谛听，一无所闻，全然一无所闻，无论音乐，还是人语，抑或风吟。

我想确认时间，但手腕上没表。表放在枕边。

仰观星空，星斗数量较刚才略有增多。也许是我的错觉。甚至觉得星空本身都与刚才的截然有别。身上原有的奇异的乖离感已消失殆尽。我挺身，弯臂，屈指。无隔阂感。唯独T恤腋下因出汗而微微发凉。

我从草丛中站起，继续爬坡。好容易到了这里，总要到山顶瞧上一眼。那里有音乐也好，无音乐也好，起码要看看动静。五分钟就上到山顶。我爬上来的南坡下面，可以望见海、港和沉睡的镇。寥寥无几的街灯零落地照出海滨公路。山那边则包笼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灯火渺无所见。凝眸远望，唯见别的山脊棱线在月光中远远浮出。再往前是更深的黑暗，哪里也找不到刚才举行热闹庆典的蛛丝马迹。

其实音乐究竟听到与否，现在都没什么自信了。耳朵深处仍隐约留有其余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信渐渐模糊。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音乐。或者耳朵由于某种错觉而误拾别的时间别的场所的东西也有可能。说到底，能有什么人在半夜一点跑到山上演奏音乐呢！

从山顶仰望天空，月亮似乎惊人地近，且桀骜不驯，一块久经动荡岁月侵蚀的粗暴岩球而已。其表面种种样样的不祥暗影乃是朝温煦的生命体伸出触手的癌的盲目的细胞。月光扭曲那里的所有声音，冲走所有意义，扰乱所有心灵的归宿。它让敏目睹了另一个自己，它将堇的猫领往别处，它使堇无影无踪。是它（大概）奏响了不应有的音乐，把我带到这里。眼前的黑暗深不可测、横无际涯，身后灯火惨淡。我伫立异国山头，袒露在月光之下。我不能不怀疑：从一开始一切便被谋划得滴水不漏。

返回别墅，拿敏的白兰地喝了，打算就势睡去。但睡不成，一觉也睡不成。月亮、引力和喧嚣将我牢牢囚住，直到东方破晓。

我想象在公寓一室饥肠辘辘气息奄奄的猫们——那软乎乎的小食肉兽们。于是我——真实的我——死去，它们活着。想象它们吃我的肉嚼我的心吸我的血的情景。竖起耳朵，可以听到猫们在遥远的场所吮吸脑浆的声音。三只身体绵软的猫围着开裂的头颅，吮吸其中黏糊糊的灰色浆液。它们红红的粗糙舌尖津津有味地舔着我的意识的柔软的皱襞。每舔一下，我的意识便如春天的地气一般摇颤不已，渐稀渐薄。

(1)　德语“分身、另一个自己”之意。

(2)　一种有薄荷香味的植物，其叶可作香辛调料。

14

堇的下落如石沉大海。借用敏的话说，就是像烟一样消失了。

敏第三天近正午时乘渡轮返岛，同来的有日本领事馆人员和希腊旅游警察方面的负责官员。他们同当地警察如此这般交换意见，进行了包括岛民在内的更大规模的搜查。为了汇拢情况，他们将从护照上翻拍的堇的相片大幅刊登在希腊的全国性报纸上。其结果，报社接到不少联系电话，遗憾的是都不成其为直接线索，几乎全是别人的情况。

堇的父母也来岛了。当然，就在他们快到时，我离岛而去。新学期即将开学固然是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作为我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同堇的父母见面。而且日本的传媒也已从当地报纸得知事件，开始同日本领事馆和当地警察接触。我对敏说该回东京了，再留在岛上也无法帮忙找到堇。

敏点头道：“你光是在这里待着都帮了我的大忙，真的。若你不来，我一个人恐怕早都瘫痪了。但不要紧了，可以设法对堇的父母解释明白，舆论方面也会适当应对，所以往下请别担心，何况这件事本来你就没有任何责任。只要想法转变过来，我还是相当坚强的，再说已经习惯于处理实际问题了。”

她把我送到港口。我乘下午的渡轮动身。离堇失踪正好过去了十天。敏最后拥抱了我，水到渠成的拥抱。她一声不响地久久把手臂搂在我背部。她的肌体在午后炎热的太阳下凉得不可思议。敏力图通过手心向我传达什么，这我感觉得出。我闭目倾听那话语，但那是不采取话语形式的什么。大概那个什么是不能采取话语形式的。我和敏在沉默中进行了若干交流。

“保重吧。”敏说。

“你更得保重。”我说。之后，我和敏在轮渡码头前又沉默有顷。

“嗳，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快上船时敏以严肃的语调问我，“你认为堇已不在人世了？”

我摇头道：“具体根据倒没有，但我觉得堇好像仍在哪里活着。因为虽然过去了这么多时间，却怎么都上不来她已死掉的实感。”

敏抱起晒黑的双臂，看我的脸。

“老实说，我也一样，”她说，“我的感觉也和你同样——堇还没有死。可同时又有恐怕再不会见到她的预感，这倒也没有根据……”

我默然。两相汇合的沉默弥漫于诸多事物的间隙中。海鸟尖锐地叫着，划开万里无云的长空。咖啡馆那个男侍以睡不醒的样子端送着饮料。

敏紧咬嘴唇沉思片刻，而后说：“你不恨我？”

“因为堇的消失？”

“嗯。”

“为什么我要恨你呢？”

“不清楚。”敏的话音里隐隐沁出仿佛压抑了很久的疲惫。“不光堇，我还感觉连你也没有相见的那天了，所以才问的。”

“我不怨恨你。”我说。

“可以后的事说不清楚的吧？”

“我不是那样怨恨别人的。”

敏摘下帽子，理一把额前头发，又把帽子戴回，以似乎晃眼睛的眼神注视我。

“肯定是因为你不对别人抱有什么期待。”敏说。她的双眼深邃而清澈，如最初见她时的暮色。“我不然。可我喜欢你，非常。”

我们道别。船卷起螺旋状水花向后开到港外，之后慢慢扭动身体似的掉头一百八十度。这时间里，敏站在码头前端以目相送。她身穿紧贴身上的白色连衣裙，不时按一把帽子以防被风吹走。伫立在这希腊小岛上的她的身姿甚是端正，近乎虚拟物的端正。我凭依甲板栏杆，一直望着她。时间在那里一度静止，那情景鲜明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之壁。

时间重新启动时，敏的身影渐次变小，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很快被吸入地气之中。继而，镇越来越远，山形越来越朦胧。最后，岛本身同光、同雾霭纠缠在一起，消失于迷蒙中。别的岛出现了，又同样消失了。过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抛在身后的一切竟好像一开始就纯属子虚乌有。

或许我该直接留在敏身边才是，我想。新学期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我该留在岛上鼓励她，同她一起找堇直到水落石出，遇到为难事时紧紧地抱住她。我认为敏需要我，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她。

敏以不可思议的力度吸走了我的心。

在我从渡轮甲板上远望她离去的身影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虽说不能称之为爱恋之情，但也相当接近了。感觉上似乎有无数细绳在勒紧我的整个身体。我无法顺利梳理心绪，一下子坐倒在甲板椅子上，把塑胶体育包搂在膝头，许久许久盯视船后留下的笔直的白色航迹。数只海鸥扑也似的跟踪追击。敏那双小手掌的感触，犹如魂影仍在我背部徘徊不去。

原打算直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前一天预订好的飞机座位被取消了，只好在雅典住一晚上。乘航空公司准备的小型公共汽车，到其安排好的市内旅馆住下。旅馆靠近普拉卡，小而整洁，给人的感觉不错，但挤满了德国团体游客，吵得一塌糊涂。由于想不起有事要做，便去街上散步，买了一点并无赠送对象的小礼物。傍晚独自登上卫城山冈，躺在平坦的岩石上，在轻柔的晚风中眼望被探照灯淡淡地展现在黛蓝暮色中的白色神殿。神殿很美，富于幻想意味。

然而我在此感到的是无可名状的深深的寂寥。蓦然回神，几种颜色已从围拢我的世界中永远失去了。我得以从这空空荡荡的情感废墟——从这凄清破败的山顶一览自己人生遥远的未来。它类似小时在科幻小说插图上见到的无人行星的荒凉景致。那里没有任何生命的律动，一天长得惊人，大气温度非热得要命即冷得要死。将我拉来的汽车不知何时已杳无踪影。我已哪里都去不成，只能在那里靠自身力量挣扎求生。

我再次认识到堇对于我是何等的宝贵和无可替代。堇以唯独她能做到的方式将我同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同堇见面交谈时，或阅读她写的文章时，我的意识静静地扩展，得以目睹此前未曾见过的风景。我和她可以将两颗心重合起来，两人恰如一对年轻恋人脱光衣服互相暴露身体那样打开各自的心给对方看，而这在别的场所、别的对象身上是无从体验的，我们——尽管没有道出口——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地呵护这种心境，以免其受损受伤。

无须说，未能同她分享肉体快乐对我是件憾事。倘能如愿，无疑双方都会更加幸福。但那一如潮涨潮落和季节的更迭，恐怕是人力——即使竭尽全力——所奈何不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遭遇的是没有归宿的命运。我同堇保持的这种类似微妙友情的关系，无论我们怎样予以明智而周详的爱护，恐怕也是不可能长此以往的。当时所到手的，至多不过是被拉长了的死胡同那样的东西而已。这我心里十分清楚。

可是我比任何人都爱堇，都需要堇。就算哪里也抵达不了，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心曲简单地束之高阁，因为哪里都找不到替代。

此外，我还梦想迟早会出现“意外大转折”。纵然其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至少做梦的权利在我还是有的。当然这最终并没有实现。

我心里明白，堇这一存在一旦失去，我身上有很多东西便将迷失，恰如若干事物从退潮后的海岸消失不见。剩下来的，仅是扭曲的空幻的世界、幽暗的阴冷的世界、对于我早已无正当意义可言的世界。我与堇之间所发生的那样的事，在那个新世界不至于再发生了吧：这我心中有数。

每个人都有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东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运的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助长它，使之作为松明燃烧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远无法找回。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堇，连那珍贵的火焰也随她一同失去了。

我想到“那一侧”的世界。那里大概有堇，有失去的那个敏，那个满头黑发、具有旺盛性欲的另一半敏。她们说不定在那里相遇、相助以至相交。“我们要做无论如何也不能诉诸语言的事”——堇想必会这样对我说（但这样一来，她最终还是向我“诉诸语言”了）。

那里果真有我的居所吗？我能够在那里同她们朝夕相处吗？在她们热火朝天地云雨的时间里，我大约要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阅读巴尔扎克全集或别的什么全集来打发时间，之后同淋浴出来的堇散很长很长的步，说很多很多的话（话的大部分照例由堇承担）。这样的模式能永远维持下去吗？这是正常的吗？“那还用说！”堇想必说道，“用不着一一问吧？你是我唯一的完全朋友嘛！”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那个世界。我用手抚摸卫城滑溜溜硬邦邦的岩面，回想印染于此处、被封闭于此处的悠久历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这个人都已被封闭在这时间性的持续过程中，无法从中脱身。不不，不是的，说到底，是我并不真想从中脱身。

到了明天，我将飞回东京。暑假马上结束，我将重新涉足永无休止的日常。那里有为我准备的场所，有我的房间，有我的桌子，有我的教室，有我的学生，有平静的每一天，有应看的小说，有不时为之的性活动。

尽管如此，我也恐怕再不可能返回过去的自己了，明天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人。而周围任何人都觉察不出回到日本的我已不同以前，因为外表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然而我身上已有什么化为灰烬，化为零。哪里在流血。有人、有什么从我身上撤离了。低眉垂首，无语无言。门打开，又关闭，灯光熄尽。今天对我是最后一天，今日黄昏是最后的黄昏。天一亮，现在的我便已不在这里，这个躯体将由他人进入。

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着，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我仰卧在平坦的岩石上遥望天空，想象现在也理应绕着地球运转不休的众多的人造卫星。地平线仍镶有淡淡的光边，但染成葡萄酒一般深色的天宇上已有几颗星闪出。我从中寻找人造卫星的光闪。但天空毕竟还太亮了，肉眼很难捕捉它们的姿影。肉眼看到的星星无不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在同一位置上一动不动。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15

星期日下午，电话铃响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正在做推迟了的午饭，但还是一一关上煤气，赶紧拿起听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来的关于堇消息的电话。铃声的响法总好像有一种紧迫感，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不料是“女朋友”打来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暄——这是很少有的——说道，“能马上来一趟？”

听语气，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说不定是我们的关系被她丈夫发觉了。我静静地深吸一口气。万一同班上学生的母亲睡觉的事给学校知道，不用说，我将处于相当狼狈的境地。最坏的情况有可能被解职，不过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点从一开始就已清楚。

“去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她说。

我乘电车赶去立川，到火车站附近那家超级市场已经两点半了。下午热得就好像盛夏卷土重来一般，我却按她的吩咐，穿白衬衫打领带，外加灰色薄质西服。她说这样看上去像老师，能给对方以良好印象，“因为你有时看上去像学生”。

在门口向一位正在整理购物车的店员问保安室在哪里，对方说保安室不在这里，在隔一条路的另一栋的三楼。原来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层小楼，里边连电梯都没有。混凝土墙壁裂纹纵横，仿佛在木讷地诉说别介意、反正就要整个拆除了。我爬上磨损了的窄楼梯，小声敲了敲挂有保安室标牌的门，一个男子粗重的语声让我进去。推开门，见她和儿子在里面。两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对。别无他人。

房间即使不算宽宽大大，可也决不窄窄巴巴。三张桌子靠窗排开，铁皮文件柜立在对面一侧。旁边那堵墙上贴着执勤表，铁架上摆着三顶保安员帽。最顶头那扇镶有磨砂玻璃的门的对面看样子有间休息室。房间无任何装饰，无花，无画，无挂历，唯独墙上那个圆形挂钟格外醒目。房间空旷得出奇，俨然因某种缘由被时间长河遗弃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烟和书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经年累月才融为一体的不可思议的气味。

执勤的保安员身体敦敦实实，年龄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脑袋，花白头发密麻麻硬挺挺，用散发出廉价气息的整发水迫使其就范。其眼前的烟灰缸里满是“七星”残骸。我一进门，他立即摘下黑边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来那是他见生人时的习惯性动作。摘下眼镜，那对眼睛犹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总的说来，不是以安慰别人为目的的视线。

房间闷热，窗固然开着，但风丝毫进不来，进来的唯有路上的嘈杂。被红灯拦住的大卡车发出嘶哑的气闸声，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韦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简单寒暄，递上名片。保安员默默接过，咬着嘴唇盯视良久，盯罢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脸看我的脸。

“蛮年轻的老师嘛，”他说，“工作几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样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声，再没说什么。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复杂的雄辩。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确认什么似的注视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报出姓氏，但没给名片。“那边椅子有多余的，请挑一把搬来。这么热很抱歉。空调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门维修，电风扇也没有乖乖听话的，简直坐以待毙。您怕也够热的，西装请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没那么快结束，光看着我都热得够呛。”

我按他说的搬来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衬衫已出汗出得贴在身上。

“不过，我总觉得，老师这工作的确令人羡慕。”说着，保安员嘴角沁出干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镜内侧的眼珠却如物色特定对象的深海食肉动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气诚然客气，但仅限于表面。尤其说到“老师”两个字时，显然透出轻蔑意味。

“暑假一个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礼，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来，我也在学校玩命用功弄个老师当当该有多妙。可到头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当了个超市保安员。脑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说了：长大当老师！毕竟老师顶轻松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样简洁的蓝色半袖连衣裙，头发在脑顶齐整整地拢起，两耳戴着小耳环，脚上是高跟白凉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从希腊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她。她一声不吭，用哭得有些发肿的眼睛轮流看我和保安员，从神情上不难看出已挨了好一顿训。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随即看了看她儿子。本名叫仁村晋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萝卜”。细长脸，瘦瘦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萝卜。我一般也这么叫他。人很老实，不说多余的话。成绩算是好的，不忘做作业，值班打扫教室不耍滑，不惹是生非。不过上课时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也不出风头，不讨人嫌，也没什么人缘。母亲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从教师的角度看，算是蛮不错的孩子了。

“情况从学生母亲那儿听说了吧，电话里。”保安员问我。

“听说了。”我说，“扒窃。”

“正是，”说着，保安员拿起脚下的纸盒，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来。盒里有八个仍包着塑料纸的订书器。我拿一个在手上看了看：标价八百五十元。

“订书器八个，”我说，“全部吗？”

“是的，全部。”

我把订书器放回纸盒。“价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这样想吧：当然不止是扒窃，而是犯罪行为。可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充其量才八个订书器嘛，何况又是小学生。是这样想吧？”

我什么也没表示。

“没关系，即使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毕竟较之扒窃八个订书器，更恶劣的犯罪满世界都是。在这里当保安员之前，我也在第一线当了很长时间警察，情况一清二楚。”

保安员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也在注意不给他以挑战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视线。

“若是头一回，店方也不至于因为这个程度的扒窃而一一闹腾没完。我们也是靠客人吃饭的，都想适可而止，不把事情闹大。本来嘛，把他带到这房间来，稍微吓唬吓唬就完了；糟糕的时候也顶多跟家里联系，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学校。对这类事情尽可能息事宁人，这是我们店对待小孩扒窃的基本方针。

“问题是这孩子扒窃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学校。两次都是我处理的，所以记得很清楚。无论说什么问什么，反正就是不开口。用警察的说法，就是所谓缄默。不道歉，也没反省的样子，很有抵触性，态度非常恶劣。对他说再不告诉姓名就带去找警察也不怕么，他还是默不作声。无奈，这次硬让他出示汽车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

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细节渗入我的脑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我也没将视线移开。

“还有一点，那就是所偷东西的内容不好，不让人怜爱。最初是十五支自动铅笔，金额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圆规八个，金额为八千元。就是说，总是集中偷同一种东西。不是为自己用，或纯属恶作剧，或是为了卖给学校同学。”

我想象午休时胡萝卜向班上学生兜售订书器的场景。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难以理解，”我说，“何苦在一个店里那么明目张胆地扒窃呢？接连干上几次，当然要被认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时处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换一家商店岂非人之常情？”

“那种事问我也没用，实际上在别的店也可能干来着。若不然就是对我们店情有独钟，或是对我的长相看不顺眼也未可知。我毕竟只是店里一个保安，没法考虑这么多复杂情况，也没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话，直接询问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样，领来这里都三个小时了，就是不肯开口，只字不吐。乍看样子蛮老实，其实十分了得。所以才劳老师大驾。好好的休息时间给我打扰了，实在抱歉。

“……不过，刚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晒得相当可观嘛。倒是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暑假您去哪里了？”

“没去什么特殊地方。”我说。

他还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脸，就好像我是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订书器细看。随便哪个家庭哪间办公室都备有的极其普通的小订书器——臻于完美境地的廉价事务用品。保安员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机在顶端点燃，侧过脸吐烟。

我转向孩子那边，温和地问道：“为什么要订书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萝卜静静地抬起脸看我，但什么也没说。这时我才发觉他的神色与平时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点也对不上，视线没有纵深感。

“不会是受谁威胁才干的？”

胡萝卜仍不回答，连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无从判断。我只好作罢。现在在这里怎么问恐怕都一无所获。他已关上门，窗也封了。

“那，怎么办呢，老师？”保安员问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内巡视、用监控摄影机监视、发现现行扒窃分子带到这房间来，这份薪水我拿了。至于往下怎么办是另一个问题。尤其对象若是小孩子，就更伤脑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师？这方面当老师的更清楚吧？或者干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里去？那一来作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这么往棉花堆打拳头，白白搭上半天时间。”

说实在话，此刻我脑袋正另有所思。超市这大煞风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个希腊小岛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踪。

所以竟好一会没弄懂保安员想要对我说什么。

“跟他父亲也说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讲明白扒窃是一种犯罪，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她用缺乏起伏的声调说。

“因此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刚才就听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为不耐烦地说。他在烟缸里磕落烟灰，然后重新转向我说：“不过依我看，同样的事情干三次无论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里刹住。老师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我深吸一口气，将思绪拉回现实：八个订书器，九月一个星期日午后。

我说：“在同孩子谈话之前，什么都不好说。这孩子以前从未招惹是非，脑袋也不笨。至于他为什么如此无谓地扒窃，现在还无法判断。往下花时间找他好好谈谈。谈的过程中我想肯定可以发现起因或线索。给您添麻烦了，实在非常抱歉。”

“我说，我是不好理解，”对方在镜片后眯起眼睛，“这孩子——仁村晋一——是您教的学生吧？就是说天天都在教室见面吧？是这样的吧？”

“是的。”

“四年级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个月了，不错吧？”

“不错。从三年级教上来的。”

“班上一共多少学生？”

“三十五人。”

“那么，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喽。可是，完全没有料到这孩子会捅出娄子，连迹象都没觉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着，这小子可是半年时间里就扒窃了三次哟！而且总是单独干。不是有人逼他非干不可，不是出于需要，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为了钱——听他母亲说零花钱绰绰有余。那么就是说是主观故意犯罪，为了偷而偷。也就是说，这孩子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吧？而这东西多少总会有一点迹象吧？”

“从教师角度来说，习惯性扒窃这一行为，尤其在孩子的情况下，较之犯罪性，很多时候更来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当然，假如我再细心些观察，有的情况也许就看出来了，这点我表示反省。问题是，这种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难以推测的，或者说并非将行为本身作为行为单独提出来而给予相应惩罚就能马上解决的，必须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纠正，否则事后还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采取扒窃这一形式发送某种信息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谈来解决。”

保安员掐掉烟，半张开嘴，像观察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久久盯视我的脸。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俨然长有黑毛的十个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

“您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上大学教育学之类时所听到的？”

“不尽然。因是心理学常识，哪本书上都有。”

“哪本书上都有。”他面无表情地重复我的话，然后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么呢，这？我说老师，作为警察我可是从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来着。世上这样的人横躺竖卧，拿扫帚扫都扫不过来。若是花长时间细细听这些人的话，认真琢磨话里到底有什么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脑浆也怕不够用。”

他喟叹一声，把装有订书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说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不能体罚，人们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数取人，要慢慢商量解决。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世道会因此多少变好吗？甭想，莫不如说在变坏。我说，人恐怕并不都是平等的吧？这话听都没听过。跟您说，这狭小的日本可是有一亿一千万人挤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试试看，简直地狱！

“漂亮话说起来容易。闭上眼睛装没看见，把问题往后一推即可。风平浪静地让孩子唱着萤火虫之歌毕业就算万事大吉。扒窃是孩子的心灵信息，别的与我无关，这当然快活自在。谁给揩屁股呢？我们！您以为我们天生欢喜干这个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说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罢了，可你从被偷者的角度想想。这里干活的有一百多人，为了一两元差价，每个人都像乌眼鸡似的。收款机的现金统计若有一百元对不上账，就得加班弄个水落石出。您晓得这超市打收款机的阿姨一小时挣多少钱？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讲给学生听？”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说累了，蜷缩在沉默之中。别的房间里电话短促地响了一声，有人接起。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我说：“用绳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说出对不起——这样可以么？”

“那怕也不坏吧。不过您也知道，果真那么干，我也好您也好，饭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时间耐住性子同他谈。这是我的最终意见。”

别的部门有人门也没敲就闯进房间，说道：“中村君，借仓库钥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没有。”他说，“奇怪啊，一直在这里来着。”对方说事情重要，无论如何马上要用钥匙。从两人的口气听来，那钥匙非同儿戏，本该在那里才是。桌子几个抽屉都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找到。

这时间里我们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时以若有所语的眼神觑我一眼。胡萝卜依旧面无表情地目视地板。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热得要命。

讨钥匙的人只好作罢，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转过身，以平板板的事务性语调说道，“辛苦了，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托给老师和母亲了。不过有一点：倘若同一件事再发生一次，记住，那时可就真麻烦了。这点能理解吧？我也不愿意找麻烦的，但工作毕竟是工作。”

她点头。我也点头。胡萝卜置若罔闻。我欠身站起。两人也有气无力地站起。

“最后一句，”保安员坐着向上看我，“这么说我也认为不够礼貌，恕我冒昧——一见面就觉得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年纪轻轻，高高大大，风度翩翩，晒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条，说话头头是道，学生家长方面也肯定喜欢。不过嘛——倒说不好——从看第一眼就有什么让我纳闷儿，让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个人同您有什么，所以您别生气。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心想到底有什么不释然的呢。”

“作为我个人有一点想问，不介意吗？”

“请请，都无所谓。”

“假如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您将处于什么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里吸了口烟，摇摇头，就好像把什么强加给谁似的慢慢花时间吐出。“不知道。不过别担心，至少不会和您处于同一位置。”

她把红色丰田Celica停在了超市停车场。我把她叫到离开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个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单独谈谈，再送他回家。她点点头，想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一个人钻进车，从手袋里取出太阳镜，发动引擎。

她离去后，我把胡萝卜领进眼前一家明亮的饮食店。在空调环境中舒了口气，为自己点了冰红茶，为孩子要来冰淇淋。我解开领扣，扯下领带揣进衣袋。胡萝卜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时没什么两样，看样子仍未从长时间的恍惚状态中挣脱出来。指头细细的小手整齐地放在膝头，扭脸看着地板。我喝着冰红茶，胡萝卜根本没碰冰淇淋。冰淇淋很快溶化在碟子里，但胡萝卜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相对而坐，像关系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语。女侍每次有事来我们桌前时都现出紧张的神情。

“事情很多很多。”我终于道出一句。也不是想开始说什么，是从心中自然冒出来的。

胡萝卜缓缓抬头转向我，但还是一言不发。我合目叹息一声，又沉默良久。

“还跟谁都没说起，暑假我去了希腊一段时间。”我说，“希腊在哪里知道吧？上社会课时看过录像带的。在南欧，地中海。岛屿多，出橄榄。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古代文明很发达。雅典产生民主主义，苏格拉底服毒死了。去那里来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不是去玩的，朋友在希腊一个小岛下落不明，前去寻找。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悄然消失了，像烟一样。”

胡萝卜两唇约略张开，看着我的脸。表情虽还僵硬，但眼睛多少像有光亮返回。我的话他显然听了进去。

“我喜欢那个朋友，非常喜欢，比任何人比什么都宝贵，所以坐飞机去希腊那个岛上寻找。但没有用，怎么都找不到。这样，那个朋友没了以后，我就再没有朋友了，一个也没有。”

我不是对胡萝卜说，只是对自己说，只是出声地思考。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想登上金字塔那么高的地方，越高越好，四周越开阔越好。站在那顶尖上，环视世界，看有怎样的景致，看到底有什么从那里失去了。想以自己的眼睛看个究竟。不不，说不明白。或许实际上并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看。”

女侍走来，从胡萝卜面前撤下冰淇淋早已溶化的碟子，把账单放在我面前。

“从小我就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好像。家里有父母有姐姐，但谁都喜欢不来，跟家里哪个人都沟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领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从哪个远亲那里领来的孩子，或者从孤儿院领养的。如今想来，那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怎么看父母都不是领养举目无亲的孤儿那一类型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很难认为自己同家人有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认为他们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里倒好受一些。

“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现实中的我家有一条狗。家里边只有这条狗我顶顶喜欢。虽是杂种，但脑袋好使得很，无论什么，教过一次就再也不忘。天天领出去散步，一块儿上公园，坐在长椅上说这说那。我们可以息息相通。对儿童时代的我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不料在我小学五年级时狗被卡车撞死了。那以后再没养成狗，家人说狗又吵又脏又麻烦。

“狗死了以后，我开始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看书。觉得书中的世界比周围世界生动有趣得多。书里有我从没看到过的风景。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宝贵的朋友。学校里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没碰上能说知心话的。每天见面只是适当聊几句，一起踢足球罢了。遇到困难也不跟任何人商量，独自思考，得出结论独自行动。不过也不怎么觉得寂寞，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这东西归根结蒂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但是，上大学后我碰上了那个朋友，那以后想法开始多少有所不同了。我也明白过来，总是长期一个人考虑事物，归根结蒂产生的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只身独处有时候也还是非常寂寞的。

“只身独处，心情就像是在下雨的傍晚站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久久观望河水滔滔流入大海。你可曾在下雨的傍晚站在大河的河口观望过河水滔滔入海？”

胡萝卜没有回答。

“我是有过。”

胡萝卜整个睁开眼睛，看我的脸。

“我也不大明白观望很多河水同很多海水搅和在一起为什么会那么寂寞，但的确是那样。你也看一次好了。”

说罢，我拿起外衣和账单，慢慢站起，手往胡萝卜肩上一放，他也站了起来。我们走出店门。

从那里到他家，走路要三十分钟。并肩走路的时间里，我和胡萝卜都没开口。

他家附近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混凝土桥。河没多大意思，很难称之为河，也就是排水沟约略放大一点而已，这一带还是沃野平畴的时候大概作为农业用水使用来着。如今水已浑浊，一股轻微的洗衣粉味儿，甚至是否流淌都看不明白。河床里长满夏日杂草，丢弃的漫画杂志就那样打开在那里。胡萝卜在桥正中停住，从栏杆探出上身朝下看。我也站在他旁边同样往下看。好半天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想必不乐意回家。心情可以理解。

胡萝卜把手伸进裤袋，掏出一把钥匙，朝我递来。常见式样的钥匙，带一个大大的红塑料牌，牌上写着“仓库3”。看样子是中村保安主任找的那把仓库钥匙。估计是胡萝卜因为什么原因单独剩在房间里时从抽屉中找出并迅速揣进口袋的。看来这孩子心间仍存在着我想象不到的谜一样的领域。不可思议的孩子。

我接过托在手心，感到这钥匙似乎沉甸甸地沁有、沾有许许多多的人际纠葛。在太阳耀眼的光芒下，它显得甚是寒伧、污秽、猥琐。我略一迟疑，毅然把钥匙投下河去。小小的水花溅了起来。河虽说不深，但由于浑浊，不知钥匙去了哪里。我和胡萝卜并立桥上，久久俯视那块河面。处理了钥匙，心情多少松弛下来。

“到这时候就不便再还回去了。”我自言自语似的说，“再说肯定哪里还会有另配的钥匙的，毕竟是仓库重地。”

我伸出手，胡萝卜轻轻攥住。他细细小小的手的感触就在我手心里。那是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在哪里——哪里呢？——体验过的感触。我就势握住小手，往他家走去。

到了他家，她正等着我们，已经换上了白色无袖衫和百褶裙，眼睛又红又肿。回到家后大概一直一个人哭来着。她丈夫在东京都内经营不动产公司，星期天不是工作就是打高尔夫，极少在家。她把胡萝卜打发去二楼自己的房间，没让我进客厅，而把我领去厨房的餐桌。大概因为这里容易说话，我想。鳄梨绿大电冰箱，爱尔兰橱柜，朝东大玻璃窗。

“脸色好像比刚才正常一点了。”她低声对我说，“在那个保安员房间第一眼看那孩子，真不知怎么才好。那样的眼神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似的。”

“别担心，过一段时间自然恢复。所以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放一放为好，我想。”

“那以后你们两人做什么来着？”

“说话了。”我说。

“都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像样的。或者说只我一个随便说来着，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喝点什么冷饮？”

我摇摇头。

“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到底该跟那孩子说什么，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强烈。”她说。

“也用不着勉强。孩子自有孩子的天地，想说的时候会主动找你说的。”

“可那孩子几乎什么都不说。”

我们注意不让身体接触，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不冷不热地说一些话，就像一般情况下教师和学生母亲就有问题的孩子交谈时那样。她一边说，一边在桌面上神经质地摆弄手指，时而聚拢时而伸开时而握紧。我不能不想起那手指在床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就不再向学校报告了，由我来跟他好好谈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你不必想得太严重。那孩子聪明又懂事，只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切都会各得其所。这种情况是过渡性的，关键是你要镇静下来。”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渗入对方的头脑，我说得很慢很温和，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看样子她多少放下心来。

她说要开车送我回国立宿舍。

“莫不是那孩子感觉到了什么？”等信号灯的时间里，她问我。当然是指我同她之间的事。

我摇摇头。“何以见得？”

“刚才一个人在家等你们回来时突然那么觉得的。也没什么根据，一种感觉罢了。一来孩子天生敏感，二来怕也理所当然地觉察出我同丈夫不大融洽。”

我默然。她也再没说什么。

她把车停在距我宿舍隔两条路的停车场，拉下手动刹车，转动钥匙关掉引擎。引擎声消失、空调声也消失后，令人不舒服的静寂降临到车内。我知道她希望我马上抱她，想到她衬衫下那滑润的身体，我口中一阵发干。

“我想我们最好别再见面了。”我一咬牙说道。

对此她什么也没说，双手兀自搭在方向盘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油压表，表情从脸上消失殆尽。

“考虑很久了。”我说，“可我还是不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即便为了很多人。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对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

“特别是为了你儿子。”

“同时也为了你？”

“那也是的，当然。”

“我呢？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我想说“包括”，但未能顺利出口。她摘下深绿色雷鹏太阳镜，又转念戴回。

“跟你说，我本不想轻易说出口来——见不到你，对我是相当痛苦的。”

“对我当然也痛苦，若是能长此以往就好了。但这不是正确的事。”

她大大地吸一口气，吐出。

“正确的事，到底是什么事？能告诉我？老实说，我可是不太明白什么算是正确的事，不正确的是什么事倒还明白。正确的事是什么事？”

对此我也回答不好。

看样子她就要哭出来了，或大声喊叫，但总算在此止步，只是两手紧紧抓在方向盘上。手背有些发红。

“还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主动跟我说话，给我讲种种样样的事情，愉快的、美好的、神秘的。可是过了某一时间分界点之后，再也没人跟我说话了，一个也没有。丈夫也好孩子也好朋友也好……统统，就好像世上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有时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身体都透亮了，能整个看到另一侧了。”

她把手从方向盘上拿开，举在眼前。

“不过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肯定不明白的。”

我开始搜肠刮肚，但找不出话语。

“今天的事实在谢谢了。”她改变想法似的说道。此时她的语音已差不多恢复了平日的镇定。“今天的事，我一个人怕是处理不来的，因为心里相当不好受。幸亏有你赶来，非常感谢。我想你肯定能成为一个十分出色的老师，现在都差不多的了。”

我琢磨她话里含不含有挖苦意味，想必是含有的。

“现在还差得远。”我说。

她略略现出笑意。我们的交谈就此结束。

我打开助手席的车门下车。夏日星期天的下午，天光明显淡了下来。我有些胸闷，一接触地面，脚底感触竟很奇妙。Celica发动了引擎，她从我个人生活的疆域里撤离了，永远永远，大概。她放下车窗轻轻招手，我也举起手。

回到宿舍，我把被汗水弄脏的衬衫和内衣投进洗衣机，淋浴，洗头，去厨房把没做完的午饭做完，独自吃了。之后缩进沙发，想继续看已看开头的书，但五页都没能看下去，只好作罢，合上书想了一会儿堇，又想投下脏水河的仓库钥匙，想紧紧抓在Celica方向盘上的“女朋友”的那双手。一天好歹过去了，剩下来的是未经梳理的思绪。淋浴冲了那么长时间，可我的身上仍有烟味儿纠缠不去，而且手上竟落下了一种就好像拼命撕裂有生命物体的活生生的感触。

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吗？

我不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我只是做了对我本身需要做的事。这里边有很大差异。“很多人？”她问我。“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说实话，那时我所考虑的，不是很多人，仅仅堇一个人。那里存在的，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只是不在的堇。

16

在希腊小岛港口分别以来，敏还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这很有些异常，因为她保证说情况明了也好不明了也好，都一定就堇的事同我联系。不能认为她已把我这一存在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她也不是一时随便敷衍那类性格的人，想必是由于什么缘故而没找到同我联系的手段。我打算主动打电话过去，可是仔细一想，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公司名和事务所地点也不晓得。堇根本没给我留下具体联系方法。

堇的房间电话一段时间里仍是那个录音电话上的口信，不久就接不上了。我考虑是不是该往堇父母家打个电话，却又不知道电话号码。当然若弄到横滨市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找到她父亲的牙科医院，应该可以联系上，但我又没心思如此操办。去图书馆查阅了八月份的报纸，社会版以很小的篇幅登载了几次关于堇的报道：说希腊一座小岛上一个二十二岁的日本女游客下落不明，当地警察进行搜索，但一无所获，现在也一无所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的什么也没写。海外旅行当中下落不明者不在少数，她不过其中一个罢了。

我不再跟踪消息报道。无论她失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后来搜索进展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堇回来了，敏无论怎样都会跟我联系的。对我来说这点至为重要。

九月终了，秋天倏忽过去，冬日来临。十一月七日是堇第二十三个生日，十二月九日是我第二十五个生日。辞旧迎新，学年结束了。胡萝卜那以后没闹出什么问题，升入了五年级，转去新班。我没再同他谈起扒窃事件，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表现看大概已无此必要。

由于换了班级，我同“女朋友”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无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想这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毕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我还是有时想起她肌肤的温煦，好几次差点儿打电话过去。那种时候使我悬崖勒马的，是那个夏日午后留在我手心的那把超市仓库钥匙的触感，是胡萝卜小手的触感。

我不时在什么东西的触动下想到胡萝卜。不可思议的孩子——每次在学校相遇我都这样想，不容我不这样想。那细长而乖顺的脸庞后面到底伏藏着怎样的想法呢？我无法准确推导。但无疑他脑袋里有很多念头缠来绕去，而且一旦有必要便迅速而稳妥地采取行动的实战能力，这孩子身上也是有的，那里边甚至能使人感到某种深思熟虑。那天午后在饮食店直截了当地向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应该是做对了，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比较说来，更是对我。他——想来也是怪事——当时理解了我、接受了我，甚至饶恕了我，在一定程度上。

我思忖，胡萝卜那样的孩子今后将度过怎样的日日夜夜（仿佛永远持续下去的成长期）而长大成人呢？想必是件痛苦的事，想必痛苦的事要比不痛苦的事多得多。我可以从自身体验预测那痛苦的大概。他将爱上一个人吧？也会有人顺利接受他的爱吧？当然，现在我在这里再想也没用。小学毕业出来，他将走向同我不相干的更广阔的天地，而我仍将怀抱着我自身应考虑的问题。

我去唱片店买来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唱的《莫扎特歌曲集》，听了好几遍。我爱其中美丽的静谧。一闭上眼睛，音乐便把我领去那个希腊小岛的夜晚。

堇留给我的，除了若干历历如昨的回忆（当然包括搬家那个傍晚我所体验的汹涌澎湃的性欲），也就只有几封长信，以及一张软盘。我一次又一次读这些文章，甚至可以默诵下来。而且只有在重读它们的时间里，我才能够与堇共度时光，心灵同她息息相通，我的心因之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就像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灯火一瞬之间便被身后的黑暗吞噬了，但合上眼睛，那光点仍在我的视网膜上淡淡停留，停留了好一会儿。

夜半醒来，我下床（反正睡不着）沉进单人沙发，一边听施瓦茨科普芙，一边回忆那座希腊小岛，如静静翻开书页那样回想那一幕幕场景。美丽的无人沙滩，港口的露天咖啡馆，男侍后背的汗渍。我在脑海中推出敏端庄的侧脸，再现从阳台上望见的地中海的粼粼碧波。广场上持续伫立的可怜的穿刺英雄。子夜从山顶传来的希腊音乐。我真切地记起那里魔术般的月光，记起音乐的奇异回响，记起被那遥远音乐唤醒时涌起的天涯沦落之感，记起那仿佛某种尖刺刺的东西悄悄地久久地刺穿麻木身体般的捉摸不定的午夜痛楚。

我在沙发里闭目片刻，睁开，静静吸气，吐出。我想思考什么，又不想思考什么，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多大差别。我无法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物与不存在物之间找出一目了然的差异。我眼望窗外，直到天空泛白，云絮流移，鸟鸣时闻，新的一天起身归拢这颗行星的居民们的思维残片。

在东京街头我看到过一次——仅一次——敏。那是堇消失大半年后的三月中旬一个乍暖还寒的星期日。天空阴云密布，沉沉低垂，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人们从早上便准备好了雨伞。我有事去中心区一个亲戚家，途中在广尾明治屋十字路口附近发现了行驶在拥挤路面上的深蓝色“美洲虎”。我乘出租车，“美洲虎”沿左侧直行车线行进。我所以注意到这辆车，是因为开车的是一头漂亮白发的女性。一尘不染的车身的深蓝与她的白发，即使远看也形成鲜明对比。因我见过的只是黑发的她，将印象重合在一起多少花了点时间，但那毫无疑问是敏。她同以前一样妩媚动人，一样清秀脱俗。头发那令人屏息敛气的白，漾出一种使人不敢轻易接近的、堪称神话的凛然氛围。

但车里的女性并非在希腊小岛港口向我招手的女性。虽然不过时隔半年，但她已判若两人。当然头发颜色不同这点也是有的，但不仅仅如此。

简直是蝉壳——这是我对她的最初印象。敏的形象使我想起人们全部撤离后的空屋。某种至关重要的（如龙卷风一般摧枯拉朽地吸引堇、并拨动渡轮甲板上的我的心弦的）东西已离开她身上一去不复返了。其中剩下来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存在，而是不在。不是生命的温煦，而是记忆的静谧。头发的纯白使我联想到无可避免地经受岁月漂白的人骨的颜色，以致好半天我都无法顺利吐出深深吸入的气。

敏驾驶的“美洲虎”时前时后地在我乘坐的出租车旁边行驶。她没发觉我就在近旁盯视自己，我也未能打招呼。不知说什么好，“美洲虎”车窗关得严严实实，何况敏正双手握着方向盘，笔直地挺起身子全神贯注目视远处。大概在深思什么，也可能在谛听车内音响装置淌出的《赋格技法》。她自始至终保持雪一般冷峻的神情，眼睛都几乎不眨。俄顷，信号变绿，深蓝色的“美洲虎”朝青山方向直行，我坐的出租车留下等候右拐。

现在我们也都还各自活着，我想。无论失掉的多么致命，无论手中被夺去的多么宝贵，也无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而仅仅剩下一层表皮，我们都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打发人生，都能伸手拽过额定的时间将其送往身后——作为日常性的重复作业有时还会做得十分快捷。如此想着，我心里仿佛现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想必她虽已回到日本却怎么也同我联系不上。相比之下，她希求的恐怕更是保持缄默、怀抱记忆，就那样被某处无名的荒郊僻野吞噬进去。我是这样推想的。我不想责备敏，当然更谈不上怨恨。

这时蓦然浮上心头的，是韩国北部一座山间小镇上矗立的敏父亲的铜像。我想象镇上的小广场、一排排低矮的民舍、落满灰尘的铜像。那地方常刮强风，所有的树木都弯曲得近乎虚拟物。不知何故，那铜像在我心中同手握“美洲虎”方向盘的敏的身姿合而为一。

我想，所有事物恐怕从一开始便在远处某个场所悄然失却，至少作为合而为一的形象而拥有其应该失却的安静场所。我们的生存过程，无非像捯细线那样一个个发现其交合点而已。我闭目合眼，竭力回忆——多回忆一个也好——那里的美好事物，将其留在自己手中，纵使其仅有稍纵即逝的生命。

做梦。我不时觉得做梦是一项正确的行为。做梦，在梦境中生活，如堇写的那样。然而梦都不长，觉醒很快把我抓回。

夜半三时我睁眼醒来，开灯，欠身，看枕边的电话机，想象在电话亭里点罢一支烟按动我电话号码的堇的姿影：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男式人字呢夹克松垮垮的，脚上的袜子左右不一样。她皱起眉头，不时呛一口烟，花些时间才能最后按对号码。但她脑袋里装满必须跟我说的话，说到早上怕也说不完，比如象征与符号的区别。电话机似乎即刻要鸣响，但不曾鸣响。我久久躺着看那保持沉默的电话机。

但有一次电话铃响起来了，当真在我眼前响起，震动了现实世界的空气。我马上拿起听筒。

“喂喂。”

“嗳，我回来了。”堇说，声音十分冷静，十分清晰。“这个那个费了不少周折，但总算回来了。如果把荷马的《奥德赛》弄成五十字缩写版，就是我这样子。”

“那就好。”我说。一下子我还很难信以为真。她的声音果真传来了？传来的果真是她的声音？

“那就好？”堇（大概）皱起眉头问，“这算什么呀？我拼死拼活千辛万苦乘这个转那个——一一说起来说不完——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只换来你这么一句？眼泪都要出来了。若是不好的话，我可到底怎么办？‘那就好’，难以置信，实在难以置信。那些情暖人心妙趣横生的台词全都留给你班上刚刚弄明白鸡兔同笼算法的毛孩子了不成？”

“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哪儿？你想我在哪儿？在令人怀念的古典式电话亭里呢！在到处贴满冒牌金融公司和IC卡俱乐部小广告的不伦不类的四方形电话亭里。天空挂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一地烟头。怎么转圈也找不到让人欣慰的物体。可以交换的符号式电话亭。对了，地点是哪里呢？现在搞不明白。一切都太符号化了。再说你怕也知道，地点最让我伤脑筋，口头表达不清楚，所以总给出租车司机训斥：你到底想去哪里啊？不过我想不远，估计相当近，我想。”

“这就去接。”

“肯那样我太高兴了。查看好地点再打电话过去。反正现在零钱也不够了，等着啊。”

“非常想见你。”我说。

“我也非常想见你。”她说，“见不到你以后我算彻底明白过来了，就像行星们乖觉地排成一列那样明明白白——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想我理解。”

“来这儿接我！”

电话突然挂断。我手握听筒盯视良久，就像听筒这物件本身即是重要信息，其颜色和形状含有某种特殊意味。之后转念把听筒放回。我在床上坐起，等待电话铃再次响起。我背靠着墙，视线聚焦在眼前空间的某一点，反复进行缓慢的无声的呼吸，不断确认时间与时间的接合点。电话铃执意不响。没有承诺的沉默无休无止地涌满空间。但我不急，无急的必要。我已准备就绪，可以奔赴任何地点。

是吗？

是的。

我翻身下床，拉开晒旧的窗帘，推窗，伸出脑袋仰望依然暗沉沉的天空。那里的确悬浮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足矣。我们在看同一世界的同一月亮。我们确实以一条线同现实相连，我只消将其悄然拉近即可。

之后，我展开十指，定睛注视左右手心。我在上面寻找血迹。但没有血迹。无血腥，无紧绷感。血大概已经静静渗入到什么地方去了。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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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KYO NO MINAMI, TAIYO NO NISHI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2 by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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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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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有什么

林少华

这部小说也许可以称为《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的翻版或者续篇。《挪》是三十七岁的“我”对于青春时代同直子和绿子恋爱过程的回顾，而在《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以下简称《国境》）中，故事主要发生在主人公三十六那年。这一年是主人公“我”（初君）结婚第六年，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两家酒吧开得红红火火，正是一般世人所说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中年男士。这时“直子”（岛本）忽然出现了，依然那么美丽动人，那么娴静优雅，那么若即若离，于是浪漫发生了。而在同“我”度过一个刻骨铭心荡神销魂的夜晚之后，“直子”悄然离去，再无消息……

不过，就写作情况来说，《国境》同《挪》基本没有直接关联，有直接关联的莫如说是《奇鸟行状录》。村上春树结束三年旅欧生活回到日本不久便去了美国，从1992年2月住到1995年8月。前两年半是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应邀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Visiting Lecturer），实际上更近似驻校作家。住处由学校提供，只偶尔给学日本文学的美国研究生讲讲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时间很充裕，加之环境幽静，不需要同更多的人打交道，得以专心从事创作，用一年多一点时间写出了《奇鸟行状录》第一部和第二部。写完后他总觉得若干地方有欠谐调，于是让夫人阳子看一遍谈谈感想——以往也经常这样——结果夫人也不很满意，说有趣固然有趣，但枝蔓太多，致使故事主干有些乱，劝他修剪一下。随即村上和夫人又看了好几次，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删除三章，并根据夫人的建议以这三章为基础构思另一个故事，这就是《国境》。“从过程来看，《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恐怕同妻的suggestion（示意）有关……当然，若经过一段时间，即使没有她的建议，我想我也会进行同样的作业。或许多少有些反复弯路，但到达的地点必然是同一地点。不过她的意见可能大幅削减了我独自作业所需时间。具体说来，《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的主人公初君同《奇鸟行状录》的主人公冈田亨原本是同一人物。而且，《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第一章几乎照搬了《奇鸟行状录》原来的第一章。”因此，将二者联系起来读是饶有兴味的。自然，作为故事完全是两个故事。至少，《奇鸟行状录》是主人公的老婆有外遇，而《国境》是男主人公本人有外遇。

同村上其他小说相比，《国境》最明显的特点是其中出现了家庭。村上创作之初就宣称不写家庭，不愿意受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团体”的束缚，甚至为此而不要孩子，因为没有孩子光夫妻两人他认为是不能称之为家庭的。但这部小说、仅仅这部小说写了家庭，而且是相当完整的家庭，妻子直到最后也没有离婚或者失踪，属于地地道道的日本式贤妻良母。小孩也有了，一大一小两个女儿。“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可以说，这是一幅相当典型的中产阶级“雅皮”生活场景。连岳父也登场了，并且是很不错的岳父，借钱帮他开了酒吧，使他从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的不起眼的教科书编辑变成了雇用三十多名员工的两家酒吧的老板，甚至劝他不妨及时风流：“我在你这个年龄也蛮风流着哩，所以不命令你不许有外遇。跟女儿的丈夫说这个未免离谱，但我以为适当玩玩反倒有好处，反倒息事宁人。适当化解那东西，可保家庭和睦，工作起来也能集中精力。所以，即使你在哪里跟别的女人睡，我也不责怪你。”但要“我”记住不可找无聊女人，不可找糊涂女人，不可找太好的女人，并进一步提出三点注意事项：切不可给女人弄房子，回家时间最晚不超过半夜两点，不可拿朋友作挡箭牌。如此言传身教的岳父，在中国恐怕绝对找不出来，相反的倒比比皆是。村上把这个都写了进去，应该说对家庭及其周边写得相当深入了。

不久，主人公果真“风流”了，不过这并非岳父开导的结果，也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外遇，而是背景比较特殊的外遇，其中包含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妨认为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首先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主人公的过去存在三个女子。一个是岛本，当时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两人在一起听了纳特·金·科尔唱的《国境以南》。小学毕业后，因所上初中不同，两人分开了。“不去见岛本之后，我也经常怀念她。在整个青春期这一充满困惑的痛苦的过程中，那温馨的记忆不知给了我多少次鼓励和慰藉。很长时间里，我在自己心中为她保存了一块特殊园地。就像在餐馆最里边一张安静的桌面上悄然竖起‘预订席’标牌一样，我将那块园地只留给了她一个人，尽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见到她了。”由于当时两人都还是小学生，交往不具有真正的性因素。第二个女子是“我”的高中同学泉。泉尽管“不会给我同岛本一样的东西”，也不怎么漂亮，但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毫不矫情的东西。加之年龄的关系，同泉的交往明显带有性方面的需求。“我”对泉说：“不想做那种事不做也可以，可我无论如何都想看你的裸体，什么也不穿地抱你，我需要这样做，已经忍无可忍了！”实际上“我”也那样做了。第三个女子是泉的表姐，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和她睡。实际交往两个月时间里，“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干特干，干得脑浆都像要融化了”——两人只有性关系，双方并不相爱，都没有发展恋人关系的念头。后来此事被泉知道了，两人关系就此终止。岛本、泉、泉的表姐，这三个女子构成了主人公的过去。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我”做什么，过去都如头顶的一片云一样投下阴影。

岛本在“我”三十六岁时蓦然出现在他的酒吧里而又暂时消失之后，他这样想道：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十全十美的人生，甚至在我自己眼里有时都显得十全十美。我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工作，获取了相当多的收入。在青山拥有三室一厅住房，在箱根山中拥有不大的别墅，拥有宝马和切诺基吉普，而且拥有堪称完美的幸福的家庭。我爱妻子和两个女儿，我还要向人生寻求什么呢？纵使妻子和女儿来我面前低头表示她们想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女儿、想更被我疼爱，希望我为此不客气地指出下一步她们该怎么做，恐怕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她们确实没有一点不满，对家庭也没有任何不满，想不出比这更为舒适的生活。

然而在岛本不再露面之后，我时不时觉得这里活活成了没有空气的月球表面。

岛本代表过去，或者说是主人公主要的过去。岛本即“过去”的出现和某一段时间“不再露面”，使得主人公“十全十美”的现在、现在的处境成了“没有空气的月球表面”。“我”必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岛本与妻之间——作出选择，没有中间，岛本一再强调“我身上没有中间性的东西”。一句话，非此即彼。而这样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在这个意义上，《国境》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很有日常性和现实性的故事。这点也和作者的大部分作品有所不同。

然而，《国境》又很难说是以《挪》那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小说。下面就第二个方面探讨一下：现实与虚幻的问题。写《国境》期间，村上一直在考虑《雨月物语》里面的故事。《雨月物语》是江户时期上田秋成（1734—1809）写的志怪小说，九篇故事中有六篇脱胎于《剪灯夜话》和《白蛇传》等中国古代传奇、话本，一个共通的特点是主人公自由游走于阴阳两界或者实境与幻境、自然与超自然之间。村上说，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恐怕是不可能的，也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我，想把那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界线或者觉醒与非觉醒之间的界线不分明的作品世界以现代物语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而《国境》便是收纳这一主题的恰到好处的容器。在这部小说中，说到底“我”的过去只能通过“岛本”这个喻体（metaphoric）才能呈现，只能通过这样的非现实非正常的存在加以勾勒。村上在为收入《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讲谈社2003年版）的《国境》写的后记（“解题”）中就此进一步写道：

岛本是实际存在的吗？这应该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她是否实际存在并非作者要在此给出具体答案的问题。在作品中岛本当然存在。她活着、动着、说话、性交。她推动故事的发展。至于她是否实际存在，则是作者无法判断或者没资格判断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岛本实际存在，她就实际存在于那里，有血有肉，一口口呼吸。倘若你感到她根本不存在，那么她便不在那里，她就纯粹成了编织初君的一个精致幻想。她实际存在与否，应该是由你和岛本（或者对于你的岛本式人物）之间决定的问题。作品这东西不过是凸显个性的一个文本而已。

于是我们在《国境》中看到了虚实两个岛本：一个是十二岁时握“我”的手握了十秒的岛本，一个是“我”二十八岁时在东京街头紧随不舍的穿红色风衣的仿佛岛本的岛本；一个是时隔二十三年忽然出现在酒吧里“笑得非常完美”的岛本，一个是拉“我”去远离东京的河边洒下婴儿骨灰的岛本；一个是在箱根别墅同“我”长时间实实在在交合的岛本，一个是翌日清晨在枕头上留下脑形凹坑而踪影皆无的岛本。一句话，一个是此侧现实世界中的岛本，一个是“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岛本。而我就随着两个岛本往来并迷失于现实和虚幻之间。其中有两个典型的细节。一个是那个谜一样的男人为了阻止他尾随岛本而给他的装有十万日元的信封后来从抽屉里不翼而飞；另一个是岛本送给他的那张旧唱片随着岛本从箱根别墅的消失而无从找见。这愈发使得他无法融入现实，感觉上就好像被孤零零地抛到没有生命迹象的干裂的大地，纷至沓来的幻影将周围所有色彩吮尽吸干。不仅如此，主人公还对自己本身和自己置身其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虚幻之感：

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对贪婪地吞噬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的、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至少我是这样认识。那是处在社会转折点的灼灼发热之物。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依据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而成立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用说，这一连串的追问来自更大意义上的过去与现在的龃龉、现实与理想的错位。这样的追问只能进一步加深对自己、对自身处境和现实社会的幻灭感，激起从中逃离的欲望。那么逃去哪里呢？逃去“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那个虚幻的世界，而岛本无疑是那个世界的化身——“岛本，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自己缺少什么，我这个人、我的人生空洞洞缺少什么，失却了什么。缺的那部分总是如饥似渴。那部分老婆孩子都填补不了，能填补的这世上只你一人。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那部分充盈起来。充盈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前漫长的岁月中自己是何等饥饿何等干渴。我再也不能重回那样的世界。”换言之，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就是力图填补自己缺失部分的过程。他所真正倾心的女子也都首先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他和十二岁时的岛本在一起，是为了弥补自己以至双方的“不完整性”；他高中时代的恋人泉虽然长得不算怎么漂亮，但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温情；他当初对妻有纪子所以一见倾心，也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因为从其长相中明确感觉到了“为我自己准备的东西”。而最能填补他缺失部分即心灵空缺——在物质生活上他并不缺少什么——的人当然仍是岛本，只有岛本才能使他彻底充盈起来。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同岛本从头开始，“再不重回那样的世界”。然而归终他不得不重回那样的世界。他和妻有纪子言归于好的夜晚，妻问他想什么，他说“想沙漠”。也就是说，重返原来的现实世界就是重返沙漠，因为“大家都活在那里，真正活着的是沙漠”。如果不回沙漠，那就只能忍受孤独，而他再不想孤独，“再孤独，还不如死了好”。很明显，村上在这里已不再欣赏和把玩孤独了，而在寻求“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而不得的情况下，在孤独与沙漠之间选择了沙漠，选择了现实世界。他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后记（“解题”）中最后这样写道：

我本身当然不认为《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属于“文学性退步”之作。我是在向《奇鸟行状录》那部超长小说攀登的途中作为间奏曲写这部作品的，由此得以一一确认自己的心之居所，在此基础上我才得以继续向《奇鸟行状录》的顶峰攀登。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在我的人生当中（请允许我说得玄乎一点，即我的文学人生当中）自有其价值、有其固有的意味。

丁亥仲春晴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丁香流霞樱花堆雪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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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一年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说是有纪念性的日子也未尝不可。这样，我有了“初”这样一个名字。不过除此之外，关于我的出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父亲是一家大证券公司的职员，母亲是普通家庭主妇。父亲曾因“学徒出阵”(1)被送去新加坡，战后在那里的收容所关了一段时间。母亲家的房子在战争最后那年遭到B-29的轰炸，化为灰烬。他们是被长期战争所损害的一代。

但我出生时，所谓战争余波已经几乎没有了。住处一带没有战火遗痕，占领军的身影也见不到了。我们住在这和平的小镇上由父亲公司提供的住宅里。住宅是战前建造的，旧是旧了些，但宽敞还是够宽敞的。院子里有高大的松树，小水池和石灯笼都有。

我们居住的镇，是十分典型的大都市郊外的中产阶级居住地。那期间多少有些交往的同学，他们全都生活在较为整洁漂亮的独门独户里，大小之差固然有之，但都有大门，有院子，院子里都有树。同学们的父亲大半在公司工作，或是专业人士。母亲做工的家庭非常少见。大部分人家都养猫养狗。至于住宿舍或公寓里的人，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虽然搬到了邻镇，但情形大同小异。所以，在去东京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以为一般人都系领带去公司上班，都住着带院子的独门独户，都养猫养狗。无从想象——至少不伴随实感——此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两三个是平均数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时代和青春期结识的几个朋友的模样，但他们无一不是两兄弟或三兄弟里的一员。不是两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两兄弟，简直如一个模子复制出来的一般。六七个小孩的家庭诚然少，只有一个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过我倒是无兄无弟只我自己。独生子。少年时代的我始终为此有些自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谓特殊存在，别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的东西自己却没有。

小时候，“独生子”这句话最让我受不了，每次听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句话总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独生子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这在我居住的天地里乃是不可撼动的定论，乃是自然规律，一如山高则气压下降、母牛则产奶量多一样。所以我非常不愿意被人问起兄弟几个。只消一听无兄无弟，人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这样想道：这小子是独生子，一定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反应使我相当厌烦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时代的我厌烦和受刺激的，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属实。不错，事实上我也是个被溺爱的体弱多病的极端任性的少年。

我就读的学校，无兄无弟的孩子的确罕有其人。小学六年时间我只遇上一个独生子，所以对她（是的，是女孩儿）记得十分真切。我和她成了好朋友，两人无话不谈，说是息息相通也未尝不可。我甚至对她怀有了爱情。

她姓岛本，同是独生子。由于出生不久便得了小儿麻痹，左腿有一点点跛，并且是转校生（岛本来我们班是五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这样，可以说她背负着很大的——大得与我无法相比的——精神压力。但是，也正因为背负着格外大的压力，她要比我坚强得多，自律得多，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叫苦示弱。不仅口头上，脸上也是如此。即使事情令人不快，脸上也总是带着微笑。甚至可以说越是事情令人不快，她越是面带微笑。那微笑实在妙不可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安慰和鼓励。“没关系的，”那微笑像是在说，“不怕的，忍一忍就过去了。”由于这个缘故，以后每想起岛本的面容，便想起那微笑。

岛本学习成绩好，对别人大体公平而亲切，所以在班上她常被人高看一眼。在这个意义上，虽说她也是独生子，却跟我大不一样。不过若说她无条件地得到所有同学喜欢，那也未必。大家固然不欺负她不取笑她，但除了我，能称为朋友的人在她是一个也没有。

想必对他们来说，她是过于冷静而又自律了，可能有人还视之为冷淡和傲慢。但是我可以感觉出岛本在外表下潜伏的某种温情和脆弱——如同藏猫猫的小孩子，尽管躲在深处，却又希求迟早给人瞧见。有时我可以从她的话语和表情中一晃儿认出这样的影子。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岛本不知转了多少次校。她父亲做什么工作，我记不准确了。她倒是向我详细说过一回，但正如身边大多数小孩一样，我也对别人父亲的职业没什么兴趣。记得大约是银行、税务或公司破产法方面专业性质的工作。这次搬来住的房子虽说也是公司住宅，却是座蛮大的洋房，四周围着相当气派的齐腰高的石墙，石墙上长着常绿树篱，透过点点处处的间隙可以窥见院里的草坪。

岛本是个眉目清秀的高个子女孩，个头同我不相上下，几年后必定出落成十分引人注目的绝对漂亮的姑娘。但我遇见她的当时，她还没获得同其自身资质相称的外观。当时的她总好像有些地方还不够谐调，因此多数人并不认为她的容貌有多大魅力。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在她身上大人应有的部分同仍然是孩子的部分未能协调发展的缘故，这种不均衡有时会使人陷入不安。

由于两家离得近（她家距我家的的确确近在咫尺），最初一个月在教室里，她被安排坐在我旁边。我将学校生活所必须知道的细则一一讲给她听——教材、每星期的测验、各门课用的文具、课程进度、扫地和午间供饭值班，等等。一来由住处最近的学生给转校生以最初的帮助是学校的基本方针，二来是因为她腿不好，老师从私人角度把我找去，叫我在一开始这段时间照顾一下岛本。

就像一般初次见面的十一二岁异性孩子表现出的那样，最初几天我们的交谈总有些别扭发涩，但在得知对方也是独生子之后，两人的交谈迅速变得生动融洽起来。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遇到自己以外的独生子都是头一遭。这样，我们就独生子是怎么回事谈得相当投入，想说的话足有几大堆。一见面——虽然算不上每天——两人就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而且这一公里路走得很慢（她腿不好只能慢走），边走边说这说那。说话之间，我们发现两人的共同点相当不少。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都最喜欢猫，都不擅长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能吃的食物都能列出长长一串，中意的科目都全然不觉得难受，讨厌的科目学起来都深恶痛绝。如果说我和她之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她远比我有意识地努力保护自己。讨厌的科目她也能用心学且取得很不错的成绩，而我则不是那样。不喜欢的食物端上来她也能忍着全部吃下，而我则做不到。换个说法，她在自己周围修筑的防体比我的高得多牢固得多，可是要保护的东西都惊人地相似。

我很快习惯了同她单独在一起。那是全新的体验。同她在一起，我没有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那种心神不定的感觉。我喜欢同她搭伴走路回家。岛本轻轻拖着左腿行走，途中有时在公园长椅上休息一会儿，但我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妨碍，反倒为多花时间感到快乐。

我们就这样单独在一起打发时间。记忆中周围不曾有人为此奚落我们。当时倒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如今想来，觉得颇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喜欢拿要好的男女开心起哄。大概是岛本的为人所使然吧，我想。她身上有一种能引起别人轻度紧张的什么，总之就是说她带有一种“不能对此人开无聊玩笑”的气氛。就连老师看上去有时都对她感到紧张。也可能同她腿有毛病不无关系。不管怎样，大家都好像认为拿岛本开玩笑是不太合适的，而这在结果上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岛本由于腿不灵便，几乎不参加体操课，郊游或登山时也不来校，类似夏季游泳集训的夏令营活动也不露面。开运动会的时候，她总显出几分局促不安。但除了这些场合，她过的是极为普通的小学生活。她几乎不提自己的腿疾，在我记忆范围内一次也不曾有过。即使在和她放学回家时，她也绝对没说过例如“走得慢对不起”的话，脸上也无此表现。但我十分清楚，晓得她是介意自己的腿的，惟其介意才避免提及。她不大喜欢去别人家玩，因为必须在门口脱鞋。左右两只鞋的形状和鞋底厚度多少有些不同——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大约是特殊定做的那种。我所以察觉，是因为发现她一到自己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放进鞋箱。

岛本家客厅里有个新型音响装置，我为听这个常去她家玩。音响装置相当堂而皇之。不过她父亲的唱片收藏却不及音响的气派，LP(2)唱片顶多也就十五六张吧，而且多半是以初级听众为对象的轻古典音乐，但我们还是左一遍右一遍反反复复听这十五张唱片，至今我都能真可谓真真切切巨细无遗地一一记起。

照料唱片是岛本的任务。她从护套里取出唱片，在不让手指触及细纹的情况下双手将其放在唱片盘上，用小毛刷拂去唱针上的灰尘，慢慢置于唱片之上。唱片转罢，用微型吸尘器吸一遍，拿毡布擦好，收进护套，放回架上原来的位置。她以极其专注的神情一丝不苟地进行父亲教给她的这一系列作业，眯起眼睛，屏息敛气。我总是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注视她这一举一动。唱片放回架上，岛本这才冲我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而那时我每每这样想：她照料的并非唱片，而大约是某个装在玻璃瓶里的人的孱弱魂灵。

我家没唱机也没唱片，父母不是对音乐特别热心的那一类型，所以我总是在自己房间里，扑在塑料壳AM收音机上听音乐。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多是摇滚一类。但岛本家的轻古典音乐我也很快喜欢上了。那是“另一世界”的音乐。我为其吸引大概是因为岛本属于那“另一世界”。每星期有一两次我和她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她母亲端来的红茶，一边听罗西尼的序曲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培尔·金特》送走一个下午。她母亲很欢迎我来玩，一来为刚刚转校的女儿交上朋友感到欣喜，二来想必也是因为我规规矩矩而且总是衣着整洁这点合了她的心意。不过坦率地说，我对她母亲却总好像喜欢不来。倒不是说有什么具体讨厌的地方，虽然她待我一直很亲切，但我总觉得其说话方式里多少有一种类似焦躁的东西，使得我心神不定。

她父亲收集的唱片中我最爱听的是李斯特钢琴协奏曲。正面为1号，反面为2号。爱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唱片护套格外漂亮，二是我周围的人里边听过李斯特钢琴协奏曲的一个也没有，当然岛本除外。这委实令我激动不已。我知晓了周围任何人都不知晓的世界！这就好比惟独我一个人被允许进入秘密的花园一样。对我来说，听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无疑是把自己推上了更高的人生阶梯。

况且又是优美的音乐。起初听起来似乎故弄玄虚、卖弄技巧，总体上有些杂乱无章，但听过几遍之后，那音乐开始在我的意识中一点点聚拢起来，恰如原本模糊的图像逐渐成形。每当我闭目凝神之时，便可以看见其旋律卷起若干漩涡。一个漩涡生成后，又派生出另一个漩涡，另一漩涡又同别的漩涡合在一起。那些漩涡——当然是现在才这样想的——具有观念的、抽象的性质。我很想把如此漩涡的存在设法讲给岛本听，但那并非可以用日常语言向别人阐述的东西，要想准确表达必须使用种类更加不同的语言，而自己尚不知晓那种语言。并且，我也不清楚自己所如此感觉到的是否具有说出口传达给别人的价值。

遗憾的是，演奏李斯特协奏曲的钢琴手的名字已经忘了，我记得的只是色彩绚丽的护套和那唱片的重量。唱片沉甸甸的重得出奇，且厚墩墩的。

西方古典音乐以外，岛本家的唱片架上还夹杂纳特·金·科尔(3)和平·克劳斯比的唱片。这两张我们也着实听个没完。克劳斯比那张是圣诞音乐唱片，我们听起来却不管圣诞不圣诞。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居然那么百听不厌！

圣诞节临近的十二月间的一天，我和岛本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像往常那样听唱片。她母亲外出办事，家中除我俩没有别人。那是个彤云密布、天色黯淡的冬日午后，太阳光仿佛在勉强穿过沉沉低垂的云层时被削成了粉末。目力所及，一切都那么呆板迟钝，没有生机。薄暮时分，房间里已黑得如暗夜一般。记得没有开灯。惟有取暖炉的火苗红晕晕地照出墙壁。纳特·金·科尔在唱《装相》（《PRETEND》）。英文歌词我当然完全听不懂，对我们来说那不过类似一种咒语。但我们喜欢那首歌。翻来覆去听的时间里，开头部分可以鹦鹉学舌地唱下来了：

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re blu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现在意思当然明白了：“痛苦的时候装出幸福相，这不是那么难做到的事”。简直就像她总是挂在脸上的迷人微笑。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想法，但有时又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岛本穿一件圆领蓝毛衣。她有好几件蓝毛衣。大概是她喜欢蓝毛衣吧，或者因为蓝毛衣适于配上学时穿的藏青色短大衣也未可知。白衬衫的领子从毛衣领口里探出，下面是格子裙和白色棉织袜。质地柔软的贴身毛衣告诉了我她那小小的胸部隆起。她把双腿提上沙发，折叠在腰下坐着。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以注视远方风景般的眼神倾听音乐。

“嗳，”她说，“听说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关系都不大好，可是真的？”

我略微想了想，但弄不明白这种因果关系。“在哪里听说的？”

“一个人跟我说的，很早以前，说是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只能有一个孩子。听的时候伤心得不行。”

“是么。”我说。

“你爸爸妈妈关系可好？”

我一下子答不上来。想都没想过。

“我家嘛，妈妈身体不怎么结实。”我说，“倒是不太清楚，听说生孩子身体负担很大很大，所以不行的。”

“没想过有个兄弟该有多好？”

“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没想过？”

我拿起茶几上的唱片护套看。但房间太暗了，看不清护套上印的字。我把护套重新放回茶几，用手腕揉了几下眼睛。以前给母亲同样问过几次，每次我的回答都既未使母亲高兴也没让母亲难过。母亲听了我的回答后只是做出费解的神情，但那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坦率的、诚实的回答。

我的回答很长，但未能准确无误表达自己的意思。归根结蒂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我一直是在无兄无弟的环境中成长的，假如有个兄弟，我应该成为与现在不同的我。所以这里的我如果盼望有个兄弟，我想那是违背自然的。”因此我觉得母亲的提问总好像没什么意义。

我把那时的回答同样向岛本重复一遍。重复完，岛本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她的表情里有一种撩动人心弦的东西。那东西——当然这是事后回想时才感觉到的——带有肉欲意味，仿佛能把人心的薄膜一层层温柔地剥离下去。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她那伴随着表情变化而细微地改变形状的薄唇，记得那眸子深处一闪一灭的隐约光亮。那光亮令我想起在细细长长的房间尽头摇曳不定的小小烛光。

“你说的，我好像能明白。”她用满带大人气的平静的声音说。

“真的？”

“嗯。”岛本应道，“世上的事，有能挽回的有不能挽回的，我想。时间就是不能挽回的。到了这个地步，就再也不能挽回了啊。是这样看的吧？”

我点点头。

“一定时间过去后，好多好多事情都硬邦邦凝固了，就像水泥在铁桶里变硬。这么一来，我们就再也不能回到老地方了。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这堆水泥已经完全变硬了，除了现在的你再没有别的你了，是吧？”

“大致是那么回事。”我的语气有些含糊。

岛本盯视了一会自己的手。“我嘛，时常想来着，想自己长大结婚时的事——住怎样的房子，做怎样的活计，生几个小孩儿，这个那个的。”

“嗬。”

“你不想？”

我摇摇头。十二岁的少年不可能想那种事。“那么，想要几个小孩儿呢，你？”

她把一直搭在沙发后背的手放在裙子膝部。我怔怔地注视着那手指慢慢顺着裙子的方格移动。那里边似乎有什么神秘物，看上去仿佛即将有透明的细线从指尖抽出，编织新的时间。而一闭上眼睛，黑暗中就有漩涡浮现出来。几个漩涡生成，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纳特·金·科尔唱的《国境以南》从远处传来。不用说，纳特·金·科尔唱的是墨西哥。但当时我听不明白，只是觉得国境以南这句话带有某种神奇的韵味。每次听这首歌我都遐想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睁开眼睛，岛本仍在裙子上移动手指。我觉得身体深处掠过了甘甜的微痛。

“也真是奇怪，”她说，“不知为什么，只能想象有一个小孩儿的情景。自己有小孩儿大致想象得出，我是妈妈，我有个小孩儿。但小孩儿有兄弟却想象不好。那孩子没有兄弟，独生子。”

她无疑是早熟的少女，无疑对我怀有作为异性的好意，我也对她怀有作为异性的好感。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岛本大概也一样。她握过一次——仅一次——我的手，握法就像当向导时说“快请这边来”那样。握手的时间也就十秒钟左右吧，但我却感到有三十分钟之久，她松手时我还希望她继续握下去。看得出，实际上她也很想握我的手，尽管她拉过我的手时显得很自然。

现在仍真切记得当时她的手的感触。它同我所知道的任何感触都不一样，同我其后所知道的任何感触也不一样。那是一个十二岁少女温暖的普通的小手，但那五根手指和手心中满满地装着当时的我想知晓的一切和必须知晓的一切，就像样品盒一样。她通过手拉手向我传达了这一点，告知我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那样的场所。在那十秒之间，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无所不能的小鸟。我能在天空飞翔着感觉到风力，能从高空看远处的景物。由于太远了，具体有什么无法看得一清二楚，但我感觉得出它就在那里，我总有一天会到达那里。这让我透不过气，让我胸口悸颤。

回家后，我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前，久久盯视被岛本握过的那只手。非常高兴她握自己的手。那温柔的感触一连好几天都在温暖我的心，但同时也使我迷乱、困惑、难过。自己该如何对待那温情呢？该把那温情带去哪里呢？我不得而知。

小学毕业出来，我和她进了不同的中学。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房子，搬去另一个镇。虽说是另一个镇，其实不过相隔两个电车站，那以后我也去她家玩了几次。记得搬走后三个月里去了三四次。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不久我就不再去找她了。那时候我们正要通过非常微妙的年龄段。我感到，我们的世界仅仅由于中学不同、由于两家相距两站，就整个为之一变了。同学变了，校服变了，课本变了，自己的体形、声音以及对各种事物的感受方式也在发生急剧变化。我同岛本之间曾经存在的亲密空气也似乎随之渐渐变得别扭起来，或者不如说她那方面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正在发生比我还要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使我总有些坐立不安，同时我感到她母亲看我的眼神也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像是在说“这孩子怎么老来我家呀，又不住在附近，又不同校”。也可能自己神经过敏。但不管怎样，当时总觉得她母亲的视线里有文章。

这样，我的脚步渐渐远离了岛本，不久中止了交往。但那恐怕（大概只能使用恐怕这个词。因为归根结蒂，验证过去这一庞杂的记忆进而判断其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并非我的职责）是个失误。本来那以后我也应该和岛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然而我的自我意识太强，太怕受到伤害。自那以来，直到后来很久，我同她一次也没见过。

不去见岛本之后，我也经常怀念她。在整个青春期这一充满困惑的痛苦过程中，那温馨的记忆不知给了我多少次鼓励和慰藉。很长时间里，我在自己心中为她保存了一块特殊园地。就像在餐馆最里边一张安静的桌面上悄然竖起“预订席”标牌一样，我将那块园地只留给了她一个人，尽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见到她了。

同她交往的时候我才十二岁，还不具有正确含义上的性欲。对她胸部的隆起、裙子里面的内容倒是怀有朦胧的好奇心的，但并不晓得那具体意味什么，不晓得那将把自己具体引向怎样的地点。我只是侧耳合目静静地描绘那里应该有的东西而已。那当然是不完整的风景。那里的一切都如云遮雾绕一般迷离，轮廓依稀莫辨。但我可以感觉出那片风景中潜藏着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什么，而且我清楚：岛本也在看同样的风景。

想必我们都已感觉到我们双方都是不完整的存在，并且即将有新的后天性的什么为了弥补这种不完整性而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已站在那扇新门的前面，在若明若暗的光照下两人紧紧握住了手，十秒，仅仅十秒。

(1)　“学徒出阵”：特指二战末期日本下令在籍学生直接入伍参战。——译者注，下同

(2)　LP：Long Playing之略。即密纹唱片。每分钟33⅓转速的唱片。

(3)　科尔：美国黑人歌手（1917—1965）。

2

在高中时代，我成了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多岁少年。那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成为普通人。对于我来说，此乃是进化的一个过程。我不再特殊，成了普通人。不用说，若有细心人细心观察，应该不难看出我是个有其自身问题的少年。然而说到底，世界上又哪里存在没有其自身问题的十六岁少年呢？在这个意义上，在我走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走近了我。

无论如何，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不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少年了。上初中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去了住处附近一所游泳学校，在那里我正式学会了自由泳，每星期游两个标准游程。我的肩和胸转眼之间因此宽大起来，肌肉也结实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动辄发烧卧床的孩子了。我常常光身站在浴室镜前，花时间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显而易见，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我为之欢欣鼓舞。倒不是欣喜自己一步步向大人靠近，较之成长本身，不如说更是为自己这个人的蜕变而欣然。我高兴自己不再是往日的自己了。

我经常看书，听音乐。本来就喜欢书和音乐，而通过同岛本的交往，两个习惯都进一步得到促进，进一步完善起来。我开始跑图书馆，一本接一本看那里的书。一旦翻开书页，中途便再也停不下。书对于我简直如毒品一般，吃饭时看，电车上看，被窝里看，看到天亮，课堂上也偷偷看。不久，我搞到一部自己用的小音响装置，一有时间就关在房间听爵士乐唱片。不过，想跟谁谈论看书和听音乐的体会的欲望却是几乎没有。我就是我自身，不是别的什么人。对此我反倒感到心安理得，别无他求。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异常孤独而傲慢的少年。需要团队配合的体育项目我无论如何喜欢不来，同他人抢分的竞赛也不屑一顾。我喜欢的运动唯有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默默游泳。

话虽这么说，我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孤独。尽管为数不多，学校里我还是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老实说，学校那玩意儿一次也没喜欢过，总觉得校方总是企图把我捏瘪掐死，而我必须时刻保持防范姿态。假如身边没有那样的朋友，我在通过二十岁以前这段不安稳岁月的过程中难免受到更深的伤害。

而且由于开始做体育运动，我不吃的食品也比过去少了许多，同女孩说话无端脸红的情形也变少了。即使不巧暴露自己是独生子，好像也没人当回事了。看来我已经——至少表面上——挣脱了独生子这个紧箍咒。

同时，我有了女朋友。

她长得不算怎么漂亮。就是说，不是母亲看全班合影时会叹息“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好漂亮啊”那一类型的，但我从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她惹人喜爱。照片上倒看不出来，现实中的她却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毫不矫饰的温情。确乎不是足以到处炫耀的美少女，但细想之下，我也并不具有值得向人吹嘘的那类东西。

高二我和她同班，幽会了几次。最初是四人双重幽会，往下就两人单独相处了。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心情能奇异地宽松下来。在她面前，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侃侃而谈，她也总是喜滋滋地听我讲述，听得津津有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内容，但她听得那么专注，俨然一副目睹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的神情。女孩子居然会专心听我说话，自从不见岛本以来这还是头一次。与此同时，我也想了解她，什么都想了解，哪怕细枝末节——例如她每天吃什么啦，在怎样的房间生活啦，从窗口可以看见怎样的景致啦。

她的名字叫泉。多好的名字啊，第一次见面说话时我对她说，就像往里扔进斧头就有精灵冒出来似的。听我这么说，她笑了。她有一个小三岁的妹妹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父亲是牙科医生，同样住独门独户，养一条狗。狗是德国牧羊狗，名字叫卡尔。她父亲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当然世间共产党员牙医也怕是不止一人，全部集中起来，说不定能坐满四五辆大巴。但我女朋友的父亲是其中一员这一事实，还是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她的父母是相当执著的网球迷，每到星期日就拿起球拍去打网球。网球迷共产党员这点说奇妙也够得上奇妙，不过泉看上去倒并不怎么介意。对日本共产党她固然毫无兴趣，但她喜欢父母，常一起打网球，也劝我打网球，遗憾的是对网球这项运动我横竖喜欢不来。

泉羡慕我是独生子。她不太喜欢自己的弟弟妹妹。脑袋少根弦，无可救药的蠢货，她说，没有他俩该多么痛快，无兄无弟真是好上天了。“我可是总想成为独生子。那一来就没人打扰，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第三次幽会时，我吻了她。那天她来我家玩，母亲说要买东西，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泉两个。我凑上脸，把嘴唇按在她嘴唇上，她闭目合眼什么也没说。我事先已准备了足足一打她生气或背过脸时的道歉辞令，结果没有用上。我吻着她，手臂绕到她背部把她搂得更近些。时值夏末，她穿一条泡泡纱连衣裙，腰部系条飘带，尾巴似的垂在后面。我手心碰在她背部的乳罩搭扣上，脖子感受到她的呼气，心脏怦怦直跳，跳得就像要一下子蹿出身体。那硬得险些胀裂的东西挨在她大腿根上，她稍稍挪了下身体。但仅此而已。看样子她并未有什么不自然和不快。

两人在我家沙发上就这样抱在一起。猫蹲在沙发对面椅子上。我们拥抱时猫抬眼看了一下，但一声未响，伸个懒腰又就势睡了过去。我抚摸她的头发，吻她的小耳朵。心想总得说点什么才好，脑子里却一个词也浮现不出。况且别说开口，连吸气都很困难。然后，我拉起她的手，又一次吻在她唇上。好长时间里她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

将泉送去电车站后，我甚是心神不定，回到家歪倒在沙发上一直眼盯天花板。我什么都思考不成。不一会母亲回来，说这就准备晚饭，可我根本没有食欲。我一声不吭地穿鞋出门，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小时。不可思议。虽然我已不再孤独，却又深深陷入了以前从未感觉到的孤独中。就好像生来第一次戴眼镜，无法把握物体的远近。远处的景物看起来近在眼前，本不该鲜明的东西历历在目。

分别时她对我说“太高兴了，谢谢”。我当然也高兴。女孩子竟会允许接吻，简直是难以相信的事。不可能不高兴。然而我无法拥抱这百分之百的幸福感。自己好比一座失去台基的塔，越是想登高远眺，心越是剧烈地摇摆不已。对象为什么是她呢？我自己问自己，我到底了解她什么呢？不过同她见过几次面随便说说话罢了。这么一想，我变得非常惶惶不安，觉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我蓦然想道：假如自己抱的吻的对象是岛本，就不至于如此不知所措了。我们会在无言之中水到渠成地接受对方的一切，而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安什么迷惘，什么都不存在。

然而岛本已不在这里。现在她在她自己的新世界中，正像我在我自己的新世界中一样。所以没办法将泉和岛本放在一起比较。比较也毫无用处。这里已是新世界，通往曾经存在的世界的门已经在背后关闭。我必须在我所置身的新世界中设法确立自己的坐标。

我眼睛一直睁到东方天空隐隐泛出白边，之后上床睡两个小时，冲个淋浴上学。我想在校园里找她说话，想重新确认昨天两人间发生的事，想清楚地从她口中听到她的心情是否还和那时一样。她确实最后对我说过“太高兴了，谢谢”，但天亮想来，觉得全是自己在脑袋里想入非非的幻觉。在学校终于未能找到同泉单独交谈的机会，休息时间她一直同一个要好的女孩子在一起，放学后马上一个人回去了。只有一次，在换教室时我得以在走廊同她打个照面，她迅速朝我莞尔一笑，我也报以微笑，如此而已。但我可以从那微笑中捕捉到昨天确有其事的意味，仿佛在说“别担心，昨天的事是真的”。乘电车回家的路上，我的疑惑差不多已不翼而飞。我真真切切地需要她，那是比昨晚怀有的疑虑和迷惘健康得多强烈得多的欲望。

我的需要其实很明确，那就是把泉剥光，就是脱掉她的衣服，和她干那事。这对我来说是异常遥远的路程。事物这东西要通过阶段性地叠加一个个具体图像方能获得进展。为了达到干那事的目标，首先必须从拉开连衣裙拉链开始。而干那事同连衣裙拉链之间恐怕存在着二三十个需要做出微妙判断和决断的程序。

我最先要做的是把避孕套弄到手。即便到达实际需要它的阶段还有很长距离，也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手才行。因为谁都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派上用场。但去药店买是绝对不成的。因为我怎么看都只能是高二学生，何况死活拿不出那个勇气。街上倒是有几台自动售货机，问题是买那玩意儿时若是给谁撞见难免惹出麻烦。三四天时间里，我为此绞尽了脑汁。

结果事情进展意外顺利。我有一个较为熟悉此中名堂的朋友，便一咬牙跟他说了：想弄个避孕套，不知怎么办最合适。“那还不容易，要的话给你一盒就是。”他说，“我哥哥他通过邮购什么的买了好大好大一堆。干嘛买那么多倒是不大清楚，反正壁橱里塞得满满的，少一两盒看不出来。”我说那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第二天他把装在纸袋里的避孕套带来学校给我。午饭我请客，叮嘱他此事得绝对瞒着别人。他说知道，哪里会讲给别人听。然而他当然没有守口如瓶。他把我要避孕套的事告诉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又告诉了其他几个人。就连泉也从一个女同学口里听说了。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学校楼顶的平台上。

“喂，初君，听说你从西田手里讨了避孕套？”她说。避孕套三个字她说得十分吃力，听起来就像是带来可怕瘟疫的不道德的病菌。

“啊，呃，”我努力搜寻合适字眼，却怎么也搜寻不出。“没什么特别意思。只是，以前就觉得有一两个怕也不坏。”

“可是为了我才弄来的？”

“也不能就这么说。”我说，“只是有点兴趣，想看看是怎么个东西。不过你要是为这个感到不愉快，我道歉就是。还掉也行，扔掉也可以。”

我们并坐在平台一角的小石凳上。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平台上除我俩无任何人。四下里那么静那么静。觉得平台那么静还是第一次。

学校位于山顶，从平台望去，街市和大海尽收眼底。一次我们从播音部的房间里偷来十几张旧唱片，像玩飞碟那样从平台抛出。唱片划着漂亮的抛物线飞去，仿佛获得了短暂的生命，洋洋得意地向港口方向乘风飞行。不巧有一张没有飞好，晃晃悠悠笨头笨脑地掉在网球场上，把在那里练习击球姿势的一年级女生吓了一跳，事后引起一场不小的麻烦。那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此刻我正在同一场所就避孕套接受女朋友的盘问。抬头望天，老鹰正缓缓划出漂亮的圆圈。身为老鹰肯定十二分美妙，我想道，它们只消在天空飞翔即可，至少不必为避孕操心费神。

“你真的喜欢我？”她用沉静的声音问。

“还用问，”我回答，“当然喜欢你。”

她把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从正面看我的脸，盯视了很久，以致我浑身有些不自在。

“我也喜欢你的。”又过了一会她说道。

“可是，”我想。

“可是，”她果然这样继续道，“不要着急。”

我点点头。

“性子不要急。我有我的步调。我不是那么乖巧的人，很多事情都要花不少时间做准备才行。你能等？”

我再次默默点头。

“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伤害我？”

“不伤害。”我说。

泉低头看了一会自己的鞋。一双普通的黑色平跟船鞋。同旁边我的鞋相比，小得活像玩具。

“好怕的。”她说，“近来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没壳的蜗牛。”

“我也怕。”我说，“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没蹼的青蛙。”

她扬脸看我的脸，略微一笑。

随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建筑物后面，抱在一起接吻。我们是没了壳的蜗牛，是丢了蹼的青蛙。我把她的胸部使劲贴在自己胸部，我的舌头和她的舌头轻轻相触。我手隔衬衫摸她的乳房。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闭目，叹息一声。她的乳房不很大，亲热地缩进我的手心，简直就像天生是为此而造的。她把手贴在我胸口，那手心的感触同我的心跳似乎正相合拍。她和岛本当然不一样，我想。这女孩不会给予我同岛本给予我的一样的东西。但这么一来，她就是我的了，并且想给我以她所能给予的什么。我有什么理由非伤害她不可呢！

但我那时还不懂，不懂自己可能迟早要伤害一个人，给她以无法愈合的重创。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

3

那以后我和泉继续交往了一年多。每星期幽会一次。看电影，去图书馆一块儿学习，或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但在性关系上，两人未发展到最后阶段。父母出门不在时，我也不时把她叫到家里来。两人在我的床上抱在一起，一个月抱两三回吧，记得是。不过，即使家里只我们两人的时候，她也坚决不脱衣服。她说不知谁什么时候回来，有人回来见两人光溜溜的岂不狼狈。这一点上泉非常谨慎。我想她并非胆小，只是性格上难以忍受自己陷入难堪。

由此之故，我总是隔着衣服抱她，只能从内衣空隙探入手指，十分笨拙地爱抚。

“别急，”每当我现出失望的神情，她便这样说道，“再等等，等我做好准备。求你了。”

说老实话，我倒也不是着急，只是对许多事情都深感困惑和沮丧。我当然喜欢泉，感谢她肯做我的女朋友。若没有她，我的二十岁以前肯定苍白得多无聊得多。总的说来，她坦率正直，令人愉快，不少人都对她有好感。很难说我们趣味相投。我看的书、我听的音乐，我想她几乎是不理解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曾以对等立场谈过这方面的内容。在这点上，我和泉的关系同我和岛本的关系有很大差别。

但是，只消坐在她身边碰一下她的手指，我心里就顿时油然充满温馨。即使是对别人不好开口的事，在她面前也能畅所欲言。我喜欢吻她的眼睑和嘴唇，喜欢撩起她的头发吻那小小的耳朵。一吻，她便哧哧地笑。如今想起她，星期日那静静的清晨都每每浮现在眼前。天朗气清、刚刚开始的星期日，作业没有、什么也没有、尽可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星期日——她屡屡让我产生如此星期日清晨般的心绪。

当然她也有缺点。对某类事情未免过于固执己见，想象力也不够丰富。她无论如何也不肯从迄今为止自己所属的所赖以成长的天地中跨出一步，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废寝忘食如醉如痴。她爱父母，尊敬父母。她道出的若干意见——今天想来，作为十六七岁的少女也是理所当然的——浮泛而缺乏深度，有时候听得我兴味索然。但是，我一次也没听她说过别人坏话，无谓的沾沾自喜也不曾有过。并且她喜欢我、珍惜我，认真听我说话、鼓励我。我就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将来这个那个对她说了许多——以后想干什么啦，想成为怎样的人啦等等，无非那个年代的少年大多挂在嘴上的不着边际的梦话罢了，可是她听得专心致志，甚至给我打气：“我想你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出类拔萃的东西。”而且是认认真真说的。对我说这种话的有生以来唯她一人。

再说能够抱她——尽管隔着衣服——也实在妙不可言。我感到困惑和失望的，在于我始终未能从泉身上发现为我而存在的东西。我可以列出她许多优点，优点一览表要比其缺点一览表长得多，大概比我的优点一览表都要长。然而她缺乏决定性的什么。如果我能从她身上找出那个什么，我恐怕早就同她睡了，绝对忍耐不了。就算花些时间我也要说服她，让她想通她为什么必须跟我睡。然而最终我没有一定得那样做的确信。无须说，自己不过是个满脑袋性欲和好奇心的十七八岁的鲁莽少年，但脑袋的某一部位也还是清醒的：如果她不情愿那样，那么是不宜勉强的，至少应该耐住性子等待时机成熟。

不过我抱过一次——仅仅一次——泉的裸体。我对着泉明确宣布自己再不愿意隔衣服抱她，“不想做那种事不做也可以，可我无论如何想看你的裸体，什么也不穿地抱你。我需要这样做，已经忍无可忍了！”

泉想了一下，说若你真有那个愿望，那也未尝不可。“不过一言为定，”她以一本正经的神情说，“只能让这一步，不能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休息日她来到我家。那是十一月初一个晴得令人舒坦但略有寒意的星期天。父母有事去了亲戚家——父亲方面的一个亲戚要做法事什么的。本来我也应参加，但我说要准备考试，一个人剩在家里。估计他们要很晚才回来。泉是偏午时来的，两人在我房间的床上抱在一起。我脱她的衣服，她闭上眼睛，一声不响地任由我处置。但我好一番折腾。本来就笨手笨脚，再加上女孩的衣服实在繁琐。结果，泉中途转念睁开眼睛，索性自己脱个精光。她穿一条淡蓝色小三角裤，乳罩与之配套。想必是她自己专门为这个时候买的，因为这以前她一直穿着一般母亲为高中生女儿买的那种。随后我脱去自己的衣服。

我搂着她一丝不挂的肢体，吻她的脖颈和乳房。我得以抚摸她滑溜溜的肌肤，嗅她肌肤的气味。两人赤条条紧搂紧抱委实痛快淋漓。我很想进去，想得险些疯了。但她断然阻止了我。

“对不起。”她说。

不过作为替代，她将我那东西含在嘴里，舌头动来动去。她这样做是第一次。舌头在顶端扫过几次之后，我顾不得细想什么，突然一泻而出。

之后我仍久久抱着泉的身子，上上下下慢慢抚摸不已。窗口射进的秋日阳光照在她的裸体上。我看着吻着，吻了很多很多地方。真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下午。我们一次又一次光身搂在一起。我射了几次。每射一次，她都去卫生间漱口。

“不可思议的感觉。”泉笑道。

我和泉交往一年多了，但这个星期日下午无疑是我们两人一起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双双脱光以后，感觉上再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了。我觉得比以往更能理解泉，泉想必也有同感。需要的是小小的积累，不仅仅是话语和许诺，还要将小小的具体的事实一个个小心积累起来，只有这样两人才能一步一步走向前去。她所追求的，我想归根结蒂便是这个。

泉久久地把脑袋枕在我胸口，仿佛在听我心跳似的一动不动。我抚摸她的秀发。我年已十七，健康，即将成为大人。这确实是件开心事。

不料快四点她准备回去时，门铃响了。一开始我没理会。谁来自是不知道，但只要不理会，一会儿他就会走的。然而铃声执拗地响个不停。讨厌。

“不是你家里人回来了吧？”泉脸色铁青地说，下床，归拢自己的衣服。

“不怕。不可能这么快回来，再说也不至于故意按什么门铃，带着钥匙呢。”

“我的鞋。”她说。

“鞋？”

“我的鞋脱在门口。”

我穿衣下床，把泉的鞋藏进拖鞋箱，打开门。姨母站在门外。母亲的妹妹。一个人住在离我家坐电车要一个小时的地方，时常来我家串门。

“干什么来着？按好半天了！”她说。

“戴耳机听音乐来着，所以没听见。”我说，“不过父母都出门不在，参加法事去了，不到晚上回不来。你也该知道吧，我想。”

“知道知道。正好来这附近办事，又听说你在家用功，就顺路过来做晚饭。东西都买来了。”

“我说姨母，晚饭那东西我自己能做的，又不是小孩子。”

“反正东西都买来了，那有什么。你不是忙吗？我来做饭，那时间你慢慢用功好了。”

得得，我心里叫苦，恨不能一下子死了。这一来，泉可就别想回去了。我家这房子，去房门必须穿过客厅，出门又必须从厨房窗前通过。当然也可以向姨母介绍说泉是来玩的同学。问题是我现在应该在家玩命地准备考试。所以，如果把女孩子叫到家来的事暴露了，后果相当尴尬。求姨母瞒住父母几乎是不可能的。姨母人并不坏，可就是肚子里装不住话，无论什么话。

姨母进厨房整理食品的时间里，我拎起泉的鞋跑上二楼自己的房间。她已穿好了全部衣服。我把情况向她说了。

她脸色发青：“我可怎么是好！一直出不了门可怎么办啊！我也要晚饭前赶回家的呀，回不去可麻烦透了。”

“不怕，总有办法可想。保你顺利，用不着担心。”我劝她镇定下来。可我也全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头绪都摸不着。

“对了，吊带袜上的小卡子哪里去了？找得我好苦。没在哪里看见？”

“吊带袜上的小卡子？”我问。

“小东西，这么大的金属卡。”

我床上床下寻找，但找不到。“算了，回去就别穿长筒袜了，抱歉。”

去厨房一看，姨母正在烹调台前切菜。说色拉油不够了，叫我去哪里买来。我没理由拒绝，骑上自行车去附近小店买色拉油。四下已有些暗了。我越来越担心，看这样子泉真可能走不出门。无论如何得赶在父母回来前采取行动。

“看来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趁姨母进卫生间时悄悄溜走。”我对泉说。

“能行？”

“试试好了。这么坐以待毙总不是个办法嘛。”

两人约定：我去楼下，姨母一进卫生间就大声拍两下手，她闻声即刻下楼穿鞋出去。若顺利逃脱，就从前面不远处的电话亭打电话给我。

姨母美滋滋地边唱歌边切菜、做酱汤、煎鸡蛋。问题是时间过去了许多，她却怎么也不肯上卫生间，弄得我焦躁得什么似的。我猜想这女人没准长了个特大号膀胱。好在正当我快灰心丧气的时候，姨母总算摘下围裙，走出了厨房。看准她走进卫生间，我冲进客厅使劲拍了两下手。泉提鞋下楼，迅速穿上，蹑手蹑脚走出房门。我进厨房确认她平安出门离去。几乎与此同时，姨母从卫生间闪出。我吁了口气。

五分钟后泉打来电话。我告诉姨母过十五分钟回来，说罢出门。她站在电话亭前等我。

“我再不愿意这样子了。”泉抢在我开口前说道，“这种事再不干第二次了。”

她有些气急败坏。我把她领去车站附近的公园，让她坐在长椅上，温和地握住她的手。泉在红毛衣外面穿了件驼色短大衣。我动情地想起那里边的内容。

“不过今天实在是美妙的一天，当然我是说姨母到来之前。你不这么认为？”我说。

“我当然也快活。和你在一起我总是很快活。可剩下我一个人，就很多事情都搞不清了。”

“例如什么？”

“例如以后的事，高中毕业后的事。你大概要去东京上大学，我留在这里上大学。往下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你到底打算怎么对待我？”

我已决定高中毕业后去东京上大学，认为有必要离开这里离开父母，一个人独立生活。从综合成绩看，我的学年排名不怎么令人鼓舞，但几个喜欢的科目没正经用功却取得了不算坏的成绩，所以上考试科目少的私立大学看来不会太费劲。可是她基本上没有可能和我一起去东京，泉的父母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很难认为泉会反抗，这以前她一次也没反抗过父母。因此不用说，泉希望我留下来。她说这里不是也有好大学吗，何苦非去东京不可。如果我说不去东京，想必她会马上同我睡的。

“瞧你，又不是去外国，三小时就能跑个来回。况且大学假期长，一年有三四个月待在这边。”我说。已经对她说了几十遍。

“可是一旦离开这里，你就会把我忘到脑后，去找别的女孩了。”她说。已经对我说了几十遍。

每次我都向她保证事情不可能那样。“我喜欢你，哪能那么快把你忘掉！”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没有那么足的信心。时间和感情的流程由于场所改变便遽然改变的情形毕竟是有的。我想起自己和岛本的两相分离。尽管两人那般息息相通，但在上初中搬家以后，我还是走上了与她不同的路。我喜欢她，她也叫我去玩，然而最终我还是不上她那儿去了。

“有的事我弄不大明白。”泉说，“你说喜欢我，也很珍惜我，这我明白。但我好些时候弄不明白你实际上在想什么。”

这么说罢，她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擦眼泪。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她哭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等待着她继续下文。

“你肯定喜欢一个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不大喜欢被人窥看。这也许因为你是独生子的关系。你习惯于独自考虑和处理各种事情，只要自己一个人明白就行了。”说着，泉摇了下头，“这点时常让我惶惶不安，总觉得自己被人扔开不管了似的。”

已经很久没听到独生子这个词了。小学期间这个词不知给了我多大伤害，而现在泉是以完全不同的含义用这个词的。她说我“因为你是独生子”时，并非说我是被宠坏了的孩子，而是指我有孤独倾向的个性，指我很难走出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她不是责备我，只是为此感到悲哀而已。

“能跟你那么拥抱我也高兴，说不定一切也都会这么一帆风顺，”分别时泉说，“问题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一帆风顺的。”

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她的话。她想说的我大体能够理解。我不习惯对别人敞开心扉。我想泉对我是敞开心扉的，而我做不到。我固然喜欢泉，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接受她。

从车站到家这段路已走了几千遍，但这时在我眼里竟那么陌生。我边走边回想下午搂抱的泉的裸体，想那变硬的乳头，那弱不禁风的毛丛，那丰满柔软的大腿。想着想着，心里渐渐难受得不行。我在香烟铺的自动售货机买了盒烟，返回刚才同泉一起坐过的公园长椅，点燃一支烟让心情平复下来。

假如姨母不突然杀上门来，很可能一切都顺顺当当。若什么事也没有，想必我们分别时会愉快得多，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不过，即使姨母今天不来，恐怕早晚也还是要发生什么。即使今天不发生，明天也要发生。关键问题是不能说服她。至于为什么不能说服她，是因为我不能说服我自己。

日落天黑，风陡然变冷，告诉我冬天正步步临近。而转过一年，高考季节眨眼就到，往下等待我的将是全新天地里的全新生活。想必新的环境将大大改变我这个人，而我正强烈希求——尽管也忐忑不安——那样的变化。我的身体和心灵都在希求陌生之地和清新的气息。那年很多大学均被学生占领了，游行示威的浪潮席卷东京城。世界即将在眼前发生沧桑巨变，我想用身体直接感受它的炽热。纵使泉热切希望我留在这里，纵使她作为交换条件答应同我睡觉，我也再不想留在这座静谧而幽雅的小城——哪怕因此而结束她和我的关系。倘留在这里，我身上的什么必定彻底消失。但那是不可以消失的。它好比朦胧的梦幻。那里有高烧，有阵痛，那是一个人只能在十七八岁这一有限的期间里怀有的梦幻。

那同时又是泉所不能理解的梦幻。那时她所追逐的是另一形式的梦幻，是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在新天地里的新生活实际开始之前，我和泉的关系最终还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破裂。

4

我最初睡的女孩是独生子。

她不是——也许应该说她也不是——一起上街时令擦肩而过的男人不由回头的那一类型，不如说几乎不引人注意更为准确。然而第一次同她相见，我就莫名其妙地被她深深吸引了。那简直就像在光天化日下走路时突然被肉眼看不见的闷雷击中一般，没有保留没有条件，没有原因没有交代，没有“但是”没有“如果”。

回首迄今为止的人生，除去极少数例外，我几乎不曾有过被一般意义上的靓女所强烈吸引的体验。和朋友一起走路，朋友有时说“喂喂，刚才过去的女孩真够漂亮”，而我听了，却想不出那种“漂亮”女孩什么模样，很有些不可思议。阅历中几乎不曾对美貌女演员和模特一见倾心。原因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甚至在十几岁时——现实与梦境的界线极其模糊且“憧憬”这一情思淋漓尽致地施展威力的时期——我也不曾仅仅因为美貌而对美貌姑娘想入非非。

能强烈吸引我的，不是可以量化、可以一般化的外在美，而是潜在的某种绝对的什么。一如某一类人暗自庆幸大雨地震全面停电，我则喜好异性对我发出的来势汹涌而又不动声色的什么。这里姑且将那个什么称为“吸引力”好了——不容分说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吸引人吞噬人的力。

或许可以将其比喻为香水的气味儿。在怎样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具有特殊魅力的气味儿，恐怕就连调制它的调香师也无法说明，化验想必也得不出结果。然而，能说明也罢不能说明也罢，某种香料的配合就是能如交尾期动物身上的气味儿一样吸引异性。某一气味儿百人中可能吸引五十人，另一气味也许会吸引百人中的另外五十人。但此外能在百人中摧枯拉朽地吸引一两人的气味儿世间也是存在的，那便是特殊气味儿。而我具有敏锐地嗅出如此特殊气味儿的能力。我知道那是专门为我而存在的宿命式的气味儿，即使相距迢迢我也能百发百中地嗅出。届时，我就跑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我已感受到了，“其他人或许感受不到，可我感受到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和她睡。说得更准确些，是必须和这女子睡。而且本能地感觉出对方也想同我睡。在她面前我真个浑身发颤。当着她的面就急剧地勃起了几次，走路都困难。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体验到的吸引力（在岛本身上我大约感觉过其雏形，但那时的我还远未成熟，所以那很难称之为吸引力）。碰上她时我是十七岁的高三学生，她是二十岁的大二学生，而且阴差阳错，居然是泉的表姐。她大致也有男朋友，但这对我们根本不成为障碍。即使她四十二岁有三个小孩且屁股生两条尾巴，我想我也不至于介意。其吸引力便是大到了这个地步。我明确认识到不可就这样放过这女子，否则我肯定抱憾终生。

总之我生来第一次干的对象就是我女朋友的表姐。并且不是普通的表姐，而是非常亲密的表姐，泉和她自小要好，平日往来不断。她在京都上大学，租住在御所西边一座宿舍楼里。我和泉去京都玩时叫她来同吃午饭。那是泉来我家两人赤身搂抱，但由于姨母来访而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个星期日之后第三个星期的事。

泉离座时，我说可能要打听她上的那所大学的事，问出了她的电话号码。两天后我往她宿舍打电话，说如果方便下星期日要见她一下，她停一下回答说可以啊，那天正好有空儿。听其声音，我坚信她也想同我睡，从语调中我清楚感觉出了这一点。于是下个星期日我独自去京都找她，下午就跟她睡上了。

其后两个月时间里，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干特干，干得脑浆都像要融化了。两人没去看电影，没散步。小说也罢音乐也罢人生也罢战争也罢革命也罢一概没谈。我们只是干、干。当然三言两语我想也还是聊过的，但聊的什么几乎无从记起。我记得的仅仅是那里具体的细小的物像——枕边的闹钟、窗口挂的窗帘、茶几上的黑色电话机、挂历上的摄影画、她脱在地板上的衣服，以及她肌体的气味儿、她的声音。我什么也没问她，她什么也没问我。不过仅有一次，一起躺在她床上的时候忽然心有所觉，问她是不是独生子。

“是啊，”她一副诧异的神情，“我是没有兄弟姐妹，可你怎么知道的呢？”

“怎么也不怎么，只是一种感觉。”

她注视了一会我的脸，“你怕也是独生子？”

“是啊。”

留在记忆中的两人的交谈只有这么多。我蓦地感到了一种气息：这女子说不定是独生子。

除去确有必要的场合，我们甚至吃喝都省略了。见面几乎口也不开便脱衣服，上床搂作一团，干。没有阶段，没有程序。我只是单纯地贪婪那里提示的一切，她恐怕也同样。每次见面我们都干上四五回。那可是毫不含糊地同她干到一滴精液不剩，干到龟头发肿作痛。尽管干得如此热火朝天，尽管都从对方身上感觉出汹涌澎湃的吸引力，但双方都没有成为恋人并快快乐乐长此以往的念头。对我们来说，那可谓一阵龙卷风，迟早总要一去不复返。我想我们都已察觉到如此情形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所以每次见面脑袋里都有疑虑，以为这次相抱是最后一次，而这疑虑又格外鼓起了我们的干劲。

准确地说，我并不爱她，她当然也不爱我。但爱与不爱对方对那时的我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自己此时此刻被急剧地卷入了什么之中，而那什么对于我来说应该含有关键因素。我想知道那是什么，迫不及待。倘若可能，我甚至想把手伸进她的肉体直接触摸那个什么。

我喜欢泉。可是她一次也不曾让我体味如此横冲直闯的力。相比之下，对这女子我一无所知，也没感觉出爱情。然而她让我震颤，让我奋不顾身地接近。我们所以没有认真交谈，归根结蒂是因为没感到有此必要。如果有认真交谈的气力，我们就又用它来多干一次。

我想，在我们争分夺秒如醉如痴地将这种关系持续几个月之后，大概就要不约而同地互相远离。这是因为，那时我们所进行的，是极为自然极为正常极为必要的行为，没有被任何疑问插足的余地。至于爱情、罪恶感以及未来之类一开始便被排除在外，没有介入的可能性。

所以，假如我同她的关系不暴露（但实际上肯定很难，毕竟我同她干得太入迷了），那以后我同泉想必会将恋人关系保持一段时间，每年至少可以在大学放假的几个月时间里继续幽会。关系能保持多久我说不准，不过我觉得若干年后我们还是要自然而然——并非由于哪一方主动提出——分手的。我们之间有几个大的不同点，而且是随着成长、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扩大的那类不同点。现在回头看去，我看得十分清楚。不过，就算将来一定分手，如果没有我同她表姐睡觉那种事，我们会分手得更温和些，以更为健康的姿态踏入新的人生阶段，我猜想。

然而现实中并未那样。

现实中我严重伤害了她，损毁了她。她受到怎样的伤害怎样的损毁，我也大体想象得出。泉没有考上以她的成绩本应手到擒来的大学，而进了一所名字都不为人知晓的女大。同她表姐的关系败露后，我同泉见面谈了一次。两人在时常用来碰头的小咖啡馆里谈了很久。我设法做出解释，试图尽可能地开诚布公，小心斟酌词句向她诉说自己的心情——同她表姐之间发生的事决不是本质上的，不是既定路线上的，那只是一种物理性的吸引力导致的，自己心中甚至连背叛恋人的愧疚感都没有，那对两人的关系不具任何影响力。

但是泉当然不理解，说我是卑劣的扯谎鬼。也的确如她所说，我瞒着她偷偷摸摸同她表姐睡觉来着。况且并非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我一直在欺骗她。事情若理直气壮，自然无需欺骗。应该一开始就向她挑明：我想和你表姐睡，想大动干戈一直干到脑浆消融，想以各种体位干上一千回，但这和你毫不相干，所以希望你不要在乎。问题是作为现实不可能这么对泉直言不讳。所以我扯了谎，扯了一二百遍。我编造适当的理由拒绝同她幽会而去京都同她表姐睡觉，对此我没有辩解的余地。不用说，一切责任在我。

泉得知我同她表姐的关系，是一月已接近尾声时候的事，我的十八岁生日刚刚过去。二月几场高考我全部轻易过关，三月末将离开这里前往东京。离开前我给泉打了好几次电话，但她再不肯同我说话。长信我也写了几封，都没接到回音。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想，不能就这样将泉一个人扔下不管。但是，我就是再这样想，现实当中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泉已不想同我发生任何形式的往来了。

在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上，我一边惆怅地望着窗外风景，一边思考自己算是怎样一个人。我看放在膝头的自己的手，看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位于这里的我到底算什么呢？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不过我明白，若再次置身同样状况，我还得重蹈覆辙。恐怕仍会对泉扯谎，仍同她表姐睡的，而不管那将怎样地伤害泉。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但实情如此。

当然，在损毁泉的同时，我也损毁了自己。我深深地——比当时我所感觉的还要深得多地——伤害了自己本身。从中我理应吸取很多教训。但经过若干年后重新回头审视的时候，我从中体验到的，仅仅是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终极本质上我这个人是可以作恶的。诚然我一次也没有动过对谁作恶的念头，然而动机和想法另当别论，总之我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变得自私变得残忍的，就连本应悉心呵护的对象我也可以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予无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伤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上大学后，我打算在新的城市获得新的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打算通过成为新人来改正错误。最初似乎还算顺利，然而归根结蒂，我无论如何只能是我，仍将重复同样的错误，同样伤害别人，同时损毁自己。

年过二十时我忽然心想：说不定自己再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人了。我犯过几个错误，但实际上那甚至连错误都不是。与其说是错误，或许莫如说是我自身与生俱来的倾向性东西。如此想着，我黯然神伤。

5

大学四年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

上大学第一年我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也同警察冲突过，还声援了校园里的罢课，参加了政治集会，认识了好几个蛮有兴味的人，但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对那样的政治斗争投入全副身心。每次游行同旁边一个人手拉手，我都觉得有些别扭；不得不朝警察队伍投石块时，又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自己。我思忖，这就是自己真正追求的东西么？同他们之间，我无法怀有连带感。大街上弥漫的暴力气息、人们口中慷慨激昂的话语，渐渐在我心目中失去了光彩，我开始一点一滴地怀念同泉度过的时光。可是我已无法返回那里，我已将那个天地抛到身后去了。

而与此同时，对大学里教的东西又几乎无法上来兴致。我选的课大半索然无味，没有任何使我为之心动的东西。整天忙于打工，校园也没正经去，四年混得毕业应该说是万幸。女朋友也有了，三年级时同居半年，但最终不欢而散。那阵子我正彷徨，搞不清自己对于人生到底寻求什么。

回过神时，政治季节已然结束。一度仿佛足以摇撼时代的巨大浪潮也如失去风势的旗一般颓然垂下，被带有宿命意味的苍白的日常所吞没。

大学毕业出来，经朋友介绍，我进入一家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剪短头发，脚登皮鞋，身穿西服。公司看上去虽不甚起眼，但那年的就业形势对于文学院出身的人并不怎么温情脉脉。何况以我的成绩和门路而言，即使打更有趣的公司的主意也笃定要吃闭门羹，能进这里应该谢天谢地了。

工作果然单调。办公室气氛本身诚然不坏，但遗憾的是我几乎没办法从编教科书这项作业中觉出半点快乐。尽管如此，一开始半年左右我还是干得很卖力，以期从中发现乐趣，以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全力以赴总会有所收获，然而最终只能徒呼奈何。我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不管怎么折腾，自己都不适于干这个活计。我有些心灰意懒，觉得自己的人生已走到尽头，以后的岁月恐怕就要在这编造枯燥无味的教科书的过程中损耗掉。若无其他情况，退休前三十三年时间我都将日复一日地伏案看校样、计算行数、订正汉字注音，同时找个差不多的女人结婚生几个孩子，将一年两次的奖金作为惟一的乐趣。我想起过去泉对我说的话：“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出类拔萃的东西。”每次想起心里都一阵难受。我身上哪里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东西啊，泉！估计如今你也明白过来了。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谁都会阴差阳错。

在公司里，我几乎机械地完成派到自己头上的工作，剩下的时间独自看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我转而认为，工作这东西原本就是单调的、义务性的，因而只能将工作以外的时间有效地用于自己，以寻找相应的人生乐趣。我懒得和公司同事去外面喝酒，倒不是人缘不好或曲高和寡，只是不愿意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在公司以外的场所主动发展与同事的个人关系。可能的话，还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晃儿过去了四五年。其间结交了几个女朋友，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和她们相处几个月后我便这样想道：“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她们身上发现专门为我准备的什么。和其中几个人睡过，但已没有激情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从上大学至迎来三十岁这十二年时间，我是在失望、孤独与沉默中度过的。这期间几乎不曾同任何人有心灵上的沟通，对于我可谓冷冻起来的岁月。

我比过去还要深地蜷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游泳池，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习惯以后，也不怎么觉得寂寞或不好受。我时常想到岛本，想到泉。如今她们在哪里、做什么呢？说不定两人都已结婚，小孩都可能有了。不管两人处境如何，我都想见她们，想和她们说话，哪怕三两句也好，哪怕仅仅一个小时也好。若对象是岛本或者泉，我是能够准确述说自己心情的。我考虑同泉言归于好的方法，考虑同岛本相见的途径，以此打发时间，心想若是如愿以偿该有多好啊！但我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说到底，她们已是远离自己人生的存在了。时针不可能倒转。我经常自言自语，夜晚自斟自饮，开始认为自己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是在那个时候。

进公司第二年，我同一个有腿疾的女孩幽会过。双重幽会，同事拉我去的。

“腿稍有毛病，”他有点儿难以启齿地说，“不过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好。见面你准会中意的。而且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老实说，假如他不道出腿有毛病，自己还未必前往。我讨厌所谓双重幽会和匿名幽会那类名堂。但在听说女孩腿有毛病时，我便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了。

——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女孩是我同事女朋友的同学——大概是高中时代同级。她个子不高，相貌端庄。那不是一种张扬的美，而是一种宁静含蓄的美，使我联想到密林深处怎么都不肯出来的小动物。我们看罢星期日早场电影，四人一块儿吃午饭，这时间里她几乎不开口，逗她开口她也只是默默微笑。之后分两对散步。我和她去日比谷公园喝茶。她拖的是同岛本相反的那条腿，扭摆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岛本多少有点画圆，她脚尖略略打横地直线前拖。尽管如此，走路方式还是多少相似的。她身穿红色高领毛衣和蓝牛仔裤，脚上是普通的沙漠靴。几乎没化妆，头发束成马尾辫。说是大学四年级，但看上去还要年轻些。好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至于是平时也这么沉默寡言，还是由于初次见面而紧张得说不好，抑或只是因为缺少话题，我自是揣度不出。反正一开始的交谈几乎不成其为交谈。我弄明白的，不外乎她在一所私立大学学药学。

“药学有意思？”我试着问。我和她走进公园里的咖啡馆喝咖啡。

我这么一说，她脸上隐隐泛红。

“没关系的，”我说，“编教科书也不是那么有意思的。世上没有意思的事多得堆成山，用不着一一放在心上。”

她思索片刻，总算开口了：“倒也不特别有意思。因我家是开药店的。”

“噢。关于药学可能告诉我点什么？药学我一无所知。说来你别见怪，六年来差不多一粒药也没吃过。”

“好身体啊。”

“这样，喝酒醉过夜也一次都没有过。”我说，“不过小时候身体弱，总闹病，药也吃了不少。我是独生子，父母肯定爱护过头了。”

她点了下头，往咖啡杯里窥视。到第二次开口又等了好些时间。

“药学嘛，我想确实不是太有意思的学问。”她说，“比一个个死记硬背药品成分更有意思的事，世上肯定有很多很多。同样是科学，但它既不像天文学那么浪漫，又不像医学那么有戏剧性。不过那里边有一种令人感到亲近的东西，说是如影随形也未尝不可。”

“有道理。”我说。这女孩想说还是蛮会说的，只是找词儿比别人费时间。

“可有兄弟？”我问。

“两个哥哥，一个已经结婚。”

“选学药学，就是说将来要当药剂师继承药店了？”

她又有点儿脸红了，随后又缄默有顷。“不清楚。两个哥哥都有工作了，也可能由我继承。不过也并没有定下来。如果我不打算继承，父亲说那也无所谓，自己能开到什么时候就开到什么时候，往下卖掉就是。”

我点点头，等她继续下文。

“不过我想我继承也可以的。我腿不好，工作没那么容易找。”

我们就这样单独聊着度过了一个下午。沉默的时候多，开口费时间，一问什么就脸红。但同她说话绝不枯燥，也没有困窘感，说令人愉快都可以。对于我这是很少有的事。如此在咖啡馆隔着桌子面对面说过话之后，我甚至觉得很久以前就已认识了她。那类似一种缱绻的情思。

但是，若说自己的心已被她强烈吸引，坦率地说，我想只能说尚不至于。当然我对她怀有好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她又长得漂亮，如同事一开始所说，性格看来也不错。但若问是否通过这些事实的罗列而从她身上发现了强有力地摇撼自己心灵的某种东西，那么很遗憾，回答是否定的。

而岛本身上却有，我想。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时我一直在想岛本，尽管觉得不该想，但不能不想。一想到岛本，我的心现在都还摇颤。那里有兴奋，有仿佛轻轻推开自己心灵深处一扇门的带有低烧的兴奋。可是同那个有腿疾的漂亮姑娘在日比谷公园散步时，我却未能感觉出那种兴奋或震颤。在她身上我所感受的，仅仅是某种共鸣和平静的温情。

她的家、也就是药店在文京区小日向。我乘公共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两人并肩坐车时，她也几乎没开口。

几天后同事来到我跟前，“那孩子对你好像相当满意，”他说，“这个星期天四个人再上什么地方去可好？”但我适当找了个借口谢绝了。再次见面交谈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老实说，我也想再慢慢和她谈一次。假如我们在别的场合碰上，成为要好的朋友也未可知。问题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双重约会，其行为的本来目的即是物色恋人。如果连续见面两次，势必产生相应的责任。而我不愿意——无论哪一种形式——伤害那个女孩。我只能谢绝。当然也就再未同她相见。

6

此外我还在有腿疾的女性方面有过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那时我已二十八。但由于事情过于奇特，至今我都难以弄明白那到底意味什么。

我在年末喧闹拥挤的涩谷街头见到一位同岛本跛得一模一样的女性。她身穿偏长的红色大衣，腋下夹一个黑色漆皮手袋，左手腕戴一个手镯样的银色手表。她身上的东西看上去十分高级。我在另一侧路面行走，偶然瞧见她后，立即穿过马路。路上人头攒动，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人来，不过追她倒没花多少时间，因为她腿不灵便，走不了那么快。那抬腿的方式同我记忆中的岛本实在像极了——她也像岛本那样左腿以稍稍画圆的姿势拖着。我跟在她后头，入迷地看着那被长筒袜包裹住的匀称动人的腿描绘出优美的曲线。那是唯有经过成年累月训练的复杂技术才能产生的优美。

我稍离开一点儿跟在她后面走了一阵子。配合她的步调（即以同人群流速相反的速度）行走并非易事。我不时打量橱窗或停下来装作搜摸风衣口袋的样子来调整行速。她戴一副黑皮手套，没拿手袋的那只手提一只商店里的红纸袋。尽管是阴沉沉的冬日，但她仍戴着大大的太阳镜。从她身后我能看到的，只有梳得整整齐齐的秀发（在肩那里向外卷起，卷得非常雅致），和给人以柔软暖和之感的红大衣后背。不消说，我很想确认她是不是岛本。要确认并不难，绕到前面好好看一眼即可。问题在于倘若是岛本，那时我该说什么呢？该怎样表现呢？何况，她还记得我吗？我需要做出判断的时间。我必须调整呼吸、清理思绪、端正姿态。

我在注意不让自己超过她的情况下紧随不舍。这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没有斜视，只是朝某个目的地径自行进不止。她走路时背挺得笔直，昂着头，岛本也总是那样。如果不看她左腿的移动而仅看其上身，肯定谁都看不出她腿有毛病，无非走路速度较普通人慢几拍而已。越看她走路的样子，我越是想岛本，走法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葫芦分出的两个瓢。

女子穿过拥挤的涩谷站前，一步不停地沿坡路朝青山方向走去。到了坡路，脚步就更慢了。她已走了相当远的距离。坐出租车都不奇怪的距离。即使腿没毛病的人走起来也够吃力的，可是她拖着一条腿持续行走不止。我拉开适当距离跟在后面。她依然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橱窗都没扫一眼。拿手袋的手同提纸袋的手换了几次。但除此之外，她始终以同一姿势同一步调前进。

一会儿，她躲开大街的人群，走进侧道。看来她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从繁华大街往里跨进一步，便是幽静的住宅地段。由于人少了，我更注意保持好距离跟上。

总共跟她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在行人稀少的路段走一阵子，拐过几个路口，重新走上热闹的青山大街。但这回她几乎不在人群中走，就像早已打定主意似的，毫不迟疑地径直走进一家咖啡馆。那是一家西式糕点店经营的不大的咖啡馆。出于慎重，我在附近转了十分钟后才进去。

进去马上找到了她。里面热气扑人，但她仍身穿大衣，背对门口坐着。那件看上去相当昂贵的红大衣实在醒目。我坐在尽头处的桌旁，要了杯咖啡，然后拿起手边一份报纸，装作看报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观察她的动静。她桌上放着一只咖啡杯，但依我观察，她一次也没碰那杯子。除一次从手袋里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此外再无别的动作，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打量窗外景致。看上去既像纯粹的歇息，又像在考虑什么要紧事。我喝着咖啡，翻来覆去地看报上的同一则报道。

过了好半天，她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霍然离座，朝我这张餐桌走来。由于其动作过于突如其来，我的心脏差点儿停止跳动。但不是来我这里。她从我桌旁走过，直接去了门旁的电话那里，继而投入零币，拨动号码。

电话离我座位不太远，但由于周围人声嘈杂，加之音响在大声放圣诞歌，没办法听清她的说话声。电话打了很久，她桌上放的咖啡一碰没碰地凉在了那里。通过我旁边时，我从正面看了她的面孔，可还是不能断定她就是岛本。妆化得相当浓，而且近半边脸给大太阳镜遮了，眉毛被眉笔描得甚是分明，涂得又红又窄的嘴唇咬得紧紧的。毕竟我最后一次见岛本时双方都才十二岁，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脸形多少让我隐约记起岛本少女时代的面影，但说是毫不相关的别人似乎也未尝不可。我所看清的只是她是脸形端庄的二三十岁女性，身穿值钱的衣服，而且腿有毛病。

我坐在座位上冒出汗来，汗出得贴身衬衣都湿透了。我脱去风衣，又向女侍要了一杯咖啡。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因为丢了手套来涩谷买新手套的，而发现这女子后，便走火入魔似的一路跟踪而来。按正常想法，理应直接问一句“对不起，您是岛本吗？”这样最为直截了当。可是我没那样做，只是默默地尾随其后，现在已经到了无法返回的地步。

打完电话，她直接折回自己的座位，然后背对着我坐下，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景物。女侍走到她身边，问凉了的咖啡可不可以撤去。声音我没听见，估计是那么问的。她回头点了下头，好像又要了一杯。但新端来的咖啡她依然没动。我一边不时抬眼打量一下她的动静，一边继续装作看报的样子。她几次把手腕举到面前，看一眼镯形银色手表。估计她在等谁。我心想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等那个谁来了，我就可能永远失去向她搭话的机会。然而我又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椅子上起身。不要紧，我说服自己，还不要紧的，不急。

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她一直在眼望外面的街道，之后忽然静静站起，挟起手袋，另一只手提起商店的纸袋。看来她已对等人不抱希望，或者本来就不是等人。看准她在收款机前付罢款走出门去，我也急忙站起，付了款朝她追去。眼见红色大衣从人群中穿过，我拨开人流朝她的方向冲去。

她扬手叫出租车。片刻，一辆出租车闪烁着方向指示灯靠上路旁。必须打招呼了！钻上出租车就完了。不料刚朝那边跨步，马上有人抓住我的臂肘，力气大得惊人。痛并不痛，但力气之大使我透不过气。回头一看，一个中年男子正看着我的脸。

对方比我矮五公分左右，但体格十分壮实，年龄大概四十五六，身穿深灰色大衣，脖子上围着开司米围巾，一看就知都是高档货。头发整齐地分开，架一副玳瑁框眼镜。看来经常运动，脸晒得恰到好处，想必滑雪来着，或者打网球也有可能。我想起同样晒成这个样子的喜欢打网球的泉的父亲。估计是正规公司身处高位的人，或是高级官员，这一点看其眼睛即可了然——那是习惯向许多人下达命令的眼神。

“不喝杯咖啡？”他声音平静地说。

我眼睛仍在追逐红大衣女子。她一边弯腰钻进出租车，一边从太阳镜里朝这边扫了一眼。我觉得她至少瞧见了这边的场景。出租车车门随后关上，她的身姿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她消失后，剩下我同那奇妙男子两人。

“不多占用时间。”男子说，语调几乎感觉不出起伏。看上去他一未生气，二未激动，简直就像为谁顶住门扇似的稳稳抓着我的臂肘，脸上毫无表情。“边喝咖啡边说吧！”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走开，就说自己不想喝什么咖啡，也没话跟你说，首先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对不起我有急事。然而我一声不响地盯着他的脸看，继而点下头，照他说的再次走进刚才的咖啡馆。可能是我害怕他握力中包含的什么，我从中感觉到了类似奇异的一贯性的东西。那握力既不放松，又不加强，如机器一般准确地紧抓住我不放。我无法判断如果拒绝的话，那时此人到底会对我采取怎样的态度。

但害怕之余，好奇心多少也是有的，想知道往下他究竟要对我说什么话，对此颇有兴致。那或许会带给我关于那个女子的某种信息。在女子消失的现在，这男子说不定将成为连接女子和我的惟一通道。何况毕竟在咖啡馆，总不至于对我动武。

我和男子隔桌对坐。女侍来之前两人都一言未发。我们隔着桌子目不转睛地对视。随后，男子要了两杯咖啡。

“你为什么一直跟在她后面呢？”男子用足够客气的语调问我。

我默然不答。

他以没有表情的眼神紧紧盯视我。“你从涩谷开始就紧跟不放，”男子说，“跟了那么长时间，任凭谁都要发觉的。”

我什么也没说。料想是女子意识到我在跟她，进咖啡馆打电话把这男子叫来了。

“不想说，不说也无所谓。你就是不说我也完全晓得怎么回事。”男子大约有些激动，但语调全然不失客气与平静。

“我可以干出几种事来。”男子说，“不骗你，想干就干得出。”

往下他便只是盯住我的脸，意思像是说不再解释也该明白吧。我依旧闷声不响。

“不过这次不想扩大事态，不想挑起无谓的风波。明白吗？仅此一次。”说着，他把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插进大衣口袋，从中掏出一个白信封，左手则一直置于桌面。是个工作信封，没有任何特征，雪白雪白。“所以只管默默收下。想必你也不过是受人之托，作为我也想尽量息事宁人。多余的话希望你一句也别说。你今天没有看见任何特殊情形，也没遇见我，明白了吗？若是我知道你说了多余的话，上天入地我也会找出你算账。所以盯梢的事请到此为止。双方都不愿意节外生枝吧？不是吗？”

如此说罢，对方朝我递出信封，就势站起，旋即一把抓起账单，大踏步离去。我目瞪口呆，依然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之后拿起桌面上放的信封往里窥看：万元钞十张，一道折也没有的崭新的万元钞。我口中沙拉沙拉发干。我把信封揣入风衣袋，走出咖啡馆。出门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那男子后，拦出租车返回涩谷。

便是这么一件事。

我仍保留着那个装有十万元的信封，就那样藏在抽屉里没动。遇到不眠之夜，我时常想起他的脸，就好像每当发生什么事，不吉利的预言便浮上脑际。那男子到底是谁呢？还有，那女子是不是岛本？

事后我就此事件设想了几种答案，那类似没有谜底的谜语。设想完了又将其推翻，如此反复多次。那男子是她的情夫，把我当成了她丈夫雇用的摸底私人侦探之类——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设想。而且那男子企图用钱收买我封我的口，或者以为我在跟踪前目睹了两人在一家旅馆幽会也未可知。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二来也合乎逻辑。然而我还是无法打心眼里认同这个假设。其中有几点疑问：

他说想干就干得出的几种事究竟是哪种事呢？为什么他抓我手臂的方式那么奇特呢？为什么那女子明知我跟踪却不坐出租车呢？乘出租车当场就可把我甩掉。为什么那男子在没弄清我是何人的情况下就满不在乎地递出十万之多的日元呢？

怎么想都是难解之谜。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一事件统统是自己幻觉的产物，是自己头脑中捏造出来的，或者是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长梦，而梦披上现实的外衣紧紧贴在我的脑际。然而实有其事。因为抽屉中实实在在有白色信封，信封里又装着十张万元钞。这无疑是一切乃已然发生之事的物证——实有其事。我不时把那信封放在桌面上盯视。完全实有其事。

7

三十岁那年我结了婚。暑假一个人外出旅行时遇上了她。她比我小五岁。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时突然下起急雨，跑去避雨的地方正好有她和她的女友。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心情也因此得以放松，于是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要好起来。如果天不下雨或当时我带伞（那是可能的，因为离开旅馆时我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带伞），那么就不会碰上她了。而若碰不上她，恐怕我现在都将在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晚上一个人背靠宿舍墙壁自言自语地喝酒。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认识到这样一点：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

我和有纪子（她的名字）可谓一见倾心。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要漂亮得多，但吸引我的是有纪子，而且是不容分说的势不可挡的吸引。一种久违的吸引力。她也住在东京，旅行归来后也见了几次，越见越喜欢她。相对说来，她长相一般，至少不属于走到哪都有男人上前搭话那一类型。但我从她的长相中明确感受到了“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我中意她的相貌，每次见面都注视好大一会儿，强烈地爱着其中流露出的什么。

“那么定定地看什么呢？”她问我。

“你长得漂亮嘛！”我说。

“说这样的话的，你是头一个。”

“只有我才明白啊，”我说，“我是明白的。”

起初她怎么也不相信，但不久便相信了。

每次见面，两人都找安静去处说很多话。对她我什么都能畅所欲言。和她在一起，我得以深深感受到十多年来自己连续失却的东西的分量。我几乎白白耗掉了那许多岁月。不过为时不晚，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抓紧时间多少挽回一点。每次抱她，我都能感到令人怀念的心颤，而分别以后，便觉得十分无助和寂寥。孤独开始伤害我，沉默让我焦躁不安。连续交往三个月后，我向她求婚了，那天距我三十岁生日只差一个星期。

她父亲是一家中坚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很有风趣的人物，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工作方面十分能干，又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有的问题其看法过于偏执，令我实难苟同，不过又不能不佩服其某种特有的洞察力——遇上此类人物我生来还是头一遭。虽说他乘坐配有驾驶员的梅赛德斯，但不怎么有盛气凌人的地方。我找上门，说要同其千金结婚。“双方都已不是小孩了，既然互相喜欢，结就结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世人眼里，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公司的一个不起眼的职员，但对于他这似乎无关紧要。

有纪子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准备继承父业，在公司里当副总经理。人诚然不坏，但同其父相比，总好像缺少分量。三姐弟中正在读大学的妹妹最为外向和新潮，习惯对人发号施令，以致我心想由她继承父业岂不更合适。

婚后过了大约半年，岳父把我叫去，问我打不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原来他已从妻口中得知我不大中意教科书出版社的工作。

“辞掉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问题是往下干什么。”

“不想在我的公司干？工作是辛苦点儿，工资可是不错的哟！”

“我的确不适合编教科书，不过建筑业恐怕更不适合。”我说，“受您邀请自然非常高兴，可是做自己不适合的工作，其结果是给您添麻烦的，我想。”

“那倒也是。不适合的事不能硬干。”岳父说。看样子他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当时两人正喝着酒。由于长子差不多滴酒不沾，所以他经常与我同饮。“对了，公司在青山有一栋楼。眼下正在建，下个月基本能竣工。位置不错，建筑物也不错。现在看起来是靠里一些，将来会有发展。愿意的话，不妨在那里做点买卖。因为是公司所有，房租和定金自然按行情收取。不过如果你真想干，钱多少都可以借给你。”

我就此想了一会儿。提议不坏。

这样，我在那座楼的地下开了一家放爵士乐的够档次的酒吧。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那种酒吧里打工，大致上的经营诀窍还是心中有数的。例如拿出怎样的酒食、将客人定位在哪一层次啦，播放怎样的音乐啦，什么样的装修合适啦，基本图像都已装在脑子里。装修工程全部由妻的父亲承担。他领来一流设计师和一流专业装修人员，以就行情来说相当便宜的工钱叫他们做得相当考究。效果确实不俗。

酒吧很兴旺，兴旺得远远超出预想。两年后在青山另开了一家。这个规模大，带钢琴三重奏乐队。时间花了不少，资金投入很多，但店办得相当有生机，客人也来得频繁。这么着，我总算喘过一口气，总算抓住别人给的机会办成了一件事。这时候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开始阶段我也进吧台调制鸡尾酒，后来开到两家，便再没有那样的工夫了，转而专门负责经营管理：洽谈进货，确保人手，记账，注意凡事不出差错。我想出了种种方案，并及时付诸实施，食谱也由自己多方改进。以前我没有意识到——看来自己很适合干这个活计。我喜欢做什么东西从零开始，喜欢将做出来的东西花时间认真改良。那里是我的店，是我的天地。而在教科书公司审稿期间，我绝对不曾品尝到这种快乐。

白天处理好各样杂务，晚间就在两家店里转。在吧台品尝鸡尾酒，观察顾客反应，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听音乐。虽然每月要偿还岳父借款，但收入仍相当可观。我们在青山买了三室一厅，买了宝马320。有了第二个小孩，也是女孩儿。我成了两个女儿的父亲。

三十六岁的时候，我在箱根拥有了一座小别墅。妻子为自己购物和小孩儿出行方便，买了一辆红色的切诺基吉普。两家店效益都相当不错，满可以用那些钱来开第三家，但我无意增加店数。店增加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照看得那么细，光是管理恐怕都要把我搞得筋疲力尽。而且，我不愿意为工作牺牲自己更多的时间。就此同妻的父亲商量时，他劝我把剩余资金投入股市和不动产，那样不费事也不费时间。我说无论股市还是不动产自己都可谓一窍不通。“具体的交给我好了，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不会有错，这方面我有一整套操作方法的。”于是我按他说的投资，结果短时间内便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

“如何，明白了吧？”岳父说，“事物自有其操作方法。若是当什么公司职员，一百年也别想这么顺当。成功需要幸运，脑袋必须好使，理所当然。不过光这个不够，首先要有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什么都无从提起。但比这更要紧的是掌握操作方法。不懂操作方法，其他的就算一应俱全，也什么地方都到达不了。”

“是啊。”我说。我很清楚岳父的意思。他所说的操作方法，指的是迄今为止构筑的体系——把握有效的信息，编织人事关系网，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便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牢靠的体系。由此获得的钱再巧妙地钻过五花八门的法律网和纳税网，或改换名目变更形式使其增值。他要告诉我的就是如此体系的存在。

的确，如果不碰上岳父，恐怕我现在仍在编教科书，仍住在西荻洼那个不怎么样的公寓里，仍开着那辆空调制冷差的二手丰田皇冠。我想我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干得有声有色，短时间内便使两家店走上正轨，雇用了三十多名员工，取得了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效益，连税务顾问都为之赞叹。店的声誉也不错。话虽这么说，这个程度头脑的人世上任凭多少都有。这点名堂，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也都能鼓捣出来。离开岳父的资金及其操作方法，凭我自己恐怕一事无成。这么一想，心里不能不生出一丝不快，就好像自己一个人通过邪门歪道、使用不公平手段而占了便宜。毕竟我们是经历过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风起云涌的校园斗争的一代，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们都是从那一时代活过来的。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对贪婪地吞噬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的、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至少我是这样认识。那是处在社会转折点的灼灼发热之物。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依据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而成立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可以说我还是过着大体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够称为不满的东西在我是没有的。我爱妻子。有纪子是个稳重的做事考虑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后多少开始发胖，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但我依然觉得她漂亮，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种抚慰我安顿我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岁期间寂寞孤独的生活。这里是我的场所，在这里我能得到爱、得到保护，同时我也爱妻女保护妻女。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是始料未及的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干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夏日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性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但我不记得这个名字。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塔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

“这里来了几次，以前。地点离公司近。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你开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说。

在高中时，总的说来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则学习好体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级委员那一类型。人也沉稳，不多嘴多舌，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很不错。他属于足球部，原本人高马大，现在又长了不少多余的脂肪，下巴成了双重，藏青色的西装背心显得有些吃紧。“都是应酬造成的，”他说，“贸易公司这地方真是干不下去。加班多，左一个接待右一个接待。动不动就调动。成绩糟的给踢屁股，成绩好的给上司层层加码，不是人干的差事。”他的公司在青山一丁目，下班路上可以走着来我酒吧。

我们聊了起来，都是时隔十八年才重逢的高中同学所聊的内容：工作怎么样啦，结婚后有几个小孩啦，在哪里见到谁啦等等。这时他提起了泉。

“当时有个女孩和你来往吧？常在一起的女孩子——是叫大原什么的吧？”

“大原泉。”我说。

“对对，”他说，“叫大原泉。最近见到她来着。”

“在东京？”我一惊。

“不不，不是东京，在丰桥。”

“丰桥？”我更为吃惊，“丰桥？爱知县那个丰桥？”

“是的，是那个丰桥。”

“莫名其妙，怎么在什么丰桥见到泉的呢？泉为什么在那样的地方？”

他似乎从我的声调中听出了某种硬邦邦不自然的东西。“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是在丰桥见到了她。”他说，“啊，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就连到底是不是她都没搞清。”

他又要了一杯加冰威士忌wild turkey(1)。我喝着伏特加占列酒。

“不值得说也没关系，只管说。”

“或者不如说不光是这个。”他以不无困窘的声音说，“之所以说不值得说，是因为时不时觉得事情好像不是实际发生的，感觉非常奇妙，简直就像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梦。本来实有其事，却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不是真的——说不好怎么回事。”

“是实有其事吧？”我问。

“是实有其事。”

“讲来听听。”

他很无奈地点了下头，喝一口端来的威士忌。

“我去丰桥，是因为妹妹住在那里。去名古屋出差，加上星期五事就办完了，决定在丰桥妹妹家住一晚上。这么着，在那里见到了她。我一上妹妹公寓的电梯，她就在电梯里。一开始我心想世上真有相像的人，没想到真就是大原泉，哪里会想到在丰桥妹妹公寓的电梯里见到她呢，何况脸都变了许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一眼看出是她，一定是直觉的作用。”

“是泉不错吧？”

他点点头。“碰巧她和我妹妹住一个楼层。我们在同一层下电梯，往同一方向走。她走进和我妹妹房间隔两个门的前面的房间。我心里犯嘀咕，就过去看了名牌，上面写着大原泉。”

“对方没注意到你？”

他摇头道：“我和那孩子同班倒是同班，但没有近近乎乎说过话。况且同那时相比，我重了二十公斤，不可能认出我。”

“不过真是大原泉不成？大原这个姓不是怎么罕见的姓，长得相像的人也不在少数。”

“问题就在这里。这点我也想到了，就问了妹妹，问大原那人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妹妹把公寓住户名册拿给我看。喏，就是常有的那种，用来收取重新粉刷墙壁的公积金啦什么的。住户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分明写着大原泉，‘泉’是用片假名写的。姓用汉字写大原、名用假名写泉的不是很多的嘛。”

“那么说，她还独身？”

“这个妹妹也不知道。”他说，“在那座公寓里，大原泉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跟谁都不说话，走廊上碰见时打招呼也不应声，有事按门铃也不出来，在家也不出来。在左邻右舍中间不像很有人缘。”

“噢，那肯定看错人了。”我笑着摇头，“泉不是那种人。见了人，即使没必要，她都笑眯眯打招呼的。”

“OK，大概是看错人了。”他说，“名同人不同。反正别说这个了，没什么意思。”

“那个大原泉可是一个人住在那里？”

“想必是。没人看到有男人出入，连靠什么维持生计都无人知晓。全是谜。”

“那，你怎么看？”

“怎么看？看什么？”

“看她嘛，那个名同人不同什么的大原泉嘛。在电梯上瞧见她时你怎么想的？就是说，样子像是有精神，还是不大有精神——看这个嘛。”

他想了想说：“不坏啊。”

“不坏？怎么个不坏法？”

他咣啷咣啷地摇晃威士忌杯。“当然相应地也上了年纪。也难怪，三十六了嘛。我也好你也好，全都三十六了。新陈代谢也迟钝了，肌肉开始衰老。不可能老是高中生。”

“那自然。”我说。

“别再说这个了，反正人对不上号。”

我叹口气，手放在吧台上看着他。“跟你说，我是很想知道，也必须知道。实话跟你说，高中快毕业时我和泉分手分得很惨。我干了一桩糊涂事，伤害了泉，那以后就没办法知道她的情况了。不知她现在何处，不知她做什么。这件事一直堵在我胸口，所以希望你如实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你已知道她就是大原泉的吧？”

他点点头，“那么我就直说好了：没错儿，是那孩子。当然，这么说有点对你不起。”

“那，她到底怎么样了？”

他沉默有顷。“跟你说，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是同班，也觉得那孩子可爱来着。性格好，讨人喜欢，长得倒不特别漂亮，但怎么说呢，有魅力，有让人心动的地方，是吧？”

我点点头。

“真的实话实说可以么？”

“请请。”我说。

“也许你听了不太好受。”

“没关系，就是想了解实情。”

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看见你和她总在一起，我很羡慕。我也想有那样的女朋友的嘛——啊，到现在才能直言相告。正因如此，我才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已经真真切切烙在脑袋里了。所以十八年后在电梯中相遇才能一下子记起，尽管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自己没有讲那孩子坏话的任何理由。对我都是个不大不小的震动，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但我至少可以这样说：那孩子不再可爱了。”

我咬住嘴唇：“怎么不可爱呢？”

“公寓里好多孩子都害怕她。”

“害怕？”我摸不着头脑，定定地看他的脸，心想这小子是用词失当。“怎么回事？害怕是怎么回事？”

“算了，真的别再说这个了。本来就不该提起的。”

“她对孩子们说什么了？”

“她对谁都不开口——刚才也说了。”

“那么，孩子们是害怕她的脸了？”

“是的。”

“有伤疤什么的？”

“没有。”

“那怕什么？”

他喝口威士忌，将杯子悄然放回台面，然后往我脸上盯视片刻。看样子他既有点困窘，又像犹豫不决，但除了这些，他脸上还浮现出别的什么特殊表情，从中我可以倏然认出高中时代的他的面影。他扬起脸，静静地往远处看去，仿佛要看清河水流往何处。良久，他说道：“这个我说不好，也不想说。所以别再问我了。你亲眼看一看也会明白的，对于没亲眼看过的人是没有办法说明的。”

我再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下头，啜了口伏特加占列酒。他口气虽然平静，但含有断然拒绝继续追问的味道。

之后他讲了自己被公司派驻巴西工作两年的事。“你能相信？在圣保罗见到初中同学来着。那小子是丰田的工程师，在圣保罗工作。”

但我当然几乎没听进他讲的那些事。临回去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跟你说，岁月这东西是要把人变成各种样子的。那时候你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我是不知道，不过就算发生了什么，那也不是你的责任。程度固然不同，但谁都有过那样的经历，我也不例外，不骗你。我也有类似的记忆，可那是奈何不得的，那个。一个人的人生归根结蒂只能是那个人的人生。你不可能代替谁负起责任。这里好比沙漠，我们大家只能适应沙漠。对了，念小学的时候看过沃尔特·迪斯尼《沙漠奇观》那部电影吧？”

“看过。”我说。

“一码事，这个世界和那个是一码事。下雨花开，不下枯死。虫被蜥蜴吃，蜥蜴被鸟吃，但都要死去。死后变成干巴巴的空壳。这一代死了，下一代取而代之，铁的定律。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下来的唯独沙漠，真正活着的只有沙漠。”

他回去后，我一个人在吧台喝酒。门关了，客人没了，员工收拾好打扫好回去了，我仍留下不动。我不想就这么立刻回家。我给妻打电话，说今天店里有事迟点儿回去，然后熄掉店内照明，在一片漆黑中喝威士忌。懒得拿冰块，干喝。

陆陆续续都要消失的啊，我想。有的像被斩断一样倏忽不见，有的花些时间渐次淡出。剩下来的惟独沙漠。

黎明前出门离开时，青山大街正下着细雨。我已疲惫不堪。雨悄无声息地淋湿了墓石般岑寂的楼群。我把车留在酒吧停车场，徒步往家走去。途中在护栏上坐了一会儿，眼望在信号灯上啼叫的一只肥硕的乌鸦。凌晨四时的城区看起来甚是寒伧污秽，腐败与崩毁的阴翳触目皆是，我本身也包括于其中，恰如印在墙壁上的黑影。

(1)　wild turkey：英语“野味火鸡”之意。

8

由于《布鲁塔斯》刊出我的姓名和照片，其后十来天时间有几个往日熟人来酒吧找我，都是初中高中同学。以前我进书店目睹放在那里的一大堆杂志，每每觉得不可思议，心想到底有谁会一一看这玩意儿呢。及至自己上了杂志才明白过来，原来人们看杂志看得很来劲，远远出乎我的想象。意识到这点再环视四周，美容院、银行、咖啡厅、电车中，所有场所的人们都在走火入魔般地翻阅杂志。也许人们害怕空耗时间，故而姑且拿起身边的东西阅读，无论它是什么。

同往日熟人相见，结果上很难说有多开心。倒不是讨厌同他们见面交谈。我当然也是怀念老同学的，他们也为能见到我感到高兴，但他们谈的话题，对现在的我来说终归都已无关紧要。什么家乡那座城市怎么样啦，别的同学如今走怎样的道路啦，对这些我压根儿上不来兴致。我离开自己曾经生活的场所的时间毕竟太久了，而且他们的话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泉。每次他们讲起家乡往事，自己脑海中都浮现出泉一个人在丰桥小公寓里凄凄清清地生活的情景。她已不再可爱，他说。孩子们都害怕她，他说。这两句台词总是在我脑里回响不已。况且泉至今也没有宽宥我。

杂志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认认真真地后悔自己那么轻易地接受此类采访，虽说是为酒吧做宣传。我不希望泉看到这篇报道。倘她得知我完好无损地活得这般一帆风顺，心里到底会怎么想呢？

好在一个月过后，就再也没有人专门前来找我了。这也是杂志可取的地方：忽地声名鹊起，忽地被人忘光。我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泉没来说什么。她一定不看什么《布鲁塔斯》。

不料过了一个半月，就在我差不多快忘掉杂志的时候，最后一个熟人来到我这里，是岛本。

十一月初星期一的夜晚，她在我经营的爵士乐俱乐部（店名叫“罗宾斯·内斯特”，取自我喜欢的一首古典乐曲名）的吧台前，一个人静悄悄地喝代基里。我和她坐在同一吧台前，相隔三个座位，但根本没觉察出是岛本，心里还赞叹好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此前一次也没见过，见过一次肯定牢牢记得——便是这么容貌出众的女子。估计不一会儿相约的人就会到的。当然不是说女单客就不来，她们当中有的人已预料到会有男客上前搭讪，有时候还期盼这样，这点一看样子就大致了然。不过，从经验上说，真正漂亮的女子是绝对不一个人来喝酒的。因为男人搭讪对她们来说并非什么开心事，只是一种麻烦罢了。

所以，当时我对这女子几乎没有注意。起初扫一眼，后来有合适机会又看了几眼，如此而已。妆化得很淡，衣着看上去十分昂贵而得体。蓝色丝绸连衣裙外面罩了一件浅褐色开司米对襟毛衣，轻柔得同薄薄的元葱皮无异。台面上放着同连衣裙颜色十分谐调的手袋。年龄看不出究竟，只能说恰到好处。

她诚然漂亮得令人屏息，却又不像是演员或模特。店里常有这类人出现，但她们总有一种意识，知道自己被人注视，身上隐隐漾出自命不凡的氛围。但这个女子不同。她极其自然地放松下来，让自己同四周空气完全融为一体。臂肘拄在台面上，手托脸腮倾听钢琴三重奏，一小口一小口啜着鸡尾酒，俨然在品味华美的文章，不时朝我这边投出视线。我的身体已几次真切地感觉出她的视线，但没以为她真的看我。

我一如往常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阿玛尼领带和索巴拉尼·温莫西装，衬衫也是阿玛尼。鞋是罗塞蒂。对服装我不很讲究，基本想法是在服装上花费过多未免傻气。日常生活中，一条蓝牛仔裤一件毛衣足矣。不过我有我自己的一点点哲学：作为店的经营者，自身的打扮应该同自己所希望的客人来店时的打扮尽量一致，这样可以使客人和员工都产生相应的紧张感。因此，去店时我有意识穿上高档西装，而且必系领带。

我在这里一边品味鸡尾酒，一边注意客人，听钢琴三重奏。一开始店里相当挤，九点过后下起大雨，客流立时停止了。十点，有客人的桌面已屈指可数，但那位女客人仍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喝着代基里。我渐渐对她感到纳闷，看样子她不像是在等谁，眼睛既不觑表，又不往门口那边打量。

一会儿，发现她拿起手袋从高脚椅上下来。时针即将指向十一点，是时候了，若乘地铁回去，差不多该动身了。但她并非要回去。她不经意地慢慢走来这边，坐在我旁边的高脚椅上。香水味微微飘来。在高脚椅上坐稳后，她从手袋里取出一盒“沙龙”，衔上一支。我用眼角有意无意地捕捉她这些动作。

“店不错啊。”她对我说。

我从正在看的书上抬起脸看她，脑子仍转不过弯。但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击了我一下，胸腔的空气仿佛突然变得沉甸甸的。我想到吸引力一词。这就是那吸引力不成？

“谢谢。”我说。大概她知道我是这里的经营者。“你能中意，我很高兴。”

“呃，非常中意。”她盯住我的脸，微微一笑。笑得非常完美，双唇倏然绽开，眼角聚起别具魅力的细细的鱼尾纹。那微笑使我想起了什么。

“演奏也无可挑剔。”她指着钢琴三重奏乐队说，“不过可有火？”

我没带火柴和打火机，便叫来调酒师，让他拿来店里的火柴，为她点燃嘴上衔着的香烟。

“谢谢。”她说。

我从正面看她的脸，这才看出：原来是岛本。“岛本！”我以干涩的声音说。

“好半天才想起来的么。”停了一会，她不无好笑似的说，“有点过分了吧？还以为你永远想不起来了呢。”

我就像面对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极其珍贵的精密仪器一样，一声不响地久久凝视她的脸。坐在自己眼前的的确是岛本。但我无法将事实作为事实来接受，毕竟这以前我持续考虑岛本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并且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

“好漂亮的西服啊，”她说，“你穿起来真是合适。”

我默默点头，一时欲言无语。

“嗳，初君，你比过去潇洒了不少，身体也结实了。”

“游泳来着。”我好歹发出声来，“上初中以后一直游泳。”

“会游泳真不错啊。以前就总是这样想：会游泳该有多好啊！”

“是啊。不过，学一学谁都会游的。”我说。但说罢的一瞬间，我想起她的腿。瞧我说的什么呀！我一阵惶惑，想再来一句地道些的话，却未顺利出口。我把手插进裤袋找烟，旋即想起五年前自己就已戒烟了。

岛本不声不响地静静注视着我这些动作。然后她扬手叫调酒师，再来一杯代基里。她求别人做什么时，总是明显地报以微笑。好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笑得真想让人把那里的一切都装进盘里带走。若是别的女子效仿，很可能让人觉得不快，但她一微笑，仿佛全世界都在微笑。

“你现在还穿蓝色衣服。”我说。

“是的。过去就一直喜欢蓝的。你记得还挺清楚。”

“你的事差不多都还记得。从铅笔的削法到往红茶里放几颗方糖。”

“放几颗？”

“两颗。”

她略微眯起眼睛看我。

“嗳，初君，”岛本说，“为什么那时候你跟踪我？八年前的事了，大致。”

我喟叹一声：“看不清楚是你还是不是你。走路方式一模一样，但又好像不是你，我没有把握，所以才跟在后面。也不算是跟踪，准备找机会打招呼来着。”

“那为什么不打招呼？为什么不直接确认？那样岂不简单？”

“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直言相告，“反正当时怎么也做不到，声音本身都出不来。”

她略略咬起嘴唇。“那时候，我没觉察出是你。被人紧盯不放，脑袋里除了害怕没别的念头，真的，真的好怕。不过钻进出租车坐了一会儿，好歹喘过气后，突然醒悟过来：说不定是初君！”

“喂，岛本，”我说，“那时我还保存了一件东西。那人和你是什么关系倒不知道，不过我那时……”

她竖起食指贴在唇前，轻轻摇了下头，样子像是说那事就别提了，求求你，别问第二次。

“你结婚了吧？”岛本转换话题似的说。

“小孩都两个了。”我说，“两个都是女孩儿，都还小。”

“蛮好嘛。我想你肯定适合有女孩儿。你要问为什么，我说不好，反正就是有那样的感觉，觉得你适合有女孩儿。”

“是吗？”

“一种感觉。”说着，岛本微微一笑，“总之让自己的小孩不再是独生子了，对吧？”

“倒也没刻意追求，自然结果而已。”

“怎样一种心情呢，有两个女儿？”

“总好像怪怪的。大的上幼儿园了，那里的小孩儿一多半是独生子，和我们小时候大不一样。城市里只一个孩儿反倒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肯定出生得过早了。”

“可能。”我笑了，“看来世界是朝我们靠近了。不过看家里两个小孩儿总是一起玩耍，不知为什么，很有些不可思议。心里感叹原来还有这种成长方式！因为我从小就老是一个人玩，便以为小孩这东西都是一个人玩的。”

钢琴三重奏乐队演奏完《基督山》，客人啪啦啪啦拍手。平时也是这样，临近半夜，演奏也渐渐无拘无束，变得温情脉脉。钢琴手在曲与曲的间歇时间拿起红葡萄酒杯，低音提琴手点燃香烟。

岛本呷了口鸡尾酒。“嗳，初君，说老实话，为来这里我犹豫了好久，差不多犹豫苦恼了一个月。我是在什么地方啪啦啪啦翻杂志时知道你在这里开店的。最初还以为弄错了呢。毕竟怎么看你都不像经营酒吧那一类型嘛。可是名字是你，照片上的模样是你。的确是令人怀念的初君啊！离得又近。光是在照片上和你重逢都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见现实中的你，觉得恐怕还是不见对双方有好处。晓得你干得这么有声有色，已经足够了。”

我默默地听着她的话。

“可是，好容易知道了你在哪里，还是想来一趟，哪怕瞧你一眼也好。这么着，我便坐在那把椅子上看你，你就坐在旁边。心想如果你一直看不出我来，我就一声不响地直接回去。但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住，不能不打招呼——往事如烟啊。”

“为什么呢？”我问，“为什么觉得还是不见我为好呢？”

她用手指摩挲着鸡尾酒杯的圆口，想了一会儿。“因为如果见到我，你难免想这个那个地了解我，比如结婚没有，住在哪里，这以前做什么了等等。是吧？”

“噢，交谈的自然趋势嘛。”

“当然我也认为是交谈的自然趋势。”

“可你不大想谈这些吧？”

她为难似的笑笑，点了下头。看来岛本谙熟许多种微笑。“是啊，我不大想谈那些，原因你别问，反正我不想谈自己的事。不过这的确是不自然的，奇怪的，好像故意隐藏什么秘密，又好像故弄玄虚。所以我想恐怕还是不见你为好。我不想被你看成故弄玄虚的女人。这是我不想来的一个原因。”

“其他原因呢？”

“因为不想失望。”

我看她手中的酒杯，继而看她笔直的齐肩秀发，看她形状娇美的薄唇，看她无限深邃的黑漆漆的瞳仁。眼睑上有一条透出深思熟虑韵味的细线，仿佛极远处的水平线。

“非常喜欢过去的你，所以不想见了现在的你以后产生失望。”

“我让你失望了？”

她轻轻摇头：“一直从那里看你。一开始好像是别人，毕竟人大了好多好多，又穿了西装。但细看之下，还是过去的初君，一点儿不差。嗳，知道么？你的举止和十二岁时候的相比，几乎没什么两样。”

“不知道的。”说着，我想笑笑，但没能笑成。

“手的动作，眼珠的转动，用指尖嗑嗑敲什么的习惯，让人难以接近的锁起的眉头——全都和过去一模一样。阿玛尼倒是穿了，可里边的内容没什么变化。”

“不是阿玛尼。”我说，“衬衣和领带是阿玛尼，西装不同的。”

岛本嫣然一笑。

“跟你说岛本，”我继续道，“我一直想见你，想和你说话，想和你说的话多得不得了。”

“我也想见你来着，”她说，“可是你不来了。你该明白的吧？上初中你搬去别处以后，我一直等你来，可你怎么也不来。我寂寞得不行，心想你肯定在新地方交了新朋友，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岛本把烟在烟灰缸里碾灭。她的指甲涂了透明指甲油，宛如精巧的工艺品，光溜溜的，别无赘物。

“我怕。”我说。

“怕？”岛本问，“到底怕什么？怕我？”

“不，不是怕你。我怕的是被拒绝。我还是孩子，想象不到你会等我。我真的怕被你拒绝，怕去你家玩给你添麻烦，非常怕，所以渐渐不去了。我觉得，与其在你家闹出什么不快，还不如只保留同你亲亲密密在一起时的回忆好些。”

她稍微歪了下头，转动手心里的腰果。“真是不顺当啊！”

“是不顺当。”我说。

“我们本该成为交往时间更长的朋友。说实话，我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都没交到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哪儿都是一个人。所以我总是心想，若你在身边该有多好啊！哪怕不在身边，光是通信也行。那样一来，很多事情就不大一样，很多事情就容易忍耐得多。”岛本沉默片刻。“也不知为什么，从上初中开始，我在学校里就怎么也干不顺当了。因为不顺当，就更加自我封闭起来。恶性循环啊。”

我点点头。

“小学期间我想还算顺当的，上了初中后简直昏天黑地，就像一直在井底生活。”

这也是我从上大学到和有纪子结婚十来年时间里一贯的感受。一旦情况别扭起来，这个别扭必然导致另一个别扭，如此越变越糟，怎么挣扎也无法从中脱身，直到有人赶来搭救。

“首先是我腿不好。普通人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其次我光知道看书，不想对别人敞开心扉，无论如何。还有——怎么说呢——外表显眼。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我是个精神扭曲的傲慢女子。或者果真那样也有可能。”

“不错，你或许是漂亮过头了。”

她抽出一支香烟衔在嘴里。我擦火柴点燃。

“真认为我漂亮？”岛本说。

“认为。肯定经常有人这么说，我想。”

岛本笑了：“不是的。说真的，我并不怎么中意自己的长相。所以，给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她说，“总之一般说来，我不被女孩子喜欢，遗憾是遗憾。我不知想了多少次：即使别人不夸漂亮也无所谓，只想当一个普通女孩，交普通朋友。”

岛本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我放在台面上的手，“不过这下好了，你活得这么幸福。”

我默然。

“幸福吧？”

“幸福不幸福，自己也不大清楚。不过至少不觉得不幸，也不孤独。”停顿片刻，我又加上一句：“有时候会因为什么突然这样想来着：在你家客厅两人听音乐的时候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呃，那些唱片现在也都还保留着。纳特·金·科尔、平·克劳斯比、罗西尼、《培尔·金特》，还有好多其他的，一张不少。爸爸死时得到的纪念品。因为听得十分仔细，现在也一道刮痕都没有。我是多么精心爱护唱片，你还记得吧？”

“父亲去世了？”

“五年前患直肠癌死的，死得痛苦不堪。原本是那么精神的人。”

我见过几次岛本的父亲，壮实得像她家院里的橡树。

“你母亲还好？”

“嗯，我想还好。”

我觉出她语气中似乎含有什么。“和母亲处得不融洽？”

岛本喝干代基里，把杯子放在台面上招呼调酒师，接着问我：“嗳，没什么拿手鸡尾酒？”

“独创的鸡尾酒有几种。有一种名称和店名一样——‘罗宾斯·内斯特’。这个评价最好。是我琢磨出来的，底酒是朗姆和伏特加，口感虽好，但相当容易上头。”

“哄女孩子怕是正好。”

“跟你说，岛本，你好像不大晓得，鸡尾酒这种饮料大体上还真是干这个用的。”

她笑道：“那就来它好了。”

鸡尾酒上来后，她注视了一会儿色调，然后轻轻啜一小口，闭目让酒味沁入全身。“味道十分微妙。”她说，“不甜，也不辣，简单清淡，却又有类似纵深感的东西。不知道你还有这份机灵。”

“我做不出酒柜，汽车上的油过滤器也换不了，邮票都贴不正，电话号也时常按错。不过有创意的鸡尾酒倒配出了几种，评价也不错。”

她将鸡尾酒杯放在杯托上，往里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每次她举起酒杯，吸顶灯的光影都微微摇颤。

“母亲好久没见到了。十年前发生了很多麻烦事，那以来几乎再没见面。父亲葬礼上见面倒算是见面了。”

钢琴三重奏乐队演奏完原创布鲁斯哀歌，钢琴开始弹《STAR CROSSED LOVERS》(1)的序曲。我在店里时钢琴手经常弹这支情歌，知道我喜欢听。在埃林顿创作的乐曲里边它不很有名，也引不出我个人的回忆，但偶然听过一次之后，长期以来一直让我难以割舍。无论学生时代还是在教科书出版社工作期间，每到晚间我就听收在埃林顿公爵密纹唱片《可爱的雷声》中的《STAR CROSSED LOVERS》，翻来覆去地听，没完没了地听。其中，约翰尼·霍吉斯有一段委婉而优雅的独奏，每当听到那不无倦慵的优美旋律，往事便浮上脑际：算不上多么幸福的时代，又有很多欲望得不到满足，更年轻、更饥渴、更孤独，但我确实单纯，就像一清见底的池水。当时听的音乐的每一音节、看的书的每一行都好像深深沁入肺腑，神经如楔子一样尖锐，眼里的光尖刻得足以刺穿对方。就是那么一个年代。一听到《STAR CROSSED LOVERS》，我就想起当时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映在镜子里的眼神。

“说实话，初三时我去找过你。太寂寞了，寂寞得一个人受不了。”我说，“打过电话，没通。所以坐电车去了你家。不料名牌已是别人的了。”

“你搬走两年后，我们因父亲工作的关系搬去了藤泽，在江之岛附近。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上大学。搬家时给你寄了明信片，通知了新住处。没接到？”

我摇摇头。“接到我当然要回信的。怪事，肯定哪里出了差错。”

“也可能仅仅是我们运气不好啊。”岛本说，“总是出错，总是失之交臂。不过这个算了。谈谈你，让我听听这以前你怎么度过的。”

“没什么有意思的。”我说。

“没意思也行，讲来听听。”

我把迄今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粗线条地向她讲了一遍。高中时代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最后深深伤害了她——详情我没一一道出，只是解释说发生了一件事，而那件事既伤害了她，同时也伤害了我自身；去东京上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教科书出版社；二十至三十岁期间一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称得上朋友的朋友；结交了几个女性，但自己全然没得到幸福；高中毕业到快三十岁时遇到有纪子结婚之前，没有真正喜欢过任何人，一次也没有；那时自己常想岛本，心想若能同岛本见面交谈——哪怕一个小时也好——该是何等美妙。我这么一说，她微微一笑。

“常想我来着？”

“是的。”

“我也常想你来着，”岛本说，“常想，难过时就想。对我来说，你是我有生以来惟一的朋友，我觉得。”说罢，她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手托下巴，放松身体似的闭起眼睛。她手指上一个戒指也没戴，眼睫毛时而微微颤动。稍顷，她缓缓睁开眼睛，觑了眼手表。我也看自己的表。时间已近十二点。

她拿起手袋，以不大的动作从高脚椅上下来。“晚安。能见到你真好。”

我把她送到门口。“给你叫辆出租车好么？下雨了，路上很难拦到。”我问。

岛本摇摇头：“不怕，不劳你费心。这点事自己做得来。”

“真的没失望？”我问。

“对你？”

“嗯。”

“没有，别担心。”岛本笑道，“放心好了。不过，西装真的不是阿玛尼？”

随后，我注意到岛本不像过去那样拖腿了。移步不很快，仔细观察带有技巧性，但走路方式几乎看不出不自然。

“四年前做手术矫正了。”岛本辩解似的说。“不能说已经彻底矫正过来，但没以前严重了。很厉害的手术，好在还算顺利。削掉很多骨头，又接足了什么。”

“不过也好，看不出腿有毛病了。”我说。

“是啊。”她说，“恐怕还是矫正了好。可能有些迟了。”

我在衣帽间接过她的大衣，给她穿上。站在一起一看，她没那么高了。想到十二岁时她差不多和我一般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岛本，还能见到你？”

“大概能吧。”说着，她嘴唇上漾出淡淡的笑意，犹如无风的日子里静静升起的一小缕烟。“大概。”

她开门离去。大约过了五分钟，我爬上楼梯，到外面看她顺利拦到出租车没有。外面雨仍在下，岛本已不在那里了。路上渺无人影，惟独汽车前灯的光模模糊糊地沁入湿漉漉的路面。

或者我看到的是幻景亦未可知。我在那里伫立不动，久久打量降在路面的雨，恍若重新回到了十二岁的少年。小的时候，雨天里我经常一动不动地盯着雨看，而一旦怔怔地盯着雨看，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分解开来，从现实世界中滑落下去。大概雨中有一种类似催眠术的特殊魔力，至少当时我是那么感觉的。

然而这不是幻景。折身回店，岛本坐的位置上还剩有酒杯和烟灰缸。烟灰缸里几支沾着口红的烟头仍保持着被轻轻碾灭时的形状。我在其旁边坐下，闭起眼睛。音乐声渐次远离，剩下我孑身一人。柔软的夜幕中，雨仍在无声无息地下着。

(1)　意为“灾星下出生的（不幸的）恋人们”。

9

此后很长时间岛本都没出现。每晚我都在“罗宾斯·内斯特”吧台前坐上几个小时，一面看书，一面不时往门口扫一眼。但她没来。我开始担心，担心自己是否对岛本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是否说了多余的话伤害了岛本。我一句句回想那天夜里自己说出口的话，又回想她道出的话，但没有找出能和自己的担心对上号的语句。说不定岛本见到我真的失望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她那么妩媚动人，腿也没了毛病。想必她未能从我身上觅出任何可贵的东西。

岁末临近，圣诞节过去，新年来到。转眼间一月份就没了。我年满三十七岁了。我已放弃希望，不再等她了，“罗宾斯·内斯特”那边只偶尔露一下面，因为一去那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就会在顾客席上搜寻她的姿影。我坐在这边酒吧的吧台前，打开书页，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我觉得自己已很难对什么全神贯注了。

她说我是她惟一的朋友，有生以来仅此一个的朋友。我听了十分欣喜。我们可以重新成为朋友。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想就此听听她的意见，即便她全然不想谈她自己也无所谓。只要能见到岛本同她说话，我就高兴。

然而岛本再也没有出现。或者她忙得没时间来见我也有可能，但三个月的空白也实在太长了，就算真的来不成，打个电话总该是可以的。说到底，她是把我忘在一边了，我想。我这个人对于她并非那么可贵的存在。想到这里，我一阵难受，就好像心里开了一个小洞。她不该把那样的话说出口，某种话语是应当永远留在心里的。

不料，二月初她来了，仍是一个下雨的夜晚。静悄悄冷冰冰的雨。那天夜晚我正好有事，很早就到了“罗宾斯·内斯特”。客人带来的伞散发出冷雨的气息。这天钢琴三重奏临时加进高音萨克斯管吹奏了几首。萨克斯手颇有名气，客人席位沸腾起来。我一如往常坐在吧台角落看书，这当儿岛本悄然进来，在我邻座坐下。

“晚上好。”她说。

我放下书看她，一时很难相信她真在这里。

“以为你再不来了呢。”

“抱歉。”岛本说，“生气了？”

“没生什么气，哪里会因为这个生气。我说岛本，这里是店，客人都是想来时来，想回去时回去。我只是等人来罢了。”

“反正向你道歉。说是说不好，总之我没能来成。”

“忙？”

“忙什么忙？”她平静地说，“不是忙。只是没能来成。”

她头发被雨淋湿了，几缕湿发贴在额上。我让男侍拿来新毛巾。

“谢谢。”她接过毛巾，擦干头发，然后取出香烟，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也许被雨淋湿发冷的关系，手指有点儿颤抖。“细雨，加上准备搭出租车，出门时只带了雨衣。可是走起来好像走了很久。”

“不喝点热的？”我问。

岛本窥视似的看着我的脸，嫣然一笑。“谢谢。不过不要紧了。”

看见她的微笑，三个月的空白一瞬间不翼而飞了。

“看什么呢？”她指着我的书问。

我把书递给她。这是一本历史方面的书，写的是越战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战争。她啪啦啪啦翻几页还给我。

“小说不再看了？”

“小说也看。但没过去看得那么多，新小说几乎一无所知。看的只限于过去的，差不多都是十九世纪的小说，而且大部分是重看。”

“为什么不看新小说？”

“怕是不愿意失望吧。看无聊的书，觉得像是白白浪费时间，又失望得很。过去不然。时间多的是，看无聊的书也总觉得有所收获。就那样。如今不一样，认为纯属浪费时间。也许是上年纪的关系。”

“也是啊，上年纪倒是不假。”说着，她不无调皮地一笑。

“你还常看书？”

“嗯，常看。新的也好旧的也好，小说也好非小说也好，无聊的也好有聊的也好。和你相反，肯定是我喜欢靠看书消磨时间。”

她向调酒师要了“罗宾斯·内斯特”，我也要同样的。她啜一口端来的鸡尾酒，轻轻点下头放回台面。

“嗳，初君，为什么这里所有的鸡尾酒都比别处的好喝呢？”

“因为付出了相应的努力，不努力不可能如愿以偿。”

“比如什么努力？”

“比如他，”我指着以一本正经的神情用破冰锥鼓捣冰块的年轻漂亮的调酒师，“我给那孩子很高很高的工资，高得大家都有点吃惊，当然我是瞒着其他员工的。为什么只给他那么高的工资呢？因为他具有调制美味鸡尾酒的才能。世人好像不大晓得——没有才能是调不出美味鸡尾酒的。当然，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达到相当程度。作为见习生接受几个月训练，都会调出足可以端到客人面前的东西。一般酒吧里的鸡尾酒就是这个程度的，这当然也行得通，可是再往前一步，就需要特殊才能了。这和弹钢琴、画画、跑百米是同一回事。我本身也调得出相当不错的鸡尾酒，下工夫琢磨、练习来着，但横竖比不上他。即使放同样的酒花同样的时间同样摇晃配酒器，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什么道理不晓得，只能说是才能，同艺术一个样。那里有一条线，有人能越过有人不能越过。所以，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就要好好爱惜抓住不放，付给高工资。这男孩是个同性恋者，因此这方面的人有时拥来吧台，但他们都很文静，我不怎么介意。我中意这个男孩，他也信赖我，干得很卖力气。”

“看不出你这人还有经营才能，是有吧？”

“经营才能我倒谈不上。”我说，“我不是实业家，仅有两家小店。没有增加店数的打算，没有再多赚钱的念头。这不能称作才能或手腕。只是，一有工夫我就想象，想象自己是个客人——若自己是客人，那么会跟谁去什么样的店，喝什么样吃什么样的东西；假如自己是二三十岁的独身男子，领着自己喜欢的女孩，会去什么样的店。还一个一个想象如此情形的细节，例如预算多少啦，住在哪里、几点之前要回去啦。设想好几种具体情况。如此设想叠加的过程中，店的图像就会渐渐明晰起来。”

岛本这天晚上身穿浅蓝色高领毛衣和藏青色半身裙，耳朵上一对小耳环闪闪生辉，贴身的薄毛衣将乳房的形状完美地凸显出来，这弄得我呼吸很不舒畅。

“再说点可好？”岛本脸上又漾出那令人愉悦的微笑。

“说什么呢？”

“说你的经营方针。”她说，“听你这么说话的确开心得很。”

我有点脸红，实在很久没在人前脸红过了。“那不能算是经营方针。只是，岛本，我想我过去就已习惯这样的作业。从小我就一直一个人在脑袋里想这想那，发挥想象力。推出一个虚拟场所，小心翼翼地一块块添砖加瓦——这里这样好了，那个用到这儿来，好比模拟试验。上次也说了，大学毕业我一直在教科书出版社工作，那里的工作实在无聊透顶，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无法发挥想象力，不如说是扼杀想象力的活计。所以做起来闷得要死，上班讨厌得要死，就差没窒息过去。一上班我就觉得自己在渐渐萎缩变小，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我喝一口鸡尾酒，缓缓环视客席。雨天里反倒经常座无虚席。来玩的高音萨克斯手将萨克斯管收进箱内。我叫来男侍，让男侍把一瓶威士忌拿过去，再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

“可是这里不同。这里若不发挥想象力就休想活下去。我可以把脑袋里想到的即刻付诸实施。这里没有会议，没有上司，没有先例，没有文部省意向，实在美妙至极，岛本。你没在公司工作过？”

她仍面带微笑，摇头说“没有”。

“那就好。公司那地方不适合我，一定也不适合你。我在公司干了八年，一清二楚。在那里几乎白白耗掉了人生八年时间，而且正是二三十岁的黄金岁月。自己都佩服自己竟忍耐了八年。不过若没那八年，估计店也不能开得这么顺顺利利，我是这样想的。我喜欢眼下的工作，现在有两家店，但我不时觉得那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虚拟场所。就是说好比空中花园，我在那里栽花、造喷水池，造得非常精致非常逼真。人们去那里喝酒、听音乐、聊天，然后回家。你认为为什么那么多人每晚每晚大把花钱特意来这里喝酒？那是因为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在寻求虚拟场所。他们是为了看巧夺天工俨然空中楼阁的人造庭园，为了让自己也进入其中才来这里的。”

岛本从小包包里掏出一支“沙龙”，我赶在她拿打火机之前擦火柴为她点燃。我喜欢给她点烟，喜欢看她眯缝起眼睛、火苗的影子在她眼前摇曳的样子。

“直言相告吧，我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工作过。”她说。

“一次也没？”

“一次也没，既没打过工，又没就过业，没有体验过冠以劳动二字的东西，所以现在你讲的这些听得我非常羡慕。那种思考事物的方式我一次也没试过，我只知道一个人看书。我所思考的，总的说来只是花钱。”说到这里，她把两腕伸到我眼前：右手戴着两只纤细的金手镯，左手戴着看上去甚为昂贵的金表。她把两只手像出示商品样本似的在我眼前放了很久。我拉起她的右手，端详一会儿手腕上的手镯，我想起十二岁时被她握手的事。至今仍真真切切记得那时的感触，那感触曾怎样使我内心震颤也没有忘记。

“思考钱的花法说不定更为可取啊。”说罢，我松开她的手。一松开，竟产生一股错觉，好像自己就势飞去了哪里。“一思考钱的赚法，许多东西就要慢慢磨损掉——一点一滴地、不知不觉之间。”

“可你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也不创造是多么空虚。”

“我不那样认为。我觉得你在创造许许多多的东西。”

“比如什么东西？”

“比如无形的东西。”说完，我把视线落在自己膝头的手上。

岛本手拿酒杯久久望着我。“你说的可是心情什么的？”

“是的。”我说，“无论什么迟早都要消失。这个店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也无法晓得。如果人们的嗜好多少改变、经济流势多少改变的话，现在这里的状况一转眼就无影无踪了。这种例子我见了好几个，说没就没。有形的东西迟早都要没影，但是某种情思将永远存留下去。”

“不过初君，唯其存留才痛苦的情思也是有的。不这样认为？”

高音萨克斯手走来感谢我送的酒，我感谢他的演奏。

“近来的爵士乐手都变得彬彬有礼了。”我对岛本解释说，“我当学生那阵子不是这样。提起搞爵士乐的，全都吸大麻，一半左右性格有障碍。不过倒是可以时不时听到着实把人惊个倒仰的厉害演奏。我常去新宿的爵士乐俱乐部听爵士乐来着，去寻求惊个倒仰的体验。”

“你是喜欢那些人的吧，初君？”

“或许。”我说，“没有人会寻求相对好的并陶醉其中。虽然九个出格离谱，但有一个无与伦比——人们寻求的是这个。而推动世界前进的便是这个。我想这就是所谓艺术吧。”

我再次盯视自己膝头上的双手，然后扬起脸看岛本。她等待着我继续下文。

“但现在多少不同了。因为我现在是经营者，我所做的是投入资本加以回收。我不是艺术家，不是在创造什么，也不是在这里资助艺术。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没有人在这个场所寻求那样的东西。对经营方来说，彬彬有礼穿戴整洁的人要容易对付得多。这怕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不是说整个世界非充满查利·帕克不可。”

她又要了杯鸡尾酒，换了支烟。长时间的沉默，岛本似乎在一个人静静思考什么，我倾听低音提琴手悠长的独奏：《可拥抱的你》。钢琴手时而轻轻和音，鼓手时而擦一把汗喝一口酒。一位常客来我身边闲聊了几句。

“嗳，初君，”许久，岛本开口道，“不晓得哪里有条河？一条山溪一样清亮亮的河，不很大，有河滩，不怎么停滞，很快流进大海的河。最好是流得急的。”

我吃了一惊，看着岛本的脸。“河？”我吃不透她要说什么。她脸上没有任何堪称表情的表情。脸是对着我，却什么都不想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眺望相距遥远的风景。感觉上真好像自己离她很远很远。她和我之间，或许隔着无法想象的距离。如此一想，我心中不能不泛起某种悲哀。她眼睛里含有让我泛起悲哀的什么。

“为什么突然冒出河来？”我试着问。

“只是偶然想到问问。”岛本说，“不知道有那样的河？”

学生时代，我一个人扛着睡袋到处旅行，整个日本各种各样的河都看过了，但怎么也想不起她要的河。

“日本海那边好像有这样一条河。”我想了一会儿说，“河名记不得了，大约在石川县。去了就知道。应该最接近你要的河，我想。”

我清楚地记着那条河。去那里是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那年秋天放假的时候。红叶姹紫嫣红，四周群山简直像被血染红了一般。山下就是海，河流清亮亮的，林中时闻鹿鸣。记得在那里吃过的河鱼十分够味儿。

“能把我领去那里？”岛本问。

“石川县哟！”我用干涩的声音说，“不是去江之岛。先坐飞机，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了就得住下——你也知道，现在的我无法做到。”

岛本在高脚椅上缓缓转身，从正面看着我。“跟你说，初君，我也完全知道这样求你是不对的，知道这对你是很大的负担。可除了你我没有可求的人，而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去那里，又不想一个人去。除你以外，对谁都不好这样相求。”

我看着岛本的眼睛。那眼睛仿佛是什么风都吹不到的石荫下的一泓深邃的泉水，那儿一切都静止不动，一片岑寂。凝神窥视，勉强可以看出映在水面上的物像。

“对不起。”她忽地排尽体内气力似的笑笑，“我不是为了求你做这件事才来的，只是想见你，和你说说话，没打算提起这个。”

我在脑袋里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一大早出门乘飞机往返，估计入夜前能赶回来——当然要看在那边花多长时间。”

“我想在那边花不了多少时间。”她说，“你真能腾出那样的时间？找出和我一起飞去那里又赶回来的时间？”

“差不多吧。”我想了想说，“现在还不好说定，不过我想问题不大。明天晚上打电话到这里来可好？届时我在这里。那之前我安排妥当。你的日程呢？”

“我什么时候都行，没什么日程。只要你方便，我随时可以动身。”

我点点头。

“啰啰嗦嗦真对不起。”她说，“或许我还是不该来见你。说不定最终我只能把一切弄糟。”

将近十一点她起身回去。我撑伞为她拦了一辆出租车。雨还在下。

“再见。添了很多麻烦，谢谢。”岛本说。

“再见。”

之后我折回店内，坐回吧台原来的座位。那里仍剩有她喝的鸡尾酒，烟灰缸里留着几支她吸剩的“沙龙”。我没叫男侍撤下，只是久久地注视着酒杯和烟头上沾的淡浅的口红。

回到家时，妻还在等我。她在睡衣外披了件对襟毛衣，用录像机看《阿拉伯的劳伦斯》。镜头是劳伦斯越过无数艰难险阻横穿沙漠，终于到达苏伊士运河。单我知道的，这部电影她就已看了三遍。她说看多少遍都看不腻。我坐在旁边，边喝葡萄酒边一起看那电影。

“这个星期日游泳俱乐部有个活动。”我对她说。俱乐部里有个成员拥有相当大的游艇，以前我们不时坐艇去海湾游玩，在那里喝酒、钓鱼。二月份玩游艇有点儿冷，但妻对游艇差不多一无所知，因此对此没什么疑问，况且星期天我极少一个人出去。她似乎认为最好还是偶尔出去见见其他方面的人，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

“一早就出去，估计八点前能回来。晚饭在家吃。”我说。

“行，星期天正好妹妹来玩。”她说，“要是不冷，大家就带盒饭到新宿御苑玩去，四个女人家。”

“那也蛮不错嘛。”

翌日下午，我去旅行社订了星期日的机票和要租的车。傍晚六点半有一班飞回东京，看来勉强可以赶回吃晚饭。之后我去店里等她的电话。电话十点打来了。“时间总可以找得出，忙倒是够忙的。这个星期日怎么样？”我说。

她说没问题。

我告以飞机起飞时间和在羽田机场的碰头地点。

“麻烦你了，谢谢。”

放下听筒，我坐在吧台旁看了一会儿书。店里太吵，吵得我实在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到书上，于是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洗手，细看镜子里自己的脸。我对有纪子说了谎。以前说过几次，和别的女人睡觉时也说了小谎，但那时我没认为是欺骗有纪子，那几次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消闲解闷罢了。然而这次不成。我固然没有同岛本睡的念头，但还是不成。我定定地审视镜子里自己的眼睛，那眼睛没有映出自己这个人的任何图像。我双手拄在洗面台上，喟叹一声。

10

那条河从岩石间飞快地穿过，点点处处或挂起小小的瀑布，或积成水潭静静歇息。水潭有气无力地反射着钝钝的太阳光。往下游看去，可以看见一座旧铁桥。说是铁桥，其实又小又窄，勉强能容一辆汽车通过。黑乎乎呆愣愣的铁架重重地沉浸在二月冰冷冷的岑寂中。走这座桥的只有去温泉的游客、旅馆员工和森林管理人员。我们过桥时没碰上任何人，过了桥往后看了几次，也没发现过桥人影。进旅馆吃罢简单的午饭，两人过桥沿河步行。岛本笔直地竖起厚厚的海军呢大衣领，围巾紧贴鼻端围了好几圈。她和平时不同，一身适合穿山越岭的轻装。头发在脑后束起，鞋也换上了结结实实的野外作业靴，肩上斜挎绿色尼龙包。这副打扮活脱脱成了高中生。河滩这一堆那一块地点缀着白皑皑硬邦邦的雪。铁桥顶端蹲着两只乌鸦在俯视河面，不时发出一声生硬而尖锐的啼叫，像在谴责什么。叫声在树叶脱尽的林中发出冷冷的回响，继而穿过河面，钻入我们耳底。

狭窄的沙土路沿河边长长地延伸开去，不知止于何处，不知通向哪里。杳无人影，阒无声息。四下里没有像人家的房舍，触目皆是光秃秃的农田。垄沟的积雪勾勒出几道清晰的白筋。乌鸦到处都有。见我们一路走来，乌鸦们就好像朝同伴们发什么信号似的短促地叫了几声，走到跟前它们也凝然不动，我得以切近地看清其凶器一般尖刺刺的嘴和颜色光鲜的爪。

“还有时间？”岛本问，“再这么走一会儿能行？”

我扫一眼手表，“没关系，时间还有。可以再待一个小时。”

“好幽静的地方啊。”她缓缓环视着四周说道。她每次开口，呼出的气便整个浮在空中，硬硬的，白白的。

“这条河可好？”

她看着我微微笑道：“看来你是真的明白我所寻求的，从里到外。”

“从颜色、形状到尺寸。”我说，“过去我看河流的眼光就不同一般。”

她笑了笑，用戴手套的手握住同样戴手套的我的手。

“还好。已经来了，就算你说这条河不好我也没办法。”我说。

“放心，对自己再多些信心，你是不至于有那么大失误的。”岛本说，“对了，两个人这么并肩走起来，不有点儿像过去？时常一块儿从学校走路回家来着。”

“你腿没过去那么糟了。”

岛本微笑着看我的脸：“听你这语气，好像是为我治好腿感到遗憾似的。”

“或许。”我也笑了。

“真那么想？”

“开玩笑。治好了腿当然是好事。只是有点儿怀念，怀念你腿不好的那段时光。”

“跟你说，初君，”她接道，“这件事我非常非常感谢你——知道的吧？”

“没什么的，”我说，“无非乘飞机来郊游罢了。”

岛本目视前方走了一会。“不过你是对太太说了谎出来的吧？”

“算是吧。”

“这对你相当不是滋味吧？不愿意对太太说谎吧？”

我不知怎么回答合适，没有应声。附近树林里乌鸦又尖利地叫了起来。

“我肯定扰乱你的生活了，我心里很清楚。”岛本低声道。

“好了，别说这个了。”我说，“特意跑来一趟，说点开心的吧！”

“比如说什么？”

“你这身打扮，看上去像高中生。”

“谢谢。”她说，“真是高中生该有多高兴。”

我们朝上游慢慢走去。接下去一段时间里，两人都一言未发，只顾集中注意力走路。她还走不了很快，但慢走看不出不自然。岛本紧紧握住我的手。路冻得梆梆硬，我们的胶底鞋几乎没踩出动静。

的确，假如像岛本说的那样，十几或二十几岁时两人能这样一块儿走路，该是何等美妙啊！星期日下午两人手拉着手，沿着河边一个人也没有的小路无休无止地走下去，该是多么幸福啊！然而我们已不是高中生了。我有妻子和女儿，有工作，而且要向妻说谎才能来这里。往下要乘车赶去机场，搭乘傍晚六点半飞往东京的航班急匆匆返回有妻等我的家。

走了一会儿，岛本停住脚步，搓着戴手套的双手缓缓环视四周，看上游，看下游。对岸群山绵延。左边，树叶落尽的杂木林一片接着一片。哪里也不见人影。我们刚才歇息的旅馆也好铁桥也好，此刻都已隐去山后。太阳不时像想起来似的从云隙间探一下头。除了乌鸦的啼叫和河水的流声，其他一无所闻。眼望如此风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想道，自己迟早肯定还将在哪里目睹同样的风景。这就是所谓既视感的反向——不是觉得自己以往什么时候见过与此相同的风景，而是预感将来什么时候仍将在哪里与此风景相遇。这一预感已伸出长臂死死抓住了自己意识的根。我已能感觉出其握力。而那长臂的前方便是我自身，将来应该还在的、增加了好几岁的我自身。当然，我无法看见我自身。

“这地方合适。”她说。

“合适干什么？”我问。

岛本浮起一如平日的一丝笑意看着我，“合适干我想干的事。”

随后，我们从堤坝下到河边，这里有个小小的水潭，表面结了层薄冰，潭底静静躺着几片一如扁扁的死鱼的落叶。我拾起河滩上的一粒圆石子，在手心里转动了一会儿。岛本摘下两只手套揣进大衣袋，继而拉开挎包链，取出一个用厚厚的上等布料做的小口袋样的东西，袋里有个小壶。她解开壶绳，轻轻打开壶盖，目不转睛地往里窥视良久。

我一声不响地凝目注视。

壶里装的是白灰。岛本慢慢往左手心倒灰，倒得十分小心，不让灰落到地上。倒到最后灰只有正好盛满她手心那么一点点。是什么的灰、什么人的灰呢？这是一个无风的宁静下午，白灰因而久久停在她手心不动。之后，岛本将空壶装回挎包，用食指尖沾一点灰，递到唇边轻轻舔了一下，继而看我的脸，想笑，但没能笑出。手指仍停在唇上。

她蹲在河边将灰放入水中的时间里，我站在旁边盯视其一举一动。她手中那一点点灰转眼间被水冲走了。我和岛本站在河边定睛注视水的行踪。她细看了一会儿手心，然后在水面上冲去余灰，戴上手套。

“真能流去大海？”岛本问。

“大概。”但我无法确信那点灰一定流到大海。到海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有可能沉入某处的水潭，就势滞留那里。当然，其中的些许恐怕还是会抵达大海的。

接下去，她开始用落在那里的一块木片挖掘发软的地面，我也帮忙。小坑挖出后，岛本将布袋里的壶埋在里面。乌鸦的叫声从哪里传来。估计它们自始至终在静静地目睹我们的作业。无所谓，想看就看好了，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不过是把烧的什么灰放进河流而已。

“会下雨？”岛本边用鞋尖抚平地面边问。

我抬头看天，“得一会儿。”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孩子的灰会不会流到大海，混在海水里蒸发，再变云变雨落回地面？”

我再次望天，又朝水流看去。

“有可能那样。”我说。

我们驾驶租来的小汽车赶往机场。天气风云突变，头上彤云密布，刚才还点点现出的天空已经全然不见。眼看就要下雪了。

“那是我小孩的灰，我生的惟一婴儿的骨灰。”岛本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看她的脸，又往前看。卡车老是溅起融雪的泥水，我不得不一次次开动雨刷。

“生下第二天就死了。”她说，“仅仅活了一天，抱了两三回。极好看的婴儿，软乎乎的……原因不大清楚，呼吸不顺畅，死时脸色都变了。”

我说不出什么，伸出左手放在她手上。

“女孩儿，名字还没有呢。”

“什么时候死的？”

“正好去年这个时候。”岛本说，“二月。”

“可怜。”

“哪里也不想埋，不想放在黑乎乎的地方。想在自己手上保管一段时间，然后顺着河放流大海，乘云化雨。”

岛本沉默下来，沉默了许久。我也什么都没说，默默地驱车赶路。想必她有难言之隐，就让她安静一会儿好了。但这时间里，我发觉岛本的情形有点反常。她开始以古怪的声音喘息，要拿什么作比较的话，那声音有些像机器的响动，以至最初我还以为引擎出了故障。然而声音毫无疑问来自旁边座位。并非呜咽。听起来就好像支气管开了个洞，每次呼吸都从洞里漏气。

等信号灯时，我看了一眼岛本的侧脸。面如白纸。而且整张脸像涂了一层什么似的，硬撅撅的很不自然。她把头靠在椅背上，直视前方，全身一动不动，只是时而半义务性地微微眨一下眼皮。我往前开了一会儿，找合适地方把车停下。这里是已经停业的保龄球馆的停车场，俨然飞机库一般的空荡荡的顶盖下，竖着一块巨大的保龄球瓶招牌，荒凉得简直像来到世界尽头。偌大的停车场只停了我们这一辆车。

“岛本，”我招呼道，“喂，岛本，不要紧吗？”

她未回答。只是靠着椅背，以那古怪的声音喘息不止。我把手贴在她脸颊上。脸颊冷得就像受了这周围的凄凉光景感染似的，没有血色，额头也没有暖意。我紧张得透不过气：莫非她要这么死去不成？她眼睛里已全然没了神采。仔细窥看眸子，同样一无所见，深处僵冷黯淡，如死本身。

“岛本！”我再次大声叫她。没有反应，极细微的反应都没有。眼睛哪儿也没看，连有无意识都看不出。我想还是领去医院为好。而若去医院，恐怕很难赶上飞机，但情况已不容我考虑这些。岛本可能就这样死去，无论会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死去！

但我刚发动引擎，却发觉岛本想要说什么。我关上引擎，耳朵贴在她唇前，但还是听不清她说什么。较之话语，听起来更像是门缝里吹来的风。她拼出浑身气力似的重复说了好几遍，我全神贯注侧耳倾听——似乎说的是“药”。

“想吃药？”

岛本微微点头，委实微乎其微，几乎分辨不出。看来这已是她能完成的最大动作了。我摸她的大衣袋，里面有钱夹、手帕和带匙扣的几把钥匙，但没有药。接着我打开挎包。包的内格袋里有个纸药袋，里面有四粒胶囊，我拿出给她看：“是这个？”

她眼珠不动地点了下头。

我放倒椅背，张开她的嘴，塞进一粒胶囊。可是她口腔干得沙啦沙啦的，根本不可能将胶囊送入喉咙里。我四下打量，看有没有类似饮料自动售货机那样的东西，但没有见到。而要上哪里去找，又没有时间。附近带水汽的东西惟独雪。幸好雪这里要多少有多少。我下了车，挑选檐下看上去还干净的已变硬的雪，放进岛本戴的毛线帽里端回。我先含入自己口中一点儿。含化要花时间。含着含着，舌尖便没了感觉，却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含化后分开岛本的嘴唇，嘴对嘴送进水去。送罢捏住她的鼻子，硬让她把水咽下。她有些呛，但到底咽了进去。如此反复几次，看样子总算把胶囊冲进了喉咙。

我看那药袋，上面什么也没写，药名也好姓名也好服用须知也好一概没写。我有些纳闷，药袋上一般该注明这些以防误服才是，也好让人服用时心中有数。但不管怎样，我又把纸袋放回挎包内格袋，观察她的反应。什么药固然不知道，什么病也不晓得，但既然她这样随身携带，想必自有其效用。至少这并非突发事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预知的。

大约十分钟后，她脸颊上终于一点点泛出了红晕。我把自己的脸颊轻贴上去，尽管微乎其微，但毕竟原有的温煦失而复来了。我舒了口气，身体靠在椅背上。总算幸免于死了。我抱着她的肩，不时对贴脸颊，确认她缓缓地返回此侧世界。

“初君，”岛本用低低的干涩的声音叫我。

“喂，不去医院可以么？若去医院才行，急诊部还是找得到的。”

“不用去的。”岛本说，“已经没事了，吃了药就好。再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别担心。对了，时间不要紧？不快点去机场要误机的。”

“不怕，时间就放心好了。再静静待上一会儿，镇定下来再说。”

我用手帕擦她的嘴角。岛本拿过我的手帕，盯视了一会儿，说：“你对谁都这么亲切？”

“不是对谁都这么，”我说，“因为是你。并非对谁都亲切。我的人生实在太有限了，不可能对谁都亲切。对你一个人亲切都很有限。假如不很有限，我想我会为你做很多很多。但不是那样。”

岛本把脸转向我，凝然不动。

“初君，我可不是为了耽误飞机才故意这么做的。”岛本小声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当然，不说我也知道。你情况不妙，没办法的事。”

“抱歉。”

“不必道歉。又不是你的错。”

“可我拖了你的后腿。”

我抚摸她的头发，弓身轻吻她的脸颊。可以的话，我真想把她整个人紧紧搂住，以我的肌肤确认她的体温。但我不能那样。我只吻了她的脸颊。她的脸颊暖暖的、软乎乎的、湿湿的。“用不着担心，最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到机场还汽车时，登机时间早已过了。所幸飞机推迟起飞，飞往东京的航班还在跑道上没有上客。我们一下子放下心来。可是这回要在机场等一个多小时。服务台说是检查引擎的关系，更多的情况他们也不知晓。“不知要检查到什么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降落时开始稀稀落落下起雪来，现在越下越大。瞧这光景，不起飞都大有可能。”

“今天要是回不了东京，你可怎么办呢？”

“不要紧，飞机肯定会起飞的。”我对她说。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保证飞机起飞。想到万一出现那种情况，我心里沉甸甸的。那样一来，我势必要巧妙地编造托辞，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跑来石川县。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慢慢考虑不迟，当务之急是考虑岛本。

“你怎么样？万一今天回不到东京的话？”我问岛本。

她摇摇头，“我你就别牵挂了。”她说，“我怎么都成。问题是你，你怕很为难吧？”

“多多少少。不过你不必放在心上，又不是一定飞不成。”

“我早就料想会发生这样的事。”岛本用仿佛说给自己听的沉静的声音说，“只要有我，周围保准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总是这样。我一参与，事情就全乱套，原本顺顺当当的局面会突然走投无路。”

我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考虑航班取消时必须打给有纪子的电话。我在脑海里排出种种辩解用词。恐怕无论怎么解释都终归无济于事，口称参加游泳俱乐部活动星期天一早离开家门，却被大雪封在石川县机场，无法自圆其说。倒是可以说“出得家门忽然想看日本海，所以直接去了羽田机场”，不过未免过于滑稽。与其那么说，倒不如索性什么也不说。或者不如干脆实话实说。如此思来想去，我愕然察觉到自己内心竟在期待飞机不起飞，在盼望被雪困在这里不动，在希求自己同岛本单独来此一事被妻子发现。而我将毫不辩解，不再说谎，就和岛本留在这里。往下只消随波逐流即可。

最终，飞机在延误一个半小时后起飞了。在飞机上，岛本一直靠在我身上睡觉或闭目合眼。我伸出胳膊搂着她的肩。看上去她好像睡着还在不时地哭。她始终默不作声，我也缄口不语。我们开口已是在飞机进入着陆状态之后了。

“喂，岛本，你真的没事儿了？”我问。

她在我的臂弯中点头道：“没事儿，吃了药就没事了。别介意。”她把头轻轻搭在我肩上。“什么也别问，别问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好好，什么也不问。”我说。

“今天实在谢谢了。”

“谢今天什么？”

“谢你领我出来，谢你嘴对嘴喂水，谢你容忍了我。”

我看她的脸。她嘴唇——刚才我喂水的嘴唇就在我眼前，看上去希望我再来一次。双唇微微张开，露出整齐莹白的牙齿。喂水时稍稍碰及的那柔软的舌头感触我仍记得。看着那嘴唇，我呼吸变得甚为困难，什么都考虑不成，浑身火烧火燎。我知道她需要我，而我也需要她。但我设法克制了自己。我必须在此止步。再往前去，很可能再也退不回来。但止步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我从机场往家里打电话。时间已是八点半。

“对不起，晚了。一时联系不上。这就回去，过一个小时到。”我对妻说。

“一直等你来着，后来实在耐不住，就先吃了。倒是火锅。”妻说。

我让岛本坐进我放在机场停车场的宝马，“送到哪里合适？”“可以的话到青山下来，从那里一个人随便回去。”岛本说。

“一个人真能回去？”

她微笑着点点头。

在外苑驶下首都高速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开口。我用低音量听亨德尔的风琴协奏曲磁带，岛本双手整齐地并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由于是星期天夜晚，周围的车上都是去哪里游玩归来的一家老小。我比平时频繁地上上下下换挡。

“嗳，初君，”快到青山大街时岛本开口了，“那时我这么想来着：飞机不起飞就好了。”

我想说我也那么想来着，但终于没说出来。口腔干得沙沙响，话语无法脱口而出。我只是默默点头，轻握一下她的手。我在青山一丁目拐角处停车让她下来——她要在此下车。

“再去见你可好？”下车时岛本小声问道，“还不讨厌我？”

“等你。”我说，“过几天见。”

岛本点了下头。

我沿着青山大街驱车前行。假如再也见不到她，脑袋肯定得出故障。她一下车，世界都好像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了。

11

和岛本去石川县回来后的第四天，岳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问我明天中午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可以可以。不过老实说我有点吃惊，因为岳父是个非常忙的人物，极少同工作关系以外的人吃饭。

岳父的公司半年前刚从代代木迁到四谷一座七层新楼。那楼虽是公司财产，但公司只用上面两层，下面五层租给别的公司以及餐馆店铺。来这里我还是头一次。一切都是新的，闪闪发光。大厅是大理石地面，天花板很高，硕大的瓷瓶里插满鲜花。在六楼下得电梯，接待处坐着一个足可出任洗发水广告代言人的秀发女孩，用电话将我的姓名告知岳父。电话机是深灰色的，形状像是带计算器的锅铲。随后她粲然一笑，对我说：“请，总经理在办公室等您。”笑容非常华丽，但同岛本相比多少有些逊色。

总经理室在最上层。通过大玻璃窗可以将市容尽收眼底。景色虽不能说令人心旷神怡，但室内采光好，面积绰绰有余。墙上挂着印象主义画，画的是灯塔和船。似乎出自修拉(1)笔下，有可能是真品。

“形势看来不错嘛。”我对岳父说。

“不坏。”说着，岳父站在窗旁手指外面，“是不坏，并将越来越好，眼下正是发财的时候。对我们这行当来说，是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的天赐良机，现在发不了财就没机会发了。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建筑业我是门外汉。”

“喏，从这里看一眼东京城好了。看见到处都有空地吧——就像掉牙似的这一点那一块什么也没建的空地皮。从高处看一清二楚，走路是看不出的。那就是旧房旧楼拆出来的。近来地价飞涨，以前那样的旧楼渐渐没了收益。旧楼收不来高房租，租客数量也在减少，所以需要新的更大的空间。就拿私有房来说，城区地价一涨，固定资产税和继承税就付不起，就要卖掉，卖掉城里房子搬去郊外。买那类房子的基本上是专业不动产商，那帮小子拆除原来的旧房，建造更能有效利用的新楼。就是说，那一带的空地往下要接二连三地竖起高楼大厦，而且就在这两三年内，两三年工夫东京就要一改旧观。资金没问题，日本经济生机勃勃，股票节节上扬。银行的钱绰绰有余，有地抵押银行就借钱给你，借多少都不在话下。只要有地，钱随便你花。所以楼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建楼的是谁？当然是我们，当然！”

“原来如此。”我说，“不过建那么一大堆楼，东京究竟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会更朝气蓬勃，更美观气派，更方便快捷嘛！市容这东西，是如实反映经济形势的一面镜子。”

“更朝气蓬勃更美观气派更方便快捷固然不坏，我也认为挺好。问题是现在东京城都车满为患了，楼再增加，那可真要寸步难行了。下水道都很麻烦，下点雨就得往外冒水。再说，所有高楼大厦夏天一齐开空调，电恐怕都不够用。而电是靠烧中东石油发出来的，再来一场石油危机怎么办？”

“那是日本政府和东京都考虑的事，我们不是为此大把大把纳税了吗！让东大毕业的官僚们绞尽脑汁去好了。那些家伙总那么神气活现派头十足，就像在说是他们在驱动国家。所以偶尔开动一下那颗高档脑袋考虑考虑问题也是可以的嘛！与我无关，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泥水工，有人求盖楼就是——这就叫做市场原理，是吧？”

对此我没表示什么。毕竟不是来跟岳父讨论日本经济态势的。

“算了，别再谈深奥东西了，先填肚皮去吧，肚子瘪了。”岳父说。

我们钻进带电话的宽体黑色梅赛德斯，来到赤坂一家鳗鱼餐馆，被让进里面一个单间，两人面对面吃鳗鱼喝清酒。因是中午，我只象征性地喝一点点，岳父却喝得相当快。

“那么，要商量什么事呢？”我切入正题。若是糟糕事，还是先听了好。

“其实是有事相求。”他说，“啊，倒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想借你的名字一用。”

“借名字？”

“这次想办一家新公司，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创办人。虽说如此，也并不需要什么特殊资格，只消名字出现在那里即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而相应的答谢我是一定给的。”

“不用什么答谢。”我说。“真有必要，名字怎么借都无所谓。可那到底是什么公司呢？既然作为创办人之一连署名字，那么这一点还是想了解了解。”

“准确说来，什么公司也不是。”岳父说，“对你我才直言不讳：那公司什么也不做，徒有其名罢了。”

“总之就是‘幽灵公司’了？Paper Company，tunnel公司。”

“啊，算是吧。”

“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逃税？”

“不是。”他难以启齿似的说。

“黑金？”我一咬牙问道。

“差不多。”他说，“的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做我们这个买卖多少还是需要的。”

“若弄出什么问题我怎么办？”

“办公司本身是合法的。”

“问题在于那公司干什么。”

岳父从衣袋里取出香烟，擦燃火柴，朝天吐了一口烟。

“问题不至于有什么问题的。况且就算出现什么问题，谁一眼都会看出你不过出于对我的情面才借名字一用罢了——老婆的父亲相求，没办法拒绝。没有人会怪罪你。”

我就此思索了片刻。“那黑金到底流去哪里呢？”

“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想就市场原理知道一下具体内容，”我说，“流去政治家那儿？”

“那也多少有点儿。”

“是官僚？”

岳父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喂喂，那么干可就成贿赂了，手要给拗到背后去的！”

“不过同业界多多少少全都干的吧？”

“或多或少。”岳父现出为难的神色，“在手不至于拗到背后的限度内。”

“暴力团那边呢？收买地皮时那伙人怕是有用的。”

“那没有。我向来瞧不上那帮家伙。我不干垄断收买地皮的名堂。那倒是赚钱，但不干。我只是建造地皮上面的。”

我喟叹一声。

“这类事你肯定不中意的。”

“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反正您是把我打入算盘才往前铺展的吧？以我答应为前提？”

“那是那是。”他有气无力地一笑。

我叹口气说：“我说爸爸，坦率地说我是不大喜欢这类事情的。倒不是说要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您也知道，我是过着普普通通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可能的话，不想卷入背阴处的事情里去。”

“这个我也清楚，”岳父说，“清清楚楚。所以这边就交给我办好了。反正绝对不会做给你添麻烦的事。如果那样做，结果必然给有纪子和外孙女们也添麻烦。我是不可能那么做事的。你也该知道我是多么疼爱女儿和外孙女吧？”

我点点头。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处于可以拒绝岳父的立场。这么想着，心情沉重起来。我在被这世界一点一点拉下水去。这是第一步。这次就认了，但往下没准还有别的什么找到头上。

我们又继续吃了一会。我喝茶，岳父仍以很快的频率喝酒。

“喂，你三十几了？”岳父突然问。

“三十七。”

岳父定睛看着我。

“三十七么，正是风流年龄。”他说，“工作得心应手，自信也有了。所以女人也会主动凑上前来，对不？”

“遗憾的是还没那么多凑上前来。”我笑道，旋即观察他的表情。一瞬间我怀疑岳父知道了我和岛本的事，为此把我叫到这里来。但他口气里没有要盘问什么的紧张感，只是跟我闲聊而已。

“我在你这个年龄也蛮风流着哩，所以不命令你不许有外遇。跟女儿的丈夫说这个未免离谱，但我以为适当玩玩反倒有好处，反倒息事宁人。适当化解那种东西，可保家庭和睦，工作起来也能集中精力。所以，即使你在哪里跟别的女人睡，我也不责怪你。不过嘛，风流时最好选准风流的对象，稀里糊涂选错人，人生的路就要走歪。这样的例子我看到好几个了。”

我点点头。随后我蓦地想起有纪子的话，她说她哥哥夫妻关系不好。有纪子的哥哥小我一岁，别处有了女人，不常回家。我猜想岳父大概对这个长子有些看法，所以才跟我谈起这个。

“记住，别找无聊女人。和无聊女人风流，自己不久都会无聊。和糊涂女人厮混，自己都要糊涂起来。话虽这么说，可也不要同太好的女人搞在一起。和好女人深入下去，就很难再退出来了，而退不出来，势必迷失方向。我说的你懂吧？”

“多多少少。”

“注意这几点就行了。首先不可给女人弄房子，这是要命的东西。其次回家时间最晚不超过半夜两点，半夜两点是不被怀疑的底线。第三，不可拿朋友作挡箭牌。风流事有可能露馅，那也是没办法的，但不可连朋友都搭进去。”

“像是经验之谈啊。”

“那是。人只能从经验中学习。”他说，“也有不能从经验中学习的，但你不是那类。我想——你这人很有看人的眼光。这东西只有善于从经验中学习的人才能掌握。你的店我只去了两三次，但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找的人都很不错，又会用他们。”

我默默地听他讲下去。

“选老婆的眼光也有，婚姻生活迄今为止也一直风平浪静。有纪子也和你过得蛮幸福，两个孩子也都是好孩子。对此我表示感谢。”

看来他今天喝过量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只管默默听着。

“我想你恐怕还不知道，有纪子自杀过一回。吃安眠药。抬进医院两天没醒过来。当时我以为完了，全身发凉，呼吸都像没了，以为必死无疑，眼前一片漆黑。”

我抬脸看岳父，“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二岁时候，大学刚毕业。男人引起的。和那男的都已订婚了。一个无聊人物。有纪子看起来老实，但很有主意，脑袋也够用。所以，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和那么个无聊人物搅和到一起。”岳父背靠壁龛柱子，叼烟点上火。“但对有纪子来说，那是第一个男人。大凡第一个，多多少少谁都要出差错。问题是有纪子受的打击大，想自杀不活了。自那以后，那孩子就同男人断绝了所有往来。那以前本来是个相当积极的孩子，但那件事发生后就很少外出了。寡言少语，总是闷在家里。想不到和你相识交往以后，变得非常开朗，人整个变了。是旅行途中遇上的吧？”

“是的，在八岳。”

“那次也是我劝的，差不多硬推出门的，我说一定得旅行一次。”

我点头道：“自杀是不知道的。”

“觉得还是不知道好，一直没有提起。不过差不多也该是知道的时候了。你俩往后日子还长，好的坏的最好大体了解清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岳父闭上眼睛，朝上吐了口烟。“由我这当父亲的说是不合适，不过她确实是个好女人，我是这么看的。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女人，看女人的眼光自以为还是有的，不管是自己女儿还是什么人，女人的好坏一眼就看得出。同是自己女儿，长相倒是妹妹好，但人的禀性截然不同。你有看人的眼光。”

我默然。

“对了，你是没有兄弟吧？”

“没有。”我说。

“我有三个孩子。你以为我对三个一视同仁？”

“不知道。”

“你怎么样？两个女儿同样喜欢？”

“同样喜欢。”

“那是因为还小。”岳父说，“再大些，就会有倾向性。对方有，我们也有。这你很快就会体验到的。”

“是吗？”

“也是因为对你我才说，三个孩子里边我最喜欢有纪子。这么说对另两个是不合适，但确实如此。和有纪子对脾气，信得过。”

我点点头。

“你有看人的眼力。有看人的眼力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要永远珍惜才是。我本身自是一文不值，但并非只生了一文不值的货色。”

我把已醉到相当程度的岳父扶上梅赛德斯。他一坐进后座，便叉腿闭上了眼睛。我拦出租车回家。回到家来，有纪子想听父亲和我说了什么。

“也没说什么正经话，”我说，“父亲只是想和谁喝酒。醉得挺厉害，不知道回公司还能不能工作，那个样子。”

“总是那样。”有纪子笑道，“大白天喝醉了，在总经理室沙发上午睡一个小时。可公司居然还没关门。所以别担心，由他去吧。”

“不过好像没以前那么能喝了。”

“是啊。你大概不晓得，母亲去世之前，怎么喝都绝不上脸，无底洞一样。也是没办法啊，都要上年纪的。”

她新做了咖啡，我们在厨房餐桌上喝着。为幽灵公司当名义上的创办人的事我没有讲给有纪子听，怕她知道后为自己父亲给我添麻烦感到不快。想必有纪子会说：“从父亲手里借了钱的确不错，但那个和这个是两回事。再说你不是连本带息都还了么！”但问题没那么简单。

小女儿在自己房间睡得很实。喝罢咖啡，我把有纪子拉到床上。两人脱光衣服，在明晃晃的天光下静静地抱在一起。我花时间给她的身体升温后探了进去。但这天进去后我一直在想岛本。我闭上眼，权当自己此时抱的是岛本，想象自己正进入岛本体内，随后汹涌地一泻而出。

冲罢淋浴，我重新上床，打算睡一会儿。有纪子已完全穿好了，见我上床，马上来身旁吻我背部。我闭上眼睛，一声不响。由于我是想着岛本同她做爱的，所以不免有些内疚，遂闭目沉默。

“嗳，真的好喜欢你。”有纪子说。

“结婚七年过去了，孩子都两个了，”我说，“差不多该到倦怠期了。”

“是啊，可我喜欢。”

我抱过有纪子，并开始脱她的衣服，脱去毛衣和裙子，拉掉内裤。

“喂，你莫不是还来一次……”有纪子吃惊地说。

“当然再来一次。”

“唔，这可要写进日记才行。”

这回我尽量不去想岛本。我搂紧有纪子，看有纪子的脸，只想有纪子。我吻有纪子的嘴唇、脖颈和乳头，射在有纪子体内。射完后仍搂着不动。

“嗳，你怎么了？”有纪子看着我说，“今天跟父亲有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我说，“完全没有。只是想这么亲热一会儿。”

“好好，随你怎样。”说着，她仍让我待在里面，就那样紧紧搂住我。我合起眼睛，身体紧贴她的身体，不让自己跑去别的地方。

抱着有纪子的肢体，我蓦然想起刚才从岳父口中听来的她自杀未遂的事。“当时我以为完了……以为必死无疑。”说不定只要出一点点差错，这肢体就会消失不见的，我想。我轻轻抚摸有纪子的肩、发、乳房。暖暖的，柔柔的，又实实在在。我的手心可以感觉出有纪子的存在，至于这能持续存在到什么时候，任何人都无由得知。有形的东西倏忽间就了无踪影，有纪子也好，我们所在的房间也好，墙壁也好天花板也好窗扇也好，注意到时都可能不翼而飞。接着，我一下子想起了泉。一如那个男的深深伤害有纪子一样，我大概也深深伤害了泉。有纪子其后遇上了我，而泉大概谁也没遇上。

我吻了一口有纪子柔软的脖颈。

“睡一会儿。”我说，“睡醒去幼儿园接小孩儿。”

“好好睡就是。”她说。

我只睡了很短工夫。睁开眼睛，下午三点刚过。从卧室窗口可以望见青山墓地。我坐在窗边椅子上，怔怔地望那墓地，望了许久。我觉得很多景物都以岛本出现为界而前后大不相同。厨房里传来有纪子准备做晚饭的声响，在我听来竟那般虚无缥缈，仿佛从辽远的世界顺着管道或其他什么传来的。

随后，我从地下停车场开出宝马去幼儿园接大女儿。这天幼儿园好像有什么特殊活动，女儿出来时已近四点。幼儿园门前一如往日停着一排擦得一尘不染的高级轿车，萨博、捷豹、阿尔法·罗密欧也在其中。身穿高档大衣的年轻母亲从车上下来，接过孩子，放进车里回家。由父亲来接的只我女儿。一看见女儿，我就叫她的名字，一个劲儿挥手。女儿认出我，也挥起了小手，正要往这边跑时，发现坐在蓝色梅赛德斯260E助手席上的小女孩儿，便喊着什么朝那边跑去。小女孩儿戴一顶红毛线帽，从停着的汽车窗口探出上身。她母亲身穿红色开司米大衣，戴一副足够大的太阳镜。我赶去那里拉起女儿的手，对方冲我微微一笑，我也回了个微笑。那红色开司米大衣和大太阳镜使我想起岛本——从涩谷跟到青山时的岛本。

“你好！”我说。

“你好！”她应道。

一个容貌俏丽的女子，怎么看都不超过二十五。车内音响正在放“传声头像”乐队的《燃烧的房子》。后座上放两个纪之国屋百货商店的纸袋。她的笑容十分动人。女儿和小朋友悄悄说了一会儿什么，然后说“再见”。那女孩儿也说声“再见”，说罢按一下钮，把玻璃窗“嘶”一声关上。我牵着女儿的手往宝马走去。

“怎么样，今天一天里有什么高兴事？”我问女儿。

女儿头一摆说：“哪里有什么高兴事，糟极了。”

“啊，都挺够呛的。”说着，我弯腰吻了一下女儿前额。她以煞有介事的法国餐馆经理接受美国运通卡时的表情接受我的吻。“明天会好起来的，肯定。”我说。

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安慰自己：明天早晨睁开眼睛，世界肯定变得眉清目秀，一切都比今天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不可能那样。明天说不定事情更伤脑筋。问题是我在闹恋爱，而又这样有妻、有女儿。

“嗳，爸爸，”女儿说，“我嘛，想骑马。什么时候给我买匹马？”

“啊，好好，什么时候。”我说。

“这什么时候，哪年哪月？”

“等爸爸攒够钱。攒够钱就用来买马。”

“爸爸也有贮币盒？”

“嗯，有个很大的，汽车那么大的家伙。不攒那么多钱马是买不成的。”

“求姥爷，姥爷肯给买的？姥爷不是很有钱吗？”

“那是。”我说，“姥爷有个跟那儿的大楼一样大的贮币盒，满满的全是钱。可因为太大了，里边的钱怎么也取不出来。”

女儿独自沉思了好一会儿。

“问问姥爷怎么样？就说想请他买匹马。”

“是啊，问一次试试看。没准真能给你买的。”

我和女儿谈着马，把车开到了公寓停车场：要什么颜色的马，取什么样的名，骑马去哪儿，让马睡在哪儿，等等。把她从停车场送上电梯后，我直接赶去酒吧。明天究竟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闭起眼睛。我觉得自己似乎不在自己体内，我的身体仿佛是从哪里随便借来的临时性容器。明天我将何去何从呢？如果可能，我真想立刻给女儿买一匹马，在一切杳然消失之前，在一切损毁破灭之前。

(1)　修拉：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1859—1891）。

12

此后到开春前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和岛本见面。她不时一晃儿出现。那边的酒吧她也去，但还是来“罗宾斯·内斯特”的时候多。一般是九点多来，坐在吧台前喝两三杯鸡尾酒，十一点左右回去。她在的时候，我便坐在她旁边和她说话。员工们怎么看我和她的关系我不知道，不过我没怎么把这个放在心上，一如小学时没怎么介意同学们如何看我俩的关系。

有时候她往店里打来电话，提议明天中午在某处见面。我们大多在表参道一家咖啡馆碰头，两人简单吃一点饭，在那一带散步。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大致两个小时，长也不超过三个钟头。回去时间一到，她便看一眼表，看着我微微一笑：“好了，得回去啦。”微笑仍是以往那种妩媚的微笑，可是我无法从中读出当时她心中的感情涟漪，甚至读不出她对于必须离去是难过还是不怎么难过，抑或是否为同我分别感到释然，就连那时她是否有返回的必要我都无从确认。

不管怎样，分别时刻到来前那两三个小时，我们是谈得相当投入的，不过我搂她的肩或她拉我的手的情形再未出现。我们再未相互接触身体。

在东京街头，岛本又恢复了以往冷静而又迷人的笑容。二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在石川县流露的剧烈的感情起伏我再没目睹第二次。当时两人之间产生的温煦而自然的亲昵已一去不复返，那次奇特的短暂旅行当中发生的事我们从没提起，尽管并无约定。

我一边同她并肩行走，一边捉摸她心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以及那东西今后将把她领往何处。我时而盯视她的眸子，但那里边有的只是平和的沉默。眼睑上那条细线依然使我想起远方的水平线。如今我觉得自己多少理解了高中时代泉对我大约怀有的孤独感。岛本心中有只属于她自身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那是惟独她知晓、惟独她接受的天地，我无法步入其中。门扇仅仅向我开启了一次，现在已经关闭。

每当我就此思索的时候，我就心乱如麻，不知何对何错。恍惚间似乎重新返回了遇事不知所措的懦弱的十二岁少年。在她面前，我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说什么好，无从判断。我想冷静，想开动脑筋，但都不成。感觉上自己总对她说错话做错事，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都浮现出仿佛将所有感情吞噬一尽的迷人微笑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没关系的，这样可以的”。

关于现在的岛本的处境，我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家住何处，不知她与谁同住，不知她收入从何而来，甚至结婚没有或结过婚没有都不知晓。只知她生过一次孩子，且孩子第二天就死了。那是去年二月的事。此外她说她迄今一次也没工作过。然而她总穿高档服装，总戴高档饰物，而这意味着她在某处获得高额收入。关于她，我算得上知道的仅此而已。生孩子时她该是结婚的吧？这当然也没有确切根据，无非推测罢了。不结婚也不是不能生孩子。

尽管如此，一来二去，岛本还是多少谈起了一些初中和高中时代的事，似乎她以为那个年代同现在的境况没有直接关系，谈也无碍。我由此得知当时她度过的是多么孤寂的日日夜夜。她尽可能对周围人一视同仁，遇上什么也不辩解。“我不愿意辩解。”她说，“人这东西一旦开始辩解，就要没完没了辩解下去，我不想活成那个样子。”然而那样的活法对于那个年代的她并没起多少作用，同周围人之间还是产生了诸多无谓的误解，而那些误解深深伤害了她的心，她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早上起床时常呕吐——因为讨厌上学。

她给我看过一次上高中时的照片。照片中，岛本坐在一座庭园的椅子上，庭园里开着向日葵花。时值夏季，她身穿粗斜纹布短裤和白T恤。她的确是漂亮，正朝镜头送出妩媚的微笑。虽比现在笑得不无生硬，但同样是无与伦比的笑。在某种意义上，唯其笑得不够释然，才更能打动人的心弦。看不出那是天天在不幸中生活的孤独少女的微笑。

“从这张照片上看，你可像是绝对幸福。”我说。

岛本缓缓摇头，像想起什么往昔场景似的在眼角聚起迷人的皱纹。“跟你说，初君，照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的，纯粹是影子罢了。真实的我却在另一个地方，没反映在照片上。”她说。

照片让我一阵心痛。它使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以前失去了多少时间——那是永远不可复得的宝贵时光，是任凭多少努力都无法挽回的时光，是只存在于当时当地的时光。我许久许久地凝视着照片。

“怎么看得那么专心？”岛本问。

“为了填补时间。”我说，“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见到你了，想填补那段空白，哪怕填一点点也好。”

她漾出仿佛费解的微笑看着我，就好像我脸上有什么异常。“也真是怪——你想填补那段岁月的空白，我却想多少把它弄成空白。”她说。

从初中到高中，岛本始终没有男朋友。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美貌少女，主动搭话的人不是没有，然而她几乎不同那些男孩子交往。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持续时间都不长。

“肯定是由于我喜欢不来那个年龄的男孩子。知道吧？那个年龄的男孩子都那么粗野，只想自己，脑袋里除了往女孩裙子里伸手没别的。一碰上那种情形，我就失望得不行。我追求的，是过去跟你在一起时存在的那种东西。”

“喂，岛本，十六岁时我也是只想自己，也是脑袋里只有往女孩裙子里伸手的念头的粗野男孩，千真万确。”

“那么说，幸亏那时候我们没见面喽，或许。”说着，岛本轻轻一笑，“十二岁时分开天各一方，三十七时如此不期而遇……对我们来说，怕是这样再合适不过。”

“真的？”

“如今的你也多少开始想往女孩裙子伸手以外的事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或多或少。不过，若是你对我脑袋里的念头放心不下，下次见面还是穿长裤保险。”

岛本两手放在桌面上，笑着注视良久。手指上依旧没戴戒指。她常戴手镯，手表也常换花样，耳环也戴，惟独不戴戒指。

“再说我不乐意成为男孩子的累赘。”她说，“晓得吧？很多事我都做不来。郊游啦游泳啦滑冰滑雪啦跳迪斯科啦，哪样我都不行。连散步都只能慢走。论起我能做的，只限于两人一起坐着说话或听音乐，而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没办法长时间忍耐。我不愿意那样，至少不想拖累别人。”

这么说着，她喝了一口加入柠檬的巴黎水。这是三月中旬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在表参道步行的人群中，已有年轻人换上了半袖衫。

“即使那时候我同你交往，最后也肯定成为你的累赘，我想。你肯定要腻烦我的，你肯定想飞往更有动感更为广阔的天地，而那样的结果对于我怕是不好受的。”

“瞧你，岛本，”我说，“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想我不至于腻烦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特别的东西，这点我非常清楚。语言是无法表达，但那东西的确就在那里，而且非常非常宝贵。想必你也心里明白。”

岛本没有改变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东西，而且比过去比现在还要粗野、自大和麻木不仁。所以，也许很难说我这人适合你。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我决不会腻烦你。这点上我和别人不同。就你而言，我的确是个特殊存在，这我感觉得出。”

岛本再次把视线落在自己放在桌面上的一双手上，像检查十指形状似的轻轻摊开。

“嗯，初君，”她说，“非常遗憾的是，某种事物是不能后退的。一旦推向前去，就再也后退不得，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假如当时出了差错——哪怕错一点点——那么也只能将错就错。”

我们一起去听过一次音乐会，听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岛本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时间和她一块儿前往，演奏者是南美有名的钢琴手。我抽时间和她一同去了上野的音乐厅。演奏十分精彩，技术无可挑剔，音乐本身也委婉细腻，意境幽深，演奏者的激情无处不在。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沉醉其中，再闭目合眼聚精会神也没用。演奏者和我之间似乎隔着一层薄窗帘样的东西，尽管薄得若有若无，却使得我死活都到不了对面。音乐会结束后我这么一说，原来岛本也和我同感。

“你认为演奏者哪里有问题？”岛本问，“我倒是觉得演奏十分出色。”

“还记得吧？我们听的那张唱片，第二乐章最后部分有两次小小的唱针杂音，吱呀吱呀的。”我说，“而没那杂音，我怎么也沉不下心来。”

岛本笑道：“这可很难说是艺术创想哟。”

“管它艺术不艺术，那劳什子喂秃鹫去好了。不管谁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喜欢那唱针杂音。”

“或许真是那样。”岛本也承认，“不过秃鹫到底是什么？秃鹫？秃鹰我倒晓得，秃鹫不知是何物。”

归途的电车中，我向她详细说明了秃鹫和秃鹰有何不同：关于生息地的不同，关于叫声的不同，关于交尾期的不同。“秃鹫吃的是艺术，秃鹰吃的是无名众生的尸体，截然不同。”

“好个怪人！”笑罢，她在电车座位上把自己的肩轻轻碰在我肩上。这是两个月时间里我们仅有的一次身体接触。

如此三月过去，四月降临。小女儿也上了大女儿上的那所幼儿园。两个女儿都离手以后，有纪子参加了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在残疾儿童福利设施帮忙做事。通常由我送女儿去幼儿园再接回家，我若没时间，妻就替我接送。小孩儿一天天长大，我因而得知自己一天天变老。无论我怎么想，小孩儿反正要径自长大成人。我当然爱女儿们，眼看她们成长是我的一个巨大幸福。但在实际目睹她们一个月大似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就好像自己体内有棵树在伸根展枝茁壮生长并强行扩张，从而压迫我的五脏六腑、肌肉皮骨。这种感觉使我一阵阵胸闷，甚至无法成眠。

我每星期见一次岛本。送女儿接女儿，每星期抱几次妻。同岛本相见以后，我抱有纪子比以前频繁了。但不是出于内疚，而是想通过抱有纪子并被有纪子抱来将自己勉强拴在什么地方。

“嗳，怎么回事，近来你是有点不正常哟！”一天下午我抱完她之后，有纪子对我说道，“还没听说过男人三十七岁性欲突然变强的。”

“谈不上什么强不强，一般。”我说。

有纪子看了一会儿我的脸，轻轻摇了下头：“得得，真不知你脑袋里到底装的什么。”

空闲下来我便一边听西方古典音乐，一边从客厅窗口呆呆地打量青山墓地。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书了，埋头看书渐渐变得困难起来。

同开梅赛德斯260E的年轻女子那以后也碰上几次。在等女儿从幼儿园大门出来的时间里，两人不时聊几句。聊的大体是只有住在青山附近的人才能沟通的日常闲话：哪里的超市停车场哪段时间比较空啦，哪里的意大利餐馆因换了厨师而味道变差啦，明治屋百货商店下个月有进口葡萄酒减价日啦，等等。罢了罢了，我暗自思忖，这岂不成了主妇们的“井边聊天会”了！总之这类内容是我们交谈的惟一共同话题。

四月中旬岛本再次停止露面。最后那次见面，我们坐在“罗宾斯·内斯特”吧台旁说话来着。不巧快十点时，另一家酒吧打来电话，我必须过去一趟。“大约三四十分钟后回来。”我对岛本说。“好的，没关系，只管去就是。我看书等着。”岛本笑道。

处理完事急急赶回一看，吧台旁已没了她的身影。时针刚过十一点。她在店里的火柴盒背面给我写了留言放在台面上：“大概往后一段时间不能来这里了。这就得回去。再会。多保重。”

此后一段时间，我心里空落落的，不知干什么好。我在家里莫名其妙地转来转去，上街东游西逛，很早就去接女儿，并同260E女子闲聊，甚至同她去附近咖啡馆喝咖啡。聊的仍是那些：纪之国屋的蔬菜、天然屋的受精鸡蛋、米奇屋的减价日，等等。她说她是“稻叶贺惠”(1)服装迷，季节到来之前通过样品目录将需要的全部买下。接着又谈起原先位于表参道派出所附近、现已不见了的一家美味鳗鱼餐馆。如此聊着，我们相当要好起来。从外表倒看不出来，其实她性格相当爽快。但我对她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不过是想找人——无论是谁——说话罢了。而且我需要的是尽可能不咸不淡的交谈，是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将我同岛本联系起来的交谈。

无事可干时，我便去商店购物。有一次买了六件衬衫。为女儿买玩具买偶人，为有纪子买服饰。还到宝马展销厅去了好多次，对着M5左看右看。本来无意购买，却听取了推销员不厌其详的介绍。

如此心神不定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又得以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毕竟不能长此以往。我找来设计师和专业装修工，商量如何重新装修酒吧。已经到了改变装修样式、重新研究经营方针的阶段。大凡开店都有稳定期和求变期，同人一样。若同一环境持续太久，任何东西的活力都要逐步减退。稍前一些时间我便已隐约感到差不多该寻求变化了。空中花园是决不至于令人生厌的。我决定先部分改造第一家酒吧，更换实际用起来并不好用的设备，去掉原先出于设计风格优先的考虑而不得不保留的不便之处，以期更符合功能需要。音响设备和空调设备也到了必须全面检修的时候。另外食谱也要做大幅度调整。开工之前我听取了每一位员工的现场感受，就何处如何修改详细列了一份清单，结果清单相当之长。我把自己脑海中形成的新店具体图像细细讲给设计师听，让他据此画出图纸，画罢又提出要求，请其重新画图，如此反复了多次。我逐一琢磨材料，让材料商报出价格，依据价格一一核查材料品质。为挑选卫生间的一块台面板，我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三个星期里，我跑遍东京城所有店铺找那块理想的台面板。这类活计使我忙得一塌糊涂，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五月过去，六月转来，然而岛本仍未出现，我猜想她已一去不复返了。她写道“大概往后一段时间”不能来了。“大概”和“一段时间”这两个暧昧的说法以其暧昧性折磨着我。她有可能什么时候再次返回，但我总不能眼巴巴坐在那里枯等这“大概”和“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倘若持续下去，不久我势必变得失魂落魄。总之，我时刻让自己处于冗忙之中，以使神经高度集中。我比以前更频繁地去游泳池，每天早上都差不多一口气游完两千米，之后在楼上体育馆做举重运动。如此不到一星期，肌肉便叫起苦来，开车等信号灯时左腿痉挛，甚至无法立即踩动离合器踏板。但为时不久，肌肉便理所当然似的接受了这个运动量。紧张的工作使我没工夫想入非非，而每天坚持锻炼又给了我日常性的工作精力。于是我不再虚度光阴，无论做什么都尽可能全力以赴。洗脸时认真洗脸，听音乐时认真听音乐。其实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好端端地活下去。

到了夏天，周末我带上有纪子和孩子去箱根别墅过夜。离开东京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妻和女儿都显得怡然自得。母女三人或采花，或用望远镜观察小鸟，或追逐嬉戏，或在河里戏水，或只是一起悠悠然躺在院子里。不过，我想她们对实情一无所知。那个下雪的日子假如飞往东京的航班取消，没准我就一切抛开不管而直接同岛本两人远走高飞了。那天我是可以孤注一掷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钱财也好，一切都可以轻易地抛去九霄云外。即使现在我都还在想岛本，真真切切地记得搂岛本的肩和吻她脸颊时的感触，而且在同妻做爱的过程中，也无法将岛本的形象逐出脑海。谁也不知晓我真正何所思何所想，如同我不知晓岛本何所思何所想一样。

我把暑假时间用来改装酒吧。妻同两个女儿去箱根的时间里，我独自留在东京，在装修现场一一指点。得闲便去游泳池，继续在体育馆举重。周末去箱根，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富士屋宾馆的游泳池游泳，游罢吃饭，夜里拥妻睡觉。

虽说我即将进入人们称之为中年的年龄段，但身上全然没有多余脂肪，头发见疏的征兆也未出现，白发一根都没有。由于坚持体育运动的关系，体力上也没觉出怎么衰减。生活有条不紊，注意不暴饮暴食，病患从不沾身，从外表上看也就三十出头。

妻喜欢碰我的裸体。喜欢碰我的肌肉、摸我扁平扁平的腹部、摆弄我那东西。她也开始去体育馆认真锻炼，但她身上多余的脂肪横竖赖着不走。

“遗憾呐，到年纪了。”她喟叹一声，“就算体重减轻，侧腹的肉也怎么都掉不了。”

“不过我喜欢你这身子的，何苦费那么大劲减肥和锻炼呢。就这样也未尝不可嘛，又不是很胖。”我说，并且并非说谎。我喜欢她那多了一层薄薄脂肪的软乎乎的肢体，喜欢抚摸她的裸背。

“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啊，”说着，有纪子摇摇头，“就这样也未尝不可，说起来轻松。可为了维持‘就这样’，我不知费了多大力气。”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十全十美的人生，甚至在我自己眼里有时都显得十全十美。我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工作，获取了相当多的收入。在青山拥有三室一厅住房，在箱根山中拥有不大的别墅，拥有宝马和切诺基吉普，而且拥有堪称完美的幸福的家庭，我爱妻子和两个女儿。我还要向人生寻求什么呢？纵使妻子和女儿来我面前低头表示她们想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女儿、想更被我疼爱，希望我为此不客气地指出下一步她们该怎么做，恐怕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她们确实没有一点不满，对家庭也没有任何不满，想不出比这更为舒适的生活。

然而在岛本不再露面之后，我时不时觉得这里活活成了没有空气的月球表面。岛本不在，我可以敞开心扉的场所便也不在了，纵然找遍天涯海角。不眠之夜，我不知多少次在床上静静地想起那雪花纷飞的小松机场。但愿记忆在反复想起的过程中磨损一尽。然而记忆丝毫没有磨损，反而愈发历历在目：机场显示牌上全日空飞往东京的航班推迟起飞的通知出现了。窗外雪花沸沸扬扬，五十米开外茫无所见。岛本紧抱双臂一动不动坐在长椅上。她身穿海军呢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身上漾出泪水味儿和哀戚，这我现在都能嗅到。妻在身旁发出恬静的睡息。她完全蒙在鼓里。我闭目摇头。她完全蒙在鼓里。

我想起在停业的保龄球馆停车场里将融化的雪水嘴对嘴送入岛本口中的情景，想起飞机座位上搂在自己臂弯里的岛本，想起那闭合的眼睛和叹息似的微微张开的双唇。她的身体那般绵软那般有气无力。那时她的确是在需要我，她的心已为我打开。然而我在那里裹足不前，在月球表面一般空旷寂寥没有生命的世界里止住脚步。不久岛本告离，我的人生再次失去。

鲜明的记忆导致夜半失眠，有时深夜两三点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这时我便下床走去厨房，往杯里倒威士忌喝着。窗外可以望见黑魆魆的墓地和从窗下的公路疾驰而过的汽车前灯。我手拿酒瓶凝目注视眼前的光景。联结子夜和黎明的时间又黑又长，有时我甚至想道，若能哭上一场该何等畅快。但不知为何而哭，不知为谁而哭。若为别人哭，未免过于自以为是；而若为自己哭，年龄又老大不小了。

秋天接踵而至。秋天来时，我的心大体安稳下来了。这样的生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这是我的最终结论。

(1)　“稻叶贺惠”：日本知名服装设计师，1981年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这一品牌。

13

早上把两个女儿开车送去幼儿园，我一如往常去游泳池游了两千米，边游边想象自己成了鱼。普普通通的鱼，什么也不想的鱼，连游泳都不想的鱼，而仅仅存在于此、仅仅是我自身即可。这便是我之所以为鱼的意义。从游泳池上来就淋浴，换上T恤和短裤，举重。

之后去住处附近作为办公室租用的单间公寓，整理两家酒吧的账簿，计算员工酬金，修改预定来年二月开工的“罗宾斯·内斯特”改装工程。一点回家，照例同妻两人吃午饭。

“噢，对了，早上父亲打来电话。”有纪子说，“还是风风火火的电话，总之是关于股票的。叫买一只股票，说绝对赚钱。靠的仍是那个绝密股票情报。不过父亲说这个实在特殊得很，非同一般。这回不是情报，是事实。”

“既然保准赚钱，父亲何必告诉我，自己买下不就得了！干嘛没那么做呢？”

“说是对你的酬谢，纯属私人酬谢，父亲说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指的什么我倒不晓得。所以父亲特意把他自己的持有股转到这边来了，说大凡能动用的资金来个倾巢而出，别有顾虑，保证赚钱。若是不赚，亏的由他补上。”

我把叉子放在通心粉盘子上，扬起脸：“那么？”

“由于叫快买，越快越好，我就给银行打电话取出两笔定期存款，转给证券公司的中山先生，让他马上投到父亲指定的股票上去。眼下只动用了八百万。是不是多买些更好？”

我喝了口杯里的水，斟酌该说出口的词句。“我说，那么做之前怎么没跟我商量一句呢？”

“商量？你不是经常按父亲说的买股票的吗？”她露出诧异的神色，“何况让我买也不止一回两回，叫我只管照买就是，所以这回我才那么做的嘛。父亲说买得越快越好我才买的。再说你去了游泳池，没联系上。有什么不妥吗？”

“啊，算了，这回。不过今天早上买的全部卖掉可以么？”我说。

“卖掉？”有纪子像看什么晃眼东西似的眯细眼睛盯视我的脸。

“今天买的统统抛出，退回银行存定期。”

“可那样一来，光是股票交易手续费和银行手续费都要损失不少的哟！”

“无所谓。”我说，“手续费付了就行了嘛，损失也无所谓。反正把今天买的部分整个卖出就是。”

有纪子叹口气说：“我说你，上次跟父亲有了什么事情不成？莫非卷进莫名其妙的事里去了，因为父亲的缘故？”

我没有回答。

“是有什么了吧？”

“有纪子，坦率地说，对这类名堂我渐渐有些厌烦了，”我说，“没其他原因。我不想靠股票赚什么钱。我要自己劳动，用自己的手找钱。我不是一向这么干得挺好吗？花钱上从来没让你吃紧，不是吗？”

“嗯，那我当然清楚。你干得非常出色，一次我都没抱怨过。我感谢你，甚至尊敬你。但那是那，这次是父亲好意告诉的，他只是想关照你罢了。”

“这我知道。不过，你以为绝密情报到底是什么？绝对赚钱究竟怎么回事？”

“不知道。”

“就是股票炒作。”我说，“知道么？在公司内部故意炒作股票，人为地获取暴利，同伙瓜分，并使那部分钱流入政界，成为企业黑金。这和父亲以前向我们推荐的股票情形多少不同。以前的是大概能赚的股票品种，不过出自有利信息罢了。大体赚了，但也不是没有受挫的。可是这回的不一样，这回我觉得味道有点不对，我不愿意参与，可能的话。”

有纪子手拿叉子沉思良久。

“可那真是你说的那种不正当股票炒作不成？”

“要是真想了解，你去问父亲好了。”我说，“不过，有纪子，有一点可以断言：世上哪里也不存在绝对不亏的股票。如果有，那便是不正当交易的股票。我的父亲在证券公司干了差不多四十年，直到退休。起早贪晚干得非常卖力。可说起他身后留下的，只有小得不成样子的一座房子。肯定是天生脑袋不开窍的缘故吧。我母亲每天晚上盯着家庭开支簿算账，有一两百元收支对不上号都抱着脑袋发愁。知道么，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你说眼下才有八百万可动，可是有纪子，这可是实打实的钱，不是专卖游戏场上用的纸票。就一般人来说，整天挤满员电车上班，再尽量加班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也难挣到八百万。那样的日子我也过了八年。一年收入当然没有八百万，八年干完，那个数字也不过梦中之梦罢了。你想必不懂那是怎样的生活。”

有纪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咬紧嘴唇，定睛注视桌上的碟盘。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比平时高了，遂压低嗓门。

“你若无其事地说投资半个月钱就保准翻一番，八百万变成一千六百万。但我认为这种感觉有某种错误，而且我也在浑然不觉之间被这种错误一点点吞噬进去。大约我本身也在助长这种错误。近来我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变成空壳。”

有纪子隔着餐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不再说了，接着吃饭。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在颤抖，至于那是焦躁还是气恼，自己也不明白。但无论是什么，我都无法使颤抖中止下来。

“对不起。帮倒忙的念头我倒是没有的。”许久，有纪子以平静的声音说。

“可以了。我不是责怪你，也不是责怪任何人。”我说。

“这就打电话，把买的那份一股不剩卖掉。所以你不要那么生气。”

“哪里是生什么气。”

我们默默地继续吃饭。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有纪子盯着我的脸，“要是心里有什么想法，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了好么？即使不好开口的也没关系。只要我能做的，一定尽力而为。我自然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世事也好经营上的事也好都不大明白，可我反正不希望你变得不幸，不希望你一个人那么愁眉不展。眼下的生活你可有什么不遂心的地方？”

我摇头道：“不遂心的根本没有。我喜欢现在的工作，觉得有干头，当然也喜欢你。只是有时候跟不上父亲的节拍。从个人角度上讲我并不讨厌他，这次的事也还是把他的好意作为好意来接受。所以并非生什么气。只是有时候弄不清楚自己这个人，不知自己做的事究竟对还是不对，为此感到困惑不解。不是什么生气。”

“可看起来好像在生气。”

我叹了口气。

“还动不动这样叹气。”有纪子说，“总之看上去，你近来有点心烦气躁，时常一个人闷闷地考虑什么。”

“我也莫名其妙啊！”

有纪子视线没从我脸上移开。

“你肯定在考虑什么，”她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要是能帮上忙就好了……”

我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恨不得向有纪子一吐为快。若能将憋在自己心里的话一五一十和盘托出该是何等痛快啊！那样我就再也无须遮遮掩掩，无须逢场作戏，无须说谎骗人。喂，有纪子，其实我是另外有了喜欢的女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她。好几次我都悬崖勒马，为了保护你和孩子所在的这块园地而悬崖勒马。但这已是最后极限，往下再也收勒不住。下次她再出现，天塌地陷我都非抱她不可，实在忍无可忍了。有时候一边抱你一边想她，甚至想着她自慰。

然而，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即使现在对有纪子如实道出也全然无济于事，说不定只能使全家陷入不幸。

饭后我回办公室继续工作。可是已经无法埋头工作了。自己对有纪子说话时采取了超出必要限度的高压姿态，而这使自己的心情糟到了极点。我所说的事情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那理应从更可钦佩的人口中说出。而我向有纪子说谎，背着她见岛本——我压根儿没资格对有纪子发那番堂而皇之的议论。有纪子真心实意地为我担心，这点显而易见，一以贯之。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果真存在着堪可称道的类似一贯性和信念的东西吗？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我已完全没了做事的心绪。

我脚搭桌面，手拿铅笔，怅然若失地久久眼望窗外。办公室窗外可望见公园，若天气好，公园里可以望见几个领小孩的大人。孩子们在沙坑或滑梯上玩耍，母亲们一边斜视照看一边聚在一起聊天。公园里玩耍的小孩子使我想起自己的女儿。我很想见两个女儿，想一只胳膊抱一个在路上散步，想切切实实感受她们温暖的肉团儿。但考虑女儿的时间里我想起了岛本，想起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岛本的图像要比女儿们的真切得多。而一考虑岛本，其他的便一概考虑不成了。

我离开办公室走上青山大街，步入常用来同岛本碰头的那家咖啡馆喝咖啡。我在此看书，看累了就想岛本，回忆在这家咖啡馆里同岛本交谈的片断，回忆她从手袋里取出“沙龙”用打火机点燃的情景，回忆她不经意地撩一把额前的头发、略微低头微笑的样子。但不久独自坐得累了，遂去涩谷散步。我原本喜欢在街上走着打量各式各样的建筑和店铺，喜欢看人们忙于生计的身姿，喜欢自己的双腿在街上移行的感觉。然而此时此刻环绕我的一切无不显得死气沉沉、虚无缥缈，似乎所有的建筑都摇摇欲坠，所有的街树都黯然失色，所有男女都抛弃了水灵灵的情感和活生生的梦幻。

我找人最少的电影院进去，纹丝不动地盯视银幕。电影放完后，我走上暮色中的街头，跨入眼睛最先看到的饭馆简单吃了晚饭。涩谷站前给下班的公司职员挤得水泄不通，电车宛如快镜头电影一般一辆接一辆赶来，吞进月台上的男男女女。如此说来，我就是在这一带发现岛本的，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二十八，还单身，岛本也还拖着腿。她身穿红色大衣，戴一副大太阳镜，从这里往青山走去。感觉上竟好像发生在久远的往昔。

我依序回忆当时看到的情景：年末的人群、她的脚步、一个个拐角、阴沉沉的天空、她手里提的商店纸袋、一下也没碰的咖啡杯、圣诞颂歌。我再次后悔：自己那时为什么没能果断地向岛本打招呼呢？那时的我没有任何羁绊，没有任何可以抛弃的东西。我甚至可以当场将她一把搂紧，两人直接跑去什么地方。就算岛本有什么具体情况，至少也是能够千方百计加以解决的。然而我彻底坐失良机，被那个奇特的男子抓住臂肘，岛本趁机钻进出租车一逃了之。

我乘傍晚拥挤的电车返回青山。我在电影院的时间里，天气陡然变坏，天空被含有水汽的沉甸甸的阴云遮蔽起来，看样子随时有可能下雨。我没有带伞，身上仍是早上去游泳时的装束：游艇用防风衣、蓝牛仔裤、轻便运动鞋。本该回家一次，换上平时穿的西装，但我懒得回家，心想免了吧，一两次不系领带进店也不至于损失什么。

七点雨下了起来，静悄悄的秋雨，看样子要稳扎稳打下个没完。我一如往常先去第一家酒吧看了一下上客情况。装修工程由于事前制定了详细计划，加之施工期间我一直在场，因此细小部位都实现了我的构思，使用起来比以前方便多了，格调沉稳多了。照明光线柔和，音乐与之浑然一体。我在新店最里边开设了独立的烹调室，请了专业厨师。食谱简单而考究，虽无多余的附属物，但外行人绝对做不出来。这是我的基本方针。而且必须是吃起来不费事的东西，因为终究是下酒菜。食谱每月全部更换一次。物色能做出我所希望的菜肴的厨师并非易事，最后找是找到了，但必须付给高额酬金，比预算高出许多。好在他不负酬金，我很满意他的工作。客人看上去也心满意足。

时过九点，我打着店里的伞去“罗宾斯·内斯特”。九点半岛本来了。不可思议，她每次来时都是静静的雨夜。

14

岛本在白连衣裙外面披了一件宽宽大大的海军蓝夹克，夹克领子上别一枚小小的鱼形银饰针。连衣裙虽然式样简单之极，又无任何装饰，但穿在岛本身上显得无比高雅和具有装饰意味。同上次见时相比，她似乎多少晒黑一点儿。

“以为你再不来了呢。”我说。

“每次见我都这么说。”岛本笑道。她仍像以往那样坐在我旁边的吧台高脚椅上，双手置于台面。“不是留言说大概一段时间来不成了吗？”

“这一段时间，岛本，对于等的人来说却是很难计算长度的。”我说。

“不过需要用这一说法的情况也是有的——只能用此说法的场合。”

“而且大概也很难计算重量。”

“是啊，”说着，她脸上浮现出以往那种淡淡的微笑，笑得仿佛远处什么地方吹来的轻柔的风。“是如你所说，抱歉。但不是我自己辩解，是没有办法。我只能用那样的说法。”

“用不着什么道歉。以前也说过，这里是店、你是客人，你想来时来就是，对此我已经习惯了。我只是自言自语罢了，你不必介意。”

她叫来调酒师，要了杯鸡尾酒，然后就像检查什么似的上上下下看了我半天，“少见，今天打扮得一身轻松嘛。”

“还是早上去游泳时那一身，没时间换。”我说，“不过偶一为之也不坏，觉得像是找回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显得年轻，怎么都看不出有三十七。”

“你也怎么都看不出有三十七嘛。”

“可也不至于像十二。”

“不至于像十二。”我说。

鸡尾酒端来，岛本啜了一口，像倾听什么低微声响似的悄然闭上眼睛。她一闭眼，我又得以看见她眼睑上那条细线。

“我说初君，我时常想这里的鸡尾酒来着，想喝。喝哪里的鸡尾酒都跟在这里喝的多少有所不同。”

“去很远的地方了？”

“何以见得？”岛本反问。

“看上去好像。”我说，“你身上总像有那样的气息——长时间去很远很远地方的气息。”

她扬脸看我，点了下头。“嗳，初君，长时间里我……”说到这里，她猛然想起什么似的打住了。我打量她搜肠刮肚的样子。但似乎未能找出词句。她咬住嘴唇，旋即又是一笑：“对不起，总之。本该联系一下才是。但某种东西我是不想触动的，想原封不动保存在那里。我来这里或不来这里——来这里时我在这里，不来这里时……我在别处。”

“没有中间？”

“没有中间。”她说，“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

“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我说。

“是的，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

“一如不存在狗的地方，狗舍也不存在。”

“是的，一如不存在狗的地方，狗舍也不存在。”岛本说。然后好笑似的看着我。“你这人还蛮有幽默感嘛。”

钢琴三重奏乐队开始演奏《STAR CROSSED LOVERS》。我和岛本默默听了一会儿。

“嗳，提个问题好么？”

“请。”

“这支曲可跟你有什么关系？”她问我，“好像你一来这里就必定奏起这支曲。是这儿的一项什么规定不成？”

“算不上什么规定，演奏它只是出于好意——他们知道我喜欢这支曲。所以我在的时候时常演奏。”

“好曲子！”

我点点头。

“好得很。不光好，还很复杂，听几遍就听出来了。不是谁都随便演奏得了的。”我说，“《STAR CROSSED LOVERS》，埃林顿公爵和彼利·斯特雷霍很早以前创作的，一九五七年吧。”

“《STAR CROSSED LOVERS》，”岛本说，“什么意思呢？”

“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不幸的恋人们。英语里有这样的说法。这里指罗密欧与朱丽叶。埃林顿和斯特雷霍为了在安大略莎士比亚节上演奏而创作了包括这支曲在内的组曲。原始演奏中，约翰尼·霍吉斯的中音萨克斯管演奏朱丽叶，保罗·贡萨维斯的高音萨克斯管演奏罗密欧。”

“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岛本说，“简直像为我们作的曲子，嗯？”

“我们是恋人么？”

“你认为不是？”

我观察岛本的表情。她脸上已不再有微笑现出，惟见瞳仁里闪着微弱的光。

“岛本，我对如今的你还一无所知。”我说，“每次看你的眼睛我都这样想，对你我还一无所知。勉强算是知道的，只是十二岁时的你，住在附近的、同班的岛本。这距今已过去了二十五年。还是流行扭摆舞、有轨电车跑来跑去年代的事，没有盒式磁带没有内置卫生棉条没有减肥食品年代的事，地老天荒了！而那时的你以外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

“我眼睛里那样写着了？写着你对我一无所知？”

“你眼睛里什么也没写的。”我说，“写在我眼睛里：我对你一无所知。只不过映在你眼睛罢了，用不着介意。”

“初君，”岛本说，“什么都不能跟你说，我实在过意不去，真这么觉得的。可那是没办法的事，一筹莫展啊。所以什么也别再说了可好？”

“刚才也说了，纯属自言自语。你别往心里去。”

她把手放在领口，手指久久摸着鱼形饰针，一声不响地倾听钢琴三重奏。演奏结束，她鼓掌，喝了口鸡尾酒，随后长叹一声，看我的脸。“六个月时间实在够长的了。”她说，“不过反正往后一段时间大概是能来这里的，我想。”

“magic word(1).”我说。

“magic word？”

“大概和一段时间。”

岛本浮起微笑看着我，然后从小手袋里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

“看你，有时觉得就像看遥远的星星。”我说，“看起来非常明亮，但那种光是几万年前传送过来的。或许发光的天体如今已不存在了，可有时看上去却比任何东西都有现实感。”

岛本默然。

“你在那里，”我说，“看上去在那里，然而又可能不在。在那里的没准只是你的影子，真实的你说不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已消失在遥远的往昔也未可知。我越来越不明白怎么回事。伸出手去确认，但每次你都用‘大概’和‘一段时间’的迷雾倏地掩住身体。我说，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不会久吧。”

“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幽默感。”说罢，我笑了。

岛本也笑了。那是雨后最初的阳光从悄然裂开的云隙中泻下般的微笑。眼角聚起的温馨的鱼尾纹，似乎给我以美好的承诺。“嗳，初君，有礼物给你。”

她把一件包着漂亮的包装纸、打着红色礼品结的礼物递到我手上。

“好像唱片嘛。”我掂掂重量说。

“纳特·金·科尔的唱片，以前两人经常一块儿听来着。亲切吧？让给你。”

“谢谢。可你不需要吗？父亲留下的纪念品吧？”

“另外还有好几张，没关系的。这个给你。”

我定睛细看这包在包装纸里打着礼品结的唱片。于是，人们的嘈杂声和钢琴三重奏恰如急速撤退的潮水一般远远遁去，留在这里的惟独我和岛本两人，其他一切无非幻影而已。这里既无一贯性又无必然性，不过是纸糊的舞台装置罢了。真正存在于此的只有我和岛本。

“岛本，”我说，“两人找地方听听这个好么？”

“真能那样，肯定妙不可言！”她说。

“我在箱根有座小别墅，那里谁也没有，又有唱机。这个时间，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岛本看一眼表，转而看我：“这就去？”

“这就去。”我说。

她像看远处什么景物时那样眯缝着眼睛看我。“现在都十点多了。去箱根再回来可就相当晚了，你不要紧？”

“我不要紧。你呢？”

她再次看表，之后闭目十秒钟。再睁开时，脸上现出了某种新的神情，仿佛闭目时间里她去了远处什么地方，把什么放在那里后又赶了回来。“好的，去吧。”她说。

我叫来负有类似经理责任的雇员，交代说自己今天这就回去，往下的事由他负责，“关上现金出纳机，整理账单，把营业额放进银行夜间保险柜就可以了。”然后我走去公寓地下停车场开出宝马，又从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妻打电话，说这就去箱根。

“这就去？”她吃了一惊，“何苦现在去什么箱根？”

“想考虑点儿事情。”我说。

“那么就是说今天不回来了？”

“大概不回来了。”

“我说，”妻子说道，“今天的事很对不起。我想了很多，怪我不好。你说的的确有道理。股票已全部处理妥当，所以你还是回家来。”

“喂，有纪子，我不是在生你的气，根本没有生气，这件事你不必介意。我只是想考虑一些事情，让我考虑一个晚上就行了。”

她沉默一会儿，说明白了。声音听起来甚是疲惫。“那好，就去箱根吧。不过开车要小心，下着雨呢。”

“小心就是。”

“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妻子说，“你觉得我是在给你添麻烦？”

“哪里是添麻烦！你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责任。如果说有问题，是在我这方面。所以你不必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清理一下思绪。”

我挂断电话，开车回店。想必有纪子那以后一直在考虑午饭桌上我们谈的话，考虑我说的话，考虑她自己说的话。这从她的声调中听得出，声调疲惫而困惑。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受。雨仍在执拗地下着。我让岛本上车。

“你不跟什么地方联系一下行么？”我问岛本。

她默默地摇头，随后像从羽田回来时那样脸贴窗玻璃盯视窗外。

去箱根的路上车很少。我在厚木驶下东名高速，沿小田原厚木公路径直往小田原开去。时速表的指针总在一百三至一百四之间晃来晃去。雨不时加大势头，但毕竟是跑过多少次的路，我记得住途中所有的拐弯和上下坡。驶上高速公路之后，我和岛本差不多没再开口。我用低音量听莫扎特的四重奏，集中精神开车。她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似乎在沉思什么，时而转向我，盯视我的侧脸。给她那么盯视起来，我口中不由干得沙沙直响，不得不连吞唾液使自己保持镇定。

“嗳，初君，”她说，这时我们正在国府津一带疾驰，“在店外你不怎么听爵士乐？”

“是的，不怎么听，一般听的是古典。”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我把爵士乐算到工作里去了吧，出了店门就想听点别的。除了古典，有时也听摇滚，但爵士乐很少听。”

“太太听什么音乐？”

“她自己基本不听音乐，我听时才一起听，主动放唱片的时候几乎没有过。估计唱片怎么放都不知道。”

她把手伸进磁带盒，拿起几盘细看。其中也有我和女儿一起听的儿歌，如《警犬》和《郁金香》之类，我们在去幼儿园或回来的路上时常随着哼唱。岛本把贴有史努比漫画标签的一盘磁带拿在手上好奇地看了半天。

看罢，她又盯视我的侧脸。“初君，”稍顷她开口道，“这么从旁边看你开车，有时很想伸手抓住方向盘猛地打转。那一来怕是要没命的吧？”

“笃定呜呼哀哉。时速一百三十公里嘛。”

“不愿意和我一块儿死？”

“那可算不上光明正大的死法。”我笑道，“再说唱片还没听呢。我们是来听唱片的吧？”

“别怕，不会那么做的。”她说，“不过是一闪之念，时不时地。”

虽是十月初，但箱根的夜晚还是相当凉的。到得别墅，我打开灯，打开客厅的煤气取暖炉，从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杯和白兰地。一会儿房间暖和了，两人便像过去那样并坐在沙发上，把纳特·金·科尔的唱片放在唱机盘上。炉火烧得正红，火光映在白兰地酒杯上。岛本把双腿提上沙发，折叠在臀下坐着，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放在膝头，一如往日。那时的她恐怕是不大想给人看见腿的，而作为习惯，即使在动手术治好了腿的现在也还保留着。纳特·金·科尔唱起《国境以南》，实在是久违了。

“说实话，从小听这首歌就觉得奇怪：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呢？”我说。

“我也是。”岛本应道，“长大以后看了英文歌词，不禁大失所望，不过是墨西哥一首歌曲罢了。原以为国境以南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

“比如说有什么？”

岛本抬手把头发撩到脑后轻轻挽起。“不知道啊。该是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吧。”

“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我说，“能吃不成？”

岛本笑了，隐隐现出嘴里洁白的牙齿。“大概不能吃吧，我想。”

“能摸？”

“我想大概能摸。”

“大概好像太多了。”我说。

“那里是大概多的国家嘛。”

我伸出手，触摸她放在沙发背的手指。实在好久没碰她的身体了，在从小松机场飞往羽田机场的飞机上碰过，打那以后这是第一次。一摸她的手指，她略微扬脸看我一眼，又马上低下头去。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她说。

“什么呀，太阳以西？”

“有那样的地方。”她说，“听说过西伯利亚臆病么？”

“不晓得。”

“以前从哪本书上看过，初中时候吧。什么书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住在西伯利亚的农夫患的病。喏，想象一下：你是农夫，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荒原，每天每天都在地里耕作，举目四望一无所见。北边是北边的地平线，东边是东边的地平线，南边是南边的地平线，西边是西边的地平线，别无他物。每天早上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你就到田里干活；太阳正对头顶时，你收工吃午饭；太阳落入西边的地平线时，你回家睡觉。”

“听起来同在青山左近经营酒吧的人生模式大不相同嘛。”

“是的吧，”她微微一笑，稍稍歪了歪头，“是大不相同吧。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是这样。”

“可西伯利亚冬天能耕种吗？”

“冬天休息，当然。”岛本说，“冬天待在家里，做家里能做的活计。等春天一来就外出做田里的活儿。你就是那样的农夫，想象一下！”

“想象着呢。”我说。

“有一天，你身上有什么死了。”

“死了？什么死了？”

她摇头道：“不知道，反正是什么。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划过高空落往西边的地平线——每天周而复始目睹如此光景的时间里，你身上有什么突然咯嘣一声死了。于是你扔下锄头，什么也不想地一直往西走去，往太阳以西。走火入魔似的好几天好几天不吃不喝走个不停，直到倒地死去。这就是西伯利亚臆病。”

我在脑际推出趴在地上就势死去的西伯利亚农夫。

“太阳以西到底有什么呢？”我问。她再次摇头：“我不知道。也许那里什么也没有，或者有什么也不一定。总之是个同国境以南多少不同的地方。”

纳特·金·科尔唱起《装相》，岛本也低声随着唱了起来，一如过去常唱的那样。

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re blu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喂，岛本，”我说，“你不在以后，我一直考虑你来着，差不多半年。六个来月每天从早到晚考虑你。也想停止考虑，但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最后这样想道：我再也不希望你去任何地方，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再也不想让你从我眼前失去，再也不想听到什么一段时间，大概也不想听。我就是这样想的。你说了句一段时间见不到就去了哪里，可你是不是还回来却不晓得，谁都不晓得，什么保证都没有。你很可能一去不复返，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你而了此一生。这么一想，我真有些坐立不安，周围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意义。”

岛本默不作声看着我，始终面带一成不变的浅浅的笑意。那是绝对不受任何干扰的怡静的微笑，我无法读出其中的情感。这微笑深处应该潜在着什么，但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向我显露。每次面对这微笑，一瞬间我都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情感，全然搞不清自己位于何处，向何方行进。但我还是耐心找出自己应出口的话语。

“我是爱你的，确实爱你。我对你怀有的感情是任何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我说，“那是特殊的东西，是不可再次失去的东西，这以前我几次眼睁睁地失去了你，但那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我是不应该失掉你的。几个月来我彻底想通了：我的的确确爱你，我无法忍耐没有你的生活，再也不希望你去任何地方。”

听我说完，岛本好半天闭目一声不响。炉火继续燃烧，纳特·金·科尔继续唱老歌。我想补充点什么，却无话可说。

“嗳，初君，好好听我说，”岛本终于开口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好好听着。刚才我也讲了，在我是不存在所谓中间的。我身上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所以对你来说，或全部收留我，或全部舍弃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基本原则。如果你认为眼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没关系，我想是可以持续的。至于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为其持续而竭尽全力。如果我能来见你我就来见，为此我也会付出相应的努力。但不能来见时就不能来，而不可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点是很明确的。但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不希望我再去别处，那么你就必须全部收留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连同我拖曳的和我担负的。同时我也收留你的全部，全部！这个你可明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明明白白。”我说。

“那么你仍然真想同我在一起？”

“这我已经决定了，岛本。”我说，“你不在的时间里我不知就此考虑了多少次，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是初君，你太太和两个女儿怎么办？你不是爱太太和女儿的吗？你应当是很珍惜她们的。”

“我是爱她们，非常爱，非常珍惜，的确如你所说。同时我也明白——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有家室，有工作。两方面我都没有什么不如意，迄今为止两方面都顺顺利利。说很幸福也未尝不可。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明白这点。一年前见到你以后，我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岛本，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自己缺少什么，我这个人、我的人生空洞洞缺少什么，失却了什么。缺的那部分总是如饥似渴。那部分老婆孩子都填补不了，能填补的这世上只你一人。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那部分充盈起来。充盈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前漫长的岁月中自己是何等的饥饿和干渴。我再也不能重回那样的世界。”

岛本双臂搂住我的身体，轻轻偎依，头搭在我肩上。我可以感受到她柔软的肌肤——暖融融地挤压我的肌肤。

“我也爱你的，初君，除了你，我生来还没爱过哪个人。我想你肯定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从十二岁时我就一直爱着你。即使在别人怀里，想的也总是你。正因为这样才不想见你，心里也知道见你一次势必很难收场，可是又不能不见。本打算看你一眼就马上回去，但实际见到你又忍不住要打招呼。”岛本依然把头搭在我肩上，“我从十二岁便想给你拥抱。你怕是不知道的吧？”

“不知道的。”我说。

“从十二岁起我就想脱光和你抱在一起，这个你也不知道的吧？”

我紧紧搂住她接吻。她在我怀中闭起眼睛一动不动。我的舌头同她的舌头搅在一起。她的心脏在乳房下跳动，那是急剧而温顺的律动。我闭上眼睛，想象那里鲜红的血流。我抚摸她柔软的秀发，嗅它的气味。她的双手在我背部仿佛寻觅什么似的往来彷徨。唱片转完，转盘停住不动，唱针返回针座。惟独雨声再次笼罩四周。稍顷，岛本睁开眼睛看我。“初君，”她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道，“那样真的可以？真要收留我？为我抛弃一切可以么？”

“可以。已经决定了。”

“可是，如果不遇见我，你不是会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不满没有疑问地平稳过下去吗？不那样认为？”

“或许那样，但作为现实我见到了你，而且已无法原路退回了。”我说，“如你上次讲的，某种事情是不可能重新复原的，只能向前推进。岛本，不管什么地方，两人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了。两人从头开始！”

“初君，”岛本说，“能脱去衣服给我看看身体？”

“我脱？”

“嗯。你先脱，我先看你的裸体。不愿意？”

“哪里，既然你希望那样。”说着，我在炉前脱去衣服——防风衣、马球衫、牛仔裤、袜、T恤、内裤。岛本让脱光的我双膝跪在地板上。我那儿硬硬地长长地勃起，使得我很不好意思。她从稍离开点儿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看我的身体。而她连夹克都还没脱。

“只我脱光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我笑道。

“棒极了，初君！”说罢，岛本来到我身旁，用手指轻轻包拢我那儿，吻住我的嘴唇，随即摸我的胸。她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舔我的乳头、抚摸中间的毛丛。她耳贴我的肚脐，将睾丸含在嘴里，继而吻遍我的全身，甚至脚底都吻了。看上去她简直在对时间本身爱不释手，在爱抚、吮吸、舔舐时间本身。

“你不脱衣服？”我问。

“等会儿。”她说，“我要这么好好看你的身体，好好舔好好摸。可要是我这就脱光，你不是要马上碰我的身体？不准碰你也按捺不住的吧，大概？”

“大概。”

“我可不想那样，不愿意匆匆忙忙的。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我要把你的身体一一看在眼里、摸在手里、舔在嘴里。要慢慢一个一个确认。不这么做完，我就前进不了。嗳，初君，就算我做的看上去不大正常，你也不要见怪。我是因为有必要这么做才做的。什么也别说，任我处置好了。”

“那倒无所谓，随你怎么样。只是给你这么眼盯盯地看起来，总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说。

“可你不是我的么？”

“那是。”

“那不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的确是的。”我说，“肯定是还不习惯吧。”

“再忍耐一小会儿。这么做是我多少年来的一个梦。”岛本说。

“这么看我的身体是你的梦？你穿着衣服又看又摸我的裸体？”

“是啊。”她说，“很早以前我就想象你的身体，想象你的裸体到底什么样——小鸡鸡长的什么形状，能有多硬，能变多大。”

“为什么想这个呢？”

“为什么？”她说，“你为什么问这个呢？我不是说了我爱你么？想自己喜欢的男人的裸体有什么不可以？你就没想过我的裸体？”

“想来着。”

“想着我裸体自慰的时候不曾有过？”

“我想有过，初中高中那阵子。”说罢，我又补充一句：“啊，不光那阵子，前不久还做来着。”

“我也一样，也想象过你的裸体。女人也不是不做那种事的。”

我再次抱过她慢慢接吻。她的舌头伸进我口中。

“爱你，岛本。”我说。

“爱你，初君。”岛本说，“除了你一个，我也没有爱过的人。嗯，再看一会儿你的身体可好？”

“好好。”我说。

她用手心轻轻包拢我的阴茎和睾丸。“真棒，”她说，“恨不得一口咬掉。”

“咬掉可就麻烦了。”

“就是想咬。”说着，她像测量似的把睾丸久久托在手心一动不动，不胜珍爱地慢慢舔吸我那儿，之后看着我说：“嗳，一开始能随便让我怎么做？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随你，随便你怎么样。”我说，“只要不真的咬掉，怎么样都无所谓。”

“有点不太正常，别介意。你什么都不要说，我不好意思。”

“什么都不说。”

她让我跪在地板上，左手搂我的腰，穿着连衣裙一只手脱掉长筒袜，拉下三角裤。然后右手拿我的阴茎和睾丸用舌头舔着，将自己的手伸到裙子里面，一边吸我那儿，一边让手缓缓动来动去。

我什么也不说。她有她的做法。我看着她的唇、舌和伸进裙内的手的徐缓动作，同时不由想起在保龄球馆停车场那辆租用小汽车中变得僵挺而面色苍白的岛本。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她瞳仁深处窥见的东西——那是地下冰河般硬邦邦冷冰冰黑乎乎的空间。那里惟有沉默，吸入所有声响而再不容其浮出的沉默。冻僵的空气不可能传递任何种类的声籁。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的死亡场景。那以前我不曾经历身边任何人的死，亦不曾目睹任何人在眼前死去，所以无法具体想象死究竟是怎么一种东西。但那时，死以其原原本本的形态横陈在我的面前，与我的脸相距不过几厘米。这便是所谓死，我想。它告诉我：你也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任何人不久都将在无可避免无可救药的孤独中坠入这黑暗的深渊、这失却共鸣的岑寂中。面对死亡世界，我感到窒息般的恐怖。这黑暗之穴乃无底之穴。

我朝着冰封雪冻的黑暗深处呼唤她的名字：岛本！我呼唤了不知多少次，但我的声音都被吸入了无边无际的虚无。无论我怎样呼唤，她瞳仁深处的东西都纹丝不动。她依然持续着如空穴来风般的声音古怪的呼吸，那均匀的呼吸告诉我她仍在此岸世界，而其瞳仁深处则是一切死绝的彼岸世界。

在我凝视着她瞳仁中的黑暗、呼唤着岛本的名字的时间里，我渐渐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的身体正被拖入其中，那个世界就好像真空的空间吸入四周空气一样在吸引我的身体，我至今都能记起其力量的实实在在——当时，死是打算连我也拉进去的。

我紧紧闭起眼睛，将记忆逐出脑海。

我伸手抚摸岛本的秀发，碰她的耳朵，把手贴在她额头上。岛本的肢体温暖而柔软。她简直像要吮吸生命本身一样吮吸着我那儿。她的手像要传达什么似的抚摸裙子里的自己那个部位。过了一会儿，我在她口中一泻而出。她停止手的动作，闭上眼睛，将我的泻出物一滴不剩地舔尽吸净。

“对不起。”岛本说。

“用不着道歉。”

“一开始就想这样来着，”她说，“是不好意思，但不这样做上一次，心情就沉静不下来。对我们来说好比一种仪式。明白？”

我抱住她，脸颊轻贴她的脸颊，可以感到她脸颊上切切实实的温煦。我撩起她的头发，吻她的耳朵，凝视她的眼睛。我可以看出自己映在她瞳仁里的脸。其深处仍是深不见底的清泉，泉里闪着隐隐约约的光点，仿佛生命的灯火。或许总有熄灭的一天，但此刻灯火的确就在那里。她冲我微笑，一笑眼角就像平日那样聚起细细的鱼尾纹，我在那上面吻了一下。

“这回你来脱我的衣服，让你尽情尽兴。刚才由我尽情尽兴，这回任你尽情尽兴。”

“我做得非常一般，一般也可以么？可能是我缺乏想象力。”我说。

“可以的。”岛本说，“一般的我也喜欢。”

我脱去她的连衣裙，拉下内衣。我让她躺下，开始吻她的全身。我上上下下地看，上上下下地摸，上上下下地吻，一一印入脑海。我为此用足了时间。毕竟是经过漫长岁月才来到这里的。我也和她一样不焦不躁。我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再也克制不住时才慢慢进入她体内。

入睡已是黎明时分了。我们在地板上做了几次。开始时温情脉脉，继而汹涌澎湃。一次做到中间，岛本就像感情之线突然断掉一样大哭起来，用拳头使劲捶打我的背我的肩，这时间里我只管紧紧搂住她。若不搂紧，岛本很可能分崩离析。我哄劝似的一直抚摸她的背，吻她的脖颈，用手指梳她的头发。她已不再是自控力强的冷静的岛本了。长年累月在她心底冻硬的东西开始一点点融化、浮出表面。我可以感受到其喘息和隐隐的胎动。我整个搂紧她，将其颤抖收入自己的体内，这样才能使她一步步为我所有。我已经无法离开这里了。

“我想了解你。”我对岛本说，“想了解你的一切——这以前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现在住在哪里做什么？结婚了还是没结婚？什么我都想了解。没办法继续忍受你对我保密，无论什么样的秘密。”

“等明天吧，”岛本说，“等到明天，我什么都讲给你听，明天之前什么都不要问。今天你就仍蒙在鼓里好了。如果我这就全部说出，你就永远无法退回原处了。”

“反正我都退不回去了，岛本。说不定明天等不来了，万一明天不来，我就要在对你心中秘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终了此生。”

“明天要是真的不来就好了。”岛本说，“要是明天不来，你就可以永远一无所知。”

我刚要说什么，她一口吻住我的嘴。

“但愿明天给秃鹫吃掉。”岛本说，“由秃鹫来吃掉明天可以吧？”

“可以可以，再合适不过。秃鹫既吃艺术，又吃明天。”

“秃鹰吃什么来着？”

“无名众生的尸体。”我说，“和秃鹫截然不同。”

“秃鹫吃艺术和明天？”

“不错。”

“绝妙的搭配嘛，好像。”

“还把岩波书店的新书目录当甜食来吃。”

岛本笑了。“总之等到明天，”她说。

明天当然准时来到。但睁眼醒来时，只剩下了我一人。雨过天晴，明晃晃的晨光从卧室窗口倾泻进来。时针划过九点。床上不见岛本。我旁边的枕头依照着她的脑形微微凹陷。哪里都不见她的身影。我下床去客厅找她，看了厨房，小孩房间和浴室也看了，但哪里都没有她。她的衣服也没有了，她的鞋也从门口消失了。我做了个深呼吸，让自己再次融入现实。然而现实总好像叫人觉得别扭、叫人看不惯。现实已呈现为与我所想的现实不同的形式，是不应有的现实。

我穿衣服走到门外。宝马仍停在昨夜停的位置。没准岛本一大早醒来独自外出散步去了。我在房子周围打着转找她，之后开车在附近一带兜了一会儿，又开上外面的公路，一直开到宫下那里。岛本还是不见踪影。回到家里，岛本也没见返回。我里里外外搜寻一番，看有没有纸条什么的留下来，但根本没那玩意儿，连她待过的痕迹都无处可觅。

没了岛本的房子变得冷冷清清，令人窒息。空气中好像掺杂了粗粗拉拉的什么颗粒，每次吸气都刮嗓子。随后我想起唱片，她送给我的那张纳特·金·科尔的旧唱片，不料怎么找也找不到。看来岛本出去时连它也一起带走了。

岛本又一次从我眼前消失，这回既无大概又无一段时间。

(1)　magic word：魔语，魔术语。

15

这天四点前我回到东京。我在箱根的房子里等到偏午，以为岛本说不定会回来。老老实实枯坐是很难受的事，我便清扫厨房，整理放在这里的衣服，以此打发时间。四下一片沉寂，不时传来的鸟鸣和汽车排气声都有些不自然不均衡。周围所有的响动听起来都好像被某种外力或强行扭曲或整个压瘪。我等待其中发生什么。应该有什么发生才是，我想，事情不该这样不了了之。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岛本不是那种过些时间就会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的那类人。我必须返回东京。假如岛本同我联系——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往店里联系才是。不管怎样，再在这里待下去的意义可谓是零。

开车途中，我不知多少次把意识强行拉回到驾驶上来。几次差点儿看漏信号、拐错岔路，走错车道。将车停进店里的停车场后，我用公用电话给家打了个电话，告诉有纪子我回来了，要直接去上班。对此有纪子什么也没说。

“这么晚，一直担心来着。打个电话总可以的吧？”她用硬硬的干干的声音说。

“不要紧，别担心。”我说。至于自己的声音在她耳里产生怎样的感觉，我无从判断。“没时间了，这就去办公室整理一下账簿，然后到店里去。”

我到办公室坐在桌前，无所事事地一个人待到晚上。我考虑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估计岛本在我睡着后也没睡过一觉，天一亮便起身离去了。不知她是如何从那里回去的。到外面的公路有相当一段路程，即使走上公路一大早恐怕也很难在箱根山中找到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何况她穿的是高跟鞋。

岛本为什么非要从我眼前消失不可呢？开车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这点。我说要她，她说要我，而且毫无保留地抱在一起了。然而她还是扔下我，一声招呼也不打地独自去了哪里，连说好给我的唱片也一起带走了。我试图去推测她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其中应当有某种含义有某种情由，岛本并非心血来潮那类性格。但我已无法系统地思考什么，所有思维都从我的脑中无声无息地纷然落下，硬要思考，脑袋里便隐隐作痛。我察觉自己已筋疲力尽，遂坐在地板上，背靠墙壁，闭起眼睛。而一闭眼，便再也睁不开了。我能做的惟有回想。我放弃思考，像反复放唱的磁带一样周而复始地回想事实。闭上眼睛回想岛本的身体，逐一回想她躺在炉前的裸体的所有部位——她的脖颈、乳房、侧腹、中间毛丛、隐秘处、背、腰、腿。这些图像委实过于切近过于鲜明了，甚至比现实还远为切近和鲜明。

我在狭小的房间里被这些栩栩如生的幻影团团围住。不久我忍耐不下去了，走出办公室所在的写字楼，漫无目的地在附近转来转去。转罢去店，进卫生间刮须。想来今天一天没有洗脸，仍穿着昨天那件防风衣。员工们虽然没说什么，但都以奇妙的神情一闪一闪地打量我。我仍不想回家。现在回去面对有纪子，很可能一五一十说得一点儿不剩——如何迷恋岛本，如何同她过了一夜，如何打算抛开家庭抛开女儿抛开工作统统抛开不管……

实际上恐怕也该如实说出才对，我想。可是我无能为力。现在的我不具有判断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的能力，甚至不能准确把握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所以我没有回家，来店等待岛本的出现。我完全清楚她不可能出现，却又不能不等。我去第一家酒吧搜寻她的身姿，之后来到“罗宾斯·内斯特”，坐在吧台前徒然等待，等到关门。几个常客一如往日地同我搭话，但我几乎充耳不闻，口头上随声应和，脑袋里却一直在想岛本。回想她是怎样温柔地将我迎入体内，怎样呼唤我的名字。每次电话铃响起，我都一阵心跳。

关门后大家全部走了，我仍一个人坐在台前喝酒。怎么喝都全然上不来醉意，反而越喝越清醒。无可救药啊！回到家，时针已过两点。有纪子仍在等我。我无法顺利入睡，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威士忌。正喝着，有纪子也拿来杯子喝同样的东西。

“放点什么音乐。”她说。

我把最先看到的盒式磁带放进去，按下启动键，调低音量以免把孩子吵醒。之后我们一言不发地隔桌喝了一会儿各自的杯中物。

“你是另外有了喜欢的女人吧？”有纪子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问。

我点点头。我想有纪子此前不知已把这句话在脑袋里重复了多少遍，话语中带有明晰的轮廓和重量，从其回响中我感觉得出。

“而且你喜欢她——不是随便玩玩。”

“是的。”我说，“不是玩玩那种性质。不过和你想的多少有些不同。”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她问，“你以为你真正明白我所想的？”

我默然。无言以对。有纪子也久久缄口不语。音乐低声流淌着，维瓦尔第或泰勒曼，记不起它的旋律了。

“我所想的，我想、你恐怕、不明白。”她像对孩子解释什么似的缓慢而仔细地吐出每一个字。“你、肯定不明白。”

她看着我。但晓得我什么也不会说之后，便拿起杯子啜了一小口威士忌，缓缓摇一下脑袋。“跟你说，我也并不就那么傻的。我可是在和你一同生活、一同睡觉的。你有喜欢的女人这点事儿，我已看出相当长的时间了。”

我默不作声地目视有纪子。

“可是我并不责怪你。谁喜欢上谁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喜欢上的自然喜欢上。你肯定光我是不够的，这在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和和气气，你对我非常不错。和你生活我非常幸福。就是现在你也喜欢我，我想。但归根结蒂，我对于你不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子。这点我多少有所觉察，料想迟早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奈何不得的，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你喜欢上别的女人而责怪你。说实话，生气都没生气，说来不可思议，是没怎么生气。我只是难过，只是难过得不行。本来我已做了想象，想象出现这种事心里怕要难过，但这难过远远超出了想象。”

“对不起。”我说。

“不必道歉。”她说，“如果你想和我分手，分手也没什么太要紧，什么也别说分开就是。想同我分手？”

“不清楚。”我说，“我说，能听我解释几句？”

“解释？关于你和那女人的？”

“嗯。”

有纪子摇头：“那个女人的事一句也不想听。别再加重我的难过。至于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和想干什么，那怎么都无所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想知道的，只是你想还是不想和我分手。房子也好钱也好什么我都不要。想得到孩子也给你。真的，不是开玩笑，这。所以，要是想分手，只说想分手就行。我只想知道这一点。别的概不想听。Yes或No，到底哪个？”

“不清楚。”我说。

“你是说想不想和我分手你不清楚？”

“那不是。我是不清楚能否回答本身。”

“什么时候能清楚？”

我摇摇头。

“那，慢慢想好了。”有纪子叹口气道，“我等着，不碍事，花时间慢慢想好定下。”

从这天夜里起，我开始拿被褥在客厅沙发上睡。孩子们半夜不时起床走来，问爸爸怎么在这儿睡。我解释说爸爸近来打鼾打得厉害，暂时同妈妈分开睡，不然妈妈睡不着。有时候女儿中有一个钻到我被窝里来，这时我就在沙发上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也有时听到有纪子在卧室里抽泣。

此后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始终生活在无休无止的记忆里。我逐一回想自己和岛本度过的最后夜晚发生的事，力图从中读出某种信息。回想自己怀里的岛本，回想岛本伸进白连衣裙里的手，回想纳特·金·科尔的歌声和炉里的火，一句一句再现她当时出口的话语。

“刚才我也说了，在我是不存在所谓中间的。”岛本在那里边说，“我身上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

“这我已经决定了，岛本。”我在里边说道，“你不在的时间里我不知就此考虑了多少次，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想起从助手席上盯视我的岛本的眼睛。那含有某种冲动的视线仿佛清晰地烙在了我的脸颊。大约那是超越视线的什么。现在我已能够感觉出当时她身上荡漾的死的气息了。她的确打算一死了之的，想必是为和我一起死才去箱根的。

“同时我也收留你的全部，全部！这个你可明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么说时，岛本是在需求我的生命。现在我可以理解了。就像我得出最后结论一样，她本也得出了最后结论。自己为什么就没领悟到呢？大概她已拿定主意：在同我相互拥抱一夜后，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猛然旋转宝马的方向盘，两人一起死掉。对她来说，恐怕此外别无选择，我想。然而那时有什么东西使她打消了这个念头，独自把一切藏在心里而销声匿迹了。

我向自己发问：岛本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境况呢？那是怎样的一条死胡同呢？到底是什么人以什么理由出于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将其逼入那步田地的呢？为什么逃离那里即必定意味着死亡呢？我就此考虑了许多许多次。我将所有线索排列在自己面前，进行大凡可能的推理。然而茫无头绪。她怀揣秘密消失了。没有大概没有一段时间，悄无声息地遁往某处了。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受。归根结蒂，她拒绝同我共有秘密，尽管我们那般水乳交融、彼此一体。

“某种事情一旦向前推进，是不可能再复原的，初君。”岛本想必这样说。在这后半夜的沙发上，我可以捕捉到她如此述说的声音，可以清楚地听到这声音编织的话语。“如你所说，如果两人能单独去哪里重新开始新的人生，那该多么好啊！可遗憾的是不可能从这个场所脱身，物理上的不可能！”

在那里岛本是十六岁的少女，站在庭园的向日葵前不无拘谨地微笑着。“说到底我是不该去见你的。这点一开始我就知道，已经预想到了势必如此。可是我实在忍无可忍。无论如何都想看到你，而看到你又不能不打招呼。嗳，初君，那就是我。我原本没那个念头，结果却使一切前功尽弃。”

估计往后再不可能见到岛本了。她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她已从我面前消失。她曾经在那里，但现在已杳无踪影。那里是不存在所谓中间的。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国境以南或许有大概存在，而太阳以西则不存在大概。

我每日都一字不漏地看报，看有没有关于女性自杀的报道，但没发现类似的消息。世上每天都有不少人自杀，自杀的全是别人。能够面带绝妙微笑的三十七岁美貌女子，据我所知似乎尚未自杀。她只不过是从我面前消失了而已。

外表上我仍在继续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由我送小孩去幼儿园，再去接回。车上我同小孩一起唱歌。在幼儿园门前不时同那个开260E车的年轻女子说话，惟独同她说话的短暂时间里才得以忘却诸多烦恼。我同她依然只谈吃的和穿的，每次见面我们都带来关于青山附近以及自然食品方面的新见闻，乐此不疲地交流不止。

工作上我也恰到好处地履行着往常的职责，每天晚上系好领带到店里去，同要好的常客聊天，听取员工们的意见和抱怨，打工的女孩过生日送她一点小礼物，音乐家来玩时招待喝酒，请其品尝鸡尾酒的味道。时时提醒乐队调准钢琴，提醒酩酊大醉的客人别影响其他客人，有什么纠纷即时化解。店的经营近乎过分地风调雨顺，我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柳暗花明。只是，对店的经营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两家店满怀热情了。别人也许看不出来。外表上我同以前毫无二致，甚至比以前还要和风细雨、还要侃侃而谈。然而自己心中有数。坐在吧台的高脚椅上环视，较之过去，似乎很多东西都显得黯然失色、呆头呆脑，已经不再是色彩绚丽工艺精湛的空中花园了，无非随处可见的吵吵嚷嚷的普通酒吧。一切都那么造作那么浅薄那么寒伧，不过是以掏酒鬼口袋为目的而建造的舞台装置罢了。我脑海中的幻想不觉之间已荡然无存。为什么呢？因为岛本已不再出现，因为她再也不会微笑着要鸡尾酒。

家里的生活也同过去一样。我和她们一起吃饭，星期天领孩子外出散步、逛动物园。有纪子也对我——至少表面上——一如既往。两人依然说这说那。大体说来，我和有纪子像是碰巧住在同一屋顶下的老朋友一样生活着。这里有不宜诉说的话语，有不能提及的事实。但我们之间没有冷嘲热讽的气氛，只是不相互接触身体而已。晚间分开就寝，我睡客厅沙发，有纪子睡卧室。这或许是我们家里惟一有形的变化。

有时也认为一切最终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我们不外乎在一个接一个熟练地扮演派到自己头上的角色。所以，纵然有什么宝贵东西从中失去，恐怕也是可以凭借技巧而并无大错地度过一如往日的每一天的。如此想法使得我很不好受。这种空虚的技巧性生活难免伤透了有纪子的心，可是我仍无法对她的问话做出回答。我当然不想同有纪子分手，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已不具有如此表明的资格，毕竟我曾一度想抛弃她和孩子。不能因为岛本消失不再回来了，自己就顺理成章地重返原来的生活。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也不应那么简单。何况岛本的幻影犹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幻影是那般鲜明和生动，一闭眼就能历历记起岛本身体的每一细部。她肌肤的感触还真真切切地留在我的手心，语音还萦绕在我的耳畔，我不能带着如此幻影搂抱有纪子。

我想尽量只身独处，而又不晓得应做什么，于是天天早上都去游泳池。之后去办公室，独自眼望天花板，永无休止地沉浸在岛本的幻想之中。对这样的生活我也想在哪里画上句号。我是在将同有纪子的生活中途搁置的情况下、在保留对其作出回答的情况下生活在某种空白当中，而这样的状态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论怎么考虑都是不对的。我必须负起作为一个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然而实际上又全然无能为力，幻想总在那里，总是牢牢抓住我不放。若遇上下雨，情况就会更糟。一下雨，一股错觉便朝我袭来，以为岛本即将出现在这里，她夹带着雨的气息轻轻推开门。我可以想象出她浮在脸上的微笑。每当我说错什么，她便面带微笑静静地摇头。于是我的所有话语都颓然无力，恰如窗玻璃上挂的雨珠一般从现实领域缓缓地滴落下去。雨夜总是那么令人胸闷。它扭曲了现实，让时间倒流。

看幻影看累了，我便站在窗前久久打量外面的景致。感觉上就好像自己不时被孤零零地抛弃到没有生命迹象的干裂的大地，纷至沓来的幻影从周围世界将所有色彩尽皆吮尽吸干。目力所及，所有事物和景物都那么呆板那么虚无，就好像敷衍了事地建造出来似的，而且无不灰蒙蒙一片沙尘色。我想起告诉我泉的消息的那个高中同学，他这样说道：“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下来的惟独沙漠。”

接下去的一星期，简直就像等待我似的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星期一早上，我蓦然想起那个装有十万日元的信封，便开始寻找。倒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目的，只是心有所动。很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没动，上数第二个抽屉，上着锁。搬来这里时连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放进了这个抽屉，除了有时看看它在不在外，一直未曾触动。不料抽屉里没有信封。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离奇的。因为记忆中从未把信封移去别处，这点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出于慎重，桌子其他抽屉也全部拉出，翻了个底朝上，然而还是没找到，哪里也没有。

最后见到那个装钱的信封是什么时候呢？我记不起准确日期。虽然不太久远，但也并非最近。也许一个月前，也许两个月前，或者三个月前亦未可知，总之是在不甚久远的过去我曾拿出信封，清楚地确认它仍然存在。

我全然搞不清怎么回事，坐在椅子上定睛看了好一会儿抽屉。莫非有人进入房间打开抽屉而只偷走了信封不成？这种事基本上不会发生（因为桌子里除此之外还有现金和值钱东西），但作为可能性也并非绝对没有。也可能我记忆中有重大失误。说不定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处理了那个信封，而又将此记忆丢个精光。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会出现。也罢，怎么都无所谓了，我说服自己，本来就打算迟早要处理掉它，这样倒也落得省事。

然而在我接受信封消失的事实、在自己意识中将信封的存在与不在明确置换位置以后，理应伴随信封存在这一事实而存在的现实感也同样荡然无存了。这是类似眩晕的奇妙感觉。无论我怎样说服自己，这种不在感都在我体内迅速膨胀，气势汹汹地吞噬我的意识。它将明确存在过的存在感挤瘪压碎，并贪婪地吞噬进去。

比如，我们需要有足以证明某一事件即是现实的现实。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和感觉实在过于模糊过于片面，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觉得无法识别我们自以为认知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原原本本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认知为事实的事实”。所以，为了将现实作为现实锁定，我们需要有将其相对化的另一现实——与之邻接的现实。而这与之邻接的另一现实又需要有将它乃是现实一事相对化的根据。进而又需要与之邻接的另一现实来证明它就是现实。这种连锁在我们的意识中永远持续不止，在某种意义上不妨可以说我这一存在是通过连锁的持续、通过维持这些连锁才得以成立的。可是连锁将在某处由于某个偶然原因而中断，这样一来，我顿时陷入困境。断面彼侧的是真正的现实呢？还是断面此侧的是真正的现实呢？

当时我所产生的便是此种此类的中断感。我关上抽屉，力图忘掉一切。那笔钱一开始便应一弃了之，保存那玩意儿这一行为本身即是错误。

同一星期的星期三下午，我驱车沿外苑东大道行驶时，发现一个背影同岛本极其相似的女子。女子身穿蓝色棉布长裤和驼色雨衣，脚上是平底鞋，同样拖着一条腿行走。眼睛看到之时，一瞬间仿佛周围的所有景物全都冻僵，块状空气样的东西从胸口直顶喉咙。是岛本！我追到她前面，以便用后视镜确认她的面目，然而由于行人的遮挡，没能看清其面部。我踩下刹车，后面的车随即鸣声大作。那背影和头发的长度无论如何都同岛本一模一样。我想当场立即停车，但视野内的路面停满了车。向前开了大约两百米，找出一处勉强可以停一辆车的位置，把车硬开进去，而后跑回发现她的地方。可是她已不见了。我发疯似的在那里找来找去。她腿不好，应该走不很远，我对自己说道。我分开人群，违规横穿马路，跑上过街天桥，从高处观望来往行人的面孔。我身上的衬衫汗水淋漓。但如此时间里，我猛然意识到刚才目睹的女子不可能是岛本，那女子拖曳的腿同岛本相反，而且岛本的腿已没了毛病。

我摇头一声长叹。自己的确莫名其妙。我就像起立时突然头晕一样感到身体一阵瘫软。我背靠信号灯柱，往自己脚前盯视良久。信号灯由绿变红，又由红变绿。人们横穿路面，等信号灯，又横穿。这时间里，我只管背靠信号灯柱调整呼吸。

倏然睁眼，竟出现了泉的脸！泉坐在我前面停的出租车上，从后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出租车在等红灯，泉的脸同我的脸相距不过一米。她已不再是十七岁少女，但我一眼就看出这女子是泉，不可能是泉以外什么人。位于眼前的是我二十年前抱过的女子，是我第一次吻的女子，是我在十七岁秋天的下午脱去其衣服并弄丢其吊带袜的小卡子的女子。无论二十年的光阴使一个人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也不会认错她。同学说“孩子们都害怕她”。听的当时我弄不清怎么回事，领会不出这句话要表达什么。但在如此面对泉的此时此刻，我得以彻底理解了他要说的意思。她脸上已经没了表情。不，这样说不够准确。我恐怕应该这样表述——大凡能以表情这一说法称呼的东西一点儿不剩地从她脸上被夺去了。这使我想起被一件不留地搬走了所有家具的房屋。她脸上的情感就连哪怕一丝一毫都没浮现出来，宛如深海底一般一切悄然死绝。而且她以丝毫没有表情的脸一动不动地盯视着我——我想她在盯视我，至少其目光是笔直地对着我。然而那张脸什么也没有对我诉说。倘若她想向我诉说什么，那么她诉说的无疑是无边无际的空白。

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瞠目结舌，勉强能够支撑自己的身体慢慢呼吸。此时我彻头彻尾迷失了自己这一存在，一时间甚至自己是谁都无从知晓，就好像自己这个人的轮廓倏忽消失而化作了黏乎乎的液体。我没有思考的余地，几乎下意识地伸手触在车窗玻璃上，指尖轻轻抚摸其表面，至于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不得而知。几个行人止住脚步，往我这边惊讶地看着。但我没办法不那样做。我隔着玻璃在泉没有表情的脸上缓缓抚摸不已。她却纹丝不动，眼皮都不眨一下。莫非她死了？不，不至于死，我想，她是眼皮都不眨地活着，活在没有声音的玻璃窗里面的世界。那静止不动的嘴唇在倾诉着永无尽头的虚无。

俄顷，信号变绿，出租车离去。泉的脸直到最后都没有表情。我在那里木然伫立，眼看着那辆出租车裹在车流中消失不见。

我返回停车位置，把身体缩进驾驶席。反正得离开这里。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时，心情坏到了极点，上来一股汹涌的呕吐感，却又吐不出，只是想吐。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十五六分钟一动不动。腋下沁出汗珠，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释放难闻的气味。那不是被岛本温柔地舔遍的我的身体，而是散发不快气味的中年男人的身体。

过了一会儿，交警走来敲玻璃。我打开窗，警察往里窥看，说这里禁止停车，叫我马上移开。我点点头，转动引擎钥匙。

“脸色不好——不舒服？”警察问。

我默默地摇头，旋即把车开走。

之后几个小时我都无法找回自己自身。我成了纯粹的空壳，体内惟有空洞洞的声响。我知道自己真的变成了空无一物的干壳，刚才剩在体内的东西统统倾巢而出。我把车停进青山墓地，怅然望着挡风玻璃外的天空。我想泉是在等我来着。估计她经常在什么地方等待我。在哪个街角、在哪扇玻璃窗里面等待我的到来。她始终在注视我，只不过我注意不到罢了。

此后几天时间我几乎不同任何人说话。每次要张嘴说什么，话语便不翼而飞，就好像她所倾诉的虚无整个钻入了我的体内。

不过，在那次同泉奇妙地邂逅之后，将我团团围在中间的岛本的幻影和余音开始缓缓淡化撤离。眼中的景物似乎多少恢复了色彩，行走在月球表面般的寂寥无助之感渐渐收敛消遁。我就像隔着玻璃目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一样，朦朦胧胧地感到重力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紧紧附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被一点点一片片揭去了。

大约与此同时，我心目中原有的什么消失了，断绝了——无声无息地，然而决定性地。

乐队休息时，我走到钢琴手那里，告诉他今后可以不弹《STAR CROSSED LOVERS》了。我是微笑着很友好地这样告诉他的。

“已经欣赏得不少了，差不多可以了，心满意足。”

他像测算什么似的看了我一会儿。我和这名钢琴手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私人朋友。我们常一起喝酒，有时还谈及私事。

“还有一点不大明白：你是说那支曲子不特别弹也可以，还是说再也不要弹了呢？两者可是有一定差异的。可以的话，我想明确下来。”他说。

“是不希望弹了。”我说。

“怕不是不中意我的演奏吧？”

“演奏毫无问题，很精彩。能像样地演奏那支曲的人是为数不多的。”

“那么就是说，是再不想听那支曲了，是吧？”

“是那么回事吧。”我回答。

“这可有点像是《卡萨布兰卡》，老板。”他说。

“的确。”

自那以来，他见到我出现，便时不时开玩笑地弹《像时间一样远离》。

我所以再不想听那支曲，并非因为一听便不由想起岛本，而是由于它不再如从前那样打动我的心了。什么缘故不知道，总之我曾经从中觅得的特殊东西已然消失，我在很长时间里寄托其中的某种心情已然消失。它依然是优美的音乐，但仅此而已。我不想再一遍又一遍听其形同尸骸的优美旋律。

“想什么呢？”有纪子过来问我。

时值深夜两点半，我还没睡着，躺在沙发上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

“想沙漠。”我说。

“沙漠？”她坐在我脚边看我的脸，“什么样的沙漠？”

“普通沙漠。有沙丘，点点处处长着仙人掌，各种各样的东西包含在那里，活在那里。”

“我也包含在那里，在沙漠里？”她问道。

“你当然也包含在那里。”我说，“大家都活在那里。但真正活着的是沙漠。和电影一样。”

“电影？”

“《沙漠奇观》——迪斯尼的玩意儿，关于沙漠的纪录片。小时没看？”

“没看。”她说。

我听了有点纳闷儿，因为那部电影我们都是由学校领去电影院看的。不过有纪子比我小五岁，想必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她还不到去看的年龄。

“我去出租店借一盘录像带回来，星期天全家一起看。电影不错，风景漂亮，出来好多动物和花草什么的。小孩子都能看懂。”

有纪子微笑着看我的脸。实在好久没见到她的微笑了。

“想和我分手？”她问。

“跟你说有纪子，我是爱你的。”

“那或许是的。可我在问你是不是还想和我分手。Yes或No，不接受其他回答。”

“不想分手。”说着，我摇了下头。“也许我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我不想同你分手。就这么和你分开，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再不想孤独。再孤独，还不如死了好。”

她伸出手，轻轻放在我胸口上，盯住我的眼睛。“资格就忘掉好了。肯定谁都没有所谓资格什么的。”有纪子说。

我在胸口感受着有纪子手心的温煦，脑袋里在思考死。那天是有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同岛本一起死掉的。果真那样，我的身体就不会在这里了，我势必消失、消灭，一如其他许许多多。但是现在我存在于此，胸口存在着带有有纪子体温的手心。

“嗯，有纪子，”我说，“我非常喜欢你。见到你那天就喜欢，现在同样喜欢。假如遇不上你，我的人生要凄惨得多糟糕得多。这点上我深深感谢你，这种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然而我现在这样伤害了你，我想我这人大概相当自私自利、不地道、无价值。我无谓地伤害周围的人，同时又因此伤害自身。损毁别人，损毁自己。我不是想这样才这样的，而是不想这样也得这样。”

“的确是的。”有纪子以沉静的声音说。笑意似乎仍留在她嘴角。“你的确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不地道的人，确确实实伤害了我。”

我注视了一会儿有纪子的表情。她话里没有责怪我的意味。既非生气，又不悲伤，仅仅是将事实作为事实说出口来。

我慢慢花时间搜寻词句：“在此前的人生途中，我总觉得自己将成为别的什么人，似乎总想去某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在那里获取新的人格。迄今为止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成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改头换面。但不管怎样，我是想通过成为另一个自己来将自己从过去的自己所怀有的什么当中解放出来。我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这样求索不已，并且相信只要努力迟早会实现的。然而最终我想我哪里也未能抵达，无论如何我只能是我。我怀有的缺憾无论如何都依然如故。无论周围景物怎样变化，无论人们搭话的声音怎样不同，我也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我身上存在着永远一成不变的致命的缺憾，那缺憾带给我强烈的饥饿和干渴。这饥饿和干渴以前一直让我焦头烂额，以后恐怕也同样使我烦躁不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缺憾本身即是我自身，这我心里明白。如果可能，现在我想为你而成为新的自己，这我应该是做得到的。可能并不容易，但努力下去，总还是可以获得新的自己的。不过老实说来，事情一旦发生一次，可能还要重蹈覆辙，可能还要同样伤害你，对你我无法做出任何保证。我所说的资格就是指这个。对这种力量，无论如何我都不具有战而胜之的自信。”

“这以前你始终想挣脱这种力量来着？”

“我想是的。”

有纪子的手仍放在我胸口未动。“可怜的人儿。”她说。声音就好像在朗读墙上写的大大的字。或者墙上果真那么写着也未可知。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同你分手，这点清清楚楚。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究竟对还是不对，就连这是不是我所能选择的都不知道。喏，有纪子，你在这里，并且痛苦，这我可以看到。我可以感觉出你的手。然而此外还存在看不到觉不出的东西——比如说情思那样的东西，可能性那样的东西。那是从什么地方渗出或纺出来的，而它就在我心中。那是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来选择或回答的东西。”

有纪子沉默有顷。夜行卡车不时从窗下的路面上驶过。我目光转向窗外，外面一无所见，惟独联结子夜与天明的无名时空横陈开去。

“拖延的时间里，我好几次想到了死。”她说，“不是吓唬你，真是这样。好几次我都想死。我就是这样孤独寂寞。死本身我想大概没有什么难的。嗯，你该知道吧？就像房间空气一点点变稀变薄一样，我心中求生的欲望渐渐变小变淡，那种时候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甚至小孩儿都没考虑，几乎没考虑到自己死后小孩儿会怎么样。我就是孤独寂寞到这个地步。这点你怕是不明白的吧？没有认真考虑的吧？没有考虑我感觉什么、想什么、想做什么的吧？”

我默然无语。她把手从我胸口拿开，放在自己膝头。

“但终究我没有死，终究这样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回到我身边，自己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接受的。所以我没有死。问题不在于什么资格，什么对与不对。你这人也许不地道，也许无价值，也许还要伤害我，但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肯定什么都不明白。”

“我想我大概什么都不明白。”我说。

“而且你什么也不想问。”她说。

我张嘴想说什么，但话未出口。我确实什么都不想问有纪子。为什么呢？我为什么就不想问问有纪子呢？

“资格这东西，是你以后创造的。”有纪子说，“或者是我们。也许我们缺少那东西。过去我们好像一起创造了许多东西，实际上可能什么都没创造。肯定是很多事情过于顺利了，我们怕是过于幸福了。不这样认为？”

我点点头。

有纪子在胸前抱起双臂，往我脸上看了一会儿。“过去我也有美梦来着，有幻想来着，可不知什么时候都烟消云散了，还是遇见你之前的事。我扼杀了它们，多半是以自己的意志扼杀了抛弃了它们，像对待不再需要的身体器官。至于对还是不对，我不知道，但我那时只能那样做，我想。我经常做梦，梦见谁把它送还给我，同样的梦不知做了多少次。梦中有人双手把它捧来，说‘太太，您忘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梦。和你生活，我一直很幸福，没有可以称得上不满的东西，没有什么更想得到的东西。尽管这样，还是有什么从后面追我。半夜一身冷汗，猛然睁眼醒来——我原本抛弃的东西在追赶我。被什么追赶着的不仅仅是你，抛弃什么失去什么的不仅仅你自己。明白我所说的？”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你有可能再次伤害我。我也不知道那时我会怎么样。或者下次我伤害你也不一定。保证之类任何人都做不出，肯定。我做不出，你也做不出。但反正我喜欢你，仅此而已。”

我抱过她的身子，抚摸她的头发。

“有纪子，”我说，“从明天开始好了，我想我们可以再一次从头做起。今天就太晚了。我准备从完完整整的一天开始，好好开始。”

有纪子好半天盯住我的脸。“我在想——”她说，“你还什么都没有问我。”

“我准备从明天再次开始新的生活，你对此怎么想？”我问。

“我想可以的。”有纪子淡然一笑。

有纪子折回卧室后，我仰面躺着久久注视天花板。没有任何特征的普通公寓的天花板，上面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但我盯住它不放。由于角度的关系，车灯有时照在上面。幻影已不再浮现。岛本乳峰的感触、语音的余韵、肌肤的气味都已无法那么真切地记起。时而想起泉那没有表情的面孔，想起自己的脸同她的脸之间的车窗玻璃的感触。每当这时，我便紧闭双眼想有纪子，在脑海中反复推出有纪子刚才的话。我闭目合眼，侧耳倾听自己体内的动静。大概我即将发生变化，而且也必须变化。

至于自己身上有没有足以永远保护有纪子和孩子们的力量，我还无由得知。幻想已不再帮助我，已不再为我编织梦幻。空白终究是空白，很长时间里我将身体沉浸在空白中，力求让自己的身体适应空白。那是自己的归宿，必须安居其中。而从今往后我势必为别的什么人编织梦幻了，对方要求我这样做。我不知道那样的梦幻到头来具有多大作用力。但是，既然我企图从当下的我这一存在中觅出某种意义，那么就必须竭尽全力继续这一作业，大概。

黎明时分，我终于放弃了睡眠。我把对襟毛衣披在睡衣外面，去厨房冲咖啡喝着。我坐在餐桌旁，眼望渐次泛白的天空。实在已有很久没看天明了。天空的尽头出现一道蓝边，如沁入白纸的蓝墨水一般缓缓向四面扩展。它竟是那样的蓝，仿佛汇聚了全世界大凡所有的蓝而从中仅仅抽出无论谁看都无疑是蓝的颜色用来划出一道。我以肘拄桌，有所思又无所思地往那边凝望着。然而当太阳探出地表以后，那道蓝色顷刻间便被日常性的白昼之光吞噬一尽。墓地上方只飘浮着一片云，轮廓分明的、纯白色的云，仿佛可以在上面写字的清清楚楚的云。另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至于这新的一天将给我带来什么，我却无从推断。

往下我将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接着去游泳池，一如往日。我想起初中期间去过的游泳池，想起那座游泳池的气味和天花板的回音，那时我正要成为新的什么。每当立于镜前，我都能够看出自己身体的变化，安静的夜晚里甚至能够听到肉体发育的响动。我即将身披新的自己这层外衣踏入新的场所。

我仍坐在厨房桌旁，仍静静地注视墓地上空飘浮的云。云纹丝不动，俨然被钉在天穹上完全静止了。我想差不多该叫醒女儿们了。天早已大亮，女儿们得起床了。她们比我更强烈更迫切地需要新的一天。我应当走到她们床前掀开被子，手放在柔软而温暖的身体上告知新一天的到来。这是我的当务之急。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厨房桌前站起，似乎所有气力都已从身上消失，就好像有人悄悄绕到我背后轻轻拔去我的体塞。我臂肘拄着桌面，双手捂脸。

黑暗中我想到落于海面的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无声无息地、不为任何人知晓地降落的雨。雨安安静静地叩击海面，鱼们甚至都浑然不觉。

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大海，直到有人走来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奇鸟行状录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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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IMAKI-DORI KURONIKURU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4-1995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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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追问暴力：从“小资”到斗士

第一部　贼喜鹊篇

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2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3　加纳马耳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与艾伦·金斯伯格与十字军

4　高塔与深井、或远离诺门坎

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6　冈田久美子如何成长、绵谷升如何成长

7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8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考察

9　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10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12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13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

第二部　预言鸟篇

1　尽可能具体的事情、文学里的食欲

2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3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4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5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6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7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8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9　井与星、绳梯是怎样消失的

10　笠原May关于人的死与进化的考察、别处制作的东西

11　作为疼痛的饥饿感、久美子的长信、预言鸟

12　刮须时发现的、醒来时发现的

13　加纳克里他未讲完的话

14　加纳克里他的新起点

15　正确的名字、夏日清晨浇以色拉油的燃烧物、不正确的隐喻

16　笠原May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笠原May关于烂泥式能源的考察

17　最简单的事、形式洗练的复仇、吉他盒里的东西

18　来自克里特岛的信、从世界边缘跌落的人、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

第三部　捕鸟人篇

1　笠原May的视点

2　上吊宅院之谜

3　冬天里的拧发条鸟

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5　深夜怪事

6　买新鞋、返回家中的

7　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笠原May视点之二）

8　肉豆蔻与肉桂

9　井　底

10　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笠原May视点之三）

12　这铁锹是真铁锹吗？（深夜怪事之二）

13　M的秘密治疗

14　等待我的汉子、挥之不去的东西、人非岛屿

15　肉桂奇特的手语、音乐的奉献

16　有可能到此为止（笠原May视点之四）

17　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神灯

18　试缝室、继任人

19　傻里傻气的雨蛙女儿（笠原May视点之五）

20　地下迷宫、肉桂的两扇门

21　肉豆蔻的话

22　上吊宅院之谜（其二）

23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变形报废的人

24　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

25　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26　损毁者、熟透的果实

27　三角形的耳朵、雪橇的铃声

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29　肉桂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

30　房子不可信赖（笠原May视点之六）

31　空屋的诞生、替换了的马

32　加纳马耳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33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34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35　危险的场所、电视机前的人们、虚幻人

36　萤火虫的光、魔法的消解、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37　普通的现实匕首、事先预言了的事情

38　鸭子人儿的故事、影与泪（笠原May视点之七）

39　两种不同的消息、杳然消失了的

40　拧发条鸟年代记17（久美子的信）

41　再　见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追问暴力：从“小资”到斗士

林少华

如果问我村上作品中最佩服哪一部，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奇鸟行状录》［直译应为“拧发条鸟年代记（编年史）”，以下简称《鸟》］。这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日文为上中下厚厚三大卷。时间跨越半个世纪，空间远至蒙古沙漠和西伯利亚荒原。出场人物众多，纷至沓来而各具面目；情节多头推进，山重水复，雾锁云笼。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村上完全走出寂寞而温馨的心灵花园，开始闯入波谲云诡的广阔沙场，由孤独的“小资”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在这点上，我很赞同我几次提及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的见解：《鸟》“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

这部小说是在美国创作的。1991年初，村上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VisitingFellow）。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在出租车上听得第一次海湾战争正式打响的消息，村上的心情顿时黯淡下来，他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前兆。虽说美国成为战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作为他，当然不想去正在打仗的“当事国”。但一来事情已经进展到不宜后退的地步，二来也不好给帮忙邀请他的朋友添麻烦，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准战时体制”之下，即使普林斯顿这样优雅安静的大学城也到处飘扬着星条旗，人们无不为开战而欢欣鼓舞，爱国浪潮汹涌澎湃。电视上反复播放空袭巴格达炮火连天的场面和英姿飒爽斗志昂扬的前线将士形象——一场“有组织的暴力同有组织的暴力的正面冲撞”就这样不容分说地开始了。

《奇鸟行状录》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动笔的。我想，无须说，这种“准战时体制”的紧张空气对我写的小说有不少影响。假如不去美国而是在日本写这部小说，那么很可能写成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的东西。人生中是没有什么“假如”的，这点我当然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个“假如”应具有很大的意义。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4卷“解题”，

讲谈社2003年5月版）

至于村上不去美国而在日本写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自是不得而知——正如村上所说，人生中是没有什么假如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部小说含有“美国”因素。

村上夫妇是1991年2月抵达美国的。所谓访问学者只是个虚衔，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无须专门演讲，无须带班上课，总之就像是“客人”，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正合村上心意，3月即投入《鸟》的写作。每天凌晨四点多起来，喝着咖啡聚精会神写到九点左右。他用来写作的房间朝北，窗外有一棵大树。“树的上方住着勤劳的松鼠一家，这一家子总是急匆匆搜集地面可吃的东西。附近有一只大猫赶来，时不时打松鼠的主意，但在我所见的时间里，一次也未能得手。青松鸦夫妇（我以为）大声叫着飞临，在树枝间往来飞跃，很快不知去了哪里。随着季节的更迭而从南向北或由北往南迁徙的加拿大鹅，成群结队落在院子里稍事歇息。那艳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青色的幽光……日后每当我看见《奇鸟行状录》这本书，脑海中就浮现出这幅田园牧歌式的光景。”也就是说，村上是看着这些鸟、听着鸟的叫声写这部长篇的。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村上写《鸟》的大环境，院里的鸟则是其小环境。村上是个喜欢深度思考而又感性敏锐细腻的作家。可以推想，如此看鸟听鸟的时间里，难免对鸟发生特殊兴趣，由此形成了“拧发条鸟”的神奇想象——作品中，每当故事出现重大转机，都有拧发条鸟的叫声传来，“吱吱吱吱”不断拧紧世界的发条，于是下一个情节很快从作者笔下弹出。

如此写了四五个小时，村上暂且和鸟们告别，走出房间去附近散步或跑步。他跑得很远，往往跑十到十五公里。跑完去学校游泳池尽情游泳。作为运动量来说，的确十分了得。村上几次强调，写长篇莫如说是体力活儿，是同体力的较量，没有好的体力根本熬不住。“总之那时候一是锻炼身体，二是集中写小说，每天只考虑这两件事。”写了将近一年，第一部“贼喜鹊篇”和第二部“预言鸟篇”写完初稿。第三部“捕鸟人篇”则是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城（坎布里奇）写的。1993年7月村上从普林斯顿搬来这里，在塔夫兹大学当驻校作家。这最后一部大约于1993年底动笔，1995年4月脱稿，《鸟》三部曲至此大功告成，两个月后他动身返回日本。也就是说，旅美四年半时间大部分用来创作这部长篇，是村上花费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村上回忆说：

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书名还没决定。不久，得了《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个书名。没怎么为此伤脑筋，是很自然浮上脑海的。至于chronicle（年代记）一词到底从何而来，我则不很清楚。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只是作为普通词儿、作为音节一下子浮上脑海的。不过我想，既然取了chronicle这个书名，那么就应该有时间纵轴即历史那样的东西牵扯进来。也就是说，不是由内容设定一个词，而是反过来由一个词设定内容。而且，实际上《鸟》这部作品也成了历史色彩很浓的故事。那大概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我写那样一个故事。

（同上引）

在谈到《鸟》第三部的时候，村上这样写道：

关于那一时期是以怎样的心情写《鸟》第三部的，时至今日我已记不确切了，只记得写得非常投入，如醉如痴。那个故事在等待我写它，我所做的不外乎把它顺利地解放出来。既然故事的轮廓已经转动，那么我只要乘坐上去即可。我在第一部、第二部印行之后不久即推出第三部，所以写得相当入迷。那时我已不再使用电子文字处理机，而改用Macintosh电脑来写。新书房朝东，清晨的阳光闪闪耀眼。我同样早早四五点起床，一边用低音量听着巴罗克音乐一边写。那里有书写迄今自己从未书写过的东西那种静静的兴奋。我这样讲给自己听：我正在踏入新的领域，而这对我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写得太入迷了，以致最后阶段神志变得相当模糊，这点记得很清楚。离开桌子后身体东摇西晃，好半天开不了口。为了清醒脑袋，我时常去查尔斯河畔散步。

（同上引）

这两段引文中有一个共同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不是村上想写《鸟》，而是《鸟》让村上写。前面提到的大小两个环境影响，终究是外部影响，而这里透露的则是内在驱动力——是那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我写”，“等待我写”，是故事推动我“踏入新的领域”。换句话说，村上是在故事本身的召唤下甚至被动地写这部长篇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故事、是故事中的什么因素在深层次上召唤和促使作者非写不可呢？暴力！暴力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中心点。有两条线交叉穿过这个中心点：纵线是历史线（“时间纵轴”）亦即“年代记”，其主轴是诺门坎（又译“诺门罕”）战役；横线是现实线，现在进行时，主轴是一个男人到处寻找老婆，寻找下落不明的老婆。两条线都缀满暴力，或者说都是暴力这个中心点的延伸。在充分演示暴力的过程中，两条线共同指向一个靶心：“Violence, the key to Japan”（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这是村上明确说过的原话，引自前面提过的杰·鲁宾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毋庸置疑，此乃村上这部伟大作品的主题。

先看纵线，看作为主轴的诺门坎战役（日本习称“诺门坎事件”）。这场战役是1939年春夏之交在靠近内蒙新巴尔虎左旗诺门坎村的中蒙（日本当时称“满蒙”）国境地带展开的。交战方一方是日本关东军，一方是苏蒙联军。关东军投入六万兵力，结果在强大的苏军机械化部队势不可挡的反击下丢盔弃甲，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一个师团全军覆灭，致使关东军不得不重新考虑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样一场五十多年前的战役何以引起村上的特别注意呢？据村上在那篇“解题”中解释，他所去的普林斯顿大学有几个图书馆，他最常去的是“东洋学科”附属的图书馆，那里有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一次在历史书架上东找西找时间里，发现有不少图书写的是“诺门坎事件”。村上说他小时候在图书馆翻书时，有一本书上有形状奇特的飞机和坦克图片，看文字说明，得知是诺门坎战场用过的武器。不知何故，自那以来，他就对那场历时短暂然而异常血腥的战役怀有按捺不住的强烈兴趣，同时为“Nomonhan”（诺门坎）一词的异国声韵而心醉神迷。

而现在，我在同日本相距遥远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作为同少年时代相距遥远的一个中年人，手拿关于诺门坎战役的书啪啪啦啦翻动书页。我发觉自己至今仍为这个词的声韵而迷恋得无以自拔。于是我随意把这些书一本本拿在手中忘我地读了起来。这样的邂逅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

阅读之间，我忽然想到：这正是自己始终寻求的题材。那是一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哪一方都没获胜，哪一方都没失败。围绕一块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方的原本不存在的国境线投入大量军队和武器，众多士兵丢掉性命。最后由于政治决断而一切在暧昧之中结束战事。非现实战略催生非现实战斗，流出现实的血，然而将军们的大半都没有为此负责。我决心将这场战役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纵轴使用。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

（同上引）

不难看出，村上所以将诺门坎战役作为纵穿小说的一个基轴，除了偶然因素，还因为这场战役有四个特点：奇妙而残酷；决策的非现实性（草率）；暧昧（不了了之）；无人负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式暴力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村上切切实实感觉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暴力至今仍在继续，不仅在国家组织或其理念中继续，甚至还在包括自己本身在内的个人身上继续。应当说，正是这种长期潜伏于内心底层的可怕的感觉、直觉“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村上拿起笔来，书写暴力，追究暴力，清算暴力，从而减少暴力以至拒绝暴力。

回顾起来，村上笔下很早就写过暴力和邪恶，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夜鬼”和“组织”，等等，但真正自觉地、深刻地、纵横交错淋漓酣畅地描写暴力并以暴力为中心点则是第一次——《鸟》的确堪称村上创作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就历史这条线来说，暴力主要集中在三个点：诺门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尤其集中在前两个点上。发生在诺门坎的暴力通过“间宫中尉的长话”加以表现，其中剥人皮的场面可谓暴力的极致，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每一个字都在滴血都在惨叫都闪着刀光，视线简直不敢再往下移动。间宫中尉本人被逼跳入茫茫沙漠正中的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在对苏军作战中被坦克压掉一只胳膊。虽然后来九死一生返回日本，但整个人已彻底成了“空壳”，不爱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爱，山本在他的梦境中不知被剥了多少次皮，耳畔不知多少次响起山本凄绝的惨叫。“沦为空壳的心和沦为空壳的肉体所产生的，无非是空壳人生罢了”，只是履行“继续存活这一职责”罢了。唯一让他略感安慰的是，他在即将“作为空壳从此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之前，终于有勇气把这段亲身经历的暴力讲给了主人公“我”听。也就是说，“我”是唯一了解间宫中尉的历史之人。由此不难看出暴力对人的伤害何等惨重：暴力不仅在肉体上使人“变成血肉模糊的块体”，而且在精神上使人沦为“空壳”，使人对历史缄口不语。换言之，历史在此中断，其真相被埋葬，民众无人知晓。民众知晓的乃是被官方修正液涂抹过的历史。唯其如此，村上才决心下到历史的深井，启封那段充满血腥味的黑色历史，回放暴力！

历史纵线的另一个暴力集中点就是侵华战争。主要通过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提起在“战前的满洲”即我国东北地区发生的暴力。在苏军即将攻入东北之际，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名中尉会计官奉命处理“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今长春市）的一座动物园里的动物，枪杀除了大象的所有动物之后，八个关东军士兵端枪押来四个中国人。四人是“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因杀死两个日本教官逃跑被抓而面临处决。其中三人被用刺刀刺死，“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血流满地”。最后一人被棒球棍打死（因为他用棒球棍打死了两名日本教官），一个士兵将棒球棍“全力朝中国人后脑勺砸下”。不料被砸死的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脸上有青痣的日本兽医的手腕，一起栽进事先挖好的坑中，即使脑袋两次被子弹打中也还是抓住兽医不肯松手。在场的中尉和士兵看得目瞪口呆。小说后来借间宫中尉之口明确说道：“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在“间宫中尉的长话”中同时还谈到中国其他战场发生的暴力：“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粮食给俘虏，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显然“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是指南京大屠杀。尤其难得的是，村上在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指出了日本兵干“坏事”的原因：“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30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在这里，村上固然没有绕开天皇，点出了天皇对于二战中的日军暴力负有责任，但相对说来，其笔锋的指向更是以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暴力机器，即没有人对致使“众多士兵丢掉性命”的缺乏现实性的草率战略决策负责的、暧昧的封闭性国家组织。村上认为这才是暴力的源头，也是诺门坎战役吸引他的根本原因及这一题材的意义所在。

更危险和可怕的是，这一封闭性系统至今仍在，因此暴力仍在。而将其具象化的便是那条现实横线——主人公寻找失踪的老婆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怪事和阻碍。其最大的阻碍来自妻子久美子的哥哥绵谷升。绵谷升无疑是带有暴力性的邪恶人物。不过较之《寻羊冒险记》中的“先生”和剥皮鲍里斯等历史上暴力性邪恶形象，绵谷升显然更具欺骗性和时代特征：“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其职业当然不是军人而是大学老师，是写了厚厚一本经济学专著的学者。作为“变色龙”，绵谷升尤其擅长利用电视表现自己，面对摄像机显得风流倜傥游刃有余，穿一身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一条相得益彰的领带，架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神情和悦，语声安静，谙熟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且熟知如何才能操纵民众的情绪。事实上也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喝彩，“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然而就是这个人以莫名其妙的手段害死了久美子的姐姐，以莫名其妙的方式玷污了加纳克里他，又以莫名其妙的招数将久美子从主人公手里夺走据为己有。总之，绵谷升“始终如一地损毁着各种各样的人，并且将继续损毁下去”。下一步情况更糟糕：这种暴力性邪恶人物当上了国会议员，成了政治家，其政治目标“是要使日本摆脱当今的政治边缘状态，将其提升到堪称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

令人惊异和沉思的是，以上种种描述竟同现实中的日本某些政治家形象如出一辙。而且其从政之路也毫无二致。绵谷升的叔父是国会议员，其当选是因为承袭叔父选区之故，而其叔父战前曾作为专门搞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于1932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考察满蒙地区羊毛供给情况，以便为进攻苏联的日军装备防寒服做准备。此人在奉天（沈阳）见到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两人谈得甚为投机，战后也未间断“亲密交往”。绵谷升的父亲是运输省精英官僚，“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芸芸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他把这种“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彻底灌入绵谷升的脑袋，绝对不允许儿子甘拜任何人下风。也就是说，战前那个暴力性国家组织或其理念仍然流淌在此人血液中并极力传给了儿子绵谷升。而绵谷升那个同二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叔父又提供了政治地盘使其继承了国会席位——村上就是这样勾勒出了暴力的传承路线。一句话，暴力仍在！

因此，作者必须使主人公投入战斗。

《鸟》是妻子突然下落不明、作为主人公的丈夫寻找其下落的故事。我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motif）就是在很多场合“寻找丢失的什么”。例如《寻羊冒险记》中主人公寻找带有星形斑纹的特殊的羊和不见了的朋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主人公为寻找失踪的少女而进入没有影子的小镇。但《鸟》与此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我以前小说的主人公，总的说来被动“卷入”事物流程的色彩很浓，但是《鸟》的主人公冈田亨则具有“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妻子”的始终一贯的坚强意志。在世人眼里他决非强人，可他有个特点：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后退。所以无论他妻子的哥哥绵谷升说“你没必要找我妹妹”，还是妻子本身提出“你别找我”，他都不屈不挠地寻找下去。因为主人公完全清楚寻找妻子一事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本身。

我想，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是贯穿整个作品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如此明确的积极向上的意志，要最后完成这么长的故事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鸟》这部作品在我作为作家的生涯中——特别是在获得第三部以后（这一经过容以后述说）——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也就是说，写这部作品之前同之后相比，我作为作家的姿态有很大不同。现在回头看去，毫无疑问，《鸟》以后的我的作品无不朝着逐渐失却都市式洗炼（sophistication）和轻俏的方向行进，一种类似“介入”意志那样的东西开始在出场人物身上一点点显现出来。

（同上引）

后来在为2003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5卷写的“解题”中，村上果然进一步强调了第三部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也只能是‘战斗’和‘救赎’。”说起来，按村上原来的设想或以往的创作风格，写完第一部和第二部就算写完了。但作为单行本出版之后村上脑袋里产生了一个疑问，而且疑问越来越大。他问自己：自己想写的东西在第一、二部完全写尽了么？他觉得没有写尽，还有东西确确实实剩了下来，也就是说，故事还在脑袋里继续。至少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主人公的妻子久美子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绵谷升在多大程度上同久美子的失踪有关？主人公如何同其“对决”？尤其最后一点让村上欲罢不能。在第一、二部里，主人公的“对决”或战斗姿态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还在“寻找”途中（包括井下）苦苦求索，真正的战斗尚未开始。应该说，主要是这点让当时的村上——若是以前的村上倒也罢了——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村上在相隔大约一年半之后开始第三部的创作。这回他旗帜鲜明地将重点置于“战斗性”，让主人公义无反顾地把久美子从作为邪恶象征的绵谷升手里夺回。

为此，冈田亨势必同阻挡他去路的一切障碍进行对决，势必通过战斗予以排除，这当中势必有暴力性发生。暴力这东西或人的活动所产生的恶性物的存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在某种情况下是无可回避的。所以，小说中，大约五十年前的间宫中尉和剥皮鲍里斯的对决同当代冈田亨和绵谷升的对决基本齐头并进。冈田亨怀着强烈的愤怒操起棒球棍在黑暗中打死“莫名其妙的东西”——间宫中尉未能做到的事情由他完成了。最后，尽管他已遍体鳞伤，但还是找回了同样遍体鳞伤的妻子。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5卷“解题”，

讲谈社2003年7月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思和创作第三部期间，村上实际去中蒙边境考察了诺门坎战役的战场遗址。考察时有两件事让他格外惊异，一是实际目睹的旧战场同他想象和在《鸟》第一部描写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二是当他捡起迫击炮弹残片和子弹带回宾馆后，半夜醒来发觉整个房间咔咔作响地剧烈摇晃，连走出房间都不可能。村上以为发生了地震，摸黑爬出房间，而刚一开门爬到走廊，摇晃戛然而止，平静如初。1995年11月他在同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对谈时就此这样说道：“我猜想这大概类似一种精神波段相互吻合的东西。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自己在故事中介入（commit）诺门坎介入到相应程度的关系。虽说我不认为这是超常现象什么的，但还是感觉到了那样的作用、那样的关联。”（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新潮社1996年1月版）此外村上在他的《边境　近境》中更具体地谈到了这一体验。对于村上的这番奇异体验，较之作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河合隼雄，倒是那位哈佛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的分析来得简洁明快：

换句话说，村上其实坐在超自然的界限之上。一方面他会斩截地否认其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意识这种东西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得了的。正因为如此，他对诺门坎的实地考察对于廓清他要写的东西意义匪浅，其成果就是《鸟》的第三部。也正是在这里，冈田邂逅了他内心深处的战争与暴力，仿佛它们一直潜伏在那里等着他去发现。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鲁宾还说：“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就一直挥之不去的实地勘察（准确说来是自上小学的时候）。”所谓受益或者影响，一方面是活生生的战场给了村上更真切的触动，加深了他对诺门坎战役和暴力的认识——在海拉尔他实际看了“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海拉尔秘密要塞——另一方面就是他觉察出了那种鲁宾认为是“超自然的”奇异的“关联”（つながり）。在第三部他进一步写了那种“关联”。例如“满洲国”新京动物园的兽医（肉豆蔻的父亲、肉桂的祖父）脸上有一块青痣，主人公冈田亨从深井上来之后脸上也有了一块青痣。再如日本兵用棒球棍打死了中国人，冈田亨同样用棒球棍打死了绵谷升。拧发条鸟更是从五十年前的过去一直叫到现在：在新京动物园打死中国人的年轻日本兵听见了，冈田亨夫妇听见了，第三部第五章“深夜怪事”中的少年听见了。在这里，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村上较之强调生死轮回（虽说他相信“偶然”），毋宁说是暗示历史与现在之间的某种“关联”，亦即：历史不容割断，更不应忘记！当然，最主要的关联体现在绵谷升身上：

在冈田能够把久美子从黑暗中带回真实的世界之前，他必须直面他最深的恐惧：由绵谷升所代表的邪恶。绵谷升对大众传媒的娴熟操控使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他是其叔叔一辈大陆掠夺政策的继承人。他代表的邪恶正是《寻羊冒险记》中那种以右翼组织老板为化身的邪恶。村上将之与日本政府的独裁传统联系到一起，正是这种传统要为侵华战争中杀害的无数中国人及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日本民众以及镇压1960年代后期理想主义的学生运动负全责。这一因素大大扩展了小说的空间，使其远远超越了一个失败了的婚姻故事的范畴。冈田在追寻妻子及其自身过程中的发现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期。他发现了他的祖国近代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其最主要的成分是暴力和恐怖，而且就浅浅地隐藏于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喷薄欲出。当他用棒球棍几乎将一位民歌手打死时，他也发现了隐藏于自身的暴力倾向。

……《鸟》确确实实是一部编年史，故事的背景虽精确地设定于1980年代中期，却一直深挖至战争年代的暴力，亦即日本现代疾患的病根。

（同上引）

鲁宾不愧同时也是《鸟》英译本的译者（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在他这部专著中，看得出他对《鸟》的文本最为熟悉，对这只奇鸟情有独钟，因而评论也写得最为充分和最见功力，笔触独到，深刻犀利，尽管个别地方因过于得意而逻辑上略显芜杂。日本文学评论界也注意到了这种“暴力的传承”，不乏中肯的评论。如铃村和成认为村上是在纵览暴力以扭曲形式寻求排泄口的世界，村上从美国看日本时，日本看上去像是“翻卷着莫名其妙的暴力漩涡的国家”；重冈彻认为村上意在通过绵谷升来表现法西斯主义，“绵谷是潜藏于人的无意识暗处的弱小感、劣等感、积怨、憎恶、杀意等的显在化身，是将其正当化并作为对外暴力有组织地加以动用的力量”；风丸良彦认为村上是将绵谷升作为封锁真实历史之意义的“权力”世界的象征来塑造的，作品中含有以往不曾有过的政治信息；日置俊次认为小说对“暴力”的描写及作为史实的战争插曲、剥皮和井的象征性同《沉默的羔羊》的羊、刀、剥皮、井等意象难分彼此。不过相比之下，其评论力度似乎都不及鲁宾那样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就这点而言，不妨认为，日本一些主流文学评论家缺乏借助《鸟》这样的契机直面和反思本国历史应有的良知、勇气和远见卓识。两相对照，也就更显出村上的卓尔不群和难能可贵。

确如鲁宾所说，正是村上的这种“发现”，或者说正是村上在诺门坎所感觉到的“关联”促使他写出了这部了不起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催生村上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村上本人已然就此说得相当肯定。他在写完第三部半年后同河合隼雄的那次对谈——上面已经提过——中强调：为了把久美子从黑暗世界拉回光明世界不得不使用暴力。这里所说的黑暗世界，就是不断积累的“历史性暴力”所在的世界，也就是有剥皮场面和残忍杀害中国人场面出现的世界。而为了将久美子从黑暗世界拉回光明世界使用的暴力，其中有一种“同历史性暴力遥相呼应的盖然性”——村上在这里再次确认了那种割不断的“关联”，他认为这似乎是自己的“历史认识”。随后村上毫不暧昧地断言：

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把那场战争的压倒性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偷梁换柱地以非常暧昧的言词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而没有哪个人对那个暴力装置负内在责任。

……我所以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后着眼于暴力性，也是觉得这大概是对于那种暧昧东西的决算。所以，说到底，往后我的课题就是把应该在历史中均衡的暴力性带往何处，这恐怕也是我们的世代性责任。

（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新潮社1996年1月版）

恕我重复，村上认为这种历史性“关联”或暴力的传承不仅表现在国家这一系统及其理念之中，还表现在——亦如鲁宾指出的——个体身上，存在于自己心中。因此，还必须清算自己自身内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渐渐明白，珍珠港也好诺门坎也好，这类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存在于自身内部。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察，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争结束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我想在《鸟》中写诺门坎的一个理由。”对谈快结束时，村上追问河合隼雄日本社会发生质变了么，河合再也无法回避了，回答说“这要看怎么看，换个看法，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通读两人对谈这本书，很容易看出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温差：村上十分明确，河合比较暧昧，甚至不无“狡猾”。相对说来，河合关注更多的是村上小说的“心灵治愈”（心の愈し）作用，而不是历史的、社会的治愈力。在这里，鲁宾这位美国学者再次显示出其行文的“战斗性”及其关注的重点：

在写第三部的过程中，村上在一次采访中被问道：“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要为你们出生前就已结束的战争负责？”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如此丧心病狂。那是我的父辈和祖辈的暴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显然，正是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成就了《鸟》这部之于村上的里程碑式力作，同时使村上从一般意义的作家转变为人文知识分子，从“小资”成长为斗士。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收尾之际，村上笔锋一转，再次提起中国：“轮廓分明的冬月冻僵似的悬在空中。上弦月，弧形尖锐，犹如一把中国刀。”这是村上在《鸟》中用的最后一个比喻，一个象征，一个意象。

《鸟》在艺术上也很成功，无论行文风格还是情节设计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小说，气势恢宏，时空辽阔，纵横捭阖，风起云涌。1996年获得了层次很高的“读卖文学奖”。评委、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在评语中这样写道：“这个格局庞大的故事尽管临近结尾部分不无紊乱，但仍极富魅力。若干小故事纵使收入《一千零一夜》亦不逊色，堪称奇才之作。这里有通过睿智而洗炼的独特笔调带来的不安、忧伤、残忍和温情。村上春树给我们的文学以新的梦境。”（加藤典洋等《群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学馆1997年5月版）据杰·鲁宾在他那部专著中介绍，在颁奖典礼上，评奖委员会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高声朗诵了《鸟》中关于间宫中尉在井底得到阳光“宠幸”从而参透生死的描述。大江说村上能够一方面严肃探索其内心深处的主题，一方面使众多读者产生共鸣。鲁宾这样描述了授奖仪式结束后的情景：

授奖仪式结束后，来宾们纷纷举杯祝酒，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丰盛的佳肴。但大江周围却被一大堆仰慕者团团包围，都想有亲炙大师的机缘，搞得大江几乎无缘享用美酒佳肴。然而大江一旦得以脱身，就主动走向村上，他周围那群仰慕者只得分列两旁，让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通过。

大江满面红光，显然因为有将自己介绍给村上的机会而真心高兴，而村上只回以紧张的微笑。当谈话转向两位作家都深深热爱的爵士乐时，紧张状态才基本上烟消云散。大江身着一套蓝色细条纹西装，戴着他那招牌似的圆眼镜，而前来受奖的村上则足蹬一双白色网球鞋，穿一件松松垮垮的运动外套和一条斜纹棉布裤。大群摄影师麇集周围捕捉这重要的一刻。在众目睽睽下，村上和大江几乎无法进行任何较为私密或深入的对话。两人热诚地交谈了十分钟左右即友好地分手，此后这两位作家再未谋面。

虽然大江与村上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的小说世界迥然相异，但这两位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点或许比双方乐于承认的都大得多。……这两位作家都在深入探讨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问题，并都继续深入到情感的黑暗森林，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

鲁宾还说村上景仰大江，认为大江尽到了作为一位“纯文学”作家肩负的职责，为他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示高兴。对于大江拒绝接受日本天皇随后授予的文化勋章以捍卫自己始终一贯的反主流文化立场，村上同样致以敬意。

村上和大江，这两位当今日本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作家，一位自称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一位是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两人似乎分属遥远的两极，但骨子里的东西都意外相近。至少在对待历史、对待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等封闭性暧昧性社会体制上，两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斗士。

2005年6月3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百花争艳万木葱茏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一部　贼喜鹊篇

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七月

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我正随着调频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这首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式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劳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十分钟，我需要十分钟。”女郎劈头就是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十分钟，十分钟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的。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克劳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十点三十分煮面条？”

“这不碍您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即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我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笊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十分钟能够相互明白对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一种新式推销招数。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嘀咕：女郎说十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十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十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十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九分钟太短，十一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1）领（前领）开始，至（12）左袖（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十一点三十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有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喽，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写过什么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意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又不是让你写千秋传诵的名篇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明白？”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没写过，也没心思写。”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透出遗憾，“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吗？”

“快要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兼职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或者说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在家做家务？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

“说不清楚。”我直言相告。是不清楚。

“那就慢慢考虑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都不见一个多星期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的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

“胡同？”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可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久美子何苦去什么胡同呢？进那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块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檐廊里眼望涌进初夏阳光的自家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只很短时间有阳光照进来，土总是黑乎乎湿乎乎的。园木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又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附近树上传来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久美子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树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谧天地的发条。

罢了罢了，竟忘了找猫。我一向喜欢猫，对这只猫也很喜欢。猫自有猫的生活方式。猫绝非等闲之辈。猫的失踪，不外乎意味着猫想去某处。等它饿得饥肠辘辘，迟早自然返回。不过，最终我恐怕还是要为久美子找猫，除此别无事干。

我是四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合心意。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谈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行动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挽留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成竹在胸的鸿图大志，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机。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只不过是我不打算在那家事务所长此以往，而若辞职，正可谓此其时也。倘旷日持久，我这一生势必在那里消耗殆尽。毕竟已年届三十。

晚餐桌上，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久美子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则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康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他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她大学时代一直学设计，目标就是当一名不隶属于人的图案设计专家），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我听来响得分外急迫。我把塑料盒才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十分钟也不要紧吧？找猫，又不是煮面条。”

不知为什么，我未能一下放下电话。女郎的语声里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我。“也罢，要是仅仅十分钟……”我说。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喽，嗯？”女郎平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就十分钟。”

“十分钟说不定比你想的长咧。”

“真认得我？”我试探道。

“那当然，见过好几次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一五一十跟你细说起来，十分钟可是不够的哟！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对吧？”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认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语声。

“那，这回你就对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劝诱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如年纪多少，在哪里做着怎样的姿势……”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一分零五秒。“想象不出。”我重复一句。

“那我告诉你就是，”女郎说，“我在床上呢，刚淋浴完毕，一丝不挂。”

得得，我想，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音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筒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想穿就光着。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一来有事等着我做……”

“十分钟即可。为我消费十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不是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啦……”

“就那样算了。”我说。

“赤身裸体的好喽？”

“是的，赤身裸体的好。”我说。四分钟。

“下面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茸茸，摸一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温乎乎暖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横放，用时针打比方，也就十时五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十时五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摸一下，慢慢地。再打开，慢慢地。用手指肚慢慢摸。对了，要很慢很慢。再用一只手抓乳房。从下往上轻轻抚摸，轻捏乳头，一遍又一遍地，直到我快冲顶为止。”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座钟长吁了口气。电话中和那女郎大约谈了五六分钟。

十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十五次，止息了。止息后，冰冷的沉默深深地压将下来。

快两点时，我翻过预制块院墙，跳进胡同。说是胡同，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胡同，不过是别无其他称呼的代名词罢了。准确说来，连道路都算不上的。道路乃是一种通道，有入口有出口，顺其而行即可抵达某一场所。然这条胡同却一无入口二无出口，两头不通，甚至死胡同都当之有愧，因为死胡同至少有个入口。附近人们只不过姑且称其为胡同罢了。胡同飞针走线似的穿过各家后院，长约二百米。路面虽有一米多一点宽，但由于围墙外占，加之墙上放了诸多杂物，致使好几处须侧起身子方得通过。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惊人低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之处建起了新的住宅之后，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起来。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入，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墙将一端入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两相呼应似的另一端入口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钻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已俨然被废弃的运河一般无人光顾，唯一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杂草丛生，处处挂满黏乎乎的蜘蛛网。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两次。再说久美子原本就讨厌蜘蛛。也罢，我想，既然久美子下令去胡同找猫，找就是。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许多。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阴影斑斑驳驳地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周围阒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飘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然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物的箱子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冲鼻孔。

四周房屋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新建的，二者判然有别。新房一般较小，院子也窄，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水冲厕所的声响，或飘来咖喱的气味。

相形之下，原有老房则几乎感受不出生活气息，院墙为掩人视线而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冢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

一家后院墙角孤零零地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龟形偶人、小棒球棍，应有尽有，俨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皮沙发，一台大画面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俨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狗舍，里面却不见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久美子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目了然，而且并非空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安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一枝黄花”，尖头已触到了鸟爪。鸟——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但又无端地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把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掏出柠檬糖，剥开纸投进嘴里。烟借辞职之机戒掉了，结果这柠檬糖便不得离手。“柠檬糖中毒，”妻说，“几天就满口虫牙！”而我却欲罢不能。在我看院子的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犹如办事员给一叠账单打编号一般以同样的调门有板有眼地叫个不停。我已记不清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只记得柠檬糖在口中变得甚是甜腻而被我将剩下的一半吐在地上。之后我重新将视线投回石雕鸟，这时，像有人从背后叫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梳成马尾巴，戴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梅雨季节未过便已晒得完美动人。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高的对开竹门并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跟我相距不过一米左右。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如此寒暄完毕，她以同样姿势看了我一会，然后从短裤袋里掏出一盒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有点儿肿。她以熟练的手势擦了根火柴，点燃香烟。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耳形。耳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将火柴杆扔在地上，噘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的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

“找猫。”我在裤子上蹭着出汗的手心，辩解似的说道，“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有人在这边看见过。”

“什么样的？”

“大公猫。褐色花纹，尾巴尖有点儿弯曲，还秃了。”

“名字？”

“阿升。”我回答，“绵谷·升。”

“就猫来说，名字倒蛮气派。”

“老婆哥哥的名字。感觉上类似，就开玩笑叫开了。”

“怎么个类似法？”

“反正有点类似。走路姿势啦，惺忪的眼神啦……”

女孩这才好看地一笑。一笑，远比一开始的印象有孩子气，也就十五六岁吧。略微发肿的上唇以莫可名状的角度朝上翘起。于是我好像听到了那声“摸一下”。那是电话女郎的语声。我用手背揩去额头的汗。

“褐色花纹，尾巴尖儿有点弯曲，是吧？”女孩确认似的重复道，“可有项圈什么的？”

“有个防虱用的，黑色。”

女孩一只手仍扶着对开门，沉思了十至十五秒，随后将吸短的香烟扔在脚下，用拖鞋底碾灭。

“那样的猫嘛，有可能见过。”女孩说，“尾巴怎么个弯法倒没看清，总之是虎皮色，大大的，项圈大概也戴着。”

“什么时候见的？”

“呃——，什么时候来着？也就这三四天吧。我家院子成了附近猫们的通道，很多猫时常走来走去。全都从瀑谷家穿过我家院子，进到那边宫胁家院子去了。”

女孩说着，指了指对面空屋。石雕鸟仍在那里展翅欲飞，“一枝黄花”仍在那里受用初夏的阳光，鸽子仍在电视天线上单调地鸣叫不已。

“嗳，怎么样，不来我家院里等等？反正猫要穿过我家院子往那边去的。再说总在这里东张西望的，会被人看成小偷报告警察的哟！这以前都有过好几次了呢。”

我迟疑不决。

“不怕，家里就我一个，两人在院子里一边晒日光浴一边等猫不就行了！我嘛，眼睛好使，正派上用场。”

我看了看表。二时三十六分。今天未完成的工作，只剩天黑前将洗涤物收回和准备晚饭了。

我打开栅栏门进去，随女孩走上草坪。这时才发觉她右腿有点儿跛。每走几步，女孩就停下回头看我。

“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女孩无所谓似的说，“前不久的事儿。”

草坪边上有一棵大橡树，下面并放着两把帆布折叠椅。一把靠背上搭一条蓝色的大毛巾，另一把上面杂乱地放着一盒未开盒的“希望”、烟灰缸、打火机、大收录机和杂志。收录机扩音器正以低音传出节奏强烈的硬摇滚乐。女孩把帆布椅上散摆着的东西移到草坪上，叫我落座，关上收录机。坐在椅上，可以从树木空隙看到一胡同之隔的空房。石雕鸟、“一枝黄花”、铁丝网全部映入眼帘。女孩肯定坐在这里监视我来着。

院子蛮大，草坪呈徐缓的坡面舒展开去，到处点缀着树木。帆布椅左边有个相当大的混凝土水池，大约水已放空很久了，变成浅绿色的池底兀自对着太阳。身后树木的后边可以看到一座旧洋房式样的正房。房子本身并不很大，结构也不显豪华。唯独庭院宽阔，修整得无微不至。

“这么大的庭院，修整起来怕是够辛苦的吧？”我环顾着问道。

“辛苦吗？”女孩说。

“过去我给草坪修剪公司打过零工。”我说。

“噢。”女孩似乎并无兴致。

“总是你一个人？”我问。

“嗯，是啊。白天总我一个人在这儿。早晨和傍晚有个帮忙搞家务的阿姨来，剩下时间就我一个。你，不喝点什么冷饮？啤酒也有的。”

“不，不必了。”

“真不喝？用不着客气。”

我摇摇头，“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工作？”

“去也没工作。”

“失业？”

“算是吧，最近辞了。”

“辞之前做什么来着？”

“给律师跑腿学舌。”我说，“或去政府和中央部门收集各类文件，或整理资料，或核对案例，或办理法院事务性手续，尽是些杂事。”

“干吗不做了？”

“这个嘛……”

“太太工作？”

“工作。”我说。

对面房顶鸣叫的鸽子不知何时去了哪里。注意到时，已陷入沉寂——大约是沉寂。

“猫常从那里经过。”女孩手指草坪的那一端说，“看得见瀑谷家院墙后面的焚烧炉吧？就从那旁边冒头，一直顺着这草坪走来，再从木板门下钻过，朝那边院子走去。路线就这一条。对了，那位瀑谷先生，是位有名的插图画家呢，叫托尼瀑谷。”

“托尼瀑谷？”

女孩向我介绍起托尼瀑谷来：本名叫瀑谷托尼，专门画工笔插图，太太死于交通事故，只一人住在房子里，几乎闭门不出，同附近任何人都不往来。

“不是坏人，”女孩说，“话是没说过。”

女孩把太阳镜推上额头，眯细眼睛打量四周，又拉下太阳镜，吐了口烟。移开太阳镜时，见她左眼旁有条两厘米长的伤疤，很深，恐怕一生都难以平复。想必是为掩饰伤疤才戴眼镜的。脸形并不特别漂亮，但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大概来源于活泼的眼神和有特征的嘴唇。

“晓得宫胁先生？”

“不晓得。”我说。

“在那空屋里住过的，是所谓地地道道的人。两个女儿，都在一所有名的私立女校上学。户主经营两三家适合全家人聚餐的饭馆来着。”

“为什么人没了？”

女孩噘了噘嘴，像是说不晓得。

“怕是负债什么的吧。夜逃似的手忙脚乱地不见了，有一年了。杂草长得发疯，猫又多，怪吓人的，妈常发牢骚。”

“有那么多猫？”

女孩口叼香烟仰脸望天。

“好多种咧，秃毛的，单眼的……眼珠掉了，那儿成了个肉块。不得了吧？”

我点点头。

“亲戚里还有六根指头的呢。是个比我年龄大点儿的女孩，小指旁又生出一根指头来，活像婴儿指头。不过平时总是灵巧地蜷起，不细心发现不了。好漂亮的女孩呢！”

“唔。”

“那东西你说可是遗传？怎么说呢……血统上。”

我说不大明白遗传上的事。

她默然良久。我一边含柠檬糖，一边定定地注视猫的通道。猫一只也没露面。

“嗳，你真的不喝点什么？我可要喝可乐喽。”女孩说。

我说不要。

女孩从帆布椅上起身，轻拖一条腿消失在树荫里。我拿起脚下一本杂志“啪啪啦啦”翻了翻。出乎意料，居然是以男人为对象的月刊。中间一幅摄影图片上，一个只穿三角裤隐约可见隐秘处形状和毛丛的女子坐在凳子上以造作的姿势大大张开两腿。罢了罢了！我把杂志放回原处，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重新对准猫通道。

过了好些时间，女孩才拿了可乐杯返回。这是个炎热的下午。如此在帆布椅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脑袋不觉昏昏沉沉，懒得再去思考什么了。

“嗳，要是你晓得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六根手指，你怎么办？”女孩继续刚才的话题。

“卖给马戏团！”我说。

“当真？”

“说着玩嘛，”我笑道，“我想大概不会介意。”

“即使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

我略一沉吟，“我想不至于介意。手指多一根也碍不了什么。”

“乳房要是有四个呢？”

我就此亦沉吟一番。“不知道。”我说。乳房有四个？看样子她还要絮絮不止，于是我转变话题：“你十几？”

“十六岁。”女孩道，“刚刚十六岁。高一。”

“一直没去上学？”

“走远了脚疼，况且眼旁又弄出块伤疤。学校可烦人着呢，要是知道是从摩托车上掉下去摔的，又要给人编排个没完……所以嘛，就请了病假。休学一年无所谓，又不是急着上高二。话又说回来，你是说同六指女孩结婚没什么要紧，但讨厌有四个乳房的，对吧？”

“我没说讨厌，是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想象不好嘛。”

“六根手指就能想象得好？”

“总可以的。”

“能有什么差别？六根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想了想，但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哦，我是不是问多了？”

“给人这么说过？”

“有时候。”

我把视线收回到猫通道。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呢？我想。猫一只也未出现！我双手叉在胸前，闭目二十至三十秒。紧紧合起眼睛，觉得身体没一个部位不在冒汗。太阳光带着奇异的重量倾泻在我的身上。女孩晃了下玻璃杯，冰块发出牧铃般的响声。

“困了你就睡。有猫来我叫你。”女孩小声道。

我仍闭着眼睛，默默点头。

没有风，四下万籁俱寂。鸽子大概早已远走高飞。我想起那个电话女郎。莫不是我真的认识她？从语声和语气都无从印证。而女郎却对我一清二楚。活像基里柯(1)画中的情景。女子唯独身影穿过马路朝我长长伸来，而实体却远在我意识之外。电话铃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

“喂，睡过去了？”女孩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

“再靠近点可以？还是小声说话觉得轻松。”

“没关系的。”我一直闭着眼睛。

女孩把自己的帆布椅横向移过，像是紧贴在我的椅上，“咣”一声发出木框相碰的干响。

奇怪！睁眼听到的女孩声调同闭眼听到的竟全然不同。

“稍微说点什么好么？”女孩道，“用极小的声音说，你不应声也可以，听着听着睡过去也不怪你。”

“好的。”

“人死是很妙的吧？”女孩在我耳旁说，话语连同温暖湿润的气息静静沁入我的肌体。

“什么意思？”我问。

女孩一根手指放在我唇上，像要封住我的嘴。

“别问，”她说，“也别睁眼睛，明白？”

我微微点头。轻微得同她的语声同样微小。

女孩手指从我嘴唇移开，这回放在我腕上。

“我很想用手术刀切开看看。不是死尸，是死那样的块体。那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像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神经是麻痹的。我很想把它从死去的人身上取出切开看个究竟。里边什么样子呢，我常这样想。就像牙膏在软管里变硬，那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变得硬邦邦的？你不这样认为？不用回答，不用。外围软乎乎的，只有那东西越往里越硬。所以，我想先将表皮切开，取出里面软乎乎的东西，再用手术刀和刮刀样的刀片把软乎乎的东西剥开。这么着，那软乎乎的东西越往里去越硬，最后变成一个小硬芯，像滚珠轴承的滚珠一样小，可硬着呢！你不这样觉得？”

女孩低声咳了两三下。

“最近我时常这么想，肯定是每天闲着没事的关系。什么事都没得做，思想就一下子跑得很远很远。远得不着边际，从后面追都追不上。”

女孩把放在我腕上的手移开，拿杯子喝剩下的可乐。从冰块的声响可以知道杯已经空了。

“猫给你好好看着呢，放心。绵谷·升一亮相就马上报告，只管照样闭眼就是。这工夫，绵谷·升肯定在这附近散步呢，一会儿保准出现。绵谷·升穿过草地，钻过篱笆，时不时停下来嗅嗅花香，正步步朝这边走来——就这样想象一下。”

可我想象出来的猫，终不过是逆光照片般极为模糊的图像。一来太阳光透过眼睑将眼前的黑暗弄得摇摇颤颤，二来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准确地想出猫之形象。想出来的是一幅画得一塌糊涂的肖像画，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特征虽不离谱，关键部位却相去甚远，甚至走路姿态也无从记起。

女孩将手指再次放回我手腕，在上面画着变换不定的图形。而这样一来，一种和刚才不同种类的黑暗和图形与之呼应似的潜入我的意识。大概是自己昏昏欲睡的缘故，我思忖道。我不想睡，又不能不睡。在这庭院的帆布椅上，我觉得自己身体重得出奇，如他人的死尸。

如此黑暗中，唯见绵谷·升的四条腿浮现出来。那是四条安静的褐毛腿，脚底板软绵绵厚墩墩的。便是这样的脚无声无息地踩着某处的地面。

何处的地面？

只需十分钟！电话女郎说。不止，我想，十分钟并非十分钟，而可以伸缩，这骗不过我。

睁眼醒来，只剩我一人。旁边紧靠的帆布椅上已不见了女孩。毛巾、香烟和杂志倒是原样，可乐杯和收录机则消失了。

太阳略微西斜，橡树枝影探到了我的膝部。手表是四时十五分。我从椅上欠身打量四周：舒展的草坪、无水的水池、石雕鸟、“一枝黄花”、电视天线。无猫，亦无女孩。

我仍坐在帆布椅上，眼盯猫通道，等女孩回来。十分钟过去了，猫和女孩均无动静。周围一切都静止了。睡过去的时间里，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站起身，朝正房那边望去。同样一片沉寂，唯独凸窗玻璃在西斜阳光下闪闪耀眼。无奈，我穿过草坪，走进胡同，返回家来。猫没觅得，但觅的努力我已尽了。

回到家，马上把晾的衣物收回，为晚饭做了下准备。五时三十分电话铃响了十二次，我没拿听筒。铃声止后，余韵仍如尘埃一般在房间淡淡的晚照中游移。座钟则以其坚硬的指甲尖“嗑嗑嗑”叩击着浮于空间的透明板。

蓦地，我想不妨写一首关于拧发条鸟的诗。然最初一节怎么也抓挠不出，何况女高中生们不至于喜欢什么拧发条鸟诗。

久美子回来是七时三十分。近一个月来，她回家时间一天迟于一天。时过八点已不足为奇，十点以后亦曾有过。也可能因为有我在家准备饭食而不急于返回。她解释说，原本人手不足，一个同事近来又时常请病假。

“对不起，工作老是谈不完。”妻说，“来帮工的女孩根本不管用。”

我进厨房做了黄油烧鱼、色拉和酱汤。这时间里妻坐在厨房桌前发呆。

“噢，五点三十分时你可出去了？”妻问，“打电话来着，想告诉你晚点回家。”

“黄油没了买去了。”我说谎道。

“顺便到银行了？”

“当然。”我回答。

“猫呢？”

“没找到。你说的那家空屋也去了，连个猫影也没摸着。怕是跑远了吧。”

久美子再没表示什么。

饭后我洗完澡出来，见久美子在熄掉灯的客厅黑暗中孤单单地坐着。穿灰色衬衫的她如此在黑暗中静静缩起身子，仿佛一件被扔错地方的行李。

我拿浴巾擦头发，在久美子对面沙发坐下。

“猫肯定没命了。”久美子小声道。

“不至于吧，”我说，“在哪里得意地游逛呢！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以前不也同样有过一次吗？在高圆寺住时就……”

“这次不同，这次不是那样的，我知道的。猫已经死了，正在哪片草丛里腐烂。空屋院里的草丛可找过了？”

“喂喂，屋子再空也是人家的，怎么好随便进去呢！”

“那你到底找什么地方了？”妻说，“你根本就没心思找，所以才找不到！”

我叹了口气，又拿浴巾擦头。我想说点什么，知道久美子哭了，遂作罢。也难怪，我想，这只猫是一结婚就开始养的，她一直很疼爱。我把浴巾扔进浴室衣篓，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啤酒喝着。一塌糊涂的一天，一塌糊涂的年度中一塌糊涂的月份里一塌糊涂的一天。

绵谷·升啊，你这家伙在哪呢？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简直是一首诗：

绵谷·升啊，

你这家伙在哪呢？

拧发条鸟已不再拧

你的发条了不成？

啤酒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

“接呀！”我对着客厅里的黑暗喊。

“不嘛，你接嘛！”久美子说。

“懒得动。”我说。

没人接，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飘浮的尘埃。我和久美子此时都一言未发。我喝啤酒，久美子无声地啜泣。我数至二十遍，便不再数了，任铃声响去。总不能永远数这玩意儿。

(1)　意大利画家（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

2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一个人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果真是可能的吗？

也就是说，为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充分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大约是从辞去法律事务所工作一周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人生旅途中，一次都未曾真正痛切地怀有此类疑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维持生计这一作业本身已足以使自己焦头烂额，而无暇考虑自身。

如同世上所有重要事物的开端无不大抵如此一样，使我怀有此类疑问的起因也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久美子匆匆吃罢早餐出门之后，我把要洗的东西放进洗衣机。此间整理床铺，刷盘洗碗，给地板吸尘，接下来便是和猫坐在檐廊里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和减价商品广告。时至中午，随便弄一个人的午餐吃了，就去自选商场采购。买罢晚餐用料，在减价商品专柜买洗衣粉，买纸巾和卫生纸。然后回家为晚饭做好准备，便倒在沙发上边看书边等妻回来。

那还是刚失业不久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对我莫如说是新鲜的。再也不必挤电车去事务所上班，也不必见不想见的人。既无须接受某某的命令，也无须命令某某。用不着和同事一起在附近拥挤的餐馆吃什么套餐，用不着被迫听昨晚棒球比赛如何如何。读卖巨人队四号击球手二死满垒本打也罢三打也罢，早已与我了无干系。这委实令人惬意。更无比惬意的是可以在自己中意的时候看自己中意的书。至于这样的时光能维持多久我自是不知，反正一周来随心所欲的生活正合吾意，尽可不必去考虑将来。这好比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休假，迟早会结束，但结束之前不妨尽情受用。

不管怎么说，纯粹出于自身兴趣看书尤其看小说是久违的享受了。这些年来看的书，不是法律方面的，便是通勤电车中可草草读毕的小开本，别无其他。倒也不是有人作出规定，但法律事务所里的人如若手捧多少有点看头的小说，纵然不被说成品行不端，亦被视为不宜之举。一旦此类书在自己公文包或抽屉中给人发现，人们势必视我如生癞的狗，并且无疑要说什么“嗬嗬，你喜欢小说，我也喜欢来着，年轻那阵子常看”。对他们来说，小说那东西是年轻时看的，犹如春天摘草莓秋季收葡萄。

然而，那天傍晚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沉浸在读书的愉悦中——久美子没有回来。她回家一般最晚不超过六点三十分，若再推迟——即使推迟十分钟——必定先打招呼。这类事情上她一向循规蹈矩得甚至不无迂腐。不料这天七点都过了也没回来，且连个电话都没有。晚饭准备我早已做好，以便久美子一回来即可下锅。其实也没什么太麻烦的东西：将薄牛肉片和元葱青椒豆芽推进中国式铁锅用猛火混炒，再洒上细盐胡椒粉浇上酱油，最后淋上啤酒即可。独身时代常这样做。饭已煮好，酱汤热过，菜已整齐地分列盘中只等下锅，可久美子就是不回来。我肚子饿了，很想做了自己那份先吃，却又不知何故提不起兴致。特殊根据自然没有，但总觉得此举不够光明正大。

我坐在餐桌前，喝了啤酒，嚼了几片餐橱里残存的发潮的咸苏打饼干。之后便茫然看着座钟，看钟的短针慢慢指向七时三十分，又划过七时三十分。

久美子回来时九点都已过了。她满脸倦容，眼睛发红，充血一般。征兆不妙。她眼睛红时，必有糟糕事发生。我提醒自己：冷静些，多余的话一句别说，静静地，自然地，别刺激她！

“对不起，工作怎么也做不完。也想打个电话来着，结果这个那个的没打成。”

“没关系，不要紧，别介意。”我若无其事地说。实际上我没怎么心生不快。我也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外出工作并不那么好玩，不如摘一朵院子里开得最鲜艳的蔷薇将其送至两路之隔的感冒卧床的老婆婆枕边从而度过一天那般平和那般美妙，有时还不得不同不地道的家伙一起干不地道的勾当。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往家里打电话的机会的时候也是有的。“今天晚些回去”这样的电话三十秒足矣，电话也无所不在，然而有时偏偏无可奈何。

我开始做饭。给煤气打火，往锅里倒油。久美子从冰箱里取出啤酒，从餐橱里拿下玻璃杯，检查一遍马上下锅的材料，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前喝啤酒。从其神情看，啤酒大概不甚可口。

“你先吃就好了！”她说。

“无所谓，又不是很饿。”我说。

我炒菜时，久美子起身进了卫生间，传来在洗漱台洗脸刷牙的响动。稍顷出来时，两手拿着件什么。原来是我白天在自选商场买的纸巾和卫生纸。

“怎么买这东西回来？”她声音疲惫地问。

我手端铁锅看久美子的脸，看她手里的纸巾盒和卫生纸卷。我揣度不出她想说什么。

“不明白，”我说，“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没有了不好办吧？存货倒还有一点儿，可多一些也不至于腐烂嘛！”

“买纸巾和卫生纸是一点儿也不碍事的，还用说！我问的是为什么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我还是不明白，”我耐住性子，“不错，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是我买的。两种都是便宜货。用蓝纸巾擦鼻子鼻子也不至于变蓝，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不好嘛！我讨厌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讨厌可有理由？”

“理由不理由我也不清楚。”她说，“你不也是讨厌什么电话机罩什么花纹保温瓶什么带铆钉的喇叭筒牛仔裤么？我又不是讨厌染指甲，如何能一一道出理由，纯属个人好恶罢了。”

我自是可以阐释个中理由，当然我没阐释。“明白了，仅仅是你的好恶，完全明白了。不过，婚后六年时间难道就一次也没买过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没有。”久美子一口咬定。

“真的？”

“真的。”久美子道，“我买的纸巾或是白色或是黄色或是粉色，只这三色；我买的卫生纸绝对不带花纹。你同我生活这么久就没注意到，怪事！”

对我也是怪事。六年时间里我居然一次也未用过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

“还有一点要说，”妻继续道，“我顶顶讨厌青椒炒牛肉，可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讨厌，别问理由。理由我也不知道。总之两样东西炒在一个锅里味道受不了。”

“这六年从来就没青椒牛肉一起炒过？”

妻摇头道：“青椒色拉我吃，牛肉元葱可以一起炒，但青椒炒牛肉一次也没有过。”

“得得。”我说。

“你就一次也没纳闷过？”

“根本就没留意嘛。”我说。我开始回想婚后至今是否吃过青椒炒牛肉，但想不起来。

“你人和我一起生活，可实际上几乎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是吗？你活着每天只想你自己，肯定。”妻说。

我关上煤气，锅放回煤气灶。“喂喂，慢着慢着，别这么把所有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错，或许我没注意纸巾和卫生纸，没注意牛肉和青椒的关系，这点我承认。但我想这并不等于说我始终没把你放在心上。事实上纸巾色调之类我全无所谓。当然，要是一团黑纸巾放在桌上是会让人吓一跳，而白的还是蓝的，我则没有兴趣，牛肉和青椒也如此。对我来说，牛肉和青椒一起炒也罢分开炒也罢，怎么都没关系。即使青椒炒牛肉这一搭配从世界上永久消失，我也毫不理会，因为这同你这个人的本质基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久美子再没开口，两口喝干杯里剩的啤酒，然后默然看着桌面的空瓶。

我将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牛肉、青椒、元葱和豆芽就势蜷缩在那里。不可思议，刚刚还是食品来着，现在却成了垃圾，普通垃圾。我打开啤酒瓶盖，对着瓶嘴便喝。

“怎么扔了？”妻问。

“你讨厌嘛。”

“你吃不就行了？”

“不想吃，”我说，“再也不想吃什么青椒炒牛肉！”

妻缩缩脖子，道了声“请便”。

之后，妻把双臂放在桌上，脸伏在上面，如此静止不动。既非哭，亦非打盹。我望着煤气灶上空空的锅，望着妻，将所剩啤酒一饮而尽。乖乖，我想，这算怎么回事，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和青椒吗！

我还是走到妻身旁，手放在她肩上。“好了，明白了，再不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了，一言为定。已买回来的明天去商店换成别的就是。不给换就在院子里烧掉，灰扔到大海里去。青椒和牛肉已做了处理，味道或许还有一点，那也马上消失干净。所以，全都忘掉好了！”

妻仍旧一声不吭。我想她若出门散步一小时回来心情完全好转该有多妙，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零。这是必须由我亲手解决的问题。

“你累了。”我说，“先休息一下，然后去附近小店吃比萨饼什么的，好久没吃了。凤尾鱼和元葱馅的，一人一半。偶尔到外面吃一次也遭不了什么报应的。”

然而久美子还是闷声不响，只管一动不动地伏着脸。

我再无话可说，坐在餐桌对面，注视妻的头。短短的黑发间闪出耳朵。耳垂上坠着我不曾见过的耳环，金的，小小的，鱼状。久美子何时在何处买的呢？我想吸烟。戒烟还不出一个月。我想象自己从衣袋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把一支过滤嘴香烟衔在嘴上点燃的情景。我大大地往胸里吸了口气。混有青椒元葱炒牛肉的闷乎乎气味儿的空气直刺鼻孔。老实说，我肚子已彻底瘪了。

接下去，目光不由落在墙壁挂历上。挂历上有月亮圆缺标记，眼下正向满月过渡。这么说，妻怕是快来月经了，我想。

实在说来，结婚后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居住在地球这个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人类的一员。我住在地球上，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我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事情永远（相对于自己生命的长度而言，这里使用永远一词恐怕并无不可）如此。我的这一认识，始自妻大约每隔二十九天必来一次的月经，且其来临同月亮的圆缺巧妙地遥相呼应。妻的月经很厉害，来前几天精神便极不稳定，动辄极不耐烦。而对于我，虽是间接的，亦属相当重要的周期。我必须有所准备地处理妥当，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龃龉。结婚前我几乎未曾留神过月的圆缺。蓦然看天偶尔也是有的，但月亮呈何形状同我毫不相干。而婚后，我脑海里基本印有月亮的形状。

婚前我同几个女孩有过交往，当然她们也分别受困于月经，或重，或轻，或三天退潮了事，或整整折腾一周，或按部就班该来即来，或姗姗来迟达十天之久，弄得我胆战心惊。既有极度烦躁的女孩，也有几乎不当回事的。但在同久美子结婚之前，我一次也没和女性共同生活过。对我而言，所谓自然周期无非季节的周而复始。冬天来了拿出大衣，夏天到了掏出拖鞋，如此而已。然而结婚却使我不得不和同居人一起面对月之圆缺这一新的周期概念。妻有好几个月没了周期性，那期间她怀了孕。

“原谅我，”久美子抬起脸道，“不是我存心跟你发火，只是有点儿累，心烦意乱的。”

“没事儿，”我说，“别介意。累的时候最好找人发发火，发出去就畅快了。”

久美子缓缓吸气，憋在肺里好一会儿，然后徐徐吐出。

“你怎么样？”她问。

“什么我怎么样？”

“你累的时候也不对谁发火是吧？发火的好像全是我，怎么回事呢？”

我摇下头：“这我倒没注意。”

“你身上怕是有一眼敞开盖的深井什么的吧，只消朝里面喊一声‘国王的耳朵是驴的耳朵’，就一切烟消云散了。”

我就她的话想了想，“或许，”我说。

久美子再次看起空瓶子来。看标签，看瓶口，捏着瓶颈来回转动。

“我，快来月经了，所以才心烦意乱的，我想。”

“知道的。”我说，“不用介意。受此困扰的也不就你一个。马也是每逢满月就死好多好多的。”

久美子把手从啤酒瓶上拿开，张嘴看我的脸。“什么，你说？怎么突然冒出马来了？”

“近来看报看到的。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忘了。是一个兽医接受采访时说的。说马是受月亮圆缺影响非常大的动物，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随着满月的临近，马的精神波变得异常紊乱，肉体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每到满月之夜，必有许多马得病，死马的数量也远在平时之上。至于何以至此，谁也弄不明白。但统计数字的确是这样显示的。专门医马的兽医一到满月那天就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妻“唔”了一声。

“不过，比满月更糟的是日食。日食之日马的处境更是悲剧性的。日全食那天有多少匹马死去，我想你肯定估算不出。总之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也有马在世界什么地方一匹接一匹死去。与此相比，你冲谁发发火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事用不着往心里去。想想死去的马好了：满月的夜晚在仓房稻草上横躺竖卧口吐白沫，痛苦地喘着粗气……”

她就仓房中死去的马们思索良久。“你的话的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服力，”她甘拜下风似的说，“无法不承认这点。”

“那好，换上衣服到外面吃比萨饼去！”我说。

夜里，我在熄了灯的卧室里躺在久美子身旁，看着天花板暗问自己对这个女子究竟了解多少。时钟已指向后半夜两点。久美子睡得正酣。我在黑暗中思考蓝色的纸巾、带花纹的卫生纸和青椒炒牛肉。我始终不知晓她忍受不了这种种物体。事情本身委实琐碎得不值一提，按理可以一笑置之，不值得大吵大闹。大概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把这场无聊的口角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我对这件事甚是耿耿于怀，就像扎在喉头的小鱼刺一样使我浑身不自在。说不定这乃是致命之事，这是可以成为致命之事的。有可能这实际上不过是更为重大更为致命事件的开端。这仅仅是个入口而已，入口里面说不定横亘着我尚不知晓的仅仅属于久美子一个人的世界。这使我在想象中推出一个漆黑巨大的空间，我手里攥着小小的打火机置身其间。借打火机光所能看见的，只是房间小得可怜的一部分。

何时我才能把握其全貌呢？莫非到老都对她稀里糊涂，并稀里糊涂地死去不成？果真如此，我这进行中的婚姻生活到底算什么呢？同这位并不了解的配偶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我的人生又算怎么回事呢？

以上便是那时我所考虑并且后来也一直断断续续考虑的。再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那时我的脚恰恰踏入了问题的核心。

3　加纳马耳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与艾伦·金斯伯格(1)与十字军

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三遍，我用刀把面包切成两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十五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俨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起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陲。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的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你午饭吃了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底算什么呀，那？”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是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

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下午。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上午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三十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下午二时三十分。

“要很长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准，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四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三十一岁的女人不可以戴红塑料帽的理由倒是哪里都没有。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六十三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五十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一分钟通常四十七次，高烧三十八度五时也不过七十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上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定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一条藏青色带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四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俨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出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讲排场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西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水珠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又检查了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水珠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六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四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蓦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一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起身在房间里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上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

我走至门口，从鞋架上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地积了层白灰。

无须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见了我。我一进咖啡屋便环顾四周搜寻红帽子，但头戴红帽子的女人一个也没有。看表，到四点尚有十分钟。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来的白水，向女侍点了个咖啡。这当儿，一个女子语声从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冈田亨先生吧？”我愕然回头。距我环顾四周坐定还不到三分钟。

女子白外衣黄色丝质衬衫，头上一顶红塑料帽。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觑。相对说来，女子还蛮漂亮，起码比我根据电话声想象的漂亮许多。身段苗条，化妆适可而止，穿着也无可挑剔。无论外衣还是衬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档货，外衣领上羽毛状金饰闪闪生辉，纵然说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书也未尝不可。唯独那红帽子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衣着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红塑料帽不可呢？我实在不明缘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约会都戴此红帽以为标识。主意似乎并不坏。就显眼而言，确实一目了然。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这么快就认出我了？”我不解地问，“水珠形图案领带没找到。绝对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来。没办法，就系了条斜纹的。本想由我找你来着，可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呢？”

“当然认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上，摘下红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个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开始变什么戏法。莫非拿开帽子时下面的手袋会不翼而飞……

“可领带图案变了啊！”我说。

“领带？”说着，她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的领带，似乎在说瞧这人说的什么呀，尔后点了一下头：“没关系的，那种事儿，别介意。”

那眼神甚是无可捉摸，我想。居然没有纵深感。那般美丽的眼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平板板的，犹如假目。可当然不是假目：无疑在动，在眨。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杂的咖啡屋一眼就认出从未谋面的我来。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无虚席，而我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询问为什么能从这里边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还是少说废话为佳，所以我便没再问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团团转的男侍，点了沛绿雅矿泉水，男侍说没有，无色奎宁汽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说那就要那个吧。无色奎宁汽水端来之前，女子一声不响，我也默然以对。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红帽，打开下面手袋的金属卡口，从里边取出一个尺寸比盒式磁带稍小些的黑色发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带卡口。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所谓带卡口的名片盒。女子有点舍不得似的从中拈出一枚名片递给我。我也想递名片，手插进西装口袋后，方才想起未带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卫生香味儿。凑近鼻子一闻，卫生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实实是卫生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

加纳马耳他

马耳他？

我又翻过来看。

背面什么也没写。

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名片的含义。正思索间，男侍走来在她面前放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杯，注入仅及半杯的奎宁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柠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银色咖啡壶和浅盘的女侍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坏签硬塞给别人似的把账单往账单插里一插走了。

“什么也没写的。”加纳马耳他对我说。

我再次呆呆地看着空无一字的名片背面。

“只有名字。电话号码和住址对我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给我打电话，而由我给别人打。”

“原来如此。”我说。这种无意义的腔调的附和像《格列佛游记》里那个悬浮空中的孤岛一样在桌面上方徒然地漂了好久。

女子双手支撑似的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皱起眉头，兴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边。

“马耳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纳马耳他说，“真名叫加纳。马耳他是职业用名，取自马耳他岛。冈田先生可去过马耳他？”

“没有，”我说。我没去过马耳他岛，近期内亦无去的安排，甚至没动去的念头。我关于马耳他岛的知识，仅限于哈布·阿尔巴特演奏的《马耳他岛的砂砾》。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顶。

“我在马耳他待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马耳他是个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咽，跟喝稀释过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为加盐，水本来就是咸的。不过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欢马耳他的面包。”

我点点头，呷了口咖啡。

“马耳他那地方尽管水那么难喝，但岛上特定地点涌出的水却对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响。那是一种不妨称之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现在马耳他岛那一个地方。位于山中，从山脚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个小时。”女子继续道，“水带不走。只消换个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须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军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那水的记载，他们称为灵水。艾伦·金斯伯格就喝过那水，基恩·理查德也去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种菜、学织布。每天都去泉边喝水。从一九七六年喝到一九七九年。甚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时候也是有的。一周时间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入口。这种训练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称为修行，就是说以此净化身体。那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验。这样，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选马耳他这个地名作为职业用名。”

“恕我冒昧，您从事的是怎样一种职业呢？”

加纳马耳他摇摇头道：“准确说来不是职业，因为并非以此挣钱。我只是提供咨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谈。也研究水，对身体有作用的水。钱不成问题，我有一定的财产。父亲经营医院，以生前赠送的形式转让给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动产，由税务方面的专家代为管理。每年还有不少数目的收入。也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却也带来部分进款。我关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所以没写电话号码和住址，由我打电话过去。”

我点下头，也唯有点头而已。她口中一词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着什么，我则无从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伦·金斯伯格？

渐渐地，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绝非直觉出类拔萃那一类型的人，但这里边绝对含有某种新的纷争的征兆。

“对不起，能否多少说得条理清晰点儿？刚才听妻子说同您见面只是为了找猫。坦率地说，听您谈了这许多，我却还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关联。莫非这同我家的猫有什么关系不成？”

“正是。”女子说，“但在此之前，有一点想向您交代一下。”

加纳马耳他再次打开手袋卡口，从中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张照片，女子递过，说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加纳马耳他，相片上也同样戴着帽子，是黄色针织帽，且同服装搭配得有欠吉利。那个妹妹——从其谈话进展来看应该是她妹妹——身穿颇似六十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中间色西服套裙，戴一顶颜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觉得人们似乎曾将这样的颜色称为“果汁冰淇淋色调”。我猜测这对姐妹对帽子情有独钟。发型酷似身为总统夫人时代的杰奎琳·肯尼迪，暗示出喷洒了相当用量的发胶。化妆多少有些浓艳，好在脸型本身端庄得堪称美貌，年龄约在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我看了一会儿把照片还给加纳马耳他。她将照片放回信封，装入手袋，对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岁。”加纳马耳他说，“妹妹被绵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强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从衣里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声。

“详情我虽还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伤害，作为我也深感痛心。”我开口了，“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责备您，”加纳马耳他语气很干脆，“假如应该有谁因此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第一个受责备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充分提醒她。本来我必须全力保护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尽到责任。听我说，冈田先生，这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您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乱的世界，其内侧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乱，明白吗？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了。妹妹应该可以从创伤从玷污中重新站立起来。庆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质的。我跟妹妹也说了：情况原本是可以更惨的。在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来她谈话的主题始终离不开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可能一一介绍。说来话长，复杂。这么说或许失礼——在现阶段您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由我们专门处理的领域。因此，把您叫出来并非为了向您发牢骚。您当然没有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绵谷先生玷污了，尽管是暂时性的。我估计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发生往来，因为妹妹的工作类似当我的助手，这点刚才已说过了。在那种情况下，您大致明了绵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间有过什么事还是有益处的。我们想请您做好精神准备：那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

往下是短时间的沉默。加纳马耳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说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对此有所准备。我就此稍加思考——关于绵谷升对加纳马耳他妹妹实施的强奸，关于强奸同身体构成的关联，关于这些与我家猫之失踪的关系。

“就是说，”我战战兢兢开口道，“您和妹妹都没有将此事捅给外界或找警察报案啰？”

“当然。”加纳马耳他面无表情地说，“准确说来，我们没有怪罪任何人。我们仅仅想更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决，甚至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多少有些释然。纵使绵谷升被逮捕判罪收监，我也是不以为意的，甚至觉得罪有应得。不过，由于妻的哥哥在社会上算是混得颇为得意的名流，那样势必惹出一条小小的新闻，而久美子无疑将因此受到打击。作为我，即便出于心理卫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个地步。

“今天见面纯粹是为了猫的事，”加纳马耳他说，“是为猫而接受绵谷先生的咨询的。您的太太冈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绵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猫，绵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来如此，如此不难明白。她是有特异灵感的什么人物，能够就猫的下落提供咨询。绵谷一家以前笃信占卜、风水之类。那自然属于个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为什么非特意强奸对方的妹妹不可呢？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呢？

“您专门寻找这类失物吗？”我试着发问。

加纳马耳他以其没有纵深感的眼睛盯视我的脸，仿佛从空屋的窗外往里窥视。由眼神判断，她好像完全不能领会我发问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她对我的问话置若罔闻。

“是吗？”我说，“到底怎么样地不可思议呢？”

加纳马耳他并不回答，她将几乎没碰的奎宁水又往一旁推了十厘米。“而且，猫那东西是极为敏感的动物。”

我同加纳马耳他之间笼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猫是敏感的动物，这我明白了。”我说，“问题是我们已在此住了很久，我们和猫一起。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来潮地出走呢？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这还不清楚，恐怕是水流变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缘故受阻。”

“水流？”我问。

“猫是不是还活着我还不知道，但眼下猫不在你家附近则是确切无疑的。因此您在家附近怎么找猫都找不到，是吧？”

我拿起杯子，啜了口凉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飘着细雨。天空乌云低垂。人们甚为抑郁地打着伞在人行桥上上上下下。

“请伸出手。”她对我说。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到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纳马耳他对手似乎毫无兴致。她直剌剌地伸出手，将手心压在我手心上，继而闭起眼睛，一动不动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在静静地埋怨负心的情人。女侍走来，做出没有看见我和加纳马耳他在桌上默默对手心的样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邻桌的人时而朝这边瞥上一眼。但愿没有哪个熟人在场才好。

“想出今天到这里之前看到的东西，一样即可。”加纳马耳他说。

“一样即可？”我问。

“一样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带花纹的小连衣裙。不知为什么想出这个，反正蓦然浮上脑海。

我们的手心又默默对了五分钟。时间似乎极长。不光是因为顾虑周围人躲躲闪闪的目光，还因为她的对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东西。她的手相当小，不凉也不热，感触既无情人小手那样的亲昵，也不带有医生之手那种职业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视时的感觉一样——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壁橱。稍顷，加纳马耳他移开手，深深呼吸，频频点头。

“冈田先生，”加纳马耳他说，“您身上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想将发生各种事情。猫恐怕仅仅是个开端。”

“各种事情？”我问，“是好事情吗？或者说是坏事情？”

加纳马耳他沉思似的略微歪了歪头。“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这样的说法总的听来很有些笼统。”我想，“就没有稍微具体点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说的听起来确实都很笼统，”加纳马耳他接道，“不过，冈田先生，事情的本质那种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能笼统论之的，这点望您谅解。我们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预言家，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限于这些空泛模糊的东西。很多时候那是无须特意叙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甚至属于迂腐之论。但坦率说来，我们又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许的确光彩诱人，然而其大部分无非是鸡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说类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径。而越是力图远观，事物便越是急剧地变得笼统起来。”

我默然颔首，但我当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话里的含意。

“可以再给您打电话吗？”加纳马耳他问。

“嗯。”我应道。老实说来，我是不愿意任何人来电话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过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站起身。我不知如何应对，兀自静坐不动。

“最后奉告一件无谓的小事，”加纳马耳他戴上红帽，鸟瞰般地看着我道，“你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应该在您家以外的场所找到。”

(1)　Allen Ginsberg（1926—　），美国诗人。代表作有反映现代社会悲惨景况的《吠》以及《美国的没落》等。

4　高塔与深井、或远离诺门坎

久美子回到家时情绪蛮好，甚至可以说极好。我见罢加纳马耳他回到家已快六点了，没时间在久美子下班前充分准备晚餐，便用冷冻食品简单做了一顿，两人边喝啤酒边吃。她像平日高兴时那样谈起工作，如这天在办公室见了谁，做了什么，哪个同事有能力哪个相反等等。

我边听边随口附和。话固然只听进去一半，但对听本身并不生厌。话的内容无所谓，我喜欢的是她在餐桌上热心谈论工作的神情举止。家！在这里我们履行着分到自己头上的职责，她谈单位里的事，我准备晚饭并当听众。这同我婚前在脑海里粗线条描绘的家庭场景相当不同，但不管怎样，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说，小时候也拥有自己的家，但那并非自行选择的，而是先天的、不由分说分配给自己的。相反，现在我是置身于以自己意志选定的后天性天地中。我的家！当然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家，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我基本上还是主动接受这个家的，因为说到底这是我自身的选择。假如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属于我自身在本质上包蕴的问题本身，我认为。

“对了，猫怎么样？”她问。

我简单说了在品川那家宾馆面见加纳马耳他时的情形，说了水珠领带，说了水珠领带不知何故未从西服柜里找到，说了尽管如此加纳马耳他仍然在人头攒动的咖啡屋一眼将我认出，说了她打扮怎样言谈如何等等。久美子对加纳马耳他那顶红塑料帽很有兴趣，但对于猫的下落未得到明确回答似乎很有些失望。

“就是说，那个人也不晓得猫怎么样了？”她脸上多云地问道，“晓得的仅仅是猫不在家附近是吧？”

“噢，怕是这样的吧。”我说。至于加纳马耳他指出我们居住的是所谓水流受阻之地一事有可能同猫的走失有关这点，我则隐去未谈，因我担心她对此耿耿于怀。我委实不想再增添麻烦。倘若她提出既然此地不妙那就搬家可不好办，以我们眼下的经济实力，根本别想搬去别处。

“猫已不在这附近——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猫是再不能回家的了？”

“那我不知道。”我说，“说法非常暧昧，全都是暗示性的。倒是还说得知详情再联系来着。”

“你觉得可以信赖，那个人？”

“那可看不明白。这方面我是十足的门外汉。”

我给自己的杯子倒上啤酒，看着泡沫慢慢老实下来。这时间里久美子在桌上支颐坐着。

“钱呀什么的，人家不接受所有形式的酬谢。”

“那好，”我说，“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钱不要，灵魂不要，小公主也不领走，一无所失。”

“希望你意识到：那猫对我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妻说，“或者说，对我们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我想。那猫是我们婚后第二周两人一起发现的。还记得吗，捡猫时的情景？”

“记得，当然记得。”我说。

“还是个小猫崽，给雨打得湿淋淋的。那是个大雨天，我去车站接你，拿着伞，回来路上在小酒馆旁边发现一只小猫被扔在啤酒箱子里。那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饲养的猫。对我来说，它简直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不能失去那只猫。”

“这我十分理解。”我说。

“问题是无论怎么找——无论怎么请你找就是找不到。丢了都十天了，这才不得不给哥哥打电话，问他熟人里边有没有能卜善算或有特异灵感的人可以帮助找到猫。你也许不愿意求我哥哥帮忙，可他毕竟得到我父亲的遗传，对这类事了解得非常详细。”

“家庭传统。”我以荡过海湾的晚风般沉静的声音说，“可绵谷升同那女子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的熟人呢？”

妻耸了耸肩，“肯定在什么地方碰巧认识的么。他近来好像交游很广。”

“或许。”

“哥说那个人本领十分高强，相当与众不同。”妻一边用叉子机械地戳着奶汁通心粉一边说，“叫什么来着，那人的名字？”

“加纳马耳他，”我说，“在马耳他岛修行过的加纳马耳他。”

“呃，是那么个加纳马耳他。你怎么看的，对她？”

“这个——”我注视自己桌面上的手，“至少同她交谈并不无聊，不无聊可是不错的哟！反正莫名其妙的事这世上多的是，而且必须有人来填这个空白。既然必须有人来填，那么不无聊的人来填就比无聊的人好得多。是吧？比如本田先生那样的。”

听到这个，妻开心地笑了：“你说，那个人你不觉得是好人？我可是挺喜欢本田先生的。”

“我也是。”我说。

婚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每月去一位姓本田的老人家里一次。他是得到绵谷家高度评价的“神灵附体者”之一，耳朵严重失聪，听不大清我们说的什么。助听器固然戴了，还是几乎听不清楚。由此之故，我们必须用差不多震得窗纸发颤那么高的声音跟他说话。我曾想聋到那个地步岂非神灵之言都听不清么，或者说耳朵不好反而容易听清也未可知。老人耳朵的不好使，是打仗负伤造成的。他曾作为关东军下级军官参加了一九三九年发生于诺门坎的战役，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接壤地带同苏蒙联合部队作战时被大炮或者手榴弹震坏了耳膜。

我们之所以去见本田，倒不是因为什么相信特异神通。我对那东西并无兴趣，久美子对那种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也比其父母兄长远为淡薄，她有某种程度的迷信心理，遇到不吉利的预言也郁郁寡欢，但她不愿意主动介入。

我们去见本田，是秉承了她父亲的旨意。话又说回来，这本是他同意我们结婚的交换条件。作为结婚条件可谓相当奇特，但为避免无谓的纠葛，我们应允下来了。老实说，我也好久美子也好都没以为她父母会如此轻易地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父亲是官吏，出身于新县一个不算富裕的农家，且是次子，但本人挣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大学毕业出来，当上了运输省精英官僚。若仅仅如此，我也自是心悦诚服。然而正如此类人物每每流露出来的那样，他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芸芸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我和久美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如此人物会慨然接受我这等既无地位钱财又无可炫耀的门第、学历也不过硬、前途亦几乎不见光明，而且身无分文的二十四岁青年作为其千金的结婚对象。我们原本打算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时擅自结婚，不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深深相爱，都还年轻，坚信纵然同家人绝交，纵然一文不名，两个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实际上我去她家求婚时，她父母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冰箱同时大敞四开。随后他们就我的家庭背景进行了彻底调查。我家不好也不坏，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家庭背景，因而调查也是徒然落得费时费钱。在那之前我全然不晓得自己的先祖在江户时期干了些什么事。据他们调查，我的先祖总的倾向是以僧侣和学者居多，教育程度虽然整体上很高，但不甚具有现实功利性（即掘金才能），既无堪称天才之人，又没有作案犯罪分子，没人捞得勋章，也没人同女演员一起视死如归。其中仅有一人属新撰组(1)成员，名字虽全然不见经传，却是明治维新之际因忧虑日本国前途而在某处寺院门口剖腹自杀的志士。这是我先祖中最具光彩的人物。不过，他们似乎没从我的诸位先祖身上得到特别美好的印象。

那时我已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参加司法考试，我说有此念头。事实上当时尽管相当犹豫，毕竟学了一场，也还是打算多少挣扎一下争取中榜的，然而若查阅我在大学的成绩，中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一目了然。总之，我是不适合同他们女儿结婚的人选。

但他们终究——尽管很不情愿——同意了我的求婚。这一近乎奇迹的转折得归功于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在听取了有关我的各种情况之后，断言若府上千金结婚，此人乃无与伦比的最佳郎君，既然千金本人有意，万万反对不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久美子父母当时百分之百信赖本田先生，自然唱不得反调，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为他们女儿的丈夫。

但归根结蒂，对他们来说我属于进错门槛的局外人，是未被邀请的来客。同久美子结婚之初，我们半义务性地每月去他们家聚餐两次。那乃是介于毫无意义可言的苦行与残忍的拷问的正中间的一种行为，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吃饭时间里，感觉上他们用的好像是足可与新宿站等量齐观那么长的餐桌。桌的另一端他们在吃着什么说着什么，而我这一存在由于相距甚远，在他们眼里无疑相当渺小。婚后大约一年，我同她父亲惊天动地地吵了一架，此后再未见面。我因此总算从心里往外舒了口长气。再没有比无意义且不必要的努力更使人心力交瘁的了。

不过婚后起始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同妻的家人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在诸多努力当中，每月一次同本田先生的见面显然是痛苦最少的。

本田先生的酬金全部由妻的父亲支付，我俩只消提一瓶一升装白酒，每月去坐落于目黑的本田家拜访一次即算完事。听他说话，听完回家，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很快喜欢上了本田先生。除去因耳聋总是把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那实在吵得很）这点之外，他是位十分和蔼可亲的长者，喜欢酒，我们拿一升装酒瓶去，他便显出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们去本田家一般是在上午。无论冬夏，本田先生总是坐在客厅的坑式地炉旁，冬天上面蒙棉被下面生火，夏天则没有棉被也不生火。他虽说是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但生活极其简朴，莫如说近乎隐士生活。房子很小，门口空地仅可容一个人脱鞋穿鞋。榻榻米磨花了，打裂的玻璃窗上粘着胶带。房子对面是汽车修理厂，经常有人大声吆喝。身上穿的是既像睡衣又像工作服那样的东西，几乎找不出不久前洗涤过的痕迹。一个人生活，每天有个女佣前来清扫和做饭。不知何故，他好像坚决拒绝别人洗自己的衣服。瘦削的脸颊上稀稀落落长着不加修剪的白胡须。

室内陈设多少像模像样的，是那台不无威严之感的超大型彩电。荧屏上显示的总是NHK(2)节目。不知是本田先生特别钟爱NHK，还是仅仅因为懒得转换频道，抑或电视机特殊而只能接收NHK，总之我无从判断。

我们去时，他正面对壁龛里的电视坐着，在地炉上横七竖八地摆弄卜签。同一时间里，NHK分秒不停地大音量播送烹调讲座、盆栽花木修剪技巧、定时新闻和政治座谈会等等。我向来就怎么也听不惯NHK播音员的腔调，因此每次去本田家都有些烦躁。一听NHK播音员开口，就觉得好像某人正试图通过人为地磨损人们的正常感觉来将社会的不健全性施与他们的种种痛楚消除掉。

“你恐怕不大适合搞法律。”本田先生一天对我说——也许是对后面二十米开外的一个人说。

“是吗？”我问。

“法律这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司掌人间事象的。这个世界里，阴即阴，阳即阳，我即我，彼即彼。所谓‘我即我彼即彼，秋日正西垂’。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的是：其上或其下。”

“其上或其下，哪个好些呢？”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问。

“不是哪个好些的问题。”本田先生说，然后咳嗽了好一阵子，“呸”一声在粗草纸上吐了口痰。他盯视了一会儿自己的痰，团起草纸扔在垃圾箱里。“不是哪个好哪个坏那种性质的东西。不要逆流而动，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没有水流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若是逆流而动，一切都将干涸。一切都干涸了，人世就一片漆黑。‘我即彼彼即我，春宵何悠悠’。舍我方有我。”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问。

“什么？”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大吼大叫。

“现在没有，”本田先生径自颔首道，“所以乖乖待着别动即可，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最好注意水。你这人往后很可能在水方面遇到麻烦。该有水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地方有了。一句话，最好多注意水。”

久美子在旁边神情极其肃然地点头，但我知道她是强忍住笑。

“什么水呢？”我试着问。

“不知道，水就是了。”本田说。

电视荧屏上一所大学的老师正在讲什么日语文法的混乱同生活方式的混乱步调一致地里应外合，“准确说来不能称之为混乱。所谓文法，可以说和空气是同一道理，纵使有人在上面决定以后应如何如何，也不可能乖乖就范。”这话题听来蛮有意思，而本田则继续谈水。

“说实话，我也曾被水搞得好苦。”本田先生说，“诺门坎根本就没有水。战线错综复杂，给养接续不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绷带，没有弹药。那场战役简直一塌糊涂。后方的官老爷只对快点攻占某地某处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关心什么给养。一次我差不多三天没喝到水。清早把毛巾放在外面沾一点露水，拧几滴润润嗓子，如此而已。此外根本不存在算是水的东西。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世上再没有比渴更难受的了，甚至觉得渴到那个程度还不如被一枪打死好受。腹部受伤的战友们喊叫着要水喝，有的都疯了。简直是人间地狱。眼前就淌着一条大河，去那里水多少都有，但就是去不成。我们同河之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苏联的大型坦克，都带有火焰喷射器。机关枪阵地就像针山一般排列着。山冈上还有一手好枪法的狙击兵。夜里他们接二连三打照明弹。我们身上只有三八式步枪和每人二十五发子弹。然而我的战友还是有不少去河边取水，实在渴得忍无可忍，但没有一个生还，都死了。明白吗？该老实别动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

他拿起一张粗草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又对着鼻涕审视一会儿，团了团扔了。

“等待水流出现诚然不是个滋味，但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权当那时间里死过去就是。”

“就是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当自己死过去啰？”我问。

“什么？”

“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当自己死过去啰？”

“对对，”他说，“死而后生！诺门坎！”

往下一个小时他讲的仍然全是诺门坎，我们只管听着。每月去一次本田家，持续去了一年。但我们几乎没得到他的“指示”。他几乎没怎么卜算，对我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什么身旁一个中尉的脑袋给炮弹削去半边，什么扑上去用火焰瓶烧苏联坦克，什么众人围追射杀误入沙漠的苏联飞行员，如此不一而足。故事固然每一个都妙趣横生惊险刺激，但作为人之常情，任何故事反复听上七八遍，其光度也未免有所黯然，何况并非是“讲故事”用的普通音量。那感觉，就像风大之日冲着悬崖对面大发雷霆，或者说犹如在城郊简陋电影院最前排看黑泽明早期的电影。我们走出本田家好些时候耳朵都几乎听不清什么。

不过，我们、至少我是乐意听本田先生说话的。那些话超越我们想象的范围，虽说大部分带有血腥味，但从一个一身脏衣服仿佛奄奄一息的老人嘴里听到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便觉得近乎一个童话，缺少真实感。而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确在中国东北与外蒙交界地带围绕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野展开过激战。在听本田先生讲起之前，我对诺门坎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那确是一场根本无从想象的酷烈的鏖战。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扑向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被其碾为肉饼。几支部队都零落不堪以至全军覆没。为避免全军覆没而下令后撤的指挥官被上级强迫自杀死于非命。被苏军俘虏的士兵大多因惧怕被问以临阵逃脱之罪而在战后拒绝作为交换俘虏返回，将骨头埋在了蒙古荒原。本田先生则因听觉受损退伍回来，成了算卦先生。

“但从结果上看，也许那倒不坏。”本田先生说，“我如果耳朵不受伤，很可能被派往南洋群岛死在那里。事实上，诺门坎战役死里逃生的大部分人都在南洋没命了。因为诺门坎之战对帝国陆军是活活受辱的战役，从那里活下来的官兵势必被派往最凶险的战场，简直等于叫人去那里送死。在诺门坎瞎指挥的参谋们后来爬到了中央，有的家伙战后甚至成了政治家，而在他们下面死命拼杀的人却十有八九硬是给弄死了。”

“为什么诺门坎战役对陆军就是奇耻大辱呢？”我问，“将士们不都打得很卖命很勇敢么，不是死了很多人么，为什么生还的人非受那样的歧视不可呢？”

但我的提问未能传到他耳朵。他重新“哗哗啦啦”摆弄起卜签来。

“注意水为好。”他说。

这是这天最后一句话。

同妻的父亲吵架之后，我们便再也没去本田先生那里。酬金是由妻的父亲支付的，自然不便持续下去；而若由自己支付（还真估计不出究竟多大数目），经济上又没有那样的余地。我们结婚时的经济景况，仅能维持两人在水面上勉强露出脑袋。这么着，不久我们就把本田先生忘了，如同大多数年轻而忙碌的人不觉之间忘掉大多数老人一样。

上了床，我还在想本田先生，将本田先生关于水的告诫同加纳马耳他关于水的说法捏在一起。本田先生叫我注意水。加纳马耳他为研究水而在马耳他岛修行不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双方都对水甚是关心。这点让我多少有点儿放不下。随即我在脑海中推出诺门坎战场。苏联坦克机关枪阵地，对面流淌的河水，忍无可忍的极度口渴。黑暗中我真真切切听到了河水的流动声。

“喂，”妻低声说，“还没睡？”

“没睡。”我说。

“领带嘛——，总算想起来了。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是去年末送去洗衣店的。皱皱巴巴，想拿去熨烫一下。结果一直忘了取回。”

“去年末？”我问，“半年都过了！”

“嗯。这种事本不该有的。你知道我的性格吧？这样的事原本绝对不至于忘的。可惜，好漂亮的一条领带来着。”她伸手碰了下我的臂，“站前那家洗衣店，你说还能有么？”

“明天去看看，也许还有。”

“为什么以为还有？都过去半年了。一般洗衣店三个月不来取就处理了，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觉得还能有？”

“加纳马耳他说不要紧的。”我说，“说领带大概可以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

黑暗中我感觉出妻朝这边转过脸来。“你相信？相信她说的？”

“好像可以相信。”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同我哥哥谈得拢哩。”妻用不无欣慰的语气说。

“或许。”我说。

妻睡过去后我还在想诺门坎战场。所有士兵都长眠在那里。头上满天星斗闪烁，地上无数蟋蟀齐鸣。我还听到了河水的流动声，就在这水流声中睡了过去。

(1)　日本幕府末期警备京都的浪人队伍。曾参与明治维新，后被镇压。

(2)　日本广播协会的略称。

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吃罢早餐收拾好，我骑自行车来到站前洗衣店。店主是个额头有很深皱纹的四十五六岁的瘦男人，正在用货架上的收录机听The PercyFaith交响乐团的磁带。那是个配有低音专用扩音器的JVC大型收录机，旁边一堆磁带。管弦乐队正驱使华丽的弦乐器演奏《Tara's Theme》，店主在里边一面随音乐吹口哨一面欢快地用蒸汽熨斗熨烫衬衣。我在柜台前站定，招呼说“对不起，去年年底送来一条领带一直忘取了”。对于他那清晨九时三十分静谧的小天地来说，我的出现无异于希腊悲剧中带来不幸消息的使者。

“当然是没有取货单的喽？”洗衣店主人发出极其缺乏重量的语声。他并非对我说，而是对着柜台一头墙上的挂历说的。挂历六月份的彩照是阿尔卑斯风光，上面翠绿的峡谷，牛群悠悠然啃着青草，远处马特霍恩山或勃朗峰上飘浮着明快的白云。随后，店主浮现出像是说要是忘了就一直忘着该有多好的表情看我的脸，表情甚是不加掩饰的斩钉截铁。

“去年年底？那怕不好办。半年前的事了嘛，找倒是可以找找。”

他关掉蒸汽熨斗，把它竖放在熨衣板上，随磁带吹着《夏日之恋》口哨，在里面房间的货架上“窸窸窣窣”搜寻着。

那部电影我是高中时代同女朋友两人一起看的。影片有特罗伊·德纳休和山德拉·迪出场。那是旧片重映，大约是同克尼·弗朗希思的《诱惑少年》（“BoyHunt”）两部连起来放的。在我的记忆中，《避暑地奇遇》并非怎么出色的电影，但相隔十三年在洗衣店柜台前听到这首主题音乐，浮上心头的却是当时快乐的回忆。看罢电影，两人走进公园自助餐馆喝咖啡、吃点心。既然《避暑地奇遇》同《诱惑少年》两部影片一起重映，那应该是暑假里的事。餐馆有小蜂，两只小蜂落在她的点心上——我记起了小蜂微弱的振翅声。

“喂，说的是水珠形图案的蓝色领带？”洗衣店主人问，“可姓冈田？”

“是是。”我应道。

“你运气不错。”他说。

回到家马上给妻单位打电话。“领带好端端的呢！”我说。

“不简单嘛！”妻说。

妻的语气听起来带有人工味儿，像在夸奖拿回好成绩的孩子，这使我有点儿不是滋味。看来电话还是等到午休时间打好。

“找到就放心了。哎，现在腾不出手，突如其来的电话嘛。中午重新打来可好？抱歉。”

“中午再打。”我说。

放下电话，我拿起报纸走进檐廊，像往常一样全身放松地趴在那里打开招聘广告版，不慌不忙地看这充满不可思议的暗号和暗示的广告，连角落都不放过。世界上存在着所有门类的职业，把个报纸版面弄得活像新辟墓地分配图，布满了井然有序的条条块块，可我觉得几乎没有可能从中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因为，那些条条块块诚然在传达信息传达事实——尽管支离破碎——但那些信息那些事实终究未能同远景图像邂逅。密密麻麻罗列的名字、符号和数字由于过于零敲碎打过于分崩离析，在我眼里竟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动物骨骸，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

照例听得拧发条鸟在某处树上一连声鸣叫：吱吱吱吱吱吱。我放下报纸爬起身，靠在柱子打量小院。须臾，鸟又叫了一遍：吱吱吱吱吱吱吱。声音是从邻院松树上头传来的。我凝目细望，但找不出鸟影，唯独鸣声一如既往。总之全世界一日量的发条俱被如此拧紧了。

快十点时下起了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雨，细细微微，几乎分不出下还是不下。仔细看去，才晓得的确在下。世界上有下雨的情况和不下雨的情况，二者须在某处有条分界线才是。于是我在檐廊上坐下，久久盯视某处应有的分界线。

接着，我开始犹豫，不知去附近区营游泳池游到午饭时间好呢，还是该去胡同找猫。我背靠檐廊立柱，眼望院子里下的雨举棋不定。

游泳池／找猫

最终，我决定去找猫。加纳马耳他宣称猫已不在附近，但这天早上我还是觉得应该找猫。找猫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说久美子若知我出去找猫，情绪也许会好些。我披上薄薄的雨衣——不带伞——蹬上网球鞋，把房门钥匙和柠檬糖揣进雨衣袋走出门去。穿过院子把手搭在围墙上时，听得有电话铃响。我便以如此姿势侧耳倾听，但分辨不出是自家电话铃响，还是别人家的。电话铃这种声响，只消离家一步，听起来全都一样。我不再听了，翻墙下到胡同。

草软绵绵的连网球鞋薄薄的鞋底都感受得出。胡同比往常安静。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屏息细听。不闻任何声响。电话铃亦已止息。不闻鸟鸣，不闻街上的噪音。天空被整个涂得一色灰，无一分间隙。我思忖如此天气的日子里云大概把地表所有声响都吸了进去。不止，它们吸的不仅仅是音响，还包括其他好些东西，甚至包括感觉之类。

我手插雨衣口袋穿过狭窄的胡同，侧起身子钻过被晾衣架挤窄了的院墙间的空隙，通过一户人家的房檐，在这犹如被废弃的运河一般的路上蹑手蹑脚地走着。网球鞋的胶底在草地上全无一丝声响。其间有一家开着收音机，是我听到的唯一算是声音的声音。收音机播放的是人生咨询节目。一个中年男人的语声，在列举其岳母的种种不是。我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岳母六十八岁，被赛马迷得魂不守舍。走过这家之后，收音机声渐次变小，俄而消失。也不光是收音机声，原本应存在于这世界某处的中年男子和赛马狂岳母也好像一点点依稀莫辨、杳无踪影了。

不多时，我来到空房跟前。空房依旧静悄悄地坐落在那里。木板套窗钉得风雨不透的这座二层楼房，以摇摇欲坠的灰色雨云为背景，心事重重地矗立不动，看上去仿佛是一艘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雨之夜在海湾触礁而被就势抛弃的货轮。倘若不是院里的杂草比上次看时长高了，即使说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而单单在此停滞不前我或许也会相信。几天持续不断的梅雨，使得草叶闪着鲜亮的绿光，向四周释放出唯独植根于泥土的生物方能释放的肆无忌惮的气味。草浪正中间位置，石雕鸟仍以上次那个姿态展翅欲飞，但它当然已不存在飞的可能性。这点我明白，鸟也明白。鸟已被固定在那里，等待它的或是被搬或是被毁，此外它甭想离开这院子。若说还有动的东西，便是草尖上往来彷徨的落后于季节的白粉蝶。白粉蝶很像一个找东西却找着找着忘了找什么的人。迷迷糊糊找了大约五分钟后，蝶也不知去哪里了。

我口含柠檬糖，靠着铁丝网篱笆观望了一会儿院子。没有猫出现的动静，任何动静都没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将自然移动的水流不容分说堵塞在了这里。

蓦地，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谁也没有。有隔着胡同的对面人家的院墙，有一扇小门，就是上次那个女孩手扶着的门。门扇关着，墙内院里亦无人影。一切一切都噙着微微的潮气，阒无声息。杂草和梅雨味儿。我身上的雨衣味儿，舌头底下融化了一半的柠檬糖。每当大口吸气时，各种味儿便合而为一。我再次环顾四周，还是空无一人。侧耳谛听，远处传来直升机沉闷的声响。它们大概在云层上面飞行。这声响也慢慢远逝，俄顷一切又被笼罩在原来的沉默中。

空屋四周的铁丝网篱笆上安着也是铁丝网做的门扇。试着一推，没费力就开了，简直像要请我进去。门仿佛在对我说：无所谓，容易得很，偷偷进来就行了嘛！不过，即便是空屋，擅自踏入别人的宅基地也属于违法行径。这点无须端出我不厌其详地积蓄了将近八年的法律知识我也知晓，假如附近居民发现我在空屋院里而心生诧异报告警察，警察马上就会前来盘问。而我大概回答是在找猫，养的猫下落不明了，在附近转圈找一找。估计警察还将问我的住址和职业。那一来，我势必交代正在失业。而这一事实肯定使对方提高警惕。警察最近被极左恐怖分子搞得甚为神经兮兮，他们坚定地认为东京无处不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地板下藏着一批批来复枪和自制炸弹。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往妻单位打电话核实我所言的真伪。万一如此，久美子想必十分心烦意乱。

可我还是走进院子，用手麻利地带好门。管它呢！发生什么发生时再说。要是想发生什么，就请发生好了！管它那么多！

我一边观察周围动静一边缓缓穿越院子。踩在草上的网球鞋仍无一点足音。有几棵叫不出名的矮果树，有一方相当大的长势旺盛的草坪。但现在一切都被草淹没了，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什么。果树中有两棵给丑陋的转心莲缠得脱身不得，真担心就那么被缠死。沿铁丝网长成一排的金桂被虫卵污染得浑身雪白。小小的飞虫在耳畔令人心烦地嗡嗡了许久。

我从石雕鸟旁穿过，来到房檐下一摞白塑料圆椅前，拿起椅子看了看，最上面的满是污泥，而再下面一把的则没那么脏。我用手拂去表面灰尘，在这椅上落下身来。由于这个位置有茂密的荒草掩护，所以从胡同里看不见我，而且是在屋檐下面，不用担心淋雨。我坐在这里，一边观望霏霏细雨中的院落，一边低声吹着口哨。好半天没意识到吹的什么曲子，但那是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电话时我煮着面条吹的，也是这支曲。

如此坐在谁也没有的院子里眼望杂草和石雕鸟吹起这不怎么拿手的口哨，觉得好像返回了童年时光。我置身于谁也不知道的场所，谁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心情变得格外宁静，很想往哪里抛块石子，瞄准什么扔一颗石子过去。打石雕鸟恐怕正合适。扔时不要用劲，打中也只是“咕”一声低响。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玩这游戏。远远放一个空罐，往里边扔石子扔满为止。我可以百扔不厌地扔好几个小时，可现在脚下没有石子。应有尽有的场所根本不存在。

我把腿搬到椅子上，弓膝支着下巴，尔后闭目良久。依然不闻音响。闭目时的黑暗颇似布满阴云的天空，但灰的色调较其浓些，而且每隔几分钟便有人前来改涂感觉上略为不同的灰色。有间杂金色的灰，有加进绿色的灰，有红色明显的灰。想不到竟存在这许许多多的灰。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只要闭目十来分钟，即可看到如此种类齐全的灰色。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灰色的样品，一边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

“喂！”有人叫了一声。

我赶忙睁眼，向一旁探出身子，透过杂草的浓荫往铁丝网门口看去。门开了，大敞四开。有人随我进来。心跳陡然加快。

“喂！”又是一声。女人的声音。她从石雕鸟背后闪身朝我走来。原来是上次在对面人家院子里晒太阳的那个女孩。女孩上身同样是天蓝色阿迪达斯T恤，下面一条短裤，微微拖着一条腿。与上次不同的是没戴太阳镜。

“嗳，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她问。

“找猫。”我说。

“真的？”她说，“我看不像。再说，在这种地方呆呆坐着闭眼吹口哨，猫又怎么找得到呢？”

我有点儿脸热。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可给陌生人看见你这德性，会想你是不是变态了。当心点哟！”她说，“不是变态吧，你？”

“我想不是。”我说。

她走到我身边，从檐下一摞圆椅中花时间挑了一把污痕少的，又仔细检查一遍，这才放在地面坐下。

“还有，什么曲子不知道，可你那口哨，怎么也听不出旋律来。对了，你不至于是什么同性恋者吧？”

“我想不是。”我说，“怎么问起这个？”

“听说同性恋者吹不好口哨。那，可是真的？”

“是不是呢？”我说。

“你是同性恋者也好，变态者也好，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不知名字不好称呼。”

“冈田·亨。”我回答。

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我的名字。“名字不怎么响亮，是不？”

“可能。”我说，“不过冈田·亨这名字，很有点战前外务大臣的味道。”

“那种事我可不明白，历史我不拿手。算了算了，这个。可你还有什么外号没有，冈田·亨先生？有没有容易上口的什么……”

我想了想，外号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来至今，从来没被人取过外号。为什么呢？

“没有。”我说。

“例如黑熊啦青蛙啦？”

“没有。”

“瞧你瞧你，”她说，“就想一个嘛！”

“拧发条鸟。”我说。

“拧发条鸟？”她半张着口看我的脸，“什么呀，那是？”

“拧发条的鸟嘛，”我说，“每天早上在树上拧世界上的发条，‘吱吱吱吱吱吱’地。”

女孩再次凝视我的脸。

我叹了口气。“忽然想起的罢了。而且那鸟每天都来我家附近，在邻居树上‘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它什么样。”

“唔——”她说，“也好。也够拗口的了，但总比冈田亨强好多，拧发条鸟！”

“谢谢。”我说。

她把腿提到椅上，下颏搭于膝盖。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笠原May。”她说，“五月的May。”

“五月出生的？”

“还用说！要是六月出生的，取个五月份名字，岂不多此一举！”

“那倒是。”我说，“你还没到学校去？”

“一直观察你呢，拧发条鸟。”笠原May所答非所问，“从房间里用望远镜看你打开铁丝门进这院子来着。我手上总带一个小望远镜，监视这胡同里的一切。你或许不晓得，其实这里有不少人出出入入呢。不光人，动物也不少。你一个人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到底？”

“闲得无聊。”我说，“想想往事，吹吹口哨。”

笠原May咬了下指甲：“你是有点怪。”

“没什么怪，人人如此。”

“也许，不过没有人特意进到附近空屋院子里吹什么口哨。只是闲得无聊，只是想回想往事，想吹口哨的话，在自家院里不也可以的么！”

的确言之有理。

“不管怎样，绵谷·升猫还没有回家喽？”她问。

我摇摇头说：“你就没有看见我家的猫，那以后？”

“褐色带花纹尾巴尖有点弯曲的家伙吧？一次也没看见。一直留神来着。”

笠原May从短裤袋里掏出短支“希望”，拿火柴点燃，不声不响吸了会烟，然后盯住我问：“你头发没有变稀？”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头发。

“不对，”笠原May说，“不是那儿，是额头上边。你不觉得后退得过分了？”

“没太注意。”

“肯定从那儿秃上去，知道的，我。你这种情况，要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她一把抓起自己的头发往后拽，把露出的白额头对着我，“最好注意些。”

我试着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边那里。经她如此一说——也许神经过敏——额上的头发是好像比以前多少有所后退。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叫我注意，可怎么个注意法呢？”

“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注意的。”她说，“没有针对秃头的对抗性措施。秃的人秃，秃的时候秃。就是说，无可抗阻。不是常说精心护理就可以不秃的么？纯属扯谎骗人！不信你去新宿站观察一下那里横躺竖卧的流浪汉伯伯好了，一个秃的都没有。你以为那些人会每天每日用什么克里尼克什么萨森洗发香波洗头？会每天每日‘咔嗤咔嗤’涂什么护发剂？那玩意儿不过是化妆品厂家花言巧语存心用来从头发稀少的人口袋里掏钱罢了。”

“说的是。”我心悦诚服，“不过你对秃头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嘛，近来一直在假发公司打临时工。反正不上学，有时间。征询意见，搞调查什么的。所以对秃脑瓜的人了解得相当详细，情报无所不有。”

“呃。”

“不过嘛，”说着，她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打工的那家公司绝对不允许使用‘秃’这个词儿。我们必须说‘头发简约者’。这‘秃’字，喏，是歧视性字眼。一次我开玩笑说了句‘头发不如意者’，结果给狠狠训了一顿，告诉我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大家都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工作。知道不？世上的人大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哟！”

我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投一块进嘴，并问笠原May要不要，她摇摇头，又掏出烟来。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是失业了吧？还在失业？”

“还失业。”

“可有认真工作的打算？”

“有啊。”但我对自己的话有些没有信心。“不清楚，”我改口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恐怕需要思考的时间。自己都稀里糊涂，所以说不好的。”

笠原May一时间边咬指甲边看我的脸。

“嗳，拧发条鸟，可以的话，下回和我一起去那家假发公司打零工可好？工钱虽不怎么样，但很轻松，时间上也相当随便。所以嘛，别想那么多，偶尔做点这样的事打发时光，说不定那时间里很多事情会变得明朗起来呢，又可换换空气。”

不坏，我想。“主意不坏。”我说。

“OK，下次去接你。”她说，“你家在哪儿？”

“不大容易说清，反正顺这胡同往前走，拐几个弯，左边有户人家停着一辆红色的思域牌本田汽车，车的前保险杠贴一道‘祈愿世界和平’字样的不干胶标语。再往前一户就是我家。没门对着胡同，得翻过预制块围墙。墙倒是比我稍矮一点儿。”

“不怕，那样的墙保准一越而过。”

“腿不痛了？”

她发出叹气似的声音，吐了口烟。“放心。是我不愿上学故意装瘸的，在父母面前摆摆样子罢了。岂料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习惯，没人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竟也那么装起瘸来。我嘛，是完美主义者。要欺骗他人，必须先欺骗自己，是吧？拧发条鸟，你算是有勇气的？”

“没有多少。”我说。

“过去就一直没有？”

“过去一直没有，以后怕也一如既往。”

“好奇心有吗？”

“好奇心倒多少有一点。”

“勇气和好奇心不是彼此彼此的么？”笠原May说，“有勇气才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有勇气，是不？”

“或许。确实像有类似的地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好奇心和勇气彼此难分难解。”

“例如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的时候。”

“是的，”我把柠檬糖在舌面上打个转，“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好像好奇心和勇气同时付诸行动。有时候，好奇心崛起甚至驱使勇气。但是好奇心这东西稍纵即逝，而勇气则必须坚持走完漫长的路程。好奇心这玩意儿同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上靠不住的朋友一个样，甚至有时候把你煎熬得死去活来，之后却伺机逃得无影无踪。那样一来，往下你就必须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勇气拼搏下去。”

笠原May沉思有顷。“是啊，”她说，“事情的确可以这样想。”然后她从椅子上起身，用手拍拍短裤屁股沾的灰，朝下看我的脸说，“嗳，拧发条鸟，不想看井？”

“井？”我问。井？

“有一眼枯井，这里。”她说，“我比较中意那井。你不想看看？”

井在穿过院子再拐过空屋山墙往里的地方。是直径一点五米左右的圆形井，上面盖着厚墩墩的圆木板盖，盖上压着作为镇石的两个水泥块。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井裙旁，有一株老树摆出井之卫士样的架势。像是棵什么果树，名字不得而知。

井亦如这房子所属的其他物件，看上去已被搁置以至弃置相当之久，令人产生一种不妨称为“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当人们不再投以视线的时候，无生物说不定变得会更具无生物性质。假如以“被废弃的房子”为题将这儿的房子收进一幅画，这口井恐怕是省略不得的。看来它同塑料圆椅、石雕鸟、褪色板窗一样，将在被人遗忘、废弃的时间里沿着缓缓的时间斜坡朝着命中注定的毁灭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

但我近前仔细看时，原来这井实际上要比周围物件的制作年代久远得多。大概还没有房子的时候井便早早存在于此了，就盖板来说都已十分古色古香。井壁虽然牢不可破地抹了水泥，但那似乎是在原有的什么壁面上——想必为了加固——后抹上去的，就连井旁矗立的树都俨然在强调自己比其他树资格老得多。

我搬去水泥块，撤掉两块半月形木板中的一块，手扶井裙探身往里俯视。但怎么也看不到井底，井看来不是一般的深，没等到底便被黑暗整个吞没了。我嗅了嗅，多少有股霉味儿。

“没有水的，”笠原May说，“没有水的井。”

不能飞的鸟，没有水的井，我想，没有出口的胡同，加上……

女孩捡起脚前的小砖头，投下井去。过一会儿才“砰”一声传出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只此一声。声音干干巴巴，简直可以放在手心搓碎。我直起身看着笠原May道：“怎么会没有水呢？干涸的，还是谁埋的？”

她耸了下肩。“要是谁埋的，还不全埋上？这样半途而废只留个井口有什么意思，人掉下去岂不危险？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承认。“那恐怕还是因为什么变故干涸的吧！”

我忽然想起以前本田先生的话：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井姑且在这里找到一眼了，我想。

我再次弯下腰，不自禁地静静俯视里边的黑暗。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大白天，竟有这般深沉的黑暗！我咳嗽一声，吞了口口水。咳嗽声在黑暗中发出仿佛他人咳嗽的回响。口水则残留有柠檬糖味儿。

我把井盖移回井口，水泥块也照原样压回去。快十一点三十分了，午间须给久美子打个电话。

“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说。

笠原May略微蹙下眉头，说：“可以的，拧发条鸟，就回家好了。”

我们穿过院子时，石雕鸟仍旧以干枯的眼睛瞪视天空。天空依然灰云密布，不见一丝空隙，雨早已停了。笠原May揪一把草叶，撕碎抛向空中。无风，碎叶又按原路一片片落回她脚下。

“咳，这往下到天黑可还有好长时间哟！”她并不看我地说。

“是有好长。”我说。

6　冈田久美子如何成长、绵谷升如何成长

我没有兄弟，很难想象已经成人并各自开始独立生活的兄弟姐妹是以怎样的心情相互交往的。久美子提到绵谷升时，脸上每每现出不无奇妙的表情，就好像误吞了什么怪味东西。至于那表情背后潜伏怎样的感情，我自然揣度不出。久美子知道我对她哥哥没有一丝一毫堪称好感的感情，并认为那实属理所当然。就她本身而言，也绝对不欣赏绵谷升其人。所以，假如她同绵谷升之间不存在兄妹血缘关系，我想两人亲密交谈的可能性基本是零。但实际上两人是兄妹，遂使事态表现得有点复杂。

时下，久美子同绵谷升极少有实际见面的机会。我同妻的家人全无往来。前面说过，我是同久美子父亲吵了一架而彻底决裂的，吵得相当激烈。有生以来我同人吵架次数极其有限，但一旦交锋就十分投入，中间无法收兵。奇怪的是，在一吐为快之后，对她父亲倒没什么气了，只有如释重负——旷日持久的重负——之感。憎恶也罢气恼也罢尽皆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他的人生——不管采取在我看来如何不快如何愚昧的形式——恐怕也是相当不易的。“再也不见你父母了，”我对久美子说，“你想见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但久美子也无意去见。“也好，无所谓的。这以前原本也不是因为想见才见的。”久美子说。

绵谷升当时已经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丝毫没有参与我同其父亲的争吵，超然物外遁去了哪里。这也不足为怪：绵谷升对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怀有兴趣，他拒绝同我发生个人关系，除非迫不得已。故而，在同妻的娘家中断往来之后，我和绵谷升见面的起因就不复存在了。久美子也是同样。他忙，她也忙，况且两人的兄妹关系本来就不甚亲密。

尽管如此，久美子还是不时往学校研究室打电话找绵谷升说话，绵谷升也不时有电话打到她单位（往我们家是绝对不打的）。久美子每每向我汇报，什么今天给哥哥那里打电话啦，什么今天哥哥往自己单位打电话来啦之类。但我不知晓两人电话里谈的什么。我不特地问，她没必要也不特地说。

我并非对妻同绵谷升间的谈话内容有什么兴致，也并非对妻同绵谷升用电话交谈有什么不快。毋庸讳言地说，只是有点费解。久美子同绵谷升这两个无论怎么看都说不到一块儿的人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话题可谈呢？抑或那话题是通过所谓兄妹特殊血缘的过滤网方得以成立的不成？

我的妻同绵谷升虽是兄妹，但年龄相差九岁之多。也是因为久美子从小被祖父母领去抚育了好几年，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类似兄妹亲情的东西。

本来不单是绵谷升和久美子兄妹两人的，中间还有一个算是久美子姐姐的女孩，大久美子五岁。就是说原是兄妹三人。但久美子三岁时以近乎寄养的形式离开东京去了父亲的父母家，由祖母一手抚养。后来她被告知，寄养的原因是由于她天生身体不大好，而空气新鲜的乡下对发育有益处。但久美子对此则不大想得通，因为她并非那么弱不禁风，未曾患过什么大病，在乡下期间也不记得周围有人特别注意她的身体。“无非借口罢了，想必。”久美子说。

时隔很久才从一个亲戚口里得知，原来久美子祖母同久美子母亲长期严重不和，久美子的寄养于新老家，类似双方间的临时和约。久美子双亲暂时把她送过去以平息祖母的愤怒，而祖母也大概因为有个孙女留在身边而得以具体确认自己同儿子（即久美子父亲）间的纽带。久美子等于成了人质。

“况且，”久美子说，“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没我一个也没什么不便。当然父母不是要把我扔掉，但以为我还小没什么要紧那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是有的，所以才把我让了出去。这恐怕在多种意义上对大家都是最省事的方案。那种说法能让人相信？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将给小孩子带来多么糟糕的影响。”

她在新祖母膝下从三岁长到六岁。那绝非扭曲不幸的岁月。久美子是在祖母的溺爱下生长，且较之同年龄有距离的哥哥姐姐一起，同年龄相仿的堂姐妹一块儿玩耍反倒更为快活自在。直到该上小学时她才终于返回东京。当时父母对久美子长期不在身边渐渐感到不安，便趁着所谓为时不晚的时候硬把她领回东京。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晚了。决定返京前的几星期时间里，祖母气急败坏，情绪亢奋到了极点。绝食，几乎通宵失眠。时而哭，时而大发脾气，时而一声不吭。有时把久美子一把搂紧不放，有时却又突然拿尺子狠命打她胳膊，打得蚯蚓似的一道道肿起，继而对着久美子恶狠狠地咒骂她母亲如何不是好东西。一会儿说不愿意放你走，看不见你还不如一死了之；一会儿又说再不愿见你，赶快滚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拿出剪刀要扎自己的手腕。久美子全然闹不清自己周围到底要发生什么。

那时久美子所做的，便是把心暂时封闭起来，断绝同外界的联系，不再想什么不再期待什么。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她的判断能力。久美子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停止思考。此后几个月的事她几乎全无记忆。她说不记得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样也不记得。总之等她意识到时，她业已在新家里了。这是她本该在的家，这里有父母，有哥哥和姐姐。但又不是她的家，仅仅是新环境。

久美子尽管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离开祖母而被领回这里的，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已不可能重回新那个家了。问题是这新环境对于六岁的久美子来说几乎是她智能上无从理解的世界。同她迄今所在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一切都面目全非，即使看上去相似的东西，动起来也截然不同。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赖以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理，甚至不能同这个新家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久美子长成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触的少女。她分辨不出谁可以信任谁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偶尔被父母抱在膝上心也松不开来。父母身上的气味是她陌生的东西，那气味使她极度惶惶不安，甚至有时她憎恨那气味。家里唯一能勉强使她敞开心扉的是姐姐。父母对久美子的难以接近感到困惑，哥哥甚至当时便已开始对她的存在采取近乎漠视的态度，唯独姐姐知道她不知所措，知道她静静呆坐在孤独之中。姐姐极有耐心地照料她，同她在一个房间睡觉，同她一点点这个那个地说话，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来看她做功课。久美子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一连哭几个小时时，姐姐总是在身旁静静地抱紧她。姐姐是想尽可能打开一点妹妹的心，所以，假如姐姐不是在她回家第二年死于食物中毒的话，想必很多情况便明显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姐姐一直活着，我想我们一家会多少融洽些的。”久美子说，“姐姐当时虽是小学六年级，但已成为我们家的中枢性存在。如果她不死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都比现在地道些，起码我会比今天多少活得轻松。嗯，明白？从那以来我就始终在家人面前有一种负罪感，暗想自己为什么就没替姐姐死去呢？反正我这样活着对谁都没有帮助，不能使任何人开心。而我父母也好哥哥也好，明明觉察到我有这种想法，也从没对我说一句叫人心暖的话。不仅如此，还每有机会就提起死去的姐姐，说她如何漂亮，如何聪明伶俐，如何惹人喜爱，如何懂得体贴人，如何会弹钢琴。知道么，也让我学钢琴来着，因为姐姐死后留下一架钢琴在家里。可我对钢琴连兴趣都谈不上。我晓得自己不可能有姐姐弹得好，也不愿意一一证明自己所有方面都比姐姐低能。我当不了谁的替身，也不想当。但我的话家人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我的话谁也不听的。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从久美子口里听到这些话时，我对她家人气愤起来——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有过的行为，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没有过的行为。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相识也不过才两个月多一点点。那是一个周日宁静的早晨，两人躺在床上。她像解绳疙瘩似的一个个慢慢摸索着讲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此长时间谈自己对久美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那以前我对她的家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对久美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喜欢绘画，她笔直泻下的一头秀发，以及她右肩胛骨上的两颗痣。此外，对她来说，同我这次是第一次性体验。

说着说着，久美子轻轻哭了。我完全体会得出她想哭的心情。我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

“要是姐姐还活着，我想你也肯定喜欢她。任何人都会看一眼就喜欢上她的。”久美子说。

“也可能那样，”我说，“但我反正就是喜欢你。喏，这事再简单不过。这是我和你的事，同你姐姐毫不相关。”

之后，久美子好一会儿紧闭着嘴静静地在思索什么。星期日早上七点三十分，所有声响都含有柔和而虚幻的韵味。我听到宿舍屋脊上有鸽的足音，听到远处有人呼唤狗的名字。久美子盯视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实在盯视了许久。

“你喜欢猫？”久美子问。

“喜欢的，”我说，“非常喜欢。小时就一直养猫，跟猫一块儿玩，睡觉也一起睡来着。”

“那有多好啊！我小时候也很想养猫，想得不行。可就是不让养。妈讨厌猫。活这么大，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还一次也没到手过，一次也没有哟！不相信吧？你肯定想不出那是怎样的人生。而人一旦习惯了自己总是有求不得的人生，久而久之，甚至对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糊涂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过去或许的确是那个样子。但你已不是小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养猫，选择可以养猫的人生就是。简单得很。你有这样的权利。是吧？”我说。

久美子凝眸注视我的脸。“是啊，”她说。

几个月后，我和久美子谈到了结婚。

如果说久美子在这个家庭里送走了曲折复杂的少女时代，绵谷升则在另外的意义上度过了扭曲变形的少年岁月。他的双亲溺爱这个独生子，但并非仅仅是疼爱，还同时对他提出极多的要求。父亲的信念是：为了在日本这个社会中过上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极力争取优异成绩，极力把更多的人挤到一边去。这是他唯一的信念，对此深信不疑。

还是婚后不久从岳父口中直接听来的：人生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他说，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学校里教的官样文章，纯属梦呓。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爬一格也好。这属于极为健康正常的欲望，一旦人们失去这种欲望，这个国家便只有坐以待毙。对岳父这个见解我未发表任何感想，他也并非要征求我的意见或感想，而仅仅是倾吐自己万世不变的信念。

那时我心想，此后很长时期自己都恐怕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同这般人物呼吸相同的空气。这是第一步，而这一步不知将多少遍地重复下去。想到这里，我从骨髓里产生了一种疲惫感。这乃是浅薄的可怖的不可一世的哲学，其视野中不存在真正从根本上支撑这个社会的无名众生，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生意义的省察，缺乏想象力，缺乏怀疑的目光。然而此人由衷地相信自己正确，没有任何东西能撼动他的信念。

岳母是在东京山手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的高级官僚之女，不具有足以反驳丈夫意见的见解和人格。至少依我的观察，她对于大凡超越自己目力所及范围的事物（实际上她也是高度近视）不具有任何见解。在需要就相对广大的世界表达自己看法时，她总是借用丈夫的意见，或许这样可以免使她给任何人添加麻烦。而她的缺点——如此类女性常常表现的那样——就是无可救药的虚荣。既然不具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便只有借助他人的尺度和视角方能确定自己立足的位置。支配她头脑的仅仅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如此而已。这样，她便成了心目中只有丈夫在省(1)内地位和儿子学历的心胸狭窄的神经质女人。而大凡未进入她视野的，对于她便毫无意义可言。对于儿子，要求他进最有名的高中上最有名的大学，至于儿子作为一个人其少年时代是否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则远在她的想象力之外。如果有人对此流露出哪怕半点怀疑，她恐怕都将认真地气恼一番。在她听来，那无异于无端的人身侮辱。

就这样，父母往绵谷升幼小的脑袋里彻底灌满了他们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两人的关心集中于儿子绵谷升一人身上。父母绝对不允许绵谷升甘拜任何人下风。在班级和学校这种狭小的空间都不能排名第一之人，如何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占鳌头呢！父亲如此训导说。父母总是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不懈地敲打儿子屁股。若是拿回优异成绩，作为奖赏儿子要什么买什么，儿子因此送走了物质上得天独厚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人生最为多愁善感的阶段，他无暇找女朋友，无暇跟同学纵情厮欢。他必须为继续保持第一名——仅仅为这一个目标而拼出吃奶力气。至于这样的生活绵谷升是否喜欢，我不得而知，久美子也不知晓。对她也好对父母也好以至对任何人也好，绵谷升都不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过，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怕除了这种生活他也别无选择。某种思维程序将因其片面性和单纯性而变得无可反驳，我认为。但不管怎样，绵谷升从名牌私立高中考入东大经济系，以接近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

父亲期望他大学毕业后当官或进入某大企业，但他选择了留校当学者的道路。绵谷升并不傻，较之踏入现实社会在集体中行动，还是留在需要系统性处理知识的技能和相对注重个人才学的天地里于自己更为适合。他去耶鲁的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返回东大研究生院，回国后不久依照父亲安排相亲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两年便告结束。离婚后他索性回家同父母住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时，绵谷升业已成了一个相当奇妙的令人不快的角色。

他在距今三年前即三十四岁时写出一本厚书出版了。书是经济学专著，我也拿到手翻过，老实说，完全如坠云雾。可以说每一页都令我不知所云，甚至文字本身都莫名其妙，无法卒读。不知是内容本身难以理解，抑或仅仅行文诘屈聱牙，总之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料此书在专家中间却成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几个评论家写了书评，推崇备至，说该书是“以全新观点撰写的全新品种的经济学”。而对于我，就连书评所云何物都全然不得其解。不久，媒体开始将他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加以介绍，甚至出现了几本专门阐释他这本书的书。他在书中使用的“性经济与排泄经济”一词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报纸杂志为此发了专版专刊，将其捧为新时代的智囊人物之一。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他们理解得了绵谷升这本经济学专著的内容，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翻开过一次。但对于他们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绵谷升年轻并独身，脑袋聪明得写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总之该书的出版使得绵谷升声名鹊起。他开始为五花八门的杂志写评论模样的文章，还上电视充任经济、政治问题评论员，又过不久居然成了“焦点讨论”节目的正式聘员。绵谷升周围的人（也包括我和久美子）谁都不认为他适合干如此风光无限的活计。大家认为他相对有些神经质，属于仅对专业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型人物。岂料一旦登上舆论宣传这方舞台，他居然将派给自己的角色演得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摄像机比面对现实世界远为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绵谷升如此神速的蜕变。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绵谷升身上包装着一看便知是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着相得益彰的领带，架着文质彬彬的玳瑁眼镜，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想必身边有服装发型方面的专门顾问，因为这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不过，纵令是去电视台等场所的临时装扮，他也算是一拍即合地习惯了这种装扮，就差没宣称自己一向如此风流倜傥。当时我暗忖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本来面目到底何处去了呢？

摄像机前他毋宁说是表现得沉默寡言。被问及意见时他使用的是浅显的词句和平明的逻辑，简明而扼要。人们高声争辩时他也总是那么沉着恬淡，不主动挑衅，让对手畅所欲言，最后才将对手论点一语击溃。神情和悦，语声安详，谙熟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且反映在电视画面上时，不知何故，看上去他远比“实物”富有才气值得信赖。长相虽算不得英俊潇洒，但身材颀长，显得发育极佳。一句话，绵谷升在电视这一舆论阵地找到了绝对适合自己的位置。媒体欢喜地接受了他，他也欢喜地接受了媒体。

然而我是讨厌读他的文章，讨厌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我也承认。他能够用简短的语句在短暂的时间里将对方一拳击倒在地，具有瞬间捕捉风向的动物性直觉。但若留心听他的意见看他写的东西，便不难发现其中缺乏连贯性。他不具有植根于深层信念的世界观，他所有的不过是将片面性思维系统进行整合组装而形成的货色。他可以根据需要刹那间将这一组装品改头换面。那是思维序列的巧妙组合，称为一门艺术亦未尝不可。但让我来说，那玩意儿纯属儿戏。如果说他的见解有连贯性可言，其连贯性无非是“他的见解始终没有连贯性”；如果说他尚有世界观可言，其世界观不外乎“自己不具有世界观”。但反过来说，此类缺点甚至又是他的睿智性资产。所谓连贯性及稳固的世界观这种劳什子，对于将世间切成细小条块的媒体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战是不必要的，而无须背负这样的重荷于绵谷升便成了一大优势。

他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故而可以调动全副神经投入纯粹的战斗行为。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大多是从某处现炒现买来的，在某种场合显然空洞无物。但他常如魔术师一般迅速而巧妙地取之于空中，要当场指出其空洞无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人们偶尔窥觉其逻辑的蒙骗性，也还是认为要比其他多数人阐述的正论（正论或许的确纯正地道，无奈要旨推进缓慢，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给视听众以平庸印象）远为新鲜，远为引人入胜。如此招法究竟得自何处我无从推测，但他确实熟知直接操纵民众感情的诀窍。大多数人易受何种逻辑驱使，他完全了如指掌。准确地说，这里无须逻辑，只要乔装打扮成逻辑即可。关键在于其能否调动民众的情绪。

他可以根据需要将深奥的学术用语之类的玩意儿源源不断地排列出来。当然几乎任何人都全然不懂其正确含义，而他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如果你们不懂，责任在于不懂的你们”这样的空气。也有时接二连三兜售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已一一铭刻在他脑子里，而数字自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事后细想，数字的出处果真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根据果真是可信赖的吗？对此从来没有过认真的讨论。数字那东西，或立或卧完全取决于引用方式，这点尽人皆知。然而由于其战术的天衣无缝，多数人不可能轻易发觉其危害性。

如此巧妙的战术使我十分不快，但我无法将这不快恰如其分地讲给别人听。我没有办法加以论证，恰如同不具实体的幽灵较量拳击，无论怎样出拳都只能扑空，因为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对手。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我为之不可思议为之坐立不安。

如此一来二去，绵谷升得以被视为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对世人来说，连贯性那东西大约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追逐的是电视画面上展开的学识性击剑比赛，人们想看的是那上面灿然流动的鲜血，纵令同一人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云牛头不对马嘴，恐也无人理会。

我同绵谷升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久美子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见她父亲之前见一次绵谷升，因我以为儿子自然比父亲同自己年龄接近，事先疏通一下，说不定能为我们周旋一二。

“我看还是别指望他好，”久美子有些难以启齿地说，“说我是说不好，总之他那人不是那种类型。”

“反正早晚得见面的吧？”我说。

“那倒是，倒的确是那样的……”久美子道。

“那就不妨试试，凡事试在先嘛！”

“怕也是，也许真的可行。”

打电话过去，绵谷升似乎对同我见面不大感兴趣，但还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见，三十分钟左右总可抽得出来。于是我们约定在御茶水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碰头。当时他还是没写出什么书的大学普通助教，衣着也不怎么光鲜。夹克口袋因长期插手而胀鼓鼓地平不下去，头发也长了两个星期的生长量。芥末色港衫配蓝灰色苏格兰花呢夹克，颜色根本不谐调，完全是哪所大学都有的年轻助教那副寒酸相。大约他一大早就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而现在稍稍抽身出来，眼睛似有些倦意，但仔细看去，眼底深处还是透出锐利而冷峻的光。

自我介绍后，我说不久打算同久美子结婚。我尽可能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时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准确说来这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尚处于自身摸索阶段。我这样的人要同久美子结婚也许近乎非分之想，但我爱她，自以为可以使她幸福，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几乎未被绵谷升所理解。他抱着胳膊，不声不响听我叙说，说完后他也良久一动未动，仿佛在沉思其他什么。

在他面前，一开始我就感到甚不舒坦，想必是自己所处位置的关系。实际上对着初次见面之人开口就说想同你妹妹结婚也的确不可能令人心里舒坦。但在同他面对面的时间里，我渐渐越过不舒坦之感而变得不快起来，一如释放酸臭气味儿的异物一点点沉积在胃底。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刺激了我，我厌恶的是绵谷升这个人的这张脸。当时我直观地觉得此人脸上蒙着一层别的什么。脸出了差错，不是他真正的脸，我觉得。

可能的话，很想当下离席而去。但既然话已开头，便不能如此不了了之。于是我呷着凉了的咖啡，就此打住，等他开口。

“直率地说，”他以俨然节约能源般低小的声音开腔了，“对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一不很理解，二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种类不同的东西，但我想你恐怕又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从结论上简而言之，既然你想同久美子结婚，久美子想同你结婚，那么我对此既无反对的权利，又无反对的理由，所以不反对，也无须考虑。但希望此后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不要再剥夺我个人的时间——这对我是再重要不过的。”

旋即他觑了眼表，欠身立起。也许他说法上多少有所不同，我未能连具体词句也一一记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当时发言的核心，十分简明扼要。没有多余部分，没有欠缺之处。对他要表达的我已豁然领悟，对他对我这个人有怎样的印象也大致了然。

我们就此告别。

同久美子结婚使我成了此人的妹夫，自然此后亦有几次同绵谷升交谈的机会。其实那也算不上交谈。两人之间确如他所说不存在共同基盘，所以不论怎么谈也不成其为交谈。我们似乎分别在用完全不同的语种说话。较之我们的所谓交谈，艾里克·杜尔菲(2)通过低音单簧管音色的变化来向行将就木的达赖喇嘛讲解选择汽车发动机油的重要性或许多少有益且有效一些。

因同某人交往而情绪长期遭受干扰的情况在我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心情不快而为某人感到气恼或焦躁当然也有，但都时间不长。我有能力（我想不妨称为能力。非我自吹，这绝不是轻易之举）将自身与他人作为分属截然不同领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就是说，当自己心生不快或焦躁不安之时，便将对方暂且移往同自己个人没有关系的另一领域，继而作如是想：好咧！今天我是不愉快不释然来着，但其原因已不在这里而打发去了别处，等以后慢慢查证慢慢处理好了！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情绪暂时冻结起来。事后解冻慢慢查证的过程中，情绪有时的确还受其困扰，但这已近乎例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大多东西都会挥发掉毒气而成为无害物，我自然迟早将其忘去脑后。

在已然过往的人生途中，我运用这种情感处理方式避免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使我的自身世界得以处于较为安详稳定的状态，以致我对自己拥有如此有效的方式感到不无自豪。

然而用在绵谷升身上，这一方式可以说毫不奏效。我无法将绵谷升其人一举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甚至适得其反，而由绵谷升将自己本身轻易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这一现实使我焦躁不安。不错，久美子父亲是傲慢是令人不快，但他终归是固守单一信念的视野狭隘的小人物，所以我可以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但绵谷升不同，他清楚地觉悟到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并且可能对我这个人的内涵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若他有意，他甚至足以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之所以未这样做，不外乎由于他对我毫无兴趣。我之于他，乃是个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打击的对手。我想我对绵谷升感到无奈和不安的原因即在这里。本质上他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华而不实的利己主义者，然而他显然比我本领高强。

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黏滞的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震荡。

其后见到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藏在其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最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就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也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1)　日本的“省”即内阁的部，如外务省相当于外交部等。

(2)　Eric Dolphy，美国爵士乐手（1928—1964）。

7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我将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拿去站前的洗衣店。平时我总是把要洗的东西送往附近一家洗衣店，并非出于偏爱，只是因为离家近。而妻上班路上时常利用站前的洗衣店，上班途中交出，回家路上捎回。她说价钱虽贵一点儿，但功夫比家附近的考究。于是大凡自己珍惜的衣服，即使麻烦些她也拿去站前。所以这天我才决定专门骑自行车跑一次站前。料想她对我把她衣服送去那里是乐意的。

我穿上薄些的绿色棉布裤，蹬上网球鞋，套上久美子从哪里拿回来的为唱片公司做广告用的范·海伦黄色T恤，抱起衬衫裙子走出家门。洗衣店的主人仍用上次那般大的音量听JVC收录机。今早听的是安迪·威廉姆斯的磁带。我推开门时《夏威夷婚曲》刚完，正接着放《加拿大落日》。店主一边用圆珠笔往本子上一个劲写着什么，一边合着旋律很幸福地吹口哨。货架上堆积的盒式音乐磁带中部分曲名可以看清，如《塞吉奥·梅迪斯》、《贝尔特·肯普斐特》和《101弦乐》。他大概是轻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不由心想，难道真有Albert Ayler、Don Cherry和Cecil Taylor的热烈追随者成为站前商业街洗衣店主人这类故事吗？有也未可知。只是他们恐怕不大可能成为幸福的洗衣店主。

我把绿花衬衫和鼠尾草色喇叭裙放在柜台上，他马上打开，粗粗看了一遍，以工整的字体在账单上写了衫裙字样。我喜欢字迹工整的洗衣店主，此外若再爱好安迪·威廉姆斯，简直是无可挑剔。

“是冈田先生吧？”他问。我说是的。他写上我的名字，把复写的那张撕下递给我。“下周二来取，这回请别忘取哟。”他说，“太太的衣服？”

“嗯。”我应道。

“蛮漂亮的颜色嘛。”他说。

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有雨。现在九时三十分都过了，仍有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上班的人朝车站楼梯快步赶路。怕是上班时间迟些的工薪阶层吧。早晨就很闷热，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全都煞有介事地裹着西装，煞有介事地扎着领带，煞有介事地穿着黑皮鞋。我见到不少同我年龄相仿的职员模样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身穿范·海伦T恤。他们西装领上别着公司徽章，腋下挟着《日本经济新闻》。月台铃响了，几个人跑上楼梯。我已经好久没目睹这类人的身影了。回想起来，这一个星期我只在家和自选商场和图书馆和附近区营游泳池之间走来走去。这星期我所见到的，全是主妇和老人和孩子和若干店主。我在这里站立片刻，怔怔地打量穿西装扎领带的人们。

好容易出来一次，我思忖是否该进站前的咖啡馆受用一杯早咖啡什么的，又嫌啰嗦作罢。其实也并非很想喝咖啡。我看了看自己映在花店橱窗里的姿影，T恤下襟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番茄汁上去。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我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吹起了《加拿大落日》。

十一时，加纳马耳他打来电话。

“喂喂。”我拿起听筒。

“喂喂，”加纳马耳他道，“是冈田先生府上吗？”

“是的，我是冈田亨。”第一声就听出打来电话的是加纳马耳他。

“我叫加纳马耳他，上次失礼了。请问，您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我说没有。如候鸟没有用来抵押的资产，我也没有所谓安排。

“那样的话，今天一点我妹妹加纳克里他去府上拜访。”

“加纳克里他？”我以干涩的声音问。

“我妹妹，前几天给您看过照片的，我想。”

“呃，你妹妹我倒是记得。不过……”

“加纳克里他是我妹妹的名字。妹妹作为我的代理前往拜访，一点钟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那就这样吧。”加纳马耳他放下电话。

加纳克里他？

我拿出吸尘器吸地板，整理房间。把报纸归在一处，用绳子捆了扔进壁橱，将散乱的音乐磁带放到架上排列好。在厨房把要洗的东西洗了，然后淋浴，洗头，换上新衣服。又新煮了咖啡，吃了奶油三明治和煮鸡蛋。吃罢坐在沙发上翻看《生活指南》，考虑做何晚餐。我在“羊栖菜·豆腐色拉”那里画了个记号，在采购备忘录上写下所需材料。打开调频收音机，迈克尔·杰克逊正在唱《比利·金》。我开始想加纳马耳他，想加纳克里他。见鬼，这对姐妹，双双取的什么名字？岂不简直成了相声搭档！加纳马耳他、加纳克里他。

毫无疑问，我的人生是在朝奇妙的方向发展。猫跑了。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同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相识并开始在胡同一间空屋里进进出出。绵谷升强奸了加纳克里他。加纳马耳他预言领带失而复得。妻告诉我不工作也未尝不可。

我关掉收音机，把《生活指南》放回书架，又喝了杯咖啡。

一时整，加纳克里他按响门铃。果然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个儿不高，年纪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样子很文静，而且一看即知她惟妙惟肖地保持着六十年代初期的打扮。如果以日本为舞台拍摄《美国怀旧》，加纳克里他想必可以凭这副打扮被遴选为特约演员。她一如照片上那样头发蓬蓬松松，发端呈螺旋状。脑门上的头发被紧紧拽往脑后，卡了一把闪烁其辉的发夹。黑色的眉毛用眉笔勾勒得跃然脸上，睫毛油渲染出不无神秘意味的眼影，口红也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时的流行色。若让她拿起麦克风，很可能径自唱起《安琪儿乔尼》。

当然，她的衣着要比其化妆简朴得多普通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务性的。上身是式样简单的白衬衫，下身是同样简单的绿色紧身裙，饰物之类一概没有。腋下一个白色的漆皮包，脚上白色的尖头船形鞋，是小号的，后跟尖尖细细如铅笔芯，同玩具鞋无异。我不由大为折服：穿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能走到这里来。

较之照片，真人远为漂亮，漂亮得说是模特都不为夸张。看见她，恍惚在看往日的东宝电影：加山雄三和星由里子出场了，坂本九郎扮演送外销饭的伙计，这当儿哥斯拉(1)扑上前来……

不管怎样，我把克里他让进家中，请她在客厅沙发坐下，热了咖啡端上。我问她吃了午饭没有，因看上去她总好像还空着肚子。她说还没吃。

“不必介意，”她慌忙补充道，“不用管我的，午间一般只吃一点点。”

“真的？”我说，“做三明治不费什么事，用不着客气。这类小东西我早已做惯了，手到擒来。”

她轻轻摇了好几下头，说：“谢谢您的好意。真的没有关系，请别再张罗。咖啡就足可以了。”

但我还是在碟子里装了巧克力小甜饼端出来。加纳克里他吃了四个，看上去吃得很香。我也吃了两个，喝了咖啡。

吃罢饼干喝完咖啡，她多少显得舒缓下来。

“今天我是代替姐姐来的。”她说，“我叫加纳克里他，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当然这不是我的原名，原名叫加纳节子。现在的名字是给姐姐当帮手之后才启用的。怎么说呢，算是职业用名吧，和克里特岛(2)没什么关系，也没去过克里特岛。只是姐姐用了马耳他那个名字，就适当选了个相关的称呼。克里他这个名字是马耳他选的。对了，冈田先生您去过克里特岛吗？”

很遗憾，没去过，我回答。没去过，短时间里也没去的打算。

“克里特岛迟早要去一次。”她说，旋即以甚为一本正经的神情点了下头。“克里特是希腊距非洲最近的海岛，是个大岛，古代文明很发达。姐姐马耳他也到了克里特岛，说那里好极了。风大，蜂蜜特别香甜。我特别喜欢蜂蜜。”

我点头。我不怎么喜欢蜂蜜。

“今天来有一事相求，”加纳克里他说，“请允许取一点府上的水。”

“水？”我问，“你是说自来水？”

“自来水就行。此外如果这附近有井，也想取一点井水。”

“我想附近没有井，但在别人家院子里倒是有一眼，不过干了出不来水。”

加纳克里他以颇有些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井真的出不来水么？的确是那样的？”

我想起女孩往井里扔砖块时那“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说：“的确干涸了，没错儿。”

“也罢。那就取府上自来水好了。”

我领她走进厨房。她从白漆皮包里拿出两个小药瓶样的容器，在一个里面装满自来水，小心翼翼拧紧盖子。然后她说想去浴室。我把她领进浴室。浴室里晾满了妻的内衣裤和长筒袜，加纳克里他并不介意，拧开水龙头往另一瓶里灌了水，拧好瓶盖，倒过来看是否漏水。两个瓶盖颜色不同，以区别浴室水和厨房水。装浴室水那个是蓝色，装厨房水那个是绿色。

折回客厅，她把两个小药瓶塞进小小的塑料冷藏盒，封上拉链式盒盖，很珍贵似的收入白漆皮包。随着“咔”一声脆响，皮包卡口合上。看那手势，不难知道同样作业她不知重复过多少次。

“这就行了？”我问。

“嗯，现在这就行了。”说罢，加纳克里他理一下裙摆，做出要挟包从沙发上站起的姿态。

“等等，”我说，我全然没料到她将如此唐突地离去，很有点狼狈，“请等一下，猫的下落那以后怎么样了？老婆很想知道。不见都快两个星期了，要是有一点点线索，务请指点才好……”

加纳克里他生怕被人抢走似的挟着漆皮包注视我的脸，随后微微点了几下头。一点头，下端卷起的头发像六十年代初期流行的那样蓬蓬松松地摇摇颤颤。而一眨眼，又黑又长的假睫毛便如黑奴手上的长柄扇一般慢慢一上一下。

“直言相告，姐姐说这话讲起来恐怕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还要长”这一说法，使我联想起一望无际且一无所有的旷野上唯一高高耸立的木桩。随着太阳的西斜，桩影迅速伸长，前端肉眼早已看不见了。

“是的。因为这不仅仅限于猫的失踪。”

我有些困惑。“可我只是希望弄清猫的下落。仅此一点。猫找到就可以了。如果死了，我想核实一下。这怎么会变得还要长呢？我不明白。”

“我也不大明白。”说着，她把手放在头上闪闪发光的发夹上，稍稍往后推了推。“但请你相信我姐姐。当然不是说姐姐无所不知。不过既然姐姐说‘讲起来话长’，那么那里边就的确应有‘讲起来话长’的情由。”

我默然颔首，再无话可说。

“您现在忙吗？往下可有什么安排？”加纳克里他以郑重其事的语调问。

“一点也不忙，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犹如切根虫夫妇不具有避孕知识，我也不具有什么安排。不错，我是打算在妻回来之前去附近自选商场买几样东西，做“羊栖菜·豆腐色拉”和里加托尼虾番茄酱。但一来时间绰绰有余，二来并不是非做不可。

“那么，就稍微说说我自身的事好么？”加纳克里他道。她把手里的白漆皮包放在沙发上，手交叉置于绿色紧身裙的膝部。两手的指甲染成好看的粉红色，戒指则一个也没戴。

就请说吧，我说。于是我的人生——加纳克里他按门铃时我便已充分预料到了——愈发朝奇妙的方向伸展下去。

(1)　日本东宝制片厂1954年摄制的一部影片名称，亦为影片主人公的怪兽的名字。在海底沉睡的怪兽因原子弹爆炸醒来大肆毁坏城市。影片以其特殊摄影技巧在当时大受欢迎。

(2)　“克里特”和“克里他”在本书原文中为同一词。但在日语中，“克里特”之“特”与“马耳他”之“他”同音（ta），作者的原意是借此提示加纳马耳他与加纳克里他的姐妹关系，故译文中逢人名译作“克里他”，以体现作者此意。

8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考察

“我生于五月二十九日。”加纳克里他开始讲述，“二十岁生日的晚上，我决心中断自己的生命。”

我把换上新咖啡的咖啡杯放在她面前，她往里放进牛奶，用羹匙缓缓搅拌，没加糖。我像平日那样不加糖也不放奶，干喝一口。座钟发出“嗑嗑嗑”的干涩声音叩击时间的墙壁。

加纳克里他目不转睛地逼视我说：“还是按顺序从更早一点讲起吧，也就是从我的出生地、家庭环境讲起，好吗？”

“请随便讲好了，无拘无束地、水到渠成地。”

“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三。”加纳克里他说，“姐姐马耳他上边有个哥哥。父亲在神奈川县开一家医院。家庭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普普通通的随处可见的家庭。父母崇尚勤劳，做人十分认真，对我们管教虽严，但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小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允许我们有一定自主性的。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父母的方针是不铺张浪费，不给孩子不必要的钱，过的是莫如说更接近简朴的生活。

“姐姐马耳他比我大五岁，她从很小时候就多少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她可以说中很多事情：刚才几点几点病房有患者去世啦，不见了的钱包掉在哪里哪里啦，简直百发百中。起始大家觉得有趣，如获至宝似的，但不久就渐渐有点害怕起来。父母告诉她不可在别人面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况且父亲身为医院的院长，从这个角度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从那以来马耳他就紧紧闭上了嘴巴，不仅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就连家常话也几乎不参与了。

“只是，马耳他对我这个妹妹一向畅所欲言。我们姐妹很要好。她先说千万别跟别人说哟，然后悄悄告诉我什么附近不久会有火灾啦，住在世田谷的婶母病情要不妙啦等等。实际上也给她说中了。我还是个孩子，觉得好玩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感觉什么不是滋味什么不寒而栗。从我刚一懂事，就一直跟马耳他形影不离，一直听她的（预言）。

“马耳他这种特殊能力伴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但她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不懂得如何发挥，始终为此感到烦恼。她不能找人商量，不能请人指教。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她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马耳他必须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解决这一切，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出所有答案。在我们家里，马耳他生活得绝不幸福，心情一刻也松弛不下来。她必须抑制自己的能力，躲开别人的注意，正像一棵总想往大处长的植物被按在小花盆里栽培。这是不自然的，错误的。马耳他只明白一点，就是自己必须尽早尽快脱离这个家。她开始认为在世界某处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正常天地，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她必须乖乖忍到高中毕业。

“走出高中，马耳他没上大学，她决心单独去外国另辟新路。但我的父母过的都是极其常规的人生，不可能轻易答应她。于是马耳他千方百计攒钱，瞒着父母偷偷远走高飞。她先到夏威夷，在考爱岛住了两年。因为她从一本书上得知考爱岛北海岸有个水较好的地方。马耳他从那时就对水怀有极浓的兴趣，她坚信水的成分对人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在考爱岛生活。考爱岛当时还有个不大的嬉皮士团体，她就作为团体的一员生活在那里。那里的水给马耳他的灵性以很大的影响。她可以将水纳入体内从而使肉体与灵性‘更加融合起来’。她写信告诉我那里实在妙不可言，我读了也十分高兴。但过了不久，她就不很满足于那个地方了。那里确实美丽而平和，人们摈除物欲追求精神的恬适，然而人们又过于依赖致幻剂和性的放纵，而这是加纳马耳他所不需要的。于是两年后她离开了考爱岛。

“接着她到了加拿大，在美洲北部各处转了转，然后去了欧洲大陆。她每到一地都喝那里的水，发现了好几处出水极好的地方，但都不是完全的水。马耳他就这样不断地旅行，钱用完了，就占卜算卦，从失物和寻人的人手里取得酬金。她并不喜欢拿酬金，将天赋能力换为物质绝不是好事，但当时她别无谋生手段。马耳他的卜算在哪里都得到好评，弄钱没费多少时间。在英国还帮了警察的忙，找出埋藏一个失踪小女孩尸体的场所，还在那附近找到犯人掉下的手套。结果犯人被捕，很快招供。这事还上了报纸呢！下次有机会给您看看那张剪报。就这样她在欧洲四处流浪，最后来到马耳他岛。到马耳他已是她离开日本第五个年头了，那是她找水的最后一站。那儿的情况您一定听马耳他讲过了吧？”

我点下头。

“马耳他流浪期间总给我写信——因故写不成的时候除外——一般每星期都写一封长信来，写她现在哪里干什么。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虽说天各一方，但信使我们息息相通，在某种程度上。信写得真好，您读了也会了解到马耳他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好人。我通过她的信了解了世界的丰富多彩，知道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姐姐的信就是这样给我以鼓励，帮助我成长，在这点上我深深感谢姐姐，不想否认。不过，信总归是信。在我一二十岁最艰难的阶段最需要姐姐在身边的时候，姐姐始终远在天边，伸手摸哪里也没有姐姐。在家中我孤零零一人，我的人生是孤独的。我送走了充满痛苦的——这痛苦一会儿再细说——青春时代，没有人可以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姐姐同样孤独。假定那时有马耳他在旁边，我想我的人生肯定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她会提供中肯的建议，把我救出困境，可现在再怎么说也是没用的了。正如马耳他必须自己一个人寻求自己的出路一样，我也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归宿。二十岁时我决心自杀。”

加纳克里他拿起咖啡杯，喝里面剩的咖啡。

“好香的咖啡嘛！”她说。

“谢谢。”我装作不经意地说，“有刚煮好的鸡蛋，可以的话，尝尝好么？”

她略一迟疑，说那就吃一个吧。我从厨房拿来煮蛋和盐末，往杯里倒咖啡。我和加纳克里他慢慢剥鸡蛋吃，喝着咖啡。这时间里电话铃响了，我没接。响了十五或十六次后戛然而止。加纳克里他看上去根本就没意识到电话铃响。

吃罢鸡蛋，加纳克里他从白色的漆皮包里掏出小手帕拭了下嘴角，还拉了拉裙摆。

“下决心死后，我准备写遗书。我在桌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想写下自己寻死的原因。我要留下话说自己的死不怪任何人，完全由于我自身的缘故。我不希望我死后有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我没能把遗书写完。我反复改写了好多次，但无论怎么改写，都觉得十分滑稽好笑。甚至越是认真地写，越觉得滑稽。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写。考虑死后如何又有什么用呢！我把写坏的遗书统统撕得粉碎。

“这其实很简单，我想，不外乎因为自己对人生失望罢了。我无法继续忍受自己的人生持续施与自己的种种样样的痛苦。二十年时间里我始终遭受这些痛苦。我的所谓人生，无非长达二十年的痛苦连续，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努力忍受痛苦。对努力我绝对怀有自信，我可以拍着胸口在这里断言：我努力的程度敢和任何人相比。就是说我没有轻易放弃抗争。可是在迎来二十岁生日那天我终于这样想道：实际上人生并不具有我为之付出如此努力的价值，二十年简直活得一文不值，这些痛苦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她一时沉默下来，摆正膝上白手帕的四个角。垂头时，黑黑的假睫毛在她脸上投下安详的阴影。

我清清嗓子，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遂默然不语。远处传来拧发条鸟的鸣声。

“我决心死完全由于痛苦。由于疼痛。”加纳克里他说，“但我所说的痛不是精神上的痛，不是比喻性质的痛，我说的痛纯粹是肉体上的痛，单纯的、日常的、直接的、物理的，因而实实在在的痛。具体说来，有头痛、牙痛、月经痛、腰痛、肩酸、发烧、肌肉痛、烫伤、冻伤、扭伤、骨折、跌伤……就是这类痛。我远比别人频繁而强烈得多地体验这种种痛苦。例如，我的牙似乎生来就有毛病，一年到头总有地方痛，即使刷得再仔细次数再多再少吃甜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怎么预防都必得虫牙。加之我又属于麻醉药不大见效的体质，看牙医对我真就像是噩梦。那实在是无可形容的痛苦，是恐怖！此外月经痛也非同小可。我的月经极端地痛，整整一个星期下腹部都像有锥子往里钻似的痛。还有头痛。您恐怕很难明白，那实在痛得叫人掉泪。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遭受这严刑拷打般的痛苦。

“坐飞机时，气压的变化总是把脑袋弄得像要裂开似的。医生说大概是耳朵结构的问题，说如果内耳结构对气压变化敏感，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乘电梯也经常如此。所以即使上很高的楼我也不乘电梯，一乘脑袋就痛得像要四分五裂像血要从里边喷出。另外，一星期还至少有一次胃痛，一绞一绞地痛，早上简直起不来床。去医院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造成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痛是照样痛。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坚持上学，因为要是一痛就不上学，差不多就别想上学了。

“撞上什么东西，身体必定留下痕迹。每次对浴室镜子照自己身体时，都恨不得哭上一场，身上就像开始腐烂的苹果，到处黑一块紫一块。所以我不愿意在人前穿游泳衣，懂事后就几乎没去游过水。脚的大小左右不一样，每次买新鞋都伤透脑筋，很难买到左右差那么多的。

“这么着，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上初中时一次硬给别人拉去溜了一次冰，结果滑倒跌伤了腰，那以来每到冬天那个部位就一剜一剜地痛得厉害，就像一根粗针猛扎进去一样。从椅子起立都跌倒过好几次。

“还严重便秘，三四天排一次，除了痛苦没别的。肩酸也非比一般。酸起来肩简直硬成一块石头，站都站不稳，可躺下也还是受不了。过去从什么书上得知中国有一种刑罚，把人好几年关在狭窄的木笼里，我想那个痛苦大概就是这种滋味。肩酸最厉害时几乎气都喘不上来。

“此外不知还能举出多少自己感受过的痛苦，不过没完没了尽说这个您怕也觉得枯燥，还是适可而止吧。我想告诉您的是：我的身体百分之百是一部痛苦记录簿。所有所有的痛苦都降落在我头上。我想自己是在被什么诅咒。无论谁怎么说，我都认为人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同我一样背负痛苦活着，我也未尝不能忍受。可是并非如此。痛是非常不公平的东西。关于痛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但谁都不晓得真正的痛是怎么回事。世上大多数人平时都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痛。得知这点（明确认识到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悲伤得差点儿落泪。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非得背负如此残酷的重荷活下去不可呢？可能的话，真想一死了之。

“但同时我也这么想来着：不怕，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肯定哪天早上醒来时痛苦会不告而辞地突然消失，而我将开始无忧无虑无苦无痛的全新的人生。可我毕竟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一咬牙如实告诉了姐姐，说自己不情愿活得这么辛苦，问到底怎么办才好。马耳他想了一会，对我这样说道：‘我也觉得你确实出了什么差错，至于错在哪里，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还不具有做出那种判断的能力，我能说的只是——无论如何你都最好等到二十岁，熬到二十岁再决定各种事情。’

“这样，我就决定死活熬到二十岁再说。可好几年过去，情况半点也不见好转。不但不好转，反而痛得变本加厉。我明白过来的只有一点，就是‘伴随着身体的长大，痛苦的量也相应增大’。但八年时间我都挺过来了，我尽量注意去发掘人生美好的一面。我已不再对任何人发牢骚，再痛苦我也总是努力面带微笑，哪怕痛得站立不稳我也迫使自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反正哭也罢发牢骚也罢都减轻不了痛苦，只有徒然使自己更加窝囊委屈。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开始受到很多人喜欢。人们认为我是个老实和气的姑娘，比我大的人信赖我，同年龄的人不少和我成了朋友。要是没有痛苦，我的人生我的青春真可能充满阳光。可惜痛苦总跟着我，就像我的影子。每当我稍稍开始忘记的时候，痛苦就马上赶来猛击我身体某个部位。

“上大学后我有了个恋人，大学一年级时失去了处女的贞洁。但那对我——当然在预料之中——彻头彻尾是一种痛苦。有过体验的女友告诉我忍耐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痛了，不要紧。然而事实上忍耐多久痛苦都不肯离去。每次和恋人睡我都痛得直流泪，对性交也就完全没了兴致。一天我对恋人说我固然喜欢你，但这种痛我再不想遭受第二次了。他大为意外，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肯定是你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他说，‘放松一点就行了，痛就没有了，甚至觉得舒坦。大家不都在干么，怎么可能就你干不了呢！你努力不够，说到底是太姑息自己了。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疼痛，啰嗦这个强调那个又顶什么用呢！’

“听他这么说，以前的忍耐一下子山洪暴发。‘开什么玩笑！’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痛苦！我感到的痛可不是一般的痛，我知道大凡所有种类的痛。我说痛时就真正地痛！’接着我一古脑儿说了以前自己体验过的所有的痛，但他似乎一样也理解不了。真正的痛这东西，没有体验的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随后我迎来了二十岁生日。我苦苦忍耐了二十年，总以为会有一个根本上的光辉转折，然而不存在那样的奇迹。我彻底绝望了，后悔不如早死！我不过绕着弯路延长自己的痛苦罢了。”

一气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她面前放着盛蛋壳的盘子和喝光了的咖啡杯，裙子膝部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她陡然想起似的觑了眼搁板上的座钟。

“抱歉，”加纳克里他用低涩的声音说，“话比预想的长多了。再占用时间恐怕您也为难。废话连篇，不知怎么道歉才好……”

说着，她抓起白漆皮包带，从沙发上站起。

“请等等，”我慌忙劝阻。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她这么有头无尾地就此结束。“如果介意我的时间，那没有这个必要。反正今天下午有空闲，既然说到这里了，就请说到底如何？还有很长没说吗？”

“当然很长。”加纳克里他站着俯视我道。她双手紧攥包带。“不妨说，这还只算是序言吧。”

我请她稍等一下，走进厨房，对着洗碗池做两次深呼吸，从餐橱里拿出两个玻璃杯，放冰块进去，斟上冰箱里的橙汁，将两个杯放到小托盘上，端起折回客厅。这些动作是慢慢花时间进行的，但折回时加纳克里他仍凝然伫立未动。当我把橙汁杯放在跟前时，她这才改变主意似的在沙发上坐下，把皮包放在旁边。

“真的不要紧吗？”她确认似的问，“把话彻底讲完？”

“当然。”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橙汁喝了一半，开始继续下文。

“不用说，我没有死成。我想您也知道，要是死成了，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坐在这里喝橙汁。”说罢，加纳克里他盯住我的眼睛。我用微笑表示同意。她继续说：“我要是按计划死去，问题也就最后解决了。死了，永远没了意识，也就再感觉不出疼痛了，而这正是我希望的。不幸的是我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我去哥哥房间提出借车用一下。刚买的新车，哥哥脸色不大好看。我没管那么多。买车时他也向我借了钱，没办法拒绝。我接过车钥匙，钻进那辆闪闪发光的丰田MR2，开车跑了三十分钟。新车，才跑了一千八百公里，很轻快，一踩加速板就忽地冲向前去，正合我意。快到多摩川大堤的时候，我物色到一堵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石墙，那是一座公寓楼的外墙，又碰巧位于丁字路口的横头。为了加速，我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后将加速板一踩到底，驱车一头扎向墙壁。我想时速应有一百五十公里。车头撞墙的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

“然而对我来说不幸的是，墙壁远比外表酥软得多。大概工匠偷工减料没打好墙基，墙壁倒塌，车头一下成了馅饼。但仅此而已。墙壁不够硬，承受不住车撞。而且，也许我脑袋乱套了——竟忘了解安全带。

“这样，我剩了条命。不光命剩了，身上还几乎完好无损。更奇怪的是，痛也几乎没有感到。真有点儿鬼使神差。我被送去医院，折断的一条肋骨很快接好了。警察来医院调查，我说什么也不记得。也许说过把加速板错当刹车板踩了。警察对我的话全部信以为真，毕竟我才二十岁，拿驾驶执照还不过半年，再说表面上我怎么也不像想自杀那种类型，何况根本就没有系着安全带自杀的。

“但出院后有几个伤脑筋的现实问题等着我。首先我必须代还那辆报废MR2车的分期付款。糟糕的是由于同保险公司在手续上有一点出入，车还没进保险范围。

“早知如此，借保险手续完备的外租车就好了！但当时没想到什么保险，更不至于想到哥哥那辆傻车没入保险而自己又自杀未遂。毕竟以一百五十公里时速冲向石墙，能这么活下来已很是不可思议。

“不久，公寓管理协会来单子讨修墙费。付款通知单上写着1 364 294日元。这个我必须支付，须用现金马上支付。无奈，我向父亲借钱付了。但父亲这人在金钱上一丝不苟，叫我分期偿还。他说事故说到底是你惹出来的，钱要一元不少地好好还！实际上父亲也没什么钱，当时医院扩建，他也正为筹款伤脑筋。

“我再次考虑去死，这回一定要死得利利索索。我打算从大学主楼十五层跳下，死保准不成问题。我察看了好几次，找准一个可以跳下的窗口。说实话，我真险些从那儿跳下。

“但当时有什么把我制止了，有什么发生了变异，有什么爬上了心头。‘有什么’在紧急关头恰如从后面拦腰抱住我似的将我制止了。但我意识到这‘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却花了相当长时间。

“疼痛没有了。

“自那次事故住院以来，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事情一个接一个，一时天昏地暗，致使我未能觉察到。但疼痛那东西的确从我身上不翼而飞了，头痛没有了，胃痛也没有了，连折断的肋骨也差不多感觉不出痛。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总之所有疼痛都消失了。

“于是我想暂且活着试试。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

“但对我来说，活着不死也就意味着还债。债款总共超过三百万日元。这样，为还债我当了妓女。”

“当妓女？”我愕然道。

“是的，”加纳克里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要在短时间内搞到钱。我想尽快还清债款，而此外我又别无立竿见影的弄钱手段。这完全没有什么好踌躇的。我认真地想死过，而且迟早也还是要死。那时也无非是对于没有疼痛的人生的好奇心使我暂且活着。同死相比，出卖肉体算不得什么。”

“那倒也是。”

加纳克里他用吸管搅拌着冰已融化的橙汁，呷了一小口。

“问个问题可以吗？”我问。

“可以，请说好了。”

“你没有就此跟姐姐商量过么？”

“马耳他那时一直在马耳他岛修行。修行期间姐姐绝对不告诉我她的地址，怕分散注意力，妨碍修行。所以，姐姐在马耳他三年时间，我几乎没能给她写信。”

“是这样。”我说，“不再喝点咖啡？”

“谢谢。”加纳克里他说。

我去厨房热咖啡。这时间我望着排气扇，做了几次深呼吸。咖啡热好后，倒进杯子，同装有巧克力小甜饼干的碟子一起放在盘上端回客厅。我们吃着小甜饼喝了一会儿咖啡。

“你想自杀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问。

“二十岁时，距今六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事。”加纳克里他回答。

一九七八年五月是我们结婚的月份。其时正值加纳克里他要自杀，加纳马耳他在马耳他岛修行。

“我到热闹场所跟合适的男人打招呼，谈好价，就去附近旅馆上床。”加纳克里他说，“对性交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肉体痛苦。不痛了，不像以前。快感也丝毫没有，但痛苦没有了，只是肉体的动作罢了。我为钱性交，对此没有任何负罪感。我被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感笼罩着。

“进款非常可观。第一个月我就存了差不多一百万。如此持续三四个月，还债应该绰绰有余。大学上课回来，傍晚上街，最迟不超过十点干完回到家里。对父母我说是在饭馆当女侍。谁也没有怀疑我。一次还钱太多难免惹人生疑，我就一个月只还十万，其余存入银行。

“不料一天晚上，我仍像往常那样来到车站附近，正要向男人打招呼时，胳膊突然被两个男的从背后抓住了。我以为是警察，但细看之下，原来是这一带的地痞。他们把我拉进小胡同亮出匕首样的东西，直接把我带到附近的事务所。他们将我推进里边一个房间，扒光绑了，然后慢慢花时间强奸我，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那时间里我紧闭眼睛，尽量什么也不想。这不难做到，因为既无痛感又无快感。

“之后，他们给我看了录像，说若我怕被公开，就得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没收了我钱包里的学生证，说要是说个不字，就把录像带拷贝寄到我父母那儿，把钱统统榨干。我别无选择。我说无所谓，照你们说的做就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错，加入到我们团伙里边做，或许到手的钱少些，’他们说，‘因为我们拿进款的七成。但你省去拉客时间，也不用担心给警察抓走，还给你找品质好些的客人。像你这样没个分晓地向男人打招呼，早晚要给人勒死在旅馆里！’

“我再不用站街头了，只消傍晚到他们事务所报到，按他们说的去指定旅馆就行。他们给我找的确实是上等客，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我受到特殊对待。外表上我是怯生生的，还似乎比其他女孩有教养，想必有不少客人喜欢我这种类型。别的女孩一天一般至少接三个客，我一天一两个也可以的。别的女孩手袋里装有BP机，一听事务所叫必须急忙赶到哪里一座低档旅馆，同来路不明的男人上床。而我大体上都是事先约好了的，场所也基本上是一流旅馆，也有时去什么公寓的套间。对象大多是中年人，个别时候也有年轻人。

“每星期去事务所领一次钱。款额是没有以前多，但若加上客人单独给的小费，也还是够可以的。提出格要求的客人当然有，但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求越是出格，他们给的小费就越多。有几个客人好几次指名要我，他们通常都是出手大方的人。我把钱分存在几家银行里。实际上那时候钞票已不在话下了，不过是数字的罗列罢了。我大约只是为确认自己的麻木感而一天天活着。

“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确认自己身上是否有可以称为疼痛的感觉。我睁开眼睛，慢慢集中注意力，从头顶到脚尖依序确认自己肉体的感觉。哪里也不再痛。至于是疼痛不存在，还是疼痛本身存在而我感觉不到，我无由判断。但不管怎样，疼痛消失了。不仅痛感，任何种类的感觉都荡然无存。确认完起床，去卫生间刷牙。我脱掉睡衣，光身用热水淋浴。我觉得身体轻得很，轻飘飘的，感觉不出是自己的身体，就好像自己的灵魂寄生于不属于自己的肉体。我对着镜子照了照，但照在里边的人仿佛距自己很远很远。

“没有疼痛的生活——这是长期梦寐以求的。然而实现之后，我却不能够在新的无痛生活中很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里边有一种类似错位——显然是错位——的东西。这使我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同世界的任何场所都格格不入。以前我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日甚一日地憎恶它的不公平不公正。然而至少在那里边我是我，世界是世界。可现在呢，世界甚至不成其为世界，我也甚至不成其为我了。

“我开始变得好哭了。白天一个人去新宿御苑或代代木公园，坐在草坪上哭。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哭出声来，往来的人直盯盯地看着我也不在乎。我后悔那时没有死成。要是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一死了之该有多妙！而眼下在这麻木感的笼罩中，我连自行中断生命的气力都没有了。那里没有疼痛没有欢喜，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了。”

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拿起咖啡杯，往杯里俯视有时，尔后轻轻摇下头，把杯放回托碟。

“见绵谷升先生也是那期间的事。”

“见绵谷升？”我一惊，“作为客人？”

加纳克里他静静地点头。

“可是，”我停了一会，默默斟酌词句，“不好明白啊！你姐姐跟我说你好像是被绵谷升强奸了的。莫不是另外一回？”

加纳克里他拿起膝上的手帕，再次轻擦一下嘴角，继而窥视似的看我的眼睛，瞳仁里有一种让我困惑的东西。

“对不起，能再来一杯咖啡？”

“好的好的。”说着，我把茶几上的杯子撤到盘里，去厨房热咖啡。我双手插进裤袋，倚着控水台等咖啡煮沸。当我手拿咖啡杯折回客厅时，沙发上的加纳克里他不见了，她的皮包她的手帕一切都不见了。我去门口看，她的鞋也不见了。

糟糕！

9　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早上送走久美子，我去区营游泳池游泳，上午是游泳池人最少的时间。游罢回家，在厨房煮了咖啡，边喝边反复思索加纳克里他尚未讲完的奇妙身世。我依序一一回想她的话，越想越觉得奇妙。但想着想着脑袋运转不灵了。困了，要晕过去似的困。我倒在沙发上闭起眼睛，很快睡了过去。我做了个梦。

梦中加纳克里他出现了。但最先出现的是加纳马耳他。梦境中的加纳马耳他戴一顶蒂罗尔式帽，帽上有一支又大又鲜艳的羽毛。尽管那里（大约是宽敞的大厅）人多拥挤，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头戴新潮帽子的加纳马耳他，她一个人坐在吧台那里，眼前放一个大玻璃杯，杯里好像装着热带果汁饮料。但加纳马耳他沾没沾嘴唇，我还看不清楚。

我身穿西装，扎着那条带水珠形图案的领带。见到她，想立即过去，但被人堆挡着前进不得。好歹挤到柜台前时，加纳马耳他已不见了，唯独热带果汁饮杯孤零零地放着。我在邻座坐下，要了杯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吧侍者问苏格兰要哪种，我说要CuttySark(1)。牌子什么都无所谓，只是最初浮上脑际的是CuttySark。

还没等要的酒上来，背后有人像抓什么易碎器皿似的悄悄抓起我的胳膊。回头，见是一个没有面孔的男子。是否真的没有面孔我闹不清楚，反正该有面孔的部位被阴影整个遮住，看不清阴影下有什么。“这边请，冈田先生。”男子说。我想说句什么，他却不给工夫开口。“请到这边来，时间不多，快点！”他抓着我的胳膊快步穿过嘈杂的大厅，来到走廊。我没怎么挣扎，由他领着沿走廊走去。此人起码知道我的姓名，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做此举动，其中必有某种缘由和目的。

无面男子沿走廊走了一会，在一扇门前止住脚步。门上房号牌写着208。“没锁，你来开门。”我顺从地打开门。里面房间很大，颇像旧式酒店的套间。天花板很高，垂着古色古香的枝形吊灯。但吊灯没开，只有小小的壁灯发出幽幽的光。所有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

“威士忌那里有，你要喝的是CuttySark吧？别客气，只管喝好了。”无面男子指着门旁的酒柜道，旋即把我留下，悄悄关上门。我全然摸不着头脑，在房间正中久久伫立不动。

房间墙上挂着大幅油画，画的是河。为了平复心情，我看了一会油画。河上一轮月亮，月亮隐隐约约照着河对岸。对岸到底是怎样的风景我无法把握。月光过于朦胧，所有轮廓都扑朔迷离。

如此时间里，我开始特别想喝威士忌。我准备按无面男子的吩咐开酒柜喝威士忌，可是酒柜怎么也打不开。原来看似拉门的，全是足可乱真的装饰门。我试着推拉大凡凸起的部位，还是没办法打开。

“没那么好开的哟，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道。我这才发觉加纳克里他也在。她依然那身六十年代初期装束。“打开需要花费时间。今天是不可能了，别再费劲了！”

当着我的面，她像剥豆荚一样三下五除二脱光身子。没有声明没有解释。“喂，冈田先生，抽不出足够的时间，尽快完事吧！事情很复杂，来这一次都好不容易的。”言毕，她来到我跟前拉开我裤前拉链，极其顺理成章似的取出我那东西，随即悄然俯下粘有假睫毛的眼睛，整个放入口中。

她的口比我想的大得多。我那东西马上在她口中变硬变大。她每次动舌头，卷曲的头发都有如微风吹拂般地轻轻摇颤，发尖触摸着我的大腿根。我所看见的，只有她的秀发和假睫毛。我坐在床沿上，她跪于地板，把脸埋在我的小腹。“不行了。”我说，“绵谷升马上就要来了，碰在一起可不得了。我可不愿意在这种地方见到那小子。”

“不怕。”加纳克里他把嘴移开，“那点时间还是有的，别担心。”

接着，她再次把舌尖舔在那里。我不想射，却不能不射。感觉上就好像被什么吞没了一样。她的嘴唇和舌头一如滑溜溜的生命体牢牢钳住我不放。我一泻而出，旋即醒来。

简直一塌糊涂！我去浴室洗内裤，又用热水细细冲洗身体，以便将黏糊糊的感触去掉。多少年没遗精了？最后一次遗精是什么时候？我努力回想，但想不起来。总之是久远得无从想起的往事了。

淋浴出来正用浴巾擦身时，电话铃响了，是久美子打来的。刚刚梦里在别的女人身上发泄过，同久美子说话多少有点紧张。

“声音怪怪的，出什么事了？”久美子说。她对这类事敏感得可怕。

“没什么的，”我说，“晕乎乎打了个盹，刚醒。”

“唔。”她满腹狐疑地说。那狐疑从听筒里传导过来，弄得我愈发紧张。

“对不起，今天要晚点儿回去，很可能九点以后，反正饭在外边吃。”

“好的，晚饭我一个人随便对付一顿。”

“请原谅。”她说，像蓦然想起补充上去似的。尔后稍停一下，放下电话。

我注视了一会儿听筒，然后走进厨房，削个苹果吃了。

自六年前同久美子结婚到现在，我一次也没同别的女人睡过。倒也不是说自己对久美子以外的女性全然感觉不到性欲，也并非压根儿没这样的机会，不过是我没刻意追求罢了。原因我解释不好，大约类似人生途中事物的先后顺序吧。

只有一次由于偶然的势之所趋在一个女孩宿舍住过。我对那女孩怀有好感，她也觉得同我睡觉未尝不可。对方这个心思我也看得出来，但我并未同她睡。

她在事务所和我一起工作了几年，年龄比我小两三岁。她负责接电话，协调大家的工作日程。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干，直觉好，记忆力出色。谁现在何处做何工作，有何资料入何卷柜——她几乎有问必答。所有约定也由她安排。大家喜欢她，信任她。我和她个人之间也算要好的，两人单独出去喝了几次。很难说长得漂亮，但我中意她的脸形。

她因准备结婚而辞去工作的时候（男方由于工作关系调往九州），最后一天我同单位其他几个人一起邀她去喝酒。归途乘同一电车，时间也晚了，我便把她送到宿舍。到宿舍门口，她问我可否进去喝杯咖啡。我虽然记挂末班电车时间，但一来往后说不定见不到了，二来也想借咖啡醒醒酒，便进到里边。的确像是单身女孩住的房间，里面有一个人用不无豪华的大冰箱和缩在书柜里的小组合音响。她说冰箱是一个熟人白送的。她在隔壁换上便服，进厨房做了咖啡，两人并排坐在地板上说话。

“嗳，冈田，你可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具体点儿说。”交谈中顿时，她突如其来地问。

“没什么特别害怕的，我想。”我略一沉吟答道。害怕的倒可能有几样，但若说到特别，还想不起来。“你呢？”

“我害怕暗渠。”她双臂搂着膝盖说，“暗渠知道吧？不露出地面的水渠，盖着盖子的黑漆漆的暗流。”

“知道。”我说，但我想不起字怎么写。

“我是在福冈乡下长大的。家附近淌着一条小河，就是常见的灌溉用的小河。河淌着淌着就成了暗渠。那时我两三岁，和附近年龄比我大的孩子一起玩耍来着，同伴们让我坐上小船顺流而下，那肯定是他们常玩的游戏。可是当时下雨涨水，小船从同伴手中挣脱开来，带着我射箭似的朝渠口冲去。要不是附近一位老伯伯正巧路过那里，我想我保准被吞入暗渠，世上再没有我这个人了。”

她用左手指碰了下嘴角，仿佛在再次确认自己是否活着。

“那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仰面朝天躺着，两边是石墙似的河岸，上面是无边无际的很好看的蓝天。我就这样一个劲儿一个劲儿顺流而下，不知道情况有什么变化。但过了一会我忽然明白前头有暗渠，真的有！暗渠很快就要临近，把我一口吞下。一股阴森森冰冷冷的感触即将把我包笼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记忆。”

她啜了口咖啡。

“我害怕，冈田，”她说，“怕得不行，怕得受不了，和那时候一样。我被一个劲儿冲去那里。我没有办法从那里逃开。”

她从手袋里掏出烟衔上一支，擦火柴点燃，慢慢吐了一口。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吸烟。

“你是说结婚的事？”

她点下头：“是，是结婚的事。”

“结婚上可有什么具体问题？”我问。

她摇摇头：“倒也没什么可以称为具体问题的问题，我想。当然细节性的说起来是说不完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气氛上我又必须说点什么。

“即将同谁结婚这种问题，任何人恐怕都多多少少有着差不多同样的心情，例如担心弄不好自己会犯大错什么的。莫如说感到不安是正常的，毕竟决定同谁生活一辈子不是个小事。但那么害怕我想是不必要的。”

“那么说倒简单。什么任何人都如此，什么全都差不多……”

时针已转过十一点，必须设法适当结束谈话离开。

不料没等我开口，她突然提出希望我紧紧拥抱她。

“这是为何？”我吃了一惊。

“给我充电嘛！”她说。

“充电？”

“身体缺电，”她说，“好些天来，我几乎每天都睡不实。刚睡就醒，醒就再也睡不着。什么都想不成。那种时候我就很想有个人给我充电，要不然很难活下去，不骗你。”

我怀疑她醉得厉害，便细看她的眼睛，但眼睛和往常一样机灵而冷静，丝毫没有醉意。

“可你下周要结婚了哟！叫他抱不就行了，怎么抱都行，每天晚上抱都行。结婚那玩意儿为的就是这个。往后就不至于电气不足了。”

她不应声，双唇紧闭，定定地看着自己的脚。两只脚整齐地并在一起。脚白白的，很小，生着十只形状姣好的脚趾。

“问题是现在，”她说，“不是什么明天什么下周什么下个月，是现在不足！”

看样子她是的的确确想得到谁的拥抱，于是我姑且搂紧她的身体。事情也真是奇妙。在我眼里，她是个能干而随和的同事，在一个房间工作，开玩笑，有时一块儿喝酒，然而离开工作在她宿舍抱起其身体来，她不过是暖融融的肉团儿。说到底，我们仅仅是在单位这个舞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一旦走下舞台，抹去在台上相互给予对方的临时形象，我们便不过是不安稳不中用的普通肉团儿，不过是具有一副骨骼和消化器官和心脏和大脑和生殖器的半热不冷的肉团儿。我搂着她的背，她把乳房紧紧贴在我身上。实际接触起来，她的乳房比我想的要丰满柔软。我在地板上倚墙坐着，她全身瘫软地靠住我。两人一声不响，就这样久久抱在一起。

“这回可以了吧？”我问。听起来不是自己的声音，好像别的什么人在替我说话。我察觉她点了下头。

她身穿一件运动衫和一条及膝的薄裙，但我很快得知她那下面什么也没有穿。于是我几乎自动勃起。她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勃起。她热乎乎的气息一直呼到我脖颈上。

我没和她睡，但最终给她“充电”充到两点。她请求我不要丢下她回家，要我在这里抱她抱到她睡着。我把她带到床上，让她躺下，但她总是睡不着。我就一直抱着已换穿睡衣的她“充电”。我感觉到她的脸颊在我的臂弯里变热，胸口怦怦直跳。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地道，但此外又找不出处理这种情况的办法。最简单不过的是同她睡，而我尽量将这一可能性逐出脑海。我的本能告诉我不应该那样。

“嗳，冈田，别为今天的事讨厌我，我只是缺电缺得不知怎么好。”

“没什么，我很理解。”我说。

我本想往家打个电话。问题是该如何向久美子解释呢？说谎我不愿意，而逐一道明原委我也不认为就能得到久美子的理解。想了一会，索性作罢。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两点离开她房间，回到家已三点了。找出租车费了时间。

无须说，久美子很生气。她没有睡，坐在厨房餐桌旁等我。我说和同事喝酒了，喝完又打了麻将。她问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能打，我说没想起来。她当然不信，谎言马上露了马脚。因为我有好几年没打什么麻将了，况且我这人天生就不会说谎。最终，只好如实招供，从头到尾招供——只省略了勃起部分。我说真的和她什么事也没有。

久美子三天没和我开口，全然没有开口。睡觉分两个房间，饭各吃各的。可以说是我们婚姻生活遭遇的最大危机。她对我真的动了气，我也十分理解她所以动气的心情。

“如果你处于我这个角度，你会怎么想？”沉默三天后，久美子对我这样说道。这是她第一句话。“如果我一个电话也不打，星期天下半夜三点才回来，回来说刚才跟一个男的躺在一张床上，但什么事也没干放心好了相信我，只是给那个人充电，这就吃早餐吃完好好睡个大觉，你能不生气你能相信？”

我默然。

“你可是比这还严重！”久美子说，“你起始说谎来着！起始你说跟某某喝酒打麻将。不折不扣的谎话！又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没和那人睡？怎么能让我相信你那不是谎话？”

“一开始说谎是我的不对，”我说，“所以说谎，是因为说实话太麻烦，三言两语说不清。但这点希望你相信：的确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久美子在桌上趴了一会。我觉得周围空气似乎正一点点稀薄下去。

“我说不好，除了说希望你相信，说不出别的来。”我说。

“既然你说希望我相信，相信就相信吧。”她说，“不过有一点你记住：我也许迟早会对你做出同样的事，那时你可得相信我。我有这样做的权利。”

她还没有行使这个权利，我不时想她行使时我会怎样。或许我会相信她，但恐怕同样是以一种复杂而无奈的心情。何苦非特意那样做不可呢？而那无疑是久美子当时对我怀有的心情。

“拧发条鸟！”有谁在院子里喊我。原来是笠原May。

我边用浴巾擦头发边走进檐廊。她坐在檐廊里咬着拇指指甲，戴一副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的深色太阳镜，乳黄色棉布裤，黑色港衫，手里拿着资料夹。

“从那儿跳墙过来的。”笠原May手指砌块墙，拍了拍裤子的灰，说，“估计差不多才跳的，幸好真是你家。跳错跳到别人家可就不大妙了。”

她从衣袋掏出短支“希望”点燃。

“噢，还好？”

“凑合吧。”我说。

“跟你说，我马上就去打工，可以的话不一块儿去？这工作要两人一组，和认识的人一起做，我也轻松些。不是么，第一次见面的人总是问这问那，什么十几岁啦，干吗不上学啦，啰啰嗦嗦的。弄不好，还可能碰上变态分子，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的吧？所以，要是你肯同我搭档，作为我也松了口气。”

“可是上次你说过的假发公司那项调查？”

“正是，”她说，“一点到四点在银座数秃脑袋瓜子的个数罢了，容易着哩。再说对你也有帮助。你这光景，早晚也要秃的，趁现在多多观察研究一番，岂不很有好处？”

“可你大白天不上学在银座做这个，不会给抓去教养？”

“只消说是社会实践课搞调查就行了嘛。总是用这手蒙混过关，没事儿。”

我没有特别要做的事，于是决定与她同行。笠原May往公司打电话，说马上就过去。电话中她说话还是很像样的：是的，我想和那个人搭伴儿一起做。嗯，是那样的。没关系。谢谢。知道了，明白了，我想十二点多可以赶到。考虑到妻可能提前回来，我留了个字条，说六时返回，然后同笠原May一块儿出门。

假发公司位于新桥。笠原May在地铁中简单介绍了调查内容。她说就是站在街头数点来往行人中秃脑袋（或称头发简约者）的人数，并根据秃的程度分成三个等级。梅——看上去头发约略稀疏者；竹——相当稀疏者；松——彻底光秃。她打开资料夹，取出调查用的小册子，给我看里面的各种秃例，果然根据程度将所有秃法划分为松竹梅三级。

“基本要领这就明白了吧？就是说秃成什么样的人归为哪一等级？细说倒多得说不完的，大致哪种属哪级该心中有数了吧？差不多就行。”

“大致是明白了。”我信心不大足。

她旁边坐着一个明显达到“竹”级的职员模样的胖男人，显得很不自在地不时往那小册子斜上一眼。笠原May则全然不当回事。

“我负责区分松竹梅，你在旁边，当我说松说竹时往调查表上记录就成，怎么样，容易吧？”

“倒也是。”我说，“不过这项调查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那我就不晓得了。”她说，“那帮人四处搞这调查的，新宿呀涩谷呀青山呀，怕是调查哪条街上秃头人最多吧，或许调查松竹梅人口比例也不一定。反正不管怎样，那帮人有余钱，所以才往这方面开销。毕竟假发是赚钱行当，奖金比那一带的贸易公司还多出好多。晓得为什么吗？”

“这——”

“因为假发的寿命实际上相当有限。你也许不知，一般都超不过两三年。最近的假发做得十分精巧，消耗也就格外厉害。顶多两三年一过，就要换新的了。由于紧贴头皮，压得假发下面的原生发比以前更薄，必须换戴更为严实合缝的。这么着——总之就是说——要是你用假发用两年不能再用了，你难道会这么想：呃，这假发玩完了，报销了，可买新的又花钱，也罢，明天开始我就不戴假发上班好了！你会这么想不成？”

我摇摇头：“大概不至于。”

“就是嘛，不至于的嘛。就是说，人一旦启用假发，就注定要一直用下去，所以假发公司才发财的。一句话，跟药品经销商一回事，一旦抓住客人，那人就一直是客人，恐怕一直到死。不是么，你听说哪个秃脑瓜子一下子生出黑油油的头发来？假发那玩意儿，价格差不多个个都五十万，最费工的要一百万哩！两年就更新一个，活活要命，这。汽车还开四五年嘛！而且不是还能以旧换新吗？可假发周期比这还短，又没什么以旧换新。”

“有道理。”我说。

“再说假发公司还直接经营美容院，人们都在那里洗假发剪真发。还用说，总不好意思去普通理发店往镜前一坐，道一声‘好咧’取下假发叫人理发吧，话说不出口嘛。光是美容院这项收入都好大一笔。”

“你知道的事可真不少！”我叹服道。她身旁那位“竹”级职员模样的人物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谈话。

“噢，我嘛，跟公司关系不错，问了好多好多事，”笠原May说，“那些人赚得一塌糊涂嘛。让东南亚那种低工资地方做假发，毛发都是当地收购的，泰国啦菲律宾啦。那地方的女孩们把头发剪了卖给假发厂。有的地方女孩嫁妆钱就是这么来的。世界也真是变了，我们这儿哪位老伯伯的假发，原本可是长在印度尼西亚女孩头上的哟！”

给她这么一说，我和那位“竹”级职员不由得条件反射地环视车厢。

我们两人到新桥那家假发公司领了装在纸袋里的调查表和铅笔。这家公司销售额据说在同行业排名第二，但公司门口简直静得鸦雀无声，招牌一个也没挂，以便顾客无拘无束地出入，纸袋和表格上也只字未印公司名称。我把姓名住址学历年龄填在临时工登记表上交给调查科，这里也静得出奇，没有人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没有人挽起衣袖物我两忘地猛敲电脑键盘。个个衣着整洁，工作悄无声息。或许理所当然吧，假发公司见不到有人秃头。其中说不定有人头上扣着自己公司的产品，但我分不清哪个戴假发哪个没戴。在我此前见过的公司中，这里的气氛最为奇妙。

我们从这里乘地铁来到银座大街。还有点时间，肚子也饿了，两人进“日日皇后”吃了汉堡包。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要是秃了，戴不戴假发？”

“戴不戴呢，”我沉吟道，“我这人凡事就怕麻烦，秃就秃吧，或许就那样算了。”

“嗯，肯定那样合适，”她拿纸巾擦去嘴角沾的番茄酱，“秃那玩意儿，我觉得并不像本人想的那么惨，用不着放在心上。”

我“唔”了一声。

吃罢，两人来到和光前面的地铁入口处坐下，数了两三个小时头发稀疏者人数。坐在地铁入口往下看上下阶梯的人的脑袋，确实最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头发的态势。笠原May一报松或竹，我就记在纸上。看来她对此项作业甚为熟练，一次也没迟疑、含糊或改口过，极其迅速而准确地将发疏程度分为三级。为了不引起步行者注意，她以低而短促的声音报出“松”、“竹”。有时一次好几个头发稀疏者通过，这时她就要“梅梅竹松竹梅”地快嘴快舌。一次有一位颇有风度的老绅士（他本身一头银发）观看了一阵子我俩的作业，然后向我问道：“请问，二位在此做的是什么呢？”

“调查。”我简短回答。

“什么调查？”他问。

“社会调查。”我说。

“梅竹梅。”笠原May低声对我说。

老绅士以不解的神情又看了一会，终于作罢离去。

一路之隔的三越百货大楼的时钟告知四点，两人结束调查，又去“日日皇后”喝咖啡。工作倒像不费什么力气，但肩部和脖颈异常酸硬。也可能是我对暗暗数点秃头人数这一行为有某种类似愧疚的感觉所使然。乘地铁返回新桥公司途中，一看见秃头者就反射性地区分以松以竹。这很难说是令人惬意的事，却又怎么也控制不住，犹势之所趋。我们将调查表交给调查科，领了酬金。就劳动时间和内容而言，款额相当可以。我在收据上签了字，将钱装入衣袋。我和笠原May乘地铁到新宿，转小田急线回家。差不多到下班高峰了，我实在有好久没挤电车了，但并无什么亲切感。

“工作不坏吧？”笠原May在电车上开口道，“轻松，报酬也过得去。”

“不坏。”我含着柠檬糖道。

“下回还一起去？一周就一次。”

“去也无所谓。”

“喂，拧发条鸟，”沉默了一会，笠原May突然想起似的说，“我这么想来着，人们所以怕秃，大概因为秃容易使人想起人生末日什么的。就是说，人一开始秃，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正在遭受磨损，觉得自己朝着死亡朝着最后消耗跨进了一大步。”

我就此想了想，说：“这种想法的确有可能成立。”

“嗯，拧发条鸟，我时常心想：慢慢花时间一点点死去，到底是怎么一种滋味呢？”

我不大明白她究竟要问什么，依然抓着吊环，换个姿势盯视笠原May的脸：“慢慢一点点地死去，这具体指哪种情况呢，比如说？”

“比如说吧……对了，比如被单独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没吃没喝，一点一点地渐渐死去。”

“那恐怕确实难受、痛苦，”我说，“尽可能不要那样的死法。”

“不过，拧发条鸟，人生在根本上或许就是那样的吧——大家都被关进一个黑洞洞的地方，吃的喝的都被没收了，慢慢地、渐渐地死去，一点一点地。”

我笑道：“以你这个年纪，就时不时有这么极为pessimistic(2)的念头！”

“pess ……什么意思？”

“pessimistic。就是只找世间阴暗面来看。”

pessimistic，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

“拧发条鸟，”她扬起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道，“我才十六岁，不太晓得世上的事，但有一点可以充分断定：假如我是pessimistic的，那么世上不pessimistic的大人统统都是傻瓜蛋！”

(1)　原为神话中的妖婆名，十九世纪曾用为英国运茶商船名。

(2)　英语“悲观厌世”之意。

10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搬来现在这座独门独院的房子，是婚后第二年秋天。那以前住的高圆寺公寓因要改建，不得不从中迁出，我们到处物色又便宜又方便的住房，但不超过预算的很不容易找到。我舅舅听说此事，便问暂时住到他在世田谷的自有房子去如何。那是他还年轻的时候买下的，自己住了十几年。舅舅本打算把变旧的房子拆了，另建一座更好用些的新房，但由于建筑规定的关系未能称心如愿。有消息说不久将放松规定，舅舅就一直等着。但那期间若无人入住成为空屋，势必被课以税金。而若租给陌生人，又怕不再租时惹出麻烦。所以舅舅说，为了避免征税，作为名义上的租金只付给此前所付公寓租金（那是相当低廉的）那个数目就行了，只是需搬出时得在三个月内搬出。对此我和妻亦无意见。税金上的事固然不大明了，但能以低租金住上独门独院——即使为期不长——实在是求之不得的。距小田急线是有相当一段路，好在房子四周环境好，位于幽静的住宅地段，虽小也还有个院子。房子诚然是人家的，但实际搬来一住，很有一种我辈也“自立门户”的实感。

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此人从不说三道四，性格基本算得上爽快开通。但唯其不多说话，也就多少有点高深莫测的地方。然而亲戚中我对这位舅舅最有好感。他从东京一所大学毕业出来就进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连续播了十来年后，道一声“腻了”辞职离开，在银座开了一间酒吧。酒吧小而朴实无华，却以配制地道的鸡尾酒而小有名气，几年工夫便另外拥有了几家饮食店。他似乎具有适合做此买卖的才智，每家店都相当红火。当学生时一次我问舅舅你开的店怎么都那么一帆风顺呢，例如在银座同一地段几家看上去同样的店有的热火朝天有的关门大吉，其中缘故我不明白。舅舅摊开双手给我看：“魔感。”舅舅一脸认真的神情，此外再没说什么。

舅舅身上真可能有类似魔感的东西，但不止于此，他还有到处发掘优秀人才的本事。舅舅以高薪优待那些人，那些人也仰慕舅舅而勤恳工作。“对正合心意的人要舍得花钱，舍得给机会。”舅舅一次对我说，“大凡能用钱买下的，最好别计较得失，买下就是。剩下的精力花在不能用钱买的方面不迟。”

舅舅晚婚，到四十五岁经济上取得成功后才终于成家。对方比他小三四岁，离过婚，也有相当的资产。至于在何处如何同其相识的，舅舅不说，我也揣度不出。总之一看便知是个有教养的敦厚的女性。两人没有子女。似乎她前次婚姻也未生育，也许因此不欢而散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舅舅作为四十五岁之人，即使称不上阔佬，也算到了不为钱玩命劳作也未尝不可的地步。除店里的收益之外，还有出租房屋和公寓的收入，投资分红亦非小数。由于在生意场中周旋的关系，在我们这个以从事保守性职业和生活节俭而为人知的家族中，舅舅多少有点被视以白眼，而他本人原本也不喜与亲戚交往，唯独对我这个外甥向来没少关照，自我上大学那年母亲去世而同再婚的父亲闹别扭之后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东京过清苦日子的时候，舅舅常让我在他设在银座的几家店里白吃白喝。

舅舅舅母说独门独院住起来麻烦，便搬到麻布坂上的一座公寓居住。舅舅不甚追求奢华的生活，唯一的嗜好是买罕见的小汽车。车库里有老式的美洲豹和阿尔发罗密欧，两辆都已近乎古董了，但由于保养十分精心，竟如初生婴儿一般通体焕然。

因事给舅舅打电话时，顺便问起笠原May家——有件事我不大释然。

“笠原——”舅舅沉吟了一会，“笠原这个姓记忆中没有。在那里住时我独身一人，和近邻根本没往来。”

“同笠原家隔条胡同的后面，有座空房子。”我说，“以前像有个姓宫胁的人住，现在空着，木板套窗上钉了钉子。”

“宫胁我很清楚，”舅舅说，“那人过去开了几家饭店，银座也有一家。也是生意上的关系，见面聊过几次。老实说，店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店，但位置好，经营上我想还是顺利的。宫胁那个人脾性随和得很，公子哥儿出身吧！不知他是不晓得辛苦还是辛苦与他无缘，总之属于总长不大那种类型。被什么人引诱着玩起了股票，好家伙，行情不妙的时候扔了好些钱进去，结果遭殃了，土地房子饭馆全都得脱手。事也不巧，当时他为开新店刚把房子土地抵押进去，正好比撤了顶梁柱又遭横来风。好像有两个正是好年纪的女儿吧……”

“那以来房子就一直没人住吧？”

“哦，”舅舅说，“没人住？那，肯定是所有权上出了差错，资产处于冻结状态或有其他什么吧。不过，那房子再便宜也最好别买哟！”

“当然，再便宜也买不起的。”我笑道，“可又是为什么呢？”

“我买自己房子时大致查问过，那里有很多蹊跷事。”

“闹鬼什么的不成？”

“闹不闹鬼我不知道，反正在宅基方面听不到什么吉利话。”舅舅说，“战前那里住着一个什么相当有名的军人。大校，是陆军顶呱呱的拔尖人物，战争期间在华北来着。他率领的部队在那边立了不少战功，同时也好像干了很多丧尽天良的勾当。一次就杀了将近五百个战俘，抓了好几万农民当劳工，大半被虐待死了——听说的，具体不清楚。战争快结束时他被召回国内，在东京迎来停战。从周围情况看，他很有可能因战犯嫌疑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在中国飞扬跋扈的将军、校官一级的一个接一个被MP(1)押走，而他不打算受审，不想当众受斥后被处以绞刑，认为与其那样，还不如自行绝命。所以，当这个大校看见美军吉普在家门口停下，美国兵从车上下来时，便毫不犹豫地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本想剖腹，但已没那个工夫了。手枪可以速死。他太太也追着丈夫吊死在厨房了。”

“噢。”

“其实来的是个普通GI(2)，找女朋友家迷了路，停吉普车只是想找人问路。你也知道，他家一带的路，第一次来的人不大容易搞清。人这东西，把握生死关头可不是件简单事。”

“是啊。”

“于是那房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给一个女电影演员买下了。过去的人，又不是名演员，想必你不知晓名字。女演员在那里——对了——住了十年左右吧。独身，和女佣两个人住。岂料女演员搬进那房子不出几年就患了眼疾，眼花，很近的东西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但身为演员，总不能戴着眼镜表演，那年月隐形眼镜也没现在这么好用，又不普及。因此，她总是事先仔细察看拍摄现场的地面情况，从这里前行几步有什么，从那里往这边几步又有什么——这么一一记在脑袋里之后才表演。往日松竹(3)的室内剧好歹可以应付下来，但有一天她一如往常察看完现场，放心回到休息室后，一个不知内情的年轻摄影师把已固定妥当的好多物件都移动了一下。”

“唔——”

“结果她一脚踩空摔落下去，不能走路了。视力也越来越差——怕是同这次事故有关——简直跟失明差不多。可怜，人还年轻，又漂亮。电影当然不能演了，光在家里静静待着。如此一来二去，她彻底信任的女佣同一个男的卷逃了，从银行存款到股票，干干净净。不像话！你猜她怎么样了？”

“从事情发展看，反正不会是叫人开心的结局吧？”

“是啊，”舅舅说，“给浴缸装满水，把脸浸进去自杀了。我想你也明白，那样的死法不是意志很坚强的人是做不到的。”

“真不开心。”

“半点都不开心。”舅舅说，“那以后不久，宫胁买了那片地。环境好，地势高，日照充足，地方又大，谁都想弄到手。但他也听说了以前住户不大好的下场，就索性把旧房子连同地基全部拆除，重新建了一座，还请人驱了邪。然而看来还是不行。住在那里总没好事！世上就有这样的地方。白给我都不要。”

在附近自选商场采购完回来，我准备好晚餐用料，收回晾好的衣服，叠好放进抽屉，进厨房煮咖啡喝了。电话铃一次未响，安静的一天。我歪在沙发上看书，无任何人打扰。院子里时而响起拧发条鸟的鸣声，此外再无堪称声响的声响。

四时许有人按门铃。是邮递员。说是挂号信，递过一封很厚的信。我在回执上盖了印章，接过信来。

漂亮的和纸(4)信封上用毛笔黑黑地写着我的姓名住址。看背面，寄信人姓名是“间宫德太郎”，住址是广岛县某某郡。无论间宫德太郎这姓名还是其广岛县住址，我都全无印象，而且从毛笔字迹来看，间宫德太郎像是相当上年纪的人。

我坐在沙发上拿剪刀剪开信的封口。信笺是旧式长卷和纸，同样是一气流注的毛笔字。字委实漂亮，像是出自有教养人之手。而我这方面无此教养，读起来甚为吃力。行文亦相当古板，但慢慢细读之下，上面写的内容大致还是懂了。信上说，本田先生——我们过去常去见面的占卜师本田先生已于两周前在目黑自己家中去世。死于心脏病发作。据医生介绍，没怎么受折磨，很短时间就停止了呼吸。信中还写道，他是孤身一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幸吧。早上帮忙做家务的人前来打扫房间时，发现他已趴在地炉上死了。间宫德太郎说他二战期间曾作为陆军中尉在中国东北驻扎过，战斗中因偶然机会同本田伍长(5)成为生死之交。这次遭逢本田大石氏去世，按故人恳切的遗愿代其分发纪念性遗物。故人就此留下了非常详尽的指示。“本人仿佛已预料到自己死期将近，遗书详细而缜密。其中写道倘若冈田亨先生亦肯屈纳一件将深感荣幸云云。”信中继续道，“想必冈田先生正处于百忙之中，但如蒙念及故人遗愿而收此藉以缅怀故人的些许纪念性遗物，作为同样来日无多的故人战友，委实不胜欣慰之至。”信最后写有其在东京的下榻处——文京区本乡二丁目××号间宫某某转交。他大概是住在亲戚家。

我在厨房餐桌上写回信。本想用明信片就事谈事，拿起笔来却硬是想不起合适字眼。最终这样写道：有缘承故人生前诸多关照。想到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往日若干场景蓦然萦回脑际。虽然年龄殊异，且仅仅往来一年，但深感故人身上有某种摇撼人心之处。先生对不才如我亦指名留物纪念，坦率说来实出意料之外。但既是故人所望，自然恭受不辞，还望于便中明示。

我把明信片投进附近的邮筒。

死而后生，诺门坎——我自言自语道。

久美子回来时已快夜里十点了。六点前打来电话，说今天可能晚归，叫我先吃，她在外面对付一餐。我说可以，便一个人简单做晚饭吃了，然后继续看书。久美子回来后说想喝啤酒，我取出中瓶啤酒，两人各喝一半。她显出疲倦的样子，面对厨房餐桌支颐坐着，我搭话也不怎么应声，似乎在想别的什么。我告诉她本田先生去世了。哦？本田先生去世了？她叹息说道。不过也到年龄了，耳朵又听不清，她说。但当我说到给我留了纪念物时，她像看见天上突然掉下什么似的惊道：

“给你留下纪念物了，那个人？”

“是啊。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给我留纪念物。”

久美子皱眉沉思良久。

“或许你合他的心思吧。”

“可我跟那个人话都没怎么说上几句呀！”我说，“至少我这方面没怎么开口，反正说什么对方都听不明白，只是每月一次跟你老老实实坐在他面前洗耳恭听罢了。而且他讲的几乎全是诺门坎打仗的事，扔燃烧弹哪辆坦克起火哪辆没起火等等，尽是这些。”

“不明白啊。反正是你什么地方合他的意了，肯定。那种人脑袋里的事我是理解不了。”

说完她又沉默下去。一种不大舒服的沉默。我扫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到来月经尚有时日。也许单位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猜想。

“工作太忙？”我试着问。

“多少。”久美子眼望仅喝过一口的啤酒杯说，口气里夹杂着一点儿挑衅意味。“晚回来是我不好。办杂志嘛，总有忙的时候。不过这么晚以前不常有的吧？这还是没等做完硬回来的，理由是自己结婚有家。”

我点头道：“工作嘛，难免晚些，这个没关系。我只是担心你是不是累了。”

她淋浴的时间很长。我喝着啤酒，“啪啪啦啦”翻看她买回来的杂志。

无意间手往裤袋里一插，里边仍揣着打工酬金。我还没有把钱从信封里取出，也没对久美子说起打工的事。倒不是有意隐瞒，只是一错过说的机会就不了了之了。而且时间一过，我竟莫名其妙地有些难以启齿起来。认识了附近一个奇特的十六岁女孩，两人一起去假发公司打工，报酬意外地好——这么一说也就罢了。若久美子再应一句“噢是吗不错嘛”，事情或许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她说不定想知道笠原May其人，说不定不欣赏我同一个十六岁女孩的相识。那样一来，我势必从头至尾一一说明笠原May是怎样一个女孩，同我在何处如何相识。而我又不大擅长一五一十向别人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从信封里掏出钱，放进钱夹，将信封揉成团扔进废纸篓。人大约就是这样一点点弄出秘密来的，我想。其实并非我存心对久美子保密。原本就不是重要事项，说与不说均无不可。然而一旦通过了这段微妙的河道，无论最初用意如何，终归还是蒙上了秘密这层不透明外衣。加纳克里他一事亦是如此。加纳马耳他妹妹来访的事我对妻说了，告诉说其妹妹的名字叫加纳克里他，六十年代初期打扮，来我们家取自来水水样，但加纳克里他随后突然和盘托出其莫名其妙的身世、没等说完又突然不辞而别，这些则略去未说。原因是加纳克里他的身世异乎寻常，要向妻完整地传达其细微的意趣于我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也可能久美子不喜欢加纳克里他事毕后仍长时间赖着不走向我公开其个人啰啰嗦嗦的过去。于是这个在我也成了小小的秘密。

而作为久美子，说不定也对我保有类似的秘密，我想。果真如此我也不能责备她。任何人都有一点秘密，只是，我保有秘密的倾向恐怕比她要强些。相对说来，久美子属于心直口快那种类型，边说边想那种类型，可我却不是。

我有点感到不安，便去卫生间看她。卫生间门大开着，我站在门口看妻的背影。她已换了素蓝色睡袍，站在镜前用浴巾擦头发。

“哎，找工作的事，”我对妻说，“作为我还是反复想了许多，跟朋友打个招呼，自己也四下打听过。工作不是没有，想做什么时候都能做，只要我定下心，明天就可以上班。可是心总好像定不下来。我也闹不明白，不知该不该差不多就把工作落实下来。”

“所以不是跟你说过了么，你乐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她看着我映在镜中的脸道，“又不是今天明天非落实不可。要是担心经济上的事就不必了。但如果说你觉得不工作精神不踏实，对我一人外出工作而你在家做家务有心理负担的话，暂且找点事做也行。我反正怎么都无所谓。”

“当然早晚必找事做，这是不言而喻的。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东游西逛混日子，迟早要工作的。但老实说，现在的我不晓得做什么工作合适。辞职后有一段时间我本想再找法律方面的工作干干，毕竟那方面的门路我多少有一点，可现在心情变了，离开法律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法律那东西枯燥无味，觉得那不是自己干的活计。”

妻看着我镜中的脸。

“但若问我自己想干什么，却又没有想干的。有人命令我干我觉得一般事都干得来，但对自己想干的事却画不出图像。这就是我眼下面临的问题：没有图像！”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想搞法律呢？”

“反正就是想来着。”我说，“原来就喜欢看书，我原想在大学学文学的，但在选择专业时又这样想来着：文学那玩意儿——怎么说呢——怕更是属于自发性质的。”

“自发性质？”

“就是说，文学那东西不是专门学习研究的东西，而大约是从极为平常的人生中自然涌现出来的。因此我选择了法律。当然对法律的确是有过兴趣的。”

“现在没了？”

我喝了口啤酒。“不可思议啊。在事务所工作那阵子也还是干得蛮来劲的。所谓法律，无非高效率搜集资料归纳疑点，里边有战略，有诀窍，所以认真干起来也还是蛮好玩的。可一旦远离那个世界，就再也觉不出它有什么吸引力了。”

“我说，”妻放下浴巾，转向我道，“讨厌法律，不干什么法律工作不就是了？司法考试什么的忘去脑后不就是了？没有必要慌手慌脚找工作嘛。既然没有图像，那就等图像出现好了。可以吧？”

我点头道：“早就想跟你说明一下，说一下我是如何如何想的。”

她“唔”了一声。

我进厨房洗杯子。妻走出卫生间，在厨房餐桌前坐下。

“对了，今天下午我哥来了个电话。”她说。

“噢。”

“他像在考虑参加竞选，或者说差不多已决定出马了。”

“竞选？”我吃了一惊，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竞选？莫不是竞选国会议员？”

“是啊。新潟伯父选区那边问他下次选举能否出任候选人。”

“可不是说已定下由伯父的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在那个选区出马，也就是你那个在电通当董事什么的堂兄退职回新潟吗？”

她取出一支棉球签开始捅耳朵。“差不多是那样定下的，但最终堂兄还是提出不干，说家已安在东京，工作也有滋有味的，懒得现在又回新潟当什么议员。太太反对也是一大原因。总之不乐意牺牲家庭。”

久美子父亲的长兄由新潟选区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已连任四五届。虽算不得重量级，但还是有一定资历，一度坐过不甚重要的大臣交椅。他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下届选举很难出马，因而需要有人承袭那个选区的地盘。伯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压根儿无意当政治家，担子自然落到了次子头上。

“加上选区那边无论如何都想要哥哥过去。人家要的是年轻有为脑袋好使顶呱呱的人，要的是能够连任几届有希望在中央成为实权派的人。这么着，哥哥就成了最佳人选。知名度高，又可拉到年轻人的票。说起来，在当地滚爬摔打他那人是死活做不来的，好在后援会厉害，说那个包在他们身上，愿意住在东京也不要紧，只要选举时带着身子回去就成。”

我想象不好绵谷升当国会议员是怎么个架势。“对这个你怎么看？”

“他那人跟我没关系。当国会议员也罢当宇航员也罢，想当什么随他当去。”

“可他又为什么特意找你商量呢？”

“何至于！”她换上冷淡的语气，“不是找我商量，他那人哪里会找我商量呢！只是告诉我一声罢了，说有这么回事，好坏把我当作家族一员。”

“唔。”我说，“不过离过婚，单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不会成为问题？”

“会不会呢？”久美子说，“什么政治呀选举呀，我不太懂，也没兴趣。这个且不管，不过他那人再不结婚倒有可能，无论跟谁。本来就不该结什么婚的。他追求的是别的东西，和你我追求的截然不同，这点我早知道。”

“哦。”我应了一声。

久美子把两支棉球签用纸巾卷了扔进垃圾篓，然后扬脸凝视着我说：“过去，一次哥哥正手淫的时候给我撞见了。我以为谁也不在就开门进去了，原来他在里边。”

“手淫谁都搞的嘛！”

“不是那个意思，”她叹了口气说，“大约是姐姐死后三年吧。他是大学生，我小学四年级，大概。母亲拿不定主意是把死去的姐姐的衣服处理掉还是怎么办，结果还是留下了，认为我长大了或许可以穿。衣服放在纸壳箱里，塞进壁橱。哥哥把那衣服找出来，边闻边干那个。”

我默然。

“我那时还小，对性一无所知，搞不清哥哥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懂的：那是不该看见的不光彩行为。其实他那行为要比表面上的根深蒂固得多。”说着，她轻轻摇了下头。

“绵谷升知道你看见了？”

“他长眼睛的嘛！”

我点了下头。

“衣服后来怎么样了？你长大穿姐姐的衣服了？”

“哪里。”她回答。

“他是喜欢你姐姐的喽？”

“说不清。”久美子说，“对姐姐有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不知道，不过里面肯定有什么，而他又好像离不开那什么，我觉得。我说他不该结什么婚，就是指这个。”

随后久美子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没作声。

“在这个意义上，他那人有着相当严重的精神问题。当然我们每人也都或多或少有精神问题，可是他那人的精神问题跟我们的是不同的东西，那要深得多也硬得多。而他又绝对不肯、无论如何也不肯把那种创伤或痛处暴露给别人。我说的意思，可明白？就这次竞选来说，我也有点儿担心。”

“担心，担心什么？”

“不知道。那个嘛！”她说，“累了，脑袋再想不下去了。今天这就睡吧。”

我去卫生间边刷牙边照自己的脸。辞去工作三个月，几乎没到外部世界去，只在附近商场和区营游泳池和自家房子之间走来走去。除去银座和光的前面和品川那家宾馆，我去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站前的洗衣店。这期间我差不多谁也没见。整整三个月我可以称得上“见”了的人，除去妻，不外乎加纳马耳他克里他姐妹和笠原May三人。这世界确实够狭小的了，且几乎死水一潭。然而，我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是如此狭小如此静止不动，我越是觉得里边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就好像它们和他们屏息敛气躲在阴暗处等我停下脚步，而且每当拧发条鸟来院子拧一次发条，世界便加深一次迷乱的程度。

漱罢口，我又照了半天自己的脸。

没有图像，我对自己道，我年已三十，一旦止步，再无图像。

走出卫生间进寝室时，久美子已经睡了过去。

(1)　Military Police之略，美国宪兵队。

(2)　Government Issue之略，美国兵的俗称。

(3)　日本的电影制片厂名。

(4)　一种日本纸。

(5)　日本旧军衔，相当于下士。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三天后，间宫德太郎打来电话。早晨七点三十分，我正和妻一起吃早餐。

“一大早打电话实在对不起，但愿不是把您从床上叫醒……”间宫满怀歉意地说。

我说早上一般六点刚过就起床了，没关系。

他说明信片收到了，谢谢。说无论如何想趁我上班前联系上，并说如果今天午休时间能见到我就太好了，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因为他想尽可能今晚赶乘新干线回广岛。本来应该可以再稍住些时日，但出了急事，今明两天内必须赶回。

我说眼下自己没有工作，自由之身，天天赋闲，上午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什么时候悉听尊便。

“可您没有什么安排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回答安排一概没有。

“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上午十点到府上拜访，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么，一会儿见。”说罢，他放下电话。

电话放下后，我才想起忘了跟他说车站到我家的路线。不过不要紧，我想，地址他知道，要来怎么都会找到的。

“谁？”久美子问。

“分送本田先生纪念物的人，说要今天上午特意送来。”

她“呃”一声，接着喝咖啡，往面包上抹奶油。“人倒够热心的。”

“百分之百。”

“我说，是不是该去本田那儿上炷香什么的，哪怕你一个人去也好。”

“可也是。这事儿也问一下看。”我说。

出门前，久美子来我面前叫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连衣裙和身体吻合极好，拉起来费了些劲。她耳后发出极好闻的气味儿，很有夏日清晨气息。“新香水？”我问。她未回答，迅速看一眼手表，抬手按一下头发。“得走了！”说着拿起桌上的手袋。

收拾久美子工作用的四叠半(1)房间、归拢里面要扔的东西时，纸篓中一条黄绸带引起了我的注意。带子从写坏的二百格稿纸和邮寄广告等下面稍稍探出。之所以注意到是因为那绸带黄得甚是鲜艳醒目。是礼品包装用的那种，花似的团成一团。我从纸篓中取出看了看，同绸带一起扔的还有松屋百货店包装纸，包装纸里面是印有克里斯汀·迪奥标记的纸盒。打开盒盖，现出瓶状凹托。光看盒子就不难得知东西相当昂贵。我拿盒走进卫生间，打开久美子化妆品抽屉，从中发现一瓶几乎未用过的克里斯汀·迪奥牌香水。瓶子与盒子的凹托正相吻合。我拧开金黄色瓶盖，气味同刚才从久美子耳后闻到的完全相同。

我坐在沙发上，边喝早上剩下的咖啡边清理思绪。估计有谁向久美子赠送了香水，且价格相当昂贵。在松屋百货店买的，让售货员扎上送礼用的绸带。倘若是男人送的，对方应该同久美子关系相当密切。关系一般的男人断不至于向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送什么香水。而如果来自同性朋友……难道女性当真会向同性朋友赠送什么香水不成？这我不甚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段时间久美子并无接受他人礼物的任何理由。她生日是五月，我们结婚也在五月。也有可能她自己买了香水又让扎了条包装用的漂亮绸带，而那目的又何在呢？

我叹口气，望着天花板。

是否应该直接问问久美子呢？问那瓶香水谁送的。她或许会这样回答：啊，那个嘛，是由于我帮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孩办了点私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见她焦头烂额，就好心帮了个忙，于是她送礼表示感谢。味儿极好吧？可贵着哩，这个。

OK，无懈可击，话就此结束。那么我何苦特意问这个呢？何苦把这个放在心上呢？

然而我脑袋里还是有什么挥之不去。哪怕她就这香水向我交代一句也好。到家走进自己房间，独自解开绸带，剥下包装纸，打开盒子，其他全部扔进纸篓，只把瓶子放进卫生间化妆品抽屉——有如此时间，应该可以向我说一句“今天单位一个女孩送我这个了呢”，然而她没说，也许以为不值得特意说。但即便真是这样，这东西现在也还是披上了“秘密”这层薄薄的外衣，使我不能释然。

我久久地茫然对着天花板。我努力去想别的，但想什么脑袋都运转不灵。我想起拉连衣裙拉链时久美子那光滑白皙的背和耳后的清香。很想吸支烟——好久没吸了——很想叼支烟给烟头点上火狠狠往肺里吸上一口。我想那样心情会多少沉静下来，但没香烟，无奈只能拿一粒柠檬糖含着。

九点五十分，电话铃响了。估计是间宫中尉。我家住的地方相当难找，来过几次的人有时都迷路。但不是间宫中尉。从听筒里传来的，是上次那个打来莫名其妙电话的谜一样的女郎。

“你好，好久没联系了。”女郎说，“如何？上次可舒服？多少有点感觉吧？干吗半当中放下电话啊？正当要登峰造极的时候。”

一瞬间我以为她说的是那次因梦见加纳克里他而遗精的事。那当然不可能。她指的是上次煮意大利面条时那个电话。

“喂，抱歉，现在忙着。”我说，“十分钟后有客人来，不少准备工作要做。”

“就失业期间而言，每天还真够忙的。”她以揶揄的语气道。和上次一样，音质悄然一变。“煮意式面条，等客人。别担心，十分钟足够。两人就聊十分钟。客人到时挂断不就行了？”

我想默然放下电话，但未能那样。妻的香水搞得我有点心神不定，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谁都好。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拿起电话机旁的铅笔，挟在指间来回旋转，“难道我真的知道你？”

“那还用说！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这种事怎么好说谎呢！我也没闲工夫给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嘛！你记忆里肯定有个死角什么的。”

“我不明白，就是说……”

“好了好了，”女郎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别这个那个没完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最重要的是——跟你说，是我会很温柔很温柔地待你，你却什么都不用做。你不觉得这很妙？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我提供一切，一切哟！如何，不觉得这相当够意思？别想得那么严重，大脑空空即可。就像在春天温暖的下午‘骨碌’一声躺在软乎乎的泥沼里一样。”

我默然。

“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太太忘到一边去！失业呀将来呀也忘到九霄云外去！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都是从暖融融的泥沼里来的，早晚还要回到暖融融的泥沼里去。一句话——嗳，冈田，可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跟太太做爱的？说不定是相当往前的事了吧？对了，两星期前？”

“对不起，客人就要到了。”我说。

“唔，实际还要往前，听声音感觉得出。喂，三个星期以前对吧？”

我没作声。

“啊，那也就罢了。”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用小扫帚窣窣地清扫百叶窗上的灰尘。“那终归属于你和你太太之间的问题，而我可是你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并且不要你对我负任何责任，冈田先生！拐过一个角，就实实在在有那样的地方，那里横亘着你见所未见的世界。我不是说你有死角吗？你还执迷不悟呢！”

我握着听筒始终保持沉默。

“请环视你的周围，”她说，“然后告诉我，那里有什么，能看见什么。”

这时门铃响了。我舒了口气，一声不响地放下电话。

间宫中尉是个脑袋秃得利利索索的高个子老人，戴一副金边眼镜。的确像是从事适度体力劳动的人，皮肤微黑，气色极佳，身架硬朗。两眼眼角分别整齐地刻着三条很深的皱纹，给人的印象就好像给太阳光晃得直眯缝眼睛似的。年龄看不大准，想必已过七十岁。年轻时大概身体相当壮实，这从其姿势的端正、衣着的简练不难看出。举止谈吐十分谦和礼貌，而又含有不加矫饰的坦诚。看上去间宫中尉这个人早已习惯于以自己的能力判断事物、自己承担责任。身上是普普通通的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灰黑相间的条纹领带。那件穿得一丝不苟的西装于七月闷热的上午看上去质地未免过厚，但他竟一颗汗珠也没现出。左手是假手，假手上戴着与西装相同的浅灰色薄手套。较之汗毛晒得很黑的右手背，戴手套的手显得格外没有活力和冷漠。

我把他让到客厅沙发坐下，端上茶。

他道歉说没带名片。“在广岛一所乡间高中当过社会科老师，到年纪退休了。那以后什么也没做。因为多少有点地，就一半出于兴趣地做点简单的农活，所以连个名片也没印，请多包涵。”

我也没印名片。

“恕我冒昧，您贵庚几何？”

“三十岁。”我说。

他点下头，喝口茶。我不晓得自己三十岁这点给他以怎样的感想。

“府上可真是幽静啊！”他改变了话题。

我介绍说这房子是以低租金从舅舅那儿租来的，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以我们这样的收入连这一半大的房子怕也住不起。他点着头拘谨地环视房子，我也同样环视一番。请环视你的周围，那女郎说。环视一遍后，觉得房里好像飘浮着给人以陌生感的空气。

“在东京一连住两个星期了。”间宫中尉说，“您是这回分送遗物的最后一位，这样我也就可以放心地回广岛了。”

“可以的话，我想去本田府上上一炷香……”

“您的心意实在难得，但本田先生的老家在北海道旭川，墓地也在那边。这次家人从旭川来京，把他目黑住处的东西全部打点运回，那里已经空了。”

“原来这样。”我说，“那么说本田先生是离开家人独自住在东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长子对他一个老年人住在东京放心不下，加上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所以劝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无愕然。一向觉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经过世了？”

“此话说起来复杂。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实战后不久就同一个男的殉情了。大概是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详谈，我也不便一一细问。”

我点点头。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个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抚养成人，子女各自独立之后，他单身来到东京，开始从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类的活动。”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来着？”

“和哥哥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印刷厂。”

我试着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检查清样的光景。不过对我来说，本田先生永远是位身穿脏兮兮衣服腰缠睡袍式腰带冬夏都坐在地炉前摆弄卜签的老人。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用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一个状如小糕点盒的东西。盒子外包着牛皮纸，又结结实实缠了好几道细绳。他把盒放在茶几上，推来我这边。

“这就是本田先生留给您的纪念物。”间宫中尉说。

我接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无从判断里面所装何物。

“就在这打开看可以吗？”

间宫中尉摇头道：“不，对不起，故人指示请您在独自一人时打开。”

我点头把盒放回茶几。

“其实，”间宫中尉开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信上说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从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办——家中壁橱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拟传于诸多人士。但自己已无力实施，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纸所示代为分赠。自知实为厚颜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务请辛劳一遭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六七年吧——不通音讯，现在却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我当即给本田先生回了信，但接到的却是本田先生儿子寄来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子啜了口茶。

“他那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肯定已达到我等望尘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写的那样，他的的确确有一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我一九三八年春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这个感觉。”

“诺门坎战役你和本田先生一个部队？”

“不，”间宫中尉说着轻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两个部队，分属两个师。我们一同行动是在诺门坎战役前一次小规模作战的时候。那以后本田伍长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则没参加诺门坎的战斗。我……”间宫中尉举起戴手套的左手，“这只左手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攻时丢掉的。正打坦克时肩部中了一颗重机枪子弹，一时失去知觉，偏巧又给苏军坦克的履带碾上了。之后我成了苏军俘虏，在赤塔做了手术，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一直被扣到一九四九年。一九三七年被派往满洲，一共在大陆待了十二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家人亲戚都以为我在同苏军作战时死了，故乡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开日本前，尽管有点含糊，也算是同一个女子订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别的男人结了婚。没办法的事，十二年说起来毕竟是长了。”

我点点头。

“您这样的年轻人，怕是对过去的老话不感兴趣吧，”他说，“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曾是和您一样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军人。我想当的是教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半强制性地当了军官候补生，再没返回国内，青春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场梦。”间宫中尉就此缄口不语。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讲讲您和本田先生相识时的事好吗？”我试探着问。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样一个人物。

间宫中尉两手规规矩矩地置于膝盖，沉吟良久。并非迟疑，只是在想什么。

“说起来可能话长……”

“没关系。”我说。

“这件事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谁说过。这是因为，我们曾约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下我一个，说出来也不会给谁添麻烦了。”

于是间宫中尉开始讲述。

(1)　叠即“榻榻米”，一种日本草席。四叠半即铺有4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约7.2平方米。

12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我到满洲是一九三七年年初的事，”间宫中尉开始说道，“我是作为少尉到新京(1)关东军参谋本部报到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地理，所以被分配到专门搞地图的‘兵要地志班’。对我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受命负责的工作，坦率地说，作为军事勤务是相当舒服的那一类。

“而且，当时满洲的形势比较安稳，或者说算是稳定的了。‘日支事变’(2)的发生使战争舞台从满洲移往中国内地，投入作战的部队也由关东军变为中国派遣军。扫荡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大多是在比较边远的地区，总体上大的难关已经过了。关东军把精锐部队放在满洲，以便一边监视北部边境，一边维持独立不久的‘满洲国’的稳定与治安。

“虽说安稳，毕竟是战时，演习还是时常有的，但我没有参加的必要。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在零下四十度甚至五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演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演习中弄不好都可能没命。每演习一次，都有几百士兵冻伤，或住院或送往温泉治疗。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新来的单身军官住的不是兵营，而是集中住在类似公寓那样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说是学校生活的继续。我天真地想，要是这样的安稳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平安无事服完兵役可就再好不过了。

“无须说，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平。离开这块避风港马上就是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中国战场必然成为进退不得的泥沼——我想大多数日本人都明白这点，当然这里指的是头脑正常的日本人。纵使局部打几个胜仗，日本也是没有可能长期占领统治那么大的国家的。这点冷静考虑一下就不难明白。果不其然，仗越拖越久，伤亡数量有增无减，同美国的关系也像滚下坡似的急剧恶化。即便在日本国内也感觉得出战争阴影正在一天天扩大。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就是这样的黑暗岁月。然而新京的军官生活却过得悠然自得，老实说，甚至不知战争为何物。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

“不料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末吧，我被参谋本部一个上司叫去，让我见一个叫山本的便服汉子。此人短发，仁丹胡，个头不怎么高，年龄三十五六岁，脖子上有一道刀砍过似的伤疤。上司介绍说：山本是民间人士，受军方委托正在调查‘满洲国’境内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这次要去呼伦贝尔草原同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调查，军方准备派几名护卫随行，你也作为一员同去。但我不相信这番话。因为山本这个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么看都是职业军人，眼神、说话方式和举止都说明了这一点。我猜测是高级军官，且是情报方面的，大概出于任务性质而不便公开军人身份。这里边已经透出了凶多吉少的预感。

“与山本同行的连我共三人。作为护卫来说未免过少，但若增加人数，势必相应引起边境附近外蒙军队的注意。看样子少而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唯一身为军官的我就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要说战斗力，只有浜野军曹(3)一人。浜野是参谋本部下属的士兵，连我也很熟悉，可说是从行伍中滚爬出来的，还在中国战场立了战功。此人胆大，关键时刻能顶得住。但我不晓得一个姓本田的伍长何以也参加进来。本田和我一样刚从国内派来不久，当然也谈不上实战经验，看上去人很老实，沉默寡言，打起仗来不像能有多大用处。再说他属第七师，就是说，是参谋本部为执行此次使命特意把他从第七师选拔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具有这个价值，而真正明白个中缘由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之所以被选为这些警卫士兵的指挥官，是因为我主要负责满洲西部边境和哈拉哈河流域的地理情况，充实这方面的地图是我的主要任务，曾坐飞机在那一带上空飞行过几次，所以想必上司认为派我去多少方便些。此外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在护卫的同时详尽地搜集该地区的地理情报，提高地图准确度，即所谓一举两得。我们当时手中关于呼伦贝尔草原与外蒙交界一带的地图，老实说是相当粗糙的，不过是把清代地图加加工罢了。关东军自满洲建国以来勘察过好几次，准备绘制准确些的地图，无奈那儿过于辽阔，加之满洲西部全是沙漠般漫无边际的荒野，边界线有也等于没有。况且那里原本住的是蒙古牧民，他们几千年来从不需要边界线，也没那个概念。

“此外政治上的原因也推迟了地图的准确绘制。因为，如果单方面擅自划定边界线搞正式地图，很可能引起大规模军事纠纷。与满洲接壤的苏联和外蒙对犯境极为神经质，以前就为边界线发生过几次激烈战斗。在当时那个阶段，陆军不愿意同苏联交火。陆军已将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没有分兵大规模对苏作战的余力。不但师团数量不足，坦克、重炮、战机数量也不够。军部认为当务之急是使建立不久的‘满洲国’国体稳定下来，而北部、西北部边界线的明确划分不妨推迟一步，目的在于暂且模糊着以争取时间。风头正劲的关东军也大体尊重这一见解，采取了静观姿态，于是一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搁置下来了。

“问题是无论用心如何，一旦打起仗来（实际上诺门坎第二年就打起来了），我们没有地图是无法作战的。并且普通民用地图还不行，需要作战用的专门地图，比如适合在何处构筑何种工事，重炮置于何处最有效，步兵步行到彼处需几日时间，何处可取得饮用水，马匹粮草需要多少——需要包括这些详细情报的地图。没有这样的地图，打现代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同情报部的工作有相当多的交叉部分，频繁同关东军情报部和设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人员也大致相互认得。但山本这个人却是第一次见。

“经过五天准备，我们乘火车从新京去海拉尔，再从海拉尔转乘卡车经过有一座叫坎杜尔庙的喇嘛寺院的地方，来到哈拉哈河附近‘满洲国’军的国境监视所。准确数字记不清了，作为距离我想有三百至三百五十公里。一眼望去，真个是什么也没有的空荡荡的荒野。出于工作性质，我一直在卡车上拿地图同地形对照，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堪称标志的东西可以利用。长满篷篷荒草的丘陵绵延不断，地平线无限扩展开去，唯独天空有云片飘浮。在地图上根本没办法搞清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只能通过计算行进时间来大体判断方位。

“在这荒凉风景中默默行进起来，有时会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这个人正在失去轮廓渐渐淡化下去。周围空间过于辽阔，难以把握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感。明白吗？只有意识同风景一起迅速膨胀、迅速扩散，而无法将其维系在自己的肉体上。这是我置身于蒙古大草原正中的感觉。多么辽阔的地方啊！感觉上与其说是荒野，倒不如说更像是大海。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升起，缓缓跨过中天，在西边地平线沉下，这是我们四周所能看到的唯一有变化的物体。它的运行使我感觉到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宇宙巨大慈爱的情怀。

“在‘满洲国’军的监视所，我们下了卡车改为骑马。除供我们骑的四匹马外，那里还另备了两匹马驮运粮食、水和装备。我们的装备比较轻便，我和那个叫山本的只带手枪，浜野和本田是手枪加三八枪，各有两颗手榴弹。

“指挥我们的实际上是山本，他决定一切，向我们下达指令。他公开身份是民间人士，按军队规则本应由我任指挥官，但谁也没对归山本指挥这点怀有疑问，因为无论在谁眼里指挥官都非他莫属，而我虽军衔是少尉，实际上不过是全无实战经验的科室人员。军人这东西一眼即可看出这种实力，他们自然而然听命于有实力人的指挥。况且出发前上级已再三交代我要绝对尊重山本的指示，总之就是要破例听山本的。

“来到哈拉哈河，我们沿河南下。雪化了，河水上涨。可以看到河里边很大的鱼，有时还可发现远处有狼。不是纯种狼，大概是狼和野狗的混血，但不管怎样无疑都有危险。夜里为保护马不受狼侵害，我们必须轮流站岗放哨。还有鸟，大多像是返回西伯利亚的候鸟。我和山本就地势交谈了很多，两人一边用地图确认大致的行军路线，一边把眼睛捕捉到的零碎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但除了同我交换这类专门情报之外，山本几乎不开口。他默默策马前进，吃饭时一人离开，睡觉时一声不响躺下，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带他并非第一次来。关于这一带的地形、方位，他具有准确得惊人的知识。

“往南平安无事走了两天后，山本把我叫过去，说明天黎明过哈拉哈河。我大吃一惊：哈拉哈对岸属外蒙领土！我们现在所在的河右岸其实也是有边界纠纷的危险地带，外蒙宣称是本国领土，‘满洲国’主张说为‘满洲国’所有，不时发生武装冲突。但在这边我们即使被蒙军俘获，只要是在右岸，由于双方各持己见，尚属情有可原。加之正值雪融时节，一般没有蒙军过河而来，同其遭遇的现实危险不大。但若发生在河左岸，事情可就另当别论了。那边肯定有外蒙军巡逻队，一旦被其抓住，势必无言可辩。因为显然是犯境，弄不好就成政治问题，当场被击毙也无话可说。再说我并未接得上级可以越过边界线的指示，接受的是服从山本指挥的指示。但我一来无法当场判断这里边是否包含属于犯境这样的严重行为，二来刚才也说过了，此时正值哈拉哈河涨水，而且势头很猛，不易过河。何况又是雪水，凉得不得了。就连牧民们这时期也不愿过河，他们过河大多选在结冰期，或水流多少减缓气温上升的夏季。

“我这么一说，山本盯了我一会儿，随后点几下头。‘你对犯境的担心我很理解，’他以恳切的语气说，‘身为带兵的军官，你理所当然要表明自己责任的所在，将部下性命无谓地置于危险境地不可能是你的本愿。但这点还是请让我负责好了，我对这次行动负完全责任。因立场关系我不能告诉你更多情况，总之军部最上层都知晓此事。关于渡河，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完全有足以渡河的地点，想必你也知道的。以前我从那里越境过几次，去年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进入过外蒙，不必担心。’

“的确，熟悉这一带地理情况的外蒙军即使在融雪期也曾往哈拉哈河右岸运送过几次部队，尽管人数不多。只要有意，哈拉哈河确实存在能以部队为单位渡河的地点。既然他们可以渡河，山本这个人当然可以，我们渡河便也不是不可能。

“看情形那是外蒙军构筑的秘密渡河地点，伪装得很巧妙，一眼很难发现。板桥沉在浅滩之间的水下，系有绳索以免被急流冲走。显而易见，如果水势稍缓，运兵车装甲车和坦克即可顺利通过。由于桥在水中，飞机侦察也极难发现。于是我们抓着绳索过河。山本先过，确认没有外蒙军巡逻队之后，我们接着过去。水凉得几乎使脚失去感觉，但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连人带马站到了哈拉哈河左岸。左岸比右岸高得多，右岸横亘的沙漠尽收眼底，这也是诺门坎战役中苏军始终占据优势的一个原因，地势的高度差同大炮的着弹精确度有直接关系。这且不说，总之记得当时觉得河的这边与那边光景竟那样不同。在冰冷冷的河水中浸过的身体，神经久久处于麻痹状态，甚至声音都发不自然。但想到自己不折不扣置身于敌方阵地，老实说，早已紧张得忘了寒冷。

“之后，我们沿河南下。哈拉哈河像蛇一样在我们的左眼下弯弯曲曲流淌不止。走了一会，山本对我们说最好把军章摘下，我们按他说的做了。被敌人捉住时暴露军衔恐怕不合适，这么想着，我把军官穿的长筒靴也脱下换了绑腿。

“渡过哈拉哈河那天傍晚，我们正在做野营准备时，来了一个汉子。是蒙古人。蒙古人的马鞍比一般马鞍高，远远即可看出。浜野军曹发现后端起步枪，山本忙喝令‘不许打’，浜野于是不声不响慢慢放下了步枪。四人定定站在那里，等待那个汉子骑马走近。来人斜背着苏制步枪，腰间别一把毛瑟手枪，满脸胡须，戴一顶有护耳的帽子，衣服虽脏得跟牧民一个样，但其举止马上告诉我们这是个职业军人。

“来人跳下马，对山本说话。估计说的是蒙古语。俄语和汉语我都大致听得懂，而他说的两种都不是，所以我想定是蒙古语无疑。山本对来人同样讲蒙古语，这使我确信山本到底是情报部军官。

“‘间宫少尉，我跟他一道出去。’山本说，‘去多长时间还不知道，你们原地等着别动。我想这就不用交代了——一定得有人坚持放哨。如果我三十六小时后还不返回，就向司令部报告，派一人过河去满军监视所！’我说明白了。山本当即上马，同蒙古人一起向西跑去。

“我们三人做好野营准备，简单吃了晚饭。不能煮饭，不能生火。一眼望去，除了低矮的沙丘，再无任何掩蔽物。弄出烟来转眼就会给敌人捉住。我们在沙丘阴坡低低地支起帐篷，大气不敢出地嚼了饼干，吃了冻肉罐头。太阳落下地平线后，黑暗马上压来，空中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狼不知在哪里嚎叫，叫声随着哈拉哈河滔滔的流水声传来。我们躺在沙土上以消除白天的疲劳。

“‘少尉，’浜野军曹对我说，‘情况凶多吉少啊！’

“‘是啊。’我回答。

“那时我同浜野军曹、本田伍长已相当谈得拢了。我是个军历几乎空白的新军官，本应受到浜野这个久经沙场的兵油子的抢白愚弄，可是他和我之间却没发生这样的事。我是在大学受过专门教育的军官，他对我怀有类似敬意的心情；我则不介意军衔，有意尊重他的实战经验和现实判断力。而且他家在山口，我家在同山口相邻的广岛，自然有亲近感，说话投机。他向我讲起这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他虽然不过小学毕业，命中注定的小兵，但对在中国大陆这场无休无止的糟糕战争也怀有自己的疑问，并坦率地道出了这种心情。‘自己是个兵，打仗倒无所谓，’他说，‘为国家死也没关系，这是我的买卖。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打的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地道的战争，少尉！这不是有战线、同敌人正面交锋的正正规规的战争。我们前进，敌人不战自退。退却的中国兵脱去军装钻到老百姓堆里，这一来，我们连谁是敌人都分辨不出，所以就口称什么剿匪什么收拾残兵把很多无辜的人杀死，掠夺粮食。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没有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给他们吃的粮食，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少尉，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大义，什么都没有，纯粹是互相残杀。遭殃的说到底全是贫苦农民。他们没什么思想，国民党也好张学良也好八路军也好日本军也好，都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我是穷苦渔民的儿子，最懂穷百姓的心情。老百姓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头来只能糊口，少尉！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接一个杀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对日本有好处。’

“相比之下，本田伍长不愿多谈自己。他总的来说人比较沉默，总是听我们讲而不插嘴。但他的沉默不属于沉闷那一类，只是自己不主动开口罢了。所以，觉得这个人不好捉摸的时候的确也是有的，但并不因此感到不快，莫如说他那沉静之中有一种使人安然放心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为从容不迫吧，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几乎没有惊慌失措的时候。他老家在旭川，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小印刷厂。年龄比我小两岁，初中毕业后就和哥哥一起给父亲当帮手。兄弟三人没有姐妹，他是老幺。最上边的哥哥两年前在中国战死了。喜欢看书，有一点点自由时间也歪倒在那儿翻看佛教方面的书。

“前边说过，本田虽然没有实战经验，只在国内受过一年训练，但作为士兵却相当出色。每个小队里必然有一两个这样的士兵，他们吃苦耐劳，从不发牢骚，一丝不苟地履行义务。有体力，直觉也好，能够即刻领会上边交代的事情，做起来不出差错。他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还作为骑兵受过训练，四个人中他对马最熟悉，六匹马照料得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照料，我们觉得他恐怕对马的情绪都了如指掌。浜野军曹也马上看出本田伍长的能力，不少事都放心托付给他。

“这么着，作为临时拼凑的小组，我觉得我们之间沟通起来相当顺利。由于不是正规分队，也就少了死板板的清规戒律。说起来，很有一种萍水相逢亦是缘的轻松感。所以浜野军曹也得以不受官兵间框框的限制而畅所欲言。

“‘少尉，你怎么看山本那个人？’浜野问我。

“‘大概是特务机关的吧，’我说，‘蒙古话都会说，可算是相当够格的专家，又很了解这一带的详情。’

“‘我也那么看的。一开始以为是讨得军部上层欢心的什么一旗组马贼或大陆浪人，但不是。那类人我很清楚。那帮家伙只会喋喋不休地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动不动就想露一手好枪法什么的。可是山本那个人没那种轻薄的地方，胆子好像很大，有股高级军官味儿。我也是稍微听得一点消息——军部这回大约是想网罗兴安军出身的蒙古人组建一支间谍部队，并为此招了几名专门搞间谍的日本军官。山本说不定和这个有关。’

“本田伍长在稍离开一点的地方拿着步枪放哨。我把勃朗宁手枪放在身旁地上，以便随时抓在手里。浜野军曹解开绑腿揉脚。

“‘这不过是我的猜测，’浜野继续道，‘说不定那个蒙古人是内通日军的反苏派外蒙军官。’

“‘有这个可能。’我说，‘不过在别处尽量别多说，弄不好要掉脑袋的。’

“‘我也没那么傻，在这里才说的。’浜野笑嘻嘻应道，随即神情肃然，‘不过，少尉，如果真是这样，眼下可就不是儿戏，说不定会捅出一场战争。’

“我点了下头。外蒙虽说是独立国家，其实完全是被苏联摁着脖子的卫星国，这点同实权掌握在日军手里的‘满洲国’是半斤八两。只是外蒙内部有反苏秘密活动，这已没什么好隐瞒的。以前反苏派就同‘满洲国’日军里应外合，搞过几次叛乱。叛乱分子的骨干是对苏军的飞扬跋扈心怀不满的外蒙军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地主阶级和数量超过十万之众的喇嘛。这些反苏派能够依靠的外部势力只有驻满洲的日军，而且较之俄国人，他们似乎更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怀有好感。前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大规模叛乱计划暴露后，反苏派在首都乌兰巴托遭到大规模清洗，数以千计的军人和喇嘛以通日反革命的罪名被处死。但即使这样，反苏感情也没消失，而在各个方面潜伏下来伺机反扑。所以，日本情报军官越过哈拉哈河偷偷同外蒙军官联系也就无足为奇了。外蒙军也加强了警戒，派警备队频繁巡逻，将距满蒙边界线十至二十公里地带辟为军事禁区。但毕竟边界地带广阔，没办法布下天罗地网。

“显而易见，即使他们叛乱成功，苏军也将立即介入镇压反革命。而若苏军介入，叛军必然请求日军增援。这样一来，作为关东军就有了进行军事干预的所谓正当理由，因为占领外蒙无异于给苏联西伯利亚战略从侧腹插上一刀。就算国内大本营从中掣肘，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参谋们也不可能这样坐失良机，果真如此，那就不是什么边界纠纷，很可能成为日苏间真正的战争。一旦满蒙边境日苏正式开战，希特勒很可能遥相呼应，进攻波兰和捷克——浜野军曹所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亮了山本也没返回。站最后一班岗的是我。我借了浜野军曹的步枪，坐在略微高些的沙丘上，一动不动凝望东边的天空。蒙古的黎明实在美丽动人。地平线一瞬间变成一条虚线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然后静静向上提升，就好像天上伸出一只巨手，把夜幕一点一点从地面上剥开，十分瑰丽壮观。前面已说过，那是一种远远超越我自身意识的壮观。望着望着，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正这么地慢慢稀释慢慢消失。这里边不包含任何所谓人之活动这类微不足道的名堂。从全然不存在堪称生命之物的太古开始，这里便是如此光景，业已重复了数亿次数十亿次之多。我早已把站岗放哨忘到九霄云外，只顾忘情地对着眼前黎明的天光。

“太阳完全升上地平线后，我点燃一支烟，吸口壶里的水，小便。我想起了日本。想故乡五月初的风景，想花的芳香、河水的琤、天上的云影，想往日的朋友和家人，还想软乎乎的槲叶年糕。我其实不大喜欢甜食，但这时却想槲叶年糕想得要死。要是能在这儿吃上那年糕，我宁可花去半年津贴。想到日本，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彻底抛在了天涯海角。为什么要豁出命来争夺这片只有乱蓬蓬的脏草和臭虫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争夺这片几乎谈不上军事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不毛之地呢？我理解不了。如果是为保卫故乡的土地，那我万死不辞，可现在却是要为这片连棵庄稼都不长的荒土地抛弃这仅有一条的性命，实在傻气透顶。”

“山本回来已是第二天天亮时分了。那天早上也是我站最后一班岗。正当我冲着河发怔的时候，听得背后有马嘶声，慌忙回过头去，却一无所见。我朝传来马鸣的方向一动不动地架着步枪，咽口唾液，竟‘咕噜’一下发出很大的声响，大得自己都陡然一惊，钩住扳机的手指不停地发抖。在那以前我还没向任何人开过枪。

“但几秒钟后，摇摇晃晃地从沙丘上出现的，是骑在马上的山本。我仍手钩扳机环顾四周，除山本外没发现其他身影。没见到前来接他的蒙古人，也没见到敌兵，只有又白又大的月亮如不吉祥的巨石悬在东边的天空。看样子他左臂负了伤，臂上缚的手帕给血染红了。我叫醒本田伍长，叫他照料山本骑回的马。马大概跑了很远的路，大口大口喘着气，满身是汗。浜野代我放哨。我取出药品箱给山本治疗臂伤。

“‘子弹穿过去了，血也不再出了。’山本说。的确，子弹恰好利利索索地一穿而过，只在那里剜了一个肉洞。我解下代替绷带的手帕，用酒精给伤口消毒，缠上新绷带。这时间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仅上唇上边那里细细地沁出一层汗珠。他用水壶里的水润润嗓子，然后点支烟，十分香甜地把烟吸入肺去，继而掏出勃朗宁手枪插在腰间。又拔出弹舱，单手灵巧地塞入三发子弹。‘间宫少尉，我们马上撤离这里，过哈拉哈河去满军监视所。’

“我们几乎没再开口，便匆匆收拾野营用品，骑马赶往渡河地点。至于到底那里发生了什么，遭到什么人枪击，我一句也没问山本。一来以我的身份不应向他问起，二来纵然我有资格问，他也未必回答。总之当时我脑袋里的念头只是争分夺秒撤离敌方地带，渡河去较为安全的右岸。

“我们只顾在草原上默默驱马前进。依然谁也没有开口，显然大家脑袋里考虑的是同一问题——果真能安全渡河么？仅此而已。倘若外蒙军抢先到达桥头，我们就万事休矣，无论如何也无望获胜。记得我腋下汗出得厉害，一直就没干过。

“‘间宫少尉，以前你遭过枪击吗？’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山本在马上问我。

“我答说没有。

“‘开枪打过谁吗？’

“没有，我重复同样的回答。

“我不知道对这样的回答他作何感想，也不晓得他问的目的究竟何在。

“‘这里有文件必须送交司令部。’说着，他把手放在马鞍袋上。‘万一无法送到，必须坚决处理掉。烧埋都行，千万不可落入敌手，千万千万！这是头等优先事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明白了。’我说。

“山本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如果情况不妙，首先朝我开枪！毫不犹豫地！’他说，‘自己能开就自己开。但我手臂负伤，情况可能不允许我顺利自绝。那时就要开枪打我，务必打死！’

“我默默点头。”

“日落前到达渡河地点时，情况证明我路上的疑惧不是没有根据的。外蒙军已在那里布置了小股部队。我和山本登上稍高些的沙丘，轮流用望远镜窥望。对方人数并不多，八个，但以边界巡逻队来说装备却相当可观，带轻机枪的一个人，稍高些的地方架一挺重机枪，旁边堆着沙袋。机关枪无疑是用来封锁河面的。看来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渡往对岸。他们在河边支起帐篷，打桩拴了十多匹马，估计不抓获我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此外没有渡河地点了么？’我试着问。

“山本眼睛离开望远镜，看着我摇头道：‘有是有，但太远了，从这里骑马要两天整，而我们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就算冒险也只能从这里过。’

“‘就是说夜间偷渡了？’

“‘是的，别无他法。马留在这里。只要干掉哨兵就行，其他人恐怕睡得死死的。一般声响全都被水流声吞没了，不必担心。哨兵我来干。干之前没什么可做，趁现在好好睡觉休整。’

“我们的渡河作战时间定在后半夜三点。本田伍长把马背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把马领去远处放了，剩下的粮食弹药挖深坑埋了。我们身上只带一天用的粮食、枪和少量弹药。万一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外蒙军交火，弹药再多也绝对不可能获胜。接下来我们准备在渡河时间到来前睡上一觉。因为如果渡河成功，往下一段时间很难有睡觉机会，要睡只有现在睡。安排本田伍长放第一班哨，再由浜野军曹换班。

“在帐篷里一倒，山本马上睡了过去。大概此前他基本上没睡过。他把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放在了枕旁。一会儿浜野也睡了。我们都累了。但我由于紧张，久久没能入睡。困得要死，偏偏睡不成。想到杀死外蒙军哨兵以及重机枪朝渡河的我们喷吐火舌的情景，神经愈发兴奋起来。手心汗湿淋淋的，太阳穴一剜一剜地作痛。我已经没了信心，不知自己能否在危急关头做出无愧于军官的行为。我爬出帐篷，走到站岗的本田伍长那里，挨他坐下。

“‘本田，我们有可能死在这里。’我说。

“‘是啊。’本田回答。

“我们沉默片刻。但我对他那声‘是啊’所含有的什么有点不悦。里边带有某种犹疑意味。我不是直觉好的人，但也听得出他有所隐瞒而含糊其辞。我叮问他有什么只管说出，再不说怕没机会了，肚子里有什么说什么好了。

“本田双唇紧闭，手指摸弄了一阵子脚旁的沙地。看得出他内心有什么相持不下。‘少尉，’稍顷他开口道，眼睛紧紧盯住我的脸，‘我们四人当中，您活得最久，将死在日本，要比您自己预想的活得长久得多。’

“这回轮到我紧紧盯住他的脸了。

“‘您大概纳闷我何以知道吧？这我自己也解释不了，只是知道就是。’

“‘那就是所谓灵感什么的？’

“‘或许。但灵感这个说法不符合自己的心情。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刚才也说来着，只是知道，如此罢了。’

“‘你这种倾向，以前就有？’

“‘有。’他声音果断，‘不过自懂事开始，我就一直向别人隐瞒这点，这回讲出来完全是因为处于生死关头，而且是讲给您听。’

“‘那，其他人怎么样？那你也知道吧？’

“他摇头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作为您恐怕还是不知道为好。您大学毕业，我这样的人向您说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未免有些犯上：人的命运这种东西，要在它已经过去之后才能回头看见，而不能抢先跑到前面去看。对此我已差不多习惯了，可您还没有习惯。’

“‘总之我不会死在这里是吧？’

“他抓起脚边一把沙粒，又从指间沙沙拉拉漏下。‘这一点可以断定：在此中国大陆，您不会死。’

“我还想说下去，但本田伍长就此缄口，似已沉入自己的思索或冥想之中。他拿着步枪，目不转睛地瞪视着旷野。我再说什么想来也不会传进他的耳朵。

“我返回沙丘阴面低低拉开的帐篷里，躺在浜野身旁闭上眼睛。这回睡意袭来了。我睡得很沉，就好像有人抓起我的脚把我拖进了大海深处。”

(1)　伪“满洲国”的“首都”，今长春市。

(2)　我国称“七·七”事变。

(3)　日本旧军衔，相当于中士。

13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

“把我惊醒的是来复枪‘咔嚓’一声打开保险栓的金属声响。战场上的士兵，哪怕睡得再沉，也不可能听漏这样的声响。怎么说呢，那是一种特别声响，它同死本身一般重，一般冷。我几乎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抓枕边勃朗宁手枪，但太阳穴被谁用鞋底踢了一脚，刹那间眼前一黑。待我喘过气来微微睁眼一看，一个恐怕是踢我的人正弯腰拾起我的勃朗宁手枪。慢慢抬头，见两支来复枪口正对着我脑袋。顺着枪口看去可以看见蒙古兵。

“昨天晚上应该是在帐篷里。不知什么时候帐篷被拆除了，头上满天星斗。其他蒙古兵把轻机枪对准旁边山本的头。山本大概自忖反抗也无济于事，以一种简直像在节约体力的姿势静静躺着不动。蒙古兵都穿着大衣，戴着作战用的钢盔。有两个人手拿大电筒，照定我和山本。一开始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必因为睡得太死，而受的震动又太大。但目睹蒙古兵、目睹山本的脸的时间里，我终于明白了事态：原来他们抢在我们渡河之前发现了我们的帐篷。

“接着挂上心头的是本田和浜野情况如何。我缓缓转头张望四周，哪里也找不见这两人。不知是已死于蒙古兵之手，还是逃之夭夭了。

“看来他们是我们来到时在渡河地点看到的巡逻队。人数不多，装备也就是一挺轻机枪和几支步枪。指挥的是大个头下级军官，唯独他一人穿着像样的皮靴，最初踢我脑袋的即是此人。他弯腰拾起山本枕旁的皮包，打开往里看，然后口子朝下‘啪啦啪啦’地抖动。然而掉在地上的只有一盒香烟。我一惊，因为我亲眼看见山本把文件塞进这个皮包。他从马鞍袋里取出文件，装进这手提包放在枕边。山本也尽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我没有放过他表情开始崩溃的一瞬间。文件何时何故不见了，他也似乎全然摸不着头脑。但不管怎样，这对他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如他对我所说，我们的头等优先事项就是不使文件落入敌手。

“蒙古兵把我们的物品全部翻过来巨细无遗地检查了一遍，但里边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接下去让我们脱去所有衣服，一个一个衣袋检查，并用刺刀划开衣服和背囊，还是没找到文件。他们没收了我们身上的香烟、钢笔、钱夹、手册和手表，揣进自己腰包，还轮流试穿我们的鞋，将号码合适的据为己有。为了谁该拿什么，士兵之间争得面红耳赤，下级军官则佯装不知。大概没收俘虏和敌方战死者的所有物，在蒙古是理所当然的事。下级军官自己拿了山本的手表，其余任由士兵们瓜分。最后剩下的军用品——我们的手枪弹药地图指南针望远镜等一应物件，一古脑儿装进一个口袋，想必要送往乌兰巴托的司令部。

“然后，他们把赤身裸体的我们两人用又细又结实的绳子紧紧捆了。蒙古兵们靠近时，身上发出一股就跟长期没清扫的牛棚羊圈一样的气味，军装也粗糙不堪，脏得一塌糊涂，处处是泥巴、灰尘和饭菜污痕，以致衣服原先是什么颜色都辨不出了。鞋也破破烂烂满是窟窿，眼看要分崩离析似的，难怪想要我们的鞋。多半人的脸甚是粗野，牙齿污浊，胡须乱蓬蓬的，乍看与其说是士兵，莫如说更像马贼盗贼，唯独手上的苏制武器和带星的衔章表示他们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规部队。不过在我眼里，他们作为战斗集体的整体意识和士气并不很高。蒙古人吃苦耐劳，作为士兵相当厉害，但不大适合集团作战的现代战争。

“夜间冷得能把人冻僵，蒙古兵呼出的气在黑暗中不断白泛泛地升上去又不断消失。看到这个光景，我无法马上作为现实接受下来，就好像自己被阴差阳错地纳入一场噩梦的片断之中。也的确是噩梦，但仅仅是——当然是后来才明白的——巨大噩梦的开端。

“这时间里，一个蒙古兵从黑暗中吃力地拖着什么走来，奸笑一下，‘通’一声甩在我们旁边。是浜野的尸体。浜野的鞋不知落入谁手，光着脚。随即他们将浜野尸体扒光，把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检查，手表钱夹香烟被没收了。分罢香烟，喷着烟查看钱夹。里边有几张‘满洲国’纸币和大约是他母亲的女性照片。负责指挥的下级军官说了句什么拿走纸币，母亲照片则被扔在地上。

“料想浜野是放哨时被蒙古兵从背后摸上来用匕首割了喉咙。就是说，他们先下手干了我们想干的事。鲜红鲜红的血从豁然张开的刀口流出。但现在血似乎流干了，刀口虽大，从中流出的血并不很多。一个蒙古兵从腰间拔出一把刃长十五厘米左右的弯刀给我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式样如此奇特的匕首，大概有其特殊用途。这个蒙古兵用来比划一下割喉咙的手势，‘咻’地带出一声响。几个蒙古兵笑了。匕首估计不是部队发的，是他的私有物，因为其他人全都腰挎长刀，插着弯形匕首的只他一人。看来，割浜野喉咙用的便是这玩意儿。他在手中‘骨碌骨碌’灵巧地转了几圈后，把匕首插回皮鞘。

“山本一声不响，只是转动眼珠一闪瞥了我一下。尽管只那么一闪，但我当下领会了他在向我说什么。他的眼睛在问：本田难道巧妙逃脱了？在这混乱与惊恐当中，其实我也在想同一问题：本田伍长到底去了哪里？假如他能从敌人的偷袭中巧妙地脱身逃走，那么我们未必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十分渺茫。而想到本田一个人又能做什么时，我的心不禁十分沉重。但机会总归是机会，毕竟比没有好。

“我们两人被绑着躺在那个沙丘上，一直躺到天明。拿轻机枪的蒙古兵和一个拿步枪的留下看守我们，其余的像是因为捉获我们而暂时放下心来，聚集在稍离开些的地方抽烟，说说笑笑。我和山本一句话也没说。虽然时值五月，但黎明时的温度仍降至零下。两人浑身精光，直担心就这样冻死过去。不过较之恐惧，寒冷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猜测不出下一步我们将被如何发落。他们仅仅是巡逻队，不会对我们自行处理，只能等待上级命令。所以，暂时我们还不至于被弄死。但再往下如何发展，就全然无法预料了。山本大约是间谍，和他一起被捕，自然成了同谋。总之不可能简单了结。

“天亮后不久，天上传来飞机轰鸣的声响。接着，一架银白色飞机飞入视野。是带有外蒙军标志的苏制侦察机。侦察机在我们头顶盘旋了几圈，蒙古兵们一齐招手。飞机上下摆动几下机翼，朝我们这边发出信号，之后扬起沙尘落在附近开阔的沙地。这一带地表结实，无障碍物，没有跑道也较容易着陆。或许他们以前便已同样利用过几次。一个蒙古兵骑上马，牵着两匹备用马朝那边跑去。折回时蒙古兵牵去的马上骑着两个高级军官模样的汉子。一个俄国人，一个蒙古人。我估计巡逻队的下级军官把抓获我们的情况用无线电报告给司令部，于是两个军官从乌兰巴托赶来审问。想必是情报部门的军官。听说几年前大量逮捕清洗反政府派时，背后操纵的便是GPU(1)。

“两个军官军装都很整洁，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俄国人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防雨大衣式样的外衣，从大衣底端探出的长筒靴闪闪发亮，一尘不染。就俄国人来说个头不甚高，身材瘦削，年龄三十四五岁，宽额头，窄鼻梁，皮肤近乎粉红色，架着金边眼镜。总的来说，长相并无堪称特征的特征。外蒙军官则同俄国人恰恰相反，小个头，黑皮肤，敦敦实实，活活一头小黑熊。

“外蒙军官叫去下级军官，三人站在稍离开点的地方说着什么。我猜想怕是听取详细汇报。下级军官拿来装有从我们身上缴获的东西的布袋，给两个人看里面的东西。俄国人逐个仔细察看一遍，稍顷又全部装回。俄国人对外蒙军官说了句什么，外蒙军官又对下级军官说了句什么，随后俄国人从胸前衣袋掏出香烟，也劝外蒙军官和下级军官抽了。三人吸着烟商量什么。俄国人一边好几次用右拳捶左手心，一边对两人说话。他像是有点焦躁。外蒙军官阴沉着脸抱起双臂，下级军官晃几下脑袋。

“不一会，三人朝我们所在位置缓步走来，在我和山本跟前站定。‘吸烟吗，’他用俄语问我们。我在大学学过俄语，前面说过，可以听懂俄语基本会话。但我不愿节外生枝，便做出完全听不懂的样子。‘谢谢。不要。’山本用俄语回答。俄语说得相当地道。

“‘好，’苏联军官说，‘能说俄语就省事了。’

“他摘下手套，揣进大衣袋。左手无名指闪出小小的金戒指。‘我想你也十分清楚，我们在寻找一样东西，不惜一切代价地找，而我们又知道你有。怎么知道的你不必问，只是知道。然而又不在你身上。这就是说，在逻辑上被捕前你把它藏在了某处。还没有——’说着他指了指哈拉哈河对岸，‘还没有送往那边。谁都还没有过河。信件应该藏在河这边一个地方。我说的你懂吗？’

“山本点头道：‘你说的我懂。但关于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

“‘好，’俄国人面无表情地说，‘那么问你一个小问题：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了？你们也十分清楚，这里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你们是以什么目的进入别人地界的？把缘由讲给我们听听。’

“我们是搞地图的，山本解释道，我是在地图社工作的民间人士，这个人和被杀的那个人是作为我的警卫跟来的。我晓得河这边是诸位的领土，对越境这点我感到抱歉。但我们没有犯境意识。作为我们，只是想从这边河岸的高处看地形。

“俄国军官有些兴味索然地咧着薄嘴唇笑了笑。‘感到抱歉，’他缓缓地重复山本的话，‘原来如此，想从高处看地形？不错不错。高处视野开阔嘛！言之有理。’

“他朝天上的云默默地望了一会，而后收回视线，缓缓摇头，叹了口气。

“‘我想，如果能够相信你所说的那该有多好！如果我能拍拍你的肩膀说道明白了好啦过河去吧下回可得小心哟，那该有多妙！不骗你，我的确这样想。然而遗憾的是，我无法那样做。因为我充分了解你是谁，也充分了解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海拉尔有几个朋友，正如你们在乌兰巴托有几个朋友一样。’

“俄国人从衣袋里取出手套，重新叠了叠又揣了回去。‘坦率地说，我对折磨你们或杀害你们并没有什么个人兴趣。只要交出信件，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可以做主使你们当场获释。你们可以直接过河返回对岸。对此我以我的名誉保证。至于以后的事，属于我们国内问题，与你们无关。’

“从东边天空射下的阳光，总算开始温暖我们的身体了。没有风，天空飘着几块有棱角的白云。

“长时间沉默。谁也没吐半个字。俄国军官也好外蒙军官也好巡逻队士兵也好山本也好，全都闷声不响。山本看上去被捕时即已做好了死的准备，脸上没有一丝可以称为表情的反应。

“‘你们两人、都有可能、在此、送命，’俄国人一顿一顿劝小孩似的说，‘而且将是相当相当惨不忍睹的死法。他们——’说到这里，俄国人看了眼蒙古兵。端着轻机枪的蒙古兵看着我的脸，龇着脏牙一笑。‘他们最喜欢采用繁琐而考究的杀人方法。可以说，他们是那种杀法的专家。自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人便对残忍至极的杀戮津津乐道，同时精通相应的方法。我们俄国人算是领教够了。在学校历史课上学过，知道蒙古人在俄国干下了什么。他们侵入俄国的时候，杀了几百万人，几乎全是无谓的杀戮。知道在基辅一次干掉几百俄国贵族的事吧？他们做了一块巨大的原木板，把贵族们一排排垫在下面，然后大家在板上开庆功宴会，贵族们就这样被压死了。那无论如何不是普通人能想得出的，你们不这样认为？花费时间，准备工作也不比一般，岂非纯粹自讨麻烦？然而他们偏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那对他们是一种乐趣。时至今日他们依然乐此不疲。以前我曾亲眼看过一次。我自以为迄今为止见识过不少可怖场面，但那天晚上到底没了食欲，至今我还记得。我说的话可领会了？我讲得不是太快吧？’

“山本摇了下头。

“‘那好，’说着，他清清嗓子，停了停，‘这回是第二次，根据情况，晚饭前或可恢复食欲。不过，作为我来说，可能的话，也还是想避免不必要的杀生。’

“俄国人背过手，仰面望了一会儿天空，之后取出手套，往飞机那边看去。‘好天气！’他说，‘春天了。还有点冷，不过蛮好。再升温，蚊子就出来了，这些家伙可不饶人。较之夏天，春天好得多。’他再次掏出香烟，叼上一支，擦火柴点燃，慢慢吸一大口，悠悠然吐出。‘再问一次：你是说真不知道信件吗？’

“‘尼特(2)。’山本简单回答。

“‘好，’俄国人说，‘那好！’他转向外蒙军官用蒙语说了句什么，那军官点点头，向士兵们传达命令。士兵们不知从哪里找来木头，用刺刀灵巧地削尖一头，做成四根木桩样的东西，然后用步子量好所需距离，将四根木桩大致按等边四角形用石块牢牢打进地面。仅这项准备我想就花了大约二十分钟，而往下将发生什么，我全然看不出来。

“‘对于他们，好的杀戮同好的菜肴是同一回事，’俄国人说，‘准备的时间越长，快乐也就越大。若仅仅是处死，砰一声枪响就行了，转瞬即可。但那样一来——’他用指尖缓缓抚摸着光溜溜的下颏，‘毫不尽兴。’

“他们解开山本身上的绳子，把他带到木桩那边，就那样赤身裸体地将手脚绑在桩上。他呈大字形仰卧的身体上有好几处伤，全是血淋淋的新伤。

“‘你们也知道，他们是牧民。’军官道，‘牧民养羊，吃羊肉，剪羊毛，剥羊皮。就是说，羊对于他们仅仅是动物。他们和羊一起生活，和羊一起活着。他们剥羊皮剥得非常得心应手，用羊皮做帐篷，做衣服。你看过他们剥羊皮的情景吗？’

“‘要杀快杀！’山本说。

“俄国人合起手心，慢慢地搓着点头道：‘放心，杀是肯定杀的，无须担心。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多少要花些时间，但必死无疑，不用担心，不必着急。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什么也没有，唯独时间绰绰有余。况且，我也有很多话要说。对了，刚才提到的剥皮作业，任何群体中都有一个剥皮专家那样的人，行家里手！他们实在剥得巧妙，简直堪称奇迹，艺术品！转眼之间就剥完。纵使活剥，也剥得飞快，你几乎觉察不到剥的过程。可是——’说到这里，他再次从胸前衣袋里掏出香烟盒，左手拿着，用右指尖敲得橐橐有声。‘——当然不可能觉察不到。活活剥皮，被剥的人痛不可耐，想象不到地痛，况且到死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流血过多致死，只是要花时间。’

“他‘啪’地打了声响指。于是同他一起乘飞机来的外蒙军官跨步上前。他从大衣袋取出一把带鞘的短刀，形状同刚才做割喉手势的那个士兵拿的一模一样。他把短刀从刀鞘中拔出，在空中画了个圈。钢刃在清晨的阳光下白刷刷地闪着钝光。

“‘他就是那方面的专家之一。’俄国军官说，‘看好了么？好好看看这刀。这是剥皮专用刀，做得好极了，刀刃如剃刀一般薄一般锋利。他们的制作技术极其高超，毕竟剥动物皮剥了数千年之久。他们将像剥桃子皮一样剥人皮，熟练，漂亮，完美无缺。我讲得太快吗？’

“山本一声不响。

“‘一点一点地剥。’俄国军官继续道，‘若想剥得完好无损，慢剥最好。剥的过程中如果你想说什么，可以马上停止，只管作声。那样即可免死。他以前剥过几次，而直到最后都不开口的人却是一个也没有的。这点希望你记住：如想中止，尽可能快些最好。双方都可轻松些。’

“那个手握短刀的熊一样的军官，看着山本冷冷地一笑。我至今仍真切地记着那笑，至今仍梦见那笑，无论如何忘却不了那笑。随后，军官开始作业。士兵们用手和膝按住山本的身体，军官用刀小心翼翼地剥皮。他果真像剥桃子皮那样剥山本的皮。我无法直视。我闭上眼睛。而一闭眼，蒙古兵便用枪托打我，一直打到我睁开。但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怎么都要听见山本的呻吟。开始他百般忍耐，后来开始惨叫，很难认为是人世声音的惨叫。那个人首先在山本右肩‘刷’地划开一道口子，由上往下剥右臂的皮。剥得很慢，小心翼翼，一副不胜怜爱的样子。那手法确如俄国军官所说，不妨称之为艺术创作，假如不闻惨叫声，甚至不会让人觉得伴随有任何疼痛。然而惨叫声却在分明地诉说那是何等的痛不欲生。

“不多时，右臂的皮被彻底剥下，成了一块薄布。剥皮人把它递给旁边的士兵，士兵用手指捏住打开给众人看。皮还在‘啪嗒啪嗒’滴血。剥皮军官接着处理左臂，如法炮制。而后剥双腿，割下阳物和睾丸，削掉耳朵，再剥头皮、脸皮，不久全部剥光。山本昏迷过去，苏醒过来，又昏迷过去。昏迷时不再呻吟，苏醒时即惨叫不止。但声音渐渐微弱，最后完全消失。这时间里俄国军官一直用长筒靴后跟在地面画着单调的图形。蒙古兵全都鸦雀无声，定定地注视着剥皮作业。他们均无表情。无厌恶神色，亦无激动无惊愕，一如我们散步当中顺路观看某个施工现场那样看着山本的皮肤被一张张剥去。

“我吐了好几次，最后再没东西可吐了，可还是吐个不止。熊一般的外蒙军官最后把利利索索剥下的山本胴体的皮整张打开，那上面甚至连着乳头，那般惨不忍睹的东西那以前那以后我都没见过。一个人拿起来像晾床单一样晾在一边。剩下的唯有被整个剥去皮肤而成为血淋淋血块的山本尸体骨碌碌倒在那里。最为目不忍视的是他的脸。白亮亮的大眼珠在红肉中瞪得圆圆的。牙齿毕露的口仿佛呼叫什么似的大大地张开。鼻子被削掉了，只有小孔留下。地面一片血海。

“俄国军官往地面吐口唾液，看了我一眼，然后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角。‘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了。’说着，手帕又放回衣袋，声音较刚才有些木然，‘知道绝对招认。白要了条命。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专门干这个的，反正迟早不得好死，无可幸免。这且罢了。既然他不知道，你更是不可能知道的喽？’

“俄国军官衔支烟，擦燃火柴。

“‘这就是说，你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既无拷问使你开口的价值，又没有作为俘虏关押的价值。说实在话，作为我们，是打算秘密处理此次事件的，不想声张出去。所以，把你带回乌兰巴托不大好办。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朝你脑袋开一枪，埋在某处，或烧了让哈拉哈河冲走。这样一切就简单了结了。是这样的吧？’如此说罢，他死死盯住我的脸，但我继续装出不知所云的样子。‘看来你是听不懂俄语，再这么一一说下去也是白费时间。也罢，算我自言自语就是，你就当我自言自语听下去：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决定不杀你。不妨理解为这是我对意外误杀你朋友的一点点歉疚之心。今天一早大家尽情尽兴欣赏了杀生，这种事一天一次足矣。所以不杀你，而给你提供活命的机会，如果幸运，将会得救。可能性诚然不大，可以说接近于无，但机会总归是机会，至少比剥皮强似百倍，对吧？’

“他扬手叫来外蒙军官。外蒙军官刚刚用壶水精心洗罢短刀，拿小磨石磨好。士兵们把从山本身上剥下的皮摊开，在皮前议论着什么，大约是就剥皮技术的细节交换意见。外蒙军官短刀入鞘，插进大衣袋，朝这边走来。他看一会我的脸，又看了看俄国人。俄国人用蒙语对他简单交代一句，蒙古人表情呆板地点头。士兵为他们牵来两匹马。

“‘我们这就乘飞机返回乌兰巴托，’俄国人对我说，‘空手而归固然遗憾，但无可奈何。事情这东西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愿晚饭前能恢复食欲——把握不大！’

“两人乘马离去。飞机起飞，变成一个小银点消失在西边的天空。于是仅剩下我和蒙古兵，还有马。”

“蒙古兵把我牢牢绑在马鞍上，列队向北进发。我前面的蒙古兵低声唱着旋律单调的小曲。此外听到的，便只是马蹄‘嚓嚓’刨扬沙土的枯燥声响。我猜不出他们要把我带往何处，不晓得往下究竟会遭遇怎样的下场，我所明白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我成了对他们毫无价值可言的多余存在。我在脑袋里反复推出那个俄国军官的话。他说不杀我。杀绝对不杀，却又几乎没有活命机会，他说。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他的话过于空泛。或者拿我搞一个什么恶作剧也未可知。可能并不一下子杀死我，而打算慢慢受用一场恶作剧。

“尽管如此，我还是松了口气，毕竟没有在那里被当场处死，尤其没有像山本那样被活活剥皮。事既至此，自然难逃一死，可我不愿意死得那么惨。而且不管怎么说，至少我还这样活着，这样呼吸。如果对俄国军官的话完全信以为真，那么我不至于马上遇害，离死尚有若干时间，因而也就有了延长性命的可能性。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也只能紧抓住不放。

“之后，本田伍长那句奇妙的预言倏然掠过脑际：在此中国大陆我不会死。绑在马鞍上的我，一边任由沙漠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脊背，一边反复回想他当时的表情、声调的抑扬和语句的余韵。我宁愿打心眼里相信他的话。是的，自己不会在这种地方乖乖送命，一定要逃离这里活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坚定地对自己说道。

“往北走了两三个小时，在一处有喇嘛教石塔的地方停下。这样的石塔被称为敖包，类似道祖神(3)，在沙漠中起着路标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敖包前跳下马，解开我身上的绳索，两个士兵从两侧架着我，把我带到稍离开些的地方。我心想他们将在这里弄死我。我被带到的地方，地面开一口井，井围着一米多高的石墙。他们让我跪在井沿跟前，按着后颈让我往里看。井似乎很深，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穿长筒靴的下级军官拾来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块投进井里，过一会儿才‘橐’地传出一声干响。像是一口枯井，大约往昔发挥过沙漠水井的功能，后来由于地下水脉的移动而干涸了。从石头到达井底的时间来看，该有相当的深度。

“下级军官冲我不怀好意地一笑，旋即从腰带皮套上拔出自动手枪，打开保险栓，‘咔嚓’一声子弹上膛，枪口对准我的脑袋。

“但他久久没有扣动扳机，转而缓缓放下枪身，举起左手指着我背后的井。我舔着干巴巴的嘴唇静静地注视他的手枪。总之意思是说我可以从两种命运中任选其一，一是当即由他开枪干干脆脆地死去，二是自己主动跳进井去。井很深，碰得不得当很可能碰死；否则，就将在黑暗的井底一点点坐以待毙。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这就是俄国人说的机会。接着，下级军官亮出现已归他所有的山本那块手表，伸出五个手指，表示给我五秒钟考虑时间。待他数到三时，我脚一蹬石墙，猛地扎入井中。此外我别无选择。我本想抓着井壁顺壁下滑，但实际上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我抓了个空，直接跌落下去。

“井是很深，感觉上身体接触地面好像花了很长时间。当然事实上顶多几秒钟，绝对谈不上‘很长时间’。不过我确实记得在黑暗中跌落的过程里想了许多许多。我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了仅在出征前亲热过一次的女子，想起了父亲母亲。我很感谢我有个妹妹而不是弟弟。我在这里死了，至少还有她留在父母身边而不至于被抓去当兵。我想起了槲叶年糕，随即身体摔在干地上，刹那间人事不省，就好像身上所有的气立时排泄一空。我的身体如沙袋一样重重摔在了井底。

“但我觉得摔得不省人事仅是一瞬间。苏醒过来时，有什么水点样的东西溅在我身上。起始我以为下雨，但不是。是尿。蒙古兵一起向井底的我撒尿。一直向上望去，他们站在圆形井口轮流撒尿的身影犹如剪影般小小地浮现出来，在我眼里恍若虚拟物，简直与吸毒产生的幻觉无异。然而那是现实。我位于井底，他们朝我洒射实实在在的尿液。全部洒完之后，一个用手电筒往我身上照。有笑声传来。旋即他们从井口消失了。他们走后，一切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好半天我脸贴在那里纹丝不动，观察他们是否返回。二十分钟过去，三十分钟也过去了（当然没表，大致估计），他们没有返回，大概撤离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留在了沙漠当中的井底。知道他们再不返回，我首先检查自己身体如何。摸黑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十分困难的事。我看不见自己的身体，无法用眼睛确认处于何种状态，只能通过感觉来把握。问题是处于黑暗中弄不清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是否真的正确，甚至觉得自己好像被愚弄被欺骗了似的。委实是一种极为奇妙的感觉。

“但我还是一点一点、慢而又慢地逐一把握了自己的处境。首先弄明白而且对我幸运之至的是：井底是较为柔软的沙地。否则以井深来说我的大多数骨骼都应在触地之际摔碎或摔断才是。我深深地吸口长气，开始试着启动身体。先动了动手指。手指虽然有点莫可名状，但总还能动。继而我想从地面起身，可我无法支起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所有的感觉都在我体内荡然无存，意识好端端的，但意识和肉体各行其是，我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愿转换为肉体的行动，无论我想做什么。于是我放弃了努力，在黑暗中躺着不动。

“我不知道自己静止了多久，但感觉总算缓慢恢复过来。随着感觉的恢复，疼痛也理所当然地找上身来。痛得相当厉害。腿怕是断了，我思忖，肩也许脱臼，或不巧摔断了。

“于是我以原来的姿势忍痛不动。泪水不知不觉顺颊而下。泪来自疼痛，更来自绝望。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世界尽头处沙漠正中的深井里，在一团漆黑中忍受剧痛的袭击，这是何等孤独何等绝望，我想你无论如何也是体会不到的。我甚至后悔没让那个下级军官一枪打死。如果给人打死，起码我的死还有他们知道。而若死在这里，那的的确确是孤单单的死，不为任何人知晓的无声无息的死。

“时而有风声传来。风掠过地面时在井口发出奇妙的声音，仿佛遥远世界里女人的啜泣。那个遥远世界与这个世界之间有一细孔相通相连，因而啜泣声得以传来这里。但那声音的传来转瞬即逝，过后我还是独自留在深深的沉默与深深的黑暗中。

“我忍着痛，用手轻轻触摸周围地面。井底平平的，面积不大，直径也就一米六七。触摸地面当中手突然碰到一个尖尖硬硬的东西，我惊得反射性地一下子缩回手，尔后再次慢慢地朝那边摸去，手指重新碰到那个尖东西。一开始我以为是树枝之类，后来明白原来是骨头。不是人的，是小得多的动物骨骸。大概因为天长日久，或是给我掉下来砸的，骨头已经破碎。除这小动物的骨头，井底便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沙沙拉拉的细沙。

“接着，我用手心抚摸井壁。井壁像是用瘪平的石块砌成的。白天地面其实相当热，却热不到这地下世界里来，壁面冰凉冰凉。我的手在壁面滑动，一条一条确认石块之间的缝隙，心想碰巧说不定可以蹬着爬上地面。然而那缝隙实在太细太窄了，没办法搁脚。加之我又负伤，希望近乎于零。

“我拖着身子从地面撑起，好歹靠上井壁。身体一动，肩和脚简直疼得像被扎进许多根粗针。一时间里我觉得似乎每呼吸一次身体都有可能哗啦啦解体。一摸肩，那里又热又肿。”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然，某一时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太阳光竟如有神灵指点一般飒然泻入井内。霎时间我看清了周围所有的东西。井内流光溢彩，简直是光的洪流。面对这劈头盖脸的光明，我几乎透不过气来。黑暗和阴冷一瞬间被驱逐一空。温暖的阳光深情地拥揽我的裸体，就连疼痛也像在接受阳光的祝福。身旁有小动物的骨头，白刷刷的骨同样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阳光中，这不吉利的骨头也成了自己亲切的伙伴。我可以看清包围着我的石壁了。置身于阳光的时间里，我甚至忘却了恐惧、疼痛以至绝望，只顾目瞪口呆地坐在辉煌的光芒中。可惜好景不长，稍顷，阳光如来时一般倏然逝去，深重的黑暗重新压来。时间的确短暂，以分秒计算我想至多十秒或十五秒。太阳光所以直上直下地射入深深的井底，大概是由于角度的关系，一天之中仅有一次。在我尚未弄清所以然之时，光的洪流已倏然远逝。

“阳光的消失，使我陷入了更深的黑暗。我想动下身体都无能为力。没吃没喝。一丝不挂。悠长的下午过去了，夜晚随之降临。身体渴求睡眠，而寒冷却像无数针尖猛刺我的全身。恍惚中生命之芯仿佛在变僵变硬而步步走向死亡。朝上看去，头顶有冻僵似的星星，数量多得可怕。我凝神仰望星斗缓慢的移行，据此我可以确切知道时间仍在流逝。我打了个瞌睡。冻醒痛醒。又打了个瞌睡。又一次醒来。

“不久，早晨来临。历历在目的星星从圆形井口渐渐模糊下去，淡淡的晨光圆圆地浮现出来。天亮后星星也没消失，模糊虽然模糊，但总是守候在那里。我舔着壁石的晨露滋润干渴的喉头，作为量当然少得可怜，但对我已是天之恩赐了。想来，我至少整整一天没喝水没吃东西了，却又丝毫觉不出食欲这玩意儿。

“我一动不动地待在井底，此外别无他能，甚至思考什么都无从谈起。我那时的绝望和孤独便是那样地深重。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一味静坐不动。但我在无意识之中期待着那道光束，那道一天之中仅有一瞬间笔直泻入井底、亮得眼前发黑的光束。从物理上说，阳光成直角射于地表是在太阳位于最高空的时候，因此应是正午时分。我一心盼望光的到来，因为此外无任何可期盼的东西。

“那以后又过了很多时间。不觉之间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当我意识到什么猛然睁眼时，光已在那里了。我知道自己再次笼罩在压倒一切的光芒中。我几乎下意识地大大张开双手迎接这片阳光。它比第一次强烈得多，也比第一次持续时间长，至少感觉上是这样。阳光中我泪水涟涟而下，仿佛全身液体都化为泪水从眼中倾流一空，甚至觉得身体本身也融为液体就势流干流尽。在这辉煌的祝福中我想死又何妨。实际上我也想死去。此时此刻，似乎这里的一切都浑然融为一体，无可抗拒的一体感。是的，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仅仅持续十几秒的光照中。我应该在此就这样一死了之。

“然而光照还是毫不留恋地离去了。意识到时，我仍孑然一身留在这凄惨惨的井中，一如前次。黑暗与阴冷牢牢钳着我，就像在告诉我那光照压根儿就不存在。接下去很长时间我一动不动蹲在那里。脸让泪水湿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就像被一股巨力彻底摧毁了，我想不成什么更做不成什么，连自身的存在都感觉不出，仿佛成了干瘪的残骸或一个空壳。其后，本田伍长的预言再次回到我如同一无所有的空房间一般的脑袋中，他预言我不会死在中国大陆。在这光照来而复去的现在，我可以对他的预言确信无疑了。因为在这应该死的地方应该死的时间里我未能死。我不是不死在这里，而是不能死在这里。明白吗？我就这样错过了得天独厚的宠幸。”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觑了眼表。

“如您所见，我现在就在这里坐着。”他静静地说，像要抖去肉眼看不见的记忆丝线似的摇了摇头。“一如本田先生所说，我没死在中国大陆，四人中我又活得最长。”

我点点头。

“对不起，话说得长了。一个没有死成的老人的往事，听得不耐烦了吧！”说罢，间宫中尉在沙发上正襟端坐，“再唠叨下去，怕要赶不上新干线列车了。”

“等等，请等等，”我慌忙道，“请别就此打住，那以后到底怎么样？我很想听听下文。”

间宫中尉看了一会我的脸。

“这样好吗？我真的没有时间了，和我一起走去汽车站可以么？估计路上我可以把剩下的话简单讲完。”

我和间宫中尉一起出门，朝汽车站走去。

“第三天早上我被本田伍长救了出来。我们被捕的那天夜里，他察觉到蒙古兵要来，便一人溜出帐篷一直躲在什么地方。那时他从皮包里取出了山本的文件。毕竟对我们来说头等优先事项是不使文件落入敌手，无论付出怎样的牺牲。或许你要问既然知道蒙古兵要来，那为什么不叫醒我们一起跑呢？为什么自己一个人溜走呢？问题是即使那样我们也根本逃脱不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那里是他们的地盘，人数和装备也都占上风。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我们，把我们一网打尽，拿走文件。就是说，在那样的情况下需要他单独逃生。本田伍长的行为在战场上显然是临阵脱逃，但在执行那种特殊任务时，随机应变是再重要不过的。

“他目睹了俄国人他们前来并整个活剥山本皮的情形，也看见了我给蒙古兵带走。但他没有了马，无法立即尾随而来，只能步行。本田伍长挖出埋在土里的武器，再把文件埋在那里，然后追赶我们。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他赶到井边十分不易，因为他连我们去哪个方向都不晓得。”

“本田先生是怎么找到井的呢？”我询问。

“我也不清楚，他从没就此多说什么。总之他就是知道，我想。找到我，他撕开衣服搓成长绳，想方设法把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从井底拉了上来，又不知从哪里寻来一匹马，驮起我翻过山丘，渡河，一直领到满军监视所。在那里我得到治疗，又被送上司令部派来的卡车拉到海拉尔医院。”

“文件或信件什么的到底怎么样了？”

“想必仍然躺在哈拉哈河附近的沙土里。我和本田伍长没工夫挖它，也没任何理由非去挖不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权当那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好了。上级审查时我们统一口径，都说没有听说什么文件，因我们觉得若不那样说，很可能被追究未带回文件的责任。以治疗的名义，我们在严格监视下被隔离在两个病室，每天都接受审查。来了好几名高级军官，不得不三番五次重复同样的话。他们的提问详尽而狡黠，但他们好像相信了我俩的话。我毫无保留地述说了我的经历，唯独小心地避开文件一点。他们把我说的整理成文，交代我说此次行动属机密事项，军队不存正式记录，因此一切情况不得外传，一旦得知外传，必定严惩不贷。两个星期后，我被放回原部门，本田先生想必也返回了原来的部队。”

“还有一点不大明白，本田先生为什么从那个部队被特意叫出来呢？”我问。

“这点本田先生也没对我多说什么。估计他被禁止提及此事，或者认为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但我从他话中推想山本那个人同本田先生之间有某种个人关系，而且可能是有关他特异功能方面的。因为陆军设有专门研究那类特异功能的部门，从全国搜集具有某种特异神通和特殊精神能量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这我也听说过，料想本田先生是因此同山本相识的。再说如果实际上他不具有那方面的能力，也不可能找到我的位置并把我准确地领到满军监视所。那可是在一无地图二无指南针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径直赶到那里的，在常识上可说是无法设想的。我是地图专家，那一类地理大体知晓，然而即便是我也绝对做不到。大概山本指望的也就是本田先生的这种能力。”

我们走到汽车站等车。

“当然现在也仍有谜没解开。”间宫中尉说，“我至今还有很多事想不明白：在那里同我们接头的蒙古军官到底是谁？假如我们把文件带回司令部情况又将如何？为什么山本没有把我们甩在哈拉哈河右岸而独自过河？那样他行动上理应容易得多。说不定他原本打算把我们留作蒙军饵料而一人逃命来着，而客观上这是可行的。或许本田伍长一开始便看透了这点，所以才对山本见死不救的。

“不管怎样，我和本田伍长自那以来很长时期都一次也没见面。我们两人一到海拉尔就马上被隔离开来，禁止见面和交谈。我很想最后说一句感谢话都没能说上。就这样，他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留在满洲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被押往西伯利亚。我得知他的住址，已是从西伯利亚回国几年以后的事了。那以来我们见过几次面，偶尔通通信，但本田先生似乎有意避开哈拉哈河那件事，我也不是很想提起，因为对我们两人来说，那件事情实在过于重大。我们通过就此缄口不语而得以共同拥有了那段经历，明白吗？

“话是说长了，但我最终想告诉您的是：我真正的人生或许早已结束在外蒙沙漠那口深井里了。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内核——大约是内核——业已在井底那一天仅射进十秒或十五秒的强烈光束中焚毁一尽。那光束对我便是神秘到了那般程度。很难解释为什么，总之如实说来，从那以后我无论目睹什么经历什么，内心都全然不为所动。就连面对苏军大型坦克部队，就连失去左臂，就连身陷地狱般的西伯利亚收容所的时候，我也处于某种无感觉之中。说来奇怪，那些对于我已怎么都无所谓了。我身上的什么早已死掉。或许如我当时所感觉的那样，我本应在那束光照中死去，无声无形地一死了之。那是我的死期。然而不出本田所料，我没有死在那里——或者该说是没有死成。

“我在失去左臂和十二年宝贵光阴之后返回了日本。回到广岛时，父母和妹妹已不在人世。妹妹被征用在广岛市内一座工厂做工时碰上扔原子弹死了。父亲当时偏巧去看望妹妹也没了命。母亲受不住精神打击卧床不起，于一九四七年去世。前边已经说过，我以为算是私下同我订婚的女子已跟别的男人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墓地里有我的墓。我什么也没剩下，自己本身也好像整个儿成了空壳。我不该返回这里的，我想。那以后直到今天，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我当了社会科教师，在高中教地理和历史，但在真正意义上我并没有活着，我只是一个个完成分配给我的现实任务而已。我没有一个堪称朋友的人，同学生之间也不存在感情纽带。我不爱任何人，已不懂得爱上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每当闭上眼睛，被活活剥皮的山本就浮现出来，也梦见了好几次。山本在我的梦境中不知被剥了多少次皮，每次都变成血肉模糊的块体，我可以真切地听到山本凄绝的悲鸣。我还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井底活着腐朽下去，有时甚至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现实，而眼下日复一日的人生倒是梦幻。

“本田先生在哈拉哈河畔说我不会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听得我很是欣喜。信不信是另一回事，当时的我哪怕一根稻草也恨不得抓住不放。或许本田先生察觉出了这点，为了安慰我才那样讲的。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欣喜。返回日本以后，我始终像空壳一样活着。而成为空壳，即使长命百岁也算不得真活。沦为空壳的心和沦为空壳的肉体所产生的，无非是空壳人生罢了。我想请您理解的，实际上只此一点。”

“那么说，您回国后一次也没结过婚？”我问。

“当然。”间宫中尉回答，“没有妻子，没有父母兄弟，彻底孤身一个。”

我略一迟疑问道：“您认为没听到本田先生那个预言倒好些是吗？”

间宫中尉默然良久，凝视着我道：“或许是那样的。本田先生或许不该把它说出口，我或许也不该听。正如本田先生当时所说，命运这东西大约是事后回头看的，而不该预先知道。不过我想，时至如今怎么都是一回事了。我只是在履行至今继续存活这一职责而已。”

公共汽车驶来。间宫中尉朝我深深一躬，道歉说占了我的时间。“这就告辞了。”间宫中尉说，“实在谢谢了。不管怎样，算是把那个交给您了，这样我也总算告一段落，可以放心回去了。”他用假手和右手熟练地取出硬币，投入公共汽车收费箱。

我站在那里，凝眸看着汽车拐弯消失。车一消失，我顿时奇异地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一个被丢在人地两生的街头的孩子所感受到的那种毫无着落的心情。

我回到家，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本田先生作为纪念留给我的包。费力剥去好几层严严实实的包装纸后，露出一个很结实的硬纸盒。是CuttySark送礼用的包装盒，但从重量得知里边装的不是威士忌。我打开盒，发现里边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本田先生留给我的，仅是个空盒。

(1)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之略，原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

(2)　俄语“不，没有”之意。

(3)　日本立在岔路口或村边山顶的小石像，据说可以保护行路人的安全。

第二部　预言鸟篇

一九八四年七月至十月

1　尽可能具体的事情、文学里的食欲

把间宫中尉送去公共汽车站这天夜晚，久美子没有回家。我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等她，等到时针转过十二点只好作罢，上床躺下，不觉之间开着灯睡了过去。醒来快早上六点了，窗外天光大亮，薄薄的窗帘外传来鸟的鸣啭。身旁不见妻子。洁白的枕头仍好端端地鼓胀着，显然夜间没什么人往上边放过脑袋。床头柜上整齐地叠放着昨天刚洗过的她的夏令睡衣，我洗的，我叠的。我关掉枕边的灯，像调整时间流程似的做了个深呼吸。

我仍旧穿着睡衣，在家中寻找了一番。先进厨房，再望客厅，察看她的工作间，搜查浴室和厕所。为慎重起见，连壁橱也打开看了。然而哪里也没有久美子的影子。也许是心里不踏实的关系，家中看上去比平日冷清，好像我一个人在上蹿下跳破坏这寂静的和谐。

无事可干，我便去厨房往水壶灌了水，打开煤气灶。水开后用来冲了咖啡，坐在餐桌旁喝着。然后用电烤箱烤了面包，从冰箱里拿出土豆色拉吃了。单独吃早餐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想起来，从结婚到现在，我还一次没放弃过早餐。午餐不吃倒是常事，晚餐也有时作罢，但早餐却无论如何也不曾免过。这是一种默契，几乎近于仪式。我们上床再晚，清晨也早早爬起，尽可能做正规些的早餐，只要时间允许就慢悠悠地吞食。

但这天早上久美子不在座位上。我一个人默默喝咖啡，默默吃面包。对面仅有一把无人坐的空椅。看着这椅子，我想起昨天早上她身上的香水，想象有可能赠给她香水的男人，想象久美子同那男人在床上拥作一团的光景，想象男人的手爱抚她裸体的场面，回想昨天早上为她拉连衣裙拉链时目睹的她那瓷瓶般光滑的背。

不知何故，咖啡有一股香皂味儿。喝罢一口过不一会儿，口中便觉不是滋味。最初以为错觉，但喝第二口后仍是一个味儿。我把杯中的咖啡倒进洗碗池，换一个杯子斟上，一喝香皂味儿还是不退。何以有香皂味儿呢？我不得其解。壶洗得甚为仔细，水也不成问题，然而那毫无疑问是香皂水味儿或化妆水味儿。我把咖啡壶里的咖啡倾倒一空，重新换水加温，又觉得麻烦，遂半途而废。随后用咖啡杯接自来水，权当咖啡喝了。反正也不是特别想喝咖啡。

等到九点三十分，往她单位打电话，对接电话的女孩说麻烦找一下冈田久美子。女孩说冈田好像还没来上班，我道谢放下电话。之后我开始打扫房间。平时心里七上八下时我总是这样。旧报纸和杂志收在一起用绳子捆了，厨房洗碗池和餐橱擦干净了，厕所和浴缸刷了，镜子和窗玻璃用玻璃除垢器抹了，灯罩取下冲了，床单换下洗了，又铺上新床单。

十一点时，我再次往久美子单位打电话。还是那个女孩接的，还是那句回答。“冈田还没来上班呢。”她说。

“今天不来了么？”我问。

“这——没听说啊……”她声音里不含任何感情，如实口述那里现存的事实而已。

不管怎么说，十一点久美子都没上班这情况非同寻常。出版社编辑部那种地方上下班时间一般是颠三倒四的，但久美子的出版社不然，办的是健康和自然食品方面的杂志，相关的撰稿人、食品公司和农场人员、医生们全都是早早起床工作一直忙到傍晚那类人，因此久美子和她的同事们也都与其协调一致，早上九点全体准时上班，除去发稿忙的时候，平日是六点下班。

放下电话，进卧室大致检查了一遍久美子挂在立柜里的连衣裙、衬衫和西装裙。如果离家出走，她该拿走自己的衣服。当然我并不一一记得她的所有衣服。自己有什么都稀里糊涂，不可能记清别人的服装细目。不过，因为时常把久美子的衣服拿去洗衣店又拿回，所以大体把握得住她经常穿什么衣服爱惜什么衣服，而且据我记忆，她的衣服基本集中在这一处。

况且久美子也没有更多空间拿走衣服。我再次精确地回忆她昨天早上离家时的情形——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包。她带的只是上班时常带的挎包。里面满满地塞着手册、化妆品、钱夹、笔、手帕、纸巾等物，根本容纳不进替换衣服。

我打开她的抽屉柜察看。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服饰、袜子、太阳镜、内衣、运动衫等等，怎么也看不出少了什么。内衣、长筒袜倒有可能放进挎包，但转念想来，那东西随便在哪儿都买得到，用不着特意带走。

接着去浴室再次检查化妆品抽屉。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里面仍密密麻麻塞满了化妆品和饰物之类。我打开那个克里斯汀·迪奥牌香水瓶盖，重新闻了闻。气味一如上次，一股极有夏日清晨气息的清芬。我又想起她的耳朵和白皙的背。

折回客厅，我歪倒在沙发上，闭目侧耳倾听，但除了时钟记录时间的音响，不闻任何像样的声籁，不闻汽车声不闻鸟鸣声。往下我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拿起听筒，拨动号码盘，再次往她单位打电话，但想到仍会是那个女孩接电话，不由心里沉沉的，遂中途作罢。但这样一来，我就没任何事可做了。唯一可做的就是死等下去。说不准她将我甩了——理由不得而知。总之这是能够发生的事。问题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不至于全然一声不吭，久美子不是那种人，就算弃我而去，也该尽量详尽地告诉我她何以如此，对此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也可能走路时遭遇意外，被汽车撞倒送去医院也未可知，且昏迷不醒正在接受输血。想到这里，我胸口怦怦直跳。可是，她挎包里有驾驶证、信用卡和家庭住址，就算万一发生这类事，医院或警察也会往家里联系。

我坐在檐廊里怅然望着庭院。其实我什么也没望。本打算想点什么，但精神无法集中在特定一点上。我反反复复地回想拉连衣裙拉链时见到的久美子的背，回想她耳畔的香水味儿。

一点多时，电话铃响了。我从沙发上站起拿过听筒。

“喂喂，是冈田先生府上吗？”女子的语声。加纳马耳他。

“是的。”我应道。

“我叫加纳马耳他。打电话是为猫的事……”

“猫？”我怔怔地反问一声。我早已把什么猫忘到脑后，当然马上想了起来。只觉得那仿佛是远古的事了。

“就是太太正找的那只猫。”加纳马耳他说。

“啊是吗？就是就是。”

加纳马耳他在电话另一头揣测什么似的沉默有时。或许我的声调使她察觉到什么。我清清嗓子，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

加纳马耳他道：“我想猫是再也找不到了，除非发生奇迹。最好还是别再找了，尽管令人惋惜。猫已经离去，恐怕一去不复返。”

“除非发生奇迹？”我反问道。但没有回答。

加纳马耳他长时间缄口不语。我等待着她开口，可是无论怎样侧耳细听，听筒里连个呼吸声都没有。在我开始怀疑电话出故障的时候，她好歹开口了。

“冈田先生，”她说，“这么说或许不无冒昧：除了猫，其他没有什么需我帮忙的吗？”

对此没办法马上回答。我靠墙握着听筒。语句出口需要一点时间。

“有很多事还弄不清楚。”我说，“清楚的事还一样都没掌握，只是在脑袋里想。总之我想老婆离家去了哪里。”接着我把久美子昨天夜不归宿和今早没去上班的事告诉了加纳马耳他。

加纳马耳他似乎在电话另一端沉思。

“这想必是让人担心，”有顷，加纳马耳他说道，“此刻我还无可奉告。不过为时不久，很多事情就会逐渐明朗起来。眼下唯有等待。滋味是不好受，但事情本身有个时机问题，恰如潮涨潮落。谁都不可能予以改变，需要等待时只有等待而已。”

“加纳马耳他小姐，猫的事啰啰嗦嗦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也知道不该这样讲话——但我现在确实没心绪听堂而皇之的泛泛之论。总的说来，我已一筹莫展，真的一筹莫展，而且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完全不知所措。知道吗，放下这电话我也不知所措。我需要的是具体的事实，哪怕再微不足道。知道吗？就是可看可触的事实。”

电话另一端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不太重，大约是铜球什么的滚落到地板上的声响。随即又像有什么东西在磨擦，很像手指挟住一张绘图纸猛然往两边扯拉。声音距电话似乎不太远也不很近，但加纳马耳他则好像对声响没特别介意。

“明白了。需要具体的对吧？”加纳马耳他以平板板的声音说。

“是的，尽可能具体的。”

“等电话。”

“电话现在也一直在等啊。”

“大概一个姓名发音以‘O’开头的人马上有电话打来。”

“那人可晓得久美子什么消息？”

“我很难明白到那种地步。您不是说什么都行，只是想知道具体的么，所以才这么跟您说。还有一点：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

“半月？”我问，“就是天上的月亮？”

“不错，是天上的月亮。但不管怎样，您总要等待。等待就是一切。好，改日再聊。”说罢，加纳马耳他放下电话。

我拿来桌面上的电话号码簿，打开“O”字页，上面写着久美子端庄的小字，共有四个人的名字及其住址和电话号码。打头的是我父亲——冈(1)田忠雄。一个叫小野田，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个姓大塚的牙科医生，再一个是大村酒店，附近卖酒的商店。

酒店可以首先排除，走路才十来分钟的距离，除偶尔打电话请其送箱啤酒上门外，我们同那酒店不存在任何特殊交情。牙医也不相干。我还是两年前在那里看过一次槽牙，久美子则一次也未去过，至少同我结婚以后，她就没找过任何牙医。小野田这个同学与我已好多年没见面了。他大学毕业后进银行工作，转年被调往札幌分行，那以后一直住北海道，如今只有贺年片往来。他同久美子见没见过我都记不起来。

这样就只剩下我父亲，但很难设想久美子同我父亲有什么深些的来往。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以后，我同父亲从没见过面，没通过信，没打过电话，何况久美子一次也没见过我父亲。

“啪啦啪啦”翻动电话簿的时间里，我再次认识到我们这对夫妻人际关系是何等的差。结婚六年，除了和单位同事间的权宜性交际，差不多没同任何人打交道，而仅仅两人深居简出地生活。

我又准备煮意大利面条作午餐。肚子其实不饿，不仅不饿，连食欲都几乎无从提起，可又不能总是坐在沙发上死等电话铃响。需要暂且朝着什么目标活动活动身子。我往锅里放水，打开煤气，水开之前一边听调频收音机一边煮番茄酱。调频收音机正在播放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技艺炉火纯青，但里面似乎有一种令人浮躁的东西。至于原因在演奏者方面，还是在于听的人自己此时的精神状态，我却弄不明白。结果我关掉收音机，继续默默做菜。橄榄油加热后，放大蒜进去，又投进切得细细的洋葱炒了。在洋葱开始着色的时候将预先切好和控好水的西红柿推入锅中。切切炒炒这活计不坏，这里边有实实在在的手感，有声音，有气味。

锅水开了以后，放盐，投一束意大利面条进去，把定时器调到十分钟那里，开始在洗碗池里洗东西。然而面对煮好的意大利面条时，竟丝毫上不来食欲。好不容易吃下一半，其余扔了。剩下的番茄酱倒进容器放入冰箱。没办法，原本就没有食欲的。

记得过去在哪里读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的在等待什么的时间里老是吃个不停。使劲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主人公（名字忘了）从意大利乘小艇越境好歹逃到瑞士，在瑞士一座小镇上等待妻子分娩，等的时间里不时走进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吃喝。小说情节差不多忘光了，只是清楚记得接近尾声的场面：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等待妻子分娩时接二连三地进食。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面，是因为觉得这里边含有强烈的真实性。较之因坐立不安而吃不下东西，食欲异乎寻常地汹涌而来反倒更有文学上的真实性，我觉得。

然而真正在这冷冷清清的家中对着时钟指针老实等起什么来，却是不同于《永别了，武器》，全然上不来食欲。如此时间里，我陡然觉得，所以上不来食欲，很可能因为自己身上缺乏文学上的真实性因素。自己自身好像成了写得差劲儿的小说情节的一部分，仿佛有人在指责我根本就不真实。实际上怕也的确如此。

电话铃是下午快两点时响的，我当即抓起听筒。

“是冈田先生府上吗？”一个没听见过的男子语声，低沉而有媚气，很年轻。

“是的。”我的声音不无紧张。

“是二丁目二十六号的冈田先生吧？”

“是的。”

“我是大村酒店，经常承蒙关照。这就想过去收款，不知您是否方便？”

“收款？”

“嗯。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款。”

“可以可以，还要在家待一会的。”我说。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放下听筒，我试着回想这几句交谈是否包含有关久美子的什么信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非酒店关于收款的简短而现实的电话。我确实订过啤酒和果汁，也确实是酒店送上门的。三十分钟后，酒店的人来了，我付给他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欠款。

酒店这个年轻店员很讨人喜欢。我递过钱，他笑眯眯地写收据。

“冈田先生，今早站前出了事故，您知道吗？今早九点。”

“事故？”我一惊，“谁出事故？”

“一个小女孩，给倒车的货厢车碾了。伤势像不轻。事故发生时我偏巧从那里路过，一大早不愿意看那场景。小孩子防不胜防——倒车时收不到后视镜里去。站前那家洗衣店知道吧？就在那门前。那地方放着自行车堆着废纸箱，看不清路面。”

酒店的人回去后，我再也无法在家中困守下去了。家中好像突然变得闷热、幽暗，窄小得让人透不过气。我穿上鞋，先出门再说。锁没上，窗没拉，厨房灯没关。我口含柠檬糖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游来转去，但在脑海中再现同酒店那个店员交谈内容的时间里，忽然想起一直放在站前洗衣店没取的衣服。是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取衣单在家里，但我想去了总会有办法。

街上看起来和平时有所不同，路上擦肩而过的人都好像有欠自然，带有某种技巧性。我边走边观察每一个人的面孔。他们到底算哪一类人呢？我想。到底住怎样的房子，有怎样的妻室，过怎样的日子呢？他们是否同妻子以外的女人睡觉或同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呢？幸福吗？知道自身在别人眼里显得不自然带有技巧性痕迹吗？

洗衣店前面仍活生生地保留着事故现场。路面有大约是警察划的白粉笔线，几个购物客聚在一起神情肃然地议论事故。但店里光景一如往日，那个黑色收录两用机照例在播放气氛音乐，里边的老式空调机“唔唔”叫着，熨斗的水蒸气很壮观地直冲天花板。乐曲是《退潮》，罗伯特·马科思威尔的竖琴。去海滨该有多妙！我联想到沙滩的气息、海涛拍岸的声响，想海鸥的姿影，想冰透的易拉罐啤酒。

我对店主说：“这次忘带取衣单了，大约上周五或周六送来的衬衫和裙子……”

“冈田先生吧？冈田……”店主说着，翻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唔，有的有的，衬衫裙子。不过，太太已经取走了哟，冈田先生。”

“是吗？”我吃了一惊。

“昨天早上来取的。我直接交付的，记得很清楚。像是上班途中顺便取的，还带了取衣单来。”

我一时语塞，默然看着他的脸。

“一会儿问太太好了，没错。”洗衣店主说。然后拿起收款机上的一盒烟，抽一支衔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

“昨天早上？”我问，“不是晚上？”

“早上。八点左右吧。您太太是早上第一位顾客，所以记得真切。喏，早上第一位顾客是年轻女子，不是很让人心情舒畅的么？”

我不知该做什么表情好，发出的声音也好像不是自己的。“可以了，不晓得老婆来取过。”

店主点下头，瞥了我一眼，碾灭刚吸两口的香烟，继续熨烫。看样子他对我有点兴趣，想向我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作为我也有不少话想问他，例如久美子来取衣服时是怎么个样子，手里拿着什么等等。可是我头脑混乱，嗓子渴得冒烟。得先坐在哪里喝杯冷饮，不然好像什么都想不成。

离开洗衣店，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要了加冰红茶。咖啡馆里凉凉爽爽，客人只我一个。墙上的小音箱正在播放大型管弦乐队的披头士《八天一星期》。我重新回想大海，在脑际推出自己赤脚在沙滩上朝浪头奔跑的光景。沙滩热得发烫，风带有浓重的潮水味儿，我深深吸了一口，仰望天空。向上张开双手时，可以明显感到夏日太阳的热量。稍顷，波浪开始凉冰冰地冲刷我的脚。

久美子去单位之前到洗衣店取走衣服——此事怎么想都不正常，因为若是那样，必须提着刚刚烫好的衣服钻进满员电车，而且回家时也势必同样提着衣服挤车。不方便且不说，特意拿去洗衣店打理的衣服还要被挤得皱皱巴巴。久美子一向对衣服皱纹和污痕很是神经质，不可能做此无意义的举动。下班顺便去洗衣店就可以了嘛！倘若下班晚，叫我去取也就完事了。能设想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当时的久美子已没有回家的打算。想必手提衫裙直接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她便暂且有了可替换的衣服，其他东西在哪里买即可。她有信用卡，有银行提款卡，有自己单独的户头。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只要她喜欢。

并且，她可能同一个人——一个男的在一起。此外她应该别无离家出走的理由。

事态看来相当严重。久美子把衣服皮鞋置之不顾而杳无踪影。她喜欢购置衣服，又精心爱护，对此全然不顾而几乎光身一人离家远去，那可是要下相当大的决心的。然而久美子毅然决然地——我以为——只拎着衬衫裙子离家不见了。不，或许久美子那时根本没把什么衣服放在心上。

我背靠咖啡馆的椅子，半听不听地听着严格消毒过的背景音乐。我想象久美子手提装在洗衣店塑料袋里且仍带有铁丝衣架的衬衫裙子正往满员电车里钻的形象，想起她身上连衣裙的颜色，想起她耳后香水的清香，想起她光洁完美的背。我好像很累很累了，真怕一闭眼就往别的什么场所踉跄而去。

(1)　“冈”的日语发音以“O”开头，下同。

2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出得咖啡馆，我又在那一带走来走去。走着走着，午后的炎热弄得我心情渐渐不好受起来，甚至有一种发疟疾之感。我不想回家，想到在静悄悄的家中死等不知来不来的电话，就感到窒息得不行。

能想得起来的活计，也就是去看看笠原May。我回家翻过院墙，顺胡同走到她家后院，背靠一胡同之隔的对面“空屋”的篱笆，眼望有石雕鸟的院子。站在这里，笠原May应该不久即可发现我。除了去假发公司打工，她基本上都在注意这胡同的动静，无论是做日光浴，还是在自己房间。

不料笠原May偏偏不肯露头。天上一片云也没有。夏日阳光火辣辣灼着我的脖颈。青草气息从脚下蒸腾而上。我一边眼望石雕鸟，一边回想前些天舅舅的话，准备就曾在那房子住过的人们的命运作一番思索，结果浮上脑海的只有大海。冷冷的蓝蓝的海。我做了好几次深呼吸，觑了眼表。正当我灰心地想今天算是不行了的时候，笠原May却亮相了。她穿过庭院，朝这边姗姗走来，身上是粗斜纹棉布短裤和蓝色港衫，脚上是红色塑胶拖鞋。她站到我跟前，从太阳镜里边递出微笑。

“你好，拧发条鸟。猫找到了，绵谷·升君？”

“哪里，还没有。”我说，“不过你今天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才出现的哟！”

笠原May双手插进粗布短裤袋，好笑似的环视四周。“喂喂，拧发条鸟，我就是再闲也不至于从早到晚瞪大眼珠一个劲儿监视这胡同嘛。我也多少有我要做的事。也罢，就算我的不是。等了许久？”

“久倒不是许久，问题是站在这里极热。”

笠原May看我的脸看了半天，微微蹙起眉头：“怎么搞的，拧发条鸟？你这脸很不成样子哟，好像在哪里埋了很久好容易才扒出来似的。往这边一点儿，在树荫下歇歇不好么？”

她拉起我的手，领去她家院子，把院里一个折叠椅搬到橡树下让我坐了。密密匝匝的绿树枝投下透出生命芬芳的凉荫。

“不怕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总没有的，一点也不用介意。在这里什么也别想，好好休息一会儿。”

“嗯，有件事想求你一下。”我说。

“说说看。”

“替我打个电话。”我从衣袋摸出手册和圆珠笔，写上妻单位的电话号码，撕下那页递给她。塑料皮手册给汗水弄得热乎乎的。“往这儿打个电话，问叫冈田久美子的去没去上班。如果没去，再问昨天去了没有。就求你办这件事。”

笠原May接过纸片，咬着嘴唇凝视，而后看着我说：“放心，交给我好了。你就把脑袋弄空在这儿躺着，不许动哟！就去就回。”

笠原May走后，我按她说的躺下闭起眼睛。浑身汗水淋漓。每次要想什么，脑袋深处就一剜一剜地痛。胃底好像有一团乱麻沉淀不动，不时有一股闷乎乎直要反胃的预感。四周阒无声息。如此说来，确有很长时间没听到拧发条鸟鸣叫了。我蓦地心想，最后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四五天前吧。记不准了。意识到时，已经没了拧发条鸟的叫声。那鸟或许是随着季节更替而迁移的。这么说，听到拧发条鸟的鸣叫也就是这一个月里的事，这期间拧发条鸟日复一日持续拧动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小小世界的发条，那是拧发条鸟的季节。

十分钟后，笠原May返回。她把手中的大玻璃杯递给我，递时“咣啷咣啷”有冰块响。响声仿佛来自遥远的世界。我所在的场所同那个世界之间隔着若干扇门，而现在碰巧所有的门一齐敞开，响声于是得以传来。但那实在是暂时性的，迟早都要关上。哪怕关上一扇，我就再也听不到响声。“水里有柠檬片，喝吧！”她说，“喝了脑袋会清爽些。”

我勉强喝了一半，把杯子还给她。凉水通过喉咙，缓缓地在我身体里往下降。旋即剧烈的呕吐感朝我袭来。胃中开始腐烂的乱麻分解开来，步步为营地直朝嗓子眼进攻。我闭目合眼，勉强挺了过去。而一闭眼，手拎衬衫裙子上电车的久美子便浮上眼帘。也许吐出好些，我想。但没吐。几次深呼吸的时间里，呕吐感渐渐减弱消失。

“不要紧？”笠原May问。

“不要紧。”我说。

“电话打了。我说我是她亲戚，合适吧？”

“嗯。”

“那人，是你太太吧？”

“是。”

“说是昨天也没上班，”笠原May说，“跟单位也没打招呼，反正就是没去。单位的人也正伤脑筋呢，说她原本不是那类人。”

“是的，不是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去上班那类人。”

“昨天不见的？”

我点点头。

“可怜啊，拧发条鸟！”笠原May说，而且真像觉得我很可怜似的。她伸手放在我额头上，“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眼下什么也没有，我想。”我说，“总之谢谢了。”

“嗳，再问问可好？还是最好不问？”

“问无所谓，能不能回答是另一回事。”

“太太是跟男人一起出走的？”

“不晓得，”我说，“不过或许是那样的，那种可能性我想是有的。”

“可你们不是一起生活的吗，一直？一起生活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呢？”

的确如此，我想。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呢？

“可怜啊，拧发条鸟！”她重复道，“要是我能告诉你什么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一窍不通，不明白婚姻是怎么个玩意儿。”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竟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

“实在谢谢了，帮了大忙。差不多该回去了。”我说，“家那边可能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有人打电话来。”

“到家马上淋浴。首先淋浴，明白？再换件好看的衣服，然后刮刮胡子。”

“胡子？”我用手摸摸下巴。果然忘了刮须。从早上到现在我还一次也没想到什么胡须。

“这类小事是比较重要的哟，拧发条鸟！”笠原May透视般地盯住我的眼睛，“回家好好儿照照镜子！”

“照办就是。”

“再过去玩儿可好？”

“好的。”我说，接着补充一句：“你来我很欢迎。”

笠原May悄然点头。

回到家，我注视自己映在镜中的脸。脸确实狼狈不堪。我脱去衣服，淋浴，仔仔细细地洗发、刮须、刷牙、往脸上抹护肤水，然后再次细细审视镜中自己的脸。似乎比刚才好了一点儿，呕吐感也收敛起来，唯独脑袋有点儿发涨。

我穿上短裤，拿出一件新港衫穿了，而后在檐廊里背靠柱子坐下，边看院子边等头发干。我试图归纳一下这几天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先是间宫中尉打来电话，那是昨天早上——对，毫无疑问是昨天早上。继之妻出走。我拉了她连衣裙后背的拉链，发现了香水包装盒。接着间宫中尉来访，讲了一次奇特的遭遇——被蒙古兵捉住扔到井里。间宫留下本田先生送的纪念品，但那仅仅是个空盒。再往下久美子夜不归宿。那天早上她在站前洗衣店取走衣裙，就势无影无踪，跟她单位也没打招呼。这是昨天的事。

只是，我很难相信这些事全部发生在同一天。发生的实在太多了。

如此思来想去时间里，困意汹涌而来。不是一般的困，其剧烈程度简直近乎暴力。困意就像从一个放弃抵抗的人身上撕掉衣服一般撕去我的知觉。我什么也不再想，进卧室脱去衣服，只穿内衣钻进被窝。本想看一眼床头钟，但脖子无法歪向一边。于是我闭起眼睛，急速滑进深不见底的睡眠中。

睡梦中我给久美子拉连衣裙的拉链。眼前是白皙光洁的背。但拉到顶头时，才知不是久美子，是加纳克里他。房间里只有我和加纳克里他。

并且同是上次梦境中那个房间。宾馆套房。桌上有Cutty Sark瓶和两只玻璃杯，还有满满装着冰块的不锈钢冰筒。外面走廊里有人大声说话走过，声音听不甚真切，像是外国话。天花板垂着尚未打开的枝形吊灯，给房间照明的仅是若明若暗的壁灯。厚墩墩的窗帘依旧拉得严严实实。

加纳克里他身上是久美子的夏令连衣裙，天蓝色，带有镂雕般的小鸟图案，裙摆在膝盖稍上一点。加纳克里他一如往常化妆化得俨然杰奎琳·肯尼迪，左腕戴着两个串在一起的手镯。

“喂，那连衣裙怎么回事？可是你的？”

加纳克里他朝我转过脸，摇摇头。一摇头，向上卷起的发尖便很得意地颤抖起来。“不，不是我的。临时借穿一下。不过你别介意，冈田先生。不会因此给谁添麻烦。”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问。

加纳克里他没有答话。我仍像上次那样坐在床沿，身着西装，扎着带有水珠形图案的领带。

“什么都不必想，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说，“没有任何可担心的。放心，大家都做得满顺利。”

她一如上次那样拉开我裤前拉链。抓出我的阳物，含在嘴里。不同的是这次她没脱衣服，一直穿着久美子的连衣裙。我想动动身子。但纹丝动弹不得，身体像被无形的细绳捆住了。阳物顿时在她口中膨胀变硬。

我看见她的假睫毛在动，卷起的发梢摇摇颤颤。一对手镯发出干涩的响声。她的舌头长而柔软，缠绕似的舔着我，难解难分。当我差点儿要射出的时候，她突然离开，开始慢慢地给我脱衣服。脱去上衣，解开领带，拉掉裤子，剥去衬衫，褪下三角裤，让我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床上，而她自己却不脱光。她坐在床上，拉过我的手，悄悄引到连衣裙里面。她没穿内裤，我的手指感觉出她下部的温暖，又深、又暖、湿漉漉的。手指没遇到任何阻力，简直像被吸入一般滑入其中。

“我说，绵谷升马上就来这里的吧？你不是在这儿等他么？”我问。

加纳克里他并不应声，手轻轻放在我额头。“你什么也不用考虑，一切由我们负责，交给我们好了！”

“我们？”我问。

但没有回答。

她骑一样跨到我身上，抓住我已经变硬的阳物，一下子插进她的那里。插到底后，开始缓缓转动腰肢，天蓝色的连衣裙下摆与其腰身相呼应似的撩抚着我赤裸的腹部和双腿。在我身上展开连衣裙的加纳克里他浑如一株巨大而柔嫩的鲜菇，又如在夜幕下悄悄舒展纤维从落叶中偷偷探出头来的阴花植物。她的那个部位温暖而又爽凉，拥裹着我，诱导着我，同时又企图将我挤压出去。我的阳物愈发变硬变粗，几欲胀裂。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种超越性欲和性快感的感觉。仿佛她身上一种什么、一种什么特殊的东西正通过我的阳物一点点潜入我的体内。

加纳克里他闭目合眼，微扬下颏，像做梦一样静静地前后摇晃腰肢。连衣裙里面的胸部随着呼吸忽而胀大忽而收缩。头发垂下几根轻拂她的额头。我想象自己一个人漂浮在浩渺的海面正中。我闭上眼睛，侧起耳朵，谛听打在脸上的微波细浪的吟唱。身体如整个沉浸在温吞吞的海水中。潮水缓缓流移。我浮在上面，漂往某个地方。我决定按加纳克里他说的什么也不去想。眼睛闭上，全身放松，身体付予潮水。

蓦然回神，房间已漆黑一团。我环顾房间，几乎一无所见。壁灯已不知何时被统统熄掉，只有加纳克里他在我身上轻轻摇曳的蓝色连衣裙犹如剪影依稀可辨。“忘掉！”她说。却又不是加纳克里他的语声。“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我们都是从暖泥中来的，当然还要返回。”

这是电话女郎的声音。骑在我身上正同我交欢的是那个谜一样的电话女郎。她也身穿久美子的连衣裙，在我迷迷糊糊的时间里将加纳克里他取而代之。我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反正我想说什么。但我思绪乱作一团，出声不得，嘴里出来的，只是一块块热的气体。我毅然睁开眼睛，我要弄清我身上女郎的面孔。然而房间过于黑暗。

女郎再不言语，开始更为性感地扭动腰肢。她那绵软的肉将我包笼起来，轻轻加压，浑如自行其是的活物。我听到她背后传来圆形门拉手转动的声响。是错觉亦未可知。黑暗中一道白光凛然一闪。或许是桌上冰筒反射走廊的灯光，也可能是锋利刀具的一晃。我的思维能力已经瘫痪。旋即一泻而出。

我冲了淋浴，洗罢身体，用手洗了沾满精液的内裤。我暗暗叫苦。何苦偏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刻来什么遗精呢！

我重新换上衣服，重新坐在檐廊里打量庭院。太阳光在密密匝匝的绿荫里躲躲闪闪地跳跃。一连几天的雨，使得鲜绿鲜绿的杂草到处一阵疯长，给院子投下颓废与停滞的微妙阴翳。

加纳克里他也不是个玩意儿！不长时间竟使我遗精两次，两次对象都是这加纳克里他。而我想同其睡觉的念头原本一次也没有过的，哪怕一闪之念，然而我总是在那房间里同她云雨。不知何以如此。中途同加纳克里他换班的那个电话女郎又究竟是谁呢？女郎认得我，还说我也认得她。我开始逐个回想迄今为止同自己有性关系的对象，但电话女郎不属其中任何一个。尽管这样，我心里仍有不尽释然之处，这使我浮躁不安。

似乎有某个记忆想从我脑海中显露头角。我可以感觉到什么东西正在蠢蠢欲动。只消一个启示即可。只消拉出那条线，所有的结即可解开。我在等着解开，问题是我无法找到那条线。

稍顷，我放弃了思索。“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我们都是从暖泥中来的，当然还要返回。”

直到六点也没等到一个电话，只是笠原May来了。她说想尝尝啤酒，我从冰箱里取出冰镇的，两人各喝一半。我又觉得饿了，把火腿和莴笋夹在面包里吃起来。看见我吃，笠原May也提出想吃同样的东西。我给她如法炮制一个，两人默默地吃三明治喝啤酒。我不时瞥一眼挂钟。

“这屋里没电视？”笠原May问。

“没电视。”我说。

笠原May轻轻咬了下唇边，说：“我就多少有这感觉，觉得这房子里可能没电视。讨厌电视？”

“倒也不特别讨厌，只是没有也没什么不便。”

笠原May就此沉吟一会儿。“你结婚几年了？”

“六年。”我说。

“就是说一直没电视过了六年？”

“是啊。一开始没有多余的钱买电视，后来过惯了没电视的生活。静，不坏。”

“肯定很幸福是吧？”

“何以见得？”

笠原May皱下眉，说：“我没电视一天都活不了嘛！”

“那是因为你不幸？”

笠原May没有回答。“可久美子阿姨不回家了，所以你已经不那么幸福了。”

我点头喝口啤酒，说：“是那么回事吧。”大体是那么回事。

她衔起一支烟，以训练有素的手势擦火柴点燃。“嗳，希望你怎么想怎么说：觉得我丑是吗？”

我放下啤酒杯，重新端详笠原May的长相。原本一边同她说话一边怔怔地想别的事来着。她穿一件松松垮垮的开胸式黑色短袖衫，稍一俯身，见那小小隆起的富有少女韵味的乳房的上半部即清楚闪了出来。

“你半点也不丑，的确不丑。为什么特意问这个呢？”

“跟我交往的男孩常这么说来着：你真个是丑小鸭，胸都鼓不起来。”

“就是骑摩托出事的那个男孩？”

“嗯。”

我望着烟从笠原May口中徐徐吐出。“那个年纪的男孩总好那么说话。因为没有办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故意说出或做出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无谓地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反正你丁点儿不丑，我认为非常可爱，不骗你也不是恭维你。”

笠原May就我的话沉思好一会儿。她把烟灰弹进啤酒罐：“太太长得漂亮？”

“怎么说呢，我不大清楚。有人那么说，有人不那么说。属于喜好问题。”

笠原May“唔”一声，用指甲尖百无聊赖似的“嗑嗑”敲了几下玻璃杯。

“对了，你那个摩托男友怎么了？再不见他了？”我询问。

“再也不见。”笠原May说。她用手指轻轻按了下左眼旁边的伤疤，“再也不会见他了，百分之二百，赌右脚小趾都行。不过现在懒得谈那个。怎么说好呢，有的话一出口听起来就像谎言是吧？不知这个你懂不懂？”

“我想我懂。”说着，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电话。电话在桌子上裹着沉默的外衣，活像装出无生命物的样子伏在那里静等猎物通过的深海动物。

“嗳，拧发条鸟，迟早我会跟你讲那男孩的事，等我想讲的时候。现在不成，一点儿都没那个情绪。”随后她看了眼表，“噢，该回家了。谢谢你的啤酒。”

我把笠原May送至院墙那里。一轮接近圆满的明月把粗粗的光粒子泻到地面。看见满月，我想起久美子月经期将近。不过归根结蒂，或许那已经同我不相干了。如此一想，一股犹如自己体内充满未知液体的奇异感触朝我袭来。那大约类似某种悲凉。

笠原May手扶院墙看着我说：“拧发条鸟，你还喜欢久美子阿姨吧？”

“我想是的。”

“即使太太有了情人跟情人一起跑了你也喜欢？要是太太说还想回到你这里，你仍可能接受？”

我叹息一声，“这问题复杂啊。只能果真那样时再考虑了。”

“或许是我多嘴，”笠原May轻咂下舌头，“你可别生气。我纯粹是想了解一下太太突然离家出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喏，我有一大堆不明白的事哩。”

“没生什么气。”说罢，我又抬头眼望月亮。

“那，打起精神，拧发条鸟！但愿太太回来，一切一帆风顺。”言毕，笠原May轻捷得惊人地翻过院墙，消失在夏日的夜色中。

笠原May走后，我又变得形单影只。我坐在檐廊里，思索笠原May的提问。假如久美子有了情人同其一道出走，我难道还能重新接受她吗？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也有一大堆不明白的事。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几乎条件反射地伸手拿起听筒。

“喂喂，”女子的声音，是加纳马耳他。“我是加纳马耳他，屡屡电话打扰，十分抱歉。是这样，明天您可有什么安排吗？”

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我没有什么好安排的，总之。

“那么，如果可以，我想明天中午时分见您一下。”

“同久美子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有那样的可能性。”加纳马耳他字斟句酌地说，“绵谷升先生恐怕也将在座。”

听到这里，听筒险些脱手掉下。“就是说，我们三人一起聚会？”

“大约是那样的。”加纳马耳他说，“眼下需要那样做。电话中很难说得具体。”

“明白了，可以的。”我说。

“那么，一点钟还在上次碰头的老地方如何？品川太平洋宾馆的咖啡屋。”

一点钟在品川太平洋宾馆的咖啡屋，我复诵一遍，放下话筒。

十点笠原May打来电话。没有什么事，只是说想找人聊聊。两人聊了一会不咸不淡的话。最后她问：“嗳，拧发条鸟，后来可有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没有，”我回答，“一个也没有。”

3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到得咖啡屋，尽管距约定时间尚有十几分钟，绵谷升和加纳马耳他早已在座位上等我了。正是午饭时间，咖啡屋里拥挤混杂，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加纳马耳他。天气晴好的夏日午后戴一顶红塑料帽的人，这世上可谓为数不多。倘若她不是收集有好几顶同一式样和颜色的塑料帽，那应该同第一次见面时的是同一顶。打扮也一如上次，飒爽而不失品味。白色的短袖麻质夹克衫，里面是圆领布衬衣。夹克和衬衣都雪白雪白的，无一道折痕。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唯独红塑料帽与这装束无论气氛还是质地抑或其他什么全都格格不入。我落座后，她迫不及待摘下帽子置于桌面，帽旁放有黄色的手袋。她要的大约是奎宁水样的饮料，一口未动，饮料在细细高高的平底杯里浑身不自在似的徒然泛着小泡。

绵谷升戴一副绿色太阳镜，我落座后他即摘下，拿在手上盯视镜片，俄尔戴回。身上是藏青色棉质长裤棉质夹克，里面套一件白色港衫，新得俨然刚出厂。面前放了一杯加冰红茶，也几乎没有碰过。

我点罢咖啡，喝口冷水。

一时间谁也没开口。绵谷升仿佛连我的到来也没注意到。为确认自己并非透明体，我将手掌数次伸在桌面翻看。片刻，男侍走来在我前面放了咖啡杯，用壶注入咖啡。男侍走后，加纳马耳他像试麦克风似的低声清了清嗓子，但一言未发。

首先开口的是绵谷升。“时间不多，尽可能简洁地坦率地说好了。”他说。初看上去他像在对着桌子正中间的不锈钢冰筒说话，但其发话对象显然非我莫属。他是姑且利用介于二者中间位置的冰筒。

“你要简洁地坦率地说什么？”我坦率地问。

绵谷升这回总算摘下太阳镜在桌上折好，之后注视我的脸。最后一次见他已是三年前的事了，但现在这么坐在一起竟全无阔别之感，想必是因为我不时在电视杂志看到这副尊容的缘故。某种信息的存在，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希求也罢不希求也罢，反正就是要如烟如雾地钻进你的意识你的眼睛。

不过面对面认真看去，发觉这三年时间里他的面部已有相当变化。以前那种黏黏糊糊的类似无可言状的淤泥样的货色已被他打入深宫，而代之以潇洒而富于技巧性的什么物件。一言以蔽之，绵谷升业已弄到一副更为洗练更为时髦的假面具。它的确制作精良，喻为一层新的皮肤亦未尝不可。但无论那是假面具也好皮肤也好，我——就连我——都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一种大约可称为魅力的风采。我不由感叹，简直是在看电视画面。他像在电视荧屏上那样说话，像在电视荧屏上那样做动作。我觉得我与他之间无时不隔着一层玻璃。我在这边，他在那边。

“关于说什么，你恐怕也心中有数——久美子的事！”绵谷升道，“也就是你们今后何去何从，你和久美子。”

“这何去何从，具体说是怎么一码事呢？”我拿起咖啡杯，啜了一口。

绵谷升以近乎不可思议的无表情眼神盯住我：“怎么一码事？你也不至于就这样长此以往吧？久美子另找个男人走了，剩你光身一个了，就这码事嘛。这对谁都无益处。”

“找了个男人？”我问。

“喂喂喂，等等请等等，”加纳马耳他此时插进嘴来，“事情总有个顺序，二位还是请按顺序说吧！”

“我不明白，本来就没什么顺序可言，不是吗？”绵谷升冷冷地说道，“到底哪里存在顺序呢？”

“让他先说好了，”我对加纳马耳他道，“然后大家再适当排顺序不迟——假如有那玩意儿的话。”

加纳马耳他轻咬嘴唇看一会我的脸，微微点下头。“也罢，那就先请绵谷升先生讲吧。”

“久美子除你另有个男人，并且和那男人一道出走了。这已毋庸置疑。这样，你们的婚姻再持续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幸没有孩子，鉴于诸般缘由亦无交涉精神损失费(1)的必要，解决倒也容易，只消脱离户籍即可。在律师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就算完事。出于慎重我还要告诉你：我所讲的，也是绵谷家最后的意见。”

我合拢双臂，就其所言略加思索。“有若干疑点想问。第一，你何以晓得久美子另有男人呢？”

“从久美子口里直接听来的。”绵谷升回答。

我不知如何应对，双手置于桌面默然良久。久美子居然向绵谷升公开这种个人秘密，未免有些费解。

“大约一周前的事了，久美子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谈。”绵谷升道，“于是我们见面谈了。久美子明确告诉我她有交往中的男人。”

我好久没吸烟了，想吸支烟。当然哪里都没烟可吸，便代之喝口咖啡，尔后把杯放回托碟，“咣啷”，声音又响又脆。

“因而久美子出走了。”他说。

“明白了。”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想必就是这样。久美子有了情人，并就此找你商量，对吧？我固然还难相信，不过很难设想你会为此特意向我说谎。”

“当然没说什么谎。”绵谷升道，嘴角甚至漾出一丝笑意。

“那么，你要说的结束喽？久美子跟男人走了，要我同意离婚？”

绵谷升像节约能源似的微微点下头：“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当初就不赞成久美子同你结婚。之所以没积极反对，是因为事不关己。如今想来不免后悔未坚持己见。”说着，他喝口水，把杯子轻轻放回桌面，继续下文，“自第一次见面时起，我就对你这个人不怀任何希望，认为你这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成就一桩事业或把自身锻炼成为有用之才的积极向上的因素。自己原本不发光，又不能使别人发光。你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将半途而废，终归一事无成。事实恰恰如此。你们结婚六年过去了，这期间你到底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对吧？六年时间里你唯一干的就是把工作丢掉和把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眼下你既无工作，又没有想做什么的计划。一句话，你脑袋里几乎全是垃圾和石碴。

“我至今还不理解久美子为什么和你结合。也许她对你脑袋里装的垃圾和石碴般的玩意儿发生了兴趣。然而归根结蒂垃圾总是垃圾，石碴总是石碴。一句话，一开始就属阴差阳错。诚然，久美子也存在问题。她由于种种情况自小性格就多少有点乖戾。唯其如此，才被你一时吸引，我想。但这个也已告终。总之事已至此，还是速战速决为好。久美子的事由我和家父家母考虑，你不必再插手。久美子在哪也不必找，这已不属于你的问题，你出头只能使事情复杂化。你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开始适合于你的人生好了！这对双方都有利。”

为表示话已结束，绵谷升喝干杯里剩的水，又叫男侍续上。

“此外没什么想说的了？”我询问。

绵谷升再次漾出笑意，这回把头往一旁偏了偏。

“那么，”我转向加纳马耳他，“那么这话到底哪里有顺序呢？”

加纳马耳他从手袋里取出小小的白手帕，抹了抹嘴角，然后拿起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放在手袋上。

“此事我想对冈田先生您是个打击。”加纳马耳他说，“即使对我们来说，面对面谈这件事心里也分外痛苦，我想这您能理解。”

绵谷升觑了眼表，以确认地球正在自转，宝贵时间正在流失。

“明白了，”加纳马耳他说，“开门见山地、简明扼要地说吧：您太太见了我，找我商量来着。”

“我介绍的，”绵谷升插嘴，“久美子问我如何找猫，我就为两人引见了。”

“在我见你之前，还是之后呢？”我问加纳马耳他。

“之前。”加纳马耳他说。

“这就是说，”我对加纳马耳他道，“如果整理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吧：久美子以前就通过绵谷升先生得知你的存在，并就猫的丢失找你商量。事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隐瞒自己已先见你的事没说，而又叫我去见你。我就在这一地点同你见面交谈。简言之是这样的吧？”

“大体如此。”加纳马耳他显得有些难以启齿，“最初纯粹是为了找猫，但我察觉里边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所以想见见您，想直接跟您谈谈。这样，我就必然要再见一次您太太，询问各种更深一层的个人情况。”

“于是久美子对你说自己有了情人。”

“简单说是那样的。更详细的从我的角度不大好说……”加纳马耳他道。

我一声喟叹。喟叹亦无济于事，却又不能不叹。“如此说来，久美子同那男人很久以前就有交往了？”

“大约有两个半月了，想必。”

“两个半月，”我说，“长达两个半月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

“那是因为您对太太毫不怀疑。”加纳马耳他说。

我点点头。“确实如你所说，我一次，甚至半次都没怀疑过会有这种事。我不认为久美子会在这方面说谎，现在也难以相信。”

“结果如何且不论，能全面相信一个人毕竟是人的一项地道素质。”

“实非常人可为。”绵谷升道。

男侍走来往我杯里续咖啡。邻桌有年轻女子高声浪笑。

“那么，我们凑在一起本来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我转问绵谷升，“我们三个人是为了什么凑在这里的呢？是为了叫我答应同久美子离婚？还是有什么更深的用意？你们说的乍听上去似乎头头是道，但关键部分却含糊不清。你说久美子有了男人因而离家出走，请问离家去了哪里？在那里干什么？独自去的？还是同那男的一起？久美子为什么全然不同我联系？若是另有男人，自是奈何不得。但我要从久美子口里听取一切，在听此之前一概不予相信。听清楚：当事人是我和久美子，问题应由我们两人协商解决，无须你指手画脚。”

绵谷升将尚未碰过的加冰红茶推向一边。“我们出现在这里，是为了向你通告。加纳来是我请的。我想有第三者参加总比两人单独谈要好。至于久美子的那个男人是何人物，现在何处，我可不晓得那么多！久美子也是大人，行动有她的自由。也许纵使知道在何处也无意告诉你。久美子不和你联系，是因为不愿和你说话。”

“久美子到底对你讲了什么？据我理解，你们两人关系似乎并不怎么亲密嘛。”我说。

“久美子要是跟你甚是亲密，为何同别的男人睡觉呢？”绵谷升道。

加纳马耳他低低咳嗽一声。

“久美子说她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说想彻底了结各种事情。我提议离婚算了，久美子说想想看。”绵谷升说。

“就这些？”我问。

“除此还有什么，到底？”

“我仍然费解，”我说，“坦率地说，很难认为久美子专为这点事找你商量。这么说或许不太合适——若是这个程度的事，根本不会找你商量。她会自己动脑筋思考，或直接跟我说。说不定有什么别的事，有什么必须由你同久美子单独见面商量的事情……”

绵谷升沁出一丝微笑，这回是犹如黎明空中悬浮的月牙般淡淡冷冷的微笑。“所谓不打自招，嗯？”他用低沉然而清澈的声音道。

“不打自招。”我试着喃喃有声。

“不是吗？老婆给别的男人睡了，又出走了，自己竟然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我还从未听说过如此寡廉鲜耻的怪事！我也不是愿意来而来这里的，迫不得已而已。纯属消耗！简直是往脏水沟里扔时间！”

他如此说罢，接下去是深深的沉默。

“知道下流岛上下流猴的故事吗？”我问绵谷升。

绵谷升兴味索然地摇头道声“不知道”。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下流岛。没有岛名，不配有岛名。是个形状非常下流的下流岛，岛上长着树形下流的椰子树，树上结着味道下流的椰子果。那里住着下流猴，喜欢吃味道下流的椰子果，然后拉出下流屎。屎掉在地上滋养下流土，土里长出的下流椰子树于是更下流。如此循环不止。”

我喝掉剩的咖啡。

“看见你，我就不由想起这个下流岛故事。”我对绵谷升说，“我想表达的是以下意思：某种下流因子，某种沉淀物，某种阴暗东西，以其自身的能量以其自身的循环迅速繁殖下去。而一旦通过某个点，便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纵令是当事人本身。”

绵谷升面部未现出任何类似表情的表情。微笑不知去向，焦躁亦无踪影，唯见眉间一道细小皱纹——大约是皱纹。至于这皱纹是否原先即在那里，我没有印象。

我继续说下去：“听着，我完全清楚你实际是怎样一个人物。你说我像什么垃圾什么石碴，以为只要自己有意即可不费吹灰之力把我打瘪砸烂。然而事情没那么容易。我之于你，以你的价值观衡量也许真个如垃圾如石碴，但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愚蠢。我清楚你那张对着电视对着公众的滑溜溜的假面具下面是什么货色，知道个中秘密。久美子知道，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将假面具撕开，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也许要花些时间，但我可以做到。我这人或许一文不值，可至少不是沙囊，而是个活人，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点你最好牢记别忘！”

绵谷升一声不吭，以无表情的面孔定定地看着我。面孔俨然悬在空中的一块石头。我所说的几乎全是虚张声势。我根本不晓得绵谷升的什么秘密，其中应有某种严重扭曲的东西我固然想象得出，而具体是何物则无由得知。但我似乎说中了什么，我可以真切地从其脸上察觉出他内心的震撼。绵谷升没有像平日在电视讨论会上那样对我的发言或冷嘲热讽或吹毛求疵或巧妙地乘机反驳。他差不多纹丝不动，死死地默然不语。

继而，绵谷升面部开始约略出现奇妙的变化：一点点变红，且红得不可思议，几处红得不可再红，几处浅得不可再浅，其余部位则莫名其妙地白里泛青，这令我联想起多种落叶树和常青树肆意交织因而色彩一片斑斓的暮秋山林。

不久，绵谷升默默离座，从衣袋里掏出太阳镜戴上。脸色仍然那么离奇地一片斑斓，那斑斓说不定会在他脸上永远定居下去。加纳马耳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兀自坐在那里。我佯装不知。看样子，绵谷升想向我说什么，但终究转念作罢。他悄然离桌消失。

绵谷升走后，我和加纳马耳他好一会没开口。我极端地累。男侍走来问我换杯咖啡如何，我说不必了。加纳马耳他把桌上的红帽拿在手上，盯视两三分钟，放在身旁椅子上。

口中一股苦味。我喝口杯里的水，想把苦味冲掉，但无济于事。

片刻，加纳马耳他开口了：“情绪这东西，有时是需要向外释放的，不然会在体内沉淀下来。想说的倾吐一空，心里畅快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但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完结。”

“您是不喜欢绵谷升先生吧？”

“跟这小子说话，每次都搞得我失魂落魄，周围无论什么都显得虚无缥缈，大凡眼睛看到的，全都好像没了形体，而自己又很难用语言准确述说何以如此。由于这个缘故，我往往说出不应是我说的话，做出不应是我做的事，事后心里窝囊得不行。如能再不同这小子见面，实在谢天谢地。”

加纳马耳他连连摇头：“遗憾的是，往后您恐怕要和绵谷升先生见面不止一次。这是无可回避的。”

想必如她所言。同此人怕是很难一刀两断。

我拿过桌上的杯子，又喝了口水。那股不好的味道不知是从何处来的。

“不过有一点我想问问：在这件事上，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呢？绵谷升那边，还是我这边？”我这样向加纳马耳他问道。

加纳马耳他两肘支在桌面，双手合在脸前。“哪边也不站。”她说，“因为这里没有可称为‘边’的东西。不存在那种东西。不属于分上下、有左右、分表里那类问题，冈田先生。”

“活像说禅。以思维方式而言自然有趣，但这本身等于什么也没说。”

她点了下头，把合在脸前的双手约拉开五厘米，角度稍稍斜向我这边。手的形状很好看。“不错，我说的是叫人摸不着头脑，你生气也理所当然。问题是我现在即使告诉你什么，现实中恐也毫无用处。不但无用，还可能弄巧成拙。这件事，只能以你自身的力以你自己的手取胜。”

“野生王国。”我微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正是，”加纳马耳他说，“完全如此。”言毕，简直像回收什么人的遗物似的轻轻抓起手袋，戴上红塑料帽。而一戴帽，加纳马耳他便酿出时间就此告一段落那样不可思议的氛围。

加纳马耳他离去后，我半想不想地一个人久坐不动，因为起身也全然想不出该去哪里。但又不能永远在此呆坐下去。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付罢三个人的账款走出咖啡屋。那两人终究谁也没付账。

(1)　日本法律规定离婚时女方可向男方要求支付精神损失费。

4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回家窥看信箱，里面一封厚厚的信。间宫中尉来的。信封照例是一手考究的毛笔字，黑黑地写着我的姓名住址。我先换衣服去浴室洗把脸，进厨房喝两杯冷水，喘口气，然后剪开信封。

薄薄的信笺上，间宫中尉用自来水笔满满写着小字，一共怕有十张。我“啪啪”翻了翻，又装回信封。要读这么长的信太累了，也没有注意力。眼睛在一行行亲笔字上大致一扫，竟恍如一群奇形怪状的蓝色小爬虫，且脑袋里再次微微回响起绵谷升的语声。

我躺在沙发上，不思不想合起眼睛。所谓不思不想，对此时的我来说并非什么难事，只消对各种事情各想一点，各想一点之后直接弃置空中即可达此目的。

决心阅读间宫中尉的来信，已是傍晚快五点的事了。我倚柱坐在檐廊里，从信封中取出信笺。

第一张满纸是时令寒暄和对日前来访的谢意，以及坐了那么长时间说了那么多废话等一大堆道歉文字。间宫中尉这人极其注重礼节，毕竟是从礼节占日常生活很重要一部分那个时代活过来的。这部分我一眼带过，转入下页。

“开场白过于冗长，尚希见谅，”间宫中尉写道，“这次所以不揣冒昧不顾打扰给您写这封信，目的在于想请您理解我日前所说的那些，既非无中生有，也不是老年人添枝加叶的旧话重提，而是每个细节都确凿无误的事实。如您所知，战争已过去很多岁月了，记忆这东西也自然随之变质，犹如人将变老，记忆和情思亦会老化。然而其中有的情思是绝不至于老化的，有的记忆是绝不至于褪色的。

“直至现在，除了您我还没对任何人提起这段往事。在世间大多数人听来，我的这段往事也许带有荒唐无稽胡编乱造的意味。因为多数人总是将自己理解范围以外的事物统统作为不合情理无考虑价值的东西嗤之以鼻以至抹杀，甚至作为我也但愿这段往事纯属荒唐无稽的胡编乱造，但愿那是自己的误会或仅仅是臆想是梦幻。我所以苟活至今日，便是因为总是这样地一厢情愿。我三番五次地试图说服自己，告诉自己那是想入非非是某种误会。可是每当我力图将这段记忆强行推入黑暗之时，它却一次比一次更顽强更鲜明地卷土重来，进而犹如癌细胞一般在我的意识中扎根并深深侵蚀我的肌体。

“我至今也能历历如昨地记起每一个细节，甚至可以抓把沙草嗅其气味，可以想出天空浮云的形状，可以在脸颊上感觉出挟带沙尘的干风。对我来说，其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倒近乎似梦非梦的荒诞臆想。

“堪可称为我自身属物那样的人生茎干，早已僵冻和焚毁在无边无际无遮无拦的外蒙荒原之中。那以后我越过边境，在与攻来的苏军坦克部队的鏖战中失去一条手臂，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收容所里饱尝了超出想象的艰辛，回国后作为一名高中社会课教员供职三十余载，之后躬耕田垄，孤身至今。然这些岁月于我竟如一幕幕幻景。这些岁月既是岁月又不是岁月，我的记忆总是瞬间跨越这些徒具形骸的岁月而直返呼伦贝尔草原。

“我的人生所以如此失落如此化为空骸，原因大约潜于我在那口井底目睹的光照之中，即那仅仅射入井底十或二十秒的辉煌的阳光里。光一日仅来一次，突如其来而至，倏忽之间逝去。然而恰恰在那稍纵即逝的光之洪流中，我见到了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见到的景物，而见之后的我便成了与见之前的我截然不同的人。

“那井底所发生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即使在时过四十年的今天我仍未能把握准确。所以，下面我述说的无论如何只是我的一个假设，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理论根据的要素，但现阶段我认为这一假设有可能最为接近我所体验之事的实相。

“我被外蒙士兵扔进蒙古荒原正中央的一口黑洞洞的深井，摔伤了肩、腿，没吃没喝，只能坐以待毙。那之前我目睹了一个人被活活剥皮。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我的意识业已被高度浓缩，加之瞬间强光的照射，使得我直上直下地滑入自身意识的内核那样的场所——我想大概会是这样。总之我看见了那里的存在物。我的四周笼罩在辉煌的光照中，我置身于光之洪流的正中，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彻头彻尾被光整个包笼起来，但那里可以看见什么。有什么正在我暂时性失明的时间里熔铸其形体。那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有生命的那个什么。光照中，那个什么恰似日食一般黑魆魆浮现出来。可是，我未能真切看出其形体。它准备朝我这边靠近，准备给我以某种宠幸。我浑身战栗地等着。不料那个什么不知是中途转念，抑或时间不够，总之没有来到我跟前，而在形体完全铸成前的一瞬间倏然解体，重新隐没在光照中。光渐次淡薄——光射入的时间结束了。

“这一情形持续了两整天，重复得一模一样。流溢的光照中有什么正欲呈现其形体，却未果而中途消失。我在井中又饿又渴，痛苦绝非一般，但这在至根至本上并不是大不了的问题。我在井中最痛苦的是未能彻底看清光照中的那个什么。那是未能看见应该看见之物的饥饿，是未能知晓应该知晓之物的干渴。假如能够真真切切目睹其形体，我宁可就那么饿死渴死。我真是那么想的。为了看那形体，我绝对万死不辞。

“然而那形体被永远地从我眼前夺走了，其宠幸未能赋予我便不复存在了。前面我已说过，从井里出来后的我的人生，彻底成了空壳样的东西。所以战争最后阶段苏军攻入满洲的时候，我自愿奔赴前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里我有意识地尽可能将自己置于恶劣情况下，却无论如何也没死成。如本田伍长那天夜里预言的那样，命运使我返回了日本，使我寿命惊人地长。记得最初听到时我很高兴，然而莫如说那句预言更近乎咒语。我不是不死，而是未死成。本田伍长说得不错，我还是不知晓那种事为好。

“原因在于，我失却憬悟和宠幸之时，也就失却了我的人生。自己曾经拥有的生命体、因此而具有若干价值的东西，在那之后荡然无存，毁尽死绝。它们在锐不可当的光照中全部化为灰烬。也可能是那憬悟那宠幸所释放的热能将我这个人的生命之核彻底烧尽，我不具有足以抵抗其热能的力。因此，我不畏惧死，迎接肉体的死对我毋宁说是一种解脱。死可以使我从我之所以为我的痛苦中、从无望获救的囚牢中永远解放出来。

“话又说长了，请原谅。但我真正想告诉您的是：我是因某种偶然机会失却自己的人生并且同这失却的人生相伴度过四十余年的人。作为处于我这种境地的人，我以为人生这东西要比正处在其漩涡中的人们所认为的有限得多。光芒射入人生这一行为过程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仅有十几秒亦未可知。它一旦过去，而自己又未能捕捉其所提供的憬悟，便不存在第二次机会，人就可能不得不在无可救药的深重的孤独与忏悔中度过其后的人生。在那种黄昏世界里，人再也等不到什么。他所能抓到手上的，无非本应拥有的东西的虚骸。

“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并得以诉说这段往事。至于对您是否多少有用，我很难预知，但我是觉得自己因说出这段往事而得到了某种慰藉。尽管这慰藉微不足道，但即使微不足道的慰藉于我也贵如珍宝。而且我也同样有赖于本田先生的指点，对此我不能不感受到命运之丝的悬存。默默祝愿您日后人生幸福。”

我把信再次从头慢慢看了一遍，装回信封。

间宫中尉的信神奇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尽管这样，它带给我的只是远处扑朔迷离的图像。我可以相信并接受间宫中尉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事实接受他一再称为事实的一切，然而诸如事实及真实这类字眼本身对现在的我并无多大说服力。他信中最能强烈打动我的，是字里行间蕴含的焦躁——那种想要描写却描写不好想要说明却说明不成的焦躁感。

我进厨房喝罢水，在房子里到处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沿上眼望立柜中排列的久美子的衣服，思索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究竟为何物。我可以充分理解绵谷升的话。给他说时固然心怀不平，但事后想来其言果然不差。

“你们结婚六年过去了。这期间你到底干了什么？六年时间里你唯一干的就是把工作丢掉和把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眼下的你既无工作，又没有想做什么的计划。一句话，你脑袋里几乎全是垃圾和石碴”——绵谷升这样说道。我不能不承认其说法是正确的。客观地看，这六年时间我的确几乎没干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脑袋里也的确装的是垃圾和石碴。我是零。诚哉斯言！

可我果真将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了么？

我久久地望着她立柜中的连衣裙、衬衫和西服裙。这些是她留在身后的影子。影子失去了主体，有气无力地垂在那里。接着，我走进洗脸间，从抽屉拿出人家送给她的克里斯汀·迪奥香水瓶闻了闻，瓶里发出同久美子出走那天早上我在她耳后闻到的一样的气味儿。我把瓶中物全部慢慢倒进洗脸池。液体淌入排水孔，强烈的花香（我怎么也想不起花名）像狠狠搅拌我的记忆一般充满整个洗脸间。我便在这扑鼻的气味中洗了脸，刷了牙。之后，决定去一下笠原May那里。

我像往常那样站在胡同宫胁家的后面等笠原May出现，但左等右等也不露头。我靠着篱笆，含着柠檬糖，望着石雕鸟，想着间宫中尉的信。如此一来二去，四下渐渐黑了下来。我已差不多等了三十分钟，只好作罢。大概笠原May去了外面哪里。

我重新顺胡同回到自家房后，翻墙进屋。家中静悄悄地铺满了夏日蓝幽幽的夕晖。加纳克里他在里面。一阵错觉袭来，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是现实的持续。房间仍微微荡漾着我倒的香水味儿。加纳克里他坐在沙发上，双手置于膝部，我走近她也凝然不动，仿佛时间在她身上停止了。我打开房间灯，在对面椅子上坐下。

“门没锁，”加纳克里他说，“就擅自进来了。”

“没关系，进就进吧，我出门时一般都不上锁的。”

加纳克里他身穿花边白衬衫，翩翩然的淡紫色裙子，耳上一对大大的耳环，左腕套着两只大大的手镯。手镯使我心里一震，因为形状几乎同我梦见的毫无二致。发型和化妆一如往常，头发仍像从美容院出来直奔这里似的用发胶固定得齐齐整整。

“时间不多，”加纳克里他说，“要赶快回去，但有件事怎么也得跟您说。今天见了我姐姐和绵谷升先生了吧？”

“不过话不投机。”我说。

“那，可有什么想问我的？”

一个接一个有人前来，一件又一件问我问题。

“想多了解绵谷升这个人。我觉得必须了解他。”

她点下头：“我也想了解绵谷升先生。想必姐姐说过了，那个人很早以前就玷污了我，今天在这里很难说明白，早晚讲给您听就是。那是违背我意愿进行的。因我本来就被安排同他交媾，所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奸。然而他玷污了我，而且在多种意义上大大改变了我这个人。我好歹从中振作起来，或者说我由于那次体验而将自己——当然有加纳马耳他帮助——提升到了更高的境地。但无论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当时我是被绵谷升先生奸污这一事实。那是错误的，是十分危险的，甚至含有永远迷失自己的可能性。您理解吗？”

我当然不理解。

“当然，我也同你交合了，但那是在正确的目的下以正确的方法进行的，在那样的交合中我不至于被玷污。”

我像注视局部变色的墙壁一样注视了一会儿加纳克里他的脸。“同我交合了？”

“对。”加纳克里他说，“第一次只用嘴，第二次交合了，两次都在同一房间。还记得么？头一次没多少时间，不得不匆匆了事，第二次才多少充裕些。”

我不好应对。

“第二次我穿您太太的连衣裙来着，蓝色的连衣裙，左腕戴着和这个一样的手镯。不是吗？”她朝我伸出戴一对手镯的左腕。

我点点头。

加纳克里他道：“当然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交合。射精时您不是射在我体内，是射在您自身意识里。明白吗？那是人工构筑的意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共同拥有了交合这一意识。”

“这是何苦？”

“为了了解。”她说，“为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叹息一声。不管谁这么说都太离谱了。但她一一说中了我梦中的场景。我用手指摸着嘴角，许久地注视着她左腕上的一对手镯。

“或许我脑袋迟钝，很难说我充分理解了你说的内容。”我淡淡地说道。

“第二次出现在您梦境里，正当我和您交合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女子替换下来。我不知那女子是谁，但那应该给您以某种暗示。我想告诉您的就是这点。”

我默然。

“同我交合您不必有什么负罪感。”加纳克里他说，“跟您说，冈田先生，我是娼妇。过去是肉体娼妇，如今是意识娼妇。我是过来之人。”

随即，加纳克里他离开沙发跪在我身旁，抓住我的手。手不大，柔软，温煦。“嗯，冈田先生，就在这儿抱住我！”加纳克里他说。

我抱住她。老实说，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做。不过此刻在此抱住加纳克里他我觉得绝对不属于错误行为。解释不好，总之是这样觉得。我以起舞般的感觉将手臂搂住加纳克里他苗条的腰身。她个子比我矮得多，头只及我下颏往上一点。乳房紧贴在我胃部，脸颊静静靠在我胸口。加纳克里他不出声地哭了。我的T恤给她的眼泪打得暖暖的湿湿的。我看着她齐整整的短发微微摇颤不已。像在做一场甚是完美的梦，但不是梦。

如此姿势一动不动保持了许久许久。之后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撤开身子，顺势后退，从稍离开些的地方注视我。

“很感谢您，冈田先生，今天这就请让我回去。”加纳克里他说。尽管哭得相当厉害，但化妆几乎没有破坏。现实感正在奇异地失去。

“你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在我梦里？”我问。

“那我不知道。”她轻轻摇头，“我也不知道。但请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也请您别惧怕我戒备我。好么，冈田先生？”

我点点头。

加纳克里他旋即离去。

夜色更浓了。我的T恤胸口湿成一片。这天夜里我直到天亮也没睡。不困，又怕睡过去，觉得睡过去后说不定会被流沙样的水流冲走，一直冲往另一世界，再也无法重返这个天地。我在沙发上边喝白兰地边思索加纳克里他的话，直到翌日清晨。加纳克里他的存在感和克里斯汀·迪奥香水味儿天亮时仍留在室中，浑如被囚禁的影子。

5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刚刚睡去，电话铃便几乎同时响起。起始我试图不理什么电话接着往下睡，但电话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十遍二十遍不屈不挠地鸣叫不止。我慢吞吞地睁眼看了下床头钟，早上六点多一点，窗外天光大亮。有可能是久美子的电话。我跳下床，进客厅拿起听筒。

我“喂喂”两声。对方却一言不发。喘息告诉我另一端有人，但对方不肯开口。我也吞声不响，只管耳朵贴着听筒，静听对方微微的呼吸。

“哪位呀？”

对方仍不言语。

“如果是常往家里打电话的那个人，稍后一会再打来好么？”我说，“早饭前没心绪谈性交什么的。”

“谁？谁常往你家打电话？”对方突然出声。原来是笠原May。“喂，你要跟谁谈性交啊？”

“谁也不是。”我说。

“是昨晚你在檐廊里搂抱的那个女人？和她在电话里谈性交？”

“不不，不是她。”

“拧发条鸟，你身边到底有几个女人，太太以外？”

“说起来话长，很长很长，”我说，“毕竟才早上六点，昨夜又没睡好。反正你昨晚来过我这儿是吧？”

“而且撞见你正和那女人抱作一团。”

“实际什么事也没有。怎么说好呢，就像一种小小的仪式什么的。”

“用不着跟我辩解什么，拧发条鸟。”笠原May冷冷地说，“我又不是你太太。不过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是有什么问题的。”

“可能。”

“不管你眼下遭遇多么严重的不幸——我想应该是严重的不幸——那恐怕也都是你自作自受，我觉得。你存在着一种根本性问题，它像磁石一样引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因此，心眼多少有点灵活的女人，都想赶快从你身旁逃走。”

“或许。”

笠原May在电话另一头默然良久。而后假咳一声，“你么，昨天傍晚来胡同了吧？一直在我家房后站着了吧？活像呆头呆脑的小偷。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为什么不出来？”

“女孩子也有不乐意出去的时候，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有那种存心捉弄人的时候。既然等，就让你一直等下去好了——有时就有这样的念头。”

“噢。”

“不过到底过意不去，后来特意去了你家一次，傻乎乎的。”

“结果我正和那女人抱在一起。”

“跟你说，那女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笠原May说，“如今可没有谁那么打扮那么化妆哟！如果不是时光倒流的话。她恐怕最好还是去医生那儿检查检查脑袋瓜，是吧？”

“这你不必介意。脑袋也没什么不正常。人之爱好各有不同罢了。”

“爱好倒各随其便。只是，一般人就是再爱好我想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那个人，从脑瓜顶到脚趾尖——怎么说呢——活脱脱像从好多年好多年前的画报上走下来的一般，不是么？”

我不作声。

“嗳，拧发条鸟，和她睡了？”

“没睡。”我迟疑一下答道。

“真的？”

“真的。没有那种肉体关系。”

“那干吗搂搂抱抱？”

“女人有时候是想让人搂抱的。”

“也许。不过那样的念头可是多少有点危险的哟！”笠原May说。

“确实。”我承认。

“那人叫什么名字？”

“加纳克里他。”

笠原May又在电话另一头沉吟一会说：“这不是玩笑？”

“不是玩笑。”我说，“她姐姐叫加纳马耳他。”

“不至于是真名吧？”

“不是真名，职业用名。”

“这两人莫不是相声搭档什么的？或者说和地中海有什么关系？”

“和地中海稍稍有关。”

“姐姐那人打扮可地道？”

“基本地道，我想，起码比妹妹地道许多。倒是经常戴一顶同样的红塑料帽……”

“另一个好像也算不上怎么地道。你干吗非得跟这些脑袋缺根弦的人来往呢？”

“这里有很长很长的过程。”我说，“早晚等各种事情稳定一些后，或许可以跟你解释明白。现在不行，脑袋里一团乱麻，情况更是一团乱麻。”

“嗬。”笠原May不无狐疑地“嗬”了一声，“反正太太还是没回来吧？”

“嗯，没回来。”我说。

“喂，拧发条鸟，你也老大不小了，就不能多少动脑筋想想？要是太太昨天晚上回心转意回来时看见你正和那女人紧紧抱作一团，你以为她会怎样想？”

“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有的。”

“要是刚才打电话的不是我是你太太，而你又提起什么性交来，你太太到底会作何感想？”

“的确如你所说。”

“你还是相当有问题的。”笠原May说着，叹了口气。

“是有问题。”我承认。

“别这样什么都痛快承认，别以为只要老实认错道歉就万事大吉。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错误那东西终归还是错误。”

“言之有理。”我说。百分之百言之有理。

“你这个人！”笠原May不胜惊愕地说，“对了，昨晚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是有事相求才来我家这儿吧？”

“那已经可以了。”我说。

“可以了？”

“嗯。就是说，那事——已经可以了。”

“抱了那女人就跟我没事了？”

“哪里，不是那样的。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

笠原May再不说什么，放下电话。罢了罢了！笠原May、加纳马耳他、加纳克里他、电话女郎，加上久美子。确如笠原May所说，最近我周围女人数量是叫人觉得未免多过头了，而且每个都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但我终究太困了，没办法再思考下去。当务之急是睡觉。这回醒来可就有事干了。

我折身上床，睡了过去。

醒来后，我从壁橱里拿出简易背囊。背囊是应急用的，里面有水壶、咸饼干、手电筒和打火机，是搬来这里时害怕大地震的久美子从哪里成套买回来的。但水壶早已空了，咸饼干潮乎乎地发软，手电筒电池已经没电了。我往水壶里灌了水，咸饼干扔掉，给手电筒换上新电池，然后去附近杂货店买来火灾逃命用的绳梯。我想了想此外是否还有必备的东西，除柠檬糖外再想不出一样。我原地转身环视一遍家中，关上所有窗户，熄掉灯盏想锁门又转念作罢。或许有谁前来找我，久美子也可能回来，何况家里边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我在厨房餐桌上留一张字条：

“出去一些时日，还回来。T”

我想象久美子回来看见字条的情景。她看了将作何感想呢？我撕掉字条，重新写道：

“因要事暂时外出，不日回来。请等我。T”

我身穿棉布裤和半袖港衫，背起简易背囊，从檐廊下到院子。四下望去，端的是不折不扣的夏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完完全全的夏天。太阳的光线，天空的色调，风的气息，云的形状，蝉的鸣声，一切一切无不在宣告货真价实的美好夏日的光临。我背上背囊，翻过后院围墙，跳下胡同。

小时候曾离家出走一次，恰好也是在这样一个晴朗朗的夏日清晨。离家出走的原因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概是对父母有口气咽不下去吧。总之也是同样背起背囊，把攒的钱放进衣袋离开家的。对母亲谎说要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去郊游，让母亲做了盒饭。家附近有几座适合郊游的山，因此几个小孩子去那儿爬山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出家门，我便乘上事先想定的公共汽车，坐到终点。对我来说，那是“远方的陌生街市”。在那里又转乘别的公共汽车，到了另一处“远方（更远的）的陌生街市”。在这连名字都不知晓的街市下了车，我只管漫无目标来回转来转去。那地方没有可以称为特征的特征。比我住的街市多少热闹些，也多少脏些。有商业区，有电车站，有小工厂，有条河，河边有座电影院。电影院广告板贴着西部片广告。到了中午，坐在公园长椅上吃盒饭。我在那街市待到傍晚，但暮色越来越暗，心也随之忐忑起来。这已是返回的最后时机了，我想，再暗下去，恐怕就回不去了！于是我乘上来时坐的公共汽车。回到家已快七点了。谁也没觉察出我的出走，父母以为我和同学一块儿爬山去了。

此事我早已忘去脑后，但在背着背囊翻越院墙的一瞬间，当时的心情——在陌生的街头、陌生的人们、陌生的人家之间只身伫立，眼望夕阳渐次失去光色，那种莫可言喻的寂寥感——忽然复苏过来。旋即我想起久美子，想起只带挎包和从洗衣店取出的衣裙不知遁往何处的久美子。她已经错过了可以返回的最后时机，此刻恐怕正形影相吊地伫立在远方陌生的街市。想到这里，我很有些坐立不安。

不，她未必形影相吊，我想。说不定正同那男的一起，这样想要合乎情理得多。

我就此打住，不再去想久美子。

我穿过胡同。

脚下杂草已失去梅雨时节方可见到的那种水灵灵的鲜绿气势，现已完全换上夏日荒草特有的死皮赖脸的迟钝样子。移步之间，草中不时有蓝蚂蚱一跃而起，青蛙也时而蹿出。眼下胡同是这些小东西的领地，我成了扰乱它们常规生活的入侵者。

来到宫胁家空屋跟前，我打开木门径直进入院子，分开荒草往院里走去，走过依然凝望天空的脏兮兮的石雕鸟身边，绕到房侧。但愿这一过程别给笠原May看见。

到得井前，我搬下井盖上的石头，把两块半月形盖板拿开一块，往里扔了颗石子看底下是否仍旧没水。石子一如上次发出“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没有水。我放下背囊，从中掏出绳梯，一头系于附近树干，然后猛劲拉了几次，确认会不会脱扣。再慎重也不为过，万一不巧脱扣，可就甭想返回地面了。

我抱起团成一团的绳梯，慢慢垂入井中。长长的绳梯全部放下去后，仍没有到底的手感。绳梯相当长，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不够长。井的确很深，直上直下往里打手电筒也弄不清绳梯是否到底，光束中途即被黑暗吞噬。

我坐在井边侧耳倾听。几只蝈蝈简直像在比赛谁声音响谁肺活量大似的在树间拼命鼓噪，鸟声却是不闻。我怀念起拧发条鸟，或许拧发条鸟懒得同蝈蝈们竞争而迁往别处了。

接着，我手心朝上接太阳光。手心当下变热，仿佛所有皱纹和指纹都有阳光侵入。百分之百光的王国。周围一切一切无不尽情沐浴阳光，闪耀夏日的光彩，甚至时间和记忆等不具形体的存在也在享受夏日光照的恩惠。我把一块柠檬糖扔进嘴里，在井边一直坐到糖彻底融化。之后为慎重起见再次用足力气拉了拉绳梯，得知它确实被牢牢固定住了。

顺着软柔的绳梯下井，要比预想的辛苦。绳梯是棉与尼龙的混纺，结实程度自然没有问题，但脚下甚是不稳，网球鞋底稍用力一踩就“吱溜”滑开，因此手心必须紧紧攥住绳梯，直攥得手心作痛。我一格一格小心翼翼向下爬去，却怎么也不到底，似乎永远下降不完。我想起小石子碰到井底的声响。不怕，有底！无非爬这不争气的绳梯要花费时间罢了。

不料数至第二十格时，一阵恐惧感袭来。恐惧感犹如电流不期而至，使我的四肢立时变僵。肌肉硬如石，浑身冒汗，双腿不住发颤。无论如何这井也太深了，哪有这么深的井呢！这里毕竟是东京中心，就在我住的房子后头。我屏息侧耳，然而一无所闻。蝉鸣也不闻。唯独自己心脏大起大落的声音在耳中回响。我喘口粗气，在这第二十格处紧贴绳梯，既上不去也下不得。井内空气凉飕飕的，一股土腥味。这里是同夏日太阳朗朗普照的地面两相隔绝的世界。抬头上望，井口变得很小。圆形井口恰好被余下半块的盖板从正中间削去半边，从下面看去宛如夜空悬浮的半月。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加纳马耳他说。她是在电话中这样预言的。

我心中叫苦。而一叫苦，身上憋的劲儿消了一点，肌肉开始放松，似有一股硬邦邦的气从体内排出。

我再次使出浑身力气顺梯下爬。我鼓励自己说再下一点儿再下一点儿，别怕，反正有底。数到第二十三格时，终于到达井底，脚踩在土上。

黑暗中，我仍手抓梯格不放——以便有什么情况可随时逃离——同时用脚尖“窣窣”地划了划地面。没水，也没有莫名其妙的物体。如此确认完毕，才落脚立于地面。我放下背囊，摸索着拉开拉链，从中取出手电筒。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将井底情景照得历历在目。地面既不甚硬，也不很软。好在土是干的，有几块大约什么人扔下的石子，此外有一个装炸薯片的空塑料袋。手电筒照射下的井底，令我想起过去在电视上看到的月球表面。

井壁本身是普普通通的水泥，平扁扁的，斑斑点点生着青苔样的东西，如烟囱一般笔直向上拔起，最顶端闪出半月形光孔。直直地仰面望去，不由再度切实感到井的深邃。我再次用力拉了下绳梯，仍有实实在在的手感。不要紧，只要梯在，随时都可返回地面。我深深吸口气，略带霉气味儿，但绝不算坏。对井我最担心的就是空气。井底容易积淀空气。尤其枯井，往往有毒气从土层中冒出，过去我曾从报纸上看到掏井工因沼气中毒在井底丧命的报道。

我嘘口气，弓身坐在井底，背靠井壁。然后闭上眼睛，让身体习惯这一场所。噢，我想，自己此刻如此位于井底！

6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我坐在黑暗中。头顶被盖板齐刷刷切成半月形的光依然像什么标记一般孤单单地悬浮着，但地上的光探不到井底。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可以凑近看见——尽管影影绰绰——手的形状了。周围诸多物件开始慢慢现出依稀的轮廓，恰如胆怯的小动物一点点对对手放松警惕。但是，就算眼睛习惯了，黑暗终究是黑暗。每当我要定睛看清什么的时候，它们便倏忽间隐身敛形，悄然化入无明。或许不妨以“幽暗”称之，然而幽暗亦有幽暗的浓度，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比完全的黑暗更含有深刻的内涵，于中既有所见，又一无所见。

就在这内涵奇特的幽暗中，我的回忆开始带有未曾有过的强大力度。那些每遇时机便在我心中唤起种种图像的记忆断片，此时竟是那般鲜明真切，几乎可以巨细无遗地捧在手中。我闭起眼睛，回忆差不多八年前第一次见到久美子的情景。

碰见久美子，是在神田一所大学附属医院的患者家属休息室里。我当时因一桩遗产继承事项每天每日去见在此住院的委托人。委托人六十八岁，是一位拥有主要分布在千叶县的很多山林土地的有产者，名字曾一度出现在巨额纳税人排名栏里。伤脑筋的是其嗜好之一（之二之三我自然无由得知）是定期改写遗嘱，看情形他从此种繁琐至极的行为中觅得了常人无可估量的乐趣。事务所的人全给此人的为人和怪癖弄得不胜其烦，但对方毕竟是数得上的富翁，且每改写一次都有一笔绝不为少的手续费进来，加之遗嘱改写手续本身又不特别难弄，作为事务所不便说三道四，于是直接负责的差事就落到我这个刚进所的新手头上。

当然，因我不具有律师资格，所谓负责也比跑腿学舌强不了多少。专业律师听取委托人所希望的遗嘱内容，从法律角度提出务实性建议（正式遗嘱有固定格式和规定，如不合乎有可能不被承认为遗嘱），决定主要条目，据此将遗嘱草稿打印成文，我则将其拿到委托人那里朗读。若无异义，这回由委托人将遗嘱亲笔重写一遍，签名盖章。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人写的遗嘱法律上称为“亲笔自证遗嘱”。如这名堂所示，全文必须由本人亲自笔书。

顺利写毕，装入信封加封，我如获至宝地拿回事务所，由事务所放入保险柜保存。按理至此即告结束，然而此人却没这么简单。因其卧病在床，一次写不了多少，且遗嘱又长，写完要一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须天天去医院答疑（我也算是基本学过法律之人，常识范围内的可以回答）。回答不出的，每次便给事务所打电话请示。此人性喜啰嗦，对小事百般计较，甚至一个个字眼都纠缠不休。尽管这样，每天多少总有进展。而只要进展，这令人生厌的作业便总有完的希望。岂料，每当好歹熬到透亮当口，此人肯定会想起前面忘说了什么什么，抑或一举推翻前面业已定好的事项。若是细小变更，不妨以附录形式处理；而若事关重大，势必重新折腾。

总之就是如此过程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加之在此期间又有手术又有检查等等，即使按约定时间去了医院，也未必能马上同他见面商谈。甚至有时他吩咐几时几时前去，而去了之后又说心情欠佳叫改时再来，等两三个小时方得见面亦无足为奇。这么着，两三周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必须死死坐在医院的住院患者家属休息室的椅子上打发仿佛永不消逝的时光。

我想任何人都不难想象，医院休息室绝非温情脉脉的场所。沙发的塑料皮面硬如僵尸，吸口空气都觉得不出片刻就会大病一场。电视上总是不三不四的节目。自动售货机里的咖啡一股煮报纸味儿。人人都一副阴沉沉死板板的面孔。倘若蒙克为卡夫卡小说插图，料想必是如此场景。但我反正在此见到了久美子。久美子为照料住院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的母亲，每天利用大学课间课余时间来医院一次。她大多身穿蓝色的牛仔裤或爽快利落的稍短些的裙子，一件毛衣，梳着马尾辫。时值十一月初，有时穿风衣有时不穿。肩上一个挎包，总挟着几本大约是大学教材和素描册样的书本。

自我第一次去医院那天下午，久美子就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沙发上，并着穿低跟鞋的脚专心看书。我坐在她对面，每隔五分钟看一眼表，等待同委托人会面时间的到来。不知何故——何故不至于告诉我——拖延了一个半小时。久美子几乎没从书上抬起眼睛。记得她的腿异常漂亮。看见她，我的心情多少开朗一点。年轻，长相也给人以好感（至少显得非常聪颖），又有两条动人的腿——我不由暗想，拥有这些将给她带来怎样的心境呢？

几次见面之后，我同久美子开始聊些轻松的日常闲话，交换自己看过的杂志，分吃多余的探病水果。说到底，两人都百无聊赖，需要年龄相近而又地道些的谈话对象。

久美子问我可是自己亲人在这里住院，于是我开始绵绵不绝地向她述说遗嘱委托人乖戾扭曲的脾性。我对这工作早已忍无可忍，早就想找个人一吐为快。话很长，色调又全是灰的，但久美子还是静静地听着。偶尔自己担心对方听得无聊而突然止住时，她便浮起安详的微笑，意思像是在说没关系听着呢接着讲好了。

“他太太去世六年了，四个子女。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四个子女哪怕有一个像那么回事的也好，偏巧个个都压根儿提不起来。长子迟早要继承父业，但这人简直奸猾透顶，脑袋里除钱没别的。不知是气量小，还是光是小气，因几个小钱马上火蹿头顶。性格怕最像老子。可父子两个又冰火不同炉，动不动就吵得对抓起来。在医院倒没大动干戈，到底顾忌外人笑话。

“第二个儿子搞不动产交易。光是嘴巴说得天花乱坠，最喜欢沾尖取巧。五年前惹出一起诈骗案，闹到警署，因老子用钱压住而不了了之。可眼下仍不干正经勾当，大概跟地产方面的地痞无赖不清不浑，总有一天蹲四面墙。不料不知什么缘故，子女里边好像只有这个儿子最合老头子的意。

“大女儿十六岁时跟父亲手下一个男的私奔了。当时把老头子的钱偷去许多。如今在横滨经营两家美容院，活得有滋有味。论经营才干在四兄妹里边倒好像首屈一指。五年前偷的钱也还了，总算同父亲言归于好。不知受的什么家庭教育，别人不愿听的话她硬是大声喋喋不休。小女儿不到三十岁，独身，在夏威夷买了房子，高尔夫球成天打个没完。除了买衣服打高尔夫球，脑袋里什么也没有。这么说或许不礼貌，长相个个一塌糊涂。倒也不一定是丑，总之属于看着叫人心情晦暗那种类型。”

“四个你都见了？”

“因为事关遗产继承，全都正儿八经地领着老婆孩子前来探望。要是不常来报到，遗嘱上写的什么就不晓得了嘛。来时赶上我在场，老头子就特意把我介绍一番，说我是法律事务所里的，好让子女们神经紧张，还告诉说眼下正修改遗嘱。”

“病情怎样？遗嘱一定得那么火急火燎的？”

“怎么说呢——，详细的我不知道。听说是肝脏不好，像是切除了什么的。心脏怕也不大正常，心律不齐。不过，以我的预感，此人至少还能再活二十年，遗嘱估计要改写一百五十遍左右。”

“有钱倒也够折腾人的。”

“因人而异，”我说，“有钱过静心日子的人也有，那些人可不怎么到法律事务所来。”

我们在医院附近简单吃了几次饭。离开医院不能太久，所以吃饭也无非在麦当劳吃汉堡包或比萨饼之类，但总比医院食堂里浑如死尸的烤鱼好得多。起初她很沉默，很少开口，但在我半开玩笑地讲过几个趣闻之后，她开始一点点放松下来。每当我长长地说完一通，她便回报似的谈几句自己的事。她在东京一所女大读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爱好是绘画。参加了学校里的美术沙龙，较之油画更喜欢线条画和水彩画。可能的话，想搞服装设计什么的。

“我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一次久美子边用刀削苹果边兴味索然地说，“十二指肠溃疡也是很小一块，不过是及早切除为好那个程度。问题是生来第一次住院，本人就像死到临头似的，所以哪怕我一天不露面都会大发脾气。妈一发脾气，爸就跟着大动肝火，我只好每天都来这儿一次。她属完全护理，大凡需要的无不齐全，我来也没什么可干，况且眼下正忙着应付考试。”

但她对自己的家庭不愿再多谈下去。我问起什么，她总是浮起模棱两可的微笑，支吾过去。那时我在久美子家庭方面得到的知识，仅知她有个哥哥，父亲是官员，以及她无论对父亲还是对母亲都抱有一种较之亲情更近乎无所谓的心情。我想象她大概是生活相当充裕的富家女儿，因为她衣着总是那么整洁得体，母亲（没见过）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听人说这家医院的单人病房是要相当一笔费用和门路才住得进的。

我和久美子之间，一开始就好像有某种息息相通之处。那不是一见面就麻酥酥地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冲动性的、强有力的东西，性质上要安稳平和得多。打比方说吧，就像两个微小的光点在无边的黑暗中并排行进时双方都不由自主渐渐靠向一起那样的感觉。随着同久美子见面次数的增多，去医院便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意识到这点，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感觉上较之碰到一个新朋友，更像是同梦绕魂萦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我时常心想，要是两人不老是在医院这种场所利用什么间隙零敲碎打地说话，而是到别的地方慢慢单独畅谈一番该有多妙！一天，我鼓足勇气试请久美子赴约。

“我们是不是需要换换空气什么的啊？”我说，“两人逃离这里，换个地方！哪里都行，只要没有病人没有委托人就行。”

久美子略一沉吟：“水族馆？”

那便是我们的初次约会。星期天早上久美子把母亲的替换衣服送来医院，在休息室和我会齐。那天风和日丽，久美子身穿式样较为简练的连衣裙，披一件淡蓝色对襟毛衣。那时她就在打扮上有令人赞叹的表现。哪怕很平常的衣服，她只要稍加一点点创意，或在袖口的折挽、领口的翻卷上稍加改变，就能马上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对这类诀窍她很是得心应手，而且对自己的衣服极为珍视，充满爱意。每次同久美子见面，我都边同她并肩行走边欣赏她的衣着。衬衫一道褶也没有，衣线总是那么横平竖直，白色的总是白得刚买来一般，皮鞋一尘不染。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我脑海里每每浮现出衣箱中角对角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毛衣以及套着塑料袋挂在立柜中的半身裙和连衣裙（事实上婚后我也目睹了如此光景）。

那天我们在上野动物园的水族馆度过了一个下午。难得一个好天气，我觉得还是去动物园悠然漫步更为惬意，便在去上野的电车中略微暗示一下，但她似乎一开始就定下了要去水族馆。当然，既然她想去，我也并无异议。正赶上水族馆有水母特别展，我们便逐个看起了从全世界搜集来的珍稀水母。小到指肚大小的绒绒毛状物，大到伞径大于一米的怪模样，委实种类纷繁，均在水槽中飘摇起舞。虽是星期日，但水族馆并没多少人，甚至称得上空空荡荡。如此大好天气，想必任何人都选择在动物园看大象和长颈鹿，而不在水族馆看哪家子水母。

对久美子我自是没说，其实我顶顶讨厌水母。小时候在家附近的海里游泳被水母蜇过好几回。一个人往海里游时还钻进水母群当中一次，等注意到时周围已全是水母。当时水母那滑溜溜凉飕飕的感触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我在水母漩涡的核心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怖，像被拖进黑洞洞的深渊。不知为什么，身体倒未被蜇，但仓皇中呛了好几口水。由此之故，如果可能，我很想跳过水母特别展去看金枪鱼比目鱼等普通鱼们。

然而久美子却好像给水母迷得如醉如痴，在每一个水槽前停住脚，探长脖子看个没完没了，时间都像忘去了脑后。“喏，瞧这个！”她对我说，“世上居然有红得这么鲜亮的水母，游得多好看啊！这些‘人’一辈子都在世界所有的海里这么飘飘忽忽的——嗯？你不觉得这样好极了？”

“是好极了。”我说。但在无可奈何陪她逐一逼视水母的时间里，我渐渐变得胸闷起来，不觉懒得开口，心神不定地反复数点衣袋里的硬币，不时掏手帕抹一下嘴角，暗暗祈祷水母槽快快结束。不料水母却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全世界的海里也的确有花样繁多的水母。忍了半个小时，由于紧张的关系脑袋晕乎起来，最后靠扶手站着都觉困难，独自走到近处椅子颓然坐下。久美子来我身旁担心地问是不是心里不舒服，我如实告诉她对不起这水母看着看着脑袋就眩晕起来。

久美子认真地盯视了一会我的眼睛。“真的，眼神恍恍惚惚。难以相信，看看水母人就成了这样子！”久美子大为惊愕地说，不过总算拉起我的胳膊，把我从潮乎乎阴暗暗的水族馆领到阳光下。

在公园里坐了将近十分钟，慢慢大口呼吸，意识开始一点点恢复正常。秋天的阳光很让人舒坦地闪闪照着，干透了的银杏树叶在风中摇曳着低吟浅唱。良久，久美子问我要不要紧。

“怪人！那么讨厌水母，一开始直说不就成了，用不着非忍到心里难受不可嘛。”

天高气爽，微风轻拂，周围往来度周日的人们全都显得心旷神怡。一个身段苗条的漂亮女孩在遛一条长毛大狗，头戴礼帽的老人看着荡秋千的孙女，几对情侣和我们同样坐在长椅上，有人在远处练习萨克斯管音阶。

“你怎么那样喜欢水母？”我问。

“是啊，光是觉得可爱吧，大概。”她说，“不过，刚才盯看水母的时候，我忽然这么想来着：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你不这样想？地球表面三分之二是海，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仅仅是海面这层表皮，而表皮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还基本不知道。”

之后我们散步很长时间。五点钟，久美子说得去医院，我把她送到医院。“今天谢谢你了。”分别时她对我说。我发现她的微笑中有一种以前所没有过的温柔的光闪，这使我得知今天一天里自己朝她靠近了一步。大约是托水母的福，我猜想。

那以后我同久美子约会了几次。她母亲平安出院，我的委托人遗嘱骚动告一段落，再无须去医院之后，我们也每星期见一次。看电影，听音乐，或一味散步。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们越来越适应了对方的存在。和她一起我很快乐，身体哪怕偶一接触胸口都怦怦直跳，周末临近时甚至工作都做不踏实。她也无疑对我怀有好感，若不然根本不会每周都见我。

但我不想把两人的关系过快地深入下去，因为她总给我一种好像对什么都感到迷惘的印象，倒也不是说具体有什么表现，但久美子的言谈举止，总有时蓦然闪出类似迷惘的东西。我问起什么，回答有时也慢一两拍，出现极短暂的停顿。而在一瞬间的停顿中，我不能不察出其中有一种什么“阴影”。

秋去冬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继续每周见面。我一句也没问起那“一种什么”，久美子也只字未谈。两人见面，去哪里转，吃饭，无关痛痒地闲聊。

“嗯，你怕有个恋人或男朋友吧？”一天，我一咬牙问道。

久美子注视了一阵子我的脸，问道：“这话怎么说？”

“总有那样的感觉。”我说。两人那时走在冬日寥无人影的新宿御苑。

“具体地说？”

“你好像想说什么。要是能说的话，就对我说好了。”

我看出久美子脸上泛起轻微的涟漪。的确轻微，轻微得几乎捕捉不到。她可能有点困惑。但结论一开始就很明确：“谢谢。不过没有什么要重新说的，总之。”

“你还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话。”

“我有什么男朋友或恋人什么的？”

“嗯。”

久美子止住脚步，摘下手套，塞进风衣袋，然后抓住我没戴手套的手。她的手又热又软。我轻轻回捏一下，她呼出的气似乎更小、更白了。

“这就去你住处可以么？”

“当然可以。”我不无愕然，“去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并非什么可炫耀的地方。”

我当时住在阿佐谷。仅一个房间，附带小厨房和厕所和公共电话亭大小的淋浴室。房间朝南，二楼，窗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建材堆放场，因此阳光充足。房间的确不怎么起眼，好在有采光好这一项优点。我和久美子许久地并排坐在那片阳光下。

那天是我第一次拥抱久美子。但现在我仍认为，那天是她在期待我抱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她主动的。倒不是具体说了什么表示了什么，只是当我把手搭在她身上的时候，我感觉得出她早就希望我这样。身体软绵绵的，没有抵触感。

对于久美子来说那是她的第一次性体验。事完后久美子好久好久没有开口，我几次试着搭话都不应答。她冲罢淋浴，穿上衣服，又在那片阳光中坐下。我不知说什么好，便也挨她坐下，就那么始终默默坐着。太阳移动，我们也随之一点点移动。黄昏时分，久美子说该回家了，我送她回去。

“你是有什么想说吧？”电车中我再次问。

久美子摇摇头，低声道：“可以了，那个。”

以后我再未重提。归根结蒂久美子选择由我抱她，纵然她内心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自然化解。

那以后我们仍每周约会一次。差不多都是她来我宿舍，在那里亲热。相互拥抱爱抚的时间里，她开始一点一点谈起自己，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迄今经历的种种事物，以及对那些事物的感受和想法。我因之得以逐步理解她眼睛捕捉到的世界姿影，并得以向她慢慢讲述自己眼中世界的样态。我深深爱上了久美子，久美子也说不愿意离开我。等她大学毕业，我们就结了婚。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发生任何可以算是问题的问题。尽管如此，有时我还是不能不感到久美子心里像有一块我不得进入的仅属于她自己的园地。例如，本来两人一直很正常或很起劲儿地说着话，久美子不知何故突然陷入沉默，就是说在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至少我没意识到有什么使之如此的原因）的情况下交谈陡然中断，就好像走路当中嗵一声掉进了陷阱。沉默本身固然时间不长，但之后她好半天都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且需经过一定时间后方能恢复过来。向她说什么她也只是无可无不可地应付只言片语，如“唔，是啊”、“的确”、“就算是吧”等等。但脑袋似乎在想别的什么。结婚之初，每当她那样时我就问她：“嗯，怎么了？”因我对她深感困惑，生怕自己哪句话刺伤她。但久美子每每莞尔一笑，说一声“没什么的”。过了一些时候，她又恢复如初。

记得第一次进入久美子体内的时候，我便有与此相似的奇妙的困惑感。久美子初次感觉到的应该只有疼痛。她觉得痛，身体始终硬邦邦的。但我感到困惑的缘由则不止于此。其中似有一种异常冷静的东西。很难表达确切，但确有一种乖离感。自己搂抱的身体会不会是同刚才并坐亲切交谈的女子不同的另外什么人呢，会不会在自己没注意的时候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肉体呢——便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念头捉住了我。抱她的过程中我一直用手心在她背部抚摸。小巧而光滑的背。这一感触使我忘乎所以，但同时又恍惚觉得这背位于远离自己的场所。似乎久美子尽管在我怀中，却又在遥远的地方正考虑别的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此刻搂抱着的，不过是临时位于此处的权宜性肉体。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很冲动，但到射出仍费了相当一些时间。

不过，产生这种感觉仅限于第一次交合。从第二次开始，她的存在便开始给我以亲切感了，肉体也开始做出敏感的反应。也许，那时我之所以觉得有乖离感，多半是由于那对她来说是第一次。

如此追溯记忆的过程中，我不时伸手抓住绳梯猛地一拉，确认是否脱扣。我一直怀有恐惧，怕绳梯万一因为什么脱扣。而一想到脱扣，我在黑暗中便极度惶惶然，心跳得几乎自己都能听到声音。但在拉过几次——大约二三十次后，我心里渐渐踏实下来。绳梯牢牢拴在树上，不可能轻易脱开。

看表，夜光针即将指向三点。下午三时。头上悬浮着半月形光板。井外地面应该洒满夏日绚丽的阳光。我可以在脑海中推出光闪闪流淌的小溪，随风摇颤颤的绿叶。就在这可谓弥天盈地的光的脚下，竟存在如此种类的黑暗。只消顺绳梯往下移动一点点即可，那里是如此浓重的黑暗。

我再次拉一下绳梯，绳梯仍固定未动。我头靠井壁闭起眼睛。俄顷，困意犹如缓缓上涨的潮水朝我漫来。

7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一觉醒来，半月形井口已变成夜幕降临时分的黛蓝。时针指在七点半。晚间七时三十分。这么说，我在此睡了四小时三十分钟。

井底空气凉飕飕的。刚下来时，也许是兴奋的关系，没顾上什么温度，而现在则明显感到四下冷气袭人。我用手心搓着裸露的双臂，心想背囊里若塞进一件可披在T恤外面的衣服就好了。竟全然忘记了井底与地面的温差。

此刻，浓重的黑暗包笼了我，怎么凝眸也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的手脚在哪都搞不清。我把手贴于井壁，摸索着抓到绳梯，拉了拉。绳梯仍好端端固定在地面。黑暗中我动一动手，都好像黑暗也微微随之摇颤。单单是眼睛的错觉也未可知。

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看见自己应该位于此处的身体很有些不可思议。在黑暗中如此静止不动，自己存在于此的事实难免渐渐变得难以令人认同。所以我时不时干咳一声，或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脸。这样，我的耳朵便得以确认自己声音的存在，我的手便得以确认自己面孔的存在，我的面孔便也得以确认自己手的存在。

但无论怎么努力，自己的躯体都犹如水中流沙一般一点点失去了密度和重量。好比我内部正在举行激烈的拔河比赛，我的意识正将我的肉体步步拉入其自身地界。是黑暗将原来的平衡弄得乱七八糟。我不由想道，所谓肉体云云，归根结蒂不过是为了意识而将染色体这种符号适当重新编排而成的暂时性空壳而已。一旦这符号被再次重新编排，我便可能进入与上次截然不同的肉体。加纳克里他曾说她是“意识娼妇”，现在我可以顺利接受这一说法了。我们甚至能够以意识交媾而在现实中射精。的确，黑暗中所有怪事都将成为可能。

我晃晃头，力图把自己的意识重新收回到自己的肉体。

我在黑暗中齐刷刷地合拢十指。拇指对拇指，食指对食指。我以右手五指确认左手五指的存在，复以左手五指确认右手五指的存在，然后缓缓做深呼吸。别再想意识了，想更现实些的好了，想肉体所属的现实世界好了！我是为此而下到这里来的，为了思考现实。我觉得思考现实最好尽可能远离现实，譬如下到井底这类场所。“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本田先生说。我依然背靠井壁，徐徐吸了口带有霉味儿的空气。

我们没举行婚礼，两人经济上不具有那种实力，又不愿意父母帮忙。较之形式上的东西，我们首先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两人单独的生活。星期天早上去区政府周日办事窗口，按铃叫醒仍在睡梦里的值班干部，递交了结婚申请。之后走进平时不大敢进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要了瓶葡萄酒，吃了全套西餐，权作婚礼。对我们来说有此即足矣。

结婚时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去世的母亲倒是给留下一点钱，我决定不动用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前景也不够明朗。我不具备律师资格，在法律事务所干下去前途没什么保证，她上班的地方是家名字都无人知晓的小出版社。若久美子愿意，大学毕业时凭她父亲的门路不愁找不到理想些的工作，而她不喜欢那样，工作是靠自己力量找的。但我们并无不满，两人只要能活下去就别无他求了。

话又说回来，两个人一切从零构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具有独生子常有的孤独癖，要认真干什么的时候喜欢自己单干。较之向别人一一说明以取得理解，还不如独自闷头做来得痛快，即使费时费事。而久美子呢，自从姐姐去世以后便对家人关闭了心扉，也是差不多单枪匹马生活过来的，天大的事也不找家里任何人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两人可谓物以类聚。

尽管如此，我和久美子还是为“我们的家”这个新天地而相互将身心同化起来，反复训练两人一道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尽量将各自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为“两人的东西”予以接受和共有。自然，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我们莫如说将那些摸索过程中的差错视为新鲜事物而感到津津有味，其间纵使出现暴风骤雨，也能在两人的拥抱当中忘个精光。

婚后第三年久美子怀孕了。因一直小心翼翼注意避孕，所以对我们——至少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大概是哪里疏忽了。想固然想不出，但此外别无解释。问题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具有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久美子刚刚适应出版社工作，可能的话打算长期干下去。毕竟出版社很小，没有所谓产假那种堂皇的制度。若有人想生孩子，只有辞职了事。那样一来，一大段时间里必须靠我一人的工资养家糊口，而这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噢，这次怕是只有人工流产了吧？”去医院问过检查结果后，久美子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我也觉得此外恐无法可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最稳妥的结论。我们还年轻，完全没有生儿育女的准备。我也罢久美子也罢都需要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打好两人的生活基础，这是当务之急，生孩子的机会以后多的是。

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久美子做流产手术。大学二年级时我曾使一个女孩妊娠过一次，对方是在打工那里认识的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性格好，说话也合得来。不用说，我们互相怀有好感，但一来算不得恋人关系，二来将来如何也无从谈起，只是两人都很寂寞，不期然地需要别人的拥抱。

怀孕的原因很清楚。同她睡时我次次使用避孕套，但那天不巧忘了准备，就是说没有备用品了。我这么一说，女孩迟疑了两三秒，说：“唔，是么，今天不怕的，或许。”然而一发即中，她怀孕了。

自己是没有使谁“怀孕”的实感，但怎么考虑都只有人工流产一条路。手术费我设法筹措了，一起跟去医院。两人乘上电车，前往她熟人介绍的千叶县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在名都没听说过的那个站下车，沿徐缓的坡路走去。一眼望去，到处鳞次栉比地挤满了商品住宅楼，是近几年为在东京买不起住房的较年轻工薪阶层开发的大规模新兴住宅群。车站本身也崭新崭新，站前尚剩有几片农田。走出检票口，眼前一泓大得见所未见的水塘，街道上触目皆是不动产广告。

医院候诊室果然全是抱着大肚子的孕妇。大半是结婚四五年好歹以分期付款方式在这郊区买得一个小套间，在里面安顿下来准备生孩子的妇女。平日大白天在这种地方转来转去的年轻男人大约只我一个，更何况是妇产科候诊室。孕妇们无不饶有兴味地一闪一闪打量我，很难说是友好的视线，因为在任何人眼里我的年龄都不会大于二年级大学生，明显是误使女友怀孕而陪着前来做流产手术的。

手术结束后，我同女孩一起返回东京。时候尚未黄昏，开往东京的电车空荡荡没几个人。车中我向她道歉，说是自己不慎使她受此委屈。

“没关系的，别那么放在心上。”她说，“至少你这么一起跟来医院，钱你也出了。”

那以后，我和她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没再见面，所以不晓得她后来怎么样了，在哪里干什么。只是手术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在不再见她之后也仍一直感到心神不宁。一回想当时，脑海便浮现出挤满医院候诊室的脸上充满自信的年轻孕妇，屡屡后悔不该使她怀孕。

电车中她为了安慰我——为了安慰我——详细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手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时间不长，又不怎么疼。只是脱去衣服，躺在那儿不动就行了。说不好意思也是不好意思，幸好医生是好人，护士也都客气。倒是告诫我以后可一定小心避孕来着。别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有责任。不是我说不怕的么，是不？所以嘛，打起精神来！”

然而在坐电车去千叶县那个小镇又坐电车返回的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把她送到家门口，回自己住处一个人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望着望着，我豁然明白了我的变化——我认识到，位于这里的我是“新的我”，而再不会重返原来的场所。位于此处的我已不再纯洁了。那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负罪感，也不属于自责之念。我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却又无意因此责备自己。那是超越自责与否的“物理性”事实，我必须冷静而理智地与之面对。

得知久美子妊娠时，我脑海中首先浮上来的便是挤满妇产科医院候诊室的年轻孕妇形象。那里荡漾着一股独特的气味儿。到底是何气味儿，我则不得而知。或者并非具体的什么气味儿，而仅仅是气味儿似的什么也有可能。护士叫到名时，那女孩从硬邦邦的塑料面椅子上慢慢立起，径直朝门口走去。起身前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沁出想说什么而又中途作罢那样一丝浅浅的微笑。

我对久美子说，生小孩是不现实的这点自己当然知道，但难道就没有免做手术的办法么？

“这个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眼下就生小孩儿，我的工作也就干到头了。为了养活我和孩子，你势必到别的什么地方找工资更高的工作才行。而那样一来，什么生活上的宽裕等等可就完全破灭了，想干的事也统统干不成了。就算我们往下要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被现实挤压得微乎其微——这样难道你也无所谓？”

“我觉得好像无所谓。”我回答。

“当真？”

“只要想干，工作我想总还是找得到的。例如舅舅就缺人帮忙，要开新店，但因物色不到可靠的人还没开成。那里工资估计比眼下高得多。同法律工作倒没了关系，可说到底，现在也并不是想干才干的嘛。”

“你经营餐馆？”

“也没什么干不了的吧！再说实在不行，还多少有母亲留下的存款，总不至于饿死。”

久美子默然良久，眼角聚起细细的皱纹沉思。我喜欢她这般表情。“你莫不是想要孩子？”

“说不清楚，”我说，“你怀孕这点我清楚，但没有自己可能当父亲的实感，实际有了孩子后生活上将有怎样的变化我也不清楚。你中意现在这份工作，从你手中夺走工作我也认为似乎不对。有时觉得我们恐怕更需要眼下这样两口人的生活，有时又觉得有了孩子可以使我们的天地变得更广阔。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不清楚，只是单纯在心情上不希望你做流产手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既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计，只是心里那么觉得罢了。”

久美子想了一会儿，不时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肚子。“哎，怎么会怀孕呢？你可有什么预感？”

我摇头道：“在避孕上我始终很注意，就怕出事后这个那个烦恼个没完。所以我没有过预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没以为我跟别人乱来？没想过那样的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

“很难说我这人直觉怎么好，不过这点事还是知道的。”

那时久美子和我坐在厨房餐桌旁喝葡萄酒。夜深了，万籁俱寂。久美子眯细眼睛，望着杯中约剩一口的红葡萄酒。平时她几乎不喝酒，但睡不着时往往喝上一杯，只一杯便能保证入睡。我也陪着喝。没有葡萄酒杯那么乖巧的玩意儿，用附近小酒店送的小啤酒杯来代替。

“和谁睡觉来着？”我蓦地警觉起来，试探道。

久美子笑着摇几下头：“何至于。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只是纯粹作为可能性问题提一下罢了。”随后，她神情严肃起来，臂肘拄在桌面上：“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什么不是实际发生的？……有时候。”

“那么，现在是那有时候喽？”

“……算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思索一下，说：“一下子想不出很具体的。”

“怎么说呢，我认为是现实的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误差。有时我觉得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似乎潜伏着一点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溜进家来直接躲在了壁橱里，而又时不时跑出来扰乱我本身的各种顺序和思路什么的，如同磁场弄得仪器失灵。”

“一点什么？小偷？”我问，旋即笑道，“你说得太笼统了啊！”

“是笼统了，实际上。”久美子说着，喝干杯里剩的葡萄酒。

我注视了一会久美子的脸。“那，你莫不是认为自己这次怀孕同那一点什么之间有连带关系？”

久美子摇摇头，说：“不是说有没有关系，而是说我有时候搞不清事物的顺序。我想说的只是这一点。”

久美子话语中开始渐渐带有焦躁。时针已过一点，是收场的时候了。我伸出手，隔桌握住她的手。

“我说，这件事让我拿主意可好？”久美子对我说，“当然这是两人间的重大问题，我也完全知道。但这次还是希望让我来决定。我没有办法明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和感觉到的，我也觉得很抱歉的……”

“总的说来是你有决定权，我尊重你这项权利。”

“大概下个月内就必须正式决定怎么办了，我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谈论这个，你的心情我大体理解了，所以往下让我来考虑，暂时就别再提这个了。”

久美子做流产手术时我在北海道。原本我这种当下手的很少被派去出差，但当时人手奇缺，便安排我去了。由我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带去，简单交代一下，再把对方的文件带回。文件至关重要，不能邮寄或托付他人。札幌至东京的班机甚是紧张，只好在札幌的商务旅店住一晚。久美子便在此时间里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夜间十点多给我住的旅店打来电话，告诉我下午做了手术。

“先斩后奏，是我不对。不过一来安排得较为突然，二来我想你不在时由我独自决定处理或许双方都好受些。”

“不必介意，”我说，“既然你认为那样合适，那就是合适。”

“还有话想说，现在说不出来。我想我是有话必须向你说的……”

“等回东京慢慢说吧。”

放下电话，我穿上大衣走出旅店房间，在札幌街头信步踱去。时值三月初，路旁高高堆着积雪，寒气砭人肌肤，行人呼出的气白白地泛起又消失了。人们裹着厚墩墩的大衣，戴着手套，围巾一直缠到嘴巴，十分小心地在冰冻的路面上行走。轮胎带有防滑链的出租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往来驶过。当身上冷得受不住时，我走进闪入眼帘的一家酒吧，干喝了几杯威士忌，尔后继续上街行走。

走了相当一些时间。时而有雪花飘零，小小的轻轻的，仿佛如烟的记忆。我走进的第二家酒吧位于地下，里边比门口给人的印象宽敞得多。酒柜旁边有个不大的舞台，一个戴眼镜的瘦男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歌。歌手跷着二郎腿坐在铁椅上，脚下放着吉他盒。

我在吧台前坐下，边喝酒边半听不听地听他唱歌。间歇时歌手介绍说这些歌曲均由他自己作词作曲。他二十五六岁，一张平庸的脸上架着褐色塑料边眼镜，蓝牛仔裤，系带长筒皮靴，法兰绒花格便衫，衫襟露在裤外。很难说是什么歌，若在过去，大约近似所谓“日本土造西餐叉”。单调的和音，单一的旋律，不咸不淡的歌词，不是我喜欢听的那类。

若是平时，我怕不至于听这样的歌，喝罢一杯便会付款转身离去。但这天夜晚我简直冷彻骨髓，在彻底暖和过来之前，无论如何我不想出门。我喝干一杯纯威士忌，马上又要一杯。好半天我都没脱大衣，也没解围脖。侍者问我是否要下酒物，我点了奶酪，吃了一小片。我想思考点什么，但头脑运转不灵，就连应思考什么都把握不住。身体仿佛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音乐在里边发出空洞洞干巴巴的回声。

男子唱罢数曲，顾客噼里啪啦地拍手。拍得既不怎么热情，又不尽是应付。酒吧里不是很挤，顾客我想一共也就是十五人。那歌手从椅子上立起致意，说了一句类似玩笑的话，几个客人笑了。我叫来侍者要了第三杯威士忌，然后解下围脖，脱掉大衣。

“我的歌今晚到此结束。”歌手说。停顿一下后，他转身环视一圈，说：“不过，诸位里边可能有哪位认为我的歌枯燥无味，下面我就为这样的客人表演个小节目助兴。平日我是不搞的，今天算是特别表演。所以，今天能够在此观看的诸位可说是大有眼福。”

歌手将吉他轻轻放在脚边，从吉他盒里拿出一支蜡烛，蜡烛很白很粗。他用火柴点燃，往碟上滴几滴烛液立定，随后以俨然希腊哲学家的架势擎起碟子。“把灯光调暗些好么？”他说。于是一个酒吧里的人把房间照明调暗。“最好再暗一点儿。”于是房间变得更暗，可以真切看到他擎起的烛火。我一边把威士忌杯拢在手心里取暖，一边望着他和他手里的蜡烛。

“诸位知道，人生途中我们将体验多种多样的痛苦，”男子以沉静而洪亮的声音道，“有肉体痛苦，有心灵痛苦。以前我也经受了各种形式的痛苦，想必诸位也不例外。然而痛苦的实际滋味在大多情况下是极难用语言告诉别人的。有人说人只知晓自身的痛苦，难道果真如此吗？我不这样认为。举例来说，假如眼前出现某人深感痛苦的情状，我们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这就是共感力，明白吧？”他止住话，再次转身环视一圈。“人之所以歌唱，就是因为想拥有共感力，想脱离自身狭窄的硬壳，而同更多的人拥有痛苦和欢乐。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想在此做一个实验请诸位体会简单的物理共感。”

究竟要发生什么呢？众人屏息注视舞台。沉默当中，那男子像引而不发或像集中精神力似的一动不动凝视虚空。继之，将手心默默放在蜡烛火苗上，并一点又一点地向火苗逼近。一个客人发出既非呻吟又非叹息的声音。须臾，可以看到火苗在烧灼他的手心，甚至听得见“嗞嗞嗞”的声音。女客发出低促的惊叫。其他顾客僵挺挺地看着这光景。那男子急剧地扭歪了脸，耐受着痛苦。这到底算什么呢？！我心想，何必干这种毫无意义可言的愚蠢勾当呢？我感到口中沙沙拉拉干渴得不行。持续五六秒后，他将手慢慢从火苗上移开，把立有蜡烛的碟子放在地板上，之后将右手心和左手心贴也似的合在一起。

“诸位看到了，火烧人体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男子说，声音同刚才毫无二致，沉静、清冽而有张力，脸上完全没了痛苦痕迹，甚至浮起了隐约的微笑。“而诸位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相应的痛苦。这就是共感力。”

他缓缓松开合在一起的双手，从中取出一块薄些的红手帕，抖给大家看，然后大大地张开双手对着顾客席。手心全然不见火灼痕迹。一瞬的沉默。旋即人们吁口长气似的热情鼓掌。灯光复明，人们从紧张中解放出来，开始唧唧喳喳交头接耳。歌手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将吉他收入盒中，走下舞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付款时我问酒吧一个女孩，问那歌手是不是常在这里唱歌，除了唱歌是否不时表演那把戏。

“不大清楚。”女孩回答，“据我知道的，那人在这里唱歌今天是头一回，名字都第一次听说。至于唱歌外还表演什么绝招奇术，根本就没听说过。不过真是厉害！里边到底有什么名堂呢？有那两下子，上电视怕都不成问题。”

“是啊，活像真在烧似的。”我说。

走回旅店，我倒在床上，睡意像正等着我一样涌来。即将睡过去的刹那间我想起久美子，但觉得久美子离我很远很远，而我又什么都思索不成。蓦地，烧手心的男子浮上脑际。活像真在烧似的，我想。随即坠入梦乡。

8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天亮前在井底做了个梦。却又不是梦，只是偶然以梦的形式出现的什么。

我一个人往那里行走。宽敞的大厅中央放一台大屏幕电视，荧屏上推出绵谷升的脸，其讲演刚刚开始。驼绒西装，条纹衬衣，藏青色领带，双手在桌面合拢——绵谷升正面对摄像机就什么喋喋不休。身后挂一巨幅地图。大厅人数一百有余，无不如泥塑木雕一般神情肃然地倾听他的讲话，俨然他即将发布什么足以左右人们命运的重大事项。

我也驻足往电视看去。绵谷升面对数百万未得入其眼帘的民众以指挥若定且异常诚挚的语调振振有词。直接同他见面时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什么早已遁往眼睛看不到的纵深处。他的讲演方式具有独特的说服力。他通过片刻的间歇、声调的抑扬和表情的变化而使其话语产生一种神奇的现实性——大约是现实性。看来，绵谷升正作为演说家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我不情愿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

“知道么，大凡事物既是复杂的，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支配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他说，“不能忘记这点。纵使看上去复杂的事物——当然实际上也是复杂的——其动机也是十分单纯的。它在追求什么，仅此而已。动机乃是欲望之根。关键就是要摸出这条根，就是要掘开现实这层复杂的地面，锲而不舍地深挖下去，直到挖出这条根的最长根须为止。这样一来，”他指着身后地图继续道，“一切就马上昭然若揭，这便是世界的真相。蠢人则永远无法从这表面的复杂性中挣脱出来，于是他们在全然把握不住世界真相的情况下徘徊在黑暗之中，没等摸到出口便走到人生尽头，恰如在茂密的森林中或在深深的井底下一筹莫展。所以一筹莫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事物的法则。他们脑袋里装的仅仅是垃圾或石碴。他们浑浑噩噩，甚至何前何后何上何下何南何北都懵懵懂懂，因而不可能走出黑暗。”

说到这里，绵谷升停顿一下，让自己的话语慢慢渗入听众的意识，尔后再度开口：“让我们忘掉这些人吧！一筹莫展的人，就让其一筹莫展好了。我们有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听着听着，我心中渐渐涌起一股怒气，直气得透不过气。他摆出一副面对全世界讲话的假象，其实只针对我一个人。毫无疑问，这里边有着极为阴暗和扭曲的动机，但所有人都浑然不觉。唯其如此，绵谷升才得以利用电视这一强大系统向我一个人传递暗号般的口信。我在衣袋里紧紧握起拳头，但我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怒。而这里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我分担自己心中愤怒这一事实，又给我带来深重的孤立感。

我穿过满满挤着唯恐听漏一字绵谷升讲演的男男女女的大厅，沿着通往客房的走廊大步前行。那里站着上次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待我走近，他以没有面孔的面孔看着我，不声不响挡住去路。

“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能在这里。”

但绵谷升带给我的重创般的疼痛正一阵紧似一阵。我伸手将他推开，他像影子一样摇摇晃晃闪在一旁。

“我是为了你好。”无面人从身后说道。他发出的一字一字如锋利的玻璃片猛刺我的后背：“再往前走，你可就别想回来了！那也不怕吗？”

然而我兀自快步前进。我已无所畏惧。我必须掌握情况，不能永远一筹莫展下去！

我在这似曾相识的走廊里走着。原以为无面人会从后面追来阻拦，但走了一会回头看去却一个人也不见。拐来拐去的走廊里排列着一模一样的门。虽然每扇门都标有房号，但我已记不起上次跟人进来的房间是多少号了。本来记得好好的，却怎么也想不起，又不可能每扇门都打开一遍。

于是我在走廊里盲目地走来走去，稍顷同负责房间服务的男侍走个碰头。男侍擎着一个托盘，盘上放着未开封的CuttySark酒瓶、冰筒和两个玻璃杯。让过他后，我悄悄尾随其后。擦得锃亮的银色托盘在天花板的灯光下不时灿然一闪。男侍一次也未回头。他收紧下巴，迈着正步朝某处径自前行。他时而吹一声口哨，吹的是《贼喜鹊》序曲，开头鼓点连击那部分。口哨水平甚是了得。

走廊虽长，尾随时间里却谁也没碰见。不久，男侍在一房间前站定，轻敲三下门。数秒钟后，有人从里面将门打开，手擎托盘的男侍进入门去。我躲在那里一个大大的中国式花瓶后面，紧贴着墙，等待着男侍从里边出来。房间号是208，对，是208，怎么竟一直想不起来呢！

男侍久久未出来。我觑了眼表，殊不知表针早已不动。我端详花瓶的每一枝花，嗅了嗅花香。花简直像刚从庭园里折来的，枝枝都那么新鲜，色香俱全。它们大概尚未意识到自己已被从根部切断。花瓣厚墩墩的红玫瑰里钻有一只小小的飞虫。

约五分钟后，男侍终于空手从房间退出。他仍同来时一样收敛下颏，沿原路走回。待他在拐角消失后，我站在那门前，屏息敛气倾听里面有何动静。但什么动静也没有，一片沉寂。我当即果断敲门，像男侍那样轻敲三下。无回音。稍候片时，略重些再敲三下。仍无反应。

我悄悄拧动球形拉手。随着拉手的旋转，门无声地朝内侧打开。里面漆黑一团，唯独厚厚的窗帘的缝隙间有一线光泻进。凝目细看，隐约辨出窗、茶几和沙发的轮廓。一点不错，正是上次同加纳克里他交媾的房间。套间，一分为二，迎门是客厅，里边是卧室。客厅茶几上放着的CuttySark酒瓶和冰筒也可模糊认出。开门时银色的不锈钢托盘在走廊灯光下如锋利的刀刃凛然一闪。我步入黑暗，反手轻轻带上门。室内空气温暖，荡漾着浓郁的花香。我大气不敢出地四下打量，左手一直握住球形拉手，以便随时开门。房间里应该有人，所以才会通过客房服务要来威士忌、冰块和酒杯，并开门让男侍进来。

“别开灯。”一个女子的语声告诉我。语声来自里面有床的房间。我立即听出是谁。是几次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谜一样的女郎。我松开门拉手，蹑手蹑脚往语声方向缓缓移步。里面房间比外面的更黑。我站在两房之间的隔板处，往黑暗中定睛细看。

有窸窸窣窣的床单声传来，黑暗中依稀有黑影晃动。

“就那么黑着。”女郎道。

“放心，不开灯就是。”我说。

我的手紧紧抓着隔板。

“你一个人来这里的？”女郎以疲惫的声音问。

“是的。”我说，“料想来这儿可以见到你，或者不是你而是加纳克里他。我必须了解久美子下落。知道么？一切都是从你那个电话开始的。你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从此就像打开魔盒似的，怪事一个个接连不断，后来久美子也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一个人来这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但你有一把什么钥匙，对吧？”

“加纳克里他？”女郎的声音甚为谨慎，“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人也在这里？”

“她在哪里我不知道。但在这里见过几次。”

吸口气，仍有浓郁的花香。空气滞重、浑浊。想必房间里放有花瓶，那些花在黑魆魆的地方呼吸并扭动身体。在这混杂着强烈花香的黑暗中，我开始失去自己的肉体，恍惚成了一条小虫。我是虫，正往肥硕的花瓣里爬。黏黏的花蜜、花粉和柔柔的绒蕊等着我，它们需要我的入侵和媒介。

“跟你说，首先我想知道你是谁。你说我知道你，但我怎么也想不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呢？”女郎鹦鹉学舌道，不过口气里没有揶揄的意味。“想喝酒，做两个加冰威士忌好么？你也喝的吧？”

我折回客厅打开未启封的威士忌，往杯子里放冰块，做了两个加冰威士忌。由于黑暗，这点事竟费了不少时间。我拿着酒杯返回卧室，女郎叫我放在床头柜上，并让我坐在靠近床脚的椅子上。

我按她的吩咐，把酒杯一个放上床头柜，另一个自己拿着坐在稍离开点的布面扶手椅上。眼睛似乎较刚才多少习惯黑暗了。黑暗中我看到她慢慢地动，像是从床上欠起身子。听得冰块“喳喳”作响，知她在喝酒。我也喝了口自己这份威士忌。

这时间里女郎一声未响。而沉默时间一长，花的香气仿佛愈发浓郁起来。

女郎开口了：“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

“我是为此来这里的。”不料黑暗中声音竟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回响。

“你是为了解我的名字才来这里的？”

我清了清嗓子代替回答。清嗓子声听起来也有点莫名其妙。

女郎摇了几下杯里的冰块。“你想了解我的名字，遗憾的是我不能告诉你。我清楚地了解你，你也对我一清二楚。但我不了解自己。”

我在黑暗中摇头道：“你说的我很费解。猜谜我早已猜够了，我需要的是具体线索，需要可触可摸的事实，需要代替撬棍撬开门扇的事实。”

女郎发自肺腑似的深深叹口气，“冈田先生，找出我的名字来。不不，用不着特意找，你完全知道我的名字，只消想起来就是。只要你能找出我的名字，我就可离开这里。那一来，我就可以帮你找到太太，找到冈田久美子。你如想找太太，就请想法找出我的名字。这就是你的撬棍。你没有时间左顾右盼。你迟一天找出我的名字，冈田久美子就又远离你一步。”

我把酒杯放在地板上。“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哪里？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女郎仿佛恍然大悟，“万一那个男的发现你，事情可就麻烦了。那个男的比你想的可怕得多，很可能真要你的命，他完全干得出来。”

“那男的究竟是什么人？”

女郎不答，我也不知道往下说什么好。方向感好像彻底丧失了。房间一片寂静。沉默深不可测，且黏糊糊的令人窒息。我的头开始发涨，恐怕是花粉关系。空气混杂的微小花粉钻进我的脑袋，使我的神经偏离正轨。

“哎，冈田亨先生，”女郎道。其语声开始带有另一种韵味。不知什么缘故，声音忽然间发生了质变，同黏糊糊的空气完全混为一体。“我问你，可想什么时候再抱抱我？可想进到我里边去？可想舔遍我的全身？跟你说，你对我怎么样都成，我也什么都能为你做，包括你太太冈田久美子不肯做的都能为你做，任凭什么都行，可以让你舒服得忘不掉。要是你……”

敲门声陡然响起。声音很实，像往什么硬物上敲钉子，黑暗中发出不吉祥的回声。

女郎在黑暗中伸过手，拉起我的胳膊。“这边来，快！”声音很低。此刻她的语声恢复了正常。敲门声再度传来，以相同力度连敲两下。我想起来了：自己没把门锁按上。

“快快，你必须离开这里，方法只有从这里出去。”女郎说。

我由她领着摸黑前进。身后传来球形门拉手缓缓旋转的声音，声音无端地使我脊背掠过一道寒气。我几乎在走廊光线倏地射进房间的同时滑进墙壁。墙壁犹如巨大果冻一般冷冷的稠稠的，我须紧闭嘴巴以防它进入口中。我暗暗称奇，自己竟破壁而过。我是为了从某处移往某处破壁而过的，但对破壁而过的我来说，破壁而过仿佛是极为顺理成章的行为。

我感到女郎的舌头探入自己口中。舌头热乎乎软绵绵的，在我口中舔来舔去，同我的舌头搅在一起。令人窒息的花香撩抚着我的肺叶。胯间懒懒地涨起射精欲，但我紧紧闭目克制着自己。稍顷，右脸颊一阵剧烈地发热。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触，不伴随苦痛，只觉得热在彼处。甚至热来自外部还是从我自身内部涌起我都浑然不觉。但一切很快过去了——舌头也好花香也好射精欲也好脸颊热也好。我穿过了墙。睁开眼睛时，我在墙的这边——深深的井底。

9　井与星、绳梯是怎样消失的

清晨五点多钟，天空虽已透亮，但头上仍可见到几颗残星。间宫中尉说的不错，从井底白天也能见到星星。被整齐地切成半月形的一小片天宇，嵌着宛如珍稀矿石标本般浅靥动人的星星。

小学五六年级时，一次跟几个同学登山野营，目睹过满天数不胜数的繁星，直觉得天空好像不堪重负，眼看就要裂开塌落下来。那以前没见过那般绚丽的星空，以后也没见过。大家睡着后，我仍难以入睡，爬出帐篷，仰面躺下，静静观看美丽的星空。时而有流星曳着银线掠过。但望着望着，我渐渐害怕起来。星斗数量过于繁多，夜空过于寥廓过于深邃。它们作为居高临下的异物笼罩、围拢着我，使我感到不安。以前我以为自己站立的这个地面是永无尽头和牢不可破的。不，压根儿就没这样特意想过，也没必要想。但实际上地球仅仅是悬浮于宇宙一隅的一块石头，以整个宇宙观之，无非一方稍纵即逝的踏脚板而已。只消一点点力的变化，一瞬间光的闪耀，这个星球明天就将裹着我们被一忽儿吹得了无踪影。在这漂亮得令人屏息的星空底下，我深感自己的渺小，险些眩晕过去。

而在井底仰望黎明星辰，较之在山顶仰观满天星斗，则属于另一种特殊体验。我觉得自己这一自我意识通过这方被拘囿的窗口而被一条特制绳索同那些星星紧紧维系在一起。于是我对那些星星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这些星星恐怕仅仅闪烁在置身井底的我一个人眼中，我将它们作为特别存在接纳下来，它们则赋予我以力量和温暖。

时间不停流移，天空中弥漫着夏日更明亮的晨光，那些星星随之一个接一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那般娴静的星星杳然不见了。我定定地守望着星们消逝的过程。然而夏日的晨光并未将所有的星星从天空抹去，几颗光芒强劲的星仍留在那里。即使太阳升得再高，它们也不屈不挠地坚守不动。对此我很是欣慰。除去不时过往的浮云，星星便是我从这里看见的唯一物象。

睡着时出了汗，汗开始一点点变凉，我打了好几个寒战。汗使我想起宾馆那个黑洞洞的房间，和房间里那个电话女郎。她说出口的那句话，以及敲门声仍在我耳畔回响。滞重而隐微的花香仍残留在鼻腔里。绵谷升仍在电视屏幕上慷慨陈词。这些感觉的记忆全然没有随时间的逝去而渐趋依稀。因为那不是梦，记忆这样告诉我。

醒来后仍觉右脸颊有发热感，现在又掺进了轻度的痛感，被粗砂纸打磨后那样的痛。我用手心在变长的胡须上按了按那个部位，热感和痛感怎么也不撤离。而在这没有镜子什么也没有的漆黑井底，脸颊上发生了什么又没有办法确认。

我伸手触摸井壁，用指尖摩挲壁的表面，又用手心贴住不动，然而仍旧只是普普通通的水泥壁。我又握拳轻轻敲了敲。壁面无动于衷，硬邦邦且有点潮湿。我清楚记得从中穿过时那种稠乎乎黏糊糊的感触，几乎同穿过果冻无异。

我摸索着从背囊里掏出水壶喝了口水。整整一天我差不多没吃没喝。如此一想，顿觉饥肠辘辘。又过一会儿，空腹感渐渐变弱，而并入犹如中间地带的无感觉之中。我再次用手摸脸，测量胡须有多长。下巴生出一日量的胡须。无疑过去了一天。但我一天的不在，对谁都不至于有影响吧？注意到我离去的大概一个人也没有吧？纵令我彻底消失，世界也将无痛无痒地运行不误吧？情况诚然极为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已不为任何人所需要。”

我再次抬头看星。看星使我的心跳多少平缓下来。我忽然想起绳梯，黑暗中伸手寻摸理应垂于井壁的梯子。竟没摸到。我仔细地、认真地大范围贴摸井壁，然而还是没有。应该有绳梯的地方却没有。我做了个深呼吸，停了一会儿，然后从背囊里取出手电筒按亮：绳梯不见了！我起身用手电筒照地面，又往头顶井壁照去，大凡能照到的地方全部照了一遍，然而哪里也没有绳梯。冷汗活像什么小动物从腋下往两肋缓缓下滑。手电筒不觉脱手掉落地面，震得光也灭了。这是一种暗示。我的意识顷刻四溅，化为细小的沙尘，而被四周的黑暗所同化所吞噬。身体如被切断电源一般停止了一切功能，不折不扣的虚无将我劈头打翻。

但这只是几秒钟的事。我很快重整旗鼓。肉体功能一点点恢复。我弓身拾起脚下的手电筒，敲打几下推上开关。光失而复明。我要冷静地清理思绪，惊慌失措也无济于事。最后一次确认梯子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后半夜即将入睡之前，是确认之后才睡的。这没错。梯子是入睡当中不见的。梯子被拉上地面，被劫掠而去。

我关掉手电筒，背靠井壁，闭上眼睛。首先感觉到的是肚子饿。饥饿感如波涛由远而近，无声地冲刷我的身体，又悄然退去。而其去后，我的身体便如被剥制成标本的动物，里面空空如也。但最初压倒一切的恐慌过去之后，我再也感不到惊惧，也没了绝望感。这委实不可思议，我继而感觉到的分明类似一种达观。

从札幌回来，我抱着久美子安慰她。她显得相当困惑迷乱，出版社没去，说昨晚通宵没睡。“碰巧那天医院的安排和我的日程对上号，就一个人决定做了手术。”说罢，她稍稍哭了。

“已经过去了。”我说，“这件事我们两个已谈了不少，结果就是这样，再多想也没有用，是吧？如果有话想跟我说，现在就在这儿说好了，说完把这件事彻底忘掉。是有话对我说吧？电话中你说过来着。”

久美子摇摇头：“可以了，已经。也就是你说的那样。都忘掉好了！”

那以后一段时间里两人都有意避开大凡有关流产手术的话题，但这并非易事。有时正谈别的什么，谈着谈着双方陡然闷声不响。休息日两人常去看电影，黑暗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或考虑同电影毫不相干的事情，抑或索性什么也不考虑只管让大脑休息。我不时察觉出久美子在邻座别有所思，气氛在这样告诉我。

电影放罢，两人找地方喝啤酒，简单吃点东西。然而总有时候不知说什么好。如此光景持续了六个星期，实在是长而又长的六个星期。第六周久美子对我说：“嗳，明天不一块儿休假外出旅行一下？今天周四，可以连起来休到周日，不好么？偶尔这样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必要我当然知道，只是我还真不清楚我们事务所有没有休假这么好听的字眼。”我笑道。

“那就请病假好了，就说是恶性流感什么的，我也这么办。”

两人坐电气列车到了轻井泽。久美子说想在静寂的山林里找个能尽情散步的地方，于是我们决定去轻井泽。四月的轻井泽自然还是旅游淡季，旅馆没什么人住，店铺也大都关门，这一带对我们倒是难觅得的清静。两人只是每天在那里散步，从清晨到黄昏，差不多不停地散步。

整整花了一天半时间，久美子才得以放松自己的心情。她在旅馆房间的椅子上哭了近两个小时，那时间里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拥着她的身体。

然后久美子一点一点、时断时续地说了起来——关于手术，关于她当时的感受，关于深切的失落感，关于我去北海道时自己是何等孤单，关于只能在孤单中实施手术。

“倒不是说我后悔，”久美子最后道，“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我很清楚。我最难受的是不能向你准确表达我的心情和我感到的一切一切。”

久美子撩起头发，露出小巧的耳朵，摇了摇头。

“我不是向你隐瞒那个，我一直想找机会向你讲清楚，恐怕也只能对你讲。但现在还不能，无法诉诸语言。”

“那个可是指过去的事？”

“不是的。”

“要是到你能有那种心情时需花费些时间，那就花费好了，直到你想通为止。反正时间绰绰有余。往后我也一直在你身边，不用急。”我说，“只有一点希望你记住：只要是属于你的，无论什么我都愿意作为自己的东西整个接受下来。所以——怎么说呢——你不必有太多的顾虑。”

“谢谢，”久美子说，“和你结婚真好。”

然而当时时间并未绰绰有余到我设想的程度。

久美子所谓无法诉诸语言的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同她这次失踪有某种关系呢？那时倘若强行从久美子嘴里挖出那个什么来，说不定便可避免使我如此地失去久美子。但左思右想了一阵子，最后觉得纵然那样恐也无济于事。久美子说她还无法将其诉诸语言，不管那个是什么，总之都是她所无力控制的。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在大声呼叫我。我正在似睡非睡之中，听见了也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不是梦。抬头看去，上边闪出笠原May小小的脸庞。“嗳，拧发条鸟，是在下面吧？知道你在。在就答应一声嘛！”

“在。”我说。

“在那种地方到底干什么呀？”

“思考问题。”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思考问题干吗非得下到井底去呢？那可是很费劲的，不嫌麻烦？”

“这样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嘛。又黑，又凉，又静。”

“常这么干？”

“不，倒也不是常干。生来头一遭，头一遭进这井底。”我说。

“思考可顺利？在那里难道非常容易思考？”

“还不清楚，正在尝试。”

她咳了一声，咳嗽声夸张地传到井底。

“嗳，拧发条鸟，梯子不见可注意到了？”

“呃，刚刚。”

“知道是我抽走的？”

“不，不知道。”

“那你猜是谁干的来着？”

“怎么说呢，”我老实说，“说不好，反正没怎么去猜，没猜是谁拿走的，以为仅仅消失了，说实话。”

笠原May默然了一会。“仅仅消失了，”她以十分小心的声音说，仿佛我的话里设有什么复杂的圈套，“什么意思，你那个仅仅消失？莫不是说一下子不翼而飞了？”

“可能。”

“嗳，拧发条鸟，现在再重复也许不大好：你这人的确相当地怪，像你这么怪的人可是不很多的哟！明白？”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怪。”

“那，梯子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我双手摸脸，努力把精神集中在同笠原May的对话上。“是你拉上去的吧？”

“就是嘛，还用说！”笠原May道，“稍动脑筋不就明白了？我干的嘛，夜里悄悄拉上来的。”

“这是何苦？”

“昨天去你家好几次，想找你再一块儿打工。可你不在，厨房留个字条，让我等得好苦，怎么等也不回来。我就灵机一动，来到空屋院里。结果井盖开了半边，还搭着绳梯。不过那时还真没以为你会在井底，以为是施工的或其他什么人来搭的。还不是，世上哪有人下到井底老实坐在那里思考问题的呢！”

“倒也是。”我承认。

“半夜里我又偷偷出门到你家去，你还是没回来。我转念一想，说不定是你在井底。在井底干什么自然猜不出。对了，可你这人不是有点怪么。就又来到井旁，把梯子拉了上来。吓坏了吧？”

“是啊。”我应道。

“水和吃的可带了？”

“水有一点，吃的没带。柠檬糖倒还有三粒。”

“什么时候下去的？”

“昨天上午。”

“肚子饿了吧？”

“是啊。”

“小便什么的怎么办？”

“凑合。没怎么吃喝，不算什么问题。”

“嗳，拧发条鸟，知道么？你可是会因为我一个念头就没命的哟！知道你在那儿的只我一个，我又把绳梯藏起来了。明白？我要是自管去了哪里，你可就死在那里喽！喊也没人听见，而且谁都不至于想到你会在井底。再说你不见了怕也没人察觉，一来没班上，二来你太太也逃了。迟早倒可能有人察觉你不在报告警察，可那时你早已玩完儿，尸体肯定都没人发现。”

“一点不错，你一转念就可以让我死在井里。”

“你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怕。”我说。

“听不出来。”

我又用双手抚摸脸颊。此乃我的手，此乃我的脸颊，我想。虽黑乎乎看不见，但我的身体仍在此处。“大概是因为自己都还没上来实感。”

“我可上来实感了。”笠原May说，“杀人那东西比想的容易。”

“取决于杀法。”

“容易着哩，只要我再不管你就行了么！什么都不用做的。你想象一下嘛，拧发条鸟，在黑暗中又饥又渴一点点地死去，可是难受得不得了的哟！没那么痛快死的。”

“是吧！”我说。

“嗳，拧发条鸟，你不是真的相信吧？认为我实际上不会那么残忍是吧？”

“说不清楚。既不相信你残忍，也不相信你不残忍。只是觉得，任何可能性任何情况都会发生。”

“我不是跟你说什么可能性，”女孩用冷冰冰的声音说，“告诉你，我刚刚想出一个好主意——既然你特意下井里思考什么，那就让你更能集中精力思考去好了！”

“怎么样的？”

“这样的。”言毕，她把敞开的那一半井盖也严严实实地盖上。无懈可击的、完美无缺的黑暗于是压来。

10　笠原May关于人的死与进化的考察、别处制作的东西

我蹲在这完美无缺的黑暗底部。眼睛能捕捉到的唯无而已。我成了无的一部分。我闭目合眼，谛听自己心脏的鼓动，谛听血液在体内的循环，谛听肺叶那风箱般的收缩，谛听光溜溜的肠胃扭动着索要食物。在这深重的黑暗中，一切动静、一切震颤无不夸张得近乎造作。这便是我的肉体，但在黑暗中它是那样地生机蓬勃，作为肉体是那样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我的意识则一步步从肉体中脱壳而出。

我想象自己变成一只拧发条鸟，穿过夏日的天空，落在一株大树上拧动世界这根发条。倘若拧发条鸟真的没有了，那么该由谁来接替它的职责呢？需有谁代替它拧世界这根发条。否则，世界这根发条势必一点点松缓下去，世界精妙的系统不久也将彻底停止运作。然而除了我，还无人觉察到拧发条鸟的消失。

我试图从喉咙深处发出类似拧发条鸟叫的声音，但未成功。我所能发出的，仅仅是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声音，犹如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物体的对磨。想必拧发条鸟的鸣声唯独拧发条鸟方能发出。能充分拧好世界这根发条的，非发条鸟莫属。

但我还是决定作为不能拧发条的不叫的拧发条鸟在夏空飞翔一阵子。在天上飞实际并非什么难事。一度升高之后，往下只要以适当角度翩翩然扇动翅膀调整方向和高度即可。不觉之间，我的身体便掌握了飞天技术，毫不费力地在空中自由翱翔起来。我以拧发条鸟的视角眺望世界。有时飞腻了，便落在哪里的树枝上，透过绿叶空隙俯视家家户户的屋脊和街巷，俯视人们在地表疲于奔命蝇营狗苟的景观。遗憾的是我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的身体，毕竟我从未见过拧发条鸟这一飞禽，不晓得它长有怎样的形体。

很长时间里——不知有多长——我得以一直是拧发条鸟。然而身为拧发条鸟一事本身未能把我带往任何别的地方。变成拧发条鸟在空中翱翔固然洋洋自得，但又不能永远洋洋自得下去。我有事须在这漆黑的井底完成。于是我不再当发条鸟，恢复了本来面目。

笠原May第二次出现已经三点多了。下午三时多。她把井盖挪开半边，头上立时豁然。夏日午后的阳光甚是炫目耀眼。为避免损伤已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我暂时闭起双眼，低头不动。只消想到头上有光存在，我都觉得眼睛里有泪花沁出。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可还活着，拧发条鸟？活着就应一声呀！”

“活着。”我说。

“饿了吧？”

“我想是饿了。”

“还我想是饿了？饿死可还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哟。饿得再厉害，只要有水，人就怎么也死不了的。”

“大概是吧！”我说。我的声音在井下听起来甚是飘忽不定，想必声音中含有的什么因反响而增幅的关系。

“今早去图书馆查过了，”笠原May说，“有关饥饿与干渴方面的书我看了好多。嗳，知道吗，拧发条鸟，除了喝水什么都没吃而存活二十一天的人都有！是俄国革命时候的事儿。”

“呃。”

“那一定很痛苦吧？”

“痛苦的吧，那。”

“那个人得救是得救了，但牙齿和头发却都没了，掉个精光。那样子，就算得救怕也再活不出什么滋味吧？”

“想必。”我说。

“没牙齿没头发不要紧，只要有像样的假发和假牙，怕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样活下去。”

“唔，假发假牙技术比俄国革命那时候大大进步了嘛，应该多少活得有滋味些。”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清了下嗓子。

“什么？”

“假如人永远只活不死，永不消失不上年纪，永远在这个世界上精神抖擞地活着，那么人还是要像我们这样绞尽脑汁思这个想那个不成？就是说，我们或多或少总是这个那个想个没完没了吧？哲学啦心理学啦逻辑学啦，或者宗教、文学等等。如果不存在死这个玩意儿，这些啰嗦的思想呀观念呀之类，也许就不会在地球上出现，是的吧？也就是说——”

笠原May在此突然打住，沉默下来。沉默时间里，唯独“也就是说”这句话犹被猛然拉断的思维残片，静静地悬在井内的黑暗里。或许她已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打算，也可能需要时间考虑下文，总之我默默地等待着她重新开口。我依然俯脸不动。蓦地，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笠原May若想马上结果我，一定轻而易举。只消从哪里搬来大些的石头，从上面推落即可。连推几块，必有一块打中我的脑袋。

“也就是说——我是这样想的——正因为人们心里清楚自己迟早没命，所以才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在这里活着的意义。不是么？假定人们永远永远死皮赖脸地活着不死，又有谁会去认真思考活着如何如何呢！哪里有这个必要呢！就算有认真思考的必要，大概也不着急，心想反正时间多的是，另找时间思考不迟。可实际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一瞬间思考什么。因为明天下午我说不定给卡车撞死，第四天早上你拧发条鸟说不定在井底饿死，是吧？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为了进化，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死这个玩意儿。我是这样想的。死这一存在感越是鲜明越是巨大，我们就越是急疯了似的思考问题。”说到这里，笠原May略一停顿。“嗳，拧发条鸟！”

“什么？”

“你在那里在一团漆黑中，可就自己的死想了很多很多？例如自己大约在那里怎么样地死去？”

我沉吟了一下。“没有，”我说，“我想我没怎么想过死什么的。”

“为什么？”笠原May一副深感意外的语气，俨然在对一个先天不足的动物说话，“喂，为什么没想过？你现在可是百分之百地面对死亡哟！不开玩笑，真的！上次来不是说过了么，你是死是活全凭我一念之差。”

“还可以推石头。”

“石头？什么石头？”

“从哪里搬来大石头，从上面推下来。”

“那种方法也是有的。”笠原May说。但对此计她好像兴趣不大。“不说这个了。拧发条鸟，首先你肚子饿了吧？往下可饿得更厉害哟！水也要没有了。难道那时你也能不考虑死？不考虑才不正常哩，不管怎么说！”

“也许真不正常。”我说，“不过我始终在考虑别的事情。肚子要是更饿，也可能考虑自己的死。可你不是说离死还有两三个星期吗？”

“前提是有水。”笠原May说，“那个俄国佬能喝到水。他是个大地主什么的，革命时被革命军扔进矿山一个废弃的竖井里，好在有水渗出，他才舔着水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和你一样周围也一团漆黑。你没带那么多水吧？”

“只剩一点点了。”我实话实说。

“那，最好留着点，一丁点一丁点地喝，”笠原May说，“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地思考，关于死，关于自己的死。时间还绰绰有余。”

“你怎么老是叫我考虑死呢？我不明白，莫不是我认真考虑死对你有什么好处？”

“何至于！”笠原May到底始料未及，“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我怎么会认为你思考自身的死对我有好处呢！那毕竟是你的性命，跟我毫无关系。我不过是出于兴趣。”

“好奇心？”我问。

“唔——，是好奇心。人怎么样地死啦，死的过程什么滋味啦。是好奇心。”

笠原May止住话头，而一旦止住，深深的静寂便迫不及待朝我涌来。我想抬头上看，想确认能否看见笠原May在那里。然而光线太强，难免损伤我的眼睛。

“喂，有话想跟你说。”我开口道。

“说说看。”

“我的妻有了情人。”我说，“我想是有的。原先一点也没意识到。其实这几个月时间里，她虽和我一块生活，却一直在跟别的男人睡觉。起始我琢磨不透，但越想越觉得必是那样无疑。如今回想起来，很多小事都可以从这上面找到解释，如回家时间逐渐变得没有规律，以及我一碰手她就总是吓一跳似的等等。可惜当时我没能破译这类信号。这是因为我相信久美子，以为久美子不可能在外面胡来，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

笠原May“噢”了一声。

“这么着，我的妻一天早上突然离家出走了。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吃的早饭，然后她以跟平时上班一样的打扮，只带一个手袋和洗衣店打理过的衬衫裙子就径自去了哪里。连声再见也没说，字条也没留就消失了，衣服什么的全扔在家里。久美子恐怕再不会回到这里回到我身边来了，至少不会主动地。这点我想明白了。”

“可是同那男的一块走的？”

“不清楚。”说着，我缓缓摇了下头。一摇头，四周空气好像成了无感触的重水。“不过有那个可能吧！”

“所以你就灰心丧气下井去了？”

“灰心丧气还用说？不过下井倒不是因为这个，不是想逃避现实。前面说过，我需要可以一个人静静地聚精会神思考问题的场所。我同久美子的关系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破裂的？是怎样误入歧途的？这我还没弄明白。当然也不是说以前就什么都一帆风顺，毕竟是具有不同人格的男女年过二十偶然在一个地方相识进而一同生活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夫妇哪里都不存在。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一直是风平浪静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算有，我想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化解。然而事与愿违。我想我是看漏了一个大问题。那里边应该存在着根本性错误。我就是想思考这个。”

笠原May一声未吭。我咽了口唾液。

“知道吗？六年前结婚的时候，我们是想两个人建设新的世界来着，就像在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建新房子。我们有明确的蓝图，知道自己需求什么：房子不怎么漂亮也不要紧，只要能遮风挡雨只要能两人相守就可以，没有多余物反而是好事。所以我们把事情想得极为容易和单纯。哎，你可这样想过——想去别的什么地方变成与现在的自己不同的自己？”

“当然想过。”笠原May说，“常那样想。”

“新婚时我们想做的就这么一件事。我想从过去的自己自身当中解脱出来，久美子也是如此。我们想在那崭新的世界里获取与原本的自己相符的自身，曾以为自己可以在那里开拓更适合自己的美好人生。”

动静告诉我，笠原May似乎在光束中移了移身体重心，像是等我继续下文。但我已再没什么好说的了，已再想不起什么了。水泥井筒中回响的自己的语声弄得我很觉疲劳。

“我说的你可明白？”我问。

“明白。”

“你怎么看？”

“我还是个孩子，不晓得结婚是怎么回事。”笠原May说，“所以，当然不晓得你太太是以怎样的心情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并扔下你离家出走的。不过从你的话听来，觉得你好像一开始就有点把什么想错了。嗳，拧发条鸟，你刚才说的这些恐怕谁都没办法做到——什么建设新的世界啦，什么塑造新的自己啦。我是这么想，即使自己以为干得不错，以为习惯于另一个自己了，在那表层下也还是有你原来的自己——每有机会他就冒头跟你打招呼，道一声‘你好啊’。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是别处制作的，就连你想把自己脱胎换骨的意念，也同样是别处制作的。喂，拧发条鸟，这点事我都明白，你这个大人怎么倒不明白呢？不明白这个的确是大问题，所以你现在肯定是因此受到报复。报复来自各个方面，例如来自你想抛弃的这个世界，来自你想抛弃的你自身。我说的你可明白？”

我不作声，兀自注视着包围自己脚前脚后的黑暗。我不知说什么好。

“嗳，拧发条鸟，”女孩用沉静的声音说道，“想想，想想，再想想！”旋即再次将井口严严实实地盖住。

我从背囊里取出水壶晃了晃，“吧唧吧唧”的轻响在黑暗中荡开。估计也就剩四分之一左右了。我头靠墙壁闭起眼睛。笠原May或许是正确的，我想。归根结蒂，我这个人只能是由别处制作的。一切来自别处，又将遁往别处，我不过是我这个人的一条通道而已。

喂，拧发条鸟，这点事我都明白，你这个大人怎么倒不明白呢？

11　作为疼痛的饥饿感、久美子的长信、预言鸟

几次入睡，几次醒来。睡眠很短，且睡不实，如在飞机上打盹。在本来困得不行的时候我不由醒来，而在本应清清爽爽觉醒的时候却又不知不觉坠入梦乡，如此周而复始。由于缺少光的变化，时间如车轴松懈的车子摇摇晃晃。而难受扭曲的姿势又将安适从我身上一点点掠去。每次醒来我都看一眼表确认时间。时间步履沉重，且快慢不一。

无事可干之后，我拿手电筒四下照来照去，照地面，照井壁，照井盖。但情况毫无变化，地面依旧，井壁依旧，井盖依旧，如此而已。移动手电筒光时，它所勾勒出的阴影扭着身子时伸时缩时胀时收。而这也腻了，便慢慢悠悠不放过任何边角地仔细摸自己的脸，重新勘察自己到底长就一副怎样的尊容。这以前还一次也没当真计较过自己耳朵的形状，如有人叫我画自己的耳形——哪怕大致轮廓——我怕也徒呼奈何，而现在则可以毫厘不爽地再现自己耳轮赖以形成的所有边框、坑洼和曲线。奇怪的是，如此一丝不苟地抓摸起来，发觉左右两耳形状有相当差异。为什么会这样呢？其非对称性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反正总该带来某种结果）？我不得而知。

表针指在七点二十八分。下井后大约已看表两千多次。总之是晚间七时二十八分，即棒球夜场比赛第三局下半场或第四局上半场那一时刻。小时候，喜欢坐在棒球场露天席上端观望夏天太阳欲落未落的情景。太阳在西边地平线消失之后，也还是有灿烂夕晖留在天边的。灯光仿佛暗示什么似的在球场上长长延展开去。比赛开始不久，灯一盏接一盏很小心地放出光明，但周围还是亮得足以看报。恋恋不舍的余晖将夏夜的脚步挡在球场门之外。

但人工照明到底执著而文静地完全压住了太阳光，周围随之充满节日般的光彩。草坪亮丽的绿，裸土完美的黑，其间崭新笔直的白线，等待出场的击球手手中球棍头偶尔闪亮的油漆，灯光中摇曳的香烟（无风之日，它们像为寻人认领而往来徘徊的一群魂灵）——这些便开始历历浮现出来。卖啤酒的小男孩手指间夹着的钞票在灯光下一闪一闪，人们欠身观看高飞球的行踪，随着球的轨迹欢呼或者叹息，归巢的鸟们三五成群往海边飞去。这就是晚间七时三十分的棒球场。

我在脑海中推出以前看过的种种棒球比赛。还真正是小孩子的时候，圣路易斯Cardinals球队来日本友好比赛。我和父亲两人在非露天席观看那场比赛。比赛开始前Cardinals选手们绕场一周，把筐里签过名的棒球像运动会投球比赛一般连续抛出，人们拼命抢夺。我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动，而注意到时，已有一个球落在自己膝头。事情很唐突也很奇妙，魔术似的。

我又看了眼表：七时三十六分。距上次看表相差八分钟。只过去八分钟。摘下手表贴耳一听，表仍在动。黑暗中我缩起脖子。时间感渐渐变得莫名其妙。我决心往下暂且不再看表。再无事可干，如此动不动就看表亦非地道之举。但我必须为此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类似戒烟时领教的痛苦。从决定不看时间时开始，我的大脑便几乎始终在思考时间。这是一种矛盾，一种分裂。越是力图忘记时间，便越是禁不住考虑时间。我的眼珠总是不由自主地转往手表那边，每当这时我就扭开脸，闭起眼睛，避免看表，最后索性摘下表扔进背囊。尽管如此，我的意识仍缠着表，缠着背囊中记录时间的表不放。

从表针运行中挣脱出来的时间便是这样在黑暗中流向前去，那是无法切割无法计测的时间。一旦失去刻度，时间与其说是一条绵延不断的线，莫如说更像任意膨胀收缩的不定型流体。我在这样的时间中睡去，醒来，再睡去，再醒来，并一点点习惯于不看表。我让身体牢牢记住：自己已不再需要什么时间。但不久我变得甚是惶惶不安。不错，我是从每隔五分钟看一次表这种神经质行为中解放出来了，然而时间这一坐标轴彻底消失之后，感觉上好像从正在航行中的轮船甲板上掉进夜幕下的大海，大声喊叫也没人注意到。船则丢下我照样航行，迅速离去，即将从视野中消失。

我重新从背囊中取出表，重新套进左腕。时针指在六点十五分。应是早上六时十五分。最后一次看表是在七点多，晚间七点三十分。认为过去十一小时还是妥当的，不可能过去二十三小时。但没有把握。十一小时与二十三小时之间究竟有何本质区别呢？不管怎样——十一小时也罢二十三小时也罢——饥饿是愈发气势汹汹了。它同我泛泛想象的所谓饥饿感大约是这么回事有着明显不同。我原以为饥饿在本质上大概属于缺憾感的一种，而实际上则近乎纯粹的肉体疼痛，乃是极其物理式的且直截了当的痛感，一如锥刺或绳绞。它痛得不均匀，缺少连贯性，有时涨潮一般高扬，耸起令人目眩的峰巅，继而姗姗退去。

为了冲淡如此饥饿感带来的痛苦，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思维上面。然而认真思考什么已不可能。一鳞半爪虽有时浮上脑海，但转瞬已不知去向。每要抓取思维的一鳞半爪，它便如滑溜溜软乎乎的小动物一般从指间溜走。

我站起身，长长伸腰，深深呼吸。浑身无处不痛。由于长时间姿势不够自然，所有肌肉和关节都在朝我诉苦。我缓缓向上伸直身体，做屈伸运动，但没做上十个便觉头晕目眩。我颓然坐下，闭起眼睛，双耳蜂鸣，脸上流汗。想抓扶什么，但这里没有任何可供抓扶的物体。有点想呕，无奈腹中已无东西可呕。我做了几次深呼吸，试图更新体内空气，促进血液循环，保持意识清醒。然而意识总是阴沉而浑浊，料想身体已虚弱到了一定程度。不光想，还实际发出声来：身体已虚弱到了一定程度。嘴巴有些失灵。哪怕看看星星也好，但看不到，笠原May把井口盖得严实无缝。

以为笠原May上午还会来一趟，却不见影。我靠住井壁，静等笠原May到来。早上的不快之感在体内不肯退去，集中精神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尽皆消失，尽管是暂时性的。饥饿感依然时来时去，包围我的黑暗依然时浓时淡，而这些便如同从无人的房子里搬运家具的盗贼，将我的精神集中力劫掠一空。

午后笠原May仍不出现。我准备闭目睡一会儿，因我想很可能梦见加纳克里他。但睡得太浅，梦也支离破碎。在放弃努力不再集中精力思考什么之后，不出片刻，林林总总的记忆断片便纷至沓来，像水一样悄然弥满空洞。我可以真真切切地记起以往去过的场所、见过的男女、受过的肉体损伤、交谈过的话语、购买过的东西、丢失的物品等等，连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自己都惊讶何以记得这许多。我还记起往日住过的几座房子和几个房间，记起里边的窗口、壁橱、家具和灯盏，记起小学到大学教过自己的老师中的几位。这些记忆大多脉络不够完整，时间顺序也颠三倒四，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并且不时被汹涌的饥饿感打断，但每一单个记忆却异常鲜明，如天外猛然刮来的旋风撼动自己的身体。

如此不经意地跟踪记忆的时间里，三四年前单位里发生的一件事浮上脑海。事情本身固然不值一提，但在为消磨时间而在脑海中一一再现的过程中，我渐渐变得不快起来，继而不快又变成明显的愤怒。愤怒俘虏了我，使我全身发抖，呼吸急促，心音加大，血液里出现肾上腺素，疲劳也罢饥饿也罢，一切一切都为之退居其次。那是由小小的误解引起的争吵。对方摔给我几句不顺耳的话，我也同样出言不逊。但毕竟起因于误解，过几天双方便道歉了事，没有落下积怨，没有留下反感。忙了累了，人难免有时说话粗声大气。正因如此，我早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在这同现实隔绝的伸手不见五指的井底，这段记忆竟是那般栩栩如生，那般“嗞嗞”作响地烧灼我的意识。我皮肤可以感受到灼热，耳朵可以听见烧灼的声音。我咬牙切齿，心想为什么给人数落得狗血淋头而自己却只那么轻描淡写地回敬几句呢？我在头脑中逐个推出当时应用来反击对方的词句，将词句打磨得无比锋利，而越是锋利我越是怒不可遏。

然而随后恰如附疣忽然脱落，一切又倏忽间变得无可无不可了。时至今日何必非翻老账不可呢！对方肯定也把那次争吵忘去九霄云外了。事实上这以前我也一次未曾记起。我做个深呼吸，双肩放松，让身体更适应黑暗。接下去我准备挖掘其他记忆，但在这可谓岂有此理的剧烈愤怒过去之后，记忆竟荡然无存。我的脑袋与我的胃同样空空如也。

我开始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开始下意识地把支离破碎的思维喃喃嘟囔出口。我已无法自控。我注意倾听自己在说什么，但几乎听不懂所云何物。我的口已脱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自顾在黑暗中吐丝一样吐着莫名其妙的词句。词句从黑暗中浮出，转眼被黑暗吞噬。我的身体简直成了空荡荡的隧道，自己仅仅是在让这些词句往来通过。确乎是思维断片，但那思维是在我意识之外进行的。

到底将发生什么呢？我想，莫非类似神经箍的什么开始一点点松缓不成？我觑了眼表，表针指在三时四十二分。大概是下午三时四十二分。我在脑袋里推出夏日午后三时四十二分的阳光，想象自己置身其中的情景。侧耳细听，却不闻任何声籁，蝉鸣鸟叫儿童嬉笑声也全然不来耳畔。说不定世界因拧发条鸟不再拧发条之故而在我蛰伏井底的时间里停止了活动。发条缓缓松动，于是所有活动——诸如河水的流淌、叶片的低吟、空中的飞禽——刹那间偃旗息鼓。

笠原May到底怎么回事？为何不来这里？已好长时间没露面了。蓦地，这女孩或许发生什么意外的念头浮上心来，例如有可能在哪里碰上交通事故。果真如此，知道我在井底之人这世界上便一个也没有了，我将真的在这井底慢慢死去。

转而我又打消了担心。笠原May不是那种马虎大意的人，绝不至于轻易被车撞上，现在一定是在自己房间里一边用望远镜观察这院子一边想象我在井底的情景。她是有意拖延时间让我心神不安，让我疑心自己被活活置于死地。这是我的推测。假如笠原May真的如此拖延时间，那么她的鬼主意可谓大获成功。因为实际上我已极度惴惴不安，已觉得自己被活活遗弃。想到自己可能在这深沉的黑暗中一点点化为粪土，每每怕得透不过气来。若时间再长身体再弱，眼下的饥饿感势必更为酷烈更为致命，那时候说不定连动一下身体都无能为力。即使绳梯垂下，也可能无法攀登出去。头发牙齿掉个精光也未可知。

空气如何呢？我不由想到空气，在这又深又小的混凝土地穴中一连数日，且被盖得严严实实，几乎谈不上有空气流通。如此一想，周围空气似乎一下子滞重得令人窒息。至于仅仅是由于神经过敏，还是确实因为氧气不足，我无从判断。为弄明白这点，我几次大口吸气大口呼出，然而越是呼吸越觉难受，胸闷至极。我又惊又怕，津津地沁出汗来。想到空气，死骤然变得现实变得刻不容缓，在心头盘踞不动。它如墨黑墨黑的液体无声无息地漫来，将我的意识浸入其中。此前也考虑过饿死的可能性，但以为离死尚有足够的时间，而若氧气不足，进程就要快得多。

窒息而死将是怎样的感觉呢？到死要花多长时间呢？是挣扎许久才死，还是慢慢失去知觉像睡熟一样死去呢？我想象笠原May前来发现我已死时的情形：她向我连喊数声而不得回音，以为我睡着了，便往里投几颗石子，但我仍不醒来，从而知道我已呜呼哀哉。

我很想大声唤人，告诉他们我被关在这里，告诉他们我饿了，空气也越来越糟。恍惚中好像重返于童年时光。我偶因一点小事离家出走，却再也无法回家。我忘了回家的路。我曾不知多少次做过这样的梦，是我少年时代的噩梦。往来徘徊，迷失归路。多年来我早已忘却此梦，而此时在这深深的井底，觉得那噩梦正活龙活现复苏过来。时间在黑暗中倒行逆施，而被另一种与现在不同的时间性所吞没。

我从背囊里取出水壶，拧开盖，留心着一滴不洒地将水含入口中，慢慢浸润口腔，然后缓缓咽下。咽时喉咙里发出很大的声响，仿佛又硬又重的物体落于地板。但终究是我吞水的声音，尽管水量很少。

“冈田先生，”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睡梦中听到了，“冈田先生，冈田先生，请起来！”

是加纳克里他的声音。我勉强睁开眼睛。其实睁不睁眼四周都同样漆黑，同样什么也看不见。睡与醒已没了确切分界。我想撑起身体，但指尖气力不足。身体如长期忘在冰箱里的黄瓜，冻得萎缩而疲软。疲惫和虚脱感将意识困在垓心。无所谓，随你的便好了！我还要在意识中勃起，在现实中射精。倘你需求的即是这个，悉听尊便就是。我神思恍惚地等待她动手解我裤带，岂料加纳克里他的声音却来自很高的上方，在上方招呼我：“冈田先生，冈田先生！”抬头一看，井盖掀开半边，闪出美丽的星空，闪出被切成半月形的天宇。

“在这里呢！”我吃力地撑身立起，朝上面再次叫一声我在这里。

“冈田先生！”现实中的加纳克里他说道，“是在那里吗？”

“啊，是在这里。”

“为什么下到那种地方去了啊？”

“说来话长。”

“听不清，听不清，能再大点声音么？”

“说来话长。”我吼道，“上去慢慢说吧，现在太大声发不出来。”

“这儿的绳梯是您的吗？”

“是的是的。”

“怎么从下面卷上来了？是您扔上来的吗？”

“不是，”我说，我何苦做那种事，又如何能做得那么灵巧！“不是，不是我扔上去的，不知是谁趁我不注意时拽上去的。”

“那样您岂不出不来了？”

“是的，”我忍住性子说，“一点不错，是从这里出不去了。所以你把它放下来好么？那样我就可以上去了。”

“嗯，当然，马上就放。”

“喂，放之前检查一下另一头是不是好好的系在树干上，若不然……”

没有回应。上面好像谁也没有了，凝目细看也不见人影。我从背囊里掏出手电筒朝上照去，还是谁也照不到。但绳梯好端端放了下来，简直像在说一开始就在此没动。我一声喟叹，随着喟叹，身体里边硬邦邦的东西似乎缓缓融解开来了。

“喂，加纳克里他？”

依然没有反应。表针指在一点零七分。当然是夜间一时零七分，因为头上星光灿烂。我把背囊背上肩，大大地做个深呼吸，尔后开始爬梯。攀登摇摆不定的绳梯实在很不轻松。一用力，身体所有筋骨所有关节都吱吱作响。但在一步步小心攀登的时间里，周围空气渐渐升温，开始糅合进明显的青草气息，虫鸣也传来耳畔。我手搭井沿，拼出最后力气蹿上身来，连滚带爬下到软绵绵的地面。地上！一时间我不思不想，只管仰卧不动，仰望天空，将空气大口大口接连吸入肺腑。夏夜的空气虽闷乎乎温吞吞的，但充满蓬勃的生机。可以嗅到泥土的气息，还有青草的气息。而只消嗅一嗅这气息，我便足以在手心里感觉出泥土和青草的温柔，恨不得抓起泥土青草全都吞进肚里。

天空一颗星星也找不见了，那些星星只有从井底方可看见。空中只悬着一轮几近圆满的厚墩墩的月亮。我不知躺了多久。好半天时间我只顾倾听心脏的跳动，觉得好像仅听心跳便可以永远活下去。后来我还是支起身，缓缓环顾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夜幕下舒展的庭院，只有石雕鸟依然凝目仰望天空。笠原May家灯光全熄了，亮着的仅院里一盏水银灯。水银灯将青白淡漠的光投在杳无人息的胡同里。加纳克里他到底消失在哪里了呢？

不管怎样，我决定先回家再说。先回家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慢慢淋浴清洗全身。身上想必臭不可闻。首先须将臭味冲掉，其次填充空腹，别的都先不管。

我顺着平日那条线路往家走去，但胡同在我眼里无端地显得陌生，和我格格不入起来。或许是月光异常生动活泼的关系，胡同竟现出比平日还严重的停滞与腐败征兆。我可以嗅出动物尸体开始腐烂般的气味和毋庸置疑的尿臊屎臭。深更半夜居然不少居民仍未歇息，看着电视连说带吃。一户人家窗口荡出有些油腻的食品味儿，强烈刺激着我的头我的胃。空调机的室外风扇呜呜叫着，从旁边经过时热乎乎的气流扑面而来。一户人家浴室里传出淋浴声，玻璃窗上隐隐映出身影。

我吃力地翻过自家院墙，下到院子。从院子看去，房子黑魆魆的，静得如在屏息敛气，早已没了半点暖意，没了丝毫的亲切感。本是同我朝夕相伴的房舍，现在成了冷冷清清的空室，但此外我又别无归宿。

上得檐廊，轻轻拉开落地玻璃窗。由于长时间门窗紧闭，空气沉甸甸的，间有熟透的瓜果和卫生球味儿。厨房餐桌上放着我留的小字条。控水板上原样堆着洗过的餐具，我从中拿起一个玻璃杯，接连喝了几杯自来水。冰箱已没什么像样的食品，吃剩用剩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鸡蛋、黄油、土豆色拉、茄子、莴苣、西红柿、豆腐、奶酪。我开一个菜汤罐头倒进锅里加温，放进玉米片和牛奶吃了。早已饥肠辘辘，但打开冰箱看见实实在在的食品却又几乎上不来食欲，反倒有轻度恶心。尽管这样，为了缓解空腹造成的胃痛，我还是吃了几片咸饼干。再往下就什么也不想吃了。

进浴室脱去身上衣服，摔进洗衣机，之后站在热水喷头下拿香皂上上下下洗了个遍，头发也洗了。浴室里还挂着久美子用的尼龙浴帽，还放着她专用的洗发香波、发胶、洗发用的发刷，放着她的牙刷和齿垢刷。久美子出走后，家中表面上尚看不出任何变化。久美子的不在所带来的，仅仅是久美子姿影不见这一单纯的事实。

我站在镜前照自己的脸。满脸黑乎乎的胡须。迟疑片刻，决定暂不刮除。如马上刮须，很可能连脸都刮掉。明晨再刮不迟。反正往下也不见人。我刷牙，反复漱口，走出浴室，随后打开易拉罐啤酒，从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和莴苣简单做个色拉。吃罢色拉，上来一点食欲，便从冰箱里拿出土豆色拉夹在面包里吃了。看了一次表。总共在井底待了多少小时呢？然而一想时间脑袋便一顿一顿地作痛。再不愿想什么时间。时间是我现在最不愿想的东西之一。

走进厕所，闭目小便良久。自己都难以相信花了那么久时间。小便时险些就势昏迷过去。之后我歪倒在沙发上眼望天花板。莫名其妙！身体筋疲力尽，脑袋却很清醒，全无睡意。

忽然心有所感，我从沙发上起身走到门口，瞧了眼信箱。在井底待了几天，其间可能有人来信。信箱里只有一封。信封没写寄信人姓名，但从寄达处的笔迹一眼即可看出是久美子的。字小而有个性，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像设计什么图案似的。写起来很费时间，但她只能这样写。我条件反射地扫了一眼邮戳。戳迹模模糊糊看不大清，勉强认出个“高”字。不妨读为“高松”。香川县的高松？据我所知，久美子在高松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婚后我们从未去过高松，也从未听久美子说她去过。高松这个地名向来没出现在我们谈话里。未必一定是高松。

反正我把信拿回厨房，在餐桌前坐定，拿剪刀剪开封口。剪得很慢很小心，以免把里面信纸剪了，但手指还是发颤。为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喝了口啤酒。

“我一声不响地突然离去，想必你感到吃惊和担心。”久美子写道。墨水是她常用的勃朗峰蓝黑色，信笺则是随处可见的薄薄白白的那种。

“早就想给你写信把好多事解释清楚，却不知怎样写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心情，怎样叙说才能使你了解自己的处境。如此前思后想之间，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这点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

“现在你可能多少觉察到了，我有了交往中的男人。我同他发生性关系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对方是我在工作中结识的，你完全不认识，况且对方是谁并不重要。从结论说来，我再不会同他见面了。不知这对你能否成为些许的慰藉。

“若问我是否爱他，我无法回答。因为这样问本身就似乎是十分不适当的。而若问是否爱你，这马上可以回答。我爱你，的确庆幸同你结合，现在也这样认为。或许你会问那为什么偏要胡来最后又离家出走，我自己也不知这样问过自己多少次，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

“然而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我原来根本没有另找情人或在外边胡来的欲望，所以同那人的交往一开始是没有杂念的。起初是因工作关系见了几次面，也许因为说话投机，其后也时常打电话聊点工作以外的事，仅此而已。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有太太有孩子，且作为男性也谈不上很有魅力，因此一丝一毫也没想到会同他发展更深的关系。

“我并非完全没有报复你的念头。你以前曾在一个女孩那里住过一次，对此我是始终耿耿于怀。你同那女孩什么事也没有这点我可以相信，但并不等于什么事也没有就算万事大吉。说到底这属于心情问题。但我同那人胡来并非出于就此报复的心理。记得以前我是说过类似的话，但那仅仅是吓唬你。我所以同他睡觉，是因为我想同他睡。当时我实在忍耐不住，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

“一次我们相隔许久后因什么事见了面，谈完便去一个地方吃饭，饭后又喝了一点。当然我几乎不能喝酒，出于作陪只喝一滴酒精也不含的橘汁，因此不是酒精作怪。我们只是极普通地见面，极普通地交谈。不料碰巧身体相互接触的一瞬之间，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了一股想被他搂抱的欲望。相触时我凭直感觉察出他在渴求我的肉体，而且他也似乎看出我同样需要他的拥抱。那类似一种不明来由的强大的电流交感。感觉上就好像天空‘嗵’一声砸在自己头上。脸颊陡然变热，心怦怦直跳，小腹沉沉下坠，连在凳上坐稳都很困难。起始我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很快意识到原来是性欲。我几乎透不过气地强烈渴求他的躯体。我们分不清主动被动地走进旅馆，在那里贪婪地交欢。

“这种事情详细写来很可能刺伤你，但从长远看来，我想还是详细地如实交代为好。所以，或许你不好受，但希望你忍着读下去。

“那几乎是同爱全然无关的行为。我单单期待由他拥抱，让他进入自己体内。如此令人窒息般地渴求男人身体生来还是第一次。以前曾在书上看到‘性欲亢奋得无可忍耐’的说法，但想象不出具体是怎么回事。

“至于那事为什么在那种时候突如其来地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对象不是你而选择了别人，我也说不明白。总之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住，也压根儿不想忍耐。这点请你理解，我脑袋里丝毫没有背叛你的念头。在旅馆的床上，我发疯似的同他扭作一团。坦率地说，有生以来我还一次也未有过那般心荡神迷的体验。不，不光是心荡神迷，没那么简单。我的肉体就好像在热泥沼中往来翻滚，我的意识汲取其快感，膨胀得直欲爆裂，而且爆裂开来。那委实堪称奇迹，是我生来至今身上发生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事情之一。

“如你所知，此事我一直瞒着你。你没有觉察出我的胡来，对我的晚归也全然未加怀疑。想必你无条件地信赖我，以为我绝不至于有负于你。而我却对有负你的这种信赖完全没有歉疚感，甚至从旅馆房间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因谈工作而晚些回家。如此再三说谎我也全然无动于衷，似乎理所当然。我的心在寻求同你一起生活，同你组成的家庭是我的归宿，然而我的身体却在势不可遏地追求同那人的性关系。一半的我在这边，一半的我在那边。我心里十分清楚事情迟早会败露，但当时又觉得那样的生活似可永远持续下去。我过的是双重生活，这边的我同你心平气和地生活，那边的我同他疯狂地搂在一起。

“有一点希望你别误解，我不是说你在性方面不如那人，或缺少性魅力，抑或我没兴趣同你做爱。我的肉体当时是那样莫名其妙地如饥似渴，我只能束手就擒。我不明白何以如此，只能说反正就是这样。同他有肉体关系期间，我也想和你做爱。同他睡而不同你睡，对你实在太不公平。但我变得即便在你怀里也全然麻木不仁。你恐怕也觉察到了这点。所以近两个月时间里我有意找各种理由避免同你过性生活。

“不料一天他提出要我同你分手而和他一同生活，说既然两人如此一拍即合，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说他自己也和家人分开。我让他给我点时间想想，然而同他告别后在回家的电车中，我突然发觉自己对他已再无任何兴趣。原因我不知道，总之在他提出一同生活的刹那间，我身上某种特殊的什么便如被强风刮跑一般倏然无影无踪，对他的欲望荡然无存。

“对你产生愧疚感是在此以后。前面已经说过，在对他怀有强烈性欲期间我绝对没有感到什么负疚。对你的浑然不觉我只觉得正中下怀，甚至心想只要你蒙在鼓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认为他与我的关系同你与我的关系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在对他一忽儿没了欲望之后，我全然闹不清自己现在位于什么地方。

“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个坦诚的人。诚然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从未在关键事情上对谁说谎或粉饰自己。我没对你隐瞒任何事情，一次也没有的，这对我多少算是值得自豪之处。然而在这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却说下了致命的谎话，且丝毫不以为耻。

“这一事实在折磨着我。我觉得自己这个人成了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空壳，实际上也恐怕如此。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点无论如何不得其解，那就是‘我为什么在一个根本不爱的人身上产生如此汹涌澎湃的性欲？’这点我怎么都找不出解释。只要没有那场性欲，我现在都理应同你幸福快乐地朝夕相伴，同那个人之间也仍然会是谈笑风生的一般朋友。然而那场无可理喻的性欲，从基础上毁掉了我们迄今营造起来的生活，毁得片瓦不留。它轻而易举地从我身上夺走了一切，包括你、同你构筑的家庭，以及工作。究竟因为什么非发生这种事不可呢？

“三年前做人工流产手术时，我曾说过事后有话要对你说，记得吗？或许那时候我就应该把情况挑明，那样也许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即使事至如今，我仍无勇气向你倾吐一空。因我觉得一旦出口，很多事情都将更为根本性地变得无可收拾。所以最好还是由我一人独吞这颗苦果，并且离开你。

“抱歉地说，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同你之间都未有过真真正正的性快感。在你怀抱里固然舒心惬意，但感觉上总是非常模糊，甚至不像发生在自己身上，距自己很远很远。这完全不是你的原因，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未能很好地把握感觉。我身上好像有一种什么隔阂，总是将我的性感觉挡在门外。但同那个人交欢的时候，不知何故，隔阂突然滑落，自己都不知道往下如何是好。

“我同你之间，原本存在着一种非常亲密而微妙的因缘，而现在连它也失去了。那神话般的默契配合已经遭到损坏。是我损坏的。准确地说，是我身上具有迫使我予以损坏的什么。对此我万分遗憾，因为并非任何人都有希望得到同样的机遇。我深深地憎恨带来如此后果的那种东西——你恐怕很难想象我是怎样地深恶痛绝。我想知道那东西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要弄个水落石出，要找出它的根子，要斩草除根。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没有信心。但不管怎样，这终归是我的问题，同你没有关系。

“请求你，求你别再把我放在心上，别寻找我的下落，把我忘掉，考虑自己新的生活。我父母那边我准备好好写封信，说明一切都是自己过失所致，你没有任何责任。我想不会连累你的。估计近期内即可办理离婚手续，我想这对双方都是最佳方案，所以请你什么也别说地答应下来。我留下的衣服什么的，对不起，请你扔掉或捐给哪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不可能再使用在和你的共同生活中哪怕用过一次的东西。再见！”

我把信重新慢慢看了一遍，然后装回信封，从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喝了。

既然说要办离婚手续，那么就是说久美子不会马上自杀，这使我略感释然。随即我意识到自己差不多两个月没同任何人做爱的事实。久美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一直拒绝与我亲热，说是医生说她有轻度膀胱炎征兆，最好暂时中止性生活。我当然信而不疑，因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予相信。

两个月时间里，我在梦中，或者说在我所知词汇中只能以梦表述的世界里跟女人交媾了几次。起始跟加纳克里他，继之同电话女郎。而在现实世界里搂抱现实女人，想来已是两个月前的事了。我躺在沙发上，定睛注视放在胸口的双手，回想最后一次见到的久美子的身体，回想给她拉连衣裙拉链时目睹的她背部柔和的曲线和耳后香水的清香。倘若久美子信中所写的是终极事实，那么或许我再不能同久美子同衾共枕了。既然久美子写得那般清楚，想必是终极事实。

我开始思索自己同久美子的关系一去无返的可能性，但越想越怀念久美子曾属于自己的暖融融的身体。我喜欢同她睡觉。婚前自不用说，即使婚后几年最初的激动某种程度消失后，我仍然喜欢同她做爱。那苗条的身段，那脖颈、腿和乳房的感触，活生生的仿佛就在眼前。我逐一回想性生活当中我为久美子做的以及久美子为我做的一切。

然而久美子同我不认识的一个人疯狂做爱，疯狂得超出我的想象，并且声称从中觅得了在同我做爱时未曾得到的快感。想必她在同那男子做爱当中发出隔壁都可能听到的大声呻吟，全身扭动，以致床都摇颤不已。说不定主动为那男子做了对我都不曾做过的事。我起身打开电冰箱，拿出啤酒喝了，又吃了土豆色拉。后来想听音乐，便小声打开调频广播中的古典音乐节目。“好吗，今天累了，上不来情绪。对不起，别生气。”久美子说。“好好，没什么。”我应道。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结束后，来了一段像是舒曼的小夜曲。听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曲名。演奏完毕，女播音员说是《森林景色》第七曲“预言鸟”。我想象久美子在那男人身底下扭腰举腿抠抓对方脊背口水淌在床单上的情景。播音员说森林中有一只能发布预言的神奇的鸟，而舒曼将其场景梦幻般地渲染了出来。

我到底了解久美子的什么呢？想着，我无声地捏瘪喝空的啤酒罐，扔进垃圾篓。我自以为理解的久美子，好几年来作为妻子抱着做爱的久美子，难道终究不过是久美子这个人微不足道的表层，正如这个世界几乎全部属于水母们的领域一样不成？果真如此，我同久美子两人度过的六载时光又到底算什么呢？意义何在呢？

我再次看信时，电话铃甚是唐突地响了起来，使得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的确一跃而起。什么人居然半夜两点来电话呢？久美子？不，不可能，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往这里打电话。大约是笠原May，我想，想必她看见我从空屋院里出来，因而打来电话；或者是加纳克里他，是加纳克里他想要向我解释其何以消失；抑或电话女郎亦未可知，她有可能把什么信息传达给我。笠原May说得不错，我身边女人是有点过多了。我用手头的毛巾擦把脸上的汗，慢慢提起听筒。我“喂喂”两声，对方也“喂喂”两声。但不是笠原May的语声，亦非加纳克里他，也不是谜一样的女郎。是加纳马耳他。

“喂喂，”她说，“是冈田先生吗？我是加纳马耳他。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我尽量让心跳恢复正常。怪事，哪里会不记得呢！

“这么晚打电话十分抱歉。但因为事情紧急，就顾不得有失礼节，明知您将被打扰得不高兴也还是打了这个电话，非常非常抱歉。”

我说不必那么介意，反正还没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2　刮须时发现的、醒来时发现的

“之所以这么晚打电话，是因为有件事我想还是尽快同您联系为好。”加纳马耳他说。同以往一样，每次听她开口，都觉得她吐出的每一个字无不严格经过逻辑筛选，排列得井然有序。“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我手握听筒坐在沙发上，说：“请，问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

“这两三天您怕是外出到哪里去了吧？打了好几次电话，您都好像不在。”

“嗯，是的吧。”我说，“离开家一些时候，想冷静地考虑事情。我有很多必须考虑的事。”

“那自然，这我非常清楚，理解您的心情。想静静思考什么的时候，变换场所是十分明智的。不过，这么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寻根问底：您莫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也谈不上很远很远……”我闪烁其词，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说，“怎么说好呢，反正是有点儿与世隔绝的场所。但我还不能就此细说，因为我的情况也错综复杂，又刚刚回来，筋疲力尽，现在很难说很长的话。”

“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情况，现在不在电话里勉强说也可以的。听声音就知道您疲劳到了一定程度。请您不必介意，是我不该在这种时候心血来潮问东问西，觉得很过意不去。这事就改日再谈吧。只是，我担心这几天您身上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所以才冒昧提出这么深入的问题。”

我低声附和。但听起来不像是附和，倒像呼吸方法出了差错的水生动物的喘息。不好的事！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中，究竟哪个算好哪个算不好呢？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呢？

“让你费心，实在感谢。不过眼下好像还没什么。”我调整声音道，“发生好事固然谈不上，不过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

“那就好。”

“只是很累。”我补充一句。

加纳马耳他小声清清嗓子，说：“话又说回来，这几天时间里您可注意到出现什么大的身体变化没有？”

“身体变化？我的身体？”

“是的，是说您的身体。”

我扬起脸，打量自己映在面对院子的玻璃窗上的形象。没发现有任何堪称身体变化的变化，在喷头下面上上下下搓洗时也全无觉察。“例如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总之是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的明显的身体变化。”

我在茶几上摊开左手手心，注视了一会儿。手心一如往常，毫无变化。既未镀一层金，也未生出趾蹼。既不漂亮，亦不丑陋。“所谓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的明显的身体变化，举例说来，莫不是后背生出翅膀什么的？”

“那也不能排除，”加纳马耳他以从容不迫的声音说，“当然只是就一种可能性而言。”

“那自然。”我说。

“怎么样？没觉察出有什么？”

“好像还没有那类变化，眼下。要是后背长出翅膀，估计再不情愿也还是觉察得到的。”

“那倒是。”加纳马耳他表示同意。“不过冈田先生，您要当心！了解自身状况并不那么容易。比方说，人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直接看自己的脸，只能借助镜子，看镜里的反映，而我们只是经验性地相信映在镜中的图像是正确的。”

“当心就是。”我答应。

“还有一点——仅仅一点——想问您一下。不瞒您说，不久前我和克里他失去了联系，同和您一样。很觉蹊跷，也许是偶然的巧合。所以我想您说不定知道一星半点，知不知道呢？”

“加纳克里他？”我心里一惊。

“不错。”加纳马耳他说，“您直觉上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

我答说没有。虽然没有明确根据，但我总觉得还是把自己刚才同加纳克里他见面说话而她又当下消失的情况暂且瞒着加纳马耳他为好。

“克里他担心同您联系不上，傍晚离开这里说去府上看看，可是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克里他的动静也不能很好地感觉到。”

“明白了。等她来的时候，让她立即同你联系。”我说。

加纳马耳他在电话另一端沉默片刻。“坦率地说，对克里他我有些放心不下。如您所知，克里他同我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世间普通的工作，问题是妹妹还没有像我这样精通这里边的情况。倒不是说克里他不具有这方面素质，素质是够，但她还没有充分适应自己的素质。”

“明白了。”

加纳马耳他再次沉默下去，且时间比刚才长，似乎在对什么犹豫不决。

“喂喂！”我招呼道。

“我在这里，冈田先生。”加纳马耳他回答。

“见到克里他，让她马上同你联系。”我重复一遍。

“谢谢。”加纳马耳他说，之后就深夜打电话道过歉，放下电话。放回听筒，我再次打量自己照在玻璃窗上的姿影，此时心里突然浮起一念：自己很可能再没机会同加纳马耳他说话了，很可能她将彻底从我视野里消失。并无什么缘由，只是蓦然有此感觉。

继而，我忽然想起绳梯还照样吊在井口，恐怕还是尽早收回来好。那东西给谁发现，有可能惹出麻烦。何况还有倏忽不知去向的加纳克里他问题，最后一次见到她即是在那口井上。

我把手电筒揣进衣袋，穿鞋跳下院子，又一次翻墙而过，顺胡同来到空屋前。笠原May家依然一片漆黑。时针即将指向三点。我走进空屋院子，径直来到井边。绳梯一如刚才拴于树干垂于井中，井盖只开了半边。

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往下窥看井底，自言自语似的唤了一声“嗳，加纳克里他”。没有回音。我从衣袋里掏出手电筒，把光束往井底探去。光照不到井底，但听得到有人低吟浅叹似的声响。我又招呼了一次。

“不要紧，在这儿呢！”加纳克里他说。

“在那种地方干什么呢？”我小声问询。

“干什么？和你同样嘛。”她不无讶然地说道，“想东西呢。这个场所想东西不错。”

“那的确是的，”我说，“不过你姐姐刚才来电话了哟！为你失踪担心得不行，说深更半夜还不回家，动静也感受不到，让我见到你让你马上跟她联系。”

“知道了。专门跑来一趟，谢谢。”

“喂，加纳克里他，不管怎样先上来好吗？有话想慢慢跟你说。”

加纳克里他置之不理。

我熄掉手电筒，揣回衣袋。

“冈田先生，下到这里来怎么样，两人坐在这儿说话。”

重新下到井底和加纳克里他两人说话倒也不坏，我想。但想到井底带有霉气味的黑暗，胃立时沉甸甸的。

“不，对不起，再不想下去了。你也差不多适可而止吧。说不准又有谁把梯子撤走，再说空气也不大好。”

“知道。可我还想待一会儿。我嘛，您放心就是。”

加纳克里他既无意上来，我自然无可奈何。

“电话中没有对你姐姐说在这里见过你，那样可合适？我总觉得还是瞒着她好。”

“嗯，那样很好，别告诉姐姐我在这里。”加纳克里他略一停顿，又补充道，“我也不想让姐姐担心，但我也有想东西的时候，大致想定就离开这儿。所以暂时就请让我一个人待着，不给您添麻烦的。”

我把加纳克里他留在那里，折身回家。明天早上再来看情况不迟。即使夜间笠原May又跑来抽走绳梯，也还是有办法把加纳克里他从井底救出来的。回到家，我立即脱衣上床，拿起枕边一本书，翻开看到的那页，毕竟情绪亢奋得实难入睡。不料刚看一两页，我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半昏睡状态，遂合书熄灯，睡了过去。

醒来已是翌日九时三十分。我放心不下加纳克里他，脸没洗便匆匆穿衣，顺胡同来到空屋前。云层低垂，空气潮乎乎的，像随时都可能下雨。井口不再有绳梯悬垂，看样子被人从树干上解下来拿到哪里去了。井盖也两块盖得好好的，上面压着石头。我打开一半往井里窥看，叫她的名字，但无回音。隔会儿又唤一次。如此连续几次。我想她可能睡了，往下扔了几颗石子，可井里似乎空空无人。加纳克里他大概今早爬出井口，解下绳梯带去了哪里。我重新合好井盖离开。

走出空屋院落，靠着篱笆往笠原May家那边张望了一阵子。笠原May很可能像往日那样瞧见我出来，但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她露头。四下阒无声息，不见人影，不闻响动，蝉亦一声不鸣。我用鞋尖慢慢抠掘脚前的地面。我有一种陌生感，仿佛置身井内的几天时间里，原有的现实被另一现实挤走并由其取而代之。自我从井里出来回家时起，心底便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我沿胡同返回家来，在浴室刷牙刮须。胡须几天没刮，满脸黑乎乎的，活像刚刚获救的漂流者。长这么长生来还是头一遭。虽然这么留下去也无妨，但沉吟一下，决定还是刮去，还是保持久美子离家时那副面容为好。

我先把热毛巾捂在脸上，然后在上面厚厚涂了一层刮须膏。为防止伤皮，我刮得很慢很小心。刮下颏，刮左脸，继而刮右脸。刮罢右脸对镜一照，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右脸竟有一块青黑色污痕般的东西。一开始我以为有什么东西阴差阳错贴到了脸上，于是洗去刮须膏，用香皂细细擦洗，又拿毛巾猛搓。不料那污痕似的东西竟不肯退去，且无退的迹象，似已深深沁入肌肤。我用手指摸了摸其上缘，较之面部其他部位似乎略微热些，此外并无特殊感触。是痣！有痣的地方正是在井内感到发热的那个部位。

我把脸凑近镜子细瞧那块痣。位于右颊骨偏外一点儿，婴儿手掌大小，颜色青得发黑，同久美子常用的勃朗峰蓝黑墨水差不多。

作为可能性首先可以设想的是皮肤过敏。可能在井底给什么搞得中毒了，如漆中毒那样。但井底什么能引起中毒呢？我曾用手电筒在井底每个边角都照了个遍，那里有的只是土和水泥井壁。况且过敏以至中毒难道会弄出如此显眼的痣不成？

我陷入轻度的恐慌之中，就像被惊涛骇浪卷走了一般，一时间手足无措，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忽而把毛巾丢在地板上，忽而推翻垃圾篓，忽而脚磕在什么地方，忽而不知所以地喃喃有声。后来总算镇定下来，靠着洗漱台冷静思考该如何对待这一现实。

我想先这样观察一下再说，不急于找医生。或许只是暂时性的，顺利的话说不定如漆中毒那样很快会不治而愈。既然短短几天就长了出来，那么消失怕也是轻而易举。我去厨房煮了咖啡。肚子早已饿了，但一旦真要吃什么，食欲便如海市蜃楼一般转眼不知去向了。

我在沙发上躺下，静静望着刚开始下的雨，不时进浴室照次镜子。但那痣不见有丝毫变化，在我脸颊上奇迹般地染出一方蓝黑地带。

作为痣的起因，唯一想得出来的便是在那场梦一般的幻觉中由电话女郎牵手钻过墙壁一事。那时门开了，为了避开进入房间那个危险的什么人，女郎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去墙壁。在穿壁的正当口，我感觉脸颊上明显发热，位置也正是痣那儿。问题是破壁同脸颊生痣之间能有什么因果关系呢？我当然无从解释。

那个无面孔的男子在宾馆大厅对我说：“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能在这里！”他向我警告，然而我置若罔闻，只管前进。我对绵谷升愤愤不平，为自己的一筹莫展窝囊憋气，结果使我领受了这块痣亦未可知。

痣也可能是那场奇异梦幻给我留下的烙印。他们借助痣告诉我那不单单是梦，那是实有之事，你必须每次照镜子时都想起。

我摇摇头。无法解释的事情委实太多，而我仅仅明了一点，即我对什么都感到困惑。头开始鼓涨作痛，没办法再想什么。什么都不想做。我喝口冰镇啤酒，继续看外面的雨。

偏午时分，往舅舅那里打了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家常话之类。有时候我很想找人说说话，跟谁说都可以，否则觉得自己同现实世界的距离将越拉越远。

舅舅打听久美子是不是还好，我说还好，眼下出公差去了。一切和盘托出也并无不可，但是把一系列事件原原本本讲给第三者听几乎是不可能的。连我本人都如坠五里雾中，如何能向别人说清道明！于是决定暂把真相瞒着舅舅。

“您是在这里住过些年头的吧？”我问。

“啊，在那里怕是住了六七年吧。”他说，“慢着，买的时候是一九六〇年，住到一九六七年——七年。后来结婚搬来这座公寓，那以前一直单身住那里来着。”

“想问您一句：在这里住时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舅舅有些费解。

“就是说，生病啦和女人分手啦什么的。”

舅舅在电话另一端不无好笑地笑道：“在那里住时同女人分手确实有过一次，不过那种事在别处住也是完全可能的，我想也算不得怎么不好，况且老实说来又不是很让人舍不得的女人。至于病嘛……记忆中没生过病。脖子生过一个小包，去理发时师傅劝我最好割掉，就找到医生那里。不是大不了的东西，无非想让健康保险公司开销一点，荒唐！住那儿期间找医生，那是最初也是最后一次。”

“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

“没有。”舅舅稍想一下问道，“喂喂，干吗风风火火地问这个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只是久美子最近见到一个算卦先生，耳朵里装了不少风水方面的话回来，这个那个的。”我扯谎说，“这种事我是无所谓的，可她偏叫我问问舅舅。”

“唔——，我对风水什么的也完全是门外汉，问我也说不出个究竟来。不过就我住时的感觉来说，房子不存在任何问题。宫胁那里情况倒是那个样子，可离那里远着哩。”

“您搬走后有什么人住过这里？”

“我搬开以后，像是有位都(1)立高中老师一家住了三年，接着是一对年轻夫妇住了五年。年轻的大概是做买卖的，什么买卖记不得了。至于他们在那里过得是不是幸福愉快我可不知道。管理方面统统委托给了不动产商，没见过住户，什么原因迁走也不晓得，不过不好的消息却是根本没听说。估计是嫌房子窄而出去自己建房了吧。”

“有人说这地方水脉受阻，这点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

“水脉受阻？”舅舅问。

“我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只听人这么说。”

舅舅沉思片刻。“想得起来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胡同两头堵死，可能不大对头吧。没有入口和出口的路，想起来是不大正常。因为路也罢河也罢根本原理上是流动的，堵塞必然沉淀。”

“果然。”我说，“还有件事想问：您可在这儿听见过拧发条鸟叫？”

“拧发条鸟？”舅舅道，“什么呀，那是？”

我简单讲了讲拧发条鸟，说它落在院里的树上，每天像拧发条似的叫上一遍。

“不知道，那玩意儿没看过也没听过。我喜欢鸟，过去就很留意鸟叫，但这鸟名字都是头一次听到。这也和房子有什么关系？”

“不，没什么关系，只是以为您知道，随便问问。”

“你要是想详细了解井啦我以后住过什么人啦，只管去站前世田谷第一不动产公司去问，说出我的名字找一个姓市川的老伯问他就是，房子一直由他管来着。他是那里的老户，或许能告诉你很多风水方面的事。实际上我知道宫胁家那么多情况也是从老伯那儿听来的。那人喜欢聊天，见见会有好处，说不定。”

“谢谢，见见看。”

“对了，工作进展如何？”舅舅问。

“还没找到。说实话，也没怎么用心找。眼下久美子工作，我在家搞家务，反正过得下去。”

舅舅似乎在思索什么，稍顷道：“也罢。要是实在有难处，到时说一声就是，或许我可以帮上忙。”

“谢谢。有难处一定找您。”说罢，我放下电话。

本想给舅舅说的那个不动产商打个电话，打听一下房子的由来以及以前住过什么人等情况，但最终觉得这念头有些傻气而作罢。

下午雨也还是一味地悄然下个不停。雨淋湿了房顶，淋湿了院里的树，淋湿了地面。午饭我吃的是烤面包片，喝了个汤罐头。整个下午一直在沙发上度过。想出门采购，但想到脸上有痣，便懒懒的没了兴致。我有些后悔，胡须留着不刮就好了。不过冰箱里还有点蔬菜，橱里放着若干罐头食品，米和蛋也有，只要不那么讲究，两三天还是可以应付的。

在沙发上几乎什么也没想。看书，用磁带听西方古典音乐，再不然就愣愣地看院里的雨。也许在黑漆漆的井底想东西想得太久了，思维能力已经枯竭，每要正经想点什么，脑袋便像给软钳子挟住似的涨痛；每要回忆什么，全身肌肉和神经便吱吱作响。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OZ国历险记》(2)里油干锈生的白铁皮人。

我时不时去一次洗脸间，站在镜前观察脸上的痣。可惜毫无变化。痣没再扩张，亦未缩小，颜色深浅也一成未变。我发觉鼻下尚有胡须未刮净。刚才右脸颊发现痣时头脑大乱，忘了没刮完的部位。于是我再次用热水洗脸，涂上刮须膏，将残留胡须刮除。

几次去洗脸间照脸的时间里，我都想起加纳马耳他在电话中的话：我们只是经验性地相信映在镜中的图像是正确的。您要当心！出于慎重，我进卧室对着久美子穿西服用的立镜照了照，痣同样在那里，不是镜子关系。

除了脸上的痣，没感觉出身体有别的不适。体温也量了，一如平日。除去三四天没吃东西而又无多大食欲以及偶有轻度呕吐感——恐是井底呕吐感的继续——之外，身体完全正常。

一个安静的下午。电话铃一次没响，信一封没来，无人穿行胡同，不闻附近人语。没有猫从院子走过，没有鸟飞来鸣啭。时闻几声蝉鸣，但不似往常聒噪。

快七点时，肚子有点儿饿，用罐头和蔬菜简单做了晚饭。相隔许久听了次广播里的晚间新闻，世间未发生什么变异。高速公路上汽车超车失败撞墙，车上青年死了几个；一家大银行的分行长伙同手下职员搞非法贷款受到警察传讯；町田市一名三十六岁主妇被一过路青年用榔头砸死。但这些无不发生在遥远的另一世界，我所在的世界只有院子里下的雨，雨无声无息，不张不狂。

时针指向九点时，我从沙发移到床上，拿书看罢一章，熄掉床头灯。

正做一个梦时，忽然睁眼醒来。什么梦记不得了，总之梦境有些凶险，醒来胸口还怦怦直跳。房间里仍一片漆黑。醒来好一会儿都记不起自己现置身何处，花了好些时间才弄明白原来在自家床上。闹钟指在后半夜两点。大概在井里睡得颠三倒四，以致生物钟整个乱了套。脑袋好歹镇静下来时，想要撒尿。睡前喝啤酒的关系。可能的话，很想再就势睡上一觉，但事不由己，只得支撑着从床上起身。这当儿，手碰上旁边一个人的肌肤。我并未惊讶，因为那是久美子常睡的位置，我早已习惯身旁有人躺卧。但我旋即想起，久美子已不在——她已离家出走。是别的什么人睡在我身旁。

我毅然打开床头灯：是加纳克里他。

(1)　指东京都。

(2)　据此改编的电影我国一般译为《绿野仙踪》。

13　加纳克里他未讲完的话

加纳克里他一丝不挂，脸朝向我这边，被也没盖，光身躺着。两座形状娇美的乳房，粉红色的小乳峰，平板板的小腹下宛如阴影素描般的黑黑的绒毛。她皮肤很白，刚刚生就似的珠滑玉润。我不明所以地定睛看这肢体。加纳克里他膝头合得恰到好处，两腿成“弓”字形躺着。头发散落在额前遮了半边脸，看不到她的眼睛。看样子睡得十分香甜。开床头灯她也凝然不动，只管发出静谧而均匀的呼吸。我反正睡意尽消，便先从壁橱里拿出夏令薄被盖在她身上，然后关掉床头灯，穿着睡衣进厨房在餐桌前坐下。

坐了一会儿，想起脸上的痣。一摸，可以感觉出仍在低烧似的发热。无须特意照镜，仍在那里无疑。看来那劳什子并非睡一晚上即可侥幸消失一尽那类好对付的东西，恐怕还是天亮后查电话簿向附近皮肤科医院咨询一下为好。问题是大夫问起自觉起因时该如何回答呢？在井下待了近三天。不不，跟工作两码事，只是想考虑点事情。因我觉得井底那地方适合思考事情。是的，没带吃的。不，不是我家的井，别人家的，附近空房子的井。擅自进去的。

我喟叹一声。啧啧，这话怎么好出口呢？

我两肘支在桌上似想非想地发呆的时间里，加纳克里他的裸体异常鲜明地浮现在脑海里。她在我床上酣然大睡。随后想起在梦中同身穿久美子连衣裙的她交媾时的情景，还真切地记得当时她肌肤的感触和肉体的重量。到底何者是现实何者是非现实呢？不依序确认很难区别。两个领域之间的隔墙正在渐渐融化。至少在我的记忆中，现实与非现实似乎是以同一重量和亮度同居共处的。我既同加纳克里他交媾又没同她交媾。

为了把这种乱七八糟的性场面逐出头脑，我不得不去洗脸间用冷水洗脸，稍后去看了看加纳克里他。她把被蹬到腰间，依然酣睡未醒。从我这里只看得到她的背。她的背使我想起久美子的背。想来，加纳克里他的身段同久美子惊人的相像。由于发型、衣着风格和化妆截然不同，这以前没怎么注意到，其实两人个头差不多，体重也彼此彼此，衣服尺寸也相差无几。

我拿起自己的被走进客厅，倒在沙发上翻开书。我在看前不久从图书馆借来的历史书，是关于战前日本在满洲的活动和诺门坎日苏之战的。听了间宫中尉那番话，我开始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兴趣，去图书馆借了几本回来。但跟踪书上的具体史料性记述不到十分钟，睡意突然上来，便把书放在地板上，闭起眼睛，算是休息一下眼睛，结果灯也没关就那样睡了过去，且睡得很实。

醒来时，厨房有声音传来。走去一看，原来加纳克里他在厨房准备早餐，身穿白色T恤和蓝色短裤，两件都是久美子的。

“喂，你的衣服在哪儿呢？”我站在厨房门口向加纳克里他打招呼。

“啊，对不起，您睡觉的时候，随便借您太太的衣服穿了。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我什么穿的也没有嘛。”加纳克里他把脖子歪向这边说道。不知何时她又恢复了以往六十年代风格的化妆和发式，唯独没戴假睫毛。

“那倒不必介意。可你的衣服到底怎么了？”

“没了。”加纳克里他倒也痛快。

“没了？”

“嗯，是的，丢在哪里了。”

我走进厨房，靠着餐桌看她做鸡蛋卷。加纳克里他熟练地打蛋、放调味料，飞快地搅拌起来。

“那么说，你是光身来这里的喽？”

“嗯，是的。”加纳克里他理直气壮地说，“完全赤身裸体。您怕也知道吧，您给盖的被嘛。”

“那的确是的。”我支吾道，“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在哪里怎么丢的衣服，怎么从那里光身来到这里的。”

“我也不清楚。”加纳克里他一边晃动平底锅一边一圈圈卷起鸡蛋饼。

“你也不清楚？”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鸡蛋卷倒进盘子，加进煮好的花椰菜，接着烤面包片，烤好连同咖啡摆上桌面，我拿出黄油、盐和胡椒，然后俨然新婚夫妇一般对坐着吃早餐。

我突然想起脸上的痣，而加纳克里他看我的脸也丝毫不显吃惊，问也没问。为慎重起见我用手摸了摸脸，痣那里仍有些发热。

“冈田先生，那里疼吗？”

“不不，疼倒不疼。”我回答。

加纳克里他看了一会儿我的脸，说：“在我眼里好像是痣。”

“在我眼里也像痣。”我说，“不知该不该去找医生，正犹豫着呢。”

“仅限于表面，医生怕也不好办吧？”

“或许，可也不能就这么听之任之啊！”

加纳克里他手拿叉子略一沉吟，说：“买东西办事什么的，我可以代劳。您要是不乐意出门，一直待在家里也可以的。”

“那么说倒是难得。可你有你的事，我也不能永远闭门不出，是吧？”

加纳克里他想了一下道：“若是加纳马耳他，对这个也许能知道什么，知道该怎么处置。”

“那，就请你跟加纳马耳他联系联系可好？”

“加纳马耳他不接受别人联系，要由她自己联系才行。”如此说着，加纳克里他咬了口花椰菜。

“可你联系总可以的吧？”

“那当然，姐妹嘛。”

“那，顺便问问我的痣好么？或者请她同我联系。”

“对不起，那不成。不能为别人的事开口求姐姐，这是一条原则。”

我边往烤面包片上涂黄油边叹息道：“这么说，我有事要找加纳马耳他时，只能静等她主动联系喽？”

“是那么回事。”加纳克里他说，并点了下头，“不过，如果不痛也不痒的话，我想您最好先忘掉它算了。那东西我是无所谓，所以您也无所谓就是了。人有时是会有这东西的。”

“怕也是。”

之后，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早餐。好久没跟别人吃早餐了，胃口大开。我这么一说，加纳克里他倒好像不以为然。

“对了，你的衣服嘛……”我开口道。

“擅自拿您太太衣服穿，您心里不舒服对吧？”加纳克里他担心地问。

“不，哪里哪里。你穿久美子衣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反正是放在那里，穿哪件都没关系。我放心不下的是你在哪里怎么样地弄丢了自己的衣服。”

“不光衣服，鞋也没了。”

“你是如何弄得精光的呢？”

“无从想起。”加纳克里他说，“我记得的只是一醒来就光身躺在您家床上，之前的事一件也想不起来。”

“你下井了吧，我从井里出来后？”

“那个记得，再就是躺在这里，其他的都想不出。”

“那就是说，连怎么从井里出来的也全不记得了？”

“全不记得，记忆中途两断。”加纳克里他竖起双手的食指，对我比划出约二十厘米的距离。我搞不清那表示多长时间。

“搭在井里的绳梯怎么样了也不记得？梯子已经不见了。”

“梯子也罢什么也罢都不晓得，就连是不是顺着梯子从那里爬出来的都不记得。”

我定定地注视着手里的咖啡杯，稍顷道：“哎，可能让我看看你脚心？”

“噢，当然可以。”说着，她坐到我身旁的椅子上，直直地伸长腿，让我看两个脚心。我抓起她脚腕细看。脚心甚是洁净，无伤无泥，造型原封未动。

“没泥没伤。”我说。

“就是。”加纳克里他道。

“昨天下了一天雨，假如你是在哪里弄丢鞋从那儿走到这里的，脚底板该沾泥才是，而且你是从院子进来的，脚侧也该有泥痕，对吧？可脚干干净净，脚侧也好哪里也好都不像沾过泥巴。”

“就是。”

“这么说，就不是光着脚从哪里走过来的。”

加纳克里他不无钦佩地略歪下头：“逻辑上您说得很对。”

“逻辑上或许很对，但我们什么目的也没达到。”我说，“你在哪里丢了衣服和鞋，怎么从那里走来的呢？”

加纳克里他摇头道：“这——，我也摸不着头脑。”

她对着洗碗池认真冲洗碟碗的时间里，我坐在桌前就此思索。当然我也摸不着头脑。

“这类事常有？自己去了哪里都想不起来这类事？”我问。

“不是第一次。想不起自己去了哪里这类事虽说不是常有，有时还是有的。衣服弄丢以前就发生过一次，不过连鞋也无影无踪却是头一回。”

加纳克里他拧住自来水龙头，用抹布擦拭桌面。

“嗳，加纳克里他，”我说，“上次你讲起的还没全部听完呢。当时讲着讲着你突然不见了，可记得？可以的话，接着讲完好么？你给暴力团抓住，开始在那个组织里接客，在宾馆遇上绵谷升，同他睡觉——那以后怎么样了？”

加纳克里他靠着洗碗池看我，手上的水珠慢慢顺着指尖滴在地板上，白T恤胸部清晰地凸显出两点乳峰。我又完整地想起昨夜看到的她的裸体。

“好的，那就把后来发生的全部讲完吧。”加纳克里他随即重新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那天我所以中途不告而辞，是因为我心理上还没有把话讲完的准备。但我还是觉得最好把实情如实地向您说出来，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向您讲起，可是终究没能最后讲完。人突然不见了，想必你也吃一惊。”加纳克里他双手置于桌面，看着我的脸说道。

“吃一惊是吃一惊，但在最近发生的事里边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

“上次已经讲了个开头，我作为娼妇，作为肉体娼妇最后接待的是绵谷升先生。因协助加纳马耳他工作而第二次见到绵谷升先生时，我即刻想起了那张脸，想忘也忘不掉。至于绵谷升先生记不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不是轻易在脸上表露感情的那种人。

“不管怎样，还是按先后顺序往下说吧。先从我作为娼妇接待绵谷升先生时说起，已是六年前的事了。

“上回就已说过，那时我的身体已经对任何疼痛都无动于衷。不光疼痛，所有感觉都已失去，我生活在深不见底的无感觉之中。当然不是说没有冷热苦痛这些感觉，但这些感觉好像远在与己无关的另一世界里。所以，我对为赚钱同男人发生性关系没有半点抵触。因为无论谁对我怎么样，我所感觉到的都不是我的感觉，我没有感觉的肉体甚至已不是我的肉体。我已经被裹进卖淫团伙中，他们叫我跟男人睡觉，睡之后给我钱，我也就拿了。是讲到这里吧？”

我又一次点头。

“那天我奉命去的，是闹市区一座宾馆的十六楼。房间是姓绵谷的订的。绵谷并不是哪里都有的常见姓。我敲门时，那男人正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喝通过客房服务要来的咖啡。他上身穿绿色港衫，下身是褐色棉布裤，短发，一副褐色眼镜。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咖啡壶、杯和那本书。大概书看得相当出神，眼里还残留着兴奋。面孔倒不很有特征，唯独眼睛显得异常活泼。看到那眼睛，一瞬间我还以为进错了房间。但当然不可能进错。他叫我进来把门锁上。

“然后他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地仔细打量我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尖。进房间后，男人大多把我的身体和脸用视线舔一遍。恕我冒昧，冈田先生您买过娼妇吗？”

“没有。”我说。

“那同看商品是一码事，对那种视线我很快就习惯了。人家花钱买肉体，当然要过目检查。不过那个人的视线和一般人的不同，似乎要透过我的肉体来打量我身体对面的东西，这使我很不舒服，就好像自己成了半透明的人。

“我想我多少有点慌乱，手里的手袋掉在地板上，发出一点声音。但由于自己愣神，半天没意识到手袋掉下。我弯腰拾起手袋。掉时手袋卡扣开了，化妆品有几样散落在地板上。我拾起眉笔、唇膏、小瓶香水，一样一样装回手袋。那时间里他始终以同样的视线盯视着我。

“我拾起掉在地板的东西放回手袋后，他令我脱去衣服。‘可以的话，先淋浴一下好吗？出汗了。’我说。天很热，坐电车来宾馆途中出了不少汗。他说汗什么的无所谓，没时间，叫我快脱。

“脱光后，他叫我趴在床上，我照做了，接着命令我老实别动，别睁眼睛，别说话，除非他问。

“他穿着衣服坐在旁边。只是坐着，坐在我身旁静静俯视趴着的我的裸体，一根指头也没碰我。这样看了大约十分钟。我的脖颈、脊背、臀部、大腿都可以痛切地感到他尖锐的视线。我心想此人说不定有性功能障碍。客人当中不乏这样的人，买了娼妇扒光，只静静地看，也有人扒光后当着我的面自己处理。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原因买娼妇。所以，我猜想此人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但不久，他开始伸手往我身上摸来。十根指头从肩摸到背，从背摸到腰，像在慢慢搜寻什么。那既不是所谓爱抚，当然也不是按摩。他的手指像顺着地图线路划动一样小心翼翼地在我身上移动，仿佛一边触摸一边在不停地思考什么，并且不是一般的思考，而是聚精会神的深思熟虑。

“十根指头时而信马由缰四处徘徊，时而突然止住，长久立定不动，就像十指本身或犹豫不决或坚定不移。知道吗？十指好像各具生命、各怀异志、各有所思。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触，甚至有些令人悚然。

“但不管怎样，指尖感触使我产生了性兴奋。性兴奋体验对我还是初次。当娼妇之前，性行为带给我的仅仅是痛苦，稍一想到性交头脑里都会充满对痛感的恐怖。而在当娼妇之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竟变得毫无感觉。痛感没了，什么感觉都没了。为讨对方欢心，我也做出气喘吁吁或高潮迭起的样子，但那是骗术，是逢场作戏。然而那时我却在那男人的手指下当真喘吁起来，那是从身体深处自然而然涌上来的。我觉察自己体内有什么开始蠕动，就好像重心在身体里边到处移来移去。

“一会儿，男人停止了手指动作，双手掐在我腰间，像在思考什么。从指尖可以感觉出他在静静地调整呼吸。之后，他开始慢慢脱衣服。我闭着眼，脸伏在枕头上，等待着下面的把戏。脱光后，他分开我伏着的双臂和双腿。

“房间里静得怕人，听到的唯有空调送风的低音。那个人几乎不弄出任何动静，连呼吸都听不见。他把手心放在我脊背上。我身体没了力气。他的阳物碰在我腰部，但软软的。

“这当儿，枕旁电话铃响了。我睁眼看男人的脸，而他似乎压根儿就没听见。铃响了七八次后，不再响了，寂静重新返回房间。”

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徐徐嘘了口气，随后默默地看自己的手。“对不起，让我歇一会儿，可以么？”

“可以可以。”我说。我重倒一杯咖啡啜了一口，她喝冷水，两人默默坐了十来分钟。

“他再次用十指在我身上抚摸，那才叫无微不至。”加纳克里他继续道，“我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给他摸到。我已经什么都想不成，心脏在我耳边异常徐缓地发出很大的声响。我已无法克制自己，在他的抚摸下我好几次大声喊叫。不想喊也不行，有什么别的人在用我的嗓子擅自喘吁擅自喊叫。我觉得整个身体的发条都像松动开来了。接着——好些时间之后——他仍让我趴着不动，从后面把什么东西插进我那里边。是什么现在我也不晓得。硬邦邦的，大得很。反正不是他的阳物，这点可以保证。此人到底有性功能障碍，我想。

“但不管是什么，给他插进之时，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所谓疼痛，自从自杀未遂以来那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那类似一种将我这具肉体从中间一撕两半的野蛮的痛感。然而，尽管痛不可耐，却又快活得令人眩晕。快感与痛感合为一体。明白吗？那是伴随着快感的痛感和伴随着痛感的快感，我不得不把二者作为一个东西吞下。在这样的痛感与快感之中，我的肉体更加迅猛地胀裂开来，对此我无力阻止。紧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我感觉从自己截然裂为两半的肉体中，迫不及待地掉出一个见所未见触所未触的什么东西。大小我不清楚，总之滑滑溜溜，像刚出生的婴儿，是什么我全然揣度不出。它原本就在我体内而我又一无所知——而由那个男人从中拉了出来。

“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极想知道，想亲眼看看，毕竟是我的一部分，我有看的权利。但我没能做到。我被淹没在痛感和快感的洪流中。肉体的我呼叫着，流着口水，剧烈拧着腰肢，连睁眼都不可能。

“于是我攀上了性快感的绝顶。不过较之绝顶，更像是被人从悬崖上推落下去。每一次大叫，都觉得房间所有玻璃都应声炸裂。不光觉得，实际我也看见窗玻璃和玻璃杯发着声响变成碎片，而细小的碎片又好像落在自己身上。之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意识倏然模糊，身体变冷下去。这么比方也许奇怪，就好像自己成了冷粥，黏糊糊的，满是莫名其妙的块状物，并且块状物随着心脏跳动而缓缓地深深地作痛。我确实感觉到疼痛。没费多少时间我就想起了那是怎样的痛感——那是过去自杀未遂之前我经常感到的那种闷乎乎的命中注定似的痛，而现在它像撬棍似的猛力撬开我意识的封盖。撬开后，痛感便脱离我的意愿，拖泥带水地拽起里边我那呈琼脂状的记忆。打个离奇的比方，就好像一个已死之人目睹自己被解剖的场面。明白么？就好像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被剖开，五脏六腑被长拖拖地掏出。

“我浑身痉挛，口水在枕头上流淌不止，小便也失禁了。我很想控制这种肉体反应，但无计可施。我身上的发条全都松缓脱落下来。意识朦胧中，我痛切地感到自己这个人是何等孤独无依何等软弱无力。各种各样的附件从肉体上接二连三脱落而去。有形的，无形的，一切都如口水如尿水，化为液体拉不完扯不断地流出体外。不能听之任之地将一切排泄一空！我想，这是我自身，不能任其化为乌有！然而无能为力。在其流失面前，我只能茫然袖手旁观。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意识全都荡然无存，一切一切都已脱离自己。不久，黑暗突如其来地包笼了我，如同沉重的窗帘‘扑通’一声自上落下。

“等我意识恢复过来时，我又一次成了另一个人。”

加纳克里他就此止住，看着我的脸。

“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她沉静地说。

我一言不发，静等她说下去。

14　加纳克里他的新起点

加纳克里他继续讲：

“此后，我在身体分崩离析的感觉中度过了几天。走路好像脚没完全踩在地面，吃东西也没有咀嚼的感觉。而老实待着不动，又屡屡感到恐怖，就像自己的身体在无顶无底的空间永远下落不止，又像被气球样的东西牵引着永无休止地向上攀升。我已经无法将自己肉体的动作和感觉联结在自己身上，它们似乎同我的意识分道扬镳，自行其是，没有秩序没有方向，而我又不知如何匡正这极度的混乱。我所能做的唯有等待而已，静等时机到来时混乱自行收场。我告诉家人身体不大舒服，从早到晚关在自己房间里不动，差不多什么也不吃。

“如此昏天黑地过了几天，三四天吧。之后恰如暴风雨过后，一切突然静止。我环视四周，打量自己，得知自己已成为与原先不同的新人。也就是说这是第三个我自身。第一个我是在持续不断的剧痛中苦苦煎熬的我，第二个我是在无疼无痛无感觉中生活的我。第一个我是初始状态的我，我怎么都无法把痛苦那副沉重的枷板从脖子上卸下。在硬要卸下时——我指的是自杀失败时——我成为第二个我，这是所谓过渡阶段的我。以前折磨我摧残我的肉体痛苦确实消失了，但其他感觉也随之退化淡化，就连求生的意志、肉体的活力、精神的集中力也都随同痛苦消失得利利索索。而在通过这奇妙的中间地带后，如今我成了新的我。至于是不是我本来应有的面目，自己还不清楚，但在感觉上我可以模糊然而确切地把握到自己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加纳克里他扬起脸，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仿佛在征求我的感想。她双手仍放在餐桌上。

“就是说，那男人给你带来了一个新的自己，是吧？”我试着问。

“我想恐怕是这样。”加纳克里他说，并点了几下头。她的脸宛如干涸的池底，见不到任何表情。“通过被那男人爱抚、拥抱进而获得有生以来第一次天翻地覆的性快感，我的肉体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至于为什么有此变化，为什么需要借助那个男人的手来完成，我不得而知。但无论过程如何，在我意识到时，我已进入新的容器，并在基本通过刚才也已说过的那种严重混乱之后，试图将新的自己作为‘更正确的存在’接受下来。不管怎么说，我已从深重的无感觉状态中挣脱出来，而那对我无异于透不过气的地狱。

“只是，事后的不快感很长时间里都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每当想起那十指，想起他往我那里边塞的什么，想起我体内掉出的（或感觉出的）滑溜溜的块状物，我就一阵惶惶然，涌起一股无可排遣的愤怒，感到绝望。我恨不能把那天发生的一切从记忆里一笔勾销，然而无可奈何。为什么呢，因为那男人已撬开我体内的什么。那被撬的感触同有关那男人的记忆浑然一体地永远存留下来。毫无疑问，我体内有了污秽的东西。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明白么？我获得的变化本身或许是正确的，并没有错，但带来变化的东西却是污秽的，错误的。这种矛盾或者说分裂长期折磨着我。”

加纳克里他望了一会她放在桌上的手。

“那以后我就不再为娼了，因为已经失去了为娼的意义。”加纳克里他脸上仍未浮现出类似表情的表情。

“那么容易就洗手不干了？”

加纳克里他点点头：“我二话没说，反正就是不干了。什么啰嗦也没遇到，容易得甚至有点扫兴。我心里本已做好准备，料想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来。但他们就此无话。他们知道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威胁也是完全可能的，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这样，表面上我重新成为一个普通女孩。当时借父亲的钱如数还了，甚至有了一笔可观的存款。哥哥用我还的钱又买了辆不伦不类的新车。而我为还钱做了些什么，他恐怕根本无法想象。

“适应新的自身需要时间。所谓自己是怎样一个存在，具有怎样的功能，感受什么如何感受——这些我都必须一个个从经验上加以把握、记忆和积累。知道吗？我身上原有的东西几乎都已脱落，都已丢失。我既是新的存在，又差不多是空壳。我必须一点一滴填补这个空白，必须用自己的双手一一制作我这一实体或我赖以形成的东西。

“虽说身份我还是大学生，但我已没心思返校了。我早上离开家，去公园一个人呆呆坐在长椅上，或一味在甬道上走来走去。下雨就进图书馆，把书本摊在桌面上装出看书的样子。有时在电影院一待就是一天，也有时乘山手线(1)电车来回兜上一日。感觉上就好像一个人孤零零浮游在漆黑的宇宙中。我没有人可以商量。若在加纳马耳他面前自然什么都可以托出，但前面已经说过，姐姐当时躲在遥远的马耳他岛潜心修行。不晓得地址，通信都通不成，只能孤军奋战。就连一本解释我所经历事情的书都没有。不过，尽管孤独，并非不幸。我已经可以牢牢地扑在自身上了，至少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扑上去的自己本身。

“新的我可以感觉到疼痛，尽管不似过去那么剧烈。但同时我也在不觉之间掌握了逃避疼痛的办法。就是说，我可以离开作为感觉出疼痛的具体的我。明白么，我可以将自己分为肉体的我和非肉体的我两部分。空口说起来你或许觉得费解，而一旦掌握方法，实际并不怎么难。每当疼痛袭来，我就离开作为肉体的我，就像不愿见面的人来时悄悄躲去隔壁，十分简单自然。我认识到疼痛涉及的是自己的肉体，肉体可以感觉出疼痛的存在。可是我不在那里，我在的是隔壁房间，所以疼痛的枷锁套不住我。”

“那么说，你是随时可以把自己那么分离开来喽？”

“不不，”加纳克里他略一沉吟，“最初我能做到的只限于物理式疼痛施加在我肉体的时候。换句话说，疼痛是我分离意识的关键。后来通过加纳马耳他的帮助，我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自主地将二者分离开来。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如此一来二去，加纳马耳他来了信。信上说她终于结束马耳他岛上的三年修行，一周内回国，哪里也不再去了，就留在日本。我为将同马耳他重逢感到高兴。我们七八年没见了，一次也没见过。前面说来着，这世上马耳他是我唯一能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人。

“马耳他回国当天，我就把以前发生过的事统统说了一遍，说得很长。马耳他一声不响地把这段奇妙的遭遇听完，一个问题也没提。等我说完，她喟叹一声，说：‘看来我确实早该在你身旁守护你。怎么回事呢，我竟然没察觉到你有这么根深蒂固的问题，或许因为你同我太亲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做的事情来着，有很多地方非我一个人去不可，别无选择。’

“我劝她不必介意。我说这是我的问题，终究我是因此而多少变得地道起来的。加纳马耳他静静地沉思了一阵，然后这样说道：

“‘我离开日本以来你所遭遇的种种事情，我想对你是难受的残酷的。但正如你所说，无论情况怎样你是因此而阶段性地一点点接近了本来的自己的。最艰难时期已经度过，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次找到你头上。虽说并不容易，但经过一定的时间，一切都是可以忘却的。然而若没有本来的自己，从根本上人是活不下去的。就如地面一样，如果没有地面，在上面做什么都无从谈起。

“‘只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你的身体已被那个男人玷污了。这原本就是你必须经受的。弄得不好，很有可能永远失去自己，永远在完全的无中往来彷徨。所幸那时的你碰巧不是本来的你，因而起了很好的反作用。唯其如此，你才反倒从“假性的你”中解放出来。这实在幸运得很。不过那脏物仍留在你体内，必须找地方冲洗才行。但我无法为你冲洗，具体方法也不晓得，恐怕只能由你自己设法解决。’

“姐姐接着为我取了加纳克里他这个新名。获得新生的我需要新的名字。我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加纳马耳他还把我用作灵媒。在她的指导下，我一步步掌握了控制自己和将肉体与精神分离开来的方法。我生来总算第一次得以在安详的心境中欢度时光。当然，我还没有把握住本来的我那一存在，身上还缺少很多很多东西。可是现在我身边有加纳马耳他，有人可以依赖。她理解我，容纳我，引导我，好好保护我。”

“你再次碰到了绵谷升吧？”

加纳克里他点下头：“是的，我又一次见到了绵谷升先生。那是今年三月初，距我第一次被他抚摸、实现转变、同加纳马耳他一道工作已经过去五年多了。绵谷升先生来我家找马耳他，我在家里见到他的。没开口说话，只在门口一晃儿见到他。但我一瞥见那张脸，顿时触电似的呆立不动，因为那是最后一次买我的那个男人。

“我叫来加纳马耳他，告诉说那就是玷污我的那个男人。‘晓得了，往下全交给我，你放心就是。’姐姐说，‘你躲在里边，决不要在他面前露面。’我照姐姐吩咐做了，所以不知道他和加纳马耳他在那儿谈了什么。”

“绵谷升到底找加纳马耳他寻求什么呢？”

加纳克里他摇头道：“我一无所知，冈田先生。”

“一般都有人去你们那里寻求什么吧？”

“是的，是那样的。”

“例如寻求什么呢？”

“所有一切。”

“具体说来？”

加纳克里他咬了下嘴唇：“失物、运气、前程……等等。”

“你们都能料到吧？”

“料得到。”加纳克里他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料得到。但答案大多在这里面，只要进这里即可。”

“像下到井底一样？”

“是的。”

我臂肘支在桌上，慢慢做了个深呼吸。

“可以的话，有一件事希望你告诉我：你好几次出现在我梦里。那是你以自己的意愿有目的地进行的，是吧？”

“正是。”加纳克里他说，“是有目的地进行的。我进入您的意识之中，在那里同你交合。”

“这你可以做到？”

“可以，那是我的任务之一。”

“我和你在意识中交合。”我说。一旦实际出口，觉得很有些像在雪白的墙壁上挂一幅大胆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而我像从远处审视它是否挂得端正似的再次重复道：“你和我在意识中交合，但我并没有求你们什么，也并不想知道什么，对吧？可你为什么偏要和我做那种事呢？”

“因为加纳马耳他命令我那样。”

“这么说，加纳马耳他是通过作为灵媒的你来探索我的意识，以便从中寻求某种答案？而那又是为什么呢？所寻求的答案是绵谷升委托的？还是久美子委托的？”

加纳克里他默然良久，显得有些迷惘。“那我不知道，我没得到详细情报。因为在没得到情报的情况下作为灵媒才能更为主动自觉。我只是受命通过那里而已，至于给在那里发现的东西赋予意义则是加纳马耳他的任务。不过有一点想请您理解：总的来说加纳马耳他是偏向您的。因为我憎恨绵谷升先生，而加纳马耳他是比谁都为我着想的人。大概她是为你才那样做的，我想。”

“哎，加纳克里他，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们出现后我身边怪事层出不穷？这么说，倒不是把一切责任推到你们身上。也许你们是为我做了什么，不过坦率说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自己因此得到了幸福，莫如说反而失去了许多许多。很多东西离我远去了。一开始是猫，继而老婆失踪。久美子走后来了封信，坦白说同一个男的睡了好些日子。我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未来的希望，没有生存的目的——这难道对我有好处不成？你俩在我和久美子身上到底干了些什么？”

“您说的我当然十分理解，您生气也理所当然。我也希望一切都能水落石出……”

我叹口气，手摸右脸颊上的那块痣。“啊，算了算了，就算我自言自语，别往心里去。”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道：“确实，这几个月您身边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对此我们或许有几分责任，不过我想这恐怕是或迟或早总有一天非发生不可的。既然迟早总要发生，那么早些发生不是反而好些吗？我的确是这样觉得的。跟您说，冈田先生，事情甚至会更糟糕哩。”

加纳克里他说要去附近自选商场采购食品。我递过钱，劝她外出时最好穿得多少整齐些。她点点头，去久美子房间穿了白布衬衫和绿花裙子出来。

“随便拿您太太的衣服穿，您无所谓吗？”

我摇头说：“信上叫我全部扔掉，你穿是谁都无所谓的。”

不出所料，加纳克里他穿起来件件衣服都正合身，合身得近乎不可思议，连鞋号也一致。加纳克里他穿上久美子的拖鞋出门去了。目睹她穿着久美子衣服的身姿，我觉得现实正进一步偏离方向，犹如巨大的客轮正缓缓转舵。

加纳克里他外出后，我倒在沙发上茫然望着院落。约三十分钟后，她抱着三个塞满食品的大纸袋搭出租车返回，动手为我做了火腿蛋和沙丁鱼色拉。

“您对克里特岛可有兴致？”饭后加纳克里他突然问我。

“克里特岛？”我问，“地中海的克里特岛？”

“对。”

我摇摇头：“说不清，没专门考虑过克里特岛，兴致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没有和我一起去克里特岛的想法？”

“和你一起去克里特岛？”我重复问道。

“说实话，我打算离开日本一段时间。上次您走开后我一个人在井底一直想这个问题。从姐姐给取这个名字时我就想迟早要去一次那个岛，为此看了不少有关克里特岛的书，还自学了希腊语，以便将来能在那里生活。我有相当的存款，一段时间里生活不成问题。钱你不必担心。”

“你要去克里特岛，加纳马耳他知道吗？”

“不，还什么也没跟加纳马耳他说起。不过，要是我说想去，姐姐不会反对，说不定认为那对我有好处呢。姐姐把我作为灵媒用了五年，但她并不单单是把我当作工具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以此来帮助我恢复。姐姐认为通过让我在形形色色的人的意识或自我世界中穿行可以使我获得自己这一实体，我想。您知道么？这就是所谓自我模拟试验一类。

“想来，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有向谁明确提出过‘自己无论如何都想干这个’。说实在话，我也不曾想过‘自己无论如何都想干这个’。降生以来我就一直生活在以疼痛为中心的岁月里，设法与酷烈的疼痛共处几乎成了我生存的唯一目的。二十岁时自杀未遂倒是使得疼痛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又是深而又深的无感觉。我简直就是行尸走肉。厚墩墩的无感觉外套裹着我的全身，根本不存在可以称为我的意志的东西。在被绵谷升先生玷污肉体掘开意识之后，我获得了第三个我。然而那仍不是我自身，我不过取得了最低限度的容器，如此而已。而作为容器的我，在加纳马耳他的指导下穿行在各种各样的自我世界。这就是我二十六年的人生。想象一下好了，二十六年时间里我竟什么也不是。我一个人在井底下思考时恍然大悟：我这个人在如此长久的岁月里居然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娼妇，是肉体娼妇，是意识娼妇！

“但今天我要争得我新的自身。我既非容器也不是穿行物，我要在地面上竖立我自身！”

“你说的我理解，可我为什么要和你同去克里特岛呢？”

“因为这无论对我还是对您恐怕都是件好事。”加纳克里他说，“眼下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必要留在这里，既然这样，莫如不在这里为好。或者说您往下有什么别的安排？有什么安身之计？”

“没有安排，什么都没有。”

“有想在这里办的事？”

“现在我想没有。”

“有不得不办的事？”

“找工作我想是必要的，不过也并不是说马上非找不可。”

“如此看来，您不觉得我们有很多共通点？”

“确实有的。”

“我们两人都需要从某处开始新的什么，”加纳克里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作为开端，我认为去克里特岛并不坏。”

“是不坏。”我承认，“唐突固然唐突，作为开端则的确不坏。”

加纳克里他朝我莞尔一笑。回想起来，加纳克里他还是第一次朝我微笑。她这一笑，使我觉得历史似乎朝着正确方向多少前进了一步。“还有时间。就算马上做出发准备，怕也需两周时间。这期间您慢慢考虑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能给予您什么，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给予您的。因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空壳，我要一点点填充这空壳。但如果您认为这也无妨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自我交付给您，我想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我点点头。

“想想看。”我说，“很高兴你这么说，果真那样，我想肯定很妙。不过我还有事必须考虑，必须处理。”

“即使万一您仍说不愿去克里特岛，我也不会因此受打击。遗憾自然遗憾，您只管不客气地说出就是。”

这个夜晚加纳克里他还住在我家里。傍晚她问我去附近公园散散步如何，我决定忘掉脸上那块痣走去外面，老是对这玩意儿耿耿于怀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在这心旷神怡的夏日黄昏散步了一个小时，然后回家简单吃点东西。

散步时，我对加纳克里他详细讲了久美子信上的内容。我说估计她再不会回到这里了，她已经有了情人，且跟他睡了两个多月，就算同那男的分手，也不至于回心转意。加纳克里他默默听着，没发表任何例如感想之类的东西，看样子她早已知晓来龙去脉。大概在这方面我是最为蒙在鼓里的人。

饭后加纳克里他提出想跟我睡觉，想同我进行肉体式性交。如此风风火火的，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此风风火火的，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坦率地告诉加纳克里他。

加纳克里他盯着我脸道：“您同我一起去克里特岛也罢不一起去也罢，反正请您把我作为娼妇睡一次好么？一次即可。这和去克里特岛是两码事。我想今晚在这里请您买我的肉体。这是最后一次，此后我就彻底不当娼妇，意识上的也好肉体上的也好，甚至加纳克里他这个名字都想扔掉。但为此需要到此为止这样一个眼睛看得到的分界。”

“需要分界我自是明白，可是何苦偏要跟我睡呢？”

“跟您说，我想通过同现实的您进行现实性交来从冈田先生您这个人当中穿过，想以此来使自己从自身的污秽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分界。”

“噢，对不起，我可不买人家的肉体。”

加纳克里他咬咬嘴唇：“这样吧，不用出钱，让我穿几件太太的衣服好了，包括鞋，作为形式上的买我肉体的代价，这回可以了吧？这样我就能获救。”

“你说的获救，就是指你从绵谷升最后留在你体内的秽污中解放出来？”

“是这么回事。”

我注视了一会儿加纳克里他的脸。加纳克里他没粘假睫毛的脸庞看上去比平时孩子气得多。“我说，绵谷升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小子是我老婆的哥哥。可细想之下，我对他差不多一无所知。他到底在想什么追求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晓。我知晓的仅仅是我们相互憎恶。”

“绵谷升先生同您是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加纳克里他说，随即闭嘴筛选词句，“绵谷先生在您不断失去的世界里接连得分，在您被否定的世界里受到欢迎，反之亦然。也正因如此，他才对您深恶痛绝。”

“这我很不理解。对那小子来说我岂非微不足道？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绵谷升有名声，也有势力。与他相比，我完全是零。对这样的小角色他何必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加纳克里他摇头道：“憎恶这东西犹如长拖拖的黑影，在大多情况下，连本人都不晓得黑影是从哪里伸过来的；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劈砍对手的同时也劈砍自己，拼命劈砍对方的人也在拼命劈砍自己。有时甚至会丧命，但又不可能作罢，即使想作罢也不成。您也得注意才是，这东西实在不是好玩的。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你能觉察到是吧，觉察到绵谷升心中那憎恶的根源？”

“可以觉察到。”加纳克里他说，“是那东西把我的肉体撕为两半并玷污了的，冈田先生。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把那个人作为我最后一个客人。”

这天夜里，我上床抱住了她。我脱去加纳克里他身上久美子的衣服，同她交合。文静的交合。同加纳克里他交合感觉上总好像是梦境的继续，恍惚两人梦中的云雨直接变成了现实。这是真正的血肉之躯，但又缺少什么——缺少切切实实同这女子交合的实际感受。在同加纳克里他交合的过程中，我甚至不时产生同久美子做爱的错觉。我想射精时自己肯定醒来，但没醒来。我射在了她体内，这是真正的现实，然而现实又好像在我每当认识到其为现实的时候一点点变得似是而非。现实正一点点脱离现实，却又仍是现实。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双手搂住我的背，“两人一起去克里特岛吧。对我也好对你也好这里都已不再是留恋的地方。我们必须去克里特岛。留在这里，您身上肯定凶多吉少，这我知道的。”

“凶多吉少？”

“非常地凶多吉少。”加纳克里他预言道。声音低而透澈，犹如森林中的预言鸟。

(1)　东京的环状地铁线路。

15　正确的名字、夏日清晨浇以色拉油的燃烧物、不正确的隐喻

清晨，加纳克里他失去了名字。

天刚亮，加纳克里他悄悄把我叫醒。我睁开眼睛，看窗帘缝儿泻进的晨光，又看旁边起身注视我的加纳克里他。她没穿睡衣，穿着我一件旧T恤，那是她身上穿着的一切。小腹绒毛在晨光中淡淡闪烁。

“喂，冈田先生，我已经没了名字。”她说。她不再是娼妇，不再是灵媒，不再是加纳克里他。

“OK，你已经不是加纳克里他。”说着，我用指肚揉了揉眼睛，“祝贺你，你已成为新的人。但没了名字以后怎么叫你呢？从背后叫你时就不好办。”

她——直到昨夜还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摇了下头。“不知道。恐怕要找个什么新名字。我过去有真名，后来当了娼妇就再不愿叫出口，而为干那种事用了个假名。不做娼妇时加纳马耳他给作为灵媒的我取名叫加纳克里他。但我已不再是以往任何一个角色，我想有必要为新的我取个崭新的名字。您心里没有什么想得到的——适合给新的我作名字的什么？”

我想了会儿，但想不出合适的名字。“还是你自己动脑筋吧。你往下就是独立自主的新的人，哪怕花些时间，肯定也还是自己物色好。”

“可这很难呀，很难为自己找到正确的名字。”

“当然不是容易事。毕竟名字这东西在某种场合代表一切。”我说，“或者最好我也像你那样在这里把名字整个弄没，我倒是觉得。”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从床上欠身伸手，用指尖抚摸我的脸颊。那里应该有块婴儿手心大小的痣。

“要是您在这里失去名字，我怎么叫你好呢？”

“拧发条鸟。”我说，我起码还有个新名。

“拧发条鸟，”说毕，她将我的这个名字放飞到空中观望片刻，“名字是很漂亮，可到底是怎样一种鸟呢？”

“拧发条鸟是实际存在的鸟。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也没亲眼见过，只听过叫声。拧发条鸟落在那边树枝上一点一点拧世界发条，‘吱吱吱吱’拧个不停。如果它不拧发条，世界就不动了。但这点谁也不晓得，世上所有的人都以为一座远为堂皇和复杂的巨大装置在稳稳驱动世界，其实不然，是拧发条鸟飞到各个地方，每到一处就一点点拧动小发条来驱动世界。发条很简单，和发条玩具上的差不多，只消拧发条即可，但那发条唯独拧发条鸟方能看到。”

“拧发条鸟，”她再次重复道，“拧世界发条的拧发条鸟！”

我抬头环视四周。早已习惯了的房间，四五年我一直在房间里睡觉，然而看上去房间竟又那般空荡那般宽敞，令人不可思议。“遗憾的是，不知拧发条鸟去了哪里，也不知那发条是何形状。”

她把手指放在我肩上，指尖画着小圆圈。

我仰面躺着，久久注视天花板上呈胃袋形状的小小污痕。污痕正对着我的枕头。我还是第一次注意污痕的存在。它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在那个位置的呢？大概我们搬来之前就在那里的吧，在我和久美子一块儿躺在这床上的时间里它始终屏息敛气正对着我们伏在那里。这么着，一天早上我忽然注意到它的存在。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就在我身旁，我可以感到她暖暖的呼气，可以嗅到她肉体温馨的气息。她继续在我肩头画小圆圈。可以的话，我想再抱她一次，但我无法判断这是否正确，上下左右关系过于复杂。我摒弃思考，只管默默仰视天花板。稍顷，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在我身上俯下身子，轻轻吻在我右脸颊上。她柔软的嘴唇触到那块痣，我顿时生出深深的麻痹感。

我闭上眼睛，谛听世界的声籁。鸽的叫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咕咕、咕咕、咕咕，鸽子极有耐性地叫着。叫声充满对世界的善意，那是在祝福夏日的清晨，告诉人们一天的开始，但我觉得光这样并不够，应该有谁在拧动发条才是！

“拧发条鸟，”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开口道，“我想你肯定会有一天找到那发条的。”

我仍闭着眼睛：“果真那样，果真能找到发条并且拧它的话，地道的生活就会重返我身边吗？”

她静静地摇下头，眸子里漾出一丝凄寂，仿佛高空飘浮的一缕云絮。“我不知道。”她说。

“谁也不知道。”我说。

世上不知道为好的事情也是有的，间宫中尉说。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说想去美容院。她身无分文（不折不扣光身一人来我家的），我借钱给她。她穿上久美子的衬衫久美子的裙子久美子的鞋，前往车站附近一家美容院。久美子也常去那里来着。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出门后，我在地板上开动吸尘器，把堆积的衣服投进洗衣机，已经好些天没这样做了。之后把自己桌子的抽屉全部拉出，将里面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纸壳箱，准备挑出有用的，其余全部烧掉。实际上有用的东西几乎没有，有的差不多全是无用之物：旧日记，想回而拖延未回的来信，往日写满日程的手册，排列着我人生途中擦肩而过的男女姓名的通讯录，变色的报纸杂志剪辑，过期的游泳会员证，磁带收录机说明书与保修卡，半打已投入使用的圆珠笔和铅笔，记有某某人电话号码的便笺（现已想不出是何人的了）。接着，我把放入箱子保管在壁橱里的旧信烧个精光。信大约一半是久美子来的，婚前两人经常书来信往，信封上排列着久美子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她的字迹七年来几乎一成未变，连墨水颜色都一脉相承。

我把纸箱拿到院里，浇上色拉油，擦燃火柴。纸箱烧得很来劲，但全部烧完意外地花了不少时间。无风，白烟从地面笔直爬上夏日天空，很像《杰克与豆荚树》中高耸入云的巨木。顺其扶摇直上，最上端很可能有我的过去，有大家欢聚的小小天地。我坐在院里石头上，一边擦汗一边凝望烟的行踪。这是个燥热的夏日清晨，正预示着更热的午后的来临。T恤黏糊糊地贴在我身上。旧俄国小说中说信这东西一般是在冬夜火炉中烧的。夏天一大早在院子里洒上色拉油烧一般是没人干的，但在我们这个猥琐的现实世界里，人在夏日清晨热汗淋漓大烧其信的事也是有的，世上别无选择的事也是有的，等不到冬天的事也是有的。

大致烧尽，我用水桶提来水，浇上去把火熄灭，又用鞋底踩了踩灰。

收拾好自己的，接着去久美子工作间打开她的桌子。久美子离家后我再也没看过抽屉，我觉得那不大礼貌。但本人既已明确表明不再回来，打开抽屉久美子也不至于介意。

看样子离家前她已整理过，抽屉里几乎空无一物。剩下来的，无非新信封信笺、装在盒里的纸夹、规尺和剪刀、圆珠笔和半打铅笔之类。想必早已为可以随时出走而整理妥当，里面已没有任何可以感觉出久美子存在的东西。

可是，久美子把我的信弄哪儿去了呢？她应该拥有和我数量相等的信。那些信应该保存在哪里，但哪里也找不见。

接下去我走进浴室，把化妆品全部倒进纸盒。口红、洗面奶、香水、发卡、眉笔、棉扑儿、化妆水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全给我倒进糕点盒中。量并不多。久美子对化妆不甚热心。久美子用的牙刷和齿垢刷扔了，浴帽也扔了。

如此收拾完毕，也彻底累了。我坐在厨房椅子上，满满喝了杯水。其他久美子留下来的，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不大的书架的书和衣服了。书可以捆起来卖给旧书店，问题是衣服。久美子信上叫我适当处理，说再不想穿第二次，但具体怎么算是“适当”处理她却未加指点。卖给旧衣店？装进塑料袋当垃圾扔掉？送给想要的人？捐给救世军(1)？但哪种做法我都认为不够“适当”。不急，用不着急，眼下就那么放着算了。也许加纳克里他（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要穿用，或者久美子改变主意回来取走也未可知。这种情况固然难以出现，可又有谁能一口否定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无人知晓，至于后天大后天，更是无人知道。不，如此说来，就连今天下午发生什么都无可预料。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从美容院回来已快中午了。新发型惊人之短，最长部分也不过三四厘米，用发胶之类固定得服服帖帖。也许是彻底卸妆的关系，乍看险些认不出来了。总之不再像杰奎琳·肯尼迪了。

我夸奖了她的新发型：“这样要自然得多，青春得多。就是觉得有点好像成了另一个人。”

“本来就成了另一个人嘛！”她笑道。

我问她一起吃午饭如何，她摇摇头，说往下有好多事要一个人去做。

“嗳，冈田先生，拧发条鸟，”她对我说，“这回总算作为新的人迈出了最初一步。先回家跟姐姐好好谈谈，然后做去克里特岛的准备：拿护照，订机票，打点行装。这些事我完全外行，不知怎样做才好。毕竟以前一次也没出过远门，连东京都没离开过。”

“你仍然认为和我一起去克里特岛不碍事？”我试探道。

“还用问！”她说，“无论对我还是对您都是最佳选择，所以才请您也仔细考虑考虑。这可是件大事！”

“仔细考虑。”我应道。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离去后，我穿一件新港衫，穿上长裤，并为掩饰那块痣而戴了副太阳镜，顶着炎炎烈日步行到车站，坐午后乘客寥寥的电车来到新宿。我在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两本希腊旅行指南，去伊势丹专卖皮箱的地方买了个中号旅行箱，买罢去最先看到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女侍应生甚是冷淡，满脸的不耐烦。我自以为对冷淡不耐烦的女侍应生相当见怪不怪，然而如此不耐烦的还是头一遭。无论我这个人还是我点的菜看来都百分之百不合她的意。我对着菜谱考虑吃什么的时间里，她以一种活像抽到一支凶签的眼神死死盯住我脸上的痣。我脸颊上一直粘着她的视线。本来我要的是小瓶啤酒，一会儿上来的却是大瓶。但我没有抱怨。就凭人家给拿来果然冒泡的冰镇啤酒这点，怕也该千恩万谢才是。量多，喝一半剩下即可。

菜上来前，我边喝啤酒边看旅行指南。克里特岛在希腊也是离非洲最近形状最为细长的岛。岛上无铁路，游客一般以公共汽车代步。最大的镇叫伊拉克利翁，附近有以迷宫著称的克罗梭斯宫殿遗址。主要产业是橄榄种植，葡萄酒也颇有名。多数地方风大，到处是风车。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在希腊是最后摆脱土耳其统治的。也许因此之故，风俗习惯也较希腊其他领土略有不同。尚武风气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顽强的抗德运动而闻名。卡赞扎基斯以克里特岛为舞台创作了长篇小说《希腊人卓尔巴》。我从旅行指南上所能得到的克里特岛知识基本就这么多了，至于那里实际生活如何我几乎无从知晓。这也情有可原，旅行指南这类小册子说到底是为途经那里的过客写的，而并非以准备在那里落地生根的人为对象。

我想象自己和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单独在希腊生活的情景。我们在那里到底将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将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东西呢？早上起来后将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来打发一天时光呢？这些究竟将持续几个月以至几年呢？我脑海里全然浮现不出任何堪称图像的图像。就希腊我知道的具体光景仅仅是《星期天不行》和《骑海豚的少年》等电影场面，且已是二三十年前的老电影了。

但无论情况怎样，我想我都可以就这样去克里特岛，可以同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同去克里特岛生活，总之。我交替看了一会儿桌面上的两本旅行指南和脚前新买的旅行箱，这是我付诸具体形体的可能性。为了将可能性这一概念变成可视形体，我特意上街买了旅行指南和旅行箱，并且越看越觉得这可能性充满诱惑力。一切置之度外，只消提一个旅行箱立即离开这里即可，容易得很。

我留在日本所能做的，无非闷在家里静等久美子回来，而久美子基本回归无望。信上交代得很清楚，叫我别等她别找她。诚然，不管怎么说，继续等久美子的权利我是有的，可那一来我势必眼看着损耗下去，势必更为孤独更为一筹莫展更为软弱无力。问题在于这里任何人都不需要我！

或许应该从此同加纳马耳他的妹妹一起去克里特岛，或许如她所说这对我对她都是最佳方案。我再一次盯视脚前的旅行箱，想象自己同加纳马耳他的妹妹降落在伊拉克利翁机场（克里特岛机场名称），想象在一个村落里住下来生活、吃鱼，在碧蓝的大海里游泳。但是如此在脑海里叠积明信片般想入非非的时间里，胸中固体云团样的东西渐次膨胀开来。我一只手提着新旅行箱，在挤满购物客的新宿街头行走，走着走着觉得胸闷，犹如气孔被什么堵塞了，手脚都好像运作不灵。

出得餐馆正在路上走着，手中旅行箱撞在对面大踏步跨来的一个男子的腿上。是个大块头小伙子，灰T恤，一顶棒球帽，耳里塞着单放机耳塞。我对他道了声“对不起”。不料对方默默扶正帽子，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出，猛地抓住我胸口一抡。事情完全始料未及，我踉跄着栽倒了，头磕在大楼墙上。男子见我的确倒了，毫不动容地扬长而去。一瞬间本想追上前去，又转念作罢。追上去也是枉然。我爬起身，叹口气，拍去裤子上的土，拎过旅行箱。有人拾起我掉的书递过，是一位头戴几乎无檐的圆帽子的小个子老妇人，帽子形状甚是奇特。递给我书时，老妇人一声不响地轻摇了下头。见到老妇人的帽子及其同情的眼神，我不由想起拧发条鸟——那栖息在一片树林深处的拧发条鸟。

头疼了一阵子，好在没有磕破，只脑后鼓了个小包。别在这种地方东张西望了，还是赶快回家为好，我想，还是返回那条宁静的胡同才是道理。

为使心情平静下来，我在车站售货亭买了份报纸和柠檬糖。从衣袋里掏钱付罢正挟着报纸往检票口走时，背后传来女子的叫声。“喂，阿哥，”女子喊道，“那位脸上有痣的大个子阿哥！”

叫我！喊叫的是售货亭女孩。我不明所以地折回。

“忘拿找您钱了。”她说，然后把刚才一千日元的余额递给我。我道谢接过。

“提了那块痣，别见怪，”她说，“想不出别的叫法，就顺嘴说出来了。”

我设法在脸上浮起微笑，摇下头，表示无所谓。

她看着我的脸：“汗出得那么厉害，不要紧？不大是滋味吧？”

“热，走路，就出了汗。谢谢了。”我说。

上电车打开报纸。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有好久没摸报纸了。我们没订报。久美子乘电车上班路上想起来时就在车站售货亭买份晨报带回家来给我，于是翌日早晨我看前一天的晨报。看报只为看招聘广告。而久美子没了以后，买报回来的人也没了。

报纸上没有任何足以引起我兴趣的东西。眼睛从第一版扫到最后一版，我必须知道的消息一则也没有，但在叠起报纸依序看车上吊挂的周刊广告时，眼睛停在绵谷升三个字上。字相当大：“绵谷升氏出马政界投石激浪”。我定定地仰视这“绵谷升”，仰视了好些时候。这小子端的动真格了，端的要当政治家。我思忖，就为这一点我离开日本也是值得的。

我提着空旅行箱在电车站转乘公共汽车回到家。家虽如空壳，进得家门还是舒了口气。歇息片刻，进浴室淋浴。浴室已没有了久美子的气氛，牙刷也好浴帽也好化妆品也好统统没了踪影，没有长筒袜和内衣挂在这里，没有她专用的洗发香波。

从浴室出来用毛巾擦身时，蓦地心想该把报道绵谷升的周刊买回一本，很想看看上面到底写些什么。继而又摇摇头。绵谷升想当政治家当去就是，这个国家谁想当政治家都有权利当，何况久美子已离我而去，我同绵谷升的关系实质上已一刀两断。那小子以后交何运气和我了不相干，正如我交何运气同他了不相干一样。妙哉！原本就该如此！

然而我很难把那周刊逐出脑海。整个午后我都在整理壁橱和厨房，但无论手脚怎么忙脑袋怎么考虑别的，“绵谷升”那吊挂广告上三个大大的铅字都在我眼前执拗地浮上浮下，就像从公寓邻室穿壁而来的遥远的电话铃声。无人理睬的铃声久久响个不停，我尽可能做出充耳不闻的样子，权当它不存在，但就是不成。无奈，只得步行到附近一家小店买了那期周刊回来。

我坐在厨房椅上，边喝加冰红茶边看那报道。上面写道，作为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声名鹊起的绵谷升氏正在具体探讨下届众议院选举由新××选区参加竞选的可能性。其详细履历赫然其上，学历、著述、几年来在舆论界的东杀西砍。伯父为新××选区众议院议员绵谷义孝氏。该氏日前以健康原因声明引退，但尚未物色到强有力的理想接班人。倘别无意外情况，舆论大多认为其侄绵谷升氏可能继之由该选区出马。果真如此，以现职绵谷众议员地盘之强，绵谷升氏之知名度之年轻，其当选基本已成定局。报道遂引用当地“一位名流”谈话：“升君出马的可能性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细节问题当然有待协商，但关键是本人似已有意出马，水到自然渠成。”

绵谷升的谈话也登在上面。话很长。现阶段尚未决意出马，他说，这件事的确是有，但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不可能一有人提出我就当场应允下来。自己希求于政界的同其可能希求于己的二者之间，恐存在相当差距。所以，往下将一步步协商一点点协调。但若双方想法一致，决定下来要参加众议院竞选，则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力争当选。而一旦当选，就不甘心只当一名平庸的议院新手。自己才三十七岁，既然选择从政之路，便有漫长的路要走。自己有明晰的构想，也有能力就此争取人们的理解。自己将依据长期构想和战略开展活动，目标暂且以十五年为期。在二十世纪内，自己肯定可以作为政治家处于推动日本确立明确的国家特性的位置。这是短期目标。而最终目的，是要使日本摆脱当今的政治边缘状态，将其提升到堪称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换言之，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脱胎换骨，就是抛弃伪善，确立哲理和道义。需要的不是模棱两可的词句，不是故弄玄虚的修辞技巧，而是可触可见的鲜明形象。我们业已进入务必获得这一鲜明形象的历史时期，而作为政治家当务之急即是确立这种国民共识和国家共识。现在我们推行的这种无理念政治，不久必然使这个国家沦为随波逐流的巨大水母。自己对侈谈理想和未来没有兴趣，所说的仅仅是“必须做的事”，而必须做的事是无论如何也要做的。对此我有具体的政策性方案，它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变得一目了然。

周刊报道大体说来对绵谷升怀有好感，说绵谷升是精明强干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雄辩之才早已人所共知。风华正茂，雄姿英发，仕途无可限量。在这个意义上，其口中的“长期战略”可谓亦非梦想而带有现实性。选民大多欢迎他出马。在较为保守的选区，离婚经历和独身多少有些问题，但年龄和能力的优势足以弥补之或有过之。妇女选票当可拉到不少。“诚然，”报道开始以略带辛辣的笔触结束全文，“绵谷升直接承袭伯父选区出马这点，换个看法，亦不无搭乘其本人锋芒所指的‘无理念政治’顺风车之嫌。其高迈的政见虽具一定说服力，但在现实政治活动中能否奏效，则只能拭目以待。”

看罢绵谷升报道，把周刊投进厨房垃圾篓。我先将去克里特岛所需衣服和杂物装进旅行箱。克里特岛冬天冷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无数。从地图上看，克里特岛距非洲极近。但非洲有的地方冬天也是相当寒冷的。我拿出皮夹克放进旅行箱，接着是毛衣两件、长裤两条、长袖衫两件、半袖衫三件，再加上驼绒外套、T恤、短裤、袜子、内衣、帽子，以及太阳镜、游泳裤、毛巾、旅行牙具。不管怎么装，旅行箱也还是有一半空着，但必需品又想不出更多的来。

反正先把这些装进合上箱盖。旋即生出几分感慨：真的就要离开日本了！我将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国家。我含着柠檬糖打量了好一会崭新的旅行箱，不由想到久美子离家时连个旅行箱也没带。她只带一个小挎包，只提着洗衣店打理过的一衫一裙，就那样在晴朗朗的夏日清晨离家远去。她带的东西比我箱里的还少。

接着我想到水母。绵谷升说：“这种无理念政治，不久必然使这个国家沦为随波逐流的巨大水母。”绵谷升他凑近观察过活生生的水母吗？恐不至于。我观察过。在水族馆陪久美子亲眼看了——尽管不情愿——地球上种种样样的水母。久美子站在一个个水槽前，真可谓忘乎所以地默默凝视水母们安详而又曲尽其妙的泳姿，初次约会便好像把身旁的我忘去九霄云外。

那里确实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水母。梳形水母、瓜形水母、带形水母、幽灵水母、透明水母……久美子给这些水母迷得如醉如痴，以致我事后买了本水母图鉴当礼物送给她。想必绵谷升有所不知，有的水母既有骨骸又有肌肉，且能吸入氧气，排泄也能，甚至精子卵子亦不在话下。它们挥舞触角和围盖游得潇洒自如，并非飘飘摇摇随波逐流。我绝不是为水母辩护，但它们自有它们的生命意志。

喂，绵谷升君，我说，你当政治家无所谓，那自然悉听尊便，不该由我说三道四，但有一点要告诉你，你用不正确的隐喻侮辱水母是错误的。

晚间九点多，电话铃突然响了。我半天没抓听筒，望着茶几上叫个不停的电话机，我猜想到底是谁呢？谁现在找我？干什么呢？

我明白过来。是那个电话女郎。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深信不疑。她从那个奇妙的黑房间里需求我，那里至今仍荡漾着沉闷滞重的花瓣气息，仍有她排山倒海的性欲。“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包括你太太没为你做过的。”终究我没拿听筒。电话铃响了十几遍停下，又响了十二遍，随后沉默下来。这沉默比电话铃响之前的沉默深重得多。心脏发出大大的声音。我久久盯视自己的指尖，推想心脏将我的血液缓缓输送到指尖的全过程，尔后双手静静捂住脸，长叹一声。

沉默中，唯有时钟“嗑嗑嗑”干涩的声音在房间回响。我走进卧室，坐在地板上又看一会儿旅行箱。克里特岛？对不起，我还是决定去克里特岛。我有些累了，不能再背负冈田亨这个名字在此生活下去。我将作为曾是冈田亨的男人，同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人前往克里特岛——我这样实际说出口来。至于是向谁故意说这个，我也闹不明白。是向谁！

“嗑嗑嗑嗑嗑嗑”，时钟踱着时间的脚步，那声响仿佛同我的心跳连动起来了。

(1)　基督教新教一个派系，以军队形式传道和从事公益事业。

16　笠原May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笠原May关于烂泥式能源的考察

“嗳，拧发条鸟，”女子说道。我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觑一眼表，午后四点。电话铃响时，我正躺在沙发上睡得大汗淋漓。短暂的不快的睡眠。简直就像我正睡时有个人一屁股坐在我身上，而那感触仍然挥之不去。那个人趁我睡着时赶来坐住，在我快醒时抬屁股不知去了哪里。

“喂喂，”女子嘟囔似的低声道，声音仿佛透过稀薄的空气传来。“我是笠原May呀。”

“噢。”由于嘴巴肌肉不自如，不知对方听成了什么，反正我是“噢”了一声。纯粹听成一声呻吟也未可知。

“现在干什么呢？”她试探似的问。

“什么也没干。”我回答，随后离开听筒清了下嗓子。“什么也没干，睡午觉来着。”

“吵醒你了？”

“吵醒是吵醒了，无所谓，午睡罢了。”

笠原May有所迟疑似的停顿一下说道：“嗳，拧发条鸟，方便的话，马上来我家一趟可好？”

我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飘来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光亮。

“去倒也可以。”

“我躺在院里做日光浴呢，随便从后门进来好么？”

“晓得了。”

“嗳，拧发条鸟，还生我的气？”

“说不清。”我说，“反正马上淋浴换衣服，完了去你那儿就是，我也有话要说。”

先淋了一阵冷水让脑袋清醒过来，然后淋热水，最后又用冷水。如此眼睛自是醒过来了，身体的平衡感却仍未恢复。腿不时发颤，淋浴时不得不几次抓住毛巾挂，或坐在浴槽沿上。看来比自己原来想的要累。我一边冲洗还鼓着一个包的脑袋，一边回想新宿街头把我抡倒在地的那个年轻人。我想不通事情何以如此。什么原因使他做出此举呢？事情发生在昨天，却好像过去了一两个星期。

淋浴出来用毛巾擦罢身体，刷牙，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右脸颊那块青黑色的痣依然故我，同此前相比，没变浓也没变淡。眼珠有道道血丝，眼窝发黑，两颊明显下陷，头发有点过长，活像几天前重新缓过气从墓地里扒土爬出的还魂新尸。

之后，我穿上新T恤和短裤，扣一顶帽子，戴上深色太阳镜走进胡同。炎热的白天尚未结束，地面大凡有生命有形体的东西全都气喘吁吁地等待傍晚阵雨的降临，但天空哪里也找不见云影。风也没有，滞重的热气笼罩着胡同。一如平时，胡同里一个人也没碰见。大热的天，我可不愿意以这副狼狈相碰见任何人。

空屋院里，石雕鸟依然翘着长嘴瞪视天空。鸟似乎比以前看到时疲惫得多，脏兮兮的，视线也像透出更加急不可耐的神情。看样子鸟是在盯视空中漂浮的一幕十二分凄惨的光景。如果可能，鸟也想从那光景里移开视线，但无法如愿。眼睛已被固定，不能不看。石雕鸟周围伸腰拔背的杂草们，宛如希腊悲剧合唱团中的领唱员一样纹丝不动，屏息等待着神谕降下。屋顶电视天线在呛人的热气中无动于衷地伸着银色触手。暴烈的夏日阳光下，一切都已干涸都已筋疲力尽。

张望了一会空屋院子后，走进笠原May家院子。橡树在地面投下凉丝丝的阴影，她却避开树荫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笠原May身穿小得不能再小的巧克力色比基尼泳衣，仰面躺在帆布椅上。泳衣不过是用几条细带把小布块连接起来，人是否真能穿这玩意儿在水里游泳，我很有些怀疑。她戴一副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的太阳镜，脸庞上滚着大粒汗珠。帆布椅下放着大大的白浴巾、日光浴油和几本杂志，两个雪碧空易拉罐滚在那里，一个看来被当作烟灰缸用了。草坪上一条塑料引水软管仍如上次那样没形没样地扔着。

见我走近，笠原May欠起身，伸手把收录机关了。她比上次见时晒黑了好多，不是周末偶尔到海滩晒一次那种一般的黑，黑得十分均匀，全身上下真可谓从耳轮到趾尖统统黑得完美无缺。估计每天每日一味在这里晒太阳来着，我在井底那几天怕也不例外。我四下打量一番，院落光景同上次来时差不多少，剪割得整整齐齐的草坪舒展开去，放空水的水池干涸得一看都觉得嗓子冒烟。

我在她旁边的帆布椅上坐下，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热，糖和包装纸全贴在了一起。

笠原May半天没有开口，只顾盯视我的脸。“嗳，拧发条鸟，脸上那块痣到底怎么回事？是痣吧？”

“是啊，十有八九是痣，我想。你问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反正注意到时就已经那样子了。”

笠原May半支起身，往我脸上逼视。她用指尖揩去鼻侧的汗，往上顶了下眼镜梁。镜片颜色很深，几乎看不清里面的眼睛。

“可有过什么感觉？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

“一点儿也没有。”

“半点也？”

“从井里出来不久往镜子里一看就这模样，就这么回事。”

“痛？”

“不痛，也不痒，只有点儿发热。”

“去医院了？”

我摇下头：“去怕也没用。”

“或许。”笠原May说，“我也讨厌大夫。”

我摘下帽子，拿开眼镜，掏手帕擦把额上的汗。灰T恤腋下已出汗出得发黑了。

“好漂亮的泳衣嘛。”我说。

“谢谢。”

“像是什么废物利用，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资源。”

“家人不在时，上边也解掉来着。”

“嗬。”

“当然喽，怎么解也那么回事，反正里面没有像样的内容。”她辩解似的说。

她泳衣下凸显的乳房确乎很小，且没甚隆起。“就穿这玩意儿游过？”我询问。

“没有。彻底的旱鸭子。你这拧发条鸟呢？”

“能游。”

“多远？”

我用舌尖翻转一下柠檬糖，说：“任凭多远。”

“十公里？”

“差不多。”我想象自己在克里特岛海滨游泳的光景。导游手册介绍说沙滩白得反正就是白，海水颜色浓得像葡萄酒。我想象不出颜色浓如葡萄酒是什么海，不过大约不坏。我再次擦把脸上的汗。

“家人现在不在？”

“昨天就去伊豆别墅了。周末，都游泳去了。都去也不过父母和弟弟。”

“你不去？”

她做出略微耸肩的姿势，接着从浴巾里拿出短支“希望”和火柴，衔在嘴上点燃。

“拧发条鸟，你脸怎么那么恶心啊？”

“在黑得要命的井底不吃不喝待了好几天嘛，脸当然要不成样子。”

笠原May摘下太阳镜，脸转向我。她眼旁仍有很深的瘢痕。“嗳，拧发条鸟，生我的气？”

“不清楚。我觉得自己有一大堆事情要考虑，顾不上生你的气。”

“太太回来了？”

我摇头道：“最近来了封信，说再也不回来了。既然信上说再不回来，也就是说久美子是不回来了。”

“一旦下定决心，绝不轻易改变——是这样的人吧？”

“不改变的。”

“可怜的拧发条鸟，”笠原May说着直起身子，伸手轻碰我的膝盖。“可怜啊，拧发条鸟！嗳，拧发条鸟，也许你不相信，我真的直到最后都打算把你好端端地从井里救出来着，只不过想吓唬你让你受受罪，让你发抖让你喊叫罢了。想试验一下你到什么地步才能迷失自己才能惊慌失措。”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只能默默点头。

“哎，以为我动真格的了？以为我真想把你弄死在那里？”

我在手里揉搓了一会柠檬糖纸。“说不清楚啊。你那时说的话，听起来既像是真格的，又像是仅仅吓唬我。井上井下两头说话，声波很是不可思议，表情也没办法判断准确。不过说到底，我想这已不是何是何非那种性质的东西了。明白么，现实这玩意儿是由好几层复合成的。所以，在那层现实里或许你真要害我，而在这层现实里你也许没那个念头。我想问题在于你取哪层现实，我又取哪层现实。”

我把揉成团的柠檬糖纸扔进雪碧空罐。

“嗳，拧发条鸟，有件事求你，”笠原May说着，指了下草坪上的引水软管，“用那软管往我身上喷点水好么？不常淋水，脑袋要晒出毛病似的。”

我从帆布椅上爬起，走到草坪那边拾起蓝色的塑料软管。软管热乎乎软乎乎的。我拧开树荫下的自来水龙头放水。一开始水在软管里升温，出来的水跟开水差不多，不一会一点点变凉，最后成了冷水。我朝躺在草坪上的笠原May使劲儿喷去。

笠原May闭紧双眼，身体对着水帘。“凉丝丝的，舒服极了！你不也来点儿？”

“这可不是泳衣。”我说。不过眼看笠原May淋得真好像那么畅快淋漓，便觉很难再忍耐下去，毕竟赤日炎炎。于是我脱去汗水打湿的T恤，弯腰往头上浇水，又顺便掬到嘴里尝了尝，凉凉的蛮好喝。

“哎，是地下水吧？”我问。

“是啊，从地下泵上来的，冰凉凉的很舒坦是吧？可以喝的！前段时间请保健站的人化验过，说水质毫无问题，还说东京城里很难有这么好的水。化验的人都好像很意外。但没有饮用，总有点放心不下。这一带房子建得密密麻麻的，谁知道混进什么呢，对吧？”

“不过想起来也真是不可思议，对面宫胁家干得滴水皆无，这里却有这么新鲜的水一个劲儿上蹿。一胡同之隔，怎么差得这么悬殊？”

“这——，什么道理呢？”笠原May歪头沉思。“大概水脉不巧有了点变化，结果那边井干了，这边井没干。具体因为什么我可不大清楚。”

“你家没发生什么不妙的事？”我试探道。

笠原May锁起眉，摇摇头道：“这十年来，我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就是无聊、百无聊赖！”

笠原May由我往身上喷了一阵子水，然后边用毛巾擦身边问我喝不喝啤酒，我说想喝。她从家里拿出两罐Heineken(1)，她一罐，我一罐。

“拧发条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还没想好怎么办。”我说，“不过有可能离开这里，我想。或者离开日本也不一定。”

“离开日本去哪里？”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这可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和那个叫作什么克里他的女的？”

“有一点点。”

笠原May想了一会说：“把你从井里救上来的也是那个叫作什么克里他的？”

“加纳克里他。”我说，“是的，是加纳克里他把我从井里救上来的。”

“你肯定朋友多。”

“也不是。总的说来以少闻名。”

“可加纳克里他怎么会晓得你在井底呢？下井的事你不是跟谁也没说的吗？那她怎么晓得你在那里呢？”

“不知道。”我说，“也猜不出。”

“总之你是要去克里特岛喽？”

“还没想定。我是说有那种可能性。”

笠原May叼烟点燃，小指尖碰了下眼旁的疤痕。

“嗳，拧发条鸟，你在井底的时候，我基本上倒在这儿做日光浴。从这里一边望那空屋院子，一边晒太阳想你来着——拧发条鸟就在那里，就在黑咕隆咚的井底忍饥挨饿，正一步步接近死亡，他不可能从那里出来，只有我晓得他在那里。这么一想，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痛苦你的不安你的惶恐。嗯，知道么？这样我才觉得非常非常切近地接近了你拧发条鸟这个人。真的没打算害你哟，真的，不骗你。不过嘛，拧发条鸟，我是想再往前逼你几步来着，逼到最后一步，逼到你站都站不稳怕得不得了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我想这对我对你都是好事。”

“但我觉得，一旦你真的逼到最后一步，说不定就一直逼到底了。这可能比你想的容易得多。因为逼到最后一步，只消再进一步就完事了。并且事后你会这样想：终究还是这样对我对你都好。”说罢，我喝口啤酒。

笠原May紧咬嘴唇沉思。“不是没有可能，”她停顿一下，“我也把握不住的。”

喝光最后一口啤酒，我欠身站起，戴上太阳镜，从头顶套上汗水湿透的T恤。“谢谢你的啤酒。”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昨晚家人去别墅以后，我也下井来着。在井底待了五六个小时，一动不动坐着。”

“那么说，绳梯是你解开拿走的喽？”

笠原May稍微皱下眉头，“不错，是我拿走的。”

我把视线落在草坪上。吸足水的地面蒸起雾霭般的热气。笠原May把烟头投进雪碧罐熄掉。

“起始两三个小时没什么特别感觉。当然，黑得那么厉害，多少有点心慌，但还算不上害怕呀惊恐呀什么的，我不是一有点什么就吓得大嚷大叫那类女孩，心想不过黑点儿罢了，人家拧发条鸟不也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不还说什么危险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也没有吗！但两三个小时过后，我开始渐渐闹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觉得一旦一个人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身体里就有什么在不断鼓胀。就好像盆里的树根很快越长越大最后把盆胀裂似的，觉得那个什么在我体内一个劲儿变大，很可能最后把我自身稀里哗啦地胀破。太阳光下好端端收敛在我身体里面的东西，在黑暗中却像吸足特殊营养一样长得飞快，惊人地快。我很想控制，但就是控制不住。这么着，我一下子害怕得不行。那么怕生来还是头一次。整个人马上就要给我体内那白白的烂泥似的脂肪块样的东西取代了！它要一口吞掉我！拧发条鸟，那烂泥似的东西一开始真的很小很小的哟！”

笠原May闭住嘴，以追忆当时感受的神情注视自己的手。“真的很怕，”她说，“肯定我是想让你也这么怕来着，想让你听见它‘咔嗤咔嗤’啃你身体的声音来着。”

我在帆布椅坐下，看着笠原May被小泳衣包住的形体。她虽已十六，但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乳房和腰肢还没发育成熟，这使我想起用最少的线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的图形。但同时她的肢体又好像有一种令人感到老成的东西。

“这以前你可有过被玷污的感觉？”我不由问道。

“被玷污？”她略略眯细眼睛看着我，“所谓被玷污，指身体？指给谁强奸了，是这个意思？”

“肉体上也好，或者精神上也好。”

笠原May视线落在自己身体上，尔后又折回到我：“肉体上没有。我还是处女呢！胸部让男孩子摸过，隔衣服摸的。”

我默默点头。

“精神上如何我无法回答，不明白精神上被玷污是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确切。那仅仅是有没有那种感觉的问题。如果你没那种感觉，那么你就没有被玷污，我想。”

“干吗问我这个？”

“因为我认识的人里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并且派生出许多复杂问题。还有一点想问：你为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考虑死呢？”

她衔支烟，一只手灵巧地擦燃火柴，戴上太阳镜。“你不怎么考虑死？”

“考虑当然也是考虑，但不经常。有时候。和世上一般人一样。”

“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我是这么想的，人这东西肯定一生下来就在自己本体中心有着各自不同的东西，而那一个个不同的东西像能源一样从内里驱动每一个人，当然我也不例外。但我时常对自己不知所措。我很想把那东西在我体内随意一胀一缩摇撼自己时的感觉告诉别人，但没人理解。当然也有我表达方式不够好的问题。总之谁都不肯认真听我说下去，表面上在听，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所以我时常烦躁得不行，也才胡来。”

“胡来？”

“如把自己闷在井底，骑摩托时两手从后面捂住开车男孩的眼睛。”说着，她把手按在眼旁的伤疤上。

“摩托车事故就是那时发生的？”我问。

笠原May露出诧异的神情看着我，问话好像没听到。但我口中说出的理应一字不漏传到她的耳里。她戴着深色太阳镜，看不清她眼神，但其整个面部倏然布满一种麻木的阴影，好比油洒在静静的水面倏然荡漾开来。

“那男孩怎么样了？”我问。

笠原May兀自叼着烟看我。准确说来，是看我的痣。“拧发条鸟，我非得回答你的问话不成？”

“不愿回答不回答也可以。话是你引起的，你不愿说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笠原May全然不作一声，仿佛很难决定怎么样才好。她把烟大口吸入胸腔，又徐徐吐出，然后懒洋洋地摘下太阳镜，紧紧闭起眼睛仰面对着太阳。见到如此动作，我觉得时间的流动正在一点点减速。时间的发条似乎开始松动，我想。

“死了。”良久，笠原May终于像放弃什么似的，以毫无生气的声音说。

“死了？”

笠原May把烟灰抖落到地面，拿起毛巾一次接一次擦脸上的汗，之后就像想起一件忘说了的事，事务性地迅速说道：“因为那时速度已相当快。在江之岛附近。”

我默默地看她的脸。笠原May两手抓着白色的沙滩巾按住两颊。香烟从指间冒着白烟。没有风，烟笔直上升，宛如极小的狼烟。看样子她仍在犹豫不决，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她吃力地站在这狭窄的分界线上久久左右摇晃，但最终她没倒往任何一边。笠原May猛地绷紧表情，把沙滩巾放在地上，吸了口烟。时近五点，而热浪丝毫没有收敛。

“我害死了那个男孩。当然不是有意的。我只想逼到最后一步。以前那种事我们也做了好些次，做游戏似的。骑摩托时我从背后捂他的眼睛或搔痒似的捅一下肋部……但那以前什么也没发生，偏偏那时候……”

笠原May抬头看我。

“嗯，拧发条鸟，我没那么感到自己被玷污什么的。我只是总想接近那片烂泥，想把自己体内那片烂泥灵巧地引出来消灭干净。而为引它出来，我确实需要逼到最后一步，不那样就不可能把那东西很好地诳出来，必须给它好吃的诱饵。”说到这里，她缓缓摇下头。“我想我没被玷污，但也没有获救。眼下谁都救不了我。嗯，拧发条鸟，在我眼里世界整个是个空壳。我周围一切一切都像是骗子，不是骗子的只有我体内那片烂泥。”

笠原May有规则地轻轻喘息许久。不闻鸟叫不闻蝉鸣一无所闻，院子里静得出奇。世界真好像彻底沦为空壳。

笠原May像陡然想起什么似的朝我转过身体，表情已从她脸上消失，如被什么冲洗一尽。“你同加纳克里他那个人睡了？”

我点点头。

“去克里特岛可能写信来？”笠原May说。

“写，要是去克里特岛的话。只是还没算最后决定。”

“反正打算去是吧？”

“我想大概会去。”

“嗳，这边来，拧发条鸟。”说着，笠原May从帆布椅上欠起身。

我离开帆布椅走到笠原May跟前。

“坐在这里，拧发条鸟。”笠原May说。

我乖乖地在她身旁坐下。

“脸转到这边来，拧发条鸟。”她面对面静静地看了一会我的脸，尔后一只手放在我膝盖上，另一只手心按住我脸上那块痣。

“可怜的拧发条鸟，”笠原May自言自语地说，“你肯定得承受很多很多东西，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就像雨落荒原。嗯，闭上眼睛，拧发条鸟，像用糨糊粘上一样闭得死死的。”

我死死地闭上眼睛。

笠原May把嘴唇吻在我脸颊那块痣上。唇又小又薄，极像制作精巧的假唇。随后她伸出舌头，在痣上均匀地慢慢舔着。另一只手则始终放在我膝头。一种温暖湿润的感触从很远的地方——比穿过全世界所有荒原还要远的地方朝我赶来。接着，她拿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眼旁的伤疤上。我轻轻抚摸着那条长约一厘米的瘢痕。抚摸中，她意识的律动顺着我指尖传来，那是似乎寻觅什么的微颤。或许应该有人紧紧拥抱这个少女，除我以外的什么人，具有能给予她什么的资格的人。

“要是去了克里特岛，可得给我写信哟，拧发条鸟。我，顶喜欢接好长好长的信，可是谁都不写给我的。”

“我写。”我说。

(1)　荷兰啤酒，酒精含量低，适合女性饮用。一般译为“喜力”。

17　最简单的事、形式洗练的复仇、吉他盒里的东西

次日早，我去照护照用的相片。往摄影室椅上一坐，摄影师以职业目光往我脸上审视良久，之后不声不响退回里间拿来粉笔样的东西往我右脸颊那块痣上涂了涂，接着后退，仔细调整照明的亮度和角度，以使痣不至于显眼。我对着照相机镜头，按摄影师的吩咐在嘴角浮出淡淡微笑样的东西。摄影师说后天中午可以洗出，叫我偏午时分来取。回到家，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可能几周内离开这座房子。我道歉说没有及时告诉他久美子已不辞而别，说从其事后来信看，她恐怕很难重返这个家，而作为我也想离开一段时间——多长时间现在还说不准。听我大致说完，舅舅在电话另一端若有所思地良久没有开口。

“我倒觉得久美子和你一向相处得很和睦似的……”舅舅轻叹一声。

“说实话，我也那么认为来着。”我老实说。

“你不愿意说不说也没什么——久美子出走可有什么像样的理由？”

“估计有了情人。”

“有过那种迹象？”

“不不，迹象什么的倒没有，可本人那样写的，信上。”

“是这样。”舅舅说，“那么说，就真是那么回事了？”

“大概是吧。”

他再次叹息。

“我的事您别担心。”我以开朗的声音安慰舅舅说，“只是想离开这里一些日子。一来想挪个地方换换空气，二来也想慢慢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去哪里可有目标？”

“可能到希腊去，我想。有朋友在那边，以前就邀我去看看。”因为是说谎，心里有点不快，但在这里把实情一五一十准确而明了地讲给舅舅听实在非常困难，彻底说谎倒还容易些。

“唔。”他说，“没关系的，反正我那房子往下也不打算租给别人，东西就那样放在里面好了。你还年轻，从头做起也来得及，去远处放松一段时间也好。希腊？……希腊怕是不错的吧。”

“总是给您添麻烦。”我说，“不过，要是我不在期间因为什么情况要把房子租给谁的话，现有东西处理掉也可以的，反正没什么值钱货。”

“不必不必，下面的事由我考虑安排就是。对了，近来你在电话中说的什么‘水脉受阻’，怕是跟久美子的事有关吧？”

“是啊，多少有点儿。给人那么一说，我心里也不够平静。”

舅舅似在沉吟。“过几天去你那边看看如何？我也有些想亲眼瞧瞧怎么回事。也好久没过去了。”

“我什么时候都无所谓，什么安排都没有的。”

放下电话，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这几个月时间里，一股奇妙的水流把我冲到这里。现在我所在世界同舅舅所在世界之间，出现了一堵肉眼看不见的厚厚的高墙，将一个世界同另一世界隔开。舅舅在那一边，我在这一边。

两天后，舅舅到家里来了。看看我脸上的痣，他没说什么，大概不知怎么说好吧，只是费解地眯细一下眼睛。他拎来一瓶上等苏格兰威士忌和一盒在小田原买的什锦鱼糕。我和舅舅坐在檐廊里边吃鱼糕边喝威士忌。

“檐廊这东西还是有好处的啊！”说着，舅舅频频点头。“公寓当然没檐廊，有时候挺叫人怀念的。不管怎么说，檐廊自有檐廊的情趣。”

舅舅望了一会空中悬挂的月亮。白白的一弯新月，俨然刚刚打磨出来的。那东西居然持续浮在空中而不掉下，我很有点不可思议。

“哦，那痣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弄出来的？”舅舅若无其事地问。

“不清楚。”我喝了口威士忌，“注意到时就已经在这儿了，大约一星期前吧。我也想解释得好些详细些，但做不到，没办法。”

“找医生看了？”

我摇摇头。

“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这东西同久美子出走会不会有某种关联呢？”

我摇摇头：“痣总之是久美子出走后才有的，从顺序上看应该有关联，至于是不是因果关系我也不明白。”

“脸上冷不防冒出块痣，这事我还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我说，“不过，说倒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好像已慢慢对它习惯些了。当然，冒出这么个劳什子，一开始我也吃了一惊，很狼狈。一看见自己的脸心里就难受，心想要是这东西一辈子都赖在这儿不掉可怎么办。但不知为什么，随着时间的过去，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了，甚至觉得并不那么糟。什么缘故我弄不明白。”

舅舅“噢”了一声，用不无疑惑的目光久久打量我右脸颊的痣。“也罢，既然你那么说，也许没什么。终究是你的问题嘛。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一两个医生。”

“谢谢。眼下我不打算去找医生。估计找也不管用。”

舅舅抱臂往上看了一会天空。和往日一样，看不见星星，只有一弯明晰的新月。“我有好长时间没和你这么慢慢说话了，以为放松不管你和久美子两个也能和睦相处，再说我这个人原本就不喜欢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

我说这我非常明白。

舅舅“咣咣啷啷”摇了一会杯子里的冰块，喝一口放下。“近来你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很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水脉受阻啦，风水如何如何啦，久美子出走啦，一天脸上忽然冒出痣啦，要去希腊一段时间啦。这倒也罢了，毕竟是你老婆出走，是你脸上有痣。这么说或许欠妥，并非我老婆出走，并非我脸上有痣，是吧？所以，你不想细说，不说也未尝不可，我也不愿多嘴多舌。只是我想，你最好认真考虑一下：自己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点点头：“考虑了很多很多，但很多事情极为错综复杂，不可能解开来一个一个思考，也不知怎么才能解开。”

舅舅微微笑道：“诀窍倒是有的，有诀窍保证你顺利得手。世上大多数人所以出现判断错误，无非因为不晓得这个诀窍，失败了就牢骚满腹，或诿过于人。这样的例子我实在看得腻了，坦率地说也不大乐意去看。所以，让我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所谓诀窍，就是首先从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下手。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A到Z编排序号，那么应该由XYZ开始，而不是由A开始。你说事情盘根错节过于复杂没办法着手，那恐怕是因为你想从最上面的开始解决。当你要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时，最好从似乎无所谓的地方着眼，从谁看都一目了然谁一想都豁然明白那种简直有些滑稽傻气的地方入手，而且要在这似乎滑稽傻气的地方大量投入时间。

“我做的当然不是了不起的大买卖，不外乎在银座开四五家饮食店，在世人眼里不值一提，不值得自鸣得意。但如果单就成败而论，我可是一次也没失败过。因为我一贯按这个诀窍行事。其他人往往轻易跳过任何人都一目了然那种似乎滑稽傻气的地方一门心思往前赶，我则不然，而在看上去滑稽傻气的地方投入最长时间。因我知道在这种地方花的时间越长，往下就越省事。”

舅舅又呷了口威士忌。

“举例说吧，想在某处开一家店，饭店也好酒吧也好什么都好，那就先想象一下，想象开在哪里合适。好几个地点可供选择，而终究只能选一个。如何选择才好？”

我想了想说：“那怕要就各种情况预算一番：如果定点在这里，房租多少，贷款多少，每月偿还多少，客流多少，返桌率多少，人均消费多少，人工费多少，赔赚临界点多少……无非这些吧。”

“若这么干，十之八九的人必然失败。”舅舅笑道，“告诉你我怎么干。一旦我觉得一个地点合适，我就站在那跟前，一天站三四个钟头，一连好多天好多天好多天好多天只管静静观察那里来往行人的面孔。不用想什么，不用计算什么，只消注意什么人以什么样神情从那里走过即可。起码花一周时间。那时间里势必要看三四千人面孔吧？何况有时花更多时间。但看着看着自会豁然开朗，好像云开雾散一样，明白过来那里到底属于怎样的地点，该地点到底需求什么。如果该地点需求的同自己需求的截然不同，那就到此为止，而去别处重复同样程序。但如果觉出那地点需求的同自己所需之间有共通点或折衷点，就算踩着了成功的尾巴，往下只要紧紧抓住不放即可。但为了抓住它，就必须傻子似的不管下雨下雪都站在那里以自己的眼睛盯视别人的面孔。计算之类此后你随便怎么算。我这个人嘛，总的说来很讲现实，只相信自己两眼彻底看明白的东西。什么道理呀方案呀计算呀或者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理论等等，基本上是为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分辨事物的人准备的，而世上大多数人也的确不能以自己眼睛分辨事物。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明白，但我想任何人想做都应该做得到的。”

“大概不仅仅是靠魔感吧？”

“魔感也是要的，”舅舅和悦地笑道，“但不仅仅是那个。我在想，你应该做的事也还是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考虑。比如说，老老实实地站在某个街角每天每日观看人的面孔。不必匆忙做出决定。这或许不够畅快，但有时候是需要沉下心来多花些时间的。”

“您是叫我暂且留在这里别动喽？”

“不，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留下或去哪里。想去希腊也可以，想留下来也无妨，先后顺序应由你决定。只是，我一直认为你同久美子结婚是件好事，我想对久美子也是好事。却不知为何突然间分崩离析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又一件事，你怕也稀里糊涂吧？”

“稀里糊涂。”

“既然如此，我想你还是训练一下，以自己的眼睛看东西为好，直到一切真相大白。不要怕花时间。充分投入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形式最为洗练的复仇。”

“复仇！”我有点愕然，“指的什么？这复仇？到底对谁复仇？”

“噢，意思你也很快就会明白的。”

我们坐在檐廊里一起喝酒，加起来也就是一小时多一点。之后舅舅起身，说了声打扰这么久，就回去了。剩得自己一人，我靠在檐廊柱子上茫然看着院子和月亮。一时间里我可以把舅舅留下来的现实空气样的气息尽情吸入肺腑，我因此得以放松下来——好久没放松过了。

但几个小时过去，那空气渐渐稀薄起来后，周围又笼罩在淡淡哀愁的衣袍中。归根结蒂，我在这边的世界，舅舅在那边的世界。

舅舅说考虑事情须从最简单处开始，问题是我无法区别哪里简单哪里复杂。所以，翌日早晨上班高峰过后，我离家乘电车来到新宿。我决定站在这里实际观看——仅仅看——人们的面孔。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处，但我想总比什么也不做好些。既然不厌其烦地盯视人们的面孔是件简单的事情，不妨就此一试，至少应该没有损失。若是顺利，说不定会得到某种暗示，暗示什么对我是“简单的事情”。

第一天，我坐在新宿站前的花坛边上，定定地看眼前来往行人的脸，看了大约两个小时。但那里通过的人数量太多，脚步也快，很难看好哪个人的脸。况且坐的时间一长，便有流浪汉模样的人上前啰啰嗦嗦，警察也好几次从我跟前走过，三番五次审视我的脸。于是我放弃站前，另外物色可供我放心打量行人的场所。

穿过高架桥，移往西口，四处转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大厦前有一方小广场。广场上有式样别致的长椅，尽可坐在上面随意打量行人。行人数量没站前那么多，也没有衣袋揣着小瓶威士忌的流浪汉。我在“丹金”糕点店买来炸面圈和咖啡当午餐吃了，在那里坐了一天，傍晚下班高峰到来前起身回家。

起始眼里尽是头发稀少者。由于受和笠原May一起为假发公司做调查时的影响，眼睛总不由跟踪发稀头秃之人，并迅速分成松竹梅三类。而若这样，倒不如给笠原May打电话再和她一同打工去好了。

但过了几日，开始不思不想地专心看起人们的面孔来。路过的人大部分是写字楼里的男女职员。男的白衬衣领带公文包，女的大多高跟鞋，此外也有来设在楼内的餐厅和商店的人，还有为登楼顶观光台而来的一家家老小。也有人只是从哪里移行去哪里。但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那么步履匆匆，我便在无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呆呆地注视他们的面孔，每当有某一点引起我兴趣的人，就往其脸上多扫几眼，并以视线跟踪。

一周时间内天天如此。在人们上完班的十点左右乘电车来新宿坐于长椅，几乎岿然不动看行人一直看到四点。实践起来才体会到，如此一个接一个以眼睛追逐行人的时间里，脑袋便像拔掉活塞一般变得空空洞洞。我不向任何人搭腔，也没人对我开口。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想，有时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石椅的一部分。

只一次有人向我搭话。是位衣着考究的瘦些的中年女子，身穿甚为合体的鲜艳的粉红色连衣裙，戴一副玳瑁框深色太阳镜，头上一顶白帽，手上是网状图案的白皮手袋。腿很诱人，脚上是看上去很贵的简直一尘不染的白皮凉鞋。妆化得颇浓，但不致使人生厌。女子问我可有什么为难事，我说也没什么。她问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每天都在这里看到你，我回答看别人的脸。她问看别人的脸可有什么目的，我说倒也没什么特别目的。

她从手袋取出弗吉尼亚长过滤嘴，用小巧的金打火机点燃，并劝我吸一支，我摇下头。然后，她摘下太阳镜，不声不响细细地端详我的脸，准确说来是端详我的痣。我回报以凝视她的眼睛，但那里边读不出半点情感涟漪，单单是一对功能准确的黑色眸子。她鼻子又小又尖，嘴唇很细一条，口红涂得一丝不苟。很难看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吧。乍看显得更年轻些，但鼻侧线条透出很独特的疲惫。

“你，有钱？”她问。

“钱？”我吃一惊，“什么意思，干吗问钱？”

“随便问问。问你有没有钱，缺不缺钱花。”

“眼下倒还算不上很缺。”我说。

她略略抿起嘴角，极投入地看着我，似乎在玩味我刚才的答话。之后点点头，戴上太阳镜，把烟扔在地上，倏地起身扬长而去。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消失在人流中。大概神经有点故障，不过那身穿戴又那般无可挑剔。我用鞋底碾灭她扔下的烟头，缓缓环视四周。四周依然充满一如往日的现实。人们带着种种样样的目的由某处而来向某处而去，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做个深呼吸，继续不思不想地打量众人面孔。

在此共坐了十一天。每日喝咖啡，吃炸面圈，只管盯视眼前穿梭的数以千计的男女面孔。除去同那个向我搭话的打扮得体的中年女子简单交谈几句外，十一天时间我没对任何人吐过只言片语，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什么也没发生。但这十一天时间几乎白白过去之后，我仍未摸得任何边际。我依然无奈地彷徨在四顾茫然的迷途中，甚至最简单的头绪也未找到。

但在第十一天傍晚发生一桩怪事。那是个星期天，我坐在那里，过了平时起身时间也没动身，继续打量人们面孔。星期天有与平时种类不同的人来到新宿，且没有人流高峰。蓦地，一个手提黑吉他盒的年轻男人落入我的视野：个子不高不矮，黑塑料框眼镜，长发披肩，蓝牛仔裤配粗纹棉布衫，脚穿已开始变形的轻便运动鞋。他脸朝正前方，以若有所思的眼神从我眼前穿过。见得此人，有什么触动了我的神经，心底奏出低鸣。我认得他，我想，以前在哪里见过他。但到想起花了好几秒：是那个冬夜在札幌那家酒吧唱歌的汉子，不错，正是他。

我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急步追去。总的说来他脚步很是悠然自得，因此我很快就赶了上去。我合着他的步调，拉开十米左右距离尾随其后。我很想向他搭话。三年前你怕是在札幌唱过歌吧，我在那里听过你的歌——想必我会这样说。“是吗？那太谢谢了。”——他大概如此应对。可往下说什么好呢？“其实那天夜里我老婆做人流手术来着，最近又离家出走了，她一直跟一个男的睡觉。”莫非我这么说不成？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尾随不放就是。尾随的时间里计上心来亦未可知。

他往与车站相反的方向走去。穿过高楼林立地段，穿过甲州大街，朝代代木方向走去。想什么我不知道，总之他像在聚精会神思考什么，路也好像很熟，一次也没东张西望或迟疑不决，目视前方，步调始终一致。尾随过程中，我想起久美子做手术那天的事。三月初的札幌。地面冻得硬邦邦的，雪花不时飘飘洒洒。我再次返回札幌街头，满肺满腑吸入冻僵的空气，看着眼前哈着白气的人们。

说不定从那时起有什么开始变化了，我不禁想道。没错，流程是以那时为界开始在我周围现出变化的。如今想来，那次人流手术对我们两人来说乃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然而当时我未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我是过于注重人流手术这一行为本身了，而真正重大的或许更在别处。

我不得不那样做。而那样做我想对我们两人是最为正确的。跟你说，那里边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我现在还不能说出的事也在那里。不是我有意瞒你，只是我还没信心断定那是否属实，所以现在还不能把它说出口来。

当时的她还没有把握断定那个什么是否属实。毫无疑问，较之人流手术，那个什么更同妊娠有关，或者与胎儿有关。而那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久美子困惑到那般地步呢？莫非她同除我以外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因而拒绝生下那个孩子不成？不不，那不可能。她自己断言那不可能。那的确是我的孩子，但那里又有不能告诉我的什么。而那个什么，又同这次久美子的离家出走有密切关联，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是我全然揣度不出那里边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我一个人被抛弃在黑暗之中。我所明白的只有一点：久美子不会再回到我身边，除非我解开那个什么的秘密。不多一会，我开始感觉到体内泛起一股静静的愤怒。那是我针对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什么的愤怒。我伸长腰，大口吸气，平复心跳。然而那愤怒如水一样无声无息地浸满了我身体的每一部位。那是带有悲凉意味的愤怒，我无处发泄，也全然无从化解。

汉子继续以同一步调行走，穿过小田急线，穿过商业街，穿过神社，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为不引起他注意，我随机应变地保持着适当距离，一直尾随不懈。他显然没有觉察我的跟踪，一次也没回头。此人的的确确有某种非同寻常之处，我想。他不仅没有回头，旁边也一眼没看，注意力如此集中到底在想什么呢？或者相反什么也没想？

不久，汉子离开人来人往的道路，走进满是两层民宅的幽静地段。路窄弯多，两旁相当陈旧的住宅鳞次栉比，阒无人息，静得出奇。原来一半以上都成了空房。空房门上钉着木板，挂着“待建”标牌，且不时闪出杂草丛生的空地。空地围着铁丝网，恰似掉牙后的牙豁。想必这一带很快将整片拆除另建新楼。而在有人居住的房子前面，紧挨紧靠地摆着牵牛花或什么花的花盆。三轮车扔在那里，二楼窗口晾出毛巾和儿童泳衣。几只猫躺在窗下或门口懒洋洋地望着我。虽是天光尚亮的薄暮时分，却无人影可寻。我已搞不清这是什么地理位置，甚至哪是南哪是北也分辨不清。估计是佐佐木、千驮谷和原宿三站之间的三角地带，但没有把握。

不管怎样，这是大都市正中被冷落了的一个死角。大概因为原有道路狭窄难以通过车辆的缘故，结果只有这一角房地产开发商长期以来手未伸到。踏入这里，时光仿佛倒流了二三十年。意识到时，刚才还满耳鼓噪的汽车声像被吸入哪里似的杳无所闻。汉子手拎吉他盒在这迷宫般的道路之间穿行，最后在集体宿舍样的木屋前停住脚步，继而开门进去，把门带上。门似乎没锁。

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表针指在六时二十分。之后靠在对面空地铁丝网上，观察建筑物外形。一座随处可见的两层木结构宿舍，这从门口的气氛和房间的配置即可看出。学生时代我也住过一段时间这种宿舍。一进门有拖鞋柜，厕所共用，房间均带有小厨房——住的不是学生便是单身职工。但这座建筑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不闻声响，不见动静。贴有塑料饰板的房门没有房客名牌挂出，大概前不久摘掉的，尚有细细长长的白痕。尽管四下里午后溽暑未消，每个房间却窗扇紧闭，里面垂着窗帘。

也许这座宿舍不久也将同周围房屋一起拆除，里面空空无人。果真如此，那么提吉他盒的汉子来此干什么呢？我以为他进去后某个房间的窗户会豁然打开，但等了一会，依然毫无动静。

但我又不可能在这无人通行的小巷里永远静等下去，遂走近这宿舍模样的建筑物推门。门果然未锁，一下子朝里推开了。我暂且不动，在门口窥看情况。里面黑麻麻的，一眼很难看出有什么，所有窗口又关得严严实实，满是闷乎乎的热气，一股很像在井底嗅到的霉气味儿。由于热，衬衫腋窝全都湿透，耳后一道汗水淌下。我毅然跨进门去，把门轻轻带上。我想通过信箱或鞋柜上的名签（假如有的话）来确认是否还有人入住，但这时我突然注意到里面有人，有谁死死盯着我。

紧靠门右侧有个高些的拖鞋柜样的东西，有谁埋伏似的躲在那后面。我屏住呼吸，注视黑幽幽热乎乎的里面。躲在那里的是我刚才跟踪的那个手提吉他盒的年轻汉子，他一进门便偷偷躲在鞋柜后头。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有人就在我喉头下敲钉子。此人到底在那里干什么呢？或许在等我，或许……“你好，”我断然打声招呼，“有件事想请教……”

不料这当儿有什么冷不防打在我肩上，毫不留情。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受到强烈的肉体冲击，眼睛有些发黑。我懵懵懂懂地伫立不动。但一瞬间我立时明白过来：是棒球棍！汉子从鞋柜后像猴子般一跃而起，用棒球棍狠狠打在我肩上，趁我发愣的当口，再次举棍击来。我来不及闪身，这次打在左臂，刹那间左臂没了知觉，但不痛，只是失去知觉，就好像左臂整个消失在空中。

但同时我几乎条件反射地飞脚踢在对方身上。上高中时跟一个有段位的空手道朋友非正式地简单学过几手。那朋友只让我日复一日练习踢脚。不摆任何花架子，只练习尽量强有力尽量居高临下地以最短距离踢去，朋友说紧急关头这招最有用场。的确如其所说。汉子满脑袋装的是挥棍打人，根本没考虑可能被踢。我也正在冲动之中，不知到底踢在哪个部位。尽管踢本身并未十分用力，但汉子还是吓得萎缩下去，不再举棍，仿佛时间在此中断一般以呆愣愣的眼神看着我。我乘机更准更狠地朝他小腹踢去，趁他痛得弯腰之时一把夺过其手中球棍，再朝侧腹猛踢。汉子要抓我的脚腕，我又踢了一脚，踢在同一部位，尔后用球棍打他的大腿。男子发出悲鸣般的沉闷声音，倒在地上。

起初踢打他莫如说是出于恐怖和冲动，是为了不使自己被打。在他倒地之后，开始变为明确的愤怒。刚才路上想久美子时涌上来的静静的愤怒仍残留在心头，而现在则释放出来，膨胀起来，火焰一般燃烧起来，由愤怒而近乎深恶痛绝。我又一次用棒球棍打在他大腿上。汉子嘴角有口水淌出。我被棍击中的肩头和左臂开始一点点火辣辣作痛，这疼痛更扇起了我的怒火。汉子的脸痛苦地扭歪着，但他仍想用胳膊支起身来。我因左手用不上力，索性扔掉棒球棍，骑在汉子身上抡起右手狠打他的脸，一掌接一掌打个不停，直打到右手发麻变痛。我准备打昏他为止，遂抓起他的领口，往地板上磕他的头。我从来没有和谁这么厮打过，一次也没有，也没有这么狠命打过人，但此时不知何故，竟一发不可遏止。脑袋里也想适可而止，告诫自己再打就失手了，再打这家伙站都站不起来了！然而欲罢不能。我知道自己已分成两个，这边的我无法阻止那边的我。我身上一阵发冷。

这时我发觉这小子在笑，被我殴打当中还朝我阴阳怪气地冷笑，打得越凶他笑得越厉害。最后他鼻子出血，嘴唇裂开流血，但仍呛着自己的口水笑得嗤嗤有声。我想这家伙怕是脑袋失灵了，遂停止殴打，站起身来。

四下看去，发现黑吉他盒倚在鞋柜横头。我扔下仍在笑的汉子不管，过去把吉他盒撂在地板上，打开卡口，掀开盒盖。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的！没有吉他，没有蜡烛。汉子见了，边咳边笑。我陡然一阵胸闷，仿佛建筑物中闷热的空气顿时变得令人难以忍受。霉气味儿、身上出汗的感触、血和口水味儿，以及自己心中的愤怒与憎恶，一切一切都变得令人忍无可忍。我开门出去，又把门关上。周围依然没有人影，只见一只褐色的大猫穿过空地，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打算趁无人盘问时溜出这地段，但弄不清哪个方向，边揣摩边走，最后还是找到了去新宿方面的都营公共汽车站。我想在车来之前好歹平息一下呼吸，清理一下脑袋，然而呼吸照样紊乱，脑袋也无从清理。我不过想看人们的面孔而已，我在头脑中这样重复道，不过如同舅舅做过的那样在街头打量行人面孔而已，不过想从最简单的谜团解起而已。跳上汽车，乘客们一齐朝我看来。他们惊愕地看我一会，随后很不自在似的移开目光。我以为是脸上痣的关系，好半天才意识到原来是由于白衬衣溅有血迹（尽管几乎全是鼻血）和我手中握着棒球棍。我下意识地把棒球棍带了来。

最终我把棒球棍拿回家扔进壁橱。

这天夜里，我通宵未眠。时间越长，被汉子用棒球棍打中的肩膀和左臂越是肿胀，阵阵作痛，右手也总有一次又一次殴打那汉子时的感触。蓦地，我发觉右手依然攥得紧紧的作格斗状。我想松开，可手偏不听使唤。首先我不想睡觉。若如此睡去，必做噩梦无疑。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去厨房坐在餐桌前干喝舅舅剩下的威士忌，用盒式磁带听安详的音乐。我很想同谁说话，希望有人向我搭腔。我把电话机搬上餐桌，连续望了几个小时。我期待有人打电话给我，谁都可以，是人就可以，纵使那个谜一样的奇妙女郎也可以。谁都可以。再无聊的脏话也可以，再不吉利的恶言恶语也可以，总之我想有人跟我说话。

然而电话铃硬是不响。我把瓶里差不多剩有一半的威士忌喝干，天亮后上床睡了。睡前我暗暗祷告：保佑别让我做梦，让我睡在一片空白中，只今天一天足矣。

但我当然做梦了，且是预料中的噩梦。那个手拎吉他盒的汉子来了，我在梦中采取与现实完全相同的行动：盯梢，打开宿舍门，被他一棍打中，继而由我打他，打、打、打。但下面跟事实不同起来。我打完站起身后，汉子仍然淌着口水，一边大笑一边从衣袋里取出刀来。刀很小，样子甚是锋利。刀刃在窗帘缝泻进的一缕夕晖下闪闪地发出骨头般的白光。但他并未拿刀冲我刺来。他自己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简直像削苹果皮一般“刷刷”剥起了自己的皮肤。他大声笑着，剥得飞快。血从肌体上滴下，地板上出现了黑乎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池。他用右手剥左手的皮，又用剥得鲜血淋漓的左手剥右手的皮，最后整个人成了鲜红鲜红的肉块。然而成肉块后他仍然张开黑洞洞的嘴笑。唯独眼球在肉块中白亮亮地大角度转动不已。不久，被剥下的皮伴随着高亢得不自然的笑声吱吱作响地朝我爬来。我想跑，但腿动不了。那皮肤爬到我脚前，慢慢爬上我的身体，旋即由上而下血淋淋地罩住我的皮肤。汉子那黏糊糊的满是血水的皮一点点贴在我皮肤上，合在一起。血肉模糊的气味充溢四周。那张皮如薄膜一般盖住我的脚、我的躯干、我的脸。稍顷眼前变黑，仅有笑声瓮瓮地回响在黑暗中。随即我睁眼醒来。

醒来时，头脑乱作一团，战战兢兢，好半天连自身存在都难以把握，手指瑟瑟发抖。但与此同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逃不了，也不该逃。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不管逃去哪里，那个都必定尾随追来，哪怕天涯海角。

18　来自克里特岛的信、从世界边缘跌落的人、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

反复思考，最后我还是没去克里特岛。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动身去克里特岛前一个星期——正好一个星期——提着满满装着食品的纸袋来我家给我做了晚饭。吃晚饭时我们几乎没怎么正经交谈。吃罢收拾好后，我说觉得好像很难和你一道去克里特岛。她没怎么显出意外，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她一边用手指挟着前额变短的头发一边说：

“非常遗憾您不能一起去，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放心，克里特岛我一个人可以去。我的事您不必挂念。”

“出发准备都做好了？”

“需要的东西基本齐全了。护照、订机票、旅行支票、皮箱。算不上大不了的行李。”

“姐姐怎么说的？”

“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远离叫人很不好受，两人都很难过。不过加纳马耳他性格刚毅，脑袋又灵，知道怎样对我有利。”随即她浮起娴雅的微笑看我的脸，“您是认为还是留下来好喽？”

“是啊。”我说，然后起身拿水壶烧水准备冲咖啡，“是那样觉得的。近来我想来着，我固然可以从这里离开，却不能从这里逃离。有的东西哪怕你远走天涯也是无法从中逃离的。我也认为你去克里特岛合适，因为可以在多种意义上清算过去，从而开始新的人生。但我情况不同。”

“指久美子？”

“或许。”

“您要在这里静等久美子回来？”

我倚着洗碗池等水开，但水总不肯开。“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但有一点我慢慢想通了，那就是有什么非做不可。光坐在这里枯等久美子回来也不是办法。既然希望久美子重新返回，我就必须以自己的手捋清很多很多事情。”

“但又不知怎么办好，是吧？”

我点点头，“我可以感觉出有什么东西正在我身边一点点成形。虽然很多事情还都模糊不清，但里边应该存在类似某种联系的东西。当然，不能生拉硬扯。只有等待时机，等待事情再多少变得清晰一点，我想。”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双手摆在桌面，就我说的想了想，说：“不过等待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哟！”

“那怕是的。”我说，“恐怕比我现在预想的要难以忍受得多。毕竟孤零零地被丢在这里，各种问题悬而未决，且只能死死等待不知是否真能到来的东西。坦率地说，可能的话我也恨不得把一切扔开不管，和你同去克里特岛，一走了之。很想忘掉一切，开始新的生活。为此旅行箱都买了，护照用的相片也照了，东西也整理了。真的是打算离开日本。可我又怎么都抖落不掉一种预感一种感触，总觉得这里有什么需求自己。我所说的‘不能逃离’就是指这个。”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默默点头。

“表面看来，事情是单纯得近乎荒唐。妻子在哪里弄个情夫出走了，并提出离婚。如绵谷升所说，这是世上常有的事。或许不如干脆和你一块儿去克里特岛，忘掉一切开始新的人生，而不必这个那个枉费心机。问题是实际上事情并不像表面那么单纯，这点我清楚，你也清楚，对吧？加纳马耳他想必也清楚。大概绵谷升也清楚。那里边藏着我不知道的什么，而我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把它拖到光天化日之下。”

我放弃煮咖啡的念头，熄掉壶下的火，折回餐桌，看着对面的加纳马耳他的妹妹。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回久美子，要用自己的手把她拉回这个世界，不然我这个人可能将继续损磨下去。这我已逐渐明白了一些，尽管仍模糊不清。”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看着餐桌上自己的双手，又扬脸看我。没涂口红的嘴唇闭成一道直线。稍顷，她开口了：“正因如此，我才想把您领去克里特岛。”

“为了不让我那样做？”

她微微点头。

“为什么不让我那样做？”

“因为危险。”她以沉静的语调说，“因为这里是危险地方。现在还来得及回头。咱俩去克里特岛算了，在那里我们是安全的。”

我茫然看着没涂眼影没粘假睫毛的全新的加纳克里他的脸。看着看着，一瞬间竟闹不清自己现位于何处。一团浓雾样的东西突如其来地把我的意识整个围在垓心。我迷失了我自己。我被我自己抛弃了。这里是哪里？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这女子是何人？但我很快返回现实：我坐在自家厨房餐桌旁。我用厨房毛巾擦了把汗，我的头有点儿晕。

“不要紧吗，冈田先生？”以往的加纳克里他关切地问。

“不要紧的。”我说。

“哎，冈田先生，我不知道您能否找回久美子。即使实际找了回来，也根本无法保证您或久美子重新获得幸福。任何事物恐怕都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这点您考虑了吗？”

我在眼前并拢十指，又松开了。周围不闻任何堪称声响的声响，我再次把自己收回自我之中。

“这点我也考虑了。事物既已破损，再怎么折腾怕也难以完全修复，修复的可能性或者说概率也许很小。但是，不完全为可能性和概率所左右的东西也是存在的。”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伸手轻碰我在桌面上的手。“如果您已对各种情况做好精神准备，留下也未尝不可，这当然是由您来决定的事。不能同去克里特岛对我固然遗憾，但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了。往后怕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您身上，请不要把我忘了。好么，有什么的时候请想起我来，我也会记着您。”

“肯定想起你的。”我说。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再次紧闭嘴唇，久久地在空间搜寻字眼，之后以极其沉静的声音对我说道：“听我说冈田先生，您也知道，这里是充满血腥味儿的暴力世界，不是强者就休想生存。但与此同时，静静侧耳倾听而不放过任何哪怕再小的声音也是至关重要的。明白么？在大多情况下，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请记住这点。”

我点点头。

“但愿您能找到您的发条，拧发条鸟！”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对我说，“再见！”

八月也近尾声时，我接到了来自克里特岛的明信片。上面贴着希腊邮票，盖着希腊语邮戳，无疑来自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因为除她我想不起会有什么人从克里特岛寄明信片给我。但上面没写寄信人名字。我思忖大概新名还没定下。没有名字的人自然无从写自己的名字。岂止没写名字，词句一行也没有，只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姓名地址，只盖有克里特岛邮局的投递戳。背面彩色摄影是克里特岛海岸风光。三面石山，一片雪白的细长海滩，一个袒胸露乳的年轻女郎在上面晒太阳。海水湛蓝一片，天空飘着俨然人工制作的白云。云很厚实，上头大约可以走人。

看来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到底好端端地到了克里特岛。我为她欢喜。想必她不多时日即可觅得新的名字，找到新的自己和新的生活。但她没有忘记我，这来自克里特岛的一行字也没有的明信片告诉了我这点。

为了消磨时间，我给她写信。但不晓得对方地址，名字也没有，所以这是一封原本就不打算发出的信。我只是想给谁写信罢了。

“好长时间没得到加纳马耳他的消息了。”我写道，“她也好像从我的世界里利利索索地消失了。我觉得人们正一个接一个从我所属的世界的边缘跌落下去。大家都朝那边径直走去、走去，倏然消失不见，大概那边哪个地方有类似世界边缘的什么吧。我则继续过着毫无特征的日子。由于太没特征，前一天与下一天之间的区别都渐渐模糊起来。不看报，不看电视，几乎足不出户，顶多不时去一次游泳池。失业保险早已过期，眼下正坐吃山空。好在生活开支不大（同克里特岛比也许大些），加上有母亲遗留的一点存款，短期内尚不至于断炊。脸上那块痣也没什么变化。老实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它我已逐渐不甚耿耿于怀了。假如必须带着它走完以后的人生旅程，带着它走下去就是。也许它就是此后人生途中必须带有的东西，我想。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但不管怎样，我都在此静静地侧耳倾听。”

有时我想起同加纳克里他睡觉的那个夜晚。奇怪的是那段记忆竟很依稀。那天夜里我们抱在一起交欢几次，这是无误的事实。然而数周过后，类似实实在在的感触样的东西都从中脱落一空，我没有办法具体想起她的肢体，连怎样同她交合的也已记不真切。相对说来，较之那天夜里的现实记忆，以前在意识中即在非现实中与之交媾的记忆于我反倒鲜明得多。她身穿久美子的连衣裙在那不可思议的宾馆客房里骑在我身上的身姿在我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联翩不绝。她左腕戴一对手镯，“喳喳”地发出很脆的声响。自己变硬的阳物也想起来了。变得那么大那么硬，以前从未有过。她抓住塞进自己的那里，像画圈似的缓缓转动。她身上那件久美子的连衣裙的下摆撩抚我肢体的感触也记得真真切切。但不觉之间，加纳克里他被一个我所陌生的谜一样的女郎偷梁换柱了。身穿久美子的连衣裙骑在我身上的，原来是几次打电话给我的谜一样的女郎。那已不再是加纳克里他的下部，而换成那个女郎的。这瞒不过我，因为温度和触感不同，恰如踏入另一不同房间。“一切都忘掉。”女郎对我悄声低语，“像睡觉，像做梦，像在暖融融的泥沼里歪身躺倒。”接着，我一泻千里。

那显然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意味着什么，记忆才远远超越现实而栩栩如生地留在我脑海里。可我还是不能理解其含义。我在这记忆永远周而复始的再现中静静闭起眼睛，喟叹一声。

九月初，站前那家洗衣店打来电话，说送洗的衣服已经可以了，叫我去取。

“送洗的衣服？”我问，“没送洗什么衣服呀……”

“可这里有的嘛，请来一趟。费交过了，取就行了。是冈田先生吧？”

是的，我说，电话号码也确是我家的。我半信半疑地去了洗衣店。店主人依旧一边用大型收录机播放轻音乐一边熨烫衬衫。站前洗衣店这小小世界全然没有变化。这里没有流行，没有变迁，没有前卫，没有后卫，没有进步，没有倒退，没有赞美，没有辱骂，没有增加，没有消泯。此时放唱的是巴特·巴卡拉克，曲名是《通往圣约瑟的路》。

进得店里，洗衣店主人手拿熨斗不无困惑地盯视了一会我的脸。我不明白他何以对敝人面孔如此目不转睛，随即意识到是那块痣的缘故。也难怪，见过之人的脸上忽然生出痣来，任凭谁都要吃惊的。

“出了点事故。”我解释道。

“够你受的。”店主说，声音真像充满同情。他看了一会手里的熨斗，这才轻轻放在熨斗架上，仿佛在怀疑是自己熨斗的责任。“能好，那个？”

“难说啊！”

接下去店主把包在塑料袋里的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递给我。是我送给加纳克里他的衣服。我问是不是一个短发女孩放下的，这么短的头发——我把两个手指分开三厘米左右。店主说不是不是，是头发这么长的，旋即用手比一下肩。“一身褐色西装裙一顶红塑料帽，付了费，叫我打理好后给府上打个电话。”我道声谢谢，把衬衫和裙子拿回家来。衣服本是我送给加纳克里他的，算是买她身体的“费用”，况且归还给我也没用，加纳马耳他何苦把衣服送去洗衣店呢？我不得其解。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连同久美子的其他衣服一起整齐地放进了抽屉。

我给间宫中尉写信，大致说了我身上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未免是一种打扰，但我想不出其他可以写信的对象。我先就此道歉，接着写道：久美子在您来访同一天离家出走了；此前同一个男的睡觉达数月之久；事后我下到附近一口井底想了三天；现在形影相吊住在这里；本田先生送的纪念物仅是个威士忌空盒。

一周后他寄来回信。信上写道：老实说那以后自己也很是不可思议地对您放心不下，觉得本应同您更加开诚布公地多聊聊才是，这点使我很感遗憾。那天我的确有急事，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广岛。好在能得到您的来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件高兴的事。我在想，或许本田先生是有意让我同您相见，或许他认为两人相见对我对您都有益处。唯其如此，才以分赠纪念物为名让我前去见您，这样我想给您空盒作为纪念物这点方可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本田先生叫我送纪念物的目的在于让我到您那里去。“您下到井底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对井仍然心驰神往。如果说遭遇那场大难已使我看到井就心有余悸，那自是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并非那样，至今我在哪里看到井都情不自禁要往里窥看。不仅如此，如若井里没水，甚至想下到里边。也许我始终希求在那里遇到什么，也许怀有一种期待，期待下井静等的时间里会有幸邂逅什么。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会因此重获生机，毕竟我已垂垂老矣，不宜再有如此期待。我求索的是我已经失却的人生意义——它是为何失去如何失去的。我想亲眼看个究竟。若能如愿以偿，我甚至觉得纵然使自己比现在失去得更多更深也心甘情愿，甚至想主动承受这样的重荷，尽管不知有生之年尚存几多。

“您太太离家出走，我也深感不忍。对此我实在不大可能向您提供如此这般的建议。漫长岁月中我一直生活在没有爱情没有家室的环境，不具有就此发表意见的资格。倘若您多少怀有暂且等待太太回归的心情，像现在这样静等下去我想未尝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您征求我的意见，这也就算是一点吧。被人不辞而别而独自留守故地，的确很不好受，这我完全懂得。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莫过于寂寥感——别无所求的寂寞。

“如果情况允许，近期内我还想赴京一次，但愿届时能见到您。而眼下——说起来窝囊——正患一点脚病，痊愈还需一些时日。注意身体好好生活！”

笠原May来我家已是八月末的事了——已许久没出现在我眼前。她像往常一样翻过围墙，跳进院子，叫我的名字，两人坐在檐廊里说话。

“嗳，拧发条鸟，知道么？空房子昨天扒了，宫胁家的房子。”她说。

“那么说，是有人买那块地了？”

“呃——，那就不晓得了。”

我和笠原May一起顺着胡同来到空房后院。房子确在进行解体作业。六七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有的拆卸木板套窗和玻璃窗，有的往外搬运洗碗槽和电器具。两人观望了一会工人们的劳作。看情形他们早就习以为常，几乎没人开口，只管极为机械地闷头干活。寥廓的天空拖着几抹传达金秋气息的直挺挺的白云。克里特岛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有同样的白云飘移不成？

“那些人连井也要毁掉？”笠原May问。

“有可能。”我说，“那东西留在那里也没用处，何况还危险。”

“也许有人还要进去的。”她以相对一本正经的神情说道。目睹她晒黑的面庞，我真切地记起她在溽暑蒸人的院子里舔我那块痣时的感觉。

“终究没去克里特岛？”

“决定留在这里等待。”

“久美子阿姨上次不是说不再回来了么，没说？”

“那是另一个问题。”

笠原May眯细眼睛看我的脸。一眯眼睛，眼角的瘢痕变深了。“拧发条鸟，干嘛跟加纳克里他睡呢？”

“因为需要那样。”

“那也是另一个问题喽？”

“是的吧。”

她叹口气，说：“再见，拧发条鸟，下次见。”

“再见。”我应道。

“跟你说，拧发条鸟，”她略一迟疑，补充似的说，“往下我可能返校上学。”

“有情绪返校了？”

她微微耸下肩，说：“另一所学校。原先那所怎么都懒得返回。那里离这儿远点儿，所以见不到你了。”

我点下头，从衣袋掏出柠檬糖扔到嘴里。笠原May四下扫了一眼，叼烟点燃。

“哎，拧发条鸟，跟很多女人睡觉有意思？”

“不是那样的问题。”

“这已听过了。”

“唔。”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算了，那个。不过由于见到你，我总算有情绪返校上学了，这倒是实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说着，笠原May再次往眼角聚起皱纹看我，“怕是想回到多少地道些的世界吧。跟你说，拧发条鸟，和你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是说谎。就是说，你本身虽然非常地道，而实际做的却非常不地道。而且，怎么说呢……哦，富有意外性。所以在你身旁一点也不无聊，这对我实在求之不得。所谓不无聊，就是不必胡思乱想对吧？不是吗？在这点上，很感谢有你在身边。不过坦率地说，有时又觉得累。”

“如何累法？”

“怎么说好呢，一看见你那样子，有时就觉得好像是为我在拼命跟什么搏斗。说起来好笑，一这么觉得，就连我也和你一起浑身冒汗。懂吗？看上去你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什么都像与己无关。其实不然。你也在以你的方式全力拼搏，即使别人看不出来，要不然根本不至于特意下井，对吧？不用说，那不是为我，说到底是为找到久美子阿姨才那么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地和什么捉对厮打。所以犯不上我也特意陪你冒汗。这我心里十分清楚，但还是觉得你肯定也是在为我那么拳打脚踢，觉得你尽管是在为久美子阿姨拼命努力，而在结果上可能又是在为很多人抗争。恐怕正因为这样你才有时候显得相当滑稽，我是有这个感觉。不过，拧发条鸟，一瞧见你这副样子，我就觉得累，有时候。毕竟你看上去没有半点获胜希望。假如我无论如何也要赌哪一方输赢的话，对不起，必定赌你是输方。喜欢固然喜欢你，可我不愿意破产。”

“这我十分理解。”

“我不愿意看你这么一败涂地，也不愿意再继续流汗，所以才想返回多少地道些的世界去。可话又说回来，假如我没在这里遇到你，没在这空房前面遇到你，我想自己肯定还在不怎么地道的地方得过且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可算是由于你的缘故。”她说，“你这拧发条鸟也不是丁点儿用也没有的。”

我点下头。真的好久都没受人夸奖了。

“嗳，握下手好么？”笠原May道。

我握住她晒黑的小手，再次意识到那手是何等的小。还不过是个孩子，我想。

“再见，拧发条鸟！”她重复道，“干吗不去克里特岛？干嘛不逃离这里？”

“因为我不能选择赌博。”

笠原May拿开手，像看什么奇珍异品似的看了一会我的脸。

“再见，拧发条鸟，下次见！”

十余天后，空房彻底拆掉了，只剩一块普通空地。房子像原来不存在似的无形无影了，井也埋得没了一点痕迹，院里的花草树木被连根拔除，石雕鸟也不知搬去了哪里，肯定被扔到了什么地方。对鸟来说或许那样倒好些。把院子与胡同隔开的简易篱笆也被高得看不见里面的结结实实的板墙代替了。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在区营游泳池游泳的时候，看见了幻影。游泳池平时总是播放背景音乐，那天播放的是弗兰克(1)，大约是《梦》和《少女的忧郁》等古典乐曲。我一边半听不听地听着，一边在二十五米泳道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缓缓游动。幻影便是这时看见的，也许是神灵的启示。

蓦然意识到时，自己已置身于巨大的井中。我游的不是区营游泳池，而是井底。包笼身体的水滞重重温吞吞的。除我别无一人，四下里的水发出与平时不同的奇妙回响。我停止游泳，静静浮在水面上缓缓环视四周，而后仰躺着向头上看去。由于水的浮力，我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周围黑漆漆的，只能看见正上方切得圆圆的天空。奇怪的是并不使人害怕。这里有井，井里现在浮着我，我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反倒为此前没注意到这点感到费解。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井中的一口，我是世界上所有的我中的一个。

切得圆圆的天空亮晶晶地闪烁着无数星斗，宛如宇宙本身变成细小的碎屑四溅开来。在被层层黑暗拥裹着的天花板上，星星们寂无声息地竖起锐利的光锥。我可以听到风掠过井口的声音，可以听到一个人在风中呼唤另一个人。呼唤声仿佛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我也想朝那呼声发出回音，但发不出，大概我的声音无法震颤那一世界的空气。

井深不可测。如此一动不动向上看去，不觉之间竟好像自己大头朝下从高耸的烟囱顶端俯视烟囱底。但心情却安然而平静——许久许久没有这种心境了。我在水中慢悠悠地舒展四肢，大口大口地呼吸。体内开始升温，身体就像有什么从下面悄然支撑着一样变得轻飘飘的。我是在被簇拥、被支撑、被保护着。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不久，黎明静悄悄降临。围着圆形井口出现的若明若暗的紫色光环不断变换色调，徐徐扩展领域，星星们随之失去光彩，虽然尚有几颗在天空一隅挣扎片刻，终究也还是黯然失色，继而被一把抹去。我仰面躺在重重的水面上，凝神注视那轮太阳。并不眩目，我两眼好像戴有深色太阳镜，被某种力保护着免受太阳强烈光线的刺激。

片刻，当太阳升到井口正上方的时候，巨大的球体开始出现一些微然而明确的变化。而在此之前有一奇妙瞬间，仿佛时间中轴猛然打了一个寒战。我屏息凝目，注视将有什么情况发生。须臾，太阳右侧边缘出现一块痣样的黑斑。小小的黑斑浑如刚才初升的太阳蚕食黑夜一般一点一点地削减太阳的光辉。日食！我想，眼前正发生日食。

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食。因为黑痣在大致压住太阳半边时突然中止蚕食，并且黑痣不似通常日食那样有明晰漂亮的轮廓。虽明显地以日食形式出现，实际又难以称之为日食，然而我又想不出该以怎样的字眼称呼这一现象。我像做罗沙哈实验(2)时一样眯起眼睛试图从那痣形中读出某种意味，但那既是形又不是形，既是什么又什么也不是。一眨不眨地直视痣形的时间里，我竟对自身存在渐渐失去了自信。我几次做深呼吸调整心脏跳动，而后在沉重的水中缓缓移动手指，再度确认黑暗中的自己。不要紧，没问题，我无疑是在这里。这里既是区营游泳池又是井底，我在目睹既是日食又不是日食的日食。

我闭上眼睛。一闭眼，可以听到远方含混不清的声音。起初很弱，听见听不见都分不甚清，又很像是隔壁传来的人们叽叽喳喳的低语。而不多时，便像调对收音机波段一样一点点有了清晰的音节。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说过。我全神贯注侧起耳朵，力图听清那话语。但并非人语，是几匹马交相发出的嘶鸣。马们在黑沉沉的什么场所朝着什么亢奋似的厉声嘶鸣，打着响鼻猛力刨击地面。它们像是在以种种声音和动作迫不及待地向我传递某种信息。然而我不得其解。问题首先是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有马？它们要向我诉说什么呢？

莫名其妙。我依然闭着眼，想象那里应该有的马们。我想象出的马们全部关在仓房里，躺在稻草上口吐白沫痛苦挣扎。有什么在残酷折磨它们。

随后，我想起马死于日食的说法。日食置马于死地，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还讲给久美子听过。那是久美子晚归我扔掉炒菜的那个夜晚。马们在愈发残缺的太阳下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它们中的一部分即将实际死去。

睁眼一看，太阳已经消失，那里已空无所有，唯独切得圆圆的虚空悬浮头上。此刻沉默笼罩井底，深重而强劲的沉默，仿佛可以将周围一切吸入其中。俄顷我变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大口往肺里吸气。空气里有一种气味。花味儿，是大量的花在黑暗中释放的富有诱惑力的气味儿。花味儿始而虚无缥缈，犹如被强行扭落的残梦的余韵；但下一瞬间便像在我的肺腑中得到高效触媒一般变得浓烈起来，势不可当地增殖下去。花粉如细针猛刺我的喉咙、鼻孔和五脏六腑。

和208号房间黑暗中荡漾的气味儿相同，我想。茶几上大大的花瓶。花瓶中的花。还微微混合着杯中的威士忌味儿。奇妙的电话女郎——“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死角。”我条件反射地环顾四周。冥色深沉，一无所见。可是我分明感觉得出，感觉得出刚才还在这里的气息。她在极短时间里和我共同拥有黑暗，而留下花香作为她存在过的证明离去。

我屏息敛气，继续在水面静静漂浮。水仍在支撑我的体重，就好像心照不宣地鼓励我存在于此。我在胸口悄然叉起十指，再次闭起眼睛，集中注意力。耳畔响起心脏跳动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别人的心跳。但那是我的心音，只不过来自别的什么地方。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死角，她说。

不错，我是有一个致命的死角。

我在对什么视而不见。

她应该是我十分熟悉的人。

俄而一切昭然若揭，一切都在刹那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光天化日下事物是那样鲜明，那样简洁。我很快吸了口气，徐徐吐出。吐出的气犹如过火的石头，又硬又热。毫无疑问，那女郎是久美子。岂非稍一动脑就一目了然的吗？完全是明摆着的事！是久美子从那奇妙房间里像发疯一样向我连续传送一条——仅仅一条——信息：“请找出我的名字来。”

久美子被禁闭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希求被人救出。而能救她出来的除我别无他人。大千世界只我一人具有这个资格，因为我爱久美子，久美子也爱我。那个时候只要我找出她的名字，是应该可以用里边隐蔽的通道把久美子救出那个黑暗世界的。然而我未能找出，不仅如此，还对她呼叫我的电话全然置若罔闻，尽管这样的机会今后可能不再有。

不久，几乎令人战栗的亢奋悄然退去，代之以无声袭来的恐怖。周围的水迅速变冷，水母样滑溜溜的畸形物朝我汇拢过来。耳中充满很大的心跳声。我可以历历记起自己在那房间里看到的一切。那个人干硬的敲门声仍然附在耳鼓，匕首在走廊灯光下那白亮亮的一闪至今仍使我不寒而栗。那大约是久美子身上某处潜伏的光景，而那黑房间说不定就是久美子本身拥有的黑暗区域。我吞了一下口水，竟发出仿佛从外侧叩击空洞般的瓮声瓮气的巨响。我害怕那空洞，同时又害怕填满这个空洞。

但不久恐怖也一如来时很快退了下去。我把僵冷的气体慢慢吐往肺外，吸入新的空气。周围的水开始一点点升温，身体底部随之涌起一股近乎喜悦的崭新感情。久美子说恐怕再不会见我了。久美子是唐突而果断地离我而去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并非抛弃我。相反，实际上她在切切实实地需要我，急不可耐地寻求我，却又因某种缘由无法说出口来。唯其这样，她才采取各种方法变换各种形式拼命向我传送某种类似机密的信息。

想到这里，我胸口一阵发热，原先冻僵的几块东西似乎正在崩毁正在融化。般般样样的记忆、情结、感触合为一体涌来，卷走我身上的感情块垒。融化后冲下的东西同水静静混在一起，以淡淡的薄膜慈爱地拥裹我的全身。那个就在那里，我想，那就在那里，在那里等待我伸出手去。需花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需花多大气力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停住脚步，必须设法向那个世界伸出手去。那是我应该做的。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山田先生说。

钝钝的水声传来，有人像鱼一样“刷刷”地朝我游近，用结实的臂膀抱住我的身体。是游泳池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这以前我同他打过几次招呼。

“你不要紧吗？”他询问。

“不要紧。”我说。

原来不是巨大的井底，而是平日二十五米泳道的游泳池。消毒水味儿和被天花板荡回的水声刹那间重新进入我的意识之中。池边站着几个人看我，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我对安全员解释说脚抽筋了，所以浮在那里不动。安全员把我托出水面，劝我上岸休息一会儿。我对他说了声谢谢。

我背靠游泳池壁坐着，轻轻闭起眼睛。幻影带来的幸福感仍如一方阳光留在我心中。我在那方阳光中想：那就在那里。并非一切都从我身上脱落一空，并非一切都被逼入黑暗。那里仍有什么、仍有温煦美好的宝贵东西好端端地剩留下来。那就在那里，这我知道。

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徒然掬一把废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我以轻微然而果断的声音对那里的某个人说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

之后，我屏住呼吸，侧耳谛听那里应该有的低微声响。在水花声音乐声人们笑声的另一侧，我的耳朵听到了无声的微颤。那里有谁在呼唤谁，有谁在寻求谁，以不成声音的声音，以不成话语的话语。

(1)　Césan Auguste F.（1822—1890）：比利时出生的法国作曲家。

(2)　心理学上用来分析性格的一种测验，又称墨迹测验。

第三部　捕鸟人篇

1　笠原May的视点

好久以前就想给你这拧发条鸟写这封信，无奈怎么也想不起你的真名实姓，结果一拖再拖。不是么，若只写世田谷××2丁目“拧发条鸟收”，即使再热心的邮递员也不可能送到。不错，第一次见时你是好好告诉我名字来着。至于是怎样的名字，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冈田亨呀，这种名字下过两三场雨肯定忘去脑后）。但近来碰巧一下子想了起来，如风“啪”一声把门吹开。是的，你这拧发条鸟真正的名字叫冈田亨。

首先怕要大致交代一下我现在哪里干什么才是。可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倒不是因为自己眼下处于极其困窘的立场，立场那东西或许莫如说是简单易懂的。即使就到得这里的路线来说，也绝没那么复杂，只消用格尺和铅笔由点到点划一条直线即可，一目了然！问题是——问题是一想到要一五一十向你叙说一遍，就不知为什么全然想不出词来。脑袋里一片白，白得如雪天里的白兔。怎么说呢？在某种情况下，向别人述说简单的事情却是一点也不简单的。比如说“象的鼻子极长”——因时间地点的不同，有时说起来好像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不？给你写这封信，也是写坏了好几张纸后，才算刚刚找到一个角度，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不是要跟你捉迷藏，我所在的地方是“有个地方”，“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地方”的……“有个地方”。现在我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写这封信。房间里有桌子和床和书架和立柜，哪个都很小，没有多余的装饰，简易得很，正用得上“所需最低限度”一词。桌上放着荧光台灯和红茶杯和用来写这封信的信笺和辞典。说实话，辞典一般是不买的，除非迫不得已，因为我不大喜欢辞典那劳什子，不喜欢其装帧，也不喜欢里面的语句。每次查辞典都愁眉苦脸，心想什么呀这东西不知道也无所谓嘛！这种人跟辞典是合不来的。例如什么“迁移：线由此状态转变为另一状态”，这东西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毫不相干！所以，一瞧见辞典趴在自己桌上，就觉得好像哪里一条狗闯入自家院内且大模大样在草坪上拉下弯弯曲曲的臭屎。不过，怕给你写信时有不会写的字，只好买来一本。

此外便是削得齐整整的一打铅笔了，刚从文具店买来的，新得直发光。不是向你卖乖，可的确是为了给你写信才买的哟！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刚削出来的铅笔叫人心里舒坦。还有烟灰缸和香烟和火柴。烟不像以前吸得那么凶了，只是偶尔吸一支调节一下情绪（现在就正吸一支）。桌面上就这些了。桌前有窗，挂着窗帘，窗帘花纹蛮有情调。不过这倒不必在意。不是我觉得“这窗帘花纹不错”才选回来的，是原来就有的。除去花窗帘，房间里实实在在简单得可以，不像十几岁女孩住的，更像是一个好心人为轻量级囚犯设计的标准牢房。

关于窗外所见，暂时还不想说，留到以后再说好了。事物有其顺序，不是故弄玄虚。我能对你这个拧发条鸟说的，眼下只限于这个房间，眼下。

不再和你见面之后，我也常常考虑你脸上的痣——突然在你右脸颊上冒出的痣。那天你像獾一样偷偷下到宫胁家井里，不久出来后起了一块痣，是吧？如今想起来真好像是个笑话，可那分明是我眼前发生的事。从第一次看见时起，我就觉得那痣是个什么特殊标记，觉得对我怕是有深不可测的含义，否则脸上不可能突然长出什么痣来！

正因如此，最后我才给那块痣一个吻。因为我想知道那东西给我怎样的感觉，是怎样一种滋味。我可不是每星期都在这一带的男人脸上逐个吻一口的哟！至于当时我感觉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以后迟早会向你慢慢从头讲起（虽然我没把握讲得完全）。

上周末去街上一家美容院剪发——已好久没剪发了——时，在一本周刊上见到有关宫胁家空房子的报道。不用说，我非常非常吃惊。我一般不大看什么周刊，但那时那本周刊就在眼前放着，心血来潮地一翻，里面竟闪出宫胁家的空房子，心里大吃一惊。是要吃惊的吧？报道本身莫名其妙，当然你这拧发条鸟的事是一行也没提及。但说实话，当时我蓦然心生一念：说不定拧发条鸟与此有关！由于心头整个浮起这么一个疑问，便觉得无论如何该给你写封信。这么着，忽地风吹门开，想起了你的真名实姓。嗯，不错不错，是叫冈田亨。

有这样的时间，或许我应该像以往那样一下子翻过后墙找你去，和你在半死不活的厨房里隔着桌子脸对脸慢慢闲聊。这样做我想最为直截了当，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势之所趋，现在没办法做到，所以也才这样伏俯在桌子上，手抓铅笔“吭哧吭哧”给你写信。

这段时间我总是思考你这拧发条鸟，不瞒你说，在梦里还见到了你好几次呢！也梦见了那口井。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梦，你也算不上主角，不过是“跑龙套”那样的小角色，所以梦本身并无多深的意味，可我对此又非常非常耿耿于怀。事情也巧，那本周刊上竟登了一篇关于宫胁家空房子（尽管现在已不是空房子了）的报道。

我猜想——随便想罢了——久美子阿姨肯定还没回到你身边。为了找回久美子阿姨，你怕是在那一带开始搞什么名堂了吧？当然这是我的直觉式想象。

再见，拧发条鸟，等我想写时再写信给你。

2　上吊宅院之谜

《世田谷独此一家　上吊宅院之谜》

曾有全家自杀，其地何人购得？高级住宅地段，今日何事开张？

——摘自××周刊12月7日号

位于世田谷区××2号街的这块地皮，因上吊宅院之说而左近闻名。面积约为一百坪(1)，位于山手幽静住宅地段的一角，朝南向阳，堪称理想的住宅用地。但知其实情之人无不异口同声说“那块地白给都不要”，原因在于，迄今大凡在那里居住的人全部遭遇不测，无一幸免。调查结果表明：昭和以来入居此处的人里边，迄今计有七人自杀身亡，且多半为自缢或自行窒息而死（自杀者详情略）。

购此不吉土地的乌有公司

作为此类很难视为巧合的悲惨事件的最新事例，当举总店设在银座的“卢福特”老字号联营西餐馆经营者宫胁孝二郎（照片1）全家自杀事件。宫胁因事业受挫而举债多多，两年前卖掉所有餐馆，宣告破产，但其后仍为一些不清不浑的借贷者穷追不舍，结果今年一月在高松市一家旅馆内用皮带勒死熟睡中的次女幸江（当时十四岁），之后与妻子夏子一同用所带绳索自缢身亡。当时为大学生的长女至今下落不明。宫胁一九七二年四月购买此块地皮时，尽管听得有关不吉利的传闻，但他一笑置之，以为偶然巧合而已。买入后，拆除长期闲置的旧屋，并为慎重起见请来神社主管祈禳，新建了双层楼房。孩子开朗活泼，近邻无不交口称赞，都说一看便知是和睦家庭。然而十一年后，宫胁一家命运急转直下。

宫胁是一九八三年秋放弃这块用作贷款担保的地皮和住房的。但债权者之间因还债顺序发生内讧，故其处理便拖延下来了。去年夏天送交法院居中调停，使地皮处理成为可能。地皮首先以较实际价值低不少的价格卖给都内颇具实力的不动产公司——“××地产”。“××地产”姑且将宫胁住过的房子拆除，以期整地转卖。毕竟属于世田谷黄金地段，有购买意向者自是不在少数，但由于此类传闻的关系，未待洽谈开始便纷纷告吹。“××地产”销售科长M先生这样说道：“是的，那种不吉利的传闻我们也听到了，但我们仍很乐观，不管怎么说，毕竟位置绝佳，以为只要多少压低一些售价即可脱手。不料实际推向市场一看，根本无人问津。偏巧又赶上一月宫胁举家自杀那件惨案，坦率地说，我们也正为此伤脑筋。”

地皮好歹卖出，已是今年四月的事了。M先生拒绝透露买主和售价，详情自然不得而知。但据同行内部消息，实情似乎是“××地产”以较购入价低不少的价格忍痛抛售的。“买主对情况当然一清二楚，我方也无意弄虚作假，一开始就一一交代过了”（M先生语）。

这样一来，以下问题便是到底何人特意购入这块奇地。但调查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查区政府登记簿，购得此地者乃一家“经济调研咨询”方面的公司——自称在港区拥有事务所的“赤坂调研”，购地目的在于建造公司职工住宅，并且职工住宅也很快实际建造起来。但这家公司是典型的皮包公司，按文件上的赤坂2丁目地址找到该公司，原来只在一栋小公寓一室的门上贴一条“赤坂调研”小标签，按铃也无人出来。

高度警备与彻底保密

如今的“宫胁旧址”围上了混凝土院墙，墙比附近住宅明显高出一截。涂黑漆的大铁门，一看便知坚不可摧，无从窥视内部（照片2），门柱装有防盗摄像机。据附近人讲，这电动门不时闪开，一天之内有装着晕色玻璃的黑漆漆的“奔驰”500SEL出入数次，此外则未睹任何人出入，亦不闻任何声响。

施工自五月开始。由于自始至终在高墙内进行，附近任何人都不知晓里面建造怎样的房舍。工期速度惊人之快，仅两个半月便告竣工。近处外卖餐馆一位因送盒饭偶然进过施工现场的人这样说道：“房子本身并不很大，式样也无足为奇，像个正方形箱子，不像是一般人住的一般房子。只有园林业者进去，满满载了好多很可观的树木——院子想必花钱不少。”

试着给东京近郊够规模的园林公司逐一打去电话，其中一家告知曾参与过“宫胁旧址”工程。但对方对委托人情况一无所知，只是从一位相识的建筑业者手里接得订单和庭院图纸，受人之托栽下这许多树。

此园林业者还说，植树过程中一位挖井工被请来，在院里挖了一口深井。

“运院角那堆从井架下挖出的泥土来着，因为在那旁边栽了一棵柿子树，所以看得清楚。说是把以前埋上的井重新挖出来，挖本身倒像并不费事，但奇怪的是挖不出水。本来就是枯井，只是按原样修复，也不可能出水。挺让人奇怪的，想必事出有因。”

遗憾的是未能找到挖井工。出入该处的“奔驰”500SEL则为总部设在千代田区的大型租借公司所有，自七月开始，以三年合同期租给港区一家公司作为公司用车使用。租车者的名称虽说不能告于外人，但从故事流程来看，当是“赤坂调研”无疑。至于租金，500SEL估计是一千万元，由租借公司提供司机，但此辆500SEL是否配有司机则不清楚。

对于前往采访的敝刊记者，附近居民皆不愿多谈此“上吊宅院”。一来原本与之交往不多，二来似不愿介入其中。附近的A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

“警备固然森严，但没有任何可让人说三道四的地方，附近的人也并不怎么介意。况且，较之就那么空着一座风言风语的怪房子，还是现在这样好得多。”

而归根结蒂，究竟何人买下这片房基地，“X氏”又将其派何用场呢？至今有谜无解。

(1)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3.3平方米。

3　冬天里的拧发条鸟

从奇妙的夏日过去到冬天来临之前，这期间没有任何堪称变化的变化。晨光悄悄闪露，暮色日日降临。九月绵绵阴雨，十一月有几天险些热出汗来。不过除去气候，这一天同另一天几乎没有差异。我每天都去长距离游泳、散步，准备一日三餐，使神经集中于现实而迫切的事情上。

但孤独仍不时猛刺我的心，甚至喝进的水和吸入的空气都带有尖刺刺的长针，手中的书页如薄薄的剃刀片一样白亮亮地闪着寒光。在凌晨四时寂静的时刻里，我可以听到孤独之根正一点点伸长的声音。

不肯放过我的人虽少也还是有的，那便是久美子的娘家。他们来了几次信，信中称既然久美子说婚姻生活再不可能持续，那么就请尽快同意离婚好了，也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圆满解决。最初数封是事务性的，颇有高压意味，置之不理之后，遂变本加厉气势汹汹，最后又变得言词恳切，但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个。

不久，久美子父亲打来电话。

“并不是说绝对不离，”我回答，“但离之前要和久美子单独谈谈。如果谈得通，离也无所谓，否则离婚是不可能的。”

我眼睛透过厨房窗口打量着外面雨中沉沉的天空。这星期连续下了四天雨，整个世界都黑乎乎湿漉漉的。

“结婚是我和久美子两人反复商量决定的，半途而废也得履行同样程序。”我说。

于是同她父亲的交涉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终究哪里也没抵达。其实，准确说来并非哪里也没抵达，只是我们抵达的是一片没有收获的不毛之地。

几点疑问遗留下来。久美子莫非真心同我离婚并为此求其父母做我的工作？她父亲告诉我“久美子说不想和你见面”，其兄绵谷升以前见我时也说过同样的话，这大约不会完全是无中生有。久美子父母有时固然将事情往于己有利那方面解释，但据我所知，至少不至于凭空捏造。好坏另当别论，毕竟他们是颇为现实的人。如若这样，如若她父亲说的属实，那么久美子现在想必是被他们“藏”在某处。

然而我还是难以置信，因为久美子从小就几乎不对双亲和兄长怀有什么感情，而想方设法不去依赖他们。或许久美子由于某种缘由有了情人弃我而去。久美子信上说的虽然我未能一一信以为真，但不妨认为作为可能性并非没有。只是令人费解的是：久美子居然直接返回娘家或栖身于娘家人准备的某个场所且通过他们同我联系。

越考虑越觉得事情蹊跷。可以设想的一种可能性，便是久美子精神上出了问题，以致对自己自身失去了控制力，另一种可能性是因故被强行关进了什么地方。于是，我将各种各样的事实、言语和记忆或一并集中起来或变换排列方式。不一会，我放弃了思考。推想无法使我觅得归宿。

秋天日近尾声，四下里有了冬的气息。我像往年同一时节做的那样，把院里的落叶扫在一起，装进塑料袋扔掉，往房檐上竖条梯子，清扫承雨槽里沉积的树叶。我住房的小院虽无树木，但两旁邻院长有枝条发达的落叶树，风把枯叶吹得满院子都是。好在这样的劳作对我并非苦差。在午后阳光下怅怅观望落叶飘零之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过。右邻院子有棵挂着红果的大树，鸟们不时飞临树上竞相啼叫。鸟们颜色鲜艳，叫声短促而尖锐，刺扎空气一般。

我不知久美子的夏令衣服该如何整理保管，也曾想过索性按久美子信上交代过的一古脑儿处理掉算了，但我记得久美子对这些衣服是件件都视如珍宝的，加之又不是没地方放，所以觉得还是保留一段时间为好。

问题是每当打开立柜门，我总是不容分说地意识到久美子的不在。里边排列的衣服，全都成了一度存在却无可还原的空壳。久美子身穿这些衣服的姿影历历如昨，若干件衣服还印着我活生生的回忆。有时蓦然回神，发觉自己正坐在床沿上面对久美子的连衣裙、衬衫和半身裙发呆。已记不起在那里坐了多久，也许十分钟，或者一个钟头也未可知。

我往往一边看着这些衣服，一边想象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人给久美子脱衣服的场景。脑海中那双手脱去她的连衣裙，正在拉她的三角裤。转而开始爱抚她的乳房，分开她的双腿。我可以看见久美子丰柔的乳房，雪白的大腿，可以看见那上面一双别的男人的手。我本不愿想这种事，却又不能不想，因为那是可能实际发生的事。我必须使自己习惯这样的想象，现实是不可能随便发配到别处的。

绵谷升那个在新县的众议院议员伯父十月初死了。在新市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一天后半夜突然心脏病发作，虽经医生全力抢救，还是在黎明时分成了一具普通的死尸。但绵谷议员的死早在意料之中，加之有消息说大选不日将开始，所以“后援会”的对策十分迅速及时，绵谷升得以按早已商定的计划去承袭伯父的地盘。绵谷前议员的拉票组织固若金汤，况且原本就算是保守党的票田。若无相当意外，其当选万无一失。有关报道我从图书馆报纸上看到了。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心想如此一来，绵谷家怕要忙得不亦乐乎，而顾不上久美子的离婚了。

时过不久，翌年初春解散众议院大选，绵谷升不出众人所料地以绝对优势击败在野党候选人当选。从绵谷升宣布竞选到开票，我始终通过图书馆的报纸追踪其主要活动，但对他的当选我几乎不怀有任何感情，觉得似乎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现实不过是随后毫厘不爽地再现一遍罢了。

脸上青黑色的痣没再大也没再小，不觉热亦不觉痛，而且我已逐步淡忘了自己脸上有痣这一事实，也不再为掩饰痣而戴深色太阳镜或把帽檐拉得很低。白天外出采购，擦身而过的人或对我的脸愕然而视或把视线移开时，固然使得我有时记起痣的存在，而一旦习惯，这也不怎么介意了。毕竟我的有痣没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早上洗脸刮须时我每每细看痣的情状，但不见任何变异，大小色调形状均无二致。

其实，注意到我脸上的天外来痣的也没几个人，总共才四个。站前洗衣店问过，常去的理发店问过，大村酒店的店员问过，图书馆服务台相识的女性问过，如此而已。每次问起，我都做出甚为困窘的表情，尽可能三言两语敷衍过去如“出了点事故”云云。他们也不深究，不无歉然地随口道一句“这可真是”或“够你受的”之类。

似乎自己正一天天远离自身。久久注视自己的手的时间里，有时仿佛手透明起来而能看见手的彼侧。我基本上不同谁说话，也没谁给我写信，没谁打来电话。进到信箱里的，无非催交公益金的账单和指名道姓寄来的广告。广告多是寄给久美子的名牌服装彩色图册，春令连衣裙、衬衫和半身裙照片比比皆是。冬天虽冷，仍有时竟想不起开炉。分不出是天冷，还是我心冷。要等看一下气温表弄清确系天冷之后才打开火炉。有时火炉把房间烘得再怎么暖，感觉中的寒冷也还是有增无减。

我仍像夏天那样不时翻过院墙穿过胡同走到曾有宫胁家空房子的地方。我身穿短大衣，围脖缠到下颌，脚踏冬日枯草在胡同里穿行。凛冽的风从电线间低声呼啸着掠过。空房子已片瓦不留，四周围上了高高的板墙。从墙缝间可以往里窥看，窥看也一无所剩。房子没了，石板没了，井没了，树没了，电视天线没了，石雕鸟没了，唯有给拖拉机履带碾得硬邦邦平整整黑乎乎的地面冷冷地延展开去，以及其间心血来潮似的零星长着的几丛杂草。一度存在的那口深井和自己的下井之举，恍若一场梦幻。

我靠着围墙打量笠原May家，扬脸注视她的房间。但笠原May已不在那里，她再不会出来冲我问一声“你好啊，拧发条鸟”。

二月中旬一个极冷的下午，我来到站前那家舅舅以前告诉过我的“世田谷第一不动产”。推开门，里面有一女办事员，靠门处摆着几张桌子，椅子上却空无一人。看情形大概所有人都因事外出了。房间正中一个大大的煤气炉红通通地烧得正旺。最里边有一小接待室样的房间，一个矮小的老人坐在那里的沙发上很专注地看报。我问女办事员一位姓市川的先生在不在。“我就是市川，有什么事吗？”里边的老人朝我这边招呼道。

我道出舅舅的名字，说自己是他外甥，现住在他的老房里。

“噢，是吗是吗，原来是鹤田先生的外甥！”老人说着，把报纸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揣进衣袋，而后上下打量一遍我的脸和衣装。不知对我印象如何。“啊，请这边来。如何，不来点茶？”

我说茶就不要了，请别客气，但不知老人没听见，抑或听见了没采纳，总之是命女办事员上茶。稍顷女办事员端了茶来，两人遂在接待室相对喝茶。炉火熄了，房间里阴冷阴冷的。墙上挂着一幅附近一带住宅详图，点点处处用铅笔签字笔画着标记。旁边有一挂历，画面是凡·高笔下有名的大桥，是一家银行的宣传挂历。

“许久没见了，鹤田先生身体可好？”老人啜口茶问道。

“看样子还好。还那么忙，很少见面。”我回答。

“那就好。上次见面过去多少年了？像很久很久喽。”说着，老人从上衣袋里掏出香烟，比量好角度猛地擦燃火柴。“你舅舅那房子托给了我，就一直作为出租房管理着。也罢，忙比什么都好。”

不过市川老人并不显得很忙，我猜测他大概是为了照顾老主顾而以半赋闲身份来公司照看一下。

“如何，那房子住起来可舒服？没什么不妙的？”

“房子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

老人点点头。“那就好。那可是个好房子，小是多少小点，但住起来舒服。那里住过的人个个一路顺风。你如何，是一路顺风吧？”

“算是吧。”我回答。至少我还活着，我对自己说。“今天来是想问件事。问舅舅，舅舅说这一带地产情况您最熟悉。”

老人嗤嗤笑道：“若问熟悉与否，那还是熟悉的，毕竟在这里搞不动产搞了四十年。”

“我想请教一下我房后宫胁家房子的情况——那里现在整地待售是吧？”

“嗯。”老人咬紧嘴唇，似乎在搜寻脑袋里的抽屉。“卖是去年八月卖掉的。债款、产权问题、法律问题都已四脚落地，可以出售了。闹腾了好长时间。这回由地产商买下，拆了房整了地以便转卖出去。反正地面建筑没人买，又不便让房子空在那里不管。买的不是本地同行，本地人不会买。那房子很多来由你都晓得吧？”

“大致听舅舅说了。”

“那么你也该知道，晓得内情的人是不会买的，我们就不买。就算抓到不知内情的人耍手段转手卖掉，不管赚多少事后心里都不是滋味，我们可不做那种骗人买卖。”

我点头表示赞同，“那么说，是哪家公司买的呢？”

老人皱眉摇了摇头，说出一家颇具规模的不动产公司名字，“怕是没仔细调查，光冲位置和价格轻率买下的，以为这下可以赚上一笔，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没卖掉喽？”

“像是可以卖掉，可偏偏脱不了手。”老人抱起胳膊，“地皮这东西可不便宜，又是一生的财产，要买的人总得从根到梢调查一番。这一来，那些怪事就一桩桩抖落出来了。而一旦得知，一般人就不会再买。那块地皮的情况，这一带的人十之八九都知道的。”

“价格大约多少呢？”

“价格？”

“就是有过宫胁家房子的那块地皮的价格。”

市川老人以多少上来点兴致的眼神看着我：“市价是一坪一百五十万，毕竟那一带是一等地，作为住宅用地环境无与伦比，采光也好，这个价还是值的。眼下这个时候地价不大看涨，不动产业也不怎么景气，但那一带不成问题。只要肯等时间，迟早会卖上好价，一般来说。但那里不一般，所以怎么等也启动不了，只有下降。现在就一降再降，已降到每坪一百十万，总共将近一百坪，再降下去，正合一亿。”

“以后还会降？”

老人果断地点头：“当然降。一坪降到九十万不在话下。九十万是他们的买入价，要降到那个数。现在他们也觉得事情不妙，能捞回本就大喜过望了。至于能不能再降我也估计不准。如果他们等钱用，多少贴点钱进去说不定也会卖；而若不缺钱花，就可能咬牙挺着。公司内部情况我不清楚。另外可以断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正为买那块地皮后悔。沾在那块地上，必定没好事。”老人“笃笃”地把烟灰磕落在烟灰缸里。

“那家院里有井吧？”我问，“关于井您可知道什么？”

“唔，有井，”市川说，“一口深井。但就在前几天给填上了。反正是枯井，有也等于没有。”

“井是什么时候干涸的您晓得？”

老人抱臂望了一会天花板。“很早以前了，我也记不确切了。战前还出水来着，不出水是战后。什么时候不出的我也不清楚。不过女演员住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水了，当时好像说过是不是把井填上，结果不了了之，因为特意填一口井终究嫌麻烦。”

“就在旁边的笠原家的井现在还有水出来，听说水还很好。”

“是吧，或许。由于地质关系，那一带以前出的水就好。水脉很微妙，那边出水而隔几步远的这边却不出水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你对那井有兴趣不成？”

“实不相瞒，我想买下那块地。”

老人抬起头，目光重新在我脸上对焦，然后端起茶碗，无声地喝了口茶。“想买那块地？”

我点头以代替回答。

老人拿起那盒烟，又抽出一支，“嗵嗵”地在茶几磕了磕烟头，但只夹在指间，没有点火。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说：“刚才一直在说，那块地可是有问题的，以前在那里住过的人没一个顺利。明白？说干脆点，即使价格便宜些也是绝对买不得的。这你也无所谓？”

“这个我当然晓得。话说回来，哪怕再比市价便宜，我手头也没有足以买下的钱款。我准备花时间想想办法。所以，想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您能提供么，比如价格变动和交易动态什么的？”

老人眼望未点燃的香烟，沉思良久，然后轻咳一声说：“不怕，不用急，短期内卖不出去。真正动要等价格低得等于白给之后。依我的直觉，到那个地步还要花些时间。”

我把自家电话号码告诉老人，老人记在有汗渍的黑色小手册上。手册揣进衣袋后，他盯视我的眼睛，又看我脸颊的痣。

二月过去，三月也快过去一半的时候，险些把人冻僵的严寒多少缓和了，开始有南来的暖风吹过。树木的绿芽已触目可见，院子里有了以前没见过的鸟。天气暖和的日子，我坐在檐廊上眼望院子打发时间。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市川打来电话，说宫胁那片地仍未出手，价格还会压低。

“我不是说没那么容易卖掉的么，”他得意地说，“放心，往下还要降一两次的。怎么样，你那边？钱可攒些了？”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在洗脸间洗脸的时候，发觉脸上的痣开始发热。手指一摸，可以感觉到以前未曾有过的微热，颜色也较以前鲜艳起来，带有紫色。我屏息敛气，久久盯住镜子不放，一直盯到自己的脸差不多不像自己的脸。那块痣似乎在向我强烈地希求什么。我盯视镜子彼侧的自己，而镜子彼侧的我也反过来无声地盯视镜子此侧的我。

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口井搞到手！

这便是我得出的结论。

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无须说，那块地并非我想得到就能马上如愿以偿。实际上我能筹集的款额几近于零。母亲作为遗产留下的钱还有一点，但那不久也势必因为生计而归于消失。何况我既无职业，又无可提供的担保。找遍全世界，也没有哪家好心银行会贷款给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笔钱我必须像变戏法一样凭空得来，并且是在短时间内。

一天早上我步行到站前，按编号连续买了十张一等奖为五千万元的彩票，然后用图钉一张张按在厨房墙上，每天望上一遍，有时坐在椅上一望就是一小时，就像等待唯独我才能看见的一组暗号从中浮现出来。几天后，我得到了一个直觉——应该说是直觉：

我不可能中彩。

稍后，直觉变成确信。问题绝对不可能靠散步到站前小卖店买几张彩票坐等摇奖就能顺利解决。我必须运用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力量获得那笔钱。我把十张彩票撕碎扔掉，再次站在洗脸间镜前往里细看。肯定有计可施，我向镜中的自己征询意见。当然没有回答。

我闷在家中左思右想，想得累了，便出门在附近走来踱去，漫无目标地连走了三四天。附近走得累了，就坐电车到新宿——到车站附近时想上街看看，好久没上街了。在与平日不同的风景中思考问题倒也不坏。回想起来，已很长时间没乘电车了，我把零币投入自动售票机时竟觉得有些别扭，像在做一件生疏的事。回想起来，最后一次上街距今至少已相隔半年之久了，当时在新宿西口发现并跟踪了一个提吉他盒的汉子。

久未目睹的城市的拥挤混杂令我怵目惊心。光看人流便几乎透不过气，心跳也有些加快。上班高峰已经过去，理应不至于那般拥挤，但刚开始我竟无法顺利穿过。那与其说是人流，莫如说更使人想起摧毁山体冲走房屋的滔滔巨浪。在街上走了一阵，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走进一家镶有玻璃幕墙、面朝大街的酒吧，靠窗坐定。上午，酒吧尚不拥挤。我要了杯热咖啡，茫然望着窗外来往的男男女女。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大约十五分或二十分吧。陡然回神，发觉自己的目光正执意地追逐着缓缓驶过眼前拥杂路面的擦拭得闪闪发光的“奔驰”、“美洲豹”和“保时捷”。在雨后旭光的辉映下，这些车身俨然某种象征一般闪着过于炫目耀眼的光，无一瑕疵，无一污痕。我再次意识到这些小子有钱！意识到这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向着自己映在玻璃窗中的脸凄然摇头。生来头一次如此迫切地需要钱。

午休时间酒吧里人多起来，我便走上街头。并无地方可去，只想逛逛久违的闹市区。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头脑里想的只是别撞上对面来人，由着信号关系以及自己的兴之所至，或右拐或左转或径直前行。我双手插进裤袋，全神贯注地从事行走这一物理作业。从排列着百货大楼和大型超级商场橱窗的通衢大道，走进挤满花花绿绿色情商店的后街，走进喧闹的电影一条街，继而穿过静悄悄的神社，重新折回主要街道。暖洋洋的午后，差不多一半人没穿大衣，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时而吹来的风的惬意。注意到时，我已经站在似曾相识的场景中。我看着脚下的瓷砖地面，看着小巧的雕像，仰视眼前高耸的玻璃幕墙——我已置身于一座大厦前面的广场正中，这正是去年夏天我按舅舅意见日复一日观察来往行人面孔的老地方。持续观察了十一天，最后碰巧发现那个手提吉他盒的奇妙汉子，尾随其后，在一座没有印象的宿舍楼门口被棒球棍打伤左臂。漫无目标地在新宿街头转了半天，结果又返回了这里。

我像上次那样在附近“丹金”糕点店买来咖啡和炸面圈，坐在广场椅上吃了，一动不动地盯视着眼前行人的面孔。如此时间里，心情多少平和舒缓下来。不知何故，这里有一种舒坦，如在墙角觅得一处与自己体形正相吻合的凹陷。我有好久不曾这么认真地看人们的面孔了。随即，我意识到自己长期未看的并不限于人的面孔。这半年时间里，我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看。我在椅子上端正姿势，重新看人们的姿影，看高耸入云的大楼，看云开雾散阳光灿烂的春空，看五颜六色的广告板，看从身旁拿到手上的报纸。随着暮色的降临，颜色似乎又一点点返回到了周围事物。

翌日早晨，我同样乘电车来到新宿，坐在同一椅子上打量来往行人的面孔。中午时分买咖啡喝了，买炸面圈吃了。傍晚下班高峰到来前乘上电车回家。第三天也如出一辙。还是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现。谜团依旧是谜团，疑问仍然是疑问，但我朦胧地觉得自己正一小步一小步向什么接近。我可以站在洗脸间镜前用眼睛确认那种接近。痣的色调比以前更加鲜艳，也更加温煦。我一时心想：这痣是活的。我活着，痣也活着。

一如去年夏天，一周时间里我每天都如此反复：上午十点多乘电车上街，枯坐在大楼广场的椅子上，不思不想地一整天打量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时候，现实声响不知因为什么突然远离我的四周以至杳然消失，耳畔唯有水流沉静的潺潺。我不期然地想起加纳马耳他，她是说起过听水声的事，水是她的主题。但我已记不起加纳马耳他关于水声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能记住的，仅有其帽子的红色。她为什么总戴一顶红塑料帽呢？

不多会儿，声音渐渐恢复，我又将视线投往人们的脸。

上街第八天下午，听得一女子的招呼声。当时我正手拿空了的纸杯往别处张望。“喂，我说，”女子说。我回头仰视站在那里的女子的脸。是去夏同样在这里邂逅的中年女子，她是那十天中唯一向我搭话之人。我并没预想到会同她重逢，而实际给她打起招呼来，很有一种水到渠成之感。

女子仍如上次那样身穿显得甚为高档的衣服，搭配也恰到好处：深色玳瑁太阳镜，带垫肩的黛蓝色上衣，红色法兰绒裙子。衬衫是丝质的，小巧玲珑的饰针在上衣领上闪烁。红色高跟鞋式样十分简练，但抵得上我几个月的生活费。相形之下，我这方面还是那么狼狈：上大学那年买的夹克、里面一件脖领松松垮垮的鼠灰色运动衫，下面一条到处起毛边的蓝牛仔裤，原本白色的网球鞋遍是污痕，已不知是何颜色了。

她在如此德性的我的身旁坐下，默默架起腿，打开手袋卡口，掏出一盒“弗吉尼亚”，仍像上次那样劝我吸一支，我仍说不要。她衔一支在嘴上，用铅笔擦一般细细长长的金打火机点燃，之后摘下太阳镜装入上衣袋，仿佛在浅水池中搜寻硬币似的盯住我的眼睛。我也回视对方。那是一对不可思议的眼睛，有纵深感，但无表情。

她略略眯起眼睛：“终归又旧地重游了？”

我点点头。

我看着烟。烟从纤细的烟支头上升起，随风摇摇曳曳地消失。她环顾一圈我周围的景致，像是想以自己的眼睛实际确认我一直坐在这椅子上看什么。但那场景似乎没怎么引发她的兴致。她再次将视线收回到我脸上：看痣看了半天，而后看我的眼睛，看我的鼻和嘴，又一次看我的痣。瞧那样子她很想如鉴定狗那样撬开嘴巴检查牙齿窥视耳孔，倘若可能的话。

“恐怕需要钱。”我说。

她略一停顿，“多少？”

“大约八千万。”

她把视线从我眼睛移开，仰望了一阵子天空，仿佛在脑袋里计算金额——从某处暂且把什么拿来这里，又从这里把别的什么移往某处。这时间里我观察她的化妆，淡淡涂过的眼影如意识微弱的阴翳，睫毛弯曲得很微妙，犹如某种象征。

她稍咧了下嘴角，说：“可不是个小数啊！”

“我觉得多得不得了。”

她把吸了三分之一的烟扔在地上，用高跟鞋底很小心地碾灭，旋即从瘪瘪的手袋里取出名片皮制夹，拈出一枚塞到我手里。

“明天下午四点准时到这里来。”

名片上面只用黑黑的铅字印着住址：港区赤坂××号××大厦××室。没有姓名。没有电话号码。出于慎重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是空白。我把名片凑到鼻端闻了闻，什么味儿也没有，一枚普普通通的白纸片。

我看着她的脸：“没名字？”

女子初次漾出笑意，轻轻摇头：“你需要的不是钱吗？莫非钱有名字？”

我也同样摇头。钱当然没有名字。钱若有名字，便不再是钱。使钱真正获得意义的，即是其沉沉黑夜般的无名性，其压倒一切的互换性。

她从椅子上站起，说：“四点能来？”

“那样钱就能到手么？”

“能不能呢……”微笑犹如皱纹在她眼角荡开。她又环视一遍周围景致，象征性地用手拍了下裙围。

女子脚步匆匆地隐没在人流中之后，我看了一会她碾灭的烟头及其过滤嘴上沾的口红。鲜亮亮的红使我想起加纳马耳他的帽。

如果说我有优势的话，优势即是我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想必。

5　深夜怪事

少年真切地听到那声音是在深夜。他睁眼醒来，摸索着打开台灯环视房间。墙上挂钟即将指向两点。如此深更半夜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少年无法想象。

随后又传来同一声音。声音无疑来自窗外。谁在哪里拧动偌大的发条。如此深夜到底什么人在拧什么发条呢？不对，声音虽像是拧发条，却又不是拧发条声。肯定是鸟在什么地方叫。少年把椅子搬到窗边，上去拉开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一轮晚秋满月胀鼓鼓白亮亮地悬浮在天宇正中，庭院亮同白昼一览无余。树木同少年白天看时印象甚是不同，全然觉察不出平日的温馨与亲和。橡树赌气似的在不时吹来的阵风中摇颤其黑压压的枝叶，瑟瑟地发出令人不快的声响。院子里的石块较往常白而滑，浑如一张死人脸在煞有介事地凝望天空。

鸟似乎在松树上叫。少年从窗口探出上身朝上看去。但鸟躲在重重叠叠的大树枝中，从下面无法看见。什么样子的鸟呢？少年很想看上一眼，以便记下颜色和形状，明天慢慢用图鉴查一下鸟名。强烈的好奇心使少年的睡意不翼而飞。他最中意查阅鱼类鸟类图鉴，书架上排列着让父母买来的堂皇的大厚本图鉴。虽说小学还没上，但已能看懂有汉字的文章了。

鸟接连拧了几遍发条，再度沉默下来。少年心想，除了自己有没有其他人听见这声音呢？爸爸妈妈听见了么？奶奶听见了么？都没听见，明天早上自己就可以把这个告诉大家了：半夜两点院里有鸟在松树上叫，叫声真的像是在拧发条哟！要是看见——哪怕一眼——它什么样就好了！那样连鸟名都能讲给大家听了。

可是鸟不再叫了。鸟在沐浴月光的松树枝上如石鸟一般不声不响。不一会，冷飕飕的风警告似的吹进房间。少年陡然打个寒战，关上窗扇。那鸟和麻雀鸽子不同，不肯轻易亮相给人看。少年看图鉴得知，几乎所有的夜鸟都很聪明机警。想必那鸟晓得自己在这里守候，所以再等多久都不会出来。是否要上厕所？他拿不定主意。上厕所必须穿过又长又黑的走廊。算了，就这么上床躺下吧，又不是挺不到明天早上。

少年熄掉灯，闭起眼睛，但总惦记着松树上的鸟，怎么也睡不着。熄掉灯也还是有月光挑逗他似的从窗帘的边边角角泻进来。当拧发条鸟的叫声再次传来时，少年毫不迟疑地翻身下床，这回没开台灯，在睡衣外披一件对襟毛衣，蹑手蹑脚爬上窗边的椅子，掀开一点点窗帘从缝隙里往松树那边窥看。这样，鸟就不会察觉自己在此守候了。

不料少年见到的是两个男人。少年大气也不敢出。两个男人如黑魆魆的剪影一般在松树下蹲下身子。两人都穿深色衣服，一个没戴帽，一个戴一顶礼帽式的带檐帽子。这么晚怎么有陌生人钻到自家院里来呢？少年感到奇怪。首先是狗为什么没叫？恐怕还是马上告诉父母为好。然而少年没离开窗口。好奇心把他钉在了那里。看那两人要干什么！

拧发条鸟突然想起似的在树上叫了起来。“吱吱吱吱”，长发条拧了几次。但两人没注意鸟叫，脸没抬，身子一动不动。他们脸对脸悄悄蹲在那里，像在低声商量什么。由于月光被树枝挡住了，看不见两人的面部。片刻，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两人身高相差二十厘米左右，都瘦，高个子那个（戴帽子的）身穿风衣，矮个头那个衣服紧裹身体。

矮个头走近松树，朝树上看了一会，双手在树干上像查看什么似的摸来抓去弄了半天，之后一下子扑住，毫不费力地（在少年眼里）顺树干“吱溜溜”向上爬去。简直是马戏表演，少年心中暗暗称奇。爬那松树没那么容易，树干光溜溜的，一个抓手也没有。他像熟悉朋友那样熟悉那棵树。不过，何苦深更半夜里爬树呢？想抓上面的拧发条鸟不成？

高个子站在树下静静地向上望着。不一会矮个头从视野里消失了。不时传来松叶“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听动静他还在继续往上爬那棵大松树。拧发条鸟听到有人爬树必定马上飞离。即使爬得再灵巧，也不可能轻易捉到鸟，弄得好也许能在鸟飞离时一晃儿看见鸟影。少年屏住呼吸等待鸟翅声传来，然而怎么等也没有扑棱声，叫声也已止息。

四下里许久无一动静，无一声响。看上去一切无不沐浴着虚幻的皎皎月光，庭院如不久前顿失滔滔的海底一般湿光光的，少年纹丝不动，忘情地凝视着松树和留在树下的高个子，再不能移开眼睛。少年呼出的气使窗玻璃变得白蒙蒙的，窗外想必很冷。高个子双手叉腰，一直扬头看着树上，他也仿佛冻僵一般凝然不动。少年思忖，大概他在不安地等待矮个头完成什么任务后从松树上爬下来吧。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大树下比上还难，这点少年非常清楚。不料高个子忽然一切置之不理似的大踏步迅速离去。

少年觉得唯独自己一人剩留下来。矮个头在松树中消失了，高个子转身不见了，拧发条鸟闷声不叫了。该不该叫醒父亲呢！叫醒也肯定不相信自己的话，转而会问自己又做的什么梦。少年固然经常做梦，经常把现实和梦境混在一起，但这次无论谁怎么说都是真的，拧发条鸟也好，穿黑衣服的两个人也好，只不过它（他）们不觉间遁去哪里罢了。好好解释一下父亲应该可以相信。

接着，少年蓦地注意到矮个头有点像自己的父亲。只是个头似乎有点过矮。除去这点，体形、动作简直同父亲一模一样。不不，父亲爬树不那么灵巧。父亲没那么敏捷，没那么有力气。少年越想越莫名其妙。

不多工夫，高个子返回树下，这回双手拿着什么，是铁锹和大提包。他把提包放在地上，用铁锹在靠近树根那里挖起坑来。“嚓、嚓”，爽快利落的声音回荡在四周。少年暗想，家人保准给这声音吵醒，毕竟声音如此清晰如此之大。

然而谁也没醒。高个子对四周毫不在意，兀自默默挖坑不止。他身体虽然单薄，但力气像是大得厉害，这从挥铁锹的动作即可看出。动作有条不紊恰到好处。挖罢预定的大坑，高个子将铁锹靠在树干，站在旁边打量四周光景。或许他早已把什么上树的矮个头忘在脑后，一次也没往树上张望。现在他脑袋里装的唯独这坑。少年有些不满——若是自己，会担心上树的矮个头怎么样了。

坑不很深，这从挖出的土量看不难了然，也就是比少年膝部略深一点。看样子高个子对坑的大小形状颇为满意。稍后，高个子从提包里轻轻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布包样的东西。从手势来看，东西软绵绵松垮垮的。说不定高个子要往坑里埋什么人的尸体。想到这里，少年胸口怦怦直跳。不过，布包里的东西顶多猫那么大，若是人的尸体，无非是婴儿。问题是为什么非要埋在我家院里不可呢？少年下意识地把积在口里的唾液咽进喉咙深处，那“咕噜”一声把少年自己吓了一跳。声音很大，大约外面的高个子都可听到。

继而，拧发条鸟受到吞唾液声刺激似的啼叫起来。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的发条似乎比刚才的还要大。

听到这鸟鸣，少年凭直感察觉出来了：一件极为重大的事即将发生。他咬紧嘴唇，不由自主地“咔嗤咔嗤”搔两臂的皮肤。一开始没撞见就好了，但现在为时已晚，已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少年微张着口，把鼻子按在凉冰冰的窗玻璃上，密切注视着庭院里上演的这幕怪剧。他已不再指望家里会有谁起身。他们即使声音再大怕也不会醒来，少年想，除自己以外没有人听得这声音，这是一开始就已定下的。

高个子弯下腰，轻手轻脚地将包着什么的黑布包放进坑去，而后站在那里向下盯着坑里的东西。脸看不见，感觉上好像一脸庄重，闷闷不乐。果然是什么尸体，少年想。未几，高个子毅然决然地拿锹埋坑，埋罢，轻轻把表面踩平。之后把铁锹靠树干立定，拎起提包迈着慢悠悠的步子离去。他一次也没回头看，没往树上瞧。拧发条鸟再没叫一次。

少年歪头看墙上挂钟。细细看去，见时针指在两点半。少年接着又从窗帘缝隙里往松树那儿看动静看了十分钟。之后睡意汹涌袭来，仿佛一面沉重的铁盖劈头压下。他很想弄清树上的矮个头和拧发条鸟往下如何，但已没办法睁开眼睛。于是连对襟毛衣也顾不得脱，一头钻进被窝，人事不省般地睡了过去。

6　买新鞋、返回家中的

从地铁赤坂站穿过饮食店鳞次栉比的热闹路段，往缓坡没上几步，便有一座六层写字楼。既不很新又不太旧，既不太大又不很小，既不豪华又不寒伧。一楼是家旅行社代理店，偌大的橱窗贴有米科诺斯岛港口和旧金山有轨电车的广告画，两幅画都褪色了，如上个月的梦境。三名工作人员在橱窗里面不无紧张地或接电话或敲击电脑键盘。

从外观看这座建筑物倒普普通通，并无特征可言，俨然直接以小学生图画簿上的楼房为图纸建造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使其隐没于街头而特意建造得平庸无奇，就连依序跟踪门牌号的我也险些看漏走过。大楼正门静静立在旅行社代理店入口的旁边，上面一排入住者名牌。一眼看去，主要是法律事务所、设计事务所、外贸代理公司和牙科疗所等规模不很大的单位。名牌有几个依然新得发光，往前一站可谓光可鉴人。602室名牌则相当古旧，颜色有些模糊，大概她很早以前便在此安营扎寨了。名牌上刻的是“赤坂服饰设计所”，其古旧程度使得我多少感到释然。

门厅里边有一道玻璃门，上电梯须跟所去房间通话让对方将门打开。我按了下602室蜂鸣式门铃。料想摄像枪已把我的形貌传入监控电视荧屏。四下环顾，天花板一角果真有个摄像枪样的器物。稍顷，待开启门锁的蜂鸣声响起，我方得进入。

乘上了无情调可言的电梯上到六楼，沿着同样了无情调的走廊左右张望了一阵子找到602号门，看清楚上面确乎刻有“赤坂服饰设计所”字样，短短地按了一次门旁的铃。

开门的是一个青年人，身材瘦削，五官端庄，一头短发，恐怕是我以前见过的男人中最为漂亮的。但较之相貌，真正令我刮目的是其服装。他身穿白得刺眼的白衬衣，打一条深绿色细纹领带。领带本身固然潇洒，但不止如此，打法也无可挑剔。那凹凸和力度，简直同男士服装杂志上的凹版图片毫无二致。我死活也打不到那么完美。到底是如何打得那般无懈可击的呢？有可能是天赋之才，或者纯属百般苦练的结果也未可知。西裤是深灰色，皮鞋是有饰带的褐色乐福平底，都像两三天前刚刚批发来的一般。

个头比我稍低，嘴角浮起不无欣慰的微笑。笑得甚为自然，仿佛刚刚听完一个愉快的笑话。那笑话也不是低级趣味的，洗练得就像过去某外务大臣在游园会上讲给皇太子听而周围人忍俊不禁的一般。我告以自家姓名，他只是略略偏一下头，表示什么都不必说，旋即往里打开门，让我进去，然后往走廊里掠了一眼，把门关上。这时间里他一句话也没说，只向我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在说对不起就在旁边沉沉睡着一只神经质黑豹，现在出声不得。当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黑豹，只不过给人以如此感觉而已。

迎门是间会客室，有一套大约坐上去甚是舒坦的皮沙发，旁边立着古色古香的木衣架和落地灯，里面墙上有一扇门，看样子通往另一房间。门旁安着一张式样简练的橡木写字台，台上放一台大型电脑。沙发前有个茶几，好像很想让人放一本电话簿上去。地上铺着淡绿地毯，色调品味极佳。不知藏于何处的音箱低声淌出海顿的四重奏。墙上挂着几幅漂亮的花鸟版画。房间里井井有条，一看就觉得爽快。一面墙上的固定格架上摆着布料样品集、时装杂志等。家具陈设绝对算不上豪华也算不上新潮，但恰到好处的古旧感却有一种令人心怀释然的温馨。

青年人把我让到沙发坐下，自己绕到写字台后落座。他静静地摊开手，手心朝我这边，示意在此稍候。他没有说“对不起”，代之以微微一笑；没有说“不会久等”，代之以竖起一根手指。看来他纵使不开口也能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意思。我点下头，表示明白。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开口好像成了不识趣不光彩的行为。

青年人俨然拿一件易碎品一般将电脑旁的一本书轻轻取在手上，翻开读到的那一页。书黑黑厚厚的，包着书皮，书名不得而知。他从打开书页那一瞬间起，便开始把注意力百分之百集中在阅读上，连我在其对面这一点都好像置之度外了。我也想读点什么消磨时间，但哪里也觅不到可读的东西，只好架起腿，靠在沙发上听海顿的音乐（若有人问是否绝对是海顿的，则无充分把握）。韵味诚然不坏，只是旋律每一流出便似乎马上被空气吞噬掉了。桌上除了电脑，还有式样极为普通的黑色电话机和笔盒、台历。

我身上基本是昨天的衣装：夹克、带风帽的游艇用圆领套衫、蓝牛仔裤、网球鞋。无非把大体有的东西适当拾来穿上罢了。在这洁净规整的房间中同这位洁净而标致的青年人对坐起来，我的网球鞋显得格外污秽狼狈。不，不是显得，实际也很污秽狼狈。后跟磨偏，颜色变灰，鞋帮出洞，各种脏物宿命似的一古脑儿渗入其中。毕竟一年时间里我天天都穿这同一双鞋。穿它一次又一次翻越院墙，时不时踩着动物粪便穿过胡同，甚至钻进井去，所以污秽也罢狼狈也罢都不足为奇。回想起来，离开法律事务所以后我还一次都没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穿的是什么鞋。但如此细览之下，我切实感到自己是何等孑然一身，何等远离人世。差不多也该买双新鞋了，这样实在有失体面。

片刻，海顿一曲终了。终了得毫不爽朗，虎头蛇尾。沉默有时，这回响起大约是巴赫的羽管键琴（约摸是巴赫，还是没有百分之百把握）。我在沙发上左右换了几次二郎腿。电话铃响了，年轻人在所读书页那里夹一纸条，合上书推到一边，拿起听筒。他听得很专注，不时微微颔首，眼睛觑着台历，用铅笔在上面做着记号，把话筒挨近台面，敲门般地在台面上“橐橐”敲了两声，之后放下电话。电话很短，二十多秒，他一言未发。自把我让进房间后此人一个音节也未吐出。开不得口不成？但从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听筒倾听对方说话看来，耳朵应当正常。

青年人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台上的电话机，然后从台前悄声立起，径直走到我跟前，毫不犹豫地在我身旁坐下，双手整齐地并放在膝头。如我从其脸形想见的那样，手指斯斯文文，细细长长。手背与关节部分当然略有皱纹，毕竟不存在全无皱纹的手指，弯曲活动也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皱纹才行，但没那么多，适可而止。我不经意地看着那手指，猜想青年人有可能是那女子的儿子，因为指形酷似。如此想来，其他也有若干相像之处。鼻形像，小而稍尖，瞳仁的无机式透明也颇相似。那优雅的微笑又返回他的嘴角，情形仿佛海边因波浪关系时隐时现的洞口一般极为自然地一忽儿闪出一忽儿隐没。稍顷，他一如落座时那样迅速起身，朝我动了动嘴唇。唇形像是在说“这边请”、“请”之类。无声，唯嘴唇微动，做出无音的音形，但我完全领会他要表达的意思，于是我也站起跟在他后面。青年人打开里面的门，将我让入其中。

门内有小厨房，有卫生间样的设施。再往里另有一个房间，同我刚才所在的会客室样的房间差不多，只是小了一圈。里面有同样适度古旧的皮沙发，有同样形状的窗口，铺有同样色调的地毯。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工作台，上面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剪刀、工具盒、铅笔和设计参考书。有两个仅有上半身的人体模型。窗户不是百叶窗帘，而挂着布、纱两层窗帘，两层都拉得严丝合缝。天花板吊灯关着，房间里如迷离的暮色一般有些幽暗，稍稍离开沙发的地方有盏小些的落地灯，亮着一个灯球。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玻璃花瓶，插着唐菖蒲。花很鲜，刚剪下来的一样。水也极清。不闻音乐，墙上无画无钟。

青年人依然无声地示意我坐在沙发上。我顺从地刚一落座（坐起来同样舒服），他便从裤袋里摸出防水镜样的东西，在我眼前打开。果然是游泳用的防水镜，橡胶和塑料制成的普通型，同我在游泳池游泳时用的式样大体相同。防水镜何以带到这种地方来呢？我不解其故，也想象不出。

〈完全不用怕的。〉青年人对我说。准确说来并非“说”，只不过嘴唇做出那样的变化，手指略微动了动，但我大致可以正确把握他表达的内容，遂点了下头。

〈请把这个戴上，自己不要摘下，到时由我来摘。也不要动。明白了么？〉

我再次点头。

〈谁也不会加害于你。不要紧，别担心。〉

我点头。

青年人转到沙发后给我戴上防水镜。他把橡皮带绕往脑后，调整压住眼眶部位的垫圈。与我平时所用防水镜不同的是它的一无所见。透明塑料部分似乎厚厚抹了一层什么。于是彻头彻尾的人工黑暗包笼了我。全然一无所见，甚至落地灯光在哪边也闹不清。我立时陷入错觉之中，全身好像被什么涂得体无完肤。

青年人鼓励我似的将双手轻轻置于我的肩上。指尖纤纤，但绝非软弱无力，而有一种恰如钢琴师把手指静静落在键盘上的毋庸置疑的实在感。我可以从其指尖读出某种好意。正确说来并非好意，但近似好意。那指尖仿佛告诉我〈不要紧，别担心〉。我点下头。随后他走出房间。黑暗中他的足音由近而远，传来开门关门的声响。

青年人离去后，我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莫可名状的黑暗。就一无所见而言同我在井底体验的黑暗并不两样，而性质则截然不同。这里没有方向，没有纵深，没有重量，没有抓手。与其说是黑暗，莫如说近乎虚无。视力被技术性地劫掠，一时双目失明，身体肌肉紧缩，喉咙深处干渴。往下到底要发生什么呢？我想起青年人指尖的感触，它告诉我别担心。我觉得他的“话”还是可以全盘相信的，尽管没什么理由。

房间实在太静了。在此屏息敛气，仿佛世界就此止步，一切都将很快被吸入永恒的深渊。然而世界仍好像在继续运行——未几，一个女人打开入口的门，蹑手蹑脚走入房间。

之所以知道是女人，是因为有隐约的香水味儿。不是男人用的香水。香水大概相当昂贵。我努力记忆那气味儿，但没有自信。视力突然被劫，嗅觉也好像失去了平衡，但至少种类同把我招来这里的那位衣着得体的女子身上的不一样。女人带着衣服微微摩擦的声音穿过房间走来，在我右边静静坐在沙发上。坐得那般无声无息，当是个小体轻的女人。

女人从旁边目不转睛地看我的脸——皮肤上明显感到她的视线。我想即使眼睛全然看不见东西，自己也能感觉出对方的视线。她纹丝不动地久久逼视我。根本听不出她的呼吸。她在缓缓地、不出声地呼气吸气。我以原来的姿势直视前方。我的痣像在微微发热，颜色也必定鲜艳起来。又过了一会，女人伸出手，就好像触摸容易破碎的值钱物件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指尖触在我脸颊的痣上，开始轻轻抚摸。

我全然不知道她期待我做出怎样的反应，不知道如何反应合适。现实感只存在于遥远的天际，这里有的只是不可思议的乖离感，恰似从一种交通工具飞身跳上速度不同的另一交通工具。在乖离感的空白中，自己简直成了一座空房子，如同宫胁家曾几何时存在过的空房子一样，我现在是另一座空屋。女人进入这空屋中，出于某种缘由用手擅自触摸墙壁和立柱。无论她出于何种缘由，作为空屋（只能是空屋）的我也完全奈何不得，也无此必要。如此一想，我多少宽释下来。

这女人全不作声。除去衣服窸窸窣窣的摩擦声，房间笼罩在深深的沉默里。她就像要破译遥远的往昔刻于此处的细小的秘密文字一样用指尖在我身上匍匐移行。

一会儿，她停止抚摸，从沙发上立起，转到我身后，舌尖触在痣上，如同笠原May夏天在那院子里曾为我做的那样舔着我的痣，但舔法比笠原May成熟得多，舌头巧妙地紧贴我的肌肤，以各种力度、各种角度、各种动势品味着、吮吸着、刺激着。我感到腰间腾起一股滞重重热辣辣的痛。我不想勃起，觉得那丝毫构不成意义，然而无法阻止。

我力图使自己同空屋这一存在更加天衣无缝地合为一体。我设想自己是柱是壁是天花板是地板是屋顶是窗口是门是石头。似乎这样才是道理。我闭起眼睛，离开我这一肉体——离开穿着脏兮兮网球鞋戴着奇异防水镜笨拙地勃起的肉体。离开肉体并非什么难事，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抛弃窘迫感而畅快许多。我是荒草丛生的庭院，是不能飞动的石雕鸟，是干涸的井。我知晓女人置身于我这一空屋中。我无以目睹她的姿容，但一切都无所谓了。如若这女人在其中希求什么，给予她就是。

时间的步履愈发难以把握，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在这里的诸多时制中用的是哪一种。我的意识徐徐返回我的肉体，同时传来女人离去的动静，二者如在换班。同她进来时一样，离开房间也那么悄无声息。衣服的摩擦。香水的摇曳。门的开启门的闭合。我意识的一部分仍然作为一栋空屋坐落在那里。与此同时，我作为我位于这沙发之上。往下如何是好呢？哪个是现实呢？我还无法判定。“此处”一词似乎正在我身上发生裂变。我在此处，但我也在此处，我觉得二者对我同样真实。我仍坐在沙发上不动，让自己沉浸在奇妙的乖离感中。

稍后，门开了，有人进来。听脚步声知是那个青年人，我记得那足音。他转到我背后，解下防水镜。房间黑乎乎的，唯独落地灯微弱的灯光亮着。我用手心轻揉一下眼睛，让眼睛习惯现实世界。现在他身穿西装，领带颜色同夹带绿色的深灰色上衣十分相得益彰。他浮起微笑，轻轻搀起我的胳膊，让我从沙发上立起，并打开房间尽头的门。进得门是卫生间，有抽水马桶，里面附带不大的淋浴室。他让我坐在合上盖子的马桶上，拧开淋浴龙头，静等热水出来。片刻，准备完毕，示意我淋浴，剥开新香皂的包装纸，递给我，而后走出卫生间，关门。自己为什么必须在这等场所淋浴呢？我不得其解。莫非事出有因？

脱衣服时我明白过来了，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往内裤里射了精。我站在热水喷头下，用新开封的绿香皂彻底搓洗身体，冲去沾在毛丛的精液，之后走离喷头，拿大毛巾擦身。毛巾旁边放着拳击短裤和T恤，包装在塑料袋里，都合我的尺寸。有可能我早已被安排在此射精。我望了一会儿镜中自己的脸，但脑袋运转不灵。不管怎样，我把脏内裤扔进垃圾篓，穿上这里准备好的干干净净的白色新短裤和干干净净的白色新T恤，接着穿上蓝牛仔裤，从头顶套上圆领套衫，穿上袜子，提上污秽的网球鞋，穿上夹克，走出卫生间。

青年人在外面等我。他把我领回原来房间。

房间和刚才一样。台上放着打开的书，书旁是电脑，音箱中流出不知名的古典音乐。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往杯里倒入充分冰镇过的矿泉水端过来。我只喝了半杯。我说“好像累了”，听起来不像自己的语声，并且我也没打算说这样的话。语声是脱离我的意志从哪里自行发出来的，然而那是我的语声。

青年人点下头。他从自己上衣内袋里取出一个洁白的信封，犹如将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加进文章一般使其滑进我夹克的内袋，而后再次轻轻点头。我把目光投向窗外，天空已经漆黑，霓虹灯、楼宇窗口的灯光、街灯、车头灯把街道弄得五光十色。我渐渐忍受不了待在房间里，于是默默地从沙发上立起，穿过房间，开门走到外面。年轻男子站在写字台前看着我，还是一言未发，也没阻止我的不辞而别。

赤坂见附站给下班的人挤得一塌糊涂。我不愿意坐空气不佳的地铁，决定走路，走多少是多少。从迎宾馆前走到四谷站，又顺着新宿大街走，走进一家不甚拥挤的小食店，要了一小杯生啤。呷了口啤酒后觉得肚子瘪了，便点了份简单的饭菜。看表，时近七点。不过想来这已同我没多大关系，管它现在几点。

动身体时，发觉夹克内袋里装着什么。我已忘了青年人在我离开前给我的信封，忘得死死的。信封倒是普普通通的极白的信封，但在手上一掂，比看上去有分量得多。不单重，还重得不可思议，似乎里面有什么在一个劲儿屏住呼吸。我略一迟疑，打开信封——反正迟早要打开。里面装着一叠齐齐整整的万元面值钞票，无一道折，无一条折痕。由于太新了，看着竟不像真的纸币，却又找不出理由怀疑。钞票共二十张。出于慎重又点一遍，没错，仍是二十张——二十万元。

我把钱装回信封，揣回衣袋，随后把桌上的餐叉取在手上怔怔地看着。首先浮上脑海的念头，是用此款买双新鞋。不管怎么说新鞋总还是少不得的。付款出店，走入面临新宿大街的鞋店，挑了一双极为常见的蓝色轻便运动鞋，向店员告以号码，没看价格。我说只要号码合适想直接穿回家去，中年店员（是店主亦未可知）给两只鞋麻利地穿上雪白的鞋带，问我“现在脚上的鞋怎么办？”我说不再要了随便处理就是，转念又说算了算了还是带回去吧。

“旧鞋虽脏，但还是有一双为好，有时候会帮不小的忙哩！”店员浮起让人愉悦的微笑，像是在说脏成这模样的鞋每天见得多了，然后把网球鞋塞进刚才装新鞋的鞋盒，用手提纸袋套了递给我。进了鞋盒，鞋活像小动物的尸骸。我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无一道折的万元钞付款，找回几张不很新的千元钞，接着手提装旧鞋的纸袋，乘小田急线回家。车上挤满了下班的乘客，我手抓吊环，开始思索此时附在身上的几样新物件：新短裤、新T恤、新鞋。

回到家，我一如往常坐在厨房餐桌前喝了罐啤酒，开收音机听音乐。很想和谁说说话，谈论天气也罢，谩骂政府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总之我想做的是和谁说说话。遗憾的是想不出可供说话的对象，一个也没有，甚至猫。

第二天早上在洗脸间剃须时，像往日一样对镜检查脸上的痣。没发现痣有什么异常。我坐在檐廊里，打量一小片后院——好些天没打量了——无所事事度过一天。惬意的清晨，惬意的午后。初春的风轻轻拂动树叶。

我从夹克内袋里掏出装有十九张万元钞的信封，放进抽屉。信封在手中仍重得出奇。重量似乎充满了意味，但我无法理解那意味。与什么相似，我蓦然觉得。我所做的，与什么极为相似。我一边盯视抽屉里的信封，一边努力追索那是什么。可是想不起来。

我推上抽屉，进厨房泡杯红茶，站在洗碗池前喝了。后来总算想起：自己昨天做的，同加纳克里他说的应召女郎做的甚为相似，近乎离奇地相似。虽然实际上没同那女人睡（仅仅裤内射精），但除了这点基本上是一码事。我需要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为此将自身肉体抛予他人。我啜着红茶试着就此思考。远处传来狗吠，俄顷传来直升机马达的轰鸣。思路不成条理。我又折回檐廊，看着午后阳光包拢的庭院。看腻了，便看自己手心。这个我竟成了娼妇！我看着手心想道。谁能想象我会为了钱出卖肉体呢？会最先用那钱买新鞋呢？！

我很想呼吸外面的空气，决定去附近买点东西。我蹬上新的轻便运动鞋走在街上。新鞋似乎使我变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存在，街头风景和擦肩而过的男女面孔也好像较以前多少有些异样。我在附近的自选商场买了蔬菜、鸡蛋、牛奶、鱼、咖啡豆，拿昨晚买鞋找回的钱付了款。我想对敲收款机的圆脸中年妇女坦白交代这钱乃我昨天卖身所得。作为酬金我拿了二十万。是二十万。过去在法律事务所每天拼死拼活加班，一个月也不过十五万多一点。我很想这么说，当然什么也未出口，只是递出钱，接过装有食品的纸袋。

不管怎么说，事情动起来了——我一边抱着纸袋行走一边如此自言自语。总之，现在只能扑上去抓住而不要被甩掉。这样，我大概便会抵达一个地方，至少抵达有别于现在的场所。

我的预感不错。回到家时，猫出来迎我。我一开门，它迫不及待似的大声叫着，摇动尖头有点弯的秃尾巴朝我这边赶来。这就是将近一年下落不明的“绵谷·升”。我放下购物袋，抱起猫。

7　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笠原May视点之二）

你好，拧发条鸟！

你大概以为我现在正在一所高中教室里，像普通高中生那样打开教科书学习吧？不错，最后一次见你时我是亲口说“去另一所学校”来着，你那么认为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我也去上学来着，去一所很远很远的私立女高，实行全体住宿制的货色。不过倒没有寒酸气，房间如宾馆一样干净漂亮，吃饭是可以选择的自助式，网球场啦游泳池啦也有，蛮大，光闪闪的。当然费用也够高的。里面全是有钱人家的千金，而且清一色是有点成问题的。我这么说，你拧发条鸟可以大致想象出是怎样的地方了吧。就是在山里边、带有高雅栅栏的高级林间学校那种。高高的墙严严实实围了一圈，墙上铁丝网都有，大门是对开的大铁门，结实得即使哥斯拉来踢打也毫不碍事，俨然电动陶俑的门卫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与其说是为防外面的人进来，倒不如说是为防里边的人出去。

也许你要问，既然一开始就晓得是如此混账，那为什么还要去那种地方呢？不愿去就不去不可以么？言之有理。但老实说那时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由于我惹出的种种样样的麻烦事，此外再无一所宽宏大量的学校乐意接受我这个转学生，况且反正我是想先离开家。所以，知道那地方混账我也还是下决心进去再说。可到底混账。有句比喻说如噩梦一般，那里却比噩梦还噩梦。即使做噩梦大汗淋淋醒来（实际上也常在那里做噩梦），一般我也懒得爬起。毕竟噩梦也比现实强出不少。知道那是怎么一种滋味？你拧发条鸟以前可曾置身于那种混账得嘎吱嘎吱响掉底的地方？

这么着，终究我只在那所“高级宾馆监狱林间学校”待了半年。春假回家我对父母明确宣布：如果再让我返回那里，宁愿自杀！我说要把三个棉球塞进嗓子眼再咕嘟咕嘟喝水，用刮须刀片割开两腕，再从学校楼顶大头朝下跳下去！我是真心那么说的，不是开玩笑。我父母加起来也就是一只小雨蛙那么大的想象力，但我真心说出什么来，也还是听得出不单单是吓唬人，从经验上说。

结果，我没重返那所不做正经事的学校。三月末和整个四月，都是关在家里看书、看电视，或横躺竖卧什么也不干。很想去找你来着，每天想不下一百次。想穿过胡同一下子跳下院墙和你说话，可是又不能那么想去就去地找你去，这样就又重复去年夏天的日子了。我从房间里眼巴巴望着胡同，猜想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呢。如此一来二去，春天不声不响地、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整个世间，我就想你在这个时节怎样打发日子，久美子阿姨回家来了么？加纳马耳他加纳克里他那等怪人怎么样了？绵谷·升猫可返回了？你脸上的痣可消失了……

一个月后，我再也忍受不住这样的生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总之对我来说这里已只能是“拧发条鸟的世界”，而在这里的我只能是包含在“拧发条鸟的世界”里的我。不知不觉间事情就成了这样子。我想这可不是儿戏，尽管不是你拧发条鸟的责任。因此我必须去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

思来想去，心里怦然一动。

（提示）那是你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只要用心即可想象到的地方。不是学校，不是宾馆，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民居。是个有点特殊的所在，位于很远很远的远方。那是——秘密，眼下。

这里同样是山中，同样有围墙（不是了不得的墙），有大门，有个看门的老伯，但出入完全自由。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树林，有水塘，早晨散步常可见到动物。狮子啦斑马啦——这倒是骗你；而是狐狸、野鸡一类好玩的家伙。里边有宿舍，我在宿舍里生活。每人一个房间，虽说比不上那所高级宾馆监狱林间学校，但也够漂亮的。呃——，房间上次信里可写过了？从家带来的两用机（大家伙，还记得吧）放在板架上，现在放的是慢四步爵士舞曲。现在是周日下午，大家都出去玩了，放大声些也没人抱怨。

眼下唯一的乐趣，就是周末去附近街上的唱片店选几盒音乐磁带回来（书几乎不买，有想读的向图书室借）。邻室一个蛮要好的朋友买了一辆半旧车，拉我上街。说实话，我也用那车练习开车来着。地方大得很，随你怎么开。正式的驾驶执照虽然没有，可我已开得很够水平了。

不过不瞒你说，除了买盒式音乐磁带，上街没多大意思。大家都说每星期不上一次街脑袋要出故障，可对我来说还是在大家外出后独自留下来这么听音乐更能放松神经。一次给那个有车的朋友拉去搞了个双重约会，尝试性地。她是当地人，熟人相当不少。我的对象是个大学生，人倒不坏，但怎么表达好呢，说痛快点，我对好多好多事都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感觉，觉得好像各种各样的东西如同靶子排列在极远的地方，而靶子同我之间又影影绰绰垂着好几层透明长帘。

坦率说来，我那个夏天见你的时候，例如在厨房餐桌前两人对坐喝啤酒聊天时就总是这样想来着：万一拧发条鸟在这里霍地把我按倒要强奸我可怎么办好？我不知怎么办好。我想我会反抗，说不行的拧发条鸟，不是那样的！但在这个那个思考为什么不行，想到必须解释哪里怎么不是那样的时间里，脑袋就渐渐混乱起来，而拧发条鸟说不定会趁我脑袋混乱之际把我鼓捣得一塌糊涂。这么一想，胸口就跳得不得了。那可不行！那可有点不公平！你大概半点也不晓得我脑袋里在想这玩意儿吧？不认为我发傻？肯定这样认为，毕竟我的确傻乎乎的嘛。可当时那对我可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哟！因此——我想——那时候我才抽掉梯子把你闷在井底，井盖盖得严严实实，像密封似的。那一来，世上就再也没有拧发条鸟，我也就暂且不用想那些伤脑筋事了。

对不起，我是不该对你拧发条鸟（或者说对任何人）做那种事的，如今觉得。我不时犯那样的毛病，没办法控制自己。我明知自己在干什么，可偏偏停不下来，这是我的弱点。

不过我不认为你这拧发条鸟会对我施以什么暴力，这点现在我也总算是清楚了，就是说虽然不能断定你不会一贯地对我施暴（又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但至少不会为了使我陷入困惑而干那种勾当。说倒说不好，喏，总有这么一种感觉。

算了，不再啰嗦什么强不强奸了。

总之我就这个样子，外出同男孩约会的情绪也提不起来。即使说说笑笑，脑袋也像断线的气球在别的地方摇摇晃晃地游荡，没完没了地胡思乱想。怎么说呢，归根结蒂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好，宁愿一个人想入非非。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仍处于“恢复阶段”。

过几天再写封信给你。下次我想可以谈得多些，谈谈将来。

你要好好想一想我现在哪里做什么，接到我下封信之前。

——又及。

8　肉豆蔻与肉桂

猫全身——从脸到秃尾巴尖——沾满了干泥巴。毛卷起来了，一个球一个球的，看样子是在哪里的脏地上长时间打滚来着。我抱起兴奋得喉咙咕咕直响的猫，全身上下细细检查一番。多少显得憔悴些了，此外无论脸形体形还是毛色都与最后见到时没甚不同。眼睛闪闪动人，亦无伤痕。怎么看都不像是差不多离家一年的猫，就像在哪里游逛了一夜刚刚回来似的。

我在檐廊里把从自选商场买来的生青箭鱼片放进盘子喂猫。猫看来饿了，大口猛吃，不时噎得直吐，眨眼间就把生鱼片一扫而光。我从洗碗池下面找出猫喝水用的深底碟，装满水给它，这也差不多喝个精光。好歹喘了口气后，猫舔了一阵子脏乎乎的身子，舔着舔着突然想起似的来我这儿爬上膝头，团团蜷起睡了过去。

猫将前肢缩到肚子底下，脸藏在秃尾巴里睡着，起始“咕噜咕噜”声音很大，后来小了，不久彻底没了戒心，酣睡如泥。我坐在阳光暖洋洋的檐廊上，手指轻轻摸猫，生怕弄醒。说实话，由于身边怪事迭出，也没怎么想起猫的丢失，但这样在膝头拢着小小的软乎乎的生灵，看它这副无条件依赖我的睡相，心头不由一阵热。我手贴在猫的胸口，试探它心脏的跳动。跳得又轻又快。但也还是同我的心脏一样，一丝不苟地持续记录着与其身体相应的生命历程。

猫到底在哪里干什么了呢？为什么现在突然返回？我琢磨不出。若是能问问猫就好了——一年来你究竟在哪里？在那里干什么了？你失却的时间痕迹留在什么地方了……

我拿来一个旧坐垫，把猫放在上面。猫身子瘫软软的如洗涤物。抱起时猫眼睁了条缝，小小地张开嘴，没吭声。猫在坐垫上摩摩挲挲换个姿势，伸下懒腰又睡了过去。如此确认好后，我进厨房归拢刚买回的食品，豆腐、蔬菜、鱼整理好放进冰箱。不放心地往檐廊里觑了一眼，猫仍以同样姿势睡着。由于眼神有的地方像久美子哥哥，遂开玩笑称其为绵谷·升，并非正式名字。我和久美子没给猫取名，竟那样过去六年之多。

不过，纵是半开玩笑，“绵谷·升”这个称呼也实在不够确切。因为六年时间里真正的绵谷升已变得形象高大起来，已不能把那样的名字强加给我们的猫了。应该趁猫没再离开这里时为它取个名字，越快越好，且以尽可能单纯的、具体的、现实的为佳，以眼可看手可触者为上。需要的是将大凡与“绵谷·升”这一名称有关的记忆、影响和意味清除干净。

我撤下鱼盘。盘子彻底洗过擦过一般闪闪发光，估计鱼片相当可口。我为自己正好在猫回家时买来青箭鱼感到高兴，无论对我还是对猫，都似乎是值得祝福的吉兆。不妨给猫取名为青箭。我摸着猫的耳后告诉它：你再也不是什么绵谷·升而是青箭。如果可能，真想大声向全世界宣告一遍。

我在檐廊里挨着猫看书看到傍晚。猫睡得很深很熟，活像要捞回什么。喘息声如远处风箱一样平静，身体随之慢慢一上一下。我时而伸手碰一下它暖暖的身体，确认猫果真是在这里。伸出手可以触及什么，可以感觉到某种温煦，这委实令人快意。我已有很长时间——自己都没意识到——失却这样的感触了。

第二天早晨青箭也没有消失。睁眼醒来，猫在我身旁直挺挺地伸长四肢，侧身睡得正香。看来夜里醒来后它自己仔仔细细舔了一遍身体，泥巴和毛球荡然无存，外表几乎一如往日。原本就是毛色好看的猫。我抱了一会青箭，喂了它早餐，换了饮用水，而后从稍离开些的地方试着叫它“青箭”，到第三遍猫才往这边转过脸低低应了一声。

我需要开始自己新的一天。冲罢淋浴，熨烫刚洗过的衬衫，穿上棉布裤，蹬上新便鞋。天空迷蒙，阴得没有层次，但不太冷，便只穿件厚点的毛衣，没穿风衣。我坐电车从新宿站下来，穿过地下通道步行至西口广场，坐在常坐的那条长椅上。

那女子是三点钟出现的。看到我，没怎么显得吃惊。我见她走近也没特别诧异。简直像早已约定在此见面似的，两人都没寒暄，我只是稍微扬了下脸，她仅朝我约略歪了下唇。

她身穿甚有春天气息的橙黄色布上衣，黄玉色紧身裙，耳上两个小巧的金饰。她在我身旁坐下，默默吸了支烟。她像往常一样从手袋里掏出弗吉尼亚长过滤嘴，衔在嘴上，用细长的金打火机点燃。这回到底没劝我。女子若有所思地悄然吸了两三口，便像试验今日万有引力情况一样一下子扔在地上，而后说了句“随我来”，欠身立起。我踩灭烟头，顺从地跟在后面。她扬手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车，钻了进去，我坐在旁边。她以分外清澈的语声向司机告以青山的地址，出租车穿过混杂的路面开上青山大街，这时间里她一次口也没开，我则眼望窗外的东京景致。从新宿西口到青山之间建了几座以前不曾看过的新楼。女子从手袋拿出手册，用小小的金圆珠笔往本上写着什么，时而确认什么似的觑一眼表，是手镯样的金表。她身上的小东西看上去大多都是金制，或者说无论什么只要一沾她身就瞬间成金不成？

她把我领进表参道旁一家名牌服装专卖店，为我选了两套西装。青灰色一套暗绿色一套，衣料都很薄。穿它去法律事务所式样显然不合适，但胳膊一进衣袖就知是高档货。她没做任何解释，我也不求其解释，只管言听计从。这使我记起学生时代看过的《艺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那部电影始终在鞭挞情况说明，视说明为损坏客观性的弊端，那或许不失为一种想法一种见解，只是自己作为活生生的人实际置身其间，则觉得相当奇妙。

我基本属于标准体型，无须修正尺寸，只调整衣袖裤筒长度即可。她为两套西装分别选配了三件衬衣三条领带，还挑了两条皮带，袜子也一气拣了半打，用信用卡付罢款，叫店里送往我的住处。大概她脑海里早已有了我应该穿怎样的衣服的清晰图像，选择几乎没花时间。我即使在文具店选择铅笔擦也还多少花些时间的。我不能不承认她在西装方面具有绝对出类拔萃的审美力。她几乎信手拈来般地挑出的衬衣领带，颜色花纹简直浑然天成，搭配非比寻常，仿佛是几番深思熟虑的结果。

之后把我领进鞋店，买了两双同西装相宜的皮鞋。这也几乎没花时间。付款同样用信用卡，同样叫送到我家去。我想无非两双鞋，大可不必特意让人送货上门。想必这是她的习惯做法：挑选当机立断，付款用信用卡，让人送货上门。

接下去我们去的是钟表店，重复同一程序。她根据西装为我买了配有鳄鱼皮表带的式样潇洒而典雅的手表。同样没花什么时间。价钱大概五六万之间。我一直戴廉价塑料表，似乎不甚合她的意。手表她到底没让送去。店员包装好，她默默递过。

再往下带我去了男女通用的美容院。里面相当宽敞，地板光闪闪的同舞厅无异，满墙都是大镜子。椅子共十五六把，美容师们或拿剪刀或拿发刷如被操纵的木偶一般四下走来走去。盆栽观叶植物点缀各处，天花板黑漆漆的扩音器中低声淌出吉斯·查理德不无饶舌的钢琴独奏曲。看样子来之前她已从哪里约好，一进门我就被领去椅子坐定。她对一位大约认识的瘦削的男美容师如此这般指点了一番，美容师一边看我镜中的脸——活像看一碗满满敷着一层芹菜梗的盖浇饭——一边对女子的指令一一点头称是。此人长相颇像年轻时的索尔仁尼琴(1)。她对男子说“完时我再来”，遂快步出店。

理发时间里美容师几乎没有开口，只是将洗头时说句“这边请”，动手洗时说声“失礼了”。趁美容师转去别处，我不时伸手轻轻触摸右脸颊的痣。整面墙都是镜子，镜里有很多人，我是其中一个，且我脸上有一块光鲜鲜的青痣，但我并不觉得它难看亦不觉其污秽。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须接受它。有时感觉出有谁的视线落在痣上，似乎有人看我映在镜中的痣，但镜中嘴脸过多，无法分辨到底是何人看我，唯感觉其视线而已。

约三十分钟理毕。辞去工作以来渐渐变长的我的头发重新变短。我坐在沙发上边听音乐边看并不想看的杂志。女子很快返回，看样子她对我的新发型还算满意，从钱夹里抽出一张万元钞付罢款，将我领去外面站定，恰如平日我察看猫一样把我从上到下细细端详一遍，以免留下什么缺憾。看来其原定计划是大体完成了。她觑一眼金表，发出不妨称为叹息的声音。时近七点。

“吃晚饭吧，”她说，“能吃？”

我早上只吃了一片烤面包，中午只吃了一个炸面圈。“能吧。”我回答。

她把我带进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这里她也不像是生客，我们被悄然让到里面一张安静的餐桌。她在椅子上坐下，我坐在她对面。她叫我把裤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我默默照办。我的客观性似乎与我分道扬镳，在别处彷徨不定。若是能一下子找到我就好了，我想。裤袋没装什么像样的东西，钥匙掏出，手帕掏出，钱夹掏出，一并排在桌上。她兴致并不很大地注视片刻，拿起钱夹打开，里面仅有五千五百元现金，此外无非电话卡、银行卡、区立游泳池入场证，没有罕见之物，没有任何必须闻气味量规格稍微摇晃浸到水里对光细瞧那等物件。她不动声色地全部还给我。

“明后天上街买一打手帕，一个新钱夹，一个钥匙包。”她说，“这些自己可以选吧？对了，上次买内衣裤是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却想不起来。我说想不起来。“我想不是最近。不过相对说来我是爱清净的人，就一个人生活而言算是勤洗勤换的……”

“反正各买一打新的来。”她以不容分说的口气说道，像是不愿再多接触这个问题。

我默默点头。

“拿收款条来，钱可由我出。尽量买上等的。洗衣费也由我付，所以衬衣一旦上过身就送洗衣店去，明白？”

我再度点头。站前那家洗衣店老板听了笃定欢喜。可是，我略一沉吟，旋即从这足以通过表面张力贴在窗玻璃上一般的简洁的连接词中拽出一长串煞有介事的词句：“可是，你何以专门为我购置成套的衣服且出钱给我理发甚至报销洗衣费呢？”

她没有回答，从手袋中取出弗吉尼亚长过滤嘴衔在嘴上。一个身腰颀长五官端正的男侍者不知从何处快步赶来，以训练有素的手势擦火柴将烟点了。擦火柴时声音甚为干脆，堪可促进食欲。其后他把晚餐菜谱递到我们面前。女子则不屑一顾，并说她也不大想听今天的特殊品种。“拿蔬菜色拉卷形面包白肉鱼来。稍淋一点调味汁，胡椒一点点。再来杯碳酸水，别加冰。”我懒得看菜谱，便说也要同样的。男侍者致一礼退下。我的客观性似乎仍未找到我。

“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问，不是说要如何如何，”我咬咬牙又问一次，“给我买这许多东西，对此我不是要说三道四。只是，事情难道重要得要费这样的操办花这么多钱吗？”

依然不闻回声。

“纯属好奇心。”我重复一句。

还是没有回答。女子根本不理会我的发问，兀自饶有兴味地看墙上挂的油画。画是风景画，画的是意大利田园风光（我猜想）。上面有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松树，沿山坡坐落着几处墙壁发红的农舍。农舍不大，但都叫人看着舒坦。里边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大概是过地道生活的地道男女吧？应当没有人让莫名其妙的女人唐突地买西服买皮鞋买手表，没有人为把一口枯井弄到手而设法筹措一笔巨款。我是何等羡慕那些住在地道世界里的人们！只要可能，恨不得现在就钻进画里，走进其中一户农舍喝上一杯，然后宠辱皆忘地蒙头大睡。

不多工夫，男侍者走来，在我和她面前各放一杯碳酸水。她在烟灰缸里熄掉烟。

“还有别的什么要问吗？”女子开口了。

“赤坂事务所那个小伙子，可是你的儿子？”我试着问。

“是的。”这回她应声回答。

“好像开不得口，是吧？”

她点下头，说：“原先也不怎么说话的，但快六岁那年突然说不出话了，压根儿发不出声音。”

“那是有什么原因吧？”

她不予理睬。我思索别的问法。

“讲不得话，有事时怎么办呢？”

她略略蹙了下眉头，尽管不完全是充耳不闻，但仍好像没有回答的意思。

“他穿的衣服也一定是你从上到下挑选的吧？像给我做的一样。”

她说：“我只是不喜欢看到人们打扮得不伦不类罢了，那样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起码想让我周围的人尽可能穿着得体些，打扮正确些，不管那部位看得见看不见。”

“那，对我的十二指肠可介意？”我开玩笑道。

“你十二指肠的形状有什么问题么？”她以一本正经的眼神盯住我问。我后悔不该开玩笑。

“我的十二指肠时下不存在任何问题，随便说说而已，比方说。”

她不无疑惑地凝视了一会我的眼睛，大约是在思考我的十二指肠。

“所以，哪怕是自己出钱也想让人穿得像那么回事，如此而已，不必放在心上。说到底是我的个人爱好。我在生理上不堪忍受污秽的衣服。”

“如同耳朵敏感的音乐家忍受不了音阶错乱的音乐？”

“算是吧。”

“那么说，周围的人你都要给买衣服喽？这样买来买去的？”

“是吧。不过，并非有很多人在我周围。不是么？再看不顺眼，也不至于给全世界所有人买衣服嘛。”

“所谓事情总是有限度的。”

“算是吧。”

一会儿，色拉上来，我们吃着。调味汁果然只淋一点点，也就是几滴吧，指着数得过来。

“其他有什么想问的？”女子道。

“想知道你的名字。”我说，“或者说，还是要有个名字什么的好些吧。”

她不作声地咬了一阵子小萝卜，像误吃了什么辣得要命的东西一样眉间聚起深深的皱纹。“我的名字你为什么需要呢？不至于给我写信的吧？名字那玩意儿总的说来不是小事一桩吗？”

“问题是比如从背后叫你时，没名字不方便吧？”

她把餐叉放在盘子上，拿餐巾轻轻擦下嘴角。“倒也是。这点我从未想过。那种场合的确怕不方便。”她久久陷入沉思，这时间里我默默吞食色拉。“就是说，从背后叫我时需要个合适的名字对吧？”

“也就是吧。”

“那么，不是真名实姓也无妨吗？”

我点点头。

“名字、名字……什么样的名字好呢？”她问。

“容易叫的简单些的就行。可能的话，最好是具体的、现实的、手可触目可见的东西，也容易记。”

“举例说？”

“例如我家的猫叫青箭。倒是昨天才取的……”

“青箭，”她说出声来，像在确认声韵如何，而后目光盯在眼前的一套食盐胡椒小瓶上，俄顷扬起脸。“肉豆蔻。”她说。

“肉豆蔻？”

“突然浮上心头的。我看可以当作我的名字，如果你不讨厌的话。”

“我倒无所谓……那，儿子怎么称呼呢？”

“肉桂。”

“荷兰芹、鼠尾草、迷迭香、果石龙刍、百里香……”我唱歌般说道。

“赤坂肉豆蔻和赤坂肉桂——蛮不错的嘛！”

若是知道我和这等人物——赤坂肉豆蔻和赤坂肉桂——打交道，笠原May恐怕又要目瞪口呆。嘿，拧发条鸟，你就不能和多少地道些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不能呢，笠原May，我也全然摸不着头脑。

“如此说来，大约一年前我和名叫加纳马耳他和加纳克里他的打交道来着。”我说，“我因此遭遇了种种怪事。如今倒哪个都不见了……”

肉豆蔻略点下头，没有就此发表感想。

“消失到了哪里，”我无力地加上一句，“就像夏天的晨露。”或像黎明的星辰。

她用叉子把菊苣样的菜叶送入口去，随即像蓦然想起往时一个约会似的伸手拿杯喝了口水。

“那么，你怕是想知道那笔钱是怎么回事吧？前天你拿的那笔钱。嗯，不对？”

“非常想知道。”我说。

“说给你听也可以的，只是说起来可能很长。”

“甜食上来前可以完吧？”

“恐怕很难。”赤坂肉豆蔻说。

(1)　俄罗斯作家（1918—2008）。主要作品有《癌病房》、《炼狱中》等。

9　井　底

顺井壁铁梯下到漆黑的井底，我仍像往次那样摸索着寻找靠在井壁的棒球棍。那是我从吉他盒汉子那里几乎下意识地拿回来的。而在井底的一团漆黑中将这遍体鳞伤的球棍抓在手里，心里顿感一阵释然，真是不可思议。这释然又帮助我把意识集中起来，所以每次我都仍将球棍放在井底——我懒得次次携带球棍顺着梯子爬上爬下。

每当找到球棍，我便像站进击球区的棒球手，双手紧紧抓住棍柄，以确认这是我的那根球棍，随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一核实事物有无变化。我侧起耳朵，将空气吸入肺腑，用鞋底试探脚下土质，用棍头轻轻叩击井壁以测其硬度。但这些不过是使心情镇定下来的一种习惯性仪式。井底同深海底甚为相似，这里所有的物质都如被压力压迫一般静静地保持其原形，而不因星移斗转而现出怎样的变化。

光在头顶圆圆地悬浮着。黄昏的天空。我仰着头，思索十月黄昏时分的尘世。那里应该有人们的生活。在秋日淡淡的阳光下，他们或行走街头，或选购商品，或准备饭食，或在回家的电车中，并且视之为——或者无所谓视之为——无须特别思考的极其顺理成章的事，一如我的以往。他们是被称为“人们”的抽象存在，我亦曾是其中无名的一分子。在秋光之下，人们接受着某人，又被某人接受。无论持之永远，还是仅限一时，其中都应有阳光笼罩般的亲昵。但我已不置身其中。他们在地面之上，我在深井之底。他们拥有光，我则正在失去。我不时掠过一丝疑虑，担心自己再也返回不了那个世界，再也领略不到被光明包笼的恬适，再也不能把猫软乎乎的身体抱在怀中。如此一想，胸口便有一种闷乎乎的绞痛。

但在我用胶鞋底掘动柔软的地面时，地表光景渐次离我远去。现实感一点点稀薄，井的温馨将我拥裹起来。井底暖暖的静静的，大地深处的温柔抚慰着我的肌肤。胸口的疼痛如波纹消失一般渐渐稀释。此处接受我，我接受此处。我紧紧握着球棍柄，闭起眼睛，又再度睁开，朝头上仰望。

之后我拽动头顶的绳子，合上井盖（心灵手巧的肉桂做了个滑轮，我可以从井底自行合上井盖），黑暗于是完美无缺。井口被封，光无从泻入，时而传来的风声也已杳然。我与“人们”之间彻底隔绝。手电筒我也没带。这类似某种信仰的告白，我在向他们表示自己正在无条件地接受黑暗。

我坐在地上，背靠混凝土井壁，棒球棍夹在膝间，闭上眼睛。我侧耳谛听自己的心音。黑暗中当然无须闭什么眼睛，反正一无所见，然而我还是闭上了。无论处于怎样的黑暗中，闭目这一行为也还是自有其含义的。我深深呼吸数次，让身体习惯于又深又黑的圆筒形空间。这里有与往日同样的气息，同样的空气感触。井一度被完全掩埋，唯独其中的空气近乎不可思议地同以前一样，有点发霉，有点潮湿，同第一次在井底嗅到的毫无差异。这里没有季节，甚至没有时间。

∗　∗　∗

我依然穿着旧网球鞋，戴着塑料手表。是我第一次下井时的鞋和表。同棒球棍一样，此鞋此表也可以使我心情沉稳下来。黑暗中我确认这些物件确乎牢牢附着于自己的身体，确认我没有脱离自身。我睁开眼睛，稍顷又闭上，以便使自己一点点接近并习惯自己内部的黑暗压力和自己四周的黑暗压力。时间在流失。不多工夫，两种黑暗的界线便无法很好地分辨了，甚至弄不清眼睛是闭着还是睁着。脸颊上的痣开始隐隐发热，想必带有亮丽的紫色。

我在混合不同种类的黑暗中将意识集中在痣上，思考那个房间。我像对待“她们”时那样试图离开自己，从蜷缩在黑暗中的我那笨拙的肉体中脱离出去。现在我不外乎一座空屋，不外乎被遗弃的井。我准备从中逃出而转乘速度不同的现实——在双手紧握棒球棍的同时。

现在将这里的我同那奇妙房间隔开的，仅仅是一堵墙壁。我应该可以穿过这墙壁，通过我自身的力与这里深重黑暗的力。

每当我屏息将意识集中起来时，便可以见到那房间里的东西。我不在其中，但我正看着它。那是宾馆的一个套间。208房间。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房间里十分黑暗。花瓶中有足够的花，暗示性的香气滞重地弥漫于房间。门旁一座大大的落地灯，但灯泡犹如清晨的月一般死白死白的。我定定地注视着。注视的时间里，由于某处透进一丝微光，我得以勉强看出里面东西的形体，一如眼睛习惯于电影院的黑暗。房间正中的小茶几上面，放着一瓶稍微喝了一点的CuttySark。冰壶里有刚刚割裂的冰块（依然棱角分明）。玻璃杯里有已加冰的威士忌。不锈钢盘子在茶几上显得冷清而孤寂。时间无从知晓，也许早上，也许晚间，也许夜半，抑或压根儿无所谓时间。套间里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女子，耳畔传来其衣服的窸窣声。她轻轻摇晃玻璃杯，发出“咣啷咣啷”惬意的声响。空气中飘浮的细微花粉随着声响宛如活物般地颤抖。空气的哪怕一点点震颤，都足以使这些花粉陡然恢复生机。淡淡的黑暗静静地接受花粉，被接收的花粉使得黑暗愈发变浓。女子将嘴唇贴在威士忌杯上，往喉咙里吞了一点液体，然后要对我说句什么。卧室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唯有影子在隐约晃动。她是有什么要对我说。我在耐心地等待，等待她的话语。

那便是那里所有的。

∗　∗　∗

我如一只在虚拟的空中飘浮的虚拟的鸟，从上面望着那房间里的情景。我将那光景扩大开来，继而后退俯瞰，复近前扩大。不用说，细部在这里具有很大意义。它们具怎样的形状，呈怎样的颜色，有怎样的感触，必须依序逐一确认。各细部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温度亦已失却。在这种时候，我所做的仅限于细部的机械式罗列。可是这尝试不坏。是不坏。犹如石块与木片的摩擦不久产生热与火焰，有联系的现实逐渐形成具象，恰如几个单音偶然的重叠使得一个音阶从似乎单调无聊的反复中产生出来……

我可以在黑暗深处感觉出联系的微弱萌生。是的，这就可以了。周围寂静至极，他们尚未察觉我的存在。将我与那场所隔开的墙壁正如果冻一般一点点瘫软融化。我屏息敛气。此其时也！

然而当我向那墙壁举步的一瞬间，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敲门声，仿佛我的目的被谁一眼看透。有人在用拳头猛敲房门，一如我上次听见的——犹如铁锤在墙上直直地敲铁钉一般果断而尖锐。敲法也一模一样，间隔很短敲两下，接着又敲两下。我知道女子正屏住呼吸。周围飘浮的花粉随之发颤，黑暗大幅度摇晃，并且由于这声音的侵入，我那条好容易刚刚成形的通道一下子应声而断。

像以往那样。

∗　∗　∗

我再次是我肉体中的我，坐在深深的井底。背靠井壁，紧握棒球棍。如同图像逐渐聚焦一样，此侧世界的感触重返我的手心。球棍柄给汗粘得有点发潮，心脏在喉咙深处跳得正急。耳里仍真切地存留着刺穿世界般的硬邦邦的敲门声。随即黑暗中传来球形门拉手缓缓转动的声音。外面有谁（有什么）正要开门，正要慢慢地悄悄地进入房间。然而刹那间图像尽皆消失，墙壁再次成为坚固的墙壁，我被弹回此侧。

我在深深的黑暗中用球棍头敲了敲眼前的壁。壁又硬又凉，一如往常。我被围在圆筒形混凝土中间。还差一步，我想，我正在一点点接近那里，毫无疑问。我迟早会通过这间隔而“进入”那里，会先于那敲门声潜入房间在那里止步不动。但到那一步究竟要花多少时间呢？又有多少时间剩在我手上呢？

而与此同时，我又害怕它实现，害怕同应该在那里的什么对峙。

接下去我在黑暗中蹲了好一会。我必须恢复正常心跳，必须将双手从球棍柄上放开。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一点力气才能从井底立起，才能顺着铁梯爬上地表。

10　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

“赤坂肉豆蔻”讲起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个酷热的下午，被一伙士兵射杀的虎、射杀的豹、射杀的狼、射杀的熊们。她讲得井井有条栩栩如生，如将记录胶片投映在雪白的银幕上，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却又不是她实际目睹的情景。肉豆蔻那时站在开往佐世保的运输船甲板上，她实际目睹的是美国海军的潜水艇。

她逃离蒸汽浴室般的船舱，站到甲板上，同其他很多人一起靠着栏杆，迎着清风眺望水波不兴的海面。这时，一艘潜水艇没有任何前兆地简直如残梦一般突然浮出海水。最先是天线、雷达和潜望镜在海面现出，继而指挥塔激浪分水，俄顷湿漉漉的大铁块在夏日阳光下闪出流线型的裸体。虽说它采取的是潜水艇这一特定形体，但看上去更像是某种象征性标记，或者含义不明的譬喻。

潜水艇窥探猎物似的同运输船并行了一会，之后甲板升降口打开，船员们一个接一个以不无迟缓的动作走上甲板。谁也没有惊慌。军官们从司令塔甲板上用很大的双筒望远镜观察运输船的情况，镜片时而对着太阳光一闪。运输船满载返回本土的民间人员，多半是妇女和儿童——为躲避迫在眉睫的战败混乱而撤退回国的“满洲国”日本官吏和满洲铁道公司高级职员的家属。与其留在中国大陆，他们宁可承受航行中可能遭遇美国潜水艇攻击的危险，至少潜水艇实际出现在眼前之前他们是这样想的。

潜水艇司令官确认运输船没有武装，附近也没有护卫舰。他们已无所畏惧。时下掌握制空权的也是他们。冲绳业已陷落，日本本土能飞的战机已所剩无几。无须惊慌。时间在他们手中。士兵们一圈圈地旋转舵盘，让甲板炮对准运输船。值班的下级军官发出准确而简短的命令，三个士兵在操纵大炮，另两个士兵打开后端甲板升降口，从中搬出重型炮弹。几个人以熟练的手势将弹药箱搬近指挥塔旁高出一截的甲板上的机关炮。负责炮击的士兵全部头戴作战钢盔，有的还光着上身，差不多一半穿着及膝短裤。凝眸细看，已可以看到他们臂上鲜明的文身。细看之下，她看到了好些东西。

一门甲板炮一门机关炮，这是潜水艇上所有的火力，但用来击沉老朽货轮改造的动作迟缓的运输船却是绰绰有余。潜水艇上搭载的鱼雷数量有限，且要对付可能遭遇的武装舰队——倘若那玩意儿日本还剩有的话——所以保留不用，这是铁的原则。

肉豆蔻抓住甲板栏杆，注视着黑乎乎的炮筒转向这边。夏日的阳光转眼之间便把刚才还湿淋淋的炮筒晒干了。这么大的炮她还是第一次目睹。在新京街上看过几次日军的炮兵团，但潜水艇上的甲板炮大得让它根本无法相比。潜水艇向运输船发出灯火信号：马上停船，即将开炮击沉之，速以救生艇疏散乘客（肉豆蔻当然读不懂信号，可脑袋里清楚地记得那条信息）。问题是战乱中勉强用旧货轮改成的运输船并不备有数量足够的救生艇。乘客船员加起来超过五百人，可救生艇却仅有两只，甚至救生衣救生筏也无从谈起。

她紧紧抓着栏杆，出神地注视着流线型的潜水艇。舰艇如刚刚出厂一般通体发光，无一锈痕。她凝视着指挥塔上的白漆番号，凝视着塔顶旋转的雷达，凝视着戴深色太阳镜的沙色头发的军官。潜水艇是为杀死我们大家而从海底亮相的，她想，但这没什么奇怪。这是任何人身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而与战争无关。大家都以为是战争的关系，但并非如此，战争这东西不过是许多东西里边的一个。

面对潜水艇和大炮她也没感到恐惧。母亲对她喊了句什么，但未能传进她的耳朵。她觉得自己的手腕被一把抓住要拉她离开，而她抓着栏杆不放。周围的惊呼和喧嚣如同扭小收音机音量一般渐渐远逝。为什么这么困呢？她觉得不可思议。一闭眼睛，意识顿时模糊起来，进而离开了甲板。

那时，她看见日本兵包围偌大的动物园一个接一个射杀可能伤人的动物的光景。军官一声令下，三八式步枪的子弹当即穿进老虎光滑的肌肤，撕开五脏六腑。夏空碧透。四周树上蝉鸣阵阵，如傍晚的骤雨哗然而至。

士兵们始终保持沉默，血色已从他们晒黑的脸上褪去，俨然古陶器上的部分图案。几天后，最迟一星期后，苏联远东军的主力部队就该开到新京了。无任何手段阻止其前进。开战以来，为维持南洋拉长的战线而调走了原本兵员充足的关东军大部分精锐部队和装备，而其大半现已沉入深深的海底或烂在密林深处。反坦克炮和坦克也几乎荡然无存，运兵车实际能转动的也寥寥无几，要修理也没零件。总动员虽可凑足人数，但就连老式步枪也无法发齐，子弹也差不多告罄。夸口说北部防线不会动摇的关东军如今全然同纸老虎无异。击败德军的苏联强大的机动部队已利用铁路完成了向远东战线的转移，他们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满洲国”的崩溃迫在眉睫。

这点任何人都清楚，关东军的参谋们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才令主力部队向后方撤退，而这事实上是对边境附近的守备部队和开拓团农民见死不救。没有武装的农民们大多被急于推进的——即无暇带俘虏的——苏军杀掉。妇女为避免被施暴而大半选择或被迫选择集体自杀。边境附近的守备队躲在被其命名为“永久要塞”的混凝土碉堡里顽抗。由于没有后援，几乎所有部队都在势不可当的火力下全军覆没。大多数参谋和高级将领开始向位于与朝鲜接壤的通化附近的新司令部“迁移”，溥仪皇帝及其家人也十万火急地卷起财物乘专列逃离新京。担负首都警备任务的“满洲国军”听到苏联进攻的消息，大多开小差离开兵营，或造反射杀指挥他们的日本军官。他们当然无意为了日本而舍命同优于自己的苏军作战。如此一连串动作的结果，日本为了面子而在荒野中建造的“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便被抛在了莫名其妙的政治空白中。“满洲国”的中国高官为避免无谓的混乱和流血，主张新京作为非武装都市和平打开城门，但被关东军一斥了之。

往动物园行进的士兵们也在考虑自身命运——数日后难免在这里同苏军交战而死（实际上他们在解除武装后被送去西伯利亚煤矿，有三人在那里丧生）。他们能够做的，唯有祈祷尽可能死得不那么痛苦万状。他们不愿意被坦克一点点碾成肉泥，或在战壕里被火焰发射器烧焦，或被击中腹部久久垂死挣扎。最好被一下打穿脑袋或心脏。然而在那以前反正他们必须杀掉动物园里的动物们。

即使为节约宝贵的子弹，也必须用毒药把动物们“处理”掉——负责指挥的年轻军官是这样得到上级指示的。所需数量的毒药已经交给动物园。他带领八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朝动物园前进。动物园距司令部步行约二十分钟。苏军进攻以来动物园便已关门，门口站着两个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中尉出示命令进得园门。

然而动物园园长说他虽然确实得到过军方指示，要他在非常时候“处理”猛兽并知道采用毒杀方法，但实际上并未接受过用于毒杀的毒药。中尉听了困惑起来。他本是一直蹲司令部机关的会计官，除了在此非常事态下被外派之外，以前未有过实际统兵的经验。从抽屉里匆忙抽出的手枪已有好多年没上手了，子弹能否出膛都心中无数。“中尉，官场上的事经常这样，”中国人园长可怜巴巴地对中尉说道，“需要的东西总是不在那里。”

为了确认，叫来了动物园主任兽医。兽医对中尉解释说，近来由于后勤难以为继，现在动物园所有的毒药其量极小极小，能否毒死一匹马都令人怀疑。兽医三十过半，五官端正，只是右脸颊有一块青黑色的痣，痣有婴儿手掌大小。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吧，中尉推想。中尉从园长室往司令部打电话请示，但关东军司令部自数日前苏军越境开始即已陷入极度混乱，多数高级军官销声匿迹，留下来的或在院子里焚毁大量重要文件，或率部在城郊手忙脚乱地挖防坦克壕，下令给他的少校此刻也不知何在。去哪里才能搞到所需用量的毒药呢？中尉摸不着头脑。首先是毒药这东西是由关东军哪个部门管理的呢？他这里那里把司令部各部门统统要了一遍，最后接起电话的军医大校声音颤抖着吼道：“混账东西！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关头还管什么动物园不动物园，我他妈不知道！”

我他妈也不知道！中尉忿忿地挂断电话，放弃了找毒药的念头。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动物一个不杀地撤离这里，二是用枪射杀。正确说来，二者都有违所下达的命令。最后他选择了射杀。日后也许会由于浪费弹药受到申斥，但至少猛兽“处理”这一目的达到了。而若留着动物不杀，便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罪被送交军法会议。虽然届时军法会议存在与否都是疑问，但命令总归是命令。只要军队存在，命令就必须执行。

可能的话，我也不想杀什么动物园里的动物，他自言自语道（实际上他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动物配给的食料已经匮乏，且往下事态将日益恶化——至少无好转迹象。对动物来说，恐怕也还是被一枪打死舒坦。何况若战斗激烈遭遇空袭致使饥饿的动物窜上街头，无疑将造成悲惨后果。

园长将接到“非常时刻消除”指令的动物名单和园内示意图交给中尉。脸颊有痣的兽医和两名中国杂役随同射杀队行动。中尉往接过的名单上大致扫了一遍。所幸列为“消除”对象的动物数量没预想的那么多，但其中包括两头印度象。“象？”中尉不由皱起眉头。糟糕，象这玩意儿如何消除？

由于路线关系，他们决定首先对老虎实施“消除”，象放在最后。栏前说明上说老虎是在“满洲国”大兴安岭山中捕获的。虎有两只，每四人对准一只。中尉指示瞄准心脏，而哪里是心脏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八个士兵一齐拉开三八枪的枪栓推子弹上膛，不吉利的干涩声响使周围风景为之一变。虎们闻声呼地从地上爬起怒视士兵，从铁栏内发出最大限度的威慑性怒吼。出于慎重，中尉也将自动手枪从枪套中取出，打开保险栓。他轻咳一声使心跳平稳下来。他努力去想这种事没什么了不得的，这种事人们时时都在干。

士兵们单腿跪地，端枪对准目标，中尉一声令下，一齐扣动扳机。明显的后坐力猛烈撞击他们的肩窝，脑袋里刹那间像被排空了一般一片空白。寂无人息的封闭的动物园回荡起齐射的轰鸣。轰鸣声从建筑物折向建筑物，从墙壁折向墙壁，穿过林木，掠过水面，如远处的雷鸣不吉利地刺痛了闻声者的心。所有动物立时屏息敛气，蝉也停止了合唱。枪声回响过之后，四下里不闻任何声息。虎们犹如被看不见的巨人挥棍猛击一般刹那间一跃而起，旋即“呼嗵”一声倒在地上，继而痛苦地翻滚、呻吟，喉咙里冒血。士兵们最初的齐射未能制服老虎。由于虎们在铁栏里慌乱地蹿来蹿去，无法打得那么准。中尉用平板板的机械语声再次命令进入齐射状态。士兵们恍然大悟，迅速拉栓排壳，重新瞄准。

中尉让一个部下进虎栏看两只虎死掉没有。它们闭着眼，龇着牙，一动不动，但是不是真死还要确认才行。兽医打开栏门，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士兵往前伸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战战兢兢地跨进栏去，样子甚是滑稽，但没一个人笑。他用军靴后跟往虎腰那儿轻踢一脚，虎依然一动不动，又稍稍用劲往同一部位加踢一脚——虎彻底死了。另一只（母的）也同样不动。这年轻士兵生来从未进过动物园，真老虎也是头一次看到。也是由此之故，感觉上根本就不觉得自己一伙人此时在此地杀死了真老虎，而认为自己只是被偶然领到与己无关的场所干了一桩与己无关的勾当。他站在黑乎乎的血海中茫然俯视着老虎的尸体。看上去死虎比活虎大出许多。为什么呢？他不得其解。

虎栏的混凝土地面沁满大型猫科动物刺鼻的尿臊味儿，现在又混杂着热烘烘的血腥。虎身上仍有几个开着的枪洞一个劲儿冒血，在他脚边流成黏糊糊的血池。他突然觉得手中的步枪又重又凉，恨不得扔开枪蹲下来把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吐空，那样肯定痛快。但不能吐，吐了过后要给班长打得鼻青脸肿的（本人当然蒙在鼓里，其实这个士兵十七个月后将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煤矿上给苏联看守用铁锹劈开脑袋）。他用手腕揩了把额头上的汗。钢盔好像极重。蝉们似乎总算省悟了，一只接一只叫了起来。不久，鸟鸣也混在里面传来。鸟的鸣声很具特征，简直像拧发条一般，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他十二岁时从北海道一个山村来到北安开拓村，一年前被征入军队，那之前一直帮父母做农活，所以大凡满洲的鸟他无所不知，但奇怪的是不知道如此鸣叫的鸟。莫不是在哪个笼子里叫的外国鸟？可鸣声好像就是从身旁树上传来的。他回头眯起眼睛，抬头朝鸟鸣方向看去，却一无所见，唯独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榆树把阴凉凉的树影投在地上。

他请示似的看着中尉的脸。中尉点下头，说可以了，命令士兵出来。中尉再次打开园内示意图，他想，虎总算收拾了。其次是豹。接下去大概是狼。还有熊。大象最后再说。不过也太热了，中尉让士兵休息一会喝口水。大家喝了水壶里的水，然后扛起步枪，列队朝豹栏默默行进。不知名的鸟又从哪里的树上以果断的声音继续拧动发条。汗水打湿了他们半袖军装的前胸后背。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列队行走起来，种种金属的碰撞声在无人的动物园里“咣啷啷”一阵空虚的回响。贴在栏上的猴子们预测什么似的发出撕裂长空般的尖叫，急切切地向这里的所有动物发出警告。动物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猴们一唱一和。狼向天长嚎，鸟奋然振翅，大动物在哪里恫吓似的猛力撞击围栏。拳形云块心血来潮般地赶来把太阳暂时挡去身后。在这八月间的一个下午，人也好动物也好无不在考虑死。今天他们杀死动物，明天苏联兵杀死他们，或许。

∗　∗　∗

我们总在同一家饭馆拥着同一张桌子说话，账单总是由她支付。饭馆里面的房间分别自成一体，说话声泄不到外面去，外面的说话声也传不进来。晚餐一晚只此一轮，因此我们可以免受任何干扰慢慢聊到关门时间。男侍者也很识趣，除去上菜其他时间尽可能不靠近桌子。她一般总是要一瓶指定年份的勃艮第葡萄酒，且总剩下半瓶。

“拧发条鸟？”我扬脸询问。

“拧发条鸟？”肉豆蔻原样重复一遍，“不明白你的意思。到底要说什么呢？”

“刚才你不是提到拧发条鸟了吗？”

她悄然摇头：“啊，想不起来。我想我没提到什么鸟。”

我于是放弃追问。这是习以为常的谈话方式。关于痣我也没再问。

“那么，你是生在满洲喽？”

她再次摇头：“生在横滨，三岁时给父母带去满洲。父亲原先是兽医学校老师，当新京那边要求为新动物园派一名主任兽医时，他主动报了名。母亲不乐意抛弃国内生活去那种天涯海角似的地方，但父亲坚持要去。较之在日本当老师，他或许更想在广大的天地里施展身手。我当时还小，日本也罢满洲也罢哪里都无所谓。动物园里的生活我顶喜欢来着。父亲身上老是有一股动物味儿，各种动物的气味儿混在一起，每天每日都像改变香水配方似的变化不一。父亲一回家我就爬上他膝头使劲儿闻那气味儿。

“但战局恶化周围形势不稳定之后，父亲决定把我和母亲送回日本。我们和别人一起从新京乘火车到朝鲜，再从那里转乘一艘专用船。这样，父亲一个人留下了。在新京车站挥手告别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我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只见父亲越来越小，直到他在月台的人群中消失。至于父亲那以后怎么样了，谁都不晓得，想必给进驻的苏军捉住送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和大多数人一样死在了那里，连个墓标都没有就埋在一片寒冷荒凉的土地上，成为一把枯骨。

“新京动物园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哪怕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在脑海里推出，从一条条甬路，到一头头动物。我们的宿舍位于动物园一个小区，那里干活的人都认得我，随时随地任我自由出入，即使是动物园休息的日子。”

肉豆蔻轻轻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再现那番光景。我默默地等待着下文。

“可我记忆中的动物园是否真的就是和我所记忆的一样的那个动物园，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把握。怎么说好呢，有时我觉得那实在过于鲜明了，而且越想越搞不清那种鲜明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我想象的结果。简直像坠入迷宫。这样的经验你可有过？”

我没有。

“那座动物园现在还存在？”

“存在不存在呢，”肉豆蔻说着，用手指碰了下耳环尖，“动物园战后关闭倒听说了，至于是不是一直关到今天，我也不清楚的。”

很长时间里赤坂肉豆蔻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说话对象。我们每周相见一两次，拥着饭馆桌子交谈。几次见面之后，我发现肉豆蔻是个十分娴熟的听讲者。她脑袋转得快，善于通过附和和发问使谈话顺利发展下去。

为使她不至于感到不快，每次见她我都尽量做到衣着整洁得体。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衬衣，色调相宜的领带，擦得锃亮的皮鞋。每次见我她都以厨师挑选菜蔬似的眼神首先将我的衣着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稍有不如意之处，她便把我直接领去精品专卖店选购正宗的西装，如果可能即让我当场换上。在服装方面，她尤其不肯接受任何缺憾。

这样，不觉之间，我的衣服量在家里的立柜中直线攀升。新套装新上衣新衬衫逐步然而确实地蚕食了久美子衣裙占据的领域。立柜变得窄了，便把久美子的装进纸箱，放上防虫剂塞入壁橱。她若回来必当感到纳闷，不知自己不在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花了很长时间一点点向肉豆蔻讲了久美子的事，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救出久美子，把久美子领回这里。她在桌上托着两腮，看了我半天。

“那么你到底从哪里救久美子出来呢？那地方可有名字什么的？”

我在空气里搜寻合适的字眼，但根本无从觅得。空中没有，地下没有。“很远的什么地方。”我说。

肉豆蔻微微一笑：“呃，这不有点像莫扎特的《魔笛》？用魔笛和神铃救出关在远处城堡里的公主。我嘛，最喜欢这个歌剧，看了好多好多遍，台词记得一字不差。‘我就是全国上下无人不晓的捕鸟人，就是帕帕基诺。’看过？”

我再次摇头。没看过。

“歌剧中王子和捕鸟人在三个腾云驾雾的神童带领下往城堡赶去，但实际上那是昼王国与夜王国之间的一场战事，夜王国要从昼王国那里把公主夺回。哪一方是真正对的呢？主人公中途糊涂起来。谁被关，谁没被关呢？当然最后王子救出了公主，帕帕基诺救出了帕米娜，恶人落入地狱……”说到这里，肉豆蔻用指尖轻轻捅了下眼镜框，“但是你眼下既没有捕鸟人，也没有魔笛没有神铃。”

“我有井。”我说。

“如果你能把它搞到手，”肉豆蔻像悄悄打开高级手帕一般绽开微笑，“把你的井。不过，所有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我讲话讲累了，或者语言迷失前进不得的时候，肉豆蔻就让我休息，而由她讲自己的身世阅历，比我讲的还要冗长还要曲折。而且她不按顺序讲，总是兴之所至地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飞到这儿，年代的顺序也不加说明任意颠倒，从未听过的人物突然作为重要角色粉墨登场。为了把握她所讲片断属于其人生哪一时期，听时必须做周密的推理，有的推也推不出。并且，她在讲亲眼目睹情景的同时，又讲其并未目睹的情景。

∗　∗　∗

他们杀了豹，杀了狼，杀了熊。射杀两头巨熊最费工夫。虽然中了几十发子弹，熊们仍然凶猛地撞击围栏，向士兵龇牙咧嘴，喷涎咆哮。总的说来熊们同凡事想得开的（至少旁观者如此认为）猫科动物不同，看样子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自己此刻被杀至死这一事实。或许由此之故，它们需要花更长时间来向被称之为生命的暂定性状况作诀别。等到熊们好歹咽了气，士兵们早已累得恨不能趴在那里不动。中尉关上手枪保险栓，用军帽擦拭淌在额头上的汗。深深的沉默中，几个士兵忍无可忍似的往地上大声吐唾液。弹壳在他们脚下浑如吸剩的烟头一般稀稀落落散了一地。他们耳中仍有枪声回响。十七个月后将在伊尔库茨克煤矿里被苏联兵劈杀的那个年轻士兵背过脸去不看尸体，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他死命把顶上喉头的呕吐感压下去。

象最终得以免于杀戮。实际在眼前看上去，象实在过于庞大了。在大象面前，士兵手里的步枪不过是小小的玩具而已。中尉略一沉吟，决定象就不动了。士兵听了都嘘口长气。奇异的是——也许丝毫不足为奇——他们心里全是这样想的。如此杀害栏里的动物，还不如去战场杀人痛快，纵然反过来自己也被杀死。

现在，纯属尸体的动物们由杂役拖出兽栏，装上车运往空荡荡的仓库。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动物们摆在仓库地上。见到这番作业结束，中尉返回园长室让园长在有关文书上签名。随即士兵们站好队，一如来时一样带着金属声响撤了回去。杂役们开始用软管冲洗兽栏那满是黑血污的地面，墙壁上沾着的动物肉片也被刷子刷去。作业完毕后，中国杂役问脸颊有青痣的兽医动物尸体准备如何处理，兽医回答不出。平时动物死了都是找专干此行的人处理，但在新京喋血攻防战迫在眉睫的现在，不可能打一个电话就有人跑来拾掇动物死尸。时值盛夏，苍蝇已开始落得黑乎乎一堆了。唯一的办法是挖坑埋掉，可是现有人手显然无法挖那么大的坑。

他们对兽医说，先生，如果能把死动物全部让给我们，一切处理包给我们好了。用车拉去郊外，处理得妥妥当当，帮忙的人也有的，不给先生添麻烦。只是我们想要动物毛皮和肉，尤其大家想得到熊肉。熊和老虎能取药，值几个好钱。现在倒是晚了，其实很希望只打脑袋来着，那样毛皮也会卖上好价钱，外行人才那么干的。若是一开始就全交给我们，处理肯定更得要领。兽医最后同意了这项交易。只能交给他们，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们的国家。

一会儿，十来个中国人拉着几辆空板车出现了。他们从仓库里拖出动物尸体，装到车上，用绳子捆了，上面盖了席子。这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没有开口，表情也丝毫没变。装罢车，他们拉车去了哪里。动物压得旧车发出呻吟般的吱呀声。于是，在一个炎热午后进行的这场针对动物的——让中国人来说是极其不得要领的——杀戮就此结束了，剩下来的只是几座清洁得干干净净的空兽栏。猴子仍在亢奋地发出莫名其妙的语声。獾在狭窄的围栏里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鸟们绝望地扇动翅膀，羽毛脱得遍地都是。蝉也在不停地叫着。

完成射杀任务的士兵们撤回司令部，留在最后的两名杂役跟随装有死动物的板车消失了。之后，动物园便如搬走家具的房子一般变得空空荡荡。兽医在已不出水的喷水池沿上坐下，抬头望天，望轮廓分明的白云，谛听蝉鸣。拧发条鸟已不再叫了，但兽医没注意到。他原本就没听到拧发条鸟的鸣声，听到的唯有日后将在西伯利亚煤矿被铁锹劈杀的可怜的年轻士兵。

兽医从胸袋里掏出一包潮乎乎的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擦了根火柴。点烟时，他发觉自己的手在不住地微微颤抖，且怎么也控制不住，点一支烟竟用了三根火柴。这倒不是因为他感情受到了冲击。那么多动物转瞬之间在他眼前被“消除”掉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并未感到惊愕、悲哀和不满。实际上，他几乎一无所感，有的只是极度的困惑。

在此他坐了好久，一边吸烟，一边设法清理自己的心情。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膝上的双手，转而再次仰首望天。他眼睛里的世界在外表上仍是往日那个世界，看不出任何变化，然而又应该与迄今为止的世界确乎有所不同。说到底，自己现在是置身于虎豹熊狼被“消除”了的世界中，那些动物今早还好端端活在这里，而下午四时的现在却已形影无存。它们被士兵们杀害了，甚至尸体都不知去向。

如此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应当有也必须有某种重大的、决定性的差异，但他怎么也无法找出这差异。在他眼里世界仍是往日那个世界。致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身上的这种无感觉，这种不曾有过的无动于衷。

接着，兽医陡然意识到自己已彻底筋疲力尽。回想起来，昨晚就几乎没睡。他想，若是在一片清凉的树荫下躺倒睡上一会——哪怕一小会——该有多妙，什么也不思不想地片刻沉入寂无声息的无意识黑暗中该有多妙！他觑了眼表。他必须为剩下的动物找到食物，必须照料一只正在发高烧的狒狒，要做的事堆积如山，但不管怎样总要先睡上一觉，往下的事往下再想不迟。

兽医走进树林，在别人看不见的草地上仰面躺下。树荫下的草叶凉丝丝的甚是惬意。草丛中散发着儿时闻过的撩人情怀的气息。几只大满洲蚂蚱“呜呜”地带着威势十足的声音从脸上飞过。他躺着点燃第二支烟。好在手已不似刚才那么抖了。他往肺里深深吸了一口，在脑海中推出中国人在哪里一头接一头给刚刚杀掉的那许多动物剥皮卸肉的光景。这以前兽医也看过好几次中国人的这种操作，他们手艺非常高超，操作要领也无可挑剔。动物的皮肉骨内脏眨眼间就分离开来，简直像原本就是各自独立的，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偶然凑在了一起。想必在我一会睡醒之时，那些肉就摆到市场上了。现实这东西可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他拔了一把脚旁的草，草软软的，他在手心里搓弄一会，之后熄掉烟，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把肺里的烟全部排到外面。一闭眼，黑暗中蚂蚱的振翅声听起来比实际大得多。兽医顿时有一种错觉，似乎癞蛤蟆般大小的蚂蚱在他身边团团飞舞。

恍惚中他蓦地心生一念：世界或许就是像旋转门一样原地滴溜打转的东西，至于从哪个间隔跨入门去，不过是脚如何踏出的问题。这一间隔有老虎，另一间隔则无老虎，如此而已。这里边几乎没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唯其没有连续性，所谓若干对象选择才不具意义。自己所以不能很好地感觉出世界与世界的差异，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但他的思考到此为止了，无法再深入下去。身上的疲惫如湿毛巾一样重，让人透不过气。他什么也不再想，只是嗅取青草的气息，倾听蚂蚱的羽声，感受薄膜般覆在身上的浓荫。

不久，他坠入了午后的睡眠中。

运输船按照命令关掉引擎，不久静静地停在海面。无论如何，从以快速为自豪的新式潜水艇眼前逃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艇上的甲板炮与两门机关炮依然定定地瞄准运输船，士兵们已进入随时发动炮击的状态。尽管如此，舰船之间仍飘着奇特的静谧。潜水艇上的船员们出现在甲板上，总的说来是以一种百无聊赖的情态并排望着运输船。他们大多连作战钢盔也没戴。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引擎声消失了，除了徐缓的海浪拍打船体那懒洋洋的声音外再不闻任何声响。运输船向潜水艇发送信号：本船是运送民间非武装人员的运输船，完全没有军需物资或兵员，救生艇亦几乎未备。“那不是我方的问题，”潜水艇冷冷地回答，“无论避难与否，十分钟后准时开炮。”往下再未交换信号。运输船船长决定不向乘客传达信号内容。那管什么用呢？也许能有几人侥幸逃生，但大部分人都将随同这巨大铁盆样的破船沉入海底。他想最后喝一杯威士忌，但瓶子在船长室桌子的抽屉里。一瓶没舍得喝的苏格兰威士忌。可惜没时间去取。他摘下帽子，仰望长空，期待日军战机奇迹般地列队出现在天空的一角。那当然没有可能。船长已无法可想，便又转而去想威士忌。

炮击延缓时间即将过去时，潜水艇甲板上突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动。在指挥塔平台上并排站立的军官慌忙交谈着什么，一个军官下到甲板在士兵中间迅步穿梭大声传达着什么命令，已在开炮位置做好准备的全体士兵听了分别表现出轻微的动摇。一个士兵大幅度摇头，挥拳打了几下炮筒。一个士兵摘下钢盔凝然望天。那些动作看上去既像是愤怒又像是欣喜，既像是泄气又似乎是兴奋。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有什么将要发生呢？运输船上的人全然无法理解。人们像看没有剧情介绍的（然而包含重要消息的）哑剧的观众一样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们的动作，拼命想看出线索来，哪怕一个线头也好。俄尔，在士兵中间荡开的混乱之波徐徐收敛，他们依照军官的命令迅速将炮弹从甲板炮卸下，转动炮舵把对准运输船的炮筒转回原来的朝前位置，将黑洞洞的骇人炮口扣上盖子。炮弹运回升降口，船员们跑步撤回艇内。和刚才不同，所有动作都进行得干脆利落，无多余的举止，无人交头接耳。

潜水艇引擎发出实实在在的低吼，蜂鸣器几次尖利地回响，命令“全体撤下甲板”。这时间里潜水艇开始前进，士兵们从甲板上消失，升降口从内侧关闭，艇体迫不及待地扬起巨大的白沫开始潜水。细细长长的甲板覆上了一层水膜，甲板炮沉入水下，指挥塔分开湛蓝色的水面沉下身去。最后，简直就像一把拧去自己曾存在于此的证据残片一样，天线和潜望镜一下子了无踪影。波纹扰乱了一会海面，之后也消隐了，只剩下夏日午后安静的大海，仿佛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地方。

一如潜水艇出现之时，在它唐突地消失之后，船客们仍以同样姿势立在甲板上定定地注视着海面。人们连咳嗽都没有一声。片刻，船长回过神来，向大副下令，大副同轮机室取得联系，于是落后于时代的引擎犹如被主人一脚踢开的狗，发出气喘吁吁的长音开始启动。

运输船上的船员屏息敛气，准备着遭受鱼雷攻击。美国人可能因故取消花费时间的炮击，改而发射快捷省事的鱼雷。运输船开始锯齿形航行。船长与大副用望远镜扫描夏日炫目的海面，寻找鱼雷曳出的致命白线。但鱼雷没来。潜水艇消失二十多分钟后，人们终于从死神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起初半信半疑，随后渐渐信以为真，自己从死亡边缘折回来了！美国人为什么突然中止攻击呢？船长也不明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得知，原来潜水艇在即将炮击之际收到司令部指示：在未受到对方攻击的情况下停止积极的战斗行为。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紧张消除后，有几个船客顿时坐下放声大哭，大部分人则哭不得也笑不出，他们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陷入虚脱状态。那尖利地刺入他们肺、心脏、脊骨、脑浆、子宫的长而扭曲的噩梦之刺久久难以脱落。

年幼的赤坂肉豆蔻那时在母亲怀中睡得正香。她人事不省似的连续睡了二十个小时，一次也没醒过，母亲大声叫也罢打脸蛋也罢都奈何不得。她睡得是那么深，就像沉进了海底。呼吸与呼吸的间隔逐渐加长，脉搏也迟缓下来，甚至一丝细微的睡息也听不到了。然而船到佐世保时，肉豆蔻突如其来地一下子睁开眼睛，仿佛被一股强力拉回到此侧世界。因此，肉豆蔻未得实际目击美国潜水艇中止攻击消失不见的过程，所有过程都是母亲多年后告诉她的。

运输船于翌日即八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多踉踉跄跄驶入佐世保港。港口静得令人不寒而栗，见不到有人出迎。港湾口附近的高射炮阵地周围也空无人影，唯独夏日阳光无声地灼烤着地面，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深重的无感觉拥裹起来。船上的人们坠入了一种错觉，就好像阴差阳错地踏入了死者的国度。他们默默无语地打量着阔别的祖国。十五日正午，收音机播出“天皇终战诏书”。七天前，长崎市区被一颗原子弹烧成废墟。几天后，“满洲国”将作为虚幻的国家淹没于历史的流沙中。脸颊有痣的兽医将在旋转门的另一间隔与“满洲国”共命运，无论他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笠原May视点之三）

你好，拧发条鸟。

上封信最后请你猜我“现在哪里做什么”，可想过了？多少想象得出？

我暂且假定你全不晓得我在哪里做什么——肯定不晓得——来和你说话。

细说麻烦，先告诉你答案吧。

我眼下在“一座工厂”做工。厂很大，位于日本海岸边一座地方城市的郊外山中。说是工厂，可并非你拧发条鸟想象的那种最新式的大型机器隆隆运转传送带长流不息烟囱浓烟滚滚的“极有气派”的工厂。工厂很宽敞很明亮很安静，根本就没什么烟囱探出。我想都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般敞阔的工厂。此外我所知道的工厂，也就是小学时参观的都内奶糖厂了。记忆中那地方又吵又窄，人们沉着脸默默劳作，所以我便一直认为所谓工厂就是教科书里“产业革命”插图上的那种地方。

这里做工的几乎全是女孩。稍离开些的另一栋建筑物里有研究室，身披白大褂的男人们神情抑郁地在里面开发新产品，不过从比例上说他们只是极小部分，剩下的清一色是一二十岁的女孩子，其中七成和我一样住厂内宿舍。因为一来每天都从镇上坐公共汽车或小汽车来这里上班挺辛苦，二来宿舍又蛮舒服的。宿舍楼很新，全是单人房间，饭菜任选且味道也不坏，设施应有尽有，而费用倒很便宜。温水游泳池也有，图书馆也有，如果愿意（我是没那份心思），甚至茶道花道都学得成，体育活动也搞得起来。这么着，起始自己租房住的女孩不久也退掉房子搬来了宿舍。周末全都回家，同家人一起吃饭看电影或跟男朋友约会。一到周六宿舍就成了废墟，我这样周末都不回家的人好像还没有。上次我已写过了，我喜欢周末“空空荡荡”的感觉，一天时间里或看书或用大音量听音乐或在山里散步或如现在这样给你拧发条鸟写信。

厂里的女孩都是本地人也就是农家的女儿，虽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不过一般说来她们都精神饱满身体壮实性格开朗工作肯干。这地方没有大企业，过去女孩子高中一毕业就跑去城里找工作，镇子上就没了年轻姑娘，留下来的男人找对象也成了问题，人口变得格外稀少。由于这种情况，镇上就把大片土地作为工业用地提供给企业，招来工厂，使得女孩们留在这里不去外地。这主意我觉得实在不赖。甚至像我这样特意从外地来的人都有的。她们高中毕业（也有和我一样辍学的）来这工厂做工，忙不迭地把工资攒起来，等婚龄一到就结婚，辞去工作生两三个小孩儿，一个赛一个胀鼓鼓的胖得海象一般。当然婚后来这里做工的人多少也是有的，但大多数人一结婚就不再干了。

对我所在的地方你可把握住感觉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这里到底是制作什么的工厂？

提示：我曾跟你一起做过一次与“这个”有关的工作。两人一道去银座搞调查了是吧？

你就是再迟钝也该明白过来了吧？

是的，我在制作假发的工厂做工。没想到吧？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那所不伦不类的高级林间学校兼拘留所，才半年我就跑出来了，那以后就像后肢受伤的狗一样在家里东躺西歪。躺歪时间里那家假发公司属下的工厂蓦地浮上心头，想起负责临时工的伯伯半开玩笑说的话，他说他们厂女工人手不足，想做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他还给我看过一次工厂的漂亮简介，工厂似乎十分了得，当时就想在这地方做工倒也不坏。负责人说那里的女孩都是用手来往发套里栽植假发的。假发那玩意儿神经得很，不可能像生产铝锅那样匆匆忙忙轰轰隆隆用机器制造。高级假发必须把真头发一小缕一小缕仔仔细细用针栽植上去。你不觉得简直让人发晕？你猜人脑袋瓜上长着多少根头发？以十万单位计哟！这要全部用手像插秧那样一点点栽上去的，不过这里的女孩们都没因此发什么牢骚。这地方气候寒冷，自古以来女人们就习惯在漫长的冬季做手工细活来挣钱，都说这活儿不怎么苦。所以假发工厂才把厂址选在这里，听说。

说实话，我以前就不讨厌这类手工活儿。外表上也许根本看不出，可实际上我缝东西很有两下子，在学校常受老师表扬来着。看不出来？这可半点儿也不骗人。所以不由想道，从早到晚在这山间工厂做这种手工细活，完全不去考虑啰嗦事以打发一段人生时光也未尝不可。学校那边早已忍无可忍，却又不愿意总这么无所事事死皮赖脸靠父母过活（对方怕也不愿意）。问题是眼下没有“这个我非做不可”那样的事……这么一想，觉得不管怎样只能先到这工厂干干再说。

让父母当保证人，又求管临时工的伯伯美言几句（我是这儿的临时工这点颇受青睐），在东京总部经面试被顺利录用，一星期后就收拾行李——其实也就是衣服和两用机之类——一个人乘上新干线，换了次车，就一蹿一跳地来到这凄凄凉凉的小镇，感觉上好像来到了地球背面。到站下电车时心慌得不行，心想这回可是走错了一步棋。但归根结蒂，我想我的判断并没错，差不多半年了，没什么不满也没闹什么问题，算是在这里安顿下来了。

也不知为什么，很早以前我就对假发这东西怀有兴趣。不，不仅仅是兴趣，莫如说被迷住了。如某种男人被摩托迷住一样，我被假发迷住了。上街搞那个市场调查，看到那么多秃脑瓜子（公司里称为头发简约者），深感世上的的确确有好多秃脑袋（或头发稀少的人），而以前可没怎么意识到。我个人对秃脑袋并没有什么，既谈不上喜欢，也无所谓讨厌。即使你拧发条鸟头发比现在少了（我认为你很快就会稀少），我也完全不会改变对你的心情。见到头发稀疏者我最强烈地感觉到的——以前好像对你说过——就是所谓“正在遭受磨损”。这使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儿。

一次在哪里听人说过，人在某一年龄（忘了是十九岁还是二十岁）到达成长的顶点，之后身体便只落得损耗。果真如此，头发脱落变薄也终究不过是身体损耗的一环，一点也没什么奇怪。说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也未必不可。只是，若说这里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恐怕也就是“世上既有年纪轻轻就秃的，也有上了年纪也不秃的”。所以在秃的人看来，不免想抱怨一句“喂，这不是有点不公平么！”毕竟是最醒目的部位，这种心情即使是暂且与头发稀少问题无关的我也很理解。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头发脱落的数量较他人多或者少并不是脱发者本人的责任，对吧？打零工时负责人伯伯就告诉我来着：根据调查结果，秃与不秃九成取决于遗传基因。从祖父、父亲那里领受“薄发遗传基因”的人，本人再努力也迟早必“薄发化”不可。什么“有志者事竟成”云云，在事关脱发上面是几乎行不通的。遗传基因一旦在某个时候觉得“噢差不多该动手了”而欠起腰身（不知遗传基因有无腰身），头发便只有哗哗啦啦脱落的份儿。说不公平也倒是不公平，你不认为不公平？我是觉得不公平。

总之你是可以明白了，明白我是在遥远的假发工厂每天紧张而勤奋地做工，明白我对假发这一制品怀有浓厚的个人兴趣。下次我想就工作和生活再详谈一下。

好了，再见！

12　这铁锹是真铁锹吗？（深夜怪事之二）

沉沉睡熟之后，少年做了个真真切切的梦。他知道是梦，多少有点放心。知道这是梦，即是说那不是梦，那的确是实有之事。我完全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

梦中，少年走进夜幕下一个人也没有的院子，用铁锹挖坑。铁锹靠在树干上。坑刚被那个高个子怪男人埋上，挖起来不费多大力。但到底是五岁儿童，光拿重重的铁锹就已喘不过气了，况且鞋又没穿，脚底板冰凉冰凉的。他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挖个不停，终于把高个子埋的布包挖出土来。

拧发条鸟不再叫了。爬上松树的矮个头也再无动静。四下里简直静得人耳朵发痛。他们似乎就势遁去了哪里。但这终归是梦，少年想。拧发条鸟和长得像父亲的爬树人则不是梦，是实际发生的事，所以二者之间才没有联系。不过也真是奇怪，我是在梦中这么重挖刚才挖出的坑。这样一来，梦与非梦到底该怎样区别呢？例如这铁锹是真铁锹还是梦中的铁锹呢？

少年越想越纳闷。他不再想了，只管拼命挖坑。一会儿，锹尖触到了布包。

为了不把布包弄伤，少年小心翼翼地铲去周围的土，双膝跪地从坑里拉出布包。天空一片云也没有，满月毫无遮拦地将湿润润的银辉泻在地上。奇怪的是梦中他没感到害怕。好奇心以无比强大的引力控制了他。打开包一看，里面是一颗心脏，人的心脏。心脏呈少年在图鉴上看到的颜色和形状，而且很新鲜，如刚被扔掉的婴儿一般一动一动的，虽然动脉被切断，血已不再输送，但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律动。动的声音很大，“扑通扑通”传到少年耳畔。然而那是少年自己的心跳。坑里埋的心脏同少年的心脏里应外合般大大地硬硬地动着，就像在诉说什么。

少年调整呼吸，坚定地告诉自己“这一点儿也用不着害怕”，这单单是人的心脏，不是什么别的，图鉴上都有的。谁都有一颗心脏，我也不例外。少年以沉着的手势将仍在跳动的心脏重新用布包住，放回坑内，拿锹填土，然后用光脚板踩平地面，以免给人看出被挖过一次，铁锹按原样靠树干立定。夜间的地面冰一样凉。然后，少年翻过窗口，返回自己温暖可亲的房间。为了不弄脏床单，少年把脚底沾的泥刮进废纸篓，准备上床躺下。不料他发觉已经有谁躺在这里，有谁取而代之地躺在床上蒙头大睡。

少年生气了，一把撩开被子。“喂，出去！这是我的床”——少年想对来人喊叫，但声音没发出，因为少年在这里发现的，竟是自己的形体，他自己早已上床，甚是香甜地打着鼻息酣睡。少年欲言无语地呆立不动。假如我自身已经睡在这里，那么这个我睡在哪里呢？少年这时才感到恐惧，恐惧得体芯都快冻僵了。少年想大声呼喊，想用尽可能尖利的喊声叫醒熟睡中的自己，叫醒家里所有的人。但声音出不来，无论怎么用力，口中也发不出一丝半缕的声音。他把手放在熟睡中的自己肩上使劲摇晃了一下，可睡觉的少年并不醒来。

无奈，少年脱去对襟毛衣甩在地板上，拿出吃奶力气把睡梦中的另一个自己推去一边，好歹把身体挤进小床的一角。否则，说不定自己会被挤出原本拥有的世界。姿势虽然憋屈得难受，又没有枕头，但一上床马上困得不得了，再也想不成什么。下一瞬间他便坠入了睡境。

翌日早晨睁开眼睛，少年独自一人躺在床正中，枕头一如往常枕在头下，身旁谁也没有。他慢慢撑起身体，环顾房间，一眼看去看不出变化。同样的桌子，同样的立柜，同样的壁橱，同样的台灯，挂钟指在六时二十分。但少年知道还是有怪异之处。即使表面一样，场所也还是不同于昨晚睡觉的地方。空气和光亮和声响和气味也多少与平时有所不同。别人可能不明白，但他明白。少年蹬掉被，上下打量自己的身体，依序伸屈手指。手指好端端地在动，脚也在动，不痛也不痒。接下去，他下床走进卫生间，小便后站在洗脸台镜子前端详自己的脸，又脱去睡衣爬上椅子照自己小小的、白白的身体，哪里也不见异常。

但还是有所不同。简直就像自己被换成另一个人似的。他知道自己尚不能充分适应自己这个新身体，觉得好像有某种与本来的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少年突然心慌起来，想喊妈妈，可是喉咙吐不出声音。他的声带无法震动这里的空气，恰如“妈妈”一词本身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但少年不久意识到：消失的并非语言。

13　M的秘密治疗

《神秘疗法侵蚀下的演艺界》

——据《月刊××》12月号

（上文略）

如此在演艺界成为一种时髦的神秘疗法，其消息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口头传播的，有时还带有秘密组织色彩。

这里有一位叫M的女演员，年龄三十三岁，自约十年前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被起用为配角并获得承认以来，一直作为准主角演员活跃于影视界，六年前同一位经营具有相当规模的不动产公司的“青年实业家”结婚。最初两年婚姻生活可谓一帆风顺，丈夫工作顺利，她本人也留下了作为演员堪可欣慰的业绩。但后来丈夫由于以她的名义作为副业经营的夜总会和妇女时装店不景气而开具空头支票，以致名义上使她负起债务包袱。M似乎一开始就对开店不很热心，只是被致力于扩展事业规模的丈夫勉强说服。也有人认为是中了丈夫形同欺诈的计谋，况且同丈夫父母的不和以前就相当严重。

由于这些缘由，夫妇间的龃龉开始成为传闻，不久发展成为分居。其后经人调停债款处理问题，两年前终于正式协议离婚。那以后不久M出现抑郁症倾向，为跑医院过着几近退休的生活。据M所属演出公司有关人士介绍，离婚后她苦于严重的周期性妄想，而为此服用的安定剂破坏了身体健康，一时竟落到“再也无法继续演员生涯”的地步。“表演时的精神集中力失去了，姿色也衰退得惊人。本来人就认真，这个那个想得太多了，致使精神状态更加恶化。好在分手时金钱上处理得还可以，暂时不工作也生活得下去。”

M同一位当过大臣的知名政治家的夫人有远亲关系，得到夫人不亚于对亲生女儿般的疼爱。两年前夫人给她介绍了一位女士，据说此女士只以数量极有限的上流社会人士为对象进行一种心灵治疗。在那位政治家夫人劝说下，M定期去女士那里治疗抑郁症，约持续一年时间。至于具体为怎样的治疗则不清楚，M为此绝口不提。但不管怎样，M的病情的确通过与女士的定期接触而朝好的方向发展，为期不长即可停止服用安定剂了。结果，身上异常浮肿尽消，头发全部长齐，容貌恢复如初，精神状态也已康复，可以逐步从事演员工作了。于是M不再前往治疗。

不料今年十月间噩梦般的记忆开始淡化之际，一次——仅仅一次——M无端陷入一如从前的状态。偏巧几天后又有重大任务等着她，如此状态自然无法胜任。M同那位女士取得联系，请其施以同样的“治疗”，但那时女士已抽身不做了。“对不起，我已没那种资格那种能力了。不过如果你肯绝对保密，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只是，哪怕如果向别人泄露一句，你都会遇上麻烦。明白吗？”

于是她在某个场所被引见给了一个脸上有青痣的男子。男子三十岁上下，见时一言未发，而其治疗效果却“好得难以置信”。M没提及当时支付的款额，但不难推定“咨询费”不会是个小数。

以上是M向她所信赖的“极要好”的人讲述的谜一样的治疗情况。她在“都内一家宾馆”同一负责向导的年轻男子碰头，从地下VIP(1)专用特别停车场乘上“漆黑漆黑的大轿车”前往治疗场所，这点毫无疑问。但关于实际治疗内容，则不得而知。M说：“那些人势力非同小可，我若言而无信，会遇上很大麻烦。”

M仅去过那里一次，那以来再未发作。对于治疗及那位谜一样的女士，不出所料，M拒绝直接接受采访。最知内情者认为，此“组织”大约避开演艺界方面的人，而以守口如瓶的政界财界人士为对象。因此从演艺界渠道得到的情况仅以上这些。

（下文略）

(1)　very important person之略，最重要人物。

14　等待我的汉子、挥之不去的东西、人非岛屿

晚间过了八点四下完全黑下来后，我悄悄打开后门走进胡同。后门又窄又小，须侧身方得通过。门高不足一米，在围墙最边角的地方伪装得甚是巧妙，从外面光看或触摸一般不至于看出是出入口。胡同仍同以往一样，承受着笠原May家院子水银灯清冷的白光，浮现在夜色中。

我迅速关门，在胡同中快步穿行。走过各家起居室和餐厅的后面，隔着院墙瞥一眼里面的男女，有的正在吃饭，有的在看电视剧。各种饭菜味儿通过厨房窗口和排气扇飘入胡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儿在用调低音量的电吉他练习快节奏小品。一户人家二楼的窗口闪出伏案用功的小女孩儿一本正经的面庞。夫妇的争吵声。婴儿凶猛的哭叫声。哪里响起的电话铃声。现实犹如未能全部装进容器而从周边哗然溢出的水一样淌进胡同——作为声音，作为气味，作为图像，作为需求，作为呼应。

为了不发出脚步声，我仍穿着往日那双旧网球鞋。行走速度既不能过快又不可太慢，关键是不要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注意，不要被四下充溢的“现实”意外拖住脚步。我熟记所有的拐角所有的障碍物，纵然伸手不见五指也能够不磕不碰地通过胡同。不一会走到自家后头，我立定观察周围动静，翻过低矮的院墙。

房子如巨大的动物空壳静悄悄黑魆魆地伏在我面前。我打开厨房门锁，开灯，给猫换水，接着从壁架上拿下猫食罐头打开。青箭闻声从哪里走来，在我脚上蹭几下脑袋，开始津津有味地进食。这时间里我从冰箱拿出啤酒喝着。晚饭一般在“公馆”里用肉桂准备的东西应付一顿，所以回家即使吃也不过简单做个色拉或切片奶酪。我边喝啤酒边抱起青箭，用手心确认它身体的温度和绵软，确认今天一天我们是在各自的地方度过又各自返回家中。

不料进门脱掉鞋，一如往日伸手去开厨房灯时，忽觉气息有些异样。我在黑暗中停住手，侧耳倾听，从鼻孔中静静吸入气体。一无所闻，只有一丝香烟味儿。总好像家中有自己以外的什么人，此人正在此等待我回来，刚才大概忍耐不住吸了支烟。他仅吸了两三口，还打开窗扇放烟，但烟味儿还是留了下来。恐怕不是我认识的人。房门上了锁，认识我的人除赤坂肉豆蔻没人吸烟，而肉豆蔻断不至于为见我而摸黑静等。

黑暗中我下意识地去摸棒球棍，然而球棍已不在那里，它现在位于井底。心脏开始发出大得近乎不自然的声音，仿佛已跑到我体外在我耳畔浮动。我调整呼吸。用不着棒球棍，倘若有人为害我而来，肯定不会在里边悠悠然等我。可我手心痒得不行。我的手在寻求棒球棍的感触。猫从哪里赶来，依然叫着往我脚上蹭脑袋，但它肚子不像平时那么饿，这点听叫声即可明白。我伸手打开厨房灯。

“对不起，猫刚刚喂过食。”客厅沙发上坐着的汉子以自来熟的语气对我说道，“噢，在这里一直等你来着，可猫总是脚前脚后叫个不停，就随便从壁架上拿猫食罐头喂了。说实在话，我不大会养猫的。”

汉子也不从沙发上起身。我默默地看着他。

“擅自进来，偷偷等待，吓一跳吧？抱歉，真的抱歉。可要是打开灯等，您怕有所警觉而不进来吧，所以才摸黑静等您回来。我绝不是加害于您的那种人，请别把脸搞得那么吓人。我只是有话要跟您说。”

汉子身穿西装，个头不高，因为坐着看不准确，恐怕一米五十超不出多少。年龄四五十岁，脑袋胖得跟青蛙似的又鼓又秃，按笠原May的分类法该是“松”。耳朵上边倒贴着几根头发，但由于黑黑的残留形状很滑稽，反而更显光秃。鼻子蛮大，但或许有点堵塞，吸气呼气之时竟如风箱带着声响一胀一缩。架一副度数似乎很高的金属框眼镜。说话时因吐字而上唇陡然卷翘起来，闪出给烟熏黄的参差不齐的牙齿。即使在我迄今见过的人之中，他也无疑是几个最丑的当中的一个。不单单相貌丑陋，还给人一种黏黏糊糊的无可诉诸语言的悚然感，类似黑暗中手一下子碰上不明实体的大毛虫时的不寒而栗。总之此君看上去与其说是现实人物，莫如说是昔日见过一次而早已忘得死死的噩梦的一部分。

“对不起，吸支烟可以吗？”汉子询问，“一直忍着，不过这么坐等起来也真不是滋味。烟这东西不是个好玩意儿啊！”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兀自默默听着。风貌奇特的汉子从上衣袋里掏出不带过滤嘴的“和平”叼在嘴上，很干很大声地擦燃火柴，拿过脚下的空猫食罐头，扔火柴杆进去。看情形这空罐给他当烟灰缸使用来着。汉子十分香甜地蹙起满是毛的粗眉头吸了一口，甚至发出不胜感慨般的低音。每当他大口吸烟时，烟头便如煤球烧得鲜红鲜红。我打开靠檐廊的玻璃窗，放进外面的空气。外面又静静地下起了雨，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从气味上可知道雨正在下。

汉子褐色西装白衬衣暗红色领带，哪一样看上去都属于便宜货，都用得年长日久狼狈不堪。西装的褐色令人想起外行人给破车凑合着涂的油漆，上衣和裤子上宛如空中摄影图片的一道道深褶早已不存在平复的余地。白衬衣整个微微泛黄，胸口那儿一个纽扣摇摇欲坠，而且尺寸还像小了一两号，最上端的扣子开了，衣襟扭歪得不成样子。带有俨然失败了的ectoplasm(1)般花纹的领带，看样子从太古时代就始终以同一样式扎在脖子上。此君对于服装的几乎不予注意和不存敬意，任何人都可一目了然，无非是因为到人前须穿点什么才不得已而为之，甚至让人觉得其中不无恶意。想必他存心日复一日穿这几件行头穿到破裂开线条分缕析为止，犹如高地上的农夫从早到晚狠命驱使毛驴直到使死。

汉子匆忙地把所需数量的尼古丁深深吸入肺腑，尔后轻嘘一声，脸上浮起介乎微笑与讥笑之间的莫可名状的笑，开口说道：

“噢，忘了自我介绍了，失礼失礼。我姓牛河，动物的牛，三点水的河。好记吧？周围人只叫我牛，‘喂，牛！’什么的。也是奇怪，给人这么一叫，渐渐觉得自己真成了牛，在哪里看见真牛，竟有一种亲切感。姓这东西真是奇妙，你不这样认为，冈田先生？这点上冈田这个姓实在潇洒。我也时不时心想要是自己有个地道些的姓氏该有多好，遗憾的是姓是由不得自己随便选择的。一旦作为牛河生于此世，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就得活活当一辈子牛河。这么着，从小学到这把年纪，一直给人‘牛、牛’叫个不止。没办法的事。有个姓什么牛河的，谁都要一口一个‘牛’，对吧？常说名以表体，我看倒好像体这方面不由自主没脸没皮地往名那边靠近，总有这个感觉。反正，就请记住叫我牛河好了。要是想叫，叫‘牛’也没关系。”

我去厨房拉开冰箱，拿一小瓶啤酒折回，也没对牛河客气。又不是我请他来的。我默然喝着啤酒，牛河也不再吭声，大口大口往肺里吸无过滤嘴香烟。我没在他对面椅子上落座，而是背靠柱子站着朝下看他。未几，他把烟头碾灭在空猫食罐头里，仰脸看我。

“冈田先生，大概您感到纳闷，想知道我是怎么开门进来的吧？不对？奇怪呀，出门时上锁来着，肯定锁得好好的，毫无疑问！可我是有钥匙的，原配钥匙。喏，这个，您瞧！”

牛河把手插进上衣袋，掏出只穿一把钥匙的匙扣，举在我眼前。的确像是自家钥匙。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匙扣，匙扣同久美子身上的极为相似，式样简单的一块绿色皮革，匙圈开合有些别致。

“这是原配钥匙，您也该看出来了，而且是您太太的。误解了不好，出于慎重我先交代一下：这是从您太太手里拿来的，从久美子女士那里，不是悄悄偷来的或死活抢来的。”

“久美子在哪里，现在？”我的语声有点怪异。

牛河摘下眼镜，确认镜片水蒸气似的看了一眼戴回。

“太太在哪里我自是一清二楚。不瞒您说，我等于在照料久美子女士嘛。”

“照料久美子？”

“照料是照料，可也没别的什么，放心好了！”牛河笑道。一笑，左右脸明显失去均衡，眼镜歪斜下来。“别用这种神情瞪着我。我嘛，只是作为一项工作帮帮久美子女士的忙，不外乎跑跑腿干干杂务，冈田先生，一个打杂的罢了，像样的事什么也没做，毕竟太太出不得门。明白了吧？”

“出不得门？”我再次鹦鹉学舌。

他停顿一下，用舌尖舔一下嘴唇：“呀，不知道倒也罢了，其实我也解释不了，不知是出不得门还是不愿意出门。您或许想了解，但请不要问我，详情我也不大清楚。不过用不着担心，并非硬给人关起来了。不是电影不是小说，现实中绝没那种事。”

我把手里的啤酒瓶小心翼翼地放在脚下：“你在这里为的什么事呢？”

牛河用手掌拍打几下膝盖，使劲点了下头道：“哦，我这还忘说了，真是疏忽。特意做了自我介绍，居然把这个漏掉了。废话絮絮不止而关键事丢在一旁是我生来一贯的缺点，常在这方面栽跟头。说晚了——其实我是久美子女士兄长手下的人，牛河。啊，姓刚才说了。就是‘牛’。算是给太太的哥哥绵谷升先生当秘书吧。不不，说是秘书，可同所谓议员秘书不是一回事，那种角色是更上面更像样的人干的。开口都叫秘书，却是五花八门的，冈田先生，大小高低各所不同。我是最小最低的，以妖怪来说，充其量算小妖一级，脏乎乎地老实趴在厕所或壁橱旮旯那类货色。可我奢望不得。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形体欠佳的跳到台上去，岂不有损绵谷升先生雄姿英发的形象！前台须由文质彬彬风流倜傥的人上去，三块豆腐高的秃老头上去说什么‘呃，我是绵谷的秘书’，只能落得给人当笑柄。是吧，冈田先生！”

我默然。

“所以嘛，我一手负责给先生办理不宜见人的也就是背后的事，上不得台的事。走廊地板下拉小提琴——这正是我的专业，比如久美子女士这件事就是其中的一件。不过冈田先生，您别以为我照料久美子女士是什么无足轻重的杂役，请您别这么看。如果我的话给您这种印象，那可是天大误解。毕竟久美子女士是我们先生独一无二的宝贝妹妹，能照料这样的人物，连我都觉得是件相当有意义的工作，老实说。

“对了，由我开口自是有些厚脸皮——啤酒什么的让我也来上一瓶好么？说起话来嗓子就渐渐地渴了。可以的话我自己拿，在哪我知道的。刚才等你的时间里，冒昧往冰箱里瞧了一眼。”

我点点头。牛河起身走去厨房，拉开冰箱门取出一小瓶啤酒，折回坐在沙发上有滋有味地对着瓶嘴喝起来，大喉结在领带上俨然什么活物似的一动一动。

“我说冈田先生，一天下来，喝上一瓶冰镇透了的啤酒，实在美上天了。世上有些小子说什么冰镇过头的啤酒不好喝，我可不那么认为。啤酒那东西，第一瓶最好冰凉冰凉凉得觉不出什么味儿，第二瓶嘛，的确还是多少温和点的好。反正第一瓶我是中意冰一样凉的，凉得太阳穴直发痛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嗜好。”

我依旧背靠立柱站着，啤酒只喝了一口。牛河把嘴唇闭成一条直线，环视了一会房间。

“不过，冈田先生，您太太不在家倒拾掇得挺利索，钦佩之至！说来不好意思，我可是半点都不行。家里一塌糊涂，垃圾站，猪窝！就拿浴缸什么的来说，都一年多没刷洗了。忘告诉你了，我老婆其实也离家出走了，走五年多了。说同病相怜是不大合适，总之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和您不同的是，我那老婆逃走也属情有可原，毕竟我作为丈夫坏到了极点，无可抱怨。不如说我倒佩服人家居然肯熬那么久——我这当丈夫的就是糟糕到了这步田地。一生气就欺负老婆打老婆。我嘛，在外头从未打过谁，打不来。您也看到了，我胆子小得很，跳蚤胆。在外面逢人就低三下四，任凭人一口一个‘牛’地叫，不管说我什么我都诺诺连声毫无怨言，满脸诚惶诚恐的神情。可一回到家就反过来揍老婆，嘿嘿嘿。如何，一文不值吧？这我自己也明白。不过冈田先生，就是欲罢不能。一种病，这是。动不动就打得她眼斜嘴歪。不光手打，还又摔又踢，再不然就泼热茶、扔东西，无恶不作。孩子上来劝阻，索性连孩子一块儿打，可是很小的孩子哟，才七八岁。而且不是吓唬几下，是真打实揍。魔鬼呀，我！想停手也停不下来，这个。自己管不住自己。心里倒是明白该适可而止了，可不知怎么个止法。如何，不可救药吧？这么着，五年前一咬牙把个五岁女孩儿胳膊一把折断了，咔嚓。老婆终于彻底心凉，领上两个孩子离家走了。那以来老婆孩子一次都没见过，也从没联系，无可救药啊，我。全身上下没一处不生锈的家伙！”

我默然。猫来到脚下撒娇似的一连声叫。

“哎呀，尽扯闲话了。您那么累，对不起。是想要问你这小子是有什么事才专门跑来的吧？不错，是有事才来的。不是来这里跟您天南海北的。先生也就是绵谷升先生托我来办点事，就把他说的照本宣科告诉您，先请听一下。

“首先第一件，先生认为您和久美子的事重新考虑也未尝不可。就是说，如果双方有意，言归于好破镜重圆也没有关系。眼下久美子女士没这个打算，不可能说办就办。但如果您横竖都不愿意离而打算一直等下去，那么等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强求离了。所以嘛，若是您想跟久美子联系，可以通过我这个渠道。总而言之就是恢复邦交，不必如往日那样一一对着干。这是第一件事。这个您以为如何？”

我蹲在地板上摸猫的脑袋，未作一声。牛河看了一会我和猫，随后又开口道：

“是啊，话不最后听完是不便表示什么的。心里嘀咕着现在看光是一件，后面不知还贴上来什么。也罢，就一竿子插到底好了。那么第二件事。这件有点费唇舌，实际就是一家周刊登载的‘上吊宅院’那篇报道，不知您看了没有。这东西非常有意思，也真是会写：世田谷高级住宅地段有一块怪地，好些年来上面不少人死于非命。这回购得此地的谜团人物究竟是谁？高高的围墙里面现在搞的是什么？一谜未解一谜又起……

“这样，绵谷先生看了这篇报道，突然想起您家就住在那附近，并且渐渐放心不下，怕您同那宅院之间万一有什么关联，所以就调查了一下里边的情况——当然实际上是我这不肖牛河驱动两条短腿上蹿下跳，总之调查算是调查过了。结果不出所料或者说果不其然，得知您似乎天天都通过这条后巷到那宅院里去，看来您是同那宅院内进行中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噢，我也吃了一惊，不愧为绵谷先生，到底独具慧眼……

“这报道时下只此一回，没有下文，但在某种情况下死灰未必不能复燃，毕竟作为话题是妙趣横生的。所以坦率说来，先生多少有点困惑。就是说，您这个妹夫的名字一旦因为什么无聊事端给捅出来，说不定会成为绵谷先生的丑闻。绵谷先生可谓如日东升的人物，舆论如影随形，何况先生同您之间业已存在例如久美子女士那么一件麻烦事，客观上很容易被人家捕风捉影。说是捕风捉影，其实任何人都有一两件不大希望别人知道的事，不管是怎样的，尤其是事关个人的时候。现阶段毕竟是先生作为政治家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说正处于即使石板桥也要敲上几遍才可通过且须赶紧通过的阶段。这么着，这里有个小小的交易：您如果同那个‘上吊宅院’一刀两断，绵谷先生方面准备认真考虑您同久美子言归于好的问题，痛快说来就是这样。如何，大致味道琢磨出来了吧？”

“大概。”

“那么意下如何呢，对我所说的？”

我手指摸着猫的喉结沉吟片刻。

“绵谷升何以觉得我可能同那宅院有关系呢？为什么想到那上面了呢？”我问。

牛河再次眼斜嘴歪地笑了。像是因为好笑，但仔细看去，眼珠竟如玻璃球一样冷漠。他从衣袋掏出一盒压变了形的“和平”，擦火柴点燃。“啊，冈田先生，问我那么深的问题可不好办。我再啰嗦一遍，我不过是个跑腿学舌的罢了，太绕弯子的道理我不懂，无非一只信鸽，那边的信叼过来，这边的回信叼过去，明白？只是有一点我能说：那个人可不是傻瓜。那个人谙熟脑袋的用法，有一种非一般人可比的直觉。而且绵谷升那个人嘛，冈田先生，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比您想的强大得多的现实力量，而且那力量每天得到增强，这点必须承认。因为诸多缘由您好像不喜欢那个人，那不关我的事，也和我全没关系，但事至如今，可就不仅仅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这点要请您认清才行。”

“既然绵谷升拥有强大的力量，那么伸手把周刊上的报道压住就是了，那样岂不省事？”

牛河笑了，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

“冈田先生，我说冈田先生，话可不能那么说。知道么，我们是住在日本这个极其民主的国家里，对吧？可不是那种一转身只能看到香蕉园和足球场的独裁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纵使政治家再有力量，压住一家杂志的报道也非举手之劳，那样实在过于危险。就算想方设法把上头的人笼络住，也必然让什么人不满，反而可能招引世人耳目，也就是所谓引火烧身。更何况，为这么一篇报道就大动干戈也是划不来的，老实说。

“还有——此话只是在这里讲——这件事很可能有您不知道的粗线缠在里边。果真那样，时过不久事情就不仅仅限于我家先生了，势必出现完全不同的流程，势必。总之冈田先生，若用牙医治病打比方，眼下触动的还是麻醉好了的部位，所以谁都不怎么抱怨，但很快就要用锥尖触动活生生的正常神经了，那一来必然有人从哪里跳出，跳出的人很可能真的是动气。我说的您明白吗？牛河的意见是——绝不是恫吓——您说不定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了一场不无危险的游戏。”

牛河要说的似乎暂且告一段落了。

“未烫伤先缩手喽？”我问。

牛河点点头：“嗯，冈田先生，这可就像在高速公路练习接球，实在危险。”

“而且还给绵谷升添麻烦。所以要赶快缩回手来，而换取同久美子的联系。”

牛河再度点头：“大体是这么回事。”

我喝了一口啤酒。

“首先，久美子由我以自己的力量找回来，”我说，“无论如何不想借助绵谷升的力量，用不着他帮忙。的确，我是不喜欢绵谷升这个人，但正如你所说，这并不仅仅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那以前的问题，那以前就不能接受他的存在本身。所以不同他搞交易。请这样转告好了。其次，请别再擅自进到这里来，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家，不同于宾馆大厅和车站候车室。”

牛河眯细眼睛，从镜片后面看了我一会，眼珠一动不动，依然没有感情色彩。并非没有表情，但那里有的只是一时逢场作戏的应付。随后，牛河像确认雨的大小一样朝上轻轻伸出他那大得同身体不成比例的右手。

“您说的我完全明白了。”牛河道，“一开始就没以为会马到功成，所以你这么回答我也不怎么惊讶。我是不大容易惊讶的人。您的心情我理解，话也说得果断干脆，没什么不好。拖泥带水的一概没有，或是或不，简明易懂。若是领受一个不黑不白曲里拐弯的什么回答，作为信鸽也够辛苦的——总要把话嚼碎了带回去。不过世上这种情况还真多——倒不是发牢骚——每天每日就像猜斯芬克司谜语似的。干这行对身体不好哟，冈田先生，不可能好。这么活着，不觉之间性格也变得啰啰嗦嗦，明白吗，冈田先生？变得总是怀疑别人，总是翻过来倒过去看个没完，简洁明快的信不过。伤透脑筋，真的。

“也罢，冈田先生，就这么干干脆脆回话给我家先生好了。只是，冈田先生，这话不能算完，即使您想三下五除二也没那么痛快。所以，我想我恐怕还会来这里打扰。我是脏兮兮的三块豆腐高，让人看着别扭，但对不起，要请您多少习惯我这一存在才行。我个人对您没有任何成见，不骗您，但您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时下我是您无法简单挥之而去的东西之一。说法是有点儿怪，就请您先这么看我好了。不过如此厚脸皮地擅自钻到您家来以后绝无第二次。如您所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够地道。噢，只有伏地请罪的份儿。不过，这回作为我也是出于无奈，要请您谅解。也不是经常这么胡来，如您所见，我也是普通人嘛。往后跟普通人一样先打电话。打电话可以吧？铃响两次挂断，再让铃重响一次——若这样的电话打来，您就得认为是我，请先想那个混账牛河又搞什么名堂，然后好好地拿起听筒。好么，一定请拿听筒，否则只好再次擅自进到这里。从个人角度我也不想干这种事，但毕竟是拿人家的钱向人家摇尾巴的角色，人家叫我干我就不能不效犬马之劳。明白吧？”

我未应声。牛河将吸短的烟支在空猫食罐头底碾灭，忽然想起似的看了眼表。“这可这可这可真是够晚的了，实在抱歉，随便开门闯进别人家来，喋喋不休了半天，还讨喝啤酒，敬请多多包涵。刚才说过了，我这德性回家也一个人没有，好容易找到人说话就不知不觉说得忘乎所以，不好意思啊！所以嘛冈田先生，单身生活可不能拖得太久哟，喏，不是说人非岛屿吗？或者说小人闲居而为不善吗？”

牛河用手轻拍一下膝部莫须有的灰，悠悠地站起身来。

“就不用送了，既然能一个人进来，就能一个人回去。门我来锁好了。还有，冈田先生——也许是我闲操心——世上不宜知晓的事也还是有的。可是人们偏偏对这种事感兴趣，不可思议啊。当然这只是泛泛之论……迟早恐怕还得见面，那时但愿事态能朝好的方向进展。晚安！”

雨静悄悄地下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上四周放亮时失踪般地止息了，但奇妙的矮个儿汉子那黏黏糊糊的感觉与他吸过的无过滤嘴香烟的尼古丁味儿，和潮气一起长久地留在了家里。

(1)　心灵科学术语，设想由灵媒释放的一种物质。

15　肉桂奇特的手语、音乐的奉献

“肉桂的彻底封嘴，是快过六岁生日的时候。”肉豆蔻对我这样说道，“正是他上小学那年。那年二月他突然不再开口说话了。也真是奇怪，对他彻底一言不发这一事实，大家直到那天夜里才注意到，虽说他本来就是沉默寡言的孩子。注意到时，原来肉桂从早上开始就一句话也没讲。我想方设法让他开口，向他搭话或者摇晃他，但无济于事。肉桂简直石头一样就是默不作声。是因为什么开不得口的，还是自己下决心不开口的——这点都弄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自那以来他不光是话不说了，大凡声音本身都一概不发了，明白？痛也一声不叫，痒也一声不笑。”

肉豆蔻领他到几个耳鼻喉科专诊医生那里看病，但原因仍不清楚，清楚的只是并非肉体缺陷或疾患所致。医生们未能从发音器官中找出任何异常。肉桂可清晰听取声音，只是不说话罢了。“这恐怕属于精神科领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肉豆蔻于是领肉桂去找自己认识的精神科医生，然而精神科医生同样查不出他持续闭口不语的起因。医生给肉桂做了智力检查，结果思维能力毫无障碍。实际上他显示出相当高的智商指数，情绪上也没有什么紊乱之处。“没受到非同一般的精神打击什么的吗？”医生问肉豆蔻，“请仔细想想，例如撞见什么异常场面或在家里遭受暴力——没有这样的情况吗？”但肉豆蔻想不出任何类似情形。儿子一如平时地吃饭，一如平时地同她说话，一如平时地乖乖上床睡觉。而翌日一早肉桂便深深沉入静默的世界中。不存在家庭纠纷，孩子在肉豆蔻和她母亲无微不至的守护下发育成长，从来没人向孩子举起过巴掌。“只有再观察一段时间了。”医生说，“病因既不清楚，就没有办法治疗。每星期领来一次，也许会慢慢摸清原因。或者过些时日突然如梦初醒开起口来也不一定。我们恐怕只能耐心等待。孩子诚然不开口，但此外眼下并没有具体问题……”

可是，无论怎样等待，肉桂再未从沉默的深海底浮上水面。

∗　∗　∗

早上九点，大门响着低低的马达声朝里面打开，肉桂驾驶的“奔驰”500SEL开进院内。汽车电话的天线在后车窗的后头犹如刚刚生出的触角一样探出。我从百叶窗的缝隙里窥看着这光景。汽车看上去浑如无所畏惧的庞大的洄游鱼，崭新的黑漆漆的车轮在混凝土地面上无声地画出弧形，停在指定位置。每天画毫无二致的弧形，准确停在毫无二致的位置，误差应不出五厘米。

我喝着刚刚煮好的咖啡。雨虽停了，天空仍布满灰云，地面黑乎乎冷清清湿漉漉的。鸟们发出尖锐的啼叫，急切切地往来穿梭寻觅地面上的昆虫。俄顷，驾驶室门开了，戴太阳镜的肉桂跨下车来。他慎之又慎地环顾四周，确认并无异常之后，摘下眼镜放进衣袋。车门关闭。大型“奔驰”恰到好处的关门声与其他任何车相比都有些微的不同。对我来说，这意味自己在“公馆”的一天由此开始。

我一清早就开始考虑昨晚牛河的访问。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把他作为绵谷升的差役来访以及要求我从这里抽身之事告诉肉桂。最后我决定不告诉，至少暂时不作声。这是我同绵谷升两人间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想把第三者牵扯进去。

肉桂依然一身得体的西装，每一件都那么超凡脱俗那么做工精良那么正相合身。样式总的来说虽然属保守型不起眼，但由肉桂穿上便如撒上一层魔粉一般变得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当然，由于西装的关系，领带也每天不同。衬衣不同。皮鞋不同。估计都是他那位肉豆蔻母亲如此那般一件件买给他的。总之，肉桂身上的衣服全无污痕，脚上的皮鞋绝无阴翳，一如他驾驶的“奔驰”的车身。每天早上如此目睹他的形象，我都不由一阵由衷钦佩，甚至可以说为之感动：如此十全十美的漂亮外表下，到底能容纳怎样的实体呢？

他从车后行李厢里提出两个装有食品和日用品的纸袋，双臂抱着走进房门。给他一抱，就连自选商场平平常常的纸袋也显得高雅而有艺术性。或许抱的方式别具一格，也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一看见我，肉桂整个脸盈盈含笑。绝妙的微笑，就好像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散步良久而来到一片豁然开朗的空地。我出声地说“早上好”，他不出声地说〈您早〉——我可以根据他嘴唇细微的变动译出。他从纸袋里取出食品，如同头脑聪明的孩子往大脑皮层记录新知识一般井井有条地藏进冰箱，继而整理日用品，放入壁架，之后喝我做的咖啡。我同肉桂隔着餐桌相对而坐，一如过去我同久美子的每日清晨。

∗　∗　∗

“最终，肉桂一次、一天学校也没去。”肉豆蔻说，“开不得口的孩子一般学校不肯作为学生招收，而我又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该送去聋哑学校。因为他不能开口的缘由——不管是怎样的缘由——全然不同于其他孩子。而且肉桂也不愿意到学校去。他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看书，听古典音乐唱片，和当时养的杂种狗在院子里玩耍，看上去他顶喜欢这样。有时也外出散步，但他不愿意和附近同龄孩子在一起，对外出也不怎么积极。”

肉豆蔻学了手语，开始用手语和肉桂进行日常对话，手语不够用时就用便笺笔谈。但一天她发觉不特意用那么烦琐的手段，自己也能同儿子沟通感情且几乎没什么不便。只消通过一点点身体动作和表情，她就能了如指掌地读出对方的所思所需。觉察出这点之后，她便不再怎么介意肉桂的不说话了，因为这并不妨碍自己同儿子之间的精神交流。当然，声音式语言的阙如所带来的物理式不便也并非感觉不到，但那终究只是“不便”这一层次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便反而净化了母子间交流的品味。

工作之余她教给肉桂汉字和语言，教给计算方法，但实际上必须由她教的东西并不很多。他喜欢看书，必要的东西都一个人随便通过看书掌握了。肉豆蔻的任务较之教给什么，更在于为儿子选择他所需要的书。儿子喜欢音乐，想学钢琴，最初几个月跟专业老师学了基本指法，后来便不再接受正规教育，而只靠书本教程和录音带掌握了作为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相当有难度的演奏技巧。主要喜欢演奏巴赫和莫扎特，除普朗克和巴托克以外，对浪漫派以后的音乐几乎不感兴趣。最初六年时间兴趣集中在音乐和读书上面，到上初中年龄开始对外语学习表现出热情。一开始学英语，接着选学法语，分别用半年时间即可看简单的书刊了。发音固然不会，但肉桂的目的在于阅读用该语言写的书而不是会话。此外还喜欢摆弄复杂的机器，买齐专用工具，组装收音机和真空管放大器，拆开钟表修理。

周围的人——其实肉桂真正接触的对象只限于母亲、父亲和外祖母三人——早已习惯于他的概不开口，并且不认为有什么不自然不正常。几年后，肉豆蔻不再把儿子领去精神科医生那里了。每周一次的面谈，一来未给治疗他的“症状”带来任何效果，二来如医生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除去不开口这一点，其他方面肉桂毫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完美无缺的孩子。记忆中肉豆蔻从未命令过他做什么，没有叱责他不许他做什么。肉桂自己决定自己应做的事，以自己的方式做到底。在所有方面都跟其他孩子不同，比较本身都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十二岁时外祖母去世后（他无声地连哭了几天），他便在肉豆蔻白天外出工作时间里主动承担了家务，做饭、洗衣服、清扫房间等等。本来肉豆蔻在母亲去世后打算雇人做家务，但肉桂执意地摇头反对。他拒绝不相识的人介入，不喜欢家中秩序发生变化。最终，家庭生活的大部分由于肉桂的努力而维持得井然有序。

∗　∗　∗

肉桂用双手对我说话。手指得其母亲遗传，长得纤细而漂亮。长是长些，但绝不过分。十个手指在他脸前恰似十分乖巧听话的生灵活泛而流畅地动着，向我传达着必要的信息。

〈今天下午两点有一个客人。就这一件事。两点之前什么事也没有。我在这里花一小时做完事后回去。两点时领客人再来。天气预报说今天一天都是阴天，我想您天没黑时下井也不至于损伤眼睛。〉

如肉豆蔻所说，理解他十指诉说的话语我没觉得吃力。手语我自然一无所知，但可以畅通无阻地跟踪其手指自如而复杂的动作。或许由于他手指动作过于完美，所以只消凝目注视即可领悟其含义，就如看听不懂的外语剧却时而为之心动一样。也可能我虽然眼睛盯其手指，而实际上全无所见。手指动作可以说是建筑物的装饰性外表，而我则在不知不觉地注视其背后别的什么东西也未可知。每天早上同他隔桌交谈时，我都想找出其分界，但把握不住。即使有那样的分界，恐怕也是经常移位变形的。

简短的对话或者说传达完了之后，肉桂脱去上装挂在衣架上，领带掖进衬衣，开始打扫房间，站在厨房，为我做简单的饭菜，这时间里用小音响装置放听音乐。有一个星期只放罗西尼的宗教音乐，又一个星期只放贝瓦尔德的管乐协奏曲，一遍又一遍放，其旋律我差不多已背得滚瓜烂熟。

肉桂做事干净利落无可挑剔，没有多余动作。起始我要帮忙，每次他都微笑摇头。看肉桂的一系列动作，的确像是交给他一个人办一切更能顺利。后来我便在肉桂做事的时间里坐在“试缝室”沙发上看书，免得去打扰他。

房子不太大，家具也只放必需之物。没有人实际在这里生活，不怎么脏，也不凌乱。但肉桂每天哪怕每个角落都要过一遍吸尘器，拿抹布擦家具和壁架，窗玻璃也一扇扇过一遍清洁刷。茶几打一遍蜡，擦电灯泡。房间一切都放回原来位置。整理餐具橱里的餐具，锅按大小顺序整齐排好。把橱里的亚麻巾和毛巾的边角重新对得整整齐齐，统一咖啡杯把手的朝向。确认洗脸间香皂的位置，毛巾即使没有用过的迹象也要换新。垃圾归拢入袋，扎起袋口拎去哪里。按自己的手表（我可以打赌：误差不超过三秒）校正座钟。大凡稍微偏离应有姿态的东西，都被他优雅准确的手指动作纠正回去。假如我试把壁架上的座钟向左移动两厘米，翌日早晨他必定向右移动二十毫米。

但肉桂如此举止不给人以神经质印象，看上去自然而“正确”。或许这个世界——至少这里存在的一个小世界——的样态早已鲜明地烙在他脑袋里，对他而言，保持其不变大概便如同呼吸一样理所当然，但也可能是肉桂在产生想使一切各就原位的强烈内在冲动时的一举手之劳。

肉桂将做好的饭菜收入器皿放进冰箱，指示我中午应吃什么什么。我道声谢谢。之后他对镜重新打好领带，检查衬衣，穿起上装，继而嘴角浮出微笑，动下嘴唇向我说〈再见〉，迅速转身环视一圈走出房门。他钻进“奔驰”，把西方古典音乐盒式磁带塞进车内收放机，用遥控器打开大门，逆向划着和来时同样的弧形离去。车一出门，门即关上。我同样手拿咖啡杯，从百叶窗的缝隙间打量这番光景。鸟们已不似刚才那般聒噪，低云四分五裂随风流去，但低云之上还有别的厚厚的云层。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咖啡杯置于桌面，四下打量肉桂动手收拾齐整的房间。俨然偌大的立体静物画。唯独座钟静静地刻计时间。时针指在十点二十分。我眼望肉桂刚才坐过的椅子，再次自问没把昨晚牛河来访的事告诉他们是否合适。这样做果真是明智的选择吗？不至于损害我与肉桂或肉豆蔻之间业已存在的信赖感吗？

我很想静观一下事态的发展，想知道我正在做的何以使得绵谷升那般坐立不安，想看一看我踩上了他怎样的秃尾巴以及他将对此采取怎样的具体对抗措施。这样，我或许可以多多少少接近绵谷升保有的秘密，而在结果上使我朝久美子所在的场所更迈进一步。

肉桂向右移动两厘米（即放回原来位置）的座钟快指在十一点时，我走到院子准备下井。

∗　∗　∗

“我对小肉桂讲了潜水艇和动物园的故事，讲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运输船甲板上见到的一切，讲了在美国潜水艇转过大炮准备击沉我们船的时间里，日本兵枪杀我父亲动物园动物们的经过。长期以来这话我对谁也没讲，一个人闷在心里，独自在幻影与真实之间幽暗的迷途中无声地彷徨。但肉桂出生时我这样想道：我能讲的对象只有这孩子一人。从肉桂还不能理解语言时我就开始给他讲了不知多少遍。当我向肉桂低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其情其景每每如刚启封一般在我眼前历历复苏过来。

“多少听懂话语之后，肉桂反复让我重述那段往事。我重复了一二百次，甚至可能是五百次之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周而复始。每次讲起，肉桂都想知道故事里的其他小故事，想知道树上的其他枝条。所以我按照他的发问攀援枝条，讲那里的故事。故事于是迅速膨胀起来。

“那大约类似以我们两人的手构筑的一种神话体系，明白？我们每天每日都讲得如醉如痴。讲动物园里的动物名称，讲它们毛皮的光泽和眼神，讲那里飘荡的种种不同的臊臭，讲每一个士兵的姓名和长相，讲他们的身世，讲步枪和弹药的重量，讲他们感觉到的恐惧与干渴，讲天空飘浮的云朵……每次对肉桂讲述，我的眼睛都能见到林林总总的形状和色彩，都能将我见到的当即诉诸语言传达给肉桂，我可以恰如其分地找出恰到好处的字眼，这里边不存在极限，细节无穷无尽，故事越讲越深越讲越多。”

她像想起当时似的漾出了微笑。我还是第一次目睹肉豆蔻如此水到渠成的微笑。

“但是有一天，一切突然结束了。”她说，“自他不再开口的那个二月间的一个早上，肉桂便不再和我共同拥有那个故事了。”

肉豆蔻点燃支烟，停顿一下。

“现在我也明白了：他的语言被那个故事世界的迷宫所彻底吞噬了，那个故事里出来的东西把他的舌头劫走了。几年后，它杀死了我的丈夫。”

∗　∗　∗

风比早晨就略有加强，浓重的灰云被一刻不停地径直吹向东去。风在叶片脱尽的庭树枝头时而发出不成节奏的短促的呻吟。我站在井旁望了一会如此的天空，猜想久美子大概也在某处望着同一云絮。并无什么根据，只是蓦然心有所觉。

我顺梯爬下井底，拉绳合上井盖。而后做了两三次深呼吸，摸起棒球棍紧紧握住，在黑暗中悄然弓身坐下。完全的黑暗。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最为重要的。别无杂质的黑暗握有一把钥匙。这颇有点像电视烹调节目：“记住了么，完全的黑暗乃是关键。所以说太太，您要准备好尽可能浓重的完全的黑暗！”其次便是尽可能结实的棒球棍，我想。随即我在黑暗中绽出一丝笑。

我可以觉出痣在脸颊上开始微微发热。我正朝事物的核心一步步接近，痣这样告诉我。我闭起眼睛。肉桂早上做事时反复听的音乐旋律贴在我的耳鼓。巴赫《音乐的奉献》。它如同人们的喧哗萦绕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一样萦绕于我的脑际。但不久，沉默从天而降，就像产卵的昆虫潜入我大脑皮层的皱隙，一个个接踵而至。我睁开眼睛，再次闭上。黑暗混沌一团，我开始一点点从自己这一容器游离出去。

一如往常。

16　有可能到此为止（笠原May视点之四）

你好，拧发条鸟。

上次说到我在很远很远的深山里的假发工厂同很多当地女孩一起做工，这回接着往下讲。

最近我暗暗觉得好笑：人们这样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有点怪。没这样想过？怎么说好呢，我在这里的工作，只不过按头头如此这般的吩咐如此这般地干罢了，丝毫用不着动脑，等于说脑浆那东西上工前放在寄存柜里下工时再随手拿回。一天七小时对着操作台一个劲儿往发罩上栽头发，然后在食堂吃饭进浴室洗澡，接下去当然就得像一般人那样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而且“自由时间”也由于人困马乏而多用来打瞌睡或怔怔发呆，几乎谈不上用心想点什么。当然周末不用做工，却又要集中洗衣服搞卫生。有时还要上街，一忽儿就过去了。一次曾下决心写写日记，但简直没什么好写，只一周就扔一边去了。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嘛！

尽管这样，尽管这样，对于自己如此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我还是半点厌恶情绪都没有，别扭感什么的也没有。或者不如说由于这样蚂蚁式地一门心思劳动，我甚至觉得渐渐靠近了“本来的自己”。怎么说呢，说倒说不好，总之好像是由于不思考自己而反倒接近自己的核心。我所说的“有点怪”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这里干得非常卖力。不是我自吹，还作为月度最佳职工受过表扬呢。说过了吧，别看我这样，干起手工活来十分灵巧。我们分班干，我进哪个班，哪个班的成绩就比较好。因我干罢自己这份就去帮干得慢的人，大伙儿对我评价相当不错。你不觉难以置信？能信这个，我得到好评？好了，不说这个了。总之我想向你拧发条鸟说的是：我来到这座工厂以后一直像蚂蚁像村里的铁匠师傅一样只知埋头干活。这回明白了吧？

我每天做工的场所很是怪模怪样，活活有飞机库那么大，天花板高得出奇，空空荡荡。里边就大约一百五十个女孩儿聚在一处做工，光景甚是了得吧？又不是制造潜水艇，何苦占这么大的场所呢？分成几个小房间就不可以吗？但也许这样做容易使大家产生连带感，觉得“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劳动”。也可能便于头头统一监视。这里边肯定有一种“驱动心理学”样的玩意儿。操作台像解剖青蛙的理科实验室那样按班分开，最头上由年龄大的班长坐。一边动着手一边说话固然不碍事（毕竟不可能一整天都哑巴似的干），但若大声喧哗或放声傻笑抑或光说不干，班长就阴沉着脸走来提醒，说什么“××小姐，别光动嘴，手也得动哟！进度怕是有点落后了吧？”所以，大家全都像夜里捅空鸟巢似的小声细气交头接耳。

工场有线广播放着音乐，音乐种类因时间而异。如果你是巴里·马尼罗迷和埃亚·萨普莱迷，想必会中意这里。

我在这里花了几天工夫做成一个“自己的”假发。做一个假发虽因等级不同费时也不同，但一般做一个需要好几天时间。先把发套细细分成围棋眼，再往一个个小方眼里依序栽头发。这不是流水线作业，是我的任务。就像卓别林电影里的工厂似的，拧完一个固定位置的螺栓，便赶紧去拧下一个，不是么？我花了几天完成了一个“我的假发”。完成时我真想在哪里签上我的名字——×月×日笠原May。当然真那样做了笃定要挨训，所以没做的。只是，想到我做的假发将在这世界某个地方给某个人扣在脑袋上，就觉得很是开心，好像自己这个人和什么紧密联系在一起似的。

说起来，人生这东西也真够奇妙的。不信？假如三年前有人对我说“三年后你将在一座深山工厂里同乡下女孩一起做假发”，我保准笑得前仰后合，我想。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反过来说，也没有哪个人知道我三年后做什么。难道你拧发条鸟晓得三年后自己在哪里做什么？一定不晓得。可以拿我手上所有的钱打赌：别说三年后，连一个月后的事我想你都稀里糊涂。

现在我周围的人可都是大体知晓或者以为知晓三年后自己处境的。她们在这里做工攒钱，准备几年后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幸福地结婚。

她们结婚的对象大多是农家子弟、小店主继承人或者在地方小公司上班的人。前次信上也说过了，由于这一带年轻女子慢性不足，她们的“行情”十分看好，除非运气极坏，否则不可能剩下，都会觅得一个差不多的搭档和和美美走入洞房，身价十分了得。一旦结婚——上封信也写到了——十之八九都离开工厂。对她们来说，假发工厂的工作不过是填补跨出校门到找见结婚对象这几年空白的一个阶段，犹如进来坐一会就出去的房间。

不过假发工厂方面倒无所谓，或者不如说似乎还是适当干几年婚后立即辞工为好。较之她们沉下心来连干好多年而提出工资啦待遇啦工会啦啰啰嗦嗦的问题，还是差不多就换新手上来合算。熬到有些身手的班长一级，公司也在某种程度上当一回事了，而一般女孩子也就和消耗品差不许多。所以结婚就辞工不干等于是两者的默契。这么着，不难想象三年后她们将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或者仍在这里一边干活一边斜眼物色结婚对象，或者结婚一走了之——二者必居其一。你不觉得这样洒脱得很？

像我这样全然不知道三年后干什么而又觉得无所谓的人这边是没有的。她们都很勤劳。几乎看不到有人或多或少地偷懒耍滑躲躲闪闪。牢骚都听不到几句，顶多有时对食谱有所挑剔。当然，既然是工作，就不可能尽是开心事，即使今天想去哪里散散心，也必须作为义务干完九点到五点（中间有两小时休息）的工作才行。不过我想总的说来，大家都干得蛮快活。这大概是因为她们都明白这是一段从这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缓冲时光，都想在此期间尽可能欢天喜地。对于她们，这里终究不过是个驿站。

但对我不是这样。对于我，既非缓冲时光，也不是驿站——我根本不晓得从这儿往哪里去。弄不好，我有可能到此为止，是吧？所以准确说来我并不是在此享受工作的乐趣，只是想全面地接受这项工作。做假发时只想假发，而且想得相当认真，认真得浑身黏糊糊沁出汗来，真的。

说不好，但近来有时想起摩托车事故中死去的那个男孩。老实说，这以前没怎么想起过。在事故的打击下，我类似记忆的什么突然一下子走了样，记住的总的说来全都是不怎么好的怪事情，例如腋下的汗臭味啦，头脑无可救药的迟钝啦，要钻进怪地方的手指啦，尽这些。不过，偶尔也开始一闪想起不太糟糕的来了，尤其在掏空大脑一个劲儿往发套里栽头发那种时候，会孤零零地突然冒出什么——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时间这东西肯定不是按ABCD顺序流淌的，而是一会跑去那里一会折回这里那样的玩意儿。

拧发条鸟，老实老实老实说，我有时感到非常害怕。半夜醒来，一个人孤苦伶仃，离谁离哪里都有五百多公里之远，黑漆漆的，往哪边看都根本看不到头，怕得我真想大声喊叫。你或许也有这种情况吧？每当这时，我就尽量设想自己是同哪里联系在一起的，在脑袋里拼命排列联系在一起的对象的名字，其中自然包括你拧发条鸟。那条胡同、那口井、那棵柿子树之类也都包括在里边。包括自己亲手做的假发，包括对那个死去男孩的一点点追忆。由于这种种微不足道的对象的协助（当然你拧发条鸟不属于“微不足道”的范围，基本上），我可以一点点返回“这边”。这种时候，我就不由心想若是给那个男孩完整地看我的身体让他好好摸一下该有多好！可当时心里却想的是“哼，岂能给你碰我！”喂，拧发条鸟，我可是打算就这么处女一辈子哟！我是真这么想的。对此你怎么看？

再见，拧发条鸟！但愿久美子阿姨快些回来……

17　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神灯

晚间九点三十分电话铃响了。响两次停下，稍顷再次响起。我记起这是牛河电话的暗号。

“喂喂，”牛河声音传来，“您好，冈田先生，我是牛河。现已来到府上附近，这就过去不大合适吧？啊，其实我也知道时间晚了，但有事要当面谈。如何？是关于久美子的，料想你可能也有些兴趣……”

我边听电话，边在脑海里推出电话另一头牛河的嘴脸。脸上浮现出自来熟式的笑，像是在说这你不便拒绝吧。嘴唇上卷，龇着脏牙。但的确如他所料。

刚好过十分钟，牛河来了。衣着同三天前的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我的错觉，而实际完全是另外一套。但不管怎样，西装类似衬衣类似领带类似，全都脏兮兮、皱巴巴、松垮垮。这套猥琐不堪的行头看上去仿佛在委屈地承负着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纵使会转世托生成什么，纵使来生有获稀世荣光的保证，我也不想、至少不想成为这样的行头。他打声招呼，自己开冰箱拿出啤酒，用手碰一下确认冰镇程度之后，倒进眼前的杯子喝起来。我们隔着厨房餐桌坐定。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闲扯了，来个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牛河说，“冈田先生，您不想同久美子说话吗？同太太单独地直接地？想必这是您朝思暮想的吧？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是这样想的吗？”

我就此略加思索，或者说装出思索的样子。

“能说当然想说。”我回答。

“不是不能。”牛河静静一句，点了下头。

“可有条件？”

“什么条件也没有。”说着，牛河呷了口啤酒，“只是今晚我方也有一项新建议。请您听一下，考虑一下。这跟您同不同久美子通话又是两个问题。”

我默然沉视对方的脸。

牛河道：“那就开始说了。冈田先生，那块地是您连同房子从一家公司租来的，是吧，那块有‘上吊宅院’的地？为此每月您支付一笔相当数目的租金，但那不是普通租约，而是几年后具有优先购买权的租约，对吧？当然，租约没有公开，您冈田先生的名字谁都没有见到。呃，本来就是为此耍的手腕嘛。问题是实际上您是那块地的主人，租金实质上发挥着同分期付款完全相同的作用。最终支付款额，对了，连房子大约也就是八千万。以此计算下去，往下不出两年地和房子的产权就属于您的了。啧啧，真是了不起，速度之快，令人佩服之至。”说到这里，牛河像要核实似的看着我。

我依然沉默。

“至于为什么了解得这么详细请不要问我。这种事，只要存心调查总会水落石出，关键是要懂得调查方法，谁是那家挂名公司的幕后人物也大致推测得出。这次调查还真费了不少力气，在许多地方像钻迷宫似的来回绕许多弯子。打个比方，就像寻找被盗的汽车——漆被全部改涂了，轮子给换了，座席也换过外罩了，发动机编号也剜掉了——手脚做得就是这么细，行家啊！找起来当然很辛苦。可我干的可就是这种细上加细的活计，行家嘛。好在没白辛苦，千头万绪现在基本上理出来了。蒙在鼓里的是您，是您自己。您不知道究竟付钱给谁吧？”

“因为钱没有名字。”我说。

牛河笑道：“不错不错，说得实在妙。钱确实没名字，名言！真想记在手册上。不过冈田先生，大凡事情不可能那般一帆风顺。例如税务署那衙门就不怎么好惹。他们只能向有名字的地方收税，所以拼命想给没名字的地方找出名字。何止名字，编号都安上了。根本没有什么诗情画意可言。然而这也正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我现在讲的这笔钱是有其堂堂正正的名字的。”

我默默盯视着牛河的脑袋，由于光线角度的不同，那上面生出了几道奇妙的坑洼。

“别担心，税务署绝不会来。”牛河笑了笑，说，“即使来，钻这许多迷宫时间里也要在哪里碰上什么，咔嗤一声，撞出个大包来。税务署的人懒得讨这个麻烦，反正都是工作，较之棘手之处，从好下手的地方稳稳当当收税岂不快活得多！毕竟从哪里收成绩都一样，尤其是上头有人好心好意地打招呼说‘这边就算了，还是那边好搞吧’，一般人总是去那边的。我调查得这么滴水不漏，也只有我做得到。不是我吹牛皮，别看我这德性，我可还是有两下子的。我熟悉不致受伤的诀窍，我可以顺顺当当穿过漆黑的夜路，就像抬轿的猴子，提着小田原灯笼……

“不过冈田先生，也因为是您，我才真正实话实说：就连我也压根儿闹不清你到底在那里搞什么名堂。去那里的人都付给您不少钱，这个我清楚。也就是说，您给予了她们足以使她们付这么多钱的某种特殊东西。到这一步我是清清楚楚了，就像在雪地里数乌鸦。我不清楚的是您到底在那里具体搞的什么，和您为什么对那块地情有独钟？简直如坠云雾。毕竟这是这件事关键的关键，但这点被看手相这个幌子遮得严严实实，叫人困惑不解。”

“就是说绵谷升为之困惑喽？”我问。

牛河没有回答，手指拉了拉耳朵上面所剩无几的头发。

“噢，只是在这里说——其实我对您冈田先生相当心悦诚服。”牛河说，“不骗您，不是恭维话，这么说或许不大合适，本来无论怎么看您都是个平平庸庸的人。说得再露骨些，就是说别无可取之处。抱歉，这么说您别见怪。在世人眼里也就这么个印象。不料和您这么见面这么面对面谈起来，我觉得您很不简单，手段相当厉害——不管怎么说使得绵谷升先生动摇了困惑了。唯其如此，他才接二连三让我当这信鸽的和你交涉。等闲之辈弄不到这个程度。

“作为个人，我很欣赏您这点。不是说谎。如您所见，我固然令人生厌，固然不够地道，但这上面我是不说谎话的，也不觉得您和我毫不相干。我这个人，在世人看来比您还无可取之处。五短身材，没有学历，教养也一塌糊涂。父亲在船桥编草席来着，差不多喝成酒精中毒，实在看不顺眼，还很小我就盼望他快点死算了。好也罢坏也罢还真的早死了，那以后就简直穷出一朵花来。记忆中小时候什么开心事都没有，半点都没有。父母一句好话没跟我说过，我当然也就乖戾起来。高中好歹混得个毕业，往下就是人生大学，漆黑小道上的抬轿猴子。我是靠自己这仅有一颗的脑袋活过来的。什么精英什么干部，我厌恶这类人，说不好听点简直深恶痛绝。厌恶从上面吱溜溜滑入社会，讨个漂亮老婆养尊处优的家伙。喜欢您这样单枪匹马踢打的人，我喜欢。”

牛河擦燃火柴又点了一支烟。

“不过冈田先生，您不可能长此以往。人早晚要跌跤子，没有人不跌。从进化来看，人用两条腿直立行走边走边打小算盘不过是最近的事。这笃定要跌跤子。特别您所投身的世界，不跌跤子的人一个也没有。总而言之这个世界啰嗦事太多，也唯其啰嗦事多才得以成立。我从绵谷先生伯父那一代起就始终在这个世界里折腾，如今整个地盘连同家具在内都给现在的先生继承了。那以前这个那个干了很多险事，要是一直那样干下去，现在肯定在监牢或在哪里僵挺挺躺着哩，不是危言耸听！碰巧给上一代的先生收留了。所以，一般事情都看在了我这两只小眼睛里。在这个世界里，外行也罢内行也罢全都得‘吱溜’一声跌倒，长得结实的不结实的都同样受伤，所以才全部加入保险，连我这样的草民也不例外。入了保险，即使跌倒也能苟延残喘，但如果您单个一人哪里也不属于，一朝跌倒就算玩完——一曲终了！

“而且冈田先生，说痛快点，您差不多该到跌跤子时候了。这不会错。在我的书上一翻过两三页——用大大的黑体字清楚印着咧：冈田先生即将跌倒！不骗您，不吓唬您。在这个世界里，我要比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准确得多。所以我想说的是，事情是有适可而止的时候的。”

牛河就此闭上嘴，看我的脸。

“好了，冈田先生，不厌其烦地互探虚实就到这里，下面谈具体些吧……前言够长的了，下面总算要进入那项建议了。”

牛河双手置于桌面，舌尖舔了下嘴唇。

“好么冈田先生，我刚才建议您差不多该从那块地上抽身出来了。但，或许有某种您想抽身也抽不得的情由，例如已经讲定不还清债款动弹不得，等等。”牛河在此打住，搜寻似的仰视我的脸。“好么冈田先生，如果是钱方面的问题，那部分钱由我方准备好了。需要八千万，就把八千万整整齐齐拎来这里。万元钞八千张一张不少。您从中偿还实质性贷款余额，剩下的钱一把揣进兜里就是，往下您就一身轻松自在了。怎么样，岂非求之不得的好事？意下如何？”

“那块地和建筑物就归绵谷升所有，是这么回事吧？”

“大约是的吧，从发展趋势上看。当然要经过不少烦琐的手续。”

我就此思考片刻。“我说牛河，我感到很费解：绵谷升何苦要费这么大操办把我从那里支开呢？地和房子弄到手后到底干什么用呢？”

牛河用手心很小心地搓着脸道：“噢，冈田先生，那种事我也不清楚。一开始就说过了，我只不过是一个无所谓的信鸽。给主人叫去，喝令我干这个我就诺诺连声照干罢了，而且差不多都是麻烦事。小时候读过《阿拉丁与神灯》，记得对那个任人驱使的神灯非常同情，没想到长大自己竟也成了那个角色，窝囊得很，窝囊透了。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传递的口信，是绵谷升先生的意向。选择何者是您的自由。如何？我该带怎样的答话回去好呢？”

我默然。

“当然您冈田先生也需考虑的时间。也好，给您时间，也不是说现在非在这里决定不可，请花时间慢慢考虑……话是想这么说，不过坦率说来您或许没那么多余地。冈田先生，跟您说，据我牛河个人意见，这么慷慨的提议并不是任何时候一直摆在桌面上的哟！有时候甚至稍往那边一歪头就一忽儿不见了，很可能像玻璃上的气晕一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您务必真正抓紧考虑才是。条件不坏的。怎么样，明白了吧？”牛河叹口气，觑了眼表。“哎呀哎呀，该告辞了，又打扰这么久。啤酒也喝了，依然是由我一个人从头到尾喋喋不休，实在厚脸皮得很。不过不是我辩解，一来您这里就莫名其妙地一坐好久，肯定是坐起来舒坦喽。”

牛河站起身，把玻璃杯、啤酒瓶和烟灰缸拿去洗碗池那里。

“近期还会联系的，冈田先生。安排一下您同久美子女士通话。一言为定。您好自等着。”

牛河走后，我马上开窗把烟气放去外边，然后往杯子里加了冷水喝着，把青箭猫抱上膝头。我想象牛河一出门就脱去伪装返回绵谷升那里的情景，但纯属胡思乱想。

18　试缝室、继任人

关于前来这里的女人们的来历，肉豆蔻并不晓得。没人自我介绍，肉豆蔻也不问。她们道出的姓名显然是假的，但她们身上有一种金钱与权势合而为一时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她们并不想加以炫耀，但肉豆蔻从她们的衣装打扮上一眼即可看穿她们所处的地位背景。

肉豆蔻在一座写字楼里租了个房间。顾客们大多对隐私极为神经质，所以她尽可能选择不引人注目场所的不引人注目建筑物。经再三考虑，把名堂定为服饰设计事务所。实际上她也曾是服装设计师，就算有一些非特定对象的人前来找她也不至于有人觉得奇怪。凑巧顾客全都是看上去大可定做高价衣服的三五十岁的妇女。她在房间里摆上西式衣裙、设计图纸和时装杂志，拿来服装设计用的工具、工作台和假模特儿，甚至逢场作戏地在那里实际设计过几套服装，还把一个小些的房间作为试裁试缝之用。顾客们给领到试缝室，在沙发上由肉豆蔻“试裁试缝”一番。

开具顾客名单的是一位大商店老板的夫人。夫人交际虽广，但人选上面很慎重，只选有数几个堪可信赖的对象。夫人确信只有采取俱乐部形式且其成员仅限于经过严格挑选之人，方能避免传出莫名其妙的丑闻，否则很快就会弄得满城风雨。夫人再三叮嘱被选定为俱乐部成员的人绝对不得将“试缝”张扬出去。她们均是守口如瓶之人，知道一旦失约势必被永远逐出俱乐部。

她们事先电话预约“试缝”，按指定时间前来。顾客们不必担心相互照面，隐私万无一失。酬金当场以现金支付，金额由商店老板的夫人随意决定，比肉豆蔻预想的大得多。但一度经肉豆蔻“试缝”过的女人，必定还打来预约电话，无一例外。“不必把钱多少放在心上。”夫人一开始就对肉豆蔻解释道，“数额越大那些人反倒越是放心。”肉豆蔻每星期去事务所三天，一天只“试缝”一名顾客，这是她的限度。

肉桂十六岁时开始为母亲帮忙。肉豆蔻当时一个人已很难处理所有杂务，而又不能雇用不熟识的人，想来想去便问肉桂打不打算给自己帮忙，他表示〈可以〉，甚至母亲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没问一声。上午十点他乘出租车来事务所（他无法忍耐同别人一起坐地铁或公共汽车），打扫房间，使一切各得其所，往花瓶里插花，煮咖啡，买所需物品，用盒式磁带放古典音乐，记账。

不久，肉桂就成了事务所必不可少的存在。无论有没有顾客，他都一身西装领带坐在接待室写字台前。没有哪位顾客抱怨过他的不开口。人们没有因此感到不便，甚至反倒喜欢他的不说话。预约电话也由他接。顾客说罢自己希望的日期和时刻，肉桂敲桌作答。敲一下为“No”，敲两下为“Yes”。女人们中意如此简洁的回答。肉桂五官端正，端正得依样雕刻下来即可放到美术馆去，何况他又不说年轻男子动辄令人扫兴的话。女客临走时向肉桂搭话，肉桂面带微笑，点头倾听。这种“对话”使女人们感到释然，从外部世界带进来的紧张得以消除，“试缝”结束后的莫名感得以减缓。而不愿跟别人接触的肉桂也并不为同前来事务所的女人们打交道感到痛苦。

十八岁时肉桂拿到了汽车驾驶执照。肉豆蔻找来一位面目和善的驾驶老师，单独教不开口的儿子学习开车。而肉桂涉猎过专业书刊，早已巨细无遗地领会了驾驶方法，只用几天把着方向盘掌握光靠书本无法明白的几个实际诀窍之后，他便马上成了一名熟练的驾驶员。拿到执照，肉桂通过查阅专门介绍二手车的杂志，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保时捷”。首期付款用的是母亲每月给的所有工资存款（他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花钱）。车到手后，他把引擎打磨得闪闪发光，用邮购方式买来新零件，几乎使车焕然一新。车轮也换了，差不多可以开出去参加一场小规模赛车，但他只是开这辆车每天以同一路线穿过广尾自己家到赤坂事务所之间混杂的街道。因此，“保时捷”自到肉桂手上以来，几乎没跑出时速六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成了世界罕见的“保时捷”911。

这项工作由肉豆蔻连续做了七年。这期间有三个顾客离去（一个死于交通事故，一个因故被“永远驱逐”，一个因丈夫工作关系去了“远处”），而另有四人新加入进来。无一不是同样身着昂贵的服装同样使用假名的富有魅力的中年妇女。七年间工作内容一成未变。她为顾客“试缝”，肉桂保持房间整洁，记账，开“保时捷”。这里没有进展，没有后退，无非年纪一点点增大。肉豆蔻年近五十，肉桂二十岁了。肉桂对工作像是一贯觉得津津有味，而肉豆蔻则一步步陷入力不从心的感觉中。她长年累月对顾客体内怀有的什么进行“试缝”，她不能准确把握自己做的是什么，只是在尽力而为。但肉豆蔻无法治愈那个什么。它绝对没有消失，不过因她的努力而暂时放松而已，几天过后（短则三日长则十天）便周而复始。一进一退自是有的，但以长期观之，无不一点点有增无已，一如癌细胞。肉豆蔻手中可以感觉其有增无已的态势，这无疑告诉她：你做什么都没用，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最后胜利的是我们！而这又是事实。肉豆蔻没有获胜希望，她只不过是在稍微放慢其进度而已，只能给顾客以数日虚假的安稳。

“也不单单是这些人，莫非世上所有女人全怀有类似的什么不成？”肉豆蔻不知多少次这样自问，“可为什么来这里的全是中年女人呢？难道我自己体内也和她们同样怀有那个什么不成？”

不过肉豆蔻也并不是很想知道答案。她所明白的只是自己由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而被关进了“试缝室”这一事实。人们有求于她。只要人们有求于她，她就别想离开这个房间。肉豆蔻不时觉得自己成了一具空壳，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仿佛自己正加倍地自我磨损，正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这时候她就对肉桂坦率道出自己的心情。文静的儿子点着头倾听母亲的话。他诚然什么也没说，但肉豆蔻只消向儿子诉说一番心里便奇异地沉静下来，感觉上自己并不孤独，并非完全力不从心。不可思议，肉豆蔻想，我治别人，肉桂治我。但谁又治肉桂呢？莫不是唯独肉桂犹如宇宙中的黑洞一样由自己一人吞下所有的苦闷和孤独吗？一次肉豆蔻把手按在肉桂的额头上，像为顾客“试缝”一样。可她的手心一无所感。

肉豆蔻开始认真考虑辞去这项工作。我已不再有那样的力量了，如此下去，自己势必在无奈感中焚毁一尽。问题是人们仍在迫切地求其“试缝”，她不可能为一己之因而将顾客断然抛开不管。

肉豆蔻觅得此项工作的继任人，是这年夏天的事。当她瞧见新宿那座大楼前坐着的那个年轻男子脸上的痣时，肉豆蔻便认定继任者非此人莫属。

19　傻里傻气的雨蛙女儿（笠原May视点之五）

你好，拧发条鸟。

现在是夜里两点半。周围人全如木材一般睡得死死的，我睡不好，就爬下床给你写信。说老实话，对我来说睡不着的夜晚犹如适合戴贝雷帽的大相扑一样稀奇，通常时间一到就咕噜一下子睡着，再时间一到就咕噜一下子醒来。闹钟倒是有一个，几乎没用过。但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半夜忽然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要对着桌子给你写信一直写到睡意上来。大概一会儿就会困的吧，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这封信是长还是短。话又说回来，也不光是这次，哪次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停笔。

我在想，世上大多数人，虽多少有所例外，但恐怕基本上都认为人生或世界是个（或者应该是）始终一贯的场所。同周围人聊起来时常有这个感觉。每当发生什么，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总是有人说什么“那个嘛，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变得那样”，而大多情况下大家也点头称是，说什么“是啊是啊怪不得”。但我对此可是想不大明白的。所谓“那个是这样的”“所以变得那样”岂不同用微波炉蒸鸡蛋羹是一回事了——把“蛋羹料”放进去一按开关，再听“叮当”一声开门端出——等于没做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按开关同“叮当”一声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合上门后根本搞不清楚。说不定“蛋羹料”在大家不知道的时间里变成奶汁烤通心粉，之后又摇身变回鸡蛋羹，而我们却以为将“蛋羹料”放入微波炉后“叮当”了一声，结果当然出来的是鸡蛋羹。我倒是觉得“蛋羹料”放进去“叮当”一声，开门一看偶有奶汁烤通心粉出来更叫人开心。当然会吓一跳，不过终究还是要多少感到开心，至少我想不会怎么困惑。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这样来得更有“现实意义”。

而要有条有理地用语言来说明“为什么有现实意义”，又马上觉得困难得很。不过若以自己以前大约经历过的为例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那其中几乎不存在所谓“连贯性”。首先一个谜，就是我为什么作为那对雨蛙一样枯燥无味的夫妇的女儿降临人世。这是一大谜。因为——自己说倒不大合适——那对夫妇加起来都还没有我地道。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非我自吹自擂。不敢说我比父母出色，只是说至少作为人是地道的。你拧发条鸟见到那两人也肯定这样认为，我想。那两人居然相信世界是如同单元住宅那样始终一贯如此这般的，以为只要以始终一贯的方法干下去，一切终将水到渠成，所以他们也才为我的倒行逆施而困惑而伤心而气恼。

我为什么作为那般傻里傻气的父母的孩子来到这个人世呢？为什么尽管由那两人养育却又没有成为同等傻气的女孩呢？从很早很早以前我就为这个绞尽脑汁，但找不出答案。心里觉得应该有某种像样的原由，但就是想不出。这类没道理好讲的事情此外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周围人统统那么讨厌我？”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只是平平常常地活着。然而有一天忽然发现，没有一个人喜欢我。对此我实在费解。

一个莫名其妙引出另一个莫名其妙，于是发生了种种样样的事，我觉得。举例说吧，同那个摩托男孩相识后闯下一场大祸。在我的记忆中，或者说作为我脑袋里的顺序，里边并没有所谓“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变得这样”。“叮当”一声开门一看，闪出来的每每是自己完全陌生的东西。

就在我压根儿闹不清周围发生了什么而辍学在家东倒西歪的时间里，认识了你这个拧发条鸟。对了，那之前我在假发公司打零工来着。为什么偏偏是假发公司呢？这也是个谜。想不起来了。或许那场事故中磕了下脑袋，使得脑里的弦乱了套。也可能是精神打击使得我习惯上一忽儿就把记忆藏去什么地方，好像松鼠打洞藏了松子却转身忘了藏在哪里（你见过吗？我见过。小时的我还嘲笑松鼠真傻呢，不料竟轮到自己头上）。

总之由于在假发公司做那个调查，而命中注定似的喜欢上了假发。这也是莫名其妙的事。为什么偏是假发而不是长筒袜不是饭勺子呢？假如是长筒袜是饭勺子，眼下我不至于在假发工厂不停手地做工吧？是不？假如不惹出那场混账摩托事故，那个夏天恐怕不至于在房后胡同碰见你；而若不碰见你，大概你也就不至于晓得宫胁家院里那口井，因而你脸上也就不会冒出一块痣，不会卷入那种怪事里边……如此一来二去，我就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连贯性”！

或者说世上人分几类，对一类人来说人生和世界是有鸡蛋羹式连贯性的，而对另一类人来说则是奶汁烤通心粉式随心所欲的？我不明白。不过据我想象，我那雨蛙父母，即使放进去“蛋羹料”而“叮当”一声出来奶汁烤通心粉，想必也会自言自语道“肯定是自己错放了奶汁烤通心粉料进去”，或者手拿奶汁烤通心粉而连声自语“噢，这看上去像奶汁烤通心粉，其实是鸡蛋羹的”。如果我对这样的人热心解释说“放进去蛋羹料而‘叮当’一声变成奶汁烤通心粉的事偶尔也是有的”，他们也断断不会相信，甚至会反过来大发脾气。这个你可明白？

以前信上我写过日后再谈一下你那块痣，谈一下我在痣上的吻了吧？记得像是第一封信中写的，记得？实际上自去年夏天跟你分手以来，我屡屡想起当时，像猫看下雨似的反复想个没完没了：那到底是什么呢？但说实在话，我没有可能找出答案。也许以后——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如果有那样的机会，如果我再长大些聪明些，我或许会向你道一声“其实嘛”，给你一个圆满的解释，遗憾的是现在我似乎还不具有把它准确诉诸语言的资格和思维能力。

但有一点我可以坦率告诉你：我还是喜欢当时你那个没有痣的拧发条鸟。不，不不，这么说不大公平，毕竟那痣不是你想有才有的。也许应该说，没有痣的拧发条鸟对于我来说足够了……但光这样说你怕是摸不着头脑。

跟你说跟你说拧发条鸟，我在这样想：那块痣说不定带给你一个重大的什么。但它又将从你身上夺走什么，索取回报似的。而在将什么夺走之后，你可能很快地磨尽耗空。就是说——怎么说呢——我真想说的是，你即便没那玩意儿，我也是一点都无所谓的。

不瞒你说，如今在这里闷头制作假发，有时我也觉得到底是我当时吻了你那块痣的结果。恐怕唯其如此，我才下决心离开那里，离开你拧发条鸟，远离一点儿也好。这么说也许有损你自尊心，但这大体是真的。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感谢你。而在某种意义上被人感谢未必令你愉快。

至此，我觉得我基本上说了要对你说的话。快凌晨四点了。七点三十分起床，还可以睡差不多三个小时——但愿马上入睡。反正信写到这里也该止笔了。再见，拧发条鸟，请祝愿我睡个好觉。

20　地下迷宫、肉桂的两扇门

“那座公馆里有一部电脑，冈田先生。谁用的倒不清楚……”牛河说道。

晚间九点。我坐在厨房餐桌旁，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有的。”我简短回答。

传来牛河抽鼻涕的声音。“我又照例调查了一下，知道可能有。当然喽，有电脑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如今对于从事时髦工作的人来说，电脑是必备之物，有也完全不足为奇。

“所以嘛冈田先生，咱们长话短说，由于那么一点原因，我想要是能利用那部电脑同您通讯该有多好。所以我才摸了下情况，呃呃，这还真没那么简单。一般线路号码连接不上去，而且要一个个输入密码才能进行访问。没有密码休想开机，厉害厉害！”

我默然。

“喂喂，别把事想歪了，我也不是想钻进电脑或者想干什么坏事，这种权宜之计我可没设想过。光是使其发挥通讯功能都必须冲破如此重重封锁，想要从中调出情报来自然更非易事。所以，压根儿就没考虑要做什么手脚。我考虑的只不过是想通过它来实现久美子女士和您的对话。以前不是讲好了么，说要争取让您和久美子女士直接交谈。别看我这样，我也想方设法劝说久美子女士来着。对她说您已离家这么久了，老是没个交代也不好，长此以往冈田先生的人生也难免一节接一节脱轨。无论出于什么缘由，人也还是得面对面畅所欲言才行，否则必然产生误解，误解将使人不幸……

“可是久美子女士横竖都不肯点头。她说不打算跟您直接交谈，见面自不用说，电话交谈也不可能。她说她讨厌电话。噢，我也伤透脑筋，摇断了三寸不烂之舌，可人家决心坚硬，简直如千年岩石，如此下去必生藓苔无疑。”

牛河停一会等待我的反应。我依然一言未发。

“当然喽，我也不可能给她那么一说就道一声‘呃，是吗，明白了’而轻易败下阵来，若是那样肯定给绵谷升先生骂得一塌糊涂。对方是岩石也罢土墙也罢，反正死活得找出个折衷点来……我就是干这个的嘛。对，折衷点！电冰箱买不成也要买块冰回去，就这种精神。这么着，我就抓耳挠腮另思良策。其实人这东西什么都能想个差不多。想着想着，就连我这不入流的半黑不明的脑袋里都像云间星斗一闪似的浮出一条妙计：对了，利用电脑画面通话岂不可行！就是敲打键盘往屏幕上排字，这个您没问题吧？”

在法律事务所工作时我利用电脑搞过案例调查，检索过委托人个人信息，通讯系统也用过。久美子在单位也应当使用来着，她编的自然食品杂志需将各种食品的营养分析和烹调法之类一一输入电脑。

“随处可见的普通电脑是不顶用，但使用我们这里和您那边的电脑，应该可以相当迅速地实现互通。久美子女士也说若是通过电脑屏幕和您说话也未尝不可——总算搞到了这个地步。这基本算是实际即时交谈，和对话差不许多。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折衷点，微不足道的猴头智慧。如何？也许你不中意，可这都费了好多脑筋了。本来没这方面脑筋，勉为其难，够我受的。”

我默默地把听筒换到左手。

“喂，冈田先生，您听着吗？”牛河不无担心地问。

“听着呢。”我回答。

“那好，一句话，只要把您那边电脑的密码告诉我，马上就接上让您同久美子女士通话。尊意如何，冈田先生？”

“这里有几个实际难点。”我说。

“愿闻。”

“一个是无法确认通话对象是不是久美子。使用电脑画面对话，看不见对方的脸，也听不见声音，未必就没有人假装久美子敲打键盘。”

“言之有理。”牛河钦佩似的说，“我固然没想到那里，但作为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是奉承，事情这东西一一怀疑是对的。我疑故我在。那，您看这么办怎么样——您最先问一个只有久美子女士才晓得的问题，如果对方答得上，就是久美子女士了。毕竟是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只两人晓得的事一两件总还是有的吧？”

牛河说得有道理。

“好吧。不过我还不知道那个密码，从没碰过那部电脑。”

据肉豆蔻说，肉桂已经把那电脑程序彻头彻尾做了改动。他提高了电脑的固有设计功能，自己制作复杂的数据库，使程序密码化并巧妙做了手脚，以致别人无法轻易开启。肉桂以十个手指牢固控制和严密管理着这座具有三维错综通路的地下迷宫，所有线路都被他系统性地刻入脑中，他只消动一下键盘即可沿捷径飞速到达任何自己喜欢的场所，然而不谙内情的入侵者（即肉桂以外之人）要想走到特定信息地带就很可能在迷宫中摸索数月之久，何况到处都有报警装置和陷阱。这是肉豆蔻告诉我的。其实“公馆”中的电脑并不很大，同赤坂事务所的差不多，但都已同其家里的母机联网，可以相互交换和处理信息。其中想必装满肉豆蔻肉桂工作上的机密，从顾客一览表到复杂的双重账簿，但我推测应当不止于此。

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肉桂和这电脑的关系实在过于密切，他常常关在自己小房间里弄来弄去。这是我从不时因为什么打开的门外一晃窥见的，而每次我都有一种类似窥看他人云雨场面的强烈的愧疚感。因为看上去他同那部电脑已难解难分地合为一体，动作甚是热情。他敲一阵子键盘，看一会屏幕显现的文字，或不满地扭扭嘴角，或时而微微一笑。有时候边想边慢悠悠一个一个击键，有时候则如钢琴手弹奏李斯特练习曲一般指下有疾风骤雨。这样子他好像就一边同电脑进行无声的对话，一边透过画面眺望另一世界的风光，而那对于肉桂是温馨而重要的景致。我不能不觉得他真正的现实恐怕不在这个地上世界而存在于那地下迷宫之中，或许在那个世界里肉桂才以光朗朗的语声慷慨陈词，才大声痛哭开怀大笑。

“从我这边不能访问你那里的电脑吗？”我问，“那样岂不就用不着密码了？”

“那不成。那样即使您那边的信息传到这里，这里也还是没有办法把信息送过去。关键在于开机密码。密码不解开就束手无策。无论用怎样的甜言蜜语，也不会给狼开门的。哪怕你敲门说‘你好啊我是你的朋友小白兔’，没暗号也还是毫不客气地给你吃闭门羹。钢铁处女。”

牛河在电话另一端擦火柴点燃香烟。眼前于是浮现出他黄乎乎的里出外进的门牙和松松垮垮的嘴角。

“密码是三个字：或是英文字母或是数字或是二者的组合。指示语出来后须在十秒钟内输入密码。若连错三次就要关机，警报响起。说是警报其实也并非‘嘀嘀’响声大作，而是一看足迹即可知晓有狼来过那样的玩意儿。怎么样，巧妙至极吧？实际依序组合计算起来固然可以明白，问题是二十六个字母和十个数字相互组合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不知道的人只能干瞪眼睛。”

我就此沉吟良久。

“喂，琢磨出来没有啊，冈田先生？”

∗　∗　∗

第二天下午，客人乘肉桂开的“奔驰”回去之后，我走进肉桂的小房间，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显示屏上推出蓝幽幽的冷光，旋即列出两行字来：

本电脑操作需要密码，

请在十秒内正确输入。

我打入事先准备好的三个英文字母：

zoo

画面不开，警告声响起：

密码非登录密码，

请在十秒内再次正确输入。

画面上开始读秒。我将字母换成大写，按原来顺序再次打入。

ZOO

然而反应仍是否定的：

密码非登录密码。

请在十秒内再次正确输入，

若密码仍不正确，

访问系统将自动关闭。

读秒开始。十秒。我试着将第一个字母Z变成大写，其余两个O变成小写。此乃最后一着。

Zoo

随即响起惬意的回声：

所输密码正确，

请从下列菜单中选择。

继而画面闪出。我从肺腑中缓缓嘘出一口气，之后调整呼吸，将指示箭头依序划过一长列菜单，选在“线路通讯”上，画面无声地推出通讯菜单。

请从下列菜单中选择通讯方式。

我选定“相互通讯”。

相互通讯的接收功能部分需要密码，

请在十秒内正确输入。

想必是肉桂一道重要的封锁线。为阻止手段高超的黑客，只能在入口处严加设防。既是重要防线，所用密码也必然非同一般。我叩击键盘：

SUB

画面未开。

密码非登录密码，

请在十秒内正确输入。

开始读秒：十、九、八……我使用刚才的顺序，以大写开始，小写继之。

Sub

惬意之声响起：

所输密码正确，

请输入线路编码。

我抱臂盯视画面。不坏。我已连续打开了肉桂迷宫的两扇门。实在不坏。动物园与潜水艇。接下去我按下“取消访问”指令，画面返回初始菜单，操作完毕。而当我叩键令其暂时中止时，画面浮出几行字来：

若无其他指令，

本次操作程序

将自动记入外存储器。

若无此必要，

请选用“不储存”指令。

我按牛河意见，选择了“不储存”。

本次操作程序不记入外存储器。

画面静静逝去。我用手指抹了把额上的汗，将键盘和鼠标小心放回原来位置（甚至两厘米都不可偏离），离开已经变冷的显示屏。

21　肉豆蔻的话

赤坂肉豆蔻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向我讲述她的身世阅历。故事长得看不到尽头，且充满无数岔路，所以我在这里只能极为简短地（其实也不很短）介绍一下梗概。至于能否准确传达实质，老实说我也没有信心，但至少可以表述她人生各个阶段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脉络。

赤坂肉豆蔻和母亲作为财产只带着随身的宝石，从满洲撤回日本，寄居在横滨的母亲娘家。娘家主要从事对台湾的贸易，战前还算财大气粗，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之失去了大多贸易伙伴。执掌一切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协助父亲的次子在即将停战时死于空袭。当教师的长兄于是辞职接替父亲，但其性格原本就不适合做生意，未能振兴家业。偌大的宅院自是剩下了，但在物资匮乏的战后，寄人篱下的生活不那么令人好受。母女两个总是缩手缩脚大气不敢出，饭比别人吃得少，早上比谁都起得早，主动干家务杂活。少女时代的肉豆蔻，所有穿着——从手套、袜子到内衣——没有一件不是捡表姐妹穿过的，就连铅笔也到处拾别人用短扔掉的。早晨醒来都是一种痛苦，想到又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心里便一阵作痛。她想哪怕再穷也好，只要能跟母亲无所顾忌地单独生活该有多妙啊！然而母亲无意从那里离开。“母亲过去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但从满洲回来简直成了空壳。肯定是生命力消失在哪里了。”肉豆蔻说道。母亲再不能做什么，只是向女儿反复讲述愉快的往事。这样，肉豆蔻不得不设法掌握独自谋生的才能。

她并不讨厌学习，但对高中一般科目几乎提不起兴致。她无论如何都不认为灌满一脑袋历史年号英文语法几何公式之类于自己有什么用处。肉豆蔻只想尽快掌握一门实际技能以便早日自立。她与那些欢度高中生活的同学们实在相距太远了。

事实上，当时她脑袋里装的唯有时装，朝朝暮暮无时不在思考时装。当然实际上她没有赶时髦的余地，只是不厌其烦地翻看从哪里弄到的时装杂志，依样画些素描，或者在练习本上永无休止地描绘浮上脑海的衫裙。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服装这般如醉如痴。也许是因为在满洲时不时摆弄母亲的西式套装的缘故，肉豆蔻说。母亲衣服多也喜欢衣服，西服和服多得箱子几乎装不下，少女时代的肉豆蔻每有时间就拉出来又看又摸。但临回国时衣服不得不大半扔在那里，而腾出背囊位置来一个个塞进食物带走。母亲每每展开下次要卖掉的衣服叹息不已。

肉豆蔻说：“对于我，服装设计是通向另一世界的一扇秘门。打开那扇小门，里面就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想象就是一切。只需把自己要想象的东西顽强地神奇地想象出来，你就可以因此远离现实。最使我高兴的是它不用花钱。想象一分钱也不用花，岂不好极了？在脑海中描绘花枝招展的服装并把它移到纸上，不但使我远离现实耽于梦想，而且成了我人生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同呼吸一样当然而自然。因此，我想大概任何人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做的。而当我明白其他人一来不怎么做二来想做也做不好的时候，我便这样想道：我在某种意义上与别人不同，所以只能选择与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肉豆蔻从高中退学，转入西服裁缝学校，为筹措学费央求母亲从所剩无几的宝石中卖掉了一个。她在那里从裁缝到设计学了两年实际技术，裁缝学校毕业出来，租了间宿舍开始一个人独立生活，一边打工缝缝织织，晚间又当女侍，一边到服装设计专门学校学习。毕业之后，进入一家高级妇女时装公司工作，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设计部门。

她无疑具有独创才能，不仅形象图画得出色，看法想法也独辟蹊径。肉豆蔻脑袋里装有想做什么的明晰图像，而且不是对他人的效仿，而是自己心中自然浮现出来的。她能够像大马哈鱼溯流而上直至大河源头那样无穷无尽地追索图像的细部。肉豆蔻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她以工作为乐，脑袋里只有早日成为合格服装设计师的念头。她不想到外边玩，如何玩也不知道。

不久，肉豆蔻的工作得到上司的承认，其流畅奔放的设计线条赢得了上司的赏识。几番见习过后，她被委任独立负责一个小部门的工作，这在公司内可谓破例提拔。

肉豆蔻的工作实绩逐年稳步进展。后来不仅公司内部，外面不少同行也开始对其才华和精力流露出兴趣。服装设计这个世界既是封闭的，在某一方面又是公平竞争的社会。自己设计的服装拉到多少订单，就无可辩驳地显示出设计师的实力。具体数字一出，胜负一目了然。非她有意同别人竞争，但实绩说明一切。

肉豆蔻一直埋头工作到二十五六岁，那期间她同很多人相识，有几个男子对她表示过好感，而她同他们的关系却浅尝辄止。她无论如何都无法对血肉之躯的人怀有很深的兴趣。肉豆蔻脑袋里满满装着服装图像，较之实实在在的人，她觉得服装设计图更为有血有肉活龙活现。

但二十七岁时，在服装界新年晚会上认识了一个相貌奇特的男子。男子脸形虽还端庄，但头发乱蓬蓬的，下颏和鼻端尖如石器，看上去与其说是妇女服装设计师，更像是个狂热的宗教活动家。比肉豆蔻小一岁，瘦如钢筋，眼睛深邃无底，富有挑衅性的视线存心让人不舒服似的到处扫描，然而肉豆蔻从那眸子中发现了自身的投影。对方当时只是尚不出名的服装设计新手，两人见面也是第一次。当然其传闻肉豆蔻是听到过的：有特异才能，但傲慢自私动辄吵架，几乎无人喜欢。

“我们两个算是同类，都是大陆出生，他也是战后只身一人坐船从朝鲜撤回来的。他父亲是职业军人，战后过了一段相当贫苦的日子。小时候母亲得伤寒死了，因此他也才开始对妇女服装感兴趣。才华是有，但为人处世简直笨拙得无以复加。自己是搞妇女服装设计的，却一到女人面前就脸红，举止粗鲁。就是说，我俩双双都像是失群的动物。”

第二年两人结婚了。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转年（东京奥林匹克那年）春生的孩子就是肉桂。名字是叫肉桂吧？大概？肉桂一出生，肉豆蔻就把母亲接来照看孩子。她从早拼命干到晚，没时间照料幼小的孩子，所以肉桂几乎是外祖母一手带大的。

至于是否真的把丈夫作为男性来爱，肉豆蔻并不清楚。她不具有做此判断的价值基准，丈夫那方面也是如此。将两人结合在一起的是偶然邂逅，是对于服装设计的共同热情。尽管如此，结婚头十年对双方都可谓硕果累累。两人一结婚便同时离开所在的公司，独立开了一间服装设计事务所。那是青山大道后街一栋小楼里朝西的小房间，通风不好，又没空调机，夏天汗出得手里铅笔直打滑。无须说，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两人都令人吃惊地缺乏实际能力，或轻易落入不良对手的圈套，或因不知道服装界惯例而拿不到定单，抑或犯下无可设想的简单错误，事业无论如何也走不上正轨，险些落到负债夜逃的地步。突破口是肉豆蔻由于偶然的机会找到一位高度欣赏两人才华并发誓效忠的精明强干的经理。此后公司俨然证明以前的挫折纯属子虚乌有似的蒸蒸日上。销售额逐年倍增，两人白手起家的公司在一九七〇年取得了堪称奇迹的辉煌成功，就连不谙世事自视甚高的他们本身也始料未及。两人增加职员人数，迁入主要大街的大写字楼，在银座、青山和新宿开了直销店，首创的名牌得到舆论界广泛报道，广为世人知晓。

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两人分担的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服装设计虽说是一种创作行为，但与雕刻与写小说不同，它同时也是涉及很多人利益的商业行为——不是说只消关起门来一个人鼓捣自己喜欢的东西即可，而需要有人出头露面。商业的贸易额越大，这种必要性越是迫切。必须有人到晚会和服装表演会上寒暄致词或闲聊，有时还要接受舆论界采访。肉豆蔻完全无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由丈夫走上前台。而丈夫也和肉豆蔻同样不擅长交际，起初甚为痛苦。面对陌生人他无法谈笑自如，每次回来都筋疲力尽。但大约持续半年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对出面讲话也不似以前那般不堪忍受了，笨嘴笨舌虽一如从前，但与年轻时相反，他的这种生硬与木讷竟似乎成了吸引人的魅力。人们没有将他冷若冰霜的应答（尽管那出自他天生的内向性格）视为不谙世事的傲慢，而作为别具一格的艺术气质接受下来。为时不久，他甚至开始对自己所处立场自得其乐起来。如此一来二去，他竟被誉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

“你恐怕也听到过他的名字。”肉豆蔻说，“但实际上当时设计工作的三分之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大胆而有独创性的构思已作为商品步入正轨，他已经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构思，而使其展开、扩大和成形是我的任务。公司规模扩大以后我们也没有从外面请设计师。当帮手的人固然增加了，但关键部分只我们自己干。这里边绝没有什么等级意识，我们想做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服装。什么市场调查呀成本计算呀会议呀，一律不屑一顾。如果想做这样的衣服，就直接设计成样，最大限度利用优质布料，投入时间精心制作。别的厂家用两道工序做的地方我们用四道，别的厂家用三米布料做成的地方我们用四米。检查一丝不苟，不中意的绝不出手。卖剩下全部扔掉，不搞减价处理。当然价格也高一些。最初同行们都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成功。但最终我们的服装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之一，就像彼得·马科斯的画、伍德斯托克(1)、《逍遥骑士》(2)这类东西一样。那时设计服装实在叫人心花怒放，再大胆的设计都不在话下，都有顾客跟上来，简直就像脊背生出大大的翅膀，任凭哪里都可自由飞去。”

但从事业进入顺境时开始，肉豆蔻和丈夫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一起工作时她也不时觉得丈夫的心似乎在别处晃晃悠悠地游转。往日亮闪闪如饥似渴的光已从丈夫眼睛中失去，一不如意便顺手扔东西的暴烈脾性也已几乎不再形诸于色，而若有所思怅然远望的时候多了起来。两人在工作场所以外几乎不再说话，丈夫夜不归宿也已不鲜见。肉豆蔻隐约知道丈夫有几个交往中的女人，但她没怎么受伤害——两人已长期没有肉体关系（主要因为肉豆蔻感觉不到性欲），丈夫另找情人亦属情有可原。

丈夫被杀是在一九七五年末。那时肉豆蔻四十岁，儿子肉桂十一岁。他在赤坂一家宾馆房间里被人用刀刺死。上午十一时女工用万能钥匙开门进来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尸体。浴室里洪水泛滥一般到处是血。身体里所有的血一滴不剩地流了出来，另外心脏、胃、肝、两个肾、胰脏都已不在体内。看样子是凶手把这些内脏割下装进塑料袋或什么袋子拿去了哪里。脑袋从身体上割下来，脸朝上放在马桶盖上，面部也已被刀割损。看来犯人是先割头毁面再回收五脏六腑的。

切除人的内脏需要锋利的刀具和相当高的专业技术，起码肋骨要用锯锯断几根，既花时间，又弄得到处是血。何苦费这番麻烦呢，令人费解。

宾馆服务台人员记得他是头天夜里十点左右领一女子办的住宿手续，房间在十二层。但正值年末忙的时候，只知对方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漂亮女子，身穿红色风衣，个头不太高，仅此而已。但那女子只带了一个小钱夹。床上有性行为痕迹。从床单上回收的阴毛和精液是他的，房间里留下很多指纹，多得没办法搜查。他带来的小皮包里，仅装有用来替换的内衣、化妆品、一本杂志和一个夹有工作文件的纸夹。钱夹中十万多元现金和信用卡一起剩了下来，但应该带在身上的手册没找到。房间里没有打斗的痕迹。

警察调查了他的交际范围，未能发现同宾馆服务台人员所说特征相符的女性。名录中有三四个女性，但据警察调查，都不存在怨恨或嫉妒情节，而且均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而时装界纵令有人对他不怀好感（当然有几个，没有人会以为那里是充满温馨友爱气氛的世界），但也不至于对他怀有杀意。至于具有用刃器剜出六个内脏的特殊技术之人，就更加难以设想了。

由于是世所闻名的服装设计师，案件被报纸杂志广为报道，甚至成了不大不小的丑闻。但警察讨厌案件被作为猎奇性杀人案弄得沸沸扬扬，遂以种种技术原因为由未公布内脏被人剜走这一点。还有传闻说是不愿声誉受损的那家名牌宾馆打通关节施加了压力。结果只发表说他在宾馆一室被人用刃器刺杀。其中“有所异常”的风言风语固然是有的，但最终都不了了之。警察大规模搜查过，可到底没抓住罪犯，甚至杀人动机都不得而知。

“那房间现在还钉得严严实实呢！”

丈夫遇害的翌年春天，肉豆蔻将公司连同直销店和库存和名牌商标一并卖给了一家大型服饰厂。负责出售的律师拿来文件时，她几乎未加细看就默默盖了印章。

公司脱手后，肉豆蔻发觉自己对服装设计的热情已荡然无存。以往曾与生存同义的那无可抑止的欲望水脉居然唐突而彻底地归于干涸。偶尔受人之托也接受过服装设计，并且也能作为一流行家做得得心应手，但从中已感觉不到喜悦，味同嚼蜡，就好像他们连她的内脏也一古脑儿剜走了。知道她往日精力和别开生面的设计才华的人记忆中将其视为传奇性人物，这些人虽然仍在求她设计，但她除百般推辞不掉的以外一概不予接受。她听从税务代理专家的忠告，将出售公司的钱转买股票和搞不动产投资，由于景气，资产逐年膨胀。

公司脱手后不久，母亲因心脏病死了。八月里一个大热天，母亲正在门口洒水，突然说一声“心难受”便躺在褥子上发出极大的鼾声而再未醒来，于是只剩得肉豆蔻肉桂两人。此后一年多肉豆蔻几乎足不出户，一直关在家里。她像要一举捞回迄今人生中未曾得到的平静和安详似的，日复一日坐在沙发上眼望庭院，饭也不正经吃，一天睡十个小时。按理已到上初中年龄的肉桂代母亲料理家务，家务之余弹莫扎特和海顿的奏鸣曲，学会了几门外语。

如此度过了近乎空白的安静的一年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使她得知自己具备了某种特殊的能力。那是她完全陌生的奇妙能力。肉豆蔻推想那大约是代替其对服装设计的汹涌激情而在自己体内萌生出来的。实际上那也成了肉豆蔻取代服装设计的一项新职业，尽管不是她主动寻求的。

那起因在于一位大百货商店老板的夫人。夫人年轻时当过歌剧歌手，聪颖而充满活力。她在肉豆蔻成名之前即已注意到其作为服装设计师的才华，给过不少关照，倘若没她的支援，公司很可能早已破产。由于这样的关系，肉豆蔻决定为夫人独生女的婚礼而给母女两人挑选衣裳搭配服饰首饰。这并非特别难的工作。

不料在边等试缝边同肉豆蔻闲聊的时间里，夫人突如其来地双手抱头，踉踉跄跄蹲在地板上。肉豆蔻愕然地抱住她的身体，用手摩挲她右侧的太阳穴。肉豆蔻不假思索反射性地感觉出那里有什么存在。她手心可以感到其形状和感触，恰如从口袋外面触摸里面的物体。

由于不知所措，肉豆蔻闭目考虑别的事情。她想到新京的动物园。休园日空无一人的动物园，唯独她作为主任兽医的女儿被特许进入。对肉豆蔻来说那恐怕是她以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那里她得到呵护得到关怀得到许诺。这是最初浮上脑际的图像。无人的动物园。肉豆蔻逐一浮想起那里的气味、光的亮丽、空中云絮的形状。她一个人从一个兽栏走去另一个兽栏。时值金秋，天高气爽，满洲的鸟们成群结队从这片树林飞向那片树林。那是她本来的世界，又是在多种意义上永远失却的世界。不知经过多长时间，夫人开始慢慢站起，向肉豆蔻道歉，虽仍未恢复常态，但剧烈的头痛似已过去。几天后，肉豆蔻作为工作酬金收到一笔意想不到的款额，她很感吃惊。

此事大约过去一个月的时候，商店老板夫人打电话邀她一起吃午饭。饭后夫人把肉豆蔻领到自己家里，说有事要确认，求她再摸一次自己脑袋。也没理由拒绝，肉豆蔻便照做了。她坐在夫人身旁，手心轻轻贴在夫人太阳穴，她重新在那里感觉到了什么。她聚精会神试图摸出其具体形状，然而她刚一集中精神，那个什么便一扭身迅速改变了形状。它是活的。肉豆蔻多少有点惶恐。她闭起眼睛想新京的动物园。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想起即可，想起她曾为肉桂讲过的故事及其光景即可。她的意识离开肉体，在记忆与故事之间的狭窄地带彷徨，之后返回。注意到时，夫人正拉着她的手致谢。肉豆蔻什么也没问，夫人什么也没说。肉豆蔻一如上次略有疲劳，额头微微出汗。告辞时夫人说特意请她来一次，又递过一个酬金信封，但肉豆蔻郑重地谢绝了，说这次不是工作，况且上次已拿得够多的了。夫人也没勉强。

几个星期后，夫人引见了另一个女士。女士四十有余，身材不高，眼睛深陷而目光敏锐。衣着很高档，但除一枚银结婚戒指外别无饰物，凭气氛不难明白来人不是普通身份。商店老板夫人事先对肉豆蔻耳语道：“那个人希望你像给我做过的那样给她做做，别拒绝。酬金只管默默收下，因为从长远看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们都是必要的。”

她和那女士单独留在里面的房间，她同样用手心按在对方太阳穴上。那里有别的什么，比商店老板夫人的要明显，动得也快。肉豆蔻闭目凝息，不让它动。她更加全神贯注，更加真切地追踪记忆。她进入其细褶之中，向那个什么输送自己记忆的余温。

“这么着，我不知不觉做上了这项工作。”肉豆蔻说。她知道自己已被卷入一股巨流之中。不久，长大的肉桂开始给她帮忙。

(1)　Woodstock：纽约东部一个小村庄，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在此举行了有三十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奏会。

(2)　《EASY RIDER》，美国电影，意为“飙车手”，一九六九年上映。该片表现两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横穿美国大陆的流浪生活，开拓了美国新电影之路。

22　上吊宅院之谜（其二）

《世田谷“名胜”——

上吊宅院的出入者》

——政治家身影时隐时现，隐身物之巧令人叫绝，是何秘密隐藏其间？

——《××周刊》

12月21日号

12月7日号已有过介绍，世田谷幽静的住宅地段有一座被私下称为“上吊宅院”的住宅。其中住过的人们最终无不不约而同地遭遇不幸自绝身亡，且大多选用自缢方式。

（中略——上次报道梗概从略）

迄今为止的调查已澄清了这样一个——只此一个——事实：即每当即将探明“上吊宅院”新主人真相之际，必然迎头碰上铜墙铁壁，无论通过任何途径。找到承担宅院施工的建筑公司却被一口拒绝采访，而购置地皮的挂名公司在法律上绝对无懈可击，全无文章可做。一切都被处理得巧妙至极无机可乘，个中奥秘只能推测而已。

另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在购买该地皮的挂名公司成立时助以一臂之力的会计事务所。此事务所实际上是作为一家政界闻名的会计事务所的“承包”机构于五年前成立的。也就是说，其作用在于发挥主管事务所的阴面功能。那家“会计事务所”拥有几个这样的“承包”机构，分别根据不同目的各尽其用，一旦风吹草动，即如蜥蜴尾巴似的被一刀斩断。此“会计事务所”虽然尚未受到过检察厅的直接盘查，“但不止一次涉嫌数起政治收受贿赂案件，自然受到当局注意”（某报社政治记者语）。这样一来，难免有人从此会计事务所插手这条线索猜测“上吊宅院”的新入居者同权威政治家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以此观之，那高高的围墙，那利用最新电子设备的严密警备，那租借的黑色“奔驰”，那巧为呼应的挂名公司……凡此种种不同凡响的表现无不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暗示其中有政治家的介入。

令人惊叹的彻底保密

对已经查明的几项事实怀有兴趣的采访小组调查了出入“上吊宅院”的“奔驰”情况。记录表明，十天时间里“奔驰”总出入次数为二十一次，等于每天约两次从大门出来进去。有若干规律性：早上九点钻进门去，十点半开出。司机极为准时，两次误差不出五分。但较之早上的出入，此外时间则没有规律。其中多数集中在下午一时到三时之间，车来时间和离开时间各所不一。有时开进不到二十分钟便离开，有时则滞留一小时之久。

据以上事实不妨做以下推测：

（1）早上规律性出入——这意味着有人来此“上班”。由于车体四面均为隐形玻璃，无法窥看里面，不知晓“上班者”真相。

（2）午后非规律性出入——这大约意味着有来客。往来时间的不统一恐怕是“客人”情况所使然。至于客人是单人还是多人则不得而知。

（3）晚间似乎没有活动。宅院有没有人不清楚，灯光的有无也无法从墙外看见。

另外一点得以明白的是：十天调查时间里出入院门的，仅仅是同一辆涂着黑漆的“奔驰”，别无另一辆车、另一个人通过院门。就一般常识而言这是相当不自然的。住在院内的“某人”既不外出购物，又不外出散步。人们只乘坐落着晕色车窗玻璃的大型“奔驰”来到这里，离去时亦是如此。换言之，他们因某种缘故而决定绝不对外亮相。其缘故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惜开销地把事情弄到这般彻底保密的地步呢？

补充一点，宅院的出入口只正大门一个。宅院后面有条狭窄的胡同，但是条死胡同——除非翻过某户住宅的院墙，否则既进不来又出不得。问附近居民，也说无人走此胡同。大概由此之故，此宅院亦无通此胡同的后门，唯见围墙高耸，坚似城墙。

十天时间里有报纸导购员或商品推销员模样的人按了几次门上的呼应器，然而完全没有回音，门当然也未打开过。纵使里面有人，想必也在通过监视摄影枪观察来访者，没必要便不予理睬。没有邮件送交，没有速递公司送货上门。

这样，唯一剩下的调查手段便只有跟踪“奔驰”以弄清其去向。“奔驰”闪闪发光且车速徐缓，跟踪本身并不难办，但这也只是跟至一家一流宾馆地下停车场时为止。停车场入口站有穿制服的保安员，无专用通行卡无法入内，我们的车至此再前进不得。这家宾馆常有国际会议召开，因而多有要人下榻。访日明星亦常住此处。作为一座所需安全措施和隐私保护措施，另设了VIP专用停车位以区别于一般住宿客人用的停车场，所用数台电梯亦为独立专用，运行状态外人无从得知。就是说，在这里办理住宿手续和退房手续可以完全避人耳目。而这辆“奔驰”确保和利用的便是这样的VIP专用车位。对于本刊的询问，宾馆方面小心而简单地解释说：此类车位是在“平时”严格的身份调查的基础上以特别租金专门租给具有相应资格的法人的。关于使用条件及使用者等情况则不知其详。

这个宾馆里既有购物廊又有数间酒吧和餐厅，另有婚礼厅四个会议厅三个。这就是说，若非有特殊权限，在如此众多的非特定男女昼夜络绎不绝的场所调查乘坐“奔驰”之人的身份是不可能的。车上下来的人钻入眼前专用电梯，在适当楼层下来直接融入人群之中。不难明白其采用的是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的保密系统，从中窥知的是金钱与权力的过度介入。据宾馆说明也可以想见VIP专用车位的租借利用实非轻而易举之事。所谓“严格的身份调查”想必有担负外国要人警卫任务的保安当局参与意见，需要政治门路，并不是说有钱即可，而同时又需大额租金自然无须赘述。

（后略——利用宅院的当是以权威政治家为后台的宗教组织的猜测从略）

23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变形报废的人

我在指定时刻坐在肉桂的电脑前，用密码启动通讯程序。我把牛河告诉自己的号码输入画面。接通需五分钟。我喝了口准备好的咖啡，调整呼吸。咖啡索然无味，吸入的空气似有粗糙的颗粒。

片刻，线路接通，可进行相互通讯的指示语随着轻快的呼音浮出画面。随即我指定通讯费由收讯人支付，往下只要注意操作记录不留在外存储器，我即可以在肉桂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电脑（信心固然没有。毕竟是他的迷宫，我不过是无能为力的外乡人）。

所需时间比预想的长。但画面终于浮现出对方已接受通讯费由收讯人支付的回答。这画面的另一侧、这在东京地下黑暗中蜿蜒伸展的线路的某处当有久美子存在，在那里她应该同样坐在电脑前，双手置于键盘。但我在这里实际目睹的只是“唧唧唧”发出轻微机音的监视屏。我选定发讯模式，打入已在头脑中反复拟就的语句：

＞有一点要问，不是了不得的问题。我只是需要位于那里的人真正是你的证据。问：结婚前两人第一次外出我们去了水族馆。请告诉我你在那里看得最专注的东西。

我在画面上逐字排好，锁定发讯箭头（请告诉我你在那里看得最专注的东西⇦）。之后转为收讯状态。

回答在寂静的停顿后返回。答话很短：

＞水母。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

我的提问及其回答上下并列于监视屏的画面上。我凝目注视两段文字。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无疑是久美子。但彼处即是真正的久美子这一事实反而使我心里难受，就好像自己的五脏六腑被统统剜出抽空一样。为什么我们只能用这种形式交谈呢？然而此刻我除此别无选择。我敲击键盘。

＞先从好消息开始。今年春天猫突然回来了。固然瘦了许多，但很精神，无一伤痕。那以后猫哪里也没去，一直待在家里。我擅自为它取了个新名——按理是必须同你商量的——青箭，青箭鱼的青箭。我和猫两个相处得很不错。这是好消息，或许⇦

间歇片刻。不知是通讯时间差的关系，还是久美子在沉默，我无法分辨。

＞那只猫还活着真叫人高兴，一直担心来着⇦

我啜了口咖啡润润干渴的喉咙，继续敲击键盘。

＞其次是坏消息。其实除去猫的回来，基本都像是坏消息。首先第一个：我仍未能解开各种各样的谜。

我在画面上书写。大致回览一遍继续下文：

谜之一：你现在在哪里呢？在那里干什么呢？为什么还要离开我？为什么不愿见我？理由何在？我们之间本来有很多事情需见面交谈！你不这样认为？⇦

她的回答需要时间。我在键盘前想象久美子咬着嘴唇沉思的神情。稍后，箭头在画面上开始随着她的手指迅速移动：

我要告诉你的，已全部写在寄给你的信中。我想请你最后明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的我在多种意义上已不是你所了解的我。人是会由于很多原因发生变化的，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形报废。我之所以不想见你，原因即在于此，不想回到你那里也是因为这个。

光标久久停在一点，一闪一灭地搜寻词语。十五秒、二十秒……我紧紧盯住光标，等待屏幕出现新的语句。变形报废？

可能的话，请你尽快把我忘掉才好，正式离婚，你开始新的人生，这对我们两人都是最佳选择。我如今在哪里以至做什么都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不过的事实是：我们两人已由于某种理由而业已分属不同的世界，且已无法返回原处。希望你知道，甚至这样和你通讯对我都是撕肝裂肺般痛苦的事，痛苦得无疑超出你的想象⇦

我反复阅读这段文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得令人恻隐的自信，几乎不见拖泥带水的痕迹。大概这些话此前已在久美子脑袋里重复了不知多少次。但作为我，必须摇撼她这坚固的自信之壁，哪怕摇撼一点也好。我叩击键盘。

＞你说得有点抽象费解。你的所谓“报废”具体指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我很难理解。西红柿报废，雨伞报废……这个自然明白，无非是说西红柿烂了伞骨断了。但你“报废”是怎么回事呢？具体想象不出。你信上写道，你同除我以外的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莫非这点使你“报废”了？这于我当然是个打击，但与使一个人“报废”多少有所不同⇦

长长的间歇。我有些不安，担心久美子就势消失去了哪里。但画面上终于出现了久美子的字：

这点是有的，但不止这点。

写到这里，又出现深深的沉默。她正在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挑选字眼。

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表现。所谓“报废”，其上溯时间要更长。那是事先在某处一个极黑的房间里由某人的手单独决定下来的。但在同你结婚时，其中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以为可以直接顺利地通往某个出口。然而那仍好像仅仅是个幻影。一切都是有标记的，所以那时我才千方百计想找回我们失踪的猫。

我长时间地注视画面上这段文字。但发讯终了的符号怎么等也未出现。我画面的通讯模式也依然呈收讯状态。久美子在思考下文。所谓“报废”，其上溯时间要更长。久美子究竟想向我传达什么呢？我把注意力集中于画面，但上面有着肉眼看不见的墙壁样的东西。画面再次有字排出：

可以的话，请你这样考虑：就是说我患了一种不治之症，我正慢慢向死亡靠近，四肢和脸正在分崩离析。当然这是比喻，并非四肢和脸真正如此。但这比喻是极其接近真实的。唯其这样我才不愿意出现在你面前。自然，以这种不确切的比喻，不可能使你理解我现在处境的一切。所以也不认为你会领悟。但抱歉的是，此时的我无法向你说得更多，只能请你这样全盘接受⇦

不治之症。

确认画面处于发讯状态后，我开始敲击键盘。

＞如果你希望我接受那个比喻，全盘接受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就算如你所说你“报废”了，就算你得了“不治之症”，那为什么偏偏非得去绵谷升那里不可呢？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呢？我们不是为此结婚的吗？⇦

沉默。仿佛可以托在手上确认重量和硬度的沉默。我在桌上叉起双手，缓缓地深呼吸。回答返回：

＞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这里适合我，无论我愿意与否。这里是我必须在的场所。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即便我想见你也无法如愿。你以为我不想见你不愿意见你吗？

屏息敛气般的空白。俄顷，她的手指开始移动：

所以我才希望你别再为此让我痛苦。如果你能为我做什么的话，那就是尽早尽快将我这一存在忘掉，将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岁月权当其不存在逐出记忆，而这归根结蒂将带来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说道：

你叫我忘掉一切，叫我放开你不管。但与此同时，你又在这个世界的某处向我求助。尽管那声音很远很小，可我能在静静的夜晚听得一清二楚。那无疑是你的声音。不错，我想是有一个你在努力离我远去，你这样做想必有其一定的缘由；同时另一个你又在拼命朝我接近。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作为我，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能不相信向我求助并力图朝我接近的那个你。无论你如何解释，也无论理由如何正当，我都不可能轻易将你忘记，不可能将我们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置之度外。因为那是我的人生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将其一笔勾销根本无从谈起，因为那无异于将我自身一笔勾销。如要那样做，我必须知道所以那样做的理由⇦

一段空白时间。我从显示屏的画面上可以真切地感觉出她的沉默。它仿佛是高浓度的烟，从画面一角冒出，低回弥漫于房间。我十分熟悉这种久美子式的沉默，在共同生活中我不知多少次体验和目睹了这样的沉默。久美子此刻正屏住呼吸锁起眉头在画面前全神贯注。我伸手拿过杯子，呷了一口变冷的咖啡，而后手拿空咖啡杯和久美子一样凝神屏息逼视画面。沉默的纽带穿过两相分离的世界的墙壁，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想我们比什么都相互需要对方，毫无疑问。

＞我不明白⇦

＞我明白。

我把咖啡杯放下，抓住时间时隐时现的秃尾巴飞速敲击键盘。

我明白。我正设法找到你的所在，找到“正在求助”的你所在的场所。遗憾的是我还不清楚怎样才能找到，不清楚那里等待我的到底是什么。你出走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好像一直被禁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然而我正在——尽管速度极慢——接近事物的核心，正在朝那场所走近，我想。这点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我正朝那里走近，并准备继续走近⇦

我双手置于键盘，等她回答。

＞我真的不明白的。

久美子打出一行字来。通话就此为止。

再见⇦⇦⇦

画面告诉我对方已经离开。对话到此中断。但我仍然盯视着画面，等待变化的出现。或许久美子转念返回，也可能想起忘说的什么。然而久美子没有返回。等了二十分钟，我终于作罢。我将画面内容保存下来，起身走进厨房喝了杯冷水。一时间我将头脑排空，在冰箱前调整呼吸。周围静得出奇，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我的思考侧起耳朵。但我什么也思考不成，什么都想不下去，实在惭愧。

我折回电脑前，坐在椅子上，将在蓝色画面上进行的对话从头至尾细细重读一遍。我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对此我怎么说的，她又怎么说的。我们的对话原封不动留在画面上。有的是那样生动，近乎不可思议的生动。我可以一边用眼睛扫视画面上排列的字，一边听取她的语声。我听得出她抑扬有致的音调和微妙的顿挫方式。光标在最后一行仍如心脏跳动一般有规则地一闪一灭，它在凝息静等下文，然而无以为继。

我把那上面的对话全部牢牢刻入脑海之后（我判断恐怕还是不印刷出来为好），点击按钮退出通讯模式，下指令给外存储器不留记录，确认操作别无疏漏，然后关掉电源。监视屏的画面随着一声呼音而白惨惨地归于寂灭。单调的机音隐没在房间的岑寂中，如被虚无之手拧下来的鲜活的梦。

不知道此后过了多长时间。意识到时，我正目不转睛盯视自己并放于桌面的手。我的双手有被长时间凝视过的痕迹。

所谓“报废”，其上溯时间要更长。

到底有多长呢？

24　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

牛河第一次来我家后数日，我托肉桂每天带报纸过来。差不多也该到接触外部世界现实的时候了，我想，即使再想回避，时机一到他们也要从那边不请自来。

肉桂点点头，从此每天早上将三种报纸带来宅院。

吃罢早餐，我浏览这些报纸。久未沾手的报纸很有点奇妙，看上去生疏疏空落落的。带有刺激性的油墨味儿令我脑袋作痛，黑乎乎的细体活字挑衅似的刺入我眼球。版式、标题、字体、文章格调无不给我以极度的非现实感。我好几次放下报纸，闭目叹息。以往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以往我也像普通人那样读报来着，到底报纸上的什么如此不同以往呢？不不，报纸大概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我自己。

但我还是读了一会。读报使我就绵谷升明确把握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他正在世间构筑其愈发稳固的地位。他一方面作为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一方面在杂志上拥有专栏连载，在综合刊物上发表意见，在电视上作为定期解说员摇唇鼓舌。种种样样的场合我都不难见到他的名字。不知什么缘故，人们看上去越来越热衷于听他高谈阔论。尽管作为政治家他刚刚登台，但其名字已作为堪可寄予厚望的年轻政治家而广为人知。一家妇女杂志进行的政治家人缘投票中他竟跻身前列。他被视为富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以往政界未曾有过的新型智能政治家。

我请肉桂买来一份他所执笔的杂志。为了不给他以自己只注意某一特定人物的印象，还一起买了几种不相关的杂志。肉桂粗略地扫了一眼清单，若无其事地揣入上衣口袋，第二天把杂志和报纸一并放在餐桌上，而后边听古典音乐边整理房间。

我将绵谷升写的文章和有关他的报道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归为一册。马上成了厚厚一册。我试图通过这些文章和报道接近“政治家”绵谷升这个崭新人物，试图忘掉迄今两人之间存在的很难称之为愉快的个人关系，摈除偏见而作为一个读者从零开始理解他。

然而要理解绵谷升其人的真实面目仍然是很困难的。平心而论，他笔下的东西哪一篇都不算坏，行文颇为流畅，条理也很清楚。有几篇还写得甚为出色。材料翔实且处理得当，结论之类也已提出，较之他过去写的专业书上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要地道好几倍，至少写得平明易懂，连我这等人也知其所以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蓦然觉出那看上去平易近人的文章背后仍伏有洞悉别人肺腑般的傲慢阴影。那潜在的恶意使我脊背掠过一道寒战，但这终究是因为我知道绵谷升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且其尖锐而冷漠的眼神和口吻浮现于眼前的缘故，一般人恐怕是很难从中读出其言外之意的，所以我尽可能不去考虑这点，而仅仅追逐其文章的脉络。

问题是无论我怎样仔细怎样公平地反复阅读，我都没有办法把握绵谷升这个政治家真正想说的东西。每一个论点每一项主张诚然地道合理，然而若要加以归纳弄清其意图到底何在，我便如坠云雾了。无论怎样拼接细部，也不见整体形象清晰浮出，全然不见。我推想这恐怕是因为他不具有明确的结论。不，他具有明确的结论，但隐藏起来了。他似乎只在于己有利的时候稍稍打开一点于己有利的门扇，从中跨出一步大声向人宣告什么，言毕即退回把门紧紧关上。

例如，他在刊载于某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地区差所带来的暴力式水压，是政治努力和人为力量永远无法抑制的，为期不远它势必给世界结构带来雪崩般的变化。

“而且，桶箍一旦如此除掉，世界必将呈现出漫无边际的〈混沌状态〉，往日存在的作为自明之物的世界共同精神语言（这里不妨暂且称为〈共同Principle(1)〉）将陷于瘫痪或几近瘫痪，而由混沌状态向下一代〈共同Principle〉过渡，其所需时间恐比人们预想的还要漫长。一言以蔽之，一场长得令人透不过气的深刻的危机性精神混沌即在我们眼前。自不待言，日本战后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也将被迫进行根本变革，很多领域都将归为一张白纸，框架将大规模清洗而重新开始构筑——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抑或文化领域。这样，迄今为止被视为自明之物、任何人都不曾怀疑的事情，势必无所谓自明而在一夜之间失去其正当性，这当然也是日本这个国家洗心革面的良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面临这千载良机，手里却没有堪可用作〈清洗〉指标的共同Principle。我们有可能在致命的Paradox(2)面前茫然伫立——由于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造成迫切需要共同Principle这一状况的，乃是共同Principle的丧失本身。”

论文相当冗长，扼要归纳起来大致如此。

“但是，现实中人的行动不可能没有任何指标。”绵谷升说道，“至少需要暂时的、假设的Principle模式。而日本这个国家现阶段所能提供的模式恐不外乎‘效率’。如果说长期以来不断给予共产主义体制以拦腰一击并导致其崩溃的是‘经济效率’，则我们在混乱时期将其视为实务性规范而敷衍于整体未必没有道理。试想，除了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以外，我们日本人在整个战后难道创造过其他哲学或类似哲学的东西吗？诚然，效率性在方向性明确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而一旦方向性的明确度失去，效率性刹那间即会变得软弱无力，如同在大海正中遇险失去方向之时任凭有多少熟练得力的划船手也毫无意义一样。高效率地朝错误方向前进，比原地踏步还要糟糕。而规定正确的方向性的，只能是拥有高度职能的Principle。可惜我们现在阙如，无可救药地阙如。”

绵谷升铺展的逻辑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洞察力，对此我也不能不承认。问题是读了好几遍我还是弄不清楚绵谷升作为个人或作为政治家到底在寻求什么——措施何在？

绵谷升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满洲国”，这个我倒读得津津有味。文章说，帝国陆军在昭和初期便为设想中的对苏全面作战探讨过大量征调防寒军服的可能性。那以前陆军未曾经历过西伯利亚那样极端寒冷地带里的实际战斗，所以冬季防寒措施乃是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可以说部队几乎没有任何冬季作战准备以应付可能由边境纠纷引起的突发性大规模对苏战争（这并非没有可能）。为此，参谋本部设置了对苏战争可能性研究班，在兵站部门就严寒地带专用被服进行实质性研究。为了把握真正的严寒是怎么一种程度，他们实际跑到时值隆冬的萨哈林岛，在酷寒中使用实战部队试穿防寒靴、大衣和内衣，对于苏军现有装备以及拿破仑军队用于对俄作战的衣服进行了彻底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陆军现有防寒装备不可能度过西伯利亚的冬季。”他们预计前线士兵将有大约三分之二因患冻伤而失去战斗力。陆军防寒被服的设想条件是多少温和些的中国北方的冬季，且绝对数量也不足。研究班暂且试算出有效装备十个师的防寒被服所需绵羊的只数（班上流行的玩笑是算羊只数算得睡觉工夫都没有了）及其加工所需设备的规模，提出了研究报告。

报告书中说，日本国内饲养的绵羊的只数显然无法保证日本在受到经济制裁或实质性封锁的情况下在北方打赢一场长期对苏战争。这样，满蒙地区稳定的羊毛（以及兔毛皮等）供给及其加工设备的确保便是必不可少的。为视察情况而于一九三二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的，即是绵谷升的伯父。他的任务是估算“满洲国”内需多长时间才能实际保障如此数量的供给。他毕业于陆军大学，是专门搞logistics（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这项任务是他接受的第一个重头任务。他将防寒被服问题看作现代兵站一个典型事例而详尽地做了数据分析。

绵谷升的伯父经熟人介绍在奉天见到了石原莞尔(3)，两人对饮了个通宵。石原强调围绕中国大陆难以避免同苏联全面开战，认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在于兵站的强化，即在于新生满洲的迅速工业化和确立自给自足经济。石原说得条理清晰而又热切感人。此外还说到日本农业移民在农牧畜业的组织化效率化方面的重要性。石原原本主张不应该将“满洲国”弄成如朝鲜和台湾那样的赤裸裸的日本殖民地，而应使其成为亚洲国家的新样板，但在认为“满洲国”终归乃是日本对苏以至对英美作战的兵站基地这点上却是十足的实用主义。他相信：现阶段拥有实施对西欧战争（即他所说的“最终战争”）的能力的国家亚洲唯独日本，因此其他国家有义务协助日本使自己从西欧诸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帝国陆军将校中石原是最为关心兵站问题且深有造诣的人物。一般军人总以为兵站本身是“女人气的”，而认为纵使装备不足也舍身勇敢作战才是陛下的军人之道，以可怜的装备和少量人员扑向强有力的对手并取得战果方是真正的武功，“以兵站跟随不上的快速”驱敌前进被视为一种荣誉。这在身为优秀技术官僚的绵谷升伯父看来纯属荒唐至极。没有兵站作后盾即开始持久战争无异于自杀行为。苏联由于斯大林的集约性经济五年计划而使军备得到飞跃发展进入现代化。长达五年的充满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旧世界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机械化战争使欧洲各国的战略和后勤概念为之一变。作为驻外武官在柏林生活过两年的绵谷升伯父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认识水平，仍停留在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当时。

绵谷升伯父在石原明晰的逻辑和世界观以至超凡的魅力面前大为折服。两人的亲密交往在伯父返回日本后仍未间断。后来石原从满洲回来转任舞鹤要塞司令，绵谷升伯父还去见了他好几次。他关于“满洲国”内绵羊饲养与加工设备情况的详细而中肯的报告，回国不久即提交给本部而受到高度评价，但不久由于一九三九年诺门坎事件中的惨败以及英美加强经济制裁，军部的目光逐渐转向南洋，对苏作战可能性研究班的活动于是不了了之。不过，诺门坎事件之所以秋初早早结束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研究班那份断言“以现有装备无法实施冬季对苏战斗”的报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秋风吹起之后，注重面子的日军居然痛痛快快退出了战斗，通过外交谈判将不是很好的呼伦贝尔草原的一角让给了外蒙和苏军。

绵谷升讲述这段从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口里听来的逸闻之后，随即以兵站思想为依据从地势学角度就地域经济展开了论述。但我感兴趣的是绵谷升伯父曾是在陆军参谋本部工作过的技术官僚，曾与“满洲国”和诺门坎战役有过关系这一事实。停战后绵谷升伯父被麦克阿瑟占领军开除公职，在老家新澙度过一段隐居生活，不久开除令取消，他乘机步入政界，作为保守党人出任过两期参议院议员，之后转入众议院，其事务所墙上挂有石原莞尔写的字幅。至于绵谷升伯父是怎样一个议员以及作为政治家做过什么我自是不晓。当过一次大臣，在地方上似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终究未能成为国政一级的领导人。而如今，其政治地盘由绵谷升承袭下来了。

我合上剪报集放进抽屉，之后胳膊抱在脑后，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大门。大门即将朝内侧打开，放进肉桂驾驶的“奔驰”。他将像往常一样拉来“客人”。我和“客人”们由于这块痣联系在一起。我由于这块痣和肉桂的外祖父（肉豆蔻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肉桂的外祖父同间宫中尉因新京那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满蒙边境的特殊任务将间宫中尉和占卜师本田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和久美子通过绵谷升家介绍而同本田先生相识。而我和间宫中尉因井底联系在一起。间宫中尉的井在蒙古，我的井在这座住宅的院内。这里曾有中国派遣军的指挥官住过。这一切连成一个圆圈，位于圆圈中央的是战前的满洲，是中国大陆，是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战役。可是我和久美子何以被卷入这种历史因缘之中呢？我不得其解。那些全都是我和久美子出生以前的事啊！

我坐在肉桂的桌前，手指放在键盘上。我还记得自己同久美子通话时手指的感触。刚才我同久美子的电脑对话毫无疑问被绵谷升的电脑监控下来了，他想从中了解什么。他促成了我们两人的对话，当然并非出于关心。也有可能他们以通讯访问作为阶梯而企图从外部进入肉桂电脑窃取这里的秘密，但对此我不甚担忧。因为这电脑的奥秘即是肉桂其人的奥秘本身，而他们不可能洞悉肉桂这个人深不可测的奥秘。

我往牛河的事务所打电话。牛河在，当即拿起听筒。

“嗬，冈田先生，真是太巧了！老实说，我刚刚出差回来十分钟，匆匆忙忙的。从羽田机场搭出租车飞奔回来的（说是飞奔，其实路上塞得一塌糊涂），擤把鼻涕的工夫都还没有，抓起文件就又要出去。出租车还在门前等着没动。噢，电话简直就像瞄准空当打来的。眼前‘丁零零’电话一响，我就自己问自己：嗬，这么巧而又巧的人物到底是什么人呢？对了，特意给这不肖牛河来电话，可有何贵干？”

“今晚能用电脑和绵谷升通话吗？”我说。

“您是说先生？”牛河压低嗓门，变得谨慎起来。

“嗯。”

“不是电话，是使用电脑画面吧？像上次那样？”

“正是。”我说，“我想那样对双方都容易些，不至于拒绝吧？”

“蛮有把握嘛。”

“把握是没有，只是那么觉得。”

“那么觉得。”牛河低声重复一遍，“恕我冒昧，您的‘那么觉得’是经常准的吧？”

“难说。”我事不关己似的说。

牛河在电话另一端沉吟片刻，似乎是在脑袋里飞速计算什么。好兆头。不坏。让这小子哪怕沉默一会都非易事，纵令没有让地球倒转那般难。

“牛河先生，你在吗？”

“在在，当然在。”牛河慌忙开口，“像神社门前那对石雕狮子狗似的待在这里呢，哪里也没有一颠一颠地走动。下雨也好，猫叫也好，我都得老老实实在这守护香资箱。好的，明白了。”牛河恢复了平日的口吻，“可以。设法把先生稳稳扣住就是。不过今晚无论如何也不成。如果是明天，我可以用这颗脑袋瓜子打保票：明天夜间十点把坐垫摆在电脑跟前，让先生好好坐上去。这样如何？”

“明天也不碍事。”我略一停顿回答。

“那好，就由我这猴子牛河安排好了。反正我一年到头总像是忘年会干事那种角色。不过冈田先生，倒不是我哭哭啼啼抱怨什么，这样硬叫先生做点什么，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同让新干线改停别的车站一样难。毕竟是大忙人嘛，又是上电视又是写稿件又是应付采访又是会见选民又是院内会议又是同某某人吃饭，活动几乎是以十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每天都折腾得犹如搬家和衣服换季赶在了一起，比差劲儿的国务大臣还要繁忙。所以，事情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一说‘先生明晚有电话“丁零零”响起您抽时间乖乖坐在电脑前等着’，对方便说‘呃，是吗，牛河君那太好了泡茶等着就是’。”

“他不至于拒绝。”我说。

“只是那样觉得？”

“不错。”

“那好那好，那比什么都好。您这鼓励委实令人心暖。”牛河不无兴奋地说道，“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明晚十点恭候。老地方老办法，你我这黑话简直是一句歌词。密码千万别忘了。对不起，我这就得出去，出租车等着哩。抱歉抱歉，真的连擤鼻涕的工夫都没有。”

电话挂断。我把听筒放回电话机，手指重新搭在键盘上。我开始想象黑幽幽死掉的画面对面的东西。我很想再同久美子通一次话，但在此之前必须同绵谷升两人单独交谈。如下落不明的预言家加纳马耳他向我说的那样，生活中我不可能同绵谷升没有干系。如此说来，这以前她还向我讲过什么并非不吉利的预言没有呢？我试着回想。然而我已无法想起她说出口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加纳马耳他好像已成为隔世之人。

(1)　英语，意为原则、原理、规则、根本方针。

(2)　英语，意为似是而非的议论悖论。

(3)　日本陆军中将（1889—1949）。策划“九一八事变”，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25　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翌日早上九点肉桂来“公馆”时，不是他一个人，助手席上坐着他母亲肉豆蔻。距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肉豆蔻已有一个多月没来了。那次她也事先什么招呼没打，径自跟肉桂来到这里同我一起吃早餐，闲聊一个小时回去的。

肉桂把上衣挂上衣架，一边听亨德尔的合奏协奏曲（他已连听三天了），一边在厨房做红茶，给尚未吃早餐的母亲烤面包片。他烤的面包片简直像商品样品一样漂亮。随后肉桂一如往日地拾掇厨房，这时间里我和肉豆蔻隔着餐桌喝茶。她只吃了一片薄薄地涂了层黄油的面包。外面下着夹雪雨一样冷的雨。她不大开口，我也没有多说。只谈了几句天气。但肉豆蔻看上去是有什么想说，这从她的神情和口气中看得出来。肉豆蔻撕下一块邮票大小的面包片慢慢送到嘴里。我们不时觑一眼窗外的雨，如同看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肉桂收拾完厨房开始打扫房间时，肉豆蔻把我领去“试缝室”。“试缝室”装修得同其赤坂事务所里的一模一样，大小和形状也基本相同。窗口同样垂着双层窗帘，白天也一片昏暗。窗帘唯独打扫房间时由肉桂拉开十分钟。里面有皮沙发，茶几上有玻璃花瓶，瓶里有花，有高挑的落地灯。房间中央摆着一个大作业台，上边有剪刀、布头、木针线盒、铅笔、设计册（里面当真画有几幅形象图），以及其他叫不出名也不知作何用的专门工具。墙上一面硕大的穿衣镜，房间一角还有更衣用的屏风。来“公馆”访问的客人均被领来此处。

我不晓得母子两人何以在此另辟一个同那独特的“试缝室”毫无二致的房间，因为这座房子里无须那般伪装。也许他们（或客人们）看惯了赤坂事务所“试缝室”的光景而在室内装饰方面容不得此外的任何方案。反言之，提出“何以非试缝室不可”的疑问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我个人是喜欢上了这个房间。这是“试缝室”不是别的房间，甚至对自己被林林总总的裁缝工具包围这点有一种奇妙的释然。尽管颇有非现实意味，但算不上很不自然。

肉豆蔻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在我身旁坐下。

“过得怎么样？”

“过得不坏。”我回答。

肉豆蔻身穿鲜绿色西装套裙。裙子短些，大大的六角扣犹如往昔的尼赫鲁制服一般一直系到喉部，肩部衬有卷形面包大小的垫肩。我想起过去看过的描绘未来图景的科幻电影，影片上的女性大多身穿这样的服装，在未来都市中生活。

肉豆蔻戴一对同套裙颜色完全相同的大塑料耳环。耳环暗绿色，绿得很别致，仿佛几种颜色搅和在一起，大约是为配这身套裙而专门定做的，也可能反过来为配耳环而定做了套裙，恰如为配合冰箱形状而使墙凹进去。这想法未必不好，我觉得。尽管下雨，她来这里也还是戴一副太阳镜，镜片似是绿色。长筒袜也是绿色的。今天或许是绿色日。

她像往常一样以一连串流畅的动作从手袋里掏出烟衔在嘴上，稍顷扭起嘴角，用打火机点燃。打火机不是绿色，是以往那个细细长长的很值钱似的金打火机，但那金色同绿色甚是谐调。随后肉豆蔻架起裹着绿色长筒袜的腿。她慎之又慎地审视自己的双膝，正一正裙摆，接着像打量自己膝盖延长部位似的看我的脸。

“过得不坏，”我重复道，“一如往常。”

肉豆蔻点下头：“不怎么疲劳？不想休息一下什么的？”

“谈不上有多疲劳。工作渐渐上手了，比以前轻松不少。”

肉豆蔻没再说什么。烟头冒出的烟犹如印度人的魔绳，呈一条直线节节上升，直到被天花板换气装置吸走。在我知道的范围内，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为安静的高效换气装置。

“你怎么样？”我问。

“我？”

“我是说你不觉得累吗？”

肉豆蔻看我的脸，说：“样子显得累？”

从第一眼开始，她看上去就好像累。我如此一说，肉豆蔻短短地叹了口气。

“今早发售的周刊上又写这座宅院了，‘上吊宅院之谜’系列报道。啧啧，标题简直像鬼怪影片似的。”

“第二回？”我问。

“是啊，系列报道的第二回。”肉豆蔻说，“其实最近其他杂志也有过相关报道，幸好没什么人注意到其中关联，至少眼下。”

“那，可有什么新的被捅出来了，我们的事？”

她伸手把烟头小心碾灭在烟灰缸里。然后轻摇下头，一对绿耳环于是如早春蝴蝶般摇摇摆摆起来。

“倒没写什么大不了的事。”她略一停顿，“我们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这点还没人知道。杂志放这儿，有兴趣一会儿读一下。只是，有人在我耳边吹风，说你有个内兄什么的是有名的年轻政治家，这可是真的？”

“是真的，很遗憾。”我说，“我老婆的哥哥。”

“你不见了的太太的兄长？”她确认道。

“是的。”

“那位大舅子对我们这里的事没有抓到什么？”

“我每天来这里做什么事他是知道的，派人调查来着。好像对我的活动不大放心，但更多的应该还不清楚。”

肉豆蔻就我的回答思索良久，之后扬起脸问：“你不大喜欢那位大舅子吧？”

“确实不大喜欢。”

“而且他也不大喜欢你？”

“千真万确。”

“现在又对你在这里做的事有所担心，”肉豆蔻说，“这是为什么呢？”

“假如妹夫涉嫌莫名其妙的事，有可能发展成为他自身的丑闻。他是所谓正走红的人物，担心出现那样的事态怕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说，你那位大舅子不至于有意图地把这里的情况捅给舆论界，是吧？”

“坦率地说，我不清楚绵谷升想的是什么。但从常识分析，捅出去他也一无所得。可能的话，应该还是想避人耳目息事宁人吧。”

肉豆蔻一圈圈地转动指间的细长金打火机，转得颇像风弱日子的金色风车。

“那位大舅子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肉豆蔻问。

“不光是你，基本上我对谁也没提起过。”我答道，“一开始就和他别别扭扭，现在可以说是相互憎恶。非我隐瞒，只是我不认为有提他的必要。”

肉豆蔻这回长长地喟叹一声，“可你是应该提的啊！”

“或许是那样的。”我承认。

“我想你也猜到了，这里来客中有几个是政界财界方面的，而且是相当有势力的，此外便是各类名人。对这些人的隐私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为此我们挖空了心思费尽了神经。看得出吧？”

我点点头。

“肉桂投入时间和精力，独自构筑了这套现有的保密系统。几家迷魂阵一样的挂名公司、账簿里三层外三层的伪装、赤坂那家宾馆秘而不露的停车场的确保、对顾客的严密防范、钱款出纳的管理、这座‘公馆’的设计——全都是从他脑袋里出来的，而且迄今为止这一系统几乎是毫厘不爽地按其计算运转的。当然，维持这一系统需要钱，但钱不成问题。关键是要给她们以安全感，使她们知道自己是万无一失的。”

“就是说现在有点危险了？”我说。

“很遗憾。”

肉豆蔻拿过香烟盒取出一支，但半天也不点火，只是挟在指间不动。

“不巧我又有这么一个有点名气的政治家大舅子，事情就更变得不够光彩了？”

“是的吧。”肉豆蔻略略扭下嘴角。

“那么，肉桂是怎样分析的呢？”我询问。

“他在沉默，沉默得像海里的大牡蛎。他潜入自身之中，紧紧关上门，在认真思考什么。”

肉豆蔻的一对眸子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俄尔恍然大悟似的将烟点燃。

肉豆蔻说道：“如今我还常在想，想我被害的丈夫。那个人为什么要杀我的丈夫呢？为什么特意弄得满屋子是血，还把内脏掏出来带走呢？怎么都想不明白。我丈夫并不是非惨遭那种特殊杀法不可的人。

“也不单单是丈夫的死，我此前人生途中发生的几件无法解释的事——例如对于服装设计的澎湃激情在我身上涌起而又突然消失，肉桂变得全然开不得口，我被卷入这种奇妙的工作之中——都恐怕是为了把我领来这里而从一开始就严密而巧妙地安排好组织好的。这种念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简直就像有一双远处伸来的长手——长得不得了的手在牢牢控制着自己，而我的人生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事物通过的一条便道而已，我觉得。”

隔壁低低地传来肉桂用吸尘器给地板吸尘的声响。他一如既往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从事着这项作业。

“嗯？你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肉豆蔻问我。

我说：“我不认为自己被卷入什么之中。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有必要在这里。”

“为了吹魔笛找到久美子？”

“是的。”

“你有追求的东西，”她缓缓地换了一条绿色长筒袜裹着的腿架起，“而一切都是需要代价的。”

我默然。

肉豆蔻终于端出结论：“一段时间这里不会再来客人了。肉桂这样判断的。由于周刊的报道和你那位大舅子的出现，信号已由黄变红。今天以后的预约昨天已全部取消。”

“一段时间究竟是多长时间呢？”

“直到肉桂修复好破绽百出的保密系统，危机彻底过去。对不起，我们是一点风险都不愿意冒的。肉桂照常来，但客人不来。”

肉桂和肉豆蔻出门时，早上开始下的雨已完全止息。停车场的水洼里有四五只麻雀在专注地清洗翅膀。肉桂驾驶的“奔驰”消失不见、电动门徐徐关上之后，我靠窗坐下，观望着树枝远处冬日阴沉沉的天空。蓦地，我想起肉豆蔻说的“远处伸来的长手”。我想象那只手从低垂的乌云中伸过来的情形——俨然画本小说里不吉利的插图。

26　损毁者、熟透的果实

晚间九点五十分，我在肉桂的电脑前坐定，打开电源，用密码逐个解除关卡，开启通讯系统。待十点一到，我把线路编码输入画面，提出通讯费由收讯人支付。几分钟后，画面传达对方业已应允。于是，我同绵谷升隔着电脑屏幕对谈。最后一次同他交谈是一年前的夏天，我和他在品川那家宾馆连同加纳马耳他见面谈了久美子的事，结果带着更深的相互憎恶不欢而散。那以后我们再未有过只言片语。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政治家，我脸上也还没有痣，一切恍若隔世。

我首先选择发讯，如打网球发球之时。我静静调整呼吸，双手置于键盘。

＞听说你想让我从那座宅院抽身出来，地皮和建筑物可由你收买。若我同意这个条件，你可以促使久美子返回我这里。果真如此吗？

我按下表示发讯终了的⇦键。

回答须臾返回，画面迅速排出一行行字：

＞我想首先排除误解——久美子返不返回你那里并不取决于我，而终归取决于久美子自己的判断。通过前几天同久美子通话你也应该明白，久美子没有被监禁。我无非作为亲属为她提供落脚之处暂时保护其人身安全而已。所以我所能做的仅限于说服久美子并提供和你通话的机会，实际上我也使用电脑线路促成了你和久美子的通话，我能具体做的舍此无他⇦

我将画面改为发讯：

＞我这方面的条件非常明白——倘若久美子回来，我即可以从我在那座宅院做的事情中彻底脱身。否则，将一直持续下去。仅此一个条件⇦

绵谷升的回答简洁明了：

＞再重复一遍，这不是交易。你不处于向我提出条件的立场，我们仅仅是就可能性互相磋商。如果你从那“公馆”抽身出来，我当然去说服久美子，但无法保证她一定回到你那里。因为久美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我不可能强制她做什么。但不管怎样，假如你继续在那里出出入入，不妨认为久美子将永远不会返回。这点非常明白，我可以保证⇦

我叩击键盘：

＞告诉你，根本用不着你保证。我完全知道你心里的算盘。你想让我从那宅院抽身，非常想。问题是我即便真那样做了，你也丝毫无意说服久美子，一开始你就没有放开久美子的打算。难道不是吗？⇦

回答当即传来：

＞你用你的脑袋想什么当然是你百分之百的自由。我无法阻止⇦

不错，我用我的脑袋想东西是我的自由。

我敲击键盘：

＞告诉你，我并非完全不处于向你提出条件的立场。对我实际在此干什么，你应该相当耿耿于怀。你不正在为此——为尚未弄得水落石出而坐立不安吗？⇦

绵谷升这回足足停了一会，似乎有意让我着急，让我知道他的临阵有余。

＞我想你相当误解了你的立场。说得更准确些，你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你在那里到底搞什么我固然不知道，也不很想知道。只是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立场，可能的话，不愿意在不清不浑无聊无谓的事件中蒙受池鱼之灾，故而我想在久美子事情上不妨尽一下自己的努力。但如果你对我的建议不屑一顾，作为我也问题不大，无非往后再不和你打交道，而由自己保护自己罢了。这恐怕是你我通话的最后机会，你和久美子通话也不会再有第二次。如果再无新的内容，差不多该到此为止了，我还要去见一个人⇦

不，话还没完。

＞话还没完。近来对久美子也说过，我正一步步接近事物的核心。这一年半来，我始终都在思索久美子为什么非得离家出走。在你当上政治家声名鹊起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幽静的暗处反复推察不止，追索各种可能性，筑构假设。如你所知，我脑袋并不灵活，但毕竟时间——唯独时间——多的是，足以考虑许多许多问题，并且有一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久美子突然离家出走的背后，必定藏有我不知晓的重大秘密。只要不破译其潜在的真正原因，久美子就不会真正回到我身边，而打开那秘密的钥匙则牢牢掌握在你手里。去年夏天见你时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就是说我完全清楚你那副假面具下面的货色，只要我有意就可以把它暴露示众。坦率地说，那时几乎是虚张声势，并无根据，只是想动摇你罢了。然而那并没错。眼下我正在步步逼近你怀中物的真相，料想你也有所觉察。惟其如此，你才对我的所作所为放心不下，才准备出大钱整个收买那块地。如何，所言不对？⇦

轮到绵谷升说话了。我合拢十指，追逐画面上的字：

＞很难理解你的意思。看来我们是在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话。以前就已说过，久美子对你感到厌倦，因而找了个情人，结果离家出走了，并且希望离婚。过程诚然不幸，但也是常有之事，不料你却接二连三搬弄出许多奇妙的逻辑，徒然使事态混乱。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互相白耗时间。

一句话，从你手中收买那块地的事根本就不存在。那项提议——对不起——业已烟消云散。我想你也知道，今天发售的那份周刊又第二次登出了关于“公馆”的报道，看来那里已成为世人注目之地，时至如今已无法再染指那样的场所。而且据我掌握的情报，你在那里的名堂也即将寿终正寝。你大约在那里会见了若干信徒或顾客，给予他们什么，作为回报收取金钱。但他们再也不会到那里去了，因为接近那里已不无危险。而若没有人来，自然无钱进账。这样一来，你势必无法支付每月的债款，迟早关门大吉。我只消静等就是，就像等待熟透的果实从树枝上掉下地来，不是么？⇦

这回该我中顿了。我喝了口杯里的水，反复过目绵谷升送过来的文字，随后慢慢移动手指。

＞的确，我不晓得何时关门大吉，如你所言。但我提醒你，耗尽资金尚需数月时间，而只要有数月时间，我便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包括你意想不到的事。这回不是虚张声势。仅举一例：最近你没做不开心的梦吗？⇦

绵谷升的沉默如磁力一般从画面上传来。我打磨着感觉逼视电脑画面。我力图从中多少读取绵谷升感情的震颤，但不可能。

俄顷，画面有字排出：

＞对不起，恫吓于我毫无作用，那种绕弯设套的无聊呓语，还是写在手册上好好留给你那些出手大方的顾客去好了！他们肯定听得冷汗淋漓献大钱于你——假如他们早晚还能回来的话。再和你说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差不多可以了，刚才也说过，我很忙⇦

我接道：

＞且慢，往下的话请你听仔细些，不是坏话，听也决不吃亏。听着：我可以使你从那梦中解放出来，原本你就是为此才出马交易的，不是吗？作为我，只要久美子回来即足矣。这是我提出的交换条件，不为苛刻吧？

我理解你企图将我一笔抹杀的心情，也理解你尽可能不同我做交易的想法。你用你的脑袋想什么百分之百是你的自由，我无法阻止。不错，在你眼里我这一存在几近于零，然而不幸的是，我并非彻头彻尾的零。你诚然拥有远大于我的力量，这点我也承认。可即使是你，夜晚来临也必须睡觉，睡觉必然做梦，我可以保证。而你又无法选择自己做的梦，对吧？有一点想问：你每天晚上到底换几件睡衣？不是洗都洗不完的吧？

我停住手，深深吸一口气，徐徐吐出。我再次确认上面排列的字句，选词继续下文。我可以感觉出画面黑魆魆的深处有东西在布袋里悄无声息地蠢动，我正在通过电脑连线逼近那里。

甚至你对久美子死去的姐姐做的什么如今我都可以推测得出。不骗你。迄今为止你始终如一地损毁着各种各样的人，并且将继续损毁下去。但你无法从梦境中逃开。所以还是乖乖将久美子归还为好，我所希望的仅此一点。另外，你最好不要再对我装出某种“样子”，装也毫无意义。因为我正在稳扎稳打地接近你假面具下的秘密。你打心眼里为之战栗。最好不要遮掩你的这种心态。

我按上表示发讯终了的⇦。几乎与此同时，绵谷升切断了通讯。

27　三角形的耳朵、雪橇的铃声

已无须急于回家。估计可能晚归，早上临出门已给青箭准备了两天吃的干食，虽然猫未必中意，但起码不至于挨饿。如此一想，便懒得穿胡同翻墙回家了。老实说，我还真没有信心翻越院墙。同绵谷升的通话弄得我筋疲力尽，身体所有部位都异常滞重，脑袋运转不灵。那小子为什么会把我弄得这般疲惫呢？我很想躺一会，在这里睡一觉再回家。

我从壁橱里拿出毛巾被和枕头，在试缝室沙发上放好，熄掉灯，躺下闭起眼睛。我想了一下青箭猫，打算想着猫入睡。不管怎么说，猫已经回来，已经从远处好端端回来了。这应该带有某种祝福意味。我闭着眼睛静静地想猫脚心那柔软的感触，那凉冰冰的三角形的耳朵，那粉红色的舌头。青箭在我的意识中弓成一团悄然酣睡。我的手心可以感觉它的体温，耳朵可以听见其有规律的睡息。尽管神经比平日亢奋，但睡意还是很快上来了。我睡得很深，没有做梦。

但半夜里蓦然醒来，觉得远处有雪橇的铃声传来，一如圣诞节的背景音乐。

雪橇的铃声？

我在沙发上坐起身，摸索着拿起茶几上的手表。夜光表针指在一时三十分。睡得好像意外地香。我侧耳谛听，只听得心脏在体内嗑嗑嗑发出低沉枯燥的声响。也可能是幻听，或者不觉之间做了场梦。为慎重起见，我决定把所有房间检查一遍。我拾起脚下的裤子穿上，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出来时铃声愈发真切了。的确像是雪橇的铃声，听起来似乎是从肉桂的小房间传来的。我站在小房间门前倾听一会，敲了敲门。也许我睡觉时肉桂返回这里了。但没有回音。我打开一点，从门缝往里窥看。

黑暗中，齐腰高的白光明泛泛地浮现出来。光呈正方形。是电脑屏幕放出的光。铃声是其反复发出的呼音（此前未曾听过的新呼音）。电脑在那里呼唤我。我顺从地坐在那白光前，阅读画面上推出的信息：

你现在正在访问“拧发条鸟年代记”程序，请从文件1—16中选择编号。

有人打开电脑，调出了“拧发条鸟年代记”。这宅院中除我应该没有任何人。有谁从外部遥控不成？果真如此，能够做到的唯肉桂一人。

“拧发条鸟年代记”？

雪橇铃声般轻快惬意的呼音响个不停，很像圣诞节早晨。它似乎要求我做出选择。我略一迟疑，并无什么理由地选择了#8。呼音当即停止，屏幕上像展开卷轴一般推出文件。

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兽医清晨六时醒来，用冷水洗罢脸，独自准备早餐。夏季天亮得早，园里的动物们大多已睁开眼睛。打开的窗口照常传来它们的声音，顺风飘来它们的气味。凭这声音和气味，即使不一一往外面看兽医也可以说中每日的天气。这是他早上的一个习惯：首先侧起耳朵，从鼻孔吸入空气，让自己习惯新来的一天。

但较之到昨天为止的每一天，今天大约有所不同。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因为几种声音与气味已从中失去。虎和豹和狼和熊——它们昨天下午被士兵们消除了清理了。经过一夜睡眠，此事竟好像成了往日一场懒洋洋旧梦的一个片断，但毫无疑问实有其事。鼓膜还微微留有枪声造成的疼痛。不可能是梦。现在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这里是新京城区，突破边境线的苏军正一刻刻迫近。这同眼前的洗脸盆牙刷一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听到大象的声音，他心里多少宽慰了些。是的，象总算死里逃生了。所幸负责指挥的年轻中尉还具有将大象从消除一览表中刨除的正常神经，他边洗脸边想。到得满洲以来，兽医碰见很多唯命是从盲目狂热的年轻军官，弄得他噤若寒蝉。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陛下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有人称之为“纯粹”，但兽医则想使用另外的字眼，如果可能的话。不管怎样，较之将地道挖至巴西，用步枪射杀两头象要容易得多。作为医生的儿子在城里长大、并在大正时期较为自由的气氛中受教育的兽医，和这些人怎么都格格不入。而指挥射杀队的中尉口音固然不无方言味儿，但远比其他军官地道得多，有教养也似乎懂事理，这点从其言谈举止看得出。

总之象没有被杀，光凭这点恐怕就必须感谢才是，兽医自言自语道。士兵们也大概因为没杀象而吁了口气。不过那几个中国人或许感到遗憾，毕竟大象的死可使其得到大量的肉和象牙。

兽医用水壶烧水，拿热毛巾敷在脸上刮须，之后一个人喝茶，烤面包，涂上黄油吃了。在满洲，食品供应虽说不够充分，也还是比较丰富的，这无论对他还是对动物都很难得。动物们虽然因食物配量分别减少而心怀不满，但较之粮草告罄的日本本土动物园，事态终究乐观得多。往后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但至少眼下动物也罢人也罢尚不至于遭受饥肠辘辘的痛苦。

兽医想，妻子和女儿现在怎么样了呢？按计划，她们乘坐的火车该到朝鲜釜山了。他在铁路上工作的堂兄一家就在釜山，母女将在那儿住到乘上回国客轮为止。睁开眼睛时见不到两人，兽医有些寂寞。没有了早上做饭收拾房间的欢声笑语，家中一片死寂。这已不再是他所热爱的、属于这里的家庭。然而与此同时，兽医又不能不为仅自己一人留在这空荡荡的公家宿舍内而萌生一股奇异的喜悦，此刻他深切感到“命运”那不可摇撼的巨力就在自己体内。

命运感是兽医与生俱来的心病。从很小时开始，他就怀有一种鲜明得近乎奇异的念头，认为自己这个人的一生归根结蒂是由某种外力所左右的。这有可能是他右脸颊有一块鲜亮的青痣的关系。小时他非常憎恶他人没有自己独有的这块刻印样的痣。朋友开他的玩笑之时，被生人盯视之时，他甚至想一死了之。若是能用小刀把那个部位一下子削掉该有多好啊，他想。但随着长大，他渐渐找到了将脸上的痣作为无法去掉的自身一部分、作为“必须接受之物”来静静予以接受的方法，这恐怕也是他对命运形成宿命式达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命运的力量平时如通奏低音，静静地单调地装饰着他人生风景的边缘，日常生活中他极少意识到其存在，但因于偶然的因素（什么因素他不清楚，几乎没发现什么规律性）而势头增强的时候，那种力量便把他驱入类似麻痹的深深的万念俱灰之中。每当那时他只能放下一切，任自己随其波流而去，因为经验告诉他即使想什么做什么也丝毫奈何不得事态。命运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取其应取的部分，在那部分到手之前根本不会离去，对此他深信不疑。

但这并不意味他是缺乏活力的消极被动之人，毋宁说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一个雷厉风行贯彻始终的人，一个专业上出类拔萃的兽医，一个热心的教育工作者。创造性的火花他虽然有所欠缺，但从小学业优异，班干部他亦有份。工作后也被高看一眼，受到很多年纪小些的同事的敬重。他并非所谓世间普通的“命运论者”，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曾实际感到自己有生以来单独决定过什么，而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地“被动决定”。纵然下决心这回一定由自己独断，到头来也仍然觉得自己的决定其实是早由外部力量安排好了的，一贯如此，只不过被“自由意志”的外形巧妙欺骗而已。那充其量只是为使其乖乖束手就擒而撒下的诱饵，或者说由他单独决定的仔细看去全都是无须决定的鸡毛蒜皮的琐事，感觉上自己不外乎在握有实权的摄政大臣强迫下加盖国玺的傀儡国王，一如“满洲国”的皇帝。

兽医从内心爱着妻子和女儿，相信两人是他前半生中最可宝贵的幸遇，尤其溺爱独生女。他由衷地觉得为这两人自己宁愿一死。他翻来覆去地想象自己为这对母女赴死的场面，那死法大约甘美到了极点。而与此同时，每当他一天工作回来看见家中的妻女，有时却又觉得这两人终究只是与自己并不相干的另一存在，她们仿佛位于距自己十分遥远的地方，是自己并不了解的什么。这种时候，兽医便想这两个女人说到底也同样不是自己选择的。尽管如此，他爱这两人，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爱得一往情深。这对兽医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永远无法消除的（他觉得）自我矛盾。他感到此乃设在自己人生途中的巨大陷阱。

但当他形单影只留在动物园宿舍之后，兽医所属的世界顿时变得单纯得多明了得多。他只消考虑如何照顾动物即可。妻子女儿反正已离开自己身边，暂且没有就此思考的必要。兽医眼下再无别人介入，唯独剩得他和他的命运。

归根结蒂，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新京城被命运的巨大力量统治着。在这里发挥最大作用的和以后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不是关东军，不是苏军，不是共产党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命运。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昭然若揭。在这里，所谓个人力量云云，几乎不具任何意义。命运前天葬送了虎豹熊狼救了象，至于往下到底葬送什么救助什么，任何人都无从预料。

走出宿舍，他准备给动物们投放早餐。本以为再没人上班，却见两个从未见过的中国男孩在事务所等他。两个都十三四岁，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一般亮闪闪地转来转去。男孩们说有人叫他们来这里帮忙。兽医点下头。问两人名字，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派来男孩的显然是昨天在这里做工的中国人，想必他们看穿了一切而不愿意再同日本人有任何往来，但认为孩子未尝不可。这是他们对兽医的一种好意，知道他一个人照料不过来所有动物。

兽医各给两个少年两块饼干后，便让他们给动物投放早餐。他们用骡子拉起板车逐个兽栏转，给各种各样的动物分别投了早餐，换新水进去。清扫是不可能了，用软管大致冲了一下粪尿，更多的已没有时间做。反正动物园已经关闭，臭一点也无人抱怨。

就结果而言，由于没了虎豹熊狼，作业倒轻松了不少。给肉食大动物投饵绝非易事，又有危险。兽医以空落落的心情从空落落的兽栏前走过，同时也不能不隐约感到一丝释然。

八点开始作业，做完已十点多了。兽医给这重体力劳动弄得疲惫不堪。作业一完，两个男孩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他折回事务所，向园长报告早间作业结束。

快中午时，昨天那个中尉带领昨天那八个人再次走进动物园。他们依然全副武装，带着金属相撞的响声由远而近。军装出汗出得黑了。蝉在周围树上依然鼓噪不止。中尉向园长简单致一礼，请园长告诉他“动物园能够使用的板车和挽马情况”。园长回答现在这里只剩一头骡子和一台板车。中尉点头说据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即日征用骡子与板车。

“等等！”兽医慌忙插嘴，“那是早晚给动物投饵的必需之物。雇的满洲人都已不见，如果再没有骡子和板车，动物势必饿死。现在都已苟延残喘了。”

“现在全都苟延残喘，”中尉说。中尉两眼发红，脸上胡须长得有点发黑。“对我们来说，保卫首都是首要任务。实在无法可想，那就全部放出去。危险的肉食动物已经处理掉，别的放出去保安上也不碍事。这是军令。其他事由你们看着办。”

他们不容分说拉起骡子和板车撤了回去。士兵们消失后，兽医和园长面面相觑。园长喝口茶，摇下头，一言未发。

四小时后，士兵们让骡子拉车返回。车上装了货，上面搭着脏乎乎的军用野营苫布。骡子热得、也是给重货累得气喘吁吁，直冒汗。八个士兵端枪押来四个中国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身穿棒球队球衣，手被绳子绑在后面。四人被打得一塌糊涂，脸上的伤痕已变成青黑色的痣。一个人右眼肿得几乎看不见眼球，一个人嘴唇流血染红了球衣。球衣胸部没有印字，但有揭去名字的痕迹。背部均有编号，分别是1、4、7、9。为什么在这非常时刻中国人身穿棒球队球衣并惨遭毒打又给士兵们押来呢？兽医想不明白。眼前俨然一幅出自精神病画家笔下而世上不应有之的幻想画。

中尉问园长能否借铁锹和洋镐一用。中尉的脸比刚才还要憔悴还要铁青。兽医把他领进事务所后面的材料库，中尉挑了两把铁锹两把洋镐，叫士兵拿着，之后他让兽医跟在他后头，径自离开路走进茂密的树丛。兽医顺从地尾随其后。随着中尉的脚步，草丛中很大声地飞出很大的蚂蚱。四周洋溢着夏草气息。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中，不时传来远处大象警告般的尖叫。

中尉一声不响地在林中走了一会儿，找到一处空地样的开阔地。那是用来修建能让儿童和小动物一起玩耍的广场的预留地。由于战局恶化建材不足，计划无限期拖延下来——一个圆形范围内树木被砍除，地面全是裸土，阳光如舞台照明一般光朗朗地仅照此一处。中尉站在正中环顾四周，军靴底不停地画圈。

“往下一段时间我们驻扎在园里。”中尉蹲下用手捧把土说。

兽医默默点头。他们为什么非驻在动物园不可呢？他不得其解，但没问出口。对军人最好什么都不要问，这是他在新京城凭经验学到的守则。大多情况下发问会触怒对方，反正得不到像样的回答。

“先在这里挖个大坑。”中尉自言自语地说，而后站起身，从胸袋里掏出烟叼在嘴上。他劝兽医也吸一支，一根火柴点燃两支烟。两人像要埋掉这里的沉默似的吸了一阵子。中尉仍用靴底在地面上来回地画，画出图形样的东西又抹去。

“你哪里人？”中尉询问兽医。

“神奈川县。叫大船的地方，离海近。”

中尉点头。

“您老家在哪里？”

没有回答。中尉眯细眼睛，兀自看着指间升起的青烟。所以对军人问也没用，兽医再次心想。他们经常问话，但绝不答话，大概问几点钟也不会回答。

“有电影制片厂。”中尉说。

兽医好一会才明白过来他是在说大船。“是的，有座很大的制片厂，倒是没进去过。”兽医说。

中尉将吸短的烟扔在地上踩灭。“但愿能顺利回去，但回日本必须过海。到头来大家都可能死在这里。”中尉依然眼看地面说，“怎么样，死可怕吗，兽医先生？”

“那恐怕取决于死法。”兽医略一沉吟答道。

中尉从地面上抬起眼，兴味盎然地注视着对方，似乎他预想的是另一种答法。“的确，是取决于死法。”

两人又沉默有时。中尉好像站在那里睡着了，他便是显得这样的疲劳。又一会儿，一只大蚂蚱竟如鸟一样高高飞起，“啪嗒啪嗒”留下急促的声音消失在远处的草丛。中尉看了眼表。

“该开始了。”他像说给谁听似的说道，然后转向兽医，“暂时请跟我在一起，或许还有事相求。”

兽医点头。

士兵们把中国人带进林间空地，解开绑手的绳子。伍长操起棒球棍——士兵何以带棒球棍呢，这对兽医又是个谜——在地面上一转身画下一个大圆圈，用日语大声命令就挖这么大的坑。身穿棒球队球衣的四个中国人拿起洋镐和铁锹，闷头挖坑。这时间里士兵们四人一班轮流休息，躺在树荫下睡觉。大概一直没睡过，一身军装往草丛里一倒，很快打鼾睡了过去。没睡的士兵以随时可以射击的架势贴腰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从稍离开点的地方监视中国人干活。负责指挥的中尉和伍长轮班钻进树荫打瞌睡。

不到一小时，直径四米的大坑挖好了，深度到中国人的脖子。一个中国人用日语说要喝水。中尉点头，一个士兵用桶打水拎来。四个中国人交替用勺子喝得颇有滋味，满满一桶水差不多喝光了。他们的球衣又是血又是汗又是泥，黑得不成样子。随后中尉叫两个士兵把板车拉来。伍长拽下苫布，原来上面摆着四具尸体，身上同是棒球队球衣，看上去也是中国人。估计他们是被射杀的，球衣给流出的血染得黑乎乎的，足够大的苍蝇开始在上面聚拢。从血凝状况来看，死去快一天了。

中尉命令挖罢坑的中国人将尸体投入坑去。中国人依然默不作声，卸下死尸，毫无表情地投进坑内。死尸砸到坑底时发出“嗵”一声钝重的无机音。死去的四人的背部编号是2、5、6、8。兽医记在心里。死尸全部投入坑后，四个中国人被牢牢绑在旁边树干上。

中尉抬起手腕，以认真的神情看看表，继而视线寻求什么似的投向天空一隅，俨然站在月台上等待晚点晚得无可救药的列车的站务员。其实他并非在看什么，只是想让时间逝去片刻。之后，他简洁地命令伍长将四人中的三人（背部编号1、7、9）用刺刀刺死。伍长挑三个士兵站在中国人面前。士兵们脸色比中国人还青。看上去中国人委实太累了，累得别无他求。伍长逐个劝中国人吸烟，但谁都不吸。他把一盒烟收回胸袋。

中尉领着兽医站在稍稍离开士兵们的地方站定。“你也最好看仔细些，”中尉说，“因为这也是一种死法。”

兽医点头，心想这中尉不是对我，而是在对他自身说话。

中尉以沉静的声音向兽医解释：“作为杀法还是枪毙痛快得多简单得多，但上级有命令不得浪费宝贵的子弹，一发都不行。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不过同样是用刺刀刺杀，也并不那么简单。对了，你可在军队里学过刺杀？”

兽医说自己作为兽医进的是骑兵部队，没受过刺杀训练。“用刺刀一刀刺人致死，首先要刺肋骨下面的部位。就是说，”中尉指着自己腹部偏上的地方，“要像搅动内脏那样刺得又深又狠，然后向心脏突进，不是‘噗嗤’一声捅进去即可。士兵们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刺刀尖上的白刃战和夜袭是帝国陆军的法宝——说干脆点，也就是因为比坦克飞机大炮来得省钱。不过，纵使训练有素，用的靶子终究是稻草人，和活人不同，不流血，不哀叫，不见肠子。实际上这些兵还没杀过人，我也没有。”

中尉向伍长点头示意。伍长一声令下，三个士兵首先取立正姿势，继而弓腰，向前伸出刺刀对准。一个中国人（背部编号为7）用中国话念了句什么咒语，往地面唾了一口。但唾液未能落到地面，而是有气无力地落到了他自己球衣的胸口。

随着一声号令，士兵们将刺刀尖朝中国人的肋骨下“扑”一声猛地刺去，并像中尉说的那样，拧动刀尖搅动一圈内脏，往上一挑。中国人发出的声音并不太大，较之惨叫，更接近于呻吟，仿佛体内残留的气从哪条缝隙里一下子全部排出。士兵们拔下刺刀，身体回撤，随着伍长的命令再次准确重复同样的作业：刺刀刺入、搅动、上挑、拔下。兽医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自己正在分裂，自己既是刺入之人，又是被刺之人。他可以同时觉出刺出刺刀的手感和被刺内脏的疼痛。

中国人彻底死去的时间比预想的长。他们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血流满地，但微弱的痉挛仍持续不止。伍长用自己的刺刀割断将他们缚在树上的绳索，让没参加刺杀的士兵帮忙拖起倒在地上的三人的尸体扔进坑里。落入坑底的声音虽说还是那么重重的钝钝的，但与刚才扔死尸时的似乎略有不同。也可能尚未彻底死掉，兽医想。

最后只剩一名背部编号为4的中国人。三个脸色发青的士兵薅起脚前的大草叶擦拭沾满鲜血的刺刀。刀刃粘着颜色奇妙的液体和肉片样的什么。为使长长的刀身重新变得雪亮，他们不得不左一把右一把薅草。

兽医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此一人（4号）留下不杀呢？但他决定什么也不问。中尉又一次掏出烟，又一次劝兽医也吸。兽医默然接过，衔在嘴上，这回自己擦火柴点燃。手诚然没有发抖，但已觉不出有什么感觉，就像戴着厚手套擦火柴。

“这伙人是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拒绝接受新京保卫战任务，昨天半夜杀死两个日本教官逃跑。我们夜间巡逻时发现后当场射杀四人，逮捕四人，只有两人在黑暗中跑掉了。”中尉又用手心去摸下巴的胡须。“想穿棒球衣逃跑。担心穿军装跑给人逮住，或者害怕穿满洲国军装被共产党部队俘获。不管怎样，兵营里除军装只有这军官学校棒球队的球衣，所以才撕掉球衣上的名字穿起来逃跑。你怕也知道，这军官学校的棒球队非常厉害，还去台湾朝鲜参加过友谊赛。这样，那个人，”说着，中尉指了指绑在树干上的中国人，“那个队里的主将4号击球手，像是这次逃跑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他用棒球棍打死了两名教官。日本教官知道营内空气不稳，决定不到紧急关头不发给他们武器，但没考虑到棒球棍。两个人脑袋都被打开了花，几乎当场死亡。即所谓一棍命中。就这球棍。”

中尉令伍长把棒球棍拿来。中尉把棒球棍递给兽医。兽医双手握住，像进入击球区那样在眼前一挥。一支普普通通的棒球棍，不怎么高级，加工粗糙，木纹也杂，但沉甸甸的，用了很久，手握部位已被汗水浸黑。看不出这便是刚刚打杀过两个人的球棍。记得大体重量后，兽医将球棍还给中尉。中尉拿在手中，以甚为熟练的手势轻轻挥了几下。

“打棒球么？”中尉问兽医。

“小时常打。”兽医回答。

“长大后没打？”

“没打。”他本想反问中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从上边接得命令，命令我用同一球棍把他打死。”中尉一边用球棍头“嗵嗵”轻敲地面一边说道，“叫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你我才好直言：无聊的命令！时至今日杀了这伙人又能解决什么呢！已经没有飞机，没有战舰，像样的兵差不多死光了，一颗新型特殊炸弹一瞬间就让广岛城无影无踪。我们不久也要被赶出满洲或被杀死，中国还是中国人的。我们已经杀了很多很多中国人，再增加尸体数量也没什么意义。但命令总是命令。我作为军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服从。就像杀虎杀豹一样，今天必须把这伙人杀死。好好看清楚，兽医先生，这也是人的一种死法。对于刃具、血、内脏你怕是习以为常了，但用棒球棍打杀还没见过吧？”

中尉令伍长把背部编号为4的4号击球手领到坑旁。他依旧手被绑在背后，眼睛被蒙，双膝被迫跪在地上。此人高大魁梧，胳膊有一般人大腿那么粗。中尉叫来一个年轻士兵，递出球棍，说：“用这个把他打死！”年轻士兵直立敬礼，从中尉手中接过球棍。但他只是手握球棍愣愣地伫立不动，似乎还没有弄明白用棒球棍将中国人打死这一行为是怎么回事。

“以前打过棒球吗？”中尉问年轻士兵（此人后来不久在伊尔库茨克煤矿被苏联看守用铁锹劈杀）。

“没有，自己没打过。”士兵大声回答。他生在北海道一个开拓村，那里和他长大的满洲开拓村同样贫穷，周围没有一家人能买得起棒球和棒球棍。少年时代他只是无端地在原野上跑来跑去，用一截木棒耍枪弄棍，或捕捉蜻蜓。有生以来既没打过棒球，也没有看过棒球赛，拿球棍在手当然也是头一遭。

中尉告诉士兵球棍的握法，教他挥棍基本要领，自己还实际挥了几下。“记住：关键是腰部的转动。”中尉不厌其烦地说，“球棍朝后举起，像拧动下半身那样旋转身体，球棍头随后自然跟上。我说的你可明白？如果只想怎么挥棍，势必仅有手头一点点力量，那一来棍落时就失去了惯力。挥棍不要用胳膊，要以身体的转动一举出手！”

很难认为士兵理解了中尉的指示，但他按照命令脱去沉重的军装，做了一会挥棍练习。大家都在看着。中尉就关键之点手把手矫正士兵的姿势。他教得非常得法，不多工夫，士兵虽动作尚很笨拙，但已能发出挥棍的“嗖嗖”声了。年轻士兵从小就天天都做农活，毕竟很有臂力。

“噢，这样就差不多了，”中尉用军帽擦去额头的汗，“记住，尽可能一棍击毙，不得花时间折磨。”

我也不想用棒球棍打杀什么人，中尉想这样说，这混账主意到底是哪个想出来的！但作为指挥官不可能对部下如此出口。

士兵站在蒙眼跪地的中国人背后，举起球棍。傍晚强烈的阳光把球棍粗大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面。兽医觉得这光景很是奇妙。确如中尉所说，自己对于用球棍打杀人还一点也不习惯。年轻士兵一动不动在空中举着球棍，棍头明显地不住颤抖。

中尉朝士兵点下头，士兵于是向后扬棍，深深屏息，将球棍全力向中国人后脑勺砸下。动作异常准确。一如中尉所教，随着下半身一圈转动，球棍的烧印部分朝耳后直击下去。到最后球棍都很有力。旋即“咕”一声发出头盖骨破碎的钝响。中国人一声未出，他以奇异的姿势一瞬间静止不动，而后想起什么似的重重倒向前去，耳朵流血，脸贴地面，凝然不动。中尉看了眼手表。年轻士兵仍双手紧握球棍，张口望天。

中尉这人甚是细心。他等待一分钟，确认中国人再不动弹后，对兽医说：“劳驾，看他死了没有好吗？”

兽医点头走到中国人旁边，蹲下取掉蒙眼布。眼睛直愣愣地睁着，黑眼珠朝上，鲜红的血从耳朵里流出，半张的嘴里舌头卷曲着，脖颈被打得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歪着，鼻孔中有浓浓的血块溢出，染黑了干燥的地面。一只反应快的大苍蝇钻进鼻孔准备产卵。出于慎重，兽医把拇指放在动脉上试了试，脉搏早已消失，至少应有脉搏的部位全然听不到脉搏。那个年轻士兵只一次（尽管是生来头一次）挥棍便将这壮汉子打没了气。兽医看了眼中尉，点下头，意思像是说放心的的确确是死了，然后开始慢慢起身。照在背上的阳光似乎骤然强烈起来。

正当此时，4号中国击球手如梦初醒地飒然起身，毫不迟疑地——在众人看来——抓住兽医手腕。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兽医莫名其妙。他的的确确是死了。然而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了兽医的手腕，并且依然双目圆瞪黑眼球朝上，以同归于尽的架势就势拉着兽医栽入坑中。兽医和他上下重叠着掉了下去。兽医听见对方肋骨在自己身下折断的声音。但中国人仍然抓住兽医的手不放。士兵们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全都目瞪口呆伫立不动。中尉最先反应过来跳下坑去，他从腰间皮套拉出自动手枪，朝中国人的脑袋连扣两次扳机。干涩的枪声重合着传向四方，太阳穴开出一个大大的黑洞。中国人已彻底失去生命，但他还是不松手。中尉弯下腰，一手拿枪，一手花时间撬也似的把死尸的手指一根根掰开。这时间里兽医被八个身穿棒球队球衣的中国人尸体围在中间。在坑底听来，蝉鸣同地面上的截然不同。

兽医好歹从死尸手中解放出来后，士兵们把他和中尉拉出墓穴。兽医蹲在草地上大大地喘息几次，而后看自己手腕。那里留有五个鲜红的指印。在这酷热的八月的下午，兽医觉得有一股剧烈的寒气钻入自己体芯。我恐怕再不可能把这寒气排出去了，他想，那个人的确是真想把我一起领去哪里的。

中尉推回手枪安全栓，慢慢插回皮套。对中尉来说朝人开枪也是第一次，但他尽可能不去想这件事。战争恐怕至少还要持续一阵子，人还要继续死，对各种事情的沉思放到来日不迟。他在裤子上擦去右手心的汗，然后命令未参加行刑的士兵把扔有死尸的坑埋上。现在便已有无数苍蝇在四周旁若无人地飞来飞去。

年轻士兵依然手握球棍，茫然地站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将球棍从手中顺利放开，中尉也好伍长也好都没再理会他。他似看非看地看着本应死去的中国人突然抓住兽医手腕一起掉入坑去，中尉随后跳进坑里用手枪给予致命一击，接着同伴们拿铁锹和圆铲填坑。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在侧耳谛听拧发条鸟的鸣叫。鸟一如昨天下午，从哪里的树上像拧发条那样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叫个不停。他扬脸环顾四周，朝鸟鸣传来的方向定睛看去，但还是见不到鸟在哪里。他感到喉咙深处微微作呕，但没有昨天强烈。

倾听发条声音的时间里，各种支离破碎的场景在他眼前忽而浮现忽而遁去。年轻的会计中尉在被苏军解除武装后交给中方，因此次行刑责任被处以绞刑。伍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死于鼠疫，被扔进小隔离室任其死去。其实伍长并未感染鼠疫，只是营养失调——当然是说在进隔离室之前。脸上有痣的兽医一年后死于事故。他虽是民间人员，但由于同士兵一起行动而被苏军拘留，同样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在煤矿强制劳动期间，一次下深井作业井内出水，和其他很多兵一起淹死。而我呢——但年轻士兵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单单是未来，就连眼前发生的事也不知何故而不像真有其事。他闭上眼睛，兀自倾听拧发条鸟的鸣啭。

蓦地，他想到大海，想到在从日本驶往满洲的轮船甲板看到的大海。看大海是生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八年前的事了。他可以记起海风的气味。海是他此前人生中所目睹的最美好的景物之一，那般浩瀚那般深邃，超出他所有的预想。海面因时间天气位置的不同而变色变形变表情，在他心里撩起深重的感伤，同时也静静地给他以慰藉。什么时候再能看到海呢？他想。随后，棒球棍从士兵手中落在地上，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球棍脱手后，呕感比刚才略有加强。

拧发条鸟继续鸣叫不止，但其他人谁也没有听见。

“拧发条鸟年代记#8”至此结束。

29　肉桂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

〈拧发条鸟年代记#8〉至此终了。

确认终了之后，我调回原来的画面，从下一菜单中选出〈拧发条鸟年代记#9〉。我很想阅读下文。但画面没开，只闪出两行字：

〈拧发条鸟年代记#9〉因被code R24锁住，无法访问。请选择其他文件。

我试着选择#10，仍是同一结果。

〈拧发条鸟年代记#10〉因被code R24锁住，无法访问。请选择其他文件。

#11亦如此。到头来只弄清了这里所有文件均处于不能访问状态。〈code R24〉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不清楚，总之以上文件似乎由于某种原因或原理而无法调出，〈拧发条鸟年代记#8〉开启之际我一度被允许调出所存文件，而在选择#8而阅毕的现在，则每一道门皆被牢牢锁住。或许这个程序不允许对文件进行连续访问。

我对着画面，考虑往下如何是好，然而无可奈何，这是个依据肉桂的智谋及其原理成立并运作的天衣无缝的世界。我不晓得其游戏规则，只好放弃努力，关掉电源。

不妨认为，这〈拧发条鸟年代记#8〉乃是肉桂讲述的故事。他在〈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一标题下往电脑里输入十六个故事，而我偶尔选择其中第八个读了一遍。我想了想自己刚才读过的故事的大致长度，单纯地扩大十六倍。故事绝不算短。实际整理成铅字，应该可以成为一本有相当页码的书。

〈#8〉这个编号意味着什么呢？既然取名为“年代记”，那么故事有可能是按年代顺序展开的：#7之后是#8，#8下面是#9。这是稳妥的推测。但也未必。甚至故事是按全然不同的次序排列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由现在溯及过去的倒叙手法也是可能的。再大胆一点假设，也许仅仅是以编号将各种版块拼接起来的单一故事。但不管怎样，我所选择的#8无疑是肉桂母亲肉豆蔻以前向我讲过的新京动物园的动物们被士兵们射杀那个一九四五年八月故事的继续，舞台就是翌日同一动物园。故事主人公仍是那个没有名字的兽医，即肉豆蔻的父亲、肉桂的外祖父。

至于故事真实到何种程度，我无由判断。就连通篇累牍纯属肉桂的虚构还是若干部分实有其事我都分辨不出。母亲肉豆蔻说那以后兽医下落“一无所知”。所以，故事全部属实基本上不大可能，但若干细节基于史料性事实还是可以设想的。混乱时期在新京动物园内对满洲国军官学校的学员行刑将其尸体埋入土坑而战后负责指挥的日本军官被处死便有可能属实。满洲国军官兵逃走和造反在当时并不稀奇，被杀害的中国人身穿棒球队球衣——纵是奇妙的假设——也并非全是无中生有。肉桂知道这一事件并将其外祖父的面影叠印其中从而完成他的故事是有其可能的。

问题是肉桂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呢？为什么必须付之以故事体裁呢？为什么必须赋予此故事系列以“年代记”的标题呢？我坐在试缝室沙发上，一边在手里一圈圈转动设计用的彩色铅笔一边思索。

为找出答案，恐怕必须读完里边所有的故事。但只读罢一个#8，我便推测出——尽管很模糊——肉桂于中追求的东西。他大约是在认真求索自己这个人所以存在的理由，并且无疑上溯到了自己尚未出生的以前。

而为此势必填补自己鞭长莫及的过去的几个空白。于是他企图通过自己动手构筑故事来补足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他以从母亲口中反复听得的同一故事为主线，使之派生出更多的故事，从而在新的构想中重新塑造已成不解之谜的外祖父的形象。故事的基调则百分之百来自母亲讲述的故事。就是说，事实未必真实，真实的未必是事实。至于故事的哪一部分是事实哪一部分不是事实，对于肉桂大概无关紧要。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他外祖父在那里实际干了什么，而是可能干了什么。而在他有效地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便同时知道了这个故事。

故事显然以“拧发条鸟”为点睛之语，用年代记方式（或非年代记方式）一直讲到现在。不过“拧发条鸟”一词并非肉桂的杜撰，那是他母亲肉豆蔻以前在青山那家餐馆向我讲故事时无意中说出口的，而那时候肉豆蔻应该还不知道我被称为“拧发条鸟”的事。果真如此，我与他们的故事便由于偶然的一致而连在了一起。

但我没有把握。肉豆蔻或许因某种因素已经知道我被称为“拧发条鸟”，也可能这个词已在潜意识中作用于她的（或母子两人共有的）故事并加以侵蚀。抑或并非固定为一种形式的故事，而是如口头传说那样不断变化不断繁殖而不拘于一格。

但是，无论是不是偶然的一致，在肉桂的故事中“拧发条鸟”这一存在都不可漠视。人们在它那只有特殊人方可听见的鸣声引导下走向无可回避的毁灭。在那里，一如兽医自始至终感觉的那样，所谓人的自由意志等等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像被上紧背部发条而置于桌面的偶人，只能从事别无选择余地的行为，只能朝别无选择余地的方向前进。处于听到鸟鸣范围内的人们，几乎人人都遭受剧烈磨损以至消失。大部分人死掉了，他们直接从桌边滚到了地下。

肉桂肯定监听了我和绵谷升的谈话，几天前我同久美子的交谈恐怕也是同样。凡是这电脑里发生的一切，估计没有他不知道的，并且等我和绵谷升的谈话结束后，把〈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个故事推到了我眼前。这显然不是出于偶然或临时灵机一动。肉桂是为着明确的目的而操纵电脑向我展示故事中的一个的，同时将其中存在漫长故事系列的可能性暗示于我。

我躺在沙发上，仰望试缝室暗幽幽的天花板。夜又深又重，四下静得我几乎胸口作痛。白色的天花板俨然整个覆在房间上方的厚厚的冰盖。

我同肉桂那个没有名字的外祖父之间，存在着几个奇妙的共通点，共同拥有几样东西：脸颊上的青痣、棒球棍、拧发条鸟的鸣声。另外，肉桂故事中出场的中尉使我想起间宫中尉。同一时期间宫中尉也在新京关东军总部服役，但现实中的间宫中尉不是财会军官。他隶属于制作地图的部门，战后没有上绞刑架（一句话，命运将其死拒之门外），而只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后来返回日本。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挥不去指挥行刑的中尉实际就是间宫中尉这一印象。至少，纵然真是间宫中尉也并不奇怪。

还有那根棒球棍。肉桂晓得我在井底放有棒球棍，所以棒球棍图像才有可能与“拧发条鸟”一词同样随后“侵蚀”他的故事。问题是即便果真如此，关于棒球棍也有无法简单解释清楚的部分。那个在门窗紧闭的集体宿舍门口抡起棒球棍打我的吉他盒汉子……他在札幌一家酒吧用烛火灼烧掌心，后来用棒球棍打我——又被我用棒球棍还击——并将棒球棍传递到我手里。

为什么我脸颊非得烙上一块其色其形均同肉桂外祖父的一样的痣不可呢？莫非是我的存在“侵蚀”了他们故事的结果？莫非兽医的脸颊事实上没有痣？不过肉豆蔻完全没有就她父亲向我编织谎言的必要。别的且不说，肉豆蔻所以在新宿街头“发现”我，无非因为我们两人共有那块痣。事情简直像三维智力测验题一样纵横交错难解难分，在那里，真实的未必是事实，事实未必真实。

我从沙发上起身，再次走进肉桂的小房间，坐在桌前凝视电脑屏幕。肉桂大概在那里。他沉默的语言在那里化为若干故事在蠕动在呼吸，在思考在求索，在生长在发热。然而屏幕在我面前如月亮般死气沉沉，其存在之根消失在迷宫般的森林中。这正方形玻璃屏幕及其背后应有的肉桂，已无意向我讲述下文。

30　房子不可信赖（笠原May视点之六）

还好吗？

上次信中最后，我写道想向你拧发条鸟说的好像基本都说完了，口气很像是“至此为止”。是不是？但过几天这个那个地一想，觉得最好再向你写上一点，所以再次半夜里蟑螂似的窸窸窣窣爬起来，对着桌子写这封信。

也不知为什么，近来总是想宫胁一家——想过去住在那座空房子里后来因债台高筑而在哪里全体自杀了的可怜的宫胁一家。记得报道说只有大女儿没死，至今下落不明……无论做工还是在饭堂吃饭，抑或在宿舍里听着音乐看书，那一家子总是无端地一下浮上脑海。虽说不至于缠住不放，但只要脑袋里稍有一点点缝隙（实际上到处都是缝隙），他们就从中“吱溜”一声钻进来，恰似从窗口进来篝火的烟，要持续好大一阵子。这一两个星期每每如此。

我生下来就一直住在那里，一直隔胡同望那座房屋，因为我的房间窗口正对着它。我是上小学后有自己房间的，那时宫胁家就已经盖新房住进去了。那里常有人影闪动，天气晴朗的日子有很多很多衣服晾出，两个女孩在院子里大声呼唤黑毛大狼狗的名字（名字现在横竖记不起来了）。太阳一落，窗口便腾起温馨的灯光。时间一晚，灯光就一个接一个消失不见。大女儿学弹钢琴，小女儿学拉小提琴（大女儿比我大，小女儿比我小）。过生日和圣诞节有晚会什么的举行，满满一屋子朋友反正很热闹。那情景，只看到废墟般寂静的空房子的人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我想。

休息的日子主人时常修剪院里的花木。宫胁家的主人似乎非常喜欢清扫承雨槽、领狗散步、给汽车打蜡，喜欢做这类花时间的手工活。至于人家为什么会喜欢上这种不胜其烦的玩意儿，我是永远理解不了，但那终归属于别人的自由，而且一家里边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肯定不坏。还有，那一家子都好像爱好滑雪，一到冬天就把滑雪板绑上很大汽车的车顶欢天喜地跑去了哪里（我可半点也不中意滑雪，这个先不提）。

这么一说，听起来很像是随便哪里都可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幸福家庭。也不光是听起来，实际上也的的确确是随处可见的极为普通的幸福家庭。那里边压根儿就不存在“奇怪呀到底怎么回事呢”那类令人皱眉头歪脖子的问题。

周围人都暗地里叽叽喳喳议论，说什么“那么怕人的地方就算白给盖一座房子也不稀罕住”。可是宫胁一家——上面已经说了——都美满得足可画进画里装进画框掸一掸挂在墙上。一家人过得那么平和美满，简直像童话中“那以后大家都过得很幸福”的尾声，起码看上去比我家幸福十倍。时常在门口见面的两个女孩也都让人觉得愉快，我常想要是自己有那样的姐妹该多好。总之印象中那一家人笑声不断，甚至狗都一起笑。

我做梦都没想到，如此场景居然会一下子中断得利利索索。一天注意到时，那里的人（包括德国狼狗）像被一阵大风刮跑一般忽然无影无踪，唯独房子剩下没动。一段时间里——大约一个星期吧——左邻右舍谁也没注意到宫胁一家的失踪。我见晚上也没灯光便有些奇怪，但转念一想，一家人大概又像往常一样外出旅行了。后来母亲不知从哪里听说宫胁一家好像“夜逃”了。记得我不大清楚“夜逃”是怎么回事，还问过这个词的含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蒸发”了。

夜逃也罢蒸发也罢，住的人一旦消失，宫胁家房子给人的印象开始变得不同起来，不同得令人不可思议。那以前我没看过空屋，闹不清一般空屋外观上究竟是怎么一个东西，不过感觉上觉得所谓空屋必定像被遗弃的狗或像蜕下来的空壳一样凄凉一样疲惫。但宫胁家那座空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给人以“疲惫”之感。宫胁刚刚离去，那房子便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在说“什么宫胁某某已跟我毫无干系”，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活像忘恩负义的傻狗。总之，那房子在与宫胁离去的同时就陡然变成同宫胁一家幸福时光毫无关系的“自成一体的空屋”。我觉得事情原本不应是这个样子，房子和宫胁家在一起时也应该过得蛮开心的嘛，被打扫得仔仔细细，何况毕竟是宫胁建造起来的。你不这么认为？房子那东西可真让人信赖不得。

你也知道，那房子后来再无人住，沾满鸟粪，被彻底弃置一旁。我从自己房间窗口望那空屋望了好几年。对着桌子学习或装作学习时不时地瞧它一眼，晴天也好雨天也好下雪也好刮风也好。毕竟近在窗外，一抬眼自然看到。也真是奇怪，眼睛竟没有办法从那里移开，甚至时不时臂肘支在桌上怔怔地看上三十分钟之久。怎么说呢，不久之前那里还洋溢着欢声笑语，雪白的洗涤物还像电视上的洗衣粉广告一样呼啦啦迎风招展（宫胁太太喜欢洗衣服的程度无论怎么看都在一般人之上，即使算不得“异常”），不料刹那间一切便不翼而飞，庭院里满目杂草，谁都不再记起宫胁一家的幸福时光。对此我实在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同宫胁一家谈不上怎么要好。说实在话，口都几乎没有开过，也就是路上遇见寒暄一句那个程度。但由于每天每日都从窗口望个不止，宫胁一家那幸福光景简直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对了，就像全家福照片的一角一闪钻进一个不相干的人。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也可能同那家人一起“夜逃”消失去了哪里。不过怎么说好呢，这种心情其实很不正常，自己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同不怎么熟识的人一起“夜逃”消失呢！

顺便再讲一件不着边际的事吧，坦率地说，实在不着边际得可以。

不瞒你说，近来我不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久美子阿姨。我实际上是你拧发条鸟的太太，因故从你身边逃出，在山里一座假发工厂做工，同时把自己隐蔽起来。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暂且使用笠原May这个假名，戴假面具装得不像是久美子阿姨。而你在那边凄凉的檐廊里苦苦等着我回去……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对了，你有时可想入非非吗？不是我自吹，那在我可是经常性的，经常想，严重时甚至一整天都在妄想云团整个儿笼罩下做工。好在是简单劳动，没受什么影响，但周围人偶尔会流露出不无诧异的神色。也许我像傻瓜一样独自嘟囔什么来着。尽管我仍有时不情愿，不愿意想入非非，然而妄想那东西如同月经，该来之时必从那边赶来，总不能站在门前一口拒绝——说什么“眼下正忙着对不起改天再来好吗”。伤透脑筋！不管怎样，但愿你不至于因为我动不动扮作久美子阿姨而心生不快，毕竟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困意慢慢上来了，我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死死睡上三四个钟头，然后起床闷头干上一天——听着可有可无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拼命做假发。请别为我担心。我会一边想入非非一边把一切处理妥当的，也希望你拧发条鸟能顺顺利利。但愿久美子阿姨返回家来和你静静地幸福地生活，一如从前。

再见！

31　空屋的诞生、替换了的马

翌日早晨九点三十分了肉桂仍未露面，十点了也没来。这是破天荒的奇闻。自我在这个场所开始“工作”以来，每天早上九点一到门便准时打开，现出“奔驰”炫目耀眼的鼻端，无一例外。随着肉桂如此常规而富有戏剧性的出场，我得以明确开始我的一天。我已经彻底习惯了每天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模式，正如人习惯于引力和气压的存在。肉桂如此的有条不紊毫厘不爽之中，有一种远非所谓简单机械式可比的大约堪可抚慰我鼓励我的温情。唯其如此，没有肉桂身姿的早晨，便成了一幅技法精妙而失却焦点的平庸的风景画。

我怅怅地离开窗口，削个苹果吃了，算是早餐。之后窥看一下肉桂房间，说不定电脑上有什么消息浮现出来，但屏幕依然一片死寂。无奈，遂像肉桂平日做的那样，边听巴罗克音乐磁带边在厨房洗东西、用吸尘器给地板吸尘、擦拭玻璃窗。为消磨时间，我有意对每一件事都不厌其烦做得很细，连换气扇的扇叶根都擦到了，然而时间仍慢吞吞地不肯快走。

十一点，再想不出可做的事了，便躺在试缝室沙发上把自己交给缓慢的时间河流。我尽量认为肉桂肯定是因为什么缘故而仅仅迟到一会。或许途中车出了故障，也可能被裹进难以置信的塞车长龙。然而那是不可能的，不妨用我所有的钱打赌。肉桂的车不会出什么故障，塞车的可能性也早已被他计算进去了。即便万一遇上意外事故，也会用车内电话同我联系。肉桂的没来这里，乃是因为他决定不来。

将近一点，我往肉豆蔻的赤坂事务所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连打几次都没人。之后往牛河事务所打电话，不闻呼音，却传来录音带上的声音，告诉我该号码现已不再使用。莫名其妙！两天前还用那个号码打电话同牛河交谈来着。我只好重新折回试缝室沙发。看来这一两天人们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概对我置之不理。

我再次走到窗边，从窗帘缝里眺望外面的情形。两只一看便知是甚为活泼的冬令小鸟飞来落于树枝，很紧张地东望西望，接着一忽儿飞去了哪里，仿佛对那里的一切都已彻底厌倦。此外便没有任何动静了，房子好像成了刚刚建成的空屋。

∗　∗　∗

此后五天时间，我再没跨进“公馆”。下井的欲念不知为什么也已彻底丧失，原因不得而知。如绵谷升所说，不日我将失去那口井。如果就这样不再有客人来，以我手头的资金，那宅院顶多能维持两个月，因此我本应趁井还在手中之时尽可能频繁地利用它。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突然觉得那里成了不自然的错误场所。

我不去宅院，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到得下午，便去新宿西口广场，坐在那条长椅上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肉豆蔻没出现在我面前。我到她赤坂事务所去了一次，在电梯前按门铃，目不转睛地盯视监视摄像机镜头，然而怎么等也没有回应。于是我只得作罢。估计肉豆蔻和肉桂已决定斩断同我的关系。那对奇特的母子大概离开了开始下沉的船，逃往安全地带。这使我意外伤感，就好像危急时刻被自己家人出卖了。

第五天偏午时分，我来到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这是去年夏天同加纳马耳他和绵谷升碰头说话的地方。其实来这里并非出于对当时的怀念，也不是由于对这间咖啡屋情有独钟。谈不上什么理由什么目的，只是差不多下意识地从新宿坐山手线到品川下来，从车站过天桥走进宾馆而已。进来后在靠窗桌前坐下，要了一小瓶啤酒，吃着误时的午饭。我像注视一长排无意义数值一样茫然打量着来往天桥的行人。

从洗手间出来，在混杂的客席里端发现一顶红帽，红得同加纳马耳他常戴的那顶塑料帽毫无二致。在它的吸引下我朝那张餐桌走去，但近前一看，却是别的女人。一个外国女人，比加纳马耳他还要年轻和硕壮。帽子也不是塑料，而是皮革的。我付款走到外面。

我双手插进藏青色短大衣的口袋，在附近走了一阵。我头戴与大衣同一颜色的毛线帽，为掩饰那块痣戴了一副深色太阳镜。十二月的街头充溢着独特的季节性生机，站前购物中心挤满了身穿厚厚衣服的顾客。冬日一个祥和的午后。到处流光溢彩，各种声响听起来都比平日短促而清晰。

看见牛河是在品川站月台等电车的时候，他在对面站台以正对着我的姿势等待开往相反方向的山手线电车。牛河依旧身穿不伦不类的西服，扎一条花哨的领带，歪着形状欠佳的秃头专注地看一本什么杂志。我所以能在品川站人群中一眼看出牛河，是因为他与周围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以前我仅仅在自家厨房里看过牛河，时值半夜，只我们两人，在那里牛河给人一种甚为非现实的印象。然而即使在别的场所别的时间，即使混在非特定对象的人群之中，牛河也还是显得那般奇妙那般游离于现实之外那般迥然有别于众人，那里似乎飘忽着一种同现实风景格格不入的异质空气。

我分开人群，也不管撞上谁不管给谁怒骂，只顾跑下车站楼梯，冲上对面月台，寻找牛河。但我已记不得他的位置，不知他站在月台哪一段。月台又大又长，人也过多。这时间里，有电车进站，开门吐出不知姓甚名谁的男女，吞入另一伙不知姓甚名谁的人们。没等我发现牛河，开车铃已响了。我姑且跳上转往有乐町的电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搜寻牛河。原来牛河在第二节车厢门口那里看杂志。我调匀呼吸，在他面前站了一会。牛河看样子毫无察觉。

“牛河先生！”我招呼一声。

牛河从杂志上抬起脸，隔着厚厚的镜片像看什么晃眼物体似的看我的脸。在白天的光亮下凑近看去，牛河比往常衰颓得多，疲劳像无法控制的油汗一样从皮肤里浓浓地渗出一层，眼睛浮现出脏水般浑浊的钝光，耳上所剩无几的发缕活像从废屋瓦缝里探出的杂草，翻卷的嘴唇之间一闪露出的牙齿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污秽且参差不齐。上衣依然满是可观的皱纹，就好似蜷缩在仓库角落睡了一觉刚刚爬起，而且肩部竟沾有——大概总不至于是为了加深印象——锯屑大的灰尘。我摘下毛线帽，拿掉太阳镜揣进衣袋。

“噢，这不是冈田先生吗？”牛河以乏味的声音应道，而后像把七零八落的物件重新加以组合似的端正姿势，扶正眼镜，轻轻干咳一声。“这可真是……又相见了，在这么一种地方。那么说，呃……今天是没到那里去喽？”

我默然点头。

“怪不得。”牛河再没多问。

牛河的声音里已感觉不到往常的张力，话说得也比平日缓慢，颇见特色的饶舌也不翼而飞。莫非时间的关系？莫非牛河在白昼光朗朗的天光下无法获取应有的精力？抑或牛河真的筋疲力尽亦未可知。两个人如此面对面说话，我好像在居高临下地看他。在光亮地方俯视，他脑袋的形状欠佳更加显而易见，俨然果园里因长坏形状而被处理掉的什么果实。我想象某人用棒球棍一棍砸开的情景，想象其头盖骨如熟透的水果“砰”一声四分五裂的场面。我不愿意做如此想象，但图像偏偏浮上脑海，无可遏止地历历扩展开来。

“嗯，牛河先生，”我说，“可以的话，想两个人单独谈谈。下车找个安静地方好么？”

牛河困惑地蹙了下眉头，抬起短粗胳膊瞥了眼表。“是啊……作为我心情上也想跟你慢慢聊聊……不骗你。只是我这就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说，有件迫不得已的事。所以这次就算了，等下次另找时间……你看这样不可以么？怎样？”

我略略摇下头。“一小会就行，”我紧紧盯住对方的眼睛，“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你非常忙我也完全知道。但你所说的下次另找时间，我觉得我们两人很可能再没什么下次了。你不这么觉得？”

牛河对自己若有所悟似的轻轻点了下头，卷起杂志插进衣袋。他在脑袋里盘算了大约三十秒，然后说道：“也罢。明白了。那就下站下车，边喝咖啡什么的边聊三十分钟吧。那件迫不得已的事由我想法安排就是。和你在这里巧遇也是一种缘分。”

我们在田町站下来，出站走进一家最先看到的小咖啡馆。

“不瞒你说，我是准备不再见你的了。”咖啡端来后牛河首先开口，“毕竟一切都已完结了。”

“完结了？”

“实话实说吧，我在四天前已经辞去了绵谷升先生那里的工作。是我主动请辞的。事情倒是很久以前就有所考虑的。”

我脱去帽子和大衣，放在旁边椅子上。房间里有点热，但牛河仍穿着大衣。

我说：“所以前几天往你事务所打电话也没人接喽？”

“是那么回事。电话线拔了，事务所退了。人要出去还是痛痛快快出去才好，拖泥带水的我不喜欢。这么着，眼下我是不为任何人雇用的自由之身，说好听点是自由职业者，换个说法，也就是所谓无业游民。”牛河说着微微一笑。一如往日的皮笑肉不笑，眼睛里全无笑意。牛河用小羹匙搅拌已放入奶油和一匙砂糖的咖啡。“喂，冈田先生，你肯定是要向我打听久美子女士吧？”牛河说，“久美子女士在哪里啦干什么啦等等。如何，对不？”

我点下头。随即说：“但首先想听听你为什么突然辞去绵谷升那里的工作。”

“真想知道？”

“有兴趣。”

牛河啜了口咖啡，皱了下眉，看着我。

“是吗？哦，叫我说我当然奉告，不过也并不特别有趣，这个。实在说来，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着一莲托生的心情准备跟绵谷先生跟到底。以前也说过，绵谷先生这回出马竞选，靠的是原封不动接收老绵谷先生的选区地盘，我当然也一起转给了绵谷先生。这场变动并不坏。客观地说，较之侍候来日无多的老绵谷，还是新绵谷有前途。我本以为绵谷升这个人如此发展下去，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相当可观的人物。

“尽管如此，‘永远跟定此人’的心情——也可以说是忠心吧——不知为什么却是一丝半点也没有。说来或许奇怪，我这人也不是没有效忠之心。跟老绵谷那时候，又是拳打又是脚踢，待遇简直跟耳屎差不多。相比之下，新绵谷客气得多。可是，冈田先生，世上的事就是怪，老绵谷那里我基本上诺诺连声地一直跟下来了，而对新绵谷却没能做到。你知道什么缘故吗？”

我摇摇头。

“归根结蒂——这么说也许过于露骨——因为骨子里跟绵谷升先生彼此彼此，我想。”说着，牛河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擦火柴点燃，慢慢吸入，缓缓吐出。

“当然我同绵谷先生长相不同出身不同脑袋不同，开玩笑时相提并论都不够礼貌。可是嘛可是，只消剥开一层皮，我们大体属于一丘之貉。这点从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如晴天里打伞一样看得明明白白：喂喂，这小子外表倒是文文静静白白生生，实际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一个无聊透顶的俗物！

“当然啦，也不是冒牌货就一定不行。冈田先生，政界那地方，靠的是一种炼金术。我就看过好几例档次低得无以复加的欲望结出堂而皇之的硕果。也看过好几个相反的例子，也就是说高洁的大义不止一次留下腐烂发臭的果实。所以坦率地说，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政界那玩意儿，关键不在于之乎者也的理论，结果就是一切。问题是绵谷升这个人——这么说或许不好——纵使在我眼里都坏到了极限。在他面前，我这点坏水简直小巫见大巫，根本不是对手。一眼我就看出我们属于同类。说句下流话吧——别见怪——和胯下那玩意儿的大小是一码事，大家伙就是大。明白？

“跟你说冈田先生，一个人憎恶一个人时，你猜什么时候憎恶得最厉害——就是看见一个人把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毫不费力地弄到手的时候，就是口衔手指目睹一个人依仗权势平步青云进入自己百般欲进不得的地界的时候。对方离自己越近就越是深恶痛绝，事情就是这样。对我而言，那个人就是绵谷先生。他本人听了也许惊讶。如何，你没有过这类憎恶？”

我的确憎恶过绵谷升，但同牛河说的憎恶不是一个定义。我摇了下头。

“那么，冈田先生，下面就该说到久美子女士了。一次我给先生叫去，交给我一个美差——让我照顾久美子女士。具体情况绵谷先生没怎么告诉我，只是说是他妹妹，婚姻不大顺心，眼下分居一个人单过，身体情况不太好。这么着，一段时间我就受命事务性地处理此事。每月把房租汇入银行，帮忙找钟点女佣，全是这类无所谓的杂务。我也很忙，对久美子女士起始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不外乎有实际事务的时候用电话谈两句。久美子女士极端沉默寡言，感觉上好像闷在房间角落里一动不动。”

说到这里，牛河停一会喝了口水，一闪觑了眼表，不胜珍惜似的重新点燃一支烟。

“但事情不止于此。其间突然掺进你的事来，就是那座上吊宅院。周刊报道出来时绵谷先生把我叫去，说有点放心不下，叫我调查一下你和那篇报道里的宅院有无牵连。绵谷先生也清楚这类秘密调查是我的拿手好戏。不用说，该我不肖牛河派上用场了。我挖地三尺玩命搜寻了一番，往下过程你都晓得了。不过结果委实令人吃惊。原本就怀疑有政治家介入，但我也没料到会挖出那么大的人物。说得失礼些，简直像用小虾钓上一条大鲷鱼。但这点我没向绵谷先生汇报，自己留了一手。”

“你就凭这手换马成功了是吧？”我问。

牛河朝天花板喷了口烟，转而看我的脸，眼里微微浮现出刚才没有的戏谑之色。

“好直觉啊，冈田先生！说痛快点，完全如此。我这么对自己说：喂，牛河，若要改换门庭此其时也！当然，先得游逛一段时间。但工作去向已经明确，也就是眼下要有个冷却期间。不管怎么说，马上从右向左也太露骨了嘛。”

牛河从上衣袋里掏出纸巾擤把鼻涕，团了团又塞回衣袋。

“那么，久美子那边怎么样了？”

“对对，该接着说久美子女士了。”牛河突然想起似的说道，“在此得老实交代一句：我可是一次也没有见过久美子女士，无幸一睹芳容。只在电话里说过话。那个人嘛，冈田先生，也不光我，任何人都一概不见。至于见不见绵谷先生我不知道，那是个谜。此外恐怕谁都不见，连钟点女佣都不怎么见，这是我从女佣口里直接听来的。要买的东西和要办的事全部写在便笺上，找她也避而不见，口也几乎不开。事实上我也到公寓探过情况，久美子女士应该住在里边，却丝毫没有那样的动静，实在静得出奇。问同公寓的人，也都说一次也没见过她什么样。就是说，久美子女士在公寓里始终过着那样的生活，有一年多了，准确说来一年五个月了。她不愿外出必有她万不得已的理由。”

“久美子的公寓在什么地方，这你肯定不会告诉我吧？”

牛河缓缓然而明显地摇了下头：“对不起，这点务请包涵。毕竟世界狭小得像个长筒屋子，又关系到我个人信用。”

“久美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你没有什么知道的？”

牛河迟疑良久。我一声不吭地盯住牛河的眼睛。时间好像在四周流得慢了。牛河再次大声擤把鼻涕，欠了欠腰，又沉回椅子，叹了口气。

“好么，这可只是我的想象。据我想象，那绵谷家原来就有些啰啰嗦嗦的问题。什么问题具体我不明白，但反正久美子女士以前就有所感觉或有所了解，想要离开那个家。那时正好你出现了，两人相爱结婚，发誓白头偕老，可喜可贺……如果长此以往自然再好不过，然而无法如愿以偿。不知什么缘故，绵谷先生不愿意让久美子女士从身边离开。怎么样，这方面可有什么记得起来的？”

“多多少少。”我说。

“那好，我就继续随便想象下去。绵谷先生想把久美子女士从你手中强行夺回到自己阵地。在久美子女士同你结婚时他或许还无所谓，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久美子女士的必要性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于是先生决心把久美子重新夺回，为此竭尽全力，结果获得成功。使的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但我猜想在那强拉硬扯的过程中，久美子女士身上曾经有的什么被损毁掉了，一直支撑她的类似支柱的东西‘嚓’一声折断了。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

我默然不语。女侍走来往杯里倒水，将空咖啡杯撤下，这时间里牛河看着墙喷云吐雾。我注视牛河的脸：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绵谷升同久美子之间有类似性方面的关系？”

“不不，我没那个意思，”牛河挥了几下带火亮的香烟，说，“我不是在做那样的暗示。先生同久美子女士之间有过什么和有什么，我是彻头彻尾不知道的。这可是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只是，我觉得那里边似乎存在某种扭曲的东西。还有，听说绵谷先生同离婚的太太完全没有正常的性生活——这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牛河拿起咖啡杯，又作罢喝了口水，随后用手摩挲腹部。

“呀，这些日子胃不妙，一点也不妙，一顿一顿地痛。说起来这是世代遗传。我们这个家族个个都胃不行。DNA(1)的关系。遗传下来的没一样正经东西：秃头、虫牙、胃痛、近视，岂不正是正月里装满咒语的福袋(2)！伤透脑筋！去医院医生说话可能不中听，不敢去。

“不过冈田先生，也许我多管闲事，把久美子女士从绵谷先生手里领回来可能没那么简单，更何况现阶段久美子女士也不愿意回到你那里去。而且说不定她已经不再是你所了解的久美子女士，说不定已有所改变。所以嘛，恕我冒昧直言，即使现在你能找到久美子女士并且顺利把她领回来，往下等待你的事态恐怕也不是你这两条胳膊所能应付得了的——我是不无这样的感觉。果真如此，半途而废就没什么意思了。久美子女士所以不回到你身边，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我默然。

“啊，虽然前前后后够复杂的，能见到你还是很有兴味。你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个性什么的。如果将来能写写自传，一定浓墨重彩给你写上一章。可惜怕是很难如愿。那么就在这里高高兴兴分手，一切到此为止好吗？”

牛河很疲劳似的靠住椅背，静静地摇了几下头。

“好了，有点说多了。对不起，我那份咖啡钱，就请给我付了吧，毕竟是失业之身……可你也同是失业者。噢，互相好自为之吧，祝你好运！你心情好转时，也请为我牛河祝福。”

牛河说罢立起，转身出了咖啡屋。

(1)　deoxyribonucleicacid之略，脱氧核糖核酸。一种遗传物质。

(2)　日本新年里面装有若干商品任人自取的彩色纸袋。一般在一月二日出售。

32　加纳马耳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梦中（当然做梦的我并不知是梦），我和加纳马耳他对坐喝茶。长方形房间又长又宽，可以从这一头一眼望到另一头。里面井井有条地排列着大约超过五百张四四方方的餐桌。我们坐在正中间一张。这里除我们俩别无一人。天花板——令人想起寺院的高高的天花板上有无数粗大的横梁，所有梁上都悬垂着吊盆植物样的东西，很像假发，但定睛细看，原来是真人的头皮，因为内侧沾有黑乎乎的血渍。肯定是刚刚剥下来吊在梁上风干的。我不由胆战心惊，怀疑我们正用的茶杯中落有尚未干透的血滴。实际上也有活像漏雨似的滴血声四下传来，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来异常之大。但我们桌子上方悬吊的头皮似乎血已干了，不必担心血滴落下。

茶热如沸水，碟上羹匙旁放着三块浓绿浓绿的砂糖。加纳马耳他拿两块投入杯中，用羹匙慢慢搅动，但怎么搅也不溶化。不知从何处来了只狗，蹲在我们桌旁。细看之下，狗的脸却是牛河的。一只敦敦实实的大黑狗，仅脖子往上是牛河，头和脸也同身上一样长满乱糟糟短巴巴的黑毛。“嗬，这不是冈田先生吗？”以狗形出现的牛河说话了，“喏，好好看看！如何，脑袋毛茸茸的吧？跟你说，一变成狗立时生出毛来，真个十分了得。连阳物都比以前大多了，胃也不再一顿一顿地痛，眼镜都没戴是吧？衣服也不用穿了，天大的好事！也真是奇怪，以前我怎么就没悟出来呢？怎么样，冈田先生，当一回狗如何？”

加纳马耳他拿起剩下的一块方糖，猛地朝狗脸掷去。方糖出声地打在牛河额头，顿时淌出血来，染黑了牛河的脸。血黑如墨。但牛河好像不怎么疼，依然嬉皮笑脸，不声不响摇着秃尾巴去了哪里。其睾丸确乎大得异乎寻常。

加纳马耳他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短大衣，领口在前面合得严严实实，而大衣里却一丝不挂——这我看得出。微微有股女人的裸肤味儿。无须说，她戴一顶红塑料帽。我拿起杯子啜了口茶。茶索然无味，唯热而已。

“太好了，您总算在！”加纳马耳他以释然的声音说道。很久没听她说话了，语声较以前多了几分欢快。“这几天给您打了好多次电话，您大概一直不在，也不知前后情况，担心出了什么事。您好像还很有精神，这就比什么都好。听到您的声音就放心了。不管怎么说，实在好久没联系了。具体过程或来龙去脉一一道来难免话长，况且又是电话，只简单说几句好了：其实我长期旅行来着，一个星期前才总算回来。喂，冈田先生……您听着吗？”

“喂！”我应道。原来不知何时我竟手握听筒贴在耳上，加纳马耳他则在桌对面拿着听筒。电话声听起来很遥远，仿佛音质差劲儿的国际电话。

“那期间我一直远离日本，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岛——一天我突然觉得应重返马耳他岛留在那个水旁，到时候了！那还是我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后的事。记得吗？电话里我说克里他下落不明来着。不过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如此长期离开日本的打算，准备两三个星期就回国的，所以才没有特意跟您联系。我几乎谁也没告诉，就穿着随身衣服上了飞机。可实际到当地一看，就再也离不开了。冈田先生您去过马耳他岛么？”

没有，我说。记忆中几年前和同一对象谈过大体同样的话。

“喂！”加纳马耳他呼道。

我也“喂喂”两声。

我想我应该有什么要对马耳他说，却横竖想不起来，歪头沉思半天总算想起来了，于是握好听筒道：“对了，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猫回来了！”

加纳马耳他沉默了四五秒。“猫回来了？”

“是的。你我两人本来是为找猫相识的，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

“猫回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初春。那以来一直守在家里。”

“猫外表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同失踪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说，秃尾巴的形状倒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说，“猫回来摸它的时候，蓦地觉得过去秃尾巴好像卷得更厉害。也可能是我记错，毕竟快一年多不见了。”

“不过猫肯定是同一只猫吧？”

“那没错。养那么久了，是不是同一只猫还是看得出的。”

“倒也是。”加纳马耳他说，“不过很抱歉，实话跟您说：猫真正的秃尾巴在这里呢！”

言毕，加纳马耳他将听筒置于桌面，一下子脱掉大衣亮出裸体。果然她大衣里什么也没穿。她有着与加纳克里他同样大小的乳房，生着同样形状的阴毛。但她没有摘去塑料帽。加纳马耳他转身把背对着我。她屁股上的确长着一条秃尾巴，为了同她身体尺寸保持平衡，固然较实物大出许多，但形状本身则同青箭的秃尾巴一般模样。尖端同样弯得毫不马虎，弯法细看之下也比眼下青箭的远为现实而有说服力。

“请仔细瞧瞧，这才是猫失去的那条真尾巴，现在猫身上的是后来做的假货。乍看一样，细看就不同了。”

我伸手去摸那秃尾巴，她一甩躲开，依然赤身裸体跳往另一张桌面。“吧嗒”，一滴血从天花板掉到我伸出的手心里。血鲜红鲜红的，活像加纳马耳他的红帽子。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耳他从桌子上对我说，秃尾巴急剧地摇个不停。

“科西嘉？”我问。

“所谓人非岛屿啦！”黑狗牛河不知从哪里过来插嘴道。

加纳克里他的小孩？

我一身大汗醒来。

实在许久没做过如此鲜明如此有头有尾的长梦了，何况又这般奇妙。醒后好半天胸口都“怦怦”大声跳个不止。我冲了个热水淋浴，拿出新睡衣换上。时间是半夜一点多，睡意却没了。为了平复心情，我从厨房壁橱里拿出一瓶老白兰地倒一杯喝着。

之后，进寝室找青箭。猫在被窝里弓成一团睡得正香。我撩开被，把猫的秃尾巴拿在手中细细端详。我一面回想尾端卷曲的形状一面以指尖确认，猫一度不耐烦地伸了下腰，又很快睡了过去。我开始没了信心，闹不清青箭的秃尾巴是否同“绵谷·升”时代的完全相同。不过加纳马耳他屁股上的的确确有很像真正的“绵谷·升”的秃尾巴，我可以历历记起梦境中的颜色和形状。

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耳他在梦里说。

第二天我没远出。早上去车站附近自选商场买了一堆食品回来，站在厨房做午饭。喂了猫一大条生沙丁鱼。下午去了一次好久没去的区营游泳池。大概快年末的关系，游泳池人不太多。天花板扩音器传来圣诞节音乐。慢慢游到一千米时，趾尖开始抽筋，遂作罢上岸。游泳池壁贴着很大一张圣诞节装饰画。

回到家，信箱里居然有一封很厚的信。不用翻过来看寄信人姓名也知道信是谁寄来的。写那笔漂亮毛笔字的，除间宫中尉别无第二人。

∗　∗　∗

久疏函候，深以为歉，间宫中尉写道。语气依然那么谦恭那么彬彬有礼，读之我倒有些歉然。

久怀唯此必写必说之念，无奈碍于诸多缘由而始终无力对案提笔，迟疑不决之间今载亦将倏忽逝去。自己也马齿徒增，此身已随时可入死境，再无法久拖下去。此信或许意外冗长，但愿不多扰清神。

去年夏天去府上递交本田先生纪念物时我向您讲述的蒙古之行的长话，坦率地说，还有下文待续，称之为后话亦未尝不可。去年提起时我之所以未能将后半部分一并推出，里面有几点原因。其一是因为集中说完话未免过长。不知您是否记得，当时我不巧有急事要办，没有时间全部说完。而与此同时，心理上我也没有完成将后半部分向别人如实说出的准备。

但同您分手之后，我以为还是把眼下的事统统放下，连同真正的结局毫不保留地如实讲给您听为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在海拉尔郊外激烈的攻防战中给机枪子弹打中倒地之际，被苏军T34坦克的履带碾去了左臂，昏迷不醒中被运往赤塔苏军医院，在那里做手术留得一命。上次我也说过，我是新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的人员，上边已决定一旦苏联参战立即撤往后方。但我宁愿一死，志愿转入边境附近的海拉尔部队，率先手持地雷朝苏军坦克队扑去。但如本田先生曾在哈拉哈河畔向我预言的那样，我未能轻易死去。命未失掉，只失掉左臂。估计我率领的连队在那里无一生还。虽说是依令行动，实质上无异于无谓的自杀。我们使用的小小的手提地雷，在大型T34坦克面前根本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受到苏军周到的治疗，是因为我昏迷不醒时用俄语说了梦话——是我后来听说的。上次也说过，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在新京较为空闲的参谋本部服役期间又不住地磨炼，到战争末期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轻的俄国女侍，不愁找不到人练习口语，结果人事不省时顺口说了出来。

苏军一开始就打算占领满洲后把俘虏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一如欧洲战后对德军采取的做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性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唯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就埋在哈拉哈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那期间的详情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情地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但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逼进蒙古一口深井，在那奇妙而强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情。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干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那里的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体力消耗、塌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暴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之时，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褴褛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插不进土。废井于是成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一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面封顶一般扔土扔石块。接下来便是另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洞洞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有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采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有增无减，但事故全然不以为意。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在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情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妇女儿童做饭扫地洗衣服，年轻姑娘甚至被迫从事卖淫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上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一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碜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靠在机枪上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了，应该是五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捶击硬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地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在干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褶都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污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伫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着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了，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饰住惊愕，对脖子上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士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士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走了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浮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了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稀罕。政府内、党内、军内斗争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猜忌也使得斗争变本加厉。下台的人只粗略经过一下审判便马上被枪毙或送入收容所，结果哪个更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纵免一死，也无非落得从事严酷至极的奴隶性劳动，一直干到死为止。我们日本兵是战时俘虏，活下来尚有返回祖国的希望，而被驱逐的俄国人则几乎没有生机。那个人想必也将在这西伯利亚大地上化为一抔黄土。

然而有一点我放心不下：现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战前我同山本一起参加了——尽管自己也蒙在鼓里——秘密作战，渡过哈拉哈河，潜入蒙古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万一这一事实从他嘴里透露给谁，我势必处境不妙。但他终究没有密告我。事后得知，那时他正在悄悄制订更为长远的计划。

一星期后我又在站前看见他。他依然身穿满是污垢的囚服，脚戴铁链，用铁锤敲石头。我看他，他也看我。他把锤子放在地上，像穿军装时那样伸长腰对着我这边。这回他脸上浮现出了无可怀疑的微笑。尽管笑得极其轻微，但笑毕竟是笑，只是那笑里边含有足以使我脊背冻僵的冷酷，那便是他观看给山本剥皮时的眼神。我一声不响走了过去。

苏军的司令部里边，仅有一个和我亲切交谈的军官。他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和我一样学的是地理，年龄也不相上下，同样对绘制地图感兴趣。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人经常借题发挥谈论绘制地图方面的专业性话题，以此消磨时间。他对于关东军绘制的满洲作战地图怀有个人兴趣，他的上司在旁边时当然不能谈，不在时便趁机畅谈共同的专业。他不时送食物给我，还把留在基辅的妻子相片给我看。在我被苏联扣留的漫长时间里，他是能让我多少感到亲切的唯一的俄国人。

一次，我以无所谓的语气问起在车站干活的那伙犯人，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气质不像普通囚犯，说不定以前地位很高，并详细介绍了其相貌特征。他——此人名叫尼古拉——神情肃然地看着我。

“剥皮鲍里斯！”他说，“为了自身安全，最好不要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兴趣。”

我问为什么，尼古拉看样子不大想说，但若我有意的话，可以也曾经为他提供若干方便，于是尼古拉终于很不情愿地把剥皮鲍里斯被送来煤矿的原委讲给我听了。“我说的对谁也不要讲哟！”尼古拉说，“不开玩笑，他那个人的确非同小可。我也是一丝一毫不想和他沾边的。”

据尼古拉讲，情况是这样的：剥皮鲍里斯原名叫鲍里斯·格洛莫夫，果不出我所料，是内务部秘密警察，NKGB的少校。在乔巴山掌握实权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一九三八年，被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乌兰巴托，在那里依照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模式组建了蒙古秘密警察，在镇压反革命势力当中大显身手。人们被他们驱赶集中，投入收容所，受到拷问。大凡有一点嫌疑的以至多少可疑的人，全被干干净净地干掉了。

诺门坎战役结束，东面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之后，他立即被召回中央，这次被派往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负责清洗旧波兰军队，在那里他得到了“剥皮鲍里斯”外号。因为拷问中他将从蒙古领来的汉子活剥人皮，波兰人当然怕他怕得要死，凡是目睹剥皮的人无不统统坦白。德军突然突破国境线、抗德战争开始后，他从旧波兰撤回莫斯科。很多人因涉嫌有组织地里通希特勒而遭到逮捕，或被稀里糊涂地杀害或被关进收容所。这期间他也作为贝利亚的得力心腹滥用其拿手的拷问大发淫威。斯大林与贝利亚为了掩饰未能事先预测纳粹进攻的责任并巩固领导体制，不能不捏造出这种内奸之说。在严刑拷打阶段很多人便被无谓地杀害，据说——真伪不得而知——那期间鲍里斯及其手下的蒙古人至少剥了五个人的皮，鲍里斯甚至把剥下的皮挂在房间里加以炫耀。

鲍里斯一方面生性残忍，一方面又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正由于小心谨慎，他才得以避过所有的阴谋和清洗。贝利亚对他喜爱得一如亲子。然而或许有点过于得意，一次他干过了头。那是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以在乌克兰战役中私通纳粹德国党卫军坦克部队的嫌疑逮捕了一名坦克部队的部队长，审讯当中予以杀害——将烧红的烙铁伸进身体各个部位（耳穴、鼻孔、肛门、阴茎等等）折磨致死。不料这名军官是身居高位的某共产党干部的侄子。事后红军总参谋部通过周密调查，查明该军官纯属无辜。不用说，那名共产党干部大发雷霆，伤了面子的红军也不肯忍气吞声，这回即使是贝利亚也无力包庇了。鲍里斯当即被解职押上法庭，同蒙古副官一起被判以死刑。但NKGB全力为其争取减刑，结果鲍里斯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强制劳动（蒙古人则被处以绞刑）。贝利亚那时给狱中的鲍里斯悄悄捎去口信，叫他自己设法在那里存活一年，那期间贝利亚往红军和党那里打通门路，一定恢复他往日地位——至少据尼古拉说来是这样的。

“知道吗，间宫，”尼古拉压低嗓音说，“这里普遍相信鲍里斯早晚会重回中央，说贝利亚很快就会把那家伙救出去。不错，这个收容所目前由党中央和红军管理，贝利亚不便贸然下手。但也不能因此麻痹大意，风向说变就变。要是现在让那家伙在这里受苦受难，到那时候肯定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报复，这是明摆着的事。世上固然傻瓜不少，但自己往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的却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被奉为上宾，生怕碰他这个肿包。住宾馆让人侍候毕竟不可能，为摆样子也得让他戴脚镣干些轻活，但即使现在也给他住单人房，烟酒随便受用。若让我说，那家伙跟毒蛇没什么两样，留着对国家对谁都没好处，有人半夜里一下子割断他的喉咙该有多好！”

一天，我从车站附近路过，那个大个子中士再次把我叫住。我取出通行证给他看，他却摇头不接，而叫我马上到站长室去。我莫名其妙地跟到站长室一看，是身穿囚服的鲍里斯·格洛莫夫在等我。他正坐在站长桌前喝茶。我呆呆地站在门口不动。鲍里斯没再戴脚镣，他招手让我进去。

“哎呀，间宫中尉，好久不见了嘛！”他和颜悦色地笑道，并劝我吸烟，我摇头拒绝。

他自己叼支烟擦火柴点燃，说道：“一晃不见九年了，或者八年？反正你还好端端活着就谢天谢地。故友重逢，一大喜事啊！尤其是在那场残酷的大战之后。不是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从那眼混账井里出来的？”

我闭紧嘴保持沉默。

“也罢，算了。总之你是侥幸从那里出来了，并且在哪里丢了一条胳膊，还不知不觉讲上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再好不过了！胳膊少一条无所谓，重要的是活着。”

我回答说自己并非想活才活着的。

鲍里斯听了放声大笑。

“间宫中尉，你真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不想活的人如何会安然死里逃生？实在有趣至极。我这双眼睛可不是那么好蒙骗的哟！一个人逃出深井又过河跑回满洲，一般人万不可能。不过别担心，我不打算讲给任何人听。

“只是，不幸的是我已失去原来地位，如你所见，成了在押的一个囚犯。可是我无意永远在此天涯海角拿锤子敲什么石头，即使在如此沦落的现在，也还在中央堂堂正正保存力量，并且凭借那力量在这里日日养精蓄锐。跟你是开诚布公，实际上我很想同你们日本俘虏兵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么说，这煤矿的成绩来自多数日本俘虏兵诸君辛勤的劳动，无视你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无法开展工作，而在开展工作之际，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你曾服役于关东军谍报机关，胆大敢为，俄语也好。如果你肯居中斡旋的话，我想我可以对你和你的同胞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这提议绝不算坏！”

“我以前没当过间谍，以后也不想当。”我断然回答。

“我也不是说让你当间谍，”鲍里斯安抚似的说，“不要误解。知道么，我是说准备给你们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提议开创良好的关系。跟你说间宫中尉，我甚至可以把那个不干好事的格鲁吉亚混账政治督导员从椅子上打翻在地！不骗你。如何，你们不是对他恨之入骨吗？把那家伙驱逐之日，就是你们赢得部分自治之时。你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自主地进行组织。这样，至少可以不必像以前那样遭受看守的无端虐待。你们不是一直怀有这种愿望的么？”

确如鲍里斯所言，长期以来我们几次向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均被一口回绝。

“对此你要求怎样的回报？”我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笑眯眯地说，“我需求的只是同你们日本俘虏兵诸君有个密切而良好的关系。为了将若干看来很难沟通的同志从这里驱逐出去，需要你们日本兵的协助。我们的利害有几个部分是共同的。如何，我和你们携一次手好么？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give and take’(1)。如果你们协助，不会让你们吃亏，我绝对无意蒙蔽利用你们。当然喽，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请求你们喜欢，我们之间多少有过不幸的回忆，但别看这样，我还是个讲究信义的人，讲定的事必然履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付诸东流好么？

“几天内请对我的建议给予实实在在的答复。尝试一下的价值我想是有的，更何况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再可失去的东西，对吧？记住，间宫中尉，这话只能极端保密地告诉给真正可靠的人。实在说来，你们当中混有几个协助政治督导员的告密分子，千万不要传到那几个家伙耳朵里。一旦泄露，事情很可能遇到麻烦。这方面我的力量还不能说很充分。”

我回到收容所把情况悄悄讲给一个人听。此人原为中校，有勇有谋，是死守兴安岭要塞直到停战都没举白旗的部队的部队长，如今是整伙日本俘虏兵的幕后领导，俄国人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我略去哈拉哈河山本一事，告诉他鲍里斯原是秘密警察的高级头目，说出了他的建议。中校看样子对赶走现任政治督导员取得日本俘虏自治权的可能性颇感兴趣。我强调说鲍里斯残忍危险，长于阴谋诡计，不可轻易相信。“或许是那样，但确如他所说，我们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中校对我说。给他如此一说，我也无言以对，觉得无论因此发生了什么事，情况也不至于变得比现在更糟。然而结果我犯了个大错误，地狱这东西真是个无底洞。

几天后，我设法选中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安排中校和鲍里斯单独见面，我作为翻译参加。三十分钟后达成秘密协议，两人握手。至于后来过程如何，我就不晓得了。为不引人注意，他们大概避免直接接触，采用秘密联络手段频繁交换密码文字，因此我再没机会介入其间。中校也好鲍里斯也好那期间采取的都是彻底的保密主义，但这对我是求之不得的。可能的话，我不想再次同鲍里斯发生关系。当然事后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约一个月后，如鲍里斯向我讲定的那样，格鲁吉亚政治督导员被中央调离，两天后派来了新的督导员。又过两天，三个日本俘虏兵在同一晚上被勒死。为制造出自杀假象，早上他们被人用绳子吊在棚梁——毫无疑问是其同伴即日本俘虏兵本身干的。三人大约是鲍里斯所说的密告分子，但事件没受到任何追究和处分而不了了之。那时，鲍里斯已基本上把收容所实权握在手中了。

(1)　（在同等条件下）交涉、互让、妥协，（友好）协商。

33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我身穿毛衣和短大衣，毛线帽戴得低低的，翻过后墙下到阒无人息的胡同。到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人们尚未起床，我放轻脚步顺胡同走到“公馆”。

房子里仍是六天前我离开时的样子。厨房洗碗池仍旧堆着用过的餐具。没有留言条，录音电话没有留言，肉桂房间的电脑屏幕早已僵死，空调机一如往常保持着室内恒温。我脱去大衣，摘下手套，烧水泡红茶喝着，吃几片带奶酪的饼干权作早餐，然后洗好洗碗池里的餐具放回壁橱。九点钟了，肉桂依然没有出现。

我走到院子掀开井盖，弓腰往里窥视。里面仍然黑洞洞的。对这井我现在已十分了解，仿佛了解自己肉体的延长，其黑暗、气味和岑寂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我比了解久美子还更详细地了解这眼井。当然我还清楚地记得久美子，闭上眼睛，她的声音相貌身体和举止的细微处都能一一记起，毕竟同她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六年。但与此同时，又似乎觉得她身上有了自己记不那么鲜明的部分，或者说已不如以前那样对自己的记忆具有十足的自信，就好像无法准确记起失而复得的猫的秃尾巴的卷曲形状。

我坐在井沿上，双手插进大衣袋，再次环顾四周。看样子马上就要下起冰冷的雨雪。没有风，空气干冷干冷的。一群小鸟像勾勒暗号图形一样以复杂的线路在空中盘旋几次，之后箭一般不知飞去了哪里。片刻，传来大型喷气式飞机沉闷的马达声，其姿影则被厚厚的云层挡住了全然看不见。阴晦到如此程度，白天下井也不必担心上来时阳光刺伤眼睛。

但好半天我什么也没做，兀自在那里静坐不动。无须急躁。一天刚刚开始，还不到中午。我就这样坐在井沿上任凭脑海里浮想联翩。过去在这里的石雕鸟被搬去哪里了呢？莫非此时点缀在别人家院子里，依然以展翅欲飞的姿势表现它那永远无从实现的冲动不成？抑或去年夏天拆除宫胁家空屋时被当垃圾扔掉了呢？我很有些怀念那只石雕鸟，觉得院子由于石雕鸟的不在而失去了往日微妙的谐调。

过了十一点，不再浮想联翩之后我开始下井。顺着梯子下到井底，我照例做了个深呼吸确认周围空气情况。空气没有变化，多少有点霉气味儿，但氧气没有问题。接下去，我伸手去摸靠井壁立着的棒球棍。但球棍哪里也找不到。球棍不见了，毫无踪迹地不翼而飞。

我在井底坐下，背靠井壁。

我叹息几声。没有目的的空虚的叹息，一如无名空谷中心血来潮地掠过的风。叹息也叹累了，便用双手“咔嗤咔嗤”搓自己的脸颊。到底谁把棒球棍拿走了呢？肉桂？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性。除他无人知道那根棒球棍的存在，也不会有人下到这井底。可是肉桂为什么非拿走我的棒球棍不可呢？黑暗中我无奈地摇头。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者说是我不能理解的很多事之一。

反正今天只能在没有棒球棍的情况下进行了，我想。没有办法。棒球棍原本不过是护身符样的东西。不怕，没有也毫无关系，一开始我不是两手空空走到那个房间的吗？如此说服自己之后，我拉绳合上井盖，继而双手拢在膝头，在深深的黑暗中静静闭起眼睛。

但一如上次，意识很难集中于一点。纷繁的意念悄然潜入脑海干扰集中。为把意念驱逐一空，我开始考虑游泳池，考虑我常去的区营二十五米泳道室内游泳池，想象自己在游泳池往来爬泳的光景。我忘掉速度，只管静静地缓缓地游动不止。我将臂肘从水中悄悄抽出，由指尖轻轻插入，以免发出不必要的声响，溅起不必要的水花。我像在水中呼吸一样将水含入口中再徐徐吐出。如此游了一会，渐觉身体竟如乘缓风，自然随波逐流。传入耳畔的只有我规则呼吸的声息。我如空中飞鸟在风中飘忽，俯视地面风光：远处的街市、渺小的人影、流动的河渠。我的心绪充满祥和，不妨称之为心旷神怡。游泳是我人生旅途中发生的最为辉煌的事情之一。尽管没有解决任何我面临的问题，但也没受任何损失，也没有任何缘由可以使我受损。游之泳之！

蓦地，有什么传来。

意识到时，黑暗中我听到类似飞虫羽声那“嗡嗡嗡嗡嗡”低沉单调的吟哦，但不同于真正的飞虫羽声，而更带有机械的人工的意味，其波长犹如短波调频一样时高时低变化微妙。我屏住呼吸，侧起耳朵，试图弄清声音来自何处。它既像来自黑暗的某一点，又似乎发自我自身的脑袋。漆黑中极难分辨。

将神经集中于声音的时间里，我陡然坠入睡眠。这里边完全不存在“睡意”这种阶段性认识，它来得是那样的唐突，就像在走廊上不经意行走时有人一把将自己拖入全然陌生的房间。这如深泥层般的昏睡不知包笼了我多长时间。我想大概不长，或许一瞬之间，但当我偶然回过神时，发觉自己竟置身于另一种黑暗。空气不同，温度不同，黑暗的深度和质量不同。黑暗中混杂着隐约不透明的光，且有似曾相识的浓郁的花粉气味扑鼻而来——我是在那座奇妙宾馆的房间里。

我扬起脸，环视四周，屏住呼吸。

我穿过了墙壁。

我坐在地毯上，背靠贴着墙布的墙壁，双手在膝头合拢。我醒得完全彻底，一如睡眠的无比深重。由于对比是那样的极端，好一会才能适应自己的觉醒。心脏发出很大的声音，迅速收缩不已。没错，我是在这里。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

在重重设防的细密的黑暗中，房间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毫无区别。但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之后，细小部分便多少不同起来。首先电话机位置变了，由床头柜移至枕头，在枕上悄然伏身。其次瓶中的威士忌减少了许多，现在只剩瓶底一点点。冰筒里的冰块已彻底融化，成了混浊的陈水。玻璃杯干得甚是彻底，手指一碰不难看出沾有白色的灰尘。我去床边拿起电话机，把听筒贴在耳上，却已绝对死寂。看来房间已被弃置很久遗忘很久了，完全感觉不到人的气息，唯独花瓶里的花依然保持近乎怪异的蓬勃生机。

床上有谁躺过的痕迹。床单床罩和枕形有点乱。我掀开床罩查看，但已没有余温，化妆品味儿亦未留下。我觉得那个人已离床很长时间了。我坐在床沿上，再次缓缓四顾，侧耳谛听，但一无所闻。房间仿佛被盗墓者运走尸体的古墓。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我的心脏如蜷缩的猫一般就那样冻僵着。空气瑟瑟发颤，飘浮的花粉被击中一般睁眼醒来，花瓣在黑暗中微微扬脸。电话？可是电话刚才已如深深埋在土里的石头一样死寂。我调整呼吸抑制心跳，确认自己确乎置身于这房间中而并未移往别处。我伸手用指尖轻触听筒，须臾慢慢提起听筒。铃声共响了三四次。

我“喂喂”两声，但电话在我拿起的同时即已死掉。无可挽回的死，如手中托着沙袋一般重。我以干涩涩的声音重新“喂喂”一次，不料我的声音被厚墙一样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反弹回来。我将听筒放回，然后又一次拿起贴上耳朵。寂无声响。我在床头坐下，屏息敛气等待铃声再度响起。却不肯响。我望着空中的灰尘又一次照原样失去意识在黑暗中昏倒沉沦下去。我在头脑中再现铃声。现在我已无法判断是否真的响起过铃声。但如此怀疑下去，事情根本无法收场。我必须在哪里画一条线，否则连我自身这一存在都岌岌可危。铃声确实响了，毋庸置疑，并且又在下一瞬间死了。我轻轻干咳一声，然而咳声也倏然在空气中死去。

我站起身，再次在房间内走动。我注视脚前的地面，仰望天花板，在茶几上坐下，轻轻靠住墙壁。我若无其事地拧动球形门拉手，打开落地灯又关上，关上又打开。当然，门纹丝不动，灯无动于衷。窗口从外面封死了。我试着凝神谛听。沉默如光溜溜的高墙。尽管如此，我觉得里边仍有什么想欺骗我——似乎全都在鸦雀无声，紧贴墙壁，隐去肤色，不让我觉察其存在。所以，我也佯作不知。我们在巧妙地互相欺骗。我再次清清嗓子，用指尖碰了下嘴唇。

我决定重新检查一遍房间。又按了一次落地灯开关，灯不亮。打开威士忌瓶盖嗅了嗅残留的酒味儿，味儿一如往常。Cutty Sark。我拧好瓶盖，放回茶几原来位置。出于慎重，我又提起听筒贴在耳上。死死的，死得无法再死。继而在地毯上缓缓踱步确认鞋底的感触。耳朵贴在墙壁上，集中神经看能否听见什么，当然什么也听不见。接着站在门前转动球形拉手——尽管自知徒劳——结果很容易地向右转了一圈。但我好一会儿都无法将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刚才，它还像给水泥固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我将一切还原为白纸，再一次从头核实。缩手，伸手，左右转动球形拉手。拉手在我手中左右旋转自如。有一种舌头在口腔中鼓胀般的奇妙感触。

门没锁。

我把转动后的拉手往里一拉，令人目眩的光从门缝泻入房屋。我想起棒球棍。若有那球棍在手，原本可以再沉着一些。算了，忘掉棒球棍！我毅然大大地打开门，左顾右盼确认无任何人之后，走到走廊。一道铺有地毯的长长的走廊。不远的前方有一个插满花的大花瓶，是吹口哨的男侍敲房门时我用来藏身的那个花瓶。记忆中，走廊相当之长，且中途拐了好几个弯后岔开了。当时我碰巧遇上吹口哨的男侍，尾随其后来到这里。房门上钉有208的门牌号。

我一步一步稳稳地朝花瓶方向走去。但愿能走到电视荧屏上曾有绵谷升出现的那座大厅，那里当时有很多人，且有动感，弄得好，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一点线索。但那无异于没带指南针就闯入漫无边际的沙漠，倘若既找不到大厅也返不回208房间，我很可能滞留在这迷宫般的宾馆中而无法回归现实世界。但我无暇犹豫。这恐怕是最后机会。我每天等在井底持续等了半年，现在门终于在我面前打开了，况且不久井也将被人从我手中夺走，若在此裹足不前，迄今为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势必化为泡影。

有几个拐角。我的脏网球鞋无声地踏着铺满地毯的走廊。不闻人语不闻音乐不闻电视机声，空调机换气扇电梯声也听不见，宾馆安静得犹如被时间遗忘的废墟。我拐过好些拐角走过好些门前。有几条岔路，每次我都选择右侧的。这样，在我想返回的时候，只要向左向左即可回到原来房间。方向感已荡然无存，弄不清自己是朝着什么前进。门牌号的排列顺序颠三倒四乱七八糟，毫无用场，还没等记住便已纷纷滑出意识不见了，不时觉得有和上次相同的门牌号出现。我站在走廊正中调整呼吸。难道我像迷失在森林中那样在同一地方团团打转吗？

正当我茫然伫立时，远处传来似曾听见的声音。吹口哨的男侍。口哨吹得有板有眼，吹得如此漂亮的别无他人。他仍如上次一样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那旋律并不容易用来吹口哨，他却吹得潇洒自如。我沿走廊朝口哨方向前进。口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大概他正沿走廊朝这边走来。我找一根柱子躲在阴影里。

吹口哨的男侍手托银盘，上面同样放着CuttySark和冰筒和玻璃杯。男侍目视正前方，以仿佛陶醉于自家口哨的神情从我面前快步走过，看也没看我一眼，样子似乎在说正争分夺秒着呢。一切都一成未变，我想。肉体仿佛被时间的逆流冲了回去。

我立即尾随男侍。银盘随着口哨不无惬意地一摇一闪，明晃晃地反射着天花板的灯光。《贼喜鹊》的旋律咒语一般无数遍周而复始。《贼喜鹊》究竟是怎样一部歌剧呢？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其序曲单纯的旋律和离奇的剧名。小时候家里有托斯卡尼尼指挥的这一序曲的唱片。较之克劳迪奥·阿巴多那充满青春活力和现代感的流畅华丽的演奏，托斯卡尼尼则令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就像经过一场激烈格斗之后把强敌压在身下而即将开始慢慢的绞杀。但《贼喜鹊》果真说的是偷东西的喜鹊吗？等一切水落石出，我要去图书馆查查音乐辞典才是。如果有全曲唱片卖，不妨买来听听。噢，怎么样呢？也许届时我会失去兴趣。

吹口哨的男侍如机器人一样稳稳当当正步前行，我稍拉开一点距离跟在后面。他去哪里不想我也知道：他准备给208房间送新的CuttySark和冰筒。实际上男侍站定的地方也是208门前。他把盘子换到左手，确认门牌号，伸腰端正姿势，事务性地敲门。三下，又三下。

听不清里面有无回音。我躲在花瓶后面窥看男侍的动静。时间在流逝，但男侍简直像考验忍耐力极限一样直立在门前凝然不动。他不再敲门，静等着门打开。一会儿，祈愿大约传到了里面，门从内侧打开一条小缝。

34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鲍里斯没有失约。我们被赋予部分自治权，重新设置了由日本俘虏兵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中校领导。以前那种俄国看守和警卫的暴行被禁止，所内治安由委员会负责。新政治督导员的（即鲍里斯的）表面姿态是：只要不闹事和完成生产定额，其他事不加干涉。这种看上去堪称民主的变革，对我们俘虏自然是一大喜讯。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包括我在内——由于过于欢迎改革而放松了警惕，未能看穿变革背后鲍里斯的阴谋诡计。

新上任的政治督导员在以秘密警察为后盾的鲍里斯面前完全抬不起头，于是鲍里斯趁机将收容所和煤矿镇变成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阴谋与恐怖在这里成了家常便饭。鲍里斯从囚犯和看守中挑选出残忍而魁梧的人加以训练（这地方不缺少此类人），组成近卫队一样的团伙。他们被武装以枪、刀、尖镐，按鲍里斯的命令对不从其意的人进行威胁、伤害或者有时拉去哪里打杀。任何人对他们都无能为力，军方派来负责煤矿警备的一个连队也对这伙人的胡作非为佯作不知。那时就连军队也无法轻易对鲍里斯下手了。军方只在后头悠然负责车站和兵营附近的警备，对于煤矿和收容所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近卫队团伙里特别得到鲍里斯青睐的，是一个被称为“塔尔塔尔”的蒙古囚犯出身的人，他总是如影随形不离鲍里斯屁股后。“塔尔塔尔”据说原是蒙古摔跤冠军，右脸颊有块紧绷得变形的火烧伤疤，乃是拷打遗痕。鲍里斯如今已脱去囚服，住进整洁漂亮的公房，将女囚轮流当女佣使用。

据尼古拉讲（他愈发沉默寡言了），他认识的几个俄国人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对外说是下落不明，或是作为事故处理掉了，而实际上无疑是给鲍里斯的爪牙悄悄“干掉了”。人们只要对鲍里斯的意向、命令稍有不从便面临生命危险。有几个人向党中央上告这里的不正当行为，结果因事情败露而失踪。“听说为了杀一儆百，那些家伙连七岁小孩都不放过，”尼古拉脸色发青地偷偷告诉我，“而且是当着父母的面活活打死的。”

鲍里斯起始没有对日本人地块如此凶相毕露。他首先要完全控制那里的俄国人，全力巩固自己的地盘，那期间日本人的事交由日本人自己管。因此，变革后最初几个月我们得以品尝短暂的安稳。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劳动强度由于委员会的要求而多少有所减轻，也无须再害怕看守的暴力。我们甚至在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次萌生了希望，大家认为事情有了些许好转。

当然，这数月的蜜月时期里鲍里斯对我们也并非放任不管。他悄悄地然而稳稳地埋下了基石——鲍里斯逐个威胁或收买日本人委员会成员，暗地里一步步使委员会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但由于他推进得非常谨慎，避免使用露骨的暴力，因而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他的用心。觉察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就是说，鲍里斯在自治名义下使众人麻痹大意，从而更有成效地确立了他铁一样的独裁体制，其计算恶魔一般精确而冷静。不错，无谓而无用的暴力是从我们身边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冷酷计算的新型暴力。

他大约花了半年时间确立坚如磐石的独裁王国，其后回过头来镇压我们日本俘虏。中校因在几个问题上代表日本俘虏兵利益同鲍里斯针锋相对而被其除掉。那时，委员会里不仰鲍里斯鼻息的人已经只剩下中校和几个同伴了。中校夜里被人按住手脚扼住喉咙，用湿手巾蒙在脸上窒息而死。那当然是鲍里斯命令干的。鲍里斯杀害日本人时决不动用自己人。他命令委员会指使日本人杀害了中校。中校的死简单地作为病死了结，我们晓得谁直接下的手，但不能说出口，因为当时已有鲍里斯的特务潜入我们中间，无法在人前随便开口。中校遇害之后，日本人委员会的委员长通过委员会的互选由对鲍里斯言听计从的人接任。

劳动环境也由于委员会的变质而逐步恶化，终归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为了换取自治，我们曾向鲍里斯保证过生产定额，而这对我们渐渐成了沉重负荷。定额以各种名义步步升级，结果我们的劳动比以前更为不堪忍受。事故增加，许多人成为野蛮采煤的牺牲品而徒然抛骨异乡。所谓自治云云，说到底无非以前由俄国人负责的劳务管理改由日本人自己担当罢了。

不用说，俘虏之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以往平分苦难的小社会里产生了不公平感，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和猜疑。为鲍里斯效命的人分得较轻劳动和好处，其他人则必须忍受以死为邻的残酷生活。但没有人敢大声抱怨，因为明显的反抗即意味着死，很可能被关进奇冷的惩罚室因冻伤和营养失调而丧命，或者夜里睡着时被“暗杀队”用湿毛巾捂在脸上，抑或在矿井干活时被人从背后用洋镐劈开脑袋扔进竖井。黑暗的矿井深处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不觉之间某某人消失不见了。

我不能不感到自己负有将中校引见给鲍里斯的责任。当然即使我不参与，鲍里斯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打入我们中间，迟早会出现同样情况，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可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痛楚。我那时判断失误，自以为得意地干了错事。

一天，我忽然被叫到鲍里斯作为事务所使用的建筑物里。已经许久没见到鲍里斯了，他像在站长室见到时那样坐在桌子前喝茶，背后依然屏风般站着腰插一支大自动手枪的“塔尔塔尔”。我一进去，鲍里斯便回头示意蒙古人出去。于是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怎么样，间宫中尉，我是言而有信的，是吧？”

是的，我回答。不错，他是言而有信，很遗憾，他并非说谎。他向我许下的诺言确实实现了。一如同恶魔的媾和。

“你们获得了自治，我获得了权力。”鲍里斯大大地摊开两手笑嘻嘻地说，“所谓各取所需。采煤量也比以前增加了，莫斯科也高兴。皆大欢喜，无可挑剔。所以，我非常感谢你这位中介人，并想实际给你一个报答。”

用不着感谢，也不必报答，我说。

“我们早有交往，大可不必那么冷若冰霜嘛！”鲍里斯笑道，“开门见山地说，可以的话，我打算把你作为部下收在身边。就是说，想请你在此协助我工作。这个地方遗憾的是能动脑思考的人实在少而又少。依我之见，你虽然胳膊只有一条，脑袋却很够用。所以只要你肯当我秘书一类的角色，作为我非常求之不得，可以为你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使你在此快活度日。你肯定能久活下去，甚至可以返回日本。在这地方跟着我绝对没亏吃。”

一般情况下，对此我想必一口回绝。我无意当鲍里斯的喽啰出卖同伴以求自己一人享福。假如因拒绝而被鲍里斯杀了，对于我莫如说正中下怀。但那时我脑袋里产生了一个计划。

“那么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好呢？”我问。

鲍里斯交给我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必须处理的杂务堆积如山。最重要的是为鲍里斯管理个人财产。鲍里斯将莫斯科或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品衣物以及药品的一部分（约占总数的四成之多）贪污下来运进秘密仓库，之后到处抛售。他还将部分原煤用货车运往别处，通过地下渠道流出。燃料慢性短缺，供不应求。他收买了铁道工作人员和站长，足可以为私人生意而随心所欲地调用火车，负责警备的部队也因得了食物金钱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有这种“营业”，他已经积累了惊人数额的财产。他向我解释说以后这将用作秘密警察活动资金，说他们本身的活动需要不便留下正式记录的大量资金，而他自己就是在此秘密筹资。但那是谎言。当然，其中极小一部分或许上交给了莫斯科，但绝大部分我坚信都已变为其个人资产。详细的我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将这笔钱通过秘密渠道汇入外国银行的账户，或者换成金子。

不知什么缘故，他好像彻头彻尾信任我这个人，根本不担心我会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现在想来都觉不可思议。对于俄国人及其他白人，他总是疑神疑鬼，严加防范，而对蒙古人和日本人则莫如说怀有百分之百的依赖感。也许认为我即使泄密也对他没什么损害。说到底，我究竟又能向谁道穿他的秘密呢？我身边清一色是鲍里斯的爪牙，而这些人无不从鲍里斯的营私舞弊中捞得残羹剩饭，因他贪污占用食品药品中饱私囊而遭受涂炭之苦以致丧生殒命的是软弱无力的囚犯和俘虏。况且所有邮件都受检查，同外界接触是被禁止的。

总而言之，我热心而忠实地履行鲍里斯秘书的职责，将他混乱不堪的账簿和库存目录一一加以清理，物品和资金流向也弄得有条不紊一目了然。我分门别类地造册登记，以便马上可以查出何物何款在何处数量多少以及升值动向如何。我把他收买的人列了个长长的一览表，计算出其“所需经费”。我从早到晚为他忙个不停，结果使我原本不多的朋友统统弃我而去，人们认为我已沦为鲍里斯的忠实走卒，为人一钱不值，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叹的是，纵使现在他们恐怕也这样看我）。尼古拉也跟我再无二话，以前要好的两三个日本俘虏也对我避而远之。相反也有人因我得到鲍里斯赏识而朝我靠近，但我这方面又将其拒之门外。这样，我在收容所里愈发孤立和孤独起来。我所以免于被杀，无非因为我有鲍里斯这个后台。我被鲍里斯视为至宝，杀了我不可能简单了事。人们完全知道鲍里斯会在必要情况下变得如何残忍，其有名的剥皮情节在这里也成了传奇。

但，我越是在收容所里孤立，鲍里斯越是信任我，对我井井有条手段高明的工作情况啧啧称赞，大为满足。

“真是了不起！只要有众多你这样的日本人，日本早晚会从战败的混乱中崛起。可是苏联不行。很遗憾，几乎没有希望。沙皇时代还多少好一点，至少沙皇不必一一动脑考虑繁琐的是是非非。我们列宁从马克思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为己所用，我们斯大林从列宁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量少得可怜——为己所用。而在这个国家里，理解范围越窄的家伙越能执掌大权，愈窄愈妙。记住，间宫中尉，在这个国家求生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想象，想象的俄罗斯人必遭灭顶之灾。我当然不想象。我的工作是让别人想象，这是我的衣食之源。这点你最好牢牢记住。至少在这里的时间里你要想象什么，就想起我的脸来，并提醒自己这可不成这要掉脑袋的。这是我的无价忠告：想象让别人去想！”

如此转眼过去了半年。到一九四七年秋末，我于他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我负责他活动的实务性部分，“塔尔塔尔”和近卫队负责暴力部分。鲍里斯仍未被莫斯科秘密警察召回，但此时他看样子已不怎么想回莫斯科了。他在收容所和煤矿中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王国，在此他活得畅快淋漓。他可以在强有力的私家军队保护下，四平八稳地积蓄财产。说不定莫斯科上层也有意不把他叫回中央，而把他放在这里巩固西伯利亚的统治地盘。莫斯科同鲍里斯之间有频繁的信件往来，当然不是邮寄，而由密使乘火车一一送达。密使们个个牛高马大，眼神冷若冰霜。他们一进门，室内温度都会骤然下降。

与此同时，从事劳动的囚犯们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其尸体一如从前被一个个投入竖井。鲍里斯严格检查囚犯的体能，对体弱者一开始便彻底驱使，削减营养，为减少人数而使其劳累消耗致死，而将那部分粮食转给身体强壮的人，提高生产效率。收容所完全成了效率第一、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多吃多占，弱者连连倒下。劳动力不够用，又有新的囚犯像运家畜一样塞满货物列车从哪里运来。严重时运输途中即有差不多两成死去，但谁都不放在心上。新来的几乎全是从西边运来的俄国人和东欧人，对鲍里斯来说，难得的是西边斯大林性格无常的强权政治似乎仍在继续。

我的计划是杀死鲍里斯。当然，杀死他一个人也无从保证我们处境好转，大同小异的地狱生活仍将持续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上有鲍里斯这个人存在。如尼古拉所预言的那样，他简直是条毒蛇，必须有个人砍掉他的脑袋。

我不惜一死。如能同鲍里斯对杀而死自是求之不得。但不许失败。必须等待万无一失那一瞬间的到来，一枪就让他呜呼哀哉。我作为他的秘书装出忠实工作的样子，同时虎视眈眈地窥伺时机。然而鲍里斯——前面已经说过——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他身边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塔尔塔尔”如影随形。纵使偶尔鲍里斯单独一人，没有武装的独臂的我又如何能杀死他呢？但我耐住性子等待着时机到来。假如哪里有神存在的话，我相信机会迟早会降临。

一九四八年来临后不久，收容所里传说日本俘虏兵终于可以回国了，说开春就会来船接我们回去。我就此问了鲍里斯。

“是那样的，间宫中尉，”鲍里斯说，“传说是真的。不远的将来你们会全部返回日本。国际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可能永远把你们当劳动力使用下去。不过，怎么样，中尉，我有个建议——你有没有不是作为俘虏而作为自由的苏联公民留在这个国家的想法？你为我工作得十分出色，你走了找后任很不容易。反正你回日本也身无分文，相比之下笃定在我身边快活。听说在日本吃都吃不饱，人一个接一个饿死，而这里金钱女人权力应有尽有。”

鲍里斯的建议是认真的，大概认为我对他的个人秘密知道得太多，把这样的人放出手去未免有点危险。如果拒绝，他或许会为灭口而把我除掉。但我已无所畏惧，我说谢谢你的建议，但自己放心不下留在故乡的父母和妹妹，还是想回国。鲍里斯耸了耸肩，没再说什么。

回国日期临近的三月一天夜里，杀他的绝好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房间里只鲍里斯和我两个人，总贴着他的“塔尔塔尔”也不在场。时近晚间九点，我一如往日在整理账簿，鲍里斯对着桌子写信。他这么晚还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的事。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白兰地，一边用自来水笔在信笺上疾书。衣架上连同他的皮大衣和帽子一起挂着装有手枪的皮枪套。手枪不是苏军配给的大手枪，是德国造的瓦尔萨PPK，那是鲍里斯在多瑙河渡河战役后从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中校身上没收来的。手枪擦得锃亮，枪柄上打着闪电形状的SS标记。他擦枪时我看得很仔细，知道弹夹里经常装有八发实弹。

他如此把枪挂在衣架上实在十分罕见。谨小慎微的鲍里斯伏案工作时，枪总是藏在右手下的抽屉里以便能随时抽出，但这天晚间不知何故他心情很好也很饶舌，大约因此而放松了平日的警惕。这对我正是千载良机。至于如何单手打开安全栓和如何将第一发子弹迅速上膛，这动作迄今为止我不知在脑海里重复了多少次。我毅然起身，装作去取文件的模样往衣架前走去。鲍里斯正专心写信，看也没看我一眼。经过衣架时我悄悄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手枪不大，一只手攥得严严的。无论握感还是稳定性，一上手我就知是一把好枪。我站在他面前，打开安全栓，双腿挟枪，右手将枪栓往后一拉送子弹上膛。随着这干涩的一声轻响，鲍里斯总算抬起头来。我将枪口对准他的脸。

鲍里斯摇头叹了口气。

“对你是够可惜的，枪里没上子弹。”他给自来水笔拧好笔帽后说道，“上没上子弹从重量即可得知。上下摇一下看看，七点六五毫米的子弹八发约有八十克自重。”

我不相信鲍里斯的话。我迅速瞄准他的额头，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然而只有“咔”一声干响。如他所说，里边没上子弹。我放下枪，咬住嘴唇。我已什么都思考不成。鲍里斯拉开抽屉，抓出一把子弹，摊在手心上给我看。原来他已事先从弹夹里取出了子弹，我上了他的当，一切都是圈套。

“我早就晓得你想杀我。”鲍里斯静静地说，“你在脑海中反复想象杀我的场面，对吧？以前我应该对你忠告过：想象是要掉脑袋的。不过算了，反正归根结蒂你没办法杀我。”

随后鲍里斯从手心上的子弹中取出两粒朝我脚前扔来，两粒子弹“啪啦啦”滚到我脚下。

“这是实弹，”他说，“一点不骗你。装上打我好了。对你这是最后机会。如果真想杀我的话，只管瞄准开枪！如果没打中，就不得把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把我的秘密告诉给世界上的任何人。答应我，这是我们的交易。”

我点点头。我答应了他。

我把枪夹在两腿之间，按保险扣拔下弹夹，装上两粒子弹。一只手做来并非易事，何况手在不停地微微发抖。鲍里斯以若无其事的神情看着我这一系列动作，脸上甚至透出微笑。我将弹夹插进枪柄，准星瞄定他两眼正中，控制住手指的颤抖一扣扳机。很大的枪声在房间里炸响。但子弹掠过鲍里斯耳侧打入墙壁，打得白石灰纷纷四溅。相距不过两米，我却未能命中。绝非我枪法不行，驻新京时我练射击甚是投入。虽说是单臂，但我右手握力比一般人大，且瓦尔萨手枪稳定性好易于瞄准，同我的手也正相吻合。我不能相信自己会误失目标。我拉栓再次瞄准，深深吸了口气，口中自语道我必须干掉此人。只有干掉此人，我活着才有意义。

“瞄准，间宫中尉！这可是最后一发了。”鲍里斯仍面带笑意。

这当儿，听到枪声的“塔尔塔尔”手握大手枪闯进屋来。鲍里斯制止了他。

“别动手！”他声音尖厉，“让间宫朝我开枪。如果碰巧把我打死，再随你收拾他不迟。”

“塔尔塔尔”点头把枪口定定地对准我。

我右手握住瓦尔萨笔直前伸，瞄准他仿佛看穿一切的冷冷的笑脸的正中间沉着地扣动扳机，手中稳稳地控制住后坐力。无比完美的一发。然而子弹仍紧贴他头皮擦过，仅仅将其身后座钟击得粉碎。鲍里斯眉毛都丝毫未动。他照样背靠椅背，始终以蛇一样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手枪“咣啷”一声掉在地板上。

半天谁都没有开口，谁都一动不动。之后鲍里斯从椅子上站起，缓缓弓腰拾起我掉在地板上的瓦尔萨。他不无沉思意味地看着手里的枪，静静地摇头，把枪插回衣架上的枪套，随后安慰我似的轻拍两下我的臂膀。

“我说过你杀不了我吧？”鲍里斯对我说道，接着从衣袋掏出一盒“骆驼”，衔一支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并非你枪法不好，只是你轻易杀不得我，你还没这种资格，正因如此你才失去了机会。抱歉，你将带着我的诅咒返回故乡。记住：你在哪里都不可能幸福，从今往后你既不会爱别人，又不会被人爱。这是我的诅咒。我不杀你，但不是出于好意。以前我杀了很多人，以后也还要杀很多，但我不搞不必要的杀戮。再见了，间宫中尉，一个星期后你将离开这里开赴纳霍德卡。再见吧，恐怕再没机会见到你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剥皮鲍里斯。一星期后我离开收容所，乘火车到纳霍德卡，在那里又几经周折，翌年初终于返回日本。

故事很奇妙很长，坦率地说我很难知晓对您到底有怎样的意义，或许一切不过是一个口齿不灵的老者的车轱辘话。但我无论如何都想讲给您听，我觉得必须讲给您听。读了信您不难得知，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北者、失落者，是不具有任何资格的人。在预言和诅咒的魔力下，我不爱任何人，也没受任何人爱。我将作为空壳从此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但由于总算将这段故事交付给了您，我觉得自己可以带着些许安详的心境杳然遁去。

祝你拥有无悔无憾的美好人生！

35　危险的场所、电视机前的人们、虚幻人

门朝内小小地打开了。男侍双手端盘，略致一礼走入房间。我躲在走廊花瓶阴影里等他出来，同时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我可以同男侍擦着肩闪身进去。208房间有谁在里面。假如这一连串的事情进行得一如上次（现正在进行），门应该没锁，我也可以暂且不管房间而跟踪男侍。那样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他所属的场所。

我的心在二者之间摇摆，但终究决定跟踪男侍。208房间可能潜伏着某种危险，而且将是带来致命后果的危险。我真切地记得那硬邦邦的敲门声和那尖刀般白亮亮的暴力性一闪。我必须小心行事。首先要盯住男侍看他去哪里，然后再返回这里不迟。但如何返回呢？我把手探进裤袋摸寻，里边有钱夹零币手帕短支圆珠笔。我掏出圆珠笔，在手心画线确认有油出来。用它在墙上做记号即可，我想。这样即可以循记号返回，应该可以，想必。

门开了，男侍走出。出来时他已两手空空。盘子整个留在了房里。他关好门，正了正姿势，重新吹着《贼喜鹊》空着两手快步折回原路。我离开花瓶阴影尾随而去。每遇岔路，便用圆珠笔在奶油色墙壁上打一个小小的蓝×。男侍一次也未回头，其走路方式有些独特，似乎在为“世界宾馆男侍步法大赛”表演标准步法，仿佛在说宾馆男侍就是应该如此走路。他扬脸收颌，挺胸直背，随着《贼喜鹊》的旋律有节奏地挥动双臂大踏步沿走廊前行。他拐过许多拐角，上下没有几级的楼梯。光因场所的不同而时强时弱，无数墙壁凹坑形成各种各样的暗影。为不使其察觉，我保持着适当距离走在后面。跟踪他并不很难，即使拐弯处一忽儿不见了，也可凭那朗朗的口哨声寻得。男侍犹如溯流而上的大鱼不久游入静静的水潭一样穿出走廊走进宽敞的大厅，那是曾在电视上看见过绵谷升的嘈杂的大厅，但大厅此时鸦雀无声，唯见一小撮人聚坐在大屏幕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NHK节目。吹口哨的男侍一进大厅，便像怕打扰他人似的止住口哨，径直横穿大厅，消失在工作人员专用门内。

我装出消磨时间的样子，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之后在几个空沙发上坐了坐，眼望天花板，确认脚下的地毯质量。接着走去公共电话那里，投进硬币，但电话同房间里的一样死无声息。我拿起内线电话，试按208键，同样死寂。

于是我坐在稍离开些的椅子上，似不经意地观察电视机前的人们。全部十二个人，九男三女，大多三四十岁，只两人看上去五十有半。男的西装革履，打着式样保守的领带，除去身高体重之差，全都没有可以算是特征的特征要素。女的均三十五六，穿着三人大同小异，化妆亦颇精心，俨然高中同窗聚会回来，但从其坐椅互不接连这点来看，又似乎并不相识。看来这里的人互不相干，只是聚在一处默默看电视罢了。这里没有意见的交换，没有眉目传情没有点头称是。

我坐在稍离开他们的地方看了一会新闻节目。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消息。某处公路贯通，知事为之剪彩；市面出售的儿童蜡笔发现有害物质，正在回收；旭川大雪，由于能见度差及路面结冰，旅游大巴同卡车相撞卡车司机死亡，去温泉旅行途中的团体游客有几个人负伤。播音员以抑扬有致的语调，像分发低分数的卡片一般逐条朗读此类消息。我想起本田家的电视，那电视总是调在NHK频道。

对于我，这类消息委实过于现实，同时又毫无现实意味。我很同情死于事故的三十七岁卡车司机，谁都不愿意在大雪纷飞的旭川五脏俱裂挣扎着死去。但我个人不认识司机，司机个人也不认识我，所以我对他的同情并非个人同情，只是对这场飞来横祸的一般同情。对于我，这种一般性既可以说是现实的，也可谓毫不现实。我眼睛离开电视画面，再次环顾空空荡荡的大厅，但里边没有任何堪可成为线索的东西。不见宾馆人员的身影，小酒吧尚未营业，唯独墙上挂着一幅画有某处山峰的大油画。

我收回视线时，电视画面大大地推出有印象的男人面孔。是绵谷升的脸。我从椅子上欠身细听。绵谷升发生了什么！但消息最初部分我已漏听。须臾相片消失，男播音员重新返回画面。他扎着领带，穿着大衣，手持麦克风，站在一座大厦门前。

“现已送到东京女子大学附属医院，在综合治疗室接受治疗。情况只知道头盖骨严重塌陷，完全不省人事。对于生命有无危险的问询，医院方面只反复回答现阶段详情无可奉告。估计具体伤情需晚些时间方能发表——从东京女大医院正门前现场报道。”

画面转回演播室播音员，他面对摄像机，朗读刚刚接过的原稿：“众议院议员绵谷升受歹徒袭击身负重伤。据刚刚得到的消息，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绵谷升议员在东京港区某大楼事务所内与人会见时，一年轻男子突然闯入，用棒球棍接连猛击其头部……（画面推出绵谷升事务所所在的大楼）……致其重伤。男子伪装成来访客人，棒球棍装在制图用的长筒内带入事务所，一声不响朝绵谷议员打来……（画面推出作案现场——事务所房间，椅子倒地，附近可见黑乎乎血迹）……由于事出突然，绵谷议员及其身边人员全无反抗余地。男子确认绵谷议员完全失去意识之后，手持球棍离开现场。据目击者称，罪犯身穿藏青色短大衣，头戴同样颜色的滑雪毛线帽，架一副深色太阳镜，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右脸颊有一块青痣，年龄大约三十岁。警察正在追寻罪犯行踪，但男子跑出后即混入附近人群，尚未查明去向。”（画面：警察正在检查现场。赤坂热闹的街头）

棒球棍？痣？我咬紧嘴唇。

“绵谷升氏是有名的新锐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今年春天承袭伯父绵谷××氏地盘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那以后作为实力派青年政治家和辩论家受到高度评价，虽为新议员却被寄予厚望。警察正就政治背景和个人积怨两方面可能性进行搜寻。重复一遍，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氏今天午间被持棒球棍歹徒打成重伤，已送往医院。详细伤情尚不清楚。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好像有人关掉了电视机。播音员的声音戛然而止，沉默包笼四周。人们如梦初醒般地各自放松了一下姿势。看来人们是为看绵谷升的消息而聚集在电视机前的。电视关掉后也无人起身，无人叹息，无人咂舌，甚至清嗓子之声也没有。

到底谁打的绵谷升呢？罪犯外表特征同我正相吻合——藏青色短大衣、藏青色毛线帽、太阳镜、脸上的痣，以及身高、年龄，还有棒球棍。但我一直把棒球棍放在井底，再说已不翼而飞了。假如击陷绵谷升头盖骨的是那根棒球棍，便是有人从井里拿去用来打绵谷升脑袋了。

一个女子偶尔朝我一瞥。她很瘦，高颧骨，长耳朵正中戴着白耳环。她朝后看我看了许久，同我视线相碰后也不移开，表情亦不改。继而，她旁边一个秃脑袋男子也顺其视线朝我看来。男子的背影很像站前那家洗衣店的店主。人们一个又一个把脸转向我，仿佛刚刚发觉我也在场。被他们一看，我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身穿藏青色短大衣、头戴藏青色毛线帽、身高一米七五和三十刚过的年纪。而且我右脸有一块痣。我是绵谷升的妹夫以及不对其怀有好感（甚至憎恶）这两点不知为什么也好像给他们知道了，这从他们的视线可以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紧紧握住椅子扶手。我没有用棒球棍打绵谷升，我不是那种人，况且已没了棒球棍，但他们不可能相信我的话。他们对电视中说的笃信不疑。

我缓缓欠身离席，径自朝来时走廊那边走去。应该尽快撤离此地，在这里我不受任何人欢迎。走了一会回头看时，有几个人起身尾随而来。我加快脚步笔直穿过大厅，朝走廊赶去。必须返回208房间。口渴得不行。

好歹穿过大厅跨入走廊时，馆内所有照明悄然消失，黑暗的重帷如被板斧一斧斩断落地，四周毫无预感地被黑暗包围。有人在身后惊叫，声音似比刚才近得多，余响中含有石一般硬的憎恶内核。

我在黑暗中前进，手摸墙壁，小心翼翼挪动脚步。我必须尽可能远些离开他们。但我撞在小茶几上，碰倒大约是花瓶的器物，它发出很大的声响“咕噜噜”在地上滚动。我顺势用四肢在地毯爬行，又慌忙立起，摸着廊壁继续前行。这时我的大衣摆如刮在钉子上一般被猛然拉向后去。一瞬间我不明所以，随即明白有人正在拽我的大衣。我果断地脱去大衣，打滚似的在黑暗中穿行。我手摸拐角拐弯，踉踉跄跄爬上楼梯，又拐过一个角。途中好多东西撞在我脸上肩上，踩空楼梯摔了脸，但感觉不到痛，只是不时在眼窝深处觉出冥暗。不能在此给人逮住！

四下一丝光也没有，甚至停电时备用的紧急照明也不见了。我在如此分不清左右的黑暗中没头没脑闯了一阵，总算得以停下来平复呼吸，侧耳向后倾听。一无所闻，只闻自己剧烈的心跳。我喘口气蹲下。他们大概已不再跟踪，何况黑暗中再往前赶，怕也只能在迷途中越困越深。我背靠墙壁，以便使心情多少沉静下来。

可照明到底是谁熄掉的呢？很难认为事出偶然。是在我跨入走廊后面有人追来时——恰恰在那一时刻熄掉的。估计有人想救我脱险。我摘下毛线帽，用手帕擦脸上的汗，又戴回帽子。身体各个关节突然想起似的开始疼痛，不过不至于受伤。我觑了眼手表的夜光针，这才记起表已停了，停在十一点三十分。那是我下井的时候，也是绵谷升在赤坂事务所给人用棒球棍打昏之时。

或许我真用球棍打了绵谷升？

置身于一团漆黑，不由觉得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我在实际地面上实际用球棍把绵谷升打成重伤亦未可知。说不定唯独我一人未意识到。有可能我心中的深恶痛绝在我不知不觉之间擅自走去那里一击为快。不，不是走去的！我想。去赤坂要乘小田急线电车，又要在新宿转乘地铁，这怎么能在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做出来呢？不可能！——除非那里存在另一个我。

假如绵谷升真的死了，或者终身瘫痪，等于说牛河确有先见之明，毕竟他以绝对罕有的时机改换了门庭，我不能不佩服他这动物式的嗅觉。耳畔似乎传来牛河的语声：“非我自吹，冈田先生，我鼻子灵，一闻便知。”

“冈田先生！”有人就在我身边呼唤我。

我的心脏像被弹簧一下子弹到了嗓子眼。我闹不清声音来自哪边。我身体僵挺，在黑暗中四顾。当然一无所见。

“冈田先生，”又是一声男低音，“别怕，我是来帮你的。以前我们在这里见过一次，可还记得？”

声音的确好像听见过。是那个“无面人”。但我出于小心，没马上回答。

男子说：“争分夺秒离开这里，亮了他们肯定找到这边来。可以抄近道出去，随我来！”

男子打开笔状手电筒。光虽小，但照脚下足够了。“这边，”男子低声催促道。我从地上站起，急急地跟在他身后。

“肯定是你熄掉照明的吧？”我冲着他后背问。

他没有回答——并未否定。

“谢谢，正是危急关头。”我说。

“他们都是危险分子，”男子说，“恐怕比你想的危险得多。”

“绵谷升真被打成重伤了？”我问。

“电视上那样说的。”无面人谨慎地斟酌着字眼。

“但不是我干的，那时候我一个人下井来着。”

“既然你那样说，想必就是那样。”男子理所当然似的说。他打开门，用手电筒照着脚下一阶一阶小心地踩着楼梯。我跟在他身后。楼梯很长。中途是上楼梯还是下楼梯我竟也辨不清了。说到底，这真是楼梯不成？

“不过，有人证明你那时在井底吗？”男子头也不回地问。

我默然。根本没有那样的人。

“那么，一声不响地逃跑确是上策。他们认定你是罪犯。”

“那伙人是什么人呢，到底？”

男子上到楼梯顶端后往右拐，走了一会开门下到走廊，站定静听片刻。“快走，抓住我的上衣。”

于是我抓住他的上衣底襟。

无面人说：“他们经常一个劲儿看电视。你在这里当然不受欢迎。他们非常喜欢你太太的哥哥。”

“你知道我是谁吧？”

“当然知道。”

“那，你知道久美子在哪里吗？”

男子沉默不语。我像做什么游戏一样抓紧他上衣底襟拐过黑漆漆的拐角，快步走了一小段楼梯，打开一扇秘密小门，走过天花板低矮的像是近道的通道，下到另一条走廊。无面人领的路甚是奇异复杂，感觉上恍惚在胎内转来转去。

“跟你说，这里发生的事我并非全都知道，因为场所大得很。我主要负责大厅，不知道的事有很多的。”

“知道吹口哨的男侍吗？”

“不知道。”男子当即回答，“这里一个男侍也没有。无论吹口哨的，还是不吹口哨的。如果你在哪里看见了男侍，那就不是男侍，而是装作男侍模样的什么。忘记问你了，你想去208房间吧，不是吗？”

“是的，我要在那里见一个女性。”

男子对此没表示什么，没问对方是什么人，没问有什么事。他以熟练的脚步沿走廊行进，我像被拖船牵引着在黑暗中穿过复杂的航道。

不久，男子没打招呼就突然停在一扇门前，我从后面撞在他身体上，险些跌倒。撞时对方肉体的感触轻飘得出奇，简直像撞上了空壳。但对方马上重新站好，用手电筒照门上的号码。门上浮现出208。

“门开着。”男子说，“带着这手电筒，我摸黑也走得回去。进去后锁上，谁来也不要开。有事赶快办，办完就回原处。这地方危险，你是入侵者，算得上同伙的只我一人。千万记住！”

“你是谁？”

无面人像移交什么似的把手电筒放在我手中。“我是虚幻人。”说罢，男子在黑暗中将无面之面一动不动地对着我，等待我的话语，然而我此时怎么也找不出准确的字眼。片刻，男子悄无声息地从我眼前消失了。他刚才还在这里，而下一瞬间即被黑暗吞噬不见了。我拿手电筒朝那边照了照，唯独白色的墙壁浮在黑暗中。

如男子所说，208房间门没有锁。球形拉手在我手中无声地转了一圈。为慎重起见，我熄掉手电筒，放轻脚步悄悄迈入房间，在黑暗中窥视里边的动静，但仍同上次一样岑寂，感觉不到任何动静，只有冰块在冰筒中“咔嗤”一声发出低音。我推上手电筒开关，锁上背后的门。干乎乎的金属声在房间里格外的响。房间正中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尚未开封的CuttySark、新玻璃杯和装有冰块的新冰筒。银盘在花瓶旁边急不可耐似的将手电筒的光反射得甚是妖艳，而花粉气味也仿佛与此呼应似的顿时浓郁起来。我觉得空气变稠，周围引力也有所加强。我背靠着门，亮着手电筒久久审视四周。

这地方危险，你是入侵者，算得上同伙的只我一人。千万记住！

“别照我，”房间深处传来女子的语声，“别用那光照我，能保证？”

“保证。”我说。

36　萤火虫的光、魔法的消解、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保证。”我说。但我的声音有一种陌生感，好像被录了音又放出。

“别照我的脸，可能说定？”

“不照你的脸，保证不照。”

“真的保证？不骗我？”

“不骗你，一言为定。”

“那，做两个加冰威士忌来可好？放好多好多冰。”

语声带有少女撒娇般含糊不清的韵味，但声音本身显示出是妩媚的成熟女子。我把手电筒横放在茶几，调整呼吸，借着手电光做对水威士忌。我打开CuttySark，用夹子夹起冰块放入玻璃杯，倒进威士忌。我必须在脑袋里一一考虑确认自己的手此刻在做什么。随着两手的动作，很大的黑影在墙上晃来晃去。

我右手拿两个加冰威士忌杯，左手拿手电筒照着脚下走进里边的房间。房间里的空气好像比刚才凉了一点。大概是黑暗中自己不知不觉出了汗，而汗又一点点变冷了。随即我想起原来路上把大衣脱掉扔了。

我按照自己下的保证，熄掉手电筒揣进裤袋，摸索着把一个杯子放在床头柜上，随后拿自己的杯子坐在稍离开些的扶手椅上。漆黑中我也记得家具的大致位置。

似乎传来床单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她在黑暗中静静起身，靠着床头拿起酒杯，轻轻摇晃发出冰块声后，呷了一口。黑暗中听来仿佛是广播剧的模拟音。我拿起杯子，只嗅了嗅威士忌味儿，没有沾口。

“实在好久没见你了，”我开口道。声音较刚才多了几分熟悉感。

“是吗？”女子说，“我记不清了，好久还是实在好久……”

“据我记忆，应该有一年五个月了，准确地说。”

“唔。”女子显得兴味索然，“我可记不起来，准确地说。”

我把酒杯放在脚前地上，架起腿，“对了，刚才我来这里时你不在吧？”

“哪里，我就在这里，就这样躺在床上嘛。我一直呆在这里的。”

“但我的的确确来过208房间。这里是208吧？”

她在杯中来回晃动冰块，嗤嗤笑道：“我想你的的确确搞错了。你的的确确去的是另一个208房间，肯定。的的确确只能这样认为。”

她的语声中有一种不安的东西，这使得我也有点不安起来。也许她喝醉了。我在黑暗中摘掉毛线帽，放在膝头。

“电话死死的。”我说。

“不错，”她懒洋洋地说，“他们杀死了它。我倒是喜欢打电话来着。”

“他们把你关在这里，是吧？”

“这——，怎么说呢，我也说不清。”她低声笑道。一笑，声音随着空气的紊乱而有些颤抖。

“自从上次到这里以来，我很长很长时间里都在考虑你的问题。”我对着她在的方向说，“考虑你到底是谁，在这里到底干什么……”

“好像挺有意思嘛。”女子道。

“我设想了很多种情况，但都还没有把握，只是设想而已。”

女子不无钦佩地“噢”了一声，“是么，没有把握，只是设想？”

“是的，”我说，“不瞒你说，我认为你是久美子。起初没意识到，后来渐渐有了这种想法。”

“真的？”略一停顿后她以愉快的语声道，“我真的是久美子？”

刹那间我失去了方向感，觉得自己现在做的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仿佛来到错误的场所面对错误的对象述说错误的事情。一切都是消耗时间，都是无意义的弯路。黑暗中我勉强恢复到原来姿势，双手像要把握现实似的紧握膝头的帽子。

“就是说，我觉得假如你是久美子，此前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可以顺理成章了。你从这里多次给我打过电话，想必每次你都想告诉我什么秘密，告诉久美子的秘密，想把实际的久美子在实际世界里无论如何都无法讲给我听的事情从这里代她传达给我，用一种简直是暗号的语言。”

她默然良久，之后又扬杯呷了口酒，开口说：“是吗？唔，既然你那样想，是那样也未可知。或许我真的是久美子，我自己倒还糊里糊涂。那么……果真那样，果真我是久美子，那么我在这里使用久美子的声音，也就是通过她的声音跟你说话也是可以的喽，对吧？事情是有点啰嗦，不要紧么？”

“不要紧。”我说，我的语声再次失去现实感和多少恢复了的沉着。

女子在漆黑中清了清嗓子，“不过，也不知能否说好。”说着，她再次嗤嗤笑了。“这事可没那么简单。你着急吧？能慢慢来吗？”

“不清楚。或许可以。”我说。

“等一下，对不起。唔……马上就行的。”

我等着她。

“就是说，你是为找我来这的，为了见我？”久美子活生生的语声在黑暗中回响。

最后一次听到久美子的声音，还是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个夏日的清晨。当时久美子耳后有新香水味儿，其后离家再未回来。黑暗中的声音，真的也罢假的也罢，都一时把我带回了那个清晨。我可以嗅到古龙香水味儿，可以在脑海中推出她背部雪白的肌肤。黑暗中记忆又重又浓，程度恐在现实之上。我手里紧紧抓着帽子。

“准确说来，我不是为见你而来这里的，而是为了把你从这里领回。”我说。

她在黑暗中轻叹一声，说：“为什么就那么想把我领回？”

“因为爱你。”我说，“你同样爱我寻求我，这我知道。”

“就那么自信？”久美子——久美子的声音——问。没有揶揄意味，也没有温馨。

隔壁房间传来冰块在冰筒里调换位置的声响。

“但为了把你领回，有几个谜必须解开。”

“往下你打算慢慢思考这个？”她说，“你怕是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吧？”

的确如她所说。我没有充裕的时间，而必须思考的问题又过多。我用手背揩去额头的汗。但不管怎样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暗暗对自己说道。思考！

“我想请你帮忙。”

“行不行呢？”久美子的声音说，“很可能帮不成，反正试试看吧。”

“第一个疑问，是你为什么非离家出走不可，为什么一定得离开我身边？我想知道真正的理由。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这点我的确从你来信中知道了。信不知看了多少遍。那姑且可以算作一种解释，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那是真正的理由，进不到心里去。倒不是说是谎言，总之……就是说好像不过是一种比喻。”

“比喻？”她确乎吃惊地说，“我不明白，和别的男人睡觉到底又能比喻什么呢？举例说？”

“我想说的是：那总好像是为了解释的解释。那种解释哪里也没抵达……搔抓一下表面而已。越看信我越有这个感觉。应该有更根本的真正的理由。说不定那里边有绵谷升插手。”

我感觉到了她黑暗中的视线。这女子能看见我的形体吗？

“插手？怎么插手？”久美子的声音问。

“就是说，这一系列事情过于错综复杂，各种人物相继出场，莫名其妙的名堂接踵而来，按顺序思考下去就不得其解；而若离远一点看，脉络便很清楚——你从我这边的世界移到了绵谷升那边的世界。关键就是这个转移。纵使你真的同某个男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说到底那也不过是次要的，不过是给人看的假象。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黑暗中她静静地举杯饮酒。朝有声音那里凝目看去，似乎可以隐约看出她的身体在动；但那当然是错觉。

“人未必是为了传达真实而发送信息的，冈田先生，”她说。这已不是久美子的语声，也并非一开始撒娇少女的声音，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其中有着某种睿智而安闲的含义。“如同人未必为展示自己的形象而面见某人一样。我说的你可明白？”

“问题是久美子反正要把什么告诉我，无论真伪她都想告诉我，这对于我是真实的。”

感觉上黑暗的密度正在我周围一点点变浓，黑暗的比重在加大，恰如傍晚海潮无声无息地涌来。得抓紧时间，我想。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我，一旦光亮返回，他们很可能来这里找我。我必须把头脑中渐趋成形的东西果断地转换为语言。

“这终究不过是我的假设：绵谷家血脉中有某种倾向是遗传性的。至于是什么倾向，我还无法解释，总之是某种倾向。你为此感到惧怕。正因如此，你才对生孩子感到恐怖。怀孕时你所以陷入精神危机，无非因为你担心孩子身上出现那种倾向。可是你未能向我公开这个秘密。事情便是由此开始的。”

她一言不发，将酒杯悄然放回床头柜。我继续说下去。

“另外，你姐姐并非死于食物中毒，是死于其他原因，我想，而使她死的是绵谷升，你也知道此事。你姐姐死前应该给你留下话，警告你注意什么。绵谷升恐怕有某种特殊的力，而且能物色到容易对这种力发生感应的人，并将其体内的什么牵引出来。他对加纳克里他也相当粗暴地使用了那种力。加纳克里他好歹从中恢复过来，而你姐姐则无能为力。住在同一家中，无处可逃。你姐姐因无法忍受而选择了死，你父母则始终隐瞒了她的自杀。是这样的吧？”

没有回答。她在黑暗深处大气不出地保持着沉默。

我继续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绵谷升那种暴力式能力在某一阶段在某种因素影响下得到了根本性的加强。他可以通过电视等各种传播媒介将其扩大了的力大面积施与社会，并且现在也正运用那种力把许多非特定的人无意识地隐藏于黑暗中的东西牵引出来，企图使之为作为政治家的自己服务。那实在是危险之举。他所牵引的东西，注定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而且同历史深处最为阴暗的部分直接相连，结果损害以至毁掉了很多人。”

黑暗中她叹息一声。“再来一杯酒可以么？”她以沉静的声音说。

我起身走到床头柜前，把她喝空的酒杯拿在手里。我摸黑也可以自如地做如此动作了。我走去那个有门的房间，打开手电筒又做了个加冰威士忌。

“那是你的想象吧？”

“我把若干念头连在了一起，”我说，“我无法加以证明，没有任何根据说明这是对的。”

“但我很想听下去，如果还有下文的话。”

我折回里边房间，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熄掉手电筒，坐回自己的椅子，集中意识继续往下讲。

“至于你姐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并不明了。姐姐死前警告过你什么你固然知道，但那时你还太小，无法理解详细内容。但你隐约有所觉察——绵谷升以某种方法玷污了伤害了姐姐，而自己血脉中潜伏一种阴暗的秘密，自己也不可能完全与之无关。所以你在那个家中总感到孤独，惶惶不可终日。你一直悄悄生活在不明来由的不安中，就像水族馆里的水母。

“大学毕业出来，几经周折你同我结了婚，离开了绵谷家。在同我平稳度日的过程中，你逐渐淡忘了往日阴乎乎的不安。你走上社会，慢慢恢复，成为一个新人，一段时间里看上去一切都风调雨顺，遗憾的是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了结。一天，你感到自己正不知不觉被过去本应弃置的暗力一步步拖回。你为此而困惑，而不知所措。也正因如此，你才决心去绵谷升那里了解真相，才去找加纳马耳他帮忙——只瞒着我一个人。

“而这大概始于怀孕之后，我觉得，那肯定算是个转折点。所以你做人流的那个夜晚，我才从札幌那儿弹吉他的男子那里得到最初的警告。也许怀孕刺激和唤醒了你体内潜在的什么，而绵谷升一直在静静地等待那个在你身上出现。他恐怕只能以那种方式才可能同女性发生性方面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要把那种倾向表面化了的你从我这边强行拉回到自己那边。他无论如何都需要你，需要你接着扮演你姐姐曾经扮演过的角色。”

我的话说罢，接下去便是深深的沉默。这是我所设想的一切。一部分是我此前朦胧感觉到的，其余则是在黑暗中说话时浮上脑海的。也可能黑暗的力量填补了我想象的空白。或许这女子的存在对我有帮助亦未可知。但我的设想也还是同样没有任何根据的。

“蛮有意思的嘛，”那女子说。语声又回到原来带有撒娇少女意味的声音。声音转换的速度渐渐加快。“是吗？是这样。那么说，我是为隐藏被玷污的身体而偷偷离开你的。雾中的滑铁卢桥，萤火虫的光，罗伯特·泰勒，费雯丽……”

“我把你从这里领回去。”我打断她的话，“把你领回原来世界，领回有秃尾尖卷曲的猫有小院子和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怎么领？”她问我，“怎么把我领出这里啊，冈田先生？”

“跟童话一样，消解魔法即可。”我说。

“倒也是。”那声音说，“不过，冈田先生，你认为我是久美子，想把我作为久美子领回去。如果我不是久美子的话，那时你怎么办？你想领回的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果真那样自信吗？恐怕还是冷静地再认真考虑一次为好吧？”

我攥紧衣袋里的笔状手电筒。我觉得位于这里的不可能是久美子以外的人，但无法证明这点，归根结蒂这不过是个假设。手在口袋中满是汗水。

“领你回去。”我用没有生气的声音重复道，“我是为此而来这里的。”

传来轻微的衣服摩擦声。大概她在床上变换了姿势。

“你能确确实实地这样一口说定？”

“一口说定。我领你回去。”

“不变卦？”

“不变卦。决心已定。”我说。

她像在核实什么似的沉默有时。之后长长喟叹一声。

“我有件礼物给你。”她说，“不是大不了的礼物，但可能对你有用。别打亮，手慢慢伸来这边，伸到床头柜上，慢慢地。”

我从椅子上立起，像探寻那里的虚无深度似的在黑暗中静静伸出右手。指尖可以感觉出空气探出的尖刺。我的手终于碰上了那个。当我知道那是什么时，空气在我的喉咙深处被压缩得硬如石棉。那是棒球棍。

我握住棍柄部位在空中直上直下一挥。的确像是我从那个年轻的吉他盒汉子手中夺来的棒球棍。我确认其柄部的形状和重量。不会错，是那根棒球棍。但在我摩挲着仔细检查时，发觉球棍烙印往上一点粘有什么垃圾样的东西：像是人的头发，已经凝固的血糊那里似乎粘有几根黑头发。有谁用这球棍猛击了谁的——大约是绵谷升——的脑袋。一直塞在我喉咙深处的空气这才排了出去。

“是你的棒球棍吧？”

“多半是。”我控制住感情说。我的声音在深沉的黑暗中又开始带有一丝异样，就好像有人埋伏在暗处代我说话。我轻咳一声，吃准说话人的确是我之后继续道：“不过好像有谁用来打了人。”

她静默不语。我放下球棍，夹在两腿之间。

我说：“你应该很清楚，清楚是谁用这球棍打了绵谷升的脑袋。电视里的新闻是真的。绵谷升伤重住院，意识不清，有可能死掉。”

“他不会死。”久美子的声音对我说，仿佛毫无感情色彩地告以书中的史实。“但意识有可能丧失，将在黑暗中永远彷徨。至于是怎样的黑暗，谁也无从晓得。”

我摸索着拿起脚下的酒杯，含了一口里边装的东西，什么也不想地吞了下去。无味的液体穿过喉头，下到食管。我无端地一阵发冷，涌上一股不快的感触，仿佛有什么从并不遥远的长长的黑暗中朝这边慢慢走来。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像在给我以预感。

“时间不多了，能告诉我的快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说。

“你已来过这里几次，来的方法也找到了，而且你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你应该清楚这里是哪里。何况这里是什么地方如今已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

这时，敲门声响起，敲得如往墙上钉钉子一般硬一般单调。两下。又是两下。一如上回。女子屏住呼吸。

“快跑，”清晰的久美子声音对我说，“现在你还穿得过墙壁。”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否正确，反正位于这里的我必须战胜那个。这是我的战争。

“这回哪里也不跑了，”我对久美子说，“我领你回去。”

我放下酒杯，戴上毛线帽，把夹在双腿间的棒球棍拿在手上，而后慢慢朝门走去。

37　普通的现实匕首、事先预言了的事情

我用手电筒照着脚下，蹑手蹑脚朝门口移动。棒球棍握在我右手。这时间敲门声再度响起，两下，又两下，比刚才更硬更响。我埋伏在门旁的墙壁暗处，屏息静等。

敲门声消失后，四下又陷入沉寂，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我可以感觉出隔门对面有人，有谁站在那里和我同样屏息敛气侧耳倾听，想在静默中听取呼吸声和心跳声，或者读出思维的轨迹。为不牵动周围空气，我轻轻吸了口气。我不在这里，我对自己说，我不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在。

未几，门锁打开。那个人一切动作都十分小心，不怕花时间。声音听起来像被故意延长了，且分割得很细，以致无法捕捉其含义。球形拉手在转动，接着响起门合叶轻微的“吱呀”声。心脏在体内加快收缩速度。我想尽量镇定下来，但效果不大。

有人走入房间，空气微微紊乱。我集中意识研磨五感，觉出有异物隐约的气味。那是身上的厚质地衣服、极力遏止的呼吸和被沉寂浸泡的兴奋合而为一的莫名气味。他手持匕首不成？有可能。我记得那鲜亮亮白晃晃的一闪。我沉住气，两手暗暗攥紧棒球棍。

来人进门后将门关上，从内侧锁好。然后背靠门扇，悄悄地审视房间。我紧握棍柄的双手已满是汗水。可能的话，真想在裤腿上擦把手心。但半点多余的动作都可能带来致命后果。我想到宫胁家空屋院里的雕像，为了屏住呼吸我将自己同化为那座石雕鸟。时值夏日，庭院里洒满金灿灿的阳光，我便是石雕鸟，僵挺挺地两眼直视天空。

来人带有手电筒。一按开关，黑暗中射出一道笔直的细长光柱。光不很强，和我的差不多，都是小手电。我静等那道光从我眼前划过。但对方怎么也不肯离开。光柱如探照灯一般朝房间里的东西逐一照去：花瓶的花、茶几上的银盘（盘再次灿然生辉）、沙发、落地灯……光掠过我的鼻端，照在我鞋前五厘米的地面，犹如蛇舌舔遍房间每一个角落。等待的时间像要永远持续下去。恐惧与紧张变为剧痛，尖锥一般猛刺我的意识。

什么都不可思考，我想，什么都不可想象！间宫中尉信上写道，想象在这里意味着丧身殒命！

手电筒光终于慢慢地、十分之慢地向前移行。看情形来人是要进入里面房间。我更紧地握住棒球棍。注意到时，手心的汗早已干干的了，甚至干过了头。

对方确认踏脚板似的一点点、一步步朝我接近。我深深吸了口气打住。还有两步，那个就应该在那里。还有两步，我即可以遏止这旋转不休的噩梦。然而这时电筒光从我眼前消失了。意识到时，一切都被吞入原来彻底的黑暗中。他关掉了手电筒。一片漆黑中我想迅速启动脑筋，却启动不了，唯觉一股陌生的寒气霎时间穿过我的全身。大概他已觉察到我在这里。

要动，不能在此不动！我想转脚往左移步，却移不得。我的两脚像那石雕鸟一般死死钉在地板上。我弓下身，勉强把僵硬的上半身往左斜去。忽然，右肩重重挨了一击，冰雹样又冷又硬的东西直扎到我的白骨。

于是我双脚的麻木感如被击醒一般不翼而飞，我立即跳到左边，在黑暗中伏身窥探对方动静。全身血管扩张开来，又收缩回去。所有肌肉和细胞都在渴求新的氧气。右肩似有一股钝钝的酥麻感，但还不痛。痛要等一会才来。我不动，对方也不动。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对峙。一无所见，一无所闻。

匕首再次冷不防袭来，如扑面而来的野蜂从我脸前飒然划过。锋利的刀尖擦及我的右脸颊，正是有痣的那里。有肤裂之感，但伤得大概不深。对方也看不见我在何处。若是看见，早该把我结果了。我在黑暗中朝大约是匕首袭来的地方猛地挥棍打去，却什么也未打着，只是“嗖”一声劈过空中。但这不无快感的抡空之音却使得我心情多少宽释下来。我们在决斗。我被匕首划伤两处，却不致命。双方都看不见对手。他持匕首，我有棒球棍。

又开始了盲目的相互搜寻。我们小心窥探对方的举止，屏息逼视黑暗中对方的动作。我感觉到血成一直线倏然顺颊滑下，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那不过是匕首而已，我想，那不过是刀伤罢了。我静静等待，等待匕首重新朝我扎来。我可以永远等待下去。我不出声地吸气、呼出。喂，动手啊！我在心里催促道。我在此静等，要扎就扎好了，不怕！

匕首从某处袭来，把毛衣领一刀削去。喉结处觉有刀尖的凉意，好在只差一点点空间，没伤我一根毫毛。我扭身闪到一旁，没等站稳就抡起球棍。球棍大概打在对方锁骨处，不是要紧部位，且不很重，不至于骨折，但仍然像是造成了相当的创痛。我清楚地感觉出对方手软了下来，甚至听得其倒吸一口凉气。我把球棍短短地向后一挥，旋即再次朝对方躯体砸下。方向相同，只稍微向喘息声传来处变了个角度。

绝妙的一击！球棍捕捉到对方的脖颈，响起骨头碎裂般的不快的声音。第三棍命中头部，对方随棍弹出，重重摔倒在地。他躺在那里出了点喉音，很快这也停止了。我闭上眼睛，不思不想，朝声音处加以最后一击。我并不想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这既非来自憎恶亦非出于惊惧，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黑暗中好像有个水果什么的“咕嗤”一声裂开——简直同西瓜无异。我双手紧抓球棍，朝前举着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回过神时，身体正在不住地发抖。我无法控制这瑟瑟的抖动。我朝后退了一步，准备从衣袋里掏出手电筒。

“不要看！”有谁从背后大声制止。是久美子的声音从里面房间这样叫道。但我左手仍紧握手电筒。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想亲眼看看那位于黑暗核心的、刚刚由我在此打杀的是什么东西。我意识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久美子的命令，那是我所看不得的，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左手又自行动了起来。

“求求你，别看！”她再次大声喊叫，“要是你想把我领回，就千万别看！”

我狠命咬紧牙关，像推开重窗一样将肺腑深处积压的空气徐徐吐出。身体的颤抖仍未停止。四周弥漫着令人厌恶的气味，那是脑浆味儿、暴力味儿、死味儿，都是我造成的。我瘫倒似的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死命抑制胃里涌上的呕吐感。终究呕吐感占了上风，我把胃里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吐在脚下的地毯上。没什么可吐了，便吐了点胃酸。胃酸没了，便吐空气，吐口水。吐的时间里，球棍脱手掉下，在黑暗中出声地滚去一边。

胃痉挛好歹平息后，我想掏手帕擦嘴，不料手动不得，从沙发站起亦不能。“回家吧，”我冲着里面的黑暗说道，“这回完结了，一起回家！”

她没回答。

这里已别无他人。我沉进沙发，轻轻闭上眼睛。

力气一点又一点从我的手指、肩膀、脖颈和腿部撤去，伤痛也同时消失。肉体正永无休止地失却其重量与质感。但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安感到悚然。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把肉体交给温暖、庞大而柔软的存在。这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到时，我正在那堵果冻壁中穿行，任凭其中缓缓的流势将自己带走。我恐怕再不能重返这里了，穿行中我想。一切都已终止。可是久美子到底离开那房间去哪里了呢？我本该将她从那里领回的。我是为此才杀死他的。是的，是为此才把他的脑袋像劈西瓜一样用棒球棍劈开的，是为此我才……我已无法继续思索下去，我的意识很快被深重的虚无块体吸了进去。

醒悟过来时，我仍坐在黑暗的底层，一如往常背靠硬壁——我返回了井底。

但又不是平日的井底。这里有一种陌生的新的什么。我集中意识，努力把握情况。什么有所不同呢？可是我肉体的大部分感觉依然处于麻痹状态，周围形形色色的物体把握起来是那样支离破碎，就像自己一时被错误地装进错误的容器中。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情况有了理解。

我周围有水。

这已不再是枯井。我正坐在水中。为了让心情平复下来，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居然有这等事，有水涌出！水不凉，甚至是温吞吞的，简直像泡在温水游泳池中。随后我蓦地往裤袋摸去，我想知道还有没有手电筒揣在那里。莫非我是带着那个世界的手电筒返回这里的？那里发生的事同现实是有联系的吗？无奈手动不得，手指都不能动一下。四肢的力气已彻底丧失，起立都无能为力。

我冷静地转动脑筋。首先，水深只及我腰部，暂且不必担心淹死。现在身体固然动弹不得，但那大概是因为劳累过度体力衰竭，过会儿力气肯定恢复。刀伤也似乎不太深，至少可以因身体麻痹而感觉不出疼痛。脸颊上流的血好像早已凝固。

我头靠墙壁，如此自言自语：不要紧，不用担心。大约一切都已结束，往下只消在此休息身体，然后返回原来的世界返回地上流光溢彩的世界即可……然而这里何以突然有水冒出呢？井早已干涸早已死去，现在突如其来地重现生机，莫不是同我在那里做的有关系？有可能。有可能堵塞水脉的栓状物碰巧脱落了。

稍顷，我注意到一个不吉利的事实。起初我拼命拒绝它，脑袋里罗列出一大堆否定它的可能性，尽量视之为黑暗与疲劳引起的错觉。可是最后我不能不承认这乃是事实。不管我如何巧妙地哄骗自己，事实都不消失。

水在上涨。

刚才只及腰部，现在快涨到我折曲的膝盖了。水在缓慢然而稳稳地上涨。我试图再次动一动身体，聚精会神拼出所有力气，然而仍属徒劳。只能弯一点点脖颈。我抬头仰望，井盖仍盖得死死的。想看左腕戴的手表，却看不成。

水从哪里的缝隙漏出，且速度好像有所加快。最初不过静静沁出，现在似乎汩汩涌流，细听已声声入耳。已经涨及胸口。水到底会涨到多深呢？

“最好注意水。”本田先生对我说。无论当时还是其后，我都没把这预言放在心上。作为话语我倒是没忘（毕竟那含义太奇妙了，很难忘掉），但我从未认真理睬过。对于我和久美子，本田先生终不过是“无害的插曲”。每有什么，我就拿那句话向久美子开玩笑——“最好注意水”。于是我们大笑。我们还年轻，不需要预言，生存本身就仿佛是预言性行为。然而结果一如本田先生所料。真的想放声大笑。水出来了，我焦头烂额。

我开始想笠原May，想象她赶来打开井盖的光景。非常现实，非常生动，现实得生动得我足可走去那里。不动身体也可以想象。此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声音在井筒中发出极大的回响。我本来不知道声音在有水的井中要比在无水的井中反响大。“在那种地方到底干什么呢？又在思考？”

“也没做什么，”我向上说道，“说起来话长，反正身体动不得，还有水出来。已不再是以前那口枯井了。我说不定会淹死。”

“可怜啊，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把自己弄成一个空壳，拼死拼活去救久美子阿姨。或许你能救出久美子阿姨，是吧？救的过程中你救出了很多很多人，却救不得你自己本身，而且其他任何人也救不了你。你为救别人彻底耗空了力气和命运，种子已一粒不剩地撒在别的地方，你口袋里什么也剩不下。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公平的了。我打心眼里同情你拧发条鸟，不骗你，但那归根结蒂是你自己选择的。嗯，我说的可明白？”

“我想明白。”我说。

突然，我觉得肩头有些钝痛，那应该实有其事，我想。那匕首是作为现实匕首现实地刺中了我。

“嗳，死可怕吗？”笠原May问。

“当然。”我回答。我可以用自己的耳朵听到自己声音的反响，那既是我的声音又不是我的声音。“想到就这么在黑洞洞的井底死去，当然很怕。”

“再见，可怜的拧发条鸟！”笠原May说，“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因为离你很远很远。”

“再见，笠原May，”我说，“你的泳衣漂亮极了！”

笠原May以沉静的声音说道：“再见，可怜的拧发条鸟！”

井盖重新盖得严严实实。图像消失。接下去什么也没发生。图像同哪里都不相连。我朝井口大声喊叫：笠原May，关键时刻你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呢？

水已涨到喉咙，如绞索一样悄悄地团团围住我的脖颈。我开始感到预感性胸闷。心脏在水中拼命刻录着剩下的时间。水如此涨下去，再过五六分钟就将堵住我的嘴和鼻孔，随即灌满两个肺叶，那一来我便无望获胜。到头来，是我使井恢复了生机，而我在其生机中死掉。死法不那么糟，我自言自语道。世上更惨的死法多着呢！

我闭上眼睛，想尽可能平静安详地接受步步逼近的死。不要害怕，至少我身后留下了几样东西。这是个小小的好消息。好消息一般是以小声告知的。我记起这句话，想要微笑，但笑不好。“死还是可怕的，”我低声自语。这成了我的最后一句话。并非什么警句，但已无法修改。水已漫过我的口，继而涨到我的鼻。我停住了呼吸。我的肺拼命要吸入新空气，但这里已没有空气，有的只是温吞吞的水。

我即将死去，如同世界上其他所有活着的人一样。

38　鸭子人儿的故事、影与泪（笠原May视点之七）

你好，拧发条鸟！

问题是，这封信真的能寄到你那里么？

说实话，我已经没了信心，不知这以前写的信是不是都寄到了你手里，因为我写的收信人地址是相当马虎的“粗线条东西”，而寄信人地址根本就没写。所以我的信有可能落满灰尘堆在“地址不详信件”的板格里，谁都不能看见。不过，寄不到就寄不到吧，我一直不以为意。就是说，我只是想这样“吭吭嗤嗤”给你写信，想以此来把自己所思所想变成文字。一想到是写给拧发条鸟的，就写得相当快，简直一气呵成。什么原因我是不晓得。是啊……为什么呢？

但这封信我可是希望能顺利寄到你手上，上天保佑。

恕我冒昧，得先写一写鸭子人儿的事。

以前也说过，我做工的工厂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树林有水塘，正好用来悠悠散步。水塘够大的，有鸭子住在里面，总共十二三只。至于鸭子们的家庭成员情况我不知道，内部也许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和这个要好和那个不要好之类，但吵架场面我还没遇见过。

快到十二月了，水面已开始结冰。但冰不厚，即使很冷的时候也还是剩有大致够鸭子游动的水面。听说再冷些冰再冻得结实些，我那些女同伴们便来这里滑冰。那一来，鸭子人儿（这样说是有点怪，可我不觉之间已经说顺口了）就得到别处去了。我对滑冰压根儿不感兴趣，暗想不结冰倒好些——那当然不太可能，毕竟这地方十分寒冷，只要住在这里，鸭子人儿也必须付出一点牺牲才行。

近来每到周末我就来这里看鸭子人儿消磨时间。看着看着，两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来时我像打白熊的猎人那样全副武装：紧身裤、帽子、围巾、长筒靴、皮大衣……就这一身独自坐在石头上呆呆地看鸭子人儿，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不时投点过期面包进去。如此好事的闲人，这里当然除我没有别人。

不过也许你不知道，鸭子实在是非常快乐的人儿，百看不厌。为什么别人就对这些人儿不大感兴趣而偏偏跑去远处花钱看什么无聊电影呢？这是我很感费解之处。举例说吧，这些小人儿们“啪啪啦啦”飞起来落到冰上的时候，脚“噌——”地一滑摔倒在地，简直跟电视上的滑稽节目似的。我见了就一个人嗤嗤作笑。当然，鸭子人儿并非为了让我发笑而故作滑稽的。一生认真生活，偶尔马失前蹄，你不觉得这很好玩？

这里的鸭子人儿的脚很可爱，颜色是小学生胶靴那样的橙黄色，扁扁的，不像能在冰上行走，看上去全都踉踉跄跄的，有时屁股还摔坐在冰上，肯定没有防滑手段。所以对于鸭子人儿来说，冬天不太像是开心季节。我不知道鸭子人儿心里对冰是怎么想的，估计不至于想得很坏，仔细看去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似乎口里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说“又结冰了真没办法”，一边很达观地应付冬天的来临。我喜欢这样的鸭子人儿。

水塘在树林里边，离哪里都远。若非相当暖和的日子，不会有人在这个季节特意来这里散步（我自然除外）。林间小路上前几天下的雪结成冰残留下来，走上去脚底“咔咔”直响。鸟们这里那里也有很多。我竖起大衣领，围巾一圈圈缠在脖子上，一口口吐着白气，衣袋里揣着面包在林间小道走动，边走边不停地想鸭子人儿——这时我心里便能充满温馨的幸福。说起来，已有很久很久不曾体会到这种幸福心情了，我深深觉得。

鸭子人儿的事先写到这里吧。

实话跟你说，大约一小时前我梦见你来着，所以醒来才这么对着桌子给你写信。现在是……（瞥一眼表）深夜两点十八分。我是快十点上的床，道一声“鸭子人儿晚安”就死死睡了过去。刚刚睁眼醒来。我不大清楚那是不是梦，梦的内容全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做什么梦。即使不是梦，我耳畔也清楚地听到你的声音。你大声叫了我几次，叫得我一跃而起。

醒来时，房间里并非漆黑一团，有月光从窗口皎皎泻入。好大好大的月亮如银色的不锈钢盘明晃晃地悬浮在山丘的上方。的确很大很大，仿佛一伸手即可把字写在上面，从窗口射进来的月光宛如水洼亮晶晶地积在地上。我从床上爬起身，狠命地想那到底是什么呢？拧发条鸟为什么用那般真切的语声呼唤我的名字呢？我胸口“怦怦”跳个不停。若是在自己家里，哪怕这深更半夜我也会霍地穿上衣服顺胡同一溜烟跑去你那里，但现在是在五万公里外的山中，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跑去，是吧？

你猜我干什么来着？

我现在赤身裸体，厉害吧？别问我为什么那样，别问。为什么我也说不明白，就请默默听下去好了。总之一把脱得精光，跳下床跪在月光皎洁的地板上。房间里暖气没有了，应该凉浸浸的，但我半点儿也不觉得冷。窗口泻入的月光似乎含有一种什么特殊的东西，如薄薄的胶片一样上上下下整个包笼着我保护着我。我就这样光着身子怔了半天，之后把身体各个部位依序暴露在月光之中。怎么说呢，那是极其顺理成章的。因为月光漂亮得简直令人无法置信。不能不叫人那么做。脖颈、肩膀、手臂、乳房、肚脐、腿，直到臀部和那里，就像洗澡似的一样一样静静贴附于月光。

有谁从外面见了，首先惊异得不得了，怕要以为我头上的箍给月光弄掉了而成了“满月变态分子”。不过当然没人看见，不，那个摩托男孩在哪里看见了也未可知。那也无所谓。那孩子早已死了。如果他想看，如果这样可以满足他的话，我高兴给他看个够。

反正这时候谁也没看见我。我一个人这样待在月光中。我不时闭起眼睛，想那些在水塘旁边睡觉的鸭子人儿，想白天我同鸭子人儿共同构筑的温馨的幸福心绪。也就是说，鸭子人儿对我好比是息灾咒或护身法宝。

我一直在那里跪了许久。全身一丝不挂，孤零零跪坐在月光中。月光把我的身体染成不可思议的颜色。我的身影长长地映在地板上，真切地黑黑地映到墙壁上。看上去不像我的身影，仿佛别的女人的躯体，像成熟女子的腰肢。那身体不是我这样的处女，不似我这样棱棱角角的，而带有圆熟的曲线，乳房乳头也大得多。但不管怎样说那是我投出的影子，无非长些变形些罢了。我一动，影子也同样动。一时间我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直瞪瞪地审查影子与我的关系。为什么看上去那般不同呢？令人不得其解，看来看去也还是觉得奇怪。

拧发条鸟，往下可是有点不好解释的部分。能否解释好我没有信心。

简而言之，我突然哭了起来。就像有个电影导演什么的命令道：“笠原May，突如其来地双手捂脸，放声大哭！”不过你别吃惊。这以前我始终瞒着你，其实我是哭鼻子鬼，一点点事就哭鼻子。这是我的秘密弱点。所以，无缘无故“哇”一声哭出来本身，对我不是什么稀罕事。哭的时候我总是适可而止。一下子能哭，也一下子能不哭，也就是所谓“哭叫的乌鸦”。不料这时我却怎么也不能使自己不哭，简直像瓶盖“砰”一声弹出一样一发不可遏止。根本说来只因为哭的原因不清楚，自然不知如何止住。泪水涟涟而下，就好像伤口大开血流不止无从下手。眼泪哗哗直淌，想不到竟会有那么多眼泪，真担心再流下去会把身体所有水分流干变成木乃伊。

眼泪一滴接一滴声声淌落在月华的白色水洼中，犹如光本来的一部分被悄然吸入其中。泪珠下落时因沐浴月光而如结晶体一般闪闪生辉璀璨动人。蓦然，我发现自己的影子也在流泪，泪影也历历在目。你看过泪影吗？泪影不是普普通通的泪影，截然不同，那是从另外一个遥远世界为我们的心特意赶来的。不，也可能影子流的泪是真泪，而我流的仅仅是影子，我这样想道。嗳，拧发条鸟，我想你一定不理解。一个十七岁女孩深更半夜赤身裸体在月光下潸然泪下之时，可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哟，真的哟！

以上是大约一小时前这房间发生的事。现在我正这么坐在桌前，用铅笔给你写信（当然已穿好衣服）。

再见，拧发条鸟！说我是说不好，反正我同树林里的鸭子人儿一起向你祝福，祝你充满温馨平和的心情。若有什么，请再放心大胆地大声呼唤我。

晚安！

39　两种不同的消息、杳然消失了的

“是肉桂把你领来这里的。”肉豆蔻说。

睁眼醒来，第一个找上来的就是各种扭曲了的疼痛。刀伤痛，全身关节痛骨痛肉痛。想必摸黑奔逃时身体猛然撞在各种各样的物体上。但这些痛并非正当状态的痛，虽然相当接近于痛，但准确说来又不是痛。

接着，我发觉自己正身穿眼生的深蓝色新睡袍倒在“公馆”试缝室沙发上，身上搭着毛巾被。窗帘拉开，灿烂的晨光从窗口照射进来。估计是上午十点左右。这里有新鲜空气，有向前推进的时间，但我无法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

“是肉桂把你领来这里的。”肉豆蔻重复道，“伤不是很重。肩部伤得不浅，幸好躲开了血管。脸只是擦伤。两处伤都给肉桂用现成的针线缝好了，以免留下伤疤。他做这个很拿手。过几天可以自己拆线，或者去医院拆也可以。”

我想说点什么，但舌头转动不灵，发不出声，而只是深吸口气，复以刺耳的声音吐出。

“最好先不要动不要说话，”她坐在旁边椅子上架起腿，“肉桂说你在井下待的时间过长了，说那地方十分危险。不过，什么事情都不要问我，说实在话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半夜里电话打来，我叫辆出租车，该带的东西也没带就跑来这里。至于这以前发生了什么，具体的我一无所知，反正先把你身上的衣服全都扔了，衣服湿漉漉的全是血。”

肉豆蔻的确像是来得匆忙，衣服穿得比平时简单。奶油色开司米毛衣，男式条纹衫，加一条橄榄绿毛料裙子。没有饰物，头发简单地在后面一扎，还有点睡眼惺忪的样子，但看上去她仍像服装样品目录中的摄影画。肉豆蔻口里叼烟，一如往日用金色打火机发出“咔嚓”一声悦耳的脆响点燃，而后眯起眼睛足足吸了一口。我确实没死，听到打火机响我再次想道。大概肉桂在生死关头把我从井底救了上来。

“肉桂知道许多事，”肉豆蔻说，“那孩子和你我不同，总是思考事物的各种可能性。可是即使他也好像没有料到井会那么突然地冒上水来，那没有包括在他考虑的可能性之中，以致你差点儿没命。真的。那孩子惊慌失措，以前可一次都没有过的。”

她约略一笑。

“那孩子肯定喜欢你的。”肉豆蔻说。

但我再无法听清她的话语。眼底作痛，眼皮重重的。我合上眼睛，像乘电梯下降一样直接沉入黑暗。

整整花了两天身体才恢复过来。这时间里肉豆蔻一直守在身边照料。我自己既起不得床，又说不了话，什么也吃不下，只是有时喝口橙汁，吃一点肉豆蔻切成薄片的罐头桃。肉豆蔻晚上回家，早上赶来，因为反正夜里我只是昏昏大睡。也不光是夜间，白天大部分时间也睡。看来睡眠对我的恢复比什么都重要。

两天时间里肉桂一次也没露面。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他好像有意回避我。我听得见他开车从大门出入的声音，听得见窗外“保时捷”特有的“砰砰砰”滞闷低沉的引擎声。他已不再使用“奔驰”，而开自己的车迎送肉豆蔻，运来衣物食品。然而肉桂绝不跨入房门一步，在门口把东西交给肉豆蔻就转身回去。

“这宅院准备马上处理掉。”肉豆蔻对我说，“她们仍将由我照看，没办法。看来我只能一个人坚持下去，直到自身彻底成为空壳为止。想必这就是我的命运。往后我想你不会再同我们往来了，健康恢复以后，最好尽可能快地把我们忘掉。因为……对了，有件事忘了——你大舅子的事，就是你太太那位兄长绵谷升先生……”

肉豆蔻从另一个房间拿来报纸放在茶几上。“肉桂刚刚送来的报纸。你那位大舅子昨天夜里病倒了，被抬去长崎一家医院，一直昏迷不醒。报上说能否康复都难预料。”

长崎？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话。我想说点什么，但还是出不了口。绵谷升倒地应该是在赤坂，怎么成了长崎呢？

“绵谷升先生在长崎很多人面前讲演之后同有关人员吃饭时突然瘫痪似的倒在地上，马上被送去附近医院。据说是一种脑溢血，血管原本就有问题。报纸上说至少短期内不易康复，就算意识恢复了怕也言语不清。果真那样，作为政治家很难再干下去了。年纪轻轻的，实在不幸。报纸留下，有精神时自己看看。”

我半天才把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因为在那家宾馆大厅里看到的电视新闻图像是那样鲜明地烙在我的意识里。赤坂绵谷升事务所的光景，众多警官的身影，医院的大门，播音员紧张的声音……但我终于开始一点点说服自己：那不过是那个世界的新闻。我并非在这个世界实际用棒球棍打了绵谷升，所以我不会因此实际受到警察传讯以至逮捕。他是在众人面前脑溢血倒下的，全然不存在有人作案的可能性。得知这点，我从内心舒了口气，毕竟电视播音员说殴打他的罪犯同我长相酷似，而我又无法证明我的无辜。

我在那里打杀的人同绵谷升倒地之间，应该也一定有某种关系。我在那边狠狠打杀了他身上的什么或者同他密不可分的什么。恐怕绵谷升早已预感到此并老做噩梦。但我所做的不足以使绵谷升一命呜呼，绵谷升还没到那最后一步，总算剩得一命。其实我是必须使他彻底断气的。那久美子将怎样呢？只要他还活着，久美子就很难从那里脱身吧。绵谷升仍将从无意识的黑暗中继续诅咒和束缚久美子，想必。

我的思索至此为止。意识渐渐朦胧，合目睡了过去。随后我做了个神经质的支离破碎的梦。梦中加纳克里他怀抱一个婴儿，婴儿脸看不见。加纳克里他梳着短发，没有化妆。她说婴儿的名字叫科西嘉，一半父亲是我，另一半是间宫中尉，还说她是在日本而不是在克里特岛生育这个婴儿的，说她不久前才总算觅得新名字，眼下在广岛山中同间宫中尉一起种菜悄然地和平度日。我听了也没怎么诧异，至少在这个梦中不出我私下所料。

“加纳马耳他后来怎么样了？”我问她。

加纳克里他没有回答，只是现出凄然的神色，旋即不知遁去了哪里。

第三天早上我好歹能用自己的力撑起身来。走路虽有困难，但话多少可以说几句了。肉豆蔻给我做了粥。我喝了粥，吃了点水果。

“猫怎么样了呢？”我问她。这是我一直放心不下的。

“猫有肉桂好好照看着，不要紧的。肉桂每天都去你家喂猫，水也常换，什么都不必担心，只担心你自己好了！”

“这宅院什么时候处理？”

“宜早不宜迟。呃，大约下个月吧。你手头会有点钱进来，我想。处理价恐怕比买时还低，款额不会很大，是按你迄今支付的分期付款的数目分配的，眼下用来过日子估计没有问题，所以经济方面也不用担心。你在这里干得很辛苦，那点钱也是应该拿的。”

“房子要拆掉？”

“有可能。房子拆除，井又要填上。好不容易有水出来，怪可惜的。不过如今也没人想要那么夸张的旧式井了，都是往地下打根管子，用水泵抽水，方便，又不占地方。”

“这块地皮大概将重新成为没有任何说道的普通场所，”我说，“再不会是上吊宅院。”

“或许。”肉豆蔻停顿一下，轻咬嘴唇，“不过那和我和你都没有关系了，对吧？反正一段时间里别考虑多余的事，在这里静养就是。真正恢复我想还需要一些时间。”

她拿过自己带来的晨报，给我看上面关于绵谷升的报道。报道很短，说依然人事不省的绵谷升从长崎转到东京的医大医院，在那里的综合诊疗室接受护理，病情无特别变化。更详细的没有提及。我这时考虑的仍是久美子。久美子到底在哪里呢？我必须回家，但我还没有力气走回去。

翌日上午我走进洗脸间。相隔三天站在镜前，我的脸委实惨不忍睹，与其说是疲惫的活人，莫如说更近乎程度适中的死尸。如肉豆蔻所说，脸颊伤口已被齐整整地缝合了，白线把裂开的肉巧妙地连在一起。长约两厘米，不太深。做表情时多少有些紧绷，痛感则几乎没有了。不管怎样，我先刷了牙，用电动剃须刀刮了胡须，还没有把握使用普通剃刀。我蓦然有所觉察。我放下电动剃须刀，再度审视镜中自己的脸。痣消失了！那个男人划了一下我的右脸颊，恰巧是痣那里。伤痕确实留了下来，但不是痣。痣在我脸颊上已了无踪影。

第五天夜里我再次隐约听得雪橇铃声。时间是两点稍过。我从沙发上坐起，在睡袍外披了一件对襟毛衣走出试缝室，通过厨房走去肉桂的小房间。我轻轻开门往里窥视。肉桂又在画面深处招呼我。我坐在桌前，读取电脑画面上浮现的信息：

你现在正在访问“拧发条鸟年代记”程序。请从1—17文件中选择编号。

我打进17这个数字锁定。画面闪开，推出一行行文字。

40　拧发条鸟年代记#17（久美子的信）

往下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全部说完大概需要很长时间，也可能花上几年。我原本应该早些向你如实说出一切，但遗憾的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而且也怀有一丝渺茫的期待，以为事情不至于那么不可收拾，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噩梦。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但不管怎样，现在解释都太晚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现在我只能在这里就最主要的向你说一下。

那便是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

我打算这就去他躺着的病房，拔掉生命维持装置的插头。我可以作为他的胞妹夜间代替护士守护在他身旁，拔掉插头也不会马上被人发觉。昨天请主治医生讲了装置的基本原理和结构。我准备确认哥哥死后立即找警察自首，坦白自己故意弄死了哥哥。具体的我什么也不说，只对他们说自己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也许我会当场以杀人罪被捕，并押上法庭。也许传播媒体会蜂拥而至，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也许有人会提及安乐死如何如何。我则缄口一言不发，无意解释无意辩护。我仅仅是想根绝绵谷升这个人的呼吸，这是唯一的真实。也许我会被关进监狱，但我丝毫也不害怕，因为我毕竟已穿过了最坏的那一部分。

假如没有你，我恐怕早就失去理智，恐怕已把自己完全交付于人而落入无可救药的深渊。哥哥绵谷升将同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对姐姐做过，致使姐姐自杀。他玷污了我们。准确说来并非肉体上的玷污，但他远为严重地玷污了我们。

我被夺去所有自由，一个人闷在黑房间里。倒也不是说脚戴锁链和有人看守，可是我无法从中逃脱。哥哥以远为强有力的锁链和看守把我固定在那里，那便是我自身，我自身即是锁我脚的铁链，即是永不入睡的严厉看守。我心中当然有希望从中逃出的我，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自我堕落的怯懦的我，这个我告诉我只能待在这里，没有办法逃出。而且，想要逃出的我怎么也不能制服另一个我。想要逃出的我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我的身心已被玷污，我已没有资格逃出重回你的身边。我不单单为哥哥绵谷升所玷污，在那以前我便自行将自己本身玷污得一塌糊涂。

我在给你的信中说我跟一个男人睡觉，但那封信的内容是虚构的，在此我必须坦白交代。我同很多别的男人睡过，多得无可胜数。连我自己也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所使然。如今想来，说不定是哥哥的影响力造成的。我觉得是他擅自打开我体内的抽屉，擅自从中拿出莫名其妙的东西，致使我同别的男人没完没了地交媾。哥哥有这样的能量。而且我们俩大概是在某个阴暗角落连在一起的，尽管我不愿意承认。

总之，哥哥来到我这里时，我已把自己玷污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最后我竟得了性病。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如我信上写的那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有愧对于你的心情，而觉得对我来说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想那大约不是真正的我自己，也只能这样认为。但果真是这样的吗？事情能那么简单了结吗？那么，真正的我到底是哪一个我呢？有根据认为此刻正写信的我是“真正的我”吗？我便是如此对所谓的自己没有信心，现在也没有。

我常常梦见你，那是脉络非常清楚的首尾呼应的梦。梦中的你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我的去向。在迷宫一样的场所你来到近在我身旁的位置，我恨不得大声喊叫“这边，再过来一步！”我想如果你发现我紧紧抱住我，噩梦就一定过去，一切恢复正常，然而我偏偏发不出声音。结果你在黑暗中错过了我，径直从我跟前走了过去。每次都做这种梦，但这种梦给了我很大帮助和鼓励，起码我还剩有能够做梦的气力，这是哥哥也无法阻止的。总之我感觉到你会竭尽全力来到我身边，相信你迟早会在那里发现我，并可能紧紧拥抱我去掉我的污秽将我永久地救出这里，可能摧毁诅咒，给我以封印，使真正的我不跑去任何地方。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这没有出口的阴冷的黑暗中好歹保持着一缕微弱的希望之火，才得以勉勉强强保有一点我自己的语声。

我是今天下午接到打开这电脑的密码的，是某个人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我正用这密码在哥哥事务所的电脑里输送这些文字，但愿能顺利传到你那里。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出租车等在外面。我这就要去医院。我要在那里杀死哥哥并接受惩罚。奇怪的是，我已不再怨恨哥哥，只是平静地觉得那个人的生命行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想即使为那个人本身也必须那样做，即使为了使我自己的生命获得意义也无论如何都要那样做。

请爱惜猫。猫能回来我真感到高兴。名字是叫青箭吧？我中意这个名字。我觉得那只猫仿佛是我与你之间萌生的好的征兆。当时我们是不该失去猫的。

我再不能写下去了，再见。

41　再　见

“遗憾呐，没能让你看到那些鸭子人儿。”笠原May甚为遗憾似的说。

我和她坐在水塘前，望着结得厚厚的白色冰层。水塘很大，上面留下无数划伤般的冰鞋的刀痕，令人很是不忍。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笠原May特意为我请了假。原打算星期日来，因铁道事故推迟了一天。笠原May身穿里面带毛的风衣，头戴色泽鲜艳的蓝毛线帽，帽子上用白毛线织有几何形图案，帽顶有个小圆球。她说是自己织的，还说下个冬天到来前为我织一顶同样的。她脸颊红红的，眼睛如这里的空气一样明澈，这使我感到欣喜。她年方十七，任何变化都不在话下。

“水塘一上冻，鸭子人儿就全都不知搬去了哪里。你要是见了那些人儿，也肯定会喜欢上的。春天再来这儿一次，那时一定把你介绍给鸭子人儿。”

我微微一笑。我身穿不怎么暖和的双排扣风衣，围脖缠到下巴，双手插在口袋里。树林里寒气彻骨，地面积雪冻得硬邦邦的，我的网球鞋很好玩似的“吱溜溜”打滑。本来应该买双防滑雪靴的。

“那么说，你还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我问。

“是啊，我想还要住些日子。再过段时间，也许又想好好上学念书了。也可能不上学一下子和谁结婚——这我倒觉得恐不至于。”说到这里，笠原May呼着白气笑了，“不过反正要在这里待一些时候。我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我想慢慢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到底想去哪里。”

我点点头说：“那样或许不错。”

“嗳，拧发条鸟，你在我这样的年纪，也想这些了吧？”

“想没想呢？想也好像不很专心，坦率地说。当然多多少少还是想的，只是记忆中没想得那么如醉如痴。总体上我觉得只要普普通通活下去，各种问题差不多总会解决，但归根结蒂却像未能如愿，遗憾。”

笠原May以平静的表情盯视着我的脸，戴手套的手在膝头合拢。

“久美子阿姨还没保释出来？”

“她拒绝保释，”我解释道，“她说宁可静静地待在拘留所，也不愿去外面，也不想见我。不光我，谁都不见——在一切有着落之前。”

“审判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开春。久美子明确表明自己有罪，任何判决她都准备乖乖服从。审判不会花很多时间。缓刑的可能性很大。就算实际服刑，估计也不会很重。”

笠原May拾起脚前一颗石子朝水塘正中掷去。石子在冰面上出声地蹦跳几下，滚到对岸去了。

“你是要一直等到久美子阿姨回来吗？在那个房子里？”

我点点头。

“好嘛……这样说可以吧？”笠原May道。

我也往空中吐了口白气，说：“是啊。说到底我们也是为这一步才折腾过来的，或许。”

变得更糟糕都是可能的，我想。

有鸟叫，在水塘周围广阔的树林中，在很远的地方。我扬起脸，环顾四周。但那只发生在一瞬间，现已全无所闻，毫无所见，唯独啄木鸟啄击树干的干响寂寥地荡漾开去。

“如果我和久美子生了孩子，想取名叫科西嘉。”我说。

“蛮漂亮的名字嘛！”笠原May说。

在林中并肩行走的时候，笠原May摘去右手的手套，插进我的风衣口袋。我想起久美子的动作，冬天和她一起走时她便每每这样，寒冷日子曾共有一个衣袋。我在衣袋里握住笠原May的手，手小小的，像深藏的魂灵一般温暖。

“嗳，拧发条鸟，人们肯定以为我们是一对恋人。”

“或许。”我说。

“嗯，我的信全部看了？”

“你的信？”我莫名其妙，“抱歉，我连一封也没接到你的什么信啊！你那边没联系，我才打电话给你母亲，好歹问出了你这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为此我不得不胡扯一大堆谎话。”

“嘿，这是怎么搞的！我总共给你写了不下五百封信的！”笠原May仰天叹道。

黄昏时分笠原May特意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坐公共汽车到镇上，在车站附近一家餐馆一起吃比萨饼，吃完后等待只有三节车厢的内燃机列车开来。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大炉子烧得正红，炉旁聚着两三个人。我们没有进去，两人单独站在冷飕飕的月台上。轮廓分明的冬月冻僵似的悬在空中。上弦月，弧形尖锐，犹如一把中国刀。笠原May在这月下踮脚在我右脸颊轻轻吻了一下。我可以在现已不复存在的青痣上感觉出她凉凉的薄薄的小小的嘴唇。

“再见吧，拧发条鸟，”笠原May低声道，“谢谢你专门来看我。”

我双手插在风衣袋里，凝视着笠原May。我不知说什么好。

车一进站，她摘下帽子，后退一步对我说：“嗳，拧发条鸟，有什么事要大声叫我，叫我和那些鸭子人儿！”

“再见，笠原May！”我说。

车出站后上弦月也还是总在我的头顶。车转弯时，月亮时隐时现。我眼望月亮，望不见时，就望窗外几座小镇的灯火。我在脑海中推出一个人乘公共汽车返回山中工厂的戴蓝毛线帽的笠原May，推出在哪里的草丛中入睡的鸭子人儿，又转而考虑自己所要重返的世界。

“再见，笠原May！”我说。再见，笠原May，祝你得到牢牢的保护。

我闭眼准备睡一觉。但睡着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远离任何人任何场所的地方，静静地坠入片刻的睡眠。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挪威的森林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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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UUEI NO 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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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永远的青春风景（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永远的青春风景（译序）

林少华

自不待言，《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是村上春树最有名的小说，也是其作品中最容易看和写实的一部。没有神出鬼没的迷宫，没有卡夫卡式的隐喻，没有匪夷所思的情节，只是用平净的语言娓娓讲述已逝的青春，讲述青春时代的种种经历、体验和感触——讲述青春快车的乘客沿途所见的实实在在的风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可能是另一番风景，孤独寂寞、凄迷哀婉而又具有可闻可见可感可触的寻常性。可以说，描写如此风景的小说，在村上文学世界中仅此一部。在它之前，巍然矗立着《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座寒气逼人的神奇的冰峰；在它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舞！舞！舞！》那永远停不下来的舞步。

据村上介绍，《挪》的诞生有其必然性。写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后，村上筋疲力尽，感觉上就像整个人被掏空了，所有的库存——包括“自己尚未认可的、不完全的甚至污秽的”东西——尽皆耗费一空。更主要的是他有些写烦了，想换个手法来点与以往不同的东西。这倒不是说他对以往的作品缺少自信，莫如说相反，他认为自己作为作家已经进入“稳定期”，有了固定的读者群，生活因而有了保障。尤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问世使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多了起来，自己随之有了自信。但他有些焦躁。对以往的写作模式和手法感到不满足，想另起灶炉，开辟一片新天地。新天地是什么呢？

那就是现实主义（realism），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从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又有所不同的角度来个“正面突破”。不过，尝试现实主义这个欲望自从写完《且听风吟》之后一直就是有的，渐渐发展成势在必得的决心。我不想把自己框死，所以才想用现实主义来一场与以往不同的“正面突破”。这便是《挪》的创作动机。

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我眼看就四十了，想趁自己的三十年代还拖着青春记忆尾巴的时候写一部类似青春小说的东西。记得当时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要写一部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的小说。（《村上春树访谈：我这十年》，载于《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村上春树BOOK》）

也就是说，《挪》是村上在手法上改弦更张和怀有青春危机感的必然产物。前者他在《村上春树全作品1978—1989》第6卷中也说过，后者则在《挪》开头第一章中借主人公之口再次提起：“……记忆到底还是一步步离我远去了。我忘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死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认为村上想对青春时代——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青春时代做一个总结性交待，而这样的交待也的确适合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至于能否写出来，村上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期间他搬了几次家，从神奈川县的藤泽搬回东京，又搬去大矶。虽说他不讨厌搬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具什物越来越多，渐渐搬得不耐烦起来。更头痛的是由于不擅长应付日常琐事，无论搬去哪里都难以静下心集中精力写作。“在写东西这点上，我是个相当神经质的、笨拙的人，不是在哪里都能进入状态那一类型。”这样，为了写这部设想中的小说，他决定出国，开始了第一次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

第一次降落在罗马机场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初晴朗温暖的一天。阳光强烈，空气明晃晃炫目耀眼，但和清澄得仿佛天空掉底般的日本秋空不同，那里总好像有一层迷迷濛濛的东西，犹如音乐的通奏低音，轻柔而又宿命地笼罩着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时间。阿皮亚大道的松树也好，宫殿泛红的墙壁也好，特韦雷河的水面也好，都蒙着无可形容的秋雾样的过滤网。南欧的秋天有一种无端地让人感伤的地方。

（《村上春树全作品1978—1989⑥·创作谈》，

讲谈社1991年3月版）

这是村上谈《挪》的创作那篇文章的第一段。而《挪》的开头同样写的是机场：“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二者虽然地点不同，景色不同，但都那么令人感伤，而且年龄完全一致。村上一九八六年是三十七岁（一九四九年出生），《挪》的主人公“我”也是三十七岁。这应该不纯属巧合。村上到达南欧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写《挪》是在其后不久的十二月——村上难免把当时的感伤和异国生活的孤独带入作品之中，作品时间也设定在与之相近的十一月，地点是同在欧洲的汉堡。即使就这点来说，这部小说也如村上在《挪》后记所说的，“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在旅欧游记《远方的鼓声》中村上也说《挪》和《舞！舞！舞！》“命中注定地涂上了异国标记”。换言之，村上是在南欧生活特有的感伤和孤独气氛的包围中一边回忆已逝的青春一边创作这部长篇的，作品的情境和村上实际置身其间的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无论对于村上本人还是对于他的作品都是个例外。

那么，如此产生的《挪》到底是怎样性质的小说呢？这个对作品本身其实并不很重要的问题在日本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多大程度上属于自传；其二，是否属于“恋爱小说”。先看第一点。关于这点的争议村上本人也有责任。他一方面说《挪》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且一再强调“现实主义”，一方面又再三表白主人公渡边与他本人无关，同时又并不否认多少有相似之处。例如他在接受东京大学副教授柴田元幸采访时这样说道：

这部小说出来后，接到很多信。大家为什么都把我的小说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捆在一起考虑呢？不错，时代背景我是和小说相同。而且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写小说也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有人也真是太抄近路了。

……（出场人物的喜好和我本身重合）那样的部分我想是有的。但那终归只是一个视点。因为主人公是第一人称，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感情移入”，在某种程度上。这样，我的喜好也好想法也好直接融入其中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就拿小说里出现的“料理”来说吧，较之我的喜好，不如说游戏成分更多些——实际上我只做极其单一的东西。如切干萝卜丝啦羊栖草啦煮蒟蒻等等。但若光写这个，“料理”谈资很快就枯竭了。所以就要适当编造。明知那玩意儿做不来，但还是往下写。不是全部一丝不苟。因此，这些细小地方读者如果一一信以为真可就糟了。再比如音乐，我个人向来不怎么喜欢“甲壳虫”。倒也不是说讨厌，听还是听的。不过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和自己重合的。另外，也有的融入主人公以外的人物身上。

……（我在永泽身上的投影）多少有一点吧。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那种极端部分。那个人物对我是极有趣的人物。或者说有很多很多感同身受的部分。对于“我”也是这样。有的地方有同感，有的地方没有。

（村上春树访谈：《在像山羊邮信一般迷宫化的世界中》，

载于《村上春树的世界》，《Eureka》1989年临时增刊号）

此外也有不少和村上本人经历类似的地方。例如书中出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学潮”是村上亲身经历的，渡边住的宿舍是以村上当年实际住的宿舍为原型的，主人公就读的大学显然指村上和夫人阳子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村上学的即是戏剧专业，绿子身上多少带有村上夫人阳子的影子；主人公喜欢读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一些美国当代作家正是村上同样喜欢的等等。可是不管怎样，《挪》是虚构的。即使“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即使主人公是作者的“分身”，《挪》也不是自传体小说，更不等同于自传。“但小说感觉起来就像一部自传，它偏重活生生的经验而非超自然的智力游戏和头脑风暴，而且远比其他作品更加直接地告诉我们年轻的村上第一次从神户来到东京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挪》最了不起的技巧上的成就也许正在于村上将自传体的日本私小说技巧创造性地用于一部完全虚构的长篇小说”（《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

再看一下《挪》是否属于“恋爱小说”。如果说上面类似“原型研究”的探讨主要在读者（村上迷）中间展开，那么这次探讨以至争议则主要发生在文学批评界。其实，若以村上本人的说法为准，这点本来是不存在争议的。因为日文原版上下册的金色腰封上明确强调是恋爱小说。红色封面的上册写的是：“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一次也没写过的那一种类的小说，也是我无论如何都想写一次的小说。这是恋爱小说。虽然称呼十分老套，但此外想不出合适的说法。一部动人心魄的、娴静的、凄婉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绿色封面的下册写的是：“他们所追求的大多已然失去，永远消失在进退不得的黑暗的森林深处……一部描写无尽失落和再生的、时下最为动人心魄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其中上册的“恋爱小说”和下册“百分之百”字样的下面打了横线以示重要。既然作者本人如此言之凿凿地断定《挪》是“恋爱小说”且是“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那么别人何必在这上面争论不休呢（当然不是说不可以争论）？何况原本不是大不了的问题。问题首先在于村上本人另有说法。他在前引《创作谈》中这样写道：

我之所以在腰封加入“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这句话，说起来，那其实是自己对于出这样一种小说一事本身的辩解（excuse）。我想说的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这不是偏激的（radical）不是新潮的（chic）不是知性的（intellectual）不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不是实验性的小说，而是普普通通的现实主义（realism）小说——请就这样读好了！”问题是，毕竟不好在腰封上写这东西，于是绞尽脑汁搬来“恋爱小说”这个说法。因此，虽说《挪》被人从“恋爱小说”这一观点加以评论是自己招致的，但老实说，即使现在我也非常困惑。这是因为，在准确意义上《挪》不能说是恋爱小说。或者不如说我连恋爱小说到底意味什么都不晓得（现在也不晓得）。我看过许多小说，其中大半都写的是爱，处理的始终是如何给予（不给予）爱和如何接受（不接受）爱，但我几乎没有把那样的小说看作恋爱小说。而我自己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种种样样的爱，我想也没有超越那种意义上的爱的形式。所以，如果有批评说《挪》这部小说中没有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因而不能称为恋爱小说，我想那大约是对的。

如果勉强下个定义，我认为将这部小说称为“成长小说”还是接近的。我之所以最终未能按最初计划把《挪》作为“轻小说”收住，原因也在这里。……我不能不对这个故事负起全面责任。一如《挪》中的出场人物对爱或对道德负起责任一样，我也势必对故事负起责任。

紧接着，村上在一篇访谈文章中再次强调腰封上的广告词本来不是想写“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而想写“百分之百的现实小说”。但担心那样写谁都不会买来看。而若代之以“青春小说”，一来不是“青春小说”，二来“青春小说”这个词早已落入俗套，只好姑且用“恋爱小说”。“可我并不是作为恋爱小说来写的，那不过是广告词罢了。作为我，真想宣称这是我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随后村上坦言没想到《挪》卖得那么火，否则根本不至于用“恋爱小说”作广告词（参见前引《村上春树BOOK》）。一句话，所谓“恋爱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操作方面的考虑，是违心的说法。加之村上第一次以“现实主义”文体写成的这部长篇差不多没有人从文体角度加以评论，也几乎没有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恋爱小说”四个字，使得村上感到自己的作品被误读了，苦衷被漠视了，为之感到委屈。既然别人不说，只好自己一再出场表白。他还怕别人不理解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特意说了他“所考虑的现实主义”的三个要素，一要简洁，有速度；二要行文不妨碍故事的流程，不对读者做更多的物理及心理上的要求；三要尽量不使感情“自立”，转而托付给关系不大的东西（前引《谈创作》）。他还强调《挪》不是用传统日语而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然而大部分人偏偏不肯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他在《挪》中苦心经营的文体。于是村上在解释之余，开始有些不平了，埋怨日本主流文坛总是把眼光盯在“古已有之的规范上面”，“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

客观地说，大多数人的确是把《挪》作为描写“三者关系”的“恋爱小说”看待的，评论也多以恋爱的“关系性”为主轴展开，但不同的声音也明显存在。如筑波大学教授黑古一夫就指出《挪》不是“恋爱小说”，因为其中不存在爱，没有涉及爱的内心纠葛，充其量只能算作甜美的“青春物语”（黑古一夫：《“丧失”或“恋爱”的物语——〈挪威的森林〉》，载于《村上春树：The Lost World》，六兴出版1989年12月）。三枝和子把恋爱的基准定为“具有自我的男性与具有自我的女性之间的对等的男女关系”，而《挪》中的主人公“自我”并不明确。而且，《挪》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精神恋爱因素，但其“比重几乎都同肉体相关，离开肉体的精神全然不存在”，因此，“只能得出一个奇妙的结论：恐怕根本不是恋爱小说”，至多定义为“新型恋爱小说”，但“那早已不能称为恋爱”（《〈挪威的森林〉与〈青梅竹马〉》，载于《村上春树studies》第3卷，栗坪良树、拓植光彦编，若草书房1999年8月）。尽管含义不同，但在结论上两人是同村上不谋而合的。此外还有称之为“自杀小说”、“自慰小说”的（千石英世）等等。

至于“现实主义”，确乎极少有人——几乎没有——从这一角度把握《挪》的文体。有人称之为“翻译腔文体”（樱井哲夫），有人称之为“酒吧老板文体”（ねじめ正一）。即使提及现实主义的，其评价也往往倾向于否定。如认为《挪》虽然讲的十八年前的记忆，但并非以“记忆的准确性”为目的，而且故事是从“现实与语言之间的信赖关系受到损坏”这一点启步的（远藤仲治，见《村上春树studies》第3卷）。黑古一夫还认为“性与爱的分离对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人应该不具普遍性”。这些都对《挪》的“现实主义”构成质疑。当然村上自有村上的说法，一来村上指的主要是文体，二来村上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没有必要限定其必须是“实事”，“即使写的事不够自然，而只要读者觉得自然，也就是现实主义”。就《挪》而言，村上认为不自然的地方虽然也有很多，但读起来应该觉得自然，“因为已经赋予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属于现实的因素”（前引《村上春树的世界》）。相比之下，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基本认同《挪》是现实主义小说这一说法，他在前引《倾听村上春树》中说：“村上应对写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挑战’的最基本的回应是用确切的、描述性的细节填充每一个场景，相对于他一贯边缘、抽象的文学风景这的确很稀罕。对于宿舍生活和东京周边的描写都基于第一手经验，包含于其间的不但有象征价值或情节上的重要性，更有从记忆中重现他青春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用意：1968—1970年学运的狂暴岁月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

依我之见，作为手法和风格（文体），我认为《挪》是现实主义的，而作为内容，说是“恋爱小说”或“青春小说”也未尝不可，不大赞成在恋爱小说、青春小说和“成长小说”之间还要明确划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仿佛势不两立。一般来说，青春时代谁都要恋爱，谁都要成长，或者说爱情和成长是青春时代的主旋律，再加以区分又有多大意义可言呢？况且“恋爱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也并不矛盾，前者指内容或性质，后者指风格或手法——完全可以粗线条归纳说成现实主义风格的恋爱小说（中文更习惯说爱情小说或言情小说）。原因很明显，《挪》基本没有演示此前和此后作品经常出现的大跨度的想像力，没有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怪诞描写，而是大体老老实实讲述主要在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用村上的说法，读起来“觉得自然”。何况还有“极重的个人性质”——不妨理解为无论情感倾向还是人物本身抑或特定场面都较其他作品有更多的作者本人的投影，也就是说，多多少少含有传记性因素。

归根结底，《挪》之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卖得那么好，影响那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通俗而完整的故事，而且是爱情故事、独特的爱情故事。所以说通俗，是因为里面没有不知何所来不知何所去的双胞胎女郎，没有神神道道的羊男和同样神神道道的海豚宾馆，更没有莫名其妙的夜鬼和忽然比例失调的大象，读起来无须劳心费神。毫无疑问，只有通俗才能为更广泛的普通读者所接受。所以说完整，是因为不像村上其他作品那样采用拼图式、双轨式或交错式、跳跃式结构，基本按照时空顺序和人物性格逻辑步步推进。而且村上显然很会讲故事，有条不紊，娓娓道来，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让人享受到一种阅读特有的快感。关于这一点，日本的美国文学专家越川芳明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表述，引用如下：

自不待言，《挪威的森林》在风格上同村上春树以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不是创作初期那种片断叠加式的小说，而是一部无懈可击的一气呵成的长篇。或者如村上本人所自负的那样，确是他一生仅有一次的“成功之作”。例如，此故事向彼故事的推进与跨越竟如抹了油的钢轨一样光滑流畅。翻开书页，我们就像坐在下坡时的喷气式过山车一般体味到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感。

情节推进的自然流畅，反过来说，也就是阅读时感觉不出“摩擦”与“抵抗”，或者说书中没有令人不由得止步不前那种生涩的措辞和使人生厌的跳跃。作者并不仅仅回避这类“摩擦”，而且如木匠推刨子一般将表面削得平滑如镜。应该说，这是作为小说家的一种刻意操作——就连拐往岔路的时机以至拐的方式都力求妙造自然，同时又注意使整部小说的主题愈发丰满充实。

（越川芳明：《村上春树：美国式罗曼司的可能性》，

载前引《村上春树的世界》）

据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这是学者当中对《挪》以至村上春树最富于激情和想像力的肯定和赞赏，很切合中国读者的感觉。无论如何，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完整而流畅的故事最容易接受。在村上所有作品中，只有后来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在这点上同《挪》较为接近。

更吸引人的是，这个通俗而完整的故事还是个爱情故事。不管村上本人和部分批评家如何否认，是个爱情故事或“青春物语”这点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几乎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青春元素：连带与孤独，开朗与感伤，追求与失落，坚定与彷徨，充实与寂寞，纯情与放荡，时尚与乡愁，奔走与守望，无奈与救赎，忏悔与迷惘……青春离不开爱，《挪》也是如此，从而构成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能说渡边同直子和绿子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或者没有恋爱吗？如果那不是恋爱，便只能是友爱。但那明显超越了友爱程度。直子或许没有真正爱过渡边——“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但渡边对直子的感情应该出自于爱。不错，如渡边自己所说，他和直子之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直子应尽的责任。而那种责任感，较之友情，更多的还是来自爱情。第十章有这样几句话：“……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为直子保留了相当一片未曾被人染指的园地。”紧接下去，在就绿子的事写给玲子的信中仍写道：“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娴静典雅而澄澈晶莹的爱。”渡边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他说爱，便是真的在爱。因为爱，才产生责任感，才一直希望直子出来和自己住在一起，才会在直子离开人世后独自失魂落魄流浪一个月之久。

另一方面，渡边对绿子的爱或许是有所犹豫和保留的，但绿子对渡边的爱则是那样汹涌澎湃，没有怀疑的余地：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虚拟语气，又能解数列，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不可？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吗？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俊的男孩，但没办法，就是看中了你。”

……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认为这是大甩卖？你要是不买，我很快就到别处去。”

（第十章）

在《挪》中，我们既不能否认爱的存在，又不能否认这种爱或者恋爱呈现为非同一般的特殊形态。最突出的表现，是性与爱的分离，或者说爱未能归结为身心合一即肉体和精神融为一体这一传统“恋爱小说”的形式。直子真心爱着木月，而肉体却违背其意愿，拒绝同木月做爱；相反，直子未必真心爱渡边，而身体却“等待”对方的进入。这种性与爱的分离是直子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同时未尝不是她自杀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表现是，虽然小说写的是所谓“三角恋爱”，但就三人的“关系性”而言，丝毫没有此类小说中常见的类似争风吃醋的心理纠葛及相应的行为模式。绿子知道渡边另有喜欢的人，却没有不快的表示，只是说“我等你，因我相信你”。作为直子，她固然不晓得渡边和绿子的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即使晓得，也不至于妒火中烧——渡边曾在信中提到绿子和绿子的父亲，她回信淡淡说道：“绿子那个人看来很有趣。读罢那封信，我觉得她可能喜欢上了你。”当然，心理纠葛不是完全没有，但只发生在渡边一个人身上，两个女子基本置身其外。或许正因如此，正因为恋爱采取了新的形式，这个爱情故事或者青春物语才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刻骨铭心。

不过，细想之下，渡边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子，恐怕既不是直子又不是绿子，而是初美：“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尤其在第八章吃饭时永泽同初美吵嘴后他送初美搭出租车回宿舍途中，渡边愈发感到初美身上有一种引起他“感情震颤”的东西，一直在思索着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当我恍然领悟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就好像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到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没有记起。而初美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不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至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也就是说，初美之所以是渡边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主要是因为初美是他“少年时代的憧憬”的象征，而少年时代的憧憬总是纯真的。从中不难窥见渡边身上除了坦诚之外的又一个优点：向往纯真。这点也可从他对待其他几个人的态度上看出。他喜欢和欣赏死去的木月，木月是他绝无仅有的朋友，“除了他，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而木月是纯真——至少是单纯——的男孩，纯真得“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木月之死无论对直子还是对我的冲击都是震撼性以至毁灭性的，因为木月的死不仅仅意味一个朋友的失去，而且意味至高无上的纯真客体的毁灭。之于初美也是一样，所以渡边在得知初美自杀之后，同永泽彻底绝交。对于敢死队，较之反感，莫如说感到求之不得，因为敢死队“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而且不会谈恋爱，买衣服嫌麻烦，讨厌裸体画，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变化之类。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纯真，至少不失纯真。惟其如此，渡边才在作为笑料对直子讲起敢死队后感到内疚：“……说心里话，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那么对于永泽是怎样的态度呢？渡边对他怀有好感，是因为“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而从来没向他“交心”、从未将他视为朋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永泽缺乏纯真情怀——“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甚至捉弄作为恋人那么难得的初美。用村上的话说，永泽是一个“在道德意义上破产”的人。另外，渡边爱不释手——“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也是个历经坎坷而始终不失纯真的典型人物，为了与往日情人黛西重温旧梦而不惜任何代价，而死于阴谋时也带着诱人的迷梦。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渡边向往和追求纯真的倾向，而追求纯真的过程，无疑是精神成长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村上认为的“成长小说”。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和价值所在。

读者或许要问：渡边同那么多女孩同床，怎么还能说是纯真呢？该说是放荡才对。但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那是发生在他去“阿美寮”确认自己对直子的感情之前，第二，他在确认对绿子的感情之前，刻意避免同绿子发生性关系，即使和绿子躺在一张小床上，即使“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渡边也极力克制了自己，待绿子响起睡熟的声音后，溜下床去厨房看《在轮下》。可以说，渡边一旦确认了对对方的感情，对待性就变得严肃起来，开始有了责任感。而这未尝不可视为他对纯真、对纯真爱情的追求，不宜同一味放荡（比如永泽）划等号。

下面再就读者来信较多的几个疑问谈一下。

1. 为什么要有性描写？

《挪》之前的《且听风吟》、《1973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几乎没有性描写，而《挪》陡然出现这么多，难怪许多读者感到困惑。这同村上的心情变化有直接关系。他在前引《创作谈》写道：

写《挪》时我想做的事有三件。第一是用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文体写，第二是就性和死一吐为快，第三是消除《且听风吟》那部小说含有的类似处女作性质的羞涩那样的东西，而正面推出“反羞涩”。就这三点进一步详细说明是非常困难的，作为我只能说作为心情是这样的。

针对日本有人说《挪》色情，村上在接受采访时反唇相讥，说性场面根本就性感，“居然还有人说是色情”。他接着说：

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是如实地写就越是没有腥味。我是以这个想法写的，但不少意见认为并非如此，说是色情，说现代年轻人难道是那样的不成？可若是连那个都算是色情，我倒是想问那些人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性生活。

（前引《我这十年》）

2.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死去？

关于这一点村上自己有个说法：

在这部小说中，很多出场人物一个接一个死去消失，有不少批评说这怕也太巧了吧。但不是我辩解，老实说，那是故事要求我那么做的，作为我，除此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关于casulties（没有确切译法，或许可以说是战斗人员的“减损”）的故事。就是说我身边有许多人死掉或失去，或者说有许多人在心中死掉或失去。在这里我真正想描写的不是恋爱姿态，莫如说是casulties姿态，是cusulties之后剩下来不得不活下去的人们或事物的姿态。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受伤、失落、失去却又要活下去。

（前引《创作谈》）

简言之，村上写死是被迫的，那是成长或活下去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挪》中，木月死了，直子死了，初美死了，直子的姐姐死了。总的说来，死在村上作品中并不少见，但相比之下，《挪》中的死者都具有突出的正面特点，木月那么“热情公道”，直子那么温柔漂亮，初美简直近乎完美，直子的姐姐品学兼优，因而他们的死都那么令人怀念，小说的题词写的就是“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可以说，《挪》既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铭。同时死又给生者留下只有通过死才能够学到和体会的东西。渡边通过木月的死——以木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为界——得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通过直子的死，明白任何哲理都不可能治愈失去所爱之人造成的悲伤，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悲哀中挣脱出来。事实上渡边也最后穿越了那片无边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开始同现实世界接轨，摸索新的人生——借用村上的话，“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一点需格外注意。那就是，至少直子和她的姐姐死于类似抑郁症、自闭症的心理或精神疾患，而其症状在木月自杀之后就在直子身上出现了。直子姐姐周期性一连两三天闭门不出，而且持续四年之久，但都没引起家人和周围人足够的警觉——没以为那是精神疾患，以致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直子姐姐自杀年龄也是十七。自杀前和直子同样没有任何征兆，然而自杀了。类似情形在当下中国社会（包括大学校园）也时有发生，应该予以重视并尽可能争取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设立“阿美寮”那样的特殊医疗康复机构。

3. 渡边和绿子结婚了吗？

这也是读者感兴趣的一个疑问。其实，小说一开始就对这个疑问做出了否定性回答。“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尽管不能据此明确断定，但一般说来，此时的“我”应该没有旅伴。“为了不使脑袋涨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假如有旅伴即绿子作为夫人陪在身边，按常识应由绿子首先问“我”表示关心，无需劳空姐特意过问。“飞机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若有绿子随行，那般活泼好动的绿子早拉“我”抢先冲出机舱了，就像当年一声“走吧”拉“我”离开教室一样，怎么可能把“我”独自留在“那片草地之中”不管呢？显然，渡边后来并没有和绿子结为夫妻。不过，作为现实情况，村上倒是同据考证为绿子原型的阳子结婚了，即村上阳子夫人，而且婚后也十分要好——“我，妻，加一只猫，一起安安静静地生活”。

岁月如流。《挪》日文原版一九八七年在日本问世，距今已过去了二十六年。《挪》的中译本一九八九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距今也过去了二十三载。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中外畅销书被冲出记忆的围墙，而《挪》依然在文艺百花园里弥散着其特有的芬芳，据统计，二〇〇一年《挪》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以来，各种版本印数达二百六十多万册，重印七十多次。其间无数读者来信朝我这个译者手里飞来，每三封就有两封谈《挪威的森林》，或为故事的情节所吸引，或为主人公的个性所打动，或为韵味的别具一格所感染，或为语言的洗炼优美所陶醉。有人说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有人说像静夜如水的月光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有人说引领自己走出四顾茫然的青春沼泽，有人说让人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什么叫成长……当年的《挪》迷如今已经三四十岁——又一代人跟着她涉入青春的河床。

美国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曾将《挪》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其根本原因，我想不妨引用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十多年前的话加以概括：《挪》“以纪实的手法和诗意的语言”，注重表现“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追求……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未尝不可断言，《挪》将作为青春旅程中的一段凄婉而迷人的风景线，陪伴一代又一代人走向成长，走向远方。

最后请允许我这个老翻译匠啰嗦几句翻译本身。《挪》是我一九八九年初翻译的，同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后一再修订，不包括这次即有六次，时间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〇〇〇年三月、同年九月、二〇〇一年三月。或通读译作斟酌中文表达，或据读者来信做个别订正，但哪一次修订也没有这次费时费力，这次是对照日文全面校阅的。

校阅当中，一方面为自己的漏译误译感到羞愧和惊诧，一方面又每每思忖：就技术精确性来说，我可能比过去多少有所提高，但问题是，技术精确性对于艺术未必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挪》幸亏是我二十几年前翻译的。那时自己也还算年轻，译笔似乎更有生机和灵性。换言之，倘今天翻译，译文或许较为圆熟老到，但往日那一往情深的执著、那冲击语法藩篱的锐气、那惟有年轻才有的骄傲与洒脱恐怕很难出现了。因此，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此次校阅不强求“形似”——一般不做规范性修剪，不强制其就范。何况，之于拙译四十一部村上作品，《挪》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纵使后面的再优秀，第一个也总是最让人偏爱的。或者莫如借用村上春树的话说，《挪》倾注了我过多的“充满个人偏见的爱”。村上在题为《翻译与被翻译》那篇文章中具体这样说道：“我本身搞翻译（英文→日文）搞了相当长时间，相应晓得翻译这东西是何等艰苦而又何等愉快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知晓一个个翻译家使得文本固有的滋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是语言能力，但同时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一个对象。”（载《远近》2006年8、9月合刊号）

概而言之，文学翻译需要两点，一是来自个人偏见的爱，一是基于语言能力的精确。而出色的翻译，无疑是爱与精确的完美结合。其结合的结果或二者相加之和，是我奉为圭臬的“审美忠实”带来的审美感动。任何规范、制度甚至思想都可能过时，可能灰飞烟灭，惟美永存。

写到这里，不知何故，脑海里倏然闪出一座瓜园小屋。四十多年的事了。那时我正在乡下耕作。从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去生产队（屯）队部的河边小路经过一片瓜园，满地香瓜，从很远就能闻到香瓜才有的瓜香。那是八月的乡村最好闻的香味儿。不过更让我动心的倒不是瓜香和吃香瓜，而是瓜田那座小屋。也是因为锄地割地等活计累人和我比较懒的关系，我极想当瓜田小屋的主人，为生产队看瓜。有人买瓜我就提篮下田摘瓜，摸摸这个瓜的下巴弹弹那个瓜的脑门，然后在四周懒洋洋的知了声中摘一篮瓜回来。多美啊，多幸福啊！可以说，我绝对是那个看瓜人的“粉丝”，并时刻准备取而代之……

十七八年后梦想成真，我果然成了那座小屋的看瓜人。瓜园就是“挪威的森林”——森林瓜园，奇香异果，美不胜收，而又扑朔迷离，这当然让我感到快乐。快乐之余，困惑亦多：瓜园是外国的，瓜是外国的，有时不能准确判断瓜已熟透还是半生不熟。有的瓜还相当“狡猾”，躲藏在叶伞之下或蒿草之间，一时难以找见。因此，我摘进篮里的瓜未必个个熟得恰到好处，甚至缺斤短两。所幸总有热心人帮忙，把生瓜拣出去，把躲藏的瓜找来补足。不用说，他（她）们就是为拙译纠错补漏的读者朋友。举个有趣些的例子：

身为男性的您，身边大概没有女人点拨关于妇女用品的名称，只好由过分热心的读者不耻下教。《挪》P65的“卫生带”，除了极少数穷人已没人用了，那是用布做的可更换卫生纸的带子，现在城市已很罕见了，想来在日本更早绝迹。应译为“卫生巾”。多常用的词呀！此外，“药棉”和“止血塞”即“内置卫生棉条”，如“丹碧丝”、“OB”。您的译法让人觉得那东西是用来堵鼻子的，连女孩都看不懂，别说男的了。想通后大笑一气……说实话，您的译文很精彩，就差这一点儿“专业知识”。如果您对“摇滚文化”或女性问题还有疑问，请和我联系。

这位帮我“敲瓜”的热心读者果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姓名：100081北京外国语大学208#信箱郑明娟。写信时间为“1999.1.12凌晨”。一晃儿十几年过去了。这位学英语的女生，你在哪里？做什么呢？可一切都好？

十几年后的今天，又有幸得到上海李小青先生、青岛纪鑫君和我曾经的研究生蔡鸣雁的热情帮助。他们对照日文通读拙译全书，一一帮我找出误漏之处，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尚希读者诸君继续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二日（癸巳正月初二）

据二零零七年六月中旬稿改定于窥海斋

时青岛瑞雪纷飞炮竹声声

［附白］　去年金秋时节去上海参加《外国文艺》编委会，上海译文出版社吴洪副总编辑和责编沈维藩先生告诉我，村上十部小说将出精装本，希望我将译文全面校订一遍，而《挪威的森林》是重中之重，如果可能，最好写一篇针对性强些的精装版译序。作为我，十余年来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感想、新的思考，也想把自己读得的关于这部作品的背景资料及评价要点介绍给读者。于是趁此良机，整合敷演，率尔成文，权为新序。

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

第一章

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扁平扁平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MW(1)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般。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于是她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比利·乔尔的曲子。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飞机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It’s all right now, thank you, I only felt lonely, you know.）”我微笑着说道。

“well, I feel same way, same thing, once in a while. I know what you mean.（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摇了下头，起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I hope you’ll a nice trip. Auf wiedersehen！（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Auf wiedersehen！）”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穹。凝眸望去，长空寥廓，但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抚过草地，微微拂动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丛中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脚步，一边向我讲水井的故事。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艺儿似乎是无所谓的。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像回飞镖(2)一样转回到自己手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微寒，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描摹下来。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情形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一时间竟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总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以及紧靠其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地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冈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而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现出的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歪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不过，让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如此浮现出来，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时间越来越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五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十秒、三十秒、一分钟。它延长得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置，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那风景，惟独那片十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拗地连连踢着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想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不痛，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其他一切归终尽皆消失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更有力地往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必须诉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至于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跟我讲过那口井以后，只要看不到那口井，我就想不起那片草地的景致。虽然未曾实际目睹，但井的样子已作为无法从脑海中分离的一部分同那风景浑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豁然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穴，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又不见略微高出的石沿，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口，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浑浊的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的小蜥蜴“吱溜溜”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内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有多深；里面充塞着浓密的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虽说肯定在这一带无疑。”说着，她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口袋，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在说自己并非撒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嗖——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三年两载就有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说：准保掉进野外的井里了。”

“死法怕有点不大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颈骨，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爬来爬去的蜈蚣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全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想想都让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可千万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抽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什么都不担心。即使深更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到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会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无意把我拉去。”

“那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我说。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肩上，目不转睛地迎面盯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便是那样一对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她踮起脚尖，轻轻地把脸颊贴在我脸颊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一下子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纭，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良久，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嗳，假定、假定我和你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你出差的时候，有谁能守护我呢？难道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早早晚晚也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到底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那样。那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把手放在她背上，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另作商量不迟，商量往下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毕竟不是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用我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吗，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肩膀绷得紧，才这样拘板地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轻些。”

“你为什么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啊！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崩离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能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和我睡？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

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干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就好像寻觅失物似的，眼睛看着地面在松林小路上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臂，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伤害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有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步站在那里，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鞋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天空。直子两手插在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前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中送炭，即使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待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回答。

她就再没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微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隆起的地方，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缓坡。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到这儿来，那边可能有井。”我冲着她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臂，两人肩并肩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也还是一步步远离了。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在如此追踪记忆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失去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安置所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化为一摊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更早些时候，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有过几次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十分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派不上用场。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蒂——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我才越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记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

(1)　BMW：Bayerische Motoren Werk之略，即“宝马”，德国名车。——译注，下同。

(2)　回飞镖：澳大利亚土著人使用的飞射武器，若不击中目标会自行飞回。

第二章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给我找了这个住处。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十八岁少年，也总可以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需添置什么了。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蛮不错的高地上，占地面积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树迂回一样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许多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决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乳黄色的，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间会议室。另外不知做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舍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院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作为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借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块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此中包藏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在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求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孰对孰错，我无从判断，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反正这里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一九六八年春到一九七〇年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住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位于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住的楼）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又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之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入住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六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六时，那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器同步在院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运动服，脚穿白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把旗递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仪式大同小异，只是顺序与早上正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即可。晚间国旗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夜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夜间，国家也照样存在，工作之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招待、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等——这些夜间工作的人们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舍我别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室，三四年级每人一间。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对背放着学习用的两套桌椅，门内左侧放一架双层铁床。每件家具，其结构都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除了桌椅铁床，还有两个立柜、一张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无论怎么爱屋及乌，都难以恭维是富有诗意的空间。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一些日用品：半导体收音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以及用来处理速溶咖啡、袋装茶、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平凡冲击力》上的美人照，以及不知从哪儿撕下来的色情电影广告画。其中也有开玩笑贴的猪交配照片，但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间贴的都是裸体照，或年轻女歌手照和女演员照。桌上的书档里排列着教科书、辞典、小说之类。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粘着已经发霉长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里边一冒烟，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是黑糊糊的，里外粘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扔着速食面包装袋、空啤酒瓶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到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再用垃圾铲投进垃圾篓。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水，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沌不堪的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过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染，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是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都不知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和“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照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照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就很想贴裸体照，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那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当玩笑说的，大家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呼哧呼哧”嗅嗅味道，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了，该剪一剪鼻毛了。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所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心生感慨：世上果然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人生目的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有诸多感慨，此乃其一。不错，假如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的热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的。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回答。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选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煞有介事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之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抖毛巾，小心翼翼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刷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到很晚，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得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平台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六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就六点半吗？六点半对我来说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在这里做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也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讶，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再没心思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日本广播协会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板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去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活气死人的收音机趁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会像打开地狱之门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对自己的东西极其在意。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做体操不就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吃吃”笑了。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噼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没到中午就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无影无踪了，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一个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位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夏天的阳光降临，但两人也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十五分钟，背上渗出汗来。于是我脱去厚些的棉质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确实记得不很多。

“集体生活怎样？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个月刚过一点嘛。”我说，“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袋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啰啰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六点半就做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思索了一会儿什么，然后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视我的眼睛。仔细看去，我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着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有盯视直子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宿舍寄宿？”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到。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儿距离跟在后面。

差不多有一年没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几乎变得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了好多。但她这种瘦削，丝毫不给人以骨感啦不健康啦那类印象。她的瘦法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悄然藏身时间里体型自行变得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想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知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不存在。

出得车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着一米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儿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一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她的背影和笔直的黑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来说，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法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1)线往驹込走去。路程真是长得可以。到得驹込，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像突然察觉到似的问道。

“驹込。”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麦面馆，简单吃了点儿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点完东西到吃完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也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込的，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吃完荞麦面，我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爬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她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以后再见面好吗？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是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的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退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我好像多少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口的时候，头脑更加混乱得找不出词儿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一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扬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又不能表达得确切，以致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儿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闲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山手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一间小公寓。

“喂，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儿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统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没品位”。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是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是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过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来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对我来说却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但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大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得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而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同样搭话，同样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沉默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当见他这样，总觉得他煞费苦心，虽然实际上多半并非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气氛的变化，从而挥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都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型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他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只对仅仅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对于他为何把我选为朋友，我也不明所以。我这人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某种值得木月刮目相看并主动攀谈的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费昂贵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来可爱的女孩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啊！”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呢，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谈。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咖啡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跟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有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点儿生气，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里不期而遇，其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生我的气，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可理解。如果可能，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五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趣，我们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的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道。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雨刷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又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我对负责询问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和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大概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事件就算了结了。那辆红色的N360车被处理掉了。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她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账。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2)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做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询问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一团恍若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洁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那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在镇纸中，还是在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之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这个事实是无论怎样力图忘掉都将归于徒劳的。因为在十七岁那年五月的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送走了十八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词。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背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永无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1)　都营电车：东京都经营的电车。

(2)　电车：日本的电气列车。

第三章

第二个星期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家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大体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星期都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当时我看的尽是她的后部，这点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一点点对直子产生了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漂亮的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都该进再时髦些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似的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仿麂皮皮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们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咖啡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直子问我——只问过一次——有没有一度喜欢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大概因为这个，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偎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本身，于是我总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归宿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情。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却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寻求语言。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星期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需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每次我都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语言彷徨症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人少，一片寂静。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中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飘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我固然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一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厄普代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1)。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2)、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同一本书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把书的香气深深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约翰·厄普代克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但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读第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道。

我们果真成了朋友。那是十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上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3)、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啊！”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与你，其余全是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脑袋里算了一下：“可菲茨杰拉德才死了二十八年啊！”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会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外务省，当外交官。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求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复杂难测的部分，我的确怀有兴趣，至于他成绩优异、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也许颇为稀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的这种内在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了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后，我就决定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传着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条蛞蝓。其次是说他的阳物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人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条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摩擦。大概是九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干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条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是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条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也承认。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条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找不出的吧。”我说。

确认其阳物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寻常。睡过一百个女人怕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大致有七十五个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个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保证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或咖啡馆（地方大体是固定的），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听得入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士。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点头频频或笑意盈盈。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华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的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非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一股酒味儿。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情人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弄得头脑仍然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十二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待到早上，满怀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惫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儿。”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消遣。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到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之所以寄宿，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院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守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归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她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中意，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课余活动小组里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适当敷衍几句便把话引开了。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干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

我也有同感。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高，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西尼的收有《心上人》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涩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也待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没有想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年糕，简单做了个杂煮。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一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好直子一同去。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似乎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唔，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

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甩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平息了事态，我只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四月中旬，直子满二十岁。我十一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后再十八——如此固然理想，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二十岁了，总该稍稍庆贺一下。我思忖，如果过生日的是我，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支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儿蛋糕，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儿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才十九。”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有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他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时不时忍不住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榻榻米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比尔·埃文斯的《献给黛比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尽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些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的末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喝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好，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只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继续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有什么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了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随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草席，身体前屈，号啕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微微颤抖不止。之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某种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着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地相互抚摸身体。我吻她的嘴唇，温和地用手扪住她的乳房。直子握住我变硬的东西。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探到最底部，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见她镇静下来，我开始缓缓拉动，花很长时间射精。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亢奋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了一切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久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部，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榻榻米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地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散乱在榻榻米上的东西归拢在一起，收拾好，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凉湿凉的，凑近一闻，漾着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上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电话，因此周日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到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缈。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五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自己总有办法。如果要我帮忙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

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了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暂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夜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正躺在床上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六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了。

六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睡觉，两次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刨脚蹬，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倒自己主动贴上身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所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国外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乳头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咖啡。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喂，能再见面吗？”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得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睡觉。而我同她们睡觉的时候，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直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裸体，想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一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我觉得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这种百无聊赖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藏于何处。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一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上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十点一到，我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黑色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黑色的宽底旅行包里塞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只亮一半，右半边是黑的，只亮左半边，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炖菜的气味。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在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儿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久久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向外侧探出大约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萤火虫大概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圈，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帽，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就好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久很久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3)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路障，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路障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要肢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九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损。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科的办公楼未被焚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路障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般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肢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愈发孤立了。当点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九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九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且敢死队也绝对不会旷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刷，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便由我清扫房间。一来这一年半时间里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就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着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积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自得其乐。

周一十点，有“戏剧史Ⅱ”课，讲欧里庇得斯，十一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十分钟的一家小餐馆，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吃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三个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打零工的女孩。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时间里，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

不大工夫，我发现一个女孩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棉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叫出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没谁来，请。”

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唔，”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订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伊莱克特拉》。‘不，甚至神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Ⅱ”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十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个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她用手心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朝我莞尔一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五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头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发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嘛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恼，或惊讶或气馁。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呃，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唔——”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子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裸体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片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睛看着我将食物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咖啡。老板娘撤去盘子，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亨弗莱·鲍嘉(1)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

“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潟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有时也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托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眼镜腿衔在嘴里，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怎么？”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入，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Ⅱ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的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十二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十二点在此相见。”

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似的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少顷妩媚地丢下一笑，离座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觑了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十二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小餐馆。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十二点三十五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一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书，然后去上二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科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Ⅱ”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六九年度入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唔，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唔，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那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八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十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不是傻瓜蛋就是变态分子。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喽？”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地说，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

“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家酒吧喝酒，一直喝到九点。

“嗳，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

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从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Ⅱ”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就在最前排老位置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同你是何等难分难舍。大学里诚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过了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Ⅱ”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2)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讲到一半左右，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戏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高高，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圆脸盘，黑黝黝的，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高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高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站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只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的盒饭专卖店。我们在桌旁坐定，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相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脱身不得，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餐馆打个电话，但忘了餐馆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倒还挺会关心人的。”

“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蹙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科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儿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最好还是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走出四谷站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了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经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地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五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将与现在大为不同。但又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于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也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着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地升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带有一种灰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往厕所的垃圾桶里扔，女校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们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这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个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桶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可不行。”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去普通公立学校来着，去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去的普普通通的学校，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就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老师说了一通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之类的话，结果就被硬塞到那里去了。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我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面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三十九度，我爬也要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一点，在大学里才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要赞助，修学旅行住的都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3)，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丰岛区的学生只有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町、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十五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了，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附近。车上配有专门司机，模样活像《青蜂侠》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顶制服帽，还戴着白手套。尽管这样，那女孩儿还自愧不如人。真叫人难以相信，你能信？”

我摇摇头。

“住在丰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有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里想的，是像纪伊国屋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太太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星期日跳跃杂志》。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性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入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收款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4)，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吃饭是绰绰有余。没有欠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啰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又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辆丰田花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蛮舒服，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所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你可就要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啰，哪怕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反过来，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六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确确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咧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卖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吗？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就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一点进去。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由于修建水库而有个村庄在这里淹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太阳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了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是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的房间里或喝酒或手淫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手淫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手淫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闲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闲。只是六点钟要去做工。”

“要是愿意，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吃午饭吗？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十二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学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星期天早上，我九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蜻蜓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太阳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不见人影，就好像人都死得一干二净，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屐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柏油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营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往里瞄准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个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入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喱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缝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蜿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个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我在大冢站下了电车，按地图中所示，沿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了。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扩建或修修补补，但这些房子大多反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了，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脏乎乎。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十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了一条小商业街，正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由绿子的话而想象出来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和我小时候迫不及待地跑去买少年杂志的书店没什么两样。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感：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十二点大约还有十五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业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十五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当”响起了开窗声。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儿，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儿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一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像是购物后算账的数字。

“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呷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又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又把用过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紧身蓝色牛仔裤，上穿海军蓝T恤，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商标。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窈窕，简直像在使腰肢壮实起来的发育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跳过了这个阶段：便是窈窕到这个程度。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的样子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从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儿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来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里喜欢，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性，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所以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少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朵水仙花》呢。知道吗，《七朵水仙花》？”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歌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朵水仙花》，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5)风味腌鲅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得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你爸你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儿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了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正宗的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若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觉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是既不知又不想知，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这么一说，你猜怎么着，他们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敲骨吸髓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使劲儿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莼菜汤一边点头。

“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副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比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

“怕也是的。”我笑着说。

“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也许对不住妈妈——我倒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了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两万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菜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水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冢站前的水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托着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灭，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了。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副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优雅不起来。有时开玩笑做一做，但总不到位。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为什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上的两只手紧紧合在一起，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六月份戒了。”

“干吗戒？”

“太麻烦了。比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啦，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她默默地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停了一会，绿子说。

“呃。”

“爸爸他去年六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倒是傻气得可以。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俩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里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的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太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好像。”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太太爱得甚至当着女儿的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了。”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三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儿。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居然还画着一头蠢驴！真是够神经的，那个人！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也没提。最后写道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那以后就再无音信了，我们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蛮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太太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看热闹，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卖乖，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的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声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煳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上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卖门窗的店，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身朝那边张望。不巧出事地点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看不出个究竟，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拾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西。”绿子说。

“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了也不跑？”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好了，不妙时再考虑不迟。”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都实在不敢恭维，而她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草莓恋曲》、《离家500里》、《鲜花哪儿去了》、《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声，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跑开，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取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器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色灰状物朝我们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古脑儿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顿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斜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也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没那么悲伤罢了。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家里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多多伤心……”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完完全全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啊！”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草莓蛋糕，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草莓蛋糕。’可我又说：‘我已经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砰’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草莓蛋糕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草莓蛋糕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奶油冻，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

“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报答他。”

“我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可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非常无聊的小事开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拨弄指甲根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会这样想，我不过是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可是每当我敞开心扉时，大家都觉得我是开玩笑或故弄玄虚。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是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过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儿也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捱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三十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的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业街，只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俯视着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疲惫不堪，她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了。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一下子。”

我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了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映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稳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望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馨，变得亲密，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的接吻一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

“有的。”

“可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瞬间的魔力已经杳然逝去了。

五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了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下去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第二天上“戏剧史Ⅱ”，课堂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又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一样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似的；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纳德·巴斯蒂的密纹唱片。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一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把腰弯得像趴下似的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呢？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如有一股冷空气硬生生地横插进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看校园的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心想说不定碰巧能见到绿子，但这天她到底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星期六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回答说可以。一星期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在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在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子，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等待合适的女孩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集中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可以说几乎是零，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在吧台旁坐下，要了GIMLET鸡尾酒和MARGARITA鸡尾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个女孩便去那边了。

永泽提出换一家，把我领进另一处酒吧。这是个稍微拐入巷内的小酒吧，大部分客人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正在乱哄哄地胡闹。尽头处的桌旁坐着三个女孩，我们加进去，五个人说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的。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儿时，女孩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女孩都压根儿没有靠近的意思。

熬到十一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睡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人们释放出来由性欲和酒精等混合而成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我不由得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么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找个时间将功折罪。”说罢，他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而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看过一遍，我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四点了，我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就挤满了同我一样等头班电车的人。男侍应生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年纪同我相仿，长得虽然都不算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五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她们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才未赶上末班电车的。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显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昨晚又刮了胡子，何况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灰色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珑，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绿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似乎有个习惯——不时摘下眼镜用指尖按一下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奶咖和蛋糕，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高大女孩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几次头。由于马宾·盖伊和比吉斯小组的音乐放得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在为什么恼怒，而高大女孩则在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怀抱挎包去卫生间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五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五点二十分了，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了。”

“可我，要乘早上七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么，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在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去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经历过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五点二十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生来头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菜，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来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今年都刚从短期大学毕业，很要好。小巧女孩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于是她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只能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

小巧女孩一边一点一滴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一边一把把拔草，一边恨恨地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的时间里，高大女孩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站台票送她上车。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了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啤酒。女孩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皙，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马上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体，大声呻吟。我进入时，她的指甲死死地抠进我的后背，随着高潮的逼近，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为了迟些一泻而出，拼命地数着次数。之后，我们就势睡了过去。

十二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的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驱除睡意，刮了胡子，然后赤身裸体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缈，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十五次也没人接。二十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寄来的。

(1)　鲍嘉（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

(2)　解围之神：拉丁语deus ex machina的译词，古希腊和罗马戏剧中的天神，用舞台机关送出，作用为及时解决戏剧中的纠结。

(3)　“怀石料理”：日本京都地区一种别具风味的斋菜。

(4)　《性的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5)　西京：即日本京都。

第五章

“谢谢你的来信。”直子写道。信是从直子父母家直接转到“这里”的。直子继续下文：“你的来信根本不是什么打扰。老实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其实自己也正想给你去信。”

读到这里，我打开窗户，脱去上衣，坐在床沿上。附近鸽舍里传来“咕咕”的鸽叫声。风吹动着窗帘。我把直子寄来的七页信纸拿在手里，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只读罢开头几行，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了。我闭上眼睛，花了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读下去。“来这里已快四个月了。”直子接着往下写道。

“在这四个月时间里，我就你想了很多很多，并且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对你有欠公正。对于你，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健全的人予以公正对待的。

“但是，这种想法也许不太正常。因为，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是不使用‘公正’这类字眼的。对一般年轻女孩来说，事情公正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较之什么是公正的，普通女孩更多考虑的则是什么是美好的，以及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等等。‘公正’一词，无论怎么想都是男人所使用的。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使用‘公正’这个词却似乎再确切不过了。这或许因为：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之类，对我毋宁说是个十分烦琐而错综复杂的命题，这使我因而转求其他标准，诸如公正、正直、普遍性等。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对你都是不够公正的，以致使你茫然不知所措，心灵遭受创伤。但同时我本身也同样陷入了迷惘和自我伤害的境地。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辩护，确实如此。倘若我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创伤，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的创伤。所以，请你不要怨恨我，我是不健全的人，比你想的不健全得多。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愿被你怨恨。如若被你怨恨，我势必真正归于土崩瓦解。我不像你，不可能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你是否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眼中你总显得如此。因此，我时时羡慕你。过度地拖累你，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也许有太多的分析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不是说这里的治疗是分析式的，但处在我的境地，接受了几个月治疗之后，喜欢也罢，讨厌也罢，难免多多少少受到分析的熏染——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而它又意味什么，为什么等等。至于这种分析是将世界简单化还是条理化，我却是不明不白。

“但不管怎样，同以往一度严重时相比，我感觉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周围人也同样承认。如此平心静气地给你写信，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七月间给你发的那封信，我真是咬紧牙关才写成的（老实说，我完全记不起写了什么，怕是前言不搭后语吧）。而这回却写得十分从容自得。新鲜的空气、同外界隔绝的寂静世界、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的运动，这些对我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能够给别人写信，实在是件快意的事情。能够如此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字诉说给别人听，真是再开心不过了。当然，一旦落实到文字，自己想说的事只能表达出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能产生想给谁写点什么的心情，对于时下的我便已足够幸福了。惟其如此，现在我才给你写信。现在是晚间七点半，刚刚用完晚餐，从浴室出来。四下万籁无声，窗外夜幕沉沉，全无一点光亮。平日那般动人的星光，今晚也由于阴天而概不露面。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对星星了如指掌，告诉我哪个是处女座，哪个是射手座。这或许是因为天黑以后无所事事才变得如此熟悉的吧——尽管可能并不情愿。由于同一缘故，这里的人对花、鸟、昆虫也都如数家珍，和他们交谈起来，我得以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竟那样无知，而意识到这点又是那样惬意。

“这里一共生活着七十人左右，此外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医生、护士、事务员等）。这儿的面积非常大，因此这个数字绝不算多——甚至不妨可以使用‘闲散’这一字眼。在满目自然风光的广阔天地里，每个人都在优哉游哉地打发时光。由于过于悠闲了，有时我甚至觉得大概这里才是活生生的正常世界，当然这是错觉。我们是在某种前提下生活在这里的，以至于有这种感受。

“我在打网球和篮球。篮球队是由患者（我并不愿这样称呼，但没有办法）和工作人员混合组成的。但玩到兴头上，我便分辨不清谁是患者谁是工作人员了。这么说倒是有些荒诞，虽说荒诞，可一旦玩起来，看周围却又的确觉得任何人都有些反常。

“一天，我把这话讲给主治医生听，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让我们住进这里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正这种反常，而在于适应它。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反常，他说，正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无不有其习惯姿势一样，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也都有其习惯性倾向，即使想加以改正也并非当即可以奏效的。如若操之过急，反而会影响到其他方面。不用说，他这种解释完全是粗线条的，涉及的只是我们身上所有问题中的某一个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话中的含义我还是若有所悟。我们或许果真未能自然而然地顺乎自己的反常特性，因此才无法确定由这种反常特性所引发的痛苦在自身中的位置，并且为了对其避而远之住进这里。只要身在这里，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人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正如印第安人头上戴有表示其部族的羽毛一样，我们身上也带有反常。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相互伤害。

“除了体育运动，我们还种菜。有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草莓、葱、甘蓝、萝卜及其他好多品种。一般东西我们都种，还使用温室。这里的人们对种菜非常熟悉和热心，看书，请专家指导，从早到晚议论的全是什么肥料合适啦、土质如何啦等等。我也爱上了种菜，看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一天天长大，感到分外欣慰。你培育过西瓜么？西瓜这东西，膨胀起来活像小动物似的。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这种新摘下来的蔬菜和水果。肉和鱼自然也是有的，但在这里久了，想吃那种东西的心情渐渐淡薄起来。因为每一样蔬菜都水灵灵的，鲜嫩可口。有时也到外面采山菜和蘑菇，那时总有专家在场（想来这里无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结果我来这里后已胖了三公斤，体重可说是正好。这都是由于体育运动和饮食有规律、讲究营养搭配的缘故。

“其余时间里，我们或看书，或听音乐唱片，或织东西。电视机和收音机虽然没有，但有个相当充实的图书室，也有唱片资料馆。唱片资料馆里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应有尽有。我经常在这里借唱片，带回房间听。

“这座疗养机构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然变得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已经康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如此接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主治医生说我现阶段已经可以慢慢开始同外界的人接触了。所谓‘外界的人’，是指正常世界中的正常人。然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惟你而已。老实说，我不大想见父母。他们被我搅得心慌意乱，见面交谈恐怕也只能使我黯然神伤，况且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向你解释。能否解释圆满我没把握，但那是举足轻重、不容回避一类的大事。

“虽说如此，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沉重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重负。我感受出了你对我的好意，并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想把这种心情如实地告诉你。或许我现在极为渴求这样的好意。如果我写的某一点使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向你道歉。请原谅我。我前面已经写过，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的人。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与你在极为理所当然的普通情况下相遇，且相互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将会怎样呢？假如我是认真的，你也是认真的（一开始就是认真的），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可是，这‘假如’过于漫无边际了。至少我是在尽可能使自己变得公正、变得诚实。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做，并想以此把我的心情多少传达给你。

“这座机构和普通医院的不同，原则上会面自由。只要提前一天来电话联系，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可以一同吃饭，也有住的地方。请在方便的时候来见我一次，我期待着。随函寄上地图。信写得长了，请别见怪。”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重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上。淡红色的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是“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ami（朋友）。

我把信收进抽屉，换衣服出门。因为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问我有什么事。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下午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谢放下听筒，把替换衣服和洗漱用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入睡时，已过半夜一点了。

第六章

一觉醒来，已是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匆匆洗了把脸，刮了刮胡子，早饭也没吃就跑到管理主任房间，告诉他我要用两三天时间去登山。这以前我也往往一有空就出去做短途旅行，因此管理主任只“啊”了一声。我乘上拥挤的通勤电车赶到东京站，买了张去京都的新干线自由席票，而后飞快地跳上最快的“光”号电车，用热咖啡和三明治代替了早餐。然后迷迷糊糊大约睡了一个小时。

快到十一点时，电车抵达京都站。我按直子的指示，乘市营公共汽车到三条，步行到附近一个私营铁路的巴士终点站，问十六号公共汽车从哪个站台、几时发车，答说十二时三十五分从对面第一个候车亭出发，抵达目的地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售票处买了车票，之后走入近处一家书店，买张地图，坐在候车亭的凳子上查找“阿美寮”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看，“阿美寮”委实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公共汽车需向北翻越几座山头，行到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后，再从那里掉头拐回市区。直子信上说：我下车的停车站往前几步便是终点。停车站前有条登山道，步行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阿美寮”。我想，去的地方既是深山，那里必定安静。

上了大约二十名客人后，公共汽车当即出发，沿鸭川经京都市区向北驶去。越向北行，街景越是凄凉，田园和荒地开始闪入眼帘。黑色的屋脊和塑料棚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闪闪耀眼。不久，汽车钻入山中。道路蜿蜒曲折，司机紧握方向盘，忽左忽右地转动不止。我有点晕车，早晨喝的咖啡味儿还留在胃里。这时间里，拐角渐渐少了，正当松一口气时，汽车突然蹿入阴森森的杉树林中。杉树简直像原始林一般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幽暗的树影之中。从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湿气砭人肌肤。车沿着溪流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正当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都将永远埋葬在杉树林中的时候，树林终于消失，我们来到四面环山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升起。随处可见的晾衣竿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叫着。家家户户的门前，烧柴一直堆到房檐，猫在上面睡午觉。如此农户人家在路两侧延续了好久，而人影却一个未见。

这样的光景重复出现几次之后，汽车再次驶入杉树林。穿过杉树林驶入村落，穿过村落又驶入杉树林。每次停在村落时，都有几人下车，上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从市区开出大约四十分钟，汽车上到一座视野开阔的山顶。司机刹住车，告诉乘客要等五六分钟，想下车的不妨下车。乘客算我才四个人，便一齐下了车，伸懒腰、吸烟或眺望眼下伸展的京都市容。司机站着小便。一个五十上下的晒得黝黑的男子把大大的绳捆纸箱弄进车厢，问我是否爬山，我懒得啰嗦，便答说“是”。

一会儿，一辆公共汽车从对面上来，停在我们车旁，司机跳下车。两个司机没交谈几句，便各自钻进车里，乘客们也都返回座位。随即，两辆车开始往各自的方向前进。我马上明白了我们的车为什么在山顶等待另一辆车的理由：从山顶下行不远，道路忽然变窄，根本错不过两辆大型客车。我们的车迎面遇到过几辆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汽车，每次都由其中一方后退，把车身紧紧贴在拐角处凸出的地方。

溪流沿岸排列的村落比刚才小得多，可供耕种的平地也不大。山势险峻，迎面逼来，只是狗多这一点倒是村村相同，汽车一到，狗便竞相叫个不止。

我下车的这个站，周围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家，又无田地，唯见站标孑然独立，一条小河流过，一个登山路口闪出。我把帆布包挎在肩头，沿着溪流往上爬山路。路的左侧水流淙淙，右侧杂木林连绵不断。顺着这徐缓的坡路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右边出现一条车辆似可勉强通行的岔路，路口立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阿美寮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

杂木林中的路面历历印着车轮碾过的痕迹，四下不时传来小鸟“扑棱扑棱”展翅的声响。那声响听起来格外真切，仿佛被部分放大了似的。“砰”一声，远方响起类似枪响的声音，但在这边听来声音又闷又低，像被好几张过滤纸过滤了一般。

穿过杂木林，一堵白色石墙出现在眼前。虽说是石墙，但充其量只有我个头般高，上面又没有栅栏或铁丝网，若是有意，可以随便翻墙而入。黑色大门倒是铁铸的，一副坚不可摧的派头，却大敞四开，门卫室里又无门卫的身影。门旁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木牌：“阿美寮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看来门卫室几分钟前还有人待过：烟灰缸里有三只烟头，茶杯里有没喝几口的茶，搁物架上有晶体管收音机，墙上挂钟“嚓嚓”响着干巴巴的声音，留下时间的轨迹。我在这里等了一会，想等门卫返回，但看动静根本不像会有人来，便按了两三下旁边门铃样的东西。门内就是停车场，停着面包车和4WD长途客车、深蓝色的“沃尔沃”(1)牌轿车。场里足可以停三十辆，但停着的只有这三辆。

两三分钟后，身穿藏青色制服的门卫骑着黄色自行车从林中路赶来了。来人六十上下，高个头，秃顶。他把黄色自行车往小屋墙上一靠，转向我说：“呀，实在抱歉得很！”但那语调，似乎并不含有什么抱歉的意味。自行车挡泥板上用白漆写着“32”。我道过姓名，他抓起电话，重复了两遍我的姓名。对方说了什么后，他答说“好，好，明白了”，旋即放下听筒。

“请去主楼，找石田老师。”门卫说，“沿这条林中路一直往前，有个转盘式交叉路口。左数第二条——记住了么，走左数第二条路，不远就是一座旧建筑，从那里再往右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那就是主楼。一路都有指示牌，想必不至于走丢的。”

我按他说的，拐进转盘式交叉路口的左数第二条路，尽头处果然有一座俨然老式别墅的格调优雅的旧建筑，院子里点缀着形状别致的石块和石雕灯笼等物，草木也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看来这地方以前可能是某人的别墅园地。由此右拐穿过树林，眼前出现了一座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说是三层，但由于建在仿佛地面被掘开的凹陷处，并没有特别给人以威严之感。建筑物造型简练，显得十分洁净。

大厅在二楼。我上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大大的玻璃门闪身进去，见服务台里坐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郎。我告以自己的姓名，说门卫叫我见石田老师。她好看地一笑，指着大厅里的褐色沙发，低声叫我坐在那儿等一会，然后拨动电话。我放下肩上的帆布包，坐在软得几乎把人陷进去的沙发上，打量四周。大厅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有几盆赏叶植物，墙上挂着情趣健康的抽象画，地板擦得油光发亮。等候的时间里，我把目光转落到自己那双在地板上映出影子的鞋上，凝视良久。

这当中，那位负责接待的女郎对我说了一次“一会就来”。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真是静得出奇。四周没有任何声息，恍若午睡时间——人、动物，以及昆虫草木统统酣然大睡，好一个万籁俱寂的下午。

但没过多久，传来了胶底鞋轻柔的步履声，一位梳着短发——头发似乎相当坚挺——的中年女士出现了。她快步到我身旁落座，架起腿，同我握手，一边握一边反复观察我的手。

“你没有、至少这几年没有摆弄过乐器吧？”这是她开口第一句话。

“嗯。”我吃了一惊。

“一看手就知道。”她笑着说。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性。她脸上有很多皱纹，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然而并没有因此而显得苍老，反倒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通过皱纹被强调出来。那皱纹宛如与生俱来一般，同她的脸配合默契。她笑，皱纹便随之笑；她愁，皱纹亦随之愁。不笑不愁的时候，那皱纹便不无玩世不恭意味地温顺地点缀着她的整个面部。她年纪在三十五岁往上，不仅给人的印象良好，还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我一眼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头发剪得相当草率，长短不一，到处都有几根头发卓尔不群地横冲直闯，前面的头发也参差不齐地搭在额头，但这发型对她却是恰到好处。白色半袖圆领衫外面罩一件蓝工作服，下身穿一条肥肥大大的奶油色布裤，脚上一双网球鞋。身材瘦削，几乎没有什么乳房，嘴唇不时嘲弄人似的往旁边一扭，眼角皱纹微动不已，俨然一个多少看破红尘的、热情爽快而技艺娴熟的女木匠师傅。

她略微收一下下颏，依旧扭着嘴角，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好半天，我真担心她马上从衣袋里掏出卷尺，动手测量我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

“可会一种乐器？”

“不，不会的。”我回答。

“遗憾呐，要是会一种该多有意思！”

我说了声“是啊”。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张口闭口总离不开乐器。

她从胸口衣袋里摸出七星牌香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有滋有味地吐了一口。

“嗯——是渡边君吧？在你见直子之前，我想最好还是由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所以首先，你我两人要这么谈一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如果事先一无所知，我想很可能闹出不大不小的洋相。嗳，你对这里的事还不怎么清楚吧？”

“唔，几乎是零。”

“那好，让我从头讲起……”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么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余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有点儿像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菜单上有放鸡蛋挂面的炖马铃薯、蔬菜色拉、橙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蔬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扫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你不要，我就吃。”我说。

“我呢，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她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家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老师(2)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老师，所以也有人就叫我老师，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活计，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房，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

“对了对了，得先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玲子根本没理会我的问话，“首先第一点希望你理解的是，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简单说来，这里不是治病的地方，而是疗养的场所。当然，有几位医生，每天有一小时左右的查房，但那只是像测体温似的确认一下，而不是像其他医院那样进行所谓积极治疗。因此，这里没有铁栅栏，连门都是经常开着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人，根据病情要去专科医院的。这些可听明白了？”

“好像能明白。可是，这疗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果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待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了，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

我说想喝。于是她熄掉烟，欠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二十年前。看见那座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

“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五年前又建了这座主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在其他地方不行的人从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就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护士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无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待七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三十八，眼看四十了，和直子不一样。我就算从这里出去了，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受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七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七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即使现在出去，也不知如何是好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你愿意，下次慢慢讲给你听。”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条理，我们都不知会怎么样，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摇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嘛，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思考，但现在也还是糊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断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相待以诚、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试。”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一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就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蹙起眼角的皱纹，久久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七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肯掏心的人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我们走出主楼，翻过一座小山冈，从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旁边通过。网球场上，有两个男子在练习网球。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两人球艺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却俨然在玩一种与网球截然不同的什么游戏，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在打球，莫如说是对球的弹性感兴趣而正在加以研究。他们一边神情肃然冥思苦想着什么，一边执著地来回击球，而且两人都汗流浃背。眼前的那个小伙子瞥见玲子，便停止打球，走过来笑嘻嘻地同玲子搭了几句话。网球场旁边，一个手扶大型割草机的男子面无表情地修剪草坪。

再往前走，便是树林。林中散布着十五六栋西洋风格的小巧的住宅，相互都保持一定距离，几乎所有住宅门前都停着门卫骑的那种黄色自行车。玲子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工作人员的家属。

“即使不进城，需要的东西也能得到，这里一应俱全。”玲子边走边向我介绍，“食物嘛，刚才已经说了，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有养鸡场，鸡蛋手到擒来。有书有唱片有运动设施，也有类似自选商场的售货店，每个星期有理发师来。周末放电影。要买特殊东西可以委托进城的工作人员，西服之类可以通过广告目录订购。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能进城吗？”我问。

“那是不行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去看牙医等等，但原则上是不允许的。离开这里本身完全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可是一旦离开就回不来了，这同自断后路是一回事。进城两三天后又重新返回是行不通的，不是吗？要是那样的话，这里就尽是出来进去的人了。”

穿过树林，走上一面徐缓的斜坡，斜坡上不规则地排列着带有奇妙气氛的双层木房。若问奇妙在哪里，自是解释不好，总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建筑有些奇妙，它类似我们常常从力图情调健康地描绘非现实境界的画中得到的那种情感。我蓦地想到，如果沃尔特·迪斯尼以蒙克的画为基础创作动画片，说不定就是这副样子。每一座建筑物都呈同样的外形，都涂同样的颜色，造型大致接近正方体，左右对称，门口很宽，窗口有好多个。建筑物相互之间的道路弯弯曲曲，活像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教练路线。所有建筑物的前面都种植花草，修剪得井然有序。了无人影，窗口都挡着窗帘。

“这里称为C区，住的全是女性，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建筑物有十栋，每栋分四个单元，每单元住两个人。所以全部可住八十人。现在只住三十二人。”

“实在太静了！”我说。

“这个时间谁也不在的。”玲子说，“我受特殊优待，现在才这样自由自在。一般人都要按日程表活动。有锻炼身体的，有拾掇院子的，有进行集体治疗的，有去外面采山菜的。日程安排由自己定。直子现在干什么呢？大概是在换墙纸或重新涂漆吧，记不确切了。这样的活动一般要进行到五点左右。”

她迈进标有C—7编号的楼，爬上尽头的楼梯，打开右侧的门。门没有上锁，玲子领我在房里转了一圈。有四个房间，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简洁明快，给人的感觉不坏。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不谐调的家具，但并不给人以凄清之感。在房间里一待，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就像面对玲子时一样感到身心舒展、轻松愉快。客厅只有一个沙发和一张茶几，另有一把摇椅。厨房里有餐桌。一桌一几都放有大烟灰缸。卧室里有两张床、两张书桌，还有立柜。床上的枕旁有矮桌和读书灯，一册小开本的书兀自伏在上面。厨房里有小型的微波炉和电冰箱，可做简单的饭菜。

“浴槽没有，只能淋浴，不过还算可以吧？”玲子说，“澡堂和洗涤设备是公用的。”

“可以得过分了！我住的那宿舍只有天花板和窗户。”

“你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才这样说。”玲子拍了下我的脊背，叫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我旁边，“这里的冬天又漫长又难熬，四下看去，到处是雪、雪、雪。阴冷阴冷的，把心都冷透了。一到冬天我们每天都要扫雪。在那个季节，我们就把房间弄得暖暖和和的，听音乐、聊天、打毛线。所以，要是没这么大的空间，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忍不下去。你如果冬天来就晓得那番滋味了。”

玲子仿佛想起了漫长的冬日，深深地叹息一声，两手在膝头上搓着。

“把它放倒给你当床好了，”她“嘣嘣”敲着两人坐的沙发说，“我们在卧室睡，你在这儿睡，可以吧？”

“我没意见。”

“那，就这样定了。”玲子说，“我们大约五点钟回来，我和直子都还有事要做。你得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不要紧吧？”

“不要紧，反正可以学德语。”

玲子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合上眼睛，不知不觉就沉浸在这岑寂之中了。良久，我蓦地想起我同木月骑摩托车远游的情景。如此想来，好像也是这样一个秋日。几年前的秋日来着？四年前。我想起了木月那件皮夹克的气味儿和那辆一路狂吼乱叫的125cc红色雅马哈。我们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海岸，傍晚才带着一身疲劳回来。其实也并没发生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而我却对那次远游记得一清二楚。秋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我双手死死搂住木月的夹克。抬头望天，恍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要被卷上天空似的。

好半天时间里，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知为什么，在这房间里一躺，过去几乎未曾想起过的事情居然纷至沓来地浮上脑海，有的令人心神荡漾，有的则带有一丝凄楚。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完全淹没在出乎意料的记忆的泉水里（那确实如同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泉水），就连直子悄然推门进来也丝毫没有察觉。突然睁眼时，直子已经站在那里了。我抬起头，定定地看着直子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她坐在沙发扶手上，也看着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记忆编织的形象，但的确是活生生的直子。

“睡着了？”她问我，声音非常低微。

“没有，只是想点儿事。”我坐起身，“身体可好？”

“嗯，还可以！”直子微微笑道。那微笑恍若淡淡的远景。“我马上就得走。本来不该到这儿来，挤一点时间跑来的，要马上回去才行。喏，我这发式好笑吧？”

“哪里，非常可爱。”我说。

她像小学生一样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一侧仍像以往那样用发卡一丝不乱地拢住。这发型委实与直子相得益彰，看上去宛如中世纪木版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

“我嫌麻烦，就请玲子剪掉了。你真觉得很可爱？”

“半点不假。”

“可我妈妈偏说不三不四。”直子说。她取下发卡，松开头发，用手指梳了几下重新卡好。发卡是蝶形的。

“我，在三人一起见面前想单独看你一眼。也不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只是想看看你的脸，习惯一下。要不然会觉得不习惯，我这人笨得很。”

“习惯一点了？”

“一点点。”说着，她又把手放在发卡上，“可现在没有时间。我，这就得过去了。”

我点头。

“渡边君，谢谢你到这里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要是你觉得在这里是一种负担的话，尽管直说。这个地方有点特殊，管理方式也特殊，里边还有根本不能习惯的人。果真那样觉得，就坦率地说出来，我决不会因此失望的。我们在这里都很诚实，无话不谈。”

“我会说实话的。”我说。

直子这回在沙发上挨我坐下，靠住我。我搂住她的肩，她便把头搭在我肩上，鼻尖贴着我的脖颈，一动不动，仿佛在确认我的体温。我顺势轻轻抱着她，胸口荡过一阵暖流。俄而，直子一声不响地站起身，仍像进来时那样悄然开门离去。

直子走出后，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本来没想睡，但终于在直子的存在感当中少有地沉沉睡去。厨房里有直子使用的餐具，卫生间有直子使用的牙刷，卧室里有直子睡的床。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睡得死死的，就像要把疲劳感从每一个细胞中一滴一滴挤出去似的。我做了梦，梦见蝴蝶在昏暗的夜色中翩然飞舞。

一觉醒来，表针已指向四点三十五分。天光的颜色有点变了，风声早已止息，云的形状也略有不同。我睡出了汗，从帆布包里掏出毛巾擦把脸，换了件新衬衣，然后进厨房喝了口水，站在水槽前眺望窗外。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口。那个窗口里用细绳吊着几个剪纸艺术品，有鸟、云、牛、猫，剪得相当精巧，组合在一起。四周依然不见人影，阒无声息。我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五点一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C区”。从厨房窗口望去，只见三个女士从窗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了个弯消失了。不久，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气氛。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的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五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一片欢声笑语。

六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蔬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大酱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似的说。

食堂里有大约二十个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我们吃饭时，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除去年龄不同外，食堂的光景同寄宿院内的没什么两样。另一点与我那里的食堂不同的是，每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又无人扬手招呼，每一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声交谈。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吃饭，每组三到五个人。一个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就侧耳倾听，频频点头。这个人讲完后，其他人便接着讲一会。讲的什么我自然弄不清楚，但他们的交谈使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打网球场面。我猜想，直子和他们在一起时，恐怕也是这样讲话。说来奇怪，一瞬间，一股夹杂着嫉妒的寂寥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身后那张桌上，一个身穿白大褂、俨然医生派头的头发稀疏的男子，正面对一个戴眼镜的神经质模样的小伙子和一个栗鼠脸型的中年女士，不厌其烦地说明什么是无重力状态下的胃液分泌情况。小伙子和中年女士或“啊”或“是吗”回应着。但听了一会那讲话方式，我开始怀疑那没有几缕头发的白大褂男子是否真的是医生。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入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入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大褂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三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玲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星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得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压低了。”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让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好像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C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卫生间。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抽出书架上排列的比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了好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或许是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变得异乎寻常了。

月光十分皎洁，我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比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一层淡墨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筒，倒进嘴里一些，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里慢慢下移，继而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去。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了。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蛮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支粗大的白蜡烛。我给它点上火，在烟灰缸里滴下烛泪把它立起来。玲子对着烛火点燃香烟。四周依旧一片寂静，在这寂静中，我们三人围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禁愕然。

“实际上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一点点买回来的。”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用螺旋栓拔出软木塞，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甜爽口，简直就像在后院里酿造的。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娴熟，但感情充沛，疾徐有致，温馨亲昵，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之间身心放松下来。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极其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在无边无际的草原。”

接着，她弹了《独行者》，弹了《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目摇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财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盒里。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里面又冷，又黑，又没一个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得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之后，玲子弹了几支勃萨诺瓦舞曲。这时间里，我端详着直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她显得比以前健康，晒黑了不少，由于锻炼和野外作业，体型紧绷绷的。那湖水一般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的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风韵。往日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使人为之颤栗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独特的娴静。我为这样的娇美而怦然心动，同时又有些感到惊愕：不过半年时间，一个女人居然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直子这富有新意的娇美确实一如往日或甚于往日，使我为之倾心，为之痴迷。尽管如此，一想到她所失却的东西，我还是不无遗憾。那思春期少女所特有的，或者不妨称之为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潇洒，在她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直子说想知道我的生活，我便讲了大学里的罢课学潮，讲了永泽。向直子提起永泽还是第一次，他那奇妙的人格、独特的思考方式、偏颇的道德观——对这些确切地加以说明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直子还是大致理解了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我隐瞒了和他去物色女孩的部分，只说我在寄宿院里唯一来往密切的人是这等天马行空式的人物。这时间里，玲子怀抱吉他，又练习了一遍刚才那首赋格曲。她仍然不时找间隙喝一口酒，吸一下烟。

“倒像个不可思议的人。”直子说。

“是不可思议。”我说。

“可你喜欢他？”

“说不清楚。”我说，“大概说不上喜欢。他那人，不属于喜欢不喜欢的范畴，而且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弄虚作假的人、极其清心寡欲的人。”

“同那么大堆女人睡觉还算清心寡欲？你可真有意思。”直子笑道，“你说睡过多少个来着？”

“八十个左右总还是有的吧。”我说，“不过，在他身上，睡的人数越多，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含义就越模糊淡薄。我想这就是所谓他的追求目标。”

“清心寡欲就指这个？”直子问。

“就他而言。”

直子开始思索我的话。良久，她开口说：“那个人，脑袋要比我不正常得多。”

“我也那样想。”我说，“不过，他是把自己身上的不正常因素全部系统化、理论化，脑袋好使得很。把他领来这里试试，保准两天就出去。说什么这个也懂，那个也晓得，没一个不明白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才会在社会上受尊敬。”

“肯定是我脑袋不好。”直子说，“这里的情况还不大明白呢。就像连对我自己本身都还稀里糊涂一样。”

“不是脑袋不好，是普通一般。我对我自己也有好多好多不明白的，普通人嘛！”

直子把两脚放在沙发上，支起膝盖，下颏搭在上边，说：“嗳，渡边君，我很想再多知道一些你的事。”

“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普通的事情。”我说。

“呃，你最喜欢的菲茨杰拉德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将自己说成普通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对吧？那本书，我从你手里借来看了一遍。”直子调皮地说。

“的确，”我承认，“不过我不是有意给自己贴这么一张标签，是从内心里这么认为的，真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你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不普通的东西了？”

“那还用说！”直子惊讶地说，“你连这点还看不出来？不然我怎么和你睡？难道你以为我喝醉了和谁都可以睡，所以才和你睡了不成？”

“哪里，我当然没那么想。”我说。

直子盯着自己的脚尖，一阵沉默。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顾喝葡萄酒。

“渡边君，你和多少女的睡过？”直子突然想起似的低声问道。

“八九个。”我老实回答。

玲子停止练习，吉他“嘣”一声掉在膝上。“你还不到二十吧？到底过的怎么一种生活，你这是？”

直子一言未发，用清澈的眸子盯住我。我向玲子说了我同第一个女孩睡觉、后来又分手的过程。我说对那个女孩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接着又讲了被永泽拉去左一个右一个同女孩乱来的缘由。

“不是我狡辩，我实在痛苦。”我对直子说，“每个星期都同你见面，同你交谈，可你心中有的只是木月。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痛苦得不行，所以才和不相识的女孩胡来的。”

直子摇了几下头，扬起脸看着我的脸：“对了，那时候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没同木月君睡么，还想知道？”

“还是知道好吧。”我说。

“我也那样想。”直子说，“死的人就一直死了，可我们以后还要活下去。”

我点点头。玲子在反复练习一段有难度的乐曲的过门。

“同木月君睡也未尝不可，”直子取下蝶形发卡，放下头发，把发卡拿在手中摆弄着。“当然他也想和我睡来着，我俩不知尝试了多少回，可就是不行，不成功。至于为什么不行，我却一点也弄不清，现在也弄不清。本来我那么爱木月，又没有把处女贞操什么的放在心上。只要他喜欢，我什么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他。可就是不行。”

直子撩起头发，卡上发卡。

“一点也不湿润。”直子放低声音，“打不开，根本打不开。所以痛得很。又干又痛。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俩。但无论怎样就是不行，用什么弄湿了也还是痛。这么着，我一直拿手指和嘴唇来安慰木月……明白么？”

我默然点头。

直子眼望窗外的明月。月亮看上去比刚才更大更亮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不愿说这种事，渡边君。如果可能，我打算把这事永远埋在自己心底。但没有办法啊，不能不说。我自己也束手无策。可是跟你睡的时候，我湿润得很厉害，是吧？”

“嗯。”我应道。

“我，二十岁生日那天晚上，一见到你就湿来着，一直想让你抱来着，想让你抱，给你脱光，被你抚摸，让你进去。这种欲望我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来，本来我那么真心实意地爱着木月！”

“就是说尽管你并不爱我？”

“原谅我。”直子说，“不是我想伤你的心，但这点希望你理解：我和木月确确实实是特殊关系。我们从三岁开始就在一起玩。我们时常一块儿说这说那，互相知根知底，就这样一同长大的。第一次接吻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真是妙极了。头一回来潮我去他那里哇哇直哭。总之我俩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他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甚至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爱上一个人。”

她伸手去拿桌上的酒杯，但没拿稳，酒杯落到地上，打了几个滚，葡萄酒洒在地毯上。我弯腰拾起酒杯，放回桌子。我问直子是不是想再喝一点，她沉默了半天，突然身体颤抖起来，开始啜泣。直子把身体弓成一团，双手捂脸，仍像上次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剧抽泣。玲子扔开吉他，走过来轻轻抚摸直子的背，当她把手放在直子肩上的时候，直子像婴儿似的一头扎在玲子胸口。

“喂，渡边君，”玲子对我说，“抱歉，你到外边转二十来分钟再回来好么？我想等一会儿她就会好起来的。”

我点头起身，把毛衣套在衬衫外面。

“对不起。”我对玲子说。

“别介意。这不怪你，别往心里去。你转回来，她就会完全镇静下来的。”说着，她朝我闭起一只眼睛。

我踏着梦幻般奇异的月光下的小路，进入杂木林，信步走来走去。月光之下，各种声音发出不可思议的回响。我的足音就像在海底行走的人的足音那样，引起了从截然相反的方向传来的瓮声瓮气的回声。身后时而响起低微而干涩的“咔嚓”声。林中充满令人窒息的沉闷，仿佛夜行动物正在屏息敛气地等待我的离去。

我穿过杂木林，在一座小山包的斜坡上坐下身来，望着直子居住的方向。找出直子的房间是很容易的，只消找到从未开灯的窗口深处隐约闪动的昏暗光亮即可。我静止不动，久久凝视那微小的光亮。那光亮使我联想到犹如风中残烛的灵魂的最后忽闪。我真想用两手把那光严严实实地遮住，守护它。我久久地注视那若明若暗摇曳不定的灯光，就像盖茨比整夜整夜守护对岸的小光点一样。

三十分钟后，我折身回去。走至楼门口，里面传来玲子弹吉他的声响。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敲了下门。走进房间，不见直子，玲子一个人坐在地毯上弹吉他。她指了指卧室的门，仿佛说直子在里边。随后玲子放下吉他，坐在沙发上，叫我坐在旁边，并把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分倒在两个杯里。

“她不要紧的。”玲子轻轻拍着我的膝头说，“独自躺上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别担心，只是心情有点激动。喂，我们两人到外面散散步可好？”

“好的。”我说。

我和玲子沿着路灯下的路面缓缓移动脚步，走到网球场和篮球场那里，在长凳上坐下。她从长凳底下取出橙色的篮球，捧在手中团团转动。少顷，她问我会不会打网球，我说会倒是会，只是非常差劲儿。

“篮球呢？”

“也不怎么拿手。”

“那么，你拿手的到底是什么呢？”玲子堆起眼角的皱纹笑着问，“除了同女孩子睡觉以外？”

“那也算不得什么拿手。”我有点不悦。

“别生气，开个玩笑。嗳，到底怎样？什么东西拿手？”

“没有称得上拿手的啊。喜欢的倒是有。”

“喜欢什么？”

“徒步旅行、游泳、看书。”

“喜欢一个人做事啰？”

“嗯——或许。”我说，“以前我就对同别人配合的活动提不起兴致。那类活动，无论哪样我都沉不下心，觉得怎么都无所谓。”

“那么冬天来这儿好了。冬天我们搞越野滑雪，你保准喜欢。在大雪中扑腾扑腾一走一整天，弄得浑身是汗。”玲子说道。然后在路灯下像检查乐器似的定定细看自己的右手。

“直子经常那样吧？”我问。

“是啊，不时地，”玲子这回看着自己的左手说，“不时出现那种情况，亢奋、哭泣。不过不要紧。这样还好，因为可以把感情宣泄出去。可怕的是感情泄不出去。那一来，就会憋在心里，越憋越多，各种感情憋成一团，在体内闷死，那可就要坏事了。”

“我刚才没什么失言吧？”

“根本没有。不要紧，就算有什么失言也用不着担心，只管照实直说，那样再好不过。即使那样互相有所伤害，或者像刚才那样一时使对方情绪激动，长远看来也还是那样做最好。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想使直子康复，就那样做好了。你刚来时我就向你说过，不是想帮助那孩子，而是想通过使她恢复而同时恢复自己自身，这就是这里的医疗方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你必须推心置腹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外面的世界，不是什么话都不能和盘托出吗？”

“是啊。”我说。

“我在这里待了七年，亲眼看见很多人进来出去。”玲子说，“也许我看得太多了吧，因此我只要看上一眼，凭直觉就能看出这个人是能好还是不能好。但对于直子，我完全琢磨不透。那孩子到底将怎么样呢，我实在把握不住。也许下个月就能出院，也许年复一年在这里长住下去。因此在她身上我对你提不出什么建议，提也只能是极为泛泛的，例如要诚实啦要互相帮助啦，等等。”

“为什么偏偏对直子看不出来呢？”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那孩子的缘故吧，以致不能一下子看透，感情因素掺杂太多。我说，我喜欢那孩子，真的。另外，她身上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挺复杂的，就像一团找不着头绪的乱麻，关键是要一根一根地清理出来。而清理，既可能花很多时间，又有可能因某种偶然原因而忽然各就各位。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她再次把篮球捧在手里，团团转动一会，“砰”一声拍了一下。

“最重要的呢，是不急不躁。”玲子对我说，“这是我对你的又一个忠告。急躁不得。即使事物再错综复杂，甚至叫人无计可施，也不能灰心丧气，不能急于求成强拉硬扯。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一根根耐心清理。做得到？”

“试试看。”我说。

“也许花时间，也许花时间还不能全好。这点你可想过？”

我点点头。

“等待是痛苦的。”玲子一边拍球一边说，“尤其对你这样年龄的人。唯有耐着性子等待她的康复，而且又没有任何期限上的保证。你能办到？你爱直子爱到那个程度？”

“不清楚啊。”我直言不讳，“甚至爱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都不大清楚，当然意义上与直子不同。但是，我准备竭尽全力，若不然，我对自己都不知何去何从了。所以，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同直子必须互相拯救，除此之外别无共渡难关的途径。”

“还同路上随便碰见的女孩睡觉？”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说，“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该一直通过手淫等待下去不成？对我本身都没办法处置，这样下去。”

玲子把球放在地上，轻拍一下我的膝部，说：“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同女孩子睡觉有什么不妥。如果你觉得那样可以，也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决定。我要说的，只是希望你不要用不自然的方式磨损自己。懂吗？那是最得不偿失的。十九二十岁，对人格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无谓地糟蹋自己，到老时会感到痛苦的，这可是千真万确。所以，要慎重考虑。你要是想珍惜直子，那么也要珍惜自己。”

我说想想看。

“我也有二十岁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玲子说，“信吗？”

“信，当然信。”

“打心眼里信？”

“打心眼里。”我笑着说。

“虽说比不上直子，可我也是蛮可爱的咧，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皱纹。”

我说我非常喜欢那皱纹，她说谢谢。

“不过，往后你可不要对女人夸她的皱纹有魅力，虽然我给你这么一说倒是高兴的……”

“一定注意。”我说。

她从裤袋里取出钱包，从该装月票的那栏里拈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个十来岁女孩的彩色照。女孩身穿时髦的滑雪衫，脚蹬滑雪板，在雪地上动人地微笑着。

“长得很漂亮吧？我女儿。”玲子说，“今年初寄来的。现在，怕是小学四年级了。”

“笑的样子很像。”我说着，把照片还给她。她把钱包揣回裤袋，轻声抽了一下鼻子，叼烟点燃火：

“我年轻时，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来着。才能也还过得去，周围人也都那样认为，听的夸奖话可多得很哩。音乐会上拿过名次，音乐大学里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去德国留学也大体定了。可以说，真是一帆风顺的青春时代。干什么都一帆风顺，即使不一帆风顺，周围人也都会设法使我一帆风顺。但出了一件怪事，整个世界在一天里就颠倒过来了。那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比较重要的音乐会，我为此练习了很长时间。不料左手的小指突然不会动了，也不知为什么不会动的，反正一点也动不得了。于是又是按摩，又是用热水泡，又是停练两三天，可还是毫不见效。我吓得脸都青了，跑到医院去，做了好多种检查。结果医生也莫名其妙，说手指完全正常，神经也毫无问题，不该不会动的，所以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我就又找精神科，然而在那里也还是查不出确切起因，只说大概是音乐会前的紧张造成的，建议我无论如何要离开钢琴一段时间。”

玲子深深吸了口烟吐出，歪了好几下头：

“就这样，我决定到伊豆祖母那里静养一些时日。就是说，放弃音乐会，好好轻松一下，两个星期不接触钢琴，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偏偏不成。无论做什么，头脑里出现的都尽是钢琴，除了钢琴别的什么也想不出来。小手指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动弹不得呢？果真那样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呢？头脑里反复想的全是这些。其实也难怪，在那以前的人生中钢琴就是我的一切。我四岁开始练琴，生活中想的除了琴还是琴，此外我几乎什么都没考虑过。怕弄坏手指，家务事一点没做过。也就因为钢琴弹得好，周围人都对我倍加小心。你想想看，从如此长大的女孩手里夺走钢琴，还能剩下什么？这么着，‘砰’！脑袋的发条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脑袋里一团混乱、一片漆黑。”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又歪了几下脖子：

“于是，当钢琴演奏家的美梦化为泡影了。住了两个月院才出来。住院不久，小手指可以动了，便去音乐大学复学，总算毕了业。然而，一种东西已经消失了，一种像活力凝聚体那样的东西已经从我身上永远消失了。医生也说我神经太衰弱了，不适宜当职业钢琴家，劝我死了那份心。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家里收学生教课。可那多么叫人难受啊！就像我的人生被突然拦腰截断了一样，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二十年刚过就彻底报销了。你不认为这太残酷了？我曾经把所有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等明白过来时却已两手空空。谁也不再鼓掌，谁也不再娇惯，谁也不再夸奖，只是日复一日在家里教附近的小孩，除了初级教程就是小鸣奏曲。心里难过死了，动不动就哭一场，窝囊啊！才能比我明显差一大截的人在哪里的音乐会上获得了第二名，又在哪里的音乐厅举行独奏会——每当听到这类消息，我就懊恼得泪流不止。

“父母也对我小心翼翼，就像生怕触到脓肿似的。其实我也明白，他们一定很失望。直到前不久还为自家女儿自豪来着，可如今却成了精神病院的归来者，婚事都很难谈拢。在一起生活，他们的这种心情我感受得是那样真真切切，难受得不知怎样才好。而一出门，似乎附近的人都在议论我，吓得我门都不敢出。于是就又‘砰’一声，发条飞了，线团乱了，一时天昏地暗，那是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当时我在疗养院住了七个月。不是这里，是围着很高的院墙、大门紧闭的地方。又脏又没有钢琴……那时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一心想离开那里，拼死拼活地配合治疗。七个月——长啊！就这样，皱纹一条条爬了上来。”

玲子咧下嘴角笑了笑：

“出院后不久和丈夫相识结婚了。他比我小一岁，在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当工程师，是跟我学钢琴的学生。好人呐！话语虽然不多，但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差不多学了半年钢琴后，突然问我能不能同他结婚。是一天练完琴喝茶时突如其来提出的。嗯，你能相信？那以前我们既没约会过，甚至连手都没握过。我吃了一惊，就说不能跟你结婚。我说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也怀有好感，但由于多种缘由不能同你结婚。他说他想听那缘由，我就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他，说自己曾因脑子不正常住过两次院，连细节也一一讲了。我告诉他导致那种情况出现的是什么原因，以后也有可能反复。他说让他再想一下，我说尽可以慢慢考虑，万万仓促不得。但下一星期他来的时候，还是说想结婚。于是我说：‘等我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交往一下。之后若你还是有想结婚的心情，那时两人再商谈一次。’

“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每周幽会一次，去了很多地方，说了很多话。这一来，我不折不扣地喜欢上了他。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重新归来了。只要两人在一起，我心里就豁然开朗，各种恼人事一扫而光。虽说当不成钢琴家，住过精神病院，但人生并未因此告终，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我所不知道的美好事物——是他使我产生了这种心情，仅凭这一点我就衷心感谢他。三个月过后，他说还是想同我结婚。‘如果想和我睡是可以睡的。’我对他说，‘我，还没同任何人睡过，但因为我顶喜欢你，要是你想抱我，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同我结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同我结婚，势必就要连同我的麻烦事都包揽过去，而这要比你想的严重得多。这也不要紧吗？’

“他说不要紧，说他不是单单想同我睡，而是想同我结婚，和我共同承担我身上的一切。而且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真这样想他是不会说出口的，而一旦说出口就信守诺言，他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说好吧，那就结婚吧。实际上也只能这样说。结婚大概是在那以后四个月。他因此和他父母吵翻了，断绝了关系。他家是四国乡下有些来历的家族，父母对我进行了彻底调查，知道我住过两次院，就反对这门婚事，吵了起来。反对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连婚礼也没有举行，只去区政府办了结婚登记，到箱根住了两个晚上。但是真叫幸福啊，一切的一切！这么着，我直到结婚还是处女，到二十五岁。像是在说谎吧？”

玲子喟叹一声，重新捧起篮球。

“只要在这个人身边，就问题不大，我当时想，”玲子说，“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就不至于旧病复发。知道吗，对我们这种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赖感。一切交给这个人好了！每当我的情况稍有不妙，也就是发条刚一开始松动，他就会当即察觉，精心地不厌其烦地予以纠正——拧紧发条，解开线团——只要有这种信赖感，我的病一般是不会反复的。只要存在这种信赖感，那‘砰’一声就不会发生。我是那么高兴，心想人生是多么美好啊！那感觉，就像被人从狂暴而冰冷的海潮中打捞出来、用毛巾被裹着放到温暖的床上一样。婚后两年有了孩子。从那以后一心扑在照料孩子上。自身的病什么的，也因此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早上起来，做家务，照看孩子，他回来时就让他吃饭……每天都是这样。但我感到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持续几年来着？持续到三十一岁。而后又‘砰’一声，断裂了！”

玲子给烟点上火。风已经停了，烟直线上升，消失在夜色中。不觉之间，空中已闪出无数银星。

“遇上什么了？”我问。

“呃——”玲子说，“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简直就像一个圈套或一口陷阱似的在那里静等着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她抬起没夹烟的那只手，揉了揉太阳穴。“对不起呀，光听我说了。本来你是来看直子的。”

“真的想听。”我说，“可以的话，讲给我听听好么？”

“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又开始多少弹几下琴。”玲子接下去说，“不是为别人，是为我自己弹的。弹巴赫、莫扎特、斯卡拉蒂，从他们的小乐曲开始弹。当然，因为有好长时间的空白，乐感很难恢复。手指同以前相比也不能乖乖听从使唤。但我仍很高兴，毕竟又能弹钢琴了。每次一弹起来，我就深深地由衷地感到自己是何等热爱音乐，何等渴求音乐。真是太美妙了，能为自己演奏。

“前边我已说过，我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但想起来，却连一次都没为自己弹过。或者为通过考试，或者因为是课题曲，或者为使别人感动，弹来弹去为的就是这些。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人掌握一种乐器。但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人就不能不为自己演奏，所谓音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我从音乐尖子沦为落伍者，到了三十一二岁之后，才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我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抓紧干完家务，便动手弹自己心爱的曲子，一弹一两个钟头。这期间什么问题也没有，没有吧？”

我点头。

“不料有一天，一位太太，一位只是在路上碰见时打声招呼那种关系的太太登门找我，说她有个女儿想跟我学钢琴，问我能否指教一下。说是附近，其实还是有不算短的距离的。按那太太的说法，那孩子从我家门前路过时经常听到我弹钢琴，感动得不得了，而且认得我，还很崇拜。孩子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这以前从师学过好几次，由于不止一个的原因总是进展不顺利，眼下没跟任何人学。

“我拒绝了。我说一来我有好些年空白，二来若完全是初学者倒另当别论，而从中途教一名已练过几年的人是十分困难的。况且要照料小孩，忙得抽不出时间。再说——当然这点我没向对方说出——动不动就换老师的孩子，谁接手都伤脑筋。可是那太太非让我见见她女儿，说哪怕只见一面也好。我见这人有点死求活磨的味道，心想不大容易一口回绝，加上对只求见面也不好拒之门外，便说如果仅仅见一面倒也无妨。隔了三天，那孩子一个人来了。漂亮得活像个小天使，而且是近乎透明的漂亮。那么漂亮的孩子，那以前和以后都没见过。头发像刚刚研出的墨一样油黑油黑，长长地披散下来。十指纤纤，眼睛忽闪忽闪的，小小的嘴唇，看上去十分柔软，简直像刚刚做出来似的。刚见到她时，我半晌都忘了开口——太漂亮了！往我家客厅沙发上一坐，顿时满室生辉，判若别境。细细看去，直觉得炫目耀眼，甚至要把眼睛眯缝起来才行。就是这么个女孩儿，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玲子眯起眼睛好半天，仿佛眼前真的出现了女孩的那张脸。

“我们边喝咖啡边谈，这个那个，谈了一个多小时，包括音乐方面的、学校里边的。看一眼就知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说话有条有理，意见也一针见血，具有吸引对方的天赋才能。甚至有些吓人。至于吓人的到底是什么，当时的我却捉摸不透，只是蓦然间觉得她机灵得令人生畏。不过，当面同那孩子谈起来，便会不知不觉地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就是说，对方太年少、太妩媚了，以致被其气势压倒，大为自惭形秽，因而即使一晃闪出否定的念头，也会转而怀疑那定然出自一种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

她摇了几下头：

“假如我像那孩子那样聪明漂亮的话，我会成为一个更地道的更有作为的人。既然那般聪明漂亮，还别有何求呢？既然受到大家如此的宠爱，还何苦要欺侮、蹂躏不如自己的弱者呢？不是根本就不存在非做此手脚不可的客观原因吗！”

“她做什么让你难堪的事了？”

“啊，让我按顺序说吧。那孩子是个病态的扯谎鬼，完全是一种病。无论什么，开口就编造谎话。在编造的时间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为了使编造的谎言不露出破绽，甚至把周围相关的事物统统改头换面。若是一般情况，肯定让人生疑，而由于那孩子脑袋转得飞快，早抢在别人生疑之前就弥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对方根本察觉不出。这就是所谓扯谎。而且一般说来，谁也不会以为那么漂亮的孩子居然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大扯其谎，包括我在内。那孩子扯的谎话，半年间我听得真可谓数不胜数，但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尽管从根到梢全是谎话。傻瓜呀，纯属傻瓜！”

“都说什么谎呢？”

“无所不包。”玲子不无嘲讽意味地笑道，“刚才说了吧，人若要在某件事上扯谎，就势必为此编造出一大堆相关的谎言。这就是说谎症。问题是，说谎症患者的谎言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无罪一类，因为周围人大多心中有数。而那孩子不同：为了保护自己，她可以满不在乎地任意造谣中伤，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东西。扯不扯谎，她也看对象。在母亲或亲朋好友等容易识别其谎言的对手面前，她不大扯谎，非扯谎不可的时候也认真考虑再三，绝对不至于让对方发觉。而万一被发觉了，她便从那美丽的眼睛里一滴接一滴挤出眼泪，或解释或道歉，用那小鸟依人般的声音。这一来，谁都不好再发火了。

“至于那孩子为什么选择了我，至今我也不大明白。是把我作为她的牺牲品选择的，还是为寻求某种解脱选择的，今天我也不得而知，全然不知。当然喽，事到如今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了，我又落到了这步田地。”

短暂的沉默。

“她又把她母亲的话重复说了一遍。说在我家门前路过时听到我的钢琴声，大为感动。在外面遇到过我几次，很是崇拜。说的可是‘崇拜’哟。结果我脸都红了，怎么好让一位布娃娃一般漂亮的女孩崇拜呢！不过，我想她这也并非完全说谎。当然，我已年过三十，又没她那么漂亮那么聪明，又没什么特殊才能。但我身上肯定有一种吸引那孩子的什么东西——或许是她所缺乏的一种什么。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对我发生兴趣。嗳，这可不是自吹自擂哟！”

“明白，我能明白。”我说。

“她拿来了乐谱，问我可不可以弹几下试试。我说可以，请弹好了。她就弹了巴赫的创意曲。那个嘛，怎么说呢，弹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不可思议，总之不一般。当然，技术并不怎么好。毕竟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从师练习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她自己的手法，一听就知没经过专业训练。如果在音乐学校的实践考试上这么弹的话，只消一声就会立遭淘汰。可她弹的还是值得一听。就是说，尽管百分之九十一塌糊涂，但剩下的百分之十还是发挥得相当可以的。这也就是巴赫的创意曲。于是我对那孩子发生了极大兴趣，心想这孩子究竟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世上弹巴赫弹得更好的孩子多的是，弹得比那孩子好上二十倍的孩子怕也不是没有。问题是那种演奏十之八九都没什么内涵，干巴巴空洞无物。可那孩子呢，虽然弹得并不高明，却多少有一种足以打动我的东西。因此我想：这孩子或许有教的价值也未可知。当然，现在把她重新训练成职业性的为时已晚，但培养成像当时的我——现在也如此——那样自弹自娱的快乐的钢琴手估计还是可能的。结果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这女孩，不是一声不响为自己本身做事的那一类型的人，而是个为了让别人倾心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工于心计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人产生好感，怎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夸奖——这一套她了然于心。包括怎样的演奏风格才能打动我，也都经过精心算计，并将值得一听的那部分不知拼命练习过多少次，这完全想象得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纵使在一切都真相大白的现在，我也还是认为那演奏相当不错。现在再让我听上一遍，我一定仍那样想——除去她的狡黠、扯谎等缺点。知道吗，世上偏偏就有这样的事。”

玲子声音干涩地清了清嗓子，止住话头，沉默良久。

“那么你收她做学生了？”我问。

“是的。每星期一次，星期六上午，那孩子的学校星期六休息。她一回也没缺课，从不迟到，蛮理想的学生啊！练习也很专心。练完后，我们就吃蛋糕、聊天。”说到这里，玲子突然意识到似的看看表。“噢，我们差不多该回房间了，有点放心不下直子。你怕是把直子忘在脑后了吧？”

“哪里会忘，”我笑道，“只是给你的话吸引住了。”

“要是你想接着听，明天再讲吧。话长，一次讲不完的。”

“简直是《一千零一夜》。”

“哦，那你可就回不了东京喽！”玲子也笑了。

我们穿过来时的那条杂木林小道，回到房间。蜡烛熄了，客厅的电灯也没开。卧室的门开着，里面亮着床头灯，昏黄的光线洒进客厅。就在这若明若暗的灯光中，直子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她已换上长睡衣样子的衣服，领口紧紧扣到脖子上，脚蹬沙发，支起膝盖坐着。玲子走到直子跟前，手放在她头顶上：

“好了？”

“嗯，好了，对不起。”直子低声说。然后转向我，害羞似的又说了声对不起。“你吓了一跳？”

“有一点儿。”我微笑着说。

“到这儿来。”直子说。我挨她身旁坐下。直子依然在沙发上拱着膝盖，像要说悄悄话似的把脸凑近我的耳边，在耳垂上悄悄一吻，再次小声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声“对不起”，随即移开身体。

“有时候我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直子说道。

“我有时也那样的。”

直子浅浅地露出笑容，看着我的脸。

“嗳，可以的话，想听听你的情况，”我说，“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人。”

于是直子以清晰的语言缓缓谈起自己一天的生活。早上六时起床，在这里吃早餐、清扫鸟舍，之后便大多去农场劳动，侍弄蔬菜。午饭前或午饭后有一小时同主治医生单独会面的时间，或者进行集体讨论。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讲座、野外作业或体育项目。她选听了几个讲座，有法语，有编织，有钢琴，有古代史，等等。

“钢琴由玲子姐教，”直子说，“此外她还教吉他。我们都互为师生，擅长法语的教法语，做过社会科教师的教历史，编织拿手的教编织。只就这点来说，差不多成了一所学校。遗憾的是我没一样东西可教别人。”

“我也没有。”

“反正我在这里要比在大学时学得起劲。很用功，而且用起功来觉得很有意思，可好着哩！”

“晚饭后一般做什么呢？”

“与玲子姐聊天、看书、听唱片，或到别人房间玩。就这些。”直子说。

“我练吉他、写自传。”玲子开口了。

“自传？”

“说句玩笑。”玲子笑道，“我们十点左右就上床了。如何？这生活很利于健康吧？睡觉睡得才香呢。”

我看了下表，差不多九点。“那，怕是快要睡了吧？”

“不，今天没关系，哪怕晚一些。”直子说，“好久没见了，想再谈一会。你说点什么可好？”

“刚才只我一个人的时候，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我说，“记得以前我同木月两人去看望你的情形么？在海边医院。大概是高中二年级那年夏天吧。”

“是做胸腔手术时的事吧，”直子淡淡一笑，“记得很清楚啊！你和木月骑摩托去的，提着化得软绵绵的巧克力，吃得我好辛苦。不过总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似的。”

“是啊。那时，你还写了一首长诗呢。”

“那个年龄的女孩谁都写的。”直子哧哧笑道，“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一时想起。海风的气味儿、夹竹桃，这个那个忽然涌上心头。”我说，“对了，木月那时常去探望你吧？”

“哪里谈得上探望，几乎没去。过后我们还因此吵了一架呢。开始时去一次，再就是和你两个，往下就没影了。你说过分不？一开始去那次像有什么急事似的心不在焉，不到十分钟就走了。带橘子去的，嘟嘟囔囔胡乱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剥开橘子让我吃，接着又嘟嘟囔囔了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就一晃儿人不见了，还说什么他一进医院就头疼。”说到这里，直子笑了。“在这方面他那人还一直停留在小孩阶段。还不是，哪里会有什么人喜欢医院呢！也正因为这个，人们才去看望，让病人振作起来。可这些，他竟然莫名其妙。”

“不过和我两人去的时候可不是那个样子，和普通人做的没什么两样。”

“那是在你面前嘛。”直子说，“他那人，在你面前总是那样，拼命掩饰自己弱的一面。他肯定喜欢你，所以才尽可能只让你看他好的那方面，但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可就不同了，那逞能劲头就没有了，真是个心情说变就变的人。举例说吧，本来一个人口若悬河地说得好端端的，不料一瞬间突然一言不发了。这事经常发生，从小就一直这副德性，尽管他想改变自己、提高自己。”

直子在沙发上调换了一下叠架的双腿：

“他总是想改变、提高自己，却总是不能如愿，又是着急又是伤心。本来他拥有十分出色和美好的东西，却直到最后都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个也要干，这里也得改——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尽是这些。可怜的木月！”

“不过，如果他真有意只让我看到他好的一面的话，那么他的努力像是成功的。我看到的确实只是他好的方面。”

直子微微笑道：“他要是能听见，肯定高兴。你是他唯一的朋友啊！”

“而对我来说，木月也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我说，“除了他，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

“所以我很乐意和你、木月三人待在一起，那样我不是也能只看到木月好的一面了吗？那一来，我心里非常快活，也放得开。因此我很喜欢三个人在一块儿。至于你怎么想，我倒是不知道。”

“我倒是担心你会怎么想。”说着，我轻轻摇了下头。

“可问题是这种状态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那小圈子般的东西不可能维持到永远。这点木月明白，我也明白，你也心里清楚，不错吧？”

我点头。

“不过，老实说来，我甚至连他那人弱的一面都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喜欢他好的一面那样。不是吗？他没有一点坏心和恶意，只是软弱罢了。可我这么说时他不信，并且这样说道：‘直子，那是因为你我从三岁就形影不离，你对我知道得太多了，以致什么是缺点什么是优点都分辨不清，很多东西都一锅粥搅在一起了。’他时常这么说。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他，对除他以外的人几乎连兴致都提不起来。”

直子把脸转向我，凄然漾出浅浅的笑意：

“我们同普通的男女关系有很大区别。那关系就像肉体的某个部分紧紧相连似的。即使有时离得很远，也像有一种特殊引力会重新把我们拉回原来位置。所以我同木月发展成为恋人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考虑和选择的余地。十二岁时我们接了吻，十三岁时就已经相互爱抚过了。或我去他房间，或他来我房间玩，我用手处理他的那个来着……可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们早熟，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要上上下下摸我，任他摸我也满不在乎，要是他想一泄为快，我会帮助他而丝毫不以为意。因此，假如有人为此责备我们，我肯定会大为意外，或者生气的：我们也没做什么错事，做的不过是应该做的罢了。我们俩，相互细细看过对方的身体，像是双方共有似的，真是这种感觉。但相当长时间里，我们控制自己，没有往前迈一步。一来怕怀孕，二来当时又不清楚该怎样避孕……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手拉手长大的。普通处于发育期的孩子所体验的那种性压抑和难以自控的苦闷，我们几乎未曾体会过。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对性一贯是开放的。至于自我，由于可以相互吸收和分担，也没有特别强烈地意识到。我说的意思你明白？”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我们两人是一种不能分离的关系。如果木月还在人世，我想我们一定仍在一起、相亲相爱，并且一步步陷入不幸。”

“何以见得？”

直子用手指理了几下头发。发卡已经摘掉，每一低头，头发便落下遮住她的脸。

“或许，我们不能不把欠世上的账偿还回去。”直子扬起脸说，“偿还成长的艰辛。我们在应该支付代价的时候没有支付，那笔账便转到了今天。正因为这个，木月才落得那个下场，我才关在这里。我俩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肚子饿了吃香蕉，寂寞了就相抱而眠。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我们一天一天长大，必须到社会上去。所以对我们来说，你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你的意义就像根链条，把我们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链条。我们力图通过你来努力使自己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

我点头。

“不过我们可压根儿没想利用你。木月的的确确喜欢你。对我们来说，与你的巧遇是我们同外界人的初次交往，并且现在仍在继续。虽然木月死去不在了，但你仍是我同外部世界相连的唯一链条，即使现在。正像木月喜欢你那样，我也喜欢你。尽管我们完全没那个意思，可是在结果上我们恐怕还是伤了你的心。真是一点儿都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直子沉下头，一阵沉默。

“如何，喝点可可好么？”玲子开口道。

“嗯，想喝，非常想。”直子说。

“我想喝带来的白兰地，可以吗？”我问。

“请请。”玲子说，“可能给我一口？”

“那还用说！”我笑道。

玲子拿来两个杯子，我和她干了一杯，然后玲子去厨房做可可。

“讲点儿叫人高兴的事儿？”直子说。

可是我并没有令人高兴的现成话题。我惋惜地想，要是敢死队还在就好了。只要那家伙在，笑料就会源源不断产生，而只要一提那笑料，人们便顿时心花怒放。遗憾之至！无奈，只好不厌其烦地大讲特讲大家在宿舍里过着怎样不讲卫生的生活。由于太不讲卫生了，我讲起来都心生不快，但她们两人都似乎觉得十分希罕有趣，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玲子又模仿各类精神病患者的神情举止，这也十分好笑。十一点时，直子眼睛里透出睡意，玲子便把沙发背放倒当床，拿来褥单、毛毯和枕头。

“半夜过来玩也可以，只是别弄错对象哟！”玲子说，“左边床上没有皱纹的身体是直子的。”

“胡说，我在右边。”直子说。

“噢，明天下午安排了几项活动，我们去野游好了，附近有个很不错的地方。”玲子道。

“好啊。”我说。

她们轮流去卫生间刷完牙走进卧室后，我喝了一点儿白兰地，倒在沙发床上依次回想今天一早到现在发生的事，觉得这一天格外长。月光依然银灿灿泻满房间。直子和玲子睡的卧室里悄无声息，四下几乎不闻任何声响，只是偶尔传来床的轻微吱呀声。闭上眼睛，黑暗中仿佛有小小的图形一闪一闪地往来飞舞，耳畔仍有玲子弹吉他的袅袅余音。但这没有持续多久，不一会睡意袭来，把我拖入温暖的泥沼之中。我梦见了柳树。山路两旁齐刷刷排列着绿柳，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风吹得并不弱，柳枝却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呢？原来每条树枝上都蹲着一只小鸟，压得树枝摇动不得。我拿起一根棍子往眼前的树枝敲去，想把鸟赶走，让柳枝恢复摇动。然而鸟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变成了一个个鸟状铁疙瘩，“啪嗒啪嗒”纷纷落地。

睁眼醒来时，我恍惚觉得仍置身梦境。在月光辉映下，房间里隐约泛着白光。我条件反射地在地板上寻找鸟状铁疙瘩，当然无处可寻。只见直子孤单单坐在床脚前，静静地凝视窗外。她怀抱双膝，如同饥饿的孤儿，下颏搭在膝头上。我想看看时间，伸手摸枕边的手表，本该放在那里，却没有。从月光的样子看来，估计是两三点钟。我感到喉头干渴难耐，但还是一动未动，只管盯视直子。直子仍穿着刚才那件蓝色睡衣，头发的一侧照例用蝶形发卡拢住。因此，那娇好的前额被月光照得清晰可见。我心中生疑：睡前她是取下发卡的呀！

她保持着原有姿势，凝然不动，看上去活像被月光吸附的夜间小动物。因月光角度的关系，她嘴唇的阴影被夸大了。那阴影显得分外脆弱，随着她心脏的跳动或心的悸动，一上一下微微起伏——仿佛面对黑夜倾诉无声的话语。

为了缓解喉头的干渴，我吞了一口唾液。在夜的岑寂中，那声响听起来非常大。于是直子像回应这声响似的倏然立起，带着衣服的摩擦声走来，跪在我枕边的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细看我的眼睛，我也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什么也没说，瞳仁异常澄澈，几乎可以透过它看到对面的世界。然而无论怎样用力观察，都无法从中觅出什么。尽管我的脸同她的脸相距不过三十厘米，我却觉得她离我几光年之遥。

我伸出手，想要摸她。直子倏地往后缩回身子，嘴唇略略抖动，继而，抬起双手，开始慢慢解睡衣的纽扣。纽扣共有七个，我好像还在做梦似的，注视着她用娇嫩的纤纤玉指一个接一个解开。当七个小小的白扣全部解完后，直子像昆虫蜕皮一样把睡衣从腰间一滑褪下，全身赤裸裸的，睡衣下面什么也没穿。她身上唯一有的，就是那个蝶形发卡。脱掉睡衣后，直子仍然双膝跪地，看着我。沐浴着柔和月光的直子身体，宛似刚刚降生不久的崭新肉体，柔光熠熠，令人不胜怜爱。每当她稍微动一下身子——虽然是瞬间微动——月光照射的部位便微妙地滑行开来，遍布身体的阴影亦随之变形。浑圆鼓起的乳房，小小的乳头，小坑般的肚脐，构成腰骨和阴毛的粗粒子阴影，这些都恰似静静的湖面上荡漾开来的水纹一样改变着形状。

这是何等完美的肉体啊——我想。直子是何时开始拥有如此完美的肉体的呢？那个春夜我所拥抱的她的肉体何处去了呢？

那天夜晚，我轻轻地、缓缓地给哭泣不已的直子脱衣服时，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她的肢体并不完美。乳房硬硬的，乳头像是安错位置的突起物，腰间也总有些不够圆熟。当然，直子是美丽的姑娘，肉体也富有魅力，这使我爆发性的冲动，一股巨大的力量劈头朝我压来。尽管如此，我在抱着她的裸体爱抚、亲吻的同时，仍不免对肉体这一物件的不匀称和不够精巧蓦然产生奇妙的感慨。我抱着直子，想对她这样解释：我在同你交欢，进入你的体内。但实际并没有什么，本来就是无所谓的，无非是身体间的一种接触罢了，我们不过是在相互诉说只有通过两个不完美的身体的相互接触才能诉说的情感而已，并以此分摊我们各自的不完美性。当然这种解释不可能很好地说出口来。于是我只好默不作声地紧紧搂住直子。一抱住她的身体，我便从中感到有一种类似未经过彻底驯化的异物仍留在她身体表面那种粗糙而生硬的感触，而那种感触又激起我的情欲，使我的阳物硬得异乎寻常。

然而，此刻我眼前的直子身体与那时截然不同。我想，那肉体已经变迁，如今已变得无比完美而降生在月华之中。首先，少女的轻盈柔软已于木月去世前后骤然消去，而随后代之以成熟的丰腴。由于直子的肉体完成得过于完美无缺了，我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只是茫然注视着她腰间美丽的曲线、丰满而光洁的乳房、随着呼吸静静起伏的平滑的小腹，以及小腹下软软的、黑黑的毛丛。

她把这裸体在我眼前展露了大约五六分钟，而后重新穿起睡衣，由上而下扣好衣扣。全部扣罢，她倏地站起身，悄然打开卧室门，消失在里面。

我在床上许久静止未动，而后转念下床，拾起落在地上的手表，对着月光一看：三点四十分。我去厨房喝了几杯水，折身上床，结果直到天光大亮——洒满整个房间的阳光完全抹去青白的月色——之后还未合眼。在似睡非睡的恍惚之中，玲子过来，在我脸颊上“啪啪”拍了两下，叫道“天亮了天亮了”。

玲子给我收拾床铺的时间里，直子站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她朝我嫣然一笑：“早上好！”我也回了句“早上好”。直子一边哼着什么一边烧水、切面包，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根本看不出昨晚在我面前赤裸过的任何蛛丝马迹。

“喂，眼睛好红啊，怎么搞的？”直子边倒咖啡边对我说。

“半夜醒了一次，往下没睡好。”

“我们没打呼噜？”玲子问。

“没有。”我答。

“那就好。”直子说。

“他，倒蛮规矩的咧！”玲子打着哈欠说。

最初我以为直子当着玲子的面故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者是出于害羞。但在玲子从房间消失后，她的神情仍毫无变化，眼睛依然那么晶莹清澈。

“睡得可好？”我问直子。

“嗯，死死的。”直子回答得十分轻松。这回拢住头发的是不带任何装饰的素雅的发夹。

我这难以释然的心情在吃饭时间也未改变。我往面包上涂黄油，剥煮鸡蛋，同时像要寻找什么痕迹似的坐在直子对面，不时瞟她一眼。

“我说，渡边君，今早你干嘛总看我的脸？”直子好笑似的问道。

“他么，怕是在热恋着一个人。”玲子说。

“你热恋一个人？”直子问。

“或许。”我也笑着说。

于是两个女子就此拿我开起了玩笑。我听着听着，决定不再思索昨晚发生的事，闷头吃面包、喝咖啡。

早饭后，两人说要去鸟舍给鸟喂食，我也打算跟去。她俩换上工作服，穿上白色长靴。鸟舍在网球场后面一个不大的公园内，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鸟，从鸡到鸽子都有，还有孔雀、鹦鹉。四周有花坛，有观赏树，有长凳。同是患者模样的两名男子用扫帚在路上清扫落叶，两人看上去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玲子和直子走到两人跟前寒暄一句，玲子还说了句什么笑话，逗得两个男子直笑。花坛里开着大波斯菊，观赏树修剪得整整齐齐。鸟儿一见到玲子，马上唧唧喳喳欢叫着在栏里扑来扑去。

她们钻进鸟舍旁边的小仓房，拿出饵料袋和橡胶软管。直子把软管接在水龙头上，拧动开关，然后在注意不让鸟跑出的同时进入栏内，清洗脏物。玲子用硬刷“嚓嚓”刷洗地板。飞溅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耀眼，孔雀们生怕溅到身上，在栏里“扑扑通通”一阵逃窜。火鸡则扬起脖子，像老大不高兴的老人似的拿眼珠瞪着我。鹦鹉在横杆上似乎心怀不满，弄出很大声音拍打着翅膀。玲子对着鹦鹉学了声猫叫，鹦鹉便钻到角落里缩起肩，少顷叫道：“谢谢，神经病，臭屎蛋。”

“谁这么教的？”直子叹息道。

“不是我哟，我哪里会教这种歧视人的话。”玲子说。随即又学了声猫叫，鹦鹉这回没再出声。

“这小家伙，有一次给猫吓个半死，那以后就怕猫怕得什么似的。”玲子笑道。

打扫完毕，两人放下清扫用具，接着把饵料投进一个个饵槽。火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扑打地面的积水，跑过来一头扎进槽内，直子拍打它的屁股，它也顾头不顾腚地只管猛啄不止。

“每天早上都做这活儿？”我问直子。

“是啊。新来的女的，一般都做这个。简单嘛。想看兔子？”

“想看。”我说。

鸟舍后面是兔舍，十来只兔子趴在草堆上。她拿扫帚把兔粪扫在一起，往食槽放完食，抱起一只小兔贴在脸上。

“可爱吧？”直子欣欣然说道，然后让我抱。那暖乎乎的小圆团儿在我怀里一动不动地蜷缩着，两耳一抖一抖地动。

“放心，这人不用怕的。”说着，直子用手指抚摸小兔的脑袋，看着我的脸甜甜地一笑。那张笑脸没有一丝阴翳，甚至晴朗得有些耀眼，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并且思忖，昨晚的直子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千真万确是直子本人呀，绝非什么梦境——她确实在我面前脱光身子来着……

玲子一边打口哨悠扬地吹着《骄傲的玛莉》，一边归拢垃圾，装进塑料袋，扎上口。我帮忙把清扫工具和饵料袋收进小仓房。

“我最喜欢早晨。”直子说，“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似的。中午时间一到我就有些伤感，晚上最最讨厌。每天每日我都是这么想着度过的。”

“而且那么想着的时间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上年纪——就是在朝朝暮暮的时间里哟！”玲子不无得意地说，“快得很哩！”

“不过玲子姐看起来倒是挺高兴上年纪似的。”直子说。

“上年纪我是并不高兴，可也不想再年轻一次。”玲子应道。

“那为什么？”我问。

“嫌麻烦呗，那不明摆着。”玲子回答。随后继续吹着《骄傲的玛莉》，把扫帚放进仓房，关好门。

返回房间，她们脱下长胶靴，换上普通运动鞋，说这就去农场，玲子劝我留在这里看书或做点什么算了，因为去看也没大意思，而且是跟其他人共同作业。

“看完书，卫生间的桶里满满装着我们脏了的内衣内裤，洗洗可好？”玲子说。

“开玩笑吧？”我吃了一惊，反问道。

“那还不是，”玲子笑着说，“当然是开玩笑嘛，这种话。你这人倒蛮可爱的，是吧，直子？”

“是的吧。”直子笑着赞同。

“我学德语好了。”我叹了口气。

“乖孩子，我们等不到中午就回来，可得好好用功哟！”玲子说。随即两人呵呵笑着离开房间。窗下传来一伙人走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走进卫生间，重新洗了把脸，拿她们的指甲钳剪了指甲。就两位女子居住这点来说，这卫生间真是朴素利落得可以。润肤霜、唇膏、防晒霜、洗发水一类东西倒是零零碎碎排列了不少，而类似化妆品的东西却几乎见不到。剪罢指甲，我去厨房倒杯咖啡，坐在桌前边喝边打开德语课本。我拣了一块暖洋洋的向阳处，只穿圆领半袖衫，逐个往下背德语语法表。这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觉：德语不规则动词同这餐桌之间，似乎隔着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十一点半，两人从农场回来，轮流进去淋浴，换上洁净衣服。接着三人去食堂吃午饭，饭后步行到大门口。这回门卫倒正好在门卫室的桌前津津有味地吃着想必是从食堂端来的午饭。搁物架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播放着歌曲。我们走到时，他“呀”一声扬手寒暄，我们也道了声“您好”。

玲子说三个人这就出去散步，大约要三个小时后回来。

“噢，随便，随便。嗯，天气蛮好嘛！沿河谷那条路因最近一场大雨，有塌方危险，其他的尽管放心，没问题。”门卫说。

玲子在一张外出登记表样的纸上写下直子和自己的姓名以及外出时间。

“路上注意些！”门卫嘱咐道。

“挺热情的嘛！”我说。

“那人这地方有点小故障。”玲子用手指戳着脑袋说。

不管怎样，天气确如门卫所说，果然不错。晴空如洗，一片湛蓝，只有断断续续的云片依稀抹下几缕淡白，宛如漆工试漆时涂出的几笔。我们沿着“阿美寮”低矮的石围墙走了一会，之后离开墙，顺着一条又陡又窄的坡路一列攀援而上。打头的是玲子，直子居中，我最后。玲子在这羊肠小道上步子迈得甚是坚定，一副对这一带的山势无所不知的派头。我们几乎没再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搬动脚步。直子身穿白衬衫蓝布裤，外衣脱了拎在手中。我边爬边望着直子肩头飘来摆去的垂直秀发。直子不时地回过头，和我目光相碰时便微微一笑。坡路长得简直令人发晕，但玲子的步调居然一点不乱。直子时而擦把汗，随后紧追不舍。倒是我因好久没跟山打交道了，不免气喘吁吁。

“经常这么爬山？”我问直子。

“一星期差不多一次吧。”直子回答，“够累的吧？”

“不轻松。”我说。

“三分之二了，不多了。你是男孩子吧？顶得住才行！”玲子说。

“运动不足嘛。”

“光顾和女孩厮混了。”直子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本想反驳一句什么，但透不过气，未能顺利出口。头上生着一根装饰性羽毛的红色小鸟不时从眼前掠过，它们那以蓝色天空为背景飞行的身影十分赏心悦目。周围草丛里盛开着各色野花，白的、蓝的、黄的，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到处都有蜜蜂的嗡嗡声。我一边观赏眼前景致，一边一步步往上移动，什么也不去想。

又爬了十多分钟，山路没有了，来到高原一般平坦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歇息片刻，擦汗，喘气，喝水筒里的水。玲子找来一种什么叶片，做成笛子吹着。

下坡路便徐缓了，两侧芒草已经抽穗，又高又密。大约走了十五分钟，路过一处村庄。村里空无人影，十二三座房子全都废弃了，房前屋后长满齐腰高的荒草，墙上的窟窿里沾着白花花的干鸽子粪。有的房子塌得只剩下立柱，有的却似乎只消打开木板套窗便可以马上住人。我们从这早已断绝烟火的无声无息的房子中间的道路穿过。

“其实也就是七八年前，这里还有几个人居住来着。”玲子告诉我说，“四周全是庄稼地。可终归都跑光了，生活太难熬啦。冬天大雪封山，人动弹不得，再说土地也不是那么肥沃，还是去城里干活能赚钱。”

“可惜啊，本来有的房子还完全可以使用。”我说。

“嬉皮士住过一阵子，冬天也都冻得逃之夭夭了。”

穿过村庄，前行不一会，便是一片草地，像是一座四周有围栏的像是牧场的开阔地带，远处可以望见几匹马在吃草。沿围栏走了不久，一只大狗“啪嗒啪嗒”甩着尾巴跑来，扑到玲子身上，在她脸上嗅了嗅，然后又扑向直子摇头晃脑。我一打口哨，它又跑过来伸出长舌头左一下右一下舔我的手。

“牧场的狗。”直子摸着狗的脑袋说，“估计快有二十岁了，牙齿不中用，硬东西几乎啃不动。总在店前躺着，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蹿上来撒娇。”

玲子从帆布包里掰下一块干奶酪。狗嗅到那气味儿，便奔过去一口叼住，高兴得什么似的。

“和这东西再也见不了几天了。”玲子拍着狗脑袋说，“到十月中旬，就要把马和牛装上卡车，运到山下的牧舍里去。只是夏季在这里放牧，让它们吃草，还开了一个小咖啡店招待游客。说起游客，一天跑来的顶多也就二十来个。怎么，你不喝点什么？”

“好啊！”我说。

狗带头把我们领到那家咖啡店。那是一座正面有檐廊的小建筑物，墙壁涂着白漆，房檐下悬挂着一块咖啡杯形状的褪色招牌。狗抢先爬上檐廊，“忽”地躺倒，眯起眼睛。我们刚在檐廊的桌旁坐定，一个身穿运动衫白布裤、梳着马尾辫的女孩闪出，亲热地向玲子和直子寒暄。

“这是直子的朋友。”玲子介绍我。

“您好。”女孩说。

“您好。”我应道。

在三个女士一阵闲聊时间里，我抚摸着桌下面狗的脖子。那脖子的确老了，硬邦邦的几根筋。我在那硬筋上搔了几把，狗于是十分舒坦似的闭上眼，“哈哧哈哧”喘着气。

“叫什么名字？”我问店里的女孩。

“贝贝。”她说。

“贝贝。”我叫了一声，狗完全无动于衷。

“耳聋，得再大点声才能听见。”女孩的话带有京都腔。

“贝贝！”我扯着嗓门喊道，狗这回“霍”地立起身，“汪汪”两声。

“好了好了，慢慢睡，好长命百岁。”女孩说罢，贝贝又在我脚前来了个就地卧倒。

直子和玲子要了冷藏牛奶，我要了啤酒。玲子请女孩放立体声短波，女孩便按下放大器开关，选放立体声，里面传出“血汗泪”乐队的歌：《纺车》。

“说实话，我是为听立体声才到这儿来的。”玲子一副满足的神情，“我们那儿连个收音机也没有，要是再不来这里几次，连世上现在唱什么歌都不晓得了。”

“一直住在这里？”我询问女孩。

“那怎么成，”女孩笑着回答，“这种地方，夜晚会把人孤单死的。傍晚由牧场的人用那个送回市内，早上再赶来。”她指了指稍远一点牧场办公室前停着的四轮机动车。

“这里怕也快到闲时候了吧？”玲子问。

“嗯，就要一点点地收摊了。”女孩说。玲子掏出烟，两人抽起来。

“你不在可就寂寞啦。”玲子又说。

“来年五月还来呀！”女孩笑道。

“奶油”的《绝尘室》播完后，有一段商业广告，接着是西蒙和加丰凯尔乐队演唱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歌。歌曲播完，玲子说她喜欢这首歌。

“这电影我看了。”我说。

“谁演的？”

“达斯汀·霍夫曼。”

“这人我不知道啊。”玲子不无伤感地摇摇头，“世界一天变一个样儿，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

玲子请那女孩借吉他用一下，女孩答应着，关掉收音机，从里边拿出一把旧吉他。狗抬起头，“呼哧呼哧”嗅了嗅吉他。“可不是吃的哟，这个。”玲子像讲给狗听似的说。带有青草芳香的阵风吹过檐廊，山脉的棱线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简直像《音乐之声》里的场面。”我对调弦的玲子说。

“你说的是什么呀？”她问道。

她弹起刚刚播过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曲。听起来她没见过乐谱，是第一次弹，未能一下子准确把握和音。但反复摸索之间，终于捕捉住那种流行的风格，把全曲弹了下来。而到第三遍时，已经可以不时地加入装饰音，弹得很流畅了。

“我的乐感不错。”玲子朝我挤下眼睛，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只要听上三遍，没乐谱也大致弹得下来。”

她一边低声哼着旋律一边弹，直到把这首主题曲完整地弹完。我们三人一齐拍手，玲子彬彬有礼地低头致谢。

“过去弹莫扎特的协奏曲时，掌声更大着哩！”她说。

店里的女孩说，如果肯弹甲壳虫乐队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冷藏牛奶可算店里请客。玲子伸出拇指，做出OK的表示，随即边哼歌词边弹《太阳从这里升起》。音量并不大，而且大概由于过度吸烟的关系，嗓音有些沙哑，但很有厚度，娓娓动人。我喝着啤酒，望着远山，听着她的歌声，恍惚觉得太阳会再次从那里探出脸来——心境实在太温馨、太平和了。《太阳从这里升起》一曲唱罢，玲子把吉他还给女孩，再次让她打开立体声短波，然后叫我和直子到附近一带散步一个小时。

“我在这儿听收音机，和她聊天，三点前转回就可以了。”

“两个人单独待那么久没有关系么？”我问。

“照理是有关系的，也就算了吧。我又不是守护婆，也想一个人轻松一下。何况你大老远来一趟，也攒了一肚子话要说吧？”玲子边说边重新点燃一支香烟。

“走吧！”直子说着，立起身。

我便也起身跟在直子后面。狗睁开两眼，随后跟了几步，终于觉得自讨没趣，跑回了老地方。我们在牧场围栏旁边平坦的路上从容自得地走着。直子不时拉起我的手，或挽住我的胳膊。

“这样子走路，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直子说。

“哪里很久，今年春天嘛！”我笑道，“直到今春还这么来着。这要算很久，十年前岂不成了古代史啦！”

“真有点像古代史似的。”直子说，“昨天真对不起，精神又有点激动。你特意跑来的，都怪我。”

“不要紧的。我想恐怕还是把各种情感发泄出来好些，你也罢，我也罢。所以，如果你想向谁发泄那些情感的话，那么就向我身上发泄好了，这样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

“理解我又怎么样呢？”

“噢，你不明白。”我说，“这不是怎么样的问题。世界上，有人喜欢查时刻表一查就整整一天，也有的人把火柴棍拼在一起，准备造一艘一米长的船。所以说，这世上有一两个要理解你的人也没什么不自然的吧？”

“或许类似一种什么爱好？”直子好笑似的说。

“说是爱好也未尝不可。一般而言，头脑精明的人称之为好意或爱情。你要想称为爱好也是可以的。”

“嗳，渡边君，”直子说，“你喜欢木月？”

“当然。”我回答。

“玲子呢？”

“那人也极喜欢，好人啊！”

“我说，你喜欢的怎么都是这样的人呢？”直子说，“我们这些人，可全都是哪里抽筋儿、发麻、游也游不好、眼看着往水下沉的人啊！不论我、木月还是玲子，没一个例外。你为什么喜欢不上更健全的人呢？”

“因为我并不那样想。”我略一沉吟，这样答道，“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你、木月和玲子有什么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那帮家伙全都在神气活现地东奔西蹿。”

“可我们是不正常啊，我心里明白。”直子说。

我们默默走了一会。道路离开围栏，通到一片形状如小湖一般圆圆的、四面围有树林的草地。

“夜里我时不时醒来，怕得不得了。”直子偎依着我的胳膊说，“万一就这样不正常下去，恢复不过来的话，岂不要老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我就心都凉透了。太残酷了！心里又难受，又冰冷。”

我把手搭在她肩头，拢紧她。

“觉得就像木月从黑暗处招手叫我过去似的。他嘴里说：喂，直子，咱俩可是分不开的哟！给他那么一说，我真不知怎么才好了。”

“那种时候怎么办呢？”

“嗯，渡边君，你可别觉得奇怪哟。”

“好的。”我说。

“让玲子抱我。”直子说，“叫醒玲子，钻进她被窝，求她紧紧抱住，还哭。她抚摸我身体，直到心里都热乎过来。这——不奇怪？”

“不奇怪。只是想由我来代替玲子紧紧抱你。”

“马上就抱，就在这。”直子说。

我们坐在草地的干草上，抱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草丛中，除了天空和白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把直子慢慢放倒在草上，紧紧搂住她。直子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双手摸索着我的身子。我和直子接了一个深情的吻。

“嗳，渡边君？”直子在我耳边说。

“嗯？”

“想和我睡？”

“自然。”我说。

“能等？”

“当然能等。”

“在那以前，我想再调理一下自己。恢复得好好的，成为一个符合你口味的人。能等到那时候？”

“当然等的。”

“现在变硬了？”

“脚底板？”

“傻瓜！”直子哧哧笑道。

“要是你问的是冲动没有，那倒是的，还用问。”

“嗯？不说那个‘还用问’好不好？”

“好，不说。”我说。

“那滋味，不好受？”

“什么？”

“冲动啊。”

“不好受？”我反问。

“就是，是不是……憋得不舒服。”

“看怎么想。”

“给你放出来好么？”

“用手？”

“嗯。”直子说，“老实说，刚才就一挺一挺弄得我怪痛的。”

我移开一点身体：“这样可好些？”

“谢谢。”

“我说，直子？”

“什么？”

“给人家做嘛。”

“可以呀！”直子迷人地微微一笑，拉开我裤子的拉链，把硬硬的东西握在手里。

“热乎乎的。”直子说。

直子刚要动手，我制止了她。我解开她半袖衫的纽扣，手绕到背后摘下胸罩的挂钩，嘴唇轻轻吻在她粉白色的乳房上。直子合上眼，开始缓缓移动手指。

“蛮行的嘛！”我说。

“乖孩子，别吭声。”直子说。

事完后，我温柔地抱住她，又接了次吻。直子整理好半袖衫和胸罩，我把裤链拉上。

“这回走路能好受点儿了吧？”

“亏你帮忙。”我回答。

“那么，再走一会儿好么？”

“好的。”我说。

我们穿过草地，穿过杂木林，又穿过草地。直子边走边讲她死去的姐姐。她说，这话还几乎没向任何人讲过，但认为还是向我讲了为好。

“我们年龄相差六岁，性格什么的也很不相同，但关系处得非常融洽。”直子说，“一次架也没吵过，真的。当然，也有水平差距等方面的原因，水平差距大，也是吵不起来的。”

直子接着说：

“姐姐属于无论让干什么都拿第一那一类型。学习第一，体育第一，又有威望又有领导才能。性格热情开朗，在男孩子中间也很有人缘，也很受老师喜爱，得的奖状足有一百张。哪所公立学校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女孩。不过，倒不是因是自家姐姐才这样说，我姐姐可不是别人一宠就自以为好了不起或对人摆出一副不冷不热面孔的人，她不喜欢哗众取宠，只不过是不论干什么都自然而然干得最好罢了。

“这么着，我从小就决心当一个可爱的女孩。”直子一边来回旋转着芒草穗一边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直听着周围人夸姐姐脑袋又好使又会体育又有人缘这些话长大的，觉得自己再怎么死追活赶也撵不上姐姐。加上要是光论长相，倒是我稍漂亮一点儿。父母也像是打算让我在他们的疼爱下长大，因此一上小学就把我送入那样的学校：天鹅绒连衣裙、镶花边的短罩衫、漆皮鞋，还学钢琴和芭蕾舞。不过因此姐姐可喜爱我了，喜爱得不得了，真像对待可爱的小妹妹似的，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送给我，领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教我怎样用功，同男朋友约会时也带我一起去来着。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姐姐。

“至于她为什么自杀，谁也弄不明原因，和木月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年龄也是十七，直到事件发生前也没有自杀的征兆，遗书也没有——一样吧？”

“倒是的。”我说。

“大家都说那孩子聪明过分了，看书看过头了。可也是，确实手不离书，有好大一堆书。姐姐死后我也看了不少，心里很难过。书里有她写的字，夹着标本花，还夹有男朋友的信。为此我哭了好几场。”

直子停了一下，默然转动着芒草穗。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一手处理，几乎没找过谁商量或求人帮忙。也不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不过是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父母也对此习以为常，说这孩子撒手不管也不要紧。我倒是经常找姐姐商量，她非常热心地教这个教那个，可自己不找任何人商量，全都一个人解决。既不发脾气，又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女人嘛，例如来月经的时候不是心情烦躁得要冲人发火吗，或多或少。姐姐连那种情形也没有。在她身上，是用消沉来代替不高兴的。往往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一连两三天闷在自己房间睡觉。学校不去，东西也几乎不吃。把房间光线弄得暗暗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但不是不高兴。我一放学回来，就把我叫到房间里，让我挨她坐下，一一问我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外乎和同学做什么游戏了、老师讲什么了、测验成绩如何了等等。姐姐都听得很专心，还谈感想，提建议。可要是我不在——例如去跟朋友玩或出去练芭蕾，她就继续一个人发呆。这两三天一过，她就一下子恢复得和平时一个样，神采飞扬地上学去。这种情形，嗯——好像是持续了四年。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放心，大概找医生商量过。但她总是两三天一过就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父母后来就以为反正不管也会自然好起来的，说她是个聪明刚毅的孩子。

“可是姐姐死后，我无意中听过父母的谈话。谈的是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的事。说那个人也是脑袋好使得很，十七到二十一岁在家里一关四年，结果一天突然说要外出，就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了。所以父亲这样说来着：‘还是血统关系吧，我这方面的。’”

直子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用指尖一点点掐掉芒草穗，撒在风中吹走。全部掐光以后，便把草梗像缠细绳似的一圈圈缠在手指上。

“发现姐姐死的是我。”直子接着说，“小学六年级的秋天，十一月，天下着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当时姐姐读高中三年级。我练完钢琴回来是六点半，母亲正在准备晚饭，让我叫姐姐吃饭。我跑上二楼，敲姐姐房间的门，喊声吃饭了。可是，没应声，静静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又敲了一下开门进去。本来我以为她睡着了呢，不料姐姐没睡，站在窗口前，脖子稍歪，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就像在思考什么。房间里一片昏暗，灯也没开，所有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我招呼说：‘干什么呢，吃饭喽！’但说完后，发觉她的个子比平时高。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呢？是穿高跟鞋，还是蹬在什么台子上了呢？我就走到跟前，刚要开口时，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脖子上有一根绳。绳从天花板梁上笔直地垂下来——那可是真直，直得可怕，简直像用墨斗在空间‘嘭’地打下的一条线。姐姐穿着白色的短罩衫——对了，正是我现在身上这件便式的，下身一条灰裙子。脚尖像跳芭蕾舞一样紧绷绷地伸着，地面与脚尖之间有二十厘米左右没有任何阻碍的空间。那情形，我看得可真切着呢。还有脸，脸也看了，不能不看。我心想得赶紧到下边告诉母亲，得大声喊叫，可身体偏偏不听使唤，偏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本来我的意识要赶快下去，身体却要擅自把姐姐的身体从绳子上解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我在那里愣了五六分钟，处于虚脱状态，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像体内什么东西僵死了似的。我一动没动待在那里，直到母亲来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没动，和姐姐一起，在那又暗又冷的地方……”

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

“可我或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记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去，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住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快到三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的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一个人影的空旷草地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大提琴开头的旋律。

“巴克豪斯和伯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也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呷咖啡边说。

晚饭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喋喋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再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椰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做财务的女孩，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地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

“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九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至于耽误晚上打工了。”

“遗憾呐！时间再充裕些就好了！”

“那一来，我也怕要赖在这里不走喽。”我笑道。

“啊，可也是。”玲子说，然后转向直子，“对了，得去阿冈的家讨葡萄吃，忘得死死的了。”

“一块儿去？”直子问。

“噢，借渡边君一用好么？”

“好好。”

“那么，两人再来个夜间散步吧。”玲子拉起我的手说，“昨天还差那么一点点，今晚搞利索算了。”

“请请，悉听尊便。”直子哧哧笑道。

风凉浸浸的，玲子在衬衫外面套了件对襟羊毛衫，双手插进裤袋。她边走边望天，像狗似的抽鼻子嗅了嗅，说“有一股雨气味儿”。我也同样嗅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嗅到。不过天空云层确实多了起来，月亮也被掩到后面去了。

“在这里待久了，光嗅空气的味道就能大致捉摸出天气。”

走进工作人员住宅所在的杂木林后，玲子叫我稍等一会儿，独自走近一户房前按了下门铃。一位主妇模样的妇女出来，同玲子站着聊了几句，然后嘻嘻笑着折身转回，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玲子接过，对她说了声“谢谢，晚安”，朝我这边赶回。

“瞧，葡萄要来了！”玲子举起塑料袋给我看。袋里的葡萄相当有分量。

“喜欢葡萄？”

“喜欢！”我说。

她取出最上头的一串递给我：“已经洗过，吃好了。”

我边走边吃，皮和籽随口吐在地上。葡萄着实水灵得很。玲子吃着自己那份。

“三天两日教那家男孩一次钢琴。作为酬谢，那家人这样那样给了我不少东西，这两天喝的葡萄酒就是。还可以托他们在市内买一点零碎用品。”

“昨天你没讲完，想接着听下去。”我说。

“好啊。”玲子说，“不过要是每晚都回去得那么迟，直子怕要怀疑你我的关系吧？”

“就算那样也想接着听完。”

“OK，那就到有屋顶的地方讲好了，今天有点凉。”

她从网球场往左拐，走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几个像筒屋一样排在一起的小仓库跟前，打开头排一座的门，进去拉开电灯。

“进来吧，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仓库里靠墙整齐排列着越野滑雪板、雪杖和靴子，地上堆着扫雪工具和除雪剂等物。

“以前每当想一个人待一会的时候，就常来这里练吉他。小地方不错吧？有条不紊的。”

玲子弓身坐在除雪剂袋子上，叫我坐在旁边。我乖乖落座。

“房间里有点憋烟，可以吸烟么？”

“别客气，请。”

“戒不了，就这个戒不了。”玲子蹙起眉头说，旋即如饥似渴地吸了一口。吸烟吸得如此香甜的人怕是为数不多。我一粒一粒揪着葡萄，细嚼慢咽，把皮和籽扔进当垃圾箱用的白铁皮罐里。

“昨天讲到哪儿了？”玲子问。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爬上悬崖峭壁掏燕窝，是这里吧？”我说。

“你这人也真怪，开玩笑还一本正经的。”玲子有些愕然。

“讲到每周六上午那女孩来练一次钢琴，大概。”

“对对。”

“如果把世人分为善为人师和不善为人师两类的话，我可能属于前一类。”玲子说，“年轻时并没那样想，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去想的关系。可是一旦上了一定年纪，有了自知之明，就开始这样认为了。就是说，自己擅长教别人东西，我，真的很有两手咧！”

“我也那样看。”我表示同意。

“较之对自己本身，对别人我要耐心得多，而且容易找出对方好的一面，我是这一类型的人。总之就像火柴盒侧面那块粗糙的擦火皮，不过这没关系，无所谓的。我也并不厌恶自己的这副德性，同二流火柴杆相比，我还是更乐意当一流火柴盒。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呃——还是在教那女孩之后。那以前，年轻时我也短期教过几个人，但当时没怎么在意，而在教那女孩后就意识到了。嗬，真没想到自己教别人教得那么得心应手。就是说，钢琴教得非常顺利。

“昨天就说过，在技巧这点上，那孩子弹得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况且她本人也没想当音乐家，这样我教起来也格外轻松省力。加上她就读的学校差不多是一所预科式女校，只要成绩说得过去，就可直接升入大学，用不着拼死拼活用功，她母亲也叫她只管尽情学点课外的算了。所以，对那孩子，我没有啰啰嗦嗦指手划脚。而她也讨厌别人这样做，这点刚见面我就看出来了。尽管她口头上百依百顺，可骨子里绝对一意孤行。这么着，我首先让那孩子喜欢怎么弹就怎么弹，百分之百地。然后我才用各种弹法演奏同一支曲子，两人一起探讨哪种弹法好以及喜欢哪一种等等，之后让她重弹一遍。结果，她比前次弹得大有长进。她能敏锐地捕捉一种弹法的高明之处。”

玲子停了一下，看着香烟头上的火亮。我则继续默默吃葡萄。

“我自以为自己的乐感已相当不错，可那女孩还在我之上。真替她惋惜啊，假如从小就跟好老师接受系统训练，将会很有出息，可惜不是那样。不过归根结蒂，那孩子也经受不住系统训练。世上是有这种人的：尽管有卓越的天赋才华，却承受不住系统训练，而终归将才华支离破碎地挥霍掉。我就亲眼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一开始果真叫人拍案叫绝，例如对十分深奥的乐谱，有人只消扫一眼就能一气流注地弹奏下来，而且相当精彩，使听的人大为倾倒、自愧不如。但他们仅此而已，而不会再往前迈步。为什么呢？因为不付出努力，不肯下功夫刻苦训练，在宠爱中忘乎所以。小时候凭一点儿小聪明，不用功也弹得不错，对此大家免不了夸奖一番，于是本人便把用功看成了无聊勾当。他们不是可以把其他孩子花三周练的曲子只用一半时间就练完吗，老师势必说这孩子行，叫他往下练习。结果他们又一次只用一半时间弹下来，还是能往下跑。就这样，他们不懂得下苦功夫，忽略了对人格形成必不可少的这一主要因素。这是悲剧。说起来，我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形，幸亏我的老师管得严，才保住了这个程度。

“不过，教那女孩练琴是很开心的事，就像乘着一辆性能良好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般。手指稍稍一动，便接二连三地顺流而下，尽管有时速度过快。教这种孩子的诀窍首先不要夸奖过头，因为从小就听惯夸奖话了，再多夸她也不会在意，有时掌握好分寸夸两句就可以了。其次不要强加于她，让她自己选择。不是让她贪多求快，而是让她停下来回味。就这几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抓出实效。”

玲子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深深吸了口气，似乎想使感情平静下来。

“练完琴后，就喝茶聊天。有时我也模仿爵士钢琴教她，告诉她这是巴德·鲍威尔，这是塞洛尼斯·蒙克。但大多时候是听那孩子滔滔不绝。她那嘴巴也实在灵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昨天我也提到过，大部分话都是无中生有，但有趣还是蛮有趣的。观察准确敏锐，表达恰如其分，有挖苦有幽默，很能挑动人的感情。总之，她是个非常会耍手腕来刺激别人感情的孩子。她本人也知道自己有这种才能，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巧妙而有效的利用，或使人恼怒，或使人悲伤，或使人同情，或使人沮丧，或使人欣喜，随心所欲地刺激别人的感情。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却无谓地操纵了别人的感情。当然这点是后来才揣度出来的，当时并不晓得。”

玲子摇一下头，吃了几颗葡萄。

“一种病啊！”玲子说，“是在患病。那种病，就像一个烂苹果要把周围的苹果都毁掉一样。而且她的病谁都无药可医，要一直病到死才能解脱。所以，换个角度想，她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假如我不是受害者，我也会那样想，认为她同样是个牺牲品。”

接着玲子又吃起葡萄来，仿佛在思索应该怎样表述。

“半年时间里，尽管她的话听起来有时会不觉一怔，有时会感到纳闷儿，但总的来说还是蛮愉快的。在深入交谈的时间里，我又发觉她不论对谁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恶意，而那恶意无论怎么看都只能是毫无道理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对此我有时不寒而栗，有时又觉得这孩子太机灵太敏感了，叫人弄不清她心里的真实想法。但转念一想，人谁没有缺点呢？再说我毕竟不过是一个钢琴教师，何苦计较那么多呢，她人品如何性格好坏与我有何相干呢？只要她能乖乖练琴，作为我不就OK了么？何况我毕竟挺喜爱那孩子的，说心里话。

“只是，我注意对那孩子轻易不讲我个人的事，我本能地觉得还是不讲为妙。因此，尽管她在我身上这个那个盘问再三——她着实渴望知道——我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例如怎么长大的啦，在哪里上学啦。她说还想多知道些，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呢，无非在虚度人生，有个普普通通的丈夫，有个孩子，整天操持家务。‘但我就是喜欢老师您’，她说，还定定地看着我的脸，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给她那么一看，我心里真有些发怵，倒不是觉得不舒服。可我还是适可而止，没告诉她更多的事。

“大概是五月份吧，一次正练琴的时候，那孩子突然说心里难受。一看脸，果然面色苍白，直冒汗。我就问她，怎么办？回家？她说先让她躺一下，躺一躺就会好的。我说可以，让她过来躺在我的床上。我几乎是把她抱到卧室去的。家里的沙发小得可怜，只能让她进卧室躺下，她说对不起，添麻烦了。我说没关系，别介意。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了，只要我在旁边陪一会儿。我说好的，陪多久都可以。

“不大工夫，她像很吃力地说：‘对不起，给我搓一下背好么？’一看，汗出得很厉害，我就使劲给她搓背。不料她又说：‘实在抱歉，能把胸罩解掉吗？怪难受的。’我只好动手替她解。她只贴身穿件衬衫，我便解开纽扣，摘下背部的胸罩挂钩。就十三岁女孩来说，乳房真够大的，有我的两倍。胸罩也不是小孩用的，不折不扣的大人用品，而且相当高级。但我没在意这些，只是一味替她搓背，傻子似的。那孩子好像非常过意不去，一再道歉，每次我都说没关系，别客气。”

玲子接连把烟灰点落在脚前。这时我已不再吃葡萄，出神地听着。

“这时间，那孩子竟抽抽搭搭哭出声来。

“‘喂，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不会没什么吧？照实告诉我！’

“‘我时常这个样子，自己也没办法控制。又孤单，又伤心，没一个人可依靠，谁也不理睬我。所以一难过起来，就这德性。晚间觉也睡不好，饭也不想吃。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到老师这里来。’

“‘哦，怎么会那样呢？好不好讲给我听听？’

“‘家庭不和，’她说她爱不起父母来，父母也不爱她。说父亲外面有女人，动不动就夜不归宿，母亲气得要死要活，就拿她出气，她几乎天天挨打。她说就怕回家。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招人怜爱的眼睛里充满泪水。那样子，神仙看了都会动情。于是我跟她说：既然那么不乐意回家，那么练琴时间以外也来我家玩好了。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说：‘真对不起。要是没老师您，我真不知怎么才好。别嫌弃我，要是您都嫌弃，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无奈，我抱着她的头抚摸着，连声答应说好的好的。这当儿，她把手绕到我背部抚摸起来，摸着摸着，我渐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也难怪——和那简直像从画上剪下来一般的漂亮女孩在床上抱在一起，她又来回摸我的背，而且摸法极能挑起性欲。相比之下，丈夫那两下子根本不值一提。每被她抚摸一下，身体就像肢解了一点，就是那么厉害。等我明白过来时，她已经脱掉我的衬衫，摘下我的胸罩，摸我的乳房。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这孩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同性恋者。以前我也曾经历过一次，高中时跟一个高年级女生。我对那女孩子说不行，快住手。

“‘求求您，一会就行。我，实在太寂寞了，不骗人，真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个人，别嫌弃我。’说着，她抓起我的手贴在她胸前。那乳房形状好看得不得了，手一接触，就连同性的我，胸口都禁不住一阵酥麻。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傻呆呆地一个劲儿说不行、那可不行。但不知什么缘故，身体却一点儿动弹不得。高中时还可以把对方一把推开，可那时就是身不由己。对方用左手抓住我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部上，嘴唇在我乳头上轻轻地舔吮，右手在我后背、侧腹、臀部上摸来摸去。结果在拉合窗帘的卧室里被这十三岁女孩脱得光光的——衣服不知什么时候给她一件件脱掉了——由她爱抚。现在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可当时就好像着了魔似的。那孩子一边吸我的乳头，一边一声接一声地说‘我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人，别嫌弃我，我实在太寂寞了’。而我只是一口一个‘不行、不行’。”

玲子止住话，吸了口烟。

“知道吗，我对男人提起这事还是第一次。”玲子看着我的脸说，“我觉得还是对你说了好，可毕竟难以启齿得很，这种事。”

“对不起。”我说。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样持续了一会，她右手慢慢下滑，隔一层三角裤触摸那里。那时我已受不住了，湿得一塌糊涂，这话实在不好意思出口。湿到那个程度，前前后后只那一回。相对说来，那以前我觉得自己对性方面是比较淡的。因此，当时连自己也有些茫然不解，为什么会湿到那个地步。接着，她把细细软软的手指探进三角裤内，就……嗳？明白吧？接下去我真的说不出口，无论如何。那感觉，和男人粗糙的手指完全不同。不得了，真的，就像被羽毛撩拔似的。我脑袋里的保险丝眼看就要断掉。然而，尽管血冲头顶，我还是意识到这样万万使不得。一来这种勾当一旦开头往后势必持续下去，而如果背上这个秘密包袱，我的脑袋肯定又要四分五裂；二来我还考虑到孩子，这种场面被孩子撞见可怎么办？虽说孩子星期六去我娘家玩，要到三点才能回来，但要是突然赶回来可怎么收场呢？这么一想，我就拿出吃奶力气翻身坐起，叫一声‘快住手’！

“可她没停。那时她已经脱了我的三角裤，把脸凑上去。因为难为情，连丈夫也没让那么做，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却在那里肆无忌惮。我实在吃不消，哭了。好像又一次升上了天国。

“‘住手！’我又一声大叫，打了她一个嘴巴，狠狠地。她这才总算作罢，抬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一丝不挂，坐在床上面面相觑。她十三，我三十一……但我一看那女孩的身体，真有些自惭形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十三岁女孩的身子，现在都不能相信。往那女孩面前一站，自己这身子算什么东西呀，简直惨不忍睹，恨不得呜呜哭上一场，真的。”

我不好说什么，默然。

“女孩问我为什么叫她停止。她说：‘老师也喜欢这个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是喜欢吧？看得出来，那滋味，比和男人做好得多吧？你都湿成这样了。我还会让你更舒服些，不骗你，能让你舒服得像溶化了一样，好吗，嗯？’事实也真如那孩子说的，确确实实。同丈夫相比，那女孩实在让人销魂，也想让她继续，但又不能那样。‘我们一星期来一次吧，一次就行。谁也不会觉察，作为我和老师两人的秘密，嗯？’那女孩说。

“我站起来，披上睡衣，叫她回去，并说再别登我家门。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却不同往日，变得毫无生气，简直就像颜料在纸板上涂的两个圆点，平板呆滞，没有纵深感。她定定地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归拢衣服，像有意给我看似的一件一件慢慢穿起，接着返回钢琴间，从手提包里拿出梳子，梳好头发，用手帕擦去嘴唇的血，穿鞋出门。临出门时她这么跟我说的：‘你是同性恋者，这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真是那样吗？”我试着问。

玲子扭起嘴唇沉吟片刻：“既非是，又非不是。因为较之同丈夫之间，跟那个女孩那次更为兴奋，这是事实。所以我一度真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来着，深深苦恼过，而那以前我并没意识到。但近来我改变了想法。当然不能说身上不存在那种倾向，可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并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女孩时，我自己这方面并未积极动过情欲，懂吗？”

我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我即使搂着直子，也几乎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尽管直子的身子是那样娇美动人，但是，呃——仅此而已。知道吗，我们做过一次同性恋游戏呢，直子和我。这话你不想听吧？”

“请说下去。”

“我向直子提议的时候——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直子试着用各种技巧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两人都脱得光光的，但就是不行，根本不行。只觉得痒痒的，痒得要死要活，现在想起来都不是滋味。这方面，直子实在笨得可以！怎么样，多少放心了吧？”

“嗯，的确是。”我说。

“喏，大致就是这样。”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走出门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那个女孩摸过舔过的身体洗得一干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掉不了。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我让丈夫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起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那么厉害的冲动，婚后还是头一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女孩手指的感觉还留在体内，就因为这个。咳，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还说什么‘干呀’、‘妙啊’。”玲子翘起嘴唇笑道，“可是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那女孩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一个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都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星期，再再下一星期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淡忘的，却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神态却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躲闪惟恐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在同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外面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谣言，我说不知道。

“‘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定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谣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就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她也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的父母深信不疑，对左邻右舍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道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到底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自己呜呜把眼睛哭得红红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能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都相信女孩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一边抽抽搭搭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我思前想后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动手动脚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叫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一千道一万，有谁能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发条再次飞掉，即使现在，我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在公司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找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不，’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着天花板上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发条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现在无论去哪里，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同样要求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了。’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觉察出自己恐怕得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来说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六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砰’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白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山雨欲来的气息，那气息里掺杂着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味儿。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再没作声。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洒落下来，灯光宛如细粉末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长谈过后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那么富于青春活力。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了下直子的脑袋。

“两个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说不出口的事。”我说。

直子哧哧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奴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

“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雨继续下着，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香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变调》和《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之后弹了巴卡拉克，弹了列农与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喝起葡萄酒，之后又把薄金属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妙。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十一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十二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下。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你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乳房的形状。我隔着睡衣，用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反复缓慢地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入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入了静静的梦乡。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蒙，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雾霭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鸟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防水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挤在鸟舍尽头避雨。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于到来年春天才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鸟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个人都穿着直子和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的东西都显得色调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是唯一被允许在下雨的早晨彷徨于地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息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大概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犹豫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一颗引力略有差异的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心里不由得生出悲戚。

回到宿舍，已经四点半了。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六点到十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怅怅地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青春女郎，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托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唱片店隔壁，是一家成人玩具店。一个总像睡不醒的中年男子在卖怪模怪样的性器官模型。在我看来，无一不是不知何人做何用的玩艺儿，但买卖居然相当兴旺。店斜对面的胡同里，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学生在大反其胃。马路对面的娱乐厅里，附近一家餐馆的厨师在玩一种需投入现金的排五点(3)游戏，以此消磨时间。脸色污黑的流浪汉蜷缩在已经关门的店檐下一动不动。一个涂着淡粉色口红、怎么看都只能是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跨进店来，问我能否放滚石乐队的《闪光的爆竹》给她听。我便拿来唱片放上，她打着响指伴奏，扭动腰肢跳起来，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抽出一支店长留下的“百灵鸟”递过去，女孩抽得有滋有味。唱片放完后，连声谢谢也不说便扬长而去。每隔十五分钟传来一阵救护车或警车的怪叫声。三个醉得五十步笑百步的公司职员冲着一个正在打公共电话的长发漂亮女孩连声叫“傻×”，嬉笑不止。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纭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店长吃完晚饭回来，对我说：“喂，渡边，前天我和那边服装店的女的干了一家伙。”他很早就看中了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工的女孩，经常拿店里的唱片当礼物送给她。我说那不错嘛，他便从头到尾细讲一遍。“要是想搞女人嘛，”他得意洋洋地开导我，“反正就是要送东西，接下去反正就是不管死活地给她灌酒，要灌醉，一杯接一杯灌，反正。再接下去就只剩下动干戈了。简单吧？”

我抱着混乱不堪的脑袋乘电车返回宿舍，拉合窗帘，熄灯上床。刚一躺下，恍惚觉得直子即将钻进自己被窝。而一合眼，便感到她那柔软丰满的乳房紧贴着自己胸口，耳边响起她的呢喃细语，手心腾起她身体的曲线。借助冥冥夜色，我得以重返直子那狭小的天地。我呼吸草地的清香，倾听暗夜的雨声，回味月光下目睹的直子裸体，想象那被黄色雨衣拥裹的丰腴匀称的胴体清扫鸟舍、照看蔬菜的情景。于是我握住勃起的东西，一边想着直子一边自慰。一泄而出之后，混乱的头脑似乎有所平息，但还是毫无睡意。本来折腾得够疲乏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眠。

我翻身下床，在窗口前对着升旗台茫然注视良久。那没有挂旗的白色旗杆，活像一具划破夜幕的巨大的白骨。直子现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睡觉吧？是在那不可思议的狭小天地的暗影中安然入睡吧？但愿她别再陷入痛苦的梦境。

(1)　沃尔沃：一种瑞典制造的轿车。

(2)　日语中，医生和老师都写作“先生”，发音相同，故有此误解。

(3)　排五点：一种用纸牌拼凑方块的赌博。

第七章

第二天是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些了，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卖套餐的店里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不料在路上碰到了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最终，我还是和绿子走进了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长袖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线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迪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喱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绿子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噢——”

“这‘噢——’是什么，到底？”

“也不是非是什么不可，一种回答方式罢了。”我说，“怎样，这几天可又失火了？”

“唔，那次好玩极了。没发生多大伤亡，烟倒是铺天盖地冒得可观，太有现实性了，真叫人开心。”说罢，绿子又咕嘟咕嘟大喝其水，然后透过一口气，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咦，渡边君，怎么搞的？表情好像有点发呆，眼珠也聚不起光来。”

“刚旅行回来，有点累。其实没什么。”“瞧你那脸，活像见过幽灵了。”

“噢——”

“嗳，渡边君，下午有课？”

“德语、宗教学。”

“不能逃课？”

“德语不成，今天考试。”

“几点完？”

“两点。”

“那，完了一起上街喝酒好不？”

“下午两点就喝？”我问。

“偶一为之嘛。你那样半死不活的，一块儿喝酒提提神，再说我也想借着同你喝酒振作一下。嗯，没问题吧？”

“好吧，那就去喝。”我叹口气说，“两点在文学院的中院里等你。”

德语课一结束，我们就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新宿，钻进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地下爵士乐酒吧间，各自喝了两杯伏特加。

“我常来这里。这里即使白天喝酒，也觉得心安理得。”

“大白天就这么喝？”

“偶尔的。”绿子哗哗啦啦摇着杯里剩的冰块。“每当社会叫我不快，就来这儿喝伏特加。”

“社会叫你不快？”

“偶尔。”绿子说，“我自身也问题蛮多哩。”

“举例说？”

“家里、恋人、月经不调——多着呢！”

“再来一杯？”

“那自然。”

我扬手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伏特加。

“咦，上次那个星期日你吻我了吧？”绿子说，“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那很好，好极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绿子又学舌起来，“你这人，说话的方式真是古怪。”

“是吗？”我说。

“是不是先不管。当时，我这么想来着：假如这是生来同男孩子的第一个吻，那该有多棒！假如可以重新安排人生的顺序，我一定把它排为初吻，绝对。之后就这样想着度过余下的人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晾衣台上吻过的那个叫渡边的男孩如今怎么样了呢，在这五十八岁的今天？如何，你不觉得棒极了？”

“是很棒吧。”我边剥开心果边说。

“我说，你干嘛老那么呆愣愣的，再问你一次。”

“大概是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吧。”我沉吟一下说，“总觉得这并不像是现实中的世界，男男女女也罢，周围景致也罢，都似乎脱离了现实。”

绿子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看着我的脸说：“吉姆·莫里森的歌里好像有这么一句。”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 are a stranger.(1)”

“结束。”绿子说。

“结束。”我也应道。

“同我一起去乌拉圭算了。”绿子依然一只胳膊拄着台面说，“什么恋人呀，家呀，大学呀，统统抛开不管。”

“那也不坏嘛。”我笑道。

“摆脱一切纠缠，跑到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地方去——你不认为这样好得很？我可总是跃跃欲试。所以，要是你一下子把我领去遥远的地方，我保准为你生一大堆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大家一块儿无忧无虑地过活，抱在地上打滚，叽里咕噜的。”

我笑了笑，端起第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你还不大想要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吧？”绿子问。

“兴趣倒是极浓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说。

“无所谓，不想要也无所谓。”绿子边吃开心果边说，“我这人也怪，下午一喝起酒来就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说什么要抛开一切一走了之。就算跑到乌拉圭去，恐怕除了臭驴粪还是臭驴粪。”

“呃，或许。”

“到处都是臭驴粪，留在这里也罢，去那地方也罢，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喏，这硬的给你。”绿子递给我一个壳更硬的开心果，我费了好大劲才剥开。“不过，上次那个星期天，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和你两人在晾衣台上看火灾，喝酒，唱歌。的的确确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哼，别人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见面就叫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起码你什么也没强加于我。”

“大概对你的了解还没达到要强加什么的程度。”

“那么说，如果再多一些了解，你也要这个那个强加于我啰？和别人一样？”

“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吧。”我说，“现实世界里，很多方面人们都在互相强加，以邻为壑，否则就活不下去。”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这我看得出来。在分析强加于人和被人强加这点上，我还算是个小小的权威。你不属于那一类型，所以同你在一起才心里安然。嗳，你知道么，世上喜欢强加于人或被人强加的人有相当一大批哩！他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扯皮，并且乐此不疲。可我就是不喜欢，除非非那样不可。”

“你强加给人什么或别人强加给你什么了，你？”

绿子把冰块放进口里，含了一会说：

“你想进一步了解我？”

“有兴趣，多多少少。”

“咦，我在问你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我’。你这么回答，不认为太冷酷了？”

“是想进一步了解你。”我说。

“当真？”

“当真。”

“即使我不愿理解你？”

“那么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着，绿子皱起眉头，“再来一杯。”

我叫过男侍应生，让他拿第四杯来。等酒的时间里，绿子臂肘拄着台面，支颐凝坐。我默默听着塞洛尼斯·蒙克弹的《金银花》。店里有五六个客人，但喝酒的只我们俩。咖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午后幽暗的店里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这个星期天，你有空？”绿子问我。

“以前也说过，星期天总是闲着没事，除了六点钟要去做工。”

“那，这个星期天能陪陪我？”

“好的。”

“星期天早上去宿舍接你，时间倒说不准。可以么？”

“可以，完全可以。”

“嗳，渡边君，可晓得我现在想干什么？”

“这——想象不出。”

“想躺在一张大大的、软绵绵的床上，首先。”绿子说，“喝得大醉，而且醉得舒舒服服，周围臭驴粪半点儿也没有。身旁有你躺着，你一点一点脱我的衣服，轻手轻脚地，就像母亲给婴儿脱衣服一样小心翼翼。”

“唔。”

“脱到中间我还觉得怪舒服的，迷迷糊糊地不动。但我突然清醒过来，叫道，‘不行，渡边君！’我说：‘我是喜欢你，可我另有相处的人，万万使不得，这方面我还相当保守。快别那样，求求你。’可你偏偏不听。”

“听的呀，我。”

“知道。这是幻想场面，就这样好了。”绿子说，“接着，你把那家伙亮出来，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我马上闭起眼睛，但还是瞥了一眼，并且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么大那么硬，怎么也进不去的。’”

“不怎么大呀，一般。”

“行了，你。幻想嘛！那一来，你显得十分沮丧。我看你太可怜了，只好慰劳一下说，‘好好，瞧你那馋样儿。’”

“这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是啊。”

“得得！”我说。

总共喝罢五杯，我们才起身。我刚要付款，绿子“啪”一声把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2)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让女人请客，那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因为又硬又大。”

“就是，”绿子说，“因为又硬又大。”

绿子有点醉了，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了。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打量着商店橱窗一路逛着。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停住脚，细细看着我的眼睛：“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五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嗳，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脸对脸五花大绑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门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十五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着看。”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咦，这里的人莫非全都手淫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女孩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边搞的。”

“苏伊士运河？”

“比方说。”

“就是说想的是特定的女孩？”

“我说，这个你问你男朋友去好不好？”我说，“我干嘛星期天一大早就非得给你一五一十介绍这个不可？”

“只是想知道一下嘛！”绿子说，“何况问他这个他肯定大发雷霆的，说女人不可以对这种事刨根问底。”

“言之有理。”

“可是想知道呀，我。纯属好奇心。告诉我，手淫时想的是特定的女孩子？”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别人如何不大清楚。”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可想着我搞过？老实交待，我不生气。”

“没有过，说实话。”我如实答道。

“为什么？莫非我缺少魅力？”

“不然。你有魅力，又可爱，富于挑逗性的样子也绝对合适。”

“那为什么没想我？”

“首先我把你当朋友，不想把你卷到那里边去，不想把你卷到性幻想之中；第二……”

“因为另有供你想的人？”

“也可以那样理解。”我说。

“在这种事上你倒也蛮守礼节。”绿子说，“我，喜欢你这点。不过，能不能叫我也扮演一次？哪怕一次都好。就是进到性的幻想或妄想之中。我很想出场试试，我们是朋友，所以才求你。这事不好求别人——总不能开口说今晚手淫时想着我点儿吧？正因为把你当作朋友才求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例如都做了哪些。”

我叹息一声。

“不过进去可不成哟！我们毕竟是朋友，嗯？只要不进去，其他随你便，怎么想都行。”

“行不行呢……居然还有限制，这可没尝试过。”我说。

“能想我一次？”

“想就是。”

“我说，渡边君，你别认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啦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仅仅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的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妇女杂志的附录上面写的，和这不是一码事。我只是作为一种case study(3)。”

“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脾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什么性爱抚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音乐演奏会什么的吗？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吗，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得应允。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扽一扽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绿子左手攥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虚拟语气和过去虚拟语气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可有什么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什么具体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虚拟语气什么微积分什么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啰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觉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觉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觉，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什么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莫非有什么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拉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虚拟语气有何用处，但没有一个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那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激进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英语虚拟语气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没懂。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作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鸣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IBM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气人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每人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乖乖地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紫菜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都放有马哈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嘛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紫菜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六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特伦，看帕索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虚拟语气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4)。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结束。”我说。

“结束。”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作声，默默移动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的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踩响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似的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大约看了十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的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好像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又马上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5)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了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叨叨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说两三天内会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摩托车摔个跟头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吃。”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回答。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在喷云吐雾，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之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不饶人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一件掉在路上的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让你来这样的地方不好意思——能再多陪陪我？”

“五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夏尔·茹尔当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有趣有趣。”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够快活的。”

“由于欲火中烧，大凡能干的概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君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噼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顶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

回到病房，绿子又向父亲天南海北絮絮不止，父亲或“啊”或“唔”应和着，不然就缄口不语。十一点时，邻床男子的太太来了，给丈夫换睡衣、削果皮。这圆脸太太看来人很随和，同绿子这个那个闲话家常。护士进来，换上一瓶新点滴，同绿子和邻床太太交谈几句，便走开了。这时间里我无所事事，怔怔地四下打量病房，或看窗外的电线。电线上不时有麻雀飞来歇脚。绿子则向父亲搭话，给他擦汗、取痰，同旁边的太太和护士交谈，还找些话跟我说，不时看看点滴状况。

十一点半，医生进来查房，我和绿子到走廊等候。医生一出来，绿子便问：

“大夫，情况怎么样？”

“手术刚完不久，正采取止痛措施，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医生说，“不经过两三天时间，我也弄不清手术结果。如果顺利就顺利，若不顺利到那时候再想办法。”

“不至于还打开脑袋吧？”

“这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医生回答，“喂，今天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

“好看吧？”

“可上楼梯怎么办，这？”医生问道。

“不怎么办啊，亮相就是。”

后面的护士哧哧直笑。

“我说你呀，过几天最好来住院打开脑袋看看。”医生惊讶地说，“另外，在医院里尽量乘电梯，我可不愿再增加病人，现在都已忙得不亦乐乎。”

查完房后不多会儿，到了开饭时间。护士推着装饭菜的小车逐个病房分发。绿子父亲那份，是肉汁汤、水果、煮得很软的去骨鱼肉和捣成果酱状的蔬菜。绿子把父亲仰面放平，转动脚下的手柄，把床头升起，用汤匙喂汤。父亲喝了五六口，便侧过脸说“不要了”。

“这点都吃不完怎么行啊，你？”

“过会儿。”父亲说。

“这哪成，不好好吃东西，哪里能有精神。”绿子说，“小便还不要紧？”

父亲“啊”了一声。

“渡边君，我们到下面食堂吃饭去？”

“也好。”我说。

不过说实在话，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食堂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又是来探病的客人，搅得天翻地覆。这本是地下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个窗口也没有，摆着一排排餐桌餐椅。人们一边吃饭，一边七嘴八舌议论什么——大概是有关病情方面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地道中说话似的，发出“嗡嗡”回声还不时响起比这回声还大的广播，呼叫医生护士。在我占据餐桌的时间里，绿子用铝盘端来两人的套餐。有奶油炸肉饼、土豆色拉、生甘蓝丝、炖菜、米饭和大酱汤，装在患者用的那种白塑料碟碗里。我吃一半剩了一半，绿子则吃得很香，一扫而光。

“渡边君，你肚子不怎么饿？”绿子边呷绿茶边问。

“呃，不怎么。”我说。

“医院的关系。”绿子环顾四周说，“不习惯的人都这样。味道、噪音、沉闷的空气、病人的面孔、紧张、焦躁、失望、痛苦、疲劳——就是这些造成的。是这些东西勒紧人的胃袋，把食欲搞没了。不过一旦习惯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不好好填饱肚皮，照看病人也无从谈起，真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的病都是我一直照看下来的，经验丰富着哩。要是遇到意外，下顿饭吃不上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能吃的时候务必吃饱喝足才行。”

“有道理。”我说。

“亲戚来探望的时候，不也一起在这里吃饭嘛，结果他们也都吃一半就放下筷子，和你同样。见我吃得干干净净，就说‘绿子这么好胃口，我可难受得根本吃不下东西’。问题是，看护的是我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别人偶尔来一趟，充其量不过是同情！接屎接尿接痰擦身子都是我一个人干。要是光同情就能解决屎尿，我可以比他们多同情五十倍。尽管这样，他们见我吃饭吃得一点不剩，都拿斜眼珠看我，说什么‘绿子这么好胃口’。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我是头拉车的傻驴。一个个老大不小的，干嘛那么不通情达理，那些人？嘴皮子上说什么都轻巧得很，关键是能不能给端屎端尿。我有时也伤心，我有时也筋疲力尽，我有时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本来已无可救药，医生们却聚在一起把脑袋掀开搅来拌去，而且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越重复就越恶化，神经也给弄得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你一直守在眼前看着试试，根本吃不消，吃不消的。还有，存款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后这三年半大学我能不能读完都在两可之间，姐姐在这种状况下婚礼都办不成。”

“你一星期来这儿几天？”我问。

“四天。”绿子说，“这里原则上是特级护理，但实际上光靠护士也干不过来。那些人的确尽心尽力，但人手不够，而要做的事又堆成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得有家人来陪。姐姐要管店里的事，就只好由我找课余时间来。就算这样姐姐每星期也还是得来三天，我四天。又要见缝插针地去幽会，我们超负荷运转啊！”

“既然忙成这样，为什么还时常找我？”

“喜欢和你在一起呀。”绿子摆弄着空塑料茶杯说。

“你一个人去附近散散步吧，两个小时。”我说，“你父亲我来照看一会儿。”

“为什么？”

“最好离开一会儿医院，一个人轻松轻松。别和任何人说话，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说：“倒也是，或许这样好些。不过你懂得做法吗？就是护理方法？”

“看了，大致差不多少：确认点滴、给水喝、擦汗、取痰、尿壶在床下、肚子饿了给吃午间剩的东西。其他不明白的问护士。”

“知道这些差不多也就可以了。”绿子微笑着说，“只是，他脑袋已开始不大正常，常说怪话，叫你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了，可别太往心里去。”

“没问题。”我说。返回病房，绿子对父亲说自己有点事稍出去一下，这时间里由我照料。她父亲对此似乎没什么想法，或者根本没理解绿子说的也有可能。他仰面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若非不时眨巴一下，说死了都有人信。眼睛如同喝得烂醉一般充满血丝，深呼吸的时候，鼻翼微微鼓胀。他已经全然动弹不得，无论绿子说什么都无意回答。他那混沌的意识底下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

绿子走后，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怎么说好，终究未能开口。不大工夫，他闭上眼睡了过去。我坐在他枕旁的椅子上，一边祈祷他千万别就这样死去，一边观察他不时一鼓一鼓的鼻翼。并且思忖，要是这人在我陪伴的时间里溘然长逝，那可太富有戏剧性了——我同他刚刚初次见面，把我和他联结起来的是绿子，而绿子跟我的关系不过同在一班学“戏剧史Ⅱ”罢了。

好在他还算不得临终，只是昏昏沉睡。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脸，尚可听见微弱的喘息声。于是我放下心来，同旁边那位太太搭话。她似乎以为我是绿子的恋人，对我说的尽是绿子。

“那孩子，真是好样的。”她说，“照顾父亲照顾得可周到了，对人热情，脾气又好，心眼转得快，又有主意，还一副俏模样。你呀，可得好好待她，千万撒手不得，上哪儿找那么好的女孩子家。”

“好好待她。”我适当地应了一句。

“我家有个二十一岁的女儿，还有个十七岁的儿子，可医院里压根儿见不到两人的影儿。一有时间就去冲浪呀幽会呀，反正不知跑到哪里厮混去了，简直不成样子。要钱花嘛，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就一溜烟不见人了。”

一点半时，那太太说去买点东西，离开了病房。两个病人都睡得很实。午后柔和的阳光泻满房间，我也不由得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窗边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黄白两色菊花，告诉人们已是秋天时节。病房里荡漾着午间原封不动剩下来的炖鱼的腥味儿。护士们依然“咯噔咯噔”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有时她们也进病房看看，见两名患者都在沉睡，便向我可爱地微微一笑，转身消失了。我想读点什么，但病房里一无书刊二无报纸，唯有日历挂在墙上。

我想起直子。想她那全身只剩一个发卡的裸体，想她那腰间的曲线和毛丛的暗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脱光身子呢？莫非直子那时处于梦游状态不成？抑或仅仅是我的幻觉呢？时间越是流逝，那狭小的天地越是远离开去，我便越是怀疑那天夜里发生的是否实有其事。若以为是幻觉便似乎是幻觉。但就幻觉而论，细节又过于宛然在目，而如果实有其事，又过于完美无缺——无论直子的形体还是明月的银辉。

绿子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咳嗽，我的思路就此中断了。我用纸巾接下痰，拿毛巾擦他额头的汗。

“喝水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大约四毫米幅度的下颏。我拿起小小的玻璃壶，慢慢往他嘴里倒一点点。那干巴巴的嘴唇颤抖一下，喉咙上下动了动，终于把壶里的温吞水全部喝了。

“还喝吗？”我问。

我见他似乎想说什么，便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用干涩而微弱的声音说“可以了”。那声音比刚才还要干涩，还要微乎其微。

“不吃点什么？肚子饿了吧？”我又问。

绿子父亲再次略略点了下头。我便学绿子的样子，摇动手柄把床头升高，用汤匙交替舀起蔬菜羹和炖鱼肉，一口口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吃去一半。然后他微微摆下头，仿佛说可以了。他的头摆得的确十分轻微，可能摆得大会引起头痛。我问水果如何，他说不要。我拿毛巾给他擦擦嘴，重新把床放平，把碟碗放到走廊里。

“好吃么？”我试着问。

“不好。”他说。

“嗯，的确不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道。

这位父亲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眼神有些迷惘，似乎不知是睁开还是闭上好。我陡然想起，他可能不晓得我是谁。但同绿子在时相比，和我单独在一起他倒像是更轻松一些，或许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了，果真如此，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外头好天气，好得很。”我坐在圆椅上，架起腿说，“秋天，星期日，天气又好，去哪里都人山人海。这种日子还是这样在房间里闲聊再好不过，免得辛苦。到人堆里挤来挤去，只落得浑身疲劳，空气又糟糕。星期天我差不多总是洗东西，早上洗，晾到楼顶天台去，傍晚收回，一件一件熨好。我不讨厌熨衣服。眼看着皱皱巴巴的东西变得平平展展，心里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真的。说起熨东西，我还真有两手咧。当然喽，刚开始那阵子不行，简直不像话，咳，反倒弄得除了摺子没别的。可过了一个月后，就上手了。这么着，对我来说，星期天就成了洗东西熨东西的日子。今天是不成了，遗憾呐，这么大好的洗衣服天气。

“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早点儿起来再干就是，用不着介意。反正星期天也没其他要干的事。

“明天一早洗完衣服晾好，十点钟去上课。这门课同绿子一起上，是‘戏剧史Ⅱ’，眼下正讲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您知道吗？是古希腊人，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并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据说最后在马其顿被狗咬死了，但也有别的说法。这是说欧里庇得斯，我倒更喜欢索福克勒斯。这恐怕是各有所好的问题，很难说是因为什么。

“他的戏剧的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古脑儿搅在一起，人在里边根本施展不开身手。明白么？就是很多人一齐出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缘由和道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幸福。这么着，大家都进退维谷。这可以理解。所有人的正义都大行其道、所有人的幸福都圆满获得，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出现。后来你猜怎么样，解决起来倒也非常简单：最后神粉墨登场，整顿交通秩序，发号施令：你去那边，你来这里，你和他一起，你先在那里老实待着别动！就像中间调解人一样。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神的名字叫解围之神。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经常出现解围之神。也就在这点上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存在分歧。

“要是现实世界中也有解围之神出现，那该有多妙啊！每当遇到难处进退不得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飘然降下，一一排忧解难——再没比这更开心的事了。总而言之这就是所谓‘戏剧史Ⅱ’，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大致就是这种东西。”

我说话的时间里，绿子的父亲一声未吭，目光迟滞地看着我。至于我说的他是否多少有所理解，从那眼神中是无从判断的。

“结束。”我说。

说罢这些，肚子一下瘪了下来。早餐几乎颗粒未进，午间套餐也只吃了一半。我着实后悔午间没好好吃饭，但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找了放东西的地方，看有什么可吃的没有。里面只有紫菜罐、止咳糖浆和酱油。纸袋里有黄瓜和葡萄柚。

“肚子饿了，把黄瓜吃掉可以么？”我问。

绿子父亲什么也没说。我去洗脸间把三根黄瓜洗了，往碟子里倒了点酱油，用紫菜卷起，蘸酱油“咔嚓咔嚓”咬起来。

“好吃好吃，”我说，“质朴、新鲜，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好黄瓜，比什么猕猴桃地道得多。”

吃罢一根，又抓起第二根。整个病房都响起“咔嚓咔嚓”令人愉悦的声声脆响，连皮吃完两根黄瓜，我才总算缓过一口气，之后用走廊里的煤气炉烧了点水，沏茶喝起来。

“不喝点果汁或水什么的？”我问。

“黄瓜。”他说。

我由衷地一笑：“好好，卷紫菜么？”

他略一点头。我又把床头升高，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容易吞食的形状，卷上紫菜，蘸点酱油，用牙签扎起，递到他嘴里。他几乎没改变表情地反复咀嚼不止，吞了下去。

“怎么样，好吃吧？”我问。

“好吃。”他说。

“吃东西香是好事，是有生命力的证据。”

终于，他吃了一整根黄瓜。吃完后想喝水，我又拿起小水壶让他喝了一点。喝罢水说要小便，我从床下拿出尿壶，把口对准他的阳物。我去厕所倒出小便，用水把壶冲洗干净，然后折回病房喝没喝完的茶。

“心里舒服些吧？”我试着问。

“稍微。”他说，“头。”

“头有点痛？”

他露出一丝苦相，似乎说是的。

“刚做完手术，不可能不痛。我没做过什么手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票。”他开口道。

“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猜测。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那只没打点滴的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危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她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三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相反话的人倒多的是。”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星期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脾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乱七八糟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站……”绿子沉思着。“上野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收银机里拿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城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簌簌发抖。父亲居然莫名其妙，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就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觉。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一百零五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四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五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六点到十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星期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咚咚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没说，你说的。”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但下星期日我终究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星期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六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披上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一次都没有。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星期日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一个同班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蛮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照看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然后走出宿舍到学校去。此前我一般要‘咔咔’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也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的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势必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了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日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日无事可干。星期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有时也逐一回忆你在东京时星期日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日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写完信，我把它投进二百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秋意的加深，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多的那种游戏。

到了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说不定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星期五早晨魂归黄泉，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家位于商业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般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里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听起来声音开到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内特·科尔曼和巴顿·鲍维尔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翻看刚买的书。五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得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日我是不上发条的。

(1)　英语，大意是：当你是个陌生人时，别人也会陌生。

(2)　万元钞：一万日元的钞票。

(3)　case study：事例分析。事例研究方法。

(4)　寿司：日本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米饭用醋和盐调味，再拌上或卷上鱼肉、蔬菜或紫菜制成。

(5)　猕猴桃的发音在日语中同黄瓜相似。

第八章

这星期刚过一半，手心被玻璃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其实唱片架上的一块玻璃档格早已打裂，而我没注意到。血流得很多，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居然一滴接一滴地滴落下来，把脚前的地板染得红红一片。店长拿来好几条毛巾，代作绷带紧紧缠住，旋即拿起电话，询问晚间也开业的急诊医院在什么地方。这人虽说不地道，但处理起这种事来十分麻利。幸好医院就在附近，去的路上血已把毛巾里外染透，涌出的血滴在柏油路面上。人们慌忙闪开路，大概他们以为是打架打伤的。痛倒不觉得怎么痛，只是血接二连三流个不止。

医生丝毫不当回事地取下浸透血的毛巾，勒紧手腕，止住血，给伤口消毒，用针缝合，告诉说明天再来。返回唱片店，店长说：“你回去吧，算你出勤。”我便乘公共汽车回到宿舍，拐去永泽房间。一来由于受伤的缘故，心情有些亢奋，想找人聊聊，二来觉得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他在房间，正在边喝易拉罐啤酒边看电视里的西班牙语讲座。见我手包着绷带，问我怎么搞的。我说受了点伤，不要紧的。他问我喝不喝啤酒，我说不喝。

“马上就结束，等等。”永泽说完，便练习起西班牙语的发音。我自己动手烧水，用袋装茶泡了红茶喝。一位西班牙女子朗读例句：“这么厉害的雨还是头一次，巴塞罗那有好几座桥被冲跑了。”永泽自己也读那例句，发完音后，“好凶的例句，”他说，“外语讲座的例句怎么全是这类货色，荒唐！”

西班牙语讲座结束后，永泽关掉电视，从小冰箱里又取出一瓶啤酒喝起来。

“不打扰你么？”我问。

“我？有什么好打扰的，正无聊着呢。真的不要啤酒？”

我说不要。

“对了对了，上次那场考试发榜了，中了。”永泽说。

“外务省考试？”

“嗯。正式名称叫外务公务员录用考试。滑稽吧？”

“祝贺你！”我伸出左手同他握手。

“谢谢。”

“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噢，倒是理所当然。”永泽笑道，“不过，正式定下来毕竟是好事，不管怎么说。”

“出国吗，报到以后？”

“不。开始第一年是国内进修，接下去就要被派往国外了。”

我啜着红茶，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啤酒。

“这电冰箱，要是你不嫌弃，我搬出这里时就给你好了。”永泽说，“想要吧？有这家伙可以喝冰镇啤酒。”

“可以的话自然求之不得。不过你也要用吧？反正都要在公寓里生活。”

“别说糊涂话了。离开这鬼地方，我要买台大冰箱，过过豪华生活才是，在这寒酸地方已足足熬了四年嘛！凡在这里用过的东西，我一概不想再看第二眼。统统奉送，电视也罢，暖水瓶也罢，收音机也罢，只要你喜欢。”

“噢，什么都可以的。”我说，随后拿起桌上的西班牙课本看了看。“开始学西班牙语了？”

“嗯。语言这东西还是多学一种有好处，再说这是我天生的拿手好戏。法语也是自学的，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和玩一个道理，只要摸到一条规律，往下任凭多少都是一个模式。喏，和搞女人也是一码事。”

“你这生活态度倒是蛮有反省意味嘛。”我挖苦道。

“对了，下次一起吃饭去好么？”永泽说。

“莫不是又去勾引女人？”

“不不，这回不是，纯属吃饭。加上初美，三个人去饭店聚餐，庆祝我即将上任。尽量去高级地方，横竖老头子掏钱。”

“若是那样，和初美两人单独去岂不更好？”

“还是有你在快活些，对我也好，对初美也好。”

得，得，我想。这一来，不是同木月、直子那时候如出一辙了？

“饭后我去初美那里过夜，饭还是三人一块儿吃。”

“噢，要是你们二位都觉得那样合适，我奉陪就是。”我说，“不过，初美的事你怎么办呢？进修之后要出国工作，几年也回不来吧？她可如何是好？”

“那是初美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把脚搭在茶几上喝着啤酒，打了个哈欠。

“就是说，我没有同任何人结婚的念头。这点对初美也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嘛，初美如果想同某人结婚也是可以的，我不干涉；要是不结婚而想等着我，那她就等。就这个意思。”

“呃——”我不由得佩服起来。

“你认为我不近人情吧？”

“是啊。”

“社会这东西，从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这不能怪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可是一次都没有骗过初美。在这个意义上，我这人是可谓不近人情，我早已告诉她，如果不愿意，那就各奔东西。”

喝罢啤酒，永泽叼上一支烟点燃。

“你对人生没有产生过恐怖感？”我问。

“我说，我并不那么傻。”永泽说，“固然，有时也对人生怀有恐怖感，这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并不将它作为前提条件来加以承认。我要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达到极限绝不罢休。想拿的就拿，不想拿的就不拿，就这样生存下去。如果不行，到不行的时候再另行考虑。反过来想，不公平的社会同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

“这话像是有些我行我素的味道。”我说。

“不过，我并不是仰脸望天静等苹果掉进嘴里，我在尽我的一切努力，在付出比你大十倍的努力。”

“恐怕是的。”我承认。

“所以，有时我环顾世人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家伙为什么不知道努力呢？不努力何必还牢骚满腹呢？”

我惊讶地看着永泽的脸：“在我的印象中，世上的人也都在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忙个没完，莫不是我看错了？”

“那不是努力，只是劳动。”永泽断然说道，“我所说的努力与这截然不同。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

“举例说，就是在职业确定之后其他人无不只顾庆幸的时间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是这样的吧？”

“正是这样。我要在春天到来之前完全掌握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早已会了，意大利语也基本可以。如果不努力，这些能得到吗？”

他吸着烟，我则想起绿子的父亲。我想绿子的父亲恐怕从来就未曾想过要跟电视学什么西班牙语，恐怕根本就未曾考虑过努力和劳动的区别在哪里。他恐怕太忙了，忙得来不及考虑这样的事情。工作本身就忙，又得跑去福岛领回离家出走的女儿。

“吃饭的事，这个星期六如何？”永泽问道。

“可以。”我说。永泽选的饭店位于麻布后面，是一家安静而高雅的法国风味餐馆，永泽道出姓名后，我们被领到里面的单间。房间不大，墙上挂有十五六幅版画。等初美的时间里，我们边喝美味的葡萄酒边谈论康拉德的小说。永泽身穿显然相当高级的灰色西装，我穿的则是普通的海军蓝便上装。

过了十五分钟，初美赶来了，妆化得相当精心，一对金耳环，一身漂亮的深蓝色连衣裙，脚上一双式样别致的红色船形皮鞋。我夸她连衣裙的颜色好，她教给我说是“midnight blue”(1)。

“好气派的地方。”初美说。

“父亲每次来东京都在这里吃饭，还领我来过一次。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耍派头的菜式。”永泽说。

“瞧你，偶尔吃一次也不坏嘛。是吧，渡边君？”初美说道。

“嗯。只要不用自己掏腰包。”

“老头子差不多每次都带女的一块儿来。”永泽说，“他在东京有女人。”

“真的？”初美问。我装作没听见，喝着葡萄酒。

少顷，侍者走来，我们要了菜，先点了冷盘和汤，主菜永泽点了烤鸭，我和初美点了鲈鱼。菜上得非常之慢，我们边喝葡萄酒边聊天。永泽首先讲起外务省考试的事。他说应试者几乎全是扔进无底泥潭也不足惜的废物，不过其中也有几个正路货。我问那比率同社会上的相比孰高孰低。

“一样，还用说。”永泽一副毋庸置疑的神色，“这种比率，哪里都一样，一成不变。”

葡萄酒喝完，永泽又要了一瓶，另外为自己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

接着，初美谈起准备介绍给我的女孩子。这是初美同我之间永恒的话题。她很想把“课外活动小组一个极其可爱的低年级女孩”介绍给我，而我总是惟恐躲闪不及。

“确实是个好孩子，人又漂亮。下回领来谈一次，保准你一见钟情。”

“不行不行。”我说，“同你那所大学的女孩子交往，我是太穷困潦倒了。囊空如洗，也谈不拢。”

“哎哟，没那事儿。那女孩淡泊得很，根本不会介意。”

“那就见一次算了，渡边。”永泽说，“又不是非干不可。”

“那自然。动手动脚还得了，人家可是黄花闺女。”

“像你以前一样。”

“嗯，像我以前一样。”初美莞尔一笑，“不过，渡边君，穷也罢富也罢，跟这没什么关系。确实，班里有好几个神气活现的阔女孩，其余像我们都不过普普通通，午间在学生食堂吃二百五十元的套餐……”

“我说初美，”我插嘴道，“我那学校食堂的套餐，分A、B、C三等，A一百二十元，B一百元，C八十元。我偶然吃一次A，大家还没好眼色瞅我。C都吃不起的家伙，就只好吃六十元的拉面。这么一所学校，你说能谈得来？”

初美大笑起来：“太便宜了，我去吃一次怎么样。不过，渡边君，你人不错，肯定能和她情投意合。她也未见得就不喜欢一百二十元的套餐。”

“不至于吧。”我笑道，“其实哪个人也谈不上喜欢，都是迫不得已的。”

“别用那种眼光看待我们，渡边君。就算是一所娇滴滴千金小姐学校，认真思考人生的正经女孩也还是不在少数。别以为每个女孩都愿意同开赛车的小伙子交往。”

“这我当然明白。”我说。

“渡边有喜欢的女孩。”永泽开口道，“可这小子就是只字不提，嘴巴牢得很。简直是个谜。”

“真的？”初美问我。

“是真的，不过谜倒谈不上。只是事情非常复杂，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

“莫非是见不得人的恋爱？嗳，让我参谋参谋好么？”

我端起酒杯，掩饰过去。

“如何，我说他嘴巴牢嘛！”永泽边喝第三杯威士忌边说，“这家伙一旦决定不说，就绝对守口如瓶。”

“遗憾呐。”初美把冷盘熏鱼切成小块，用叉子送进嘴里，“要是那女孩和你处得顺利，我们原本可以来个双重约会的。”

“喝醉了还能相互交换。”永泽说。

“别说怪话。”

“怪什么，渡边喜欢你的嘛！”

“那和这是两回事。”初美声音沉静地说，“他不是那类人，对自己的东西十分珍惜，这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才想给他介绍女孩子。”

“我同渡边可是玩过一次换女孩游戏的哟，以前。喂，不错吧？”永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喝干威士忌，叫再上一杯。

初美放下刀叉，用餐巾轻轻擦下嘴，然后看着我的脸问：

“渡边君，你真做那种事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没有作声。

“你就交待嘛，那有什么。”永泽说。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喝起酒，永泽往往变得居心不良。况且，今晚他那居心不良并非对我，而是针对初美的。这点显而易见，作为我就更加居中为难了。

“我很想听听，怕是有趣得很。”初美对我说。

“喝醉的关系。”我答道。

“没什么，不必顾虑，又不是要责备你。我只是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在涩谷一家酒吧同永泽君喝酒的时候，和两个搭伴来的女孩子混熟了，两人都在一所短期大学念书。对方也挺有意的，后来一起进到附近一家旅馆。开的房间我同永泽君是隔壁，结果半夜时他来敲我的门，说‘喂，渡边，换女孩喽’，我就去他那里，他到我这边来。”

“女孩也没生气？”

“她俩也都醉醺醺的。再说怎么都无所谓，即使作为她们。”

“那么做也是有那么做的理由的。”永泽说。

“什么？”

“那对女孩，实在天地之差。一个如花似玉，一个奇丑无比，我觉得这有失公道。就是说，我要的是漂亮的，对不住渡边，所以才交换一下。对吧，渡边？”

“啊，是的。”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倒蛮喜欢那个不漂亮的。说话风趣，性格也好。我和她完事后，躺在床上谈得相当开心。正说着，永泽说要交换。我问她同意不同意，她说：“也罢，要是你愿意的话。”她大概以为我很想要那漂亮的女孩。

“开心？”初美问我。

“交换的事？”

“反正那一切。”

“也不怎么开心。”我说，“无非干罢了。那样跟女孩睡觉，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开心的。”

“那又何苦？”

“是我拉他去的。”永泽说。

“我问的是渡边君。”初美斩钉截铁，“何苦做那种事？”

“有时候非常想同女孩子睡觉。”我回答。

“既然有意中人，那么不能同她想想办法？”初美沉吟一下说。

“这里边很复杂。”

初美叹息一声。

这时门开了，侍者端菜进来。永泽面前摆的是烤鸭，我和初美面前各放上一盘鲈鱼，盘里盛有加热过的蔬菜，上面淋有调味汁。侍者退下后，又只剩下我们三人。永泽用刀切开烤鸭，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喝口威士忌，我尝了尝菠菜，初美则没有动手。

“渡边君，具体缘由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那种事不适合你做，你做不合适，是不是？”初美说着，把手放在桌面上，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脸。

“是啊，”我说，“我也常那样想。”

“那为什么不改呢？”

“有的时候需要得到温暖。”我老实回答，“如果没有体温那样的温暖，有时就寂寞得受不了。”

“总之我想就是这样，”永泽插嘴道，“渡边虽说有他喜欢的女孩，但由于某种缘故干不了，所以只好在别人身上发泄性欲。这又有什么不好，情理上也说得通嘛！总之不能整天闷在屋子里不停地手淫吧？”

“不过，如果你真心喜欢她，还是可以忍耐的吧，渡边君？”

“或许。”说着，我叉起一块淋有奶油柠檬酱的鲈鱼肉，放进嘴里。

“你无法理解男人性欲那种东西。”永泽对初美说，“举例说吧，我和你相处了三年，在这期间我同不少女人睡过觉。但对那些女人，我却什么都不记得。既不知道姓名，又不记得长相。而且和任何人都只睡一次，见面，干，分手，如此而已。这有什么不妥？”

“我不能忍受的是你那种傲慢态度。”初美平静地说，“问题不在于你同女人睡不睡觉。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计较过你的拈花惹草，是吧？”

“也不是你所说的拈花惹草，仅仅是一种游戏，谁也不受伤害。”永泽说。

“我受伤害。”初美说，“为什么光有我还不够？”

永泽摇晃着威士忌酒杯，默然良久：“并非不够，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体内有一种类似饥渴的感觉，总在寻求那种东西。如果你因此而受到伤害，我觉得很抱歉。决不是什么光有你不够。我这个人只能在那种渴望下生活，不那样不成其为我，有什么办法呢！”

初美总算拿起刀叉，开始吃鲈鱼：“只是，你至少不该把渡边君拉进去。”

“我和渡边有相似的地方。”永泽说，“他和我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只不过在傲慢不傲慢上有所差别。自己想什么、自己感受什么、自己如何行动——除此之外对别的没有兴趣，所以才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来考虑。我喜欢渡边也无非喜欢他这一点。只是他这小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这点，以致感到迷惘和痛苦。”

“不迷惘和痛苦的人哪里能找得到！”初美说，“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迷惘和痛苦过？”

“我当然也迷惘也痛苦，只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减轻。就拿老鼠来说，如果让它触电的话，它也要设法使自己少受损害。”

“可老鼠并不恋爱。”

“老鼠并不恋爱。”永泽重复一句，然后看了看我，“好！听一段背景音乐如何？管弦乐队加两把竖琴……”

“别当玩笑，我可是认真的！”

“现在正吃饭，”永泽说，“再说渡边又在，认真的话还是另找机会再说才合礼节，我想。”

“我离开吧？”我说。

“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了。”初美劝阻道。

“好容易来一趟，点心还没吃咧！”永泽说。

“我倒无所谓。”

随后，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我把鲈鱼吃得一干二净，初美剩了一半。永泽那份烤鸭早已吃光，继续喝威士忌。

“鲈鱼真够味道。”我开口道。但谁也没搭腔，如同小石子掉进了无底洞。

盘子撤去后，端来柠檬汁和蒸馏咖啡。永泽每样都浅尝辄止，随即吸起烟来。初美则根本没动柠檬汁，我不由庆幸，一口气把柠檬汁喝光，接着啜咖啡。初美望着自己并排放在桌面的双手。那手同她身上所有的东西一样，显得非常高贵，楚楚动人。我想起直子和玲子——她俩现在做什么呢？想必直子躺在沙发上看书，玲子用吉他弹《挪威的森林》吧。我油然腾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恨不能马上返回那小小的房间。我在这里到底干的是什么？

“我同渡边的相近之处，就在于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永泽说，“这点与其他人不同，那些家伙无不蝇营狗苟地设法让周围人理解自己。但我不那样，渡边也不那样，而觉得不被人理解也无关紧要。自己是自己，别人归别人。”

“是吗？”初美问我。

“难说。”我答道，“我不是那样的强者，也并不认为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无所谓，希望相互理解的对象也是有的。只不过对除此以外的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理解也无可奈何，这是不可强求的事。因此，我并不是像永泽君说的那样，认为人家不理解也无关紧要。”

“我说的也差不多是同一意思。”永泽拿起咖啡勺说，“真的是同一回事，不过是晚一点的早饭和早一点的午饭之间的区别罢了。吃的东西一样，吃的时间相同，不同的仅仅是名称。”

“永泽，你认为不被我理解也可以？”初美问。

“你好像还没最后明白，人理解某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人希望对方理解所使然。”

“那么说，我希望某人理解自己莫非错了不成？譬如希望你？”

“不不，那并不是什么错。”永泽回答，“正人君子称之为爱，假如你想理解我的话。我的人生观和别人的相当不同。”

“就是说不爱我？”

“所以你要对我的人生观……”

“人生观，人生观，管什么人生观不人生观！”初美发起火来。她的发火，前前后后我只见过这一次。

永泽按一下桌旁电铃，侍者拿来账单，永泽取出信用卡送过去。

“今天对不起，渡边。”他说，“我送送初美，你一个人回去吧。”

“没关系的，我。美美吃了一顿。”我说。但两人对此都没再接话。

侍者把信用卡拿来，永泽确认一下款额，用圆珠笔签了名。然后，我们离席出店，永泽走到路中准备叫一辆出租车，初美制止道：

“谢谢。但今天再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你就不必送了。多谢招待。”

“随便。”永泽说。

“让渡边君送我一段。”

“随便。”永泽道，“不过渡边君也差不多，和我。亲切热情倒是不假，但就是不能打心眼里爱上某个人，而总是有个地方保持清醒，并且有一种饥渴感，如此而已——这我看得明白。”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让初美先上去。

“反正送送就是。”我对永泽说。

“对不起。”他道了声歉，但脑袋里似乎已开始思考全然不相干的事。

“去哪里？回惠比寿？”我问初美，因为她的公寓在那里。

初美摇摇头。

“那么，找地方喝一杯？”

“嗯。”她点头道。

“涩谷。”我告诉司机。

初美抱臂闭目，靠在车座的角落里。随着车身的晃动，小小的金耳环不时闪闪烁烁。她那深蓝色的连衣裙，简直就像比照车座角落那片黑暗做成的一样。涂着淡淡颜色的形状娇美的嘴唇不时陡然一动，仿佛独自欲言又止。目睹她这副风度情态，我似乎明白了永泽所以选择她作为特别对象的缘由。比初美漂亮的女子不知会有多少，永泽不知会搞到多少那样的女子，但初美这位女性身上却有一种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那绝非足以撼倒对方的巨大力量。她所发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然而却能引起对方心灵的共振。车到涩谷之前，我一直注视着她，一直在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这种感情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直到最后也未能明了。

当我恍然领悟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附近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就好像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没有记起。而初美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至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无论永泽还是我都未能使她幸免。当初美她——如同我的许多熟人那样——来到人生某一阶梯的时候，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自行中断了生命。她在永泽去德国两年后和一个男子结了婚，又过了两年便用剃刀割断了手腕动脉。

向我告知她的死的自然是永泽。他从波恩给我写来信，信上说：“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受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我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信。

我们走进小酒吧，各自喝了几杯。我也罢，初美也罢，几乎都没开口。两人就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默默对饮，嚼着花生米。很快，店里人多了起来，我们就准备离开，出去稍事散步。初美说要自己付款，我说是我邀的，抢先付了。

走到外边，晚间的空气彻骨生寒。初美披上一件灰色羊毛衫，仍旧一声不响地在我身旁走着。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双手插进裤袋，在这夜晚的街头缓缓移动脚步。我不由得心想：这简直同直子并行时一模一样。

“渡边君，知道这一带可有打桌球的地方？”初美突如其来地说。

“桌球？”我吃了一惊，“你会打桌球？”

“嗯，还相当不错哩。你怎么样？”

“四个球的，打是能打，就是打不大好。”

“那就去吧。”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桌球室，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位于胡同尽头的小店。初美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我则是海军蓝休闲装和便式领带——我俩的这副打扮在桌球室里极为显眼，初美却不甚在意，挑了支球杆，握住中间，用擦粉“嚓嚓”擦了几下杆头，随即从挎包里取出发卡，别在额旁，以免头发影响击球。

我们玩了两局四个球的。初美果然如她自己说的，球技相当娴熟。我因为缠着厚厚的绷带，击球总有些不够灵便，结果两局都她赢了。

“打得不错嘛！”我甘拜下风。

“人不可貌相，是吧？”初美一边认真测算球的位置，一边嫣然笑道。

“到底是在哪里练出来的？”

“我爷爷从前专门喜欢玩这个，自家就有球台。小时候每次去那里，都和哥哥两人捅来捅去。稍大一些后，爷爷就教给正规的击球方法。是个好人呐，又时髦又潇洒，已经死了。他最得意的，就是说自己过去在纽约见过迪亚娜·达宾。”

她接连赢了三回，第四回输了。我好不容易捞回一回，但随后便打歪了几个很容易打的球。

“都怪绷带。”初美安慰道。

“好久没打的关系，两年零五个月没打了。”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力度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下子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动人的手指按住球台台面，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惟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第三局她也全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很。”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吗？”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寿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十五分钟。公寓算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她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课余活动小组里低年级女生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蛮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一定。”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非常适合脸上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头脑更为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三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我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我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什么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话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什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个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是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在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初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姿影。

回到宿舍，已经十一点半了。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次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上，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明天又是星期日，得得！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日。再过两个星期日，我将满二十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星期日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伏在桌上给直子写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听迈尔斯·戴维斯的旧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族馆一般凉意侵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还残留着樟脑丸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停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太阳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条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围着花坛团团转，粗声大气地逐个嗅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不可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握笔的右手一作痛，便茫然打量院里的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的最后一个球。那其实是个需要反弹的相当难的球，没想到他竟然一击成功。不过我想大概是一种巧合，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台面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前，我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有同样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十七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的意思是说，我即将满二十岁，我同木月在十六岁和十七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星期天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东倒西歪。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而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也写过，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1)　midnight blue：英语，深蓝色。

第九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以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前几天真是抱歉。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吗？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啊！”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了！”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胀鼓鼓的。一看表，六点十五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六点十五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六点十八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的。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儿？”

“上野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儿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爵士乐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吧台尽头处自斟自饮了。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在喝什么？”我问。

“汤姆·柯林斯。”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威士忌苏打水，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火：

“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叮当”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汤姆·柯林斯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一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遍：谁是傻瓜、谁是混蛋、谁是癞皮狗、谁是蠢猪、谁是伪君子、谁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

“想必是的。”

“喝得天旋地转，然后钻到被窝里大睡特睡，睡得香极了，当中有电话打来也装作压根儿没听见，只管呼呼大睡。一觉醒来，两人叫来寿司吃了，商定先闭店一段时间，随心所欲地休整一番。两人拼死拼活忙到现在，也算是够意思了。姐姐和她那位去卿卿我我，我想和他旅行，尽情大干两个晚上。”说到这里，绿子抿了抿嘴，出声地搔着耳朵那里。“别见怪，说粗话了。”

“没关系。所以就去奈良了？”

“嗯，奈良以前就喜欢。”

“干了两个晚上？”

“一次也没干。”她叹了口气，“到旅馆刚一扔下挎包，月经就来了，涨潮似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

“还笑呢，你！提前了一个星期，哭都哭不过来，真是！大概这个那个弄得太紧张了，以致月经也乱了套。他也气呼呼的。那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可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想来就来的。而且，我那东西一来就相当厉害，头两三天什么都没心思做。那种时间你可不要见我。”

“不见倒可以，可怎么能知道呢？”我问。

“月经一来，我就戴两三天红帽子。这回能知道吧？”绿子笑道，“我一戴上红帽子，你在路上遇见也别打招呼，赶紧逃命。”

“世上的女人索性都这么做就好了。”我说，“那么在奈良干什么来着？”

“无奈，只好逗鹿玩，在那一带散散步，就回来了，凄凉得很。还同他吵了一架，那以后再没见面。返回东京后，游逛了两三天，这回想一个人无拘无束地旅行一趟，就去了青森。弘前有一位朋友，在她家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去下北和龙飞兜了一圈。好地方，好极了！我给那一带的地图写过解说词。你去过？”

“没有。”我说。

“这么着，”说着，绿子啜了口汤姆·柯林斯，剥开一颗开心果。“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一直想你来着，心想要是你在身边该有多好。”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像盯视幻景一样看着我，“为什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就是，你为什么想起我呀？”

“那还用说，因为喜欢你嘛！此外你说还能有什么？能有哪个人乐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你有恋人，不是没有必要想我吗？”我一边慢慢品味威士忌苏打水一边说。

“你是说有恋人就不能想你不成？”

“不不，也不是那样的意思……”

“喂，渡边君，”绿子把食指对着我，“我警告你，我心里现在乱糟糟的，乱得很，足足一个月攒下的东西全都憋在里边。你可别再说气人话！要不然我就在这里号啕大哭，一旦哭起来，整个晚上都收不住。这你也觉得没关系吗？我会肆无忌惮地像野兽那样哭叫，不骗你。”

我点点头，再未开口，接着又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嚼着开心果。店里充满鸡尾酒搅拌器的搅拌声、酒杯相碰声、从制冰机捞取冰块的“哗啦”声，其间夹杂着莎拉沃恩唱古典情歌的唱片声。

“大体说来，自卫生棉条事件以来，我和他的关系就有点剑拔弩张了。”绿子说。

“卫生棉条事件？”

“嗯。大约一个月前，我同他和他的朋友五六个人一块儿喝酒，我提起我家附近一位阿姨，她打喷嚏一下子把下面的卫生棉条打了出来。好笑不？”

“好笑。”我笑着赞同。

“大家也觉得十分好笑。可他竟发起火来，叫我别扯下流话，结果不欢而散。”

“唔。”

“人倒是好人，就是这种地方很偏激。”绿子说，“例如我一穿白色以外的内裤，他就发脾气。你说偏激不偏激？”

“唔——不过这属于各有所好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有些诧异，那般人物居然会喜欢上绿子，这本身就不可思议。但我没说出口。

“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老样子。”随即，我想起那个约定——想着绿子手淫的事。为了不使旁边人听见，我压低嗓音讲给绿子听。

绿子满面生辉，打个指响：

“如何？顺利？”

“中间总觉得难为情，半途而废。”

“没挺起来？”

“算是吧。”

“那怎么行。”绿子斜眼看着我说，“别有什么不好意思，最大限度地想入非非就是，我说行就行嘛！对了，下次打电话给你，我就说：啊……就那里……妙得很……不得了，我，我不行了……啊，别那样……你就一边听一边来你的。”

“宿舍的电话在门厅里，大家都从那里出出进进。”我解释道，“在那地方做，保准给管理主任打个半死，毫无疑问。”

“是吗？伤脑筋。”

“别伤脑筋，过两天我再一个人想法试试。”

“加油哟！”

“嗯。”

“是我没什么性感吧，我这人本身？”

“不，不是那回事。”我说，“怎么说好呢，怕是立场问题吧。”

“我么，背部非常敏感，如果用手指抚摸的话。”

“我当心就是。”

“喂，这就去看黄色电影如何？挑个绝对黄色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去鳗鱼店吃了鳗鱼，之后走进在新宿也数得上门庭冷落的一家电影院，看那种一连放三部的电影。因为买来报纸一查，只有这里上映变态电影。场内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怪味。碰巧的是我们进去时那变态场面刚开始。讲的是当女职员的姐姐和上高中的妹妹被几个男人抓住，监禁在一个地方，百般遭受淫虐。男的威胁姐姐说要糟蹋妹妹，随即对姐姐大发兽性，如此一来二去，姐姐竟也成了性变态者，而妹妹在一一目睹眼前场面的时间里，头脑也渐渐不正常起来。电影不仅气氛离奇、光线幽暗，而且千篇一律，看到中间我就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要是里边的妹妹，神经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而要看得更加真切。”绿子对我说。

“很有可能。”

“不过那个妹妹，作为处女和高中生，你不觉得乳头太黑？”

“有道理。”

她看得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我不由暗暗感叹：看得如此入迷，票钱可是一点没有赔本。绿子每当想起什么，都一一向我报告。

——“喂喂，厉害厉害，竟有那种干法。”

——“不得了，三个人一起来，会搞坏的哟！”

——“喂，渡边君，我也想和谁那么试一下。”

较之看电影，看绿子要有趣得多。

休息时间里，四下一片通明。环视场内，除绿子外，好像没一个女性。邻座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了绿子，赶紧远远躲开。

“喂，渡边君，”绿子问我，“看这玩艺儿，会挺起来？”

“啊，一时一时的吧。”我说，“这种电影，本来就是为这个拍的嘛。”

“那么说，那样的镜头一出现，这里所有人的那东西全都一齐竖起来啰？三十条或四十条，齐刷刷地？想到这点，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说怕倒也是。”我应道。

第二部影片较为正规些，惟其如此，比第一部还要无聊。口交镜头纷至沓来，还满场响起了很大的模拟音。听到这种声音，我便产生莫可名状的感慨——自己居然活在如此奇妙的行星上。

“这声音是哪个琢磨出来的呢？”我问绿子。

“我倒极喜欢的哟！”绿子说。

其间也夹杂着抽送时的声音，我还从来没注意到竟有这样的声音。男的气喘吁吁，女的呻吟不止，说什么“好啊”、什么“再来”等等。还可听到床的吱呀声。这种做爱场面绵绵不断持续了很久。起始绿子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到底显得扫兴起来，提议出去。于是两人欠身离座，到外面深深吸了口气。新宿街头的空气竟然如此沁人心脾，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有趣有趣。”绿子说，“下回再看一次。”

“看多少次演的都是同一码事。”我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干的也始终是同一码事嘛！”

经她这么一说，也的确如此。

我们又走进一家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绿子喝了三四杯品不出成分的鸡尾酒。出了店，绿子说想爬树。

“这一带根本就没树。再说你喝得晕头晕脑的，哪里爬得上去。”我说。

“你这个人，总是用一大串说教让人扫兴。我是想醉才喝醉的，醉了又有什么，再醉爬棵树也没问题，哼！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爬上去，像知了那样从最顶端往人们头上撒尿。”

“我说，你怕想上厕所吧？”

“不错。”

我把绿子领到新宿站的收费厕所，付了零币让她进去。我在小卖店买了份晚报，边看边等她出来。但左等右等硬是不出来。过了十五分钟，我有些担心，刚想去看看怎么回事，碰巧她终于走了出来，脸色有几分苍白。

“对不起，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绿子说。

“心情怎么样？”我边给她披外套边问。

“不大舒服。”

“送你回家。”我说，“回家慢慢洗个澡，睡上一觉就好了。你太累了。”

“回什么家！回家也空荡荡没人，我不愿意在那种地方一个人睡。”

“得得，”我说，“那怎么办？”

“在附近找家情人旅馆，进去和你抱在一起睡，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在那一带随便哪里吃顿饭，然后两人一道上学。”

“你叫我出来，一开始打的就这主意？”

“当然。”

“那么就不该叫我，叫他不就行了。怎么想都是叫他才地道，恋人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但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可不成。”我断然拒绝，“首先，十二点前我必须赶回宿舍，否则就犯了擅自夜不归宿之戒。以前闹过一次，啰嗦透了。第二，一旦同女孩子睡觉，我当然也想干的，我可不乐意憋得死去活来。说不定真的强行大动干戈。”

“莫非把我五花大绑了从后面硬干？”

“我说，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种事。”

“可我觉得孤单，孤单得要命。我也自知对不住你，什么也没给予，光是没完没了地对你指手划脚。又是叫你听我信口开河，又是找你出来，拉着你团团转。不过，能允许我这样做的人只有你一个。在以往二十年人生当中，我连一次、哪怕一次都没撒娇任性过。爸爸妈妈压根儿不理我这个碴儿，他也不是那种类型，我一任性一撒娇他就发脾气，吵得不欢而散。因此，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加上我现在的确筋疲力尽，实在想在夸我可爱夸我漂亮的甜言蜜语中睡一觉，别无他求。醒来以后就彻底来个精神焕发，再也不求你干这干那，绝对！一定做个非常乖的乖孩子。”

“可我还是不好办。”我说。

“求你了。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呜呜哭一晚上，谁向我第一个搭话，就跟谁睡去。”

事既至此，我只好给宿舍打电话叫出永泽，请他做点手脚，使我看起来像是已经归宿。

“和女孩子在一起呢。”我说。

“好好，此事我乐意效劳。”他应道，“我把姓名卡巧妙地换在你‘在室’位置上，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明早从我窗口爬进来。”

“太劳你费心了，实在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安排妥了？”绿子问。

“嗯，总算是。”我喟然长叹一声。

“那么，时间还早，去跳迪斯科吧。”

“你不是累了么？”

“既然这样就全然不在话下了。”

“瞧你瞧你！”我说。果不其然，进舞厅跳迪斯科时，绿子似乎多少打起了精神。她喝了两杯威士忌可乐，在舞池里一直跳到额头冒汗。

“痛快极了！”绿子在桌旁喘口气说，“许久没这么跳了。四肢一动起来，觉得精神也好像解放了。”

“你看起来总像是解放的嘛。”

“哎哟，没那事儿。”她微微一笑，歪了下脖子说，“这一来精神倒是精神了，可肚子瘪了。不去吃点比萨饼？”

我把她领到我常去的一家比萨饼店，要了生啤和鳀酱比萨饼。我并不怎么饿，十二块我只吃了四块，其余给绿子一扫而光。

“你恢复得可真够快的，刚才还脸色发青，东摇西晃。”我愕然说道。

“因为那些无理要求你都满足我了嘛，”绿子说，“心里的闷气也就跑得精光。不过这比萨饼还真挺够味儿。”

“我说，你家里真的谁也没有？”

“嗯，没有。姐姐不在，在朋友家住着。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要是不在，她不敢一个人睡在家里。”

“那就别去什么情人旅馆了。”我说，“去那种地方只落得一场空虚。还是去你家算了，我盖的被褥总该有吧？”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道：“也罢，那就到我家住。”

我们乘上山手线电车，来到大冢，抬起小林书店的卷闸门。门上贴了张纸，写着“暂停营业”。门大概好久都没打开过，昏暗的店内荡漾着一股旧纸气味。书架有一半空空如也，杂志几乎全部打捆，准备退回，整个书店比第一次来时还要空荡凄凉，俨然一只被冲上岸的废船。

“书店不想再办下去了？”我试着问。

“决定卖掉。”绿子不无凄然地说，“卖了，我好和姐姐分钱。以后就独立生活，不用任何人保护。姐姐来年结婚，我再读三年大学——这点钱总卖得出来吧。另外我还打工。书店一旦脱手，我就和姐姐去哪里租间公寓，暂时两人过活。”

“店卖得掉？”

“差不多。有个熟人想要开店经营毛线，不久前还问过这里卖不卖。”绿子说，“可怜的父亲，玩命操劳一辈子，才弄了这么间小破店，贷款也一点点还了，结果却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像泡沫一样消失了。”

“你留下了。”我说。

“我？”绿子觉得滑稽似的笑了笑，然后深深吸口气吐出。“到上面去吧，这儿冷。”

爬上二楼，她叫我坐在餐桌旁边，便去烧洗澡水。这时间里，我用水壶烧了水，泡了茶。洗澡水烧开之前，我和绿子隔着桌子，对坐饮茶。她手托着腮，目不转睛地在我脸上盯视良久。房间里除了钟的嘀嗒声和电冰箱恒温器时动时停的声响，其他什么也听不见。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你这个人，细看起来，一张脸还蛮有味道的。”绿子说。

“是吗？”我有点不悦。

“我对人的长相已够挑剔的，但你这张脸，嗬，仔细看去，渐渐觉得跟你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时也那么想——即使我也未尝不可。”

“嗳，我说话可能不大中听，我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时常被人误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刚才也说了吧？”

“说了。”

“就是说，我在一点点研究男人。”绿子拿来一盒万宝路香烟，吸上一支。“一开始一无所知，反倒能弄懂很多东西。”

“有可能。”我说。

“啊，对了，为我父亲上炷香好么？”

于是我跟在她后头，走到供奉亡灵的房间，上了炷香，合掌致意。

“我，前些天在父亲这张遗像前脱光来着，脱得一丝不挂，让他看个一清二楚。像做瑜伽功似的。我说爸爸，这是乳房，这是那个东西。”绿子说道。

“那又何苦？”我不无惊诧地问。

“反正就是想给他看看。我身体的一半不是父亲的精子么？给他看看也是正当的嘛：这就是你女儿！当然，也同醉意有关。”

“唔。”

“姐姐进来吓一大跳。也难怪，我正在父亲遗像前赤条条张开腿，难怪她吃惊。”

“啊，那自然。”

“这么着，我就向她解释用意：这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劝她也来我旁边脱光，一起给父亲开开眼，可她不干，吓得赶紧跑出去。这方面她相当保守。”

“是比较地道。”我说。

“嗳，渡边君，对我父亲你怎么看的？”

“在初次见面的人跟前，我一般都有些不知所措。但和他单独相处，却没觉得不自在，而感到相当愉快，说了好多话。”

“说什么来着？”

“欧里庇得斯。”

绿子笑得极其开心：“你这人也真逗儿，居然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垂死挣扎的病人突然大谈什么欧里庇得斯，少见少见。”

“对着父亲遗像张开大腿的女儿也怕不多。”我说。

绿子哧哧笑了，然后摇了一下灵前小铃：

“爸爸，晚安。我俩这就寻欢作乐，您放心睡就是。不再痛苦了吧？已经死了，应该不会痛苦。要是现在还痛苦的话，那就找上帝算账去，就说这也太和人过不去了。在天国里见到我妈，两人好好云雨去吧。接尿时看见你的小鸡鸡了，蛮神气的嘛。要干尽兴哟！晚安！”我们轮流洗过澡，换上睡衣。我借她父亲穿了没几次、差不多还是崭新的睡衣穿上，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绿子在摆着灵位的房间里摊开客用卧具。

“在灵位前不害怕？”绿子问。

“怕什么，又没干什么坏事。”我笑道。

“可以在旁边抱我，一直到我睡着？”

“可以。”

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她，好几次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我右手搂着她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头，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头痒痒的。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的。”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绿子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

“当然。”

“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

“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起她像小男孩那般的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可我就是怕。”绿子说。

我温柔地搂住她的肩。不一会儿，她肩头开始有规律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于是我溜下床，去厨房取了瓶啤酒喝。由于全无睡意，想看本什么书。但四处查看一下，根本见不到书本样的东西。本想去绿子房间从书架上找一册来，又怕扑扑腾腾把她吵醒，只得作罢。

我怔怔地喝啤酒。喝着喝着，我猛然想起：对了，这里是书店！我下楼拉开灯，在文库丛书架上找来找去。我想读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已读过。但由于反正必须读点什么，便挑了一本书脊已经变色、似乎长期滞销的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把书钱放在电子收款机旁边。小林书店的库存至少可以因此减少一点。

我边喝啤酒，边对着厨房餐桌看《在轮下》。最初看这本书，还是刚上初中那年。就是说，时过八年，我又在一个少女家的厨房里，半夜穿着她亡父穿过的尺寸不够大的睡衣读同一本书。我总觉得有些鬼使神差。若非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至于重读什么《在轮下》。

可话又说回来，《在轮下》尽管有的地方未免过时，但仍不失为一本不错的小说。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半厨房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行行细读下去。搁物架上有一瓶落满灰尘的白兰地，我拿下来往咖啡杯里斟了一点。白兰地喝得我身上一阵暖和，但睡意硬是不肯光顾。

时近三点，我去看了看绿子。她大概确实很累，正酣然大睡。窗外商业街上路灯的光亮宛如一片月华，给房间镀上了一层若明若暗的银辉。她以背光姿势睡着，身体仿佛冻僵一般一动不动。凑近耳前，只听见喘息声。我发觉那睡姿竟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床旁依然放着旅行包，白外套搭在椅背上。桌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桌前的墙上挂着史努比月历。我拨开一点窗帘，俯视阒无人息的街道。所有的店都落着卷闸门，惟独酒店前排列的自动售货机瑟缩着身子静等黎明的来临。长途卡车胶轮的呻吟声时而滞重地摇颤一下周围的空气。我折回厨房，又喝了杯白兰地，继续读《在轮下》。

书读完时，天已开始放亮。我烧水冲了杯速溶咖啡，拿起圆珠笔在桌面便笺上写了几句：喝了些白兰地。《在轮下》我买了。天已放亮，我这就回去。再见。我踌躇一下，又补上一句：“熟睡中的你非常可爱。”之后，我洗净咖啡杯，熄掉厨房灯，下楼悄悄抬起卷闸门，走出门外。我担心被附近的人发现招致怀疑，好在清早六点之前的街上尚无任何人通过，只有乌鸦照例蹲在房顶睥睨四周。我抬头望了一眼绿子房间那垂有粉红色布帘的窗口，往都营电车站走去，乘到终点下来，步行赶回宿舍。一家供应早餐的套餐店已经开了，我进去用了份热腾腾的米饭、大酱汤和咸菜加煎蛋。之后绕到宿舍后院，轻声敲了敲一楼永泽房间的窗户。永泽马上开窗，我爬进他的房间。

“喝杯咖啡？”他问道。我说不要，谢过他后，回到自己房间。刷过牙，脱去裤子，钻进被窝狠狠闭上眼睛。少顷，那铅门一样沉重的无梦睡意便迎面压来。

我每周都给直子写信，直子也来了几封信，信都不很长。进入十一月后，直子信上说早晚渐渐冷了起来。

秋意的加深是与你返回东京同时开始的，因此我许久都捉摸不透自己心里仿佛出现一个大洞的感觉是由于你不在造成的，还是时令的更迭所致。我同玲子时常谈起你，她再三让我向你问好。玲子依然待我十分亲热。假如没有她，我恐怕很难忍受这里的生活。孤寂起来我就哭。玲子说能哭是好事。不过，孤寂这滋味着实不好受。每当孤寂难耐，夜晚就有各种各样的人从黑暗中对我说话，说话声如同夜风吹得树木飒飒作响。同木月和姐姐也往往这样说话。他们也同样感到寂寞，渴望得到说话的对象。

在寂寞而苦闷的夜晚，我时常反复读你的来信。外边来的东西大多使我惶惶不安，而你笔下的在你周围发生的一切却给我心灵以莫大慰藉。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翻来覆去地读，玲子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两人还谈论里边的内容。信中写绿子父亲那部分我十分中意。对我们来说，你每周一次的来信是为数极少的娱乐之一——读信娱乐。它使我们在这里充满欢欣与期待。

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挤时间回信，但眼前一摊开信笺，情绪就总是消沉下去。这封信也是我拿出吃奶力气写的，因为玲子非叫我回信不可。但请你不要误解。其实我有满肚子话要告诉你，只是不能得心应手地写成文字。所以我非常害怕写信。

绿子那人看来很有趣。读罢那封信，我觉得她可能喜欢上了你。跟玲子一说，玲子说：“那还不理所当然，连我都喜欢渡边。”我们每天采蘑菇拾栗子吃。栗子饭、松菇饭已经连续吃好久了，但还是吃不厌，香得很。玲子还像以往那样，吃得不多，一个劲儿吸烟。小鸟和小兔也都活蹦乱跳。再见。

过罢二十岁生日的第四天，接到直子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一件圆领紫色毛衣和一封信。

“祝你生日快乐。”直子写道，“祝你二十岁成为幸福的一年。我的二十岁看来势必在这凄凉光景中度过了，而你一定要活得幸福，把我那份也活出来，那样我才高兴，真的。这件毛衣是我和玲子织的，每人一半。我一个人织要到明年情人节了。织得好的那一半出自她的手，不好的那一半是我织的。玲子这人干什么都心灵手巧。在她面前，我时常自我厌恶得不行。我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豪的——哪怕一点。再见。保重身体。”

玲子也附了一封短信：

“好吗？对你来说，直子或许是至高无上的天使；而在我眼里，只不过是笨手笨脚的普通女孩。但不管怎样，总算把毛衣按时赶出来了。怎样，漂亮吧？颜色和式样是两人商定的。祝你生日快乐。”

第十章

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总是让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那般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

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得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经遥遥领先，惟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科尔特兰(1)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我已年满二十。秋去冬来，而我的生活依然如故。我仍旧浑浑噩噩地到校上课，每周打三次零工，时而重读一回《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到星期天就洗衣，给直子写长信。还时常同绿子相会，一起吃饭、逛动物园、看电影。出售小林书店的事进展顺利，她和姐姐在地铁茗荷谷站那里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两人同住。绿子说，姐姐结婚就搬出那里，去别处另租一间。我被叫去那里吃过一次午饭，见公寓很漂亮，光线又好，绿子也显得比在小林书店时快活开朗得多。

永泽几次找我出去玩，每次我都推说有事拒绝了。其实我只是嫌麻烦。当然并非不想同女孩睡觉，但想到在夜晚的街上喝酒、物色合适女孩、搭讪、进旅馆这一整套过程，便有些厌倦。而永泽却能不厌其烦其倦地坚持不懈，我对这小子不免重新生出几分敬畏。或许被初美开导过的关系，我也觉得与其同素不相识的无聊女孩睡觉，倒不如想直子更为惬意。直子的手指在草地上给我的感触，无比真切地留在我身上。

十二月初，我给直子写了封信，告诉她寒假想去探望，问可不可以。玲子写来回信，让我只管去，她俩翘首以待，无比高兴。信上还写道：“直子眼下写信有所不便，由我代笔。但并不是说她的情况有什么不妙，别担心。只不过波浪般时起时伏罢了。”

学校一放假，我就打点行装，穿上雪靴，往京都进发。正如那位奇妙的医生说的，银装素裹的山景的确妖娆动人。我仍像上次那样在直子和玲子的房间住了两夜，度过同上次大同小异的三个白天。暮色降临，玲子便弹起吉他，三人一起聊天。白天没去郊游，而代之以越野滑雪。只消脚蹬滑雪板在山里奔波一小时，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身热汗。闲下来的时候，就去帮助大家扫雪。姓宫田的那个医生又来我们餐桌，围绕“为什么手的中指比食指长，而脚趾则相反”的问题讲授一番。守门的大村再次提起东京的猪肉。玲子对我这次代替礼物送给她的唱片大为高兴，把其中几支的乐谱写下来，用吉他弹奏一遍。

同秋天来时相比，直子沉默寡言多了。三人在一起时她几乎不开口，只是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而由玲子替她说个不停。“别介意，”直子说，“正赶上这种时期。听你们说比我自己说有趣得多。”

玲子借口有事出门离开后，我和直子在床上抱在一起。我轻轻吻着她的脖颈、肩头和乳房。直子仍像上次那样用手指帮我疏导出去。之后我搂住直子，告诉她两个月来自己一直记着她手指的感触，并且一边想她一边自慰。

“没和其他任何人睡觉？”直子问。

“没有。”我答道。

“那好，这个也记住。”说着，她身体下滑，轻轻用嘴唇含住我那东西舔着。直子笔直的秀发垂在我的小腹上，随着她嘴唇的移动“刷刷”地摇晃着。于是我又来了第二次。

“能记住？”直子问道。

“当然能，永远记着。”我说。我搂过直子，把手指伸进内裤试了试那儿，但那儿是干的。直子摇摇头，拿开我的手。我们默默相抱了许久。

“这学年结束后，我想搬出宿舍，另找住处。”我说，“寄宿生活已经有点过腻了，再说生活费反正靠打工也总能维持。这样，可以的话，两人一同生活好么？上次我也说过。”

“谢谢。你这么说，我不知有多高兴。”

“我也认为这里并不坏，安安静静，环境也理想，玲子人又好，但终究不是久居之地。如想久居，这场所未免过于特殊。在这里住得越久，我想就越不容易动弹。”

直子一言未发，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惟见白雪皑皑，阴云沉沉，一身银装的大地同苍穹之间只有些许空隙。

“慢慢想一想。”我说，“反正我到三月才搬。只要你有意去我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

直子点点头。我像端起一件容易损坏的玻璃工艺品那样，双臂轻轻抱住直子。她把胳膊搂在我脖子上。我赤身裸体，直子只穿一条小小的白色三角裤。直子的身段十分娇美，令人百看不厌。

“我为什么就不湿呢？”直子低声道，“我出现那种状态，真的只有那一回，只有二十岁生日那天，只有你抱我那个晚上。以后为什么就不行呢？”

“精神作用，时间一长自然会好的，不用性急。”

“我的问题全部是精神方面的。”直子说，“假如我一生都不湿，一辈子都性交不成，你也能一直喜欢我？你也能一直靠手和嘴唇忍耐？或者通过和别的女人睡觉来解决性欲问题？”

“从本质上讲，我这人属于乐天派。”我说。

直子在床上坐起身，把T恤从头上套进，穿上法兰绒衬衫。我也穿上衣服。

“让我慢慢想想。”直子说，“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好。”我说，“你的嘴唇真够厉害。”

直子有点脸红，妩媚地笑了笑。“木月也这样说来着。”

“我和他不论想法还是爱好都不谋而合。”说完，我也笑了。

之后，我们在厨房餐桌上边喝咖啡边谈往事。她可以多少谈一点木月了，慢条斯理地斟酌着词句。雪下下停停，三天都没见到一次晴。分别时我告诉她：“我想三月份还会来的。”然后隔着厚厚的外套抱住她接了一吻。“再见！”直子说。

一九七〇年这一陌生年轮转来了，我的二十岁已彻底告终，踏入了新的沼泽地带。学年末有考试，我比较轻松地一一过关。因为别无他事，几乎天天到校，即使不特别用功，应付考试也是轻而易举的。

宿舍院内闹了几场纠纷。自成一派的一伙人把安全帽和铁棍藏在宿舍里，结果同管理主任豢养的体育会派系的学生短兵相接，两人受伤，六人被逐出宿舍。这一事件余波所及，此后每天总有地方吵吵闹闹，宿舍院内始终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险些惨遭体育会派系学生的毒手，幸亏永泽居中调解，才免受皮肉之苦。总之，是到退出宿舍的时候了。

考试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认真物色住处。花了一星期时间，总算在郊外吉祥寺那里找到了合适房间。交通虽有些不便，但难得的是单独一座房子，可谓捡来的便宜。一块莫大的地皮的一角，孤零零立着一座类似耳房或岗楼的小房，同正房之间隔着一片相当荒芜的宽阔庭园。房东走正门，我走后门，隐私也可得到保护。里面一个房间，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还带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壁橱。窗口临院，居然还有檐廊。房东提的条件是：明年他孙子可能到东京来，届时得搬出才行。自然，房租也因此比时价便宜不少。房东是对看上去满和气的老夫妇，告诉我他们不会说三道四，只管随便就是。

搬家是永泽帮的忙。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轻型卡车，并且履行诺言，把电冰箱、电视机和暖水瓶送给了我。这对我确实是宝贵的礼物。两天后，他也离开宿舍，迁往三田一座公寓。

“短时间怕不能见面了，多保重！”分手时他说，“不过以前我也说过，总觉得遥远的将来会在某个意外地方见到你的。”

“我期待着。”我说。

“对了，上次跟你调换的那个女孩，还是不漂亮的好。”

“同感同感。”我笑道，“另外，永泽君，你要好好待初美才是。一来那样好的人实在难遇，二来她感情其实很脆弱，光看表面不行。”

“噢，这我知道。”他点点头，“所以，说句实在话，最好的办法是继我之后你来接收初美。我想你们是会十分融洽的。”

“别开玩笑！”我不禁讶然。

“是玩笑。”永泽说，“祝你幸福。困难不会少，但你这人也固执得可以，我想总会成功的。给你个忠告可以么？”

“请。”

“不要同情自己！”他说，“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我一定牢记。”我说。然后我们握手分别。他奔往新的天地，我则退回自己的泥沼。

搬迁后三天，我给直子写信。我写了新居的情形，告诉她自己终于从乱糟糟的寄宿院里挣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必受那些无聊家伙的无聊算盘的干扰。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胜欣喜和坦然，准备在此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窗外是一大片庭园，附近的猫们将其作为集会场所。我一得闲，就歪倒在檐廊中观望那些猫。具体多少只倒不甚清楚，反正数目相当之多，而且都在横躺竖卧地晒太阳。它们似乎不大欢迎我住在这所独房里，但我拿出几块吃剩下的干酪后，便有几只挪步上前，战战兢兢地吃了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同它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有一只耳朵少了半边的花纹公猫，这家伙同我原来宿舍的管理主任相似得惊人，我真担心庭园里会马上有国旗升起。

距学校是远了些，但进入专业课程之后，早上的课大为减少，算不得什么大问题。而且可以在电车中悠然看书，因祸得福也未可知。最后就只剩下在吉祥寺附近找一份每周可干三四天而又不甚辛苦的零工了。到那一天，我就可以重返每天都要上发条的生活。

我并不想催你仓促做出决定，但春天毕竟是适合从头做事的季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四月开始共同生活，我觉得恐怕再好不过。倘若顺利，你还可以去大学复学。假如一起住有问题，也不妨在附近为你另找住处。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当然，也不是非在春季不可。如果你以为夏季合适，夏季也OK，没有问题。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能来信告诉我么？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好好找时间打一段工，得把搬迁费挣出来。一个人生活，各种开销相当不少。锅碗瓢盆也必须一应俱全。但三月份有时间，一定前去看你。请告诉我合适日期好么？届时也想去一趟京都。我是多么希望同你见面啊！等待你的来信。

此后两三天时间，我在吉祥寺街上一件件买来杂货，开始在家里做简单的饭菜，另外从附近木材店里买了木料，请其锯好，做了一张学习用桌，吃饭也暂且用它。还做了个碗橱，买齐了调味品。一只半岁左右的白毛母猫已和我混熟，开始在我这儿吃饭。我给这猫取了个名字，叫“海鸥”。

如此安顿下来后，我上街在油漆店找了份工，整整当了两个星期油漆店的帮手。工钱自是不错，但活也十分了得。脑袋给信纳水熏得昏昏沉沉。收工后在专售套餐的小饮食店吃顿晚饭，喝罢啤酒，回家逗猫玩，而后便死一般睡去。两星期过后也没接到直子的回音。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以后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脾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一把推开我似的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入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得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快信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信。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祥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星期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喝完茶，他让我看了看仓房，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仓房里的确满满地堆着形形色色的物件，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

我花了一天时间把自行车的锈去掉，抹上油，给轮胎充气，调好齿轮，请自行车店把离合器钢丝更新。这一来，整个自行车焕然一新，如同换了一辆。至于餐桌，我把灰擦得一干二净，重新涂上清漆。吉他嘛，把旧弦全部换成新的，用黏合剂把几欲开裂的板粘住，还用钢丝刷把锈一古脑儿除净，螺丝也校正一番。吉他虽不高级，但发出的音大致还算准确。想来，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是头一次摸吉他。我坐在檐廊中，一边回忆往日练过的德里夫塔兹的《在屋顶上》，一边缓缓弹着，居然还记得基本和弦。

之后，我用余下的木料做了个信箱，涂上红漆，写上名字，竖在门前。而投入的邮件，直到四月三日，只有一张转投的高中同窗会的通知。其他东西还好，惟独这东西我不愿接触，因为那是我和木月所在的同窗会。我当即扔进了废纸篓。

四月四日的下午，信箱里终于出现了一封信。是玲子来的，信封后面写有石田玲子的名字。我用剪刀整齐地剪去封口，坐在檐廊里读起来。一开始我就有预感，估计内容可能不妙，一读果真如此。

信的开头，玲子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她写道，直子始终在为写回信而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玲子几次提议由她代笔，以免延误。但直子坚持说这属于私事，一定要自己写。于是拖到现在，以致让我担惊受怕，要我原谅。

一个月来，想必你在苦苦盼望回信。对直子来说，这一个月也非同小可。请你谅解她。坦率地说，她眼下的情况不甚理想。她总想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但目前尚未出现预期效果。

回想起来，她最初的征兆反映在写不好信上，这是从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开始的。继而一点点出现幻听。每当她提笔写信，便觉得有很多人向她说话，干扰她遣词造句。不过直到你第二次来访，这种症状还比较轻微，老实说，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这一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然而自从你回去后，就变得相当严重了。现在，她连日常交谈都觉得困难，找不出词句。因此直子眼下心里非常混乱，而且有恐怖感，幻听也日益加重。

我们每天都同专科医生碰头。直子、我，加上医生，三个人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试图准确地找出她头脑中出故障的部分。我提议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你也加进这碰头会里，医生也表示赞成，但直子反对。按她的说法，理由是“见面就要以完美的身体出现”。我劝她说问题不在那里，而是要争分夺秒地恢复健康，但她不肯改变想法。

记得以前就对你说过，这里并非专科医院。诚然，也有不错的专科医生，治疗也有效，但集中性治疗是有难度的。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为患者自我医疗创造良好的环境，准确说来，并不包括医学上的治疗。因此，倘若直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势必要转去别的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我也很难过，但终究爱莫能助。当然，纵令那样，也可能以短期治疗——“出差”为由重返这里。如果治疗得顺利，说不定能直接从那边痊愈出院。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直子也在全力以赴。请你祝愿她早日康复，并且一如既往地写信来。

石田玲子　三月三十一日

读罢信，我仍坐在檐廊不动，望着已经春意盎然的庭园，园里有株古樱，花开得几近盛开怒放。微风轻拂，光影斑驳，而花色却异常黯然。稍顷，“海鸥”不知从何处走来，在檐廊地板上“嚓嚓”搔了几下爪子，便挨在我身旁怡然自得地伸腰酣睡。

我觉得应该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才好。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我想那不得不思考的时刻恐怕不久就将来临，届时再慢慢思考好了。至少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整整一天，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眼望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发，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嫩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他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房间，拉合窗帘。房间里还是有春天的气味。春天的馨香无所不在。然而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奇特，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一样。谁向我说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向别人说话对方也不明所云。我觉得自己浑身仿佛紧紧贴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接触，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我靠着墙壁眼望天花板出神，肚子饿了就嚼一点随手摸得到的东西，喝口水，悲戚起来就喝杯威士忌睡觉。既不洗澡，又不刮须。如此过了三天。

四月六日绿子来了封信，信上说四月十日去登录选课，届时要我在学校前院等她一同吃午饭。她说：“拖这么久才回信，这样也就彼此彼此了，还是和解吧。因为见不到你，毕竟感到寂寞。”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四遍，还是不解其意。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脑袋麻木得不行，无法准确把握上下句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在“登录选课”那天同她相见就是“彼此彼此”？为什么她要同我“吃午饭”？我不由怀疑：恐怕连我的脑袋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神志濒于瓦解，如同暗室植物的根须一样蓬蓬松松。不能这样！我在昏沉沉的脑袋里想道。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要同情自己，”我猛然记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真有你的，永泽，你是好样的！我长吁一声，欠身站起。

三天来我第一次洗衣服，去澡堂洗澡刮胡子，打扫房间，买来东西，做顿像样的饭菜吃了，又喂了饿瘪肚子的“海鸥”，喝些啤酒。这回只喝啤酒，接着做了三十分钟体操。刮胡子时我对镜一看，才发现瘦得两腮全陷了下去，两眼倒是光亮得出奇，活像别人的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兜了一圈风，回家吃罢午饭，把玲子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冷静思考往下该怎么办。我之所以从玲子信中受到沉重打击，根本原因在于我那种以为直子日趋好转的乐观估计一瞬间归于破灭。其实直子本人已说她的病根很深，玲子也说过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我两次去见直子，得到的印象都是她正在恢复，便以为惟一的问题无非是使她重新鼓起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认为只要她重鼓勇气，我们两人就能齐心合力地顺利步入坦途。

岂料，我这座构筑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幻想之城，由于玲子的一封信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剩下的惟有死气沉沉的平板地基。我现在必须设法使自己重新站稳。直子的再度恢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纵使恢复了，她恐怕也要比以前更衰颓虚弱，更没有信心。而我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当然也不是我坚强起来就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我心里清楚。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自己的士气，只有耐心等待她的康复。

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不骗你。这也是你留下直子死去造成的！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更加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永远十七、十八，但现在我不那样想。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喂，木月，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十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把住我的双肩，定定地逼视我的眼睛，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一笑：“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店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怪我不对，有什么办法。”我说。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噢，大概是吧。”

“可干嘛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

“可我的又硬又大。”

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我们都选了，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们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捞回来。”

“啊，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她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了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瞎猜的嘛！”绿子意外似的说道，“干嘛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

“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中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女孩，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又看见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银莲花。

两个女孩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小饭店，在街上散步。我们转了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厅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罐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三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坐同一条凳子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多少该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说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跌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像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

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街头转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三周四可以从五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再没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我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坐在桌前盯着看了半天。这封信虽说比以往简短得多，但我自忖这样反倒能更好地传情达意。我往杯里倒了三厘米高的威士忌，两口喝光，栽倒睡觉。

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一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餐馆当侍应生，条件虽一般，但供应午餐，还给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还是绿子的姐姐出来接，用疲倦的声音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她自己也想知道绿子去了哪里，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绿子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五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一百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人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四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四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四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说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总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在一起，此外便是同一个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腿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四月过去，轮来五月。五月比四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五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似的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项、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餐馆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龄，两人不时攀谈。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终于可以下班后在附近餐馆里喝一杯啤酒畅所欲言了。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情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乔治·巴塔耶和鲍里斯·维昂，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一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堆满了画架和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皇家芝华士酒，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伯特·卡萨德修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儿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的勾当嘛！”他说，“一上二十或二十一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

“呃——恐怕是。”伊东承认道，“再说，我没心思当什么美术教师，不愿意教那些像群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猴子似的调皮鬼初中生，不愿意那样了此一生。”

“说到底，还是同她分手为好吧？对双方来说。”

“我也那样想。但说不出口，张不开嘴。因为她是打定主意同我结合的，我怎么好说：分开吧，我已看不上你了呢！”

我们没有加冰块，干喝芝华士。柳叶鱼吃完后，便把黄瓜和芹菜切成长条，蘸酱油嚼起来。“咔嚓咔嚓”嚼黄瓜的时间里，我不由得想起绿子的父亲，痛切地感到失去绿子的生活对我是何等枯燥无味。不知不觉地，她的存在已在我心目中急剧膨胀起来。

“你有恋人？”伊东问。

“有是有。”我吁口气回答，“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天各一方。”

“但心情是相通的吧？”

“但愿如此，否则如何活得下去。”我半开玩笑地说。

随后，他语气沉静地谈起莫扎特的伟大。如同乡下人对山路了如指掌一样，他对莫扎特音乐的伟大之处如数家珍。他说他父亲喜欢听，他从三岁开始就一直听。我对古典音乐所知无多，但在一边听他充满感情而恰到好处的点评——“听，这个地方……”“如何，这里……”——一边倾听莫扎特协奏曲的时间里，一种久违了的怡适舒展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我们望着井头公园树林上方浮出的一弯新月，把那瓶皇家芝华士喝到最后一滴。好香醇的酒！

伊东叫我住下，我说还有点事，谢过他招待的皇家芝华士，九点前离开了他的住所。归途中，我进电话亭给绿子打电话，这回居然是她本人接的。

“对不起，现在不想同你说话。”绿子说。

“这我知道，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我不想就这样中断同你的关系。你确实是我屈指可数的朋友之一，见不到你实在憋得难受。到什么时候才能和你说话？只告诉我这点也好。”

“由我来打招呼，到那时候。”

“活得可好？”

“凑合。”说着，她放下听筒。

五月中旬，玲子来了封信。

谢谢你时常来信。直子看了非常高兴。我也看了，我看也可以吧？

好久未能写信，请多原谅。实不相瞒，一来我有点感到疲劳，二来也没什么可喜的消息。直子的情况还是不怎么好。前几天她母亲从神户来，加上专科医生和我，四个人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同意转去专科医院集中治疗一段时间，然后再酌情决定是否返回这里。直子说如果可能，她想一直在此医疗，作为我也觉得离开她寂寞，而且放心不下。不过坦率说来，她已经渐渐不容易控制了。平素倒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但有时候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那种时候身边就离不开人，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子的幻听已十分严重，她拒绝接受一切，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所以，我认为直子还是暂时转院为好，去合适的地方接受治疗。这固然遗憾，但别无他法。以前我也对你说过，对待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不放弃希望，把相互纠缠的线索一一理出头绪。无论事态看上去多么令人悲观，也必定在某处有突破口可寻。倘若周围一团漆黑，那就只能静等眼睛习惯黑暗。

这封信寄到你手头的时候，直子该已经转去那家医院了。拖这么久才告诉你，觉得抱歉得很，但这一切都是仓促忙乱之间定下的。新医院是一家有定评的医院，条件很好，也有高明的医生。地址写在下面，请往那边写信。我这边也会得到直子的情况，届时再告诉你，但愿有好消息可写。想必你很难过，但不要灰心。直子不在以后，仍希望能给我写信来——即使不经常也好。再见。

这年春天我着实写了好多信。每周给直子写一封，给玲子也写，还给绿子写了几封。在大学教室里写，在家把“海鸥”放在膝头伏在桌子上写，间休时对着意大利餐馆的餐桌写，简直就像要通过写信来把我几乎分崩离析的生活好歹维系在一起。

“由于不能同你说话，我送走了十分凄楚而寂寞的四月和五月。”我在给绿子的信中写道，“如此凄楚寂寞的春天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早知这样，让二月连续重复三次有多好。现在对你说这话我想为时已晚——那新发型的确对你非常合适，非常可爱。眼下我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从厨师那里学会了做意大利面条，十分好吃，很想日后请你品尝一次。”

我每天去学校，每周在意大利餐馆打两三次工，同伊东谈论书和音乐，从他手里借来几本鲍里斯·维昂看，写信，同“海鸥”玩，做意大利面条，整理庭园，边想直子边自慰，一场接一场看电影。

绿子向我搭话是六月快过完一半的时候。两人足有两个月没开口了。上完课，绿子来我邻座坐下，手托下巴，半天没有吭声。窗外雨下个不停。这是梅雨时节特有的雨，没有一丝风，雨帘垂直落下，一切都被淋得湿漉漉的。其他同学全部离开教室后，绿子也还是以那副姿势默然不动。一会儿，她从棉布上衣袋里掏出“万宝路”衔在嘴上，把火柴递给我。我擦燃一根给她点上。绿子圆圆地噘起嘴唇，把烟缓缓喷在我脸上。

“喜欢我的发型？”

“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她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把右手伸出。我握住它。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如释重负。绿子把烟灰抖落在地板上，倏地起身立起。

“吃饭去吧，前胸贴后背了。”绿子说。

“去哪儿？”

“日本桥高岛屋商店的餐厅。”

“干嘛特意去那种地方？”

“隔些日子我就想去一次那里。”

于是我们乘地铁来到日本桥。也许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的关系，商店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影。整个店内充溢着雨的气味，店员也因无所事事而显出无聊的神情。我们走到设在地下室的餐厅，细细看了一遍陈列的样品，两人都决定吃盒饭。虽是午饭时间，但餐厅里人并不很多。

“在商店的餐厅吃饭，这可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我一边说一边端起几乎只有在商店餐厅才能见到的光溜溜的白瓷茶杯，喝了一口。

“我喜欢这样。”绿子说，“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特殊事情。这大概同小时候的记忆有关，小时候很少很少由大人领着逛商店。”

“我倒好像常逛，我妈喜欢逛商店的。”

“真好。”

“也谈不上好不好，我本来不乐意去什么商店。”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好是指在大人关怀下长大。”

“噢，独生子嘛！”我说。

“小时候我就想好了，长大后一定一个人来商店餐厅饱饱吃上一顿。”绿子说，“不过也够无聊的，独自在这种地方草草地吃顿饭，哪里能有什么意思。既不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又乱哄哄的让人心烦意乱，空气又糟，光是地方宽敞。但我还是时常想来这里。”

“这两个月好难熬啊！”我说。

“从你信上知道了。”绿子面无表情地应道，“反正先吃饭吧，除此以外我现在考虑不了别的。”

我们把半圆形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喝了汤，饮了茶。绿子吸了支烟，吸罢，一言不发地迅速立起，拿伞在手。我也随之欠身，拿起伞。

“这回去哪里？”我问。

“来商店餐厅吃完饭，往下当然是去天台喽！”绿子说。

雨中的天台一个人也没有。宠物用品专柜看不见售货员，小卖部和乘用物售票处也都落着卷闸门。我们撑着伞，在湿漉漉的木马、花木架、摊床之间散步。东京的闹市区中心居然有此等荒凉的场所，我有些意外。绿子说要看望远镜，我投进一枚硬币，她看的时候我为她撑伞。

天台角落里有一小块带凉棚的娱乐场，摆着几台儿童游戏机。我和绿子在里边一个歇脚凳模样的矮台上坐下，观望雨景。

“说点什么呀！”绿子说，“总该有话说吧，你？”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不过上次我确实心绪很糟，头脑木木的，对好多事都心不在焉。”我说，“但见不到你后我才深深意识到——只因有你，我才得以好歹坚持到现在。而失去你之后，我实在孤独得好苦。”

“可你不知道吧，渡边君？由于不得见你，这两个月我是多么寂寞，度日如年。”

“不知道，没想到。”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生我的气，所以才不想见我。”

“你这人脑袋怎么这么简单？我肯定想见你的嘛！我不是说过喜欢你的吗？我并不会随随便便喜欢上一个人，或轻而易举抛弃一个人。这点你还看不出来？”

“那当然是那样……”

“不错，我是生你气来着，恨不得狠狠踢你一百八十脚。还不是，好久才见一次面，你却呆愣愣地只顾想别的女人，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我就是生这个气。不过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想，恐怕还是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为好，即使为了把种种事情弄清楚。”

“种种事情？”

“就是我同你的关系。具体说来，我已经渐渐觉得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较之同他相处。你不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都不够稳妥？当然我是喜欢他。虽然他多少有点固执、偏激，有点法西斯，但优点也多的是，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经认真考虑才喜欢他的。但是，对我来说，你这人总像有些与众不同。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再称心如意不过。我信赖你，喜爱你，不愿放弃你。一句话，自己对自己都逐渐没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他那里开诚布公地商量，看如何是好。他叫我别再找你，说如果再找你就得同他一刀两断。”

“那怎么办了？”

“和他断交了，利利索索的。”说着，绿子把一支“万宝路”衔在嘴上，用手拢着划火柴点燃，猛猛吸了一口。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虚拟语气，又能解数列，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不可？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吗？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俊的男孩，但没办法，就是看中了你。”

我想说句什么，但喉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时未能出口。

绿子把烟扔进水洼：“喂喂，别阴沉着脸，叫我看着难受。你放心，知道你另有心上人，我什么都不指望。不过抱一抱我总可以吧？这两个月我也真熬得够呛！”

我们在娱乐场后头撑着伞抱在一起。身体紧紧贴住，嘴唇急切切合拢。她的头发、她的棉布牛仔夹克的领口都发出一股雨的气味。我不禁心想：少女的身体是何等柔软，何等温暖！隔着一层夹克衫，我胸口明显感到了她的乳房，觉得自己确实好久都未曾接触如此充满生机的肉体了。

“上次和你见面那天的晚上，我就跟他讲了，就此各奔东西。”绿子说。

“我非常喜欢你。”我说，“打心眼里喜欢，不想再撒手。问题是现在毫无办法，进退两难。”

“因为那个人？”

我点点头。

“嗯，告诉我，和她睡过？”

“只一次，一年前。”

“那以后再没见面？”

“见了两次，但没干。”我说。

“那又为什么？她不是喜欢你吗？”

“无可奉告。”我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责任，作为某种人的责任，并且我不能放弃这种责任。起码现在我是这样感觉的，纵使她并不爱我。”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以为这是大甩卖？你要是不买，我很快就到别处去。”

“需要时间。”我说，“需要思考、归纳、判断的时间。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但现在只能说到这里。”

“但你是喜欢我，是不想再撒手吧？”

“那当然是的。”

绿子离开我的身子，嫣然一笑，看着我的脸。“那好，我等你，因为我相信你。”她说，“只是，要我时就只要我，抱我时就得只想我。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明白白。”

“还有，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但千万别做伤感情的事。在过去的生活里我已经被伤害得够厉害了，不想再被伤害下去，我要活得快活些。”

我搂过绿子，吻着她。

“还不快把那破伞放下，拿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她说。

“放下伞不淋成落汤鸡了？”

“管它什么落汤鸡！求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只管死死抱住我。我都整整忍耐两个月了。”

我把伞放在脚下，顶着雨把绿子紧紧搂在怀中。惟有车轮碾过高速公路的沉闷回响仿佛缥缈的雾霭一般笼罩着我们。雨无声无息，执著地下个不停，我们的头发已被彻底淋透，雨滴犹如泪滴顺颊而下，她的棉布牛仔夹克和我的黄色尼龙风衣全被染成了深色。

“到能避雨的地方去吧？”我说。

“去我家！家里谁也不在。这样非伤风不可。”

“百分之百。”

“瞧，咱俩活像从河里游过来的。”绿子边笑边说，“痛快！”

我们在毛巾柜台买了条大号毛巾，轮流进洗手间擦干头发，之后乘地铁来到她在茗荷谷的公寓。绿子马上让我淋浴，然后她才进去。我穿上她借给我的浴衣，等待衣服干透。她自己换上马球衫和裙子。两人在厨房餐桌喝咖啡。

“讲讲你的事。”绿子说。

“我的什么事？”

“呃……你讨厌什么？”

“讨厌鸡肉、性病和饶舌的理发匠。”

“此外？”

“四月孤独的夜晚和镶花边的电话机罩。”

“此外？”

我摇摇头：“再想不起特别的。”

“我的他——以前那个他——讨厌的东西多得很。例如我穿超短裙啦，吸烟啦，每喝必醉啦，口出脏话啦，讲他朋友不好啦……所以，如果在我身上有你讨厌的，尽管提出。能改的我改就是。”

“没有什么。”我想了一会说，“什么也没有。”

“真的？”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

我和绿子在她房间的床上相抱而卧。我们边听滴雨声边在被窝里亲嘴，接着从世界的构成一直谈到煮鸡蛋的软硬度，简直无所不谈。

“下雨天蚂蚁到底干什么呢？”绿子问。

“不知道，”我说，“估计是打扫洞穴或整理贮藏物什么的吧。蚂蚁很勤快。”

“那么勤快为什么还不进化，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是蚂蚁？”

“说不清。大概身体结构不适合进化——同猿猴相比。”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多一问三不知。”绿子说，“我还以为渡边其人大凡世事无所不通咧！”

“世界大无边。”

“山高海又深。”说罢，绿子把手伸进我的浴衣下摆握住那勃起的东西，然后倒吸一口凉气，“喂，渡边，可别见怪，老实说真的不成。这么大这么硬！”

“开玩笑吧？”我叹息一声。

“是玩笑。”绿子哧哧笑着，“不要紧，放心好了。这个尺寸的完全进得去。喂，细看看可好？”

“随便你。”我说。

绿子缩进被里，摆弄了好半天，翻翻包皮，用手掌掂掂分量，然后从被窝探出头来，吁了口气。

“可我十分十分中意你这玩艺儿，不是奉承你。”

“谢谢。”我老实道谢。

“可是你不想和我干吧？在各种事情弄清之前？”

“不至于不想干吧，”我说，“想得都快发神经了。但又不能干。”

“死脑筋！我要是你就一干为快。干完再考虑不迟。”

“真那样做？”

“骗你。”绿子小声道，“我也不会干的，我想，我要是你同样不会干的。我就喜欢你这种地方，真的好喜欢。”

“怎么个喜欢法儿？”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紧紧地贴住我，嘴唇吻在我乳头上，握着那东西的手开始在下边缓缓地动。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手的动作和直子相当不同。两者都充满温存，妙不可言，然而总有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体验。

“喂，渡边君，又在想别的女人吧？”

“没想。”我撒谎道。

“真的？”

“真的。”

“这种时候可不许你想别的女人。”

“想不成的。”我说。

“想碰碰我的胸部或那地方？”绿子问。

“想的，但还是不碰的好。一次搞许多名堂，刺激太强了。”

绿子点点头，在被子里窸窸窣窣脱了内裤，对准我那东西：“排在这里。”

“要弄脏的。”

“人家眼泪都要出来了，别说蠢话。”绿子带着哭腔说，“洗洗就完了。别客气，尽管排好了！要是过意不去，就买新的当礼物送我。或者说你是不中意我才排不出？”

“哪儿的话。”我说。

“那就排吧，没关系，排吧。”

我排完后，她检查了那摊东西。“上面都沾满了呢，”她不无钦佩地说。

“太多了？”

“没关系，不怎么多。傻子，尽管排就是。”绿子笑着和我接吻。

傍晚时分，绿子去附近买东西，做了晚饭。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啤酒吃炸虾，最后是吃青豆饭。

“吃得饱饱的，造得多多的。”绿子说，“我替你好好排放出去。”

“多谢。”

“我嘛，知道好多好多方法。开书店时从妇女杂志上学来的。跟你说，妇女怀孕时干不成那事，为了使丈夫那期间不在外头胡搞，就搜集各种各样的处理办法。也确实有很多方式。感兴趣？”

“感兴趣。”我说。

离开绿子后，我乘上电车回家。在车中我打开一份从车站买来的晚报。但我还沉浸在思考中，一行也读不下去，读了也不知所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莫名其妙的版面，继续思索以后自己将何去何从，我周围的环境将出现何种变化。我不时感到世界的脉搏在我身旁突突悸动不已。我喟然长叹，旋即合上双目。对于今天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觉后悔，倘若能再过一次今天，所作所为也一定毫无二致——仍在雨中天台上拥抱绿子，仍被淋成落汤鸡，仍在她床上被其手指疏导出去。对此我不存任何疑问。我喜欢绿子。她肯重新投入我的怀抱，使我感到乐不可支。若同她结为伴侣，想必能相安无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孩，那热乎乎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中。作为我，何尝不想把绿子剥得精光，分开下肢进到其温暖的缝隙中去——为克制这种强烈的冲动，我不知做了多大努力。当她握住我那件东西的手指缓缓移动的时候，我实在不能加以制止。我渴求她，她也渴求我，我们已经在相爱。有谁能制止得了呢？是的，我是爱绿子，这点恐怕更早些时候就已了然于心，只不过自己长期回避做出结论而已。

问题在于我无法很好地向直子解释这种局面的发展。若在其他时期倒也罢了，而对眼下的直子，我根本不可能说我已喜欢上了别的女孩。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中为直子保留了相当大一片未曾被人染指的园地。

我所能做的，就是给玲子写一封毫无保留的信。我回到住处，坐在檐廊里，眼望夜幕笼罩下的雨中庭园，头脑中推出几行词句。于是我开始伏案直书：“我不能不向您写这封信——这封对我来说万般痛苦的信。”写罢开头，我大致叙述了我同绿子迄今为止的关系，以及今天两人间发生的事。

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但我同绿子之间存在的东西带有某种决定性，在她面前我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并且恍惚觉得自己势必随波逐流，被迅速冲往遥远的前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娴静典雅而澄澈莹洁的爱，而绿子方面则截然相反——那是站立着的，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我的身心。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绝非自我开脱，我自以为生来至今始终以诚为本，对任何人也未曾文过饰非，时刻小心不误伤任何人，然而到头来自己反被抛入这迷宫般的境地，我全然不知何以如此。我到底应怎么办呢？这点我只能同您商量，此外别无他人。

我贴上速递邮票，当天夜里就把信投进了邮筒。

玲子的信的到来是此后第六天。

恕不客套。

首先报告好消息。

直子好转得听说比预想的快。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听起来她说话已清楚多了。很可能短期内返回这里。

其次是关于你的。

依我之见，你大可不必把许多事情想得那么严重，爱上一个人是难得的好事，倘若那爱情是真诚的，谁也不至于被抛入迷宫，要有自信。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第一，如果你被叫绿子的那个人所强烈吸引，你同她坠入情网便是理所当然的。这或许一帆风顺，也可能一波三折。所谓恋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一旦坠入情网，一切听之任之或许不失为自然之举。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形式。

第二，至于你是否同绿子发生性关系，这纯属你自身的问题，我不便表态。最好同绿子畅所欲言，以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

第三，此事请瞒着直子。如果到了非对她挑明不可的地步，届时再由你我两人考虑万全之策。所以你暂时不要透露给那孩子，交给我处理好了。

第四，过去你在很大程度上是直子的精神支柱。即使你不再对她怀有作为恋人的感情，你能为直子做的事也应当还有很多。所以，你不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对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统而言之的总称）是生息在不健全世界上的不健全的人，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或用分度器测量角度、如同银行存款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对吧？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绿子倒像是个非常可贵的女孩。你为她倾心这点，从信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你对直子的一片痴情，我也明明白白。这并非什么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里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这样说未免大言不惭——你也差不多到了学习这种人生方式的年龄。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就连我这样孱弱而不健全的女人，有时都觉得人生是多么美好。真的！所以，你也务必加倍追求幸福，为追求幸福而努力。

当然我很遗憾，遗憾你同直子未能迎来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归根结蒂，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好结局呢！因此你无须顾忌谁，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那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

我每天都在没有任何听众的情况下弹吉他，这的确有点百无聊赖。也不愿过下雨的黑夜。真想什么时候再次在有你和直子的房间里边吃葡萄边弹吉他！

就此搁笔。

石田玲子　六月十七日

(1)　科尔特兰（1926—1967），美国黑人爵士乐演奏家。

第十一章

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了。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抔灰烬。

八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然后，我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首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而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体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借给我蚊香；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金。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个星期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就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十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深处爬出来，但仔细端详，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棍升起篝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了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耳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棺盖的叮当声，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五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肢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它们甚至撬开一点缝隙，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是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我一个人剩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浑似汗珠的泪珠自行其是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泪流满面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称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荡。他打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一升装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十六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遥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瑕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啰啰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不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嶙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篝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三十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又一瓶一升装清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是紫菜饭卷和油炸豆腐，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三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得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在废船旁边呕吐起来。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心情更加不堪。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卷起睡袋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我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该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回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几个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了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盼打电话来。早上九点和晚上九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九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还好？”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八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三点二十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三点二十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黑色的吉他盒子。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说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倒霉透了。”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

“相隔八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不怕，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乐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挺有情调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盒。

“我恐怕要自己的身体习惯一下，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着嘴角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祥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到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乐大学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一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十七，直子依然二十一，永远地。“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烧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蛮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让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盒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二十多分钟玲子也没回来。终于回来时，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二十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在脸上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她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了下弦，弹起卡洛斯·乔宾的《变调》。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她的外衣里面穿着一件马德拉斯格纹半袖衬衫。

“瞧，这衣服蛮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经她一说，她的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指响，“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八月十日前后……”

“信看了。”

“八月二十四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二十五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了。我们三人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吟吟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若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病彻底治好。’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下定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

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得要命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做爱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己如何湿润，如何被侵入，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做爱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做爱，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他进去的时候，痛啊痛啊痛得我不知怎么才好。’直子说，‘是我的初次。因为湿了，进倒是一下子进去了，但反正就是痛。痛得头都晕了。他一直插到最里边，我以为这回可以了，不料他把我的腿稍稍抬起，插得更深。这一来，浑身倏一下子变凉了，就好像浸到了冰水里，手脚麻酥酥地一阵发冷。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这样死掉不成？心想死掉就死掉好了。可他知道我痛了，就插在里边再不动，温柔地抱着我的身体吻我，头发、脖子、胸部，一直吻个不停，吻了好久。这么着，温暖渐渐回到我身上，而后他开始缓缓地动……嗳，‘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那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那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了。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体围住，以免汗水贴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脸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六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着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棠棣、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过场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

“火锅。”她说，“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没吃火锅了，做梦都梦见吃火锅。肉、大葱、鬼芋粉丝、煎豆腐、茼蒿，一古脑儿放进去煮，咕嘟咕嘟……”

“吃是可以，可问题是没有吃火锅用的锅，我这儿没有。”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找房东借来就是。”

她一溜风走去正房，借来一个蛮高级的火锅、一个小煤气炉、一段煤气软管。

“如何，不错吧？”

“真行！”我心悦诚服。

我们去附近小商业街买了牛肉、鸡蛋、青菜和豆腐，在酒店买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付款时我坚持由我付，但终归还是她全付了。

“给人家知道买食品时叫外甥付钱，我在亲戚中岂不成块笑料了！”玲子说，“再说我还没沦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你别担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来哟！”

回到住处，玲子淘米做饭，我接上煤气软管，拉到檐廊里准备火锅。准备妥当后，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倚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可以和你说话么？”我问。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我肚子饿了。”玲子说。

“不去见见丈夫和女儿？是在东京吧？”

“横滨。但我不能去，以前也说过吧，他们还是不同我发生联系好。他们有他们新的生活，我见了无非徒增痛苦。最好就是不见。”

她把七星烟的空盒捏成一团扔开，从挎包里取出一盒新的，启封叼上一支，但未点火。

“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不过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罢了。”

“不过我是特别喜欢现在的你，记忆残片也罢什么也罢。另外，或许这不值一提——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非常高兴。”

玲子好看地一笑，用打火机点燃香烟：“你人虽年轻，倒是蛮懂得讨女人欢心。”

我觉得有点脸红：“我只是怎么想怎么说。”

“知道。”玲子笑道。

这时间里，饭烧好了。我便往锅里倒上油，升起火锅。

“这，怕不是做梦吧？”玲子一边使劲地吸着香味一边说。

“百分之百现实火锅，依我的经验。”

我们都未怎么开口，只顾不声不响地吃火锅、喝啤酒、盛米饭。“海鸥”闻得香味跑来，我们分了点肉给它。吃饱肚子后，两人背靠檐廊柱子，眼望月亮。

“满足了么，这回？”我问。

“非常。不折不扣地。”玲子不无吃力地回答，“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个程度。”

“往下怎么办？”

“休息一会后，想去趟澡堂。头发乱蓬蓬的，得洗洗才行。”

“没问题，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君，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你已经同绿子那个女孩睡过了？”玲子问。

“你指是否性交过？还没有。我已定下决心，在各种事情一一落实之前不干那事。”

“这回不是算落实了么？”

我摇摇头，表示还有疑问：“你是说由于直子的死，事情算是已经落实到该落实的地方了？”

“不是那个意思。直子还没死时你不就已经拿定主意，说不能离开绿子那个人？直子生也罢死也罢，不是都不相干么？你选择了绿子，直子选择了死。你也已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要不然一切都将不可收拾。”

“但我无法忘却。”我说，“我已对直子说过永远等她，然而我没等，而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这并非是谁的过失或不是谁的过失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不中途变卦，我想结果也可能如此，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选择死。但我所感到的与此无关，我感到的是我自身应负的难以饶恕的罪责。对此你会说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变化，无法勉强，可是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肤浅。如今想来，我俩一开始就相处相连于生死边缘。”

“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但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我就是为了对你说这番话，才特意从疗养院跑来这里——大老远坐着那棺材样的电车。”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的，你也好我也好。”

我们沿着河边路走了五分钟，去澡堂洗了澡，以多少开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然后打开葡萄酒，在檐廊对饮。

“渡边君，再拿一个杯子来可好？”

“好的。可是干什么用？”

“咱俩这就给直子举行葬礼。”玲子说，“举行个不凄凉的。”

我拿来杯子。玲子往里斟了满满一杯，放在院里的石灯笼上，随后坐在檐廊里，背靠柱子抱起吉他吸烟。

“有火柴拿一盒来？尽可能拿大盒的。”

我从厨房拿来一盒廉价火柴，在她身旁坐下。

“我弹罢一曲，你就拿一根火柴摆在那里，好么？我现在就弹，可劲儿弹。”

她首先弹起亨利·曼其尼的《心上人》，弹得轻盈舒展，娓娓动听。“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前年圣诞节时送的。她顶喜爱这支曲子。”

“我也喜爱，非常委婉感人。”她又轻轻弹了几小节《心上人》的旋律，呷了口葡萄酒。“喝醉之前能弹几首呢？嗯，这样的葬礼不凄凉，还可以吧？”

玲子转向甲壳虫。弹了《挪威的森林》，弹了《昨日》，弹了《米歇尔》，弹了《有一件事》，边唱边弹了《太阳从这里升起》，弹了《山丘上的傻瓜》。我排出了七根火柴。

“七首，”玲子说着，呷口酒，吸口烟。“这几个人对人生的伤感和温情确实深有体会啊。”

这几个人当然是J·列农、P·麦卡特尼，加上G·哈里森。

她吐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潘尼小巷》，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独行者》，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嘿，裘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在屋顶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啜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献给逝去公主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巴卡拉克的曲子：《靠近你》、《雨点滴在我头上》、《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乐大学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啜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雷·查尔斯、卡洛尔·金、“沙滩男孩”和史蒂夫·旺达，弹了《寿喜烧》、《蓝天鹅绒》、《绿地》，总之倾其所知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摇头，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杯中的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泼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艾琳·卢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我点点头。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为理所当然似的相互拥抱。我脱去她的衬衫、裤子，取下内衣。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没想到要让一个比自己小十九岁的男孩脱三角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遇到皱纹就用舌尖舔一下，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乳房上，轻轻吮着乳头，手指放进那温暖湿润之处，慢慢地动着。

“喂，渡边君，”玲子在我耳边说，“那里不对，那只是皱纹。”

“这种时候你也能开玩笑不成？”我惊讶地说。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十七岁的女孩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我的手指探进皱纹里边，将她从脖颈吻到耳朵，抓紧了乳头。当她喘息得越来越厉害、喉头开始微微颤抖的时候，我分开她苗条的双腿，缓缓地进去了。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不要紧，放心！”我说。

探至底端时，她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我一边动一边搔痒似的轻轻抚摸她的背。没动几下，突然毫无预感地射了出去，而且来势凶猛，一发不可遏止。我死死搂紧她，持续射了几次。

“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

“傻小子，想那个干什么。”玲子拍着我的屁股说道，“和女孩做爱时你也那么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时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时候只管射好了。怎样，感觉可好？”

“好极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么忍，蛮好的嘛！我也好极了。”

“嗳，玲子。”

“什么？”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然你这么好的本事就浪费了。”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过了一会儿，我那东西又硬了，便又探了进去。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敛气地扭动着。我抱住她，一边悄悄地抽动，一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在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的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说笑话逗她，她忍不住笑时，其震动就传递到那地方。我们就这样久久地抱在一起。

“这样实在舒服得很。”玲子说。

“动起来也不坏。”我说。

“再来几下。”

我抱起她的腰，一直探到尽头，让这种感触扩散到全身，细细地玩味，直到心满意足才泄出。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夹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乎乎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去哪里，我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继续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久久默然不语，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般的沉默在持续。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从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不断呼唤着绿子。

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收于短篇集《萤》）。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轻松”的小说。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所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个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个人性质的小说。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完成。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 little help(1)。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

村上春树　1987年6月

(1)　a little help：英语，一点帮助。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

2007年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舞！舞！舞！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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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U, DANSU, DANSU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1988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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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版权申明

孤独而无奈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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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孤独而无奈的舞

林少华

村上春树1987年写了《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相隔不到一年就开始创作《舞！舞！舞！》（以下简称《舞》）。书名来自The Dells乐队演唱的一首名叫《舞！舞！舞！》的布鲁斯歌曲。歌曲悠扬舒缓的节奏在他心头盘旋之间，他忽然打定主意要写《舞》这部长篇。小说于1987年12月17日动笔，翌年3月24日写毕。其大部分是在罗马写的，收尾是在伦敦，是村上旅欧期间继《挪》之后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另外还写了一部名为《电视人》的短篇集）。他在旅欧游记《远方的鼓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写作情景：

写长篇小说时我一向抛开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事上，这样也才能写得快些。而旅居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另一部为《挪》——笔者注）命中注定地涂上了异国标记。在那些异国城市，我们（即我和妻）孤独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又不足以结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许多花些时间，也能写出同样的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只是，若在日本写，这两部作品很可能带有与现在不同的色彩。明确说来，我恐怕不至于垂直“深入”到这个程度，好也罢坏也罢。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这段话，我想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是“必然”，二是“深入”。

先看“必然”。为何《挪》和《舞》是村上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呢？《挪》显然是因为作者很早就想以现实主义笔法写一部“足以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舞》则相反，是想尽快逃离现实主义的心情所使然。之所以想逃离，一是因为他觉得《挪》对自己来说是“另类”小说，同他的任何作品都没有多少关联，而且现实主义毕竟不是他感兴趣的创作方向。于是他想在短时间内证明《挪》“不是我”，想返回自己原来的天地，“想回老家（Home Ground）”。第二个想逃离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挪》畅销后发生的使他的心情变得很糟的种种麻烦事。“说起来匪夷所思，小说卖到十几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这使他想尽快忘掉和逃出“挪威的森林”，想消除《挪》给人的印象。事实上在罗马写《舞》时他也心烦意乱，《远方的鼓声》关于嗡嗡嗡飞来飞去的“两只蜂”的描述未尝不可以看作对那些“憎恨和讨厌”他的评论家们的影射，他们的嗡嗡声吵得要死，致使他想东西都想不成——“去哪里都一回事，他们对我说。无论跑多远都一成不变，嗡嗡嗡嗡嗡嗡。哪怕你跑去天涯海角，我们也紧随不舍，所以你一筹莫展，归根结底。你将在一筹莫展的时间里年届四十，就那样变老变衰。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大家都要憎恨你，写小说也什么作用都起不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些所谓嗡嗡声不仅让村上即使远在罗马也心力交瘁，还使得他开始脱发，每天洗澡时浴缸活塞周围都淤着黑乎乎好些头发，本来密实的头发明显变薄，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有所好转。当然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促使他迅速夺路而逃，一头扎进《舞》的写作之中。

使得村上“必然写”《舞》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寻羊冒险记》留下的尾巴。在《寻羊冒险记》中，“我”按鼠的指示接上炸弹引线，炸死了那个企图成为羊的下一任宿主以便继续操纵地下王国的阴险的黑西服秘书，之后从北海道返回东京。但没有交代在北海道失踪的耳模特女友的下落，神秘的羊男也不了了之。“有很多很多东西我都想写。海豚宾馆啦羊男啦主人公‘我’啦，都很想很想写。那以后怎么样了呢？一直让我牵挂。连我也对羊男是什么怀有极大的疑问……想有个尾声。”于是《舞》开篇就写道“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把话题拉回六年前的《寻羊冒险记》。“有人在此流泪，为我流泪”的那个人和“旁边有时躺着”的那个女子显然是《寻羊冒险记》里那个耳朵极漂亮的女友。关于“我”，作者特意以后记形式强调《舞》的“主人公‘我’原则上同《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的‘我’是同一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是《寻羊冒险记》的续篇。顺便说一句，《舞》是村上用电子文字处理机（后来改用电脑）写的第一部小说，在此之前都是用自来水笔写在四百字稿纸上的。

下面探讨一下村上所说的“深入”的含义，看他到底在《舞》中深入挖掘了什么。这里我想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其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说的一段话：“如果说《寻羊冒险记》是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及大陆冒险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一击，那么《舞！舞！舞！》就是一次更为系统化的努力，希望在一种其意义由大众媒介支配的文化中追问找一份职业和谋生到底意义何在的问题。虽然村上依然着迷于生命、死亡和记忆这类有关存在的重大问题，但与以往相比，这次他将火力更加集中于现代社会的弊病上。《舞》在严肃性上又上了个新台阶，一种愈加强烈的关于作家一定要对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担当起特定责任的意识和关注。”

引文中说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作为作品背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上第一次把作品背景推进到八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而此时的日本社会已是《舞》反复强调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概括起来，《舞》可以说是村上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一次垂直的、深入的、系统化的透视和挖掘，或者说是一次批判。

在村上眼中，他置身其间的日本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具体形象就是以新海豚宾馆（DOLPHIN HOTEL）为代表的房地产业。政府部门把老海豚宾馆所在地段将要进行二次开发的情报透露给了这家房地产业，其属下的新海豚宾馆当即不择手段地抢占黄金地皮。“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金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投资这一行为本身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有人拒绝出让或转卖土地，便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为虎作伥的恶棍。恶棍中不仅有常见的地痞无赖和黑社会团伙，甚至还包括权倾一方的政治家。即使有人持刀攻上门来威胁以至殴打拒绝搬迁的凄凄惶惶的小老板等原住户，警察也迟迟不出面制止，因为早有话通到警察上司那里去了——那等事甚至算不上腐败，算不上内幕，而是“一种体制”，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老海豚宾馆的小老板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去向，新海豚宾馆则对此讳莫如深，致使“我”终究没有找到六年前在北海道认识的那个小老板，勉强找到的只有已换成带有海豚浮雕且用英文宣示的同名招牌。尽管人们对此无不心知肚明，但全都守口如瓶，全都无动于衷。有谁会把一个受迫害的小老板下落放在心上呢？“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虽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攫取利润这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把这一常识援引到当今那般生机勃勃那般“富有神话色彩”的、早已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并不多见——至少在日本——而且一针见血：“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商品性（这点实质上同第一个特点密切相关）。村上在《舞》中借主人公“我”之口说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卖春也罢，卖身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征女郎。”西武百货店如何尚不知晓，而作为事实，至少可以通过专门俱乐部打电话叫应召女郎。“我”的朋友五反田就打电话一起叫来两个女孩，同“我”睡的咪咪“雍容华贵”，同五反田睡的“甚是妩媚”。五反田告诉“我”找女孩花的钱可以从经费里开销：“就是这么一种体制。那俱乐部的招牌是晚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发票，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睡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我”随即接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有甚者，可以通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睡觉——牧村拓居然为“我”付了三次的钱，以致我不得不解掉女郎手腕上的红绸礼品带（表示她是牧村拓花钱买下送我的“礼品”），在女郎的引导下完成最后动作。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制度下，一切都可以成为或被迫成为商品，成为消费品。而且只有能成为商品的才有价值，商品性是价值的前提，否则便一钱不值。不仅女孩可以成为商品，就连五反田那样的电影明星其实也是商品，一切都处于公司或经纪人严密监控之下，几乎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自由。用五反田本人的话说，“就连自己领带的花纹都几乎不能选择。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和自以为情趣高雅的俗物随心所欲地对我指手划脚——什么那边去，什么这儿来，什么坐那辆车，什么跟这个女人睡……”就连五反田因不堪忍受这些而自杀之后，媒体仍不放过他的商品性，在他身上大做文章，把他的死作为猎物肆无忌惮地大嚼特嚼，“如同鼻虫咀嚼腐肉那样咀嚼得津津有味”。这便是村上笔下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榨取利润和人为制造商品性从而进一步榨取为宗旨的、物欲横流的社会。“我”深深憎恶这个社会，“从心底从根源上深恶痛绝”。

再憎恶也无济于事，再憎恶也只能在这样的社会里活下去。那么怎样活下去呢？羊男出场指教了：跳舞，不停地跳舞，“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跳舞！什么也别想，争取跳得好些再好些，你必须这样做。”不用说，如此跳舞只能让“我”感到孤独、无奈和厌倦。实际上孤独、无奈和厌倦也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流情绪，村上以很大篇幅让主人公反复体验和诉说这种情绪，由此完成了一个个性化都市生活者形象的塑造。这一形象始于《且听风吟》，继而由《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中的“我”发展到《挪》里的渡边，及至《舞》中的“我”才最后完成。2002年村上在为中文版《海边的卡夫卡》写的序言中对这一形象做过一个概述，他说：“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来，决不是评价高的人，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以前我所描写的大体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个人经过的人与事、他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的形态。”应该说，这些特征在《舞》中“我”的身上都有集中而典型的表现，而这也正是“我”以至《舞》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孤独而又不失真诚和温情，无奈而又不失豁达与幽默，厌倦而又从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身处社会边缘而又拥有自成一统的价值观和付诸行动的良知和勇气。这既是“我”面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生存策略，又是一种自我救赎行为，同时不难发现村上回归社会即正面介入社会问题的萌芽。

当然，作为文学作品，无论深入的主题还是富于魅力的人物都有赖于语言，即要写得别致和有趣。就《舞》来说，至少里面的比喻足够别致和有趣。试举数例：

○　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湿的一只三条腿的黑狗。

○　公路上方飘浮着一弯白骨般的晓月。

○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

○　女孩们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我粲然而笑。

○　五反田无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树丛间漏出的最后一缕夕晖。

○　男子用兽医观察小猫跌伤的前肢那样的眼神，瞥了一眼我腕上的迪士尼手表。

○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

○　他先看我看了大约五分之一秒，活像在看门口的擦鞋垫……

如何，够有趣的吧？不言而喻，文本的独特性首先取决于语言的独特性或不可复制性，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二零零七年四月七日午时于窥海斋

时青岛海雾轻笼春雨如烟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八三年三月

1

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

而且总是栖身其中。就是说，我是作为某种持续状态栖身其中的。梦境显然提示了这种持续性。海豚宾馆在梦中呈畸形，细细长长。由于过细过长，看起来更像是个带有顶棚的长桥。桥的这一端始于太古，另一端绵绵伸向宇宙的终极。我便是在这里栖身。有人在此流泪，为我流泪。

旅馆本身包容着我，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出它的心跳和体温。梦中的我，已融为旅馆的一部分。

便是这样的梦。

终于醒来。这里是哪里？我想。不仅想，而且出声自问。“这里是哪里？”这话问得当然毫无意义。无须问，答案早已一清二楚：这里是我的人生，是我的生活，是我这一现实存在的附属物。若干事项、事物和状况——其实我并未予以认可，然而它们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我的属性而与我相安共处。旁边有时躺着一个女子，但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房间的正对面是一条高速公路，隆隆不息；枕边放一只杯（杯底剩有五毫米高的威士忌）；此外便是怀有敌意——不，那或许只是一种冷漠的——充满尘埃的晨光。时而有雨。每逢下雨，我便索性卧床不起，愣愣发呆。若杯里有威士忌，便径自饮下。接下去只管眼望檐前飘零的雨滴，围绕这海豚宾馆冥思苦索。我缓缓舒展四肢，确认自己仍是自己而未同任何场所融为一体。自己并未栖身于任何场所。但我依然记得梦中的感触。只消一伸手，那将我包容其间的整幅图像便随之晃动不已，如同以水流为动力的精巧的自动木偶，逐一地、缓缓地、小心翼翼地、有条不紊地依序而动，并且有节奏地发出细微的响声。若侧耳倾听，不难分辨出其动作进展的方向。于是我凝神谛听。我听出有人在暗暗啜泣，声音非常低沉，仿佛来自冥冥的深处。那是为我哭泣。

海豚宾馆并非虚构之物，它位于札幌市区一处不甚堂皇的地段。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哦，还是让我好好想想，说得准确一点。是几年前来着？四年前。不，精确说来是四年半以前。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和一个女孩一起在那里投宿。宾馆是女孩选定的，她说就住在这儿好了，务必住这家旅馆。假如她不这样要求，总不至于住什么海豚宾馆，我想。

这家宾馆很小，且相当寒伧。除我俩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住了一个星期，结果只在门厅里见到两三个人，还不知是不是住客。不过，服务台床位一览板上挂的钥匙倒是不时出现空位，想必还是有人投宿——尽管不多，几个人总会有的。不管怎样，毕竟在大都市占一席之地，且挂了招牌，分类电话号码簿上也有号码赫然列出，从常识上看也不可能全然无人问津。可是，即使有其他住客，恐怕也是极其沉默寡言而生性腼腆的人。我俩几乎没有目睹过他们的身影，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动静，甚至感觉不出他们的存在。只是床位一览板上钥匙的位置每天略有变化。大概他们像一道无声无息的影子顺着墙壁在走廊里往来穿行。电梯倒是时而拘谨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升降声响，而那声响一停，沉寂反倒更加令人窒息。

总之，这是家不可思议的宾馆。

它使我联想起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停滞状态：遗传因子的退化，误入歧途而又后退不得的畸形生物，进化媒介消失之后在历史的烛光中茫然四顾的独生物种，时间的深谷。这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任何人都无责任，任何人都束手无策。问题首先是他们不该在这里建造旅馆，这是所有错误的根源。起步出错，步步皆错。第一个电钮按错，必然造成一系列致命的混乱。而试图纠正这种混乱的努力，又派生出新的细小——不能称之为精细，而仅仅细小——的混乱。其结果，一切都似乎有点倾斜变形，如同定睛注视那里有什么时自然而然地几次歪起脑袋的倾斜度一样。虽说倾斜，但不过是略略改变一下角度罢了，既无关大局，又不显得矫揉造作。若长此以往，恐怕也就习以为常，但毕竟叫人有点耿耿于怀（若果真对此习以为常，往后观察正常世界怕也难免歪头偏脑）。

海豚宾馆便是这样的宾馆。它的不正常——已经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的将来必定被时间的巨大漩涡一口吞没——在任何人看来都毋庸置疑。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湿的一只三条腿的黑狗。当然，可怜的宾馆世上所在皆是，问题是海豚宾馆与那种可怜还有所不同。它是概念上的可怜，因而格外可怜。

不用说，特意选择这里投宿的，除去阴差阳错之人，余者理当寥寥。

海豚宾馆并非正式名称。其正式名称是“多尔芬(1)酒店”，但由于它给人的印象实在名不副实（多尔芬这一名称使我联想起爱琴海岸那砂糖糕一般雪白的避暑宾馆），我便私下以此呼之。宾馆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刻有“多尔芬酒店”的铜制招牌。若无招牌，我想绝对看不出是宾馆。甚至有招牌都全然不像。那么像什么呢？简直像一座门庭冷落的旧博物馆——馆本身特殊，展品特殊，怀有特殊好奇心的人悄然而至。

不过，即使人们目睹海豚宾馆后产生如此印象，那也决不是什么想入非非。事实上这宾馆的一部分也兼做博物馆之用。

一座部分兼做莫名其妙的博物馆的宾馆，一座幽暗的走廊尽头堆着羊皮和其他落满灰尘的毛皮、散发霉气味的图书资料，以及变成褐色的旧照片的宾馆，一座绵绵无尽的思绪如同干泥巴一般牢牢沾满各个角落的宾馆——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所有的家具都漆色斑驳，所有的桌几都吱吱作响，所有的带锁把手都拉不拢。走廊磨得坑坑洼洼，电灯光线黯然，洗漱台面盆的活塞歪歪扭扭，水很难存住。体形臃肿的女佣（她的腿使人联想到大象）在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发出不祥的咳嗽声。总是蜷缩在账台里的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眼神凄惶，指头少了两根。只消看上一眼，便知此君属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一类——俨然这一类型的标本。如同在淡蓝色的溶液里浸泡了一整天之后刚刚捞出来似的，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印有受挫、败阵和狼狈的阴翳，使人恨不得把他装进玻璃箱放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去，并且贴上“时运不济者”的标签。大多数人看见他之后都会程度不同地产生怜悯之情，也有些人会发火动气，这类人只要一看见那副可怜相便会无端地大动肝火。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然而我们住了。我们应该住这里，她说。此后她便杳然无踪，只剩下我顾影自怜。告诉我她已走掉的是羊男。她早就走了，羊男告诉说。羊男知道，知道她必走无疑。现在我也已经明白。因为她的目的就在于把我引到这里。这类似一种命运，犹如伏尔塔瓦河流入大海。我一边看雨一边沉思。命运！

我自从梦见海豚宾馆之后，首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便是她。我不由想到，是她在寻求我，否则我为什么三番五次做同样的梦呢？

对她，我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尽管同她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实际上我对她一无所知。我仅仅知道她是一家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的就业人员。俱乐部采用会员制，接待对象只限于身份可靠的客人，即高级妓女。此外她还兼做好几样工作。白天平时在一家小出版社当校对员，还临时当过耳朵模特。总之，她忙得不可开交。她当然不至于没有名字，实际上也不止一个，但同时又没有名字。她的持有物——尽管形同虚无——任何持有物上都不标注姓名。既无月票和驾驶证，又没有信用卡。袖珍手册倒有一本，但上面只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记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暗号。她身上没有任何线索可查。妓女大概也该有姓名才是，而她却生息在无名无姓的世界中。

一句话，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原籍何处，不知她芳龄几何，不知她出生年月，更不知她文凭履历和有无亲人。统统不知。她像阵雨一样倏忽而至，悄然失踪，留下的惟有记忆而已。

但我现在感到，关于她的记忆开始再次在我周围带来某种现实性。我觉得她是在通过海豚宾馆呼唤我。是的，她在重新寻求我，而我只有通过再度置身于海豚宾馆，方能同她重逢。是她在那里为我流泪。

我眼望雨帘，试想自己置身何处，试想何人为我哭泣。那恍惚是极其、极其遥远的世界里的事情，简直像是发生在月球或其他什么地方。归根结蒂，是一场梦。手伸得再长，腿跑得再快，我都无法抵达那里。

为什么有人为我流泪呢？

无论如何，是她在寻求我，在那海豚宾馆的某处，而且我也从内心里如此期望，期望置身于那一场所，那个奇妙而致命的场所。

不过返回海豚宾馆并非轻易之举，并非打电话订个房间，乘飞机去札幌那样简单。那既是宾馆，同时也是一种状况，是以宾馆形式出现的状况。重返宾馆，意味着同过去的阴影再次相对。想到这点，我的情绪陡然一落千丈。是的，这四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甩掉那冷冰冰、暗幽幽的阴影而竭尽全力。返回海豚宾馆，势必使得我这四年来一点一滴暗暗积攒起来的一切化为乌有。诚然我并未取得什么大不了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废料。但我毕竟尽了我最大的力气，从而将这些废料巧妙组合起来，将自己同现实结为一体，按照自己那点有限的价值观构筑了新的生活。难道要我再次回到那空荡荡的房子里不成？要我推开窗扇把一切都放出去不成？

然而归根结蒂，一切都要从那里开始，这我已经明白。只能从那里开始。

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深深叹息一声。死心塌地吧，我想。算了吧，想也无济于事。那已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无论怎么想方设法都只能从那里开始。已经定了，早已定了！

∗∗∗

谈一下我自己吧。

自我介绍。

以前，在学校里经常搞自我介绍。每次编班，都要依序走到教室前边，当着大家的面自我表白一番。我实在不擅长这一手，不仅仅是不擅长，而且我根本看不出这行为本身有何意义可言。我对我本身到底知道什么呢？我通过自己的意识所把握的我，难道是真实的我吗？正如灌进录音带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一样，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恐怕也是自己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扭曲物……我总是这样想。每次自我介绍，每次在众人面前不得不谈论自己时，便觉得简直是在擅自改写成绩单，心跳个不停。因此这种时候我总是尽可能只谈无须解释和评点的客观性事实（诸如我养狗，喜欢游泳，讨厌的食物是干奶酪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似乎是在就虚构的人罗列虚构的事实。以这种心情听别人介绍，觉得他们也同样是在谈论与其自身不同的其他什么人。我们全都生存在虚构的世界里，呼吸虚构的空气。

但不管怎样，总要说点什么，一切都是从自我说点什么开始的。这是第一步。至于正确与否，可留待事后判断，自我判断也可以，别人来判断也无所谓。总之，现在是该说的时刻，而且我也必须会说才行。

近来我喜欢吃干奶酪，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不知不觉之间就喜欢上了。原来养的狗在我上初中那年被雨淋湿，得肺炎死了，从那以后一只狗也没养。游泳现在仍然喜欢。

完毕。

然而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完毕。当人们向人生寻求什么的时候（莫非有人不寻求？），人生便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数据，要求他提供更多的点来描绘更明确的图形，否则便出不来答案。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按取消键，画面变白。全教室的人开始向我扔东西：再说几句，关于自己再说几句！教师蹙起眉头。我瞠目结舌，在讲台上木然伫立。

再说！不说的话，一切都无从开始。而且要尽量多说，对与不对事后再想也不迟。

∗∗∗

女孩不断地来我房间过夜，一起吃罢早饭，便去公司上班。她依然没有名字。之所以没有名字，不外乎因为她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很快就会消失。这样，为了避免混乱，我没有给她冠以名字。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以为我蔑视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欢她，即使在她了无踪影的现在也同样喜欢。

可以说，我和她是朋友。至少对我来说，她是惟一具有可以称为朋友的可能性的人。她在我之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恋人。她在电话局工作，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电话费。单位里的事我没有细问，她也没怎么谈起，但我猜想无非是按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逐一统计电话费，开具通知单等等。因此，每月在信箱里发现电话费通知单时，我就觉得是收到了一封私人来信。

而她却不管这些，只是同我睡觉。每个月两回或三回，如此而已。在她心目中，我怕是月球人或什么人。“嗯，你不再返回月球了？”她一边哧哧笑着，一边赤条条地凑上身子，把乳房紧贴在我的侧腹。黎明前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如此交谈。高速公路上的噪音时断时续。收音机中传出“人类联盟”的歌声。“人类联盟”，何等荒唐的名字！何苦取如此索然无味的名字呢？过去的人为乐队取名尽可能取得得体地道，诸如“帝国”、“至高无上”、“火烈鸟”、“猎鹰”、“印象”、“大门”、“四季”、“沙滩男孩”。

听我如此说，她笑了，说我这人不正常。我不晓得我哪里不正常，而以为自己思维最正常，人最正常。“人类联盟”。

“喜欢和你在一起，”她说，“有时候，恨不得马上见到你，比如在公司干活的时候。”

“唔。”

“是有时候，”她一字一板地强调，而后停顿了三十秒钟。“人类联盟”的音乐播完，代之以一支陌生乐队演奏的乐曲。“问题就在这里，你的问题。”她继续说道，“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你我两人在一起，但并不乐意从早到晚都守在一起。怎么回事呢？”

“唔。”

“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感到心烦，只是恍惚觉得空气变得稀薄起来，简直像在月球上似的。”

“这不过是小小的一步……”

“我说，别当笑话好不好，”她坐起身子，死死地盯视着我的脸，“我这样说是为你好，除了我，可有说话是为你着想的人？嗯？可有说那种话的人，除我以外？”

“没有。”我老实回答。一个也没有。

她便重新躺下，乳房温柔地摩擦我的肋部。我用手掌轻轻抚摸她的脊背。

“反正我有时觉得空气变得像在月球上一样稀薄，和你在一起时。”

“不是月球上空气稀薄，”我指出，“月球表面压根儿就没有空气。所以……”

“是稀薄，”她小声细气地说。不知她对我的话是没听进去，还是根本没听，其声音之小却让我心情紧张，至于为什么倒不清楚，总之其中含有一种令我紧张的东西。“是有时候变得稀薄。而且我觉得你呼吸的空气和我的截然两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数据不足。”我说。

“我大概对你还什么都不了解，是吧？”

“我本身对自己也不大了解，”我说，“不骗你。我这样说，不仅从哲学意义上，而且从实际意义上。整个数据不足。”

“可你不是都三十三岁了？”她问道。她二十六岁。

“三十四岁，”我纠正道，“三十四岁零两个月。”

她摇了摇头，然后爬下床，走到窗前，拉开帘布。窗外可以看见高速公路，公路上方飘浮着一弯白骨般的晓月。她披起我的睡袍。

“回到月亮上去，你！”她指着月亮说。

“冷吧？”我问。

“冷，月亮上？”

“不，你现在。”我说。时值二月。她站在窗前口吐白气。经我提醒，她才好像意识到寒意。

于是她赶紧回身上床。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睡衣凉冰冰的。她把鼻尖顶在我脖颈上，鼻尖凉得很。“喜欢你。”她说。

我本想说点什么，终未顺利出口。我对她怀有好感，两人如此同床而卧，时间过得十分惬意。我喜欢温暖她的身体，喜欢静静地爱抚她的秀发，喜欢听她睡着时轻微的喘息，喜欢早上送她上班，喜欢收取她计算的——我相信是——电话费通知单，喜欢看她穿我那件肥大的睡袍。但这些很难一下子表达得恰如其分。当然算不得爱，可也不单单是喜欢。

怎么说好呢？

最后我什么也未出口，根本想不起词来。同时我感到她在为我的沉默而暗自伤心。她竭力不想使我感觉出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在隔着柔软的肌肤逐节触摸她脊骨的时候，我觉察到了这一点，清清楚楚地。我们默默地拥抱良久，默默地听着那不知名称的乐曲。

“去和月球上的女人结婚，生个神气活现的月球人儿子。”她温柔地说，“那是再好不过。”

月亮从豁然敞开的窗口探进脸来。我抱着她，从她的肩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月亮。高速公路上，不时有载着极重货物的长途卡车发出类似冰山开始崩溃般的不祥吼声疾驰而过。到底运载的是什么呢？我想。

“早饭有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新玩意儿，老一套：火腿、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色拉，还有咖啡。再给你热杯牛奶，来个牛奶咖啡。”我说。

“好！”她微微浅笑，“做个火腿蛋，烤面包要加咖啡，可以吗？”

“遵命。”

“你猜我最喜欢什么？”

“老实说，真猜不出来。”

“我最喜欢的么，怎么说好呢，”她看着我的眼睛，“就是，冬天寒冷的早晨实在懒得起床的时候，飘来咖啡味儿，阵阵扑鼻的火腿煎蛋味儿，还有面包片烤好弹起的咔嚓声，闻着听着就忍不住了，霍一声爬下床来——就是这个。”

“好，试试看。”我笑道。

∗∗∗

我这人决没有什么不正常。

我的确如此认为。

或许不能说是和一般人完全一样，但并不是怪人。我这人地道之至，且正直之极，直得如同一支箭。我作为我自己，极其必然而自然地存在于世。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大介意，因为别人怎么看与我无关。那与其说是我的问题，莫如说是他们的问题。

较之我的实际，有人认为我更愚蠢迟钝，有人认为我更精明狡黠。怎么都无所谓。我所以采用“较之我的实际”这一说法，不过是同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相比而已。我在他们看来，现实中或许愚蠢迟钝，或许精明狡黠，怎么都不碍事，不必大惊小怪。世上不存在误解，无非看法相左。这是我的观点。

然而另一方面，又有被我心目中那种地道性所吸引的人，尽管寥寥无几，但确实存在。他们或她们，同我之间，恰如冥冥宇宙之中飘浮的两颗行星，本能地相互吸引，随即各自分开。他（她）们来我这里，同我交往，然后在某一天离去。他（她）们既可成为我的朋友，又可成为我的情人，甚至妻子。在某种场合双方也会僵持不下。但不管怎样，都已离我而去。他（她）们或消极或绝望或沉默（任凭怎么拧龙头都不再出水），而后一走了之。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不能换用。从入口出不来，自出口进不去，这点毫无疑问。人们从入口进来，由出口离去。进来方式很多，离去办法不一，但最终无不离去。有的人出去是为尝试新的可能性，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有的人命赴黄泉。没有一人留下来，房间里空空荡荡，惟我自己。我总是意识到他们的不在，他们的离开。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喘息，他们哼出的谣曲，如尘埃一般飘浮在房间的每个角落，触处可见。

我觉得自己在他们眼睛中的形象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惟其如此，他们才统统直接来到我这里，不久又纷纷告离。他们认识到了我身上的地道性，认识到了我为保持这种地道性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我想不出其他说法。他们想对我说什么，向我交心。他们几乎全是心地善良的人，而我却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即使能给予，也无法使其满足。我总是不断努力，给了他们我所能给的一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也很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但终于未能如愿以偿。不久，他们远走高飞了。

这当然是痛苦的事。

但更令人痛苦的，是他们以远比进来时悲戚的心情跨出门去，是他们体内的某种东西磨损掉了一截。这点我心里清楚。说来奇怪，看上去他们的磨损程度似乎比我还要严重。为什么呢？为什么总是我留守空城？为什么总是我手中剩有别人磨损后的阴影？这是为什么？莫名其妙。

是数据不足。

所以总是出不来正确答案。

是缺少什么。

一天，谈完工作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张明信片。信上的图案是幅照片：宇航员身着宇航服在月球表面上行走。尽管没有发信人的名字，但出自谁手却是一目了然。

“我想我们还是不再见面为好。”她写道，“因为我想近期内我可能同地球人结婚。”

传来门扇关闭的声响。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画面变白。

这种事将持续到何时为止呢？我已经三十四岁，难道就一直这样不成？

我倒并不伤心，但责任明显在我。她弃我而去是理所当然的，这点一开始就已明白，我明白，她也明白。但双方又都在追求一种小小的奇迹，希望出现偶然的契机促使事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这当然不可能实现。于是她走了。失去她以后我深感寂寞，但这是以前也品尝过的寂寞，而且我知道自己会巧妙地排遣这种寂寞。

我正在习以为常。

每想到这里，我就满怀不快，仿佛一股黑色液体从五脏六腑里被挤压出来，一直顶到喉头。我站在卫生间的镜前，心想原来这就是我自己，这就是你。你一直在磨损自己，磨损得比你预想的远为严重。我的脸比以前脏污得多，憔悴得多。我用香皂把脸洗了又洗，将洗发水狠狠地揉进皮肤，又慢慢地洗手，用新毛巾把脸和手仔细擦干。之后去厨房拿了罐啤酒，边喝边清理冰箱。淘汰萎缩的西红柿，把啤酒排列整齐，更换容器，开列购物清单。

天快亮时，我独自呆呆望着月亮，心想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也许不久我还将在什么地方同其他女子萍水相逢，并且仍将像行星那样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仍将渺茫地期待奇迹，仍将消耗时间，磨损心灵，分道扬镳。

这将何时了结呢？

(1)海豚一词的英语音译（dolphin）。

2

接到她那张月球明信片一个星期后，我要到函馆出公差。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从我的角度又很难对工作挑三拣四。况且轮到我头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无甚差别，幸也罢不幸也罢，一般来说越是接触事物的边缘，其质的差别越是难以分辨。如同频率一样，一旦过了某一点，就很难听出相邻的两个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清楚，自然也就无须听了。

这次公差的内容，是为一家妇女杂志调查介绍函馆美食店。我和摄影师两人去，转几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摄影，预计占五页篇幅。妇女杂志这类刊物总需要这方面的报道，也就必须有人去写，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总得有人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积雪清扫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合开过一家事务所，因故停业后，半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我没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间，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离婚；死别，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见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当这一切终结之时，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静寂之中。一种久无人居的特有氛围充满房间，几乎令人窒息。半年间我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这房间里，除非购买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在阒无人息的黎明时间里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开始在街上出现，便返回房间倒头睡大觉。

傍晚醒来，简单做点东西吃下，再给猫喂点食物。吃罢饭，便坐在地板上，反复回顾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并加以归纳整理。或编排序号，或将其中可能存在过的选项分门别类，或就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然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来彷徨，踽踽独行。

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到六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如此，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塞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他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双胞胎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五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了。死的好处即在这里。

我将猫的尸骸装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放到汽车后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锹，而后打开久违了的收音机，边听电子音乐边向西驶去。音乐大多不值一提。弗里特伍德·麦克、阿巴、梅里莎·曼彻斯特、比·基斯、KC与阳光乐队、唐娜·萨默、“雄鹰”、波士顿、“海军上尉”、约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罗杰斯……这样的音乐如同泡沫，漂浮几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费的音乐垃圾，不过是为了搜刮年轻娃娃们的腰包罢了。

但接着我还是不由悲从中来。

时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着方向盘，试图记起我们青少年时代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几支无聊乐曲。西纳特拉——噢，这家伙糟糕极了。“猴子”也一塌糊涂。就连“猫王”埃尔维斯也整天价大唱那些百无聊赖的东西。还有个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丽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费彼安、波比·赖迪尔、阿艾特，当然还有“赫曼隐士”，统统是灾难。接下去便是层出不穷的枯燥乏味的英国乐队，个个长发披肩，一色奇装异服。还能想起几多？“蜂窝”、戴夫·克拉克、盖里和“韵律操”、弗莱迪和梦想者……数不胜数。使人想起僵尸的杰弗逊飞机，一听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汤姆·琼斯及其拙劣复制品恩格伯特·亨帕迪克，无论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广告音乐的赫布·阿尔珀特和蒂芙娜·布维斯，假惺惺的西蒙·加丰凯尔，神经兮兮的杰克逊五兄弟。

统统一路货色。

一切都一成不变。任何时候、任何年月、任何时代，事物的发展方式都如出一辙。变的只是年号，只是交椅上的面孔。这种无聊至极的破烂音乐哪个时代都存在过，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

如此陷入沉思的时间里，我已驱车跑出很远。途中我打开“滚石”的《棕糖》，听得我不由一阵欣喜，这才是正经音乐，这才叫地道，我想。《棕糖》的流行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我推算了一会，终于未能算准。不过这无所谓，一九七一年也好，一九七二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没有关系，自己何苦煞费苦心地一一考虑这些呢？

差不多车到深山的时候，我驶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适当的树林，准备葬猫。在树林深处，我用锹挖了一个一米来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纸袋里的“沙丁鱼”投进坑内，往上压土。我对“沙丁鱼”最后说道：对不起，我也算尽了你我相应的情分了！填坑的时间里，一只小鸟不知在哪里一直叫个不止，那音色竟如长笛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填好后，我把锹扔进车后的行李厢，折回高速公路，边听音乐边朝东京方向疾驰。

这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倾听音乐。

收音机里传出罗德和丁·盖格尔斯乐队的乐曲。之后播音员说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尔斯的《小艇慢慢划》，歌曲哀怨凄婉。“我出生以来便一直失去，”查尔斯唱道，“现在即将失去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停进路旁服务区，进饭店要了一份蔬菜三明治和咖啡。我进卫生间把沾在手上的土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两杯咖啡。

那猫现在如何呢？我想，那里该是漆黑一团吧？我记起土块碰击西友商店纸袋的声音，不过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我坐在饭店里呆呆地盯视着装有蔬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个小时。刚盯到一小时，一个身穿紫色制服的女侍走来，客气地问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点点头。

好了，我想，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3

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份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以前的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广告杂志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甚价值，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蛮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证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改得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两点半打电话来要求六点以前写出二十页四百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钟表的优点，关于三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五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六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也觉得大概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广告杂志，一般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妇女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广告杂志，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由于杂志的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艺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经纪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十七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经纪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如果离开经纪人，十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当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的顺序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的——或者可能无聊的——事务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斯巴鲁四轮驱动客货两用车(1)。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的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同她是在一个年末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二手“斯巴鲁”，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睡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而这种关系哪里也到达不了，这点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了一种久违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乐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而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夜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的失落感意外的大，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惟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三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蒂，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乳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四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轻飘飘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因为喜喜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曾经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一一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

(1)Subaru。一种日本产的汽车，又译“富士”（因其生产厂家为日本富士重工）。斯巴鲁为音译。意译为“昴星”。

4

两天里我租了辆小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函馆街头同摄影师两人挨门逐户地访问起餐馆来。

我采访一贯讲究系统性和高效率。此类采访最关键的是事先调查和周密安排日程，可以说这是成功的全部。采访之前，我要彻底地搜集资料，而且也有专门为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进行各种调查的组织。只要是其会员并每年交纳会费，一般的调查都会协助。譬如我提出需要函馆各家餐馆的资料，他们便会提供相当的数量。就是说，他们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从信息的迷宫中有效地把所需部分汇拢在一起，然后复印妥当，装订在文件夹里送来。当然这需要相应地花些钱，但从换取时间和减少麻烦这点来说，费用决不为高。

与此同时，我还自己走街串巷，独自搜集情报。这里既有旅游资料方面的专用图书馆，又有汇总地方报纸和书刊的图书馆。若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然后从中选出可能有用的餐馆，事先打去电话，确认营业时间和休息日。如此准备就绪再去现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还要在手册上排好当天的计划，在地图上标出行动路线，将无把握的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

到达现场后，同摄影师两人一路逐家转过去，一共大约有三十家餐馆。当然只是浅尝辄止，只是品味儿，可谓消费的集约化。在此阶段不暴露我们是采访的，也不摄影。出门之后，摄影师和我便讨论味道如何，以十分制打分。好的留下，差的甩掉，一般要甩掉一半以上。同时和当地的小型广告性刊物取得联系，请其推荐五六家未上名单的餐馆。接着再转，再选。等最后选定，分别给对方打去电话，道出杂志名称，申请采访和摄影。这些两天即可结束，晚间在旅馆把文稿大致写完。

翌日，摄影师把菜样三下五除二地摄入镜头，我则听取老板的简单介绍。这一切用三天完成。当然也有同行完成得更快，但他们根本没做调查，挑几家有名的餐馆转一圈而已，甚至有人什么也没品尝便动手写稿。写是可以写的，完全可以。老实说，像我这样认真采访的人想必为数不多。一丝不苟地做势必吃很多苦，若想偷工减料也尽可蒙混过关。而且一丝不苟也好，偷工减料也好，写出的报告基本相差无几。表面上半斤八两，但要细看则有所不同。

我说这些并非自吹自擂。

我只是希望对我的工作的概况给予理解，理解我所进行的消耗是怎样性质的消耗。

这位摄影师以前同我一起工作过几次，双方很合得来。我们是行家里手，如同戴着雪白手套、脸蒙大口罩、脚穿一尘不染的网球鞋的死尸处理员一样。我们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不说废话，互相尊重。双方都晓得这是迫于生计才干的无聊行当，但无论如何，既然干，就要干好。我们便是这个意义上的行家。第三天夜里，我把稿子全部写出。

第四天是预留下来的休息日。工作都完了，没有特别要干的事。于是我们借了一辆出租车，开去郊外，来个一整天的越野滑雪。晚间，两人戳着火锅慢慢喝酒，算是放松了一天。我把稿件托他带回。这样，即使没有我别人也可以接着做下去。睡觉前我给札幌电话查询处打电话，询问海豚宾馆的号码，当即一清二楚。我坐回床边，缓缓吁一口长气。呃，这么说海豚宾馆还没有倒闭，可谓放下一颗心来。那宾馆本来无论何时倒闭都无足为奇的。我深深吸了口气，拨动电话号码。即刻有人接起，即刻——仿佛专门等在那里似的。这使得我心里有点困惑，觉得未免有点过于周到。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女孩？慢着，我想，海豚宾馆可不是服务台有女孩的宾馆。

“海豚宾馆。”女孩开口道。

我感到有些蹊跷，出于慎重，叮问了一遍地址。地址一如往日。莫非新雇了女孩？想来也不是什么值得介意的事，便说想预订房间。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马上转给预约部。”女孩用开朗明快的声音对我说。

预约部？我又困惑起来。看来情况愈发无法解释了。海豚宾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您久等了，我是预约部。”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怪年轻的，语声亲切热情，痛快干脆，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宾馆专业管理人员。

不管怎样，我先预订了三天单人房间，报了姓名和东京住所的电话号码。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订单人房，三天时间。”男子确认一遍。

我再想不起什么可说的，便道声谢谢，依然困惑地放下电话筒。放下后我更加困惑起来，呆呆地盯了电话机好久，觉得似乎会有人打来电话，就此解释一番。但没人解释。算了，我想，由它去好了。到那里实际一看一切都会恍然大悟。只能动身前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此外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我给所住宾馆的服务台打电话，查询开往札幌方向列车的始发时刻，得知上午最佳时间里有一班特快。随后，给客房服务员打电话要来半瓶威士忌，边喝边看电视里的午夜电影。是一部西部片，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登场表演。克林特居然一次都没笑，连微笑都没有，甚至苦笑也见不到。我朝他笑了好几次，可他完全无动于衷。电影放完，威士忌也差不多喝光了，我熄掉灯，一觉睡到天亮。半个梦也没做。

∗∗∗

从特快列车窗口望去，除了雪还是雪。这天万里无云，往外望了不多会儿，双目便隐隐作痛。除了我，没有一个旅客向外看。人家都晓得，晓得外面看到的只有雪。

因为没吃早点，不到十二点我便去餐车用午餐。我喝着啤酒，吃着煎蛋卷。对面坐着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像模像样地扎着领带，一身西装，同样在喝啤酒，吃蛋卷三明治。看上去蛮像个机械技师，实际果然不错。他向我搭话，说自己是机械技师，工作是为自卫队装备飞机，并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起了苏联轰炸机和战斗机侵犯领空的事。不过对这一事件的违法性他倒似乎不甚在乎，他更关心的是鬼怪F-4的经济性，告诉我这种飞机紧急出动一次将吃掉多少燃料。“浪费太大了，”他说，“要是让日本飞机厂制造，燃料要节省得多，而且性能不次于F-4。不管什么喷气式战斗机，想造就能造出来，马上能！”

于是我开导他，所谓浪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最大的美德。日本从美国进口鬼怪喷气式，用来紧急出动，白白消耗燃料——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世界经济更快地运转，只有其运转才能使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假如大家杜绝一切浪费，肯定发生大规模危机，世界经济土崩瓦解。浪费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得经济充满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费。

或许，他想了一下，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争期间度过的，大概因为这点，对我说的这种社会结构很难作为实际感受来把握。

“我们和你们年轻人不同，对那种复杂的东西一下子熟悉不来。”他苦笑着说。

其实我也绝对算不上熟悉，但再说下去恐引出不快，便没再反驳。不是熟悉，只是把握、认识。二者之间有根本性差别。最后，我吃完煎蛋卷，向他寒暄一句，起身离座。

在开往札幌的车中，我大约睡了三十分钟。到函馆站，在附近一家书店买了本杰克·伦敦的传记。同杰克·伦敦那波澜壮阔的伟大生涯相比，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橡树顶端的洞穴里头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来临的松鼠一样安然平淡，至少一时之间我是这样觉得的。所谓传记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世上究竟有哪个人会对平平稳稳送走一生的川崎市立图书馆馆员的传记感兴趣呢？一句话，我们是在寻找补偿行为。

一到札幌站，我便慢慢悠悠往海豚宾馆一路踱去。这个下午没有一丝风，况且我随身只有一个挂包。街上到处是高高隆起的脏乎乎的雪堆，空气似乎绷得紧紧的，男男女女留意着脚下的路，小心而快捷地移动着脚步。女高中生个个脸颊绯红，畅快淋漓地向空中吐着团团白气。那气确实很白，白得似乎可以在上面写出字。我一边观赏着街头景致，一边悠然漫步。上次来札幌，至今不过时隔四年半，但这景致却使我恍若隔世。

我走进一间咖啡厅稍事休息，要了杯掺有白兰地的又热又浓的咖啡喝着。我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无非城里人的老套数：情侣嘤嘤细语，两个贸易公司的职员摊开文件研究数字，三五个大学生聚在一起，谈论滑雪旅行和“警察”乐队新灌的唱片等等。这是目前日本任何一座城市都司空见惯的光景，即使把这咖啡厅内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去横滨或福冈，也不至于感到任何异样。尽管如此，不，正因为外表完全一样，才使得坐在里面的我在喝咖啡的时间里产生一股刻骨铭心般的强烈孤独感。我觉得惟独我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我不属于这里的街道，不属于这里所有的日常生活。

诚然，若问我难道属于东京城的咖啡厅的哪一部分不成，也根本谈不上属于。不过在东京的咖啡厅里我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孤独感。我可以在那里喝咖啡，看书，度过普普通通的时间。因为那是我无须特别深思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这札幌街头，我竟感到如此汹涌而来的孤独，简直就像被孤苦伶仃地丢弃在南极孤岛上一样。情景一如往常，随处可见，可是一旦剥掉其假面具，则这块地面同我所知晓的任何场所便无相通之处，我想。相似，但是不相同。如同一颗别的行星，一颗有着决定性差别的——尽管上面人的语言、衣着、长相无不相同——另一颗行星，一颗某种功能完全不能通用的其他行星。若要弄清何种功能能够通用，何种功能不能通用，那么只能一一加以确认。而且一旦出现一个失误，我是外星人这点就将真相大白，众人势必对我群起而攻之：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不着边际地浮想联翩。纯属妄想。

但我孤独一人——这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同任何人发生关系，而我的问题也在这里。我正在恢复自己，却未同任何人发生关系。

这以前倒真心爱过一个人，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很久很久以前，某个冰川期与某个冰川期之间。反正很久以前。早已流逝的历史。侏罗纪一类的往昔。一切都以消失告终。恐龙也好猛犸也好刀虎也好，射入宫下公园的子弹也好。接下去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而自己在这种社会里孑然一身。

我付罢款，走到外面。这回什么也不再想，径直往宾馆赶去。

海豚宾馆的位置，我早已记忆依稀，有点担心一下子找不到。结果担心完全多余，宾馆一目了然：它已摇身变成二十六层高的庞然大物。包豪斯风格的时髦曲线，金碧辉煌的大幅玻璃和不锈钢，避雨檐前齐刷刷排开的旗杆以及顶端迎风飘舞的万国旗，身着笔挺制服正在向出租车招手示意的车辆调度员，直达最高楼层的观光电梯……如此景观有谁能视而不见呢？门口大理石柱上嵌着海豚浮雕，下面的字样赫然入目：

“海豚宾馆”

我木木地站立了二十秒钟，半张着嘴，瞠目结舌地仰望着宾馆，随即深深吁了口长气——长得如果一直延伸，足可到达月球。保守地说，我非常吃惊。

5

总不能在宾馆门前永远呆立下去，先进去看看再说。地址相符，名称一致，且已订好房间，只有进去。

我走上避雨檐下徐缓的斜坡，闪身跨入打磨得光闪闪的旋转门。大厅足有体育馆那般大，天井直抵云霄，玻璃贴面由下而上，天衣无缝，阳光一气泻下，粲然生辉。地板上，价格显然昂贵的宽大沙发整齐排开，其间神气活现地摆着赏心悦目的观叶植物。大厅尽头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咖啡屋。在这种地方点三明治来吃，端出来的四枚火腿三明治只有名片大小，装在绰绰有余的银制盘子里，炸马铃薯片和西式泡菜富有艺术性地点缀其间。若再要一杯咖啡，其价格足够中等消费程度的一家四口吃一顿午餐。墙上挂着一幅相当于三张垫席大小的油画，画的是北海道一块沼泽地，虽然算不上很有艺术水准，但其画面的阔绰和堂而皇之却毋庸置疑。大厅里似乎有什么聚会，显得有些拥挤。一伙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背靠沙发，或频频颔首，或昂扬而笑。他们一模一样地翘起下巴，一模一样地架着二郎腿。估计是一群医生或大学教师。另外——莫非同一团体不成——有一伙衣着华丽的女士。一半和服，一半连衣裙。有几名外国人。也有西装笔挺、领带色调稳重的贸易公司职员，抱着手提公文箱静等某人。

一言以蔽之，这新海豚宾馆一片兴隆景象。

恰到好处地投入资本，恰到好处如数收回——这种宾馆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我倒是心中有数。我办过一次旅馆行业的广告性刊物，得知建造这种旅馆之前，需要里里外外全部精确计算一番。行家们聚在一起，将所有的信息输入电脑，进行彻底的预算，就连厕所卫生纸的批量购入价及其用量都要输进去。同时雇用学生临时工普查札幌各条街道的通行人数，还要调查适婚年龄的男女数量以便计算婚礼次数。总之什么都要调查，以大幅降低经营风险。他们花大量时间周密制订计划，成立项目筹备组，收购土地，招揽人才，广为宣传。只要可以用金钱解决并且确信这笔钱早晚可以收回，他们便不惜工本。这就是所谓做大买卖。

能够做这种大买卖的，只有旗下有各类企业的大型集团企业。这是因为，无论怎样减少风险，其中都有些潜在因素无法估算，而足以承受这些风险的，惟有大型集团企业。

坦率说来，新海豚宾馆并不适合我的口味。

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我不至于自己掏腰包住这等场所。一来价格昂贵，二来无用的摆设太多。但是无可奈何。虽已面目全非，但毕竟是海豚宾馆。

我走至服务台前报出姓名。一律罩有天蓝色坎肩的女孩们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我粲然而笑。这种微笑方式的训练也是投资的一环。她们全都身穿初雪一般洁白的白衬衫，发式整整齐齐。女孩有三个，只有来到我跟前的女孩戴着一副眼镜。她很适合戴眼镜，看上去蛮舒服。她的近前使我多少舒了口气。三人之中她长得最为漂亮，第一眼我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其笑容之中似乎有一种让我为之动心的东西。她简直就像是集宾馆应有形象于一身的宾馆精灵，仿佛只要轻轻一挥手中那小小的金手杖，便会像迪士尼电影中那样飞出神奇的金粉，从中掉出一把房间钥匙来。

但她没有用金手杖，用的是电脑。她用键盘把我的姓名和信用卡号码熟练地输进去，确认一下显示屏，然后莞尔一笑，把卡式钥匙递给我。上面写着1523，即我房间的号码。我让她给我拿了一本宾馆指南，并问这宾馆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她条件反射似地回答说去年十月。还不到五个月时间。

“喏，想打听件事。”我也把营业时用的无懈可击的微笑在脸上得体地浮现出来——这东西我也是随身携带的。“以前在这一位置有个同叫‘海豚宾馆’的小宾馆，是吗？你可知道它怎么样了？”

她的笑容稍微有点紊乱，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时所激起的静静的波纹在她脸上荡漾开来，稍纵即逝。消逝时，笑脸比刚才略有退步。我饶有兴味地观察着这种细微而复杂的变化，不由觉得很可能有清泉精灵从眼前闪出，问我刚才投入的是金瓶盖还是银瓶盖。当然，这场面并未出现。

“这——怎么说好呢？”她用食指轻轻碰了一下眼镜框，“因为是开业前的事情，我们有点不大……”她就此打住，我等她继续说下去，但没有下文。“对不起。”她说。

“唔。”这时间里，我开始更加对她怀有好感。我也很想用食指碰一下眼镜框，遗憾的是我没戴眼镜。“那么，问谁能清楚呢，这方面的情况？”

她屏息敛气，沉思良久，笑容已经消失。这也难怪，边笑边屏息远非易事，不信你就试试。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说着，她退入里间。大约过了三十秒钟，她领着一位四十岁光景的黑制服男子返回。这男子一看就知是宾馆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同这等人物在工作中打过好几次交道，全是些奇妙分子。他们差不多总是面带笑容，但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做出二十五种笑脸，从彬彬有礼的冷笑到适度抑制的满意的笑，而且全部编有等级标号，从1号到25号。他们像选择高尔夫球俱乐部似的酌情区别使用——这男子便属于此类角色。

“欢迎欢迎！”他向我转过中间等级的笑脸，客气地低头致意。我这身打扮似乎给他的印象不大好，笑脸陡然降了三个等级。我上身穿里面带毛的猎装短大衣（胸前别着一枚亨林格徽章），头戴一顶毛线帽（奥地利陆军阿尔卑斯部队用的那种），下穿到处有口袋的厚布裤，脚登一双走雪路用的结结实实的工作靴。没有一件不是堂堂正正的实用之物，但在这宾馆的大厅里，则未免显得滞重有余。可这不是我的过错，不过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罢了。

“听说您对敝宾馆有垂询之处……”他毕恭毕敬地开口道。

我两手置于台面，把问过女孩的话重复一遍。

男子用兽医观察小猫跌伤的前肢那样的眼神，瞥了一眼我腕上的迪士尼手表。

“恕我冒昧，”他略一停顿，说，“您是因为什么才想了解以前那家宾馆的呢？可以的话，能否允许我恭听一下其中缘由？”

我简单解释几句：“几年前在那家宾馆住过，同那经理关系很熟。不料这次久别后回来，竟成了这么一副模样。所以想知道他的下落。不管怎样，完全属于私人性质。”

他点了好几次头。

“坦率地说，详情我也不很清楚。”男子字斟句酌地说道，“简而言之是这样：我们收买了以前那座宾馆所在的这块地皮，在其旧址上新建了一家宾馆。名称的确相同，但经营上完全是两回事，没有任何具体关系。”

“名称为什么一样呢？”我问。

“很抱歉，至于这方面情况……”

“原先的经理去哪里也不知道喽？”

“对不起。”他的笑脸换到第16号。

“问谁才能知道呢，这些事？”

“这个……”他歪了歪头，“我们都是现场工作人员，对开业以前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您说问谁才能知道，突然之间实在有些为难。”

他所说的的确不无道理，但总有一点不大对头。男子的应对也好，女孩的回答也好，都有点人工的痕迹。不是说哪里不对，只是难以令人由衷信服。搞采访搞久了，自然会产生这种职业上的敏感，那秘而不宣时的语调，那编造谎言时的表情。至于证据却是无处可寻。不过是瞬间直感——其中肯定有难言之隐。

我心里清楚，再追问下去也不可能有结果，于是道了声谢，他也轻轻还以一礼，退入里间。黑制服男子不见之后，我向女孩问了就餐和房间服务的事，她耐心地做了回答。她说话的时间里，我一直注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十分漂亮，细细看去，似乎可以看出什么来。同我视线相碰时，她马上满脸绯红。我便愈发对她怀有好感。为什么呢？为什么她看起来俨然是宾馆精灵呢？我来不及多想，说声谢谢，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上到房间。

1523号房间非常气派。就单人房来说，无论床铺还是浴槽都很阔绰宽敞。电冰箱里几乎囊括一切。信纸信封尽可使用。写字台也相当高级。浴室里从洗发水、护发素、剃须膏到浴袍，应有尽有。壁橱也非常宽大。地毯崭新，柔软之至。我脱去外套和皮靴，坐在沙发上，翻看宾馆指南。这小册子也很考究，无可挑剔——我搞过这玩意儿，一眼就看得出来。

指南册上写道：海豚宾馆是完全新型的高级城市宾馆，拥有一切现代化设备，二十四小时提供万无一失的周全服务。每个房间具有充分的空间。精选的家具，安谧而温馨的家居氛围，富有人情味的天地。

总之就是说要花钱，要多花钱。

再细看这指南，得知这宾馆的确无所不有：地下有大型购物中心，有室内游泳池，有蒸汽浴室，有日光浴室，有室内网球场，有配备各种运动器材并有教练指导的健身俱乐部，有同声传译会议厅，有五间餐厅和三间酒吧，有昼夜营业的自助餐，有负责机场、车站以及市内车辆联系的交通服务处，还有配备各种文具、办公用品的学习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大凡能想到的无一或缺。平台上甚至有直升机场。

应有尽有。

最新式的设备，最豪华的装饰。

问题是，这座宾馆是由哪家企业所领属并经营的呢？我把小册子以及凡是带文字的什物无一遗漏地看了一遍，但哪里也没提到经营主体，委实不可思议。如此超一流的豪华宾馆，其建造和经营者只能是拥有系列宾馆的专业性企业，而若是这种企业，必然写上名称，同时为其他所属宾馆做宣传。例如住王子饭店，其指南册上肯定印有全国各地其他王子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也是通常做法。

再说，这等出类拔萃的宾馆何苦偏要袭用以往那个寒伧可怜的“海豚宾馆”旧称呢？

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小册子扔到茶几上，背靠沙发，伸直双腿，眼望十五楼窗外寥廓的长空，也只有蔚蓝的天空可看。静静观天的时间里，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只老鹰。

无论如何，我还是怀念往日的海豚宾馆，从那个窗口中可以望到很多种景致。

6

为了消磨时间，我在宾馆里东转转西看看，直到日暮。我巡视了餐厅和酒吧，窥看了游泳池、蒸汽浴室、健身俱乐部和网球场，去购物中心买了本书，在大厅里张望一番后，去娱乐中心玩了几场电子游戏。如此一来二去，不觉到了黄昏时分。简直同游乐园无异，我想，世间居然有这等消磨时间的方式。

之后，我走出宾馆，在暮色苍茫的街头慢慢行走。走着走着，关于这一带环境的记忆渐渐复苏过来。在过去那家海豚宾馆投宿的时候，我每天百无聊赖地在街上走来转去，连哪里拐弯、是何所在都大致记得。老海豚宾馆没有餐厅——即使有恐怕也不至于产生在那里用餐的情绪——我和她（喜喜）时常同去周围饭馆吃饭。此时，我以一种偶然路过旧居附近的心情，沿着依稀记得的街道一路走去，走了一个小时。天色渐黑，已经明显地感到寒意，紧紧附在路面上的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好在没有风，走路不无快意。空气凛然而澄澈，街头到处如蚁冢般隆起的、被汽车废气染成灰色的雪堆，也在夜晚的街灯下显得那般洁净而富有幻想意味。

较之往日，海豚宾馆所在地段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当然，这里说的往日也只是四年多一点之前。当时我见过或出入过的商店饭店大致是老样子，街头的气氛也基本一如既往，然而一眼即可看出，这周围一带正处于蜕变过程中。好几家店铺已经关门，门上挂着“准备拆建”的木牌。事实上也有正在施工的大型建筑物。不下车即可购得所需食物的汉堡牛肉饼店、名牌服装店、西方汽车陈列馆、院子里栽有莎罗树的全新造型咖啡店、大量使用玻璃建材的式样新颖的写字楼……这些以前所没有的新型店铺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平地而起，气势不凡，仿佛要把旧有建筑物——古色苍然的三层楼房、布帘飘摇的小吃店、经常有猫在火炉前睡午觉的糕点铺等——一举挤走为快。这些建筑如小孩换牙那样新旧共存，在街头形成一种奇妙的景观。银行也开设了分理处，恐怕都是新海豚宾馆的波及效应。那庞大的宾馆突如其来地降生在这几乎沦为遗忘角落的再普通不过的街道上，自然要使这里的平衡大受影响。人流递变，活力萌生，地价上涨。

这种变化或许是综合性的。就是说，新海豚宾馆的出现只是街道变化的一个环节，而并非它的出现给街道带来变化，譬如实施长期计划的城市再开发便是如此情形。

我走进以往曾来过的饮食店，喝了点酒，简单吃了点东西。店里又脏又吵，但味道可口，而且便宜。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往往尽可能选择嘈杂的地方，这样才觉得心里坦然，又不寂寞，独自说点什么也不至于被人听去。

吃罢饭，还是觉得不大满足，又要了壶酒。我一边把热乎乎的日本酒缓缓送入胃中，一边思忖：自己在这种地方到底算干什么的呢？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不管我对它有怎样的需求，反正海豚宾馆早已荡然无存。不复存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像《星球大战》中的秘密基地一般滑稽好笑的高度现代化宾馆。一切都只是烟消云散的梦幻。我不过做了一场梦，梦见被毁坏得形迹全无的海豚宾馆，梦见出走后下落不明的喜喜。不错，很可能有人在那里为我哭泣，但那也早已成为过去。那个场所早已空无一物。夫复何求？

是啊——我想（也可能是自言自语），的确是这样。这里已空无一物，这里已没有任何我所希求的东西。

我双唇紧闭，久久地盯视着台面上的酱油壶。

长期过单身生活，势必养成多种习惯：盯视各样东西，有时自言自语，在人声嘈杂的饭店里吃饭，对二手“斯巴鲁”依依情深，而且一步步沦为时代的落伍者。

走出饮食店，赶回宾馆。虽然走了很远，但没费事就找到了回头路。因为只要一仰头，即可望见海豚宾馆。就像东方三博士以夜空中的星星为目标顺利走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一样，我也很快返回了海豚宾馆。

进房间洗过澡，一边等头发风干一边观赏窗外的札幌市容。说起来，以前住那个海豚宾馆的时候，窗外可以看见一家小公司。至于什么公司倒全然不晓，反正是家公司无疑，人们忙忙碌碌地做着什么。当时我从窗口看那光景，一看就是一整天。那家公司怎么样了呢？有一个漂亮女孩来着，女孩又怎么样了呢？话说回来，那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因无事可干，我在房间来回兜了好几圈，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电视。节目清一色糟糕得很，就像在看各种呕吐方式的表演。因是表演，脏自然不脏，但静静地看上一会儿，便觉得真在呕吐一般。我关掉电视，穿衣服上到二十六楼酒吧，要了一杯对有苏打水和柠檬汁的伏特加。酒吧四壁全是玻璃窗，札幌夜景一览无余。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宇宙都市。除了这点，这酒吧还算是个令人惬意的安静场所。酒的配制够水平，杯子也是上等货。杯与杯相碰，其声十分悦耳。顾客除我之外只有三个人。两个中年男子在里面的座位上边喝威士忌边悄声低语，内容自是不得而知，看样子怕是在研究至关紧要的大事，或者在制订达维·维达(1)的暗杀计划也未可知。

我右侧的桌旁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她耳朵上扣着微型单放机的耳机，用吸管吸着饮料。她长得相当好看，长长的头发近乎不自然地直垂下来，轻盈而柔软地洒在桌面上。睫毛长长，眸子如两汪秋水，澄明得令人不敢触及。手指有节奏地“橐橐”叩击着桌面。较之其他印象，只有那柔嫩纤细的手指奇妙地传达出孩子气。当然我不是说她有大人气。不过这女孩身上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质——既无恶意，又不具有攻击性，只是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君临一切，就像从窗口俯视夜景一样。

然而实际上她什么也没看，似乎周围景物全在她的视野以外。她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康伯丝牌白色旅游鞋，上身一件带有“GENESIS”字样的运动衫，挽至臂肘。她“橐橐”敲着桌面，全神贯注地听单放机里的磁带，小小的嘴唇不时做出似有所语的口形。

“是柠檬汁，她喝的。”侍者像做解释似的，来我面前说道，“那孩子在那里等母亲回来。”

“唔。”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想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夜里十点在宾馆酒吧里独自边听单放机边喝饮料，这光景的确不大对头。不过在侍者如此说之前，我倒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妥。我看她的眼光，如同看其他司空见惯的光景一样。

我换了杯伏特加，同侍者闲聊起来。天气、景气，拉拉杂杂，漫无边际。之后，我漫不经心似的试着说了一句：“这一带也变喽！”结果男侍者困窘地笑笑，说他原先是在东京一家宾馆工作，对札幌还几乎一无所知。这当儿有新顾客进来，谈话就此打住，毫无实质性收获。

我一共喝了四杯兑苏打水的伏特加。本来任凭多少都不在话下，但没有休止也不好，便喝四杯作罢，在付款单上签了字。起身离席时，那女孩仍坐在那里听单放机。母亲尚未出现，柠檬汁里的冰块早已融化，但她看上去毫不在乎。我站起时，她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三秒钟，然后极其轻微地漾出笑意。其实说不定仅仅是嘴角的颤动，不过在我看来，却是在朝我微笑。于是——说来好笑得很——我不由怦然心动，觉得自己似乎被她一眼选中了。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妙的心灵震颤，仿佛身体离开了地面五六厘米。

困惑之间，我乘电梯下到十五层，回到房间。何以如此怦怦心跳呢？朝自己发笑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罢了，年纪上完全可以当自己的女儿！

GENESIS——又一个无滋无味的乐队名称。

不过，这字样印在她穿的衣服上，倒像是非常有象征意味：创世纪。

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非要给这摇滚乐队安一个如此故弄玄虚的名称呢？

我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闭目回想那个女孩。微型单放机、叩击桌面的白皙的手指、GENESIS、融化的冰块。

创世纪。

我闭目静止不动。我感觉得出，酒精正在体内缓缓地来回运行。我解开鞋带，脱去衣服，钻进被子。我似乎比自己感觉到的要疲劳得多，沉醉得多。我等待身旁的女孩说一声：“喂，有点喝多了！”但谁也没有说。我只身一人。

创世纪。

我伸手关掉电灯。又要梦见海豚宾馆吧？黑暗中我不由想道。结果什么也没梦见。早上睁眼醒来时，油然升腾起一股无可遏止的空虚感。一切都是零。梦也没有，宾馆也没有。我在意想不到的场所做着意想不到的事情。

床尾那双鞋，活像两只趴在地上的小狗，懒懒地横在那里。

窗外阴云低垂，天空显得十分清冷，一副将要下雪的样子。目睹这样的天空，我提不起任何兴致。时针指向七点零五分。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缩在床上看了一会晨间新闻。播音员正在报道即将来临的选举。我看了十五分钟，便改变念头，起床去浴室洗脸刮须。为打起精神，我哼起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哼了一会，发觉可能是《魔笛》的。于是我便想两个序曲的区别，越想越分辨不清。哪个是哪个呢？看来今天做什么都不可能如意。刮胡须时刮破了下巴。拿起衬衫刚一上身，袖口的纽扣掉了。

吃早餐时，又见到昨晚见过的女孩，正和她母亲模样的人在一起。这回她没有带单放机，仍穿着昨晚那件“GENESIS”运动衫，勉为其难似的啜着红茶。她几乎没动面包和牛奶黄油炒蛋。她母亲——大概是吧——个头不高，四十四五岁光景，白衬衫外面穿一件开司米毛衣，眉毛形状同女儿一模一样，鼻子端庄典雅。她往面包片上涂黄油时那笨拙的手势，叫人有些动心。其风度举止，说明她显然属于那种习惯于受人注目的女性。

我从其桌旁经过时，女孩蓦地抬起眼睛看着我的脸，而且粲粲地绽出微笑。这回的微笑比昨晚正规得多，是不折不扣的微笑。

我本来打算吃早餐时独自想点什么，但在被女孩报以微笑之后，便什么也想不成了。无论想什么，脑海中只有同样的语言旋转不止。我只好愣愣地注视着胡椒瓶，什么也不想地吃早餐。

(1)达维·维达：《星球大战》的主要角色，别名黑武士。

7

无所事事。既无应干的事，又无想干的事。我是特意前来海豚宾馆的，但魂梦所系的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徒唤奈何，别无良策。

不管怎样，我先下到大厅，坐在那神气活现的沙发上制订今天一天的计划。但计划无从制订。一来我不想逛街，二来没地方要去。看电影打发时间倒不失为一策，可又没有想看的电影。况且特意跑来札幌，却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未免荒唐可笑。那么，干什么好呢？

没什么好干。

噢，对了，我突然想起理发。在东京时工作忙得连去理发店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已经将近一个半月没有理发了。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而又健全的念头。因为有时间，所以去理发——这一构想完全合乎逻辑，任凭拿到哪里都理直气壮。

我走进宾馆理发室，里面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本来指望人多等一会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当然没有什么人。青灰色的墙壁上挂着抽象画，音响中低声传出杰克·罗西演奏的巴赫乐曲。进这样的理发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已经不宜再称为理发室了。过不久说不定可以在洗澡堂里听见格里高里圣歌，在税务署接待室里听见坂本龙一的演唱。为我理发的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理发师，他也不甚了解札幌的情况，我说这座宾馆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宾馆来着，他只是“啊”了一声，显得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怎么都无所谓。冷淡！何况他竟穿着MEN'S BIGI(1)。不过他手艺还不坏，我颇为满意地离开了那里。

走出理发室，我又返回大厅考虑往下干什么好。刚才不过消磨了四十五分钟。

一筹莫展。

无奈，只好坐在沙发上久久地茫然四顾。昨天戴眼镜的那个女孩在总服务台出现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马上显得有点紧张。什么原因呢？莫非我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么不成？莫名其妙。不一会儿，时针指向十一点，到了完全可以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刻。我走出宾馆，边走边思考去哪里吃饭，但哪家饭店都不能使我动心。实际上我根本就上不来食欲。没办法，便随便走进眼前一家小店，要了意大利面条和凉拌菜，喝了点啤酒。本来看天色像要马上下雪，却迟迟未下。云块一动不动，如同《格列佛游记》中出现的飞岛，沉甸甸地笼罩着都市的上方。地面上的东西一律被染成了灰色。无论刀叉还是凉拌菜、啤酒，统统一色灰。碰上这种天气，根本想不出什么正经事。

最终，我决定拦辆出租车到市中心，去商店买东西消磨时间。我买了袜子和内衣，买了备用电池，买了旅行牙膏和指甲刀，买了三明治做夜宵，买了小瓶白兰地。哪一样都不是非买不可之物，买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如此总算打发掉了两个钟头。

之后我开始沿着大街散步。路过商店橱窗，便无端地窥看不已，看得厌了便走进饮食店喝杯咖啡，读上一段杰克·伦敦传记。如此一来二去，好歹暮色上来了。这一天过得活像看了一场又长又枯燥的电影。看来消磨时间简直是活受罪。

返回宾馆从服务台前经过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那个负责接待的戴眼镜女孩，是她从那里叫我。我走过去，她把我领到稍稍离开服务台的角落里。那里是租车服务处，标牌旁堆着很多小册子，但没有人。

她手中拿着一支圆珠笔，来回转动不已，转了一会儿，用似有难言之隐的神色看着我。她显然有些困窘，加上羞赧，一时不知所措。

“对不起，请做出商量租车的样子。”说着，她斜眼觑了一下服务台，“这里有规定，不准同顾客私下交谈。”

“可以。”我说，“我打听租车的租金，你回答，算不得私下交谈嘛。”

她脸微微一红：“别见怪，这家宾馆的规定啰嗦得很。”

我笑了笑，说：“你非常适合戴眼镜。”

“失礼？”

“这眼镜非常适合你戴，可爱极了。”我说。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下眼镜框，旋即清了清嗓子。她大概属于容易紧张那种类型。“其实是有点事想问您，”她强作镇定，“是我个人方面的。”

可能的话，我真想抚摸她的脑袋，使她心情沉静下来。但我不能那样，便默默注视她的脸。

“昨天您说过，说这里以前有过一家宾馆，”她低声说道，“而且同名，也叫海豚……那是一座怎样的宾馆呢？可是地道的吗？”

我拿了一份租车指南的小册子，装出翻阅的模样，“所谓地道的宾馆是什么含义呢，具体说来？”

她用指尖拉紧白衬衫的两个襟角，又清了清嗓子。

“这个……我也说不大好，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奇特因缘呢？我总有这种感觉，对那个宾馆。”

我细看她的眼睛。不出所料，那眼睛确很漂亮，一清见底。我盯视的时间里，她又泛起红晕。

“你所感觉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我捉摸不大清楚。但不管怎样，我想从头说来三言两语是完不了的，而在这里说恐怕又不大方便，对吧？你看样子又忙。”

她眼睛朝同事们工作的服务台那边忽闪了一下，露出整洁的牙齿，轻轻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后，俨然下定决心，点点头。

“那么，我下班后可以同您谈谈吗？”

“你几点下班？”

“八点。不过在这附近见面不成，规定限制得很死。远点倒可以。”

“远点要是有个能够慢慢说话的地方，我去就是。”

她点头想了想，随即在台面备用的便笺上用圆珠笔写下店名，简单勾勒出方位图，说：“请在这里等我，我八点半到。”

我将便笺揣进短大衣口袋。

这回是她盯视我的眼睛：“请别以为我这人有什么古怪，这样做是头一次，头一次违反规定。实在是没办法不这样做，原因过会儿再讲。”

“谈不上有什么古怪，只管放心好了。”我说，“我不是坏人，虽然算不得很讨人喜欢，但做事还不至于使人讨厌。”

她快速转动手中的圆珠笔，沉思片刻，但似乎未能完全领会我话里的含义，嘴角浮现出暧昧的微笑，又用食指触了下眼镜框。“一会见。”说罢，对我致以营业用的点头礼，折回服务台。好一个妩媚的少女，一个情绪略有不安的女孩。

我回到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吃着从商店地下食品柜买来的烤牛肉三明治，吃了一半。好了，我想，这回总算有事干了。齿轮进了变速挡，尽管不知驶向哪里，但情况终究在缓缓变化，不错！

我走进浴室，洗脸，刮须，默默地、静静地、不哼任何小曲地刮。而后我抹了剃须润肤霜，刷了牙齿，然后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脸，我已经好久没照过镜子了。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也没有透出多少英风豪气，一如往日。

七点半，我离开房间，在大门口钻进出租车，把她那张便笺递给司机。司机默然点头，把我拉到那家咖啡店前停下。路不太远，车费才一千元。咖啡店位于一座五层楼的地下，小巧整洁。一开门，里面正播放格里·穆里根的旧唱片，恰到好处的音量回荡在房间里，格里·穆里根流行得较早，当时正时兴留平头，穿领口带扣的衬衫。切特·贝克和鲍勃·布鲁克迈尔过去我也常听。那时，这家什么“亚当·安东”咖啡店还没有问世。

亚当·安东。

何等无聊的名字！

我在台前坐下，一边欣赏格里·穆里根抑扬有致的歌声，一边慢慢悠悠地啜着兑水的J&B(2)。八点四十五分时她还没有出现，但我不大在意，大概是工作脱不开身吧。这间店气氛不错，再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消磨时间。我边听音乐边喝酒，一杯喝罢，又要了一杯。由于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只好盯住面前的烟灰缸。

她到来时已经差五分九点了。

“请原谅，”她语气急促地道歉，“给事务缠住了。一下子多成一堆，加上换班的人又没准时到。”

“我无所谓，别介意。”我说，“反正我总得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她提议去里边座位，我拿起酒杯移过去。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围巾，脱掉灰大衣，露出黄色的薄毛衣和暗绿色的毛料裙。只剩得毛衣后，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预想的丰满得多。耳朵上坠一副别致的金耳环。她要了一杯血色玛莉。

酒端来后，她先啜了一口。我问吃过饭没有，她答说还没有，不过肚子不饿，四点时稍吃了一点。我喝口威士忌，她又啜了口血色玛莉。她像是路上赶得很急，用半分钟时间默默地调整呼吸。我捏起一粒坚果，看了一会儿，投进嘴里咬开，然后又捏起一粒看罢咬开，如此周而复始，等待她心情平复下来。

最后，她缓缓地吁了口气，特别长的一口气。或许她自己都觉得过长。随后抬起脸来，用有点神经质的眼神看着我。

“工作很累？”我问。

“嗯。”她说，“是不轻松。一些事还没完全上手，而且宾馆开张不久，上头的人总是吆五喝六的。”

她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合拢。只有小指上戴着一枚很小的戒指，一枚质朴自然、普普通通的银戒指。我俩看这戒指看了好半天。

“原来那座海豚宾馆。”她开口了，“不过，你这人大概不至于和采访有关吧？”

“采访？”我吃了一惊，反问道：“怎么又是这话？”

“随便问问。”她说。

我缄口不语。她仍旧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点。

“情况像是有点复杂，上头的人对舆论神经绷得很紧，什么土地收买啦等等，明白么？那事要是被捅出去，宾馆可吃不消，影响声誉，是吧？毕竟是招揽客人的买卖。”

“这以前被捅出去过？”

“有一次，在周刊上。说同渎职事件有关，还说雇用黑社会或右翼团伙把拒绝转卖地皮的人赶走……”

“那么说，这些啰嗦事同原来的海豚宾馆有关？”

她微微耸下肩，呷了口血色玛莉：“有可能吧。所以当那家宾馆的名字报出来的时候，经理才那么紧张，我想。也包括你那次，紧张吧，是不？我确实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只不过听说过这宾馆之所以叫海豚，是同原来的宾馆有关。听别人说的。”

“听谁？”

“一个黑皮人。”

“黑皮人？”

“就是穿黑制服的那帮人。”

“是这样。”我说，“此外可还听说过有关海豚宾馆的传闻？”

她连连摇头，用左手指抚弄着右手小指上的戒指。“我怕，”她自语似的悄声说，“怕得不行，不知怎么才好。”

“怕？怕被杂志采访？”

她略微摇了下头，嘴唇轻轻贴着酒杯口，许久没动，看样子颇为踌躇，不知如何表达。

“不，不是的，杂志倒怎么都无所谓，反正那上面写什么都和我无关，对吧？发慌的只是上头那些人。我要说的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是整个宾馆里面的。就是说，那宾馆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不地道……不正派的地方。”

她不再做声。我一口喝干威士忌，又要了一杯，并给她要了第二杯血色玛莉。

“你觉得它怎样不正派，具体来说？”我试着询问，“我是说要是有什么具体东西的话。”

“当然有。”她意外爽快地说道，“有是有，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至今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感觉到的非常具体，可是一旦要形成语言，那种类似具体性的东西就好像很快七零八落了，我觉得，所以表达不好。”

“像一场真实的梦？”

“和梦还不同。梦那玩意儿我也常做，但时间一长，也就淡薄了。但这个不是那样，时间多长都毫无变化，哪怕时间再长再久、再久再长，都还是那么实实在在，永远存在，一晃从眼前浮现出来。”

我默然。

“好吧，我说说看。”她啜了口酒，用纸巾擦了下嘴，“那是一月份，一月初，新年过完没几天的时候。那天我值晚班——我很少值晚班，但那天缺人，没办法——反正下班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那个时间下班，都由宾馆叫出租车，把每个人轮番送回家去，电车已经没有了。这样，我十二点前处理完事务，然后换上常服，乘上职工专用电梯去十六楼。十六楼有职工小睡室，我有本书忘在那里。本来明天取也可以，但刚刚读个开头，加上和我同车回去的女孩手头事情没完，就想上去取下来。十六楼有职工专用设施，如小睡室，喝口茶休息一会儿的房间等，和客房不同，所以时常上去。

“这么着，电梯门打开后，我就像往常那样，不假思索地走出电梯。你说，这种情况常有吧？事情一旦做熟，或地方一旦去熟，行动时往往不加思考，条件反射似的，对吧？我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一步跨出——现在记不起了，但脑袋里是思考什么来着，肯定。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到走廊才突然发现，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一愣，回头看时，电梯门已经合上。我想大概是停电，当然，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首先宾馆里有万无一失的独立发电设备，一旦发生停电，马上就会接应上去，自动地、一下子、瞬间地。我也参加过那种演习，完全晓得。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停电现象。更何况，就算自备发电机出了故障，走廊里还有应急灯射出绿色灯光，而不至于一团漆黑。无论怎样考虑，情况都只能是这样。

“不料，那时走廊里的确漆黑一团。看得出光亮的，只有电梯按钮和显示楼层的红色数字。我当然按了按钮，但电梯直线下降，不肯返回。我心里叫苦，四下张望。不用说，很怕，但同时也觉得是一场麻烦。这个你可明白？”

我摇摇头。

“就是说，变得这么黑暗，无非意味着宾馆功能上出了问题，对吧？机械上的，或结构上的。这样一来，势必折腾一番。又是连续加班，又是成天演习，又是上司训话。这苦头早已吃够了，这才刚刚安稳下来呀。”

我点头称是。

“想到这里，我渐渐气恼起来，同害怕相比，气恼更占了上风。于是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慢慢地，试着走了两三步。这一来，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就是脚步声和平时不一样。当时我穿的是平底鞋，但脚底的感觉和平时不同，不是平时踩地毯的感触，而要粗糙得多。我对这个很敏感，不会弄错，真的。而且空气也和平时不同，怎么说好呢，好像有点发霉，和宾馆的空气根本不一样。我们宾馆，完全用空调控制，空气讲究得很。不是普通的空调，而是制造新鲜空气输送进来。它不同于其他宾馆那种干燥得使鼻孔发干的空气，而是自然界里的那种。因此，不能想像有什么发霉气味。而当时那里的空气，吸上一口就知道是陈旧的空气，几十年前的空气，就像小时候去乡下祖父家里玩时打开老仓库嗅到的那股气味——各种陈腐味儿混在一起，沉淀在一起，一动不动。

“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电梯，这回连开关显示灯也消失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死了，彻底死了。这下我可怕了，还能不怕？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真叫害怕。不过也怪，周围竟是那样的静，死静死静的，半点声息也没有，怪不？因为平时停电变黑，人们肯定大吵小嚷的吧？况且宾馆里住得满满的，出这种事不可能不叫苦连天。然而那时却静得很，静得叫人毛骨悚然。这下更把我搞糊涂了。”

这时侍者把酒端来了，我和她各啜一口。她放下杯子，扶了扶眼镜。我默默无语，等她继续说下去。

“我这些感觉你可明白？”

“大致上明白。”我点点头说，“在十六楼下的电梯，四下漆黑，气味不同，静得要命，情况异常。”

她叹息一声，说：“不是我夸口，我这人还真不怎么胆小，起码在女孩里算是勇敢的，不至于因为停电就像别的女孩那样扯着嗓子叫个不停。怕固然怕，但我想不能怯阵，无论如何要看个究竟，所以我就用手摸索着在走廊里前进。”

“朝哪边？”

“右边。”说罢，她抬起右手，表示不会记错。“是的，是向右边走，一步一步地。走廊是笔直的，顺着墙壁走了一会，便向右拐弯。这当儿，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实在微弱得很。看样子是从尽头处泻出的蜡烛光。我估计是有人找到了蜡烛点起来，便打算上前看看。走近一看，发现烛光是从微微裂开的门缝里泻出来的。那门很奇特，从没见过，我们宾馆应该没有那样的门，但反正光是从那里泻出的。我站在那门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里面有谁，担心出来怪人，再说门又完全没有见过。这么着，我就试着小声敲了敲门，声音小得几乎不易听见，‘橐橐’。结果因四周太静了，那声音却比我预想的大得多。里面没任何反应。十秒，十秒时间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不知所措。不一会儿，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怎么说呢，就像一个穿着很多衣服的人从地上爬起时的动静。接着传出脚步声，非常非常迟缓，‘嚓……嚓……嚓……’像是穿着拖鞋，拖鞋拖着地面，一步一挪地朝门口靠近。”

她似乎想起了那声响，眼睛看着空间，摇了摇头。

“听见那声响的一瞬间，我浑身不寒而栗，觉得那恐怕不是人的脚步声。根据倒没有，但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人的足音。也只是这时，我才晓得所谓脊梁骨冻僵是怎么一种滋味，那可真叫冻僵，不是修辞上的夸张。我拔腿就跑，一溜烟地。中间可能摔了一两跤，因为长统袜都破了，但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跑啊跑啊，能记得起来的只有跑。跑的时间里，脑袋里想的尽是电梯仍然不动可怎么办。幸好电梯还在动，楼层显示灯也还亮着。我见它停在一楼，便猛按电钮，电梯开始向上动了，但上的速度慢得要死，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二楼……三楼……四楼……我在心里一个劲儿祷告快点、快点，可是不顶用，它偏偏那么磨磨蹭蹭，像有意让人着急似的。”

她停了一下，呷了口血色玛莉，不停地转动着戒指。

我静等下文。音乐停了，有人在笑。

“不过那脚步声是听得清楚的。‘嚓……嚓……嚓……’地走近，很慢，但一步是一步。‘嚓……嚓……嚓’迈出房间，走到走廊，朝我逼近。真怕人，不，也还不是什么怕，是胃一下一下地往上蹿，一直蹿到嗓子眼。而且浑身冒汗，冒冷汗，味儿不好闻，凉飕飕的，活像蛇在皮肤上爬来爬去。电梯还是没上来，七楼……八楼……九楼……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她停顿了二三十秒，仍然不紧不慢地转动戒指，像是在调整收音机波段。酒柜那边的座位上，女的说着什么，男的又笑出声来。怎么还不快放音乐呢，我心里直着急。

“那种恐怖感，不亲身体验是不可能知道的。”她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

“等我注意到时，电梯门已经开了。”她耸了耸肩，“门开着，熟悉的电灯光从里面射出。我一头扎了进去，哆哆嗦嗦地按下一楼的电钮。回到大厅，大家都吓了一跳。可不是，我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差点儿说不出话来。经理过来问我怎么搞的，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始解释，说十六楼有点不对头。经理刚听了一句，就叫过一个小伙子，和我一共三人上到十六楼，确认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料十六楼什么都没发现。灯光通明，更没什么怪味儿，一切照常。去小睡室问那里的人，那人一直没睡，说根本没有停电那回事。为慎重起见，把十六楼那里走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反常之处，简直走火入魔似的。

“回到楼下，经理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间。我认为他肯定会发脾气，但他没有，而是叫我把情况详详细细说一遍。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括嚓嚓响的脚步声，尽管觉得有点荒唐。我认为他准会取笑我一番，说我白日做梦。

“但他没笑。不仅没笑，还一副格外严肃认真的神情。他这样对我说：‘刚才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还用和蔼的语气叮嘱似的说：‘可能出了什么差错，但弄得其他人都战战兢兢的也不好，别声张就是。’我们那经理，原本不是个和风细雨的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脑地训人一顿。因此当时我想，说不定经历这种事的我是第一个。”

她讲完了，我把她的话在头脑里归纳一番。看这气氛，我该问点什么才好。

“我说，你没有听见其他人讲起过这样的事？”我问，“例如同你这经历相类似的不一般的事、蹊跷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哪怕风言风语也好。”

她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想没有。但感觉是有的，总觉得宾馆里有什么东西不同寻常，经理听我讲述时的表情就是这样。而且宾馆里风言风语也实在够多的。我说是说不大好，但总觉得有些反常。我以前工作过的那家宾馆就绝对不一样，虽然规模没这么大，情况也有不同，但这方面毕竟太悬殊了。那家宾馆也有离奇古怪的传闻——哪家宾馆都多少免不了——我们都一笑了之。但这里不行，这里没有一笑了之的气氛，所以才格外害怕。当时要是经理一笑置之或大发雷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说不定也会真以为是自己闹出了差错。”

她眯缝起眼睛，出神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以后还去过十六楼？”我问。

“好几次。”她淡淡地说，“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不乐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于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种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经跟上头说了，明确说我不愿意。”

“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四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经理，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了，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你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胀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难道不有些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二十三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培训，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蛮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啰，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没关系吗？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女孩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不？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三十四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斯巴鲁’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蛮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十五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光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慢慢承受日常生活的侵蚀，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血色玛莉，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清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十一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十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走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五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所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十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由得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她害怕，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五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作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作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说谎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十五厘米宽的缝，她闪出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会有时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

回到房间，我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的后悔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三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面圈店，吃了两个黄油甜面圈，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面圈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续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去了。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十月二十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走进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纭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事情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的。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还配有从空中拍摄的接近完工的海豚宾馆照片。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土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六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个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集团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连锁、电影公司、食品连锁、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订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伥的恶棍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了。庞大的企业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了。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保时捷”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意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方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再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一九六九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的警察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恓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经理，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女侍正好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

(1)MEN'S BIGI：男装知名品牌。

(2)一种美国威士忌的名称，有人译为“珍宝”。

8

我从房间里给过去的合伙人打电话。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电话问我的名字，又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问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来。想必很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没通话了，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现在也一如既往，但结果上，他对我（或我对他）只是属于“已经通过的领域”。不是我把他强行推往那里，也并非他自行投身进去，总之我们所走的路不同，且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吗？他问。

还好，我说。

我说现在札幌，他问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问。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过头，我说。

近来没怎么喝，他说。

那边现在正下雪吗？他问。

这工夫什么也没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连三对踢了一阵子礼仪球。

“现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题，很早以前他欠过我一笔账，他记得，我也记得。况且我又是轻易不开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蛮痛快。

“以前一起做过旅馆行业报纸方面的活计吧，”我说，“大约五年前，记得？”

“记得。”

“那方面的路子还没断？”

他略一沉吟。“没什么往来，断倒是没断。打火升温不是不可能。”

“里边有个记者对产业界内幕了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来了。瘦瘦的，经常戴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和他还能接上头？”

“我想接得上。想了解什么？”

我把有关海豚宾馆丑闻的那篇报道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记下周刊名称和发行日期。接着我讲了大海豚宾馆之前那家小海豚宾馆的情况，告诉他想了解下边几件事：首先，新宾馆为什么袭用“海豚宾馆”这一名称？其次，小海豚宾馆经营者的命运如何？再次，那以后丑闻有何进展？

他全部记下，对着听筒复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说。

“急用吧？”他问。

“是啊。”我说。

“争取今天就联系上，能把你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讲了宾馆的电话号和我的房间号。

“好，回头再说。”言毕，他放下电话。

我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简单吃了午饭，下到大厅，眼镜女孩正在服务台里。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椅子上，静静地注视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许意识到而佯装不知也不一定。但怎么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看，一边心想当时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须这样不时地给自己增加勇气。

看她看了十分钟，然后乘电梯上到十五楼，回房间看书。今天同样阴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进一点光亮的纸笼子里。因随时可能有电话打来，我不想出门，而待在房间里便只有看书这一桩事可干。杰克·伦敦的传记最后读罢，接着拿起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书。

这一天好像尽是黄昏，无限延长的黄昏。没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蒙，其间开始一点点掺进黑色，很快夜幕降临，但也不过是阴郁的程度略有改变而已。天地间仅有两种色调：灰与黑。变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时更迭。

我利用房间服务项目要来三明治。我逐个地、细嚼慢咽地吃着三明治，并从电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无事可干的时候，势必在各种琐事上磨磨蹭蹭，打发时间。七点半时，合伙人打来电话。

“联系上了！”他说。

“费不少劲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费了一番周折。“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个问题早已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盖子。已经被封盖捆好送到保险柜里去了。再也不会有人去捅它动它，一切都已过去。丑闻已不再存在。政府内部和市机关大楼里也许有两三处非正常变动，但方式隐蔽，再说也不是大的变动，微调罢了。再不可能往上触动任何人物。检察厅倒是有一点动作，但没抓到确凿证据。错综复杂得很。禁区。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

“纯属我个人私事，决不连累任何人。”

“跟对方也是这样交代的。”

我拿着听筒去冰箱取了瓶啤酒，单手启开瓶盖，倒了一杯。

“别嫌我啰嗦——你可别轻举妄动，弄不好会吃大亏。”他说，“这可是庞然大物。什么原因使你盯上它我倒不知道，反正最好别深入。也许你有你的情由，但我想还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为好，虽然我不是一定叫你像我这样。”

“知道。”我说。

他干咳一声，我喝了口啤酒。

“老海豚宾馆直到最后阶段也不肯退让，吃了不少苦头，乖乖退出自然一了百了，但它就是不肯，看不到寡不敌众这步棋。”

“他就是那种类型，”我说，“跟不上潮流。”

“被人整得好苦。例如好几个无赖汉住进去硬是不走，胡作非为——在不触犯法律的限度内。还有满脸横肉的家伙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厅里，谁进来就瞪谁一眼。这你想像得出吧？但宾馆方面横竖不肯就范。”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海豚宾馆的主人早已对人生的诸多不幸处之泰然，轻易不会惊慌失措。

“不过最终，海豚宾馆提出一个奇妙的条件，并且说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它未尝不可让步。你猜那条件是什么？”

“猜不出。”我说。

“想想嘛，稍想想。”他说，“这也是对你那个疑问的答案。”

“莫非要求袭用‘海豚宾馆’这个名称？”

“就是，”他说，“就这个条件。收买一方也应承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名称并不坏，是吧？‘海豚宾馆’，蛮不错的名称嘛。”

“算是吧。”我说。

“也巧，A产业正计划建造新的宾馆系列——最高级系列，超过以往任何一级，而且尚未命名。”

“海豚宾馆系列。”我说。

“正是，足以同希尔顿或凯悦分庭抗礼的宾馆系列。”

“海豚宾馆系列。”我重复一遍。一个被继承和扩大的梦。

“那么，老海豚宾馆的主人怎样了呢？”

“天知道！”他说。

我又喝了口啤酒，用圆珠笔搔搔耳轮。

“离开时，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估计用它做什么去了吧。但没办法查，一个过路人一样无足轻重的角色。”

“怕也是的。”我承认。

“大致就这样。”他说，“知道的就这些，再多就不知道了。可以吗？”

“谢谢，帮了大忙。”

“噢。”他又干咳了一声。

“花钱了？”我问。

“哪里，”他说，“请吃顿饭，再领到银座夜总会玩一次，给点车费，也就行了吧！不必介意，反正全部从经费里出，什么都从经费里出。税务顾问叫我只管大大开销。所以这事不用你管。要是你想去银座夜总会的话，也带你去一次就是，也从经费里出。没去过吧？”

“那银座夜总会，里边有什么景致？”

“酒，女郎。”他说，“去的话，保准要受到税务顾问的夸奖。”

“和税务顾问去不就行了？”

“去了一次。”他兴味索然地说。

我们寒暄一句，放下电话。

放下电话之后，我回顾了一番我这位合伙人：他和我同岁，但肚子已微微凸出；桌上放着好几种药；郑重其事地考虑什么选举；为孩子的上学煞费苦心，常和老婆吵架拌嘴，但基本上珍爱家庭；有一点怯懦；时常喝酒过量；但总的来说工作热心，一丝不苟——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个地道正统的男子汉。

我们一走出大学便合伙搭档，很长时间里两人配合默契，从小小的翻译事务所开始，一点一滴地扩展事业规模。虽说两人原来的关系不甚亲密，但有时也情投意合。朝夕相处，而从未发生过口角。他有教养，谦和稳重，我也不喜欢争争吵吵。虽说程度略异，两人毕竟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但终究我们在最佳时期分道扬镳了。在我突然离开之后，他独自干得蛮好，坦率地说，甚至比我在时干得还好。工作不断取得成果，公司也发展壮大起来。又招了新人，得心应手地驾驭他们。精神方面在独立后也安详得多。

我想问题也许在我这方面，也许我身上的某一种东西没有给他以健全的影响，所以我离开后他才干得那么左右逢源、舒心惬意：对部下连哄带骗，使得他们俯首帖耳；在管财务的女孩面前还开几句粗俗的玩笑；大把大把地利用经费把别人拉到银座夜总会，尽管他总觉得这样无聊透顶。假如同我在一起，他势必顾虑重重，无法如此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脚；势必总是察看我的眼色，每做一件事都考虑我会有何想法。他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当时无论他在旁边做什么，我都不曾介意。

在所有的意义上，他这个人还是独立合适，我想。

一句话，我的离开使得他做事开始同年龄相符。是同年龄相符，我想道，并且发出了声：“同年龄相符。”一旦出声，竟又觉得他与我毫不相干。

∗∗∗

九点，电话铃响了一次。我压根儿没料到会有人打电话来，一时搞不清那铃声是何含义。总之是电话。铃声响第四遍时，我拿起听筒贴在耳朵上。

“今天你在大厅眼盯着看我吧？”是服务台那女孩的声音。从声音听来，似乎既未生气，也不算高兴，平平淡淡。

“看了。”我承认。

她沉默片刻。

“工作中给你那么一看就紧张，我。紧张得很。结果事情办得一团糟，就在你看的时间里。”

“再不看了，”我说，“看你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勇气，想不到你竟那么紧张。往后注意再不看了。现在你在哪里？”

“在家。准备洗澡睡觉。”她说，“对了，你要多住几天？”

“嗯，事还有点没完。”我说。

“以后可别那么看我哟，搞得我狼狈不堪。”

“再不看了。”

短时沉默。

“你说，我是有点过于紧张？整个人？”

“怎么说呢，说不好，因为这东西因人而异。不过给人家那么盯视起来，恐怕任何人都多少会感到紧张，你不必放在心上。再说我这人有一种有意无意盯视什么的倾向，无论什么都盯住不放。”

“怎么会有那种倾向呢？”

“倾向这东西很难解释。”我说，“不过往后注意不看就是。我不想让你把事情办糟。”

她沉默了一会，似乎在思索我的话。

“晚安。”她终于开口道。

“晚安。”

电话挂断了。我进浴室洗罢澡，在沙发上看书看到十一点半，然后穿上衣服，来到走廊。走廊很长，迷宫般地拐来拐去。我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最尽头处有职工专用电梯，设计得有意避开住客的视线，但并非躲藏。朝着“紧急出口”的箭头方向走不远，并排有几扇门没写客房编号，其拐角处有一电梯，上面贴有“货物专用”字样的标签，以防住客乘错。我在职工专用电梯前观察多时，电梯一直停在最下一层，这时间里几乎无人乘用。天花板的音箱中小声播出背景音乐，是保尔·莫里亚的《蓝色的爱情》。

我试按一下电钮。一按，电梯如大梦初醒一般抬头爬将上来。楼层显示数字于是次第变换：1、2、3、4、5、6……徐缓但不含糊地渐渐临近。我一面听《蓝色的爱情》，一面注视数字。假如里面有人，谎说一句看错电梯就是了。反正宾馆住客这号人总是不断出错。电梯继续上升：11、12、13、14。我挪后一步，双手插兜，等待门开。

15——数字的变换停止了。一瞬间悄无声息，旋即电梯门倏地分开：空无一人。

好个悄然无声的电梯，同老海豚宾馆里那个气喘吁吁的家伙大不相同。我走进去，按“16”钮。门悄然合上，刚有微微动感，门又打开。十六楼。但十六楼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一团漆黑。灯光朗然，天花板里依然流淌着《蓝色的爱情》。没有任何怪味。我试着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十六楼的结构同十五楼全无二致。走廊九曲十折，客房排列得似乎永无尽头，其间留有安放自动售货机的位置。客用电梯不止一台。有的房间门前放着好几个晚餐（打电话叫送到房间里）用的碟盘。猩红地毯，柔软舒适，不闻足音。周围一片寂静。背景音乐换成费斯的管弦乐《夏日之恋》。及至走到尽头，我向右拐弯，中途折回，乘客用电梯返回十五楼。然后重复一次。乘职工专用电梯上到十六楼，面对的仍是灯光明亮的毫无异样的楼层，听到的仍是《夏日之恋》。

我于是打消念头，下到十五楼，喝了两口白兰地，上床躺下。

∗∗∗

薄明时分，天色由黑转灰，下起雪来。今天干什么好呢？我暗自思忖。

仍没什么可干——一如昨日。

我冒着雪，走到油炸面圈店，吃了个炸面圈，喝了两杯咖啡，随后拿起报纸。报纸上有选举方面的报道，电影预告栏里还是没出现想看的电影。有一部电影由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担任准主角，名字叫《一厢情愿》，是部以校园为背景的青春片，主角由一个正走红的十七八岁女演员和同样走红的偶像歌手担纲，而我那位同学扮演的角色不想我也知道，肯定是年轻英俊、乖觉机敏的教师无疑：身材颀长，体育全能，女生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被他叫上一声名字都会晕乎过去。那演主角的女孩也不例外，对这位老师一片痴情，星期天自做小甜饼拿去老师宿舍。而有个男孩对这女孩一往情深，那是个非常普通的、性格稍有点怯懦的男孩……情节肯定是这样，不想我也知道。

他当上演员不久，我也是出于好奇，看了有他出演的好几部电影，后来便一部也不看了。作为电影，哪一部都无聊至极，况且他扮演的角色翻来覆去总是同一模式：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双腿修长、体育全能。起初多是大学生，而后则大部分是教师、医生和少年得志的白领阶层。然而内容千篇一律，不外乎女孩为之荡神销魂的偶像。一笑便露出整齐的牙齿——即使我看也印象不坏，但我不愿意为这等影片掏腰包。我当然并非只看费里尼或塔尔科斯基那类片子的认真而又庸俗的电影迷，问题是他出演的影片实在百无聊赖。情节可想而知，对话平庸苍白。估计没有投入多大资本，导演也敷衍了事。

转而一想，他当演员之前其实便属这种类型，给人的感觉良好，但内在的东西却难以捉摸。初中有两年我和他同班，做物理实验同使一张桌子，得以常在一起交谈。那时他的一举一动就活脱脱像在演电影一样完美无缺。女孩都为他迷得神魂颠倒，每次他向女孩搭话，对方无不现出痴迷的神态。做物理实验时，女孩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一有问题便问他。当他用优雅的手势给煤气喷灯点火之时，大家用犹如观看奥林匹克开幕式的眼神看着他，而我的存在则压根儿没有人注意。

成绩也出色，在班上经常数一数二。热情、诚实、不骄不躁。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整洁潇洒、文质彬彬，就连上厕所小便也很优雅，而小便的姿势看起来优雅的男子实在少而又少。当然，在体育方面也是全才，当班委同样是一把好手。听说他同班上一个最得人缘的女孩要好，实情不得而知。老师也对他欣赏备至。每逢父母来校，母亲们也对他心驰神往。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男子。至于他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我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演电影也是如此。

我又何苦花钱看这种影片呢？

我把报纸扔到垃圾桶里，冒雪返回宾馆。路过大厅时往服务台扫了一眼，她不在。大概是休息时间。我走到有电子游戏机的厅角，分别玩了几场《蒙面人》和《“银河”运输机》。这玩意儿相当神经过敏，且极其好战，但可用来消磨时间。

玩罢，回房间看书。

这一天一无所获。书看腻了，便看窗外雪花。雪整整下了一天没停，我不由心生感慨：雪这东西居然有如此下法！十二点，去宾馆自助餐厅吃了午饭，而后又回房间看书，看窗外雪花。

不过这天也并非毫无所获。我正在床上看书，四点钟听得有敲门声。打开一看，是她，服务台那位身穿天蓝色坎肩的眼镜女孩。她从稍微打开的门缝中犹如扁平影子似的倏地溜进房间，迅速把门带上。

“在这里给人撞见，饭碗可就丢了。这家宾馆，对这种事严厉得很。”她说。

她打转环视一圈房间，坐在沙发上，一扽一扽地拽裙角，随即吁了口气，说她现在是休息时间。

“不喝点什么？我是喝啤酒。”

“算了，没多少时间。咦，你一整天闷在房间里做什么？”

“算不上做什么，虚度光阴而已。看书，看雪。”我从冰箱里拿出瓶啤酒，边往杯里倒边说。

“什么书？”

“西班牙战争的。一五一十写得相当详细，而且含有各种各样的启发性。”西班牙战争的确是极富启发性的战争，过去确曾有过这样的战争。

“我说，可别以为奇怪。”她说。

“奇怪什么？”我反问道，“你说的奇怪，指的是你来这里？”

“嗯。”

我手拿酒杯在床边坐下。“奇怪不觉得，吃惊倒有一点，主要还是高兴。正闷得发慌，巴不得有个人说话。”

她站在房间正中，一声不响地脱掉天蓝色坎肩，搭在写字台前的椅背上，以免弄皱。然后走到我身旁，并拢双腿坐下。脱去外装后，她显得有些弱不禁风。我把手搂在她肩上。她把头靠在我肩头，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鼻而来。洁白的衬衣棱角分明。两人这样待了五分钟。我纹丝不动地搂她的肩，她靠着我的肩闭目合眼，仿佛睡熟似的静静呼吸。雪花仍然飘飘洒洒，淹没了街上的一切声响，四下万籁俱寂。

我想她大概很累，想找地方稍事歇息，而我就像棵落脚树似的。她的疲劳使我感到有些不忍。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疲劳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不过转念想来，疲劳这东西的降临与美丑、与年龄并无关系，如同暴雨、地震、雷电、洪水的发生一样。

五分钟后，她扬起脸，离开我身边，拿起衣服穿上，重新坐回沙发，摆弄小指上的戒指。穿上外衣，她看上去又有点紧张，而且给人一种陌生感。

我依然坐在床边看着她。

“对了，你在十六楼碰见怪事那回，”我试着问，“当时你有没有做和平时不同的事？上电梯之前，或上电梯之后？”

她略歪起脖子想了想。“这……有没有呢？我想没做什么不一样的事……记不起来了。”

“没有什么和平常不同的征兆之类？”

“没有呀，”说着，她耸了耸肩，“没有任何反常。乘的是普普通通的电梯，只是门开时一片黑暗，没别的呀！”

我点点头：“噢，今天找个地方一块儿吃饭可好？”

她摇头说：“对不起，请原谅，今天有个约会。”

“明天呢？”

“明天要去游泳学校。”

“游泳学校，”我说着，笑了笑，“古代埃及也有游泳学校，知道吗？”

“哪里知道那么多！”她说，“骗人吧？”

“真的。因为工作关系，查过一次资料。”我说。但就算是真的，于现在也毫无关系。

她瞥一眼表，起身说了声“谢谢”，然后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溜出门外，走了。这是我今天惟一的收获。微不足道的收获。然而古代埃及人恐怕也是从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发掘喜悦，度过微不足道的人生，最后告别尘世的。同时也练习游泳，或做木乃伊。而诸如此类的积累，人们便称之为文明。

9

十一点时，终于无事可做了，能做的都已彻底做完：指甲剪了，澡洗了，耳垢清除了，电视新闻看了，俯卧撑和伸腰运动做了，晚饭吃了，书也看到最后一页了。就是没有睡意。本打算再乘一次职工专用电梯，但为时尚早。要等职工销声匿迹，得过十二点才行。

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到二十六楼酒吧去。在这里，我一边观赏窗外雪花飘舞的沉沉夜幕，一边喝着马丁尼酒遥想古代的埃及人。古埃及人的生涯究竟是怎样的呢？到游泳学校去的是一些怎样的人呢？大约是法老家族和贵族那些达官贵人吧？时髦而有钱的埃及人。人们或许是为这些人而把尼罗河截留一段或用其他办法修建游泳池，并在那里教授高雅优美的游泳姿势吧？大概有位如同我那位当电影演员的朋友一般举止得体的教师，以煞有介事的神情对那些显贵说道：“很好，殿下，这样很好。不过我想如果您能把做自由泳姿势的右手再略微伸直一些，恐怕就尽善尽美了。”

那场面我想像得出来：墨水一般黛蓝色的尼罗河，金光闪闪的骄阳（当然那一带可能有芦苇棚），驱逐鳄鱼和平民的持枪武士，随风起伏的芦苇，法老的王子们。还有王女，她们怎么样呢？女孩也学游泳？例如克娄巴特拉，俨然朱迪·福斯特一般正值妙龄的克娄巴特拉，她在看见我的朋友——那位游泳教师——时也会魂不守舍吗？恐怕也在所难免，因为那才是他存在的理由。

最好拍制这样一部影片，我想，那样的话，看一遍也值得。

其实游泳教师并非出身低贱之人。以色列或亚述一带有个王子，战败后被押往埃及，沦为奴隶。但即使沦为奴隶之后他也丝毫不减其迷人的风采。这方面同查尔顿·赫斯顿以及柯克·道格拉斯之流大不一样。他露出莹白的牙齿，微微而笑，小便也不失优雅。仿佛即将拿起尤克里里琴，站在尼罗河畔唱起《夏威夷草裙舞少女》。这种角色非他莫属。

某日，法老一行从他面前通过。当时他正在河边割芦苇，突然见一条船翻在河心。他毫不犹豫地“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以华丽的自由泳游上前去，在同鳄鱼搏斗当中将小女孩抢回，其姿势委实潇洒，恰如他在科学实验小组上点燃煤气喷灯时一样。法老看在眼里，不禁为之动情，于是决定让这位青年担任王子们的游泳教师。前任教师由于出言鄙俗，一周前刚被投入无底井中。这样，他成了王子游泳学校的老师。他风流倜傥，众人无不一见倾心。每到夜晚，宫女们便浑身上下涂满香料，蹑手蹑脚钻到他床上。王子王女们也对他心悦诚服。于是，银幕推出《泳装女王》和《王子和我》合而为一那样的美轮美奂的场面。他和王子王女们展示水上芭蕾般的泳姿，庆贺法老的生日。法老乐不可支，他的身价亦随之上升。但他从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始终谦恭如一，并且总是面带笑容，小便也优雅脱俗。每次宫女上床，他都百般爱抚，达一小时之久，使其心满意足，结束后还不忘抚摸其头发说一声“太幸福了”，其关切可谓无微不至。

与埃及宫女同衾共枕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想了一下，未出现具体场景。勉力想像良久，浮现出来的也不外乎二十世纪福克斯的《埃及艳后》，那是由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顿和雷克斯·哈里逊出演的影片，糟糕得简直令人作呕：一群好莱坞式的卖弄异国情调的长腿黑皮肤女郎，手拿长柄扇子“呼啦呼啦”地为伊丽莎白·泰勒扇风送凉。就是她们做出各种寡廉鲜耻的色情姿势供他寻欢作乐。埃及女子干这种勾当倒是拿手好戏。

于是，福克斯版的克娄巴特拉为他心醉神迷，难以自持。

情节也许无足为奇，但舍此不能成其为电影。

他对克娄巴特拉也同样钟情。

不过，钟情于克娄巴特拉的并非他一人。肤色漆黑的阿比西尼亚王子也因为迷恋她而心神不定，甚至一想起她便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这一角色无论如何只能由迈克尔·杰克逊扮演。那王子痴情之至，竟远从阿比西尼亚穿过大沙漠赶来埃及。途中，在沙漠商队的篝火前，手拿铃鼓边唱《比利·金》边摇身起舞，眼睛在银星的辉映下闪闪发光。自不待言，游泳教师同迈克尔·杰克逊之间发生了一场纠葛，情场上短兵相接。

正想到这里，男侍走来，很难为情地告诉我快到关门时间了，并道歉说对不起。我一看表，已经是十二点十五分。没走的客人只我自己。四周已被男侍大体拾掇妥当。罢了罢了，我不由心想，自己怎么花如此长的时间想如此无聊的东西，荒唐透顶，怕是神经出了问题。我在账单上签了字，端起剩下的马丁尼酒一饮而尽，起身走出酒吧，双手插进衣袋，等待电梯开来。

问题是，按传统习俗，克娄巴特拉必须同弟弟结婚——这幻想中的电影镜头不仅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排除，反而层出不穷。弟弟性格懦弱而孤独多疑，应该是谁呢？莫非艾伦？那一来就成了一场喜剧。此人在宫中不时讲些不好笑的笑话，并用塑料锤敲击自家头颅，不行。

弟弟以后再说吧。法老还是劳伦斯合适。此君先天性头痛，无时不用食指尖按压太阳穴。对于不合其意之人，或投入无底深井，或使之在尼罗河里同鳄鱼死拼。狡黠而残酷。甚至把人割去眼皮后放逐沙漠。

想到这里，电梯门开了，悄然而倏然地。我步入其中，按十五楼钮，随后继续遐想。本来不愿再想，却硬是控制不住。

舞台一转，出现渺无人烟的沙漠。沙漠纵深处的洞穴里，一个被法老驱逐出来的预言者，默默地生活着，孤苦伶仃，无人知晓。尽管被割去眼皮，但他终于挣扎着横穿沙漠，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他身披羊皮，以遮蔽火辣辣的阳光。他终日生活在黑暗里，食昆虫，嚼野草，并用心灵的眼睛预言未来，预言法老即将到来的没落，预言埃及的黄昏，预言世界的嬗变。

是羊男，我想。为什么羊男突然出现在这等地方呢？

门又一次悄然而倏然地打开，我茫然而木然地思考着跨到门外。难道羊男自古埃及时代便已生存于世不成？抑或这一切统统不过是我在头脑中编造出来的无聊幻觉？我依然双手插兜，站在黑暗中冥思不已。

黑暗？

等我意识到时，眼前已漆黑一片，半点光亮也没有。随着电梯门在我身后闭合，四周亦落下了黑漆漆的屏幕。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背景音乐也听不见。《蓝色的爱情》也好，《夏日之恋》也好，全都杳无声息。空气凉飕飕的，夹杂一股霉气味儿。

如此黑暗中，我一个人呆然伫立。

10

这是地地道道的黑暗，地道得近乎可怕。

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无法识别，包括自己的身体，甚至有东西存在这点都感觉不出来，有的只是黑色的虚无。

置身于如此彻底的黑暗，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恍惚成了空洞的概念——肉体融入黑暗而不再拥有实体这一概念，如同外层灵质一般在空中浮现出来。我已经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但尚未觅得新的去处，而在虚无缥缈的宇宙中，在恶梦与现实奇妙的分界线上往来彷徨。

我静立多时，想动也动不得，手脚麻痹了似的，失去了原来的感觉，简直像被压入了深海底层。浓重的黑暗向我施加莫可言喻的压力，沉寂在压迫我的耳鼓。我力图使自己的眼睛多少习惯于黑暗，然而枉费心机。这种黑暗并非眼睛可以逐渐习惯的隐隐约约的黑暗，而是百分之百的黑暗，黑得深不可测，黑得了无间隙，如同用黑色的油画涂料抹了不知多少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袋。右边装着钱夹和自有钥匙，左边是房间钥匙、手帕和一点零币。但这些在黑暗中完全派不上用场。我第一次后悔自己戒烟，否则身上总会带有打火机或火柴。追悔莫及。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往估计有墙壁的那边伸去，黑暗中我感觉到了硬邦邦的竖式平面：是墙壁。墙壁滑溜溜、凉冰冰的，作为海豚宾馆的墙壁未免温度过低。海豚宾馆的墙壁并没有这般冰凉，因为空调设施无时无刻不将空气保持得和煦如春。我对自己说道：要冷静，慢慢想想看。

冷静思考。

于是我首先想到，眼前的事态同女孩遭遇的一模一样，自己不过步其后尘，故无须害怕。她都能做到一个人临阵有余，更何况我，当然不在话下。要冷静，只要像她那样行动即可。这家宾馆里潜伏着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又可能与我本身有关。毫无疑问，它同原来的海豚宾馆密不可分。惟其如此，我才来到这里，是吧？是的。我必须像她那样行动，把她没看到的东西弄个水落石出。

怕吗？

怕。

罢了罢了，我想。是怕，货真价实的怕，宛若被人剥得精光。心烦意乱。凝重的黑暗使得暴力的粒子飘浮在我的周围，并且像海蛇一样飞快地扭动身子偷偷朝我袭来，而我连分辨都不可能。一股无可救药的虚脱感俘虏了我，我觉得似乎身上所有的毛细孔都在黑暗中暴露无遗。衬衣吃透了冷汗，几乎滴下水来。喉头干得冒烟，连吞口唾沫都远非易事。

到底是哪里呢？不是海豚宾馆。绝对不是，绝对！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现已翻山越岭，完全走进了某个奇特的场所。我闭上眼，反复做了几次深长的呼吸。

说来荒唐，我真想听一听保尔·莫里亚那由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的《蓝色的爱情》。假如现在能够听到那首背景音乐，该是何等幸福，该获得何等大的勇气！理查德·克莱德曼也可以，眼下倒可以忍受。罗斯·英迪奥兹·塔巴赫拉斯也好，胡塞·菲里西亚诺也好，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好，塞尔西奥·门迪斯也好，“帕特里克家庭”也好，1910水果胶姆糖公司也好，眼下都可忍受，只要是音乐就想听。太寂静了！即使米琪·米拉合唱团也可忍受，哪怕安迪·威廉姆斯和阿尔·玛尔蒂诺的二重唱也不妨一听。

算了！我喝令自己。简直胡思乱想。然而又不能什么都不想。只要想即可，总得用什么将脑袋里的空白填满。恐怖之故。恐怖已潜入空白之中。

在篝火前手敲铃鼓跳《比利·金》的迈克尔·杰克逊。甚至骆驼们都听得忘乎所以。

头脑有点混乱。

头脑有点混乱。

我的思考在黑暗中发出轻微的回响。思考发出回响。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将所有无聊的意象从头脑中一扫而空，如此永无休止如何得了！必须采取行动，对吧？不是为此才来到这里的吗？

我下定决心，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向右慢慢迈步。但腿脚还是不能运用自如，似乎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肌肉和神经也不能巧妙配合。本来我想动腿，而腿实际却没动。墨汁般的黑暗将我紧紧包在中间，进退不得。黑暗无尽无休地延展开去，怕要一直达到地球的核心。我是朝着地核迈进，而且一旦到达，便再也无法重返地表。还是想点其他的吧！如若什么也不想，恐怖感势必变本加厉地纠缠不放。接着想那电影情节好了。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到羊男出场那里。但沙漠画面又到此为止，镜头重新拉回法老宫殿，金碧辉煌的宫殿，整个非洲的财富尽皆集中于此。努比亚奴隶黑压压地跪倒在地，正中端坐着法老。画外回响着类似米克洛斯·鲁兹风格的音乐。法老显然焦躁不安。“埃及有什么正在腐败，”他想，“而且就在这宫殿里，宫殿里正在发生异常现象。我已清楚感觉到了，务必一追到底！”

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并且思忖，那女孩居然能做到这般地步，实在令人佩服。在猝不及防地被投入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后，居然能独自前往黑暗深处探个究竟。就连我——况且我已事先听说过有这样一个离奇的冥冥世界——都如此心惊胆战，假如在事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闯入这等境地，恐怕一步都前进不得，只能大气不敢出地久久呆立在电梯门前。

我开始想她，想像她身穿游泳比赛用的滑溜溜的黑色泳衣，在游泳学校练习游泳的情景。那里也有我那位当电影演员的老同学，而且她也对他痴情得不可收拾。每次他纠正自由式游泳的右手伸展姿势，她都用痴迷的眼神看着我的朋友。夜晚便也钻到他床上去。我伤心，甚至很受打击。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她对他还丝毫谈不上了解。他仅仅风度优雅，对人亲切而已。可能对你甜言蜜语，使你进入极乐园地，但终究只是亲切，只是云雨前的爱抚。

走廊向右拐。

如她所言。但在我脑海里，她仍在和我的同学睡觉。他轻手轻脚地脱去她的衣服，对她身体的每一部位都赞不绝口，那也并非溢美之词。乖乖，这家伙真有两手。但转而又气愤起来：阴差阳错！

走廊向右拐。

我继续手扶墙壁，向右拐弯。远处现出小小的光亮，若明若暗，犹如透过好几层窗纱泄露出来的微光。

如她所言。

我的同学开始百般温存地吻她的裸体。从脖颈到乳房，缓缓而下。镜头对着他的脸和她的背。随即镜头一转，推出她的脸，然而不是她，不是海豚宾馆服务台的那个女孩，而是喜喜的脸，是过去同我一起住海豚宾馆、有一对绝妙耳轮的高级妓女喜喜，是从我的生活中默然消逝的喜喜。我的同学在同喜喜睡觉。这是电影中一个实实在在的画面，剪接也十分得当，甚至无懈可击——说是平庸也未尝不可。两人在公寓房间里相抱而卧。光线从百页窗泻入。喜喜。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时空混乱。

时空混乱。

我朝着光亮前进。刚一迈步，脑海中的图像倏然消失。

淡出。

我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扶壁前行。我决意什么也不再想，想也无济于事，无非把时间拉长罢了。我摈除一切思虑，全神贯注地向前移动脚步，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光亮隐约映照四周，但还不至于看清是何场所。只见有一扇门，未曾见过的门。不错，如她所言。木制的门，门上有号码牌。但数字无法辨认，光线太弱，牌又太脏。总之这里不是海豚宾馆，海豚宾馆不会有如此古旧的门，而且空气的质量也不同。这是一股什么气味呢？简直同废纸堆的味道无异。光亮不时地摇摇晃晃，估计是烛光。

我站在门前，对着那光亮相看了半天。

接着又想回服务台那女孩身上。我蓦地后悔起来：当时索性同她睡了或许更好。难道我还能重返那个现实中去吗？还能够同那个女孩约会一次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对现实世界以至游泳学校感到嫉妒。准确说来也许不是嫉妒，而是被扩大被扭曲了的后悔之念，但从表面看来却同嫉妒无异，至少我在这黑暗中是这样感觉的。罢了罢了，我怎么会在这等场所产生妒意呢？我已经好久不知嫉妒为何物了。我是一个几乎不具有嫉妒情感的人，我只关注我自己，谈不上所谓嫉妒，然而现在却腾起一股意想不到的强烈妒意，而且是对游泳学校。

傻瓜！有哪个人会嫉妒游泳学校呢？闻所未闻。

我咽了口唾液，声音居然大得犹如铁棍敲击油桶。其实充其量不过咽口唾液而已。

声音发出奇妙的回响，如她所言。对了，我得敲门，敲门。于是我敲了敲——毅然决然地、微乎其微地，细微得生怕里边听见。不料发出的声音却极其巨大，且如死本身那样滞重、那样冷峻。

我屏息静等。

沉默。同她那时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或许五秒，或许一分。时间在黑暗中也不循规蹈矩，或摇摆，或延长，或凝缩。我本身也在黑暗中摇摆、延长、凝缩。随着时间的变形，我本身也在变形，活像哈哈镜照出来的。

随后，传来了那声音——加重了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衣服相摩擦的声音。有什么从地上站立起来。脚步响。朝这边缓缓接近。“嚓——嚓——”拖鞋拖地般的声响。有什么走来，“但不是人”，她说过。如她所言。确不是人的脚步声，是别的什么，现实中不存在的什么——然而这里存在。

我没有逃跑，只觉得汗流浃背。奇怪的是随着那足音的逼近，恐怖感反而减弱下来。不要紧，我想。并且可以清楚地感到这不是邪恶之物。无须害怕，只管见机行事，不足为惧。于是我沉浸在温暖的漩涡中。我紧紧握住门的把手，闭目、敛气。不要紧，不用怕。黑暗中我听到巨大的心音，那是我自己的心音。我被包容在自己的心音之中。我自言自语：何足惧哉！无非相连而已。

脚步声停止了。那个就在我身旁，且看着我。我闭上眼。相连，我想。我同所有的场所相连——尼罗河畔，喜喜，海豚宾馆，过去的摇摆舞曲，浑身涂遍香料的努比亚宫女，定时器“咔咔”作响的定时炸弹，昔日的光亮，昔日的音响，昔日的语声，一切的一切。

“等着你哩！”那个说话了，“一直等着你，进来吧。”

不用睁眼我也知道那个是谁。

是羊男。

11

我们隔着小小的旧茶几交谈起来。小茶几呈圆形，上面只有一支蜡烛，竖在一只没有任何图案的粗糙碟子上。如果说房间还有家具，也不过如此了。椅子也没有，我们只好以书代椅，坐在地板的书堆上。

这是羊男的房间，细细长长。墙壁和天花板的格调同旧海豚宾馆略略相似，但细看之下，则全然不同。尽头处开一窗口，但内侧钉着木板。木板钉上至今，大概经历了很多年月，板缝里积满灰尘，钉头早已生锈。此外别无长物。只是个四角盒子似的房间。没有电灯，没有地毯，没有浴室，没有床。想必他裹着羊皮席地而睡。地板上留一道仅可供一人通过的空间，其余地方全都堆满了旧书旧报旧资料剪辑，而且其颜色全部成了褐色，有的被虫蛀得一塌糊涂，有的七零八落。我大致扫了一眼，全是有关北海道绵羊史方面的，估计是把旧海豚宾馆里的资料一古脑儿集中到了这里。旧海豚宾馆有个资料室模样的房间，里面净是关于羊的资料，由宾馆主人的父亲管理。那两人流落到何处去了呢？

羊男隔着闪动不已的烛光打量我的脸。他那巨幅身影在污迹斑驳的墙壁上摇摇晃晃，那是被放大了的身影。

“好几年没见面了，”他从面罩里看着我说，“可你还没变。瘦了点？”

“是吧，大概瘦了点。”我说。

“外面世界情况怎么样？没发生不寻常的事？在这里待久了，搞不清外面出了什么事。”他说。

我盘起腿，摇摇头说：“一如往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顶多世道复杂一点罢了，还有就是事物的发展速度有点加快。其他大同小异，没有特别变化。”

羊男点点头：“那么说，下次战争还没有开始啰？”

羊男思想中的“上次战争”到底意味着哪一场战争自是不得而知，但我还是摇了一下头。“还没有，”我说，“还没有开始。”

“但不久还是会开始的。”他一边搓着戴手套的双手，一边用没有抑扬起伏的平板语调说道，“要当心。如果你不想被杀掉，那就当心为好。战争这玩意儿笃定有的，任何时候都有，不会没有，看起来没有也一定有。人这种东西，骨子里就是喜欢互相残杀，并且要一直杀到再也杀不动的时候。杀不动时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再杀。这是规律。谁都信任不得，这点一成未变。所以无可奈何。如果你对这些已经生厌，那就只能逃往别的世界。”

他身上的羊皮比以前多少脏了些，毛也变得一缕一条，整个腻乎乎的，脸上的黑色面罩也比我记忆中的破旧寒伧得多，好像临时粗制滥造出来的假面具。不过那也许是这地穴般潮湿的房间和似有若无的微弱灯光映衬的缘故，况且记忆这东西一般都是不准确甚至偏颇的。问题是不仅衣着，羊男本人看上去也比过去疲倦。我觉得四年时间已使他变得苍老憔悴，身体整整缩小了一圈。他不时喟然长叹，且叹声奇妙，有些刺耳，“咕嘟咕嘟”的，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气管里，听起来叫人不大舒坦。

“以为你早会来的，”羊男看着我的脸说，“一直在等你。上次有个人来，以为是你，结果不是。肯定是谁走错路了。奇怪，别人就是走错路也不至于错到这里。也罢，反正我以为你会更早些来的。”

我耸了耸肩：“我以为我早晚要来这里，也不能不来，但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见海豚宾馆，经常梦见，但下决心来这里，却是想了很长时间。”

“是想忘了这里？”

“半途而废。”我老实招供，看了看自己那双烛光摇曳中的手。我有些纳闷，大概是哪里有风进来。“我本来想把大凡可能忘掉的都忘个一干二净，斩断和这里的一切联系，但终究是半途而废。”

“因为你死去的朋友的关系？”

“嗯，我想是他造成的。”

“可归根结蒂，你还是来了。”羊男说。

“是啊，归根结蒂我还是回来了。”我说，“我不可能忘掉这个地方。刚开始忘，便必定有什么让我重新记起。或许这里对我来说是个特殊场所吧。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反正我觉得自己被包含在了这里。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但我是真真切切地这样感觉到的。在梦里我感到有人在这里为我流泪，并且寻求我，所以我才最后下定来这里的决心。喂，这里到底是哪里？”

羊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摇了摇头：“详细的我也不知道。这里非常宽敞，也非常幽暗。至于有多宽敞有多幽暗，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房间，其他场所一概不知。因此，详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总而言之，你是在该来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对此你大可不必想得过多。大概是某人通过这个场所为你流泪吧，大概是某人在寻求你吧。既然你是那样感觉到的，肯定就是那样。不过这个且不管，反正你现在返回这里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小鸟归巢一样自然而然。反过来说，假如你不想返回，也就等于这地方根本不存在。”说着，羊男嚓嚓有声地搓着双手。墙上的阴影随着他身体的活动而大幅度地摇晃不止，宛如黑色的幽灵劈头盖脑朝我压来，又仿佛是过去的动画片。

“就像小鸟归巢”——经他这么一说，我也似乎觉得确实如此。我来这里不过是随其波逐其流而已。

“喂，说说看，”羊男声音沉静地说，“说说你自己，这里是你的世界，不必有任何顾虑。想说的尽管一吐为快。你肯定有话要说。”

我一面望着墙上的阴影，一面在昏昏然的烛光中向他讲了自己的处境。我确实很久没有如此开怀畅谈自己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如同融化冰块那样缓缓地、逐一地谈着自己，诸如自己怎样维持生计，怎样走投无路，怎样在走投无路之中虚度年华，怎样再不可能衷心爱上任何一个人，怎样失去心灵的震颤，怎样不知道自己应有何求，怎样为同自己有关的事情竭尽全力而又怎样无济于事等等。我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僵化，肌肉组织正在由内而外地逐渐硬化，我为之惶惶不安，而好歹感到同自己相连的场所惟此一处而已。我说我觉得自己似乎包含于此栖身于此，至于这里是何所在却是稀里糊涂，我只是本能地感到，感到自己包含于此栖身于此。

羊男一声不响地倾听我的叙说。他看上去差不多是在打瞌睡，但我刚一止住话头，他立即睁开眼睛。

“不要紧，用不着担心。你的确是包含在海豚宾馆里。”羊男平静地说，“以前一直包含其中栖身其中，以后也将继续栖身下去。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在这里完结。这里是你的场所，始终是。你连着这里，这里连着大家。这里是你的连接点。”

“大家？”

“失去的，和没有失去的，加起来就是大家。一切都以此为中心连在一起。”

我思考了一会羊男的这些话，但未能真正理解话的含意。过于抽象模糊，无法捕捉。我便请他说得具体点，但他没有回答，缄口不语。这是无法加以具体说明的。他轻轻摇了摇头。一摇头，那双假耳朵便呼啦呼啦地摇摆起来，墙上的影子也随之大摇大摆，摇摆得相当厉害，我真担心墙壁本身会猝然倒塌。

“很快你就会理解的，该理解的时候自然会理解。”他说。

“对了，另外还有一点百思不解的，”我说，“就是海豚宾馆的主人为什么偏让新宾馆使用相同的名称呢？”

“为你，”羊男说，“为了使你随时都可以返回。事情很明白：一旦名称换了，你还怎么搞得清该去哪里呢？而现在海豚宾馆就在这里！建筑物变了也好什么变了也好，那些都无所谓，它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等你。所以才把名字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我笑道：“为我？这偌大的宾馆是为我一个人才取名为‘海豚’的？”

“正是。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摇了摇头：“不，不是说奇怪，只是有点吃惊。事情太离谱了，太不像是现实了。”

“是现实。”羊男平静地说，“宾馆是现实，‘海豚宾馆’这块招牌也是现实。对吧？这是现实吧？”他用手指“橐橐”敲着茶几，烛光随之闪闪烁烁。

“我也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大家都很好，都在期望你回来，期望大家整个连成一片。”

我久久地注视着摇曳不定的烛光，一时很难信以为真：“何苦特意为我一个人如此操办？专门为我一个人？”

“因为这里是为你准备的世界。”羊男断然地说，“不必想得那么复杂。只要你有所求，必然有所应。问题在于这里是为你准备的场所，明白？这点你要理解才行，这的确是特殊的事。所以我们才努力管好它，没有遗弃它，以便你顺利找回。如此而已。”

“我真的包含在这里边不成？”

“当然。你包含在这里，我也包含在这里。大家都包含在这里，而这里是你的世界。”羊男说着，朝上竖起一根手指，于是一根巨大的手指在墙壁上赫然现出。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什么？”

“我是羊男嘛。”他发出嘶哑的笑声，“就是你所看到的：披着羊皮，活在人们看不到的世界里。也曾被撵进森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久得快想不起来了。在那以前我曾经是过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从那以来我就不再接触人，尽可能避人耳目。如此一来二去，自然也就接触不到人了。而且不知几时开始，离开森林住进了这里。住在这里，守护这里。我也需要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嘛。就连森林里的野兽都要找地方打盹才行，对吧？”

“那当然。”我随声附和。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连接。对了，就像配电盘似的，可以连接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里是连接点——所以我在这里连接，连得结结实实，以保证不出现七零八落的状态。这就是我的作用。配电盘，连接。将你寻求并已到手的东西连接起来。明白吗？”

“有点儿。”我说。

“那么，”羊男道，“而且，现在你需要我。因为你在困惑，不知道自己寻求什么。你处于抛弃和被抛弃的交界地带，你想去却不知该去的地方。你遗失了很多，把很多连接点一一解开，却又没物色到替代之物，所以你感到困惑感到惶恐，觉得自己无所连接飘零无寄，实际也是如此。你所能连接的地方只有这里。”

我思考了一会，说：“大概是那样的，如你说的那样。我是在抛弃和被抛弃的交界地带，困惑，无所连接，只能连接在这里。”我停顿一下，看着烛光下的手，“其实我也有所感觉，感觉到有什么要同我连接，所以梦中才有人寻求我，为我流泪。我也一定是想同什么相连接，我觉得是这样。喏，我准备从头开始，为此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羊男没有作声，而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于是一股十分滞重的沉默袭来，使人犹如置身于深不可测的洞底。那沉默的重力死死地压进我的双肩，以致我的思维都处于这重力——湿漉漉的重力——的压迫之下，从而裹上了一层深海鱼般令人不快的硬皮。烛火不时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摇曳不已。羊男眼睛朝着烛光那边。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羊男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我。

“为了将自己同某种东西稳妥地连接在一起，你必须尽一切努力。”羊男说，“能否一帆风顺我不知道。我也已经老了，精力不如以前充沛了，不知道能帮你到什么地步，尽力而为就是。不过，就算一帆风顺，你也未见得幸福，这点我无法保证。也许那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处你应该去的地方，底细无可奉告。总之如同你自己刚才说的那样，你看起来已经变得十分坚固。坚固过的东西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况且你也不那么年轻了。”

“如何是好呢，我？”

“这以前你已经失却了很多东西，失却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谁的责任，而在于你所与之密切相连的东西。每当你失去什么，你肯定紧接着把其他什么东西扔在那里，像要留作标记似的。你不该这样做，不该把应留给自己的东西也扔在那里。结果，你自身也因此一点点地受到侵蚀。为什么呢？你何苦做这种事情呢？”

“不明白。”

“可能是迫不得已吧。就像宿命——怎么说呢，想不起合适字眼……”

“倾向。”我试着说。

“对，对对，是倾向，我赞同。即使人生再重复一次，你也必定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倾向。而且倾向这种东西，一旦超过某一阶段，便再也无法挽回，为时已晚。这方面我已经无能为力，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看守这里和连接各种东西。此外一无所能。”

“如何是好呢，我？”我重复刚才的问话。

“刚才我已说了，尽力而为就是，争取把你连接妥当。”羊男说，“但光这样还不够，你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光是静坐空想，那样你永远走投无路，明白吗？”

“明白。”我说，“那么我到底如何是好呢？”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要是考虑这个，脚步势必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就再也爱莫能助了，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部消失，永远消失。那一来，你就只能在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进这边的世界。因此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如何觉得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酥软，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救药。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为惧的。你的确很疲劳，精疲力竭，惶惶不可终日。谁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视墙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继续道，“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这样，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总之一定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思考又发出回响。

“哦，你所说的这边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你说我一旦变得坚固不化，就会从那边的世界陷进这边的世界。可这里不是为我准备的世界吗？这个世界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吗？既然如此，我进入我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妥呢？你不是说这里是现实吗？”

羊男摇摇头，身影又大幅度摇晃起来：“这里所存在的，与那边的还不同。眼下你还不能在这里生活。这里太暗，太大，这点我很难用语言向你解释。刚才我也说了，详情我也不清楚。这里当然是现实，现在你就是在现实中同我交谈，这没有疑问。但是，现实并非只有一个，现实有好几个，现实的可能性也有好几个。我选择了这个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战争，再说我也没有任何应该丢弃的东西。你却不同，你显然还有生命的暖流。所以这里对现在的你还太冷，又没有吃的东西。你不该来这里。”

给羊男如此一说，我感觉到房间的温度正在下降。我把双手插进衣袋，微微打个寒战。

“冷？”羊男问。

我点点头。

“没多少时间了。”羊男说，“时间一长会更冷的，你差不多该走了。这里对你太冷。”

“还有一点无论如何想问一下，刚才突然想到、突然意识到的——我觉得自己在以往的人生中似乎一直在寻求你，似乎在各种场所看到过你的身影，似乎你以各种形式在那里。你的身影朦胧得很，或者只是你的一部分也说不定，但现在回头想来，似乎那就是你的全部，我觉得。”

羊男用手指做了个暧昧的形状：“是的，你说得不错，你想得不错。我始终在这里，我作为影子、作为片断在这里。”

“但我不明白的是，”我说，“今天我如此真切地看到了你的脸面和形体，以往看不见的，现在都看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平静地说，“而且你可以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你才看见了我。”

我不大明白他话里的含意。

“这里难道是死的世界？”我鼓起勇气问道。

“不，”羊男说道，使劲晃了晃肩，吁了口气，“不是的，这里不是什么死的世界。你也罢，我也罢，都好端端地活着，我们两人同样确凿无误地活着。两个人在呼吸、在交谈，这是现实。”

“我不能理解。”

“跳舞就是了，”他说，“此外别无他法。我是很想把一切给你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我无能为力。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跳舞！什么也别想，争取跳得好些再好些，你必须这样做。”

温度急剧下降。我浑身瑟瑟发抖，蓦然觉得这种冷好像经历过，以前在哪里经历过一次这种彻骨生寒的潮乎乎的冷，在久远而遥远的地方，但究竟是哪里则无从记得了。以为依稀记得，结果却忘个精光。脑袋有点麻痹、麻痹而僵化。

麻痹而僵化。

“该走了。”羊男说，“再待下去，身体要冻僵的。不久还会相见，只要你有所求。我一直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他拖着双腿将我送到走廊拐弯处。他一挪步，便发出“嚓——嚓——嚓——”的声响。我对他道声再见，没有握手，没有寒暄，只是道声再见，我们便在黑暗中分手了。他折回细细长长的房间。我朝电梯那边走去。一按电钮，电梯缓缓上升。随即门悄然分开，明亮而柔和的灯光泻进走廊，包拢了我的身体。我走入电梯，靠着电梯壁，一动不动。电梯门自动闭合后，我仍然倚壁呆立。

那么——我想，但“那么”之后就想不下去了。我置身于思考的巨大空白之中，无论去哪里到哪里，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接触不到。如羊男所说，我累了，精疲力竭，惶惶不安，而且孑然一身，如同迷失在森林里的孤儿。

跳吧舞吧！羊男说。

跳吧舞吧！思考发出回声。

跳吧舞吧！我喃喃自语。

接着，我按动十五楼电钮。

从电梯下到十五楼，镶嵌在天花板里的扩音器传出亨利·曼其尼的《月亮河》——是它在迎接我。于是我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到了既不能使我幸福又不肯放我离开的现实世界。

我条件反射地看了看手表，回归时刻是凌晨三时二十分。

那么——我想，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思考发出回声。我喟然叹息。

12

我返回房间，首先在浴缸里放满热水，脱光身子，慢慢沉入水底。但身体很难马上暖和过来。由于已经彻底冷到心里，在热水中一泡，反而更觉得寒冷。我本打算在热水里泡到冷意消失，不料被热水熏得昏昏沉沉，只好爬出浴缸。之后把头顶在窗玻璃上，待稍微凉快一些，拿白兰地倒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旋即上床躺下。我什么也不去想，把头脑清扫一空，一心想睡个好觉，不料事与愿违。入睡绝对没有希望。无奈，只得在僵挺的意识中辗转反侧。不久天光尽晓。这是个阴沉沉的灰色早晨。雪固然未下，但整个天空被阴云遮掩得严实无缝，所有的大街小巷也统统被染得灰蒙蒙一片。触目皆是灰色——落魄之人滞留的落魄街市。

我并不是因为考虑问题才睡不着。我什么也没考虑，也考虑不下去，我的脑袋太累了，然而又无法入睡。我身心的几乎所有部分都渴望入睡，惟独脑袋的一小部分僵固不化，执著地拒绝睡眠，致使神经异常亢奋，焦躁不安，焦躁得就像企图从风驰电掣的特快列车的窗口看清站名时的心情一样——车站临近，心想这回一定要瞪大眼睛看个明白，但无济于事，速度过快，只能望到模模糊糊的字形，看不清具体是何字样。目标稍纵即逝，如此循环往复。车站一个接一个迎面扑来，一个接一个尽是边远的无名小站。列车好几次拉鸣汽笛，其尖厉的回声犹如蜂刺一般刺激我的神经。

如此熬到九点。看准时针指在九点后，我没好气地翻身下床。没办法，这觉无法睡。我进浴室剃胡须，为了彻底剃净，我不得不对自己反复说道：“我现在是在剃须。”剃完，我穿好衣服，梳理几下头发，去宾馆餐厅吃早餐。我在靠窗的座位坐下，要了一份西式早点。我喝了两杯咖啡，嚼了一片烤面包片。面包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咽下去。灰色的云层甚至把面包片也染成了灰色，口里竟有一股灰絮味儿。这是个仿佛预告地球末日来临的天气。我边喝咖啡边看早上的菜谱，总共看了五十遍，但头脑的僵固度还是没有缓解。列车仍在突飞猛进，汽笛仍萦绕耳畔。那种僵固，感觉起来就像牙膏风干后紧紧附着在物体表面一般。我周围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他们把砂糖放入咖啡，往面包上涂黄油，用刀叉切着火腿鸡蛋。碟碗相碰的嘎嘎声此起彼伏，简直同调车场无异。

我猛然想起羊男，此时此刻他也是存在的，他待在这座宾馆某处一个变形的空间里。是的，他是在的，而且想教给我什么，问题是我理解力跟不上。速度太快，而头脑却僵化，无法辨认字迹，能辨认的只有静止的东西。（A）西式早点——果汁饮料（橘汁、葡萄柚汁、番茄汁）、烤面包片，或……有谁在向我搭话，要我回答。是谁呢？我抬起眼睛，见是男侍。他身穿雪白的上衣，手拿咖啡壶，俨然捧一个奖杯。“您要不要换一杯咖啡？”他殷勤地问道，我摇摇头。待他离开，我起身走出餐厅。嘎嘎声仍然在我身后起伏不已。

回到房间，我又一次进入浴室。这回已不再感到冷了。

我在浴槽里缓缓地伸直身子，就像解开绳扣似的徐徐舒展全身每一个关节，指尖也逐个屈伸一番。不错，这是我的身体，我现在是在这里，在真实房间中的真实浴槽里，而没有乘什么特快列车，耳边不闻汽笛声响，无须辨认站名，无须前思后想。

走出浴室上床看表，已经十点半了。也罢也罢，干脆不睡觉，到街上逛逛算了。正如此呆呆思忖之间，睡意陡然袭来，形势于是急转直下，恰如舞台由明转暗一般。一只巨大的灰猿手持大锤，不知从何处闯入房间，不容分说地朝我后脑壳重重一击，我顿时气绝似的坠入昏睡的深渊。

好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四下漆黑，毫无所见。没有背景音乐，没有《月亮河》，没有《蓝色的爱情》，惟有一泻千里的睡眠。“16的下一位数是几？”——有人问我。“41。”——我回答。“睡觉。”——灰猿说。对，我是在睡觉，在坚不可摧的铁球里把身子缩为一团，像只松鼠那样大睡特睡，那是拆毁楼房时用的铁球，中间掏空，我便睡于其中，酣畅淋漓，一泻千里……

有谁在呼唤我。

莫非汽笛？

不，不是，不是的，海鸥们说。

听那声音，似乎有人想用高温炉将铁球烧毁。

不，不是，不是的，海鸥们异口同声地说。竟如希腊戏剧里的合唱团一般。

是电话，我恍然大悟。

海鸥们已无影无踪，没有任何回声。海鸥们为什么无影无踪了呢？

我伸手拿起枕边的电话筒，说了声“喂”。但只听得“嘟”的一声便再无声息，却转而从另一空间发出一连串响声——“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是门铃！有人按门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门铃。”我出声说道。

但海鸥们已不复见，全然不闻一声“正确”的回应。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我披上睡衣，到门口一声没问地打开门。服务台女孩迅速闪身进来，关上门。

后脑壳被灰猿敲击的部位仍在作痛。何必用那么大的劲呢，我想。真狠。我觉得似乎整个脑袋都凹陷了进去。

女孩看看我的睡衣，又看看我的脸，蹙起眉头。

“为什么下午三点钟睡觉？”她问。

“下午三点，”我重复一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呢？”我自己问自己。

“几点睡的，到底？”

我开始想，努力想，但仍是想不起来。

“算啦，别想了。”她失望似的说，然后坐在沙发上，用手轻轻碰一下眼镜框，仔仔细细地审视我的脸，“我说，你这脸怎么这副德性！”

“噢，想必不怎么漂亮。”我说。

“气色难看，还浮肿。莫不是发烧？不要紧吧？”

“没关系。好好睡上一觉就没事了。别担心，原本身体就好。”我说，“你现在休息？”

“嗯。”她说，“来看一眼你的脸，挺有兴趣的。不过要是打扰你，我可这就出去。”

“打扰什么，”说着，我坐到床上，“困得要死，但谈不上打扰。”

“也不胡来？”

“不胡来。”

“人人嘴上都那么说。你可是真的规规矩矩？”

“也许人人胡来，但我不胡来。”我说。

她略一沉吟，像是确认思考结果似的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太阳穴。“或许，我也觉得你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她说。

“况且现在太困，也做不成别的。”我加上一句。

她站起身，脱去天蓝色坎肩，仍像昨天那样搭在椅背上。但这回她没来我身边，而是走到窗前立定，一动不动地望着灰色的天宇。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只穿一件睡袍，脸上又那副德性的缘故。但这没有办法，我毕竟有我的具体情况。我活着的目的并非为了向别人出示一张好看的脸。

“我说，”我开口道，“上次我也说来着，你我之间，总好像有一种息息相通之处，尽管微乎其微。”

“当真？”她不动声色地说，接着大约沉默了三十秒钟，补上一句，“举例说？”

“举例说——”我重复道，但大脑的运转已完全停止，什么也想不起来，哪怕只言片语也搜刮不出，况且那不过是我偶然的感觉——觉得这女孩同我之间有某种尽管细微然而相通的地方。至于举例说、比方说，则无从谈起，不过一觉之念罢了。

“举不上来。”我说，“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进一步归纳，需要阶段性思考、总结、确认。”

“真有你的。”她对着窗口说。那语气，虽无挖苦的含义，但也算不得欣赏，平平淡淡，不偏不倚。

我缩回床，背靠床头注视她的背影。全然不见皱纹的雪白衬衫，藏青色的紧身西装裙，套一层长统丝袜的苗条匀称的双腿。她也被染成灰色，仿佛一张旧照片里的人物像。这光景看起来委实令人心旷神怡。我觉得自己正在同什么一触即合。我甚至有些勃起。这并不坏，灰色的天宇，午后三时，勃起。

我对着她的背影看了许久许久。她回头看我时，我仍然没把视线移开。

“怎么这样盯着人家不放？”

“嫉妒游泳学校。”我说。

她略一歪头，微微笑道：“怪人！”

“怪并不怪，”我说，“只是头脑有些混乱，需要清理思路。”

她走到我旁边，手放在我额头上。

“嗯，不像是有烧。”她说，“好好睡吧，做个美梦。”

我真希望她一直待在这里，我睡觉时她一直待在身旁，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看着她穿上天蓝色坎肩走出房间。她刚一离开，灰猿便手握大锤随后闯进，我本来想说“不要紧，我可以睡了，不用再费那样的麻烦”，但就是开不了口。于是又迎来重重一击。“25的下一位数？”——有人问。“71。”——我回答。“睡了。”——灰猿说。那还用说，我想，受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岂有不睡之理！准确说来是昏睡。旋即，黑暗四面压来。

13

连接点，我想。

那是晚上九点钟，我一个人吃晚饭的时候。晚上八点，我从酣睡中醒来，是突然醒来的，同入睡时一样。不存在睡眠与觉醒的中间地带。睁开眼时，已经处于觉醒的中枢。我感到大脑的活动已彻底恢复正常，被灰猿敲击的后脑壳也不再疼痛。身体全无疲劳之感，寒意也一扫而光。所有一切都可以历历在目。食欲也上来了——莫如说饥不可耐。于是我走进宾馆旁边那家我第一天晚上去过的饮食店，喝酒，吃了好几样下酒菜：烧鱼、炖菜、螃蟹、马铃薯等等，不一而足。店里仍像上次那样拥挤，那样嘈杂。各种烟、各种气味四下弥漫。每个人都在大声吼叫。

需要清理，我想。

连接点？我在这混沌状态中自我询问，并且轻声说出口来，我在寻求，羊男在连接。

我无法充分理解其中的具体含意。这一说法太富于比喻性了，也许只有用比喻手法才能表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羊男不可能故意用这种比喻手法捉弄我并引以为乐。想必他只有用这一字眼才足以表述他的意思，他只能向我示以这种形式。

他说，我通过羊男的世界——通过他的配电盘——同各种人各种事连接起来，而且连接方式正在发生混乱。为什么发生混乱呢？因为我不能准确地寻求，以致无法正常发挥连接功能。

我一边喝酒，一边久久盯视眼前的烟灰缸。

那么喜喜怎么样了呢？我在梦中曾感到过她的存在，是她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她曾经寻求我，惟其如此，我才来到海豚宾馆。然而她的声音再也不能传到我的耳边。呼叫已经中断，无线发报机的插头已被拔掉。

为什么各种情况变得如此模糊不清呢？

因为连接发生了混乱。也许。我必须明确我自己是在寻求什么，然后借助羊男的力量逐一连接妥当。即使情况再模糊不清，也只能咬紧牙关加以整理：解开、接合。我必须使之恢复原状。

到底从哪里开始好呢？哪里都没有抓手。我趴在一堵高高的墙上，周围壁面犹如镜子一般光滑，我无法向任何一处伸手，没有东西可抓，一筹莫展。

我喝了好几瓶酒，付罢款，走到外面。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翩然落下。虽然还算不上地道的大雪，但街上的声响已因之而听起来不同平日。为了醒酒，我决定绕着附近一带走一圈。从哪里开始好呢？我边走边看自己的脚。不成，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求什么，不晓得前进的方向。我已经生锈，锈得动弹不得。如此只身独处，必定逐渐失去自己，我觉得。罢了罢了，现在从哪里开始好呢？总之必须从某处开始才行。服务台那个女孩如何？我对她怀有好感，她和我之间隐约有一种心心相印之处。而且若我有意，同她睡觉也有可能。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从那里可以去哪里呢？估计哪里也去不成，只落得更加失去自己的下场，因为我尚未把握自己寻求的目标。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必然如以前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伤害各种各样同我交往的人。

我在这附近转罢一圈，开始转第二圈。雪静悄悄地下个不停。雪花落在外套上，略一踌躇，随即消失了。我边走边清理脑袋。人们在夜色里吐着白气从我身旁走过。脸冻得有些痛，但我仍像时针一样绕着这一带继续行走，继续思考。妻子的话如同咒语一样粘在我头脑里不走。不过事实也是这样，她并非胡言乱语。如此下去，我难免永远刺激、永远伤害同我往来的人。

“回到月亮上去，你。”说罢，我的女友便一去不回，不，不是去，而是回归，回归到现实这一伟大的世界中去。

于是我想到喜喜。她本来可以成为第一个抓手，然而她的呼叫声已经中断，杳如烟消云散。

从哪里开始好呢？

我闭目合眼，寻求答案。但头脑空空如也，既无羊男，又无鸥群，甚至灰猿也没有，空空荡荡。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形影相吊，没有谁回答我。我将在房里衰老，干瘪，心力交瘁。我已再不能跳舞，一片凄凉光景。

站名怎么也辨认不清。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但答案第二天下午从天而降，仍像往日那样毫无任何预兆，突如其来，犹如灰猿的一击。

14

奇妙的是——或许不那么奇妙——这天晚上十二点，我一上床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是早晨八点。觉睡得乱了章法，但醒来的时间却恰到好处，好像转了一周又回到原地。但觉神清气爽。肚子也饿了。于是我走到炸面圈店，喝了两杯咖啡，吃了两个炸面圈，然后在街上信步而行。路面冰封雪冻，柔软的雪花宛似无数羽毛，无声无息地飞飞扬扬。天空依然阴云低垂，了无间隙。虽说算不上散步佳日，但如此在街上行走之间，确乎感到精神的解脱和舒展。这段时间里一直使我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不翼而飞，就连凛冽的寒气也叫人觉得舒坦，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边走边感到不可思议。事情并未获得任何解决，为什么心情如此之佳呢？

走了一个小时后返回宾馆，眼镜女孩正在服务台里，除她以外，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在接待客人。她在打电话，把话筒贴在耳朵上，面带营业性微笑，手指夹着圆珠笔，下意识地转来转去。见她这副样子，我不由很想向她搭话——无论什么话。最好是空洞无聊的废话，插科打诨的傻话。于是凑到她跟前，静等她把电话打完。她用疑惑的目光掠了我一眼，但那恰到好处的营业性人工微笑犹然挂在脸上。

“请问有什么事吗？”放下电话，她向我持重而客气地问道。

我清了清喉咙：“是这样，我听说昨天晚上附近一所游泳学校里有两个女孩被鳄鱼吞到肚里去了，这可是真的？”我尽可能装出郑重其事的表情信口胡诌。

“这——怎么说好呢？”她仍然面带浑如精美的人造花一般的营业性微笑答道，但那眼神分明显示出愠怒，脸颊微微泛红，鼻翼略略鼓起，“那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听到。恕我冒昧，会不会是您听错了呢？”

“那鳄鱼大得不得了，据目击者说，足足有沃尔沃(1)牌旅游车那么大。它突然撞破天窗玻璃飞扑进来，一口就把两个女孩囫囵吞了进去，还顺便吃掉半棵椰子树，这才逃之夭夭。不知逮住没有？假如逮不住而让它跑到外面去……”

“对不起，”女孩不动声色地打断我的话，“您若是乐意，请直接给警察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如何？我想那样更容易问得清楚。或者出大门往右拐一直走过去有个派出所，去那里打听也是可以的。”

“倒也是，那就试试好了。”我说，“谢谢，智力看来与您同在。”

“过奖过奖。”她用手碰一下眼镜腿，冷冷地说道。

回到房间不一会儿，她打来电话。

“什么名堂，那是？”她强压怒火似的低声说，“前几天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工作当中不要胡闹。我不喜欢我工作时你无事生非。”

“是我不对，”我老实道歉，“其实只是想和你说话，说什么都好，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也许我开的玩笑无聊透顶，但问题不在于玩笑的内容。无非是想同你说话，以为并不至于给你造成很大麻烦。”

“紧张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工作时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你别干扰。不是说定了吗？不要盯住看我。”

“没盯住看，只是搭话。”

“那，往后别这样搭话，拜托了。”

“一言为定。不搭话，不看，像花岗岩一样乖乖地一动不动。哦，今晚你可有空？今天可是去登山学校的日子？”

“登山学校？”她说着叹息一声，“开玩笑，是吧？”

“嗯，是玩笑。”

“我这人，对这类玩笑有时候反应不过来的。什么登山学校，哈哈哈。”

她那三声“哈哈哈”十分枯燥单调，活像在念黑板上的字，随后，她放下电话。

我坐着不动等了三十分钟，再没电话打来。是生气了！我的幽默感往往不被对方理解，正如我的一丝不苟精神时常被对方完全误解一样。由于想不出有别的事可做，只好又去外头散步。若时来运转，说不定会遇到什么，或有新的发现。较之无所事事，还是动一动好，试一试好。但愿智力与我同在。

马不停蹄地走了一个小时，居然一无所获，只落得个四肢冰冷。雪仍下得方兴未艾。十二点半，我走进麦当劳快餐店，吃了一块奶酪牛肉汉堡和一份炸薯条，喝了一杯可口可乐。本来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吃，而有时却又稀里糊涂地用来大饱其腹。大概我的身体结构需要定期摄取低营养食品。

跨出快餐店，又走了三十分钟。惟有雪势变本加厉。我把外套的拉链一直拉到顶，把围巾一圈圈缠到鼻子上端，但还是不胜其寒。小便又憋得够呛，都怪我不该在这么冷的天气喝哪家子的可口可乐。我张望四周，寻觅可能有公厕的所在。路对面有家电影院，虽说破旧不堪，但一处厕所估计总可提供。再说小便之后边看电影边暖暖身子倒也可取，反正时间多得忍无可忍。我便去看预告板上有何电影。正上映的是两部国产片，其中一部叫《一厢情愿》。乖乖，是老同学出演的片子。

处理完一大泡小便后，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罐热咖啡，拿进去看电影，果不其然，场内空空荡荡，煦暖如春。我落下座，边喝咖啡边看那银幕。原来《一厢情愿》开映已有三十分钟，不过开始那三十分钟即使不看，情节我也能猜得万无一失。实际也不出所料：我那同学充当双腿修长、眉清目秀的生物教师。年轻的女主人公正对他怀有恋情，并同样恋得神魂颠倒。而剑术部的一个男孩又对她如醉如痴。那东西说是déjà-vu(2)也未尝不可。如此影片，我当然也造得出来。

不同的是我这老同学（本名叫五反田亮一，当然另有堂而皇之的艺名。说来遗憾，这五反田亮一云云确实不易唤起女孩的共鸣）这回领到的角色比以前略微有了点复杂性。他固然漂亮、固然潇洒，但此外还有过心灵上的创伤。诸如什么参加过学生运动，什么致使恋人怀孕后又将其抛弃等等。创伤种类倒是老生常谈，但毕竟比什么都没有略胜一筹。此等回忆镜头不时插入，手法笨拙得浑如猿猴往墙壁上抹黏土一般。间或有安田礼堂攻守战的实况镜头出现，我真想小声喊一声“赞成”，但自觉未免滑稽，便吞声作罢。

总而言之，五反田演的是那种受过心灵创伤的角色，而且演得甚卖力气。问题是剧本本身差到了极点，导演的才能更是等于零。台词有一半简直拙劣得近乎蒙羞，令人哑然的无聊场面绵绵不断，加之女孩的面孔不时被无端地推出特写镜头，因此无论他怎样显示表演技能，都无法收到整体效果。渐渐地，我感到他有些可怜，甚至不忍再看下去。但转念一想，他送走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向来都是如此令人目不忍视的。

有一处床上戏。周日早上五反田在自己寓所的房间里同一个女郎同床共枕之时，主人公女孩拿着自己做的甜饼什么的进来。好家伙，同我想像的岂非如出一辙。床上的五反田也同样没超越我的想像，极尽爱抚之能事。不失优雅之感的交合，仿佛有香气漾出的腋下，兴奋中零乱不堪的秀发，五反田抚摸时的女性裸背。之后镜头猛然一转，推出那女子的脸。

我不由屏息敛气：déjà-vu。

是喜喜。我在座位上浑身僵固了一般。后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瓶子滚地声响。喜喜！同我在黑暗的走廊中空想的情景一模一样。喜喜的的确确在同五反田贪枕席之欢。

连接上了，我想。

∗∗∗

喜喜出现的镜头只此一组：星期天早上她同五反田睡觉。周六晚间五反田在一处喝得酩酊大醉，遂将萍水相逢的她领到自己房间睡了，早上再温存一番。正当此时，主人公女孩——他的学生突然赶来，不巧的是门忘了锁死。就是这一场面。喜喜的台词也只有一句：“你这是怎么了？”是在主人公女孩狼狈逃走后、五反田茫然若失时，喜喜这样说的。台词平庸粗俗，但这是她吐出的惟一话语。

“你这是怎么了？”

至于这声音是否出自喜喜之口，我无法肯定。一来我对喜喜声音的记忆不很准确，二来电影院扩音器的音质也一塌糊涂。但我对她的身体记忆犹新。背部的形状、颈项以及光洁的乳房一如我记忆中的喜喜。我依然四肢僵挺地盯视着银幕。从时间来说，那组镜头我想差不多有五六分钟。她在五反田的拥抱、爱抚下，心神荡漾似的闭目合眼，嘴唇微微颤抖，并且轻轻叹息。我判断不出那是不是演技。想必是演技，毕竟是演电影。然而我又绝对不能接受喜喜演戏这一事情本身，心里迷惘混乱。因为，倘若不是演技，那便是她果真陶醉在五反田的怀抱里；而如果是演技，则她在我心目中存在的意义就将土崩瓦解。是的，不应该是什么演技。不管怎样，反正我对这电影嫉妒得发狂。

游泳学校、电影，我开始嫉妒各种东西。莫非是好的征兆不成？

接下去是主人公女孩开门的场面，目睹两人赤裸裸地相抱而卧，屏息，闭目，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五反田茫然神情的特写。淡出。

喜喜的出场仅此而已。我不再理会什么情节，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不放。可惜她再未出现。她在某处同五反田相识，同他睡觉，参与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随即消失——其角色便是如此。同时和我一样，蓦地出现、瞬间参与、倏忽消失。

影片放罢，灯光复明，音乐流出。但我依然僵僵地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白色的银幕。这难道是现实？电影放完后，我觉得这全然不是现实。为什么喜喜出现在银幕上？况且同五反田在一起！天大的笑话！我有地方出了差错。线路乱了。想像与现实在某处交叉混淆。难道不是只能这样认为吗？

走出电影院，在四周转了一会儿，而头脑一直在想喜喜。“你这是怎么了？”——她在我耳畔反复低语。

这是怎么了呢？

总之那是喜喜，这点毫无疑问，我抱她的时候，她也是神情那般恍惚，嘴唇那般颤抖，喘息那般短促。那根本不是演技，事实便是那样，然而毕竟又是电影。

莫名其妙。

时间过得越长，我的记忆越是变得不可信赖。难道纯属幻觉？

一个半小时后，我再次走进电影院，这回从头看了一遍这《一厢情愿》。周日早晨，五反田怀抱一个女郎，女郎的背影。镜头转过，女郎的脸。是喜喜，千真万确。主人公女孩进来，屏息，闭目，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淡出。

完全相同的重复。

可是电影结束后我还是全然不信。肯定阴差阳错，喜喜怎么能和五反田睡到一个床上呢？

翌日，我三进电影院，再次正襟危坐地看了一遍《一厢情愿》。我急不可耐地静等那组场面的来临。终于来了：周日早晨，五反田抱着一个女郎，女郎的背影。镜头转过，女郎的脸。是喜喜，千真万确。主人公女孩进来，屏息，闭目，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

黑暗中我一声叹息。

好了，是现实，千真万确。连接上了。

(1)Volvo。一种瑞典生产的汽车。

(2)déjà-vu：法语，既视感，似曾相识。

15

我深深蜷缩在电影院的座位上，双手在鼻前交叉，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样的问题：今后如何是好呢？

问题诚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应做之事进行冷静思考，缜密归纳。

要排除连接上的混乱。

的确有什么东西陷入了混乱，这无可怀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织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会出现这种状态，但交织总是事实。必须理清头绪。通过恢复现实性来恢复自己。或许这并非连接上的混乱，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连接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作为我只能抓住这条线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断。这是线索。总之要动，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断跳舞，并跳得使大家心悦诚服。

要跳要舞，羊男说。

要跳要舞，思考发出回声。

不管怎样，我得返回东京。在这里再待下去也于事无补。探访海豚宾馆的目的尽已达到，必须回东京重整旗鼓，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拉上衣链，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围巾缠上鼻端，走出电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个街市如同冻僵的尸体一样没有半点活气。

回到宾馆，我当即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打电话，预订下午飞往羽田(1)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临起飞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吗？”负责订票的女性说道。我答说不要紧。一旦决定回去，恨不得马上飞到东京。接着，我收拾好东西，去下边结账。然后走到服务台前，将眼镜女孩叫到租借处那里。

“有点急事，得马上回东京。”我说。

“多谢您光顾，下次请再来。”女孩脸上漾起精美的营业性笑容说道。我以为突然提出回去对她可能多少是个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说，“还会来的，不久的将来。那时两人慢慢吃顿饭，尽情畅谈一番。我有很多话要好好跟你谈谈，但眼下必须回东京归纳整理，包括阶段性思考，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综合性展望。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结束，我就回到这里。不知要花上几个月，但我肯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对我……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特殊场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这一声，相对而言，更带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这一声，总的来说更趋向于肯定，“我这些话，在你听来怕是傻里傻气的啰？”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说，“只不过对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考虑不好罢了。”

“我想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还会相见的。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力图说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说服。“你不这样感觉？”我问。

她只是拿圆珠笔头在桌面上“咚咚”敲着，没有回答我的话。“那么说，下一班飞机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这样，只要肯起飞的话。不过赶上这种天气，情况很难预料。”

“要是乘下一班飞机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应？”

“没问题。”

“有个十三岁小女孩必须单独回东京。她母亲有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剩这孩子一个人在宾馆里。麻烦你一下，把这孩子一道带回东京去好吗？一来她行李不少，二来她一个人坐飞机也叫人放心不下。”

“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得得！”

∗∗∗

她给全日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的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她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意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十二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十分钟后，小女孩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十三岁女孩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2)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鲁亚克(3)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鲁亚克。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说。

“不像看上去那么坏。”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有愧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吝啬鬼爷爷。

吝啬鬼爷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三十四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侍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开往机场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场，她始终没朝我这边斜视一眼。

不像话，我想。后来才得知，雪确实是她的真名，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是她信口胡说，因而颇有些不悦。她时而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个人咀嚼不已，让都没让我一下，其实我并非馋什么口香糖，只是觉得出于礼节也该让一下才是。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伧不堪的老不死。无奈，只好深深缩进座席，闭起双眼回想往事，回想像她那般年纪的岁月。说起来，当时自己也搜集流行音乐唱片——四十五转速的唱片来着。有查尔斯的《旅行去，杰克》，有纳尔逊的《浪迹萍踪》，有布伦达的《难道我孤独》等等，足有一百张之多。每天都翻来覆去地听，听得歌词都能背下来。我在头脑中试着想了一下《浪迹萍踪》，居然全部记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歌词本身倒是无聊透顶，但现在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年轻时的记忆力委实非同小可，无谓的东西竟记得这般一清二楚。

And the China doll

Down in old Hong Kong

Waits for my return(4)

同脱尔金·黑兹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5)。

∗∗∗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概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却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十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三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袖珍本的福克纳(6)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四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要在这等地方等四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积极思考的力量。如此积极想了五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车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但租的是辆“皇冠”。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五分钟赶到租车公司服务处，领出“皇冠”的钥匙。服务处距机场开车十来分钟。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三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吗？”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车后，随即在雪花飘舞的路上漫无目的地缓缓驱车前行。雪从挎包里取出磁带，放进车内音响，按动开关。大卫·鲍伊唱的《中国少女》，其次是菲尔·科林斯、“星船”、托马斯·杜比、汤姆·佩蒂和“伤心人”、霍尔和欧茨、“双子座”、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几岁女孩喜欢听的音乐。“滚石”唱了《跳摇摆舞去》。“这支歌我知道，”我说，“过去由米拉库尔兹唱来着，斯莫基·罗宾逊和米拉库尔兹。那还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呃。”雪显得兴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摇摆舞。”我随声唱道。

接下去是麦卡特尼和迈克尔·杰克逊唱的《说哟说哟快说哟》。路上跑的车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车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扫落下去。车内很暖和。摇摆舞曲听起来蛮舒服，就连杜兰·杜兰也令人心神荡漾。我感到一阵身心舒展，不时地附和着哼唱几句，在笔直的路上驱车前往。雪看上去情绪也有所好转。这盘九十分钟的磁带听完，她的目光落在我从租车处借来的磁带上：“那是什么？”我答说是“老歌”里的，在返回机场的路上用来听着消磨时间。“想听一下。”她说。

“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全是旧曲子。”

“无所谓，什么都行。这十多天听的全是同一盘磁带。”

于是我将磁带塞进去。首先是萨姆·库克的《美妙世界》——“管它什么历史，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支歌不错。萨姆，在我初中三年级时他遇枪击而死。接下去是巴迪·霍里的《男孩》，巴迪也死了，死于空难；博比·达林的《在海上》，博比也死了；“猫王”埃尔维斯的《猎狗》，埃尔维斯也死了，死于吸毒。都死了。再往下是查克·贝里唱的《甜蜜可爱的十六岁》，艾迪·克库拉西的《夏令布鲁斯》，埃弗利兄弟的《起来哟，思齐》。

我碰到记得的部分，便随之哼唱。

“你还真记得不少。”雪钦佩似的说。

“那当然。过去我也和你同样喜欢听摇滚乐。”我说，“差不多和你同样年龄的时候，整天抱着收音机不放，攒零花钱去买唱片。摇滚乐——当时以为天底下再没有比它更美妙的东西了，一听就忘乎所以。”

“现在呢？”

“现在也还听，还是有我喜欢的，但不至于倾心到背得下歌词的地步，不像过去那样激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告诉我。”雪说。

“大概是因为听得出好的不多吧。”我说，“真正好的少之又少。什么都是这样。书也好电影也好音乐会也好，真正好的不多，摇滚乐也是。听一个小时收音机至多能听到一支好的，其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垃圾。但过去可没想得这样认真，听什么都觉得开心。年轻，时间多的是，还谈着恋爱。再无聊的东西，再细小的事情，都可以用来寄托自己颤抖的心灵和情思。我说的你可明白？”

“多多少少。”

迪尔·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来》旋律响起，我跟着唱了一会。“挺无聊吧？”我问。

“不，还可以。”她说。

“还可以。”我重复道。

“现在还没谈恋爱？”雪问。

我认真思考片刻。“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说，“你有喜欢的男孩子？”

“没有，”她说，“讨厌的家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说。

“还是听音乐开心。”

“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说着，雪眯缝起眼睛，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理解。”我说，“人们称之为逃避行为。那也无所谓，由人们说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那就尽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那样的家伙干脆喂大鳄鱼去好了。过去在你这样的年纪我就这样想，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或许因为我作为一个人还没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远正确。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吉米·吉尔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从唇间吹着口哨，驱车前行。路的左侧，雪白的原野横无涯际。“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馏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一九六四年。

“喔，”雪说，“你好像有点与众不同。别人不这样说？”

“哪里。”我否定道。

“结婚了？”

“一次。”

“离了？”

“嗯。”

“为什么？”

“她离家跑了。”

“真的，这？”

“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怜。”她说。

“谢谢。”

“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么个理解法儿？”我问。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我其实也并非想听。

“嗯，吃口香糖？”雪问。

“谢谢。可我不要。”

我们的关系稍有改善，一块儿唱起“沙滩男孩”的《冲浪USA》。挑简单的唱，如“inside-outside-U.S.A”等，但很惬意。还一起唱了《救救我，琳达》。我还不至于百无一能，不至于是吝啬鬼爷爷。这时间里，雪花渐渐由大变小。我开车回机场，把钥匙还给租车服务处，然后把行李办了托运，三十分钟后登上机舱。飞机总共晚了五个小时才起飞。起飞不久，雪便睡过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妩媚，仿佛是用现实中所没有的材料制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会毁于瞬间——她属于这种类型的美。空姐来送饮料时，看见她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诧异的神色，并朝我莞尔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掺有汽水的杜松子酒，边喝边想喜喜，在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拥抱的场面。摄影机来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这是怎么了？”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思考发出回声。

(1)东京的机场，主要从事国内航班业务。

(2)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3)美国小说家（1922—1969），“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4)歌词大意：一个中国姑娘，彷徨在古旧的香港，等待我的归航。

(5)与上句意思相同。

(6)美国小说家（1897—1962）。

16

在羽田机场取出行李，我问雪家住哪里。

“箱根。”

“真够远的。”我说。晚上八点都过了，无论乘出租车还是乘什么，从这里回箱根都不是闹着玩的。“在东京没有熟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哪个都行。”

“这些人都没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妈妈来东京时用的。可以去那里住，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家人？除妈妈以外？”

“没有，”雪说，“就我和妈妈两人。”

“唔。”看来这户人家情况颇为复杂，但终究不关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车去我那里，找地方一起吃顿晚饭，吃完用车送你回公寓。这样可好？”

“怎么都好。”她说。

我拦了辆出租车，赶到我在涩谷的寓所，叫雪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房间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装，换上普通衣服：普通轻便运动鞋、普通夹克和普通毛衣。然后下去让雪钻进“斯巴鲁”，开车跑了十五分钟，到得一家意大利风味餐馆吃饭。我吃的是肉丸和蔬菜色拉，她吃贝肉末儿意大利面和菠菜。又要了一盘鱼肉松，两人一分为二。这鱼肉松量相当不小，看样子她饿得够呛，转眼间一扫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馏咖啡。

“好香！”她说。

我告诉她，我最清楚哪里的饭店味道好，并且讲了自己到处物色美食店的工作。

雪默默地听着我的话。

“所以我很了解。”我说，“法国有一种猪，专门哼哼唧唧地寻找地下的蘑菇。我和那猪一样。”

“不大喜欢工作？”

我点点头，说：“不行，怎么也喜欢不来。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饭店，登在刊物上介绍给大家，告诉人家去那里吃那种东西。可是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呢？人家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就行了吗？对吧？为什么偏要你一一指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为什么偏要你连怎样看菜谱都指手划脚一番呢？况且，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为供求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每当发现什么，就把它无微不至地贬低一番。一发现洁白的东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们称之为信息，称把生活空间底朝天过一遍筛子是什么信息的集约化。这种勾当简直烦透人了——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雪一直从桌子对面看着我，活像看什么珍奇动物。

“可你还在干吧？”

“工作嘛。”我说。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对面的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搞的，瞧我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些什么！“走吧！”我说，“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斯巴鲁”，雪拿起身旁随便扔着的磁带，塞进音响。那是我自己转录的老歌乐队的带子，常常一个人边开车边听。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面车少人稀，很快来到赤坂，我便向雪问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诉你。”雪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不想回去。”

“喂，夜里十点都过了。”我说，“整整折腾了一天，比狗还困。”

雪从旁边座席上盯视着我的脸。尽管我一直注视着前方路面，还是感觉得出落在我左侧脸颊上的视线。那视线很不可思议：其中并不含有任何感情，却又使我悸动不已。如此盯视良久，她才转向另一侧车窗的外面。

“我不困。再说现在回房间也是一个人，很想再兜兜风，听听音乐。”

我沉吟一下，说：“一个小时。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觉，好吗？”

“好的。”

我们一面听音乐，一面在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如此做法，带来的结果无非是加速空气污染，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噪音增多，人们神经紧张，地下资源枯竭。雪把头偎在靠背上，一声不响地茫然望着街头夜景。

“听说你母亲在加德满都？”我问道。

“嗯。”她懒慵慵地回答。

“那么，母亲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喽！”

“回箱根倒是有一个帮忙的老婆婆。”

“唔，”我说，“常有这种情况？”

“你指的是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常有的呀，她那人，脑袋里装的全是她的照片。人是没有坏心，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只考虑她自己，有我没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好比一把伞，她走到哪忘到哪。兴致一来说走就走。一旦起了去加德满都的念头，脑袋里就只有加德满都。当然事后也反省也道歉，但马上又故伎重演。这次心血来潮地把我带去北海道，带去自然好，可我只能整天在宾馆房间里听单放机，妈妈几乎顾不得回来，吃饭也我一个人……但我已经习惯了。就说这回吧，她说是说一个星期后回来，实际也指望不得，谁晓得从加德满都又去什么地方！”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问。

她说出母亲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好像没听说过。”我说。

“另有工作用名。”雪说，“工作中一直用‘雨’这个名字，所以才把我搞成‘雪’。你不觉得滑稽？就是这样的人。”

提起雨我倒是晓得，任何人都晓得，这是个大名鼎鼎的女摄影家，但她从不在电视报纸上抛头露面，从不介入社会，本名叫什么几乎无人知晓，只知道她独来独往，自行其是，摄影作品角度尖锐，富有攻击性。我摇了摇头。

“那么说，你父亲是小说家？叫牧村拓，大致不错吧？”

雪耸了耸肩：“那人也不是坏人，才华可是没有。”

雪的父亲写的小说，过去我读过几本。年轻时写的两部长篇和一部短篇集的确不坏，文笔和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书也还算畅销，本人也俨然成了文坛宠儿，接连不断地出现在电视杂志等各种画面场面，对所有的社会现象评头品足，并和当时崭露头角的摄影家雨结了婚。这是他一生的顶点，后来便江河日下。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缘由，而他却突然写不出像样东西来了。接着写的两三本，简直无法卒读。评论家们不赞一词，书也无人问津。此后，牧村拓一改往日风格，从浪漫纯情的青春小说作家突然变成大胆拓新的超前派人物，但内容的空洞无物却并无改变。文体也是拾人牙慧，不过是仿照法国一些超前卫派小说，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而已，简直惨不忍读。尽管如此，几个想像力枯竭的新型好事评论家居然赞扬了一番。两年过后，连这几个评论家大概也觉得自讨没趣，再不鼓吹了。至于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我固然无从知晓，总之他的才华已在最初三本书里耗费一空。不过文章还做得出来，因此仍在文坛周边团团打转，犹如一条被阉割的狗只凭过去的记忆在母狗屁股后嗅来嗅去。那时雨已经同他离婚——准确说来，是把他甩了，至少社会上都这样认为。

然而牧村拓并未就此鸣金收兵，而以探险家这块招牌向新的领域施展拳脚。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滚蛋去吧超前派，如今时髦的是行动与探险。于是围绕世界上鲜为人知的地带大做文章。他同爱斯基摩人一起吃海豹，在非洲同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去南美采访游击战，并且咄咄逼人地抨击书斋型作家。起始这样还未尝不可，但十年一贯如此——怕也在所难免——人们自然厌烦起来。况且世界上原本也没那么多险可探，又并非利文斯顿和阿蒙森时代。探险色彩渐次淡薄，文章却愈发神乎其神起来。实际上，那甚至已算不上探险。他的所谓探险，大多同制片人、编辑以及摄影师等拉帮结伙。而若电视台参与，势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赞助人加入队伍。还要拍演，而且愈是后来拍演愈多。这点同行之间无人不晓。

估计人本身并不坏，只是缺乏才华，如她女儿说的那样。

对她这位作家父亲，我再没有说什么，雪也似乎懒得说，而其他话我又不愿开口。

我们默默地欣赏音乐。我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面行驶的蓝色宝马(1)的尾灯，雪则一边用靴尖踩着所罗门·巴克歌唱的节拍，一边观望街景。

“这车不错。”稍顷，雪开口道，“什么牌子？”

“‘斯巴鲁’，”我说，“半新不旧的老型号。世上不大会有人故意夸它还夸出声来。”

“也不知为什么，坐起来总像感到很亲切。”

“大概是因为这车得到我喜爱的缘故吧。”

“那样就会产生亲切感？”

“谐调性。”

“不大明白。”雪说。

“我和车是互相配合的，简单说来，就是说，我进入车内空间，并且爱这辆车。这样里边就会产生一种气氛，车会感受到这种气氛。于是我变得心情愉快，车也变得心情愉快。”

“机械也会心情愉快？”

“不错。”我说，“原因我说不清，反正机械也会心情愉快，或烦躁不安。理论上我无法解释，就经验来说是这样，毫无疑问。”

“和人的相爱是一回事？”

我摇摇头：“和人不同，对机械的感情是固定在同一场合的，而对人的感情则根据对方的反应而经常发生微妙的变化。时而动摇，时而困惑，时而膨胀，时而消失，时而失望，时而不悦。很多场合很难从理论上加以控制，而对‘斯巴鲁’则不一样。”

雪略加思索，问道：“你和太太没能沟通？”

“我一直以为是沟通的。”我说，“但对方不那样认为，见解不同罢了。所以才离家出走。或许对她来说，同别的男人出走比消除见解上的差异来得方便、来得痛快。”

“不能像跟‘斯巴鲁’那样和平共处？”

“可以这样看。”说罢，我不由心中叫道：乖乖，瞧我跟一个十三岁女孩说些什么？

“嗳，你对我是怎么看的？”雪问。

“我对你还几乎一无所知。”我回答。

她又定定地看着我的左脸，那视线甚是尖锐，我真有点担心把脸颊盯出洞来。明白了——我想。

“在我迄今为止约会过的女孩当中，你大概是长得最为漂亮的。”我看着前面的路面说，“不，不是大概，确实最为漂亮。假如我回到十五岁，非跟你恋爱不可。可惜我都三十四岁了，不可能动不动就恋爱。我不愿意变得更加不幸。还是‘斯巴鲁’更叫人开心。这样说可以吧？”

雪又盯了我一会，但这回视线已平和下来，说了声“怪人”。经她如此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怕是果真成了人生战场上的败北者。她想必并无恶意，但对我确是不小的打击。

∗∗∗

十一点十五分，我们返回赤坂。

“那么……”我不由自言自语。

这回雪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公寓的位置。那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红瓦建筑，位于乃木神社附近一条幽静的街道上。我把车开到门前刹住。

“钱款的事，”她在座席上稳坐未动，沉静地开口道，“机票啦饭钱什么的……”

“机票等你妈妈回来再付也可以。其他的我出，不必介意。花钱分摊那种约会我是做不来的。只是机票除外。”

雪未作声，耸耸肩，推开车门，把嚼过的口香糖扔到植树盆里。

“谢谢。不客气。”我喃喃有声地自我寒暄完毕，从钱夹里取出名片递过去，“你母亲回来时把这个交给她。另外，要是你一个人有什么为难的，就往这儿打个电话。只要我力所能及，肯定帮忙。”

她捏住我的名片仔细看了一会，放进大衣口袋。

“怪名。”她说。

我从后座拉出旅行箱，推上电梯运到四楼。雪从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我把旅行箱推入室内。里面只有三个空间：厨房兼餐厅、卧室和浴室。建筑物还较新，房间里如样板房似的拾掇得整整齐齐。餐具、家具和电器一应俱全，且看上去都很高级而清雅，只是几乎感觉不到生活气息，想必是出钱请人在三天内全部购置齐全的。格调不错，但总好像缺乏现实感。

“妈妈偶尔才用一次的，”雪跟踪完我的视线，说，“这附近她有工作室，在东京时几乎都住在工作室里，那里睡那里吃。这里偶尔才回来。”

“原来如此。”好个忙碌的人生。

她脱去皮大衣，挂上衣架，打开煤气取暖炉。随后，不知从哪里拿来一盒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取一支叼在嘴上，无所谓似的擦火柴点燃。我认为十三岁女孩吸烟算不得好事。有害健康，有损肌肤。不过她的吸烟姿势却优美得无可挑剔，于是我没有表示什么。那悄然衔上过滤嘴的薄薄的嘴唇，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点火时那长长的睫毛犹如合欢树叶似的翩然垂下，甚是撩人情怀。散落额前的几缕细发，随着她细小的动作微微摇颤——整个形象可谓完美无缺。我不禁再次想道：我若十五岁，肯定堕入情网，堕入这春雪初崩般势不可挡的恋情，进而陷入无可自拔的不幸深渊。雪使我想起我结识过的一个女孩——我十三四岁时喜欢过的女孩，往日那股无可排遣的无奈蓦地涌上心头。

“喝点咖啡什么的？”雪问。

我摇摇头：“晚了，这就回去。”

雪把香烟放在烟灰缸上，起身送我到门口。

“小心烟头上的火和炉子。”

“活像父亲。”她说。说得不错。

∗∗∗

我折回涩谷寓所，歪在沙发上喝了瓶啤酒，然后扫了一眼信箱里的四五封信：都是工作方面的，而那工作又无关紧要。于是我暂且不看内容，开封后便扔到了茶几上。浑身瘫软无力，什么也不想干，然而心情又异常亢奋，很难马上入睡。漫长的一天，一再拖延的一天。似乎坐了一整天游乐园里的过山车，身体仍在摇晃不已。

到底在札幌逗留了几天时间呢？我竟无从记起。各种事情纷至沓来，睡眠时间又颠三倒四。天空灰蒙蒙一片。事件与日期纵横交错。首先同服务台女孩有一场约会，然后给往日的同伴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海豚宾馆。接下去是同羊男见面交谈，去电影院观看有喜喜和五反田出场的电影，同十三岁的漂亮女孩同唱“沙滩男孩”，最后返回东京。一共几天来着？

计算不出。

一切有待明日，可以明天想的事明天再想好了。

我去厨房倒了杯威士忌，什么也没加地喝着。随即拿过原来剩下的半包椒盐饼干，嚼了几片。饼干有点发潮，像我脑袋似的。然后拿起旧唱片，拧小音量放唱起来。那是令人怀念的莫达西亚兹和汤米·多西的歌，但已落后于时代，像我脑袋似的，而且有了噪音。但不连累任何人，闭门不出，自成一体，像我脑袋似的。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在我脑袋里说道。

镜头迅速一转：五反田匀称的手指温情脉脉地抚摸着她的背，犹如在探寻其中隐藏的水路。

你说这是怎么了，喜喜？我的确相当迷惘相当困惑。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当然爱与半旧“斯巴鲁”除外。是吧？我嫉妒五反田匀称的手指。雪已经把烟头完全熄灭了吗？完全关好煤气炉开关了吗？活像父亲，一点不错。我对自己缺乏自信。难道我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如同大象墓场的地方如此喃喃自语地沦为老朽吗？

但，一切有待明日。

我刷了牙，换上睡衣，把杯里剩的威士忌喝干。刚想上床，电话铃响了。我站在房间正中定定地看着电话机，最终还是拿起了听筒。

“刚把炉子关掉。”雪说，“烟头也完全熄了，这回可以了吧？还不放心？”

“可以了。”我说。

“晚安。”

“晚安。”

“喂，”雪略一停顿，“你在札幌那家宾馆里看见身披羊皮的人了吧？”

我像要孵化一只有裂纹的鸵鸟蛋似的怀抱电话机，在床边坐下。

“我知道，知道你看见了。我一直没吭声，但心里知道，一开始就知道。”

“你见到羊男了？”我问。

“哦——”雪含糊其辞，打了个响舌，“等下次吧，下次见面再慢慢说。今天困了。”

言毕，“咔”一声放下电话。

太阳穴开始涨痛。我又去厨房喝威士忌。身体仍在不由自主地摇摇晃晃。过山车发出声响，开始启动。连接上了——羊男说。

连接上了——思考发出回声。

一切开始逐渐连接。

(1)Bayerishe Motoren Werke。一种德国生产的汽车。

17

我靠着厨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问她何以晓得羊男，但太累了，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句“等下次”。看来只好等下一次，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上了床。横竖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看了十至十五分钟。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只要时间一到。再仔细看去，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时未曾注意，现在端详起来，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电话！

我想到电话局，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给安科雷季(1)打电话，可以给海豚宾馆、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其可能性无可限量。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通过编排数码使连接点发生转换，实现通讯。我们通过电线、地下电缆、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但是，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精良，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它就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并且，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或忘了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也无法连在一起。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这样一来，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可以说，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不止于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对方丢过一句“我现在不想说，再见”，旋即“咔”一声放下电话。这样，通话也无从实现，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肘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我们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了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串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了，但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

“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实际上是其真心话。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她说，“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

最终我和谁也没睡。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

时过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睡，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滑稽透顶！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过了十二点也未中止，摩托车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使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连接我的人生，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电话机看得厌了，我合起双眼。

刚一合眼，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十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大牌制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现了。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能给联系上，作为我，我想也会在工作上提供方便。”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是没有能力提供方便的。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叹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十点。

上午，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斯巴鲁”停在“绅宝”(2)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斯巴鲁”，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说来好笑，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样。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谁也没打电话来。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题》，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那男的是谁？沙夫特！

之后，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遍《一厢情愿》，已经是第四遍了，但还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走进电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场景始终如一：周日的早上，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页帘，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床头枕旁摆着威士忌酒瓶。玻璃杯两只，烟灰缸一个，七星烟一盒。房间里有组合音响，有花瓶，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还可以看到书架。镜头迅速一转，喜喜！我不由闭起眼睛，旋即睁开：五反田正抱着喜喜，轻轻地、温柔地。“岂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旁边一个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主人公女孩出场了。她梳着一束马尾辫，身穿乘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牛仔裤，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斯运动鞋，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她跨进房间，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从床上坐起，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走后留下的空间。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忧郁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

我走出电影院，在涩谷街头踯躅。

由于已进入春假，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他们看电影，在麦当劳吃一些宿命性低营养食品，在《大力神》、《热狗报》和《橄榄》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把零花钱扔在娱乐厅里。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史蒂夫·旺德、霍尔和欧茨的唱片、弹子房进行曲、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所有的声响浑融一团，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

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的那修长而匀称的十根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后，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术馆，从《费加罗报》前面通过后，再次走到纪国屋，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距离相当不短，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大马哈鱼群，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

回到房间，发现录音电话的红灯亮着。我打开灯，脱去风衣，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后在床边坐下，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回放键。于是磁带卷回，送出五反田的声音：

“噢，好久没见了！”

(1)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城市，国际航空中转站。

(2)Saab。一种瑞典生产的跑车。

18

“噢，好久没见了！”五反田说道。声音爽朗清晰，既不快又不慢，既不大又不小，既无紧张之感又不过于轻松，一切恰到好处。一听就知道是五反田的声音，那是一种只消听过一次便不易忘记的声音，就像他的笑容、洁白整齐的牙齿和挺秀端庄的鼻梁一样令人难以忘怀。这以前我从来未曾注意过和想起过他的声音，尽管如此，其声音还是犹如夜半鸣钟一般，使得埋伏在我脑海一隅的潜在性回忆刹那间历历浮现出来。

“今天我在家，请往家里打电话好了，反正我通宵不睡。”接着重复两遍电话号码，道一声“再会”，放下电话。从电话号码的局号看来，其住处同我的寓所相距不远。我记下他的号码，慢慢拨动电话。铃响第六次时，响起录音电话磁带上的女性声音：现在不在家，请将留言录进磁带。我便道出自己姓名、电话号码和打电话时间，并说自己一直待在房间里。这世道也真是忙乱得够呛。放下电话，我进厨房细细切了几棵芹菜，拌上蛋黄酱，边嚼边喝啤酒。这工夫，有电话打来，是雪的。雪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厨房嚼着芹菜喝啤酒。她说那太惨了，我说也没什么惨的。更惨的事多着呢，只不过她不知道罢了。

“现在你在哪儿？”我问。

“还在赤坂公寓嘛，”她说，“一会儿不出去兜兜风？”

“对不起，今天不成。”我回答，“正在等一个有关工作的重要电话，下次再去吧。唔，对了，昨天你说看见那个披羊皮的人了？我想好好听听，那可是件顶大顶大的事。”

“下次吧。”言毕，只听“咔”的一声，电话毅然决然地放下了。

好家伙——我不由在心里叫道，看着手里的听筒发呆了半天。

∗∗∗

嚼罢芹菜，我开始琢磨晚饭吃点什么。意大利面条不错，把两头大蒜切得粗些放入，用橄榄油一炒。可以先把平底锅倾斜一下，使油集中一处，用文火慢慢来炒。然后将红辣椒整个扔进去，同大蒜一起炒，在苦味尚未出来时将大蒜和辣椒取出。这取出的火候颇难掌握。再把火腿切成片放进里边炒，要炒得脆生生的才行。之后把已经煮好的意大利面条倒入，大致搅拌一下，撒上一层切得细细的香芹。最后再另做一个清淡爽口的西红柿奶酪色拉。不错不错！

不料刚烧开煮面条的水，电话铃又响了，我关掉煤气，到电话机那里拿起听筒。

“噢，好久没见了，”五反田说，“怪想念的。身体还好？”

“凑合。”我说。

“经理告诉我，说你有什么事。总不至于又要一起去解剖青蛙吧？”他似乎很开心地嗤嗤笑道。

“啊，有句话想问问。估计你很忙，就打了个电话去。事是有点蹊跷，就是……”

“喂喂，现在忙着？”五反田问。

“没有，没忙什么。闲得正要做晚饭。”

“那正好。怎么样，一起到外面吃顿晚饭如何？我正准备拉个人做伴儿。一个人闷头吃不出个滋味。”

“这合适么，风风火火给你打电话就……就是说……”

“客气什么！反正每天到一定时间肚子就要饿，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总得填肚子，又不是专门陪你勉强吃。只管慢慢吃，边喝酒边聊聊往事，已经好久没见到老熟人了。我可是真想见面，只要你方便。还是说不方便？”

“哪里，提出有话要说的是我嘛。”

“那好，我这就去接你。在哪儿，你？”

我说出地址和公寓名。

“唔，就在我附近，二十分钟后到。你准备一下，我到你就出来。现在肚子饿得够受的，等不及。”

我答应一声，放下电话。随即歪头沉思：往事？

自己同五反田之间有什么往事可谈呢？我全然不知。当时两人关系又不特别亲密，甚至话都没正经说过几句。人家是班上金光万道的全智全能人物，而我说起来只是默默无闻的存在。他还记得我名字这点已足以使我觉得是个奇迹，更何往事之有？何话题之有？但不管怎样，较之碰一鼻子冷灰，当然是眼下这样好似百倍。

我三下五除二刮去胡须，穿上橙黄色斜纹衬衫，外加克莱恩粗花呢夹克，扎上那条昔日女朋友在我生日时送的阿玛尼针织领带。然后穿上刚刚洗过的蓝牛仔裤，登上那双刚刚买来的雪白的雅马哈网球鞋。这是我衣箱中最潇洒的一套装备，我期待对方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潇洒。迄今为止，还从来未曾同电影演员一起吃过饭，不晓得此时此刻应该如何装束。

二十分钟刚过他便来了。一位五十岁光景的说话礼貌得体的司机按响我的门铃，说五反田在下边等我。既然有司机来，我估计开的是“奔驰”，果不其然。而且这“奔驰”特别大，银光熠熠，俨然汽艇一般。玻璃从外边看不见里面，随着“沙”一声令人快意的声响，司机拉开车门，让我进去，五反田坐在里面。

“嗬——到底是老同学！”他微微笑着说道。因没有握手，我顿感一阵释然。

“好久没见了。”我说。

他穿一件极为普通的鸡心领毛衣，外罩一件防寒运动服，下身是一条磨得很厉害的奶油色灯心绒长裤，脚上登一双阿西克斯轻便鞋。这身打扮实在别具一格，本来是无所谓的衣物，然而穿在他身上却显得十分高雅醒目，倜傥不群。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的衣服。

“潇洒，”他说，“有审美力。”

“谢谢。”

“像个电影明星。”他并非揶揄，只是开玩笑。他笑，我也笑了。于是两人都轻松下来。接着五反田环顾一下车中，说：“如何，这车够派头吧？必要的时候制片厂借给你使用，连同司机。这样不会出事故，也可避免酒后开车，万无一失。对他们也好，对我也好，皆大欢喜。”

“有道理。”我说。

“如果自己用，就不开这样的家伙。我还是喜欢更小一点的车。”

“‘保时捷’(1)？”我问。

“玛莎拉蒂(2)。”

“我喜欢更小的。”

“‘思域’(3)？”

“‘斯巴鲁’。”

“‘斯巴鲁’，”五反田点点头，“说起来，这车我以前用过，是我买的第一辆车，当然不是用经费，自己掏的腰包。是半旧车，花掉了演第一部电影的酬金。我十分开心，开着它去制片厂上班，但在我当准主角演第二部影片的时候，马上被提醒说不能坐什么‘斯巴鲁’，如果想当电影明星的话。于是我换了一辆。那里就是这样的世界。不过那车是不错，实用、便宜，我很喜欢它。”

“我也喜欢。”我说。

“你猜我为什么坐‘玛莎拉蒂’？”

“猜不出。”

“因为要使用经费。”他像透露丑闻似的皱起眉头说道，“老板叫我大把大把地使用经费，说我用得不够劲儿，所以才买高级车。买了高级车，经费一下子用掉好多，皆大欢喜。”

乖乖，难道这伙人脑袋里考虑的全是经费不成？

“肚子瘪了，”他摇摇头，“很想吃上几块厚厚的烤牛肉。能陪陪我？”

我说随便。他便把去处告诉司机，司机默默点头。五反田看着我的脸，微微笑道：“好了，还是谈点个人生活吧。你一个人准备晚饭，这么说是独身喽？”

“是的。”我说，“结婚，离了。”

“哦，彼此彼此。”他说，“结婚，离了——付了笔安慰费？”

“没付。”

“分文没付？”

我点点头：“人家不要。”

“幸运的家伙！”他笑吟吟地说，“我也没付安慰费，结婚把我搞得一文不名。我离婚的事多少知道？”

“大致。”

他再没说什么。

他是四五年前同一个走红女演员结婚的，两年刚过便以离异告终。周刊上就此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真相照例无从知晓。不过总的说来好像是因为他同女演员家人关系不好的缘故，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女方在公私两方面都有远非等闲之辈的三亲六戚前呼后拥。相比之下，他则是公子哥出身，一直无忧无虑，顺顺当当，处事不可能老练。

“说来奇怪，本来还在想一起做物理实验的事，可再见面时却双双成了离过婚的人。不觉得离奇？”他笑容可掬地说道，随后用食指尖轻轻摸了下眼皮，“我说，你是怎么离的？”

“再简单不过：一天，老婆出走了。”

“突然地？”

“是的。什么也没说，突然一走了之，连点预感也没有。回到家时，人不见了。我还以为她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做好晚饭等她，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见回来。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离婚申请表。”

五反田沉思片刻，吐出一声叹息，说：“这么讲也许使你不悦，但我想你还是比我幸福的。”

“何以见得？”

“我那时候，老婆没有出走，反而把我赶出家门，不折不扣地。就是说有一天我被轰了出来。”他隔着车窗玻璃眼望远方，“太不像话了！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而且蓄谋已久，简直是诈骗。不知不觉之间，好多东西全被做了手脚，偷梁换柱。做得十分巧妙，我丝毫也没察觉。我和她委托的是同一个税务顾问，由她全权处理，太信任她了。原始印章、证书、股票、存款折——她说这些东西申报纳税时有用，让我交给她，我就毫不怀疑地一古脑儿交了出去。对这类啰嗦事我本来就不擅长，能交给她办的全部交给了她。想不到这家伙同她家里人狼狈为奸，等我明白过来时早已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简直是被敲骨吸髓。然后把我当成一条没用的狗一脚踢出门去。可算领教了！”说着，他又露出微笑，“我也因此多少长成了大人。”

“三十四岁了，愿意不愿意都是大人。”

“说得对，一点不错，千真万确。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一瞬之间就长了好多岁。莫名其妙！过去我还以为人是一年一年按部就班地增长岁数的哩。”五反田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说，“但不是那样，人是一瞬间长大变老的。”

∗∗∗

五反田领我去的牛肉馆位于六本木街边僻静的一角，一看就知是高级地方。“奔驰”刚在门口停住，经理和男侍便从里面迎出。五反田叫司机大约一个小时后再来，于是“奔驰”犹如一条十分乖觉的大鱼，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我们被引到稍微往里的靠墙座位上。店内清一色是衣着入时的客人，但只有穿灯心绒长裤和轻便鞋的五反田看上去最为洒脱。原因我说不上来，总之他就是令人刮目相看。我们进去后，客人无不抬头，目光在他身上闪闪烁烁。但只闪烁了两秒便收了回去，大概觉得看久了有失礼节吧。这世界也真是复杂。

落下座，我们先要了两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提议为离婚前的老婆们干杯，当即喝了起来。

“说来傻气，”他提起话头，“我还在喜欢她，尽管倒了那么大的霉，但我仍旧喜欢她，念念不忘。别的女人死活喜欢不来。”

我一边点头一边望着平底水晶杯中形状优雅的冰块。

“你怎么样？”

“你是问我怎么看待离婚前的老婆？”我问。

“嗯。”

“说不清。”我直言相告，“我并不希望她出走，然而她出走了，说不清怨谁。总之事情已经发生，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我力图花时间适应这一事实，除此之外我尽可能什么都不想。所以我说不清楚。”

“唔，”他说，“这话不使你痛苦？”

“有什么好痛苦的，”我说，“这是事实，总不能回避事实。因此谈不上痛苦，只是一种莫名之感。”

他“啪”地打了一声响指。“对，对对，莫名之感，完全正确！那是一种类似引力发生变化的感觉，甚至无所谓痛苦。”

侍者走来，我们要了烤牛肉和色拉，烤牛肉都要三分熟的。接着要来第二杯兑水威士忌。

“对了，”他说，“你说找我有什么事，先让我听听好了，趁着还没醉过去。”

“事情有点离奇。”

他朝我转过楚楚动人的笑脸——虽说这笑脸训练有素，但绝无造作之感。

“我就喜欢离奇。”

“最近看了一部你演的电影。”

“《一厢情愿》，”他皱着眉低声道，“糟糕透顶的影片。导演糟糕透顶，脚本糟糕透顶，一如过去。所有参与过那部电影的人都想把它忘掉。”

“看了四遍。”我说。

他用窥看幻景般的眼神看着我。“打赌好了，我敢说在银河系的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会看那电影看上四遍。赌什么由你。”

“电影里有我知道的一个人。”我说。然后补上一句，“除去你。”

五反田把食指尖轻轻按在太阳穴上，眯细眼睛对着我。

“谁？”

“名字不知道。就是星期天早上同你一起睡觉的那个角色，那个女孩。”

他呷了口威士忌，频频点头道：“喜喜。”

“喜喜，”我重复一次。好离奇的名字，恍若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她的名字，至少还有人晓得她这个名字。这名字只在我们独特的小圈子里通用，而且这就足矣。”

“能和她联系上？”

“不能。”

“为什么？”

“从头说起吧。首先，她不是职业演员，联系起来很麻烦。演员这号人有名也罢无名也罢，都从属于固定的一家制片厂，所以很快就能接上头，大部分人都坐在电话机前等待有人联系。但喜喜不同，她哪里都不属于，只是碰巧演了那一部，百分之百的临时工。”

“为什么能演上那部电影呢？”

“我推荐的。”他说得很干脆，“我问喜喜演不演电影，然后向导演推荐了她。”

五反田喝了口威士忌，撇了撇嘴。“因为那孩子有一种类似天赋的东西。怎么说呢，存在感——她有这种感觉，感性好。一不是出众的美人，二没有什么演技，然而只要有她出现，画面就为之一变，浑然天成，这也算是一种天赋。所以就让她上了镜头，结果很成功，大家都觉得喜喜身上有戏。不是我自吹，那组镜头相当够味儿，活龙活现！你不这样认为？”

“是啊，”我说，“活龙活现，的确活龙活现。”

“这么着，我想就势把那孩子塞进电影界，我相信她会干下去。但是没成，人不见了，这是第二点。她失踪了，如烟，如晨露。”

“失踪？”

“嗯，不折不扣地失踪。有一个月没来试演室了，哪怕只来一次，就可以在一部新影片里得到一个蛮不错的角色，事先我已打通了关节，并且提前一天给她打去电话，同她约好了时间，叫她不要迟到。但喜喜到底没能露面。此后再无下文，石沉大海。”

他竖起一根手指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兑水威士忌。

“有句话要问，”五反田说，“你可同喜喜睡过？”

“睡过。”

“那么，唔，就是说，如果我说自己同她睡过的话，对你是个刺激吧？”

“不至于。”

“那好，”五反田放心似的说，“我不善于说谎，照实说好了。我和她睡过好几次。是个好孩子，人是有一点特别，但有那么一种打动人的魅力。要是当演员就好了，或许能有个不错的归宿。可惜啊！”

“不晓得她的住址？真名就叫那个？”

“没办法，查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叫喜喜。”

“电影公司的财务部该有支出凭证吧？”我问，“就是演出费支出存根。那上面是应该写有真名和住址的，因为要代征税款。”

“那当然也查过，但还是不行。她压根儿没领演出酬金。没领钱，自然没存根，空白。”

“为什么没领钱呢？”

“问我有什么用，”五反田喝着第三杯威士忌说道，“大概是因为不想让人知道姓名住址吧？不清楚。她是个谜。不过反正你我之间有三个共通点：第一中学物理实验课同班，第二都已离婚，第三都同喜喜睡过。”

一会儿，色拉和烤牛肉端来。牛肉不错，三分熟，火候恰到好处，如画上的一般。五反田兴致勃勃地吃着。他吃饭时看上去很不拘小节，若是上宴会礼仪课，恐怕很难拿到高分。但一块儿吃起来却很叫人愉快，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如果给女孩看见，很可能说成富有魅力。做派这东西可谓与生俱来，不是想学就能马上学到的。

“哦，你是在哪里认识喜喜的？”我边切肉边问。

“哪里来着？”他想了想说，“噢——是叫女孩的时候她来的。叫女孩，对了，就是打电话叫，知道吗？”

我点点头。

“离婚后，我基本上一直跟这种女孩睡觉，省得麻烦。找生手不好，找同行又容易被周刊捅得满城风雨，而这种女孩只消打个电话就到。价钱是高，但可以保密，绝对。都是专门组织介绍来的，女孩一个强似一个，其乐融融。训练有素嘛，但并不俗气世故，双方都开心。”

他切开肉，有滋有味地细嚼慢咽，不时啜一口酒。

“这烤牛肉不错吧？”他问。

“不错不错，”我说，“无可挑剔，一流。”

他点头道：“不过每月来六回也就腻了。”

“干嘛来六回？”

“熟悉嘛。我进来没人大惊小怪，店员也不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客人对名人也习以为常，不贼溜溜地往脸上看。切肉吃的时候也没人求签名。如果换一家别的饭店，就别想吃得安稳。我这是实话。”

“看来活得也够艰难的。”我说，“还要大把花经费。”

“正是。”他说，“刚才说到哪里了？”

“叫应召女郎那里。”

“对，”五反田用餐巾边擦一下嘴角，“那天，本来叫的是我熟悉的女孩，不巧她不在，来的是另外两个，问我挑哪个。我是上等客，服务当然周到。其中一个就是喜喜。我一时犹豫不决，加上觉得麻烦，索性把两个都睡了。”

“唔。”

“受刺激？”

“没关系。高中时代倒也许。”

“高中时代我也不会干这种事。”五反田笑道，“总之，是同两个人睡的。这两人的搭配也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雍容华贵，华贵得令人目眩，人长得十分标致，身上没有一处不值钱，不骗你。世上的漂亮女孩我见得多了，在那里边她也属上等。性格又好，脑袋也不笨，说话头头是道。喜喜则不是这样。好看也好看，但算不上美女。说起来，那种俱乐部里的女孩，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她怎么说好呢……”

“不拘小节。”我说。

“对，说得对，是不拘小节，的确。衣装随随便便，说话三言两语，妆也化得漫不经心，给人的感觉是一切无所谓。但奇怪的是，我却渐渐被她吸引住了，被喜喜。三人干完之后，就一起坐在地板上边喝酒边听音乐、聊天。好久都没那么畅快过了，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很长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过那么开心的光景。那以后，三人睡了好几次。”

“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离婚已有半年，算起来，应该是一年半前的事。”他说，“三人一起睡，我想大约有五六次。没和喜喜两人单独睡过。怎么回事呢？本来可以睡的。”

“那又为什么呢？”

他把刀叉放在盘子上，又用食指轻轻按住太阳穴，想必这是他考虑问题时的习惯。女孩见了，恐怕又要说是一种魅力。

“也许出于害怕。”五反田说。

“害怕？”

“和那孩子单独在一起，”说着，他重新拿起刀叉，“喜喜身上，有一种撩拨人挑动人的东西，至少我有这种感觉，尽管十分朦胧。不，不是挑动，表达不好。”

“暗示、诱导。”我试着说。

“嗯，差不多。说不清，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无法准确表达。反正，我对单独同她在一起不太积极，尽管对她要倾心得多。我说的你大致明白？”

“好像明白。”

“一句话，我觉得同喜喜单独睡恐怕轻松不起来，觉得同她打交道会使自己走到更深远的地方。而我追求的并不是那个，我同女孩睡觉不过是为了轻松轻松。所以没同喜喜单独睡，虽然我非常喜欢她。”

之后，我们默默地吃着。

“喜喜没来试演室那天，我给那家俱乐部打了电话，”稍顷，五反田陡然想起似的说道，“指名要喜喜来。但对方说她不在，说她不见了，失踪了，不知不觉地。或许我打电话时对方故意说她不在，搞不清，没办法搞清。但不管怎样，她从眼前消失了。”

男侍过来撤下盘子，问我们要不要饭后咖啡。

“还是酒好一些。”五反田说，“你呢？”

“奉陪就是。”

于是上来了第四杯兑水威士忌。

“你猜今天白天我做什么了？”

我说猜不出。

“当牙医助手来着，逢场作戏。我一直在正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牙医。我当牙科医生，中野良子当眼科医生。两家医院在同一条街上，两人又是青梅竹马，但偏偏结合不到一起……大致就是这么个情节。老生常谈，不过电视剧这玩意儿大多是老生常谈。看了？”

“没有。”我说，“我不看电视，除了新闻。新闻也一周才看一两次。”

“明智！”五反田点头称是，“俗不可耐。要不是自己出场，我绝对不看。不过居然很受欢迎，受欢迎得很。老生常谈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每周都接到一大堆来信。还接到全国各地牙科医生的来信，有的说手势不对，有的说治疗方法有问题，鸡毛蒜皮的抗议多得很。还有的说看这样的节目急死人。不愿意看，不看不就完了！你说是吧？”

“或许。”我说。

“不过，每有医生或学校老师的角色，还是总把我叫去。也不知扮演了多少个医生，只差肛门医生没演过，因为那东西不好上电视。连兽医、妇产科医生都当过。至于学校老师，各种科目的统统当过。你也许不相信，家政科的老师都当过。什么缘故呢？”

“因为你能给人以信赖感吧！”

五反田点点头：“想必、想必是这样。过去扮演过一次境遇不幸的旧汽车推销员——有一只眼是假眼，嘴皮子的功夫十分了得。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演得很来劲，自觉演得不错。但是不行。接到很多来信，说让我演这种角色太不像话，欺人太甚。还说要是再分配我演这等人物，他们就不买节目赞助商的产品。当时的赞助商是谁来着？大概是‘狮王’牙膏，不然就是‘三星’，记不得了。总之我这角色演到一半就没了，消失了，本来是个相当有分量的角色，却稀里糊涂地消失不见了，真可惜，那么有意思的角色……从那以来，演的就全是医生、教师，教师、医生。”

“你这人生够复杂的。”

“或许又很单纯。”他笑道，“今天在牙科医生那里当助手的时候，又学了些医疗技术。那里已经去好多次了，技术也有相当的进步，真的，医生都夸奖来着。老实说，简单治疗我已经担当得起。当然要戴上口罩，使得谁也看不出是我。不过和我交谈起来，患者都显得很是轻松愉快。”

“信赖感。”我说。

“唔。”五反田说，“我自己也那样想。而且那样做的时候，自己也感到胜任愉快。我时常觉得自己恐怕真的适合当医生或老师，假如真的从事那种职业，我这人生该是何等幸福！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想当就能当上。”

“现在不幸福？”

“很难回答。”五反田说着，把食指尖按在额头正中，“关键是信赖感问题，如你所说。就是说自己能否信赖自己。观众信赖我，但信赖的不过是我的假象，我的图像而已。关掉开关，画面消失之后，我就是零。嗯？”

“呃。”

“但要是我当上真正的医生或老师，就没有什么开关，我永远是我。”

“可是现在当演员的你也总是存在的嘛！”

“经常为演出累得筋疲力尽，”五反田说，“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搞不清真正的自己为何物，分不出哪个是我本人哪个是扮演的角色，辨不清自己同自己影子的界线。自我的丧失！”

“任何人都多少有这种情况，不光你。”我说。

“那当然，我当然知道，谁都有时候失去自己，但在我身上这种倾向过于强烈，怎么说好呢，致命的！向来如此，一直如此。坦率地说，我很羡慕你来着。”

“我？”我吃了一惊，“不明白，我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摸不着头脑。”

“怎么说呢，你看上去好像我行我素，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你好像不大放在心上，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设法做得容易些。就是说，你确保了完整而独立的自己。”他略微举起酒杯，看着里面透明的酒，“我呢，我总是优等生，从懂事时起就是。学习好，人缘好，长相好，老师信赖父母信赖，在班里总当干部。体育又好，打棒球时只要我一挥棒，没有打不中的。搞不清为什么，总之百发百中。这种心情你明白吧？”

“不明白。”

“这样，每次有棒球比赛，大家就来叫我，我不好拒绝。讲演比赛必定让我当代表，老师让我上台，我不能不上，而一上就拿了名次。选学生会主席时我也逃脱不了，大家都以为我肯定出马。考试时大家也都预料我必然名列前茅。上课当中有难解的问题，老师基本上指名要我回答。从来没迟到过。简直就像我自身并不存在，我做的仅仅是我以为自己不做就不妥当的事。高中时代也是这样，如出一辙。噢，高中不和你同校，你去公立，我上的是私立实验学校。那时我参加了足球队。虽说是实验学校，足球还是蛮厉害的，差一点儿就能参加全国联赛。我和初中时差不多，算是个理想的高中生。成绩优异，体育全能，又有领导能力，是附近一所女校学生追逐的对象。恋人也有了，是个漂亮女孩，棒球比赛时每次都来声援，那期间认识的。但没有干，只是相互触摸一下。一次去她家玩，趁她父母不在用手搞的，急急忙忙，但很快意。在图书馆幽会过。简直是画上画的高中生，同青春题材电视剧里的没什么两样。”

五反田啜了口威士忌，摇摇头。

“上大学后情况有点不同了。闹学潮，总决战，我自然又成了头目。每当有什么举动我必是头目无疑，无一例外。固守学潮据点，和女人同居，吸大麻，听‘深紫’。当时大伙都在干这种勾当。机动队开进来，把我抓进拘留所关了几天。那以后因没事可干，在那个和我同居的女郎劝说下，试着演了一场戏。最初是闹着玩，演着演着就来了兴致。虽说我是新加入的，但分到头上的角色都不错。自己也发觉有这方面的才能，演什么像什么，直率自然。大约干了两年，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那时自己着实胡闹了一番，酒喝了又喝，睡的女人左一个右一个，不过大家也都这个德性。后来电影公司的人找上门，问我愿不愿意演电影。我出于兴趣，便去一试。角色不坏，是个多愁善感的高中生。紧接着分得第二个角色，电视台也有人来找，往下你可想而知。于是忙得不亦乐乎，只好退出剧团。退出时当然费了好一番口舌，但没有办法，我总不能永远光演先锋派戏剧。我的兴趣在于开拓更广阔的天地，结果便是今天这副样子，除了当医生就是当老师。广告也演了两个，胃药和速溶咖啡。所谓广阔天地也不过尔尔。”

五反田叹息一声，叹得十分不同凡响，但叹息毕竟是叹息。

“你不认为我这人生有点像画上画的？”

“不知有多少人还画不了这么巧妙。”我说。

“倒也是。”他说，“幸运这点我承认。但转念一想，又好像自己什么都没选择。半夜醒来时每次想到这点，都感到十分惶恐：自己这一存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这一实体又在哪里呢？我只不过是在恰如其分地表演接踵而来的角色罢了，主体上没做出任何选择。”

我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没用，我觉得。

“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吧？”

“没什么，”我说，“想谈的时候就谈个够。我不会到处乱讲的。”

“这个我不担心。”五反田看着我的眼睛说，“一开始就没担心，刚接触你时我就信任你。原因讲不出，就是信任你。觉得在你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我并非对任何人都这样说话，或者说，几乎对谁都没这样说过。跟离婚前的老婆说过，一五一十地。我们经常一起交谈，和和气气，相互理解，也相亲相爱来着，直到被周围那群混蛋蜂拥而上挑拨离间时为止。假如只有我和她两人，现在也肯定相安无事。不过，她精神上确实有极其脆弱不稳之处。她是在管教严厉的家庭长大的，过于依赖家庭，没有自立能力。所以我……不不，这样扯得太远了，要扯到别的事情上去。我想说的是在你面前我可以开怀畅谈，只怕你听得耽误正事。”

“没什么可耽误的。”我说。

接着，他讲起物理实验课。讲他如何心情紧张，如何想万无一失地做完实验，如何必须给理解力差的女孩一一讲清，如何羡慕我在那时间里悠然自得地熟练操作等等。其实，初中物理实验时间里自己做了些什么，我已全然记不得了，因此我根本搞不清他羡慕我什么。我记得的只有他动作娴熟而洒脱地进行实验操作的情景，他点煤气喷灯和调整显微镜时那极其优雅的手势，以及女生们犹如发现奇迹般地盯视他一举一动的眼神。我之所以能悠然自得，无非是因为他把难做的都包揽下来了。

但我对此没表示什么，只是默默听他娓娓而谈。

过不一会儿，一个他熟人模样的衣冠楚楚的四十多岁男士走来，“忽”地拍了一下五反田的肩膀，口称“哟——很久不见了”。此人腕上戴一块劳力士表，金辉闪闪，耀眼炫目。他先看我看了大约五分之一秒，活像在看门口的擦鞋垫，旋即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尽管我扎着阿玛尼领带，但他在五分之一秒时间里便看出我并非什么名人。他同五反田闲聊了半天，什么近来如何啦，很忙吧，再去打高尔夫球呀之类。之后劳力士男士又“嘭”一声拍了下五反田的肩膀，道声再会，扬长而去。

男士走后，五反田把眉头皱起五毫米，竖起两指叫男侍结账。账单拿来后，他看也没看就用圆珠笔签了名。

“不必客气，反正是经费。”他说，“甚至不是钱，只是经费。”

“多谢招待。”我说。

“不是招待，是经费。”他淡漠地说。

(1)Porsche。一种德国生产的跑车。

(2)Maserati。一种高级跑车，由意大利菲亚特汽车集团旗下的法拉利公司生产。

(3)Civic。日本本田公司生产的跑车。

19

五反田和我乘上他的“奔驰”，到麻布后街一家酒吧喝酒。我们拣吧台尽头处的位置坐下，喝了几杯鸡尾酒。五反田看来酒量蛮大，怎么喝都全然没有醉意，语调也好表情也好都毫无变化。他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讲了电视台的庸俗无聊，讲了节目主持人的愚不可及，讲了演员们令人作呕的低级趣味，讲了新闻专题中评论家的信口雌黄。讲得妙趣横生，语言生动，独具慧眼。

之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情况，问我这以前的所作所为。于是我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讲了大学毕业后开事务所做广告当编辑，讲了结婚与离婚，讲了正当工作顺利时因故离职而眼下当自由撰稿人，讲了钱虽不多却无暇使用……如此概略地讲来，一切都似乎风平浪静，不像我自己的人生。

这时间里，酒吧渐渐人多起来，谈话变得不大方便。有人鬼鬼祟祟地看他的脸。“到我家去吧，”说着，五反田站起身来，“就在这附近，谁也没有，有酒。”

他的公寓从酒吧转过两三个拐角就是。他告诉“奔驰”司机可以回去了。公寓派头十足，连电梯都是两部，有一个需有专用钥匙。

“公寓是离婚后被撵出家门时事务所给买的。”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有名的电影演员，被老婆轰出家门后身无分文地住在廉价宿舍里很是不妙，有损形象。当然租金由我出。形式上是事务所借给我的，而租金从经费里扣，何乐不为！”

他的房间在最顶层，客厅宽宽大大，起居室两个，有厨房，有阳台。从阳台望去，东京塔历历在目。家具格调不错，简洁明快，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客厅是木地板，上面铺着好几张波斯地毯，花纹都很别致。沙发很大，软硬适中。几盆大型观叶植物配置得赏心悦目。天花板垂下的枝形灯和桌子上的台灯都是一派意大利式现代风格。饰物不多，只有酒柜上面摆着几枚俨然中国明代的瓷盘。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大概是登门女佣每天来给打扫一次。茶几上放着《GQ》和建筑方面的杂志。

“好房间。”我说。

“用来摄影都可以吧？”

“有那种感觉。”我再次环视房间道。

“请室内装饰专家设计起来，都是这个样式。简直成了摄影棚，照起相来倒不错。我时不时地敲敲墙壁，真怀疑是纸扎成的。没有生活气息，徒具其表。”

“那，你来创造生活气息不就行了！”

“问题是没有生活。”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拿一张唱片放在B&O唱机上，落下唱针。音箱里传出亲切的JBL唱片公司的P88。JBL是神经质的斯坦迪奥·莫尼坦尚未将其歌声撒向世界、音箱声响仍保持原声那一时代制造的精品。他放的这张是博普·库巴的旧唱片。

“不喝点什么？什么好些？”他问。

“什么都无所谓。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他走去厨房，拿来几瓶伏特加和汽水，一个装满冰块的小桶，还有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个切开的柠檬。于是我们一边欣赏美国西海岸冷峻而清冽的爵士乐，一边喝着放有柠檬片的汽水伏特加。我暗自思忖，这里的生活气息的确稀薄——不是说一定缺少什么，只是觉得稀薄。虽说稀薄，但并无拘谨之感，关键是想法问题。对我来说，倒是个十分坦然的房间。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心情愉快地喝着伏特加。

“有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五反田把酒杯举过头，边说边隔着酒杯看天花板上的吊灯，“如果想当医生也能当上，上大学时还选修了教职课，也可以在一流公司工作。结果却是这样，却是这种生活，莫名其妙。本来眼前排列着很多张牌，选任何一张都可以，选任何一张我想都能打得漂亮，我有这个信心。结果反而没能选择。”

“我还没看见过什么牌。”我老实告诉他。他眯起眼睛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

他又斟了杯酒，把柠檬用力一挤，之后将皮扔到垃圾桶里。“连结婚都是水到渠成。我和她一起演电影，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曾在外景地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借车兜风。影片拍完后还约会了好几次。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俩天造地设，肯定结婚无疑，实际上也随波逐流似的结了婚。也许你不明白，干我们这行其实活动范围很小，和在胡同尽头的简易长棚里生活没什么两样。一旦形成什么潮流，便带有不容抗拒的现实性。不过，我倒是真心喜欢她。在我前半生搞到手的东西里面，那孩子是最地道的一个，婚后我认识到了这点，一心想把她牢牢拴在身边。但是不行。我越是想选择对象，对象越是要挣脱跑掉，无论是她还是角色。如果对方找上门，我会处理得无与伦比的漂亮；但若我主动追求，则肯定从手指间溜之乎也。”

我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示。

“不是我想得悲观。”他说，“我还在对她恋恋不舍，如此而已。我时常这样想：我不当演员，她也辞去工作，两人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该有多好！不要高级公寓，不要‘玛莎拉蒂’，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个平凡的工作，有个平凡的小家，就再好不过了。也想要个孩子。下班路上同朋友去酒店喝点酒，发发牢骚，回到家里有她。用工资买辆‘思域’或‘斯巴鲁’——就是这样的生活，细想起来我希望的不外乎这么一种生活，只要有她就行。但是不成。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她家里人都在指望她。她母亲是典型的幕后人物，父亲见钱眼开，哥哥搞什么管理，弟弟经常惹是生非，要用钱来收场，妹妹是个正走红的歌手。根本不容脱身。况且她从三四岁开始便被灌输了这种价值观，她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当小演员，一直在被限定的形象中生活，同你我截然不同，不理解现实世界为何物。不过她心地纯洁，清丽高雅，我懂得这点。但就是不行，无法挽回。嗯，知道吗？上个月我同她睡来着。”

“离婚以后？”

“是的。觉得反常？”

“也没什么太反常。”我说。

“到这房间里来的。为什么来不知道。事先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来玩，我说当然可以。两人仍像过去那样喝酒聊天，并且睡了。好极了。她说她还喜欢我，我说那就言归于好该有多妙，她一声没吭，只是含笑听着。我讲起平平凡凡的家庭生活，如刚才跟你讲过的一样。她仍然含笑听着，其实恐怕什么也没听进去，压根儿就没听。无论怎么说都无动于衷，对牛弹琴。她只是寂寞得想找个人抱一抱，而又恰好找到我头上而已。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她同你同我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寂寞，对她来说不过是需要由别人化解的情绪，只消有个人给化解就行，就万事皆休，然后便哪里也不去了。可我不是这样。”

唱片转罢，代之以沉默。他提起唱针，沉吟片刻。

“喂，不叫个女郎来？”五反田问。

“我无所谓，随你的便。”我说。

“花钱买过女人？”

“没有。”

“为什么？”

“想不到。”

五反田耸耸肩，稍微想了一下。“今晚你就陪陪我，”他说，“叫和喜喜来过的那个女孩来，说不定能知道她一点什么。”

“随你。”我说，“恐怕不至于经费里开销吧？”

他边笑边往杯里放冰块。“你也许不相信，还真的是从经费里出。就是这么一种体制。那俱乐部的招牌是晚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发票，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睡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说。

∗∗∗

等待女孩的时间里，我蓦地想起喜喜那对形状绝佳的耳朵，问五反田看过没有。

“耳朵？”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没有，没看过。也许看过，记不得了。耳朵怎么？”

我说没什么。

∗∗∗

十二点刚过，两个女孩来了。一个就是五反田称之为“雍容华贵”的那个同喜喜搭过伴儿的女孩。“雍容华贵”在她身上的确当之无愧，看上去就像曾在某处不期而遇，尽管当时未打招呼却又觉得一见如故。就是说，她属于唤起男性永恒之梦那种类型的女孩，不假修饰，清逸脱俗。束腰的双排扣大衣里面是一件绿色开司米毛衣，下面是一条极为普通的毛料西裙，首饰只有一对不事雕琢的小耳环。俨然举止得体的四年级女大学生。

另一个女孩一身冷色连衣裙，戴眼镜。我以为妓女不至于戴什么眼镜，居然真有戴的，她虽算不得雍容华贵，但也甚是妩媚。四肢苗条，被太阳晒得恰到好处。她说上周一直在关岛游泳来着。头发很短，用发卡拢得齐齐整整。戴着一副银手镯。动作干脆利落，肌肤滑润光洁，如肉食动物那样绷得紧紧的，显得健美而洒脱。

看见这两个女孩，我不由想起高中班上的同学来。程度固然不同，但每个班级都至少有一两个这种类型的女生。一种容貌漂亮，娴静优雅，一种生机勃勃，魅力四溢。看这气氛，很像同窗联谊会——就像同窗会开完之后，同几个合得来的同学找个轻松随便的地方一起喝第二次酒。这未免想入非非，但的确有这种感觉。五反田看上去也似乎品味出了轻松的意味。他以前可能同两个人都睡过，相互不见外地打着招呼：“噢——”“还好？”然后把我介绍给两人，说我是他初中同学，舞文弄墨为生。女孩们笑着说声请多关照，那笑容像是在告诉我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见到这类微笑的。我便也寒暄一句。

我们或坐地毯或歪在沙发上，喝着兑汽水的白兰地，一边说笑一边听杰克逊、希克和阿兰·帕森斯的唱片，气氛十分融洽。我和五反田沉浸在这气氛里，两个女孩也似乎其乐陶陶。五反田为戴眼镜的女孩表演如何装扮牙医。表演得确实好，比真牙医还像牙医，真乃天赋所使然。

五反田坐在戴眼镜的女孩身边，向她小声说着什么，对方不时嗤嗤直笑。不一会，雍容华贵的女孩轻轻偎依着我的肩膀，拉起我的手。她身上发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味儿，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我不由再次觉得像是参加同窗会，对方仿佛在对我嘤嘤低语：那时候不好说出口，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为什么你不跟我约会呢——一场男孩的梦，无尽的遐想。我搂住她的肩。她默默闭起眼睛，用鼻尖在我耳下探来探去，随后吻在我的脖颈上，柔柔地吸了一口。等我注意时，五反田和另一个女孩已经不见，大概是到卧室里去了。她问我能否把灯调暗一点，我便关掉壁灯，只留一盏小型台灯。再注意一听，唱片已经换成鲍勃·迪伦唱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怜的宝贝儿》。

“给我慢慢脱掉。”她在我耳畔低声说道。于是我为她轻手轻脚地脱去毛衣、裙子、衬衫、长统袜。我条件反射地想把脱去的东西叠好，但转念一想无此必要，旋即作罢。她也为我脱衣服：阿玛尼领带、深蓝色牛仔裤、半袖衫，然后在我面前站起只剩得圆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裤的裸体，笑盈盈地问道：

“怎样？”

“好极了！”我说。她有一个十分好看的身子，匀称动人，充满活力，通体光洁，富有性感。

“怎么个好法？”她问，“说得具体些。要是说得确切，我让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高中时代。”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不可思议似地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挺独特的。”

“答得差劲儿吧？”

“正相反。”说罢，她来到我身旁，为我做起了我在三十四岁的人生中谁也不曾为我做过的事情，做得精细、大胆、不易想到。不过，也会有人想到的。我放松身体，闭起眼睛，任由她处置。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性体验。

“不坏吧？”她在我耳边悄声问道。

“不坏。”我说。

那动作像美好的音乐一样抚慰心灵，按摩肉体，麻痹对时间的感觉。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浓缩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的谐调，只是一定形式下的尽善尽美的信息传导，而且是从经费里报销。“不坏”——我说。鲍勃·迪伦在唱着什么。唱什么来着？《大雨将至》！我轻轻地搂过她，她顺从地钻进我的怀里。一边欣赏迪伦一边用经费搂抱雍容华贵的少女，这在我总觉得有点非同寻常，在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这不过是一种图像，我想，只要一按开关就会全部消失。一种立体的性场面，一种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儿，一种柔软肌肤的感触和炽热的喘息。

我按照固定程式射精完毕，两人一起去浴室洗了身子，然后围着大浴巾回到客厅，一边啜着白兰地，一边听达亚·斯特莱茨还有什么人的唱片。

她问我舞什么文弄什么墨，我把工作的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她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说这要看写什么，并说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说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接着笑着提议：两人再来一次扫雪。我们便又在地毯上云雨一番。这次做得十分简单而缓慢。但无论采取怎样简单的形式，她都晓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很纳闷。

之后，两人并排躺在又长又宽的浴槽里，我开始向她探听喜喜的事。

“喜喜，”她说，“好熟悉的名字。你认识喜喜？”

我点点头。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叹息一声：“她已经不见了，突然失踪了。我们俩，相当要好来着，时常一起出去买东西、喝酒。可她竟不辞而别，一下子无影无踪，在一两个月前。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干我们这行的，用不着提交什么辞职申请，不乐意干悄悄离开就是，只是她的离去叫人遗憾，我同她很合得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不是当女童子军”。她用又长又漂亮的手指抚摸我的小腹，轻碰我的阳物。“你和喜喜睡过？”

“过去一起生活来着，大约四年前。”

“四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四年前我还是个乖乖听话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见上喜喜一面？”我问。

“难呐！真的不晓得她去了哪里。刚才说过，只是失踪不见了，就像被墙壁吸进去似的。什么线索也没有，想找怕也没法找到。咦，你至今还喜欢喜喜？”

我在水中缓缓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还喜欢喜喜不成？

“说不清楚。不过想见她倒与这个无关，只是非要见她不可。我总是觉得喜喜想要见我，总是在梦里见到她。”

“奇怪，”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时常梦见喜喜。”

“什么梦？”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尔一笑。她说想要喝酒，我们便返回客厅，坐在地板上听音乐、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搂着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个女孩大概睡了，一次也没从里边出来。

“嗳，也许你不信，我觉得现在和你这样很开心，真的。这跟应付事务呀逢场作戏什么的不相干，开心就是开心，不骗你。肯信吗？”她说。

“信。”我说，“我现在也开心得很，轻松得很，就像开同窗会似的。”

“你是有点特别！”

“喜喜的事，”我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摇了摇头：“我们之间，几乎不谈这个。大家的名字都是随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个女孩叫玛咪，都是两个字。至于个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听，这是礼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大家关系很好，一团和气，搭伴儿出去游玩。但这不是现实，不是。根本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们没有现实生活，怎么说呢，有的只是一种幻觉，空中飘浮的幻觉，轻飘飘的。名字无非是幻觉的代号，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对方的幻觉。这个，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们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做这事不仅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也是一种快乐。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客人品质可靠，并且都会使我们享受到快乐，我们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觉中。”

“快乐的扫雪工。”

“对，快乐的扫雪工。”说着，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时不时打雪仗。”

“咪咪，”我说，“过去我真认识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家，在我事务所旁边一家牙科医院当收发员。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长得有点黑，又瘦，倒是个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兑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四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奇妙的又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然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六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T恤。四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罗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七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着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经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的——尽管程度有别——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名实姓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褐色“玛莎拉蒂”，把我送回涩谷公寓。本来我说搭出租车回去，但他说相距近，执意送我回来。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20

此后几天风平浪静。每天都有几个有关工作的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接，只管由录音电话录下了事。看来我的人缘尚未彻底衰竭。我自己做饭，每天去涩谷街上看一次《一厢情愿》。正值春假，电影院虽然算不上满员，但也相当拥挤。观众几乎都是中学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个。他们来电影院，只是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红歌星的风采，至于电影的情节和水平如何，则全然不加理睬。每当他们心目中的影星出现时，便“叽里哇啦”地扯着嗓门大吼大叫，简直同野狗收容所里的光景一般。而出现的影星如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咔嘣咔嘣”地嘴里吃个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声音骂不绝口——什么“缩回去”、“滚你的吧”之类。我心中不由闪过一个念头：要是一把火连电影院烧个干净岂不人心大快！

《一厢情愿》开始后，我定定地注视着片头字幕，里边果然用小字印着“喜喜”。

喜喜出场的镜头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线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宫球场、青山墓地、表参道、仁丹大厦、涩谷。途中有时也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坚定地光临大地，到处洋溢着令人亲切的春天气息，地球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绕太阳公转。神秘的宇宙！每当冬去春来，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为什么春天的气息岁岁相同呢？每年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且年年如一。

街头巷尾，竞选宣传画泛滥成灾，且每张面孔都丑陋不堪。竞选宣传车也到处狂奔乱窜，根本听不清讲些什么，徒增噪音而已。我一边回想喜喜一边在街上不停地行走。这时间里，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开始一点点恢复了原有步调。步履变得轻松而踏实，而且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三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贝西“伯爵”的演奏而出名的四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根结蒂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的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遐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是在说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睡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惟独咪咪的个人发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请教。和我同居时，总的说来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动的。我每次抱她，她都温顺地予以配合，但从来不曾主动出击，或做出某种积极的表示。被我搂抱之时，我感到喜喜是瘫软的，将全副身心沉浸在欢娱之中。我对此也未曾有过不满足，因为尽情地搂她抱她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柔软的肢体，恬适的呼吸，温暖的下部。对我这已足够了。所以我怎么也想像不好她向别人——例如五反田——积极提供技艺高超的性服务的场面。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想像力贫乏的缘故。

妓女对私生活和职业两方面的性活动是怎样区分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说过的那样，这以前我一次也没同妓女睡过。我同喜喜睡过，喜喜是妓女。但我当时并非同作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为个人的喜喜睡。与此相反，就咪咪来说，我是同作为妓女的咪咪睡，而并非同作为个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对比，恐怕也没多大意思。这一问题越是深究越是费解。说起来，性活动这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技术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情，多大程度上属于做戏呢？充分的前戏是发自精神，还是出于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欢的快感之中吗？她在电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还是由于五反田手指抚摸背部而心荡神迷呢？

真相与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医生形象不过是假相，却比真正的医生还要像模像样，还要使人信赖。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么呢？我身上有没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说，而且要跳得优美动人，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悦诚服，那么我恐怕也该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对我的假相心悦诚服吗？也许能的，我想。但又有谁肯对我的真相心悦诚服呢？

睡意袭来，我用水冲冲杯子，刷牙睡觉。待睁眼醒来，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而过，开始迎来四月，迎来四月上旬——比杜鲁门·卡波蒂的文章还要纤弱细腻、流转不居、多情善感、风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纪国屋商场买调配妥当的蔬菜，买一打罐装啤酒和三瓶葡萄酒，买咖啡豆，买用来做三明治的熏鲑鱼，买豆酱和豆腐。回到家里，打开录音电话一听，里面出来雪的声音。她用无所谓有气无力或无气有力的声音说十二点再打一次电话，让我在家等候，随即“咔”一声挂断电话。这“咔”一声对她来说大概是一种身体语言。钟已指向十一时二十分，我去厨房煮了一杯又浓又热的咖啡，坐在地板上一边喝一边翻阅新出版的埃德·麦克贝恩的87分局系列推理小说，早在十年以前我便下决心不再读这玩意儿了，但每次有新书出来，又总是买回一本。就算是惰性，十年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十二点零五分，电话打来——雪的。

“还好？”她问。

“好得很。”

“现在做什么呢？”

“正准备做午饭。把早已调配妥当的脆生生的莴苣和熏鲑鱼切得像剃刀刃一样薄，再加冷水浸过的洋葱和芥末做三明治来吃。纪国屋的黄油很适合用来做这东西。弄得好，说不定可以赶上神户三明治熟食店里的熏鲑鱼三明治的味道。也有时候弄糟。但凡事只要树立目标并加以不屈不挠地努力，总会取得成功。”

“傻气！”

“不过味道极好。”我说，“不信去问蜜蜂，去问三叶草好了。真的可口无比。”

“什么呀，你说的？干吗扯到蜜蜂和三叶草？”

“比如嘛。”

“瞧你这人！”雪叹着气说，“你要多少长大些才行，三十四岁了吧？在我眼里都有点傻里傻气。”

“是叫我世俗化不成？”

“想去兜风，”她不理会我的提问，“今天傍晚有空？”

“想必有空。”我想了想说。

“五点钟来赤坂公寓接我。位置还记得？”

“记得。”我说，“喂喂，你一直待在那里，一个人？”

“是啊，回箱根也什么都没有。家里空空荡荡，又在山顶尖。那种地方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还是这儿有意思。”

“妈妈呢？还没回来？”

“不晓得，谁晓得她。杳无音信。也许还在加德满都吧！所以我不是说了么，那个人根本指望不得，天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花钱呢？”

“钱没问题，提款卡随我使用，早就从妈妈的钱夹里抽了一张。她那人，提款卡少一张根本觉察不到。况且我也得自卫嘛，总不能坐以待毙。她就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人，没什么奇怪。你不那样认为？”

我避而不答，搪塞说：“饭吃得可好？”

“吃啊。这叫什么话，不吃饭岂不死了？”

“我是问你吃得可好？”

雪清了清嗓子说：“肯德基、麦当劳、冰雪皇后，还有热气腾腾的盒饭。”

低营养食品。

“五点去接你。”我说，“去吃点正经东西。你那饮食生活实在太马虎。青春期女孩应该吃得像样些。那种生活时间长了，长大要月经不调的，当然你可以说调不调是你自己的事。问题是，你要是月经不调，周围人都跟着倒霉，也该为周围人着想才是。”

“傻气。”雪低声道。

“对了，要是不讨厌的话，把你赤坂公寓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为什么？”

“眼下这种单线联系是不公平的。你知道我的电话，我却不知道你的。你高兴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我高兴时却不能打电话给你，这不公平。再说比如今天这场约会，一旦有急事要变更，联系不上就大不方便。”

她略微犹豫似的哼了哼鼻子，最终还是把号码告诉了我。我记在手册通讯录中五反田的下边。

“不过可别随意变更哟，”雪说，“那种风风火火的人有妈妈一个就足够了。”

“放心，我不会随意变更，不骗你。不信你去问蝴蝶、去问苜蓿好了。像我这样严格守约的人怕没有几个。当然喽，世上有突发事故的存在，就是说会突然发生始料未及的事，世界毕竟广大而复杂。那时我也许应付不了，如果同你联系不上就非常狼狈。我说的你可明白？”

“突发事故。”她重复道。

“晴天霹雳。”

“最好别发生。”雪说。

“但愿如此。”

然而确实发生了。

21

他们是下午三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八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四十有余，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身材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1)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直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得得，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RENOMA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RENOMA。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等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神色一成不变，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得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登上深蓝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

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于是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四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挨得太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上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八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硕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鲁图》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鲁图》，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五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得他同意之后请他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词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五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你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六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三十秒钟谁也没有作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保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桶，“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一九七〇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噼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五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是胡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憋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利，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意儿啰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

“别误解，这不是吓唬你。”渔夫道，“他是忠告你。我们也不愿意让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地看着烟灰缸。这烟灰缸没有任何标记，又旧又脏。最初玻璃也许还透明，但如今则不尽然，而呈浑浊的白色，底角还有油腻。我揣摩它恐怕在这桌子上已经放了不知多少岁月——十年吧。

渔夫久久地摆弄着塑料尺。

“也罢，”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说明一下事由。实际我们提问也是该讲究顺序，你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顺序来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毕，将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夹，啪啪翻了几页，拿起一个信封，从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这三张照片拿在手中审视。照片是真的，黑白两色，一看便知不是艺术摄影。照片上是个女子。第一张照的是裸背，女子俯卧床上，四肢修长，臀部隆起，头发像扇面一样摊开，掩住头部。两腿略微分离，下部隐约可见，胳膊向两侧随意伸出。女子看来是在睡觉。床无甚特征。

第二张更逼真。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张照片。这张是面部特写。是咪咪，毫无疑问。但她已不再雍容华贵，而显得冻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周围有一道仿佛被揉搓过的痕迹。我一时口干得不行，连咽唾液都很困难，手心皮肤阵阵发痒。咪咪，那场绝妙的欢娱！曾和我快活地扫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达亚·斯特莱茨，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现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摇头，但没摇。我把三张照片重叠收好，若无其事地交还给渔夫。两人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看照片时的反应。我用催问的神情看了看渔夫的脸。

“认识这个女孩吧？”渔夫开口道。

我摇头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认识，势必将五反田卷入进去，因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将他卷进去。或许他已经卷入，这我无从推断。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说我同咪咪睡过，那么我的处境就相当尴尬，等于说制造伪供。那样一来，可就非同儿戏。这是一次赌注。但不管怎样，不能从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况不同。如若说出他来，必然舆论大哗，周刊蜂拥而至。

“再仔细看一遍！”渔夫以颇含不满的缓慢语调说道，“事关重大，再仔细看一遍，然后请回答。如何？对这女子可有印象？请不要说谎。我们可是老手，谁个说谎当即一目了然。对警察说谎，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三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腐肉冒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种臭味受用不了，没法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的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目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人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也有生存的权利，才二十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脑袋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罪犯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罪犯，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罪犯还可能继续杀害其他女孩。”

“昨天午间，这女孩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订了一间双人房，五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六点时要了一个人吃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七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牌子。第二天十二点是退房时间，十二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上上下下，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三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六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十二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九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十二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四分之一左右。还吃了个桃子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子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夜晚。我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咪咪却在这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静静夜晚被人用长统袜勒死了。

“想不起来。”我说。

“喂，最好认真想想嘛，”文学干咳一声，“你现在可是处于不利位置哟？”

“随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无所谓利与不利。”我说，“我是个靠自由撰稿为生的人，因工作关系，名片也不知散发了多少。至于那女孩怎么会有我的名片，我却是没办法搞清——总不至于说是我杀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会只特意挑出一张珍藏在钱包最里头吧？”渔夫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个是这女子同你们那个行业有关，在宾馆里同一男子偷情而被对方杀了。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东西清洗一空，惟独这张名片因藏在钱包最尽头而未能带走。另一个假设是，这女子是风月老手、娼妓、高级娼妓，使用一流宾馆的那类。这类人身上不会带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杀害。罪犯没有取钱，估计非比一般。可以推导出这两种假设吧？如何？”

我默默地歪一下头。

“不管怎样，你的名片是个把柄。因为现阶段我们手里除此外没有任何线索。”渔夫一边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击桌面，一边再三强调似的说道。

“名片那东西不过是印有名字的纸片而已。”我说，“成不了证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凭这纸片什么也证明不了。”

“此时此刻，”一直用圆珠笔头敲击桌面的渔夫说道，“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确证明不了。现在鉴别人员正在房间里对遗物进行检查，同时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会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间的脉络。只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时间里希望你再好好想一想。可能要熬个通宵，反正要搞彻底才行。时间一长，有很多东西便可能回忆起来。让我们再从头来一次，请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动仔细过一遍筛子，从早到晚一个不漏地……”

我觑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懒洋洋地指向五点十五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约会。

“能借电话用一下吗？”我问渔夫，“原定五点钟有个约会，很重要的约会，得告诉一声才好。”

“和女孩？”渔夫问。

“嗯。”

他点点头，把电话推到我这边来。我掏出手册，找到雪的电话号码，拨动号码盘。铃响到第三遍，她接起电话。

“是要说有事来不了吧？”雪先发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释说，“倒不是我的责任，但实在脱身不得，被领来警署，正接受询问，是赤坂署。解释起来话长，总之看样子轻易解脱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什么也没搞。只是作为杀人案的参考人给警察叫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滑稽。”雪听起来无动于衷。

“是的。”我承认。

“喂，总不会是你杀的吧？”

“当然不是我杀的。”我说，“我是屡遭失败屡出差错，但绝没杀人。不过是问问情况，提问接二连三。反正对你不起，另外找时间将功赎罪就是。”

“滑稽透顶！”言毕，雪“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也放下听筒，把电话还给渔夫。两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和雪的对话，似乎并无所得。假如他俩知道我是同一个十三岁女孩约会，必定进一步加深对我的怀疑。说不定以为我是个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来说，三十四岁的男子断不会同十三岁女孩幽会。

两人就我昨天一昼夜的坐卧行止无微不至地叮问一遍，并记录在案——把厚纸垫在底下，在便笺样的纸张上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东西实在毫无意义，真正的滑稽透顶，纯属浪费时间浪费劳力。上面不厌其详地写着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记着我晚饭所吃的蒟蒻的煮法。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了松鱼的削法。但玩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结果搞成了一份相当厚实的文稿，可惜全无价值可言。六点半，两人叫近处一家饭店的外卖点送来盒饭。盒饭不怎么高级，和低营养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鱼肉卷之类，无论味道还是用料都不敢恭维，油腻腻咸滋滋的。咸菜用的是人工着色剂。然而两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扫而光。原以为折腾得饭也难以下咽，看来那只是一时的气恼。

吃罢饭，文学端来淡而无味的温吞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又大过烟瘾。狭小的房间里烟雾蒸腾，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询问即刻开始。无聊提问的无尽循环。诸如《审判》从哪里读到哪里，何时换的睡衣等等。我向渔夫介绍了卡夫卡小说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兴致。对他来说，那情节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饭。我不由担心，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能否流传到二十一世纪。不管怎样，他竟连《审判》的主要情节也记录下来。何苦一一把这东西记录在案呢？我实在感到纳闷。端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式。我逐渐觉得傻气觉得厌倦起来。况且也累了，脑袋开始运转不灵。这一切太鸡毛蒜皮，太没有意义了。然而他们依然穷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项的间隙喋喋不休，且将我的答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有时碰到不会写的字，渔夫便问文学。对如此作业，两人似乎毫无厌烦情绪。估计疲劳还是有的，但决不懈怠。哪怕是再琐碎的事，也竖耳倾听，目光炯炯，以便随时找出漏洞。两人不时交替出去五六分钟，然后转回。坚韧不拔的斗士！

时值八点，询问人由渔夫换成文学。渔夫的两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劳，站着伸展挥舞一番，并转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烟。文学开问前也先吸了一支。换气不良的房间里，活像天气预报的气象图一般云遮雾绕，迷蒙一团。低营养食品和香烟云雾。我真想去外面尽情来个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厕所。文学指点说出门向右，到头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缓缓踱回。在厕所里做深呼吸说来未免反常，实际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拣四。起码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从厕所回来，文学重开战局。他详细地问了昨晚打来电话那个人的情况。和我算什么关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识的？打电话为哪桩事？为什么没有马上回电话？为什么休那么长的假？经济上支撑得了吗？税金申报了没有？如此啰嗦个没完没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渔夫一样花时间用工整的楷书记录在纸上。莫非他真的以为这种作业有意义不成？我无从判断。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日常工作，无须考虑有无意义。不折不扣的弗兰茨·卡夫卡式。两人之所以无休无止地把这无聊的事务性作业故意拖延下去，说不定是存心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我已经筋疲力尽，有问必答，答无不尽。总之我一心想早早结束了事。

但十一点时作业仍未终止，连终止的征兆也没有。十点渔夫走出房间，十一点折回。看样子是打了个盹，眼睛有点发红。他将自己不在时记录的内容过目一遍，然后将文学取而代之。文学端来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营养食品。

我早已无心恋战。

十一点半时我又累又困，遂宣布我不再开口说话。

“麻烦透了！”文学一边在桌上咔嗤咔嗤地挤压手指关节，一边俨然真的为难似地说，“此事刻不容缓，对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话，我想坚持最后搞完算了。”

“这种询问，我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我说，“坦率说来，我看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鸡毛蒜皮到后来也相当有用。根据鸡毛蒜皮侦破的案例不在少数，相反，因为忽视鸡毛蒜皮而事后追悔莫及的情况也并非个别。因为这毕竟是杀人案，一个人因杀致死。我们也都在严肃对待。对不起，请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有意，完全可以让上级批准把你作为重要参考人拘留起来，但那样会使双方增多麻烦，对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们想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们就不至于采取强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会如何？”渔夫从旁插话，“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么。”

我点点头，哪里都好，总比待在这烟味熏人的房间里强。

渔夫把我领往休息室。走过阴冷的走廊，迈下更阴冷的楼梯，又进入走廊，到处充满阴森森的气息。他们说的休息室原来竟是拘留所。

“这地方在我眼里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涩的微笑说道，“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

“只有这个地方，对不起。”

“纯属笑话！我回家。”我说，“明早再来。”

“喂喂，不上锁的。”渔夫说，“就算求你了，就忍耐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锁也是普通房间嘛。”

我再懒得同他舌来唇去，凑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锁的确也是普通房间。况且我已累得一塌糊涂，困得一塌糊涂，再没心思同任何人讲话，懒得开口。我摇摇头，不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触。湿乎乎的床垫和廉价毛巾被。厕所的气味。绝望感。

“不上锁的。”渔夫说罢，关上门，门咣地发出冷冰冰的声响。上锁也好不上锁也好，反正声音同样冰冷。

我喟叹一声，盖上毛巾被。有谁在什么地方大声打鼾，鼾声听起来既像是十分遥远，又似乎很近。仿佛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分裂成无数块互不往来的无可挽回的薄薄断层，鼾声便是从那断层的缝隙中发出来的，哀怨凄婉，飘忽不定，而又真切可闻。是咪咪！如此说来，昨晚我还想起你来着，那时不知你仍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是想起你来着，想起同你的欢娱，想起为你轻轻脱衣服的光景。怎么说呢，那简直像是同窗会。我是那样地轻松快活，犹如世界上所有的螺丝都松缓下来。我已好久未曾体味过这种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现在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对不起，什么都无能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的人生都是极其脆弱的。作为我，不能把五反田卷到丑闻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里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觉并作为杀人案参考人被传唤的事公诸于世，其形象必将受到损害，其主演的电视节目和广告便很可能跌价。说无聊便也无聊，无聊的形象，无聊的世道。但他将我视为朋友并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为朋友来对待。这是信义问题。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能和你相抱而卧我是那般惬意，简直是童话。我不知道那对你是不是一种慰藉，反正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记着你。我们俩扫雪一直扫到早上——官能式扫雪。我们使用经费在幻觉天地里相依相偎，黑熊扑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时想必痛苦万状，你不想告别人世吧，大概，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为你做。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体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休息吧，我说。

休息吧，思考发出回声。

正是，咪咪应道。

(1)指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

22

第二天的内容几乎是第一天的重复。早上三人又在同一房间集中，闷声喝咖啡，吃面包。这回的面包还凑合，羊角形的。吃完，文学把电动剃须刀借我一用。我原本不喜欢电动的，也只好用来应付一下。没有牙刷，只得在漱口上下了番功夫。接下去就是询问。无聊而无关紧要的询问。合法的拷问。这名堂犹如上发条的蜗牛玩具，断断续续持续到中午。大凡能问的两人都已问了，看样子已再无问题可问。

“啊，也就这样子了。”渔夫把圆珠笔置于桌面，说道。

两名刑警不约而同地呼出一口长气，我也长吁一声。我揣摩，两人把我扣在这里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取时间。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仅凭被害女子钱包里有张名片这一点就取得拘留许可，纵使我提供不出我不在现场的有力证据。所以他们只能设下这傻里傻气的卡夫卡式迷宫，把我牵制住不放，直到指纹和尸体解剖的结果证明我不是罪犯时为止。荒唐透顶！

但不管怎样，询问算是到此为止。我可以回家，洗澡，刷牙，像样地刮胡须，喝像样的咖啡，吃像样的饭食。

“好了，”渔夫直起身，通通地敲着腰部说道，“该吃午饭了吧？”

“询问像是完了，我这就回家。”

“那还不成。”渔夫难以启齿似的说。

“为什么？”

“需要签名，证明你是这么说的。”

“可以可以，签名好了。”

“签之前请确认一遍内容有无出入，要一行一行地看，事关重大嘛。”

于是我拿起三四十页之厚而又写得密密麻麻的公用笺，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起来。我边读边想，二百年过后，这等文章也许具有风俗研究的资料价值，其近乎病态的详细而客观的叙述，对研究人员想必有所帮助——城里一个三十四岁独身男性的生活光景不难在其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虽说没有代表性，但毕竟是时代的产儿。问题是此时在警署询问室里阅读起来，却是平添烦恼。花了十五分钟才读完。好在是最后一关，读完签上名，即可回家了事。读毕，我把记录纸在桌面上橐橐地蹾齐。

“可以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内容上我没有异议。签名就是，签在哪里？”

渔夫用手指飞快地转动圆珠笔，看着文学。文学拿起桌面上的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蹙起眉头盯着烟火。我腾起一种极其不快的预感。

“没有那么简单。”文学用分外徐缓的语调说道，如同内行人向外行人再三叮嘱什么，“这类材料，须是亲笔才行。”

“亲笔？”

“也就是，务必亲手抄写一遍，由你，用你的字。否则法律上无效。”

我往那叠公用笺上扫了一眼。我连发火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很想发火，很想骂一声岂有此理，很想拍案声称自己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告诫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很想起身一走了之。正确说来他们也明白没有阻挡我的权利。但我太累了，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争辩，无论对谁。我觉得与其争辩，莫如言听计从为好，那要省事得多。权当傀儡好了，累得当傀儡。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要好好发一顿火的。低营养食品也罢，香烟云雾也罢，电动剃须刀也罢，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年龄大了，变得懦弱起来。

“不抄。”我说，“累了，回家。我有权回家，谁也挡不了。”

文学发出模棱两可的语声，既像呻吟又像打哈欠。渔夫仰望天花板，用圆珠笔头通通地敲击桌面，且颇有节奏：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话要那么说，事情可就麻烦了。”渔夫开口道，“也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申请拘留许可就是。那样一来，可就再不可能这么和风细雨了。噢，也好，那样倒好办一些。嗯，是吧？”他问文学。

“是啊，那样反而好办。好，就那样好了。”文学应道。

“随便。”我说，“但在许可批下来之前我是自由的。就待在家里不动，批下来上门找我就是。横竖我得回家，在这里闷得慌。”

“拘留许可批下来之前，可以暂时约束人身自由。”文学说，“这条法律是有的。”

我本想叫他把六法全书搬来，把那条指给我看，可惜精力体力现已耗费一空。虽然明明晓得对方是虚张声势，也无力同其两军对垒。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就按你们说的办。不过得让我打个电话。”

渔夫把电话推过。我给雪打了第二次电话。

“还在警署，”我说，“看来得待到晚上，今天你那里去不成了，对不起。”

“还在那里？”她惊愕道。

“滑稽！”我抢先说出。

“怕不正常吧！”雪换个说法，词汇倒还丰富。

“干什么呢，现在？”

“没干什么，”她说，“闲得没什么可干。躺着听音乐，吃蛋糕，翻翻杂志什么的，就是这样。”

“噢——”我说，“反正出来就打电话过去。”

“能出来就好。”雪淡淡地说。

两人依然侧耳倾听我在电话中的言语，但似乎依然一无所获。

“那，反正先吃午饭吧！”渔夫说。

午饭是荞面条。面条脆弱得很，刚用筷子挑起便断成两截。犹如病人用的流质，带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两个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学其样子吃了下去。吃罢，文学又端来不凉不热的茶水。

午后如同深不可测的浑水河，静静流逝，房间里惟闻挂钟走动的喀喀声。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铃声。我只管在公用笺上奋笔疾书。两名刑警轮流歇息，时而到走廊小声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驱动圆珠笔，把这百无一用的无聊文章从左往右直录下来：“六点十五分左右，我准备做晚饭，首先从电冰箱里取出蒟蒻……”纯属消耗。傀儡！我对自己说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无怨言。

但也不尽然，我想。不错，我是有点当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争，自己的所作所为果真正确吗？难道不应该放弃对五反田的包庇而如实说明真相协助警方破案吗？我是在说谎。而说谎，任何种类的说谎都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纵使为了朋友。我可以讲给自己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使咪咪获得再生。我诚然可以这样说服自己，然而腰杆硬不起来，因而只好闷头抄写不止。傍晚，抄出二十页。长时间用圆珠笔写这么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劳作。渐渐地，手腕变酸，臂肘变重，手指变痛，头脑变昏，于是下笔写错，写错须用横线勾掉，并按以指印，不胜其烦。

晚间又是盒饭。我几乎提不起食欲，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卫生间对镜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为之吃惊。

“结果还没出来？”我问渔夫，“指纹、遗物和尸体解剖的结果？”

“没有，”他说，“还得一会儿。”

我好歹熬到十点，差五页没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多一个字也写不出了——我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于是渔夫又把我领去拘留所，到那里歪身便睡。没刷牙也好，没换衣服也好，统统顾不得了。

早上起来，我又用电动剃须刀刮了胡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想起还剩五页，便用两个小时抄了，然后逐页工整地签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学拿起检查一遍。

“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问。

“再回答一点点问题就可以回去了。”文学说，“放心，很简单，是我想起要补充的。”

我叹口气：“不用说，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当然。”文学说，“很遗憾，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没有材料没有印鉴，等于什么也没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阳穴，里边似乎有什么硬硬的异物钻了进去，在头脑里膨胀起来，且已无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几天，本来可以顺利取出。可怜之至！

“别担心，花不了多少时间，马上就完。”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琐碎提问时，渔夫返回房间，叫出文学。两人在走廊里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头，观察天花板边角处污痕一般附着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尸体照片上的阴毛无异。从那里往下，沿着墙壁裂缝渗出许多斑斑点点，仿佛瓷窑里烧出来的。那霉斑我想大约沁有无数出入这房间之人的体臭和汗味儿，也正是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而成为如此黑乎乎的斑点。这么说来，我好像已经好久没见到外面的风景，好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冷酷绝情的场所！这里，他们企图调动所有手段来扼杀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严人的信念。为了不致留下看得见的外伤，他们在心理战术上大做文章，巧妙地布下形同蚁穴的官僚主义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不安，使其避开阳光，使其吃低营养食物，使其出汗，从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上整齐地合拢双手，闭目回想雪花纷纷的札幌街头，回想庞大的海豚宾馆和服务台那个女孩。她现在怎么样了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务台里嘴角挂着闪闪耀眼的营业性微笑吧。现在我很想从这里打电话同她交谈，很想开一句下里巴人的玩笑。然而我连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无法打电话。是个可爱的女孩，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样的撩人心弦。宾馆精灵。她喜爱宾馆里的工作。与我不同，我从未喜爱过什么工作。工作起来倒也一丝不苟，但一次也未喜爱过。而她却喜爱工作本身。离开工作岗位，她便显得弱不禁风，显得惶惶不安。当时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没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谈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杀害。

趁她尚未失踪。

23

片刻，两名刑警折回房间。这回都没有落座。我仍呆呆地眼望霉斑。

“你可以回去了，已经可以了。”渔夫声音淡漠，“辛苦了。”

“可以回去？”我愕然反问。

“询问结束了，完事了。”文学接道。

“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渔夫说，“已经不便继续把你留在这里了。可以回去了，辛苦了。”

我穿上满是烟味儿的茄克，离座站起。缘故尚不明了，但看来还是趁对方变卦之前快快溜走为妙。文学送我到门口。

“跟你说，昨天晚间就已看出你不是罪犯。”他说，“鉴别和解剖的结果，证明你同此案毫无瓜葛。所剩精液的血型不符，也没发现有你的指纹。不过，你有所隐瞒，所以才留住不放，以便从你嘴里敲打出点什么。你有所隐瞒这点我们看得出来，凭直觉，凭职业直觉。那女子是谁，提示一下你总可以做到吧？然而你由于某种理由隐瞒了下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没那么容易蒙混，老手嘛，况且人命关天。”

“对不起，你说的我莫名其妙。”我说。

“也可能还要劳你前来。”他从衣袋里掏出火柴，用火柴杆按着指甲根说，“动起真格来，我们可是要一追到底的。这回要准备得万无一失，即使你把律师拉来，我们也眼皮都不眨一下。”

“律师？”我问。

但此时他已消失在建筑物里边了。我拦辆出租车赶回住处，往浴槽里放满水，慢慢地将身体沉入其中。然后刷牙、刮须、洗头。浑身全是烟味儿。鬼地方，蛇洞一样。

洗罢澡，我煮了些花椰菜，边吃边喝啤酒，接着放上一张阿萨·普拉依索库在贝西“伯爵”管弦乐队伴奏下演唱的唱片。唱片华丽无比，十六年前买的，一九六七年。听了十六年，百听不厌。

随后我稍睡了一觉。出门拐弯，又转了回来——便是这种睡法。约睡了三十分钟。睁眼醒来，看表才不过一点。我拿起游泳衣和毛巾塞进手提袋，乘上“斯巴鲁”赶去千驮谷室内游泳池，畅畅快快游了一个小时。如此好歹恢复了人的心绪，食欲也多少上来了。我给雪挂去电话，她在。我告诉说已经从警署脱身出来，她冷冷地说那好。我问吃了午饭没有，她说还没有，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两块奶油馅点心。饮食生活照样不成体统，我想。我说这就去接，一起去吃点什么。她嗯了一声。

我驾起“斯巴鲁”，绕过外苑，沿着绘画馆前的林荫道，从青山一丁目驶至乃木神社。春意一天浓似一天。在我滞留赤坂警署两个晚上的时间里，风的感触已变得温情脉脉。树的叶子愈发青翠迎人，光线已失去棱角，变得和蔼可亲，就连城市的噪音也如田园交响曲一般娓娓动听。世界如此美好，肚子也觉得饿了。太阳穴里边硬硬的异物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我刚一按门铃，雪便跑下楼来。她今天穿一件鲍伊运动衫，外套褐色真皮茄克，肩上一个帆布挎包。挎包上别着斯特雷、斯特利和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好个奇妙的搭配，不过也无所谓。

“警署有意思？”雪问。

“一塌糊涂，”我说，“和乔治男孩的歌唱同样一塌糊涂。”

“唔。”她无动于衷。

“下回给你买个猫王纪念章，替换一下。”我指着挎包上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说道。

“怪人。”她说。果然词汇丰富。

我首先把她领进一家像样的饭馆，让她吃了用全麦粉面包做的烤牛肉三明治和蔬菜色拉，喝了真正新鲜的牛奶。我也吃了同样的食物，喝了杯咖啡。三明治味道不错，酱汁清淡爽口，肉片柔软滑嫩，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山萮末和西洋芥末，味道冲得势不可挡。这才叫吃饭。

“喂，往下去哪里？”我问雪。

“辻堂。”

“那好，”我说，“就去辻堂。不过为什么去辻堂呢？”

“我爸爸住在那里，”雪答道，“他说想见你。”

“见我？”

“他人并不那么坏的。”

我喝着第二杯咖啡，摇摇头说：“我不是说他人不好，是想说你爸爸为什么要特意见我。你向爸爸提起我了？”

“嗯，在电话里。告诉他是你把我从北海道领回来的，还说你给警察带去回不了家。结果爸爸就通过一个认识的律师向警察打听了你的情况。他在这方面交游很广，相当讲究现实。”

“原来如此，”我说，“是这样！”

“顶用吧？”

“顶用，顶用得很。”

“我爸说了，说警察没权利扣住你不放，你要是想回去，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在法律上。”

“知道的，这个。”

“那干吗不回去？说声回去不就完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我稍想一下说，“或许是自我惩罚吧。”

“不一般。”她支着下颏说。词汇确够丰富。

我们坐着“斯巴鲁”往辻堂驶去。偏午时分，路上车少人稀。雪从挎包里掏出很多磁带，放进音响。从鲍勃·马里的《去国离乡》到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各色音乐在车内流淌不止。有的兴味盎然，也有的单调无聊，但都同窗外景致一样稍纵即逝。雪几乎没有开口，舒舒服服靠着座席欣赏音乐。她拿起我放在仪表板的太阳镜戴上，吸了一支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我则默默地集中精力开车，不时地变换车挡，眼睛盯视远处的路面，仔细地辨认每一个交通标识。

有时候我很羡慕雪，她今年才十三岁。在她眼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包括音乐、风景和世人，想必同我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在过去也是如此。我十三岁的时候，世界要单纯得多。努力当得报偿，诺言当得兑现，美当得保留。但十三岁时的我并不是个特别幸福的少年。我喜欢一个人待在一边，相信孤单时的自己，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容不得只有我自己。我被禁锢在家庭与学校这两大坚不可摧的樊笼之中，感到一阵阵焦躁不安。一个焦躁的少年。我恋上了一个女孩，这当然不可能如愿。因为我连恋爱为何物都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同她说过几句话。我性格内向，反应迟缓。我很想对老师和父母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大唱反调，却吐不出相应的言词。无论干什么都干不顺当。同无论干什么都左右逢源的五反田恰成对比。不过，我可以捕捉到事物新鲜的风姿，那实在是令人快慰的时刻。香气四下飘溢，泪水滴滴灼人，女孩美如梦幻。摇滚乐永远是摇滚乐，电影院里的黑暗是那样的温柔而亲切，夏日的夜晚深邃无涯而又撩人烦恼。是音乐、电影和书本陪我度过这几多焦躁的日夜晨昏，于是我记住了萨姆·库克和纳尔逊唱片里的歌词。我构筑了独有我自己的小天地，并生活其中。那时我十三岁，与五反田在同一个物理实验班。他在女孩们热辣辣的目光中擦燃火柴，优雅地点燃煤气喷灯，忽地一闪。

他为什么偏偏羡慕我呢？

令人费解。

“喂，”我跟雪搭话，“给我讲讲穿羊皮那个人的事好吗？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又怎么晓得我见过他？”

她朝我转过脸，摘下太阳镜，放回仪表板，然后微微耸下肩：“那之前能先回答我的提问？”

“可以。”

雪随着菲尔·科林斯的歌声——犹如醉了一整夜后醒来见到的晨光那样迷蒙而哀婉的歌声——哼唱了一会儿，随后又把太阳镜拿在手里，摆弄着眼镜腿的弯钩。“以前在北海道时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说我在你幽会过的女孩当中是最漂亮的。”

“是那样说过。”

“那是真的，还是为了讨我欢心？希望你坦率地告诉我。”

“是真的，不骗你。”我说。

“同多少人幽会过，这以前？”

“数不胜数。”

“两百个？”

“不至于。”我笑了笑，“我没有那么好的人缘，倒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总的来说仅限于局部。幅度窄，又缺乏广度。充其量也就十五个左右吧。”

“那么少？”

“惨淡人生。”我说，“暗，湿，窄。”

“限于局部。”

我点点头。

她就我这人生沉思了一会，但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勉为其难，年纪太小。

“十五个？”她说。

“大致。”我再次回顾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三十四年人生之旅，“大致十五个。顶多不超过二十个吧。”

“才二十个！”雪失望似的说，“就是说在那里边我是最漂亮的啰？”

“嗯。”

“没怎么同漂亮女孩交往过？”她问。接着点燃第二支烟。我发现十字路口站着警察，便抢过扔出窗口。

“同相当漂亮的女孩也交往过的。”我说，“但数你顶漂亮，不骗你。这么说不知你能不能理解：你的漂亮是自成一格的漂亮，和别的女孩不同。不过求求你，别在车里吸烟。从外面看得见，而且熏得车子满是烟味。上次也跟你讲过，女孩小时吸烟吸过量，长大会变得月经不调。”

“滑稽！”

“讲一下披羊皮那个人。”我说。

“羊男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你说的呀，前几天的电话里。说是羊男。”

“那样说的？”

“是啊。”

道路有些堵塞，等信号灯等了两次。

“讲讲羊男，在哪里遇见的？”

雪耸耸肩：“我，并没见过羊男，只是一时的感觉。看见你以后，”她把细细长长的头发一圈圈缠在手指上，“我就有那种感觉，感觉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你身上有那种气氛。每次在宾馆见到你，我都产生那种感觉。所以才那么问你，并不是说我特别了解什么。”

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思考着雪的这番话。有必要思考，有必要拧紧头脑的螺丝，拧得紧紧的。

“所谓一时的感觉，”我问道，“就是说你心目中出现了他的身影，羊男的身影？”

“很难表达，”她说，“怎么说好呢，反正并不是说羊男那个人的身影真真切切地在眼前浮现出来，你能明白？只是说目睹过那一身影的人的感觉像空气一样传到我身上，眼睛是看不见的。虽说看不见，但我可以感觉到，可以变换成形体——准确说来又不是形体，类似形体罢了。即使能够将其原封不动地出示给别人，我想别人也根本摸不着头脑。就是说，那形体独有我一个人明白。哎，我怎么也解释不好。傻气！喂，我说的你明白？”

“模模糊糊。”我坦率地回答。

雪皱起眉头，咬着太阳镜的弯钩。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呢，”我试着问，“你感觉到了我身上存在或依附我而存在的某种感情或意念，并且可以将其形象化，就像描绘象征性的梦境一样？”

“意念？”

“就是思想冲动。”

“嗯，或许，或许是思想冲动，但又不完全如此。还应该有促使思想冲动形成的东西，那东西又非常之强——大约可以称为意念驱动力。而我便感觉出了它的存在，我想是一种感应。并且我可以看见它，但不像梦。空白的梦，是的，是这样的，空白的梦。其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身影。对了，就像把电视荧屏的亮度忽儿调得极亮忽儿调得极暗时一样。虽然上面什么也看不见，但若细细分辨，肯定有谁存在其中。我感觉出了那个，感觉出了那里边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不是坏人，不，甚至不是人，但并不坏。只是看不见，像明矾画似的，有是有的，知道有，但看不见。只能作为看不见的东西看，没有形体的形体。”她伸下舌头，“解释得一塌糊涂。”

“不，你解释得很好。”

“当真？”

“非常出色，”我说，“你想说的我隐约明白，但理解还需要时间。”

穿过町中，来到辻堂海滨后，我把车停在松林旁边停车场的白线内。里面几乎没有车。我提议说稍微走一阵。这是四月间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下午。风似有若无，波平浪静。海湾那边就像有一个人轻轻拉曳床罩一般聚起道道涟漪，旋即荡漾开去。波纹细腻而有规则。冲浪运动员只好上陆，仍穿着简易潜水服坐在沙滩上吸烟。焚烧垃圾堆的白烟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左边，江之岛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依稀可辨。一只大黑狗满脸沉思的神情，沿着水岸交际处以均匀的小快步从右往左跑去。海湾里渔舟点点，其上空海鸥如白色的漩涡，悄无声息地盘旋不止。海水似也感觉到了春意。

我们沿着海边的人行道，朝着藤泽方向一路慢慢走去，不时同慢跑者或骑着自行车的女高中生擦肩而过。到得一处合适的地方，两人便坐在沙滩上观海。

“时常有那种感觉？”我问。

“不是时常，”雪说，“偶尔。只是偶尔感觉得到。能使我感觉得到的对象没那么多，寥寥无几。而且我尽量避免那种感觉。一旦感觉到什么，我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每当意识到可能有所感觉，我就‘啪’一声关闭起来。那种时候凭直觉意识得到。关闭之后，感觉就不至于陷得那么深。这和闭上眼睛是一回事。只不过关闭的是感觉。那一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有什么是知道的，但看不见。如此坚持一会儿，便再也看不见什么，对了，看电影时，当预感要出现恐怖场面的时候，不是会闭起眼睛吗？和那一样，一直闭到那场面过去，闭得紧紧的。”

“为什么要闭？”

“因为不愉快。”她说，“过去——更小些的时候——是不关闭的。在学校也是，一感觉到什么就说出口来。但那样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就是说，我连谁将要受伤都晓得，于是对要好的同学说‘那人要受伤的’。结果那人真的受了伤。这样有过几次，大家都把我当成什么妖怪，甚至管我叫‘小妖’，风言风语的。我当然伤心得不得了。从那以后就什么也不再说了，对谁也不说。每当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我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可我那时候没有关闭吧？”

她耸耸肩：“像是太突然了，来不及。那图像冷不防地浮现出来——在第一次见到你时，在宾馆酒吧里。当时我正在听音乐，听摇滚乐……什么都听，杜兰·杜兰也好，鲍伊也好……嗯，反正是我正听音乐的时候。我没怎么提防，整个身心放松下来。所以我喜欢音乐。”

“就是说你大概有预知能力吧？”我问，“比如你可以事先知道谁将要受伤等等，对吧？”

“说不准。我觉得好像和这个还不大一样。我不是预知什么，只是感觉得出其中存在的征兆。怎么表达好呢，每当发生什么之前，总有一种相应的气氛吧？明白不？譬如玩单杠摔伤的人，总有粗心大意、盲目自信的表现吧？或者得意忘形什么的。对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非常非常敏感。它像块状空气一样，危险——每当我闪过这一念头，那空白梦境般的图像便倏地产生出来。是产生，是发生，而不是预知。尽管图形模糊得多，但毕竟发生了，而且我能看见，但我再不能说什么。一说什么，大家就管我叫妖怪。我只是看着。我觉得此人可能烧伤，结果真的烧伤了。但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滋味很不好受吧？自我厌恶！所以我才关闭起来。一旦关闭，也就避免了自我厌恶。”

她抓起砂子玩着。

“羊男真有其人？”

“真有。”我说，“那宾馆里有他住的地方。宾馆之中还有另一个宾馆，那是一般人看不见的场所，但的的确确保留在那里。为我保留，为我存在。他就在那里生活，把我同许多事物连接在一起。那场所是为我设的，羊男在那里为我工作。假如没有他，我和许许多多的东西就连接不好。他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像电话接线员一样。”

“连接？”

“是的。当我寻求什么，打算同其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就为我接上。”

“不大明白。”

我也学雪的样子，捧起细砂，让它从手指间漏下去。

“我也不大明白，是羊男对我那样解释的。”

“羊男很早以前就有了？”

我点点头：“嗯，很早就有的，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存在，觉得那里有什么。不过其成为羊男这一具体形体，则是不久前的事。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羊男开始一点点定型，其所在的世界也开始定型。什么缘故呢？我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有那种必要吧。年龄增大以后我失却了很多很多东西，因而才有那种必要。就是说，为了生存下去，恐怕需要那种帮助。但我还搞不清楚，也许有其他原因。我一直在考虑，但得不出结论。傻气！”

“这事跟谁说过？”

“没，没有。说了估计也没人肯信。没有人理解的。再说我又说不明白。提起这话今天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同你可以说得明白。”

“我也是头一次说得这么详细。这以前始终没有说过。爸爸妈妈倒是知道一些，但我从未主动说起过。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话还是不说为好，本能地。”

“这回能互相说出来，真是难得。”

“你也是妖怪帮里的一个哟！”

返回停车场地的路上，雪讲起她的学校，告诉我初中是何等惨无人道的地方。

“从暑假开始一直没有上学。”她说，“不是我讨厌学习，只是讨厌那个场所。忍受不了。一到学校心里就难受得非吐不可。每天都吐。一吐就更受欺侮了，统统欺侮我，包括老师在内。”

“我要是和你同班，绝不会欺侮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雪久久地望着大海：“不过因为漂亮反遭欺侮的事也是有的吧？况且我又是名人的女儿。这种情况，或被奉为至宝，或被百般欺侮，二者必居其一，而我属于后者。和大家就是相处不来，我总是紧张得不行。对了，我不是必须经常把自己的心扉偷偷关闭起来吗？这也就是我整天战战兢兢的起因。一旦战战兢兢，就像个缩头缩脑的野鸭子似的，于是都来欺侮，用那种低级趣味的做法。简直低级趣味得叫人无法相信，羞死人了，实在想不到会那么卑鄙。可我……”

我握住雪的手。“没关系，”我说，“忘掉那种无聊勾当，学校那玩意儿用不着非去不可，不愿去不去就是。我也清楚得很，那种地方一塌糊涂，面目可憎的家伙神气活现，俗不可耐的教师耀武扬威。说得干脆点，教师的百分之八十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或者是无能之辈兼虐待狂。满肚子气没处发，就不择手段地拿学生出气。繁琐无聊的校规多如牛毛，扼杀个性的体制坚不可摧，想像力等于零的蠢货个个成绩名列前茅。过去如此，现在想必也如此，永远一成不变。”

“真那样看待？”

“那还用说！关于学校的低俗无聊，足足可以讲上一个钟头。”

“可那是义务教育呀，初中。”

“那是别的什么人认为的，不是你那样认为。你没有义务非去受人欺侮的场所不可，完全没有。而讨厌它的权利你却是有的，你可以大声宣布‘我讨厌’。”

“可往后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不成？”

“我十三岁时也曾经那样想过，以为人生就将这样持续下去。但不至于，车到山前必有路。要是没有路，到那时再想办法也不迟。再长大一点，还可以谈恋爱，可以让人买胸罩，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会有所改变。”

“你这人，真是傻气，”她吃惊似的说，“告诉你，如今十三岁的女孩，胸罩那东西任谁都有的。你怕是落后半个世纪了吧？”

“噢。”

“嗯，”雪再次定论，“你是傻透了！”

“有可能。”

她不再说什么，在我前头往停车处走去。

24

雪的父亲的房子靠近海边，到达时已是薄暮时分。房子古色古香，宽宽大大，院子里草木葳蕤，有一角还保留着湘南作为海滨别墅地带时期的依稀面影。四下悄然无声，春日沉沉西坠，气氛十分和谐。点点处处的庭院里，株株樱树含苞欲放。樱花开罢，玉兰花不久便将绽开花蕾。此种色调和芳香每天都略有不同的朝朝暮暮，可以使人感觉到季节的交相更迭。这等场所居然被保存下来了。

牧村家四周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是古式的，带有顶檐，惟独名牌十分之新，黑色的墨迹赫然勾勒出“牧村”二字。一按门铃，稍顷出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高个男子，把我和雪让进里边。男子一头短发，彬彬有礼，对我对雪都很客气，看样子已经与雪相见多次了。他笑的方式同五反田差不多，给人以玉洁冰清的愉悦之感，当然远不及五反田那般炉火纯青。他一边带我们往院子里头走，一边说他是给牧村先生当助手的。

“开车，送稿，查资料，陪着打高尔夫球、打麻将、出国，总之无所不做。”其实并没有问他，他兀自乐在其中似的向我介绍起来，“用句老话，就算是伴读书童吧。”

“唔。”我应道。

雪看样子很想说他一句“傻气”，但未出口。她说话大概也是要看对象的。

牧村先生正在内院练高尔夫球。在两棵树之间拉了张网，瞄准正中目标猛地将球击出。可以听见球棒挥起时那“嗖”的一声——那是世上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听起来十分凄凉幽怨。何以如此呢？很简单：偏见而已。我是无端地厌恶高尔夫球这项运动。

我们进去后，他回头把球棒放下，拿起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去脸上的汗，对雪说了句“你来啦”。雪倒像什么也没听见，避开目光，从茄克袋里掏出口香糖，剥掉纸投入口中，咕嘎咕嘎地大嚼起来，随手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到树盆里。

“‘您好’总要说一句吧？”牧村道。

“您好！”雪勉强地说完，双手插进茄克口袋，一转身不见了身影。

“喂，拿啤酒来！”牧村先生粗声大气地命令书童。书童声音洪亮地应罢，快步走过院子。牧村先生大声咳嗽一声，“呸”地往地面吐了一口，又拿起手巾擦脸上的汗。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只管目不转睛地盯视绿色的网和白色的目标，仿佛在综合观察什么。我则茫然地看着长有青苔的石块。

此时此地的气氛，我总觉得有点不大自然，有点造作，有点滑稽好笑。并不是说哪里有什么欠妥，也不是谁有什么差错，只是觉得有一种模仿性的拙劣痕迹。表面看来大家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作家与书童。但若放在五反田身上，我想会表演得更加妙造自然，更加富于魅力。他那人干什么都干得漂亮，无论脚本多么糟糕。

“听说你关照了雪。”先生开口了。

“算不得什么，”我说，“不过一起乘飞机回来罢了，什么也没做的。反倒是我劳您在警察那边费了心，帮了大忙，实在谢谢。”

“唔，啊，不，哪里哪里。反正算是再不互欠人情。别介意。况且是女儿求的我，她有求于我可是稀罕事。没有什么。我也向来讨厌警察，一九六○年害得我也好苦。桦美智子死的时候，我在国会外面来着。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以前……”

说到这里，他弯腰捡起高尔夫球棒，转向我，边用球棒通通地轻敲腿部，边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的脚，再看着我的脸，俨然探索脚和脸之间的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心里一清二楚。”牧村拓说。

我点点头，未表现出很大热情。

“打高尔夫球？”

“不打。”

“讨厌？”

“无所谓讨厌喜欢，没有打过。”

他笑道：“不存在无所谓讨厌喜欢吧。大体说来，没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属于讨厌那一类，百分之百。直言相告好了，很想听听直言不讳的意见。”

“不喜欢，直言相告的话。”

“为什么？”

“哪一样都使我觉得滑稽。”我说，“比如神乎其神的用具，故弄玄虚的入场券、旗子、衣着和鞋，以及蹲下观察草地时的眼神、侧耳的方式，总之，没有一样合我的意。”

“侧耳方式？”他满脸疑惑地反问。

“随便说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大凡同高尔夫球有关的一切我都看不顺眼。侧耳方式是开玩笑。”

牧村又用空漠的眼神看了我好半天。

“你这人有点不同一般吧？”他问。

“完全一般。”我说，“再普通不过的人，只是玩笑开得不够风趣。”

不大工夫，书童拿着两瓶啤酒和托有两只杯子的盘子走来。他把盘子放在檐廊上，用开瓶器打开瓶盖，往杯里斟满啤酒，又快步离去。

“噢，喝喝！”他去檐廊上躬身坐下，说道。

我客气一下，拿起酒杯。喉咙正又干又渴，喝起来格外可口。不过还要开车，多喝不得，只限一杯。

牧村的年龄，确切的我不清楚，应在四十五岁上下。个头并不很高，但由于身材长得魁伟，看上去块头很大。胸脯厚实，胳膊粗脖子粗。脖子粗得有点过分，倘稍细一些，说是运动员也未尝不可。可惜粗得几乎同下颏直接相连，耳朵下边的肉又松弛得无可救药，显然是多年忽视运动的结果。如此状态，纵使再打高尔夫球也于事无补。而且年龄越来越大，毕竟岁月不饶人。过去我从照片上见到的牧村拓则正当青年，端庄秀气，目光炯炯。虽然算不得英俊，但总有一种引人注目之处，俨然一副文坛新秀风采，前途无可限量。那是多少年前来着？十五六年以前吧？如今眼神仍带些许锐气，在光线与角度的作用下，看上去有时依然顾盼生辉。头发很短，白发已随处可见。或许是打高尔夫球的关系，皮肤晒得同红葡萄酒色的鳄鱼牌马球衫难分彼此。衬衫自然没扣纽扣。脖颈太粗，马球衫在他身上相当局促。脖子这东西，太细显得饥寒交迫，过粗则显得热不可耐，个中分寸甚难把握。若是五反田，我想肯定会穿得潇洒有致。喂喂，老想五反田怎么成！

“听说你靠写什么东西为生。”牧村说。

“谈不上是写，”我说，“提供补白填空的只言片语而已。内容不论，只要写成文字就行。那东西总得有人来写，由我来写罢了。同扫雪工一样，文化扫雪工。”

“扫雪工，”说着，牧村瞥了一眼身旁的高尔夫球棒，“好幽默的说法！”

“多谢。”

“喜欢写文章？”

“对我眼下干的事，既说不上喜欢也算不上讨厌，不是那种档次上的工作。不过，有效的扫雪方法这玩意儿确实还是有的，例如诀窍啦技巧啦姿势啦用力方式啦等等。琢磨这些我并不讨厌。”

“答得痛快。”牧村赞叹似的说。

“档次越低，事物越单纯。”

“哪里！”接着沉默了十五秒，“扫雪工这说法是你想出来的？”

“是啊，我想是的。”

“我借用一下如何？用一下这个‘扫雪工’。这词儿很风趣。文化扫雪工。”

“完全可以，请请。又没申请什么专利。”

“你想说的我也感同身受。”牧村一边捏弄耳轮一边说，“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又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可不这样认为。那时世界更小，叫人有奔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把握得住，别人追求什么，也完全了然于心。传播媒介本身很小，像个小村子，大家见面都相识。”

他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拿起瓶子把两个人的杯子斟满。我说不要，他没理。

“可现在不同。所谓正义云云，谁都不懂，全都不懂。所以只能应付好眼前的事。扫雪工，如你所说。”说罢，他又盯住两棵树干之间那张绿色的网。草坪上落有三四十个白色高尔夫球。

我啜了口啤酒。

牧村开始考虑往下该说什么。考虑需要时间，但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点。因为他已习惯众人静等他的谈话。无奈，我也只好静等他重开话题。他一直用手指摆弄着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

“女儿同你很合得来，”牧村说，“她并非同任何人都合得来，或者说几乎同任何人都合不来。和我没有几句话好说。和她母亲虽也说不上几句，但起码还算尊敬。对我则连尊敬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甚至瞧不起我。她压根儿没有朋友，好几个月连学也没上，光是闷在家里一个劲儿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音乐。可以说很成问题，实际上班主任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和别人格格不入，同你却合得来——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脾气相投？”

“或许。”

“对我女儿，你怎么看？”

回答之前，我踌躇了一下，这简直同面试无异，不知该不该直言无忌。“正值棘手的年龄。本来就棘手，家庭环境又恶劣得几乎无可收拾。谁也不照看她，谁也不负责任。没有人和她交谈，没有人能掏出她的心里话。心灵严重受创，而这创伤又无人可医。双亲过于知名，脸蛋过于漂亮，负担过于沉重，而且有与众不同之处，似乎过于敏感……总之有点特殊。原本是个乖觉的孩子，如果照看得当，可以茁壮成长。”

“问题是没人照看。”

“是啊。”

牧村喟然一声长叹，然后把手从耳边收回，久久凝视指尖：“你说得不错，完全正确。不过我是束手无策。首先，离婚时已经明明白白地立下字据，讲明我对雪一概不得插手。没有办法，当时我到处寻花问柳，态度硬不起来。准确地说，现在这么同雪会面其实也要征得雨的许可才行。这名字要命吧，雨雪交加！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其次，刚才我也说了，雪根本不靠近我，我说什么她都当耳旁风。实在叫人无可奈何。我喜欢女儿，当然喜爱，就这么一个孩子嘛！但就是不行，一筹莫展。”

说罢，他又盯视绿网。暮色渐深，四下苍然，散在草地上的白色高尔夫球仿佛满满一筐关节骨撒得满地都是。

“虽说如此，总不能完全袖手旁观吧？”我说，“她母亲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满世界飞来飞去，没时间考虑孩子，甚至连有孩子这点都忘到九霄云外。钱也不给就把孩子扔到北海道宾馆里一走了之，而记起这一点又花了三天时间，三天！领回东京又怎么样呢，一个人整天憋在公寓房间里，哪里也不去，只是听摇滚乐，一味靠吃干炸鸡肉和糕点打发日子。学校也不去，同伴也没有，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当然，这是别人家的事，我这也许是多管闲事。可实在看不下去。莫非我这想法过于注重现实，过于流于常识，过于中产阶级不成？”

“不不，百分之百正确。”牧村缓缓点头，“完全正确，无可指责，百分之二百正确。所以才有件事和你商量，也正因如此才特意把你请到这儿来。”

不祥之感掠过心头。马死了，印第安人的鼓声停止了。一片沉寂。我用小指尖搔搔太阳穴。

“就是，能否请你照看一下雪。”他说，“这里说的照看也不特别麻烦，只要你不时地见她一下，一天两三个小时。两人说说话，一起吃顿像样的饭就可以的，就足矣。我作为请人工作来付酬金。换句话说，你把自己看作不教课的家庭教师就是。你现在挣多少？我想可以基本保证那个数字。其余时间随便你干什么，只希望你一天见她两三个小时。活计还不算差吧？我同雨也在电话里商量过了。她如今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我大致讲了一下情况，雨已同意拜托给你。她还是以她的方式认真考虑了雪的问题。只不过人有点奇特，神经不地道，才能倒是有，出类拔萃。脑袋一时一个变化，像保险丝跳闸似的。什么都给她忘得一干二净。而若论起现实问题，那简直提不起来，加减法都稀里糊涂。”

“不大理解。”我有气无力地笑道，“那样合适么？那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爱，是对方真正打心眼里爱自己的明证。而这个我无法给予，能给予的只有父母。对这点你和你的太太应该有个明确认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年代的女孩子无论如何都需要同年代的同性朋友，需要能唤起感情共振的、畅所欲言的同性朋友，光是有这样的朋友本身就会感到十分开心。而我，一来是男的，二来年纪相差悬殊。再说，你也好，太太也好，对我还一无所知吧？十三岁的女孩，在某种意义上已是大人了。而且那么漂亮，精神上又不大稳定，把这样的孩子托付给素不相识的男子合适吗？你对我了解什么呢，到底？我刚才还因为杀人嫌疑被扣在警署里呢！假如我是罪犯怎么办？”

“你杀的？”

“何至于！”我叹息道。父女俩的问话一模一样，“杀可是没杀。”

“所以不就行了！既然你说没杀，那恐怕就是没杀。”

“何以如此相信？”

“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不是强奸幼女的类型，这个我一看就晓得。”牧村说，“而且我相信雪的直感。那孩子身上，向来有一种特别敏锐的直感，与一般所说的敏锐还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有时敏锐得令人不快，像有什么神灵附体似的。和她在一起，有时我看不见的东西她都能看见，不容你不佩服。明白我这种感觉？”

“多多少少。”我说。

“是她母亲的遗传，那种古怪之处。不同的是她母亲将其集中用于艺术，于是人们称之为天赋；而雪不具有使之集中的对象物，任凭它漫无目的地流溢，一如水从桶里淌出，一如神灵附体。是她母亲的血统，那个。我可是没有，根本没有。我不古怪。所以母女两个才不正经理睬我。我也觉得和她俩生活有些辛苦。短时间里我不想看到女人。你肯定不明白，不明白和雨雪两个一起生活是怎么回事。雨和雪哟，活活要命！简直成了天气预报！但我当然喜欢她俩，现在也时不时给雨打电话交谈，不过绝不想再在一起生活。那简直是地狱。即使我有当作家的才华——有过的——也被那种生活折磨得精光，坦率地说。时下，才华诚然没有了，但我自以为还干得不错。扫雪，高效率扫雪，如你所说，说得真妙。讲到哪里来着？”

“讲到我可不可以相信。”

“对对。我相信雪的直感，雪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好了。我人并不那么坏，有时是写一些不地道的文章，但人不坏的。”他又咳嗽一声，往地面吐一口，“怎么样，不能帮帮忙？帮忙照看一下雪？你说的我也完全明白，那的确是父母的职责。问题是她那个人不大正常，而我又无计可施，刚才已经说过。能指望的人只有你。”

我久久望着自己杯中的啤酒泡沫。何去何从呢？我拿不定主意。不可思议的一家。三个怪人和一个书童忠仆，犹如宇宙家族鲁滨孙。

“时常见见她是没有关系的。”我说，“但不能每天都见。一来我也有我要做的事，二来我不喜欢义务性地同人见面。想见的时候才见。钱我不要。眼下我不缺钱花，而且，既然我把她作为朋友交往，那笔开销我自然付得起——如果答应，只能以这种条件答应。我喜欢她，见面恐怕对我也是乐趣。只是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可以吗？关于她将来的发展，不用说，最终责任在你们身上。即使为了明确这点，我也是不能拿钱的。”

牧村点点头，耳下的肉摇摇颤颤。靠打高尔夫球那肉是去不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而这点在他是做不到的。倘能做到，早该做了才是。

“你的意思我十分理解，也合乎情理。”他说，“我不是想往你身上推卸责任，不必顾虑什么责任。除你以外，我们无人可选，所以才这样低头相求，根本不会提起什么责任之类。钱的事到时候再考虑也好，我这人可是有借必还的，这点请你记着。但眼下恐怕你说得有道理，就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办理。要是用钱，我也好雨也好，同哪边联系都行。哪边都不缺钱，不必客气。”

我没表示什么。

“看上去你这人也非常固执。”

“不是固执，只是我也有我的思维体系。”

“思维体系？”他又用手指摆弄起耳轮，“那东西没多大意思，和手工做的真空管扩音器一个样。与其花时间费那个麻烦，不如去音响器材商店买个新的晶体管扩音器，又便宜音质又好。坏了人家马上上门来修，更新时甚至可以把旧的折价。现在不是议论什么思维体系的时代。那东西有价值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今天不同。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得到，思维也买得到。买个合适的来，拼凑连接一下就行了，省事得很。当天就可使用，将A插进B里即可，瞬间之劳。用旧了，换个新的就是，换新的更便利。假如拘泥于什么思维体系，势必被时代甩下。是非曲直搬弄不得，那只能让人心烦。”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归纳道。

“一针见血。”

随后陷入沉默之中。

周围已经相当暗了。附近有只狗神经质地叫着。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牧村拓盘腿坐在檐廊上，若有所思地喝着啤酒。我暗想，自回东京以来，见到的全是些奇特分子——五反田、两名高级妓女（一名死了）、一对死缠活磨的刑警、牧村拓和书童忠仆。我一边打量暮色深重的庭园，一边侧耳倾听狗的吠声和钢琴的旋律，蓦然觉得现实渐次解体，最后融入夜色之中。诸多物体失去本来面目，失去原有意义，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混沌世界。五反田那抚摸喜喜裸背的优雅手指也罢，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也罢，口说“正是”的山羊咪咪也罢，在刑警手中啪嗒啪嗒作响的塑料尺也罢，在漆黑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羊男也罢，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莫非疲劳了？没有疲劳，不过是现实悄然消融，融为一个圆圆的混沌球体——恰似某种天体的形状。继而，钢琴响起，犬吠不止，有人说话，在对我说话。

“我说，”是牧村向我搭话。

我抬头看他。

“你怕是知道那女子的事吧？”他说，“就是被害的那个女子。从报上看了。是在宾馆里被杀的吧？报上说是身份不明，只有一张名片在钱包里，因而向名片上的那个人询问情况。没有出现你的名字。据律师说，你在警署里针锋相对，一口咬定毫无所知。但不至于什么也不知道吧？”

“何以那样认为？”

“一闪之念，”他像拿刀那样把球棒笔直地向前伸出，盯视不动，“隐约之感，蓦地觉得你可能隐瞒着什么。和你交谈之间，我渐渐有这么一种感觉：对枝节问题你顾虑重重，对大的方面却格外宽宏。从你身上不难发现这种模式。蛮有趣的性格。这点同雪很相似。为生存而焦虑不安，而又不为人理解。一旦跌倒便无可挽回。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同类。这次也是如此。警察可不是好惹的哟，这次顺利过关，下次就不一定！思维体系好是好，但针锋相对往往以负伤告终。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喽！”

“不是针锋相对，”我说，“这跟舞步差不多，是习惯性的，不由自主的。一听见音乐就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周围环境改变也视而不见。而且舞步考究繁琐得很，不容你把周围情况一一放在心上。如要一一考虑，势必跳错舞步。这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反应迟钝。”

牧村仍旧默默地盯着高尔夫球棒。

“与众不同。”他开口道，“你使我联想起什么，什么呢？”

“什么呢？”我问。什么呢？莫不是毕加索的《荷兰风格的花瓶与三个蓄胡骑士》？

“不过我对你是相当中意，相信你这样的人。对不起，务必照看一下雪。迟早我会酬谢你，我这人是有情必报，刚才说过了吧？”

“听见了。”

“那好！”牧村说罢，把球棒轻轻靠墙立定，“好了！”

“报纸上没提其他的？”

“几乎没有。只说是被长统袜勒死的，说一流宾馆是城市的死角。根本没出现姓名。另外说眼下正在调查身份。就这么多。常有的案件，很快会被忘掉的。”

“是吧。”

“也有人忘不掉。”

“或许。”我说。

25

七点，雪一晃儿转回来，说到海边散步去了。牧村问她是否吃了饭再走，雪摇摇头，回答说肚子不饿，这就回去。

“也罢，高兴时再来玩就是，这个月我一直待在国内。”牧村说。然后对我致谢，感谢我特意前来，并为未能招待什么表示歉意。我说没有什么。

书童忠仆送我们出来。里边停车场中，可以看见切诺基吉普，本田750cc和越野摩托。

“生活好像很有活力嘛！”我对忠仆说。

“不平静，”忠仆想了想说，“他不属于作家那种类型，喜欢动，凡事必动。”

“傻气！”雪低声道。

我和忠仆都装聋作哑。

∗∗∗

钻进“斯巴鲁”，雪马上说她肚子饿了。我在海滨“饿虎”饭店停住车，吃了烤牛肉，喝了无酒精啤酒。

“说什么了？”雪边吃餐后布丁边问。

没有理由隐瞒，我大致叙述了一遍。

“不出所料，”她蹙起眉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来。那，你怎么回答的？”

“拒绝了，还用说。那种事情不适合我，而且事情本身也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不时地见见面也好，为了我们自己，同你爸爸说的无关。我们年龄相差悬殊，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也或许大不相同，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话题上都谈得来。你不这样认为？”

她耸耸肩。

“要是想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人和人谈不上义务性地见面，想见就见，想见才见。我们可以相互公开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的事情，秘密共有。怎么样？不好？”

她略一踌躇，“嗯”了一声。

“那种东西要是听任不管，有时会在体内迅速膨胀起来，最后无法控制。要经常放放气，否则，会憋得爆炸，‘嘭’的一声，懂吗？那样一来，人生就变得沉重。一个人有话闷在心里是件痛苦的事。你痛苦，我有时也不好受。向谁也说不得，谁也不理解。但我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畅所欲言。”

她点点头。

“我对你什么也不强求，如果你有话想说，尽管打电话给我就是。这同你父亲所说的毫无关系。我也不是想在你面前扮演什么通情达理的兄长或叔父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对等的，我们同舟共济——即使为了这点也最好不时见见面。”

她没有应声，吃罢点心，“咕嘟咕嘟”喝了一杯冷水，然后瞟了一眼邻桌一家胖人狼吞虎咽般进食的情景。一家四口：父母、女儿和一个小男孩，都胖得可观。我臂肘支在桌子上，边喝咖啡边端详雪的脸。的确长得漂亮，细细看去，竟觉得好像有颗小石子砰然抛入心田尽头。心的表面沟壑纵横，且是纵深之处，一般很难接近，然而她却能将石子准确地抛入其间——她的美便属于这种类型。我再次想——已经想了二十多回——倘自己年方十五，笃定堕入情网之中。不过，十五岁的我恐怕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心情。现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可以尽我的能力袒护她。但我已三十四岁，绝不至于恋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不可能发展那种关系。

班上同学欺负她的心情也并非不可理解。想必因她太漂亮了，漂亮得超出了他们的日常感觉。且太敏感，又绝不肯主动向他们靠近。所以他们才感到惶恐，才歇斯底里地捉弄她欺负她。他们觉得自身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由于她的存在而有可能遭受不当的损害。这点与五反田不同。五反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给予他人印象的强烈，而适当地加以削弱，加以控制。他绝对不会给别人带来惶恐。当其存在不知不觉地过于高大完美之时，他便笑容可掬地开句玩笑。玩笑不必很高明，只消给人以愉快给人以轻松的普通玩笑即可，于是大家顿感释然陶然，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实际上五反田大概也不错。然而雪则不然，雪心目中只有一个自我，为此而活得焦头烂额。她无暇一一顾及周围人情感的变化并一一采取对策。其结果，既伤害了别人，又通过别人反过来殃及自身。同五反田迥然有别。沉重的人生，对十三岁女孩未免过于沉重，甚至对大人都不胜重荷。

将来她将怎样呢？我无从预料。发展得好，或许可以像她母亲那样发现并掌握某种适于表现自己的方式，在艺术领域施展才华，也可能在除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里找到适合自己天赋的某种工作，并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并无根据，只是一种感觉。如牧村拓所说，她有才华，有能力，如有神助，出类拔萃，远非扫雪工所能企及。

也许，她到十八九岁时会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这种例子我见过好几个。十三四岁时水晶一般千娇百媚、顾盼生辉的女孩，随着青春期的进展而渐次失去其照人的光彩，其可远观而不可近狎的锐利锋芒也日趋迟钝，成为“漂亮而不出众”的少女，但其本人却显得怡然自得。

雪将沿着哪一条道路成长呢？我当然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人这东西有着各所不同的所谓顶峰期，一旦越过，便只能走下坡路，非主观愿望所能左右。至于那顶峰位于何处，任何人都预料不到。以为为时尚早之时，分水岭却倏然而至，惟听天由命而已。有的人十二岁时便达到顶峰，之后碌碌无为；有的人则顶峰期一直持续到辞世；还有的人在顶峰期死去。不少诗人和作曲家，生如疾风骤至，却因过于登峰造极而享年不过三十。毕加索不同，八十岁过后仍画风雄健，挥笔不止，终于在画布前安详离世，这种情况就必须盖棺方能论定。

我将如何呢？

顶峰——这东西于我根本不曾有过。回首望去，甚至觉得人生都无从提起。起伏自是有一点，匆匆爬上，草草跑下。如此而已，一无所成，一无所获，一无所有，既爱过别人，又被人爱过。道路平坦之至，场景单调之极。仿佛在电子游戏机荧屏上往来彷徨，犹如大力士那样不断张大嘴巴吃掉迷途中的虚线。途中漫无目的，惟死确凿无疑，迟早罢了。

你未见得获得幸福，羊男说，因此只有跳下去，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我停止思考，略微闭起眼睛。

睁开眼睛时，雪正从桌子对面盯着我。

“不要紧？”她说，“你好像很没精神，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笑着摇头：“不，你什么也没说。”

“想不快的事了？”

“或许。”

“经常？”

“有时。”

雪叹了口气，在桌面上不停地摆弄纸餐巾：“有时寂寞得很？就是说，半夜里或什么时候会突然想起不快的事？”

“当然。”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想起？”

“怕是因为你太漂亮了。”我答道。

雪用同她父亲一样空漠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接着轻轻摇了摇头，再没说什么。

∗∗∗

晚饭钱是雪付的。她说爸爸给了好多好多钞票，拿起账单便走到收款机前，从衣袋里掏出五六张万元现钞，用其中一张付了款，找回的零钱数也没数就塞进皮茄克口袋。

“那个人，以为只要给我钱就行了。”她说，“傻气！所以今天由我招待好了。我们是对等的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让你破费，我偶尔来一次也可以嘛！”

“谢谢招待。”我说，“为了将来起见，有句话要提醒你一下：你这种做法不大符合古典式男女约会的礼仪。”

“是吗？”

“男女约会吃饭时，饭后女孩不能自己抓起账单就去付款，应该先让男方付，事后再还钱给他。这是常规，若不然会损伤男方的自尊心。我当然无所谓，因为从任何观点来看我都不是在乎常规的人，但世上还有相当多的男人忌讳这一点，毕竟世界还有常规可循。”

“滑稽！”她说，“我才不同那种男人约会呢！”

“啊，那怕也是一种见识。”说着，我把“斯巴鲁”开出停车场。“男女之恋有时未见得合乎常规，未见得可以选择，所谓恋爱也正是这么一种东西。你到了可以让人买胸罩的年龄，想必可以懂得。”

“我说过我有的。”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点儿撞在涂得通红的大垃圾桶上。

“开玩笑，”我刹住车说，“大人们之间常开玩笑，也许那玩笑不怎么文雅，但你总要适应才行。”

“哦。”

“哦。”

“滑稽！”

“滑稽！”

“别鹦鹉学舌！”她说。

我停止鹦鹉学舌，把车最后开出车场。

“不过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防地打开车的人，这回不跟你开玩笑。”我说，“那样会撞在什么上面，两人同归于尽。这是男女约会的第二条常规，要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声。

∗∗∗

归途车中，雪几乎没有开口，浑身瘫软地靠着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时看上去似已睡着。她睡与没睡无多大区别。已经不再听磁带。我小心放上约翰·科尔特伦的民谣，她也没有抱怨，甚至根本没注意是何声响。我一边小声随之哼唱，一边驱车疾驰。

夜间从湘南回东京，路上相当单调。我全副神经集中于前面车辆的尾灯，也没说什么。驶上高速公路后，雪欠身坐起，不断咀嚼口香糖。之后吸了烟，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说她两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么，懂得适可而止。

到得赤坂她公寓门前，我停下车，招呼说：“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在仪表盘上，懒洋洋地开门下车，扬长而去。再见也没说，车门也没关，头也没回。神出鬼没的年龄！或许仅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过这倒同五反田所演电影的情节不谋而合。一个正处于复杂年龄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来得得心应手，而雪也多半对他一见倾心，否则也无以成其为电影。接下去……罢了罢了，怎么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摇摇头，挪身到副驾驶席，伸手嘭地拉合车门，然后哼着弗雷迪·赫巴德的《漠漠红土地》，赶回住处。

∗∗∗

早上起来，去车站买报纸。时近九点，涩谷站前给上班男女卷起无数漩涡。尽管已是春天，但面带笑容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那也可能并非微笑，而仅是面部的痉挛。我在小卖部前买了两份报纸，坐在“唐恩都乐”炸面圈店里边吃炸面圈喝咖啡边看报。哪份报都没报道咪咪之死，通篇累牍讲什么迪士尼乐园开园，什么越柬战争，什么东京都知事竞选，什么中学生不法行径等等，惟独一行也未提及赤坂一家宾馆里一个美丽少女被人勒死的惨案。如牧村拓所说，纯属司空见惯，根本不足以同什么迪士尼乐园开园相提并论。此案有过也罢没有也罢，早已被人忘到脑后，当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杀人者，那两名刑警大概也不至于忘掉。

我想看场电影，便打开电影栏目。《一厢情愿》已经过去。于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码应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声。万一不巧他也受到调查而道出我的名字来，我的处境便十分狼狈。一想到还要给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为头痛。

我用炸面圈店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五反田的住处。他当然不在，呼应的是录音电话。我说有要事相告，请他同我联系。之后我将报纸扔进垃圾桶，返回住处，边走边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干吗非动武不可。莫名其妙，这世界确乎变幻莫测。

这是用来调整的一天。

要处理的事堆积如山。谁都会有这样一天，有同现实中的现实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六盒空白磁带。返回后边听FEN(1)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页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

“能不能直接面谈？电话里有点不大合适。”我说。

“可以。不过是否很急？现在事情多得脱身不得，电影和电视片碰在一起了。两三天后我想可以轻松下来慢慢谈。”

“知道你忙，对不起。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他在电话另一头默不作声。一种岑寂而雄辩的沉默。过去我以为沉默无非是缄口不语，但五反田的沉默则不然，而同其所具备的其他所有素质一样洒脱豁达、机敏睿智。这样说或许离奇：倘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其大脑以最快速度运转的声响。“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见。也许很晚，不影响你？”

“没关系。”

“大概一两点时打电话过来。那之前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抱歉。”

“可以，不要紧，等着就是。”

放下话筒，我把刚才的对话整个回想一遍。

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这岂不简直成了犯罪片！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变得和电影镜头无异。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现实似乎在一步步后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特异功能所使然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五反田戴着墨镜、竖起双排扣大衣从“玛莎拉蒂”上下来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辐射层轮胎广告。我摇下头，把剩下的百页窗擦完。别再想了，今天是面对现实的一天。

∗∗∗

五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猫王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也好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党”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猫王。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的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咂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之后，我在“钓冈”饭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虾面。如此一来二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到了黄昏时分。日出日落，晓暮晨昏。我作为一个平面性质的大力士，无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虚线。我觉得事态毫无进展，自己没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无数伏线，而同关键的喜喜却彻底线断缘绝。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长驱直进，只是在接触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处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无事可干，七点钟去涩谷一家电影院看了保罗·纽曼的《裁决》。电影不坏，但由于几次思想溜号，情节给我看得支离破碎。眼睛注视银幕的时间里，蓦地觉得上面出现了喜喜的裸背，于是在她身上一阵胡思乱想。喜喜，你寻求我什么呢？

电影放完，我昏头昏脑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会，跨进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边嚼坚果，一边喝伏特加，喝了两杯。十二点过后，返回住处看书，等待五反田的电话。我不时地往电话机那边扫视一眼，因我觉得电话机似乎在盯着我不放。神经病！

我扔开书本，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想那只埋在土里的叫沙丁鱼的猫。想必它已完全成了骨头，想必土中寂无声息，骨头也寂无声息——刑警曾说过骨头洁白而漂亮，而且无言无语。是我把它埋在树林中的，装在西友商店的纸袋里埋的。

无言无语。

从沉思中醒来时，虚脱感如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浸满整个房间。我拨开虚脱感，走进浴室，一边吹着《漠漠红土地》口哨，一边冲淋浴。冲罢去厨房站着喝了罐啤酒。然后闭上眼睛用西班牙语从一数到十，出声地说道“完了”，并啪地拍了下手，于是虚脱感像被一阵风吹跑似的无影无踪了。这是我的咒语。过单身生活的人往往会在无意中掌握很多种能力，否则便无法将生命延续下去。

(1)以美军为收听对象的远东广播网，Far East Network之略。

26

五反田的电话是十二点半打来的。

“对不起，如果可以，用你的车到我这儿来好吗？”他说，“我这儿还记得？”

我说记得。

“闹腾得天翻地覆，实在抽不出整块儿时间。不过我想可以在车上谈，所以还是你的车合适，给司机听见怕不合适吧？”

“啊，那是的。”我说，“这就出门，二十分钟后到。”

“好，一会儿见。”他放下电话。

我从附近停车场里开出“斯巴鲁”，直奔他在麻布的公寓。只花了十五分钟。一按大门口写有“五反田”字样的门铃，他马上下楼出来。

“这么晚真是抱歉。忙得不可开交，好一天折腾！”他说，“必须马上赶去横滨，明天一大早要拍电影。还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宾馆已经订妥。”

“那就送你到横滨好了。”我说，“路上也好说话，节省时间。”

“那可帮了大忙。”

五反田钻进“斯巴鲁”，不无稀奇地环顾车内。

“心境坦然。”他说。

“同感。”我接道。

“言之有理。”

吃惊的是，五反田果真身穿双排扣风衣，穿得极为得体。墨镜没戴，戴的是透明光片的普通眼镜，同样恰到好处，一派知识分子味儿。我沿着深夜空旷的路面，向着京滨第三入口处驱车疾驰。

他拿起仪表板上的“沙滩男孩”磁带，看了半天。

“让人怀念啊！”他说，“过去常听来着，初中时代。‘沙滩男孩’——怎么说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声音，一种亲昵甜蜜的声音。听起来总是让人想起明晃晃的阳光，想起清凉凉的大海，而且身旁躺着一个漂亮的女孩。那歌声使人觉得世界的确是真实的存在。那是神话的世界，是永恒的青春，是纯真的童话，在那里边人们永远年轻，万物永远闪光。”

“呃，”我点点头，“不错，一点不错。”

五反田俨然权衡重量似的把磁带放在手心。

“不过，那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都要上年纪，世界也要变。之所以有神话，就是因为每个人迟早要死。什么永世长存，纯属子虚乌有。”

“不错。”

“说起来，从《愉快的摇颤》之后，几乎没再听‘沙滩男孩’，不知怎么就不想听了，而开始听更加强烈更加刺激的东西。奶油乐队、费伊、莱德·泽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总之进入了追求刺激的时代，欣赏‘沙滩男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至今仍记忆犹新，例如《冲浪女郎》等等。童话，可是不坏。”

“不坏，”我说，“其实《愉快的摇颤》之后的‘沙滩男孩’也并不坏，有听的价值。比如《20/20》、《荒唐情人》、《荷兰》和《浪花飞溅》，都是不坏的唱片。我都喜欢，当然没有初期那么光彩夺目，内容也七零八落，但可以从中感受到坚定的意志。而布莱恩·威尔逊则逐渐精神崩溃，最后几乎对乐队不再有什么贡献，但他仍竭尽全力地生存下去，从中不难感受得出殊死的决心。毕竟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但并不坏，如你所说。”

“现在听一次试试。”他说。

“肯定不中意的。”

他将磁带塞进随车音响。《玩吧玩吧玩吧》荡漾开来，五反田随之小声吹起口哨。

“亲切得很。”他说，“喂，你能相信，这东西的流行居然是二十年前的事！”

“简直像是昨天。”我说。

五反田一时用疑惑的神情望着我，随后笑盈盈地说道：“你开的玩笑，有的跳跃性还真够大的。”

“人们都不大理解，”我说，“我一开玩笑，十有八九都被当真。这世道也真是了得，连句玩笑都开不得。”

“不过比我所处的世界强似百倍。”他边笑边说，“我那个地方，把玩具狗的粪便放进饭盒里才被看成高级玩笑！”

“作为玩笑，把真正的粪放进去才算高级。”

“的确。”

往下，我们默默欣赏“沙滩男孩”音乐。《加利福尼亚少女》、《409》、《追波逐浪》，全是往日的纯情歌曲。细雨飘零下来，雨刷开开停停。雨不大，温情脉脉的春雨。

“提起初中时代，你想起的是什么？”五反田问我。

“自身存在的猥琐与凄惶。”

“此外？”

我略一思索：“物理实验课上你点燃的煤气喷灯。”

“干吗又提那个？”他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点灯时的姿势，怎么说呢，极其潇洒。给你那么一点，仿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桩伟大的事业。”

“未免言过其实。”他笑道，“不过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要说……指的是卖弄吧？是的，好几个人都这样说过，以致我当时很伤心。其实我本人完全没有卖弄的意思，但结果还是那样做了，大概，不由自主地。从小大家就一直盯着我，关注我，对此我当然意识得到，言行举止难免带一点演技，这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句话，是在表演。所以当演员时我着实舒了口气：往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表演了。”他在膝盖上紧紧地合拢双手，注视良久，“但我人并不那么糟糕，真的，或者说原本就不是糟糕的人。我也还算坦率正直，也受过刺激伤过心，并非始终戴假面具生活。”

“当然，”我说，“而且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你点喷灯的姿势十分潇洒，恨不能再看一遍。”

他欣慰地笑笑，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擦的手势甚是优美。“好，再来一次就是。”他说，“可要把喷灯和火柴准备好哟！”

“晕过去时用的枕头也一同带去。”

“高见高见！”嗤嗤笑罢，他又戴上眼镜，然后想了想，调低音响的音量，说：“要是可以，谈一下你说的那件死人的事如何？时间也差不多了。”

“咪咪，”我盯着雨刷的对面说，“是她死了！给人杀死的，在赤坂一家宾馆里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罪犯还没下落。”

五反田用茫然的眼神看着我，三四秒钟才反应过来。反应过来后，脸形当即扭歪了，如同大地震中的窗棂。我斜眼瞥了几次他表情的变化，看来很受震动。

“被杀是哪一天？”他问。

我告以具体日期。五反田沉默多时，似在清理心绪。“不像话！”他连连摇头，“太不像话！凭什么杀死她？那么好的女孩，而且……”他再次摇头不止。

“是个好女孩。”我说，“童话似的。”

他浑身瘫软，喟然长叹，疲劳不可遏止似的骤然布满他的脸——那疲劳本来压抑在体内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奇特的家伙，居然有这本事！疲劳终于外露的五反田看上去比平时多少有些憔悴。但即使是疲劳，在他身上也不失其魅力，一如人生的小配件。当然这样说是不够公允的，他的疲劳和伤感也并非演技。这点我看得出来，只不过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显得优雅得体，恰如传说中点物成金的国王。

“三个人时常一聊聊到天亮，”五反田静静地说，“我、咪咪和喜喜。真是一种享受，关系融洽得很。你说是童话，而童话是不可能轻易得到的。所以我很珍惜，可惜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之后我们都没做声。我注视前方路面，他盯着仪表板。我不时地开几下雨刷。“沙滩男孩”低声唱着过去的老歌：太阳、冲浪和赛车。

“你是怎么知道她死的？”五反田问。

“给警察叫去了。”我解释道，“她有我一张名片，就是上次给的那张，告诉她有喜喜的消息就通知我一声，咪咪把它放在钱包的最里头。她为什么带它到处走呢？总之她是带在身上来着。不巧的是这名片成了确认她身份的惟一遗物。所以才把我叫去。拿出尸体照片，问我认不认识。蛮厉害的两个刑警。我说不认识，说了谎。”

“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我应该说经你介绍两人买了女人不成？那样说将落下什么后果，你以为？喂，怎么搞的，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

“是我不好，”他乖乖道谢，“脑袋有点混乱，问的是废话，这种事想想就该明白的。糊涂虫！后来怎么样？”

“警察根本不相信。老手嘛，哪个说谎一闻就知道。折腾了三整天，在不违法不触及皮肉的限度内，折腾得昏天黑地。真有点吃不消。年龄不小了，今非昔比。又没睡觉的地方，在拘留所过的夜。倒是没有上锁，没上锁拘留所也是拘留所。弄得心灰意懒，垂头丧气。”

“可想而知。我也进去过两个星期。一声没吭，人家叫我一声别吭。很可怕的。两个星期一次太阳也没见到，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心情糟得很。那帮家伙还会打人，像用啤酒瓶子打肉饼似的。他们知道用怎么样的手段使你就范。”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指尖，“三天折腾下来你什么也没说？”

“那还用问！总不至于中途来上一句‘其实是这样’吧？那一来可就真的别想回去了。那种场所，一旦说出口就只能一咬到底，横竖都要一口咬定。”

五反田脸又有点扭歪：“对不起，都怪我把她介绍给你，让你倒了霉，落得个不清不浑。”

“用不着道歉。”我说，“当时是当时，当时我也很快活，此一时彼一时。她死又不是你的责任。”

“那倒是。不过你是为我才在警察面前说谎的，为了不连累我而一个人忍气吞声。这是我造成的，是我搭桥牵线的。”

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看着他的眼睛向他说了对我至关重要的部分：“喂，那件事就过去了，别放在心上，不必道歉，不必感谢。你有你的处境，这个我理解。问题是无法查明她的身份。她也有亲人，也希望能把罪犯逮住。我真恨不得一吐为快，但是不能。这很使人痛苦，咪咪连名字都没有地孤零零死去——她能不寂寞么？”

五反田紧紧闭起眼睛，陷入沉思，几乎像是睡过去了。“沙滩男孩”的磁带已经转完，我按键取出。周围一片寂然，只听得车轮碾压路面积水那均匀的沙沙声。夜半更深。

“我给警察打个电话。”五反田睁开眼睛低声道，“打匿名电话，说出她所属俱乐部的名称。这样既可查明她的身份，又对破案有帮助。”

“妙计！”我说，“你真聪明，的确有此一手。这么着，警察就会调查俱乐部，搞清被杀几天之前给你指名叫到家里去过。当然你免不了被警察传去。这样一来，我挨三天折腾而始终守口如瓶又意义何在呢？”

他点点头：“说得对。唔，我这是怎么搞的，头脑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我说，“这种时候只消静等就行，一切都会过去，无非时间问题。无非一个女子在宾馆里被人勒死。这是常有之事，现在人们就已忘记。情理上你也不必感到有什么责任，悄悄缩起脖子即可。什么也不必做。眼下你要是轻举妄动，反而弄巧成拙。”

也许我的声音过于冷漠，措词过于尖刻。其实我也有感情，我也……

“请原谅。”我说，“我不是埋怨你。我也很不好受，但对那孩子爱莫能助。如此而已。不是说是你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沉默愈发滞重，于是我放进一盘新磁带，是本·E·金唱的《西班牙女眷》。我们再未出声，直至进入横滨市区。然而由于沉默的关系，我得以对五反田怀有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亲密感情。我很想把手放在他背上，安慰说“算啦，反正过去了”。但我没有说。毕竟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被冷冷地埋葬了。这事情带有一种我难以承受的沉重。

“谁杀的呢？”过了很久，他开口道。

“这——”我说，“干那种买卖什么人都碰得到，什么事都能发生，不完全是童话。”

“可那家俱乐部只以身份可靠的人为对象啊！况且又有组织从中牵线，对方是谁一查马上就晓得。”

“那次大概没有通过俱乐部吧，我是这样觉得的。或是工作以外的私客，或是不为俱乐部所知的临时性接客，非此即彼，肯定。无论哪一种，都怪她选错了对象。”

“可怜！”

“那孩子过于相信童话了。”我说，“她所相信的是幻觉世界，但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要想使之持久必须有相应的运作程序，但人们不可能全都遵守那种程序。一旦看错对象就非同小可。”

“也真是费解，”五反田说，“那么漂亮聪明的女孩为什么当妓女呢？不可思议。那样的女孩原本应该活得多彩多姿，正经工作也好，有钱的男人也好，都应该找得到。当模特都当得来。何苦非当妓女不可呢？那确实赚钱，但她对钱并没多大兴趣。或许像你说的那样，是在追求童话不成？”

“有可能。”我说，“你也好我也好任何人也好，每人都在追求，只是追求方式不同。所以才不时发生摩擦和误解，甚至死人。”

我把车开到新丽宾馆前停住。

“喂，今晚你也住下如何？”他问我，“房间我想还有。要酒，让送到房间来，两人喝一会儿。反正看这情形也睡不着。”

我摇摇头：“酒下次再喝，我也有点累了。还是想马上回去，不思不想地睡上一觉。”

“明白了。”他说，“送我这么远，实在谢谢！今天我一路说的好像全是没头没脑的话。”

“你也够累的了。”我说，“死去的人不必急于考虑。不要紧，反正一直死着。等有精神时再慢慢考虑也不迟。我说的你明白？反正已经死了，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已经被解剖、被冷冻起来。你感到内疚也罢什么也罢，都不能使她起死回生。”

五反田点头道：“你的话我完全明白。”

“晚安。”我说。

“添麻烦了，谢谢。”

“只要下次点一回喷灯就行了。”

他微笑着刚要下车，突然又像改变主意似的看着我的脸：

“说来奇怪，除你以外我还真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尽管相隔二十年才见面，算今天才不过见两次。不可思议！”

说罢，下车走了。他竖起双排扣风衣领，在濛濛春雨中跨进新丽宾馆的大门，犹如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镜头。美好友情的开始……

其实我对他也怀有同样的感觉，很能理解他的话。我也觉得惟独他才可称之为朋友，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看起来所以像《卡萨布兰卡》，并非他单方所使然。

我听着施莱和斯通兄弟，随曲拍打着方向盘返回东京。撩人情怀的《普通人》：

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你我彼此彼此难解难分。

虽然干的活计不一样，

但同样平平庸庸没没无闻。

哎——呀呀，我们都是普通人。

雨依然不紧不慢地悄然下个不停。温柔多情的雨丝，催促万物在黑夜里探出嫩芽。“完全地、彻底地死了”——我对自己说道。继而心想，刚才或许应当在宾馆里同五反田喝酒才是。我同他之间有四个共同点：物理实验课同班，都已离婚独身，都同喜喜睡过，又都同咪咪睡过。咪咪已经死了，完全地、彻底地。值得同他一起喝酒。陪陪他本不碍事，反正有时间，明天也没定下要干什么。是什么使我没有那样做呢？我终于得出结论：恐怕是我不愿意同那电影场面混为一谈。从另一角度想来，五反田又是个令人同情的人，他太富于魅力了，而这又不是他的责任，或许。

返回涩谷住所，我透过百页窗望着高速公路，喝了一杯威士忌。快四点时觉得困了，便上床躺下。

27

一周过去了。这是春光以坚定的步履向前推进的一周。春光义无反顾。现在同三月全然不同。樱花开了，夜雨将其打落。竞选结束了，学校里新学期开始了，东京迪士尼乐园开园了，比昂·波尔古引退了。广播歌曲中高居榜首的一直是迈克尔·杰克逊，死者永远是死者。

对于我，则是昏头昏脑的一周。日复一日，无所事事。去了两次游泳池，一次理发店。时而买张报纸，终未发现有关咪咪的报道，想必仍未搞清身份。报纸每次都在涩谷站小卖部买，拿去“唐恩都乐”炸面圈店翻看，看完即扔进垃圾箱，没什么了不起的内容。

周二和周四同雪见了两次面，聊天，吃饭。这周过后的周一，我们听着音乐驾车远游。同她相见很有意思。我们有个共通点：空闲。她母亲仍未回国。她说不同我见面的时候，除了周日白天几乎不外出，担心闲逛之间被人领去教养。

“嗯，下次去迪士尼乐园怎么样？”我试着问。

“那种地方半点儿都不想去。”她皱起眉头，“讨厌的地方！”

“那地方又温情又热闹又适合小孩子口味又富有商业气息又有米老鼠，你还讨厌？”

“讨厌。”她的话斩钉截铁。

“总闷在家里对身体不好的。”

“对了，不如去夏威夷？”

“夏威夷？”我吃了一惊。

“妈妈来电话，想让我去夏威夷。她现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大概把我扔开久了，突然担心起来，才打来电话。反正她短时间回不来，我又不上学，嗯，去一趟夏威夷也不坏。她还说如果你能去，那份开支由她出。还用说，我一个人不是去不了吗？一周时间，就去散散心好了，保准好玩。”

我笑道：“夏威夷跟迪士尼乐园有什么区别？”

“夏威夷没有教养员呀，至少。”

“嗯，想法不错。”我承认。

“那，一块儿去？”

我想了一会儿。越想越觉得去夏威夷未尝不可，或者说希望远离东京而置身于截然不同的环境。我在东京城已走投无路，半条妙计也浮不上心头。旧线已断，新线又无出现的征候。自己似乎在阴差阳错的场所做着阴差阳错的事情，无论干什么都别别扭扭，永无休止地吞食错误的食物，永无休止地购买错误的商品，心境一片灰暗。况且死人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死了。一句话，我有些疲劳，被刑警折腾三天的疲劳尚未全部消除。

过去曾在夏威夷逗留过一天。当时是去洛杉矶出差，途中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滞留夏威夷，在火奴鲁鲁住了一个晚上。我在航空公司安排的宾馆的小卖部里买了太阳镜和游泳衣，在海边躺了一天。痛快淋漓的一天。夏威夷，不坏！

在那里轻松一个星期，尽情游泳，喝“克罗娜”(1)，疲劳顿消，心境怡然，皮肤晒黑，换个角度重新观察思考事物，从而茅塞顿开——嗯，不坏！

“不坏。”我说。

“那，一言为定，这就去买票。”

买票之前，我向雪问了电话号码，给牧村拓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那位书童忠仆，我告以姓名，他热情地把主人唤上来。

我向牧村说明事由，问可不可以将雪带去夏威夷。他说求之不得。

“你最好去外国放松放松。”他说，“扫雪工也要有休假才行，也可免受警察捉弄之苦。那种事还不算完结吧？那些家伙还会找到头上的，肯定。”

“有可能的。”

“钱的问题你不必考虑，尽管随便就是。”他说。和此君交谈，最后总是转到钱字上面，现实得很。

“尽管随便使不得的，顶多一个星期。”我说，“我手上也有不少活计要做。”

“怎么都成，只要你喜欢。”牧村说道，“那么几时动身？噢，宜速不宜迟，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心血来潮马上动身。这是诀窍。行李之类用不着多少，又不是去西伯利亚。不够在那边买，那边无所不卖。嗯，明后天的票能够弄到，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我的票钱我自己出，所以……”

“别啰嗦个没完！我是干这行的，买机票便宜得不得了，好座位手到擒来。只管交给我好了！人各有各的本事。废话少说，别又来什么思维体系。宾馆也由我来订，两个房间的，你一套雪一套。如何？带厨房的好吧？”

“嗯，能自己做饭对我倒合适……”

“好去处，我知道的，海滨，幽静、漂亮，以前住过。暂且先安排两个星期，一切随你的便。”

“可是……”

“其他的概不用想，一切我代办。放心，她母亲那边由我联系。你只要去火奴鲁鲁，带雪去海边打滚吃喝就行。反正她母亲忙得团团转，一工作起来女儿也罢什么也罢，统统置之度外。所以你什么都不用顾忌，舒展身心，尽兴玩耍，别无他虑。啊，对了，护照可有？”

“有的，可是……”

“明后天，记住！只带游泳衣、太阳镜和护照就算完事，其他的随用随买，省事得很。又不是去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不得了，那地方非同儿戏。阿富汗也够意思。至于夏威夷，和迪士尼乐园一个样，转眼就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你可会英语？”

“一般会话之类……”

“足矣！”他说，“毫无问题，满分，十全十美。明天叫中村把票拿过去，还有上次从札幌回来的机票钱。去之前打电话。”

“中村？”

“书童，上次见到了吧，那个住在我这里的小伙子。”

书童忠仆。

“有什么要问的？”牧村问。我觉得像有很多东西要问，但一个也想不起来，便答说没什么了。

“好，”他说，“是个明白人，对我的脾气。啊，对了，我还有个礼物要送你，务必接受。至于是什么，去了那边就可知道——解开绸带后的乐趣。夏威夷，好地方，游乐场，寻欢作乐，不用扫雪，空气清新，尽兴而归。改日见！”

电话挂断。

社交型作家。

我折回餐桌，告诉雪大概明后天动身。“好哇。”她说。

“一个人准备得了？行李、提包、游泳衣什么的。”

“不就是夏威夷吗？”她满脸惊讶地说，“和去大矶有什么两样，又不是去加德满都。”

“那倒是。”我说。

话是这么说，但我在临行前还是有几件事要办。第二天，我去银行取款，办了旅行支票。存款还剩不少，由于上个月的稿费转来，反而有所增加。然后去书店买了几本书，从洗衣店把衬衣拿回，又整理好电冰箱里的食品。三点钟忠仆打来电话，说他眼下在丸之内，马上送机票过来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在一家商店里的咖啡屋见面。见面时，他递过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从札幌至东京的雪的机票钱，有日航班机的两张头等舱机票，有两打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此外还有一张火奴鲁鲁一家宾馆的交通图。“到那里只要报出您的名字就可以的。”忠仆转告牧村的话，“预订了两周，期限可以缩短或延长。另外，支票请签上大名，随便用好了。不必客气，反正从经费里报销。”

“什么都从经费里报销？”我不禁愕然。

“全部恐怕不大可能，不过能开收据的请尽量开收据。因为过后要我来办理，所以这样对我很有帮助。”忠仆笑着说。那笑容决不令人生厌。

我答应下来。

“旅途愉快！”

“谢谢。”

“好在是夏威夷，”忠仆笑眯眯地说，“又不是津巴布韦。”

说法各所不一。

∗∗∗

傍晚，我把电冰箱里的东西打扫出来，做了晚饭。正好够做一份蔬菜色拉、煎蛋和大酱汤。想到明天就要去夏威夷，颇有些不可思议。对我来说，和去津巴布韦没什么不同，大概是因为没去过津巴布韦的缘故吧。

我从壁橱里拉出一个不很大的塑料旅行包，往里塞进牙具袋、书和备用内衣、袜子，塞进泳衣、太阳镜和防晒霜，装进两件半袖衫、马球衫、短裤和瑞士军刀，把双色方格夏令上衣小心叠放在最上边。最后把拉链拉好，检查一遍护照、旅行支票、驾驶证、机票和信用卡。此外还有没有应带的呢？一样也想不起来。

去夏威夷再简单不过，的确和去大矶相差无几。去北海道行李倒多得多。

我把装好的旅行包放在地板上，开始准备随身穿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半袖衫、带风帽的外衣、防寒运动服。一一叠放好后，再无事可干，一时闲得发慌。无奈，只好洗澡、喝啤酒、看电视。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新闻。播音员预言明天起可能变天。这很好，我想，反正明天起在火奴鲁鲁。我关掉电视，歪在床上喝啤酒，转念又想起咪咪，完全地、彻底地死了的咪咪。她现在置身于冰冷冰冷的场所，身份不明，无人认领，斯特莱茨也好鲍勃·迪伦也好，她都再也听不见了。而我明天即将去夏威夷，且用别人的经费——世界难道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我摇摇头，将咪咪的形象从脑中驱逐掉。另找时间想好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个问题过于深刻，过于沉重，过于炽热。

我想到札幌海豚宾馆那个女孩，那个总服务台里戴眼镜的女孩，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孩。最近有好几天很想很想同她说话，甚至梦见她。这怎样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打电话过去呢？难道只说想同服务台那个戴眼镜的女孩讲话就可以吗？不成。那不可能如愿以偿，甚至理都没人理。宾馆是个一丝不苟的严肃场所。

我思索了半天。应该有条锦囊妙计。意志产生办法。十分钟后，我终于心生一计。能否顺利暂且不论，尝试的价值总是有的。

我给雪打电话，商量一下明天的日程，告诉她早上九点半乘出租车前去接她。然后换上不经意的口气，问她知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对了，就是服务台那个把你托付给我的人，戴眼镜的人。

“唔，应该知道，名字好像非常奇特，所以记在日记里了。现在想不起来，看日记才能知道。”她说。

“马上看看好吗？”

“正看电视呢，过一会不好？”

“对不起，急用，急得很。”

她嘟囔两句，但还是翻看了日记，说是叫“由美吉”。

“由美吉？”我问，“汉字怎么写？(2)”

“不知道。所以我不是说非常奇特么，不知写什么字。大概是冲绳人吧，名字上没那种感觉？”

“不，冲绳没有这样的名字。”

“反正就那么叫，就叫由美吉。”雪说，“喂，好了吗？看电视喽！”

“看什么呢？”

她答也没答，“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拿起东京的电话簿，从头到尾查阅有没有姓由美吉的。难以置信的是，这东京都居然有两个。一个写作“弓吉”，(3)另一个是照相的，开了个“由美吉照相馆”。世上的姓氏真是花样繁多。

接着，我给海豚宾馆打去电话，问由美吉小姐在不在。本来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对方马上把她唤了上来。“是我，”我说。她还记得我，看来我还不无可取之处。

“现在正忙着，”她低低地、冷冷地、干脆地说道，“过会儿回电话。”

“好的，过会儿。”

等待由美吉电话的时间里，给五反田打了个电话，对录音电话说我马上去夏威夷几天。

五反田大约在家，很快打电话过来。

“好事嘛，真叫人羡慕。”他说，“换换空气，再美不过。能去我都想去。”

“你还不能去？”

“噢，没那么简单。事务所里有债款。又是结婚又是离婚，折折腾腾欠了不少债。跟你说过我身无分文吧？为了还这笔债我正拼死拼活地干，不愿演的广告也得演。说来荒唐，经费可以大肆挥霍，而借款却偿还不上。这世道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可捉摸，连自己是穷鬼还是富翁都搞不清。东西琳琅满目，想要的却没有；尽可挥金如土，想用钱的地方却没得用；漂亮女郎召之即来，而喜欢的女人却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

“借款数目多少？”

“相当之多。”他说，“我只知道相当之多，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连我这个当事人都摸不着头脑。不是我自吹，大凡事情我都能干得在一般人之上，惟独这算账一窍不通。一看见账簿上的数字，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就要背过脸去。我家是传统式家庭，从小受的就是传统式教育。什么君子不言利，什么不要关注数字，只管拼命劳动安分守己；什么不要拘泥细节，而应从大节着眼，光明正大等等。这不失为一种想法，至少当时还行得通。但在安分守己的观念早已消失的今天，便没有任何意义，事情也就难办起来。大节没有了，只剩下厌恶数字这一细节，糟糕到了极点！这个那个的，我根本理不出头绪。事务所的税务顾问给我解释得倒很详细，但我听不进去，也实在理解不了。一会儿钱去那里来这里，一会儿名目上的债款，一会儿名目上的贷款，一会儿经费如何如何，简直一团乱麻。我就让他说得简单一点，他说那样谁都做不来。我说那就只告诉结果算了。告诉就告诉，他说，这倒简单：债款还为数不少，减了一些，还剩这么多这么多，所以得干！不过经费尽可大把大把地用，就是这样。无聊！和蚁穴地狱差不多。我说，干活倒可以，我并不厌恶，伤脑筋的是捉摸不透其中的机关，有时都感到有些可怕。噢——又说过头了，对不起。一和你聊起来就聊过头。”

“那有什么，没关系。”我说。

“毕竟和你无关，下次见面再慢慢聊吧。”五反田说，“一路平安！你不在我会寂寞的。一直想找时间和你喝一次。”

“夏威夷，”我笑道，“又不是去象牙海岸，一个星期就回来。”

“啊，那倒是。回来能打电话给我？”

“好的。”

“你在火奴鲁鲁海水浴场躺着歪着的时候，我可正在模仿牙医还债哟。”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我说，“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4)。”

“施莱和斯通兄弟！”五反田啪地打了个响指。和同时代的人交谈，的确可以省去某种成分。

由美吉快十点时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下班，是从住所打来的。我蓦然想起她那雪花纷飞中的公寓。明快简练的外观，明快简练的楼梯，明快简练的门扇，还有她那神经质的微笑。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地令人不胜依依。我闭起眼睛，想像夜色中静静飘舞的雪花，心头涌起一缕缱绻的柔情。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她首先发问。

我说是雪告诉的。“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窃听，没有逼供，我彬彬有礼地向那孩子请教，于是得以指点迷津。”

她疑惑似的沉默一会。“那孩子怎么样？安全送到了？”

“太平无事。”我说，“稳稳当当护送到家，现在还不时相见。精神得很，只是有点与众不同。”

“和你一个样。”由美吉无甚情感地说，像是在说一件世人无不昭昭的确切事实，例如猴子喜欢香蕉，撒哈拉沙漠很少下雨等等。

“喂，为什么一直对我隐瞒名字？”我问。

“那不是的。我说过下次来时告诉你的吧？谈不上隐瞒。”她说，“不是隐瞒，是嫌告诉起来啰嗦。又是问写什么字，又是问这名字常不常见，又是问老家哪里，每人都要这么问一番，啰啰嗦嗦，我也就懒得再告诉别人名字了。比你想的要心烦得多，这事。一个劲儿地重复同一种答话嘛！”

“不过这名字不错。刚才查了一下，这东京都内也有两个姓由美吉的。知道？”

“知道。”她说，“我不说以前在东京住过的么，早都查看过了。姓氏姓得奇特，到一个地方往往首先查电话簿，都成了习惯，到一处查一处——由美吉、由美吉地。京都也有一个。呃，找我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我实话实说，“明天要去旅游，离开几天，走之前想听听你的声音，别的事没有。有时候非常想听你的声音。”

她又沉默起来。电话有点串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语音，仿佛从长长走廊的另一端发出的。声音又微弱又干涩，带有奇特的回响，内容听不真切，但似乎很痛苦这点则听得出来——痛苦地时断时续。

“哎，上次我说过有一回下电梯时眼前突然漆黑的事吧，向你？”

“嗯，听到过。”我说。

“又碰上一回。”

我默然，她也默然。那女人又开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絮絮不止，同她交谈的对方不时随声附和，声音十分含糊，估计是“啊”“嗯”之类。总之是只言片语，不清不楚。女人像慢慢往上爬梯子似的痛苦地倾诉不已。我陡然觉得像是死者在讲话，死者从长长走廊的尽头处讲话，讲死是何等的痛苦。

“喂，听着没有？”由美吉问。

“听着呢，”我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不过你真的相信当时我说的话？不是仅仅随口应和？”

“相信的。”我说，“还没有对你说，后来我也去过同样的场所，同样乘电梯，同样漆黑一片，经历了和你完全同样的体验。所以你说的我全部相信。”

“去了？”

“这个另找机会说，现在还归纳不好，因为好多事情都没着落。下次见面时从头到尾有条有理地给你好好讲一遍，即使为了这点也必须见你一面。现在先放在一边，还是让我听听你的故事，这是至关重要的。”

沉默良久。串线时的对话再也听不到了，有的只是电话式的沉默。

“好几天前，”由美吉开口了，“大概十天前吧，我乘电梯准备去地下停车场。晚上八点前后，不料又撞进了那个地方，同上次一样。迈出电梯，意识到时已经在那里了。这回一不是半夜，二不是十六楼，但其他的一模一样。黑洞洞、潮乎乎，一股霉气味。那气味那黑暗那潮湿，和上次完全一样。这回我哪里也没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电梯返回，好像等了好长时间。电梯终于回来，乘上赶紧离开。就这么多。”

“这事跟谁也没讲过？”我问。

“没有。”她说，“第二次了，是吧？这次我想最好再不跟任何人讲。”

“这样好，最好对谁也别讲。”

“喂，到底如何是好呢？近来一上电梯就害怕，怕开门时又是一团黑，怕得不行。毕竟这么大的宾馆，一天里总不能不乘几次电梯。你说怎么办好？这件事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商量，除了你。”

“跟你说，由美吉，”我说，“为什么不早些打电话来呢？那样我早就对你解释清楚了。”

“打过好几次，”她悄声自语似的说，“可你总是不在。”

“不是有录音电话吗？”

“那个，我很不喜欢，紧张得很。”

“明白了。那好，现在简单说几句：那片黑暗不是邪恶之物，对你不怀恶意，不必害怕。那里是有什么居住着——你听见过脚步声吧——但决不会伤害你，那不是攻击性的存在。所以以后再遇上黑暗，你只管闭起眼睛，站在那里静等电梯返回即可。明白？”

由美吉默默咀嚼着我的话：“坦率说点感想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对你还不大清楚。”由美吉十分沉静地说，“时常想起你，但对你这个人的实体还把握不住。”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我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遗憾的是不明朗的部分过多，保留事项过多，同年龄很不相称。眼下我正一点点解决，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因此再过些时间，我就可以将各种事情向你准确地解释清楚，而且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互相加深理解。”

“但愿如此。”她的声音犹如局外人一般，使我蓦地觉得很像电视里的新闻播音员：“但愿如此。好了，下一条新闻……”那么，下一条新闻……

我说明天去夏威夷。

她无动于衷地“呃”了一声。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相互道声再见，放下电话。我喝了杯威士忌，熄灯睡觉。

(1)一种用菠萝、椰子的果汁调成的朗姆酒。

(2)“由美吉”原文为日文假名。

(3)“弓吉”日语发音和“由美吉”相同。

(4)与前句意思大致相同。

28

那么，下一条新闻。我躺在泰勒西堡的海滨，一边望着广袤的蓝天、椰子树叶和海鸥一边如此失声说道。雪就在我身边。我在草席上仰面而卧，雪则俯身闭起眼睛。她身旁放着一台超大型三洋盒式收录机，里面流出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新曲。雪身穿橄榄绿比基尼游泳衣，身上涂满椰子油，一直涂到脚趾甲，浑身圆润光滑，宛似一条身段苗条的小海豚。年轻的萨摩亚人怀抱冲浪板从前面穿过，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救生员在瞭望台上动来动去，铁链的吊环随之发出冷冷的幽光。街上到处弥漫着鲜花味儿果味儿和防晒油味儿。

那么，下一条新闻。

各种事件相继发生，各色人等陆续登场，场面不断变换。不久前我还漫无目的地漫步在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而现在则躺在火奴鲁鲁海滨仰望长空。这便是所谓趋势。顺点划线，结果便成了这副样子；按拍起舞，便到了脚下这个地步。我跳得很精彩吗？我在头脑里对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逐个清查，一一确认自己所相应采取的行动。还算可以，我想。也许不那么好，但并不坏。倘若再次处于同样的境遇，我多半仍将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也就是所谓思维体系。脚已经在动，已经踩上了舞点。

现在我在火奴鲁鲁，是休假时间。

休假时间——我不由脱口说出。本以为声音微乎其微，但大约还是给雪听见了。她咕噜一声朝我转过身，摘下太阳镜，迷惑不解地眯细眼睛盯着我，声音嘶哑地问道：“喂，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大事，零零碎碎。”

“大事小事无所谓，问题是别在旁边嘟嘟囔囔的。要嘟囔回房间一个人嘟囔好了。”

“抱歉，再不嘟囔。”

雪转而换上平和的目光，“傻气，你这人。”

“呃。”

“活像孤苦伶仃的老人。”说罢，又咕噜一声背过身去。

从机场钻进出租汽车，一路往火奴鲁鲁宾馆赶去。到得房间，我放下行李，换上短裤和半袖衫。往下干的头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商店街买一台大型盒式收录机。是雪要的。

“尽量买个大家伙，声音大大的。”

我用牧村拓给的支票，买了一台算是够大的三洋牌，又买了足够的电池和几盒音乐磁带。我问她还要什么，要不要衣服和游泳衣什么的，她说什么也不稀罕。每次去海滨，她必定带上这收录机，这当然成了我的任务。我像电影《人猿泰山》里那剽悍的土著居民一样把它扛在肩上（“亲爱的，我不想再往前了，前边有魔鬼。”）尾随其后。音乐节目主持人永无间歇地播放着流行音乐，我因而得以熟悉了今春流行的乐曲。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喉犹如清洁的瘟疫一般蔓延了整个世界，而略显平庸的霍尔和欧茨则为别开生面而奋勇出击，此外如想像力贫瘠的杜兰·杜兰，尽管具有某种闪光天赋却缺乏（在我看来）将其大众化能力的约翰·杰克逊，无论如何都前途无望的普里特达兹，时常唤起中立式苦笑的特兰普和柯兹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流行歌手和歌曲。

确如牧村所说，房间相当不错。诚然，家具、装修以及墙上的画与情趣相差甚远，但给人的感受却意外地舒服（夏威夷群岛上，又有何处能觅得情趣呢），而且离海边很近，往来方便。房间开在第十层，安静，且视野开阔。站在阳台上，可以一边眺望大海一边接受日光浴。厨房宽敞整洁，功能齐全，从微波炉到洗碗机，应有尽有。隔壁是雪的房间，比我的房间小些，带有一间小型厨房。电梯里或服务台前所见之人，个个衣着得体，气度不凡。

买完收录机，我独自走到附近的自选商场，买了好多啤酒、加利福尼亚葡萄酒、水果和果汁饮料，又买了可够简单做一次三明治的食品。而后同雪一起来到海滩，并排躺下，看海，看天，直到黄昏。这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开口，只是把身体翻上翻下，任凭时间悄然流失。太阳异常慷慨地把光线洒向地面，射进沙滩。亲昵柔和而夹有水汽的海风，不时忽然想起似的摇曳着椰树的叶片。有好几次我晕晕乎乎地打起瞌睡，又被脚前通过的男女的话语声或风声猛然惊醒。每当这时我便思忖自己现在位于何处，往往花一些时间才能说服自己，使自己确信身临夏威夷这一事实。汗水和防晒油交相混合，从脸颊经耳根啪嗒啪嗒落在地面。各种各样的声响宛如波浪时涌时退。有时可以从中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音律，似乎心脏也是地球这一巨大运营机构中的一分子。

我拧松脑袋的螺丝，全身舒展开来——现在是休假时间。

雪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走下飞机接触到夏威夷特有的甘甜温润空气那一瞬间发生的。她迈下扶梯，十分怕光似的闭起双目，深深吸了口气，而后睁开眼睛望着我。此时此刻，那犹如薄膜般一直蒙在她脸上的紧张遽然消失，惊惧和焦躁也不翼而飞。她时而用手摸摸头发，时而把口香糖揉成一团扔开，时而无端地耸耸肩膀——就连这些日常性的小小动作也显得生机勃勃，流畅自然。于是我反过来感到这孩子此前过的是一种何等反常的生活。不仅反常，而且显然是谬误。

她把头发在头顶盘紧，戴着太阳镜，身穿小号比基尼。如此躺在那里，很难看出她的年龄。体型本身固然还是孩子，但她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而带有某种自我完善韵味的新的举止做派，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四肢苗条，但并不显得楚楚可怜，反倒透露出强劲的力度，使人觉得假如她两手两脚猛地伸直，四周空间都会因此而骤然四下绷紧拉长。我想，她现在正在通过成长过程中最富有活力的阶段，正在急速地发育成大人。

我们相互往背上抹油。雪先给我抹，说我的背大得很。让人说自己背大这还是第一次，轮到我抹时，雪痒得扭来动去。由于头发撩起，那雪白的小耳朵和脖颈显露无余，惹得我现出微笑。从远处看去，有时连我都惊讶地觉得躺在海滩上的雪俨然是个成年人。惟独这脖颈安错位置似的同年龄成正比，分明带有孩子的稚嫩。毕竟还是孩子，我想。说来奇怪，女性的脖颈竟如年轮一般秩序井然地记载着年龄。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其间差别我也无法解释准确。反正少女有少女的脖颈，成熟女子有成熟女子的脖颈。

“一开始要慢慢地晒。”雪以老练的神情开导我，“先在阴凉处晒，然后去向阳处稍晒一会儿，再回到阴凉处来。要不然会一下子晒伤的，发肿起泡，甚至留下疤痕，可就成了丑八怪了。”

“阴凉、向阳、阴凉……”我一边往她背上抹油一边口中重复不已。

这么着，夏威夷第一天的下午，我们基本上都在椰树阴下躺着听调频音乐。我时而跳到海里游几圈，在海滨柜台式酒吧里喝一气冰凉冰凉的“克罗娜”。她不游，说要先放松再说。她喝一口菠萝汁汽水，慢慢咬一口夹有大量芥末和泡菜的热狗面包。不久，巨大的夕阳冉冉西沉，把水平线染成番茄汁一样的红色。继而，夕晖从船的桅杆上隐去，桅灯发出光亮——直到这时我们还躺在那里，她甚至连最后一束光照也不肯放过。

“回去吧，”我说，“天黑了，肚子也瘪了，散会儿步就去吃汉堡牛肉饼吧。要吃地地道道的牛肉饼，里面的肉要‘咔咔’爽口，番茄酱要鲜得彻头彻尾，洋葱要香得不折不扣，焦得恰到好处。”

她点头起身，但未站起，一动不动地蹲着，仿佛品味一天中的最后片刻。我卷起草席，扛起收录机。

“好了，还有明天，不要想什么了。明天完了还有后天。”我说。

她扬起脸，嫣然一笑。我伸出手，她拉住站立起来。

29

翌日早上，雪说去见母亲。她只知道母亲住所的电话，我便用电话简单寒暄几句，打听了去那里的路线。原来她母亲在马加哈附近借了一座小型别墅，从火奴鲁鲁乘车需花三十分钟。我说大约一点钟登门拜访，然后去近处一家租车公司租了一辆三菱蓝瑟。这是一次快活无比的兜风。我们把车内音响开到很大音量，窗口全部打开，沿着海滨高速公路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风驰电掣。到处都充溢着阳光海风花香。

我突然想起，问她母亲是否一个人生活。

“不至于。”雪微微抿起嘴唇，“她那人不可能一个人在外国待这么久，超现实人物嘛！没有人照料，她一天也过不下去。打赌好了，肯定同男友一起，又年轻又潇洒的男朋友。这点和爸爸一样。忘了，我爸爸那里不也有吗？有个油光光的一看就叫人不舒服的同性恋男友？那男的肯定一天洗三回澡，换两次内衣。”

“同性恋？”我问。

“不知道？”

“真不知道。”

“傻气，一眼不就看出来了！”雪说，“爸爸有没有那个兴致倒不晓得，总之是同性恋无疑，不折不扣，百分之二百。”

新奥尔良爵士乐响起时，雪再次加大音量。

“妈妈那人，向来喜欢诗人，或者希望当诗人的男孩子，洗相片时或做其他什么事的时候，让人家在身后朗诵诗。这是她的嗜好，古怪的嗜好。只要是诗就行，是诗就会被迷住，命中注定。所以，要是爸爸能写诗该有多好，可他打滚儿也憋不出来……”

我不由再次感叹：匪夷所思的家族，宇宙家族，行动派作家、天才女摄影家、神灵附体的少女和同性恋书童及诗人男友，厉害厉害！那么我在这精神陶醉式的扩大家族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担任怎样的角色呢？神经兮兮少女的勇猛剽悍的贴身男保镖？我想起忠仆对我现出的动人微笑，莫非是将自己视为其同类的会心之笑不成？喂喂，算了算了！这不过是暂时性的，是休假时间，明白？休假结束完后，我还将重操扫雪旧业，也就再没余暇陪你等游玩。这的的确确是暂时性的，好比一段同主题无关的小插曲。很快就会结束，届时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我还是喜欢简洁明快的世界。

我按照雨的指点，在马加哈前面不远的地方往右拐，朝山的方向行进。路两边稀稀落落地散列着独院民宅，房檐长长探出，我真担心一阵大风将其吹上天空。不一会，这些民宅也没了，雨所说的集团式住宅地带出现在眼前。值班房里有个印度人模样的看门人，问我找哪儿，我告以雨的住所号码。他打过电话，向我点头道：“可以，请进。”

进得大门，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在眼前豁然伸展，几乎望不到边际。几个坐着高尔夫车样小车的园艺师默默地修整草坪和树木。一群黄嘴小鸟在草坪上蚂蚱似的轻快地蹦来蹦去。我把写有雨住所的纸条给一个园艺师看，打听在哪里。他简单地用手一指：“那边。”顺其指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游泳池、树木和草地，一条黑乎乎的柏油路朝游泳池后侧拐了一个大弯。我道过谢，径直驱车向前，下坡，再上坡便是雪母亲的小别墅。这是一座具有热带风格的时髦建筑。门口探出一截避雨檐，檐下摇晃着风铃。周围茂密地长着不知名的果树，结着不知名的果实。

我刹住车，登上五级台阶，按响门铃。风铃在懒洋洋的微风吹拂下，不时发出干涩的低音，同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的维伐尔地的音乐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倒也舒服。大约十五秒钟，门无声地开了，闪出一个男子。是个美国白人，左臂从肩部开始便没有了，皮肤晒得很厉害，个头不很高，但身材魁梧，蓄着给人以足智多谋之感的胡须。身穿夏威夷衫，下配慢跑短裤，拖着胶拖鞋。年龄看起来同我相仿，长相虽算不上英俊潇洒，也还讨人喜欢。作为诗人，外表未免粗犷，但外表粗犷的诗人世上也是有的，大千世界，不足为奇。

他看看我，再看看雪，又看看我，略歪一下下颏，露出微笑。“哈啰”——他沉静地说。接着用日语重新说了句“您好”，同雪握手，同我握手，手握得不甚有力。“请，请进。”他的日语蛮漂亮。

他把我们让进宽宽大大的客厅，让我们坐在宽宽大大的沙发上，从厨房拿来两罐普里莫啤酒、一瓶可口可乐和一只托有三个玻璃杯的盘子。我和他喝啤酒，雪则什么也没动。他站起来走到组合音响前，拧小维伐尔地的音量，又转身折回。这房间似乎在毛姆小说中出现过，窗口很大，天花板上有电风扇，墙上挂有南洋民间工艺品。

“她正在洗相片，大约十分钟后出来。”他说，“请在这稍等一下。我叫笛克，笛克·诺斯。和她住在这里。”

“请多关照。”我说。雪一声不响地观望窗外景致。从果树的空隙间可以望见碧波粼粼的大海。水平线上孤零零飘浮着一朵如猿人头骨似的云。云纹丝不动，也没有要动的样子，给人一种执迷不悟的感觉，颜色极白，如漂白过一般，轮廓甚为清晰。黄嘴小鸟不时鸣啭着从云前掠过。维伐尔地放完，笛克·诺斯提起唱片针，单手取下唱片，装进套里，放回唱片架。

“日语讲得不错嘛！”我没话找话。

笛克点点头，动了动单侧眉毛，闭起眼睛，微微一笑：“在日本住很久了。”他停了一会，“十年。战争期间——越南战争期间第一次来到日本，就喜欢上了，战后进了日本的大学，是上智大学。现在写诗。”

到底如此！既不年轻，又不甚潇洒，但终究是诗人。

“同时也搞点翻译，把日本的俳句、短歌和自由诗译成英语。”他补充道，“很难，难得很。”

“可想而知。”我说。

他笑盈盈地问我再喝一罐啤酒如何，我说好的。他又拿来两罐啤酒，单手以难以置信的优雅手势拉开易拉环，倒进玻璃杯，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摇了几次头，俨然验收似的细细看着墙上的广告画。

“说来令人费解，”他说，“世上没有独臂诗人，这是为什么呢？有独臂画家，甚至有独臂钢琴家，就连独臂棒球投球手都有过。为什么偏偏没有独臂诗人呢？写诗这活计，一条手臂也罢，三条手臂也罢，我想都毫无关系的。”

言之有理。对写诗来说，胳膊的多少确实关系不大。

“想不出一个独臂诗人？”笛克问我。

我摇了下头。坦率说来，我对诗差不多处于诗盲状态，就连两条手臂一条不少的诗人都想不出个完整的名字来。

“独臂冲浪运动员倒有好几个，”他接着说，“用脚控制滑行板，灵巧得很，我也多少会一点。”

雪欠身站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噼里啪啦”翻了一会唱片架上的唱片，看样子没有发现她喜欢的，便皱起眉头，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音乐停下后，四周静得似乎睡熟了一般。外面时而传来割草机呜呜喔喔的轰鸣声。有人在大声招呼对方。风铃叮叮咚咚低吟浅唱。鸟声啁啾。但岑寂压倒了一切。任何声音都稍纵即逝地隐没在这片岑寂之中，不留半点余韵。房子周围仿佛有几千名默然无语的透明男子，使用透明的消音器将声音吞噬一空，只要有一点点声音，便一齐聚而歼之。

“好静的地方啊！”我说。

笛克点点头，不胜珍惜地看着那条独臂的手心，又一次点点头：“是啊，是很静。静是首要大事，尤其对于干我们这行的人来说，静是必不可少的。hutsle-bustle可是吃不消，该怎么说来着——对，喧嚣、嘈杂。那不行的。怎么样，火奴鲁鲁很吵吧。”

我倒没觉得火奴鲁鲁很吵，但话说多了惹麻烦，便姑且表示赞同。雪依然以不屑一顾的神情打量外面的风景。

“考爱岛是个好地方，幽静、人少，我真想住在考爱。瓦胡岛不行，游客多，车多，犯罪多。但由于雨工作的关系，也就住在这里。每周要到火奴鲁鲁街上去两三次。要买器材，需要很多样器材。另外住在瓦胡岛联系起来方便，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她现在摄取各种各样的人，摄取现实生活中的人。有渔夫，有园艺师，有农民，有厨师，有筑路工，有鱼铺老板……无所不摄。出色的摄影家。她的摄影作品含有纯粹意义上的天赋。”

其实我并未怎么认真地看过雨的摄影，但也姑且表示赞同。雪发出一种极其微妙的鼻音。

他问我做什么工作。

我答说自由撰稿人。

他看样子对我的职业来了兴致，大概以为我和他算是近乎表兄弟关系的同行吧。“写什么呢？”他问。

我说什么都写，只要有稿约就写，一句话，和扫雪工差不多。

扫雪工？说着，他神情肃然地思索多时，想必理解不透其中的含义。我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较为详细地做一番解释。正当这时，雨走了进来，我们的谈话遂就此打住。

雨上身穿一件粗棉布半袖衫，下身是一条皱皱巴巴的白色短裤。没有化妆，头发也像刚刚睡醒似的乱蓬蓬一团。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透露出一种不妨称之为高傲脱俗的气质，一如在札幌那家宾馆餐厅见面之时。她一进屋，人们无不切实感觉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存在——无须由人介绍，亦无须自我表白，纯属瞬间之感。

雨一声不响地径直走到雪跟前，把手指伸进女儿的头发，搔得蓬蓬松松，然后将鼻子贴在女儿太阳穴上。雪虽不显得很感兴趣，但并未拒绝，只是摇了两三下头，把头发恢复到原来垂直披下的形状，眼睛冷静地看着博古架上的花瓶。但这种冷静完全不同于和父亲相见时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冷漠，从她细小的举止，可以一闪窥见其感情上不甚自然的起伏摇摆。这母女之间确乎像有某种心的交流。

雨与雪。的确有些滑稽，的确别出心裁，如牧村所言，简直是天气预报。若是再生一个孩子，又该叫什么名字呢？

雨与雪一句话也没说，既无“身体好吗”，又无“怎么样”。母亲仅仅是把女儿的头发弄乱，把鼻子挨住对方的太阳穴。之后，雨走到我这边，在我身旁坐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沙龙”，擦火柴点燃一支。诗人不知从哪里找来烟灰缸，手势优雅地“通”一声放在茶几上，俨然将一行绝妙的装饰性诗句插入恰到好处的位置。雨将火柴杆投进去，吐了口烟，抽了下鼻子。

“对不起，工作脱不开手。”雨说，“我就这种性格，干就干到底，中间停不下来。”

诗人为雨拿来啤酒和玻璃杯。又用单手巧妙地拉开易拉环，把酒倒进杯子。雨等泡沫消失后，一口喝了半杯。

“在夏威夷，能待到什么时候？”雨问我。

“不清楚，”我说，“还没定。不过也就是一周左右吧。眼下休假，完了必须回国开始工作的……”

“多住些日子就好了，好地方。”

“好地方倒是好地方。”乖乖，她根本没听我说什么。

“饭吃了？”

“路上吃了三明治。”

“我们怎么办，午饭？”雨转问诗人。

“我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小时之前做意大利面条吃来着。”诗人慢条斯理地回答，“一小时前也就是十二点十五分，普通人大概称之为午饭，一般说来。”

“是吗？”雨神色茫然。

“是的。”诗人断言，然后转向我，盈盈笑道，“她工作一入迷，现实中的一切就统统给她忘到了脑后。比如吃没吃饭，工作前在哪里做了什么，一古脑儿忘光，大脑一片空白，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不由心想：这与其说是注意力集中，莫如说是属于精神病范畴的症状——当然没有说出口，而只是在沙发上彬彬有礼地默默微笑。

雨用空漠的目光打量着啤酒杯，许久才恍然大悟似的拿在手上喝了一口。“喂喂，那个且不管，反正肚子饿了。我们是没吃早饭的嘛！”

“我说，不是我一味指责你的不是，如果准确地叙述事实的话，那么你在早上七点半是吃了一个大烤面包和一串葡萄以及一杯酸牛奶。”笛克解释道，“而且你还说真好吃来着，说好吃的早餐是人生主要乐趣之一。”

“是那样的吗？”雨搔了搔鼻侧，接着又用空漠的目光往上看着，思索良久，活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面。于是我渐渐分辨不出孰真孰伪，判断不出何为正常何为错乱。

“反正我肚子饿得厉害。”雨说，“吃点也并不碍事吧？”

“当然不碍事。”诗人笑道，“那是你的肚子，而不是我的。想吃尽管吃就是。有食欲毕竟是好事。你总是这样：工作一顺手食欲就上来。做个三明治好吗？”

“谢谢。还有，同时再拿一瓶啤酒来可好？”

“Certainly(1)。”说罢，消失在厨房里。

“你，午饭吃了？”雨问我。

“刚才在路上吃了三明治。”我重复道。

“雪呢？”

雪说不要。倒也干脆。

“笛克是在东京遇到的。”雨在沙发上盘起腿，看着我的脸说，但我觉得似乎是解释给雪听的。“他劝我去加德满都，说那里能激发灵感。加德满都，是个好去处。笛克是在越南搞成独臂的，给地雷炸掉了。是重型地雷，人一踩上去就被掀到空中，在空中爆炸，轰隆隆。旁边人踩的，他赔了条胳膊。他是诗人，日语不错吧？我们在加德满都住了些天，随后来到夏威夷。在加德满都待上一段时间就想到热地方去了。这房子是笛克找的，是他朋友的别墅。我们把客用浴室改成暗室。嗯，好地方。”

如此说罢，她长长地吸了口气，伸了个懒腰，意思像是说该说的已全部说完。午后的沉默很是滞重，窗外强烈的光粒子犹如尘埃一般闪闪飘浮，并兴之所至地移行开去。如猿人头骨似的云仍以一成不变的姿态悬在水平线上，依然显得那么执迷不悟。雨那支香烟放在烟灰缸里后几乎再没动过，已燃烧殆尽。

我想道：笛克是怎样以一条胳膊做三明治的呢？又是怎样切面包的呢？用右手拿刀，当然是右手。那么面包该怎样按呢？莫不是用脚什么的？我无法想像。抑或是押上一个好韵而使得面包自动自觉地裂开不成？他为什么不安一条假臂呢？

过不多会，诗人端着一个盘子出现了，盘子上十分高雅地摆着三明治，里面夹的是黄瓜和火腿，都切得非常之细，甚至还有橄榄，一派英国样式，看上去十分可口。我不禁惊叹，居然切得这般漂亮。他打开啤酒，倒入杯中。

“谢谢，笛克。”雨说，然后转向我，“他做菜相当拿手。”

“假如举行以独臂诗人为参加对象的做菜比赛，我绝对第一名。”诗人闭起一只眼睛对我说。

雨劝我尝尝，我便拿起一块。果然甚是可口，仿佛有一种诗趣。材料新鲜，手艺高超，音韵准确。“好吃！”我说。但惟有面包如何切这点想不明白。很想问，当然是问不得的。

笛克像是个勤快人。雨吃三明治的时间里，他又去厨房为大家煮了咖啡。咖啡也煮得出色。

“喂，我说，”雨问我，“你和雪在一起没有什么？”

我全然不能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便问没有什么指的是什么。

“当然指音乐，摇滚乐。你不感到痛苦？”

“倒也不怎么痛苦。”

“一听见那玩意儿我就头疼，三十秒都忍受不了，咬牙也不行。和雪在一起我愿意，只是那音乐吃不消。”说着，她用手指一顿一顿地揉着太阳穴，“我听得了的音乐极为有限。巴罗克音乐，部分爵士乐，加上民族音乐。总之是能使心境获得安宁的音乐，这个我喜欢。诗也喜欢。和谐与静谧。”

她又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一口放在烟灰缸上。估计又要忘在那里，事实果真如此。我真奇怪为何未曾引起火灾。牧村说和她那段生活损耗了他的人生和天赋——现在我觉得似可理解。她不是为周围人做出奉献的那种类型，恰恰相反，她要为调整自身的存在而从周围一点点索取，而人们也不可能不为她提供。因为她具有才华这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她将这种索取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和谐与静谧——人们为此可要连手带脚都向她奉献出去。

我真想高叫一声：好在和我没关系。我在这里，是因为与我的休假巧合，如此而已。休假一结束，我便将重新扫雪。眼下这奇妙的状况很快就要极为自然地成为过去。因为我首先不具有足以向她那辉煌的才华做出奉献的任何本事。纵使有，我也必须为己所用。我不过是被命运之河中一小股迷乱的波流临时冲到这里，冲到这莫名其妙的奇特场所来的。倘若可能，我很想如此大声疾呼。不过又有谁能予以倾听呢？在这个扩大家族里，我还只是个二等公民。

云絮仍以同样的形状飘浮在水平线稍上一点的空中。如若撑船过去，似乎一伸竿即可触及。一块巨大的猿人头骨，想必从某个历史断层掉到了火奴鲁鲁的上空。我对那云团说道：我们或许属于同类。

雨吃罢三明治，又走到雪跟前把手伸进头发里抓弄一番。雪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茶几上的咖啡杯。“好漂亮的头发，”雨说，“我也想有这样的头发，油黑油黑，笔直笔直。我这头发一转身就乱成一团，理不开梳不动。是不，小公主？”她又把鼻尖贴在女儿的太阳穴上。

笛克把空啤酒罐和盘子撤走，放上莫扎特的室内乐唱片。“啤酒怎么样？”他问我。我说不要。

“是这样，我想和雪单独谈谈家庭内部的事。”雨声音有些发尖地说，“家里事，母女间的事。笛克，请你把他带到海边走走好么？呃——大约一个小时。”

“好的好的，那自然。”诗人说着动身，我也站起。诗人在雨的额头上轻吻一下，然后扣上帆布帽，戴上绿色雷朋太阳镜。“我们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两位慢慢聊好了。”他拉起我的臂肘，“好，走吧。有块非常妙的海滩。”

雪缩了缩肩，目光淡然地向上看着我。雨从烟盒里抽出第三支。我和独臂诗人把她们留下，打开门，走进午后有些呛人的阳光中。

我开起那辆三菱蓝瑟，往海岸驶去。诗人告诉我，安上假臂很容易开车，但他想尽量不安。

“不自然。”他解释说，“安上那东西心里总不安然。方便肯定方便，但觉得别扭，好像不是自己。所以我尽可能使自己习惯这独臂生活，尽可能靠自有的身体干下去，尽管略嫌不足。”

“面包是怎么切的呢？”我下决心问道。

“面包？”他想了一会，一副费解的样子，稍顷总算明白过来我问话的用意，“啊，你是说切面包的时候，倒也是，问得有理。一般人怕是很难想像，其实很简单，单手切就是。正常拿刀当然切不了，拿刀方式上有窍门。要用手指按住面包，同时夹紧刀片，这样通通通地切。”

他用手比划给我看，但我还是不得要领，仍觉得勉为其难。何况他切的比正常人用双手切的还要高明得多。

“真的没问题。”他看着我笑道，“大多事情用一只手都能应付下来。鼓掌固然不成，其他就连俯卧撑、玩单杠都可以。锻炼嘛！你怎么以为的？以为我怎么切面包的？”

“以为你用脚什么的来着。”

他开心地笑出声来。“有趣有趣，”他说，“可以写成诗，关于独臂诗人用脚做三明治的诗，一首妙趣横生的诗。”

对此我既未反对又没赞成。

我们沿着海岸高速公路行驶了一会儿，把车停下，买了六罐冰镇啤酒（他硬要付钱），步行到一处稍远些的几乎不见人影的海滩，躺着喝啤酒。由于溽暑蒸人，怎么喝也无醉意。这海滩不大像夏威夷风光，树木低矮茂密，参差不齐，海岸也不规整，给人以犬牙交错之感，但至少没有游客的喧闹。再过去不远处，停着几辆小型卡车，几个人家的一家老小都在水里嬉戏。海湾里有十多个人冲浪。头骨云仍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势凝然悬浮不动。海鸥如洗衣机里的漩涡一般在空中团团飞舞。我们似看非看地看着这片光景，喝啤酒，断断续续地聊天。笛克讲他对雨怀有怎样的敬意，说她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讲雨的时间里，他自然而然地由日语换成了语速缓慢的英语，用日语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感情。

“同她相识之后，我对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怎么说呢，她的摄影作品把诗剥得精光。我们搜肠刮肚字斟句酌地编造出来的东西，在她的镜头里一瞬间便被呈现出来——具体显现。她从空气从光照从时间的缝隙中将其迅速捕捉下来，将人们心目中最深层的图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的你能理解吧？”

“大致。”

“她的摄影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看她的作品，有时甚至感到战栗，似乎自身存在与否都大可怀疑。dissilient(2)这个词晓得吗？”

我说不晓得。

“用日语怎么说好呢，就是一种什么东西突然裂开弹开的感觉。世界没有任何预兆地一下子弹裂开来，时间、光照等等全都dissilient，一瞬之间。天才！与我不同，与你也不同。失礼，请原谅，我对你还没什么了解。”

我摇摇头：“没关系，你说的我完全理解。”

“天才人物是极其罕见的。一流才能并非到处都可发现。能邂逅能在眼前见到，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不过……”他略一沉默，以摊开双手的姿势将右手向外伸出，“在某种意义也是痛苦的体验，有时我的自我如遭针刺般地作痛。”

我似听非听地侧起耳朵，眼睛眺望着水平线及其上边的云。这段海滩波涛汹涌，海水凶猛地撞击着海岸。我把手指伸进热乎乎的沙子，攥了一把，让它从指缝间哗哗淌下，如此反复不止。冲浪运动员们追波逐浪地靠近岸来，而后又返回海湾。

“可是我已经被她吸引住了，并且爱上了她，已不容我再强调自我。”他“啪”地打了个响指，“就像被巨大的漩涡吸进去了一样。知道么，我有妻子，是日本人，也有孩子。我爱妻子，真心地爱，即使现在。但从第一眼见到雨的时刻起，就被她吸引住了，被卷进了她的漩涡，别无选择，无法抵抗。我知道，知道这种事一生中只有一次，这种邂逅此生不会再有，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想：同她在一起，恐怕早晚我会后悔的；但若不同她在一起，我这一存在本身将失去意义。这以前，你可曾这么想过？”

我说没有。

“真是不可思议。”笛克继续道，“我历尽千辛万苦才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妻子孩子和小家，加上工作。工作虽然收入不很大，但很有意思。写诗，也搞翻译。就我来说，也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人生了。战争使我失掉了一条胳膊，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为此我费了很长时间，也付出了努力。心境的平和——实现这一点很不容易，然而我实现了。但是……”说着，他手心朝上举起，缓缓平移，“失掉它却是一瞬间，刹那间。我已经没有归宿。回不了日本的家，美国也没地方可回，我离开祖国太长太久了。”

我很想安慰他一句，但想不起适当的话，只好玩弄着沙子，抓起撒下。笛克站起身，走出五六米远，在密密蓬蓬的树丛阴处解罢手，缓缓踱回。

“不打自招，”他笑道，“很想找人倾吐一番。你怎么看？”

我不好表示什么。双方都已是年过三十的成年人，同谁睡觉之类只能由自己抉择。漩涡也罢，龙卷风也罢，沙漠风暴也罢，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只能设法坚持下去。笛克这个人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对他用一条胳膊克服各种困难的努力甚至怀有敬意，但对他这句问话到底应如何回答呢？

“首先我不是搞艺术的人，”我说，“因此对艺术灵感的产生和其间的关系体会不深。这超出我的想像。”

他以悲戚凄然的神色望着大海，似乎想说什么，但终未开口。

我闭起眼睛。本来是想稍闭一会，不料却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大概是啤酒作怪吧。醒来时，树影已移到我的脸上。由于热，脑袋有些昏昏沉沉。一看手表，已经两点半了。我晃晃头，坐起身来。笛克在水边逗一条狗玩。但愿我没伤他的心才好——谈话当中我丢开他自管睡了，况且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谈话。

但我到底能说什么呢？

我又抓起沙子，目视他逗狗玩的身影。诗人把狗的脑袋抱在怀里。海涛呼啸着拍上岸来，又余威未尽地退下阵去。雪沫闪闪，炫目耀眼。莫非自己过于冷漠？其实我并非不理解他的心情。独臂也罢，双臂也罢，诗人也罢，非诗人也罢，所面临的这个世道同样都是严峻而冷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我们已是成年人，我们已经熬到了这个地步，至少不应该向初次见面的人提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属于基本礼节。过于冷漠，我想。我摇摇头——尽管摇头也毫无用处。

∗∗∗

我们乘三菱蓝瑟返回小别墅。笛克一按门铃，雪打开门，脸上既不显得高兴也不显得不高兴。雨衔支香烟盘腿坐在沙发上，用坐禅似的眼光定定地向上看着。笛克走上前，又在她额上吻了一下。

“谈完了？”他问。

“噢噢。”雨依然衔着烟，给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在海滩上一边观察世界的尽头一边愉快地接受日光浴。”笛克说。

“该回去了。”雪用极其平板式的声音说。

我也有同感，是到返回嘈杂、现实、熙熙攘攘的火奴鲁鲁的时候了。

雨从沙发上欠身站起：“再来玩，还想见你的。”说着，走到女儿跟前，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脸颊。

我向笛克致谢，感谢他的啤酒等等。他微微一笑，说不客气。

我让雪坐进三菱蓝瑟副驾驶席。这时雨拉过我的臂肘，说有句话要跟我说。我和她并肩走到前边一处小公园模样的地方，里边有架简易滑梯，她在旁边靠定，抽出一支烟塞在嘴里，不耐烦似的擦火柴点燃。

“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她说，“所以有件事相求，希望你尽可能把她带来这里。我，喜欢那孩子，想见她，明白吗？想见她和她说话，想交朋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在成为母女之前。所以想趁她在这里时两人多谈一些。”

说罢，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我想不起有什么话好说，但又不能不说点什么。

“这是你同女儿之间的问题。”我说。

“当然。”

“所以如果她想同你相见，我当然领来。”我说，“或者你作为母亲叫我领来，我也会领来，两种情况都可以。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能说。所谓朋友关系是自发的，无须第三者介入。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

雨开始沉思。

“你说想同女儿交朋友，这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不过恕我直言，对雪来说，你是朋友之前首先是母亲。”我说，“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客观就是如此。况且她才十三岁，她还需要母亲，需要在黑暗寂寞的夜晚无条件地紧紧拥抱她的存在。请原谅，我是毫不相干的外人，说这样的话也许缺乏考虑。但她所需要的并非不生不熟的朋友，而首先是全面容纳自己的世界。这点应首先明确。”

“你不明白的。”雨说。

“是的，我不明白。”我说，“不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心灵已经受到创伤。应该有人保护她，棘手是有些棘手，但必须有人这样做。这是责任，明白吗？”

她当然不明白。

“我不是叫你每天都领来这里。”她说，“在那孩子同意来的时候领来即可，我也不时打电话过去。我不愿意失去那孩子，长此以往，我真担心她随着逐渐长大而离我越来越远。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纽带。我可能不是个好母亲，可是较之当母亲，我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毫无办法。这点那孩子也该理解。所以，我寻求的是超乎母女之上的关系，是血缘相连的朋友。”

我叹口气，摇摇头——尽管摇头也无济于事。

∗∗∗

归途车中，我们默默地听着广播音乐，我有时低声吹几声口哨。此外便是无尽的沉默。雪转过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窗外，我也没什么话特别想说。如此行驶了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产生了轻微的预感，一种如无声弹丸般的预感倏然掠过我的脑际。那预感好像用小字写道：“最好找地方停车。”

于是我按照预感把车停在前面一处海滨车场，问雪是否心情不好，“没什么？不要紧？不喝点什么？”雪一阵沉默。暗示性沉默。我再没说什么，而是密切注视暗示的发展。年纪一大，往往可以多少领悟暗示的暗示性，知道此时应该等待，直到暗示性以具体形式出现时为止，犹如等待油漆变干一样。

两个身穿同样的小号黑游泳衣的女孩肩并着肩，在椰子树下缓缓行走，脚步迈得很轻，活像在围墙上挪动的猫。泳装的样子很滑稽，仿佛是用几块小手帕连接而成，几乎一阵强风便可从身上掀跑。两人恍若被压抑的梦幻，氤氲着既现实而又非现实的奇妙氛围，从右向左横穿过我们的视野，消失了。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唱起《饥饿的心》。娓娓动听。看来世界还不至于漆黑一团。音乐节目主持人也说这歌不错。我轻咬一下手指，纵目长空。那块头骨云絮命中注定似的仍在那里。夏威夷，天涯海角！母亲想同女儿交朋友，女儿寻求的则是朋友之外的母亲。失之交臂。欲去无处。母亲身边有男友——失去归宿的独臂诗人；父亲家中也有男友——同性恋书童忠仆。无处可去。

十分钟后，雪把脸靠在我肩头开始哭泣，起始很平静，随后哭出声来。她把两手整齐地放在自己膝头，鼻尖贴住我肩部哭着。理所当然，我想。若我身临她的处境也要哭，当然要哭！

我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哭个痛快。我的衬衣袖不久便湿透了。她哭了相当长的时间，肩头颤抖不止，我默默地把手放在那上面。

两名戴着太阳镜、左轮手枪闪闪发光的警察从停车场穿过。一条德国牧羊狗热不可耐地伸长舌头四下转了一圈，消失不见。一辆轻型福特卡车在附近停住，走下一个身材高大的萨摩亚人，领着漂亮的女郎沿海边走去。收音机播出盖茨唱的《跳舞天国》。

雪哭过一阵，渐渐平静下来。

“喂，以后再别叫我小公主。”她依然把脸靠在我肩部说道。

“叫过？”我问。

“叫过。”

“忘了。”

“从辻堂回来的时候，那天晚上。”她说，“反正再别叫第二次。”

“不叫。”我说，“一言为定，向乔治男孩和杜兰·杜兰发誓，再不叫第二次。”

“妈妈总那么叫，管我叫小公主。”

“不叫了。”

“她那人，总是一次次地伤害我，可她本人一点儿也觉悟不到，而且喜爱我，是不？”

“是的。”

“我怎么办才好呢？”

“长大。”

“不想。”

“别无他法。”我说，“谁都要长大，不想长大也要长大。而且都要在各种苦恼中年老体衰，不想死也要死去。古来如此，将来同样如此。有苦恼的并非只你一个人。”

她扬起带有泪痕的脸看着我：“嗯，你就不会安慰人？”

“我以为是在安慰你。”

“绝对两码事。”说罢，她将我的手从其肩头移开，从手袋里掏出纸巾擦擦鼻子。

“好了，”我拿出现实声音说道，随即将车开出停车场，“回去游一会儿，然后做顿美餐，和和气气地吃一顿。”

我们游了一个小时，雪游得很好。我们游到海湾那边，潜进水里，相互抓脚嬉闹。上岸后冲罢淋浴，去自选商场采购。买了牛肉和蔬菜。我用洋葱和酱油烧了一盘清淡爽口的牛肉，做了蔬菜色拉，又用豆腐和葱做个大酱汤。一顿愉快的晚餐。我喝了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雪也喝了半杯。

“你很会做菜。”雪钦佩地说。

“不是会做，不过倾注爱意、认真去做罢了。如此就能产生大不相同的效果，这是态度问题。凡事只要尽力去爱，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爱起来；只要尽可能心情愉快地活下去，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

“再往上难道不行？”

“再往上得看运气。”

“你这人，挺会蒙混人的，那么大的一个大人！”雪诧异地说。

两人洗完碟碗拾掇好，到华灯初上的卡拉卡乌大街悠然漫步，一路窥看各种各样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加以评头品足，审视各色男女行人的风姿，最后走进人头攒动的罗亚尔夏威夷饭店，在里边的临海酒吧坐下歇息。我还是喝“克罗娜”，她喝的是果汁汽水。笛克·诺斯想必对这人声鼎沸的夜晚街市深恶痛绝，我倒没那么严重。

“嗯，对我妈妈你是怎么看的？”雪问我。

“初次见面，坦率地说，还把握不住。”我想了想说，“归纳、判断起来很花时间，脑袋不好使嘛。”

“可你有点生气了吧？没有？”

“是吗？”

“是的。看脸就知道。”

“可能。”我承认。随即眼望海面呷了口“克罗娜”，“经你一说，或许真的有点生气。”

“针对什么？”

“针对没有任何人肯认真对你负起应负的责任这件事。不过这怕是不妥当的。一来我没有生气的资格，二来生气也毫无作用。”

雪拿起碟子上的炸薯条，“咯吱咯吱”地咬着：“肯定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都认为必须做点什么，又都不知怎么做。”

“大概是吧。都好像懵懵懂懂。”

“你明白？”

“我想不妨静等暗示性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后再采取对策，总而言之。”

雪用指尖捏弄着T恤衫的下角，想了一会儿，似仍不解其意，便问：“这，怎么回事？”

“无非是说要等待。”我解释说，“水到渠成。凡事不可力致，而要因势利导，要尽量以公平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解决的办法。大家都太忙，太才华横溢，要干的事情太多，较之认真考虑公平性，更感兴趣的还是自己本身。”

雪在桌上支颐静听，用另一只手把粉红色桌布上的炸薯条残渣扫开。邻桌坐着一对美国老夫妇，分别穿着同样花纹的夏威夷男衫和夏威夷女衫，手拿硕大的玻璃杯，喝着颜色鲜艳的鸡尾酒，看上去十分美满幸福。饭店的院子里，一个身穿同样花纹的夏威夷衫的年轻女郎，边弹电子琴边唱《唱给你》。不很动听，但的确是《唱给你》。院子里处处摇曳着呈松明状的煤气灯火苗。一曲唱罢，两三个人“吧唧吧唧”鼓掌助兴。雪拿起我的“克罗娜”喝了一口。

“好喝！”

“支持动议，”我说，“好喝两票！”

雪现出惊讶的神色，定定地看着我的脸：“真有点捉摸不透你是怎样一个人物。既像是个地地道道的正经人，又像是个不着边际的荒诞派。”

“地道正经同时也是放纵不羁，不必放在心上。”说罢，我招呼态度极为热情的女侍再来一杯“克罗娜”，女侍旋即摆动腰肢把饮料端来，在账单上签完字，留下波斯猫一般的大幅度微笑，转身离去。

“那么，我到底该怎样才好呢？”

“母亲想见你。”我说，“细节我不晓得，别人家的事，况且人又有些与众不同。但让我简单说来，她恐怕是想超越以往那种磕磕碰碰的母女关系，同你结为朋友。”

“人与人成为朋友是很困难的事，我想。”

“赞成。”我说，“困难两票。”

雪把臂肘拄在桌面上，目光迟滞地看着我。

“对那点是怎么想的？对我妈妈的想法？”

“我怎么想全无所谓，问题是你怎么想。不用说，这里边恐怕既有自以为是的利己主义一面，也有可取的建设性姿态一面。偏重哪方面取决于你自己。不过不用急，慢慢想好再下结论不迟。”

雪仍旧手托着腮，点头同意。柜台那边有人放声大笑。弹电子琴的女郎返回座位，开始弹唱《蓝色夏威夷》：“夜色刚刚降临，我们都还年轻，喂，快来呀，趁着海面上明月莹莹。”

“我和妈妈俩，关系闹得很僵很僵来着。”雪说，“去札幌前就很僵，因上不上学的事吵来吵去，满屋子火药味。后来干脆不怎么开口，面对面的时间也很少，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她那人考虑问题不成系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转身忘个精光，说的时候倒蛮像那么回事，但说完就再不记得，可是有时又心血来潮地惦记着尽母亲的责任，我真给她折腾得焦头烂额。”

“不过……”我仿佛成了连接词。

“不过，是的，她确实有一种非同一般的优点长处。作为母亲是一塌糊涂，糟糕到了极点，我也因此满肚子不快，可是不知为什么偏又被她吸引。这点和爸爸截然不同，说不出为什么。现在她又风风火火提出交朋友，也不看看她和我之间力气差得多远。我还是孩子，她已经是强有力的大人。这点谁都一清二楚吧？可妈妈就是不开窍。所以，即使妈妈要和我交朋友，也不管她付出多大努力，结果也只能一次次刺激我伤害我，而她又不醒悟。比如在札幌时就是这样，妈妈有时要向我走近，我便也向妈妈那边靠拢——我也在努力，这不含糊——可这时她已经一转身到别处去了，脑袋已经给别的事情塞得满满的，早把我忘了。一切都是心血来潮。”说着，雪把咬去一半的炸薯条弹到地上，“领我一起去札幌，到头来还不一个样。一忽儿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跑加德满都去了，一连三天都没想起还把我扔在那里。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而且又不理解我心里因此受到多大刺激。我喜欢妈妈，我想是喜欢的，能成为朋友想必也是好事，但我再不愿意给她甩第二回，不愿被她兴之所至地这里那里带着跑。已经够了。”

“你说的全对。”我说，“论点明确，非常容易理解。”

“可妈妈不理解。即使这样讲给她听，她也肯定莫名其妙。”

“我也觉得。”

“所以烦躁。”

“也可以理解。”我说，“那种时候，我们大人是借酒消愁。”

雪拿起我的“克罗娜”，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去一半。杯子足有金鱼缸那般大，因此量相当不小。喝完后，她依然手托着腮，无精打采地看着我的脸。

“有点儿怪，”她说，“身上暖烘烘的，又困困的。”

“好事。”我说，“心里还舒服？”

“舒服，挺舒服的。”

“那好。这么长的一整天，十三岁也罢，三十四岁也罢，最后舒服一下的权利总是有的。”

我付过账，拉起雪的胳膊沿海边走回宾馆，给她打开房间的门。

“喂。”

“什么？”我问。

“晚安。”

第二天也是不折不扣夏威夷式的一天。吃罢早餐，我们立即换上游泳衣，走到海滨。雪提出冲浪，我便租了两块冲浪板，同她一起冲到舍拉顿湾。过去一位朋友曾教过我基本技术，我照样教给雪，无非浪的捉法、脚的踏法之类，雪记得很快，加上身体柔软，捕捉浪头的时机掌握得很妙。不到三十分钟，她便在浪尖上玩得比我还远为熟练，连说“有趣有趣”。

午饭后，我带她去阿拉莫阿纳附近一家冲浪器材店，买了两块半新的中档冲浪板。店员问我和雪的体重，分别给选了两块相应的，还问我们是不是兄妹，我懒得费唇舌，便说是的。总还算好，没被看成父女。

两点我们又去海边，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其间游了一阵，睡了一会，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愣愣地躺着。听音乐，“啪啦啦”翻书，打量男人女人的身影，倾听椰树叶的摇摆声。太阳按既定轨道一点点移动。日落时分，我们返回房间洗淋浴，吃意大利面条和色拉，然后去看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出了电影院，跨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旁的酒吧坐下，我仍喝“克罗娜”，她要了果汁饮料。

“嗳，我再喝一点可好？”雪指着“克罗娜”问。我说可以，便换过杯子，雪用吸管喝了大约两厘米。“好喝！”她说，“好像和昨天那家酒吧里的不太一样。”

我叫过男侍，让他再送来一杯“克罗娜”，把它整杯推过去。“都喝掉好了。”我说，“每晚都陪我，一周后你就成为全日本最熟悉‘克罗娜’的中学生了。”

游泳池畔一支大型舞池乐队正在演奏《弗列涅西》。一位年纪大些的单簧管手中间来了一段独奏，那段独奏抑扬有致，不禁使人想起亚泰的手法。舞池里大约有十对衣着考究的老夫妇翩翩起舞，俨然从水底透射出来的灯光辉映着他们的脸庞，像涂上了一层虚幻色彩。跳舞的老人们看上去十分陶然自得。他们经过各自不同的漫长岁月，暮年终于来到了这夏威夷。他们优雅地移动脚步，一丝不苟地踩着舞点。男士们伸腰收颏，女士们转体画圈，长裙飘飘。我们出神地看着他们的舞姿。不知何故，那舞姿使我们心里漾起恬适的涟漪，大概是因为老人们的神情无不透露出安然的满足吧。乐曲换成《月光》时，他们把脸悄然贴近。

“又困了。”雪说。

但这回她可以一个人安稳地迈步走回——进步了。

∗∗∗

我回到自己房间，拿起葡萄酒瓶和酒杯踱进客厅，打开电视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演的《把他们高高吊起》。又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又没有一丝笑容。我边看边喝了三杯葡萄酒，睡意渐渐上来，只好关掉电视，去浴室刷牙。这一天到此为止了，我想，是有意义的一天吗？不见得，但还凑合。早上教了雪如何冲浪，然后买了冲浪板。吃罢晚饭，看了《E.T.》(3)，去哈勒克拉尼酒吧喝“克罗娜”，观赏老人们优雅的舞姿。雪喝醉了领她返回宾馆。凑合，不好也不坏，典型的夏威夷式。总之这一天算至此结束。

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只穿圆领衫和短裤，上床熄灯不到五分钟，门铃“叮铃”一声响了。糟糕，都快十二点了！我打开床头灯，穿上长裤走到门口。这时间里门铃又响了两次。估计是雪，此外不能想像有什么人找我，所以我也没问是谁便拉开门。不料站在那里的不是雪，一个年轻女郎！

“您好！”女郎说。

“您好！”我条件反射地应道。

一看就像是个东南亚人，泰国、菲律宾或越南。我对微妙的人种差别分辨不清，反正是其中一种。女郎蛮漂亮，小个头，黑皮肤，大眼睛，一身质地光滑的浅红色连衣裙，手袋和鞋也是浅红色，左手腕上手镯般地缠了一条浅红色宽幅绸带。活像什么礼品。为什么缠这东西呢？我不得其解。她单手扶门，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叫琼。”她用有点土味儿的英语介绍说。

“噢，琼。”

“可以进去吗？”她指着我身后问。

“等等，”我慌忙说道，“我想你大概找错门了，你以为你来到了谁的房间？”

“呃——等一下，”说着，从手袋里拿出张纸条念道：“唔……先生房间。”

是我。“是我，那个人。”我说。

“所以没找错。”

“慢来，”我说，“名字的确相符，可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是哪位？”

“反正让我进去好吗？站在这里让别人看见不好，以为搞什么名堂，对吧？不要紧，放心好了，总不至于进去抢劫。”

的确，如此在门口僵持不下，把隔壁的雪惊动出来就麻烦了。于是我把她让进门内。任其自然发展好了，最好任其自然。

琼走进里边，没等我让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问喝点什么，她说和我一样即可。我去厨房做了两杯兑汽水的杜松子酒端来，在她对面坐下。她大胆地架起腿，美美地喝了一口。腿很漂亮。

“喂，琼，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我问。

“别人打发的。”她一副理直气壮的神气。

“谁？”

她耸了耸肩：“对你怀有好意的一位匿名绅士。那位付的钱，从日本，为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是牧村拓！这就是他所说的“礼物”，所以她才缠着一条红绸带。他大概以为找个女郎塞给我，雪就会万无一失。现实，现实得出奇！我与其说是气恼，莫如说腾起一阵感激：这成了什么世道，都在为我花钱买女人。

“通宵的钱我都拿了，两人尽管痛痛快快地玩到早上。我的身子好得很。”

琼抬脚把浅红色的高跟鞋脱掉，不胜风骚地歪倒在地毯上。

“喂，对不起，这事我干不来。”我说。

“为什么哟，你是搞同性恋的？”

“不，那不是。因为我同那位付钱的绅士之间想法有所不同，所以不能和你睡。这是情理问题。”

“可是钱已经付过了，不能退还。再说你同我干也好不干也好，对方没办法知道，我又不至于打国际电话向他汇报，说什么‘我和他干了三次’。所以嘛，干与不干是一回事，没什么情理不情理。”

我叹了口气，喝了口杜松子酒。

“干！”她倒单刀直入，“舒服着哩，那个。”

我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也懒得再一一清理思绪，一一加以解释。好歹对付完一天，刚刚关灯上床，正要昏昏睡去之时，不料突然闯进一个女人，口口声声说“干”。这世界简直乱了套。

“喂，每人再来一杯可好？”她问我。我点下头，她便去厨房调了两份兑汽水的杜松子酒拿来，又打开收音机，俨然在自己房间一样随便。硬摇滚于是响起。

“妙极了！”琼用日语说道，随即坐在我旁边，倚在我身上，啜了口饮料。“别想得那么复杂。”她说，“我是专家，在这种事情上比你精通。这里边没什么情理好讲。包给我好了！这同那个日本绅士已经再没关系，已经从他手里完全脱离，纯属你我两人的问题。”

说罢，琼用手指轻轻地柔柔地触摸着我的胸部。这诸多事件实在搞得我厌倦起来，甚至觉得既然牧村拓非得让我同妓女睡觉他才安心，那么听其安排也未尝不可。较之费这唇舌，还是干来得省事。不过是性交而已。勃起，插入，射精，完事。

“OK，干。”我说。

“这就对了。”琼把杜松子酒喝干，将空杯放在茶几上。

“不过我今天累得够呛，多余的事什么也做不来。”

“我不是说包给我好了么，从头到尾我整个包下了，你躺着不动就行。只是一开始有两件事希望你动手。”

“什么？”

“一是关掉房间里的灯，二是把绸带解掉。”

我关掉灯，解下她手腕上的绸带，走进卧室。熄灯后，可以看见窗外的广播电视塔，塔尖一盏红灯闪闪烁烁。我躺在床上，呆呆望着那灯光。收音机仍在播放硬摇滚。不似现实又是现实。尽管带有离奇色彩，仍是现实无疑。琼手脚麻利地脱去连衣裙，又替我脱掉。虽然不如咪咪，但仍是技艺熟练的妓女，而且似乎为自己的技巧而自豪。她很快使我兴奋起来，在异国乐曲声中引导我完成了最后动作。刚刚入夜，海面上悬浮着一轮明月。

“怎样，好吧？”

“好。”我说。确实不错。

我们又各喝了一杯兑汽水的杜松子酒。

“琼，”我突然想起，“上个月你莫不是叫咪咪来着？”

琼哈哈笑道：“有趣有趣。我喜欢开玩笑，下个月叫杰莉，八月叫奥吉。”

我很想告诉她我不是在开玩笑，上个月真的同一个叫咪咪的女孩睡来着，不过说也无济于事，便沉默不语。沉默时间里，她又施展特技使我再度兴奋。第二次真的完全无须我操作，只消随意躺着即可，一切由她包办。一如服务周到的加油站，停车后只要递上钥匙，对方便给加油、洗车、检查气压、确认润滑油、擦窗玻璃、打扫烟灰缸，无微不至。我真怀疑如此程序能否称之为性交。总之全部完工时已经两点多了，我们也都困了。快到六点时我睁眼醒来。收音机一直没关。外面天光尽晓，早起的冲浪手们已在海边排好了轻型卡车。一丝不挂的琼在身旁弓着身子睡得正香。浅红色衣服浅红色皮鞋和浅红色绸带散落在地板上。我关掉收音机，把她推醒。

“喂，起来起来。”我说，“有人来的，有个小女孩要过来吃早饭，有你在不大好，对不起。”

“OK，OK。”她说着爬起来，仍然赤裸着身子，拎起手袋，到浴室洗漱梳理，穿起衣袜。

“我不错吧？”她边涂口红边问。

“不错。”我说。

琼粲然一笑，把口红装进手袋，啪的一声合上。“那么，下次什么时候？”

“下次？”

“付了三次的钱哩，所以还剩两次。什么时候合适？还是换口味找别的女孩？那也没关系，我完全不介意的。男人嘛，想跟各种各样的女孩睡，对吧？”

“当然还是你好。”我说，也不好说别的。三次！这个牧村拓存心要榨干我最后一滴精液不成？

“谢谢。决不使你后悔的。下次要更好更妙地让你受用一番，保准！期待着好了。You can rely on me(4)。咦，后天晚上怎么样？后天我得闲，可以彻底提供服务。”

“也好。”说完，我递过一张十美元钞票，说是给她做车费。

“谢谢。那么再见，拜拜！”言毕，开门走出。

∗∗∗

我赶在雪来吃早餐之前，将所有的杯子细致地清洗一遍。烟灰缸冲了，床单皱纹拉平了，浅红色绸带扔到垃圾桶里了——应该万无一失。不料雪迈进房间的一瞬间便锁起眉头，显然有什么不合其意。直感敏锐得很，肯定有所察觉。我佯作不知，边吹口哨边准备早餐。煮了咖啡，烤了面包，削了水果，一一端上桌来。雪满脸狐疑，眼睛一闪一闪地四下巡视，闷声喝冷牛奶，嚼面包片，我搭话也根本不理。我暗暗叫苦，房间里一时剑拔弩张。

吃罢神经紧张的早餐，她两手置于桌面，目光凛然地盯视着我说：“喏，这里昨晚进来女人了吧？”

“果真瞒不过你。”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说。

“谁，到底？从哪里勾引来的女孩？”

“岂敢！我没那么多心计，是对方主动送上门的。”

“说谎，哪有那种事！”

“不是说谎，当你面我不会说谎。的的确确是人家主动送上门的。”接着，我一五一十交代一遍：牧村拓如何为我买女孩，那女孩如何造次来访，我如何不胜愕然，以及我猜想牧村大概以为只要满足我的性欲，便可保女儿人身安全等等。

“荒唐，真是荒唐。”雪深深叹了口气，闭起眼睛，“他那个人怎么脑袋里尽是这些离奇古怪的念头呢？怎么尽干这些自以为得计的事情呢？真正的大事他麻木不仁懵懵懂懂，而在这些多余无谓的小事上却考虑得滴水不漏。妈妈一个人已经够了，爸爸虽然方式不同，可也同样神经兮兮，尽干些自以为是的蠢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说得对，确实自以为是。”我同意道。

“不过你干嘛让她进来？让到房间里了吧，把那女人？”

“让进了。情况不明，有必要和她交谈。”

“不至于做那种事吧？”

“没有那么简单。”

“难道你……”她闭住口，大概想不起合适的字眼，脸颊微微泛红。

“是的。解释起来话长，总之一下子很难拒绝。”

她闭起眼睛，双手托腮。“不能相信，”雪用微弱而干涩的声音说，“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居然会干那种勾当。”

“一开始当然拒绝来着，”我实言相告，“但转而觉得怎么都无所谓，懒得再思来想去。不是我辩解，你的父母的确有某种威力，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给别人以影响。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两人有这么一种气质。你可以不怀有敬意，却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因而觉得既然你父亲以为那样可以，我又何必认真呢！况且那女孩又不坏。”

“可那也太过分了。”雪声音有些嘶哑，“你是在让我爸爸替你买女人！你以为无所谓？那是不地道的，荒谬可耻的。你不这样认为？”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我说。

“非常非常可耻。”雪再次强调。

“是的。”

早餐后，我们拿起冲浪板走去海边，到舍拉顿海湾玩到中午。这时间里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搭腔她也不吭声，只是不得已地点下头或摇下头。

我说差不多该上岸吃午饭了，她点头同意。我问是回房间做点什么，她摇头；于是我说那就在外面随便吃点吧，她点头。我们便坐在福特·德拉西草坪上吃热狗。我喝啤酒，她喝可乐。她还是一言不发，已经沉默了三个小时。

“下次拒绝。”我说。

她摘下太阳镜，就像观看天空裂缝似的盯住我的脸，盯了三十秒钟，而后抬起晒得恰到好处的手，拨开额角的头发。

“下次？”她显得不可思议，“下次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牧村拓已经预付了下两次的钱，而且第二次定在后天。她攥起拳头在草坪上连连捶了几拳。“难以置信，简直荒唐透顶！”

“不是我袒护你父亲，其实你父亲也是为你着想。就是说因为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我解释道，“懂吧？”

“荒唐透顶，透顶！”她带着哭腔说，之后钻进自己房间，直到晚上也没出来。

我稍睡了一个午觉，醒后一边翻阅在附近自选商场买来的《花花公子》，一边在阳台上晒日光浴。四点时云层开始出现，徐徐遮蔽天空，五点多时化为真正的热带暴雨，来势十分凶猛，我真担心如此连续下个一个小时，会将我连同整个岛子冲到南极去。有生以来头一次目睹到这般凶狠的雨。五米开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椰子树发疯似的“啪啦啪啦”上下抖动着叶片，柏油路转眼成河。几个冲浪人把冲浪板顶在头上当伞，从窗下疾步跑过。俄尔雷声大作，夏威夷塔一带海面上空划过几道闪电。旋即轰隆隆一阵巨响，直震得空气发颤。我关上窗，去厨房煮咖啡，考虑今晚的菜谱。

当再次电闪雷鸣时，雪悄然闪进，靠着厨房墙角看我。我向她投以微笑，她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我拿起咖啡杯，带她去客厅并坐在沙发上。雪脸色不大好，大概讨厌雷声之故。为什么女孩子无不讨厌雷声和蜘蛛呢？雷声不外乎空中声音稍大些的放电现象，蜘蛛除去样子特殊这点也无非是只无害的小虫。又一道闪电划过时，雪一下子双手抓住我的右臂。

我们遂用这样的姿势望着暴雨和闪电。她抓着我的胳膊，我喝着咖啡。不大工夫，雷声远去，雨停云散，偏西的太阳露出脸来。举目四望，只见地面到处留下水池般的水洼，椰树叶上水滴闪闪发光，海面则若无其事地依然白浪翻卷。避雨的游客开始三三五五走到海边。

“我的确不该做那样的事，”我说，“无论如何都该拒绝，都该把她打发走。但当时我有些累，脑袋也已迟钝。我是个极其不健全的人。不健全，经常出差错。但吃一堑长一智，每次都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还是不少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愚昧、不健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有些厌恶自己，并决意不犯第三次。于是取得一点点进步。尽管一点点，但毕竟是进步。”

雪许久没有反应。她把手从我胳膊上挪开，不声不响地注视外面的景致。我甚至搞不清她听没听见我的话。夕阳西坠，沿海边一字排开的街灯开始发出白光。雨后的黄昏，空气清新，光亮也格外醒目。广播电视塔在深蓝色天幕的衬托下高高耸立，顶端的红灯犹如心脏跳动一般规则地、缓缓地时明时灭。我走去厨房，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嚼了几块椒盐饼干。莫非我真的一点点进步了？想到这点，我完全没了信心。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犯了十六次同样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并未对她说谎，况且也只能那样解释。

折回客厅，雪仍以同样姿势望着窗外。她拱起腿，两手抱膝，坐在沙发上，下颏固执地向里收起。我不由想起那段结婚生活。如此说来，婚后也碰到好几次类似情况。我好几次惹得妻子伤心，好几次向她赔礼道歉。每次妻子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不对我开口。我常常觉得纳闷，她何苦伤那么大的心呢？本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当时我总是耐住性子道歉、解释，努力治愈她的伤口。随着这种事态的反复，我自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有了改善，然而结果证明，恐怕一丝一毫也谈不上改善。

她使我伤心则只有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她同别的男人私奔之时。我想，婚后生活这东西也真是奇妙得很，形同漩涡一般——如笛克·诺斯所说。

我在雪身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住。

“不是原谅你。”雪说，“不过暂且言和。那事确实不地道，我非常不痛快，明白？”

“明白。”

随后，我们开始吃晚饭。我用虾和扁豆做了炒饭，用煮蛋、橄榄和西红柿做了色拉。我喝葡萄酒，她也喝了一点。

“看见你，我有时想起离婚前的老婆。”我说。

“就是同你过腻了跟别的男子跑掉的那位太太？”

“嗯。”

(1)意为“当然、好的”。

(2)意为荚果等成熟时爆裂开来。

(3)《外星人》，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美国影片，Extra-Terrotrial之略。

(4)意为“你可以信任我”。

30

夏威夷。

这以后连续几天太平无事。虽说不是极乐世界，也够得上和平时光。我郑重其事地拒绝了琼。我说有些感冒发烧，还咳嗽（“咳、咳”），暂时实在无此兴致，然后递给她十元车费。她说这怎么可以，病好后往这儿打个电话。说着从手袋取出自动铅笔，在门板上写下电话号码。随即一声“拜拜”，扭着腰肢走了。

我领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几次。每次我都同笛克一同去海边散步，去游泳池游泳。他游得不错。同一时间里雪便同她母亲单独交谈。我不晓得两人谈些什么。雪没说，我也没问。我租辆汽车把她运到马加哈就算完事。之后就同笛克闲聊、游泳、看冲浪、喝啤酒、小便。最后再把她带回火奴鲁鲁。

我听过一次笛克朗诵的弗罗斯特(1)的诗。诗的内容我当然不懂，不过朗诵确实出色，音调铿锵，感情饱满。也看过雨刚刚冲洗出来的潮乎乎的照片。照的是夏威夷人像。本来是极为普通的人物，但从她的镜头里出来后，那表情真可谓栩栩如生，生命之核鼓涌而出。生息在这南方海岛上的男男女女那直率的温情，那粗俗，那冷冰冰的刻薄，那生存的喜悦，无不在其照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刻有力，而又安谧温馨。天才！笛克说“和我不同，和你也不同”——千真万确，一看便知。

如我照看雪一样，笛克在照看雨。当然是他那方面艰巨得多，他要打扫，要洗衣服，要烧菜做饭，要买东西，要朗诵诗，要说笑话，要跟踪熄灭烟头，要问刷牙了没有，要补充卫生巾（我陪他买过一次东西），要汇集照片，要用打字机把她的作品目录打印出来。而这些全要靠他那一条胳膊完成。我怎么也无法想像他做完这诸多事情之后还能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不过转念一想，我还真不具备同情他的资格——我在照看雪，反过来又由她父亲出钱买机票，出钱订宾馆，甚至出钱买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同他都是半斤对八两。

∗∗∗

不到她母亲那里去的时间里，我们便练习冲浪，游泳，百无聊赖地躺在沙滩上辗转反侧或者去购物，租小汽车在岛上四处兜风。晚上，我们去散步，看电影，去哈勒克拉尼或罗亚尔夏威夷饭店的花园酒吧里喝“克罗娜”。我利用充足的时间做了很多菜。我们轻松愉快，连指尖都给太阳镀上了美丽的光彩。雪在希尔顿服装店买了带有热带风情的新比基尼泳装，往身上一穿，活脱脱一个夏威夷少女。冲浪的本领也大有长进，我无论如何都捕捉不到的轻波细浪她都驾驭得得心应手。她买了几盒“滚石”的磁带，每天反复听个不止。有时我去买饮料而把她一个人扔在沙滩上，这时间里便有各种各样的男士同她搭话。但由于她不会说英语，那些男士百分之百地落得个自讨无趣。见我回来了，便一个个道声“失礼”（或者出言不逊地），纷纷逃离。她黝黑健美，每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

“喂，男人想得到女人的愿望就那么强烈？”一天躺在沙滩上的时候，雪突然问我。

“是较强烈。程度固然因人而异，但从本能上从肉体上来说，男人都是想得到女人的。关于性大致知道吧？”

“大致知道。”雪用干巴巴的声音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性欲，”我解释说，“就是说想同女孩睡觉——这是自然规律，为了保持种族——”

“我不要听什么保持种族，别讲生理卫生课上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是在问性欲，问那东西是怎么回事。”

“假定你是一只鸟，”我说，“假定你喜欢在天上飞并感到十分快活，但由于某种原因你只能偶尔才飞一次。对了，比如因为天气、风向或季节的关系有时能飞有时不能飞。如果一连好些天都不能飞，气力就会积蓄下来，而且烦躁不安，觉得自己遭到不应有的贬低，气恼自己为什么不能飞。这种感觉你明白？”

“明白。”她说，“经常有那种感觉的。”

“那好，一句话，那就是性欲。”

“这以前你什么时候在天上飞来着？就是——我爸爸最近给你买那个女人之前？”

“上个月末吧。”

“快活？”

我点点头。

“总那么快活？”

“也不一定。”我说，“因为是两个不健全的生物在一起合作进行的事，所以不一定每次都顺利成功。有时失望，也有时快乐得忘乎所以，以致不小心撞到树干上。”

雪“唔——”了一声，陷入思索。多半是在想像空中飞鸟因左顾右盼而不小心撞在树干上的光景吧。我有点不安：以上解释果真合适不成？弄不好，我岂不是在向一个进入敏感年龄的女孩传授荒谬至极的东西？但也无所谓，反正长大后自然而然要明白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功率会有所提高。”我继续解释，“因为可以摸到诀窍，可以预测阴晴风雨。但在通常情况下，性欲反而随之逐渐减退。性欲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可怜！”雪摇头道。

“的确。”我说。

∗∗∗

夏威夷。

我在这岛子上到底住多少天了？日期这一概念已经从我头脑里彻底消失，昨天的次日是今天，今天的次日是明天，日出日没，月升月落，潮涨潮退。我抽出手册，用月历计算一下日期：已来此十天，四月份已近尾声。我暂定一个月的休假已经过去。是怎样过去的呢？脑袋的螺丝早已放松，彻底放松。天天冲浪，天天喝“克罗娜”。这并无不可。但我本来是寻找喜喜行踪的，那是一切的开始。我按照那条路线，一路随波逐流而来。当我蓦然醒悟时，却不知不觉到了这等地步。奇妙的人一个接一个出场，事物的流程已完全偏离方向。于是我现在得以在椰子树阴下边喝热带风味的饮料，边听卡拉帕纳音乐。必须对流程加以矫正。咪咪死了。被勒死了。警察来了。对了，咪咪命案究竟怎么样了呢？文学和渔夫澄清她的身份了吗？五反田又如何呢？他看起来极度疲劳，心力交瘁。他是想同我说什么呢？反正一切都半途而废，然而又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差不多该返回日本了！

但我不能动身。这些天不仅对雪，对我也同样是得以摆脱紧张的一段久违的时光。这时光雪需要，我也需要。我每天几乎什么也不想。只是晒太阳，游泳，喝啤酒，只是听着“滚石”和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岛上开车兜风，只是在月光下的海滨散步，去宾馆酒吧喝酒。

我心里当然清楚不可能长此以往，只是不忍马上起身离开。我身心舒展，雪也乐在其中。见她这副样子，我怎么也说不出“喂，回去吧”。这也成了自我原谅的口实。

两个星期过去了。

∗∗∗

我和雪一起驱车兜风。这是傍晚的闹市区，道路很挤。反正没什么要紧事，我们便慢慢行驶，也好看看两边景致。色情电影院、削价商品专门店、越南人卖越式长裙布料的服装店、中国食品店、旧书店以及旧唱片店等，一路鳞次栉比。有家店前，两个老人搬出桌椅在下围棋。火奴鲁鲁一如往日的闹市风情。到处都可见到目光游移迟滞的男子无所事事地呆立不动。这街头很有意思。也有价廉味美的饮食店。不过女孩单独行走并不合适。

离开闹市区，临近港口一带，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办公楼等多了起来，街面上显得有些冷清，索然无味。下班急于回家的人们在等公共汽车，咖啡店已经亮起缺笔少画的霓虹灯。

雪说她想再看一次《E.T.》。

我说可以，吃完晚饭去看。

接着她谈起《E.T.》，说我要是像《E.T.》该有多好，并用食指尖轻触了下我的额角。

“不行的，就算那么做，那里也好不了。”我说。

雪嗤嗤地笑着。

就在这时！

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了我一下，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咔”一声连接上了。显然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刹那间我无从判断。

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踩闸刹车。后面的“科迈罗”(2)几次拉响刺耳的汽笛，超车时从车窗里朝我骂不绝口。是的，我是看见了什么——重大发现！现在，在这里！

“喂喂，怎么搞的，一下子？多危险！”雪说，或者大概这样说过。

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是喜喜，我想，没错，刚才我是在这里看见了喜喜，在这火奴鲁鲁的商业区。我不晓得她何以置身此地，但确是喜喜无疑。我同她失之交臂——她是从我车旁一闪而过，近得伸手可触。

“喂，把车窗全部关好锁上，不得下车，谁说什么也别开门，我就去就回。”说罢，我跳下车。

“等等，我不嘛，一个人在这地方……”

我只顾沿路跑去，撞上好几个人，我已顾不得这许多。我必须抓住喜喜。我不知为何抓她，但务必抓住她，同她说话。我顺着人流向前猛跑，穿过了两三条横道。奔跑之间，我记起她的衣着：蓝色连衣裙、白色挎包。前边很远处出现了蓝色连衣裙和白色挎包。苍茫的暮色中，白色挎包随着她的脚步一摇一摆，她朝人多热闹的地方走去。我跑上主干大街，行人顿时增多，无法跑得很快，一个体重看上去足有雪三倍之多的巨大女人挡住去路。但我还是一点点缩短了同喜喜间的距离。她只是不停地走，速度适中，不快不慢，既不回头又不斜视，也似无乘车的打算，只是径直向前步行。本以为可以马上追上，但奇怪的是那段距离很难缩得更短。信号灯竟一次也未使她止步。仿佛她早已计算妥当，一路全是绿灯。为了不使她消失，一次我不得不闯红灯，险些被车撞上。

当已缩至二十米左右的时候，她突然朝左拐弯。我当然也跟着左拐。这是一条人影寥寥的窄路，两旁排列着不甚气派的办公楼，中间停着脏兮兮的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吨位卡车。路面已不见她的身影，我止住脚步，气喘吁吁地凝目细看。喂，怎么搞的，又消失了不成？但喜喜并未消失，只是被一辆运输车挡住了一会。她仍以同样的步调继续前行。暮色渐深，她那如同钟摆一般在腰间匀速晃动的挎包看得分外清晰。

“喜喜！”我大声叫道。

她似乎听见，朝我一闪回过头来。是喜喜！虽说我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虽说路面昏暗——路灯因余晖未尽而未全部放光——但足以使我确信那必是喜喜，毫无疑问。而她也知道是我，甚至朝我漾出一丝微笑。

喜喜没有止步，只是回眸一望，脚步也没放松，继续前行，走进一排办公楼中的一座。我相差二十秒钟也抢入其中，但迟了一步，大厅里的电梯已经闭合。用老办法表示楼层的指针已开始缓缓旋转，我喘息未定地盯视那针尖的指向。指针慢得令人心焦，好歹指在“8”时，颤抖一下，再不动了。我按了下电梯钮，旋即改变主意，沿旁边的楼梯向上跑去，险些同一个提水桶的管理人模样的萨摩亚人撞个满怀。

“喂，哪里去？”他问。我说了声“回头见”，一步不停地往上冲去。楼内弥漫着灰尘味儿，不像有人办公。四下寂然，杳无人迹，惟有我“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訇然回响。跑上八楼，左右张望，无任何动静，无任何人。只有公司办公室模样的普通门扇沿走廊排开。门有七八扇，每扇都有编号和单位标牌。

我逐个看那标牌，但那名称对我毫无帮助。贸易公司、法律事务所、牙科诊室……每块标牌都破旧不堪，脏污不堪，就连名称本身都给人以古旧脏污之感，无一堂而皇之。寒伧的街道，寒伧的楼宅，寒伧的楼梯，寒伧的办公室。我再次从前往后慢慢确认一遍如此名称，仍然没有一个同喜喜连接得上。无奈，只好静静站定，侧耳细听。全无任何声响，整座楼犹如废墟般一片死寂。

稍顷，有声音传来，是高跟鞋敲击硬地板的声音——咯噔咯噔。鞋声在天花板高悬而又不闻人声的走廊里发出异样大的回声，仿佛远古的回忆，滞重而干涩，竟使得我对现在这一概念发生怀疑，而觉得自己似在早已死去风干的巨大生物那迷宫般的体内彷徨不已——我不巧通过时间之穴遽然掉入这空洞之中。

由于鞋声过大，我一时难以判断来自哪个方向。好一会儿，才知是从右侧走廊的尽头处传来的。于是我尽可能不使网球鞋发出声响，快步朝那边赶去。鞋声从尽头处的门的里边发出，听起来似乎相当遥远，实际上却只有一门之隔。门上没有标牌。奇怪，我想，刚才我挨门看时，明明也有标牌。写的什么倒记不清了，反正门有标牌无疑。假如存在没有标牌的门，我绝对不至于错过。

莫非做梦？不是梦，不可能是梦！一切有条不紊，环环相扣。我本来在火奴鲁鲁商业区，追喜喜追到这里。并非梦，是现实。虽然不无离奇，但现实还是现实。

不管怎样，敲门再说。

一敲，鞋声即刻停止，最后的回声被空气吸收之后，四周重新陷入彻底的沉寂之中。

我在门前等了三十秒，什么也没发生，鞋声依旧杳然。

我握住球形拉手，果断地一拧。门没有锁。把手轻轻旋转，随着微弱的“吱呀”声，门向内侧打开。里面很暗，隐隐有一股地板清洗剂的味道。房间里空无一物，既无家具，又无灯盏，惟有一片若明若暗的夕晖将其染上淡淡的蓝色。地板上散落着几张褪色的报纸。无人。

随即响起鞋声，准确说来是四步。接下去又是沉寂。

声音似乎从右上端传来。我走到房间尽头，发现靠窗有一门，同样没锁，门后是楼梯。我扶着冷冰冰的金属扶手，一步步摸黑攀登。楼梯很陡，大约是平常不用的紧急通道。上至顶头，又见一门。摸索电灯开关，无处可寻。只好摸索着找到球形把手，把门拧开。

房间幽黑，虽然算不上漆黑一团，但基本看不清里面是何模样，只知道空间相当之大，料想是阁楼或棚顶仓库之类。一个窗口也没有，或有而未开。天花板正中有数个采光用的小天窗，月亮尚未升高，无任何光亮从中射进。隐隐约约的街灯光亮几经曲折，终于从那天窗爬入少许，几乎无济于事。

我把脸探入这奇异的黑暗中，喊了一声：“喜喜！”

静等片刻，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呢？再往前去又过于黑暗，无可奈何。我决定稍等一会。这样也许眼睛会适应过来，而有新的发现也未可知。

不知曾有几多时间在此凝固。我侧起耳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暗。不久，射进房间的光线由于某种转机而稍微增加了亮度。莫不是月亮升起，或者街上的灯光变亮不成？我松开把手，蹑手蹑脚往房间正中趋前几步。胶底鞋发出沉闷而干涩的“嚓嚓”声，同我刚才听到的鞋声差不许多，带有一种似乎不受空间限制的非现实性的奇妙余韵。

“喜喜！”我又喊了声，仍无回音。

如同我一开始凭直感所意识到的那样，房间十分宽敞。空空如也，空气静止一团。居中环顾四周，却发现角落里零星放有家具样的什物。看不真切，但从其灰色轮廓想来，大约是沙发桌椅矮柜之类。这光景也真是奇特，家具看上去居然不像家具。问题在于这里缺乏现实感。房间过大，家具则相形之下少得可怜。这是一个以离心方式被扩大了的非现实性生活空间。

我凝神细看，试图找出喜喜的白色挎包。那蓝色的连衣裙想必隐没在房间的黑暗里，但挎包的白色则应当看得出来。也许她正坐在某张椅子或沙发上。

但我未能发现挎包。沙发或椅子上只有一摊白布样的东西，估计是布罩之类。近前一看，根本不是布，而是骨头。沙发上并坐着两具人骨，而且都非常完整，无一欠缺。一具大些，另一具稍小，分别以生前的姿势坐在那里。大些的人骨将一条胳膊搭在沙发靠背上，稍小的则两手端放膝头。看起来两人是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的，而后失去血肉，只剩得骨骼。他们甚至像在微笑，且白得惊人。

我没有感到恐怖。原因不知道，只是并不害怕。我想，一切都已在此静止，在此静止不动。那警察说得不错，骨头是清洁而文静的。他们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死了，无须什么害怕。

我在房间里巡视一圈。原来每张椅子上都坐有一具人骨，总共六具。除一具外，全都完好无缺，死后已过了很长时间。每具的坐姿都非常自然，似乎当时根本没觉察到死的降临。其中一具仍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已经关了，可他（从骨骼很大这点，我揣度是个男子）继续在盯视荧屏，视线笔直地同其相连，如同被钉在虚无图像上的虚无视线。也有的是伏着餐桌死去的，餐桌上还摆着餐具，里边无论当时装着什么，如今都一律成了白灰。也有的是躺在床上死的——惟独这具人骨不完整，左臂从根部断掉了。

我闭起眼睛。

这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让我看什么？

鞋声再度响起，来自别的空间。我分辨不出它来自哪个方向，仿佛是从什么方位也不是的方位、从什么地方也不是的地方传来的，然而看上去这个房间已是尽头，哪里也通不出去。脚步声持续响了一阵便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沉寂几乎令人窒息。我用手心擦了把脸上的汗。喜喜再次消失。

我打开来时的门，走到外面。最后一次回头望时，只见六具骨骼在蓝色的幽暗中隐隐约约地、白生生地浮现出来，似乎马上就要悄然起身，似乎在静等我的离去，似乎我离去后电视马上打开，碟盘中马上有热腾腾的菜肴返回。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生活，我轻轻带上门，从楼梯走下，回到原来空荡荡的办公室。办公室同刚才见到时一样，空无一人，只有地板那同一位置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

我靠着窗沿向下俯视。街灯发出白光，路面仍然停着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型卡车。没有人影，早已日落天黑。

继而，我在积满灰尘的窗框上发现了一张纸片，有名片大小，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像是电话号码的七位数字。纸片较新，尚未变色。对这号码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翻过背面觑了一眼，什么也没写，一张普通白纸。

我把纸片揣进衣袋，出至走廊。

站在走廊里凝神细听。

不闻任何声响。

一切死绝。沉寂，不折不扣的沉寂，如被切断电线的电话机。我无奈地走下楼梯。到大厅后寻找刚才那位管理人，想打听这到底是怎样一座办公楼，但没有找见。我等了一会。等的时间里渐渐担心起雪来。我计算自己把她扔开了多长时间，但计算不出。二十分钟？一个小时？反正天色已由微暗而黑尽。再说我是把她扔在环境有欠稳妥的道路上。反正得赶回才是，再等下去也一筹莫展。

我记住这条街的名称，急匆匆地返回停车的地方。雪满脸不情愿的神情，歪在座席上听广播。我一敲，她扬起脸，打开门锁。

“抱歉！”我说。

“来了好多人，又是骂，又是敲玻璃，又是抓着车身摇晃。”她以没有起伏的声音说，关掉收音机。“怕得不行。”

“对不起。”

她看着我的脸。刹那间，那眼神冻僵了一般。瞳仁顿时失去光泽，如平静的水面落入一片树叶，轻轻泛起波纹。嘴唇若有所语地微微颤动。

“咦，你到底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不知道。”我说。我这声音听起来也像是从方位不明的场所里传来，同那足音一样不受任何空间的制约。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慢慢擦汗。汗水在我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又凉又硬的膜。“真的说不清楚，到底干什么了呢？”

雪眯细眼睛，伸手轻轻触摸我的脸颊，指尖又软又滑。与此同时，她像嗅什么气味一样用鼻子“嘶——”地深深吸气，小小的鼻翼随之略微鼓胀，仿佛有些变硬。她紧紧地盯着我，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一公里之外注视自己。

“不过，是看见什么了吧？”

我点点头。

“那是说不出口的，是语言不能表达的，是对任何人也解释不清楚的。可是我明白。”她偎依似的把脸颊贴在我脸上，一动不动地贴了十秒或十五秒。“可怜！”她说。

“怎么回事呢？”我笑道。本来并没心思笑的，却又不能不笑，“无论怎么看我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可为什么总是被卷进这种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中呢？”

“噢，那是为什么呢？”雪说，“别问我。我是孩子，你是大人。”

“的确。”

“但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我不很明白。”

“软弱感，”她说，“一种无可奈何地被庞然大物牵着鼻子走的心情。”

“或许。”

“那种时候大人是借酒消愁的。”

“不错。”

我们走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畔以外的另一家酒吧坐下。我喝马丁尼酒，雪喝柠檬汽水。一位长着一副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般高深莫测的面孔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钢琴手，面对一架卧式钢琴默默弹奏基本乐曲。顾客只有我们两个。他弹了《小星团》，弹了《但不是为了你》，弹了《佛蒙特州的月亮》。技术无懈可击，但演奏不甚有趣。最后，他弹了肖邦的一首前奏曲，这回弹得十分精彩。雪鼓掌时，他投以两毫米左右的微笑，随即转身离去。

我在这酒吧里喝了三杯马丁尼，然后闭目回想那个房间里的光景。那似乎是一场活生生的梦——大汗淋漓地睁眼醒来，舒一口长气说“终究是场梦”。然而又不是梦，我知道不是梦，雪也知道不是梦。雪知道的，知道我看见了那光景。风干了的六具白骨。它意味着什么呢？那缺少左臂的白骨莫非是笛克·诺斯？而另外五具又是何人呢？

喜喜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恍然记起衣袋里那张在窗框上发现的纸片，赶紧掏出去电话亭拨动号码。没有人接。铃声仿佛垂在无底深渊中的秤砣，持续不断地呼叫不止。我返回酒吧，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如果能买到机票，我明天回国。”我说，“在这里待得太久了。休假是很快活，但现在觉得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也有事要回去处理。”

雪点点头，似乎我开口之前她已有预料。“可以的，别考虑我。你想回去就不妨回去。”

“你怎么办？留下？还是同我一道回去？”

雪略一耸肩，说：“我准备去妈妈那里住些天，还不想回日本。我提出要住，她不会拒绝吧？”

我点下头，将杯里剩的马丁尼酒一口喝干。

“那好，明天开车送你去马加哈。噢，再说，我也恐怕还是再最后见一次你母亲为好。”

之后，我们去阿洛哈塔附近一家海味饭店吃最后一顿晚饭。

她吃龙虾。我喝罢威士忌，开始吃牡蛎。两人都没怎么开口，我脑袋昏昏沉沉，恍惚觉得自己吃牡蛎时便可能酣睡过去，变成一具白骨。

雪不时地看我一眼，饭后对我说道：“你最好回去睡一下，脸色很不好看。”

我回房间打开电视，拿起葡萄酒自斟自饮。电视里正在转播棒球比赛，扬基队对奥尔良队。其实我并不太想看棒球比赛，只不过想打开电视——作为一种同现实物相连接的标识。

我喝酒一直喝到困意上来。突然想起那张纸片，便又拨动了一次号码，还是没人接。铃声响过十五遍，我放下听筒，坐回沙发盯着电视荧屏不动。威弗尔德进入击球位。随后我觉得有什么刮了我脑袋一样，是有什么。

我边盯着电视边思索那究竟是什么。

什么与什么相似，什么与什么相连。

我将信将疑，但值得一试。我拿起那张纸片走到门前，将琼写在门板上的电话号码同纸片上的电话号码加以对照。

完全相同。

一切都连接上了，我想，一切都已连接妥当，惟独我不晓得其接缝位于何处。

∗∗∗

翌日一早，我给日航售票处打去电话，订了下午的机票，然后退掉房间，准备开车把雪送到她母亲在马加哈的小别墅。我先给雨打电话，告诉她今天因急事回国，她没有怎么惊讶，说她那里供雪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可以带雪过去。今天从一早开始天空便意外地阴沉下来，随时都可能有暴风雨袭来。我驾驶那辆近来常用的三菱蓝瑟，像往日那样边听广播，边沿着海滨公路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一路疾驰。

“活像大力士。”雪说。

“像什么？”我反问。

“你心脏里像有个大力士。”雪说，“大力士在吃你的心脏，唧、唧、唧，唧、唧、唧。”

“理解不透你这比喻。”

“有什么被腐蚀。”

我一面开车一面思索。“有时我感觉得到死的阴影。”我说，“那阴影非常之浓，就像死即将靠近我身边，而且已经悄然伸出手，眼看就要抓住我的脚踝似的。我并不怕。因为那始终不是我的死，那只手抓住的始终是别人的脚踝。但我觉得每有一个人死去，我自身便也受到一点损耗。为什么呢？”

雪默然耸肩。

“为什么我固然不知道，但死总是在我身旁，一旦机会来临，就从一道空隙里闪出原形。”

“那怕就是你的关键所在吧？你是通过死这种东西同世界发生联系的，肯定。”

我思索良久。

“你使我很悲观。”我说。

笛克·诺斯为我的离去大为感伤，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可言，但正因如此，才感到无拘无束。对他那种富有诗意的现实性，我甚至怀有类似尊敬的情感。我们握手告别。同他握手时，我见过的白骨蓦地掠过我的脑际。难道那真的是笛克·诺斯？

“我说，你可考虑过死的方式？”我问道。

他笑着想了想说：“打仗时常想来着，因为战场上什么样的死法都有。但近来不大想，也没有工夫想这么复杂的事情。和平要比战争忙碌得多。”他笑了笑，“为什么想起问这个？”

我说没什么缘由，不过一时想到而已。

“让我想想看，下次见时告诉你。”他说。

之后，雨邀我去散步，我们并肩沿着漫步用的小路缓缓移动步履。

“谢谢你帮了这么多忙。”雨开口道，“真的十分感谢。这种心情我总是表达不好，不过……唔，呃，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有你在才得以顺利解决。不知什么缘故，有你在中间事情的进展就能变得顺畅。现在，我和雪可以单独谈很多话，互相之间好像多少有了理解，而且她也能像今天这样搬到这里住了。”

“太好了！”我说。我使用“太好了”这句台词，只限于想不出其他任何用于肯定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又不便沉默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雨当然觉察不到这点。

“遇到你后，我觉得那孩子精神上安稳多了，焦躁情绪比以前少了。肯定你和她脾性合得来，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你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吧。嗯，你怎么认为？”

我说不大清楚。

“上学的事怎么办好呢？”她问我。

我说既然本人不愿意去，那么也不必勉强。“那孩子是很棘手，又易受刺激，我想很难强迫她干什么。相比之下，最好请一位像样的家庭教师教给她最基本的东西。至于什么突击性考前复习什么百无聊赖的俱乐部活动什么毫无意义的竞争什么集体生活的约束什么伪善的规章制度，无论怎么看都不适合那孩子的性格。学校不愿意去，不去也未尝不可。独自搞出名堂的人也是有的。恐怕最好发掘她特有的才能并使之充分发挥出来。她身上是有足以朝好的方面发展的素质的，我想。也有可能将来主动提出复学，那就随她便就是。总之一句话，要由她自己决定，是吧？”

“是啊，”雨沉思片刻，点头道，“恐怕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根本不适合群体生活，也没有正经上过学，很能理解你的话。”

“既然理解，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到底问题在哪里呢？”

她喀喀有声地摇晃了几下脖颈。

“问题倒也没什么。只是在那孩子面前我缺乏作为母亲的坚定自信，所以才这么优柔寡断。别人说不上学也未尝不可也好什么也好，可我总是心里不踏实，觉得还是要上学才行，否则到社会上恐不大合适……”

社会上——我接下去说：“当然，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作为结论是否正确，因为任何人也不晓得未来的事。或许结果并不顺利。但是，假如你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地体现出你同那孩子之间——作为母亲也罢作为朋友也罢——休戚相关，并且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类似敬意的情感的话，那么我想以后她会自己设法好自为之的，因为她感受力很强。”

雨依然把手插在短裤口袋里，默默走了一会。“你对那孩子的心情可说是了如指掌，怎么回事呢？”

我想说因为我尽力去理解的缘故，当然没有出口。

之后，她说想酬谢我一下，感谢我对雪的照料。我说不必，因为牧村拓那边已经给了充分的报偿。

“我还是要表示表示。他是他，我是我，我作为我向你酬谢。现在不马上做，转身就忘的，我这人。”

“这个忘了倒真的无所谓。”我笑道。

她低身坐在路旁一条凳子上，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香烟吸着。“沙龙”蓝色的烟盒由于汗水的浸润，已变得软软的。一如往常的小鸟以一如往常的复杂音阶啁啾不已。

雨默默地吸烟。实际上她只吸两三口，其余全部在她手指间化为灰烬，一段段落在草坪上。这使我想起时间的尸骸，时间在她手中陆续死去并被烧成白色的灰烬。我耳听鸟鸣，眼望“叮叮咣咣”在下面路上滚动的双轮马车，马车上坐着园艺师。从我们到马加哈时开始，天气便渐趋好转。其间听到过一次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但仅此而已。厚重的灰色云层如同被一股不可抗阻的巨大力量驱赶着，渐次变得七零八落，于是势头正猛的光和热又重新洒向大地。雨穿一件粗布衬衫（工作中她基本上穿同样的衬衫，胸袋里装着圆珠笔、软笔、打火机和香烟），也没戴太阳镜，只管坐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刺眼也好酷热也好，对她来说似乎都不在话下。我想她热还是热的，因为脖颈上已滚动着几道汗流，衬衣也点点处处现出湿痕。但她无动于衷。不知是精神集中，还是精神分散，总之如此过了十分钟。这是只有瞬间性时空移动而无实体存在的十分钟。她俨然根本不知时间流逝这一现象为何物，或许时间始终没有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因素，或者说即使成为，其地位也极其低下。但对我则不同，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差不多该回去了。”我看看表说，“到机场还要还车结账，可能的话，想提前一点去。”

她再次用重新对焦似的茫然目光看着我。这同雪有时表现出的神情十分相似，是一种表示必须同现实妥协的神情。我不禁再度心想，这母女两人果然有共同的气质或禀性。

“啊，是的是的，是没时间了，对不起，没注意。”说着，她把头慢慢地向左右各歪一次，“想事来着。”

我们从凳子上站起，沿来时的路返回别墅。

我走时，三人送出门来。我提醒雪别吃太多低营养食品，她只是对我噘起嘴唇。不过不要紧，因为有笛克在身边。

并排映在汽车后望镜里的三人身影甚是显得奇特。笛克高高举起右手挥舞；雨双臂合拢，目光空漠地正视前方；雪则脸歪向一边，用拖鞋尖辗着石子。看上去确乎是被遗留在不完整的宇宙角落里七拼八凑的一家，实难相信刚才我还置身其中。我旋转方向盘，向左拐弯，三人的身影倏地消失不见。于是只剩下了我自己——好久没有只身独处了。

∗∗∗

只身一人很觉快意。当然我并不讨厌同雪在一起，这是两回事。一个人的确也不坏。干什么都不必事先同人商量，失败也无须对谁解释。遇到好笑之事，尽管自开玩笑“嗤嗤”独自笑上一气，不会有人说什么玩笑开得庸俗。无聊之时，盯视一番烟灰缸即可打发过去，更不会有人问我干嘛盯视烟灰缸。好也罢坏也罢，我已经彻底习惯单身生活了。

剩得我一人后，我觉得甚至周围光的色调和风的气息都多多少少——然而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深深吸入一口空气，仿佛体内的空间都扩展开来。我把收音机调到爵士乐立体声广播，一边听科尔曼和莫根，一边悠然自得地驱车向机场进发。一度遮天蔽日的阴云犹如被乱刀切开似的支离破碎，现在惟独天角处孤零零地飘着几片，而摇曳着椰树叶掠过的东风又把这几片残云往西吹去。波音747宛似银色的楔子，以急切的角度向下俯冲。

剩得我一人后，我遽然变得什么也思考不成了。似乎头脑里的重力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我的思路却无法很快适应。不过，什么也想不成也是一桩快事。无所谓，就什么也不想好了。这里是夏威夷，傻瓜，何苦非想什么不可！我把头脑扫荡一空，集中精力开车，随着《热煞人》和《响尾蛇》乐曲，吹起音色介于口哨与唇间风之间的口哨来。我以一百六十公里的时速开下坡路，只听周围风声呼啸。坡路拐弯之时，太平洋浮光耀金的碧波顿时扑面而来。

下一步怎么办呢？休假到此结束。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

我把车开到机场附近的租借处还了车，随即去日航服务台办理了登机手续。然后，利用机场里的电话亭最后一次拨动那个一团谜的电话号码。不出所料，仍无人接，只有铃声响个不停。我放下电话，久久盯着亭中的电话机，而后无可奈何地走进头等舱候机室，喝了一杯兑汽水的杜松子酒。

东京！往下是东京。然而我已很难记起东京是何模样。

(1)美国诗人（1874—1963）。著有诗集《少年的心》等。

(2)美国产小汽车名。

31

返回涩谷住处，拿出不在家时寄达的函件，大致过目一遍。然后打开录音电话，把内容放出：重要事项一个也没有，照旧全是工作方面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非下月号的稿件进展如何啦，我的失踪害得对方好苦啦，新的稿约等等。我嫌啰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个解释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时间，与其如此，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立即着手工作来得痛快。不过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旦干上扫雪工这行，此外便什么也干不下去，因此只能暂且置之不理。当然这在情理上多少说不过去。所幸时下不缺钱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办法可想。说起来，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按对方的指令闷头苦干，未曾有过半句怨言，现在多少有点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胆大妄为。这份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后，我给牧村拓打去电话，忠仆接起，马上换牧村上来。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告诉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无任何问题。

“那好，”他说，“感激不尽。明后天就给雨打电话。对了，钱够用？”

“够的够的，还有剩。”

“花就是，随便。”

“有件事想问问，”我说，“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个。”他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

“应召女郎组织嘛。那东西一想就该明白的吧，你也不至于和那女郎整个晚上都打扑克吧？”

“不不，我是问怎么能从东京买得火奴鲁鲁的女郎？想知道那种渠道——纯属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这好奇心有无杂质。“比方说，和国际特快专递差不多。给东京的组织打去电话，请其在何日何时把女郎送到火奴鲁鲁的何处。这样，东京的组织就同火奴鲁鲁有合同关系的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在指定时间把女郎送到。我从东京付款。东京扣除手续费后，把剩下的钱汇往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再扣除手续费后，剩下的交给女郎。方便吧？世上什么机构都有。”

“好像。”我说。国际特快专递。

“噢，花钱是花钱，但方便。好女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从东京可以预订，不必到那边费劲去找，而且保险。中间又不会冒出什么争风吃醋的来，况且用经费报销。”

“能把那组织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么？”

“这可万万使不得，绝对秘密。除了会员概不接待，而要成为会员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有金钱、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过，死心塌地好了！我把这渠道告诉给你都已犯规，违反了对局外人严守秘密的规定。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意。”

我对他这番纯粹的好意表示感谢。

“女郎够味儿吧？”

“嗯，不错。”

“那就好。交代过要送好女郎过去来着。”牧村说，“叫什么名字？”

“琼。”我说，“六月的琼(1)。”

“六月的琼。”他重复道，“白的？”

“白的？”

“白人。”

“不，东南亚。”

“下次去火奴鲁鲁，我也试试。”

其他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接着，给五反田打电话。照例是录音电话。我留话说我已经回国，请同我联系。如此一来二去，不觉暮色上来。于是我驾起“斯巴鲁”，去青山大街采购，又在纪国屋买了调配妥当的蔬菜。或许长野县的大山里头有一处专门供应纪国屋的调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就是《大逃亡》电影中那样的铁丝网，纵使有架着机关枪的岗楼也无足为奇。那里面有人对莴苣和芹菜施以某种动作，肯定。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非蔬菜式训练。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买菜买肉买鱼买豆腐买咸菜。买完回来。

五反田没来电话。

翌日早晨，在“唐恩都乐”炸面圈店用过早点，去图书馆翻看半个月来的报纸。这自然是为了确认咪咪案件的侦破有何突破。我仔细翻阅了朝日、每日和读卖三份大报，均只字未提她的死。连篇累牍尽是什么竞选结果，什么雷夫契克谈话，什么初中学生不良行为等等。还报道说“沙滩男孩”由于其音乐不相宜，原定在白宫举行的音乐会被取消。荒唐！假如“沙滩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宫，那么米克·贾格尔即使三次被投进火炉也毫不足惜。总之，未能从报纸上发现有关一女子在赤坂某宾馆被人勒死的报道。

随后，我又把过期周刊统统翻看一遍。只有一份有一页关于咪咪惨死的报道，标题是《赤坂Q宾馆·美女全裸勒杀案》，哗众取宠的标题！上面没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约某专门画家根据尸体画的肖像。恐怕是因为杂志不能登载尸体照吧。细细端详，还真有点像咪咪。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咪咪，倘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目睹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脸的细部画得很像，然而关键之处却相差甚远——没有传达出她表情的主要特点。这是死的咪咪，活着的咪咪却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她始终怀有希望，始终抱有幻想，始终动脑思索。她曾是个温情而熟练的官能扫雪工，所以我们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说出了“正是”。然而画上的咪咪却比她本人寒伧得多，猥琐得多。我摇摇头，闭起眼睛，缓缓叹了口气。面对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确已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尸体照片还要更真实、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虚无之中。想到这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近乎凝固而干涩的悲哀。

报道本身也同肖像画一样猥琐不堪——赤坂一流宾馆Q里，发现一名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被人用长统袜勒死。女子全裸，随身没有任何足以证明其身份之物。在服务台使用的是假名等等。内容同我从警察口中听来的相差无多。我所不知道的只是文章最后写了一点：警方认为此案同色情组织，即以一流宾馆为活动场所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等组织有关，并已就此开始调查。看罢，我把过期杂志放回刊物架，坐在大厅椅子上前思后想。

警方为什么单单对色情组织进行调查呢？莫非掌握了确凿证据？但我不能够给警署打电话，叫出渔夫或文学，询问后来进展如何。我走出图书馆，在附近简单吃了午饭，沿街游游逛逛。本以为游逛时间里会突然计上心来，结果纯属徒劳。春日的空气淡漠而滞重，使得皮肤阵阵发痒。到底应怎样分析呢？思路一片混乱。我走到明治神宫，在草坪上仰望天空，开始思考色情组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睡觉。自成一统，简便易行，老谋深算，无懈可击，且堂堂正正。无论何等乌七八糟的名堂，只要越过某一临界点，便很难以单纯的善恶尺度加以衡量，因为其中已经产生特有的、独立的幻想。一旦产生幻想，势必作为纯粹的商品开始发挥作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幻想，此乃关键词。卖春也罢、卖身也罢、阶层差别也罢、个人攻击也罢、变态性欲也罢、什么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召女郎。You can rely on me。

呆呆仰望春日天空的时间里，不由腾起想同女孩睡觉的欲望，可能的话，最好是同札幌的由美吉。嗯，这并非绝对不可能。我想像自己把一只脚插进她公寓房间门缝——就像那个神情抑郁的刑警——使之不得关门的情景，并且对她说：“你必须同我睡觉，这是你应该做的。”接下去恐怕就会如愿以偿。我轻轻地、像解开礼品绸带似的脱去她的衣服。解开外衣，摘去眼镜，脱掉毛衣。脱光后，却成了咪咪。“正是。”咪咪说，“我的身子很动人吧？”

我刚要回答，不料天已大亮。而且身旁躺着喜喜，五反田的手指在喜喜的背部优雅地往来移动。这时雪开门进来，撞见我同喜喜相抱而卧的场景。那不是五反田，而是我。手指是五反田的，但同喜喜做爱的是我。“难以置信，”雪说，“实在难以置信。”

“不是那样的。”我说。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重复道。

白日梦。

粗俗、混乱、无聊的白日梦。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想睡觉的对象是由美吉。但是不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我首先必须清理头绪，否则一切都无从着手。

我走出明治神宫，在原宿后街一家供应美味咖啡的小店喝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慢慢悠悠踱回住处。

薄暮时分，五反田打来电话。

“喂，现在没时间。”五反田说，“今晚见面如何？八点或九点？”

“可以，正闲着。”

“吃饭，喝酒！过去接你。”

我开始整理旅行包，把旅行期间的收据归拢起来，又分成两份，一份算在牧村头上，一份我自己掏腰包。餐费的一半和租车费可以划归他，再加上给雪个人买的东西（冲浪板、收录机、游泳衣等）。我把明细账写在一张纸上，装入信封，将剩下的旅行支票也整理好，以便在银行换成现金后一并寄出。我处理这类事务是很快捷麻利的，倒不是出于喜欢，没有人喜欢干这个，只不过我不愿意在钱财上不清不白。

清算完毕，我煮了把菠菜，同小白鱼干拌在一起，洒上点醋，边吃边喝“麒麟”生啤酒。我慢慢地重新看了佐藤春夫的一个短篇。这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春日良宵。苍茫的暮色犹如被一把透明的刷子一遍遍地越涂色调越浓，最后变成了黑幕。看书看得累了，便放上唱片来听。唱片是斯坦·罗茨演奏的舒伯特作品100号三重奏。从很多年前开始，每到春天我就听这张唱片。我觉得春夜蕴含的某种哀怨凄苦同这首乐曲息息相通。春夜，甚至把人的心胸都染成柔和的黛蓝色的春夜！我闭起眼睛，于是白色的人骨从黑暗的深处隐约浮现出来。生在深沉的虚无中沉没，骨则如记忆一般坚硬，而且近在眼前。

(1)英语中“六月”（June）的发音同“琼”相似。

32

八点四十分，五反田开着他说过的那辆“玛莎拉蒂”赶来。停在我公寓门前的“玛莎拉蒂”，看上去甚不谐调。这不是人为的，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的不谐调可以说是命中注定。那辆庞大的“奔驰”便显得同这里格格不入，“玛莎拉蒂”也不例外。无可救药。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

五反田身穿灰色鸡心领毛衣，一件无扣衬衫，下面是条极为普通的棉布裤，但仍很醒目，就像艾尔顿·约翰身穿橙色衬衫和紫色外衣跳高那样引人注目。听见他敲门，我马上打开，他立时微微一笑。

“不进来看看再走？”我招呼道，因为见他流露出想看看我房间的神色。

“好的。”他不无羞赧地眯眯笑道。那笑容给人以愉悦之感，像是在说可以的话住上一周也无妨。

房间很狭小，但这狭小似乎给他以很深的印象。“叫人怀念啊！”他说，“以前我也住过这样的房间，在我还不卖座的时候。”

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听起来未免不快，但经他一说，却觉得是一种直言不讳的夸奖。

简单介绍起来，我这套公寓分四个部分：厨房、浴室、客厅、卧室。哪一部分都很窄。厨房与其说是房间，莫如说是宽一点的走廊更为接近事实，放上一个细长的餐具橱和一张两人用的餐桌之后，便再也放不进任何东西。卧室也差不多，仅容得三件家具：床、立柜和写字台。客厅好歹保有一处空间，因为几乎什么也没放，只有书架、唱片架和一个小型组合音响。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有两个马利梅克牌大靠垫，用来垫腰靠墙而坐，倒也舒服得很。必要时，可以从壁橱里取出折叠式写字矮桌当茶几。

我把靠垫的使用方法教给五反田，放上矮桌，拿出黑啤酒、杯子和菠菜鱼干，然后重放舒伯特的三重奏。

“不错不错！”五反田说。而且像是真心话，不是社交辞令。

“再做点下酒菜好了。”我说。

“不麻烦？”

“麻烦什么，手到擒来，眨眼之时，又不是大操大办，一点下酒菜总做得来。”

“在旁边看看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说。

我把大葱和干梅肉拌在一起撒上松鱼干，用裙带菜和虾做了个醋拌凉菜，把山萮菜和用擦板擦得极细的鱼肉山芋丸搅拌均匀，用橄榄油、大蒜和少量的意大利式腊肠炒了一盘土豆丝，把黄瓜切细做成即食咸菜，还有昨天剩的羊栖菜，还有豆腐。调味料用了不少生姜。

“不错不错！”五反田叹道，“天才！”

“简单得很，哪样都毫不费事，熟悉了一会儿就完。关键是能用现成的东西做出几个花样。”

“天才天才！我是怎么也做不来。”

“我也模仿不来牙医嘛！各人有各人的生存方式——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确实。”他说，“算了，今天不到外面去了，就在这儿舒服舒服。不妨碍你吧？”

“我无所谓。”

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吃我做的小菜。啤酒喝完，接着喝苏格兰威士忌，听唱片。听了施莱和斯通兄弟，听了“大门”、“滚石”和平克·弗洛依德，听了“沙滩男孩”的《浪花飞溅》。恍若回到了六十年代的夜晚。还听了“爱之匙”乐队和斯里·德哥·纳特。假如有一本正经的外星人在场，说不定会以为是什么时间倒转。

外星人固然没来，十点过后雨倒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温柔安然的雨，听到从房檐落地的雨声才恍然得知其存在的雨，如死者一般寂无声息的雨。

夜深后，我停止放音乐。我这房间同五反田那墙壁厚实的寓所不同，过了十一点仍放音乐，会遭人埋怨。音乐消失后，我们边听滴滴答答的雨声边谈论死者，我说咪咪案件后来好像没大进展，他说知道。原来他也在根据报刊确认破案情况。

我打开第二瓶苏格兰威士忌，把最初的一杯为咪咪举起。

“警方在集中搜查应召女郎组织，”我说，“我想在这方面可能有所突破，这样，说不定从那方面把手伸到你那里去。”

“可能性是有的。”五反田略微蹙起眉头，“不过问题不大。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去事务所随便探听过，就问那个组织是否真的绝对保守秘密。对方说那组织似乎同政界的关系不一般，有几个上头的政治家染指其间。所以，即使警察查到头上，也不可能深入到内部，无法下手。况且，我们事务所本身也有一点政治背景，拥有好几个头面人物，一般门路还不成问题，同应急组织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无论怎么样都捂得住。而且对事务所来说，我是棵摇钱树，这点忙当然会帮。万一我被卷进丑闻而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吃亏的首先是事务所，事务所在我身上投资不算少了。当然，要是你当时说出我的名字，我肯定被带走无疑，谁都爱莫能助。因为你是惟一直接有关系的人，政治力量也来不及施展手脚。不过再也无须担心，往下已经是关系网与关系网之间的力量较量问题了。”

“肮脏的世界。”我说。

“千真万确，”五反田说，“臭不可闻。”

“臭不可闻两票！”

“失礼？”他反问。

“臭不可闻两票，采纳动议！”

他点头笑道：“对，是要投臭不可闻两票。没有一个人为被害女子着想，统统想保全自己，当然包括我在内。”

我去厨房加冰，拿出椒盐饼干和干奶酪。

“有一事相求，”我说，“有件事想请你给那个组织打电话问一下。”

他用手指捏着耳垂：“了解什么？关于案件的可不成，守口如瓶。”

“同案件无关，是火奴鲁鲁应召女郎方面的。听说可以通过那个组织买外国的应召女郎。”

“听谁说的？”

“无名氏。他讲的组织同你讲的，我猜想是同一个。因为他说没有地位、信用和钱财就加入不了那个俱乐部，像我这样的连边都甭想沾上。”

五反田微微一笑：“不错，我也听说过有此系统，一个电话就能在外国买得女郎，试倒没有试过。大概是同一组织吧。那，你想了解火奴鲁鲁应召女郎的什么？”

“了解有没有一个叫琼的东南亚女孩。”

五反田稍事沉吟，再没问什么，掏出手册记下名字。

“琼。姓呢？”

“什么姓，一个应召女郎！”我说，“就叫琼，六月的琼。”

“明白了，明天就联系。”

“感恩不尽。”

“不必。同你为我做的相比，我这简直不足挂齿。别放在心上。”他把拇指和食指尖捏在一起，眯缝起眼睛问，“好了，你一个人去夏威夷的？”

“哪有一个人去夏威夷的。当然是跟女孩搭伴。漂亮得不得了，才十三岁。”

“和十三岁女孩睡了？”

“怎么会！胸脯还没怎么隆起咧。”

“那你和她去夏威夷做什么？”

“传授赴宴礼仪，阐述性欲原理，挖苦乔治男孩，观看《E.T.》，内容丰富多彩。”

五反田注视了一会我的脸，然后将上下嘴唇略略抿起笑道：“与众不同，你这人做事总是与众不同。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呢？”我说，“我也不是要故弄玄虚，事态所趋而已，同咪咪一样。她也怪不得谁，只是令人惋惜，落得那个下场。”

“唔。”他说，“夏威夷好玩？”

“当然。”

“晒日光浴了？”

“当然。”

五反田喝口威士忌，咬一口饼干。

“你不在期间，我又同以前的老婆见了几次。”他说，“很投机。说来好笑，同那家伙睡觉着实快活得很。”

“心情可以理解。”

“你也同往日的夫人见见如何？”

“见不成的，人家又要结婚了。没和你说过？”

他摇摇头：“没听说。遗憾呐！”

“不，还是这样好，没什么遗憾。”我说。还是这样好。“那么，你打算同夫人怎么办呢？”

他又摇摇头：“无可救药，无可救药——此外想不出词来形容。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我们两人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系融洽，悄悄见面，去不可能有人认出的汽车旅馆睡觉。两人在一起，双方都轻松愉快。和她睡觉真是妙极了，刚才我也说过。用不着语言，心灵自然相通。相互理解对方，比结婚当初理解得还深刻。准确说来，是在相爱。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永远持续下去。在汽车旅馆偷偷相会纯属消耗，迟早要给记者知道。知道了就是一场丑闻。那样一来，那帮家伙就要将我们敲骨吸髓，不，甚至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们是在踩钢丝，筋疲力尽。我跟她说不要这样，提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同她一起像模像样地生活。这是我的愿望。一起自由自在地做饭、散步，也想要个孩子。但这怎么都行不通。我和她家人绝对不能言归于好。那些家伙缺德事做尽，我也把话说到了家，再不可能讲和。假如她能同家里一刀两断，事情就再好办不过。问题是她做不到这一点。她家里人坏得出奇，不榨干她的油水不能罢休。她也知道这一点，但就是断不了关系。她和家人就像一对鸳鸯枕，紧紧贴在一起，分不开的。走投无路。”

五反田举起玻璃杯，来回摇晃里面的冰块。

“也真是不可思议，”他微笑着说道，“想弄到手的基本都到手了，但真正希望的却得不到。”

“事情恐怕就是这样。”我说，“当然就我来说，能弄到手的东西极其有限，不敢奢望。”

“不，不是那样。”五反田说，“这不过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是吧？比如说，难道你想得到什么‘玛莎拉蒂’和麻布的高级公寓？”

“那倒不怎么想，因眼下也没那个必要。‘斯巴鲁’和这鸽子笼也过得心满意足。说心满意足怕是有点言过其实，总之还算快活，和身份相符，没什么不满。当然，日后如果产生那种必要性，想得到也未可知。”

“不，不对。必要性这东西不是那样的，它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譬如说，我本来住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板桥也罢、龟户也罢、中野区都立家政也罢，真的哪里都不在乎。只要有房顶、能住人就行。但事务所里的人不这样认为，而是说你是明星，得住港区，于是在麻布找了一套高级公寓，胡闹！港区到底有什么好？不外乎服装店经营的价高质次的饭店、怪模怪样的东京塔、东张西望到第二天早上的莫名其妙的混账女人。‘玛莎拉蒂’也一样。本来我中意‘斯巴鲁’，足矣，足够跑的。东京这道路‘玛莎拉蒂’能有什么用？简直开玩笑！可事务所那批家伙偏偏给你找一辆来。又说你是明星，‘斯巴鲁’啦‘蓝鸟’啦‘皇冠’什么的万万坐不得，务必坐‘玛莎拉蒂’。虽说不是新车，价格也相当昂贵，我前边是一个哪里的演歌(1)歌手坐过的。”

他往冰块已经融化的杯里倒进威士忌，喝了一口，半天蹙起眉头。

“我所处的就是这么个世界，以为只消把港区、把欧洲车、把劳力士表拿到手就算一流。无聊透顶，毫无意思！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必要性这玩意儿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如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其实无非是把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涂上十分需要的幻想色彩。容易得很，只要大量制造信息即可。住则港区，乘则‘宝马’，戴则劳力士——如此反复宣传。于是大家深信不疑——住则港区，乘则‘宝马’，戴则劳力士。有一种人以为只要把这些东西搞到手就高人一等，就与众不同，却意识不到惟其如此才到头来落得个与众相同。缺乏想像力。那东西无非人为宣传而已，幻想而已。我对这把戏早已烦透了，对自己自身的生活烦透了。真想过一种像样的日子。但是不行，我的一切都给事务所控制得死死的，和能更换衣服的布娃娃一个样。因为有债在身，半句牢骚也发不得。即使我说想如何如何，也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住着港区英姿飒爽的公寓，出入‘玛莎拉蒂’，戴着百达翡丽手表，抱着高级应召女郎睡觉——有些人恐怕是不胜羡慕，但并非我所追求的东西。而我所追求的又无法得到，除非逃离目前这种生活。”

“例如爱。”我说。

“是的，例如爱，以及平和安稳、美满的家庭，单纯的人生。”说着，五反田在脸前合起双手，“嗯，知道吗？假如当时我想得到，这些是可以得到的。不是我自吹。”

“知道，谈不上什么自吹，完全客观。”

“只要我想干，没有办不到的事。我拥有一切可能性，也有机会，有能力。但结果呢，无非傀儡而已。那些半夜里东张西望的女郎，可以说手到擒来，不骗你，真的。可是同真心喜欢的女人却睡不到一起。”

五反田像已醉得相当厉害。虽然脸色丝毫未变，但较之往常多少有些饶舌。他想一醉方休的心情我并非不能理解。因时针已过十二点，我便问他时间是否没关系。

“噢，明天整个上午没事，忙不了的。不影响你？”

“我无所谓，照样无所事事。”

“让你陪着，我也觉得过意不去。可我除了你没有人能说上话，真的，跟谁都谈不来。我一说什么不想坐‘玛莎拉蒂’想坐‘斯巴鲁’，人家多半以为我是神经出了问题。弄得不好，会给领到精神病院里去，眼下正流行这招数。无聊！什么专门接待演员的精神科医生，同呕物清扫专家是一路货色！”他闭目良久。“不过，我来这里好像尽发牢骚了。”

“‘无聊’说了二十次。”

“果真？”

“要是不够，尽管说下去好了。”

“足矣足矣，谢谢。抱歉，尽叫你听牢骚话。话又说回来，我身边那些家伙，全部全部全部都是干屎蛋那样的无聊之辈，纯粹令人作呕，百分之百无可救药的呕物一直顶到嗓子眼。”

“吐出就是。”

“庸俗无聊的家伙铺天盖地。”五反田不屑一顾地说道，“全都是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里投机钻营的混蛋、吸血鬼！当然也不是全都如此，正人君子也有几个，但更多的是败类，是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骗子，是利用地位捞钱捞女人的丑类。这些明里暗里的家伙靠着吮吸这丑恶世界的油水，眼看着越来越肥，丑陋臃肿，而又耀武扬威。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道。也许你不晓得，这样的混账家伙实在是漫山遍野。有时我还不得不跟这些家伙喝酒干杯，那时我始终要提醒自己：喂，即使气不过也掐死不得哟，对这些家伙，掐死本身就是一种能源消耗。”

“用铁棍打死如何？掐死是费时间。”

“高见！”五反田说，“不过可能的话，还是恨不得掐死。一瞬间打死太便宜了他们。”

“高见！”我首肯赞成，“我们是高见对高见。”

“实在是……”说到这里，他缄住口，然后叹息一声，双手再次在脸前合起，“心里畅快多了。”

“那好。”我说，“就像《国王的耳朵是骡子的耳朵》一样。蹄子刨坑大声吼叫。说出口来心里畅快。”

“完全正确。”

“不吃碗泡饭？”

“谢谢。”

我烧开水，用海菜、梅肉干和裙带菜简单做了泡饭。两人默默吃着。

“在我眼里，你像是生活得津津有味，嗯？”五反田说。

我背靠墙壁，听了一会雨声。“就某部分来说是这样，或许津津有味，但绝对称不上幸福。如同你缺少某种东西一样，我也缺少某种东西。所以，也过不上正经像样的生活，不过单纯踩着舞步连续跳动而已。身体已经熟悉了舞步，可以连跳不止。其中也有人夸我跳得不错，但在社会上则完全是个零。三十四岁了还没结婚，又没有响当当的职业，得过且过罢了。连分期付款买一套住房的计划都没有眉目，更谈不上睡觉的对象。后三十年会怎么样呢，你以为？”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或许，”我说，“或许有路，或许没路，无人知晓，彼此彼此。”

“可我现在甚至对已拥有的部分也不津津有味。”

“那或许是的。不过你干得可是很出色。”

五反田摇头道：“干得出色的人难道会这样没完没了地发牢骚？或给你添麻烦？”

“这种时候也是有的。”我说，“我们是在谈论人，不是谈论等比数列。”

一点半时，五反田说要回去。

“在这儿住下也可以哟！客用卧具还是有的，天亮再给你做顿美味早餐。”

“不了。你这么说倒是难得，可我酒也醒了，得回去。”五反田连连摇头，看上去的确酒已醒来，“有件事求你，挺怪的事。”

“可以，说说看。”

“对不起，可以的话，能把你那‘斯巴鲁’借我用一段时间？我把‘玛莎拉蒂’留给你。说老实话，开这家伙去和以前的老婆幽会未免太惹人耳目。无论去哪里，只要看见这车在就马上知道是我。”

“‘斯巴鲁’任凭借多少天都没问题。”我说，“悉听尊便。眼下我没事做，用不着几次车，借给你一点都不碍事。不过坦率说来，你那辆时髦漂亮的超一流跑车留下来我可是非常头疼。一来我这停车场是按月租的场地，晚间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恶作剧；二来驾驶当中有个一差二错把车弄出毛病，我实在赔偿不起，负责不起。”

“放心，一切全由事务所负责。早已入了保险。你就是碰伤了也不要紧，反正有保险金下来，不必担心。你要是有兴趣，投到海里去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哟，下次好买辆‘法拉利’。有个色情读物作家想卖‘法拉利’。”

“‘法拉利’……”

“你的意思我明白，”他笑道，“不过算了。或许你想像不到，在我们那个天地里有修养的人混不下去。所谓有修养的人，在我们那里和‘性情古怪的穷小子’是同义词，有人同情，但无人欣赏。”

最终，五反田开着我的“斯巴鲁”回去了。我把他的“玛莎拉蒂”开进停车场。这车敏感好斗，反应敏捷，力大无穷。哪怕稍一踩加速板，都可以蹿到月球上去。

“用不着那么逞能，四平八稳地慢慢来好了！”我咚咚敲着仪表板，大声叮嘱“玛莎拉蒂”。但它好像全然听不进去。连车也看人下菜碟。罢了罢了，我想，连“玛莎拉蒂”都是一路货色。

(1)日本传统歌谣风格的流行歌曲。

33

翌日早晨，我去停车场看“玛莎拉蒂”有何动静。我担心昨晚有人乱搞或被盗。还好，安然无恙。

以往“斯巴鲁”所在的位置现在趴着“玛莎拉蒂”，总觉得有点异样。我钻进车中把身体陷进座席试了试，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就像睁眼醒来发现身旁躺着一个陌生女子时一样。女子诚然妩媚，但就是令人不安，使人紧张。我这人无论对何人何事，熟悉起来很花时间，亦性格所使然。

结果我这天一次也没有开车。白天在街上散步，看电影，买了几本书。晚上接到五反田的电话。他对昨晚的招待表示感谢，我说大可不必。

“啊，关于火奴鲁鲁，”他说，“我问了那个组织。嗯，的确可以从这里预订火奴鲁鲁的女孩。这世界也真是便利，简直就是个绿色窗口(1)，顶多加问一句可不可以吸烟。”

“一点不错。”

“于是我就打听叫琼的那个女孩，就说我有个熟人通过他们的介绍接触过琼，告诉我那女孩好得很，劝我也试试，所以打听一下能否预约——那女孩叫琼，东南亚人。对方查了好一阵子。本来是不一一给查这种事的，但我例外。不是我吹，我是他们难得的顾客，可以强求。结果真的查到了，说的确有个叫琼的，菲律宾人，但三个月以前就已不见了，不干了。”

“不见了？”我反问，“洗手了不成？”

“喂，你就算了吧，我就是再有面子，人家也不会给查到那个地步的。应召女郎那行当，有出有进是常事，哪里能逐个跟踪调查，她不干了，不在那里，如此而已，遗憾。”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水落石出，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又到街上散步。

琼三个月前便已不见，而两周前还的的确确同我睡过觉，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没有任何人接的电话号码。不可思议！这么着，应召女郎便有三个人：喜喜、咪咪和琼。都消失不见了。一个被杀，两个下落不明。消失得如同被墙壁吸进了一般，杳无踪影。况且三个人都同我有瓜葛，我与她们之间存在着五反田和牧村拓。

我走进饮食店，用圆珠笔在手册上就我周围的人际关系画了一幅图。关系相当复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列强关系图无异。

我半是感慨半是厌倦地注视着这幅图。注视多久也无良计浮上心头。三个消失的妓女、一个演员、三个艺术家、一个美少女和一个神经质的宾馆女接待员。无论怎么来看，都称不上是地道的交游关系，同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差不多。“明白了，管家是罪犯！”我说道。但谁也没笑。笑话不好笑。

老实说，已再无办法可想。无论顺哪条线索摸去到头来都弄巧成拙，根本理不出头绪。起始只有喜喜、咪咪和五反田这条线，如今又多了一条：牧村拓和琼。且喜喜与琼在某处相连。因为琼留下的电话号码和喜喜留下的全无二致，接线突然转回。

“难呐，华生！”我对桌面上的烟灰缸说道。烟灰缸当然毫不理会。还是烟灰缸头脑聪明，采取概不介入的态度。烟灰缸也好咖啡杯也好白糖罐也好记账单也好，全部聪明乖觉，谁都不搭不理，置若罔闻。愚蠢的只我自己，接二连三地同蹊跷事扯在一起，每次都弄得焦头烂额。如此心旷神怡的春夜，居然没有幽会的对象。

我返回住所给由美吉打电话。她不在，说今天值早班，已经回去。说不定今晚是去游泳学校的日子。我始终如一地嫉妒那个游泳学校，嫉妒像五反田那样漂亮潇洒的教师把着由美吉的手耐心教她游泳的光景。因由美吉一人之故，我憎恶世界上从札幌到开罗等等所有的游泳俱乐部。臭屎蛋！

“统统无聊透顶，简直是臭屎蛋，干巴巴的臭屎蛋，百分之百叫人作呕！”我学着五反田的样子出声痛骂。不料奇怪的是，心情居然多少痛快起来。五反田要是当宗教学家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早晚领大家念念有词：“统统无聊透顶，简直是臭屎蛋，干巴巴的臭屎蛋，百分之百地叫人作呕！”很可能会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我实在想见由美吉，想得不得了。她那不无神经质的谈吐和干脆利落的举止，是那样地令人怀念。那用指尖按一下眼镜框的动作，那闪身潜入房间时一本正经的神情，那脱去天蓝色坎肩坐在我身旁时的姿势，是那样地讨人喜欢。如此浮想联翩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多少温煦平和下来，她身上有一种极其直率的气质，我被其深深吸引。莫非我们俩可以同舟共济不成？

她从宾馆服务台的工作中发掘乐趣，每周抽几个晚间去游泳俱乐部。我则从事扫雪，喜欢“斯巴鲁”和过时唱片，从做一手像样的饭菜当中寻求微乎其微的喜悦——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也许同舟共济，也许中途闹翻。数据过于缺乏，全然无法预测。

假如我同她在一起，还会伤害她刺激她吗？如原来的妻子所预言的那样，难道凡是同我往来同我相处的女性到头来都将在心灵上受到我的伤害吗？难道因为我是个只考虑自己的人而没有资格去喜欢别人吗？

如此思来想去，不由恨不得马上飞往札幌，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数据或许有所不足，但很想向她表白，说自己反正喜欢她。不行！在那之前必须把接缝清理出来，不能半途而废。否则，由此形成半途而废的习性势必带进下一阶段，致使事物的进展全部笼罩在半途而废的阴影之中，而这并非我所理想的状态。

问题在于喜喜，是的，喜喜位于一切的核心。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企图同我取得联系。从札幌电影院到火奴鲁鲁商业区，她如影子在我眼前一掠而过，并向我传递某种消息。这点显而易见。只是那消息传递得过于隐晦，我无法理解。喜喜到底向我寻求什么呢？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该怎么办。

等待，等待即可。

静等事态的来临。向来如此。走投无路之时，切勿轻举妄动，只宜静静等待。等待当中肯定有什么发生，有什么降临，只要凝目注视微明之中有何动静即可。这是我从经验中学得的。迟早必有举动，倘有必要，必有举动无疑。

好，那就静等。

∗∗∗

每隔几天我便同五反田见面、喝酒、吃饭，如此一来二去，同他见面竟成了一种习惯。每次见面他都为借用我的“斯巴鲁”表示歉意。我说无所谓，不必介意。

“还没把‘玛莎拉蒂’投到海里吗？”他问。

“遗憾，找不出时间。”我说。

我和五反田并坐在酒吧台旁喝兑汽水的伏特加。他喝的频率比我稍快。

“真的投进去该是相当痛快吧？”他把酒杯轻轻挨在嘴唇上说道。

“大概如释重负。”我说，“不过‘玛莎拉蒂’没了还不接着就是‘法拉利’！”

“那也如法炮制。”

“‘法拉利’之后是什么呢？”

“什么呢？不过要是如此投个没完，保险公司必然兴师问罪。”

“管它那么多，心胸再放宽一些！反正这一切都是幻想，不过两人借助酒兴胡思乱想而已，不同于你常演的低预算电影。空想无须预算。什么中产阶级的忧患意识，忘它一边去好了。丢掉鸡毛蒜皮，只管扬眉吐气！‘兰博基尼’(2)也罢，‘保时捷’也罢，‘美洲豹’也罢什么也罢，一辆接一辆投进去，用不着顾虑。海又深又大，容纳几千辆没问题。发挥想像力呀，你！”

五反田笑道：“和你谈起来，心里真是爽快。”

“我也爽快。别人的车，别人的想像力。”我说，“对了，最近和太太可水乳交融？”

他啜了口伏特加，点点头。外面雨潇潇，店内空荡荡，顾客只我俩。领班无事可干，擦起了酒瓶子。

“水乳交融。”他沉默地说，抿起嘴唇笑了笑，“我们在相爱。我们的爱由于离婚而得以确认，得以加深。如何，罗曼蒂克吧？”

“罗曼蒂克得差点儿晕过去。”

他嗤嗤笑着。

“真的哟！”他神情认真地说。

“知道。”我说。

∗∗∗

我和五反田见面时基本都谈论这些。我们口气虽然轻松，但内容都很严肃，严肃得甚至需要不时以玩笑作添加剂。玩笑大多不够高明，但这无所谓，只要是玩笑即可，是为玩笑而玩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玩笑这一共识。至于我们严肃到何种地步，惟有我们自身晓得。我们都已三十四岁，这和十三岁同样是棘手的年龄，当然其含义不同。两人都已多少开始认识到年龄增大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而且已经进入必须对此有所准备的时期，需要为即将来临的冬季备妥足以取暖的用品。五反田用简洁的语言对此进行了表述。

“爱！”他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有激情！”我说。我也同样需要。

五反田默然片刻。他在默默地思索爱。我也在思索，间或想到由美吉，想起那个雪花飘舞的夜晚她喝光五六杯血色玛莉的情景。她喜欢血色玛莉。

“女人睡得太多了，腻了，够了！睡多少都一个样，干的事一个样。”五反田随后说道。“需要爱，喂，向你坦白一件重大事项：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我啪地打一声响指：“一针见血！简直是神的语言，金光四射。应该开个记者招待会，庄严宣布‘我想睡的只有老婆’。人们笃定感动莫名，受到总理大臣表彰也未可知。”

“不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都有可能。因为我可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想睡的只有老婆’的哟！这不是常人所能轻易做到的。”

“领诺贝尔奖怕是需要礼服大衣吧？”

“买嘛！反正从经费里报销。”

“妙极！典型的神明用语。”

“领奖致辞在瑞典国王面前进行，”五反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睡的对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动热潮，此起彼伏。雪云散尽，阳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有激情！”

我们又沉默下来，分别思考爱。在爱方面值得思考的太多了。我想，把由美吉请到我住处做客的时候，一定得准备好伏特加、西红柿汁、倍灵调味汁和柠檬。

“不过，你也许什么奖也捞不到，”我说，“而仅仅被当作变态分子。”

五反田想了一会儿，缓缓地频频颔首。

“是啊，这有可能。我这言论属于性反革命，多半要被情绪激昂的群众踢得一命呜呼。”他说，“那样我就成了性殉教者。”

“成为第一个为性而殉教的演员。”

“要是死了，同老婆可就再也睡不成喽。”

“高见。”

我们又默默地喝酒。

便是这样谈论严肃的话题。如若有人从旁听见，恐以为全是笑谈，而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肃都认真。

他一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或到外面的酒吧，或来我住处聚餐，或去他公寓碰头。如此一天天过去。我横下心不做任何工作。工作那东西做不做一个样。没了我世界也照样发展。我静等事态发生就是。

我把余款和旅行所用那部分的发票给牧村拓寄去。忠仆马上打来电话，告诉我钱要多收一些。

“先生说这样过意不去，而我也不好处理。”忠仆说，“交给我办好吗？保证不给你增加负担。”

我懒得争执不休，便说明白了，这回就任凭你们处置好了。于是牧村拓很快把三十万日元的银行支票寄了过来。里面有张收据，上面写道“取材调查费”。我在收据上签字盖章，然后寄出。什么都能用经费报销，这世界也真是可爱。

我把三十万日元支票装入票夹，放在桌面上。

∗∗∗

连休转眼过去了。

我同由美吉通了几次电话。

通话时间的长短由她决定。有时颇长，有时说声“忙”就放下，有时久久沉默，有时突然挂断。但不管怎样，我们得以通过电话相互交谈，也相互交换一点情况。一天，她把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这可是扎扎实实地跨进了一步。

她每周去两次游泳学校。每当她提起游泳学校时，我的心就像心地单纯的高中生一样时而颤抖时而伤感时而黯然。好几次我都想问起她的游泳教师——什么样子，多大年龄，英俊与否，待她是否过于殷勤等等，但终未出口。我怕她看出我的嫉妒，怕她这样对我说道：“喂，你是嫉妒游泳学校吧？哼，讨厌，我顶讨厌这样的人，居然嫉妒游泳学校，作为男人简直一钱不值。我说的你明白？真的一钱不值，再不想看见你第二次。”

所以，在游泳学校上面我绝对缄口不语。越是缄口不语，关于游泳学校的妄想越是急剧膨胀。练习结束之后，教师将她单独留下进行特别训练，那教师当然是五反田。他把手贴在由美吉的胸部和腹部，教她练习自由式游泳。他手指抚摸她的乳房，擦过她的大腿根，还告诉她别介意。

“不必介意，”他说，“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他抓过由美吉的手，使之握住自己的阳物。水中勃起的阳物，宛如珊瑚。由美吉显得心荡神迷。

“不必介意，”五反田说，“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游泳学校妄想曲。

傻气！然而我无法将其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每次给由美吉打电话，我都要被这妄想折磨半天。而且这妄想渐渐复杂起来，各色人物接连登场。喜喜、咪咪和雪。盯视五反田在由美吉身上游移的手指的时间里，由美吉不知何时变成了喜喜。

“喂，我可是个再平庸不过的普通人哟！”一天，由美吉说道。那天夜里她一点精神也没有，“与人不同的只有名字，其余全都一样，不过每天每日在这宾馆服务台里做工来白白浪费人生罢了。再别给我打电话，我，不是值得你花长途电话费那样的人。”

“你不是喜欢在宾馆里做工吗？”

“嗯，是喜欢，做工本身倒不感到怎么痛苦。只是我有时觉得好像被宾馆一口吞掉，时不时地。每当这时我就想自己到底算什么，我这样的同没有一个样。宾馆好端端地在那里，而我却不在，我看不见我，自我迷失。”

“对宾馆你怕是考虑得过于认真了。”我说，“宾馆是宾馆，你是你。我时常考虑你，有时也考虑宾馆，但从不混为一谈。你是你，宾馆是宾馆。”

“知道的，这点。可就是经常混淆，分不清界线。我的存在我的感觉我的个人生活全被拖入宾馆这个宇宙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任何人都这样，任何人都被拖入某处，看不到其中的分界线。不光你一个人，我也同样。”我说。

“不一样，根本不一样。”

“是的，根本不一样。”我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喜欢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吸引我。”

由美吉沉默良久，她置身于电话式的沉默之中。

“嗳，我非常害怕那片黑暗。”她说，“总觉得还要碰上。”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由美吉抽抽搭搭的哭泣声。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渐渐地，我察觉到那无论如何只能是抽泣。

“喂，由美吉，”我说，“怎么了？不要紧？”

“有什么要紧？不就是哭么，哭还不行？”

“啊，没什么不行，只是担心。”

“喂，别再吭声！”

我便闭住嘴巴，一声不响。由美吉哭泣了一阵，放下电话。

五月七日，雪打来电话。

“回来了！”她说，“这就出去玩玩可好？”

我开出“玛莎拉蒂”，到赤坂去接她。雪一看见这车，脸立时阴沉下来。

“这车怎么回事？”

“不是偷来的。车掉到泉眼里去了，于是出现一位伊莎贝尔·阿佳妮那样的泉水精灵，问我刚才掉进去的是金‘玛莎拉蒂’，还是银‘宝马’。我说都不是，而是半新不旧的铜‘斯巴鲁’。这么着……”

“别开无聊玩笑了！”她神色认真地说道，“问你正经事，这到底怎么回事？”

“和朋友暂时交换，”我说，“对方说非常想坐‘斯巴鲁’，就和他换了。这位朋友有很多很多理由。”

“朋友？”

“不错。或许你不相信，一两个朋友在我也是有的。”

她坐进副驾驶席，四下环顾，又皱起眉头，“怪车！”她十分厌恶似的说，“荒唐！”

“车主也这样说来着。”我说，“措词倒稍有不同。”

她闷声不语。

我仍朝湘南方向行进。雪一直保持沉默。我小声放上斯特李·丹的磁带，小心翼翼地驾驶“玛莎拉蒂”。天气极好。我穿一件夏威夷衫，戴着太阳镜。她身穿薄布短裤，粉红色拉尔夫·劳伦马球衫，同晒过太阳的皮肤甚为谐调，令人觉得好像仍在夏威夷。我前面是一辆运载家畜的卡车，猪们从木栅栏的缝隙里鼓起红红的眼睛盯着我们乘的“玛莎拉蒂”。猪恐怕是分不出“斯巴鲁”和“玛莎拉蒂”有何区别的。猪不可能知道异化为何物。麒麟不知道，鳝鱼也不知道。

“夏威夷怎么样？”

她耸耸肩。

“和母亲处得可好？”

她耸耸肩。

“冲浪大有进步？”

她耸耸肩。

“你好像很有精神。被太阳晒得绝对迷人，简直就是牛奶咖啡精灵。要是在背部安一对漂亮的翅膀，肩上扛一把长勺，真就和牛奶咖啡精灵一模一样。如果由你来为牛奶咖啡做宣传，什么摩卡什么巴西什么哥伦比亚乞力马扎罗(3)，三个捆在一起都绝对不是你的对手。肯定全世界的人一起大喝咖啡，整个世界都给牛奶咖啡精灵迷得神经兮兮——你给太阳晒得实在太有魅力了。”

搜肠刮肚而又心直口快地大力赞赏一番，不料还是毫无效果。她依然只是耸肩而已。适得其反？我这心直口快莫非出了问题？

“来例假了还是怎么？”

她耸耸肩。

我也耸耸肩。

“想回去。”雪说，“掉头回去好了。”

“这可是东名高速公路哟，即使是尼基·拉乌达(4)，在这里也无法回头的。”

“找地方下来。”

我看看她的脸，果然显得疲惫不堪。两眼黯淡无神，视线飘忽不定。脸色也许苍白，由于晒黑的关系，看不清色调的变化。

“不在哪里休息一会？”我问。

“不了，没心思休息，只想回东京，越快越好。”

我从横滨出口驶下高速公路，返回东京。雪说要在外边坐一下，我便把车留在她公寓附近的停车场，两人并坐在乃木神社的凳子上。

“请原谅。”雪竟意外地道起歉来，“心情糟到了极点，差点儿忍受不住。但我不愿意说出口，就一直忍着。”

“何必忍着呢，没有关系的。女孩子常有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了。”

“我不是指这个！”雪大声吼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和这个不同。把我心情搞糟的是那辆车，是由于坐了那辆车！”

“可那‘玛莎拉蒂’究竟哪点不可以呢？”我问。“那车绝不差劲。性能好，坐着又舒服。要是自己出钱买，价格还真有些嫌高，我想。”

“‘玛莎拉蒂’，”她似乎讲给自己听，“不是车种类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车的种类，问题是那车本身。那车里有一股讨厌的气氛。是它——怎么说呢——在压迫我，使我不快，使我胸闷，像有什么东西捅进胃里，像被一团乱棉絮堵住胸口。你坐那车就没这种感觉？”

“我想没有。”我说，“我确实觉得对它有点不大习惯，但我想那恐怕是因为我太熟悉‘斯巴鲁’了，一下子换车适应不了。这属于感情问题，不同于你所说的压迫感。”

她摇摇头：“我说还不是那个，而是十分特殊的感觉。”

“是那东西？就是你经常感到的——”我想说灵感，但就此打住。不同于灵感。怎么表达好呢？精神感应？总之很难付诸语言，怎么说都有低俗猥琐之嫌。

“对，是那东西，我所感到的。”雪静静地说。

“怎么感觉的？对那辆车？”我问。

雪耸耸肩：“要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倒也简单，但不可能。因为眼前没有浮现出具体图像，我所感到的只是虚无缥缈的类似不透明块状空气样的东西，又沉闷，又让人讨厌得不行。是它压迫我，那是非同小可的。”雪两手放在膝头，搜索着词句，“具体的我不清楚，反正是非同小可的，荒谬的，扭曲的。在那里我实在透不过气来，空气沉重得很，简直就像被一个灌满铅的箱子压进海底一般。最初我还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以为是自己刚旅行回来身上还疲劳的缘故，所以勉强忍住。结果不对头，情况越来越严重。那车我再不想坐第二回了，请把你那辆‘斯巴鲁’换回来。”

“被诅咒的‘玛莎拉蒂’。”我说。

“喂，不是跟你开玩笑。你也最好少坐那辆车。”她一本正经地说。

“不吉利的‘玛莎拉蒂’。”我接着笑道，“明白了，知道你不是在说笑话，尽量不坐那车就是。或者说最好沉到海里去？”

“可能的话。”雪的神情很认真。

为了等雪恢复过来，我们在神社凳子上坐了一个小时。雪一动不动地支颐合目，我则不经意地打量眼前往来的行人。偏午时分来神社这里的，大多是老人、带小孩的母亲、脖子上挂照相机的外国游客。哪类人都寥寥无几。有时也有外勤营业员模样的公司职员过来坐在凳子上歇息。他们身穿黑色西装，手提塑料包，目光茫然，焦点游移，休息十或十五分钟后便起身离去，不用说，这时候正经大人都在老实做工，正经孩子都在乖乖上学。

“你妈妈呢？”我问，“一起回来的？”

“嗯。”雪说，“现在箱根那边，和那独臂诗人。在整理加德满都和夏威夷的照片。”

“你不回箱根？”

“高兴时再回去，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反正回箱根也没什么可干。”

“向你提一个问题，纯粹出于好奇心。”我说，“你说回箱根也没什么可干而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可是，在这里又有什么可干的呢？”

雪耸耸肩说：“和你玩。”

片刻的沉默，悬在半空般的沉默。

“妙！”我说，“完全是神的语言。单纯，而又富有启示性。两人一直玩下去，像在游乐园里一样。你我二人摘五颜六色的蔷薇，在黄金池子里划船戏水，为栗色小狗梳理柔柔的毛，就这样打发时光。肚子饿了，上边掉下番木瓜；想听音乐时，乔治男孩从天上为我们歌唱。美妙至极，别无挑剔。但从现实角度想来，我也必须开始做工，不可能永远把同你玩当日子过，而且也不能从你爸爸那里拿钱。”

雪抿嘴看了我一会：“你不乐意从爸爸妈妈手里拿钱的心情我很理解，可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叫人过不去。这样拖着你缠着你，作为我有时也觉得非常于心不忍。总觉得在打扰你，给你添麻烦。所以，要是你……”

“要是我拿钱的话？”

“那样至少我心里安然一些。”

“你不明白。”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意作为工作来同你交往，想交往就作为私人朋友交往。我可不愿意在你的婚礼上被司仪介绍说什么‘这位是新娘十三岁时的职业男性乳母’。那一来，众人必然要问职业男性乳母是怎么回事。相比之下，我还是想被介绍为‘这位是新娘十三岁时的男友’。这样要体面得多。”

“傻气！”雪一阵脸红，“我不举行什么婚礼的。”

“那好！我正不愿意出席婚礼那玩意儿。听什么拿腔作调的致辞，拿什么破砖头一样的蛋糕当礼物，我最深恶痛绝，纯属浪费时间。我当时也没搞，所以这不过是打比方。总之我想说的是：朋友用金钱买不到，用经费更买不到。”

“用这个主题写篇童话倒不错。”

“好主意！”我笑道，“不折不扣的好主意。你也慢慢掌握谈话技巧了，再提高一步完全可以和我演一场出色的相声。”

雪耸耸肩。

“我说，”我清了清嗓子道，“和你说正经话。如果你想每天都找我玩，那就天天玩好了，工作不干也不碍事，反正是混饭吃的扫雪工，怎么都无所谓。但有一点需要明确：我不是拿钱才和你交往的。夏威夷是例外，那是特殊情况，让你爸爸出了旅费，也给买了女人，但因此而开始失去你的信任。我厌恶自己，那种事情再不重复第二次，已告结束。这以后我要自行其是，不允许任何人插嘴，也不允许给钱。我和笛克·诺斯不同，和书童忠仆也不同。我是我，不受雇于任何人。要来往就和你来往，你要和我玩，我就和你玩，你不必考虑钱的问题。”

“真的肯和我玩？”雪看着脚趾甲说。

“没关系。我也罢、你也罢，都正在迅速沦为人世的落伍者，事到如今更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尽情游玩就是。”

“为什么这么亲切？”

“不是亲切。”我说，“我就是这种性格，事情一旦做开头就不能中途撒手不管。如果你想同我玩，只管玩个彻底。你我在札幌的宾馆里相遇也是某种缘分。既然干，就要尽兴。”

雪用拖鞋尖在地上画出小小的图案，如四角形漩涡。我注视着。

“我是在给你添麻烦吧？”雪问。

我想了想说：“也许。但你不必放在心上。况且归根结蒂，我也是喜欢同你相处才相处的，并非出于义务。我为什么喜欢这样呢——尽管年龄相差悬殊，共同语言也并不多——为什么呢？这恐怕是因为你使我想起什么，唤起我心中一直潜伏着的感情，就是我十三四或十四五岁时所怀有的感情。假如我十五岁，我会不由分说地恋上你。以前说过吧？”

“说过。”

“所以才这样。”我说，“和你在一起，那种感情有时会重新回到身上。可以使我再度感受到往日雨的声音、风的气味，而且近在身旁。这委实不坏。不久你也将体会到那是何等的妙不可言。”

“现在也心领神会，你所讲的。”

“真的？”

“我在这以前也失却了很多东西呢。”

“心照不宣！”

她沉默了十分钟。我又开始打量神社中男男女女的身影。

“除了你，我再没有谈得来的人。”雪说，“不骗你。所以不和你一起的时候，我几乎跟谁也不开口。”

“笛克·诺斯如何？”

雪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彻头彻尾的傻瓜蛋，那人。”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那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尽然。他那人绝对不坏，你也应该这样看待。虽然只有一条胳膊，却比那帮人干得漂亮得多，而且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当然，同你母亲相比，档次也许低一些，才能也许没那么多样。然而他是在真心地为你母亲着想，也可以说是爱吧。是可以信赖的人。菜又做得可口，态度又和蔼。”

“那倒也许，不过还是傻瓜蛋。”

我再没说什么。雪有雪的处境，有她自己的感情。

关于笛克的谈话至此为止。接下去我们谈了一会夏威夷纯情的阳光、海浪、清风以及“克罗娜”。之后雪说肚子饿了，便走进附近一家小吃店，吃了水果冻糕和薄饼，吃罢乘地铁去看了场电影。

这周过后，笛克·诺斯死了。

(1)日本长途客运汽车售票窗口（均为绿色）。买票或订票十分方便。

(2)一种意大利生产的跑车。

(3)咖啡品牌名。

(4)著名赛车选手。

34

笛克·诺斯死于车祸。星期一傍晚他去箱根一条街上买东西，当抱着自选商场的购物袋出门时，被卡车轧死了。是头碰头事故。卡车司机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下坡那样视野不好的地方居然没有减速，只能说是邪魔附体。当然，笛克方面也有些疏忽大意。他只顾往路左方向看，而未能及时确认右边。在外国久居后初回日本时，很容易出现这种瞬间的闪失。因为神经还不习惯车辆行车靠左的情况，往往左右确认颠倒。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惊无险，但偶尔也会导致大祸，笛克便是如此。他被卡车撞到一旁，而被对面开来的客货两用车压在车轮下，当场死亡。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首先想起他在马加哈自选商场购物时的情景，想起他动作熟练地选好物品，神情认真地挑拣水果，将一包卫生巾悄悄放在小推车上的身影。可怜！想来，他终生命途多舛——身旁士兵踩响地雷使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从早到晚跟踪熄灭雨吸了一两口便扔开的烟头，最后又怀抱自选商场的购物袋被卡车轧死。

他的葬礼在其太太和孩子所在的家里举行。雨也好雪也好我也好，当然都没去。

星期二下午，我用五反田归还的“斯巴鲁”拉着雪去箱根。雪说不能把妈妈一个人扔在家里。

“她那人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来。倒有一位帮忙的老婆婆，但人已上了年纪，想不那么周全，再说晚上还得回去。不能让她一个人的。”

“最好还是陪母亲住些日子。”我说。

雪点点头，接着“啪啦啪啦”翻了一会行车地图。“嗳，上次我说他说得太过分了，是吧？”

“指笛克·诺斯？”

“嗯。”

“你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蛋。”

雪把行车地图插回车门口袋，臂肘支在车窗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的景致。“现在想来，他人并不坏。待我也亲切，无微不至。还教我冲浪来着。虽说只有一条胳膊，却比两条胳膊的人活得还有劲儿，对我妈妈也一片真心。”

“知道，是个不错的人。”

“可我偏想把他说得那么过分，当时。”

“知道。”我说，“是禁不住那样说的，这不怪你。”

她一直目视前方，一次也没看我。初夏的风从全开的窗口涌进来，吹得她齐刷刷的头发如草叶一样摇摆。

“也真是可怜，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我说，“人不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值得尊敬，但往往被人当成好使好用的垃圾箱，各种各样的人投进各种各样的东西。只因为容易投，至于为什么则不知道。大概他天生便有这么一种倾向吧，正如你母亲不作声也要被人高看一眼一样。”平庸这东西犹如白衬衣上的污痕，一旦染上便永远洗不掉，无可挽回。

“不公平啊。”

“从根本上说人生就是不公平的。”

“可我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

“对笛克？”

“嗯。”

我叹口气，把车靠路旁刹住，转动钥匙熄掉引擎，随后把手搭在方向盘上注视她的脸。

“我认为你这种想法是无聊的。”我说，“与其后悔，莫如一开始就公平地、像样地对待他。起码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然而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不具备后悔的资格，完全不具备。”

雪眯细眼睛看着我。

“也许我这说法过于尖刻。但别人且不论，对你我还是希望你摆脱这种无聊的想法。嗯，知道么，有的东西是不能说出口来的。一旦出口，事情也就完了，再也无可收拾。你对笛克感到后悔，口里也说后悔。但真的后悔吗？假定我是笛克，就不需要你这种廉价的后悔，更不愿意你把做得过分这句话说出口来。这是礼节问题，分寸问题，你应该学会把握。”

雪一言未发，臂肘贴着窗口，指尖一动不动地按在太阳穴上，轻轻地闭起眼睛，仿佛睡了过去。只有睫毛不时地微微抖动，嘴唇略略发颤。想必在体内哭泣，无声无泪地暗泣不止。我不由心想，自己恐怕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期望过高了。而且，我有资格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吗？但没有办法。无论对方年老年幼，也无论其自身是怎样的人，对某种事情我都不能够放纵姑息。无聊的我就认为无聊，无法克制的我自然无法克制。

雪许久地保持这种姿势，纹丝未动。我伸手轻轻摸着她的手腕。

“不要紧的，也怪不得你。”我说，“大概是我过于偏激。公平地看来，你也做得蛮好。别往心里去。”

一道泪水顺着她的脸颊落在膝头，但就此止住，再没流泪，也没出声。不简单！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又过了一会儿，雪开口道。

“怎么办也不怎么办，”我说，“把不能诉诸语言的东西珍藏起来即可，这是对死者的礼节。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明白。该剩下的自然剩下，剩不下的自然剩不下。时间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解决不了的你再来解决。我说得过于深奥？”

“有点。”雪微微一笑。

“的确深奥。”我笑着承认，“我说的，一般人基本理解不了。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和我的还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我的最为正确。具体细细说来是这样：人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去，人的生命要比你想的远为脆弱。所以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应该不给日后留下懊悔，应该做到公平，可能的话，还应该真诚。不付出这种努力而只会在人死后简单哭泣后悔的人——这样的人我不欣赏，从个人角度而言。”

雪靠在车门上久久看着我的脸。

“我觉得这好像十分难以做到。”她说。

“是很难，非常。”我说，“但值得一试。连乔治男孩那种煤气罐一样肥胖的家伙都能当上歌星，努力就是一切。”

她淡淡一笑，点头说：“你的意思我好像领会了。”

“理解力不错。”我发动引擎。

“可你为什么总把乔治男孩当作眼中钉呢？”雪问。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实际上心里喜欢？”

“让我慢慢考虑考虑。”我说。

∗∗∗

雨的家位于一家大型不动产公司开发的别墅地带。院门很大，门口附近有个游泳池和一家咖啡馆，咖啡馆旁边是一家小型自选商店，里边小山一般堆着低营养食品，但笛克那样的人拒绝在这种临时应急性的小店里采购，就连我对这等场所都不屑一顾。道路弯弯曲曲，尽是上坡，我引以为自豪的“斯巴鲁”毕竟有点气喘吁吁起来。雨的住宅坐落在一座山冈的腰部。就母女两人住来说，地方相当之大。我停下车，提起雪的东西，登上石墙旁边的台阶。透过并立在坡面上的杉树的空隙，可以俯视小田原的海面。空气迷蒙，海水闪着春日特有的暗淡的光波。

阳光明朗的宽敞客厅里，雨手夹点燃的香烟踱来踱去。或断或弯的烟头从一个水晶玻璃制的大烟灰缸里漫出，而又像被人猛猛吹了一口似的，弄得满桌面都是烟灰。她将吸了两口的香烟扔进烟灰缸，走到雪跟前胡乱地抚弄着女儿的头发。她身穿沾有洗相药水污痕的橙色大号运动衫，下面是一条褪色的蓝牛仔裤，头发散乱，两眼发红，大概是一直没睡而又连续吸烟的缘故。

“不得了！”雨说，“太糟了，怎么净发生这些糟糕事呢？”

我也说真是糟糕。她讲了昨天事故的经过，她说由于事出突然，自己简直一蹶不振，无论精神上还是体力上。

“偏巧帮忙的老太婆又说今天发烧不能来，净赶这种时候！干嘛偏赶这种时候发烧？真是天昏地暗。警署又来人，笛克的太太又打电话来，我实在晕头转向。”

“笛克的太太怎么说的？”我试着问。

“根本弄不清，”雨叹口气说，“一味地哭，间或小声嘟囔两句。几乎听不明白。再说我在这种时候也不知该怎么说……是吧？”

我点点头。

“我只说尽快把他在这里的东西送过去。但她光是哭个没完，没有办法。”

说罢，她喟叹一声靠在沙发上。

“不喝点什么？”我问。

她说可以的话想喝点热咖啡。

我先把烟灰缸收拾好，拿抹布擦去桌面上散落的烟灰，撤下粘有可可残渣的杯子，然后三下两下拾掇完厨房，烧开水，冲了杯浓浓的咖啡。笛克为了劳作方便，把厨房整理得井井有条，但他死后不到一天时间，这里便现出崩溃的势头：水槽里乱七八糟地扔满餐具，白糖罐的盖子没盖上，不锈钢计量器上粘了一层可可粉，菜刀切完干奶酪或其他什么东西就势躺在那里。

我涌出一股怜惜之情。想必他在这里全力构筑了他所中意的秩序，然而相隔一天便一下子土崩瓦解，面目全非。人这东西往往在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场所留下影子，就笛克来说，那场所便是厨房。而且他好歹留下的依稀之影，也将很快荡然无存。

可怜！

此外我想不起任何词语。

我端去咖啡。雨和雪正相依相偎地并坐在沙发上。雨眼睛潮润，黯然无神，把头搭在雪的肩头。她似乎由于某种药物的作用而显得萎靡不振；雪则面无表情，但看上去并未对处于虚脱状态的母亲偎依自己而感到不快或不安。我心中思忖，这真是对不可思议的母女。每当两人凑在一起，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气氛——既不同于雨单独之时，又有别于雪只身之际，似乎很难令人接近。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气氛呢？

雨双手捧起咖啡杯，不胜珍惜似的慢慢呷了一口，并说“好香”。喝罢咖啡，雨多少镇定下来，眼睛也恢复了些许光泽。

“你喝点什么？”我问雪。

雪愣愣地摇头。

“一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事务上、法律上的琐碎手续之类？”我向雨问道。

“呃，已经完了。事故的具体处理也没什么特别麻烦的，毕竟是极为普通的交通事故，警察只是前来通知一声。我请那警察同笛克的太太联系。笛克太太好像很快就来了，由她一手办理具体手续。因为无论法律上还是事务上我都同笛克毫无关系。后来她给这里打来电话，光是哭，几乎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抱怨，什么都没有。”

我点点头。极为普通的交通事故。

三个星期过后，眼前这女人恐怕就会将笛克忘得一干二净——容易忘的女人，容易被忘的男人。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么？”我问雨。

雨扫了我一眼，随即目光落在地板上，视线空洞而淡漠。她在沉思，而她沉思起来很花时间。眼神迟滞，不久又恢复了几分生气，仿佛摇摇晃晃往前走了很远，又突然想起什么重新折回。“笛克的行李，”她自言自语似的说，“就是我对他太太说要送过去的东西。刚才对你也说了吧？”

“嗯，听到了。”

“昨天我已整理出来。有稿件、打字机、书和衣服，全都塞到他旅行箱里去了。不很多，他那人不怎么带东西，只是一个中号旅行箱。麻烦你送到他家去好吗？”

“好的，这就送去。住什么地方？”

“豪德寺。”她说，“具体的不清楚，能查一查？估计写在旅行箱的什么地方。”

旅行箱放在二楼走廊尽头处的房间，姓名标签上工工整整地写着笛克·诺斯及其在豪德寺的门牌号码。雪把我领到那里。房间如阁楼，又窄又长，但气氛不坏。雪告诉我，以前有住宿佣人的时候，用的便是这个房间。笛克把里边收拾得井然有序，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有五支铅笔，每支都削得细细尖尖，同一块橡皮摆在一起，俨然静物画。墙上的挂历写有很小很密的字。雪倚着门，默默地四下打量。空气沉寂得很，除鸟鸣外别无声响。我想起马加哈的小别墅，那里也是这么静，而且也只闻鸟鸣。

我把旅行箱抱下楼。里面可能装了很多原稿和书，比看上去重得多。这重量使我联想到笛克之死的沉重。

“这就送去。”我对雨说，“这类事还是越快越好。其他还有什么要我干的？”

雨迷惘地看着雪的脸，雪耸耸肩。

“食品快没有了。”雨低声说，“他出去买，结果落得这样。所以……”

“那好，我买些回来。”

我查看了冰箱的存货，把需要买的记在纸上，然后去下面的街市，在笛克在其门前丧命的那家自选商场采购了一些，估计可供四五天之用。我将买来的食品逐一用包装纸包好，放进冰箱。

雨向我致谢，我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也是小事一桩，无非把笛克未竟之事接过做完而已。

两人送我到石墙外，同在马加哈时一样。但这次谁也没有招手。朝我招手是笛克的任务。两个女子并站在石墙外面，几乎凝然不动地朝下看着我，这光景很有点神话味道。我把灰色的塑料旅行箱放进“斯巴鲁”后座，钻进驾驶席。她俩兀自站在那里，直到我拐弯不见。夕阳垂垂西沉，西方的海面开始染上橙色。不知那两人将怎样度过即将来临的夜晚。

继而，我想起在火奴鲁鲁商业区那昏暗的奇妙房间里看见的那具独臂白骨，恐怕到底还是笛克，我想。估计那里是死的集中之地。六具白骨——六个死人。其余五个死人是谁呢？一个大概是鼠——我死去的朋友。一个是咪咪。还剩三个。

还剩三个。

可为什么喜喜把我引往那种场所呢？为什么喜喜提示给我六个死人呢？

我下到小田原，进入东名高速公路，然后从三轩茶屋驶下首都高速公路，看着行车地图在世田谷七弯八拐的路上转悠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笛克家门前。房子本身是极其普通的商品房，可以说无任何独特之处，两层楼，布局紧凑，无论门窗还是信箱和门灯，都显得小里小气。门旁有间狗舍，一条拖着锁链的杂种狗惴惴然来回兜圈子。房里亮着灯，可以听到人声，狭窄的门口整齐摆着五六双黑皮鞋，以及吃完待取的订餐饭盒。笛克遗体停在这里，里边正在守夜。至少他死后还有个归宿，我想。

我把旅行箱从车中拖出，搬到门口。一按门铃，出来一位中年男子，我说别人托我把这箱子送来，而后做出其他概不知晓的样子。男子看了看箱上的姓名标签，似乎马上明白过来了。

“实在感谢！”他郑重地道谢。

我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返回涩谷住处。

还剩三个！

∗∗∗

笛克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喝酒边思索。我觉得他的猝死似乎不具有任何意味。对于我这七巧板上出现的几处空白，那几个断片根本不符，横竖都格格不入。恐怕二者属于不同范畴。不过我又隐约觉得，纵使他的死本身没有任何意味，也将给事态的发展带来某种巨大变化，并且是朝不甚理想的方向。原因我不清楚，只是有这种直感。笛克本质上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连接着什么，但现已消失。变化肯定会有，而事态恐怕将变得比过去更为严峻。

例如？

例如——我不大喜欢雪同雨在一起时那呆呆的眼神，也不喜欢雨同雪在一起那黯然无神的目光。我觉得那里边含有不祥的东西。我喜欢雪，是个聪慧的孩子，虽然有时固执得很，但天性耿直。对雨我也怀有近乎好意的情感。同她单独相谈时，她仍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才华横溢，胸无城府，有的地方甚至比雪还远为幼稚。问题是母女两人在一起——这种搭配委实弄得我疲惫不堪。牧村拓说其才华由于同这两人生活而消耗一空，对此现在我很可以理解。

噢——由此将产生直接冲击。

在此之前，她俩之间有笛克，现已不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将和两人短兵相接。

例如——例如上面那样。

我给由美吉打了几次电话，同五反田见了几次面。由美吉的态度虽说总体上依然那么冷淡，但从口气听来，似乎对我的电话多少有了兴致，至少没怎么表现出不耐烦。她说她每周去两次游泳学校，一次不少；休息的日子时常同男友约会，上星期天还一同开车去什么湖边兜风来着。

“不过，和他之间没有什么，我们只是朋友。高中同班，他也在札幌工作，别的谈不上。”

我告诉她不必那么介意。实际上也没什么要紧，我耿耿于怀的只是游泳学校，至于她同男友去湖边也罢爬山也罢，我并不感兴趣。

“但我觉得还是跟你说清楚好，”由美吉说，“因为我不愿意有所隐瞒。”

“完全不必介意。”我重复道，“我准备再去札幌同你当面谈一次，若说问题也只有这个。至于约会，你随便同谁约会都可以的，这同你我之间的事毫不相干。我始终在考虑你，如上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

“比如？”

“比如宾馆，”我说，“那里既是你的场所，又是我的场所。对我们两人都可以说是特别场所。”

“噢——”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既不肯定又不否定。不偏不倚。

“同你分手后，我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境况，但从根本上说我一直在考虑你。时常想同你见面，可惜动身不得，很多事没处理完。”

我这解释尽管充满诚意，但缺乏逻辑性——这也倒是我之所以为我之处。

接下去是中等长度的沉默。感觉上是从中立多少向积极方向倾斜的沉默，但最终不过是普遍的沉默。或许我考虑事物时经常带有过分的好意。

“作业可有进展？”她问。

“我想是有的，多半是有的，但愿是有的。”我回答。

“明春之前能处理完就好了。”

“诚如所言。”

∗∗∗

五反田显得有点疲倦。一来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二来又要见缝插针地同已离异的太太幽会，且要设法避人耳目。

“总不能长此以往，这点毋庸置疑。”五反田深而又深地叹了口气，“我本来就过不惯这种投机生活。总的说来，我还是适合家常生活。所以每天都搞得筋疲力尽，神经像绷得很紧很紧。”

他像拉松紧带那样把两手左右一摊。

“应该和她去夏威夷休假。”我说。

“可能的话，”他有气无力地微微笑道，“能去该有多好！什么也不思不想，两个人在海滩上滚上几天。五天就行，不，不多指望，三天就可以，有三天就能把疲劳抖掉。”

这天晚上，我同他一起去他麻布的寓所，坐在时髦沙发上边喝酒边看他主演的电视广告专辑的录像，是有关胃药的广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画面是某办公楼电梯。电梯全方位开放，无门无壁无间隔，四架并列，以相当快的速度上上下下。五反田身穿深色西装，怀抱公文包乘上电梯，十足一副高级职员风度。他轻快地在电梯间跳来蹦去；发现那边电梯上有上司站立，当即过去商量工作；这边电梯上有漂亮的女职员，便上去同其约定何时幽会；对面电梯上有工作没完，又飞快地过去处理完毕。也有时对面两架电梯上电话铃同时响起。在高速上下穿梭的电梯间飞步跳跃决非易事。五反田脸上不动声色，而又显得十分吃力。

其间解说词是这样的：“每天疲劳不堪，胃里积劳成疾，温情的肠胃妙药，献给百忙中的你……”

我笑道：“有趣，这玩意儿。”

“我也觉得有趣。当然，广告本身是无聊至极，那东西从根本上说全是渣滓，不过拍摄得十分出色。说来可怜，质量比我主演的大部分影片都要高级。拍广告其实花钱不少，布景啦特技摄影啦等等。广告部那些家伙在这些细小地方可舍得花钱咧。构思也蛮有意思。”

“而且暗示出你眼下的处境。”

“说得好，”他笑了笑，“诚哉斯言。的确维妙维肖。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由此处跳到彼处，又从彼处跳回。劳心费神，全力以赴，胃里积劳成疾。而药却于事无补，我拿过一打来试，结果毫无效用。”

“动作确实无与伦比。”说着，我用遥控器把这广告录像倒回重放一遍。“很有些巴斯特·基顿(1)式的幽默意味。想不到你对这种味道的演技倒一拍即合。”

五反田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点头道：“恐怕是的，我喜欢喜剧，有兴趣，也自信演得好。一想到我这种直率型的演员能够巧妙传递出由直率产生出来的幽默之感，便觉甚是开心。我力图在这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世界上直率地生存下去，但这生存方式本身就似乎是一种滑稽。我说的你可理解？”

“理解。”我说。

“用不着去故意表现滑稽，只消做些日常性举止即可——仅此便足以令人好笑。对这种演技我很有兴致，当今日本还真没有这种类型的演员。喜剧这东西，一般人都演得过火，而我的主张则相反：什么也不用演。”他啜口酒眼望天花板，“但谁也不把这种角色派到我头上，那帮小子想像力枯竭到了极点。派到我事务所里的角色，没完没了地全是医生、教师、律师，千篇一律。烦透了！想拒绝又不容我拒绝。胃里积劳成疾。”

由于这个广告反应良好，便又拍了几个续篇，套数都是一样。仪表堂堂的五反田一身笔挺西装，在即将迟到的一瞬间飞步跨上电气列车、公共汽车或飞机。也有时腋下夹着文件，或附身于高楼大厦的墙壁，或手抓绳索从这一房间移至另一房间，无不拍得令人叹为观止，尤其那不动声色的表情更为一绝。

“一开始导演叫我做出筋疲力尽的表情，装出累得要死要活的架势，我说不干。我争辩说不应该那样，而要不动声色，也只有这样才有意思。那帮愚顽的家伙当然不肯相信。我没有让步。又不是我乐意拍什么广告，为了钱没办法罢了。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东西可以成为有趣的小品，所以硬是坚持到底。结果便拍了两种给大家看。不用说，是按我主张拍的那种大受欢迎，取得了成功。不料功劳全部被导演窃为己有，据说获得了一个什么奖。这也无所谓，我不过是个演员，谁怎么评价与我无关。不过，我却看不惯那帮家伙完全心安理得目中无人的威风派头。打赌好了，那批混账至今还深信那部广告片的构思从头至尾是从他们脑袋里生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群家伙。越是想像力贫瘠的家伙，心理上越是善于自我美化。至于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刚愎自用的漂亮大萝卜而已。”

“不是我奉承，我觉得你身上确实有一种不同凡响的东西。”我说，“坦率说来，在同你这样实际接触交谈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出这点。你演的电影倒看了好几部，程度固然不同，但老实说哪一部都不值一提，甚至对你本人都产生了这种感觉。”

五反田关掉录像机，重新调了酒，放上比尔·埃文斯的唱片，折回沙发呷了口酒。这一系列动作都显得那么优雅洒脱。

“说得不错，一点不错。我也知道，那种无聊影片演多了，自己都渐渐变得庸俗无聊，变得猥琐不堪。但是——刚才我也说过——我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什么也选择不了。就连自己领带的花纹都几乎不容选择。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和自以为情趣高雅的俗物随心所欲地对我指手划脚——什么那边去，什么这儿来，什么坐那辆车，什么跟这个女人睡……无聊电影般的无聊人生，而且永不休止绵绵不断，又臭又长。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呢，自己都心中无数。已经三十四岁了，再过一个月就三十五岁！”

“下决心抛开一切，从零开始就可以吧？你完全可以从零开始。离开事务所，做自己喜欢的事，把债款一点点还上。”

“不错，这点我也再三考虑过。而且要是我独身一人，也肯定早已这么做了。从零开始，去一个剧团演自己喜欢的戏剧，这我并不在乎，钱也总有办法可想。问题是，我如果成为零，她必然抛弃我。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只能在那个天地呼吸。而和成为零的我在一起，势必一下子呼吸困难。好也罢坏也罢，反正她就是那种体质。她生存在所谓明星世界里，习惯在这种气压下呼吸，自然也向对方要求同样的气压。而我又爱她，离不开她。就是这点最伤脑筋。”

进退维谷。

“走投无路啊！”五反田笑着说，“谈点别的好了，这东西谈到天亮也找不到出路。”

我们谈起喜喜。他想知道喜喜和我的关系。

“原本是喜喜把我们拉到一起来的，可是想起来，好像几乎没从你口里听说过她。”五反田说，“属于难以启齿那类事不成？若是那样，不说倒也不勉强。”

“哪里，没什么难以启齿的。”我说。

我谈起同喜喜的相见。是一个偶然机会使得我们相识并开始共同生活的。她从此走进了我的人生，恰如某种气体自然而然地悄悄进入某处空间。

“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我说，“很难表达明白，总之一切都水到渠成，所以当时没怎么觉得奇怪。但事后想来，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够现实，缺乏逻辑性。诉诸语言又有些滑稽，真的。这么着，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我喝口酒，摇晃着杯中晶莹的冰块。

“那时她当耳朵模特来着。我看过她耳朵的照片，对她发生了兴趣。怎么说呢，那耳朵真够得上十全十美。当时我的工作就是用那张耳朵照片做广告，要把照片复制出来。什么广告来着？记不得了。反正照片送到了我手头上。那照片——喜喜耳朵的照片放大得十分之大，连茸毛都历历可数。我把它贴在办公室墙上，每天看个没完。起初是为了获取制作广告的灵感，看着看着便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广告做完后，我仍然继续看。那耳朵的确妙不可言。真想给你看看，一定得亲眼目睹才行，嘴是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那是完美至极的耳朵，其存在本身似乎便是一种意义。”

“如此说来，你好像说过一次喜喜的耳朵。”五反田道。

“嗯，是的。于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见那耳朵的持有者，觉得假如见不到她，我这人生便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为什么我不知道，总之有这种感觉。我就给喜喜打电话，她见了我。并且第一次见面她便给我看了私人耳朵。是私人的，而不是商用的耳朵。那耳朵比照片上的还漂亮，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为商业目的出示耳朵时——就是当模特时——有意识地将耳封闭起来，所以作为私人性质的耳朵，与前者截然不同。明白么，她一向我亮出耳朵，周围空间便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甚至整个世界都为之一变。这么说听起来也许十分荒唐无稽，但此外别无表达方式。”

五反田沉思片刻。“封闭耳朵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把耳朵同意识分离开来，简而言之。”

“噢——”

“拔掉耳朵的插头。”

“噢——”

“听似荒唐却是真。”

“相信，你说的我当然相信。我只是想理解得透彻一些，并非以为荒唐。”

我靠在沙发上，望着墙上的画。

“而且她的耳朵有一种特殊功能，可以把什么分辨开来，将人引到应去的场所。”

五反田又想了一会儿。“那么，”他说，“当时喜喜把你引到什么地方了呢？领到应去的场所了？”

我点点头，没再就此展开。一来说起来话长，二来也不大想说。五反田也没再问。

“就是现在她也还是想把我引往某个地方。”我说，“这点我感觉得很清楚，几个月来一直有这种感觉。于是我抓住这条线索，一点点地。线很细，好几次差点中断，终于挪到了这个地步。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你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核心人物中的一个。但我仍然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中途已有两人死去，一个是咪咪，另一个是独臂诗人。有动向，但去向不明。”

杯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五反田从厨房里拿出一个装满冰块的小桶，新调了两杯威士忌，手势依然优雅。他把冰块投入杯中发出的清脆响声，听起来十分舒坦。简直和电影画面一般。

“我也同样走投无路。”我说，“彼此彼此。”

“不不，你和我不同。”五反田说，“我爱着一个女人，而这爱情根本没有出路。但你不是这样，你至少有什么引路，尽管眼下有些迷惘。同我这种难以自拔的感情迷途相比，你不知强似多少倍，而且希望在前，起码有可能寻到出口。我却完全没有。二者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

我说或许如此。“总之我现在能做到的，无非是想方设法抓住喜喜这条线，此外眼下没别的可做。她企图向我传递某种信号或信息，我则侧耳谛听。”

“喂，你看如何，”五反田说，“喜喜是否有被害的可能性呢？”

“像咪咪那样？”

“嗯，她消失得过于突然。听到咪咪被杀时，我立刻想到了喜喜，担心她也落得同样结果。我不愿意把这话说出口，所以一直没提。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吧？”

我默不作声。我遇到了她，在火奴鲁鲁商业区，在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我确实遇到了她，雪也晓得此事。

“我只是讲可能性，没其他意思。”五反田说。

“可能性当然是有。不过她仍在向我传递信息，我感觉得真真切切。她在所有意义上都不同一般。”

五反田久久地抱臂沉吟，俨然累得睡了过去。实际上当然没睡，手指时而组合时而分离。其他部位则纹丝不动。夜色不知从何处悄悄潜入室内，如羊水一般将他匀称的身体整个包拢起来。

我晃动杯里的冰块，啜了口酒。

此刻，我蓦地感到房间里有第三者存在，似乎除我和五反田外房间里还有一个人。我明显地感觉出了其体温其呼吸及其隐隐约约的气味，但不是人的气味，而犹如某种动物所引起的空气的紊乱。动物！这种气息使我脊背掠过一道痉挛。我赶紧环顾房间，当然一无所见。有的只不过是气息而已，一种陌生之物潜入空间之中的硬质气息，但肉眼什么也看不见。房间只有我，和静静闭目沉思的五反田。我深深吸口气侧耳细听——是什么动物呢？但是不行，什么也听不出来。那动物恐怕也屏息敛气地蜷缩在什么角落里。稍顷，气息消失，动物遁去。

我放松身体，又喝了口酒。

两三分钟后，五反田睁开眼睛，朝我漾出可人的微笑。

“对不起，今晚好像够沉闷乏味的。”他说。

“大概因为我们两个本质上属于沉闷乏味的人吧。”我笑道。

五反田也笑了，没再开口。

两人大约听了一个小时音乐，酒醒后我便开“斯巴鲁”返回住处，上床后我还不由想道：那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1)无声电影时代的美国演员（1895—1966）。擅演喜剧。

35

五月末，我偶然——大概是偶然吧——遇到了文学，就是因咪咪案件盘问我的那两名刑警中的一个。我在涩谷的东急商店买完熨斗，刚要出门，偏巧同他走个碰头。这天热得几乎同夏日无异，而他依然裹着厚厚的粗呢上衣，且满脸理所当然的神气。或许警官这等人物对气温有独特的感觉。他也和我一样手提东急商店的购物袋。我佯装未见，刚想抽身走过，文学却不失时机搭腔了。

“喂喂，怕是太冷淡了吧？”文学半开玩笑地说，“又不是素不相识，怎么好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呢？”

“忙啊。”我简单地说。

“嗬。”文学看来根本不相信我居然会忙。

“准备着手工作，有很多事要干。”

“那怕是的。”他说，“不过一点点时间总可以吧？十分钟。怎么样，不一块儿喝点什么？很想和你聊一次，聊工作以外的。真的十分钟就行。”

我随他走进人多嘈杂的咖啡店。何以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因为我本来可以拒绝，可以径自回去。但我没有那样，而是随他进店内喝起咖啡。周围净是年轻情侣，或三五成群的学生。咖啡味道极差，空气也相当恶劣。文学掏出香烟吸起来。

“很想戒烟，”他说，“可是只要干这行当，就没办法戒掉，绝对。不想吸也得吸，费脑筋嘛！”

我默然。

“费脑筋，讨人嫌。干上几年刑警，也的确让人讨厌。眼神退化，皮肤都变得脏乎乎的。也不知什么缘故，反正就是脏。脸面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连讲话方式都怪里怪气。总之好事不沾边。”

他往咖啡里放了三小勺白糖，又加牛奶认真搅拌一番，津津有味地细细呷了一口。

我看看表。

“啊，对了，时间，”文学说，“还有五分钟吧？放心，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就是那个被害女孩的事，那个叫咪咪的女孩。”

“咪咪？”我反问。我哪里会轻易上钩。

他咧了咧嘴角笑道：“嗯，是的，那孩子叫咪咪。名字搞清了，当然不是真名，是所谓源氏名(1)，到底是妓女，我的眼力不错，不是一般女子。乍看怎么都是一般女子，其实不然。近来很难辨别。以前容易，一眼就知是妓女还是不是，根据衣着、化妆和相貌等等。这两年不灵了。看上去一身清白的女孩也当妓女，或为了钞票，或出于好奇。这很不地道，何况有危险，是吧？往往要跟素不相识的男子相会，关在密室之中。世上什么样的家伙都有，有变态的，有神经的，千万马虎不得。你不这样认为？”

我只好点头。

“但年轻女孩浑然不觉。她们以为世上所有的幸运全都朝自己微笑。这也情有可原，到底年轻嘛。年轻时以为一切都会称心如意，到恍然大悟时却悔之晚矣，已经被长统袜缠住脖子了，可怜！”

“那么说罪犯有下落了？”我问。

文学摇摇头，皱起双眉：“遗憾，还没有。一系列具体事实已经查清，只是还没有在报纸上发表，因正在调查之中。例如：她的名字叫咪咪，是职业妓女。本名……噢，也用不着本名，这不是大问题。老家在熊本，父亲是公务员。虽说市不大，毕竟担任的是副市长一类的角色。是正正经经的家庭，经济上没有问题。甚至给她寄钱，而且数目不算小。母亲每月来京一两次，给她买衣服什么的。她跟家里人似乎讲的是在时装行业做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已经跟一名医生结婚，弟弟在九州大学法学系读书。美满家庭！何苦当什么妓女呢？家里人都很受打击。当妓女的事丢人，没有对她家人讲，但在宾馆被男人勒死也够叫人受不了的。是吧？原本那么风平浪静的家庭。”

我不作声，任凭他滔滔不绝。

“她所属的应召女郎组织，也给我们查出来了。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摸到了门口。你猜我们怎么干的？我们在市内高级宾馆的大厅里撒下网，把两三个妓女模样的人拉到警署，把你看过的照片拿给她们看，紧紧追问不放。结果一个吐口了，并非人人都像你那样坚韧不拔。再说对方身上也有不是。于是我们搞清了她所属的组织。是高级色情组织，会员制，价码高得惊人。你我之辈只能望洋兴叹，根本招架不住。不是吗？干一次你能掏得出七万元？我可是囊中羞涩，开不得的玩笑！与其那样，还不如跟老婆干去，留钱给孩子买辆新自行车。噢，瞧我向你哭起穷来了。”他笑着看我的脸，“而且，就算能掏得出七万，我这样的人家也绝对不接待。要调查身份的，彻底调查，安全第一嘛，不可靠的客人一概不要。刑警之类的，别指望会被吸收为会员。也不是说警察一律不行，再往上的当然可以，最上头的，因为关键时刻会助一臂之力。不行的只是我这样的小喽啰。”

他喝干咖啡，叼上烟，用打火机点燃。

“这样，我们向上头申请强行搜查那俱乐部，三天后获准批下。不料当我们拿着搜查证跨进俱乐部时，事务所里早已什么都没有，成了地地道道的空壳，一空如洗。走漏了风声。你猜是从哪里走漏的？哪里？”

我说不知道。

“当然是警察内部。上头有人不清不白，把消息走漏出去了。证据固然没有，但我们现场人员心里明明白白，知道从哪里走漏的。肯定有人通知说警察要来搜查，赶快撤离。这是可耻可鄙的事，万不该有的事。俱乐部方面也已习以为常，转眼间就全部撤离，一个小时便逃得无影无踪。接着另租一处事务所，买几部电话，开始做同样的买卖。简单得很，只要有顾客名单，手中掌握着像样的女孩，在哪里都买卖照做。我们又无法追查，晚了一步，线索断得一干二净。假如知道她接的是什么客人，还能有些进展。眼下是一筹莫展。”

“不明白啊。”我说。

“什么地方不明白？”

“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是采用会员制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那么客人为什么会杀害她呢？那样岂不马上露了马脚？”

“言之有理。”文学说，“所以杀害她的那个人不是顾客名单上的。或是她个人的恋人，或是不通过俱乐部而想私吞手续费那类，搞不清。她的住处也搜过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毫无办法。”

“不是我杀的。”我说。

“这个知道，当然不是你。”文学说，“所以不是说过了么，知道不是你杀的。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这一眼就看得出。所谓不杀人那种类型，是真的不至于杀人的。但你知道什么，这点凭直觉看得出来，我们毕竟是老手。所以想请你告诉我，好么？别无他求，告诉即可，不会再刨根问底说三道四，保证，真的保证。”

我说什么也不知道。

“罢了罢了，”文学说，“完啦，怕是完啦！说实在的，上头对破案也不大积极。不过一个娼妓在宾馆被杀罢了，用不着大惊小怪——对他们来说。甚至认为妓女那种人被杀了才更好。上头那帮人几乎没看过什么尸体，根本想像不出一个漂亮女孩被赤裸裸地勒死是怎样一种情景，想像不到那是何等可怜凄惨。另外，这家色情俱乐部不仅同警方眉来眼去，同政治家也藕断丝连。冥冥之中不时有金徽章突然一闪。警方这东西对那种闪光敏感得很，只消稍微一闪，他们就即刻像乌龟似的缩回脖子不动，尤其是上头的人。由于这些情况，咪咪看来是白白断送了一条性命，可怜！”

女侍撤下文学的咖啡杯。我只喝了一半。

“我嘛，不知为什么，对咪咪那个女孩有一种亲近感。”文学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的，从在宾馆床上看到那孩子被赤裸裸地勒死时起，我就下了决心，非把这个凶手捉拿归案不可。当然，这类尸体我们看得多了，也看得腻了，现在再看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什么样的都看过，支离破碎的，焦头烂额的。但独有那个尸体特别，漂亮得出奇。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她冻僵似的躺在那里，睁着眼睛，舌头在嘴里卷曲着，脖颈上套着长统袜，像打领带那样套着。两脚分开，小便失禁。我一看到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女孩是在向我寻求解决，在我解决之前，她将一直保持那种奇妙的姿势僵冻在清晨的空间里。是的，现在还在那里僵冻着。只要不把凶手逮住了结案件，那孩子就不会放松身子。我这感觉奇特不成？”

我说不知道。

“你好久不在，去旅行了吧？晒得挺厉害的。”刑警说道。

我说去夏威夷出差来着。

“不错啊，真叫人羡慕！我也想改行去观赏风光。从早到晚净看死尸，自己都变得死气沉沉了。哦，可看过死尸？”

我说没有。

他摇头觑一眼手表：“对不起对不起，时间过得真快。不过，俗话说碰袖之交也是前世因缘嘛，别再计较啦！我偶尔也想找人聊聊心里话。对了，买的什么，在东急商店？”

我说熨斗。

“我的是捅排水管用的，家里的水槽好像有点堵塞。”

他付了饮食店的账钱。我坚持付自己那份，他再三推辞不要。

“这有什么呢，我拉你来的。再说不过是喝杯咖啡的钱，不必介意的吧！”

走出饮食店，我突然想起，问他这种妓女被害案是否常有。

“这个嘛，总的说起来还算是常见案。”说着，他目光略略一闪，“既非每天都有，也不是年中年尾各有一次。对妓女被害案有什么兴趣？”

我说谈不上兴趣，顺便问一下罢了。

我们告别分开。

他走后，我胃中还存有不快之感，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未消除。

(1)妓女除本名以外取的名字。

36

如同长空中缓缓流动的云，五月从窗外逝去了。

我不工作已经两个半月了。工作方面的电话较之过去一段时间减少了许多。我这一存在势必被世人逐渐淡忘。银行户头上当然也就不再有进账，好在还有足够的余额，而我的生活又花钱不多。饭自己做，衣物自己洗，没什么特别要买的东西。加之无债，对衣着和车子也不怎么讲究，所以时下还用不着为钱伤脑筋。我用计算器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大致算出，用存款余额一除，得知尚可维持五个月。那就先过五个月好了，我想。纵使山穷水尽，届时再作打算也不为迟。更何况桌面上还有牧村拓给的三十万元支票，硬是摆在那里没动。暂且无饿死之虞。

我注意不打乱生活步调，同时静等某种事态的发生。每周去几次游泳池，一直游到累得不能再游，然后买东西精心调理饭菜，晚间则边听音乐边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我在图书馆逐页翻看报纸的缩印本，详细查阅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杀人案件，当然只限于女性，从这个角度看来，世界上被杀的女性不在少数，有被捅死的，有被打死的，有被勒死的，但任何一个被害女性都不像是喜喜。起码尚未发现她的尸体。当然，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不让人发现尸体，将其缚以重石沉入海底或运到山中埋上均可，如我掩埋“沙丁鱼”一样，那样谁也不会发现。

也可能死于事故，像笛克那样在街上被车轧死也是可能的。于是我又查阅了事故——死于事故的女性。世上果然有很多事故，有很多女性在事故中丧生。有的死于车祸，有的死于火灾，有的死于煤气中毒，但这些遇难者中亦未发现同喜喜相似的女性。

莫非自杀？或心脏病发作猝死？这类死是不登报的。各种各样的死充斥于世，报纸不可能一一详加报道，莫如说被报道的死倒是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没无闻地死去的。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喜喜或许死于他人之手，或许死于某起事故，或许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许自杀。

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既无死的证据，又无生的证据。

兴之所至，我便给雪打个电话去。我问可好，她答凑合。她说话语气总是那样漫不经心，含糊其词，犹如对不准焦距的镜头。对此我不甚中意。

“没有什么的，”她说，“不好也不坏……普普通通，活得普普通通。”

“你妈妈呢？”

“……愣愣地发呆，不大做事，整天坐在椅子上发呆，失魂落魄的。”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比如买菜？”

“不用了，老婆婆可以买，有时也让商店送来。我们两人光是对着发呆。跟你说……在这里好像时间都停止了。时间还照样在动？”

“一如往常，很遗憾。时间不舍昼夜。过去增多，未来减少；希望减少，懊悔增多。”

雪沉吟良久。

“声音好像没精神，嗯？”我说。

“是吗？”

“是吗？”我重复道。

“什么哟，瞧你！”

“什么哟，瞧你！”

“别鹦鹉学舌！”

“不是学舌，是你本人心灵的回声。为了证明通讯的缺欠，比昂·波尔古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一路摧枯拉朽！”

“还是那么神经，”雪讶然道，“和小孩子有什么两样！”

“两样，不一样。我这种是以深刻的内省和实证精神为坚实基础的，是作为暗喻的回声，是作为信息的游戏。同小孩子单纯的鹦鹉学舌有着本质区别。”

“哼，傻气！”

“哼，傻气！”

“算了！够了，已经。”

“算了。”我说，“言归正传，声音好像没精神，嗯？”

她叹了口气。“嗯，或许。”她说，“和妈妈在一起……无论如何都受妈妈情绪的影响。因为她是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有影响力，肯定。她那人，压根儿不考虑周围人会怎么样，心目中惟有自己，而这种人是强有力的。明白吗？所以我才被她拖着走，不知不觉之间。她若是蓝色，我也是蓝色的。她有精神时我也在她的触发下恢复生机。”

传来用打火机点烟的声响。

“偶尔出来和我玩玩会好一些吧？”我问。

“有可能。”

“明天去接？”

“嗯，好的。”雪说，“和你这么交谈几句，好像有点精神了。”

“那好！”我说。

“那好！”雪开始鹦鹉学舌。

“算了！”

“算了！”

“明天见。”说罢，没等她模仿我便挂断电话。

雨的确无精打采。她坐在沙发上，姿势优美地架着腿，空漠而呆滞的目光落在膝头摊开的摄影杂志上，浑如一幅印象派绘画。窗开着，但由于无风，窗帘和杂志纸页均静止不动。我走进时，她略略扬起脸，递出一缕虚弱无力的微笑，淡淡的，如空气的一颤。继而将纤细的手指抬起约五厘米，指示我坐在对面椅子上。帮忙的女佣端来咖啡。

“东西已经送到笛克家去了。”我说。

“见到她太太了？”

“没有，交给来门口的人了。”

雨点点头：“谢谢，谢谢了。”

“不用谢，小事一桩。”

她闭目合眼，双手在脸前合拢。然后睁开眼睛环视室内。室内只有我和她。我端起咖啡啜了一口。

雨也并非总是一身粗布衫加皱皱巴巴短布裤的装束。今天她穿的是一件高雅的镶边白衬衣，下面是浅绿色西服裙。头发齐整整地拢起，甚至涂着口红，甚是端庄秀美。以往一发而不可遏止的旺盛生命力不翼而飞，代之以楚楚可怜的妩媚，如氤氲的蒸汽将她笼罩其中。这种蒸汽看上去飘忽不定，仿佛即将散去，但这终究属于视觉印象，实际上一直依稀存在。她的美与雪的美种类全然不同，不妨说是两个极端。雨的美由于岁月与阅历的磨砺，透露出炉火纯青的成熟风韵。可以说，美就是她自己，就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深谙驾驭之术，使这种美卓有成效地为己所用。与此相比，雪的美在多数情况下则是漫山遍野地挥洒，甚至自己都为之困惑。我时常想，目睹漂亮妩媚的中年女性风采，实是人生一大快事。

“为什么呢？”雨开口了。那口气，仿佛把什么东西孤零零地放飞于空中，而又久久盯视不动。

我默默地等待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一蹶不振呢？”

“怕是因为一个人死去了吧。这也难怪，人死毕竟是个大事件。”我说。

“是啊。”她有气无力。

“不过——”

雨看着我的脸，摇头道：“你想必不至于麻木不仁，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吧？”

“你是说本来不该这样？”

“是啊，嗯，是的。”

“他不是很了不起的人，没有多大才能，然而为人真诚，尽职尽责。他为你抛弃了花费很多年月才挣到手的宝贵东西，并且死了。死后你才觉察到他的可贵之处。”我很想这样说，但没有出口。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为什么呢？”她一边说一边盯视空间某个飘浮物，“为什么和我在一起的男人都变得不行了呢？为什么一个个都落得奇特的下场呢？为什么我什么也剩不下呢？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好呢？”

这甚至算不得疑问。我望着她衬衣领口上的花边，看上去仿佛高雅动物那玲珑剔透的内脏的皱襞。烟灰缸里，她的“沙龙”静静地升起狼烟般的青烟。烟升得很高，然后分散开来，融入默默的尘埃。

雪换完衣服进来，对我说走吧。我站起身，对雨说这就出去。

雨充耳不闻。于是雪大声嚷道：“妈，我们走了！”雨扬起脸，点点头，又抽出支烟点燃。

“出去兜一圈，不回来吃晚饭。”雪说。

我们把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雨扔在身后，出门而去。那房子里似乎还留有笛克的气息，我身上也有。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笑脸，记得我问是否用脚切面包时他脸上浮起的俨然十分好笑的笑容。

真是个怪人！死后反倒更让人感觉出他的存在。

37

我同雪如此见了几次面，准确说来是三次。对于在箱根山中和母亲两人的生活，她似乎并不怀有特别的兴致，不感到欣喜，也算不得讨厌。她同母亲生活似乎并非出于多大的关心，即认为母亲在男友去世后孤单单地需要有人照料。她仿佛被一阵风刮去那里并且住了下来，如此而已。对那里生活的所有侧面她都无动于衷。

只是在同我见面时，才多少恢复一点生气。我说笑话，她略微有所反应，声音也重新带有冷峻的紧张感。而一回到箱根家里，便马上故态复萌，声音有气无力，目光毫无生机，犹如为节约动力而停止自转的行星。

“喂，独自在东京生活是否会好些呢？”我试着说，“换换空气。时间不必长，三四天即可，改变一下环境总没有坏处。在箱根好像越待越没有精神。同在夏威夷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没有办法的，”雪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但眼下正赶上这种时期，在哪里都一样。”

“因为妈妈在笛克死后变成那副样子？”

“呃——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想。不是离开妈妈身边就可以解决的，靠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怎么说呢，归根结蒂是大势所趋。星运越来越糟，现在在哪里都一回事。身体和脑袋结合不好。”

我们卧在海滩上眺望大海。天空阴云沉沉，带有腥味的海风拂动着沙滩上的野草。

“星运。”我说。

“星运！”雪不无勉强地淡淡一笑，“不骗你，星运不济。我和妈妈好像是同一个频率。刚才说过，她有精神我也活泼，她消沉起来，我也渐渐萎靡不振。有时我还真闹不清谁个在先。就是说，不知是妈妈影响我，还是我影响妈妈。但不管怎样，我和她好像是拴在同一条绳上。贴在一起也好，两相分离也好，都一回事。”

“同一条绳？”

“嗯，在精神上。”雪说，“有时我讨厌起来又是反驳又是抗争，有时又觉得怎么都无所谓而不声不响。听天由命吧。怎么表达好呢——有时候我变得不能够很好控制自己，就像被一股巨大的外力操纵着，以致我分不清哪个是自己哪个不是自己，只好听天由命，只好什么都不理会。我已经厌烦了！我真想叫一声我还是孩子，然后蹲在墙角里一动不动。”

傍晚，我把她送回箱根，自己返回东京。每次雨都留我一起吃饭，而我总是谢绝。我也自觉对人不起，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和这两人同桌进餐的气氛。目光呆滞空漠的母亲，对一切都毫无反应的女儿。死者的阴影。沉闷的空气。施加影响的和受影响的。沉默。万籁俱寂的夜晚——这种情景光是想像起来都令人胃痉挛。相比之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帽店疯老板举办的茶会倒好似百倍，席间虽然条理欠佳，但毕竟有活气有动作。

我打开汽车音响，听着往日的摇滚乐驱车返回东京。然后边喝啤酒边做晚饭，做好后一个人默默地受用一番。

∗∗∗

和雪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节目。我们或者听着音乐开车兜风，或者躺在海滩上呆呆仰望云天，或者在富士屋酒店吃冰淇淋，或者去芦湖划船。然后在时断时续的闲聊当中送走一个又一个下午，日复一日地盯视日月运行的轨迹。简直同退休老人的生活无异。

一天，雪提出看电影。我下到小田原，买报纸来查看。没有什么像样的片子，只有五反田演的《一厢情愿》在二号馆上映。我介绍说五反田是我初中同学，如今也时常见面。雪于是对此片产生了兴趣。

“你看了？”

“看了。”我说，当然我没说看了好几回。若说看了好几回，又要把个中缘故重新说明一遍。

“有意思？”

“没意思。”我当即回答，“俗不可耐。说得客气点，纯属浪费胶卷。”

“你朋友怎么说的，对这片子？”

“他说无聊透顶，白白消耗胶卷。”我笑道，“演的人自己都这么说，大致不会有误。”

“我很想看。”

“好啊，这就去看。”

“你不要紧的，看两遍？”

“无所谓。反正没有别的什么事干，再说又不是有害电影，”我说，“连害处都谈不上的。”

我给电影院打电话，问清《一厢情愿》开场的时间，然后去旧城堡中的动物园消磨时间。旧城堡中有动物园的城区，恐怕除小田原外别无他处。一个有特色的所在。我们基本是看猴子，百看不厌。大概这光景使人联想到社会的一个侧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爱管闲事，有的争强好胜，一个又丑又肥的猴子蹲在假山尖上雄视四方，态度不可一世，而眼睛却充满畏惧和猜疑，而且污秽不堪。我心中纳闷，为什么那般肥胖臃肿，那般丑陋阴险呢？这当然不能向猴子发问。

因是平日的午间，电影院里自然空空荡荡。椅子很硬，四下有一种犹如置身壁橱的气味。开映之前我给雪买来巧克力。我也打算吃点什么，遗憾的是小卖部里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食欲，卖货的女孩也不是积极推销那种类型，于是我只吃了一块雪的巧克力。差不多有一年没吃巧克力了。我这么一说，雪“咦”了一声。

“不喜欢巧克力？”

“没有兴趣。”我说，“既不喜欢又不讨厌，只是没有兴趣。”

“怪人！”雪说，“对巧克力都没兴趣，肯定神经有故障。”

“一点不怪，常有之事。你喜欢达赖喇嘛？”

“什么呀，那？”

“西藏最厉害的和尚。”

“不知道，不认识。”

“那么你喜欢巴拿马运河？”

“既不喜欢又不讨厌。”

“或者，对日期变更线你喜欢还是讨厌？圆周率如何？反垄断法你可中意？侏罗纪你喜欢还是讨厌？塞内加尔国歌如何？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八日你喜欢还是讨厌？”

“吵死人了！真是傻气。居然一连串想起这么多。”雪不胜其烦地说，“好了，明白了，对巧克力你既不喜欢又不讨厌，只不过没有兴趣。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不久，电影开始。情节我了如指掌，因此没怎么看银幕，只管东想西想。雪也像是觉得这电影实在太差，不时地叹口气，或哼一下鼻子。

“傻气！”她忍无可忍地低声嘟囔道，“哪里的傻瓜蛋拍的？故意拍这么拙劣的片子？”

“理所当然的疑问，哪里的傻瓜蛋故意拍这么拙劣的片子？”

银幕上，一表人才的五反田正在讲课，其教法——尽管是演技——相当不同凡响。他在讲解文蛤的呼吸方式，讲得通俗易懂，细致入微，妙趣横生。我出神地看着他这讲课光景。担任主角的女孩手托下巴，忘情地盯着讲台上的五反田。我看了好几场，注意到这个场面还是初次。

“那就是你的朋友？”

“是的。”

“看上去有点傻里傻气。”

“不错，”我说，“不过本人要地道得多，本人可没有这么差劲儿，头脑聪明，谈吐幽默。电影是太糟了。”

“何苦演这么糟的电影？”

“有理！问题是那里边情况复杂得很，讲起来话长，算了。”

电影按照可想而知的平庸情节向前推进。台词平庸，音乐平庸，真应该将其装进时间容器(1)，贴上“平庸”字样的标签埋入地下。

不一会儿，喜喜出场的那组镜头到了。这是此部电影中举足轻重的画面。五反田同喜喜相抱而卧。星期天的早晨。

我深深吸口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周日的晨光透过百页窗射进房间。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光照，同样的色调，同样的角度，同样的亮度。我对那房间的一切了如指掌，甚至可以呼吸其中的空气。五反田出现了。其手指在喜喜背部游移，仿佛在探寻记忆的细纹，十分优雅地、轻轻地抚摸着喜喜的背。喜喜的身体做出敏感的反应，浑身略略颤抖，犹如蜡烛的火苗随着皮肤感觉不到的细弱气流微微摇曳。那颤抖使得我屏住呼吸。特写：五反田的手指和喜喜的裸背。稍顷镜头移动，喜喜的脸面闪出。主人公女孩赶来。她登上公寓楼梯，咚咚敲门，门被推开。我再度为之费解，门为什么不锁上呢？不过也挑剔不得，毕竟是电影，且是平庸之作。总之她推门进入，目睹五反田同喜喜在床上抱作一团。她闭目屏息，装有甜饼之类的盒子掉在地上，旋即转身跑出。五反田从床上坐起，神色茫然地注视门口。喜喜开口道：“嗯，你这是怎么了？”

同样，与以往一模一样。

我闭起眼睛，脑海中再次推出周日的晨光，五反田的手指，喜喜的裸背，觉得那仿佛是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一个飘浮于虚构时空的世界。

等我注意到时，雪已经躬身俯首，额头搭于前排座椅的靠背，两臂御寒似的紧紧在胸前抱拢。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甚至气都不出，一如冻僵死去。

“喂，不要紧？”我问。

“不是不要紧。”雪勉强挤出声音。

“到外面去吧，怎样，动得了？”

雪微微点下头。我抓住她发硬的胳膊，沿席间通道走出电影院。我们身后的画面上，五反田仍站在讲台上讲生物课。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濛濛细雨。海面方向似有风吹过，隐隐送来一股海潮味儿。我手抓她的臂肘以支撑其身体，朝停车的地方一步步走去。雪紧咬嘴唇，一声不响。我也没有说话。从电影院到停车处充其量不过两百米，却使人觉得十分遥远，我真怀疑能否坚持走到。

(1)英语为time capsule。在容器中装进代表当代文明的资料等物埋入地下，五千年后再挖出打开。

38

我扶雪坐进副驾驶席，打开车窗。雨悄然下个不停。雨很细，细得几乎看不清，却将柏油路面一点点涂上淡淡的墨色，也可闻到下雨的气息。有人撑伞，也有人不在乎地兀自前行——便是如此程度的雨。几乎没有可称之为风的风，于是雨下得很静，且径直从空中落下。我把手心伸到窗外试了一会，略觉有点湿润。

雪把胳膊放在车窗下端，下颏搭在胳膊上，歪着脖颈，脸探到外面半边。她如此久久地纹丝不动，只有脊背随着呼吸而有规则地颤动，且也微乎其微。呼吸很轻，稍稍吸进，略略呼出。但毕竟是呼吸。从后面看去，似乎只要施加一点点力，臂肘和脖颈都会咯嘣一声折断。我心想，她为什么显得如此脆弱如此毫不设防呢？莫非因为我是以大人的眼光看她不成？我尽管不够成熟不够健全，但终究掌握了相应的生存之术，而这孩子恐怕尚未达到这个地步。

“我可以做点什么吗？”我问。

“不用的。”雪小声说道，依旧俯着头，吞了口唾液，吞下时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声响，“领我到没人的安静地方，不要太远。”

“海边好吗？”

“哪里都行。慢慢开，摇晃大了很可能吐出。”

我像手捧快要裂开的鸡蛋似的将她的脑袋收回车内，靠在头托上，然后把车窗关上半边。我把车开得很慢——只要交通情况允许——一直开到国府律海岸。停下车，把雪领到沙滩。她说想吐，旋即吐在脚下的沙滩上。胃里几乎没有什么，没有多少值得吐的东西。吐罢巧克力黏糊糊的褐色液体，再出来的只是胃液或空气。这种吐法最为辛苦，身体光是痉挛，却什么也出不来，就像整个身体被挤干油水，胃袋收缩得只有拳头般大小。我轻轻抚摸她的后背。雾样的雨仍在不停地下，雪似乎没甚注意到雨。我用指尖轻按她胃部后侧的部位，发现她肌肉硬得竟如化石一般。她身穿夏令布衫和褪色的蓝牛仔裤，脚上是红色篮球鞋——现在则以这样的装束四肢着地，闭目合眼。我将她的头发束起缠在脑后，以防弄脏，继续上下摩擦她的后背。

“好难受！”雪双眼渗出泪水。

“晓得，”我说，“完全晓得。”

“怪人！”她皱起眉头说。

“以前我也这么吐过，难受得很，所以晓得。但很快就会过去，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点点头，身上又掠过一阵痉挛。

约十分钟后，痉挛消失。我掏手帕给她擦拭嘴角，将呕吐物用沙子盖严，而后挽起她的胳膊，扶她去防波堤，那里可以靠坐。

两人便在雨中久久坐着。背靠防波堤，耳听西湘支线公路上疾驶而过的车轮声，眼望海面烟雨。雨依然很细，但比刚下时势头急了些。海岸站着两三个垂钓人，看样子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连头都不回。他们头戴鼠灰色雨帽，身上紧紧裹着雨衣，像打标语似的将长长的钓竿竖在水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海湾方向。此外了无人影。雪把头软绵绵地搁在我肩上，什么也不说。若有陌生人远望过来，必定以为我们是热恋中的情人。

雪闭着眼睛，呼吸还是那么轻微恬静，仿佛睡了过去。湿乎乎的头发贴在额角一缕，鼻腔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脸上还留有一个月前被太阳晒过的淡淡遗迹，在阴晦的天空底下，似乎带有不健康的色调。我用手帕擦拭她被雨淋湿的脸，抹去泪痕。无遮无拦的海面上，雨继续静悄悄地下着。自卫队的形如水虿的对潜侦察机发出沉闷的声响，几次穿过头顶。

过了一阵，她睁开眼睛，头依然搁在我肩上，把模糊的眼光转向我，然后从裤袋里抽出烟，擦根火柴，却怎么也擦不起火——擦火柴的力气也没有了。但我置之未理，也没说现在吸烟不好。她好歹点燃香烟，用手指弹开火柴杆，吸了两口便皱起眉头，同样用手指将其弹开。香烟落在水泥地上，冒了一会烟，被雨淋灭了。

“胃还痛？”我问。

“一点点。”

“那就再稍坐一会。不冷？”

“不要紧。被雨淋淋心情反倒好些。”

垂钓人仍在凝望太平洋。钓鱼到底什么地方有意思呢？不就是引鱼上钩么？何苦为此而一整天站在水边冒雨面对大海呢？不过这属于个人爱好问题。而我同一个神经兮兮的十三岁女孩并坐海岸淋雨——说是好事之徒又何尝不可！

“你的、你的那个朋友……”雪小声道，声音意外拘谨。

“朋友？”

“嗯，刚才电影里的人。”

“本名叫五反田。”我说，“和山手线一个车站同名。就是目黑的下站，或大崎的前站。”

“他杀了那个女的。”

我眯缝起眼睛看着雪的脸。她脸色显得十分疲劳，呼吸急促，肩头不规则地上下抖动，活像被刚刚救上岸的即将溺死之人。我全然揣度不出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杀了？杀了谁？”

“那个女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和他睡觉的人。”

我还是莫名其妙，脑袋一团乱麻。有一种错误的外部力量破坏了事物的固有流程，而我又判断不出这种错误力量来自何处和如何而来。我几乎下意识地笑了笑，说：“那部电影里可是谁也没死呀，你弄错了吧？”

“我不是说电影，而是说在现实中他杀了她。我一清二楚。”雪说着，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可怕，就像胃里猛然被什么重重的东西捅进来似的难受得透不过气，怕得透不过气。喂，那个又来了，我知道，清楚地知道。是你的朋友杀了那个女的。不说谎，真的。”

我这才明白了她的意思，刹那间背脊掠过一道寒流。我再也无法开口，只是在霏霏细雨中泥塑木雕般地看着雪的脸。到底如何是好呢？一切都已致命地扭曲变形，一切都已使我无能为力。

“请原谅，也许我本人不该对你说这种话。”雪喟然一声叹息，松开紧握在我手腕上的手，“老实说，我也不明白。我是感觉到那是事实，但是否真的属实，我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说这话有可能使得你像其他人那样憎恨我厌恶我，可我又不能不说。属实也罢不属实也罢，反正我是看到了，而且不可能一个人装在心里。怕人，太怕人了，我一个人实在承受不住。所以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过于责怪我，我真不知该怎么好。”

“哪里，哪里会责怪你，镇静下来说，”我轻轻握住雪的手，“你看见了？”

“是的，看得清清楚楚，头一次这么清楚。他杀了人，勒死了电影中那个女的。然后用那辆车把尸体拉走，拉得很远很远。就是你让我坐过一次的那辆意大利车。那车是他的吧？”

“是，是他的车。”我说，“其他还有知道的？慢慢想想，别着急。哪怕再小的事都好，凡是知道的都告诉我，好吗？”

她把头从我肩膀上移开，左右摇晃两三次，用鼻子深深吸了口气：“大的方面我也不知道。泥土味儿、铁锹、夜晚、鸟叫，如此而已。他把那女的勒死，然后用车运到哪里埋上，就这么多。不过说来奇怪，从中竟一点也感不到有什么恶意。感不到那是犯罪，就像举行某种仪式似的，安静得很，杀的和被杀的都安安静静，静得出奇，静得就像在世界的终点，我形容不好。”

我久久地闭目沉思，力图在黑暗中将思想归纳出来，但是不行。我设法把两脚定定地站牢，同样不行。头脑中记录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事态，似乎都在顷刻之间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对雪所言，我仅仅是接受而已，既不全信，又非不信，只是把她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渗入自己心中。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然而这可能性中蕴含的力量却是致命的、劈头盖脑的。这对她来说不外乎随口之言的可能性，将我心目中几个月来模模糊糊形成的某种体制一举击得粉碎。尽管那体制尚属混沌未分的雏形，严密说来还缺乏客观性，但毕竟使我产生了坚实的存在感和均衡感，而现在均已告吹，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能性是有的，我想。同时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如此想的一瞬间完结了，微妙地、决定性地完结了。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什么都不愿去想，过后再想好了。不管怎样，我又孤独起来。尽管同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并肩坐在雨中的沙滩上，我仍然涌起一股无可排遣的孤独感。

雪柔柔地握住我的手。

握了相当久的时间。手玲珑而温暖，但我以为似乎有些不现实，而觉得这种感触不过是往日记忆的再现。是的，是记忆，温煦的记忆。然而无济于事。

“回去吧，”我说，“送你回家。”

我往箱根她家的方向开去。两人都没开口。沉默难忍。于是我把随眼看到的磁带放进汽车音响。音乐从中荡出，至于什么音乐则浑然不觉。我集中精力开车，把握住手脚动作的协同，及时变换挡速，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雨刷咔嗒咔嗒发出单调的声响。

我不想见雨，遂在她家的石阶下同雪告别。

“我说，”雪站在车窗外，发冷似的紧抱双臂，“我说的你可别就那么信以为真，我不过是看见罢了。刚才也已说过，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否属实。嗯，千万别因此怨恨我。要是给你怨恨，那可就麻烦透了。”

“有什么好怨恨的。”我笑了笑，“你说的我也不会整个相信。其实信也罢不信也罢，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迷雾总会散去。这点我心里有数。即使你说的属实，也不外乎一种巧合——即真相通过你而大白于世。这不怪你，完全知道不怪你的。归根结蒂，我得自己来澄清这点，否则什么也解决不了。”

“去找他？”

“当然。当面问他，别无选择。”

雪耸耸肩：“生我的气？”

“哪里，怎么会！”我说，“有什么可生你气的呢？你没有做任何错事。”

“你真是个大好人。”她说。我发觉她这个“是”用的是过去时，“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女孩。”

“再见！”说罢，她定定地看着我，显得有点犹豫，似乎想再说句什么，或想握一下我手以至吻一下我的脸颊。当然她并未这样做。

归途，车中似乎荡漾着她口中那种是非莫辨的可能性。我听着不明所以的音乐，打起精神目视前方，一路驱车返回东京。驶下东名高速公路后，雨停了。但直到把车开进涩谷平时用的停车场，我也没有关掉雨刷。雨停注意到了，却没想到要关雨刷。头脑混乱，得设法整治。我在已经刹车的“斯巴鲁”中仍旧手握方向盘，呆坐了好久，好久才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

39

清理心绪所花时间则更长更久。

首先的问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雪的话。我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分析时将感情因素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彻底剔除。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我的感情早已迟钝麻木得如同被蜂蜇过。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想。随着时间的延展，这一可能性在我心中迅速地膨胀、繁殖，开始带有某种确切性，且势不可挡。我站在厨房里把水烧开，把咖啡豆碾碎，缓慢地、仔细地煮好咖啡，然后从餐具橱取下杯子，斟上咖啡，坐在床边喝着。及至喝完之时，可能性已发展到近乎确信的地步。想必是那样的吧！雪看到了正确的图像——五反田杀害了喜喜后将其尸体运到哪里埋上或用其他办法处理了。

奇怪！原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一个敏感的少女看电影时产生的感觉而已，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却无法存有疑念。这对我当然是个打击，但我还是几乎凭直感相信了雪所见到的图像。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竟如此深信不疑呢？不明白。

不明白归不明白，反正事情得由此展开。

下一步，下一个问题：五反田何以非杀喜喜不可？

不明白。再一个问题：杀害咪咪的同样是他不成？果真如此，原因何在？五反田何以非杀咪咪不可？

仍不明白。怎么想也想不出五反田必须杀害喜喜或杀害喜喜和咪咪两人的理由。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之处太多了。

最终，只有按我跟雪说过的那样：找五反田当面询问。但如何开口呢？我试着设想自己向他质问的情景——“是你杀了喜喜？”这未免滑稽可笑，无论如何悖乎常情常理，而且龌龊卑劣。光是设想自己口出此言都觉得龌龊，龌龊得几乎作呕。其中显然含有错误的因素。可是不这样做，事情便寸步难行，且又不可能适当暗示一点信息后静观事态发展。现在不容我做出其他选择。悖乎情理也好，含有错误因素也好，总之势在必行。所谓势在必行，也就是必须使其行之有效。我几次想给五反田打电话，几次都欲打而止。我坐在床沿，深深吸气，把电话机放在膝盖上慢慢拨动号码，但每次都不能最后拨完，只好把电话机放回原位，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对我来说，五反田这一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远远比我想的要大。是的，我和他是朋友。纵令是他杀了喜喜，他也仍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他，我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不能，我怎么也不能给他打电话。

我打开录音电话的开关，无论铃怎么响我都绝对不拿听筒。因为即使从五反田方面打电话过来，就我现在的状态来说也不知对他讲什么好。一天里电话铃响了几次，不晓得是谁打来的。也许是雪，也许是由美吉，横竖我一律置之不理。现在我不想同任何人讲话，无论是谁。电话铃每次都响七八遍才停止。每次响起，我都想起曾在电话局工作的女友。她对我说：“回到月亮上去，你！”不错，她说得不错，我恐怕的确该返回月球，这里的空气对我未免过浓，重力未免过重。

我如此连续思索了四五天时间，思索为什么。这几天里我只吃了一点点食物，睡了一点点觉，滴酒未沾。我自觉把握不住身体功能，几乎足不出户。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失去，在继续失去，剩下的总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永远这样。我也好五反田也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种人。处境不同，想法和感觉不同，但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继续失去的人，现在又将失去对方。

我想起喜喜，想起喜喜的脸。“你这是怎么了？”她说。她已死去，躺在地穴里，上面盖着土，一如死去的“沙丁鱼”。我觉得喜喜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这感觉很是不可思议，但此外没有别的感觉。我感觉到的是无奈，静静的无奈，犹如在广袤海面上落下的无边细雨。我甚至感觉不到悲哀。粗糙的奇妙感触，犹如手指轻轻划掉魂灵的表面：一切悄然逝去，犹如阵风吹没画在沙滩上的标识。无论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这样，尸体怕又增加一具。鼠、咪咪、笛克，加上喜喜。四具。还剩两具。往下谁个将死呢？反正谁都得死，或迟或早。谁都得变成白骨，运往那个房间。各种奇妙的房间连着我的世界：火奴鲁鲁商业区汇集尸体的房间，札幌那家宾馆中羊男幽暗阴冷的房间，周日早上五反田拥抱喜喜的房间。到底哪个是现实呢？难道我脑袋出了故障不成？我还正常吗？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非现实的房间，都是经过彻底的艺术变形处理后被移植到现实中来的。那么原始性现实又在哪里呢？我越想越感到真相弃我远去。雪花纷飞的三月札幌是现实吗？不像。同笛克坐在马加哈海岸是现实吗？也不像。与其类似的事情场景是有的，但都不像原始性现实。可是独臂人为什么能把面包切得那般精致呢？火奴鲁鲁的应召女郎为什么把喜喜领我去的那个死者房间的电话号码写给我呢？这应该曾是现实。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现实，假如不承认其为现实，那么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本身必将失去根基。

莫非我在精神上出现错乱症状？

还是现实本身出现错乱症状呢？

不明白，不明白的太多了。

但不管怎样，不管何者错乱何者患病，我都必须将这半途而废的混乱状况认真整顿一番，无论其中包含的是凄苦还是愠怒抑或无奈，我都必须使之到此为止。这是我的职责，是所有事物向我暗示的使命。惟其如此，我才邂逅了这许多人，才涉足这奇妙的场所。

那么，我必须再度重蹈舞步，必须跳得精彩，跳得众人心悦诚服。舞步，这是我惟一的现实，确凿无疑的现实，已作为百分之一千的现实铭刻在我头脑之中。要跳要舞，且要跳得潇洒跳得飘逸！我要给五反田打电话，问他是否杀了喜喜。

然而不行，手不能动。仅仅往电话机前一坐心就突突直跳。身体摇晃，甚至呼吸困难，如遇横向掠过的强风。我喜欢五反田，他是我惟一的朋友，是我自身，是我这一存在的一部分。我能够理解他。我几次拨错电话，几次都无法拨准数码。如此五六次后，我把听筒扔到地上。不行，做不来，怎么都踩不上舞点。

房间的沉寂使得我心烦意乱，连电话铃声都觉不堪入耳。于是我走到外面，沿街东游西转，如同大病初愈之人那样边走边一一确认自己的步履，以及横穿马路的方式。在人群中走了一阵之后，开始坐在公园里打量男女身影。我实在孤独难耐，很想抓住点什么。环视四周，却无任何东西可抓。我置于光秃秃滑溜溜的冰雕迷宫之中。黑暗泛着莹莹白光，声音发出空洞的回响。我恨不得一哭为快，而又欲哭不得。是的，五反田是我自身，我即将失去自身的一部分。

我始终未能给五反田打成电话。

在那之前，五反田自己跑到我住处来了。

仍是个雨夜。五反田身穿同那天和他去横滨时一样的白色雨衣，架着眼镜，头戴和雨衣颜色相同的雨帽。雨下得相当厉害，他却未撑伞，雨滴从帽子上连连滴下。看到我，他马上现出微笑，我也条件反射地还以一笑。

“脸色非常不好，”他说，“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跑来了。身体不舒服？”

“是不大舒服。”我慢慢地斟酌词句。

他眯缝起眼睛，仔细在我脸上端详了一会：“那么下次再来好么？还是那样合适。这么贸然来访是不地道。等你有精神时再来好了。”

我摇摇头，吸口气搜刮话语，却怎么也搜刮不出。五反田静静地等待。“不，也不是说身体有什么毛病。”我说，“没怎么睡觉没怎么吃喝，所以看起来憔悴不堪。已经好些了，而且有话跟你说，这就出去，很想吃顿好饭，马虎很久了。”

我和五反田乘“玛莎拉蒂”驶上大街。这车使得我很紧张。他在雨中五色迷离的霓虹灯下漫无目的地驱车跑了好久。他车子开得很好，换挡准确而顺畅，车身毫无震动，加速均匀，刹车平稳。街市的噪音如被劈开的山崖壁立在我们周围。

“哪里好呢？东西要好吃，又要能避开戴劳力士的同行，两人好安安静静地说话。”他瞥了我一眼说。我没有作声，出神地望着窗外景致。转圈兜了三十分钟，他终于泄了气。

“糟糕糟糕！怎么搞的，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五反田叹了口气，“你怎么样，知道有什么地方？”

“不，我也不行，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说。实际上也是如此，脑筋同现实尚未接上线。

“也罢，那就让我们反过来考虑！”五反田声音朗朗地说道。

“反过来考虑？”

“到彻底嘈杂的地方去。那样两人岂不就能放心说话了？”

“不坏。哪里呢，例如？”

“新骑士。”五反田说，“不吃意大利比萨饼？”

“我无所谓，比萨饼也并不讨厌。问题是你去那种地方不就露馅了？”

五反田无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树丛间漏出的最后一缕夕晖。“过去你可在新骑士见过名人？”

由于是周末，新骑士里人很多，满耳喧嚣。有块舞台，一支身穿一色斜纹衬衣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虎袭来》。一群看样子啤酒喝过量的学生大嚷大叫，像是同乐队一争高低。光线幽暗，没有人注意我们。店内飘着烤比萨饼的香味儿。我们要了饼，买来生啤，在最里边一张悬着蒂芬尼吊灯的桌旁坐下。

“喏，我说得不错吧？反而叫人心里安然，无拘无束。”五反田说。

“果然。”我承认。看来这里的确容易说话。

我们默默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开始吃刚刚出炉的比萨饼。几天来我第一次感到肚子饿。意大利比萨饼这东西原本不大喜欢，但咬了一口，竟觉得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食物，也许是饥肠辘辘所使然。五反田也似乎饿了，于是我们只顾闷头喝酒吃饼，比萨饼吃完，每人又喝了杯啤酒。

“好味道！”他说，“三天以前就想吃这饼，做梦都梦到了，比萨饼在烤炉里吱吱直响，看得我垂涎三尺。只梦见这么个片段，无头无尾。荣格(1)会怎么解释呢？我是解释为想吃意大利比萨饼。对了，你有话对我说？”

时候到了，我想。但一下子很难启齿。五反田显得十分轻松快活，如欢度良宵一般，尤其那纯真的微笑，更使我有口难言。不行，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出口，至少现在不能。

“你怎么样？”我说。同时心里嘀咕道：喂。一拖再拖怎么行啊！然而就是不行，就是开不了口，横竖不行。“工作啦，太太啦？”

“工作是老样子，”五反田翘起嘴角笑道，“老样子。我想干的不来，不想干的来一大堆，雪崩似的涌到头上。我对那雪崩大吼大叫，但谁也听不见，只落得嗓子痛。老婆嘛——我也真是成问题得很，离婚了还一直叫老婆——那以后只见了一次。喂，你在汽车旅馆或情爱旅馆里同女人睡过？”

“没有，几乎没有。”

五反田摇摇头：“那地方很怪，那种地方去多了是很累的。房间里非常暗，窗口全被封死。因为只是为了干，用不着窗口，用不着有光线进来。说得痛快点，只要有浴盆和床就行，其次是音响电视冰箱，这就足够了。主要是要实用，不必摆多余的东西。当然，那地方干起来是方便，我和老婆就在那地方干，纯粹是干，在感觉上。唔，和她干是真不错。心安理得，快活自在，而且充满温情。干完半天还想紧紧地温柔地搂在怀里。就是光线射不进来，四下密封，一切都是人工的。那种地方，我一点也喜欢不来，但又只能在那里同老婆相会。”

五反田喝口啤酒，用纸巾擦下嘴角。

“我不能把她领到我公寓里来，那样马上就在周刊上曝光，真的。那些家伙对这种事嗅觉灵得很，百发百中，不知什么缘故。又不能两人外出旅行。没有那样整块的时间，况且去哪里都会当即给人识破面目。干我们这行，是不能够把私生活全都张扬出去的。归根到底，就只能到廉价的汽车旅馆里去，这种日子简直……”五反田止住话，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又是牢骚！”

“没关系，牢骚也罢什么也罢，想说就说个痛快。我一直在听，今天我更愿意听，自己说不说无所谓。”

“不，不光今天，你是一直听我发牢骚，我还没听你发过。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不多，都想自己说，尽管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奥尔良爵士乐队奏起《你好，多莉》。我和五反田倾听片刻。

“喂，不再吃块饼？”五反田问，“一半还吃得下吧？不知怎么搞的，今日饿得出奇。”

“好，我也还没吃饱。”

他去柜台订了鳀鱼比萨饼。饼烤好后，我们再次闷头吃饼，每人一半。那群学生仍在大吼大叫。不大工夫，乐队奏完最后一支乐曲。班卓琴、小号长号被分别收入盒内，音乐家们从台上遁去，只剩下一架立式钢琴。

饼吃完后，我们好半天仍旧不声不响地盯视着空荡荡的舞台。随着音乐的消失，人们的话语声似乎带上了奇妙的硬质。那是一种涣散的硬质，实体柔软，而其存在状况却是硬的。走近之前看似十分硬挺，而用身体一碰则变得支离破碎。它像波涛一样拍打我的意识，缓缓袭来，倏然退去，如此反复不止。我侧耳谛听这波涛的声响，仿佛自己的意识离我远去，去得很远。遥远的浪涛拍击遥远的意识。

“你为什么杀害喜喜呢？”我问五反田。不是想问而问，而是突然脱口而出。

他用注视远景般的视线看我的脸，嘴唇微张，其间透出莹白的牙齿。他这样注视了我许久。喧嚣声在我脑海中忽大忽小，一如我同现实的距离忽远忽近。他匀称的十指在桌面上整齐地交叉一起，当我同现实的距离拉长之时，那手指看上去仿佛是精巧的工艺品。

接着，他微微一笑，笑得十分恬静。

“我杀了喜喜？”他一字一顿地说。

“开玩笑，”我也轻轻笑了，“只是无端地想这么说一句，心血来潮。”

五反田把视线落在桌面上，看着自己的手指：“不，不是什么玩笑。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我杀了喜喜吗？这是要认真考虑的。”

我看着他的脸。嘴角虽然挂着微笑，但眼神认真。他不是在开玩笑。

“你为什么要杀喜喜？”我问。

“我为什么要杀喜喜？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杀了她呢？”

“喂喂，说得我好糊涂，”我笑道，“你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所以我正在就此考虑嘛！我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五反田啜了口啤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撑下巴。“我也没有把握断定。这么说，你以为我发傻吧？可确实如此，没有把握断定。我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喜喜。在我房间里掐住喜喜的脖子，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同喜喜单独在那房间里呢？本来我是不愿意同她单独在一起的呀！不行，想不起来。反正同喜喜两人在我房间来着——我把她的尸体开车运到哪里埋起来，运到一座山里。然而我不能确信这是事实，不认为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一种感觉，无法证实。这点我一直在想，但是不行，想不明白，关键的东西已经消融在空白之中，于是我想找出某种具体证据。比如铁锹，我埋她是应该使用铁锹的。如能找到铁锹，就可以认定为属实。但同样落空。我又试着整理支离破碎的记忆。我在一家园艺店里买了把铁锹，挖坑把她埋起来，埋完把铁锹扔到了什么地方。有这种感觉，但具体情节则无从想起。到底在哪里买的锹，又扔在哪里了呢？没有证据。首先，我把她埋在什么地方了呢？只记得埋在山里。像梦一样零零碎碎。话头一会儿跑来这里一会儿窜到那里，错综复杂，不可能循序渐进顺藤摸瓜。记忆是有的，但果真是客观记忆吗？还是事后我根据情况自行编造出来的呢？我总有些怀疑。同老婆分手之后，这种倾向越发展越严重，弄得我心力交瘁，而且绝望，彻头彻尾地绝望。”

我默然。停了一会，五反田继续说道：

“究竟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妄想呢？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演技呢？我很想确认清楚。我觉得很可能在同你交往的过程中把问题澄清，从你第一次问起喜喜时我就一直这么以为，以为你可以消除我的混乱，就像打开窗口放入新鲜空气一样。”他又交叉起手指，并定定地看着，“假如是我杀了喜喜，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呢？我喜欢她，喜欢同她睡觉。在我绝望的时候，她和咪咪是我惟一的慰藉。我怎么会起杀心呢？”

“咪咪也是你杀的？”

五反田久久地盯着桌面上自己的手，摇摇头说：“不，我想我没有杀咪咪。所幸那天晚上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那天傍晚我在电视台配音来着，直到深夜。然后同老板一起开车到水户。所以不会惹是生非。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无人证明我那天夜晚一直在电视台，我很可能认真考虑自己是否杀害了咪咪，为此而大伤脑筋。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咪咪的死强烈地感到负有责任。为什么呢？本来有我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但我还是感到就像自己动手杀了她，觉得她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又是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他一直看着自己的十根手指。

“你累了，”我说，“只是累了。你恐怕谁也没杀。喜喜不过自行消失罢了。跟我在一起时她也是那样突然消失的。不是第一次。你这是一种自责心理，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过错。”

“不是的，不尽如此，没这么简单。喜喜十有八九是我杀的。咪咪多半不是，但喜喜我觉得是我杀的。这两只手还剩有掐她脖子的感触，拿铁锹往里铲土时的手感也还记着。是我杀的，实质上。”

“可你干吗要杀喜喜呢？不是没有意思的吗？”

“不知道。”他说，“大概出于某种自我毁坏欲吧。从前我就有这种欲望。那是一种压力。当现实中的自己同表演中的自己之间的裂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往往发生这种情况。我可以亲眼见到这条裂沟，就像地震中出现的地缝那样赫然横在那里，里面又黑又深，深得令人目眩。这一来，我就会下意识地把什么搞坏，等觉察到时已经坏掉了。从小我就经常这样，就是要把什么弄坏：折铅笔，摔杯子，踩塑料组合模型。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然在人前不做，自己一个人时才搞。上小学时，一次我从背后把一个同学推下山崖。也不知为什么推的，意识到时已经推了下去。好在山崖不高，只受了点轻伤。被推的同学也以为是事故，说身体碰到了什么。谁也不至于认为我故意干那种勾当嘛！但实际上不同，我自己明白，是我亲手故意把同学推下去的。这类事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读高中时烧邮筒就烧了好几次，把点燃的布投到邮筒里，纯属卑劣无聊的行径。但就是要干，注意到时已经干完，不能不干。我觉得似乎是通过干这种事，通过干这种卑劣无聊的勾当来勉强恢复自己。属于下意识行为。但感触却是记得的，每个感触都紧紧地粘在双手上，怎么洗也洗不掉，至死洗不掉。悲惨人生！我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叹口气。五反田摇下头。

“不过我无法确认。”五反田说，“找不到我杀人的确凿证据。没有尸体，没有铁锹，裤子没沾土，手上没起茧——当然挖一个埋人的坑也不至于起茧——也不记得埋在哪里。即使去警署自首又有谁肯信？没有尸体，甚至不能算是杀人。我连补偿都不可能，她已经消失。我所清楚的只是这些。有好几次我都想向你如实说出，但不能出口。因为我觉得一旦把这种事说出，我们之间的亲密气氛很可能消失。知道么，跟你在一起我变得非常轻松快活，感觉不到那种裂沟，而这对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失去这种关系。所以一天天拖延下来，每次都想下次再说，拖一拖再说……结果拖到现在。本来我早该如实相告才是。”

“不过，如实相告也好什么也好，不是如你所说没有证据吗？”我说。

“问题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我早应该主动讲给你听，而我却把它隐瞒下来，这才是问题所在。”

“即使真有其事，即使你杀了喜喜，你也并不存在杀人的动机。”

他张开手心盯视着，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我何必杀喜喜呢？我喜欢她。尽管形态极其有限，我和她毕竟是朋友。我们谈了很多，我向她讲了我老婆的事，喜喜听得很认真，我何苦要杀她呢？！然而我杀了，用这双手。杀心是一点没有。我像掐自己影子似的掐死了她。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以诸事如意。但并非影子，而是喜喜。事情已经在黑暗世界中发生了，那是和这里不同的世界。懂吗？不是这里。而且怂恿我的是喜喜。她说‘掐死我吧，没关系，掐死我好了’。她怂恿的，她同意的。不骗你，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呢？一切都像一场梦，越想真相越模糊，为什么喜喜怂恿我呢？为什么叫我杀她呢？”

我把已经变温的剩余啤酒喝干。香烟的云雾在屋子上方连成一片，随着气流摇曳不定，宛似一种心灵象征。有人碰了下我的后背，道声“对不起”。店内广播在呼叫烤好比萨饼的号码。

“不再来杯啤酒？”我向五反田问道。

“想喝啊！”

我去柜台买两杯啤酒折回，两人默不作声地喝着。店内沸沸扬扬，混乱不堪，一如正值旅客高峰期的秋叶原车站。我们桌旁不断人来人往，但无人注意我们，无人听我们谈话，无人看五反田的面孔。

“我说了吧，”五反田嘴角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这里是死角，新骑士是不搭理什么名人的。”

他端起剩有三分之一啤酒的杯子，像摇晃试管似的晃来晃去。

“忘了吧，”我用平静的声音说，“我可以忘掉，你也忘掉！”

“我能忘掉？嘴上说说是简单。毕竟不是你用手掐死她的嘛。”

“喂，算了好么，反正没有你杀害喜喜的任何证据，犯不上为没有证据的事那么折磨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你把自身的犯罪感同她的失踪联系起来而无意做戏的结果。有这种可能性吧？”

“那就谈一下可能性好了。”说着，五反田把手扣在桌面上，“近来我经常考虑可能性。可能性有很多种。比如也有我杀老婆的可能性，是吧？假如她像喜喜那样叫我掐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会一样把她掐死。最近我脑袋里装的全是这东西。越想这种可能性膨胀得越厉害，无法遏止。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不只烧邮筒，还杀过好几只猫。用好几种方法杀的，不由自主。半夜里用弹弓把附近人家的窗玻璃打碎，然后骑上自行车逃跑，简直鬼使神差。在此以前这事没向任何人讲过，这次是头一次。讲完心里也就畅快了。但也不是讲完就停止不干，止不住的。只要做戏的我与本来的我之间的鸿沟不被填平，就将永远持续下去。这点我自己也清楚。我当上专业演员之后，这鸿沟眼看着越来越大。随着演技的愈发夸张，其反作用力也变本加厉。无可奈何。说不定我马上就会把老婆杀掉，无法自控。因为那不发生在这里的世界，我束手无策。那是遗传因子造成的，毫无疑问。”

“想得过于严重了，”我强作笑容，“追溯到遗传因子上面去，可就钻不出来喽！最好抛开工作休息一下。抛开工作，一段时间里避免见她，只能这样做。一切都抛开不管，和我一起去夏威夷！每天躺在海滩上喝‘克罗娜’。那可是个好地方。什么也不用想，一大早就开始喝酒，游泳，再买两个女孩。租辆‘野马’牌汽车，以一百五十公里的时速开车兜风，边听音乐边兜风，‘大门’也好，‘斯莱和斯通兄弟’也好，‘沙滩男孩’也好，什么都听。只管敞开心胸。如要认真地考虑什么，过后再考虑也不迟。”

“不坏。”他眼角聚起细小的皱纹，笑道，“再叫两个女孩，四个人玩到早上。当时真叫开心！”

正是，我说。官能扫雪工。

“我随时可以动身。”我说，“你呢？工作收尾要多长时间？”

五反田不可思议似的微笑着看我：“你还一无所知。我那工作是永远也收不了尾的，除非一古脑儿抛开。果真那样，我无疑要被永久逐出这个世界，永久地！同时失去老婆，永久地。以前也跟你说过。”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干。

“不过也无所谓，什么都失去也不怕，死心塌地就是。你说得对，我是累了，该是去夏威夷清洗头脑的时候了。OK，一切都甩开不管，和你一起到夏威夷去。以后的事等把脑袋清洗一空之后再考虑。我——对对，还是要当个地地道道的人。也许当不成，但尝试一次总还是值得的。交给你了，我信赖你，真的，从你打来电话时我就一直信赖你，不知为什么。你有非常地道的地方，而那正是我始终追求的。”

“我谈不上什么地道，”我说，“只不过严守舞步而已，不断跳舞而已。完全没有意义。”

五反田在桌面上把两手左右拉开五十厘米。“哪里有意义？我们生存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笑了笑，“算了，管它呢，怎么都无所谓，想也没用。我也学你的样子好了。从这个电梯跳到那个电梯，一个个跳下去干下去。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想干无所不能。我毕竟是聪明漂亮又讨人喜欢的五反田。好，去夏威夷！明天就订票，头等舱两张。可要订头等舱哟，别的不成！乘则‘奔驰’，戴则劳力士，住则港区，飞机则头等舱。明后天收拾一下东西就起飞，当天就是火奴鲁鲁。我是适合穿夏威夷衫的。”

“你什么都合适。”

“谢谢。多少残存的自我是有点发痒。”

“先去海滩酒吧喝‘克罗娜’，喝透心凉的。”

“不坏。”

“不坏。”

五反田盯视我的眼睛：“我说，你真可以忘掉我杀喜喜的事？”

我点点头：“我想可以。”

“还有件事我没说，有一次我说过被关进拘留所两个星期而只字未吐的事吧？”

“说了。”

“那是撒谎。实际上我是一古脑儿和盘托出，马上就给放出来了。倒不是因为害怕，是想给自己抹黑，想使自己心灵蒙受创伤。卑鄙！所以得知你为我始终守口如瓶，我实在非常高兴，觉得连自己的卑鄙都像得到了冲洗，我也觉得这种感觉不正常，但确实是这样感觉的，觉得你把我卑鄙的污点冲洗得一干二净。今天一天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很多事情，总清算！不过能说出来也好，心里也就安然了。你可能感到不快的。”

“没有的事。”我说，我心想：我觉得似乎比以前更接近你了。而且也许应该这样说出口去，但我当时决定往后推迟一些再说。尽管无此必要，然而我就是觉得还是这样为好，觉得不久会碰到使这句话说起来更有力的机会。“没有的事。”我重复一次。

他拿起椅背上的雨帽，看湿到什么程度，随即又放下，“看在友情的分上，有件事要你帮忙。”他说，“我想再喝杯啤酒，可现在没有力气走去那边。”

“可以可以。”说着，我去柜台又买了两杯啤酒。柜台前很挤，等了一会才买到。当我双手拿杯折回里头的餐桌时，他已经不见了。雨帽消失了，停车场里的“玛莎拉蒂”也没有了。我暗暗叫苦摇头，但已无可挽回，他已经消失。

(1)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

40

“玛莎拉蒂”从芝浦海打捞上来是在翌日偏午时分。因在意料之中，我没有惊讶。从他消失时我便已有预感。

不管怎样，尸体又增加了一个。鼠、喜喜、咪咪、笛克，加五反田。共五个。还差一个。我摇摇头。不妙的势头。再往下将有什么事发生呢？将有谁死去呢？我陡然想起由美吉。不不，不可能是她，那太残酷了！由美吉，不应该死去或消失。不是由美吉是谁呢？雪？我摇头否定。那孩子才十三岁，不能让她去死。我在脑海里排列出可能化为死者的人的名单。排列的时间里，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死神。我在无意中选定了死者的顺序。

我去赤坂警署找到文学，告诉他自己昨晚同五反田在一起来着。我觉得还是向他说了为好，当然没讲他可能杀了喜喜。那事已经完结，连尸体都没有的。我说自己在五反田死前不一会还同他在一起，看上去他极度疲劳，神经有些亢奋。说他身负重债，不得不干不愿干的事，而且为离婚而深感苦恼。

他把我说的简单记录下来，和上次不同，这回草率得多。然后我签上名，前后没用一个小时。之后，他指间夹着圆珠笔看我的脸。“你周围实在是经常有人死掉，”他说，“这样的人生是得不到朋友的，人人避而远之。那样一来，眼神势必不佳，皮肤势必粗糙。不是好事哟！”

他喟叹一声。

“总之是自杀，这点已经清楚，有目击者。不过可惜呀，就算是电影明星，也大可不必把‘玛莎拉蒂’都投到海里去嘛，投‘思域’或‘皇冠’足矣。”

“入了保险，没关系的。”我说。

“哪里，自杀除外吧，任凭怎样都下不来保险金的。”文学说，“无论如何都够糊涂的。我这样的因为没钱，一想就想到给孩子买自行车上去了。三个孩子，个个得花钱，都想自己有一辆自行车。”

我默然。

“可以了，回去吧。贵友真是不幸。特意跑来报告，谢谢了。”他把我送到门口，说，“咪咪的案件还没有水落石出。侦查还在进行，早晚会有着落的。”

好长时间里我都觉得是自己害了五反田。我怎么都无法从这种苦闷沉重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我一句句回忆同他在新骑士里的谈话，每一句都使我觉得假如我回答得巧妙一些或许可以救他不死。那样，两人现在就可以躺在毛伊岛海滩上喝啤酒了！

但转念一想也未必尽然。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他一直在考虑把“玛莎拉蒂”投入大海。他知道那是自己惟一的出口，而始终将手放在那出口的门把手上等待时机。他在头脑中不知多少次描绘出“玛莎拉蒂”沉入海底的场面，以及水从车窗涌入使得自己无法呼吸的情景。他通过把玩自我毁坏的可能性而将自己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但不可能长此以往。他迟早都要打开门扇，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明明白白。他不过在等待时机。

咪咪之死带给我的是旧梦的破灭及其失落感；笛克之死带给我的是某种无奈；而五反田之死带来的则是绝望，如没有出口的铅箱般的绝望。五反田的死是无可挽救的，他不能够将自己内在的冲动巧妙地同自身融为一体，那种发自本源的动力将他推向进退维谷的地段，推向意识领域的终端，推向其分界线对面的冥冥世界。

相当一段时间里，周刊、电视和体育新闻等都将他的死作为猎物肆无忌惮地大嚼特嚼。他们如象鼻虫吞噬腐肉那样咀嚼得津津有味，光是扫一眼那类标题我都要呕吐，至于其内容不听不看也猜得出来。我恨不得把这些混蛋逐个掐得一口气不剩。

五反田说过用铁锤打杀，说那样又简单又快。我不同意，说死得那么快太便宜了他们，得一点点地勒死才好。

我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咪咪从黑暗深处说道“正是”。

我躺在床上憎恶这世界，从心底从根源上深恶痛绝。这世界里到处充斥着死——令人不忍回味的、莫名其妙的死。我软弱无力，并被这生之世界上的秽物污染得满身臭气。人们从入口进来，由出口离去。离去的人再不返回。我望着自己这双手。手心里同样沾满死的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五反田说。喂，羊男，这就是你连接世界的方式？莫非我只有通过永无休止的死才能同世界相连相接不成？这以后我还将失却什么呢？或许如你所言我再也不能获得幸福，那倒也罢了，可如此状况则实在过于残酷。

蓦地，我想起小时看过的科学读本。其中有一项是“假如没有摩擦世界将会怎样”。那书上解释道：“假如没有摩擦，自转的离心力将把地球上的一切统统甩到宇宙中去。”而我正是这种心境。

“正是”——咪咪说。

41

五反田把“玛莎拉蒂”沉入海里后的第四天，我给雪打去电话。老实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惟独同雪不能不说。她萎靡不振，形单影只，而且还是个孩子，能庇护她的人又舍我无他。更何况首先她还活着。我有责任使她活下去，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雪没在箱根家里。雨接起电话，说女儿前天便去了赤坂公寓。她大约刚从打盹中被叫醒，说话含糊不清，而且话语不多，对此我正中下怀。我便往赤坂打电话，雪大概正在电话机旁，马上接起。

“你不在箱根能行吗？”我问。

“不知道啊。反正我想一个人待些时间。怎么说妈妈都是大人吧？我不在她也完全过得了。我想多少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也到了认真对待这类问题的时候了。”

“差不多。”我同意道。

“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朋友死了。”

“嗯。被诅咒的‘玛莎拉蒂’，如你所说。”

雪一阵沉默。那沉默如水一样浸满我的耳朵。我把听筒从右耳换到左耳。

“不出去吃点东西？”我问，“没吃什么像样东西吧？两人去吃点好些的。说实话，这几天我也没怎么吃喝，一个人吃上不来食欲。”

“两点有个约会，那之前可以的。”

我看看手表，十一点刚过。

“好，这就收拾一下去接你。三十分钟后到。”

我换上衣服，从冰箱里取出橙汁饮料喝罢，将车钥匙和钱夹装进衣袋，刚要出门，又觉得忘了一件什么事。对，是忘了刮须。我走进卫生间，仔仔细细把胡须刮净，边照镜子边想：我这模样说是二十来岁还有人信吧？应该有人信。不过我像二十来岁也罢不像也罢，这等事怕是没人关心的。像不像都无所谓。刮完须我又刷了遍牙。

外面天朗气清，夏日已光临此地。只要不下雨，倒是个蛮舒服的季节。我身穿半袖衫和薄布裤，戴着太阳镜，往雪住的公寓驱动“斯巴鲁”。甚至吹起了口哨。

正是，我想。

夏季。

我边开车边想起林间学校(1)。林间学校规定三点午睡，而我怎么也睡不成什么午觉，叫睡也睡不成。但一般人都睡得很香。于是这一小时我一直眼望天花板，一直望的时间里，竟感觉天花板是个独立的世界，仿佛走去那里，便可进入一个与此处不同的天地，一个价值相反上下颠倒的世界，犹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般。我一直如此思来想去，因此想到林间学校时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天花板。正是。

后面的“尼桑公爵五”(2)按了三次喇叭。信号灯已变为绿色。要冷静！急也没用，急也去不成什么好地方不是？我慢慢把车开起。

反正是夏天。

到公寓一按门铃，雪即刻下来。她身穿格调清雅的半袖印花连衣裙，脚上是凉鞋，肩上挎着深绿色挎包。

“今天焕然一新嘛！”我说。

“不是说两点有约会吗？”

“十分得体，飘逸脱俗。”我说，“很有成年人风度。”

她只是淡然含笑，并不作声。

我们迈进附近一家饭店，吃了鲑鱼沙司佐味的意大利面条、鲈鱼和色拉，喝了汤。由于不到十二点，店里很空，味道也够纯正。十二点过后公司职员们拥上街头，我们已出店上车。

“去哪儿？”我问。

“哪也不去，就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存心同社会作对，浪费汽油！”我说。但雪不予理会，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也罢，我想，反正这一带本来就一塌糊涂，即使空气再污染一点，交通再混乱一点，又有谁会介意呢！

雪按下汽车音响的键，里面放有脱尔金·黑兹的磁带，大概是《音乐博览会》。到底谁放进去的呢？很多事都从记忆中失落了。

“我，准备请家庭教师。”她说，“今天去见那人，女的，爸爸给物色的。我对爸爸说想学习，他第二天就给找好了，说是很负责的人。说来奇怪，看了那部电影后就有点想学习。”

“哪部电影？”我反问，“《一厢情愿》？”

“是的，是它。”雪有点脸红，“连自己也觉得滑稽。总之看完那部电影就一下子产生了学习的念头。大概是因为看到你那位朋友在上面演教师的缘故吧。那人么，看的当时觉得他傻气，但还是像有一种感召力，想必有才华的。”

“是啊，有某种才华，的的确确。”

“嗯。”

“当然那是演技，是虚构，和现实不同。明白？”

“知道。”

“牙医也演得出色，维妙维肖。但那终究是逢场作戏，维妙维肖不过是看时的感觉，是图像。实际上干一件事是非常辛苦非常折腾人的，因为没有意思的部分太多。不过你想干什么毕竟是好事，没有这种愿望也不可能活得充实自如。五反田听了恐怕也会高兴的。”

“见他了？”

“见了。”我说，“见了交谈了。他谈了很多很多，谈得十分坦诚，谈完就死了。和我说完话就把‘玛莎拉蒂’开到海里去了。”

“怪我？”

我缓缓摇头：“不怪，任何人都不怪。人死总是有其相应的缘由的。看上去单纯而并不单纯。根是一样的。即使露出地面的部分只是一点点，但用手一拉就会接连出来很多。人的意识这种东西是在黑暗深处扎根生长的。盘根错节，纵横交织……无法解析的部分过于繁多。真正的原因只有本人才明白，甚至本人都懵懵懂懂。”

他始终将手放在出口的门把手上，我想，他在等待时机。谁也怪罪不得。

“可你肯定因此而恨我。”雪说。

“没什么恨的。”

“就算现在不恨，将来也一定恨。”

“将来也不恨，我不会那样憎恨别人。”

“即使不恨，也必定会有什么消失的。”她低声道，“真的。”

我瞥了一眼她的脸：“奇怪，你和五反田说的话一模一样。”

“是吗？”

“是的。他一直对将有什么消失这点耿耿于怀，其实何必那样呢？任何东西迟早都要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在移动当中生存，我们周围的东西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终究归于消失，这是我们所无法左右的。该消失的时候自然消失，不到消失的时候自然不消失。比如你将长大成人，再过两年，这身漂亮的连衣裙就要变得不合尺寸，对Talking Heads你也可能感到陈腐不堪，而且再也不想和我一起兜什么风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随波逐流，想也无济于事。”

“可我会永远喜欢你的，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想。”

“这么说真让我高兴，但愿如此。”我说，“不过说句公平话，你还不懂得时间为何物，很多事情最好不要过早定论。时间同腐败是一回事。意料不到的东西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变化，任何人都无从知晓。”

她沉吟良久。磁带A面转完，翻到B面。

夏天。街头街尾，夏日风情触目皆是。无论警察还是高中生抑或公共汽车司机，全都换上了半袖衫，也有的女孩竟然只穿背心。喂喂，我想，前不久可还下雪来着！在纷飞的雪花中我曾和她同唱《救救我，琳达》！那时至今，也不过两个半月。

“真不恨我？”

“当然！”我说，“当然不恨，何至于那样。在这一切都真假莫辨的世界上，惟独这点我可以保证。”

“绝对？”

“绝对，百分之两千五。”

她微微一笑：“就想听这句话。”

我点点头。

“喜欢五反田吧？”雪问。

“喜欢呐！”说着，突然喉头哽咽，泪水在眼窝里打转，我好歹忍住没让流出，接着深深吸了口气，“每见一次，喜欢程度就加深一层，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尤其到我这等年纪之后。”

“他杀了她？”

我透过太阳镜注视一会街景。“这个谁都不知道。不过怎么都无所谓了。”

他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

雪凭依车窗，手托脸颊，边听Talking Heads边张望外面的景色。她比第一次见面时，看上去多少老成了一点。不过这很可能只是我的主观感觉，毕竟才仅仅过去两个半月。

夏天！我想。

“这往后有什么打算？”雪问。

“怎么说呢？”我说，“还一切都没决定。做什么好呢？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一次札幌，明后天。有件事必须回札幌处理。”

我务必找到由美吉，还有羊男。那里有为我保留的场所，我包含在那里，那里有人在为我哭泣，我必须返回那里把卸掉的轮子上紧。

到代代木八幡车站附近时，雪要在这里下车：“乘小田急线去。”

“开车送你到目的地，反正今天下午闲着。”我说。

她微微笑道：“谢谢。不过可以了，挺远的，还是电气列车快。”

“怪哉！”我摘下太阳镜，“你说‘谢谢’是吧？”

“说也没什么不行吧？”

“当然。”

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十至十五秒。脸上终未浮现出可以称之为表情的表情。她居然是个没有表情的孩子，只有眼神和唇形的些许变化。嘴唇略略噘起，眼睛敏锐地忽闪着，透出灵气和生机。这双眼睛使我想起夏日的光照——夏日里尖锐地刺入水中而又摇曳着闪闪散开的光照。

“只是有点感动。”我说。

“怪人！”说罢，雪躬身下车，砰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我目送着雪苗条的背影，直至在人群中消失。消失后，我不由十分伤感，颇有失恋的意味。

我一边用口哨吹着“爱之匙”的《都市之夏》，一边沿表参道开至青山大街，准备在纪国屋采购。刚要开进停车场，突然想起明后天去札幌，没有必要做饭，更没必要采购食品。于是我当下无事可干，至少没有该干之事。

我重新漫不经心地在街上兜了一圈，而后返回住处。房间显得格外空荡。罢了罢了！想着，一头倒在床上，眼望天花板。这种心态可以取个名字——失落感。我出声说了一次，发觉这三个字并不令人欣赏。

正是，咪咪说道。其声音在这空空的房间里朗朗地荡漾开来。

(1)类似我国的少儿夏令营。

(2)一种日本产的汽车。

42

（梦遇喜喜）

我梦中遇到了喜喜。我想那应该是梦，不是梦也是类似梦的状态。“类似梦的状态”又是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总之有这么回事。在我们意识的边缘地带，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命名的，但我决定将其简单地称之为梦。因为我想还是这一说法最为接近实体。

∗∗∗

我在黎明时分梦见了喜喜。

梦中的时间也是黎明。

我打电话。国际电话。我拨动电话号码——仿佛是喜喜的女子留在火奴鲁鲁商业区那个房间窗框上的电话号码。听筒里传来咔嗒咔嗒的接线声。接上了，我想，一个数码一个数码依序连接。稍顷，铃声响起。我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数点那沉闷的铃声：五次、六次、七次、八次。数到十二次，有人接起，与此同时我也置身于那个房间——那个火奴鲁鲁商业区空荡冷清的死的房间。时间仿佛是白天，阳光从天花板的采光孔中直直地泻下，光线恍若几根粗大的柱子拔地而起，其间飘浮着细微的尘埃。那光柱如刀削一般棱角分明，将南国强劲的日光注入屋内，没有光照的部分则阴冷幽暗，恰成鲜明对比。大有置身海底之感。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耳贴听筒。电话的软线长拖拖地穿过地板延伸开去。它穿过昏暗，穿过光照，消失在隐隐约约的淡影之中。软线极长，我还没见过如此之长的软线。我把电话机放在膝头，四下打量房间。

家具放的位置仍同上次一样。床、茶几、沙发、椅子、电视机、落地灯，杂乱无章地安放着，显得很不谐调。房间的气味也一如上次。一股房间久闭不开的气味。空气沉淀浑浊，夹杂着霉气味。只是六具白骨已不复可见，床上的沙发上的电视机前椅子上的以及餐桌旁的全无踪影。餐桌上刚被用过的餐具也已消失。我把电话机放在沙发上欠身站起。头隐隐作痛，似乎一声巨响引起的脑弦震颤。于是我又落下身来。

恍惚间，最远处笼罩在淡影中的椅子上仿佛有什么在动。我凝目细看，但见已悄然站起，带着那种“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朝这边走来。喜喜！她款款地走出昏暗，穿过光照，坐在餐桌旁椅子上。她仍是从前那身打扮：蓝色连衣裙加白色挎包。

喜喜坐在那里定定地注视我，表情分外柔和。她坐在既非光照又非昏暗——恰恰介于二者之间的位置。我很想起身走过去，但又怯怯地作罢，而且太阳穴仍有余痛。

“白骨去哪里了？”我开口道。

“这个——”喜喜微微含笑，“大概消失了吧。”

“你搞的？”

“不，自行消失。怕是你搞的吧？”

我倏地看了一眼身旁的电话机，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六具白骨？”

“是你本身呀，”喜喜说，“这里是你的房间，这里所有的都是你本身，所有一切。”

“我的房间！”我说，“那么海豚宾馆呢？那里是怎么回事？”

“那里也是你的房间，当然是。那里有羊男，而这里有我。”

光柱岿然不动，硬挺、均衡，只有其间的空气微微浮动。我不经意地看着那浮动。

“到处都有我的房间。”我说，“哎，我总是做梦，梦见海豚宾馆，那里有人为我哭泣。天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海豚宾馆细细长长，那里有人为我哭泣，我以为是你，所以我才动了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你的念头。”

“大家都在为你哭泣。”喜喜说。她的声音十分沉静，仿佛在抚慰神经。“因为那是为你准备的场所嘛！在那里，任何人都为你哭泣。”

“可是你在呼唤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跑到海豚宾馆找你见面。于是从那里……好多事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和从前一样。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人死了。喂，是你在呼唤我吧？是你在引导我吧？”

“不是的。呼唤你的是你本身。我不过是你本身的投影。你本身通过我来呼唤你，来引导你。你将自己的影子作为舞伴一起跳舞。我不过是你的影子。”

“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五反田说，“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诸事如意。”

“可为什么大家都为我哭泣呢？”

她没有回答。她倏然站起，带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走到我面前站定，然后双膝跪地，伸出手，把指尖贴在我嘴唇上。手指又滑又细。接着又抚摸我的额角。

“我们是为你不能为之哭泣的东西哭泣。”喜喜低低地说，像在嘱咐我似的说得一字一板，“我们是为你不能为之流泪的东西流泪，为你不能为之放声大哭的东西放声大哭。”

“你耳朵还那样？”我问。

“我的耳朵——”她粲然地一笑，“还是那样，老样子。”

“能再给我看一次？”我说，“我想再品味一次当时的感受，品味一次你在饭店里让我看耳朵时那种仿佛世界都为之一变的感受。我始终怀有这个愿望。”

她摇摇头。“另找时间吧。”她说，“现在不成。那并非随时都可以看的。真的，那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看，当时便是。但现在不是。早晚会再给你看的，在你真正需要看的时候。”

她又站起，走进从天窗笔直射进的光柱，纹丝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在刺眼的光尘之中，其身体看上去似乎即将分解消失。

“我说，喜喜，你死了吗？”

她在光柱中飞快地朝我转过身。

“指五反田？”

“是的。”

“我想是五反田杀的我。”喜喜说。

我点头道：“是吧，他是那样认为的。”

“或许是他杀了我，对他来说是那样。对他来说，是他杀的我。那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杀我才能解决他自己，杀我是必要的，否则他走投无路。可怜的人！”喜喜说，“不过我并没有死，只是消失而已，消失。转移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就像转乘到另一列并头行驶的电车上，这也就是所谓消失。懂吗？”

我说不懂。

“很简单，你看着！”

说罢，喜喜横穿地板，朝对面墙壁快速走去，直到墙壁跟前也没放慢脚步，随即被吸入墙壁消失了。鞋声也随之消失。

我一直望着将她吸入其中的那部分墙壁。那只是一般的墙壁。房间里阒无声息，惟独光柱中的尘埃依然缓缓飘浮。太阳穴又开始隐隐作痛，我用手指按住，仍旧盯住墙壁不放。想必当时——火奴鲁鲁那次——她也是这样被吸入墙壁之中的。

“怎么样，简单吧？”喜喜的声音传来，“你不试试？”

“我也能行？”

“我不是说简单吗？试试嘛！径直往前走就行，那样就会走到这一侧来。不要怕，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拿着电话机从沙发上站起，拖着软线朝将她吸入其中的那面墙壁走去。接近壁面时我略有犹豫，但没有放慢速度，兀自将身体朝墙壁碰去，不料却无任何碰撞感，不过是穿过一堵不透明的空气隔层，而仅仅觉得其空气的构成有点异样而已。我提着电话机再次穿过那隔层，返回我房间的床前。我在床边坐下，把电话机放在膝头。“是简单，”我说，“简单至极。”

我将听筒贴在耳朵上，电话已经挂断。

莫非是梦？

是梦，多半是梦。

然而这种事又有谁晓得呢？

43

走进海豚宾馆时，总服务台里站着三个女孩。她们的装束同样是绝无任何皱纹的天蓝色坎肩和雪白的衬衣，同样向我转过可人的笑脸，但里边没有由美吉。我深感失望，甚至可谓绝望。我一心以为一到这里即可理所当然地见到由美吉。因而我不禁瞠目结舌，连自己姓名的发音都吐不清楚，以致接待我的女孩的笑容失控似的僵在脸上。她不无怀疑地审视着我的信用卡，将其插进计算机，确认是否为盗窃物。

我迈进十七楼的一套房间，放下行李，去卫生间洗过脸，又转回大厅。我坐在松软的高级沙发上，装作翻阅杂志的样子不时地往服务台里打量一眼，我想由美吉或许只是小憩。但四十分钟过后她还是没有露面，仍是那三个梳同样发式、相互难以分辨的女孩在忙个不停。等了差不多一小时，只好作罢。看来由美吉不会是小憩。

我上街买了份晚报，走进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看。我看得很细，以为可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报道。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无论五反田还是咪咪，都一字未提，只有别的杀人和自杀方面的报道。我边看报纸，边心想现在返回宾馆的话，由美吉大概已经——也应该——站在服务台里了。

但一小时后由美吉仍未见踪影。

我不由思忖：莫非她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犹如被墙壁吸进去一样？想到这里，我心里七上八下，便给她住处打电话，没有人接。接着给服务台打电话，问由美吉在不在。另一个女孩说由美吉昨天开始休假，后天才能上班。我暗暗叫苦，为什么来之前不给她打个电话呢？为什么就没想到打电话呢？

当时我脑袋里装的只是快快飞来札幌，并深信来札幌便可见到由美吉。荒唐可笑！如此说来，这以前何时给她打过电话来着？五反田死后一次也未打，不，那之前也没打的。自从雪在沙滩上呕吐，对我说五反田杀了喜喜之后，就一直未曾打过。时间相当之长。已经把由美吉抛开很久了，不晓得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而且发生得十分容易。

但我又能说什么呢，实际上什么都不能说。雪说五反田杀了喜喜。五反田把“玛莎拉蒂”扎进大海。我对雪说“没关系，这不怪你”。喜喜对我说“我不过是你的影子”。而我到底能说什么呢？什么也说不来。我首先想见到由美吉，然后再想应该向她说什么。电话中什么也说不来。

我还是心神不定。难道由美吉已被吸入墙壁，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吗？是的，那白骨是共有六具。有五具已明白是谁，此外只剩一具。这具是谁呢？想到这里，我陡然变得坐立不安，胸口里突突地跳得几乎透不过气，心脏也似乎在急剧膨胀，几欲穿肋而出。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心情。我爱由美吉？不知道。见面之前我什么都想不成。我往由美吉住处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手指都打痛了，但就是没有人接。

我无法安然入睡，汹涌的不安感几次打断我的睡意。我擦汗睁眼，开灯看表：两点、三点十五分、四点二十分。四点二十分后，我终于失眠了。我坐在窗前，边听心脏的跳动边凝视渐亮的街景。

喂，由美吉，别再让我这么一个人孤孤单单。我需要你，我再不想孤身一人。没有你，我就像被离心力抛到了宇宙的终端。求求你，让我看到你，把我连接到什么地方，把我同现实世界维系在一起。我不想修炼成仙，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三十四岁男子。我需要你。

从早晨六点半起，我便开始拨她房间的电话号码。每隔三十分钟就坐在电话机前拨一次，每次都没人接。札幌的六月委实是美妙的季节。冰雪早已融尽，几个月前还冰封雪裹的大地现在一片乌黑，充盈着柔和的生机。树木缀满青翠的叶片，在徐来清风的吹拂下轻摇微颤，长空寥廓，一碧万里，云朵的倩影分外清晰。这景致使我感到骚动不安，但我还是关在宾馆房间里不动，只管拨打她住处的电话号码。每隔十分钟我便自言自语一次：明天她就会回来，等到明天即可。然而我等不到明天，谁能保证明天一定到来呢？我坐在电话前连续拨号，拨得累了，便躺在床上打盹，或无端地盯视天花板。

以前这里有座老海豚宾馆来着，我想，那宾馆的确破旧不堪，但那里有很多东西滞留下来。人们的思绪、时间的残渣，全部融入一声声地板的“吱呀”声中，黏附于墙壁的一条条污痕上。我深深坐进沙发，抬腿放在茶几上，闭目回想老海豚宾馆里的光景：门口的形状，磨损的地毯，变色的钥匙，角落里积满灰尘的窗框。我可以沿走廊前行，开门进入室内。

老海豚宾馆早已消失，但其阴影其气氛仍然留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出它的存在。老海豚宾馆潜伏于这座庞大的新“海豚宾馆”之中，我闭眼便可以闪身入内，便可以听见老犬一般发出“吭吭吭吭”咳响声的电梯。它在这里。无人知晓，但仍在这里。这里是我的连接点。我对自己讲道：不要紧，这里是为我而设的场所，她必定返回，耐心等待就是。

我让服务员把晚饭送来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着。八点钟又给由美吉打电话，仍没人接。

我打开电视，看棒球比赛的现场直播看到九点。我消掉声音，只看画面。比赛大失水准，而且我原本也无甚兴致，不过想看一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动作。羽毛球也好水球也好，什么都无所谓。我并不注意比赛的进展，只看运动员的投球、击球和跑动。我把它当作某个与己无关的人的生活片断，一如观看空中飘逝的流云。

九点，我又打了次电话。这回铃声只响一次她便接起。我一时很难相信接电话的竟会是她，似乎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波将我同世界之间的纽带冲为两段。四肢瘫软无力，硬硬的空气块儿涌上喉头。由美吉在那里！

“刚刚旅行回来。”由美吉十分冷静地说，“请假去东京来着，住在亲戚家里。给你打了两次电话，没有人接。”

“我到札幌来了，来后一直给你打电话。”

“失之交臂。”

“失之交臂。”说罢，我紧握听筒，盯视电视画面，半天想不起词语，脑袋乱成一团。说什么好呢？

“喂，怎么了？喂喂！”由美吉呼唤道。

“好端端地在这里呢！”

“声音好像有点怪。”

“紧张的关系。”我解释说，“说不好，除非见面谈。我一直紧张，电话中放松不下来。”

“明天晚上我想可以见面。”她停了一下说。我想像她大概用手指碰了一下眼镜框。

我耳贴听筒在地板坐下，背靠着墙。“我说，明天好像迟了些，想今天就见。”

她发出否定的声音——其实尚未出声，不过是带有否定意味的空气传来。“今天太累了，筋疲力尽，我不是告诉你刚刚回来么？今天实在不行。明天一早就得上班，现在只想睡觉。明天下班后见，可以吧？或者说明天不在这儿了？”

“不，我要在这儿住些天。我也知道你很累，可说句老实话，我总有些担心，担心等到明天你怕已经消失。”

“消失？”

“就是说从这世界上消失。失踪。”

由美吉笑道：“哪里会那么简单地消失呢！不要紧，放心！”

“跟你说，不是那样的，你并不明白。我们在一刻不停地移动，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东西随着这种移动而归于消失。这是无可奈何的，没有一样会滞留下来。滞留也是滞留在我们的意识里，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我就是对这点担心。喂，由美吉，我需要你，非常现实地需要你。我几乎从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过什么。所以希望你不要消失。”

由美吉沉吟片刻。“好个怪人！”她说，“向你保证：我不消失，明天肯定同你见面。请等到明天。”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也不能再坚持。我对自己说道：知道她尚未消失就已经很不错了。

“晚安！”说罢，她放下电话。

我在房间里四下转了一会，然后去二十六楼酒吧喝伏特加。这是我同雪初遇的地方，里边人很多。柜台前有两个年轻女郎在喝酒，两人衣着甚为华丽，且都很得体。其中一个腿形长得动人。我坐在桌旁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并无其他意味地打量这对女子。随后欣赏夜景。我用手指按住额角，尽管并不痛。继而开始摸索头盖骨的形状，我自己的头盖骨。良久确认完毕，转而想像柜台前那两个女子的骨骼：头盖骨、脊椎骨、肋骨、骨盆、四肢和关节，以及动人双腿里的动人白骨。其骨洁白如雪，绝无杂质，且毫无表情。腿形动人的女子一闪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察到了我的视线。我很想向她说明，就说我不是看她的肢体，而只是在想像她的骨骼。当然我没有这样做。喝完三杯伏特加，回房间睡觉，或许由于由美吉已得到确认的缘故，我睡得很香。

∗∗∗

由美吉来到时是凌晨三点。听得门铃响，我拧亮床头灯，看了看表，然后披上睡衣，未加思索地把门打开。此刻睡意浓，也不容我思索。我只是机械地起床、移步、开门。开门一看，见是由美吉站在那里。她身穿天蓝色坎肩，仍像上次那样从门缝里闪身溜入。我关上门。

她站在房间正中，深深吁了口气，接着悄然脱去坎肩，整齐地搭在椅背上以免弄出皱纹，动作一如上次。

“怎么样，没有消失吧？”她问。

“是没消失。”我声音有些迟疑。我还把握不好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惊讶都无从谈起。

“一个人不至于那么简单地消失的。”由美吉一字一板地说。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无论什么。”

“反正我在这里嘛，反正我没消失。你不承认？”

我环视四周，深吸一口气，又看看由美吉的眼睛。是现实！“承认。”我说，“你是好像并未消失。可半夜三点怎么会跑到我房间来呢？”

“睡不着，睡不稳。”她说，“放下电话就马上睡了，但一点钟一下子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心里总想你说的话，怕弄不好真的就这么消失掉。所以就叫辆出租车到这儿来了。”

“半夜三点你来上班，人家不觉得蹊跷？”

“不怕的，没人发现，这时间都在睡觉。说是二十四小时服务，但毕竟是深夜三点，没什么事要做。坐而待命的只是总服务台和房间服务方面的。从地下停车场通过职工专用门上来，没有人会发觉。即使发觉也无所谓，因为这里职工多，值班的和不值班的不可能一一搞清。况且只要说一句来小睡室里睡觉，也就蒙混过去了，毫无问题。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几次。”

“以前也？”

“嗯。半夜睡不着就悄悄到宾馆里来，一个人转来转去。转一会儿心情就稳定下来了。你觉得发傻？可我喜欢，喜欢这样。一进宾馆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次也没被发现过，放心好了。一来没人发现，二来发现也能随便搪塞过去。当然，如果被发现进这房间，问题是有点麻烦。此外万无一失。在这里待到早上，到上班时间就蹑手蹑脚地出去。可以吧？”

“我自然可以。你上班是几点？”

“八点。”她看了看表，“还有五个小时。”

她用有些神经质的手势从手腕摘下表，“橐”地轻声放上茶几，随即坐在沙发上，把裙角拉得笔直，抬脸看着我。我在床边坐下，意识已经有所恢复。

“那么——”由美吉开口道，“你是说你需要我？”

“强烈地需要。”我说，“好多事情转了一轮，整个转了一轮。而我需要你。”

“强烈地？”说着，她又拉了拉裙角。

“是的，非常强烈。”

“转一轮后回到哪里了？”

“现实。”我说，“花了好些时间，终于回到现实中来了。我从很多奇妙事件中脱身出来。很多人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混乱不堪，而且仍未消除，估计将继续混乱下去。但我觉得我已转完了一轮，现在返回了现实。这一轮转得我筋疲力尽，浑身瘫软。但我好歹坚持跳个不停，一步也没踩错舞点。也正因如此，才得以重返这里。”

她看着我的脸。

“具体的我现在很难说得明白，不过请你相信我。我需要你，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对你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不骗你！”

“那么我该怎样好呢？”由美吉不动声色地说，“难道我应该感动得同你睡觉不成？就说太好了，说你需要我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是这样不成？”

“不是，不是那样的。”我寻找合适的词句，当然寻找不出，“怎么说好呢？这其实早已定下，我一次也没怀疑过。一开始我就以为你可以同我睡的。但最初那次未能睡成，因为那时还不合适。所以才等待转回一轮。并且已经转了一轮。现在并非不合适。”

“你是说我现在应该同你睡？”

“逻辑上的确不通，作为说服的方法也再糟不过。这点我承认。不过我是很想对你推心置腹，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也只能这样表达。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循循善诱地说服你，那类方法我也是知道的。效果如何且不论，就方法来说我是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得心应手的。问题是情况不同。这件事单纯得很，简直不言而喻，所以只能如此表达。问题不在于能否进行得顺利。我同你睡，这是既定之事。我不想在既定之事上面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因为那样会毁掉其中关键的东西。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由美吉久久地看着自己放在茶几上的表。“不能说是地道啊！”她叹息一声，开始解上衣纽扣。

“别看。”她说。

我歪倒在床上目视天花板的一角。那里别有天地，但我现在置身此处。她不慌不忙地脱衣服，不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似乎每脱掉一件，便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什么地方。一会传来“咯噔”一声眼镜放在茶几上的声音，那声音让人心里痒痒的。接着，她走近前来，熄掉床头灯，上床，滑溜溜、静悄悄地钻到我身旁躺下，像闪身溜进屋时那样。

我伸手搂抱她的身子，她的肌肤和我的肌肤贴在一起。其身子非常滑润，而且沉甸甸的。现实，与咪咪不同。咪咪的身子梦一般美妙，她生活在幻想之中，生活在她本身的幻想和包容她的幻想这种双重幻想之中。正是。但是由美吉的身体却存在于现实世界，其温馨其重量其颤动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一边抚摸由美吉一边思绪联翩。五反田那爱抚喜喜的手指也在幻想之中。那是演技，是画面上光点的移动，是从一个世界滑向另一个世界的阴翳。然而此刻不同。这是现实。正是。我现实的手指抚摸着由美吉现实的肌体。

“现实。”我说。

由美吉把脸埋在我脖颈上，鼻尖的感触是那样的真切。我在黑暗中逐一确认她身上的每个部位：肩、臂肘、手腕、手心，直至十个指尖，哪怕再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我用手指依序摸去，并像按封印那样不住地吻着。接下去是乳房、腹、侧腹、背、腿——我逐一确认其形状，按以封印。我需要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然后我用手心轻轻抚摸她软软的毛丛，在上面吻了一口。正是。那关键部位当然不会放过。

是现实，我想。

我什么也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只是静静地呼吸，但她也同样需求我，我感觉得出。她知晓我在需求什么，相应地微妙地变换姿势。浑身上下确认一遍之后，我重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的双臂也紧紧地搂住我，其呼吸温暖而潮润，将不成其为语言的语言倾吐出来。随即我进入她体内。我的阳物那么硬又那么热。我便这样强烈地需求她，如饥似渴的。

最后，由美吉使劲咬在我胳膊上，差点儿咬出血痕来。随她咬好了。这才是现实：痛和血！我抱着她的腰缓缓倾泻，缓而又缓地，就像在确认顺序。

“好厉害。”稍过一会，由美吉说道。

“所以我说早已定下了嘛。”

由美吉在我怀中就势睡了过去，睡得十分恬静。我没睡，一来全然没有睡意，二来因为怀抱熟睡中的她实在惬意。不久，天空放亮，些许晨光淡淡地透进屋内。茶几上放着她的手表和眼镜。我注视着由美吉不戴眼镜时的脸。摘去眼镜时的她也显得千娇百媚。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我再次气势汹汹地勃起，想再次进入她体内。但她睡得那么香甜，我不忍心捣乱。我依然搂着她的肩，观察房间里的变化，只见晨光逐渐涌满各个角落，幽暗后退消失。

椅子上叠放着她的衣服。裙子、衬衫、长统袜和内衣，椅下整齐摆着黑色的皮鞋。是现实。现实的衣服现实地叠着，以免弄皱。

七点时，我把她叫醒：

“由美吉，该起来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再次把鼻子触在我脖颈上。“好厉害。”她说。然后鱼跃下床，赤身站在晨光之中，竟如刚充过电一般生机勃发。我把一条胳膊支在枕头上，望着她的裸体——几小时前确认过的裸体。

由美吉冲罢淋浴，用我的梳子理好头发，简洁而又认真地刷了刷牙，然后细心地穿起了衣服。我看着她穿衣服的光景。她小心翼翼地扣好白衬衫的每一个纽扣，罩上坎肩，站在可以照出全身的衣镜前检查有无皱纹或污点。这一切她做得一丝不苟，从旁观看都甚觉快意，使人油然腾起清晨来临之感。

“化妆品在小睡室的柜里呢。”她说。

“这样就很漂亮。”

“谢谢。不过不化妆要挨训的。化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站在房间正中抱了一次由美吉。抱穿制服戴眼镜的她同样妙不可言。

“天亮后还需求我来着？”

“非常需求，”我说，“比昨天还强烈。”

“跟你说，被人这么强烈地需求还是第一次。”由美吉说，“我完全感觉得出来，知道自己被你需求。感觉到这点也是第一次。”

“这以前谁也没需求过你？”

“没人像你那样。”

“被人需求是怎样一种心情？”

“十分轻松。”由美吉说，“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觉得就像待在充满温情的房间里似的。”

“一直在这里好了。”我说，“谁也不出去，谁也不进来。只有我和你。”

“在这里住下？”

“是的，住下。”

由美吉稍离开一点看着我的眼睛：“嗳，今天晚间来住也可以的？”

“你来住我是没有问题。但对你来说我想过于冒险。一旦暴露，说不定会被解雇的哟！相比之下，恐怕还是去你住处或其他旅馆好些，嗯？那样会更舒心吧？”

由美吉摇摇头：“不，这里好，我喜欢这个场所。这里既是你的场所，同时又是我的场所。我乐意在这里给你抱，只要你可以的话。”

“我一点都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那好，今晚见，在这儿。”说完，她把门开条小缝，向外窥看一下，然后身子一闪消失在门外。

∗∗∗

我刮完胡须，冲罢淋浴，出外在早晨的街上散步，去“唐恩都乐”炸面圈店吃了炸面圈，喝了两杯咖啡。

街上到处是上班的人流。见此光景，我也觉得该开始工作了。如雪已开始学习一样，我也该开始工作才是。这是很现实的。在札幌找工作来做？也不错，我想。而且要同由美吉共同生活。她去宾馆上班，我做我的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别担心，总找得到。找不到也无所谓，几个月的吃喝还维持得了。

写点东西怕是不错。我不讨厌写文章。我扫雪差不多连续扫了三年时间，往后应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了。

对，我需求的是这个。

写普通文章，既非诗歌小说又非自传信函那样的普通文章，没有稿约没有期限那样的普通文章。

不错！

继而，我想起了由美吉的肌体。她身体的任何部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曾一一确认，一一按以封印。我带着幸福的心情在初夏的街头漫步、吃午饭、喝啤酒，然后返回宾馆，坐在大厅里，从盆栽的树阴处看了一会由美吉工作的身姿。

44

傍晚六点半，由美吉来了。仍是那身制服，但衬衣换成了另一种式样。她这次提来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备换的内衣、洗漱用具和化妆品。

“迟早要露马脚。”我说。

“放心，绝无疏漏。”由美吉嫣然一笑，脱下坎肩，搭于椅背。我们在沙发上抱在一起。

“嗳，今天一直考虑你来着。”她说，“我这样想：每天我白天在这宾馆里做工，晚上就悄悄钻到你房间里两人抱着睡觉，早上再出去做工。这样该有多好啊！”

“单位住所合二而一。”我笑道，“不过遗憾的是，一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长住在这里，二来天天如此，迟早必被发现无疑。”

由美吉不服气似的在膝盖上低声打了几个响指：“人生在世很难称心如意，是不？”

“完全正确。”我说。

“不过你总可以在这里再住几天吧？”

“可以，我想可以的。”

“那么几天也好，两人就在这宾馆里过好了！”

之后她开始脱衣服，又一件件叠好放好。习以为常。手表和眼镜摘下放在茶几上。我们亲昵了一个小时，我也罢她也罢都折腾得一塌糊涂，却又觉得极为舒坦和愉快。

“是够厉害的！”由美吉说，说完便在我怀中昏昏睡去。显然是开心之故。

我冲了个淋浴，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独自喝了，坐在椅子上端视由美吉的脸。她睡得十分安然甜美。

将近八点，她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我们查阅房间服务项目的菜谱，要了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她把衣服皮鞋藏在壁橱里，男侍敲门时迅速躲进浴室。等男侍把盘子放在茶几上离开，我小声敲浴室门把她叫出。

我们各吃了一半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喝了啤酒，然后商量日后的安排，我说打算从东京搬来札幌。

“住在东京也就那么回事，已经没有意思。”我说，“今天白天我一直在想，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再找一件我干得来的工作，因为在这里可以见到你。”

“留下？”她问。

“是的，留下。”我说。要搬运的东西估计不是很多，无非音响、书和厨房用具之类，可以统统装进“斯巴鲁”用渡轮运来。大的东西或卖或扔，重新购置即可。床和冰箱差不多也到更新换代的时候了。总的说来我这人用东西用的时间过长。

“在札幌租套房子，开始新的生活。你想来时就来，住下也可以。先这么过一段时间。我想我们可以相安无事。我已回到现实之中，你也心怀释然。两人就在新居住下去。”

由美吉微笑着吻了我一下，说是“妙极”。

“将来的事我也不清楚，不过预感不错。”

“将来的事谁都不清楚。”她说，“现在可实在是美极妙极，无与伦比！”

我再次给房间服务部打电话，要了一小桶冰块。她又躲进浴室。冰块来了后，我拿出白天在街上买的半瓶伏特加和番茄汁，调了两杯血色玛莉。虽说没有柠檬片和倍灵调味汁，毕竟也算是血色玛莉，我们暂且用来相互干杯。由于要有背景音乐，我打开枕旁有线广播的开关，把频道调至“流行音乐”。曼托瓦尼管弦乐队正在演奏《诱惑之夜》，声音优美动听。别无他求，我想。

“你真是善解人意，”由美吉佩服道，“实际上我刚才就想喝血色玛莉来着。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呢？”

“侧起耳朵就可以听见你所需求之物的声音，眯起眼睛就可以看见你所需求之物的形状。”

“像标语似的？”

“不是标语，不过把活生生的形象诉诸语言而已。”

“你这人，要是当标语制作专家就好了！”由美吉哧哧笑道。

我们各自喝了三杯血色玛莉，而后又赤身裸体地抱在一起，充满柔情地云雨一番。我们都已心满意足。抱她的时候，我恍惚听到一次老海豚宾馆那座旧式电梯“哐哐当当”的震动声响。不错，这里是我的连接点，我被包容在这里。这是最为现实的现实。好了，我再也不去别处，我已经稳稳地连接上了。我已重新找回连接点，而同现实相连相接。我寻找的就是这个，羊男将我同其连在一起。十二点，我们都有了困意。

∗∗∗

由美吉把我摇醒。“喂，起来呀！”她在耳畔低语。她不知何时已经穿戴整齐。四下还一片昏暗，我大脑的一半还留在温暖泥沼般的无意识地带。床头灯亮着，枕边钟刚过三点。我首先想到的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莫不是她来这里被上司发现了？因为由美吉摇晃我肩膀的神态极为严肃，又是半夜三点，加之她已穿好衣服。看来情况只能是这样。怎么办好呢？但我没再想下去。

“起来呀，求你，快起来！”她小声说。

“好的好的。”我说，“发生什么了？”

“别问，快起来穿衣服。”

我不再发问，迅速穿起衣服，把半袖衫从头套进去，提上蓝色牛仔裤，登上旅行鞋，套上防风外衣，将拉链一直拉到领口。前后没用一分钟。见我穿罢衣服，由美吉拉起我的手领我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小缝，两三厘米的小缝。

“看呀！”她说。我从门缝向外窥看。走廊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黑得像果子冻一样稠乎乎凉丝丝，且非常深重，仿佛一伸手即被吸入其中。同时有一股与上次相同的气味儿：霉味儿，旧报纸味儿，从古老的时间深渊中吹来的风的气味儿。

“那片漆黑又来了。”她在我耳边低语。

我用手臂揽住她的腰，悄悄搂过。“没关系，不用怕。这里是为我准备的世界，不会发生糟糕的事。最初还是你向我提起这片黑暗的，从而我们才得以相识。”不过我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我也怕得难以自已。那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根深蒂固的恐怖，是一种铭刻在我的遗传因子之中、从远古时代便一脉相承的恐怖。黑暗这种东西无论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仍然可怕可怖的。它说不定会将人一口吞没，将其扭曲、撕裂，进而彻底消灭。到底有谁能够在黑暗中怀有充分的自信呢？所有一切都将在黑暗中猝然变形、蜕化以至消失。虚无这一黑暗的袒护者在这里涵盖一切。

“不要紧，没什么好怕的。”我说，同时也是自我鼓励。

“怎么办？”由美吉问。

“两人一起到前边去。”我说，“我回到这宾馆的目的是为了见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此人。他在黑暗的尽头，在那里等我。”

“那个房间里的人？”

“是的，是他。”

“可我怕，怕得不得了。”由美吉的声音颤抖得发尖。没有办法，连我都战战兢兢。

我轻轻吻了一下她的眼睑。“别怕，这回我和你在一起。让我们一直手拉手，不松手就没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松手，紧紧靠在一起。”

我返回房间，从皮包里掏出事先准备的钢笔式手电筒和大号打火机，装进外衣袋，然后慢慢开门，移步走廊。

“去哪儿？”她问。

“向右。”我说，“一直向右，向右没错。”

我用钢笔式手电筒照着脚下，沿走廊向前走。如上次所感，这里并非海豚宾馆的走廊，而要陈旧得多。红色地毯磨得斑斑驳驳，地板凸凹不平，石灰墙布满了老人斑似的无可救药的污痕。是老海豚宾馆，我想，准确说来又不是一如原样的海豚宾馆。这里是类似它的某一部分，是老海豚宾馆式的一处所在。径直走了一会儿，走廊仍像上次那样向右拐弯。我于是拐过。但与上次又有不同——见不到光亮，见不到从远处门缝中透出的微弱烛光。出于慎重，我熄掉手电筒，但还是没有光。完整无缺的黑暗犹如狡猾的水，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包容其中。

由美吉猛地捏了下我的手。“看不见光亮。”我说。声音嘶哑得很，根本不像是我的声音。“那里的门透出光亮来着，上次。”

“我那时也是，我也看见了。”

我在拐角处伫立片刻。心里想道：羊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睡着了不成？不，不至于。他应该时刻待在那里时刻点着灯才是，像守护灯塔那样。那是他的职责。即使睡着烛光也该常明不熄，不可能熄灭。我掠过一丝不快的预感。

“嗯，就这样回去吧！”由美吉说，“这回太暗了。回去另等机会吧。还是那样好，别太勉强。”

她说的不无道理。的确过于黑暗，并使人觉得可能发生不测。但我没有回头。

“不，我放心不下，想去那里看个究竟。他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在寻求我，所以才把我们同这个地方连接起来。”我再次打亮电筒，细细的黄色光柱倏地划破黑暗。“走，拉紧我的手。我需求你，你需求我。不必担心，我们已经留下，哪里也不去，保证返回，放心好了。”

我们盯着脚下一步一步地缓缓迈进。黑暗中我可以感觉出由美吉头上隐约的洗发液味儿，这气味使我紧张的神经得到甘美的滋润。她的小手又暖又硬。我们在黑暗中连在一起。

羊男住过的房间很快找到了。因为只有这里开着门，门缝中荡出一股阴冷发霉的空气。我轻声敲门，仍像上次那样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回响，一如叩击巨大耳朵之中的巨大鼓膜。我“通通通”敲了三下，开始等待。等了二十秒、三十秒，但全无反应。羊男怎么了？莫不是死了？如此说来，上次见面时他就显得极度疲劳和衰老，使人觉得即使死去也并不反常。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但毕竟也要衰老，并总有一天死去，同其他所有人一样。想到这里，我陡然一阵不安。假如他离开人世，还有谁能够把我同这世界连接起来呢？谁肯为我连接呢？

我推开门，拉着由美吉的手轻轻走入房间，用手电筒往地板上照了照。房间里同上次见到时一样。地上到处堆着旧书，空地所剩无几。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个代作蜡烛台的烟灰缸，蜡烛已经熄灭，还剩五厘米左右。我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蜡烛，关掉手电筒，塞进衣袋。

房间中哪里也见不到羊男的身影。

他是去了哪里，我想。

“这里到底有谁来着？”由美吉问。

“羊男。”我回答，“羊男管理这个世界。这里是连接点，他为我进行各种连接，像配电盘一样。他身穿羊皮，很早以前就生在这里住在这里躲在这里。”

“躲避什么？”

“什么呢？战争、文明、法律、体制……总之躲避一切不合他脾性的东西。”

“可他已经不在了啊！”

我点点头。一点头，墙上被扩大的身影便随之大摇大摆起来。“嗯，是不在了。怎么回事呢？原本是应该在的。”我恍惚觉得站在世界的尽头，古人设想的世界尽头，使得一切变成瀑布落入其中的地狱底层般的世界尽头。而我们两人——仅仅我们两人正站在这尽头的最边缘。我们前面一无所见，惟有冥冥的虚无横无际涯。房间里的空气彻骨生寒，我们仅靠对方手心的温度相互取暖。

“他或许已经死了。”我说。

“在黑暗中不能想不吉利的事，得把事情往好处想。”由美吉说，“很可能不过是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吧？也许蜡烛没有存货了。”

“或许去取所得税的退款也未可知。”说着，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脸，她嘴角微微漾出笑意。我熄掉电筒，在若明若暗的烛光中搂过她的身体。“休息日两人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嗯？”

“当然！”她说。

“把我的‘斯巴鲁’运来。车是半新不旧，式样也老，但还不错，我很中意。‘玛莎拉蒂’我也坐过，不过老实说，还是我那‘斯巴鲁’好得多。”

“当然！”

“有空调，有车内音响。”

“无可挑剔。”

“十全十美！”我说，“我们开它去好多好多地方，看好多好多景致。”

“那自然。”她说。

我们拥抱了一会，然后松开。我又打开手电筒。她弯腰从地上拾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是《关于约克夏绵羊改良的研究》，封面积了一层乳膜样的白灰。

“这里的书全是养羊方面的。”我说，“老海豚宾馆里有个关于羊的资料室。经理的父亲是研究羊的专家，资料是他收集的。羊男是接他的班管理来着。本来已毫无用处，如今没有人读这个，但羊男还是将其保留下来了，大概这些书对这个场所至关重要吧。”

由美吉拿过我的电筒，翻开小册子，靠着墙读起来。我则一边看墙上自己的身影一边呆呆地想羊男。他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呢？我蓦地掠过一阵极为不祥的预感，心脏一下子跳到喉咙。有什么阴差阳错有什么不妙的事即将发生，到底是什么呢？我对这什么集中起全副神经。旋即猛地一惊：糟糕，糟了！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把手从由美吉身上松开。本来是不能松开的，绝对不能。刹那间，我冒出一身冷汗。我急忙伸手去抓由美吉的手腕，但为时已晚。在几乎与我伸手的同时，她的身体被倏然吸入墙壁之中，一如喜喜被吸入死之房间的墙壁。由美吉的身体一瞬间无影无踪，她消失了，手电筒的光亮也消失了。

“由美吉！”

无人应答。惟有沉默与寒气主宰着房间。我觉得黑暗愈发深重。

“由美吉！”我再次叫道。

“喏，这还不简单！”墙的另一侧传来由美吉瓮声瓮气的话音，“实在简单得很，一穿墙就过到这边来了！”

“胡说！”我大吼一声，“看起来简单，可一旦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那里不是现实，那是那边的世界，和这里的世界不同！”

她没有应声。深重的沉默重新涌满房间，紧紧压迫我的身体，使我恍若置身海底。由美吉已经消失，伸手摸向哪里也触摸不到。我与她之间横着那堵墙壁。太过分了，我想。太残酷了。我感到浑身瘫软。我和由美吉是应该在这边的，为此我才一直努力不懈，我才踏着变幻莫测的舞步终于赶到这里。

然而时间已不容我前思后想，已不容我犹豫不决。我迈步朝墙壁那边追赶由美吉，此外别无他法。因为我爱由美吉。我像遇见喜喜时那样穿墙而过。一切一如上次：不透明的空气层，粗糙的硬质感，水一般的凉意，摇摆的时间，扭曲的连续性，颤抖的重力。恍惚间，远古的记忆犹如蒸汽从时间的深渊中腾开起来。那是我的遗传因子。我可以感觉出自己体内进化的块体。我超越了纵横交织的自己本身巨大的DNA(1)。地球膨胀而又冷缩。羊潜伏于洞穴之中。海是庞大的思念，雨无声地落于其表面。没有面孔的人们站在岸边遥看海湾。无尽无休的时间化为巨大的毛线球浮于空中。虚无吞噬人体，而更为巨大的虚无则吞噬这个虚无。人们血肉消融，白骨现出，又沦为尘埃，被风吹去。有人说：彻底地完全地死了。有人说：正是。我的血肉之躯也分崩离析，四下飞溅，又凝为一体。

穿过这堵混乱而扑朔迷离的空气层之后，我竟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周围黑得不行，而又不是漆黑，却又什么也看不见。我孑然一身。伸手摸去，旁边谁也没有。我形影相吊，孤孤单单地被丢在世界的尽头。“由美吉！”我扯着嗓门喊道。但实际上并未出声，不过是一缕干涩的气息。我想再喊一次，不料竟听到“咔”的一声，落地灯亮了，房间里一片朗然。

而且由美吉就在房间里。她身穿白衬衣、西服裙，脚穿黑皮鞋，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着注视我。写字台前的椅背上搭着天蓝色坎肩，俨然她的化身。于是我紧张得发硬的躯体开始像螺丝松动一样一点点弛缓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右手正紧紧抓着床单。我把床单放开，擦了把脸上的汗，心想这里可是这边？这光亮可是真正的光亮不成？

“喂，由美吉！”我声音嘶哑地喊。

“什么？”

“你真的一直在这里？”

“那还有假？”

“哪里也没去也没消失？”

“没有消失，人不可能那么轻易消失的。”

“我做梦了。”

“晓得。我一直看着你，看见你做梦并且喊我的名字，在一片漆黑中。知道么，如果真心想看什么，即使一片漆黑也看得真真切切。”

我看看表，时近四点，黎明前的片刻，正是思绪跌入深谷的时间。我身上发冷，尚未完全放松。那难道真的是梦？黑暗中羊男消失，由美吉也消失不见。我可以真切地回味起走投无路时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回味起由美吉手的感触，二者都还牢牢地留在我的身心，比现实还要真实。而现实还没有恢复其充分的真实性。

“我说，由美吉。”

“什么？”

“你怎么穿上衣服了？”

“穿上衣服看你来着，”她说，“不知不觉地。”

“再脱一遍可好？”我问。我想再确认一下，确认她是否真在这里，确认这里是否真是这边的世界。

“当然好的。”说罢，她摘下手表放在茶几上，脱掉鞋整齐地摆在地毯上。接着一个个解开衬衣纽扣，脱去长统袜，脱下裙子，一件件叠好放好。又摘下眼镜，像上次那样“咯噔”一声放在茶几上。然后光着脚悄然走过地毯，轻轻掀开毛毯躺到我身旁。我一把搂过她。她身上温暖而滑润，带有沉稳的现实感。

“没有消失。”

“当然没有，”她说，“我不是说了么，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消失的。”

果真如此？我抱着她想道，不，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这个世界既脆弱又危险，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很容易。况且那个房间里的白骨还剩一具。那是羊男的吗？还是为我准备的他人之死呢？不，也许那白骨就是我本身的。它很可能在那个遥远的昏暗房间里一直等我死去。我已经听见了远处老海豚宾馆的声音，那声音就像远处随风传来的夜班火车声。电梯发出“哐哐当当”的响声爬上来停住。有人在走廊里走动。有人开门。有人关门。是海豚宾馆，这我知道。一切都吱呀作响，一切声响听起来都很陈腐，而我便被包容在这个里面。有人为我流泪，为我不能为之哭泣的东西流泪。

我吻了吻由美吉的眼睑。

由美吉在我怀中酣然入睡，我却难以成眠。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如枯井一样睁着双眼。我静静地继续抱住她，像要把她整个包拢起来。我不时地吞声哭泣。我为失去的东西哭泣，为尚未失去的东西哭泣。但实际上我只哭了一小会儿。由美吉的身子是那样的柔软，在我怀中温情脉脉地刻算着时间。时间刻算着现实。不久，天光悄然破晓。我扬起脸，定定地注视着床头闹钟的指针按照现实时间缓缓转动。它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我胳膊的内侧承受着由美吉的气息，也只有这部分是温暖潮润的。

是现实，我想，我已在这里住下。

不多会儿，时针指向七点。夏日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射进，在地毯上描绘出一个略微歪斜的四角形。由美吉仍在酣睡。我悄悄地撩起她的头发，露出耳朵，轻轻吻了一下。怎么说好呢？我思考了三四分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和表达方式。我能够顺利发出声音吗？我的话语能够有效地震动现实的空气吗？我试着在口中嘟囔了几个语句，从中选出一句最简练的。

“由美吉，早晨来临了。”我低声说道。

(1)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之略。

后　记

这部小说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动笔，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脱稿。对我来说算是第六部长篇。主人公“我”原则上同《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的“我”是同一人物。

村上春树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伦敦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

版权信息

书名：海边的卡夫卡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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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IBE NO KAFUKA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02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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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序言

村上春树

这部作品于二〇〇一年春动笔，二〇〇二年秋在日本刊行。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构思浮现出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念头最先是写一个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故事。至于故事如何发展则完全心中无数（我总是在不预想故事发展的情况下动笔写小说），总之就是要把一个少年设定为主人公。这是之于我这部小说的最根本性的主题。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来，决不是评价高的人，或者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以前我所描写的大体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个人经历过的人与事、他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的形态。

但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之中，藉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这是我想写的一点。

当然您一读即可知晓，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五岁少年。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无论怎么看——在日本也好，或许在中国也好——都很难说是平均线上的十五岁少年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年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田村卡夫卡君不过是以极端的形式将我们十五岁时实际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作为故事承揽下来。

田村卡夫卡君以孤立无援的状态离开家门，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年人世界之中。那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量有的时候就在现实之中，有的时候则来自现实之外。而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愿意拯救或结果上拯救了他的灵魂。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力量返回。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

于是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恕我重复，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阅读这个故事的时间里，倘若您也能以这样的眼睛观看世界，作为作者将感到无比欣喜。

二〇〇三年初春

另一种精神救赎之旅（译序）

林少华

二○○七年樱花时节，浙江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女生跑来青岛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说她高中时代一度陷入精神危机，休学在家。那期间给我写了信，也接到了我的回信，从中受到鼓励。不久又读了我译的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决心像书中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那样告别过去，重返学校完成学业。结果学习成绩很快上去，得以考入浙大。“如果没有您的回信，没有碰巧读到《海边的卡夫卡》，我的人生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她感慨地说。作为我，当然已忘记那封回信了。一来事情过去了几年，二来给读者回的信实在很多。其中确有几人考上大学后再次来信表示感谢，但像她这样当面致谢的还不曾有过。这让我分外欢喜和欣慰，实实在在生出一种感触：自己大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切切实实有益于青年、有益于社会的好事。

如此典型的例子诚然为数不多，但毕竟提供了一种验证。大而言之，验证了文学的力量；小而言之，验证了《海边的卡夫卡》的力量——使心灵或灵魂获得救赎的力量。而这恐怕正是村上多数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大凡文学作品的主要魅力和价值所在。否则要文学做什么呢？要作家和翻译家做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文学和宗教才能使人的灵魂获得安顿和救赎，进而得到升华和超度。

说回《海边的卡夫卡》。村上在这篇序言中明确写道：

……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之中，藉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这是我想写的一点。

概括起来，《海边的卡夫卡》（以下简称《卡》）是一个少年精神成长史的一个剖面，也可以说是一部“成长小说”。众所周知，村上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有人称之为“村上流新个人主义”），村上自己也坦率承认这一点，“什么也不引渡给别人，同任何人都不发生连带关系”（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这点在他以往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是其作品主人公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那些主人公几乎全是尚未结婚或离婚的单身男性，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亲戚也基本没有，甚至父母也不出场。不在公司等必须与人协调各种关系的团体中任职，失业或者半失业，从事类似翻译或自由撰稿人那样个体性质的工作。因此他们从来不是社会这部庞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不认同任何权威、权势、权位、体制和所谓主流价值观，而宁愿离群索居，在社会边缘地带作为边缘人默默拧紧自己的发条。但他们绝非弱者，也同所谓颓废、冷漠不大是一回事。他们拥有健全的知识体系、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世界观，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独自在脑袋里或在私人交谈中对现存社会体制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酷酷地评头品足、冷嘲热讽，时有一针见血的见解和惊人之语，在这个意义上堪称真正的强者。

但是，这次村上写的是十五岁的少年，意在展现其精神“聚敛成形”的过程。这样，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将其置于家庭和社会的大视野之外，尤其不可能让他成为社会体制彻底的旁观者和批判者。相反，必须促使他一步步认同和返回以学校教育为主的社会体制之内。这样的姿态在村上笔下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而这当然需要异常艰难、甚至惊心动魄的蜕变过程。为此村上给这个十五岁少年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家庭，即幼年被母亲抛弃造成的心灵伤害和父亲可怕的预言所造成的精神痛苦。那与其说是预言，莫如说更是恶毒的诅咒：你迟早要用那双手杀死父亲，迟早要同母亲交合。“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平时静悄悄潜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为了挣脱这个预言、这个诅咒，田村卡夫卡君选择在十五岁生日当天离家出走，以孤立无援的状态投入到成年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

那么，田村卡夫卡果真从那个诅咒中挣脱出来了吗？就杀父这点来说，表面似乎挣脱了，因为他父亲雕刻家田村浩一在他离家出走大约十天后被人杀死在东京自家书房里，而他当时则在远离东京的高松市。可是奇怪的是，那时他的T恤黏乎乎沾满了什么人的血——“有可能我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通过类似特殊的梦之线路那样的东西前去杀害了父亲。”而大岛则认为那是未免过于大胆的超现实意义假设，“听起来简直像科幻小说的梗概”。读者也难免要问：田村卡夫卡到底有没有杀死他父亲呢？关于这点，村上在《卡》出版后不久接受《文学界》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我所设想的“文脉”里面，一切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我设想的世界中，类似远距离杀死父亲这样的事莫如说也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所以，例如中田杀人而卡夫卡君手上沾血是丝毫不足为奇的。问我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是理应有的事。

只是，读者中也有许多人说莫名其妙：为什么中田杀人而卡夫卡君手上沾血了呢？那是可能发生的。为什么说可能发生呢？因为“物语”就是要在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物语”所表达的和“物语”以外的表达有所不同。

（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

一句话，在村上式“文脉”里，儿子杀死了父亲。那么“迟早要同母亲交合”那个预言或诅咒又如何呢？应该说也应验了。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佐伯在甲村图书馆那个墙上挂有“海边的卡夫卡”油画的神秘房间里，以“睡着”的状态同“我”即田村卡夫卡君进行交合——“想必佐伯把我当成了她早已死去的少年恋人，她试图把过去在这房间发生的事依样重复一遍，重复得极为自然，水到渠成，在熟睡中。我想我必须设法叫起佐伯，必须让她醒来。她把事情弄错了，必须告诉她那里存在巨大的误差，这不是梦，是现实世界。然而一切都风驰电掣地向前推进，我无力阻止其势头。我心慌意乱，我的自身被吞入异化的时间洪流中。”田村卡夫卡君就是这样被动地把那个可怕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对此读者当然还要提出疑问：现实中的佐伯已经五十岁，而同田村卡夫卡交合的则完全是少女，怎么可能是他的母亲呢？何况又处于睡梦之中。但如上面说过的那样，在村上设计的语境（“文脉”）中，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也正是“物语”特有的优势和可能性。换言之，常识性逻辑和理性不重要，重要的是装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的隐喻本身。

显而易见，这一构思来自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即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俄狄浦斯是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出生前，其父王从阿波罗神那里得知此儿将来会杀父娶母，于是将出生不久的俄狄浦斯抛弃在峡谷里。不料婴儿被老牧人救起，并由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和王后墨洛珀收为养子。俄狄浦斯长大后得知那个可怕的预言，为了避免预言的实现而离开以为是自己亲生父母的波吕玻斯和墨洛珀。他在逃往忒拜国的路上同一伙陌生人吵架，动怒打死了一个老年人，而那人正是他的生父。到了忒拜后，他为百姓除掉了人面狮身的女妖斯芬克司，因此被拥戴为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前王后即他的生母为妻。至此，那个“杀父娶母”的预言全部应验。其后他屡遭不幸。真相大白后，他母亲羞愧自杀，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愿放逐。

一般认为，《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是通过个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与命运之间的剧烈冲突来表现命运的强大和善良英雄的毁灭。命运之所以强大，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无可选择的，如《卡》中大岛所说，“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命运有时是荒谬和邪恶的，甚至安排人去做“杀父娶母”这种伤天害理、无可饶恕的事情。而村上恰恰把这样的命运摆在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面前，而且变本加厉，通过琼尼·沃克杀猫的场景暗示少年的父亲是一个性格无比邪恶和扭曲之人。同时，他借少年之口说出“父亲玷污和损毁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而使少年继承一半邪恶基因，而这有可能是他母亲四岁就把他抛弃的一个原因。总之，这个少年基本天生是一个坏小子，一个被严重损毁的人。何况，俄狄浦斯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杀父娶母，而田村卡夫卡君则在离家出走时就把十二厘米长的沉甸甸的“尖头锋利的折叠刀”带在身上。当他得知父亲遇害时也好像没有悲伤，“就真实的心情来说，遗憾的是莫如说是他没有更早死去”，甚至认为有可能是自己“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而他同母亲交合，虽然是被动的，但也并非完全蒙在鼓里。读者在这里势必质疑：这样的十五岁少年还能得到救赎吗？他的人生还有希望吗？

村上春树决心让他得到救赎，决心给他以希望。希腊神话中，善良、勇敢正直的俄狄浦斯没有得到救赎，彻底毁灭了。而在这部长篇里面，糟糕的田村卡夫卡君反而得到了救赎，走向新生。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惟其如此，一个是经典的希腊悲剧，讲述命运的不可战胜；一个成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强调命运可以克服，人生还有转机。

那么田村卡夫卡君是怎样得到救赎的呢？一个办法是让他思考。村上春树说：

我特别注意的是，虽说出场的是十五岁少年，但也不要有太多的启蒙意味。不引导他，不做那样的事。我想做的是让他思考，让他用自己的脑袋判断。作者不可引导他。用前面的话说，就是将各种各样的原型摆在他面前，促使他自然而然地理解、消化和接受。我认为这是赋予作者的重要任务。

（《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换个说法，就是要让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田村卡夫卡君脑袋里通过，要从所有角度把知识塞进去，村上在前面提到的那次采访当中认为这点非常重要。可是，由谁来帮助田村卡夫卡做到这点呢？主要是大岛。可以说，大岛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个少年的精神导师角色：

大岛一边开车一边就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展示他的博学。或许有人对此反感，觉得是在炫耀知识，但大岛是想通过这些把某种东西提供给卡夫卡君这个少年。他这人绝对不直接说不可怎样做，而是通过他身上存在的某种知识形态来传达什么。

（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

的确，大岛从不居高临下地对田村卡夫卡君指手画脚，只是以平等的态度倾听对方的诉说，提供知识和建议时也从无强加于人的意味，更多的时候是表示理解，以其特有的温情和关爱促使少年思考和做出判断，这其实也是村上笔下绝大部分主人公一贯的姿态。因此，尽管大岛是患有性同一障碍的所谓不男不女的“阴阳人”，但绝不使人讨厌，莫如说让人怀有好感，尤其第19章大岛对闯进图书馆吹毛求疵的两个女权主义者那番言说，可谓机警洒脱，妙趣横生。最后大岛对少年平静地说道：“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作为我，不愿意让那类东西进入这里。”耳闻目睹事件整个过程的十五岁少年当然不可能不无动于衷。如村上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从中既可以领教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又可以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所谓成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另外一个使得田村卡夫卡获得救赎的办法是让他同“异界”接触。村上认为，把类似生存状态的“元型”那样的东西以纯粹的形式出示给年轻人，其重要性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构世界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的父母很难把自己的“元型”活生生摆在孩子面前，因为日常这东西往往以种种样样的污垢将事物给人的印象（image）弄得模糊不清。而且十五岁正处于反抗期，常常对父母的做法表示反感。“所以，我认为同异界的接触就变得重要起来。……但实际上很难发生那样的事情，所以，读书很关键。阅读当中，可以同许多异界发生实实在在的（real）接触。”实际上，村上在《卡》这部小说中也让田村卡夫卡君读了很多书，尤其让他读了有“异界”出现的文学作品。《卡》几次强调田村卡夫卡君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从小就经常在图书馆消磨时间，即使看不大懂的书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或者不如说，对我来说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离家出走来到高松市区，村上也刻意安排他住进“甲村图书馆”，让他在那里看有无数“异界”出现的《一千零一夜》——“比之站内熙来攘往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一千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要生动得多逼真得多。”他还在那里同大岛谈起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说他最喜欢那篇描写奇特行刑机器的《在流放地》。不言而喻，卡夫卡的小说常有“异界”即“怪异的世界”出现。

不仅在书上，在实际生活中，作者也让这个少年一再进入“异界”。如在神社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去知觉，T恤沾了很多血，如在甲村图书馆那个神秘房间里见到十五岁的美少女，如在梦中同可能是他姐姐的樱花做爱。而最后关于田村卡夫卡君的几章，几乎全部将他置于“异界”之中：他在不妨说是二战士兵亡灵即两个“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的一高一矮两个士兵的引导下，从“入口”进入森林尽头地带。在那里，他见到了十五岁的佐伯（“每晚来我房间凝视墙上绘画的少女”）和现实中五十岁的应该是其生母的真的佐伯。真的佐伯一再劝说他离开这座森林尽头的小镇，返回原来的生活，“你还是要返回才行”。他在返回路上回望小镇而想要留下来的关键时刻，佐伯再次斩钉截铁地叮嘱“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在那里”。至于堪可视为田村卡夫卡君之分身的中田老人更是连续遭遇“异界”，从刺杀琼尼·沃克到得助于山德士上校，从跟猫说话到撑起伞让天降蚂蝗，不妨说，没有“异界”就没有中田的人生经历。

总之，如果没有大岛的言说和启发，没有书中和生活中的“异界”游历，十五岁的田村卡夫卡君就不可能从那个可怕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并且获得救赎。耐人寻味的是，森林尽头小镇那个最后的、至关重要的“异界”是在两个二战日军士兵亡灵的带领下进入其“入口”的。准确说来，这是两个厌战的逃兵，是为逃避战争而躲进森林的。

“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个儿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

“你怎么样？你想杀人或被人杀？”高个儿士兵问我。

我摇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

“谁都不例外。”高个儿说，“噢，应该说几乎谁都不例外。问题是就算提出不想去打仗，国家也不可能和颜悦色地说‘是么，你不想去打仗，明白了，那么不去也可以’。逃跑都不可能。在这日本压根儿无处可逃，去哪里都会立即被发现，毕竟是个狭窄的岛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留下来，这里是惟一可以藏身的场所。”

……

“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儿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搅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决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

从以上行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二战日本逃兵以至那段“含有暴力性意志”的“杀人”的日本现代史的态度：对逃兵予以肯定，并借逃兵之口对那段历史予以否定和批判。他还让对那场战争持批判立场的逃兵充当十五岁少年的领路人，从中应该可以读取这样的潜台词：当今日本青少年若要完成精神成长和获取救赎，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入口”，其领路人便是那样的“逃兵”。同时也暗示出当下的日本政治生态：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的人还很难离开“森林”走去外面的主流世界。因为外面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高个儿所说的充满暴力性的世界。“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换言之，在村上眼里，日本这个国家仍未彻底铲除暴力性土壤。

佐伯的最后出现也意味由这两个二战逃兵领入的“异界”的何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佐伯最后也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异界”劝少年返回原来的生活——离开作为封闭系统的“森林”而返回作为开放系统的社会。无疑，佐伯本身也是个巨大的隐喻。作为母亲，她可以隐喻孕育和培养主人公的故土、故国以至整个历史和文化。尽管她抛弃和伤害了主人公，但主人公最后仍原谅了她，并且听从她的劝告重返社会。显然，没有她那句劝告，主人公很有可能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在最后关头放弃同“影子”一起逃出“世界尽头”机会的“我”那样留在森林尽头。那也就意味他放弃成长，放弃责任，放弃救赎。这当然反映出村上态度的转变：从拒绝社会到融入社会，从放弃责任到回归责任。小说在最后一章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小说收尾时，作者通过田村卡夫卡的另一个自己即叫乌鸦的少年又一次认定“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小说最后一句是：“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而《挪威的森林》的最后一句是“我不知这里是哪里……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为“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相比之下，《卡》发出的信息最为确定、积极和有社会连带感。亦如村上在中文版中所说的，“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至此，背负“杀父奸母”这个可怕命运或诅咒的十五岁少年完全获得了救赎，走向新生，而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毁灭。作者设想中的“最根本性的主题”便是这样凸显出来。

说起来，村上春树是在他五十三岁时创作这部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那么村上自己十五岁时是怎样的呢？村上没有回避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

我十五岁时相当奇特来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个异常喜好读书的少年。也是因为独生子的关系，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什么孤独呀沉默呀，根本不觉得难受。用零花钱买了好几本大月书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资本论》什么的当然难得不得了，不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读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懂的。行文也简洁明快，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差不多通读了——这样子，恐怕就不是个普通孩子。

反正经常看书。音乐也常听，被现代爵士乐迷住也是那个时候。倒是没有离家出走（笑）。我这个人身上，强烈的向内部分和物理性外向部分好像同时存在。这点现在也一样，人这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当被问及自己十五岁的记忆是否在写小说过程中苏醒过来时，他否定说不曾有那种情况出现，随后进一步解释道：

十五岁的少年主人公和实际十五岁时的我自己全然不同。也许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基本是另一个人。不过我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成为十五岁少年，可以钻进他那一存在，可以作为全新的选项把我的存在和他的存在重合在一起。那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希望对读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够由十分重要的事情把我和少年和读者连在一起，我想那真是再好不过。小说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这番话饶有兴味。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十五岁少年自动自觉地读了马恩全集，差不多读懂了《资本论》，而我们中国这边能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十五岁少年恐怕还是个疑问。由此不难明白村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什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审视和批判态度，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换言之，在村上的教养、知识体系和思想质地中不乏马恩经典著作元素。就这点而言，与其说他是“小资”，莫如说是“普罗”也许更为合适。

此外，这部长篇要求我们阅读时放弃对外部客观依据的追索，而要彻底沉入自己的内心以至潜意识王国，甚至需要懂一点所谓心灵魔术，才能跟随作者在这座卡夫卡式迷宫里完成想像力的各种大跨度跳跃。显而易见，这部长篇、尤其以中田老人为主线的偶数各章，种种谜团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物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自由穿梭，现世与“异界”的屏障荡然无存，场景光怪陆离，变幻莫测。因此，以我们原本偏重于现实主义的阅读常识看来完全匪夷所思。这就更有必要记住前面引用过的村上那句话：“‘物语’就是要在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离奇古怪之事的发生都是自然的、正常的，在村上笔下那也是“现实主义”的。一句话，在“物语”中一切都成为可能，而那毋宁是“物语的意志”所使然。这就是村上的观点。

无须说，正如文学评论界对于村上作品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对于《卡》也是如此。这里只介绍两种批评。一种来自东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小森阳一。他认为田村卡夫卡君未能亲自动手结果父亲隐喻日本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天皇战争责任和结束天皇制度，并对此感到不快。他这样慷慨陈词：

在情节设计上，卡夫卡少年象征性杀父的背后有昭和天皇幽灵般的阴影。

这一设计，应该视为战败后“象征”式呈现的日本社会状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以自己的力量裁判作为“压倒性暴力”之战争的责任人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相反，昭和天皇裕仁因企图利用天皇的权威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战后日本实行占领政策的麦克阿瑟的庇护而得以免受东京审判，进而实现“国体护持”，作为“象征天皇制”而成功地存活下来。也就是说，在战败之际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作为全体国民象征性杀父。战前的“绝对主义天皇制”诚然通过美国=GHQ=（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这一异类父性权力而“代理代行式”解体了，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得以继续活命——不过是极其半途而废式的杀父罢了。不，那甚至不是什么杀父，而只是GHQ和天皇制之间的一种合谋性同舟共济。

（《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小森阳一著，平凡社2006年10月版）

仔细查阅《卡》，发现有一段直接点出天皇，是借山德士上校之口说出的。说得相当风趣，不妨引用在这里供读者玩味和思索：

“好好听着，星野小子！神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特别是在日本，好坏另当别论，总之神是圆融无碍的。举个证据：战前是神的天皇在接到占领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不得再是神’的指示后，就改口说‘是的，我是普通人’，一九四六年以后再也不是神了。日本的神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叼着便宜烟斗戴着太阳镜的美国大兵稍稍指示一下就马上摇身一变，简直是超后现代的东西。以为有即有，以为没有即没有，用不着一一顾虑那玩意儿。”

另一种批评声音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他在其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直译应为“村上春树和语言的韵律”）中，特别提及第十六章集中描写的暴力场面。他认为第十六章是村上笔下最激烈、最深刻的一章，其中提出的是浸满鲜血的二十世纪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将继续困扰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其开端是如此令人心碎，如此充满暴力。“这部小说的价值或者说成功所在必将建立于村上如何处理他如此急迫地予以表现的这些普世性主题”。那么村上是如何处理的呢？杰·鲁宾很快将笔锋转向批评。他在分析书中琼尼·沃克和“皮条客”山德士上校的邪恶、暴力与堕落之后，写出如下评论：

……更令人失望的是小说未能回答第十六章那杰出的杀猫情节的结尾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而言，通过杀死另一个人参与到人类历史最丑陋的核心，即使他的杀人是为了制止别人继续杀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杀戮与战争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人，使他不再是原来的他？小说的前十五章百川归海般导向那场恐怖的血腥较量，但随后的三十三章却始终再未能达到那一探询的高度，而且精心编织的中田童年时代有关战时的章节也再未在以后的叙事中起到任何意义。

……看来村上并未看出他在小说的前十六章中已然创造出了多么意味深长的文本，而且错失了使这部小说成为对人类处境的伟大评判的良机。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此外杰·鲁宾对《卡》还有许多批评，如认为情节的设计有时相当武断和随意，有时又过于依赖叙事策略和巧合，而且忽视现实层面的诸多前后不一致。作为文体，“迎头掷向读者的那些绚丽矫饰的文字数量甚至超过了《斯普特尼克恋人》中临近另一世界时演奏的高调音乐”，以及隐含说教倾向等等。可以说，《卡》是这位哈佛教授批评最多的村上作品。不过这部书在美国卖得很好，还被媒体评为2005年十佳图书之一。在中国也卖得不错，新旧两版迄今印行近三十次，印数逾六十万册。仅排在《挪威的森林》之后。

下面请允许我说一些同文本内容不完全有关的话。《卡》是我在距作者最近的地点翻译的。原著二○○二年九月出版，我同年十月抵达东京，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在东京大学访学一年。十一月九日着手翻译，翌年一月六日初稿译毕，十二日校毕。三天后的一月十五日如约到村上春树事务所去见这位世界知名的日本当代作家。

村上春树的事务所当时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 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看样子是三室套间，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计算机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

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介绍给我。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他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村上也是翻译家），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大陆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着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了访谈录。其中特别有启示性或有趣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点关于创作原动力。我问他是什么促使他一直笔耕不辍，他回答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第二点，关于孤独。我就作为其作品主题之一的孤独加以确认，村上应道：“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第三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问他如何看待获奖的可能性。他说：“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第四点，关于中国。我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感觉出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问他这种好感是如何形成的。村上回答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最后我问他打不打算去一次中国见见他的读者和“村上迷”们，他说：“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以上四点之中，我以为尤其值得欣赏的是第一点关于灵魂自由的表达——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确，村上的作品，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雄伟壮丽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安排，也没有指点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暗示和承诺，但是有对灵魂自由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关怀。村上每每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你的灵魂果真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吗？阅读村上任何一部小说，我们几乎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颗自由飞扬的灵魂。可以说，他笔下流淌的都是关于“自由魂”的故事。

最后，我要对东京大学小森阳一教授表示感谢。他在东京郊外为我安排了适合埋头翻译的一套安静而宽敞的住房。翻译之初仍值晚秋，黄昏时分漫步附近河堤，但见日落乌啼，四野烟笼，芒草起伏，黄叶飘零，颇有日暮乡关之感；而译稿付梓时已是早春，窗外梅花点点，黄鹂声声，令人别有一番欣喜之情。还要感谢东京女子大学岛村辉教授的热情答疑。北京的颜峻君在音乐方面的指教和责编沈维藩先生默默增加的注释也令人感激。而十年后此次修订当中，青岛的纪鑫君一一对照原文帮我查找漏误之处，在此一并致谢。也希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来函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灯下定稿

时青岛月明星稀涛声依旧

叫乌鸦的少年

“那么，钱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叫乌鸦的少年说道。语调仍像平日那样多少有些迟缓，仿佛刚刚从酣睡中醒来，嘴唇肌肉笨笨的，还无法活动自如。但那终究属于表象，实际上他已彻头彻尾醒来，一如往常。

我点头。

“多少？”

我再次在脑袋里核对数字：“现金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点能用卡提出来的银行存款。当然不能说是足够，但眼下总可以应付过去。”

“噢，不坏。”叫乌鸦的少年说，“眼下，是吧？”

我点头。

“不过倒不像是去年圣诞节圣诞老人给的钱，嗯？”他问。

“不是。”我说。

叫乌鸦的少年不无揶揄意味地微微扭起嘴角环视四周：“出处可是这一带某个人的抽屉——没猜错吧？”

我没有回答。不用说，他一开始就晓得那是怎样一笔钱，无须刨根问底。那么说，他不过是拿我开心罢了。

“好了好了，”叫乌鸦的少年说，“你需要那笔钱，非常需要，并且弄到了手。明借、暗借、偷……怎么都无所谓，反正是你父亲的钱。有了那笔钱，眼下总过得去。问题是，四十万元也好多少也好，花光了你打算怎么办？口袋里的钱，总不能像树林里的蘑菇那样自然繁殖。你要有吃的东西，要有睡的地方。钱一忽儿就没了。”

“到时候再想不迟。”我说。

“到时候再想不迟。”少年像放在手心里测试重量似的把我的话复述一遍。

我点头。

“比如说找工作？”

“有可能。”我说。

叫乌鸦的少年摇摇头：“跟你说，你要多了解一些社会这玩意儿才行。你以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人地两生的地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说到底，你可是连义务教育都没学完哟！有谁肯雇你这样的人？”

我有点脸红。我是个会马上脸红的人。

“算了算了。”叫乌鸦的少年继续道，“毕竟还什么都没开始，不好尽说泄气话。总之你已下定决心，往下无非是实施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你自己的人生，基本上只能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人生。

“不过，从此往后，你不坚强起来可是混不下去的哟！”

“我在努力。”

“不错，”叫乌鸦的少年说，“几年来你已经坚强了许多，倒不是不承认这一点。”

我点头。

叫乌鸦的少年又说：“但无论怎么说你才十五岁，你的人生——极慎重地说来——才刚刚开始。过去你见所未见的东西这世界上多的是，包括你根本想像不到的。”

我们像往常那样并坐在父亲书房的旧皮沙发上，叫乌鸦的少年中意这个地方，这里零零碎碎的东西让他喜欢得不得了。此刻他手里正拿着蜜蜂形状的镇纸在摆弄，当然，父亲在家时他从不靠近。

我说：“可是不管怎样，我都必须从这里离开，这点坚定不移。”

“或许。”叫乌鸦的少年表示同意。他把镇纸放在桌上，手抱后脑勺，“但那并不是说一切都已解决。又好像给你的决心泼冷水了——就算你跑得再远，能不能巧妙逃离这里也还是天晓得的事！我觉得最好不要对距离那样的东西期待太多。”

我又考虑起了距离。叫乌鸦的少年叹口气，用手指肚按住两边的眼睑，随后闭目合眼，从黑暗深处向我开口道：“像以往玩游戏那样干下去好了。”

“听你的。”我也同样闭起眼睛，静静地深吸一口气。

“注意了，想像很凶很凶的沙尘暴。”他说，“其他事情统统忘光。”

我按他说的，想像很凶很凶的沙尘暴。其他的忘个一干二净，甚至自己本身也忘掉。我变成空白。事物顿时浮现出来。我和少年一如往常坐在父亲书房的旧长皮沙发上共同拥有那些事物。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叫乌鸦的少年对我这样诉说。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两不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惟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在高空盘旋——就想像那样的沙尘暴。

我想像那样的沙尘暴。白色的龙卷风浑如粗硕的缆绳直挺挺拔地而起，向高空伸展。我用双手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细沙进入身体。沙尘暴朝我这边步步逼近，我可以间接感受到风压。它即将把我吞噬。

稍顷，叫乌鸦的少年把手轻轻放在我肩上。沙尘暴立即消失。而我仍闭目合眼。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么样。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

我默然。真想在肩上的少年手感中缓缓沉入睡眠。小鸟若有若无的振翅声传来耳畔。

“往下你将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叫乌鸦的少年在即将睡过去的我的耳边静静地重复一遍，就像用深蓝色的字迹刺青一般地写进我的心。

当然，实际上你会从中穿过，穿过猛烈的沙尘暴，穿过形而上的、象征性的沙尘暴。但是，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征性的，同时又将如千万把剃须刀锋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躯。不知有多少人曾在那里流血，你本身也会流血。温暖的鲜红的血。你将双手接血。那既是你的血，又是别人的血。

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城市，在一座小图书馆的角落里求生。

当然，如果依序详细说来，恐怕要连续说上一个星期。但若只说要点，那便是：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城市，在一座小图书馆的角落里求生。

听起来也许像是童话。然而那不是童话，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目 录

《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序言

另一种精神救赎之旅（译序）

叫乌鸦的少年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叫乌鸦的少年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村上春树年谱

第1章

离家时从父亲书房里悄悄带走的不仅是现金，还有一个旧的金制小打火机（款式和重量正合我意），一把尖头锋利的折叠刀。刀是用来剥鹿皮的，往手心里一放沉甸甸的，刀身有十二厘米长，大概是在外国旅行时买的纪念品。另外还拿了桌子抽屉里一个袖珍强光手电筒。太阳镜也是需要的，深天蓝色的，要用来遮掩年龄。

父亲珍爱的劳力士手表也打算带走，犹豫片刻，还是作罢。它的作为机械的精美固然强烈吸引着我，但我不愿意带价值过高的东西惹人注意。从实用性考虑，我平时用的秒表和带报时铃的卡西欧塑料表已足够了，或者不如说这两样好用得多。我转念把劳力士放回书桌抽屉。

此外拿了小时候姐姐和我的合影。相片同样藏在书桌抽屉深处。我和姐姐坐在哪里的海岸上，两个人开心地笑着。姐姐往旁边看，脸有一半阴影，以致看上去笑脸从正中间切开了，就像在课本照片上见到的希腊剧面具一样含有双重意味。光与影。希望和绝望。欢笑与哀伤。信赖和孤独。我则毫不羞涩地直盯盯对着镜头。海岸上除了我俩别无人影。我和姐姐都身穿游泳衣。姐姐穿的是红花连衣裙式，我穿一条松松垮垮不成样子的蓝色短裤。我手里拿着什么，似乎是根塑料棍。已成白沫的浪花冲刷着脚前的沙滩。

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照的这张照片呢？我为什么做出那般开心的表情呢？父亲为什么只把这张相片留在手头呢？一切都是谜。我大约三岁，姐姐可能九岁。我和姐姐果真那么要好不成？记忆中我根本不曾同家人去看过大海。全然没有去过哪里的记忆。总之作为我不愿意这相片留在父亲手里。我将相片塞进钱夹。没有母亲的相片，父亲好像把母亲的相片烧得一张不剩了。

想了想，我决定带走手机。发现手机没了，父亲有可能同电话公司联系取消合同，那一来就毫无用处了，但我还是把它放进背囊。充电用的变压器也放了进去。反正东西轻，知道没用处时扔掉即可。

背囊里我决定装无论如何也少不得的东西。衣服最不好挑选。内衣要几套吧？毛衣要几件吧？衬衫呢长裤呢手套围巾短裤大衣呢？考虑起来多得很。不过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我可不想扛着大行李以一副十足出走少年的形象在陌生的地方游来逛去，那样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转眼之间就被警察领走，遣送回家，或者同当地的地痞无赖同流合污。

不去寒冷地方即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很容易，找暖和地方就是。这样就用不着什么大衣了。手套也不用。不考虑防寒，必需衣物足可减去一半。我挑选容易洗容易干又不占地方的薄衣服，叠成一小团塞入背囊。除了衣服，还装了这样几件东西：可以排除空气小小叠起的四季通用睡袋、简易洗漱用具、防雨斗篷、笔记本和圆珠笔、能录音的索尼MD随身听、十多张唱片（音乐无论如何缺不得）、备用充电式电池。大致就这么多了。野营用的炊具大可不必，太重太占地方。吃的东西可以在小超市里买。如此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将必需用品一览表缩短了许多。这个那个写上去不少，随即勾掉。又加进不少，又勾掉。

我觉得十五岁生日是最适合离家出走的时间。这以前过早，以后又太晚。

为了这一天，上初中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努力锻炼身体。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我就去学柔道，成了初中生后也大体坚持下来了。但在学校里没参加体育俱乐部，一有时间就一个人跑马拉松，在游泳池游泳，去区立体育馆用器械锻炼肌肉，那里有年轻教练员免费教给我正确的伸展运动方式和器械使用方法——如怎样做才能使全身肌肉快速强劲，哪块肌肉日常生活中使用，哪块肌肉只能通过器械强化等等。他们教我卧举杠铃的准确动作。幸运的是我原本长得高，每天的运动又使肩部变宽，胸脯变厚。在不相识的人眼里，我应该足有十七岁。如果我十五岁而看上去又只有十五岁，那么所到之处势必麻烦缠身。

除去同体育馆教练员的交谈，除去跟隔一天上门一次的家政阿姨之间的三言两语以及学校必不可少的几句话，我差不多不向任何人开口。同父亲很早以前就回避见面了。一来虽然同在一个家，但活动时间段截然不同，二来父亲一天之中几乎所有时间都闷在位于别处的工作室里。何况，不用说我总是刻意避免同父亲见面。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中学，里面几乎全是上流家庭或有钱人家的子女。只要不出大格，就能直接升入高中。他们个个牙齿整齐、衣着干净、说话无聊。在班里我当然不受任何人喜欢。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这样的人不可能讨人喜欢。他们对我敬而远之，并怀有戒心。或者感到不快、时而感到惧怕也未可知。然而，不为他人理睬这点对我莫如说正中下怀，因为我必须独自处理的事堆积如山。休息时间我总去学校图书室，贪婪地阅读不止。

不过学校的课我还是听得相当专心。这是叫乌鸦的少年再三劝我做的。

初中课堂教的知识和技术，很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大用处，是这样的。老师也差不多全部不值一提。这我晓得。可你得记着：你是要离家出走的。而那一来，日后进学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此最好把课堂上教的东西——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点不剩地好好吸进脑袋。权当自己是块海绵。至于保存什么抛弃什么，日后再定不迟。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总的说来我对叫乌鸦的少年是言听计从的）。我全神贯注，让脑袋变成海绵，侧耳倾听课堂上的每一句话，使之渗入脑袋。我在有限时间里理解它们记住它们。这样，尽管课外几乎不用功，但考试成绩我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

肌肉如合金一般结实起来，我也愈发变得沉默寡言。我尽可能不让喜怒形之于色，留心着不使自己所思所想为老师和身边同学注意。我即将融入剧烈争斗的大人世界，要在那里边孤军奋战，必须变得比任何人都坚不可摧。

面对镜子，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泛出蜥蜴般的冷光，表情越来越僵硬麻木。回想起来，自己从不曾笑过，甚至连微笑都不曾有过——至少记忆中如此——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本身。

但是，并非任何时候我都能彻底保持静静的孤立。以为自己围筑妥当的高墙一下子土崩瓦解的时候也是有的。虽然不很频繁，但时而还是有的。围墙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崩毁，我赤身裸体暴露在世界面前。每当那时脑袋便一片混乱，极度混乱。况且那里还有预言。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水潭出现在那里。

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

平时静悄悄潜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你紧紧抓住靠近天花板的通风口，苦苦乞求外面的新鲜空气。然而从那里吸入的空气干燥得几乎起火，热辣辣地灼烧你的喉咙。水与渴、冷与热这理应对立的要素齐心合力朝你袭来。

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你寻求声音之时，那里惟有沉默；你寻求沉默之时，那里传来不间断的预言。那声音不时按动藏在你脑袋某处的秘密开关。

你的心如久雨催涨的大河。地面标识一无所剩地被河流淹没，并冲往一个黑暗的地方。而雨仍在河面急剧倾泻不止。每当在电视新闻里看见那样的洪水，你便这样想道：是的，一点不错，那就是我的心。

离家之前我用香皂在洗漱间里洗手、洗脸。剪指甲，掏耳，刷牙。花时间尽可能使身体清洁。在某种情况下，清洁比什么都重要。然后面对洗面台的镜子，仔仔细细审视自己的脸。那里有我从父亲和母亲那里——话虽这么说，母亲的长相我根本记不起来——作为遗传接受下来的脸。即使再抹杀脸上浮现的表情，再淡化眼睛的光亮，再增加身上的肌肉，相貌也是改变不了的。就算我深恶痛绝，也不可能把两条只能认为受之于父的又长又黑的眉毛和眉间深深的皱纹一把扯掉。如果有意，我可以除掉父亲（以我现在的力气，决非什么难事），也可从记忆中将母亲抹消。可是我无法将两人的遗传因子从身上驱逐干净。如果我想驱逐，只能驱逐我自身。

并且那里有预言。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我的体内。

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你的体内。

我熄掉灯，走出洗漱间。

家中充溢着又湿又重的沉默。那是并不存在的人们的低语，是死去的人们的喘息。我环顾四周，站住不动，深深呼吸。时针划过下午三时。两根针显得那般陌生，它们摆出一副中立面孔，不肯站在我这边。差不多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我拿起小型背囊，挎上肩。不知挎过多少回了，却觉得比往常沉重得多。

目的地定在四国(1)。并无理由必须是四国。只是查看地图时，不知什么缘故，觉得四国像是自己应去之地。看了几次都觉得——或者不如说越看越觉得——那地方令我心驰神往。远在东京以南，海把它同本土隔开，气候也温暖。那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亲戚也没有，所以就算有人查寻我的行踪（我不认为会出现那样的人），也不至于把目光投向四国。

我在窗口接过预订的车票，坐上夜班大巴。这是去高松最便宜的交通手段，一万日元多一点点。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问年龄，没有人盯视我的脸。乘务员只是事务性地验票。

车上座位仅坐满三分之一。乘客大半都是和我一样的单客，车厢静得有些不自然。到高松要跑很长的路。看时刻表，大约要跑十个小时，明天早上到。但时间长短不在话下。倘说时间，现在的我可是要多少都有。晚上八点多汽车刚出总站，我就放倒椅背，躺下睡了过去。身体一沉进座位，意识就好像电池没电一样模糊起来了。

快半夜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时醒来，从廉价窗帘的缝隙看夜幕下的高速公路。雨点出声地猛打车窗，沿路排列的路灯变得隐隐约约。路灯宛如刻在世界上的刻度，以相同的间距无限延展开去。新灯光被拉到跟前，下一瞬间便成旧灯光闪去背后。意识到时，时针已移过半夜十二点，我的十五岁生日于是自动来临，就好像被谁推上前来似的。

“生日快乐！”叫乌鸦的少年说。

“谢谢。”我应道。

但预言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确认自己周围的墙尚未崩毁。我拉合窗帘，重新睡去。

(1)　四国：日本的岛名。有香川、德岛、爱媛、高知四县。下文的高松为香川县政府所在地。

第2章

本文件是美国国防部作为“绝密资料”分类和保管的，根据情报公开法于一九八六年解密公开。现在可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立档案馆（NARA）查阅。

这里记录的一系列调查，是按照陆军情报部杰姆兹·P·伍伦少校的指示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四月间实施的。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和哈尔德·片山曹长(1)在山梨县××郡进行了现场直接调查。所有面谈的发问者都是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日语翻译由片山曹长担任，文件制作由威廉·克恩一等兵负责。

面谈进行了十二天，场所使用的是山梨县××镇公所的接待室。××郡××镇立××国民学校女教师、住在当地的一名医生、当地警察署所属两名警察、六名儿童分别回答了少尉的问话。

另外，所附1/10000及1/2000该地地图是内务省地理调查所绘制的。

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时间：1946年5月12日

题　　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

1944：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3-WWN

以下是事件发生当时同××镇立××国民学校四年级乙班责任教师冈持节子（26岁）面谈的记录。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面谈的附带资料索取编号为PTYX-722-SQ-118～122。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冈持节子是一位相貌端庄的小个子女性。有教养，责任心强，对问话的回答明确而诚实。只是看上去事件给她以不小震动，现在仍心有余悸。可以感受到她在清理记忆的过程中不时出现的高度精神紧张，话语亦随之变得迟缓。〉

记得时间大约是上午十点刚过，天空很高很高的上方出现银色的光闪。很鲜亮的银色，闪闪耀眼。是的，确确实实是金属反射的光。那光闪用相当长的时间从东向西缓缓划过天空。我们估计是B29。它正好位于我们的头顶，必须使劲扬头才能看见。天空蓝蓝的，万里无云，那光非常非常耀眼，能看见的，只是类似银色铝合金片那样的闪亮。

但不管怎样，它是位于很高的上空，高得看不见形状。这就是说，对方也看不见我们。所以不存在遭受攻击的危险，不必担心天上掉下炸弹。这样的深山密林，即便扔下炸弹也什么用都没有。我们猜想，飞机不是在前去空袭哪座大城市的途中，就是已空袭完毕返航。所以，看到飞机后我们也没怎么警惕，照样走路。倒不如说为那光闪的美丽所打动。

——根据军方记录，不存在那一时刻即1944年11月7日上午10时左右美军轰炸机或其他飞机飞经该地区上空的事实。

可是我和那里的十六个孩子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全都以为那是B29。在那之前我们也见过几次B29编队飞行，再说除了B29没有什么飞机能飞那么高。县内倒是有小型航空基地，有时也能看见日本飞机，但都很小，飞不了那么高。况且飞机铝合金的闪光方式同别的金属不一样，而用铝合金制造的飞机只有B29。只是看上去不是大型编队，仅有一架单飞，这让我们觉得有点儿蹊跷。

——你是本地人么？

不是。我出生于广岛，一九四一年结婚，婚后来到本地。丈夫也当老师，在本县中学教音乐，一九四三年应征入伍，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吕宋岛战役，战死了。听说在马尼拉市近郊为火药库站岗时受到美军炮击，起火爆炸死的。没有孩子。

——那时你带领的年级的儿童一共多少人？

男女总共十六名，除去请病假的两名，这就是年级的全体人员。男生八名，女生八名。其中五名是从东京疏散来的孩子。

我们是去野外实习，早上九点带着水筒和饭盒离开学校。说是野外实习，其实也没什么特别要学的。主要目的是进山采蘑菇和能吃的山菜之类。我们居住的一带是农村，粮食还不至于怎么困难，但食物绝对算不上充分。而强制性交纳的份额又不敢马虎，除了少部分人，大家都处于慢性饥饿状态。

所以，也鼓励孩子们去哪里寻找食物。非常时期，学习无从谈起。那种“野外实习”是当时大家经常做的。学校四周自然条件好，适宜“野外实习”的场所到处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算是幸运的。城里人全都忍饥挨饿。当时来自台湾和大陆的补给已彻底切断，城市里缺粮缺燃料，情况相当严重。

——班上有五个从东京疏散来的儿童，本地孩子同他们相处得好么？

就我的班来说，总的情形我想还算顺利的。当然，毕竟一个是乡下一个是东京中心，成长环境截然不同。使用的话语不一样，身上的衣着也不一样。本地孩子大半是贫苦农民子女，东京来的则多是公司职员或官僚家庭的孩子。因此很难说孩子们能互相理解。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两伙孩子之间总有一种别别扭扭的气氛。倒不是发生吵架或欺负谁那样的事，只是不晓得对方在想什么。所以本地孩子只跟本地孩子、东京孩子只跟东京孩子在一起。但两个来月一过，相互之间就混熟了。孩子们一旦一起玩得入迷，文化和环境的隔阂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请尽可能详细地说一下那天你领孩子们去的场所。

那是我们常去野游的一座山。山圆圆的，像扣着的木碗，我们一般叫它“木碗山”。山不怎么陡，谁爬都不费力，从学校往西走不远就到。爬到山顶，以孩子们的腿脚大约要两个小时。途中在树林里采蘑菇，简单吃个盒饭。较之在课堂上学习，孩子们更高兴这类“野外实习”。

高空出现的仿佛飞机的光闪，一下子使我们想起战争，但那只是一瞬之间。再说，总的来看我们都欢天喜地，心里美滋滋的。天气好得万里无云，风也没有，山里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只有鸟叫。在那里面行走起来，觉得战争什么的就好像发生在别处遥远的国家，跟我们两不相干。我们一起唱着歌走在山路上，不时学一声鸟叫。除去战争仍在继续这点，可以说是个十全十美的清晨。

——目睹类似飞机的东西之后，全体人员很快就进山了，对吧？

是的。进山距看见飞机不到五分钟，我想。中途我们离开登山路，进入山坡树林里踩出的小道。惟独这里坡比较陡。爬了十来分钟，来到一片林中开阔地。地方相当不小，像桌面一样平平整整。踏进森林之后，四下鸦雀无声，阳光遮没了，空气变得凉森森的，而单单这里是头顶也光朗朗的，小广场似的。我们班每次爬“木碗山”，差不多都到那里。因为那里——不知为什么——能让我们生出平和友爱的心情。

到“广场”后，我们歇口气，放下东西，然后分成三至四人的小组，开始采蘑菇。我定下的纪律是：不得走去互相看不到身影的地方。我把大家集中起来，再三强调这条纪律。虽说地方熟悉，但毕竟深山密林之中，一旦在里头迷路，也是很麻烦的事。但到底是一伙孩子，采蘑菇采入迷了，不知不觉就会把纪律忘去脑后。所以我总是一边自己采蘑菇，一边用眼睛数点孩子们的脑袋。

孩子们开始倒在地上，大约是在以“广场”为中心采蘑菇之后十分钟。

最初看到三个孩子一起倒地之时，我首先怀疑是吃了毒菇。这一带有许多很毒很毒的蘑菇，吃了足以致死。本地孩子虽然能够分辨，但还是会有似是而非的混进来。因此在拿回学校请专家鉴别之前，无论什么绝对不可入口——这点我固然一再叮嘱过，但孩子们未必全都听话。

我慌忙跑过去抱起倒地的孩子。孩子们的身体软成一团，活像被阳光晒软的橡胶。力气完全排空，像抱一个空壳似的。但呼吸十分均匀，用指头按在手腕，脉搏也基本正常。也不发烧，表情也平和，看不出痛苦的样子。不像是给蜂蜇了或被蛇咬了。单单是没有知觉。

最奇妙的是眼睛。那种瘫痪状态很接近昏睡的人，却不闭眼睛。眼睛极普通地睁着，像在注视什么，还不时眨一下。所以，并非睡了过去。况且眸子还缓缓转动，简直就像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浏览远方景物那样静静地左右移动。眸子有知觉存在，然而实际上那眼睛又什么都没看，至少不是看眼前的东西。我用手在眼前晃了晃，眸子也没出现像样的反应。

我依序抱起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的状态一模一样。没有知觉，同样睁着眼睛，缓缓地左右转动眸子。情形绝不正常。

——最初倒地的孩子是怎样的结构呢？

三个全是女孩儿。很要好的三个人。我大声呼唤三个孩子的名字，一个个拍她们的脸颊，拍得相当用力。然而没有反应，什么都感觉不出。我手心感到的似乎是某种硬硬的虚空。感觉极为奇异。

我想打发谁跑回学校。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把三个人事不省的孩子背回学校。于是我寻找腿脚最快的男孩儿。不料我站起身四下一看，发觉别的孩子也统统躺倒在地，十六个孩子一个不剩地倒地昏迷不醒。没倒地的、站着保有知觉的，惟独我自己。简直……战场一般。

——那时没觉出现场有什么异常？例如气味、声音、光。

（沉思片刻）没有。前面已说了，周围非常安静，平和得很。声也好光也好气味也好，都没有疑点。只是我班上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倒在那里。当时我觉得这世界上仅仅剩我一人，孤孤单单，比什么都孤单。感觉上只想不思不想地直接消失在虚空中。

但作为带队教师我当然负有责任。我马上振作起来，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坡，跑去学校求援。

(1)　旧日本军衔，陆军下士。

第3章

醒来时天快亮了。我拉开窗帘，观望外面的风景。雨虽已完全停了，但好像刚停不久，窗外闪入眼帘的一切无不黑糊糊湿漉漉的，滴着水滴。东面的天空飘浮着几朵轮廓清晰的云，每朵云都镶有光边。光色看上去既像不吉利，又似乎含带好意。由于观看角度的不同，印象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以一定的速度继续奔驰，传来耳畔的声音既不变高又不压低，引擎的旋转次数也全无改变。单调的声响如石臼一样流畅地碾压时间，碾压人们的知觉。周围乘客仍在座席上弓身昏睡，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醒着的只有我和司机。我们被卓有成效地、极为麻木地运往目的地。

喉咙渴了，我从背囊格袋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喝着温吞吞的液体。又从同一格袋里取出一盒苏打饼干，嚼了几片。饼干那令人怀念的干爽味儿在口腔里扩展开来。手表数字为4∶32。出于慎重，我确认了日期和星期几。数字告诉我自己离家后已过去了十三个小时。时间没有突飞猛进，也没有倒行逆施。我仍在过生日，仍在新人生的最初一天之中。我闭目，又睁开，再次确认手表的时间和日期，继而打开读书灯，开始看袖珍本。

五点过后，大巴不动声色地开下高速公路，停在一个服务站宽阔的停车场的一角。压缩空气的声音传来，前门打开。车内照明亮了，司机通过广播短短讲了几句：诸位早上好，辛苦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准时到达高松站，现在在本服务站进行晨间休息，时间约二十分钟。五点三十分出发，请诸位按时返回。

几乎所有乘客都被广播吵醒了，默默地从座位上站起，打哈欠，懒洋洋地下车。到高松之前有不少人要在这里洗漱打扮。我也下车做了几个深呼吸，伸腰舒背，在清晨的新鲜空气中做了简单的挥臂动作，去洗脸间在洗漱台洗了把脸，琢磨这里究竟是哪里。走出来打量四周景物，景物没什么明显特征，无非普普通通的高速公路沿线地段。但也许是神经过敏，看上去总觉得山的形状树的颜色和东京有所不同。

进自助餐厅喝免费绿茶时，一个年轻女性走来坐在身旁的塑料椅上。她右手拿着刚在自动售货机买的纸杯咖啡——杯里冒出白气，左手拿着似乎同样在售货机买的装有三明治的小盒。

老实说，她的长相有些特别，或者不如说无论以怎样的好意来看都不算端正。额头宽宽大大，鼻子又小又圆，脸颊雀斑遍布，耳朵细细尖尖。总的说来五官搭配相当引人注目，甚至不妨说近乎胡来。但整体印象绝对不坏。看上去本人即使不对自己的容貌欣赏有加，也已经完全接受，相安无事。这点肯定很重要。其中带有的类似孩子气的东西给对方一种宽释感，至少让我释然。个子不很高，但身段苗条，而胸部又很大，腿形也够好看。

两个耳垂悬着薄金属片耳环，如飞机铝合金一般不时闪出耀眼的光。齐肩长发染成深褐色（几近红色）。上身穿一件粗条纹一字领长袖衫，肩挎一个不大的皮背囊，脖子上缠一件夏令薄毛衣。下身一条奶油色布质超短裙，没穿长筒袜。看光景刚在洗脸间洗完脸，前额几根头发如植物的细根贴在宽大的额头上，无端地给我一种亲切感。

“你是坐这班车的？”她问我。声音略微嘶哑。

“嗯。”

她皱起眉头啜一口咖啡。“你多大？”

“十七。”我说谎道。

“高中生吧？”

我点头。

“去哪儿？”

“高松。”

“那，和我一样。”她说，“你是去高松？还是回高松？”

“去。”我回答。

“我也是。那边有朋友，一个要好的女孩。你呢？”

“有亲戚。”

她点了下头，仿佛在说原来如此，便没再问下去。

“我也有个差不多和你同龄的弟弟。”她忽然想起似的说，“倒是因故很久没见了……对了，是的，你很像很像那孩子。没给人这么说过？”

“那孩子？”

“在那支乐队里唱歌来着，那孩子。在车上看见时我就一直那样想，但名字想不出来。想得很认真，脑袋差点儿想出窟窿，可就是不行。你也有这种情况吧——快要想出来了却想不出来。过去没给人说过长得像谁？”

我摇头。谁也没跟我说起这话。她再次眯细眼睛看我。

“像怎样的人？”我问。

“电视里的人。”

“电视里出现的？”

“是的，电视里出现的人。”她拿起火腿三明治，面无表情地嚼着，又喝了口咖啡，“在哪里一支乐队里唱歌的男孩儿。不中用啊，乐队的名称也想不起来了。一个讲关西方言的瘦瘦高高的男孩子。没印象？”

“不明白。不看电视的。”

她蹙起眉头，目不转睛地看我：“不看？一点儿不看？”

我默默摇头。不对，该点头不成？我点头。

“你不大说话。说也只说那么一句。总这样的？”

我一阵脸红。我不说话，当然也跟我本来就沉默寡言有关，不过声音高低还没把握好也是一个原因。我一般说话声音较低，但有时陡然拔高，所以尽量不讲长话。

“不说这个了。反正，”她继续道，“感觉上你是很像在那支乐队里唱歌、说话一副关西腔的男孩儿。你当然不会是关西腔。只是，怎么说呢……只是气质相似得很。感觉相当不错。”

她把微笑略微一改。那微笑一忽儿去了哪里，又很快转回。我的脸仍火辣辣的。

“如果换个发型，我看就更像了。再留长一点儿，用发胶让头发东一条西一缕竖起来。可能的话，真想这就给你弄弄。肯定像的。说实话，我是美容师。”

我点头，喝了口茶。自助餐厅里静悄悄的。没放音乐，不闻语声。

“不喜欢说话？”她单手托腮，以一本正经的神情问我。

我摇头：“哪里，没那么回事。”

“感到困惑什么的，不是这样？”

我再次摇头。

她把一块三明治拿在手上。草莓果酱三明治。她做出无法置信的表情，蹙着眉头。

“喂，不吃这个？什么草莓果酱三明治，是这世上我最看不上的东西之一，从小就一直看不上。”

我接过。我也决不中意草莓果酱三明治，但闷头吃了。她隔着桌子看我吃光吃完。

“求你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坐在你旁边座位一直坐到高松可好？一个人坐心里总好像不踏实，担心莫名其妙的人坐到身旁来，睡不安稳。买票时听说是一个个单座，实际上车却是双人座。到高松前想多少睡上一会儿。看样子你不像莫名其妙的人。怎样，不碍事？”

“碍事倒不碍事。”我应道。

“谢谢。”她说，“人说出门靠旅伴，是吧？”

我点头。感觉自己好像只会点头。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往下是什么来着？”

“往下？”

“出门靠旅伴的下面。下面接的什么？想不起来。我语文以前就差劲儿。”

“人间靠温情。”我说。

“出门靠旅伴，人间靠温情。”她确认似的重复一遍，感觉上就像在用纸和铅笔一字一句记下，“嗳，这是怎么一个意思呢，简单说来？”

我想了想。想需要时间。但她耐心等待。

“偶然的相遇对于人的心情是相当重要的——是这个意思吧？我想。简单说来。”

她就此思考片刻，之后双手在桌面轻轻合拢。“的确是那样啊。我也认为偶然的相遇对于人的心情是相当重要的。”

我觑了眼表：五点半了。“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唔，是的。走吧。”她说，却又没有动身的样子。

“对了，这里到底什么地方？”

“这——，什么地方呢？”说着，她伸长脖子打量四周，一对耳环如熟透的果实受惊似的晃来晃去，“我也不大清楚。从时间上说，觉得该是仓敷一带。不过是什么地方都无所谓。高速公路服务站这东西，说到底不过是通过点罢了，从这边到那边。”她朝上竖起右手食指和左手食指，其间约有三十厘米距离，“场所名称任凭它叫什么。厕所和饮食。荧光灯和塑料椅。味道差劲的咖啡。草莓果酱三明治。那东西没有意义。要说什么意义，无非是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不对？”

我点头。我点头。我点头。

我们返回大巴时，乘客全部坐在那里，汽车拉开了迫不及待的架势。司机是目光冷冷的小伙子，较之巴士司机，更像水门管理员。他将满含责难意味的视线朝迟到的我和她身上投来，不过总算没说什么。她向他投以无邪的微笑，仿佛在说“对不起”。司机伸手按下拉杆，车门随着再次响起的压缩空气声关上。她怀抱小号旅行箱来到我旁边的座位。旅行箱不怎么样，像是在仓储式超市买的，不大，却很重。我把它举起，放进行李架，她道声谢谢，随即放倒靠背睡了过去。汽车等得忍无可忍似的开动了。我从背囊格袋里掏出书接着往下看。

她睡得很沉，不久随着转弯时的晃动把头搭在我肩上，就势停住不动。重并不很重。她闭着嘴，用鼻子静静呼吸。呼出的气极为均匀地落在我肩骨。低头一看，一字形领口闪出乳罩的细带。奶油色细带。我想像其前端的质地精巧的乳罩，想像下面的乳房，想像因我的手指而变硬的粉红色乳头。不是我刻意想像，而是不能不想像。结果，我当然挺了起来。硬硬地挺起，硬得不可思议：为何全身光那一部分变硬呢？

与此同时，一个疑念在我心中闪出：没准她是我的姐姐。年龄差不了多少。别具一格的长相倒是同相片上的姐姐大不一样，但相片那玩意儿是相信不得的。换个角度，照出的面孔甚至可以同实体判若两人。她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弟弟，也好久没见了。那个弟弟即便是我也该没什么奇怪。

我看她的胸。那圆鼓鼓隆起的部位随着呼吸如波纹缓缓起伏，令人联想到静静的雨幕下无边无际的大海。我是孑然独立在甲板上的航海者，她是大海。天空灰濛濛的，尽头处和同样灰濛濛的海面融为一体。这种时候很难区分天和海，将航海者同海区分开来也不容易。甚至难以区分现实境况和心的境况。

她手指上戴着两个戒指。不是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是在以年轻人为对象的杂货店买的便宜货。手指很细，却直而长，甚至有一种剽悍感。指甲短短的，精心修剪过了。淡粉色的指甲油。那双手轻轻放在从超短裙里探出的膝头上。我想碰那手指，当然实际没碰。熟睡中的她看上去像很小的孩子，尖尖的耳垂如小蘑菇从发间露出。不知何故，那耳朵给人以容易受伤害的印象。

我合上书，观望了一会儿窗外的景色，又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第4章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标　　题：RICE BOWL HILL INCIDENT，

1944：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4216-WWN

以下是同事件发生当时××镇开业的内科医生中泽重一（53岁）的面谈记录。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面谈的附带资料索取编号为PTYX-722-SQ-162～122。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中泽医生身材高大，面庞晒得黝黑，因此给人的印象较之医生更像是农场监工。待人诚然稳重温和，但说话简洁干脆，直言快语。眼镜深处目光炯炯有神，记忆力也似牢靠可信。〉

是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我是接到了镇立国民学校教导主任的电话，叫我去一下。我一直担当类似学校特聘医生的工作，所以对方首先跟我联系，听口气慌张得很。

他说有一个班全班去山上采蘑菇，当场失去知觉，而且好像全无知觉。惟独领队的班主任女老师没有丧失知觉，一个人下山求救，刚刚回到学校。但她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全然不知所云。惟一确切的是山里仍躺着十六个孩子。

我首先想到的是，既然去采蘑菇，那么就有可能吃了毒菇导致神经麻痹，而那一来就非同小可。蘑菇这东西由于种类不同毒性也不同，处置方式也不同。我们姑且能做的，不外乎让他们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吐空，清洗干净。但是若蘑菇毒性强并已消化到一定程度，就束手无策了。这地方每年都有几个人因毒菇丧命。

我先把能用来应急的药品一古脑儿塞入皮包，赶紧骑自行车冲到学校。学校里，两个接到报告的警察也来了。孩子们人事不省，需要人手抬到镇上。但正值战争期间，年轻男子几乎都进了军队。我和两个警察、年长的男老师、教导主任、校长、事务员以及班主任女老师朝山里赶去。那一带所有的自行车都收集起来了，数量仍不够就两人骑一辆。

——到林中现场是什么时候？

当时看表确认时刻来着，记得很清楚：十一时五十五分。一直骑到进山口那里不能再骑的地方，然后跑一样爬上登山道。

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已经程度不同地恢复知觉站了起来。几个来着？三四个吧，也就那样。虽说站起，但恢复得还不充分，摇摇晃晃爬了起来，感觉上就像四肢着地爬行。其余孩子仍躺在地上，但里面有几个也好像正在恢复知觉，恰如巨大的虫子在缓缓蠕动身体，光景甚是奇异。孩子们躺的是林中那块平得出奇的场所，秋天的太阳光灿灿地照在那里，就好像把那里切割开来了。十六个小学生以各种姿势倒在那里或其周围，有的动，有的一动不动，俨然前卫性剧照。

我竟至忘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屏住呼吸，好半天木然站在那里。不光我，赶来的每一个人看样子都多多少少陷入了暂时性麻痹状态。这么说也许奇妙，我甚至觉得自己阴差阳错目睹了普通人不该目睹的东西。因是战时，即使在这样的乡下，我们作为医生也总是做好应急准备的，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冷静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那场景还是冻僵了我。

但我很快清醒过来，抱起倒地的孩子。是个女孩，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瘫软得如布娃娃。呼吸虽然稳定，但没有知觉。眼睛却又正常睁着，左右转动注视着什么。我从皮包里掏出小手电筒照射瞳孔。没有反应。眼睛尽管有看的功能并持续看着什么，但对光无动于衷。不可思议。我抱起几个孩子，试做同样的事情，反应全无二致。

接下去，我测试孩子们的脉搏和体温。记得脉搏平均五十到五十五，体温全部在三十六度以下，大约三十五度半吧。是的，作为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脉搏相当迟缓，体温偏低一度左右。嗅了嗅呼出的气，全然没有异味。喉和舌也没有变化。

一眼即可看出不是食物中毒症状。谁也没吐，谁也没泻，谁也没挣扎。如果吃下不好的东西，过了这么长时间，三种症状中至少出现一种。知道不像食物中毒，我暂且舒了口气。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揣度不出。

作为症状类似的是中暑。夏天孩子们时常中暑晕倒。一个晕倒，有时候周围孩子就像受到传染似的全部扑通扑通晕倒。但季节是十一月，而且是在凉爽的树林中，一两个倒也罢了，十六个孩子统统在这样的地方中暑是很难设想的。

其次想到的是瓦斯：毒瓦斯、可能损害神经的那类瓦斯。若问我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为什么会在这远离村落的森林中发生瓦斯，我也不知道。不过假定是瓦斯中毒，在理论上这种现象是可以解释的：所有人连同空气一起吸入瓦斯而晕倒在地。班主任老师之所以一人幸免，是因为瓦斯浓度稀薄，大人的身体碰巧足以抵抗。

对于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措施，我完全坠入五里雾中。我毕竟是如此乡间小镇的医生，不具有关于特殊毒瓦斯的专业知识，只有徒呼奈何而已。且是在山中，不可能打电话向专家咨询。只是作为实际问题，孩子们中有几人出现缓慢恢复的征兆，所以时间一长，知觉说不定会自然返回。诚然这是一味乐观的预想，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案。这么着，我就让他们先在那里静躺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那里的空气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这点我也留意来着，深深吸入好几次那里的空气，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气味。但那是普通山中的林木空气，一股树味儿，清爽宜人。那一带的花草也没看出异常。变形的、变色的东西也没发现。

我一个一个检查大约是孩子们晕倒之前采来的蘑菇。数量不很多，估计没采多久就晕了过去。无论哪个都是普普通通的食用菇。我一直在这地方当医生，对于蘑菇种类相当熟悉。当然，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把它们一起带回请专家检验。不出所料，全是没有毒性的普通蘑菇。

——那些失去知觉的孩子，除了眸子左右转动，没有其他什么不正常的症状或反应吗？例如瞳孔的大小，眼白的颜色，眨眼的次数等等。

没有。除了眸子活像探照灯左右转动之外，谈不上有不正常的地方，一切功能正常。孩子们在看着什么。更准确说来，孩子们似乎没有看我们能看见的东西，而在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作为印象，与其说在看什么，莫如说“目击什么”更贴切。表情虽然没有，但整个印象十分安详，全然看不出痛苦或惊惧之类。我之所以想让他们照原样躺着观察一会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既然无痛苦表现，那么恐怕还是先躺着不动为好。

——瓦斯之说当场向谁提起了吧？

是的，提起了。但大家和我一样，谁都没有把握。某某人进山吸了毒瓦斯云云，简直闻所未闻。于是有人说——记得是教导主任——没准是美军撒下来的，扔了毒瓦斯炸弹。于是领队的女老师说，那么说来，进山前在天上是看见了像是B29的机影来着，并且正从山的正上方飞过。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说有那个可能，说不定是美军研制的新型毒瓦斯炸弹。美军研制新炸弹的说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也广为流传。至于何苦把那玩意儿特意扔到这穷乡僻野，当然无人知晓。不过差错这东西世间是存在的，发生什么无可预料。

——就是说孩子们后来一点点自然恢复了？

正是。多么叫人欣慰的事。最初孩子们扭了扭身体，接着摇摇晃晃爬起身，知觉一点点恢复过来。那当中没有人叫苦喊痛什么的，恢复得非常安静，就像从酣睡中自然醒来。知觉恢复之后，眼神亦随之恢复正常。用手电筒照瞳孔，开始出现常人反应。不过到开口说话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感觉上就像人睡糊涂时一样。

我们试着问每个恢复知觉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全都怔怔的，好像问的是全然不知晓的事。进山开始在这里采蘑菇之前的事，孩子们好歹想得起来，但后来的记忆就消失了，连时间的推移都意识不到。开始采蘑菇，正采着“砰”一声落下帷幕，下一瞬间便被我们大人围着躺在地上。孩子们完全搞不清我们何以那么一本正经地吵吵嚷嚷，甚至好像对我们的存在感到惶恐。

遗憾的是，其中只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没恢复知觉。是从东京疏散来的，名字叫中田聪——应该叫这个名字。长得不高，白白净净的。惟独那孩子始终昏迷不醒。一直躺在地上，眸子转个不停，由我们背他下山。其他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动各自的双腿走下山去了。

——除掉那个叫中田的男孩儿，孩子们后来没留下什么症状吗？

没有，根本没发现肉眼看得见的异常症状，诉说痛苦或不舒服的人也没有。返回学校后，我逐一把他们叫来医务室量体温、用听诊器听心音、检测视力，能检查的基本检查了。还让他们计算简单的数字，闭目单腿直立。但身体功能一律正常，疲劳感也好像不明显。食欲也有。因为没有吃午饭，所有人喊肚子饿。递了饭团过去，全都吃得一粒不剩。

由于放心不下，我连续几天去学校观察遭遇事件的孩子们的情况，还把几个叫来医务室面谈几句，仍没发现异常。尽管在山里经历了足足两小时人事不省的怪事，但孩子们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完好无损，就连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都好像无从记起。孩子们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过得顺顺利利。上课，唱歌，课间休息时在院子里欢快地跑来跑去。形成对照的是，带队的班主任女老师在事件之后精神上总好像振作不起来。

惟独叫中田的男孩过了一个晚上仍未恢复知觉，第二天被送往甲府一所大学附属医院。据说很快就转去了军队医院。总之再没回到镇上。关于那孩子的情况，直到最后也没告知我们。

山中那次孩子集体昏迷的事件，报纸概未报道。大概当局以扰乱人心为由未予批准。因是战时，军方对流言蜚语分外神经质。战局不妙，南方也在不断撤退，不断“玉碎”。美军对城市的空袭愈演愈烈。因此之故，他们害怕反战情绪在民众间扩展开来。我们也在几天后受到来巡逻的警察的警告，不许我们在这件事上多嘴多舌。

总而言之，那实在是个百思莫解的、事后感觉不好的事件。坦率地说，就像堵在胸口的什么。

第5章

大巴驶过濑户内海那座大桥时，我因睡着错过了看桥的机会。本来很想亲眼看一看仅在地图上见过的那座大桥。有人轻捅我的肩把我叫醒。

“喂喂，到了！”她说。

我在座位上直起腰，用手背揉揉眼睛，往窗外望去。的确，车慢慢停在了站前广场模样的场地上。清晨鲜亮的阳光充溢四周，闪闪耀眼而又不失温和，看上去与东京的阳光多少有些不同。我看表：6时32分。

她以疲惫不堪的声音说道：“啊，太久了，腰好像出毛病了，脖子也痛。夜班大巴这东西再不坐第二次了。价钱贵点儿也要乘飞机。乱气流也好，劫机也好，反正非乘飞机不可。”

我从头顶行李架上取下她的旅行箱和自己的背囊。

“名字叫什么呢？”我试着问。

“我的名字？”

“嗯。”

“樱花。”她说，“你呢？”

“田村卡夫卡。”我说。

“田村卡夫卡。”樱花重复一句。“奇怪的名字。倒是好记。”

我点头。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容易，成为另一个名字并不难。

她下车就把旅行箱放在地面，坐在箱上，从肩头挎的小背包格袋里取出手册和圆珠笔，飞快写罢，撕下一页递给我。上面写的像是电话号码。

“我的手机号码。”她苦着脸说，“我暂时住在朋友家。不过若是想见谁的话，可以往这儿打电话。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别客气。对了，不是说袖口相碰也……”

“也是前世缘。”我说。

“对对。”她说，“什么意思？”

“前世的因缘——人世间即使微不足道的事，也不是纯属巧合。”

她坐在黄色旅行箱上，拿着手册就此思考。“唔，这东西是一种哲学嘛。这样的想法或许不坏。倒是多少有点儿reincarnations(1)或者New Age(2)的味道。不过么，田村卡夫卡君，这点你可得记住，我的手机号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告诉的。我要说的你可明白？”

我说谢谢，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页折起放进风衣口袋，又转念塞进钱夹。

“你在高松住到什么时候？”樱花问。

我说还不清楚。因为情况有可能使我改变计划。

她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略略歪起脖颈，样子像是说“也罢”，随即钻进出租车，轻轻挥了下手，就此去了哪里。我重新孑然一身。她的名字叫樱花，那不是姐姐的名字。但名字那东西是可以随便改的，特别是在企图从某人面前消失的情况下。

我事先预定了高松市内一家商务宾馆。我往东京的YMCA(3)打去电话，请其介绍了那家宾馆。据说通过YMCA介绍，房费可以大大降低。只是，低房费只限三个晚上，往下必须付普通房费。

若想节约开支，在车站睡长凳也是可以的。又不是寒冷季节，把随身带的睡袋摊在哪个公园里睡也未尝不可。问题是若给警察撞见，肯定要我出示身份证，而作为我无论如何都不愿碰上那样的麻烦。所以姑且最初三天预定了宾馆。往后的事往后再打算。

我走进车站附近一家面馆填肚子——四下一看，碰巧这家面馆在视野内。我生在长在东京，很少吃乌冬这种面条，但它还是跟我迄今吃过的任何乌冬面都不一样：新鲜，有嚼头，老汤也香气扑鼻。价格也便宜得惊人。由于太好吃了，又来了一碗。这么着，肚皮久违地饱了，充满幸福感。吃罢坐在站前广场长椅上，仰望晴朗朗的天空。我想我是自由了。我在这里自由得像空中的行云。

我决定黄昏前在图书馆打发时间。高松市附近有怎样的图书馆这点我早已查好。从小我就常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消磨时间。小孩子不想回家的时候，能去的场所很有限。不能进酒吧，不能进电影院。剩下的场所仅有图书馆，不要入场费，小孩子独自进去也没人说三道四。可以坐在椅子上尽情看书。放学回来，我就骑自行车去离家近的区立图书馆。休息日的大部分时间也一个人在那里度过。故事、小说、传记、历史，大凡那里有的，抓起什么看什么。面向小孩子的书大致看罢，就转去一般性书架，看大人们看的书。即使看不大懂的书我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看书看累了，便坐在有耳机的单人座上听音乐。因为对音乐一无所知，就从右边开始一个又一个依序听下去。如此这般，我遇上了埃林顿公爵、甲壳虫和《小小红色巡洋舰》等音乐。

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或者不如说，对我来说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每天跑图书馆，和女管理员们彻底成了熟人。她们记得我的名字，每次见面都打招呼，话语充满温情（我这人害羞得很，未能好好应答）。

高松市郊有一座私立图书馆，是一位有钱的世家用自家书库改建的。珍本书很齐全，建筑物和庭园也值得一看。曾在《太阳》杂志上看到过图书馆的照片，阔阔绰绰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客厅一般优雅的阅览室，人们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看书。看那照片时，我近乎不可思议地被强烈打动了，心想迟早务必找机会看一下这图书馆。图书馆名叫“甲村纪念图书馆”。

我去站内旅游观光介绍所打听甲村图书馆的位置。坐在服务台里的一位热情的中年女性给我一张观光游览图，在图书馆所在位置打了×，告诉我如何乘电车，并说乘电车到那个站要二十分钟左右。我道谢后查阅站内的时刻表，车大致每二十分钟开出一班。车来之前还有点儿时间，遂在站内小卖店买了可以当午饭的简单盒饭。

来的是只挂有两节车厢的电车。铁路穿过高楼栉比鳞次的繁华大街，穿过间有小商店和住宅的地段，继而从工厂和仓库前面经过。有公园，有公寓建筑工地。我脸贴车窗，出神地观看陌生地方的风景。在我眼里一切都那么新鲜。这以前我几乎没有见过东京以外城镇的风光。清晨的下行电车里空空荡荡，而另一侧月台上却如铃串一般站满了肩挎书包身穿夏令校服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将去上学。而我不同。我形单影只地奔往与他们完全相反的方向，乘坐的是与他们不同的铁路线。这时，有什么东西赶来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四周空气仿佛突然稀薄起来。我所做的果真正确不成？想到这点，心里七上八下。我强迫自己不再看他们的身影。

铁路沿海边穿行了一会儿，进入内陆。有郁郁葱葱的高高的玉米田，有葡萄架，有斜坡上种植的蜜橘。灌溉用的水池触目皆是，反射着早晨的阳光。弯弯曲曲流过平地的河水显得清凉凉的，空地上长满夏日的青草。狗站在铁路旁看电车通过。眼望如此风景的时间里，我的心重新充满温馨平和的情思。不要紧的——我深吸一口气，这样自言自语。只能这样前进了。

出了站，我按那位女性的指点沿一条老街往北走。街两旁全是民房围墙，不间断地伸展开去。我生来第一次目睹这么多花样翻新的围墙。黑色的板墙，白色的土墙，花岗岩砌的石墙，石墙上的树墙。四下一片寂静，空无人影，车都几乎不经过。深深吸气，一股淡淡的海潮味儿。海岸一定很近。侧耳倾听，却不闻涛声。远处似乎正在施工建楼，电锯声如蜜蜂振翅一般低低传来。从车站去图书馆，路上到处有带箭头的小指示板，不会迷路。

甲村纪念图书馆堂而皇之的大门前面，长着两株风姿绰约的梅花树。进得门，一条沙石路拐来拐去，园木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片落叶也没有。松树、桂花树、海棠、杜鹃。树木之间有几座古旧的大石灯笼，小水池也闪现出来。不一会儿，来到馆门跟前。门厅样式非常考究。我站在敞开的门前犹豫片刻，不知该不该进去。它同我知晓的任何图书馆都不一样。可是，既然特意找来，还是不能不进。跨进门厅，马上见到服务台，坐在那里的青年给存了东西。我放下背囊，摘下太阳镜，拉掉帽子。

“第一次来这里？”他问。声音轻松而沉静。相对说来，音量颇高，但流畅平滑，丝毫不觉刺耳。

我点头。声音发不出。我很紧张。根本没料到给人这样问。

他指间夹着刚削好的长铅笔，饶有兴味地打量了一阵我的脸。铅笔是黄色的，带着橡皮。青年个头不高，眉清目秀。与其说漂亮，或许不如说美丽更为确切。上身穿一件白色棉质扣领长袖衫，下面一条橄榄绿粗布裤。上下均无皱纹。头发偏长，低头时前发挡住额头，他不时突然想起似的用手一撩。衬衫袖挽在臂肘，手腕细细白白。眼镜框纤细精致，同他的脸形十分谐调。胸前别着写有“大岛”字样的塑料胸卡。同我知晓的任何图书馆员都不一样。

“书库自由出入。有要看的书，直接拿去阅览室即可。只是，贴有红色标签的珍本书，每次看时都要填写索阅卡。那边右侧资料室有卡式索引和检索用的电脑，需要时尽可自由使用。书不外借。没有杂志和报纸。禁止拍照，禁止复印。饮食去院子长凳。五点闭馆。”之后，他把铅笔放在桌上，补充一句，“高中生？”

“是的。”我深呼吸一次后答道。

“这里和普通图书馆有所不同，”他说，“以特殊专业书籍为主。主要是过去的歌人、俳人(4)等的旧书。当然一般性书籍某种程度上也是齐全的。不过特意从远处坐电车来的人大多是专门研究那方面文献的，不至于有人来看史蒂芬·金。你这样年纪的人极为罕见。偶尔倒是有研究生院的进修生来。对了，你是研究短歌或俳句的？”

“不是。”我回答。

“就有那样的感觉。”

“我这样的人来也不要紧吗？”我怕自己的声音露出马脚，战战兢兢地问。

“当然。”他浮起微笑，十指在桌面并拢，“这里是图书馆，想看书的人一律欢迎。再说——自是不敢大声说——我对短歌俳句也没多大兴趣。”

“好气派的建筑物啊。”我说。

他点头道：“甲村家自江户时期以来代代是酒业巨子，上一代在书籍收藏方面是全国有名的人物。所谓以书为乐吧。那位父亲，也就是上上一代本身也是歌人。由于这个关系，许多文人来四国时都到这里，如若山牧水、石川啄木、志贺直哉等等。大概住起来舒坦吧，有人住了很久都不走。可谓在文艺类的东西上面不惜钱财的藏书世家。这样的家族一般说来总会在某一代倾家荡产，幸运的是甲村家属于例外。爱好归爱好，家业并不马虎。”

“有钱人呐。”我说。

“大大的有。”他约略扭起唇角，“或许没战前多，不过如今钱也绰绰有余。所以才能维持这么气派的图书馆。通过财团化来减少继承税的目的当然也是有的，但那是另一回事。如果对这座建筑物有兴趣，今天两点有个不大的旅行团，你可以加进去。每周一次，星期二。今天恰好星期二。二楼还藏有珍稀书画，建筑上也是让人兴趣盎然的房子，看一看没有损失。”

我说谢谢。

他微微一笑，像是说不客气，随即再次拿起铅笔，用尾部的橡皮橐橐敲击桌面，声音非常温和，仿佛在鼓励我。

“您当向导吗？”

大岛现出笑意：“我不过是帮工。有位叫佐伯的女士是这里的负责人，即我的老板。她也算是甲村家的亲戚，由她当向导。人非常到位，你也必定中意，我想。”

我走进天花板很高的宽宽敞敞的书库，在书架间转来转去寻找能引起兴趣的书。天花板有几道粗硕壮观的横梁。窗口泻入初夏的阳光。窗玻璃朝外开着，从那里传来院里小鸟的鸣叫。确如大岛所说，前几排书架多是歌人俳人方面的书：歌集、句集、评论、传记。地方史的书也不少。

里面书架排列着一般人文方面的书：日本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个人全集、古典、哲学、戏曲、艺术概论、社会学、历史、地理……拿在手上翻开，不少书从书页间漾出久远年代的气息。那是长久安息在封面与封面之间的深邃的知识和敏锐的情感所释放的特有芳香。我把那芳香吸入肺腑，浏览数页，放回书架。

最后，我从几册一套的装帧精美的巴顿版《一千零一夜》中挑出一册，带去阅览室。这是很早以前我就想看的书。刚刚开门的图书馆阅览室里只有我一人。我可以独占这优雅的房间。与杂志上的照片一样，天花板高高的，空间大大的，气氛暖暖的。大敞四开的窗口时有清风吹来。洁白的窗帘悄悄摇曳。风仍夹带海岸气味。沙发的坐感无可挑剔。房间一角放着竖式钢琴。心情简直就像来亲朋好友家玩耍。

坐在沙发上东看西看的时间里，我意识到这房间正是我长期寻求的场所。我无疑是在寻找仿佛世界凹坑那样静谧的地方，可是迄今为止那只是个虚拟的秘密场所。那样的场所居然实际存在于某处，对此我还不能完全信以为真。我闭目合眼，大口吸气，于是它像绵软的云絮驻留我的心间。感觉妙不可言。我用手心慢慢抚摸套着奶油色外罩的沙发，之后站起身走到竖式钢琴跟前，打开琴盖，十个手指轻轻放在微微泛黄的键盘上，又合上琴盖，在带有葡萄花纹的旧地毯上来回踱步。我拉了拉开窗关窗用的旧拉杆，拧亮落地灯，熄掉。一幅一幅看墙上挂的画。然后重新坐回沙发，开始接着看书，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上。

到了中午，我从背囊中掏出矿泉水和饭盒，坐在临院的檐廊上吃午饭。各种各样的鸟儿飞来，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或飞下池畔饮水或梳妆打扮。有的鸟从未见过。一只蛮大的褐色猫刚一露头，鸟们便慌慌张张飞起。而猫对鸟不屑一顾，只顾在踏脚石上悠然自得地晒太阳。

“今天学校放假？”回阅览室前再次存放背囊时，大岛问道。

“不是放假，但我自己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我字斟句酌地回答。

“拒绝上学？”

“或许。”

大岛别有意味地注视我：“或许？”

“不是拒绝，只是决定不去。”我说。

“只是不动声色地、自发地终止上学？”

我点头。我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按柏拉图《盛宴》中阿里斯托芬的说法，远古神话世界里有三种人。”大岛说，“这个知道？”

“不知道。”

“古时候，世界不是由男和女，而是由男男和男女和女女构成的。就是说，一个人用的是今天两个人的材料。大家对此心满意足，相安无事地生活。岂料，神用利刀将所有人一劈两半，劈得利利索索。结果，世上只有男和女，为了寻找本应有的另一半，人们开始左顾右盼，惶惶不可终日。”

“神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呢？”

“把人一劈两半？这——，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神干的事情基本上都让人捉摸不透。动不动就发脾气，又有时过于——怎么说呢——理想主义的倾向。若容我想像，大概类似某种惩罚吧，就像《圣经》上的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原罪。”我说。

“对，原罪。”大岛把长铅笔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保持平衡似的缓缓晃动，“总之我要说的是，人一个人生存是很不得了的事。”

我折回阅览室，继续看《小丑阿布·阿尔·哈桑的故事》，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男男和男女和女女？

时针指在两点，我放下正在看的书，从沙发上起身，参加建筑物参观团。担任向导的叫佐伯的人是一位四十五六光景的瘦削的女性。作为那个年代的人，个头或许算高的了。她身穿蓝色半袖连衣裙，外面披一件薄些的奶油色对襟毛衣，姿势非常得体。长发在后面轻轻束起，相貌显得典雅而睿智。眼睛漂亮，唇角无时不漾出影子般的淡淡笑意。倒是表达不好，反正感觉上是一种圆满完结的微笑。它使我想起一小片日光，想起某种只能在有纵深感的场所生成的形状特别的一小片日光。我居住过的野方家院子里有那样的场所，有那样的日光。我从小就喜欢那块日光驻足的位置。

她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而又带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我想，此人若是自己的母亲该有多好。每次见到美丽的（或感觉好的）中年女性我都不由这样想：此人若是自己的母亲该有多好。无须说，佐伯实际是我母亲的可能性差不多是零。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说，一点点可能性还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母亲的长相，名字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她没有理由不得是我的母亲。

参加参观团的，除了我只有从大阪来的一对中年夫妇。太太体态丰满，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丈夫则偏瘦，发型就像用钢毛刷把硬硬的头发死活按倒躺下。眼睛细细额头宽宽，俨然时刻凝望水平线的南方海岛雕塑。交谈主要由太太开口，丈夫随声附和。此外丈夫或点头或表示赞赏或不时嘟囔一句无法听清的不连贯的话语。两人的装束与其说是来图书馆，不如说像去登山。双双身穿到处是口袋的防水马甲，脚登坚不可摧的系带皮鞋，头戴登山帽。那或许是这对夫妇每次外出旅游时的装束。不像是坏人。没觉得此两人若是自己的父母该有多好，不过得知参加参观团的并非仅我一人，多少有些释然。

一开始佐伯介绍了甲村纪念图书馆诞生的原委，内容和大岛告诉我的大体一致。建馆宗旨是将数代当家人收集的图书、文献、书画向一般人公开，以期对地区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以甲村家私有财产设立了财团，财团负责图书馆的经营。根据需要有时也举办讲演会、室内音乐会等活动。建筑物在明治初期原本作为甲村家的书库兼客房使用，大正时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建成二层楼，里边为投宿文人准备的居室也更漂亮了。大正至昭和初期诸多著名人物来甲村家访问，留下了各自的足迹。为表示他们对允许寄宿的感激之情，歌人留下短歌，俳人留下俳句，作家留下书法，画家留下画。

“二楼展览室里有许多精选的宝贵文化遗产，请诸位参观。”佐伯说道，“就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而主要通过甲村家这样带有业余爱好者性质的无官无位的富人之手培育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就是说，他们发挥了文化活动赞助商的作用。香川县之所以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歌人、俳人，甲村家自明治以来连续几代在当地为高素质艺术群体的形成和维持倾注心血这一事实也是其背景之一。关于这一令人深感兴趣的文化团体的形成缘起和发展，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研究专著、随想录、回忆录出版或发表，那些文献完好保存在阅览室之中。如有兴趣，敬请翻阅。

“甲村当家人代代都对文艺深有造诣，独具慧眼，或许是血统所使然。他们区分真伪，仅对真正优秀的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仅对高远的志向加以精心培育。只是——诸位也知道——世间并不存在绝对准确无误的鉴赏眼光。令人惋惜的是，未受到他们的赏识因而未得到应有待遇的优秀作家也并非没有。例如同俳人种田山头火有关的作品，遗憾的是几乎废弃一空。据来客签名簿，山头火数次在此投宿，每次都有俳句和书法留下，但当家人视为‘无非满口大话的讨饭和尚’而未用心对待，作品多被抛弃。”

“哎呀，可惜啊可惜，”从大阪来的太太不胜惋惜地说，“山头火若是现在，可就值大钱了。”

“您说得不错。但当时的山头火默默无闻，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不少事情不到日后是无从知晓的。”佐伯微笑着说。

“正是，正是。”那位丈夫附和道。

接着，佐伯领我们转了一楼：书库、阅览室、珍贵文献贮藏室。

“建造这间书库时，当时的当家人大胆舍弃那种纤巧的富有文人情趣的京都茶室样式，而采用了民居式、农舍式风格。不过——诸位一看即可明白——同房子框架的粗犷豪放形成对照的是，家具用品、书画裱装则相当考究，不惜工本。比如这天花板同拉门上框之间，雕刻的流畅华丽就是无与伦比的，据说建造期间悉数汇集了四国地区的能工巧匠。”

之后，一起沿楼梯上到二楼。楼梯部分形成空阔的天井。黑檀木扶手磨得光艳艳的，似乎轻轻一碰即可留下指印。转角平台的正面窗扇镶着五彩玻璃，图案是小鹿伸长脖子吃葡萄。二楼有两个客厅和一个大厅。大厅里过去想必铺满榻榻米，也能开宴会和聚会来着。现在已铺上地板，墙壁挂着很多书画挂轴和日本画。中间有个大大的玻璃展柜，里面摆着纪念品和有来历的物件。客厅一个西式一个日本式。西式客厅有宽大的写字台和转椅，现在也好像有人用来写东西。写字台背后的窗口可以看见一排松树，树间隐约现出海面水平线。

大阪来的夫妇一边念说明书，一边逐个看大厅里的物品。妻子大声说罢对什么的感想，丈夫便予以鼓励似的连声附和，两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我对展品没多大兴趣，便转着圈看建筑物结构的细部，正审视西式客厅时，佐伯走了过来。

“如果有兴趣，坐坐那椅子也可以的。”佐伯说，“志贺直哉和谷崎润一郎都曾坐过。当然，椅子倒不和当时的完全相同。”

我试着坐在转椅上，双手静静放在桌上。

“如何，觉得能写出什么吧？”

我有点脸红，摇摇头。佐伯笑了笑，折回隔壁夫妇那边。我坐在椅上注视了一会儿她的背影，注视她腰肢的扭动和脚步。所有动作都显得无比自然和优雅。说我固然说不好，总之其中好像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看上去她在通过背影向我诉说什么，诉说不能诉诸语言的什么，诉说无法当面传达的什么。然而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我不明白的事很多很多。

我在转椅上坐着不动，四下打量房间。墙上挂一幅绘有此地海岸风景的油画，式样虽老，但颜色新鲜。写字台上摆一个大烟灰缸，一个绿罩台灯，按下开关，好端端放出了光明。正面墙壁挂一老式黑钟，样子蛮滑稽，但时针指的时间准确。木地板很多地方都磨秃了，走上去低声吱呀作响。

参观完了，大阪来的夫妇向佐伯道谢回去，说夫妇同时参加了关西一个短歌协会。太太倒也罢了，可这位丈夫能吟出什么短歌呢？光是当应声虫和点头总不至于写出短歌，那里边需要有自发性的东西才是。或者说惟独吟咏短歌时此人从某处搬来现成的什么不成？

我返回阅览室接着看书。下午阅览室来了几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看书用的老花镜。戴上老花镜，人们的脸形都好像差不多。时间过得非常缓慢。人们只在这里安安静静专心读书，没有人说话。也有人趴在桌面上做笔记，而大部分人则默默看书，也不改换姿势，在各自的座位上看得全神贯注，和我一样。

五点我合上书，放回书架，走出图书馆。

“早上几点开门？”我问。

“十一点。休星期一。”他说，“明天还来？”

“如果不添麻烦的话。”

大岛眯细眼睛看着我：“哪里谈得上麻烦，图书馆本来就是想看书的人来的地方。一定再来。对了，你总是拿着那样的东西走？像很重似的。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南非金币？”

我一阵脸红。

“算了算了，说着玩的。又不是真想知道。”大岛用铅笔头上的橡皮顶住右侧太阳穴，“那，明天见。”

“再见。”我说。

他没有扬手，举起铅笔作答。

我乘上来时那列电车回到高松站，在车站附近一家看样子便宜的饭馆里点了炸鸡块套餐和蔬菜色拉，饭多要了一碗。吃罢喝温吞吞的牛奶，又在小超市买了两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以便半夜饿时充饥，之后朝要住的宾馆走去。走得既不太快，又不过慢。走法跟极普通的人一样，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

宾馆规模固然不大，但属于典型的二流商务宾馆。我在前台住宿登记簿写上假住所假姓名假年龄，预付了一天的房费。我有点紧张，但他们根本没向我投以疑神疑鬼的目光，也没有大吼大叫——“喂喂，别乱弹琴，我们心里一清二楚，你不是离家出走的十五岁少年吗？”一切都是事务性的，风平浪静。

我踩着发出“咔嗒咔嗒”不吉利声响的楼梯爬到六楼。房间细细长长，冷漠的床，硬硬的枕，小小的桌，不大的电视，晒得褪色的窗帘。洗澡间仅有壁橱大。无沐浴露无洗发液。从窗口看见的只是邻楼的壁。但是有屋顶、水龙头有温水流出，光凭这点就必须谢天谢地。我把背囊放在地板上，在椅子上坐下，让身体适应这个房间。

我自由了。我闭起眼睛，就自己自由了这点思索一阵子。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自由这东西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的只是自己成了孤身一人。孤身一人住在陌生的地方，如丢了指南针丢了地图的孤独的探险家。莫非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连这点我都稀里糊涂。于是我不再思索。

在浴缸里泡了很久，在洗漱台细细刷牙，躺上床后又看了一会儿书。书看累了，打开电视看新闻。同今天一天我身上发生的事相比，哪条新闻都毫无生气无聊至极。随即关掉电视，缩进被窝。时针已划过十点，但一时很难入睡。新地方的新一天。这天也是我十五岁生日。一天的大半在那座不可思议而又无疑充满吸引力的图书馆度过。遇见几个新人。樱花。大岛和佐伯。庆幸的是都不是那类给我威胁的人。兆头或许不错。

接下去，我想到野方的家和此刻应该在那里的父亲。对于我的突然失踪他有怎样的感觉呢？看不见我他会一阵释然还是为之困惑呢？或者几乎无动于衷亦未可知。甚至有可能觉察不出我的不在。

突然一阵心血来潮，我从背囊里拿出父亲的手机，接上电源，试着按了按东京家里的号码。立刻响起呼叫音。相距七百公里之遥，呼叫声却像打给隔壁房间一般清晰。意料不到的新鲜感令我吃惊。又按了一次，关掉。心脏跳动加快，久久不能平复。电话活着，父亲还没有取消电话号码合同，说不定尚未发觉手机从书桌抽屉中消失。我把手机放回背囊格袋，熄掉枕边灯，合上眼睛。梦也没做。这么说来，已有很久很久没做梦了。

(1)　意为“（灵魂的）再生”、“转世”。

(2)　新时代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要在西岸）的半宗教运动，其信奉者热衷于各种迷信活动。

(3)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之略，基督教青年会。

(4)　从事日本传统诗歌（和歌、短歌）和俳句创作的人。

第6章

“你好！”已进入老年的男子招呼道。

猫略略抬起脸，很吃力地低声回应寒暄。一只很大的老年黑猫。

“天气好得很嘛！”

“啊。”猫应道。

“一片云也没有。”

“……现在没有。”

“好天气持续不下去？”

“傍晚就可能变脸。有那样的感觉。”黑猫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脚，然后眯缝起眼睛，重新端详男子。

男子微笑着看猫。

猫摸不着头脑，困惑少顷，随后转念说道：“噢，你么……会讲的。”

“那是。”老人不无羞赧地说，像表示敬意似的从头上摘去皱皱巴巴的棉登山帽，“也不是任何时候同任何猫君都能讲。不过如果事事一帆风顺，总可以这么讲上几句。”

猫“唔”了一声，算是简洁地发表感想。

“我说，在这里稍坐一会儿可以么？中田我多少有点儿走累了。”

黑猫慢慢欠身，长胡须一抖一抖地动了几次，打了个险些脱落下巴的大哈欠。“可以可以。或者不如说可以也罢不可以也罢，愿意坐哪里就坐哪里好了。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多谢。”男子挨猫坐下，“啧啧，从早上六点多一直走到现在。”

“哦——，那么，你……是姓中田喽？”

“是的，小姓中田。猫君，您呢？”

“姓名忘了。”黑猫说，“不是说全然不曾有过，只是活着活着那东西就用不上了，所以忘了。”

“那是。用不上的东西很快就会忘掉，这点中田我也不例外。”男子搔着头说，“听您这么说，您猫君不是被哪户人家饲养的？”

“往日确实给人家养过，可现在不同。倒是时不时去近处几户人家讨食吃……养就不算被养的。”

中田点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那么，把您猫君称为大冢君好么？”

“大冢？”猫不无诧异地盯住对方的脸，“什么呀，那是？我何苦……叫哪家子大冢？”

“不不，没什么特殊含义。中田我忽然想到罢了。没有名字不容易记，因而适当取了一个。有了名字，必要时还是方便的。比如说吧，某月某日午后在××二丁目空地遇见黑猫大冢君并说了话——如此这般，即使中田我这样脑袋不好使之人也可以将事物归纳得井井有条，也就容易记住。”

“唔。”黑猫说，“不大明白啊！猫没那个必要。气味啦形状啦，接受实有的东西即可。也没什么不方便的么。”

“那是，这点中田我也明明白白。可是大冢君，人可不那样。为了记住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如何都需要日期和名字什么的。”

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端的不便。”

“诚哉斯言。必须记的事那么多，的确不便之至。就中田我来说，也不得不记知事大人的姓名，不得不记公共汽车的编号。不过且不说这个了，那么将您猫君称为大冢君不碍事么？但愿您不至于不快。”

“若问是否愉快，的确不怎么愉快……话虽那么说，也并非特别不快。所以么，也没什么太碍事的，叫大冢君。如果想那么叫就叫好了。倒是有点儿觉得事不关己似的。”

“承您那么说，中田我也非常欣喜，非常感谢，大冢君。”

“不过，你作为人，讲话方式多少与众不同。”大冢说。

“那是，大家都那么说。可是中田我只能这么讲话。张口就是这样子，因为脑袋不好使。并非一直脑袋不好使，而是小时候遇上事故才变得不好使的。字也不会写，书啦报啦也不会读。”

“非我自吹，我虽然也不会写什么字，”说着，猫舔了几下右前爪的肉球，“但脑袋不好不坏，不方便也谈不上。”

“那是，猫君们的社会完全是那样的。”中田说，“可是在人类社会，若不会写字，那就是脑袋不好使；若不会读书看报，那就是脑袋不好使。此乃金科玉律。特别是中田我的父亲——早已去世了——是很了不起的大学老师，专门研究金融学来着。另外中田我有两个弟弟，两个都脑袋好使得很。一个在叫伊藤忠的地方当部长，另一个在叫通产省的地方工作。都住在大房子里，吃鳗鱼。单单中田我一个人脑袋差劲儿。”

“可你不是能这样跟猫讲话吗？”

“那是。”中田说。

“不是谁都能跟猫讲话的吧？”

“正是正是。”

“那怎么能说脑袋不好使呢？”

“那是，那不是。就是说，这里边的名堂，中田我不大明白。但中田我从小就一直听人家说我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因此只能认为实际上脑袋不好使。站名认不得，也就不能买票坐电车。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出示残疾人士特别通行证，倒是好歹能坐上。”

大冢不含感情地“唔”一声。

“如果不会看书写字，就没办法找到活干。”

“那，你靠什么生活？”

“有补贴。”

“补贴？”

“知事大人赏给的钱。住在野方一座叫松影庄的公寓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还是可以的。”

“生活好像不那么坏的……我觉得。”

“那是。不坏不坏，如您所说。”中田说，“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又活得自由自在。另外么，不时有人求我这么找猫，可以得到像是礼金那样的东西。不过，这可是瞒着知事大人的，请别告诉任何人。因为如果像这样有多出来的钱，补贴说不定会被取消。虽说是礼金，数额其实也没多少，但可以偶尔吃上一顿鳗鱼。中田我喜欢鳗鱼。”

“鳗鱼我也喜欢哟！只是很早很早以前吃过一次，什么味儿都很难想起了。”

“那是。鳗鱼尤其是好东西，同别的食物多少有所不同。这世上，吃的东西有的可以再添一次，可据中田我所知，鳗鱼哪里也不再添。”

空地前的路上有个年轻男子牵着一条拉布拉多大狗走来。狗脖子上缠一条大花手帕。狗斜眼瞟了大冢一下，径自离去。两个坐在空地上沉默片刻，等狗和男子走远。

“你说找猫？”身为猫的大冢问。

“那是。寻找下落不明的猫君。中田我因为能和猫君讲几句，所以能够东跑西跑搜集信息，有效地寻找丢失了的猫君的去向。这么着，人们都说中田我找猫有两下子，到处有人求我去找迷路的猫君。近来很少有哪一天不去找猫。不过有一条：中田我懒得远走，找的范围仅限于中野区内。若不然，中田我自己下回反倒迷路回不来了。”

“那，现在也在找迷路的猫了？”

“那是，正如您所说。现在寻找的是一岁的三毛猫，名字叫‘胡麻’。这里有相片。”中田从肩上挎的包里摸出彩色复印的相片给大冢看。

“就这只猫。戴一个褐色防虱项圈。”

大冢伸过脖子看相片，随后摇摇头。

“这个么，这家伙没有见过。大凡这一带的猫，我基本无一不晓，可这个不晓得。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是么。”

“那么说，你是找这猫找很久了？”

“哦——，今天是……一、二、三，是第三天。”

大冢沉思一会儿说道：“我以为你也知道来着——猫这东西，是习惯性很强的动物，大体上生活循规蹈矩，不喜欢大的变化，除非有特殊情况。所谓特殊情况，就是性欲或事故什么的，基本不出这两种。”

“那是。中田我也大致那样认为。”

“若是性欲，不久安稳下来就回来了。你，可懂得性欲？”

“那是。经验诚然没有，但大致情况还是能把握的。是小鸡鸡的勾当吧？”

“是的，是小鸡鸡那码事。”大冢以奇特的神情点了下头，“但如果是事故，就很难返回了。”

“那是，言之有理。”

“另外，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性欲驱使下晃晃悠悠跑去很远的地方，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不错不错，中田我若跑出中野区，也可能找不到回来的路。”

“我也有过几次那样的事，当然是年轻得多的时候。”大冢忽然想起似的眯细眼睛说，“一旦找不到回家路，脑袋就嗡的一声，眼前一团漆黑，一下子六神无主。那可不是好玩的。性欲这玩意儿实在伤透脑筋。问题是那时候脑袋里反正就那一件事，前前后后的事压根儿考虑不来。那……就是所谓性欲。所以，对了，叫什么名字来着，那只不见了的猫？”

“您是指胡麻？”

“对对。这胡麻嘛，作为我，也准备设法找一找，助你一臂之力。在哪户人家娇生惯养的一岁三毛猫，世上的事肯定一无所知。吵架吵不赢，吃的自己都找不上。可怜可怜。不过遗憾的是，还真没见过那只猫。最好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是么。那么就依照您的指教，去别的方向找找看。在您大冢君正睡午觉的时候贸然打扰了，非常抱歉。过几天还可能来这里转转，届时如您发现胡麻，务请告知中田我一声。这么说也许失礼——一定最大限度地答谢。”

“哪里，能和你交谈，真是有趣。过几天……请再来。只要天气好，这一时间我大多在这块空地。如果下雨，就在这石阶下面的神社里。”

“好好，多谢多谢。中田我也为能同您大冢君讲话感到十分高兴。虽然能同猫君讲话，可也不是哪一个都能这么顺顺当当谈得来，也有我一搭话就如临大敌默默跑去哪里的猫君。我倒只是寒暄一声……”

“那也难怪。就像人与人各所不一，猫也……多种多样嘛。”

“有理有理。中田我其实也是那样想的。世间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猫。”

大冢伸腰舒背仰望天空。太阳将午后金色的光线倾泻在空地上，但那里也隐约荡漾着雨的气息，大冢感觉得出。

“对了，你说你小时候遭遇事故，致使脑袋有点不妙了——是这样说了吧？”

“是的，正是，是那么说来着。中田我九岁时遇上的事故。”

“什么样的事故？”

“那——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据别人说，像是得了一种不明所以的热病，中田我三个星期都没恢复知觉，那期间一直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好容易恢复了知觉，那以前的事却忘得一干二净了。父亲的长相、母亲的脸庞、写字、算术、住房的样式……就连自己的姓名都忘了，忘个精光。就像拔掉浴缸的塞子，脑袋里空空如也，成了空壳。事故发生前，据说中田我是个成绩出众的优等生。不料突然晕倒在地，醒来时中田我脑袋就报销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常为这个流泪。就是说，中田我脑袋的不好使致使母亲不能不流泪。父亲倒没流泪，却经常发脾气。”

“可另一方面，你可以同猫讲话了。”

“是那样的。”

“唔。”

“而且身康体健，再没得过什么病。没有虫牙，眼镜也不用戴。”

“依我之见，你脑袋好像并不差。”

“果真那样的么？”中田歪头沉思。“可是大冢君，如今中田我六十都早已过了。六十过后，脑袋不好使也好，大家不理睬也好，都习以为常了。即便不坐电车也能活下去。父亲业已过世，再不至于挨打。母亲也已不在，不会再流泪了。因此，时至今日若是有谁突然宣布你脑袋不差，中田我可能反而不知所措。脑袋不再不好使，一来可能使我领不到知事大人的补贴，二来说不定不能用特别通行证乘公共汽车。怎么搞的，你脑袋不是不差的吗——如果给知事大人这么训斥，中田我是无话可说的。所以，中田我觉得还是就这样脑袋不好使为好。”

“我的意思是：你的问题点并不在于你脑袋的不好使。”大冢神情肃然地说。

“果真那样的么？”

“你的问题点么，我以为……怕是你的影子有点儿浅淡。一开始看见你我就想来着，你掉在地上的影子只有常人一半左右的浓度。”

“那是。”

“我嘛，过去也曾见过一次这样的人。”

中田略微张嘴，注视大冢的脸：“您说以前也见过一次，那可是中田我这样的人？”

“嗯。所以你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怎么吃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很早很早，我还年轻时候的事。不过，长相也好姓名也好场所也好时间也好什么都记不得了。如你刚才所说，猫没有那种意义上的记忆。”

“那是。”

“而且，那个人的影子也像另一半弄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样浅淡。”

“噢。”

“所以，较之找什么迷路的猫，你恐怕最好认真寻找一下自己的另一半影子。”

中田拉了几下手里登山帽的帽檐：“实话跟你说，这点中田我也或多或少觉出来了，觉出好像影子浅淡。别人没觉察到，可我自己心里明白。”

“明白就好。”猫说。

“不过刚才也说了，中田我已经上了年纪，大概来日无多了。母亲已经死了，父亲也已死了。脑袋好使也罢不好使也罢，字会写也罢不会也罢，影子完整也罢不完整也罢，时候一到都要挨个死掉。死了烧掉，烧成灰放进鸦山那个地方。鸦山位于世田谷区，进入鸦山墓地，大概就什么都不想了。不想，迷惘也就没了。因此，中田我就现在这样不也蛮好的么？再说，中田我如果可能的话，在有生之年不想到中野以外的地方去。死后去鸦山自是奈何不得。”

“怎么认为当然是你的自由。”大冢说罢，又揉了一阵子肉球，“不过么，影子的事最好还是多少考虑考虑。作为影子也可能觉得没面子。假如我是影子……就不愿意只有一半。”

“那是。”中田说，“是那样的，或许那样。这事以前还从未考虑过，回去慢慢考虑。”

“考虑就好。”

两个沉默良久。随后中田静静立起，小心拍去裤子上沾的草，把皱巴巴的登山帽重新扣回脑袋。他扣了好几次，使帽檐以平时角度向下倾斜。帆布包挎到肩上。“实在非常感谢。您大冢君的意见对中田我十分宝贵。请多多保重身体。”

“你也保重。”

中田离开后，大冢又在草丛中躺倒，闭起眼睛。到云来下雨还有些时间，便再不思考什么，沉入了短暂的睡眠。

第7章

七点十五分在大厅旁边的餐厅吃早餐：烤面包片、热牛奶和火腿鸡蛋。包含在房费里边的商务宾馆的早餐，无论怎么看对我都不够量。转眼之间就打扫进了肚囊，几乎没有吃的感觉。不由四下张望，但全然不见另有面包上来的样子。我喟叹一声。

“不是奈何不得的么！”叫乌鸦的少年说道。

注意到时，他正坐在餐桌对面。

“你已经不在可以大吃特吃自己中意食物的环境中了，毕竟你已离家出走，你务必把这一事实输入脑袋。这以前你总是早早起床吃够量的早餐，这以后就行不通了，必须仅靠所给的东西活下去。胃会根据食物的多少而改变大小的说法你也在哪里听说过吧？往后你势必确认是否果真如此。一来二去胃就会小下去的，但到那一步需要时间。能忍受得了？”

“忍受得了。”我说。

“必须那样。”叫乌鸦的少年说，“因为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我点头。

“那么，你就不能老是盯着空盘子不动，要马上采取下一个行动。”

我依他说的，站起身，采取下一行动。

我走去宾馆服务台，试着交涉住宿条件。我说自己是东京一所私立高中的学生，来这里写毕业小论文（我就读学校的高中部实际上有此制度），每天去有专门资料的甲村图书馆。要查阅的东西比预想的多，无论如何都要在高松停留一个星期，可是预算有限，所以在此住宿期间，能否特别允许自己一直——而不是规定的三宿——以通过YMCA联系的低房费住宿。房费每天提前一天付给，不会添麻烦的。

我在脸上浮现出因遇到困难而多少有些不知所措的那种家教良好的少年可能浮现的表情，对那里值早班的年轻女性简短地说了自己面临的（编造的）情况。我一没染发，二没戴耳环，上身是拉尔夫·劳伦白色短袖运动衫，下面同是拉尔夫·劳伦牌奶油色粗布长裤，脚上是新的最高档的苹果牌轻便运动鞋。牙齿洁白，身上发出洗发液和香皂味儿，敬语也用得有板有眼。只要我有意，我是可以给年长者以好印象的。

她默默听我的话，略略翘起嘴唇，点了下头。她长得不高，白衬衫外面套一件宽松些的绿色制服。虽然有些困意，但动作干脆利落，一个人熟练地处理着早晨的业务。年龄或许同我姐姐不相上下。

“情况大体明白了，我个人是不好说什么，但关于房费可以同经理商量一下。结果如何我想到中午就可晓得的。”她事务性地说（但我已感受出了她对我怀有好感），说罢问了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记在本本上。我不知道交涉能否顺利，或者弄巧成拙亦未可知——例如有可能让我出示学生证，也可能要跟家里联系（住宿登记簿上记的当然是胡乱编的电话号码）。但即使冒这样的风险，尝试一下的价值总该是有的，毕竟我手头的钱有限。

我在宾馆大厅的公共电话号码簿上查了公营体育馆的电话号码，询问健身房里边有什么器材。我所需要的器材基本一应俱全，费用为六百日元。我问了其所在位置和从车站如何去，道谢放下电话。

我折回房间，背起背囊出门。东西满可以放在房间里，钱也可以寄放在出租保险箱里——那样或许更安全，但可能的话，我还是想时时带在身上。现在它似乎已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从站前汽车总站坐公共汽车去体育馆。当然我很紧张，感觉脸有些僵。我这样年龄的少年平日大白天一个人去体育馆，说不定有人上前查问。这里终究是陌生之地，我还未能把握人们到底在这里想的什么。但谁也没注意我。自己反倒产生一阵错觉，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人。我在入口默默付费，默默接过钥匙。在更衣室换上短运动裤和轻便T恤。做伸展运动放松肌肉的时间里，我开始一点点镇静下来。我置身于我这一容器之中。我这一存在的轮廓，随着“咔嚓”一声轻响完整地合在一起锁上了。足矣。我在平时的位置。

我开始循环锻炼。一边用MD随身听听“王子”音乐，一边足足用一个小时按以往的顺序在七台健身机上练了一遍。原以为地方公营体育馆里无非老式器材，但实际上全是令人惊叹的东西。四下一股崭新的不锈钢味儿。一开始我以较少的负荷做了一次循环，继而加大负荷做第二次循环。用不着一一写进表格，适合于自己身体的重量和次数全都在我的脑袋里。全身很快冒汗。练的过程中须补充好几次水分。我喝矿泉水，嚼来时路上买的柠檬。

固定的循环锻炼进行完毕，我冲了个热水淋浴，用带来的香皂擦洗四肢，用洗发液洗头发。包皮刚刚翻上来的阳物要尽可能保持清洁。腋下、睾丸和肛门也一丝不苟地洗了。量罢体重，我裸体站在镜前检查肌肉硬度，然后在洗漱台洗了被汗水浸湿的短运动裤和T恤，用力拧干装进塑料袋。

出了体育馆，坐公共汽车返回车站，走进昨天那家面馆吃热气腾腾的乌冬面，一边慢慢吃一边打量窗外。站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身穿不同的衣服，提着东西，脚步匆匆，想必带着各自的目的赶往某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如此男女的身影。蓦地，我想到距今百年之后。

百年之后，置身此处的人们（也包括我）应该从地上荡然无存，化为尘埃化为灰烬。如此一想，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这里所有的人或物都显得虚无缥缈，仿佛即将被风吹散消失。我伸开自己双手定定地细看。我到底为了什么如此东奔西窜呢？何苦这么苦苦挣扎求生呢？

但我摇摇头，不再往外看，不再想百年后的事。要想现在的事。图书馆有该看的书，体育馆有要对付的器材。考虑那么远的事又有什么用呢！

“必须那样，”叫乌鸦的少年说，“毕竟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我和昨天一样在车站小卖店买了盒饭，带上电气列车。到甲村图书馆是十一点半。服务台里仍坐着大岛，他身穿蓝色人造丝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一条白牛仔裤，一双网球鞋，正在伏案看一本厚厚的书。旁边放着昨天那支（大概）黄色铅笔，前发垂在额前。我一进去，他抬头微微一笑，接过背囊。

“还没返校？”

“学校不返了。”我实话实说。

“图书馆倒是不坏的选择。”说着，大岛回头看身后的钟确认时间，然后又回到书上。

我去阅览室接着看巴顿版《一千零一夜》。一如往日地，我一旦沉下心翻动书页，中途便欲罢不能。巴顿版《一千零一夜》里虽然也收有和我过去在图书馆看的儿童版本一样的故事，但故事本身很长，加上插图多细节多，根本不像同一故事。诱惑力大得多。猥琐、杂乱、色情的故事和莫名其妙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那里充满着（正如钻入神灯的神人）常识框架所收勒不住的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这点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比之站内熙来攘往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一千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要生动得多逼真得多。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一点钟，我又走进院子，坐在檐廊里吃自带的盒饭。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大岛走来，说有我的电话。

“电话？”我不由语塞，“我的？”

“我是说，假如田村卡夫卡是你名字的话。”

我红着脸站起身，接过他递来的无线听筒。

电话是宾馆服务台那位女性打来的，大约是想核实我白天是否真在甲村图书馆查东西。听声音，似乎因知道我并非说谎而放下心来。她说刚才同经理商量了，经理表示尽管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一来是年轻人，二来情况又特殊，往下几天就也还是按YMCA联系的房价留住好了。又补充说眼下不是很忙，这种程度的通融还是可以做到的。

她还说经理也说了：那座图书馆口碑很好，好好查阅就是，不用着急。

我舒了口气，道声谢谢。说谎固然让我内疚，但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事。我挂断电话，把听筒还给大岛。

“提起来这里的高中生，也就只有你，所以我猜想是你。”他说，“我说每天从早到晚闷头看书来着。这倒也是真的。”

“谢谢。”我说。

“田村卡夫卡？”

“是那样的名字。”

“不可思议的名字。”

“可那是我的名字。”我坚持道。

“不用说，你是看过弗兰茨·卡夫卡几部作品的喽？”

我点头：“《城堡》、《诉讼》、《变形记》，还有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

“《在流放地》，”大岛说，“我喜欢这篇。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短篇里边我也最喜欢那篇。”

“真的？”

我点头。

“什么地方？”

我就此思索。思索需要时间。

“较之力图叙说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卡夫卡更想纯粹地机械性地解说那架复杂的机器。就是说……”我又思索片刻，“就是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比任何人都真切地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与其说是叙说状况，莫如说他是在阐述机器的细部。”

“果然。”说着，大岛把手放在我肩上。动作中让人感觉出自然而然的好感。“唔，弗兰茨·卡夫卡没准也会赞同你的意见。”

他拿着无线听筒走回楼内，我仍坐在檐廊里一个人吃另一半盒饭，喝矿泉水，观赏院子里飞来的小鸟。也许是昨天见过的鸟们。空中密密实实布满薄云，蓝天已无处可寻。

我关于卡夫卡小说的回答想必得到了他的认同，或多或少。不过我真想说的大概未能传达过去。我不是作为泛论来谈卡夫卡小说的，而是就极其具体的事物加以具体的表述。那种复杂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不是比喻，不是寓言。可是这点不仅仅大岛，恐怕谁都理解不了，无论怎么解释。

回到阅览室，在沙发上坐下，重返巴顿版《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周遭的现实世界如电影场景淡出一样渐渐消失，我孤身一人深入字里行间。我比什么都喜欢这一感觉。

五点离开图书馆时，大岛在服务台里看同一本书。衬衫依然全无皱纹，额前依然垂着几缕头发。他背后的墙壁上，电子挂钟悄然而流畅地向前推进着秒针。大岛周围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整洁，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样的举止。他扬起脸，把背囊递给我。举起来时，他皱起眉头，仿佛很重。

“你是从市内坐电车来这儿的？”

我点头。

“如果天天来，带上这个好了。”他递过半张A4纸大小的纸片。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图书馆之间铁路电车时刻表的复印件。“车基本按时刻表运行。”

我道谢接过。

“嗳，田村卡夫卡君，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大可能一直在宾馆住下去吧？”他字斟句酌地说，说罢用左手指确认铅笔芯的尖细度。无需他一一确认，笔芯尖得甚是完美。

我不作声。

“我无意多管闲事。只是，无非是顺便问一问罢了——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一个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

我点头。

“往下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还是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

“还不大清楚。先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想。何况也无别的地方可去。”我老实回答。

我觉得对于大岛，一定程度上不妨据实相告。他还是会尊重我的立场的，不至于满口说教或把常识性意见强加于我。但现在我还不想对任何人说得过多。本来我就不习惯对别人坦白什么或解释自己的心情。

“暂且想一个人干下去？”大岛问。

我略略点头。

“祝你好运！”

这种几乎一成不变的——除去细节——生活可以持续七天。六点半给报时钟叫醒，在宾馆餐厅吃俨然某种象征的早餐。服务台里若有头发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就扬手寒暄一句。她也微微歪头一笑，回一句寒暄。看上去她已开始对我怀有好感，我也对她感到亲切。没准她是我姐姐，我想。

在房间里做罢简单的伸展动作，到时间就去体育馆进行循环锻炼。同样的负荷，同样的次数，既不超额，又不减量。冲淋浴，上上下下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再量体重，确认身体有无变化。上午乘电车来到甲村图书馆。存背囊和接背囊时同大岛交谈两句。在檐廊里吃午饭。看书（看完巴顿版《一千零一夜》，开始看夏目漱石全集，因为有几册一直没看）。五点离开图书馆。白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体育馆和图书馆度过，而只要在那里，就绝不会有人注意自己，因为逃学的孩子不至于去这样的地方。晚饭在站前饭馆吃。尽量多吃蔬菜。时不时在果蔬店买来水果，用从父亲书房拿来的小刀削皮吃掉。还买黄瓜和西芹在宾馆卫生间洗净，蘸蛋黄酱直接嚼食。又在附近小超市买来软包装牛奶，连同麦片等一起入肚。

回到宾馆，就伏在桌上写日记，用随身听听“电台司令”（Radio head），看一会儿书，十一点前上床睡觉。入睡前时而手淫。我想像着服务台的女孩，那时便将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脑海。电视则几乎不看，报纸也不过目。

我这种中规中矩、内敛而简朴的生活的崩毁（当然早晚总要崩毁）是在第八天晚上。

第8章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题　　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

1944：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6-WWN

同东京帝国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冢山重则（52岁）的面谈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内进行了约三个小时。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问话的附带索取编号为PTYX-722-267～291（注：但271及278资料损缺）。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冢山教授保持了专家应有的镇定态度。在精神医学领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学者，迄今已有数种优秀著作出版。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说话不含糊其辞，明确区别事实与假设。战前曾作为交换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待过，能讲相当流畅的英语，想必多数人对他怀有信赖感和好感。〉

我们以接受军令的形式对那些孩子进行了紧急调查，同他们面谈。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受军方请求或命令是极其例外的事。如您所知，他们在自己组织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医疗系统，加之原本就是着眼于保密的自成一统的组织，所以大多情况下都在内部解决，除了需要专门领域研究人员和医师的特殊知识、技术的场合，根本不会有求于民间医师和研究人员。

因此，有话传下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猜测那是“特殊场合”。老实说，不喜欢在军方指示下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寻求的不是学术性的真实，而是符合他们思维体系的结论或单纯实效性。不是能与之讲理的对象。然而正是战时，军令是违抗不得的，只能默默遵命从事。

我们在美军空袭之下，在大学研究室里艰难地继续着各自的研究。学生和研究生们差不多都被召去当兵了，大学成了空架子。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缓期应征之类的待遇。我们接受军方命令，暂时中断已经着手的研究，带上大致应带的东西乘火车朝山梨县××镇出发。我们一行三人：我，精神医学专业的一个同事，加上一直同我们合作研究的一个脑外科研究方面的医生。

我们首先被严肃告知：以下所说之事乃军方机密事项，一概不准外传。接下去我们听取了本月初发生的事件。十六个孩子在山中昏迷不醒，其中十五名后来自然恢复知觉，但有关那一过程的记忆全部丧失。惟独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没恢复记忆，仍在东京陆军医院昏睡。

事件发生后就一直负责给孩子们治疗的军医从内科角度详细叙述了治疗经过。是一位叫远山的少校军医。军医中有不少人较之纯粹的医师，性质上更近于但求保身的官僚。幸运的是他是位现实而又出色的医生，即使对属于外人的我们也一概没有傲慢或排他性态度。他毫无保留地将必要的基础事实告诉我们，讲得客观而具体，病历也全部让我们看了。他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解明事实。我们对他有了好感。

我们从军医交给的资料中得知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医学角度看来孩子们身上没留下任何影响。不管怎样检查，事件发生至今一直未发现任何——无论外科的还是内科的——身体性异常。孩子们的状态同事件发生前一模一样，极为健康地生活着。细致检查的结果，几个孩子体内找出寄生虫，但不值得特别提及。诸如头痛、呕吐、体痛、食欲不振、失眠、倦怠、腹泻、做噩梦等症状统统没有。

只是在山中为时两个小时的没有知觉的记忆从孩子们脑袋里失去了。这点无一人例外。甚至自己倒地时的记忆都没有。那部分丢得利利索索。较之记忆的“丧失”，更接近“脱落”。这不是专业术语，是现在姑且使用的。“丧失”与“脱落”之间有很大差异。简单说吧，对了，请想像相互连接着正在铁道上行驶的货物列车好了。其中一节车上的货物没有了。光是没有货物的空车即是“丧失”；而若不仅货物，连车皮本身也一并不见则是“脱落”。

我们就孩子们吸入某种毒气的可能性谈论了一番。远山军医说，这点当然是考虑对象，而这一来军方必然与事件有关。在眼下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不能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往下说的属于军事机密，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

他的话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陆军确实在秘密研制毒气和生物武器等化学武器，但主要在总部设于中国大陆的特殊部队内部进行，日本国内除外。因为在人口密集的狭小国土上实施，危险委实太大。至于那样的武器是否贮藏在国内，在此不好对你们细说，但至少现阶段山梨县内没有，这点可以保证。

——军医断言说山梨县内没有贮藏毒气等特殊武器，是吧？

是的。他说得很明确。作为我们只能信以为真，印象上也好像相信亦未尝不可。而且美军从B29空投毒气的说法，作为可能性是极低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研制那样的武器并决定使用，应当先在反应大的城市使用才是，而从高空往这样的荒山野岭投掷一两颗下来，就连产生怎样的效果都无从确认。何况，就算因为扩散而变得稀薄了，但若仅仅致使儿童的知觉失去两小时、后来又未留下任何痕迹，这样的毒气也是不具有军事意义的。

另外，据我们理解，无论人工毒气还是大自然中产生的有毒气体，都很难认为不会给身体留下任何痕迹。尤其对比成年人敏感而抵抗力弱的儿童身体来说，必定在眼睛和黏膜等部位留下某种作用的遗痕。至于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可以依据相同的理由予以排除。

而这样一来，往下就只能认为是同心理问题或脑组织有关的问题。并且，假设事件是这种内在原因所引起的，那么不言而喻，从内科或外科角度查找遗痕是极其困难的。其遗痕是肉眼看不见的、无法用数值表示的东西。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理解了自己被军方特意叫来的缘由。

我们同遭遇事故失去知觉的所有孩子进行了面谈，也听取了带队老师和特聘校医的说法。远山军医也参加了。但面谈几乎未能使我们获得新的情况，无非再次确认军医的介绍。孩子们对事件丝毫不记得，他们看见仿佛高空发光飞机的物体，之后上了“木碗山”，开始在树林中采蘑菇——时间在此中断。往下记得起来的，仅仅是被慌慌张张的老师和警察们围在中间，自己躺在地上。身体状况没什么不妙，没什么痛苦，没什么不快。惟独脑袋有点晕，同早上醒来时一样，如此而已。所有孩子的话都如出一辙。

在结束面谈的阶段，作为可能性大大地浮上我们脑海的，理所当然是集体催眠。倘若将老师和校医在现场观察到的孩子们在失去知觉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同样假定为集体催眠，那也决非不自然。眼球正常转动，呼吸、脉搏和体温略微偏低，记忆荡然无存。情形大体吻合。带队老师之所以没有失去知觉，可以认为是由于导致集体催眠的什么因故未对大人产生作用。

至于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能确定。作为泛论惟一可以断言的，是集体催眠需具备两个因素，一是该集体密不可分的同质性和他们所处状况的限定性，另一个是媒介物，而这直接的“导火线”必须是全体成员同时体验到的东西。就这一场合而言，例如有可能是他们进山前目睹的仿佛飞机的物体。全体同时看到了，数十分钟后开始晕倒。当然这也不过是假设。虽说此外无法明确印证，但有可能存在能够成为媒介物的什么。我在“终究不过是假设”的前提下，向远山军医暗示了“集体催眠”的可能性，我的两个同事也基本赞同。这同我们从事的研究课题正巧有关，尽管不是直接的。

“听起来好像合乎逻辑。”远山军医考虑一会儿说道，“倒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但作为可能性恐怕是最大的。不过有一点不好明白：那么，又是什么解除了集体催眠呢？这里边势必存在所谓‘逆向媒介物’……”

我老实回答说不知道。那是眼下阶段只能以进一步的假设作出回答的问题。我的假设是：可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动解除的那类系统。也就是说，维持我们身体的系统本来就是强有力的，纵使被一时置于其他外部系统的控制之下，也会在一定时间过后拉响所谓的警笛，启动应急程序将封锁原有身体维持系统的异质物——这种场合即催眠作用——排除掉，摧毁错误程序。

我对远山军医解释说：这里没有资料，遗憾的是无法引用准确数字。总之类似的事件过去外国有过几例报告，并且都是作为无法查明原因的“谜团事件”加以记录的——许多儿童同时失却知觉，数小时后醒来，其间的事一点也不记得。

也就是说，此次事件当然属于稀有事件，但并非没有先例。一九三○年前后英国德文郡一座小村庄边上发生了一起奇特的事件。在乡间土路上排队行走的三十几名初中生没有什么来由地突然一个接一个倒地人事不省，但几个小时后全体恢复知觉，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直接以自己的双腿走回了学校。医生立即对所有学生进行身体检查，然而医学上没查出任何异常。谁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上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澳大利亚也有同类事件记录。在阿得雷德郊区，约十五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郊游途中昏迷不醒，过了一些时间又全部恢复知觉，外伤、后遗症概未发现。有人说或许是日光作用，但所有人几乎同时失去知觉同时醒来而又全然不见中暑症状终究作为谜团留了下来。也有报告说那天并不太热，大概因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所以姑且说成是中暑。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年少的男孩女孩作为集体在距学校不很远的地方全部同时失去知觉，又几乎同时恢复知觉，事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是所有事件的共同特征。关于在场的大人，报告中既有和孩子们同样失去知觉的例子，又有未失去知觉的例子，似乎各所不一。

此外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事例。作为留下足以成为学术资料的明确记录或者资料的，这两例有代表性。然而山梨县发生的事件则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事项：剩下一个仍处于未解除催眠或知觉丧失的状态。理所当然，我们认为那孩子的存在恐怕是查明事件真相的关键。我们结束现场调查返回东京，赶去收容那个男孩儿的陆军医院。

——陆军关心此次事件，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可能同毒气武器有关，是吧？

是那样理解的。确切情况与其问我，莫如问远山军医更合适，我想。

——远山军医少校已于1945年3月在东京都内履行职责时死于空袭。

是吗？令人惋惜。这场战争使很多有为之人失去了生命。

——不过，军方得出的结论是事件并非所谓“化学武器”引起的。原因还不明确，但似乎认为同战争的发展无关。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那样理解的。那时军方已终止了对事件的调查。陆军医院之所以仍把名字叫中田的昏迷不醒的少年留下，仅仅是因为远山军医少校对该事件怀有个人兴趣，而他当时在医院内又拥有某种程度的酌情处理权限。这样，我们每天去陆军医院或轮流睡在那里，从各个角度对人事不省地躺在床上的少年情况加以观察研究。

他的身体功能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运行得极其顺畅。靠点滴摄取营养，有条不紊地排尿。晚上一关房间的灯他就合眼入睡，到了早上又睁开眼睛。知觉的确失却了，但除此之外，他过的好像是健康正常的生活。虽说是昏睡，却似乎不做梦。人做梦的时候，眼珠的转动和面部表情必然出现反应，知觉同梦中活动相呼应，心跳次数随之增多。然而此类征兆在中田少年身上一概没有。心跳次数也好呼吸也好体温也好比通常诚然低一点点，但稳定程度令人吃惊。

说法或许离奇，看上去就像只把作为容器的肉体暂且留在那里看家，将各种生物体水准一点点降低，仅维持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功能，而本人这一期间却跑往其他什么地方干其他事去了。“魂体离脱”这句话浮上我的脑海。这话您知道吧？日本古代故事里经常出现，说灵魂暂时离开肉体，跑去千里之外，在那里大功告成后重新返回肉体。《源氏物语》中也常有“活灵”出现，也许和这个相近。里面说不光已死之人的灵魂会离开肉体，即便活着的人——如果本人朝思暮想的话——也能同样做到。或者日本关于魂的这类想法从古至今作为自然存在物是一脉相承根深蒂固的，但对这样的东西进行科学论证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作为假设提出都有所顾忌。

现实中要求我们做到的，不用说，首先是让那少年从昏睡中醒来，让他恢复知觉。我们拼命摸索用来解除催眠作用的“逆向媒介物”。我们尝试了大凡想到的办法，领来孩子的父母让两人大声呼唤，如此持续数日，但没有反应。尝试催眠术用的所有把戏；施以各种各样的暗示，在他脸前用各种方式拍手；让他听耳熟能详的音乐；在耳畔朗读教科书；让他闻他喜欢的饭菜味儿；还领来了他家养的猫——少年喜爱的猫。总之千方百计想把他唤回这边的现实世界。然而效果是零，真正的零。

不料，当我们尝试了两个星期，已经束手无策万念俱灰心力交瘁之时，少年一下子醒了过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奏效才醒的，醒得毫无征兆，“刷”地睁开眼睛，就好像在说规定时间已到。

——那天没有什么与平日不同的事吗？

没有任何值得特别提及的事，一切照常进行。上午十时许，护士给少年采血，刚采完血她憋不住咳了一声，采出的血洒在床单上。量不是很多，床单马上换了——若说与平日不同的事，至多这算一桩。少年睁眼醒来大约在那之后三十分钟。他突如其来地从床上坐起，挺直腰，环视四周。知觉也恢复了，从医学角度看来处于无可挑剔的健康状态。然而时过不久，得知他所有记忆都从脑袋里不翼而飞了，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无从记起。自己住的地方、上的学校、父母的长相……一样也想不起来。字也不认得了。这里是日本、是地球都不晓得，甚至何为日本何为地球都莫名其妙。他把脑袋彻底弄得空空如也，以白纸状态返回这个世界。

第9章

知觉恢复的时候，我正躺在幽深的灌木丛中，在潮湿的地面上躺成一段圆木。四下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我让头仍旧搭在扎得丝丝作痛的灌木枝上，深深吸了口气。一股夜间植物味儿。一股泥土味儿。狗屎味儿也混在里面。从树枝间可以看见夜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而天空竟亮得出奇。遮蔽天空的云如电影银幕一般映出地面的光亮。传来救护车的嘶叫声，渐渐临近，又渐渐远离。侧耳倾听，来往汽车的轮胎声也隐约可闻。看来我好像位于都市的一角。

我想尽量把自己按原样归拢到一起，为此必须东奔西跑把自身的碎片收集起来，一如一块不少地认真拾起拼图玩具的小块块。这样的体验好像不是头一遭，我想。以前也在哪里品尝过类似的滋味。什么时候的事来着？我努力梳理记忆。但记忆线条很脆，即刻断掉。我闭目合眼打发时间。

时间在流逝。我陡然想起背囊，一阵轻度恐慌袭来。背囊……背囊在哪里？那里边装着现在的我的一切。不能让它丢掉。然而四周是这样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想站起，指尖却用不上力。

我吃力地抬起左手（为什么左腕这么重呢？），将手表凑到眼前，凝目细看，电子表盘的数字显示为11∶26。晚上11时26分，5月28日。我在脑海中翻动笔记本页。5月28日……不要紧，我仍在那一天中。并非一连几天在此昏迷不醒。我和我的知觉两相分离至多几个小时。也就四小时左右吧。

5月28日——一如往常地做一如往常的事的一天。特殊的事一件也没发生。这天我照样去体育馆，之后去图书馆。用器材做平日运动，在平日的沙发上看漱石全集。傍晚在站前吃晚饭。吃的应该是鱼，鱼套餐，马哈鱼。饭多要了一碗。喝了酱汤，色拉也吃了。往下呢……往下想不起来。

左肩有闷乎乎的痛感。肉体感觉失而复得，痛感亦随之而来。仿佛狠狠撞在什么上面时的痛。隔着衬衣用右手抚摸那个部位，好像没有伤口，也没肿。在哪里碰上交通事故了不成？但衣服没破，况且痛的只是左肩窝的一点。大约只是撞伤。

在灌木丛中慢慢挪动身体，摸了摸手能够到的范围。但我的手仅能触及灌木枝。灌木枝硬硬地蜷缩着，如被虐待致死的动物的心脏。没有背囊。试着摸裤袋，有钱夹。钱夹里有不多的现金、宾馆钥匙和电话卡，另有零币钱包、手帕、圆珠笔。在用手摸索确认的限度内，没有东西丢失。身上穿的是奶油色粗布长裤和V领白T恤，外面套着粗蓝布衫，脚上是藏青色高档苹果牌。帽子则没有了，带有纽约扬基斯标志的棒球帽。走出宾馆时戴着，现在没戴。或掉在哪里，或放在某处。算了，那种货色哪儿都买得到。

不一会儿，我找到了背囊。原来靠在松树干上。为什么我把东西放在那样的地方，特意钻进灌木丛躺倒了呢？这里到底是哪里呢？记忆冻得邦邦硬。所幸好歹找到了。我从背囊格袋里掏出小手电筒，大致扫一眼背囊里的东西。似乎没有东西不见，装现金的小袋也好端端的。我舒了口气。

背起背囊，拨开或跨过灌木丛来到稍微开阔的地方。这里有条窄路，用手电筒照着沿路行走不远，发现一点光亮，走进仿佛神社院内的场所。原来我是在神社大殿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去知觉的。

神社相当大。院内仅一根高高竖起的水银灯，往大殿和香资箱和绘马匾上投洒着不无冷漠的光。我的身影在砂石地面上长得出奇。我在告示板上找到神社名称记住。四周空无人影。走不一会儿，碰上卫生间，迈了进去。卫生间还算干净。我把背囊从肩上卸下，用自来水洗脸，洗罢在洗手台上模模糊糊的镜子前照脸。尽管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预料，但脸还是意外糟糕。脸色发青，双颊下陷，脖梗带泥，头发横七竖八。

我发觉白T恤胸口那里沾有一块黑糊糊的什么。那个什么状如一只展开双翅的大蝴蝶。一开始我想用手拍掉，但拍不掉。一摸，竟黏糊糊的。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有意多花时间脱下粗蓝布衫，从头顶拉掉T恤。借着闪烁不定的荧光灯一看，方知那里沾的是红黑红黑的血。血是新的，还没干，量也不算少。我凑近脸嗅了嗅，没有味儿。套在T恤外面的粗蓝布衫上也有血溅上，但量不很大，加之布料原本是深蓝色，血迹看不大清。但白T恤沾的血则异常鲜明，活生生的。

我在洗手台将血洗去。血和水混在一起，把白瓷盆染得鲜红。可是，无论怎么“喀嗤喀嗤”用力猛洗，沾上的血迹都不肯消失。我刚要把T恤扔进旁边的垃圾箱，又转念作罢。就算扔，也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扔才好。我把T恤狠狠拧干装进准备装洗涤物的塑料袋，塞进背囊底部，又用水抹湿头发打理几下，从洗漱袋里取香皂洗手。手仍在微微颤抖。我慢慢花时间连指间也好好洗了。指甲里沁了血。透过T恤沾在胸口的血迹用湿毛巾擦去。然后穿上粗蓝布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底襟掖进裤带。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必须尽可能恢复地道的形象。

可是我惊恐至极。牙齿不停地作响，止也止不住。我摊开双手看着，手也略略发颤。看上去不像自己的手，像是一对独立的外来活物，而且手心痛得火烧火燎，恰似刚攥过一根热铁棍。

我双手拄着洗手台两端支撑身体，头死死顶住镜面。很想哭出声来。但哭也没有谁赶来救助。只听有人说道：

喂喂，你到底在哪里弄得满身血污？你到底干什么来着？可你什么都不记得，浑身上下又完好无损。除了左肩的痛感，像样的疼痛也没有。所以那里沾的血不是你自身的血，而是别的什么人流的血。

不管怎样，你不能一直在这里待下去。满身血污站在这样的地方给巡逻警察撞上，那可就一曲终了了。但这就直接回宾馆也是个问题，说不定有谁在那里守株待兔。小心为上。有可能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了犯罪案件。或者说你本身是罪犯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

所幸东西都在手上。出于慎重，你无论去哪里都要把装有全部财产的沉重背囊带在身上。从结果上看是有利的，实乃英明之举。因而不必忧心忡忡，不必惊慌失措。往后你也总会巧妙地干下去的。毕竟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要有自信！要调整呼吸有条不紊地开动脑筋！那样你就能左右逢源。只是，你必须多加小心慎之又慎。某人的血在某处流淌，那是真正的血，是量很大的血。很可能有人在认真寻找你的下落。

好了，马上行动！应做之事只有一件，应去之处只有一个。是哪里你该明白。

我深深吸气，稳稳呼出，而后扛起背囊走出卫生间，出声地踏着沙地在水银灯光下行走，边走边高效开动脑筋。按下电源转动曲柄，启动思维。但未如愿。发动引擎所需的电池电力极度微弱。需要一个温暖安全的场所，我要暂时逃去那里整装待发。但那里究竟在哪里？想得起来的场所不外乎图书馆。甲村图书馆。但图书馆要到明天上午十一点才开门，我必须找地方把十一点之前那段很长的时间消磨掉。

除了甲村图书馆我想起来的场所只有一个。我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坐下，从背囊格袋里掏出手机。手机还活着。我从钱夹里取出记有樱花手机号码的便条，按动号码。手指还在抖。试了好几次，这才好歹把多位号码按到最后。谢天谢地，手机没处于语音留言状态。铃响到第十二次她接起。我道出姓名。

“田村卡夫卡君？”她一副懒洋洋的腔调，“你以为现在几点？明天早上还早着呢，我说。”

“我也知道打扰你，”我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异常僵硬，“但没有别的办法。走投无路，除了你没有人可商量。”

电话另一头沉默有顷。她似乎在捕捉我语声的尾音，测量其重量。

“那……问题严重？”

“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严重的。这回无论如何得请你帮忙。我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她稍加思考，不是踌躇，只是思考。“那么，你现在在哪里？”

我告以神社名称。她不晓得那个神社。

“可在高松市内？”

“说不准确，不过应该在市内。”

“得得，你连自己现在在哪里都稀里糊涂？”她以诧异的声音说。

“说来话长。”

她叹息一声。“在那附近拦一辆出租车。××町二丁目拐角有家罗森超市，在那里下车。小型超市，挂很大的招牌，一眼就看得出。搭出租车的钱有的吧？”

“有的。”

“那好。”她挂断电话。

我钻过神社牌门，上大街寻找出租车。出租车很快赶来停下。我问司机知不知道××町二丁目有罗森那个拐角，司机说一清二楚。我问远吗，他说不算远，大概一千日元都花不上。

出租车在罗森门前停住，我用仍在颤抖的手付了车费，扛起背囊走进小超市。我来得意外之快，她还没到。我买了一小盒软包装牛奶，用微波炉热了，慢慢喝着。温暖的牛奶通过喉咙进入胃中，那种感触让我的心多少镇静下来。刚进门时，警惕行窃的店员一闪瞟了背囊一眼，之后再没谁特别注意我。我装作挑选架上排列的杂志的样子照了照镜子，头发虽然还乱，但蓝粗布衫上的血污基本看不出了，即便看得出，怕也只能看成是普通污痕。往下只要设法止住身上的颤抖即可。

约十分钟后樱花来了。时间已近一点，她身穿一件没有图案的灰色运动衫，一条褪色蓝牛仔裤，头发束在脑后，戴一顶NEW BALANCE深蓝色帽。看到她的脸，我的牙齿一声接一声的“咯咯”声好歹停了下来。她走到我身旁，以检查狗牙时的眼神看着我，发出一声类似叹气的不成语声的声音，接着在我腰上轻拍两下，说“过来”。

她的住处离罗森要走相当一段路。一座双层简易宿舍楼。她登上楼梯，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贴有绿色嵌板的门扇。两个房间，一个小厨房一个浴室。墙壁很薄，地板吱呀乱叫。一天之中能射进的自然光大概仅限于夕晖。哪个房间一用抽水马桶，另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便声声抖动不止。不过，这里至少有活生生的人生活着。洗涤槽中堆的碟盘，空饮料瓶，翻开的杂志，花期已过的盆栽郁金香，电冰箱上用透明胶带粘住的购物便条，椅背上搭的长筒袜，餐桌上摊开的报纸电视节目预告栏，烟灰缸和弗吉尼亚加长过滤嘴细细长长的烟盒，几只烟头——如此光景竟让我一阵释然，也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我朋友的房间。”她解释说，“一个过去在东京一家美容室一起工作的女孩儿。去年因为什么回了高松老家。她说想去印度旅行一个月，旅行期间托我住进来看家。她的工作也由我代做——算是顺便吧——做美容师。也好，偶尔离开东京换换心情也是不错的嘛。那孩子有点儿‘新人类’，毕竟去的是印度。一个月能否真的回来也是问号。”

她让我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百事可乐递过来。没有杯子。一般我不喝可乐，太甜，对牙齿不好。但喉咙干渴，遂一饮而尽。

“肚子饿了？不过也只有速食碗面，如果想凑合吃的话……”

我说不饿。

“可你的脸也太狼狈了，自己知道？”

我点头。

“那，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明白。”

“出什么事你也不明白，自己在哪里也不清楚，说起来又话长。”她像仅仅确认事实似的说道，“总之是走投无路喽？”

“走投无路。”我说。但愿能将自己如何的走投无路顺利传达给对方。

沉默持续良久。她始终皱着眉头注视我。

“我说，高松你压根儿没什么亲戚吧？其实是离家出走吧？”

我点头。

“我在你那样的年龄也出走过一次，所以大体猜得出，凭感觉。分手时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也是因为这个，心想或许有什么用处。”

“谢谢。”我说。

“我家在千叶县市川，和父母横竖合不来，学校也懒得去，就偷了父母的钱跑得很远很远，十六岁那时候。差不多跑到了网走(1)。看到一家牧场，走过去求人家给活干。我说什么都干，认真地干，只要能有带屋顶的地方住有饭吃就行，不要工钱。对方很热情，劝茶劝水。太太让我等一会儿，就老老实实等着。正等着，乘巡逻车的警察来了，立即被遣送回家。对方早已习惯了这一手。那时我就拿定主意：干什么都行，总之要有一技在身，以便去哪里都能找到事做。这么着，我从高中退学，进了职业学校，成了美容师。”她左右均等地拉长嘴唇，莞尔一笑，“你不认为这是相当健全的思想？”

我同意。

“嗳，从头慢慢说可好？”她从弗吉尼亚加长过滤嘴烟盒里抽出一支，用火柴点燃，“反正今晚睡不成好觉了，陪你说话就是。”

我从头说起，从离家的时候。当然预言那段没说。那不是跟谁都能说的。

(1)　日本北海道的城市。

第10章

“那么，中田我称您为川村君也未尝不可的喽？”中田再一次问一只褐纹猫。一字一顿，尽可能让对方听清楚。

猫说自己曾在这附近看到过胡麻（一岁，三毛猫，雌性）的身影。可是猫的说话方式相当奇妙（以中田的立场看），而猫那方面对中田所言也好像不甚领会，因此他俩的谈话往往分成两岔，无法沟通。

“坏是不坏，高脑袋。”

“对不起，您说的话中田我听不大懂。实在抱歉，中田我脑袋不很好使。”

“在说青花，总之。”

“您莫不是想吃青花鱼？”

“不然。前手绑住。”

说起来，中田原本也没期待同猫们的交流会十分圆满。毕竟是猫与人之间的对话，意思不可能那么畅通无阻。何况中田本人的对话能力——对方是人也罢是猫也罢——也多少存在问题。上个星期和大冢倒是谈得一帆风顺，但那莫如说是例外情况。总的说来，多数场合即使三言两语也很费周折，严重的时候，情形就像是风大之日站在运河两岸互相打招呼一样。这次恰恰如此。

以猫之种类划分，不知什么缘故，尤其同褐纹猫交谈时话语波段对不上。和黑猫大体相安无事，和短毛猫最为配合默契，遗憾的是很难在街上行走之间碰见到处游荡的短毛猫。短毛猫们十之八九被精心养在家中，不知为什么，野猫多是褐纹猫。

不管怎样，这川村所言所语完全叫中田摸不着头脑。发音含糊不清，无法捕捉每个单词的含义，词与词之间找不出关联。听起来较之词句，更像是谜语。好在中田生来富有耐性，且时间任凭多少都有。他三番五次重复同一句话，对方五次三番叙说同一件事。他俩坐在住宅区中间小儿童公园的界石上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谈话几乎仍在原地踏步。

“这‘川村君’无非是个称呼，没有什么含义。是中田我为记住一位位猫君而随便取的名字，绝不会因此给您添麻烦，只是想请您允许我称您为川村君。”

对此川村嘟嘟囔囔没头没脑重复个没完。见此情形，中田毅然进入下一阶段——他再次拿起胡麻的相片给川村看。

“这是胡麻，川村君，是中田我正在找的猫，一岁三毛猫，野方三丁目小泉先生家饲养的。不久前下落不明，太太开窗时猛然跳出跑走的。所以再请教一次：川村君，您瞧见过这只猫吗？”

川村又看了一眼相片，随即点点头。

“船村，若是青花，绑住；如果绑住，寻找。”

“对不起，刚才也说了，中田我脑袋非常糟糕，听不懂您川村君说的意思。能再重复一遍么？”

“船村，若是青花，绑住；如果绑住，寻找。”

“那青花，可是鱼里的青花鱼？”

“青花就是青花。绑住。船村。”

中田一边用手心摸着剪短的花白头发一边沉思，沉思了好一会儿。怎样才能从这青花鱼迷宫般的交谈中脱身呢？可是，再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说到底，中田不擅长条分缕析地想问题。这时间里，川村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举起后爪喀哧喀哧搔下巴。

这时背后响起了类似低声发笑的动静，中田回头一看，原来邻院低矮的预制水泥块围墙上蹲着一只漂亮苗条的短毛猫，正眯缝着眼睛看这边。

“恕我冒昧，您可是中田君？”短毛猫以光朗朗的语声问。

“是的，正是，我是中田。您好！”

“您好！”短毛猫说。

“今天真是不巧，一大早就是阴天。可瞧这光景，怕是也下不起雨来。”中田道。

“但愿不下。”

短毛猫是雌性，大概已近中年，自我炫耀似的把笔直的尾巴翘在身后，脖子上戴一个兼作名卡的项圈，相貌端庄，身上没有半两赘肉。

“请叫我咪咪好了，《艺术家的生涯》里的咪咪。歌中也唱：‘我的名字叫咪咪’。”

“噢。”中田应道。

“有这么一部普契尼的歌剧，因为养主喜欢歌剧。”说着，咪咪美美地一笑，“若能唱给您听听就好了，不巧嗓子不行。”

“能见到您比什么都高兴，咪咪君。”

“在下才是，中田君。”

“住这儿附近？”

“嗯，就被养在那里能看见的二层楼，田边家。喏，大门里停着一辆奶油色宝马530吧？”

“是的。”中田说。宝马是什么意思中田固然不解，但看出是奶油色小汽车。那怕就是所谓宝马吧。

“跟你说中田君，”咪咪道，“我么，可是一只相当富有个人色彩的猫——或许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吧——不愿意多嘴多舌瞎管闲事。可是这孩子——您称之为川村君来着？——恕我直言，脑袋本来就不大好使。说来怪可怜的，还小的时候给这附近小孩儿骑的自行车冲了一下，跳开来给混凝土墙角撞了脑袋，那以来说话就语无伦次了。所以，就算您说得再耐心我想也无济于事。我在那边一直看着，有点儿看不下去了，所以情不自禁地插上一嘴，尽管自知不守本分。”

“哪里哪里，请您不必介意。您咪咪君的忠告实在难得。其实中田我也半斤对八两，脑袋同样少根弦，承蒙大家帮忙才安安稳稳活在人世。因此之故，每月还从知事大人那里领得补贴。您咪咪君的意见当然也难能可贵。”

“对了，您是找猫吧，”咪咪说，“倒不是我站着偷听，刚才我在这儿迷迷糊糊睡午觉，偶尔有说话声从那边传来。大概是叫胡麻君吧？”

“是的，一点儿不错。”

“那么说，这川村君是看见胡麻的啰？”

“是的。一开始那么说来着。但后来到底说的什么，凭中田我这颗脑袋实在百思莫解，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如何，中田君，如果可以的话，我居中和那孩子试着谈几句可好？毕竟都是猫，我想还是容易沟通的。再说对这孩子颠三倒四的话语我多少也习惯了。所以，由我把话问出来，再简明扼要地讲给您中田君听——意下如何？”

“好好，承蒙如此关照，中田我如释重负。”

短毛猫轻轻点头，跳芭蕾一般从预制板墙头飘然落于地面，继而依然像旗杆一样直挺挺地竖着黑色尾巴，款款走到川村身边坐下。川村当即伸出鼻尖嗅咪咪的屁股，结果被咪咪不失时机地打了一个嘴巴，顿时缩起身子。咪咪紧接着又用掌心打在对方鼻端。

“规规矩矩给我听着，傻家伙，小心打烂你那鸟玩意儿！”咪咪把川村厉声怒骂一通。

“这孩子嘛，不一开始就狠狠收拾一顿就不能老实。”咪咪转向中田，辩解似的说，“若不然他就死皮赖脸，说话更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落到这步田地也不是这孩子本身的责任。我也觉得不忍，但没有别的办法。”

“那是。”中田糊里糊涂地表示同意。

接下去，两只猫之间开始了对谈。谈话速度很快，声音很小，中田没办法听清谈的什么。咪咪疾言厉色地盘问，川村战战兢兢地回答，回答稍有迟疑，咪咪便毫不手软地一巴掌扇过去。这短毛猫不论干什么都好像干脆利落，也有教养。虽然这以前同很多很多种猫见过面说过话，但知道小汽车种类和会听歌剧的猫还是头一次碰到。中田心悦诚服地看着短毛猫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咪咪大致问完话，像是说“可以了，那边去吧”，把川村赶去一边。川村垂头丧气地跑去哪里不见了，咪咪则像和人早已混熟似的趴上中田膝头。

“情况大体清楚了。”咪咪说。

“好的，非常感谢！”中田应道。

“那孩子……川村君说在前面不远的草丛里看见过几次小三毛猫胡麻。那是一块准备建楼的空地。房地产公司收购了一家汽车厂的零配件仓库，平了地，计划在那里建高级高层公寓，但居民们强烈反对，还有啰啰嗦嗦的起诉什么的，以致迟迟开不了工。如今常有的事。这么着，草在那里长得遮天盖地，加之平时人又不去，就成了这一带野猫们的活动场所。我交际范围不算广，又怕惹着跳蚤什么的，很少往那边去。您也知道的，跳蚤那东西可不是好惹的，一旦上身就很难抖落掉，和坏习惯一个样。”

“那是。”中田附和道。

“还说相片上那个戴着除蚤项圈的还年轻漂亮的三毛猫惶惶不可终日，口都差不多开不成了。谁都能一眼看出是只不谙世故找不到回家路的家猫。”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最后一次见到好像是三四天前。毕竟脑袋差劲儿，准确日期怎么也说不来。不过，既然说是下雨的第二天，那么我看应该是星期一。记得星期日下了一场蛮大的雨……”

“噢，星期几我是不知道，不过中田我认为近来是下了雨的。那么，那以后再没见着了？”

“说是最后一次。周围的猫自那以来也没见到三毛猫。作为猫倒是不三不四呆头呆脑的，但我追问得相当严厉，大致不会有错，我想。”

“谢谢谢谢！”

“哪里，一点儿小事。我平时也总是跟附近非傻即呆的猫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去，弄得心焦意躁。所以偶尔若能跟通情达理的人慢慢聊上一会儿，深感茅塞顿开。”

“呃。”中田说，“对了，中田我还有一点不明白：那川村君口口声声说的青花，到底指的是青花鱼？”

咪咪潇洒地举起前腿，细细看着粉红色肉球嗤嗤笑道：“那孩子毕竟语汇少嘛。”

“语汇？”

“那孩子不知道多少词儿。”咪咪彬彬有礼地改口说，“凡是好吃的东西，不管什么都成了青花，以为青花鱼是世上最高档的食品。鲷鱼啦比目鱼啦幼啦，连存在这些东西本身都不知道。”

中田清了清嗓子：“说实话，中田我也蛮喜欢青花鱼。当然鳗鱼也喜欢。”

“鳗鱼我也中意。倒不是每天每日都能吃到。”

“确实确实。不是每天每日都能吃到。”

之后两人分别就鳗鱼沉思默想了一番。只有沉思鳗鱼的时间从他们之间流过。

“这样，那孩子想说的是，”咪咪陡然想起似的继续下文，“附近的猫来那块空地集中之后不久，有个抓猫的坏人开始在那里出没。其他猫们猜测是那家伙把小胡麻领走了。那个人以好吃的东西为诱饵来逮猫，塞到一条大口袋里。逮法非常巧妙，肚子饿瘪涉世未深的猫很容易上他的圈套。就连警惕性高的这一带的野猫迄今也有几只给那人逮了去。惨无人道。对猫来说，再没有比装到袋子里更难受的了。”

“那是。”说着，中田又用手心摸了摸花白头发，“把猫君逮去准备用来干什么呢？”

“那我也不知道。过去有逮猫做三弦的。如今三弦本身已不是什么流行乐器，何况近来听说用的是塑料。另外，据说世界上一部分地方有人吃猫，所幸日本没有食猫习惯。因此这两种可能性我想可以排除。往下所能设想的，对了，也有人用很多猫来做科学实验。世上存在各种各样用猫做的科学实验。我的朋友之中也有曾在东京大学被用于心理学实验的。那东西可不是开玩笑，不过说起来要说很久，就免了吧。还有，也有变态之人——数量固然不很多——存心虐待猫，比如逮住猫用剪刀把尾巴剪掉。”

“这——”中田说，“剪掉尾巴又要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只是想折腾猫欺负猫罢了，这样可以使心情陶陶然欣欣然。这种心态扭曲之人世界上居然真有。”

中田就此思考片刻。用剪刀剪断猫的尾巴何以乐在其中呢？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

“那么说，或者心态扭曲之人把胡麻领走了也未可知——是这样的吧？”中田试着问。

咪咪把长长的白胡须弄得弯而又弯，皱起眉头：“是的。我是不想那么认为，也不愿那么想像，但不能保证可能性就没有。中田君，我诚然活的年头不算很多，可还是不止一次目睹了超乎想像的凄惨场景。人们大多以为猫这东西只是在朝阳地方躺躺歪歪，也不正经劳作，光知道优哉游哉。其实猫的一生并不那么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猫是身心俱弱易受伤害不足为道的动物，没有龟那样的硬壳，没有鸟那样的翅膀，不能像鼹鼠那样钻入土中，不能像变色蜥蜴那样改变颜色。不知有多少猫每日受尽摧残白白丢掉性命。这点人世诸位并不晓得。我算碰巧被收养在一户姓田边的善良友好人家，在孩子们的呵护之下过得太太平平无忧无虑。尽管如此，一点点辛劳也还是免不了的。因此我想，荒郊野外那些同类为了求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您咪咪君脑袋真是绝了！”中田对短毛猫的能言善辩大为钦佩。

“哪里哪里。”咪咪眯细眼睛面带羞涩地说，“在家里边东躺西歪一个劲儿看电视的时间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增加的全是垃圾知识，百无一用。中田君看电视吗？”

“不，中田我不看电视。电视中说的话速度快，中田我死活跟不上。脑袋不好使，认不得字，而认不得字，电视也看不大明白。收音机倒是偶尔听的，说话速度同样快得让人吃力。还是这么出门在蓝天下同诸位猫君说说话让中田我快活得多。”

“谢谢，谢谢！”

“不谢。”

“但愿小胡麻平安无事。”咪咪说。

“咪咪君，中田我想对那块空地监视一段时间。”

“据那孩子说，那男的是高个子，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高筒帽，脚登长筒皮靴，步伐很快。总之形象十分古怪，一看便知。空地里三五成群的猫们一瞧见他来，马上一溜烟跑没影了。可是，新来的猫不知内情……”

中田把这些情报好好装入脑中，万无一失地藏在不得忘记事项的抽屉中。那男的是高个子，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高筒帽，脚登长筒皮靴。

“但愿对你有用。”咪咪说。

“非常感激。如果咪咪君不亲切地打招呼，中田我想必还停留在青花那里前进不得。实在感谢。”

“我是这么想的，”咪咪仰脸望着中田，略略蹙起眉毛说道，“那个男的危险，极其危险。恐怕是超出您想像的危险人物。若是我，决不靠近那块空地。不过您是人类，又是工作，自是没有办法。那也要多加小心才好。”

“谢谢。尽量小心行事。”

“中田君，这里是暴力世界，非常残暴的暴力。任何人都无可回避。这点您千万别忘记。再加小心也不至于小心过分，无论对猫还是对人。”

“好的，一定牢记在心。”中田说。

可是中田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世界究竟何处充满何种暴力，因为这个世界上中田无法理解的事数不胜数，而与暴力有关的几乎全部包括在里面。

中田告别咪咪，走到咪咪说的空地。面积有小操场那么大，用高高的胶合板围着，一块牌子上写道“建筑用地，请勿擅自入内”（当然中田认不得），入口挂一把大锁。但是往后面一拐，即可从墙缝进去，轻而易举。看样子是谁使劲撬开了一块板。

原本排列的仓库已被全部拆毁，尚未清理的地面长满绿草。泡沫草足可与小孩子比高。几只蝴蝶在上面翩然飞舞。堆起的土已被雨打硬，点点处处像小山丘一般高。的确像是猫们中意的场所。人基本不来，又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藏身之处也所在皆是。

空地上不见川村的身影。倒是见到两三只毛色不好的瘦猫，中田和蔼可亲地道声“您好”，对方也只是一瞥报以冷眼，一声不响地钻入草丛没了踪影。这也难怪，哪个都不愿意被神经有故障的人逮住用剪刀把尾巴剪掉，即便中田——虽然没有尾巴——也怕落此下场。有戒心自是情有可原。

中田站在稍高的地方，转身环顾四周。谁也没有。惟独白蝴蝶像在寻找什么似的在草丛上方飞来飞去。中田找适当位置弓身坐下，从肩上挎的帆布包中掏出两个夹馅面包，一如往常地当午饭吃起来，又眯缝起眼睛静静喝了一口便携式小保温瓶里装的热茶。安谧的午后光景，一切都憩息在谐调与平稳之中。中田很难想通这样的地方会有蓄意摧残猫们的人埋伏着不动。

他一边在口中慢慢咀嚼夹馅面包，一边用掌心抚摸花白的短平头。倘有人站在眼前，难免要以此证明说“中田脑袋不好使”。可惜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他只向自己轻轻点几下头，继续闷头吃夹馅面包。吃罢面包，他把透明包装纸叠成一小块放进包里，再把保温瓶盖拧紧，一并收入包内。天空整个给云层挡住了，不过从透出的光线程度看，知道太阳基本正当头顶。

那个男的是高个子，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高筒帽，脚登长筒皮靴。

中田力图在脑海中描绘那男子的形象，可是想像不出不伦不类的高筒帽是怎样一个物件，长筒皮靴又是怎样一个劳什子。那玩意儿迄今见所未见。实际一看便知，咪咪说川村这样说道。既然这样——中田心想——实际看见之前便只有等待。不管怎么说，这是最为稳妥的。中田从地上站起，站在草丛中小便，小便时间十分之长十分有条不紊，之后在空地边角那里找个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的草丛阴处坐下，决定在等待那奇特男子的过程中把下午时间打发掉。

等待是百无聊赖的活计。甚至那人下次什么时候来都无从估计。也许明天，也许一星期过后，或者不再出现在这里亦未可知——这种可能性也是可以设想的。但中田已经习惯于不怀期望地等待什么，习惯于独自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了，对此他全然不感到难受。

时间对于他不是主要问题。手表他都没戴。中田自有适合于中田的时间流程。早晨来了即变亮，太阳落了即天黑。天黑了就去左近澡堂，从澡堂回来就想睡觉。澡堂有时逢周几不开，那时扭头回家即可。吃饭时间到了自然饥肠辘辘，领补贴那天来了（总有人告诉他那天快了），即知一个月已过。领来补贴的第二天去附近理发店理发。夏天到了，区里的人让他吃鳗鱼；正月来了，区里的人为他送年糕。

中田放松身体，关掉脑袋开关，让存在处于一种“通电状态”。对于他这是极为自然的行为，从小他就不怎么思考什么得过且过。不大工夫，他开始像蝴蝶一般在意识的边缘轻飘飘地往来飞舞。边缘的对面横陈着黑幽幽的深渊。他不时脱离边缘，在令他头晕目眩的深渊上方盘旋。但中田不害怕那里的幽暗和水深。为什么非害怕不可呢？那深不见底的无明世界，那滞重的沉默和混沌，乃是往日情真意切的朋友，如今则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点中田清清楚楚。那个世界没有字，没有星期，没有装腔作势的知事，没有歌剧，没有宝马，没有剪刀，没有高筒帽。同时也没有鳗鱼，没有夹馅面包。那里有一切，但没有部分。没有部分，也就没必要将什么和什么换来换去。无须卸掉或安上什么。不必冥思苦索，委身于一切即可。对中田来说，那是比什么都值得庆幸的。

他时而沉入昏睡之中。即使睡着了，他忠诚的五感也对那块空地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旦那里发生什么，那里有谁出现，他就会马上醒来采取行动。天空遮满了褥垫一般平平展展的灰云，但看样子雨暂时下不起来。猫们知道这点，中田也知道。

第11章

我说完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樱花在厨房餐桌上手托脸腮，专心致志地听我说话：我才十五岁，初中生，偷了父亲的钱从中野区家中跑出，住在高松市内一家宾馆，白天去图书馆看书。意识到时，浑身血污躺在神社树林里，如此这般。当然没说的事也很多。真正重要的事不能轻易出口。

“就是说你母亲只领你姐姐离开家的了？留下父亲和刚四岁的你。”

我从钱夹里取出海边的相片给她看：“这就是姐姐。”

樱花注视了一会儿相片，一言不发地还给我。

“那以后再没见过姐姐，”我说，“母亲也没见过。音讯全无，在哪儿也不知道，连长相都想不起来了。相片也一张没留。可以想起那里的气味儿，可以想起某种感触，但长相无论如何也浮现不出。”

“哦。”她依然支颐坐着，眯细眼睛看我的脸，“那相当不是滋味吧？”

“像是。”

她继续默然看着我。

“所以，和父亲怎么也合不来喽？”稍顷，她问我。

合不来？到底该如何回答呢？我一声不吭，只是摇头。

“倒也是啊！合得来就不至于离什么家出什么走了。”樱花说，“总之你是离家出走，今天突然失去了知觉或者说记忆。”

“嗯。”

“这样的事以前有过？”

“时不时的。”我实话实说，“一下子火蹿头顶，脑袋就好像保险丝跳开似的。有人按下我脑袋里的开关，没等想什么身体就先动了起来。置身那里的是我又不是我。”

“你是说已控制不住自己，不由得动武什么的？”

“那样的事也有过。”我承认。

“打伤谁了？”

我点头：“两三次吧。倒不是多重的伤。”

她就此思索片刻。

“那么，你认为这次你身上发生的也是同样的事？”

我摇头道：“这么厉害的还是头一次。这回的……我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如何失去知觉的，失去知觉之间干了什么也半点儿记不起来。记忆‘吐噜’一下子脱落了。过去没这么严重过。”

她看我从背囊里取出的T恤，细查未能洗掉的血迹。

“那么说……你最后的记忆就是吃饭，傍晚在车站附近的饭馆里？”

我点头。

“那往下的事就糊涂了。回过神时已躺在神社后头的灌木丛里，时间过去大约四小时，T恤满是血污，左肩隐隐作痛。”

我再次点头。

她从哪里拿来市区地图摊开在桌子上，确认车站与神社间的距离。

“远并不远，但也不至于走路很快走到。何苦跑去那种地方？若以车站为起点，同你住的宾馆方向正相反嘛。可曾去过那里？”

“一次也没去过。”

“衬衫脱下来看看。”她说。

我脱下衬衫光着上半身。她马上转到我身后，手猛地抓在我左肩，指尖吃进肉里，我不由得出声喊痛。力量相当大。

“痛？”

“相当痛。”我说。

“一下子撞在什么上面了，或被什么狠狠砸了一下，嗯？”

“压根儿记不起来。”

“不管怎样，骨头好像没问题。”说罢，她又在我喊痛的那个部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捏弄了几次。伴随痛感也好不伴随也好，她的指尖都奇异地令人舒坦。我这么一说，她微微一笑。

“在按摩方面，我是相当有两手的，所以才能靠当美容师混饭吃。按摩按得好，去哪里都是宝贝。”

之后她继续按了一会儿我的肩，说道：“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睡一夜觉痛感就会消失。”

她抓起我脱掉的T恤，塞入塑料袋扔进垃圾箱，深蓝色棉布衫则查看一下后投进卫生间的洗衣机，随后拉开立柜抽屉，在里面找了找，取出一件白色T恤递给我。还蛮新的。毛伊岛Wale Watching Cruise(1)T恤，画一条翘出海面的鲸鱼尾巴。

“这里有的衣衫中，这件像是最大号的了。倒不是我的，不过用不着介意。反正是谁送的礼物什么的吧。也许你不中意，凑合穿吧。”

我从头上套下，尺寸正合身。

“愿意的话，就那么拿走好了。”她说。

我说谢谢。

“那么长时间失去记忆，这以前没有过吧？”她问。

我点头。我闭上眼睛，感受新T恤的贴身感，闻它的气味儿。

“嗳，樱花，我非常害怕。”老实坦白，“怕得不知如何是好。被夺走记忆那四个小时当中，我说不定在哪里伤害了谁。根本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反正弄得满身血污。假如我实际上参与了犯罪活动，即使丧失记忆，从法律上说我还是要负责的吧？是吧？”

“但那没准不过是鼻血。有可能某人迷迷糊糊走路撞在电线杆上流鼻血，而你只是照看了他一下。是吧？你担忧的心情当然理解，不过在早晨到来之前尽量不要去想糟糕事。早晨一到，报纸送上门来，电视里有新闻。如果这一带有大案发生，不想知道也会知道。往下慢慢考虑不迟。血那东西流淌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实际上很多时候都不像眼睛看到的那么严重。我是女人，那个程度的血每个月都要看到，习以为常了。我的意思你明白？”

我点头，觉得脸上微微发红。她把雀巢咖啡放在大杯里，用手提锅烧水，在等水开的时间里吸烟，只吸了几口便蘸水熄掉。一股混有薄荷的香烟味儿。

“嗳，有一点想深问一下，不要紧？”

我说不要紧。

“你的姐姐是养女吧？就是说是你出生前从哪里领来的孩子，是不是？”

我说是的。父母不知为什么要了养女。那之后生下了我，大概在不经意间。

“你毫无疑问是你父亲和你母亲之间生的孩子吧？”

“据我所知是。”我说。

“然而你母亲离开家时领的不是你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樱花说，“一般来说，女人这东西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默然。

“那是为什么呢？”

我摇头说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已不知问了自己本身几万遍。

“你当然因此受了伤害。”

我受了伤害么？“不大清楚。不过，即使结婚了什么的，我想我也不至于要小孩，因为我肯定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交往。”

她说：“虽说没有真正复杂到你那个程度，但我也一直同父母合不来，以致做了很多很多不成体统的事，所以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么，对于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好不要过早斩钉截铁下结论，因为世上没有绝对如何这样的事。”

她站在煤气灶前喝着从大杯里往外冒热气的雀巢咖啡。杯上画着摩明(2)一家。她再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

“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什么的？”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说没有。父亲的双亲很早以前就不在了，他又没有兄弟姐妹叔父婶母，一个也没有。至于真是那样与否，我无法核实，但至少一点是真的：亲戚往来完全没有。母亲方面的亲戚也没说起过。我连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母亲有怎样的亲戚更不知道了。

“听你这一说，你父亲简直是外星人。”樱花说，“一个人从某个星球上来到地球，变成人后勾引地球人女子生下了你——为了繁衍自己的子孙。你母亲晓得真相后吓得跑去了哪里。有点像是黑色太空科幻电影。”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管沉默不语。

“不开玩笑了，”她像强调那是玩笑似的放松两侧嘴角，好看地一笑，“总而言之，在这广阔的世界上，除了自己你无人可以投靠。”

“我想是那样的。”

她靠着洗涤槽喝了一阵子咖啡。

“我得多少睡一会儿。”樱花突然想起似的说。时针已转过三点。“七点半起来。虽说睡不久，但多少得睡一睡。熬个通宵，工作起来很不好受的。你怎么办？”

我说自己带有睡袋，如果可以就让自己在那个角落老老实实躺着好了，随即从背囊里取出叠得很小的睡袋，展开使之膨胀。她钦佩地看着：“活像童子军。”

电灯熄了。她钻进被窝，我在睡袋中闭眼准备入睡，但睡不着。沾在白色T恤上的血迹紧紧贴在眼睑内。手心仍有灼伤感。我睁开眼睛盯视天花板。地板的吱呀声在哪里响起。水在哪里流淌。又有救护车警笛从哪里传来，相距很远很远，但在夜幕下听起来异常真切。

“喂喂，你莫不是睡不着？”黑暗的对面她用小声问我。

我说睡不着。

“我也很难睡着。干吗喝什么咖啡呢，真是糊涂。”

她拧亮枕边灯，觑一眼时间，又熄掉。

“你可别误解，”她说，“愿意的话过来好了，一块儿睡。我一下子也睡不着。”

我爬出睡袋，钻进她的被窝。我身穿短运动裤和T恤，她身上是淡粉色睡衣睡裤。

“跟你说，我在东京有个固定男朋友。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家伙，但基本算是恋人。所以我不和别人做爱。别看我这样，这种事情上还是蛮认真的，或许是守旧吧。过去不是这样，相当胡来过。但现在不同，地道起来了。所以嘛，你别胡思乱想，就像姐姐和弟弟。明白？”

我说明白。

她把手搭在我肩上，轻轻搂过去，脸颊贴在我额头上。“可怜！”她说。

不用说，我已经勃起，并且非常硬，而位置上又不能不触在她大腿根。

“瞧你瞧你。”她说。

“没别的意思，”我道歉道，“怎么也奈何不了。”

“知道知道，”她说，“不方便的物件。这我完全知道，没法制止的嘛。”

我在黑暗中点头。

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拉下我的短运动裤，掏出石头一样硬的阳物，轻轻握住，就好像试探什么似的，又好像医生摸脉。我的整条阳物像感受某种思想似的感受着她柔软的手心。

“你姐姐今年多大？”

“二十一。”我说，“比我大六岁。”

她就此沉吟片刻。“想见？”

“或许。”我说。

“或许？”她握阳物的手略略用力，“大概是怎么回事？不那么想见？”

“见面也不知说什么好，再说人家也可能不愿意见我。就母亲来说也是同样。大概谁都不乐意见我这个人，谁都把我扔开不管。何况都已不知去了哪里。”弃我而去，我想。

她默不作声，只是握阳物的手一忽儿放松一忽儿用力。我的阳物随之一忽儿平静一忽儿热辣辣越来越硬。

“这个，想放出来吧？”她问。

“或许。”我说。

“或许？”

“非常。”我改口。

她低低喟叹一声，手开始缓缓地动。感触委实妙不可言。并非单调的上下运动，是一种整体感。她的手指温情脉脉地来回触摸我的阳物、睾丸的所有部位。我闭目合眼，大声喘息。

“不许碰我的身体哟。还有，要出来的时候马上吭声。弄脏床单很麻烦的。”

“好。”

“怎样，我有两手吧？”

“非常。”

“刚才也说了，我天生手巧。不过这跟做爱没有关系。怎么说好呢，只是帮你减轻身体负担。因为今天是那么长的一天，你又心情亢奋，这样子是没办法好好入睡的。明白？”

“明白。”我说，“有个请求。”

“嗯？”

“想像你的裸体可以么？”

她停住手看我的脸：“我这么做的时候你想像我的裸体来着？”

“是的。本来想不再想像，偏偏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像电视机关不上似的。”

她好笑似的笑道：“我可是蒙在鼓里啊！你要想像随你偷偷想像好了，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反正我不知道，想像什么由你。”

“可我过意不去。我觉得想像是很重要的事情，心想还是讲一声为好，你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

“还倒蛮守规矩的嘛！”她一副钦佩的口气，“不过经你这么一说，我也多少觉得还是讲一声为好。可以的，可以想像我的裸体，给你许可。”

“谢谢。”

“如何，你所想像的我的身体很妙？”

“妙极。”我回答。

不久，腰部那里上来一股酸懒懒的感觉，好像整个浮在沉甸甸的液体上。我这么一说，她把枕边放的纸巾拿在手上，引导我射精。我一次接一次射得很厉害。稍顷，她去厨房扔掉纸巾，用水洗手。

“对不起。”我道歉。

“算了算了。”她返回被窝说，“给你这么再次道歉，觉得有点为难似的。这仅仅是身体部分的事，别那么放在心上。不过舒服点儿了吧？”

“非常。”

“那就好。”她说，接下去思考了一会儿什么，“我想了一下：如果我真是你姐姐就好了。”

“我也那样想。”我说。

她用手轻轻摸我的头发：“我要睡了，你回自己睡袋去吧。不一个人我睡不着。再说，我可不愿意快天亮时又被那硬硬的玩意儿一下一下戳来戳去。”

我回到自己的睡袋，重新闭起眼睛。这回可以好好入睡了。睡得非常实，大约是离家以来睡得最实的。感觉上就像坐一台大大的静静的电梯缓缓下到地底。不久，所有灯光熄灭，所有声音消失。

醒来时她已不见了。上班去了。时针已转过九点。肩部痛感几乎完全消失，如樱花所说。厨房餐桌上放着折起的早报和便条，还有房间钥匙：

七点电视新闻全部看了，报纸也一一看了个遍，但这一带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一件也没有。那血肯定是无所谓的，放心了吧？电冰箱里没有太好的东西，随你怎么吃。大凡有的随便用就是。没有地方去，暂时住在这儿也可以。出门时把钥匙放在蹭鞋垫下面。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确认保鲜期没过，浇在玉米饼片上吃。烧开了水，喝大吉岭袋泡茶。烤了两片面包，抹上人造黄油吃了。吃罢打开早报看社会版，的确，这一带没发生流血事件，一件也没有。我叹口气，折起报纸放回原处。看来不必担心被警察追得抱头鼠窜。但我还是决定不返回宾馆房间。不加小心不行。我还没弄明白失却的四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我往宾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耳生的男子。我对他说自己有急事要退房间，尽可能用大人语气说。房费提前付了，应该没有问题。房间里剩有几件私人物品，没什么用了，请其适当处理。他查看电脑，确认账目没有问题。“可以了，田村先生，这就给您退房。”对方说。钥匙是卡式的，无须退还。我道谢挂断电话。

然后我冲淋浴。卫生间到处晾着她的内衣裤和袜子，我尽量不往那上面看，和往常一样花时间细细清洗，尽可能不去想昨天夜晚的事。刷牙，换新内裤。睡袋小小地折起，放入背囊。积攒下来的脏衣物开洗衣机洗了。没有烘干机，洗罢脱水后叠起收进背囊。去哪里找投币烘干机烘干即可。

我把厨房洗涤槽里一摞摞堆起的餐具一一洗好，控水后擦干放进碗橱。清理电冰箱，变质的食品扔掉。有的东西甚至一股臭味。紫甘蓝长毛了，黄瓜如橡皮条，豆腐过期。我更换容器，擦去外面沾的酱油。扔掉烟灰缸里的烟头，归拢散乱的旧报纸，给地板吸尘。她或许有按摩才能，但料理家务的才能似乎等于零。心情上我很想把她乱七八糟堆在衣柜上的衬衣一件一件熨好，再买东西准备今天的晚饭。为了能一个人生存下去，我在家时就尽量自己处理家务，干这类活计并不觉得辛苦，但要干到那个地步未免过头了。

我忙了一通，坐在厨房餐桌前环视四周，心想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毫无疑问，只要待在这里，自己就要不间断地勃起和不间断地想像。我没办法总把目光从她晾在卫生间里的黑色小内裤上面移开，没办法总向她申请想像许可，更麻烦的是没办法忘记昨晚她为我做的事。

我给樱花留言，拿起电话机旁便条上磨秃的铅笔写道：

谢谢。帮了大忙。深更半夜打电话叫醒你，十分抱歉。但除了你，这里没有可求的人。

写到这里，我歇口气思考下文，打量了一圈房间：

感谢让我留宿，感谢你说我可以暂时住在这儿。我也很想这样。但我还是不能给你添更多的麻烦。我表达不好，这里边有很多缘由。总会有办法自己干下去的。如果能让你为我下一次真正困难时多少留一点好意，我会非常高兴。

至此我又歇了一口气。附近有人用大音量看电视。是早晨面向家庭主妇的综合节目。出场者全部大吼大叫，广告声也不示弱。我对着餐桌团团转动手中的秃铅笔，整理思绪。

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接受你的好意。我很想成为出色的人，可是总不顺利。下次见的时候，可能的话，我想多少地道一点儿。但我没有把握。昨晚的事实在妙极了，谢谢。

我把信压在杯子下，拿背囊出门，钥匙按樱花说的藏在蹭鞋垫下面。楼梯正中，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纹猫在睡午觉。也许和人混熟了，我下来了它也没有起身的意思。我在它旁边坐下，抚摸大公猫的身体。撩人情思的感触。猫眯细眼睛，喉咙开始“咕噜咕噜”响。我和猫久久并坐在楼梯上，受用相互亲密的感触。之后向它告别，走到街上。外面开始下雨，细细的雨。

在退掉房费便宜的宾馆和离开樱花的住处的现在，今晚就哪里也没有我存身之处了。必须赶在天黑前找一个能安心睡觉的有屋顶的地方。哪里能有那样的地方呢？我心中无数。但不管怎样，还是乘电车去甲村图书馆好了。到了那里，总会有法可想的。根据诚然没有，但有那样的预感。

如此这般，我的命运愈发向奇特的方向展开。

(1)　意为“乘船看鲸旅行团”。

(2)　芬兰童话中的主人公。

第12章

昭和四十七年(1)十月九日

拜启

突然接到这样一封信，您或许感到惊异。冒昧之处，还请原谅。我的名字想必已从先生的记忆中消失。我曾在山梨县××镇一所很小的小学当老师——这么说您也许能够想起。战争结束前一年本地发生了一起小学生集体昏睡事件，当时是我带领孩子们去野外实习。事件发生不久，先生和东京其他大学的老师连同军队的人来本地调查，因此得以几次见到您并同您交谈。

那以后，不时在报刊上见到先生大名，每次都对您的卓越表现深为钦佩，先生当时的风采和简洁明快的言谈亦重新萦回脑际。大作亦拜读了数册，深刻的洞察力和广博的学识令人感叹不已。

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体的存在是艰辛而孤独的，但就记忆的原型而言我们则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对先生这种一以贯之的世界观我非常理解。因为，在人生旅途中，我本身也有许多同样的感受。请允许我在偏远的地方为你祝福。

自那以来我一直在××镇这所小学执教。不意数年前损坏了健康，在甲府的综合医院长期住院。其间心有所思，自愿退职。一年之间反复住院和院外就医，其后顺利康复。彻底出院后在本镇办了一所面向小学生的补习班，我曾经教过的孩子的孩子，如今是班上的学员。说一句老生常谈的感想，真可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那场战争夺走我心爱的丈夫和父亲，战后混乱中又失去母亲，而匆忙短暂的婚姻生活又使我连要小孩的时间都未得到。从此成了天涯孤客，独对人生。我的人生虽然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的，但通过漫长的教学生涯，在课堂上培养了许多学生，得以度过自以为算是充实的岁月。我时常为此感谢上苍。假如我不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我恐怕很难忍受今生今世。

此次所以不揣冒昧致函先生，是因为一九四四年秋发生的山中昏睡事件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自事件发生以来，倏忽间已流逝二十八轮寒暑，然而之于我仍历历在目，恍若昨日。那场记忆至今须臾不离脑海，可谓如影随形。我因此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所念所思每每现于梦中。

我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无时不受制于那一事件的余波。作为一例，每当我在哪里遇见遭遇事件的孩子们（他们大半仍住在这个镇子，现已三十过半），我就不能不再次自问那一事件给他们或给我本身带来了什么。毕竟事件那么特殊，必当有某种影响留在我们的身上或心中。不留是不可能，至于其影响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形式和多大程度，我也无从把握。

如您所知，那一事件当时因军方意向而几乎没有公之于世，战后又因美国驻军的意向而同样进行了秘密调查。坦率地说，我觉得美军也罢日军也罢，军队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区别。纵使美军占领和言论管制结束之后，报刊也几乎没出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终究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且无人丧生。

由此之故，甚至曾有那样的事件发生这点一般人都不知晓。毕竟战争中发生了那么多耳不忍闻的惨事，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生命，而小学生在山中集体失去知觉之类，想必不足以引起人们的诧异。即使在本地，记得事件的人数恐怕也不多了。仍记得的人看上去也不太愿意提起。一来镇子小，二来对当事人也不是什么愉快事，尽量避免触及或许更是本地人的真实心情。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淡忘。无论是那场大战，还是无可挽回的人之生死，一切都正在成为遥远的往事。日常生活支配了我们的心，诸多大事如冰冷古老的星球退往意识外围。我们有太多必须日常思考的琐事，有太多必须从头学习的东西：新的样式、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话语……可是与此同时，也有的东西无论经历多长时间无论其间发生什么也是绝对忘却不了的。有磨损不掉的记忆，有要石(2)一般存留心中的场景。对我来说，那便是那片树林中发生的事件。

时至如今，或许已经太迟了，也可能您说我多此一举。但关于那一事件有一点我无论如何要在有生之年告知先生。

当时正值战时，思想管制很严，有些话又不能轻易出口。尤其同先生见面时军方有人参加，有一种无法畅所欲言的气氛。而且当时我不太了解先生和先生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不愿意在陌生男人面前把私事赤裸裸讲到那个地步的心情的确也是有的。这样，就有若干情况在我心中深藏下来。换言之，我出于自身考虑而在正式场合有意篡改了一部分事件经过。战后美军方面人员调查之际我也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由于怯懦和顾及脸面，我将同样的谎言又说了一遍。这有可能致使那场异常事件真相的澄清变得愈发困难，结论也多少受到歪曲。不，不是可能，必定如此。对此我感到十分内疚，很长时间里我因之心事重重。

由于这个缘故，我才给先生写这样一封长信。百忙之中，想必是一种打扰。果真打扰，您权当半老太婆的糊涂话跳行读过，一弃了之。我只是想把那里发生的事实趁自己还能拿笔的时候作为老老实实的自白一一记录下来，交给应交之人。我病了一场，虽说身体基本恢复，但说不定何时复发。这点若承斟酌，实为万幸。

领孩子们进山的前一天夜里，黎明时分我梦见了丈夫。去了战场的丈夫来到梦中。那是极为具体的性方面的梦，一种时而真假莫辨的活生生的梦，恰恰是那样的梦。

我们在切菜板一般平坦的磐石上交合了好几次。那是靠近山顶的一块磐石，浅灰色，两张榻榻米大小，表面光溜溜潮乎乎的。天空布满阴云，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无风。时近黄昏，鸟们匆匆归巢。就在这样的天空下，我们一声不响地交合。结婚不久我们就因为战争而天各一方，我的身体强烈地需要丈夫。

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肉体快感。我们以各种姿势和各种角度交合，几次冲上绝顶。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性格内向，从不曾那么贪婪地尝试花样翻新的体位，也没有体验过那般汹涌的冲顶之感。但在梦中我们一发不可遏止，简直如野兽一样地撕扭。

醒来时，四下一片黑暗，心情甚是奇妙。身体沉甸甸的，腰肢深处仍觉得有丈夫的阳物存在。胸口怦怦直跳，透不过气。我的那里也像性事过后一般湿漉漉的。感觉上那似乎不是做梦，而如真正的性交那样真真切切。说来不好意思，我就势自慰起来，因为那时我的性欲实在过于强烈，必须使之平复下去。

之后我骑自行车赶到学校，带领孩子们去“木碗山”。在山路行走当中，我仍在体味性交的余韵。闭上眼睛，子宫深处就能觉出丈夫射精，觉出丈夫射在子宫壁上。我在那种感觉中忘我地搂着丈夫背后不动，腿张得不能再大，脚腕缠住丈夫的大腿。领孩子们爬山的路上，我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虚脱状态，或许可以说仍在做那场活生生的梦。

爬上山，到了要去的树林，就在大家马上要采蘑菇的时候，我陡然来了月经。不是该来的时间。十天前刚刚来过，再说我的月经周期本来十分正常。或许因做性梦而体内某部分功能受到刺激，致使月经失常。不管怎样都事出突然，我根本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何况又在山上。

我让孩子们暂时就地休息，一个人走进树林深处，用随身带的几块手巾作应急处置。出血量很大，弄得我手忙脚乱，但又想总可以坚持到返校时间。脑袋一阵发晕，没办法有条理地思考问题，而且心底涌起一种类似罪恶感的感觉——关于肆无忌惮的梦，关于自慰，关于在孩子们面前沉湎于性幻想。本来对这类事我总的说来算是有较强自控力的。

我打算让孩子们随意采点蘑菇，尽快结束野外实习下山回去。回到学校总有办法可想。我坐在那里守望着孩子们分头采蘑菇，清点孩子们的脑袋数，注意不让谁离开我的视野。

不料，不久我蓦然回神，只见一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什么朝我走来。是叫中田的男孩儿。是的，是叫中田，就是事件发生后住院住了很久都昏迷不醒那个孩子。他手里拿的是我染了血的手巾。我屏住呼吸，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已经把它扔得很远，扔到孩子们不大会去——即使去也不至于瞧见——的地方藏了起来。理所当然。毕竟那是作为女人最为害羞最不愿意被人看见的东西。我猜不出他怎么会找到的。

意识到时，我正在打那个孩子、打中田君。我抓住他的肩，一下接一下扇他的嘴巴，也许还喊叫了什么。我疯了，明显迷失了自我。我肯定羞愧难当惊慌失措。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打过孩子，在那里打人的不是我。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孩子们全都一动不动盯着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脸朝着这边。脸色铁青地站立着的我、被打倒在地的中田君、我染血的手巾就在孩子们的眼前。好长时间我们就像冻僵在了那里，谁也不动，谁也不开口。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俨然青铜铸成的脸谱。树林笼罩在沉默之中，只闻鸟的叫声。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我想时间并不长。但在我的感觉里是永恒的时间，是自己被逼到世界最边缘的时间。我终于回到我自己身上。周围景物恢复了色彩。我把沾血的手巾藏在身后，双手抱起倒在地上的中田君。抱得紧紧的，由衷地道歉。我说是老师不好，原谅我吧。他也好像处于受惊状态，眼睛呆愣愣的，很难认为我说的会传入他的耳朵。我一边抱着他一边把脸转向其他学生，叫他们去采蘑菇。于是孩子们若无其事地继续采蘑菇。想必孩子们没能理解刚才那里发生了什么。一切都那么异乎寻常，那么突如其来。

我紧紧抱着中田君，久久伫立不动。我真想就那样一死了之，真想遁去哪里。就在旁边那个世界上，一场凶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不知有多少人在接连死去。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我再也无从分辨。我目睹的风景真是正确的风景不成？我眼中的色彩真是正确的色彩不成？我耳闻的鸟鸣真是正确的鸟鸣不成……我在树林深处孑然一身，六神无主，子宫里有很多血在不断外流。我沉浸在恼怒、惊惧、羞愧之中。我哭了，不出声地静静、静静哭泣。

随后，孩子们的集体昏睡开始了。

我想您可以理解，这种露骨的话在军方人员面前是无法说出口的。那是战争年代，是我们靠“门面”活着的年代。所以，我向大家讲述时省略了我来月经的部分和中田君捡来我沾血的手巾我因而打了他的部分。前面我已说了，我因此担心那会给先生们的调查研究造成不小的障碍。现在能够这么毫无隐瞒地讲出来，我心里感到释然。

说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孩子们竟一个也不记得那件事。就是说，谁也不记得沾血的手巾和我打中田君的事，那段记忆从所有孩子的脑袋里失落得一干二净。事后不久我曾就此婉转地问过每一个人。或许因为那时已经开始了集体性昏睡。

关于中田君，我想写几点作为班主任老师的感想。我也不知晓他后来情况如何。战后从问过我话的美国军官口中得知，中田被送去东京的军方医院，在那里也持续昏睡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恢复知觉，但更详细的情况未能使对方告诉我。当然，这方面的前后经过想必先生比我清楚。

您也知道，中田君是插到我班上的五名疏散儿童之一。五人中他成绩最好，脑袋也好使。相貌端庄，衣着利落，但性格温和，全然不出风头。课堂上基本不主动举手，而指名问到时回答都很正确，被征求意见时说得有条有理。无论哪一科都能当场领会所教内容。哪个班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即使放任不管也会不断用功，考进好的上一级学校，走上社会也会找到正确位置。天生优秀。

只是，作为教师发现他身上有几点叫人难以理解。主要是他有时候表现出一种类似淡漠的态度。多么难的课题他都能挑战，但即便成功了他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喜悦。没有奋力拼搏时粗重的喘息，没有屡受挫折的痛苦，没有叹息没有欢笑，就像是因为不得不为而姑且为之，无非得心应手地处理找到头上的事务而已，同工厂工人手拿螺丝刀逐一拧一下传送带传来的相同的零件螺丝是一回事。

我推测问题大约起因于家庭环境。当然，我不曾见过他东京的父母，准确的说不来，但在教师生涯中我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有能力的孩子有时因其有能力而一个又一个冲击本应由身边大人达成的目标，这样一来，就会由于过多处理眼前的现实性课题而渐渐失去其中作为孩子应有的新鲜的激动和成就感。处于如此环境的孩子，不久就将牢牢关闭心扉，将心情的自然流露封在里面，而重新开启这种关闭的心扉则需要漫长的岁月和努力。孩子们的心很柔弱，可以被扭曲成任何样子，而一旦扭曲变硬，就很难复原，很多时候都无可奈何。当然，这些是您的专业范围，无须我这样的人现在多嘴多舌。

另外一点，我不得不认为那里面有暴力的影子。我一再从他些微的表情和动作中感觉出稍纵即逝的惊惧，那是对于长期被施以暴力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反应。至于暴力是怎么一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他也是自制力很强的孩子，能巧妙地使其“惊惧”躲开我们的眼睛，然而有什么发生之时，那肌肉隐隐的痉挛是无法掩饰的。我的推测是：多多少少存在家庭暴力。同孩子们日常接触起来，这点大致看得出。

农村家庭充满着暴力。父母差不多都是农民，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起早贪晚干活干得筋疲力尽，再说总要有酒入肚，难免发脾气。发脾气时总是动手快于动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从孩子的角度看来，多少挨点打也不会在意，这种情况下就不至于留下心灵创伤。可是中田君的父亲是大学老师。他母亲——至少从来信上看——也像是有高度教养的人，即所谓城市精英之家。而那里若发生暴力，便应该是与乡下孩子在家中所受日常性暴力不同的、因素更为复杂且更为内向的暴力，是孩子只能一个人藏在心里的那类暴力。

所以，即使是无意识的，我那时也不该在山上对他使用暴力。对此我非常遗憾，深感懊悔。那是我最做不得的事，因为他离开父母被半强制性地集体疏散到新环境，正准备以此为转机向我多少敞开心扉。

也许他当时心中尚有的余地因我使用暴力而受到了致命的损毁。如果可能，我想慢慢花时间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由于后来的情况未能得以实现。中田君没有苏醒过来，被直接送去东京的医院，那以来再不曾同他见面。这成为一种悔恨留在我的心间。我仍清晰记得他被打时的表情，可以将他深深的惊惧和失望历历重现于眼前。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最后请允许我再写一点。我丈夫于战争即将结束时在菲律宾战死了。说实话，我未受到太大的精神打击。当时我感觉到的仅仅、仅仅是深切的无奈，不是绝望不是愤怒。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这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丈夫将在某个战场上丢掉年轻生命的结果——我早已预想到了。在那之前一年我梦见同丈夫剧烈性交，意外来了月经，上山，慌乱之中打了中田君，孩子们陷入莫名其妙的昏睡——事情从那时开始就已被决定下来了，我已提前作为事实加以接受了。得知丈夫的死讯，不过是确认事实罢了。我灵魂的一部分依然留在那座山林之中，因为那是超越我人生所有行为的东西。

最后，祝先生的研究取得更大进展。请多珍重。

谨上

(1)　一九七二年。

(2)　日本鹿岛神宫林中的一块石头。相传鹿岛神下凡时坐在石上，石底深埋土中，可解除地震。

第13章

偏午时我正望着院子吃饭，大岛走来坐在身旁。这天除了我没有别的阅览者。我吃的东西一如往日，不外乎在车站小卖店买的最便宜的盒饭。我们聊了几句。大岛把自己当作午饭的三明治分一半给我，说今天为我多做了一份。

“这么说你也许不高兴——从旁边看来你总好像吃不饱似的。”

“正在把胃搞小。”我解释道。

“刻意的？”他显得兴味盎然。

我点头。

“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吧？”

我又一次点头。

“意图我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正是能吃的时候，能吃的时候最好吃饱。在多种意义上你都处于正需要充分摄取营养的时期。”

他给的三明治一看就很好吃，我道谢接过吃着。又白又柔的面包里夹着熏鲑鱼、水田芥和莴苣。面包皮响脆响脆。辣根加黄油。

“是你自己做的么？”

“没有人给我做嘛！”

他把壶里的纯浓咖啡倒进大号杯，我则打开自带软包装牛奶喝着。

“你在这里正拼命看什么呢？”

“正在看漱石全集。”我说，“剩了几本没看，想趁此机会全部看完。”

“喜欢漱石喜欢得要读破所有作品。”大岛说。

我点头。

白气从大岛手中的杯口冒出。天空虽然仍阴沉沉的，但雨现已停了。

“来这里后都看了什么？”

“现在是《虞美人草》，之前是《矿工》。”

“《矿工》？”大岛像在梳理依稀的记忆，“记得是讲东京一个学生因为偶然原因在矿山做工，混在矿工里体验残酷的劳动，又重返外面世界的故事。中篇小说。很早以前读过。内容不大像是漱石作品，文字也较粗糙，一般说来在漱石作品中是评价最不好的一部……你觉得什么地方有意思呢？”

我试图将自己此前对这部小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东西诉诸有形的词句，但此项作业需要叫乌鸦的少年的帮助。他不知从哪里张开翅膀飞来，为我找来若干词句。

“主人公虽然是有钱人家子弟，但闹出了恋爱风波又无法收场，于是万念俱灰，离家出走。漫无目标奔走之间，一个举止怪异的矿工问他当不当矿工，他稀里糊涂跟到了足尾铜矿做工，下到很深的地下，在那里体验根本无从想像的劳动。也就是说，不谙世事的公子哥儿在类似社会最底层的地方四处爬来爬去。”我喝着牛奶搜刮接下去的词句。叫乌鸦的少年返回多少需要时间，但大岛耐心等着。

“那是生死攸关的体验。后来好歹离开，重新回到井外生活当中。至于主人公从那场体验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生活态度是否因此改变，对人生是否有了深入思考，以及是否对社会形态怀有疑问……凡此种种作品都没有写，他作为一个人成长起来那种类似筋骨的东西也几乎没有。读完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这部小说到底想说什么呢？不过怎么说呢，这‘不知其说什么’的部分奇异地留在了心里。倒是很难表达清楚。”

“你想说的是：《矿工》这部小说的形成同《三四郎》那样的所谓近代教养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是吧？”

我点头：“嗯，太难的我不大明白，或许是那样的。三四郎在故事中成长。碰壁，碰壁后认真思考，争取跨越过去。不错吧？而《矿工》的主人公则截然不同，对于眼前出现的东西他只是看个没完没了，原封不动地接受而已。一时的感想之类诚然有，却都不是特别认真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总是在愁眉不展地回顾自己闹出的恋爱风波。至少表面上他下井时和出井后的状态没多大差别。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自己作出过判断或选择。怎么说呢，他活得十分被动。不过我是这样想的：人这东西实际上恐怕是很难以自己的力量加以选择的。”

“那么说，你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重合到《矿工》主人公身上了？”

我摇头：“不是那个意思，想都没那么想过。”

“可是人这东西是要把自己附在什么上面才能生存的。”大岛说，“不能不那样。你也难免不知不觉地如法炮制。如歌德所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

我就此思考着。

大岛从杯中啜了一口咖啡，说道：“不管怎样，你关于漱石《矿工》的意见还是令人深感兴趣的，尤其作为实际离家出走的少年之见听起来格外有说服力。很想再读一遍。”

我把大岛给我做的三明治吃光，喝空的牛奶盒捏瘪扔进废纸篓。

“大岛，我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除了你又没有别人可以商量。”我断然开口道。

他摊开双手，做出“请讲”的表示。

“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今晚就无处可住。有睡袋，所以不需要被褥和床，只要有屋顶就成。哪里都可以。你知道这一带有屋顶的地方吗？”

“据我推测，宾馆旅店不在你的选项之内，嗯？”

我摇了下头：“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另外还有尽可能不引人注意方面的考虑。”

“尤其担心少年科的警察。”

“或许。”

大岛思索片刻，“既然如此，住在这里即可。”

“这个图书馆？”

“是的。有屋顶，也有空房间，夜晚谁也不用。”

“可这样做合适么？”

“当然需要某种协调，但那是可能的，或者说不是不可能的。我想我可以设法做到。”

“怎么做呢？”

“你看有益的书，也能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看上去身体也结实，又有自立之心。生活有规律，甚至能刻意缩小自己的胃。我跟佐伯商量一下，争取让你当我的助手，睡在图书馆的空房间里。”

“我当你大岛的助手？”

“说是助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干，无非帮我开关图书馆的门。实质性清扫有专门干这行的人定期上门，电脑输入交给专家，此外没什么事可干。其余时间尽情看书就是。不坏吧？”大岛说。

“当然不坏，可……”往下不清楚说什么好，“可是，我想佐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毕竟我才十五岁，又是来历不明离家出走的少年。”

“佐伯这个人嘛，怎么说呢……”说到这里，大岛少见地停顿下来物色字眼，“不寻常的。”

“不寻常？”

“简单说来，就是不以常规性标准考虑问题。”

我点点头。但我琢磨不出不以常规性标准考虑问题具体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是特殊人喽？”

大岛摇头道：“不，不是那样的。若说特殊，我这人才是特殊人。就她而言，只是说不受常规性条条框框的束缚。”

我仍未搞清所谓不寻常同特殊的区别，但我觉得还是不追问下去为好，至少在现在。

大岛略停一下说：“不过也是，今晚马上就住下来恐怕无论如何都有些勉强，所以得先把你领去别的地方。事情定下之前你就在那边住两三天时间。不要紧的？地方倒是离这里远一点儿。”

我说不要紧。

“五点图书馆关门。”大岛说，“收拾一下，五点半从这里出发。你坐我的车，把你拉到那里。眼下那里谁也没有，屋顶基本上有。”

“谢谢。”

“到那儿之后再谢。跟你预想的相差很多也不一定。”

回阅览室继续看《虞美人草》。我原本就不是快速读书家，是一行一行追看那一类型。词章之乐。若词章乐不起来，必然半途而废。快五点时，我把小说读到最后，放回书架，然后坐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怅怅地回想昨晚的事。想樱花，想她的房间，想她为我做的事。很多事情发生变化，推向前去。

五点半我在甲村图书馆门口等大岛出来。他把我领去后面停车场，让我坐在绿色赛车的副驾驶席上。马自达活动顶篷式。篷已合拢。潇洒的敞开式双排座。但行李座太小，放不下我的背囊，只好用绳子绑在后头行李架上。

“行车时间蛮长的，路上停靠在哪里吃饭吧。”说着，他发动引擎打火。

“往哪儿去呢？”

“高知。”他说，“去过？”

我摇头。“有多远？”

“是啊……到目的地大约要两个半钟头。翻山，南下。”

“去那么远没问题么？”

“没问题。路笔直笔直畅通无阻，太阳又没下山，油箱满满的。”

傍晚时分我们穿过市区，先开上西行高速公路。他巧妙地变换着车道在车与车之间穿梭，左手频频换挡，时而减速时而加速。每次引擎的旋转声都有细微变化。每当他压下变速杆把油门猛踩到底，车速便一瞬间超过一百四十公里。

“变速装置是特殊的，提速快。这点和普通的马自达赛车不同。熟悉车？”

我摇头。对车什么的我一无所知。

“你喜欢开车？”

“医生不准我从事危险运动，所以代之以开车。补偿行为。”

“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病名说起来很长，简而言之，是一种血友病。”大岛若无其事地说，“血友病可知道？”

“大致。”我说。生物课上教过。“一旦出血就止不住。由于遗传关系，血液不凝固。”

“正确。血友病也有好多种，我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虽然不至于要死要活，但必须小心，尽量别受伤。一旦出血，就得先去医院再说。而且你也知道，一般医院里贮存的血很多时候存在种种问题。感染艾滋病坐以待毙不在我的人生选项之内。所以，关于血液我在这座城市里备有特殊门路。由于这个缘故，我不旅行。除了定期去广岛一家大学附属医院，我几乎不离开这里。再说，我本来就不很喜欢旅行和运动，因此不觉得难受。只是做饭有点儿不方便，不能拿菜刀真正做饭菜是悲哀的事情。”

“开车也是相当危险的运动，我想。”

“危险种类不同。我开车的时候，尽可能开出速度来。开出速度，发生交通事故可就不是割破手指尖那样的小事故。而若大量出血，血友病患者也好健康人也好生存条件都差不许多。公平！不必考虑凝固不凝固那类啰嗦事，可以怡然自得无牵无挂地死去。”

“确实。”

大岛笑道：“不过别担心，轻易不会出事。别看这样，性格上我非常谨慎，从不勉强，车本身也保持在最佳状态。况且，死的时候我想自己一个人静悄悄地死。”

“拉上谁一起死不在大岛人生的选项之内。”

“正确。”

我们走进高速公路服务站的餐厅吃晚饭。我吃炸鸡块和色拉，他吃咖喱海鲜和色拉。以充饥为目的的饮食。他付账。之后又上车前进。四周彻底黑了下来。一踏加速器，引擎转速仪的指针猛然跳起。

“听音乐可以么？”大岛问。

我说可以。

他按下CD唱机的放音键，古典钢琴乐响起。我倾听了一会儿音乐。大体听得出。不是贝多芬，不是舒曼，从年代上说介于二者之间。

“舒伯特？”

“不错。”他双手搭在方向盘的以时钟来说是十时十分的位置，瞥了我一眼，“喜欢舒伯特的音乐？”

我说不是特别喜欢。

大岛点头道：“开车的时候，我经常用大音量听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晓得为什么？”

“不晓得。”

“因为完美地演奏弗朗茨·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作业之一。尤其这首《D大调奏鸣曲》，难度非同一般。单独拿出这部作品的一两个乐章，某种程度上弹得完美的钢琴手是有的，然而将四个乐章排在一起，刻意从谐调性这个角度听来，据我所知，令人满意的演奏一个也谈不上。迄今为止有无数名钢琴手向此曲挑战，但哪一个都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还没有堪称这一个的演奏。你猜为什么？”

“不知道。”我说。

“因为曲子本身不完美。罗伯特·舒曼诚然是舒伯特钢琴乐难得的知音，然而即使他也称其如天堂路一般冗长。”

“既然曲子本身不完美，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名钢琴手向它挑战呢？”

“问得好。”言毕，大岛略一停顿。音乐笼罩了沉默。“我也很难详细解释。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某种具有不完美性的作品因其不完美而强有力地吸引人们的心——至少强有力地吸引某种人的心。比如你为漱石的《矿工》所吸引。因为那里边有《心》和《三四郎》那样的完美作品所没有的吸引力。你发现了那部作品。换言之，那部作品发现了你。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也是如此，那里边具有惟独那部作品才有的拨动人心弦的方式。”

“那么，”我说，“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你为什么听舒伯特的奏鸣曲呢，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

“舒伯特的奏鸣曲、尤其是《D大调奏鸣曲》，如果照原样一气演奏下来，就不成其为艺术。正如舒曼指出的，作为牧歌则太长，技术上则过于单一。倘若如实弹奏，势必成为了无情趣的骨董。所以钢琴手们才各显神通，独出机杼。例如，喏，这里强调承转，这里有意放慢，这里特别加快，这里高低错落。否则节奏就出不来。而若稍不小心，这样的算计就会使作品的格调顷刻瓦解，不再是舒伯特的音乐。弹奏这首D大调的任何一位钢琴手都挣扎在这种二律背反之中，无一例外。”大岛倾听着音乐，口里哼着旋律，继续下文，“我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听舒伯特，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几乎所有的演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完美的演奏。优质的稠密的不完美性能够刺激人的意识，唤起注意力。如果听舍此无他那样的完美音乐和完美演奏开车，说不定就想闭上眼睛一死了之。而我倾听《D大调奏鸣曲》，从中听出人之活动的局限，得知某种完美性只能通过无数不完美的聚集方能具体表现出来，这点给我以鼓励。我说的可明白？”

“或多或少。”

“抱歉。”大岛说，“一说起这个，我就如醉如痴。”

“可是不完美性也分很多种类，也有程度问题吧？”我问。

“自然。”

“比较地说也可以的——以往听过的《D大调奏鸣曲》中，你认为最出色的是谁的演奏呢？”

“好难的问题。”他说。

大岛就此思索起来。他按下换挡，移到超车线，一阵风地追过运输公司的大型冷冻卡车，又拉起车挡，返回行车线。

“不是我有意吓唬你，夜间在高速公路上，这绿色赛车是最难看见的一种车。个头矮，颜色同夜色混在一起。尤其从长拖车驾驶座上很难看清。一不小心就非常危险，尤其在隧道里。按理赛车的车身颜色该涂红的，那样容易看见。法拉利大多是红色就因为这个道理。”他说，“可我就是喜欢绿色。危险也要绿的。绿是林木色，红是血色。”

他看一眼手表，又随着音乐哼唱起来。

“一般地说，作为演奏最为一气呵成的是布莱迪和阿什克纳济。不过坦率说来，我个人不中意他俩的演奏，或者说不为其吸引。舒伯特么，让我来说，乃是向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挑战而又败北的音乐。这是浪漫主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舒伯特的音乐是浪漫主义的精华。”

我注意细听舒伯特的奏鸣曲。

“如何，单调的音乐吧？”

“的确。”我说。

“舒伯特是经过训练才能理解的音乐。刚听的时候我也感到单调，你那样的年龄那是当然的。但你很快就会领悟。在这个世界上，不单调的东西让人很快厌倦，不让人厌倦的大多是单调的东西。向来如此。我的人生可以有把玩单调的时间，但没有忍受厌倦的余地。而大部分人分不出二者的差别。”

“你刚才说自己是‘特殊人’的时候，指的是血友病吧？”

“那也是有的。”说罢，他看着我这边微微一笑。一种仿佛含有恶魔意味的微笑。“但不光是，还有别的。”

舒伯特天堂路一般冗长的奏鸣曲结束之后，我们再不听音乐，也自然而然地缄口不语，分别委身于沉默编织出的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我似看非看地看着陆续出现的道路标识。向南转过交叉点后，长长的隧道一个接一个闪现出来。大岛全神贯注地赶车超车。路上有很多低速行驶的大型车，大多数被我们超了过去。赶超大型车时，耳边“咻”一声传来空气的低吼，就好像什么灵魂出窍时的动静。我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以确认背囊是否仍在后头行李架上绑着。

“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深山老林之中，很难说是舒适的住处。住在那儿的时间里，你恐怕见不着任何人。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大岛说，“那样的地方也不碍事？”

我说不碍事。

“你已习惯孤独了。”大岛说。

我点头。

“不过，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那里的孤独很可能是你想像不到的那种。”

“比如什么样的？”

大岛用指尖顶了一下眼镜桥：“无可奉告。因为孤独因你本身而千变万化。”

开下高速公路，驶入一般国道。从高速公路出口前行不远，沿路有个小镇，镇上有小超市。大岛停下车，买了一个人几乎提不动袋子那么多的食品。蔬菜和水果、苏打饼干、牛奶和矿泉水、罐头、面包、熟食，差不多全是无需烹调的、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仍由他付款。我刚要付，他默默摇头。

我们再次上车，沿路前进。我在副驾驶席上抱着行李座放不下的食品袋。开出小镇，路面完全暗了，人家越来越少，来往的车也越来越少。路面窄得很难相向开车，但大岛把车灯光束开得足足的，几乎不减速地风驰电掣。制动和加速频频转换，车挡在2与3之间往返。表情已从大岛脸上消失，他集中注意力开车，双唇紧闭，眼睛逼视前方黑暗中的一点，右手握方向盘，左手置于短短的变速球柄。

不久，公路左侧变成悬崖峭壁，下面似有山溪流淌。弯拐得越来越急，路面开始不平稳，车尾发出夸张的声音摇来摆去。但我已不再考虑危险，在这里弄出交通事故恐怕不在他的人生选项之中。

手表数字接近9。我打开一点儿车窗，凉飕飕的空气涌了进来。四周的回声也已不同。我们是在山中朝更深的地方行进。路总算离开了悬崖（多少让我舒一口气），驶入森林。高大的树木在我们周围变魔术般地耸立着，车灯舔一般地逐一扫过树干。沥青路面早已没了，车轮碾飞石子，石子反弹在车体上发出脆响。灯光随着路面的坑坑洼洼急切切地上蹿下跳。星星月亮都没出来，细雨不时拍打前车窗的玻璃。

“常来这里的？”我问。

“过去是的。现在有工作，不怎么来了。我的哥哥是冲浪运动员，住在高知海岸，开一家冲浪用品店，造小汽艇，偶尔他也来住。你会冲浪？”

没冲过，我说。

“有机会让我哥哥教你。一个很有两下子的冲浪手！”大岛说，“见了面你就知道，和我相当不同：高高大大，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晒得黑黑的，喜欢啤酒，听不出舒伯特和瓦格纳的区别。但我们十分要好。”

沿山道又行了一程，穿过几座幽深的森林，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岛停下车，引擎没关就跳下车去，把铁丝网门拿掉锁推开，随后把车开进去，又跑了一段弯弯曲曲的坏路。过了一会儿，眼前出现稍微平坦些的地方，道路在此终止。大岛停住车，在驾驶席上长长地吁了口气，双手把前额的头发撩去后面，扭动钥匙熄掉引擎，拉下停车闸。

引擎熄掉后，沉甸甸的岑寂压来了。冷却扇开始转动，因过度使用而发热的引擎暴露在外部空气中，“咝咝”作响。可以看见引擎罩上微微腾起的热气。很近的地方似乎有小河流淌，水流声低低传来。风时而在远离头顶的上方奏出象征性的声音。我打开车门下来。空气中一团一块地混杂着冷气，我把套在T恤外的防风衣拉链拉到颏下。

眼前有一座小建筑物。形如小窝棚。由于太黑，细处看不真切，惟见黑魆魆的轮廓以森林为背景浮现出来。大岛仍让车灯亮着，手拿小电筒慢慢走去，登上几阶檐廊的阶梯，从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进门擦火柴点灯，而后站在门前的檐廊上，手遮灯光向我招呼道：“欢迎光临寒舍！”他的身影俨然古典章回小说中的插图。

我登上檐廊阶梯，进入建筑物。大岛给天花板垂下的大煤油灯点火。

建筑物内只有一个箱子样的大房间。角落安一张小床。有吃饭用的桌子，有两把木椅，有个旧沙发。沙发垫已晒得不可救药。看上去就像把若干家庭不要的家具随手拾来凑在一起。有个把厚木板用块状物垫起几层做成的书架，上面排列着很多书。书脊都很旧了，是被实实在在地看过的。有个装衣服的老式木箱，有简易厨房，有台面，有个小煤气灶，有洗涤槽。但没有下水道，旁边放一个铝桶算是替代物。木架上摆着锅和壶。长柄平底锅挂在墙上。房间正中有个黑铁柴炉。

“哥哥差不多只靠一个人就造了这座小屋。用原有的樵夫窝棚大幅度改造的。手相当巧。我还小的时候也帮了点儿忙，在不至于受伤的情况下。非我自吹，极有原始风味。刚才也说了，没有电，没有下水道，厕所也没有。作为文明的产物，勉强有液化气。”

大岛拿起壶，用矿泉水简单涮了涮，准备烧水。

“这座山本是祖父的所有物。祖父是高知的财主，有很多土地和财产。十多年前他去世后，哥哥和我作为遗产继承了这座山林。基本上是整整一座山。其他亲戚谁也不要这样的地方，一来偏僻，二来几乎不具有资产价值。作为山林利用必须雇人打理，而那相当费钱。”

我拉开窗帘往外看，但对面只有浓重的黑暗如墙壁连成一面。

“正是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大岛把卡莫米尔袋泡茶放入壶中，“我来过这里好几次，一个人生活。那期间谁也不见，跟谁也不说话。哥哥半强迫地叫我那样做的。得我这种病的人，一般是不许那样的，因为一个人留在这种地方有危险，但哥哥不在乎这个。”他靠在厨房台板上等水烧开。“哥哥并不是想严格锻炼我，没那样的念头，只是因为他相信对我来说那样做是必要的。不过的确有好处，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是很有意义的体验。可以看许多书，可以一个人慢慢思考。说实话，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差不多没有上学，喜欢不来学校，学校方面也不大喜欢我。怎么说呢，因为我与众不同。初中算是好歹靠情面混出来了，往下便单枪匹马，和现在的你一样。这话说过了？”

我摇头：“所以你待我好？”

“这个是有的。”他略一停顿，“但也不尽然。”

大岛把一个茶杯递到我手里，自己也喝着。热乎乎的卡莫米尔茶使长途奔波中亢奋起来的神经安稳下来了。

大岛看一眼表：“我差不多该回去了，简单介绍一下吧。附近有条清亮清亮的河，要用水去那里拎。就是不远那里涌出的水，可以直接喝，比什么矿泉水地道得多。烧柴里边堆着，冷了生炉子就是。这里够冷的，即使八月份我有时也要生火。火炉当灶炉，能做简单的饭菜。另外后面工具房里有干各种活需要的工具，自己按需要找。箱子里有我哥哥的衣服，随便穿好了，他那人不会介意谁穿了自己的衣服。”

大岛双手叉腰，把房间打量了一圈。

“一看你就知道，小屋不是为浪漫目的建造的，但若只考虑存活，应该没什么不便。此外有个忠告：最好别进入森林深处。那是很深很深的森林，路也没一条像样的。走进树林时，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再往里头去就有可能迷路，一旦迷路就很难找回原处。我也吃过一次大亏，在离这里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左一圈右一圈整整转了半日。也许你认为日本是小国，何至于迷在森林里出不来，可是一旦迷路，森林这东西是深得没有尽头的。”

我把他这个忠告记在脑袋里。

“还有，下山的事也最好不要考虑，除非有相当紧急的情况。距有人家的地方实在太远。就在这里等着，我很快会来接你。估计两三天内就能来，两三天吃的已准备好了。对了，可带手机了？”

我说带了，用手指了一下背囊。

他淡然一笑：“那就放在那里好了。手机这里用不上，电波根本到不了，广播当然也听不成。就是说——你同世界完全隔绝。书是尽可以读。”

我忽然想起一个现实性问题：“没有厕所，在哪里方便呢？”

大岛大大地摊开双手：“这广阔而深邃的森林都是你的，厕所在哪里由你裁定。”

第14章

中田一连几天往围墙里面那块空地跑，只有一天因一大早下倾盆大雨留在家做简单的木工细活，此外每天都从早到晚坐在空地草丛中等待下落不明的三毛猫露头或戴奇特高筒帽的男子出现，然而一无所获。

天快黑时，中田顺路到委托人家里口头报告当天搜索内容——为寻找失踪的猫获得了什么情报，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委托人作为当日酬金差不多总是给他三千日元。这是中田干活的行情，倒也不是谁定下来的，无非中田乃“找猫名手”的评价一传十十传百传遍整个社区，与此同时一天三千日元的酬金额度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固定下来了。不单单钱，还必须附带什么，吃的也行穿的亦可，另外猫实际找来的时候要作为成功礼金交给中田一万日元。

并非平日总有找猫的委托，因此一个月下来收入也没有多少，但公共费用由替他管理父母遗产（款额不很大）和一点点存款的大弟弟支付，东京都还有面向高龄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发下，靠这笔补贴金维持生活基本无大问题。所以，找猫得到的酬金就成了他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钱，且在中田眼里还是个不小的数目（说实话，除了时不时吃一次鳗鱼，还真想不出其他用途）。剩下的钱就藏在房间榻榻米下面，不会看书写字的中田银行和邮局都去不成，因为那里不管做什么都要把自己的姓名和住所写在格式纸上。

中田将自己能同猫说话一事作为独自的秘密。知晓中田能同猫说话的，除了猫们，惟有中田。倘对其他人讲了，势必被视为脑袋有问题。当然，脑袋不好使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脑袋不好使和脑袋有问题毕竟两码事。

他在路旁同哪里的猫说话时偶尔也有人从身边走过，但即使看见了也没怎么注意。老人像对人那样对动物说话不是多么稀罕的光景，所以，就算大家欣赏他能同猫说话，为他那么了解猫的习惯和想法感到惊奇，他也不置一词，只是微微一笑而已。中田老实认真，彬彬有礼，且总是面带微笑，因此在附近太太们中间评价十分之高。衣着甚为整洁这点亦是深受好评的缘由之一，尽管贫穷，但中田极为喜欢入浴和洗衣服，再说找猫委托人除了现款酬金还常常送给他自家不要的崭新崭新的衣服。带有杰克·尼克拉斯标记的橙红色高尔夫球服也许很难说与中田相得益彰，但他本人当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中田站在门口向当时的委托人小泉太太讷讷地详细报告情况。

“关于小胡麻的事，总算得到一个情报：一位叫川村君的几天前在二丁目围墙里一块大空地上看见像是小胡麻的三毛猫。同这里隔着两三条很大的路，但无论年龄、花纹还是项圈的式样都同小胡麻一致。中田我准备密切监视那块空地，带上盒饭从早到晚坐在那里。不不，这请您不必介意。中田我本来就是闲人，只要不下大雨就没问题。只是，如果太太觉得再没必要监视，就请告诉中田我一声，中田我当即中止监视。”

川村君不是人而是褐花猫这点他隐瞒下来，亮出这张底牌，事情难免说不清道不明。

小泉太太向中田表示感谢。两个小姑娘自从心爱的三毛猫忽然去了哪里以后一直无精打采，饭也不好好吃。很难告诉她们猫那东西原来就是一忽儿不见的玩意儿，可是太太又没有时间亲自跑来跑去找猫，用三千元整雇到每天如此卖力气找猫的人实在谢天谢地。老人样子倒是奇特，讲话方式也别具一格，但作为找猫者声誉很高，且不像是坏人。忠厚老实，而且——这么说也许不合适——看不出有骗人的才智。她递出装在信封里的当日酬金，还把刚刚做好的什锦饭连同煮山芋一起塞进“特百惠”保鲜盒给了他。

中田低头接过，闻了一下饭味儿谢道：“十分感谢。山芋是中田我好喜欢的东西。”

“合您口味就好。”小泉太太说。

监视空地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期间中田在那里看见许多猫，褐纹猫川村每天来这空地几次，凑到中田身旁热情搭话，中田也回以寒暄，谈天气，谈政府的补贴，但对川村所言，中田仍全然不得要领。

“人行道蜷缩川边不好办。”川村说。看样子它很想把什么告诉中田，但中田根本弄不清楚他说的什么。

“意思听不大明白。”中田实言相告。

川村显得有点为难，将同一件事（大约）用别的语句重说一遍：“川边叫唤绑起来。”

中田愈发如坠云雾。

若是咪咪在这里就好了，中田心想，咪咪肯定“啪”一声打川村一个嘴巴，让它讲得简明易懂，而且会条理清楚地把内容翻译过来。一只脑袋瓜好使的猫。但咪咪不在，她已决定不在野外出现，大概很怕招惹其他猫身上的跳蚤。

川村讲罢一通中田不能理解的事项，蛮好看地笑着去了哪里。

别的猫你来我往出现不少，最初它们对中田怀有戒心，从远处以极困惑的眼神望着他，后来知道他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无所事事，这才好像决定不予介意。中田经常笑容可掬地向猫们搭话，寒暄，通报姓名，然而几乎所有的猫都对他不理不睬不应声，装出没看见没听到的样子。这里的猫们对装样子十分得心应手。中田心想：肯定这以前吃了人们不少苦头。总之，中田没有责怪它们不懂社交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自己在猫社会中终归是外人，不处于可以向它们要求什么的立场。

但其中有一只好奇心强的猫，给中田回了简单的寒暄话。

“你这家伙，会讲的嘛！”耳朵不完整的黑白斑纹猫略一迟疑，环视周围后说道。口气虽然粗鲁，但性格似乎不坏。

“那是，倒是只会一点点。”中田说。

“一点点也够可以的。”

“我姓中田，”中田自我介绍，“恕我冒昧，您贵姓？”

“没那玩意儿。”斑纹猫冷冷的一句。

“大河如何？这样称呼您不介意？”

“随你便。”

“我说，大河君，”中田说，“为了祝贺我们如此见面，您不吃点儿煮鱼干什么的？”

“好啊，煮鱼干可是我所喜欢的。”

中田从挎包里掏出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煮鱼干递给大河。中田包里经常备有若干袋煮鱼干。大河“咯嘣咯嘣”吃得甚是津津有味，从头到尾吃得干干净净，之后洗了把脸。

“抱歉！”大河说，“人情我记着。可以的话，给你舔舔哪里如何？”

“不不。承您这么说，中田我已喜不自胜。今天就不劳您了，谢谢。呃——，说实话吧，大河君，中田我正受人之托找猫。找一只三毛猫，名字叫胡麻。”

中田从挎包里取出胡麻的相片给大河看。

“有情报说在这空地上见过这只猫君，所以中田我一连数日坐在这里静等小胡麻出现。您大河君也曾偶尔看见过这小胡麻？”

大河瞥了一眼相片，脸色随即阴沉下来，眉间聚起皱纹，连眨几下眼睛。

“跟你说，吃了你的煮鱼干我是感谢的，不是说谎。不过这个不能讲，讲了不妙。”

中田吃了一惊：“讲了不妙？”

“非常危险，这个，可不得了！坏话不能再说了，总之那只猫的事最好忘掉。另外你尽可能别靠近这个场所。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忠告。别的忙我帮不上，这忠告就当是吃煮鱼干的回报好了。”

大河说罢起身，打量四周，消失在草丛中。

中田喟叹一声，从挎包里拿出保温瓶，花时间慢慢喝着热茶。大河说危险。但中田全然想不出同这场所有关的危险。自己不过在找迷路的三毛猫罢了，哪里有什么危险呢？莫非川村说的头戴奇特帽子的“逮猫人”危险？但中田我是人，不是猫，人对逮猫人何惧之有。

然而世间有很多事情超出中田的想像，其中有许许多多中田所不能理解的缘由，所以中田不再思考。以容量不足的脑浆再怎么思考下去，也无非落得头痛而已。中田不胜怜惜似的喝罢热茶，盖上保温瓶放回挎包。

大河在草丛中消失后，很长时间一只猫也没露头，惟独蝴蝶在草上静静飞舞，麻雀们结队而来，忽儿四散，又聚在一起。中田几次迷迷糊糊睡去，几次忽然醒来。看太阳的位置大致晓得时间。

狗出现在中田面前是在傍晚时分。

狗是突然从草丛中出现的。静悄悄直挺挺地闪出。一只极大的黑狗。从中田坐的位置仰视，较之狗，更像一头小牛。腿长毛短，肌肉如钢块儿一般隆起，两耳尖如刀尖一般，没戴项圈。中田不大清楚狗的种类，但此乃生性凶猛——至少可以根据需要变得凶猛——之狗这点一眼即可看出。简直可作军犬使用。

狗目光炯炯面无表情，嘴角外翻下垂，龇着锋利的白牙。牙齿上有红色血迹。细看之下，嘴角粘着滑溜溜的肉片样的东西。红红的舌头如火焰在牙齿间一闪一闪。狗以双眼直直地凝视中田的脸。好一阵子狗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中田同样缄默不语。中田不能和狗讲话，能讲话的只限于猫。狗的眼睛宛如沼池中泡过的玻璃球，冰冷而浑浊。

中田悄悄吸一口气。至少他不至于害怕什么。自己此时面临危险这点他当然能够理解，对面存在的（何以存在自是不知）乃是具有敌对性攻击性之活物他也大体清楚，但他并不认为如此危险已直接降落到自己头上。死本来就在中田想像的围墙之外，痛苦在实际到来之前不在其视野之中。他无法想像虚拟的痛苦。故而，中田纵使巨犬立于前也并不畏惧，只是略感困惑。

站起来！狗说。

中田屏住呼吸。狗在说话。但准确说来狗没有说话，嘴角没动。狗是用说话以外的某种方式向中田传递信息。

站起来跟我走！狗命令道。

中田乖乖从地上站起。本想向狗大致寒暄一番，又转念作罢。就算能跟狗说话，也未必能有作用。何况他也没心思同这只狗说话，连为对方取名的情绪都上不来。即使花时间再多，也不可能同这只狗成为朋友。

说不定这狗同知事有关系，中田蓦然心想，或者自己找猫收酬金之事败露，知事为取消补贴而派狗前来亦未可知。若是知事大人，使用这么大块头的军犬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弄不好，很可能出麻烦。

见中田立起，狗开始缓缓移步。中田把包从肩上拿下，跟在后面。狗尾巴很短，尾根那里有两个硕大的睾丸。

狗径直穿过空地，从板墙缝隙钻到外面，中田也随之走出。狗一次也没回头。大概也不用回头，听脚步声即可知道中田尾随其后。中田在狗的带领下走上大街。快到商店街了，路上行人多了起来。差不多都是附近出来购物的主妇。狗扬起脸，笔直目视前方，威风凛凛地迈着步伐。前面走来的人看见如此气势汹汹的黑毛巨犬，无不慌忙让路，也有人下自行车转去另一侧人行道。

跟在狗后面行走之间，中田觉得人们好像在纷纷躲避自己。没准大家以为自己没拴绳子就遛起了大狗，实际上也有人以带责难意味的目光瞪视中田。这对中田来说是件伤心事。不是中田我自愿这样做的，他很想向周围人解释，中田我只是被狗领着走，中田我不是强者，中田我软弱得很。

狗领着中田走了很长的路。通过几个十字路口，穿过商业街。在十字路口，狗无视任何信号。由于路不是很宽，车也开不出速度，所以即使闯红灯也没多大危险。见狗过来，开车的人全都慌慌张张踩闸刹车。狗龇牙咧嘴，狠狠瞪着司机，迎着红灯挑战似的悠然行进。中田也只好跟在后面。中田心里明白：狗完全晓得信号意味着什么，故意视而不见罢了。看来狗已习惯自己决定一切。

中田不知走在什么地方。中途还是熟悉的中野区住宅地段，而拐过一个街角之后突然陌生起来。中田一阵不安。就这么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路可如何是好。这里说不定已不再是中野区了。中田环视周围，力图找到有印象的标识，然而一无所见。这里已是中田从未见过的城区。

狗不管不顾地以同一步调同一姿势行走不止：扬脸、竖耳、如钟摆一样轻轻摇动睾丸，速度适中，可以使中田轻松跟在后面。

“我说，这里还是中野区么？”中田试着问。

狗不回答，亦不回头。

“您和知事大人有关系么？”

仍无回音。

“中田我只是寻找猫的下落。找的一只不大的三毛猫，名字叫胡麻。”

无言。

中田只好作罢。跟狗说什么都白费。

幽静住宅区的一角。大房子成排成列，不见有人来往。狗走进其中一座。有老式石围墙，有如今少见的气派的对开门。一扇门大大地敞开着。停车廊里停着一辆宽体小汽车，和狗一样黑漆漆的，光闪闪一尘不染，房门同样大敞四开。狗不犹豫不停顿，径自进门入内。中田脱去旧运动鞋，在换鞋处逆向放好，摘掉登山帽塞进挎包，拍掉裤子上沾的草叶，迈上木地板。狗止步等待中田打点完毕，随后走进仔细擦抹过的木地板走廊，把中田领进尽头处一间像客厅又像书斋的房间。

房间暗幽幽的，已是薄暮时分，加之临院的窗口拉着厚窗帘。没有开灯。房间里边有一张大写字台，好像有人坐在旁边，但眼睛尚未习惯黑暗，分辨不出具体情形，但见一个呈人体形状的黑影如剪纸一般隐约浮现在昏暗中。中田往里一进去，黑影即缓缓变换角度。似乎有人在那里把转椅转向这边。狗停下来，蹲在地板上，闭起眼睛，仿佛在说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您好！”中田朝黑糊糊的轮廓招呼道。

对方默然。

“我姓中田，打扰来了，不是莫名其妙之人。”

没有回应。

“这位狗君喝令跟来，中田我就跟来这里，以致贸然闯入府内，万望恕罪。如果可以，请允许我这就打道回去……”

“坐在沙发上。”男子说道。声音沉静而有张力。

“好，我坐我坐。”说罢，中田在那里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黑狗就在身旁，雕像一般岿然不动。

“您可是知事大人？”

“算是吧。”对方在黑暗中说，“如果那样认为容易理解，那样认为就是。一回事。”

男子把手朝后伸去，打开落地灯。灯光是过去那种不很明亮的黄色光亮，但足以看清楚整个房间。

位于那里的是一个头戴黑色丝织帽的高个头男子，他坐在皮转椅上，架着二郎腿，上身一件大红色长襟紧身服，里面穿着黑马甲，脚登长筒靴。裤子雪一样白，紧紧贴在腿上，活像细筒裤。他抬起一只手放在帽檐那里，就好像向贵妇人致意。左手提一根饰有金圈的黑手杖。就帽子形状而言，总好像是川村所说的“逮猫人”。

长相倒不如服装有特色。固然不年轻，却也不是很大年纪。固然不漂亮，却也不难看。眉毛粗重，脸颊泛出健康的红色。皮肤光滑得出奇，没有胡须。眼睛眯得细细的，嘴唇漾出冷冷的笑意。颇难记住的长相。较之长相，无论如何都是别具一格的服装给人的印象强烈。若穿其他服装出现，很可能无法认出。

“我的名字晓得吧？”

“不，不晓得。”中田说。

男子显得有点失望。

“不晓得？”

“是的。忘记说了——中田我脑袋不好使。”

“这形象就记不起来？”说着，男子从椅子上立起，侧身做出曲腿走路的样子。“还记不起？”

“啊，对不起，还是记不起来。”

“噢，你怕是不喝威士忌的。”

“那是，中田我不喝酒，烟也不抽。穷得要靠政府补贴度日，烟酒无从谈起。”

男子重新坐回转椅，架起腿，拿过写字台上的玻璃杯，喝一口里面的威士忌。“叮咚”一声冰块响。

“我让自己喝个够，可以？”

“那是，您别理会中田我，尽管自己受用。”

“谢谢。”言毕，男子再次直勾勾地打量中田，“那，你是不晓得我的名字喽？”

“是的。十分抱歉，不晓得尊姓大名。”

男子约略扭歪嘴唇。嘴角的冷笑如水纹一样变形、消失、重现，尽管持续时间很短。

“喜欢威士忌的人一眼就可看出。也罢也罢。我的名字叫Johnnie Walker(1)——琼尼·沃克。世间几乎无人不晓。非我自吹，全地球都很有名，不妨说和大通(2)一般有名。话虽这么说，可我不是真正的琼尼·沃克，同英国酿酒公司没任何关系。不过姑且擅自借用一下其商标上的形象和名称罢了。不管怎么说，形象和商标还是需要的。”

沉默降临房间。中田全然听不懂对方之所云，只听懂男子名字叫琼尼·沃克。

“您琼尼·沃克先生是外国人吗？”

琼尼·沃克稍微歪了下头：“是不是呢……如果那样认为容易理解，那样认为就是。怎么都无所谓，是不是都是。”

中田仍然不知所云。情形同跟川村说话时没有什么区别。

“既是外国人，又不是外国人——这样理解可以吧？”

“可以可以。”

中田决定不再追问这个问题：“那么……是您让这位狗君把中田我领来这里的吗？”

“正是。”琼尼·沃克言辞简洁。

“就是说……您琼尼·沃克先生找中田我有什么贵干了？”

“或者不如说是你找我有事要办吧。”说着，琼尼·沃克又啜了一口加冰威士忌，“依我的理解，你一连几天在那块空地上等待我出现吧？”

“那是，那是那是。我倒忘光了。中田我脑袋不好使，无论什么转眼就忘。的确如您所说，中田我等在那块空地，就是想向您请教一下猫君的事。”

琼尼·沃克把手里的黑手杖“啪”一声打在长筒靴外侧。打得虽轻，但又干又脆的声音还是在房间中大大回荡开来。狗略略动了一下耳朵。

“天黑了，潮涨了。话该往前推进了！”琼尼·沃克说道，“你想问我的，是三毛猫的事吧？”

“是的，正是。中田我受小泉先生的太太之托，十多天来一直在寻找三毛猫的去向。您琼尼·沃克先生可知道胡麻的动向？”

“那猫我当然知道。”

“知道在什么地方么？”

“在什么地方也知道。”

中田微张着嘴注视琼尼·沃克的脸。视线移到丝织帽上，旋即落回脸庞。琼尼·沃克的薄嘴唇自信地合拢。

“位置在这附近么？”

琼尼·沃克连连点头：“啊，就这旁边。”

中田环视房间。但不见猫在这里。有写字台，有男子坐的转椅，有自己坐的沙发，有两把椅子，有落地灯，有茶几，如此而已。

“那么，”中田说，“中田我可以领回去么？”

“只要你愿意。”

“只要中田我愿意？”

“不错，只要你中田愿意。”说着，琼尼·沃克微微挑起眉毛，“只要你有决心，就可以把胡麻领回。小泉太太也好小姑娘也好皆大欢喜。或者无功而返，致使大家大失所望。你不想让大家失望吧？”

“那是，中田我不想让大家失望。”

“我也同样。即使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理所当然。”

“那么，中田我该怎样做才好呢？”

琼尼·沃克在手中一圈圈地转动手杖：“我有一件事求你。”

“可是中田我能办到的事？”

“办不到的事我不求人。因为别人办不到的事求也没用，纯属浪费时间。不这么认为？”

中田略一沉吟：“中田我也认为怕是那样。”

“既然如此，我求你中田君的，就是你中田君能办到的事。”

中田再次沉吟：“是的，应该是的。”

“先说泛论——所有假设都需要反证。”

“啊？”

“没有对于假设的反证，就没有科学的发展。”琼尼·沃克用手杖“啪”一声敲一下长筒靴，敲法极富挑战意味。狗又动了动耳朵。“绝对没有！”

中田缄口不语。

“实不相瞒，长期以来我始终在物色你这样的人物，”琼尼·沃克说，“然而百般物色不到。不料前几天正巧看见你同猫交谈的场面，于是心想：对了，这正是我物色的人物。所以才特意劳你大驾。这么把你叫来我也觉得有失礼节。”

“哪里，中田我本来就闲着无事。”

“这样，关于你我做了几个假设。”琼尼·沃克说，“当然也准备了几个反证。一如游戏，一个人玩的大脑游戏。但是，大凡游戏必有输赢。就这个游戏来说，必须确认假设是否得当。不过所指何事你是无法理解的吧？”

中田默默摇头。

琼尼·沃克用手杖敲了两下长筒靴，狗应声立起。

(1)　一种苏格兰威士忌商标名。

(2)　大通金融公司，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公司。

第15章

大岛钻进赛车，打开灯。一踩油门，小石子就溅起来直打底盘。车向后退了退，把车头对准来时的路。他扬手向我致意，我也扬手。尾灯被黑暗吞没，引擎声逐渐远去，俄顷彻底消失，森林的岑寂随之涌来。

我走进小屋，从内侧上了门栓。剩下我一人，沉默迫不及待地把我紧紧围在中间。夜晚的空气凉得简直不像是初夏，但生炉子又时间太晚了。今晚只能钻进睡袋。脑袋因睡眠不足而变得昏昏沉沉，长时间坐车又弄得浑身肌肉酸痛。我把煤油灯火苗拧小，房间昏暗下来，支配房间每个角落的阴影愈发浓了。我懒得换衣服，一身蓝牛仔裤和防风衣就直接钻进睡袋。

我闭起眼睛想尽快入睡，但睡不着。身体强烈需要睡眠，而意识却清醒如水。时有夜鸟尖锐的叫声划破静寂，此外还有来历不明的种种声响传来。脚踩落叶声，重物压枝声，大口吸气声——就在离小屋很近的地方响起。檐廊的底板也时而不吉利地“吱呀”一声。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不知晓周围环境的物种——在黑暗中生息的物种——的军团包围之中。

感觉上有谁在注视我，肌肤上有其火辣辣的视线。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我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缩在睡袋里四下打量点着一盏昏黄油灯的房间，再三确认并无任何人。入口的门横着粗硕的门栓，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怕，小屋中只有我自己，绝没人往里窥看。

然而“有谁在注视我”的感觉仍未消失。我一阵阵胸闷，喉咙干渴，想喝水。问题是此刻在此喝水势必小便，而我又不愿意在这样的夜间出去。忍到天亮好了！我在睡袋里弓着身子微微摇头。

“喂喂，没有什么事的。你被寂静和黑暗吓得缩成一团，那岂不活活成了胆小鬼？难道你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叫乌鸦的少年似乎十分吃惊，“你一直以为自己很顽强，可实际上似乎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的你好像想哭想得不行。瞧你这副德性，没准等不到天亮就尿床了！”

我装作没有听见他的冷嘲热讽，紧紧闭起眼睛，把睡袋拉链拉到鼻端，将所有念头赶出脑海。即使猫头鹰将夜之话语悬在半空，即使远方传来什么东西“扑通”落地的声响，即使房间中有什么移行的动静，我也不再睁眼。我想自己现在是在经受考验。大岛差不多这个年龄时也在此单独住过好几天，想必他也体验过此刻自己感觉到的惊惧。所以大岛才对自己说“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大岛恐怕知道我深更半夜将在此品尝怎样的滋味，因为那是他本身曾在此品尝过的东西。想到这里，身体有点放松下来。我可以超越时间，用指尖摩挲出这里存在的过去的影子。自己可以同那影子合为一体。我喟叹一声，不知不觉沉入了睡眠之中。

早上六点多睁眼醒来。鸟们的叫声如淋浴喷头汹涌地倾注下来。它们在树枝间勤快地飞来飞去，以清脆的叫声彼此呼唤。它们所发的信息里没有夜间的鸟们所含有的浑厚回音。

我爬出睡袋，拉开窗帘，确认昨晚的黑暗已从小屋四周撤得片甲不留。一切辉映在刚刚诞生的金色之中。我擦火柴点燃液化气炉灶，烧开矿泉水，喝卡莫米尔袋泡茶，又从装食品的纸袋中抓出苏打饼干，连同奶酪吃了几片，之后对着洗涤槽刷牙洗脸。

我在防风衣上面套了一件厚外罩，走出小屋。清晨的阳光从高大的树木间泻到廊前空地，到处是一根根光柱，晨霭如刚出生的魂灵在其间游移。我深深吸了口气，毫无杂质的空气给肺腑一个惊喜。我在檐廊的阶梯上坐下，眼望树木间飞来飞去的鸟们，耳听它们的鸣啭。鸟们大多成双成对，不时用眼睛确认对方的位置，相互召唤。

河水就在离小屋不远的树林里，循声很快就能找到，类似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池，流进来的水在这里停住，形成复杂的漩涡，之后又重新找回势头向下流去。水很美，一清见底，掬一把喝了，又甜又凉。我把双手在水中浸了一会儿。

用平底锅做个火腿鸡蛋，拿铁丝网烤面包片吃，又用手锅把牛奶煮沸喝了。之后把椅子搬到檐廊坐下，双腿搭在栏杆上，准备利用清晨慢慢看书。大岛的书架上挤着好几百本书，小说只找到很少几本，而且限于早已熟悉的古典，大部分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地理、自然科学、经济等方面的。大岛几乎没接受学校教育，估计他想在这里通过阅读来自学必要的一般性知识。书涵盖的范围极广，换个角度看，可以说是杂乱无章。

我从中选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艾希曼这个名字作为战犯倒是依稀记得，但并无特别兴趣，只不过这本书正巧碰上自己的目光便随手拿出而已。于是我得以知道这个戴金边眼镜头发稀疏的党卫队中校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事务处理专家。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纳粹头目交给的最终处理——总之就是大量杀戮——犹太人的课题。他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制订计划，而行为是否正确的疑问几乎没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脑袋里有的只是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能处理多少犹太人。依他的计算，在欧洲地区需要处理的犹太人总数为1 100万。

准备多少节货车厢？每节可装多少犹太人？其中有百分之几在运输途中自然丧命？如何能以最少的人数完成此项作业？尸体如何处理最省钱——烧？埋？熔化？他伏案计算不止。计划付诸实施，效果基本同其计算相符。战争结束前约有600万（超过目标一半）犹太人被他的计划处理掉了。然而他从未产生罪恶感。在特拉维夫法庭的带防弹玻璃的被告席上，艾希曼显出困惑的样子：自己何以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审判？何以如此受全世界关注？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这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岂不是完全相同？为什么惟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

我在清晨安静的树林一边听鸟们的叫声，一边看这本“事务处理专家”故事。书的底页有大岛用铅笔写的批语。我知道那是大岛的笔迹。很有特点的字。

“一切都是想像力的问题。我们的责任从想像力中开始。叶芝写道：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1)。诚哉斯言。反言之，没有想像力，责任也就无从产生，或许。一如艾希曼的事例。”

我想像大岛坐在这把椅子上，手拿削尖的铅笔看完书写下批语的情景。责任始自梦中。这句话拨响了我的心弦。

我合上书，放在膝头。我思考自己的责任。不能不思考。白T恤沾有鲜血。我用这双手把血洗掉。血把洗手盆染得鲜红鲜红。对于所流之血，我恐怕要负起责任。我想像自己被送上法庭的情景。人们谴责我，追究责任。大家瞪视我的脸，还用指尖戳。我强调说自己无法对记忆中没有的事负责，我甚至不晓得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说：“无论谁是梦的本来主人，你都和他共有那个梦，所以你必须对梦中发生的事负责。归根结底，那个梦是通过你灵魂的暗渠潜入的！”

一如被迫卷入希特勒的巨大、扭曲的梦中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

我放下书从椅子上立起，站在檐廊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看书看了好久，需要活动身体。我拿两个大塑料罐去河边拎水，拎到小屋倒进水桶。如此反复五次，水桶基本满了。又从屋后小仓库中抱来一捆木柴，堆在火炉旁边。在檐廊一角拉一条褪色的尼龙晾衣绳。我从背囊里取出半干的衣服摊开，碾平皱纹搭在绳上，又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摆在床上接触新的阳光，然后对着桌子写几天来的日记。我使用细字签字笔，用小字一一记下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必须趁记忆还清晰的时候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谁也不晓得记忆能以正确的形态在那里逗留多久。

我梳理记忆。失去知觉，醒过来时躺在神社后面树林中；四周一片漆黑，T恤沾了很多血；打完电话去樱花的公寓，留下过夜；在那里对她说的话；她在那里为我做的事。

她好笑似的笑道：“我可是蒙在鼓里啊！你要想随你偷偷想像好了，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反正我不知道，想像什么由你。”

不，不是那样的。我想像什么，在这世界上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事。

偏午，我试着走进森林。大岛说了，走进森林深处是非常危险的。他告诫我“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问题是往下我要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几天时间，对于这座如巨幅墙壁把我包围起来的森林，较之一无所知还是略有所知为好，这样才能安心。我完全空着两手，离开洒满阳光的空地，踏入幽暗的林海之中。

里边有一条简单的路。虽然差不多全是利用自然地形踩出来的，但不少地方平整过，铺有踏脚石样的扁平石块，有可能崩塌的地方用粗大的木料巧妙拢起，以便长草也可认出路来。估计大岛的哥哥每次来这里时都花一点儿时间修整来着。我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上坡。下坡。转过巨大的岩石，继续往上。大体是上坡路，但坡度不大。路两边树木高高耸立。色调灰暗的树干，纵横交错的粗枝，遮天蔽日的叶片。脚下茂密地长着羊齿等杂草，像在拼命吸收微弱的光线。阳光全然照不到的地方，青苔默默覆盖了岩体。

小路越走越窄，逐渐把统治权让给杂草，就好像雄赳赳地大声开头的话语渐渐细弱、进而含糊不清。平整过的痕迹不见了，很难看出是真正的路还是仅仅看上去像路。未几，路被羊齿草那绿色的汪洋彻底淹没。也可能再往前又有路出现，但具体确认恐怕还是留待下次为好。再向前走，要有必要的准备和行装才行。

我止步回头看去。触目皆是陌生的景物，没有一个能给我鼓励。树干重重叠叠不怀好意地截住视线。四周暗幽幽的，空气沉淀成深绿色，鸟鸣声也不再传来。浑身陡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如空隙吹来一阵冷风时的感觉。别担心——我自言自语，路就在那里。那里好端端地躺着我的来时路，只要不看丢它，就能返回原来的光照。我看好脚下的小路，一步步循规蹈矩，花了比来时更长的时间折回小屋前面的空地。空地上洒满初夏明媚的阳光，鸟们一边脆生生地叫着一边四下觅食。一切较我离开时没有任何变化。应该没有变化。檐廊里有我刚才坐的椅子，椅前扣着刚才看的书。

然而我还是实际感觉出了森林中充满危险。我告诉自己必须忘掉它。如叫乌鸦的少年所说，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例如，我不知道植物可以变得如此令人不寒而栗。以前我所见到所接触的植物，无不是被精心养育巧手打扮的城里植物，可是这里有的，不，这里生息的与之截然不同。它们具有野性十足的体力，具有向人们喷吐的气息，具有直取猎物的尖锐视线。那里有令人想起太古的阴暗魔术的存在物。森林中乃是树木统治的天下，犹如深海底由深海的生物所独霸。倘有必要，森林有可能把我一脚踢开或一口吞进。我对那些树木恐怕必须怀有相应的敬意或敬畏之心。

我返回小屋，从背囊里取出登山用的指南针，打开盖，确认针指在北方。我把小指南针揣进衣袋。关键时候说不定有用。随后坐在檐廊里眼望森林，用随身听听音乐。听奶油乐队，听埃林顿公爵。这些旧日音乐我是从图书馆的CD架上录下来的。《十字路口》反复听了好多遍。音乐让我亢奋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但我不能听很长时间。这里没有电，无法给电池充电，备用电池用完就没戏了。

晚饭前我做运动。俯卧撑、仰卧起坐、蹲坐、倒立、几种伸臂动作——为了在没有器材和设备的狭小场地上维持体能，我设计了若干训练项目。虽然简单、单调，但运动量足够，认真做起来是有效果的。这是我从体育馆教练那里学来的。“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运动，”他说，“做得最热心的是关进单人牢房的囚犯。”我集中精神连做几套，一直做到汗水湿透T恤。

吃罢简单的晚饭，我走上檐廊，头顶无数星辰在闪烁，较之镶嵌在天幕，更接近于随手挥洒在空中。天象仪上面也没有这么多星星。有几颗星大得出奇，看上去活生生的，仿佛伸手可触，委实漂亮得叫人屏息敛气。

不光是漂亮。是的，星星们还同森林的树木一样在生息、在呼吸，我想。它们看着我，晓得我以前干过什么和以后将干什么，事无巨细都休想逃过它们的眼睛。我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再次陷入强烈的恐怖之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在如此数不胜数的星斗的俯视下活到现在，却从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甚至一次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它们。不，岂止星星，此外世上不是有许许多多我未觉察或不知道的事物吗？如此一想，我感到一种无可救药的无奈。纵然远走天涯海角我也逃不出这无奈。

我走进小屋往炉里添柴。小心翼翼地垒高，拿出抽屉里的旧报纸揉成团，用火柴点燃，注视着火苗舔上木柴。上小学时在夏令营活动中学会了如何生火。夏令营固然一塌糊涂，但至少是有某种用处的。我把烟道挡板整个拉开，放进外面的空气。起始不大顺利，后来总算有一根木柴噙住了火苗，火苗由一根柴爬上另一根柴。我盖上炉盖，搬椅子坐到炉前，灯拿到近处，借灯光接着看书。火苗聚在一起变大之后，我把装了水的壶放在炉上烧开。壶盖不时发出惬意的声响。

当然，艾希曼的计划并不是全部顺利实现的，有时会由于现场原因而不能按计划进行。那种情况下艾希曼便多少像个普通人，就是说他会气恼。他憎恶扰乱他桌上产生的美妙数值的粗暴无礼的不确定因素：列车误点、官僚手续造成的低效率、司令官更换而交接不畅、东部战线崩溃后集中营警备力量被调往前线、下大雪、停电、缺煤气、铁路被炸。艾希曼甚至憎恨正在进行的战争——在他眼里那也是妨碍他计划的“不确定因素”。

他在法庭上不动声色地淡淡地述说这一切。记忆力出类拔萃。他的人生几乎全部由务实性细部构成。

时针指在十点，我不再看书，刷牙洗脸。拉合烟道挡板，以便睡觉时火自然熄灭。木柴烧出的火炭儿将房间映成橙红色。房间暖融融的，这种舒适感缓解了紧张和恐惧。我只穿T恤和短运动裤钻进睡袋，闭起眼睛，比昨晚闭得自然得多。我稍微想了想樱花。

“如果我真是你姐姐就好了。”她说。但我不再想下去了。我得睡觉。火炭儿在炉膛里散架了。猫头鹰在叫。我被拖入亦真亦幻的梦境中。

翌日大体是同一情形的重复。早晨六点多唧唧喳喳的鸟叫把我吵醒。烧水喝茶。做早饭吃。在檐廊里看书。用随身听听音乐。去小河提水。在森林小路上行走。这回我带上指南针，走到哪儿都瞧它一眼，以把握小屋所在的大致方位，还用从工具房找到的柴刀在树干上留下简单的记号。我拨开脚下乱蓬蓬的杂草，让路走起来容易些。

森林深邃幽暗，一如昨日。高耸的树木变为厚实的墙壁围在我四周。一个深颜色的什么东西宛如电子魔术画中的动物埋伏在树丛间观察我的行动，但昨天感觉到的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强烈的恐惧已经没有了。我制定自己的守则，不越雷池半步，这样我就不至于迷路，或许。

走到昨天止步的地方后我继续前行。踏进淹没路面的羊齿绿海。走了一会儿，发现仍有踩出的路，接着又被树墙所包围。为了容易找到归路，我不断用柴刀在树干上砍出刀痕。头顶树枝上有只大鸟像要吓唬入侵者似的扑棱着翅膀，却怎么仰望也不见鸟影。口中干渴得沙沙作响，时不时得咽一口唾液，咽时发出很大的声音。

又前行了一会儿，闪出一块圆形空地，在参天巨树的包拢中俨然一口大井的井底。阳光从舒展的树枝间笔直倾泻，如聚光灯明晃晃地照亮脚下，对于我可谓别有洞天。我在光照中坐下，接受太阳温暖的爱抚。我从衣袋里摸出巧克力棒，玩味着口中扩展开来的甘甜。我再次认识到太阳光对于人类是何等宝贵。我以全副身心体味着宝贵的每一秒。昨晚无数星斗带来的汹涌的孤独感和无奈感不翼而飞。但时间一过，太阳随之改变位置，光也尽皆失去。我站起身，沿来时路返回小屋。

偏午时乌云突然遮住头顶，空气被染上了神秘的色彩，紧接着下起了大雨，小屋的房顶和窗玻璃大放悲鸣。我当即脱得光光地跑到雨中，用香皂洗头发洗身体。心情畅快无比。我试着大喊大叫。又硬又大的雨点如石子一般击打全身上下。火辣辣的痛感就像宗教仪式的一部分。雨打我的脸颊，打眼睑，打胸，打肚皮，打阳物，打睾丸，打脊背，打腿，打屁股。眼睛都不敢睁开。这痛感无疑含有亲昵。我觉得自己正在这世界上受到无比公平的对待，我为此欣喜。我感到自己突然被解放了。我朝天空展开双手，把嘴张大，畅饮竞相涌入的雨水。

我折回小屋，拿毛巾擦干身体，坐在床上查看自己的阳物。包皮刚刚卷起，颜色仍很鲜亮，龟头被雨打得微微作痛。我久久盯视着这奇妙的肉体器官——它属于我的，却又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不服从我的意志，仿佛在独自思考与脑袋所思所想不同的什么。

大岛在我这样年龄的时候曾独自来到这里，当时莫非也为性欲问题所困扰不成？理应被困扰才是。正是那个年龄。不过很难想像他会自行处理那个。就做那样的事来说，他太超尘脱俗了。

“我是特殊人。”大岛说。那时他想向我传达什么呢？我想不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并非信口之言，而且不是单纯的暗示或另有所指。

我伸手考虑是否手淫，但转念作罢。我想把被大雨猛烈击打后异常清纯的感觉再保留一会儿。我穿上新的短运动裤，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开始做蹲坐，一百下做完后，又做了一百下仰卧起坐。我将神经集中于每一块肌肉。如此活动完毕，脑袋清爽多了。外面雨过天晴，太阳露出脸来，鸟们重新鸣啭。

可是你知道：这样的平稳生活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将如贪得无厌的野兽一样对你穷追不舍。他们会进入茂密的森林。他们顽强、执拗、残忍，不知疲劳和失望为何物。就算你现在能在这里忍着不手淫，它也很快会以梦遗的形式找到你头上。说不定你会在梦中奸污自己真正的姐姐和母亲。那是你所无法控制的。那是超越你自制力的存在，除了接受你别无选择。

你惧怕想像力，更惧怕梦，惧怕理应在梦中开始的责任。然而觉不能不睡，而睡觉必然做梦。清醒时的想像力总可以设法阻止，但梦奈何不得。

我躺在床上用耳机听王子的音乐，把意识集中在这居然没有切分的音乐上面。第一节电池没等听完《小小红色巡洋舰》就没电了。音乐如被流沙吞噬一般无影无踪。摘下耳机，可以听到沉默。沉默是可以用耳朵听到的，这我知道。

(1)　意为“责任始自梦中”。

第16章

黑狗站起，带中田去厨房。离开书斋，沿昏暗的走廊没走几步就到了。窗户少，光线暗，收拾得固然干干净净，但看上去总有一种无机感，俨然学校的实验室。狗在大型冰箱门前止步，回头以冷冷的目光看着中田。

打开左边的门，狗低声说。中田也知道其实并非狗在说话，而是出自琼尼·沃克之口。他通过狗向中田说话，通过狗的眼睛注视中田。

中田按其吩咐打开电冰箱左侧鳄梨绿的门。电冰箱比中田还高，一开门，随着“咔”一声脆响，恒温器自动启动，发动机发出嗡嗡声，雾一般的白气从中涌出。看来左侧是冷冻柜，温度调得很低。

里面整齐排列着圆形水果样的东西，数量大约二十个，此外什么都没有。中田弯下腰，凝目细看。白气大部分涌到门外之后，这才看清里面排列的不是水果。是猫的脑袋。颜色和大小各不相同的好些个猫脑袋被切割下来，像水果店陈列橙子那样分三层摆在电冰箱隔架上，每个都已冻僵，脸直盯盯地对着这边。中田屏住呼吸。

仔细看好！狗命令道，亲眼看一看里边有胡麻没有。

中田随即逐一细看猫的脑袋。看的当中倒没觉得怎么恐怖。中田脑袋里的念头首先是找出下落不明的胡麻。他慎重检查了所有的猫脑袋，确认里边没有胡麻。不错，是没有三毛猫。只剩下脑袋的猫们神情全都那么空漠，流露出痛苦的一只也没有。这对中田多少算是一点安慰。少数闭着眼睛，但几乎所有的猫都睁着眼睛怔怔地注视空间的某一点。

“小胡麻好像不在这里。”中田以平板板的语调对狗说道，继而咳嗽一声，关上电冰箱门。

没看错？

“是的，没看错。”

狗站起来把中田领回书房。书房里，琼尼·沃克在皮转椅上以同一姿势等着，见中田进来，他像敬礼似的手扶丝织帽檐，很友好地一笑。之后“啪啪”拍两下手，狗离开房间。

“那些猫的脑袋，都是我切割下来的。”说着，琼尼·沃克拿起威士忌酒杯喝了一口，“收藏。”

“琼尼·沃克先生，到底是您在那块空地逮了好多猫杀掉的？”

“是的，正是。我就是有名的杀猫手琼尼·沃克。”

“中田我不大明白，问个问题可以么？”

“可以可以。”琼尼·沃克向着空中举起威士忌酒杯，“问什么都行，随便你问，有问必答。不过，为节约时间起见，若让我先说——恕我失礼——的话，你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杀猫吧？为什么要收藏猫的脑袋吧？”

“是的，一点不错，那是中田我想知道的。”

琼尼·沃克把酒杯置于桌面，定定地逼视着中田的脸：“此乃重要机密，对一般人我是不会这么一一透露的，因为是你中田君，今天就来个破例。所以你不可对别人说。当然喽，就是说了怕也没谁相信。”

说罢，琼尼·沃克哧哧笑了起来。

“听着，我这么杀猫，不仅仅是为了取乐。我不至于心理扭曲到以杀猫为乐的地步。或许不如说我没那么多闲工夫，毕竟找猫来杀是很费周折的事。我所以杀猫，是为了收集猫的灵魂。用收集来的猫魂做一支特殊笛子。然后吹那笛子，收集更大的灵魂；收集那更大的灵魂，做更大的笛子。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不过先要从猫开始，要收集猫的灵魂，这是出发点。大凡做事都要有如此这般的顺序。严格依序行事，此乃敬意的表露。以灵魂为对象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性质，和对待菠萝甜瓜什么的不一样，是吧？”

“那是。”中田回答。不过说老实话他完全摸不着边际。笛子？竖笛还是横笛？发怎样的声音？不说别的，所谓猫的灵魂是怎么一个东西？问题超出了中田的理解力，他所理解的只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三毛猫领回小泉那里去。

“总之你是想领回胡麻。”琼尼·沃克仿佛看出了中田的心事。

“是的，那当然。中田我想把小胡麻领回家去。”

“那是你的使命。”琼尼·沃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履行使命，理所当然。对了，你大概没有听过收集猫魂做成的笛子吧？”

“啊，没有。”

“那也难怪。那东西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

“是耳朵听不到的笛子？”

“不错。当然我能听到，我听不到就莫名其妙了。但传不到一般人耳朵。即使听着那笛声，也不知道正在听着；就算曾经听过，也不可能回想起来。不可思议的笛子。不过，没准你的耳朵可以听到。这里真有笛子倒可以试试，不巧现在没有。”说着，琼尼·沃克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朝上竖起一支手指，“实不相瞒，中田君，我正考虑往后是不是成批量地把猫脑袋割掉——差不多到了收获季节。聚集在那块空地上的猫们能逮的也逮光了，该转移阵地了。你正找的三毛猫也在收获物之中。当然喽，脑袋割了你就不可能把胡麻领回小泉家了，对吧？”

“对对，完全对。”中田说，不可能把割掉脑袋的猫带回小泉家里。两个小姑娘见了，很可能永远吃不下饭。

“作为我希望割掉胡麻的脑袋，作为你则不希望——双方的使命、互相的利益于是发生冲突。世间常有的事。那么做个交易，就是说，如果你肯为我做某件事，我就把胡麻完好无损地交给你。”

中田把手放在头上，用手心喀喳喀喳地抓摸花白短发。这是他认真思考什么的习惯动作。

“那是中田我能做到的？”

“这话我想刚才已经说清楚了。”琼尼·沃克苦笑道。

“是的，是说了。”中田想了起来，“是那样的，刚才是说清楚了。对不起。”

“时间不多，单刀直入好了。我想求你做的，是结果了我，是要我的命。”

中田依然手放在自己头上，久久注视琼尼·沃克的脸。

“中田我结果了您琼尼·沃克先生？”

“完全正确。”琼尼·沃克说，“说实在话，我已这么活累了，中田君。我活了很长很长年月，长得年龄都忘了，再不想活下去了。杀猫也有点儿杀腻了。问题是只要我活着，猫就不能不杀，就不能不收集猫的灵魂。严格依序从1到10，10到了又折回1，永无休止地周而复始。已经腻了，累了。做下去也不受谁欢迎，更不受尊敬。但既然命中注定，又不能自己提出不干。而我连杀死自己都不可能，这也是命中注定。不能自杀，注定要如此的事多得很。如果想死，只能委托别人。所以我希望你结果了我，又怕又恨地利利索索结果了我。你先怕我，再恨我，之后结果我。”

“为什么……”中田说，“为什么求中田我呢？中田我从没杀过什么人，这种事对中田我不大合适。”

“这我完全清楚。你没杀过人，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对你是不大合适。可是中田君，世上讲不通这种道理的地方也是有的，谁也不为你考虑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东西你必须理解。战争就是一例。战争你知道吧？”

“知道，战争是知道的。中田我出生的时候，一场大战正在进行，听人说过。”

“一有战争，就要征兵。征去当兵，就要扛枪上战场杀死对手，而且必须多杀。你喜欢杀人也好讨厌也好，这种事没人为你着想。迫不得已。否则你就要被杀。”

琼尼·沃克用食指尖对着中田的前胸。“砰！”他说，“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中田问：“知事大人也抓中田我当兵、命令我杀人吗？”

“当然。知事大人发号施令：杀！”

中田就此思考，但思考不好。知事大人何苦命令自己杀人呢？

“这就是说，你必须这么考虑：这是战争，而你就是兵。现在你必须在此做出决断——是我来杀猫，还是你来杀我，二者必居其一。你现在在此被迫做出选择。当然在你看来实属荒唐的选择，可是你想想看，这世上绝大多数选择都是荒唐的，不是吗？”

琼尼·沃克的手轻轻碰了一下丝织帽，像在确认帽子是否好端端地扣在自己头上。

“但有一点对你是救助——假如你需要救助这个劳什子——是我自己本身真心找死。是我求你结果我的，求你帮忙。所以，对结果我你不必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毕竟只是做我所希望的事罢了。难道不是吗？并非把不想死的人强行弄死，甚至不妨称为功德之举。”

中田用手揩去额头发际那里冒出的汗珠：“可是中田我横竖做不成那样的事。你就是叫我结果，我也不知如何结果。”

“言之有理。”琼尼·沃克显得心悦诚服，“有道理，也算是一理嘛。不知如何结果，毕竟结果人是头一次……的确如你所说。说法我明白了。那好，我教给你个办法。结果人时候的诀窍么，中田君，就是别犹豫。怀着巨大的偏见当机立断——此乃杀人秘诀。正好这里有个不错的样板——虽然杀的不是人——不妨供你参考。”

琼尼·沃克从转椅上起身，从写字台后拿起一个大皮包。他把皮包放在自己刚才坐的转椅上，喜不自胜地吹着口哨打开包盖，变戏法似的从中掏出一只猫。没有见过的猫。灰纹公猫。刚刚进入成年的年轻猫。猫浑身瘫软，但眼睛睁着，知觉似乎有。琼尼·沃克依然吹着口哨，像给人看刚抓到的鱼一样双手捧猫递出。口哨吹的是迪士尼电影《白雪公主》中七个小人唱的“哈伊嗬”。

“包里面有五只猫，都是在那块空地逮的。刚刚出炉，产地直销，新鲜无比。打针麻痹了身体。不是麻醉，所以没有睡觉，有感觉，痛也感觉得到。但肌肉弛缓，手脚不能动，也不能歪脖子。又抓又刨的就不好办了，所以弄成这样子。我这就用小刀把这些猫的肚子剖开，取出还在跳的心脏，割去脑袋。在你眼前进行。要流很多血。痛当然痛得厉害。你被剖腹剜心也要痛的。猫也一样，不痛不可能。我也于心不忍。我也并非心狠手辣的虐待狂。但没有办法。没有痛是不行的。注定如此。又是注定。喏喏，这里面注定的事委实太多了，奈何奈何！”琼尼·沃克朝中田闭起一只眼睛，“但工作归工作，使命归使命。一只接一只依序处理下去，最后收拾胡麻。还有点儿时间，最后时候到来之前你做出决定即可。我来杀猫，或你来杀我，任选其一。”

琼尼·沃克把全身瘫软的猫放在写字台上。拉出抽屉，双手捧出一个大黑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把里面包的东西放在台面上：小圆锯、大大小小的手术刀、大型的刀，哪一把都像刚磨好一样白亮亮光闪闪的。琼尼·沃克爱不释手地一把把检查一遍，排在台面上。随后从另一个抽屈取出几个金属盘，同样摆在台面。感觉上似已各就各位。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这时间里他一直用口哨吹奏“哈伊嗬”。

“中田君，大凡事物必有顺序。”琼尼·沃克说，“看得太超前了不行。看得太超前，势必忽视脚下，人往往跌倒。可另一方面，光看脚下也不行。不看好前面，会撞上什么。所以么，要在多少往前看的同时按部就班处理眼下事物。这点至为关键，无论做什么。”

琼尼·沃克眯细眼睛，温柔地抚摸了一会儿猫的脑袋，之后用食指尖在猫柔软的腹部上下移动，旋即右手拿手术刀，一不预告二不迟疑，将年轻公猫的肚皮一下子纵向分开，鲜红的内脏鼓涌而出。猫要张嘴呻吟，但几乎发不出声，想必舌头麻痹了，嘴都好像张不开，然而眼睛却不容怀疑地被剧痛扭歪了。中田想像得出会痛到什么程度。继之，血突如其来地四下溅开。血染红了琼尼·沃克的手，溅在马甲上，可是琼尼·沃克全然不以为意。他一边吹着“哈伊嗬”口哨，一边把手伸进猫腹，用小手术刀灵巧地剜下心脏。很小的心脏，看上去还在跳动。他把血淋淋的小心脏放在手心里递到中田眼前。

“喏，心脏！还在动。瞧一眼！”

琼尼·沃克把猫心给中田看了一会儿，然后理所当然似的直接投入嘴里。他一鼓一鼓地蠕动两腮，一声不响地慢慢品味，细细咀嚼，眼中浮现出纯粹的心满意足的神色，就像吃到刚出炉的糕点的小孩一样。然后，他用手背擦去嘴角沾的血糊，伸出舌尖仔细舔拭嘴唇。

“温暖、新鲜，在嘴里还会动呢。”

中田哑口无言地注视着这一切。移一下眼睛都不可能。感觉中像有什么开始在脑袋里动了。房间里充满了刚流出的血腥味儿。

琼尼·沃克吹着“哈伊嗬”口哨用锯切割猫的脑袋。锯齿咯嘣咯嘣地锯断颈骨。手势训练有素。不是粗骨，花不了多少时间，然而那声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沉重感。他依依不舍地把锯断的猫脑袋放在金属盘里，俨然欣赏艺术品一般，稍稍离开，眯缝眼睛，细细端详。口哨的吹奏暂时中断，他用指甲把牙缝里嵌的什么剔出，又扔进嘴里，美滋滋的细嚼慢咽，心满意足地“咕噜”咽了口唾液，最后打开黑色塑料垃圾袋，把割下脑袋剜出心脏的猫身体随便投了进去，仿佛在说空壳没用了。

“一曲终了。”说着，琼尼·沃克把沾满血的双手朝中田伸来，“你不认为这活做得很漂亮？当然喽，能吃到活心算是外快，可每次都弄得这么浑身是血也真够人受的。‘那滚滚而来的波涛，那一碧万顷的大海，只要把手浸入，也顷刻间一色鲜红’——《麦克白》里的台词。倒不至于有《麦克白》那么严重，但洗衣费也不是个小数。毕竟是特殊的衣装。穿上手术服戴上手套自是便利，却又不能那样。这也是那个所谓注定如此。”

中田一言不发。脑袋里有什么动个不停。一股血味儿。耳边响起“哈伊嗬”的口哨声。

琼尼·沃克从皮包里掏出下一只猫。白毛母猫。不那么年轻，尾巴尖有点儿弯曲。琼尼·沃克和刚才一样摸了一会儿它的脑袋，之后用手指在肚皮上拉了一条类似骑缝线的线，从喉头到尾根慢慢地、笔直地拉出虚拟线，随即取刀在手，同样一气划开。往下也是刚才的重复。无声的呻吟。全身的痉挛。涌出的内脏。剜出仍跳的心，递出让中田过目，投入口中。缓慢的咀嚼。满足的微笑。用手背揩血糊。口哨“哈伊嗬”。

中田深深陷进沙发，闭起眼睛，双手抱头，指尖扣进太阳穴。他身上显然开始发生了什么。急剧的惶惑正要大大改变他肉体的结构。呼吸不知不觉之间加快，脖颈有剧烈的痛感。视野似乎正在被全面更替。

“中田君，中田君，”琼尼·沃克声音朗朗地说，“那不行的。精彩的刚要开始！前两个不过是垫场戏，不过是前奏曲。往下才轮到你老相识联翩出场，可要睁大眼睛看好。过瘾的在后头呢！我也是绞尽脑汁精心安排的，这点你一定得理解！”

他吹着“哈伊嗬”，拿下一只猫出来。中田沉进沙发不动，睁眼注视着那猫。是川村君！川村用那眼睛定定地看中田，中田也看那眼睛。但他什么也思考不成，站都站不起来。

“应该没必要介绍了。但为慎重起见，作为礼节还是走一遍过场为好。”琼尼·沃克说，“唔——，这位是猫川村君，这位是中田君，二位要好好互相关照。”

琼尼·沃克以造作的手势举起丝织帽向中田致意，向川村寒暄。

“首先要正常寒暄。但寒暄一结束，告别即刻开始。Hello，goodbye。樱花如风转眼去，惟有拜拜是人生！”琼尼·沃克如此说罢，用指尖爱抚着川村柔软的腹部，动作十分轻柔，充满爱意。“如欲制止，此其时也。时间如水东逝，琼尼·沃克毫不踌躇。杀猫高手我琼尼·沃克辞典里决无踌躇二字。”

琼尼·沃克果然毫不踌躇地划开川村的肚皮。清楚地传来川村的悲鸣。想必舌头尚未充分麻痹。或者那仅仅是中田耳朵听到的特殊悲鸣亦未可知。神经冻僵般的惨叫。中田闭目合眼，双手抱头。他觉得手在簌簌发抖。

“闭眼睛不行！”琼尼·沃克斩钉截铁地说，“这也是注定事项，不能闭眼睛。闭了眼睛情况也丝毫不会好转。不是说闭起眼什么就会消失，恰恰相反，睁开眼时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居住的就是这样的世界。中田君，要好好睁开眼睛。闭眼睛是怯懦的表现，把眼睛从现实移开是胆小鬼的行为。即使在你闭眼捂耳之时，时间也照样挺进，喀、喀、喀。”

中田顺从地睁开眼睛。琼尼·沃克这才炫耀似的吃起了川村的心脏，吃得比上次更慢、更津津有味。

“软乎乎热乎乎，简直是刚摘出的鳗鱼肝。”琼尼·沃克说着，将血红的食指含到嘴里舔了舔，再拿出来向上竖起，“一旦尝过这个滋味就着迷上瘾，无法忘掉，尤其是血黏糊得恰到好处，妙不可言。”

他用布把手术刀上的血浆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快活地吹着口哨，用圆锯割川村的脑袋。细密的锯齿锯着颈骨，血沫四下飞溅。

“求求您，琼尼·沃克先生，中田我好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琼尼·沃克不再吹口哨，中止作业，手放到脸颊那里，喀哧喀哧地搔耳垂。

“那不成啊，中田君，不忍看是不行的。抱歉，这个时候是不能听你一说就洗手不干的。刚才也说了吧，这是战争！已然开始的战争是极难偃旗息鼓的。一旦拔剑出鞘，就必须见血。道理论不得，逻辑推不得，任性撒娇不得。注定如此。所以，你如果不想让我继续杀猫，就只能你来杀我。奋然站起，怀抱偏见，果断出手，速战速决。那一来就一切玩完，曲终人散。”

琼尼·沃克再次吹响口哨，锯断川村的脑袋，将没有脑袋的死尸随手甩进垃圾袋。金属盘上已排出三个猫脑袋。尽管那般痛苦不堪，但哪张猫脸都无表情，同冷冻柜中排列的猫脸一样，眼神全都那么空漠。

“下一个是短毛猫。”

如此说罢，琼尼·沃克从皮包里抓住瘫软的短毛猫。那当然是咪咪。

“《我的名字叫咪咪》，对吧？普契尼的歌剧。这只猫的确有那么一种卖弄风情而又不失优雅的气质。我也中意普契尼。普契尼的音乐——怎么说呢——让人感觉到类似永远的反时代性的东西。诚然通俗易懂，却又永不过时，不可思议。作为艺术乃是难以企及的高峰。”琼尼·沃克用口哨吹出《我的名字叫咪咪》的一节，“不过么，中田君，逮这咪咪可是累得我好苦啊。动作敏捷，疑心重重，头脑机灵，轻易不肯上钩，真可谓难中之难。可我毕竟是世所罕见赫赫有名的杀猫高手，逃得出我琼尼·沃克大人之手的猫，纵世界之大也难有一只。此非我自吹自擂，不过是如实叙述不易捕捉的事实罢了……就在那个地方，哪里跑！记得么，短毛小咪咪！不管怎么说，我顶喜欢短毛猫。你怕是有所不知，提起短毛猫的心脏，那可是极品，味道别具品位，可比西洋松露。不怕不怕，小咪咪，没什么可牵挂的。你那小巧玲珑温情脉脉的心脏由我琼尼·沃克先生美美地品尝就是。唔唔，颤抖得够厉害的嘛！”

“琼尼·沃克先生，”中田的语音仿佛从腹底挤出，“求您了，这样的事快请停下来吧。再继续下去，中田我就要疯了。我觉得中田我好像不是中田我了。”

琼尼·沃克让咪咪躺在台面上，照样在它肚皮上笔直地缓缓移动手指。

“你不再是你，”他静静地说，在舌尖上细细品味这五个字，“这点非常重要，中田君，人不再是人这点。”

琼尼·沃克在写字台上拿起还没用的新手术刀，用指尖试了试刀尖的锋利度，随即试割似的“刷”地削在自己手背上。俄顷，血滴了下来。血从他的手背滴在台面上，也滴在咪咪身上。

琼尼·沃克嗤嗤笑道：“人不再是人。”他重复一遍：“你不再是你。对，中田君，说得妙！不管怎么说，这是关键。‘啊，我的心头爬满毒蝎！’这也是《麦克白》的台词吧。”

中田无声地从沙发上立起，任何人、甚至中田本人都无法阻止其行动。他大踏步地走向前去，毫不犹豫地操起台面上放的刀。一把呈切牛排餐刀形状的大刀。中田紧紧握住木柄，毅然决然地将刀刃捅进琼尼·沃克的胸膛，几乎捅到刀柄。他在黑马甲上直戳一下，旋即拔出，狠狠扎入其他部位。耳边响起很大的声音。起初中田不知是什么声音。原来是琼尼·沃克高声大笑。刀深深捅入胸口、鲜血流出之时，他仍在大笑不止。

“对了，这就对了！”琼尼·沃克叫道，“果断地扎我，扎得好！”

琼尼·沃克一边倒下一边还在笑。哈哈哈哈哈哈。笑声很响亮，像是好笑得实在忍俊不禁。但不一会儿，笑声变成呜咽声，变成血涌喉咙声，类似堵塞的排水管刚要疏通时的咕嘟声。之后，他浑身剧烈抽搐，血从口中猛然喷出。滑溜溜的黑块儿也一起冒出，那是刚刚嚼过的猫心。血落在写字台上，也溅在中田身穿的高尔夫球服上。无论琼尼·沃克还是中田都满身血污，台面躺的咪咪也鲜血淋漓。

回过神时，琼尼·沃克已倒在中田脚下死了。侧着身，像寒夜里冻成一团的孩子，真真正正死了。左手按在喉咙那里，右手像在摸索什么似的伸得直直的。抽搐已然停止，当然大笑声也消失了，但嘴角仍淡淡地印着冷笑，仿佛因某种作用而永远贴在了那里。木地板上一大摊血。丝织帽在他倒地时脱落，滚到房间角落去了。琼尼·沃克脑勺头发稀疏，可以看到头皮。没了帽子，他看上去苍老得多衰弱得多。

中田扔开刀。刀打在地板上，很大一声响，仿佛远处一台巨大机器的齿轮往前转了一下。中田久久立在死尸旁一动不动。房间里一切都静止了，惟独血仍在悄然流淌，血滩仍在一点点扩展。他振作精神，抱起台面上躺着的咪咪。手心可以感觉出它身子的绵软和温暖。猫虽然浑身是血，但似乎没有伤。咪咪眼珠一动不动地向上看着中田的脸，像要说什么，却由于药力的关系开不了口。

接着，中田在皮包里找出胡麻，用右手抱起。尽管只在相片上看过，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仿佛是同早已熟识的猫久别重逢。

“小胡麻！”中田唤道。

中田一手抱一只猫坐在沙发上。

“回家吧！”中田对猫们说。可他站不起来了。那只黑狗不知从哪里走来，蹲在琼尼·沃克尸体旁边。狗也许舔了池水一般的血滩，但他记不清了，头昏昏沉沉。中田大大地吁了口气，闭上眼睛。意识渐次模糊，就此沉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第17章

小屋生活的第三个夜晚。随着时间的推移，静寂习惯了，黑暗习惯了，夜晚不再觉得那么害怕了。往炉里添柴，把椅子搬到炉前看书。看书看累了，就清空大脑呆呆地眼望炉里的火苗。火苗怎么都看不厌。形状多种多样，颜色各所不一，像活物一样动来动去，自由自在。降生，相逢，分别，消亡。

不是阴天就出门仰望天空。星星已不再让我感到那么多无奈，而开始觉得它们可近可亲。每颗星星发光都不一样。我记住几颗星星，观察它们的光闪。星星就好像想起什么大事似的陡然放出强光。月亮又白又亮，凝眸看去，几乎看得见上面的石山。那种时候我就全然不能思考什么，只能屏息敛气，一动不动看得出神。

MD随身听的充电式电池已经用完，但没有音乐也不觉得什么缺憾。替代音乐的声音无处不有。鸟的鸣啭，虫的叫声，小溪的低吟浅唱，树叶的随风轻语，屋顶什么走动的足音，下雨的动静，以及时而传来耳畔的那无法说明无可形容的声响……地球上充满着这么多新鲜美妙的天籁，而过去我竟浑然不觉，对这么重要的现象竟一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就像在弥补过去的损失，久久坐在檐廊里，闭目合眼，平心静气，一点不漏地倾听那里的声音。

对森林也不像刚来时那么恐怖了。甚至开始对森林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和亲切感。当然，我所能涉足的仍只限于小屋周围有小路的范围。不能偏离小路。只要不轻举妄动就不存在危险。森林默默地接收我或置我于不顾，它把那里的安逸与美丽多少分赠给了我。但不管怎么说，一旦踏到界外，悄然埋伏在那里的兽们便可能挥舞利爪将我抓去。

我沿着已然踩出的路散步了好几回。躺在林中那一小块圆形空地上，让身体浸泡在日光之中。紧紧闭起眼睛，一边沐浴阳光，一边倾听掠过树梢的风声、鸟们的振翅声、羊齿叶的摩擦声。植物浓郁的馨香把我包拢起来。这种时候我便从万有引力中解放出来，得以稍稍离开地面。我轻飘飘浮在空中。当然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睁眼走出森林即刻消失——只是当时的瞬间感觉。虽然明知如此，但那到底是心醉神迷的体验，毕竟我浮在了空中。

下了几场大雨，都很快晴了。这里山上的气候的确多变。每当下雨我就赤身裸体跑到外面，打香皂冲洗全身。若运动出汗，就脱得一丝不挂，在檐廊里做日光浴。喝很多茶，坐在檐廊的椅子上专心看书。天黑了就在炉前看。看历史，看科学，看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心理学，看莎士比亚。较之一本书从头看到尾，反复细看重点部分直至融会贯通的时候更多。阅读有一种实在感，觉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一个接一个被我吸入体内。我想，若是永远待在这里该有多么美妙啊！想看的书书架上应有尽有，食品贮备也绰绰有余，但我自己很清楚：对我来说这里不过是一个临时驿站。我将很快离开这里。这地方过于安详、过于自然、过于完美。而这不可能是给予现在的我的。还太早——多半。

大岛是第四天上午来的。没听到车响，他背一个小背囊，走路上来。我正赤裸裸地坐在檐廊的椅子上，在太阳光中打盹，没觉察出他的脚步声。大概他是半开玩笑地蹑手蹑脚上来的。他悄悄爬上檐廊，伸手轻摸我的头。我慌忙跳起找遮体的毛巾。但毛巾不在够得到的地方。

“别不好意思。”大岛说，“我在这里时也常光身子晒太阳来着。平时总也晒不到阳光的地方给太阳晒一晒舒服得很。”

在大岛面前光身躺着，我透不过气来。我的阴毛阴茎睾丸袒露在太阳光下，看上去是那般无防无备易损易伤。我不知如何是好，到了现在又不好慌忙遮挡。

“你好！”我说，“走路来的？”

“天气好得很嘛！不开动双腿岂不可惜。在大门那儿下车走来的。”说着，他把搭在栏杆上的毛巾递给我。我把毛巾围在腰间，心里好歹踏实下来。

他小声唱着歌烧水，从小背囊里拿出准备好的面粉、鸡蛋和纸盒牛奶，把平底锅烧热做薄烙饼。黄油和糖浆抹在饼上，又拿出莴苣、西红柿和元葱。大岛做色拉时，用刀十分小心缓慢。我们吃这个当午餐。

“三天怎么过的？”大岛边切烙饼边问。

我讲了这里的生活如何如何快活，但没讲进森林时的情形，总觉得还是不讲为好。

“那就好。”大岛说，“估计你会满意。”

“但我们这就返回城里，是吧？”

“是的。我们返回城里。”

我们做回去的准备，手脚麻利地拾掇小屋。餐具洗好放进橱内，火炉清扫干净。水桶里的水倒掉，关闭液化气瓶的阀门。耐放的食品收进餐柜，不耐放的处理掉。用扫帚扫地板，用抹布擦桌擦椅。垃圾在外面挖坑埋了，塑料袋之类揉成小团带回。

大岛把小屋锁上，我最后回头看小屋。刚才那么实实在在，现在竟像是虚拟物。仅仅离开几步，那里有过的事物便倏然失去了现实感，就连理应刚才还在那里的我本身也似乎变得虚无缥缈了。到大岛停车的地方走路要三十分钟左右。我们几乎不开口，沿路下山。这时间里大岛哼着什么旋律，我则陷入漫无边际的思绪中。

绿色小赛车以俨然融入周围树木的姿势静等大岛折回。他关上门，缠两道铁链上了挂锁，以免陌生人迷路（或故意）闯入。我的背囊同来时一样绑在后面行李架上。车篷收起，车整个敞开。

“我们这就回城。”他说。

我点头。

“在大自然中一个人孤零零生活的确妙不可言，但一直那样下去并不容易。”大岛说。他戴上太阳镜，系好安全带。

我也坐进副驾驶席，系上安全带。

“理论上不是不可能，实际上也有人实践。但大自然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自然的，安逸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威胁性的，而顺利接受这种悖反性则需要相应的准备和经验。所以我们姑且返回城去，返回社会与人们的活动中。”

大岛踩下油门，车驶下山路。和来时不同，这回他开得很悠然，不慌不忙。欣赏着周围铺展的风景，玩味着风的感触。风拂动他额前的长发，撩向脑后。不久，沙土路面没有了，接下去是狭窄的柏油路，小村落和农田也开始映入眼帘。

“说起悖反性，”大岛再次想起似的说，“从最初见你时我就感觉到了。你一方面强烈追求什么，一方面又极力回避它。你身上有着叫人这么认为的地方。”

“追求？追求什么？”

大岛摇头。对着后视镜蹙起眉头。“呃——，追求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把印象作为印象说出来罢了。”

我默然。

“就经验性来说，人强烈追求什么的时候，那东西基本上是不来的；而当你极力回避它的时候，它却自然找到头上。当然这仅仅是泛论。”

“如果适用这泛论，我究竟会怎么样呢——假如我像你说的，自己在追求什么的同时又想回避它。”

“很难回答。”大岛笑笑，略一停顿说道，“不过斗胆说来，恐怕是这样的：那个什么在你追求的时候，是不会以相应形式出现的。”

“听起来有点儿像不吉利的预言。”

“卡桑德拉。”

“卡桑德拉？”我问。

“希腊悲剧。卡桑德拉是发布预言的女子，特洛伊的公主。她成为神殿女巫，被阿波罗赋予预知命运的能力，作为回礼她被要求同阿波罗发生肉体关系，但她拒绝了。阿波罗气恼地向她施以诅咒。希腊的神们与其说是宗教性的，莫如说富有神话色彩。就是说，他们有着同常人一样的精神缺陷：发脾气、好色、嫉妒、健忘。”

他从仪表盘下的小箱里取出一个装有柠檬糖的小盒，拿一粒放到嘴里，也劝我吃一粒。我接过投入口中。

“那是怎么一种诅咒呢？”

“施加给卡桑德拉的诅咒？”

我点头。

“她说出口的预言百发百中，然而谁也不信以为真。这就是阿波罗施加的诅咒。而且她说出的预言不知何故全是不吉利的预言——背叛、过失、人的死、国的陷落。所以，人们不但不相信她，还嘲笑她憎恨她。如果你没读过，应该读欧里庇得斯或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我们时代具有的本质性问题在那里描写得十分鲜明，连同choros。”

“choros？”

“希腊剧中有叫choros的合唱队出场。他们站在舞台后头，齐声解说状况，或代言出场人物的深层意识，或时而热心地说服他们。便利得很。我时不时心想，若是自己身后也有那么一队人就好了。”

“你也有预言什么的能力？”

“没有。”他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假如听起来我预言的似乎全是不吉利的事情，那是因为我是富于常识的现实主义者。我以泛论演绎性地述说事物，结果听起来简直像是不吉利的预言。为什么呢？无非因为我们周围的现实无一不是不吉利预言的实现。随便哪天的报纸，只要翻开来把上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就谁都不难明白了。”

要拐弯时，大岛小心减速。身体完全感觉不出震动。洗练的减速。仅引擎旋转声有变化。

“不过有个好消息。”大岛说，“我们决定欢迎你，你将成为甲村纪念图书馆的一员。你或许有那样的资格。”

我不由得看大岛的脸：“就是说，我将在甲村图书馆做工？”

“再说得准确些，往后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你住在那座图书馆，在那里生活。开馆时间到了你打开图书馆，闭馆时间到了你关上图书馆。你生活有规律，体力似乎也有，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你应该不会成为负担。但对于没有体力的我和佐伯来说，有你代劳就十分难得。此外恐怕还要做一点点日常性杂务，不是难事，比如为我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或去买一点儿东西……你住的房间准备好了，图书馆附属房间，带淋浴。本来就是作客房用的，但我们图书馆一般没有留宿的客人，眼下完全闲着。由你在那里生活。最便利的是你可以随便看你喜欢的书，只要你在图书馆里。”

“为什么……”我一时欲言无语。

“为什么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大岛接道。“作为原理很简单。我理解你，佐伯理解我。我接受你，佐伯接受我。就算你是身份不明的十五岁离家出走少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归根结底你怎么想呢——关于自己成为图书馆一部分？”

我思索片刻，说道：“本来我想找个有屋顶的地方睡觉，仅此而已。更多的事情现在考虑不好。不大明白成为图书馆一部分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如果能允许我住在那图书馆里，自是求之不得，又不用坐电车跑来跑去。”

“那就这么定了！”大岛说，“我这就领你去图书馆。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

我们开上国道，穿过几个城镇。消费贷款的巨幅广告板，为引人注意装饰得花花绿绿的加油站，落地玻璃窗餐馆，西方城堡样式的爱巢旅馆，关门大吉后只剩招牌的录像带出租店，有很大停车场的扒金库游戏厅——这些东西展现在我的眼前。麦当劳、家庭式商场、罗森超市、吉野家(1)……充满噪音的现实感把我们包围起来。大型卡车的气闸声，喇叭声，排气声。昨天还在我身旁亲热的炉火苗、星星的闪烁、森林中的静寂渐渐远去消失连完整地想起它们都不可能了。

“关于佐伯，有几点想让你了解一下。”大岛说，“我的母亲从小是佐伯的同学，非常要好。听母亲说，她是个极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好，文章写得好，体育全能，钢琴也不一般，无论让干什么都首屈一指，而且长得漂亮。现在也漂亮，当然。”

我点头。

“她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有了固定的恋人。甲村家的长子。两人同龄，美丽的少女和美丽的少年，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人是远亲，家也离得近，无论干什么去哪里都形影不离，自然心心相印，长大就作为一男一女相爱了。简直像一心同体——母亲告诉我。”

等信号的时间里，他仰望天空。信号变绿，他一踩油门，冲到油罐车前面。

“还记得一次我在图书馆跟你说的话——每个人都四处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男男和女女和男女。”

“对。阿里斯托芬的故事。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拼死拼活寻觅自己剩下那一半的过程中笨拙地送走人生的，但佐伯和他没有如此寻觅的必要，两人一降生就正好找到了对方。”

“幸运啊！”

大岛点头：“幸运之至，在到达某一点之前。”大岛用手心抚摸脸颊，像在确认是否刮过胡须。然而他脸颊上连胡须痕迹都没有，如瓷器一般光溜溜的。

“少年长到十八岁进了东京一所大学，成绩出众，想学专业知识，也想到大城市开开眼界。她考进本地的音乐大学专学钢琴。这地方保守，她又生长在保守之家，况且她是独生女，父母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东京。这么着，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分离，就好像被上帝一刀切开了。

“当然，两人天天书来信往。‘或许如此分开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他在信中写道，‘因为两相分离可以确认我们实际在多大程度上珍惜对方和需要对方。’可是她不那么认为。因为她明白两人的关系已经牢固得无须特意确认。那是百分之百的宿命式联结，从一开始就是无可分离的。他则不明白，或者说即使明白也无法顺理成章地接受，所以才毅然去了东京，大概是想通过磨炼来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牢不可破。男人往往有这样的念头。

“十九岁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谱上曲，用钢琴弹唱。旋律忧郁、纯真、优美动人。相比之下，歌词则是象征性、思索性的，文字总的来说是晦涩的。这种对比是新鲜的。不用说，无论诗还是旋律都浓缩着她对远方的他的思念之情。她在人前演唱了几次。平时她显得腼腆，但喜欢唱歌，学生时代参加过民谣乐队。一个听她演唱的人很是欣赏，做成简单的录音带寄给唱片公司一个相识的制作人，制作人也大为欣赏，决定把她叫到东京的录音室正式录音。

“她生来第一次去了东京，见到恋人。录音期间，不断找时间像以前那样亲热。母亲说大概两人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了日常性的性关系。两人早熟，并像早熟男女常见的那样没办法顺利长大，永远停留在十四五岁阶段。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每次都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何等需要对方。哪一方都完全不为其他异性动心，即使天各一方，两人之间也丝毫没有别人插足的余地。喂，这种童话似的爱情故事你不感到无聊？”

我摇头：“我觉得往下肯定急转直下。”

“不错。”大岛说，“此乃故事这种东西的发展规律——急转直下，别开生面。幸福只有一种，不幸千差万别，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幸福是寓言，不幸是故事。言归正传。唱片出来了，一路畅销。而且不是一般的畅销，是戏剧性的畅销。销量节节攀升，一百万、二百万，准确数字无从知晓。总之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唱片封套上有她的照片，她坐在录音室三角钢琴前，脸朝这边灿然微笑。

“由于没准备其他曲目，环形录音唱片的B面录了同一首歌的器乐曲。管弦乐团和钢琴。她弹钢琴同样精彩。那是一九七〇年前后的事。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曲——母亲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出生，自然不知道。不过最终她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没出密纹唱片，环形录音唱片也没出第二张。”

“我可听过那支曲？”

“你常听广播？”

我摇头。我几乎不听广播。

“那，你恐怕没听过。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集。不过歌的确是好。我有收录那首歌的CD，不时听一听，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她都不乐意被人触及。”

“歌名叫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海边的卡夫卡》？”

“是的哟，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堪称奇缘吧。”

“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

我点头。名字是我选的。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

“不如说这点很重要。”

二十岁时佐伯的恋人死了。正是《海边的卡夫卡》最走红的时候。他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他钻过路障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是夜间快十点的时候。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长得像），抓起来绑在椅子上，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他想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四棱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头盖骨凹陷，肋骨折断，肺叶破裂，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两天后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电话也不接。他的葬礼她也没露面。她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如此几个月过后，当人们觉察时，她的身影已从城里消失。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父母对此守口如瓶。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她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里。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有人说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现在住进精神病院。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据那人说，她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还有人说她结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她银行账户里有《海边的卡夫卡》的版税打入，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CD，尽管款额不大，但仍有版税进来，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况且她父母家境宽裕，她又是独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后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亲的葬礼（五年前她父亲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她主持了小规模葬礼。丧事告一段落之后，她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安顿下来，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过了一些时日，她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三岁的次子，佐伯同他单独谈的。谈的内容无由得知），其结果，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

今天她也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样子基本和《海边的卡夫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依然文雅秀气，楚楚动人，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现在她也时而微笑，妩媚固然妩媚，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再开它回家。

虽然返回了故乡，但是她几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亲戚交往，偶然见面时也只是彬彬有礼地聊几句世间套话。话题也很有限，每当涉及往事（尤其是有她在里边的往事），她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将话题岔开。她出口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其中缺少应有的好奇心和惊叹的余韵。她鲜活的心灵——假如有的话——总是深深藏匿在哪里。除去需要做出现实性判断的场合，她极少表露个人意见。她自己不多谈，主要让对方开口，自己和蔼可亲地附和。同她交谈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在某一点上倏然怀有朦胧的不安，怀疑自己无谓地消耗她宁静的时光、将一双泥脚踏入她井然有序的小天地，而这种感觉大多是正确的。

返回家乡之后，她对于别人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她以无比洗练得体的风度继续穿着神秘的罩衣。那里有一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就连名义上是雇主的甲村家人也让她几分，从不多嘴多舌。

不久，大岛作为她的助手在图书馆工作。那时候大岛一没上学二没工作，一个人闷在家里大量看书听音乐。除了网友，朋友也几乎没有。加上血友病的关系，他或去专门医院，或驾驶马自达赛车兜风，或定期去广岛的大学附属医院。除去待在高知山间小屋的时间，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但他对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一天因偶然的机会，大岛母亲把他介绍给佐伯，佐伯一眼就看中了他，而大岛也满意佐伯，对图书馆工作也有兴趣。佐伯日常性接触和说话的对象，似乎惟有大岛一人。

“听你这么一说，佐伯回来好像是为了管理甲村图书馆。”我说。

“是啊，我也大体同感。母亲的葬礼不过是她返回的一个契机。毕竟返回浸染着往日记忆的生身之地是需要相应的决心的。”

“图书馆就那么重要不成？”

“一个原因，在于他在那里住过。他——佐伯去世的恋人在现今甲村图书馆所在的建筑物、也就是甲村家过去的书库里生活过。一来他是甲村家的长子，二来也许是血统关系，他最喜欢看书。而且，他性喜孤独——这也是甲村家血统的一个特征——所以上初中时他不住在大家住的主房，而希望在离开主房的书库里有自己一个房间。结果愿望实现了。毕竟是喜欢书的家族，这方面能够理解——‘原来想住在书堆里边，也好也好！’于是他在那边生活，不受任何人干扰，只在吃饭时间去主房。佐伯每天都去那里玩，两人一起做功课，一起听音乐，说很多很多话，估计还一起抱着睡觉。那里成了两人的乐园。”

大岛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看我的脸：“往下你就住在那里，卡夫卡君。正是那个房间。刚才也说了，改建成图书馆时多少有所变动，但作为房间是同一个。”

我默然。

“佐伯的人生基本上在他去世那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停止了。不，那个临界点不是二十岁，有可能更往前。那我就不清楚了。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嵌入她灵魂的时针在那前后什么地方戛然而止。当然，那以后外面的时间依然流淌，也无疑对她有现实性影响，可是对于佐伯来说，那样的时间几乎不具意义。”

“不具意义？”

大岛点头：“形同于无。”

“就是说，佐伯始终生活在停止的时间中？”

“对的。不过在任何意义上她都不是活着的尸骸。了解她以后，你也会明白。”

大岛伸手放在我膝头上，动作极为自然。

“田村卡夫卡君，我们的人生有个至此再后退不得的临界点，另外虽然情况十分少见，但至此再前进不得的点也是有的。那个点到来的时候，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只能默默接受。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我们驶上高速公路。驶上之前大岛停车升起车篷合拢，再次放舒伯特的奏鸣曲。

“还有一点希望你知道，”大岛说，“佐伯在某种意义上患有心病。当然，无论你我都有心病，或多或少，毫无疑问。但佐伯的心病则更为个别，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或者可以说其灵魂功能同常人的不一样。然而并不是说她因此有危险啦什么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佐伯是极其地道的，某种意义上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地道。有深度，有魅力，贤惠。只是，即使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理喻的事，也希望不要介意。”

“不可理喻的事？”我不由得反问。

大岛摇头：“我喜欢佐伯，并且尊敬她。你也肯定会对她怀有同样的心情。”

这不成为对我问话的直接回答。但大岛再没说什么。他适时换挡，踩下油门，在隧道入口前把轻型客货两用车赶超过去。

(1)　日本的牛肉盖浇饭连锁店。

第18章

醒来时，中田正仰面朝天躺在草丛中。他已恢复知觉，慢慢睁开眼睛。夜晚。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但天空仍隐隐发亮。夏草味儿直冲鼻孔，虫鸣声声可闻，看来似乎置身于每天都来监视的空地中。脸上有一种同什么摩擦的感触，粗拉拉暖融融的。他略微动了动脸，看见两只猫正用小舌头起劲地舔着自己的两颊。是胡麻和咪咪。他缓缓爬起，伸手摸两只猫。

“中田我睡过去了？”他问猫们。

两只猫像要诉说什么似的一齐叫着，但中田听不清它们的话语。它们诉说什么中田根本理解不了，听起来仅仅是普通的猫叫。

“对不起，中田我好像听不清楚你们讲的什么。”

中田站起身，上下打量自己的身体，确认身体无任何变异。没有痛感，手脚活动自如。四周黑了，眼睛习惯还需要时间，但手上衣服上都没沾血是无需怀疑的。身上穿的衣服仍是走出家门时的，一点儿不乱。装保温瓶和饭盒的帆布包也在旁边。帽子仍在裤袋里。中田莫名其妙。

为了救咪咪和胡麻的命，自己刚刚手持长刀结果了“猫杀手”琼尼·沃克。中田对此记得清清楚楚，手心里还有当时的感触。不是什么做梦。捅死对方时溅得浑身是血。琼尼·沃克倒在地上，缩成一团咽气了。至此全都记得。之后他沉进沙发，人事不省，醒来时就这么躺在空地草丛中。如何走回这里的呢？本来连路线都不晓得！何况衣服上半点儿血迹也没有。咪咪和胡麻在自己两边也是并非做梦的证据，然而它俩说的他又全然不知所云。

中田喟叹一声。考虑不明白，无可奈何。以后再考虑好了。他挎起帆布包，一手抱一只猫离开空地。走到围墙外，咪咪不安分地一动一动的，意思说想要下去。中田把它放在地上。

“咪咪自己可以回家去了，就在附近。”中田说道。

咪咪用力摇一下尾巴，像是说“是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中田我没办法弄明白。而且不知为什么，再不能和你咪咪君说话了。但小胡麻总算找到了，这就把小胡麻送去小泉先生那里，小泉先生全家都在等小胡麻回去。咪咪君，给你添麻烦了。”

咪咪叫了一声，又摇了下尾巴，匆匆拐过墙角消失了。它身上也没有沾血——中田把这点印在脑袋里。

小泉先生一家见胡麻回来，又惊又喜。夜晚十点多了，孩子们正在刷牙。喝着茶看电视新闻的小泉夫妇热情欢迎把猫找回来的中田。穿睡衣的孩子们抢着抱三毛猫，马上喂它牛奶和猫食。胡麻大口大口吃个不停。

“这么晚前来打扰，非常抱歉。再早一些就好了，但中田我别无选择。”

“哪里哪里，您千万别介意。”小泉太太说。

“时间那玩意儿什么时候都无所谓的。那只猫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找到真是太好了。您不进来？进来一起喝茶。”小泉先生说。

“不了不了。中田我马上告辞。中田我只是想尽早尽快把小胡麻交给你们。”

小泉太太进里面装好礼金信封，由丈夫递给中田：“一点点心意，感谢您找回胡麻。务请收下。”

“谢谢。我就不客气了。”中田接过信封，低头致谢。

“不过这么黑，您还真找来了。”

“那是。说来话长，中田我无论如何也说不来。脑袋不怎么好使，说长话尤其不擅长。”

“没什么的。实在不知怎么感谢才好。”太太说，“对了，剩的晚饭——真是不好意思——有烧茄子和酸黄瓜，如果您不介意，带回去好么？”

“是吗？那就承您美意带回去，烧茄子也好酸黄瓜也好，都是中田我顶喜欢的。”

中田把装有烧茄子和酸黄瓜的塑料食品袋和装钱的信封放进帆布包，离开小泉家。他朝车站方向快步急行，走到商业街附近的派出所执勤点那里。执勤点的一个年轻警察坐在桌前，正往表格里填写什么，没戴帽子，帽子放在桌上。

中田打开玻璃拉门进去：“您好，打扰来了。”

“您好！”警察应道。他从表格上抬起眼睛，观察中田的形貌。看来是个有益无害的厚道老人，想必是问路的。

中田站在门口摘下帽子揣进裤袋，从另一侧裤袋掏出手帕抹了把鼻子，又叠好手帕，放回原来的裤袋。

“那，您有什么事么？”警察问。

“有有，中田我刚才杀人了。”

警察不由把手中的圆珠笔放在桌上，张嘴盯视中田的脸，说不出话来。

“等等……啊，先坐下。”警察半信半疑，指着桌对面的椅子说道，而后伸手大致确认一遍：手枪、警棍、手铐都带在腰间。

“是。”中田弓身坐下，又伸直腰，双手置于膝头，视线笔直地落在警察脸上。

“你、你……杀人了？”

“是的。中田我用刀捅死一个人，就是刚才的事。”中田言之凿凿。

警察取出公文纸，扫了一眼挂钟，用圆珠笔记下时间，写道“以刀行刺”：“首先，你的姓名住所？”

“我叫中田聪。住所是……”

“等等，中田聪字怎么写？”

“中田我不认字。对不起，不会写字，看也不会。”

警察皱起眉头。

“写看完全不会？自己名字也写不来？”

“是的。据说九岁之前中田我看也会写也会，不料遇上一场事故，那以来就彻底不行了。脑袋也不好使。”

警察叹息一声，放下圆珠笔：“那么说文件也写不成了——既然连自家名字都写不来。”

“对不起。”

“家里边没有谁？家人？”

“中田我光杆一人。没有家人。工作也没有。靠知事大人补贴生活。”

“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休息了，好好睡上一觉。到明天又想起什么，再来这里一次。那时再从头道来。”

交班时间快到了，警察想赶紧收拾桌上的东西。已经讲好值完班和同事们一块儿去附近酒馆喝酒，没闲工夫接待这个脑袋有毛病的老头子。然而中田目光严峻地摇了摇头。

“不不，警察先生，中田我还是想趁能想起来的时候一五一十讲出来。到了明天，没准会把要点忘光了。

“中田我在二丁目的空地上来着。受小泉先生之托，在那里找小胡麻猫。突然来了一只大黑狗，把中田我领到一户住宅。住宅很大，有大门，有黑色小汽车。地址不知道。周围没有印象。不过我想大约是在中野区。那里有一个名字叫琼尼·沃克的戴不伦不类黑帽子的人。很高的帽子。厨房电冰箱里摆着很多猫君的脑袋，估计有二十个左右。那人专门杀猫，用锯子割下脑袋，吃猫心，搜集猫的灵魂制作特殊笛子。接着又用那笛子搜集人的灵魂。琼尼·沃克当着中田我的面用刀杀了川村君，其他几只猫也被他杀了，拿刀划开肚皮。小胡麻和咪咪也即将遭殃。于是中田我拿起刀捅死了琼尼·沃克先生。

“琼尼·沃克先生叫中田我结果了他，但中田我无意结果琼尼·沃克先生。是的，是那样的。中田我这以前从没杀过人。中田我只是想阻止琼尼·沃克先生继续杀猫，可是身体不听使唤，自行其是，就把那里的刀拿在手里，一下、两下、三下朝琼尼·沃克先生胸口捅去。琼尼·沃克先生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地死了。中田我那时也浑身是血，之后迷迷糊糊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睁眼醒来时已深更半夜，躺在空地上。咪咪和小胡麻挨着我。就是刚才的事。中田我首先把小胡麻送去小泉先生府上，拿了他太太给的烧茄子和酸黄瓜，紧接着来到这里——心想必须向知事大人报告才行。”

中田挺胸拔背一口气说罢，长长吸了口气。一次说这么多话生来还是头一遭。脑袋里好像一下子空空荡荡了。

“请把此事转告知事大人。”

年轻警察呆若木鸡地听中田说完，但实际上他几乎不能理解中田说的是什么。琼尼·沃克？小胡麻？

“明白了。转告知事大人就是。”警察说。

“补贴不会取消吗？”

警察以严肃的神情做出记录的样子：“明白了。这样记录下来——当事人希望补贴不被取消。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警官先生，非常感谢！给您添麻烦了。请向知事大人问好。”

“记住了。你只管放心，今天就好好休息吧。”如此说罢，警察最后加上一句感想，“对了，你说自己杀人弄得浑身是血，可衣服上什么也没沾嘛！”

“那是，您说得是。说实话，中田我也十分莫名其妙，想不明白。或许中田我本来浑身是血，而注意到时已经不见了。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警察的声音里透出一整天的疲劳。

中田打开拉门刚要出门，又回头说道：“明天傍晚您在这一带么？”

“在。”警察的语气十分谨慎，“明天傍晚也在这里执勤。怎么？”

“即使晴空万里，为了慎重，也还是带上伞为好。”

警察点头，回头觑了眼墙上的挂钟，该有同事打电话催自己了。“明白了，带伞就是。”

“天上像下雨一样下鱼，很多鱼。十有八九是沙丁鱼，也许多少夹带点竹鱼。”

“沙丁鱼竹鱼？”警察笑道，“如果那样，把伞倒过来接鱼，腌醋鱼岂不更妙。”

“醋腌竹鱼中田我也中意。”中田以一本正经的神情说，“但明天那个时候，中田我大概已不在这里了。”

翌日中野区的一角实际有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时，那年轻警察顿时脸色铁青。大约两千条之多的鱼突如其来地从云缝间哗啦啦掉将下来。多数一接触地面就摔死了，但也有活着的，在商业街路面上活蹦乱跳。鱼一看就很新鲜，还带着海潮味儿。鱼噼里啪啦掉在人脑袋上车上屋顶上，幸好不像来自很高的地方，没人受重伤。相比之下，心理上的冲击倒更大些。大量的鱼如冰雹一般从天空落下，端的是启示录式的光景。

事后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未能解释那些鱼如何运到天上去的。没听说大批竹鱼和沙丁鱼从鱼市和渔船上不翼而飞，也没有飞机和直升机在那一时候从天空飞过，更没有龙卷风报告。也很难认为是某某恶作剧，这样的恶作剧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应警察的要求，中野区的保健站抽样检查了所降之鱼，但未发现异常之处。看上去全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沙丁鱼和竹鱼，新鲜、肥美。但警察仍出动了宣传车，广播说天上掉下来的鱼来历不明，有可能混杂危险物，请勿食用。

电视台采访车蜂拥而来。事件的确太适合上电视了。报道员群聚商业街，将这离奇得无以复加的事件向全国报道。他们用铁锹铲起落在路上的鱼，对准镜头。被空中掉下的沙丁鱼和竹鱼砸了脑袋的主妇接受采访的场面也播放了——她被竹鱼的脊鳍刮了脸颊。“幸亏掉下的是竹鱼和沙丁鱼，若是金枪鱼可就麻烦大了。”她用手帕捂着脸颊说。说得确乎在理，但看电视的人都忍俊不禁。还有勇敢的报道员当场烤熟天降沙丁鱼和竹鱼在摄像机面前吃给人看。“味道好极了，”他得意洋洋地说，“新鲜，肥瘦恰到好处，遗憾的是没有萝卜泥和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年轻警察全然不知所措。那位奇妙的老人——名字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预言说今天傍晚有大量的鱼自天而降。沙丁鱼和竹鱼。一如他所说的……然而自己一笑了之，连名字住所都没登记。该如实向上司报告不成？恐怕那样做才是正路。问题是就算现在报告了，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既没有人身受重伤，时下又没有同犯罪有关的证据，不外乎天上有鱼掉下罢了。

何况，上司能轻易相信那个奇妙老人前一天来派出所执勤点预言说将有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一事么？肯定认为脑袋有问题。并且很有可能被添枝加叶，成为警署内绝妙的笑料。

还有一点，老人来派出所报告说他杀了人。就是说是来自首的。而自己没当回事，执勤日志上记都没记。这显然违反职务规定，该受处分。老人的话委实太荒唐了，任何警察——凡是在现场执勤的人——都决不会正经对待。执勤点天天忙于杂事处理，事务性工作堆积如山，世间脑袋里螺丝钉松动的人多得推不开搡不动，那些家伙不约而同地拥来执勤点胡说八道，对他们不可能一一认真接待。

可是既然有鱼自天而降的预言（这也是十足傻透顶的话）成了现实，那么就很难断定那个老人用刀刺杀了谁——他说是琼尼·沃克——这莫名其妙的话纯属无中生有。万一情况属实，事情就非同小可。毕竟自己把前来自首（“刚才杀人了”）的人直接打发回去，报告都没报告。

不久，清扫局的车来了，把路上散乱的鱼清理掉。年轻警察疏导交通，封锁商业街入口，不准车辆进入。路面粘满了沙丁鱼和竹鱼的鳞片，无论怎么用水管冲也冲不干净。一段时间里路面滑溜溜的，有几名主妇骑自行车滑倒。鱼的腥味儿久久不散，附近的猫们整整兴奋了一夜。警察急于应付此类杂事，再没有考虑谜一般的老人的余地。

然而在鱼自天而降的第二天，当附近住宅地段发现被刺死的男子尸体时，年轻警察倒吸了一口凉气。遇害的是著名雕塑家，发现尸体的是每隔一天上门一次的家政妇女。不知何故，受害者全身赤裸，地板上一片血海。推定死亡时间为两天前的傍晚，凶器是厨房里的牛排刀。那个老人在此说的是真事，警察心想。得得，这下糟透了。那时本该跟署里联系，用巡逻车把老人带走。自首杀人是要直接交给上一级处理的，至于脑袋是否有问题，由他们判断去好了。那样自己就算履行了现场职责。然而自己没那么做。事已至此，往下只好沉默到底了。警察如此下定决心。

这会儿，中田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第19章

星期一图书馆不开门。平日图书馆也够安静，休息日就更加安静，俨然被时间遗忘的场所，或者像不希望被时间发现而悄然屏息的地方。

沿阅览室前面的走廊（挂出非本馆人员请勿入内的牌子）前行，有工作人员用的洗涤台，可以做饮料加热，也有微波炉。再往里是客房的门，里面有简单的卫生间和贮物室，有单人床，床头柜上有读书灯和闹钟，有能写东西的书桌，桌上有台灯，有罩着白布套的老式沙发，有放衣服的矮柜，有单身者用的小电冰箱，上面有可以放餐具和食品的餐橱。若想做简单的饭菜，用门外的洗涤台即可。浴室里香皂、洗发液、吹风筒和毛巾一应俱全。总之生活用品大体齐备，如果不是长期居住，一个人生活不会有什么不便。朝西的窗口可以看见院里的树木。时近黄昏，开始西斜的太阳透过杉树枝闪闪烁烁。

“我懒得回家时偶尔也睡在这里，此外没人用这个房间。”大岛说，“据我所知，佐伯从来没有用过。就是说，你住在这里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把背囊放在地板上，环视房间。

“床单配好了，电冰箱里的东西够你应付几天：牛奶、水果、蔬菜、黄油、火腿、奶酪……做考究的饭菜自然勉强，但做个三明治、切蔬菜弄个色拉还是够用的。改善生活，可以外订或到外面吃。洗衣服只能自己在浴室洗。此外可有我忘说了的？”

“佐伯一般在哪里工作呢？”

大岛指着天花板说：“馆内参观时不是见到二楼书房了么？她总在那里写东西。我离开的时候，她下来替我坐在借阅台里。不过，除了一楼有什么事，她都在那里。”

我点头。

“我明天上午十点之前来这里，讲一下大致工作日程。来之前，你先慢慢休息好了。”

“这个那个的，谢谢。”

“My pleasure(1)。”他用英语应道。

大岛走后，我整理背囊里的东西。把不多的几件衣服放进矮柜，衬衫和上衣挂上衣架，笔记本和笔放在桌上，洗漱用具拿去卫生间，背囊收进贮藏室。

房间里除了墙上挂的一小幅油画没有任何装饰性东西。油画是写实的，画一个海边少年。画得不坏，没准出自名画家之手。少年大概十二三岁，戴一顶白色太阳帽，坐在不大的帆布椅上，臂肘拄着扶手，脸上浮现出不无忧伤又不无得意的神情。一只黑毛德国牧羊狗以保护少年的姿势蹲在旁边。背景是海。也画有其他几个人，但太小了，看不清脸。海湾里有个小岛。海上飘浮着几片拳头形状的云。夏日风光。我坐在桌前椅子上，看了一会儿画。看着看着，觉得好像实际听到了海涛声，实际闻到了潮水味儿。

上面画的，说不定是曾在这个房间里生活的少年。佐伯所爱的同龄少年，二十岁卷进学生运动派别之争而被无故杀害的少年。尽管无法确认，但我总有这个感觉。风景也像是这一带的海边风景。果真如此，画中所画的就应该是四十年前的风景了。四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几乎是无限漫长的。我试着想像四十年后的自己，好像在想像宇宙的尽头。

第二天早上大岛来了，告诉我开图书馆的顺序。开门，开窗换空气，地板大致过一遍吸尘器，用抹布擦桌子，给花瓶换水，开灯，需要时往院里洒水，时间到了打开外面的大门。闭馆时则大体相反。锁窗，再用抹布擦桌子，关灯，关门。

“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关门关窗不那么注意也未尝不可。”大岛说，“但佐伯也好我也好都不喜欢邋遢，尽可能做得井井有条。这里是我们的家。应该对其怀有敬意。希望你也能这么做。”

我点头。

接着，他教我借阅台里的工作：坐在里面做什么、如何给读者当参谋。

“眼下坐在我旁边看我怎么做，记住顺序。没有多难。有什么难解决的事，就去二楼找佐伯，往下她会处理好的。”

佐伯快十一点时来。她开的“大众高尔夫”引擎声很特别，一听就知道。她把车停在停车场，从后门进来，向大岛和我打招呼。早上好，她说。早上好，大岛和我说。我们之间的话就这两句。佐伯身穿藏青色半袖连衣裙，手里拿着棉质上衣，肩上垂着挎包，身上几乎没有饰物，也不大化妆。尽管如此，她身上仍有一种令对方目眩的东西。她看着站在大岛身旁的我，表情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而是朝我浅浅一笑，静静地登楼梯上二楼。

“不怕的。”大岛说，“你的事她全部了解，无任何问题。她这人不说多余的话，仅此而已。”

十一点，大岛和我打开图书馆。开门也没人马上进来。大岛教我检索电脑的方法。图书馆常用的是IBM，我已习惯了它的用法。接下去教我如何整理借阅卡。每天有几本新书邮寄来，用手写进卡片也是工作的一项内容。

十一点半有两位女性结伴而来，身穿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蓝牛仔裤。个子矮的头发弄得跟游泳运动员一样短，个子高的头发编成辫。鞋都是散步鞋，一双是耐克，一双是阿西克。高个儿看上去四十光景，矮个儿似乎三十左右。高个儿花格衬衫戴眼镜，矮个儿则是白色衬衣。双方都背着小背囊，脸色如阴天愁眉不展，话语也少。大岛在门口存行李，她俩颇不情愿地从行李中取出笔记本和笔。

两人一格一格细看书架，认真查看借阅卡，不时往本本上记什么。书不看，椅子不坐。较之图书馆读者，更像检查库存的税务署调查员。大岛也捉摸不出这两人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他朝我使个眼色，略微耸了耸肩。极其审慎地说来，预感不大妙。

到了中午，大岛在院子里吃饭，我替他坐在借阅台里边。

“有件事想请教。”女性中的一个走来说道。个子高的。硬邦邦的声调，令人联想到忘在餐橱尽头的面包。

“啊，什么事呢？”

她皱起眉头，以俨然注视倾斜画框般的眼神看我的脸：“喂喂，你怕是高中生什么的吧？”

“啊，是的。在这里实习。”我回答。

“能把哪个多少懂事的人叫来？”

我去院子叫大岛。他用咖啡缓缓冲下口里的食物，拍去膝头掉的面包屑，这才起身走来。

“您有什么要问的？”大岛热情地招呼。

“实话告诉你，我们的组织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日本全国公共文化设施的设备、使用便利性、接待公平性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她说，“计划用一年时间实际跑遍各类设施，检查设备，将调查结果写成报告公开发表。许多女性参与此项活动。我们负责这一地区。”

“如果您不介意，愿闻贵组织名称。”大岛说。

女性递出名片，大岛不动声色地仔细看罢，放在台面上，而后抬起脸，漾出华丽的微笑凝视对方。那是极品级的微笑，足以使身心健全的女性不由得脸颊上飞起红霞，然而对方眉毛都一下不动。

“那么，如果从结论说起，遗憾的是可以发现这座图书馆有若干问题点。”她说。

“就是说，是从女性角度看来喽？”大岛问。

“是的，是从女性角度看来。”她清了声嗓子，“想就此倾听一下经营管理者方面的高见，不知意下如何？”

“经营管理者那样神乎其神的人物这里并不存在。如果本人可以的话，但请直言不讳。”

“首先一点，这里没有女士专用卫生间。不错吧？”

“一点不错。这座图书馆内没有女士专用卫生间，而是男女兼用。”

“纵然是私立设施，既然是面向公共开放的图书馆，作为原则恐怕也应该将卫生间男女分开。不是么？”

“作为原则。”大岛确认似的重复对方的话。

“是的。男女兼用卫生间有各种各样的harassment(2)。根据调查，大部分女性对于男女兼用卫生间切实地感到难以使用。这显然是对妇女利用者的neglect(3)。”

“neglect。”大岛现出一脸吃错什么苦物的表情。他不大中意这个词的发音。

“有意忽视。”

“有意忽视。”他又复述一遍，就这句话主语的阙如思索一番。

“这点您是如何考虑的呢？”女性克制着隐约透出的焦躁。

“您一眼即可看出，这是座非常小的图书馆。”大岛说，“遗憾的是不具有足以修建男女分用卫生间的空间。自不待言，卫生间男女分开再好不过。可是眼下利用者并未就此抱怨。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图书馆没有那么拥挤。如果二位想要追究男女单用卫生间问题，那么请去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提出超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卫生间问题如何？比之我们图书馆，超大型喷气式客机要宽大得多，拥挤得多。而据我所知，机舱内的卫生间一律男女兼用。”

个子高的女性眯缝起眼睛注视大岛的脸庞。她一眯缝眼睛，两侧颧骨陡然水落石出，眼镜亦随之上蹿。

“我们现在不是在此调查交通工具。干吗风风火火地提起超大客机来？”

“超大客机的卫生间为男女兼用和图书馆的卫生间为男女兼用，原则性地考虑起来，二者产生的问题岂不如出一辙？”

“我们是在调查每个具体的公共设施的设备，并非来这里谈原则的。”

大岛终究不失柔和的微笑：“是吗？我以为我们正在就原则加以探讨……”

高个儿女性意识到自己似乎在哪里犯了错误，她脸颊略略泛红，但那不是大岛的性魅力所使然。她试图卷土重来。

“总之这里不涉及超大客机问题，请不要端出不相干的东西制造混乱。”

“明白了，飞机的事按下不表。”大岛说，“话题锁定在地面问题好了。”

她瞪视大岛，呼一口气后继续下文：“另外想请教一点：作者分类倒是男女单列。”

“是的，是那样的。编排索引的是我们的前任，不知何故，男女单列。本想重做一遍，但始终抽不出时间。”

“我们不是要对此说三道四。”

大岛略略歪头。

“只是，在这座图书馆内，所有分类无不是男作者在女作者前面。”她说，“依我们的想法，这是有违男女平等原则、缺少公平性的举措。”

大岛把名片拿在手里，又看一遍上面的字，放回台面。

“曾我女士，”大岛说，“学校点名的时候，曾我在田中之前而居关根之后(4)——对此您发过牢骚么？叫老师倒念过一次了么？罗马字母的G因自己排在F的后面气恼过么？书的68页因自己尾随在67页之后闹过革命么？”

“和那个是两码事。”她语声粗重起来，“你一直有意识地扰乱话题。”

听得此言，一直在书架前做笔记的小个儿女性快步赶来。

“有意识地扰乱话题。”大岛就像在字旁加点似的重复对方的话。

“难道你能否认？”

“red herring。”大岛说。

姓曾我的女性微微张着嘴，不置一词。

“英语中有red herring这一说法，意思是虽然妙趣横生，但距谈话主题略有偏离。红色的鲱鱼。至于这一说法何以产生，鄙人才疏学浅自是不知。”

“鲱鱼也罢竹鱼也好，反正你是在扰乱话题。”

“准确说来，是analagy(5)的置换。”大岛说，“亚里士多德视之为雄辩术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斗智性的把戏在古代雅典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深受欣赏并广为应用。十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雅典，‘市民’的定义中不包含女性……”

“你存心挖苦我们么？”

大岛摇头道：“听清楚，我想奉告二位的是：倘若有时间来这座小城的小型私立图书馆到处嗅来嗅去、在卫生间形态和借阅卡片上吹毛求疵，那么不如去做对保障全国妇女权益更有效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外面比比皆是。我们正在为使这座不起眼的图书馆发挥地区性作用而竭尽全力，为爱书的人士搜集提供优秀读物，并尽可能提供富有人情味儿的服务。您或许有所不知，这座图书馆在大正时期至昭和中期诗歌研究资料的收藏方面，纵令在全国也受到高度评价。当然不完善之处是有的，局限性是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尽心竭力。较之看我们做不到的，不如将目光投在我们做到的地方，这难道不才是所谓公正吗？”

高个儿女性看矮个儿女性，矮个儿女性仰看高个儿女性。

矮个儿女性这时开口了——第一次开口——声音尖利高亢：“归根结底，你口中的无非内容空洞的意在逃避责任的高谈阔论，无非以现实这个方便好用的字眼巧妙美化自己。若让我说，你是个百分之百的男性性pathetic(6)的历史性例证。”

“pathetic的历史性例证。”大岛以钦佩的语气加以复述。可以听出他对这一说法相当中意。

“换言之，你是作为典型的歧视主体的男性性男性。”高个儿掩饰不住焦躁感。

“男性性男性。”大岛依然鹦鹉学舌。

矮个儿置之不理，兀自滔滔不绝：“你以社会既成事实和用以维持它的自以为是的男性逻辑为后盾将全体妇女性这一gender(7)变成二等国民，限制进而剥夺女性理应得到的权利。这与其说是有意为之，毋宁说是非自觉所使然。故而可以说更为罪孽深重。你们通过对他者痛楚的漠视来确保作为男性的既得权益，而且在这种不自觉性对女性对社会造成怎样的恶果面前佯装不见。卫生间问题和阅览卡问题当然不过是细部，然而没有细部就没有整体，只有从细部开始方能撕掉覆盖这个社会的非自觉性外衣。这便是我们的行动原则。”

“同时也是所有有良知女性的共同感受。”高个儿面无表情地补充一句。

“‘有良知女性当中难道有和我同样遭受精神折磨和我同样苟且求生的么？’”大岛说。

两人沉默得一如并列的冰山。

“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8)。经典剧作。我反复看了好多遍。另外顺便说一句：gender一词说到底是表示语法上的性，表示肉体上的性我想还是用sex更为准确。这种场合用gender属于误用——就语言细部而言。”

冰冷的沉默在持续。

“总而言之，你所说的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大岛以温和的语调不容置疑地说，“我不是什么男性性男性pathetic的历史性例证。”

“何以见得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敬请通俗易懂地予以指教。”矮个儿女性口气中带有挑战意味。

“免去逻辑的偷梁换柱和知识的自我卖弄！”个儿高的补充一句。

“免去逻辑的偷梁换柱和知识的自我卖弄，我就通俗易懂地说好了。”大岛说。

“洗耳恭听。”个儿高的说道。另一位略一点头，像是表示赞同。

“第一，我不是男性。”大岛宣布。

所有人瞠目结舌。我也屏住呼吸，瞥一眼旁边的大岛。

“我是女的。”大岛说。

“少开无聊的玩笑！”个子矮的女性呼出一口气说道。但感觉上那是必须有个人说句什么的口气，并不理直气壮。

大岛从粗棉布裤袋里掏出钱夹，拈出一枚塑料卡交给她。带相片的身份证，大概是看病用的。她看着卡上的字，蹙起眉头，递给个子高的女性。她也注视一番，略一迟疑，脸上浮现出递交凶签的表情递还大岛。

“你也想看？”大岛转向我说。

我默默摇头。

他把身份证收进钱夹，钱夹揣进裤袋，之后双手拄着台面说：“如二位所见，无论从生物学上说还是从户籍上说，我都不折不扣是女性。因此你的说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不可能是你所定义的作为典型的歧视主体的男性性男性。”

“可是……”个子高的女性想要说什么，但接不上词。个子矮的双唇闭成一条线，右手指拽着衣领。

“身体结构诚然是女性，但我的意识则彻头彻尾是男性。”大岛继续道，“精神上我是作为一个男性活着的，所以嘛，你所说的作为历史性例证未必不对。我或许是个铁杆歧视主义者。只是，虽说我是这样一副打扮，但并不是女同性恋者。以性嗜好来说，我喜欢男性。就是说，我尽管是女性，但不是变性人。阴道一次也没用过，性行为通过肛门进行。阴蒂有感觉，乳头几乎无动于衷，月经也没有。那么，我到底歧视什么呢？哪位给我以指教？”

剩下的我们三人再次缄口不语。有谁低声咳嗽，声音不合时宜地在房间里回荡。挂钟发出平日所没有的大大的干巴巴的声响。

“对不起，正在吃午饭。”大岛莞尔笑道，“在吃金枪鱼三明治。吃到一半给叫来了。放久了，说不定会被附近的猫吃掉。这一带猫为数不少。因为海岸松树林里有很多人扔猫仔。如果可以，我想回去接着用餐。失陪了，诸位请慢慢休息。这座图书馆对所有市民开放。只要遵守馆内规定，不妨碍其他读者，做什么悉听尊便。想看什么看个够就是。你们的报告书随你们写什么。我想无论怎么写，我们都不会介意的。我们过去没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补贴和指令，全凭自己的想法开展工作，以后也打算如此继续下去。”

大岛走后，这对女性面面相觑，继而觑我的脸。估计把我看成了大岛的恋人。我一言不发，闷头整理借阅卡。两人在书架那里低声商量什么，随即收拾东西回去了。她们的脸色十分僵冷，在借阅台我递给小背囊时也没说声谢谢。

不久，吃完饭的大岛折回，给我两根金枪鱼菠菜卷。这东西的主体类似绿色的玉米饼，夹有蔬菜和金枪鱼，浇着白色调味酱。我当午饭吃着，又烧开水喝嘉顿袋泡茶。

“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吃完午饭回来时大岛说道。

“上次你说自己是特殊人就是这个意思？”我问。

“非我自吹，在她俩听来，我的说法决无夸张意味。”

我默默点头。

大岛笑道：“从性别上说我无疑是女性，但乳房几乎大不起来，月经也一次都没有。没有鸡鸡，没有睾丸，没有胡须，总之什么也没有。若说利落倒也利落。想必你不理解是怎么一种感觉。”

“想必。”

“有时我自己都全然不能理解：我到底算是什么呢？你说，我到底算什么呢？”

我摇头：“嗳，大岛，那么说，就连我也不晓得自己是什么。”

“identity(9)的古典式摸索。”

我点头。

“但至少你有带把的那个物件，而我没有。”

“不管你大岛是什么，我都喜欢。”我生来还是第一次对别人说出这样的话，脸上有些发烧。

“谢谢。”说着，大岛把手轻轻放在我肩上。“我确实有点儿特别，但基本上和大家是同样的人。这点希望你明白。我不是什么妖怪，是普通人，和大家同样感觉、同样行动。然而就这一点点不同，有时让我觉得如坠无底深渊。当然，想来这东西也是奈何不得的。”

他拿起台面上又长又尖的铅笔看着。看上去铅笔仿佛是他身体的延长。

“本来我就想把这个尽早找机会如实讲给你来着。较之从别的什么人嘴里听来，不如我亲口告诉你。所以今天算是个好机会。是这样的。倒是难说心情有多愉快。”

我点头。

“我就是你眼前的这样一个人，因此在各种场合各种意义上受人歧视。”大岛说，“受歧视是怎么一回事，它给人带来多深的伤害——只有受歧视的人才明白。痛苦这东西是个别性质的，其后有个别伤口留下。所以在追求公平和公正这点上，我想我不次于任何人。只是，更让我厌倦的，是缺乏想像力的那类人，即T·S·艾略特说的‘空虚的人们’。他们以稻草填充缺乏想像力的部位填充空虚的部位，而自己又浑然不觉地在那上面走来窜去，并企图将那种麻木感通过罗列空洞的言辞强加于人。说痛快点儿，就是刚才来的两个人那样的人。”

他叹息一声，在指间转动长铅笔。

“男同性恋者也好，女同性恋者也好，常规异性恋者也好，女权主义者也好，法西斯猪也好，共产主义者也好，克利什那(10)也好，是什么都无所谓。无论打什么旗号，都与我毫不相干。我无法忍受的是那些空虚的家伙。面对那些人，我实在忍无可忍，以致不该出口的话脱口而出。就刚才的情况来说，本来可以适当应付一下打发走了事，或者找佐伯下来由她处理，她肯定笑吟吟对答如流。然而我做不到，不该说的要说，不该做的要做，无法自我控制。这是我的弱点。明白这为什么成为弱点？”

“如果一一搭理想像力不够的人，身体再多也不够用。是这样的？”我说。

“正确。”说着，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在太阳穴上，“确实如此。不过么，田村卡夫卡君，有一点你最好记住：归根结底，杀害佐伯青梅竹马恋人的也是那帮家伙。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是这些东西。我从心底畏惧和憎恶这些东西。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这种个别判断失误，在很多情况下事后不是不可以纠正。只要有主动承认错误的勇气，一般都可以挽回。然而缺乏想像力的狭隘和苛刻却同寄生虫无异，它们改变赖以寄生的主体、改变自身形状而无限繁衍下去。这里没有获救希望。作为我，不愿意让那类东西进入这里。”

大岛用铅笔尖指着书架。当然他是就整个图书馆而言。“我不能对那类东西随便一笑置之。”

(1)　意为“不用谢”。

(2)　意为“干扰、制造不便、不方便”。

(3)　意为“轻视、无视”。

(4)　按日文五十音图顺序，这三个姓氏应如此排列。

(5)　意为“相似、类似之处”。

(6)　意为“哀婉动人的、悲怆的、令人感动的”。

(7)　意为“性、男性、女性”。

(8)　内容讲一个叫厄勒克特拉的少女与弟弟一起杀死曾杀害父亲的母亲及其情夫。

(9)　意为“同一性、身份、身世、自我确认”。

(10)　梵语Krishna的音译，印度神维什努的第八化身。

第20章

大型冷藏卡车的司机把中田放在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停车场的时候，时间已过晚间八点。中田拿着帆布包和伞从高高的副驾驶席上下来。

“在这里找下一辆车，”司机从窗口探头说，“问一问总可以找到一辆的。”

“谢谢谢谢，可帮了中田我大忙了。”

“路上小心。”说罢，司机扬手离去。

司机说是富士川，中田全然不晓得富士川位于何处，但自己已离开东京正一点点西行这点他是理解的，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也能凭本能理解。往下只要搭上西行车即可。

中田感到肚子饿了，决定在餐厅吃一碗拉面。帆布包里的饭团和巧克力现在不能动，要留给紧急情况，中田想。由于认不得字，理解系统性的东西格外花时间。进餐厅必须先买餐券。餐券在自动售货机卖，不认字的中田须求人帮忙。他说自己弱视看不清东西，马上有个中年女性替他投币按钮，把找回的钱给他。中田从经验中懂得，在某些人面前还是尽量不暴露自己不认字的事实为好，因为他时常被人投以审视妖怪般的目光。

吃罢，中田挎起帆布包，拿起伞，向身边卡车司机模样的人打招呼。“自己想往西去，能允许我搭车么”——如此问来问去。司机们看中田的相貌，看他的打扮，然后摇摇头。白搭车的老人极其稀罕，而对稀罕的东西他们怀有本能的戒心。“公司不让人搭车，”他们说，“抱歉。”

说起来，从中野区进入东名高速公路就花了不少时间。毕竟中田几乎没离开过中野区，连东名高速公路的入口在哪里都不晓得。能使用特别乘车证的都营公共汽车必要时倒是乘过，而需要买票的地铁和电气列车从未一个人坐过。

上午快十点的时候，中田把替换衣服、洗漱用具和一点简单的食品塞进帆布包，把藏在榻榻米下面的现金小心放入腰带包，拿起一把大布伞走出宿舍。他问都营公共汽车司机如何去东名高速公路，司机笑道：“这车只到新宿站。都营公共汽车不跑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要坐高速巴士的。”

“跑东名高速公路的高速巴士从哪里开车啊？”

“东京站。”司机说，“坐这车去新宿，从新宿换电车去东京站，在那里买指定座位票上巴士，那样就可以进入东名高速公路了。”

虽然不甚明了，但中田还是姑且坐上那班公共汽车去了新宿站，不料那里是个极大的闹市区，人头攒动，走路都不容易。许多种电车南来北往，完全搞不清去哪里才能坐上开往东京站的电车。指示牌上的字当然认不得。问了几个人，但他们说得太快太复杂，满口闻所未闻的固有名词，中田横竖记不来，心想，简直同猫君川村交谈一个样。也想去派出所执勤点问问，又怕被当作老年痴呆症患者收容起来（此前经历过一次）。在东京站周围东望西望走来走去的时间里，由于空气不好人车嘈杂，心情渐渐不舒服起来。中田尽可能挑人少的地方走，在高楼大厦之间找出一小块公园样的场地，弓身在长凳上坐下。

中田在此怅然良久，不时自言自语，用手心抚摸剪得很短的头发。公园里一只猫也没有。乌鸦飞来啄食垃圾箱。他几次仰望天空，根据太阳位置推测大致时间。天空被汽车尾气弄得晴不晴阴不阴的，不知什么色调。

偏午时分，在附近大楼工作的男女来公园吃盒饭，中田也吃了自带的夹馅面包，喝了保温瓶里的茶水。旁边凳上坐着两个年轻女子，中田试着搭话，问怎么样才能去东名高速公路。两人教给的同那公共汽车司机说的一样：乘中央线去东京站，从那里坐东名高速巴士。

“刚才试过了，没试成。”中田如实相告，“中田我这以前从没出过中野区，不明白电车怎么坐。只坐过都营公共汽车。不认字，买不来票。坐都营公共汽车坐到这里，再往前就寸步难行了。”

两人听了，吃惊不小。不认字？可是看上去倒是个不坏的老人，笑眯眯的，衣着也整洁。如此大好的天气拿一把伞多少令人费解，但看不出是流浪汉。长相也蛮可以。不说别的，眼睛就黑白分明。

“真的没出过中野区？”黑发女孩问。

“是的，一直没出去，因为中田我迷路不归也没人找的。”

“字也不认得。”头发染成褐色的女孩说。

“是的，一个也认不来。数字么，简单的大体明白，但不会计算。”

“那，坐电车很困难了？”

“那是，非常困难。票买不成。”

“有时间很想带你去车站让你坐对电车，但我们一会儿就得回公司上班，没有那么多去车站的时间，对不起。”

“哪里哪里，请别那么说。中田我总有办法可想。”

“对了，”黑发女孩道，“营业部的峠口不是说今天去横滨来着？”

“唔，那么说他是说过的。求那小子准行，人是有点儿难接触，但不坏。”褐发女孩说。

“嗳，老伯，既然不认字，索性hitchhike(1)好了。”黑发女孩建议。

“hitchhike？”

“就是求那里的车捎上你。大多是长途卡车，一般车是不让搭车的。”

“长途卡车也好一般车也好，那么难的事中田我不大懂……”

“去那里总能办成的。过去学生时代我也有过一次。卡车司机那些人都很友好的。”

“嗳，老伯，去东名高速公路的什么地方？”褐发女孩问。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但到那里自然知道。反正先要顺着东名高速公路往西。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总之必须往西去。”

两个女孩面面相觑。但中田的语气里有一种独特的说服力，而且两人对中田产生了自然而然的好感。吃完盒饭，她俩把空盒扔进垃圾箱，从凳子上立起。

“嗳，老伯，跟我们来吧。我们给你想想办法。”黑发女孩说。

中田跟在她俩后面走进附近一座大楼。进这么大的建筑物中田是第一次。两人让中田坐在公司传达室椅子上，向负责传达的女子打声招呼，叫中田在这里稍等一会儿，随后消失在几台并列的电梯之中。午休返回的男职员女职员们陆陆续续从手握布伞怀抱帆布包的中田面前走过，这也是中田此前未曾目睹的光景。所有人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打扮得整整齐齐，系着领带，提着光闪闪的皮包，穿着高跟鞋，并且步履匆匆朝同一方向行进。这么多人聚在这里一起干什么呢？中田全然捉摸不透。

不大工夫，那对女孩领着一个穿白衬衣打斜纹领带的细细高高的男子出来，把中田介绍给他。

“这个人么，叫峠口君，正好这就开车去横滨，说可以捎你过去。你在东名高速公路叫做港北场的地方下车，再找别的车搭。反正你就说想往西去，挨个儿问。若是让你搭车，在哪里停车的时候招待人家一顿饭就是。知道了？”褐发女孩问。

“老伯，那点儿钱可有？”黑发女孩问。

“有的，中田我那钱是有的。”

“喂，峠口君，这老伯是我们的熟人，可得好好待他哟！”褐发女孩说。

“反过来，你如果好好待我的话。”小伙子有些气短地说。

“很快的，别急。”黑发女孩说。

分手时，两个女孩对中田说：“老伯，算是给你饯行——肚子饿时吃了。”说罢，递出在小超市买的饭团和巧克力。

中田再三道谢：“非常非常感谢。待我这么热情，真不知如何道谢才好。让中田我不自量力地为你们祝福吧，祝二位好事多多！”

“但愿你的祝福很快见效。”黑发女孩哧哧笑了起来。

峠口这小伙子让中田坐在“紫羚羊”的副驾驶席上，从首都高速公路驶入东名高速公路。路面堵塞时，两人这个那个聊了许多。峠口生性怕见生人，起初话语不多，但习惯了中田的存在之后，很快就一个人说个没完。他有很多要说的话，在不至于再次相见的中田面前得以畅所欲言——已订婚的恋人几个月前离己而去；她另外有了心上人，长期瞒着自己和对方来往；同公司里的上司怎么也合不来，甚至想辞职离开；上初中时父母离异，母亲再婚，找的人不三不四，同骗子无异；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借给要好的朋友，担心有借无还；宿舍隔壁一个学生用大音量听音乐听到深夜，致使自己睡不好觉……

中田一本正经地听他讲，不时随声附和，发表微不足道的看法。车到港区停车场时，中田差不多了解了小伙子人生的所有情况。不能完全领会的地方固然也有很多，但主线毕竟清楚了：峠口是个令人同情的小伙子，尽管他本身渴望地道地活着，却被许许多多扯皮事缠得透不过气。

“实在感激不尽。让您带到这里，中田我太幸运了。”

“哪里，能和你一路到这儿，我也很高兴的，老伯。能这么向谁一吐为快，心情畅快多了。以前跟谁也没说过。让你听了我这么多啰嗦话，你没觉得不耐烦都已经很不错了。”

“不不，这话说哪儿去了。中田我也为能同您这位小伙子交谈高兴，哪里谈得上不耐烦什么的。您别介意。我想从今往后您也一定有好事遇上的。”

小伙子从钱夹里取出一张电话卡递给中田：“这个送给你了。我们公司做的电话卡，算是旅途分别纪念吧。送这样的东西倒是不好意思。”

“谢谢了。”说着，中田接过来小心放进钱夹。他不可能给谁打电话，也不知卡怎么用，但他觉得最好不要拒绝。时值下午三点。

中田为找卡车司机把自己拉去富士川花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最后找到的司机是开冷藏车送鲜鱼的，四十五六年纪，牛高马大，胳膊如树桩一般粗，又鼓着肚子。

“一股鱼腥，能行？”司机问。

“中田我喜欢鱼。”中田说。

司机笑道：“你是有点与众不同。”

“那是，时常有人这么说。”

“我喜欢与众不同的人。”司机说，“在这个世上，长得像模像样活得地地道道的家伙反倒信赖不得。”

“真是那样不成？”

“肯定是。这是我的意见。”

“中田我没有什么意见不意见的，倒是喜欢鳗鱼。”

“那也是个意见嘛——喜欢鳗鱼。”

“鳗鱼是意见？”

“是啊，喜欢鳗鱼是一个蛮不错的意见。”

两人就这样开往富士川。司机姓荻田。

“中田，你认为这个世界日后什么模样？”司机问。

“对不起，中田我脑袋不好使，这类事一窍不通。”

“有自己的意见和脑袋不好使是两回事。”

“可是荻田君，脑袋不好使，压根儿就思考不了什么。”

“可你喜欢鳗鱼，是吧？”

“那是，鳗鱼是中田我的美食。”

“这就是所谓关系性。”

“呃。”

“大碗鸡肉鸡蛋浇汁饭可喜欢？”

“那也是中田我的美食。”

“这也是关系性。”司机说，“关系性如此这般一个个集合起来，自然有意义从中产生。关系性越多，意义也就越深。鳗鱼也罢浇汁饭也罢烤鱼套餐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明白？”

“不太明白。那可是同食物有关系的？”

“不限于食物。电车也好天皇也好，无一不可。”

“中田我不坐电车。”

“也好。所以嘛，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这么活着，他同周围所有事物之间自然有意义产生。最关键的在于它是不是自然。这跟脑袋好不好使不是一码事，而在于你是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简单得很。”

“你脑袋好使啊！”

荻田大声笑了起来：“所以这不是脑袋好不好使的问题。我脑袋也并不好使，只不过我有我的想法罢了。所以大家一看见我就觉得胸闷，说那家伙动不动就强词夺理。一个人用自己脑袋想东西，往往让大家捉摸不透。”

“中田我还是不大明白——中田我喜欢鳗鱼和喜欢浇汁饭之间，莫不是有什么关联？”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中田这个人同中田所涉及的事物之间，必然产生关联。与此同时，鳗鱼同浇汁饭之间也有关联产生。如果把这样的关联网大大扩展开去，那么中田与资本家的关系、中田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等等等等就自然而然从中产生出来。”

“无产——”

“无产阶级。”荻田把两只大手从方向盘上拿开给中田看。在中田眼里那俨然是棒球手套。“像我这样拼死拼活汗流满面干活的人是无产阶级。相比之下，坐在椅子上不动手只动嘴向别人发号施令而工资比我多一百倍的人就是资本家。”

“资本家什么样我不知道。中田我穷，不清楚大人物怎么回事。提起大人物，中田我只知道东京都的知事。知事大人是资本家么？”

“啊，算是吧。知事好比资本家的狗。”

“知事大人是狗吗？”中田想起把自己领去琼尼·沃克家的那只大黑狗，将其不吉利的形象同知事叠合在一起。

“那样的狗到处都是，这世界上。人们称之为走狗。”

“走狗？”

“到处走的走，狗就是犬(2)。”

“没有资本家的猫么？”

荻田听得大笑起来：“你是与众不同啊，中田。我顶喜欢你这样的人。资本家的猫——实在是别出心裁的高见。”

“我说荻田，”

“嗯？”

“中田我穷，每月从知事大人那里领补贴金。这事儿没准不大合适吧？”

“每月领多少？”

中田道出款额。荻田愕然摇头。

“时下靠那点儿小钱过活很不容易吧？”

“倒也不是。中田我花不了很多钱。不过除了补贴，中田我还找附近不见了的猫君，为此得了礼金。”

“唔。职业找猫手？”荻田钦佩地说，“厉害厉害。你这人真个不同凡响。”

“说实话，中田我能跟猫君交谈。”中田毅然坦白道，“中田我明白猫君讲的话，所以找下落不明的猫找得很准。”

荻田点头：“明白。这样的事你是做得来。我半点儿也不奇怪。”

“但前不久突然不能跟猫君交谈了，那是为什么呢？”

“世界日新月异，中田。每天时候一到天就亮，但那里已不是昨天的世界，那里的你也不是昨天的中田。明白？”

“那是。”

“关系性也在变。谁是资本家谁是无产阶级？哪边是左哪边为右？信息革命、优先股特权、资产流动化、职能再组合、跨国企业——哪个恶哪个善？事物的界线渐渐模糊起来。你所以不再能理解猫的语言，恐怕也是这个关系。”

“左右区别中田我大致清楚。就是说，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对的吧？”

“对对，”荻田说，“一点不错。”

最后两人走进高速公路服务站餐厅吃饭。荻田要了两份鳗鱼，自己付了款。中田坚持由自己付以感谢让自己搭车，荻田摇头。

“算了！虽说我不是阔佬，但还不至于沦落到让你用东京都知事给的眼泪珠儿那么点钱请客的地步。”他说。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中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在富士川服务站东南西北问了一个小时，仍未找到肯让中田搭车的司机。尽管这样，中田也一不着急二不气馁，在他的意识中，时间流得极其缓慢，或者几乎停滞不动。

中田去外面换一下心情，在那一带信步走动。空中无云，月亮清晰得能看见其肌体。他用伞尖“嗑嗑”敲着柏油地面在停车场上行走。数不胜数的大型卡车如动物一般肩并肩在这里憩息，有的竟有二十多个一人高的车轮。中田久久地出神望着眼前的光景。如此深更半夜有如此庞然大物在如此纵横交错的路上飞奔，车厢里究竟装的什么物件呢？中田无从想像。如果认得货柜上写的每一个字，就能晓得里面装的什么不成？

走了一阵子，见到停车场边上车影稀疏的地方停着十来辆摩托，旁边聚着些年轻男子在七嘴八舌地叫嚷什么，似乎是围成一圈把什么围在里面。中田来了兴致，决定上前瞧瞧，没准会发现什么稀罕物。

凑近一看，原来是年轻男子们围着正中间一个人在拳打脚踢。多数人赤手空拳，但见一人手持铁链，也有人拿着状如警棍的黑棍。头发大多染成金色或褐色，衣着各所不一：敞胸的半袖衫、T恤、背心。还有的肩头有刺青。倒在地上挨打挨踢的也是同样打扮同样年龄。中田用伞尖“嗑嗑”敲着柏油地面走近时，几个人回头投以锐利的目光，见是一个面目和善的老者，遂解除了戒心。

“老头儿，别过来，去那边。”一人说。

中田并不理会，径自走到跟前。倒地的似乎有血从口中流出。

“出血了，那样要死人的。”中田说。

此言一出，一伙人沉默下来。

“喂喂，老头儿，连你一块儿除掉算了！”拿铁链的终于开口道，“一个人也是杀两个人也是砍，反正是麻烦一场！”

“不能无缘无故地杀人！”中田说。

“不能无缘无故地杀人！”有人模仿中田，旁边几个人发出笑声。

“我们自有我们的缘故，有缘有故才这么干的。杀也罢不杀也罢与你何干！快打开那把破伞趁还没下雨走开！”另一个说。

倒地的人蠕动身体，一个光头用沉重的工地皮鞋狠踢他的肋骨。

中田闭上眼睛。他感到自己体内正有什么静静上涌，那是自己无法遏止的东西。他有点儿想吐。刺死琼尼·沃克时的记忆倏然浮现在他的脑际。刀捅进对方胸口时的感触仍真切地留在他的手心。关系性，中田想道。莫非这也是荻田所说的一种关系性？鳗鱼→刀→琼尼·沃克。那伙人声音扭曲走调，分辨不清了。加之有高速公路上传来的不间断的车轮声混杂其间，形成莫名其妙的声响。心脏大幅收缩，将血液送往全身每个部位。夜色将他包拢。

中田抬头望天，而后徐徐撑开伞，遮在头顶，小心翼翼退后几步，同那伙人拉开距离。他四下看了看，又后退几步。看得那伙人笑了。

“这老头儿，真有他的，”一个人说，“还真打起伞来了！”

然而他们的笑声未能持续下去——突然有滑溜溜的陌生物自天而降，打在脚下的地面，发出“吧唧吧唧”奇妙的声音。那伙人不再踢打围在中间的猎获物，一个接一个抬头望天。天空不见云影，然而有什么从天空一角连连掉下。一开始零零星星，旋即数量增多，转眼之间便劈头盖脑一泻而下。掉下的东西长约三厘米，乌黑乌黑，在停车场灯光照射下，看上去如光灿灿的黑雪。这不吉祥的黑雪样的东西落在那伙人肩上臂上脖颈上，就势贴住不动。他们用手抓扯，但轻易扯不下来。

“蚂蟥！”一个说道。

听得此声，一伙人齐声喊着什么，穿过停车场往卫生间跑去。中途有个人撞在朝通道驶来的小型车上，好在车开得慢，似乎没受重伤。金发年轻人倒在地上，而后站起来一巴掌狠狠砸在车头上，冲着司机一顿大骂，但也再没闹腾什么，拖着脚向卫生间奔去。

蚂蟥劈头盖脑下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变小，停了下来。中田收拢伞，抖掉伞上的蚂蟥，去看那个倒地的人的情况，无奈周围蚂蟥堆积如山，怎么也近前不得。倒地的人也差点儿被蚂蟥埋了起来。细看之下，那人眼皮裂了，血从那里流出，牙也好像断了。中田应付不来，只好去叫人。他返回餐厅，告诉店员说停车场一角有个青年男子受伤躺倒。“再不叫警察，说不定死掉。”中田说。

过不一会儿，中田找到一个肯捎他去神户的卡车司机。一个睡眼惺忪的二十几岁小伙子，梳马尾辫，戴耳环，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一个人边吸烟边看漫画周刊。身穿花花绿绿的夏威夷衫，脚登一双大号耐克鞋，个头不很高，烟灰被他毫不迟疑地弹进吃剩下的拉面汤里。他定定地看着中田的脸，有些不耐烦地点了下头：“可以呀，坐就坐吧。你很像我那阿爷，打扮啦，说话怪怪的腔调啦……最后彻底糊涂了，前不久死的。”

用不到早上就到神户，他说。他往神户一家百货商店送家具。开出停车场时见到一场撞车事故，来了几辆警车，红色警灯来回旋转，警察们挥舞手电筒疏导出入停车场的车辆。事故不很严重，但有几辆车头尾撞成一串。轻型客货两用车一侧塌坑了，小轿车尾灯碎了。司机开窗伸出头同警察交谈几句，又关上车窗。

“天上掉下成筐成篓的蚂蟥，”司机冷漠地说，“又被车轮碾碎，路面滑溜溜的，方向盘好像打不住了。警察叫他们小心慢开。另外本地飙车族成帮结队乱窜，像有人受伤了。蚂蟥与飙车族，莫名其妙的组合！弄得警察们手忙脚乱。”

他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开往出口，但车轮还是打了几次滑，每次他都小幅度地操纵方向盘找回原路。

“啧啧，看来下了好多好多。”他说，“路滑成这个样子。倒也是，蚂蟥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喂，老伯，被蚂蟥叮过？”

“没有，记忆中中田我没遭遇那种事。”

“我是在岐阜山里边长大的，有过好几次。有时在树林里正走着都会从上边掉下一条。下河就叮在腿上。不是我乱吹，对蚂蟥可是相当熟悉。蚂蟥这东西么，一旦叮上就很难扯下。大家伙力气大，硬扯都能把皮‘咕噜’扯下一块，落下伤疤。所以只能贴着火烤，可不得了。叮住皮肤就吸血，一吸血就胖嘟嘟地鼓起来。吓人吧？”

“那是，的确吓人。”中田赞同。

“不过么，蚂蟥断不至于从天上噼里啪啦掉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车场正中间，和下雨终究不同。这么离奇的事听都没听说过。这一带的家伙们压根儿不晓得蚂蟥什么样。蚂蟥怎么会自天而降呢？嗯？”

中田默然不答。

“几年前山梨有过大批马陆(3)，当时也弄得车轮打滑，一塌糊涂。也是这么滑溜溜的，交通事故一连串。铁路不能用了，电车也停了。不过马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那一带爬出来的，一想就不难明白。”

“中田我过去也在山梨待过。倒是战争期间的事了。”

“哦，什么战争？”司机问。

(1)　意为“沿途免费搭便车旅行”。

(2)　日语中“走狗”一词的读法同作为日常词汇的“狗”（写作“犬”）不同。

(3)　一种多足纲长虫，常成群游行。

第21章

雕塑家田村浩一遇刺身亡

自家书房一片血海

世界知名雕塑家田村浩一氏（五十？岁）在东京都中野区野方自家书房死亡。最先发现的是三十日下午去其家帮忙料理家务的一位妇女。田村先生赤身裸体俯卧在地，地板上处处是血。有争斗痕迹，可视为他杀。作案使用的刀具是从厨房拿出的，扔在尸体旁边。

警察公布的死亡推定时间为二十八日傍晚。田村先生现在一人生活，因此差不多两天之后尸体才被发现。被切肉用的锋利刀具深深刺入胸口若干部位，心脏和肺部大量出血致使几乎当场死亡。肋骨也折断数根，看来受力很大。关于指纹和遗留物，警察方面眼下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作案当时的目击者也似乎没有。

房间内没有乱翻乱动的迹象，身旁贵重物品和钱夹亦未拿走，故有人认为此乃私怨导致的犯罪行为。田村先生的住宅位于中野区安静住宅地段，附近居民完全没有觉察到当时作案的动静，知道后惊愕之情溢于言表。田村先生同左邻右舍几无交往，独自悄然度日，因此周围无人觉察其有异常变化。

田村先生同长子（十五岁）两人生活，但据上门帮做家务的妇女说，长子约于十天前失踪，同一期间也没在学校出现。警察正在搜查其去向。

田村先生除自家住宅外还在武藏野市拥有事务所兼工作室。在事务所工作的秘书说直到遇害前一天他还一如往常从事创作。事发当日，有事往他家打了几次电话，但终日是录音电话。

田村先生一九四？年生于东京都国分寺市，在东京艺术大学雕塑系就读期间便发表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作品，因而作为雕塑界新秀受到关注。创作主题始终追求人的潜意识的具象化，其超越既成概念自出机杼的崭新雕塑风格获得世界性高度评价。以自由奔放的想像力追求迷宫形态之美及其感应性的大型《迷宫》系列，作为作品在一般公众中最具知名度。现任××美术大学客座教授。两年前在纽约近代美术馆举办的作品展中……

※　※　※

我停止了看报。版面上刊有家门照片，父亲年轻时候的免冠相片也在上边，二者都给版面以不吉利的印象。我把报纸对折两下放在桌子上。我一声不吭地坐在床沿，指尖按住眼睛。耳内一直以固定频率响着沉闷的声音。我试着摇了几下头，但无法把那声音赶走。

我在房间里。时针指过七点。刚和大岛关上图书馆门。佐伯稍早一点儿带着“大众高尔夫”引擎声回去了，图书馆里只有我和大岛。耳中令人心焦意躁的声音仍在继续。

“前天的报纸。你在山里期间的报道。看着，心想上面的田村浩一说不定是你父亲，因为细想之下很多情况都正相吻合。本该昨天给你看，又觉得还是等你在这里安顿好了再说。”

我点头。我仍按着眼睛。大岛坐在桌前转椅上，架起腿，一言不发。

“不是我杀的。”

“那我当然知道。”大岛说，“那天你在图书馆看书看到傍晚，之后返回东京杀死父亲又直接赶回高松，在时间上怎么看都不可能。”

我却没那么大自信。在脑袋里计算起来，父亲遇害正是在我T恤沾满血迹那天。

“不过据报纸报道，警察正在搜查你的行踪，作为案件的重要参考人。”

我点头。

“如果在这里主动找警察报出姓名，并能清楚证明你当时不在作案现场，那么事情要比东躲西藏来得容易。当然我也可以作证。”

“可是那样会被直接领回东京。”

“那恐怕难免。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不能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原则上你仍需要监护人。”

我摇头：“我不想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不想回东京的家不想返校。”

大岛双唇紧闭，从正面看我的脸。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稍顷，他声音温和地说，“你有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十五岁也罢，五十一岁也罢，都跟这个无关。但遗憾的是，这同世间的一般想法很可能不一致。再说，假设你在这里选择‘不想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放开别管’这一条路，那么从今往后你势必不断逃避警察和社会的追查，而这应当是相当艰难的人生。你才十五岁，来日方长。这也不要紧的？”

我默然。

大岛又拿起报纸看了一遍：“报纸报道，你父亲除了你没有别的亲人……”

“有母亲和姐姐，但两人早已离家，去向不明。即使去向明了，两人怕也不会参加葬礼。”

“那，你若不在，父亲死后的事情谁来办呢，葬礼啦身后事务处理啦？”

“报上也说了，工作室有个当秘书的女人，事务性方面的她会一手料理。她了解情况，总会设法收场的。父亲留下的东西我一样也不想继承，房子也好财产也好适当处理就是。”

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惟有遗传因子，我想。

“如果我得到的印象正确的话，”大岛问我，“不管你父亲是被谁杀的，看上去你都不感到悲伤，也不为之遗憾。”

“弄得这个样子还是遗憾的，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生父。但就真实心情来说，遗憾的莫如说是他没有更早死去。我也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于已死之人很过分。”

大岛摇头道：“没关系。这种时候你更有变得诚实的权利，我想。”

“那样一来，我……”声音缺少必要的重量。我出口的话语尚未找到去向，便被虚无的空间吞没了。

大岛从椅子上立起，坐在我身旁。

“嗳，大岛，我周围一件一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其中有的是我自己选择的，有的根本没有选择，但我无法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说，即使以为是自己选择的，感觉上似乎在我选择之前即已注定要发生，而我只不过把某人事先决定的事按原样刻录一遍罢了，哪怕自己再怎么想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甚至觉得越努力自己越是迅速地变得不是自己，好像自己离自身轨道越来越远，而这对我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不，说害怕大概更准确些。每当我开始这么想，身体就好像缩成一团，有时候。”

大岛伸手放在我肩上，我可以感觉出他手心的温暖。

“纵使那样，也就是说纵使你的选择和努力注定徒劳无益，你也仍然绝对是你，不是你以外的什么。你正在作为自己而向前迈进，毫无疑问。不必担心。”

我抬起眼睛看大岛的脸。他的说法具有神奇的说服力。

“为什么那么认为？”

“因为这里边存在irony(1)。”

“irony？”

大岛凝视我的眼睛：“跟你说，田村卡夫卡君，你现在所感觉的，也是多数希腊悲剧的主题。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这是希腊悲剧根本的世界观。这种悲剧性——亚里士多德是这样下的定义——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与其说是起因于当事者的缺点，毋宁说是以其优点为杠杆产生的。我的意思你可明白？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即是显例。俄狄浦斯王不是因其怠惰和愚钝、而恰恰是因其勇敢和正直才给他带来了悲剧。于是这里边产生了无法回避的irony。”

“而又无可救赎。”

“在某种情况下，”大岛说，“某种情况下无可救赎。不过irony使人变深变大，而这成为通往更高境界的救赎的入口，在那里可以找出普遍的希望。惟其如此，希腊悲剧至今仍被许多人阅读，成为艺术的一个原型。再重复一遍：世界万物都是metaphor(2)。不是任何人都实际杀父奸母。对吧？就是说，我们是通过metaphor这个装置接受irony，加深扩大自己。”

我默不作声，深深沉浸在自身的思绪中。

“有人晓得你来高松？”大岛问。

我摇头：“我一个人想的、一个人来的。跟谁也没说，谁也不晓得，我想。”

“既然那样，就在这图书馆隐藏一段时间。借阅台的工作别做了。警察想必也跟踪不了你。万一有什么，再躲到高知山里边就是。”

我看着大岛，说道：“如果不遇上你，我想我已经山穷水尽。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又没人帮助。”

大岛微微一笑，把手从我肩上拿开，看那只手。“哪里，那不至于的。即使不遇上我，你也一定能化险为夷。为什么我不明白，但总有这个感觉。你这个人身上有叫人这么想的地方。”之后大岛欠身立起，拿来桌上的另一份报纸。“对了，在那之前一天报上有这么一则报道，不长，但很有意味，就记住了。或许该说是巧合，总之是在离你家相当近的地方发生的。”

他把报纸递给我。

活鱼自天而降！

2 000条沙丁鱼竹鱼落在中野区商业街

29日傍晚6时左右，中野区野方×丁目大约2 000条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居民为之愕然。在附近商业街购物的2名主妇被掉下的鱼打中，面部受轻伤。此外别无损害。当时天空晴朗，几乎无云，亦无风。掉下的鱼大多仍活着，在路面活蹦乱跳……

※　※　※

我看完这则短报道，把报纸还给大岛。关于事件的起因，报道中做了几种推测，但哪一种都缺乏说服力。警方认为有盗窃或恶作剧的可能性，进行了搜查；气象厅说完全没有鱼自天而降的气象性因素；农林水产省新闻发言人时下尚未发表评论。

“在这件事上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大岛问。

我摇头。我完全不明所以。

“你父亲被杀害的第二天在距现场极近的地方有两千条鱼自天而降，这一定属于巧合吧？”

“或许。”

“报纸还报道说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同一天深夜有大量蚂蟥自天而降。降在狭小场所的局部范围，以致发生若干起轻度的汽车相撞事故。蚂蟥像是相当不小。至于为什么有大群蚂蟥下雨一样从天上啪啦啪啦落下，则谁也没个说法。一个几乎无风的晴朗夜晚。对此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

我摇头。

大岛把报纸折起：“如此这般，时下这世上接连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怪事。当然，或许其中没有关联，而仅仅是巧合，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头，有什么牵动了自己的神经。”

“那也可能是metaphor。”

“可能。但是竹鱼沙丁鱼自天而降，究竟是怎样一种metaphor呢？”

我们沉默有顷，试图把长期未能诉诸语言的事情诉诸语言。

“嗳，大岛，父亲几年前对我有过一个预言。”

“预言？”

“这件事还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起过，因为即使如实说了，也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大岛沉默不语。但那沉默给了我以鼓励。

我说：“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近乎诅咒。父亲三番五次反反复复说给我听，简直像用凿子一字一字凿进我的脑袋。”

我深深吸进一口气，再次确认我马上要出口的话语。当然已无须确认，它就在那里，无时不在那里，可是我必须重新测试其重量。

我开口了：“你迟早要用那双手杀死父亲，迟早要同母亲交合，他说。”

一旦说出口去，一旦重新诉诸有形的语言，感觉上我心中随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在这虚拟的空洞中，我的心脏发出旷远的、带有金属韵味的声响。大岛不动声色地久久注视着我的脸。

“你迟早要用你的手杀死父亲，迟早要同母亲交合——你父亲这样说来着？”

我点了几下头。

“这同俄狄浦斯王接受的预言完全相同。这你当然知道的吧？”

我点头！“不仅仅这个，还附带一个。我有个比我大六岁的姐姐，父亲说和这个姐姐迟早也要交合。”

“你父亲是当着你的面说出这个预言的？”

“是的。不过那时我还是小学生，不懂交合的意思。懂得是怎么回事已是几年后的事了。”

大岛不语。

“父亲说，我无论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逃脱这个命运，并说这个预言如定时装置一般深深嵌入我的遗传因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我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

大岛仍在沉默。长久的沉默。他似乎在逐一检验我的话语，力图从中找出某种线索。

他说话了：“你的父亲何苦向你说出这么残忍的预言呢？”

“我不明白。父亲再没解释什么。”我摇头道，“或者想报复抛开自己出走的母亲和姐姐也未可知，想惩罚她俩也不一定——通过我这个存在。”

“纵令那样将使你受到损害。”

我点头：“我之于父亲不过类似一个作品罢了，同雕塑是一回事，损坏也好毁掉也好都是他的自由。”

“如果真是那样，我觉得那是一种相当扭曲的想法。”大岛说。

“跟你说大岛，在我成长的场所，所有东西都是扭曲的，无论什么都是严重变形的。因此，笔直的东西看上去反倒歪歪扭扭。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明白这一点了，但我还是个孩子，此外别无栖身之所。”

大岛说道：“你父亲的作品过去我实际看过几次。是个有才华的优秀雕塑家。锐意创新，遒劲有力，咄咄逼人，无曲意逢迎之处。他出手的东西是真真正正的杰作。”

“或许是那样。不过么，大岛，父亲把提炼出那样的东西之后剩下的渣滓和有毒物撒向四周，甩得到处都是。父亲玷污和损毁他身边每一个人。至于那是不是父亲的本意，我不清楚。或许他不得不那样做，或许他天生就是那么一种人。但不管怎样，我想父亲在这个意义上恐怕都是同特殊的什么捆绑在一起的。我想说的你明白？”

“我想我明白。”大岛说，“那个什么大约是超越善恶界线的东西，称为力量之源怕也未尝不可。”

“而我继承了其一半遗传因子。母亲之所以扔下我出走，未必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大概是想把我作为不吉利源泉所生之物、污秽物、残缺物彻底抛开。”

大岛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若有所思。他眯细眼睛注视我：“不过，会不会存在他不是你真正父亲的可能性呢，从生物学角度而言？”

我摇头道：“几年前在医院做过检查。和父亲一起去的，采血检验遗传因子。我们百分之百毫无疑问是生物学上的父子。我看了检验结果报告。”

“滴水不漏。”

“是父亲想告诉我的，告诉我是他所生的作品，一如署名。”

大岛手指仍按在太阳穴上。

“可实际上你父亲并未言中。毕竟你没有杀害父亲，那时你在高松，是别的什么人在东京杀害你父亲的。是那样的吧？”

我默默摊开双手看着。在漆黑的夜晚沾满不吉利的黑糊糊血污的双手。

“坦率地说，我没有多大自信。”

我向大岛道出了一切。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几小时人事不省，在神社树林中醒来时T恤上黏乎乎地沾满了什么人的血；在神社卫生间把血洗去；此数小时的记忆荡然无存。由于说来话长，当晚住在樱花房间部分省略了。大岛不时提问，确认细节，装入脑海，但没有就此发表意见。

“我压根儿闹不清在哪里沾的血、是谁的血。什么也记不起来。”我说，“不过，这可不是什么metaphor，说不定是我用这双手实际杀死了父亲。有这个感觉。不错，我是没有回东京，如你所说，我一直在高松，千真万确。但是，‘责任始自梦中’，是吧？”

“叶芝的诗。”

我说：“有可能我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通过类似特殊的梦之线路那样的东西前去杀害了父亲。”

“你会那样想的。对你来说，那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真实。但是警察——或者其他什么人——不至于连你的诗歌性责任都加以追究。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不同的场所，这点爱因斯坦已在科学上予以证实，也是法律认可的概念。”

“可我现在不是在这里谈论科学和法律。”

大岛说：“不过么，田村卡夫卡君，你所说的终究只是个假设，而且是相当大胆的超现实意义的假设，听起来简直像科幻小说的梗概。”

“当然不过是假设，这我完全清楚。大概谁都不会相信这种傻里傻气的话。但是，没有对于假设的反证，就没有科学的发展——父亲经常这样说。他像口头禅似的说，假设是大脑的战场。而关于反证眼下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大岛默默不语。

我也想不出该说什么。

“总而言之这就是你远远逃来四国的理由——想从父亲的诅咒中挣脱出来。”大岛说。

我点了下头，指着叠起来的报纸说：“但终究好像未能如愿。”

我觉得最好不要对距离那样的东西期待太多，叫乌鸦的少年说。

“看来你的确需要一个藏身之处。”大岛说，“更多的我也说不好。”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突然间支撑身体都有些困难。我歪倒在旁边坐着的大岛怀里，大岛紧紧搂住我，我把脸贴在他没有隆起的胸部上。

“嗳，大岛，我不想做那样的事，不想杀害父亲，不想同母亲同姐姐交合。”

“那还用说。”说着，大岛用手指梳理我的短发，“那还用说，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即使在梦中？”

“或即使在metaphor中。”大岛说，“抑或在allegory(3)在analogy(4)中。”

“……”

“如果你不介意，今晚我可以留在这里，跟你在一起。”稍顷，大岛说道，“我睡那边的沙发。”

但我谢绝了，我说我想一人独处。

大岛把额前头发撩去后面，略一迟疑说道：“我的确是患有性同一障碍的变态女性，不阴不阳的人，如果你担心这点的话……”

“不是的，”我说，“决不是那样的。只是想今晚一个人慢慢想一想。毕竟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情。只因为这个。”

大岛在便笺上写下电话号码：“如果半夜想跟谁说话，就打这个电话。用不着顾虑，反正我觉浅。”

我道谢接过。

这天夜里，我梦见了幽灵。

(1)　意为“讽刺、反语”。

(2)　意为“隐喻、暗喻”。

(3)　意为“寓言、讽喻”。

(4)　意为“类推、类似、类似关系”。

第22章

早上五点刚过，中田搭乘的卡车驶入神户。街上已经大亮，但仓库门还没开，无法卸货。两人让卡车停在港口附近宽阔的路面上，准备打盹。小伙子把打盹用的椅背放平，蛮惬意地打着鼾声睡了。中田时而被鼾声吵醒，又很快沉入舒坦的睡眠之中。失眠是中田从未体验过的现象之一。

快八点时，小伙子翻身坐起，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嗳，老伯，肚子饿了？”小伙子一边用电动剃须刀对着后视镜剃须一边问。

“那是，中田我有几分饿的感觉。”

“那，到附近找地方吃早饭去！”

从富士川到神户的路上，中田基本上是在车里睡觉。这时间里小伙子没怎么开口，边开车边听深夜广播节目，不时随着广播唱歌。全是中田没有听过的新歌。倒是日语歌，但中田几乎不知歌词说的是什么，只是零零星星听出几个单词。中田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年轻OL(1)给的巧克力和饭团，同小伙子两人分着吃了。

小伙子说是为了提神，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以致没到神户中田便弄得满身烟味儿。

中田拿起帆布包和伞从卡车上下来。

“喂喂，那么重的玩意儿就放在车上好了。很近，吃完就回来。”小伙子说。

“那是，您说的是，可中田我不带在身上心里不踏实。”

“嗬，”小伙子眯缝起眼睛，“也罢。又不是我拿，老伯请便。”

“谢谢。”

“我么，我叫星野，和中日Dragons棒球队的总教练同姓，亲戚关系倒是没有。”

“噢，是星野君。请多关照。我姓中田。”

“知道知道，已经。”

星野像是很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中田小跑一样地尾随其后。两人走进后巷一家小食店，里面挤满了卡车司机和与港口有关的体力劳动者，打领带的一个也没见到。客人活像在补充燃料，神情肃然地闷头吞食早餐。餐具相碰声、店员的报菜名声、NHK(2)电视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在店里响成一片。

小伙子指着墙上贴的食谱道：“老伯，什么都行，随你点！这里么，又便宜又好吃。”

中田应了一声，照他说的看了一会儿墙上的食谱，突然想起自己不认字。

“对不起，星野君，中田我脑袋不好使，不认得字那玩意。”

“嗬，”星野感叹道，“是么，不认字？这在现如今可是奇事一桩了。也罢，我吃烤鱼煎蛋，一样的可以？”

“可以可以，烤鱼煎蛋也是中田我喜欢吃的。”

“那好。”

“鳗鱼也喜欢。”

“唔，鳗鱼我也喜欢。不过，毕竟一大清早，不好来鳗鱼。”

“那是。再说中田我昨晚由姓荻田的那位招待了一顿鳗鱼。”

“那就好。”小伙子说。“烤鱼套餐加煎蛋，两份。一份饭要大碗的！”他向店里的伙计吼道。

“烤鱼套餐、煎蛋，两份，一份大碗饭！”对方高声复述。

“我说，不认字不方便吧？”星野问中田。

“那是，不认字有时很不好办。只要不出东京都中野区，倒还没什么太不方便的，可像现在这样来到中野区以外，中田我就相当烦恼。”

“倒也是，神户离中野区可远着哩。”

“那是。南北都分不清，明白的只剩下左和右。这一来就找不到路了，票也买不到手。”

“可这样子你居然也到了这里。”

“那是。中田我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热情关照，您星野君就是其中一位。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不管怎么说，不认字都够伤脑筋的。我家阿爷脑袋的确糊涂了，但字什么的还认得。”

“那是。中田我脑袋不是一般的不好使。”

“你们家人都这德性？”

“不不，那不是的。大弟弟在叫伊藤忠的那个地方当部长，小弟弟在通产省那个衙门里做事。”

“嘿，”小伙子敬佩起来，“好厉害的知识人嘛！单单老伯你一个够不到水平线。”

“那是。只有中田我中途遭遇事故，脑袋运转不灵了。所以经常受到训斥：不要给弟弟侄子外甥添麻烦！不要到人前抛头露面！”

“倒也是，有你这样的人出现，一般人是会觉得脸面难堪的。”

“中田我复杂的事情固然不太明白，但只要在中野区生活，倒也不至于迷路。得到知事大人的关照，和猫们也处得不错。一个月理一次发，还时不时能吃上一顿鳗鱼。可是由于琼尼·沃克的出现，中野区也待不下去了。”

“琼尼·沃克？”

“是的。穿长筒靴戴黑高帽的人。身穿马甲手提文明棍。收集猫取它们的魂儿。”

“好了好了，”星野说，“长话我听不来。反正你是因为这个那个的离开了中野区。”

“那是。中田我离开了中野区。”

“那，往下去哪里？”

“中田我还不清楚。但到这儿后我明白了一点：要从这里过一座桥。附近有座大桥。”

“就是说要去四国喽？”

“您别见怪，星野君，中田我不大懂地理。过了桥就是四国么？”

“是的。这一带说起大桥，就是去四国的大桥。有三座，一座由神户过淡路岛到德岛，另一座由仓敷山下到坂出，还有一座连接尾道和今治。本来一座就该够用了，但政治家好出风头，一气弄出了三座。”

小伙子把杯里的水滴在胶合板桌面上，用手指画出简单的日本地图，在四国与本州之间架起三座桥。

“这座桥相当大？”中田问。

“啊，大得不得了，不开玩笑。”

“是么。反正中田我想过其中的一座。应该是离得近的这座。往后的事往后再考虑。”

“那就是说，不是前面有熟人什么的。”

“那是。中田我熟人什么的一个都没有。”

“只是想过桥去四国、去那里的哪里看看？”

“是的，正是。”

“那么，哪里究竟是哪里也不知道喽？”

“是的，中田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倒是觉得只要去了那里就会明白的。”

“难办啊！”说着，星野理了理乱发，确认马尾辫还在那里，戴回中日Dragons帽。

不久，烤鱼套餐端来，两人默默吃着。

“喏，煎蛋够味儿吧？”星野说。

“那是，非常可口，和中田我平时在中野区吃的煎蛋大不一样。”

“这是关西煎蛋，和东京弄出来的像座垫一样干巴巴沙拉拉的东西压根儿不同。”

两人继续闷头吃煎蛋，吃盐巴烤竹鱼，喝海贝大酱汤，吃腌芜菁，吃炝菠菜，吃紫菜，把热白饭吃得一粒不剩。中田总是每口咀嚼三十二下，全部吃完花了不少时间。

“肚子饱饱的了？”

“是的，中田我吃得很饱很饱。您怎么样？”

“我也满满的了，不管怎么说。如何，像这样的早饭味又好量又足，觉得很幸福是吧？”

“那是，感到相当幸福。”

“对了，不想拉屎？”

“那是。经您这么一说，中田我也渐渐有了那样的感觉。”

“那就拉好了。那边有厕所。”

“您没关系么？”

“我随后慢慢来。你先去。”

“那是。谢谢！那么中田我先去拉屎。”

“喂喂，别那么大声重复好不好？都给大伙儿听见了。大家还正在吃饭呢！”

“那是。十分抱歉，中田我脑袋不怎么好使。”

“好了，快去快回。”

“顺便刷刷牙也可以的么？”

“可以，牙也刷刷。还有时间，随你干什么。不过么，中田，伞什么的放下可好？无非去一下厕所嘛！”

“那是，伞放下就是。”

中田从厕所回来时，星野已经付了款。

“星野君，中田我钱是带在身上的，早饭这部分由中田我付。”

小伙子摇头道：“算啦，这么点儿钱。我么，可花了我阿爷不少钱，过去胡闹那阵子。”

“那是。可中田我并不是星野君的爷爷。”

“那是我的问题，你别放在心上。别啰嗦个没完，吃就吃得了。”

中田想了想，决定接受小伙子的好意。“十分感谢！那么中田我就领情了。”

“不过是破烂小食店的竹鱼和煎蛋，用不着那么毕恭毕敬道谢。”

“可是星野君，想起来，中田我接连承蒙诸位关照，自从离开中野区以来几乎没有花过钱。”

“那不简单。”星野为之叹服，“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田求小食店的人往自带保温瓶里灌了热茶，很仔细地藏进帆布包。

两人折回停车的地方。

“我说，你去四国的事……”

“那是。”

“到底去四国干什么呢？”

“中田我也不知道。”

“没有目的，就不知道去向。反正是要去四国喽？”

“那是。过一座大桥。”

“就是说，过了桥，很多事就清楚了？”

“那是。应该是的。但在实际过桥之前，中田我什么也不清楚。”

“嗬，”小伙子说，“过桥事关重大？”

“是的，总之过桥是非常重大的事。”

“得得。”星野搔着脑袋道。

小伙子开动卡车，把运来的家具搬入百货商店的仓库。这时间里中田坐在港口附近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消磨时间。

“喂，老伯，不要离开这里。”小伙子说，“那里有厕所，也有饮水点，够你用的了。跑远了会迷路，迷路就回不来了。”

“那是。这里可不是中野区。”

“对对，这里不再是中野区。在这儿老实待着别动。”

“说的是。中田我不离开这里。”

“我么，卸完东西就返回。”

中田言听计从，不离长椅半步。厕所也没去。静静待在一个场所消磨时间对中田来说并不难受，或者不如说是他的一项拿手好戏。

从长椅上可以看见海，而看海已是久违的事了。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去海边游过几次泳。穿着游泳衣，在浅滩上玩水。也曾赶过海。但那时的记忆已经十分依稀，恍若别的世界里发生的事。记忆中那以后再未看过海。

中田在山梨县山中发生那场奇异事故之后返回东京上学，不想知觉和体能虽然恢复了，但记忆全部丧失，读写能力也终究未能挽回。课本不会读，考试也参加不了。既得知识荡然无存，思考抽象事物的能力大幅减退。不过毕业总算毕业了。课上教的内容虽然几乎不能领会，但稀里糊涂地静坐在教室角落还是可以做到的，老师叫干什么就乖乖干什么，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所以老师基本上忘了他的存在，即所谓是“客人”而不是“包袱”。

遭遇奇异“事故”之前自己是优等生这一事实也很快被人忘光了，学校里的所有活动都把中田刨除在外，朋友也交不上。但中田对这些不以为意，莫如说正因为不被任何人理睬才得以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天地里。学校活动中他最为入迷的，是照料学校饲养的小动物（兔、山羊）、修剪花坛和打扫教室。他总是笑眯眯不知厌倦地埋头做这些事。

不但学校，在家里也几乎没人记得他的存在。得知长子不能认字不能正常继续学业之后，热心于子女教育的父母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聪明伶俐的弟弟们身上，对中田几乎不理不睬。由于很难上区立初中，小学一毕业中田就被寄养到长野亲戚家中。是母亲的娘家。他在那里上一所农业实习学校，不识字让他上课时吃了不少苦，但农耕实习作业正合中田心意。如果校内挨打受气不那么难以忍受，中田想必会走上务农道路。但同学动不动就把城里来的中田打一顿。受伤实在太厉害了（一只耳垂就是那时被打飞的），外祖父母决定不再送他上学，一边让他帮做家务一边把他养在家里。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外祖父母很疼爱他。

能和猫说话也是那时候的事。家里养了几只猫，猫们成了中田要好的朋友。最初只能沟通片言只语，但中田像学外语那样执著地提高这项能力，不久就能和猫交谈较长时间了。他一有工夫就坐在檐廊里同猫们说话，猫们告诉给他关于自然和人世的种种现象。说实话，关于世界构成方面的基础知识几乎都是从猫那里学来的。

十五岁，他开始在附近一家家具公司做木工活儿。虽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个制作传统工艺家具的作坊。他在那里制作的桌椅箱柜被卖往东京。对木工活儿中田也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原本就手巧，对细小费工的部位从不马虎，不多说话，不发牢骚，只管闷头干活，很得雇主的喜欢和关爱。看图和计算固然不擅长，但此外无论干什么都得心应手。作业程序一旦进入脑内，他便永不厌倦地周而复始。做完两年见习工，升为正式木匠。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十过后。他既未遭遇事故，又未生病。不喝酒，不吸烟，不熬夜，不暴食，也不看电视，听广播只限于早上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只是日复一日做家具做个不止。那期间外祖父母亡故，父母亡故。周围人对中田自是怀有好意，但中田没能交上特别要好的朋友，说无奈也是无奈，一般人和中田交谈不到十分钟话题就没有了。

对这样的日子中田没有感到寂寞和不幸。性欲丝毫感觉不到，也不曾有过想和谁一起生活的感情。他知道自己天生就跟其他人不一样，落在地面的身影比周围人淡薄这点他也意识到了（别人谁也没意识到）。能和他心心相印的惟有猫。休息日他去附近的公园，终日坐在长椅上和猫说话。说来奇怪，跟猫们说话时话题总是源源不断。

中田五十二岁时家具公司的经理去世，木工厂随之关闭。色调沉闷的老式家具不如以前好卖了，工匠们老龄化，年轻人不再对这种传统手工活儿感兴趣。木工厂以前位于原野的正中央，后来周围成了住宅区，居民们接二连三地投诉作业噪音和烧木屑冒出的烟。经营者的儿子在市内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自然无意继承家具公司，父亲一去世马上关闭了木工厂，卖给不动产商。不动产商拆了工厂平了地皮卖给公寓建筑商，公寓建筑商在那里建了六层高的公寓，公寓开盘当天即全部卖出。

这么着，中田失去了工作。由于公司负债，退职金只给了一点点。那以后再没找到工作，不会读不会写、除了制作传统家具外别无专门技能的五十多岁男子基本上无望重新就业。

中田在木工厂一天假也没请地默默干了三十七年，因此在当地邮局多少有点儿积蓄。由于中田平日几乎不花钱，那笔积蓄应该可以让他没工作也能轻松打发余生。中田有个身为市政府职员的关系要好的表弟，他为不能读写的表兄管理那笔存款。不料这位表弟心地虽好，脑筋却有点儿不够用，在恶劣掮客的唆使下盲目投资滑雪场附近的一家度假山庄，弄得负债累累，几乎在中田失去工作的同时全家踪影皆无，大概是高利贷方面的暴力团伙催逼所致。无人知晓其下落，是生是死也不知道。

中田请熟人陪着去邮局查看账户存款额，结果账面上仅剩区区几万日元，就连前不久打入的退职金也包括在已被提走的存款中了。只能说中田命途多舛。失去了工作，又落得一文不名。亲戚们都同情他，但因这表弟之故，他们都多少吃了亏，或被拐了钱，或成了连带担保人，因此他们也没有为中田做点什么的余地。

结果，东京的大弟弟接管了中田，暂且照料他的生活。弟弟在中野区拥有和经营着一栋单身者用的小公寓（作为父母遗产继承下来的），他在那里为中田提供了一个单间。他管理着父母作为遗产留给中田的现金（尽管数额不多），此外还设法让东京都发给了智能障碍者补贴金。弟弟的“照料”也就这么多了。中田读写诚然不能，但日常生活基本能自理，因此只要给住处和生活费，其他也无须别人照料。

弟弟们几乎不和中田接触，见面也只有最初几次。中田和弟弟们已分开三十多年，加之各自生活环境迥然不同，已经没有作为骨肉至亲的亲切感了，纵使有，弟弟们也都忙于维持自家生计，无暇顾及智能上有障碍的兄长。

但即使被至亲冷眼相待，中田心里也不甚难过，一来已经习惯一人独处，二来若有人搭理或热情相待，他反倒会心情紧张。对于一生积蓄被表弟挥霍一空他都没有生气，当然事情糟糕这点他是理解的，但并未怎么失望。度假山庄是怎样一个劳什子，“投资”又意味什么，中田无法理解，如此说来，就连“借款”这一行为的含义都稀里糊涂。中田生活在极其有限的语汇中。

作为款额能有实感的至多五千日元。再往上数，十万也罢一百万也罢一千万也罢全都彼此彼此，即那是“很多钱”。虽说有存款，也并未亲眼见到，无非听到现在有多少多少存款的数字而已。总之不外乎抽象概念。所以就算人家说现已消失不见了，他也上不来把什么搞不见了的切实感受。

如此这般，中田住进弟弟提供的宿舍，接受政府补贴，使用特别通行证乘坐都营公共汽车，在附近公园同猫聊天，一天天的日子过得心平气和。中野区那一角成了他的新世界，一如猫狗圈定自己的自由活动范围一样，没有极特殊的事他从不偏离那里，只要在那里他就能安心度日。没有不满，没有愠怒，不觉得孤独，不忧虑将来，不感到不便，只是悠然自得地细细品味轮番而来的朝朝暮暮。如此生活持续了十余年。

直到琼尼·沃克出现。

中田很多年月没看海了。长野县和中野区都没有海。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很长期间失去了海。如此说来，甚至想都没想过海。为了确认这一点，他一连几次朝自己点头，随后摘下帽子，用手心抚摸剪短的头发，又戴上帽子，凝望海面。关于海中田所了解的，一是广阔无边，二是有鱼居住，三是水是咸的。

中田背靠长椅，嗅着海面上吹来的风的气味，看着海鸥在空中飞翔的身姿，望着远处停泊的轮船。百看不厌。时有雪白雪白的海鸥飞临公园，落在初夏翠绿的草坪上，那颜色搭配甚是鲜丽。中田试着向草坪上走动的海鸥打声招呼，但海鸥只是以清澈的眼睛瞥了这边一眼，并不应答。猫没有出现，来这公园的动物惟独海鸥和麻雀。从保温瓶里倒茶喝时，啪啦啪啦下起雨来，中田撑开了小心带在身边的伞。

快十二点星野回来时，雨已经停了。中田收起伞坐在长椅上，仍以同一姿势看海。星野大概把卡车停在什么地方了，是搭出租车来的。

“啊，抱歉。来晚了来晚了。”说着，小伙子把人造革宽底旅行包从肩头放下，“本该早些完工，不料这个那个啰嗦事不少。商店交货这玩意儿，去哪里都有一两个鸡蛋里挑骨头的家伙。”

“中田我没有关系，一直坐在这儿看海来着。”

星野“唔”一声朝中田看的那里扫了一眼：只有破败荒凉的防波堤和腻糊糊的海水。

“中田我好长时间没看过海了。”

“是么！”

“最后看海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中田我那时去江之岛那个海岸来着。”

“那可是老皇历了。”

“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江之岛海岸到处是美国兵。”

“说谎吧？”

“不，不是说谎。”

“算了吧，”星野说，“日本哪里给美国占领过！”

“复杂事情中田我理解不了。不过美国有叫B29的飞机来着，往东京城里扔了很多炸弹。中田我因此去了山梨县，在那里得了病。”

“嗬。也罢也罢，长话我听不来。反正得动身了，时间耽误得比预料的多，再转悠转悠天就黑了。”

“我们往哪里去呢？”

“四国啊。过桥。你不是要去四国吗？”

“那是。可您的工作……”

“没关系的，工作那玩意儿要干总有办法。这些日子正正经经的干过头了，正想放松一下歇口气。我么，其实也没去过四国，去看一次也不坏。再说你不认字，买票什么的有我在不也省事？还是说我跟着嫌麻烦？”

“哪里，中田我一点儿也不麻烦。”

“那，就这么定了。巴士时间也查好了。这就一块儿去四国！”

(1)　日式英语Office Lady之略，女办事员，女职员。

(2)　日本广播协会。日文罗马拼音Nippon Hoso Kyokai之略。

第23章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幽灵。

我不知道“幽灵”这一称呼是否正确，但至少那不是活着的实体，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这点一眼即可看出。

我被什么动静突然惊醒，看见那个少女的身影。尽管时值深夜，但房间里亮得出奇。是月光从窗口泻入。睡前本应拉合的窗帘此时豁然大开，月光中她呈现为轮廓清晰的剪影，镀了一层骨骸般荧白的光。

她大约和我同龄，十五或十六岁。肯定十六。十五与十六之间有明显差别。她身材小巧玲珑，姿态优雅，全然不给人以弱不禁风的印象。秀发笔直泻下，发长及肩，前发垂在额头。身上一条连衣裙，淡蓝色的，裙摆散开。裙子不长也不短，没穿袜子没穿鞋。袖口扣得整整齐齐。领口又圆又大，衬托出形状娇美的脖颈。

她在桌前支颐坐着，目视墙壁，正在沉思什么，但不像在思考复杂问题。相对说来，倒像沉浸在不很遥远的往事的温馨回忆中，嘴角时而漾出微乎其微的笑意。但由于月光阴影的关系，从我这边无法读取其微妙的表情。我佯装安睡，心里拿定主意：不管她做什么都不打扰。我屏住呼吸，不出动静。

我知道这少女是“幽灵”。首先她过于完美，美的不只是容貌本身，整个形体都比现实物完美得多，俨然从某人的梦境中直接走出的少女。那种纯粹的美唤起我心中类似悲哀的感情。那是十分自然的感情，同时又是不应发生在普通场所的感情。

我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与此同时，她继续支颐凝坐，姿势几乎不变，只有下颚在手心里稍稍移一下位置，头的角度随之略略有所变化。房间里的动作仅此而已。窗外，紧挨窗旁有一株很大的山茱萸在月华中闪着恬静的光。风已止息，无任何声响传来耳畔，感觉上好像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死去。我死了，同少女一起沉入深深的火山口湖底。

少女陡然停止支颐，双手置于膝头。又小又白的膝并拢在裙摆那里。她似乎蓦地想起什么，不再盯视墙壁，改变身体朝向，把视线对着我，手举在额头上触摸垂落的前发。那少女味儿十足的纤细的手指像要触发记忆似的留在额前不动。她在看我。我的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并没有被人注视的感觉。大概少女看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什么。

我们两人沉入的火山口湖底，一切阒无声息。火山的活动已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孤独如柔软的泥堆积在那里。穿过水层的隐约光亮，犹如远古记忆的残片白荧荧地洒向四周。深深的水底觅不到生命的迹象。她究竟看了我——或我所在的位置——多长时间呢？我发觉时间的规律已然失去。在那里，时间会按照心的需要而延长或沉积。但不一会儿，少女毫无征兆地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门没开。然而她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门外。

其后我仍静止在被窝中，只是微微睁眼，身体纹丝不动。她没准还回来，我想。但愿她回来。不料怎么等少女也没返回。我抬起脸，看一眼枕边闹钟的夜光针：3时25分。我翻身下床，用手去摸少女坐过的椅子，没有体温留下。又往桌上看，看有没有一根头发落在那里，然而一无所见。我坐在那椅子上，用手心搓几下脸颊，喟叹一声。

我未能睡下去。调暗房间，钻进被窝，但偏偏睡不着。我意识到自己是被那谜一般的少女异常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最初感觉到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东西的强有力的什么在自己心中萌生、扎根、茁壮成长。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感觉。被囚禁在肋骨牢狱中的火热心脏则不理会我的意愿，兀自收缩、扩张，扩张、收缩。

我再次开灯，坐在床上迎接早晨。看不成书，听不成音乐，什么也干不成，只能起身静等早晨来临。天空泛白之后，总算多少睡了一会儿。睡的时候我似乎哭了，醒来时枕头又凉又湿，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流的泪。

时过九点，大岛随着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赶来，我们两人做开门准备。准备完毕，我为大岛做咖啡。大岛教给我咖啡的做法：用研磨机研碎咖啡豆，用特殊的细嘴壶把水烧开，让水稍微沉静一会儿，再用过滤纸慢慢花时间把咖啡滤出。咖啡做好后，大岛往里面象征性地加一点点糖，不放牛奶。他强调说这是最好的咖啡喝法。我则泡嘉顿红茶喝。大岛穿一件有光泽的茶褐色半袖衫，一条白麻布长裤，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手帕擦了擦眼镜，再次看我的脸。

“好像没睡足似的。”他说。

“我有事相求。”

“但请开口。”

“想听《海边的卡夫卡》。能搞到唱片？”

“CD不行？”

“可能的话还是唱片好。想听原来的声音。那么一来，就需要能听唱片的装置……”

大岛把指头放在太阳穴上思考。“那么说来，仓库里好像有个旧音响装置。能不能动倒没把握。”

仓库是面对停车场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采光的高窗。里边乱七八糟地堆着各个年代因各种原因放进来的什物：家具、餐具、杂志、绘画……既有多少有些价值的，又有毫无价值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此类更多）。“应该有人把这里拾掇一下才是，可是很难有那么有勇气的人。”大岛以忧郁的声音说。

在这俨然时间拘留所的房间中，我们找出一个山水牌老式立体声组合音响。机器本身虽甚为结实，但还是最新型那会儿至少过去了二十五年，白色的灰尘薄薄地落了一层。扬声机、自动唱机、书架式音箱。与机器一起还找出了一摞旧密纹唱片：甲壳虫、滚石、沙滩男孩、西蒙与加丰凯尔、斯蒂芬·旺达……全是六十年代流行的音乐，有三十几张。我把唱片从封套里取出看了看，看样子听得很细心，几乎没有损伤，也没发霉。

仓库里吉他也有，弦基本完好。名称没有见过的旧杂志堆得很高。还有颇有年头的网球拍，仿佛为时不远的过去的遗迹。

“唱片啦吉他啦网球拍啦，估计是佐伯那个男朋友的。”大岛说，“上次也说过，他在这座建筑物里生活来着，看样子他那时的东西都集中起来放进了这里。音响装置的年代倒像是多少新一点儿。”

我们把音响和一摞唱片搬去我的房间，拍去灰，插上插头，唱机接在扬声机上，按下电源开关。扬声机的指示灯放出绿光，唱盘开始顺利旋转。显示旋转精度的频闪闪光灯迟疑片刻，随即下定决心似的稳住不动。我确认针头带有较为地道的唱针后，将甲壳虫《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那红色塑料唱片放上唱机，久违了的吉他序曲从音箱中流淌出来。音质意外清晰。

“我们的国家固然有多得数不清的问题，但至少应对工业技术表示敬意。”大岛感叹道，“那么长时间闲置不用，却仍有这么考究的声音出来。”

我们倾听了好一会儿《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我觉得是和我以前用CD听的《佩珀军士》不同的音乐。

大岛说：“这样，音响装置就算找到了，但找到《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恐怕有点儿难度，毕竟如今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了。问一下我母亲好了，她或许有，即使没有也可能晓得谁有。”

我点头。

大岛像提醒学生注意的老师一样在我面前竖起食指：“只有一点——以前我想也说过了——佐伯在这里的时候此曲绝对放不得，无论如何！听明白了？”

我点头。

“活活像是电影《卡萨布兰卡》。”说着，大岛哼出《像时光一样流逝》的开头。“这支曲万万不可演奏。”

“嗳，大岛，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一咬牙问道，“可有个在这里出入的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这里？是指图书馆？”

我点头。大岛约略歪头，就此想了想，说：“至少据我所知，这地方没有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一个也没有。”他就像从窗外窥视里面的房间似的定定地注视我的脸：“怎么又问起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来？”

“因为近来我好像看到了。”我说。

“近来？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你在这地方看见了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是的。”

“什么样的女孩儿？”

我有点儿脸热：“很普通的女孩子嘛。长发披肩，身穿蓝色连衣裙。”

“可漂亮？”

我点头。

“有可能是你的欲望产生的瞬间幻影。”说着，大岛好看地一笑，“世上有形形色色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再说，作为你这样年龄的健康的异性恋者，这种事或许更不算什么反常。”

我想起在山中被大岛看过裸体，脸愈发热了起来。

中午休息时，大岛把装在四方形信封里的《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悄悄递到我手里。

“母亲果然有，而且同样的竟有五张。真是个能保存东西的人，总是舍不得扔。蛮伤脑筋的习惯，不过这种时候的确帮了忙。”

“谢谢！”

我回到房间，从信封里取出唱片。唱片新得出奇，想必藏在什么地方一次也没用过。我先看封套上的照片，照的是十九岁时的佐伯。她坐在录音室的钢琴前看着照相机镜头，臂肘拄在琴谱上，手托下巴，微微歪着脑袋，脸上浮现出不无腼腆而又浑然天成的微笑。闭合的嘴唇开心地横向拉开，嘴角漾出迷人的小皱纹。看样子完全没化妆。头发用塑料发卡拢住，以防前发挡住额头。右耳从头发中探出半个左右。一身款式舒缓的较短的素色连衣裙，淡蓝色。左腕戴一个细细的银色手镯，这是身上惟一的饰物。光着好看的脚，一双漂亮的拖鞋脱在琴椅脚下。

她仿佛在象征什么，所象征的大概是某一段时光、某一个场所，还可能是某种心境。她像是那种幸福的邂逅所酿出的精灵。永远不会受伤害的天真纯洁的情思如春天的孢子飘浮在她的周围。时间在照片中戛然而止。一九六九年——我远未出生时的风景。

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知晓昨晚来这房间的少女是佐伯。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我不过想证实一下罢了。

照片上的佐伯十九岁，脸形比十五岁时多少成熟些，带有大人味儿，脸庞的轮廓——勉强比较的话——或许有了一点点棱角，那种类似些微不安的阴翳或许已从中消遁。不过大致说来，十九岁的她同十五岁时大同小异，那上面的微笑同昨晚我目睹的少女微笑毫无二致，支颐的方式和歪头的角度也一模一样。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脸形和气质也由现在的佐伯原封不动承袭下来。我可以从现在的佐伯的表情和举止中直接找出十九岁的她和十五岁的她。端庄的容貌、超尘脱俗的精灵气韵至今仍在那里，甚至体形都几无改变。我为此感到欣喜。

尽管如此，唱片封套照片中仍鲜明地记录着人到中年的现在的佐伯所失去的风姿。它类似一种力度的飞溅。它并不自鸣得意光彩夺目，而是不含杂质的自然而然的倾诉，如岩缝中悄然涌出的清水一样纯净透明，径直流进每个人的心田。那力度化为特殊的光闪，从坐在钢琴前的十九岁佐伯的全身各处熠熠四溢。只要一看她嘴角漾出的微笑，便可以将一颗幸福之心所留下的美丽轨迹描摹下来，一如将萤火虫在夜色中曳出的弧光驻留在眼底。

我手拿封套照片在床沿上坐了许久。也没思考什么，只是任凭时间流逝。之后睁开眼睛，去窗边将外面的空气吸入肺腑。风带有海潮味儿。从松树林穿过的风。我昨晚在这房间见到的，无疑是十五岁时的佐伯形象。真实的佐伯当然活着，作为年过五十的女性在这现实世界中过着现实生活，此刻她也应该在二楼房间里伏案工作，只要出这房间登上二楼，就能实际见到她，能同她说话。尽管这样，我在这里见到的仍是她的“幽灵”。大岛说，人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地方。但在某种情况下那也是能够发生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人可以成为活着的幽灵。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我为那“幽灵”所吸引。我不是为此刻在那里的佐伯、而是为此刻不在那里的十五岁佐伯所吸引，而且非常强烈，强烈得无可言喻。无论如何这是现实中的事。那少女也许不是现实存在，但在我胸中剧烈跳动的则是我现实的心脏，一如那天夜晚沾在我胸口的血是现实的血。

临近闭馆时，佐伯从楼上下来。她的高跟鞋在楼梯悬空部位发出一如往常的回声。一看见她的面容，我全身骤然绷紧，心跳声随即涌上耳端。我可以在佐伯身上觅出那个十五岁少女的姿影。少女如同冬眠的小动物在佐伯体内一个小凹窝里静悄悄地酣睡。我能够看见。

佐伯问了我什么，但我没能回答，连问话的含义都没能把握。她的话诚然进入了我的耳朵，振动鼓膜，声波传入大脑，被置换成语言，可是语言与含义连接不上。我慌慌张张面红耳赤，胡乱说了一句。于是大岛替我回答，我随着点头。佐伯微微一笑，向我和大岛告别回去。停车场传来她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声音渐渐远离，不久消失。大岛留下来帮我闭馆。

“你莫非恋着谁不成？”大岛说，“神思恍恍惚惚的。”

我不知如何回答，默不作声。稍后我问道：“嗳，大岛，也许我问得奇怪——人有时会一边活着一边成为幽灵？”

大岛停下收拾台面的手，看着我。

“问得很有意思。不过，你问的是文学上的亦即隐喻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精神状况的问题呢，还是非常实际性的问题呢？”

“应该是实际意义上的。”

“就是说把幽灵假定为实际性存在，是吧？”

“是的。”

大岛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又戴上。

“那被称为‘活灵’。外国我不知道，日本则是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例如《源氏物语》就充满了活灵。平安时代(1)、至少在平安时代的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人在某种场合是可以生而化灵在空间游移并实现自己心愿的。读过《源氏物语》？”

我摇头。

“这图书馆里有几种现代语译本，不妨读读。例如光源氏的情人六条御息所强烈地嫉妒正室葵上，在这种妒意的折磨下化为恶灵附在她身上每夜偷袭葵上的寝宫，终于把葵上折腾死了。葵上怀了源氏之子，是这条消息启动了六条御息所嫉恨的开关。光源氏招集僧侣，企图通过祈祷驱除恶灵，但由于那嫉恨过于强烈，任凭什么手段都阻止不了。

“不过这个情节中最有意味的是六条御息所丝毫没有察觉自身化为活灵。噩梦醒来，发现长长的黑发上沾有从未闻过的焚香味儿，她全然不知所措。那是为葵上祈祷时所焚之香的气味儿。她在自己也浑然不觉的时间里跨越空间钻过深层意识隧道去了葵上寝宫。这是《源氏物语》中最令人惧怵的场面之一。六条御息所后来得知那是自己的无意所为，遂出于对自己深重业障的恐惧而断发出家了。

“所谓怪异的世界，乃是我们本身的心的黑暗。十九世纪出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我们的深层意识投以分析之光。而在此之前，那两个黑暗的相关性对于人们乃是无须一一思考不言而喻的事实，甚至隐喻都不是。若再上溯，甚至相关性都不是。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世界大部分笼罩在不折不扣的漆黑之中，其外部的物理性黑暗与内部灵魂的黑暗浑融一体，亲密无间，就是这样——”说着，大岛把两只手紧紧贴在一起，“在紫式部(2)生活的时代，所谓活灵既是怪异现象，同时又是切近的极其自然的心的状态。将那两种黑暗分开考虑在当时的人们来说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不再是那个样子了。外部世界的黑暗固然彻底消失，而心的黑暗却几乎原封不动地剩留了下来。我们称为自我或意识的东西如冰山一样，其大部分仍沉在黑暗领域，这种乖离有时会在我们身上制造出深刻的矛盾和混乱。”

“你山上那座小屋周围是有真正黑暗的哟！”

“是的，你说得对，那里仍有真正的黑暗。我有时专门去那里看黑暗。”

“人变成活灵的契机或起因经常在于那种阴暗感情？”我问。

“没有足以导致这种结论的根据。不过，在才疏学浅的我所了解的范围内，那样的活灵几乎全部来自阴暗感情。人怀有的剧烈感情，一般都是个人性质的、阴暗的。而且活灵那东西是从剧烈的感情中自然产生的。遗憾的是还不存在人为了实现人类和平和贯彻逻辑性而化为活灵的例子。”

“那么，为了爱呢？”

大岛坐在椅子上沉思。

“问题很难，我回答不好。我只能说从未见过那样具体的例子。比如《雨月物语》中‘菊花之约’的故事，读过？”

“没有。”我说。

“《雨月物语》是上田秋成(3)在江户后期写的作品，但背景设定在战国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上田秋成是个retrospective(4)或者说有怀古情绪的人。

“两个武士成了朋友，结为兄弟。这对武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结为兄弟即意味着生死与共，为对方不惜付出性命，这才成其为结义兄弟。

“两人住的地方相距遥远，各事其主，一个说菊花开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都将前去拜访，另一个说那么我就好好等着你。不料说定去拜访朋友的武士卷入了藩内纠纷，沦为禁锢之身，不许外出，不许寄信。不久夏天过去，秋意渐深，到了菊花开的时节。照此下去，势必无法履行同朋友的约定，而对武士来说，约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信义重于生命，那个武士剖腹自杀，变成鬼魂跑了一千里赶到朋友家，同朋友在菊花前开怀畅谈，之后从地面上消失。文笔非常优美。”

“可是，为了变灵他必须死掉。”

“是那么回事。”大岛说，“看来人无论如何是不能为了信义和友情而变成活灵的。只有一死。人要为信义、亲情和友情舍掉性命才能成灵，而能使活而为灵成为可能的，据我所知，仍然是邪恶之心、阴暗之念。”

我就此思索。

“不过，也可能如你所说，有为了积极的爱而变成活灵的例子，毕竟我没有很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未必不能发生。”大岛说，“爱即重新构筑世界，这上面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嗳，大岛，”我问，“你恋爱过？”

他以怪异的眼神盯住我的脸：“喂喂，你把人家看成什么了。我既非海盘车又非花椒树，是活生生的人嘛！恋爱什么的当然有过。”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红着脸说。

“知道知道。”说罢，他亲切地一笑。

大岛回去后，我折回房间，打开音响，把《海边的卡夫卡》放上转盘，转速调在45，放下唱针，边看歌词卡边听着。

《海边的卡夫卡》

你在世界边缘的时候

我在死去的火山口

站在门后边的

是失去文字的话语

睡着时月光照在门后

空中掉下小鱼

窗外的士兵们

把一颗心绷紧

（副歌）

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

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

当心扉关闭的时候

无处可去的斯芬克司

把身影化为利剑

刺穿你的梦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唱片我反复听了三遍。脑海里最先浮起的是一个疑问：为什么附有如此歌词的唱片会火爆爆地卖出一百万张呢？其中使用的词语纵使不算晦涩也是相当具有象征性的，甚至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至少不是大多数人能马上记住随口哼出的。但反复听着，那歌词开始多少带有亲切的意味了，每一个字眼都在我心中找到位置安居其中。不可思议的感觉。超越含义的意象如剪纸一样立起，开始独自行走，一如梦深之时。

首先是旋律出色，一气流注，优美动听，却又决不入于俗流。而且佐伯的嗓音同旋律浑然融为一体，虽然作为职业歌手音量有所不足，技巧有所欠缺，但其音质如淋湿庭园飞石的春雨，温情脉脉地刷洗着我们的意识。想必她自己弹着钢琴伴奏，边弹边唱，后来才加进少量弦乐器和高音双簧管。估计也有预算方面的原因，在当时也算是相当简朴的编曲，但没有多余物这点反而产生了新颖的效果。

其次，副歌部分用了两个奇异的和弦。其他和音全都平庸无奇，惟独这两个出奇制胜令人耳目一新。至于和弦是如何构成的，乍听之下还不明白，然而最初入耳那一瞬间我就深感惶惑，甚至有被出卖的感觉。旋律中拔地而起的异质性摇撼我的身心，令我惴惴不安，就好像从空隙吹来的冷风猝不及防地涌入领口。但副歌结束之后，最初那悠扬的旋律重新归来，将我们领回原来的和美友爱的世界，不再有空隙风吹入。稍顷，歌唱结束，钢琴叩响最后一音，弦乐器静静地维持着和弦，高音双簧管留下袅袅余韵关闭旋律。

听着听着，我开始理解——尽管是粗线条的——《海边的卡夫卡》会有那么多人陶醉的缘由。那里存在的，是天赋才华和无欲心灵坦诚而温柔的砌合。那是天衣无缝的砌合，即使以“奇迹”称之亦不为过。住在地方城市的十九岁腼腆女孩写下思念远方恋人的歌词，面对钢琴配上旋律，随即直抒胸臆。她不是为了唱给别人听，而是为自己创作的，为的是多少温暖自己的心。这种无心之心轻轻地、然而有力地叩击着人们的心弦。

我用电冰箱里的东西简单吃了晚饭，然后再一次把《海边的卡夫卡》放上唱盘。我在沙发中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十九岁的佐伯在录音室边弹钢琴边唱的情景，遐想她怀抱着的温馨情思，以及那情思由于无谓的暴力而意外中断……

唱片转完，唱针提起，落回原处。

佐伯大概是在这个房间中写的《海边的卡夫卡》歌词。翻来覆去听唱片的时间里，我渐渐对此坚信不疑了。而且海边的卡夫卡就是墙上油画中的少年。我坐到椅子上，像她昨晚那样肘拄桌面手托下巴，视线以同一角度投向墙壁。我的视线前面有油画，这应该没错。佐伯是在这房间里边看画边想少年写下《海边的卡夫卡》这首诗的。或许，是在子夜这一最深邃的时刻。

我站在墙前，从最近处再一次细看那幅画。少年目视远方，眼里饱含着谜一样的纵深感。他所注视的天空一角飘浮着几片轮廓清晰的云，最大一片的形状未尝不可看作蹲着的斯芬克司。斯芬克斯——我追溯记忆——应该是青年俄狄浦斯战胜的对手。俄狄浦斯被施以谜语，而他解开了。怪物得知自己招术失灵，遂跳下悬崖自杀。俄狄浦斯因这一功劳而得到底比斯的王位，同王妃即其生母交合。

而卡夫卡这个名字——我推测佐伯是将画中少年身上漾出的无可破译的孤独作为同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有联系之物而加以把握的。惟其如此，她才将少年称为“海边的卡夫卡”，一个彷徨在扑朔迷离的海边的孤零零的魂灵。想必这就是卡夫卡一词的寓意所在。

不仅仅是卡夫卡这个名字和斯芬克司的部分，从歌词的其他几行也可以觅出同我所置身的状况的砌合。“空中掉下小鱼”同中野区商业街有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正相吻合；“把身影化为利剑/刺穿你的梦”似乎意味着父亲被人用刀刺杀。我把歌词一行行抄写下来，念了好几遍。费解部分用铅笔划出底线。但归根结底，一切都太过于具有暗示性，我如坠五里云雾。

“站在门后边的/是失去文字的话语”

“溺水少女的手指/探摸入口的石头”

“窗外的士兵们/把一颗心绷紧”

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看上去相符的不过是故弄玄虚的巧合？我在窗边打量着外面的庭园。淡淡的暮色开始降临。我坐在阅览室沙发上，翻开谷崎(5)译的《源氏物语》。十点上床躺下，熄掉床头灯，闭上眼睛，等待着十五岁的佐伯返回这个房间。

(1)　日本平安朝时期，794—1192年。

(2)　日本江户后期的作家、诗人、学者（1734—1809）。

(3)　日本江户后期的作家、诗人、学者（1734—1809）。

(4)　意为“怀旧趣味、怀古、追溯的”。

(5)　即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现代作家，著有小说《春琴抄》、《细雪》等，曾将《源氏物语》译为现代日语。

第24章

从神户开出的大巴停在德岛站前的时候，已是晚间八点多钟了。

“好了，四国到了，中田！”

“那是，桥非常漂亮。中田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桥。”

两人走下大巴，坐在站前长椅上，半看不看地看了一会儿周围景致。

“那么，往下去哪里干什么呢，没有神谕什么的？”星野问。

“没有。中田我还是什么都不清楚。”

“难办喽。”

中田像考虑什么似的手心在脑袋上摩挲好一阵子。

“星野君，”

“什么？”

“十分抱歉，中田我想睡一觉，困得不得了，在这儿就好像能直接睡过去。”

“等等，”星野慌忙说，“睡在这里，作为我也很麻烦。马上找住的地方，先忍一忍。”

“好的，中田我先忍着不睡。”

“呃，饭怎么办？”

“饭不急，只想睡觉。”

星野急忙查旅游指南，找出一家带早餐又不很贵的旅馆，打电话问有无空房间。旅馆离车站有一小段距离，两人搭出租车赶去。一进房间就让女服务员铺了被褥。中田没洗澡，脱衣服钻进被窝，下一瞬间就响起入睡时均匀的呼吸声。

“中田我估计要睡很久，您不必介意，只是睡而已。”睡前中田说道。

“啊，我不打扰，放心睡好了。”星野对转眼睡了过去的中田说。

星野慢慢泡了个澡，泡罢一个人上街，随便逛一会儿对周围大体有了印象之后，走进正好看到的寿司店，要了一瓶啤酒，边喝边吃。他不是很能喝酒，一中瓶啤酒就喝得舒舒服服了，脸颊也红了。然后进入扒金库游戏厅，花三千日元玩了一个小时左右，玩的时候一直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好几个人好奇地看他的脸。星野心想，在这德岛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招摇过市的恐怕只有自己一个。

返回旅馆，见中田仍以刚才那个姿势酣睡未醒。房间里亮着灯，但看样子对他的睡觉毫无影响，星野思忖此人真够无忧无虑的了。他摘下帽子，脱去夏威夷衫，拉掉牛仔裤，只穿内衣钻进被窝，熄了灯。不料也许是换了地方心情亢奋的关系，一时很难入睡。啧啧，早知如此，索性去不三不四的地方在女孩身上来上一发就好了。但在黑暗中听着中田均匀安稳的呼吸声的时间里，他开始觉得怀有性欲似乎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行为，为自己产生后悔没去那种地方的念头而感到羞愧，至于何以如此他自己也不大清楚。

睡不着，他便眼望房间昏暗的天花板。望着望着，他对自己这个存在——对同这个来历不明的奇妙老人一起住在德岛这家便宜旅馆的自己渐渐没了信心。今晚按理该在开车回东京的路上，此时大概在名古屋一带行驶。他不讨厌工作，而且东京也有打电话即可跑来的女友，然而他把货交给百货商店之后竟心血来潮地同工作伙伴取得联系，求对方替自己把车开回东京，又给公司打电话，强行请了三天假，直接同中田来到四国，小旅行袋里只装有替换衣服和洗漱用具。

说起来，星野所以对中田发生兴趣，无非是因为他的相貌和讲话方式像死去的阿爷。但接触不久，像阿爷的印象渐渐淡薄，而开始对中田这个人本身有了好奇心。中田的讲话方式相当与众不同，而内容的与众不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那种与众不同的方式里总好像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他想知道中田这个人往下去哪里，做什么。

星野生在农家，五个全是男孩，他是老三。初中毕业前还比较地道，到上工业高中后开始结交不良朋友，一再胡作非为，警察也招惹了几次。毕业总算毕业了，但毕业后也没有正经工作，和女人之间啰嗦不断，只好进了自卫队。本想开坦克，但在资格考试中被刷了下去，在自卫队期间主要驾驶大型运输车辆。三年后离开自卫队，在运输公司找到事做，那以来六年时间一直在开长途卡车。

开大卡车很合他的脾性。原本就喜欢跟机械打交道，坐在高高的驾驶席上手握方向盘，感觉上就好像一城之主。当然工作是够辛苦的，工作时间也颠三倒四。不过，若每天早晨去铁公鸡公司上班，在上司眼皮底下做一点小活儿——那样的生活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

从前就喜欢打架。他个头小，又瘦得像豆芽，打架看不出是强手。可是他有力气，而且一旦开闸就收勒不住，两眼放出凶光，实战中一般对手都为之胆怯。无论在自卫队还是开卡车之后都没少打架。当然胜败都有，但胜也好败也罢，打架终归什么也解决不了。明白这点还是最近的事。好在迄今为止没受过什么大伤，连自己都佩服自己。

在性子野乱来的高中时代，每次给警察抓去都必定是阿爷接他回家。阿爷向警察点头哈腰，领他出来，回家路上总是进饭馆让他吃好吃的东西，即使那时候口中也没有半句说教。而父母则一次也不曾为他出动，穷得糊口都成问题，没有工夫搭理不走正路的老三。他时常心想，若是没有阿爷，自己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步呢？惟独阿爷至少还记得他在那里活着，还惦念他。

尽管如此，他一次也没谢过阿爷。不晓得怎么谢，再说满脑袋装的都是自己日后怎么存活。进自卫队后不久，阿爷因癌症死了。最后脑袋糊涂了，看着他都认不出是谁了。自阿爷去世以来，他一次家也没回。

星野早上八点醒来时，中田仍以同一姿势大睡特睡，呼吸声的大小和不紧不慢的节奏也和昨晚相同。星野下楼，在大房间里同其他客人一同吃早饭。品种虽然单调，但大酱汤和白米饭随便吃。

“你同伴早饭怎么办？”女服务员问。

“还在呼呼大睡，早饭怕是不要了。对不起，被褥就先那样别动了。”他说。

快中午了，中田依然睡个不醒。星野决定加住一天旅馆。他走到街上，进荞面馆吃了一大碗鸡肉鸡蛋浇汁面。吃罢在附近逛了逛，进酒吧喝咖啡，吸烟，看了几本那里放着的漫画周刊。

回旅馆见中田还在睡。时间已近下午两点，星野多少有些放心不下，手放在中田额头上。没什么变化，不热，不凉。呼吸声同样那么安稳均匀，脸颊泛出健康的红晕。看不出哪里情况不妙。只是静静沉睡罢了。身也没翻一次。

“睡这么长时间不要紧么？对身体怕是不好吧？”来看情况的女服务员担心地说。

“累得够呛。”星野说，“就让他睡个够好了。”

“呃。不过睡这么香甜的人还是头一次遇见。”

晚饭时间到了，中田还在睡。星野去外面咖喱餐馆吃了一大碗牛肉咖喱饭和蔬菜色拉，又去昨天那家扒金库游戏厅玩了一个小时，这回没花上一千日元就得了两条万宝路。拿着两条万宝路回到旅馆已经九点半了，吃惊的是中田仍在睡。

星野算了算时间：中田已经睡了二十四小时以上。虽说他交代过要睡很久，不要理他，但的确也太久了。他少见地不安起来。假如中田就这么永睡不醒，那可如何是好呢？“糟糕！”他摇了摇头。

不料第二天早上七点小伙子醒来时，中田已经爬起，正在往窗外观望。

“喂，老伯，总算起来了！”星野松了口气。

“那是，刚醒。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反正中田我觉得睡了很久，好像重新降生似的。”

“不是很久那么温吞吞的东西，你可是从前天九点一直睡到现在，足足睡了三十个钟头。又不是白雪公主！”

“那是。中田我肚子饿了。”

“那还用说，差不多两天没吃没喝了。”

两人下到楼下大房间吃早饭。中田吃了很多很多，吃得女服务员吃了一惊。

“这人能睡，一旦起来又能吃，两天的都补回去了。”女服务员说。

“那是，中田我要吃就得真枪实弹地吃。”

“够健康的。”

“那是。中田我字倒是不认得，但虫牙没有一颗，眼镜从未戴过，没找过医生，肩也不酸，每天早上拉屎也有条不紊。”

“嗬，了不起。”女服务员钦佩地说，“对了，今天您准备做什么呢？”

“往西去。”中田斩钉截铁地说。

“啊，往西，”女服务员说，“从这里往西，就是高松了？”

“中田我脑袋不好使，不懂地理。”

“总之去高松就是，老伯，”星野说，“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

“那是。反正先去高松。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

“二位的旅行好像够独特的了。”女服务员说。

“你说的还真对。”星野接道。

折回房间，中田马上进卫生间。这时间里星野一身睡衣趴在榻榻米上看电视里的新闻。没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中野区一位有名的雕塑家遇刺身亡的案件搜索仍无进展，既无目击者，又无遗留物提供线索，警方正在搜查其出事前不久下落不明的十五岁儿子的去向。

“得得，又是十五岁。”星野叹道。为什么近来总是十五岁少年涉嫌凶杀案呢？十五岁时他正无证驾驶着偷来的摩托车东奔西窜，所以情理上不好对别人的事评头论足。当然“借用”摩托和刺杀生父是两回事。话虽这么说，自己没有因为什么而刺杀父亲或许算是幸运的，他想，毕竟时常挨揍。

新闻刚播完，中田从卫生间出来了。

“我说星野君，有件事想问问可以么？”

“什么呢？”

“星野君，您莫不是腰痛什么的？”

“啊，长期干司机这行，哪能不腰痛呢。开长途车没有哪个家伙不腰痛的，同没有不肩痛的投球手是一回事。”星野说。“你干吗突然问起这个？”

“看您后背，忽然有这个感觉。”

“嗬。”

“给您揉揉可以么？”

“可以，当然可以。”

中田骑上趴着的星野的腰部，双手按在腰骨偏上的位置，一动不动。这时间里小伙子看电视综合节目里的演员趣闻——一个有名的女演员同不甚有名的年轻小说家订婚了。对这样的新闻他没什么兴趣，但此外又没什么可看的，便看了下去。上面说女演员的收入比作家多十倍以上，小说家谈不上有多潇洒，脑袋也不像有多好使。星野感到不解。

“喏喏，这样子怕是长远不了，大概有什么阴差阳错吧！”

“星野君，您的腰骨多少有点儿错位。”

“人生都错位了那么久，腰骨错位也是可能的。”小伙子打着哈欠说。

“长此以往说不定大事不妙。”

“真的？”

“头要痛，腰要闪，屎要拉不出。”

“唔——，那是够受的！”

“要痛一点儿，不碍事的？”

“不怕。”

“老实说，相当痛的。”

“跟你说老伯，我从出生以来，不论家里学校还是自卫队，都被打得一塌糊涂。不是我瞎吹，不挨打的日子可谓屈指可数。现在哪还在乎什么痛啦烫啦痒啦羞啦甜啦辣啦，随你怎么样！”

中田眯细眼睛，集中注意力，小心确认两根按在星野腰骨的手指的位置。位置确定之后，起初一边看情况一边一点一点地用力，随后猛吸一口气，发出冬鸟一般短促的叫声，拼出浑身力气把指头猛地压进骨与肌肉之间。此时星野身上袭来的痛感正可谓劈头盖脑野蛮至极。脑海中一道巨大的闪电掠过，意识当即一片空白。呼吸停止，仿佛被从高塔之巅陡然推下九层地狱，连呼叫都来不及。过度的疼痛使他什么都思考不成。所有思考都被烤得四下飞溅，所有感觉都集中在疼痛上。身体框架就好像一下子分崩离析，就是死也不至于毁坏到这般地步。眼睛也睁不开。他趴在那里全然奈何不得，口水淌在榻榻米上，泪珠涟涟而下。如此非常状态大约持续了三十秒。

星野总算喘过一口气，拄着臂肘摇摇晃晃爬起身来。榻榻米犹如暴风雨前的大海，不吉利地轻轻摇动着。

“痛吧？”

星野慢慢摇了几下头，仿佛在确认自己是否还活着：“瞧你，还能不痛！感觉上就好像被剥掉皮用铁钎串了，再用研磨棒熨平，上面有一大群气呼呼的牛跑了过去。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把您的腰骨按原样吻合妥当了。这回不要紧了，腰不会痛，大便也会正常的。”

果然，剧痛如潮水退去之后，星野觉得腰部轻松多了。平日闷乎乎酸懒懒的感觉不翼而飞，太阳穴那里也清爽了，呼吸畅通无阻。意识到时，便意也有了。

“唔，这里那里的确像是好多了。”

“那是，一切都是腰骨问题。”

“不过也真够痛的了。”说着，星野叹了口气。

两人从德岛站乘特快去高松。房费和车票钱都是星野一个人付的。中田坚持自己付，小伙子没听。

“我先付着，事后再细算。一个大男人，我可不喜欢花钱上面忸忸怩怩的。”

“也好。中田我不懂花钱，就拜托您星野君了。”中田说。

“不过嘛，中田，你那指压叫我痛快了好多，就让我多少报答一下好了。很久没这么痛快过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那太好了。指压是怎么一个玩意儿中田我不太懂，不过骨头这东西可是很要紧的。”

“指压也好整体医疗也好按摩疗法也好，叫法我也不是很明白，不过这方面你像是很有才能的，若是做这个买卖肯定赚大钱，这我可以保证。光是介绍我的司机同伴就能发一笔财。”

“一看您的后背，就知道骨头错位了。而一有什么错位，中田我就想把它矫正回去。也是长期做家具的关系，每当眼前有扭歪了的东西，无论怎么都要把它弄直弄正。这是中田我一贯的脾性，但把骨头弄直还是头一遭。”

“所谓才能想必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一副心悦诚服的口气。

“以前能和猫交谈来着。”

“嗬！”

“不料前不久突然谈不成了，估计是琼尼·沃克的关系。”

“可能。”

“您也知道，中田我脑袋不好使，复杂事情想不明白。可最近还真有复杂事情发生，比如鱼啦蚂蟥啦有很多自天而降。”

“哦。”

“不过您腰变好了，中田我非常高兴。您星野君的好心情就是中田我的好心情。”

“我也很高兴。”

“那就好。”

“可是嘛，上次富士川服务站的蚂蟥……”

“那是，蚂蟥中田我记得清楚。”

“莫不是跟你中田有关？”

中田少见地沉吟片刻。“中田我也不清楚的。不过中田我这么一撑伞，就有很多蚂蟥从天上掉下。”

“嗬。”

“不管怎么说，要人家的命可不是好事。”说着，中田断然点了下头。

“那当然，要人命可不是好事。”星野赞同。

“正是。”中田再次果断点头。

两人在高松站下，车站前有家面馆，两人吃乌冬面当午饭。从面馆窗口可以望见港口的几座起重机，起重机上落着很多海鸥。中田规规矩矩地一条条品味乌冬面。

“这乌冬面十分可口。”中田说。

“那就好。”星野说，“如何，中田，地点是这一带不错吧？”

“那是。星野君，这里好像不错，中田我有这个感觉。”

“地点可以了。那，往下干什么？”

“想找入口的石头。”

“入口的石头？”

“是的。”

“呃——”小伙子说，“那里肯定有段长话。”

中田把碗斜着举起，喝掉最后一滴面汤。“那是，有段长话。由于太长了，中田我搞不清什么是什么。实际去那里应该会明白过来的。”

“还是老话说的，去了自会明白。”

“那是，正是那样。”

“去之前不明白喽？”

“那是，在那里之前中田我根本不明白。”

“也罢也罢。老实说，我也怕长话。反正找到入口处的石头就可以的了？”

“那是，一点不错。”

“那，位置在哪边呢？”

“中田我也猜不出。”

“不用问。”小伙子摇头道。

第25章

睡一会儿醒来，又睡一会儿又醒来，如此不知反复了多少回。我想把握她出现的那一瞬间，但意识到时，她已经坐在昨天那把椅子上了。床头钟的夜光针刚刚划过三点。上床前无疑拉合的窗帘仍不知什么时候拉了开来，和昨晚一样。但月亮没有出来。只有这点不同。云很厚，说不定还下了一点雨。房间里比昨晚暗得多，惟有远处庭园的灯光从树隙间隐约透入。眼睛习惯黑暗需要时间。

少女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墙上挂的油画，穿的衣服也和昨晚一样。由于房间暗，凝眸细看也分辨不清脸庞，而身体和脸的轮廓却因此以不可思议的清晰度和纵深感浮现在昏暗中。毫无疑问，那是少女时代的佐伯。

少女看上去在沉思默想着什么，或者仅仅在注视又长又深的梦境亦未可知。不不，大概她自己就是佐伯那又长又深的梦本身。不管怎样，我都屏息敛气以免扰乱现场的均衡。我一动也不敢动，只不时觑一眼闹钟确认时间。时间缓慢而扎实地推移着。

突然，我的心脏不由分说地剧烈跳动起来，跳声又硬又干，仿佛有人一下接一下敲门。那声音在岑寂的深夜房间里毅然决然地声声回荡开来。首先是我自己为之震惊，险些从床上一跃而起。

少女的黑色剪影微微摇颤。她扬起脸，在昏暗中侧耳倾听。我心脏发出的声音传到她的耳畔。少女轻轻偏头，犹如森林中的动物全神贯注地倾听不曾听过的动静，之后脸朝床这边转来。但我没有映入她的眼帘。这点我很清楚。我没有包含在她的梦中。我与这少女被一条看不见的线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会儿，我剧烈的心跳迅速平复下去，迅速得一如其到来之时。呼吸也恢复正常，得以重新进入屏息敛气的状态。少女不再侧耳，视线又折回《海边的卡夫卡》，仍像刚才那样在桌面上手托下巴，那颗心又回到夏日少年身边。

逗留大约二十分钟后，美少女抽身离去。她和昨天一样光脚从椅子上立起，悄无声息地向门口移动，没开门就消失在门的另一侧。我保持原来姿势等了一阵子，这才翻身下床，没有开灯，在夜色中坐在刚才少女坐过的椅子上。我双手置于桌面，沉浸于她在房间里留下的余韵中。我闭起眼睛掬取少女的心颤，将其融入自己的心律。我闭目合眼。

少女与我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点，这点我感觉到了。是的，我们都在思恋已然从这个世界失去的那个人。

过了一会儿，我睡了过去。但睡得很不安稳，身体需要睡眠，意识则加以拒绝。我如钟摆一样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天将亮而未亮之间，院里的鸟们开始唧唧喳喳，我于是彻底醒来。

我穿上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了件长袖衫，走到外面。早上五点刚过，附近还没有人来往。经过古旧的街区，穿过作为防风林的松树林，爬过防潮堤来到海岸。皮肤几乎感觉不出风。天空整个布满阴云，但暂时没有要下雨的样子。宁静的清晨。云如吸音材料一般将地面所有声音彻底吸尽。

我在海岸人行道上走了一些时候，边走边想像那幅画上的少年大概就是把帆布椅搬到这沙滩上坐着的。但我无法确定是哪个位置，画中的背景只是沙滩、水平线、天空和云，还有岛，但岛有好几个，我不能清楚记起画中岛的形状。我弓腰坐在沙滩上，对着大海用手指适当切出画框，把坐在椅子上的少年身姿放在里边。一只白色的海鸥有些犹豫不决地穿过无风的天空。微波细浪有规则地涌来，在沙滩上勾勒出柔和的曲线，留下细小泡沫退去。

我意识到自己在嫉妒画中的少年。

“你在嫉妒画中的少年。”叫乌鸦的少年在我耳边低语。

刚刚二十岁或不到二十岁就被错当成别的什么人无谓地杀掉了，而且已是距今三十年前的事，而你却在嫉妒那个可怜的少年，嫉妒得几乎透不过气。对别人怀有妒意在你生来还是头一次。现在你终于理解嫉妒是怎么一个东西了，它如野火一般烧灼你的心。

有生以来你一次也没羡慕过别人，也没有想成为其他什么人，但你现在打心眼里羡慕那个少年。如果可能，你想成为那个少年，即使预先知道二十岁时将受到拷问并被铁管打杀也在所不惜。尽管如此你也要成为那个少年，以便无条件地爱十五至二十岁的活生生的佐伯，同时接受她无条件的爱。你想和她痛痛快快抱在一起，一次又一次交合。你想用手指上上下下摸遍她的全身，也希望被她上上下下把全身摸遍，纵然死了也想作为一个故事一个图像印在她的心间，想在回忆中夜夜得到她的爱。

是的，你的处境分外奇妙。你思恋理应失却的少女形象，嫉妒早已死去的少年。然而那情感竟比你实际体验过的任何情感都实在得多痛切得多。那里面没有出口。甚至没有找到出口的可能性。你彻底迷失在时间的迷宫中，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根本没有想从中脱身的愿望。对吧？

大岛比昨天来得晚。他来之前我给一楼和二楼地板吸了尘，桌椅用湿抹布揩了，窗扇打开擦了，卫生间扫了，垃圾箱倒了，花瓶的水换了，然后打开房间灯，按下检索电脑的电源开关。往下只剩开大门了。大岛一项一项检查完毕，满意地点点头。

“你记得很快，干得也利索。”

我烧开水，给大岛做咖啡。我仍和昨天一样喝嘉顿红茶。外面开始下雨，相当大的雨。远处甚至可闻雷鸣。虽是上午，四周却如傍晚一般昏暗。

“大岛，有个请求。”

“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乐谱可能从哪里搞到？”

大岛想了想说：“如果网上乐谱出版社目录里面有的话，付一点儿款是可以下载的。我查一查好了。”

“谢谢。”

大岛坐在台端，往咖啡杯里放进一块极小的方糖，用咖啡匙小心翼翼地搅拌。“怎么，歌曲喜欢上了？”

“非常。”

“我也喜欢那首歌曲，优美而又别致，直率而又深沉，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者的人品和情怀。”

“歌词倒是高度象征性的。”我说。

“诗与象征性自古以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如海盗和朗姆酒。”

“你认为佐伯明白那里的语句意味着什么？”

大岛扬起脸倾听远处的雷声，推测其距离，而后看我的脸，摇摇头。

“未必。因为象征性与意味性是两个东西。她大概可以跳过意味和逻辑等繁琐的手续而把握那里应有的正确语句，像轻轻抓住空中飞舞的蝴蝶翅膀一样在梦中捕捉词语。艺术家其实就是具有回避繁琐性的资格的人。”

“就是说，佐伯很可能是在其他什么空间——例如梦中——找来歌词的语句的？”

“好诗多少都是这个样子的。假如不能在那里的语句与读者之间找出预言性隧道，那么作为诗的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不过也有不少诗只是以那样的面目出现的。”我说。

“说得对。只要掌握诀窍，做出那样的面目是不难的。只要使用大致是象征性的语句，看上去基本上就是诗。”

“可是《海边的卡夫卡》那首诗能让人感觉出一种非常迫切的东西。”

“我也这样认为。那里的语句不是表层的。不过在我的脑袋中，那首诗已经同旋律融为一体。因此，至于它纯粹作为诗来看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的语言说服力，我是无法正确判断的。”说着，大岛轻轻摇了一下头，“不管怎样，她具有丰沛而自然的才华，也有音乐悟性，同时具有紧紧抓住到来的机会的现实性才智。假如不是那起可怜的事件使她的人生急转直下，她的才华应该施展得更为淋漓尽致。在各种意义上那都是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

“她的才华到底哪里去了呢？”我问。

大岛注视着我的脸说：“你问恋人死了之后佐伯身上的才华去了什么地方？”

我点头：“如果才华类似天然能源那样的东西，那么总会在哪里找到出口吧？”

“我不知道。”大岛说，“才华这东西，其去向是无法预测的，有时会简单地倏然消失，或者像地下水一样钻进地底深处直接流去了哪里。”

“也有可能佐伯把那样的才华集中用于其他事情，而没有用在音乐上。”

“其他事情？”大岛深感兴趣似的蹙起眉头，“比如什么事情？”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只是那样觉得。比如……不具外形的事情。”

“不具外形的事情？”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只为自己追求的那样的东西——或许可以说是内心层面的。”

大岛的手伸向额头，把垂在额前的头发撩去后面。头发从纤细的指间滑落下来。

“非常有趣的见解。的确，佐伯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把才华或才能发挥在了你所说的不具外形的什么上面。不过，她终究消失了二十五年时间，没办法弄清在哪里干了什么，除非问她本人。”

我略一踌躇，一咬牙开口道：“我说，问非常非常傻气的事也可以么？”

“非常非常傻气的事？”

我脸红了：“傻透顶的。”

“无所谓。我也绝不讨厌傻透顶的傻事。”

“嗳，大岛，这种事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会向别人说出口去。”

大岛略略歪头。

“佐伯是我母亲的可能性没有么？”我说。

大岛默然。他靠在借阅台上，花时间物色着字眼。这时间里我只是倾听钟的声响。

他开口道：“你想说的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佐伯二十岁时绝望地离开高松，在什么地方悄然度日，偶然认识你父亲田村浩一结了婚，幸运地生了你，而四年后因为某种缘故扔下你离家，其后有一段神秘的空白，再往后重新返回四国老家。是这样的吧？”

“是的。”

“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或者说至少在现阶段没有足以否定你这个假设的根据。她的人生很长时间都包笼在迷雾之中。有传言说在东京生活过。而她同你父亲大体同龄。只是，返回高松时是一个人。当然，即使有女儿，女儿也可能独立了在别处生活。呃——，你姐姐多大来着？”

“二十一岁。”

“和我同岁。”大岛说，“但我不像是你姐姐。我有父母有哥哥，都是骨肉至亲，对我来说，他们多得过分了。”

大岛抱着双臂往我脸上看了一会儿。

“对了，我有一点想问你。”大岛说，“你可查看过自己的户籍？那一来，母亲的名字年龄不就一目了然了？”

“查看过，当然。”

“母亲的名字写什么？”

“没有名字。”我说。

大岛听了似乎吃了一惊：“没有名字？那种事是不会有的呀……”

“是没有，真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从户籍上看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姐。户籍簿上只记有父亲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就是说，在法律上我是庶出，总之是私生子。”

“可事实上你有母亲和姐姐。”

我点头：“四岁之前我实际有过母亲和姐姐，我们四人作为家庭在一座房子里生活。这点我清楚记得，不是什么想像，不是的。可一到我四岁，那两人就马上离家走掉了。”

我从钱夹里拈出我和姐姐两人在海边玩耍的相片，大岛看了一会儿，微笑着还给我。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我点下头，把旧相片放回钱夹。风盘旋着吹来，雨时而出声地打在窗玻璃上。天花板的灯光把我和大岛的身影投在地上，两个身影看上去仿佛是在另一侧的世界里进行着图谋不轨的密谈。

“你不记得母亲的长相？”大岛问，“四岁之前同母亲一块儿生活，什么样的长相多少该记得的吧？”

我摇头道：“横竖记不起来。为什么不晓得，在我的记忆中，单单母亲长相的部分黑乎乎的，被涂抹成了黑影。”

大岛就此思考片刻。

“喂，你能不能把佐伯可能是你母亲的推测说得再详细点儿？”

“可以了，大岛，”我说，“不说这个了吧。肯定是我想过头了。”

“没关系的，把脑袋里有的都说出来看看。”大岛说，“你是不是想过头了，最后两人判断就是。”

地板上大岛的身影随着他些微的动作动了动，动得好像比他本人动的夸张。

我说：“我和佐伯之间，有很多惊人一致的东西，哪一个都像拼图缺的那块一样正相吻合。《海边的卡夫卡》听得我恍然大悟。首先，我简直像被什么命运吸引着似的来到这座图书馆。从中野区到高松，几乎一条直线——思考起来非常奇异。”

“的确像是希腊悲剧的剧情简介。”

我说：“而且我恋着她。”

“佐伯？”

“是的，我想大概是的。”

“大概？”大岛皱起眉头，“你是说大概恋着佐伯？还是说对佐伯大概恋着？”

我脸又红了。“表达不好，”我说，“错综复杂，很多很多事我也还不大明白。”

“可是你大概恋着佐伯？”

“是的，”我说，“非常强烈。”

“虽然大概，但非常强烈。”

我点头。

“同时又保留她或许是你母亲的可能性。”

我再次点头。

“你作为一个还没长胡子的十五岁少年，一个人背负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大岛很小心地啜了口咖啡，把杯放回托碟，“不是说这不可以，但所有事物都有个临界点。”

我默然。

大岛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思索良久，之后将十支纤细的手指在胸前合拢。

“尽快把《海边的卡夫卡》的乐谱给你搞到手。下面的工作我来做，你最好先回自己房间。”

午饭时间我替大岛坐在借阅台里。由于一个劲儿下雨，来图书馆的人比平时少。大岛休息完回来，递给我一个装有乐谱复印件的大号信封。乐谱是他从电脑上打印下来的。

“方便的世道。”大岛说。

“谢谢。”

“可以的话，能把咖啡拿去二楼？你做的咖啡十分够味。”

我又做了杯咖啡，放在盘子里端去二楼佐伯那里，没有糖没有牛奶。门像平时那样开着，她在伏案写东西。我把咖啡放在桌上，她随即扬脸一笑，把自来水笔套上笔帽放在纸上。

“怎么样，多少习惯这里了？”

“一点点。”我说。

“现在有时间？”

“有时间。”

“那么坐在那里，”佐伯指着桌旁的木椅，“说一会儿话吧。”

又开始打雷了，虽然离得还远，但似乎在一点点移近。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

“对了，你多大来着，十六岁？”

“实际十五岁，最近刚刚十五。”我回答。

“离家出走？”

“是的。”

“有非离家不可的明确的原因？”

我摇头。到底说什么好呢？

佐伯拿起杯子，在等我回答的时间里喝了口咖啡。

“待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毁。”

“损毁？”佐伯眯细眼睛说。

“是的。”我说。

她停顿一下说道：“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使用受到损毁这样的字眼，我总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让人发生兴趣……那么，具体说来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所说的受到损毁？”

我搜肠刮肚。首先寻找叫乌鸦的少年的身影，但哪里也没有他。我自己物色语句。这需要时间，而佐伯又在等待。电光闪过，俄顷远处传来雷声。

“就是说自己被改变成自己不应该是那样的形象。”

佐伯兴趣盎然地看着我：“但是，只要时间存在，恐怕任何人归根结底都要受到损毁，都要被改变形象，早早晚晚。”

“即使早晚必然受到损毁，也需要能够挽回的场所。”

“能够挽回的场所？”

“我指的是有挽回价值的场所。”

佐伯从正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我脸红了，但仍然鼓足勇气扬起脸。佐伯身穿深蓝色半袖连衣裙。她好像有各种色调的蓝色连衣裙。一条细细的银项链，一块黑皮带小手表——这是身上所有的饰物。我在她身上寻找十五岁少女的面影，当即找了出来。少女如电子魔术画一样潜伏在她心的密林中安睡，但稍一凝目即可发现。我的心脏又响起干涩的声音，有人拿铁锤往我的心壁上钉钉子。

“你才刚刚十五岁，可说话真够有板有眼的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默不作声。

“我十五岁的时候，也常想跑得远远的，跑去别的什么世界。”佐伯微笑着说，“跑去谁也够不到的地方，没有时光流动的地方。”

“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场所。”

“是啊。所以我就这么活着，活在这个事物不断受损、心不断飘移、时间不断流逝的世界上。”她像暗示时间流逝似的缄口停顿片刻，又继续下文，“可是十五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那另一世界的入口。”

“您孤独吗，十五岁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是的，我是孤独的。尽管不是孤身一人，但就是孤独得很。若说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明白自己不能变得更为幸福，心里一清二楚。所以很想很想保持当时的样子，就那样遁入没有时光流动的场所。”

“我想让年龄尽快大起来。”

佐伯拉开一点距离读我的表情：“你肯定比我坚强，有独立心。当时的我只是一味幻想着逃避现实，可是你在同现实搏斗，这里有很大区别。”

我一不坚强二没有独立心，不外乎硬被现实推向前去罢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看到你，我就想起很早以前那个男孩儿。”

“那个人像我？”我问。

“你要高一些，身体也更壮实，不过也可能像。他和同年代的孩子谈不来，总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谈复杂事情的时候和你一样在眉间聚起皱纹。听说你也常常看书……”

我点头。

佐伯看一眼钟：“谢谢你的咖啡。”

我起身往外走。佐伯拿起黑色自来水笔，慢慢拧开笔帽，又开始写东西。窗外又闪过一道电光，一瞬间将房间染成奇特的颜色。稍顷雷声传来，间隔比上次还短。

“喂，田村君！”佐伯把我叫住。

我在门槛上立定，回过头。

“忽然想起的——从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雷的书。”

我默然。关于雷的书？

“在全国到处走，采访遭遇雷击而又活下来的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采访人数相当不少，而且每个人讲的都很生动有趣。书是一家小出版社出的，但几乎卖不动，因为书里面没有结论，而没有结论的书谁都不愿意看。在我看来没有结论倒是非常自然的……”

有个小锤子在我脑袋里“嗑嗑”地叩击某个抽屉，叩击得异常执著。我试图回想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却又不知道回想的是什么。佐伯继续写东西，我无奈地返回房间。

霹雷闪电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雷声很大，真怕图书馆所有玻璃都给震得粉身碎骨。每次电光闪过，楼梯转角平台的彩色玻璃都把远古幻境般的光色投在白墙上。但快到两点时雨停了，黄色的太阳光从云隙间泻下来，仿佛世间万象终于握手言欢了。在这温馨的光照中，惟独房檐的滴雨声响个不止。不多久，黄昏来临，我做闭馆的准备。佐伯向我和大岛道一声再见回去了。她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我想像她坐在驾驶席上转动钥匙的身姿。我对大岛说往下我一个人可以拾掇，放心好了。大岛吹着歌剧独唱旋律的口哨在卫生间洗手洗脸，很快回去了，他的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传来耳畔，又变小消失。图书馆成为我一个人的天下。这里有比平时更深的岑寂。

折回房间，我看起了大岛复印的《海边的卡夫卡》乐谱。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的和弦都很简单，而过渡部分有两个极为繁杂的和弦。我去阅览室坐在竖式钢琴前按动那个音阶。指法难得出奇。练习了好几次，让手指筋骨习惯了，这才好歹弹奏出来。一开始只能听成错误失当的和弦，我以为乐谱复印错了，或者钢琴音律失常，但在反复、交错、小心翼翼倾听两个和弦的时间里，我得以领悟《海边的卡夫卡》这首乐曲的基础恰恰在于这两个和弦。正因为有这两个和弦，《海边的卡夫卡》才获得了一般流行歌曲所没有的独特底蕴。但佐伯是如何想出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和弦的呢？

我折回自己房间，用电热水瓶烧开水，沏茶喝着。我从贮藏室里拿出最老的唱片，一张张放在转盘上。鲍勃·迪伦的《无数金发女郎》、甲壳虫的《白色专辑》、奥泰斯·雷丁的《海湾里的船坞》、斯坦·盖茨的《盖茨/吉尔贝特》，哪一个都是六十年代后半期流行的音乐。曾在这个房间里的少年——旁边必定有佐伯——像我现在这样把这些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倾听音箱里淌出的声响。我觉得这声响把包括我在内的整个房间带入另一种时间之中，带入自己尚未出生时的世界。我一边听这些音乐，一边把今天白天在二楼书房里同佐伯的交谈尽可能准确地在脑海中再现出来。

“可是十五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那另一世界的入口。”

我可以在耳畔听到她的语声。又有什么叩击我脑袋里的门，重重地、执拗地。

“入口？”

我把唱针从《盖茨/吉尔贝特》上提起，拿出《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她唱道：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我想，来这房间的少女大概摸索到了入口的石头。她驻留在永远十五岁的另一世界里，每到夜晚就从那里来到这个房间——身穿淡蓝色的连衣裙，凝视海边的卡夫卡。

接下去我倏然想起来了，想起父亲一次说他被雷击过。不是直接听来的，是在一本杂志的访谈录上看到的。父亲还是美术大学学生的时候，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童。七月间一个下午，他跟在客人后面巡场时，天空突然变脸，一场雷雨袭来。雷不巧落在大家避雨的树上。大树从正中间一劈两半，一起避雨的高尔夫球手顿时丧命，而父亲在雷即将落下时产生了一种预感，从树下飞跑出来，捡了一条性命。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头发烧掉了，受惊栽倒时脸一下子撞在石头上昏迷过去。当时的伤仍在额头上留有一点疤痕——这就是今天偏午时候我站在佐伯房间门口一边听雷一边努力回想的。父亲作为雕塑家真正开始创作活动是在雷击伤恢复之后。

也许佐伯为写那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在采访时遇上了父亲。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很难认为世上有很多雷下逃生之人。

我屏住呼吸，等待夜半更深。云层大大断开，月光照着庭园里的树木。一致的地方委实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开始迅速朝同一处集结。

第26章

下午快过去了，首先得把住的地方定下。星野去高松车站旅游介绍所预约了一家适当的旅馆。旅馆不怎么样，惟一的好处是可以步行去车站。星野和中田都没什么意见。只要能钻进被窝躺倒睡觉，哪里都无所谓。同前面住的旅馆一样，这里只管早餐不带晚饭，对于不知何时睡下不醒的中田来说，可谓求之不得。

进了房间，中田又让星野趴在榻榻米上，他骑上去把两只拇指按在腰骨偏下位置，从腰骨到脊梁骨逐一仔细检查关节和肌肉的状况。这回指尖几乎没用力，只是捏摩骨头形状，查验肌肉张力。

“噢，可有什么问题？”小伙子不安地问。他担心冷不防又会有一次剧痛袭来。

“不不，像是没事了。不妙的地方一处也没发现，骨头也恢复到很不错的形状了。”中田说。

“那就好。老实说，我真不想再受一次折磨。”

“那是，实在抱歉。可是您说对疼痛满不在乎来着，所以中田我才断然使出了浑身力气。”

“说是的确那么说来着，不过么，老伯，事情总有个程度问题，世间总有个常识。当然喽，你把腰治好了，我不好说三道四，可那疼痛决非一般，痛得昏天黑地，想像都想像不到。身体四分五裂，就好像死过一场又活了。”

“中田我死过三个星期。”

“嗬！”星野趴着喝了口茶，咯嘣咯嘣地吃从小超市买来的柿籽，“是吗，你死了三个星期？”

“是的。”

“那时在哪儿了？”

“那中田我就记不清楚了，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做别的事情来着。可是脑袋里迷迷糊糊的，什么都想不起来。返回这边之后脑袋就报销了，看书写字一样也提不起来。”

“看书写字的能力搁在那边了，肯定。”

“有可能。”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星野觉得，从这老人口中说出的东西——无论多么荒诞离奇——还是大致信以为真为好，同时心里也隐约觉出一种不安——如果就“死过三个星期”的问题进一步刨根问底，说不定会把脚踏进无可收拾的混乱之中。所以他决定转换话题，谈论多少现实些的眼前问题。

“那，中田，到高松后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中田说，“怎么办好中田我也不清楚。”

“你不是说咱们要找‘入口的石头’了么？”

“那是，是的，是那样的。中田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石头是必须找的，可是中田我根本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这里有什么飘乎乎的，怎么也挥不掉。脑袋原本就不好使，加上有那东西冒出来，简直一筹莫展。”

“伤脑筋啊！”

“那是，相当伤脑筋。”

“话虽这么说，两个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窝在这里不动也没什么意思，什么都解决不了。”

“你说的一点儿不差。”

“那，我看是不是这样：咱们先向各种各样的人打听打听，打听这一带有没有那样的石头。”

“既然您星野君那么说，中田我也想试一试，询问各种各样的人。非我夸口，中田我打听什么还是得心应手的，毕竟脑袋不好使。”

“唔，问乃一时之耻，不问乃一生之耻，这是我家阿爷的口头禅。”

“的确如此。两眼一闭，知道的东西就全都消失得一个不剩了。”

“啊，倒不是那个意思。”星野搔着头说，“也罢也罢……大致说一下也好——那是怎么一块石头，大小啦形状啦颜色啦，有什么效用啦，脑袋里没什么印象？若不把这些大体弄明白，问人家也不好问嘛。‘这一带有入口的石头吗？’就问这么一句恐怕谁都莫名其妙，以为我们脑袋少根弦，是吧？”

“那是。中田我是脑袋不好使，不是脑袋少根弦。”

“有道理。”

“中田我找的是特殊石头。没有多大，白色，没味儿。效用不清楚，形状像这么一块圆饼。”中田双手比划出密纹唱片大小的圆圈。

“唔。那么说，如果在眼前看到，你就能明白过来——噢，这就是那块石头？”

“那是，中田我一看便知。”

“是有讲究的石头吧，来由啦传统啦什么的。或者是有名的东西，像特殊展品似的放在神社里？”

“怎么说呢？中田我也不清不楚，或者是那样子的也未可知。”

“或者在谁家里当腌菜石用？”

“不不，那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不是任何人都能移动的东西。”

“但你能移动。”

“那是，中田我应该能移动。”

“移动了又怎样？”

中田罕见地陷入沉思。也可能看起来像在沉思。他用手心喀嗤喀嗤地搔着剪短的花白头发。

“这个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中田我明白的只是差不多该有个人出面处理了。”

小伙子也思考起来。“你说有个人，该是你中田吧，眼下？”

“是的，正是那样。”

“那石头也是高松才有的？”他问。

“不，那不是的。我觉得场所在哪里都无所谓。碰巧现在位于这里，如此而已。若是中野区就更近更方便了。”

“不过么，中田，随便动那特殊的石头，弄不好会出危险吧？”

“那是，星野君。这么说也许不合适，但那是非常危险的。”

“难办啊！”星野一边缓缓摇头一边戴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从后帽孔里把马尾辫拿到外面，“越来越像是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1)了！”

翌日早上，两人去车站旅游介绍所，询问高松市区或近郊有没有什么有名的石头。

“石头？”服务台里一个年轻女子略略蹙起眉头，看样子明显地对这种专业性提问感到困惑。她接受的只是一般性的名胜古迹导游训练。“石头？到底什么样的石头呢？”

“这么大的圆石头，”星野像中田比划过的那样用双手做了个密纹唱片大小的圆圈，“名字叫‘入口石’。”

“‘入口石’？”

“是的，是有这么一个名字。应该是比较有名的石头，我想。”

“入口？哪里的入口呢？”

“若是知道就不费这个麻烦了。”

服务台里的女子沉思有顷。星野定定地注视着她的脸。长得并不差，只是眼睛与眼睛相距远了点儿，因此看上去未尝不像是禀性多疑的食草动物。她给几个地方打去电话，问有没有人知晓入口的石头，但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

“对不起，好像谁都没听说过叫那个名字的石头。”她说。

“一点儿也没？”

女子摇头道：“十分抱歉。恕我冒昧，你们是为了找那石头才特意从远地方来的？”

“呃，特意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我是从名古屋来的，这位老伯是大老远从东京中野区来的。”

“那是，中田我是从东京都中野区来的。”中田说，“搭了好多辆卡车，路上人家还招待我吃了鳗鱼，分文没花来到了这里。”

“啊。”年轻女子应道。

“也罢，既然谁都不晓得那石头，只好算了。不是姐姐你的责任。不过么，即便不叫‘入口石’，这附近可有其他什么有名的石头？有来由的石头啦，有口头传承的石头啦，有灵验的石头啦，什么石头都行。”

服务台女子用一对颇有间距的眼睛战战兢兢地往星野身上打量了一遍：头上戴的中日Dragons棒球帽、马尾辫、绿色太阳镜、耳环、人造丝夏威夷衫。

“那，十分抱歉，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路线——去市立图书馆自己查一查好么？石头的事我不大懂的。”

图书馆也没有收获。专门写高松市附近石头的书市立图书馆里一本也没有。负责参考文献的图书管理员抱来《香川县传说》、《四国弘法大师传说》以及《高松的历史》等一大堆书，说这里面可能有关于石头的记述，自己找找看。星野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看，看到了傍晚。这时间里，不认字的中田看一本叫《日本名石》的图片集，饿虎扑食一般一页页看得出神。

“中田我不认字，来图书馆是破天荒第一次。”

“不是我瞎说，我虽然认字，可来图书馆也是头一遭。”星野说。

“来了一看，的确是个有趣的去处。”

“那就好。”

“中野区也有图书馆，以后得时不时去上一次。免费入场比什么都强。中田我还真不知道不会看书写字也能进图书馆。”

“我有个侄子，天生眼睛看不见东西，可还是常去电影院，我是完全闹不明白那有什么意思。”

“是吗？中田我眼睛是看得见，但电影院那地方从没去过。”

“真的？那，下次带你去一回。”

图书管理员朝两人坐的桌子走来，提醒说图书馆内说话不能太大声。于是两人不再说话，各自闷头看书。中田看罢《日本名石》，放回书架，接着扑在《世界的猫》上面。

星野嘟嘟囔囔地好歹把一堆书翻了一遍，遗憾的是关于石头的记述不是很多。写高松城石墙的书倒是有几本，但砌石墙用的石头当然不是中田能用手搬动的那种半小不大的家伙。另外关于弘法大师也有一则石头方面的传说，说弘法大师把荒野里的石头搬开之后，下面咕嘟咕嘟冒出水来，周围成了肥沃的水田。一座寺院有一块名石叫“得子石”，高约一米，状如阳物，不可能是中田说的“入口石”。

无奈，小伙子和中田只得离开图书馆，走进附近一家餐馆吃晚饭。两人吃了炸虾大碗盖饭，星野又加了一碗清汤面吃了。

“图书馆很有意思，”中田说，“世界上有那么多脸形各不相同的猫，中田我从不知道。”

“关于石头看来是没多大收获。也难怪，毕竟刚刚开始。”星野说，“好好睡一晚上，明天再来！”

翌日一早，两人又去同一座图书馆。星野仍像昨天那样挑来估计同石头有关的书堆在桌子上，一本接一本看下去。生来还是头一次看这么多书。结果，他对四国的历史有了相当的了解，也明白了古来有许多石头成为信仰对象，然而关键的入口石还是没找到任何记载。下午，他到底看得太多了，头渐渐痛了起来。两人走出图书馆，躺在公园草坪上看了很长时间的流云。星野吸烟，中田从保温瓶里倒热茶喝。

“明天要打很多雷。”中田说。

“我说，那又是你中田特意召唤来的？”

“不不，中田我不召唤雷的，没有那样的力量，雷只是自己赶来。”

“那好。”

回旅馆洗完澡，中田马上上床睡了过去，星野拧小音量看电视转播棒球赛。巨人队以大比分胜了广岛队，看得他很不开心，遂关掉电视。可还是不困，喉咙又渴得想喝啤酒，于是走到外面，跨进最先看到的一家啤酒馆要了生啤，手抓洋葱圈儿喝着。本想跟旁边的女孩搭讪，但一想此处不是做那种风流事的场合，遂作罢。明天还必须从一大早开始就进行找石作业。

喝罢啤酒出来，戴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随便游来逛去。不是多么有趣的城市，但在人地两生的城市独自信步游逛感觉倒也不坏，况且本来就愿意走路。他口叼万宝路，两手插兜，从这条大路走去另一条大路，从这条胡同走去另一条胡同。不吸烟的时候就吹口哨。有热闹地段，有静悄悄没有人影的地段，但无论什么路面，他都不管不顾地以同一步调快速行进。他年轻自由健康，不存在必须惧怕的东西。

他正在一条排列着几家卡拉OK和酒吧（哪一家都好像每隔半年要换一次招牌）的狭窄胡同里穿行，在行人绝迹、天色发暗的地方，有人从后面向他打招呼。“星野君，星野君！”对方大声叫他的名字。

星野一开始没以为是招呼自己。高松不可能有人知道自己名字，大概是叫另一个星野吧，这个姓虽说不常见，但也并非罕有。所以他头也没回，兀自行走不止。

不料，那人竟摆出一副尾随不舍的架势，冲着他后背嗷嗷不休：“星野君，星野君！”

小伙子止住脚步，回头看去。原来是个一身雪白西装的老人站在那里，白发苍苍，架一副蛮斯文的眼镜，胡须也已变白——仁丹胡和短短的山羊胡，白衬衫配一个黑色蝴蝶结。从脸形看像是日本人，从打扮看则令人想起美国南方的乡间绅士。身高仅一百五十厘米左右，从整体均衡来看，与其说是个子矮，更像是经过缩尺计算后制作出来的缩微人，双手像端着个盆子似的笔直地向前伸出。

“星野君！”老人叫道。声音响亮而有力度，带点地方口音。

星野怔怔地看着老人：“你是……”

“是的，我是山德士上校(2)。”

“一模一样。”星野钦佩地说。

“不是一模一样，我就是上校山德士。”

“就是那个炸鸡块的？”

老人庄重地点点头：“正是。”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对于中日Dragons棒球队的球迷我总是以星野君相称。不管怎么说，提起巨人队就是长岛，中日队就是星野嘛！”

“不过么，老伯，我真名正好就叫星野。”

“那是巧合，和我没关系。”上校山德士傲然说道。

“那，找我何干？”

“有个好女孩。”

“嗬，”星野说，“难怪。老伯是皮条客，所以才这副打扮。”

“星野君，我要一再强调，我不是做出这副打扮，我就是上校山德士，别误会。”

“喂喂，你若是货真价实的上校山德士，干吗在高松的小胡同里为女孩子拉客？你在世界上那么有名，专利费滚滚而来，现在早该在美国哪个大度假山庄的游泳池畔优哉游哉咧！”

“跟你说，人世上闹别扭这个东西也是有的。”

“哦？”

“你或许不懂，有了闹别扭，世界才总算有了三维空间。如果什么都想直来直去，那么你就住在三角尺划定的世界里好了。”

“我说老伯，你讲的还真够别具一格的。”星野钦佩起来，“不简单不简单。看来我这段时间算交了好运，总是碰上别具一格的老伯。长此以往，我的世界观也要变样了。”

“变不变都行。怎么样，星野，想要女孩还是不要？”

“那可是fashion health(3)？”

“fashion health是什么？”

“就是不真干的那种。舔舔、摸摸、放出一家伙。没有插插。”

“不然。”上校山德士急切地晃着脑袋，“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那样的。不光舔舔摸摸，什么都干，插插也有。”

“那，就是Soap land(4)女郎喽？”

“Soap land是什么？”

“得了，老伯别再拿人开心了。我还有同伴，明天又要起早，晚上搞不来那种莫名其妙的名堂。”

“那，就是不要女孩了？”

“女孩也好炸鸡块也好今晚就免了，差不多该回去睡觉了。”

“那么容易睡着？”上校山德士的声音里别有意味，“要找的东西找不到，人是睡不着的哟，星野君！”

星野愣张着嘴盯视对方面孔：“找的东西？喂，老伯，你怎么晓得我正在找东西？”

“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嘛！你本质上是个直性子，无论什么都一一写在脸上，会看的人看了，就像看剖开的竹鱼干，整个儿全在眼里。”

星野条件反射地举起右手搓脸，又张开手心看看，但上面什么也没有。写在脸上？

“还有，”上校山德士竖起一根手指道，“你找的莫不是又硬又圆的东西？”

星野皱起眉头：“哎老伯，你到底是谁？怎么这个都晓得？”

“所以我不是说写在脸上了么？好一个不开窍的小子！”上校山德士晃着指头说，“我也不是为赶时髦才长年做这个买卖的。女人真的不要？”

“跟你说，我在找一块石头，一块叫入口石的石头。”

“唔。若是入口石，那我很清楚。”

“真的？”

“我不撒谎，也不开玩笑，出生以来始终一贯以直率为本，从不弄虚作假。”

“那块石头在哪儿你也晓得喽？”

“啊，在哪里也一清二楚。”

“那么，可能把那地方告诉我？”

上校山德士用指尖触一下黑边眼镜，清了清嗓子：“喂，星野君，真不想要女孩子？”

“如果告诉我石头，可以考虑考虑。”星野半信半疑。

“那好，跟我来！”

上校山德士不等回答便大步流星地顺着胡同走了起来，星野慌忙跟在后面。

“喏，老伯，上校……我口袋里现在可是只有两万五千日元……”

上校山德士一边快步急行一边咋舌：“足矣足矣。人家可是水灵灵的十九岁美女，保准把你送上天国。舔舔、摸摸、插插，无所不精。事后还教你石头在哪儿。”

“得得！”

(1)　哈里逊·福特主演的好莱坞系列影片，主要描写考古学家印第·琼斯的冒险经历。

(2)　美国肯德基炸鸡店的创始人。

(3)　日造英语，意为新式（按摩）保健俱乐部。

(4)　日造英语，指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洗浴场所。

第27章

觉察出少女到来是在一时四十七分。我觑了眼床头钟，把时间留在记忆里。比昨晚稍早。今晚我一直没睡，专等少女出现。除了眨眼，眼睛一次也没闭过，然而还是未能准确捕捉少女出现那一瞬间。注意到时，她已经在那里了。她是从我意识的死角溜过来的。

她依然身穿淡蓝色连衣裙，在桌上手托下巴静静地注视着《海边的卡夫卡》。我屏息看着她。画、少女、我这三个点在房间里形成静止的三角形。一如少女对画百看不厌一样，我对她也百看不厌。三角形固定在那里不摇不晃。可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佐伯！”我不知不觉地发出声来。我没打算叫她名字。只是心中想得太多了，不由得脱口而出，而且声音非常低微。但声音还是传入了少女耳中，于是静止不动的三角形有一角崩溃了，无论那是不是我暗暗希求的。

她往我这边看。并非凝神细看，她仍然支颐不动，只是静静地朝这边转过脸，就好像感觉出了——为什么不清楚——那里空气的微颤。我不清楚少女看没看见我。我是希望她能看见，但愿她注意到我活着存在于此。

“佐伯！”我重复一遍。我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想出声叫她名字的冲动。少女说不定会对这声音感到害怕或产生警觉，于是出门而去，不再回来。果真如此，我想必大失所望。不，不止是失望，我很可能失去所有方向和所有具有意义的情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说出她的名字。我的舌和唇几乎半自动地、自行其是地一次次将她的名字诉诸语声。

少女不再看画。她看着我。至少是视线对着我所在的空间。从我这边读不出她的表情。云絮游移，月亮随之摇曳。应该有风，但风声传不来耳畔。

“佐伯！”我又叫了一次。我被一种极其刻不容缓的东西推向前去。

少女不再手托下巴，右手拿到唇前，仿佛在说“不要出声”。但那真是她想说的么？如果能从旁边切近地盯视那眸子、能从中读出她此刻的所思所感、能理解她想通过那一系列动作向我传达什么暗示什么该有多好！然而所有的意义似乎都被凌晨三时前浓重的黑暗劫掠一空。我突然一阵窒息，闭起眼睛。胸口有一团硬邦邦的空气，就好像囫囵吞进了一块雨云。数秒钟后睁开眼睛时，少女的身姿已然消失，惟有无人的空椅剩在那里。一方云影悄然划过桌面。

我下床走到窗边仰望夜空，一时思绪纷纭。思索一去无返的时间，思索流水，思索海潮，思索林木，思索喷泉，思索雨，思索雷，思索岩，思索影。它们都在我心间。

翌日偏午便衣刑警来图书馆。我因为关在自己房间里，所以不知道此事。刑警问了大岛约二十分钟，问完回去了，大岛随后来我房间告诉我。

“当地警察署的刑警，打听你来着。”大岛拉开冰箱门，拿出一瓶沛绿雅矿泉水，拧开盖倒在杯里。

“怎么晓得这里的呢？”

“你用手机了吧？你父亲的手机。”

我梳理着记忆，然后点了下头。倒在神社树林里T恤沾血的那个晚上，我用手机给樱花打过电话。

“就一次。”我说。

“警察根据通话记录得知你来了高松。一般说来警察是不会一一讲得这么细的，但还是在聊天中告诉了我。怎么说呢，我如果想热情，还是可以做得非常热情的。从话的前后关系分析，警察好像没能查明你所打电话号码的机主，或许是用现金卡的手机。但不管怎样，你在高松市内这点是被把握住了。本地警察挨家挨户查了住宿设施，结果在同YMCA有特约关系的市内商务宾馆查出有个叫田村卡夫卡的和你相像的少年住了一段时间，住到五月二十八日即你父亲被谁杀害的那天。”

警察未能根据电话号码查出樱花身份，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作为我不能再给她添麻烦。

“宾馆经理记得曾为你的事问过图书馆，打电话确认你每天是否真来这里查资料。这你记得吧？”

我点头。

“所以警察到这儿来了。”大岛喝了口矿泉水，“当然我说谎来着，说二十八日以后一次也没看见你。那以前天天来这里，而以那天为界再没出现。”

“对警察说谎可不是好玩的。”我说。

“可是不说谎你就更不好玩了。”

“但作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大岛眯细眼睛笑道：“你还不知道——你已经给我添了麻烦。”

“那当然是的……”

“所以别再谈麻烦不麻烦了，那东西业已存在。时至如今，再谈那个我们也哪里都到达不了。”

我默默点头。

“总之刑警留下一张名片，说你再出现在这里的话马上打电话报告。”

“我是事件的嫌疑人？”

大岛缓缓地摇了几下头：“不，我想你不至于成为嫌疑人。不过你是父亲遇害案的重要参考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一直看报纸跟踪破案经过，但似乎搜查没取得任何进展，警察相当焦急。没有指纹，没有遗留物，没有目击者，剩下的线索也就只有你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想把你找到。毕竟你父亲是名人，电视也好周刊也好都大加报道，警察不好就这么袖手不管。”

“可是，如果你说谎的事给警察知道了，因而不被认为是证人，那么我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就失去了，我有可能被当成罪犯。”

大岛再次摇头：“田村卡夫卡君，日本的警察并不那么傻，他们的想像力也许很难说有多么丰富，但至少不是无能之辈。警察应该早已像过筛子一样查阅了四国和东京间的飞机乘客名单。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机场门口都安有摄像机，逐一录下出入的乘客，出事前后你没有返回东京这点应该已被确认。假如认为你是罪犯，那么来的就不是本地警察，而是由警视厅刑警直接插手了。那一来，人家动了真格，我也不敢随便搪塞了。眼下他们只是想从你口中了解出事前后的情况。”

细想之下，的确如大岛所言。

“不管怎样，暂时你最好别在人前出现。”他说，“说不定警察已经在这周围目光炯炯地走来走去了。他们有你的复制相片，从中学生名册上复印下来的，很难说长得像你本人，样子好像……非常气恼似的。”

那是我留下的惟一相片。我千方百计逃避照相的机会，但全班集体照无论如何也逃不掉。

“警察说你在学校是个问题少年，曾跟同学闹出暴力事件，三次受到停学处分。”

“两次。而且不是停学，是在家反省。”我大大吸了口气，慢慢吐出，“我是有那么一段时间。”

“自己克制不了自己？”

我点头。

“并且伤了人？”

“没打算那样，但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上有另一个什么人似的，而注意到时已经伤害了人家。”

“什么程度？”大岛问。

我叹口气说：“伤没有多重，没严重到骨折或断齿那个地步。”

大岛坐在床沿架起腿，扬手把前发撩去后面。他穿一条深蓝色粗布裤，一双白色阿迪达斯鞋，一件黑色半袖运动衫。

“看来你是有许许多多应该跨越的课题的啊！”他说。

应该跨越的课题。想着，我扬起脸：“你没有必须跨越的课题？”

大岛向上伸出两手：“跨越也好什么也好，我应做的事只有一件：如何在我的肉体这个缺陷比什么都多的容器之中活过每一天。作为课题说单纯也单纯，说困难也困难。说到底，就算出色完成了，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谁都不会起身热烈鼓掌。”

我咬了一会儿嘴唇。

“没想从那容器中出来？”我问。

“就是说出到我的肉体外面？”

我点头。

“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必须具体地？”

“均无不可。”

大岛一直用手往后压着前发。白皙的额头全部露出，可以看见思考的齿轮在里面全速旋转。

“莫非你想那样？”大岛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

我再次深吸一口气。

“大岛，老老实实说来，我一点儿也不中意自己这个现实容器，出生以来一次也没中意过，莫如说一直憎恨。我的脸、我的两手、我的血、我的遗传因子……反正我觉得自己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切都该受到诅咒，可能的话，恨不得从这些物件中利利索索地抽身而去，像离家出走那样。”

大岛看着我的脸，而后淡然一笑：“你拥有锻炼得那么棒的肉体。无论受之于谁，脸也足够漂亮。唔，相对于漂亮来说未免太个性化了，总之一点儿不差，至少我中意。脑袋也运转得可以，小鸡鸡也够耀武扬威的。我哪怕有一件都美上天了。往后会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子对你着迷。如此现实容器究竟哪里值得你不满呢？我可是不明白。”

我一阵脸红。

大岛说：“也罢，问题肯定不在这上面。其实么，我也决不喜欢自己这个现实容器。理所当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称为健全的物件。若以方便不方便的角度而言，明确说来是极其不便。尽管如此，我仍在内心这样认为——如果将外壳和本质颠倒过来考虑（即视外壳为本质，视本质为外壳），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说不定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我再次看自己的双手，想手上沾过的很多血，真真切切地想起那黏糊糊紧绷绷的感触。我思索自己的本质与外壳，思索包裹在我这一外壳之中的我这一本质，然而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血的感触。

“佐伯怎么样呢？”我问。

“什么怎么样？”

“她会不会有类似必须跨越的课题那样的东西呢？”

“那你直接问佐伯好了。”大岛说。

两点钟，我把咖啡放在盘子上，端去佐伯那里。佐伯坐在二楼书房写字台前，门开着，写字台上一如平时放着稿纸和自来水笔，但笔帽没有拧下。她双手置于台面，眼睛朝上望着，并非在望什么，她望的是哪里也不是的场所。她显得有几分疲惫。她身后的窗开着，初夏的风吹拂着白色花边窗帘，那情景未尝不可以看作一幅精美的寓意画。

“谢谢。”我把咖啡放在台面时她说。

“看上去有些疲劳。”

她点头：“是啊。疲劳时显得很上年纪吧？”

“哪儿的话。仍那么漂亮，和平时一样。”我实话实说。

佐伯笑笑：“你年龄不大，倒很会讨女人欢心。”

我脸红了。

佐伯指着椅子。仍是昨天坐的椅子，位置也完全一样。我坐在上面。

“不过，对于疲劳我已经相当习惯了。你大概还没有习惯。”

“我想还没有。”

“当然我在十五岁时也没习惯。”她拿着咖啡杯的手柄，静静地喝了一口，“田村君，窗外看见什么了？”

我看她身后的窗外：“看见树、天空和云，看见树枝上落的鸟。”

“是哪里都有的普通景致，是吧？”

“是的。”

“假如明天有可能看不见它们，对你来说会不会成为极其特别和宝贵的景致呢？”

“我想会的。”

“曾这样思考过事物？”

“思考过。”

她显出意外的神色：“什么时候？”

“恋爱的时候。”我说。

佐伯浅浅地一笑，笑意在她嘴角停留片刻，令人联想起夏日清晨洒在小坑坑里尚未蒸发的水。

“你在恋爱。”她说。

“是的。”

“就是说，她的容貌和身姿对你来说每天都是特别的、宝贵的？”

“是那样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

佐伯注视了一会儿我的脸。她已经没了笑意。

“假定一只鸟落在细树枝上，”佐伯说，“树枝被风吹得剧烈摇摆。那一来，鸟的视野也将跟着剧烈摇摆，是吧？”

我点头。

“那种时候鸟是怎样稳定视觉信息的呢？”

我摇头：“不知道。”

“让脑袋随着树枝的摇摆上上下下，一下一下的。下次风大的日子你好好观察一下鸟，我时常从这窗口往外看。你不认为这样的人生很累——随着自己所落的树枝一次次摇头晃脑的人生？”

“我想是的。”

“可是鸟对此已经习惯了，对它们来说那是非常自然的，它们没法意识到，所以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累。但我是人，有时候就觉得累。”

“您落在哪里的树枝上呢？”

“看怎么想。”她说，“不时有大风吹来。”

她把杯子放回托盘，拧开自来水笔帽。该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立起。

“佐伯女士，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想问问您。”我果断地开口。

“可是个人的？”

“个人的。也许失礼。”

“但很重要？”

“是的，对于我很重要。”

她把自来水笔放回写字台，眼里浮现出不无中立性的光。

“可以的，问吧。”

“您有孩子吗？”

她吸一口气，停顿不语。表情从她脸上缓缓远离，又重新返回，就好像游行队伍沿同一条路走过去又折回来。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有个人问题，不是心血来潮问的。”

她拿起粗杆勃朗·布兰(1)，确认墨水存量，体味其粗硕感和手感，又把自来水笔放下，抬起脸。

“跟你说田村君，我也知道不对，但这件事既不能说Yes也不能说No，至少现在。我累了，风又大。”

我点头：“对不起，是不该问这个的。”

“没关系，不是你不好。”佐伯以温柔的声音说，“咖啡谢谢了。你做的咖啡非常够味儿。”

我出门走下楼梯，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沿上翻开书页，但内容无法进入大脑，我不过是用眼睛追逐上面排列的字罢了。和看随机数表是一回事。我放下书，走到窗前打量庭园。树枝上有鸟。但四下无风。我渐渐弄不明白自己思恋的对象是作为十五岁少女的佐伯，还是现在年过五十的佐伯，二者之间应有的界线摇摆不定，逐渐淡化，无法合成图像。这让我困惑。我闭目合眼，寻求心情的主轴。

不过也对，一如佐伯所言，对我来说她的容貌和身姿每天都是特别的、宝贵的。

(1)　Bront Blanc，德国产高级自来水笔商标名。

第28章

上校山德士年纪虽大，身体却很敏捷，脚步也快，俨然训练有素的竞走选手，而且似乎对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为走近路，他爬上又暗又窄的阶梯，侧身从楼房间隙穿过，跳过壕沟，吆喝一两声在树篱里叫嚷的狗。那不很大的白西装背影宛如寻觅归宿的急匆匆的魂灵一般在都市小巷间快速移行。星野很吃力地跟在后面，以防他倏忽不见。跟着跟着，逐渐上气不接下气，腋下渗出汗来。上校山德士一次也没回头看小伙子是否尾随其后。

“喂喂，老伯，还很远吗？”星野吃不消了，在他背后问道。

“瞧你这年轻人说的什么？这么几步路就受不了？”上校山德士依然头也不回。

“问题是，老伯，我可算是客人哟！这么疲于奔命，弄得浑身瘫软，性欲可就上不来喽！”

“好个不争气的家伙！那也算男人？走这几步就上不来的那一丁点儿性欲，还不如压根儿没有。”

“得得。”

上校山德士穿过胡同，也不理睬信号灯，径自横穿大街，又行走多时，之后过桥进入神社院内。神社相当大，但夜色已深，里面空无人影。上校山德士指着社务所前面的长凳叫他坐下。凳旁竖着一根很大的水银灯，照得周围如同白昼。星野乖乖坐在凳上，上校山德士挨着他坐下。

“我说老伯，你总不至于叫我在这里干上一家伙吧？”星野不安地说。

“少说傻话！你又不是宫岛的公鹿，怎么好在神社院里插插，不像话！把人家看成什么了！”上校山德士从衣袋里掏出银色手机，按下三个缩位号码。

“啊，是我。”听到有人接起，上校山德士说道，“老地方，神社。旁边有个叫星野的小子。是的……对对。老营生。知道了。好了，快些过来。”

上校山德士关掉手机，揣进白西装口袋。

“你经常这么把女孩叫到神社来？”星野问。

“不好？”

“不不，也不是特别不好。但更合适的场所也该有的么，或者说常识性的场所……例如酒吧啦，在宾馆房间直接等着啦……”

“神社安静，空气也好。”

“那倒是。不过么，深更半夜在神社社务所前的凳子上等女孩，心里总不够踏实，好像被狐狸迷住魂了似的。”

“胡说，你把四国看成什么地方了？高松是县政府所在地，堂而皇之的都市，哪里有什么狐狸出没！”

“狐狸是开玩笑。可老伯你毕竟也算是从事服务业的，最好多少考虑一下气氛什么的，搞得有情调些也是必要的。也许我是多管闲事了。”

“哼，纯属多管闲事。”上校山德士毅然决然地说，“对了，石头。”

“嗯，想知道石头。”

“先插插好了，完了再说石头。”

“插插很重要？”

上校山德士煞有介事地连连点头，别有意味地摸了摸山羊胡：“重要，先插插很重要。一如仪式。先插插，石头的事下一步再说。星野，我想那女孩你肯定满意，毕竟是我手里货真价实的头一号。乳房胀鼓鼓，皮肤滑溜溜，腰肢曲弯弯，那里湿漉漉，百分之百的性爱女郎。拿汽车打比方，简直就是床上的四轮驱动车。脚一踩就是爱欲的涡轮机，指一箍就是怒涛的换挡手柄。好了好了要拐弯了，荡神销魂的变速器。来啊来啊，超车线上勇往直前，冲啊冲啊，星野君一飞冲天！”

“老伯，你真是太有个性了！”小伙子佩服地说。

“我可不是因为好玩儿才吃这碗饭的！”

十五分钟后女郎出现了。如上校山德士所说，确是身段绝佳的美女。紧绷绷的黑色超短裙，黑色高跟鞋，肩上垂一个黑色漆皮小挎包。当模特都没什么奇怪。胸部相当丰满，从大开的领口可以清楚窥见其波端浪尾。

“这回行了吧，星野？”上校山德士问。

星野呆若木鸡，一声不响地点了下头。他想不出说什么好。

“倾国倾城的性爱美女，星野！千金一刻，爱在今宵！”说罢，上校山德士第一次露出微笑，捏了星野屁股一把。

女郎领星野走出神社，进了附近一家爱巢旅馆。女郎往浴缸里放满水，径自三两把脱光了，又将星野脱光了。她在浴缸里把星野洗净，上下舔了一遍，随即施展星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超弩级(1)口舌性爱技艺。星野来不及考虑什么便一泻而出。

“啧啧，这么厉害。头一遭。”星野把身体缓缓沉进浴缸说。

“这只是刚刚开始，”女郎说，“更厉害的在后头呢。”

“已经够舒服的了。”

“怎么个程度？”

“过去未来都考虑不来。”

“‘所谓纯粹的现在，即吞噬未来的、过去的、难以把握的过程。据实而言，所有知觉均已成记忆。’”

小伙子抬起头，半张着嘴看女郎的脸：“什么呀，这？”

“亨利·柏格森(2)。”女郎吻在龟头上，一边舔残存的精液一边说：“唔叽吁唧唧。”

“听不清。”

“《物质与记忆》。没读过？”

“我想没有。”星野想了想说。除去自卫队时期被迫熟读的《陆上自卫队特殊车辆操作教程》（再除去两天来在图书馆查阅的四国历史和风俗），记忆中只读过漫画周刊。

“你读了？”

女郎点头：“不能不读，在大学里学哲学嘛。快考试了。”

“原来如此。”小伙子佩服起来，“这是勤工俭学？”

“嗯。学费必须交的。”

接下去，女郎领他上床，用指尖和舌尖温柔地爱抚他的全身，很快使他再次勃起，而且勃起得壮壮实实，如迎来狂欢节的比萨斜塔一样向前倾斜。

“喏喏，又来劲了！”说罢，女郎缓慢地进入下一系列动作，“嗳，可有类似点播节目的什么？比如希望我如何如何啦。山德士叫我提供充足的服务。”

“点播节目什么的一时想不起来，能引用一段更为哲学的什么吗？什么意思我理解不好，但或许能推迟射精。这样子下去，很快又要一泻而出。”

“倒也是。古老是有点儿古老，黑格尔可以的？”

“什么都无所谓，你喜欢的就行。”

“就来黑格尔好了。是有点儿古老，铿锵铿锵铿铿锵，Oldies but goodies(3)。”

“妙。”

“‘“我”既是相关的内容，同时又是相关之事本身。’”

“嗬！”

“黑格尔对‘自我意识’下了定义，认为人不仅可以将自己与容体分开来把握，而且可以通过将自己投射在作为媒介的客体上来主动地更深刻地理解自己。这就是自我意识。”

“一头雾水。”

“这就是我现在为你做的，星野君。对我来说，我是自己，星野君是客体。对于你当然要反过来，星野君是自己，我是客体。而我们就是在这样互相交换互相投射自己与客体的过程中来确立自我意识的，主动地。简单说来。”

“还不大明白，不过好像受到了鼓励。”

“关键就在这里。”女郎说。

完事之后，星野告别女郎，独自返回神社。上校山德士以同一姿势坐在同一长凳上等他。

“哎哟，老伯，你一直在这儿等着？”星野问。

上校山德士悻悻地摇头：“说的什么糊涂话！我难道能在这种地方老老实实等那么长时间？我看上去就那么有工夫？你星野在哪里的床上寻欢作乐升天入地时，也不知是什么报应，我在胡同里吭哧吭哧干活来着。刚才有电话进来说完事了，我这才跑步赶回这里。如何？我那个性爱女郎十分了得吧？”

“嗯，妙，无可挑剔，宝贝！主动地说话，叫我射了三次，身体好像轻了两公斤。”

“那比什么都好。那，刚才说的石头……”

“对，这是大事。”

“说实话，石头就在这神社的树林里。”

“那可是‘入口石’哟。”

“是的，是‘入口石’。”

“老伯，你莫不是随便说着玩儿？”

上校山德士听了陡然抬起头来：“说的什么混账话！迄今为止，我骗过你一次吗？信口开河了吗？说是百分之百的性爱女郎就是百分之百的性爱女郎。而且是跳楼价，才一万五千日元就厚着脸皮射了三次，到头来还疑神疑鬼！”

“不不，当然不是信不过你，所以你别那么生气，不是那个意思。只不过因为事情太巧太顺利了，觉得有点蹊跷罢了。还不是，正散步时恰巧给打扮奇特的老伯叫住，说要告诉石头的事，接着又跟厉害的女郎干了一家伙……”

“三家伙。”

“都无所谓。干完三家伙马上说要找的石头就在这里——任凭谁都要打问号的。”

“你小子端的不开窍。所谓神启就是这么个东西。”上校山德士咂了下舌头，“神启是超越日常性的因缘的。没有神启，那算什么人生！关键是要从观察的理性飞跃到行为的理性上去。我说的可明白了？你这个镀了金的榆木疙瘩脑袋！”

“自己与客体之间的投射与交换……”星野战战兢兢地说。

“对了，明白这个就好。这是关键所在。跟我来，这就让你拜见那块宝贝石头。服务到家了，星野小子！”

(1)　原指超过弩级舰（与英国1906年建造的无畏号战舰同级的军舰）的战舰。

(2)　法国哲学家（1859—1941）。

(3)　意为“古老但优秀的音乐”。

第29章

我用图书馆的公共电话给樱花打电话。回想起来，在她宿舍留宿之后还一次都没跟她联系过，只是在离开时给她留了一个简单的便条，我为此感到羞愧。离开她宿舍就来了图书馆，大岛用车把我拉去他那座小屋，在不通电话的深山里过了几天。返回图书馆后开始在此生活工作，每天夜晚目睹佐伯的活灵（或类似活灵），并对那个十五岁少女一往情深。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事。可我当然不能说出。

电话是晚上快九点时打的，铃响第六遍她接起。

“到底在哪里干什么呢？”樱花以生硬的声音说。

“还在高松。”

她半天什么也没说，一味沉默。电话机背后开着电视音乐节目。

“总算还活着。”我加上一句。

又沉默片刻，之后她无奈似的叹息一声。

“可你不该趁我不在时慌慌张张离去嘛！我也够放心不下的，那天比平时提早回来，还多买了些东西。”

“呃，我也觉得抱歉，真的。但那时候没办法不离开。心里乱糟糟的，很想慢慢考虑点什么，或者说想重振旗鼓。可是跟你在一起，怎么说好呢……表达不好。”

“刺激太强了？”

“嗯。以前我一次也没在女人身边待过。”

“倒也是。”

“女人的气味啦什么的。还有好多好多……”

“年轻也真是够麻烦的，这个那个。”

“或许。”我说，“你工作很忙？”

“嗯，忙得不得了。也好，现在正想干活存钱，忙点儿倒也没什么。”

我停顿一下说：“嗳，说实在的，这里的警察在搜查我的行踪。”

樱花略一沉吟，小声细气地问道：“莫不是跟那血有关系？”

我决定暂且说谎：“不不，那不是的。跟血没有关系，找我是因为我是出走少年。找到了好带回东京，没别的事。我担心弄不好警察会把电话打到你那里，上次你让我留宿那天夜里，我用自己的手机打你的手机来着，电话公司的记录显示我在高松，也查了你的电话号码。”

“是么，”她说，“不过我这个号码不必担心，用现金卡，查不出机主。况且本来是我的那个他的，我借来用，和我的姓名场所都连不上。放心好了。”

“那就好。”我说，“作为我不想给你添更多的麻烦。”

“这么体贴人，我都快掉泪了。”

“真是那么想的。”

“知道知道。”她不耐烦地说，“那么，出走少年现在住在哪里呢？”

“住在一个熟人那里。”

“这座城里你该没有熟人吧？”

我没办法好好回答。几天来发生的事到底怎样才能说得简单明了呢？

“说来话长。”我说。

“你这人，说来话长的事看来真够多的。”

“唔。为什么不知道，反正动不动就那样。”

“作为倾向？”

“大概。”我说，“等有时间时慢慢说给你听。也不是特意隐瞒，只是电话里说不明白。”

“不说明白也可以的。只是，不至于是有危险的地方吧？”

“危险一点儿没有，放心。”

她又叹息一声：“知道你是特立独行的性格，不过那种跟法律对着干的事要尽量避免才好，因为没有希望获胜。像彼利小子那样，不到二十岁就一下子没命了。”

“彼利小子不是二十岁前没命的。”我纠正道，“杀了二十一个人，二十一岁没命的。”

“噢——”她说，“不说这个了。可有什么事？”

“只是想道声谢谢。你帮了那么大忙，却一声谢谢也没说就离开了，心里总不爽快。”

“这我很清楚的，不必挂在心上。”

“另外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

“你这么说我当然高兴。我的声音可能顶什么用？”

“怎么说好呢……我也觉得说法有些怪——你樱花在这现实世界中活着，呼吸现实空气，述说现实话语。跟你这么说话，可以得知自己姑且同现实世界正常连在一起，而这对我是相当要紧的事。”

“你身边其他人不是这样的？”

“可能不是。”

“越听越糊涂。就是说你是在远离现实的场所同远离现实的人在一起？”

我就此思索。“换个说法，或许可以那样说。”

“我说田村君，”樱花说，“当然那是你的人生，不应由我一一插嘴。不过，从你的口气听来，我想你恐怕还是离开那里好。具体的说不清楚，反正总有那个感觉，作为一种预感。所以你马上过来，在我这里随便你怎么住。”

“樱花，为什么对我这么亲切？”

“你，莫不是傻瓜？”

“怎么？”

“还不是因为我喜欢。我的确相当好事，但不是对任何人都这么做的。我喜欢你，中意你，所以才做到这个地步。倒是说不太好，觉得你真像我的弟弟。”

我对着听筒沉默不语。一瞬间不知如何是好。一阵轻微的晕眩朝我袭来。因为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哪怕仅仅一次。

“喂喂！”

“听着呢。”我说。

“听着就说话呀！”

我站稳身体，深吸一口气：“嗳，樱花，如能那样我也觉得好，真是那么想的，打心眼里那么想。可是现在不能。刚才也说了，我不能离开这里，一个原因是我正恋着一个人。”

“恋着一个不能说是现实性的、麻烦的人？”

“也许可以那么说。”

樱花再次对着听筒叹息。非常深沉的根本性叹息。“跟你说，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爱恋起来，大多带有非现实性倾向。而若对方再远离现实，可就相当伤脑筋了。这个可明白？”

“明白。”

“嗳，田村君！”

“嗯。”

“有什么再往这里打电话，什么时间不必介意，用不着顾虑。”

“谢谢！”

我挂断电话，返回房间，把《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放上转盘，落下唱针。于是我再次被领回——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那个场所，那个时间。

我感觉有人的动静，睁开眼睛。一团黑暗。床头钟的夜光针划过三点。不知不觉之间我睡了过去。她的身影出现在从窗口泻入的庭园灯那微弱的光照中。少女一如往常坐在桌前，以一如往常的姿势看着墙上的画，在桌上手托下巴，凝然不动。我也一如往常躺在床上屏住呼吸，微微睁眼注视她的剪影。海上吹来的风静静地摇晃着窗外山茱萸的枝条。

但过不多时，我发觉空气中有一种与平时不同的什么膨胀开来。异质的什么正在一点一点然而决定性地扰乱着必须完美无缺的那个小天地的和谐。我在幽暗中凝眸细看。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夜风忽然加强，我血管中流淌的血开始带有黏糊糊的不可思议的重量。山茱萸枝在玻璃窗上勾勒出神经质的迷宫图。不久，我明白过来，原来那里的剪影不是那个少女的剪影。极其相似，可以说几乎一样。但不完全一样。犹如多少有些差别的两个图形合在一起之时，细小部位到处都是错位。例如发型不同，衣服不同，更为不同的是那里的气息。这我知道。我不由摇头。不是少女的谁位于那里。有什么发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不知不觉在被窝里攥紧双拳。继而，心脏忍无可忍似的发出又干又硬的声响。它开始刻画不同的时态。

以此声响为暗号，椅子上的剪影开始动了。身体如大船转舵时一样缓缓改变角度。她不再支颐，脸朝我这边转来。我发觉那是佐伯。我屏住呼吸，无法吐出。在那里的是现在的佐伯。换个说法，那是现实的佐伯。她看了我好一会儿，一如看《海边的卡夫卡》之时，安安静静，全神贯注。我思考时间之轴，时间恐怕在我不知晓的地方发生着某种变异，现实与梦幻因之相互混淆，如同海水与河水混在一起。我转动脑筋追寻那里应有的意义，然而哪里也抵达不了。

未几，她起身缓缓朝这边走来，腰背仍那么笔直，步态仍那么优美。没有穿鞋，赤脚。地板随着她的脚步吱呀作响。她在床头静静坐下，久久坐着不动，其身体有实实在在的密度和重量。佐伯身穿白色丝绸衬衫和及膝的深蓝色裙子。她伸手摸我的头发，手指在我的短发间游移。毫无疑问那是现实的手，现实的手指。之后她站起身来，在外面泻入的淡淡的光照中极为理所当然地开始脱衣服。不急，但也不犹豫。她以非常自然流畅的动作一个个解开衬衫纽扣，脱去裙子，拉掉内衣裤。衣服无声地依序落在地板上。柔软的布料也发不出声音。她在睡着。我这知道。眼睛固然睁着，但佐伯是在睡着。所有的动作都发生在她的睡梦中。

脱光后，她钻进狭窄的小床，白皙的手臂拢住我的身体。我的脖颈感受到她温暖的喘息，大腿根觉出她的毛丛。想必佐伯把我当成了她早已死去的少年恋人，她试图把过去在这房间发生的事依样重复一遍，重复得极为自然，水到渠成，在熟睡中，在梦中。

我想我必须设法叫起佐伯，必须让她醒来。她把事情弄错了，必须告诉她那里存在巨大的误差，这不是梦，是现实世界。然而一切都风驰电掣地向前推进，我无力阻止其势头。我心慌意乱，我的自身被吞入异化的时间洪流中。

你的自身被吞入异化的时间洪流中。

她的梦转眼之间将你的意识包拢起来，如羊水一样软乎乎暖融融地包拢起来。佐伯脱去你穿的T恤，拉掉短运动裤，连连吻着你的脖颈，伸手攥住阳物。阳物已经硬硬地勃起，硬如瓷器。她轻轻抓住你的睾丸，一声不响地将你的手指拉到毛丛之下。那里温暖而湿润。她吻你的胸，吸你的乳头。你的手指就好像被吸进去一样缓缓进入她体内。

你的责任究竟始自哪里呢？你拂去意识视野的白雾，力图找出现在的位置，力图看清水流的方向，力图把握时间之轴。然而你无从找出梦幻与现实的分界，甚至找不到事实与可能性的区别。你所明了的，只是自己现在置身于分外微妙的场所。微妙，同时危险。你在无法确认预言的原理与逻辑的情况下被包含在其行进的过程中，一如某个河边小镇淹没在洪水里。那里所有的道路标识此刻都沉在水面之下，能看见的仅有家家户户无名的房脊。

不久，佐伯骑上你仰卧的躯体，张开腿，将如石杵一般硬的阳物导入自己体内。你别无选择。由她选择。她像描绘图形一样扭动腰肢。直线型泻下的长发在你肩头宛如柳枝轻轻摇曳。你一点点被吞入柔软的泥沼。世界上的一切无不暖融融湿漉漉迷濛濛，惟独你的阳物坚挺而鲜明。你闭目做你自身的梦。时间的流移变得扑朔迷离。潮满，月升。你很快射出。你当然无法遏止。在她体内一次接一次猛射。她在收缩，温柔地收集你的精液。然而她仍在熟睡，睁着眼睛熟睡。她身在另一世界，你的精液被吸去另一世界。

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动身不得，置身于麻痹的天罗地网中。至于那是真正的麻痹，还是仅仅因为我没有动身的愿望，我自己也分不清楚。又过了一会儿，她离开我，在我身旁静躺片刻，之后起身穿上内衣，穿上裙子，扣上衬衫纽扣。她再次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一切都是在无言中进行的。回想起来，她出现在这房间之后一次也没出声，传来我耳畔的只有地板轻微的吱呀声和不停吹来的风声。叹气的房间，轻轻颤抖的玻璃窗——这便是侍立在我身后的choros(1)的所有成员。

她睡着穿过地板，走出房间。门开有一条小缝，她如做梦的细鱼一般从门缝间滑溜溜地钻过。门无声地合上了。我从床上注视着她离去。我依然处于麻痹状态，伸一根手指都不可能。嘴唇如贴了封条一般沉重地闭在一起。语言在时光的凹坑里沉睡。

我只好一动不动，侧耳倾听，以为停车场那边会有佐伯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然而怎么等也一无所闻。夜间的云被风吹来，又离去了。山茱萸的枝条小幅度地摇颤着，无数刀刃在黑暗中闪光。那里的窗是我的心的窗，那里的门是我的心的门。我就这样睁眼睁到早晨，久久看着无人的空椅。

(1)　古希腊剧的合唱队。

第30章

两个人翻过低矮的围墙，进入神社树林。上校山德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电筒照着脚下。林中有条小径。树林虽然不大，但哪棵树木都很有年代，粗粗大大，密生的树枝黑魆魆地遮蔽着头顶。脚下的草味儿直冲鼻孔。

上校山德士领头前行，他步子缓慢，和刚才不同，一边用手电筒光确认脚下，一边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星野跟在后面。

“喂，老伯，像在试胆子嘛！”星野对着上校山德士的白后背搭话，“有什么妖怪？”

“少说几句废话好不好，就不能安静一会儿？”上校山德士头也不回地说。

“好的好的。”

中田现在干什么呢？星野心想，怕是又在被窝里呼呼大睡。一旦睡着，任凭什么都吵不醒那个人，熟睡一词简直就像专为他准备的。不过中田在那么长的睡眠中究竟在做什么梦呢？星野无从想像。

“老伯，还远么？”

“只有几步远了。”上校山德士说。

“我说，老伯，”

“什么？”

“你真是上校山德士？”

上校山德士清了下嗓子：“其实不是。姑且装扮成上校山德士罢了。”

“我猜就是。”星野说，“那，你实际上是谁呢？”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不麻烦？”

“不麻烦。本来就没名字，也没形体。”

“像屁似的？”

“未尝不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

“噢。”

“姑且采用上校山德士这一堪称资本主义社会之大通的通俗易懂的形体而已。米老鼠也蛮好，但迪士尼对肖像权有诸多清规戒律，懒得打官司。”

“我也不大情愿被米老鼠介绍女郎。”

“那怕是的。”

“还有，我觉得你的性格同上校山德士非常吻合。”

“没有什么性格不性格，感情也没有。‘虽此时我显形出语，但我非神非佛，本是无情物，虑自与人异。’”

“什么呀，那是？”

“上田秋成《雨月物语》的一节。反正你不至于读过。”

“没读过，虽然不值得自豪。”

“虽说现在我姑且以人的形体出现在这里，但我不是神也不是佛。本来就没有感情，想法和人不一样——就这个意思。”

“嗬！”星野说，“懂还是不太懂，总之你不是人不是神不是佛喽。”

“‘我非神非佛，只是无情物。既是无情物，自然不辨人之善恶，不循善恶行事。’”

“不懂啊。”

“不是神也不是佛，用不着判断人们的善恶，也没必要依照善恶基准行事。”

“就是说，老伯你是超越善恶的存在。”

“星野，那就过奖了。善恶我可没有超越，只是两不相干罢了。善也好恶也好都与我无关，我追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彻底施展我所具有的功能。我是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存在，或者说是中立性客体。”

“施展功能是怎么回事？”

“你小子，没上过学？”

“高中基本上了，但一来是工业高中，二来只顾骑摩托发疯来着。”

“就是为促使事物本来具有的作用发挥出来而进行管理。我的职责就是管理世界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就是理顺事物的顺序，就是让结果出现在原因之后，就是不使含义与含义相混淆，就是让过去出现在现在之前，就是让未来出现在现在之后。多少错位一点点没有关系，世上的东西不可能尽善尽美，星野。只要结果能多多少少对上账，我也不会一一说东道西。别看我这样，相当about(1)的地方也是有的。或者说得专业一点儿，即所谓‘后续信息感触处理的省略’。这个说来话长，再说你反正也理解不了，就免了。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并非对任何事情都啰嗦个没完没了。可是如果账目对不上就不好办，就会产生责任问题。”

“这我有点儿糊涂了：既然你这人职责那么重大，干吗在高松的小胡同里拉什么皮条呢？”

“我不是人。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

“人也好不是人也好……”

“我当皮条客，是为了把你小子领到这里。有点事想求你帮忙，所以才让你——也算给你的报酬——舒服一场，乃是一种仪式。”

“帮忙？”

“听着，刚才也说了，我是不具形体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性客体。我可以成为任何形体，但没有实体。而从事现实性作业无论如何都需要实体。”

“那么现在我就是实体。”

“对了。”上校山德士说。

沿着黑暗的林中小径慢慢走了一程，见一棵大橡树下有座不大的庙。庙很破旧，快要倒塌的样子，没有供品没有饰物，扔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看来已被所有人遗忘。上校山德士用手电筒照着庙说：“石头在这里面，打开门。”

“我不干！”星野摇头道，“神社这东西是不能随便打开的，打开肯定遭报应，掉鼻子或掉耳朵。”

“不怕，我说行就行。打开，没什么报应。鼻子掉不了耳朵掉不了。你这家伙还真够守旧的，莫名其妙。”

“那，你自己开不就得了！我可不愿意参与这种事。”

“真个不懂事，你小子！刚才应该说过了的，我是没有实体的。我不过是抽象概念，自己什么也做不来，所以才特意把你领来这里嘛。为这个不是以优惠价让你干了三家伙！”

“那的确够开心的……可我还是上不来情绪。从小阿爷就再三再四告诉我千万不得对神社胡来。”

“你阿爷忘去一边好了！要做事的时候别搬出岐阜县土得掉渣的说法，没有时间。”

星野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但还是战战兢兢地打开庙门。上校山德士用手电筒往里照去。那里确实有一块很旧的圆形石头。如中田所说，形状如一张圆饼。唱片一般大小，白白的平平的。

“这就是那石头？”小伙子问。

“就是。”上校山德士说，“搬出来！”

“等等等等，老伯，那岂不成小偷了？”

“别管它！少这么一块石头谁也不会发觉，也不会介意。”

“问题是，这石头怕是神的所有物吧？擅自拿走神肯定发脾气的。”

上校山德士抱臂盯视星野的脸：“神是什么？”

经他这么一说，星野沉思起来。

“神长什么样？干什么事？”上校山德士紧追不舍。

“那个我不大清楚。不过神就是神嘛！神到处都有，看着我们一举一动，判别是好是坏。”

“那不和足球裁判员一个样了？”

“或许可以那么说。”

“那么说，神就是穿一条半长裤口叼哨子计算叫停时间的了？”

“你老伯也够絮叨的。”

“日本的神和外国的神是亲戚还是敌我？”

“不知道，那种事。”

“好好听着，星野小子！神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特别是在日本，好坏另当别论，总之神是圆融无碍的。举个证据：战前是神的天皇在接到占领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不得再是神’的指示后，就改口说‘是的，我是普通人’，一九四六年以后再也不是神了。日本的神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叼着便宜烟管戴着太阳镜的美国大兵稍稍指示一下就马上摇身一变，简直是超后现代的东西。以为有即有，以为没有即没有，用不着一一顾虑那玩意儿。”

“啊。”

“反正把石头搬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我虽然非神非佛，但门路多少还是有一点儿的，不让你遭报应就是。”

“真肯负责任？”

“决不食言。”上校山德士说。

星野伸出手，活像起地雷一样轻轻抱起石头。

“够重的。”

“石头是重物，不同于豆腐。”

“哎呀，就石头来说这家伙也太有分量。”星野说，“那，怎么办？”

“拿回去放在枕边即可。往下随你怎么办。”

“你是说……拿回旅馆？”

“嫌重也可以搭出租车。”上校山德士说。

“不过能行么，擅自搬去那么远？”

“跟你说，星野小子，大凡物体都处于移动途中。地球也好时间也好概念也好爱情也好生命也好信息也好正义也好邪恶也好，所有东西都是液体的、过渡性的，没有什么能够永远以同一形态滞留于同一场所。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黑猫宅急便(2)。”

“噢。”

“石头眼下只不过姑且作为石头存在于此。就算你帮它移动一下位置，它也不至于有所改变。”

“可是老伯，这石头怎么就那么重要呢？看上去也没什么出奇的嘛！”

“准确说来，石头本身没有意义。形势需要一个东西，而那碰巧是这石头。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得好：‘假如故事中出现手枪，那就必须让它发射。’什么意思可明白？”

“不明白。”

“呃，想必你不明白。”上校山德士说，“估计你不可能明白，只是出于礼节问一声。”

“谢谢。”

“契诃夫想表达的意思是：必然性这东西是自立的概念，它存在于逻辑、道德、意义之外，总之集作为职责的功能于一身。作为职责非必然的东西不应存在于那里，作为职责乃必然的东西则在那里存在。这便是dramaturgie(3)。逻辑、道德、意义不产生于其本身，而产生于关联性之中。契诃夫是理解dramaturgie为何物的。”

“我可是压根儿理解不了。说得太玄乎了。”

“你怀抱的石头就是契诃夫所说的‘手枪’，必须让它发射出去。在这个意义上，那是块重要的石头、特殊的石头。但那里不存在什么神圣性，所以你不必顾虑什么报应。”

星野皱起眉头：“石头是手枪？”

“说到底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并不是真有子弹出来。放心好了！”

上校山德士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块大包袱皮递给星野：“用这个包石头。还是不给人家看见好。”

“喏喏，到头来不还是当小偷么？”

“说的什么呀，多难听。不是什么小偷，只是为了重要目的暂时借用一下。”

“好了好了，明白了。不过是依照dramaturgie使物质必然性地移动一下。”

“这就对了。”上校山德士点了下头，“你也多少开窍了嘛！”

星野抱起包在深蓝色包袱皮里的石头返回林中小径，上校山德士用手电筒照着星野脚下。石头比看时的感觉重得多，中途不得不停下几次喘气。出得树林，为避免别人看见，两人快步穿过明亮的神社院子，走上大街。上校山德士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让抱石头的小伙子上去。

“放在枕边就可以的？”星野问。

“可以，就那样，别想得太多。重要的是石头位于那里。”上校山德士说。

“该向老伯你说声谢谢才是——告诉给我石头的位置。”

上校山德士微微一笑：“用不着谢，我不过做我应做之事而已。功能的彻底发挥。对了，女郎不错吧，星野小子？”

“嗯，好一个宝贝，老伯。”

“那就再好不过。”

“不过那女郎是真的，对吧？不是什么狐狸啦抽象啦那啰啰嗦嗦的劳什子？”

“不是狐狸，不是什么抽象。货真价实的性爱女郎，不折不扣的做爱机动四轮车，千辛万苦找来的。放心！”

“那就好！”星野说。

星野把用包袱皮包着的石头放到中田枕旁，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他觉得，与其放在自己枕旁，还是放在中田枕旁会避免报应。不出所料，中田如圆木一般酣然大睡。星野解开包袱皮，露出石头，之后换上睡衣，钻进旁边铺的被窝，转眼间睡了过去。他做了一个短梦，梦见神身穿半长裤露出长毛小腿在球场里跑来跑去吹哨子。

第二天早上快五点时中田醒来，看见了放在枕边的那块石头。

(1)　意为“粗略、大略”。

(2)　日本一家上门收货送货的特快专递公司，其运输车身写有这几个字样。

(3)　德语，意为“剧作艺术，戏剧理论，编剧方法”。

第31章

一点多我把刚做好的咖啡端去二楼书房。门一如平时开着，佐伯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只手放在窗台，大概在思索什么，另一只手多半是下意识地摆弄着衬衫纽扣。写字台上没有自来水笔，没有稿纸。我把咖啡杯放在台面上。天空蒙了一层薄云。亦不闻鸟声。

佐伯看见我，忽然回过神似的离开窗台，折回写字台前的转椅，喝了口咖啡，让我坐在昨天那把椅子上。我坐在那里，隔着写字台看她喝咖啡。佐伯还记得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么？很难说。看上去她既好像无所不知，又似乎一无所知。我想起她的裸体，想起她身体各个部位的感触，但我甚至不能断定那是否真是这个佐伯的身体，尽管当时确有那个感觉。

佐伯穿一件有光泽的浅绿色半袖衫，一条米黄色紧身裙，领口闪出细细的银项链，样子甚是优雅，纤纤十指在台面上如工艺品一般漂亮地合在一起。

“怎样，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她问我。

“您指高松？”我反问道。

“是的。”

“不清楚，因为我差不多哪里也没看到。我看到仅仅是我偶然路过的东西。这座图书馆、体育馆、车站、宾馆……就这些。”

“不觉得高松无聊？”

我摇头说：“不太清楚。因为就我来说，坦率地说一来没有工夫觉得无聊，二来城市这东西看起来大同小异……这里是无聊的地方吗？”

她做了一个微微耸肩的动作：“至少年轻时候那么想来着。想走出去，想离开这里，到有更特别的东西、更有趣的人的地方去。”

“更有趣的人？”

佐伯轻轻摇头。“年轻啊！”她说，“年轻时一般都有那样的想法。你呢？”

“我没那么想过，没觉得去别的什么地方就会有其他更有趣的东西。我只是想去别处，只是不想留在那里。”

“那里？”

“中野区野方，我出生成长的场所。”

听到这地名时，她的眸子里似乎有什么掠过，但我无法断定。

“至于离开那里去哪里，不是太大的问题吧？”佐伯问。

“是的。”我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我觉得不离开那里人就要报销，所以跑了出来。”

她注视着台面上自己的双手，以非常客观的眼神。然后，她静静地开口了。“我想的也和你一样。二十岁离开这里的时候，”她说，“觉得不离开这里就根本没办法活下去，并且坚信自己再不会看到这片土地，丝毫没想到回来。但发生了很多事，还不能不返回这里，一如跑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佐伯回过头，朝窗外望去。遮蔽天空的云层毫无变化。风也没有。那里映入眼帘的东西犹如摄影用的背景画一样一动不动。

“人生有种种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佐伯说。

“所以我迟早恐怕也得返回原地，你是说？”

“那当然无由得知。那是你的事，再说事情还早。但我是这样想的：出生的场所和死的场所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出生的场所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可是死的场所则在某种程度可以选择。”

她脸朝窗外平静地说着，就像是跟外面某个虚拟的人说话。随后，她突然想起似的转向我。

“为什么我会坦率地向你说这些呢？”

“因为我是同这个地方无关的人，年龄又相差悬殊。”我说。

“是啊，有可能。”她承认。

之后沉默再次降临，二十秒或三十秒。这时间里我们大概各有所思。她拿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

我断然开口道：“佐伯女士，我想我这方面也有必须对你直言不讳的事。”

她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就是说，我们是交换各自的秘密了？”

“我的谈不上是什么秘密。仅仅是假说。”

“假说？”佐伯反问，“直言假说？”

“是的。”

“想必有趣。”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说，“您是为了死而返回这座城市的吧？”

她将静静的微笑如黎明前的月牙一样浮上嘴角：“或许是那样的。但不管怎样，就每天实际生活来说都是没多大区别的——为活下来也罢，为死去也罢，做的事大体相同。”

“您在追求死去吗？”

“怎么说呢，”她说，“自己也稀里糊涂。”

“我父亲追求死去来着。”

“你父亲不在了？”

“不久前，”我说，“就在不久前。”

“为什么你父亲追求死去呢？”

我大大地吸一口气：“其原因我一直不能理解，现在终于理解了。来这里后总算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

“我想父亲是爱你的，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你领回自己身边，或者不如说一开始就没能真正把你搞到手。父亲知晓这点，所以但求一死，而且希求由既是自己的儿子又是你的儿子的我亲手杀死自己。他还希求我以你和姐姐为对象进行交合，那是他的预言和诅咒，他把它作为程序植入我的身体。”

佐伯把手中的杯子放回浅盘，发出“咣当”一声非常中立的声响。她从正面看我的脸。然而她看的不是我，她看的是某处的空白。

“我认识你父亲不成？”

我摇头：“刚才说的，这是假说。”

她双手叠放在写字台上，微笑仍浅浅地留在她的嘴角。

“在假说之中，我是你的母亲？”

“是的。”我说，“你同我父亲生活，生下了我，又扔下我离开，在我刚刚四岁那年的夏天。”

“那是你的假说。”

我点头。

“所以昨天你问我有没有孩子？”

我点头。

“我说没办法回答，既不是Yes又不是No。”

“是的。”

“所以假说作为假说仍有效。”

我再次点头：“有效。”

“那么……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呢？”

“被什么人杀死的。”

“不至于是你杀的吧？”

“我没有杀。我没有下手。作为事实，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可你就那么没有自信？”

我摇头：“我没有自信。”

佐伯重新拿起咖啡杯，呷了一小口。但那里没有滋味。

“为什么你父亲非对你下那样的诅咒不可呢？”

“大概是想让我继承他的意愿。”

“就是希求我？”

“是的。”我说。

佐伯看着咖啡杯里面，又抬起脸来：“那么——你在希求我？”

我明确地点了一下头。她闭起眼睛。我一直凝视着她闭合的眼睑。我可以通过那眼睑看到她所看的黑暗，那里浮现出种种奇妙的图形，浮现又消失，反复不止。稍顷，她缓缓睁开眼睛。

“你是说依照假说？”

“同假说无关。我在希求你，这已超越了假说。”

“你想和我做爱？”

我点头。

佐伯像看晃眼的东西那样眯缝起一对眼睛：“这以前你可同女人做过爱？”

我又一次点头。昨晚，同你，我心想。但不能出口。她什么都不记得。

佐伯一声叹息：“田村君，我想你也清楚，你十五岁，而我已年过五十。”

“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在谈论那种时间的问题。我知道您十五岁的时候，思恋十五岁时候的您，一往情深。而后通过她思恋您。那个少女现在也在您体内，经常在您体内安睡，但您睡的时候她就开始动了。我已经看见了。”

佐伯又一次闭上眼睛。我看见她的眼睑在微微发颤。

“我在思恋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您也应该明白。”

她像从海底浮上来的人那样长长吸一口气，寻找语句，但找不到。

“田村君，对不起，出去好么？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说，“出去时把门关上。”

我点头从椅子上站起。刚要出门，又有什么把我拉回。我在门口立定，回过头，穿过房间走到佐伯那里，用手摸她的头发。我的手指从发间碰到她的耳朵。我不能不那样做。佐伯吃惊地扬起脸，略一踌躇，把手放在我手上。

“不管怎样，你、你的假说都是瞄准很远的目标投石子。这你明白吧？”

我点头：“明白。但如果通过隐喻，距离就会大大缩短。”

“可你我都不是隐喻。”

“当然，”我说，“但可以通过隐喻略去很多存在于我你之间的东西。”

她依然看着我的脸，再次漾出笑意：“在我迄今听到过的话里，这是最为奇特的甜言蜜语。”

“各种事情都在一点点奇特起来。但我觉得自己正在逼近真相。”

“实际性地接近隐喻性的真相，还是隐喻性地接近实际性的真相？抑或二者互为补充？”

“不管怎样，我都很难忍受此时此地的悲哀心情。”我说。

“我也一样。”

“所以你返回这座城市准备死去？”

她摇头道：“也不是就想死去，说实话。只是在这里等待死的到来，如同坐在车站长椅上等待列车开来。”

“知道列车开来的时刻吗？”

她把手从我的手上拿开，用手指碰一下眼睑。

“田村君，这以前我在很大程度上磨损了人生，磨损了自己本身。想中止生命行程的时候没有中止。明知并无意义可言，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能够中止，以致仅仅为了消磨那里存在的时间而不断做着不合情理的事。就那样损伤自己，通过损伤自己来损伤他人。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报应，说诅咒也未尝不可。某个时期我曾把过于完美的东西弄到了手，因此后来我只能贬抑自己。那是我的诅咒。只要我活着，就休想逃脱那个诅咒。所以我不害怕死，我大体知道那一时刻——如果回答你的提问的话。”

我再次抓起她的手。天平在摇颤，力的一点点的变化都使它两边摇颤不止。我必须思考，必须做出判断，必须踏出一只脚。

“佐伯女士，和我睡好么？”

“即使我在你的假说中是你的母亲？”

“在我眼里，一切都处于移动之中，一切都具有双重意味。”

她就此思索。“但对我来说也许不是那样。事物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或百分之零或百分之百，二者必居其一。”

“你明白其一是何者。”

她点头。

“佐伯女士，问个问题可以么？”

“什么问题？”

“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两个和弦的呢？”

“两个和弦？”

“《海边的卡夫卡》的过渡和弦。”

她看我的脸：“喜欢那两个和弦？”

我点头。

“那两个和弦，我是在远方一个旧房间里找到的，当时那个房间的门开着。”她沉静地说，“很远很远的远方的房间。”

佐伯闭目返回记忆中。

“田村君，出去时把门关上。”她说。

我那样做了。

图书馆关门后，大岛让我上车，带我去稍有些距离的一家海鲜馆吃东西。从餐馆大大的窗口可以看见夜幕下的海，我想像着海里的活物们。

“还是偶尔到外面补充一下营养好。”他说，“警察好像没在这一带站岗放哨，现在没必要那么神经兮兮。换一下心情好了。”

我们吃着大碗色拉，要来肉饭(1)两人分了。

“想去一次西班牙。”大岛说。

“为什么去西班牙？”

“参加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战争早完了！”

“知道，洛尔卡(2)死了，海明威活了下来。”大岛说，“不过去西班牙参加西班牙战争的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隐喻。”

“当然。”他蹙起眉头说，“连四国都几乎没出去过的身患血友病性别不分明的人，怎么谈得上实际去西班牙参战呢！”

我们边喝沛绿雅矿泉水边吃大分量的肉饭。

“我父亲的案子有什么进展？”我问。

“好像没有明显进展。至少近来报纸上几乎没有关于案件的消息，除去文艺栏像模像样的追悼报道。估计搜查进了死胡同。遗憾的是，日本警察的破案率每况愈下，和股票行情不相上下，居然连去向不明的死者儿子都找不出来。”

“十五岁少年。”

“十五岁的、有暴力倾向的、患有强迫幻想症的出走少年。”大岛补充道。

“天上掉下什么的事件呢？”

大岛摇摇头：“那个好像也鸣金收兵了。自那以来再没有稀罕物自天而降——除掉前天那场国宝级骇人听闻霹雷闪电。”

“没有风声了？”

“可以这样看。或者我们正位于台风眼也未可知。”

我点头拿起海贝，用叉子取里边的肉吃，壳放进装壳的容器。

“你还在恋爱？”大岛问。

我点头：“你呢？”

“你是问我在不在恋爱？”

我点了下头。

“就是说，你想就装点作为性同一障碍者兼同性恋者的我的扭曲的私生活的反社会罗曼蒂克色彩进行深入调查？”

我点头。他也点头。

“同伴是有的。”大岛神情显得很麻烦地吃海贝，“并非普契尼歌剧中那种要死要活的恋爱。怎么说呢，不即不离吧。偶尔约会一次。但我想我们基本上是互相理解的，并且理解得很深。”

“互相理解？”

“海顿作曲的时候总是正正规规戴上漂亮的假发，甚至撒上发粉。”

我不无愕然地看着大岛：“海顿？”

“不那样他作不出好曲。”

“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那是海顿与假发之间的问题，别人无由得知，恐怕也解释不了。”

我点头：“嗳，大岛，一个人独处时思考对方，有时觉得悲从中来——你会这样吗？”

“当然。”他说，“偶尔会的。尤其在月亮显得苍白的季节、鸟们向南飞去的季节。尤其……”

“为什么当然？”我问。

“因为任何人都在通过恋爱寻找自己本身欠缺的一部分，所以就恋爱对象加以思考时难免——程度固然有别——悲从中来，觉得就像踏入早已失去的撩人情思的房间。理所当然。这样的心情不是你发明的，所以最好别申请专利。”

“远方古老的怀旧房间？”

“不错。”说着，大岛在空中竖起叉子，“当然是隐喻。”

晚上九点多佐伯来到我的房间。我正坐在椅上看书，“大众高尔夫”引擎声从停车场传来，旋即停止，响起关车门声。胶底鞋缓缓穿过停车场，不久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佐伯站在那里。今天的她没有睡着，细条纹棉布衬衫，质地薄的蓝牛仔裤，白色帆布鞋。她穿长裤的形象还是初次见到。

“令人怀念的房间。”说罢，她站在墙上挂的画前看着，“令人怀念的画。”

“画上的场所是这一带吗？”我问。

“喜欢这幅画？”

我点头：“谁画的呢？”

“那年夏天在甲村家寄宿的年轻画家，不怎么有名，至少在当时。所以名也忘了。不过人很好，画画得也很好，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力度。那个人画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看，看的时间里半开玩笑地提了好多意见，我们关系很好，我和那个画家。很久很久以前的夏天，那时我十二岁。”她说，“上面画的男孩也是十二岁。”

“场所像是这附近的海岸。”

“走吧，”她说，“散步去，带你去那里。”

我和她一起往海岸走去。穿过松树林，走上夜晚的沙滩。云层绽开，半边月照着波浪。波浪很小，微微隆起，轻轻破碎。她在沙滩的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也挨她坐下。沙滩仍有些微温煦。她像测量角度似的指着波浪拍击的一个位置。

“就那里，”她说，“从这个角度画的那里。放一把帆布椅，叫男孩坐在上面，画架竖在这里。记得很清楚。岛的位置也和画的构图一致吧？”

我往她指尖看去。的确像有岛的位置。但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画上的场所。我这么告诉她。

“完全变样了。”佐伯说，“毕竟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地形当然也要变。波浪、风、台风等很多东西会改变海岸的形状。沙子或削去或运来。但不会错，是这里。那时候的事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还有，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来月经。”

我和佐伯不声不响地细看那风景。云改变了形状，月光变得斑斑驳驳。风不时吹过松树林，发出很多人用扫帚扫地那样的声音。我用手掬起沙子，让它从指间慢慢滑落。沙子往下落着，如蹉跎的时光一般同其他沙子混在一起。我如此重复了许多次。

“你在想什么呢？”佐伯问我。

“去西班牙。”我说。

“去西班牙干什么？”

“吃好吃的肉饭。”

“就这个？”

“参加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了。”

“知道。”我说，“洛尔卡死去，海明威活下来。”

“还是想参加？”

我点头：“去炸桥。”

“并且和英格丽·褒曼坠入情网。”

“但实际上我在高松，和佐伯您坠入情网。”

“不可能顺利啊。”

我拢住她的肩。

你拢住她的肩。

她身体靠着你。如此过去了很长时间。

“嗳，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做的和现在一模一样，在一模一样的地点。”

“知道。”我说。

“为什么知道？”佐伯注视着我。

“因为那时我在那里来着。”

“在那里炸桥了？”

“在那里炸桥了。”

“作为隐喻。”

“当然。”

你用双手抱住她，抱紧，贴上嘴唇。你知道她的身体在你怀中瘫软下去。

“我们都在做梦。”佐伯说。

都在做梦。

“你为什么死掉了呢？”

“不能不死的。”你说。

你和佐伯从沙滩走回图书馆，熄掉房间的灯，拉合窗帘，一言不发地在床上抱在一起。和昨夜几乎同样的事情几乎同样地重复一遍。但不同之处有两点。完事后她哭了，这是一点。脸埋在枕头上吞声哭泣。你不知如何是好。你把手轻轻放在她裸露的肩头，心想必须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话语已在时光的凹坑中死去，无声地沉积在火山口湖黑暗的湖底。这是一点。后来她回去时，这回传来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这是第二点。她发动引擎，停下，像思考什么似的隔了一会儿，再次发动，开出停车场。引擎停下后到再次发动的空白时间里，你的心情变得极度悲哀。那空白如海面的雾涌入你的心中，久久留在那里，成为你的一部分。

佐伯留下了泪水打湿的枕头。你用手摸着那湿气，眼望窗外渐渐泛白的天空，耳听远处乌鸦的叫声。地球缓慢地持续旋转，而人们都活在梦中。

(1)　西班牙语paella的译名。一种西班牙风味饭，将米饭同橄榄油炒的鱼、肉、菜以及香料煮在一起而成。

(2)　西班牙诗人、剧作家（1898—1936）。

第32章

早上快五点时中田睁开眼睛，见枕旁放着一块大石头。星野在旁边被窝里睡得正香，半张着嘴，头发乱蓬蓬的，中日Dragons棒球帽滚在枕边。小伙子脸上分明透出坚定的决心——天塌地陷也不醒来！对冒出一块石头中田没有惊讶，也没觉得多么不可思议。他的意识即刻适应了枕旁有石头存在这一事实，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而没有朝“何以出现这样的东西”方向延伸。考虑事物的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中田力所不能及的。

中田在枕旁端然正坐，忘我地看了一会儿石头，之后伸出手，活像抚摸睡着的大猫一样轻轻摸着石头。起初用指尖战战兢兢地碰了碰，晓得不要紧后才大胆而仔细地用手心抚摸表面。摸石头当中他始终在思考着什么，或者说脸上浮现出思考什么的表情。他的手像看地图时那样将石头粗粗拉拉的感触一一装入记忆，具体记住每一个坑洼和突起，然后突然想起似的把手放在头上，喀嗤喀嗤地搔着短发，就好像在求证石头与自己的头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

不久，他发出一声类似喟叹的声息站起身来，开窗探出脸去。从房间的窗口只能看见邻楼的后侧，楼已十分落魄，想必落魄之人在里面做着落魄的工作过着落魄的日子。任何城市的街道都有这种远离恩宠的建筑物，若是查尔斯·狄更斯，大概会就这样的建筑连续写上十页。楼顶飘浮的云看上去宛如真空吸尘器里长期未被取出的硬灰块儿，又好像将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凝缩成若干形状直接放飞在空中。不管怎样，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向下看去，一只瘦黑的猫在楼与楼之间的狭窄围墙上翘着尾巴往来走动。

“今天雷君光临。”中田如此对猫打了声招呼。但话语似乎未能传进猫的耳朵。猫既不回头又不停步，兀自优雅地继续行走，消失在建筑物背后。

中田拿起装有洗漱用具的塑料袋，走进走廊尽头的公用洗漱间，用香皂洗脸，刷牙，用安全剃刀剃须。这一项项作业很花时间。花足够的时间仔细洗脸，花足够的时间仔细刷牙，花足够的时间仔细剃须。用剪刀剪鼻毛，修眉毛，掏耳朵。原本就是慢性子，而今天早晨又做得格外用心。除了他没有人这么早洗脸，吃早饭时间还没到，星野暂时也醒不了。中田无须顾忌谁，只管对着镜子一边悠然梳洗打扮，一边回想昨天在图书馆书上看到的各所不一的猫脸。不认得字，不知道猫的种类，但书上猫们的长相他一个个记得很清楚。

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种猫——中田一边掏耳朵一边想。生来第一次进图书馆，中田因之痛感自己是何等的无知。世界上自己不知晓的事真可谓无限之多，而想起这无限，中田的脑袋便开始隐隐作痛。说当然也是当然，无限即是没有限度。于是他中止关于无限的思考，再次回想图片集《世界上的猫》中的猫们。若能同那上面的每一只猫说话就好了！想必世界上不同的猫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讲话方式。随即他想道：外国的猫同样讲外国话不成？但这也是个复杂问题，中田的脑袋又开始作痛。

打扮完毕，他进厕所像往常一样拉撒。这个没花多长时间。中田拿着洗漱用具袋返回房间，星野仍以与刚才分毫不差的睡姿酣睡。中田拾起他脱下乱扔的夏威夷衫和蓝牛仔裤，角对角整齐叠好，放在小伙子枕旁，再把中日Dragons棒球帽扣在上面，俨然为集合起来的几个概念加一个标题。之后他脱去浴衣，换上平时的长裤和衬衫，又喀哧喀哧搓了几下手，大大地做了个深呼吸。

他重新端坐在石头跟前，端详片刻，战战兢兢地伸手触摸表面。“今天雷君光临。”中田不知对谁——或许对石头——说了一句，独自点几下头。

中田在窗外做体操时，星野总算醒来。中田一边自己低声哼着广播体操的旋律，一边随之活动身体。星野微微睁开眼看表，八点刚过。接着他抬起头，确认石头在中田被褥枕旁。石头比黑暗中看到时要大得多粗糙得多。

“不是做梦。”星野说。

“你指的是什么呢？”中田问。

“石头嘛！”小伙子说，“石头好端端在那里，不是做梦。”

“石头是在。”中田继续做广播体操，简洁地说道。语声听起来仿佛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的重大命题。

“跟你说，关于石头为什么在那里，说起来话长，很长很长，老伯。”

“那是，中田我也觉得可能是那样。”

“算了，”说着，星野从被窝里起身，深深叹息一声，“怎么都无所谓了，反正石头在那里，长话短说的话。”

“石头是在。”中田说，“这点非常重要。”

星野本想就此说点什么，旋即意识到早已饥肠辘辘了。

“哟，老伯，重要不重要都别管了，快去吃早饭吧！”

“那是，中田我也肚子饿了。”

吃罢早饭，星野边喝茶边问中田：“那石头往下怎么办？”

“怎么办好呢？”

“喂喂，别这么说好不好！”星野摇头道，“不是你说必须找那石头，昨天夜里我才好歹找回来的吗？现在却又说什么‘怎么办好呢’，问我也没用。”

“那是，您说的一点儿不错。老实说来，中田我还不清楚怎么办才好。”

“那就伤脑筋了。”

“是伤脑筋。”中田嘴上虽这么说，但表情上看不出怎么伤脑筋。

“你是说，花时间想想就能慢慢想明白？”

“那是，中田我那么觉得。中田我干什么事都比别人花时间。”

“不过么，中田，”

“啊，星野君。”

“谁取的是不晓得，不过既然取有‘入口石’这么个名字，那么肯定过去是哪里的入口来着。也可能是类似的传说或自我吹嘘什么的。”

“那是，中田我也猜想是那样的。”

“可还是不清楚是哪里的入口？”

“那是，中田我还不大清楚。和猫君倒是常常说话，和石头君还没说过。”

“和石头说话怕是不容易。”

“那是，石头和猫差别很大。”

“不管怎样，我把那么要紧的东西从神社庙里随便搬来了，真的不会遭什么报应？搬来倒也罢了，可下一步怎么处理是个问题。上校山德士是说不会遭报应，但那家伙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地方。”

“上校山德士？”

“有个老头儿叫这个名字，就是经常站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的那个招牌老头儿。穿着白西装，留着胡须，架一副不怎么样的眼镜……不知道？”

“对不起，中田我不认识那位。”

“是吗，肯德基快餐都不知道，如今可真成稀罕事了。也罢也罢。总之那老头儿本身是个抽象概念，不是人，不是神，不是佛。因为是抽象概念，所以没有形体，但总需要一个外形，就偶然以那个样子出现。”

中田一脸困惑，用手心喀哧喀哧搓着花白短发：“中田我听不懂怎么回事。”

“说实在的，我这么说了，可自己也半懂不懂。”星野说，“总而言之，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老头儿来，这个那个跟我罗列了一大堆。长话短说，从结论上说来就是：经过一番周折，在那个老头儿的帮助下，我在一个地方找到那块石头嘿哟嘿哟搬了回来。倒不是想博得你的同情，不过昨晚的确累得够呛。所以么，如果可能，我真想把那石头交给你。往下多多拜托了，说老实话。”

“那好，石头交给中田我了。”

“唔，”星野说，“痛快。痛快就好。”

“星野君，”

“什么？”

“马上有很多雷君赶来。等雷好了！”

“雷？雷君会在石头上面起什么作用？”

“详细的中田我不太明白，不过多少有那样的感觉了。”

“雷？也好也好，看来有趣。等雷就是。看这回有什么发生。”

回到房间，星野趴在榻榻米上打开电视。哪个频道都是面向主妇的综合节目，星野不想看这类东西，却又想不出其他消磨时间的办法，只好边说三道四边看着。

这时间里中田坐在石头前或看或摸来抓去，不时自言自语嘟囔一句。星野听不清他嘟囔什么，大概在同石头说话吧。

中午时分，终于有雷声响起。

下雨前星野去附近小超市买了满满一袋子糕点面包牛奶回来，两人当午饭吃。正吃着，旅馆女服务员来打扫房间，星野说不用了。

“你们哪里也不去？”女服务员问。

“嗯，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待着。”星野回答。

“雷君要来了。”中田说。

“雷君？”女服务员带着莫名其妙的神色走开了。大概觉得尽可能别靠近这个房间为好。

稍顷，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紧跟着雨点劈里啪啦落了下来。雷声不怎么雄壮，感觉上就像懒惰的小人在鼓面上顿脚。但雨刹那间变大，瓢泼一般泻下。世界笼罩在呛人的雨味儿里。

雷声响起后，两人以交换友好烟管的印第安人的姿势隔石对坐。中田仍然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摸石头或搓自己的头。星野边看着他边吸万宝路。

“星野君，”

“嗯？”

“能在中田我身旁待一些时候么？”

“啊，可以呀。再说就算你叫我去哪里，这么大雨也出不了门嘛。”

“说不定有奇事发生。”

“若让我直言快语，”小伙子说，“奇事已经发生了。”

“星野君，”

“什么？”

“忽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中田我这个人到底算是什么呢？”

星野沉思起来。“哟，老伯，这可是很难的问题。突然给你这么一问，我还真答不上来。说到底，星野这人到底是什么我都稀里糊涂，别人是什么就更糊涂了。不是我乱吹，思考这玩意儿我最最头疼。不过么，若让我直说自己的感觉，我看你这人蛮地道，尽管相当出格离谱，但可以信赖，所以才一路跟到四国。我脑袋是不够灵，但看人的眼光不是没有。”

“星野君，”

“嗯？”

“中田我不单单脑袋不好使，中田我还是个空壳。我刚刚、刚刚明白过来。中田我就像一本书也没有的图书馆。过去不是这样的。中田我脑袋里也有过书，一直想不起来，可现在想起来了。是的。中田我曾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但一次发生了什么，结果中田我就成了空空如也的空盒。”

“不过么，中田，那么说来我们岂不多多少少都是空盒？吃饭、拉撒、干一点儿破活，领几个小钱，时不时跟女人来一家伙，此外又有什么呢？可话又说回来，也都这么活得有滋有味。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家阿爷常说来着：正因为不能称心如意，人世才有意思。多少也有道理。假如中日Dragons百战百胜，谁还看什么棒球？”

“你很喜欢阿爷是吧？”

“喜欢喜欢。若是没有阿爷，自己不知道会变成啥样。因为有阿爷，我才有心思活下去，无论如何要好好活下去。倒是表达不好，总像是好歹被什么拴住了。所以不再当飙车族，进了自卫队。不知不觉变得不那么胡来了。”

“可是星野君，中田我谁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被拴上，字也认不得，影子都比别人少一半。”

“谁都有缺点。”

“星野君，”

“嗯？”

“如果中田我是普通的中田，中田我的人生想必截然不同，想必跟两个弟弟一样，大学毕业，进公司做事，娶妻生子，坐大轿车，休息日打高尔夫球。可是中田我不是普通的中田，所以作为现在这样的中田生活过来了。从头做起已经太晚了，这我心里清楚。尽管如此，哪怕再短也好，中田我也想成为普通的中田。老实说，这以前中田我没想过要干什么，周围人叫我干什么我就老老实实拼命干什么，或者因为势之所趋偶然干点什么，如此而已。但现在不同，中田我有了明确的愿望——要返回普通的中田，要成为具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含义的中田。”

星野叹了口气：“如果你想那样，就那样做好了，返回原样好了。我是一点也想像不出成为普普通通的中田的中田究竟是怎样一个中田。”

“那是，中田我也想像不出。”

“但愿顺利。我虽然帮不上忙，但也祝你能成为普通人。”

“但在成为普通的中田之前，中田我有很多事要处理。”

“比如什么事？”

“比如琼尼·沃克先生的事。”

“琼尼·沃克？”小伙子说，“那么说来，老伯你上次也这么说来着。那个琼尼·沃克，就是威士忌上的琼尼·沃克？”

“那是。中田我马上去派出所讲了琼尼·沃克的事，心想必须报告知事大人才行，但对方没有理会，所以只能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中田我打算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成为——如果可能的话——普通的中田。”

“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不过就是说那么做需要这块石头喽？”

“是的，是那样的。中田我必须找回那一半影子。”

雷声变大，简直震耳欲聋。形形色色的闪电划过天空，雷声刻不容缓地紧随其后横空压来，一时间天崩地裂。大气颤抖，松动的玻璃窗哗啦啦发出神经质的声响。乌云如锅盖一般遮天蔽日，房间里黑得甚至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但两人没有开灯。他们照样隔石对坐。窗外只见下雨，下得势不可当，几乎令人窒息。每当闪电划过，房间刹那间亮得耀眼。好半天两人都开不得口。

“可是，你为什么必须处理这石头呢？为什么必须是你来处理呢？”雷声告一段落时星野问。

“因为中田我是出入过的人。”

“出入过？”

“是的。中田我一度从这里出去，又返回这里。那是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的事。当时盖子偏巧开了，中田我从这里出去，又碰巧因为什么回到这里，以致中田我不是普通的中田了，影子也不见了一半。但另一方面，我可以——现在倒是不怎么行了——同猫们说话了，甚至可以让天上掉下什么来。”

“就是近来的蚂蟥什么的？”

“是的，正是。”

“那可不是谁都做得来的。”

“那是，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事。”

“那是因为你很早以前出入过才做得来。在这个意义上，你不是普通人。”

“是的，正是那样。中田我不再是普通的中田了。而另一方面字却认不得了，也没碰过女人。”

“无法想像。”

“星野君，”

“嗯？”

“中田我很怕。刚才也对您说了，中田我是彻头彻尾的空壳。彻头彻尾的空壳是怎么回事您可晓得？”

星野摇头：“不，我想我不晓得。”

“空壳和空房子是同一回事，和不上锁的空房子一模一样。只要有意，谁都可以自由进去。中田我对此非常害怕。例如中田我可以让天上掉下东西来，但下次让天上掉什么，一般情况下中田我也全然揣度不出。万一下次天上掉下的东西是一万把菜刀、是炸弹、或是毒瓦斯，中田我可如何是好呢？那就不是中田我向大家道歉就能了结的事。”

“唔，那么说来倒也是，不是几句道歉就能完事的。”星野也表示同意，“光是蚂蟥都够鸡飞狗跳的了，若是更离奇的玩意儿从天上掉下，可就不止鸡飞狗跳了。”

“琼尼·沃克钻到中田我体内，让中田我做中田我不喜欢做的事。琼尼·沃克利用了中田我，可是中田我无法反抗。中田我不具有足以反抗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中田我没有实质。”

“所以你想返回普通的中田，返回有实质的自己。”

“是的，一点儿不错。中田我脑袋确实不好使，可是至少会做家具，日复一日做家具来着。中田我喜欢做桌子椅子箱箱柜柜，做有形体的东西是件开心事。那几十年间一丝一毫都没动过重返普通中田的念头，而且周围没有一个人想特意进到中田我身体里来，从来没对什么感到害怕。不料如今出来个琼尼·沃克先生，打那以来中田我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那么，那个琼尼·沃克进入你体内到底都叫你干什么了呢？”

剧烈的声响突然撕裂空气，大概附近什么地方落雷了。星野的鼓膜火辣辣地作痛。中田约略歪起脖子，一边倾听雷声，一边仍用双手慢慢来回地抚摸石头。

“不该流的血流了出来。”

“流血了？”

“那是。但那血没有沾中田我的手。”

星野就此沉思片刻，但捉摸不出中田的意思。

“不管怎样，只要把入口石打开，很多事情就会自然而然落实在该落实的地方吧？好比水从高处流向低处。”

中田沉思了一会儿，也许只是面露沉思之色。“可能没那么简单。中田我应该做的，是找出这块入口石并把它打开。坦率地说，往下的事中田我也心中无数。”

“可说起来这石头为什么会在四国呢？”

“石头可以在任何地方，并不是说惟四国才有，而且也没必要非石头不可。”

“不明白啊！既然哪里都有，那么在中野区折腾不就行了，省多少事！”

中田用手心喀哧喀哧搔了一阵子短发。“问题很复杂。中田我一直在听石头说话，还不能听得很清楚。不过中田我是这样想的：中田我也好你星野君也好，恐怕还是要来一趟这里才行的。需要过一座大桥。而在中野区恐怕顺利不了。”

“再问一点可以么？”

“啊，问什么呢？”

“假如你能在这里打开这入口石，不会轰一声惹出什么祸来？就像《阿拉丁与神灯》似的出现莫名其妙的妖精什么的，或者一蹦一跳地跑出青蛙王子紧紧吻着咱们不放？又或者给火星人吃掉？”

“可能发生什么，也可能什么也不发生。中田我也从未打开那样的东西，说不清楚。不打开是不会清楚的。”

“有危险也不一定？”

“那是，是那样的。”

“得得！”说着，星野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用打火机点上，“阿爷常说我的糟糕之处就是不好好考虑考虑就跟陌生人打得火热。肯定从小就这个性格，‘三岁看老’嘛！不过算了，不说这个了。好容易来到四国，好容易弄到石头，不好什么也不干就这么回去。明知有危险也不妨一咬牙打开瞧瞧嘛！发生什么亲眼看个究竟。说不定日后的日后会给孙子讲一段有趣的往事。”

“那是。那么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呢？”

“能把这石头搬起来？”

“没问题。”

“比来时重了很多。”

“别看我这样，阿诺德·施瓦辛格虽说比不上，但力气大着呢。在自卫队那阵子，部队扳腕大赛拿过第三名，况且近来又给你治好了腰。”

星野站起身，双手抓石，想直接搬起。不料石头纹丝不动。

“唔，这家伙的确重了不少。”星野叹息道，“搬来时没怎么费劲的么。活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

“那是。终究是非比一般的入口石，不可能轻易搬动。轻易搬动就麻烦了。”

“那倒也是。”

这时，几道长短不齐的白光持续划裂天空，一连串雷鸣震得天摇地动。星野心想，简直像谁打开了地狱之门。最后，极近处一个落雷，然后突然变得万籁俱寂，几乎令人窒息的高密度静寂。空气潮乎乎沉甸甸的，仿佛隐含着猜疑与阴谋。感觉上好像大大小小无数个耳朵飘浮在周围空间，密切注视着两人的动静。两人笼罩在白日的黑暗之中，一言不发地僵止不动。俄顷，阵风突然想起似的刮来，大大的雨点再次叩击玻璃窗，雷声也重新响起，但已没了刚才的气势。雷雨中心已从市区通过。

星野抬头环视房间，房间显得格外陌生，四壁变得更加没有表情。烟灰缸中刚吸了个头的万宝路以原样成了灰烬。小伙子吞了口唾液，拂去耳畔的沉默。

“哟，中田！”

“什么呢，星野君？”

“有点像做噩梦似的。”

“那是。即便是做梦，我们做的也是同一个梦，至少。”

“可能。”说着，星野无奈地搔搔耳垂，“可能啊，什么都可能。肚脐长芝麻，芝麻磨成末，磨末做酱汤。叫人平添胆气。”

小伙子再次立起搬石头。他深深吸一口气，憋住，往双手运力，随着一声低吼搬起石头。这次石头动了几厘米。

“动了一点点。”中田说。

“这回明白没给钉子钉住。不过动一点点怕是不成吧？”

“那是，必须整个翻过来。”

“像翻烧饼似的？”

“正是。”中田点头道，“烧饼是中田我的心爱之物。”

“好咧，人说地狱吃烧饼绝处逢生，那就再来一次。看我让你利利索索翻过身去！”

星野闭目合眼，聚精会神，动员全身所有力气准备单线突破。在此一举，他想，胜负在此一举！破釜沉舟，有进无退！

他双手抓在合适位置，小心固定手指，调整呼吸，最后深吸一口气，随着发自腹底的一声呼喊，一气搬起石头，以四十五度角搬离地面。此乃极限。但他在那一位置总算保持了不动。搬着石头大大呼气，但觉全身吱吱嘎嘎作痛，似乎所有筋骨神经都呻吟不止。可是不能半途而废。他再次深吸口气，发出一声呐喊。但声音已不再传入自己耳内。也许说了句什么。他闭起眼睛，从哪里借来超越极限的力气——那不是他身上原本有的力气。大脑处于缺氧状态，一片空白。几根神经如跳开的保险丝接连融解。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想不成。空气不足。然而他终于把石头一点点搬高，随着一声更大的呐喊将它翻转过来。一旦越过某一点，石头便顿时失去重量，而以其自重倒向另一侧。“砰”一声，房间剧烈摇颤，整座建筑都似乎随之摇颤。

星野朝后躺倒，仰卧在榻榻米上，气喘吁吁。脑袋里如有一团软泥在团团旋转。他想，自己再不可能搬这么重的东西了（这时他当然无从知晓，后来他明白自己的预测过于乐观）。

“星野君，”

“嗯？”

“您没白费力，入口开了！”

“哟，老伯，中田，”

“什么呢？”

星野仍仰天闭着眼睛，再次大大吸了口气吐出。“假如不开，我可就没面子喽！”

第33章

我赶在大岛来之前做好图书馆开门准备。给地板吸尘，擦窗玻璃，清洗卫生间，用抹布把每张桌子每把椅子揩一遍。用上光喷雾器喷楼梯扶手，再擦干净。楼梯转角的彩色玻璃拿掸子轻轻掸一遍。再用扫帚扫院子，打开阅览室空调和书库抽湿机的开关。做咖啡，削铅笔。清晨一个人也没有的图书馆里总好像有一种令我心动的东西。一切语言和思想都在这里静静憩息。我想尽量保持这个场所的美丽、清洁和安谧。我不时止步注视书库路排列的无言的书，用手碰一下几册书的书脊。十点半，停车场一如往常传来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多少有些睡眼惺忪的大岛赶来了。开馆时间前我们简单交谈几句。

“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想到外面去一下。”开馆后我对大岛说。

“去哪里？”

“想去体育馆健身房活动活动身体。有一段时间没正经运动了。”

当然不仅是这个。如果可能，作为我不想同上午来上班的佐伯见面。想多少隔些时间让心情镇静下来，然后再见。

大岛看看我的脸，吸口气后点头道：“一定多加小心。我不是老母鸡，不想啰嗦太多，但以你现在的处境，无论怎么小心都不至于小心过分。”

“放心，注意就是。”

我背起背囊乘上电车，来到高松站，转乘公共汽车去那座体育馆。在更衣室换上运动服，一边用MD随身听“王子”一边做循环锻炼。由于好久没做了，一开始身体到处叫苦。但我坚持做下去。叫苦和拒绝负荷是身体的正常反应。我必须做的是安抚和制服这样的反应。我一边听《小小红色巡洋舰》（Little Red Covette），一边大口吸气、憋住、呼出，再吸气、憋住、呼出，如此有条不紊地反复数次，让肌肉痛到接近临界点为止。流汗，T恤湿透变重。几次去冷饮机那里补充水分。

我一边像往常那样轮流用器材锻炼，一边考虑佐伯，考虑同她的交合。我想什么也不考虑，但没那么简单。我把意识集中于肌肉，让自己潜心于规律性。以往的器材，以往的负荷，以往的次数。耳朵里“王子”在唱《你这性感骚货》（Sexy Motherfucker）。我的阳物端头仍有隐约的痛感，一小便尿道就疼。龟头发红。包皮刚刚剥离的我的阳物还很年轻很敏感。我脑袋里全是稠密的性幻想、茫无头绪的“王子”的嗓音，以及来自很多书本的片言只语，脑袋几乎胀裂。

用淋浴冲掉汗水，换上新内衣，又乘公共汽车返回车站。肚子饿了，进眼睛看到的餐馆简单吃了点东西。吃着吃着，发觉原来就是我第一天进的餐馆。如此说来，来这里到底多少天了呢？图书馆里的生活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来四国后一共应有三个星期左右。从背囊掏出日记本往回一看即可了然，而在脑海里没办法准确算出天数。

吃完饭，一边喝茶一边打量站内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人们都在朝某处移动，如果有意，我也可以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可以马上乘某一列电车奔赴不同的场所，可以跑去另一处陌生的街市，一切从零开始，一如翻开笔记本崭新的一页。例如可以去广岛，福冈也行。我不受任何束缚，百分之百自由。肩上的背囊里塞有维持眼下生存的必要物品：替换衣物、洗漱用具、睡袋。从父亲书房里拿出的现金仍几乎没动。

然而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

“然而你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叫乌鸦的少年说道。

你抱了佐伯，在她体内射精，好几次。每次她都予以接受。你的阳物还在火辣辣地痛，它还记得她里面的感触。那也是你拥有的一个场所。你想图书馆，想清晨悄然排列在书架上的不说话的书，想大岛，想你的房间、墙上挂的《海边的卡夫卡》以及看画的十五岁少女。你摇头。你没办法从这里离开，你是不自由的。你真想获得自由不成？

在站内我几次同巡逻的警察擦肩而过，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身负背囊的晒黑的年轻人到处都有，我也难免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融入万象之中。无须心惊胆战，自然而然即可，因为那一来谁也不会注意到我。

我乘挂有两节车厢的电车返回图书馆。

“回来了？”大岛招呼道。看见我的背囊，他惊讶地说：“喂喂喂，你怎么老背那么大的行李走来走去啊？那样子岂不活活成了查理·布朗漫画中那个男孩的从不离身的毯子了？”

我烧水泡茶喝。大岛像平日那样手里团团转着刚削好的铅笔（短铅笔到哪里去了呢）。

“那个背囊对于你好比自由的象征喽？肯定。”大岛说。

“大概。”

“较之把自由本身搞到手，把自由的象征搞到手恐怕更为幸福。”

“有时候。”

“有时候。”他重复一遍，“倘若世界什么地方有‘简短回答比赛’，你肯定能拿冠军。”

“或许。”

“或许。”大岛愕然说道，“田村卡夫卡君，或许世上几乎所有人都不追求什么自由，不过自以为追求罢了。一切都是幻想。假如真给予自由，人们十有八九不知所措。这点记住好了：人们实际上喜欢不自由。”

“你呢？”

“呃，我也喜欢不自由。当然我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岛说，“让·杰克·卢梭有个定义——文明诞生于人类开始建造樊篱之时。堪称独具慧眼之见。的确，大凡文明都是囿于樊篱的不自由的产物。当然，澳大利亚大陆的土著民族例外，他们一直把没有樊篱的文明维持到十七世纪。他们是本性上的自由人，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情。他们的人生的的确确处于四处游走的途中，游走是他们生存本身的深刻的隐喻。当英国人前来建造饲养家畜的围栏时，他们全然不能理解其意味什么，于是他们在未能理解这一原理的情况下被作为反社会的危险存在驱逐到荒郊野外去了。所以你也要尽量小心为好，田村卡夫卡君。归根结底，在这个世界上，是建造高而牢固的樊篱的人类有效地生存下来，如果否认这点，你势必被赶去荒野。”

我返回房间放下行李。然后在厨房重新做了咖啡，一如平日端去佐伯房间。我双手端着浅盘，一阶一阶小心登上楼梯。旧踏板轻声吱呀着。转角那里的彩色玻璃把若干艳丽的色彩投射在地板上，我把脚踩进那色彩中。

佐伯在伏案书写着什么。我把咖啡杯放在写字台上，她抬起头，叫我坐在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她身穿黑色的T恤，外面披一件牛奶咖啡色的衬衣，额发用发卡往上卡住，耳朵上戴一副小小的珍珠耳环。

她半天什么也没说，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刚写完的字，脸上浮现的表情和平日没什么两样。她扣上自来水笔帽，放在稿纸上，摊开手，看手指沾没沾墨水。周日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泻入。院子里有人在站着闲谈。

“大岛说了，去健身房来着？”她看着我问道。

“是的。”

“在健身房做什么运动？”

“机械和举重。”

“此外？”

我摇头。

“孤独的运动。”

我点头。

“你肯定想变得强壮。”

“不强壮生存不下去，尤其是我这种情况。”

“因为你孤身一人。”

“谁也不肯帮我，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肯帮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为此必须变得强壮，如同失群的乌鸦。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

“噢——”她语气里不无佩服的意味，“那么，你是乌鸦了？”

“是的。”

是的，叫乌鸦的少年说。

“不过那样的生存方式恐怕也还是有其局限的。不可能以强壮为墙壁将自己围起来。强壮终究将被更强壮的击败，在原理上。”

“因为强壮本身成为了道德。”

佐伯微微一笑：“你理解力非常好。”

我说：“我追求的、我所追求的强壮不是一争胜负的强壮。我不希求用于反击外力的墙壁。我希求的是接受外力、忍耐外力的强壮，是能够静静地忍受不公平不走运不理解误解和悲伤等种种情况的强壮。”

“那恐怕是最难得到的一类强壮。”

“知道。”

她的微笑进一步加深：“你肯定什么都知道。”

我摇头：“那不是的。我才十五岁，不知道的——必须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不可胜数。比如关于您佐伯就什么也不知道。”

她拿起咖啡喝着。“关于我，应该知道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就是说，我身上没有任何你必须知道的事情。”

“那个假说您记得么？”

“当然记得。”她说，“不过那是你的假说，不是我提出的假说，所以我可以不对假说负责任。对吧？”

“对的。必须由提出假说的人证明假说是正确的。”我说，“那么我有个问题要问。”

“什么问题呢？”

“您过去写过一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出版了，是吧？”

“是的。”

“书现在还能找到吗？”

她摇头：“本来印数就不很多，加之早已绝版，库存大概都化为纸浆了，连我自己手头上也一本都没有。我想我上次也说了，原本就没谁对采访遭遇雷击之人写成的书感兴趣。”

“为什么您感兴趣呢？”

“这——，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我从中感觉出某种象征性的东西，也可能仅仅为了使自己忙起来而随便找个目的活动活动脑袋和身体。直接的起因是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是一时心血来潮开始调查的。那时候我也从事写东西的工作，钱不成问题，时间也可以随意支配，所以能够一定程度上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过作业本身是饶有兴味的，可以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不做那件事，我很可能同现实越离越远，闷在自己内心出不来。”

“我父亲年轻时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童，给雷打过，死里逃生。和他在一起的人死了。”

“在高尔夫球场被雷打死的人为数相当不少。一马平川，几乎无处可躲，况且高尔夫俱乐部本来就让雷喜欢。你父亲也姓田村吧？”

“是的。年龄我想和您差不多少。”

她摇头道：“记忆中没有田村这个人。我采访的人里边没有姓田村的。”

我默然。

“那大概也是假说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在写关于落雷的书期间同你父亲相识，结果你出生了。”

“是的。”

“那么，话题就结束了——不存在那样的事实。所以你的假说无由成立。”

“未必。”我说。

“未必？”

“因为很难完全相信你的话。”

“这又为何？”

“比如我一提起田村这个名字，您当即说没有这个人，想都没怎么想。您二十多年前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有没有姓田村的，不至于一下子想得起来吧？”

佐伯摇摇头，又啜了口咖啡。分外浅淡的笑意浮现在她的嘴角。“啊，田村君，我……”说到这里，她合上嘴。她在寻找语句。

我等待她找到语句。

“我觉得自己四周有什么开始发生变化了。”佐伯说。

“什么事情呢？”

“说不明白，但我知道。气压、声音回响的方式、光的反映、身体的举止、时间的推移，都在一点一点变化，就像很小的变化水滴一滴滴汇聚起来形成一道溪流。”

佐伯拿起“勃朗·布兰”自来水笔，看了看，又放回原来位置，继而从正面看我的脸。

“昨夜在你房间里，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想也在这些变化之中。我不知道昨夜我们做的事是否正确，但当时我下决心不再勉强判断什么，假如那里有河流，我随波逐流好了。”

“我说出我对您的想法可以吗？”

“可以的，当然。”

“您想做的，大约是填埋已然失去的时光。”

她就此思索片刻。“也许是的。”她说，“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大概也在做同样的事。”

“填埋失去的时光？”

“是的。”我说，“我的童年时代被剥夺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是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趁现在挽回，哪怕挽回一点点。”

“为了继续生存。”

我点头：“那样做是必要的。人需要能够返回的场所那种东西。现在还来得及，或许。不论对我还是对您。”

她闭上眼睛，十指在台面上合拢，又像领悟了似的把眼睛睁开。“你是谁？”佐伯问，“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情？”

我是谁？这点佐伯一定知道，你说。我是《海边的卡夫卡》，是您的恋人，是您的儿子，是叫乌鸦的少年。我们两人都无法获得自由。我们置身于巨大的漩涡中。有时置身于时间的外侧。我们曾在哪里遭遇雷击——既无声又无形的雷。

那天夜里，你们再次抱在一起。你倾听她体内空白被填埋的声音。声音微乎其微，如海岸细沙在月光下滑坡。你屏息敛气，侧耳倾听。你在假说中。在假说外。在假说中。在假说外。吸气，憋住，呼出。吸气，憋住，呼出。“王子”在你的脑海中如软体动物一般不停顿地歌唱。月升，潮满。海水涌入河床。窗外的山茱萸枝条神经质地摇摇摆摆。你紧紧抱着她。她把脸埋在你胸口。你的裸胸感受她的喘息。她摸索你一条条的肌肉。之后她像给你发红的阳物疗伤一样温情脉脉地舔着。你再次射在她口中，她如获至宝地吞咽下去。你吻她的那里，用舌尖触碰所有部位。你在那里变成其他什么人，变成其他什么物。你在其他什么地方。

“我身上没有任何你必须知道的东西。”她说。你们抱在一起，静听时光流逝，直到星期一的清晨来临。

第34章

巨大的乌黑的雷云以缓慢的速度穿过市区，就像要彻底追究失落的道义一样将大凡能闪的闪电接二连三闪完，很快减弱成东面天空传来的微弱的余怒残音。与此同时，狂风暴雨立即止息，奇妙的岑寂随之而来。星野从榻榻米上站起打开窗户，放进外面的空气。乌云已了无踪影，天空蒙上了一层薄膜般的色调浅淡的云。视野内所有的建筑物都被雨淋湿，墙壁上点点处处的裂纹如老年人的静脉青里透黑。电线滴着水滴，地面到处都是新出现的水洼。在哪里躲避雷雨的鸟们飞了出来，开始叫着寻找雨后的虫们。

星野把脖颈转了好几圈确认颈骨的情况，随后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坐在桌前望了许久外面大雨过后的景致，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用打火机点燃。

“可是中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过石头又打开‘入口’，结果也并没发生特殊事情嘛。青蛙啦大魔神啦，离奇古怪的东西一样也没出现。当然这样顶好不过了。雷倒也打得震天价响，耍足了威风摆够了派头，不过这样子收场总觉得不大过瘾。”

没有应答。回头一看，中田以端坐的姿态向前倾着身，双手拄着榻榻米，闭目合眼，俨然精疲力竭的虫子。

“怎么啦？不要紧吧？”小伙子问。

“对不起，中田我好像有点累了，心里也不大舒服。可以的话，想躺下睡一会儿。”

果不其然，中田脸上没有血色，雪白雪白的，双眼下陷，指尖微微发颤。仅仅几小时之间，他看上去苍老许多。

“知道了，我这就铺床。躺下好了，尽情睡个够吧。”星野说，“不过不要紧吧？肚子痛啦恶心想吐啦耳鸣啦想拉撒啦这些都没有？要不要叫医生？医保证可带着？”

“带着。医保证是知事大人给的，好端端的放在包里。”

“那就好。不过嘛，中田，这种时候是不好一一细说，给医保证的不是知事。那东西是国民健康保险，怕是日本政府给的，不大清楚，应该是的。知事大人不可能这个那个什么都照顾到，知事大人什么的忘掉好了！”星野边从壁橱里拿出被褥铺开边说道。

“那是，明白了。医保证不是知事大人给的，知事大人努力忘掉一段时间。可是星野君，不管怎样中田我现在都没必要请医生。躺下睡上一觉，大概就会好的。”

“我说中田，莫不是又要像上回那样睡个没完？睡三十六个小时？”

“对不起，这个中田我也全然说不清楚。事先自己只是决定要睡，并没定下要睡多长时间。”

“那倒的确也是。”小伙子说，“睡觉是不好安排时刻表的。好了好了，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这一天也是折腾得够呛，又打那么多雷，又谈了石头，又好歹打开了入口，这种事到底不常有。又要动脑筋，想必累了。用不着顾虑谁，放心睡就是。往下的事无论什么由我星野君处理，你只管睡好了！”

“谢谢谢谢。中田我总给您添麻烦，无论怎么感谢都感谢不尽。若是没有您星野君，中田我肯定束手无策。本来您是有重要工作在身的。”

“啊，那倒是。”星野的声音多少沉了下来。事情一个接一个实在太多了，竟把工作忘了个精光。

“那么说倒也是的。我差不多也该回去工作了。经理肯定发火。‘打电话说有事请两三天假，再就没了下文。’回去怕要挨训。”他重新点上一支万宝路，徐徐吐出一口，朝落在电线杆头的乌鸦做了个鬼脸。“不过无所谓。经理说什么也罢，头顶真的冒火也罢，都不关我事。还不是，几年来我连别人那份也干了，像蚂蚁一样勤勤恳恳。‘喂，星野，没人了，今晚能接着跑一趟广岛？’‘好咧，经理，我跑就是。’就这样吭哧吭哧干到现在。结果你都看到了，腰都干坏了。幸亏你给治好了，若不然真可能坏大事。毕竟才二十多岁，又没做了不起的事，竟把身体搞垮了，往下如何是好。偶尔歇一歇也遭不了什么报应。不过么，中田……”

说到这里一看，中田早已进入熟睡状态。中田紧闭双眼，脸正对着天花板，嘴唇闭成一条直线，甚是惬意地用鼻子呼吸。枕旁那块翻过来的石头仍那样翻在那里。

“这人，一眨眼就睡了过去。”小伙子感叹道。

为了消磨时间，星野躺着看了一会儿电视。下午的电视节目哪个都百无聊赖。他决定去外面看看。替换内衣也没了，差不多该买了。星野对洗衣这一行为比什么都不擅长，与其一一洗什么内裤，还不如去买新的。他去旅馆服务台用现金交了第二天的房费，交代说同伴累了睡得正香，不要管他由他睡好了。

“叫他起来他也不会起的，我想。”他说。

星野一边嗅着雨后气息一边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行走。中日Dragons棒球帽、Ray-Ban绿色太阳镜、夏威夷衫，仍是平时的打扮。去车站在小卖店买份报纸，在体育版确认中日Dragons棒球队的胜负（在广岛球场输了），然后扫了一遍电影预告栏目。正在上演成龙主演的新影片，决定看上一场。时间也好像合适。在交警岗楼问电影院位置，得知就在车站附近。他走到那里，买票进去，边吃奶油花生边看。

看罢电影出来，已是黄昏时分。虽然肚子不很饿，但想不出有事可干，遂决定吃饭。走进最先看到的寿司店要一份鱼片寿司。看来疲劳积累得比预想的多，啤酒一半也没喝完。

“也难怪，毕竟搬了那么沉重的东西，还能不累，”星野想道，“感觉上简直成了三只小猪造出来的歪房子，险些被大灰狼一口气‘飕’地吹到冈山县去。”

出得寿司店，走进映入视野的扒金库游戏厅。转眼工夫就花了两千日元。运气上不来。无奈，他走出游戏厅，在街上转了一阵子。转悠之间，想起内衣还没买。不成不成，出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嘛！他走进商业街一家廉价商店，买了内裤、白T恤、袜子。这回总算可以把脏的一扔了之了。夏威夷衫差不多也迎来了更新期，但看了几家商店之后，他得出在高松市内不可能买到合意的新衫的结论。无论夏天冬天他只穿夏威夷衫，但并非只要是夏威夷衫即可。

他走进同一条商业街上的一家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以便中田半夜醒来肚子饿时食用。橙汁也买了一小盒。之后进银行在现金提款机上提了五万日元装入钱夹，看看余额，得知存款还有不算小的数目。几年来干得太多了，没工夫正经花钱。

四下已彻底黑了下来。他突然很想喝咖啡。打量四周，发现从商业街往里稍进去一点的地方有块酒吧招牌。酒吧古色古香，近来已不容易见到的老样式了。他走进里面，坐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点了杯咖啡。装在结实的胡桃木盒里的英国进口音箱淌出室内音乐。除他别无客人。他把身体沉进沙发，心情久违地放松下来。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安谧那么自然，和他的身心亲密地融为一体。端来的咖啡装在十分典雅的杯中，发出浓浓香味。他闭目合眼，静静呼吸，倾听弦乐与钢琴的历史性纠合。他几乎不曾听过古典音乐，但不知何故，听起来竟使他心情沉静下来，或者不妨说使他变得内省了。

星野在柔软的沙发中一边闭目听音乐一边想事，想了很多。主要想的是自己这个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实体，甚至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毫无意义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

比如自己一直热心为中日Dragons棒球队捧场，可是对自己来说，中日Dragons到底是什么呢？中日Dragons赢了读卖巨人队，能使自己这个人多少有所长进不成？不可能嘛！星野想，那么自己迄今为止何苦像声援另一个自己似的拼命声援那种东西呢？

中田说他自己是空壳，那或许是的。可是自己到底是什么呢？中田说他因为小时候的事故变成了空壳，但自己并没有遇上事故。如果中田是空壳，那么自己无论怎么想岂不都在空壳以下？中田至少——中田至少还有可以叫特意跟来四国的自己思考的什么，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尽管自己实际上并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星野又要了一杯咖啡。

“对本店的咖啡您可满意？”白发店主过来询问（星野当然不会知道，此人原是文部省官员，退休后回到老家高松市，开了这家播放古典音乐并提供美味咖啡的酒吧）。

“啊，味道好极了，实在香得很。”

“豆是自己烘烤的，一粒一粒手选。”

“怪不得好喝。”

“音乐不刺耳？”

“音乐？”星野说，“啊，音乐非常棒，哪里刺什么耳，一点儿也不。谁演奏的？”

“鲁宾斯坦、海菲茨、弗里曼的三重奏。当时人称‘百万美元三重奏’。不愧是名人之作。一九四一年录音，老了，但光彩不减。”

“是有那个感觉。好东西不会老。”

“也有人喜欢稍微庄重、古雅、刚直的《大公三重奏》。例如奥伊斯特拉赫(1)三重奏。”

“不不，我想这个就可以了。”星野说，“总好像有一种……亲切感。”

“非常感谢。”店主替“百万美元三重奏”热情致谢。

店主转回后，星野喝着第二杯咖啡继续省察自己。

但我眼下对中田多少有所帮助，能替中田认字，那石头也是我找回来的。对人有帮助的确叫人心情不坏。产生这样的心情生来差不多是第一次。虽说工作扔在一边跑到这里来一次又一次卷入是是非非，但我并不因此后悔。

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种自己位于正确场所的实感，觉得只要在中田身边，自己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怎么都无所谓的。这么比较也许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即使当上释迦佛祖或耶稣基督弟子的那伙人恐怕也不过这么回事。同释迦佛祖在一起我也无非是这样一种心情。自己恐怕在谈论教义啦真理啦等复杂东西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它们。

小时候，阿爷曾把释迦佛祖的故事讲给自己听。有个名字叫茗荷的弟子，呆头呆脑，连一句简单的经文也记不完全，其他弟子都瞧不起他。一天释迦佛祖对他说：“喂，茗荷，你脑袋不好使，经文不记也可以，以后你就一直坐在门口给大家擦鞋好了。”茗荷老实，没有说什么“开哪家子玩笑，释迦！难道还要叫我舔你屁股眼儿么！”此后十年二十年时间里茗荷一直按佛祖的吩咐擦大家的鞋，一天突然开悟，成了释迦弟子中最出色的人物。星野至今仍记得这个故事。之所以清楚记得，是因为他认为一二十年连续给大家擦鞋的人生无论怎么想都一塌糊涂，天大的笑话！但如今回头一想，这故事在他心里引起了另一种回响。人生这东西怎么折腾反正都一塌糊涂，他想。只不过小时候不知道罢了。

《大公三重奏》结束之前他脑袋里全是这些。那音乐帮助了他的思索。

“我说老伯，”出店时他向店主打招呼，“这叫什么音乐来着？刚听完就忘了。”

“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

“大鼓三重奏？”

“不，不是大鼓三重奏，是大公三重奏。这支曲是贝多芬献给奥地利鲁道夫大公的，所以，虽然不是正式名称，但一般都称之为《大公三重奏》。鲁道夫大公是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儿子，总之是皇族。富有音乐素质，十六岁开始成为贝多芬的弟子，学习钢琴和音乐理论，对贝多芬深为敬仰。鲁道夫大公虽然无论作为钢琴手还是作为作曲家都没有多大成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不善于为人处世的贝多芬伸出援助之手，明里暗里帮助了作曲家。如果没有他，贝多芬的人生道路将充满更多的苦难。”

“世上还是需要那样的人啊！”

“您说得对。”

“全都是伟人、天才，人世间就麻烦了。必须有人四下照看，处理各种现实性问题才行。”

“正是那样。全都是伟人、天才，人世间就麻烦了。”

“曲子果真不错。”

“无与伦比，百听不厌。在贝多芬写的钢琴三重奏之中，这一支最伟大最有品位。作品是贝多芬四十岁时写成的，那以后他再未写过钢琴三重奏，大概他觉得此曲已是自己登峰造极之作了。”

“好像可以理解。无论什么都需要一个顶点。”星野说。

“请再来。”

“嗯，还来。”

返回房间一看，不出所料，中田仍在睡。因是第二次了，星野没怎么吃惊。要睡就让他睡个够好了。枕旁石头仍原样躺在那里，小伙子把面包袋放在石头旁，之后洗澡换新内衣，穿过的内衣塞入纸袋扔进垃圾篓，随即钻进被窝，很快睡了过去。

第二天快九点时星野醒来，中田在旁边被窝里仍以同一姿势睡着，呼吸安静而稳定，睡得很实。星野一个人吃早饭，对宾馆女服务员说同伴还在睡，不要叫醒。

“被褥就那样不用管了。”

“睡那么久不要紧吗？”女服务员问。

“不要紧不要紧，死不了的，放心。通过睡眠恢复体力，我清楚那个人。”

在车站买了报纸，坐在长椅上查看电影预告栏目。车站附近的电影院在举行弗朗索瓦·特吕福(2)电影回顾展。弗朗索瓦·特吕福是何人物他固然一无所知（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一来两部连映，二来可以消磨傍晚前的时间，便进去看了。上映的是《大人不理解》和《枪击钢琴师》。观众寥寥无几。星野很难说是热心的电影爱好者，偶尔去一次电影院，看的又仅限于功夫片和枪战片。所以，弗朗索瓦·特吕福初期作品中多少令他费解的部分和场面为数相当之多。而且因是老影片，节奏也很慢。尽管如此，其独特的气氛、镜头的格调、含蓄的心理描写还是可以欣赏的，至少不至于无聊得难以打发时间。看完时，星野甚至觉得再看一场这个导演拍摄的影片也未尝不可。

出了电影院，逛到商业街，走进昨晚那家酒吧。店主还记得他。星野坐在同一张沙发上要了咖啡。还是没有其他客人。音箱里流淌出大提琴协奏曲。

“海顿的协奏曲，第一号。皮埃尔·富尼埃(3)的大提琴。”店主端来咖啡时说。

“音乐真是自然。”星野说。

“的的确确。”店主予以赞同，“皮埃尔·富尼埃是我最敬重的音乐家之一，一如高档葡萄酒，醇香、实在、暖血、静心，给人以鼓励。我总是称其为‘富尼埃先生’。当然不是个人有什么深交，但他已成为我的人生导师一样的存在。”

星野一边倾听皮埃尔·富尼埃流丽而有节制的大提琴，一边回想小时候的事，回想每天去附近小河钓鱼捉泥鳅的事。那时多好，什么都不想，一直那样活着就好了。只要活着，我就是什么，自然而然。可是不知何时情况变了，我因为活着而什么也不是了。莫名其妙。人不是为了活着才生下来的么？对吧？然而越活我越没了内存，好像成了空空的外壳。往下说不定越活就越成为没有价值的空壳人。而这是不对头的，事情不应这么离奇。就不能在哪里改变这个流势？

“嗳，老伯？”星野朝收款机那里的店主招呼道。

“什么呢？”

“如果有时间，不麻烦的话，来这里聊一会儿好么？我想了解一下创作这支曲的海顿是怎样一个人。”

店主过来热心讲起了海顿其人和他的音乐。店主总的说来比较内向，但谈起古典音乐则实在是滔滔不绝——海顿如何成为受雇的音乐家，漫长的一生中侍奉了多少君主，奉命或遵嘱创作了多少音乐，他是何等现实、和蔼、谦逊而又豁达之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多么复杂的人，心中怀有多么沉寂的黑暗……

“在某种意义上，海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坦率地说，任何人都不知晓他内心奔腾着怎样的激情。但在他出生的封建时代，他只能将自我巧妙地用顺从的外衣包裹起来，只能面带微笑随机应变地生活下去，否则他势必被摧毁。较之巴赫和莫扎特，许多人看不起海顿，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求生方式上。诚然，纵览他漫长的一生，适度的革新是有的，但绝对算不上前卫。不过如果怀以诚心细细倾听，应该能够从中听出他对近代性自我藏而不露的憧憬，它作为蕴含矛盾的远方的魂灵在海顿音乐中默默喘息。例如——请听这个和弦，喏，固然宁静平和，但其中充满少年般的柔弱绵软的好奇心，自有一种内敛而执著的精神。”

“就像弗朗索瓦·特吕福的电影。”

“对对，”店主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星野的肩膀，“实在太对了。那是与弗朗索瓦·特吕福作品息息相通的东西——充满柔软的好奇心的、内敛而执著的精神。”

海顿音乐听完后，星野又听了一遍鲁宾斯坦、海菲茨、弗里曼三人演奏的《大公三重奏》。听着听着，他再次久久沉浸在内心省察之中。

我反正要跟中田跟到底，工作先不管它——星野下定了决心。

(1)　苏联小提琴家（1908—1974）。

(2)　法国新浪潮派电影导演（1932—1984）。

(3)　法国大提琴演奏家（1906—1986）。有“大提琴王子”之称。

第35章

早上七点电话铃响时，我仍在沉睡未醒。梦中，我在山洞深处弯腰拿着手电筒，朝黑暗中寻找着什么。这时，洞口传来叫我名字的声音。我的名字。远远地、细细地。我朝那边大声应答，但对方似乎没有听见，仍然不断地执拗地呼叫。无奈，我直起身朝洞口走去。本想再找一会儿，再找一会儿就能找到，但同时又为没找到而在心里舒了口气。这时醒了过来。我四下张望，慢慢回收变得七零八落的意识。知道是电话铃响，是图书馆办公桌上的电话。早晨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帘泻入房间。旁边已没有佐伯，我一个人在床上。

我一身T恤和短运动裤下床走到电话机那里。走了好一会儿。电话铃不屈不挠地响个不止。

“喂喂。”

“睡着？”大岛问。

“嗯，睡来着。”我回答。

“休息日一大早叫醒你不好意思，不过出了点麻烦。”

“麻烦？”

“具体的一会儿再说，总之你得离开那里一段时间。我这就过去，火速收拾东西可好？我一到你就马上来停车场，什么也别说先上车。明白？”

“明白了。”我说。

我折回房间，按他说的收拾东西。无需火速，五分钟一切收拾妥当。收起卫生间晾的衣物，把洗漱用具和书和日记塞进背囊即告结束。然后穿衣，整理零乱的床铺。碾平床单皱纹，拍打枕头凹坑使之恢复原状，被子整齐叠好——所有痕迹随之消失。拾掇完我坐在椅子上，想着几小时之前应该还在这里的佐伯。

二十分钟后绿色的马自达赛车开进停车场时，我已用牛奶和玉米片对付完简单的早餐，洗好用过的餐具归拢起来。刷牙，洗脸，对镜子看脸——正好一切做完时停车场传来引擎声。

虽然正是敞开车篷的大好天气，但牛舌色的篷顶关得紧紧的。我扛着背囊走到车跟前，钻进副驾驶席。大岛把我的背囊像上次那样灵巧地绑在车后行李架上。他戴一副阿玛尼风格的深色太阳镜，一件V领白T恤，外面套一件花格麻质衬衫，白牛仔裤蓝色CONVERSE运动鞋，一身轻便休闲打扮。他递给我一顶深蓝色帽子，带一个NORTH FACE标记。

“你好像说过在哪里弄丢了帽子，把这个戴上。遮脸多少有些用处。”

“谢谢。”我戴上帽子试了试。

大岛审视我戴上帽子的脸，予以认可似的点点头：“太阳镜有吧？”

我点点头，从衣袋里掏出深天蓝色Ray-Ban太阳镜戴上。

“酷！”大岛看着我的脸说，“对了，把帽檐朝后戴戴看。”

我顺从地把帽檐转去脑后。

大岛又点一下头：“好，活像有教养的拉普歌手(1)。”

随即，他把变速定在低位，慢慢踩下油门，连上离合器。

“去哪儿？”我问。

“和上次一样。”

“高知山中？”

大岛点头：“是的，又要跑很长时间。”他打开车内音响，莫扎特明快的管弦乐淌了出来。好像听过。邮号小夜曲？

“山中已经腻了？”

“喜欢那里。安静，能专心看书。”

“那就好。”大岛说。

“那么，麻烦事？”

大岛往后视镜投以不快的视线，继而瞥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拉回正面。

“首先，警察又有联系了，昨天晚上电话打到我家里。这回他们好像找你找得相当认真，和上次全然不同。”

“可我有不在场的证明，是吧？”

“当然有。你有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案件发生那天，你一直在四国，这点他们也不怀疑。问题是你或许和谁合谋，有这样的可能性余留下来。”

“合谋？”

“就是说你可能有同案犯。”

同案犯？我摇摇头：“这种话是哪里来的呢？”

“警察照例没有告诉主要事项。在向别人问询上面他们贪得无厌，但在告诉别人上面则非常谦虚。所以我用了一个晚上上网收集情报。知道么？关于这个案件已有了几个专业性窗口，你在那上面已是相当有名之人。说你是掌握案件关键的流浪王子。”

我微微耸肩。流浪王子？

“当然遗憾的是，何种程度上属实何种程度上属于推测则不能准确判断，这方面的情况经常如此。不过，综合各种情报分析，大体上是这样的：警察目前在追查一个男子的行踪，六十五六岁的男子。男子在案发当晚来到野方商业街派出所执勤点，坦白说自己刚才在附近杀了人，用刀刺杀的。但他这个那个说了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话，于是值班的年轻警察认为他是个糊涂老头儿，没有理睬，话也没正经听就把他打发走了。案件被发现后，那名警察当然想起了老人，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连对方姓名住址都没问。若是上司知道了就非同小可，因此他缄口不语。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什么原因不晓得——事情败露了。不用说警察受了惩戒处分，一辈子恐怕都浮不出水面了，可怜。”

大岛加速换挡，追过跑在前面的白色丰田TERCEL微型车，又迅速折回原来的车道。

“警察全力以赴，查出了老人身份。履历虽不大清楚，但得知似有智能性障碍。不大严重，与常人稍有不同。靠亲戚资助和政府补贴生活，独身。但人已不在原来居住的宿舍。警察一路跟踪，得知已搭卡车去了四国。一个长途大巴司机记得有个从神户来的大约是他的人坐过自己的车。说话方式特殊，内容也奇妙，所以有印象。还说他跟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在一起，两人是在德岛站前下的大巴，他们住过的德岛旅馆也锁定了。据旅馆女服务员说，两人大概乘电气列车去了高松。这么着，他的脚步和你现在的位置正好碰在一起。你也好老人也好都是从中野区野方直奔高松，即使作为巧合也太巧了。警察当然认为其中有什么名堂，譬如认为你们两个合谋作案。这次是警视厅派人来的，满城搜来查去。你在图书馆生活一事恐怕再也隐瞒不下去了，所以领你进山。”

“中野区住有一个有智能障碍的老人？”

“有什么印象？”

我摇头道：“压根儿没有。”

“从住所说来，倒像是离你家较近，走路也就十五六分钟吧。”

“跟你说大岛，中野区住有很多很多人，我连自己家旁边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好了，听着，话还没完。”大岛往我这边斜了一眼，“他让野方商业街下起了沙丁鱼和竹鱼，起码前一天曾向警察预言说将有大量的鱼自天而降。”

“厉害！”

“不一般！”大岛说，“同一天夜晚，还有大量蚂蟥落在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这记得吧？”

“记得。”

“警察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连串的事件，推测这些离奇古怪的事同谜一样的老人之间大概有某种关联，毕竟同他的脚步基本一致。”

莫扎特的音乐放完，另一支莫扎特开始。

大岛握着方向盘摇了几下头：“进展简直不可思议。开头就已相当相当奇妙，而往下越来越奇妙。结果无可预料。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事情的流程渐渐往这一带集中。你的行程和老人的行程即将在这一带的某个地点汇合。”

我闭目细听引擎的轰鸣。

“大岛，我恐怕还是直接去别的什么地方好些，”我说，“无论即将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给你和佐伯添更大的麻烦了。”

“譬如去哪里？”

“不知道。把我拉去电车站，在那里想。哪里都无所谓。”

大岛喟叹一声：“那也不能说是什么好主意啊。警察肯定正在车站里转来转去，找一个高个子十五六岁背着背囊和有强迫幻想症的酷少年。”

“那，把我送去远处没人监视的车站可以吧？”

“一回事。迟早总要被发现的。”

我默然。

“好了，并不是说已对你签发了逮捕证，也没有下令通缉。是吧？”

我点头。

“既然这样，你眼下还是自由之身。我带你去哪里随我的便，同法律不相抵触。说起来我连你的真实名字都不晓得，田村卡夫卡君。不用担心我。别看我这样，我行事相当慎重，轻易抓不住尾巴。”

“大岛，”

“怎么？”

“我跟谁也没合什么谋。即使真要杀父亲，我也用不着求任何人。”

“这我很清楚。”

大岛按信号灯停下车，动了动后视镜，拿一粒柠檬糖投进嘴里，也给我一粒。我接过放入口中。

“其次呢？”

“其次？”大岛反问。

“你刚才说了首先——关于我必须躲进山中的理由。既然有首先，那就该有其次，我觉得。”

大岛一直盯着信号灯，但信号硬是不肯变绿。“其次那条理由算不得什么，同首先相比。”

“可我想听。”

“关于佐伯。”大岛说。信号终于变绿，他踩下油门。“你和她睡了，对吧？”

我无法正面回答。

“那没有什么，不必介意。我直觉好，所以晓得。仅此而已。她人很好，作为女性也有魅力。她——是个特殊人，在多种意义上。不错，你们年龄相差悬殊，但那不算什么问题。你被佐伯吸引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想和她做爱，做就是了；她想和你做爱，做就是了。简单得很。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对你们好的事情，对我也是好事。”

大岛在口中轻轻转动着柠檬糖。

“但现在你最好稍离开一点儿佐伯。这同中野区野方的血腥案件无关。”

“为什么？”

“她现在正处于极其微妙的地带。”

“微妙地带？”

“佐伯——”说到这里，大岛寻找着下面的措词，“简单说来，正在开始死去。这我明白。近来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

我抬起太阳镜看大岛的侧脸。他直视前方驱车前进。刚刚开上通往高知的高速公路。车以法定速度——这在大岛是少见的——沿行车线行驶。黑色的丰田SUPURA赛车“飕”一声超过了我们坐的赛车。

“开始死去……”我说，“得了不治之症？例如癌啦白血病什么的？”

大岛摇头：“也许是那样，也许不是。对于她的健康状态我几乎一无所知。不见得没有那样的病。可能性并非没有，但我认为相对说来她的情况属于精神领域的。求生意志——恐怕与这方面有关。”

“求生意志的丧失？”

“是的，继续生存的意志正在失去。”

“你认为佐伯将自杀？”

“不然。”大岛说，“她正率直地、静静地朝死亡走去。或者说死亡正向她走来。”

“就像列车朝车站开来？”

“或许。”大岛停下，嘴唇闭成一条直线，“而且，田村卡夫卡君，你在那里出现了，如黄瓜一样冷静地、如卡夫卡一样神秘地。你和她相互吸引，很快——如果允许我使用古典字眼儿的话——有了关系。”

“接下来？”

大岛两手从方向盘上拿开片刻。“仅此而已。”

我缓缓摇头：“那么，我是这样猜想的：你大概认为我就是那趟列车。”

大岛久久缄默不语，后来开口了。“是的，”他承认，“你说的不错，我是那样认为的。”

“就是说我即将给佐伯带来死亡？”

“不过，”他说，“我并不是因此在责备你，或者不如说那是好事。”

“为什么？”

对此大岛没有回答。他以沉默告诉我：那是你考虑的事，或者无须考虑的事。

我缩进座位，闭起眼睛，让身体放松下来。

“嗳，大岛，”

“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自己走向哪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不知道是前进好还是后退好。”

大岛仍在沉默，不予回答。

“我到底怎么做才好呢？”我问。

“什么也不做即可。”他简洁答道。

“一点也不做？”

大岛点头：“正因如此才这么带你进山。”

“可在山中我做什么好呢？”

“且听风声。”他说，“我经常那样。”

我就此思索。

大岛伸出手，温柔地放在我手上。

“事情一件接一件。那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责任不在预言，不在诅咒，不在DNA(2)，不在非逻辑性，不在结构主义，不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我们之所以都在毁灭都在丧失，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建立在毁灭与丧失之上的，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其原理的剪影而已。例如风，既有飞沙走石的狂风，又有舒心惬意的微风，但所有的风终究都要消失。风不是物体，而不外乎是空气移动的总称。侧耳倾听，其隐喻即可了然。”

我回握大岛的手。柔软、温暖的手。滑润，无性别，细腻而优雅。

“大岛，”我说，“我现在最好离开佐伯？”

“是的，田村卡夫卡君。你最好从佐伯身边离开一段时间，让她一人独处。她是个聪明的人、坚强的人，漫长岁月里她忍受着汹涌而来的孤独，背负着沉重的记忆活着，她能够冷静地独自决定各种事情。”

“就是说我是孩子，打扰了人家。”

“不是那个意思，”大岛以柔和的声音说，“不是那样的。你做了应做的事，做了有意义的事。对你有意义，对她也有意义。所以往下的事就交给她好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也许冷漠——在佐伯身上，眼下你完全无能为力。你这就一个人进入山中做你自身的事，对你来说也正是那样一个时期。”

“我自身的事？”

“侧耳倾听即可，田村卡夫卡君。”大岛说，“侧耳倾听，全神贯注，像蛤蜊那样。”

(1)　Rap Singer，美国一种黑人音乐的说唱歌手。亦可译为“饶舌歌手”。

(2)　Deoxyribonucleeic acid之略，脱氧核糖核酸酶，构成生物遗传因子的高分子化合物。

第36章

返回旅馆一看，不出所料，中田仍在睡，放在他枕边的面包和橙汁好端端地留在那里，身都没翻一下，估计一次也没醒过。星野算了算时间，入睡是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已经持续睡了三十个钟头。他突然想起：今天星期几呢？这些日子对日期的感觉已荡然无存。他从宽底旅行包里掏出手册查看，呃——，从神户乘大巴到德岛是星期六，中田一直睡到星期一。星期一从德岛来高松，星期四发生石头和雷雨骚动，那天下午睡觉来着。过了一夜……那么，今天是星期五。如此看来，此人来四国好像是专门为了睡觉。

星野和昨晚一样先洗澡，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钻进被窝。中田这时仍发出安然的睡息。也罢，由他去吧，星野想道，由他睡个够，想太多也没用。很快他也睡了。时间是十点半。

早上五点，包里的手机响了。星野马上睁开眼睛，取出手机。中田仍在旁边大睡特睡。

“喂喂！”

“星野小子么？”一个男子的声音。

“上校山德士？”星野应道。

“是我。还好？”

“啊，好是还好……”星野说，“喂，老伯，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我该没有告诉你的啊。再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没开机，懒得谈工作。可你怎么就能打进来？真是怪事！解释不通的嘛！”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星野，我不是神，不是佛，不是人。我是特殊物，我是观念。所以叫你的手机叮铃铃响纯粹小事一桩，小菜一碟。你关机也好没关也好，和那个没关系。犯不上一一大惊小怪。直接去你那边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你睁开眼睛见我冷不防坐在枕边，无论如何也会吓一大跳……”

“那是，那是要吓一大跳。”

“所以才这么打手机。这点儿礼貌我也是懂的。”

“那比什么都好。”星野说，“对了，老伯，这石头怎么办啊？中田和我把它翻过来，入口也开了。正是霹雷闪电的时候，石头死沉死沉的。呃——，中田的事还没说，中田是跟我一块儿旅行的……”

“中田我知道，”上校山德士说，“你不必介绍。”

“嗬！”星野说，“也罢。之后中田就像冬眠似的呼呼睡个没完没了。石头还在这里。差不多该还给神社了吧？擅自搬了出来，担心报应。”

“好个啰嗦小子！没什么报应，我说了多少遍了？”上校山德士惊奇地说道，“石头先放在你那里。你们打开的东西必须关上，关完再还回来。现在还不到还的时候。明白了？OK？”

“OK。”星野说，“打开的东西要关上，拿出的东西要归还。好的好的，明白了。试试看。喂，我说老伯，我就不再想那么多了，照你说的办。昨晚我开窍了——正经思考不正经的事，纯属徒劳！”

“明智的结论。有句话说愚者之虑莫如休憩。”

“说得好。”

“含蓄之语。”

“高知知事不视事，视事的不是知事。”

“什么呀，到底？”

“绕口令，我编的。”

“现在说这个可有什么必然性？”

“什么也没有。说着玩罢了。”

“星野，求你了，别开无聊玩笑了，脑筋有点儿不灵了，那种没有方向性的无聊我应付不来。”

“对不起对不起。”星野说，“不过，老伯，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因为有事才一大清早特意打电话来的吧？”

“是的是的，竟忘得一干二净。”上校山德士说，“得交代重要事了。跟你说，星野，马上离开那家旅馆。没时间了，早饭不吃也可以。立即叫醒中田，搬起石头离开那里搭出租车。车不要在旅馆搭，到街上拦一辆。把这个地址告诉司机。纸和笔手头有吧？”

“有有。”星野从包里拿出手册和圆珠笔，“扫帚和垃圾箱准备好了。”

“不是说别开无聊玩笑了么？”上校山德士对着听筒吼道，“我可是认真的，事情刻不容缓！”

“好了好了，手册和圆珠笔一样不少。”

上校山德士讲出地址，星野记下来，冲着手机念一遍确认：“××二丁目，16—15号，高松花园308室。不错吧？”

“不错。”上校山德士说，“门前有个黑色伞筒，筒下有一把钥匙，开门进去。随便怎么住。里面东西大体齐备，暂时不出去买也够用。”

“那是老伯你的公寓？”

“是的，是我拥有的公寓。说是拥有，却是租的。所以，尽管住好了，为你们准备的。”

“喂，老伯？”

“怎么？”

“你不是神，不是佛，不是人，原本不具形体——是这么说的吧？”

“正是。”

“不是这世上的东西。”

“完全正确。”

“那样的东西为什么能租到公寓套间呢？嗯，老伯？老伯你不是人，所以户籍啦身份证啦收入证明啦原始印鉴啦印鉴证明啦一概没有，对吧？没有那些是租不来房子的嘛！莫不是耍什么滑头？把个树叶变成印鉴证明骗人？我可不愿意再卷到莫名其妙的事情里去。”

“真是不晓事，”上校山德士咋舌道，“无可救药的蠢货，你的脑浆莫不是琼脂做成的？好个丢了魂儿的傻瓜蛋！什么树叶？我不是狐狸，我是观念！观念和狐狸完全是两码事。瞧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你以为我会专门跑去不动产商那里一五一十办那些狗屁手续？会为了租金和他们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傻气！现世上的事统统委托秘书，必要的文件由秘书全部准备好。还用说！”

“是吗，你也有秘书。”

“理所当然。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小瞧人也该有个限度。我也日理万机，雇一两个秘书何足为奇！”

“好了好了，明白了。别那么激动嘛，小小开个玩笑罢了。可是老伯，干吗那么风风火火地非离开这里不可？让人家慢慢吃顿早饭不行？肚子饿得够呛。再说中田睡得正沉，叫他也不可能马上睁开眼睛……”

“听清楚，星野小子，这可不是开玩笑：警察正在全力搜查你们！那帮人今天一早就要一家家询问市内的宾馆旅店，而你和中田两人的衣着相貌早已无人不晓，肯定一问即中。毕竟你们两个外观相当有特征。事情的确刻不容缓……”

“警察？”星野叫了起来，“别胡扯了，老伯。我又没有胡作非为。上高中时的确偷过几回摩托，但那也是自己骑着取乐，没有卖了赚钱。骑了一阵子又好好还了回去。那以来再没和犯罪沾边儿。勉强说来，无非最近搬走了神社的石头，那还是你叫我……”

“跟石头无关。”上校山德士斩钉截铁地说，“真是糊涂虫，石头的事不是叫你忘掉么？警察根本不知道什么石头，知道也不会当回事。至少不至于为这点儿事一大早倾巢出动来个全市大搜查。是严重得多的事。”

“严重得多的事？”

“警察为此追捕中田。”

“老伯，这我就真糊涂了。中田恐怕是全世界离犯罪最远的人了。严重得多的事究竟是什么事？怎样一种犯罪？为什么中田会参与？”

“现在没时间在电话里细说。关键的是你必须保护中田逃离。一切都担在你星野肩膀上。明白？”

“不明白。”星野对着手机摇头道，“简直一头雾水。真那样做，我岂不成了同案犯了？”

“同案犯成不了，顶多接受调查。可是没有时间了，星野，复杂问题先整个吞下肚去，先照我说的马上行动！”

“喂喂喂不成不成！我么，老伯，我跟你说，我讨厌警察，顶讨厌不过。那些家伙比地痞无赖比自卫队还坏。手段卑鄙，耀武扬威，欺小凌弱最来劲儿。无论上高中时还是当卡车司机以后，都没少挨那些家伙收拾。所以么，跟警察我可不想吵架。有败无胜，后患无穷。明白吗？我何苦卷进这种事情里去！说起来……”

电话挂断。

“得得！”星野长叹一声，把手机塞进包里，然后开始叫中田。

“喂，中田，喂，老伯，失火了！发大水了！地震了！革命了！哥斯拉(1)来了！快快起来！快！”

叫醒中田花了相当不少时间。“中田我刚才刨板来着，剩下的当引火柴用了。不不，猫君没有洗澡，洗澡的是中田我。”中田说。

中田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星野摇中田的肩，捏他的鼻，扯他的耳，总算让中田恢复了知觉。

“您不是星野君吗？”中田问。

“啊，我是星野。”小伙子说，“叫醒你了，对不起。”

“不不，没关系。中田我也差不多该起来了。请别介意。引火柴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好。不过么，出了点儿不妙的事，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不是琼尼·沃克的事？”

“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总之从有关方面来了情报，叫我们离开这里。警察正在找咱们。”

“是那样的吗？”

“听说是那样的。可你和琼尼·沃克之间到底有什么呢？”

“哦——，没向您说过那件事？”

“没有，没有说过。”

“觉得好像说过了……”

“哪里，关键的没有听到。”

“实不相瞒，中田我杀了琼尼·沃克。”

“不是开玩笑？”

“是的，不是玩笑，是杀了。”

“得得。”

星野把东西塞进旅行包内，石头用包袱皮包了。石头又返回原来的重量，不至于拿不动。中田也把东西收拾在自己的帆布包里。星野走去服务台，说有急事要走。房费提前付了，结算没花多少时间。中田脚步还有点踉跄，但总算可以行走了。

“中田我睡了多长时间？”

“是啊，”星野在脑袋里计算，“大约四十个钟头吧。”

“我觉得睡得很好。”

“是啊，那怕是的。若是觉得睡得不好，睡也就无从谈起了么。哟，老伯，肚子没饿？”

“像是相当饿了。”

“能不能忍一忍？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儿，吃要放在下一步。”

“明白了，中田我还可以忍耐。”

星野搀着中田走上大街，拦住驶来的出租车，给司机看了上校山德士告诉的地址。司机点一下头，把两人拉走。路上用了二十五分钟。车穿过市区，开上国道，不久进入郊外住宅区。这里环境幽雅安静，同刚才住的车站附近旅馆那里截然不同。

公寓是哪里都可见到的还算漂亮的普普通通五层建筑，名字虽叫“高松花园”，但建在平地，附近没有什么花园。两人乘电梯上到三楼，星野从伞筒下面找出钥匙。里面是所谓两室一厅套间。两个房间，客厅，加上厨房兼餐厅，洗脸间带整体式浴室。一切崭新，干干净净，家具几乎没有使过的痕迹。大屏幕电视，小型音响装置，配套沙发。房间里各一张床，床上卧具一应俱全。厨房里烹调用品一样不少，餐橱里碟碗排列整齐。墙上挂着几幅蛮有情调的版画。未尝不可以看作高级单售公寓开发商为客户准备的样板房。

“一点也不差嘛，”星野说，“个性谈不上，但至少整洁。”

“很漂亮的地方。”中田说。

打开浅灰色电冰箱，里面满满地装着食品。中田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逐个查看了一遍，从中拿出鸡蛋、青椒和黄油，洗净青椒细细切好先下锅炒了，然后把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拌。挑出一个大小合适的平底锅，以熟练的手势做了两个掺有青椒的煎蛋。又烤了面包片。如此做成两份早餐端到桌上。还烧水沏了红茶。

“简直训练有素，”星野好生佩服，“真是了不起！”

“始终一个人生活，这些已经习惯了。”

“我也一个人生活，可做饭根本提不起来。”

“中田我本来就是闲人，此外无事可干。”

两人吃面包、吃煎蛋。但两人都意犹未尽。中田又炒了熏肉和油菜，接着各烤两片面包吃了，肚子总算安顿下来。

两人坐在沙发上喝第二杯红茶。

“那么，”星野说，“老伯你杀人了？”

“是的，中田我杀人了。”中田讲了自己刺杀琼尼·沃克的经过。

“太惊险了，”星野说，“荒唐到了极点！这种事情，你就是再如实述说，警察也根本不会信以为真。我因为是现在，才好歹相信，再往前一点儿压根儿不会当回事。”

“中田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不管怎样，一个人被杀死了。人被杀了，光发呆是没有用的。警察要动真格地搜查，那伙人正在追捕你，已经到了四国。”

“给您星野君也添了麻烦。”

“那，自首的心情可有？”

“没有。”中田语气中透出少有的坚定，“那时候有来着，但现在没有。因为中田我此外有必须做的事情。现在自首，事情就做不成了。而那样一来，中田我来四国就失去了意义。”

“打开的入口必须关上。”

“那是，星野君，是那样的。打开的东西非关上不可。之后中田我将成为普通的中田。但在那之前有几件事必须完成。”

“上校山德士协助我们行动。”星野说，“石头位置是他告诉的，他会掩护我们。他到底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莫非上校山德士同琼尼·沃克之间有什么关系不成？”

但越想星野越是糊涂。本来讲不通的事硬要讲通是不可能的，他想。

“愚者之虑，莫如休憩。”星野抱臂说道。

“星野君，”

“什么？”

“有海的味道。”

小伙子去窗前打开窗，走到阳台上把空气深深吸入鼻孔。但没有海的味道。惟见远处有苍翠的松林，松林上方飘浮着初夏的白云。

“没有海味儿嘛。”小伙子说。

中田出来像松鼠一样一喘一喘地嗅着。“有海味儿，那里有海。”他往松林那边指去。

“嗬，老伯，你鼻子好使。”星野说，“我有点儿鼻炎，味儿闻不出来。”

“星野君，不走到海边去看看？”

星野想了想。走到海边去问题不大吧。“好，去瞧瞧。”他说。

“去之前中田我想蹲厕所，可以么？”

“又不是什么急事，随便蹲多久。”

中田进厕所的时间里，星野在房间里转着圈检查房间里的物品。上校山德士说的不错，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洗脸间里从刮须刀到新牙刷、棉球棒、一贴灵、指甲钳等基本东西大体齐全。熨斗和熨衣板也有。

“虽说这类琐事全部委托秘书，可也的确想得周到，没有漏网。”星野自言自语。

打开壁橱，里面替换内衣和外衣都准备好了。不是夏威夷衫，而是普通格子开领衫和短袖运动衫。都是Tommy Hilfiger牌，新的。

“上校山德士这家伙看上去机灵也有不机灵的地方，”星野自说自话地发牢骚，“我是夏威夷衫迷这点儿事本来一看便知！即使冬天都一件夏威夷衫。既然做到这个地步，准备一两件夏威夷衫也是应该的嘛！”

不过一直穿在身上的夏威夷衫到底一股汗臭味儿了，他只好从头上套进一件半袖运动衫，尺寸正合适。

两人往海边走去。穿过松林，翻过防波堤，下到沙滩。海是风平浪静的濑户内海。两人并坐在沙滩上，好半天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微波细浪宛如被提起的床单一般地说爬上岸来，又低声溅碎。海湾里几座小岛也隐约可见。两人平时都不常看海，现在怎么看也看不够。

“星野君，”

“什么？”

“海这东西不错啊！”

“是啊，看着叫人心里安稳。”

“为什么一看海心里就会安稳呢？”

“大概是因为坦坦荡荡什么也没有吧。”星野用手指着海面，“还不是，假如那里有橄榄球队足球队，那里有西友百货，那里有扒金库游戏厅，那里冒出吉川当铺招牌，心情哪能安稳下来呢！一望无边一无所有的确很妙。”

“那是，或许是的。”说着，中田沉思起来，“星野君，”

“嗯？”

“我想问一件没意思的事。”

“问好了。”

“海里到底有什么呢？”

“海底有海底世界，那里生活着鱼啦贝啦海草啦五花八门的东西。水族馆没去过？”

“中田我有生以来一次也没去过水族馆。中田我一直居住的松本那个地方没有水族馆。”

“那或许是的，松本在山里边，顶多有蘑菇博物馆什么的。”星野说，“反正海底有很多东西。水里面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从水里吸氧来呼吸，所以没有空气也能活，跟咱们不一样。有好看的，有好吃的，也有危险的家伙、气色不好的家伙。对没实际见过的人，很难解释好海底是怎样一个玩意儿。总之和这地面绝对不一样。再往深去，阳光几乎照射不到，那里面住的是气色更难看的家伙。喂，中田，等这场风波平安过去，两人去一家水族馆看看。我也好长时间没去了。那地方极有意思，高松一带离海近，肯定有一两座的。”

“好好，中田我无论如何也要去水族馆看看。”

“对了，中田，”

“啊，什么呢，星野君？”

“咱们前天中午搬起石头打开入口了吧？”

“那是，中田我和您星野君把石头入口打开了，的确打开了。接着中田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想知道的是：打开入口实际发生什么了呢？”

中田点了一下头：“发生了，我想发生了。”

“但发生了什么还不知道。”

中田毅然点头：“那是，是还不知道。”

“或许……现在什么地方正在发生吧？”

“那是，我想是那样的。如您所说，好像正处于发生过程中。中田我在等待它发生完毕。”

“那一来——就是说——一旦发生完毕，各种事情就能各就各位了？”

中田果断地摇头：“不不，星野君，那个中田我不知道。中田我正在做的，是应该做的事。至于做这个能导致什么事情发生，中田我不知道。中田我脑袋不好使，想不了那么复杂。往后的事无由得知。”

“总而言之，从事情发生完毕到得出结论什么的，要再花些时间喽？”

“是，是那么回事。”

“而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被警察逮住，因为还有应干的事没干。”

“那是，星野君，正是那样。中田我去警察那里无所谓，一切按知事大人的指示办。可是现在不成。”

“我说老伯，”星野说，“那些家伙听了你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肯定‘砰’一声扔去一边，另外自己捏造合适的供词。就是说，合适的说法由对方制作。比方说有人入户偷东西，抓起菜刀捅人什么的——弄成谁听了都能点头称是的供词。至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正义，在那些家伙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为提高破案率而屈打成招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中田你要被关进监狱或重兵防守的精神病院，总之都是糟糕透顶的地方，恐怕一生都出不来。反正你也没有请得起好律师的钱，无非有个应付了事的公派律师罢了。这是明摆着的事。”

“中田我不太明白那么复杂的事情。”

“总之那就是警察干的勾当，我可是一清二楚。”星野说，“所以嘛，中田老伯，我不愿意和警察纠缠不清，跟他们根本不合拍。”

“啊，给您星野君添麻烦了。”

星野深深喟叹一声：“不过么，老伯，世上有句话说‘喝了毒药盘子也别剩下’。”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喝了毒药以后，顺便把盘子也吃下去。”

“可是星野君，吃盘子是要死人的。对牙齿也不好，嗓子眼也痛。”

“言之有理。”星野歪起脖子，“干吗非吃了什么盘子不可呢？”

“中田我脑袋不好使自是想不明白，毒药倒也罢了，可盘子吃起来着实太硬了。”

“唔，的确。我也慢慢糊涂起来。非我胡诌，我脑袋也相当成问题。反正我想说的是：既然已经来到这里，那么索性庇护你一逃了之算了。我横竖不相信你会干坏事。不能在这里把你扔下不管。那一来星野的信义就扫地作废了。”

“谢谢！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才好。”中田说，“这么说或许得寸进尺，中田我还有一个请求。”

“说说看。”

“是不是需要汽车……”

“汽车？租赁也可以的？”

“租赁的事中田我不大明白，怎么都无所谓，大也好小也好，反正有一辆就行。”

“这个手到擒来。车的事我是行家，一会儿借一辆就是。要去什么地方呢？”

“啊，恐怕是要去什么地方。”

“喂，中田，老伯，”

“嗯，星野？”

“和你在一起果然不腻烦。怪名堂层出不穷——起码可以这么说。和你在一起就是不腻。”

“谢谢！您能那么说中田我就算放心了。不过，星野，”

“什么？”

“不腻是怎么回事呢？坦率地说，中田我不明所以。”

“老伯，你没对什么腻过？”

“没有，中田我一次也没有过那样的事。”

“是吗，一开始我就觉得怕是那样。”

(1)　Godzilla，日本东宝电影中出现的力大无穷的怪兽名。

第37章

中途在稍大些的镇停车，简单吃了饭，进超市同上次一样买了不少食品和矿泉水，驶过山中未铺沥青的路开到小屋前。小屋仍是一星期前我离开时的样子。我打开窗，替换憋在里面的空气，整理买来的食品。

“想在这儿睡一会儿，”大岛说着，双手捂脸打了个哈欠，“昨晚没怎么睡好。”

大概相当困了，大岛在床上简单动了动被褥，衣服也没脱就钻进被窝脸朝墙壁睡了过去。我用矿泉水为他做了咖啡，装进他随身带的保温瓶里，然后提起两个空塑料罐去树林河边打水。林中风景同上次来时一样，草的清香，鸟的叫声，小溪的低吟，树木间吹来的风，一晃一晃摇曳的叶影。头顶流移的云看上去十分之近。我觉得这一切是那样的亲切，仿佛是我自身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大岛在床上睡觉的时间里，我把椅子搬到檐廊上，边喝茶边看书。关于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沙俄的书。一场几乎不具实质性意义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将近四十万法国士兵命丧陌生而辽阔的大地。战斗当然惨烈至极。医生数量不足加之药品短缺，身负重伤的大多数士兵就那样在痛苦中死去。死得极惨。但更多的死亡还是饥寒交迫带来的，那也同样死得惨不忍睹。我在山中的檐廊里一边听鸟叫喝香草茶，一边在脑海中推出风雪弥漫的俄罗斯战场。

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有些担心，放下书去看大岛。即便睡得再熟，也未免过于安静了，半点儿动静也感觉不到。但他盖着薄被，呼吸还是那么悄然。凑近一看，得知肩部在上下微微颤动。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他的肩部，倏然想起大岛是女性。我偶尔才想起这一事实。几乎所有场合我都把大岛作为男性来接受，大岛想必也希望那样。但入睡时的大岛，竟好像奇异地返回了女性。

之后我又走去檐廊接着看书。我的心折回满是冻僵的尸体的斯摩棱斯克的郊外大道。

大约两个小时后大岛醒来，到檐廊里确认自己的车仍在那里。绿色的赛车由于跑在未铺路面的干土道上，差不多浑身雪白了。他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今年的梅雨没下多少，”大岛揉着眼睛说，“不是什么好事。梅雨季节不下雨，高松夏天肯定缺水。”

“佐伯知道现在我在哪里？”我问。

大岛摇头：“说实话，今天的事我什么也没告诉她。她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有个小屋。她那人以为尽量少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最好，不知道就无需隐瞒，也就不至于被卷进麻烦事。”

我点头。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因为她过去被卷进过了足够多的麻烦事。”大岛说。

“我对佐伯说我父亲最近死了。”我说，“说被人杀死了。但没说警察正在追我。”

“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不说我不说，佐伯恐怕也大致觉察得出，毕竟脑袋好使。所以如果我明天早上在图书馆见面时向她报告田村君有事外出旅行一段时间向您问好，我想她也绝不会这个那个地询问。如果我不再多说，她就会点下头默默接受。”

我点头。

“不过作为你是想见她吧？”

我不作声。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合适，但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

“我也觉得不忍，但刚才也说了，你们最好离开一段时间。”

“可是我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情况有可能那样。”大岛想了一下承认道，“我这也是说理所当然的话——事情在实际发生之后才算已经发生，而那往往同外表不一样。”

“嗳，佐伯到底怎么感觉的呢？”

大岛眯细眼睛看我：“就什么而言？”

“就是说……假如知道再不会见到我，我现在所感觉到的，佐伯也会同样感觉到吗？”

大岛微微一笑：“为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完全弄不明白，所以问你。因为我从未这么喜欢过需要过谁，也从来没有被谁需要过。”

“所以脑袋一片混乱，一筹莫展？”

我点头：“一片混乱，一筹莫展。”

“自己对对方的那种迫切的纯粹的心情，对方是否也同样怀有，这你是不会晓得的。”大岛说。

我摇头。“一想到这里我就万分痛苦。”

大岛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眯缝着眼睛望着森林那边。鸟们在树枝间飞来飞去。他双手抱在脑后。

“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很理解。”大岛说，“尽管如此，那终究是必须由你自己思考、自己判断的问题，任何人都代替不了。恋爱这东西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田村卡夫卡君。如果拥有令人吃惊的了不起的想法的是你一个人，那么在深重的黑暗中往来彷徨的也必是你一个人。你必须以自己的身心予以忍受。”

大岛两点半开车下山。

“如果节约一点，那里的食品应该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届时我会返回这里。万一有什么情况来不了，我会跟哥哥联系，由他补充食品。从他住的地方一个小时就能赶来。我已跟哥哥说过你在这里了，不必担心。明白？”

“明白了。”我说。

“另外上次也说了，进入森林时千万千万小心，一旦迷路甭想出来。”

“会小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就在这一带，帝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演习——假想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同苏联军队战斗。这话没说过？”

“没有。”

“看来我常常忘记说要紧的事。”大岛边说边用手指戳着太阳穴。

“可这里不像是西伯利亚森林。”

“不错。这一带是阔叶林，西伯利亚是针叶林。但军队不会注意得这么细。总之是在森林深处以全副武装行军，进行战斗训练。”

他把我做的咖啡从保温瓶里倒入杯子，放一点砂糖，津津有味地喝着。

“应军队的要求，我的曾祖父把山借了出去：‘请随便用好了，反正这山也没用过。’部队沿着我们开车上来的路走进森林。不料几天演习结束点名时，不见了两个士兵。当部队在森林里展开时，他俩全副武装地消失了，都是刚入伍的新兵。军队当然大大搜索了一番，但哪个都没找到。”大岛喝一口咖啡，“至于是在森林里走丢的，还是开了小差，至今都不得而知。不过那一带是深山老林，里面几乎没有东西可吃。”

我点头。

“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总是与另一个世界为邻。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踏入其中，也可以平安无事地返回，只要多加小心。可是一旦越过某个地点，就休想重新回来。找不到归路。迷宫！你知道迷宫最初从何而来？”

我摇头。

“最初提出迷宫这一概念的，据现在掌握的知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他们拉出动物的肠子——有时恐怕是人的肠子——用来算命，并很欣赏肠子复杂的形状。所以，迷宫的基本形状就是肠子。也就是说，迷宫的原理在于你自身内部，而且同你外部的迷宫性相呼应。”

“隐喻。”我说。

“是的。互为隐喻。你外部的东西是你内部东西的投影，你内部的东西是你外部的东西的投影。所以，你通过屡屡踏入你外部的迷宫来涉足设在你自身内部的迷宫，而那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进入森林里的亨塞尔和格蕾特尔(1)。”

“是的，就像亨塞尔和格蕾特尔。森林设下了圈套。无论你怎么谨慎怎么费尽心机，眼睛好使的鸟们都会飞来把作为标记的面包屑吃掉。”

“一定小心。”我说。

大岛放下车篷把赛车敞开，坐进驾驶席，戴上太阳镜，手放在变速球杆上。随即，熟悉的引擎声在森林中回荡开来。他用手指把前发撩到后面，轻轻挥手离去。灰尘飞扬了一会儿，很快被风吹走。

我走进小房内，躺在大岛刚刚睡过的床上，闭起眼睛。回想起来，我昨晚也没有睡好。枕头和被褥上可以感觉出大岛的气息。不，与其说是大岛的气息，莫如说是大岛的睡眠留下的气息。我把自己的身体钻进那气息之中。睡了三十分钟左右，传来树枝禁不住什么重力折断落地的声音。我随之醒来，起身去檐廊四下打量。但目力所及，看不出任何变化。或许是森林不时奏出的一种谜一样的声响，也可能是睡梦中发生的什么，我无法分辨二者的界线。

我就那样坐在檐廊里看书看到太阳西斜。

做罢简单的饭菜，一个人默默吃了。收拾完餐具，我沉在旧沙发里思考佐伯。

“如大岛所说，佐伯是聪明人，具有自己的风格。”叫乌鸦的少年说。

他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和在父亲的书斋时一样。

“她和你明显不同。”他说。

她和你明显不同。迄今为止，佐伯已经历过各种各样很难说是正常的情况。她知晓你尚不知晓的许多事，体验过你未曾体验的许多感情，能够分辨对于人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那么重要。迄今为止，她已就许多大事作出判断，并目睹了由此带来的结果。可你不同，对吧？说到底，你只不过是仅在狭小世界里有过有限经历的独生子罢了。你为使自己变得坚强做了不少努力，并且实际上某部分也变得坚强起来，这点不妨承认。然而面对新的世界新的局面，你仍然一筹莫展，因为那些事情你是第一次碰上。

你一筹莫展，连女性是否怀有性欲都是你难于理解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考虑，女性当然也应有性欲，这个你也知道。但对于那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实际上是怎样的感觉，你全然捉摸不透。就你本身的性欲来说，那东西很简单，很单纯。但说到女性的性欲尤其是佐伯的性欲，你却一无所知。她在和你搂抱当中感受的肉体快感同你的一样吗？抑或性质上和你感觉到的截然不同呢？

越想你越对自己十五岁这点感到无奈，甚至产生了绝望的心情。倘若你现在二十岁——或者十八岁也可以，总之只要不是十五岁——你想必就能正确理解佐伯其人、其话语、其行为的含义，并做出正确的反应。你现在处于极其美妙的事情中，如此美妙的事情很可能再不会遇上第二次——便是美妙到如此地步，然而你不能充分理解此时此地的美妙，由此而来的焦躁使你绝望。

你想像她此刻在干什么。今天是星期一，图书馆关门。休息的日子佐伯到底做什么呢？你想像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想像她洗衣服、做饭、打扫、出去购物的情景，越想像越为自己此时置身此处喘不过气来。你想变成一只慓悍的乌鸦穿出小屋，想飞上天空翻山越岭落在屋外永远注视室内她的身影。

也可能佐伯去了图书馆你的房间。敲门。没有回音。门没有锁。她发现你没在那里，东西也不见了。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她推想你去了哪里，或者在房间里等你归来亦未可知。等的时间里大概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支颐望着《海边的卡夫卡》，思索包含在那里的昔日时光。但无论怎么等你也不回来。她终于无奈地出门走去停车场，钻进“大众高尔夫”，发动引擎。你不想让她就那么回去。你想在那里紧紧抱住来访的她，想了解她一举一动的含义。然而你不在那里。你孤单单地待在远离任何人的场所。

你上床熄灯，期待佐伯出现在你的房间里。不是现实的佐伯也可以，十五岁的少女形象也未尝不可。总之你想见到她，无论活灵还是幻影。希望她在你身边。你的脑袋几乎被这样的愿望胀裂，身体几乎为之七零八落。然而千思万盼她也形影不现。窗外听到的惟独轻微的风声。你屏住呼吸，在黑暗中凝眸细看。你耳听风声，试图解读其中某种意味、感觉某种暗示。然而你四周仅有黑暗的若干层面。不久，你怅然闭起眼睛，坠入睡眠。

(1)　Hansel und Gretel，德国童话中的主人公兄妹名字。

第38章

星野用房间里的公用电话号码簿查找市内租车点，选一处地点合适的打去电话。

“普通的Sedan(1)就可以，大约借两三天。尽可能别太大也别太显眼。”

“跟您说，先生，”对方说，“我们是专门租赁马自达车的公司。这么说或许不礼貌，显眼的Sedan什么的一辆也没有，您尽可放心。”

“那好。”

“家庭用的可以吗？可信赖的车，向神佛保证，绝对不显眼的。”

“唔，那就好，那就家庭用的。”租车点就在车站附近，星野说一个小时后去取。

他独自乘出租车赶到那里，出示了信用卡和驾驶证，暂且租用两天。停车场里的白色家用小汽车的确不显眼，甚至令人觉得乃是匿名性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完美象征。一旦把眼睛移开，连是什么形状都难以记起。

开车返回公寓路上，在书店买了高松市区地图和四国公路地图。发现附近有一家CD专卖店，于是进去寻找《大公三重奏》。路旁CD专卖店的古典音乐专柜都不很大，只有一盘廉价的《大公三重奏》，遗憾的是并非百万美元三重奏的演奏，但他还是花一千日元买下了。

回到公寓，见中田正在厨房里以训练有素的手势做放入萝卜和油炸物的煮菜。温馨的香味充满房间。

“闲着无事，中田我就这个那个做了点儿吃的。”中田说。

“太好了，这些日子尽在外头吃，心里正想着差不多该吃点清淡的自做饭菜了。”星野说，“对了，老伯，车借来了，停在外面。这就要用？”

“不，明天也没关系。今天想再跟石头君说说话。”

“唔，这样好。说话很重要。不管对象是谁，也无论说什么，说总比不说好。我开卡车的时候也常跟引擎说话。如果留意细听，可以听出好多名堂。”

“那是，中田我也那样认为。中田我同引擎说话固然不能，但同样认为不管对方是谁，说话总是好事。”

“那，和石头说话多少有进展了？”

“是的，觉得心情开始一点点沟通了。”

“那比什么都好。那么，老伯，我把石头君擅自搬来这里，石头君没为此气恼或不高兴什么的？”

“没有，没有那样的事。依中田我的感觉，石头君好像没怎么对位置问题耿耿于怀。”

“太好了。”星野听了，放下心来，“若是再给这石头报复一下，我可真走投无路了。”

星野听买来的《大公三重奏》听到傍晚。演奏比不上百万美元那么华丽那么悠扬舒展，总的说来较为质朴和稳健，但也不坏。他歪在沙发上倾听钢琴和弦乐的交响，深沉优美的旋律沁入他的肺腑，赋格曲那精致的错综拨动着他的心弦。

星野心想，若是一星期之前，我就是听这样的音乐，也恐怕只鳞片爪都理解不了，甚至理解的愿望都不会产生。可是由于偶然走进那间小小的酒吧，坐在舒舒服服的沙发上喝了美味咖啡，现在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音乐了。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像要测试自己刚刚获取的能力，将这CD反复听了多次。除了《大公三重奏》，CD还收有同一作曲家被称为《幽灵三重奏》的钢琴三重奏。这个也不坏。不过他还是中意《大公三重奏》。还是这个富有深意。同一时间里，中田坐在房间角落对着白色的圆石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不时点一下头或用手心喀哧喀哧搓脑袋。两人在同一房间里埋头各做各的事。

“音乐不影响你同石头君说话？”星野问中田。

“不不，不要紧的。音乐不影响中田我。音乐对于中田我好像风一样。”

“唔，”星野说，“风一样。”

六点，中田开始做晚饭。烧大马哈鱼，做蔬菜色拉，又做了几样炖菜盛在盘子里。星野开电视看新闻，想看一下中田涉嫌的中野区杀人案件的侦破有什么进展没有，但电视对此只字未提。拐骗幼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报复、中国公路发生大规模交通事故、以外国人为核心的汽车盗窃团伙、大臣歧视性失言、信息业大型企业的临时性裁员——尽是此类报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消息一条也没有。

两人隔桌吃饭。

“呃，味道好极了！”星野大为佩服，“老伯你很有做饭才华。”

“谢谢谢谢。承蒙别人吃中田我做的东西这还是第一次。”

“没有能和你一起吃饭的亲朋故友？”

“那是。猫君倒是有，但猫君吃的和中田我吃的大不一样。”

“那倒是。”星野说，“不过，反正好吃得很，尤其是炖菜。”

“合您口味比什么都好。由于不认字，中田我经常犯非常荒唐的错误，那时候做出的东西就非常荒唐。所以中田我只能用常用的材料做同样的饭菜。若是认字，就能做出很多花样……”

“我是一点儿也没关系的。”

“星野君，”中田端正姿势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呢？”

“不认字的滋味十分不好受。”

“那怕是那样吧。”星野说，“不过据这CD介绍，贝多芬耳朵听不见。贝多芬是非常伟大的作曲家，年轻时作为钢琴手也在欧洲首屈一指。作为作曲家本来就名声很大。不料有一天耳朵因病听不见了，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作曲家耳朵听不见东西可不是件小事，这你明白吧？”

“那是，好像明白。”

“作曲家耳朵听不见，等于厨师失去了味觉，等于青蛙没了划水蹼，等于司机被没收了驾驶证。任凭谁都要眼前一片漆黑，对吧？可是贝多芬没有屈服。当然喽，情绪低落多少怕是有的，但他没在这种不幸面前低头。是山爬过去，是河蹚过去！那以后也一个劲儿作曲不止，创作出比以前内容更深更好的音乐。实在了不起。例如刚才听的《大公三重奏》就是他耳朵基本听不清声音后创作的。所以嘛，老伯你不认字虽说肯定不方便不好受，但那并不是一切。就算认不得字，你也有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这方面一定要看到才行。喏喏，你不是能够跟石头说话吗？”

“那是，中田我的确多少能和石头说话。以前和猫也能说来着。”

“那就是只有你才做得到的。哪怕看书再多，一般人也不可能和石头和猫说话。”

“可是星野君，中田我这几天老是做梦，在梦里中田我可以认字。不知因为什么可以认字了，脑袋不再那么不好使了。中田我高兴得跑去图书馆，看一大堆书，心想能看书原来竟这么妙不可言，就一本接一本看下去。不料房间里的灯突然一下子灭了，变得漆黑一团。有人把灯关了。什么也看不见，不能继续看书了。于是醒了过来。即使是在梦中，能识字能看书也实在美妙得很。”

“唔——，”星野说，“我倒是认字，但书什么的一概不看。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清。”

“星野君，”

“嗯？”

“今天是星期几呢？”

“今天星期六。”

“明天是星期日吗？”

“一般是的。”

“明天一早能麻烦你开车么？”

“可以呀。去哪儿？”

“中田我也不知道。上车后再考虑。”

“或许你不信——”星野说，“没问我就晓得你肯定这么回答。”

翌日清晨七点刚过星野醒来，中田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星野去洗脸间用冷水“咔咔”搓了几把脸，用电动剃须刀剃了须。早餐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茄子酱汤、竹鱼干和咸菜。星野吃了两碗饭。

饭后中田收拾碗筷，星野又看电视新闻。这回多少有了中野区杀人案件方面的报道。“案发后已经过了十天，但至今未得到有力线索。”NHK的播音员淡淡地说道。荧屏上推出带有气派大门的房子，门前站着警察，门上贴着“禁止进入”的封条。

“对于案发前去向不明的十五岁长子的搜寻仍在继续，但仍未查明行踪。对于案发后当即来派出所提供杀人案情报的附近居住的六十多岁男性的搜索同样没有中断。至于两人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现在尚未澄清。家中没有零乱痕迹，估计是个人恩怨所致。警方正在全面调查遇害者田村先生的交际范围。另外，为表彰田村先生生前的艺术贡献，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我说老伯，”星野朝厨房里站着的中田招呼道。

“嗯，什么事呢？”

“老伯，你莫不是晓得中野区被杀的那个人的儿子？听说十五岁。”

“中田我不晓得那个儿子。中田我晓得的只是琼尼·沃克和狗，最近说过了。”

“呃。”星野说，“除了老伯你，警察好像同时在找那个儿子。独生子，无兄无弟，母亲也没有。儿子在案件发生前离家出走，去向不明。”

“是吗。”

“莫名其妙的案件。”星野说，“不过警察应该掌握不少情况，那些家伙只透露一点点信息。据上校山德士手中的情报，他们知道老伯你在高松，而且得知一个貌似星野的英俊小伙子同你一起行动。但他们不会把这个也透露给媒体。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把我们在高松的事公诸于世，咱们必然跑去别的地方，所以表面上装出不知晓我们在哪里的样子。这些性格恶劣的家伙！”

八点半，两人钻进停在路上的家用小汽车。中田做了热茶灌进保温瓶，然后戴上平日戴的皱巴巴的登山帽，拿起伞和帆布包，在副驾驶席上坐好。星野本想照例扣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但往门口墙上的镜子里一看，心里不由一惊：警察应该已经掌握“年轻男子”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架一副Ray-Ban绿色太阳镜、身穿夏威夷衫这一事实，而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的人在香川县恐怕别无他人，再加上夏威夷衫和绿色Ray-Ban，那么外部特征可谓正相吻合。上校山德士因为想到这点才没准备夏威夷衫而准备了不显眼的藏青色半袖运动衫，这家伙真是滴水不漏。于是决定把Ray-Ban和帽子留在房间里。

“那，往哪里去呢？”星野问。

“哪里都不碍事。请先在市区兜上一圈。”

“哪里都不碍事？”

“是的。尽可去你喜欢的地方。中田我从车窗往外看就行。”

星野“嗬”了一声。“在自卫队也好在运输公司也好我一直开车，对开车多少有些自信。但握住方向盘时必定有个方向，径直开去目的地。这已成了习性。一次也没人交代说‘随便哪里都可以’。真那么交代，我还真不好办。”

“十分抱歉。”

“哪里，用不着道歉。尽力而为就是。”说着，星野把《大公三重奏》放进车内CD唱机，“我只管在市内转来转去，你就看窗外。这样可以吧？”

“可以，这样可以。”

“发现你要找的东西，我就停车。这样就能一个接一个有新节目出现。是这么回事？”

“那是，情况很可能那样。”中田说。

“但愿那样。”说罢，星野在膝盖上摊开地图。

两人在高松市区转了起来。星野用荧光笔在市区交通图上做标记。仔仔细细转完一个社区，确认所有道路都通过之后，再转下一社区。时而停车喝口热茶，吸一支万宝路，反复听《大公三重奏》。到中午进餐馆吃了咖喱饭。

“话又说回来，你到底在找什么物件呢？”饭后星野问。

“中田我也不明白。那……”

“那要实际看到才明白，没实际看到是不明白的。”

“正是，一点儿不错。”

星野无力地摇了下头：“一开始就知道你这么回答，只是确认一下罢了。”

“星野君，”

“什么？”

“到发现有可能要花些时间。”

“啊，也罢，尽力而为就是。已经坐上去的船。”

“往下要坐船不成？”中田问。

“哪里，眼下还不用坐船。”

三点，两人走进咖啡馆，星野喝咖啡，中田犹豫半天，才要了冰牛奶。这工夫星野已筋疲力尽，没心思开口，《大公三重奏》到底也听腻了。在同一地方来来回回兜圈子不合他的脾性。枯燥，开不出速度，还要努力保持注意力。时不时同警车错车，星野每次都尽量不同警察的视线相碰。尽可能不从派出所执勤点前经过。虽说马自达家用小汽车不显眼，但若看见次数太多，警察出于职责难免要询问。还要避免不小心同其他车相撞弄出交通事故，神经绷得比平时还紧。

他看着地图开车的时间里，中田活像小孩子或有教养的小狗，手扒车窗以同一姿势静静地往外看个不止，那样子真像在寻找什么。黄昏到来前两人就这样专心于各自的作业，几乎一声不响。

“你找的东西是什么……”星野一边开车，一边无奈地唱起井上阳水的歌。下面的歌词忘了，便自己胡诌起来：

还没还没找到么，

太阳快要落山了，

星野我肚子饿瘪了，

汽车转了一圈圈，

眼珠转了一圈圈。

六点，两人返回公寓。

“星野君，明天继续来。”中田说。

“今天一天市区转了不少，剩下的我想明天能转完。”星野说，“呃，有句话想问。”

“啊，星野君，问什么呢？”

“若是在高松市内找不到那家伙，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中田用手心喀哧喀哧搓脑袋：“高松市内若是找不到，我想恐怕要扩大找的范围。”

“有道理。”星野说，“如果还找不到，咱们又如何呢？”

“若是还找不到，就再扩大范围。”中田说。

“就是说，一直扩大到找到为止喽？俗话说走路多的狗总会碰上棒子。”

“那是，我想情况会是那样。”中田说，“不过星野君，中田我这就糊涂了——为什么狗走路多会碰上棒子呢？前面若有棒子，我觉得狗会绕开的。”

给中田这么一问，星野歪头想了想。“那么说倒也是。我还从没这么琢磨过。是啊，狗干吗非往棒子上碰呢？”

“不可思议。”

“不说这个了。”星野道，“这种事琢磨起来越来越麻烦。狗和棒子的问题今天且按下不表。我想知道的是搜索范围扩大到何时为止。如果一个劲儿扩大下去，很可能跑到旁边的爱媛县和高知县去，夏去秋来都不一定。”

“有可能那样。不过星野君，即使秋去冬来，中田我也非找到不可。当然不会永远请您帮忙，往下中田我一个人走路寻找。”

“那是另一回事……”星野一时语塞，“可石头君也该提供多少详细些亲切些的情报么，比如大体在哪一带啦。大体就可以的……”

“对不起，石头不会说话。”

“是么，石头不会说话——从外观看倒也不难想像。”星野说，“石头君肯定不会说话，游泳就更不擅长了。也罢，现在什么也别想，好好睡觉，明天接着来。”

第二天也是同一情形的重复。星野把市区的西半边以同一程序转了一遍。市区交通图已一道道涂满了黄色标记，不同的只是星野的哈欠数量多了几个。中田依然脸贴车窗全神贯注地搜寻着什么。两人几乎不交谈。星野一边注意警察一边把着方向盘，中田不知厌倦地扫描不止。但仍然一无所获。

“今天是星期一吧？”中田问。

“嗯，昨天是星期日，今天应该是星期一。”接着，他以无聊而又无奈的心情将随便想到的话语加上旋律唱道：

既然今天星期一，

明天必定星期二。

蚂蚁是有名的劳动能手，

燕子总是那么漂漂亮亮。

烟囱高挺挺，夕阳红彤彤。

“星野君，”中田稍后开口道。

“什么？”

“蚂蚁干活的时候，怎么看都看不够。”

“是啊。”星野应道。

到了中午，两人走进鳗鱼餐馆，吃了优惠价鳗鱼饭。三点进咖啡馆喝咖啡，喝海带茶。六点时地图已涂满黄色，市内道路已被马自达家用小汽车那格外匿名式的轮胎碾得几无空白，然而所找之物仍踪影皆无。

“你找的东西是什么……”星野以有气无力的声音信口唱道：

还没还没找到么，

市内几乎转遍了，

屁股也坐痛了，

差不多该回家了。

“再继续下去，我很快就成Singer Song Writer(2)了。”星野说。

“你说的是什么呢？”中田问。

“没什么，不咸不淡的玩笑。”

两人只好离开高松市内，准备上国道返回公寓。不料星野因为想别的事，拐错了左拐地点。他一再尝试开回原来的国道，但道路以奇妙的角度拐来拐去，加上多是单行线，很快迷失了方向。注意到时，两人已闯入没有印象的住宅区，四下全是围着高墙的古旧而典雅的街道。路面静得出奇，空无人影。

“距离上离我们的公寓应该不会很远，但完全摸不着东南西北了。”星野把车靠进适当的空地，关闭引擎，拉下手刹，打开地图。他看了看电线杆上写的街名，在地图上寻找其位置，但眼睛累了，怎么也找不到。

“星野君，”中田招呼道。

“嗯？”

“您正忙着对不起，那里门上挂的招牌写着什么呢？”

星野于是从地图上抬起眼睛，往中田指的方向看去。高墙一段接一段，稍往前有座古色古香的大门，门旁挂一块很大的木板。黑色门扇关得紧紧的。

“甲村纪念图书馆……”星野念道，“这么不见人影的安静地段居然有图书馆。再说也看不出是图书馆嘛，跟普通大宅门一个样。”

“甲村纪念图书馆？”

“是的。大概是为纪念一个叫甲村的人而建造的图书馆吧。甲村是怎么一个人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晓。”

“星野君，”

“嗯？”星野边查地图边应道。

“就是那里。”

“那里？什么那里？”

“中田我一直寻找的就是那个场所。”

星野从地图上抬起脸，看着中田的眼睛，又皱起眉头看图书馆大门，再次慢慢念一遍木板上的字。他取出万宝路烟盒，抽一支叼在嘴上，用塑料打火机点燃，缓缓深吸一口，往打开的车窗外吐出。

“真的？”

“真的，一点儿不错。”

“偶然这东西真是不得了。”星野说。

“千真万确。”中田也同意。

(1)　美式英语，指乘坐四到六人的双排座厢形普通乘用车。

(2)　意为“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手”。

第39章

山中的第二天也一如往常，缓慢地、没有接缝地过去了。一天与另一天之间的区别几乎只表现在天气上，假如天气相差无几，对日期的感觉势必很快消失，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将无从分辨，时间将如失锚的船舶彷徨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我估算今天是星期二，佐伯应该像往常那样——当然我是说如果有人提出要求的话——向旅行团简单介绍图书馆的情况，一如我第一次跨进甲村图书馆大门那天……她以细细的高跟鞋登上楼梯，鞋声在幽静的图书馆里回响。长筒袜的光泽，雪白的衬衫，小巧的珍珠项链，写字台上的勃朗·布兰自来水笔，温文尔雅的（拖着长长的无奈阴影的）微笑。一切恍若遥远的往事，或者说感觉上几乎不具现实性。

我在小屋沙发上一面嗅着褪色的布面的味儿，一面再次回忆同佐伯发生的性事。我让记忆按着顺序浮上脑海。她缓缓脱衣，然后上床。不用说，我的阳物已开始勃起，很硬很硬。但已没有昨天的痛感。龟头的红色也已不知何时消失了。

在性幻想中沉浸得累了，便把平时做的运动项目再做一遍。用檐廊的扶手训练腹肌，快速下蹲，用力做伸臂投球动作。练出一身汗后，在林中小溪里浸湿毛巾擦身。水凉凉的，多少可以冷却我亢奋的心情。然后坐在檐廊里用MD随身听听“电台司令”（Radio Head）。自离家以来，我差不多反复听同样的音乐：“电台司令”乐队的《Kid A》、“王子”的《走红歌曲专辑》，有时也听约翰·科特伦的《我的至爱》。

下午两点——正是图书馆参观时间——我再次走入森林。沿上次那条小路走了一程，来到那块平坦的空地。我坐在草地上，背靠树干，从伸展的树枝间仰望圆圆地敞开着的天空。可以望见夏日云絮白白的一角。这里是安全地带，从这里可以平安折回小屋。用面向初学者的迷宫电子游戏打比方，也就是“level 1”，可以顺利通过。可是由此往前，就要踏入更幽深更有挑战性的迷宫。小路越来越窄，进而被不怀好意的羊齿的绿海吞没。

但我还是决定再往前走走看。

我想试一试这森林究竟能走进多深。我知道里面有某种危险，但我想亲眼看一下、亲身感受一下危险到什么程度和是怎样一种危险。我不能不那样做，有什么从背后推动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大约是通向前面的小路。树木越来越威武挺拔，周围的空气密度越来越浓。头上树枝纵横交错，几乎看不见天空。刚才还洋溢在四周的夏日气息早已消失。这里似乎原本就不存在什么季节。稍顷，脚下的路究竟是不是路我逐渐没了把握。看上去既像路，又不像路——尽管以路的样子出现。在扑鼻而来的绿的气息中，所有事物的定义都变得扑朔迷离，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相互混淆。头顶上一只乌鸦厉声叫了一阵子，叫声非常尖利。说不定是对我的警告。我停住脚步，小心环视四周。没有充分的装备再往前进是危险的，必须回头才行。

然而没那么简单，很可能比前进还要困难，一如拿破仑撤退军队。不但道路似是而非，而且周围树木勾肩搭背，构成黑糊糊的墙壁挡住我的去路。我的呼吸声在耳畔听起来大得出奇，仿佛是从世界角落吹来的空隙风。一只巴掌大的漆黑的蝴蝶从我眼前翩然飞过，其形状同我白T恤上沾过的血无异。蝴蝶从树后飞出，款款地在空间移动，重新消失在树后。蝴蝶不见了之后，四周的声息愈发滞重，空气愈发寒气袭人。一阵恐怖感朝我袭来：没准我已迷失了正路。乌鸦又在头顶正上方叫了一阵子。像是刚才那只乌鸦，传达的是和刚才一样的信息。我又一次止步仰望，仍不见乌鸦身影。现实的风不时心血来潮似的吹来，色调深暗的树叶在脚底发出不安分的沙沙声响。感觉上似有阴影在背后迅速移动，而猛一回头，它们早已藏在什么地方了无踪影了。

但我总算回到了原来的圆形广场，回到了那块幽静的安全地带。我重新坐在草地上，深深呼吸，仰望被圆圆地分割出来的明晃晃的真正的天空，再三确认自己返回了原来的世界。这里有夏天亲切的气息，太阳光像薄膜一样包拢着温暖着我。但回来路上感觉到的恐怖仍如院子角落未融尽的残雪一样久久留在我的体内。心脏不时发出不规则的声音，皮肤仍微微起着鸡皮疙瘩。

这天夜里，我屏息敛气躺在黑暗中，只将眼睛定定地睁大，等待谁在黑暗中出现。但愿会出现。我不知道这一祈愿能否带来某种效果，但总之我要将心思集于一处，祈之愿之。我希望我的强烈祈愿能产生某种作用。

然而祈愿未能实现。愿望落空。佐伯仍未出现，一如昨晚。无论真正的佐伯还是作为幻影的佐伯抑或十五岁少女时的佐伯都未出现。黑暗一成不变。入睡前我为强有力的勃起而烦恼。比平日壮得多硬得多。但我没有手淫。我决心将自己同佐伯交合的记忆原封不动地呵护一段时间。我紧攥双拳沉入睡眠，祈愿能梦见佐伯。

不料我梦见了樱花。

或者不是梦也未可知。一切都那么活灵活现，那么有始有终，模糊的地方一概没有。我不知该如何称呼才对，但作为现象来看，那当然只能是梦。我在她宿舍里，她在床上睡觉。我躺在睡袋里，和上次留宿时一样。时间倒转回来，我立于临界点那样的位置。

半夜我为剧烈的口渴醒来，爬出睡袋喝自来水，一连喝了几杯。喝了五六杯，大概。我的皮肤挂了一层汗膜，又强烈地勃起了。短运动裤前面高高支起。看上去它好像是和我有不同的意识、依据别的系统运作的生灵。我喝水时，它自动接受进去了一部分，我可以隐约听见这家伙吸水的声音。

我把杯子放在洗涤台上，靠墙站立片刻。我想看一眼时间，却找不见钟表。应该是夜最深的时刻，是钟表都将迷失在什么地方的时刻。我站在樱花的床头。街上的灯光隔着窗帘照进房间。她背对着我呼呼大睡，形状好看的脚心从薄被中探出。似乎有人在我背后悄然按下了什么开关，响起幽微干涩的声音。树木横七竖八地挡住我的视线。这里甚至没有季节。我一咬牙，贴着樱花钻了进去。两人的体重压得小单人床吱呀作响。我闻闻樱花脖子味儿，一股轻微的汗味儿。我从后面把手轻轻搭在她腰部，樱花发出低得几乎不成声音的声音，但仍然睡个不休。乌鸦厉声叫了一阵子。我向上看去，但不见乌鸦，天空也不见。

我撩起樱花穿的T恤，用手触摸她柔软的乳房，用手指捏弄乳头，如调整收音机的波段。我勃起的阳物有力地触在她大腿根内侧。但樱花不出声，呼吸也不乱。我想她肯定在做很深的梦。乌鸦又叫了。那只鸟又在向我传达信息，但内容我无法解读。

樱花身体暖融融的，和我一样津津地沁出汗来。我一咬牙改变了她的姿势，慢慢搬过她的身子让她仰卧着。她大大地吐了口气，但还是没有醒的意思。我把耳朵贴在她如画纸一般扁平的腹部，细听位于其下的迷宫中的梦的回声。

勃起仍在持续，看情形几乎可以永远硬下去。我往下脱她小小的棉质三角裤，慢慢从脚下拉出，之后把手心贴在露出的毛丛，手指轻轻按进里面。里面暖融融湿乎乎的，仿佛在引诱我。我缓缓蠕动手指。樱花依然不醒，只是又一次在深梦中吁了口粗气。

与此同时，有什么企图在我体内凹坑样的位置脱壳而出。不知不觉之间，我身上有一对眼睛对准了自己的内侧，所以可以观察里面的情景。我还不清楚那个什么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但不管怎样我都既不能推进又不阻止那个什么的活动。它没有面部，滑溜溜的。不久它钻出壳时想必会有应有的面部，蝉羽状的外衣也将从其身上脱落。那样一来，我就可以认出其本来面目了，而现在它不过是形体未定的标记样的东西罢了。它伸出不成为其手的手力图捅破外壳最柔软的部位。我看着它的蠢蠢欲动。

我决心已定。

不，不对，坦率地说我没下定什么决心，因为我别无选择。我脱掉短运动裤，整个露出阳物，随即抱住樱花的肢体，分开她的双腿进入。那并不难。她那里非常柔软，我这里异常坚硬。我的阳物再也没有痛感，龟头在这几天已变得无坚不摧。樱花还在梦中，我在她梦中压下身去。

樱花突然醒来，得知我已进入其中。

“喂，田村君，你到底在干什么？”

“好像进入了你的体内。”我说。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樱花以干涩的语声说，“不是跟你说过不能干这个的么？”

“可我没别的办法嘛。”

“好了，快停下来，快把它拔出去！”

“不拔。”我摇头。

“田村君，好好听着：一来我有固定的恋人，二来你是在我做梦时进入的，而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知道。”

“还不算晚。你确实已进入我的体内，但还没有动，也没有射，只是乖乖待在那里，就像在沉思什么。是吧？”

我点头。

“拔出来！”她苦口婆心地说，“并且忘掉这件事。我忘掉，你也忘掉。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弟弟，即使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也毫无疑问是姐弟。明白吧？我们作为一家人连在一起。做这种事是不应该的。”

“已经晚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决定了。”我说。

“因为你已决定了。”叫乌鸦的少年说。

你再也不愿忍受让各种东西任意支配自己、干扰自己。你已杀死了父亲，奸污了母亲，又这样进入姐姐体内。你心想如果那里存在诅咒，那么就应该主动接受它。你想迅速解除那里面的程序，想争分夺秒地从其重负下脱身，从今往后不是作为被卷入某人如意算盘的什么人、而是作为完完全全的你自身生存下去。

她双手捂脸，微微哭泣。你也为之不忍。但到了这一地步你已有进无退。你的阳物在她里边越来越大、越来越硬，简直像要在那里生根。

“明白了，什么也不再说了。”她说，“但有一点你得记住：你是在强暴我。我是喜欢你，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形式。我们很可能再也不能相见了——无论此后你多么盼望。这也没关系？”

你不予回答，关掉思维电源。你搂紧她，腰部开始起伏。起始温情脉脉小心翼翼，继而摧枯拉朽。为了返回，你想把路上的树木的形状印入记忆，但树木无不大同小异，很快被匿名的海浪吞没。樱花闭起眼睛任凭你鼓捣。她一声不响，也不反抗，脸毫无表情地歪向一边，然而你能够把她感觉到的肉体快感作为你自身的延伸加以感受。这你现在很清楚。树木重重叠叠，形成黑魆魆的壁封闭了你的视野。鸟不再传递信息。你一泻而出。

我一泻而出。

我睁开眼睛。我躺在床上，周围谁也没有。时值深更，夜黑得无以复加，所有钟表都已从中失去。我下床脱去内裤，用厨房的水冲洗上面粘的精液，它犹如黑暗产下的私生子，白白的重重的，黏黏糊糊的。我一口气喝了好几杯水。无论怎么喝都不解渴。我实在孤独难耐。在子夜无边的黑暗里、在森林的重重包围中，我孤独得地老天荒。那里没有季节，没有光明。我回身上床，坐在床上深深呼吸。夜色拥裹着我。

现在，那个什么已在你体内历历显形。它作为黑影憩息在那里。外壳已无影无踪。外壳被彻底毁弃。你的双手粘有黏糊糊的东西，好像人的血。你把手举到眼前，但光亮不足，看不清是什么。无论内侧还是外侧都过于黑暗。

第40章

“甲村图书馆”的木牌旁边有块招牌，上面写着休息日为星期一，开馆时间十一时至五时，入馆免费，有意者可于星期二下午二时来馆参观。星野念给中田听。

“今天是星期一，偏巧关门。”星野看了一眼手表，“不论今天星期几都过了开馆时间，一回事。”

“星野君，”

“嗯？”

“这图书馆和上次跟星野君去的那座看上去有很大不同。”中田说。

“是啊，那座是公立大图书馆，这座是私立图书馆。规模绝对不一样。”

“中田我不太明白了，这私立图书馆是怎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哪里一个喜欢书的资产家建座房子，把自己收集的很多书向世人公开，让大家随便看。了不起啊！门面就很气派。”

“资产家是怎么回事呢？”

“有钱人。”

“有钱人和资产家有什么区别呢？”

星野歪头想了想。“这区别嘛，我也不大清楚。大概同光是有钱相比，资产家好像有教养什么的。”

“有教养？”

“就是说，有钱人只要有钱就行，我也好你也好，只要有钱都可以当上有钱人，但资产家就怎么都当不上，当资产家需要一些时间。”

“很复杂啊！”

“啊，是很复杂。反正都跟咱们无关，咱们连光是有钱的有钱人都没希望当上。”

“星野君，”

“嗯？”

“既然星期一休息，那么明天十一点来这里图书馆就能开了？”

“应该是的。明天星期二。”

“中田我也能进入图书馆吗？”

“木板上写着谁都能进，所以你也能进。”

“不认字也可以进去吧？”

“啊，不怕的。认字不认字什么的，不可能在门口一一盘问。”星野说。

“那么，中田我也想到里面去。”

“可以呀，明天一早就来这里，两人一起进去就是。”星野说，“对了，老伯，有一点想确认一下：这里就是那个场所喽？要找的什么贵重东西就在这图书馆里？”

中田摘下登山帽，用手心搓了几下短发：“是的，应该在的。”

“那，不再找下去也没关系了？”

“是的，没有再要找下去的东西了。”

“太好了！”小伙子如释重负，“我正在想，真要找到秋天可如何是好。”

两人返回上校山德士的公寓美美睡了一觉，第二天十一点出门去甲村图书馆。从公寓走路去只需二十分钟，两人决定走路。星野早上去站前把车还回给租车点。

两人到图书馆时，门已大敞四开。看来将是闷热的一天。周围洒了水，门内可以见到修剪整齐的庭园。

“老伯，”星野在门前叫了一声。

“嗯。什么呢？”

“进图书馆后我们怎么做好呢？你一下子端出一桩没头没脑的离奇事来我怕也不好办，所以想事先问你一下，作为我也大致要有个心理准备。”

中田沉思起来。“进去做什么中田我也心中无数，但这里既然是图书馆，那么我想先看看书再说。中田我选几本图片集或画册，你也挑几本什么书看。”

“明白了。因为是图书馆所以先看书，言之有理。”

“至于做什么好，下一步再慢慢考虑。”

“好好。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这也是健全的想法。”星野说。

两人穿过精心修整过的美丽庭园，走进传统样式的门厅。一进去就见有一个借阅台，一个不肥偏瘦的漂亮小伙子坐在那里，白色棉质扣领衬衫，小眼睛，额前垂着长长细细的头发。星野心想，活脱脱是弗朗索瓦·特吕福黑白电影里的形象。漂亮小伙子见两人进来，好看地微微一笑。

“您好！”星野声音朗朗地说。

“您好！”对方也寒暄一声，“欢迎！”

“想看看书。”

“当然，”大岛点头道，“那当然。请随便看。这座图书馆对一般公众开放。开架式，自由挑选。检索是卡片式，用电脑也能检索。有不清楚的只管问好了，我乐意协助。”

“谢谢。”

“有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或要找的书吗？”

星野摇头道：“不，现在没什么特别的，或者不如说与书相比，对这图书馆本身更有兴趣。正好从门前走过，觉得蛮有意思，就想进来瞧瞧。建筑物真是不一般！”

大岛优雅地淡然一笑，拿起削得尖尖的长铅笔：“这样的人士很多。”

“那就好。”星野说。

“如果有时间的话，两点开始馆内有简单的导游项目。只要有人提出，几乎每星期二下午都安排，由馆长介绍这座图书馆的由来。今天正好星期二。”

“这玩意儿大概极有趣。怎么样，不看看，中田？”

星野和大岛隔着借阅台交谈的时间里，中田紧紧抓着摘下的登山帽，怔怔地四下打量，直到星野叫自己名字才回过神来。

“啊，什么事呢？”

“跟你说，两点钟有个馆内参观节目，怎么样，不参观参观？”

“好的，星野君，中田我很想参观。”

大岛兴致勃勃地看着两人说话。中田与星野——这两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不像是亲戚。无论看年龄还是看外表，都可谓令人费解的组合。哪里也找不出共同点。就这位叫中田的年长者来说，讲话的方式多少有些古怪，身上有一种不释然感，不过给人的印象并不坏。

“从远处来的么？”大岛试着问。

“嗯，我俩是从名古屋来的。”星野慌忙抢在中田开口前回答。倘若中田冒出一句什么“从中野区来的”，情况未免不妙。电视新闻已经报道了一个貌似中田的老人涉嫌中野区杀人事件，所幸据他所知，中田的头像尚未出现。

“够远的了。”大岛说。

“那是，跨过一座大桥，很大很漂亮的桥。”中田说。

“是啊，一座很大的桥，我还一次都没跨过。”大岛应道。

“中田我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桥。”

“建造那座桥，”大岛说，“花了极长的时间和极多的钱。据报纸报道，管理桥和高速公路的道路公团(1)，每年大约有一千亿日元赤字。那基本上是用我们的税金填补的。”

“一千亿日元是怎么一个东西，中田我不很明白。”

“坦率地说，我也不很明白。”大岛说，“无论什么，一旦数量越过某一个点，就失去了现实性。总之就是很多很多钱。”

“实在谢谢了。”星野从旁插嘴道。如此放任自流，中田说不定会说出什么来。“参观的事，两点到这里就可以了？”星野问。

“是的。请两点过来。馆长为大家解说。”大岛回答。

“两点之前在那边看书。”星野说。

大岛一边手中转动铅笔，一边注视两人的背影，过了一会才继续已经开头的工作。

两人从书架上挑选合适的书。星野挑了一本《贝多芬与他的时代》。中田拿了几本家具图集放在桌上，然后像极细心的狗一样满房间查来看去，摸摸这里嗅嗅那里，或盯住一个地方看上半天。十二点之前除了他俩一个阅览者也没有，因此没人留意中田的这些举动。

“我说老伯，”星野低声说。

“啊，什么事呢？”

“跟你说，求你件急事——希望你尽量别说是从中野区来的。”

“那又为何？”

“说起来话长，总之我认为不说为妙。如果得知你是从中野区来的，对别人来说有可能是一场麻烦。”

“明白了。”中田深深地点了下头，“给别人带来麻烦总是不好的。就按您星野君吩咐的，瞒着不说是从中野区来的。”

“那就谢谢了。”星野说，“对了，你要找的宝贝东西可找到了？”

“没有，星野君，还什么都没找到。”

“可场所是这里没错吧？”

中田点头：“没错。昨晚睡觉前跟石头君讲了很多，我想这里是那个场所，不会错。”

“那就好。”

星野点了下头，又回到贝多芬的传记。贝多芬自视甚高，对自己的才华绝对自信，对贵族阶级概不讨好。他认为惟有艺术、惟有情感的正确表露才是这世界上最为崇高、最值得致以敬意的东西，而权力和钱财则是为之服务的。海顿在贵族家寄宿的时候（不寄宿的时候很少）同仆人们一起吃饭，音乐家们在海顿生活的时代属于仆人阶层（当然直率而随和的海顿宁愿同仆人们一起吃饭，也不愿同就餐时有种种清规戒律的贵族们在一起）。但是，贝多芬每次受到这样的侮辱都大发雷霆，往墙上摔东西，要求与贵族平等地同坐一桌。贝多芬性情急躁（甚至可以说是暴躁），一旦发火便不可收拾，政治上想法也很激进，并且不加掩饰。耳聋之后，这种脾性愈演愈烈。他的音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飞跃性地向外扩展幅度，同时又稠密地集中于内心。大概惟独贝多芬才能将这种二律背反性同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如此非同寻常的作业将他的现实人生迅速毁坏殆尽，人的肉体和精神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剧烈劳作。

“伟人也真不容易啊！”星野中途放下书，叹了口气，深为敬佩。学校音乐室里放着贝多芬半身铜像，他只是清楚地记得他愁眉苦脸的神情，而不知晓此人送走的人生竟如此充满苦难，于是心想，无怪乎他显得那么郁郁寡欢。

星野思忖：这么说也许不合适——自己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伟人。他往中田那边望了一眼。中田一边目不转睛看家具图集，一边做着凿凿子或推刨子动作，大约一见到家具身体就习惯性地动了起来。

那个人倒有可能成为伟人，星野想，普通人横竖做不到那个程度。

十二点过后来了另外两个阅览者（两个中年女士）。于是两人去外面歇息。星野准备了面包当午饭，中田一如平日帆布包里带着装有热茶的小保温瓶。星野问借阅台里的大岛哪里吃东西不碍事。

“问得有理，”大岛说，“那边有檐廊，不妨一边欣赏庭园一边慢慢用餐。如果愿意，餐后请来喝咖啡，这里备有咖啡，不必客气。”

“多谢。”星野说，“好一个家庭式图书馆。”

大岛微笑着把前发撩去后面：“是啊，同普通图书馆相比，我想是有所不同，或许真可以称为家庭式的。我们的目的是提供能够静心看书的温馨的空间。”

此人感觉极好，星野想，聪明、整洁、富有教养，且十分亲切。没准是同性恋者，他猜想。但星野对同性恋者并不怀有什么偏见。人各有所好，有人能跟石头说话，男人睡男人也无须大惊小怪。

吃完东西，星野站起长长地伸个懒腰，独自去借阅台讨了一杯热咖啡。不喝咖啡的中田坐在檐廊里边看飞来院子的鸟边喝保温瓶的茶水。

“如何，可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书了？”大岛问星野。

“唔，一直看贝多芬的传记来着。”星野说，“非常有趣。跟踪贝多芬的人生，有很多东西让人思考。”

大岛点头：“是的。极审慎地说来，贝多芬的人生是相当艰难的人生。”

“嗯，活得十分辛苦。”星野说，“不过我是这么想的，从根本上得怪他本人。贝多芬这个人几乎天生没有协调性，只想他自己，脑袋里只有他自己的事、自己的音乐，为此牺牲什么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身边真有一个，那怕是很麻烦的，我都想说一句‘喂喂，路德维希(2)，请原谅’。外甥精神上出问题也没什么奇怪，可是音乐厉害，打动人心。不可思议啊！”

“完全如此。”大岛同意。

“可他何苦过那么难受的日子呢？再正常一点儿、像一般人那样活着不也可以的么，我觉得。”

大岛来回转着手中的铅笔。“是啊。不过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大概自我的表露被视为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的行为在那以前的时代也就是绝对王政时代被作为不当和有违社会常规的行为受到严厉压制，这种压制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掌握社会实权而被全部解除，大部分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同自由、个性解放同属一义，艺术、尤其是音乐首当其冲。柏辽兹、瓦格纳、李斯特、舒曼等紧随贝多芬出现的音乐家无不度过了离经叛道波澜万丈的人生，而这种离经叛道在当时恰恰被认为是理想的人生模式之一，想法非常单纯。那一时代被称为浪漫派时代。的确，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那样的生活方式有时是相当难以忍受的。”大岛说，“喜欢贝多芬的音乐？”

“没有详细听，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星野直言相告，“或者不如说几乎没听过。我只喜欢《大公三重奏》那支曲子。”

“那个我也喜欢。”

“百万美元三重奏倒是很合心意。”

大岛说：“我个人偏爱捷克的苏克(3)三重奏。达到了优美的平衡，散发着一种清风拂过绿草那样的清香。但百万美元也听过。鲁宾斯坦、海菲茨、弗里曼，那也是足以留在人心底的演奏。”

“呃——，大岛，”星野看着借阅台上的姓名牌说，“你很熟悉音乐？”

大岛微微一笑：“算不上熟悉，但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常听。”

“那么有一点想问问：你认为音乐有改变一个人的力量吗？比如说自己身上的什么会因为某时听到的音乐而一下子发生变化？”

大岛点头。“当然，”他说，“体悟什么，我们身上的什么因之发生变化，类似一种化学作用。之后我们检查自己本身，得知其中所有刻度都上了一个台阶，自己的境界扩大了一轮。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倒是偶尔才有一次，偶一有之。同恋爱一样。”

星野不曾闹过刻骨铭心的恋爱，但姑且点头赞同。“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吧，”他说，“对于我们的人生？”

“是的，我那样认为。”大岛回答，“假设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的人生恐怕将变得枯燥无味。贝多芬说过：‘倘若你没读《哈姆雷特》便终了此生，那么你等于在煤矿深处度过一生。’”

“煤矿深处……”

“啊，十九世纪式的极端之论。”

“谢谢你的咖啡。”星野说，“能和你交谈真好。”

大岛极得体地微微一笑。

两点到来之前星野和中田各自看书。中田仍然比比划划地看家具图集看得入神。除了两位女士，下午阅览室又来了三人，但希望参观的只星野和中田。

“仅两人参加，能行么？只为我们两个麻烦一场，挺不好意思的。”

“不必介意。即使一个人馆长也乐于当向导。”

两点，一位相貌端庄的中年女性从楼梯下来，背挺得笔直，走路姿势优雅。身穿棱角分明的藏青色西装裙，脚上是黑色高跟鞋。头发束在脑后，袒露的脖颈上戴一条纤细的银项链。非常洗练，别无赘物，尽显品位。

“你们好！我叫佐伯，是这座图书馆的馆长。”说着，她娴静地一笑，“说是馆长，其实这里只有我和大岛两人。”

“我叫星野。”

“中田我来自中野区。”中田双手攥着登山帽说。

“欢迎远道而来。”佐伯说。

星野心里一惊，但佐伯似乎毫不介意，中田当然也无动于衷。

“那是，中田我跨过一座很大很大的桥。”

“好气派的建筑物啊！”星野从旁边插嘴道，因为提起桥来中田又会絮叨个没完。

“啊，这座建筑物原本是明治初期作为甲村家书库兼客房建造的，众多文人墨客来这里访问留宿。现在是高松市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人墨客？”中田问。

佐伯微微一笑：“从事文艺活动的人——钻研书法、吟诗作赋、创作小说的那些人。各地资产家往日都向这些艺术家提供资助。和现在不同，那时艺术是不应用来谋生的。甲村家在当地也是长年致力于文化保护的资产家之一，这座图书馆就是为了将那段历史留给后世而开设和运营的。”

“资产家的事中田我了解。”中田开口了，“当资产家需要时间。”

佐伯仍面带微笑点头道：“是啊，当资产家是需要时间，钱攒得再多也不能买来时间。那么，请先上二楼参观。”

他们依序转了二楼的房间。佐伯一如往常介绍房间里住过的文人，指点着他们留下的书法和诗文作品。佐伯现在作为办公室使用的书房的写字台上依旧放着佐伯的自来水笔。参观过程中，中田兴味盎然地一一细看那里的一切，解说似乎未能传入他的耳朵。对佐伯的解说作出反应是星野的任务，他一边随声附和一边心惊胆战地用眼角瞄着中田，生怕他弄出什么莫名其妙的名堂。好在中田只是细看那里各种各样的东西，佐伯也好像几乎没介意中田干什么，有条不紊地面带微笑地领着参观。星野感叹：好一个指挥若定的人！

参观二十分钟左右结束了，两人向佐伯道谢。带领参观的时间里，佐伯脸上一次也没失去微笑，但看着她的星野觉得很多事情一点点费解起来。此人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就是说，在看我们的同时又看别的东西，一边解说一边在脑袋里想其他事情。她彬彬有礼，和蔼热情，无可挑剔，每问必答，答得亲切而简洁，然而她的心似乎不在那里。当然不是说她敷衍了事，在某些部分她是乐于忠实履行这种实际性职责的，只是心未投入而已。

两人返回阅览室，在沙发上各自闷头翻动书页。星野边翻边半想不想地想佐伯。那位美丽的女性有某种不可思议之处，而那种不可思议又很难准确地置换成语言。于是星野不再想，回到书中。

时值三点，中田突如其来地立起，这作为中田的动作是带有极少见的力度的。他手里紧紧攥着登山帽。

“喂，老伯，你去哪里？”星野低声问。

然而中田并不回答，他双唇紧紧闭成一条直线，步履匆匆地朝门口那边走去，东西扔在脚前的地板上也不管。星野也合上书站起来。情形总好像不对头。

“老伯，等一下，等等。”得知中田不会等，星野赶紧追去。其他人抬起头看他们。

中田在门前往左拐，毫不犹豫地登上楼梯。楼梯入口立着一块写有“无关人员谢绝入内”的牌子，但中田不予理睬——或者莫如说他本来就不认字。鞋底磨歪的网球鞋踩得楼板吱吱作响。

“对不起，”大岛从借阅台里探出身朝中田的后背招呼，“现在不能进那里。”

但声音似乎未能传入中田耳朵。星野尾随着追上楼梯：“老伯，那边不成，不能上去！”

大岛也离开借阅台，跟在星野身后登上楼梯。

中田毫不踌躇地穿过走廊，走进书房。书房门一如往常地开着，佐伯正背对着窗伏案看书，听得脚步声，她抬起脸注视中田。他来到写字台前站定，从正面俯看着佐伯的脸。中田一声不响，佐伯一言不发。星野很快赶来，大岛也随之出现。

“老伯，”星野从后面把手搭在中田肩上，“这里不能随便进，这是规定。回原来地方吧！”

“中田我有事要说。”中田对佐伯说道。

“什么事呢？”佐伯以温和的语声问。

“关于石头的事，关于入口石。”

佐伯无言地注视了一会儿中田的脸，眼里浮现出极为中立性的光，之后眨了几下，静静合上正在看的书，双手整齐地置于台面，再次抬头看中田。看上去她难以作出决定，但还是轻轻点了下头。她看星野，又看大岛。

“把我们两个单独留下好么？”她对大岛说，“我在这里跟这位说话，请把门带上。”

大岛犹豫片刻，但终究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轻轻拉一下星野的臂肘，退到走廊，带上书房的门。

“不要紧吗？”星野问。

“佐伯是有判断力的人。”大岛领着星野下楼说，“她说行就行的。对她不必担心。去下面喝咖啡好了，星野。”

“说起中田来，光担心是没有用的。一塌糊涂！”星野摇头说。

(1)　日本政府出资经营的企业机构。

(2)　贝多芬的名字。

(3)　捷克小提琴演奏家（1929—　）。

第41章

这回是作好了准备进森林的。指南针和刀、水壶和应急食品、军用手套、在工具库找到的黄色喷漆、小柴刀——我把这些装进小尼龙袋（这也是在工具库找到的），带进森林。裸露的皮肤喷上了防虫剂，穿长袖衫，脖子用毛巾围上，戴上大岛给的帽子。天空一片阴暗，溽暑蒸人，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雨，于是把防雨斗篷装进尼龙袋。鸟们互相招呼着穿过灰云低垂的天空。

我像以往那样很快走到圆形开阔地，用指南针确认大致向北之后，进一步踏进了森林深处。这回用喷漆隔三岔五地往路过的树干上涂黄色，只要循此而行，即可返回原地。喷漆不同于《亨塞尔和格蕾特尔》中做记号的面包，不必担心被鸟吃掉。

由于做了这一系列准备，我所感觉的恐怖不像上次那么强烈了。紧张当然紧张，但心跳平稳得多。驱使我的是好奇心，我想知道这小路前面有什么。假如什么也没有，知道什么也没有也好。我必须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把四周的景物印入脑海，一步步稳扎稳打。

哪里不时响起莫名其妙的声音：“咚”一声什么掉在地上的声音、地板承受重压时咯吱咯吱的声音，以及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奇异的声音。我不知晓那些声音意味着什么，想像都很困难。它们既像从很远地方传来的，又似乎近在耳畔，距离感仿佛可以伸缩。头顶有时响起鸟扑棱翅膀的声音，声音响得出奇，估计被大大夸张了。每有声音传来，我马上停住脚步，侧耳倾听，屏息等待什么发生，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继续前行。

除却这些时而传来的突发性声响，四周基本上万籁俱寂。无风，头顶无树叶摇曳声，传入耳中的惟我蹚草前进的足音。脚一踩上落地的枯枝，“嚓”的一声脆响便四下回荡。

我右手提着刚在磨石上磨过的柴刀，没戴手套的手心里有刀柄粗糙的感触。时下还没出现刀具派上用场的情况，但它恰到好处的重量给我以自己得到保护的感觉。我被保护着——到底被什么呢？四国森林里应该没有熊没有狼，毒蛇也许有几条。但细想之下，森林中最有危险性的恐怕是我自己。说到底，我无非对自己的身影战战兢兢罢了。

尽管如此，在森林里走起来，我还是有自己被看着、被听着的感觉。有什么从哪里监视着自己，有什么屏住呼吸埋伏于背景中盯视我的一举一动，有什么在远处什么地方倾听着我弄出的动静，并且在推测我怀的是什么目的、去的什么地方。但我尽量不就它们思来想去。那大约是错觉，而错觉越想就膨胀得越厉害，越想就形状越具体，很快会不再是错觉了。

我吹口哨填埋沉默。《我的至爱》、约翰·科特伦的高音萨克斯。不用说，我不熟练的口技不可能吹出密密麻麻铺满音符的复杂的即兴曲，无非把脑袋里想出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声音而已，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些。看表，早上十点半。大岛此刻想必在做开馆准备。今天是……星期三。他往院里洒水，用抹布擦桌子，烧水做咖啡——我在脑海中推出这些场景。那本该是我做的事，可我现在置身于森林，并朝着更深的地方行进不止，谁也不知晓我在这里，知晓的只有我，加上它们。

我沿那里的路前行。称之为路或许勉强，大概是水流花了很长时间冲出的自然通道。森林里每下一次大雨，颇有速度的水流便急剧地剜去泥土，卷走杂草，露出树根，遇上巨石就绕弯而下。雨停水息之后，遂成为干涸的河床，形成人可以行走的路。那种路径大多为羊齿和绿草所覆盖，稍不注意就迷失不见。有的地方坡很陡，必须手抓树根攀登。

不觉之间，约翰·科特伦已不再吹奏高音萨克斯。耳朵深处正在回响马克·泰纳的钢琴独奏，左手刻录单调的节奏模式，右手一摞黑黑厚厚的和弦。它将某人（没有名字的某人、没有面部的某人）黯淡的过去被像拉肠子一样从黑暗中拉出的光景巨细无遗地描写出来，宛如描写神话场面。至少在我耳里听来是这样。我将不屈不挠的循环反复一点点切割成现实场景予以重新组合，那里隐约有催眠的危险气味，一如森林。

我边走边用左手拿着的喷漆在树干上轻轻地留下标记，并屡屡回头确认那黄色标记是否看得清楚。不要紧，表示回程路线的标记如海上的浮标参差不齐地首尾相连。为慎重起见，我又用柴刀不时在树干上砍出痕迹。这也是一种标识。并非任何树干都那么容易留痕，我这把小柴刀完全砍不动的也有。每当碰上不甚粗又似乎软些的树干，我就在它身上砍下一刀，留下崭新的刀痕。树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击。

大大的黑蚊子时不时如侦察员一样飞来，企图扎进我裸露的肌肤。耳畔“嗡”一声响起振翅声。我用手赶开或把它拍死，拍时“喀哧”一声，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有时它吸足我的血，痒感随后袭来。我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揩去手心沾的血。

过去在这山里行军的士兵们若是夏季也难免为蚊子烦恼。不过，所谓“全副武装”究竟有多重呢？铁疙瘩般的旧式步枪，为数不少的子弹、刺刀、钢盔、若干手榴弹，当然还有粮食和水、挖战壕用的铁锹、饭盒……估计有二十公斤左右。总之重得要命，和我这尼龙袋不可同日而语。我不由得幻想自己在眼前树木茂密的拐角处撞上那些士兵们，但士兵们早已消失，消失六十多年了。

我想起在小屋檐廊里读的拿破仑远征沙俄。一八一二年夏天朝着莫斯科长途行军的法军士兵也该被蚊子折腾得好苦。折腾他们的不光是蚊子，法军将士必须同其他许许多多困难殊死搏斗，饥渴、泥泞的道路、传染病、酷暑、袭击拖长的补给线的哥萨克游击队、缺医少药，当然还有同俄国正规军进行的几场大会战。好歹进入居民逃光已成空城的莫斯科，部队人数由最初的五十万骤减到十万。

我停住脚步，用水筒里的水湿润喉咙。手表上的数字正好变成11时。图书馆开门的时刻。我想像大岛开门和坐在借阅台里的身影，台面应该一如平时放有削尖的长铅笔。他不时拿起铅笔团团旋转，用橡皮头轻轻顶住太阳穴。如此光景真真切切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而那场所却距我那般遥远。大岛说，我没有月经，乳头无动于衷，但阴蒂有感觉，性行为不是通过阴道，而是通过肛门进行。

我想起大岛在小屋床上脸朝墙睡觉时的身姿，想起那里残留着的他或她的气味。我在同一张床上、在那气味的拥裹中睡去。但我不再想下去了。

我想战争，想拿破仑的战争，想日军士兵不得不打的战争。手中有柴刀确实的重感，刚磨出的锋利的白刃耀眼炫目，我不由得移开眼睛。为什么人们要打仗呢？为什么数十万数百万人必须组成集团互相残杀呢？那样的战争是仇恨带来的，还是恐怖所驱使的呢？抑或恐怖和仇恨都不过是同一灵魂的不同侧面呢？

我往树干上砍了一刀。树发出听不见的呻吟，流出看不见的血。我继续行进。约翰·科特伦又拿起高音萨克斯。反复切碎了现实的场景，重新组合。

我的心不知不觉地踏入梦的领域。梦境静静返回。我抱着樱花，她在我怀中，我在她体内。

我再也不愿忍受让各种东西任意支配自己、干扰自己。我已杀死了父亲，强暴了母亲，又那样进入姐姐体内。我心想如果那里存在诅咒，那么就应主动接受。我想迅速解除那里面的程序，想争分夺秒地从其重负下脱身，从今往后不是作为被卷入某人的如意算盘中的什么人，而是作为完完全全的我自身生存下去。此外别无他想。我在她体内一泻而出。

“即使是在梦中，你也是不该做那种事的。”叫乌鸦的少年向我说道。

他就在我背后，和我一同在森林行走。

“我那时很想劝阻你来着，你也应该明白这点，应该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可是你不听我的话，径自向前迈进。”

我不回答，也不回头，只管默默移动脚步。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诅咒，是吧？可结果是那样的么？”叫乌鸦的少年问道。

可结果是那样的么？你杀死了父亲、奸污了母亲、奸污了姐姐。你把预言履行了一遍。你以为这样一来父亲加在自己身上的诅咒即告终止，然而实际上什么也没终止，什么也没摆脱，莫如说诅咒在你精神上的烙印比以前更深了。对此你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你的遗传因子里至今仍然充满着那个诅咒，它化为你呼出的气，随着八方来风撒向世界。你心中黑暗的混乱依然故我。对吧？你怀抱的恐怖、愤怒和不安感丝毫没有消去，它们仍在你体内，仍在执拗地折磨你的心。

“记住，哪里也不存在旨在结束战争的战争。”叫乌鸦的少年说，“战争在战争本身中成长，它吮吸因暴力而流出的血、咬噬因暴力而受伤的肉发育长大。战争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活物。这点你必须了解。”

姐姐！我脱口而出。

我是不该奸污樱花的，即使是在梦中。

“我该怎么办呢？”我看着前方的地面询问。

“是的，你必须做的大约是克服你心中的恐怖和愤怒。”叫乌鸦的少年说，“引来光明，融化你那颗心的冰冻部分。这才算真正变得顽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我的意思你可明白？现在开始还为时不晚，现在开始你还可以真正找回自己。动脑筋思考，思考何去何从。你绝对不蠢，思考应该不成问题。”

“我难道真杀死了父亲？”我问。

没有回音。我回头看去，叫乌鸦的少年已不在那里。我的问话被沉默吞噬。

在深邃的密林中我一个人孤苦伶仃，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觉得自己成了大岛一次说过的“空幻的人”。我身上有个巨大的空白，那空白至今仍在一点点继续膨胀，它迅速吃掉自己身上残存的内核，我可以听见它吃的声音。自己这一存在愈发变得无可理喻。我的确山穷水尽了。这里没有方向，没有天空没有地面。我想佐伯，想樱花，想大岛，但我距他们所在的场所有几光年之遥，如倒看望远镜，无论手伸出多远都无法触及他们。我孤单单地置身于幽暗的迷宫。大岛叫我倾听风声，我倾听风声。然而这里丝毫无风。叫乌鸦的少年也不知去了哪里。动脑筋思考，思考何去何从。

可是我再也思考不了什么。不管思考什么，我到达的地方终归只能是迷宫的尽头。我的内核究竟是什么？那是同空白对立的东西不成？

我认真地想：假如能彻底抹杀自己这一存在该有多好！在这厚厚的树墙中、在这不是路的路上停止呼吸，将意识静静埋入黑暗，让含有暴力的黑血流尽最后一滴，让所有遗传因子在草下腐烂。恐怕惟有这样我的战斗才能结束，否则，我势必永远杀害父亲、奸污母亲、奸污姐姐，永远损毁世界本身。我闭目合眼，凝视自己的内心。覆盖那里的黑暗凌乱不堪，粗糙无比。乌云裂开时，山茱萸的叶片迎着月光，如千万把刀刃熠熠生辉。

这时，皮肤里面好像有什么被替换，脑袋里咔嚓一声响。我睁开眼睛，深深吸气，把喷漆罐扔在脚下。扔掉柴刀，扔掉指南针。所有东西发出声音落在地面。这些声音仿佛来自极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身上一下子轻了许多。我拉下背上的尼龙背袋一并扔在地上。我的触觉远比刚才敏锐。周围的空气增加了透明感。森林的气息变得更浓了。约翰·科特伦仍在耳底继续着迷宫式的独奏。那里无所谓终止。

随后我转念从尼龙袋里取出小猎刀揣进衣袋。这是从父亲书桌里带来的利刃，必要时可以用来划开手腕血管，让我身上所有的血流到地面，以此破坏自己这一装置。

我把脚踏入森林的核心。我是空幻的人，我是吞噬实体的空白。正因如此，那里已没有值得我怕的东西，全然没有。

于是，我把脚踏入森林的核心。

第42章

房中只剩两人之后，佐伯劝中田坐在椅子上。中田想了想，弓身坐下。两人半天什么也没说，只是隔桌看着对方。中田把登山帽放在整齐并拢的膝头上，照例用手心喀哧喀哧搓着短发。佐伯双手置于写字台面，静静地看着中田的一举一动。

“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我想我大概在等待你的出现。”她说。

“那是，中田我也认为恐怕是那样。”中田说，“但花了时间。让您等待得太久了吧？中田我也以中田我的方式抓紧来着，但这已是极限。”

佐伯摇头道：“不，没什么。比这早或比这晚我恐怕都将更为困惑。对我来说，现在是最正确的时间。”

“请星野君这个那个帮了很多忙，如果没有他，中田我一个人想必更花时间。毕竟中田我字也不认得。”

“星野君是您的朋友？”

“是的，”中田说，“或许是那样的。不过说老实话，中田我不大清楚这里面的区别。除了猫君，中田我有生以来称得上朋友的人一个也没有。”

“我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佐伯说，“我是说除了回忆。”

“佐伯女士，”

“嗯？”

“老实说来，中田我称得上回忆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因为中田我脑袋不好使。所谓回忆，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呢？”

佐伯看着自己放在台面上的双手，之后看着中田的脸：“回忆会从内侧温暖你的身体，同时又从内侧剧烈切割你的身体。”

中田摇头道：“这问题太难了。关于回忆中田我还是不明白。中田我只明白现在的事。”

“我好像正相反。”佐伯说。

深重的沉默一时间降临房间。打破沉默的是中田，他轻轻咳了一声。

“佐伯女士，”

“什么呢？”

“您记得入口石的事吧？”

“嗯，记得。”她的手指碰到写字台上的勃朗·布兰自来水笔，“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地方碰上的。或许一直蒙在鼓里会更好些。但那是我无法选择的事。”

“中田我几天前把它打开过一次，那天下午电闪雷鸣，很多雷君落在街道上。星野君帮忙来着。中田我一个人无能为力。打雷那天的事您记得吧？”

佐伯点头：“记得。”

“中田我之所以打开它，是因为不能不打开。”

“知道。为了使许多东西恢复其本来面目。”

中田点了下头说：“正是。”

“你有那个资格。”

“中田我不大清楚资格为何物，不过佐伯女士，不管怎样那是别无选择的事。跟您说实话，中田我在中野区杀了一个人。中田我是不想杀人的，可是在琼尼·沃克的促导下，中田我替一个应该在那里的十五岁少年杀了一个人，而那是中田我不得不接受的。”

佐伯闭起眼睛，又睁开来注视中田：“那样的事情是因为我在久远的过去打开了那块入口石才发生的吧？那件往事直到现在还到处导致许多东西扭曲变形，是这样的么？”

中田摇摇头。“佐伯女士，”

“嗯？”

“中田我不晓得那么多。中田我的任务仅仅是使现在存在于这里的事物恢复本来面目，为此离开了中野区，跨过一座大桥来到四国。您大概已经明白，您不能留在这里。”

佐伯微微一笑。“好的。”她说，“那是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中田君。过去我追求，现在我依然追求，可是无论如何也没追求到手。我只能静静等待那一时刻——现在这一时刻——到来，而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忍受的。当然，痛苦恐怕也是赋予我的一种责任。”

“佐伯女士，”中田说，“中田我只有一半影子，和您同样。”

“是的。”

“那一半是战争期间丢掉的。至于为什么发生那样的事，又为什么发生在中田我身上，中田我不得其解。不管怎样，那已经过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我们差不多该离开这里了。”

“这我明白。”

“中田我活了很久。但刚才也说了，中田我没有记忆。所以您所说的‘痛苦’那样的心情中田我是理解不好的。不过中田我在想：哪怕再痛苦，您大概也不愿意把那记忆扔去一边，是吧？”

“是的，”佐伯说，“正是那样。无论怀抱着它生活有多么痛苦，我也——只要我活着——不想放弃那个记忆，那是我活下来的惟一意义和证明。”

中田默然点头。

“我活的时间够长的了，长得超过了限度。这时间里我损坏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物。”她继续道，“我和那个你说的十五岁少年有了性关系，就是最近的事。我在那个房间再次变回十五岁少女，同他交合。无论那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都不能不那样做，而这样又可能使别的什么受损。只这一点让我难以释怀。”

“中田我不懂性欲。”中田说，“一如中田我没有记忆，性欲那东西也没有。因此，不知道正确的性欲和不正确的性欲有何区别。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么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正确也罢不正确也罢，大凡发生的事都要老老实实接受。因此也才有现在的中田我。这是中田我的立场。”

“中田君，”

“啊，您要说什么呢？”

“有件事想求您。”

佐伯拿起脚下的皮包，从中取出一把小钥匙，打开写字台的抽屉，从抽屉里拿出几本厚厚的文件夹放在台面。

她说：“我回到这座城市以来一直在桌前写这份原稿，记下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出生于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深深爱着在这座房子里生活的一个男孩儿，爱得无以复加。他也同样爱着我。我们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圈中，一切在圈内自成一体。当然不可能长此以往。我们长大成人，时代即将变迁，圆圈到处破损，外面的东西闯进乐园内侧，内侧的东西想跑去外面。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未能那样认为。为了阻止那样的闯入和外出，我打开了入口的石头。而那是如何做到的，现在已记不确切了。总之我下定了决心：为了不失去他，为了不让外面的东西破坏我们两人的天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把石头打开。至于那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的。不用说，我遭受了报应。”

说到这里，她停顿下来，拿起自来水笔，合上眼睛。

“对我来说，人生在二十岁时就已经终止了。后面的人生不过是绵延不断的后日谈而已，好比哪里也通不出去的弯弯曲曲若明若暗的长廊。然而我必须延续那样的人生。无非日复一日接受空虚的每一天又把它原封不动地送出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错事。有时候我把自己封闭在内心，就像活在深深的井底。我诅咒外面的一切，憎恶一切。有时也去外面苟且偷欢。我不加区别地接受一切，麻木不仁地穿行于世界。也曾和不少男人睡过，有时甚至结了婚。可是，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稍纵即逝，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惟有我所贬损的事物的几处伤痕。”

她把手放在摞起来的三本文件夹上。

“我把那些事情详详细细写了下来，是为清理我自身写的。我想彻头彻尾地重新确认自己是什么、度过的是怎样的人生。当然我不能责怪除我以外的任何人，但那是切肤般难以忍受的作业。好在作业总算结束了，我写完了一切。这样的东西对我已不再有用，也不希望别人看到。如果被别人看到，说不定又要损毁什么。所以，想求人在哪里把它彻底烧掉，痕迹也别留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件事拜托给您。除了您中田君我别无可托之人。冒昧相求，您能答应吗？”

“明白了。”中田有力地点了几下头，“既然您有那个愿望，中田我保证烧得一干二净，请您放心。”

“谢谢。”

“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中田问。

“是的，正是那样，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写完的东西、写后出现的形式却无任何意义。”

“中田我读写都不会，所以什么都记录不下来。”中田说，“中田我跟猫一个样。”

“中田君，”

“什么呢？”

“感觉上似乎很早以前就和您相识了，”佐伯说，“您没在那幅画里边吗，作为海边背景中的人？挽起白色裤腿，脚踩进海水……”

中田从椅子上静静立起，走到佐伯的写字台前，把自己硬实的晒黑的手重叠在佐伯那置于文件上的手上，并以侧耳静听什么的姿势把那里的温煦转移到自己的手心。

“佐伯女士，”

“嗯？”

“中田我多少明白些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回忆是怎样一种东西了。我可以通过您的手感觉出来。”

佐伯微微一笑：“那就好。”

中田把自己的手久久重叠在她手上。不久佐伯闭目合眼，静静地让身体沉浸到回忆中。那里面已不再有痛楚，有人把痛楚彻底吮吸一空。圆圈重新圆满无缺。她打开远方房间的门，看见墙壁上有两个和弦像壁虎一样安睡着，遂用指尖轻碰那两只壁虎。指尖可以感觉出它们恬适的睡眠。微风徐来，古旧的窗帘不时随之摇曳，摇得意味深长，宛如某种比喻。她身穿裙摆很长的蓝色衣裳，那是她很早以前在哪里穿过的长裙。移步时裙摆微微有声。窗外有沙滩，可以听见涛声，也能听见人语。风中挟带着海潮的气息。季节是夏天。季节永远是夏天。空中飘浮着几方轮廓清晰的小小的白云。

中田抱着三本原稿文件夹走下楼梯。大岛正坐在借阅台里同阅览者说话，看见中田从楼梯下来，微微漾出了笑意。中田礼貌地点了下头。大岛继续说话。星野在阅览室专心看书。

星野把书放在桌上，抬眼看着中田：“噢，时间够长的了，这回事情完了？”

“完了，中田我在这里的事已经结束。如果您可以的话，我想差不多该回去了。”

“啊，我可以了。书差不多看完了。贝多芬已经死了，正在举行葬礼。盛大的葬礼，两万五千名维也纳市民加入送葬队伍，学校停课。”

“星野君，”

“什么？”

“往下还有一个——就一个了——请求。”

“说好了。”

“想找个地方把这个烧掉。”

星野看着中田抱的文件夹：“唔，量可相当不少啊！这么大的量，不好在附近一点儿一点儿烧，得找个宽阔的河滩什么的。”

“星野君，”

“嗯？”

“那么就去河滩吧。”

“多问一遍也许犯傻——那东西莫非非常重要？不能‘通’一声随便扔去什么地方？”

“不能啊，星野君。东西非常重要。必须烧掉，必须化成烟升上天空，必须有始有终。”

星野站起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明白了，咱两人这就去找河滩。哪里有倒是不知道，不过耐心去找，一两片河滩四国想必也会有的。”

忙了一下午，很少这么忙。来了很多阅览者，有几人问得很专业。大岛忙着回答和查找要求阅览的资料。有几项必须用电脑检索，平时可以请佐伯帮忙，但今天看样子不行。这个那个事情使得他几次离开座位，连中田回去都没察觉。忙完一阵子环视四周，发现两人已不在阅览室，大岛便上楼梯去佐伯的办公室。门罕见地关着，他短促地敲了两下，等候片刻，但无回音。又敲了一次。“佐伯，”他从门外招呼道，“不要紧吗？”

仍无回音。

大岛轻轻转动球形拉手，没有上锁。他把门打开一条缝往里窥看，见佐伯伏在写字台上，头发垂在前面挡住了脸。大岛略一踌躇。也可能仅仅是累了打盹，可他从未见过佐伯午睡，她不是工作中打盹那一类型的人。大岛进房间走到桌前，弯腰在耳边呼唤佐伯的名字。没有反应。他用手碰了碰佐伯的肩，拉起她的手腕把手指按在上面。没有脉搏。肌肤虽然还有余温，但已十分微弱，似有若无。

他撩起佐伯的头发看她的面庞。两眼微微睁开着，她不是在睡觉，而是死了，但脸上的表情十分安详，俨然做梦之人。嘴角仍淡淡地留着笑意。大岛心想，此人即使在死时也不失端庄。他放下头发，拿起写字台上的电话。

大岛早已知晓这一天会来临，但如此和实际成为死者的佐伯单独留在寂静的房间，他还是不知所措。他心中异常干渴。我是需要这个人的，大概需要这个人的存在来填埋自己身上的空白，他想。然而自己未能填埋这个人怀有的空白，佐伯的空白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仅仅属于她一个人。

有谁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好像有那样的声音传来。房门大敞四开，楼下人们匆匆往来的声响也传来了。电话铃也响了。可是大岛对一切都充耳不闻，只管坐在椅子上看着佐伯。想叫我的名字，尽管叫好了，想打电话，尽管打好了。不久，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似乎越来越近。人们很快就要赶来把她拉去哪里，永远地。他抬起左腕看表：4时35分。星期二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必须记住这个时刻，他想，必须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田村卡夫卡君，”他面对身旁的墙壁喃喃自语，“我必须把此事告诉你，当然我是说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第43章

扔完东西，身体轻了，我继续朝森林中前进。心思只集中在前进上。已经没必要往树干上留记号，没必要记住回程路线。我甚至不再理会四周景物。反正千篇一律，重重叠叠地耸立着的树木、密密匝匝的羊齿、下垂的常春藤、疙疙瘩瘩的树根、腐烂的落叶堆、虫子留下的干巴巴的空壳、又黏又硬的蜘蛛网，以及无数的树枝——这里的确是树枝世界。张牙舞爪的枝、互争空间的枝、巧妙藏身的枝、弯弯曲曲的枝、冥思苦索的枝、奄奄一息的枝，如此光景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只是，每重复一遍，所有一切就增加一点深度。

我闭着嘴追寻地上的路或类似路的空间。路一直是上坡，但现在坡已不那么陡了，不至于让人气喘吁吁。路有时险些被葳蕤的羊齿和带刺的灌木丛淹没，但摸索着前行，还是可以找出模模糊糊的路来。我已不再对森林感到恐惧，森林自有其规律或大致的模式，一旦打消恐惧感，规律或模式就渐渐显现出来，我将其重复性熟记在心，使之变为自身的一部分。

我已一无所有。刚才还小心拿在手里的黄色喷漆也罢，刚磨好的柴刀也罢，都已没了踪影。尼龙袋没背，水筒和食品没带，指南针没要。统统扔了，走一段扔一件。我想通过扔这一肉眼看得见的形式告诉森林或告诉自身，自己已变得无所畏惧，因而宁愿赤手空拳。我作为抛弃硬壳的血肉之身独自朝迷宫中央挺进，准备投身于那片空白。

耳内一直鸣响的音乐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剩下来的惟有隐隐约约的白噪音(1)。那好像铺在巨大的床上的没有一道褶的白色床单，我将手指放在床单上，用指尖触摸白色。白色无边无际。我腋下渗出汗来。时而可以透过高大的树枝窥见的天空已被一色灰云遮得严严实实，但没有下雨的样子。云纹丝不动，现状一成不变。高枝上的鸟们短促地叫着，传递着似乎别有意味的信号。虫们在草丛中振响预言的羽声。

我思考空无人住的野方的家，此时大概是门窗紧闭。无所谓，就那样紧闭好了。沁入的血任其沁入好了。与我无关。我无意重新返回。在最近发生流血事件之前，那个家已有很多东西死去。不，莫如说是很多东西被杀。

森林有时从头顶到脚下威胁我，往我的脖子吐凉气，化作千根针扎我的皮肤，千方百计想把我作为异物排挤出去。但我对这些威胁渐渐可以应付自如了。说到底，这里的森林不外乎是我自身的一部分——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有了这样的看法。我是在自身内部旅行，一如血液顺着血管行进。我如此目睹的是我自身的内侧，看上去是威吓的东西，其实是我心中恐怖的回声。那里张结的蜘蛛网是我的心拉出的蜘蛛网，头上鸣叫的鸟们是我自身孵化的鸟。如此意象在我胸间产生，并扎下根来。

我像被巨大的心脏鼓动从后面推着似的在林中通道上前进。这条路通向我自身的特殊场所，那是编织出黑暗的光源，是催生无声的回响的场所。我力图看清那里有什么。我是为自己带来封得严严实实的重要亲笔信的密使。

疑问。

为什么她不爱我呢？

难道我连被母亲爱的资格都没有吗？

这个疑问长年累月剧烈地灼烧着我的心、撕咬着我的灵魂。我所以不被母亲爱，莫非因为我自身存在着深层问题？莫非我这个人生来就带有秽物？莫非我是为了让人们无视自己而降生的？

母亲走前甚至没有紧紧抱我一下，片言只语都没留下。她转过脸，一声不响地只带着姐姐一人走出家门，如静静的烟从我眼前消失。那张背过去的脸庞永久地远去了。

鸟又在头上发出尖锐的叫声。我朝天上看，天上惟有呆板的灰云。无风。我兀自移步前行。我行进在意识的岸边，那里有意识的拍岸白浪，有意识的离岸碎涛。它们涌来，留下文字，又马上卷回，把文字抹消。我想在波涛之间迅速解读写在那里的话语，然而实非易事，没等我最后读出，语句便被接踵而来的波涛洗掉冲走。

心又被拉回野方的家中。我清楚地记得母亲领姐姐出走的那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檐廊里眼望院子。初夏的黄昏时分，树影长长的。家里仅我自己。什么原因我不得其解，但我知道自己已被抛弃，孤零零地剩留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日后必定给自己带来深刻的决定性影响。并非有人指教，我只是知道。家中如被弃置的边境哨所一般冷冷清清。我凝视着日轮西垂，诸多物体的阴影一步一步包拢这个世界。在有时间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一去无返。阴影的触手一个刻度又一个刻度地蚕食新的地面，刚才还在那里的母亲面庞也将很快被吞入黑暗阴冷的领域，那面庞将带着故意对我视而不见的表情从我记忆中自动地被夺走、被消去。

我一边走在森林中，一边想着佐伯。浮想她的脸庞，浮想那温和浅淡的微笑，回忆她的手温。我将佐伯当作自己的母亲，试着想像她在我刚刚四岁时弃我而去。我不由摇头，觉得那实在不够自然，不够贴切。佐伯何必做那样的事呢？何必损毁我的人生呢？其中想必有未被解明的重大缘由和深刻含义。

我试图同样感觉她那时的感觉，试图接近她的处境。当然没那么容易。毕竟我是被抛弃的一方，她是抛弃我的一方。但我花时间脱离我自身。魂灵挣脱我这个硬邦邦的外壳，化为一只黑漆漆的乌鸦落在院子松树的高枝上，从枝头俯视坐在檐廊里的四岁的我。

我成为一只虚拟的黑乌鸦。

“你母亲并非不爱你。”叫乌鸦的少年从背后对我说，“更准确说来，她爱你爱得非常深。这你首先必须相信。这是你的出发点。”

“可是她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留在错误的场所消失了，我因之受到深深的伤害和损毁。对此如今我也明白过来。如果她真正爱我，何苦做那样的事情呢？”

“从结果看的确如此。”叫乌鸦的少年说，“你受到了足够深的伤害，也被损毁了，而且以后你还将背负着这个伤害，对此我感到不忍。尽管这样，你还是应该认为自己终究是可以挽回的，自己年轻、顽强、富有可塑性，可以包扎好伤口昂首挺胸向前迈进。而她却无可奈何了，只能继续迷失下去。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拥有现实性优势的是自己。你应该这样考虑。”

我默然。

“记住，那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叫乌鸦的少年继续道，“现已无计可施。那时她不该抛弃你，你不该被她抛弃。但事情既已发生，那么就同摔碎的盘子一样，再想方设法都不能复原。对吧？”

我点头。再想方设法都不能复原。确实如此。

叫乌鸦的少年继续说：“听好了，你母亲心中也怀有强烈的恐惧和愤怒，一如现在的你。惟其如此，那时她才不能不抛弃你。”

“即便她是爱我的？”

“不错。”叫乌鸦的少年说，“即便爱你也不能不抛弃你。你必须做的是理解并接受她的这种心情，理解她当时感受到的压倒性的恐怖和愤怒，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事加以接受。不是继承和重复。换个说法，你一定要原谅她。这当然不易做到，但必须做。对于你这是惟一的救赎，此外别无出路。”

我就此思考。越思考越困惑。我心乱如麻，身上到处作痛，如皮肤被撕裂。

“嗳，佐伯是我真正的母亲吗？”我问。

叫乌鸦的少年说：“她不也说了么，那作为假说仍然有效。总之就是那样。那作为假说仍然有效。我只能说到这里。”

“尚未找到有效的反证的假说。”

“正是。”

“我必须认真地彻底求证这个假说。”

“完全正确。”叫乌鸦的少年以果断的声音说，“未找到有效的反证的假说是有求证价值的假说。时下你除了求证以外无事可干，你手中没有其他选项。所以即使舍弃自身，你也要弄个水落石出。”

“舍弃自身？”这话里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话外音，而我捉摸不透。

没有回应。我不安地回过头去。叫乌鸦的少年仍在那里，以同样的步调贴在我身后。

“佐伯当时心中怀有怎样的恐惧和愤怒呢？那又来自何处呢？”我边向前走边问。

“你以为当时她心中到底怀有怎样的恐惧和愤怒？”叫乌鸦的少年反过来问我，“你要好好想一想，那是必须用你自己的脑袋切实思考的事。脑袋就是干这个用的。”

我思考。我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予以理解和接受。可是我还无法解读留在意识岸边的小字。拍岸白浪和离岸碎涛之间的间隔过短。

“我恋着佐伯。”我说。话语极为自然地脱口而出。

“知道。”叫乌鸦的少年冷冷地说。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情，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意义比什么都大。”

“当然，”叫乌鸦的少年说，“你不说我也知道。那当然是有意义的。你不是正为如此而到这种地方来的么？”

“可我还是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你说母亲是爱我的，还爱得非常深。我愿意相信你的话。但即便真是那样我也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深爱一个人必然导致深深伤害一个人呢？就是说，果真如此，深爱一个人意义何在呢？为什么非发生这样的事不可呢？”

我等待回答，闭上嘴久久等待。然而没有回答。

回过头去，叫乌鸦的少年已不在后面。头顶传来干涩的扑翅声。

你不知所措。

不多会儿，两个士兵出现在我面前。

两人都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夏天穿的半袖衫，打着绑腿，背着背囊。戴的是有檐便帽而不是钢盔。脸上好像涂了一层黑色颜料。都很年轻，一个高高瘦瘦，架着金边眼镜，另一个矮个头宽肩膀，粗粗壮壮的。他们并坐在平坦的岩石上，没保持战斗姿态。三八式步枪竖放在脚前。高个儿百无聊赖地叼着一根草。两人举止十分自然，好像事情本来就如此，看我走近的眼神也很平和，没显出困惑。

周围较为开阔，平展展的，俨然楼梯的转角平台。

“来了？”高个儿士兵声音朗朗地说。

“你好！”壮个儿士兵稍微蹙起眉头。

“你好！”我也寒暄一声。看见他们我本该感到惊奇，但我没怎么惊奇，也没觉得费解。这种情形是完全可能的。

“等着呢。”高个儿说。

“等我？”我问。

“当然。”对方说，“因为眼下除了你，没人会来这里。”

“等了好久。”壮个儿接道。

“啊，时间倒不是什么关键问题。”高个儿士兵补充一句，“不过到底比预想的久。”

“你们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在山里失踪的吧，在演习中？”我询问。

壮个儿士兵点头：“正是。”

“大家好像找得好苦。”我说。

“知道。”壮个儿说，“知道大家在找。这座森林里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但那伙人怎么找也不可能找到。”

“准确说来，并不是迷路。”高个儿以沉静的声音说，“总的说来我们算是主动逃离。”

“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碰巧发现这个地方并就此留了下来更确切。”壮个儿补充道，“和一般的迷路不同。”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高个儿士兵说，“可是我们两人能够发现，你也能够发现。起码对我们两人，这是幸运的。”

“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个儿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

“你怎么样？你想杀人或被人杀？”高个儿士兵问我。

我摇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

“谁都不例外。”高个儿说，“噢，应该说几乎谁都不例外。问题是就算提出不想去打仗，国家也不可能和颜悦色地说‘是么，你不想去打仗，明白了，那么不去也可以’。逃跑都不可能。在这日本压根儿无处可逃，去哪里都立即会被发现。毕竟是个狭窄的岛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留下来，这里是惟一可以藏身的场所。”

他摇摇头，继续下文：“就那样一直留在这里。如你所说，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刚才也说了，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当下和很早以前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根本没有区别。”说着，壮个儿士兵像要把什么“飕”一声赶跑似的打了个手势。

“知道我会来这里？”我问。

“当然。”壮个儿说。

“我们一直在这里放哨，哪个来了一清二楚。我们好比森林的一部分。”另一个说。

“就是说，这里是入口。”壮个儿说，“我俩在这里放哨。”

“现在正巧入口开着，”高个儿向我解释道，“但很快又要关上。所以，如果真想进这里，必须抓紧，因为这里并不是常开着的。”

“如果进来，往前由我们向导。路不好认，无论如何需要向导。”壮个儿说。

“如果不进来，你就原路返回。”高个儿说，“从这里返回没有多难，不用担心。保证你能回去，你将在原来的世界继续以前的生活。何去何从取决于你，进不进没人强迫。不过一旦进来，再回去可就困难了。”

“请带我进去。”我毫不迟疑地应道。

“真的？”壮个儿问。

“里面有个人我恐怕非见不可。”我说。

两人再不言语，从岩石上缓缓起身，拿起三八枪，对视一下，在我前头走了起来。

“或许你觉得奇怪，心想我们干吗现在还扛这么重的铁疙瘩呢。”高个儿回头对我说，“本来什么用也没有，说起来连子弹都没上膛。”

“就是说，这是一个符号。”壮个儿并不看我，“是我们脱手之物中最后所剩物件的符号。”

“象征很重要。”高个儿说，“我们偶然拿起了枪穿上了这种军装，所以在这里也履行哨兵的职责。职责！这也是象征的一种延伸。”

“你没有那样的东西？能成为符号的什么？”壮个儿问我。

我摇头：“没有，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记忆。”

“呃，”壮个儿说，“记忆？”

“没关系的，无所谓，”高个儿说，“那也会成为蛮不错的象征。当然喽，记忆那玩意儿能存在多久、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大清楚。”

“如果可能，最好是有形的东西。”壮个儿说，“那样容易明白。”

“例如步枪。”高个儿说，“对了，你的名字？”

“田村卡夫卡。”我回答。

“田村卡夫卡。”两人说。

“古怪的名字。”高个儿说。

“的的确确。”壮个儿应道。

下一段路我们只是走路，再没出声。

(1)　耳朵听得见的所有噪音。

第44章

两个人在国道沿线的河滩上烧了佐伯委托的三本文件。星野在小超市买来打火机油，在文件上浇了个够，用打火机点燃。两人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一页一页稿纸被火焰包围。几乎无风，烟笔直地爬上天空，无声无息地融入低垂的灰云。

“咱们现在烧的原稿哪怕看一点点都不成吗？”星野问。

“是的，看是不成的。”中田说，“中田我向佐伯女士许诺一字不看地烧掉。履行许诺是中田我的职责。”

“唔，那对，履行许诺很重要。”星野流着汗说，“对谁都很重要。不过么，用碎纸机就更容易了，省时省事。凡是复印机店都有出租的大型碎纸机。花不了几个钱。倒不是我抱怨，这个季节烧火，老实说真够热的。冬天倒是求之不得。”

“对不起，中田我对佐伯女士许诺说烧掉，所以还是要烧掉才行。”

“也罢，那就烧吧，反正也没什么急事要办，热一点儿还是能忍受的。我只是——怎么说呢——提议一下罢了。”

一只路过的猫停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两人在河边烧这不合节令的火。一只瘦瘦的褐纹猫，尾巴尖略略弯曲，看上去性格似乎相当不错。中田很想跟它搭话，但想到星野在旁边，只好作罢。猫只在中田一人独处时才肯搭理。何况中田已没了足够的自信，不知自己还能否一如从前地跟猫交谈。中田不愿说古怪的话把猫吓着了。不多工夫，猫好像看火看够了，起身去了哪里。

花了很长时间彻底烧罢三本文件，星野抬脚把灰烬踩成碎末，若有强风吹来，肯定会被利利索索地刮去哪里。时近黄昏，乌鸦们陆续归巢了。

“我说老伯，这一来就谁也看不到原稿了。”星野说，“写的什么自是不知，总之灰飞烟灭了。世上有形的东西又减少一点儿，无又增多一点儿。”

“星野君，”

“什么？”

“有一点想问您。”

“请请。”

“无是可以增多的东西么？”

星野歪起脖子就此沉思片刻。“这问题很难，”他说，“无会增多？归于无就是说成为零，零加多少零都是零嘛。”

“中田我不太明白。”

“星野君我也不太明白。这东西思考起来，头就渐渐痛了。”

“那么，就别再思考了。”

“我也认为那样好。”星野说，“反正原稿彻底烧光，写在上面的话消失得一干二净。归于无——我原本想这么说来着。”

“那是，这回中田我也放心了。”

“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星野问。

“那是，这一来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往下只剩下把入口石关上。”中田说。

“这很要紧。”

“是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打开的东西必须关上。”

“那，就快点儿干这个好了。好事不宜迟。”

“星野君，”

“嗯？”

“还不能够那样。”

“这又为何？”

“时机还不成熟。”中田说，“关入口要等关入口的时机到来才成，在那之前中田我还必须好好睡一觉。中田我困得厉害。”

星野看着中田的脸：“我说，还要像上次那样一连睡上好几天？”

“那中田我也说不准确，估计情况很可能那样。”

“那，大睡特睡之前不能忍一忍把要办的事办完？老伯你一旦进入睡眠程序，事情简直寸步难行。”

“星野君，”

“什么呢？”

“实在抱歉。中田我也觉得能那样该有多好。如果可能，中田我也想先把打开的入口关上再说。遗憾的是，中田我必须首先睡觉。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就像电池没电似的？”

“或许。花的时间比预想的多，中田我的气力眼看就要耗尽了。您能把我领回可以睡觉的地方么？”

“好好。拦一辆出租车马上回公寓。让你睡个够，睡成木头。”

坐进出租车，中田顿时打起盹来。

“老伯，到房间再睡，随你怎么睡。先忍耐一会儿。”

“星野君，”

“嗯？”

“这个那个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中田以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的确像是被你添了麻烦。”星野承认，“不过么，细想前后经过，是我擅自跟你来的。换个说法，等于是我主动承揽麻烦。谁也没求我，好比喜欢扫雪才扫雪的义务工。所以老伯你不必一一放在心上，快活些！”

“如果没有您星野君，中田我早就日暮途穷了，事情恐怕一半都完成不了。”

“你能那么说，我这星野君出力也算值得了。”

“中田我万分感谢！”

“不过么，老伯，”

“嗯？”

“我也有必须感谢你的地方。”

“真的么？”

“我们两人差不多已经到处走了十天。”星野说，“这期间我一直旷工。最初几天跟公司联系请假来着，后来就彻底来了个无故旷工。原来的工作单位恐怕很难回去了。好好求饶认错也可能勉强得到原谅，但这都无所谓了。非我自吹，凭我这不一般的开车技术，加上本来能干，工作什么的手到擒来，所以我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你也用不着介意。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半点儿也没为此后悔，听清楚了么？十天来我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天上掉下蚂蟥，冒出一个上校山德士，和大学里学什么哲学的绝世美女狠狠干了一家伙，从神社搬走入口的石头……离奇古怪的事接二连三。觉得十天里经历完了本该在一生里经历的怪事，简直就像乘坐试运转的长距离过山车。”星野在这里停下来思考下文。“不过么，老伯，”

“嗯？”

“我在想，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无论如何都是老伯你本人。是的，是你中田。为什么说你不可思议呢，是因为你改变了我这个人，真的。我觉得自己在短短十天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怎么说好呢，就像各种景物看起来有了很大不同。以前看起来无足为奇的东西成了另一种样子，以前觉得索然无味的音乐——怎么说呢——开始沁人心脾。这样的心情如果能同哪个有同样感受的家伙说一下就好了。而这是以前的我所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情况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一直待在你身旁，是因为我开始通过你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当然不是说无论什么都通过你的眼睛看，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自然而然地通过老伯你的眼睛看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很中意你观察世界的态度。正因如此，我这星野君才一直跟你跟到这里。已经离不开你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发生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情。在这点上，该由我感谢你才是。所以你不必感谢我。当然给人感谢的感觉并不坏。只是我说的是：你为我做了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我说，你可听清楚了？”

但中田没有听。他已闭上眼睛，响起了睡着时有规律的呼吸声。

“这人也真行！”星野叹了口气。

星野搀着中田返回公寓房间，把他放在床上。衣服就那么穿着，只把鞋脱下，往身上搭了一床薄被。中田蠕动了下身子，像平日那样以直视天花板的姿势静静地发出睡息，往下再也不动了。

得得，看这样子肯定又要甜甜美美睡上两三天了，星野心想。

但情况没有如星野预期的那样发展。翌日星期三上午，中田死了。他是在深沉的睡眠中静静咽气的，面部依然那么平和，乍看和睡熟没什么两样，只是不再呼吸而已。星野一再摇晃中田肩膀，叫他的名字，但中田确确实实死了。没有脉搏。出于慎重把小镜子贴在他嘴边，镜面也没变白。呼吸完全停止。在这个世界上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同死者同处一室，星野发觉其他声音一点点消失，周围的现实声响逐渐失去了其现实性。有意义的声音很快归于沉默，沉默如海底淤泥一般越积越深——及脚、及腰、及胸。但星野还是久久地同中田单独留在房间里，目测着不断向上淤积的沉默。他坐在沙发上，眼望中田的侧脸，将他的死作为实感接受下来。接受这一切需要很长时间。空气开始带有独特的重量，无法准确把握自己现在自以为感觉到的是不是自己真正感觉到的。而另一方面，若干事项又理解得十分自然。

中田大概通过死而终于返回了普通的中田，星野觉得。中田因为太是中田了，所以惟有一死才能使他变回普通的中田。

“嗳，老伯，”星野招呼中田，“这么说是不大合适，可你这死法不算坏呀！”

中田是在深沉的睡眠中平静地死去的。大概什么也没考虑，死相安详，看上去没有痛苦，没有懊悔，没有迷惘。星野心想，中田像中田也好。至于中田的一生到底是什么和有怎样的意义，那是无从知晓的。不过说起这个来，任何人的一生恐怕都并不具有明确的意义。星野认为，对于人来说，真正要紧真正有重量的，肯定更在于死法上。同死法相比，活法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话虽这么说，但决定一个人的死法的，应该还是活法。星野看着中田死时的表情如此似想非想地想着。

但有一件大事余留下来——必须有人把入口石关上。中田差不多做完了所有事情，惟独这件剩下。石头就在沙发跟前。时机到来时，我必须把它翻过来关闭入口。但如中田所说，处理石头是万分危险的。翻石头必有正确的翻法，假如拼力气胡来，世界没准会变得不可收拾。

“我说老伯，死倒是奈何不得，可把这么一件大事留下来，叫我如何是好！”星野对死者说道。当然没有回应。

还有一个是如何处理中田遗体的问题。当然正统做法是马上从这里给警察或医院打电话把遗体运去医院，世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将如此行动。如果可以，星野也想那样做。但中田大约同杀人事件有关，是警察正在寻找的重要参考人，如果警察得知自己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十天之久，自己难免会处于相当微妙的立场，势必被带去警察署接受长时间的讯问。而这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一来懒得一一述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二来自己原本就对付不来警察，不想和他们发生关系，除非迫不得已。

况且，星野心想，这公寓套间又该怎么解释呢？

山德士上校模样的老人把这套间借给了我们，说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叫我们随便住多久——这么说警察会乖乖相信吗？不至于。山德士上校是谁？美军派来的？不不，喏，就是肯德基快餐店那个广告老头儿嘛，你这位刑警不也知道吗？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戴眼镜留白须……那个人在高松小胡同里拉皮条来着。在那里相识的，给我找了个女郎。假如这么说，警察笃定会骂混账东西开哪家子玩笑，把自己痛打一顿。那些家伙不过是从国库里领开支的流氓阿飞。

星野长吁一声。

自己应该做的，乃是尽早尽快远离这里。从车站给警察打个匿名电话，告诉公寓地址，说那里死了人，然后直接乘列车回名古屋。这样，自己就可以和此事没有瓜葛了。怎么分析都是自然死亡，警察不至于刨根问底，中田的亲属认领遗体举行简单的葬礼就算完事。自己去公司向经理低三下四说一声对不起以后好好干。于是一切照旧。

星野归拢东西。替换衣服塞进旅行包，扣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小辫从帽后小孔掏出，戴上绿色太阳镜。渴了，从电冰箱里拿出轻怡可乐。背靠冰箱喝可乐的时间里，目光蓦然落在沙发腿前的圆石头上——依然翻着的“入口石”。之后他走进卧室，再次看床上躺着的中田。看不出中田已经死了，仿佛仍在静静呼吸，即将起身道一声星野君搞错了中田我没死。中田确乎死了，奇迹不会出现，他已翻过了生命的分水岭。

星野手拿可乐罐摇了摇头。不行啊，他想，不能就这样把石头留下。如果留下，中田恐怕死都不踏实的。中田无论做什么都善始善终，就是那么一种性格。没想到电池提前没电了，以致最后一件大事未能了结。星野把铝罐捏瘪扔进垃圾篓。喉咙仍然干渴，折回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第二罐轻怡可乐，揪掉拉环。

死前中田对自己说想能认字，那样就能去图书馆尽情看书了，哪怕去一次也好。然而他未等如愿就死了。当然死后去那个世界或许可以作为普通的中田识文认字，但在这个世界上他直到最后也未能认字，或者不如说最后做的事恰恰相反：把字烧了，把那上面许许多多的字一个不剩地投入无中。哭笑不得。事至如今，作为我必须成全此人最后一个心愿，把入口石关上。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说来说去，电影院也好水族馆也好都没领他去成。

喝罢第二罐轻怡可乐，星野在沙发前蹲下，试着搬起石头。石头不重了。轻决不算轻，但稍微用力即可搬起，同他和上校山德士一起从神社搬出时的重量相差无几，也就是作为腌菜石正合适的重量。这是因为——星野想——现在不过是块普通石头。发挥入口石作用时重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搬起，而轻的时候，不外乎是普普通通的石头。当特殊事情发生时，石头在那种情况下才获得异乎寻常的重量，发挥作为“入口石”的作用，例如满城落雷……

星野去窗前拉开窗帘，从阳台上仰望天空。天空一如昨日灰濛濛的，但感觉不出下雨的征兆，雷也似乎打不起来。他侧脸闻了闻空气味儿，什么变化也没有。看来今天世界的中心课题是“维持现状”。

“喂，老伯，”星野对死去的中田说，“就是说这房间里只有你我两人老老实实地等待着特殊事情来临了。可那特殊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半点也猜测不出，什么时候来也不晓得。更糟糕的是眼下正值六月，这么放下去老伯你的身体要一点点腐烂的，臭味都会有的。这么说你或许不愿意听，可这是自然规律。时间拖得越长，向警察报告得越晚，我的处境就越糟。作为我自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但情况还是希望你能理解。”

当然没有反应。

星野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对了，没准上校山德士会打电话来，那个老头儿肯定知道石头如何处理，说不定会给一个充满爱心的有益的忠告。但怎么打量电话机都不响铃，一味保持着沉默。沉默的电话机看上去极富内省精神。没有人敲门，没有邮件（哪怕一封），没有特殊事情发生（哪怕一件），没有气候变异，没有预感。惟独时间毫无表情地流逝。中午到来，下午静静地向傍晚靠近。墙上电子挂钟的秒针如豉虫一般流畅地滑过时间的水面。中田在床上继续死亡之旅。食欲不知为什么全然上不来。喝罢第三罐可乐，星野象征性地嚼了几片苏打饼干。

六时，星野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看NHK定时新闻。吸引人的新闻一条也没有。一如平日，一成不变的一天。新闻播完，他关掉电视。播音员的语音听起来甚是烦人。外面天色越来越暗，最后夜幕彻底降临。夜把深邃的寂静带给房间。

“老伯啊，”星野招呼中田，“多少起来一会儿好么？我这星野君现在可是有些走投无路了，再说也想听听你的语声。”

中田当然不回答。中田仍在分水岭的另一侧。他无言无语，死不复生。静得那般深沉，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地球旋转的声音。

星野去客厅放上《大公三重奏》CD。听第一乐章的时间里，泪珠从两眼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涟涟而下。得得，星野想，以前自己是什么时候哭的来着？但无从想起。

第45章

的确，从“入口”往前的路变得极难辨认，或者不如干脆说路已不再成为路。森林愈发深邃和庞大，脚下的坡路也陡峭得多，灌木和杂草整个遮蔽地面。天空几乎无处可觅，四下暗如黄昏。蜘蛛网厚墩墩的，草木释放的气息也浓郁起来。岑寂越来越有重量，森林顽强抗拒着人的入侵。但两个士兵斜挎着步枪毫不费力地在树隙间穿行，脚步快得惊人。他们钻过低垂的树枝，爬上岩石，跳过沟壑，巧妙地拨开带刺的灌木挤过身去。

为了不看丢两人的背影，我在后面拼命追赶。两人根本不确认我是否跟在后面，就好像存心在考验我的体力，看我能坚持到什么地步，或者正为我气恼也未可知——不知为什么，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言不发，不光对我，两人之间也不交谈，只管目视前方专心致志地行走，位置或前或后互相轮换（这也不是由哪一方提出的）。两个士兵背部步枪的黑色枪管在我眼前很有规则地左右摇摆，俨然一对节拍器。盯着这东西行走，渐渐觉得像被施了催眠术，意识如在冰上滑行一般移往别的场所。但不管怎么样，我仍不顾流汗默默尾随其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被他们拉下。

“走得是不是过快了？”壮个儿士兵终于回头问我，声音里听不到气喘吁吁。

“不快，”我说，“没关系，跟得上。”

“你年轻，身体也像结实。”高个儿士兵冲着前面说。

“这条路平时我们走习惯了，不知不觉就快了起来。”壮个儿辩解似的说，“所以，如果太快就只管说太快，用不着客气，说出来可以慢一点儿走。只是，作为我们是不想走得过于慢的。明白吧？”

“跟不上的时候我会那么说的。”我回答。我勉强调整呼吸，不让对方觉察到自己的疲劳。“还有很远的路吗？”

“没多远了。”高个儿说。

“一点点。”另一个接道。

但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很难靠得住。如两人自己所说，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因素。

我们又默默走了一程，但速度已不那么迅猛了。看来考验已经过去。

“这森林里没有毒蛇什么的？”我把放心不下的事提了出来。

“毒蛇么，”高个儿戴眼镜的士兵依然背对我说——他说话总是目视前方，感觉上就像眼前不知何时会有什么宝物蹿出，“这个还从没考虑过。”

“有也不一定。”壮个儿回头说，“记忆中没看见过，未必没有。就算有，也跟我们无关。”

“我们想说的是，”高个儿以不无悠闲的语调说，“这座森林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所以毒蛇什么的不必当一回事。”壮个儿士兵说，“这回好受些了？”

“是的。”我说。

“毒蛇也好毒蜘蛛也好毒虫也好毒蘑菇也好，任何他者都不会加害于你。”高个儿士兵仍目视前方。

“他者？”我反问道。也许是累的关系，话语无法在脑海中构成图像。

“他者，其他任何东西。”他说，“任何他者都不会在这里加害于你。毕竟这里是森林最里头的部分。任何人、或者你本身都不会加害于你。”

我努力去理解他的话，但由于疲劳、出汗再加上反复所带来的催眠效果，思维能力已大幅下降，连贯性问题一概思考不成。

“当兵的时候，一再训练我们用刺刀刺对方的腹部，练得好苦。”壮个儿士兵说，“知道刺刀的刺法，你？”

“不知道。”我说。

“首先要‘咕哧’一下捅进对方的肚子，然后往两边搅动，把肠子搅得零零碎碎。那一来对方只有痛苦地直接死掉。那种死法花时间，痛苦也非同一般，可是如果光捅不搅，对方就会当即跳起来，反而把你的肠子搅断。我们所处的就是那样一个世界。”

肠子，我想，大岛告诉我那是迷宫的隐喻。我脑袋里各种东西纵横交错，如一团乱麻，无法分清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为什么人对人非那么残忍不可，你知道么？”高个儿士兵问我。

“不知道。”我说。

“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儿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搅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决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你这人也不贪生怕死吧？”

“自己也不大清楚。”我实言相告，“不过我一直想多少变得坚强些。”

“这很重要。”壮个儿士兵回头看着我说，“非常重要，具有想变得坚强的意志这点。”

“你不说你坚强我也看得出来。”高个儿说，“这么小的年纪一般人来不了这里。”

“非常有主见。”壮个儿表示佩服。

两人这时总算止住了脚步。高个儿士兵摘下眼镜，指尖在鼻侧搓了几下，又戴回眼镜。他们没喘粗气，汗也没出。

“渴了？”高个儿问我。

“有点儿。”我说。说实话，喉咙渴得厉害。因为装水筒的尼龙袋早已扔了。

他拿起腰间的铝水壶递给我，我喝了几口温吞水。水滋润着我身体的每一部位。我揩了下水壶嘴还给他：“谢谢！”高个儿士兵默默接过。

“这里是山脊。”壮个儿士兵说。

“一口气下山，别摔倒。”高个儿说。

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沿着不好放脚的陡坡路下山。

长长的陡坡路走完一半拐个大弯穿过森林的时候，那个世界突然闪现在我们面前。

两个士兵止步回头看我。他们什么也不说，但他们眼睛在无声地告诉我：这就是那个场所，你要进入这里。我也停住脚步，打量这个世界。

这是巧妙利用自然地形开出来的平坦的盆地。有多少人生活在这里我不知道，从规模来看，人数应该不会很多。有几条路，沿路零星排列着几座房子。路窄，房小。路上空无人影。建筑物一律表情呆板，与其说是以外观美丽为基准、莫如说是以遮风挡雨为基准而建造的。其大小不足以称为镇，没有店铺，没有较大的公共设施，没有招牌没有告示板，无非大小大同小异、样式大同小异的简易建筑物兴之所至地凑在一起而已。哪座房子都没有院落，路旁一棵树也见不到，就好像在说植物之类周围森林里已绰绰有余了。

风微微吹来。风吹过森林，在我四周此起彼伏地摇颤树叶。那窸窸窣窣的匿名声音在我的心壁留下风纹。我手扶树干闭起眼睛。风纹看上去未尝不像某种暗号，但我还不能读取其含义，如我一无所知的外语。我重新睁开眼睛再次打量这个新世界。站在半山坡上同士兵们一起细细打量起来，我感觉心中的风纹进一步移向前去。暗号随之重组，隐喻随之转换。我觉得自己正远远地飘离自身。我变成蝴蝶在世界周边翩然飞舞，周边的外围有空白与实体完全合为一体的空间，过去与未来构成无隙无限的圆圈，里面徘徊着不曾被任何人解读的符号、不曾被任何人听取的和音。

我调整呼吸。我的心尚未彻底合而为一。但是，那里已没有畏惧。

士兵们重新默默启步，我也默默尾随其后。越沿坡下行，镇离得越近。带有石堤的小河沿着路边流淌，水一清见底，琤有声，令人心旷神怡。所有东西在这里都那么简洁那么小，到处竖有细细的电线杆，有电线拉在上面。这就是说，电是通来这里的。电？这让我产生一种乖离感。

这个场所四面围着高耸的绿色山脊。天空灰云密布。在路上行走的时间里，我和两个士兵什么人都没有碰上。四下悄然，无声无息，大概人们都在房子里屏息敛气地等我们走过。

两人把我领进一座房子。房子同大岛的山间小屋无论大小还是样式都惊人相似，活像是一个以另一个为样板建造的。正面有檐廊，廊里放一把椅子。平房，房顶竖一根烟囱。不同的是卧室同客厅分开，卫生间在中间，而且可以用电。厨房里有电冰箱，不很大的老型号。天花板垂有电灯，还有电视。电视？

卧室里放着一张无任何装饰的简单的床，床上卧具齐全。

“暂且在这里安顿下来，”壮个儿士兵说，“时间恐怕不会很长。暂且。”

“刚才也说了，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问题。”高个儿说。

“压根儿不是关键问题。”壮个儿点头道。

电从哪里来的呢？

两人面面相觑。

“有个小型风力发电站，在森林里边发电。那里总刮风。”高个儿解释说，“没电不方便吧？”

“没电用不了电冰箱，没电冰箱保存不了食品。”壮个儿说。

“真的没有也能想法应付……”高个儿说，“有还是方便的。”

“肚子饿了，冰箱里的东西随便你吃什么。倒是没有了不得的东西。”壮个儿接道。

“这里没有肉，没有鱼，没有咖啡没有酒。”高个儿说，“一开始也许不太好受，很快会习惯的。”

“有鸡蛋、奶酪和牛奶。”壮个儿士兵说，“因为动物蛋白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

高个儿说：“那些东西这里生产不了，要到外面去弄——物物交换。”

外面？

高个儿点头：“是的。这里并非与世隔绝。外面也是有的。你也会逐步了解各种情况的。”

“傍晚应该有人准备饭菜。”壮个儿士兵说，“饭前无聊就看电视好了。”

电视可有什么节目？

“这——，什么节目呢？”高个儿神情困惑，歪起脖子看壮个儿士兵。

壮个儿士兵也歪起脖子，满脸窘色。“说实话不大了解电视那玩意儿，一次也没看过。”

“考虑到对刚来的人或许有些用处，就放一台在那里。”高个儿说。

“不过理应能够看见什么。”壮个儿接着道。

“反正先在这儿休息吧，”高个儿说，“我们必须返回岗位。”

承蒙领来这里，谢谢了。

“哪里，小事一桩。”壮个儿说道，“你比其他人腿脚壮实得多。很多很多人跟不到这里，有的甚至要背来。领你真是轻松。”

“这里有你想见的人吧？大概。”高个儿士兵说。

是的。

“我想很快就能见到。”说着，高个儿点了几下头，“这里终究是狭小的世界。”

“但愿快些适应。”壮个儿士兵说。

“一旦适应，往下快活着咧。”高个儿说。

多谢！

两人立正敬礼。然后仍把步枪斜挎在肩上，走到外面，步履匆匆地上路重返岗位。他们想必是昼夜在入口站岗。

我去厨房窥看电冰箱，里面有西红柿和一堆奶酪，有鸡蛋，有芜菁，有胡萝卜。大瓷瓶里装有牛奶。也有黄油。餐橱里有面包，切一片尝了尝，有点儿硬，但味道不坏。

厨房里有烹调台，有水龙头。水龙头一拧有水。又清又凉的水。因为有电，大约是用泵从井里抽上来的，可以接在杯里饮用。

我去窗边往外张望。天空灰濛濛一片，但不像要下雨。我望了很久，还是一个人也没见到。镇给人以彻底死掉之感。也可能人们出于某种缘由而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离开窗子，坐在椅子上。靠背笔直的硬木椅。椅子共有三把，椅前是餐桌，正方形桌面，好像涂了几遍清漆。四面石灰墙上没有画没有照片没有日历，仅仅是白墙。天花板上吊一个电灯泡，电灯泡带一个简单的玻璃伞罩，伞罩已烤得泛黄。

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手指试了试，无论桌面还是窗台都一尘不染，窗玻璃也明净得很。锅、餐具、烹调用具虽然哪个都不是新的，但用得很细心，干干净净。烹调台旁边放有两个老式电炉，我试着按下开关，线圈很快发红变热。

除了餐桌和椅子，带大木架的老型号彩色电视机是这个房间惟一的家具，制造出来怕有十五年或二十年了，没有遥控器，看起来像是捡来的扔货（小屋中每一件电器都像是从大件垃圾场拿回来的，并非不干净，也可以用，但无不型号老且褪色）。打开开关，电视上正在放老影片。《音乐之声》。上小学时由老师带着在电影院宽银幕上看的，是我儿时看过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之一（因为身边没有肯带我去看电影的大人）。家庭教师玛利亚趁严厉刻板的父亲——特拉普上校去维也纳出差之机带孩子们上山野游，坐在草地上弹着吉他唱了几首绝对健康的歌曲。有名的镜头。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得非常投入。假如在我的少年时代身边有玛利亚那样的人，我的人生想必大为不同（最初看这电影时也是这样想的）。但不用说，那样的人不曾出现在我眼前。

然后倏然返回现实。为什么现在我必须在这样的地方认真地看《音乐之声》？不说别的，为什么偏偏是《音乐之声》呢？这里的人们莫非使用卫星电视天线接收哪个电视台的电波不成？还是另外一个地方播放的录像带什么的呢？有可能是录像带，我猜想。因为怎么换频道都只有《音乐之声》。除这个频道，别的全是沙尘暴。那白花花粗拉拉的图像和无机质杂音的的确确让我联想起沙尘暴。

《雪绒花》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关掉电视，原来的寂静返回房间。喉咙渴了，去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大瓶牛奶喝着。新鲜的浓牛奶，味道和在小超市买的大不相同。我倒进杯里一连喝了好几杯。喝着喝着，我想起弗朗索瓦·特吕福的电影《大人不理解》。电影有这样一个场面：名叫安特瓦努的少年离家出走后肚子饿了，于是偷了清早刚刚送到一户人家的牛奶，边喝边悄悄溜走。喝掉一大瓶牛奶需要相当长时间。镜头哀婉感人。吃喝场面能那般哀婉感人真有些难以置信。那也是小时候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影片之一。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片名吸引下一个人去名画座影院看的。乘电车到池袋，看完电影又乘电车返回。走出电影院立即买牛奶喝了，不能不喝。

喝罢牛奶，发觉自己困得不行。困意劈头压来，几乎让人心里难受。脑袋的运转慢慢放缓速度，像列车进站一样停下，很快就什么都考虑不成了，体芯仿佛迅速变硬。我走进卧室，以不连贯的动作脱去裤子和鞋，一头栽倒在床上，脸埋进枕头，闭上眼睛。枕头散发出太阳味儿。令人亲切的气味儿。我静静吸入、吐出，转眼睡了过去。

醒来时，周围漆黑漆黑。我睁开眼睛，在陌生的黑暗中思考自己位于何处。我在两个士兵带领下穿过森林来到有小河的小镇。记忆一点点返回，情景开始聚焦，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雪绒花》。厨房那边的锅咯哒咯哒发出低微亲切的声响。卧室门缝有电灯光泻进，在地板上曳出一条笔直的黄色光线。光线古老而温馨，含着粉尘。

我准备起床，无奈四肢麻木。麻木得十分均匀。我深深吸一口气，盯视天花板。餐具和餐具相碰的声音传来，传来什么人在地板上匆匆走动的声音。大概是为我做饭吧？我好歹翻身下床，站在地板上，慢慢穿上裤子，穿袜穿鞋，然后悄声拧开球形拉手，推开门。

厨房里，一个少女正在做饭，背对这边，弯腰在锅上用勺子尝味儿。我开门时她扬脸转向这边。原来是甲村图书馆每晚来我房间凝视墙上绘画的少女。是的，是十五岁时的佐伯。她身穿和那时一样的衣服——淡蓝色半袖连衣裙，不同的只是头发用发卡拢起了。看见我，少女淡淡地暖暖地一笑，笑得让我感觉周围世界在剧烈摇颤，仿佛被悄然置换成另一世界。有形的东西一度分崩离析，又重新恢复原形。但这里的她不是幻影，不是幽灵。她作为真正有血有肉可触可碰的少女位于这里，就在这黄昏时分，站在现实的厨房里为我准备现实的饭菜。她胸部微微隆起，脖颈如刚出窑的瓷器一样荧白。

“起来了？”她说。

我发不出声。我还处于将自己归拢一处的过程中。

“像是睡得很香很香。”说完，她又回过身品尝咸淡，“你若是一直不起床，我想把饭留下回去了呢。”

“没打算睡这么沉。”我终于找回了声音。

“毕竟是穿过森林来这儿的。”她说，“饿了吧？”

“说不清楚，我想应该饿了。”

我想碰她的手，看能不能真正碰到。可是我做不到。我只是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倾听她身体动作发出的声响。

少女把锅里加热的炖菜倒进纯白的瓷盘，端到桌上。还有装在深底玻璃碗里的西红柿蔬菜色拉，有大面包。炖菜里有马铃薯和胡萝卜。一股令人怀念的香味儿。我把香味儿吸入肺腑，这才觉出肚子真是饿了。不管怎么说得先填饱肚子。我拿起满是伤痕的旧叉旧汤匙连吃带喝的时间里，她坐在稍离开些的椅子上看我，神情极为认真，就好像看也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

“听说你十五岁了？”少女问。

“嗯，”我边往面包上抹黄油边说，“最近刚十五岁。”

“我也十五岁。”

我点头，差点儿没说出“知道”。说出口来还为时太早。我闷头进食。

“一段时间里我在这里做饭。”少女说，“也打扫房间和洗衣服。替换衣服在卧室床头柜里，随便穿好了。要洗的衣服放在篓里，我来处理。”

“谁分配你做这些事的？”

她凝眸看我的脸，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就像弄错了线路似的，被吞入哪里一方无名的空间，就此消失不见。

“你的名字？”我问起别的来。

她轻轻摇头：“没有名字。在这里我们都没名字。”

“没有名字，叫你的时候怕不方便。”

“没必要叫的，”她说，“需要的时候我自然出现。”

“在这里我的名字大概也用不着了。”

她点头：“你终究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你是你吧？”

“我想是的。”我说。但我没有多大把握。我果然是我吗？

她目不转睛看我的脸。

“图书馆的事记得？”我一咬牙问道。

“图书馆？”她摇头，“不，不记得。图书馆在远处，离这里相当远。这里没有。”

“有图书馆的？”

“有。可图书馆没放书。”

“图书馆不放书，那放什么呢？”

她不回答，只略微偏一下头。问话又被错误的线路吞没。

“你去过那里？”

“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回答。

“但不是为了看书？”

她点头：“因为那里没有放书。”

往下我默默吃了一阵子，吃炖菜，吃色拉，吃面包。她一言不发，只管用认真的眼神看我吃饭的样子。

“饭菜怎么样？”我一扫而光后她问。

“好吃，好极了。”

“即使没有肉也没有鱼？”

我指着空空的盘子：“喏，不是什么都没剩？”

“我做的。”

“好吃极了。”我重复道。的确好吃。

面对少女，我感到一阵胸痛，就像被冰冷的刀尖剜下去一般。痛得很剧烈，但我反倒感谢这剧痛。我可以把自己这一存在和冰冷冷的痛贴在一起。痛成为船锚，将我固定在这里。她起身去烧水沏热茶。我在餐桌上喝茶的时间里，她把用过的餐具拿去厨房用自来水冲洗。我从后面静静望着她的身影。我想说句什么，但我发觉在她面前，所有话语都已失去了作为话语的固有功能，或者说将话语与话语连接起来的意思之类的东西从那儿消失了。我盯视着自己的双手，想着窗外月光下的山茱萸。剜进我胸口的冻刀就在那里。

“还会见到你么？”我问。

“当然。”少女回答，“刚才已经说了，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出现。”

“你不会一忽儿去了哪里？”

她一声不响，只是以似乎费解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我又能去哪里呢？

“在哪里见过你一次。”我断然说道，“在别的地方，别的图书馆。”

“既然你那么说的话。”少女手摸头发，确认发卡仍在那里。她的语声几乎不含感情，似乎向我表示她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

“并且为再次见你而来到这里，为了见你和另外一位女性。”

她抬起脸一本正经地点头：“穿过茂密的森林。”

“是的，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你和另一位女性。”

“结果你在这里见到了我。”

我点头。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少女对我说，“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出现。”

洗完东西，她把装食品的容器放进帆布袋，挎在肩上。

“明天早上见。”她对我说，“希望你快些适应这里。”

我站在门口，守望着少女的身影在稍前一点的夜色中消失。我又一个人剩在小屋里。我置身于闭塞的圆圈中。时间在这里并非重要因素。在这里谁都没有名字。只要我需要她就会出现。在这里她十五岁，想必永远十五。而我将如何呢？难道我也要在这里永远十五么？还是说在这里年龄也不是重要因素呢？

少女身影不见之后，我仍然一个人站在门口半看不看地看着外面。天空星月皆无。几座房子亮着灯光。光从窗口溢出。和照亮这个房间的灯光一样，都是黄色的，都那么古老温馨。但人影还是没有，看见的惟独灯光。其外侧横陈着漆黑漆黑的夜色。我知道，夜色深处矗立着更黑的房脊，深邃的森林成为围墙把这镇子圈在中间。

第46章

知道中田死了，星野不好离开公寓房间。一来“入口石”在这里，二来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而有什么发生的时候，就要守在石头旁边迅速采取对策。这类似派到他头上的一种职责。他将中田担任的角色直接继承下来了。他把躺着中田尸体的房间的空调设在最低温度，风量则调至最大，窗关得严严实实。

“喂，老伯，你不怕冷就行。”星野朝中田打招呼。中田当然不会就此发表任何意见。房间里飘浮的空气的特殊重量无疑是从死者身上一点点渗出来的。

星野坐在客厅沙发上，无所事事地打发着时间。没心思听音乐，没心思看书。暮色降临房间角落渐渐变暗之后他也没起身开灯。浑身上下似乎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一旦坐下就很难站起。时间缓缓来临，缓缓移去，有时甚至令人觉得说不定会趁人不注意偷偷返回。

阿爷死时也的确难过来着，但也没这么严重，星野心想。阿爷病了很久，知道他不久人世，所以实际死的时候，大体有了心理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阶段，情形大为不同。但不光是这样，他想，中田的死好像还带给他一种让他深入地径直地思考的东西。

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于是去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冷冻炒饭，用微波炉解冻吃了一半。又喝了一罐啤酒。然后再次去隔壁看中田，以为说不定会起死回生。然而中田依然死在那里。房间如电冰箱一样冷冰冰的。冷到这个程度，冰淇淋都很难融化。

单独同死者在一个屋顶下过夜是第一次。或许由于这个关系，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倒也不是害怕，星野想，也并非不快，只是还不习惯同死人相处。死者与生者时间流程是不一样的，声波也不一样，所以才让人不安然。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现在中田位于已死之人的世界，自己仍在活人世界这边，距离还是有的。他从沙发上下来，坐在石头旁边，像摸猫一样用手心抚摸圆石。

“到底如何是好呢？”他对石头说，“本想把中田交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但必须首先把你安顿好。这就有点伤脑筋了。你若是知道星野君如何是好，告诉我一声可以么？”

当然没有回答。眼下它只是普普通通的石头。这点星野也能理解，不能指望它有问必答。但他还是坐在石头旁边抚摸不止。提了几个问题，列举理由说服，甚至诉诸恻隐之心。他当然清楚这纯属枉费心机，但此外又想不出可干之事，再说中田不也时不时地这样跟石头搭话了么？

不过求石头发慈悲也真够窝囊的了，星野思忖，毕竟有句话说“像石头一样无情”。

起身想看看电视新闻，但转念作罢，又坐回石头旁。他觉得此时保持安静大概很重要。自己应该静静等待什么才是。可我这人实在不擅长等待，他对石头说，回想起来，自己一向吃心浮气躁的亏。凡事不考虑成熟，毛手毛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结果一再受挫。阿爷也说我像开春的猫似的沉不住气。也罢，沉下心来在此等待好了。要有耐心，星野君！星野如此自言自语。

除了隔壁全开的空调的嗡嗡声，耳畔已没有其他动静。时针很快转过九点，转过十点，但什么也没发生，无非时过夜深而已。星野从自己房间拿来毛毯，躺上沙发盖上。他觉得睡觉也尽可能挨近石头为好。他熄了灯，在沙发上闭起眼睛。

“跟你说石头君，我可要睡觉了。”星野朝脚边的石头招呼道，“明天早上再接着聊吧。今天一天够长的了，我星野君也困了。”

是啊，他不由感慨，长长的一天，一天里出的事实在太多了。

“喂，老伯，”星野大声对隔壁门说，“中田，听见没有？”

没有回音。星野喟叹一声闭起眼睛，移了移枕头位置，就势睡了过去。一个梦也没做，一觉睡到天亮。隔壁房间里中田也一个梦没做，如石头一般睡得又沉又硬。

早上七点多醒来后，星野马上去隔壁看中田。空调依然发着嗡嗡声往房间里送冷气。冷气中，中田仍在继续其死亡行程。死的气息比昨晚看时还要明显，皮肤已相当苍白，眼睛的闭合也带有几分生疏感。中田缓过气来霍然坐起，“对不起，星野君，中田我睡过头了，十分抱歉。下面的事包在中田我身上，请您放心”——这样的情景绝对不会发生了，中田再不可能妥当处理这块入口石。中田已完全死去，这已是任何人都无可撼动的决定性事实。

星野打了个寒战，走出去把门关上。他进厨房用咖啡机做咖啡喝了两杯，然后烤面包片蘸黄油和果酱吃了，吃罢坐在厨房椅子上，看着窗口吸了几支烟。夜间的云不知去了哪里，窗外舒展着夏日湛蓝的天空。石头仍在沙发跟前。看样子石头昨晚没睡没醒，只是静静伏在那里。他试着搬了搬，轻而易举。

“跟你说，”星野快活地搭话，“是我，是你的老熟人星野君，记得吧？看来今天又要陪你一整天喽！”

石头依旧默默无言。

“也罢，记不得也没关系。还有时间，慢慢相处吧。”

他坐在那里，一边用右手慢慢抚摸石头，一边考虑到底跟石头说什么才好。以前一次也没跟石头说过话，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合适的话题。但一大清早不宜端出过于沉重的话题，一天太长，还是先说点儿轻松的，随想随说。

想到最后，决定说女人，逐个说有过性关系的女人。仅就知道名字的对象而言，数量没有几个。星野屈指数了数，六个。若加上不知道名字的，数量可就多了，这个且略而不谈。

“跟石头谈以前睡过的女人，我是觉得意思不大，”星野说，“作为石头君你一大清早也未必乐意听，可是除此之外实在想不起说什么好，再说你石头君偶尔听一听这软绵绵的故事也没什么不好。仅供参考。”

星野顺着记忆的链条讲起了这方面的奇闻逸事，尽记忆所及讲得详细而具体。最初是上高中的时候，骑摩托胡作非为那阵子。对方是个比自己年长三岁的女子，一个在岐阜市内酒吧打工的女孩。时间虽短，但也算是同居来着。不料对方过于投入，竟说出要死要活的话来，又说给家里打电话，又说父母不同意。于是觉得麻烦，加上正好高中毕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进了自卫队。入伍后马上被调往山梨兵营，同她之间的关系就此了结，再没见面。

“所以嘛，怕麻烦是我星野君人生中的关键词，”星野向石头解释说，“事情稍一纠缠不清就一溜烟逃走。非我自吹，逃的速度可是很快的。所以，这以前穷追猛打刨根问底的事一次也没干过。这是我星野君的问题点。”

第二个是在山梨兵营附近认识的女孩。轮休那天在路旁帮她换五十铃ALTO轮胎，由此要好起来。比自己大一岁，是护士学校的学生。

“女孩性格不错，”星野对石头说，“乳房大大的，很重感情。也喜欢干那个。我也才十九岁，见了面一整天蒙着被子大干特干。不料这人嫉妒心强得不得了，轮休日一天不见就啰啰嗦嗦问个没完，什么去哪里了、干什么了、见谁了。总之就是拷问。如实回答也硬是不肯相信。这么着，最后还是分手了。交往了一年多……石头君你如何我自是不知，我可是最受不了人家这个那个絮絮叨叨问个没完。简直透不过气。只好落荒而逃。进自卫队就有这个好处，一有什么就缩进去不出来，等烧退了才冒头。对方没办法出手。如果想和女人一刀两断，最好进自卫队。你石头君也牢记为妙。总叫挖壕和背沙囊倒不是滋味……”

以石头为对象述说的时间里，星野再次痛感自己过去干的几乎全是不三不四的勾当。所交往的六人之中，至少有四人是脾气好的女孩（另外两个客观地说性格上好像多少存在问题）。总的说来她们待自己都很亲切，虽说算不上是令人屏息的美女，但都相当可爱，那种事上也让自己干个尽兴，即使自己嫌麻烦省去前戏也从不抱怨。休息日给做好吃的，过生日给买礼物，发工资前还借钱给自己（记忆中几乎没有还过），也没要求过什么回报。然而自己丝毫也不感谢，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同一个女孩相处就只和她一个睡觉。一次也不曾脚踏两只船，这方面还说得过去。可是一旦对方发一两句牢骚，或以正理开导或醋劲大发或劝自己存钱或周期性轻度歇斯底里或谈起对未来的担忧，自己就挥手拜拜。认为同女人交往的要点就是别留后遗症，一有什么啰嗦事赶紧逃之夭夭，而找到下一个女孩又从头周而复始，以为这是一般人的常规活法。

“跟你说石头君，假如我是女人而跟我这样自私自利的男人交往的话，我肯定火冒三丈。”星野对石头说道，“如今回头看来，连我自己都这么想。可她们何苦容忍我那么长时间呢？叫我这个当事人都百思莫解。”

星野点燃一支万宝路，一面徐徐吐出一口，一面用一只手抚摸石头。

“还不是么？你也瞧见了，我星野君长相算不上英俊潇洒，干那种事都不够得心应手，又没有钱，性格又不好，脑袋也不怎么样——总的说来是相当有问题的。岐阜一家贫苦农民的儿子，自卫队出身的无权无势的长途卡车司机！尽管这样，回想起来却还相当得女性宠爱。随心所欲绝对谈不上，但记忆中从没遭过冷遇。允许干那种事，又给做饭吃又借钱花。不过么，石头君，好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近来渐渐有了预感——喂，星野君，很快就要还债的哟！”

星野如此这般不断向石头讲述同女性的交往史，同时一个劲儿摸石头。摸惯了，渐渐变得欲罢不能。时值正午，附近学校响起了铃声。他走进厨房做乌冬面，切葱，打鸡蛋放进去。

吃罢又听《大公三重奏》。

“喂，石头君，”星野在第一乐章结束时对石头说，“如何，音乐不错吧？听起来不觉得心胸开朗？”

石头沉默着。也不晓得石头听了音乐没有。但星野并不理会，只管继续下文。

“一早上我就说了，我干了很多不三不四的勾当，一意孤行。现在倒不敢卖弄，对吧？不过细细听这音乐，总觉得贝多芬好像在对我这样说道——‘喂，星野君，那一段就别提了，也没有什么。人生当中那种事也是有的。别看我这样，其实我也做了不少糊涂事，没有办法，事情就是那样。身不由己的时候也是有的。所以嘛，往下继续努力不就行了！’当然喽，贝多芬毕竟是那样一个家伙，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说，但我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好像有那么一种心情。这样的感觉你没有过？”

石头默不作声。

“也罢，”星野说，“说千道万这只是我个人想法。不啰嗦了，静听音乐。”

两点多往窗外看去，见一只胖墩墩的大黑猫蹲在阳台扶手上往房间窥看。星野打开窗，姑且拿猫打发时间：

“喂，猫君，今天好天气啊！”

“是啊，星野小子。”猫回应道。

“乱套了！”星野摇了摇头。

叫乌鸦的少年

叫乌鸦的少年在森林上方缓缓飞行，像是要画很大的圆圈。画完一个，又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画同样规整的圆圈。如此在空中画出好几个，圆圈边画边消失。视线就像侦察机一样，只管注视着眼下。他仿佛在那儿搜寻什么的踪影，然而很难发现。森林如没有陆地的大海一般翻腾着铺陈开去。绿树枝纵横交错，重重叠叠，森林披着厚重的匿名外衣。天空灰云密布，无风，恩宠之光无处可觅。此时此刻，叫乌鸦的少年也许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鸟，但他没有闲情注意这些。

叫乌鸦的少年终于找见一处林海的缝隙，朝那里笔直飞下。缝隙下方有一块俨然小广场的圆形开阔地，地面有一点点阳光照射下来，点缀似的长着绿草。端头有一块很大的圆石，上面坐着一个男子。他一身鲜红色针织运动服，头戴黑色平顶高筒礼帽，脚穿厚底登山鞋，脚旁放一个土黄色帆布袋。打扮相当奇特，但对叫乌鸦的少年来说这些怎么都无所谓。这正是他寻找的对象，打扮如何全然不在话下。

听得突如其来的振翅声，男子睁开眼睛，往落在旁边大树枝上的叫乌鸦的少年看去。“喂！”他以爽朗的声音招呼少年。

叫乌鸦的少年毫不理会，仍蹲在树枝上一眨不眨地冷冷盯视着男子的动静，只是不时歪一下脑袋。

“晓得你的。”男子说着，伸出一只手轻轻拿起礼帽，旋即戴回，“估计你差不多该来了。”

男子咳嗽一声，皱起眉头往地面吐了一口，用鞋底喀哧喀哧蹭几下。

“正赶上我休息时候，没人说话多少有点儿无聊。如何？不下来一会儿？两人坐在一起聊聊嘛！看见你是第一次，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缘分吧。”男子说。

叫乌鸦的少年双唇紧闭，翅膀也紧紧贴在身上。

礼帽男子微微摇头。

“是么，原来如此，你开不得口。也罢。那么就让我一个人说好了，作为我怎么都没关系。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往下要干什么。就是说，你不想让我再往前去吧？对不对？这点儿事我也知道的，猜得出。你不希望我继续前进。而作为我当然不想就此止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再没有第二回的机会，不能坐失良机，所谓千载一遇指的就是这个。”

他用手心“啪”一声打在登山靴的踝骨部位。

“从结论上说，你阻挡不了我的脚步，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比如我可以在这里吹几声笛子，那一来你就再也不能朝我靠近，这就是我笛子的妙用。你恐怕有所不知，此笛极为特殊，和世上任何笛子都不一样。这口袋里有好几支。”

男子很小心地伸手拍了拍脚旁的帆布袋，又抬头看一眼叫乌鸦的少年停留的大树枝。

“我搜集猫魂做的笛子，被活活切割开来的生灵的魂集中起来形成的笛子。对于被活活切割的猫们我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可是作为我不能不那样做。这东西是超越世俗标准的，不讲什么善、恶、爱、恨之类。所以也才有这笛子。长期以来，制作它是我的天职，而我对这天职也的确完成得很好，算是恪尽职守。无须愧对任何人的一生。娶妻、生子、做了数量充足的笛子。所以笛子再不做了。这可是仅在你我之间仅在这里才说的话——我准备用这里收集的所有笛子做一支更大的笛子，更大更强有力的笛子，自成一统的特大级笛子。我这就要去制作这种笛子的场所。至于笛子在结果上究竟是善是恶，那不是我所决定的，当然也不是你，而取决于我制作的场所和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一如历史和气象，不带任何偏见。惟其没有偏见，我才可以自成一统。”

他摘下帽子，用掌心抚摸了一会儿毛发稀薄的头顶。然后戴回，用手指迅速拉正帽檐。

“一吹这笛子就能一忽儿把你赶跑，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可能的话现在我还不想吹，毕竟吹这笛子是需要付出一定力气的，作为我不想白费力，要尽可能为将来养精蓄锐。况且，吹也好不吹也好，反正你使出浑身解数也休想阻止我的行动。无论谁怎么说，那都是再明白不过的。”

男子又假咳一声，隔着运动服摸了几下开始凸起的腹部。

“我说，知道limbo(1)是什么吧？limbo是横在生死之间的分界点，是冷清清暗幽幽的地方，而我现在就在那里。我死了，自愿地死了。但我还没进入下一世界。就是说，我是移行的灵魂。移行的灵魂没有形体，我现在这样子不过是临时显形，所以你不可能伤害现在的我。明白？即便我血流如注，那也并非真正的血。即便我痛苦不堪，那也不是真正的痛苦。能抹杀现在的我的，惟有具有相应资格之人。遗憾的是你不具有那个资格。不管怎么说你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幻影。无论以怎样固执的偏见也无法将我抹杀。”

男子对叫乌鸦的少年微微一笑。

“如何，不试试？”

这句话就像一个信号，引得叫乌鸦的少年大大地张开双翅，一跺脚离开树枝向男子径直扑来，简直令人猝不及防。他把两脚蹬在男子胸口，猛然回头如挥舞尖头镐一般将锋利的嘴尖朝对方右眼狠狠啄去，与此同时，漆黑的翅膀在空中啪哒啪哒发出很大的响声。男子毫不抵抗，任其啄去，手臂、手指都不动一下，甚至喊叫声也没有。不仅不喊叫，反倒出声地笑了起来。帽子掉在地上，眼珠倏忽间裂开，从眼窝里冒出。叫乌鸦的少年仍一个劲儿啄其双目。眼睛所在的部位成了空洞之后，转而啄其面部，不管哪个部位都拼命啄击不止。眨眼之间，男子的脸面伤痕累累，到处流血。脸一片血红，皮肤裂开，血沫四溅，成了一个普通的肉团。接着，叫乌鸦的少年又毫不留情地啄其头发稀薄部位。然而男子依然笑个不停，似乎好笑得不得了。叫乌鸦的少年越是猛烈啄击，他的笑声越大。

男子失去眼球的空眼窝一刻也没从叫乌鸦的少年身上移开，趁笑声间断时呛住似的说道：“喏喏，所以不是跟你说了么，不要惹我笑成这样好不好？任凭你用多大力气都伤不了我半根毫毛，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你不过是一片薄薄的幻影，不过是没人理睬的回声罢了！干什么都是徒劳。怎么还不开窍？”

叫乌鸦的少年这回把尖嘴啄进对方讲话的嘴里。一对大翅膀仍然急剧地扑棱着，好几根黑亮黑亮的羽毛脱落下来，如魂灵的残片在空中盘旋。叫乌鸦的少年啄裂男子的舌头，啄出洞来，拼出全身力气用嘴尖把它拖到外面。舌头极粗极长，拖出喉咙后仍像软体动物一样叽里咕噜爬来滚去，聚敛着黑暗的话语。没了舌头的男子到底笑不出了，连呼吸都好像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声地捧腹大笑。叫乌鸦的少年细听其不成声的笑声。不吉祥的空洞的笑声如掠过远方沙漠的风一般永无止息，未尝不像是另一世界传来的笛声。

(1)　葡萄牙语，意为地狱的边缘（善良的非基督徒的灵魂归宿处）。或译“灵薄狱”。

第47章

天亮不久就醒来了。用电热水瓶烧水泡茶，坐在窗前椅子上往外面观望。街上仍空无人影，什么声响也听不到，甚至鸟们都没动静。由于四面围着高山，因此天亮得晚而黑得早，现在只有东山头那里隐约发亮。去卧室拿起枕边手表确认时间，手表已经停了，电子表的显示屏已经消失。胡乱按了几个按钮，完全没有反应。电池本不到没电期限，入睡时手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把手表放回桌面，用右手在平时戴表的左手腕上搓了几下。在这个场所时间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眼望鸟都不见一只的窗外风景的时间里，心想应该看一本书了。什么书都可以，只要印着字、形式是书即可。很想拿在手上翻动书页，眼睛追逐上面排列的字迹。然而一本书也没有。不仅书，字本身这里都像压根儿不存在。我再次四下打量房间，但目力所及，字写的东西一样也没发现。

我打开卧室的柜，查看里面的衣服。衣服叠得见棱见线放在抽屉里。哪一件都不是新衣服，颜色褪了，大概不知洗过多少次，洗得软软的，但显得十分整洁。圆领衫和内衣。袜子。有领棉布衬衫。同是棉布做的长裤。哪一件基本上——即使不算正合身——都是我穿的尺寸。全部不带花纹，无一不是素色，就好像在说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带花纹的衣服。粗看之下，哪件衣服都没有厂家标签，什么字也没写。我脱掉一直穿着的有汗味儿的T恤，把抽屉里的灰T恤换在身上。T恤有一股阳光味儿和肥皂味儿。

没过多久——不知多久——少女来了。她轻轻敲门，没等应声就打开了门。门上没有类似锁的东西。她肩上仍挎一个大帆布包，身后的天空已经大亮。

少女和昨天一样站在厨房里，用黑色的小平底锅煎鸡蛋。把蛋打在油已加热的锅里，锅旋即“吱——”一声发出令人惬意的声响，新鲜的鸡蛋香味儿满房间飘荡开来。接着她用老影片中出现的那种款式粗笨的电烤箱烤面包片。她身穿和昨晚一样的淡蓝色连衣裙，头发同样用发卡向后拢起。肌肤光洁漂亮，两只瓷器一般的细嫩手臂在晨光下闪闪生辉。小蜜蜂从敞开的窗口飞来，意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完美。她把食物端上餐桌，立即坐在旁边椅子上从侧面看我吃饭。我吃放有蔬菜的煎蛋，涂上黄油吃新鲜面包，喝香味茶。而她自己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一如昨晚。

“进到这里的人们都自己做饭吧？”我问她，“你倒是这么为我做饭。”

“有人自己做，也有人让别人做。”少女说，“不过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不太吃东西。”

“不太吃？”

她点头：“偶尔吃一点点。偶尔想吃的时候吃。”

“就是说，别人不像我现在这样吃东西？”

“你能坚持整整一天不吃？”

我摇头。

“这里的人整整一天不吃也不觉得有多么痛苦，实际上经常忘记吃喝，有时一连好几天。”

“可我还没适应这里，一定程度上非吃不可。”

“或许。”她说，“所以才由我做东西给你吃。”

我看她的脸：“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适应这个场所呢？”

“多长时间？”她重复一遍，随即缓缓摇头，“那不晓得。不是时间问题，与时间的量无关。那个时候一到你就适应了。”

今天我们隔桌交谈。她双手置于桌上，手背朝上整齐地并拢。没有谜的切切实实的十根手指作为现实物存在于此。我迎面对着她，注视着她眼睫毛微妙的眨动，计算她眨眼的次数，留意她额发轻微的摇颤。我的眼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那个时候？”

她说：“你不会割舍或抛弃什么。我们不是抛弃那个，只是吞进自己内部。”

“我把它吞进自己内部？”

“是的。”

“那么，”我问，“我把它吞进去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发生呢？”

少女稍稍歪头思考。歪得甚是自然，笔直的额发随之微微倾斜。

“大约你将彻底成其为你。”她说。

“就是说，我现在还不彻底是我喽？”

“你现在也完完全全是你，”说着，她略一沉吟，“但我所说的和这个多少有所不同。用语言倒是很难解释清楚。”

“不实际成为就不会真正明白？”

她点头。

看她看得累了，我闭起眼睛，又马上睁开，为了确认她是否仍在那里。

“大家在这里过集体生活？”

她又思索片刻。“是啊，大家在这个场所一起生活，确实共同使用几样东西，例如淋浴室、发电站、交易所。这方面大概有几条所谓规定什么的，但那没有多复杂，不一一动脑筋想也会明白，不一一诉诸语言也能传达。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要教你的——什么这个这样做啦那个一定那样啦，最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融入这里，只要这样做，就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

“把自己融入？”

“就是说你在森林里的时候你就浑然成为森林的一部分，你在雨中时就彻底成为雨的一部分，你置身于清晨之中就完全是清晨的一部分，你在我面前你就成了我的一部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你在我面前时你就浑然一体地成为我的一部分？”

“不错。”

“那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所谓你既完完全全是你又彻头彻尾成为我的一部分……”

她笔直地看着我，摸了一下发卡：“我既是我又彻头彻尾成为你的一部分是极为顺理成章的事，一旦习惯了简单得很，就像在天上飞。”

“你在天上飞？”

“比如么。”她微微一笑。其中没有深意，没有暗示，纯属微笑本身。“在天上飞是怎么回事，不实际飞一飞是不会真正明白的，对吧？一回事。”

“反正是自然而然的、想都不用想的事喽？”

她点头：“是的，那是非常自然、温和、安谧、想都无须想的事。浑融无间。”

“嗳，我莫不是问太多了？”

“哪儿的话，一点儿不多。”她说，“若能解释得贴切些就好了。”

“你可有记忆？”

她再次摇头，再次把手放在桌面上，这回手心朝上。她略看一眼手心，但眼睛里没现出明显的表情。

“我没有记忆。在时间不重要的地方，记忆也是不重要的。当然关于昨晚的记忆是有的。我来这里为你做炖菜，你吃得一点儿不剩，对吧？再前一天的事也多少记得。但再往前的事就依稀了。时间已融入我体内，没办法区分这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

“记忆在这里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

她莞尔一笑：“是的，记忆在这里谈不上有多重要。记忆由图书馆负责，跟我们无关。”

少女回去后，我去窗前抬手对着早晨的阳光。手影落在窗台上，五根手指历历可见。蜜蜂不再飞来飞去，而是落在窗玻璃上静静歇息。看上去蜜蜂和我同样在认真思索着什么。

日过中天时分，她来到我的住处。但不是作为少女佐伯来的。她轻轻敲门，把入口处的门打开。一瞬间我没办法把少女和她区别开来，就好像事物由于光照的些微变化或风力风速的少许改变而一下子变成另一样子，感觉上她一忽儿成为少女，又一忽儿变回佐伯。但实际并非那样。站在我面前的终究是佐伯，不是其他任何人。

“你好！”佐伯的语声十分自然，一如在图书馆走廊擦身而过之时。她上身穿藏青色长袖衫，下面同是藏青色的及膝半身裙，一条细细的银项链，耳朵上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看惯了的装束。她的高跟鞋咯噔咯噔踩在檐廊上，发出短促而干脆的声音，那声音含有少许与场合不符的回声。

佐伯站在门口，保持一定距离看着我，仿佛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我。但那当然是真的我，如同她是真的佐伯。

“不进来喝茶？”我说。

“谢谢！”说着，佐伯终于下定决心似的迈进房间。

我去厨房打开电热水瓶开关烧水，同时调整呼吸。佐伯坐在餐桌旁边的椅子上——刚才少女坐过的那把椅子。

“这么坐起来，简直和在图书馆里一样。”

“是啊，”我赞同，“只是没有咖啡，没有大岛。”

“只是一本书也没有，而且。”

我做了两个香味茶，倒进杯子拿去餐桌。我们隔桌对坐。鸟叫声从打开的窗口传来。蜜蜂仍在玻璃窗上安睡。

先开口的是佐伯：“今天到这里来，说实话很不容易，可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你和你聊聊。”

我点头：“谢谢你来看我。”

她唇角浮现出一如往日的微笑。“那本来是我必须对你说的。”她说。那微笑同少女的微笑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佐伯的微笑多少带有深度，这微乎其微的差异让我心旌摇颤。

佐伯用手心捧似的拿着杯子。我注视着她耳朵上小巧玲珑的白珍珠耳环。她考虑了一小会儿，比平时花的时间要多。

“我把记忆全部烧掉了。”她缓缓地斟酌词句，“一切化为青烟消失在天空。所以我对种种事情的记忆保持不了多久——各种各样的事，所有的事，也包括你。因此想尽快见到你，趁我的心还记得许多事的时候。”

我歪起脖子看窗玻璃上的蜜蜂，黑色的蜂影变成一个点孤零零地落在窗台上。

“首先比什么都要紧的是，”佐伯声音沉静地说，“趁还来得及离开这里。穿过森林离开，返回原来的生活。入口很快就要关上。你要保证这么做。”

我摇头道：“嗳，佐伯女士，你还不清楚，哪里都没有我可以返回的世界。生来至今，我从不记得真正被谁爱过被谁需求过，也不晓得除了自己能依靠什么人。你所说的‘原来的生活’，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你还是要返回才行。”

“即使那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没有一个人希望我留在那里？”

“不是那样的。”她说，“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留在那里。”

“但你不在那里，是吧？”

佐伯俯视着两手拢住的茶杯：“是啊，遗憾的是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那么你对返回那里的我到底希求什么呢？”

“我希求于你的事只有一项，”说着，佐伯扬起脸笔直地盯住我的眼睛，“希望你记住我。只要有你记住我，被其他所有人忘掉都无所谓。”

沉默降临到我们中间。深深的沉默。一个疑问在我胸间膨胀，膨胀得堵塞我的喉咙，让我呼吸困难，但我终于将其咽了回去。

“记忆就那么重要么？”我问起别的来。

“要看情况。”她轻轻闭起眼睛，“在某些情况下它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你自己把它烧掉了。”

“因为对我已没有用处了。”佐伯手背朝上把双手置于桌面，一如少女的动作，“嗳，田村君，求你件事——把那幅画带走。”

“图书馆我房间里挂的那幅海边的画？”

佐伯点头：“是的。《海边的卡夫卡》。希望你把那幅画带走，哪里都没关系，你去哪里就带去哪里。”

“那幅画不归谁所有吗？”

她摇头道：“那是我的东西，他去东京上学时送给我的。自那以来那幅画我从未离身，走到哪里都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只是在甲村图书馆工作后才临时送回那个房间，送回原来的场所。我给大岛写了封信放在图书馆我的写字台抽屉里，信上交代我把这幅画转让给你。那幅画本来就是你的。”

“我的？”

她点头：“因为你在那里。而且我坐在旁边看你。很久很久以前，在海边，天上飘浮着雪白雪白的云絮，季节总是夏季。”

我闭目合眼。我置身于夏日海边，歪在帆布椅上。我的皮肤可以感觉出粗粗拉拉的帆布质地，可以把海潮的清香深深吸入肺腑。即使闭上眼睛阳光也闪闪耀眼。涛声传来。涛声像被时间摇晃着，时远时近。有人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画我的像。旁边坐着身穿淡蓝色半袖连衣裙的少女，往这边看着。她戴一顶有白色蝴蝶结的草帽，手里抓一把沙子。笔直下泻的头发，修长有力的手指。弹钢琴的手指。两只手臂在太阳光下宛如瓷器一般泛着光泽。闭成一条线的嘴唇两端漾出自然的笑意。我爱她，她爱我。

这是记忆。

“那幅画请你一直带在身边。”佐伯说。

她起身走到窗前，眼望窗外。太阳刚刚移过中天。蜜蜂还在睡。佐伯扬起右手，手遮凉棚眺望远处，之后回头看我。

“该动身了。”她说。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她的耳朵碰在我的脖颈上。耳轮硬硬的感触。我把两只手掌放在她背部，努力读取那里的符号。她的头发拂掠我的脸颊。她的双手把我紧紧抱住，指尖扣进我的脊背。那是抓在时间墙壁上的手指。海潮的清香。拍岸的涛音。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在遥远的地方。

“你是我的母亲吗？”我终于问道。

“答案你应该早已知晓。”佐伯说。

我是知晓答案，但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能把它诉诸语言。倘诉诸语言，答案必定失去意义。

“我在久远的往昔扔掉了不该扔的东西。”她说，“扔掉了我比什么都珍爱的东西。我害怕迟早会失去，所以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扔掉。我想，与其被夺走或由于偶然原因消失，还不如自行扔掉为好。当然那里边也有不可能减却的愤怒。然而那是错误的，那是我绝对不可扔掉的东西。”

我默然。

“于是你被不该抛弃你的人抛弃了。”佐伯说，“嗳，田村君，你能原谅我么？”

“我有原谅你的资格吗？”

她冲着我的肩膀一再点头。“假如愤怒和恐惧不阻碍你的话。”

“佐伯女士，如果我有那样的资格，我就原谅你。”我说。

妈妈！我说，我原谅你。你心中冰冻的什么发出声响。

佐伯默默放开我。她解开拢发的发卡，毫不犹豫地将锋利的尖端刺入右腕的内侧，强有力地。接着她用右手使劲按住旁边的静脉。伤口很快淌出血来，最初一滴落在地板时声音大得令人意外。接着，她一言不发地把那只胳膊朝我伸来，又一滴血落在地板上。我弓身吻住不大的伤口。我的舌头舔她的血，闭目品尝血的滋味。我把吸出的血含在口中缓缓咽下。我在喉咙深处接受她的血。血被我干渴的心肌静悄悄地吸入，这时我才晓得自己是何等的渴求她的心。我的心位于极远的世界，而同时我的身体又站在这里，同活灵无异。我甚至想就这样把她所有的血吸干，可是我不能那样。我把嘴唇从她手臂上移开，看着她的脸。

“再见，田村卡夫卡君。”佐伯说，“回到原来的场所，继续活下去。”

“佐伯女士，”

“什么？”

“我不清楚活着的意义。”

她把手从我身上拿开，抬头看我，伸手把手指按在我嘴唇上。“看画！”她静静地说，“像我过去那样看画，经常看。”

她离去了。她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去外面。我立于窗前目送她的背影。她步履匆匆地消失在一座建筑物的背后，我依然手扶窗台久久地注视着她消失的地方。说不定她会想起忘说了什么而折身回来。然而佐伯没有返回。这里惟有“不在”这一形式如凹坑一般剩留下来。

一直睡着的蜜蜂醒来，围着我飞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似的从敞开的窗口飞了出去。太阳继续照着。我回到餐桌前，坐在椅子上。桌上她的杯子里还剩有一点点香味茶，我没有碰，让它原样放在那里。杯子看上去仿佛已然失去的记忆的隐喻。

脱去新换的T恤，穿回原来有汗味儿的T恤。拿起已经死掉的手表戴到左腕，把大岛给的帽子帽檐朝后扣到脑袋上，戴上天蓝色太阳镜，穿上长袖衫，进厨房接一杯自来水一饮而尽。把杯子放进洗涤槽，回头打量一圈房间，那里有餐桌，有椅子，那是少女坐过的椅子——佐伯坐过的椅子。餐桌上有茶没喝完的杯子。我闭上眼睛做一次深呼吸。答案你应该早已知晓，佐伯说。

打开门走出。关门。下檐廊阶梯。地面上清晰地印出我的身影，好像紧贴在脚下。太阳还高。

森林入口处，两个士兵背靠着树干在等我。看见我，他们也什么都没问，似乎早已知道我在想什么。两人依然斜挎步枪。高个儿士兵嘴里叼着一棵草。

“入口还开着。”高个儿叼着草说，“至少刚才看的时候还开着。”

“用来时的速度前进不要紧吧？”壮个儿说，“跟得上？”

“不要紧，跟得上。”

“万一到那里入口已经关上，想必你也不好办。”高个儿说。

“那可就白跑一趟了。”另一个说。

“是的。”我说。

“对离开这里没什么可犹豫的？”高个儿问。

“没有。”

“那就抓紧吧！”

“最好不要回头！”壮个儿士兵说。

“嗯，不回头好。”高个儿士兵接上一句。

于是我们重新走进森林。

爬坡时我还是一晃儿回了一次头。士兵们说最好不要回头，但不能不回。那是能够眺望小镇的最后地点，这里一过，就要被树墙挡住，那个世界势必永远从我眼前消失。

街上仍空无人影。一条漂亮的小河从盆地里流过。沿街排列着不大的建筑物，等距离排开的电线杆的浓重影子投在地面上。一瞬间我僵住了，心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返回那里。起码应该在那里待到傍晚。傍晚时分，提着帆布包的少女将来到我的房间。只要我需要，她就出现在那里。我胸口骤然发热，强大的磁力把我向后拉去，脚如灌铅一样动弹不得。过了这里就休想见到她了。我站住不动。我不再理会时间的脚步。我要向走在前头的两个士兵的后背打招呼：我不回去了，我还是留下来。但我没有说出声。语言已失去生命。

我夹在空白与空白之间，分不出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甚至自己希求什么都浑浑噩噩。我独自站在呼啸而来的沙尘暴中，自己伸出的指尖都已看不见。我哪里也去不成，碎骨般的白沙将我重重包围。但佐伯不知从哪里向我开口了。“你还是要返回才行。”佐伯斩钉截铁地说，“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在那里。”

定身法解除，我重新合为一体，热血返回我的全身。那是她给我的血，是她最后的血。下一瞬间我转身向前，朝两个士兵追去。拐弯之后，山洼中的小世界从视野里消失，消失在梦与梦之间。往下我集中注意力在森林中穿行，注意不迷路、不偏离路。这比什么都重要。

入口仍开着，到傍晚还有时间。我向两个士兵道谢。他们放下枪，和上次一样坐在平坦的大石头上。高个儿士兵把一棵草叼在嘴上。两人一口粗气也不喘。

“刺刀的用法别忘了。”高个儿说，“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但不光是这样。”壮个儿说。

“当然，”高个儿清了下嗓子，“我们只谈黑暗面。”

“而且善恶的判断十分困难。”壮个儿士兵说。

“可那是回避不了的。”高个儿接口道。

“或许。”壮个儿说。

“还有一点，”高个儿说，“离开这里后，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不可再次回头。”

“这点非常要紧。”壮个儿强调。

“刚才好歹挺过来了，”高个儿说，“但这次就要动真格的。路上不要回头。”

“绝对不要。”壮个儿叮嘱道。

“明白了。”我说。

我再次致谢，向两人告别：“再见！”

他们站起来并齐脚跟敬礼。我不会再见到他们了，我清楚，他们也清楚。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同士兵们分手后我一个人是怎样走回大岛的小屋的，我几乎记不得了，似乎穿越森林时我一直在想别的什么事。但我没有迷路，只依稀记得发现了去时扔在路旁的尼龙袋，几乎条件反射地拾在手里，并同样拾起了指南针、柴刀和喷漆罐。也记得我留在路旁树干上的黄色标记，看上去像大飞蛾粘在那里的羽片。

我站在小屋前的广场上仰望天空。回过神时，我的周围已活生生地充溢着大自然的交响曲：鸟的鸣叫声，小河流水声，风吹树叶声——都是很轻微的声音。简直像耳塞因为什么突然掉出来似的，那些声音充满着令人惊奇的生机，亲切地传到我的耳里。所有声音交融互汇，却又可以真切地分辨每一音节。我看一眼左腕上的手表。手表不知何时已开始显示，绿色表盘浮现出阿拉伯数字，若无其事地频频变化。4∶16——现在的时刻。

走进小屋，衣服没换就上床躺下。穿过茂密的森林之后，身体是那样的渴求休息。我仰卧着闭起眼睛。一只蜜蜂在窗玻璃上歇息。少女的双臂在晨光中如瓷器般闪闪生辉。“比如么，”她说。

“看画！”佐伯说，“像我过去那样。”

雪白的沙子从少女纤细的指间滑落。海浪轻轻四溅的声音传来了。腾起，下落，溅开。腾起，下落，溅开。我的意识被昏暗的走廊般的场所吸了进去。

第48章

“乱套了！”星野重复一句。

“没什么可乱套的嘛，星野君。”黑猫不无吃力地说。猫的脸很大，看样子岁数不小。“你一个人挺无聊的吧？一整天和石头说话。”

“你怎么会讲人话呢？”

“我可没讲什么人话！”

“把我搞糊涂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能这样交谈呢——猫和人之间？”

“我们是站在世界的分界线上讲共通的语言，事情简单得很。”

星野沉思起来。“世界的分界线？共通的语言？”

“要糊涂你就糊涂着吧，解释起来话长。”说着，猫短促地晃了几下尾巴，似乎对啰嗦事表示鄙视。

“我说，你莫不是上校山德士？”星野问。

“上校山德士？”猫显得不耐烦，“那家伙谁晓得！我就是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普通的市井猫。”

“有名字？”

“名字总是有的。”

“什么名字？”

“土罗。”

“土罗？”星野问，“寿司用的土罗(1)？”

“正是。”猫说，“说实话，是附近一家寿司店饲养的。也养狗，狗名叫铁火(2)。”

“那，你土罗君可知道我的名字！”

“你大名鼎鼎，星野君嘛！”黑猫土罗说罢，终于笑了一瞬间。第一次看见猫笑。但那笑稍纵即逝，猫又恢复到原来无可形容的神情。“猫无所不知，中田君昨天死掉也好，那里有块不寻常的石头也好。大凡这一带发生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毕竟活得年头多。”

“嗬！”星野钦佩起来，“喂喂，站着说话累，不进里边来，土罗君？”

猫依然趴在扶手上不动，摇头道：“不了，我在这里挺好，进去反倒心神不定。天气又好，在这里说话蛮不错的嘛。”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星野说，“怎么样，肚子不饿？吃的东西我想是有的。”

猫摇摇头：“不是我夸口，食物我应有尽有，莫如说在为如何减量而苦恼。毕竟被养在寿司店，身上胆固醇越积越多。胖了，就很难在高处上蹿下跳。”

“那么，土罗君，”星野说，“今天来这里莫非有什么事？”

“啊，”猫说，“你怕够为难的吧？一个人剩下来，又要面对那么一块麻烦的石头。”

“说的是，一点不错。正为这个焦头烂额呢。”

“若是为难，我可以助一臂之力。”

“你肯相助，作为我是求之不得。”星野说，“人们常说‘忙得连猫手都想借’。”

“问题在于石头。”说着，土罗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把飞来的苍蝇赶走，“只要归还石头，你的任务就算完成，想回哪里都可以。不是这样么？”

“嗯，是那么回事。只要把入口石关上，事情就彻底结束。中田也说来着，东西一旦打开，就得再关上。这是规定。”

“所以我来告诉你如何处理。”

“你知道如何处理？”

“当然知道。”猫说，“刚才我不是说了么，猫无所不知，和狗不同。”

“那，如何处理呢？”

“把那家伙除掉！”猫以奇妙的语声说。

“除掉？”

“是的，由你星野君把那家伙杀死。”

“那家伙是谁？”

“亲眼一看便知，知道这就是那家伙。”黑猫说，“但不亲眼看就莫名其妙。原本就不是实实在在有形体的东西，一个时候一个样。”

“是人不成？”

“不是人。只有这点可以保证。”

“那，外形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我不晓得。”土罗说，“刚才不是说了么，亲眼一看便知，不看不知道——说得一清二楚。”

星野叹了口气：“那，那家伙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你不知道也不碍事。”猫说，“解释起来非常麻烦。或者不如说，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反正那家伙现在老老实实的，正在黑暗处大气也不敢出地窥视着四周的动静，但不可能永远老实待着，迟早要出动。估计今天就差不多了。那家伙肯定从你面前通过。千载一遇的良机！”

“千载一遇？”

“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黑猫解释道，“你在这里以逸待劳，等着除掉那家伙即可。容易得很。之后随便你去哪里。”

“除掉它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吗？”

“法律我不懂。”猫说，“我终究是猫。不过那家伙不是人，跟法律应该没有关系。说千道万，总之要干掉那家伙。这点市井猫都明白。”

“可怎么干掉好呢？多大、外形什么样都不了解嘛！这样，干的方案就定不下来。”

“怎么干都行。拿锤子打、用菜刀捅、勒脖子、用火烧、张嘴咬——只管用你中意的办法，总之弄到断气就是。以横扫一切的偏见斩草除根。你不是参加过自卫队么？不是拿国民的纳税钱学过开枪么？刺刀的磨法不也学了么？你不是士兵么？如何干掉自己动脑筋好了！”

“在自卫队学的是普通战争的打法，”星野有气无力地争辩，“根本没接受过用铁榔头伏击不知大小不知外形的不是人的东西的训练。”

“那家伙想从‘入口’进到里面去。”土罗不理会星野的辩解，“但是不能进入里面，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放入。要在那家伙进入‘入口’前把它干掉，这比什么都要紧。明白？错过这次就没有下次了。”

“千年一次的机会。”

“正确。”土罗说，“当然千年一次这说法在措辞上……”

“不过么，土罗君，那家伙没准十分危险吧？”星野战战兢兢地问，“我是想把它干掉，但反过来被它干掉可就万事休矣。”

“移动时间里估计没有多大危险。”猫说，“移动终止时才有危险，危险得不得了。所以要趁它移动时干掉，给它致命一击。”

“估计？”

黑猫未予回答，眯细眼睛伸个懒腰，缓缓站起：“那么再见，星野君。一定要稳准狠地把它干掉，否则中田君死不瞑目。你喜欢中田君，是吧？”

“啊，那是个好人。”

“所以要干掉那家伙，以横扫一切的偏见斩草除根。那是中田君所希望的。而你是能为中田君做到的。你继承了资格。这以前你一直在回避人生责任，活得稀里糊涂。现在正是还账的时机。不要畏畏缩缩。我也在后面声援你！”

“让我很受鼓舞。”星野说，“那，我现在心生一念……”

“什么？”

“入口石之所以还开着没关上，说不定是为了把那家伙引出来？”

“有那个可能。”黑猫土罗一副无所谓的口气，“对了，星野君，有一点忘说了——那家伙只在夜间行动，大概夜深时分。所以你要白天把觉睡足，晚上打盹让它跑掉就麻烦了。”

黑猫轻巧地从扶手往下跳到旁边的房脊，笔直地竖起黑尾巴走开了。块头儿虽然不小，却很敏捷。星野从阳台上目送其背影，猫则一次也没回头。

“得得，”星野说，“一塌糊涂！”

猫消失后，星野先进厨房寻找能当武器的东西。里面有刀尖锋利的切生鱼片刀和状如柴刀的沉重菜刀。厨房里只有简单的烹调用具，惟独菜刀种类相当齐全。除了菜刀，还找到了沉甸甸的大号铁锤和尼龙绳，碎冰锥也有。

这种时候有支自动步枪可就解决问题了，星野边找边想。在自卫队时学过自动步枪，射击训练次次成绩不俗。当然厨房里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何况在这么幽静的住宅区打一梭子自动步枪，肯定惹出一场轰动。

他把两把菜刀、碎冰锥、铁锤和尼龙绳摆在客厅茶几上，手电筒也放了上去，然后在石头旁坐下，摸着石头。

“得得，昏天黑地！”星野对石头说，“居然要拿铁锤和菜刀同莫名其妙的东西搏斗，这像什么话嘛！而且是附近黑猫指示的！站在我星野君角度想想好了，一塌糊涂！”

石头当然没有应声。

“黑猫土罗君估计那家伙没有危险，但终究是估计。作为预测未免乐观。万一阴差阳错忽然跑出一个《侏罗纪公园》那样的家伙，我星野君可如何是好呢？不就呜呼哀哉了？”

无言。

星野拿起铁锤挥舞几下。

“不过回想起来，一切都属身不由己。说到底，从在富士川高速公路服务站让中田搭车开始，作为命运想必就已安排好了，结局必然如此。蒙在鼓里的只有我星野君一个。命运这东西真是莫名其妙。”星野说，“喂，石头君，你也这么想的吧？”

无语。

“啊，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路毕竟是我自己选的，只能奉陪到底。出来怎样一个青面獠牙的家伙自是判断不出，也罢，作为我星野君也只管竭尽全力就是。此生虽短，快活事时不时也受用了，有趣场景也经历了。据黑猫土罗的说法，这可是千年一次的机会。我星野君在此花落灯熄未尝不是造化。一切都因为中田。”

石头依然缄默无声。

星野按猫说的在沙发上打盹以备夜战。依猫之言睡午觉固然奇妙，不过实际躺倒之后足足睡了一个小时。傍晚，进厨房把冷冻咖喱海虾解冻，搁在饭上吃了。暮色降临之后，他在石旁坐下，把菜刀和铁锤放在手够得到的地方。

星野熄掉房间照明，只留一盏小台灯。他觉得这样好些。既然那家伙夜间才动，还是尽量弄暗些为好，作为我星野君也想速战速决。好咧，要动就动吧，快快决一胜负，往下我还要回名古屋宿舍给某处的一个女孩打电话呢。

星野对石头也几乎不搭话了。他缄口不语，时而觑一眼手表，无聊时就拿起菜刀和铁锤挥舞一番。他想，假如发生什么，那也要在真正的深夜。不过也有可能提前发生，作为他不可错过机会，毕竟千年一次。不能粗心大意。嘴里闲得难受了，就嚼一片苏打饼干，喝一小口矿泉水。

“喂，石头君，”子夜时分星野低声道，“这回好歹熬过十二点了，正是妖怪出动时分。关键时刻到了，咱俩可得看准，看到底发生什么！”

星野手摸石头。石头表面似乎多少增加了温度，但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他像鼓励自己似的一再用手心抚摸石头。

“你石头君也要在背后支援我哟！我星野君是多少需要那种精神支援的。”

三点刚过，从中田尸体所在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就像有什么在榻榻米上爬。可是中田那个房间没有榻榻米，地上铺着地毯。星野抬起头，细听那响动。没听错。什么响动不知道，总之中田躺的房间里显然发生了什么。心脏在胸腔里发出很大的声音。星野右手紧握寿司刀，左手拿起手电筒，铁锤插进裤腰带，从地上站起。“好咧！”他不知对谁说了一声。

他蹑手蹑脚走到中田房间门前，悄悄打开，按下手电筒开关，把光柱迅速朝中田尸体那里扫去，因为窸窸窣窣无疑是从那里传来的。手电筒光柱照出一个白白长长的物体，物体正从已死的中田口中一扭一扭蠕动着往外爬，形状让人想起黄瓜。粗细同壮男人胳膊差不多，全长不知多长，出来了大约一半。身体上像有黏液，滑溜溜地泛着白光。为了让那家伙通过，中田的嘴跟蛇口一样张得很大很大，大概下巴骨都掉了。

星野咕噜一声吞了口唾液，拿手电筒的手瑟瑟颤抖，光柱随之摇动。罢了罢了，这东西可如何干掉？看上去无手无脚无眼无鼻，滑溜溜没有抓手，怎样才能把这样的家伙弄断气呢？它到底算何种生物呢？

这家伙莫非像寄生虫一样一直躲在中田体内？还是说它类似中田的魂灵呢？不，那不至于，那不可能，星野凭直觉坚信。如此怪模怪样的家伙不可能在中田体内，这点事我也清楚。这家伙恐怕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无非想通过中田钻到入口里面，无非擅自跑来想把中田当作通道巧妙利用，而中田是不该被这样利用的。无论如何要把它干掉。如黑猫土罗所说，以横扫一切的偏见斩草除根！

他毅然决然走到中田跟前，把切生鱼片刀朝大约是白东西脑袋的部位扎去。拔出又扎。反复了不知多少次。然而几乎没有手感，简直就像咕哧一下子扎进了软乎乎的蔬菜。滑溜溜的白色表皮下面没有肉，没有骨，没有内脏，没有脑浆。一拔刀，伤口马上被黏液封住，没有血也没有体液冒出。星野想，这家伙毫无感觉！这白色活物不管星野怎么击打都满不在乎，仍然从中田口中缓慢而坚定地继续外爬。

星野把切生鱼片刀扔在地上，折回客厅拿起茶几上类似柴刀的大号菜刀返回，使出浑身力气朝那白色活物砍去。脑袋部位应声裂开。不出所料，里面什么也没有，塞的全是同表皮一样的白浆浆的东西。但他还是连砍数刀，终于将头的一部分砍掉。砍掉的部分在地板上如蛞蝓一样拧动片刻，死去似的不再动了。然而这也未能阻止其余部分继续伸展。伤口立即被黏液封住，缺少的部分又鼓出恢复原状，仍在不断外爬，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白色活物从中田口中一节节外爬，几乎全部爬出。全长将近一米，还带有尾巴。由于有尾巴，总算分出了前后。尾巴如鲵鱼又短又粗，尖端则陡然变细。没有腿。眼睛没有嘴没有鼻子没有，但毫无疑问它是有意志的东西，莫如说这家伙只有意志，星野无端地清楚这一点。这家伙只是在移动过程中因为某种原由偶然采取了这一形体。星野脊背一阵发冷。总之非把它干掉不可。

星野这回用铁锤试了试。几乎无济于事。用铁疙瘩一砸，砸的部位固然深陷，但很快被软乎乎的皮肤和黏液填满复原。他拿来小茶几，拎着茶几腿往那白物身上猛打。可是无论怎么用力都阻止不了白物的蠕动。速度绝对不快，但无疑正朝着隔壁入口石那边如笨蛇一般蠕动着爬去。

这家伙跟任何活物都不一样，星野想道，使用任何武器看来都奈何不得。没有该刺的心脏，没有该勒的脖子。到底怎么办呢？但死活不能让它爬进“入口”，因为这家伙是邪恶之物，黑猫土罗说过“一看便知”，一点不错，一看就知道不能放它活着。

星野返回客厅寻找可以当武器用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随后，目光蓦地落在脚下石头上。入口石！说不定可以用它把那家伙砸死。在淡淡的黑暗中，石头看上去比平时约略泛红。星野蹲下试着搬了搬。石头死沉死沉的，纹丝不动。

“噢，你成入口石了。”星野说，“这就是说，只要在那家伙赶来之前把你关上，那家伙就进不来了。”

星野拼出所有力气搬石，然而石头还是不动。

“搬不动啊！”星野喘着粗气对石头说，“我说石头君，看来你比上次还重，重得我胯下两个蛋蛋都快掉了。”

背后“嚓嚓”声仍在继续，白色活物正稳稳地向前推进。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来一次！”说罢，星野双手搭上石头，狠狠吸一口气，鼓满肺叶，憋住，将意识集中于一处，两手扣住石头两侧。这次再搬不起来就没有机会了。看你的了，星野君！星野对自己招呼道。胜负在此一举，决一死战！旋即他拼出浑身力气，随着吆喝声双手搬石。石头多少离开了点地面。他又一鼓劲，像撕离地面一般把石头搬起。

脑袋里一片空白。感觉上双臂肌肉似乎正一块块断开。两个蛋蛋大概早已掉落。但他还是没有放开石头。他想起中田，中田为此石的开关缩短了生命，自己无论如何要替中田把事情最后做完。继承了资格，黑猫土罗说。全身肌肉渴望供给新的血液，肺叶为造血而渴望必要的新鲜空气。然而不能呼吸。他知道自己正无限接近于死亡，虚无的深渊已在他眼前张开巨口。但星野再次集中所有能集中的力气把石头搬到胸前，终于向上举起，“砰”一声翻过来放在地上。石头震得地板摇摇晃晃，玻璃窗嘎嘎作响。重量实在惊人。星野一下子坐在那里，大口喘气。

“干得好，星野君！”稍后星野自言自语道。

入口关闭之后，那白色活物收拾起来远比预想的容易，因为出路已被堵死。白物也明白这点，它已不再前进，在房间左顾右盼寻找藏身之处，也许想返回中田口中。但它已没有足够的力气逃走了，星野迅速追上，挥舞柴刀一般的菜刀把它砍成几段，又进一步剁碎。白色碎块在地上挣扎了不一会儿脱了力动弹不得，硬硬地蜷缩起来死了。地毯被黏液粘得白光闪闪。星野把这些碎尸块用畚箕撮在一起装进垃圾袋，拿细绳扎紧，又用另一个垃圾袋套上，又用细绳扎紧，再套上一个壁橱里的厚布袋。

如此处理完毕，星野瘫痪似的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呼吸，两手瑟瑟发抖。想说句什么，却说不出。

“成功了，星野君！”过了一会儿，星野对自己说道。

攻击白色活物和翻石头时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星野担心公寓里的人会被惊醒报警。幸好什么也没发生，没有警笛响，没有敲门声。在这种地方遭遇警察可不是好玩的。

被碎尸万段装进口袋的白色东西再也不会起死回生了，这点星野也心里清楚，那家伙已无处可去。不过慎重总没有坏处，天亮时在附近海岸烧掉好了，烧成灰，完了回名古屋。

时近四点，天将破晓。该动身了。星野把替换衣服塞进自己的宽底旅行包，出于慎重，太阳镜和中日Dragons棒球帽也收入包内。最后的最后再被警察逮住可就前功尽弃了。还带了一瓶色拉油以便点火。又想起《大公三重奏》CD，也一并装进旅行包。最后走到中田躺的床头。空调仍在以最强档运转，房间里冷如冰窖。

“喂，中田，我要走了。”星野说，“对不起，我不能永远留在这里。到了车站给警察打个电话，叫他们来收老伯你的遗体。下面的事就交给和蔼可亲的警察先生好了。往后再不会相见了，我不会忘记老伯的，或者不如说想忘也不那么容易。”

空调咔嗒一声停了下来。

“我嘛，老伯，我是这样想的，”星野继续道，“往后每当遇上点儿什么，我大概都要这么想：若是中田这种时候会怎么说，若是中田这种时候会怎么做。我认为这相当重要。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田的一部分日后也将活在我的身上。说起来，我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容器，不过总比什么也不是强些吧。”

但他现在搭话的对象不过是中田的空壳。最重要的内核早已去了别的什么地方。对此星野也一清二楚。

“喂，石头君，”星野对石头也打了招呼。他抚摸石头的表面。石头又回到原先什么也不是的石头，冷冰冰粗拉拉的。

“我该走了，这就回名古屋。你也和中田老伯一样，只能委托给警察了。本该把你领回原来的神社，但我星野君记忆力不好，实在想不起神社在哪里了。是对你不起，原谅我吧，别报应我。一切都是按上校山德士说的办的。所以嘛，要报应就报应那家伙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遇见你也是有幸，石头君，对你我也是忘不掉的。”

之后，星野穿上耐克厚底轻便运动鞋，走出公寓。门也没关。右手提着自己的宽底旅行包，左手拎着装有白色活物尸体的布口袋。

“诸君，升火时间已到！”他仰望黎明时分的东方天空说道。

(1)　金枪鱼中脂肪较多的部位，常用来做寿司。

(2)　一种用生金枪鱼做的菜肴。

第49章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听到汽车引擎声越来越近，我走到门外。不久，一辆车头高耸、轮胎粗重的小型卡车出现了。四轮驱动的达特桑(1)，看上去至少半年没洗车。车厢里放有两块似乎用了很久的长形冲浪板。卡车在小屋跟前停住，引擎关掉后，四下重归寂静。车门打开，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上下来，身穿偏大的白T恤和土黄色半长裤，脚上一双鞋跟磨偏的轻便运动鞋，年龄三十光景，宽肩，晒得没有一处不黑，胡须大概三天没刮，头发长得盖住耳朵。我猜测大约是大岛那位在高知开冲浪器材店的哥哥。

“噢！”他招呼一声。

“您好！”我说。

他伸出手，我们在檐廊上握手。手很大。我猜中了，果真是大岛的哥哥。他说大家都叫他萨达(2)。他说话很慢，字斟句酌，仿佛在说时间有的是不用急。

“高松打来电话，叫我来这里接你，带你回去。”他说，“说那边有什么急事。”

“急事？”

“是的。内容我不知道。”

“对不起，劳您特意跑来。”

“那倒没有什么。”他说，“能马上收拾好？”

“五分钟就行。”

我归拢衣物塞进背囊的时间里，大岛的哥哥吹着口哨帮忙拾掇房间，关窗，拉合窗帘，检查煤气阀，整理剩余食品，简单刷洗水槽。从他的一举一动不难看出他已非常熟练，仿佛小屋是自己身体的延伸。

“我弟弟看来对你很满意。”大岛的哥哥说，“弟弟很少满意别人，性格多少有问题。”

“待我十分热情。”

萨达点头：“想热情还是可以非常热情的。”他简洁地表达看法。

我坐上卡车副驾驶席，背囊放在脚下。萨达发动引擎，挂挡，最后从车窗探出头来，从外侧再次慢慢查看小屋，之后踩下油门。

“我们兄弟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就是这座深山小屋。”萨达以熟练的手势转动方向盘沿山路下山，“两人都不时心血来潮到这小屋独自过上几天。”他推敲了一阵子自己刚才出口的语句，继续说道：“对我们兄弟来说，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场所，现在也同样。每次来这里都能得到某种力量，静静的力。我说的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

“弟弟也说你能明白。”萨达说，“不明白的人永远不明白。”

褪色的布面椅罩上粘有很多白色狗毛。狗味儿里掺杂着海潮味儿。还有冲浪板打的石蜡味儿、香烟味儿。空调的调节钮已经失灵。烟灰缸里堆满烟头。车门口袋里随手插着没带盒的卡式磁带。

“进了几次森林。”我说。

“很深地？”

“是的。”我说，“大岛倒是提醒我不要进得太深。”

“可是你进得相当深？”

“是的。”

“我也下过一次决心进得相当深。是啊，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意识集中在把着方向盘的双手上。长长的弯路一段接一段。粗轮胎把小石子挤飞到崖下。路旁时有乌鸦，车开近了它们也不躲避，像看什么珍稀玩意儿似的定定地注视着我们通过。

“见到士兵了？”萨达若无其事地问我，就像在问时间。

“两个士兵？”

“是的。”说罢，萨达瞥一眼我的侧脸，“你走到了那里？”

“嗯。”

他右手轻握方向盘，沉默良久。没有发表感想，表情也没改变。

“萨达先生，”

“嗯？”

“十年前见那士兵时做什么来着？”我问。

“我见到那两个士兵，在那里做什么了？”他把我的问话原样重复了一遍。

我点头等他回答。他从后视镜里查看后面的什么，又将视线拉回到前面。

“这话我跟谁都还没有说过，”他说，“包括弟弟——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怎么都无所谓，算是弟弟吧。弟弟对士兵的事一无所知。”

我默默点头。

“而且我想这话往后也不会对谁说了，即使对你。我想你大概往后也不会对谁讲起，即使对我。我说的意思你明白？”

“我想我明白。”

“什么原因可知道？”

“因为即使想说也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那里的东西，因为真正的答案是不能诉诸语言的。”

“是那么回事。”萨达说，“一点不错。所以，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的东西，最好完全不说。”

“即使对自己？”

“是的，即使对自己。”萨达说，“即使对自己也最好什么都不说。”

萨达把COOLMINT口香糖递给我，我抽一片放在嘴里。

“冲过浪？”他问。

“没有。”

“有机会我教你。”他说，“当然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高知海岸的波浪极好，人也不多。冲浪这东西远比外观有深意。我们通过冲浪学会顺从大自然的力量，不管它多么粗暴。”

他从T恤口袋里掏出香烟叼在嘴里，用仪表板上的打火机点燃。

“那也是用语言说不明白的事项之一，是既非Yes又非No的答案里面的一个。”说着，他眯细眼睛，向车窗外缓缓吐了口烟。“夏威夷有个叫TOILET BOWL(3)的地方，撤退的波浪和涌来的波浪在那里相撞，形成巨大的漩涡，像便盆里的水涡一样团团打转。所以，一旦被卷到那里面去，就很难浮上来。有的波浪很可能让你葬身鱼腹。总之在海里你必须老老实实随波逐流，慌慌张张手刨脚登是什么用也没有的，白白消耗体力。实际经历过一次，你就会晓得再没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不过，不克服这种恐惧是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冲浪手的。要单独同死亡相对、相知，战而胜之。在漩涡深处你会考虑各种各样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死亡交朋友，同它推心置腹。”

他在篱笆那里跳下卡车，关门上锁，又摇晃了几下大门，确认是否关好。

往下我们一直沉默着。他打开调频音乐节目开着车，但我知道他并没怎么听那东西，只是象征性地开着而已。进隧道时广播中断只剩下杂音，他也毫不介意。由于空调失灵，驶上高速公路后车窗也开着没关。

“如果想学冲浪，来我这里好了。”望见濑户内海时萨达开口了，“有空房间，随你怎么住。”

“谢谢。”我说，“迟早会去一次，什么时候倒定不下来。”

“忙？”

“有几件事必须解决，我想。”

“那在我也是有的。”萨达说，“非我乱吹。”

接下去我们又许久没有开口。他想他的问题，我想我的问题。他定定地目视前方，左手放在方向盘上，不时吸烟。他不同于大岛，不会超速，右臂肘搭在打开的车窗上，以法定速度沿着行车线悠悠行驶，只在前面有开得太慢的车时才移到超车线，有些不耐烦地踩下油门，旋即返回行车线。

“您一直冲浪？”我问。

“是啊。”他说。往下又是沉默。在我快要忘记问话时他总算给了回答：“冲浪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了，偶一为之。真正用心是在六年前，在东京一家大型广告代理店工作来着。工作无聊，辞职回这里干起了冲浪。用积蓄加上向父母借的钱开了冲浪器材店。单身一人，算是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

“想回四国的吧？”

“那也是有的。”他说，“眼前若是有海没山，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人这东西——当然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长的场所。想法和感觉大约是同地形、温度和风向连动的。你哪里出生？”

“东京。中野区野方。”

“想回中野区？”

我摇头道：“不想。”

“为什么？”

“没理由回去。”

“原来如此。”他说。

“和地形、风向都不怎么连动，我想。”

“是吗。”

其后我们再度沉默。但对于沉默的持续，萨达似乎丝毫不以为意，我也不太介意。我什么也不想，呆呆地听广播里的音乐。他总是眼望道路的前方。我们在终点驶下高速公路，向北进入高松市内。

到甲村图书馆是下午快一点的时候。萨达让我在图书馆前下来，自己不下车，不关引擎，直接回高知。

“谢谢！”

“改日再见。”他说。

他从车窗伸出手轻轻一挥，粗重的轮胎发出“吱”一声开走了——返回大海的波浪，返回他自身的世界，返回他自身的问题之中。

我背着背囊跨进图书馆的大门，嗅一口修剪整齐的庭园草木的清香，觉得最后一次看图书馆似乎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可一想才不过四天之前。

借阅台里坐着大岛。他少见地打着领带，雪白的扣领衬衫，芥末色条纹领带，长袖挽在臂肘那里，没穿外衣。面前照例放一个咖啡杯，台面上并排放两支削好的长铅笔。

“回来了？”说着，大岛一如往日地微微一笑。

“你好！”我寒暄道。

“我哥哥送到这儿的？”

“是的。”

“不怎么说话的吧？”大岛说。

“多少说了一些。”

“那就好，算你幸运。对有的人、有的场合，一言不发的时候甚至也有。”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问，“说有急事……”

大岛点头。“有几件事必须告诉你。首先，佐伯去世了。心脏病发作。星期二下午伏在二楼房间写字台上死了，我发现的。猝死。看上去不痛苦。”

我先把背囊从肩头拿下，放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旁边一把办公椅上。

“星期二下午？”我问，“今天星期五，大概？”

“是的，今天星期五。星期二领人参观完后去世的。或许应该更早些通知你，但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我沉在椅子里，移动身体都很困难。我也好大岛也好都久久保持着沉默。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擦得黑亮黑亮的扶手，转角平台正面的彩色玻璃窗。楼梯对我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从楼梯上去可以见到佐伯，而现在则成了不具任何意义的普普通通的楼梯。她已不在那里。

“以前也说过，这大约是早已定下的事。”大岛说，“我明白，她也明白。但不用说，实际发生之后，令人十分沉重。”

大岛在此停顿良久。我觉得我应该说句什么，可话出不来。

“根据故人遗愿，葬礼一概免了。”大岛继续道，“所以静悄悄地直接火化了。遗书放在二楼房间她的写字台抽屉里，上面交代她的所有遗产捐赠给甲村图书馆。勃朗·布兰自来水笔作为纪念留给了我。留给你一幅画，那幅海边少年画。肯接受吧？”

我点头。

“画已包装好了，随时可以拿走。”

“谢谢。”我终于发出声音了。

“嗯，田村卡夫卡君，”说着，大岛拿起一支铅笔，像平时那样团团转动，“有一点想问，可以吗？”

我点头。

“关于佐伯的去世，不用我现在这么告诉——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再次点头：“我想我知道。”

“就有这样的感觉。”大岛长长地吁了口气，“不想喝水什么的？老实说，你的脸像沙漠。”

“那就麻烦你了。”喉咙的确渴得厉害，大岛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

我把大岛拿来的加冰冷水一饮而尽。脑袋深处隐隐作痛。我把喝空的玻璃杯放回台面。

“还想喝？”

我摇头。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我是不愿意返校，但初中毕竟是义务教育，不能不接受的。再忍耐几个月就能毕业，毕了业往下就随便我怎样了。”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逃也无处可逃。”

“想必。”我说。

“看来你是成长了。”

我摇头，什么也没说。

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住太阳穴。电话铃响了，他置之不理。

“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电话铃停止后他说道，“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回的感情。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但我们的脑袋里——我想应该是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间。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而我们为了解自己的心的正确状态，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也需要清扫、换空气、给花瓶换水。换言之，你势必永远活在你自身的图书馆里。”

我看着大岛手中的铅笔。这使我感到异常难过。但稍后一会儿我必须继续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至少要装出那种样子。我深深吸一口气，让空气充满肺腑，将感情的块体尽量推向深处。

“什么时候再回这里可以么？”我问。

“当然。”大岛把铅笔放回借阅台，双手在脑后合拢，从正面看我的脸，“听他们的口气，一段时间里我好像要一个人经管这座图书馆。恐怕需要一个助手。从警察或学校那里解放出来自由以后，并且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这里。这个地方也好，这个我也好，眼下哪也不去。人是需要自己所属的场所的，多多少少。”

“谢谢。”

“没什么。”

“你哥哥也说要教我冲浪。”

“那就好，哥哥中意的人不多。”他说，“毕竟是那么一种性格。”

我点头，并且微微一笑。一对难兄难弟。

“嗳，田村君，”大岛盯视着我的脸说，“也许是我的误解——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多少露出点笑容了。”

“可能。”我的确在微笑。我脸红了。

“什么时候回东京？”

“这就动身。”

“不能等到傍晚？图书馆关门后用我的车送你去车站。”

我想了想摇头道：“谢谢。不过我想还是马上离开为好。”

大岛点点头。他从里面房间拿出精心包好的画，又把《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递到我手里。

“这是我的礼物。”

“谢谢。”我说，“想最后看一次二楼佐伯的房间，不要紧的？”

“还用说。尽管看好了。”

“您也一起来好么？”

“好的。”

我们上二楼走进佐伯的房间。我站在她的写字台前，用手悄然触摸台面。我想着被台面慢慢吸入的一切，在脑海中推出佐伯脸伏在桌上的最后身姿，想起她总是背对窗口专心写东西时的形影。我总是为佐伯把咖啡端来这里，每次走进打开的门，她都抬起脸照例朝我微笑。

“佐伯女士在这里写什么了呢？”我问。

“不知道她在这里写了什么。”大岛说，“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她是心里深藏着各种各样的秘密离开这个世界的。”

深藏着各种各样的假说，我在心里补充一句。

窗开着，六月的风静静地拂动白色花边窗帘的下摆。海潮味儿微微飘来。我想起海边沙子的感触。我离开桌前，走到大岛那里紧紧抱住他的身体。大岛苗条的身体让我回想起十分撩人情怀的什么。大岛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世界是隐喻，田村卡夫卡君。”大岛在我耳边说，“但是，无论对我还是对你，惟独这座图书馆不是任何隐喻。这座图书馆永远是这座图书馆。这点无论如何我都想在我和你之间明确下来。”

“当然。”我说。

“非常solid(4)、个别的、特殊的图书馆。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我点头。

“再见，田村卡夫卡君。”

“再见，大岛。”我说，“这条领带非常别致。”

他离开我，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微笑：“一直在等你这么说。”

我背起背囊走到车站，乘电气列车到高松站，在车站售票口买去东京的票。到东京应是深夜。恐怕先要在什么地方投宿，然后再回野方的家。回到一个人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家，又要在那里落得孤身一人。没人等我归去。可是除了那里我无处可归。

用车站的公共电话打樱花的手机。她正在工作。我说只一会儿就行。她说不能说得太久。我说三言两语即可。

“这就返回东京。”我说，“眼下在高松站。只想把这个告诉你一声。”

“离家出走已经停止了？”

“我想是那样的。”

“的确，十五岁离家出走未免早了点儿。”她说，“回东京做什么呢？”

“大概要返校。”

“从长远看，那确实不坏。”

“你也要回东京吧？”

“嗯。估计要到九月份。夏天想去哪里旅行一趟。”

“在东京肯见我？”

“可以呀，当然。”她说，“能告诉你的电话号码？”

我说出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她记下。

“嗳，最近梦见了你。”她说。

“我也梦见了你。”

“噢，莫不是很黄的梦？”

“或许。”我承认，“不过终归是梦。你的梦呢？”

“我的梦可不黄。梦见你一个人在迷宫般的大房子里转来转去。你想找一个特殊房间，却怎么也找不到。而同时那房子里又有一个人转着圈找你。我叫着喊着提示你，但声音传不过去。非常可怕的梦。由于梦中一直大喊大叫，醒来疲劳得很，所以对你非常放心不下。”

“谢谢。”我说，“但那终归是梦。”

“没发生什么不妙的事？”

“不妙的事什么也没发生。”

不妙的事什么也没发生，我如此讲给自己听。

“再见，卡夫卡君。”她说，“得接着工作了。不过若是想跟我说话，随时往这里打电话。”

“再见，”我说。“姐姐！”我加上一句。

跨桥，过海，在冈山站换乘新干线，在座席上闭起眼睛，让身体适应列车的振动。脚下放着包装得结结实实的《海边的卡夫卡》画。我的脚一直在体味它的感触。

“希望你记住我。”佐伯定定直视我的眼睛，“只要有你记住我，被其他所有人忘掉都无所谓。”

有比重的时间如多义的古梦压在你身上。为了从那时间里钻出，你不断地移动。纵然去到世界边缘，你恐怕也逃不出那时间。但你还是非去世界边缘不可，因为不去世界边缘就办不成的事也是有的。

车过名古屋时下起了雨。我看着在发暗的玻璃窗上划线的雨珠。如此说来，出东京时也好像下雨来着。我想着在各种地方下的雨：下在森林中的雨，下在海面上的雨，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雨，下在图书馆上的雨，下在世界边缘的雨。

我闭目合眼，释放身体的力气，缓松紧张的肌肉，倾听列车单调的声响。一行泪水几乎毫无先兆地流淌下来，给脸颊以温暖的感触。它从眼睛里溢出，顺着脸颊淌到嘴角停住，在那里慢慢干涸。不要紧的，我对自己说，仅仅一行。我甚至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泪水，而是打在车窗上的雨的一部分。我做了正确的事情么？

“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叫乌鸦的少年说，“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像你那么好。毕竟你是现实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可是我还没弄明白活着的意义。”我说。

“看画，”他说，“听风的声音。”

我点头。

“这你能办到。”

我点头。

“最好先睡一觉。”叫乌鸦的少年说，“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不久，你睡了。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1)　日本日产公司出产的卡车。

(2)　在日语中这两个字有“潦倒”之意。

(3)　意为“便盆碗”。

(4)　意为“固体的、坚实的、实心的”。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版权信息

书名：刺杀骑士团长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姚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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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HIDANCHO-GOROSHI Vol.1 ARAWARERU IDEA-H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17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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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KISHIDANCHO-GOROSHI Vol.2 UTSUROU METAFUA-HEN

by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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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

引　言

1　假如表面似乎阴晦

2　有可能都到月球上去

3　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

4　远看，大部分事物都很美丽

5　气息奄奄，手脚冰凉

6　眼下，是无面委托人

7　无论好坏都容易记的姓氏

8　改变形式的祝福

9　互相交换各自的碎片

10　我们拨开又高又密的绿草

11　月光把那里的一切照得很漂亮

12　像那位名也没有的邮递员一样

13　眼下，那还不过是传说

14　但是，奇妙到如此地步的奇事是第一次

15　这不过是开端罢了

16　比较美好的一天

17　为什么看漏了这么关键的事

18　好奇心杀死的并不仅仅是猫

19　在我的身后看见什么了

20　存在与非存在交相混淆的瞬间

21　虽然小，但砍下去肯定出血

22　请柬还好端端活着

23　大家真的都在这个世界上

24　仅仅收集纯粹的第一手信息而已

25　真相将带给人何等深的孤独

26　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构图

27　尽管样式记得真真切切

28　弗朗茨·卡夫卡热爱坡路

29　那里边可能含有的不自然要素

30　那上面怕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

31　或者过于完美亦未可知

32　他的专业技能大受重视

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

33　差不多和喜欢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一样喜欢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34　那么说来，最近没有测过气压

35　那个场所保持原样就好了

36　根本就不谈比赛规则

37　任何事物都有光明面

38　那样子根本成不了海豚

39　以特定目的制作的假容器

40　那张脸不可能看错

41　只在我不回头看的时候

42　掉在地板上碎了，那就是鸡蛋

43　那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梦了结

44　类似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特征那样的东西

45　有什么即将发生

46　坚固的高墙让人变得无力

47　今天可是星期五？

48　西班牙人不晓得爱尔兰海湾航行方法

49　充满和它数量相同的死

50　那要求牺牲和考验

51　此其时也

52　头戴橙色尖帽的人

53　也许是拨火棍

54　永远是非常长的时间

55　那是明显违反原理的事

56　似有若干必须填埋的空白

57　我迟早要做的事

58　好像在听火星上美丽运河的故事

59　在死把两人分开之前

60　如果那个人有相当长的手

61　必须成为有勇气的聪明女孩

62　那带有深奥迷宫般的情趣

63　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64　作为恩宠的一种形态

引　言

今天从短暂的午睡中醒来时，眼前有个“无面人”。他坐在我躺着的沙发对面一把椅子上，以一对没有面孔的虚拟眼睛直呆呆盯视我。

男子是高个头，打扮同上次见时一个样。戴一顶宽檐黑色帽子，把无面的面孔遮去一半。依然身穿颜色灰暗的长风衣。

“来找你画肖像。”无面人确认我分明醒来之后，这样说道。声音低沉，缺乏起伏和温润。“你答应过我的。记得的吧？”

“记得。不过那时哪里也没有纸，没办法画你。”我说。我的声音也同样没有起伏和温润。“作为代价，我把企鹅护身符给了你。”

“啊，那个现在我带到这里来了。”

说着，他笔直地往前伸出右手。他的手非常长，手里攥着企鹅塑料玩偶，是作为护身符拴在手机上的。他把它扔在玻璃茶几上，“咚”一声轻响。

“还给你好了，你怕是需要这个的吧！这小小的企鹅会保佑你，保佑你身边的宝贝男女。只是，作为交换，我想请你画我的肖像。”

我困惑起来。“可你催也没用。我从没画过没有面孔的人的肖像。”

我的喉咙干得沙沙作响。

“听说你是个出色的肖像画家。再说，什么事都是有第一次的。”无面人说道。说罢笑了——我想是笑了——那类似笑声的什么好像从洞穴深处传来的空洞的风声。

他摘下遮掩半边面孔的黑色帽子。应该有脸的地方没有脸，那里缓缓旋转着乳白色的雾气。

我站起身，从画室拿来速写簿和软芯铅笔。然后坐在沙发上，准备画无面人的肖像。可是从哪里动笔好呢？从哪里捕捉发端好呢？我无由得知。毕竟那里有的仅仅是无。一无所有，到底该如何造型呢？何况，包含着无的乳白色雾气一刻不停地改变着形状。

“最好抓紧。”无面人说，“我不可能在这个场所停留多久。”

心脏在胸腔发出干涩的声响。没多少时间，必须抓紧。问题是我握着铅笔的手指一直静止在虚空中，无论如何也不想动，就好像从手腕到指尖彻底麻掉了。如他所说，我有几个必须保护的人。而说起我能做的，唯独绘画而已。然而我横竖画不出这个“无面人”的面孔。我无计可施，兀自瞪视那里雾气的转动。“对不起，时间到了。”无面人稍后说道，白色的河雾从无面的口中大大吐了出来。

“等等，只要再等一会儿……”

男子重新戴上黑帽，再次隐去半边面孔。“迟早再来找你一次！那时你怕也能够把我的相貌画下来了。在那之前，这个企鹅护身符先放在我这儿好了！”

无面人消失，一如雾气被突来的疾风扫荡一尽。他一瞬间消失在空中。剩下的唯有无人坐的椅子和玻璃茶几。玻璃茶几上并没有企鹅护身符留下来。

恍若一场短梦。但我清楚知道这不是梦。倘若是梦，我生存的这个世界本身就该整个化为一场梦。

或许迟早我总会画出无面的肖像。如同一个画家得以画出名为《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但是，在画出之前我需要时间。我必须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

1　假如表面似乎阴晦

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夏天，山谷深处雨一阵阵下个不停，而山谷外面大体是白云蓝天——那是海上有西南风吹来的缘故。风带来的湿乎乎的云进入山谷，顺着山坡往上爬时就让雨降了下来。房子正好建在其分界线那里，所以时不时出现这一情形：房子正面一片明朗，而后院却大雨如注。起初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但不久习惯之后，反倒以为理所当然。

周围山上低垂着时断时续的云。每当有风吹来，那样的云絮便像从前世误入此间的魂灵一样为寻觅失去的记忆而在山间飘忽不定。看上去宛如细雪的白亮亮的雨，有时也悄无声息地随风起舞。差不多总有风吹来，没有空调也能大体快意地度过夏天。

房子又小又旧，但院子相当宽敞。放手不管，院子里的绿色杂草就长得蓬蓬勃勃，里面像藏猫猫似的住着猫的一家。园艺师来割草的时候，便不知搬去了哪里。想必不再宜居的缘故。那是领着三只小猫的一只条纹母猫。神情严肃，很瘦，瘦得足以说明活着的艰辛。

房子建在山顶上。走上面朝西南的阳台，可以约略看见杂木林间闪出的海——只有洗脸盆里的水那样的面积。浩瀚太平洋的小小残片。据相识的房产中介介绍，纵使那么一点点面积，能看见海和不能看见海，地价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作为我，海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怎么都无所谓。远远看去，海的残片只能看成颜色黯然的铅块。人们何以非看海不可呢？我无法理解。对于我，莫如说更中意打量周围山上风光。山谷对面的山，表情随着季节的不同、气候的不同而栩栩如生变化多端——只消将其一天天的变化留在心底就足够有趣。

那个时候，我同妻的婚姻生活一度归零。倒是在正式离婚协议书上也签名盖章了，但后来因种种缘由，归终又重新开始婚姻生活。

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是不容易理解的。就连当事者都很难把握因果之间的关联。勉强用一句话表达前因后果，或许用得上“破镜重圆”这个惯常说法。但这两次婚姻生活（所谓前期与后期）之间，有九个多月的时间，一如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运河豁然开着一个深口。

九个多月——作为离别时间是长是短，自己难以判断。事后回顾起来，既觉得仿佛是近乎永恒的时间，又似乎相反，短得令人意外，稍纵即逝。印象每天都不一样。为了简单说明实物尺寸，时常在拍摄对象旁边放一盒香烟什么的，而在我的记忆影像旁边放置的香烟盒，却好像随着当时的心情而自行伸缩。看来，在我的记忆围墙的内侧，一如事物、事象之类变化不止，或者就好像与之对抗似的，本应一成不变的尺度也处于变化之中。

话虽这么说，并不意味我的所有记忆统统那样胡乱地为所欲为，擅自伸缩不止。我的人生基本上是平稳的、整合性的，作为大体通情达理的东西运行至今。只是，仅就这九个月来说，确乎陷入了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混乱状态。对于我，那期间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例外的、非同寻常的时间段。置身其间的我，好比在风平浪静的大海正中游泳时忽然被来历不明的巨大漩涡卷了进去的游泳选手。

回想那期间发生的事情（是的，现在我正在一边回溯距今几年前发生的一连串事项一边写这篇文章），感觉上，事物的轻重、远近及其关联性之所以往往摇摆不定而沦为不确定的东西，逻辑的顺序之所以趁我一眼照看不到的间隙而迅速前后倒置，其原因想必也在这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系统性地、按部就班地讲述下去。或许归终无功而返，可我还是打算拼命扑在自行构建的假设性尺度之上，一如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扑住偶然被潮水冲来的一截树干。

搬到这座房子后最先做的事，是买了一辆二手车。原先开的车前不久开坏了，作为废车处理了，有必要再买一辆。在地方城市，尤其独自一人住在山顶，车就成了用于日常购物的必需品。我去到小田原市郊一家丰田二手车销售中心，发现一辆分外便宜的卡罗拉旅行车。推销员说是浅灰蓝色，其实车的色调一如憔悴不堪的病人的脸。行驶距离虽然不过三万六千公里，但由于过去有事故记录，以致大幅降价。试开了一下，刹车和轮胎似乎无碍。应该不会频繁利用高速公路，所以足矣。

租房子给我的是雨田政彦。在美大和他是同班。虽然大我两岁，但对于我是少数合得来的朋友之一，大学毕业后也时不时见面。他毕业后放弃绘画，在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得知我和妻分开独自离家后暂时没有去处，就说他父亲的房子空着，问我能否以看家的形式住进去。他的父亲雨田具彦是很有名的日本画画家，在小田原郊外山中拥有兼作画室的房子，夫人去世后约十年来始终一个人在那里悠然度日。但前不久确认得了认知障碍症，于是住进伊豆高原一家高级护理机构，房子已经空几个月了。

“毕竟孤零零建在山顶上，场所很难说方便，但在安静方面百分之百有保证。对于绘画，环境再理想不过。让你分心的东西也一概没有。”雨田说。

房租几乎只是名义上的。

“谁也不住，房子就荒废了，乘虚打劫或火灾什么的也让人担心。只要有谁住进去，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若说完全白住，你怕也不释然。根据我这边情况，可能要出一个简短通告。”

我没有异议。本来我拥有的东西只够装一辆小卡车。叫我搬，明天就可搬来。

搬来这房子是在五月连休结束后。房子固然是不妨以农舍称之的西式小平房，但空间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位于不算矮的山顶上，杂木林簇拥四周。准确占地面积多大，雨田也不清楚。院子里长着高大的松树，粗壮的树枝伸向四方。这里那里点缀着庭石，石灯笼旁边长着气派的芭蕉树。

如雨田所说，安静这点毫无疑问是安静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让人分心的东西很难说完全没有。

同妻分手住在山谷的差不多八个月时间里，我同两位女性有了肉体关系。哪一位都是人妻。一位比我小，一位比我大。两人都是我教的绘画班的学生。

我抓住机会打招呼约她们（一般情况下我基本不敢。我这人怕见生人，本不习惯这样做），她们没有拒绝。为什么不晓得，对当时的我来说，把她们诱到床上是十分简单的事，也似乎合情合理。对自己教的学生进行性诱惑，这几乎没让我感到内疚，而觉得同她们具有肉体关系，就像在路上向偶然擦肩而过的人问时间一样无足为奇。

最初发生关系的，是一位二十六七岁，高个头，眼睛又黑又大的女子。乳房小，细腰，宽额头，头发漂亮，一泻而下。相比于体形，耳朵偏大。或许不能说是一般人眼中的美女，而脸型却是画家想画一画的有特征的令人兴味盎然的那一类（实际上我是画家，实际上给她画过几幅速写）。没有孩子。丈夫是私立高中历史老师，在家打老婆。情形似乎是在学校无法行使暴力，就在家里发泄相应的郁闷。但毕竟没往脸上打。把她脱光一看，身上到处是淤青和伤痕。她不愿让人瞧见，脱完衣服相互拥抱时总是关掉房间所有照明。

她对性交几乎没有兴致。那里总是湿度不够，每次进入都说痛。即使花时间慢慢爱抚甚至使用润滑剂也不见效果。痛得厉害，很难平复。因为痛而不时大声呻吟。

尽管这样，她还是想和我性交。至少不讨厌那么做。这是为什么呢？也许她是为了寻求痛感，或者为寻求快感的没有也未可知。抑或寻求以某种形式接受惩罚。人在自己的人生上面寻求的东西委实五花八门。不过她在那里不寻求的东西只有一个，那就是亲密性。

她不喜欢来我这里，或者不喜欢我去她家，所以我们时常用我的车开去多少离开些的海边情侣用的宾馆，在那里做爱。两人在家庭餐馆前宽阔的停车场碰头，大体在午后一点多进入宾馆，三点前离开。那种时候她总是戴一副大大的太阳镜，无论阴天雨天。但有一次她没赶来约会场所，教室里也没再露面——同她的短暂而几乎没有高潮的性事就此终了。和她的性爱交往，加起来也就四五次，我想。

其后发生关系的一位人妻是有着幸福家庭生活的。至少看上去过的是没有任何不满足的家庭生活。那时她四十一岁（记忆中），比我大五岁。小个头，长相端庄，衣着总那么优雅得体。每隔一天就去健身房做瑜伽，腹部全然没有赘肉。而且开一辆红色迷你库柏（MINI Cooper）。刚买的新车，晴天从很远就能看见它闪闪发光。有两个女儿，两个上的都是湘南费用不菲的私立学校。她本人也是从那所学校毕业的。丈夫经营一家公司，没问是什么公司（当然也不是很想知道）。

至于她何以没有轻易拒绝我露骨的性诱惑，缘由不得而知。也许那一时期我身上带有类似特殊磁性的东西，而把她的精神（不妨说）作为质朴的铁片吸附过来。或者同精神、磁性什么的毫无关系，而是她纯粹寻求肉体刺激而我“碰巧是位于身边的男人”亦未可知。

不管怎样，那时的我能够把对方寻求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毫不迟疑地奉献出来。最初阶段，看上去她也极为自然而然地享受同我的这种关系。就肉体领域来说（即使此外没多少可说的领域），我和她的关系委实一帆风顺。我们把这一行为坦率地、毫不做作地完成下来，那种毫不做作几乎达到抽象水准——其间我悄然意识到这点，心里多少生出诧异之念。

不料想必她中途清醒过来了吧，一个阳光钝钝的初冬清晨她打来电话，以如同朗读什么文件的声音说道：“我想往下我们最好不要见面了，见也没有出路。”或许不是原话，但意思是这样的。

的确如其所言。别说出路，实际上我们连根据地都几乎无从谈起。

美大上学时代，我大体是画抽象画的。一口说是抽象画，其范围却是很广的。关于形式和内容，我也不知怎样解释才好，总之是“不受束缚地自由描绘非具体意象的画”。曾在画展上得过几次小奖，在美术杂志也发表过。对我的画给予评价和鼓励的老师和同伴，多少也是有的。即使将来不能被寄予厚望，但作为画画人的才能还是说得过去的，我想。但我要画的油画，大多情况下需要大幅画布，要求使用大量颜料。理所当然，创作费用也高。而且自不待言，购买无名画家的大幅抽象画装饰自家墙壁的奇特人物出现的可能性也无疑近乎零。

单单画自己喜欢的画当然生活不下去。这么着，为了获得活命口粮，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接受预订画肖像画。也就是把诸如公司老总啦学会大腕啦议会议员啦地方名流啦等或可称为“社会栋梁”（粗细诚然有别）之人的形象一个个具象地画下来。这方面需求的是有厚重感和沉稳感的现实主义画风。那是足以挂在会客厅和总经理办公室墙上的绝对实用性的绘画。亦即，作为工作，我必须画同作为画家我个人所追求的完全处于对立面的画幅。就算补充说是出于无奈，那也决不至于成为艺术家性傲慢。

专门受理肖像画委托的小公司位于四谷。因了美大时代老师的私人性介绍，我在形式上成了那里的专属签约画家。固定薪水固然没有，但只要画出一定数量，维持年轻单身男人一个人活命的收入还是有的。支付西武国分寺铁路沿线的狭小公寓的租金，获取一日三餐——如果可能——时不时买一瓶廉价葡萄酒，偶尔同女友们看一次电影，便是这种程度的简朴生活。只要在确定时间段集中完成肖像画来确保某种程度的生活费，往下一段时间就一古脑儿画自己想画的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不用说，画肖像画对于我是维持生计的权宜之计，无意长此以往。

不过纯粹作为劳动来看，画所谓肖像画则是相当轻松的作业。大学时代我在搬家公司打过一阵子工，也做过便利店的店员。相比之下，画肖像画的负担，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轻得多。只要掌握了要领，接下去无非同一程序的反复罢了。没过多久，画一幅肖像画就花不了多长时间了，和用自动操纵装置开飞机没什么两样。

可是，这活计不温不火持续做不到一年之间，我意外得知自己画的肖像画似乎受到了高度评价。顾客的满意度也好得不得了。事关肖像画结果，若顾客时有抱怨，那么理所当然，就不再有任务派到自己头上。或者专属合同都会明确取消。相反，如果评价好，任务就会增多，一幅一幅的报酬也多少有所提升。肖像画世界便是如此严峻的世界。没想到，尽管我仍同新手无异，可任务还是一件件纷至沓来。报酬也算得上水涨船高。负责我的人对我的作品也表示欣赏。委托人里边甚至有人评价说“这里独辟蹊径”。

至于我画的肖像画何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我自己并无想得起来的情由。作为我，并没有投入多少热情，不过是一件接一件完成公司分配的任务罢了。老实说，自己迄今画了怎样的人物，如今一个都想不起长什么样了。话虽这么说，毕竟我是志在当画家的，一旦手握画笔面对画布，那么无论哪一种类的画，都不能画成毫无价值的画。果真那样，势必玷污自己本身的画魂，贬损自愿从事的职业。我提醒自己，纵使画不出值得自豪的作品，也不能画成足以让自己蒙羞的东西。这或许可以称为职业伦理。虽然作为我仅仅出于“不能那样做”的心理。

还有一点，画肖像画时，我自始至终贯彻自己的做法。首先，我不以实有人物为模特作画。接受委托之后，我必定同Client（肖像画要画的人物）面谈。请对方拿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两人单独面对面交谈。只是交谈。速写什么的一概免除。我一再提问，对方予以回答。例如何时何处生于怎样的家庭，送走怎样的少年时代、入读怎样的学校、做怎样的工作、自己有怎样的家庭、怎样达到现在的地位等等。日常生活和兴趣也会谈及。部分人会主动谈起自己，而且相当热心（想必是因为谁都不想听这个的吧）。预定一个小时的面谈变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候也是有的。谈完借得五六枚其本人抓拍的照片——日常生活中自然拍摄的普通抓拍照片。根据情况（不是经常性的），用自己的小型相机从几个角度拍几张面部特写。仅此而已。

“不用摆姿势老老实实坐着吗？”不少人放心不下地问我。他们从决定请人画肖像画时开始就认定无论谁都要遭遇如此情形。就是说，他们想像的是在相关电影中熟悉的场景：画家——时至今日不至于有人戴贝雷帽的吧？——以高深莫测的神情手拿画笔面对画布，模特在他面前泥塑木雕似的正襟危坐。身体动一下都不行。

“你想那样做吗？”我反问道，“当绘画模特，不习惯的人可是相当难熬的。必须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百无聊赖，肩也相当酸痛。如果你希望那样，我当然可以满足你……”

无需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画主都不希望做那样的事。他们几乎全都是年富力强的大忙人，或是退休的高龄者。如果可能，自然想免除那种无谓的苦役。

“这么见面听你讲话已经足够了。”我这么说道以让对方放心，“劳你亲自当模特也好不当也好，同作品的效果毫无关系。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负责重画就是。”

往下大约用两个星期完成肖像画（颜料干透倒是需要几个月）。我所需要的，较之眼前的本人，更是鲜明的记忆（本人的存在有时甚至帮倒忙）、作为立体姿态的记忆。只要将其原封不动移去画布即可。看来，我似乎天生充分拥有这种视觉性记忆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或许不妨称为特殊技能——对于作为职业性肖像画家的我来说，成了足够有效的武器。

在这种作业当中，一大关键是要对画主多少怀有亲爱之情。所以我要在一个小时左右的初次面谈中力争在画主身上多发现——哪怕多一个也好——可能使自己怀有共鸣的元素。其中当然也有实在难以让人怀有那种元素的人物。如果要我以后一直同此人进行个人交往，有的很可能使我打退堂鼓。不过，作为在有限场所只是临时产生关联的“来访客”，在画主身上发现一两个可爱资质，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如果再往深处窥探，任何人身上都必有某种闪烁光点的东西。假如表面似乎阴晦（阴晦的可能居多），那么就用抹布拂去。这是因为，那种心情会在作品中自然而然渗透出来。

如此一来二去之间，我不知不觉成了专门画肖像画的画家。甚至在这特殊的小世界变得小有名气。趁结婚之机，我取消了同四谷那家公司的专属合同，转而通过专做绘画生意的代理商，开始以更有利的条件接受肖像画委托。经纪人是个比我大十来岁的野心勃勃的干练人才，劝我独立做更重要的事情。自那以来，我画了许多人的肖像画（大多是财经界、政界人士。据说在那个领域都是著名人物，而我几乎谁的名字都不知道），获得了不坏的收入。不过，并不意味成了这一领域的“大家”。肖像画世界同所谓“艺术绘画”世界，其构成截然有别。同摄影家世界也不一样。专注于人物写真的摄影师获得社会好评并因此知名的诚然不在少数，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肖像画家身上。所画作品走向外部世界的例子也少而又少。既不会在美术刊物上发表，又不会点缀于画廊。不外乎挂在哪里的会客室的墙上，往下任其蒙尘被人遗忘罢了。即使有人偶尔认真观赏（估计时间多得无法打发），也不至于问起画家的姓名。

时不时觉得自己仿佛绘画界的高级娼妓。我驱使技术尽可能不负良心地圆满处理所定程序，而且能够让顾客满意。我具备这样的才能，乃是职业性高手，却又不仅仅是机械性按部就班地进行。心情也是相应投入的。收费绝不算便宜，但顾客们一一照付，毫无怨言。盖因我接受的对象都是根本不在乎所付款额的人。而且，我的手腕以“小道消息”口口相传，顾客因之不断来访。预约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但是，我自身方面不存在欲望这个东西，哪怕一星半点！

这是因为，不是我自愿当上如此类型的画家、如此类型的人的。我只是被种种样样的情由挟裹着而不觉之间不再为自己画画罢了。婚后必须考虑生计的稳定诚然是一个起因，但不仅仅如此。实际上我想我在那之前就已经对“为自己画画”不再怀有多么强烈的愿望了。婚后生活可能不过是借口而已。我已经到了很难说是年轻人的年龄，某种——类似胸中燃烧的火焰的什么——似乎正在从我身上消失，我正在一点点忘却以其热度温暖身体的感触。

对于这样的自己本身，想必早就应该在哪里当机立断，早就应该采取某种措施。而我却一步步拖延下来。比我先了断的是妻。那时我已三十六岁。

2　有可能都到月球上去

“非常对你不起，我恐怕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了。”妻以沉静的语声开口道。接下去是长时间沉默。

这是完全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通告。对方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我找不到应该出口的话语，静等她继续下文。虽然我不认为下文会柳暗花明，但当时的我除此以外别无所能。

我们隔着厨房餐桌相对而坐。三月中旬一个星期日的午后。下月中旬将迎来我们第六个结婚纪念日。那天一大早就冷雨飘零。接得她这一通告我最初采取的行动，是把脸转往窗口确认雨势。静谧安然的雨。几乎没风。然而还是带来足以一下下砭人肌肤的寒意。寒意告诉人们春天还远在天边。雨幕深处，橙色的东京塔隐约可见。空中一只飞鸟也没有。鸟们大概在哪里的屋檐下乖乖避雨。

“不问理由？”她说。

我轻轻摇头，既非Yes也不是No。不知说什么好，念头全然浮现不出，仅仅条件反射地摇头而已。

她身穿紫藤色宽领薄毛衣。白色贴身背心柔软的吊带在她凸出的锁骨旁边闪现出来，仿佛特殊菜肴使用的特殊品种意大利面。

“倒是有一点想问，”我半看不看地看着那条吊带，好歹这样说道。我的声音硬邦邦的，明显缺乏温润和前瞻性。

“如果我能回答。”

“那可意味责任在我？”

她就此思索片刻。而后像久久潜入水中的人那样把脸探出水面，缓缓地大口呼吸。

“直接性的没有，我想。”

“直接性的没有？”

“我想没有。”

我测试她话语微妙的音调，一如把鸡蛋放在手心确认其重量。

“就是说间接性的有？”

妻没有回答我的提问。

“几天前快亮天的时候做了个梦。”她转换话题，“一个活生生的梦，现实和梦境的界线都快分不清了。睁眼醒来时，我这么想来着，或者莫如说这么确信来着：已经再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什么梦？”

她摇摇头。“对不起，梦的内容没法在这里说。”

“梦这东西是个人的所有物？”

“有可能。”

“梦中我可出场了？”我问。

“不，你没在梦中出场。所以，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你也没有直接性责任。”

出于慎重，我把她的发言概括了一下。在不知说什么好时概括对方的发言，似乎是我的一向的嗜好（无须说，这往往让对方心焦意躁）。

“就是说，你在几天前做了一场活生生的梦。梦醒时分，确信再不能和我一起生活了。但梦的内容不能告诉我。因为梦是个人性质的东西。是这么回事吧？”

她点点头：“嗯，是那么回事。”

“可是，这等于什么也没解释。”

她把双手放在桌面上，俯视眼前的咖啡杯，仿佛里边有神签什么的浮现出来，她正在读取上面写的语句。从她眼神看来，语句相当富于象征性、多义性。

对于妻，梦总是具有莫大意义。她每每根据所做的梦决定行动或改变判断。可是，哪怕再看重梦，也不能只因做了一场活生生的梦就把长达六年的婚姻生活的重量彻底归零。

“梦当然不过是个扳机罢了，”她像看出我的心思似的说，“那个梦只是使得很多事情重新浮出水面。”

“扣动扳机，子弹出膛。”

“什么意思？”

“对于枪，扳机是关键因素，不过是扳机罢了——这一说法怕是不确切的，我觉得。”

她什么也没说，定定看着我的脸。似乎没能很好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我本身也没能很好理解。

“你在和谁交往？”我问。

她点头。

“而且和谁上床？”

“嗯，倒是觉得非常对你不起……”

和谁？多久了？想必是应该这样问下去的，但我对那种事不是很想知道，也不太想考虑。所以我再次移目窗外看持续下雨的光景。为什么对此一直浑然不觉呢？

妻说：“不过那只是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个罢了。”

我环视房间。本应是长期看惯了的房间，不料已经变为我所陌生的异乡风景。

不过一个罢了？

不过一个罢了究竟意味什么呢？我仔细思考起来。她同除我以外的某个男人上床，而那只是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个罢了。此外到底还有什么名堂？

妻说：“我几天内去别的地方，你什么也不用做。因为是必须由我承担责任的事，所以离开的当然是我。”

“离开这里后的去处已经定了？”

她没有回答。估计去处已有打算。大约早就做好种种准备才提出来的。想到这里，一种在黑暗中一脚踩空般强烈的无力感袭上身来。事情在我不知晓的地方稳步推进。

妻说：“离婚手续越快越好。如果可以，希望你予以配合。话倒像是说得自私自利……”

我不再看雨，看她的脸。并且再次感慨：即使六年时间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对她也几乎没有了解。一如一个人每天晚上都仰望空中的月亮也对月亮一无所知。

“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我开口道，“只要答应这个要求，往下悉听尊便。离婚协议书也默默盖章就是。”

“什么要求？”

“我从这里离开，而且就在今天。希望你留下来。”

“今天？”她吃惊地说。

“不是越快越好吗？”

她就此思索片刻。而后说道：“如果你愿意那样的话。”

“这是我的意愿。此外别无意愿。”

这确实是我不矫饰的心情。如果能不一个人在这三月冷雨中留在这残骸般的凄凉场所，做什么都在所不惜。

“车带走。可以的？”

也用不着问。那是一辆结婚前我从朋友手中以形同白给的价格转让来的手动挡二手车，行驶距离早已超过了十万公里。何况，反正她也没有驾驶执照。

“绘画用品和衣服什么的，必要的东西过后来取。不碍事的？”

“倒是不碍事。可是，过后是指过多长时间呢？”

“这——，不好说。”我说，我还没有考虑往后如何的意识余地。就连脚下的地面都岌岌可危。此刻站在这里都竭尽全力。

“可能不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她难以启齿似的说。

“有可能都到月球上去。”我说。

看样子她没有听清。“你说的什么？”

“什么也算不上，没什么了不得的。”

这天夜里七点之前，我把随身物品塞进大大的塑革运动包，扔进红色“标致”205两厢车的后备厢。眼下要用的替换衣服，洗漱用具，几本书，日记。登山时总是带在身上的简易露营用品。速写簿和作画用的套装铅笔。此外还要带什么？全然想不出。也罢，不够的，在哪儿买就是。我扛起运动包走出房间时，她仍然坐在厨房桌前。咖啡杯仍然放在桌面上，她仍以和刚才同样的眼神往杯里盯视。

“嗳，我也有一个请求。”她说，“这么分手了也能照样以朋友相处？”

她要表达什么呢？我理解不好。穿完鞋，肩扛运动包，一只手搭在门拉手上，我看了她一会儿。

“以朋友相处？”

她说：“如果可能的话，但愿能时不时见面说话……”

我还是把握不好她的意思。以朋友相处？时不时见面说话？见了说什么呢？简直像是出谜语。她到底想对我诉说什么？意思莫非是对我并不怀有恶劣情感？

“这——，怎么说呢……”我说，往下再也找不出词儿来。纵使站在这里思考一个星期，怕也找不出词儿来。只好直接开门，走到门外。

至于离家时自己穿的什么衣服，根本没放在心上。即便睡衣外面披着浴袍，想必自己也无动于衷。后来在高速公路服务站的卫生间站在穿衣镜前才得以明白，我的行头是：工作用的毛衣、花哨的橙色羽绒服、蓝牛仔裤、工装靴，头上戴一顶旧绒帽。到处开线的绿色圆领毛衣上印有白色颜料遗痕。穿的东西里面，唯有蓝牛仔裤是新的，其鲜艳的蓝色格外显眼。整体上诚然相当杂乱，但并不至于异常。后悔的，至多是忘了围巾。

把车从公寓地下停车场里开出时，三月的冷雨依然无声无息下个不停。“标致”的雨刷发出老人干咳般的声音。

去哪里好呢？心里全然没着落。于是漫无目标地沿着都内(1)道路随心所欲跑了一阵子。从西麻布十字路口沿外苑西街朝青山开去，由青山三丁目右拐驶往赤坂，拐来拐去之间，最后到四谷。继而开进闪入眼帘的加油站，加了满满一箱。油压和气压也顺便请加油站检查了，还加了玻璃水。往下很可能跑长途，跑去月球也未可知。

用信用卡付了款，再次上路。下雨的周日夜晚，路面空旷。打开FM广播，无聊的闲扯太多了，人们的语声太刺耳了。CD播放器有雪儿·克罗(2)最初的专辑。我听了三四首，然后关掉。

回过神时，已经跑上目白大街。往哪个方向跑呢？判断很花时间。不久，得知是从早稻田朝练马方向跑去。沉默让人难耐，于是重新打开CD播放器，听了几首雪儿·克罗。而后再次关掉。沉默过于安静，音乐过于吵闹。但还是沉默好些。传来耳畔的，只有雨刷老化的橡胶发出的沙哑声、车轮碾过雨淋湿的路面持续不断的“咻咻”声。

如此沉默当中，我想像妻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的光景。

这点儿事，我想本该早些察觉才是。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做爱了。即使我主动，她也找种种理由拒绝。不，在那之前她就有一段时间对性行为没有兴致了。也罢，那种时期我想也是有的。日复一日的工作忙累了，再说也有身体问题。可是不用说，她同别的男人上床来着。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检索记忆。大概四五个月前吧，也就那样。距今四五个月前，也就是十月或十一月。

问题是去年十月或十一月发生什么了呢？我完全想不起来。这么说来，就连昨天发生什么都几乎无从想起。

为了不看漏信号灯，我一边注意不要同前车的刹车灯离得太近，一边持续思考去年秋天发生的事。精神太集中了，以致脑芯都有些发热。为了配合交通流势，我的右手下意识地换挡。左脚随之踩下离合器踏板。再没有比这时候更让我觉得开手动挡车难能可贵的了。除了就妻的性事思来想去，还必须熟练使用手脚——若干物理性作业施加在自己身上。

十月和十一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秋日黄昏。一张大床。哪里一个男人脱去妻的衣服——如此光景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想起她的白色贴身背心的吊带，想那下面粉红色的乳头。本来不情愿一一想这东西，问题是一旦启动，就怎么也切不断想像的链条。我叹息一声，把车停进眼睛看到的高速公路停车场。我打开驾驶位车窗，大口吸入外面湿润的空气，花时间调整心脏的律动。然后下车，照样戴着编织帽，伞也不打地穿过细雨，走进餐馆，在里面卡座座位上弓身坐下。

餐馆很空。女服务生走了过来。我点了热咖啡和火腿奶酪三明治。而后喝着咖啡闭目合眼，让心情平静下来。我想方设法把妻同其他男人相互搂抱的场景从脑海中驱逐出去。而那场景偏偏不肯消失。

我去卫生间用香皂一再洗手，再次打量照在洗面台前镜子里的自己的脸。眼睛看上去比平时小，有血丝，如被饥饿慢慢夺去生命力的森林里的动物。憔悴，恓惶。我用毛巾擦手擦脸，随后用墙上的穿衣镜检查自己的装束。照在里面的，是一个身穿沾有颜料的寒酸毛衣的三十六岁疲惫的男人。

往下我要去哪里呢？我看着自身形象心想。或者莫如说要先问“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是哪里？不，更要问的是“我到底是谁”？

我一边注视镜子里的自己，一边考虑画一幅自己本身的肖像画。假如画，究竟会画成怎样的自己呢？我能对自己本身多少怀有——哪怕一点点——类似温情那样的东西吗？能从中发现某种闪烁光点——哪怕一点——的什么吗？

我没能得出结论，就那样返回座位。刚喝完咖啡，女服务生来了，我又要了一杯。我求她给我一个纸袋，把没碰过的三明治装了进去。再过一阵子肚子也会饿的。但现在什么也不想吃。

离开高速公路服务站，仍旧沿路笔直行进。不久，关越道入口指示牌闪入眼帘。直接上高速往北走好了！北方有什么固然不知晓，但我觉得反正往北比往南好些。我想去清冷洁净的场所。尤为重要的是，北也罢南也罢，总之要远离这座城市，哪怕远离一点点也好。

打开车上手套箱，里面有五六张CD。其中一张是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演奏的门德尔松的八重奏。妻喜欢听着这首音乐兜风。虽是弦乐四重奏整个编入两个的奇妙合成，但旋律优美动听。妻告诉我，曲是门德尔松才十六岁时创作的。神童！

你十六岁做什么来着？

我想起当时来了。十六岁时，我正对班上一个女孩如醉如痴。

和她交往来着？

哪里，话都几乎没有说过，只是远远看着罢了。没有打招呼的勇气。回到家画她的素描来着，画了好几幅。

过去就做差不多一样的事，妻笑道。

啊，我做的事一向差不多少。

啊，我做的事一向差不多少。我在脑袋里重复当时自己说的话。

我把雪儿·克罗的CD从播放器中取出，随后放入现代爵士四重奏的专辑。《金字塔》。我一边听着米尔特·杰克逊惬意的布鲁斯独奏，一边在高速公路径直往北开去。不时在服务区休息片刻，来一次长时间小便，连喝几杯热的黑咖啡。此外几乎整个夜晚都手握方向盘。一直沿行车道行驶，只在超越车速慢的卡车时进入超车道。居然不困。全然不困，甚至觉得困意一生都不会来访。这么着，天亮前我到了日本海。

到达新潟后，右拐沿海边北上。从山形进入秋田县，从青森县开往北海道。高速公路一概不用，慢悠悠沿普通公路行进。在所有意义上都不是急匆匆的旅行。到了夜间，找一家便宜的商务酒店或简易旅馆住进去，倒在小床上睡觉。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怎样的场所，亦无论怎样的床铺，我大体都能马上入睡。

第二天早上，从村上市(3)附近给经纪人打电话，告诉他往下一段时间没办法从事画肖像画的工作了。虽然有几幅还没画完的委托画，但作为我无论如何也不处于能工作的状态了。

“那不好办啊！毕竟已经接受了委托。”他声音僵硬地说道。

我向他道歉。“可是别无他法。好好跟对方说说好吗？就说遇上交通事故了什么的。别的画家也是有的吧？”

经纪人沉默有顷。迄今为止我从未误过交画期限。在工作方面我并非不负责任的性格这点他也一清二楚。

“往下要因故离开东京一段时间。那期间没办法工作，抱歉！”

“一段时间，多长时间？”

我回答不上来。就关掉手机，找一条合适的河流，把车停在桥上，将那小小的通讯装置从车窗甩了出去。对不起，只能请你死心塌地，只能请你认为我去月球了。

在秋田市内我顺路去银行，用ATM机提出现金，确认账户余额。我个人户头上还有一定数量的余额。信用卡还款也从那里扣除。看来还可以就这样旅行一阵子。并非每天要花多少钱。汽油钱、饭钱、商务酒店住宿钱，如此而已。

在函馆郊外一家奥特莱斯购得简易帐篷和睡袋。初春的北海道寒冷远未退去，防寒内衣也买了。如果所到之处附近有开放野营地，就在那里支帐篷睡觉——一切都是为了尽量节约开支。雪还硬硬的没有融化，夜晚寒气袭人。也是因为一直在小得透不过气来的商务酒店睡觉的关系，帐篷里面让人觉得清清爽爽自由自在。帐篷下面是坚固的大地，帐篷上面是无垠的天空，天空中闪烁着无数星辰。此外一无所有。

往下三个星期，我开着“标致”在北海道盲目地转来转去。四月到来了，但那里雪融还要等一等。尽管如此，天空的颜色还是眼看着发生变化，植物的芽苞开始绽裂。若有小小的温泉乡镇，就住进那里的旅馆，慢慢泡澡、洗头、刮须，吃较为像样的饭食。可是一上体重计，体重还是比在东京时掉了五公斤。

不看报纸，不看电视。车内音响的广播也在到达北海道后坏了调调，不久什么也听不见了。世上发生了什么，自己一无所知，也不很想知道。在苫小牧(4)一次走进投币式自动洗衣店，集中洗了脏衣服。等待洗完时间里，进入附近一家理发店理发，胡子也刮了。那时在理发店电视机上久违地目睹了NHK(5)的新闻。或者莫如说，即使闭上眼睛，播报员的声音也不由分说地进入耳朵。那里播报的一系列新闻，从头到尾都和我了不相干，总好像是别的行星上发生的事。或者仿佛某人适当捏造出来的。

唯一作为同自己有某种关联的事加以接受的，是北海道山中独自采蘑菇的七十三岁老人死于熊袭这则新闻。播报员说，从冬眠中醒来的熊，由于肚子饿得发慌，非常危险。我因为时不时睡在帐篷里，又兴之所至地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步，所以熊袭的是我也无足为奇。袭的碰巧不是我，偏巧是那位老人。但不知何故，这则新闻并没有听得我涌起对老人的同情心，也未能推想那位老人可能体验的痛楚、惊惧和震撼。或者不如说较之老人，反倒对熊产生了共鸣。不，我想恐怕不是共鸣，莫如说是接近同谋意识的东西。

我是不正常的，我一边盯视镜子中的自己一边思忖。也低低发出声来。脑袋似乎多少出了毛病。最好别这样靠近任何人，至少眼下一段时间里。

四月也到后半期的时候，寒冷也有些让我受够了。于是离开北海道，转往内地。从青森到岩手、从岩手到宫城，沿着太平洋岸边行进。伴随南下过程，季节一点点过渡到真正的春天。这期间我依然不断地思考妻，思考妻和那只现在恐怕在哪里的床上搂着她的无名手臂。本来不情愿思考这玩意儿，但此外应思考的事一件也想不出来。

最初遇见妻，是眼看就到三十岁的时候。她比我小三岁，在四谷三丁目一家小建筑事务所工作。拥有二级建筑师资格，是我当时相处的女朋友的高中同届同学。头发又直又长，妆也化得淡。总的说来长相给人以稳重印象（不久得知性格并不如印象那样稳重，此是后话）。同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不知在哪家餐馆被人介绍给我，我几乎当场就和她堕入情网。

她长相并不引人注目。说得上的欠缺诚然找不见，却也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长睫毛，细鼻梁，相对说来个头不高，长及肩胛骨的头发剪得很好看（她对头发十分在意）。厚墩墩的嘴唇右端近旁有颗不大的黑痣，随着表情的变化而动得不可思议——那种地方约略给人以性感印象，但那也是“需格外注意才看得出”的程度。一般看来，我当时交往中的女朋友要漂亮得多。尽管如此，只看一眼我就简直像突遭雷击一般被她夺走了心魂。那是为什么呢？花了几个星期我才想到原因。不过那是某个时候一下子想到的——她让我想起了死去的妹妹，简直历历在目。

两人在外观上并不相似。倘比较两人的照片，人们可能说“岂非一点都不像？”。唯其如此，起初我也才未觉察到。她所以让我想起妹妹，不是因为具体脸形相像，而是因为其表情的变化、尤其眼睛的转动和光闪给我的印象近乎神奇地像得一模一样。恰如过往的时间因了魔法或者什么在眼前复苏过来。

妹妹同样小我三岁，天生心脏瓣膜有问题。小时做过几次手术。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后遗症执拗地留了下来。至于后遗症属于自然痊愈性质的，还是日后会引起致命问题的，这点医师也不清楚。归终妹妹在我十五岁那年死了。刚上初中，短暂的人生中，妹妹始终同遗传因子性缺陷抗争不止，可是并未失去积极开朗的性格。直到最后也没抱怨和唉声叹气，总是周密地计划下一步做什么。自己将死去一事没有列入她的计划之内。天生聪明，学校成绩一直出类拔萃（比我好得多）。意志坚强，决定的事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苟且。就算兄妹间有什么摩擦——委实少而又少——最后总是我让着她。最后阶段身体已经相当瘦弱了，而眼睛仍一如往常鲜活水灵，充满生机。

我被妻吸引也恰恰由于她的眼睛。那是眼睛深处可以窥见的什么。从最初看见那对眸子时开始，我的心就剧烈摇颤。话虽这么说，也并不是想通过把她弄到手来让死去的妹妹得以复原。即使有那样的追求，前面等待我的也唯有失望——这点儿事作为我也想像得出。我追求的，或者我需要的，是那里具有的锐意进取的光闪，是用以求生的实实在在的热源那样的东西。那是我所熟悉的东西，又是我大约缺少的东西。

我巧妙地问出她的联系方式，找她约会。她当然吃惊、犹豫。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她朋友的恋人。但我没有简单退下阵去。我说，只是想见面说话，见面说话即可，别无他求。我们在安静的餐馆里吃饭，隔着餐桌说这说那。交谈之初是战战兢兢别别扭扭的，但很快变得有声有色。我想知道的关于她的事项堆积如山，话题不成问题。我得知她的生日同我妹妹的生日只差三天。

“给你来一张速写不介意的？”我问。

“现在、这里？”说着，她四下环顾。我们坐在餐馆桌旁，刚要了甜点。

“不等甜点上来就能画完的。”我说。

“那倒不介意……”她半信半疑地应道。

我从包里掏出总是带在身上的小型速写簿，用2B铅笔迅速画她的脸。不出所料，甜点上来前就画完了。关键部位当然是她的眼睛。我最想画的也是她的眼睛——眼睛深处横亘着超越时间的深邃世界。

我把速写给她看了。她似乎中意这幅速写。

“非常生动！”

“你本身是生动的嘛！”我说。

她心悦诚服地久久注视速写，就好像看到了自己不知晓的自身。

“如果中意，献给你。”

“真的给我？”

“当然，无非速写罢了。”

“谢谢！”

之后幽会了几次，归终我们成了恋人关系。水到渠成。只是，我的女朋友似乎在好友把我夺走这件事上深受打击。我想她大概把同我结婚纳入视野的。气恼也情有可原（作为我，倒是横竖不大可能同她结婚的）。不仅如此，妻那边当时也有交往中的对象，事情没那么简单收场。此外也存在若干障碍，但大约半年过后我们到底成了夫妻。婚宴规模很小，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我们在广尾一座公寓楼里安顿下来。公寓楼是她叔父的，以较为便宜的租金租给我们。我把狭小的一间作为画室，在那里正式继续画肖像画工作。对我来说，那已不再是临时打工。一来婚后生活需要稳定收入，二来除了画肖像画我也没有获得像样收入的手段。妻从那里乘地铁去位于四谷三丁目的建筑事务所上班。势之所趋，留在家里的我把日常家务包揽下来。那对我完全不成其为痛苦。本来我就不讨厌做家务，再说也可用来转换画画当中的心情。至少，相比于每天去公司被动处理事务性工作，在家里做家务远为轻松快乐。

最初几年间的婚姻生活，我想对双方都是安稳而充实的。日常生活很快生出令人快意的节奏，我们自然而然投身其间。周末和节假日我也不再画画，两人一起去这去那。有时去看美术展，有时去郊外远足，也有时只是漫无目标地在城里东游西逛。我们拥有亲密交谈的时间，双方交换信息也已成了两人的宝贵习惯。发生在各自身上的差不多所有的事都不隐瞒，相互畅所欲言。交换意见，发表感想。

不过，我这方面只一件事没能向她全盘托出。那就是我为她吸引的最大理由：妻的眼睛让我真真切切想起死于十二岁的妹妹的眼睛。假如没有那对眼睛，我不至于那般执著地对她甜言蜜语。而我觉得此事还是不说为好，实际上直到最后也只字未提。那是我对她怀有的唯一秘密。至于她对我怀有怎样的秘密——应该是怀有的——我不得而知。

妻的名字叫柚(6)，做菜用的柚。在床上抱在一起时，我不时开玩笑叫她“酸橘”，在耳边悄声低语。每次她都笑笑，但生气也半是真的。

“不是酸橘，是柚。相似，但不一样。”

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朝糟糕方向流去了呢？我手握方向盘，从这个高速公路服务站到下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从这家商务酒店到下一家商务酒店不断移行。移行之间我一直就此思索不止。但无法认定潮水变化的临界点。我始终认为我们如鱼得水。当然，一如世间所有夫妻，有几个实质性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曾为此发生口角。具体说来，要不要小孩对我们是最大的悬案。但在必须做最后决定阶段到来之前，还有一段过渡时间。除去这个问题（好比一时束之高阁的议题），我们基本过的是健全的婚姻生活。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配合默契。直到最后的最后我都大体深信不疑。

何以会乐观到这个程度呢？或者莫如说何以愚蠢到这个地步呢？我的视野中肯定有类似天生盲点那样的东西。我总好像在看漏什么。而那个什么又总是至关重要的事。

早上送妻上班，之后闷头画画，画一上午。午饭后在附近散步，顺便购物。傍晚准备晚饭。每周两三次去附近体育俱乐部游泳池游泳。妻下班回来，做好饭端上桌。一起喝啤酒或葡萄酒。“今天加班，饭在公司附近适当吃吃。”——若有这样的电话，就一个人对着餐桌简单对付一顿。为期六年的婚姻生活，大体如此日复一日。这么着，我这方面也没什么不满。

建筑事务所工作忙，她时常加班。我一个人吃饭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回家已近深夜时分的时候也是有的。“近来工作增加了。”妻解释说，“一个同事突然离职，必须由我填空。”但事务所总是不肯进新人。深夜回家的她常常筋疲力尽，淋浴完就直接睡了过去。做爱次数因此减少了许多。工作处理不完，休息日也偶尔去公司。对她的这种解释，我当然照单全收。没有任何必须怀疑的理由。

但是，或许并没有什么加班。我独自在家吃饭过程中，说不定她正在哪里的宾馆床上同新恋人欢度唯独两人的甜蜜时光。

相对说来，妻属于社交型性格。看上去老老实实，但脑袋瓜转得快，机灵，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社交场面。而那种社交场面基本是我所无法提供的。因此，柚每每同要好的女性朋友们在哪里吃饭（她有很多朋友），或者下班后和同事们去喝酒（她比我酒量大）。对于柚这样单独行动一人乐在其中，我不曾抱怨过。可能反倒鼓励过她。

细想之下，妹妹和我的关系也大同小异。我向来懒得外出，放学回来总是单独闷在房间里看看画画。相比之下，妹妹是社交型性格，好说好动。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我们两人的兴趣和行动一致的时候似乎没有多少。但我们充分理解对方，尊重各自的禀性。作为那个年代的兄妹，我们或许是很罕见的，却也认认真真说过很多话。二楼有晾衣台，无论夏天冬天两人都上到那里说话，百说不厌。我们尤其喜欢说离奇的事情。不时交换滑稽事例，笑得前仰后合。

倒也不是说因此之故，但我本身对于同妻的这种关联性确实有心安理得的地方。我把婚姻生活中自己的职责——作为沉默寡言的辅助性伙伴的职责——视为自然、自明之物接受下来。可是柚有可能不是这样。对她来说，同我的婚姻生活未必没有某种意犹未尽的东西。毕竟妻同妹妹是截然不同的人格和存在。而且，自不待言，我已不再是十几岁的少年。

星移斗转，进入五月的时候，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开车到底让我感到疲惫。握着方向盘无休无止地反复思考同一问题也让我厌烦起来。质疑无一不是重复，回答永远是零。由于持续坐在驾驶位不动的关系，腰也开始痛了。“标致”205本来是大众车型，座席也并非多么优质，悬架也眼看着疲惫不堪。况且，由于长时间持续注视路面的反光，眼睛深处也开始慢性作痛。回想起来，已经至少一个半月几乎没得休息，就好像被什么追赶似的一味奔跑不止。

我在宫城县和岩手县分界线附近的山中发现一处土里土气的小小的温泉疗养所。决定在此中断行车。那是位于深涧尽头的无名温泉，有供当地人疗养用的可以久住的旅馆。收费也便宜。还可以在共用厨房自己做简单的饭菜。我在那里尽情泡温泉，尽兴睡大觉。消除开车的疲劳，歪在榻榻米上看书。书也看腻了，就从包里取出素描簿画画。生出想画画的心情也是时隔许久的事了。最初画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其次画旅馆院子里养的兔们。虽是简简单单的铅笔素描，但大家看了都很佩服。还应邀为周围人画了面部速写——一起住的人，在旅馆做工的人，仅仅从我面前走过的人，不可能再次相会的人。如果有人喜欢，就把画的画送其本人。

我想我差不多该返回东京了。长此以往，哪里也抵达不了。再说我还想画画。不是画别人委托的肖像画，也不是简单的素描，而是想久违地好好沉下心来画之于自己本身的画。能否顺利无由得知，但反正只能迈出第一步。

我打算就势开着“标致”纵贯东北地区返回东京。不料在国道六号线的磐城市(7)前头，车寿终正寝了。燃油管有了裂纹，引擎根本发动不了。迄今几乎从未检修过。没检修亦无怨言。唯一幸运的是，车动不了的地方碰巧是有热心修理工的车库附近。那位修理工说，在这里很难弄到老型号“标致”零件，邮寄又花时间。何况，就算能修，其他部位也怕很快就出问题。风扇皮带也危险了，刹车片也几乎磨损到了极限。悬架也吱呀作响。“不说坏话，最好就地安乐死！”路上朝夕相伴的一个半月，仪表显示行车距离近十二万公里——这样向“标致”告别固然有些凄凉，但也只能把它留下来了。你是替我断气了，我想。

作为帮我处理车的谢礼，我把帐篷、睡袋和野营用品赠给了那位修理工，最后画完“标致”205的素描，我扛起一个运动包，乘常磐线返回东京。从车站给雨田政彦打电话，简单讲了现在的处境和缘由：婚姻生活受挫，外出旅行一段时间，返回东京了。眼下无家可归。问他有没有能让我住下的地方。

“既然那样，倒是有正合适的房子。”他说，“是我父亲一直独自住的房子，但父亲住进伊豆高原一家护理机构，已经空了一段时间。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什么也不用准备。作为场所虽然不便，但电话还能用。如果这样可以，就住些日子如何？”

求之不得，我说。的确求之不得！

如此这般，我在新的场所的新的生活开始了。

(1)都内：指东京都内。

(2)雪儿·克罗（Sheryl Crow，1962—　），美国著名摇滚女歌手，多项格莱美奖得主，善于创作并演唱具有鲜明另类风格的歌曲，歌词常具有女权主义色彩。

(3)日本新潟县最北部的一个城市，面向日本海。

(4)苫小牧：位于北海道西南部的城市。

(5)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电台）。

(6)柚：ゆず，汉字写作“柚”或“柚子”。不同于作为汉语的柚子，译为汉语应为“香橙”、“蟹橙”。果肉多汁，很酸。

(7)位于福岛县南部的城市，是福岛县内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核心城市。

3　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

在小田原郊外山顶的新家安营扎寨几天后，我跟妻取得联系。跟她联系非打至少五回电话不可。公司工作忙，似乎仍回家很晚。或者和谁在外面约会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那都已和我无关。

“嗳，现在你在哪儿？”柚问我。

“在小田原雨田家安顿下来。”我说。接着简单介绍了住到那里的经过。

“给你手机打了好几次电话。”

“手机已经没了。”我说。我的手机眼下可能正在日本海随波逐流。“是这样，近期我想去那边收拾自己的日常用品，可以的？”

“这房间的钥匙你有的吧？”

“有。”我说。也想连同手机一起甩到河里去来着，但考虑可能要我返还，就一直带着。“不过你不在的时候擅自闯入房间不合适的吧？”

“这里不是你的家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她说，“可这么长时间你到底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一直旅行了，我说。一个人持续驾车的事，在冷地方转来转去的事，途中汽车呜呼哀哉的事——我简单概括了以上经过。

“总之是平安无事喽？”

“我活着，”我说，“死的是车。”

柚沉默有顷。而后说道：“近来梦见你了。”

我没问什么梦。不特想知道出现在她梦中的我。所以她也没往下讲。

“房间钥匙留下。”我说。

“作为我怎么都无所谓，随便好了。”

我说回去时把钥匙放进信箱。

停顿片刻。之后妻开口了：“嗳，第一次约会时你给我画速写来着，记得？”

“记得。”

“时不时抽出那幅速写看，画得实在是好。感觉就像看真正的自己似的。”

“真正的自己？”

“嗯。”

“不是每天早上都用镜子看自己脸的吗？”

“不是一回事。”柚说，“镜子里的自己，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

放下电话后我走去卫生间往镜子里看。那里照出我的脸。正视自己的脸已是时隔很久的事了。她说镜子里的自己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不过那里照出的我的脸，看上去好像不过是在哪里分叉的自己的假想残片罢了。那里存在的，不是我所选择的自己，甚至物理性反射都不是。

两天后的偏午时分，我开着卡罗拉旅行车前去广尾公寓收拾自己的日常用品。这天也一大早就下雨下个不停。把车停进公寓楼地下停车场，停车场有一股往常的雨日气味。

乘电梯上去开门，差不多时隔两个月进入公寓房间，总好像自己成了非法入侵者。这里是我送走将近六年生活的地方，本应边边角角都再熟悉不过。然而现在门内出现的是不包括我的风景。厨房水槽堆着餐具，但那全是她使用的。卫生间晾着洗涤物，但晾的衣服全是她自己的。打开电冰箱看了看，里面放的全是没有印象的食品。大部分是可以直接食用的成品。牛奶也好橙汁也好，都是和我买的厂家不同的东西。冷冻舱里塞满冷冻食品。我基本不买冷冻食品。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实在有太多的东西完成了蜕变。

我产生强烈的冲动，很想清洗水槽里堆的餐具，很想把洗涤物取下叠好（如果可能，还想熨烫），很想把电冰箱里的食品归拢整齐。但我当然没那么做。这里已是他人的住处，不应我来插手。

要带的东西里边，最占地方的是绘画用品。一个装有画架、画布、画笔和颜料的大纸壳箱子。原本我就是不需要多少衣服的人，总穿同样的衣服也不以为意。没有西装没有领带。除却一件冬天穿的厚风衣，基本可以用一个大手提箱网罗一尽。

几本还没看的书，大约一打CD，喜欢用的马克杯，游泳衣和泳镜，泳帽。说起姑且要用的，顶多就这些了。这些即使没有也就没有好了，不至于走投无路。

看卫生间，我的牙刷和一套刮须刀、乳液、防晒霜、护发素等原封不动剩在那里。没开封的安全套盒子也原样剩在那里。但我没心思把这些零零碎碎的玩意儿特意带去新居，由她适当处理好了。

把以上东西装进汽车后备厢，我折回厨房往水壶注水烧开，用袋装茶沏了红茶，坐在餐桌前喝着。喝喝茶什么的不碍事吧？房间里一片岑寂。静默给空气以些微重量，就好像一个人独坐海底。

我一个人在这房间里待了约三十分钟。这时间里无人来访，电话铃也没响。唯独电冰箱的恒温器停了一次启动一次。我在静默中侧耳倾听，像垂放测量水深的铅坠儿一样察看房间动静。无论怎么看都是单独生活的女性的房间。平时工作忙，连做家务的工夫都几乎没有。杂事趁周末休息集中处理。随意四下打量，大凡能看到的东西无不是她个人用品。看不出其他人的蛛丝马迹（甚至我的蛛丝马迹都几乎无处可寻）。男人不至于到这里来，我想，他们大概在别处约会。

一个人待在这房间当中，有一种自己被人注视的感触——倒是说不好——觉得有谁通过隐形摄像机监视自己。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妻对机械类全然没有感觉。就连遥控器电池自己都换不了。不可能设置和操纵隐形摄像机，她没那么乖巧。无非自己神经过敏而已。

尽管这样，还是有一架虚拟摄像机在我待在这房间时间里一一摄录我的行动，我作为被如此摄录的存在行动着。多余的事、不得体的事一概没做。没有拉开柚的写字台抽屉查看里面的东西。虽说知道她在装有连裤袜等物件的衣箱抽屉深处保存着小日记本和重要信件，但我碰都没碰。笔记本电脑的密码我也晓得（当然，如果还没更换的话），但我盖也没开。那一切都已和我无关。我只洗了自己用过的红茶杯，用抹布擦了收进餐具橱，关掉灯。随即站在窗前观看一会儿外面连绵的雨。橙色东京塔在远处若隐若现。而后把房间钥匙投进信箱，开车返回小田原。大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而感觉上就好像当天去了异邦当天返回。

翌日，我给经纪人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到东京了，可是对不起，不打算再画肖像画了。

“肖像画不会画第二次了，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我说。

他没多说什么，接受了我的通告。没怎么抱怨，类似忠告的话也没有出口——他了解我一旦说出什么就再不后撤。

“不过，要是还想做这项工作，请随时联系就是，随时欢迎！”

“谢谢！”我表示感谢。

“也许我多管闲事，可你怎么维持生计呢？”

“还没定下。”我老实回答，“一个人生活，用不了多少生活费，再说眼下还有一点存款。”

“继续画画的吧？”

“大概。此外也没有我能做的。”

“但愿顺利。”

“谢谢！”我再次道谢。而后忽有所觉，追加似的问道：“没有什么我应该记住的事？”

“你应该记住的事？”

“就是说，怎么说好呢，就是类似行家建议的东西。”

他略一沉吟，然后说道：“你像是理解事物比一般人花时间的那一类型。不过以长远眼光看，时间大约在你那边。”

好像“滚石乐队”老歌的歌名，我想。

他继续下文：“还有一点，在我看来，你具有画肖像画的特殊才能——一种径直踏入对象的核心捕捉其中存在物的直觉性才能。那是别人不怎么具备的。拥有那样的才能而弃置不用，我深感惋惜。”

“问题是继续画肖像画，眼下不是我想做的事。”

“那我也很清楚。不过，那一才能迟早应该帮你一把的。但愿顺利！”

但愿顺利，我也同感，但愿时间在我这边。

最初一天是房主之子雨田政彦驾驶沃尔沃把我送到小田原房子来的。“要是可心，今天直接住下就是。”

车在小田原厚木道路快到终点那里下行，沿着农用路般狭窄的柏油路往山上开去。道路两侧有农田，种菜的塑料大棚栉比鳞次。梅树林处处可见。这时间里，人家几乎看不到了，信号灯也全都消失。最后出现的是弯弯曲曲的陡峭坡路，换低挡执拗地爬行之间，路的尽头闪出一座房门。仅仅竖着两根蛮气派的立柱，没有门扇，围墙也没有。看上去似乎本来是以带门带围墙的构想着手建造的，而后来改变了主意。也许中途察觉没必要带那玩意儿。门柱中的一根像挂招牌一样挂一块漂亮的“雨田”名牌。前面现出的小型房子是一座西洋风格别墅，褪色的砖砌烟囱从石棉水泥瓦屋顶探出。平房，但房顶意外之高。因是著名日本画画家的住宅，我理所当然想像为传统日本风格的建筑。

车停进门厅前宽大的停车廊。一开门，几只松鸦样的黑鸟发出尖锐的叫声从近旁树枝腾空而起。看样子它们为我们的入侵心生不快。房子大体由杂木林环绕着，唯独西侧面对山谷，视野开阔。

“如何，绝对一无所有的地方吧？”雨田说。

我站在那里四下环顾。地方确乎一无所有。心中感叹居然把房子建在这么凄凉的地方！想必格外讨厌与人交往的吧。

“你在这房子长大的？”我问。

“哪里，我本身没在这住多久，时不时来住住罢了。或者暑假兼避暑来玩一玩。也是因为要上学，我和母亲一起住在目白那个家。父亲不工作时来东京和我们一同生活。然后又回到这里一个人做事。我独立了，十年前母亲去世之后，他就一直独自闷在这里不动，几乎像出家人似的。”

一位家住附近的中年妇女受托管理无人住时的房子，她来做了几项实质性说明——厨房设备的使用方法啦，液化石油气和煤油如何订购啦，各种工具的存放位置啦，倒垃圾的场所和星期几倒啦等等。看来画家过的是相当简单的独居生活，所用器械数量很少。因而，必须听人讲授的事项基本没有。她说有什么不明白的可随时打电话给她（归终一次也没打过）。

“有谁住在这里实在太好了。老也没人住，房子就荒废了，毕竟没人用心照料。况且，知道没有人住，野猪和猴子就会跑来。”

“野猪和猴子要一晃一晃出现的，这一带。”雨田说。

“野猪要当心才好！”那位妇女说，“为了找竹笋吃，春天常在这附近出没。尤其养小野猪的母野猪心焦意躁，很危险。另外金环胡蜂也够危险的。有人都给蜇死了。金环胡蜂有时在梅树林筑巢。”

带有开放式火炉的较为宽敞的客厅是房子的中心。客厅西南侧有带顶的宽大阳台，北侧有正方形画室。画家在画室画画。客厅东侧有连着小餐厅的厨房，有浴室。还有舒展的主卧室和较之稍微窄些的客用卧室。客用卧室放一张写字台。看情形是个喜欢看书的人，无数旧书在书架上挤得满满的。画家似乎把这里作为书房使用来着。房屋虽旧，但很整洁，住起来大约感觉不错。不可思议的是（或者未必不可思议），墙上一幅画也没挂。大凡墙壁都赤裸裸索然无味。

如雨田政彦所说，家具、电器、餐具、卧具等生活必需品大体一应俱全。“带一个身子来即可”，一点不错。烧火炉用的薪柴也绰绰有余地堆在仓房檐下。房子里没有电视（据说雨田的父亲憎恶电视）。客厅有足够气派的音响装置。音箱是天朗（Tannoy）巨大的“签名旗舰”(1)系列，放大器是马兰士（Marantz）原装真空管。以及高清晰度唱片的收藏。一眼看去，多是歌剧唱片收纳盒。

“这里没有CD播放机。”雨田说，“毕竟是绝对讨厌新玩意儿的人啊！只信赖古来就有的东西。自不消说，上网环境什么的更是踪影皆无。如果需要，只能下到镇上使用网咖。”

我想没什么必要非上网不可，我说。

“要是想了解人世动态，只好用厨房壁橱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听听新闻。因是山中，电波接收相当糟糕，顶多能勉强收听NHK静冈电台。不过总比什么也没有好吧！”

“对世上的事没多大兴致。”

“那就好。和我老爸能谈得来。”

“令尊是歌剧迷？”我问雨田。

“啊，父亲虽是画日本画的，但总是听着歌剧作画。在维也纳留学时，好像一个劲儿跑歌剧院来着。你听歌剧？”

“一点点。”

“我死活不成。歌剧那玩意儿拖拖拉拉除了无聊没别的。这里旧唱片堆积如山，随便你怎么听好了。父亲已经用不着了，你肯听，他肯定欢喜。”

“用不着了？”

“认知障碍症进行中。即便歌剧和平底锅的区别，现在也分不出来了。”

“维也纳？令尊在维也纳学的日本画？”

“不不，再怎么着，也没有哪个好事者跑去维也纳学日本画。父亲本来是学油画的，所以才去维也纳留学。当时画非常新潮的油画来着。不料回到日本没过多久，突然转向日本画。啊，倒也是世上时不时有的情形——通过出国而开始认识到民族同一性什么的。”

“而且成功了。”

雨田微微耸了耸肩。“那是从社会角度看。可是在孩子眼里，不过是个板着面孔的老头子罢了。脑袋里只有绘画，我行我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今倒是看不出来了。”

“现在多大年纪？”

“九十二岁。年轻时听说相当风流来着，详情自是不知……”

我向他致谢：“这个那个谢谢了，添麻烦了，这回可是帮了大忙！”

“中意这里？”

“噢，能让我住一段时间，真是难能可贵。”

“那倒是好。不过，作为我，如果可能，还是希望你和柚能重归于好。”

对此我没有表示什么。雨田本身没有结婚。有传闻说他是双性恋，真假无从得知。虽然交往这么久了，但不曾接触这个话题。

“肖像画工作还在继续？”临回去时雨田问我。

我向他说了彻底拒绝画肖像画工作的原委。

“往后靠什么生活？”雨田问的和经纪人一样。

压缩生活开支，暂且靠存款活命。我也同样回答。想在时隔很久之后无拘无束地画自己喜欢画的心情也是有的。

“那好，”雨田说，“干一阵子自己想干的事情好！不过，要是你不讨厌，作为打工，没有当绘画老师的打算？小田原站前有个类似文化学校的地方，那里有个班教怎么画画，主要以孩子为对象。同时也设有面向成年人的班，只教素描和水彩，不搞油画。办那所学校的是父亲的熟人，商业主义色彩没有多少，办得相当本分。但没有老师人手，正在伤脑筋。如果你肯帮忙，那人肯定欢喜。酬金倒是没有多少，不过多少可以维持生活。一个星期上两天课即可。我想不会成为多大负担。”

“可我没教过什么画的画法，再说水彩画也不大了解。”

“简单！”他说，“又不是要培养专家。教的只是极基础性的东西。那种诀窍，干一天立马上手。尤其教孩子画画，对教的人也会是很大的刺激。况且，既然打算一个人住在这种地方，如果不每星期下去几天和人接触——哪怕不情愿——脑袋可是要出毛病的！要是成了《闪灵》（The Shining），那可就麻烦了，是吧？”

雨田模仿杰克·尼克尔森(2)的表情。他很早就有模仿别人表情的才能。

我笑道：“当当也行。能不能当好倒是不知道。”

“由我跟对方联系。”他说。

之后我和雨田一起去国道沿线的丰田二手车中心，在那里一次性用现金买了卡罗拉的旅行车。我从这天开始了小田原山顶上的单身生活。将近两个月过的是持续移动不止的生活，接下来是无需移动的完全静止的生活，可谓极端转换。

从下一星期开始，我将在小田原站前的文化学校绘画班教课，时间为星期三和星期五。一开始有个简单的面试，由于有雨田介绍，当即予以录用。成人班教两次。星期五再加一个儿童班。儿童班教法我很快就习惯了。一来看他们画画很有意思，二来如雨田所说，对我也是个小小的刺激。班上的孩子们也马上和我混熟了。我所做的，不外乎转圈看孩子们画画，给一点技术性建议，或发现画得好的地方给予表扬鼓励。作为我的方针，尽可能让他们画同一题材，反复多次。我告诉孩子们，即使同一题材，稍微换个角度，也会看起来相当不同。一如人有种种侧面，物体也有种种侧面。孩子很快理解这种乐趣。

教大人画画，或许比孩子们多少难一些。来上课的，不是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老人们，就是孩子脱手后生活多少有了空闲的家庭主妇。理所当然，他们的脑袋没有孩子们那么灵活，即使我启发什么，接受起来也好像不容易。不过，其中也有几个感觉颇为舒展的人，画出的画相对有趣的人也是有的。如果他们需要，我自然提供若干有益的建议，但大体上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画，并在画好的画中找出某种可观之处予以夸奖，仅此而已。这么着，看上去他们得以怀有相当幸福的心情。如果能以幸福的心情作画，想必也就足够了。

而且，我在那里同两位人妻有了性关系。两人都来绘画班受我的“指导”。就是说，就立场而言是我的学生（顺便交代一句，两人画的画都非常不坏）。至于作为教师——尽管是不具有正式资格的即席教师——那是不是应被允许的行为，则是苦于判断之处。虽然我基本认为成年男女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性行为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以社会角度来看，则并非多么可圈可点的名堂也是事实。

不过非我辩解，当时的我没有闲工夫判断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我仅仅是抓一块木板随波逐流而已。周围一片漆黑，天上星月皆无。只要紧紧扑在那块木板上就不至于淹死。至于自己此刻身在何处、往下朝向何方，我却是一无所知。

我发现带有《刺杀骑士团长》标题的雨田具彦的画，是搬来这里几个月过后的事。那时的我固然无从得知，而那幅画致使我周围的状况整个急转直下。

(1)Tannoy音箱的一款经典型号，原文是“Autograph”，现已停产。

(2)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1937—　），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和编剧。曾12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并3次得奖。1994年获得美国电影协会终身成就奖。1999年获得金球奖终身成就奖。曾主演影片《闪灵》。

4　远看，大部分事物都很美丽

五月也接近尾声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把自己的一套绘画用品搬进雨田画师过去使用的画室，久违地面对崭新的画布（画室里，画师用的绘画用品荡然无存。想必政彦归拢去了哪里）。画室是大小五米见方的真正的四方形房间。木地板，周围墙壁涂得白白的。地板完全裸露，铺的东西一片也没有。朝北开一个大大的窗口，挂着朴素的白色窗帘。朝东的窗口偏小，窗帘也没挂。墙上照例无任何装饰。房间一角有个用来冲洗颜料的大瓷盆。想必用很久了，表面混合沾着大凡所有的颜色。大瓷盆旁边放一个老式煤油炉，天花板安一台大电风扇。有一张工作台，有一把圆木凳。贴墙板架上有一套小型音响装置，可以边作画边听歌剧唱片。窗口吹来的风有一股新鲜的树味儿——不折不扣是可供画家专心作画的空间。必要的物品一应俱全，多余的东西一概没有。

得到这样的新环境，一种想画点什么的心情在我身上聚敛成形。那类似沉静的痛感。而且，当下的我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不受限制。无需出于生计考虑画违心的画，没有义务为下班回家的妻准备晚饭（虽说这个并不痛苦，但同样属于义务）。不仅不用准备做饭，如果有意，即使不吃哪家子饭而情愿挨饿的权利在我也是有的。我彻头彻尾自由，无需顾虑任何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而归终我没有作画。哪怕站在画布前盯视其雪白面幅的时间再长，也丝毫涌现不出应该画在那里的意象。不知从哪里入手，抓不着契机。我如同失去语言的小说家、失去乐器的演奏家，在这了无饰物的绝对呈四方形的房间里一筹莫展。

迄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一旦面对画布，我的心几乎即刻离开日常地平线，而有什么在脑海浮现出来。有时是具有有益实体的意念，有时是几乎毫无用处的妄想。但必有什么浮现出来。我只要从中发现和捕捉合适的什么移往画布、跟着直觉使之发展即可。作品水到渠成。然而现在看不到堪可成为发端的什么。无论欲望多么旺盛，就算胸口深处有什么作痛，事物这东西也还是需要具体端口的。

一早起来（我一般六点前起床），先在厨房做咖啡，之后手拿马克杯进入画室，在画布前的木凳上坐下。全神贯注。谛听心间回响，力图发现那里理应有的某个图像。结果总是败下阵来，一无所获。尝试片刻全神贯注，之后灰心丧气地坐在画室地板上听普契尼(1)的歌剧（不知何故，这段时间我听的全是普契尼）。《图兰朵》《艺术家的生涯》。我一边仰视懒洋洋旋转的吊扇，一边静等意念、主题那样的东西降临。然而什么也没降临。唯独初夏的太阳朝着中天缓缓移动。

到底什么出问题了呢？或许因为长年累月为了生计画肖像画画得太久了，可能因此弱化了自己身上曾经有的天然性直觉，一如海岸的沙被波浪渐次掠走。总之，水流在某处拐去错误的方向。需要花些时间，我想。必须忍耐一下。必须把时间拉往自己这边。这样，肯定会再次抓住正确的水流。水路应该返回我的身边。但说老实话，我没有多少自信。

我同人妻们发生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想必我在寻求精神性突破口那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都想从现在陷入的这种停滞中挣脱出去。为此需要给自己以刺激（怎样的刺激都可以），需要给精神以摇颤。还有，我对孑然一身的状态开始感到疲惫。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拥抱女性了。

如今想来，那真是流向奇异的每一天。我早早睁眼醒来，走进四面白墙的正方形画室，面对雪白的画布，在无由获得任何意象的状态中坐在地板上听普契尼。在创作这个领域，我几乎同纯粹的“无(2)”面面相觑。在歌剧寸步难行那一时期，克劳德·德彪西在某处写道“我一天天只是持续创作无”。这个夏天的我也和他一样，日复一日从事“无的创作”。或者我对每天同“无”相对已经相当习惯了也未可知，即使不能说关系要好起来。

每星期大约两次，一到下午她（第二个人妻）就开红色迷你库柏赶来。我们立马上床抱在一起。偏午时分尽情尽兴贪图对方的肉体。由此生成的当然不是无，现实肉体毫无疑问就在那里。可以用手触摸每个边边角角，也可以任嘴唇移行。如此这般，我像打开意识开关似的，在虚无缥缈的无与鲜活生动的实在之间往来移动。她说丈夫已近两年没抱她的身体了。比她大十岁，工作忙，回家时间晚。无论她怎么引诱，都好像没那份心思。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好的身子！”

她微微缩了缩肩：“结婚十五六年了，孩子也两个了，我怕是不再新鲜了。”

“对我可是新鲜得不得了……”

“谢谢！给你这么一说，觉得就像被循环利用了似的。”

“资源的再生利用？”

“正是。”

“再宝贵不过的资源！”我说，“也有益于社会。”

她哧哧笑了：“只要能准确无误加以分类……”

停了一会儿，我们再次乐此不疲地向资源复杂的分类发起进攻。

坦率地说，我原本就不是对她这个人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她同我过去交往的女性们不是同一色调。我和她之间基本不存在共同话题。现在生活的环境也好，迄今走过来的人生旅程也好，都几乎没有交集部分。我这人本来就沉默寡言，两人在一起时主要是她说。她说自己个人的事，我随声附和，发表一点类似感想的东西。正确说来很难称为交谈。

对于我这完全是全新初次体验。就其他女性来说，我一般先对对方怀有人性上的兴趣，而后与之相随似的发生肉体关系。此乃模式。可是对她不是这样。先有肉体关系。而且相当不坏。同她相会当中，我以为是纯粹享受这一乐趣。我想她也同样以此为乐。在我的怀中她一连几次冲顶，我也不知几次在她体内一泻而出。

她说，婚后同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这是第一次。应该不是说谎。婚后我也是第一次同妻以外的女性睡觉（不，只有一次例外地同一个女子同衾共枕。但那非我所愿。具体情由稍后再谈）。

“不过同代朋友好像差不多都和谁上床，虽说都已是太太了。”她说。

“常听人那么说。”

“循环利用。”

“没想到我也成了其中一员。”

我仰望天花板考虑柚。估计她也在某处同某个人如法炮制吧？

她回去后剩下我一个人，实在闲得难受。床上还有她睡过的凹坑。我没心思做什么，歪在阳台躺椅上看书消磨时间。雨田画师的书架上全是旧书。如今很难到手的珍稀小说也有不少——过去很有人气，而不觉之间被人忘掉，几乎没有人拿在手上了，便是这样的作品。我喜欢读这种古色古香的小说。因此得以同一位不曾谋面的老人共同拥有被时间遗忘般的心情。

日暮时分，打开葡萄酒瓶（时而喝葡萄酒对于当时的我是唯一的奢侈。当然不是高档品），听旧密纹唱片。唱片收藏全都是西方古典音乐，多半是歌剧和室内乐。哪一枚都好像被不胜爱惜地听过，唱片表面一道伤痕也没有。白天我主要听歌剧。入夜以后大都听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四重奏。

同年长的人妻有了关系、定期拥抱有血有肉的女性身体以后，感觉上似乎获得了某种安适感。成熟女性柔软的肌肤感触，使得我怀有的焦躁情绪很大程度上平复下来。至少在拥抱她的时间里，各种疑问和悬案得以一时置之度外。可是不知画什么好、相关意象浮不上脑海这一状况并未发生变化。我时不时在床上用铅笔画她的裸体素描。大多是色情的——我的那个物件进入她体内啦她口含我的同一物件之类。她也红着脸兴奋地看这种素描。假如把这样的场景拍摄下来，想必大半女性都要讨厌，有可能让她们对对方产生厌恶感或戒心。但若是素描，且是画得好的素描，她们反倒为之欢喜。因为其中有生命的温煦，至少没有机械性冷漠。问题是，哪怕这样的素描画得再好，我真正想画的图像也仍然浮现不出来，了无踪影。

学生时代画的那种所谓“抽象画”对现在的我几乎引不起心灵震颤。我已不再为那一类型的画所吸引。如今回头看去，我曾经如醉如痴画的作品，总之不过是“形式追求”罢了。青年时代的我曾为造型的形式美和平衡那样的东西心往神驰。那也当然不坏。但就我来说，手还没有触及其前面应有的灵魂深层。这点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我当时能够入手的，无非较为浅层的造型妙趣而已。没发现足以强烈摇撼心魂的东西。那里有的，往好里说，顶多不外乎“才气”。

我已三十六岁了。眼看就年届四十。四十岁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作为画家确保自己固有的绘画世界。我一直这么感觉的。四十岁这个年龄对于人是一个分水岭。过得这个岭，人就不可能一如以前了。到四十还有四年时间。而四年想必一闪而过。何况由于为生活一直画肖像画的关系，我的人生已经绕了很大弯子。我必须想方设法再一次把时间拉回自己这边。

山居生活时间里，我开始想更详细了解一下房主雨田具彦。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未曾对日本画有过兴趣。因此，即使雨田具彦这个名字传进耳朵，即使他碰巧是我的朋友的父亲，我也几乎不晓得他是怎样的人物、以前画过怎样的画。雨田具彦诚然是日本画坛的重镇，但不妨说他几乎从不出现在正面舞台——这同他的社会名声无关——而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或者相当偏激地过着创作生活。关于他我所知道的至今也就这些。

但是，用他留下的音响听他收藏的唱片、从他的书橱上拿他的书看、在他睡过的床上休息、在他的厨房里日常性做饭、出入他使用过的画室过程中，我开始逐渐对雨田具彦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或许更接近好奇心。曾经有志于现代主义绘画并且去维也纳留学，然而回国后突如其来地“回归”日本画——其步履引起了我不少兴趣。详情虽不大清楚，但从常识角度考虑，长期画西洋画的人转画日本画绝非易事。这需要下决心全部抛弃此前辛苦学得的技法，并且再次从零出发。尽管如此，雨田具彦也决意选择这条艰难旅途。那里存在某种巨大理由。

某日，给绘画班上课前顺便走进小田原市的图书馆找雨田具彦画集。也是因为是家住本地的画家，图书馆里有他三册可观的画集。其中一册还作为“参考资料”载有他二十年代画的西洋画。令人惊异的是，他青年时代画的一系列西洋画总有哪里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画的“抽象画”。风格并不具体相同（战前的他受立体派(3)影响的色彩很浓），其中表现的“贪婪地追求形式本身”的姿态同我的姿态有不少相通之处。当然，毕竟日后成了一流画家，他画的画远为底蕴深厚，也有感染力。技法上也有值得赞叹的东西，想必当时受到高度评价。然而其中有某种欠缺。

我坐在图书馆桌子之间，久久凝视这些作品。到底缺什么呢？我无法准确锁定那个什么。但最后若让我直言不讳的话，这些是纵使没有也别无所谓的画。即便就这样永远消失在哪里，也不至于有人感到不便。说法或许过于残酷，但千真万确。从历经七十余年后的现时阶段看来，这点一清二楚。

而后我翻动画页，按各时期顺序看他“转向”为日本画画家的画。初期的多少带几分幼稚，经过模仿先行画家手法那样的阶段之后，他缓慢而又切切实实地找到自己本身的日本画风格。我得以依序跟踪其轨迹。偶尔的探索性失误固然有，但没有困惑。拿起日本画画笔之后的他的作品，有某种只有他能画的什么，他也自我觉出这点。他朝着那个“什么”的核心，以充满自信的步伐勇往直前。其中不再有油画时代“欠缺什么”的印象。较之“转向”，莫如说是“升华”。

最初阶段，雨田具彦和普通日本画画家同样画现实中的风景和花草，但很快（其中应有某种动机）开始主要画日本古代的风景。取材于平安时期(4)和镰仓时期(5)的绘画居多。但他最喜欢的则是公元七世纪初即圣德太子时期。那里有过的风景、历史事件和普通人的生活场面由他大胆而细致地使之跃然纸上。他当然不曾目睹那样的风景。想必他是以心眼使之历历在目的。至于何以选飞鸟时期(6)，原由不得而知。但那成了他独特的世界，成了他固有的风格。与此同时，他的日本画技法修炼得炉火纯青。

注意细看当中，仿佛从某个点开始，他得以自由自在地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从那时往后，他的笔似乎随心所欲自由奔放地在画幅上腾跃起舞。画最出色的部分在于空白。反过来说，在于什么也没画的部位。他能够果断通过不画而将自己想画的东西明确凸显出来。想必那是日本画这一形式最擅长的部分。至少我没在西洋画中见过如此大胆的空白。注视之间，我好像得以理解了雨田具彦转向为日本画画家的意义。我不明白的是他何时、如何决心大胆“转向”并付诸实施的。

看了看卷末他的简历。他生于熊本阿苏。父亲是大地主、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家境极为富裕。少年时代其绘画才华即为人瞩目，年纪轻轻崭露头角。刚从东京美术学校（后来的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的他，被寄予未来希望留学维也纳是一九三六年末至一九三九年期间。一九三九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乘不来梅港驶发的客轮回国。说起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正是希特勒在德国执政时期。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即发生所谓Anschluss(7)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年轻的雨田具彦逗留维也纳正值那一动荡时期。这样，他必定目击种种样样的历史场景。

在那里，他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

我通读了画集中的一册收录的题为《雨田具彦论》的长篇考证性论文。从中明确得知的仅有一点，即关于维也纳时期的他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关于返回日本后的作为日本画画家的他的履历诚然论述得相当具体而详细，可是关于被视为他在维也纳时期“转向”的动机和原委则扑朔迷离，止于不甚有根据的推测。至于他在维也纳做了怎样的事，是什么促使他大胆“转向”的，这方面则处于迷雾之中。

雨田具彦在一九三九年的二月回国，在千驮木租房落脚。那时他就好像已彻底放弃创作油画。尽管这样，每月还是接得父母家寄来的足够生活的汇款。母亲尤其溺爱他。那一时期他似乎几乎靠自学学了日本画。也曾一度师从谁学过，但好像不顺利。他原本就不是性格谦恭的人，同他人维持友好平稳的关系不是他擅长的领域。如此这般，“孤立”成了他人生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一九四一年末珍珠港遇袭，日本进入全面战争状态。此后他离开喧嚣的东京，回到阿苏老家。因是次子，得以从家业继承人的麻烦中脱身出来，家里给了他一座小房子和一个女佣，在那里过着同战争几乎无关的平静生活。幸也罢不幸也罢，肺部有先天性缺陷，不用担心被征兵（或者这终究是表面借口，而是家里从背后打通关系使之免于征兵亦未可知）。也无需像一般日本国民那样遭受严重的饥饿。而且因为住在深山里，只要不发生重大失误，也不用担心受到美军飞机轰炸。这样，他一直在阿苏山中闷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想必他绝断与人世的联系，而在独自习得日本画技法上面倾注了心血。那期间他一幅作品也未发表。

对于作为精英西洋画画家为世人瞩目并被寄予厚望留学维也纳的雨田具彦来说，长达六年保持沉默和被主流画坛忘却一事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体验。然而他并非轻易言败之人。长期战争终于告终而人们力图从混乱中苦苦挣扎出来的时候，获得新生的雨田具彦已经作为新兴日本画画家重新闪亮登场。开始一点点发表战争期间画而未发的作品。那是众多有名画家由于在战争期间画火药味十足的“国策画”而被迫引咎沉默、在占领军监视下半是引退度日的时代。唯其如此，他的作品才作为日本画革新的可能性而为世人瞩目。不妨说，时代站在了他的一边。

此后他的经历没有值得一提的。取得成功后的人生往往索然无味。当然，成功的一瞬间即朝着多姿多彩的毁灭结局一路狂奔的艺术家也是有的，但雨田具彦不是这样。迄今他获得数不胜数的奖项（倒是以“分心”为由拒受文化勋章），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了。画的价格逐年高涨，作品出现在众多公共场所。作画委托络绎不绝，海外评价也高。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他本人几乎不登台亮相。出任官职也一概断然拒绝。纵有邀请，国内国外也哪里都不去。只管一个人闷在小田原山上（即我现在住的房子）兴之所至地专心创作。

现在他已九十二岁，住进伊豆高原一家护理机构，处于基本分不清歌剧和平底锅有何区别的状态。

我合上画集，还回图书馆服务台。

若是晴天，饭后就走上阳台歪在躺椅上斜举白葡萄酒杯。一边望着南面天空闪闪烁烁的星星，一边思忖雨田具彦的人生是不是有自己应该从中学习的东西。不惧怕改变生存方式的勇气。将时间拉向自己这边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找自己特有的创作风格和主题的执著。这当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若想作为创作者生存下去，无论如何都必须迎难而进。如果可能，但愿四十岁前……

但另一方面，雨田具彦在维也纳有过怎样的体验呢？在那里目击过怎样的场景呢？到底是什么使得他永久扔掉油画画笔的呢？我想像维也纳街头翻飞的红黑两色卐旗和匆匆行路的年轻时候的雨田具彦形象。不知何故，季节是冬季。他身穿厚大衣，脖子围着围巾，鸭舌帽拉得低低的。脸看不见。市内电车在刚开始下的雨夹雪中拐弯驶来。他边走边向空中呼出俨然将沉默直接付以形状的白色气体。市民们在温暖的咖啡馆喝着加有朗姆酒的咖啡。

我把他后来画的飞鸟时期的日本光景同维也纳古老街头的风景试着重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驱使想像力，也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出任何相似点。

阳台西侧面对狭窄的山谷。隔着山谷的对面是同这边高度相差无几的山峦。山峦斜坡上疏疏落落坐落着几座房舍，似乎有意让蓊郁的绿树围在中间。我住的房子的右边斜对面有一座分外引人注目的偌大的时髦建筑。那座大量使用白色混凝土和蓝色滤光玻璃建在山顶上的住房，与其说是住房，莫如说更像“公馆”，荡漾着甚为潇洒而奢华的氛围。沿坡而建，三层。大概出自一流建筑师之手吧！这一带自古以来就多有别墅。不过那座房子一年到头都像有谁居住，每天夜晚玻璃深处都有灯光。当然，出于防盗，用定时器来自动开灯也有可能。不过我猜想不至于那样。因为灯光每天有所不同，开灯熄灯时间变换不定。有时所有玻璃窗统统大放光明，照得如同繁华大街上的商品展示窗；有时只留下庭园灯隐隐约约的光亮，整座房子沉入漆黑夜色之中。

面朝这边阳台（如轮船的顶层甲板）上面时不时有人影出现。每到傍晚时分，常可看到居住人的身影。是男是女不好确定。身影很小，大多时候又是背部受光。不过，从其剪影和动作来看，我推测应是男的。那个人物总是单独一人。或者没有家属也说不定。

到底什么人住在那房子里呢？反正我有闲时间，就这个那个想来想去。莫非那人独自住在这疏离人烟的山顶不成？是做什么的人呢？大致可以肯定，他是在那潇洒的玻璃墙公馆里过着优雅而自由的生活。毕竟不可能从如此不便的位置天天去城里上班。想必其处境无需为生活操心费力。但若反过来从他那边隔着山谷往这边看，说不定我也是无忧无虑地一个人悠闲度日。远看，大部分事物都很美丽。

人影今天夜晚也出现了。和我同样坐在阳台椅子上，几乎一动不动。看样子和我同样望着空中眨闪的星星思索什么。思索的肯定是怎么思索怕也思索不出究竟的事物——在我眼里是这样的。无论处境多么得天独厚的人，也必有应该思索的什么。我微微举起葡萄酒杯，隔着山谷向那个人送去不无同病相怜意味的寒暄。

那时我当然没有想到，那个人不久就会闯入我的人生并大大改变我行走的路线。假如没有他，不至于有这般形形色色的事件落到我的头上。与此同时，假如没有他，我在黑暗中不为人知地丢掉性命也未可知。

后来回头看去，觉得我们的人生委实匪夷所思，充满难以置信的荒唐的偶然和无法预测的曲折进程。然而，在那些已然实际出现的节点上，很多时候哪怕再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也可能找不出任何匪夷所思的元素。闪入我们眼帘的，恐怕只是在没有接缝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再正常不过的正常事情。或许完全不合情理。可是，事物是否合乎情理，那要经过时间冲洗才能真正看得清楚。

不过总的说来，合乎情理也好不合乎情理也好，最终释放某种意味的，大部分情况下恐怕仅是结果而已。无论谁看，结果都明显实际存在于那里并发挥影响力。问题是，锁定带来结果的原因并非易事。而将其拿在手上“喏”一声出示于人就更是困难作业。当然，原因总会在哪里。不存在没有原因的结果，一如不存在不打鸡蛋的煎鸡蛋卷。一个棋子（原因）首先“嗵”一声碰倒相邻的棋子（原因），又“嗵”一声碰倒相邻的棋子（原因）。如此连锁性延续时间里，什么是最初的原因，一般都变得无从知晓。或者变得怎么都无所谓。又或者变成没人很想知道的东西。进而，话题在“归根结底很多棋子在那里哗啦啦倒下”的地方戛然而止。即将讲述的我的故事，没准就要走上与此相似的路。

不管怎样，我在这里首先要讲的——即必须作为最初两个棋子拿出来的——是住在山谷对面山顶那个谜一样邻人的事和拥有名为《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的事。先讲那幅画。

(1)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写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歌剧《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蝴蝶夫人》等。

(2)原文读音标注为法语“rien”。

(3)立体派：Cubism。亦译作立体主义、立方主义。1908年法国兴起的美术运动。以毕加索、布拉克为代表，从各个角度观察绘画对象，力图将其画入同一画幅。

(4)平安时期：日本古代定都平安京（现京都）的历史时期，始于798年，止于1192年。

(5)镰仓时期：源氏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的历史时期，始于1185年，止于1333年。

(6)飞鸟时期：日本以推古天皇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时期尚未定论。一说从推古天皇即位的593年至迁都平安京的710年。一说从佛教传入的552年至大化革新的645年。

(7)原文是Anschluss，德语。意为联合或政治联盟。这里指德奥合并，即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合并。

5　气息奄奄，手脚冰凉

住进这座房子后首先让我费解的，是房子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可以称为画的物件。不仅墙上没挂，而且无论储藏室还是壁橱也都一幅——哪怕一幅——画也没有。不但雨田具彦本人的画，其他画家的画也没有。大凡墙壁都光秃秃赤裸裸听之任之。就连挂画的钉痕都无从找见。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凡是画家，不管谁手头都多多少少保有画作。有自己的画，有别的画家的画。不觉之间就有各种各样的画存留身边，如同再怎么扫也还是有雪接连不断飘落堆积起来。

一次因为什么给雨田政彦打电话，顺便问到为什么这房子里称为画的物件一幅也没有呢？是谁拿走了还是一开始就这样？

“父亲不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留在手头。”政彦说，“画完赶紧叫来画商出手，效果不如意的就在院子里的焚烧炉烧掉。所以，即使父亲的画手头一幅都没有，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别的画家的画也完全没有？”

“有过四五幅，马蒂斯(1)啦布拉克(2)啦等旧画。哪一幅都是小幅作品，战前在欧洲买到手的。是从熟人手里得到的，买的时候价钱好像没有多高。当然现在增值好多。那几幅画，父亲进护理机构时一起交给要好的画商保存了。毕竟不能就那样放在空房子里。估计保管在带空调的美术品专用仓库里。此外没在那座房子里见过其他画家的画。实际上父亲不大喜欢同行们。理所当然，同行们也不大喜欢父亲。往好里说是独狼，往糟里说怕是不合群的乌鸦。”

“你父亲在维也纳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间？”

“啊，应该待了两年左右。不过不清楚为什么偏去维也纳。本来父亲喜欢的画家几乎都是法国人。”

“而且从维也纳返回日本后突然转向当日本画画家，”我说，“到底是什么促使你父亲下那么大决心的呢？维也纳逗留期间发生什么特殊事情了？”

“唔，那是个谜。父亲很少讲维也纳时代的事。无可无不可的事倒是时不时听他讲过。维也纳的动物园啦，吃的东西啦，歌剧院啦等等。可是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我也没硬问。我和父亲差不多是分开生活，只是偶尔见面那个程度。较之父亲，莫如更像时而看望的作为亲戚的伯父那一存在。而且，从我上初中时起，父亲的存在渐渐让我郁闷起来，开始避免接触。我进美术大学时也没和他商量。家庭环境虽然算不上复杂，但不能说是正常家庭。那种感觉可大致明白？”

“大致。”

“时至如今，反正父亲过去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或者沉进哪里深深的泥塘。问什么都不应声。我是谁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或许应该在他变成这样子之前问个究竟才是，有时我会这样想。悔之晚矣！”

政彦约略沉思似的沉默下来。少顷开口道：“何苦想知道这个？对家父可有什么兴趣？”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只是，在这房子里生活起来，这里那里总会感觉出你父亲的影子，于是在图书馆就你父亲查阅了一下。”

“类似父亲影子的东西？”

“或者说是残存感？”

“没有不好的感觉？”

我对着听筒摇头：“哪里，完全没有不好的感觉。只是雨田具彦这个人的气息总好像在这里飘来飘去，在空气中。”

政彦再次沉思片刻，然后说道：“毕竟父亲长期住在那里，又做那么多事。气息也可能留下。啊，也是因为这个，作为我，老实说，不太想一个人靠近那座房子。”

我一声不响地听着。

政彦继续下文：“以前我想也说来着，对于我，雨田具彦不过是个不好接近的添麻烦的老头儿罢了。总是关在画室里满脸严肃地画画。寡言少语，不知在想什么。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时候，母亲老是提醒我‘别打扰父亲工作’。不能跑来跑去，不能大喊大叫。在社会上或许是名人，绘画出类拔萃，但对于小孩子纯粹是个麻烦。而且，自己走上美术道路之后，父亲每每成了不快的负担。每次自报姓名，总有人说‘是雨田具彦先生的亲戚吗’这样的话。恨不得改名来着。如今想来，人并不那么坏，想必他也是想以他的方式疼爱孩子来着，但不是能够无条件倾注父爱的人。那怕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对他画是第一位的。艺术家嘛，估计都那个样子吧！”

“可能。”我说。

“我恐怕无论如何也成不了艺术家。”雨田政彦叹口气说，“从父亲身上学得的，没准只此一点。”

“上次你好像说过你父亲年轻时相当我行我素来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说了吧？”

“啊，我长大时已经没那种迹象了。不过年轻时好像相当风流。高个子，长得也够好，又是地方富豪的少爷，还有绘画才华。女人不可能不投怀送抱。父亲方面也一见女人就不要命。家里出钱才能了结的啰嗦事都好像有过。但留学回国以后，人好像变了——亲戚们都这样说。”

“人变了？”

“回到日本以后，父亲再不寻花问柳了，一个人关在家里专心作画。与人交往也好像讨厌得不得了。返回东京独身生活了很长时间。而在只靠画画就能充分维持生活之后，忽有所觉似的同家乡一位远亲女子结了婚，就好像核对人生的账尾一样。不是一般的晚婚。于是我出生了。婚后是不是再风流不得而知，反正弄得满城风雨的风流事是没有了。”

“变化相当大。”

“噢，父亲的双亲对回国后的父亲的变化像是很高兴的，毕竟不再为女人问题添麻烦了。至于在维也纳有过什么事，为什么抛弃西洋画而转向日本画，这方面无论问哪个亲戚都照样问不明白。关于这个，总之父亲就像海底牡蛎一样闭口不提。”

时至如今，即使撬开贝壳，想必里边也空空如也了。我向政彦致谢，挂断电话。

我发现题为《刺杀骑士团长》这个怪异名字的画，完全由于偶然。

夜里时常从卧室房顶阁楼传来很小的“沙沙”声。起初我猜想怕是老鼠或松鼠钻进阁楼里了。可是，声音同小型啮齿动物的行走声明显不同。与蛇爬声也不一样。总好像把油纸用手皱巴巴团成一团时的声音相似。并非吵得睡不着那个程度。尽管如此，房子里面有莫名其妙的什么还是让人放心不下。说不定是对房子有害的动物。

东找西找找了一圈，最后发现客用卧室里面立柜上端对着的天花板有个通往阁楼的入口。入口盖是八十厘米见方的端端正正的四方形。我从贮藏室拿来铝制梯凳，一只手拿着手电筒推开入口盖，战战兢兢从那里伸出脖子四下打量。阁楼面积比预想的大，有些昏暗。右侧和左侧各有小小的通风孔，从那里有一点点天光进来。用手电筒往边边角角照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至少没发现活动的东西。我一咬牙从开口上到阁楼。

空气里面有一股灰尘味儿，但不至于令人不快。通风良好，地板灰尘也没积多少。头顶上低低横着几根粗梁，但只要躲过它们，大体可以直身行走。我小心翼翼地缓缓移步。检查两个通风孔，两个都拉着铁丝网，以防动物侵入。但朝北的通风口铁丝网开了个口。有可能是撞坏的或自然破损的。抑或有什么动物要进来而故意撞坏了网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那里开了一个可供小动物轻松钻入的洞洞。

随后我见到了夜里弄出动静的罪魁祸首：一只灰色的小猫头鹰静悄悄躲在梁上面的暗处。看样子它正闭目合眼地睡觉。我关掉手电筒，为了不惊动对方，特意在离开些的地方静静观察那只鸟。近距离看猫头鹰是头一次。较之鸟，更像生了翅膀的猫。美丽的生物！

想必猫头鹰白天在这里静静休息，到了晚间从通风孔出去，在山上寻找猎物。恐怕是它出入时的声响吵醒了我。无害！况且，有猫头鹰在，就不必担心鼠和蛇会在阁楼住下来。听之任之好了。我得以对这只猫头鹰怀有自然而然的好意。我们碰巧租住这座房子共而有之。随你住在阁楼里就是。观察了一会儿猫头鹰的样子之后，我蹑手蹑脚踏上归途。发现入口旁边有个大包就在这个时候。

一眼就看出那是包好的画。大小为横一米半竖一米左右用褐色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还缠了几道细绳。此外没有任何放在阁楼里的东西。从通风孔射进的淡淡阳光，梁上栖息的灰色猫头鹰，靠墙立着的一幅包装好的画——这种组合似乎有某种幻想意味，让我为之动心。

我慎之又慎地拿起纸包。不重。被纳入简易画框的画的重量。包装纸薄薄积了一层灰。估计是很久以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这里的。细绳上用铁丝牢牢固定着一枚标牌，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道“刺杀骑士团长”。字体一丝不苟。大概是画的标题。

为什么这幅画被悄悄藏在阁楼上呢？原由当然无从得知。我思考该怎么办。按理，就这样原封不动是合乎礼节的行为。这里是雨田具彦的住所，画无疑是雨田具彦拥有的画（可能是雨田具彦本人画的画），出于某种个人理由而把画藏在这里以免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要做多余的事，连同猫头鹰一起照样留在阁楼里即可。不是我应该介入的事。

问题是，即使作为事理明明白白，我也还是按捺不住胸间涌起的好奇心。画的标题（大约）“刺杀骑士团长”字样尤其让我心有不舍。到底是怎样一幅画呢？为什么雨田具彦必须把它——挑来挑去只挑这幅——藏在阁楼里呢？

我拿起纸包，试试能否从阁楼入口穿过去。从逻辑上说，能够拿上来的画不可能拿不下去。通来阁楼的开口别无第二。但我还是大致试了试。不出所料，在对角线极限那里画得以穿过这标准四方形开口。我想像雨田具彦将这幅画拿上阁楼的情形。那时他恐怕心怀唯独他一人知晓的某种秘密。我能够像实际目睹其情其景一样想像得宛然在目。

纵然得知我把画从阁楼拿了下来，雨田具彦也不至于发火动怒。他的意识如今已陷入深重的混沌之中。借用他儿子的说法，“歌剧和平底锅的区别都分不出来”。基本不可能返回这座房子。何况，就那样把画放在通风孔破损的阁楼里不管，迟早未必不被老鼠、松鼠咬坏。或者被虫子吃了也未可知。假如画是雨田具彦画的，那势必意味一次不小的文化损失。

我把纸包放在立柜顶端，向蜷缩在梁上的猫头鹰微微挥一下手，然后下来，悄悄关上入口盖。

不过我没有马上开包。把那褐色纸包靠着画室墙壁立了好几天。我坐在地板上，只是不明所以地看着它。擅自开包合适不合适？我很难下定决心。不管怎么说都是别人的所有物。哪怕想得再能自圆其说，我也不具有随便拆开的权利。若想那样做，至少要得到其子雨田政彦的许可。然而不知何故，我懒得向政彦告知画的存在。觉得这是我和雨田具彦之间纯属个人性质的一对一问题。至于何以怀有这种奇妙的想法则无法解释，反正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定定盯视——险些盯出洞来——这幅用牛皮纸包裹着、缠了好几道细绳的画（估计是画），一再思索之后，终于下定开包取画的决心。我的好奇心比我看重礼节和常识的心情顽强得多执拗得多。至于那是作为画家的职业性好奇心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单纯的好奇心，自己无以判别。但不管是哪个，我都不能不看个明白。我打定主意，哪怕给人戳脊梁骨也无所谓！我拿来剪刀，剪开绑得结结实实的细绳，而后剥褐色包装纸。花时间剥得很仔细，以便能酌情重新包好。

不知包了多少层的褐色包装纸下，有一幅用漂白布那般柔软的白布包着的镶在简易画框里的画。我轻轻剥开那层布，像剥开被严重烫伤之人的绷带时那样轻手轻脚小心翼翼。

白布下现出的，如我事先所料，是一幅日本画。横置长方形的画。我把画立在板架上，退后几步细看。

毋庸置疑，作品出自雨田具彦之手。不折不扣是他的风格，手法是他特有的。大胆的留白，遒劲的构图。上面描绘的，是飞鸟时期打扮的男女。那一时期的服装和那一时期的发型。然而这幅画让我十分惊愕：画面充满暴力性，几乎令人屏息敛气。

据我所知，雨田具彦基本不曾画过如此种类狂暴的画。说从未画过怕也未尝不可。他画的，大多是仿佛撩拨乡愁的平和安谧的画。偶尔也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但画面出现的人物形象大体融入类型之中。人们在古代丰盈的大自然中构成紧密的共同体，生活尊重协调。诸多自我为共同体的整体意志或安稳的宿命所吸纳。而且世界之环是静悄悄闭合的。想必这样的世界是之于他的世外桃源。他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以各种各样的视线持续描绘这样的古代世界。多数人将这种风格称为“对现代的否定”，称为“对古代的回归”。其中当然也有人斥之为“逃避现实”。不管怎样，他从维也纳留学回国以后，摈弃了指向现代主义的油画，独自一人在这静谧的世界里闭门不出。从不解释，从不争辩。

然而，《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中流淌着血，而且流得那么多，那么现实。两个男子手握仿佛沉甸甸的古代长剑争斗。看上去似乎是个人性质的决斗。争斗双方，一个是年轻男子，一个是年老男子。年轻男子把剑深深刺入年长男子的胸口。年轻男子蓄着漆黑漆黑的一小条唇须，身穿浅艾蒿色紧身服。年老男子一身白色装束，蓄着丰厚的银须，脖子上戴有串珠项链。他握的剑从手中脱落了，但尚未完全落地。血从他的胸口喷涌而出。剑的尖端大概刺中了大动脉，血染红他的白色装束。嘴痛得扭歪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万念俱灰地瞪视虚空。他知道自己失败了，但真正的疼痛尚未到来。

另一方的年轻男子眼神极为冷酷，目不转睛地直视对手。眼睛没有悔意，没有困惑和怯懦，没有兴奋表示。瞳仁是那般冷静，眼睛里只有迫在眉睫的一个人的死，以及自己确切无疑的胜利。四溅的血不过是其证明罢了，并未给他带来任何情感。

老实说，迄今为止我一直把日本画相对看作描绘静止的、类型化世界的美术样式，单纯地认为日本画的技法和绘画材料不适合表现强烈感情。那是同自己了不相干的世界。可是面对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我清楚得知自己的那种想法纯属自以为是。雨田具彦画的两个男人赌以生死的剧烈决斗场景，有一种从深处摇撼看的人心魂的东西。获胜的男人和落败的男人。刺杀的男人和被刺杀的男人。那种类似落差的东西让我为之心动。这幅画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有几个在旁边注视这场决斗的人。一个是年轻女子。女子身穿雪白雪白的高档衣服，头发向上梳起，戴有大大的发饰。她一只手放到嘴前，嘴微微张开。看上去似乎正屏息敛气而又要大放悲声。美丽的眼睛大大睁开。

还有一个，一个年轻男子。服装不那么气派。黑乎乎的，饰物也少，十分便于行动。脚上穿着简单的草鞋，似乎是仆人或什么人。没有带剑，只在腰部别一把短刀样的东西。矮个头，敦敦实实，下巴蓄着浅淡的胡须。左手——以现今说来，恰如事务员拿文件夹那样的姿势——拿着账簿那样的东西。右手像要抓取什么似的伸在空中。但那只手什么也没能抓到。至于他是老人的仆人还是年轻男子的仆人，抑或是女子的仆人，从画面上看不出。看得出的充其量只有一点：此乃这场决斗急速展开的最后发生的场景，无论女子还是仆人都全然始料未及。不容怀疑的惊恐表情在两人脸上浮现出来。

四人中不吃惊的只有一人，只这个杀人的年轻男子。大概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让他吃惊。他并非天生的杀人者，不以杀人为乐。但是，为了达到目的，对于让谁停止呼吸这点他会毫不犹豫。他年轻力壮，满怀理想（怎样的理想自是不得而知）。而且掌握巧妙操剑的技术。目睹已过人生盛期的老人死于自己之手的样子，对于他不值得惊讶。莫如说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之事。

还有一人，那里有个奇妙的目击者。画面左下角有个男子，样子就好像正文下面的脚注。男子把地面上的封盖顶开一半，从那里伸出脖子。盖是正方形，似乎是木板做的。那个封盖让我想起这座房子通向阁楼的入口的盖子。形状和大小也一模一样。男子从那里观察地上之人的样子。

地面开了一个洞？四方形出入口？不至于。飞鸟时期不可能有下水道。而且决斗是在室外进行的，一片一无所有的空地。背景上画的只有枝丫低垂的松树。在这种地方的地面何以会开一个带盖的洞穴呢？讲不过去。

况且，从那里伸出脖子的男子模样也够奇怪。他长着弯茄子那样的异常细长的脸，满脸黑胡子，头发长长的乱蓬蓬的。看上去像极了流浪汉或远离人世的隐居者。看作呆子也未尝不可。可是，他的目光敏锐得足以让人吃惊，甚至可以从中感受类似洞察力的眼力。话虽这么说，那种洞察力并非通过理性获得的，而是某种洒脱——没准近乎狂气——偶然带给他的。服装细部看不出。我所能看出的，只有脖子往上部位。他也注视那场决斗。不过对其结果似乎并不吃惊。看上去莫如说作为本应发生因而发生的事件而纯然旁观，或者出于慎重而在大致确认事件的细节。姑娘也好仆人也好都没察觉身后长脸男子的存在。他们的视线被剧烈的决斗紧紧牵住了，谁也没往后看。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了什么而如此潜入古代地下的呢？雨田具彦是出于何种目的将这来历不明的奇形怪状男子以强行打破构图平衡的形式特意画进画面一角的呢？

这且不说，问题首先是这幅作品为什么被标以《刺杀骑士团长》这个名称呢？不错，画中，身份显得高贵的人被长剑刺杀了。然而，身着古代衣服的老人的样子，无论怎么看都与“骑士团长”之名不相符合。“骑士团长”这一头衔显然是欧洲中世或近世的东西。日本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的职位。尽管如此，雨田具彦却将“骑士团长”这个带有怪异意味的标题安在这幅作品上。其中应有某种理由。但是，“骑士团长”这一说法有什么微微刺激我的记忆。记忆中以前听过这个说法。我像捋细线一样追溯记忆轨迹。应该在哪里的小说上或戏曲上看过这个字眼。而且是相当知名的作品。哪里呢……

我猛一下子想起来了。莫扎特的歌剧《唐璜》（Don Giovanni）！开头应该有“刺杀骑士团长”的场面。我走去客厅唱片架跟前，抽出其中的《唐璜》套装唱片，扫视解说书。确认开头场面被刺杀的到底是“骑士团长”。他没有名字，只标写“骑士团长”。

歌剧脚本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其中最初被刺杀的老人写为“I1 Commendatore”。有人用日语译为“骑士团长”，这一译法固定下来。至于原来的“Commendatore”准确说来是怎样的地位、怎样的官职，我不得而知。几种套装唱片中的任何解说书都没有关于这点的解说。这部歌剧中的他是不具有名字的一介“骑士团长”，其主要职责就是在开头落在唐璜手里被其刺杀。最后变成走动的骇人雕像出现在唐璜面前，把他领去地狱。

细想之下，这岂非不言而喻之事？这幅画中画的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即浪荡公子唐璜（西班牙语为“Don Juan”），被刺杀的是年长男子即有名誉的骑士团长。年轻女子即骑士团长的漂亮女儿唐娜·安娜，仆人是服侍唐璜的莱波雷洛。他手里拿的是极长的名录，里面一一记录着主人唐璜迄今占有的女人姓名。唐璜千方百计引诱唐娜·安娜，同予以斥责的安娜父亲骑士团长决斗，一剑刺杀。很有名的场面。为什么就没觉察到呢？

大概因为莫扎特的歌剧同处理飞鸟时期题材的日本画这一组合相距过于遥远了吧？所以我才没将二者在自己心中好好联系起来。而一旦明白过来，一切豁然开朗。雨田具彦将莫扎特歌剧世界一直“篡译”为飞鸟时期。确是饶有兴味的尝试。这我承认。可是，这一篡译的必然性究竟在哪里呢？同他日常风格实在大相径庭。还有，为什么非把它特意层层包起来藏进阁楼不可呢？

不仅如此，画面左端从地下伸出脖子的长脸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当然没有这样的人物出场，是雨田出于某种意图将此人补画在画面中的。何况，歌剧中安娜并没有实际目睹父亲被刺杀的现场，她去找其恋人唐·奥塔维奥骑士求助。当两人返回现场时发现父亲奄奄一息。而在雨田具彦的画中，这一状况的设定——想必为了加强戏剧性效果——出现微妙的变动。但是，从地里探出脸来的，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唐·奥塔维奥。此人长相怪异，明显偏离世间基准，不可能是帮助唐娜·安娜的白面正义骑士。

此人莫不是从地狱里来的恶鬼？为了侦察如何将唐璜带去地狱而预先在此亮相？但左看右看，此人都不像是恶鬼。恶鬼不具有如此炯炯有神的眼睛。恶鬼根本不会悄然举起正方形木制封盖而探头探脑钻出地面。这一人物看上去莫如说是作为某种恶作剧精灵介于其间的。我姑且将其人称为“长面人”。

此后几个星期我只管默默盯视这幅画。面对这幅画的时间里，我全然上不来想画自己画的心情。甚至正经吃饭的心绪都无从谈起。或者往打开电冰箱最先看到的蔬菜上浇蛋黄酱拿起嚼食，或者打开买好放在那里的罐头用锅加热——至多做到这个程度。我坐在画室地板上，一边翻来覆去听《唐璜》唱片，一边百看不厌地定定看着《刺杀骑士团长》。日落天黑，就在画前斜举着葡萄酒杯。

画得无与伦比，我想。不过据我所知，这幅画，雨田具彦哪一本画集都没收录。就是说，世间一般还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存在。如果公开，这幅作品无疑将成为雨田具彦代表作之一。倘有一天举办他的回顾展，即使用在海报上都无足为奇。而且，这不单单是“画得好”的画。画中明显鼓胀着非同寻常的力度。这是稍懂一点美术的人都不可能看漏的事实。其中含有诉诸观众心魂深层部位、将其想像力诱往别的什么场所的富于启示性的什么。

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眼睛从画面左端那个满脸胡须的“长面人”上移开，就好像他正打开封盖从个人角度把我诱去地下世界。那不是把其他任何人，而是把这个我。实际上，那盖子下有怎样的世界也让我耿耿于怀。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到底在那里干什么呢？盖子是很快再次关闭还是一直敞开呢？

我一边看画，一边反复听歌剧《唐璜》的这个场面。序曲，继之以第一幕第三场。那里唱的歌词、出口的台词几乎可以照背不误。

唐娜·安娜：

“啊，那个杀人犯，杀了我的父亲！

这血……，这伤……

脸已经出现死相，

气息奄奄，

手脚冰凉。

父亲，温柔的父亲！

人事不省，

就要这样死去。”

(1)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雕刻家、版画家，野兽派绘画运动领袖。以使用鲜明、大胆的色彩而闻名。偶然的机缘成为其人生转折点，他曾说：“我好像被召唤着，从此以后我不再主宰我的生活，而它主宰我。”代表作有《戴帽子的女人》等。

(2)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画派代表之一，曾参加野兽派绘画运动，后又创作“拼贴画”，代表作有《弹吉他的男人》《圆桌》等。

6　眼下，是无面委托人

经纪人打来电话，是在夏天也差不多迎来尾声的时候。有谁打来电话是久违的事情了。白天虽然酷暑未退，而一旦日落西山，山间的空气就凉了下来。那般让人烦躁的知了叫声也渐渐变得小了，转而展开虫们盛大的合唱。和在城里生活时不同，推移的季节在环绕我的大自然当中不由分说地带走它应带走的部分。

我们首先相互汇报各自的近况。说是汇报，其实可说的事也没有多少。

“对了，作画方面可进展顺利？”

“一点点吧！”我说。当然是说谎。搬来这座房子四个多月了，支好的画布还一片雪白。

“那就好。”他说，“过些天把作品多少给我看看。说不定能有我帮上忙的。”

“谢谢！过些天……”

随后他提起正事。“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有个请求。怎么样？不想再画画肖像画？”

“肖像画不再画了，我应该说过的。”

“嗯，确实听你那么说来着。不过，这回报酬好得离谱。”

“好得离谱？”

“好上天了！”

“好上天怎么个好法？”

他具体举出数字。我险些吹口哨。但当然没吹。“人世上，除了我也应该有很多画肖像画的人……”我以冷静的语声说。

“虽然不是有很多，但手法大体过得去的肖像画专门画家，除了你也有几个。”

“那么，找他们去好了。那个金额，谁都会一口答应下来。”

“对方指名找你——由你画是对方的条件，说别人免谈。”

我把听筒从右手换到左手，用右手搔了搔耳后。

经纪人说：“听说那个人在哪里看过你画的几幅肖像画，十分中意。说你画的画具有的生命力，在别处很难求得。”

“可我不明白。且不说别的，一般人看过几幅我画的肖像画什么的，这事首先不大可能的吧？我又不是年年在画廊办个展。”

“详细情由不知道。”他以不无困窘的声音说，“我只是如实转告客户的话罢了。一开始我就向对方说你已经洗手不画肖像画了，决心似很坚定，求也怕是不行。但对方不死心，于是有具体金额出来。”

我在电话机旁就此提议沉吟片刻。老实说，所提金额让我动心。而且，有人在我画的作品中——尽管是受人之托而半是机械性画的——发现如此价值这点，也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的自尊心。然而我已经自我发誓绝不再画商业性肖像画了，打算以被妻抛弃为转机开始新的人生。单单有像样的银两堆在那里，并不容易颠覆我的决心。

“可是，那位客户，怎么出手那么大方呢？”我问。

“虽说世道不景气，但另一方面，腰缠万贯的人也还是有的。网上炒股赚的啦，或者IT方面的企业家啦，那种人好像不在少数。肖像画定制款，也是可以用经费报销的。”

“用经费报销？”

“在账簿上，肖像画不是美术品，可以处理为业务用品。”

“听得我心里暖暖的。”

靠电脑炒股赚钱的人和IT方面的企业家们——哪怕他们钱再多、再能用经费报销，我也很难认为他们想把自己的肖像画作为业务用品挂在办公室墙上。他们大多一身洗褪色的牛仔裤、耐克鞋、皱皱巴巴的T恤和“香蕉共和国”夹克——便是以这副打扮工作的年轻人。而且，他们以用纸杯喝星巴克咖啡为自豪。厚重的油画肖像不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世上有种种类型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即使要把自己用纸杯喝着星巴克（或其他商家的）咖啡［当然使用公平交易（Fair Trade）(1)的咖啡豆］场面画下来的人也未必没有。

“只是，有一个条件。”他说，“对方希望以他为模特面对面来画，并为此准备相应的时间。”

“不过我一般不用那种画法。”

“知道。和客户进行私人面谈，但不作为实际绘画模特使用，这是你的做法。这点我也告知对方了。但还是希望这回当他本人的面来画——这是对方的条件。”

“那意味着？”

“我不清楚。”

“相当不可思议的委托啊！为什么执著于这个？如果说不当模特也可以，莫如说应该庆幸才是。”

“委托固然别出心裁，但就报酬而言，我想可是无可挑剔……”

“我也认为报酬无可挑剔。”我表示同意。

“往下就看你了。又不是叫你出卖灵魂！你作为肖像画家，本事无可挑剔。人家看中了你的本事。”

“总好像是已经引退的黑手党杀手啊，”我说，“要干倒最后一个目标。”

“不过并不是要流血。怎么样，不试试？”

“并不是要流血，”我在脑袋重复一句。我想起《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面。

“那么，要画的对象是怎样的人呢？”

“实不相瞒，我也不知道。”

“男的女的也不知道？”

“不知道。性别也好姓名年龄也好，统统一无所知。眼下纯属无面委托人。自称代理人的律师往我这里打来电话，只和他交涉来着。”

“可事是正正经经的事吧？”

“呃，事绝不莫名其妙。对方是可靠的律师事务所，说一谈妥就立马把启动款打进来。”我手握听筒叹了口气。“事出突然，很难马上答复，希望给我一点儿考虑时间。”

“没问题，考虑到大彻大悟为止。对方说并非多么十万火急的事。”

我道谢挂断电话。因为想不起其他可干的事，就走进画室打开灯，坐在地板上别无目的地盯视《刺杀骑士团长》。盯视之间，肚子饿了，就进厨房拿起番茄酱和装在碟子里的利是饼干折回，用饼干蘸番茄酱吃着继续看画。这东西当然谈不上好吃。相对说来味道很差。但好吃也好不好吃也好，对于这时的我都不值一提。只要能够多少填填饿瘪的肚子即可。画在总体上和细部上都强烈吸引我的心。不妨说，我十有八九被这幅画完全囚禁起来。花了几星期时间把这幅画彻头彻尾看遍之后，这回我凑上前去，认真验证每一个细节。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五个人物脸上浮现的表情。我用铅笔把画上每个人的表情精确速写下来。从骑士团长、唐璜、唐娜·安娜、莱波雷洛到“长面人”，一如读书家把书中心仪的文章一字不漏一句不差地仔细抄写下来。

以自己的笔致对日本画上的人物加以速写，对于我是第一次体验。我这才得知，这是比预想远为困难的尝试。一来日本画本来就是以线条为中心的绘画，二来其表现手法比之立体性更倾向于平面性，较之现实性更重视象征性和符号性。把以如此视线画成的画原封不动移植为所谓“西洋画”画法，在本源上就是勉为其难的。尽管如此，在几次出错几次修正之后，总算变得顺手起来。这样的作业，纵然不能说是“脱胎换骨”，也需要以自己的理解对画面进行解释和“翻译”。为此必须首先把握原画意图。换个说法，我必须或多或少地理解雨田具彦这个画家的视点或其人的存在方式。打个比喻，需要将自己的脚伸进他穿的鞋。

不间断地做了一阵子这项作业之后，我开始心想“久违地画一画肖像画怕也不坏”。反正什么也画不来。画什么好？自己想画什么？就连启示性都未能捕获。就算是有违自己心意的工作，实际动手画点什么怕也是不坏的。如果让这一无所能的日子长此以往，说不定真可能什么也画不出来了。肖像画都可能无能为力。自不待言，所提金额也让我动心。眼下过的固然是几乎不花生活费的生活，但光靠绘画班的收入无论如何是过不下去的。旅行了这么长时间，又买了二手卡罗拉旅行车，存款也一点一点而又准确无误地持续减少不止。数额可观的收入无疑有很大魅力。

我给经纪人打电话，说这回——仅此一回——接受肖像画工作也可以。他自然表示高兴。

“不过，如果要和客户面对面地写实，我势必赶去那里。”我说。

“无需担心，对方去你的小田原府上。”

“小田原？”

“是的。”

“那个人知道我的家？”

“据说就住在府上附近。你住在雨田具彦府上这点也是知道的。”

一瞬间我瞠目结舌，随后说道：“怪事！我住在这里，尤其住的是雨田具彦房子应该还没有什么人知道。”

“我当然也不知道。”经纪人说。

“那么，为什么那个人知道了？”

“这——，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世界，只要上网，什么都能知道。落到习惯上网的人手里，什么个人秘密啦，那东西可能等于不存在，”

“那个人住在我附近怕是偶然巧合吧？还是说因为住在我附近也是对方选中我的一个理由？”

“那个地步的事我不知道。有想知道的，和对方见面交谈时自己问好了。”

我说自己问。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呢？”

“任凭什么时候。”我说。

“那么，我先这样答复对方，下一步的再联系。”经纪人道。

放下听筒，我歪在阳台躺椅上开动脑筋推想事情的演变。越想疑问越多。委托人知道我住在这座房子这一事实首先就让我不快。感觉上就好像自己始终被人监视、一举一动都被侦察似的。可是，究竟何处何人出于何目的对我这个人怀有如此兴趣呢？而且，总体上这给我以事情未免过于美妙这一印象。我画的肖像画诚然受到好评，我本身也具有相应的自信，可那终不过是哪里都有的肖像画。无论从哪一种观点看都不可能称为“艺术品”。何况，在世人眼里我是无名画家。就算再满意我的画（作为我可是上不来照单全收的心绪），怕也没有人那般一掷千金。不是？

那个委托人莫非是和我现在有关系的女子的丈夫？这样的念头一闪掠过我的脑际。具体根据倒是没有，但我觉得越想越不无这种可能性。若说对我怀有个人兴趣的附近匿名人士，我只能这样猜想。但另一方面，她的丈夫何以非花重金特意让妻子上床对象画自己的肖像不可呢？情理说不过去。除非对方是具有相当变态性念头之人。

也罢，我最后心想，既然眼前有这样的水流，那么姑且随波逐流好了。假如对方别有用心，那么将计就计不就得了？较之如此一动不动困于山中，或许还是那样足够乖觉。何况我也有好奇心。即将打交道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作为一掷千金的回报向我求取什么呢？我想把那个什么看个究竟。

这么打定主意后，心情多少轻松起来。这天夜里，我得以久违地不思不想，当即沉入深度睡眠。夜里倒似乎听得猫头鹰簌簌作响的动静，但那没准出现在断断续续的梦中也未可知。

(1)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在贴有公平贸易标签及其相关产品之中，提倡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其产品从手工艺品到农产品不一而足。该运动特别关注自发展中国家销售到发达国家的外销。

7　无论好坏都容易记的姓氏

我同东京的经纪人之间往返几次电话，说定在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午后同这个谜一样的客户见面（即使此时对方的名字也尚不清楚）。同时确认我一向的程序：第一天只做初次见面的寒暄，大体交谈一小时，并不实际着手绘画作业。

无需说，画肖像需要的是精准把握对方面部特征的能力。但不能说此即足矣。若仅仅如此，有可能成为普普通通的头像画（caricature）。要想画活生生的肖像，需要具备捕捉对方面部核心要素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面相同手相相似。较之与生俱来的东西，重要的是在岁月河流中和各人处境中慢慢形成的东西，同样的概不存在。

星期二早上，我把家中收拾得利利索索。清扫，往花瓶里插了院子里采的花，把《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从画室移去客用卧室，用原来的褐色牛皮纸包好以免看见——不能把这幅画暴露在他人眼前。

一时五分过后，一辆车沿陡坡道上来，在门前停车廊停下。粗重狂野的引擎声四下回荡了好一阵子，仿佛大型动物在洞穴中满意地发出喉音。大概是排气量大的引擎。而后引擎停止，山谷重归静寂。车是银色的“捷豹”（Jaguar）赛车。充分擦拭的长长的挡泥板反射着正好从云间漫溢而下的阳光，闪闪耀眼。我对车不怎么熟悉，型号看不明白。但起码可以推测车是最新型的，行驶公里数还止于四位数内，价格至少是为二手卡罗拉旅行车所付数额的二十倍。不过这并不多么值得惊奇。他可是情愿为自己的肖像画出那么高价钱的人物。即使乘坐大型游艇都不足为奇。

从车上下来的是衣着考究的中年男人。架一副深绿色太阳镜，上身是雪白的棉质长袖衬衫（不单单是白，是雪白雪白），下身是卡其色休闲长裤。鞋是奶油色甲板鞋。身高估计一百七十厘米多一点点。脸被太阳晒得恰到好处。全身荡漾着分外整洁清爽的氛围。不过，他身上最牵动我眼睛的，无论如何都是其头发。泛动微波细浪的丰厚的头发白得恐怕一根黑发也不剩。不是灰色不是花白，总之统统白得如刚刚存积的第一场雪，纯白！

下车后关上车门（发出高档车门随意闭合时独特的令人不无惬意的声响），锁也没锁，只把车钥匙揣进裤袋就朝房子大门这边走来——我从窗帘缝隙一一看在眼里。步伐十分优美，背笔直笔直，必要的筋肉不留任何余地动员起来——想必平时做什么运动，而且毫不敷衍。我从窗前离开，走到客厅椅子上弓身坐下，在这里等待门铃响。门铃响后，我缓缓走到门口，打开门。

我开门时，男子摘下太阳镜放进衬衣的口袋，而后一言不响地伸出手。我也几乎条件反射地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像美国人习以为常那样的有力握手。以我感觉说来是有些过于用力了，但还不至于痛。

“我是免色。请多关照！”男子声音朗朗地自我介绍。语调颇像演讲者在演讲会兼试麦克风的寒暄。

“该请你关照才是。”我说，“免色先生？”

“写作免税店的免，颜色的色。”

“免色先生，”我在脑海中排出两个汉字。字的组合总有些不可思议。

“免除颜色，”男子说，“不常有的姓氏。除了我家亲戚，几乎没见过。”

“不过容易记。”

“正是，容易记的姓氏，无论好坏。”说着，男子微微一笑。从两腮到下颏留着淡淡的率性胡子。但恐怕并非率性为之。准确说来，有几毫米的长度故意没刮了。胡须和头发不同，约有一半是黑的——为什么单单胡须没能白得那么可观呢？匪夷所思。

“请进！”我说。

免色这位男士略略点头，脱鞋进来。衣着固然非同凡响，但似乎多少含带紧张。他像一只被领来新场所的大猫，每一个动作都慎之又慎轻而又轻，眼珠急速地四下观察。

“住所看上去蛮舒服的嘛！”他坐在沙发上说，“非常安静、优雅。”

“安静足够安静。购物什么的倒是不方便……”

“不过对做你这样的工作肯定是理想的环境，是吧？”

我在他对面椅子上坐下。

“听说你住在这附近……”

“嗯，是的。走过来要多少花些时间，但以直线距离来说，是相当近的。”

“以直线距离来说，”我重复对方的话，“以直线距离来说，具体近到什么程度呢？”

“一招手就能看见。”

“就是说，从这里能看见府上？”

“正解。”

听得我不知如何应对。

“要看我的房子？”

“如果可能。”我说。

“到阳台上去不碍事？”

“当然，请请！”

免色从沙发立起，从客厅直接走到相连的阳台，身子探出栏杆，指着山谷对面说：“能看见那里有座白色混凝土房子吧？山上那座，玻璃在阳光下闪闪耀眼的房子。”

给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一时失语，原来就是我日暮时分歪在阳台躺椅上斜举葡萄酒杯观望的那座风格洒脱的房子。位于我这房子的右侧斜对面，绝对够大，绝对醒目。

“距离是多少有一些，但大大挥一下手，打招呼应该没问题。”免色说。

“不过，怎么知道是我住在这里的呢？”我双手扶着栏杆问。

他浮现似乎不无困惑的神情。并非真正困惑，仅仅显示困惑而已。话虽这么说，但从中几乎感觉不出演技性因素。他只是想在应对中略略停顿而已。

免色说：“高效获取各种信息，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从事那样的商务活动。”

“就是说和互联网有关？”

“是的。或者准确说来，涉足互联网也作为一部分包含在我的工作中。”

“可我住在这里一事，应该还几乎没有谁知道……”

免色淡淡一笑：“几乎没有谁知道，反过来说，就是知道的人多多少少是有的。”

我把视线再次投去山谷对面的白色混凝土豪宅。而后重新注视免色这位男士的形象。想必他就是每天夜晚现身于那座豪宅阳台上的人。如此想着细看，他的体型、他的打扮仿佛同那人的剪影正相吻合。年龄不好判断。看雪一样纯白的头发，似乎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四五岁之间。但皮肤有光泽有张力，脸上一条皱纹也没有。而且，一对颇深的眼睛闪着三十五六岁男人生机蓬勃的光。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计算年纪是难上加难的事。即使说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之间的任何年龄，恐怕都只能照信不误。

免色折回沙发，我也回到客厅在他对面重新坐下。我果断地开口了：“免色先生，我有个疑问……”

“请问就是，什么都行。”对方笑吟吟应道。

“我住在你家附近这点，同这次肖像画之托是有某种关系的吧？”

免色现出约略为难的表情。他一显得为难，眼睛两边就聚起几条皱纹。甚有魅力的皱纹。逐一细看，他的面部构造非常端庄好看。眼角细长，略略凹陷，额头方正宽大，眉毛明晰浓重，鼻梁挺拔，高度恰到好处。五官同其小巧的脸盘相得益彰。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小巧，脸的宽度多少有些过度。因此，从纯粹的审美角度看，其间就有些微失衡的欠缺显现出来。纵横均衡未能两全其美。但是，不能将这样的失衡一言以蔽之为缺点。这是因为，那归终成了他相貌的一个特征，失衡反而有让人释然之处。假如比例过于完美，人们倒有可能对其相貌怀有轻度反感，产生戒心。不过，他脸上有一种东西能让初次见面之人暂且放下心来。仿佛和蔼可亲地这样说道：“不要紧，请你放心。我不是多么坏的人，没有陷害你的打算！”

尖尖大大的耳朵前端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白发间约略探出一点点，让我从中感到类似鲜活生命力的元素。进而让我想起秋雨初霁的清晨树林中从一层层落叶间忽一下子冒出的活泼的蘑菇。嘴巴横宽，细唇好看地闭成一条直线，仿佛一切准备到位，以便随时可以现出微笑。

把他称为英俊男士当然是可能的。实际也是英俊的。但他脸上有个地方摈除上述惯常形容，使之当场失效。相对于仅以英俊称之，他的脸实在过于生动了，变化过于精妙了。看上去，那里浮现出的表情不是计算后设计出来的，而是浑然天成。假如那是刻意为之，他势必成为相当了得的演员。但他没有给我那样的印象。

我观察初次见面之人的面部，从中感受种种样样的信息，这已成为习惯。多数情况下没有类似具体根据的东西，终不过是直觉而已。但是，给作为肖像画家的我以帮助的，几乎所有场合都是这种单纯的直觉。

“回答既是Yes，又是No。”免色说。他双手置于膝头，手心朝上大大张开，然后翻了过来。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

“我这个人，对附近住着怎样的人是有些在意的。”免色继续道，“不，与其说在意，或许莫如说感兴趣更为接近。尤其是在隔一道山谷时不时打照面的情况下。”

打照面这一说法未免距离过远了，我想。但我什么也没说。一种可能性倏然浮上脑海：没准他拥有高性能望远镜用来偷偷往这边观察。可我当然没有说出口来。说到底，他出于何种理由非观察这个我不可呢？

“于是得知你住在这里。”免色继续说下去，“得知你是专业肖像画家，出于兴趣，欣赏了你几幅作品。起初是在网上看的，结果意犹未尽，就看了三四幅实物。”

听到这里，我不禁歪头沉思。“你说看了实物？”

“去肖像画的拥有者、就是当模特的人那里，请求出示给我。都很高兴地让我看了。看来，有人提出想看自己的肖像画，作为被画的本人是相当兴奋的。我直接目睹那些画，同其本人实际长相比较，结果使我多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心情。画和本人，比较之下哪个更真实，渐渐糊涂起来。怎么说好呢，你的画中好像有某种东西从非同一般的角度刺激看的人的心。乍看之下是普普通通的常规肖像画，而细看起来，那里就有什么潜伏不动。”

“什么？”我问。

“某种什么。用语言表达不好，或许不妨称之为其本人的心性吧？”

“心性，”我说，“那是我的心性呢？还是被画的人的心性呢？”

“大概兼而有之。恐怕是二者在画中精妙地交融互汇，难解难分。那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即使无意间一眼扫过，也还是会觉得有什么看漏了，因而自然折回，再次看得出神。而我被那个什么吸引住了。”

我默然。

“于是我想，无论如何都希望此人为我画一幅肖像，就马上跟你的经纪人取得了联系。”

“通过代理人？”

“是的。我一般通过代理人推进种种事物。法律事务所肯提供这样的服务。并不意味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只是看重匿名性罢了。”

“再说姓氏又容易记。”

“正是。”他淡淡一笑。嘴巴明显横向拉开，耳尖微微晃动。“不想被人知道姓名的时候也是有的。”

“不过酬金数额好像也有点儿太大了……”我说。

“如你所知，物价这东西终究是相对的。价格是需要与供给的平衡关系自然决定的。此乃市场原理。我说想买而你说不想卖，那么价格就上涨。反之下降，理所当然。”

“市场原理我懂。可是，你有必要为了让我画肖像而做到这个地步吗？这么说也许不合适，肖像画那玩意儿，即使暂且没有，也不至于不好办吧？”

“如你所说，不是没有不好办的东西。问题是我有好奇心这个玩意儿。你来画我，会画成怎样的肖像画呢？作为我很想知道。换句话说，我的价钱是为自己的好奇心出的。”

“而且你的好奇心值高价。”

他开心地笑了。“好奇心这东西，越单纯越强烈，也就相应值钱。”

“喝咖啡的吧？”我试着问。

“恕不客气。”

“刚才用咖啡机做的。没关系？”

“没关系。请别加糖什么的。”

我去厨房往两个马克杯里倒了咖啡拿回。

“歌剧唱片真够多的啊！”免色喝着咖啡说，“喜欢歌剧？”

“这里的唱片不是我拥有的，是房子主人留下的。结果我来这里后听了好多歌剧。”

“拥有者是雨田具彦先生吧？”

“正是。”

“可有你特别喜欢的歌剧？”

我就此想了想说：“近来常听《唐璜》，出于不大不小的缘由。”

“什么缘由？若不介意，讲给我听听可好？”

“纯属个人性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唐璜》我也喜欢，常听。”免色说，“一次在布拉格的小歌剧院听过《唐璜》。记得是捷共政权倒台后不久的时候。想必你也知道，布拉格是《唐璜》首演的城市。剧场小，管弦乐队编成也小，有名的歌手也没出场，但公演非常出色。因为歌手没必要像在大歌剧院那样发很大的声，所以感情表达可以做到非常亲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斯卡拉歌剧院做不到这一点。那里需要有名的歌手放声高歌。咏叹调有时简直成了杂耍。可莫扎特歌剧那样的作品需要的，是室内乐性质的亲密性。不这样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在布拉格的歌剧院听的《唐璜》，有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的《唐璜》。”

他喝了一口咖啡。我不声不响地观察他的动作。

“迄今为止，有机会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方听了各种各样的《唐璜》。”他继续道，“在维也纳听了，在罗马、米兰、伦敦、巴黎、纽约、东京也听了。阿巴多(1)、莱文(2)、小泽(3)、马泽尔(4)，还有谁来着……乔治·普莱特(5)吧？但还是在布拉格听的《唐璜》奇异地留在心底，尽管歌手和指挥家都是名都没听过的人。公演结束后走到外面，布拉格街头大雾迷漫。当时照明还少，入夜街上一片漆黑。沿着人影寥寥的石板路行走之间，有一座铜像孤零零立在那里。不知是谁的铜像。但样子是中世纪骑士。我不由得很想在那里请他吃晚饭，当然没有请成……”

说到这里，他再次笑了。

“经常去外国的？”我问。

“因为工作时不时去。”他说。而后像是想到了什么，闭嘴不语。我推测大概不愿意接触工作具体内容。

“那么情况如何？”免色直直盯视我问，“我通过你的审查了吗？能请你画肖像画吗？”

“哪里谈得上审查！只是这么面对面聊聊罢了。”

“不过，我听说你在开始作画前要先同客户见面交谈，不画不合心意的来人的肖像……”

我朝阳台看去。阳台栏杆落着一只大乌鸦，大约感觉出了我视线的动静，马上展开光闪闪的翅膀飞走了。

我说：“那样的可能性也未必没有，但幸运的是，迄今从未遇到过不合心意的人士。”

“但愿我别成为第一人。”免色微笑着说。但其眼睛绝对没笑。他是认真的。

“没问题。作为我，很乐意画你的肖像画。”

“太好了！”他说。略一停顿，“只是，恕我冒昧，我这方面也有个小小的希望。”

我再次直视他的脸。“是怎样的希望呢？”

“如果可能的话，想请你别受肖像画这个限制，自由自在地画我。当然，如果你想画所谓肖像画的话，那是不碍事的。用你以前一向采用的一般性画法画是可以的。而若不是这样，是想用迄无先例的别的手法来画，那么我是由衷欢迎的。”

“别的手法？”

“就是说怎样的风格都无所谓，只管随心所欲地画好了。”

“就是说像某一时期的毕加索那样，在脸的一侧安两只眼睛也没关系。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那么画的话，我这方面概无异议。悉听尊便。”

“那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眼下我还不具有办公室那样的东西。所以，怕是要挂在我家书房墙上，我想。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

当然没有异议。无论哪里的墙壁，对于我都无甚差别。我思考片刻说道：“免色先生，你能这么说固然让我求之不得。可是，就算你说什么风格都可以，任我随心所欲地画，我一下子也浮现不出具体意念。我只是一介肖像画家，是以长期形成的样式画过来的。即使你要我去掉限制，也还有限制本身已然成为技法那一部分。所以，恐怕还是要以一如从前的做法画所谓肖像画——那也不介意吗？”

免色摊开双手：“当然不介意。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好了。你是自由的——我希求的仅此一点。”

“还有，实际以你为模特画肖像画的时候，势必请你到这画室来几次，长时间坐在椅子上。想必你工作很忙，这能做到吗？”

“时间什么时候都空得出来。毕竟希望实际当面画是我提出来的。来这里我会尽可能长时间老老实实作为模特坐在椅子上。那时间里我想可以慢慢说话。说话是没问题的吧？”

“当然没问题。或者莫如说那是让人欢迎的。对于我，你绝对是谜一样的人物。画你可能需要尽量多掌握一些关于你的认识。”

免色笑着静静摇头。他一摇头，雪白的头发如阵风吹过冬天的草原一样摇摇颤颤。

“你好像把我看得太高了。我没有什么谜可言。我之所以不怎么谈自己，是因为那点儿事一一向别人说个没完，只能落得无聊。”

他微微一笑，眼角皱纹再次随之加深。何等爽净、坦诚的笑脸！然而不可能就此为止。免色这个人物身上，总好像有悄然潜伏的什么。那个秘密已经放进带锁的小盒，深深埋入地下。很早以前埋的，如今上面长满绵柔茂密的绿草。而知晓埋那个小盒的场所的，这个世界上唯独免色一人。我不能不在其微笑的深处感觉出拥有那一类型的秘密带来的孤独。

接下去我和免色面对面谈了二十分钟。什么时候开始作为模特到这里来、空闲时间能有多少——我们商量这种务实性事项。临回去时，他在门口再次十分自然地伸出手，我也自然地握了一下。最初和最后正正规规握手，看样子是免色氏的习惯。他戴上太阳镜，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钻进银色“捷豹”（俨然训练有素的滑溜溜的大型动物），我从窗口注视车优雅地驶下坡路。而后走上阳台，朝他大约回归的山上那座白房子望去。

不可思议的人物，我想。感觉绝对不坏，也并非多么沉默寡言。然而实际上等于就自己什么也没谈。我得到的认识，不外乎他住在山谷那边一座别致的房子里，从事部分与IT有关的工作，以及多去外国。而且是热心的歌剧迷。但此外几乎一无所知。有无家人？年龄几何？出身何处？何时开始住在山上的？一想之下，甚至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说到底，他何以如此执著地想让这个我画自己的肖像呢？那是因为我具备无可摇撼的绘画才华，明眼人一看岂非不言而喻？如果可能，我很想这么认为。但是，并非只有这点是他的委托动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不错，我画的肖像或许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不能认为他纯属说谎。可我又没单纯到对他说的完全信以为真。

那么，免色其人究竟有求我什么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呢？他为我准备了怎样的脚本呢？

实际同他见面促膝交谈，我也未能找出答案。莫如说，谜底反而越来越深。且不说别的，首先一个，他为什么长着一头那般完美无缺的白发呢？那种白总好像有不同寻常的地方。莫不是像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中那个因遭遇巨大漩涡而一夜头发变白的渔夫那样，他也体验了某种骇人听闻的恐怖？

日落之后，山谷对面的白色混凝土公馆亮起了灯光。电灯很亮，数量也绰绰有余。看上去房子似乎是出自根本没有考虑电费的挥金如土的建筑师之手。或是极端惧怕黑暗的委托人请建筑师建造了一座所有角落都被照得亮同白昼的房子。总之从远处看去，那座房子宛如在夜幕下的大海上静静行驶的豪华客轮。

我靠在黑乎乎的阳台躺椅上，一边啜着白葡萄酒一边眼望那灯光。免色氏会不会出现在阳台上呢？我很有些期待。但这天他最后也未现身。另一方面，他出现在对面的阳台上又怎么样呢？自己从这边朝他大大挥手打招呼不成？

这种种样样的事不久就会自然明白的吧？除此以外我没有任何堪可期待的事。

(1)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当代著名意大利指挥家，位列“20世纪十大指挥家”。曾任米兰斯卡拉大剧院艺术总监、维也纳国立歌剧院艺术总监及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2)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1943—　），美国著名指挥家。曾任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和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自1976年起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音乐总监，是美国本土最为杰出的指挥大师之一。

(3)小泽征尔（1935—　），日本指挥家。早年师从卡拉扬，曾在纽约交响乐团做伯恩斯坦的助手。从1973年起，一直担任美国波士顿爱乐乐团总监。2016年获得格莱美大奖。

(4)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1930—2014），美籍法裔指挥家，被誉为“指挥神童”。曾任多家著名乐团、歌剧院音乐总监。从2012年起出任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多次受邀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5)乔治·普莱特（Georges Prêtre，1924—2017），法国指挥家，是当今活跃在古典乐坛上的少数几位法国本土指挥大师之一。曾两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维也纳交响乐团终身名誉指挥。

8　改变形式的祝福

星期三，傍晚时分在绘画班大约指导一小时成人班之后，我走进小田原站附近一家网吧，打开谷歌输入“免色”字眼检索。但是，姓免色的人一个——哪怕一个——也没出现。含有“驾照”(1)和“色盲”两个词的报道倒是堆积如山，而关于免色氏的信息似乎全然没有流入社会。看来他所说的“看重匿名性”并非虚言。当然我是说如果“免色”是其真实姓氏的话。不过我的直觉是他不会说谎到这个地步。所住房子的位置都告诉了而不告知实姓，这不合乎逻辑。假如捏造虚假姓名，那么，只要没有极特殊情由，势必选择多少一般些的不显眼姓氏。

回到家，我给雨田政彦打电话，大致闲聊几句之后，问他是否知道山谷对面住的一个姓免色的人。并且解释住的是建在山上的白色混凝土豪宅。雨田说依稀记得那座房子。

“免色？”政彦问，“到底是怎么个姓氏，那个？”

“免除色彩——写作免色。”

“颇像水墨画。”

“白和黑也是颜色的哟！”我指出。

“从理论上说，那倒是的。免色嘛……我想我没听说过这个姓。说到底，隔一条山谷的对面山上有人住这事我都不可能知道。甚至住在这边山上的人都一无所知。对了，那个人物和你可有什么关系？”

“有了一点关联——像是关联。”我说，“所以才心想你对他是不是知道什么。”

“上网查了？”

“上了谷歌，扑了个空。”

“脸书啦社交网络方面？”

“没有，那方面不熟。”

“你在龙宫和鲷鱼一起睡午觉的时间里，文明向前突飞猛进。啊，也罢，我来查查，查出什么过后再打电话。”

“谢谢！”

而后政彦陡然沉默下去。感觉上似乎在电话另一端盘算什么。

“喂，且慢！你说的是免色吧？”政彦问。

“是是，免色。免税店的免，色彩的色。”

“免色，”他说，“记忆中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过这个姓。不过是我的错觉也不一定。”

“少有的姓。一旦听了，不会忘的吧？”

“言之有理！所以才有可能粘在脑袋角落。可那是什么时候、怎么个前因后果，记忆就捋不出来了。就像喉咙有根小鱼刺似的。”

我说想起来告诉我。那自然，政彦道。

放下电话，我简单吃了点东西。正吃着，交往中的人妻来了电话，问明天下午过来碍不碍事，我说不碍事。

“对了，关于免色这个人，你可知道什么？”我试着打探，“倒是住在这附近的人。”

“免色？”她说，“姓免色？”

我解释这两个字。

“听都没听说过。”她说。

“隔这条山谷的对面是有一座白色混凝土房子吧？住在那里的。”

“那房子我记得，从阳台上看得见的极醒目的房子嘛！”

“那就是他的家。”

“免色君住在那里？”

“是的。”

“那，那个人可有什么？”

“没什么。只是想了解你知不知道那个人。”

她的声音顿时没了情绪。“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了？”

“哪里，跟你毫无关系。”

她放心似的叹了口气。“那么，明天下午去你那边，大约一点半。”

我说等她。我挂断电话，结束晚饭。

稍后，政彦打来电话。

“姓免色的人，香川县好像有几个。”政彦说，“或者免色氏以某种形式在香川县有根也有可能。至于现今住在小田原一带的免色先生，他的信息哪里也没找到。对了，那人的名字？”

“名字还没请教。职业也不清楚。做的工作，有的部分同IT有关。从生活景况看，商务活动似乎相当成功。知道只有这些。年龄也不详。”

政彦说：“是吗，那一来可就束手无策了。毕竟信息这东西属于商品。只要好好让钱出动，就连自己的足迹都能处理得十全十美。尤其是，如果本人精通IT，就更不在话下。”

“就是说，免色先生以某种方法巧妙地抹消了自己的足迹——是这么回事吧？”

“啊，有此可能。我花时间到处查了很多很多网页，结果一枪也没打中。那么突出少见的姓氏，却什么都浮不出水面。说奇怪也够奇怪。不谙世事的你也许不知道，对于从事某种程度活动的人来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围堵个人信息的扩散，那是相当艰难的。无论你的信息还是我的信息，全都像模像样到处流窜，关于我所不知道的我的信息泛滥成灾。——就连我们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这样。大人物隐姓埋名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们便是生活在这样的人世上，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喏，你可曾实际看过自己的信息？”

“没有，一次也没有。”

“那么，就这样别看为好。”

我说没有看的打算。

高效获取各种信息，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从事那样的商务活动。这是免色口中的话。假如能够自动获取信息，那么将其巧妙消除也未必不可能。

“那么说来，免色这个人上网查看了我画的几幅肖像画。”我说。

“结果？”

“结果来求我画自己的肖像，说看中了我画的肖像。”

“可你不是说不再做肖像画这个买卖了吗，对吧？”

我默然。

“莫非不是这样的？”他问。

“说实话，没有拒绝。”

“为什么？决定不是相当坚定的吗？”

“因为报酬相当可观。所以心想再画一次肖像画也未尝不可。”

“为了钱？”

“那无疑是主要理由。前些日子开始就几乎断了收入途径，生活上的事也差不多得考虑了。眼下倒是不怎么花生活费，可这个那个的总有开销。”

“唔。那么，多少报酬？”

我道出金额。政彦在听筒里吹响口哨。

“这家伙厉害！”他说，“的确，若是这样，接受的价值想必是有的。听得金额，你也吓一跳吧？”

“啊，吓得不轻。”

“这么说你别见怪——肯为你画的肖像画出这个价的好事者，人世间此外怕是没有的哟！”

“知道。”

“误解了不好办，不是说你缺乏作为画家的才华。作为肖像画专家，你干得相当不赖，也受到相应评价。美大同届的，如今能好歹靠画油画吃口饭的，也就只有你。吃的是怎样档次的饭自是不得而知，总之可圈可点。不过恕我直言，你不是伦勃朗(2)，不是德拉克洛瓦(3)，甚至不是安迪·沃霍尔(4)。”

“那我当然知道。”

“如果知道，从常识性考虑，对方所提报酬的金额就是出格离谱的——这你当然能理解吧？”

“当然能。”

“而且，他碰巧住在离你相当近的地方。”

“不错。”

“我说碰巧，是相当委婉的说法。”

我默然。

“那里说不定藏有什么名堂。不那么认为？”他说。

“这点也考虑来着，但还琢磨不出什么名堂。”

“反正这件事是接受了？”

“接受了。明后天动手。”

“因为报酬好？”

“报酬好不容忽视。但不仅这个，此外还有理由。”我说，“不瞒你说，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更主要的理由。作为我，想把对方肯付这么一大笔钱的缘由看个究竟。如果那里有什么背后名堂，想知道那是怎么个玩意儿。”

“原来如此。”政彦缓了口气，“有什么进展告我一声！作为我也不无兴趣。事情好像蛮有意思。”

这时我忽然想起猫头鹰来。

“忘记说了，房子阁楼里住着一只猫头鹰。”我说，“灰色的小猫头鹰，白天在梁上睡觉，到了晚上就从通风孔出去找东西吃。什么时候住进来的不清楚，好像把这里当安乐窝了。”

“阁楼？”

“天花板时不时有动静，白天上去看来着。”

“唔，原来阁楼还能上去，不知道的啊！”

“客用卧室立柜上端天花板那里有入口。但空间很窄，并不是普通阁楼那样的阁楼。猫头鹰住起来倒正好合适。”

“不过那是好事。”政彦说，“有猫头鹰，老鼠啦蛇啦就不会靠近了。而且，猫头鹰住进房子是吉兆——以前在哪里听得的说法。”

“肖像画高额酬金没准是这个吉兆带来的。”

“真那样就好。”他笑道，“Blessing in disguise，知道这句英语？”

“外语学不来啊！”

“伪装的祝福——改变形式的祝福。换个说法，乍看不幸，实则可喜。Blessing in disguise。当然，相反的东西世上也怕是有的，在理论上。”

在理论上——我在脑海中重复一遍。

“千万留意才好。”他说。

留意。我说。

翌日一时半她来到这里。我们一如往常，当即在床上抱在一起。行为进行中，两人几乎都没开口。这天午后下了雨。就秋天来说，可谓罕见的短时骤雨。简直像盛夏的雨。乘风而来的大粒雨珠出声地叩击窗玻璃，雷也多少打了，我想。厚墩墩的乌云前仆后继通过山谷上空。雨戛然而止之后，山色整个变浓。不知在哪里避雨的小鸟们一齐飞了出来，唧唧喳喳撒欢儿叫着到处找虫子。雨停成了之于它们的开饭时间。太阳从云隙间露出脸来，把树枝上的雨滴照得闪闪烁烁。我们一直陶醉于做爱。下不下雨几乎没有理会。常规行为大致结束时，雨几乎同时停了。就好像等待我们似的。

我们仍光身躺在床上，裹着薄被说话。主要是她说两个女儿的学习成绩。大女儿学习用功，成绩也相当好，是个没有问题的老实孩子。而小女儿顶顶讨厌学习，总之整天不挨书桌。但性格开朗，长相漂亮得不得了。天不怕地不怕，很得周围人喜欢。体育运动也做得来。是不是索性放弃学习，当个什么明星为好？往下也想把她送进培养儿童演员的学校试试……

想来也是不可思议。居然躺在相识仅仅三个来月的女性身旁倾听她讲见都没见过的她的女儿，就将来出路都跟她商量了，而且是以两人都一丝不挂的姿态。但心情并不坏：偶尔窥探不妨说几乎一无所知的某人的生活、同往后基本不大可能有往来之人得以部分接触。那些场景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她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摆弄我变软的阳具。那东西很快一点一点再次带有硬度。

“最近是在画什么吧？”她问。

“倒也不是。”我老实回答。

“就是说创作欲没怎么上来？”

我含糊其辞：“……可不管怎样，明天得着手做受人委托的事了。”

“你受委托画画？”

“是的，我也要偶尔赚钱才行。”

“委托？委托的什么？”

“肖像画。”

“没准是昨天电话中说的免色那个人的肖像画？”

“正是。”我说。她的直觉分外敏锐，每每让我吃惊。

“所以你想就免色那个人了解点什么？”

“眼下他是谜一样的人物。倒是见面交谈了一次，但根本搞不清是怎样一个人。自己马上画的是怎样的人物？作为画他的人多少有些兴趣。”

“问他本人不就行了？”

“问也可能不会如实告诉的。”我说，“告诉的可能只是对自己有利的。”

“我也可以给你查一下。”她说。

“有什么手段？”

“多少有一点也不一定。”

“网上可是无影无踪的哟！”

“若是野道(5)，网是派不上用场的。”她说，“野道有野道的通讯网。比如敲鼓啦往猴脖子上系信什么的。”

“野道我可不清楚啊！”

“文明机器不能很好派上用场的时候，或许就要试试鼓和猴的价值。”

我的阳具在她轻柔忙碌的手指下恢复了足够用的硬度。随后她贪婪地巧用唇舌。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时间降临到我们中间。鸟们鸣啭着忙于追求生命活动，我们在那当中第二次做爱。

中间夹着休憩的长时间做爱结束后，我们下床以惓慵的动作从地板上拾起各自的衣服，穿在身上。而后出到阳台，一边喝着温吞吞的香草茶，一边眼望那座建在山谷另一侧的白色混凝土大房子。我们并坐在褪色的木制躺椅上，把含有新鲜湿气的山间空气深深吸入胸中。从西南面的杂木林间可以望见碧波粼粼的一小块海——浩瀚太平洋的微乎其微的碎渣。周围山坡已然染上秋色。黄色与红色精致的层次感。其间夹进一块常绿树群的绿色。那种鲜艳的组合使得免色氏公馆混凝土的白色更加鲜艳夺目。那是近乎洁癖的白，仿佛往后不会受到任何污染、任何贬损——风雨也好尘埃也好甚至时间也好。白色也是颜色的一种，我无谓地思忖。颜色绝不会失去。我们在躺椅上久久缄口不语。沉默作为极为自然之物存在于此。

“住在白色公馆里的免色君，”良久她这么开口了，“总好像是一篇快乐童话的开头，是吧？”

但是无须说，我面前安排的不是什么“快乐童话”。可能也不是改变形式的祝福。及至明了的时候，我已经后退不得了。

(1)日文原文是“運転免許”，因有“免”字而在检索“免色”时出现。

(2)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荷兰画家，巴洛克时期代表画家之一。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的完美，尤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

(3)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n，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均有影响。

(4)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画家、版画家、艺术家，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同时还是电影制片人、摇滚乐作曲者、作家、出版商，是位明星式艺术家。

(5)原文为“ジャングル”，原指密林、原始森林或暴力场、冷酷竞争场。根据文中语境，此词似指主妇之间私下相互交流小道消息的传播渠道。

9　互相交换各自的碎片

星期五下午一点半，免色开着同一辆捷豹来了。爬上陡坡道的引擎粗重的喘息声越来越大，很快止于房前。免色以一如上次的浑厚声响关上车门，摘下太阳镜放进上衣胸袋。一切都是上次的反复。只是，这次他的打扮是：白色Polo衫，外面套一件青灰色棉质夹克，奶油色卡其裤，褐色皮革轻便运动鞋。穿着之得体，直接上时装杂志都无足为奇。不过并不给人以“刻意”印象。一切都潇洒有致，自然而然，整洁利落。那丰厚的头发和住的公馆外墙几乎同是别无掺杂的一色纯白。我依然从窗帘缝隙观察他这副样子。

门铃响，我开门让他进来。这回他没有伸出握手的手。只是看着我的眼睛轻轻一笑，略略点头。我因此释然不少——本来暗暗担心每次见面都要和他郑重握手来着。我仍像上次那样把他让进客厅，让他坐在沙发上。然后把两杯刚刚煮好的咖啡从厨房拿了进来。

“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来合适，”他辩解似的说，“这身衣着可以吗？”

“现阶段什么衣服都无所谓。什么打扮合适，最后考虑不迟。西装革履也罢，短裤拖鞋也罢，服装下一步怎么都能调整。”

手拿星巴克纸杯也罢，我在心中补上一句。

免色说：“当绘画模特，总有些让人心神不定。明知不用脱衣服，却好像给人剥个精光似的。”

我应道：“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那么回事。当绘画模特，往往是要全裸的——多数场合是实质性地，有时又是比喻性地。画家要尽可能深入地洞穿眼前模特的本质。这意味着，必须一件件剥去模特披裹的外表这层皮。但不用说，画家需要为此具备出色的眼力和敏锐的直觉。”

免色在膝头摊开双手，检验似的注视片刻。而后扬脸说道：“听说你画肖像平时不用实体模特……”

“是的。要实际面见对方促膝交谈一次，但不会请其当模特。”

“那是有什么理由的吧？”

“倒也算不上多大理由。只是因为从经验上说那样容易取得进展。最初面谈时尽可能集中注意力，把握对方的形貌、表情的变化、习惯和气质那样的东西，烙入记忆。这样，往下就能根据记忆再现形象。”

免色说道：“这非常有趣。简单说来就是，把烙在脑海里的记忆日后作为图像重新编排，作为作品再现出来，是吧？你具有这样的才能——这种不同寻常的视觉性记忆力。”

“不是可以称为才能的东西。说是普普通通的能力、技能恐怕更为接近。”

“不管怎样，”他说，“我看了你画的几幅肖像，之所以强烈感觉同其他所谓肖像画——也就是作为纯粹商品的所谓肖像画有所不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或者说是再现性的鲜活性也好……”

他喝了一口咖啡，从上衣口袋取出浅奶油色麻质手帕擦一下嘴角。而后说道：“这回却是例外用模特——也就是让我出现你眼前——画肖像画。”

“正是。因为这是你希望的。”

他点头：“说实话，我有好奇心——由画家在自己眼前把自己的样子画进画中，这到底会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实际体验一下。不仅被单纯画进画中，而且想作为一种交流加以体验。”

“作为交流？”

“作为我同你之间的交流。”

我沉默有顷。交流这一表达方式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我一下子明白不过来。

“就是互相交换各自的一部分。”免色解释，“我递出我的什么，你递出你的什么。当然没必要是贵重的东西。简单的、类似记号的东西即可。”

“就像小孩子交换漂亮贝壳那样？”

“一点不错。”

我就此思索片刻。“固然好像妙趣横生，只是，我这方面可能不具有足以向你递出的那种可观的贝壳。”

免色说：“对于你，那或许不是多么开心惬意的事吧？平时之所以不用模特来画，莫非是有意回避这样的交流、交换？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我……”

“不，没有那回事。因为没有特殊需要，所以不用模特，仅此而已。绝不是回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也是长时间学习绘画的人，用模特画画的经验也多得数不胜数。假如你不讨厌一两个小时什么也不做一动不动坐在硬椅子上这个苦役，那么我对以你为模特画画毫无异议。”

“没问题。”免色朝上展开两只手心，轻轻举起说道，“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就开始从事苦役好了！”

我们移去画室。我搬来餐椅，让免色坐在上面，让他做出喜欢的姿势。我坐旧木凳（估计是雨田具彦作画时使用的），和他面对面，用软些的铅笔先做素描。在画布上如何对他的面部加以造型呢？有必要决定基本方针。

“只是一动不动坐着会无聊的吧？若是愿意，不听听音乐什么的？”我问他。

“如果不打扰，还是想听听什么啊！”免色说。

“请从客厅唱片架上挑您喜欢的，哪张都行。”

他大约打量了五分钟唱片架，手拿乔治·索尔蒂(1)指挥的理查德·施特劳斯(2)的《玫瑰骑士》折回。四张一套的密纹唱片。交响乐团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歌手是雷吉娜·克雷斯潘（Régine Crespin）和伊冯娜·明顿（Yvonne Minton）。

“可喜欢《玫瑰骑士》？”他问我。

“还没听过。”

“《玫瑰骑士》是不可思议的歌剧。因是歌剧，情节当然有重要意义。不过，即使不知道情节，而只要委身于音乐流势，也能整个融入那个世界——《玫瑰骑士》有那样的地方。那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登峰造极的极乐世界。初演当时多有批评说是怀古情趣、颓废，其实是极富创新性的奔放音乐。尽管受瓦格纳(3)影响，却又展开他特有的神奇音乐世界。一旦喜欢上此剧的音乐，就会彻底上瘾。我喜欢听卡拉扬(4)或埃里希·克莱伯(5)指挥的东西，索尔蒂指挥的还没听过。如果可以，很想借此机会听听……”

“当然可以。听吧！”

他把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又小心翼翼调整放大器音量。而后折回椅子，让身体习惯选定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于音箱流淌出来的音乐。我从几个角度将其面部快速画在素描簿上。他的面部端正而有特征，捕捉一个个细部特征并非多么困难的事。大约三十分钟时间里，我完成了五幅角度不同的素描。而当我重新审视时，竟至陷入一种匪夷所思的无力感——我画的画诚然精确捕捉了他的面部特征，然而不具有凌驾于“画得好的画”之上的因素。一切肤浅得不可思议，缺乏应有的纵深。同街头画像艺人画出的头像没多大区别。我继续试画几幅，结果大同小异。

这对我是很少见的情况。在将人的面部重新构筑于画面上，我积累了长期经验，也有相应的自负。只要手拿铅笔或画笔面对其人，若干图像就会基本毫不费事地自然而然浮上脑海。确定构图几乎水到渠成。然而这次不同。面对免色这个人，其中应有的图像竟全然对不上焦点。

我有可能看漏了宝贵的什么。不能不这样认为。说不定免色将其巧妙地避开了我的眼睛，或者他身上原本就不存在那样的东西亦未可知。

《玫瑰骑士》四张一套唱片中第一张B面转完之时，我无奈地合上素描簿，把铅笔放在茶几上。提起唱机的拾音头，从唱盘上取下唱片，放回唱片套。我看一眼手表，喟叹一声。

“画您是非常困难的。”我直言相告。

他惊讶地看我的脸。“困难？”他说，“莫不是说我脸上有什么绘画性问题？”

我轻轻摇头：“不，不是那样的。您脸上当然不存在任何问题。”

“那么，困难的是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困难。说不定我们之间稍稍缺少您所说的‘交流’。或者是说贝壳的交换尚未得以充分展开？”

免色不无为难地微微一笑。“这点上可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从木凳上立起走去窗台前，眼望杂木林上方飞去的鸟们的身影。

“免色先生，如果可以，不能多少提供一些关于您自己的信息吗？想来，我对您这个人，还几乎等于一无所知。”

“好的好的，那还用说。我并没有就自己特别隐瞒什么，不怀有石破天惊的秘密之类。差不多所有的事都能相告。例如说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例如我还没有听得您的全名。”

“原来是这样，”他略略露出惊讶的神情，“那么说是那样的。好像一门心思只顾说话了，大意了。”

他从卡其裤口袋掏出黑色皮质名片夹，从中拈出一枚。我接过名片，只见雪白的厚版名片写道：

背面写有神奈川县的住所、电话号码和电子信箱地址。仅此而已。没有公司名称没有头衔。

“跋山涉水的涉。”免色说，“为什么被取了这么个名字，原因我不知道。毕竟这以前度过的人生和水没有关系。”

“免色这个姓也很少见到的。”

“听说根在四国，但我本人跟四国毫无因缘。东京出生，东京长大，上学也一直在东京。较之乌冬面，更喜欢荞麦面。”说着，免色笑了。

“年龄也见告一下好吗？”

“没问题。上个月满五十四岁了。在你眼睛里大致像是多少岁？”

我摇头。“老实说，全然无从判断。所以才请教。”

“一定是这白发的关系。”他微微笑道，“有人说由于白发，年龄看不大明白。常听人讲什么吓得一夜白了头，问我是不是也是那样。可我没有那样的戏剧性体验。只是从年轻时开始就有很多白发。到了四十六七岁，差不多全白了。不可思议。毕竟祖父也好父亲也好两个哥哥也好，脑袋全都光秃。整个家族里边，满头白发的只我这么一个。”

“若不碍事，还想请教一点：您具体在做什么工作呢？”

“碍事的事根本没有。不过，怎么说好呢，有点儿难以启齿。”

“如果难以启齿……”

“不不，较之难以启齿，只是有些难为情。”他说，“实不相瞒，眼下什么工作也没做。失业保险倒是没领，但正式说来是无业之身。一天有几个小时用书房里的电脑炒股炒汇，量却不是很大。无非乐此不疲或消磨时间那个程度。无非训练脑筋转动罢了，和钢琴演奏者每天练习音阶是同一回事。”

免色在此做了个轻度深呼吸，重新架起双腿。“曾经创办IT公司经营来着，但前不久别有想法，所持股票全部抛掉，退下阵来。买主是一家大型通讯公司。这样，就有了足以什么都不做也能吃些日子的存款。以此为机会卖了东京的房产，搬来了这里。说痛快些，就是隐居。存款分布在几个国家的金融机构，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将其转移，以此赚取差额利润，多倒是不多。”

“原来是这样。”我说，“家人呢？”

“没有家人，也没结过婚。”

“那座大房子就您一个人住？”

他点头道：“一个人住。用人眼下还没雇。长期一个人生活，已经习惯自己做家务了，没有什么特别不便的。但毕竟房子相当大，一个人清扫不过来，所以每星期请专门做清洁服务的人上门一次。此外别的事大体一个人做。你怎么样？”

我摇摇头。“一个人生活还不到一年，还远远是生手。”

免色只轻点一下头，再没就此问什么，也没发表意见。“对了，你和雨田具彦先生要好？”

“哪里，和雨田先生本人一次都没见过。我和雨田先生的儿子是美术大学同学，由于这个缘分，对方打招呼问我能不能在这里算是看守空房子。我也有很多情况，不巧正没地方住，就暂且住了进来。”

免色微微点了几下头。“这地方，普通上班族住起来，位置相当不便。而对你们这样的人，却是理想环境。是吧？”

我苦笑道：“虽说同是画画的，但我和雨田具彦先生不是一个层次。给您相提并论，只有惶恐而已……”

免色扬起脸，以认真的眼神看着我。“啊，那方面我还不懂。早早晚晚你也可能成为知名画家。”

这点我没有特别可说的，只管沉默不语。

“人有时候是会摇身一变的。”免色说，“甚至断然摧毁自己的风格，从那瓦砾中顽强再生。雨田具彦先生也是如此。年轻时画油画来着。这你也知道的吧？”

“知道。战前的他是年轻油画家的潜力股。不料从维也纳留学回国后，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了日本画画家。到了战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

免色说：“我是这样认为的，需要大刀阔斧转型的时期，无论谁的人生中恐怕都是有的。一旦那个临界点来了，就必须迅速抓住它的尾巴，死死地紧抓不放，再不松手。世上有抓得住那个点的人，有抓不住的人。雨田具彦先生做到了。”

大刀阔斧的转型。经他如此一说，《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面倏然浮上脑海。刺杀骑士团长的年轻男子。

“对了，你对日本画可知其详？”免色问我。

我摇头道：“同门外汉无异。大学时代倒是在美术史课上学过，说起知识，也就那个程度。”

“有个极为初步的问题：日本画这东西，在专业上是怎样定义的呢？”

我说：“定义日本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般视为主要使用胶、颜料和箔等的绘画。并且不是用刷，而用毛笔和刷笔绘制——或许可以说，日本画是根据主要使用的画材定义的绘画。当然，继承古来传统技法这点也被提及，但使用前卫艺术技法的日本画也有很多，纳入色彩和新素材的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定义变得越来越暧昧。不过，就雨田具彦先生画的画而言，这完完全全是经典的所谓日本画，或许该说是典型的才对。自不待言，风格不折不扣是他特有的，我是说从技法上看。”

“就是说，倘若基于画材和技法的定义变得模糊不清，那么剩下的只能是精神性——是这样的吗？”

“或许是这样的。可问题是，谈到日本画的精神性，恐怕任何人都无法那么轻易定义。说到底，日本画这东西的形成本来就是折中性的。”

“折中性？”

我搜查记忆底层，想起美术史课的内容。“十九世纪下半叶有明治维新，当时西方绘画同其他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一起涌进日本。在那之前，事实上不存在‘日本画’这个类别。或者不如说甚至‘日本画’这个称呼都不存在，一如‘日本’这个国名都几乎不被使用。而在外来西画登陆时，作为应该与之抗衡的东西、作为应该与之有别的东西，这才产生了‘日本画’这一概念——久已有之的种种样样绘画风格统统被临时地、有意地囊括在‘日本画’这一新的名目之下。不用说，也有被剔除在外而衰落的，例如水墨画。明治政府打算把所谓‘日本画’这个东西作为旨在同欧美文化分庭抗礼的日本文化自证性，即作为‘国民艺术’来加以确立、加以培养，总之作为与‘和魂洋才’的和魂相应的东西。进而，把过去视为生活设计、工艺设计的东西——例如屏风绘啦袄绘啦或餐具上的彩绘啦统统镶进画框送去美术展览会。换句话说，把原本属于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画风，为了和西方体系相对应而升格为‘美术品’。”

说到这里，我姑且打住，察看免色的表情。看样子他在认真侧耳倾听。我继续说下去。

“冈仓天心(6)和费诺罗萨(7)成为当时这种运动的中心。可以认为这是那个时代迅速推进的日本文化大规模重构的一个异常成功的例子。音乐、文学和思想领域也进行了与此大同小异的活动。我想当时的日本人是相当忙碌的——短期内必须完成的重要作业堆积如山。不过如今看来，我们似乎干得相当乖觉相当巧妙。西欧部分与非西欧部分的融合和分类大体做得一路顺畅。或者日本人原本适合做这类活动也未可知。所谓日本画，其定义本来是有而若无的东西。也许不妨说仅仅是建立在模棱两可的共识基础上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划有一条像模像样的线，而是作为外压与内压的接触面在结果上生成的。”

看上去免色开始就此认真思考。良久说道：“就是说，乃是一种尽管模棱两可却也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共识，是这样的？”

“是的，是由必然性生成的共识。”

“不具有原初固定框架这点，既是日本画的强项，又同时是其弱项——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

“我想是那么回事。”

“可是我们看一幅画，大多场合都能自然达成认识：啊，这是日本画啊！是这样的吧？”

“不错。那里明显有固有的手法(8)，有倾向性和调调，而且有默契那样的东西。然而，从语言上加以定义，有时就很困难。”

免色沉默有顷。而后说道：“假如那幅画是非西欧性的东西，那么就势必具有作为日本画的样式了？”

“那不尽然吧，”我回答，“即使具有非西欧样式的西画，在原理上也应该存在的。”

“原来如此。”他说，随即稍稍歪头。“可是，假如那是日本画，那么里边就会多多少少含有某种非西欧性样式——可以这样说吧？”

我就此想了想。“经你这么一说，想必那种说法也是成立的。倒是没怎么那样考虑过。”

“虽是自明之理，但很难将其自明性诉诸语言。”

我点头表示同意。

他略一停顿继续下文：“细想之下，那同面对他者的自己这一定义或许有相通之处。虽是自明之理，但很难将其自明性诉诸语言——如你所说，恐怕那只能作为‘由于外压与内压而在结果上生成的接触面’加以把握。”

这么说罢，免色浅浅一笑。“令人兴味盎然。”他简直像说给自己听似的低声补充一句。

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我蓦然心想。诚然是兴味盎然的话题，但这样的交谈对于他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莫非仅仅出于知性好奇心？还是他在测试我的智力呢？果真如此，那究竟又是为何？

“顺便说一句，我是左撇子。”免色像是在某一时刻忽然想起似的说，“是否有什么用不晓得，或者成为关于我这个人的一个信息也不一定。若叫我选择往左还是往右，我总是选择往左。这已成了惯性。”

不久时近三点，我们定了下次见面日期——三天后的星期一午后一时他来我这里。和今天同样在画室一起度过两小时。我将再次试画他的素描。

“不急的。”免色说，“一开始也说了，随便你花多长时间。时间任凭多少我都有。”

免色回去了。我从窗口看着他开着捷豹离去。而后把几幅画完的素描拿在手上，注视片刻，摇头扔开。

房子里静得出奇。剩得我一人，沉默似乎一举增加了重量。走到阳台，无风，这里的空气犹如啫喱密实实凉瓦瓦的。预感有雨。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依序回想同免色之间的交谈。关于肖像画模特。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成立IT公司抛售股票，得一大笔钱，早早引退。一个人在大房子里度日。名涉，跋山涉水的“涉”。一向单身，年轻时就满头银发。左撇子，现在年龄五十四岁。雨田具彦的人生，大刀阔斧的转型，抓住机会尾巴不放。关于日本画的定义。最后就自己与他者关系的思考。

他到底向我求取什么呢？

还有，我为什么不能像样地完成他的素描呢？

原因很简单：我还没能把握他这一存在的中心元素。

同他交谈之后，我的心乱得一塌糊涂。而与此同时，对于免色其人的好奇心在我身上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大约三十分钟后，下起雨点足够大的雨。小鸟们不知消失去了哪里。

(1)乔治·索尔蒂（Georg Solti，1912—1997），英籍匈牙利指挥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指挥家之一，也是迄今为止获得格莱美奖次数最多的指挥家。二战期间，因犹太人身份被迫流亡瑞士。

(2)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曾任慕尼黑歌剧院指挥、柏林宫廷歌剧院音乐指导，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唐璜》，歌剧《玫瑰骑士》、《莎乐美》、《厄勒克特拉》等。

(3)威尔海姆·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与创新，作品有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纽伦堡名歌手》及歌剧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其作品中多表现出对女性的崇拜。

(4)赫柏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1908—1989），奥地利指挥家，曾任柏林国立歌剧院指挥，1954年后担任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常任指挥，兼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总指导等，创办卡拉扬国际指挥家比赛。

(5)埃里希·克莱伯（Erich Kleiber，1890—1956），奥地利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之父。1923年起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1935年因不满纳粹对犹太音乐家的迫害愤而辞职，移居南美。直到1954年重回柏林国家歌剧院，再次担任音乐指导。

(6)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明治时期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思想家。被誉为“明治奇才”，领导了新日本画运动。

(7)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东方学家。投身于恢复日本传统文化的事业中，做了大量保护日本传统文化的工作。曾任东京帝国博物馆美术部主任、波士顿美术馆日本中国美术部主任。

(8)原文是法语“métier”。

10　我们拨开又高又密的绿草

我十五岁的时候妹妹去世了。唐突的死法。当时她十二岁，初中一年级。生来心脏就有问题。却不知何故，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还基本没出现典型症状，全家都多少放下心来。我们开始怀有淡淡的期待：长此以往，人生可能平平安安持续下去。然而从那年五月开始，心悸急剧不规则的情况陡然增加。躺下后尤其经常出现，无法安睡的夜晚多了起来。在大学附属医院看了，可无论检查得多么精细，也没发现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医师们颇费思量：根本性问题本来已经做手术消除了……

“尽量避免激烈运动，过有规律的生活！很快就会平复下来的。”医师说——大概只能这样说吧——而后开了几种药。

但是，心律不齐没能好转。我隔着餐桌盯视妹妹的胸口，时常想像她那不健全的心脏。她正值胸部开始一点点膨胀的阶段。即使心脏有问题，她的肉体也一步步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行进。看见妹妹日益鼓起的胸部，感觉颇有些不可思议。直到前不久还完全是小孩子的妹妹，一次突然迎来初潮，乳房缓缓成形。可是，我的妹妹那小小胸部里面是一颗有缺陷的心脏。而那缺陷就连专科医生也无法准确修复。这一事实每每弄得我心慌意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这个小妹的念头总是在胸间挥之不去——我觉得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担忧中送走少年时代的。

妹妹身体弱，一定要好好爱护她——父母平时总是这样叮嘱我。所以，上同一所小学的时候，我始终留意妹妹，决心发生什么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她和那颗小小的心脏。而那样的机会实际一次也没来。

妹妹从初中放学回来的路上，上西武新宿线车站阶梯当中突然晕倒，由救护车送到附近的急诊医院。我放学回来跑到医院时，那颗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转瞬之间发生的事。那天早上在餐桌一起吃早饭，在门口分别，我去高中，妹妹去初中。而再见面时，她已停止呼吸。一对大眼睛永远闭上了，嘴巴像要说什么似的微微张开，刚开始鼓胀的乳房再不会鼓胀得更大了。

再次看见她，是她入殓的样子了。身穿她喜欢穿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施以淡妆，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穿一双黑色漆皮鞋，在小些的棺木里仰面躺着。连衣裙带有镶着白色花边的圆领，白得近乎不自然。

躺着的她，看上去只像是在安然入睡。若摇一下身体，很可能马上起身。但那是错觉。再怎么呼唤再怎么摇动，她都不会醒来了。

作为我，不希望把妹妹娇小的身体塞进那般狭小局促的盒子里。她的身体应该睡在宽宽大大的地方，例如草原的正中。我们应该分开又高又密的绿草不言不语地去看她。风缓缓拂动绿草，四周鸟们虫们应该发出原有的声音，野生鲜花们应该连同花粉让粗重的香气飘向空中。日落天黑，无数银色星辰应该镶嵌在头顶上空。到了早晨，新的太阳应该使草叶上的露珠像宝石一般闪烁其辉。然而实际上她被收进那不大的傻乎乎的棺木中。四周装饰的，全是用剪刀剪下来插在花瓶里的不吉祥的白花。照着狭小房间的是被消除颜色的荧光灯的光。风琴曲从植入天花板的小音箱中以人工声音流淌出来。

我没能看见她被焚烧。棺盖关合被牢牢锁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离开了火葬场那个房间。也未拾她的遗骨。我走到火葬场院子里，一个人不出声地流泪，为在妹妹短暂的人生中一次也没能帮助她而由衷感到悲伤。

妹妹去世后，家人也彻底变了。父亲比以前还沉默寡言，母亲比以前还神经质。我大体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加入登山俱乐部，那方面的活动很忙，有空儿又要学油画。初中美术教师劝我最好跟老师正式学画。上绘画班时间里，逐渐对绘画当真有了兴致。当时的我觉得是要尽可能让自己忙起来以使得自己不考虑死去的妹妹。

妹妹去世后相当长时间里——有几年时间呢——父母把她的房间原样留在那里。桌上堆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好，笔、橡皮和夹子也好，床单被褥枕头也好，洗过叠好的睡衣也好，立柜里的校服也好，全都原封不动保留着。墙上挂的月历有她用漂亮的小字写的日程安排。日历仍是妹妹死去的月份，看上去时间全然未从那里向前推进。感觉上就好像门开了，她走了进来。家人不在的时候，我时不时进入这个房间，在拾掇得井井有条的床上静静坐下环视四周。但对那里放置的一切我一概不碰。作为我，不想扰乱——哪怕一点点——那里悄然留存的妹妹活过的证据。

我时常想像，假如不在十二岁那年死了，妹妹往下会度过怎样的人生呢？但我当然全然无从知晓。就连自己本身将度过怎样的人生都摸不着头脑，不可能得知妹妹人生的将来。不过，只要心脏瓣膜没有天生的问题，她肯定能成长为干练而富有魅力的成年女性。得到许多男子的爱，难免被他们温柔地抱在怀里。但那光景很难具体浮现出来。之于我的她始终是小我三岁、需要我保护的小妹妹。

妹妹去世后一段时间里，我一个劲儿画她。为了不忘掉她的面容，我从各个角度把自己记忆中的她的面容在素描簿上再现出来。当然不至于忘记妹妹的面容，至死都不会忘记。不过我另有追求，那就是不忘记那一时刻的我所记忆的她的面容。为此需要将其作为形态具体描绘下来留住。我才十五岁，无论关于记忆还是关于画抑或关于时间的流动方式，都所知无多。但我知道，为了将现在的记忆以原模原样保留下来，必须采取某种策略。倘若置之不理，不久势必杳然不见。无论那记忆多么历历在目，也还是抵不过时间的力量。我想我本能地明白这点。

我在谁也没有的她的房间床上弓身坐下，继续在素描簿上画她。不知重画了多少次，想方设法让心目中的妹妹形象跃然纸上。而当时的我，一来经验不够，二来还不具有相应的技术，进展当然不那么顺利。画完撕了，画完撕了，如此翻来覆去。不过，重看那时的画（当时的素描簿仍好好保管着），得知那上面充溢着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哀伤。不难看出，技术上虽不成熟，但那是我的灵魂力图唤起妹妹的灵魂的真挚作业。每次看那些画，眼泪都不觉之间夺眶而出。那以后我画了许许多多的画，但画出让我自己流泪的画，前后仅此一次。

妹妹的死还给我带来一样东西，那就是极度的幽闭恐惧症。目睹她被塞入狭小的棺木，被封盖锁牢送去火葬炉的场景之后，我变得不敢进入狭小封闭的场所了。很长时间连电梯都不敢坐。每次面对电梯，都要想像电梯由于地震什么的自动停止，自己被封闭在狭小空间中哪里也去不了。单单这样一想都陷入惶恐状态，无法正常呼吸。

并不是妹妹去世后马上出现如此症状的。差不多花了三年时间才表面化。最初陷入惶恐状态，是进美术大学不久在搬家公司打工的时候。我作为司机助手从厢式卡车上卸货。但一次由于一点点疏忽而被关在空荡荡的货厢里。一天工作完了最后检查货厢有没有忘卸的东西时，司机没确认里面是否有人就从外面把门锁上了。

到再次开门我从中脱身，大约用了两个半小时。那时间里一个人被关在密封狭小的黑暗空间里。说是密封，但因为并非冷冻车那种东西，所以空气出入的间隙是有的。冷静细想，即可明白没有窒息的危险。

然而当时我被强烈的惶恐感袭上身来。氧气本应绰绰有余，但无论怎么大口吸气，氧气都无法遍及体内。这样，呼吸越来越急促——我想自己陷入了过度呼吸的状态。脑袋晕晕乎乎上气不接下气，为无以言喻的剧烈恐惧所俘虏。不怕，冷静！待着不动，很快就能从这里出去。窒息那样的事不可能发生——我促使自己这么想。然而理性这个东西根本不起作用。脑海中浮现的，只有被关入狭小棺木送进火葬炉的妹妹的样子。我被恐惧紧紧擒住，不断敲击货厢四壁。

卡车进入公司停车场，从业人员结束一天的工作全都回家去了。想必谁都没有察觉我的不见。哪怕再用力敲壁板，听见的人也好像一个都没有了。弄不好，说不定在此关到明天早上。这么一想，全身的筋肉仿佛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

觉察我弄出的动静而从外面打开车门的，是来巡视停车场的夜间保安员。见我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就让我在小休息室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让我喝了热红茶。究竟躺了多长时间，自己也稀里糊涂，但呼吸终究正常了。白天到了，我谢过保安员，乘始发电车回到家中。我钻到自己房间床上，浑身久久剧烈颤抖。

从那以来我就不敢乘电梯了。想必那一事件让我意识到了长眠于自己体内的恐怖情感。而且那是关于死去妹妹的记忆带来的，这点几乎没有怀疑的余地。不仅电梯，大凡密封的狭小场所都再也不敢踏入一步。甚至有潜水艇和坦克出现的电影也不敢看了。单单想像——纯属想像——自己被封闭在那种狭小空间的场景都不能呼吸自如。看电影当中起身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都不止一次两次。每当出现有人被关进密闭场所的场面，电影就再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我几乎不曾和别人一起看电影。

去北海道旅行时，由于迫不得已的情由在胶囊旅馆里住了一次。结果呼吸变得困难起来，横竖睡不着，只好出来在停车场车上度过一夜。因是初春的札幌，委实堪称噩梦般的一夜。

妻时常用我的恐惧症寻我开心。每当要爬到高楼顶层的时候，她就独自乘电梯上去，喜不自胜地等待我气喘吁吁爬十六层楼的楼梯。但我没有对她说出自己所以产生恐惧的原由，只说不知为什么天生怕电梯。

“也罢，可能有益于健康，是吧？”

另外，我对乳房比一般人大的女性也开始怀有类似畏惧的情感。至于那是不是同死于十二岁的妹妹刚刚发育的乳房有关，准确说来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不知何故，很早以前我就为拥有小型乳房的女性心驰神往。每次目睹那样的乳房，触摸那样的乳房，我都想起妹妹胸前那小小的凸起。误解了可不好办，这并不意味我对妹妹怀有性方面的兴致。我想自己追求的大概是某种情景——类似一种不可能失而复得的特定情景。

星期六下午，我把手放在人妻恋人的胸部。她的乳房既不特别小，又不特别大，大小正相合适，乖乖收在我的掌心。乳头还在我的掌心留有刚才的硬度。

她星期六来我这里基本没有过——周末要和家人一起过。但这个周末她丈夫公差去孟买了，两个女儿去那须的表姐家玩要住在那里。所以她才得以来我这里。我们像平日午后那样慢慢花时间做爱。之后两人沉浸在倦慵的静默中，一如往常。

“想听野道通讯？”她问。

“野道通讯？”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忘了？就是山谷对面白色大房子住的那个谜一样的人嘛！希望就免色君调查一下——上次你不是说了？”

“啊，是的是的，当然记得！”

“弄明白了一个情况——倒是一点点——我的一个妈妈朋友(1)住在那一带，所以多少收集了一点信息。想听？”

“当然想听。”

“免色君买那座视野开阔的房子，是三年前的事。那以前住在那里的是另一家。原本是那一家建的房子，但原房主只在那房子里生活了两年。一个晴朗的早晨，那一家人突然收拾行李走了。人家前脚刚走，免色君就后脚住了进来——他整个收购了那座形同崭新的豪宅。至于事情因为什么变成那样子的，谁都不知道。”

“就是说，房子不是他建的。”我说。

“嗯。他不过是随后进入已有的容器罢了，活像狡猾的寄居蟹。”

这么说让我觉得意外。从一开始我就认定白色豪宅是他建的。想必是由于山上的白色豪宅同免色其人的形象——大概同其完美无缺的白发——自然而然相连相呼应的缘故。

她继续道：“免色君做什么工作也没人知道。知道的只是概不上班。几乎一整天闭门不出，估计是在用电脑交换信息吧，毕竟听说满书房都是电脑。近来只要有能力，差不多所有的事都能用电脑处理。我认识的一个外科医生就一直在自己家里工作——是个冲浪迷，舍不得离开海边。”

“不出家门也能当外科医生？”

“对方发来关于患者的所有图像和信息，解析后制定手术方案什么的发给对方。实际手术通过图像监视着做，同时根据需要提供建议。或者由他自己通过电脑机械手来做——这样的手术也是有的，听说。”

“突飞猛进的时代！”我说，“我个人倒是不愿意那样做手术。”

“免色君可能也是在做和这个相似的工作吧？”她说，“不管做的是什么，反正根本不缺钱。一个人生活在那么大的房子里，还时不时长期旅行。想必是去海外。有个房间像健身房似的，健身器材应有尽有。一有工夫就一个劲儿锻炼肌肉，多余脂肪一片也没沾身。主要爱好古典音乐，有完备的音响室。不认为是优雅生活？”

“这么细琐的事怎么都能知道呢？”

她笑道：“看来你像是低估了世间女性的信息搜集能力啊！”

“有可能。”我承认。

“车一共有四辆。两辆捷豹和路虎揽胜，加上迷你库柏。像是英国车爱好者。”

“迷你库柏现在由‘宝马’制作，捷豹怕也给印度企业收购了吧？准确说来，哪一种我觉得都不能称为英国车。”

“他开的是老款迷你库柏。再说，就算捷豹给哪里的企业收购了，说到底也是英国车嘛！”

“此外还明白了什么？”

“他家几乎无人出入。免色君似乎是个相当爱好孤独的人。喜欢独处，听好多古典音乐，看好多书。独身又有钱，却好像几乎不领女性进门。看上去过着十分节俭整洁的生活。没准是同性恋者。不过也有几个大约不是的证据。”

“你肯定哪里有丰富的信息源，是吧？”

“眼下没有了。稍往前一些有个像是女佣的人每星期去他家做几次家务。那个人去垃圾站倒垃圾或者去附近超市购物时，那里会有住在附近的太太，自然相互说话。”

“原来是这样。”我说，“于是野道通讯形成了。”

“是那么回事。据那个人介绍，免色君家里好像有个‘不开之厅’。主人指示她不许进入，非常严厉地。”

“有点儿像《蓝胡子公爵的城堡》(2)。”

“是像。常言说哪家的壁橱里都有一两具骷髅，不是？”

给她如此一说，我脑海浮现出悄悄藏在阁楼里的《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没准那也类似壁橱中的骷髅。

她说：“那个谜团房间里有什么，到最后她也没弄明白——她来时门总是上着锁。反正那个女佣已经不来他家了。大概怀疑她嘴好说，炒了。眼下似乎他自己一个人做种种家务。”

“他本人也那么说了，除了每星期一次的专业清洁服务，差不多所有家务都自己包了。”

“毕竟对隐私够神经质的，好像。”

“这倒也罢了。而我这么和你幽会的事，会不会通过野道通讯在附近扩散开来？”

“我想不会。”她以沉静的语声说，“首先第一，我始终小心预防；第二，你和免色君有所不同。”

“就是说，”我将其翻译成好懂的日语，“他有传闻要素，我没有。”

“我们必须对此致谢！”她欢快地说。

妹妹死后，就像是与此同时似的，很多事都不顺利了。父亲经营的金属加工厂陷入慢性经营困难。父亲因忙于应对而很少回家。家庭气氛尴尬起来。沉默越来越重，越来越长。这是妹妹活着时所没有的。我想尽量离开这样的家，就更深地一头扎进绘画里边。不久，开始考虑上美术大学专学绘画。父亲坚决反对，说当画画的不可能正经生活，家里也没有培养艺术家的经济余地。我因此同父亲争争吵吵。由于母亲居中调停，我好歹进了美术大学，但和父亲的关系最后也没修复。

我时不时心想，假如妹妹没有死，假如妹妹平安活着，那么我们一家肯定过着远为幸福的生活。她的存在突如其来的消失，致使迄今保持的平衡遽然崩溃，家里不知不觉成了相互伤害的场所。每次想到这里，都有一种深切的无奈朝我扑来：归根结底，自己未能填补好妹妹留下的空洞。

后来我连妹妹的画也不再画了。进入美大之后，面对画布我想画的，主要成了不具有具体意味的事象和物体。一言以蔽之，抽象画。所有事物的意义在那里成了符号，新的意味通过符号与符号的纠缠而产生。我情愿把脚踏入这种指向完结性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我才得以放心大胆地自然呼吸。

不过自不待言，再画那种画也没有正经工作轮到自己头上。毕业诚然毕业了，但只要仍画抽象画，收入保证就哪里也没有。一如父亲所言。所以，为了生活（我已经离开父母，需要赚出房租和生活费），我不得不接受画肖像画的工作。通过千篇一律地画这种实用画，我好歹得以作为画家苟延残喘。

而现在，我正要画免色涉这个人物的肖像画。住在对面山上白色豪宅里的免色涉。被附近邻人议论纷纷的谜一样的白发男士。说是兴味盎然之人也未尝不可。我由其本人点名起用，画其肖像换取巨额酬金。然而我在此发觉的，是现在的我甚至肖像画也画不出来了这一现实。就连这种实用画也已无能为力。看来我真好像成了空壳。

我们应该分开又高又密的绿草，不言不语地前去见她。我不着边际地这样想到。倘真能那样，那该多么妙不可言啊！

(1)原文是“ママ友”，指那些有年幼孩子（多是幼儿园或小学生）的妈妈之间的朋友交往。

(2)是作曲家巴托克创作的一部著名歌剧作品。巴托克以城堡作隐喻，用音乐刻画出一个阴森的充满神秘性的男性形象。其人物原型是一位绰号“蓝胡子”的法国男爵，是一位同性恋者。剧中蓝胡子家走廊尽头有一个储藏室，他交代新娘决不能打开那个房间。新娘好奇打开后发现里面堆着好几具女性尸体。

11　月光把那里的一切照得很漂亮

静寂让我睁眼醒来。不时有这种情形发生。突如其来的声响打断一直持续的静寂，让人睁眼醒来；突如其来的静寂打断一直持续的声响，让人醒来睁眼。

夜里我猛然睁开眼睛，注视枕旁闹钟。数字闹钟显示1:45。思索有顷，想起这是星期六夜间即星期日黎明前的一时四十五分。这天下午我和人妻恋人一起在这床上来着。傍晚时分她回家了，我独自吃简单的晚饭，饭后看了一会儿书，十点多就寝。我本来是睡觉睡得深的人。一旦入睡，就不中断地睡下去，直到四周天光大亮才自然醒来。很少这样戛然而止。

究竟因为什么醒在这一时刻呢？我在黑暗中兀自躺着思考。理所当然的静夜。近乎圆满的月亮变成巨大的圆镜浮在空中。地上的风景简直就像用石灰洗过一般白光光的。但此外并无异常征兆。我半起半卧地侧耳倾听片刻。而后忽有所觉：有什么和平时不同。实在太静了。静寂过于深沉。虽是秋夜，却不闻虫鸣。毕竟是建在山里的房子，日落天黑总有虫们的盛大合唱，几乎听得耳朵作痛。合唱绵绵持续到深更半夜（住进这里之前我以为虫们只叫到入夜时分。得知并非如此，不由得吃了一惊）。其嚣喧程度，甚至让人觉得世界大概已经被虫们征服。然而今夜睁眼醒来时，竟一声虫鸣也没听见。不可思议。

一旦醒来，就无法接着睡了。只好翻身下床，把对襟薄毛衣披在睡衣外面，走去厨房把苏格兰威士忌倒进杯中，加入制冰机做的冰块喝着。而后出到阳台，眺望杂木林透过来的人家灯火。人们似已酣然入睡，房内照明熄了，只有小夜灯小小的光照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闪入视野。隔着山谷的免色氏房子一带也已彻底变黑。虫声依然杳然无闻。虫们到底发生什么了？

如此时间里，我的耳朵捕获了——或者感觉捕捉了——未听习惯的声音。微乎其微。假如虫们照常鸣叫，那样的声音决不至于传进我的耳朵。唯其万籁无声，才勉强传来这里。我屏息敛气，侧耳倾听。那不是虫鸣，不是天籁，而是使用某种器具或工具发出的声响。听起来似乎叮铃叮铃响个不停。仿佛铃或类似铃的什么发出（或使之发出）的声音。

停一会儿响一会儿。静默片刻，响几次，再静默片刻。如此周而复始。简直就像有人从哪里不屈不挠地发送信号化讯息。不是规则性反复。静默时长时短。铃（类似铃）的响动次数也各所不一。那种不规则性是刻意为之，还是随心所欲的呢？这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声音都实在微乎其微，稍不留意细听就会听漏。可是，一旦觉察其存在，那莫名其妙的声音就会在这子夜深深的静寂和近乎不自然的皎洁月光中不由分说地吃入我的神经。

如何是好呢？我为之困惑。不久，我横下一条心决定走到外面。我想锁定那费解声音的出处。想必有人把那个什么弄响了。我绝不是胆大之人，但此时对独自半夜摸黑出门没觉得多么害怕。较之恐惧，想必好奇心占了上风。还有，月光的分外明亮也可能从背后推了一把。

我手握大手电筒打开门锁，迈步出门。安在门口头顶的一盏灯向周围投射黄色光亮。一群飞虫们被灯光吸引着。我站在那里细听，以便判定声音传来的方向。听起来的确像是铃声。不过和普通铃声多少有所不同。有重得多的重量，有不齐整的钝钝的回响。或者是特殊打击乐器也不一定。但无论那是什么，在这深更半夜到底是谁、为了什么弄出如此声音的呢？说起建在这近旁的住宅，只有我住的这座房子。假如有谁在近处弄出这铃一般的声音，那个人即擅自闯入他人的地盘。

没有似可成为武器的东西？我四下环顾。哪里也没发现那样的东西。我手里拿的，只有长长的手电筒。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我右手紧握手电筒，朝声音传来的那边一步步走去。

出门左走有一小段石阶。上到第七阶，那里往前就是杂木林。穿过杂木林，沿徐缓的上坡路走不多会儿，来到颇为开阔的空地，那里有一座小小的古庙样的祭祀性建筑。按雨田政彦的说法，似乎很久以前就在那里了。由来什么的不清楚。他父亲雨田具彦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从熟人手中买这座山上的房子和地皮的时候，小庙就已在树林里了。在平坦的石块上支起三角形屋顶的祭殿——其实是仿照祭殿形状的简易木箱——高六十厘米，横宽四十厘米左右。原本大概涂了什么颜色，如今颜色已剥落殆尽，本来颜色只能诉诸想像。正面是不大的对开门。里边收纳的是什么无从知晓。虽然不曾确认过，但估计什么也没有。门前放有白瓷碗那样的瓷器，里边也什么也没放。只有雨水积存而又蒸发，内侧有几条如此反复造成的污痕。雨田具彦就那样留着小庙没动。走过时没有合掌作揖，也从未打扫，任凭风吹雨淋听之任之。对于他，那大概不是祭殿，而纯属简易木箱罢了。

“毕竟是对信仰啦参拜啦什么没有一丝一毫兴致的人！”他的儿子说，“什么神罚什么作祟，那东西根本不放在心上。说是无聊的迷信，从来不屑一顾。倒也不是说不恭，只是想法始终贯以极端唯物主义。”

最初让我看这房子时，他就把我领到小庙。“带小庙的房子如今可是少见哟！”他笑道。我也同意。

“可我小时候，对自家地段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玩意儿是怕得不行的。所以住进来时也尽可能不往这里靠近。”他说，“说实话，现在也不想靠近。”

我的想法倒不是多么唯物，但还是和他父亲雨田具彦一样，几乎没把小庙的存在放在心上。过去的人是到处建小庙的，和乡间道旁的地藏菩萨和道祖神(1)是一回事。小庙极为自然地融入林中风景。我在房子四周散步时常从它跟前通过，但几乎不以为意。既没向小庙合十作揖，又不曾上过供品。对自己住处范围内存在这样的东西也没觉出特别意味。那仅仅是随处可见的风景的一部分而已。

类似铃声的声音总好像是从小庙近旁传来的。踏入杂木林，头上茂密厚重的树枝遮蔽了月光，四周顿时暗了下来。我一边用手电筒照着脚下，一边小心移动脚步。风不时想起似的吹过，脚下薄薄一层落叶随之簌簌作响。夜间树林里面，同白天来散步时样子完全不同。同一场所此刻只管依据夜之原理运作，而我不被包含在其原理之中。尽管如此，我并未觉出恐惧。好奇心促使我走向前去。不管有什么，我都想看清那奇异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我右手死死握着沉甸甸的手电筒，其重量让我镇定下来。

那只猫头鹰或许在夜间树林的什么地方。说不定正在树枝上混在黑暗中静等猎物。但愿近在咫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的熟人。然而没听得仿佛猫头鹰声音的动静。就连夜鸟此刻也和虫们一样屏息敛气。

随着脚步的行进，类似铃声的声音逐渐变大、变得清晰起来。那仍是时断时续的周而复始的不规则响动。而且，声音似乎是小庙后面那里传出的。声音比刚才近得多了，却又钝钝的含含糊糊，简直就像从狭小的洞窟深处飘忽而出。不仅如此，感觉上静默时间比刚才长、铃响次数比刚才少。就好像弄出声响的人疲惫了，衰弱了。

小庙周围视野开阔，月光把那里的一切照得很漂亮。我蹑手蹑脚绕到小庙后头。小庙后侧有高挑的芒草丛。我循声分开芒草丛走过去一看，里面有个由方形石块随意摞成的不大的石堆。称堆或许过矮了。总之有这样的东西在那里。此前我完全没注意到。不曾绕去小庙后侧。就算绕去，那也被芒草丛挡在里面。若非有特定目的分开进到那里，一般不会看见。

我用手电筒逐一近距离探照石堆的石块。石块相当古旧，但乃是人工凿成方形这点没有怀疑的余地。不是天然石块。如此石块被特意运上山来堆在小庙后头。石块大小不一，大多生了青苔。看上去字也没雕图也没刻。数量总共十二三块，也就这样。也许过去作为石台堆得更高更整齐来着，但可能因为地震什么的塌了矮了。那类似铃声的声音总好像是从石与石的缝隙泄出来的。

我把脚轻轻搭在石块上，用眼睛搜索声音的出处。问题是，虽说月光皎洁，但在夜幕下找出来还是极其困难的事。何况，就算锁定了那个位置，又能怎么样呢？这么大的石块用手不可能搬动。

不管怎样，似乎有个人在石堆下摇动铃那样的东西弄出声响。这点看来不会有错。可那到底是谁？这时我心中才开始觉出来历不明的惊惧。恐怕还是不要接近声源为好，我本能地感到。

我离开那个地方，一边在身后听着铃声，一边快步返回杂木林中的小路。穿过树枝的月光在我身上勾勒出似有意味的斑驳的图形。我走出树林，下得七级石阶，折回房前，进门上锁。接着，去厨房把威士忌倒入杯中，水也没兑冰也没加地喝了一口。总算舒了一口气。而后手拿威士忌酒杯走上阳台。

从阳台上听，铃声实在细若游丝。不细听是听不出来的。但不管怎样，声音仍无休无止。铃声与铃声之间的静默时间无疑比最初长了许多。我细听一会儿这种不规则的反复。

那石堆下到底有什么呢？莫非那里有个什么空间，有谁被关在里面，因而持续弄出类似铃声的动静？或是求救信号亦未可知。可是，哪怕再绞尽脑汁，也全然想不出正当解释。

估计我在这里沉思了相当长时间，也可能仅仅一瞬之间。自己也无从得知。过度的离奇几乎使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感觉。我单手拿着威士忌酒杯缩进躺椅，任凭自己在意识的迷途上往来徘徊。及至回过神时，铃声已然止息。深重的静默笼罩四周。

我欠身立起，折回卧室觑一眼数字闹钟：下半夜2:31。铃声什么时候响起的呢？准确开始时刻不晓得。但因为醒来是1:45，所以在我知道的限度内，至少持续响了四十五分钟之久。而这神秘声音止息后不多会儿，虫声简直就像试探其中生成的新的静默似的此起彼伏叫了起来。满山遍野的虫们似乎在急不可耐地等待铃声的止息——想必大气不敢出地小心翼翼窥伺时机。

我去厨房洗了威士忌酒杯，然后钻进被窝。这时秋虫们早已一如往常开展盛大的合唱。可能是干喝威士忌的关系，本应亢奋的心情并未亢奋，刚一躺下困意就尾随而来。睡得又实又久。梦都没做。再次睁开眼睛时，卧室窗口已经一片光明。

这天十点之前我再次移步来到杂木林中的小庙。虽然谜团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但作为我，想在白天明亮的光照中好好看看小庙和石堆光景。我在伞筒中发现雨田具彦的一根硬橡木做的手杖，拿在手中走进杂木林中。一个让人神清气爽的晴朗的早晨。澄澈的秋日阳光在地面点点摇动着叶影，尖嘴鸟们叫着在树枝间匆忙飞跃着寻找果实，漆黑的乌鸦们从头上朝哪里直线掠过。

小庙看上去比昨夜见到的要破旧得多寒碜得多。近乎圆满的月亮那皎洁光照下的小庙，相对意味深长，甚至多少显出几分凶相。而此刻看起来单单是个一副穷酸相的褪色木箱。

我转去小庙后侧。分开高高的芒草丛，来到石堆跟前。同昨晚见时相比，石堆也约略改变了印象。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乃是山中长期弃置的再普通不过的一堆生了青苔的四方石头，尽管在夜半月光下看上去简直就像颇有来历的古代遗迹的一部分那样带有神话光泽。我站在上面侧耳细听，但一无所闻。除却虫声和时而传来的鸟鸣，四下静悄悄阒无声息。

远处传来砰一声猎枪般干巴巴的声响。可能有人在山上打野鸟。或是农家为吓唬麻雀、猴子和野猪使之远离而设置的放空枪自动装置亦未可知。总之声音响得极具秋日风情。长空寥廓，空气干湿适度，遥远的声音听起来分外真切。我在石堆上弓身坐下，猜想下面也许有个空间。莫非被关在那个空间里的某人弄响手里的铃铛（类似铃铛的东西）呼救？一如我被闷在搬家卡车货厢里时拼命敲厢壁那样。有谁被闷在狭小黑暗空间里这一意象使得我心里七上八下。

吃罢简单的午饭，我换上工作用的衣服（总之就是脏也无所谓的衣服），进入画室再次着手画免色涉的肖像。我的心情是，什么工作都可以，反正要让手不停地动。我想从有人被封闭在狭小场所呼救这一意象中，从它带来的慢性窒息感中多少远离开来。为此只能画画。但我决定不再使用铅笔和素描簿。那东西大概无济于事。我准备好颜料和画笔直接面对画布凝视其空白深处，同时把意识集中到免色涉这个人物身上。我笔直地挺起脊背，全神贯注，最大限度地消除杂念。

住在山上白色豪宅里的、目光炯炯有神的白发男士。几乎所有时间他都闭门不出。拥有“不开之厅”（相仿），拥有四辆英国车。他来我这里怎样驱使身体，脸上浮现怎样的表情，以怎样的语调述说什么，以怎样的眼睛注视什么，两只手怎样动——我将这些记忆逐一唤起。多少费了些时间，但关于他的各种细碎片断在我心中一点点合而为一。如此时间里，免色这个人在我的意识中有了正在立体地、有机地重新合成这一感触。

这样，我开始把欠身立起的免色形象在不画草图的情况下直接用小号画笔移植于画布之上。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免色正把脸对着左前方，眼神约略投向我这边。不知何故，除此之外的面部角度我想不出来。之于我，那正是免色涉这个人！他必须脸朝左前方，双眼必须约略投向我这边。他把我的姿态收入视野。舍此不可能有正确画他的构图。

我从稍离开些的位置看了一会儿自己几乎以“一笔画”的手法画出来的简洁的构图。尽管不过假定性线条，但我从其轮廓感觉出了类似一个生命体的萌芽的元素。理应以此为源头自然膨胀的东西恐怕就在那里。似乎有什么伸出手来——那究竟是什么呢？——打开我心中隐秘的开关。我的心间深处长期沉睡的动物终于认识到正确季节的来临，开始走向觉醒——便是这么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我在洗笔处洗去画笔的颜料，用松节油和香皂洗了手。不用急。今天此即足矣。最好不要急于向前推进。免色氏下次来的时候，面对实存的他往这上面的轮廓补充血肉即可，我这样思忖。这幅画的构成有可能成为同我过去画的肖像画相当不同的东西。我有这样的预感。而且这幅画需求活生生的他。

不可思议！

免色涉何以知道这点呢？

这天深夜时分，我又像昨夜那样猛然觉醒。枕边闹钟显示为1:46。时刻几乎和昨夜醒来时相同。我在床上坐起，黑暗中侧起耳朵。不闻虫声。周围万籁俱静，一如位于深海的底。一切都是昨夜的复制。只是，窗外漆黑一片。仅此与昨夜有别。厚厚的云层遮蔽天空，把接近满月的秋月遮得严严实实。

四周充满完美的静寂。不，不然，当然不然。静寂不是完美的东西。屏息细听，微弱的铃声似乎灵巧地钻过厚重的静寂传来耳畔。有谁在漆黑的半夜弄响铃铛那样的东西。断断续续，一如昨夜。而那声音发自哪里，我已了然于心。杂木林中那座石堆之下！无需确认。我不了然的是：是谁为了什么弄响那个铃？我下床走到阳台。

无风。但下起了细雨。目无所见、耳无所闻的淋湿地表的雨。免色氏豪宅亮着灯。从隔着山谷的这边看不清楚房子里的情况，但今夜他也好像还没睡。这么晚还亮着灯是很少见的。我在蒙蒙细雨中凝望那一点灯光，谛听微弱的铃声。

少顷，雨下大了，我退回房内。睡不成觉，就坐在客厅沙发上，翻动已经开始看的书页。绝不是不堪卒读的书。然而无论怎么专心致志，书的内容都无法进入脑袋，只是一行又一行追词逐字而已。尽管这样，也比无所事事一味听那铃声为好。诚然可以大声放音乐阻止铃声传来，可我没那分心思。我不能不听那个。这是因为，那是向我弄响的声音。这我心里清楚。并且，只要我不为此采取什么措施，恐怕就要永远响下去——每晚都要让我感到窒息，持续剥夺我安稳的睡眠。

我必须做什么！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止住那个声音。如此必须首先理解那个声音——即其传送的信号——的含义和目的。是谁为了什么从莫名其妙的场所向我夜夜传送信号呢？可我实在太胸闷了，脑袋一片混乱，没办法系统思考什么。我一个人是处理不过来的。需要找个人商量。而现在作为能商量的对象，想得出的人只有一个。

我再次出到阳台朝免色氏豪宅望去。房子的灯光已然消失，豪宅所在的那个地方只有几盏不大的园灯亮着。

铃声止息是在下半夜两点二十九分。几乎和昨夜是同一时刻。铃声止息不久，虫声此起彼伏。秋夜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重新回荡着大自然热闹的合唱。一切按部就班。

我上床听着虫声睡了过去。心固然紊乱，但睡眠仍像昨夜那样即刻赶来。依然是无梦的深睡。

(1)日本村庄的守护神。立在村边道旁，据说可以防止恶魔瘟神进村。

12　像那位名也没有的邮递员一样

早上很早就下雨，快十点时停了。青空随后一点点露出脸来。海上吹来的潮湿的风将云缓缓带去北面。午后一时整免色赶到我这里。门铃差不多与广播报时同时响了起来。严格守时的固然不少，但精准到如此程度的人至为罕见。而且不是在门前静等那一时刻到来和对着手表秒针按响门铃。爬上坡路把车停在平时位置，以一如平时的步调和步幅走来门口按下门铃，广播同时报时。唯有惊叹而已。

我把他领入画室，让他坐在上次那把餐椅上。并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密纹唱片放在转盘上，落下唱针。上次止听之处的继续。所有程序都是上次的重复。不重复的只有两点：这次没有劝喝饮料、请他摆出作为模特的姿势。让他在椅子上脸朝左前方，只让眼睛微微转向我这边。这是我这次要求他的。

他虽然顺从我的指示，但准确锁定位置和完全摆好姿势则花了相当不少时间。微妙的角度、视线的氛围很难同我要求的正相一致。光线的照射情况也不符合我的意象。我平时固然不用模特，而一旦开始用，就免不了要求多多。但免色极有耐心地配合我繁琐的要求。没有厌烦的表情，没发一句牢骚。俨然被施以五花八门的苦行而又谙于忍耐之人。

位置和姿势好歹确定后，我对他说：“对不起，请尽可能就那样别动！”

免色一声不响地以目首肯。

“尽量快些结束。可能有些难受，请忍耐一下。”

免色再次以目首肯。而后视线不动，身体亦不动。筋肉都绝对纹丝不动。到底时而眨一下眼，但呼吸的动静都没在表面反映出来。宛如真实的雕像在那里凝然不动。不能不令人佩服。纵使专业模特也很难做到如此地步。

免色坚韧不拔地在椅子上持续摆姿势当中，我这方面最大限度地迅速而周密地推进画布上的作业。凝聚意识目测他的姿势，其形象遵循我的直觉驱动画笔。我在雪白的画布上使用黑色颜料，仅以一条画笔细线对已然形成的面部轮廓赋以必要的血肉。没工夫换画笔。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面部各种要素作为图像照录不误。从某一时刻开始，这项作业几乎变为自动驾驶性质的东西。分流意识，让眼睛的动作和手的动作直接联动，这点至为关键。没有一一通过意识将视野捕捉之物付诸程序的余裕。

这同我迄今所画的——只用记忆和照片以自己的步调作为“营业项目”悠悠然画下来的——无数肖像画截然有别。我被要求做这一种类的作业。花了大约十五分钟，我把胸部往上的他的形象画在了画布上。尽管是远未完成的粗糙的底图，但至少成了有生命感的形象。而且这一形象催生出免色涉这一人物的存在感，掬取、捕获其内在律动。但是，以人体图来说，则处于仅有骨骼和肌肉的状态。唯独内部大胆演示出来。必须往那里覆以具体的血肉和皮肤。

“谢谢！实在辛苦了。”我说，“已经可以了。今天的作业结束了。往下请随便好了！”

免色微笑着放下姿势，双手向上高高举起，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用两只手的手指按摩以便让紧张的面部肌肉松缓下来。我好一会儿就势耸起双肩，大大呼吸。调整呼吸花了不少时间。就像跑完短跑的竞跑运动员那样累得一塌糊涂。没有妥协余地的精力集中与速度——我被如此要求已是久违的事了。我不得不打醒长期沉睡的肌肉全线出击。累固然累了，但其中有某种物理性快感。

“你说的不错，当绘画模特，劳动强度的确比预想的还要大。”免色说，“想到自己被画成画，总觉得好像自己的五脏六腑被一点点掏空似的。”

“不是掏空，而是将掏出的部分移植到别的场所——这么认为是艺术世界里的正式见解。”我说。

“就是说移植到更为永续性的场所？”

“当然那得是具有被称为艺术作品资格的东西……”

“例如像一直活在凡·高(1)画中的那位名也没有的邮递员一样？”

“正是。”

“他肯定想都没想到的吧？一百几十年后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特意跑去美术馆或打开美术书籍以真诚的眼神盯视画在那里的自己。”

“没错，基本想都不会想到。”

“本来不过是无论怎么看都很难认为多么体面的男人在乡下厨房一个角落画出来的风格怪异的画……”

我点头。

“有点儿不可思议啊！”免色感叹，“其本身并不具有永续资格，却由于偶然的邂逅而在结果上获取了那样的资格。”

“偶然中的偶然。”

我蓦然想起《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画中被刺杀的“骑士团长”莫非也通过雨田具彦之手而获取了永续生命？而骑士团长说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问免色喝不喝咖啡，他说恕不客气。我去厨房用咖啡机做了新咖啡。免色坐在画室椅子上，侧耳倾听歌剧剩下的部分。唱片B面转完时咖啡做好了，我们移去客厅喝咖啡。

“怎么样？我的肖像画有可能大功告成？”免色优雅地啜着咖啡问。

“还不清楚。”我老实应道，“什么都不好说。能不能成功，自己也心中无数。毕竟画法的顺序和我以前画的肖像画相当不同。”

“因为和以往不同，这次用了实际模特——是这样的吗？”免色问。

“这个原因也是有的。但不尽然。不知为什么，以前作为工作画的常规形式的所谓‘肖像画’好像已经画不好了。因此，需要有取而代之的手法和程序。可是我还没能把握其脉络，处于暗中摸索前进那样的状态。”

“这意味着，你现在即将发生变化。而我不妨说正在发挥催化剂那样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吧？”

“或许是这样的。”

免色思索片刻，而后说道：“刚才也说了，结果上成为什么风格的画，那纯属你的自由。我本身是个不断寻求变化不断移动的人。我并不是想请你画约定俗成的肖像画。哪种风格、哪种概念都无所谓。我寻求的是把你的眼睛捕捉的我的形象直接赋以形式。手法和程序都由你说了算。我也不是要像阿尔勒(2)（Arles）那位邮递员那样青史留名。没有那样的野心。我有的仅仅是健全的好奇心——你画我时那里将会诞生怎样作品的好奇心。”

“承你那么说自是让我高兴。不过我现在在这里想请求你的，只有一件。”我说，“假如不能画出让人心悦诚服的作品，那么对不起，就请你认为这件事没有发生。”

“就是说，画不交给我了？”

我点头。“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启动款全额奉还。”

免色说：“好吧！如何判断交给你。事情决不至于那样的预感，在我可是十分强烈的……”

“作为我也祝愿这个预感不虚。”

免色直直看着我的眼睛说：“不过，即使作品没有完成，而若我能以某种形式有助于你的变化的话，那对我也是可喜的事，真的。”

“对了，免色先生，其实还真有件事特想和你商量。”稍后，我一咬牙开口道，“是和画毫无关系的我个人的事。”

“讲给我听听。如果能帮上忙，我乐意效命。”

我叹了口气。“事情相当奇妙。要把整个过程条条有理简明易懂地说一遍，用我的语言无论如何都怕应付不来。”

“以你容易说的顺序慢慢说好了。说完两人一起考虑。同一个人考虑相比，说不定会有妙计浮上心头。”

我从最初依序说了下去。深夜两点前猛然醒来，侧耳细听，黑暗中有不可思议的声音传来。声音又远又小，但由于虫们不再叫了，还是隐约传来耳畔。像是有谁弄出铃声。循声找去，得知出处似乎是房子后院杂木林中的石堆缝隙。神秘的声音中间夹着不规则的静默，断断续续响了四十五分钟左右，而后戛然而止。同样情形前天、昨天持续了两个夜晚。可能有人在石堆下面弄出铃声那样的声音，说不定是在发送求救信号。但这种事是可能的吗？自己神经正常不正常？现在这也没了自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莫非纯属幻听不成？

免色一句也没插嘴，注意听我讲述。说罢，我就势沉默下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是在侧耳倾听，就其内容动脑深思。

“事情非常有趣。”少顷，他开口道，并轻咳一声。“的确如你所说，发生的事好像非同寻常。是啊……如果可能，很想亲耳听一听那种铃声。今天半夜来这里也不碍事吗？”

我惊讶地说：“半夜特意来到这里？”

“当然。我也听得铃声，可以证明你不是幻听。这是第一步。如果那是实际存在的声音，两人再找一次它的出处好了。至于往下如何是好，那时再商量不迟。”

“那自然是那样……”

“若不打扰，今夜十二点半我来这边。可以的吗？”

“我当然无所谓，可是麻烦您免色先生麻烦到这个地步……”

免色嘴角浮现出讨人喜欢的笑意。“不必介意。能对你有用，对我是再欢喜不过的事。而且我本来就是好奇心强的人。深更半夜的铃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假如有人弄出铃声的话，那人是谁？作为我也极想弄个水落石出。你怎么想的呢？”

“当然那么想。”我说。

“那就一言为定。今夜我到这里来。而且我也多少有心有所觉的事。”

“心有所觉的事？”

“关于这个，下次另说吧——为了慎重，那要确认才行。”

免色从沙发立起，笔直地伸直脊背，把右手递到我面前。我握住。仍是强有力的握手。他约略显得比平日幸福。

免色回去后，这天下午我一直站在厨房做吃的。每星期我集中提前做要吃的东西。做好了就冷藏或冷冻起来。往下一星期只管食用即可。这天是食品制作日。晚饭清煮香肠和甘蓝，加通心面吃了。还吃了西红柿、鳄梨和洋葱色拉。入夜之后，我一如平时躺在沙发上听着音乐看书。后来不再看了，开始琢磨免色。

他为什么显出那般幸福的神情呢？他当真为能对我有用而欢喜？为什么？我不得其解。我只是个名也没有的穷画家。被一起生活六年的老婆抛弃了，和父母不和，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像样的财产，姑且算是给朋友的父亲看房子。相比之下（不用特意比），他年纪轻轻就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把足够日后美美生活的财产弄到了手。至少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仪表堂堂，拥有四辆英国车，基本无所事事，住在山上大房子里优雅度日——那样的人何以对我这样的角色怀有个人兴致呢？何以为我特意分出深夜时间呢？

我摇头回到书上。想也没用。再怎么想也得不出结论。本来就好比求解拼块不全的拼图。然而我又不能不想。我喟叹一声，再次把书放在茶几上，闭目倾听唱片音乐。维也纳音乐厅弦乐四重奏演奏的舒伯特第十五号弦乐四重奏。

住在这里以后，我每天都听西方古典音乐。细想起来，我听的音乐大半是德国（以及奥地利）的古典音乐。因为雨田具彦的唱片收藏十之八九都属于德系古典音乐。柴可夫斯基也好拉赫玛尼诺夫也好西贝柳斯也好维瓦尔第也好德彪西也好拉威尔也好，只是出于情理似的大致放了一些。毕竟是歌剧迷，所以威尔第(3)和普契尼基本一应俱全。但若同德国歌剧充实的阵容相比，则感觉不出多大热情。

想必对雨田具彦来说，维也纳留学时代的回忆实在过于强烈，因而开始沉溺于德国音乐亦未可知。或者相反也不一定。估计他原来就深爱德系音乐，所以留学去了维也纳而没去法国。至于哪个原因在先，我当然无从知晓。

但不管怎样，对于德国音乐在这个家中受到偏爱这点，我不处于可以发牢骚的立场。我不过在此值班看家罢了，只是承蒙厚爱而品听这里收藏的唱片。何况我听巴赫、舒伯特、勃拉姆斯、舒曼和贝多芬听得心旷神怡。此外当然也不能忘记莫扎特。他们的音乐优美动听，富有底蕴。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从未有过悠然自得地听这些种类的音乐的机会。天天忙于应付工作，再说也没有相应的经济余裕。所以，我决心利用这一碰巧得到的机会，在此期间切切实实听这里准备齐全的音乐。

十一点过后，我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在听音乐当中沉入睡眠的。大约睡了二十分钟吧。醒来时唱片已经转完，唱臂退回原来位置，转盘停止转动。客厅有一台自行抬起唱针的自动唱机和一台手动式传统唱机。出于安全考虑——即为了我随时入睡无妨——我一般使用自动那台。我把舒伯特唱片装入唱片套，放回唱片架原来位置。虫声从打开的窗口哗然大作。既然虫们在叫，那么还听不见铃声。

我在厨房热了热咖啡，吃几块曲奇，谛听笼罩周围山峦的夜晚虫声大合唱。快到十二点半时，传来捷豹缓缓爬上坡道的声响。变换方向时一对黄色车前灯明晃晃掠过窗玻璃。不久，引擎停止，响起关车门那依然果断的声音。我一边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调整呼吸，一边等待门铃响。

(1)文森特·威廉·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画家，后印象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以风景画和人物画著称，用色富于表现力和激情，主要作品有《邮递员罗兰》《画架前的自画像》《星夜》等。

(2)位于法国东南部。凡·高曾于1888年至1889年旅居在此。《邮递员罗兰》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这里因凡·高画笔下的向日葵而闻名于世，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3)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作歌剧30余部，其中《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是三部名作，后期歌剧《阿依达》《奥赛罗》在意大利歌剧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在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统治的革命浪潮之中，以自己的歌剧作品《伦巴底人》《欧那尼》《阿尔济拉》《列尼亚诺战役》等鼓舞人民起来斗争，因而获得“意大利革命的音乐大师”之称。

13　眼下，那还不过是传说

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下喝咖啡，一边等待那一时刻到来，一边聊天消磨时间。起初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而在短暂的沉默降临在两人之间以后，免色以不无顾虑而又异常坚决的声音问我：“你有孩子吗？”

听得我多少有些吃惊。因为看上去他不是向别人——还不能说是多么亲密的对方——问这一问题的人。无论怎么看都属于“我不把脑袋探进你的私生活，你也别把脑袋探进我的私生活”那一类型。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抬头看见免色严肃的眼睛，我得知这并非当场兴之所至的突发奇想。他似乎早就想问我这点了。

我回答：“结婚六年了，但没有小孩。”

“不想要？”

“我怎么都无所谓，但妻不想要。”我说。至于她不想要小孩的理由则到底没说。因为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正的理由。

免色似乎有些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但很快打定主意。“这么问或许不够礼貌，你有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没准自己已经同太太以外的女性在哪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有了你的孩子？”

我再次直盯盯对着免色的脸。不可思议的提问。我在形式上大致查看一下记忆的抽屉，但全然没有碰到发生那种情况的可能性。一来迄今没有同那么多的女性有过性关系，二来假如发生那种情况，那么肯定会通过某种途径传到我的耳朵。

“当然理论上或许是能够发生的，但现实中——或者莫如说从常识上看——那种可能性我想基本没有。”

“是这样！”免色说。他一边沉思着什么，一边静静啜了口咖啡。

“可是，你为什么问这种事呢？”我一咬牙问道。

他好一会儿缄口望着窗外。窗外月亮出来了。月亮没有前天那么亮得出奇，但也足够亮。时断时续的云层从海上往山那边缓缓流移。

而后免色说话了。

“以前我也说过，迄今我从未结婚，一直独身到这个年纪。工作总是很忙诚然也是个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不适合跟谁一起生活。这么说或许你认为真会找借口，但我的确只能一个人活下去，好也罢坏也罢。对血缘那样的东西几乎没有兴致。想要自己孩子的念头也一次不曾有过。这里边也有我特有的个人原由。那大体是我本身儿童时代的家庭环境所带来的。”

他在这里打住，喘一口气，随即继续下文。

“不过几年前我开始觉得自己没准有个孩子。或者莫如这么说合适——我被逼入不得不那样认为的境地。”

我默默等他说下去。

“把这么复杂的个人情况向前不久刚刚认识的你和盘托出，我自己都觉得够奇妙的……”免色漾出十分浅淡的微笑。

“我这方面不碍事，只要你愿意……”

回想起来，不知何故，我还很小的时候起就有被不怎么亲密的人告知始料未及的真心话这一倾向。说不定自己天生具有引出别人秘密的特别资质。或者仅仅看上去像是专业听者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因此占得什么便宜的记忆却是一次也没有过。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必定在对我坦言相告后感到后悔。

“向谁说这种事是第一次。”免色说。

我点头等待下文。几乎人人都这么说。

免色开始讲述：“距今十五年前的事了。我同一位女性来往密切。当时我三十六七，对方是个二十六七的流光溢彩的美貌女子。人也聪明。作为我虽是真心交往，但还是事先正正经经告诉对方我没有和她结婚的可能，我无意同任何人结婚。让对方空怀期待不是我的选项。因此，如果对方有了想结婚的对象，自己将二话不说地利利索索抽身退出。她也理解我的这种心情。而另一方面，交往持续期间（大约两年半），我们的关系非常好，非常融洽。争吵从未有过。一起去许多地方旅行，在我的住处留宿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那里有她一整套衣服。”

他沉思什么，而后再次开口。

“如果我是一般人，或者说是多少接近一般人的人，想必会毫不犹豫地同她结婚。实际上我也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

他在此稍稍停顿，轻轻叹息一声。“归根结底，我选择现在这种一人单过的安静的生活，她选择了更为健全的人生设计。也就是说，同比我更为接近一般人的男性结婚了。”

直到最后的最后，她也没有如实告诉免色自己将要结婚。免色最后见她，是在她二十九岁生日的一星期之后（生日那天两人在银座一家餐馆一起吃饭。免色事后想起那时她少见地寡言少语）。他当时在位于赤坂的办公室工作。女子打来电话，说有话想见面说说，询问这就过去是否可以。他说当然可以。那以前她从未去过他的工作场所。不过那时他没怎么觉得奇怪。办公室很小，仅有他和中年女秘书两个人，无须顾虑任何人。主持相应大的公司雇佣很多人的时期也有过，但那时正值他一个人策划新网络阶段。策划期间独自默默工作、而展开期间则积极广用人才是他通常的做法。

恋人到来是傍晚快到五点的时候。两人在办公室沙发上并坐说话。五点时，他让隔壁房间的秘书先下班回家。秘书回家后他独自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对于他是一如平时的事。闷头工作而直接迎来清晨的时候也屡见不鲜。作为他，本打算和她单独去附近餐馆吃晚饭。但她拒绝了：“今天没那么多时间，这就要去银座见人。”

“你在电话里说有话想说……”他询问。

“不，没什么特想说的，”她说，“只是想见见你。”

“能见就好。”他微微笑道。她说得这么坦率是很少有的。总的说来，是个偏好委婉表达的女子。至于这意味什么，他不大明白。

接下去，她什么也不说地在沙发上蹭上身来，坐在免色膝部。随即双手搂住他的身子接吻。那是舌头缠在一起的真正的深度接吻。长时间接吻之后，她伸手解开免色的裤带，摩挲他的那个物件。又掏出变硬的物件握在手里好一会儿。而后弯下身子，把它含在嘴里，让长长的舌尖环绕着缓缓爬移。舌头滑滑的热热的。

这一连串行为让他诧异。因为事关性事，总的说来她始终是被动的。尤其在口交方面——无论被动还是主动——看上去她总是怀有不少抵触情绪。然而今天不知何故，她似乎积极主动寻求这一行为。到底发生什么了？他为之费解。

然后她霍地立起，甩开似的脱掉雅致的黑色无带浅口皮鞋，手伸到连衣裙下面麻利地拉下连裤袜，内裤也拉了下来。接着再次坐到他膝部，单手将他的物件导入自己体内。那里已带有充分湿度，简直就像活物一般滑润而自然地动了起来。一切都做得那么迅捷，迅捷得让他惊讶（总的说来，这也不像她。动作徐缓而温和是她的特点）。觉察到时，他已处于她的体内，柔软的壁褶整个把他包拢起来，沉静而又坚决地不断收紧。

这和两人之间此前体验的任何性事都截然不同。温情、冷漠、坚硬、轻柔以及接受与拒绝似乎同时存在于此。他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悖反性感触。但很难理解这具体意味什么。她骑在他上面，像驾驶小艇之人随波逐流那样急剧上下摇动肢体。披肩黑发如被强风吹拂的柳枝在空中曼舞。她开始失控，喘息声也逐渐加大。办公室门锁了还是没锁？免色没有把握。既觉得锁了，又觉得忘了。但现在不能起身查验。

“不避孕可以的？”他问。事关避孕，平时她非常神经质。

“不怕的，今天。”她在他耳边悄声低语。“你所担心的，一概没有。”

她的所有表现都和平时不同。简直就像长眠于她体内的另一种人格突然醒来，把她的精神和肉体一并据为己有。他猜想今天对她大概是什么特殊日子。关于女性身体，男人不能理解的不知几多。

她的动作越来越大胆和有力。除了不妨碍她的追求，他别无所能。不久，最后关头到来。他忍无可忍地一泻而出，她随之短暂发出异国小鸟般的叫声，子宫就像静等这一时刻一样将精液纳入底部，贪婪地吸取一尽。他得到的印象相当混沌，仿佛自己在黑暗中被莫名其妙的动物大口大口吞噬掉了。

片刻，她像要把免色的身子推开一样欠身立起，不声不响地整理好连衣裙裙摆，将掉在地板上的连裤袜和内裤塞进手提包，拿着快步走去卫生间。很长时间都不从中出来。发生什么别的事了？正感到不安，她总算从卫生间出来了。此刻，无论衣着还是发型都一丝不乱，化妆也一如原来，嘴角挂着平日安谧的笑意。

她轻吻一下免色的嘴唇，说好了得赶快走了，已经迟到了。说罢直接快步离去。看也没回头看一眼。步行离去的浅口皮鞋声仍声声留在他的耳底。

那是最后一次见她。其后音讯杳然。他打去的电话也好寄去的信也好，概无回音。两个月后，她举行了婚礼。或者莫如说结婚消息他是后来从共同的熟人口中听得的。那位熟人为他未接到婚礼请柬甚至她结婚的事都被蒙在鼓里似乎感到相当不可思议，以为免色和她是要好的朋友（因为两人交往得十分小心，情人关系未被任何人知晓）。她结婚的对象是免色所不知道的男子。名都没听说过。她没告诉免色自己打算结婚，暗示都没暗示——她从他面前默默离去了。

免色恍然大悟：那时她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给他的激情拥抱，想必是她决定最后做的分手之爱。免色后来不知反复想起多少次。即使经过漫长岁月之后，那一记忆也还是历历在目，足以让他为之惊诧不已。沙发的吱呀声，她的秀发的摇颤方式，碰在他耳根的她热辣辣的喘息——一切都能原样再现出来。

那么，免色为失去她感到后悔了吗？当然不后悔。他不是事后后悔什么那一类型的人。自己这个人不适于家庭生活——这点免色也一清二楚。无论多么爱的对象，也不可能与之朝夕相处。他每天需要孤独的精神集中力，不能忍受集中力被他人那一存在所扰乱。而若同某人一起生活，迟早都可能憎恶对方。无论对方是父母还是妻子抑或儿女。他最怕的就是这点。他不是怕爱谁，反倒是怕憎恶谁。

尽管如此，他还是深深爱着她，这点没有变化。迄今不曾有比她更让他爱的女性了，往后大概也不会出现。“我的心中至今仍有为她保留的特殊场所，非常具体的场所，称为神殿也未尝不可！”免色说道。

神殿？他选择的说法在我听来多少有些奇妙。但对于免色，想必是正确的选择。

免色在此打住。尽管他把这私人事项就连细部也对我说得那么详细具体，但其中几乎听不出性感意味。给我的印象俨然在我面前朗读医学报告书。或者实际也是如此。

“婚礼七个月后，她在东京一家医院平安生下一个女孩。”免色继续，“距今十三年前的事。说实话，她的分娩我是很久以后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免色向下看了一会儿空了的咖啡杯的内侧，就好像在缅怀其中装满温情的时代。

“而且，那个孩子说不定是我的孩子。”免色使劲挤压似的说道。并且像征求个人意见似的看我的脸。

他想说什么呢？花了一会儿时间我才琢磨明白。

“时间上吻合，是吧？”我问。

“是的，时间正相吻合。从和她在我的办公室相会那天算起，九个月后那个孩子出生了。她在即将结婚前选择大概最可能受孕的日子来我这里，把我的精子——怎么说好呢——刻意地收集走了。这是我怀有的假设：虽然一开始就没指望和我结婚，但她决意生下我的孩子。事情怕是这个样子的。”

“但没有实证。”我说。

“嗯，当然没有实证。眼下那还不过是假设罢了。但是，有类似根据的东西。”

“但对她来说，可是相当危险的尝试哟！”我指出，“若是血型不一样，后来可能知道另有父亲——莫非下决心冒那样的危险？”

“我的血型是A型，日本人大多是A型，她也好像是A型。只要不是出于某种情由而做正规DNA检验，暴露的可能性应该相当低——这个程度的算计她是做得到的。”

“但另一方面，只要不做正规DNA检验，那就证明不了你是不是那个女孩的生物学父亲。对吧？或者直接问母亲？”

免色摇头：“问母亲早已不可能了。她七年前离世了。”

“可怜。还那么年轻！”我说。

“在山里散步的时候，被好几只金环胡蜂蜇死了。本来就是过敏性体质，受不了蜂的毒素。送到医院时呼吸已经没了。谁都不知道她那么过敏，估计本人都不知道。身后丈夫和一个女儿剩了下来。女儿十三岁了。”

和妹妹死的时候基本同岁。

我说：“就是说，你有类似根据的东西让你推测那个女孩可能是你的孩子。是这样的吧？”

“她死后不久，我突然接到来自死者的信。”免色用沉静的语声说。

一天，一枚大号信封从一家闻所未闻的法律事务所附带投递证明书寄到他的办公室。里面有打印的两通书简（有律师事务所名称）和一枚淡粉色信封。来自法律事务所的信有律师签名：“同函奉上××××（曾经的恋人的姓名）女士生前委托的书简。××××女士指示倘若自己发生死亡那样的情况，要我将这通书简寄送于你。同时提示不能让除你以外的人看见。”

以上是这通书简的主旨。书简还极为事务性地简单记述了她的死亡原委。免色一时无语。而后清醒过来，用剪刀剪开粉红色信封。信是她用蓝墨水钢笔手写的，写满四页信笺。她的字非常漂亮。

免色君：

不知道现今何年何月，反正你把这封信拿在手里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但从很早以前我就总是觉得自己要在较为年轻的时候离开这个人世。正因如此，才这样周到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倘若这种安排全都派不上用场，那当然再好不过——但不管怎样，你既然这么读这封信，那么就是说我已经死了。想到这里，心中分外凄凉。

我想先交代一句（或许无需专门交代），我的人生本来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这点我很清楚。所以，避免声张、不说多余的话、静悄悄退出这个世界，对我这样的人恐怕是合适的选择。但有一点，免色君，或许有一件事我必须给你留下话来。若不然，我觉得我将永远失去作为一个人给你以公正的机会。因此，我决定把这封信委托可以信赖的相识律师转交给你。

我那么唐突地从你身边离开当了别人的妻子，而且事先一声也没告诉你——我为此由衷感到歉疚。想必你非常吃惊，或者觉得不快。抑或冷静的你根本不为这种程度的事大惊小怪，全然无动于衷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那时的我除此以外已经无路可走。这里恕我不予细说，但这点务请给予理解。我确实几乎别无选择余地。

可是，我也剩有一个选择余地，它被集中于仅此一件事、仅此一次的行为上。记得我最后见你时的情形吧——我突然去你办公室的那个初秋的黄昏。也许你看不大出来，但当时我的确走投无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感觉上自己好像不再是自己了。尽管如此，尽管我心里乱作一团，但那时我采取的行为从最初到最后都是我彻底算计好的。而且我对那时自己的所作所为至今也没觉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后悔。那对我的人生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大得恐怕远远超出我本身的存在。

我期待你一定理解我的那一意图、最终原谅我。并且祝愿那件事不至于给你个人带来某种形式的麻烦。因为我清楚你比什么都厌恶那种状况。

免色君，我祝你度过幸福而长久的人生，还要祝你这一出类拔萃的存在在哪里得到更长久更圆满的继承。

××××

这封信免色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以致照字面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实际上他也对着我从头至尾照本宣科似的背得一气呵成）。信上充满种种样样的感情与暗示，或为光影，或为阴阳，或为复杂的隐形画遍布其间。他像研究谁也不再讲的古代语言的语言学者一样，花了好多年时间验证其字里行间潜伏的所有可能性。他取出一个个单词一个个修辞，进行种种组合，纵横交错，颠倒顺序。而后得出一个结论：她婚后七个月生的女孩基本可以断定是她在办公室皮沙发上同免色播下的种子。

“我委托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调查了她留下的女孩。”免色说，“她结婚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五岁，经营不动产。虽说是不动产，但由于丈夫是当地地主之子，业务以自己继承拥有的土地和建筑物管理为中心。当然其他物权也有若干，不过业务涉及范围不广，也不怎么活跃。本来就有即使不工作也不影响生活的财产。女孩的名字叫真理惠，平假名(1)写作‘まりえ’。七年前因事故失去妻子后，丈夫没有再婚。丈夫有个独身妹妹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帮他料理家务。真理惠是当地公立初中的一年级学生。”

“那位叫真理惠的女孩，你见过她吗？”

免色沉默有顷。而后字斟句酌地说：“从离开些地方看见过几次，但没有交谈。”

“见的感觉怎么样？”

“长得像我？这种事自己无法判断。说像觉得什么都像，说不像觉得什么都不像。”

“有她的照片？”

免色静静摇头：“不，没有。照片应该是能弄到手的。可我不愿意那样做。把一张照片塞到钱夹里带在身上走来走去又有什么用呢？我寻求的是……”

但下面的话没有继续下去。他缄口不语，虫们的喧嚣旋即填埋了其后的沉默。

“不过免色先生，你刚才好像说自己对血缘那个东西完全没有兴致。”

“一点不错。过去我对血缘这个东西没有兴致。莫如说一直尽可能远离那样的东西。这一心情现在也没有变化。可是另一方面，从真理惠那个女孩身上我已经不能把眼睛移开了，不能简单地放弃对她的思考了，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我找不出应说的话。

免色继续道：“这种事完全是初次体验。我总是控制自己，并引以为自豪。可是如今对一人独处，有时甚至感到不堪忍受。”

我把自己的感觉断然说出口来：“免色先生，这终究不过是我的直觉——事关真理惠这个女孩，看上去你好像希望我做什么。会不会是我过于敏感了呢？”

免色略一停顿，点点头。“其实，怎么说好呢……”

这时忽然觉察，那般热闹的虫声，此刻彻底消失。我扬起脸，目视墙上挂钟：一时四十几分。我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免色即刻默然。我们在夜的静寂中侧耳倾听。

(1)平假名：日文字母。另有“片假名”，主要用于标写外来语。“まりえ”发音为“Marie”。

14　但是，奇妙到如此地步的奇事是第一次

我和免色中断交谈，中止身体动作，把耳朵侧向空中。虫们的声音已经杳然，一如前天，一如昨天。在这深沉的静默中，我的耳朵得以再次捕捉到那微乎其微的铃声。响了几次，夹着不规则的停顿再次响起。我注意看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免色。从他的表情，得知他也听见了同样的声响。他眉间聚有足够深的皱纹，膝头的手略略抬起，指头随着铃声微动。那不是我的幻听。

两分钟或三分钟，免色以一本正经的神色静静听着。而后从沙发上缓缓立起。

“去声音发出的地方看看！”

我拿起手电筒。他走到房门外，从捷豹中取出准备好的大手电筒。我们爬上七级石阶，脚踏入杂木林中。虽然比不上前天，但秋天的月光仍把我们脚下照得很亮。我们绕去小庙后面，拨开芒草走到石堆跟前，再次侧耳倾听。那谜一样的声音毫无疑问是从石缝间泄露出来的。

免色绕着石堆慢慢走了一圈，用手电筒光小心翼翼往石缝间查看。但没发现多么异常的地方，只有生了青苔的旧石块一层层杂然摞在那里。他看我。月光照射下的免色脸庞看上去颇有些像古代面具。或者我的脸看上去也那样？

“传出声音的，上次也是这个场所？”他压低嗓音问我。

“同一场所。”我说，“完全同一场所。”

“听起来这石头下好像有谁弄响铃铛那样的东西。”免色说。

我点头。得知自己并非神经不正常，我舒了口气。与此同时我不能不承认，原本作为可能性提示的非现实性因了免色的话而变成现实性存在，进而使得世界的接缝产生了些许错位。

“到底如何是好呢？”我问免色。

免色又把手电筒光往出声的那里照了一阵子。他双唇紧闭，开动脑筋。在夜的静寂中，仿佛听得见他脑筋迅速转动的声响。

“或者有谁在求助也不一定。”免色自言自语似的说。

“问题是究竟会有谁钻到这么重的石头底下呢？”

免色摇头，他当然也有不明白的事情。

“反正现在先回家吧！”说着，他用手悄悄碰我的后肩。“这样起码弄清声音的出处了。往下的事回家慢慢商量不迟。”

我们穿过杂木林，走到房前空地。免色打开捷豹车门，把手电筒放回里面，随手把座席上放的一个小纸袋拿在手里。而后我们返回家中。

“如果有的话，能让我喝一点威士忌吗？”

“普通苏格兰威士忌可以吗？”

“当然。干喝。再来一杯不加冰的水。”

我去厨房从壁橱里取出白牌威士忌瓶，倒进两个杯子，连同矿泉水拿来客厅。我们面对面坐下，一声不响地各自干喝威士忌。我从厨房拿来白牌酒瓶，往他空了的杯里倒第二杯。他把杯子拿在手里，没沾嘴唇。铃声还在深更半夜的岑寂中时断时续。声音虽然微小，但其中含有不容听漏的细密的重量。

“我见过听过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这么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头一次。”免色说，“听你说的时候，恕我失礼，我半信半疑来着。这样的事居然会实际发生！”

这一说法有什么引起我的注意。“居然会实际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免色扬脸看了一会儿我的眼睛。

“因为和这同样的事以前在书上看过。”他说。

“和这同样的事，就是深夜从哪里传来铃声这件事？”

“准确说来，那里传来的是钲声，不是铃声。敲钲打鼓的钲。往日一种小型佛具，用名叫撞木的木锤那样的东西敲击发声。一边念佛一边敲。书上说的是深夜从地底下传来钲声。”

“是鬼怪故事？”

“说志怪谭大概更为接近。上田秋成(1)的《春雨物语》那本书看过的？”免色问。

我摇头。“秋成的《雨月物语》很早以前看过，但那本还没看。”

“《春雨物语》是秋成晚年写的小说集。《雨月物语》完成大约四十年后写的。较之《雨月物语》偏重故事性，这里更被看重的是秋成作为文人的思想性。其中有一篇名叫《二世缘》的奇特故事。故事中，主人公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主人公是个豪农的儿子。喜欢学问，半夜一个人看书当中，不时听得院子角落的石头下有类似钲的声音传来。心里觉得奇怪，第二天就叫人把那里挖开。只见里面有一块大石头。把石头挪开一看，有个盖着石盖的棺木样的东西。打开一瞧，里面有个没有肉的、瘦得像鱼干的人。头发长到膝盖。只有手在动，用撞木咚咚敲钲。看样子似乎是古代一位为了永远开悟主动求死而被活着装入棺内埋葬了的僧人。这是被称为禅定的行为。成为木乃伊的尸体挖出后放在寺院供奉。禅定行为称作‘入定’。估计原本是位高僧。情形似乎是，灵魂如愿达到涅槃境地，唯独失去灵魂的肉体剩下来继续存活。主人公家族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十代——看来是在那之前发生的事。也就是几百年前。”

免色在此打住。

“就是说，与此同样的事在这座房子周围发生了？”我问。

免色摇头。“正经想来，那事是不可能有的。那是江户时期写的志怪小说。秋成知道那些故事是一种民间传承，以自己方式来脱胎换骨，改写成《二世缘》小说世界。可是，那里写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经历奇异地正相一致。”

免色轻轻晃动手中的威士忌酒杯。琥珀色的液体在他的手中静静摇颤。

“那么，活着的木乃伊那样的僧人被挖出来后，故事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我问。

“故事往下发展得甚是不可思议。”免色有些难以启齿似的说。“上田秋成晚年达成的独特的世界观在这里得到浓墨重彩的反映。说是相当富于嘲讽性的世界观也未尝不可。秋成出身复杂，一生有不少纠结。不过关于故事的结局，与其由我简单概括，莫如自己看这本书好些，我想。”

免色从车上拿来的纸袋里取出一本旧书递给我。那是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中的一册，里面一并收有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和《春雨物语》。

“听你讲的时候，马上想起这个故事。出于慎重，就把我家书架上有的这本重看一遍。书送给你。有兴趣请看看好了。很短，很快就能看完。”

我道谢接过，说道：“不可思议的故事。常识上根本无法设想。这本书我当然要看。不过，这且不说，我往下在现实中到底怎么样才好呢？不大可能就这样毫不作为听之任之。万一石头下当真有人，弄出铃声或钲声来，夜夜发出求救信息，那么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伸出援助之手的吧？”

免色现出为难的神情。“不过把那里堆积的石头全都移开，我们两人怕是无能为力的啊！”

“是不是报告警察？”

免色轻轻摇几下头。“我想基本可以保证，警察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到半夜杂木林石头下面就有铃声传来——这玩意儿就算报警，也根本没人理会，只能被认为怕是脑袋出了故障，反而弄巧成拙。还是算了为好。”

“问题是那声音往下若是夜夜一直响下去，我的神经怕是无论如何也吃不消。觉也睡不完整，只好离开这座房子。那个声音毫无疑问是在向我诉求什么。”

免色沉思片刻。而后说道：“把那些石头统统挪开，需要专业人员帮助。我认识一个本地园艺业者，关系很要好。既是园艺业者，沉重的石头也不在话下。如果需要，还能安排挖掘车什么的。那样，沉重的石头就能挪开，挖坑也轻而易举。”

“你说的诚然不错，但那么做有两个问题。”我指出，“第一，必须跟这块地的所有者雨田具彦的儿子联系，问他做这种作业是不是可以，取得他的许可。不可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第二，我没有雇那样的业者的经济余裕。”

免色淡淡一笑。“钱的事无需担心。那个程度的我可以负担。或者莫如说那个业者多少欠我的人情，估计他可能以成本费做这件事。不必介意。雨田先生那边由你联系。说明情况，不会不许可的。假如真有人封闭在石头下面而见死不救，那么作为地权拥有者是有可能被追究责任的。”

“可作为我，给与此无关的免色先生您添这么大的麻烦……”

免色在膝头把手心朝上展开双手，像接雨那样。并且以安谧的语声说道：“我想上次我也说了，我是个好奇心强的人。这不可思议的故事下一步究竟如何展开，作为我很想知道。这种事不是动不动就能发生的。钱的事你暂且不用放在心上。想必你有你的立场，但这次千万别多虑，只管让我安排好了！”

我注视免色的眼睛。眼睛里有此前没见过的锋芒。横竖非确认此事的结果不可，眼睛这样表示。倘有什么不能理解，那就追求到理解为止——大概这是免色这个人的人生基本信念。

“明白了。”我说，“明天跟政彦联系一下。”

“到了明天，我也跟园艺业者联系。”免色说。说完略一停顿。“不过，有件事想问你一下……”

“什么事呢？”

“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不可思议的超常体验，你时常有的吗？”

“不，”我说，“这么奇妙的体验生来是头一次。我是过极普通人生的极普通的人。所以非常不知所措。免色先生您呢？”

他嘴角浮现出暧昧的笑意。“我本身倒是有过几次奇妙体验。见过听过从常识上无法设想的事情。但是，奇妙到如此地步的奇事是第一次。”

往下，我们一直在沉默中听那铃声。

一如往次，那个声音两点半一过就戛然而止。山中随之再次虫声大作。

“今夜差不多得告辞了。”免色说，“谢谢你的威士忌。我会尽快再次联系的。”

免色在月光下钻进熠熠生辉的银色捷豹回去了。从开着的车窗朝我轻轻挥手，我也挥手。引擎声消失在坡路下之后，我想起他喝了一满杯威士忌（第二杯归终没沾嘴唇）。但他脸色全然没有变化，说话方式和态度也同喝水无异。想必是耐得住酒精的体质。而且开车距离也不长，又是只当地居民利用。再说这个时刻也基本没有对面开来的车，没有行人。

我折回家中，把酒杯在厨房的洗碗槽洗了，上床睡觉。我在脑海中推出人们前来使用重型机械挪动小庙后侧的石头，在那里挖坑的情形。很难认为那是现实场景。在那之前我必须看上田秋成的《二世缘》。但一切都等明天。在白天的天光下，事物看上去还会有所不同。我关掉床头灯，听着虫鸣睡了过去。

上午十点我往雨田政彦的职场打电话，说了情况。上田秋成的故事倒是没搬出，但说了为了慎重起见请熟人过来，确认听得夜半铃声的并非一个人的幻听。

“事情实在莫名其妙。”政彦说，“不过你当真认为有谁在石头下面弄出铃声的？”

“不清楚。问题是不能就这样子不管嘛！毕竟声音每晚都响个不停。”

“挖那里如果挖出什么怪东西怎么办？”

“怪东西？比如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不清楚。反正最好对来历不明的东西置之不理。”

“半夜你来听一次好了。实际听到了，就一定知道是不能那样置之不理的。”

政彦对着听筒深深叹息一声。“不，那个我就算了。我从小就胆小得不行，鬼怪故事那类玩意儿根本接受不来，不想参与那种古灵精怪的东西。一切交给你好了。把树林里的旧石头挪开挖洞，不会有什么人介意。反正随你怎么样就是。但有一点，千万千万别挖出怪东西来！”

“怎么样不清楚，有了结果再联系。”

“若是我，倒是塞上耳朵……”

放下电话，我坐在客厅椅子上看上田秋成的《二世缘》。看原文，再看现代文翻译。若干细节固然有差异，但确如免色所说，书上写的故事和我在此经历的事极为相似。故事里边，钲声传来是丑时（凌晨两点左右），时刻大体相同。只是，我听的不是钲，是铃声。故事中虫鸣并未停止。主人公在深更半夜连同虫声听得那个声音。但除了这种细微差异，我体验的和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由于实在太像了，以致险些惊呆。

挖出来的木乃伊虽然干得不能再干，但手仍不屈不挠地敲钲。那令人惊惧的生命力使得身体自行动个不止。这僧人恐怕是在念佛敲钲当中入定的。主人公给木乃伊穿上衣服，让嘴唇含水。如此一来二去，木乃伊能喝稀粥，逐渐有了肉。最后回复得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然而他身上全然看不出“开悟僧”气象。没有知性没有知识，高洁更是荡然无存。生前记忆尽皆丧失，想不起自己何以在地下过了那么多年。如今吃肉，性欲也有不少。娶妻，做些粗活打打杂，用以维持生计。人们给他取了“入定之定助”这个名字。村里的人看见他如此形貌不堪，失去了对佛法的敬意。心想这就是历经严格修行、以生命钻研佛法之人的最后下场？其结果致使人们轻视信仰本身，渐渐不再靠近寺院。便是这样一个故事。如免色所说，里边明显反映了作者的反讽性世界观，不是单纯的鬼怪故事。

至若佛法，岂非徒劳之举？此人入土敲钲凡百年之久，然未显任何灵魂，唯余骨骸而已，如此形容不堪！

（而若说起佛法，那岂不是虚幻无用的事情？这个人进入地下敲钲应有一百多年了，可是什么灵验也没有，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模样这般惨不忍睹！）

《二世缘》这部短篇小说反复看了几遍，看得我彻底糊涂起来。假如使用重型机械移石掘土而当真从地下出现“唯余骨骸”、“形容不堪”的木乃伊，我到底应如何对待才好呢？我要负起使之死而复生的责任不成？像雨田政彦说的那样别轻举妄动，只管塞上耳朵一切听之任之岂非明智之举？

问题是，即便我想照做，那也不能仅仅塞上耳朵了事。哪怕耳朵塞得再紧，也不大可能从那声音中逃离。纵使搬去别处住，那声音也难免紧追不放。何况，和免色同样，我也有很强的好奇心。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那石头下潜藏着什么。

偏午时分免色打来电话：“雨田君的许可得到了吧？”

我说给雨田政彦打电话大致讲了情由。雨田说一切随我怎么处理。

“那就好！”免色说，“园艺业者那边，我基本安排好了。跟业者没讲那个神秘声音，只要求对方挪开树林里的几块旧石头，挪完接着挖洞。事情突如其来，好在对方正好得闲，说如果可以想今天下午先来看看，明天一早动手作业。让业者随便进来看看情况不要紧的？”

我说不要紧，随便过来就是。

“看了好安排必要的器械。估计作业本身有几小时也就完了。我在现场看着。”免色说。

“我当然也去现场。作业开始时间定了，请告诉我一声。”我说。而后蓦然想起补充一句，“对了，昨夜那声音传来前我们谈的事……”

免色似乎未能马上理解我说的意思。“我们谈的事？”

“真理惠那个十三岁女孩的事，没准真是你的孩子——谈到这里时，那个声音传来了，于是没再谈下去。”

“啊，那件事啊，”免色说，“那么说来是谈那个了。忘得一干二净。是的，还得接着谈下去。不过那也不是多么迫不及待的事。等这件事平安解决了，到时再接着谈。”

其后，无论做什么我都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书也好，听音乐也好，做饭也好，那时间里我总是考虑那片树林中的旧石头堆下有什么。无论如何我都没办法把鱼干般彻底干枯的黑色木乃伊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

(1)上田秋成（1734—1809），日本江户后期著名作家、诗人、俳人。《春雨物语》为其“读本”作品。志怪小说《雨月物语》为其代表作。

15　这不过是开端罢了

免色晚上打来电话，告知作业明天星期三上午十点开始。

星期三从早上开始，细雨下下停停，但没有下到影响作业的程度。毛毛雨，戴上帽子或风帽、穿上雨衣即可，无需打伞。免色戴着橄榄绿雨帽。俨然英国人打野鸭戴的那种帽子。开始着色的树叶沐浴着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雨，颜色渐渐变得黯淡了。

人们使用搬货用的卡车把小型挖掘车那样的东西运到山上。挖掘车相当精巧，转动自如，即使狭小场所也能作业。人数一共四人。专门操纵器械的一人，现场指挥一人，加上作业员两人。作业员和司机开来卡车。他们统一身着蓝色雨衣和防水裤，脚上穿满是泥巴的厚底作业靴，头戴钢化塑料安全帽。免色像是同指挥认识，两人在小庙旁边谈笑风生。但是，哪怕再显得亲昵，看上去指挥也还是始终对免色怀有敬意。

确实，短时间能配备好这么多器械和人员，可见免色交游之广。我半是佩服半是困惑地看着这样的进展，有一种似乎一切都已从自己手上离开的轻度泄气感。小时候，每当小些的孩子单独玩什么游戏的时候，大些的孩子就随后赶到，将游戏据为己有——让我记起那时的心绪。

使用铁铲、合适的石料和木板弄了一块平地首先确保挖掘车运作。而后开始实际搬离石块的作业。围拢石堆的芒草丛转眼之间就被履带辗得一塌糊涂。我们从稍离开些的位置看着那里堆积的旧石头被一块块举起移到另一个地方。作业本身没发现什么特殊之处。想必是世界各地极为理所当然地日常性进行的那类作业。干活的人看上去也作为极为通常的行为按照一如平时的程序不慌不忙地干着。驾驶重型机械的男子时不时中止作业，同指挥大声交谈。似乎不是因为出了什么问题。交谈很短，发动机也没停过。

然而我不能以淡定的心情观望这种作业。那里的方形石块每被撤出一块，我的不安都随之加深。感觉上简直就像长期蔽人耳目的自身隐私被那器械强有力的、执拗的尖端一层层剥开一样。而问题更在于，自己本身都不知晓那隐私是怎样的内容。好几次我都很想让这项作业马上至此停止。至少运来挖掘车这样大型器械不应是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如雨田政彦在电话中对我说的，“来历不明的东西”理应一切埋在那里不动。冲动之下，我恨不得抓住免色的胳膊叫喊：“让作业停下吧，石头放回原处！”

但事情当然不能那样。决断已下，作业已开始。已经有好些人参与其间，不少钱已经在动（款额不清楚，大概由免色负担），到了这个时候不可能中止。这项工程已经在和我的意志无关的情况下步步推进。

就好像看穿我的这个心思似的，一次免色走到我身旁，轻拍我的肩：“什么都不用担心，”免色以镇定的语声说，“一切顺利进行，诸多事情马上解决。”

我默默点头。

上午石头大体挪完了。崩塌一般纷然杂陈的旧石块在稍离开些的地方整齐而又不无事务性地堆成一座小型金字塔。

细雨无声无息地落在上面。可是，把堆积的石头全部挪走后，地面也没露出。石头下面还有石头——石头较为平整和井然有序地铺在那里，如正方形石地板，大约两米见方吧。

“怎么回事呢？”指挥来到免色身边问，“本以为只是地面堆着石头，却不是那样。看来这石板下有一个空间。用细铁棍从缝隙往里捅了捅，能捅得相当往下。有多深倒是还不清楚……”

我和免色一起战战兢兢站在新出现的石板上。石块黑乎乎湿漉漉，到处滑溜溜的。石块固然是人工切凿的，但因为年头久了，有了弧度，石块与石块之间出现缝隙。夜复一夜的铃声，估计是从那缝隙泄露出来的。从那里空气也应该可以出入。弓腰从缝隙往里窥看，但黑漆漆一无所见。

“说不定是用石板把古井堵住了。就井口来说，口径倒像是有些过大……”指挥说。

“不能把石板掀开拿走吗？”免色问。

指挥耸耸肩。“能不能呢？情况出乎意料，作业多少有些麻烦，但应该能做。有起重机再好不过，但运不来这里。每一块石本身看样子不重，石与石之间又有缝隙。想想办法，用挖掘车怕是能掀开的。往下到了午休时间，午休时琢磨个好方案，下午继续作业。”

我和免色返回家中，吃简单的午餐。我在厨房用火腿、莴苣和西式泡菜做了简单的三明治，两人出到阳台边看下雨边吃。

“一门心思做这种事，要紧的肖像画就要推迟完成了。”我说。

免色摇头道：“肖像画不急。首先要把这桩奇案解决掉，完了再画不迟。”

此人真心要画自己的肖像画不成？倏然间我不禁怀有这样的疑念。这不是马上冒出来的，而是一开始就在心间一角一点点发酵。他是真心求我画他的肖像画的吗？会不会带着别的什么心机接近我而仅仅将肖像画作为名目委托我的呢？

但别的目的比如说到底是什么事呢？怎么想都没有想得到的原由。莫非挖掘那石堆底下是其所求？不至于。那种事一开始无从得知。此乃开始画肖像画后出现的突发事件。不过就算那样，他对这项作业也实在够上心的了。钱也投入不少，而事情又和他毫无干系。

正这么想着，免色问我：“《二世缘》看了？”

看了，我回答。

“怎么想的？够不可思议的吧？”

“非常不可思议，的确。”

免色注视一会儿我的脸，随后道：“说实话，不知为什么，过去我就为那个故事动心来着。也是因为这个，本次事件激起了我个人兴致。”

我喝一口咖啡，用纸巾擦一下嘴角。两只大乌鸦互唤着飞向山谷。它们几乎不以雨为意。淋了雨，无非毛色略略变深罢了。

我问免色：“没有多少佛教知识，细小地方不能完全理解。所谓僧人入定，就是自愿入棺死去吗？”

“正是。入定本来是指‘开悟’，为了表示区别，也叫‘生入定’。在地下建一个石室，把竹筒伸出地面设通风孔。要入定的僧人进入地下前一定期间持续木食，调整身体。死后不腐烂，完美地化为木乃伊。”

“木食？”

“只吃草和树果活着。谷物等大凡调理的东西概不入口。就是说，在存活期间把脂肪和水分极力排出体外，改变身体结构，以便完美地变成木乃伊。这样把身体彻底净化以后进入土中。僧人在黑暗中绝食念经，随之敲钲不止，或不断摇铃。人们通过竹筒气孔听得钲声铃声。但不久就听不见了，说明已经断气。之后经年累月，身体慢慢化为木乃伊。三年三个月后挖出来是大致规定。”

“为了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呢？”

“为了成为即身佛。人能够通过那么做来开悟，让自己能够到达超越生死的境地，进而普救众生。即所谓涅槃。挖出来的即身佛、也就是木乃伊被安置在寺院，人们通过参拜来获得救赎。”

“事实上好像等于一种自杀啊！”

免色点头：“所以到了明治时期，入定为法律禁止，帮助入定的被问以协助自杀罪。但是，现实中偷偷入定的僧人似乎并未绝迹。这样，秘密入定，不用谁挖出，就那样埋在地下这一情形或许不在少数。”

“你认为那石堆有可能是那种秘密入定的遗址吗？”

免色摇头：“啊，这点不实际挪开石头是不知晓的。不过，那种可能性并非没有。竹筒那样的东西固然没有，但若是那样的结构，从石缝间可以通风，声音也听得到。”

“就是说石头下有谁还活着，还继续天天夜里弄响钲或铃什么的？”

免色再次摇头：“无需说，那是根本无法用常识来考虑的。”

“达到涅槃——就是跟普通死亡是不同的了？”

“不同。我对佛教的教义也所知无多，但在我理解的限度内，涅槃是属于超越生死层次的。不妨认为，纵使肉体消亡了，灵魂也会转到超越生死的场所。今世的肉体终不过是临时寓所罢了。”

“假定僧人通过生入定而有幸达到涅槃境地，那么重新回归肉体也是可能的吗？”

免色不声不响地注视一会儿我的脸，而后嚼了一口火腿三明治，喝了口咖啡。

“你的意思是？”

“那个声音至少有四五天时间听不见了。”我说，“这点有把握断定。那声音一响，我应该马上觉察到。哪怕声音再小，也不至于听漏。听得那个声音，不过是几天前的事。就是说，并不是那石头下面有个人，那个人一直在摇响那个铃铛。”

免色把咖啡杯放回杯托，一边注视其图案的组合一边就什么思索有顷。而后说道：“你见过实实在在的即身佛吗？”

我摇头。

免色说：“我见过几次。那还是年轻时候，一个人在山形县旅行，得以看了几座寺院保存的即身佛。不知为什么，即身佛以东北地区，尤其山形县居多。说实话，并不是多么好看的东西。也许我信仰之心不充分的关系，实际目睹，没能觉得多么难能可贵。黄褐色，小小的，干干巴巴。这么说或许不好，无论颜色还是质感都让人想起牛肉干。实际上肉体无非临时性虚幻的住所罢了——至少即身佛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算穷尽终极努力，也至多成为牛肉干。”

他把咬过的火腿三明治拿在手里，满稀罕地看了好一会儿，就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火腿三明治。

“反正午休结束了，往下就等石板挪开了。那一来，很多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中意也好不中意也好。”他说。

下午一点十五分我们进入树林现场。人们吃完午饭，已经正式开工。两名作业员把金属楔那样的东西插进石缝，挖掘车用绳索吊起掀开石板。如此掀开的石板由作业员搭上绳索重新被挖掘车吊起。虽然花时间，但石板被一块块稳稳掀开移去旁边。

免色和指挥两人热心交谈一阵子，而后折回我站的地方。

“不出所料，石板不是很厚的东西，看样子很快就能掀除。”他向我解释，“石板下面好像盖着格子状封盖。材质还不清楚，似乎是那封盖在支撑石板。上面压的石板完全挪走之后，还必须把格子盖拆掉。能不能顺利还不知道。格子盖下是怎样的也完全无法预测。对方说掀石板还要花一些时间，作业进行到一定程度自会联系，所以希望我们在家等待。如果可以就听人家的好了，一动不动站在这里也不顶用。”

我们走回家中。利用这空闲时间继续制作肖像画也未尝不可，但似乎很难把意识集中到作画上来——人们在杂木林中进行的作业，使得我神经亢奋。崩塌的旧石堆下出现的两米见方的石地板。石地板下结结实实的格子盖。再往下可能有的空间。我没办法将这些意象从脑海中消除。确如免色所说，不先把这件事解决掉，什么事都不可能推向前去。

等待时间里听音乐不介意吗？免色问。我说当然，随便放哪张唱片都没关系。这时间里我在厨房准备饭菜。

他挑了莫扎特的唱片放了上去。《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The Sonatas for Piano and Violin）。天朗“签名旗舰”虽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但发出的声音稳定而深厚。对于用唱片听古典音乐尤其室内音乐乃是最合适的音箱。正因为是老式音箱，同真空管放大器尤其相得益彰。演奏钢琴的是乔治·塞尔(1)，小提琴是拉斐尔·德鲁伊安(2)。免色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委身于音乐的潮流。我在稍离开些的地方听着音乐做番茄酱。集中买的番茄剩了下来，趁没变坏做成番茄酱。

在大锅里烧开水，把番茄烫了去皮，用菜刀切了取籽，弄碎，以大号平底锅用加蒜炒过的橄榄花时间慢煮。仔细消除涩味。婚姻生活期间也经常这么做番茄酱。虽然麻烦和花时间，但原理上是单纯作业。妻上班当中，我一个人站在厨房，边听CD音乐边做。我本身喜欢听着过往时代的爵士乐做饭做菜。时常听塞隆尼斯·蒙克(3)的音乐。《蒙克音乐》（Monk's Music）(4)，是我最喜欢听的蒙克专辑。其中有柯曼·霍金斯(5)和约翰·克特兰(6)参加，能让人听到出色的独奏。不过，听着莫扎特的室内乐做番茄酱也非常不坏。

一边听塞隆尼斯·蒙克那独特而神奇的旋律与和声一边在午后时分做番茄酱，其实真是不久以前的事（同妻不在一起生活才过去半年时间），但感觉上好像发生在很久的往昔的事，仿佛上一代发生的仅有一小撮人记得的小小的历史插曲。妻如今做什么呢？我倏然心想。和别的男人一同生活？还是仍在广尾那个公寓套间一个人生活呢？不管怎样，此刻应在建筑事务所工作着。对她来说，有我存在的曾经的人生同没我存在的现今的人生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呢？她对那种区别怀有怎样的兴致呢？我半想不想地想着这些。莫非她也是把和我生活的日日夜夜作为“好像发生在很久的往昔的事”来对待的不成？

唱片转完，发出“咻咻”的空转声。于是我走进客厅。一看，免色在沙发上抱着胳膊，身体略略倾斜着睡了过去。我从继续旋转的唱盘上提起唱针，止住转盘。规则性的唱针音停止后，免色仍在睡。想必相当累了，甚至听得微微的睡息。我任他那样睡着。折回厨房关掉平底锅的液化气，用大玻璃杯喝了一杯冷水。往下还有时间，于是开始炒洋葱。

电话打来时，免色已经睁眼醒来，他正在卫生间用香皂洗脸漱口。现场指挥打来电话，我把听筒递给免色。他简单说了两句，说这就过去。然后把听筒还给我。

“说作业基本结束了。”他说。

走到外面，雨已经停了。天空虽然阴云密布，但四周多少增加了亮度。看来天气正一点点恢复。我们快步登上石阶，穿过杂木林。小庙后头四人围一个坑站着朝下看。挖掘车的发动机已经关掉，没有动的东西，林中近乎奇妙地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

石板被统统移走，剩一个洞口开在那里。四方格子盖也被拆除放在旁边。看样子是沉甸甸有厚度的木制盖子。旧固然旧了，但没有腐烂。一个圆形石室样的空间留在那里。直径不足两米，深两米半左右，用石壁围着。底部好像全是泥土，寸草未生。石室里是空的。既没有呼救的人，又没有牛肉干似的木乃伊。只有一个像是铃的东西孤零零放在底部。看上去与其说是铃，莫如说像是几只小钹重合起来的古代乐器，带一个长十五厘米左右的木柄。指挥用小型聚光灯从上面照着它。

“里面有的只这东西？”免色问指挥。

“嗯，只这个。”指挥说，“按你说的，保持石板和盖子移开后的原来状态。什么都没有动。”

“奇怪！”免色自言自语似的说，“不过，真的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

“拿起盖子马上给你那边打电话，没下到里面去。这完完全全是开盖后原来的样子。”指挥回答。

“当然。”免色以干涩的语声应道。

“或者本来是井也不一定。”指挥说，“填了以后看上去就成了这样的洞。不过，作为井来说口径未免过大，周围石壁砌得也太精致，所下功夫是很不得了的。噢，一定是因为有什么重要目的，才费这么大麻烦的吧？”

“下去看看也可以的？”免色对指挥说。

指挥有些困惑。随即显出为难的脸色说道：“这个嘛——，我先下去看看吧，毕竟要是有什么就不好了。我看了也什么都没有，你再随后下去。这样好吗？”

“当然好！”免色说，“就这样好了！”

作业员从卡车上拿来折叠式金属梯，展开放去下面。指挥戴上安全帽，顺梯下到大约两米半下面的土底，四下打量片刻。他先往上看，然后用手电筒仔细查看周围石壁和脚下。地面放的铃那样的东西观察得分外仔细。但手没有碰它，仅仅观察。接着用作业靴底往地面蹭了几次。“嗵嗵”用靴后跟使劲蹬。做了几次深呼吸，嗅气味。他在洞内一共停了五六分钟——也就五六分钟——然后慢慢顺梯子爬上地面。

“好像没有危险。空气也正常，怪虫子什么的也没有。洞底也硬硬实实。下去没有问题。”他说。

为了便于行动，免色脱去雨衣，一身法兰绒衬衣和卡其裤，手电筒用带子吊在颈下，爬下金属梯。我们从上面默默注视。指挥用聚光灯的光照着免色脚下。免色站在洞底，仿佛窥看动静好一会儿一动不动。而后手摸石壁，弓身确认地面触感。再把地面上放的铃铛样的东西拿在手里，用手中的手电筒光细细看了又看。随即轻摇几下。他一摇，发出的不折不扣是那个“铃声”。确切无疑。是谁深更半夜在这里摇铃来着。但那个谁已不在这里。唯独铃声剩了下来。免色一边看铃一边摇了几次头，仿佛说不可思议。接着他再次仔细查看四周墙壁，好像怀疑会不会哪里有秘密出入口。然而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随后朝上看地上的我们，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脚蹬梯子，伸出手把铃那样的东西朝我递来。我弯腰接过。旧木柄整个沁了冷冷的潮气，湿乎乎的。我像免色刚才那样轻摇一下，声音意外清脆。什么做的不知道，但金属部分显然丝毫无损。脏了，但没有生锈。尽管在潮湿的泥土中放了漫长年月，却没有生锈。为什么呢？原因不得而知。

“那是什么呢，到底？”指挥问我。他四十六七岁，敦敦实实的小个头男子。晒黑了，淡淡生着没有打理的胡须。

“这——这是什么呢？看上去也像是过去的佛具。”我说，“反正像是年代相当久远的东西。”

“这是你们要找的东西？”

我摇头道：“不，和我们预想的有点儿不一样。”

“可这场所也足够不可思议的。”指挥说，“用嘴是很难说，不过这个洞总好像有一种神秘气氛。到底是谁为了什么造这东西的呢？想必是过去造的，把这么多石块运到山上堆起来应该要很多劳力的。”

我什么也没说。

不久，免色从洞口上来。他把指挥叫到身旁，两人就什么交谈了很长时间。那当中我手拿铃站在洞旁。也想下到石室看看，又转念作罢。虽然不是雨田政彦，但最好还是少做多余的事。能够置之不理的，置之不理或许不失为上策。我把手中的铃暂且放在小庙前面，又在裤子上擦了几下手心。

免色走来对我说：“请他们对整个石室详细检查。乍看似乎只是普普通通的洞穴，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要边边角角彻底检查。可能会发现什么。我倒是觉得什么也没有。”免色说。我看了看小庙前放的铃。“不过只有这铃剩下来也是奇妙啊！本来应该有谁在里面深更半夜摇响这铃才是……”

“或者铃自己随便响也未可知。”我说。

免色微微笑道：“倒是很有趣的假设，可我不那么看。有谁从这洞底以某种意志传送信息，向你，或者向我们，再或者向不特定的许多人。然而那个谁简直像烟一样无影无踪。或者从那里钻出去了。”

“钻出去了？”

“吱溜溜，趁我们一眼没注意。”

我不能很好理解他的意思。

“毕竟灵魂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免色说。

“你相信灵魂的存在？”

“你相信吗？”

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免色说：“我相信无需相信灵魂实际存在之说。但反过来说，也等于相信无需不相信灵魂实际存在之说。说法固然多少有些绕弯子，但我想说的你能明白吧？”

“模模糊糊。”我说。

免色拿起我放在小庙前面的铃，朝空中摇响了几次。“大概一个僧人在那地下一边摇这东西念佛一边停止呼吸。在被掩埋的井底，在压上重重的盖子漆黑一团的空间，非常孤独地，而且偷偷地。至于是怎样的僧人，我不知道。了不起的和尚？或者普通狂热信徒？但不管怎样，有人在上面建了石冢。后来有怎样的经过不晓得，但不知何故他在此实施入定的事似乎被人们忘个精光。一次发生大地震，石冢塌了，成了普普通通的石堆。小田原附近有的地方在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时受害非常严重——说不定是那时候的事。结果一切被吞入遗忘之中。”

“果真那样，那么，即身佛——也就是木乃伊——到底消失去了哪里呢？”

免色摇头道：“不清楚。没准有人在某个阶段挖洞带出去了。”

“那可是要把这些石头全都挪开再堆回来的。”我说，“到底是谁在昨天深夜摇这铃的呢？”

免色再次摇头，随即浅浅一笑。“得得，搬来这么多器械挪开沉重的石堆打开石室，结果弄明白的，似乎仅仅是我们归终什么也没明白这一事实。勉强到手的，只有这个古铃！”

无论怎么仔细检查，这石室都没发现有任何机关。不外乎用古旧的石壁围起来的深两米八、直径一米八左右的圆形洞穴（他们正式测量了尺寸）。挖掘车被装上卡车，作业员收拾好各种工具用品搬回去了。剩下来的唯有敞开的洞和金属梯。现场指挥出于好意把梯子留了下来。洞口横了几块厚板以免有人不慎掉进洞去。为了不让强风刮走，板上还作为镇石压了几块石头。原来的木格盖太重了搬不动，就照样扔在附近地面，上面蒙了塑料布。

免色最后求指挥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项作业。他说这是在考古学上有意义的东西，在适于公布的时期到来之前要向社会保密。

“明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也跟大家敲定别多嘴多舌。”指挥以严肃的神情说。

人们和重型机械撤离而一如平时的静默随即压来之后，掘开的场所俨然动了大外科手术的皮肤，看上去惨不忍睹。炫示盛况的芒草丛被碾得体无完肤，黑乎乎湿漉漉的地面上，履带辙化为一道缝线遗痕留了下来。雨已完全止息，天空依然布满了无间隙的单调的灰云。

我看着重新堆在别处地面的石堆，心里不能不后悔：不做这种事就好了！应该原封不动留在那里！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做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深夜莫名其妙的声音，我不可能永远听下去。话虽这么说，倘不碰上免色这个人，我也不至于有挖那个洞的手段。正因为他安排了业者，并且负担了费用——多大数额我估算不出——这番作业才成为可能。

但是，我这样结识免色这一人物而导致如此大规模“发掘”的结果，当真是巧合吗？仅仅是偶然的势之所趋吗？事情岂不过于顺利？莫非那里早有类似剧本那样的东西预备好了？我一边怀揣这样几个没有着落的疑问，一边同免色一起回到家中。免色手拿挖出的铃。行走之间一直没放手，似乎想从其触感中读取某种信息。

回到家，免色首先问我：“这铃放在哪里呢？”

铃放在家中哪里合适，我也琢磨不好。于是决定暂且放在画室里。把这莫名其妙的东西放在同一屋檐下，作为我是有些不大情愿的，但毕竟不能一把甩到外面去。大约是里面有灵魂的宝贝佛具，不能轻率对待。所以决定拿进不妨可以说是一种中间地带的画室——这个房间有自成一体的独立意味。我在排列着画材的狭长板架上腾出一个位置，摆在那里。往插有画笔的马克杯子旁边一放，看上去也颇像用来作画的特殊用具。

“匪夷所思的一天啊！”免色对我搭腔。

“一天整个报销了，抱歉！”我说。

“哪里，没那回事。对于我实在是兴味盎然的一天。”免色说，“况且，并不意味一切到此终了，是吧？”

免色脸上浮现出仿佛遥望远方的令人费解的神情。

“就是说，还会发生什么的？”我问。

免色字斟句酌：“说是很难说得清，不过这可能不过是开端罢了，我觉得。”

“仅仅是开端？”

免色把手心直直地向上翻起。“当然不是说有把握。也可能就这样平安无事，只说一句匪夷所思的一天啊就一了百了——这样怕是再好不过的。可是细想之下，事情还一个都没解决。好几个疑问仍照样剩在那里。而且是几个重大疑问。往下还会发生什么的预感在我可是有的。”

“关于那个石室？”

免色把视线投向窗外。少顷说道：“至于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无非是预感而已。”

然而免色的预感——或者预言——可谓弹无虚发。如其所言，这一天仅仅是开端罢了。

(1)乔治·塞尔（George Szell，1897—1970），美国指挥家。出生于匈牙利，在奥地利接受音乐教育，早年艺术活动主要围绕德奥地区进行，善于指挥德奥体系风格作品。16岁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1946年起担任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直至逝世，并将该乐团带入美国“五大交响乐团”行列。

(2)拉斐尔·德鲁伊安（Rafael Druian，1923—2002），美国小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曾在乔治·塞尔指挥时期的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和皮埃尔·布列兹指挥时期的纽约爱乐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手。

(3)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国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首创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爵士乐，其作曲和钢琴风格对现代爵士乐产生影响。曾作为爵士音乐家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4)塞隆尼斯·蒙克1957年于纽约录制并发行的一张专辑。

(5)柯曼·霍金斯（Coleman Hawkins，1914—1969），美国爵士乐演奏家，爵士乐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奏家之一。其音乐以缺乏和声和弦结构为特点。

(6)约翰·克特兰（John Coletrane，1926—1967），美国爵士乐演奏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萨克斯管演奏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革新家，对六七十年代的爵士乐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曾和塞隆尼斯·蒙克合作，是一名优秀的次中音萨克斯手。

16　比较美好的一天

这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总是担心画室板架上的铃半夜会不会响起。如若响起，到底如何是好呢？把被蒙在脑袋上装作一无所闻的样子一直装到早上不成？还是应该手拿手电筒去画室看情况呢？我到底会在那里看见什么呢？

如此不知所措之间，我躺在床上看书。但时过两点铃也没有响起。传来耳畔的唯有夜间虫鸣。我一边看书，一边每隔五分钟觑一眼枕边闹钟。数字闹钟的数字为2:30时，我终于舒了口气。今夜铃不会响了。我合上书，熄掉床头灯睡了。

早上快七点醒来时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画室看铃。铃仍在我昨天放的那里，在板架上。阳光把山峦照得一片辉煌，乌鸦们照例开始喧闹的晨间活动。在晨光中看去，铃绝不显得凶多吉少，不外乎来自过往时代被充分使用过的朴质佛具而已。

我折回厨房，用咖啡机煮咖啡喝了。把变硬的司康饼用烤面包机加热吃了。然后走上阳台呼吸清晨的空气，靠着栏杆眼望山谷对面免色的房子。着色的大玻璃窗沐浴着晨晖炫目耀眼。想必每星期上门一次的清洁服务中也包括擦玻璃在内吧！玻璃总是那么光彩动人，那么闪烁其辉。望了好一阵子，但免色的身影没在阳台出现。我们“隔着山谷互相招手”的状况尚未诞生。

十点半，我开车去超市采购食品。回来后整理放好，做简单的午饭吃了。豆腐番茄色拉一盘，饭团一个。饭后喝浓绿茶。接下去躺在沙发上听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悠扬的乐曲。看唱片套上写的说明，此曲初演时因为“太新”而在听众中引起不少反感。至于哪里“太新”，我听不大出来。大概某种使得当时保守人士心生不快的地方是有的吧！

听完唱片单面时忽然困了，于是把毛毯搭在身上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虽时间短暂，但睡得很实。估计睡了二十来分钟。觉得好像做了几个梦。但梦醒时彻底忘了做的什么梦——就是有这一种类的梦。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梦。每一块碎片诚然有其量感，但因相互纠缠而抵消一尽。

我走去厨房，从瓶中倒出电冰箱里冷藏的矿泉水直接喝了，将身体角落如一片云絮挥之不去的睡意残渣驱逐出去。这样，得以再度确认此刻是自己一人置身于山中这一事实。我独自在此生活。某种命运将我运到这种特殊场所。之后重新想起铃声。杂木林深处那个神秘的石室中，到底有谁在摇那个铃呢？而那个谁此时到底在哪里呢？

我换上画画用的衣服，走进画室站在免色肖像画跟前的时候，下午两点已过。平时我大体上午工作。上午八点至十二点是我最能全神贯注作画的时间。婚姻存续期间那意味着我送妻上班后剩得自己之后的时间。我喜欢那里存在的类似“家庭内的岑寂”那样的东西。搬来这山上以后，喜欢上了丰富的大自然慨然提供的清晨亮丽的阳光和毫无杂质的空气。如此这般，天天于同一时间段在同一场所工作对于我一向具有宝贵意义。反复产生节奏。可是，这天也是由于昨晚觉没睡好，整个上午过得乱七八糟，以致下午才进入画室。

我坐在作业用的圆木凳上抱起双臂，从两米外左右的距离端详画开头了的画。我先用细画笔勾勒免色的面部轮廓，其次在他作为模特坐在我面前的十五分钟时间里同样用黑色颜料往上面添砖加瓦。尽管还不过是粗糙的“骨骼”，但那里已经顺利生成一个流势，以免色涉这一存在为源头的流势。那是我最为需要的东西。

聚精会神盯视仅黑白两色的“骨骼”之间，理应加以颜色的形象在脑海中闪现出来。意念来得唐突而又自然。那类似被雨染成钝绿色的树叶之色。我选出几种颜料抹在调色板上。反复尝试几次，颜色终于如愿调试出来。我当即不假思索地往已具雏形的线条画上着色。至于能发展成为怎样的画，自己也无从预料。但这颜色将成为之于作品的关键底色这点我是知道的。而且，这幅画将急剧远离所谓肖像画这一形式。而我告诫自己：即使成不了肖像画也怕是奈何不得的。倘若那里有了一股潮流，那么只能与之同步前进。现在反正按自己想画的方式画自己想画的好了（免色也是这样希求的）。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

我一无计划二无目的，只是一味将自己心目中自然浮现的意念追逼着如实描摹下来，一如不顾脚下追逐原野上飞舞的珍稀蝴蝶的小孩子。颜色大体涂完后，我放下调色板和笔，又坐在两米开外的木凳上迎面端详这幅画。这是正确的颜色，我想。被雨淋湿的杂木林带来的绿色。我甚至对着自己本身点了几下头。事关绘画，我已经好久没有感觉出这种（这样的）自信了。不错，这样即可，这个颜色是我追求的颜色。或者是“骨骼”本身追求的颜色。接下去，我以此为基础调试几种外围性变异色，适当加上去给整体以变化，赋以厚度。

观看如此形成的画面过程中，下一种颜色水到渠成地浮上脑海。橙色！不是一般橙色。是仿佛熊熊燃烧的橙、是令人感受顽强生命力的颜色。同时又含有颓废的预感。那或许是导致果实缓慢死亡的颓废。而那一颜色的调试比刚才的绿色更有难度。因为那不是简简单单的颜色。它必须在根本上连接一种情念。那是被命运纠缠不放而又以其自身能量表现得坚定不移的情念。调出那样的颜色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但我最终调制成功。我手拿新的画笔，在画布上纵横驰骋。局部也用了刮刀。不思索再要紧不过。我尽可能关掉思考线路，将颜色毅然决然加入构图之中。画这幅画时间里，纷纭杂陈的现实基本从我的脑海中彻底消失。铃声也好，打开的石室也好，分手的妻也好，她和别的男人上床也好，新的人妻女友也好，绘画班也好，将来的事也好，一概不予思考。就连免色也置之度外。自不待言，我现在画的原本是作为免色的肖像画开始的，然而我脑袋里甚至免色的脸也了无踪影。免色不外乎单纯的出发点罢了。我在这里进行的，仅仅是画之于自己的画。

过去了多长时间，记不确切了。蓦然回神，室内已经变得相当昏暗。秋天的太阳已经在西山边隐去身影，而我却连开灯也忘了，只顾闷头作画。移目画布，上面已添加了五种颜色。颜色上面加颜色，其上面又加颜色。有的部位颜色和颜色微妙地相互混合，有的部位颜色压倒颜色，凌驾其上。

我打开天花板的灯，再次坐在木凳上，重新正面看画。我知道画还没有完成。那里有仿佛放荡不羁四下飞溅的东西——某种暴力性比什么都刺激着我的心。那是我长期缺失的粗犷与暴烈。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那里需要某种核心要素来驾驭、整合和引导那暴烈的群体，需要统领情念的意念那样的东西。但为了寻而得之，往下必须放置一段时间。必须让四下飞溅的颜色暂且安睡下来。那将成为明天以后在新的光照下进行的工作。一定时间的经过恐怕会告诉我那将是什么。我必须等待它，一如耐心等待电话铃响。而为了耐心等待，我必须信赖时间这个东西，必须相信时间将会站在自己一边。

我坐在木凳上闭目合眼，将空气深深吸入肺腑。在秋日黄昏中，我有了自己身上有什么正在发生变化的切切实实的预感。身体组织一度分崩离析而又重新组合时的感触。但是，为什么这一情形此刻在此发生在我身上呢？同免色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偶合邂逅、受托为其制作肖像画结果从我身上催生出如此变化不成？或者像被夜半铃声引导着挪开石堆打开奇异石室这件事给了我精神以某种刺激？抑或与此无关而仅仅是我迎来了变化阶段？无论取哪一说，其中都没有堪可称为论据的东西。

“这可能不过是开端罢了，我觉得。”免色临别时对我说。若是这样，莫非我把脚踏入了他所说的什么开端？但不管怎样，我的心得以久违地为绘画这一行为亢奋不已，得以百分之百忘却时间的流逝而埋头于作画之中。我一边收拾使用过的画具，一边持续感觉肌肤上类似快意发烧那样的东西。

收拾画材时我见到板架上放的铃。我把它拿在手里，试着摇响两三次。那个声音在画室中清脆地回荡开来。夜半让我惴惴不安的声音。但不知何故，现在并没有让我惧怯。这般陈旧的铃为什么能发出如此清脆的声音呢？我只有意外而已。我把铃放回原处，熄掉画室的灯，关上门。然后去厨房往杯子里倒了一杯白葡萄酒，喝着准备晚饭。

晚上快九点时免色打来电话。

“昨夜如何？”他问，“铃声可听见了？”

我应道，两点半才睡，但铃声完全没有听见，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

“那就好！那以来你周围没发生任何莫名其妙的事吧？”

“特别莫名其妙的事似乎一件也没发生。”

“那比什么都好。但愿就这样什么也别发生。”免色说。而后停顿一下补充道：“对了，明天上午前去拜访没关系的吗？如果可能，打算再好好看一次那个石室。场所实在兴味盎然。”

没关系，我说。明天上午无任何安排。

“那么十一点左右拜访。”

“恭候。”我说。

“还有，今天对你可是美好的一天？”免色这样问道。

今天对我可是美好的一天？那里简直有一种用计算机软件将外语句子翻译过来的韵味。

“我想是比较美好的一天。”我不无困惑地回答。“至少没发生任何坏事。天气好，心情一整天好得不能再好。你怎么样？今天对你也是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事、很难说多么美好的事各发生一件的一天。”免色说。“至于好事和坏事哪一个更有重量，还难以权衡，处于左右摇摆状态。”

对此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沉默不语。

免色继续道：“遗憾的是我不是你那样的艺术家。我是在商务世界里活着的人，尤其活在信息商务世界里。在那里，几乎所有场合，只有能够数值化的事物才具有作为信息予以交换的价值。因此，好事也罢，坏事也罢，都不知不觉沾染了数值化毛病。所以，如果好事一方的重量多少占了上风，那么即使有坏事发生，在结果上也会成为美好的一天。或者莫如说在数值上应该是那样的。”

他在说什么呢？我仍琢磨不透，于是照样缄口不语。

“昨天的事，”免色继续下文，“那么把地下石室打开，我们应当失去什么，又得到什么。到底能失去什么、又得到什么呢？这点让我耿耿于怀。”

他似乎在等我回答。

“能数值化那样的东西什么也没得到。”我略一沉吟后说道，“当然指的是眼下这个时候。但有一点，那个古铃般的佛具到手了。不过，那样的东西在实质上大概什么价值都不具有的吧？既不是有来历的东西，又不是少见的骨董。而另一方面，失去的东西应该是可以较为明确地予以数值化的——不出几天，你那里就会收到来自园艺业者的付费通知书。”

免色轻声笑道：“不是了不得的数额，那种事请别介意。我纠结的是，我们理应从中获取的东西是不是还没有获取。”

“理应获取的东西？那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呢？”

免色干咳一声。“刚才也说了，我不是艺术家，虽然具有相应的直觉那样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不具备将其具象化的手段。无论那种直觉多么敏锐，也不可能把它移植为艺术这一普遍形态。我缺乏那样的能力。”

我默默等他说下去。

“正因如此，我才把数值化这一程序作为艺术的普遍具象化的代用品始终一贯地紧追不舍。这是因为，人为了体面地活下去，需要有一个赖以安身立命的中心轴——无论那是什么——是吧？就我来说，我是通过将直觉或者与直觉相似的东西以自己特有的系统加以数值化而取得相应的世俗性成功的。况且，依据我的直觉……”说到这里，他沉默片刻。具有真正密度的沉默。“况且，依据我的直觉，我们理应从那个挖出的地下石室中弄到某种东西。”

“比如什么样的东西？”

他摇头，或者莫如说从听筒微微传来仿佛摇头的感觉。“那还不清楚。但我们必须知道那个。以上是我的意见。通过拉近各自的直觉，使之通过各自的具象化或数值化这一程序。”

我还是未能吃透他要表达的意思。此人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那么，明天十一点见！”说罢，免色静静放下电话。

免色刚放下电话，人妻女友就把电话打了过来。我有些吃惊，夜晚这一时刻由她联系是很稀罕的事。

“明天中午能见面吗？”她说。

“抱歉，明天有安排，刚刚安排进来。”

“不会是别的女人吧？”

“不是，还是那位免色先生。我正在给他画肖像画。”

“你正在给他画肖像画。”她重复一句，“那么后天呢？”

“后天完美地空在那里。”

“妙！下午早些可以的？”

“当然可以。不过是星期六哟！”

“总有办法可想。”

“有什么事？”我问。

“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这种时候你往这里打电话是很少有的事。”

她从喉咙深处道出很小的声音，仿佛在微微调整呼吸。“这工夫一个人在车上呢，用手机打的。”

“一个人在车上干什么？”

“想一个人在车上，只一个人在车上。主妇嘛，偶尔是有这种时期的。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一塌糊涂！”

她叹息一声。就好像把东南西北的叹息集中起来压缩成的叹息。叹罢说道：“心想现在你在这里就好了。并且想从后面插进来多好！不要前戏什么的，湿透透的了，毫无问题。还要你肆无忌惮地来回搅动。”

“够开心的。不过那么肆无忌惮地来回搅动，迷你车怕是有点儿小了。”

“别贪心不足！”她说。

“试试看！”

“用左手揉搓乳房，右手触摸阴蒂。”

“右脚做什么好呢？车内音响倒好像能够调节。音乐放托尼·班奈特(1)不碍事的？”

“开哪家子玩笑！人家可是一本正经的。”

“明白了。抱歉！那么就来正经的。”我说，“对了，现在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想知道我穿怎样的衣服？”她挑逗似的说。

“想知道啊！我也好相应调整我的顺序嘛！”

她在电话中把她身上的衣服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成熟女性身上的衣服何等千变万化，这点每每让我惊讶。她用口头一件又一件依序脱下去。

“怎样，足够硬了吧？”她问。

“铁锤一般。”我说。

“能钉钉子？”

“那还用说！”

世上有该钉钉子的铁锤，有该被铁锤钉的钉子——是谁说的来着？尼采？叔本华？也许这话谁也没说。

我们通过电话线路，切切实实正正经经把身体缠在一起。以她为对象——或者此外任何人——做这种事是头一遭。可是一来她的语言描述相当细密和有刺激性，二来想像世界中实施的性行为，有的部分比实际肉体结合还要官能。语言有时极为直接，有时暗示以色情。如此一来二去，我竟至一泻而出。她也好像迎来高潮。

我们好一会儿就那样一声不响地在电话两端调整呼吸。

“那么，星期六下午见！”她清醒过来似的说，“关于那位免色君，也多少有话要说。”

“有新信息进来了？”

“通过那个野道通讯，进来几条新信息。不过要见面直接说。或许一边做卑鄙事一边……”

“这就回家？”

“当然。”她说，“差不多得回去了。”

“开车小心！”

“是啊，是得小心，那里还一下一下直抖。”

我去淋浴，用香皂清洗刚射精的阳具。然后换上睡衣，披上对襟毛衣，手拿廉价白葡萄酒杯走上阳台，往免色房子所在的那边观望。山谷对面他那座雪白的豪宅仍亮着灯——整座房子所有灯盏一齐大放光明。他在那里（也许）一个人做什么呢？我当然无由得知。说不定面对电脑持续探求直觉的数值化。

“比较美好的一天！”我这么对着自己说。

而且是奇妙的一天。明天会成为怎样的一天呢？我无从预料。蓦地，我想起阁楼里的猫头鹰。对猫头鹰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随即察觉猫头鹰的一天恰好从现在开始。它们白天在暗处睡觉。一旦天色变黑即去森林捕捉猎物。问猫头鹰大概要一大早问：今天可是美好的一天？

我上床看了一会儿书。十点半关灯睡了。一次也没醒，一直睡到早上快六点——看来，夜半时分铃也没响。

(1)托尼·班奈特（Tony Bennette，1926—　），美国最伟大的爵士歌手之一。曾录制出版上百张唱片，专辑总销量达到五千万张，获得包括终身成就奖在内的14座格莱美奖奖杯。2006年12月荣获美国公告牌音乐奖世纪奖。

17　为什么看漏了这么关键的事

我不能忘记离家时妻最后说出的话。她是这么说的：“就算这么分手了也能照样以朋友相处？如果可能的话。”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我未能很好地理解她想说什么、追求什么。就像吞食索然无味的食物时那样，只是一筹莫展。所以听她那么说时，也只能回答：“这——，能不能呢？”那是我和她面对面出口的最后一句话。作为最后一句话实在是窝囊透顶的一句。

分手后，至今我和她也仍以一条活生生的管连在一起——我是这样感觉的。这条管虽然肉眼看不见，但现在也微微律动不已，有类似温暖血液的东西仍在两人灵魂之间悄然往来。这种活体之感至少在我这方面还存留着。但是，这条管想必也要在不远的将来一刀两断。而若迟早必然两断，那么作为我就要把连接两人的这条可怜的生命线尽早变成缺失生命的东西。假如生命从管中消失而化为木乃伊那种干瘪之物，那么用利器切断的痛苦也将因之变得容易忍受。而为了这一目的，我需要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将柚忘掉。正因如此，我才约束自己不和她联系。只在旅行归来要去取东西时打过一次电话。因为我需要那套留在那里的画具。那是分手后迄今同柚唯一的交谈，极短的交谈。

我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我们正式解除夫妻关系而后也保持朋友关系。我们通过长达六年的婚姻生活共同拥有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许多时间，许多感情，许多话语和许多沉默，许多犹豫和许多判断，许多信守和许多达观，许多愉悦和许多单调。当然，相互守口如瓶而作为秘密藏在心底的事项也应有若干。但是，甚至连那种秘而不宣的隐秘感觉，我们也能设法使之共有。那里存在唯独时间才能培育的“场的重量”。我们让身体同那样的重力一拍即合，在其微妙的平衡中朝夕相处。那里还存在几条我们特有的“地方性法规”。不可能将这些归零，不可能将那里有过的重力平衡和地方性法规抽空而单纯成为“好友”。

这点我也心知肚明。漫长旅行途中我一直在独自思考，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思考，得出的结论都始终是一个：最好同柚尽量保持距离拒绝接触。这是合乎逻辑的地道想法。我将其付诸实施。

另一方面，柚那边也杳无音讯。一个电话也没打，一封信也没寄，尽管把“以朋友相处”这句话说出口的是她。这点对我的伤害远远超出我的预想，让我意外。不，准确说来，伤害我的其实是我自己。我的感情在永无休止的沉默中犹如以刀具做成的沉重的摆子一样从一个极端画着大大的弧线摆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感情的弧线在我的肌体上留下一道道血淋淋的伤痕。不用说，忘却这痛楚的方法实质上只有一个：画画。

阳光从窗口静静泻进画室，徐缓的风时而摇曳白色的窗帘。房间里一股秋日清晨的气味。自从住到山上以后，我对季节气味的变化变得十分敏感。住在大城市的正中心时，几乎不曾觉察有这样的气味。

我坐在凳子上，从正面久久注视支在画架上没画完的免色肖像（portrait）。这是我一如往日的作画开始状态。对昨天做的工作以今天新的眼光重新评价，动手稍后不迟。

不坏！看罢心想。不坏。我调制的几种色彩将免色的骨骼稳稳拥裹起来。用黑色颜料画出的他的骨骼，现在隐去色彩背后。但骨骼深藏其后这点，于我宛然在目。往下我必须让骨骼再度浮现于表面，必须将暗示转换为声明。

当然这不保证画的完成。这仅仅停留于一种可能性疆域。其中还有某种缺憾。那里本应存在的什么正在诉说其不在的非正当性。其中不在之物正在叩动将存在与不在隔开的玻璃窗的彼侧。我能够听取其无声的呐喊。

聚精会神看画当中喉咙干了，我走去厨房用大玻璃杯喝了一杯橙汁。而后放松双肩，双臂用力上伸，大大吸了口气，呼出。随即折回画室，再次坐在凳子上看画。更新心情，重新把意识集中在画架上自己的画上。不料我马上发觉有什么和刚才不同。看画角度与之前明显有别。

我从凳子上下来，再度检查其位置。发觉同我刚从画室离开时相比，多少有所错位。凳子显然被移动过。怎么回事呢？我从凳上下来时应该完全没动凳子。这点毫无疑问。从凳上下来时动作很轻以免移动凳子，折回来也没移动椅子而轻轻坐在上面。为什么对这种事一一具体记得呢？因为我对看画位置和角度极为神经质。我看画的位置和角度总是固定的，一如棒球击球手对击球员区所站位置的极度执著，哪怕错位一点点都心慌意乱。

然而凳子的位置从刚才我坐的地方偏离五十厘米左右，角度也随之不同。只能认为我在厨房喝橙汁做深呼吸时间里有谁动了凳子。有谁趁我不在期间偷偷进入画室坐在凳子上看我的画，又在我折回之前从凳子上下来蹑手蹑脚离去。那时动了凳子——故意也罢在结果上也罢。而我离开画室充其量也就五六分钟。到底是何处的何人为何故意讨这种麻烦呢？还是凳子以自身意志擅自移动了？

想必我的记忆乱了章法，是自己动过凳子而又忘得死死的。只能这么认为。可能一人单过的时间太长了，以致记忆的顺序发生了紊乱。

我让凳子留在这个位置——从原来位置离开五十厘米、角度有所变动的位置。试着坐在上面，从这一位置打量免色的肖像。这一来，那里出现的是和刚才略有不同的画。当然是同一幅画。但看上去有微妙不同。光的照射方式不同，颜料质感也不同。画上同样含有栩栩如生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又有某种缺憾。而其缺憾的方向性，看上去和刚才稍有不同。

到底什么不同呢？我把注意力聚拢于看画。那种不同必然在向我诉说什么。我必须好好找出那种不同中理应暗示于我的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拿来白粉笔，把凳子三条腿位置在地板上划了记号（位置A）。然后把凳子放回原来位（相距五十厘米的旁边），在那里也用粉笔做了记号（位置B）。我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走来走去，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交错看同一幅画。

我注意到，虽然哪一幅画中都同样有免色在里面，但两个角度使得他看上去有不可思议的差异，甚至显得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而无论哪一个免色，又都有欠缺的东西。那一欠缺的共通性将AB两个免色统合于其不在的状态中。我必须找出其中的“不在的共通性”，好比在位置A、位置B与我自身之间进行三角测量。那种“不在的共通性”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呢？其自身拥有形象不成？还是不拥有形象呢？倘是后者，我应如何将其形象化呢？

未必是简单的事吧？有谁说。

我听得清清楚楚。声音不大，但很清脆，无含糊之处，亦无高低起伏，仿佛近在耳畔。

我不由得屏住呼吸，在凳子上缓缓四下环顾。但无需说，哪里也不见人影。清晨灿烂的阳光如水洼一般在地板流溢。窗大敞四开，垃圾收集车播放的旋律从远处微微随风传来。《安妮·萝莉》（Annie Laurie）（小田原市的垃圾收集车何以非放苏格兰民谣不可呢？对我是个谜）。此外不闻任何声响。

大概是幻听，我想。有可能听的是自己的语声。没准那是我的心在意识底层发出的声音。可我听得的是异常奇妙的说话方式。未必是简单的事吧？纵使在意识底层，我也不至于说得那般奇妙。

我大大做了个深呼吸，再次从凳子上凝视画，聚精会神于画。那一定是幻听。

那岂非不言而喻的事？又有谁说道。声音仍近在耳畔。

不言而喻的事？我对着自己追问。到底什么事不言而喻？

找出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不就行了？有谁说。声音照样清晰得很，简直就像在消音室里的录音，了无回声。一字一顿，清晰可闻。犹如具象化的观念缺乏自然的抑扬顿挫。

我再度环顾四周。这回从凳子上下来，走去客厅查看。所有房间都检查一遍。但家中谁也没有。即使有，也无非阁楼里的猫头鹰罢了。而猫头鹰当然不会说话。况且房门上着锁。

画室的凳子自行移动，继而发生这莫名其妙的声音。天声？我自身之声？还是匿名第三者之声？总之我的脑袋开始出毛病，我不能不这样认为。自那夜半铃声以来，我就对自身意识的正当性不甚怀有自信了。然而就铃声来说，免色也在场，和我同样真切听见了那个声音，所以客观上可以证明不是我幻听。我的听觉功能完全正常。那么，这不可思议的语声究竟是什么呢？

我又一次坐在凳子上，又一次看画。

找出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不就行了？简直像让人猜谜，像聪明的鸟对在深山老林中迷路的孩子指路。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

很花时间。时钟循规蹈矩地静静刻录时刻，从东面小窗口射在地板上的光圈悄然移行。色彩鲜艳身体轻盈的小鸟飞来落在柳树枝上摇摇颤颤寻找什么，俄而叫着飞去。状如圆形石盘的白云成群结队流过天空。一架银色飞机朝着波光粼粼的大海一头飞去。对潜哨戒的自卫队的四螺旋桨直升机。侧耳倾听，凝眸注视，使潜在变成显在是赋予它们的日常职责。我听着发动机声接近而又远离。

之后，我的思维终于触及一个事实。那是不折不扣明明白白的事实。为什么那事忘得一干二净呢？免色有而这幅免色肖像没有的东西，那东西再清楚不过：他的白发！刚下的雪一般纯白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白发！舍此无以谈免色。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给我看漏了呢？

我从凳上立起，赶紧从颜料盒中归拢白色颜料，把合适的画笔拿在手里，什么也不再想，只管大刀阔斧自由奔放地往画上厚厚抹去。刮刀也用了，指尖也用了——如此持续了十五六分钟，而后从画布跟前离开，坐在凳子上，查看出来的效果。

那里有免色这个人。免色毫无疑问位于画中。他的人格——无论其内容如何——在我的画作融为一体、显在其上。我当然尚未正确理解免色涉其人的存在样态，或者莫如说等于一无所知。然而作为画家的我得以把他作为一个综合性形象、作为不能解剖的一个整体在画布再现出来。他在画中呼吸。甚至他所怀有的谜也照有不误。

而与此同时，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这幅画都不是所谓“肖像画”。它固然成功地使免色涉这一存在跃然纸上（我觉得），但并非以描绘免色这个人的外观作为目的（完全谈不上）。那里有很大的差别。那基本是为我画的画。

至于委托人免色能否将那样的画作为自身“肖像画”予以认可，我忖度不出。那幅画说不定已成了和他当时所期待的相距几光年之遥的东西。虽然他当初说随我怎么画都可以，风格上也概无要求，可是那上面有可能已经偏巧画入了免色本身不愿意认可其存在的某种消极要素。问题是，对那幅画他中意也好不中意也好，我都已经束手无策。无论怎么考虑，画都已经脱离我的手，已经远离我的意志。

接下去仍差不多在凳子上坐了半个小时，目不转睛注视那幅肖像画。它诚然是我自己画的，却又同时超越了我的逻辑和理解的范围。自己为什么画出了这样的东西呢？我已无从记起。凝视之间，它或者距自己近在咫尺，或者距自己远在天边。但那上面画的毫无疑问是具有正确颜色和正确形式的东西。

或许正在找见出口，我想，或许正在勉强通过挡在我面前的厚厚的墙壁。话虽这么说，但事情还刚刚开始，刚把类似抓手的东西抓在手里。在此我必须小心翼翼。我一边这样自言自语，一边慢慢花时间把颜料从用过的几支画笔和油画刮刀上冲洗干净。又用松节油和香皂仔细洗手。之后去厨房用杯接水喝了几杯。口渴得厉害。

可话说回来，到底是谁移动（明显移动了）画室那个凳子的呢？是谁在我耳边用奇妙语声（我明显听见了那个语声）搭话的呢？是谁向我暗示（暗示明显有效）那幅画缺少什么的呢？

恐怕是我本身。我无意识地动了凳子，给我自身以暗示，以不可思议的迂回做法将表层意识和深层意识得心应手地交织起来……此外没有我想得出来的高明解释。当然，那都并不属实。

上午十一点，我坐在餐厅椅子上，一边喝热红茶一边胡思乱想。正想着，免色开着银色捷豹来了。原来我早已忘了昨晚同免色的约定。只顾画画了。此外还因了那个幻听或误听。

免色？为什么免色现在来这里呢？

“如果可能，打算再好好看一次那个石室。”免色在电话中这样说道。我耳听V8(1)引擎在房门前止住平日的轰鸣，终于想了起来。

(1)V型8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18　好奇心杀死的并不仅仅是猫

我主动走出房门迎接免色。这样做是第一次。不过这并不意味有什么特殊理由而只是今天如此。无非想去外面伸伸懒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罢了。

天上仍飘浮着圆石盘形状的云。遥远的海湾那边创作出了几片这样的云絮，生成后由西南风一片片缓缓运来这山顶上空。如此完美可观的圆形到底是如何——想必并没实际意图——自然而然接连创作出来的呢？一个谜。对于气象学者也许不是谜什么也不是，但至少对我是个谜。一个人住在这山上以后，我开始为形形色色的自然奇观所吸引。

免色上身穿带领的深胭脂色毛衣，高档薄毛衣。下身穿蓝色牛仔裤，蓝得很淡，模模糊糊，仿佛即将消失。牛仔裤质地柔软，一泻而下。在我看来（也许我想过头了）他似乎总是有意身穿足以使白发相得益彰那种色调的衣服。这胭脂色毛衣也同白发相映生辉。白发照样保持着恰到好处的长度。如何打理的自是不得而知，反正他的头发似乎不曾比现在的长，又不会比现在的短。

“想先去那个洞往里面看看，没关系的？”免色问我，“看有没有变化。有点放心不下。”

当然没关系，我说。那以来我也没再靠近树林中那个洞，想看一眼怎么样了。

“抱歉，那个铃拿来可好？”免色说。

我进屋，把画室板架上的古铃拿来。

免色从捷豹后备厢里取出大手电筒，用皮绳挂在脖子上，朝杂木林走去。我也跟在后面。杂木林比上次看时颜色显得更深了。这个季节，山上每天颜色都有变化。有红色加深的树，有染成黄色的树，有永保绿色的树。那种搭配让人赏心悦目。但免色对这东西似乎了无兴趣。

“这块地的事多少做了一点调查。”免色边走边说，“过去这块地由谁拥有啦、做什么用啦等等。”

“弄明白什么了？”

免色摇头：“哪里，几乎什么也没弄明白。原本预想以前可能是和宗教有关的场所，但在我调查的范围内似乎没有那种情况。为什么这里建有小庙和石堆什么的，原委也不清楚。本来只是一块什么也没有的山地。后来被拓平，建了房子。雨田具彦先生连房子一起购入，是一九五五年的事。那以前作为别墅由一位政治家拥有来着。名字大概你不知道，但毕竟战前当过大臣。战后过着形同引退的生活。至于那人之前这里归谁所有，这点没能跟踪查出。”

“这么偏僻的山中政治家居然特意建了别墅，有些让人费解……”

“以前有相当多的政治家在这一带拥有别墅来着。近卫文麿(1)的别墅也应该就在隔着几座山的那边。有路通往箱根和热海，肯定是几个人相聚密谈的最佳场所。而在东京城内，政要们聚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惹人注目。”

我们挪开作为盖子压在洞口的几块厚木板。

“下去看看。”免色说，“在这等我可好？”

我说等你。

免色顺着业者留下的金属梯下到里面。每下一阶梯子都吱呀作响。我从上面往下看着。下到洞底，他从脖子上摘下手电筒打开，花时间仔仔细细四下查看。或抚摸石壁，或用拳头叩击。

“壁相当结实，做工精细。”免色往上看着我这边说，“我觉得不是后来把井填了形成的东西。若是井，简简单单砌上石块就算完事，不至于下这番工夫。”

“那么，就是说出于别的什么目的建造的了？”

免色一言不发地摇头，仿佛在说不清楚。“不管怎样，这石壁轻易爬不上去，根本没有能搭脚的缝隙。虽说深不过三米，但爬到上面绝非易事。”

“就是说建造得不让人轻易爬上去？”

免色又一次摇头。不清楚，琢磨不透。

“有个请求……”免色说。

“什么事呢？”

“添麻烦不好意思。能不能把这梯子拉上去，然后严严实实盖上盖子，尽可能不让光线进来？”

我一时无语。

“不要紧，没什么可担心的。”免色说，“只是想亲身体验一下一个人被关在这漆黑的洞底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当木乃伊的打算。”

“打算那样待多少时间呢？”

“想出去了，届时摇那个铃。听得铃声，请搬开盖子放梯下来。若是过一个小时都没听见铃声，也请搬开盖子，在这里待的时间不想超过一个小时。千万千万别忘记我待在这里。万一你因为什么忘了，我可就直接成了木乃伊。”

“考察木乃伊的成了木乃伊。”

免色笑道：“的的确确。”

“忘记不至于忘记。不过真不要紧的？搞那种名堂？”

“单纯的好奇心。想在黑漆漆的洞底坐一阵子。手电筒递给你，你把铃拿来。”

他爬梯爬到中间把手电筒朝我伸来。我接过，递铃给他。他接了铃，轻摇一下。铃声清晰可闻。

我对洞底的免色说：“问题是，假如那时间里我被一群凶狠的金环胡蜂蜇得人事不省或者一命呜呼，你就有可能再也出不来了哟！这个世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好奇心每每含有风险。完全不承受风险，好奇心便无以满足。好奇心杀死的并不仅仅是猫。”

“一小时后返回这里。”我说。

“务必当心别被金环胡蜂蜇了。”免色提醒。

“你也请当心黑暗。”

免色没有应声，向上看了一会儿我的脸，似乎试图从向下看的我的表情中读取某种意味。但是，那视线总好像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什么，就好像要往我的脸上聚焦却又对不上焦点。那不像是免色应有的茫然视线。而后，他似乎改变主意，坐在地面上，背靠弯曲的石壁，朝我微微挥手。意思是说准备就绪。我拉上梯子，尽可能把厚木板严丝合缝地压在洞口，上面又放了几块镇石。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细小空隙或许有些微光线泻入，但洞中应当足够黑暗。我想从盖子上向里面的免色打声招呼，旋即作罢。人家自愿追求孤独与沉默。

我回家烧水，泡红茶喝了。随后坐在沙发上看已经看开头的书。但因为一直侧起耳朵听有无铃声响起，所以根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差不多每隔五分钟觑一眼手表。并且想像在漆黑漆黑的洞底坐着的免色形象。不可思议的人物，我想。自己出钱特意叫来园艺业者，使用重型机械移开石堆，打开莫名其妙的洞口。现在又独自闷在里面。或者莫如说自愿被封闭在那里。

也罢，我想，就算那里有什么必然性、有什么意图（我是说假如有某种必然性和意图的话），那也是免色的问题，一切交给他的判断即可。我只是在他人描绘的图案中不思不想地动来动去。我放弃看书，躺在沙发上闭目合眼。但当然不能睡。此时此地不能睡过去。

归终时间在铃声没响当中过去了一个小时。或者我阴差阳错漏听了那声音亦未可知。不管怎样，已是开盖时刻。我从沙发立起，穿鞋出门，走进杂木林。忽然担心有没有金环胡蜂或野猪出现，好在都没出现。仅有一只绣眼鸟样的小鸟从眼前飞掠而去。我穿过树林，绕到小庙后头，搬起镇石，掀开一块木板。

“免色先生！”我从那空隙招呼他。没有回音。从空隙见到的洞中一团漆黑，那里没能发现免色的形影。“免色先生！”我再次招呼道。还是没有回音。我渐渐担忧起来。弄不好免色可能没了，一如那里本应有的木乃伊消失去了哪里。尽管常识上不可能发生，但此时的我真心那样思忖。

我又麻利地掀开一块木板，再一块。地上的光终于探到洞底，我的眼睛得以捕捉木然坐在那里的免色轮廓。

“免色先生，不要紧吗？”我稍微舒了口气，招呼道。

免色似乎好歹回过神来，扬起脸，轻轻摇头。而后甚是晃眼睛似的双手掩面。

“不要紧的。”他小声回答。“只是，再让我就这样待一会儿可好？眼睛适应光亮需要一点儿时间。”

“正好过去了一个小时。若是你想再多待，就再盖上盖子……”

免色摇头道：“不，这样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不能再待下去了。那恐怕过于危险。”

“过于危险？”

“过会儿再说。”说着，免色像是要把什么从皮肤上蹭掉似的双手咔哧咔哧搓脸。

大约五分钟后他慢慢立起，登上我放下的金属梯。他重新站在地上，用手拍掉裤子沾的灰土，而后眯起眼睛仰望天空。树枝间可以望见蔚蓝的秋日天空。他不胜怜惜地久久望着天空。然后我们重新摆好木板，按原样封住洞口，以免有人不慎掉下洞去。又在上面压上镇石，我把那石头的排列位置刻入脑中，以便有人动它时能够察觉。梯子仍留在洞中。

“铃声没听见。”我边走边说。

免色摇摇头：“噢，没有摇铃。”

他再没说什么，我也没再问什么。

我们走着穿过杂木林，返回家中。免色打头，我随其后。免色不声不响地把手电筒收进捷豹后备厢。之后我们在客厅坐下喝热咖啡。免色仍未开口，似乎正在就什么认真沉思。虽然表情并不多么深沉，但他的意识显然已远离这里去了别的领域，而且可能是只允许他一人存在的领域。我不打扰他，让他沉浸于思考世界，一如华生医生对夏洛克·福尔摩斯所为。

这时间里我考虑自己的当务之急。今天傍晚要开车下山，去小田原站附近的绘画班。在那里转着圈看人们画的画，作为指导老师提出建议。这是面向孩子的班和成人班连上的一天，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同有血有肉的男女见面交谈的几乎唯一的机会。假如没有绘画班，我势必在这山上过着形同隐居的生活。而这种孑然一身的生活久而久之，那么就可能如政彦所说，精神平衡出现异常（或者已露端倪也未可知）。

所以，作为我理应对自己被给予接触这种现实亦即世俗空气的机会一事表示感谢。而实际上却怎么也上不来那样的心情。对于我，在班上见面的人们较之活生生的存在，更像是仅仅从眼前通过的影子罢了。我对每一个人都和蔼相待，称对方的姓名，评论作品。不，不能叫评论，我只是表扬而已。找出每一幅作品某个好的部分——如果没有，就适当捏造一个——加以表扬。

这么着，作为老师的我在校内的评价似乎不坏。据经营者介绍，许多学生都好像对我怀有好感。这让我感到意外——我从未认为自己适合向别人讲授什么。不过这对我怎么都无所谓。被人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怎么都不要紧。作为我，只要尽可能圆融无碍地做好班上工作即可。也算对雨田政彦尽一分情义。

不，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影子。我从其中挑出两名女性开始了私人交往。和我有了性关系以后，她们不再去绘画班了。想必因为总觉得有些为难吧。这让我多少感到类似责任的东西。

第二个女友（年长人妻）明天下午来这里。我们将在床上搂抱交合一些时间。所以她不是仅仅通过了事的影子，是具有立体性肉体的现实存在，或是具有立体性肉体通过的影子。究竟是何者，我也不能确定。

免色叫我的名字，我得以猛然醒悟。不觉之间，我也好像一个人深深沉入思考之中。

“肖像画的事。”免色说。

我看他的脸。他已恢复平时若无其事的表情。一张英俊、总是冷静沉思、让对方心怀释然的面庞。

“作为模特如果需要摆姿势，这就开始也没关系的。”他说，“说是上次的继续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我这方面随时可以。”

我看了他一会儿。姿势？噢，原来他在说肖像画。我低头喝了一口稍微变凉的咖啡，把脑筋大致梳理一下，将咖啡杯放回杯托。“咚”一声低低的脆响传来耳畔。而后抬起脸对免色说：“对不起，今天稍后得去绘画班教课。”

“啊，是这样！”免色觑一眼手表，“这事彻底忘了，你在小田原站前绘画班上课。差不多要动身了吧？”

“还不要紧，有时间。”我说，“对了，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

“什么事呢？”

“说实话，作品已经完成了，在某种意义上。”

免色约略皱一下眉头，直直地看我的眼睛，像要看穿位于我眼睛深处的什么。

“那可是我的肖像画？”

“是的。”

“那太好了！”说着，免色脸上浮现出隐约的笑意，“实在太好了！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解释起来不容易。用语言解释什么本来我就不擅长。”

免色说：“请随便讲，慢慢花时间讲。我在此听着。”

我在膝头叉起十指，斟酌语句。

斟酌语句时间里，静默降临四周。静得几乎可以听见时间流逝的声音。在山上，时间流得非常徐缓。

我说：“受你之托，我以你为模特画了一幅肖像画。可是直言相告，不管怎么看那都不是可以称作‘肖像画’的东西，只能说是‘以你为模特画的作品’。而且，它作为作品、作为商品具有多大的价值也无法判断。但有一点确切无疑：那是我必须画的画。而此外的事一概非我所知。如实说来，我也非常困惑。在许多情况更为明确之前，那幅画或许还是不交给你而放在这里为好，我感觉。因此，拿得的启动费我想如数奉还。另外，为浪费你宝贵时间衷心致以歉意。”

“你说不是肖像画。”免色谨慎地选择字眼，“是怎样意味上的不是呢？”

我说：“过去一直是作为专业肖像画家生活过来的。就基本而言，肖像画是把对方画成对方希望画的形象。因为对方是委托人，如果对完成的作品不中意，说‘不想为这样的玩意儿付钱’也是可能的。所以，尽量不画那个人的负面因素。而选择好的部分加以强调，尽可能画得美观一些。在这样的意义上，为数极多的场合——当然伦勃朗那样的人除外——肖像画难以称为艺术作品。但是，这次画你的时候，脑袋里压根没有你，而仅仅考虑我自己画了这幅画。换句话说，比之作为模特的你的自我，作为作者的我的自我率先出阵——成了这样一幅画。”

“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成其为问题。”免色面带微笑说道，“莫如说是可喜的事。一开始我应该就说得很清楚，随你怎么画好了！没提任何要求。”

“是的是的，是那么说的。这我牢牢记得。我所担心的是，较之作品效果，莫如说是我在那里画的什么呢？由于过于突出自己，很可能画了自己不应画的什么。作为我，是这点让人忧虑。”

免色久久观察我的脸。而后开口道：“你可能画出了我身上不应该画的东西，你为此感到担忧。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我说，“由于只想自己的关系，我可能把那里应有的箍拆了下来。”而且，可能把某种不得体的东西从你身上拽了出来——我刚想说，又转念作罢，将这句话藏进自己心间。

免色就我所说的沉思良久。

“有趣。”免色说，显得极有兴趣。“意味深长的意见。”

我默然。

免色说：“我自己也认为我是个箍极强的人。换言之，是个自我控制力很强的人。”

“知道。”我说。

免色用手指轻按太阳穴，微微笑道：“那么，那幅作品是已经完成了吧？那幅我的‘肖像画’？”

我点头：“我感觉完成了。”

“好！”免色说，“反正请允许我看看可好？实际看了那幅画之后，两人再考虑如何是好！这样没关系的？”

“当然。”我说。

我把免色领进画室。他在距画架正面两米左右的位置站定，抱起双臂静静注视。那上面是以免色为模特的肖像画。不，与其说是肖像画，莫如说是只能称之为将颜料块直接甩在画面上的一个“形象”。丰厚的白发宛如漫天飞雪四下飞溅，势不可遏。乍看看不出面庞。理应作为面庞存在的东西整个隐于色块深层。然而，那里毫无疑问存在免色这个人，（至少）在我眼里。

他就以这样的姿势久久、久久地一动不动瞪视那幅画。肌肉都绝对不动一下。甚至呼吸还是不呼吸都不确定。我站在稍离开些的窗前，从侧面观察他的反应。有多长时间过去了呢？我觉得那几乎像是永恒。表情这个东西从凝视画的他的脸上彻底消失。而且，他的双眼茫茫然没有纵深，白浆浆的，宛如沉静的水洼映出阴沉的天空。那是坚决拒绝他者接近的眼睛。他心底想的是什么？我无从推测。

之后，免色就像被巫师“砰”一声拍手解除催眠状态的人一样笔直地挺起后背，身上微微抖了一下。旋即恢复表情，眼睛里返回平时的光闪。他朝我缓步走来，向前伸出右手放在我肩上。

“妙极！”他说，“无与伦比！怎么说好呢，这恰恰是我梦寐以求的画。”

我看他的脸。看那眼睛，得知他是在直抒胸臆。他由衷佩服我的画，为之心旌摇颤。

“这幅画中，我被如实展示出来。”免色说，“这才是本初意义上的肖像画。你没有错，你做了真正正确的事情。”

他的手仍放在我的肩上。虽然只是放在那里，但仍好像有特殊力量从其手心传来。

“可是，你是如何得以发现这幅画的呢？”

“发现？”

“画这画的当然是你。自不待言，是你以自己的力量创造的。但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你发现了这幅画。也就是说，你找出了、拽出了掩埋于你自身内部的这一意象。说发掘也许更合适。不这么认为？”

那么说或许是那样，我想。当然我是驱使自己的手、遵循我的意志画了这幅画。选择颜料的是我，驱动画笔、刮刀和手指将其颜色涂在画布上的也是我。不过换个看法，也可能我仅仅以免色这个模特为媒介把自己心中本来潜伏的东西找到和挖掘出来。一如用重型机械挪开位于小庙后头的石堆、掀起沉重的格子板盖，打开那个奇妙的石室口——我不能不在自己身边如此平行进行两项相仿作业一事上面看见类似因缘的因素。这里存在的事物的展开，看上去好像全都是同免色这个人物的出场、同深夜铃声一起开始的。

免色说：“说起来，这好比在深海底发生地震。在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在阳光照射不到的世界，即在内在无意识的领域发生巨大变动。它传导到地上引起连锁反应，在结果上采取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形式。我不是艺术家，但大致可以理解这一过程的原理。商业上的优秀理念也是经过大体与此相似的阶段产生的。卓越的理念在诸多场合是从黑暗中突如其来出现的念想。”

免色再一次站在画前，凑得很近细看那画面。简直就像读解小比例地图的人那样，上上下下认真扫描每一个细部。继而后退三米，眯细眼睛纵览整体。脸上浮现出类似恍惚的表情，令人想起即将把猎物捕入爪中那勇猛的肉食鸟的雄姿。可那猎物是什么呢？我画的画？我自身？还是其他什么？我不得而知。不料，那类似恍惚的难以琢磨的表情犹如凌晨河面飘荡的雾霭，很快变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往日平易近人、仿佛深思熟虑的表情。

他说：“我一向注意尽量不说出自我褒奖那样的话，但我还是清楚自己的眼睛没有看错，坦率地说，多少感到自豪。我本身固然没有艺术才能，也无缘于创作活动，但相应具有会看杰出作品的眼睛。至少有这样的自负。”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完完全全接受免色的话并为之欢喜。也许因为他凝视画时那肉食鸟一般锐利的眼神在我心头投下一缕阴影。

“那么，对这幅画免色先生您是中意的了？”我再次询问以确认事实。

“不言而喻的事！这是真有价值的作品。以我为模特、为主题能画出如此出类拔萃遒劲有力的作品，实属喜出望外。不用说，作为委托人请允许我取回这幅画。这当然是可以的吧？”

“嗯，不过作为我……”

免色迅速扬手打断我的话。“这样，如你方便，为了庆贺这幅绝妙画作的诞生，不日我想请你光临寒舍，尊意如何？用老式说法，小酌一杯。如果这不让你为难的话。”

“当然谈不上什么为难。可是即使不特意劳您如此费心，也足以……”

“不不，是我想这样做。两人庆祝一下这幅画的完成。来我家吃一次晚饭好吗？像模像样的做不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庆祝宴会。就你我两人，没有别人。当然厨师和调酒师另当别论……”

“厨师和调酒师？”

“早川渔港附近有一家我多年前就熟悉的法国餐馆。餐馆休息那天把厨师和调酒师叫到这边来。厨师手腕相当过硬，能用鲜鱼做出非常有趣的菜式。说实话，我早就想在家里招待你一次——和这幅画无关——一直做这个准备。不过，时机真是再巧不过！”

为了不把惊愕在脸上表现出来是要付出些许努力的。做这样的筹划到底要花费多少，我揣度不出。而对于免色，大概属于通常范围，或至少不是偏离正轨之举。

免色说：“比如四天后如何呢？星期二晚上。如果得便，我就这样安排。”

“星期二晚上没有特别约定。”我说。

“那好，星期二，一言为定！”他说，“那么，这就把画带回去可以吗？如果可能，想在你来我家之前好好镶框挂在墙上。”

“免色先生，您果真在这幅画中看见了自己的脸庞？”我再次询问。

“理所当然！”免色以费解的眼神看着我说，“当然在这画中看见了我的脸，真真切切。还是说你在这里画了别的什么？”

“明白了。”我说。此外别无我能说的。“本来就是受您之托画的。如果中意，那么作品就已经是您的，您自由处理就是。只是，颜料还没干，所以运送务请小心。另外，装框也最好再等等，最好两个星期干了以后。”

“知道了。一定小心对待。镶框推后。”

临回去时他在门口伸出手。久违的握手。他脸上漾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那么，星期二见！傍晚六点派车接你。”

“对了，晚餐不请木乃伊？”我问免色。至于为什么说这个，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木乃伊倏然闪出脑海，于是冲口而出。

免色探寻似的看我：“木乃伊？到底指的什么呢？”

“那个石室中理应有的木乃伊。天天夜里弄出铃声，却只留下铃消失去了哪里。该称即身佛的吧？没准他也想被请到府上，一如《唐璜》中的骑士团长雕像。”

略一沉吟，免色现出终于恍然大悟般明朗的笑容。“果然。一如唐璜招待骑士团长雕像，我招待木乃伊参加晚餐如何——是这个意思吧？”

“正是，这也可能是什么缘分。”

“好的，我是一点也不介意。庆功会！如果木乃伊有意，欢迎光临。想必成为极有意味的晚餐。不过，餐后甜点上什么好呢？”说着，他开心地笑了。“问题只是，本人形象看不见。本人不在场，作为我也是无法招待。”

“那自然。”我说，“不过，未必只有眼睛看得见的是现实。不是这样的吗？”

免色如获至宝地双手把画抱到车上。先从后备厢中取出毛毯铺在副驾驶位，然后让画躺在上面以免颜料沾掉。又用细带和两个纸壳箱小心牢牢固定。一切深得要领。总之车的后备厢似乎常备种种用具。

“是啊，有可能真如你说的那样。”临走时免色忽然自言自语似的说。他双手放在皮革方向盘上，笔直地向上看着我。

“如我说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中，现实与非现实的界线往往很难捕捉。那条界线看上去总显得经常来来去去，就像每天兴之所至地随便移动的国境线——必须好好留意其动向才行。否则，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一边了。我刚才说再在洞中停留下去可能危险，就是这个意思。”

对此我没能顺利应答。免色也没再讲下去。他从打开的车窗向我招手，让V8引擎发出惬意的声响，连同颜料尚未干透的肖像画从我的视野消失。

(1)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政治家。1937年后三次出任日本首相。日本侵华的祸首之一，是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曾发表“近卫声明”，并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扩大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19　在我的身后看见什么了

星期六下午一点，女友开一辆红色迷你车来了。我去外面迎她。她戴一副绿色太阳镜，款式简洁的米色连衣裙，披一件浅灰色短上衣。

“车里好？还是床上好？”我问。

“我的傻瓜蛋！”她笑道。

“车里也十分不坏，地方小，花样多。”

“留给下次吧！”

我们坐在客厅喝红茶。我把前不久开工的免色肖像画（类似的东西）顺利完成的事讲给了她，说那幅画的性质同我过去作为业务画的所谓“肖像画”有很大不同。听得她似乎来了兴致。

“我能看一眼？”

我摇头：“迟了一天。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来着，但已经给免色先生拿回家去了。颜料也还没干好，可他看样子想争分夺秒据为己有，像是怕给别的什么人拿走似的。”

“那、是中意的喽？”

“本人说中意，也没看出值得怀疑的理由。”

“画一帆风顺，委托人心满意足——一切顺利，是吧？”

“大概。”我说，“而且我本身也对画的效果觉出了质感。那是我从未画过的一种画，其中含有类似新的可能性的东西。”

“怕是新型肖像画吧？”

“这——，是不是呢？这回通过以免色为模特来画，得以摸索到了一种方法——或许以肖像画这一架构姑且作为入口，而使得那偶然成为可能。至于同样方法是否适用于下一次，我也心中无数。也许这次特殊。或者免色这一模特碰巧发挥了特殊能量也未可知。不过我想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我身上又产生了想认真画画的心情。”

“总之画完了，可喜可贺！”

“谢谢！”我说，“也可得到些可观的款额。”

“一掷千金的免色君！”她说。

“免色先生还说为了庆贺画作完成，要在自己家招待我。星期二晚上，一起吃晚餐。”

我把晚餐会讲给了她，当然把请木乃伊部分省略了。专业的厨师、调酒师。仅两人的晚宴。

“你终于要迈进那座白色豪宅了！”她感佩地说，“谜一样的人住的谜一样的公馆，兴味津津。什么模样，要好好瞧瞧哟！”

“大凡目力所及。”

“端上的美味佳肴也别忘了！”

“千方百计牢记在心。”我说，“对了，关于免色先生，上次你好像说有什么新信息到手了。”

“不错，通过所谓‘野道通讯’。”

“什么信息？”

她显得不无困惑。随即拿起杯，喝了口红茶。

“这话往后放放。”她说，“在那之前有点儿想做的事。”

“想做的事？”

“说出来让人顾忌的事。”

于是我们从客厅移到卧室床上，一如往常。

我同柚一起度过了六年最初的婚姻生活（应该称为前期婚姻生活），那期间一次也不曾和其他女性有过性关系。并非完全没有那样的机会。但那一时期较之去别的场所寻求别的可能性，我对和妻共同平稳度日怀有更强的兴趣。况且，即使从性角度看，同柚日常性做爱也能使我的性欲得到充分满足。

然而某个时候，妻毫无征兆地（我觉得）坦言相告：“非常对你不起，我恐怕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了。”那是无可撼动的结论，哪里也找不见协商和妥协的余地。我狼狈不堪，不知如何做出反应，欲言无词。但有一点——唯有一点——可以理解：反正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所以简单收拾随身用品装进用旧的“标致”205，开始流浪之旅。初春大约一个半月时间一直在冬寒尚存的东北和北海道移行不止，直至车最后报废动弹不得。旅行当中每到夜晚就想起柚的腰肢，包括她肉体的所有边边角角。手摸那里时她有怎样的表现？发出怎样的声音？本不情愿想，却不能不想。有时一边追索那样的记忆一边自行射精。尽管无意那么做。

不过，在长期旅行途中，只有一次同活生生的女性发生了关系。由于莫名其妙的情由，我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一夜同衾共枕——倒不是我主动追求的结果……

事情发生在宫城县海边一座小镇。记得是同岩手县交界处附近——那段时间我天天一点一点移动，经过了好几座相似的小镇。镇名没心思一一记——有座大渔港我是记得的。但那一带的镇一般都有大渔港。而且哪里都飘荡着柴油味儿和鱼腥味儿。

镇郊国道沿线有一处家庭餐馆，我在那里一个人吃晚饭。时值晚间八点左右。咖喱虾和家常色拉。餐馆里客人屈指可数。我在靠窗桌旁一个人边吃边看小开本书。对面座位突如其来坐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毫不踌躇、一声招呼也没打就在塑革座位上迅速坐下，简直就像在说全世界再没有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吃惊地抬起脸。女子模样当然没有印象。百分之百初次会面。由于事出突然，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餐桌任凭多少都空在那里，不存在特意和我对坐的理由。或者如此做法在这座镇上反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不成？我放下餐叉，用纸巾擦拭嘴角，茫然看着她的脸。

“装作相识，”她言词简洁，“在这里碰头似的。”说是沙哑而富有磁性的语声也未尝不可，或者紧张使得她的嗓音一时沙哑了也不一定。可以约略听出东北口音。

我把书签夹在正看的书里合上。女子大约二十六七岁，身上是圆领白衬衫，披一件藏青色对襟毛衣。两件都谈不上多么高档，也不怎么洒脱。去附近超市购物时穿的那种普普通通的衣服。头发又黑又短，前面的垂在额前。化妆看不明显。一个黑布挎包放在膝头。

相貌没有提得起来的特征。相貌本身诚然不差，但给人印象淡薄，即使在街头擦肩而过也几乎留不下印象的脸，走过即忘。她把薄薄的长条嘴唇抿得紧紧的，用鼻子呼吸。呼吸似乎不无急促。鼻孔微微时而鼓胀时而萎缩。鼻头小小的，同嘴巴之大相比，缺乏平衡。活像制作塑像的人在那一过程中黏土不够了，把鼻子那里削去一点。

“明白？装作相识，”她重复道，“别显得那么大惊小怪。”

“好好。”我稀里糊涂地应道。

“接着正常吃饭好了。”她说，“肯做出跟我亲密交谈的样子？”

“交谈什么？”

“东京人？”

我点头。随即拿起餐叉，扎一个小西红杮吃了。吃罢喝了口玻璃杯里的水。

“听说话就知道。”她说，“何苦待在这样的地方？”

“偶然路过。”我说。

一身生姜色制服的女服务生抱着颇有厚度的菜谱走来。胸部大得惊人，衣扣随时可能绷开飞走。我对面坐的女子没接菜谱，看都没看女服务生一眼，只是直视我的脸吩咐“咖啡和芝士蛋糕”，简直就像吩咐我。女服务生默默点头，照样抱着菜谱离去。

“被卷入什么麻烦事了？”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盯视我的脸，就好像就脸进行估价。

“在我的身后看见什么了？有谁？”她问。

我往她身后觑了一眼：正常人正常就餐，仅此而已。新客人也没来。

“什么也没有，谁也没有。”我说。

“就那样再看一会儿，”她说，“有什么告诉我！继续若无其事地交谈！”

从我们坐着的餐桌可以看见餐馆停车场。我的满是灰尘又小又旧的“标致”停在那里。此外停有两辆。一辆银色小型汽车，一辆高背黑色面包车。面包车看上去是新车。两辆都停了好一会儿了。没发现有新进的车。女子想必是步行来这餐馆的。或者说谁开车送来的？

“偶然路过这里？”她问。

“正是。”

“旅行？”

“算是吧！”我说。

“在看什么书？”

我把刚才看的书给她看。森鸥外的《阿部一族》。

“《阿部一族》。”说着，她把书还给我。“何苦看这么旧的书。”

“前不久住的青森青年旅舍交谊厅里放的。啪啪啦啦翻阅之间觉得有意思，就直接带了出来。作为交换放下几本看完的书。”

“《阿部一族》没看过。有意思？”

这本书我看过，重看。极有意思的地方固然有，但也有理解不透的地方——森鸥外到底为了什么、出于怎样的观点写这样一本小说、非写不可？但探讨起来话长。这里不是读书俱乐部。再说，女子仅仅是为了自然交谈（至少以周围看起来如此为目的）而适当提出眼前话题罢了。

“我想有读的价值。”我说。

“人是干什么的？”她问。

“森鸥外？”

她皱一下眉头。“何至于。森鸥外干什么都无所谓。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人？”

“画画。”我说。

“画家。”她说。

“那么说我也可以。”

“画什么画？”

“肖像画。”

“肖像画？就是公司老总办公室墙上挂的那种画？装模作样像大人物的家伙？”

“正是！”

“专门画这个？”

我点头。

她再没说什么。大概没了兴致。除了被画的人，世上大多数人都对肖像画那玩意儿毫无兴致。

这时，入口自动门开了，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嵌有高尔夫品牌商标的黑色帽子。他站在门口往店里扫视一圈，选择同我们隔两张桌的位置，脸朝这边坐下。面向我坐下。他摘下帽子，用手心摸几下头发，仔细打量巨胸女服务生拿来的菜谱。头发剪得很短，有白发掺和进来。瘦，晒得体无完肤，额头聚有仿佛波纹的深皱纹。

“一个男人进来了。”我对她说。

“什么样的男人？”

我简要介绍了那个男人的外貌特征。

“能画下来？”她问。

“头像速写那样的东西？”

“是啊，你不是画家吗？”

我从衣袋里掏出便笺本，用自动铅笔迅速画那个男人的脸。连阴影都加上去了。画的当中无需一闪一闪瞟那个人。我具备一眼就能马上捕捉人脸特征并将其烙入脑际的能力。我把这幅头像速写隔着桌子递给她。她拿在手里，眯起眼睛，就好像银行职员鉴定可疑支票笔迹时那样久久盯住不放，而后把纸页放在桌面上。

“画画真有两下子啊！”她看着我说。看样子相当佩服。

“我的工作嘛！”我说，“那，这男的是你的熟人？”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一下头。嘴唇闭得紧紧的，表情没有改变。她把我画的画折为四折塞进挎包。她为什么留这东西呢？原因我理解不好。本该揉成一团扔了才对。

“不是熟人。”她说。

“可你是在被他尾随，是吧？”

她没有回答。

刚才那位女服务生拿来芝士蛋糕和咖啡。女子仍闭着嘴，直到服务生离开。而后用餐叉分出够吃一口的一块，在盘子上左右捅来捅去，犹如冰球选手在冰上做赛前练习。少顷，把那块蛋糕投入口中，面无表情地慢慢咀嚼。嚼罢，往咖啡里加了一点点奶油喝着，将糕点盘推去一边，仿佛说你的存在再不需要了。

停车场新加了一辆白色SUV。敦敦实实，高高大大，轮胎显得坚不可摧。大约是刚才进来的男子开来的。车头朝前停着。后备厢门上的备用轮胎套标有“SUBARU FORESTER”(1)字样。我吃完咖喱虾。女服务生走来撤去盘子。我要了咖啡。

“长时间旅行？”女子问。

“时间不短。”我说。

“旅行有趣？”

不是因为有趣而旅行，这是之于我的正确回答。但这种事说起来话长，麻烦。

“算是吧。”我应道。

她以看珍稀动物似的眼神迎面看我：“你这人说话只能三言两语，是吧？”

因人而异是之于我的正解。但说起来也同样话长，同样麻烦。

咖啡端来，我喝了一口。味道像是咖啡，而并非多好的味道。但至少是咖啡，且足够热乎。往下一个客人也没进来。身穿皮夹克头发黑白交错的男子以响亮的声音点了汉堡牛排和米饭。

音箱播出弦乐器演奏的《山上的傻瓜》（The Fool On The Hill）(2)。实际作曲的是约翰·列侬或保罗·麦卡特尼。究竟是谁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列侬——我在想这怎么都无所谓的事。因为不知道此外想什么好。

“开车来的？”

“嗯。”

“什么车？”

“红色标致。”

“哪里的牌照？”

“品川。”我说。

她听了，蹙了蹙眉头，就好像对品川牌照的红色“标致”有什么特别讨厌的往事回忆。而后把对襟毛衣的袖子拉直，确认白衬衫的纽扣是否好端端系到最上端，又用纸巾轻揩一下嘴唇。

“走吧！”她唐突地说。

随即把玻璃杯里的水喝去一半，从座位立起。她的咖啡只喝了一口、芝士蛋糕只咬了一口，就都双双剩在桌面上，宛如大惨案的现场。

虽然去哪里不知道，但我也随她站起身来。并且拿起桌上的账单，在收银台付了款。她的也一起付了，而她对此连声谢谢也没说，自己那份自己付的动静也全然没看得出。

我们走出餐馆。新来的花白头发中年男人并不津津有味地吃着汉堡牛排。扬脸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但仅此而已。即刻将目光收回盘子，刀叉齐举，面无表情地继续吞食。女子全然对他不屑一顾。

从白色斯巴鲁“森林人”前经过时，我的目光落在后保险杠粘的鱼图案贴纸上。估计是四鳍旗鱼。何必非把四鳍旗鱼贴纸粘在车上不可呢？原因不得而知。渔业相关人士？还是钓鱼能手？

她没说去哪里。坐上副驾驶位，简单指示行车路线。看情形她对这一带道路很熟。或者出身于此，或者在此久居，非此即彼。我依其指示驾驶标致。避离小镇开上国道跑了一阵子，有一家闪着时髦霓虹灯的情人旅馆。我按她说的进入停车场，关掉引擎。

“今天决定住这里。”她宣告似的说，“因为有家难回。一起来！”

“可我今晚订住别的地方。”我说，“入住手续办了，东西也放在房间里。”

“哪里？”

我举出火车站附近一家小商务酒店的名字。

“同那种便宜酒店比，这里好得多！”她说，“不就是只有壁橱大小的煞风景房间吗？”

的确如她所说，只有壁橱大小的煞风景房间。

“况且，这种地方嘛，女的一人来死活不肯接待，因为怕做皮肉生意。好了好了，一起来！”

至少她不是妓女，我想。

我在服务台预付一晚住宿费（她对此也同样没表现出感谢的意思），接过钥匙。一进房间她就先往浴缸放水，打开电视开关，细心调节照明。浴缸宽宽大大。确实比商务酒店舒心得多。看样子女子好像以前也来过几次这里——或类似这里的地方——她随即坐在床上脱对襟毛衣、脱白色衬衫、脱半身裙。长筒袜也拉了下来。她穿的是非常简素的白色内裤，也不很新，普通主妇去附近超市买东西穿的那种。手灵巧地绕到背部取下乳罩，叠好放在枕边。乳房不很大，也不特小。

“过来呀！”她对我说，“好不容易来这里一回，做个爱吧！”

那是我在长时间旅行（或者流浪）过程中具有的唯一性体验。出乎意料的激战。她一共四次冲顶。可能难以置信，但哪一次都毫不含糊。我也射出两次。但不可思议的是，我这方面没有明显快感。和她交合时间里，我的脑袋似乎在考虑别的什么。

“嗳，没准你好长时间没干这种事了？”她问我。

“好几个月。”我老实回答。

“知道的。”她说，“可那是为什么呢？你这人，看上去也不像没有女人缘啊……”

“一言难尽。”

“可怜，”说着，她温柔地抚摸我的脖子，“可怜！”

可怜，我在脑袋里重复她的说法。给她一说，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可怜人。在陌生城镇莫名其妙的场所稀里糊涂地同名也不知道的女子有了肌肤之亲。

做爱与做爱的间隙，两人喝了几瓶电冰箱里的啤酒。入睡想必已是后半夜一点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哪里也不见她的姿影。留言条那样的东西也没有。只我一人躺在大得反常的床上。时针指在七时半。窗外天光大亮。拉开窗帘，可以看见同海岸线平行的国道。运送鲜鱼的大型冷冻卡车发出很大的声音在那里来来往往。世上空虚的事固然不在少数，而像在情人旅馆清晨独自醒来这般空虚的事应该不占多数。

我忽有所觉，检查一下裤袋里的钱夹。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现钞也好信用卡也好借记卡也好驾驶证也好。我舒了口气。万一钱夹被拿走，马上走投无路。发生那种事的可能性也并非完全没有，得当心才是。

想必天亮后我酣睡时间里她一个人离开房间的。可是她怎么返回镇里（或她住的地方）呢？走回去？还是叫出租车？不过那对我怎么都无所谓了，想也没用。

在服务台交回房间钥匙，付了所喝啤酒钱，驾驶标致折回镇里——要领回一直放在站前那家商务酒店房间里的旅行包，付清一个晚上的费用。开往镇里的路上经过昨晚进去的家庭餐馆门前。我决定在这里吃早餐。一来肚子饿得瘪瘪的，二来想喝热热的黑咖啡。刚要把车停进停车位时，发现稍前面一点停着那辆白色斯巴鲁“森林人”。车头朝前停着，后保险杠上仍粘着四鳍旗鱼贴纸。毫无疑问和昨晚见到的是同一辆斯巴鲁“森林人”。只是，停的位置和昨晚不一样。理所当然。人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我走进餐馆。里面同样空空荡荡。不出所料，昨晚那个男子在餐桌吃早餐。桌子大约仍是昨晚那张，身穿和昨晚同样的黑皮夹克，和昨晚同样的带有YONEX(3)标识的黑高尔夫帽同样放在桌上。只一点和昨晚不同：桌面上放着早报。他面前有烤吐司和牛奶黄油炒鸡蛋套餐。好像刚刚端来，咖啡还冒着热气。我从旁边走过时，男子扬脸看我，眼睛比昨晚见时锐利得多、冷漠得多，甚至可以窥见责难之意。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他仿佛警告我：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

这就是我在宫城县沿海一座小镇经历的一切。那个小鼻头、牙齿排列极好看的女子那天夜里向我寻求什么呢？至今仍一头雾水。还有，那个开白色斯巴鲁“森林人”的中年男子果真在尾随她？她果真要摆脱那个男子不成？也都不清不楚。不过反正我碰巧在场，阴差阳错地同初次见面的女子进了花花绿绿的情人旅馆，有了一夜情。那恐怕是我在以往人生中体验过的最为剧烈的性爱。然而我连那座镇的名字都不记得。

“嗳，来一杯水好吗？”人妻女友说道。她刚从性爱后的短暂午睡中醒来。

我们躺在午后的床上。她睡觉当中，我仰望天花板回想那座渔港小镇发生的奇事。尽管才过去半年，感觉上似乎发生在遥远的往昔。

我去厨房倒了一大杯矿泉水，折身上床。她一口喝掉半杯。

“对了，免色君的事……”她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

“免色先生？”

“关于免色君的最新信息。”她说，“不是说过会儿说的吗？”

“野道通讯。”

“正是。”说着，又喝了口水。“贵友免色君嘛，据说被关进东京拘留所的时间可是相当不短的哟！”

我欠起身子看她的脸：“东京拘留所？”

“嗯，位于小菅的大家伙！”

“到底什么罪状？”

“详细的不大清楚。估计跟钱有关。或是逃税，或是洗钱，或是内幕交易，或者都是。拘留像是六年或七年前的事。免色君自己说做什么工作？”

“说是做信息相关工作。”我说，“自己创办了公司，几年前把公司股票高价抛售了。现在靠资本收益生活。”

“信息相关工作，说法非常模糊。琢磨起来，当今世上，跟信息不相关的工作几乎等于不存在。”

“拘留所的事从谁嘴里听来的？”

“从一位朋友那里，她丈夫做金融方面的工作。不过，不晓得这个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一个传一个、再传一个。估计也就这个程度。但从传闻情形来看，完全无中生有怕不可能，我觉得。”

“进了东京拘留所，就是说被东京地方检察院给扣押了。”

“最后像是被判无罪。”她说，“可拘留时间也太长了。听说审讯相当严厉。拘留期间一再延长，保释也没被认可。”

“但在审判中胜出。”

“是的。起诉是被起诉了，但很幸运，没有落到四面墙里面。审讯当中好像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据我所知，东京地检是检察行当的精英，自尊心也强，一旦盯上谁，就在打造铁一样的证据后把人带走，提起公诉。提交审讯而被判有罪的比例极高。所以，拘留所里的审讯也不是温吞水。大部分人都在审讯期间精神崩溃，按对方说的写审讯记录，写完签名了事。为躲避追究而沉默到底，一般人可是做不到的。”

“但不管怎样，免色君做到了。意志坚定，脑袋聪明。”

的确，免色不是一般人。意志坚定，脑袋聪明。

“还有一点不好理解，逃税也好洗钱也好，东京地检一旦批捕，就该成为新闻报道。而若是免色这样的罕有姓名，总会留在我脑袋里。直到前不久我看报还相当热心来着。”

“这——，到那个程度，我也不明白。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上次也说了，山上那座豪宅是三年前买下的，而且相当强硬地。那以前是别人住来着。刚建好的房子，人家根本没有卖的打算。但免色君砸钱进去——或用别的方法——把那一家彻底赶跑了，随后住了进来。就像德性不好的寄居蟹。”

“寄居蟹不至于把贝壳里的贝赶走，只是老老实实利用死贝剩下的空壳罢了。”

“不过，那里边德性不好的寄居蟹也未必没有吧？”

“不太清楚啊！”我避开关于寄居蟹生态的讨论。“假定果真那样，可为什么免色先生对那房子执著到那个地步呢？以致非把原先住的人强行赶走据为己有不可？那样做一来格外费钱，二来也费周折。况且在我看来，那豪宅对他多少过于花哨，过于醒目。房子诚然气派，但我觉得很难说适合他的口味。”

“再说作为房子也太大。不请用人，过的是独身生活，客人也几乎不来——是没必要住那么大的房子。”

她喝干杯里剩的水，继续道：“免色君怕是有什么别的理由，以致非那房子不可。什么理由倒是不知道……”

“不管怎样，我星期二去他家做客。实际去那房子看看，或许能多少看出一些名堂。”

“蓝胡子公爵的城堡那样秘而不开的房间也别忘核查。”

“记住就是。”

“不过，眼下是不错的嘛！”她说。

“什么不错？”

“画顺利完工，免色君正中下怀，一大堆银两进来。”

“那是。”我说，“反正是好事，舒了口气。”

“祝贺！大画家！”她说。

舒了口气，不是说谎，画完的确有其事，免色中意亦非虚言，我对那幅画有感觉也是事实，结果将有大笔钱进账同样属实。尽管如此，不知何故，我却上不来举杯庆贺的情绪——实在有足够多的围绕我的事物不上不下地悬在那里，连个线索也没有。我觉得自己越是把自己的人生简单化，事物越是茫无头绪。

我像寻求抓手似的几乎下意识伸手搂住女友的身体。她的身体柔软、暖和，而且汗津津的。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那个白色斯巴鲁男子说。

(1)一款日系车型，斯巴鲁“森林人”。

(2)披头士乐队1967年推出的专辑《Magical Mystery Tour》里的一首歌。

(3)尤尼克斯。日本知名运动品牌。

20　存在与非存在交相混淆的瞬间

翌日早晨五点半自然醒来。星期天的早晨。周围还漆黑一片。在厨房用罢简单的早餐，换上工作服进入画室。东方天空变白之后，关掉照明，大大推开窗扇，把清晨透心凉的新鲜空气迎入房间。我取出新画布，支在画架上。窗外传来晨鸟的叫声。夜间下个不停的雨把周围树木淋得湿湿的。雨稍前一会儿停了，云层开始点点处处现出裂缝。我坐在木凳上，一边喝着马克杯里热乎乎的黑咖啡，一边看一会儿眼前什么也没画的画布。

我一向喜欢早早在清晨时分一动不动地注视还什么也没画的雪白画布。我个人称之为“画布禅”。虽然还什么也没画，但那里存在的绝非空白。雪白的画面上有应该到来的东西悄然隐身。凝神细看，那里有好几种可能性，它们很快就要聚敛为一条有效的线索。我喜欢这样的瞬间，存在与非存在交相混淆的瞬间。

不过今天往下要画什么，一开始我就清楚。在这幅画布上我马上要画的，是那个开白色斯巴鲁的中年男子肖像。那个男子一直在不屈不挠地等我画他。我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不是为了谁（不是因为受托，也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我自身而画他的肖像画，非画不可。一如画免色肖像画之时，为了将那个男子的存在意义——至少是之于我的意义——凸显出来而必须以我的方式把他的形象画下来。为什么不晓得。但那是找到我头上的事。

我闭目合眼，在脑海中唤出那个白色斯巴鲁男子形貌。我鲜明记得他的相貌的每一细部。次日一大早他从家庭餐馆座位上直盯盯向上看我。早报在餐桌上折叠着，咖啡冒着白气。大玻璃窗射进的晨光炫目耀眼，廉价餐具“叮叮咣咣”相互碰撞的声音在餐馆里回响——那样的光景在眼前栩栩如生。男子的脸在那样的光景中开始具有表情。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他的眼睛说。

这回我先从打画稿开始。我起身把木炭拿在手里，站在画布前。我在画布空白上设定男子面部的位置。不做任何计划，什么也不考虑，先拉出一条纵线。那是一条中心线，一切从那里开始。往下画在那里的是一个晒黑了的瘦削男人的脸。额头刻有好几条深深的皱纹。眼睛细长、锐利，是一对习惯于凝视远方水平线的眼睛，天空和大海的颜色浸染其中。头发剪得短短的，斑驳夹杂着白发。恐怕是沉默寡言忍耐力强的人。

我在基线四周用木炭加了几条辅助线，以便男子面部的轮廓从中腾起。我后退几步打量自己画出的线。修正，加画新线。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相信线的力量，相信线切割出来的空间的力量。不是我说，是让线与空间说。一旦线与空间开始说话，不久颜色就会说话。而后平面缓缓向立体改头换面。我要做的是鼓励它们、协助它们，绝对不能干扰它们。

作业持续到十点半。太阳一点一点爬上中天，灰色云絮变得支离破碎，又被接连不断地赶往山峦那边。树枝已不再从端头滴水。我从稍离开些的位置以各所不同的角度审视暂且画完的草图。那里有我记忆中的男子的脸。或者莫如说孕育那张脸的骨骼已然形成。可我觉得线条稍偏多，要适当削减。这里明显需要减法。不过那是明天的事了。今天的作业最好到此为止。

我放下变短的木炭，在冲洗槽清洗变黑的手。用手巾擦手时，目光落在眼前板架上的古铃。于是拿在手里，试着摇了摇。声音格外清脆，听起来古声古韵。很难认为是长年累月放在地下的神秘佛具。同深夜回响的声音不太一样。想必漆黑的夜与深重的静使得声音更加温润深沉，并且传得更远。

到底是谁深更半夜在地下弄响这铃的呢？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理应有谁在洞底夜夜弄响此铃（那本应是某种信息），然而那个谁无影无踪。打开洞时，那里有的只此一铃。莫名其妙。我把铃放回板架。

午饭后，我出门走进房后的杂木林。我穿上厚些的灰色游艇夹克，又穿了到处沾有颜料的工作用运动裤。我沿着被雨淋湿的小路走到有小庙的地方，绕到后头。盖在洞口的厚盖子上面重重叠叠积满了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落叶。被昨晚的雨浇得湿漉漉的落叶。免色和我两天前来过后似乎还没有人碰这盖子。我想确认这点。我躬身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一边耳听头上鸟们的叫声，一边打量了好一阵子这有洞穴的风景。

在这阒无声息的树林中，仿佛可以听见时间流逝、人生嬗变的声音。一人离去，另一人到来。一个情思离去，另一情思到来。一个形象离去，另一形象到来。甚至这个我本身都在日复一日的重叠中一点点崩毁又一点点再生。不可能原地不动。时间不断失去。时间在我的身后前仆后继沦为死砂崩塌消失。我坐在洞口前一味倾听时间死去的声音。

一个人坐在洞底，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呢？我蓦然心想。只身一人被封闭在漆黑狭小的空间。况且免色自愿放弃了手电筒和梯子。若无梯子，倘不借助某人的手——具体说来我的手——那么基本不可能脱身。何必特意把自己逼入那样的绝境呢？莫非他把东京拘留所中度过的孤独的监禁生活同那个暗洞重合起来了不成？当然那是我全然摸不着头脑的。免色以免色的方式生活于免色的世界。

就此我能说的只有一点：那种事我横竖做不来。对又黑又小的空间我怕得要死。假如被送进那样的地方，势必吓得无法呼吸。尽管如此，我却在某种意义上为那洞穴心往神驰。甚是心往神驰。甚至觉得那个洞穴正在向我招手。

我在洞口旁大约坐了半个小时。而后欠身立起，在斑驳的日影中折回家中。

午后两点多雨田政彦来了电话。说有事来到小田原附近，问我这就过去是不是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好久没见雨田了。三点前他开车赶了过来。作为礼物带了一瓶单一麦芽威士忌。我道谢接过。正是威士忌快喝完的时候。他依然那么潇洒，胡须刮得一根不剩，架着看惯了的玳瑁眼镜。外表几乎同过去毫无二致，唯独发际略略后撤。

我们坐在客厅里通报各自近况。我讲了园艺工人用重型机械挪走了杂木林中的石堆，下面出现一个大约直径两米的圆洞。洞深两米八，围着石壁。上面封着沉重的木格盖。掀开盖子，里面只有一个古铃样的佛具。他听得兴味盎然，但没有说想实际看那个洞，也没说想看铃。

“那么，那以来半夜再没听见铃声？”他问。

我回答再没听见。

“那比什么都好。”他不无释然地说，“我嘛，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玩意儿压根儿应付不来。对来历不明的东西一直尽可能避而远之。”

“你不惹神，神不犯你。”

“正解。”雨田说，“反正洞的事交你处理，悉听尊便。”

接着，我向他讲了自己总算久违地产生了“想画画”的心情。两天前画完免色委托的肖像画以后，感觉上好像堵在胸口的东西突然没有了。或许自己正在捕获以肖像画为主题的新的原创风格。虽然那是作为肖像画开始画的，但结果上成了同肖像画截然有别的东西。尽管如此，那在本质上又是Portrait。

雨田想看免色的画，我说已经交给对方。他为之遗憾。

“可颜料不是还没干吗？”

“说要自己晾干。”我说，“毕竟恨不得马上据为己有。可能生怕我改变心情说不想交给他了。”

“嗬！”他显出佩服的样子。“那，可有什么新的？”

“有个今早开始画的东西。”我说，“还只是木炭草图，看怕也看不出名堂。”

“可以，那也可以的。给我看看可好？”

我把他领进画室，让他看了开始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草图。仅以黑炭线条勾勒的粗犷的骨骼。雨田在画架前抱臂而立，神情肃然地逼视良久。

“有意思啊！”稍后，他从牙缝中挤出来似的说。

我默然。

“往下发展为怎样的形式还无法预测，但看上去的确像是某人的肖像。或者莫如说，像是肖像画的根基——在土中很深的地方扎的根。”如此说罢，他再次沉默有顷。

“很深很暗的地方。”他继续道，“这个男子——怕是男的吧——是在为什么气恼吧？是在责怪什么呢？”

“这——，那个地步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雨田以平板的声音说，“但这里有深沉的愤怒与悲哀。而他却不能一吐为快，愤怒在体内翻卷着漩涡。”

雨田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油画专业。但坦率地说，作为油画家的手腕乏善可陈。灵巧诚然灵巧，但总好像缺乏底蕴。这点他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但另一方面，他具备一眼看出他人画作好坏的才能。因此，我对自己画的东西有什么困惑，过去就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的建议总是一语中的，不偏不倚，有实际效用。而且可贵的是，他完全没有嫉妒心和竞争心理。想必是出于天生的性格。这样，我每次都能完全信赖他的意见。尽管有直言不讳的地方，但因为没有其他动机，所以哪怕被他说得一文不值也不生气，说来也是不可思议。

“这画画完了，在交给谁之前能让我看看？哪怕看一会儿。”他眼不离画地说。

“好！”我说，“这回并不是受谁委托画的，只是为自己随意画的。也没有要交给谁的预约。”

“想画自己的画了？”

“好像。”

“这是Portrait，不是肖像画。”

我点头：“这一说法我想也可以成立。”

“而且，你啊……有可能正在发现某种新的目的地。”

“但愿。”我说。

“近来见了柚。”雨田临回去时说，“偶遇，谈了三十分钟。”

我仅仅点头，什么也没说。不知说什么好。

“她看上去很精神。几乎没谈到你，好像双方设法回避这个话题。明白吧？那种感觉。但最后多少问起你。问你干什么呢，也就这个程度。我说好像在画画，什么画不知道，反正一个人闷在山上画什么。”

“总之活是活着的！”我说。

看上去雨田想就柚再多说什么，但归终转念作罢，什么也没说。柚过去就似乎对雨田怀有好感，找他商量了许多事，大概关于和我之间的事也包括在内，一如我时常找雨田商量绘画。但雨田对我什么也没讲。他就是这样的人。别人找他商量多多，而他任凭那些留在自己身上，好比雨水顺着导水管流进水桶，不再流去别处，也不会从桶口溢出。想必酌情适当调节水量。

雨田本身大概不找任何人诉说烦恼。自己身为著名日本画画家之子而且进了美大，却不甚具有作为画家的才华——这方面他难免有种种心事，也应有话想说。可是在长期交往中，在我能想得起来的限度内，他一次也没就什么发过牢骚。他便是这一类型的男人。

“我想柚可能有了情人。”我一咬牙开口道，“婚姻生活的最后阶段，和我已经没有性关系。本该早些觉察才是。”

向谁坦言这种事是第一次。这是我一个人窝在心里的事。

“是吗？”雨田简单应道。

“这点儿事你也是知道的吧？”

雨田没有应答。

“不对？”我追问。

“如果可能，一个人不知为好的事也是有的吧！我所能说的仅此而已。”

“但是，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到来的结果都是同样的。或迟或早，或突然或不突然，或敲门声大或敲门声小，不外乎这个差别。”

雨田叹了口气。“是啊，你说的或许不错。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出现的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不能说出的事情也是有的。”

我默然。

他说：“不管出现怎样的结果，事物也都必有好的一面和糟的一面。同柚分手，我知道对你是相当难受的体验，那的确让人不忍。但在结果上，你终于开始画自己的画了，开始找到自己的风格那样的东西了。换个想法，那不就是事物好的一面吗？”

也许果真如此，我想。假如不同柚分手——或者柚不弃我而去——想必现在我也还在为了生活而继续如约画千篇一律的肖像画。然而那并非我的主动选择。这是关键。

“看好的一面好了！”临回去时雨田说，“也许是无聊的忠告：既然要走同一条路，那么走朝阳的一侧岂不更好？”

“而且，杯里还剩有十六分之一的水。”

雨田出声地笑了。“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幽默感。”

我本来不是出于幽默而说的，但我到底没就此说什么。

雨田沉默了一会儿。而后问道：“你还在喜欢柚？”

“就算脑袋明白必须把她忘掉，心也还是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成了这样子。”

“没和别的女人睡觉？”

“睡也没用，柚总是出现在我和那个女人之间。”

“那是伤脑筋啊！”说着，他用指尖嗑哧嗑哧触摸额头。看上去真好像在伤脑筋。

随后他开车回去了。

“谢谢威士忌！”我表示感谢。还不到五点，但天空已经很暗了。这个季节，夜一天比一天长。

“真想一起喝一杯，可毕竟开车啊！”他说，“找时间坐下来慢慢喝，好久没一起喝了。”

“找时间！”我说。

一个人不知为好的事也是有的吧！雨田说道。或许。一个人不问为好的事也是有的吧！可是，人不能永远蒙在鼓里。时机一到，哪怕死死塞住两耳，声音也还是震颤空气吃进心里。无从防止。如若讨厌，只能去真空世界。

醒来时已是夜半时分。我摸索着打开床头灯，看一眼钟。数字闹钟显示为1:35。听得铃响。无疑是那个铃。我欠身朝那个方向侧耳细听。

铃再次响起。有谁在夜间黑暗中弄响它——声音比以前更大、更清晰。

21　虽然小，但砍下去肯定出血

我在床上直挺挺坐起，在半夜黑暗中屏息敛气细听铃声。声音到底从哪里传来的呢？铃声较以前更大、更清晰。毫无疑问。而且，传来的方向也和以前不同。

铃是在这座房子里响的，我这样判断。只能如此认为。继而，我在前后混乱的记忆中想起铃几天前就放在画室板架上没动——是我在开洞发现铃之后亲手放在板架上的。

铃声从画室中传来。

没有怀疑的余地。

可是如何是好呢？我脑袋乱作一团。恐惧感当然是有的。在这个家中、在这个屋檐下，莫名其妙的事正在发生。时值深更半夜，场所是在孤立无援的山间，而且我彻底孑然一身。不可能不感到恐惧。但事后细想，在那一时刻，脑袋混乱要或多或少超过恐惧心理。人的脑袋想必天生是那样的东西——为了消除或减轻强烈的恐惧和痛苦而彻底动员现有的情感和感觉，如同在火灾现场为了装水而拿出大凡所有的容器。

我最大限度梳理脑袋，盘算自己姑且应采取的方法。继续蒙头大睡也是个选项，即雨田政彦所说的做法：反正不同莫名其妙的东西打交道。关掉思考开关，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但问题在于，入睡根本无从谈起。就算蒙上棉被塞住耳朵，就算关掉思考开关，对如此真切传来的铃声充耳不闻也不可能。毕竟是在这个家中响的。

铃一如既往时断时续。摇响几次，间隔片刻静默，再摇响几次。间隔的静默并不一致，每次都或长一些或短一些。这种参差不齐，奇异地给人以人情味之感。铃不是自动响的，也不是使用什么机关弄响的。而是有人拿在手里摇动。其中可能含带某种信号。

既然不能继续逃避，那么只能断然调查真相。长此以往，我的睡眠势必分崩离析，正常生活也化为乌有。索性主动出击，看画室里发生什么好了！其中也有气恼在起作用（我何苦非有如此遭遇不可？）此外不用说，些许好奇心也是有的。这里究竟在发生什么，我要亲眼看个究竟！

我翻身下床，在睡衣外披了件对襟毛衣，拿起手电筒走去门厅。在门厅，我把雨田具彦留在伞筒里的深色橡木手杖拿在右手。结结实实沉甸甸的手杖。很难认为这种东西有什么现实用处，但同空手相比，还是手拿什么心里踏实。毕竟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言而喻，我心惊胆战。光着脚走，但脚心几乎没有感觉。四肢僵挺，每动一下都好像听得见所有骨头吱呀作响。家中恐怕有谁进来，并且在摇铃。估计和井底摇铃的是同一人。他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我揣度不出。木乃伊？万一我走进画室目睹木乃伊——肤色像牛肉干似的干瘪瘪的男子——正在摇铃，到底如何应对才好呢？挥起雨田具彦的手杖朝木乃伊狠砸下去不成？

何至于！我想。那种事做不来。木乃伊恐是即身佛，和僵尸不同。

那么，究竟如何是好呢？我的困惑仍在继续。或者莫如说已经变本加厉。如果不能采取某种有效手段，往下莫非要一直同木乃伊在这个家中生活下去不成？每晚这一时刻都不得不听这铃声不成？

我蓦然想到免色。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多此一举才形成这种麻烦事态的。因为他带来重型机械挪走石堆打开神秘洞穴，所以结果上才有来历不明的东西连同那个铃进入这个家中的。我考虑是不是给免色打电话。即使这种时刻，大概他也会开着捷豹马上跑来。但归终转念作罢。没有等待免色准备赶来的工夫。我此时此刻必须做点什么。那是必须以我的责任做的事。

我毅然决然把脚踏进客厅，打开房间灯。开灯以后铃声也照样响个不停。声音毫无疑问是从通往画室的门的对面一侧传来的。我右手再次紧紧握住手杖，蹑手蹑脚穿过宽敞的客厅，把手搭在通向画室的门扇拉手上。然后大大做了个深呼吸，决心旋转门拉手。与我开门的同时，铃声就好像正等待这一时刻似的戛然而止，深沉的静默随之降临。

画室一团漆黑，一无所见。我把手伸往左侧墙壁，摸索着按下照明开关。天花板有吊灯，房间一下子大放光明。我双腿叉开站在门口，以便随时做出反应。右手握着手杖，迅速环视房间。由于过于紧张，喉咙渴得冒烟，唾液都几乎咽不下去。

画室里谁也没有。没有摇铃的干瘪瘪的木乃伊。谁的形影也没有。房间正中孤零零立着一个画架，上面支着画布。画架前有个三腿旧木凳。别无其他。画室空无一人，虫声一无所闻，风也没有，窗口拉着白色窗帘。一切近乎异常地静悄悄无声无息。我感觉得出，握手杖的右手由于紧张而微微颤抖。手杖尖随着颤抖而触动地板，“咯咯噔噔”发出不规则的干涩声响。

铃依然放在板架上。我近前细细打量这铃。没拿在手里，哪里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位置仍是我昨天上午拿起又放回板架的位置，没有改变的痕迹。

我坐在画架前的圆木凳上，再次三百六十度环视房间。慎之又慎，不放过任何边边角角。还是谁也没有。平日熟悉的画室场景。画布的画也是我画开头的样子：《白色斯巴鲁男子》草图。

我把视线投向板架上的闹钟，恰是后半夜两点。因铃声醒来记得是一点三十五分，即过去了二十五分钟左右。但我身上没有过去那么多时间的感觉，觉得也就五六分钟。时间感觉出了问题，或者时间流程出了问题。非此即彼。

我气馁地从凳上下来，关掉画室的灯，出来关门。站在门前细听片刻，铃声再也听不见了。所有声音都听不见。听见的只有静默。听见静默——这不是语言游戏。在孤立的山头上，静默也是有声音的。我站在通向画室的门前，侧耳听那声音，听了好一会儿。

这时，我倏然觉察客厅沙发上有个陌生物。或靠垫或偶人，大小也就那个程度。但记忆中不曾把那样的东西放在那里。凝神细看，原来既不是靠垫也不是偶人，是活着的小人儿。身高约有六十厘米吧。小人儿身穿奇妙的白色衣服，身体一下下动来动去，就好像衣服还没有完全适应身体，感觉特不舒服。衣服有印象。古式传统衣裳。日本古代身居高位的人穿的那种衣服。不但衣服，人的长相也似曾相识。

骑士团长！

我的身体冷彻骨髓。就好像有拳头大小的冰块顺着脊背一点一点向上爬。雨田具彦那幅《刺杀骑士团长》画中画的“骑士团长”坐在我家——正确说来是雨田具彦的家——客厅沙发上，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小人儿和画上的完全同样装束、同样相貌，俨然从画中直接走下来的。

那幅画现在哪里？我努力回想。噢，画当然在客用卧室。我怕来访的人瞧见了可能有麻烦，就用褐色牛皮纸包好藏在了那里。假如此人是从那幅画中走下来的，那么那幅画到底怎么样了呢？唯独骑士团长形象从画面消失了不成？

但是，画上画的人物从画中下来是可能的吗？当然不可能，不可能有的事。这点不言而喻。无论谁怎么看……

我在那里伫立不动，全无逻辑可言。我一边不着边际地左思右想，一边凝视坐在沙发上的骑士团长。时间仿佛一时停滞不前。时间似乎在那里走来走去，静等我脑袋恢复正常。总之我再也不能从那奇形怪状的——只能认为来自异界的——人物身上移开眼睛了。骑士团长也从沙发上目不转睛地向上看我。我欲言无语一味沉默。想必是因为实在过于吃惊了。除了定定目视他、微微张口静静呼吸以外，我一无所能。

骑士团长同样没从我身上移开视线，也没作声。嘴唇闭成一条直线。同时把短腿笔直地抛在沙发上。虽然背靠在沙发背上，但脑袋还没够到沙发背顶端。脚上穿着形状奇特的小鞋。鞋似乎是用黑色皮革做的，前端尖尖上翘。腰上带一把柄有饰纹的长剑。虽说是长剑，但因尺寸合于身体，因此从实际大小而言接近短刀。但那当然能成为凶器，如果那是真正的剑的话。

“啊，是真正的剑！”骑士团长仿佛读懂我的心思。同身体之小相比，声音分外响亮。“虽然小，但砍下去肯定出血。”

然而我还在沉默。话语出不来。最先想到的是此人居然会说话。接着想的是此人说话方式相当不可思议。那是“普通人一般不至于这么说话”那类说话方式。可细想之下，从画上直接下来的身高六十厘米的骑士团长原本就不是“普通人”。所以，他用怎样的说话方式都不足为奇。

“在雨田具彦的《骑士团长》里边，我被剑刺进胸口，目不忍视地奄奄一息。”骑士团长说，“这一如诸君所知。但是，现在的我无有(1)伤口。喏，无有吧？拖拖拉拉流着血到处走，对于我也多少是个麻烦，对诸君想必也伤脑筋。地毯和家具被血弄脏不好办吧？所以，现实性姑且束之高阁，刺伤省之略之。从《刺杀骑士团长》中省略‘刺杀’的，就是这个我。倘若需要称呼名字，称作骑士团长并不碍事。”

尽管骑士团长说话方式奇妙，但说话本身似乎决不外行。莫如说反倒可能有些饶舌。而我依然一言不发。现实与非现实尚未在我身上顺利达成妥协。

“差不多该把手杖放下了吧？”骑士团长说，“往下我又不是找诸君决斗。”

我注视自己的右手。右手还死死握着雨田具彦的手杖。我把它从手上放开。橡木手杖发着钝钝的声响倒在地毯上。

“我可不是从画上下来的哟！”骑士团长又看出了我的心思，“那幅画——非常意味深长的画——现在也照样是那幅画。骑士团长在那幅画中分明惨遭刺杀。鲜血从心脏喷涌而出。我只不过是姑且借用他的外貌而已。毕竟这么和诸君面面相觑，某种外貌不可或缺。故而暂且拜借骑士团长的形体。这未尝不好吧？”

我仍在沉默。

“无所谓好还是不好啊！雨田先生已然意识朦胧正向和平世界转移，况且骑士团长也并非什么注册商标。若是以米老鼠或波卡洪塔斯(2)形象出现，难免要被华特·迪士尼公司嗷嗷不休索取高额诉讼费用，而骑士团长总不至于。”

这么说罢，骑士团长摇着双肩得意地笑了。

“作为我嘛，木乃伊形象也并无不可，但深更半夜突然以木乃伊形象出现，作为诸君想必也惊诧不已。目睹干瘪瘪牛肉干块体那样的玩意儿在一团漆黑中丁零丁零手摇铃铛，引发人们心猝死都有可能。不是吗？”

我几乎条件反射地点了下头。确实，相比于木乃伊，骑士团长不知好多少倍。假如对方是木乃伊，真有可能引发心猝死。抑或，在黑暗中摇铃的米老鼠或波卡洪塔斯都肯定令人毛骨悚然。身着飞鸟时期衣裳的骑士团长也许还算是地道的选择。

“你是灵异那样的存在吗？”我断然询问。我的声音沙哑死板，如久病初愈之人。

“优质提问。”骑士团长说。他竖起一根小小的白色食指。“绝顶优质提问！诸君，我是谁？此刻姑且是骑士团长，而非骑士团长以外的任何什么。但这当然是假定形象。下次是什么无由得知。那么，我归终为何物？抑或，诸君究竟为何物？诸君何以取诸君形体？说千道万那到底是什么？如此突然问起，纵然诸君谅也颇为困窘。就我而言亦是同理。”

“什么形体你都能采取吗？”我问。

“不，无有那般简单。我能够采取的形体相当有限。并非什么形体都不在话下。简洁说来，服装尺寸是有限制的。无有必然性的形体不能采取。而这次我能选取的形体，不外乎这三寸豆腐丁骑士团长。从绘画尺寸来说，无论如何也只能是这等身高。不过这衣裳也真是局促得很。”

这么说着，他在白色衣裳里瑟瑟动了动身子。

“那么，回到诸君刚才的提问上来。我是灵异？不不，不是的，诸君。我并非灵异。我纯属理念。灵异这东西基本是神通自在之物，而我不然。我受种种制约而存在。”

疑问有很多。或者不如说应有很多。却不知何故，我一个也想不起来。我是单数，何以被称为“诸君”呢？但这终究是琐碎疑问，不值得特意提出。或者“理念”世界里原本不存在单数第二人称亦未可知。

“制约多多，无微不至。”骑士团长说，“譬如一天之内我只能在有限时间里形体化。我中意扑朔迷离的夜阑时分，故而大体从凌晨一时半至二时半之间形体化。明亮时间里形体化尤感疲惫。其余非形体化时间，则作为无形理念随处休憩，犹如阁楼里的猫头鹰。此外，我是不被邀请即不能前往的体质。然而拜诸君开洞拿铃所赐，我得以进入这户人家。”

“你一直被关在那个洞底？”我试着问。我的语声好了许多，但仍有少许沙哑。

“不知道。我原本无有正确意义上的所谓记忆。但我被关在那个洞中乃是某种事实。我置身于那个洞中，由于某种缘故而不能从那里离开。不过，关在那里也无有特别不自由。纵使在那又窄又黑的洞底关上几万年，也不至于觉出不自由和痛苦。而诸君将我从那里放出，对此我相应致以谢意。毕竟，同不自由相比，还是自由妙趣横生。毋庸赘言，对那个免色其人也表示感谢。若无他的努力，洞不可能打开。”

我点头：“正是。”

“我大约感觉到了那样的预兆，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那个洞被打开的可能性。并且这样认定：此其时也！”

“所以前一阵子就开始半夜把铃弄出声了？”

“一点儿不错。结果洞被大大打开了。而且被免色氏好意请去参加晚餐会。”

我再次点头。免色确实请骑士团长——当时免色用的是木乃伊一词——参加星期二晚餐会了，模仿唐璜请骑士团长雕像吃晚餐。作为他恐怕是类似轻度玩笑那样的念头，但现在已不再是玩笑。

“我，食物概不入口。”骑士团长说，“酒也不喝。盖因不具备消化器官。说无趣也够无趣的，毕竟好不容易被请吃那么丰盛的宴席。但招待还是谨予接受。理念被谁请吃晚饭，这事无有许多。”

这是这天夜里骑士团长最后的话。说罢即陡然沉默不语，双目悄然闭合，仿佛一点一点进入冥想世界。闭目后，骑士团长显出相当内省的神情，身体纹丝不动。不久，骑士团长的形体急速单薄起来，轮廓也很快模糊不清，数秒后彻底消失不见。我条件反射地看一眼钟：凌晨二时十五分。想必“形体化”规定时间至此终了。

我走到沙发那里，用手摸了摸骑士团长坐过的部位。我的手毫无感觉。没有温煦，没有凹窝，谁在这里坐过的痕迹荡然无存。大概理念是一无体温一无重量的吧。那一形体终究不过是临时形象罢了。我在其旁边坐下，深深吸了口气，用双手一下接一下搓脸。

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梦中。我只是做了个长长的活生生的梦。或者不如说这个世界现在也还是梦的延长。我被封闭在梦中，我这样觉得。但那不是梦，这点我也心知肚明。这有可能不是现实，却又不是梦。我和免色两人从那奇妙的洞底把骑士团长——或采取骑士团长形体的理念——解放出来。而骑士团长现在住在这房子里，一如阁楼里的猫头鹰。至于那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也不明了那将带来怎样的结果。

我站起身，拾起掉在地板上的雨田具彦的橡木手杖，关掉客厅的灯，折回卧室。四下寂然。大凡声音都听不见。我脱去对襟毛衣，一身睡衣躺在床上，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骑士团长打算星期二去免色家——免色请他赴晚宴。在那里到底将有什么发生呢？我越想心里越不平静，活像桌腿长短不一的餐桌。

但不觉之间我居然困得一塌糊涂，似乎我的脑袋动员所有功能千方百计把我拖入睡眠，把我从茫无头绪的混乱现实中强行剥离出来，而我又无法抵抗。不大工夫，我睡了过去。睡前倏然想到猫头鹰——猫头鹰现在做什么呢？

睡吧，诸君！恍惚觉得骑士团长在我耳边低语。

不过，那怕是梦的一部分吧？

(1)无有：日语原文为“あらない”，但日语无此表达方式。故相应以“无有”译之。

(2)迪士尼动画电影《风中奇缘》女主角，即宝嘉康蒂。

22　请柬还好端端活着

翌日星期一。睁眼醒来，数字闹钟显示6:35。我在床上欠身坐起，脑海中再现几小时前深夜画室发生的事件。那里摇响的铃，小个头骑士团长，和他之间进行的奇妙交谈。我宁愿认为那一切都是梦。我做了个长长的、活生生的梦，如此而已。在这明亮的晨光下，实际上也只能认为那是梦中发生的事件。我真切记得事件的所有部分。但我越是就其细部一一加以验证，越是觉得一切都发生在距现实几光年之遥的另一世界。

可是，无论我怎么想方设法认定那仅仅是梦，我也知道那不是梦。这或许不是现实，却也不是梦。是什么不知道，反正不是梦，梦是由别的要素构成的什么。

我从床上下来，剥开包着雨田具彦《刺杀骑士团长》的牛皮纸，把画拿去画室挂在墙上，坐在凳子上久久正面注视那幅画。如骑士团长昨夜所言，画毫无变化——骑士团长并非从画上下来现身于这个世界的。画中，骑士团长依旧胸口扎一把剑，心脏流血，奄奄一息。他仰视虚空，张开的嘴扭歪着，也许发出痛苦的呻吟。他的发型、身上的衣服、手中的长剑、奇妙的黑鞋都和昨夜出现于此的骑士团长一模一样。不，从事情的顺序来说——在时间序列上说——倒是那个骑士团长在精密模仿画中的骑士团长风貌……

雨田具彦用日本画的画笔和颜料画出来的虚拟人物原封不动地付诸实体出现在现实（或类似现实）之中，自主地立体地动来动去，这委实令人惊愕。然而凝神看画之间，渐渐觉得那似乎决非牵强附会之事。或许，雨田具彦的笔触便是栩栩如生到了如此境地。现实与非现实、平面与立体、实体与表象的间隔，愈发变得扑朔迷离。一如凡·高画的邮递员绝不现实，然而越看越觉得呼之欲出。一如他画的乌鸦不过是毛毛糙糙的黑线罢了，然而看上去直欲腾空而起。注视《刺杀骑士团长》当中，我再次不能不佩服雨田具彦作为画家的才华和功力。恐怕那个骑士团长（或者理念）正因为认可这幅画的非同凡响和力比千钧，他才“借用”画中骑士团长的形体，如同寄居蟹尽可能物色美观结实的贝壳作为居所。

切实看罢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我去厨房煮了咖啡，边听定时新闻广播边吃简单的早餐。有意思的新闻一条也没有。或者不如说眼下每天所有新闻对我都成了几乎没有意思的东西。但我还是把耳听每天早七点新闻姑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假如地球此刻正处于毁灭的深渊而唯独自己浑然不觉，那恐怕还多少是件麻烦事。

吃完早餐，确认地球尽管有一定问题但仍循规蹈矩继续旋转之后，我手拿装有咖啡的马克杯折回画室，拉开窗帘，把新的空气放进房间。站在画布前开始创作自己本身的画。“骑士团长”出现是现实也好不是也好，他出席免色的晚宴也好不出席也好，作为我反正都只能推进自己应做的事。

我集中注意力，让白色斯巴鲁中年男子形象在眼前浮现出来。家庭餐馆里的他桌子上放着带有斯巴鲁标志的车钥匙，盘子装着烤吐司、牛奶黄油炒鸡蛋和香肠。番茄酱（红）和芥末（黄）容器位于旁边。刀叉摆在桌面上，还没有动手吃。一切事物都被投以晨光。我经过时，男子扬起晒黑的脸定定看我。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他告诉我。眼睛里那清冷滞重的光似曾见过。大概是我在哪里别的场所见过的光。至于是哪里、什么时候，我无从记起。

我把他的形体和无言的诉说赋以画的形式。先用一小块面包代替橡皮从昨天用木炭勾勒的骨骼上一条条消除多余的线条。消到不能再消为止。之后往剩下的黑线上重新补加需要的黑线。这项作业花了一个半小时。结果，画布上出现的分明是白色斯巴鲁中年男子（说起来）的木乃伊化姿态。肉被削掉，皮肤干得俨然牛肉干，整个人缩小了一圈。那是仅用木炭又粗又黑的线条表现的。当然不过是草图。但我脑海中理应到来的图画正在稳稳聚敛成形。

“相当精彩的嘛！”骑士团长说。

回头一看，那里有骑士团长——他坐在窗旁板架上目视这边。从其背后泻下的晨光，将他的身体轮廓清晰地展示出来。仍穿同样的白色古代衣裳，腰别同其矮小身材相符的长剑。不是梦，当然！我想。

“我不是什么梦，当然！”骑士团长仍然读取我的心理信息似的说，“抑或，莫如说我是接近觉醒的存在。”

我默然，从凳子上一味盯视骑士团长的身体轮廓。

“我想昨晚也讲述了，在如此明亮的时刻形体化是非常让人疲惫的。”骑士团长说，“可是我想好好见识一次诸君作画的情景。于是自作主张，刚才就目不转睛参观诸君的作业。没有惹你不快？”

对此我同样无言以对。心情畅快也好不快也好，作为血肉之身的人能以理念为对象说出理来吗？

骑士团长没等我回答（或者把我脑袋里的所思所想直接作为回答予以接受），兀自继续下文：“画得很好很好的嘛！那个男子的本质仿佛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关于那个男子你可知道什么？”我惊讶地问。

“当然，”骑士团长说，“当然知道。”

“那么，就这个人物指教点什么可好？此人是怎样一个人？做什么的？现在怎么样了？”

“好不好呢……”骑士略略侧起脖颈，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而一显出为难，看上去总有些像小鬼。或者像是过去匪帮电影中出现的爱德华·罗宾逊(1)。说不定，骑士团长的表情实际上“借用”爱德华·罗宾逊的亦未可知。这并非不可能的事。

“世上有诸君不知道为好的事。”骑士团长说道，脸上仍然显出爱德华·罗宾逊那样的表情。

和雨田政彦最近说的一样，我想。如果可能，一个人不知为好的事也是有的。

“就是说，你不能告诉我不知为好的事，是吧？”我说。

“为什么呢？因为纵使我不特意告诉，其实诸君也已知道。”

我默不作声。

“或者诸君即将通过画那幅画将诸君已然知晓的事主动予以形体化。看塞隆尼斯·蒙克好了。塞隆尼斯·蒙克不是把不可思议的和声用道理、逻辑想出来了？他仅仅是拼命睁大眼睛从意识的黑暗中用双手掬起罢了。关键不是无中生有。诸君应当做的，莫如说是从现在已有的东西中找出正确的东西。”

此人知道塞隆尼斯·蒙克！

“啊，此外当然爱德华也是知道的哟！”骑士团长接上我的思考。

“也罢。”骑士团长说，“噢，另外，作为礼仪上的问题，为了慎重起见必须在此说明白，那就是关于诸君那位美妙无比的女友……唔，就是开着红色迷你来这里的那位人妻。诸君们在此的所作所为——抱歉——我从头到尾一一看在眼里：脱光衣服在床上尽情尽兴贪欢作乐。”

我一声不响地盯视骑士团长的脸。我们在床上尽情尽兴贪欢作乐……借她的话说，“说出口来有顾忌那样的事”。

“不过如果可能，请不要介意。固然觉得不合适，但理念这个东西反正无论什么都要大致看个究竟。看什么不能挑挑拣拣。但的确无需介意。对我来说性爱也罢广播体操也罢清扫烟囱也罢，看起来都一个样。看也不觉得多么好玩，无非看而已。”

“理念世界没有隐私这一概念？”

“当然无有。”骑士团长莫如引以为自豪地说道，“我们无有那玩意儿，哪怕一星半点。所以只要诸君不以为意，那就一了百了。如何，不至于介意吧？”

我再次轻轻摇头。介不介意呢？知道有谁自始至终一一看在眼里还能把心情集中到性行为上面吗？还能激起健全的性欲吗？

“有个疑问。”我说。

“只要我能回答。”骑士团长说。

“明天星期二我要被免色先生请吃晚餐。你也被同席招待。那时免色先生使用的是招待木乃伊这个说法。当然实质上是你，因为那时你还没采取骑士团长的形体。”

“无所谓哟，这个！木乃伊，想当马上就能当。”

“不不，请就这样好了！”我慌忙说道，“如果可能，就这样实在求之不得。”

“我和诸君一同去免色家。我的样子诸君看得见，而免色的眼睛看不见。因此，是木乃伊也好，是骑士团长也罢，是什么都好像无有关系。不过有一件事想请诸君帮忙。”

“什么事呢？”

“诸君必须这就给免色君打个电话，确认星期二晚上的招待还是否有效。打电话时务必交代清楚：‘当天和我同行的不是木乃伊而是骑士团长，这也不碍事吗？’上次也说了，未被招待的场所我是不能踏入的。必须请对方以某种形式招呼入内：‘请，请进！’而一旦被招待一次，往后我就随时可以进入那里。这个场所嘛，是那里的铃替代起了请柬作用。”

“明白了。”我说。“不管怎样，弄出木乃伊形象可是吃不消。”

“这就给免色先生打电话，确认招待还是不是有效。说来宾姓名请由木乃伊改为骑士团长。”

“实在太难得了。居然应邀参加晚餐会，始料未及啊！”

“还有一个疑问。”我说，“你本来就不是即身佛吗？也就是说，不是自愿进入地下不吃不喝念佛入定的僧人吗？不是在那洞中没了性命成了木乃伊还不断摇铃的吗？”

“唔，”骑士团长稍稍歪起脑袋，“那个我也不知道哟！那时我已成为纯粹的理念了。至于那以前我是什么、在哪里做了什么，那种线性记忆压根儿无有。”

骑士团长好一会儿默默瞪视虚空。

“不管怎样，差不多我得消失了。”骑士团长以沉静而约略沙哑的语声说，“形体化时间这就要结束了。上午不是之于我的时间。黑暗是我的朋友，真空是我的空气。所以就此告辞。那么，别忘了给免色君打电话，拜托！”

接着，骑士团长耽于冥想似的合上眼睛，嘴唇闭成一条直线，十指交叉，徐徐变淡消失，同昨夜毫无二致。他的身体如梦幻一样悄然消失在空中。唯独我在清晨明亮的天光中没画完的画布剩了下来。白色斯巴鲁男子那黑乎乎的骨骼在画布中定定瞪着我。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他告诉我。

偏午时分我给免色打电话。想来，我往免色家打电话还是第一次。总是免色打电话过来。铃响第六次他拿起听筒。

“好啊，”他说，“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因为怕打扰你工作，就想等到下午。听说你主要是上午工作。”

我说工作稍前一会儿结束了。

“工作很有进展吧？”

“呃，正在画新画，才刚刚开始。”

“那就好，比什么都好。对了，你画的我的肖像，还没镶框，就那样靠我的书房墙壁立着，让颜料干透。即使这样也满室生辉……”

“明天的事……”我说。

“明天傍晚六点派车去府上迎接。”他说，“回程也用那部车送回。只你我两人，服装啦礼物啦什么的完全不必放在心上，空手悠悠然光临就是。”

“关于这个，有一点想要确认……”

“确认什么呢？”

我说：“你前几天说晚餐席上木乃伊同席也可以，是吧？”

“嗯，确实那么说来着，记得很清楚。”

“那个请柬可还活着？”

免色略一沉吟，开心地轻声笑道：“当然活着。没有二话，请柬还好端端活着。”

“木乃伊可能因故无法成行，骑士团长说想取而代之。请柬请的是骑士团长也无妨的吗？”

“无妨无妨！”免色毫不犹豫地说，“就像唐璜请骑士团长雕像吃晚餐那样，我高兴地恭请骑士团长光临寒舍晚宴。只是，我和歌剧里的唐璜不同，没做任何下地狱那样的坏事。或者说没有做的打算。晚餐后总不至于被直接拽去地狱的吧？”

“我想不至于。”我应道。不过老实说还真没有那样的把握。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我已经无从预测了。

“那就放心了。眼下阶段，我还没有做好下地狱的准备。”免色得意地说，他是——自是理所当然——作为机警的笑话对待的。“倒是有一点想问，歌剧《唐璜》的骑士团长，作为死者不能在这个世上进餐。那位骑士团长怎么样呢？是做他进餐的准备好呢？还是同样不食现世人间烟火？”

“没有必要为他做进餐准备，因为吃的喝的他概不入口。只准备一人用的席位就可以了。”

“终究是精神性存在喽？”

“我想是那样的。”理念与精神，其构成固然多少有所不同，但我不想再多说下去。就没有表示异议。

免色说：“明白了。骑士团长席位准确无误地确保一个。能把那般声名赫赫的骑士团长请来寒舍参加晚宴，对于我实属喜出望外。只是，不能进食令人遗憾啊！够味儿的葡萄酒也准备好了……”

我向免色致谢。

“那么明天见！”说着，免色放下电话。

这天夜里铃声没响。估计因为白天明亮时刻形体化的关系（而且回答了两个以上问题），骑士团长累了。或者作为他已感觉不出再把我叫到画室的必要性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一个梦也没做一觉睡到天亮。

翌日早上，我进画室画画当中骑士团长也没现身。这样，两个钟头时间里我得以不思不想几乎忘乎所以地全神贯注面对画布。这天我最先做的是把颜料涂到上面将底图消除，一如在烤吐司上厚厚抹一层黄油。

我首先使用深红、边缘如削的绿色和含带铅色的黑。这些是那个男子追求的颜色。调制准确的颜色很花时间。我进行这项作业过程中，放听的是莫扎特《唐璜》唱片。听音乐之间，感觉骑士团长即将出现在身后，但他没出现。

这天（星期二）骑士团长从早上就同阁楼里的猫头鹰一样坚守深沉的静默。不过我对此并没有多么在意。活生生的人再担心理念也无济于事。理念有理念的做法，我有我的生活。我总体上把意识集中于《白色斯巴鲁男子》肖像画的完成上面。进画室也好不进也好，面对画布也好不面对也好，画的意象都时刻不离我的脑海。

据天气预报，今天深夜关东东海地区恐有大雨。天气从西边缓慢而切切实实地崩塌下去。九州南部大雨如注，河流决堤，低洼地带居民不得不避难。住在高地的人则被告知有泥石流危险。

大雨之夜的晚餐会？我想道。

随后想起杂木林里的黑洞。免色和我挪开沉重的石堆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那个奇妙的石室。我想像自己独自坐在黑漆漆的洞底耳听雨打木盖的声响。我被封闭在那个洞穴无法脱身。梯子被撤走，重盖把头顶压得严严实实。而且，全世界所有男女都好像彻底忘记我被遗弃于此。抑或，人们以为我早已死去亦未可知。可我还活着。诚然孤独，但还呼吸。传来耳畔的唯有无尽无休的雨声。哪里也看不见光，一丝光也射不进来。背靠的石壁阴冷潮湿。时值夜半。不久或许有无数虫们爬来。

在脑海中推出如此场景，渐渐变得呼吸不畅。我走上阳台靠在栏杆上，将新鲜空气由鼻孔缓缓吸入，从口腔慢慢吐出。像往常那样一边数次数一边按部就班地周而复始。持续有顷，终于得以恢复正常呼吸。薄暮的天空覆盖着沉甸甸的铅色云层。雨正在逼近。

山谷对面免色那座白色豪宅隐隐约约浮现出来。入夜将在那里吃晚饭。免色和我，那位赫赫有名的骑士团长，三人围桌而坐。

那是真正的血！骑士团长在我耳畔低语。

(1)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1893—1973），美国演员。出生于罗马尼亚，具有犹太血统，10岁时随家人移居美国。曾在一系列经典影片中成功塑造了一批强盗形象。在1973年去世后不久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23　大家真的都在这个世界上

我十三岁妹妹十岁那年的暑假，我们两人单独去山梨旅行。舅舅在山梨一所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去他那里玩。那是第一次没有大人陪伴的旅行。当时妹妹身体情况比较正常，父母准许我们单独出行。

舅舅还年轻，独身（至今仍独身）。记得当时刚到三十岁。他研究（至今仍研究）遗传因子。沉默寡言，多少有遗世独立的地方。但为人坦诚，性格直率。而且是热心的读书家，所知事情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尤其喜欢在山里行走，所以在山梨的大学觅得教职。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个舅舅。

妹妹和我扛着背囊从新宿站坐上松本方向的快车，在甲府下车。舅舅来甲府站接我们。舅舅个子高得离谱，即使在人多拥挤的车站也能一眼找到他。舅舅和朋友在甲府市内合租一座小型独门独院的房子。但因合租者当时去海外了，我们因此得到单独房间。我们在那座房子住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和舅舅一起在附近山上转来转去。舅舅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花名虫名，成了我们那个夏天最美好的记忆。

一天，我们稍微走远些去看了富士山的风洞。那是富士山周围无数风洞中的一个，规模也说得过去。舅舅讲了风洞是如何形成的。洞由玄武岩构成，在洞中也几乎听不到回声。即使夏天气温也不升高，所以往昔人们就把冬季切割的冰块放在洞里保存。人们一般把大小能进去人的洞称为“风洞”，把人不能进入的小洞称为“风穴”，如此区分开来。总之舅舅是个无所不知的人。

那个风洞要付入洞费才能进入。舅舅没进。一来以前进过几次，二来个子高的舅舅因洞顶太低而很快腰痛。舅舅说洞里没多大危险，只你俩进去就行，我在洞口看书等着。我们在洞口分别接过工作人员递给的手电筒，戴上黄色塑料安全帽。虽然洞顶有电灯，但光线很暗。越往里走洞顶越低，高个子舅舅敬而远之也情有可原。

我和妹妹用手电筒一边照着脚下一边往里走。尽管时值盛夏，洞里边却凉瓦瓦的。外面气温高达三十二度，而里面气温十度也不到。我们穿上按舅舅的建议带来的厚些的冲锋衣。妹妹紧紧握着我的手。不知是寻求我的保护，还是想反过来保护我。虽然不知是哪个（也许仅仅是不想两相分开），但在洞内时间里那只温暖的小手始终在我的手中。那时除了我们，游客只有一对中年夫妇。不过他们很快就出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人。

妹妹名字叫小径，但家人都叫她“小路”。朋友们或叫她“路”或叫她“阿路”。正式称为“小径”的，据我所知，一个人也没有。她是个苗苗条条的小个头少女。头发乌黑，一泻而下，在脖颈上端剪得整整齐齐。同脸盘相比，眼睛分外大（眸子也大），以致看起来像小精灵。那天她的穿着是白T恤、浅色牛仔裤、粉红色运动鞋。

在洞里走了一阵子，妹妹在稍微偏离正常路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小横洞——像要藏在岩石后面似的悄然敞开洞口。她似乎对那个洞的形态发生了极大兴趣，对我说：“嗳，那个、不像爱丽丝的洞似的？”

她是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狂热的粉丝。为了她我不知把那本书看了多少遍。至少应看了一百遍。虽然她从小认字就多，但喜欢我出声念给她听。尽管故事情节早就该耳熟能详，而妹妹的心情却每念一次就激动一次。她尤其喜欢“龙虾舞”部分。我至今仍记得滚瓜烂熟。

“白兔好像没有的。”我说。

“就看一眼。”她说。

“当心！”

那的确是个狭窄的小洞（按舅舅的定义，接近“风穴”），但小个头妹妹还是毫不费力地钻了进去。上半身钻入洞中，仅膝盖往下都分露在外面。她似乎用手里的手电筒往洞的深处探照。而后慢慢后退，退出洞口。

“里面还有很深很深。”妹妹报告，“一下子往下折了下去，就像爱丽丝的兔子洞。真想往里头看一眼啊！”

“不成，那怎么成！太危险了！”我说。

“不怕的。我小，容易钻过去。”

这么说着，妹妹脱去冲锋衣，只穿白T恤，连同安全帽一起递给我。还没等我的抗议说出口，就拿起手电筒“吐噜噜”灵巧地钻了进去，转眼之间就没了形影。

过去好长时间妹妹也没从洞口出来。什么声音也没听见。

“路，”我向洞里招呼，“路，不要紧吗？”

没有回音。我的声音没有回响，马上被黑暗吞噬进去。我渐渐不安起来。妹妹也许卡在狭小的洞中前后动弹不得。或者在洞穴深处有什么病发作了晕过去也有可能。假如事情成了那样子，我也没办法救她出来。各种不幸的可能性在我脑袋来来去去。周围的黑暗一步紧似一步把我死死勒住。

假如妹妹就这样在洞里失踪了再不返回这个世界，我该对父母怎么解释呢？要不要去叫在洞口等待的舅舅呢？还是就这样留在这里静等妹妹出来呢？我弯下身子朝小洞里窥看。但手电筒的光照不到洞的深处。一来洞小，二来里面的黑暗是压倒一切的。

“路！”我再次招呼道。没有回音。“路！”我加大音量。还是没有回音。我感到冻彻骨髓般的寒冷。说不定我在这里永远失去妹妹。妹妹没准被吸进爱丽丝洞去直接消失，消失在有假海龟、柴郡猫、扑克牌女王的世界里，消失在现实世界的逻辑全然讲不通的世界里。无论如何我们不该来这种地方。

但不久妹妹回来了。她不是像刚才那样后退，而是脑袋先出来的。黑发首先冒出洞口，接着出来的是肩和胳膊，继而腰拖了出来，最后是粉红色运动鞋。她一声不吭地站在我跟前，身体伸得笔直，缓缓呼了一大口气，用手拍去牛仔裤沾的土。

我的心脏仍剧烈跳动。我伸出手，理一下妹妹乱了的头发。虽说在洞内微弱的照明下看不清楚，但她的白色T恤上还是像沾了沙土、灰尘等种种东西。我为她披上冲锋衣，把放在我这里的黄色安全帽还给她。

“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摩挲着妹妹的身体说。

“担心了？”

“非常非常！”

她再次紧紧抓住我的手，以兴奋的语声说：“拼命钻过细洞，里面一下子低了。下去一看，像是个小屋子似的。屋子是圆形的，圆得像个球。房顶圆圆的，墙圆圆，地上也圆圆的。而且，那里非常非常安静，那么静静的地方我想全世界哪里都找不到。简直就像深深深深的海底、海底的海底。关掉手电筒，漆黑漆黑。但不害怕，也不孤单。那个屋子么，是只让我一个人进去的特殊场所。那里是为我准备的屋子。谁都不能来，哥哥也不能进。”

“我太大了。”

妹妹大大点了下头：“嗯，要进那个洞，哥哥是太大了。对了，那个场所最厉害的，是黑得再也不能更黑了。关掉手电筒，黑暗就好像能直接抓在手里似的——就是那么黑。而且，一个人待在那黑暗里，觉得自己的身体就要慢慢分解消失不见。可毕竟太黑暗了，自己是看不见的。身体还有没有了都不知道。不过么，就算身体整个儿消失了，我也会好好剩在那里。就像柴郡猫消失了也有笑容剩下来。奇怪得不得了吧？可是待在那里，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真想一直待下去，但想到哥哥担心，就出来了。”

“出去吧！”我说。妹妹兴奋得有可能就那么一直说个没完没了，必须在哪里制止才行。“待在这里，呼吸都好像困难了。”

“不要紧？”妹妹担心地问。

“不要紧。只是想出去。”

我们手拉手往洞口走去。

“嗳，哥，”妹妹边走边小声——以免被谁听见（其实谁也没有）对我说，“知道？爱丽丝真的有哟！不骗你，真有。三月兔也好海象也好柴郡猫也好扑克牌士兵也好，全都在这个世界上。”

“或许真有。”我说。

我们走出风洞，返回明亮的现实世界。记得那是天空蒙一层薄云的午后，可阳光仍那般炫目耀眼。蝉声像飓风一样劈头盖脸。舅舅坐在入口附近长凳上一个人闷头看书。看见我们，他好看地一笑，站起身来。

两年后妹妹死了。被装进小棺材里烧了。那时我十五岁，妹妹十二岁了。她被火化当中，我离开大家一个人坐在火葬场院子长凳上，回想风洞里发生的事——在小横洞前静等妹妹出来的时间的重量，当时包拢我的黑暗的密度，冷彻骨髓的寒气，首先从洞口出现的她的黑发和缓缓露出的肩，以及她的白色T恤沾的种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时我想，妹妹两年后被医院医师正式宣布死亡前可能就已经在那风洞深处被夺走了性命。那时我这样思忖，或者莫如说几乎深信不疑。我把在洞穴深处失去、已然离开人世的她误认为仍活着的她而让她乘坐电气列车领回了东京，紧紧手拉着手。并且作为兄妹一起度过了往下两年时间。但归根结底，那不过是虚幻的两年缓期罢了。两年后，死恐怕从那横洞爬了出来，来将妹妹的魂领回。就像出借的东西到了规定返还时间借主前来取走。

不管怎样，妹妹在那风洞中就像透露秘密似的小声向我说的话居然是真的！我——已经三十六岁的我——如今再次想道。这个世界上果真存在爱丽丝。三月兔也好海象也好柴郡猫也好，全都实际存在。骑士团长当然也不例外。

天气预报没有言中，归终没下大雨。介于看见和看不见之间的细雨五点多开始下，就那样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如此而已。傍晚六点整，涂着黑漆的大型轿车文静地爬上坡来。它让我想起灵车。但当然不是灵车，是免色派来迎送的豪华轿车，车是日产英菲尼迪。身穿黑制服头戴帽子的司机从车上下来，单手拿着雨伞走近按响门铃。我开门。他当即摘下帽子，而后确认我的姓名。我出门上车，雨伞谢绝了。没下到需撑伞的程度。司机为我拉开后排座车门，关上。车门发出厚重的声响（同免色的捷豹车门声响略有不同）。我在黑色圆领薄毛衣外面穿了一件灰色人字呢上衣。下身是深灰色毛料长裤、黑色绒面皮鞋。这在我所拥有的行头里边是最接近正规的服装了，至少没沾颜料。

迎宾车来了骑士团长也没现身，声音也没听见。这样，我就无法确认他是否准确记得这天应邀赴宴的事。不过肯定记得才是。那么满怀期待，不可能忘记。

结果担心毫无必要。车开动不多一会儿，蓦然回神，骑士团长正坐在旁边座位，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同样的白色装束（就像从洗衣店刚取回似的一尘不染），同样的镶玉长剑。身高同样六十厘米上下。置身于英菲尼迪黑皮座席，他的装束之白之洁分外显眼。他抱臂直视前方。

“万万不要跟我说话！”骑士团长叮嘱似的说，“我的样子诸君看得见，但别人看不见。我的声音诸君听得见，但别人听不见。对看不见的人说话，诸君要彻底受到怀疑。明白？明白了请轻点一下头。”

我轻点一下头。骑士团长也轻点一下头以示回应。之后只管抱臂不动，再不开口。

周围已完全暗了下来。乌鸦们早已归巢。英菲尼迪徐徐开下坡路沿山谷路前行，而后爬上陡坡。尽管距离没有多远（毕竟只是去狭窄山谷的彼侧），但路比较窄，且曲曲弯弯。不是能让大型轿车司机欢欣鼓舞的那类道路。似乎更适合四轮驱动军用车。可是司机脸色丝毫未变，冷静地操纵方向盘，车一路平安地开到免色豪宅跟前。

豪宅四周围着白色高墙，正面带有仿佛坚不可摧的门扇——涂以深褐色、大大的对开木门。看上去俨然黑泽明电影中出现的中世纪城门。倘再扎有几支箭，必定相得益彰。从外面全然窥不得内部。门旁有写明门牌号码的标牌，姓氏标牌则没有。想必无此必要吧。既然特意来到这山上，应该一开始就晓得此乃免色豪宅。大门周边由水银灯照得一片雪亮。司机下车按铃，用对讲机同里面的人讲了三言两语。之后折回驾驶位，等待门通过遥控器打开。门两侧设有两台移动式监控摄像机。

对开门扇缓缓朝内侧打开后，司机把车开入里面，沿着拐来拐去的院内路行驶片刻。路变为徐缓的下坡路时，背后传来大门关闭的声音，声音深沉庄重，仿佛说原来的世界再也回不去喽！路两侧排列着松树，修剪得无微不至。树枝打理得如盆景一般好看，且精心采取措施以防其生病。还有齐刷刷的杜鹃花树墙夹在路旁。杜鹃花里边可以看见棣棠花的枝影。也有的地方集中栽植山茶花。房屋虽新，但树木看上去早已有之。所有这些都被庭园灯盏照得摇曳生姿。

路在柏油铺就的圆形停车廊那里终止。司机把车停在那里，迅速从驾驶位下来打开后排座车门。往旁边一看，骑士团长的身影不见了。但我没怎么吃惊，也没介意。他向来有他的行动模式。

英菲尼迪的尾灯彬彬有礼地静静消失在夕晖之中，把我一个人留在后面。此刻从正面看到的房子，比我预想的小巧得多低调得多。而从山谷另一边观望，却显得那般威风凛凛堂而皇之。大概不同视角造成的不同印象吧！门这部分位于山的最高处，而后像下坡一样巧妙利用地势倾斜角度建了房子。

房门前有神社狛犬那样的旧石雕安放左右两边，还带台座。或是原物狛犬从哪里运来也有可能，房门前也有杜鹃花树丛。五月间这里肯定有五彩缤纷的杜鹃花到处开放。

我缓步走近房门，门从内侧开了，免色本人登台亮相。他上身穿白色领扣衬衫，外面是深绿色对襟毛衣，下面是奶油色厚些的卡其裤。雪白丰盈的头发一如往常梳得整整齐齐，自然洒脱。目睹在自己家迎接我的免色，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此前见到的免色总是带着捷豹引擎动静去我那里。

他把我让入家中，关上房门。门厅部分接近正方形，宽宽大大，天花板很高。用来打壁球都够用。安在墙壁上的间接照明把房间正中照得恰到好处。中间放置的宽大的八角形拼木工艺桌上摆着仿佛明朝瓷器的巨大花瓶，新鲜的插花盛开怒放流光溢彩。瓶花由三种颜色的大朵花（我对植物所知无多，不晓得名字）组合而成。想必是为了今夜特意准备的。我猜想，单是这次他付给花店的买花钱，节俭些的大学生有可能够吃一个月的。起码对于学生时代的我绰绰有余。门厅没有窗户。只天花板上有个采光的天窗。地板是打磨考究的大理石。

从门厅往下走三阶宽大的楼梯那里有客厅。面积作足球场固然不无勉强，但作网球场绰绰有余。朝东南的一面全是有色玻璃，外面照样是宽敞的阳台。天色暗了，海看得见看不见不知道，估计看得见。相反一侧墙壁有开放式壁炉。季节虽不很冷，还没生火，但已有薪柴在炉旁摞放整齐随时待命。谁摞的不晓得，反正摞得优雅大方，几乎可以称为艺术。壁炉上有壁炉台，摆着几件迈森（Meissen）(1)制作的花样古瓷。

客厅地板也是大理石，但铺有许多组合起来的地毯。哪一张都是古波斯地毯。精妙的图案和颜色，看上去与其说是实用品，莫如说是美术工艺品，以致踩上去颇有些难为情。地毯上有几张矮茶几，这里那里摆着花瓶。所有花瓶都插满鲜花。哪一个花瓶都显得贵重和古色古香。情趣超凡脱俗，而且价值连城。但愿别来大地震，我想。

天花板很高，照明含蓄低调。墙壁优雅的间接照明、若干落地灯、桌上的台灯，仅此而已。房间尽头放着黑黝黝的大钢琴。目睹使得施坦威（Steinway）(2)音乐会用大钢琴看起来都不很大的房间，对于我是第一次。钢琴上连同节拍器放着几份乐谱。大概是免色弹的。或者时不时请毛里齐奥·波利尼(3)光临晚宴亦未可知。

但就整体而言，客厅的装饰是相当克制内敛的，这让我舒了口气。多余之物几乎找不到，却又不空空荡荡。大固然大，但意外给人以惬意之感。或许不妨说其中有某种温情。墙上谨慎地排列着大约半打趣味健康的小幅画。其中一幅看上去似乎是莱热的真品，不过也可能是我的误会。(4)

免色让我坐在大大的褐色皮沙发上。他坐在对面椅子上。同沙发配套的安乐椅。坐感甚为舒适的沙发。不硬，不软，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落座之人——无论怎样的人——的身体。不过细想之下（或者无须一一细想），免色当然不至于在自家客厅里摆放坐起来不舒服的沙发。

我们刚在这里坐下，一个男子就像等待已久似的从哪里出现了。英俊得令人吃惊的年轻男子。虽然个头不很高，但身材修长，举止优雅。皮肤一色浅黑，有光泽的黑发在脑后束成马尾辫。看上去很适合身穿长些的冲浪短裤，在海边怀抱冲浪短板。但今天身穿洁白的衬衣扎蝶形领结，嘴唇漾出快意的微笑。

“您喝点儿什么呢？比如鸡尾酒……”他问我。

“请要你喜欢的，什么都行。”免色说。

“巴拉莱卡（Balalaika）(5)。”我考虑数秒后说道。其实并非特想喝巴拉莱卡，只想试试他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会做。

“我也要同样的。”免色说。

年轻男子面带快意微笑无声地撤下。

我觑一眼沙发旁边，那里没有骑士团长。但这座房子的某处肯定有骑士团长。毕竟他和我同乘一辆车来到这里。

“有什么？”免色问我。想必他在跟踪我的目光。

“啊，没什么的。”我说，“只是，府上太气派了，把我看呆了。”

“不过不认为太花哨了？”说着，免色浮起笑意。

“不，远比预想的安谧优雅。”我如实发表意见，“从远处看去，恕我直言，相当耀武扬威，仿佛海上的豪华客轮。但实际进来，奇异地觉得心情释然。印象截然不同。”

免色听了点头：“承您这么说，比什么都好。不过为此可是费了不少工夫。出于某种原由，房子是买现成的。到手的时候非常时髦，不妨说是花里胡哨。量贩超市老板建的，说是暴发户情趣的登峰造极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完全不符合我的趣味。所以买到后大大改造了一番。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劳力和费用。”

免色似乎想起当时的事来，垂下眼睑长叹一声。料想趣味大相径庭。

“既然这样，一开始就自己建岂不便宜得多？”我试着问。

免色笑了，唇间闪出一点点白牙。“诚哉斯言。那样聪明得多。问题是我这方面也有许多情由——有非此房莫属的情由。”

我等他继续下文。但没有下文。

“今晚骑士团长没一起来？”免色问我。

我说：“我想大概随后就到。一起来到门前来着，突然消失去了哪里。估计是在府上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不介意的？”

免色摊开双手。“嗯，当然，我当然毫不介意的。不管哪里，只管随便看好了。”

刚才那个年轻男子把两杯鸡尾酒放在银色托盘里拿来了。鸡尾酒杯是精雕细刻的水晶杯，估计是巴卡拉（Baccarat）(6)，在落地灯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光。而后把装有切好的几种奶酪和腰果的古伊万里瓷盘放在其旁边。带有大写字母的亚麻餐巾和一套银制刀叉也准备好了。相当细致入微。

免色和我拿起鸡尾酒杯碰杯。他祝贺肖像画的完成，我表示感谢。随即嘴唇轻轻碰一下杯口。人们用伏特加、君度和柠檬汁各三分之一做巴拉莱卡。成分诚然简单，而若冷得不能像北极地带那般寒气逼人，就不够味。若是手腕不够的人来做，难免水津津懈口。但这个巴拉莱卡做得意外之好，其锋芒接近完美。

“够味儿的鸡尾酒！”我佩服地说。

“他手腕好。”免色淡淡一句。

当然，我想。自不用想，免色不可能请手腕差劲儿的调酒师。不可能不准备君度，古色古香的水晶鸡尾酒杯和古伊万里瓷盘也不可能不一应俱全。

我们一边喝鸡尾酒嚼腰果，一边谈天说地。主要是谈我的画。他问我现在创作的画，我介绍说在画过去在遥远的小镇遇到的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的肖像。

“肖像？”免色显得意外。

“虽说是肖像，但不是所谓营业用的。是我自由发挥想像力画的不妨说是抽象性肖像画。但反正肖像是画的主题，说是基础也未尝不可。”

“就像画我的肖像画时那样？”

“正是。只是，这次没受任何人委托，是我自发创作的。”

免色就此思索有顷。而后说道：“就是说，画我的肖像画为你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某种灵感，是吧？”

“大概是那样的。倒是还仅仅处于好不容易点上火这一层面……”

免色再次无声地啜一口鸡尾酒。不难发现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点满足的光闪。

“对我来说，那是比什么都可喜的事——有可能对你有所帮助这件事。如果可以的话，新画完成了让我看看好吗？”

“如果能画得让自己满意的话，自然乐意从命。”

我把目光落在房间一角放的大钢琴上。“您弹钢琴吗？钢琴像是相当可观。”

免色轻轻点头说：“弹不好，但多少弹一点。小时候跟老师学来着。上小学后到毕业，学了五年或六年吧。后来学习忙了，就停了，若是不停就好了。学钢琴我也累得不轻。所以，手指动得不能如意，但看乐谱没什么问题。为了转换心情，有时为我自身弹弹简单的曲子。不过不是给人听的东西，家里有人时手绝对不碰键盘。”

我把一直挂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免色先生，您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会觉得大得过分吗？”

“不，没有那样的事。”免色当即应道，“完全没有。我本来就喜欢独处。比如说，请想想大脑皮质好了。人类被赋予委实完美、精妙的高性能大脑皮质。但我们实际日常使用的领域应该尚未达到整体的百分之十。尽管我们被上天赋予如此完美的卓有成效的器官，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未获得使其得到充分利用的能力。打个比方，好比住在豪华壮观的大宅院里的四口之家只使用一个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而节俭度日，其余房间全都弃置未用。与此相比，我一个人在这座房子生活，并没有多么不自然吧？”

“那么说来或许是那样的。”我承认。甚为意味深长的比较。

免色旋转了一会儿手中的腰果，而后说道：“但是，如果没有乍看似乎浪费的高性能大脑皮质，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抽象思维，也不会涉足形而上领域。纵使只能利用一小部分，大脑皮质也能做那么多事。假如剩下的领域统统派上用场，那么会做成多少事呢？不觉得兴味盎然？”

“可是，作为获取高性能大脑皮质的交换条件，亦即作为把豪华壮观的大宅院搞到手的代价，人类不能不放弃种种样样的基础能力。是吧？”

“正是。”免色说，“即使不会什么抽象思维和形而上推论，人类只要能双腿立起有效使用棍棒，也已经在这地球上的生存竞争中完全获得了胜利。因为那是日常生活中即使没有也不碍事的能力。而作为获得那种品质超群的大脑皮质的代价，我们不得不放弃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体能力。例如，狗具有比人敏锐数千倍的嗅觉和敏锐数十倍的听觉。而我们则能够叠积复杂的假说，能够对照比较宇宙与小宇宙、能够欣赏凡·高和莫扎特，也能够读普鲁斯特——当然如想读的话——能够收集古伊万里瓷器和波斯地毯。而狗不能。”

“马塞尔·普鲁斯特有效利用不如狗的嗅觉写了一部长而又长的小说。”

免色笑道：“说的对。我说的归终只是泛泛之论。”

“也就是能否将理念作为自律性东西加以对待，是这样的吧？”

“正是。”

正是。骑士团长在我耳畔悄悄低语。不过我遵照骑士团长刚才的忠告没有左顾右盼。

之后他把我领去书房。走出客厅那里有宽大的楼梯。下去一看，楼梯似乎是客厅的一部分。沿廊有几间卧室（有几间没数，或者其中有一间是我的女友说的上锁的“蓝胡子公爵的秘密房间”也说不准），尽头有书房。房间虽然不大，但当然并不局促，而有一个不妨说“恰到好处的空间”在那里构筑出来。书房窗少，只在一面墙壁靠近天花板那里有一排采光的狭长窗口。而且从窗口看得见的只有松树枝和枝间闪出的天空（这个房间似乎不甚需要阳光和风景）。唯其如此，墙壁宽宽大大。一面墙壁从地板快到天花板全是倚墙做成的书架，其中一部分用作排列CD的架子。书架无间隙地摆着各种开本的书籍。还放有木墩以便踏脚取高处的书。哪一本书都看得出有实际在手中拿过的痕迹。在任何人眼里都显然是热心读书家的实用藏书，而不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书架。

大型办公桌靠墙安放，上面摆着两台电脑。台式一台，笔记本一台。有几个插有自来水笔和铅笔的马克杯。文件摞放得整整齐齐。看似相当高档的漂亮的音响装置摆在另一面墙壁。相反一侧的墙壁正好同办公桌相对，放有一对纵向狭长的音箱。高度和我那里的大致相同（一百七十三厘米），音箱是考究的红木做的。房间正中放一把读书或听音乐用的设计时尚的读书椅。椅旁是不锈钢读书用落地灯。我推测免色一天中的大部分都在这房间一人度过。

我画的免色肖像画挂在音箱之间的墙壁。位置正在两个音箱中间，高度大体与眼睛持平。虽然尚未镶框而只是整个裸露的画布，但就像很早以前就挂在那里似的极为自然地适得其所。原本画得相当有气势，几乎一气呵成，而这种奔放风格在这书斋里居然得到恰如其分地精妙抑制，感觉颇有些不可思议。这个场所独特的气氛，使得画作具有的一往无前之势令人快意地收敛下来。而画像中仍不折不扣潜在着免色的脸庞。或者不如说，在我眼里甚至就像免色本人整个进入其中。

那当然是我画的画。而一旦从我手头离开为免色所有、挂在他的书房，就好像变成了我无可触及的东西。现在那已是免色的画，不是我的画。即便我想从中确认什么，那幅画也像滑溜溜灵巧的鱼一样吐噜噜从我的双手中一溜了之。一如曾经属于我而如今属于另外某个人的女性……

“怎么样？不觉得同这房间一拍即合？”

免色当然是在说肖像画。我默默点头。

免色说道：“很多房间的很多墙壁，都一一试了。最后才得知这个房间的这个位置再好不过。空间空的程度、光的照射方式、整体情调都正相吻合。尤其坐在那把读书椅上看画，那是我最中意的……”

“我试试可以的？”我指着读书椅说。

“当然可以。请随便坐！”

我坐在那把皮椅上，倚在有着徐缓的弧线的椅背上。我双脚搭在搭脚凳上，在胸前抱起双臂。再细看那幅画，确如免色所说，这里是欣赏那幅画的理想坐点。从椅子（椅子坐感舒适，无可挑剔）上看去，挂在正面墙上的我的画具有我自己都出乎意料的沉稳安谧的感染力。相比于在我画室的时候，看上去几乎成了另一幅作品。甚至像是——怎么说好呢——来到这一场所之后获得的新的本来的生命。与此同时，那幅画似乎也在坚决拒斥我这个作者的进一步接近。

免色用遥控器以适度的低音量播放音乐。耳熟的舒伯特弦乐四重奏。作品D. 804(7)。从那音箱淌出的声音是那般清澈、圆润、洗练和超凡脱俗。较之从雨田具彦家音箱流出的质朴无华的音质相比，简直像是不同的音乐。

倏然觉察到时，房间里有骑士团长。他坐在书架前的踏脚墩上，抱臂盯视我的画。我递过视线，骑士团长微微摇头，送出不得往那边看的信号。我把视线重新收回画上。

“非常感谢！”我从椅子起身对免色说，“挂画位置也无话可说。”

免色笑吟吟摇头：“哪里，应该道谢的是我。安顿在这个位置，越来越中意这幅画了。每次看画，怎么说好呢，感觉简直就像站在特殊镜前似的。那里边有我，却又不是我自身，是和我略有不同的我自身。静静注视之间，心情渐渐变得不可思议。”

免色听着舒伯特音乐，再次默默看了一阵子那幅画。骑士团长仍然坐在踏脚墩上，和免色同样眯细眼睛看那幅画，俨然戏仿（估计并非刻意为之）。

免色随后看一眼墙上的挂钟：“转去餐厅吧！晚餐差不多该准备好了。但愿骑士团长光临……”

我朝书架前的踏脚墩上看去。骑士团长已不在那里。

“骑士团长大概已经来了，我想。”

“那就好！”免色放心地说道。而后用遥控器止住舒伯特音乐。“他的席位当然也准备好了。不能品尝晚餐的确、的的确确令人遗憾……”

免色介绍，下面一层（若以门厅为一层，相当于地下二层）作为贮藏库、洗衣设备间和健身房使用。健身房里有各种运动器械。可以边做运动边听音乐。每星期专业教练来一次，指导肌肉训练。还有住家用人用的工作间式起居室，里边有简易厨房和小浴室，眼下没人使用。此外还有小型游泳池。但一来不实用，二来维护起来麻烦，于是填了作温室。不过，不久有可能新建双泳道二十五米往返游泳池。果真建成，务请前来游泳。我说那太妙了。

接着，我们转去餐厅。

(1)德国著名的瓷器之都，历史悠久，以出产白色瓷器闻名于世。

(2)钢琴界顶级品牌。1853年由德国移民亨利·恩格尔哈特·施坦威在纽约创办。以制造顶级品质的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作为公司的基本宗旨。

(3)毛里齐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1942—　），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演奏曲目广泛而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堪称当今国际乐坛最伟大的十位钢琴家之一。

(4)费尔南·莱热（Fernand Leger，1881—1955），法国画家，作品多以抽象几何形体和广告式色块表现城市生活和工业题材。1914年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在前线画了一批表现士兵和战争机器的作品，后因在凡尔登战役中中了毒气而退役。1945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主要作品有《城市》《瓶》《建筑工人》等。

(5)一种鸡尾酒的名字。以俄罗斯的伏特加为基酒。巴拉莱卡是一种与吉他类似的俄罗斯传统弦乐器，琴腹呈三角形，有三根弦，品可移动。因而这种酒又被称为三弦琴鸡尾酒。

(6)法国著名奢侈品品牌，主营高端水晶制品。

(7)舒伯特的小调第13号弦乐四重奏，是舒伯特十五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中唯一在他生前发表并公开演奏的一首。创作于1824年，因以《罗莎蒙德》间奏曲旋律为第二乐章主题，有《罗莎蒙德四重奏》之称。1824年3月14日由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舒庞吉首演。

24　仅仅收集纯粹的第一手信息而已

餐厅和书房在同一层。厨房在餐厅里边。这是个横长的房间，同是横长的大餐桌摆在房间正中。厚达十厘米的橡木桌，足够十个人一同进餐。恰好供罗宾汉的喽啰们开宴会的那种无比粗壮的餐桌。但此刻在此落座的不是那些兴高采烈的草莽英雄，而只是我和免色两人。骑士团长的席位倒是设了，可他没有现身。那里倒是摆了餐垫、银器和空杯，可那终究不过是标记——只是用来礼仪性表示那是他的席位。

长的一面墙壁和客厅同是玻璃的。从那里可以纵览山谷对面的山体。一如从我家能望见免色家，从免色家当然也会望见我家。但我住的房子没有免色的豪宅大，加上又是色调不显眼的木结构，所以黑暗中无法判别房子在哪里。山上建的房子固然没有那么多，但零零星星的每一座房子都点着毫不含糊的灯光——晚饭时间！人们大概同家人一起面对餐桌，即将把热乎乎的饭菜放入口中。我可以从那些灯光中感受到那种微小的温煦。

而另一方面，在山谷的这一侧，免色、我和骑士团长面对这硕大的餐桌，即将开始很难说是家庭性质的独出心裁的晚餐。外面的雨仍细细地静静地下个不停。但风几乎没有。一个分外宁静的秋夜。我一边眼望窗外一边再度思索那个洞。小庙后面孤独的石室。此时此刻洞也一定位于那里，又黑又冷。那样的风景记忆为我的胸口深处带来特殊的寒意。

“这张桌子是我在意大利旅行时发现买回来的。”免色在我称赞餐桌后说道。话中没有类似自我炫耀的意味，只是淡淡陈述事实而已。“在卢卡（Lucca）(1)街头一家家具店发现、求购，用船邮送回来。毕竟重得要命，搬进这里可是一大辛苦。”

“经常去外国的？”

他约略扭起嘴唇，又马上复原。“过去常去来着。半是工作半是游玩。最近基本没有去的机会。因为工作内容多少有所变动，加上我本身也不怎么喜欢往外跑了，差不多都待在这里。”

为了进一步表明这里是哪里，他用手指着家中。以为他会言及后来变动的工作内容，但话到此为止。看来他依然不甚愿意多谈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也没就此执意问下去。

“一开始想喝彻底冰镇的香槟，怎么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说。悉听尊便。

免色略一示意，马尾辫青年当即赶来，往细长玻璃杯里注入充分冰镇的香槟。杯中细密地泛起令人惬意的泡沫。杯仿佛用高档纸做的，又轻又薄。我们隔桌举杯庆贺。免色随之向骑士团长的无人席位恭恭敬敬地举起杯来。

“骑士团长，欢迎赏光！”他说。

骑士团长当然没有回应。

免色边喝香槟边讲歌剧。讲前往西西里岛时在卡塔尼亚看的威尔第《欧那尼》（Ernani）(2)是何等妙不可言，讲邻座看客边吃橘子边随歌手歌唱，讲在那里喝的香槟何等够味儿。

不久骑士团长现身餐厅。只是，他没在为他准备的席位落座。想必因为个子矮，坐在席位上，鼻子往下势必被桌子挡住。他灵巧地坐在斜对免色背部的装饰架上，高度距地板一米半左右，轻轻摇晃穿着畸形黑皮鞋的双脚。我向他微微举杯，以免被免色察觉。骑士团长对此当然佯作不知。

菜肴随后上来。厨房和餐厅之间有个配膳用口，扎着蝶形领结的马尾辫青年把那里递出的盘子一个个端到我们桌上。由有机蔬菜和石鲈做的冷盘甚是赏心悦目。与之相应的白葡萄酒已经开启——马尾辫青年俨然处理特殊地雷的专家以小心翼翼的手势拔出葡萄酒软木塞。哪里的什么葡萄酒虽然没说，但无疑是味道完美的白葡萄酒。毋庸赘言，免色不会准备不完美的白葡萄酒。

接着，莲藕、墨鱼、白扁豆做的色拉上来了。海龟汤上来了。鱼是。

“听说季节还多少有些早，但渔港罕见地有像样的上来。”免色说。的确是好上天的新鲜。不容怀疑的食感，考究的甘味，而余味又那般爽净。刷一下子蒸熟之后，马上淋了龙蒿调味汁（我想）。

往下上来的是厚墩墩的鹿排。倒是提及了特殊调味汁，但专用术语太多，记不过来。总之尽善尽美。

马尾辫青年往我们杯里注入红葡萄酒。免色说是一小时前开瓶移到醒酒器里的。

“空气已充分进入，应该正是喝的时候。”

空气云云我不大懂，但味道的确醇厚。最初接触舌头时、完全含入口中时、下咽时的味道无不各所不同。简直就像美貌倾向因角度和光线不同而产生微妙差异的神秘女性。且余味无穷。

“波尔多。”免色说，“无需说明，普通波尔多。”

“要是一一说明起来，怕是要说很长时间的。”

免色浮起笑容，眼角快意地聚起皱纹。“完全正确。一一说明起来，是够长的了。不过就葡萄酒加以说明，我是不怎么喜欢的。无论什么，都不擅长说明。只是好喝的葡萄酒——这不就可以了？”

我当然亦无异议。

骑士团长一直从装饰架上注视我们吃吃喝喝的情形。他始终纹丝不动，将这里的场景无一遗漏地仔细看在眼里。但好像没有什么感想。如其本人曾经说的，对所有事物他只是看罢了。既不相应做判断，又不怀好恶情感。仅仅搜集纯粹的第一手信息而已。

我和女友在午后床上交合之间，估计他也是这样定定看着我们。想到那样的场景，我不由得心神不定。他对我说看别人做爱也和看做广播体操、清扫烟囱毫无区别。或许真是那样。但被看的人心神不定也是事实。

花了一个半小时，免色和我终于到了餐后甜点（蛋奶酥）和意式咖啡阶段。漫长而又充实的旅程。到了这里，主厨才从厨房出来在餐桌前亮相。一位身穿白色厨师服的高个头男子。大概三十五六岁，从脸颊到下颏留着浅黑色胡须。他向我客客气气地寒暄。

“菜做得实在太好了，”我说，“这样的美味佳肴，几乎第一次吃到。”

这是我实实在在的感想。做这么考究菜肴的厨师居然在小田原渔港附近经营默默无闻的法国小餐馆——对此我一下子还很难信以为真。

“谢谢！”他笑眯眯地说，“总是承蒙免色先生关照。”

而后致礼退回厨房。

“骑士团长也满足了么？”主厨退下后，免色以不安的脸色问我。表情中看不出演技性因素。至少在我眼里他的确为之不安。

“肯定满足的。”我也一本正经地说，“这么出色的菜肴不能实际入口当然遗憾，但场上气氛应当足以让他心满意足。”

“那就好……”

当然非常高兴，骑士团长在我耳边低语。

免色劝我喝餐后酒，我谢绝了。什么都不能再入口了。他喝白兰地。

“有一件事想问您。”免色一边慢慢转动大酒杯一边说道，“问话奇妙，或许您会感到不快……”

“无论什么，请只管问好了，别客气。”

他轻轻含了一口白兰地品尝，把杯静静放在桌面上。

“杂木林中那个洞的事。”免色说，“前几天我独自进入那个石室一个来小时。没带手电筒，一个人坐在洞底。而且洞口盖上盖子，放了镇石。我求你‘一小时后回来把我从这里放出去’。是这样的吧？”

“是的。”

“你认为我为什么做那样的事？”

我老实说不知道。

“因为那对我是必要的。”免色说，“倒是很难解释清楚，但时不时做那个对于我必不可少——在一片漆黑的狭小场所，在彻底的静默中，孤零零被弃置不管。”

我默默等他继续。

免色继续道：“我想问你的是这点：在那一小时之间，你没有——哪怕一闪之念——想把我弃置在那个洞里的心情吗？没有为就那样把我一直扔在漆黑洞底的念头诱惑过吗？”

我未能充分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弃置？”

免色把手放在右边太阳穴轻轻揉搓，活像确认什么伤痕，继而说道：“具体说来就是，我待在那个深约三米、直径两米左右的洞底，梯子也被拉上去了。周围石壁砌得相当密实，根本无法攀爬。盖子也盖得严严实实。毕竟是那样的山中，就算大声喊叫，就算不断摇铃，也传不到任何人的耳朵——当然也可能传到你的耳朵。就是说，我无法以自己一人之力返回地面。假如你不返回，我势必永远留在那个洞底。是这样的吧？”

“有那样的可能性。”

他的右手指仍在太阳穴上，动作已经停止。“所以我想知道的是，那一小时之间，‘对了，不把那家伙从洞里放出去了，让他就那样待下去好了’这种想法没有在你脑袋里一闪而过吗？我绝对不会感到不快，希望你如实回答。”

他把手指从太阳穴移开，重新把白兰地杯拿在手里，再次缓缓旋转一圈。但这次嘴唇没沾酒杯。只是眯细眼睛闻了闻气味就放回桌上。

“那种念头完全没有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如实回答，“哪怕一闪之念。脑海里有的只是一小时后可得挪开盖子把你放出来。”

“真的？”

“百分之百真的。”

“假如我处于你的位置……”免色坦白似的说，声音甚是平静，“我想我会那样考虑。肯定为想把你永远弃置在那洞中的念头所诱惑，心想这可是绝无仅有的绝好机会……”

我欲言无语，于是沉默。

免色说：“在洞中我一直那样考虑来着。假如自己处于你的位置，肯定那样考虑。很有些不可思议啊！尽管实际你在地上我在洞中，然而我一直想像自己在地上你在洞底。”

“可是，如果被你弃置在洞中，我难免就那样饿死，真的摇着铃变成木乃伊——就是说那也不要紧吗？”

“纯属想像。说妄想也无妨。当然实际上不至于做那样的事。只是在脑袋里想入非非，只是把死那个东西作为假想在脑袋里把玩。所以请不要担心。或者莫如说，你完全没有觉出那样的诱惑，对于我反倒有些费解。”

我说：“当时你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洞底，没害怕吗？作为一种可能性，害怕我在那种诱惑的驱使下把你弃置在洞底……”

免色摇头：“不，没害怕。或者莫如说可能在心底期待你实际那么做来着。”

“期待？”我心里一惊，“期待我把你弃置在洞底？”

“一点儿不错。”

“就是说心想自己在那洞底给人见死不救也未尝不好？”

“不，没有考虑到死也未尝不好那个地步。即使我，也还对生多少有所不舍。再说饿死、渴死不是我喜欢的死法。我仅仅是想多少——多多少少——更接近死，在明知那条界线非常微妙的情况下。”

我就此想了想。还是不能很好理解免色说的话。我若无其事地打量一眼骑士团长。骑士团长仍坐在装饰架上，脸上没浮现出任何表情。

免色继续道：“一个人被关在又黑又窄的地方，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开始考虑自己可能要永远在这里活下去，那比什么都可怕。那么一想，就吓得透不过气，就好像周围墙壁挤压过来直接把自己压瘪挤死——便是有那样汹涌的错觉。而要在那里活下去，人就必须想方设法跨越那种恐惧，即克服自己。为此就需要无限接近死亡。”

“可那伴随着危险。”

“和接近太阳的伊卡洛斯（Icarus）(3)一样。至于接近的极限在哪里，分辨那条生死攸关的线并非易事。那将成为玩命作业。”

“而若回避那种接近，就不能跨越恐惧克服自己。”

“说的对。如果做不到，人就没办法进入更高阶段。”免色说。往下一阵子，他好像在思考什么。而后唐突地——在我看来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动作——从座位立起，走到窗口那里向外望去。

“雨好像还多少继续下，但不是了不得的雨。不到阳台上来？有东西想给你看。”

我们从餐厅移到楼上客厅，从那里走上阳台。贴着南欧风格瓷砖的宽宽大大的阳台。我们靠着木栏杆眺望山谷风景。一如观光景区的瞭望台，从这里可以把山谷尽收眼底。细雨仍在下，但现在的状态已接近雾。隔谷对面山上人家的灯光尚未闪亮。即使隔的是同一条山谷，但从相反一侧看来，风景印象也大不一样。

阳台的一部分上面有房檐探出，下面放着日光浴用或看书用的躺椅。旁边有一张放饮料和书本用的低些的玻璃面茶几。有绿叶繁茂的大盆观叶植物盆栽，有蒙着塑料罩的高个头器械那样的东西。墙壁安着聚光灯，但没有按下开关，客厅的照明若明若暗地投射过来。

“我家在哪边呢？”我问免色。

免色手指右面方向：“那边。”

我朝那边凝眸细看。由于家里完全没有开灯，加上烟雨迷蒙，所以看不大准。我说不很清楚。

“请稍等。”说着，免色朝躺椅那边走去，取下什么器械上蒙的塑料罩，把它抱到这边来。原来是带有三脚架的双筒望远镜样的东西。大并不很大，但形状怪异，和普通双筒望远镜不一样。颜色是模模糊糊的橄榄绿。由于形状不够气派，看上去未尝不像测量用的光学仪器。他把它放到栏杆跟前，调整方向，仔细对焦。

“请来看，这就是你住的地方。”他说。

我向双筒望远镜里窥看。具有鲜明视野的高倍率双筒望远镜。不是量贩超市卖的那种大众货。透过雾雨淡淡的面纱，远方光景历历在目。那确实是我生活的房子。阳台看见了，有我常坐的躺椅。里面有客厅，旁边有我画画的画室。没有开灯，房子里面看不见。倘是白天，可能多少看得见。如此观望（或窥视）自己住的房子，感觉颇有些不可思议。

“请放心！”免色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从身后搭话，“不必担忧。侵害你的隐私那样的事我不会做。索性这么说吧，实际我几乎没往府上对准过双筒望远镜。请相信我。我此外有想看的东西。”

“想看的东西？”我眼睛离开双筒望远镜，转过头看着免色。免色的表情依然镇定自若，仍然什么也不说。只是，在这夜间阳台上，他的白发看上去比平时白得多。

“给你看看。”说着，他用训练有素的手势将双筒望远镜的朝向略略转向北面，迅速对好焦点。继而退后一步对我说：“请看！”

我窥看望远镜。圆形视野中，出现一座坐落在半山腰的式样别致的木结构住宅。同样是利用山的斜坡建造的二层楼，带有面向这边的阳台。在地图上大约是我家的邻居，但由于地形的关系，没有相互往来的路，只能从下面爬不同的路出入。房子的灯已经亮了。但拉着窗帘，里面情形看不见。而若拉开窗帘而且房间开灯，里面的人影就能相当真切地看在眼里。如此高性能的双筒望远镜看这个完全不在话下。

“这是NATO(4)用的军用双筒望远镜。市场上没有卖的，弄到手颇不容易。清晰度非常高，即使黑暗中也能明白无误地锁定图像。”

我眼睛离开双筒望远镜看免色。“这家就是你想看的吗？”

“是的。不过不希望你误解，我不是要搞什么窥视活动。”

他最后再次瞥一眼双筒望远镜，然后连同三脚架放回原处，从上面蒙好塑料罩。

“进去吧！着凉了不好。”免色说。随即我们返回客厅。我们在沙发和安乐椅上坐下。马尾辫青年出来问要喝什么。我们谢绝了。免色对青年说今晚实在谢谢了，辛苦了。两位都可以回去了。青年致以一礼退下。

骑士团长此刻坐在钢琴上面。漆黑的施坦威大钢琴。看上去较刚才的位置他更中意这个位置。长剑柄上镶的宝石在灯光下炫耀似的闪烁其光。

“你刚才看的那座房子，”免色开口道，“住着可能是我女儿的少女。我只是从远处看她的身影，小也想看，只是看。”

我久久失语。

“记得我说过吧？我曾经的恋人和别的男人结婚生的女儿，或许是分得我的精血的孩子也不一定。”

“当然记得。那位女性被金环胡蜂蜇死了，女儿十三岁。是吧？”

免色轻快地点一下头。“她和父亲一起住在那座房子里，那座建在山谷对面的房子。”

梳理脑袋里涌起的几点疑问需要时间。免色默不作声，十分耐心地等我说出类似感想的话来。

我说：“就是说，为了每天通过双筒望远镜看那位可能是自己女儿的少女而取得了位于山谷正对面的这座豪宅。仅仅为了这个而花大笔钱买了这座房子，又花大笔钱整个改造一番。事情是这样的吧？”

免色点头：“嗯，是这样的。这里是观察她家最理想的场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把这房子搞到手。因为此外这附近没有获得建筑许可的地块，完全没有。自那以来，我就每天每日通过这双筒望远镜搜寻她在山谷对面的身影。话虽这么说，较之能看见她的天数，看不见她的天数要多得多……”

“所以尽量不让人进来以免打扰，只自己一人在这里生活。”

免色再度点头：“是的。不愿意被谁打扰。不希望把场扰乱。这是我所希求的。我需要在这里无限孤独。而且，除了我，知道这个秘密的，这个世界只你一个。毕竟这种微妙的事情不可能随便向人公开。”

想必如此。而且理所当然这样想道：那么为什么现在他向我公开此事呢？

“那么，为什么现在你在这里向我公开呢？”我问免色。“是有什么原由的吧？”

免色调换一下架起的腿，迎面看我的脸，以沉静的语声说：“嗯，当然有这么做的原由。有件事想特别恳求你。”

(1)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城市。位于塞尔基奥河河谷平原，是农产品集散地，当地丝纺织业历史悠久，还有卷烟、造纸、葡萄酒与家具等工业。有包括罗马式在内的多种风格的古教堂，收藏的艺术珍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2)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44年根据法国作家雨果的浪漫主义悲剧《欧那尼》创作而成。歌剧叙述了爱尔薇拉被迫和老公爵吕古梅结婚，但她却爱上了年轻英俊的西班牙大盗欧那尼，并准备一起私奔。

(3)希腊神话人物，代达罗斯之子，与其父使用蜡和羽毛做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被阳光晒化后跌落水中丧生。

(4)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之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25　真相将带给人何等深的孤独

“有件事想特别恳求你。”免色说。

从其声音，我不难猜想他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权衡提起此事的时机了。恐怕他是为此而请我（还有骑士团长）赴此晚宴的。为了公开个人秘密，为了提出这一请求。

“如果那是我能做的事的话。”我说。

免色盯视一会儿我的眼睛，而后说道：“与其说是你能做的，莫如说那是只有你才能做的。”

忽然想吸烟。我以结婚为契机戒了吸烟习惯，那以来已将近七年一支烟也没吸了。曾经的重症烟民，戒烟可谓相当艰难的苦行，而今已经没了想吸的念头。然而这一瞬间我久违地心想若是把一支烟叼在嘴里在其前端点火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甚至擦燃火柴声都差不多听到了。

“到底是怎样的事情呢？”我问。并非多想知道是怎样的事情。如果可能，很想不知了之，但作为说话的流程，还是不得不这样问。

“简单说来，想请你画她的肖像画。”免色说。

我必须将他口中的语境在脑袋里一度哗啦啦分解开来，而后重新组合，尽管是非常单纯的语境。

“就是说由我画可能是你女儿的那位女孩的肖像，是吧？”

免色点头。“正是。这就是我想恳求你的事。而且不是根据照片来画，是想请你实际把她放在眼前，以她为模特来画，就像画我时那样。让她到你家的画室来，这是唯一的条件。至于采用怎样的画法当然由你决定。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好了，此外概无要求。”

我一时语塞。疑问有好几个，我把最先浮上脑海的实际性疑问说出口来：“问题是，怎么说服那个女孩呢？就算住得再近，也不可能对素不相识的女孩说：‘想给你画肖像画，当模特好吗？’是吧？”

“正理！那一来只能受到怀疑和引起对方警惕。”

“那么，可有什么好的想法？”

免色不声不响地看一会儿我的脸。而后就像静静开门踏入里面小房间一样缓缓开口道：“说实话，你已经了解她，她也很了解你。”

“我了解她？”

“是的。女孩的名字叫秋川真理惠。秋天的山川，真理惠(1)写平假名。知道的吧？”

秋川真理惠。名字的声响无疑进过耳朵。但不知何故，名字与名字主人很难合而为一。就像被什么干扰了似的。但少顷记忆倏然折回。

我说：“秋川真理惠是上小田原绘画班的女孩？”

免色点头：“是的，正是。你在那个班上作为老师指导她画画。”

秋川真理惠是沉默寡言的小个头十三岁少女，来我教的面向儿童的绘画班上课。因为是大体以小学生为对象的班，所以作为初中生的她年龄最大。但也许是老实的关系，混在小学生里也根本不显眼，简直就像有意淹没自己似的总是躲在角落。我所以记得她，是因为她不知哪里同我死去的妹妹有相似的韵味，而且年龄大体和妹妹死时年龄一样。

在班上真理惠几乎不说话。我对她说什么她也只是点一下头，话语基本不出口。必须说什么的时候声音非常小，以致不得不一再反问。似乎很紧张，不敢迎面看我。不过像是喜欢画画，拿起画笔面对画布，眼神就变了。两眼焦点分明聚起，闪着锐利的光。而且画的画非常有趣和有意味。绝不算好，但惹人注意。尤其着色不同一般。总觉得是一位带有奇异氛围的少女。

乌黑秀发如流水一般流畅而有光泽，五官如偶人一样端庄。只是，因为过于端庄了，作为整张脸看上去，总觉得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氛围。客观看来，本是美貌，而若直言其“美”，却又似乎让人怀有困惑感。有什么——恐怕像是某种少女成长期间散发的独特的硬质——妨碍了那里应有的美的流程。但是，当迟早那个阻塞碰巧消除的时候，她有可能是真正美丽的姑娘。然而到那一步也许需要一段时间。回想起来，我死去的妹妹的相貌也约略有这种倾向。理应更漂亮才对，我时常想道。

“秋川真理惠可能是你的亲生女儿，而且住在山谷对面一侧的房子里。”我再度将更新的语境诉诸语言，“我以她为模特画肖像画。这就是你希求的事吗？”

“是的。不过，作为个人心情，我不是委托你画这幅画，而是求你。画好了，只要你没意见，画当然由我买下。而且要挂在这里的墙上以便随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的希求，或者不如说是我的恳求。”

尽管如此，我还是未能完全领会事情的逻辑。我隐约疑惧事情恐怕不会就此收场。

“你希求的仅此而已吗？”我试着问。

免色缓缓吸一口气吐出。“恕我直言，还有一件事相求。”

“怎样的事呢？”

“非常小的小事。”他以沉静而又多少给人以拘泥之感的语声说道，“你以她为模特画肖像画的时候，请允许我去府上拜访。总之是以一晃儿顺路到访的感觉，一次即可，极短时间也没关系。请让我和她同处一室，让我呼吸同样的空气。再多不敢奢望，而且决不给你添什么麻烦。”

我就此想了想。越想越感觉心里不舒服。做什么中介角色我生来就不擅长。卷入他人强烈感情的水流——无论怎样的感情——不是我所喜好的。那不是适合我性格的职责。但另一方面，想为免色做点什么的心情我身上的确是有的。怎么回答好呢？我不得不慎重考虑。

“这件事下一步再考虑吧！”我说，“作为当务之急，说到底是秋川真理惠肯不肯答应当绘画模特。这个必须首先解决。那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像猫一样怕见生人。有可能说不想当什么绘画模特。或者父母不允许也未可知。毕竟连我这人有怎样的来历都不知道，有戒心怕也情有可原。”

“我个人很了解绘画班的主办者松岛先生。”免色以坦然自若的语声说，“况且，我碰巧也是那里的出资者或者说后援者之一。如果松岛先生居中说句话，事情会不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你是没有差错的人物，是有阅历的画家，自己可以保证——如果他这么说，父母想必也会放心的吧！”

此人一切都老谋深算，我思忖。他早已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像围棋布局那样一项项事先采取适当措施。碰巧云云是不可能的。

免色继续道：“日常性照料秋川真理惠的，是她的独身姑母，她父亲的妹妹。我想上次也说了，母亲去世后，那位女性住进家中，代替真理惠的母亲负起责任。父亲有工作，太忙了，很难照料日常生活。因此，只要说服了那位姑母，事情就会顺利。秋川真理惠答应做模特的时候，估计她会作为监护人陪同去府上。毕竟不能让女孩子单独去一个男人单独生活的家中。”

“可是秋川真理惠真那么容易答应当绘画模特吗？”

“这事就请交给我好了！只要你同意画她的肖像画，其余若干实务性问题我找门路解决。”

我再次陷入沉思。此人想必会把那里存在的“若干实务性问题”“找门路”顺利解决。原本就是擅长做那种事情的人。但是，自己如此深入地介入那个问题——恐怕是极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是合适的吗？那里会不会含有比免色向我挑明的更多的计划或谋略呢？

“说一下我个人的坦率意见你不介意吗？也许多余，反正是想作为常识性见解请你听一下。”

“当然不介意。有什么请只管说！”

“我在想，在将这肖像画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是不是最好先设法调查一下秋川真理惠是否真是你自己的孩子。假如结果证实她不是你的孩子，那么就没必要特意找这样的麻烦。调查或许不容易，但总会有什么好办法可想。这个办法你必定找得出。即使我画了她的肖像画，即使那幅画挂在你的肖像画旁边，也并不等于问题朝解决方向行进。”

免色稍停了一下回答：“秋川真理惠是我的骨血还是不是，想在医学上准确查明是可以查明的。难免多少费些麻烦，但想做并非做不到。可我不想做那样的事。”

“为什么？”

“因为秋川真理惠是不是我的孩子，这并非重要因素。”

我闭嘴注视免色的脸。他一摇头，丰厚的白发便随风摇曳一样摇曳。而后他以温和的语声说道，简直就像对脑袋好使的大型犬教以简单的动词变化。

“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当然。只是我不想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秋川有可能是我的骨血，也可能不是。可问题是，假使判明她是我的孩子，我到底怎么做才好呢？我能自报姓名说我是你真正的父亲吗？能要求真理惠的抚养权吗？不，那种事根本无从谈起。”

免色再次轻轻摇头，在膝头互搓双手，活像寒夜在火炉前烘烤身子。良久继续说道：“秋川真理惠眼下在父亲和姑母家平稳地生活。虽然母亲去世了，但家庭——尽管父亲多少存在问题——仍似乎得以较为健全地运营着。至少她和姑母亲近，她有她的生活。而这种时候我突如其来地说自己是真理惠真正的父亲，这已得到医学证明——这么说事情就能圆满收场吗？真相反倒只能带来混乱，其结果恐怕谁都幸福不了。当然也包括我。”

“就是说，与其挑明真相，莫如就这样原封不动。”

免色在膝头摊开双手。“简单说来是这么回事。得出这个结论花了不少时间。但现在我的心情已经不再摇摆，我想在心里抱着‘秋川真理惠说不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一可能性度过往下的人生。我将拉开一定距离守护她的成长。此即足矣。纵使知道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也不至于变得幸福。失落感只会变得更为痛切，如此而已。而且，假如知道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我的失望会在另一种意义上加深。或者心灵受挫也有可能。总之无论怎样都不会有理想结果产生。我说的意思可明白了？”

“你说的我大致可以理解，作为逻辑。不过如果我处于你的立场，我想我还是想知道真相。逻辑另当别论，希望得知真实情况是人之常情。”

免色微微一笑。“那是因为你还年轻。若是到我这个年龄，你也肯定会明白这种心情——真相有时候将给人带来何等深的孤独！”

“而你所希求的，不是得知独一无二的真相，而是把她的肖像画挂在墙上天天看着反复思考那里存在的可能性——果真仅仅这样就可以的？”

免色点头：“是那样的。较之无可摇撼的真相，我更想选择有摇撼余地的可能性。选择委身于那种摇撼。你认为这不自然吧？”

我还是觉得不自然。至少不认为自然，尽管不能说不健康。但那归终是免色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我看一眼坐在施坦威上面的骑士团长。骑士团长和我四目相对。他把两手的食指朝上伸着左右拉开。意思似乎是“回答推后好了！”。接着，他用右手食指指着左手腕的手表。当然，骑士团长没戴什么手表，他指的是戴手表的那个部位。那当然意味着“差不多该告辞了”。那是骑士团长的建议，也是警告。我决定从之。

“对这项提议的回答，请稍微等等好吗？毕竟是不无微妙的问题，我也需要冷静思考的时间。”

免色往上举起放在膝头的双手。“当然，理所当然。请慢慢充分考虑。完全没有催促的意思。我求你的事怕是过多了。”

我站起身，感谢他招待的晚餐。

“对了，有件事想告诉你却忘了。”免色忽然想起似的说，“雨田具彦的事。以前你提起他去奥地利留过学吧，说欧洲即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急忙从维也纳撤回……”

“嗯，记得，是那么说来着。”

“于是我多少搜集了一点资料——我也对那段原委略有兴致——毕竟很久以前的事，事情的真相弄不清楚。不过当时好像就有传闻，作为一种丑闻。”

“丑闻？”

“嗯，是的。雨田先生在维也纳卷入一场暗杀未遂事件，那甚至有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的趋向，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出面让他秘密回国——据说这是传闻的一部分。Anschluss发生后不久的事。Anschluss知道的吧？”

“一九三八年进行的德国主导吞并奥地利，是吧？”

“是的。奥地利被希特勒并入德国。政治上这个那个折腾一番，最后纳粹几乎强行控制了奥地利全境，奥地利这个国家消亡了。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事。那里当然发生了无数混乱，有不少人在兵荒马乱中被杀害了。或被暗杀，或被伪装自杀遇害，或被送进集中营。雨田具彦留学维也纳就是在那种剧烈动荡期间。传闻说，维也纳时代的雨田具彦有个深深相恋的奥地利恋人，由于这个关系他也卷入事件之中。大概是以大学生为中心的地下抵抗组织制订了暗杀纳粹高官的计划。那无论对德国政府还是对日本政府都不是开心事。大约一年半之前刚刚缔结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和纳粹德国的联系日益强化。因此，两国都有力图避免发生妨碍这一友好关系事件的情由。况且，雨田具彦虽然年轻，但在日本国内已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加之他的父亲是大地主，是具有政治话语权的地方权势人物——不可能将这样的人偷偷干掉。”

“结果雨田具彦被遣返日本了？”

“是的。较之遣返，也许说救出更为接近。估计是由于上头的‘政治考量’而得以九死一生的吧！如果因为重大嫌疑而被盖世太保抓走，纵然没有明确证据也性命难保。”

“可是暗杀计划没有实现？”

“归终止于未遂。制订计划的组织内部有告密者，情报全都捅给盖世太保了。以致组织成员被一网打尽，统统被捕！”

“发生那样的事件，怕是一场相当大的骚动吧？”

“但不可思议的是，事件完全没有散布到社会上去。”免色说，“似乎只作为丑闻悄声相传，没有留下正式记录。出于相应的原因，事件好像由地下到地下，埋葬在黑暗之中。”

如此说来，他的画《刺杀骑士团长》中描绘的“骑士团长”有可能是纳粹的高官。那幅画说不定假想性描绘了一九三八年维也纳本应发生（而实际没有发生）的暗杀事件。事件有雨田具彦及其恋人参与。计划被当局发现，结果两人天各一方，想必她被杀害了。他回到日本后，将在维也纳的那场痛切体验置换为日本画更为象征性的画面。也就是说，将其“翻译”成一千多年以前的飞鸟时期场景。《刺杀骑士团长》恐怕是雨田具彦为自己本身作的画。他为了保存青年时代惨烈血腥的记忆而不能不为自己画那幅画。唯其如此，才没有把画好的《刺杀骑士团长》公之于世，而结结实实地包好藏进自家阁楼以免被人看见。

或者，返回日本的雨田具彦决然舍弃作为油画家的履历而转向日本画的缘由之一，可能就是维也纳发生的事件，或许他想从根本上同过去的自己本身决裂。

“你是怎么查得这么多情况呢？”

“我并没有到处走来走去自己调查，是委托有熟人的团体调查的。只是，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究竟真实到何种程度，这方面无法负责任。不过因为信息来源不止一个，所以作为信息基本上是可靠的。”

“雨田具彦有个奥地利恋人，她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而且雨田具彦也参与了暗杀计划。”

免色约略侧头说道：“果真如此，可谓极富戏剧性的局面，但知情者差不多都已死了。精确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早已无从知晓。事实作为事实，这种事情一般都有夸张成分。但不管怎样，都像是颇为煽情的爱情剧梗概。”

“不清楚他本身是否深度介入那个计划？”

“那不清楚。我只是就这个爱情剧梗概想入非非罢了。总之由于那样的原委，雨田具彦被从维也纳驱逐了，向恋人告别——甚至告别都无法告别——从不来梅港乘客轮返回日本。战争期间闷在阿苏乡下固守沉默，战后不久作为日本画画家重新大放异彩，震惊世人。这也是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发展。”

关于雨田具彦的交谈就此结束。

和来时同样的黑色英菲尼迪在房前静静等我。雨仍在断断续续不绝如缕，空气湿湿的凉凉的。需要像样风衣的季节迫在眉睫。

“特意光临，非常感谢！”免色说，“对骑士团长也谨致谢意。”

致谢的应该是我。骑士团长在我耳边悄声低语。声音当然只能我一人听得。我再次感谢免色请吃晚餐。菜肴无与伦比，大快朵颐。骑士团长也好像心怀谢意。

“餐后提起无聊的话来，但愿没把这个难得的夜晚毁掉……”免色说。

“哪里的话。只是，你说的那件事请让我考虑一下。”

“那是自然。”

“我考虑起来要花时间。”

“我也一样。”免色说，“考虑三次比考虑两次好是我的座右铭。只要时间允许，考虑四次比考虑三次好。请慢慢考虑好了！”

司机拉开后排座车门等我，我钻了进去。骑士团长也应该一起钻进，但其身影没有闪入我的眼帘。车沿柏油坡路而上，开出打开的大门，而后慢悠悠下山。白色豪宅从视野中消失后，今晚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恍若梦境。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现实什么不是现实？区别渐渐依稀莫辨。

眼睛看得见的是现实，骑士团长在我耳边小声嘀咕。好好睁大眼睛把那个看在眼里即可，判断推后不迟。

好好睁大眼睛也可能看漏很多东西，我想。说不定一边在心里想一边小声发了出来。因为司机用后视镜瞥了我一眼。我闭上眼睛，把后背深深靠在车座上。并且思忖：倘所有判断都能永远推后该有多妙！

回到家快十点了。我在洗手间刷牙，换上睡衣，上床直接睡了过去。自不消说，做了许多梦。哪一个都是让人心里不舒坦的奇妙的梦。维也纳街头翻卷的无数纳粹德国卐旗，驶离不来梅港的大型客轮，码头上的铜管乐队，蓝胡子公爵不开放的房间，弹奏施坦威的免色……

(1)原文是“まりえ”。

26　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构图

两天后，东京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免色氏汇来绘画酬金，而后把扣除经纪人手续费的金额汇入我的银行账户。听得金额吃了一惊——比最初听得的金额还要多。

“免色先生附言说，画出来的画比期待的更精彩，所以作为奖金追加了金额，希望作为谢仪接受下来，不必客气。”我的经纪人说。

我轻叹一声，没说出话来。

“实物没有看到，但免色先生用电子邮件把照片发来了。看照片——仅仅是看照片——我也觉得是一幅精彩作品。超越了肖像画这一领域，却又具有作为肖像画的说服力。”

我致谢放下电话。

稍后女友打来电话，问明天上午过来是不是碍事，我说不碍事。星期五绘画班有课，但时间上绰绰有余。

“前天在免色君府上吃晚饭了？”她问。

“啊，真真正正的晚餐！”

“好吃？”

“绝对！葡萄酒无与伦比，菜肴无可挑剔。”

“家中怎么样？”

“无可挑剔。”我说，“单单一一描述就得轻松花掉半天时间。”

“见面时可能详细讲给我听？”

“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她言简意赅。

放下电话，我去画室看墙上挂的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尽管迄今不知看了多少遍，但听得免色的情况之后再看，感觉那上面有一种近乎神奇的栩栩如生的现实性。它并未止于怀古式再现过去发生的事件一类常有的历史画。画中出场的四个人物（长面人除外），从每一个人的表情和举止中都可以读取他们面对这一状况的各自心情意绪。将长剑刺入骑士团长的年轻男子面部绝对没有表情，想必已关闭心扉将感情打入深处。被剑刺中胸部的骑士团长脸上，可以连同痛苦从中读取“何至于如此”这一纯粹的诧异。在旁边注视状况发展的年轻女子（歌剧中的唐娜·安娜）仿佛身体被剧烈冲突的感情撕成两半，端庄的脸庞因痛楚而扭歪变形，白皙好看的手挡在嘴前。体形敦敦实实的貌似侍从的男子（莱波雷洛）面对始料未及的局面屏息敛气仰面朝天。他的右手像要抓什么似的伸向空中。

构图完美无缺，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构图。独具匠心的绝妙配置。四人在活生生保持动作节奏的同时被瞬间冻结在那里。而且构图叠映出一九三八年在维也纳可能发生的暗杀事件场景。骑士团长不是飞鸟时期装束，而是身着纳粹制服，或是党卫军黑色制服亦未可知。其胸口插一把西式佩刀或者短刀。插刀进去的说不定是雨田具彦本人。在旁边屏息敛气的女子是谁呢？雨田具彦的奥地利恋人？到底是什么让她肝胆俱裂呢？

我坐在木凳上久久盯视《刺杀骑士团长》画幅。若让我发挥想像力，可以从中读取种种寓意和意象。但问题是，哪怕再罗列纷纭诸说，归根结底也统统不过是无根无据的假说罢了。况且，免色讲给我的那幅画的背景——我想是背景——并非公开的历史事实，而仅仅是风闻，或者无非是通俗爱情剧——一切都是以可能告终的故事。

我蓦然心想，要是现在妹妹和我在一起就好了。

如果小路在这里，我就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讲给她听，她会时而插入简短问话静静侧耳倾听。即使这种匪夷所思、错综复杂的事，她也不至于皱起眉头或出声惊叫，而始终贯之以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表情。当我讲完时，她会略一沉吟，而后给我以若干有益的建议。我们从小就不断做这样的交流。不过细想之下，小路不曾要我跟她商量什么。在我的记忆限度内，应该一次也没有。为什么呢？莫非她不曾直面多么大的精神困局？还是对我不抱有信心而认为商量也没用呢？有可能二者各占一半。

不过，纵使她健健康康不在十二岁死掉，如此亲密的兄妹关系估计也不会持续多久。小路难免同哪里一个无趣的男子结婚，在远处某座城镇度日，日复一日的生活磨损她的神经，生儿育女致使她疲惫不堪，失去曾经的纯粹光点，根本没有为我出谋划策的余地。我们的人生将怎样行进，这事谁都不得而知。

我和妻之间的问题，也许在于我下意识地希求柚来替代我死去的妹妹。我不无这样的感觉。我本身诚然不存在那种念头，可是细想之下，在妹妹死去后自己心间某个地方很可能始终期盼在自己面临精神性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堪可依赖的伙伴。然而自不待言，妻和妹妹不同。柚不是小路。立场不同身份不同，成长经历尤其不同。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我陡然想起婚前去位于世田谷区砧(1)的柚的娘家拜访时的事。

柚的父亲是一家一流银行的支行长。儿子（柚的兄长）同是银行职员，在同一银行工作。两人都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看来家系多有银行人员。我想和柚结婚（当然柚也想和我结婚），找她父母告知我的心意。而同她父亲相见的半个多小时，无论从哪个立场来看都很难说是友好性质的。我仅仅是个卖不动的画家，作为副业画肖像画，没有可称为固定收入的收入。似可称为前景那样的东西也几乎无从找见。不管怎么考虑都不处于足以使得柚的这位银行精英父亲怀有好感的立场。因为这个事先就已有所预料，所以无论对方说什么、骂什么，我都决心不失冷静坐而倾听。何况我原本就是相当能忍的性格。

但是，在聆听妻的父亲喋喋不休的说教时间里，我身上类似生理性厌恶的情绪开始高涨。感情渐渐失控，心情糟得几乎呕吐。那当中我起身离座，说对不起想借用一下卫生间。我跪到马桶前拼命想把胃里的东西一吐为快，然而吐不出来。因为胃里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甚至胃液都出不来。于是做了好几次深呼吸，让心情平复下来。因嘴里有不快味道，就用水漱口，拿手帕擦汗，而后折回客厅。

“不要紧？”柚看我的脸不安地问。大概我的脸色一塌糊涂。

“结婚是本人的自由。但久长不了哟！顶多四五年吧！”这是那天告别时她父亲对我说出口的最后的话（我对此一句没回）。她父亲那三言两语连同不快的回响留在我的耳底，或作为某种诅咒影响到后来的后来。

她的父母直到最后也未予认可，但我们直接登记正式结为夫妻。同我本人的父母已经几乎断了联系。没举行婚礼。朋友们借了会场，只办了一场简单的婚宴（主要推动者当然是热心帮忙的雨田政彦）。尽管如此，我们是幸福的。至少最初几年我想是绝对幸福的。四年或五年，我们之间不存在像是问题的问题。然而之后不久，就像大型客轮在大海正中转舵一样开始了徐缓的转折。缘由我还不大清楚，转折点也看不真切。想必婚姻生活中她追求的东西和我追求的东西之间有某种差异。那种错位经年累月逐渐加大，而觉察到时，她已然同我以外的男人幽会了。归终，婚姻生活只持续了六年。

她的父亲知道我们婚姻生活出了破绽，很可能暗自得意：“喏，言中了吧！”（倒是比他预料的长了一两年。）肯定将柚弃我而去反倒视为可喜可贺的事。柚和我分开后莫非修复了同娘家的关系？那种事我当然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是她个人问题，与我无关。尽管这样，她父亲的紧箍咒似乎依然未从我头上取下。我至今仍能觉出那种无可捕捉的气息、那种吃进肌肤的重量。而且，尽管自己不情愿承认，但我的心灵创伤意外之深，仍在流血，一如雨田具彦画中骑士团长被刺的心脏。

午后时光迅速流逝，秋日黄昏早早降临，天空转眼暗了下来，乌黑发亮的乌鸦们在山谷上空欢叫着归巢。我出到阳台，倚着栏杆眼望山谷对面免色的房子。庭园有几盏灯已经闪亮，在黑暗中将房子的白色炫示出来。我在脑海中推出每晚每夜从阳台上使用高性能双筒望远镜悄悄捕捉秋川真理惠形影的免色身姿。他为了使这一行为成为可能——完全出于这一个目的——而将那座白房子强行纳入手中。支付巨款，投入精力，不厌其烦，终于将那座很难说符合自己情趣的豪宅据为己有。

说来不可思议（尽管是我自身感觉出的不可思议），蓦然回神，我已经对免色这个人物开始怀有在其他人身上未曾感觉到的亲近之情。亲切感，不，甚至称为连带感也未尝不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类似同病相怜的两人，我这样思忖。驱动我们移步前行的，不是我们已经到手的东西，也不是即将到手的东西，而是已然失却的东西、现在没有到手的东西。对他所采取的行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能够理解。那明显超过我的理解范围。但另一方面，至少能够理解其动机。

我去厨房把雨田政彦送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加进冰块，拿在手中坐在客厅沙发，从雨田具彦的唱片收藏中选出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放在唱机转盘上。作品被称为《罗莎蒙德》。免色家书房里放的音乐。我一边听音乐，一边时不时摇晃杯中的冰块。

这天直到最后，骑士团长一次也没现身，他大概同猫头鹰一起在阁楼里静静休息。理念也照样需要有休息日。这天我也一次没站在画布跟前。我也照样要有休息日。

我独自为骑士团长举杯。

(1)位于东京都世田谷的西南部。原来是旱田耕作中心，属于近郊农村，于1936年编入世田谷区。

27　尽管样式记得真真切切

我向赶来的女友讲了免色家晚餐会的事。当然，秋川真理惠、阳台上带三脚架的高性能双筒望远镜以及骑士团长秘密同行的事省略掉了。我讲的只是端上的菜肴、房间的格局、那里摆的什么家具等无所谓的事项。我们躺在床上，双方都赤条条一丝不挂。那是在长达三十分钟的性事活动完了之后。起始心想骑士团长可能从哪里观察着，很有些惶惶不安。后来就忘了。想看，看就是。

她就像热情的体育粉丝想详细了解自己追捧的球队昨天比赛得分经过那样，想了解端上餐桌的菜肴详情。我在能想得起来的限度内，从前菜到餐后甜点、从葡萄酒到咖啡，就其内容逐一详加描述，包括餐具在内。我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视觉性记忆力。无论什么，只要集中注意力收入视野，即使经过一定时间也能记得起来，甚至细部也能记得毫厘不爽。所以才能像三下两下就把眼前存在的物体勾勒下来那样将每一道菜式的特征绘画式再现出来。她以如醉如痴的眼神倾听如此描述，似乎时不时地实际咽一下口水。

“不得了啊！”她做梦似的说，“我多么想在哪里被人请吃一次那样的美味佳肴啊，哪怕一次也好！”

“不过老实说来，上来的菜的味道几乎都记不得了。”我说。

“菜的味道没怎么记得？不是很好吃的么？”

“是好吃，非常好吃！好吃的记忆是有的。可是想不起是什么味道，没办法用语言具体说明。”

“尽管样式记得真真切切？”

“嗯，因是画画的，菜的样式可以按原样再现。毕竟像是工作嘛！可内容说明不来。若是作家，估计连味道的内容都能表现……”

“奇怪！”她说，“那么，即便和我做这种事，即便事后可以具体画成图，也没办法用语言再现那种感觉——是这样的？”

我把她的提问在脑袋里梳理一番。“你指的是性快感？”

“是啊！”

“怎么说呢……大概是的吧！不过将性爱和饮食比较说来，我觉得较之说明性快感，说明菜肴的味道更困难。”

“那就是说，”她以让人感觉出初冬黄昏寒意的语声说，“同我提供的性快感相比，免色君端出的菜肴味道更为细腻、深奥？”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慌忙解释，“那不一样。我说的不是内容的品质比较，只是说明的难易度问题，在技术性意义上。”

“啊，也罢。”她说，“我给你的东西不是也非常不坏的吗？在技术性意义上。”

“当然，”我说，“当然妙不可言！无论在技术性意义上还是在其他任何意义上。美妙得画都画不出来。”

老实说，她给予我的肉体快感的确无可挑剔。这以前我同几个女性——尽管数量没有多得足以自吹——有过性经验。但她的性器官比我知道的哪一个都细腻敏感富于变化。没有得到循环利用而被闲置多年实在可忧可惜。我这么一说，她做出不无欣喜的表情。

“不是说谎？”

“不是说谎。”

她狐疑地注视一会我的侧脸，而后似乎信以为真。

“那么，可让你看了车库？”她问我。

“车库？”

“据说有四辆英国车的他的传奇性车库。”

“不，没看啊！”我说，“毕竟大宅院，没见到车库。”

“你看你，”她说，“捷豹E-Type(1)是不是真有也没问？”

“啊，没问，想都没想到。我对车原本就没有多大兴致的嘛！”

“二手丰田卡罗拉也没意见？”

“心满意足。”

“若是我，可得让他允许我摸一下E-Type！那么漂亮的车！小时候看了奥黛丽·赫本和彼德·奥图出演的电影，自那以来就对那种车满怀憧憬。电影中彼德·奥图开着闪闪发光的E-Type。是什么颜色来着？记得像是黄色……”

她对少女时期看到的那辆赛车心往神驰。与此同时，我的脑海里闪出那辆斯巴鲁“森林人”。宫城县海边那座小镇，镇郊家庭餐馆停车场停的白色斯巴鲁。以我的观点看，很难说是多么好看的车。平庸无奇的小型SUV，旨在实用的敦敦实实的器械。情不自禁想摸一下的人估计数量相当之少。和捷豹E-Type不同。

“对了，温室啦健身房啦也没看喽？”她问我。她说的是免色家。

“啊，温室也好健身房也好洗衣间也好用人专用房间也好厨房也好六张榻榻米大的衣帽间也好有桌球台的游乐室也好，实际都没看。人家也没领我看嘛！”

那天免色有那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必须说的重大事项，想必顾不上慢悠悠领我参观房子。

“真有六张榻榻米大的衣帽间和有桌球台的游乐室什么的？”

“不知道，只是我的想像。真有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

“书房以外的房间一个儿也没让看？”

“唔，对室内装修设计没什么特殊兴致。让我看的只有门厅、客厅、书房和餐厅。”

“那个‘蓝胡子公爵不开房间’也没锁定目标？”

“没有那么多时间。毕竟不能问本人‘对了免色君那个有名的“蓝胡子公爵不开房间”在哪里？’”

她显出索然无味的样子，咂了下舌头摇几次头。“你们男人，这种地方真是不灵，没有好奇心那东西？若是我，可得连每一个角落像舔一遍似的看在眼里。”

“男人和女人，肯定好奇心的领域原本就不一样。”

“像是啊！”她失望地说，“不过算了，有关免色家内部的许多新信息进来——光是这个就必须称谢。”

我渐渐担忧起来：“贮存信息倒也罢了，不过若是到外面宣扬出去，作为我可是有点儿不好办。通过那个所谓野道通讯……”

“放心！让你一一担忧的事不会有的！”她开朗地说。

而后，她悄悄拿起我的手引向自己的那个部位。如此这般，我们好奇心的领域再次大面积重合起来。到去绘画班还有些时间。这时觉得画室里的铃似乎低低响了一声，可能是耳朵错觉。

快三点时她开红色迷你回去之后，我走进画室，拿起板架上的铃查看。看上去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静静地放在那里。四下环顾也没有骑士团长的身影。

而后我走到画布跟前坐在木凳上，注视白色斯巴鲁男子没画完的肖像画，准备确定下一步应取的方向。但这时我有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发现：那幅画已经完成。

不消说，画仍处于制作过程中。那上面显示的若干理念即将化为一个个具象。现在画在上面的，仅仅是由我调制的三色颜料塑造的男子面部粗略原型。在木炭勾勒的底图上把那些颜色胡乱涂抹上去。当然在我眼里，那画面已经能够将“白色斯巴鲁男子”应有的形象显现出来。他的脸已被潜在地画了进去，犹如隐形画。可是我以外的人还看不见。画眼下还不过是初稿罢了，还止于对不久理应到来之物的隐喻与暗示。然而，那个男子——我启动过往记忆力图画下来的那个人物——似乎已经对那里提示的现时自己的沉默形象感到心满意足。或者看样子并不强求自己的形象被画得更为明显。

别再轻举妄动——男子从画面深层向我吁诉，或者下令。就这样别再补加！

画在尚未完成的状态下完成了。男子以不完全的形象完完全全实际置身其间——语法固然矛盾，但此外无法形容。而且男子隐秘的形象正竭力从画面中向我这个作者传递某种强烈的意绪，力图让我理解什么。至于那是什么，我还不明白。我切实感到这个男子具有生命，实际活灵活现。

我把颜料未干的画从画架上取下，反过来——以免颜料被沾——立在画室墙壁上。我渐渐无法忍受再看这幅画了。上面似乎含有不吉利的东西——大约我不应知晓的东西。画的周边飘来渔港小镇的空气。空气中混合着海潮味儿、鱼鳞味儿、渔船柴油发动机味儿。海鸟群一边发着尖锐的叫声一边在强风中缓缓盘旋。大概生来从未打过高尔夫的中年男子戴着黑色高尔夫帽。晒成浅黑色的脸，僵挺的脖颈，夹杂白发的短发，穿了很久的皮夹克，家庭餐馆里的刀叉声——全世界所有的家庭餐馆都可听得的没有个性的声响。以及停车场悄然停着的白色斯巴鲁“森林人”，后保险杠上粘的四鳍旗鱼贴纸。

“打我！”正交合时女子对我说。她两手的指甲深深抠进我的背。汗味儿直冲鼻孔。我按她说的打她的嘴巴。

“不是那个打法，求你了，认真地打！”女子剧烈摇头说道，“还要用力，猛打！有伤痕留下也无所谓，使劲打得鼻子出血！”

我不想打女人，我身上本来就没有暴力倾向，几乎完全没有。但她认真地要求我认真地打她。她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痛。无奈之下，只好多少用力打她，几乎打出了红痕。每次使劲打她，她的那里都急剧地、强烈地勒紧我的阳具，简直就像饥饿的动物扑食眼前的饵料。

“嗳，勒一下我的脖子可好？”稍后她在我耳边低语，“用这个！”

低语声仿佛从别的空间传来。女子随即从枕下拿出睡袍的白色带子。肯定是早已准备好的。

我拒绝了。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做那种事。过于危险。弄不好对方死掉都有可能。

“做做样子就可以。”她气喘吁吁地恳求道，“不认真勒也可以的，只模仿勒的动作就可以的。把这个缠在脖子上，稍微用一点点力就行。”

这我不能拒绝。

家庭餐馆中没有个性的餐具声。

我摇摇头，试图把那时的记忆推去哪里。对于我那是不愿意记起的事情。如果可能，恨不得永远打入冷宫。然而那睡袍带的触感仍真切留在我的双手——包括她脖颈的手感——怎么也忘不掉。

而且这个男子知道，知道我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了什么，知道我在那里想的什么。

这幅画怎么办好呢？就这样反过来放在画室角落就可以了么？即使反过来，它也使得我心神不宁。如果此外有放的地方，那么只有那个阁楼。和雨田具彦藏《刺杀骑士团长》的是同一场所。那大约是为人藏自己的心准备的场所。

我在脑袋里将刚才自己说出口的话重复一遍。

嗯，因是画画的，菜的样式或可以按原样再现，可内容说明不来。

说明不来的五花八门的东西正在房子里朝我步步逼来，试图把我擒住。在阁楼里发现的雨田具彦的画《刺杀骑士团长》，杂木林中打开的石室，奇妙的铃，借骑士团长形体在我面前出现的理念，以及白色斯巴鲁中年男子。还要加上山谷对面住的不可思议的白发人物。免色总好像要把这个我拖入他脑袋里的什么计划中去。

看来，漩涡正在我周围缓缓增加流势。而且我再也后退不得了。为时过晚。漩涡绝无声响，其反常的静寂让我不寒而栗。

(1)捷豹旗下跑车型号，捷豹公司曾于1961年至1974年间制造。

28　弗朗茨·卡夫卡热爱坡路

这天傍晚，我在小田原站附近的绘画班指导孩子们画画。当日主题是人物速写。两人一组，从校方事先准备好的绘画用具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木炭或几种软芯铅笔），在速写簿上轮换画对方脸庞。时间限制为一幅十五分钟（用厨房计时钟准确计算时间）。少用橡皮。尽可能一页纸结束。

画完后一个个走到前面，向大家展示自己画的画，孩子们自由交流感想。因是小班，气氛融洽。接着由我站在前面教类似于速写的简单诀窍。素描和速写有什么区别，就其区别做概括性说明。素描类似绘画的设计图，要求一定程度的准确性。相比之下，速写则类似第一印象，自由随意。在脑海中推出印象，趁印象尚未消失赋予其基本轮廓。就速写来说，较之准确性，平衡和速度更是重要因素。即使有名的画家，速写不怎么好的也大有人在。我一向对速写得心应手。

最后我从孩子们当中挑出一个模特，用白粉笔在黑板上将其形貌画下来以示实例。“厉害！”“好快啊！”“一模一样！”——孩子们心悦诚服。让孩子们心悦诚服也是教师一个重要职责。

完了，这回调换伙伴，让所有人画速写。孩子们在第二次明显好了许多。吸收知识的速度快，教的人为之心悦诚服。当然，既有好许多的孩子，又有不怎么好的孩子。但这没关系。我教给孩子们的，较之画的实际画法，莫如说更是看对象的看法。

这天我画实例的时候，指定秋川真理惠为模特（当然是有意的），把她的上半身简单画在黑板上。准确说来不能说是速写，但构成是同样的。三分钟即快速画完——我利用上课试一下画秋川真理惠能画成怎样的画。结果发现，她作为绘画模特隐含着极为独特且丰富的可能性。

此前没特别注意看秋川真理惠。而作为画作对象仔细观察，她具有比我的泛泛认知有意味得多的容貌。这不仅仅指脸形端庄好看。固然是美少女，但细看之下，那里有难以确定的失衡之处。而且，不安稳的表情底层似乎潜伏着某种气势，宛如藏身茂密草丛中的敏捷的兽。

我想，若是这样的印象顺利赋以形式就好了。但三分钟时间用粉笔如此表现在黑板上实在太难了。或者几乎不可能。为此必须多花时间用心观察她的面庞，将各种要素巧妙分解开来。而且要多了解这个少女。

我把画在黑板上的她的画留着没擦。孩子们回去后，我一个人留在教室，抱臂看了一会这粉笔画。我想确认她的长相有没有像免色的地方。但横竖琢磨不来。说像就很像，说不像就全然不像。不过，倘要我举出一点像的地方，那怕是眼睛。两人的眼神，尤其瞬间特有的光闪仿佛有某种共通的东西。

定定窥视清泉的深底，有时会见到那里类似发光块体的什么。不细看、不细细地看是看不到的。而且那个块体很快就摇曳着了无踪影。越是认真窥看，越是怀疑可能是眼睛的错觉。然而那里分明有某种发光的东西。以很多人为模特画画过程中，有人时不时让我感觉出这种“发光”。从数量上说是极少数。而这位少女——还有免色——是少数人之一。

负责收发接待的中年女性进来打扫教室，站在我旁边由衷欣赏似的看这幅画。

“这是小秋川真理惠吧？”她看一眼就这样说道，“画得真好，简直像要马上动起来似的。擦了怪可惜的。”

“谢谢！”说罢，我从桌前立起，用黑板擦擦得干干净净。

骑士团长翌日（星期六）终于在我面前出现了。星期二晚上在免色家晚餐会上见到以来第一次出现——借用他本身的说法即形体化。我买完食品回来，傍晚正在客厅看书，画室那边响起铃声。过去一看，骑士团长坐在板架上在耳边轻轻摇铃，俨然确认其微妙回响。看见我，他不摇了。

“好几天没见了！”我说。

“无所谓好几天。”骑士团长冷淡地说，“理念这东西是以百年、千年为单位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的。一天两天不算时间。”

“免色先生的晚餐会如何？”

“啊，啊啊，那是足够意味深长的晚餐会。菜肴固然不能吃，但相应开了眼界。还有，免色君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人物，种种事项都想得超前更超前。不过他也是个这个那个怀抱好多东西的人。”

“他提起一件事求我来着。”

“啊，那是的。”骑士团长一边看手中的铃一边了无兴致地说，“那话在旁边听在耳朵里了。可那玩意儿和我没什么关系。那归终是诸君和免色君之间实际性、也就是现世性的问题。”

“有一点想问问可以么？”我说。

骑士团长用手心咯哧咯哧蹭着下巴胡须。“啊，可以可以，能否回答你自是另当别论……”

“关于雨田具彦《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那幅画当然知道的吧？毕竟你借用的是画中出场人物的形体。那幅画总好像是以一九三八年在维也纳实际发生的暗杀未遂事件作为主题的。据说雨田具彦本人参与了那一事件。关于这点你是知道什么的吧？”

骑士团长抱臂思索有顷。而后眯细眼睛开口了。

“历史之中，就那样搁置在黑暗中为好的事件多得要命。正确知识未必使人丰富。客观未必凌驾于主观之上。事实未必吹灭妄想。”

“一般而言或许如此。可是，那幅画是在向看画的人强烈诉说什么。我觉得，雨田具彦画那幅画的目的，可能是把自己知道的非常重大而又不能公之于世的事件以个人角度加以暗示化。人物和舞台设定置换为别的时代，他通过新掌握的日本画这一手法实行不妨说是作为隐喻的告白。甚至觉得他大概是为了这一目的才抛弃油画而转向日本画的。”

“那让画发言不就可以了？”骑士团长以镇静的语声说，“假如那幅画想要诉说什么，那么直接让画诉说好了！隐喻就作为隐喻、暗号就作为暗号、笊篱就作为笊篱原封不动好了！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成？”

何以突然冒出笊篱来令人不解，不过就那样原封不动好了。

我说：“不是说有不合适的。我只是想知道使得雨田具彦画那幅画的背景那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那幅画在诉求什么。那幅画毫无疑问是以什么为具体目的画的。”

骑士团长似乎想起了什么，又用手心摸了一会儿下巴胡须。“弗朗茨·卡夫卡热爱坡路，对所有坡路心往神驰。喜欢观望建在陡坡路旁的房子——坐在路旁一动不动看那样的房子，一连看好几个小时。百看不厌，或歪起脖子看或挺直脖子看。总之是个怪家伙。这可知道？”

弗朗茨·卡夫卡和坡路？

“不，不知道。”我说。听都没听说过。

“那种事就算知道，也不至于多少加深对他所留作品的理解？嗯？”

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那么，你对弗朗茨·卡夫卡也是知道的了？从个人角度？”

“对方当然不知道我这个人，从个人角度。”骑士团长说。说罢像想起什么似的哧哧笑了。骑士团长笑出声来，我怕是第一次见到。莫非弗朗茨·卡夫卡有什么值得哧哧笑的因素？

随后骑士团长把表情复原，继续下文。

“真相即表象，表象即真相。将那里存在的表象原封不动地一口吞下去再好不过。道理也好事实也好猪肚脐也好蚂蚁睾丸也好，那里一概无有。人要想用除此以外的方法走上理解之路，好比让笊篱浮上水面。坏话我不说。作罢为好。免色君做的，即是此类，可怜！”

“就是说，无论做什么归终都是徒劳？”

“让百孔千疮的东西浮上水面，任何人都枉费心机。”

“准确说来，免色先生到底想干什么呢？”

骑士团长轻耸一下肩。两眉之间聚起令人想起年轻时的马龙·白兰度般的迷人皱纹。很难想像骑士团长看过伊利亚·卡赞(1)导演的电影《码头风云》，而其皱纹的聚敛方式确乎同马龙·白兰度一模一样。至于他的外观和相貌的引用来源涉及怎样的领域，我无法推测。

他说：“关于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我能讲给诸君的事项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其本质在于寓意，在于比喻。寓意和比喻是不应该用语言说明的，而应该一口吞下去。”

骑士团长用小指指尖咔咔搔着耳后，同猫在下雨前挠耳后无异。

“不过有一点告诉诸君好了。事情倒是微不足道——明天夜里会有电话打来。免色君的电话，最好深思熟虑之后才回话！虽然无论怎么思虑，你的回答在结果上都毫无区别，但还是要好好、好好思虑才是。”

“而且让对方明白自己正在好好、好好思虑这点也很关键，是吧？作为一种姿态。”

“是的，是那么回事。首先拒绝第一次报价是商业活动的基本铁律。记住，无有亏吃。”说着骑士团长再次哧哧笑了。看来今天的骑士团长情绪非常不坏。“对了，换个话题，阴蒂那玩意儿摸起来有意思是吧？”

“倒是觉得并非因为有意思所以摸那种东西。”我如实陈述意见。

“旁观观不明白。”

“我觉得我也不大明白。”我说。理念也并不是什么都明白。

“反正我得消失了。”骑士团长说。“另有地方要去。无有多少闲工夫。”

骑士团长随即消失。像柴郡猫消失那样按部就班地一点一点地。我去厨房做了简单的晚饭一个人吃了。并且就理念有怎样的“地方要去”想了片刻。当然茫无头绪。

如骑士团长预言的，翌日晚八点多免色打来电话。

我首先就日前晚宴致谢。真个是美味佳肴！哪里，算不得什么的，我倒是得以度过了快乐时光，免色说。之后我就比原定金额多拿了肖像画酬金也说了感谢话。哪里，那是应该的，毕竟画得那么好，请不要介意。免色始终谦虚地说。上述礼仪性交谈告一段落后，沉默有顷。

“对了，秋川真理惠的事，”免色像聊天气一样若无其事地提起正题，“记得吧？前几天请您以她为模特画画的事？”

“当然记得。”

“这样的申请昨天向秋川真理惠提出后——其实是由学校主办者松岛先生向她的姑母探询此事有无可能——秋川真理惠同意当模特了。”

“果然。”我说。

“这样，如果能请你画她的肖像画，就一切准备就绪。”

“不过免色先生，这事有你参与其间，松岛先生没觉得可疑吗？”

“这方面我采取的行动慎之又慎，请别担心。他理解为我大约扮演你的资助人那样的角色。但愿这不至于让你感到不悦……”

“那倒没有什么。”我说，“可秋川真理惠还痛快答应了。本来看上去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老实，那么内向……”

“说实话，起始她姑母那边好像不大感兴趣，说当哪门子绘画模特，那不可能有什么正经事。对于作为画家的你，说法是够失礼的。”

“哪里，那是社会一般看法。”

“但另一方面，听说真理惠本人对当绘画模特相当积极，说如果由你画，就很高兴当模特。姑母那边反倒像是被她说服的。”

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我把她画在黑板上这点以某种形式起了作用。但我到底没对免色说。

“作为事态的进展不是很理想吗？”免色说。

我就此盘算起来。果真是理想的进展吗？免色似乎在电话那头等待我发表什么意见。

“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请再详细讲讲好吗？”

免色说：“过程很简单。你在找绘画模特。在绘画班上教的秋川真理惠这个少女当模特正合适。所以通过主办者松岛先生征求作为监护人的少女姑母的意见。就是这样一个流程。松岛先生个人担保你的人品和才华。说你人品无可挑剔，当老师教课认真，作为画家也有丰沛的才华，前途为人瞩目。我这一存在哪里也没有出场。我一再叮嘱别让我出场。当然是当穿衣服的模特，由姑母陪同前来，中午前结束——这是对方提的条件。您看如何？”

我遵照骑士团长的忠告（第一次报价要首先拒绝），在此一度刹住对方的步调。

“条件上我想没多大问题。只是，关于是不是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画，能再多少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就这点本身考虑一下吗？”

“好的好的，”免色以镇定的语声说，“您只管充分考虑就是。意思绝对不是相催。不言而喻，画画的是您，如果您上不来心情，事情无从谈起。作为我，只是想把一切准备就绪这点大致告诉您一声。另外还一点，这次相求之事的礼金，我会考虑得万无一失。”

事情推进真是迅速。一切顺风顺水，了无滞碍，可赞可叹。简直就像球在坡路上滚动……我想像坐在坡路中间眼望滚球的弗朗茨·卡夫卡。我必须慎重为之。

“给我两天时间可好？”我说，“两天后我想是能够答复的。”

“好的。两天后再打电话。”免色说。

我放下电话。

不过坦率地说，答复根本不需要特意用两天时间。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恨不能马上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画。即使有人出面制止，我也要接受。之所以要两天过渡时间，只是出于不愿意被对方步调整个挟裹的原由。还是姑且在此留时间慢慢做个深呼吸为好的本能——还有骑士团长——这样告诉我。

好比让笊篱浮上水面，骑士团长说，让百孔千疮的东西浮上水面，任何人都枉费心机。

他在向我暗示什么，应该到来的什么。

(1)伊利亚·卡赞（Ellia Kazan，1909—2003），出生于土耳其的希腊裔美国人，导演、制作人、编剧、演员。其导演的电影作品多次斩获各个国际电影节多项大奖，其本人于1999年获得第71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47年卡赞与李·斯特拉斯伯格合创演员工作室，培养出马龙·白兰度等诸多演员。1954年执导的《码头风云》就由马龙·白兰度担当主演。

29　那里边可能含有的不自然要素

两天时间里，我交替看着画室里放的两幅画：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和我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刺杀骑士团长》现在挂在画室白墙上。《白色斯巴鲁男子》反过来置于房间一角（只在看的时候把它放回画架）。除了看这两幅画，我还仅仅为了消磨时间看书、听音乐、做饭、清扫、拔院里的草或房前屋后散步。没心思拿画笔。骑士团长也没现身，保持沉默。

在附近山道上散步时，我试着寻找秋川真理惠家能从哪里出现。但在我散步的范围内，没见到类似的房子。从免色家看去，计以直线距离应当是相当近的。但可能这边因地形关系，视野被屏蔽了。在树林里散步时我不知不觉留心金环胡蜂。

交替细看这两幅画的两天时间里，我再次明白自己怀有的感觉绝对无误。《刺杀骑士团长》要求解读其中隐藏的“暗号”，《白色斯巴鲁男子》要求作者（即我）不要再介入画面。哪一方的要求都极为坚定有力——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除了顺从别无选择。我把《白色斯巴鲁男子》以其现状放置起来（但我要设法理解其要求的根据）；对于《刺杀骑士团长》，我努力读取其中的真实意图。然而二者都被包拢在核桃一般坚硬的谜团中，以我的握力无论如何都捏不碎其外壳。

假如没有秋川真理惠一事，我说不定将无休止地交替看这两幅画度日，不知看到什么时候。所幸第二天晚上免色打来电话，紧箍咒因之暂时解除。

“那么，结论可出来了？”免色一通寒暄完了问我。当然是问我能否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画。

“基本想予以接受。”我答复，“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那将成为怎样的画，我还无法预料。面对实际的秋川真理惠拿起画笔，作品的风格自会从中产生。构思若不顺利，画或许半途而废。或者完成了也不合我的心意也有可能。不合免色先生您的心意亦未可知。因此，这幅画不是接受您的委托或启发而画，而是希望允许我完全自发地画。”

免色略一停顿，试探似的说道：“就是说，如果您对画完的作品不能称心如意，那么就横竖不交给我——您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那种可能性也未必没有。反正，画完的画怎么处理，交给我来判断。这是条件。”

免色就此思考片刻，而后说道：“除了Yes，我好像没有别的回答啊！如果事情是不吃进这个条件您就不画的话……”

“对不起。”

“您的意图是，通过拆除我的委托或启发这个框架来获得艺术上更多的自由？还是说金钱因素掺加进来会成为负担呢？”

“二者都各有一点，我觉得。但重要的是，想在心情方面变得更为自然。”

“想变得更为自然？”

“我想从中尽量排除不自然要素。”

“那就是说，”免色说，声音似乎多少有些发硬，“您感觉我这次求您画秋川真理惠肖像画，里面含有某种不自然要素？”

好比让笊篱浮上水面，骑士团长说，让百孔千疮的东西浮上水面，任何人都枉费心机。

我说：“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一事项，我想在你我之间保持没有利益关系介入的、不妨说是对等关系——对等关系这个说法也许失礼……”

“没有什么失礼的，人与人保持对等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畅所欲言再好不过。”

“就是说，作为我——您也作为概未介入此事之人——想作为纯属自发性行为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否则有可能涌现不出正确构思，或者那点成为有形无形的枷锁也未可知。”

免色想了想说：“原来如此，完全明白了。委托这一框架姑且算不存在好了。酬金的事也请忘掉。匆忙提出金钱来的确是我的有勇无谋。至于画出的画怎么处理，届时请让我一睹为快，重新商量不迟。不管怎样，当然要首先尊重作为创作者的您的意志。不过，关于我提的另一个请求怎么样呢？记得的吧？”

“我在我家画室以秋川真理惠为模特画画时您一晃儿来访——是这件事吧？”

“是的。”

我略一沉吟说道：“这件事我想没什么问题。你是和我要好的住在附近的人，星期日早上散步路上一晃儿到我家来，两人随便天南海北聊几句——这是没有任何不自然的人之常情。是吧？”

免色听了，似乎约略放下心来。“承蒙这么安排，实在难能可贵。我决不会因此给你造成什么麻烦。秋川真理惠这个星期日早上来访，你给她画肖像画——这就往下具体商定好吗？实质上倒是由松岛先生当中间人，在你和秋川家之间进行调整。”

“好的。请往下商定吧！星期日上午十点请两位来我家，真理惠当绘画模特，十二点准时结束作业。如此持续几个星期。大约五六个星期。大体可是这样的？”

“细节敲定了，另行奉告。”

我们必须商量的事就此完了。免色随后忽然想起似的补充道：“对了，那么说来，维也纳时代的雨田具彦，后来又得知了一点点事实。被认为他参与的纳粹高官暗杀未遂事件，上次说发生在Anschluss之后不久，准确说来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初秋，也就是Anschluss大约半年之后。关于Anschluss，大致原委知道的吧？”

“知道的不怎么详细……”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国国防军突破国境线单方面入侵奥地利，转眼之间就控制了维也纳。并且逼迫米克拉斯总统任命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两天后希特勒进入维也纳。四月十日举行国民投票，问国民是否愿意与德国合并。虽然大体算是自由的秘密投票，但由于做了很多手脚，实际投反对(1)票似乎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结果，赞成合并的票数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如此这般，奥地利这个国家彻底消失，其领土沦为德国一个地区。你去过维也纳的吧？”

漫说维也纳，日本都从未离开过。甚至护照都未沾手。

“维也纳是别无同类的城市。”免色说，“在那里稍微住些日子，这点马上就看得出。维也纳和德国不同。空气不同，人不同，食物不同，音乐不同。总的说来维也纳是品味人生、怜惜艺术的特殊场所。但是，那一时期的维也纳完全处于混乱的极端。狂风暴雨劈头盖脸而来。雨田生活的，恰恰是那般动荡的维也纳。举行国民投票前，纳粹党员还算相应守规矩，而投票一结束，当即露出暴力本性。Anschluss后希姆莱(2)最先做的是在奥地利北部毛特豪森修建集中营。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星期时间。对纳粹政府来说，建集中营是优先一切的当务之急。并在短时间内逮捕了几万政治犯关进那里。关进毛特豪森的主要是‘没有矫正希望’的政治犯和反社会分子。因而犯人所受待遇极为残酷。很多人在那里被处死。或者在采石场高强度体力劳动中最后丧命。所谓‘没有矫正希望’即意味一旦被送进去就不可能活着出去。此外，反纳粹活动家中有不少人连集中营也没送，直接在审讯中被拷打致死，从黑暗到黑暗，死无葬身之地。认为雨田具彦参与的暗杀未遂事件，恰恰发生在Anschluss后的极度混乱之间。”

我默默听着免色的话。

“不过刚才也说了，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发生在维也纳的纳粹高官暗杀未遂事件没找到正式记录。想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如果实际存在那样的暗杀计划，希特勒和戈培尔(3)势必大肆宣传，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一如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那次。水晶之夜知道的吧？”

“大致情形。”我说。过去我看过以那一事件为题材的电影。“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反纳粹的犹太人枪杀，纳粹利用这一事件在德国全境掀起反犹太暴动，很多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毁，很多犹太人被杀害。事件名称来自窗玻璃被打碎时飞溅的玻璃片像水晶一样闪光。”

“说得不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生的事件。德国政府声称是自发性蔓延开来的暴动，其实是戈培尔主导的纳粹政府利用暗杀事件有组织策划的暴行。暗杀犯赫舍·格林斯潘为抗议自己的家人在德国作为犹太人惨遭迫害而犯此罪行。最初企图杀害德国大使，未果，于是代之以开枪击毙所见大使馆工作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枪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拉特因有反纳粹倾向而受到当局监视。不管怎样，假如那一时期的维也纳有暗杀纳粹要人那样的计划，毫无疑问会开展同样的宣传，并以此为借口对反纳粹势力进行更严厉的镇压。至少那一事件不至于被悄然埋葬在黑暗之中。”

“之所以未能公开，是因为有某种不能公开的情由吧？”

“事件实有其事似乎可以断定。但被认为参与暗杀计划的人大部分是维也纳的大学生。他们一个不漏地被逮捕判刑或被杀害了。估计是为了灭口。另一种说法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中也有纳粹高官自己的女儿参加，这也是事件被封而不宣的一个原因。但真伪无法确认。战后出现几种证言，而那些外围性证言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都还不足以确定。顺便说一句，那个抵抗组织的名称叫‘坎德拉（candela）’。拉丁语，意为照亮地下黑暗的蜡烛。日语的‘カンテラ’即由此而来。”

“事件当事者一个不剩地全都被杀害，这意味活下来的只有雨田具彦一人。是这样的吧？”

“估计是那样的。战争即将结束时根据中央保安总局的命令，有关事件的秘密文件全被烧毁，无一幸存，其中的史实被彻底埋葬在历史的黑暗之中。如果能向幸存的雨田具彦问一下当时的详情就好了。时至现在，肯定很困难了吧！”

我说很困难了。关于这一事件，雨田具彦迄今概不想谈。如今他的记忆已彻底沉入忘却泥潭厚厚的泥底。

我向免色道谢挂断电话。

雨田具彦即使在记忆确凿的时候也守口如瓶。想必有不能开口的某种个人理由。或者离开德国时被当局严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保持沉默也未可知。但他留下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作品作为终生保持沉默的替代。将他不能诉诸语言的事件真相或者将相关情思意绪寄托在这幅画中也有可能。

翌日晚免色来了电话。说秋川真理惠在这个星期日十点来我这里，已经说定了。上次也讲过，姑母陪同过来，免色第一天不出现。

“过些日子等她多少习惯你的作业的时候我再露面。起初她想必紧张得很，所以觉得我恐怕还是不打扰为好。”他说。

免色的语声极为罕见地激动得异乎寻常，以致我也好像有些忐忑不安。

“是啊，可能还是那样好些。”我应道。

“不过细想之下，分外紧张的可能反倒是我。”免色略一踌躇，而后公开秘密似的说道，“上次我想也说了，到现在为止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靠近过秋川真理惠，只是从远处见过。”

“不过你若是想靠近，那样的机会恐怕是找得到的吧？”

“嗯，那当然。只要有意，机会任凭多少都应该找得到。”

“可你到底没那么做。为什么呢？”

免色反常地花时间斟酌词句：“因为近在眼前看着活生生的她，自己也无法预料会在那里想什么、说出怎样的话来。所以过去一直刻意回避靠近她，而仅以隔一条山谷用高性能双筒望远镜远远而又密切地看她为满足——你认为我的想法是扭曲的？”

“不认为特别扭曲。”我说，“只是多少有些费解。但这回反正是下决心在我家实际见她的了，是吧？这又是为什么呢？”

免色沉默片刻。“那是因为有你这个人在我们中间作为不妨说是中介者而存在。”

“我？”我愕然说道，“可为什么是我？这么说或许失礼，你对我几乎不了解，我对你也了解不了多少。短短一个月前我们刚认识。而且只是隔着山谷相对而居，生活环境也好生活方式也好，那真可谓从一差到十。而你为什么那么信任我、向我公开若干个人秘密呢？看上去你并不像轻易暴露自己内心的人……”

“说的对。我这个人，一旦有什么秘密，就把它锁进保险柜，钥匙吞进肚里。基本不找人商量或一吐为快。”

“然而你对我——怎么说好呢——在一定程度上以心相许。为什么这样？”

免色略一沉吟。“很难说清楚。作为感觉，好像从最初见面那天开始，我身上就产生了一种对你可以不设防那样的心情，几乎从直觉上。后来目睹你为我画的肖像画，那种心情就更加变得难以动摇。心想此人足可信赖，此人有可能以自然而然的方式直接接受我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哪怕不无奇妙或乖戾的看法想法。”

不无奇妙或乖戾的看法想法！

“承蒙这么说，我非常高兴。”我说，“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自己能理解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想，你都是超出我理解范围的人。老实说，有关你的许多事都让我切切实实感到吃惊，有时为之失语。”

“可你不想对我做出判断，不是吗？”

那么说来，的确是那样。我一次也不曾试图比照某种标准对免色的言行和生活方式做出判断。既不特别欣赏，又不予以批评。只是失语而已。

“或许。”我承认。

“我下到那个洞底时的事记得吧？一个人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那件事？”

“当然记得，清清楚楚。”

“把我往黑暗潮湿的洞里一扔了之——你当时丝毫没有这个念头。原本可以做到，而你脑袋里全然没有浮现出这样的可能性，哪怕一闪之念。是这样的吧？”

“是的。不过免色先生，一般人都不至于有那么做的念头的。”

“真能说得那么绝对？”

那么说也没办法回答。别人心底想的什么，我根本无从想像。

“还有件事相求。”免色说。

“什么事呢？”

“这个星期日早上秋川真理惠和她姑母来你家的时候，”免色说，“如果可以，那时间里想用双筒望远镜观望你家，你不介意吗？”

我说不介意。骑士团长就在旁边观察我和女友的做爱场景来着，从山谷对面用双筒望远镜观望阳台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我想恐怕还是先跟你说一声为好。”免色辩解似的说。

此人具备形式不可思议的诚实性这点，让我再次心生敬意。我们就此打住，放下电话。由于一直按着听筒，耳朵上端有些作痛。

翌日上午一封附有寄达证明书的邮件送来了。我在邮递员递出的纸页上签名，相应接过一个大号信封。拿在手里，很难为之欢欣鼓舞。经验告诉我，附有寄达证明书的邮件一般不会是让人开心的通告。

不出所料，寄信人是东京都内的律师事务所，信封里装有两份离婚协议书。贴有邮票的回邮信封也在其中。除了离婚文件，只有来自律师的事务性指示函。律师函只说我必须做的，是阅读确认文件上写的内容。若无异议，在其中一份上签名盖章寄回即可。若有疑点，请向责任律师提出，无需客气。我将文件大致过目，写上日期，签名盖章。内容没什么“疑点”。钱财性义务哪一方都全然没有发生。没有值得分割的财产，没有要争抚养权的小孩儿。极为单纯、极为明了的离婚。不妨说是面向初入道者的离婚。两个人生合二为一，六年后分一为二。如此而已。我把文件装入回信用的信封，放在厨房餐桌上。明天去绘画班时投进站前邮筒就算了事。

整个午后我都半看不看地茫然看着餐桌上的信封。看着看着，恍惚觉得信封里被整个塞入的是六年婚姻生活的重量。六年时间——那里浸染了种种样样的记忆和种种样样的感情——即将在平凡的事务信封中窒息而死，一点一点地。如此想像之间，胸口开始沉甸甸透不过气来。我拿起信封，拿去画室放在板架上，放在脏兮兮的古铃旁边。而后关上画室的门，折回厨房，把雨田政彦送的威士忌倒入杯中喝着。本来下了决心，周围天光还亮时不喝酒。但偶一为之也不碍事的吧。厨房静悄悄的。无风，不闻车声，鸟也没叫。

离婚本身无甚问题。毕竟实质上我们已经类似离婚。在正式文件上签名盖章也没有多少不舍之情。既然是她所追求的，我这方面没有异议。那东西不过是法律手续罢了。

但是，那种状况是何以、如何导致的，其原委我无法读取。人的心与心随着时间的流移、随着状况的变化而或即或离这点儿事，我当然心知肚明。人心的变异是习惯、常识和法律所制约不了的，永远是流动性的——它自由飞翔，自由迁徙，一如候鸟们不具有国境线这一概念。

但归终——归根结底——这是一般性说法，那个柚拒绝由这个我搂抱，而选择被别的什么人搂抱——关于这点，关于这样的个案，就无法那么容易理解。我现在如此承受的，我觉得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刻骨铭心的遭遇。那里没有气愤（我想）。说到底，我对什么气愤呢？我感觉到的基本是麻痹感——为了缓解强烈追求谁而又未被接受时产生的剧痛而心里自动启动的麻痹感，类似精神鸦片。

我不能忘掉柚。我的心仍在追求她。但另一方面，假如同我住所隔一条山谷的对面住着柚，而我又拥有高性能双筒望远镜，那么我会通过镜头窥看她朝朝暮暮的生活吗？我想不至于。或者莫如说一开始就根本不会选择那样的场所居住。那岂不是等于为自己设了一座拷问架？

由于威士忌醉意的关系，不到八点我就上床睡了。半夜一点半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天光破晓前的时间是那样漫长和孤独。不能看书，也不能听音乐，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凝视茫无所见的黑暗空间。围绕种种事情左思右想。而其大部分都不是我应该想的。

哪怕骑士团长在我身边也好，能和他就什么交谈就好了。无论谈什么。话题那东西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听得他的语声即可。

然而骑士团长哪里也找不见。我不具有招呼他的手段。

(1)原文是德语“nein”。

(2)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战犯，曾任党卫军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德国战败后被俘自杀。德国《明镜》周刊评价希姆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3)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宣传部长与国民教育部长。擅长演讲，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30　那上面怕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

第二天下午，我把签名盖章的离婚协议书寄走了。没有附信。只把装有文件贴好邮票的回复用信封投进站前邮筒了事。但仅仅这封信从家中消失这点就使得我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至于文件往下走怎样的法律路径，那种事我不知道。无所谓。但愿走其喜欢的路线。

星期日上午快十点时秋川真理惠来了。光闪闪的蓝色丰田普锐斯几乎毫无声息地爬上坡来停在房门前。车体沐浴着星期日早上的太阳流光溢彩喜气洋洋，俨然刚打开包装纸的新品。这段时间有好多车开来门前。免色的银色捷豹，女友的红色迷你，免色派来的配司机的黑色英菲尼迪，雨田政彦的黑色旧版沃尔沃，加上秋川真理惠姑母开的蓝色丰田普锐斯。当然还有我开的丰田卡罗拉（由于长期灰头土脸，什么颜色已想不大起来了）。想必人们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依据、情况而选择自驾车的。而秋川真理惠的姑母是以什么缘故选择蓝色丰田普锐斯的，我当然揣度不出。反正那辆车较之汽车，看上去更像是巨大的真空吸尘器。

普锐斯安静的引擎停止后，周围多少更加安静了。车门打开，秋川真理惠和仿佛她姑母的女性下得车来。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四十二三岁恐怕是有的。她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款式简洁的淡蓝色连衣裙，披一件灰色对襟毛衣。提着黑幽幽发亮的手袋，脚穿深灰色低跟皮鞋。适于开车的鞋。关上车门，她摘下太阳镜放进手袋。头发齐肩长，漂亮地勾勒出微波细浪（不过并非刚从美容室出来的那种过剩完美）。除了别在连衣裙领口的金饰针，别无显眼饰物。

秋川真理惠身穿棉毛混纺毛衣，褐色及膝毛料半身裙。以前看见的只是身穿校服的她，所以氛围和平时大为不同。两人并立，活像有品位家庭的一对母女。其实并非母女，这点我从免色口中听得了。

我像往常那样从窗帘缝隙打量两人的样子。随后门铃响了，我绕到门厅开门。

秋川真理惠的姑母说话方式非常安详，长相好看。并非漂亮得顾盼生辉，但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自然而然的笑容如黎明时分的白月在嘴角谦恭地浮现出来。她带来了一盒糕点作为礼物。按理是我请秋川真理惠当模特，完全没有必要带礼物来。想必从小受的教育告诉她去初次见面的人家里访问时要带一点礼物。所以我坦率地道谢接了，将两人领进画室。

“我们住的房子，以距离来说几乎近在眼前。但开车来这里，就要整整兜上一圈。”真理惠的姑母说（她的名字叫秋川笙子，笙笛的笙，她说），“这里有雨田具彦先生的宅邸当然早就知道，但由于这个缘故，实际来这边，今天是第一次。”

“从今年春天开始，因了一点情由，我算是在这里照看房子。”我解释说。

“那么听说了。这么得以住在您附近也怕是一种缘分，今后也请关照才好。”

随后，秋川笙子就侄女真理惠在绘画班由我教画这点郑重其事地表示感谢。侄女因此总是欢天喜地去绘画班。她说。

“谈不上我来教，”我说，“不过是大家一起开心画画罢了，实际上。”

“不过听说您很会指导，从很多人那儿听说的。”

我想不至于有很多人夸奖我的绘画指导，但我没有就此表示什么，只是默默听着夸奖话。秋川笙子是有良好教养、看重礼仪的女性。

看秋川真理惠和秋川笙子并坐在一起，首先想的是无论看哪一点两人长相都完全不像。稍离开些看去，荡漾着甚为相像的母女氛围，但近看就知道两人相貌之间找不到任何相通之处。秋川真理惠也长相端庄，秋川笙子也无疑属于美人之列，但两人的面庞给人的印象相差得近乎两个极端。如果说秋川笙子的长相趋于巧妙保持事物的平衡，那么秋川真理惠的莫如说意在打破平衡，拆除既定框架。如果说秋川笙子以整体的平稳和谐为目标，那么秋川真理惠则追求非对称的分庭抗礼。尽管如此，两人在家庭内部似乎保持健全惬意的关系这点，从氛围上大体觉察得出。两人虽非母女，但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比真正的母女还要融洽放松，结成的关系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至少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

秋川笙子这般美貌、洗练、优雅的女性迄今何以一直独身呢？何以甘于在这人烟稀少的山上住在哥哥家呢？我当然无由知晓个中原委。可能她曾有个登山爱好者恋人，而在经由最艰难路线挑战登顶珠穆朗玛峰时不幸遇难，她决心怀抱美好的回忆永远独身下去。或者同哪里一位富于吸引力的有妇之夫长年保持情人关系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反正问题都跟我不相干。

秋川笙子走去西面窗前，饶有兴味地从那里眺望山谷。

“即使同一侧的山，看的角度稍有不同，看起来也相当不同啊！”她感叹道。

那座山上，免色白色的大房子闪闪发光（免色大概正从那里用双筒望远镜往这边窥看吧）。从她家看那白色豪宅会显得怎样呢？我本想就此谈两句，却又觉得一开始就端出这个话题多少含有风险——由此往前谈话如何展开，有的地方变幻莫测。

为了避免麻烦，我把两位女性领进画室。

“请真理惠小姐在这画室里当模特。”我对两人说。

“雨田先生想必也在这里工作来着。”秋川笙子一边环顾画室，一边深有感触地说。

“应该是的。”我说。

“怎么说好呢，即使府上，也觉得好像只这里气氛不一样。您不这样以为？”

“这——，是不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倒是没多少那样的感觉。”

“真理惠你怎么看？”秋川笙子问真理惠，“不觉得这里像是不可思议的空间？”

秋川真理惠正在忙于这里那里打量画室，没有回答。估计姑母的问话没有进入耳朵。本来作为我也想听她的回答……

“你俩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里，我还是在客厅等着好吧？”秋川笙子问我。

“那得看真理惠了。最要紧的是给她创造多少宽松些的环境。作为我，您一起在这里也好不在这里也好，怎么都无所谓。”

“姑母还是不在这儿好。”真理惠这天第一次开口。语声文静，却是简洁至极且没有让步余地的通告。

“好好，随小惠怎样。料想是这样，就准备好了要看的书。”秋川笙子没有介意侄女生硬的语气，和蔼地应道。想必平时习惯了类似的交谈。

秋川真理惠完全无视姑母的话，略略弓腰，从正面定睛注视墙上挂的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她注视这幅横长的日本画的眼神绝对认真。逐一检查细部，似乎要把上面画的所有要素刻入记忆。如此说来（我想），我以外的人目睹这幅画恐怕是第一次。我彻底忘记事先把画移去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了。也罢，就这样好了，我想。

“中意这幅画？”我问少女。

秋川真理惠没有回应。由于意识过度集中于看画了，我的声音好像未能入耳。或者听见了也不搭理？

“对不起，这孩子稍有些特别。”秋川笙子居中调和似的说。“说精神集中力强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一旦对什么着迷，别的就一概进不了脑袋。从小就这样。书也好音乐也好画也好电影也好，全都这个样子。”

不知为什么，无论秋川笙子还是真理惠，都没问那幅画是不是雨田具彦画的。所以我也没主动介绍。《刺杀骑士团长》这个画名当然也没告诉。就算这两人看了画，我想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两人大概根本没有觉察这幅画是未包括在雨田具彦收藏中的特殊作品。这和免色、政彦目睹，情况有所不同。

我让秋川真理惠看《刺杀骑士团长》看个够。随即走去厨房，烧开水，泡了红茶。然后把茶杯和茶壶放在托盘里端进客厅。秋川笙子作为礼物带来的曲奇也添了进去。我和秋川笙子坐在客厅椅子上一边闲聊（山上的生活、山谷的气候）一边喝茶。着手实际工作前需要这样的轻松交谈时间。

秋川真理惠继续独自看了一会儿《刺杀骑士团长》。而后就像好奇心强的猫一样在画室里慢慢走来走去，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在手里确认。画笔、颜料、画布，以及从地下挖出的古铃。她拿起铃摇了几下，铃发出一如往常轻微的“铃铃”声。

“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有古铃？”真理惠对着无人空间并不问谁地问道。但那当然是问我。

“这铃是从附近地下出来的。”我说，“偶然发现的。我想大概同佛教有关系。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摇这个来着。”

她再次在耳边摇了摇。“声音总好像有些特殊。”她说。

这么小的铃声居然能从杂木林地下清晰地传来这房子里的我的耳畔，我再次感叹。说不定摇法有什么秘诀。

“别人家的东西不能那么随便动的！”秋川笙子提醒侄女。

“没关系的，”我说，“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但真理惠似乎马上对铃失去了兴趣。她把铃放回板架，在房间正中的木凳上弓身坐下，从那里眺望窗外风景。

“如果可以的话，差不多得开始工作了。”我说。

“那么，那时间里我一个人在这里看书。”秋川笙子漾出优雅的笑容。随即从黑手袋里取出包有书店书皮的足够厚的小开本书。我把她留在那里走进画室，关上隔开客厅的门扇。于是，房间里只有我和秋川真理惠两人。

我让真理惠在准备好的有靠背的餐厅椅子上坐下。我坐在平日坐的木凳上。两人之间有两米左右距离。

“在那里坐一会儿可好？以你喜欢的姿势就可以的。只要不改变太大，适当动动也没关系。没必要一动不动。”

“画画时间里说话也不要紧？”秋川真理惠试探道。

“当然不要紧。”我说，“说好了！”

“上次画我的画太好了！”

“用粉笔画在黑板上的？”

“擦掉了，遗憾！”

我笑道：“不可能总留在黑板上的嘛！不过若你喜欢那样的画，任凭多少都画给你。简单得很！”

她没有应声。

我手拿粗铅笔，像用格尺那样测量秋川真理惠面部各个要素。画素描和速写不同，需要花时间更为精确和务实地把握模特的长相，无论在结果上成为怎样的画。

“我想老师有绘画才能那样的东西。”持续沉默了一会儿后，真理惠想起似的说。

“谢谢！”我直率地致谢。“给你这么说，一下子来了勇气。”

“老师也需要勇气？”

“当然。勇气对谁都需要。”

我把大型素描簿拿在手上打开。

“今天这就画你的素描。本来我喜欢马上面对画布使用颜料，但这次切切实实画素描，以便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理解你这个人。”

“理解我？”

“画人物，其实就是理解和解释对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线条、形状和颜色。”

“如果我能理解我就好了，我想。”真理惠说。

“我也那样想。”我赞同，“如果我也能理解我就好了。可那并非易事，所以画成画。”

我用铅笔迅速勾勒她的脸和上半身。如何将她所具有的纵深移植到平面上来，这是关键之点。如何将其中的微妙动态移植到静态之中，这也是关键之点。素描决定其大纲。

“嗳，我的胸很小吧？”

“像是吧。”我说。

“小得像发坏了的面包。”

我笑道：“才刚上初中吧？往后肯定日新月异变大的，完全不必担心。”

“小得乳罩完全多此一举。班上其他女孩都说戴乳罩了。”

的确，她的毛衣全然看不出乳房的蛛丝马迹。“如果实在介意的话，塞进什么东西戴上不也可以的？”我说。

“希望那么做？”

“我怎么都无所谓。毕竟不是为画你的胸部才画的。你喜欢就好。”

“可男人是喜欢胸部大的女人的吧？”

“也不尽然。”我说，“我的妹妹和你同岁的时候，胸也很小。但妹妹好像不怎么把这个放在心上。”

“也可能放在心上而不说出口来。”

“那或许是那样的。”我说。不过我想小路大概对这事几乎不以为意。因为她此外有必须放在心上的事。

“你妹妹后来胸可变大了？”

我拿铅笔的手忙着不停地动，没有特别回答她的提问。秋川真理惠看了一会儿我手的动作。

“她后来胸可变大了？”真理惠又问了一次。

“没有变大。”我只好回答，“上初中那年妹妹死了，才十二岁。”

秋川真理惠往下一阵子什么也没说。

“我的姑母，不认为她相当漂亮？”真理惠说。话题马上换了。

“啊，非常漂亮。”

“老师是独身吧？”

“啊，几乎是。”我答道。那封信寄到律师事务所，恐怕就完全是。

“想和她约会？”

“噢，能约会想必开心！”

“胸也大。”

“没注意。”

“而且形状绝佳。一起洗澡来着，清楚得很。”

我再次看秋川真理惠的脸。“你和姑母关系好？”

“倒是时不时吵架。”她说。

“因为什么事？”

“各种事。意见不合啦，或者单单来气。”

“你好像是个不可思议的女孩子啊！”我说，“和在绘画班上的时候比，气氛相当不同。在班上给我的印象非常沉默寡言。”

“只是在不想说话的地方不说罢了。”她淡淡地说。“我怕是说多了吧？老老实实安静一些更好？”

“不不，哪儿的话。我也喜欢说话。只管随你说好了！”

我当然欢迎妙趣横生的交谈。不可能差不多两个小时一个劲儿闷头画画。

“胸部让人介意得不行，”真理惠稍后说道，“几乎每天总琢磨这个。这怕是不正常吧？”

“我想没什么不正常的。”我说，“就是那种年龄。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小鸡鸡来着。什么形状怪怪的啦，是不是过小啦，用处是不是奇妙啦，等等。”

“现在怎么样了？”

“你是问现在怎么想自己的鸡鸡？”

“嗯。”

我就此想了想。“几乎不想了。一来好像没什么不正常，二来也没觉得特别不方便。”

“女人夸奖来着？”

“倒是偶尔，反正不是没人夸奖。不过那怕仅仅是一种鼓励，和夸奖画一个样。”

秋川真理惠就此思考片刻。“老师或许有点儿与众不同。”

“果真？”

“一般男人不会那么说话。我父亲就不一一说那个。”

“一般父亲怕是不想对自己的女儿说什么鸡鸡的吧！”我说。说的当中手也持续忙个不停。

“乳头要多大年龄才能变大呢？”真理惠问。

“这个——我不清楚啊，男人嘛！不过那东西也怕是有个体差异的吧，我想。”

“小时候有女朋友来着？”

“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女朋友。高中一个班的女孩。”

“哪里的高中？”

我告以丰岛区内一所公立高中的名字。除了丰岛区居民应该几乎没人知道那所高中的存在。

“学校有意思？”

我摇头：“没多大意思。”

“那么，那个女朋友的乳头可看了？”

“唔，”我说，“让她给我看了。”

“多大？”

我想起她的乳头。“不特大，也不特小。一般大小吧？”

“乳罩没塞东西？”

我想起往日女友戴的乳罩，尽管只有十分模糊的记忆。记得的是，把手绕到后背解开它费了好大的麻烦。“啊，我想没塞什么。”

“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就她想了一下。现在怎么样了呢？“这——不清楚的哟！已经好久没见了。可能跟谁结婚、孩子都有了吧！”

“为什么不见？”

“最后她说再不想看见我了。”

真理惠皱起眉头。“就是说，老师方面有什么问题喽？”

“想必是的。”我说。当然是我这方面有问题，这点没有怀疑的余地。

前不久我两次梦见高中时代那个女朋友。一次梦中我们初夏傍晚在一条大河旁边并肩散步。我要吻她。但不知何故她的脸被长长的黑发像窗帘似的挡住，我的嘴唇没办法接触她的嘴唇。而且，梦中她至今仍十七岁，而我已经三十六了——忽然注意到时，醒了过来。一个活生生的梦。我的嘴唇仍留有她头发的触感。本来已经很久很久没考虑她了。

“那，妹妹比老师小几岁？”真理惠突然转换话题。

“小三岁。”

“十二岁去世的？”

“是的。”

“那么，那时老师十五岁。”

“是的。我那时十五岁，刚上高中。她刚上初中，和你一样。”

想来，如今小路已经比我小二十四岁之多。她的去世，当然使得我们的年龄差逐年加大。

“我母亲死时，我六岁。”真理惠说，“母亲身上被金环胡蜂蜇了好几处，蜇死了，一个人在附近山里边散步的时候。”

“可怜！”我说。

“天生体质上对金环胡蜂毒液过敏。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但那时因休克导致心肺衰竭。”

“那以后姑母就一起住在你家了？”

“嗯。”秋川真理惠说，“她是父亲的妹妹。我要是有个哥哥就好了，大我三岁的哥哥……”

我画完第一幅素描，开始画第二幅。我打算从各个角度画她的样子。今天一整天全都用来画素描。

“和妹妹吵架？”她问。

“不，没有吵架的记忆。”

“关系好？”

“好的吧！关系好啦不好啦，甚至意识都没意识到。”

“几乎独身，怎么回事？”秋川真理惠问。又一次转换话题。

“很快就正式离婚。”我说，“眼下正在办事务性手续，所以说是几乎。”

她眯细眼睛。“什么叫离婚，不大明白。因为我周围没有离婚的人。”

“我也不大明白。毕竟离婚是第一次。”

“是怎样一种心情？”

“总好像有点儿怪怪的——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可以。原本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路，一直像一般人那样走过来的，不料那条路忽然从脚下消失了。只好在不知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两手空空地朝一无所有的空间屁颠屁颠走下去——便是这么一种感觉。”

“结婚多长时间？”

“大约六年。”

“太太多大年纪？”

“比我小三岁。”和妹妹一样，当然是偶然。

“六年时间，认为白费了？”

我就此思考。“不，不那么认为，不想认为是白费了。开心事也是相当相当多的。”

“太太也那么想？”

我摇头道：“那我不知道。当然希望她那么想。”

“没问？”

“没问。下次有机会问问。”

往下一段时间我们全然没有开口。我聚精会神画第二幅素描。秋川真理惠认真思考什么——关于乳头大小，关于离婚，关于金环胡蜂，或者关于别的什么。她眯细眼睛，嘴唇闭成一条直线，双手抓着左右膝头，身体深深陷入思考。看样子她已进入这种模式。我把她这一本正经的表情在素描簿白纸上记录下来。

每日一到正午，山下就传来钟声。大概是政府机关或哪里的学校报时敲响的吧。听了，我就觑一眼钟，结束作业。结束前已经画出三幅素描了。哪一幅都是极有意味的造型，分别向我暗示应该到来的什么。作为一天分量的工作相当不坏。

秋川真理惠坐在画室椅子上当模特的时间，总共一个半小时多一点点。作为初日作业，应该是极限了。不习惯的人——尤其处于发育盛期的孩子——当模特并非易事。

秋川笙子戴着黑边眼镜坐在客厅沙发上专心看小开本书。我走进客厅，她摘下眼镜，合上书，装进手袋。戴上眼镜，她显得相当知性。

“今天作业顺利结束。”我说，“如果可以，下星期同一时间请再来可以吗？”

“嗯，当然可以。”秋川笙子说。“一个人在这里看书，不知为什么，能看得很舒服。莫不是因为沙发坐起来舒坦？”

“真理惠也不要紧的？”

真理惠什么也没说，使劲点了一下头，仿佛说不要紧。来到姑母跟前，她马上变得沉默了，和刚才判若两人。有可能三人在一起不合她的心意。

两人乘蓝色丰田普锐斯回去了。我在房门口目送她们。戴太阳镜的秋川笙子从车窗伸手朝我微微挥了几下，白皙的小手。我也扬手作答。秋川真理惠收拢下巴，只是目不斜视直对前方。车开下坡路从视野里消失后，我返回家中。两人不在了，不知何故，家里看上去忽然空空荡荡，似乎应有的东西没有了。

不可思议的一对，我看着留在茶几上的红茶杯心想。那里总好像有不同寻常的地方。可是，她们到底哪里不寻常呢？

接着我想起免色。或许我应该让真理惠走到阳台，以便他能用双筒望远镜看清楚些。但后来我改变了想法。为什么我必须特意做那样的事呢？人家又没求我那样做。

不管怎样，往下还有机会。不用着急，或许。

31　或者过于完美亦未可知

那天晚间免色打来电话，时针已转过九点。他就这么晚打电话道歉，说因为无聊琐事而之前无论如何也腾不出手来。我说睡觉还得一会儿，时间不必介意。

“怎么样？今天上午的事顺利吗？”他问。

“我想还算顺利。画了几幅真理惠的素描。下星期日同一时间两人还来这里。”

“那就好！”免色说，“她姑母对你可友好？”

友好？这说法有某种奇妙的意味。

我说：“呃，看上去是一位感觉很好的女性。能不能说友好不晓得，倒是没有什么戒心。”

我简要介绍了这天上午发生的事。免色几乎屏息听着，似乎尽可能多地吸纳其中含有的细微而具体的信息。除了时而问一下，几乎没开口，只是侧耳倾听。她们穿怎样的衣服，怎么来的，看上去怎样，说的什么，我怎么给真理惠画素描——我把这些一一讲给免色。不过真理惠在意自己的胸小到底没讲——这件事止于我和她之间为好。

“下星期我出现在那边，想必还有点儿过早吧？”免色问我。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那种判断我做不来。作为我，倒是觉得下星期出现也好像没大问题……”

免色在电话那头沉默有顷。“我得想想，毕竟是相当微妙的时候。”

“请慢慢想好了。画完还得一段时间，机会往下有好几次。作为我，下星期也好下下星期也好，怎么都没关系。”

面对免色如此犹豫不决是第一次。迄今在我眼里，无论对什么事都当机立断，乃是免色这个人物的特色。

本来想问免色今天上午用没用双筒望远镜看我家，看清秋川真理惠和她姑母没有。但转念作罢。只要他不主动提起，这个话题还是不提为好。纵然被看的是我住的房子。

免色再次向我致谢。“这个那个强求你这么多，实在抱歉。”

我应道：“哪里，我没有为你做什么的打算，我只是画秋川真理惠的画罢了，只是想画才画的。表面也好实际也好，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理上没必要特别向我道谢。”

“可我还是相当感谢你的。”免色静静地说，“在各种意义上。”

虽然在各种意义上是怎么回事我不大懂，但我没刻意问。时间不早了，我们简单互道晚安放下电话。但放下听筒后，我忽然心想，免色往下可能迎来难以成眠的长夜。从其语声里不难听出紧张。想必他有许多必须左思右想的事。

这一星期没发生什么事。骑士团长没有现身，年长的人妻女友也没联系。风平浪静的一星期。唯独秋意在我四周缓缓加深。天空眼看着变高，空气澄澈如洗，一条条云絮那般优美洁白，如用毛刷勾勒出的一样。

我把秋川真理惠的三幅素描好几次拿在手里细看。各所不一的姿势，各所不一的角度。非常意味深长，而且富有启示性。不过一开始我就没有从中选哪一幅作为具体草图的打算。画这三幅素描的目的，如我对她本人所说，在于作为整体来理解和认识秋川真理惠这个少女，在于将她这一存在暂且纳入我的内心。

我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看这三幅素描。同时集中意识把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具体确立起来。如此时间里有一种感觉：秋川真理惠的形象同妹妹小路的形象正在我心目中合二为一。至于这是否合适，我无从判断。但这两个几乎同龄少女的魂灵似乎已经在哪里——例如在我无法涉足的深奥场所——交融互汇，结为一体。我已不能把这两个魂灵相互分开。

这星期的星期四妻来了信。这是我三月份离开家以来从她那里第一次得到联系。用我早已熟悉的中规中矩的好看字体在信封上写着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她仍用我的姓(1)。或许因为离婚正式成立前用丈夫的姓各方面较为便利。

我用剪刀整齐剪开信封。里面有一枚带有白熊立于冰山之上摄影图的卡片。卡片上简单写了感谢话，感谢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盖章并迅速寄回。

你好吗？我生活得还算可以。仍在同一地方。这么快寄回文件，谢谢！谢谢了！手续若有进展，我会再次联系。

你留在家里的东西，若有什么有用的，请告诉我，用上门快递寄过去。不管怎样，

祝我们各自的新生活进展顺利。

柚

信看了好几遍。我想尽可能多地读取字背后隐藏的类似心情那样的信息。但是，从这简短的词句中无法读取言外含有怎样的心情和意图。她好像仅仅是把那里明示的信息直接传达给我。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的是，准备离婚协议书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作为事务，不会是多么麻烦的东西。况且作为她本应恨不得和我马上一刀两断才是。然而我离家已经半年都过去了，这期间她到底做什么了呢？想什么了呢？

接下去我细看卡片上的白熊照片。但那上面也看不出任何意图。为什么是北极白熊呢？怕是手头碰巧有白熊卡片就用了。我猜想是这么回事。或者站在小冰山上的白熊暗示我不明去向而任凭海流冲去哪里的命运？不，那大概是我过于穿凿附会。

我把装进信封的卡片扔进桌子最上面的抽屉。关上抽屉，有一种事物向前推进了一步的微妙感触。“咔”一声，刻度似乎上升了一格。不是我自己推进的。是谁、是什么替我准备了新的阶梯，而我只能按其程序移动而已。

之后，我想起星期日自己就婚后生活对秋川真理惠说的话。

原本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路，一直像一般人那样走过来的。不料那条路忽然从脚下消失了。只好在不知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两手空空地朝一无所有的空间屁颠屁颠走下去——便是这么一种感觉。

不明去向的海流也罢，没有路的路也罢，怎么都无所谓，彼此彼此。总之都不过是比喻罢了。毕竟我已这样把实物搞到手了，已经被实物实际吞入其中了。为什么还需要什么比喻呢？

如果可能，我想把自己眼下的处境写信向柚详加说明。“生活还算可以”这类模棱两可的话语，我无论如何也写不来。岂止如此，“事情实在太多”才是实实在在的心情。可是，如果把在此生活以来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从头到尾写一遍，那么势必无可收拾。尤其糟糕的是，自己本身无法好好说明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至少不能用整合性、逻辑性语境加以“说明”，绝无可能。

因此，我决定不给柚写回信。一旦写信，那么就要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无视整合性逻辑性）写个没完。或者什么也不写，二者必居其一。而我选择了什么也不写。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留在随波逐流的冰山上孤独的白熊。放眼望去，哪里也没什么邮筒。白熊岂不有信也寄不出去？

我清楚记得碰见柚并和她开始交往时的事。

初次约会一起吃饭，席间说了好多话，她似乎对我怀有好感，说再次相见也可以。我和她之间，一开始就有超越事理而互通心曲的地方。简单说来，就是脾性相投。

但和她实际发展成为恋人关系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当时的柚有个交往了两年的对象。而她并非对那个对象怀有无可摇撼的挚爱之情。

“人长得非常英俊，但多少有些枯燥无聊。不过这倒也罢了……”她说。

英俊而无聊的男人……我周围这一类型的人一个也没有，脑袋想像不出那样的人是怎样的人。我想像得出的，是那种看样子做得非常好吃而又味道不够的菜。可是，那样的菜也是有人喜欢的吧？

她直言相告：“我嘛，过去就对长相英俊的人束手无策。面对相貌堂堂的男人，类似理性的东西就运转不灵。尽管知道有问题，却偏偏力不从心，横竖改不过来。这可能是最要命的弱点。”

“宿疾。”我说。

她点头：“是啊，或许是的。无药可医的莫名其妙的疾患，宿疾。”

“不管怎样，都不大像是能让我乘风而起的信息啊！”我说。遗憾的是，相貌堂堂未能成为我这个人强有力的卖点。

她对此到底没有否认。只是开心地咧嘴笑笑。和我在一起，起码她没显出无聊的样子，总是谈笑风生。

这么着，我就耐心地等待她同长相英俊的恋人关系卡壳（他不仅长相英俊，而且毕业于一流大学在一流贸易公司拿高工资，肯定同柚的父亲情投意合）。那期间和她说了各种各样的话，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开始更好地理解对方。接了吻，也相互搂抱了，但没有做爱——她不喜欢和复数对象同时有性关系。“这方面我比较守旧。”她说。所以我只能等待。

那一期间大约持续了半年。对于我是相当长的时间。有时甚至想索性放弃算了，但好歹熬了下来。因我有相当强烈的自信，相信她不久肯定是自己的。

那以后为时不久，她和交往中的英俊男性的关系最终画上句号（我想是画上句号。因她就其原委什么也没说，所以作为我只能推测），而选择了不能说多么英俊，而且缺乏生活能力的我作为恋人。不仅如此，我们很快下决心正式结婚。

真切记得和她初次做爱时的事。我们去地方上的一个小温泉，在那里迎来了值得纪念的最初的夜晚。一切顺利得不得了，几乎可以说是十全十美。或者有点儿过于完美亦未可知。她的肌肤白嫩柔滑。不无柔润的温泉水和初秋月光的皎洁也可能有助于那种美丽和滑润。我抱着柚赤裸的身体第一次进入其中时，她在我耳畔低低叫了一声，纤细的指尖用力抠进我的后背。那时秋虫们也一片喧哗，甚至清爽悦耳的溪流声也传来了。当时我在心中坚定发誓：绝对不能放开这个女人。对于我，那也许是迄今人生中最辉煌的瞬间——终于把柚据为己有了！

接得她这封短信，我就柚考虑了很久。最初遇到她的当时，最初同她交合的秋夜，以及自始至今自己对于柚基本一成未变的心情。我现在也不想放开她，这点一清二楚。诚然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盖章了，但那是两回事。然而无论我怎么想和想什么，不觉之间她都已离我而去。纵使从远处——相当远的远处——使用多么高性能的双筒望远镜，也看不到一鳞半爪。

她大概在哪里于我不知不晓当中找到了新的英俊恋人。而且照例类似理性那样的东西变得运转不灵。她在拒绝和我做爱时我就应该有所觉察才是。她不和复数对象同时有性关系。本来是稍一思考就能明白的事……

宿疾，我想，没有治愈希望的莫名其妙的疾患。道理讲不通的体质性倾向。

这天夜里（下雨的星期四夜晚）我做了个长长的梦。

我在宫城县海边一座小镇握着白色斯巴鲁“森林人”方向盘（现在它是我拥有的车）。我身穿旧的黑色皮夹克，头戴带有尤尼克斯标志的黑色高尔夫帽。我身材魁梧，皮肤晒黑了，花白头发短短的硬撅撅的。也就是说，我是“白色斯巴鲁男子”。我悄然尾随妻及其性伙伴开的小型车（红色标致205）。与海岸并行的国道。我看见两人走进镇郊一座花里胡哨的情人旅馆。翌日我逼问妻，用睡袍带勒她细细白白的脖子。我是习惯体力劳动的臂力强劲的男人。我一边使出浑身力气勒紧妻的脖颈，一边大声喊叫什么。至于喊叫什么，自己也听不清楚。那是不成意思的纯粹的愤怒喊叫。从未体验过的强烈愤怒控制了我的身心。我喊叫着把白色唾液溅向虚空。

我看见妻拼命喘息着试图把新空气吸入肺部，她的太阳穴微微痉挛，桃色舌头在口中蜷成一团胡乱搅动。青色静脉如凸起的地形图鼓胀在皮肤上。我嗅着自己的汗味儿。一种迄今未曾嗅过的不快气味儿就好像温泉的热气一样从我的全身蒸腾而出。那是让我想起长毛兽体臭的气味儿。

不许把我画成画！我向自身发出命令，向着墙上镜中的自己猛地戳出食指，不许再把我画下去！

这当口，我猛然睁眼醒来。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那时在那座海滨小镇情人旅馆床上最害怕的是什么——我在心底生怕自己在最后一瞬间把那个女子（名也不知道的年轻女子）真的勒死。“做做样子就可以”，她说。问题是不大可能仅那样就了事，不大可能仅以做样子告终。而且不能仅以做样子告终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身上。

如果我也能理解我就好了。可那并非易事。

这是我对秋川真理惠说的话，我在用毛巾擦汗当中想起来了。

星期五早上雨过天晴，天空晴得赏心悦目。为了让没睡好的昨晚亢奋的心情平静下来，上午我在附近散步一个小时。走进杂木林，绕到小庙后头，久违地查看洞口情形。进入十一月，风切切实实增加了寒意，地面铺满潮乎乎的落叶。洞口一如往常严严实实压着几块木板。木板上落着五颜六色的落叶，排列着镇石。但镇石的排列样式，我觉得似乎和我上次见的略有不同。大体相同，只是配置稍有差异。

不过我对此没怎么过于在意。除了我和免色，不至于有人特意走到这里来。掀开一块木板往里看了看，里面谁也没有。梯子也一如上次靠墙立着。黑暗的石室依旧在我脚下深深静默着持续存在。我把盖子重新盖回洞口，按原样摆上石头。

骑士团长将近两个星期没有现身这点也没让我多么在意。如其本人所言，理念也这个那个有很多事，超越时间空间的要事。

不久，下一个星期日到来了。这天发生了许多事。一个兵荒马乱的星期日。

(1)日本实行“夫妻同姓”制度。日本于1947年实施的民法典第750条规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时，必须改随其中一方的姓氏。实际生活中，多数已婚女性将自己的姓改为了丈夫的姓。

32　他的专业技能大受重视

我们说话之间，另一个男子凑了过来。他是华沙出生的职业画家。中等个头，鹰钩鼻，苍白的脸上留着黑得甚是完美的唇须。（中略）这种富有特征的风貌即使从远处也能一眼看出。他的职业地位高（在集中营，他的专业技能大受重视）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任何人都对他高看一眼。他往往就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对我说个没完没了。

“我为德国兵画彩色画，肖像画什么的。他们拿来亲戚啦太太啦父母啦孩子啦的照片。谁都想要画有亲人的画。党卫军们感情丰富地、满含爱意地向我介绍自己的亲人，眼睛的颜色啦头发的颜色啦。我就以拍糊了的黑白非专业照片为依据画他们家人的肖像画。不过嘛，不管谁怎么说，我想画的都不是什么德国人的家人。我想把堆积在‘隔离病房’里的孩子们画成黑白画。画那些家伙杀害的人的肖像画，让他们拿回自己家里挂在墙上。畜生们！”

画家这时尤其亢奋得厉害。

塞缪尔·威伦伯格(1)《特雷布林卡的起义》

（注）“隔离病房”：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处刑设施的别称。

（第1部终）

Copyright © Samuel Willengerg, 1984

(2)塞缪尔·威伦伯格（Samuel Willenberg，1923—2016），出生于波兰，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后来也皈依犹太教。1942年，年仅19岁的威伦伯格被送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1943年8月，和200名左右犹太囚犯一起偷走武器，放火烧了营地出逃，最终仅67人成功逃走。战后，他移居以色列，始终致力于通过写作、演讲揭露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被称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后的幸存者”。

33　差不多和喜欢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一样喜欢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星期日也是晴得漂漂亮亮的一天。没有像样的风，秋天的太阳把染成种种色调的山间树叶照得流光溢彩。白胸脯的小鸟们在树枝间往来飞跃，灵巧地啄食树上的红果。我坐在阳台上面百看不厌地看着眼前的光景。大自然的美丽公平地提供给每一个人——无论富翁还是贫民——如同时间……不，时间或许不是这样。生活富裕的人花钱多买时间也有可能。

不前不后恰好十点整，光闪闪的蓝色丰田普锐斯爬上坡来。秋川笙子上身穿米色高领薄毛衣，下身穿修长的浅绿色棉质长裤。脖子的金项链闪着含蓄的光。发型一如上次大体保持理想造型。随着秀发的摇颤，好看的颈项时而一闪。今天不是手袋，肩上挎着鹿皮挎包。鞋是褐色防滑鞋。打扮漫不经心而又无微不至。而且，她的胸部的确形状漂亮。据其侄女内部情报，似乎是“没有填充物”的胸部。我为其乳房——仅仅在审美意味上——多少动心。

秋川真理惠一身休闲打扮：褪色的蓝色直筒牛仔裤、白色匡威运动鞋，和上次截然不同。蓝牛仔裤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窟窿（当然是刻意为之）。上面穿薄些的灰色游艇夹克，外面披一件仿佛樵夫穿的厚格子衬衫。胸部依然没有隆起。而且依然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表情俨然正吃得兴起当中被拿走食盘的猫。

我像上次那样在厨房沏红茶拿来客厅，接着给两人看了上星期画的三幅素描。秋川笙子对这素描似乎一见欢心：“哪一幅都那么生动，远比照片什么的像现实中的小惠！”

“这个、给我可以的？”秋川真理惠问我。

“可以呀，当然！”我说，“画完成后给。画完前我也可能要用。”

“话是那么说……给我们真的没关系的？”姑母担心地问。

“没关系的。”我说，“画一旦完成，往下就没多大用处了。”

“这三幅中的哪一幅作草图用？”真理惠问我。

我摇头道：“哪一幅都不用。这三幅素描，可以说是为立体地理解你而画的。画布上画的你还要有所不同。”

“形象什么的，已经在老师脑袋里具体形成了？”

我摇摇头：“不，还没有形成。往下和你两人考虑。”

“立体地理解我？”

“是的。”我说，“从物理上看，画布仅仅是个平面。但画必须立体描绘才行。明白的吧？”

真理惠脸色严肃起来。想必从“立体”这一说法想到自己胸部的凸起状态。事实上她也一闪瞥一眼姑母薄毛衣下娇美隆起的乳房，而后看了看我。

“怎样才能画得这么好呢？”

“素描？”

秋川真理惠点头。“素描啦速写啦。”

“练习！练习当中自然画好。”

“可有很多人怎么练也画不好，我想。”

她说的不错。美大时代，怎么练也全然不见好的同学看得太多太多了。无论怎么挣扎，人也要为与生俱来的东西所大大左右。问题是说起这个来，话就不可收拾了。

“可那也不等于不练也可以。不练就出不来的才华和资质也的确是有的。”

秋川笙子对我的话大大点头。秋川真理惠则仅仅斜了斜嘴角，仿佛说真是那样的？

“你是想画好的吧？”我问真理惠。

真理惠点头：“喜欢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和喜欢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差不多。”

我看真理惠的眼睛。眼睛浮现出某种特殊种类的光。她具体要说什么，一下子很难琢磨。但较之她说什么，引起我兴趣的更是其眼睛深处的光。

“相当不可思议的说法啊！”秋川笙子说，“像是出谜语似的。”

真理惠没有应声，默默看自己的手。稍后扬起脸时，特殊光闪从眼睛里消失了——稍纵即逝。

我和秋川真理惠走进画室。秋川笙子从挎包里取出和上星期同样的——从外观看来我想是同样的——小开本厚书，靠在沙发上马上看了起来。看样子被那本书迷住了。什么种类的书呢？我比上次还有兴趣，但问书名还是忍住了。

真理惠一如上星期，隔两米左右距离同我对坐。和上星期不同的是，我面前放着有画布的画架。但画笔和颜料还没拿在手里。我交替看着真理惠和空白画布，思索怎样才能把她的形象“立体地”移植到画布上来。那里需要某种“物语”，并非只要把对方形体直接画下来即可。仅仅那样是不成其为作品的，那有可能仅以头像画告终。找出那里应被画出的物语，乃是之于我的重要出发点。

我从木凳上久久凝视坐在餐椅上的秋川真理惠的脸庞。她没有躲开视线，几乎一眨不眨地直盯盯回视我的眼睛。尽管不是挑战性眼神，但可以从中读取“往下决不后撤”那种类似决心的东西。由于长相端庄得令人联想到偶人而容易让人怀有错误印象，实则是个性格有硬芯的孩子。具有无可撼动的自身做法。一旦画一条直线，就不轻易妥协。

细看之下，总觉得秋川真理惠的眼睛有让人想起免色眼睛的东西。上次也感觉出了，此刻再次为其共通性而惊讶。那里有很想称之为“瞬间冻结的火焰”的神奇光点，在含有光热的同时而又绝对冷静，令人想起内部具有自身光源的特殊宝石，向外坦率诉求的力同向内指向完结的力在那里两相交锋。

不过，我之所以这么感觉，有可能是事先听了免色向我坦言秋川真理惠没准是分得其精血的女儿之故。或许正因为有这条伏线，我才下意识地努力在两人之间寻觅某种相呼应的东西。

不管怎样，我必须把这眼睛的独特光点画进画幅之中。以此作为构成秋川真理惠表情的核心要素，作为贯穿其端庄外貌的坚定不移的东西。然而，我还未能发现将其画入画幅所需的语境。一旦失手，看上去难免沦为冷冰冰的玉石。里面所有的热源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又将去往哪里呢？我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交替盯视她的脸庞和画布十五分钟后，我无奈地停下，将画架推去一边，缓缓做了几次深呼吸。

“说点什么吧！”我说。

“好啊，”真理惠应道，“说什么？”

“想再多少了解你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比如说？”

“对了，你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真理惠稍稍扭起嘴角。“父亲的事不大清楚。”

“不怎么说话？”

“见面都没有多少。”

“因为父亲工作忙吧？”

“工作不很了解。”真理惠说，“我想大概对我没多大兴趣。”

“没兴趣？”

“所以一直交给姑母。”

我对此没表示什么意见。

“那么，母亲可记得？是在你六岁的时候去世的吧？”

“母亲嘛，感觉上只是斑驳记得。”

“怎样一种斑驳？”

“转眼之间母亲就从我眼前消失了。人死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我理解不了。所以只能认为母亲仅仅不在了，像烟被哪里的缝隙吸了进去。”

真理惠沉默片刻，而后继续道：“因为那种不在的方式太突然了，所以一下子没能充分理解那里的道理。母亲死去前后的事，我不能很好地记起。”

“那时你脑袋非常混乱。”

“母亲在的时间和不在以后的时间就像被高墙隔成两个，连接不起来。”她默默咬了一会儿嘴唇。“这么说可明白？”

“觉得好像明白。”我说，“我妹妹十二岁死了上次讲过吧？”

真理惠点头。

“妹妹天生心脏瓣膜有缺陷。做了大手术，本应平安无事了，却不知为什么有问题留了下来，好比体内带一颗炸弹活着。所以，全家平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就是说，不像你母亲被金环胡蜂蜇得离开人世那样简直晴天霹雳。”

“晴天……”

“晴天霹雳。”我说，“晴朗的天突然轰隆隆响起雷声——始料未及的事突然发生了。”

“晴天霹雳。”她说，“写什么字？”

“晴天，晴朗的天。霹雳字难写，我也不会写，也没写过。想知道，回家查字典好了。”

“晴天霹雳。”她再次重复，似乎把这句话塞进她脑袋的抽屉。

“反正那是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想的事。但妹妹实际突然发作当天就死了的时候，平日的心理准备完全不顶用。我的的确确呆若木鸡。不光我，全家都一样。”

“那以前和那以后，老师身上有好多事都变了？”

“呃，那以前和那以后，我的身上也好我的身外也好，好多事整个变了。时间的流程都不一样了。就像你说的，那两个连接不起来。”

真理惠目不转睛看我看了十秒钟。“妹妹对老师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人，是吧？”

我点头：“嗯，宝贵得不得了。”

秋川真理惠低头沉思什么，而后扬起脸说：“记忆就那样被隔开了，所以我不能完整地想起母亲：什么样的人？长的什么样？对我说了怎样的话？父亲也很少给我讲母亲的事。”

说起我对秋川真理惠母亲所知道的，无非是免色细致入微讲述的免色和她最后一次性爱场景——在他办公室沙发上进行的剧烈性行为有可能使得秋川真理惠受胎。但这种话当然说不出口。

“不过关于母亲总会多少记得什么吧？毕竟一起生活到六岁。”

“只有气味。”真理惠说。

“母亲身体的气味？”

“不是。雨的气味。”

“雨的气味？”

“那时下雨来着，听得见雨点落地声那么大的雨。但母亲没打伞就到外面走，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在雨中。季节是夏天。”

“可是夏天傍晚的雷阵雨？”

“好像，因为有一股雨打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柏油路面时的气味。我记得那气味。那里像是山顶观光台那样的地方。母亲还唱歌来着。”

“什么歌？”

“旋律想不起来，但歌词记得：河对岸舒展着广阔的绿色田野，那边流溢着灿烂的阳光，这边一直阴雨绵绵……便是那样的歌。嗳，老师可听过那样的歌？”

我没有听得那样的歌的记忆。“好像没有听过。”

秋川真理惠做微微耸肩那样的动作。“这以前问过好多人，但谁也没听过那样的歌。为什么呢？难道是我在脑袋里随意捏造的歌？”

“也可能是母亲当场编的哟，为你！”

真理惠扬脸看我，微微笑道：“没有那么想过。不过果真那样，那可是太好了！”

目睹她面带笑容，这时大约是第一次。就好像厚厚的云层裂开了，一线阳光从那里流溢下来，把大地特选的区间照得一片灿烂——便是这样的微笑。

我问真理惠：“如果再去一次那个场所能记起就是这里？去山顶观光台那样的地方？”

“有可能。”真理惠说，“倒是没多大把握，但有可能。”

“自己的心中能有一方那样的风景，是很美妙的事。”我说。

真理惠点头。

接下去一小会儿，我和秋川真理惠两人倾听外面鸟们的鸣啭。窗外舒展着漂亮的秋日晴空，一丝云絮也找不见。我们在各自的心间漫无边际地放飞各自的思绪。

“那幅反过来的画是什么？”稍后真理惠问我。

她手指的是画有（想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的油画。我为了不让人看见那幅画布而反过来靠墙立着。

“画开头了的画。想画那个男子，但没有画下去。”

“让我看看可好？”

“好好！倒还是草图阶段。”

我把画幅正过来放在画架上。真理惠从餐椅立起，走到画架跟前，抱臂从正面看画。面对画，她的眼睛回之以锐利的光闪，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直线。

画仅以红绿黑三色构成。上面应画的男子还没被赋以明确的轮廓。用木炭画的男子形象隐身于颜料之下。他拒绝被施以血肉，拒斥着色。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我在那里捕捉到了他存在的基干，一如海中渔网捕捉看不见形影的鱼。我准备找出拉网方法，而对方企图阻止这一尝试——如此推拉造成了中断。

“在这儿停下了？”真理惠问。

“正是。无论如何都没办法从草图阶段推向前去。”

真理惠静静地说：“不过看上去已经完成了。”

我站在她旁边，以同一视角重新打量那幅画。莫非她的眼睛看出了潜伏在黑暗中的男子形象？

“你是说没必要再往这画上加什么了？”我问。

“嗯，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我轻轻屏住呼吸。她说出的，和白色斯巴鲁男子向我诉说的几乎是同样内容。

画就这样好了！别再动这画！

“为什么这么想？”我再次问真理惠。

真理惠好一会儿没有回答。又聚精会神看了一阵子画，而后放下抱臂的双手，贴在面颊上，像是要冷却那里的热度。

“这样就已具有足够的力。”她说。

“足够的力？”

“那样觉得。”

“不会是不太友善的那种力？”

真理惠没有答话，两手仍贴着脸颊。

“这里的男子，老师很了解的？”

我摇头：“不，说实话，一无所知。前不久一个人长途旅行时在遥远的小镇上偶然碰见的人。没打招呼，名也不知道。”

“这里有的，是善的力还是不善的力，我不知道。或许有时变成善的，有时变成恶的。喏，看的角度不同，看上去就有种种不同。”

“可你认为最好不要把那个画成画的形式，是吧？”

她看我的眼睛。“如果成形，假如那是不善的，老师你怎么办？假如朝这边伸过手来怎么办？”

有道理，我想。假如那是不善的，假如那是恶本身，而且假如朝这边伸过手来，那么我到底如何是好？

我把画从画架上卸下，反过来放回原来位置。作为感触，使之从视野中消失后，画室中紧绷绷的紧张感才好像迅速缓解。

我想，或许应该把这幅画结结实实包起来塞进阁楼才是，一如雨田具彦把《刺杀骑士团长》藏在那里以免被人看见。

“那么，那幅画你怎么看？”我指着墙上挂的雨田具彦的《刺杀骑士团长》。

“喜欢那幅画。”秋川真理惠毫不迟疑地回答。“谁画的画？”

“画它的是雨田具彦，这座房子的主人。”

“这幅画在诉说什么，简直就像小鸟要从小笼子里飞去外面的世界——有那样的感觉。”

我看她的脸。“鸟？到底什么样的鸟呢？”

“什么样的鸟？什么样的笼子？我不知道，形体也看不清楚，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对于我，这幅画可能有点儿太难了。”

“不但你，对我也好像有点儿太难了。不过如你说的，作者有某种想向人诉求的事物，把那强烈的意绪寄托在画面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他究竟诉求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谁在杀谁，咬牙切齿地。”

“正是。年轻男子在坚定的意志下用剑狠狠刺入对方胸口。被刺杀的一方对自己即将死去只是惊诧不已。周围的人大气不敢出地注视这一进展。”

“有正确的杀人？”

我就此沉吟。“不清楚啊！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取决于选择的基准。比方说，人世间有很多人认为死刑是从社会角度来说正确的杀人。”

或者暗杀，我想。

真理惠略一停顿，说道：“不过，这幅画虽然人被杀了流了很多血，但并不让人心情黯淡。这幅画想要把我领去别的什么地方——同正确不正确基准不同的场所。”

这天归终我一次也没拿画笔，只是在明亮的画室中同秋川真理惠两人漫无边际地交谈。我边谈边把她表情的变化和种种样样的动作一个个打入脑海。不妨说，如此记忆的累积将成为我应该画的画的血肉。

“今天老师什么也没画。”真理惠说。

“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我说，“既有时间夺走的东西，又有时间给予的东西。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是一项重要工作。”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的眼睛，就像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窥视里面的房间。她在思考时间的意义。

十二点时传来往日的钟声。我和真理惠两人离开画室转来客厅。沙发上，戴黑边眼镜的秋川笙子看小开本厚书看得如醉如痴，甚至呼吸动静都感觉不出。

“看的什么书呢？”我忍不住地问。

“说实话，我有类似厄运的东西。”她莞尔一笑，夹上书签，合上书。“一旦把正看的书的书名告诉别人，不知为什么，书就不能最后看完了。一般都要发生什么意外事，看到中间就看不下去了。莫名其妙，但的确如此。于是决定不把正在看的书的书名告诉任何人。看完了，那时倒是乐意告诉……”

“看完当然可以。见你看得那么专心，就有了兴趣，心想什么书呢？”

“非常有意思的书，一旦看开头就停不下来。所以决定只在来这里时看。这样，两个小时一晃儿就过去了。”

“姑母看好多好多书的。”真理惠说。

“此外没多少事可做，看书就像是我生活的中心。”姑母说。

“没做工作吗？”我问。

她摘下眼镜，一边用手指按平眉间聚起的皱纹一边说，“只是大体每星期去一次本地图书馆当志愿者。以前在城里一家私立医科大学工作来着，在那里当校长的秘书。但搬来这里后辞职不做了。”

“真理惠的母亲去世时搬来这里的吧？”

“那时只是打算一起住一段时间，在事情安顿下来之前。可实际来了和小惠一块儿生活以后，就没办法轻易离开了，自那以来一直住在这里。当然，如果哥哥再婚，就马上返回东京。”

“那时我也一起离开。”真理惠说。

秋川笙子仅仅浮现出社交性微笑，避免就此表态。

“如果不介意，一起吃饭好吗？”我问两人，“色拉和意大利面什么的，手到擒来。”

秋川笙子当然客气地推辞，但真理惠看样子对三人吃午饭深感兴趣。

“可以的吧？反正回家爸爸也不在。”

“实在简单得很。调味汁准备了很多，做一个人的做三个人的，花的工夫没什么区别。”我说。

“真的合适吗？”秋川笙子有些疑惑。

“当然合适，请别介意。我总是在这里一个人吃，一日三餐都一个人吃。偶尔也想和谁一起吃。”

真理惠看姑母的表情。

“那么就承您美意，不客气了。”秋川笙子说，“不过真不打扰的？”

“完全谈不上！”我说，“请随便好了。”

我们三人移到餐厅。两人在餐桌前落座。我在厨房烧水，把芦笋和培根做的调味汁用深平底锅热了，用莴苣、西红杮、洋葱和青椒做了色拉。水烧开后煮意面。那时间里把欧芹切得细细的，从电冰箱取出冰红茶倒进杯里。两位女性颇为稀罕地看我在厨房里敏捷利落地干活身姿。秋川笙子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说值得帮忙的事一概没有，只管在那里老老实实坐着好了。

“真是训练有素啊！”她佩服似的说。

“天天干的关系。”

对我来说，做饭并不难受。向来喜欢手工活：做饭，做简单的木匠活，修理自行车，修剪庭园。不擅长的是抽象性数学思考。将棋(1)啦国际象棋啦九连环啦，那种知性游戏使得我简单的头脑大受损坏。

接下去，我们对着餐桌吃饭。晴朗秋日星期天的开心午餐。而且，秋川笙子是餐桌上的理想对象。话题丰富，懂得幽默，富于知性和社交性。餐桌礼仪优美动人而又没有做作之处。一位在甚有品位的家庭长大、上花钱学校的女性。真理惠几乎不开口，闲聊交给姑母，注意力集中在吃上。秋川笙子说希望我以后教她调味汁的做法。

我们快要吃完时，响起音色明亮的门铃声。推测按响门铃的是谁，对我不是多么难的事。因为稍往前一点觉得有那辆捷豹粗犷的引擎声隐约传来。那声音——同丰田普锐斯文静的引擎声处于对立的两极——传到我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薄薄的隔层的某处。所以门铃响决不是“晴天霹雳”。

我道声失礼，从座位立起，放下餐巾，把两人留在后面走去门口，明知无从预料往下将有怎样的事情发生……

(1)将棋：日式象棋。

34　那么说来，最近没有测过气压

打开房门，免色站在那里。

他上身穿领扣衬衫、带有精巧高雅花纹的毛背心、灰绿色苏格兰花呢夹克。下身穿浅芥末色卡其裤。脚上是褐色绒面皮鞋。不出所料，所有衣服都给他穿得恰到好处赏心悦目。丰厚的白发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身后可见银色捷豹。旁边停着蓝色丰田普锐斯。两辆车并排相邻，看上去好像牙齿不整齐的人张嘴而笑。

我一声不响地将免色让进门来。他的表情因紧张显得有些僵硬，让我联想刚涂过还没干透的石灰墙。目睹免色浮现这样的表情当然是第一次——他总是冷静地控制自己，尽可能不让感情显露于外。即使被关在漆黑的洞底一小时之后，脸色也丝毫未变。然而此刻他的脸近乎苍白。

“进去也不碍事的吗？”他问。

“当然不碍事。”我说，“现在正在吃饭，不过差不多要吃完了。请进！”

“可是我不想做打扰吃饭那样的事。”说着，他几乎条件反射地眼看手表，无谓地久久盯视表针，就好像对表针走法有什么异议。

我说：“马上就吃完的，简单的午餐。然后一起喝咖啡什么的好了！请在客厅等着，把您介绍给两个人。”

免色摇头道：“不不，介绍可能还太早。以为两人都已经从这里撤走了，所以才到府上来，不是想被介绍才来的。可是看见府上门前停着一辆没见过的车，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正是好机会。”我打断对方似的说，“顺水推舟。交给我好了！”

免色点头，开始脱鞋。却不知何故，好像不知鞋怎么脱似的。我等他好歹把两只鞋脱掉，领进客厅。本来已经来过几次了，但他活像生来初次目睹，好奇地四下打量。

“请在这里等候！”我对他说。然后把手轻放在他肩上。“请坐在这里放松一下。估计用不了十分钟。”

我把免色一人留在那里——心里总好像七上八下——折回餐厅。我不在时间里两人已经吃完，餐叉放在盘子上。

“来客人了？”秋川笙子担忧地问。

“嗯。不过不要紧，只是住在附近的熟人顺路一晃儿来看看罢了。让他在客厅里等着。一个爽快人，用不着介意。我这就吃完。”

随即我把剩的一点点东西吃了下去。两位女性拾掇餐桌碟盘之间，我用咖啡机做了咖啡。

“不去客厅一起喝喝咖啡？”我对秋川笙子说。

“可客人来了，我们不打扰吗？”

我摇头道：“完全谈不上打扰。这也是一种缘分，我来介绍一下。虽说住在附近，但因为住在隔着山谷的对面山上，您大概不认识……”

“那位叫什么名字呢？”

“免色先生。免除的免，颜色的色——免除颜色。”

“稀罕姓啊！”秋川笙子说，“免色先生，这名字是第一次听得。的确，隔着山谷，就算住得近也不大可能有像样的往来。”

我把四人份咖啡、砂糖和牛奶放在盘子里端来客厅。进客厅最吃惊的是免色没影了。客厅空无一人，阳台上也没有他，又不像去了卫生间。

“去哪里了呢？”我没有对谁说地说。

“来这儿了吗？”秋川笙子问。

“刚才还在。”

去门厅看，那里不见了他的绒面皮鞋。我穿上拖鞋打开房门，见银色捷豹停在刚才那个位置。这样，就不像是回家了。车窗玻璃在太阳光下炫目耀眼，看不清里边是否有人。我往车那边走去。免色坐在驾驶位上，像找什么似的东摸西看。我轻敲窗玻璃。免色落下窗玻璃，以困窘的神色向上看我。

“怎么的了？免色先生？”

“想测一下轮胎气压，可不知为什么，气压计找不到了。平时总是放在这手套箱里……”

“那是现在必须在这里马上做的事吗？”

“不，那也不是。只是往这里一坐，突然惦记起气压来。那么说来，最近没有试过气压……”

“反正轮胎情况并非不正常是吧？”

“呃，轮胎情况没有什么不正常，一般。”

“那么，气压的事先往后放，返回客厅好吗？咖啡做好了，两人正等着。”

“等着？”免色以干涩的嗓音说，“等着我？”

“嗯，说介绍你来着。”

“不好办啊！”

“为什么？”

“还没做好被介绍的准备——类似心理准备的东西。”

他的眼神惧怯而又困惑，就像被喝令从熊熊燃烧的十六楼窗口朝着看上去差不多只有杯垫大小的救生气垫跳下的人。

“最好来一下。”我果断地说，“好吧？非常简单的事。”

免色一声不响地点了下头，从座席欠身出来，关上车门。本想锁门，旋即发觉无此必要（谁也不来的山上），遂将钥匙揣进裤袋。

走进客厅，秋川笙子和真理惠两人在沙发上等我们。我们刚一进去，两人就彬彬有礼地从沙发上站起。我把免色简单介绍给两人，作为极为理所当然的日常性人情行为。

“也请免色先生当过绘画模特，有幸画他的肖像画来着。因为碰巧住在附近，所以那以来就有了交往。”

“听说您住在对面山上……”秋川笙子问。

提起房子，免色的脸庞眼看着变得苍白起来。“嗯，几年前开始住的。几年前来着？呃——三年了吧，还是四年？”

他询问似的看我。我什么也没说。

“从这里可以看见府上？”秋川笙子问。

“嗯，可以看见。”免色说。又马上补充一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房子，山上又十分不方便。”

“不方便这点，我家也彼此彼此。”秋川笙子和颜悦色地说，“买件东西也是一场麻烦。手机信号也好广播也好，都不能正常进来。加上又是陡坡，积了雪滑溜溜的，吓得车都不敢开。所幸只五六年前有过那么一次。”

“嗯，这一带几乎不下雪。”免色说，“海上有暖风吹来的关系。海的力量是很大的，就是说……”

“总之，冬天不积雪让人庆幸啊！”我插嘴道。放任不管，连太平洋暖流的构成都可能一一说个没完——免色身上有这种进退失据的意味。

秋川真理惠来回比较看着姑母的脸和免色的脸，似乎对免色不怀有特定感想。免色完全没向真理惠那边投以视线，只是一味看着真理惠的姑母，就好像自己的心从个人角度被她的脸庞强烈吸引住了一样。

我对免色说：“其实眼下正在画这位真理惠小姐的画，求她当模特。”

“所以每个星期日开车送来这里。”秋川笙子说，“以距离看，就在我家眼皮底下，但由于路的关系，不绕很多弯路是来不到这里的。”

免色这才从正面看秋川真理惠的脸庞。可是，他的双眼如冬天忐忑不安的苍蝇那样急切切转动不已，试图在其脸庞周边哪里找到落脚点。然而那样的位置似乎哪里也没能找到。

我像派船救援似的拿出素描簿给他看。“这是已经画好的她的素描。素描阶段刚刚结束，还没有真正开始画。”

免色像要吞进去一样久久盯视那三幅素描。看样子，较之看真理惠本人，看画她的素描对于他要意味深长得多。但当然不可能那样，他只是不能从正面注视真理惠，素描终究不过是其替代。如此切近地接近实实在在的真理惠毕竟是第一次，想必一下子把握不好心情。秋川真理惠简直就像观察珍稀动物似的看着免色杂乱不堪的表情。

“太好了！”免色说，随即看着秋川笙子那边说，“哪一幅素描都栩栩如生，气氛捕捉得恰到好处。”

“嗯，我也那么认为。”姑母笑吟吟地说。

“不过真理惠可是很难画的模特。”我对免色说，“画成画不容易。由于表情处于时刻变化之中，把握其核心要素相当花时间。所以还没能着手画真要画的画。”

“难画？”说着，免色眯细眼睛，像看晃眼睛的东西那样再次看真理惠的脸庞。

我说：“那三幅素描，表情应该各有很大不同。而表情稍一变化，整个气氛就变了。要把她确定画在一幅画上，就必须舍弃其表面变化，而抓住其核心要素。抓不住，就只能表现整体的一个小小侧面。”

“原来如此！”免色显得钦佩有加。而后把三幅素描同真理惠的脸庞比较看了好几次。如此一来二去，他原本苍白的脸上缓缓出现了红色。红色起初似乎是一个小点，而后变成乒乓球大小，继而变为棒球一般大，很快扩展到整张面孔。真理惠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其面孔颜色的变化。秋川笙子为了避免失礼而将眼睛得体地从那变化上移开。我伸手拿起咖啡壶，往自己杯里倒第二杯。

“打算从下星期开始正式作画。也就是使用颜料在画布上画……”为了填补沉默空白，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地这样说道。

“构思已经形成了？”姑母问。

我摇头：“构思还没形成。如果不实际拿笔实际面对画布，具体意念一个也浮现不出脑海。”

“您画了免色先生的肖像画，是吧？”秋川笙子问我。

“嗯，倒是上个月的事了。”我说。

“无与伦比的肖像画！”免色来劲儿了，“因为需要一段时间让颜料干透，所以还没镶框，就那样挂在我的书房墙上。不过，说‘肖像画’恐怕并不准确。因为那里画的，既是我又不是我。那是非常深的画——倒是说不好——看起来百看不厌。”

“既是您又不是您？”秋川笙子问。

“就是说不是所谓肖像画，而是在更深的层面画的画。”

“想看一眼。”真理惠说。这是移来客厅后她出口的第一句话。

“小惠，那不礼貌，别人府上……”

“那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免色像用锋利的劈柴刀利利索索砍掉姑母发言语尾一样插嘴道。其语气的尖锐使得所有人（也包括免色自身）一时屏住呼吸。

他略一停顿继续下文：“毕竟就住在附近，务请来看一次画！我一个人生活，不必顾虑什么。随时欢迎两位！”

如此说罢，免色脸色更红了。想必从自己本身的发言中听出了迫不及待的韵味。

“真理惠小姐喜欢画？”这回他转向真理惠问，调门已恢复正常。

真理惠默默轻点一下头。

免色说：“如果方便的话，下星期的星期日，差不多和今天同一时刻来这里迎接。接下去就去我家看画好吗？”

“不过，添那样的麻烦……”秋川笙子说。

“可我想看画。”这回真理惠以不容分说的语声斩钉截铁。

归终，商定下星期的星期日偏午时分免色来接两人去他家。本来叫我一起去，但我说那天下午有事，婉言谢绝了。作为我，不想更多地深度介入此事。而想把往下的事交给当事者本人。无论那里发生什么，我都想尽可能止于局外人。我仅仅在结果上——本来无意做这种事——居中牵线搭桥罢了。

我和免色出门目送美丽的姑侄二人返程。秋川笙子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儿停在普锐斯旁边的免色的银色捷豹，眼神就像爱狗人士看一条别人的狗。

“这是最新款的捷豹吧？”她问免色。

“是的。眼下是捷豹最新的轿跑。您喜欢车？”免色问。

“不，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去世的父亲过去开捷豹轿车来着。常坐进去，偶尔也开过。所以看见车身前面的这个标志，一下子感到很亲切。怕是XJ6吧，有四个圆圆的头灯，直列六缸4.2升发动机。”

“是三系列吧！噢，那是非常漂亮的车型！”

“家父看上去很中意那辆车，开了相当长时间。不省油和小故障多倒是够伤脑筋的……”

“那个车型是不省油，电气系统也可能故障不少。捷豹在传统上电气系统就不够强。但在没有故障行驶的时候，只要不介意汽油费，那么一贯出类拔萃。无论乘坐感觉还是驾驶体验，都充满独一无二的魅力。当然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把故障和油耗牢牢放在心上。正因如此，丰田普锐斯才卖得飞一样快。”

“这是兄长给我买的所谓私人专用车，不是我自己买的。”秋川笙子指着丰田普锐斯好像辩解似的说，“车是好开，安全，对环境也友好。”

“普锐斯是非常优秀的车。”免色说，“其实我也认真考虑买一辆来着。”

果真？我在心里歪头沉思，想像不来乘坐丰田普锐斯的免色的身姿，一如想像不来在饭店点尼斯色拉的金钱豹的身姿。

秋川笙子一边往捷豹里面窥视一边说：“有个十分唐突的请求，我稍微坐一坐可以吗？只坐驾驶席就行……”

“当然可以！”免色说。而后像调试声音似的轻咳一声，“请尽管坐好了。如果愿意，开也没关系的。”

目睹她对免色的捷豹表现出如此兴致，对于我很是意外。因为看其清秀文静的外表，看不出她是对车感兴趣那一类型。然而秋川笙子两眼闪闪生辉地钻进驾驶席，让身体适应奶油色皮座，仔细盯视仪表盘，双手置于方向盘，接着左手摸在换挡杆上。免色从裤袋里掏出车钥匙递给她。

“请发动引擎！”

秋川笙子默默接过钥匙，往方向盘旁边插了进去，按顺时针方向旋转，那只猫科巨兽顿时醒了。她入迷地倾听了一会儿深沉的引擎声。

“这引擎声有听过的记忆。”她说。

“4.2升的V8发动机。令尊开的XJ6是六缸，阀门数量和压缩比都不一样，但声音或许相似。在毫不反省地大量燃烧化石燃料这点上，古往今来一成未变，实属罪孽深重的机械。”

秋川笙子抬起换挡杆，亮起右转向灯。独特的宏亮的砰砰声随之响了起来。

“这声音实在让人怀念！”

免色微微笑道：“这是只有捷豹才能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任何车的转向灯声都不一样。”

“我年轻时用心练过XJ6，拿得了驾驶证。”她说，“制动系统和一般车多少有所不同，所以第一次开其他车的时候相当困惑来着，不知怎么样才好。”

“很能理解，”免色微微笑道，“英国人对微妙的地方有某种执著。”

“但车里的气味和家父的车有点不一样。”

“很遗憾，有可能不一样。所用内饰的材料因种种缘由，不可能和过去完全相同。尤其二○○二年康诺利公司不再提供皮革之后，车内气味变化很大。因为康诺利公司本身不复存在了。”

“可惜！本来我非常喜欢那个气味来着。怎么说呢，和关于父亲气味的记忆合在一起了。”

免色似乎难以启齿地启齿道：“实不相瞒，此外我还有一辆老捷豹。或者那辆同令尊车有同样气味也不一定。”

“您有XJ6？”

“不，E-Type。”

“E-Type？就是那敞篷车？”

“是的。一系列敞篷跑车。虽是六十年代产品，但跑起来仍毫无问题。引擎同是六缸4.2升，原装双座。车篷到底更新了，在准确意义上，倒是不能说原装……”

我对车完全不熟悉，两人说的什么几乎不能理解。秋川笙子似乎对这一信息有某种感触。不管怎样，得知两人有捷豹车这一共同趣味——领域恐怕相当狭窄——这点让我多少如释重负。这样，为初次见面的两人寻找交谈话题的必要就没有了。真理惠看上去比我对车还没有兴趣，百无聊赖地听两人的交谈。

秋川笙子从捷豹下来关合车门，把车钥匙还给免色。免色接过钥匙，揣回裤袋。她和真理惠随后钻进蓝色普锐斯。免色为真理惠关上车门。我再次深感捷豹和普锐斯关车门的声音截然有别。即使一种声音，世界上都有如此之多的差异。一如“砰”一声拉响低音大提琴同一根空弦，查尔斯·明格斯(1)的声音和雷·布朗(2)的声音听起来也分明有所不同。

“那么，下星期日见！”免色说。

秋川笙子对免色妩媚地一笑，握着方向盘离去。丰田普锐斯敦敦实实的背影消失后，我和免色折回家中，在客厅喝冷咖啡。我们好半天都没开口。免色整个人都像瘫痪了似的，如同跑完过于艰难的长跑路线而刚刚冲刺完的运动员。

“好漂亮的女孩啊！”我终于开口，“我说的是秋川真理惠。”

“是啊，大了应该更漂亮。”免色说。不过他好像边说边在脑袋里思考别的什么。

“近看她的感觉怎么样？”我问。

免色难为情地微笑道：“说实话，没怎么看清楚。太紧张了！”

“可多少看了吧？”

免色点头。“嗯，当然。”接下又沉默有顷。而后陡然扬起脸以一本正经的眼神看着我。“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怎么看、看什么？”

免色脸上再次漾出少许红晕。“就是，她的长相和我的长相之间，有某种类似共通点的东西吗？您是画家，又是长期专门画肖像画的画家，这方面不是看得出的吗？”

我摇头。“的确，我在迅速捕捉面部特征上面有不少历练。但亲子区分方法上并不明白。世上既有全然不像的亲子，又有长相一模一样的纯粹的他人。”

免色深深喟叹一声，那是仿佛从全身挤榨出来的喟叹。他对搓双手的手心。

“我并不是求您做什么鉴定，只是想听一下纯属个人性感想。极琐碎也没关系。如果有什么注意到的，很想请您告诉我……”

我就此略加思考。而后说道：“就一个个面部具体造型来说，你俩之间可能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只是眼神让我觉得有某种相通的东西——时不时让我一惊。就是这样的印象。”

免色抿着薄嘴唇看着我：“你是说我们的眼睛有共通的地方？”

“感情直接流露于眼睛这点，怕是你俩的共通点。例如好奇心啦、激情啦、惊讶啦，或者疑虑啦、抵触情绪啦这类微妙的情感，都会通过眼睛表现出来。表情绝不能说丰富，但双眼发挥心灵窗口那样的功能。和普通人相反。多数人就算表情相对丰富，眼睛也没那么灵动。”

免色显出意外神色。“我的眼睛看起来也是那样的？”

我点头。

“没那么意识到啊！”

“想必那是自己想控制也控制不了的东西吧！或者，因为有意控制表情，而被控制的感情集中到眼睛流露出来。不过，这是要十分仔细观察才能读取的信息。一般人可能觉察不到。”

“但你看见了？”

“不妨说，我以把握人的表情作为职业。”

免色就此考虑片刻。而后说道：“我们具有那样的共通点。但若论是不是骨肉亲子，那你也是不清楚的。是吧？”

“我看人的时候会有若干绘画性印象，并且加以珍惜。但绘画性印象同客观性事实不是一个东西。印象什么也证明不了。好比被风吹来的轻飘飘的蝴蝶，几乎没有实用性可言。对了，你怎么样呢？面对她本人没有感觉出某种特别的东西？”

他摇了几下头。“一次短暂的见面什么也弄不明白，需要长些的时间。必须习惯于和那个少女在一起……”

继而他再次缓缓摇头，像要找什么似的双手插进夹克口袋又抽了出来，似乎自己忘了找什么。如此翻来覆去。

“不，可能不是次数问题。见的次数越多，困惑程度越大。或许任何结论都无法抵达。她没准是我的亲骨肉，或者不是也未可知。但是不是都没关系。面对那个少女，只要念及那种可能性，只要用这手指触摸假想，新鲜血液就能在一瞬之间流遍全身每个角落。迄今为止，我可能还没能真正理解生存的意义。”

我保持沉默。关于免色的心理趋向，或者关于生存的定义，我能说出口的一概没有。免色觑一眼大约十分昂贵的超薄手表，挣扎似的勉强从沙发立起。

“得感谢你！如果没有你从背后推一把，我一个人怕是什么也做不来。”

如此说罢，他以不无踉跄的脚步走去门厅，花时间穿鞋和系好鞋带，然后走到外面。我从房门前目送他上车驶离。捷豹消失之后，周围重新被星期日午后的岑寂所笼罩。

时针稍稍转过午后二时。有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我从壁橱里拿来旧毛毯，躺在沙发搭在身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三点过了。射进房间的阳光移动了一点点。奇妙的一天。看不出自己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抑或原地兜圈子。方向感一塌糊涂。秋川笙子和真理惠，以及免色。他们三人每人都放出强有力的特殊磁性。我像被三人包围似的处于正中间，身上没带任何磁性。

但是，无论多么疲惫不堪，也不意味星期日已然终了。毕竟时针刚刚绕过午后三时，毕竟还没日落天黑。星期日已成为过往日期，到明天这一新的一天降临还有那么多时间。然而我没心绪做什么。午睡后脑袋深处也还是有模模糊糊的块体留了下来，感觉就像桌子狭小的抽屉里端塞满了旧毛线团。有人把那样的东西强行塞进那里，以致抽屉不能完全关合。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我也应当测试车轮气压。在什么都没心思做的时候，人至少应该测一测轮胎气压什么的。

可是细想之下，有生以来自己还一次也没亲手测过轮胎气压。顶多偶尔在加油站人家说“气压好像下降了最好测一下”的时候让对方测一下。气压计那样的东西当然也没有。连那东西什么样都不知道。既然能装进手套箱，那么应该不会有多大，不至于是必须分期付款买的昂贵商品。下次买一支好了！

及至四周天色暗了，我进厨房喝着罐装啤酒准备晚饭。用电烤箱烤糟腌鱼，切咸菜，做醋拌黄瓜裙带菜，又做了萝卜油豆腐味噌汤。做好一个人默默吃着。没有应该搭话的对象，找不到应说的话语。如此简洁的单人晚餐快吃完的时候门铃响了。看来人们似乎存心在我差一点点就吃完的当口按响门铃。

一天尚未结束，我想。预感这将是个漫长的星期日。我从餐桌前站起，缓步走去门厅。

(1)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1922—1979），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爵士音乐家之一。他不仅是技艺精湛的贝斯大师、钢琴家，还是突破古典与爵士界限的杰出作曲家。其音乐对于后世有至关重要的启迪作用。

(2)雷·布朗（Ray Brown，1926—2002），美国爵士乐演奏大师，曾荣获众多奖项，包括格莱美奖、《强拍》杂志的读者票选奖、爵士乐评票选奖等。

35　那个场所保持原样就好了

我迈着徐缓的步子走向门厅。按响门铃是谁全然判断不出。假如有车停在门前，理应听见声响。虽说餐厅位置偏里，但夜晚十分安静，倘有车来，引擎声、车轮声必然传来耳畔。即使是夸耀低噪混合动力引擎的丰田普锐斯。然而那样的声响一无所闻。

基本不会有太阳落山后不开车而一步步爬上长长坡路的好事者。路很暗，几乎没有照明。人的动静也没有。房子孤零零建在独山顶上，附近没有可称为邻人的人。

说不定是骑士团长。但无论怎么想都不至于是他。他现在已经能够随时随便进入这里，根本不会特意按门铃。

我也没确认来人是谁就拉掉门锁开门。秋川真理惠站在那里。打扮和白天完全一样，只是现在在游艇夹克外面披了件薄些的藏青色羽绒服。日落后毕竟这一带温度骤然下降。还戴一顶棒球帽（何苦非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1)不可呢？），右手拿一个大手电筒。

“进去可以？”她问。没说“晚上好”，没说“抱歉突然来访”。

“可以可以，当然。”我说。更多的什么也说不来。我脑袋里的抽屉好像没有完全关好，里端仍塞着毛线团。

我把她领进餐厅。

“正吃饭。最后吃完可以的？”

她默默点头。社交性那一啰啰嗦嗦的概念，不存在于这个少女的脑海。

“喝茶？”我问。

她仍然默默点头。随即脱去羽绒服，摘掉棒球帽，整理一下头发。我用水壶烧开水，把绿茶倒进茶壶。反正我也正要喝茶。

秋川真理惠胳膊拄在餐桌上，像看什么稀奇罕物似的看着我吃糟腌鱼、喝味噌汤、吃米饭，简直就像在森林散步当中碰见巨蟒吞食熊洞里的熊仔场面而坐在附近石头上观看。

“糟腌鱼是我自己做的。”为了填补继续加深的沉默我解释说，“这样一来，能放的时间就长了。”

她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我的话是否进入耳朵都不确定。

“伊曼纽尔·康德(2)是有着极为井然有序生活习惯的人。街上的人几乎看着他散步的身影来对手表时间。”我试着说。

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发言。我只是想看秋川真理惠对没有意义的发言有何反应，看我的话是否切实传入她的耳朵。但她仍完全无动于衷。周围沉默更沉了。伊曼纽尔·康德天天准时从哥尼斯堡(3)一条街默默散步到另一条街。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是“此即足矣（Es ist gut）”。这样的人生也是有的。

吃完饭，我把用过的餐具拿去洗碗槽。然后泡茶，拿两个茶杯折回餐桌。秋川真理惠坐在餐桌前一动不动注视我的一个个动作，以验证文献细琐脚注的历史学家般慎之又慎的眼神。

“不是坐车来的吧？”我问。

“走路来的。”秋川真理惠总算开口了。

“从你家一个人走来这里？”

“是。”

我默然等对方说下去。秋川真理惠也默然。隔着餐厅桌子，沉默在两人之间持续了好一阵子。但在维持沉默上面，我决不会有什么为难。毕竟一直独自在山尖上生活。

“有秘密通道。”真理惠后来说道，“开车来路程相当长，但从那里钻近得很。”

“可这一带我也没少散步，没见过那样的通道。”

“找的方法不对。”少女说得干脆，“一般走一般找，找不到通道。藏得很妙。”

“你藏的吧？”

她点头：“我出生后不久就来了这里，在这里长大的。从小整座山就是我的游乐场，这一带哪个角落都知道。”

“那条通道巧妙地藏了起来？”

她再次大大点头。

“你从那条通道走来这里。”

“是。”

我叹了口气。“饭吃了？”

“刚吃过。”

“吃的什么？”

“姑母做饭不怎么做得来。”少女说。固然不成为对我的问话的回答，但我没再问下去。想必自己刚才吃的什么都不乐意想起。

“那么你姑母知道你一个人来这里？”

真理惠对此没有回答，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所以我决定由自己回答：“当然不知道。地道的大人不会让一个十三岁女孩天黑以后独自在山里转来转去。是那样的吧？”

又一阵子沉默。

“有秘密通道她也不知道。”

真理惠左右摇了几下头，意思是说姑母不知道通道的事。

“除了你没人知道那条通道。”

真理惠上下点了几下头。

“不管怎样，”我说，“从你家所在的方位看，走出通道后，肯定是穿过有一座旧的小庙的杂木林来这里的，是吧？”

真理惠点头：“小庙完全知道。前些日子使用大机械挖庙后石堆的事也知道。”

“你看现场了？”

真理惠摇头：“挖的时候没看，那天上学了。看的时候地面全是机械痕迹。为什么做那种事？”

“情况复杂。”

“什么情况？”

“从头说明起来，要很长时间。”我说，我没有说明。如果可能，我不想把免色参与其中的事告诉她。

“那里是不应该那样开挖的。”真理惠唐突地来了一句。

“为什么那么认为？”

她做出仿佛耸耸肩的动作。“那个场所保持原样不动就好了。大家都那么做。”

“大家都那么做？”

“很长时间里那里一直就那样不动。”

或许果如这位少女所说，我想。或许不该动手捅那个场所。或许以前大家都是那么做的。可是事到现在再说那个也晚了。石堆已经被挪开，洞已经被打开，骑士团长已经被放开。

“拿开盖在洞口的盖子的没准是你吧？”我问真理惠，“看完洞又盖回盖子，镇石也按原样压在上面——不是那样的？”

真理惠扬起脸直直地看我，似乎说你怎么知道的。

“盖子上石头的排列方式多少有所不同。视觉性记忆力我一向出类拔萃，一点点差异也一目了然。”

“嗬！”她似乎由衷佩服。

“可打开盖子洞里也是空的，除了黑暗和潮湿的空气什么也没有。是吧？”

“竖着一架梯子。”

“下到洞里了？”

真理惠断然摇头，仿佛说何至于做那种事。

“那么，”我说，“今晚这个时刻你是有什么事才来这里的吧？还是纯属社交性访问？”

“社交性访问？”

“偶尔来到这附近，顺便进来寒暄什么的？”

她就此想了想，而后轻轻摇头：“也不是社交性访问。”

“那么是哪一种类访问呢？”我说，“当然你来我家玩，作为我也是高兴的。不过，要是事后给你姑母和父亲知道了，说不定会招致微妙的误解。”

“什么误解？”

“世上有所有种类的误解。”我说，“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那样的误解也是有的。弄不好，不再允许以你为模特画画都有可能。作为我，那可是非常伤脑筋的。对你也怕是伤脑筋的吧？”

“姑母不会知道。”真理惠斩钉截铁，“晚饭后我回自己房间，姑母再不到我房间来——这么商定好了的。所以偷偷从窗口钻出去，谁都不会知道，一次都没暴露。”

“以前就常在夜间山里走来走去？”

真理惠点头。

“一个人在夜晚的山里不害怕？”

“此外有更害怕的事。”

“举例说？”

真理惠仅仅做了个微微耸肩动作，没有应答。

我问道：“姑母倒也罢了，父亲怎么办？”

“还没回家。”

“星期日也？”

真理惠不回答。看样子想尽量不谈及父亲。

她说：“反正老师不用担心，谁也不知道我一个人外出。就算知道了，也决不提老师名字。”

“那好，不再担心。”我说，“可是，今晚为什么特意到我家来呢？”

“跟老师有事。”

“什么事？”

秋川真理惠拿起茶杯，静静喝了口热绿茶。而后以锐利的目光四下扫了一圈，仿佛确认此外有没有人在听。不用说，周围除了我们别无他人——如果骑士团长不回来在哪里侧耳倾听的话。我也环视四周，但没见到骑士团长的形影。话虽这么说，倘骑士团长不形体化，谁的眼睛都看不见他。

“今天中午来这里的老师的那位朋友，”她说，“一头漂亮白发的人，什么名字来着？有点儿稀罕的名字……”

“免色。”

“对，免色。”

“他不是我的朋友，只是前不久结识的人。”

“是也好不是也好。”

“那、免色先生怎么了？”

她眯细眼睛看我。而后多少压低嗓音说：“那个人大概心里藏着什么，我想。”

“比如藏着什么？”

“具体什么不知道。但免色今天下午只是偶尔路过这点，我想可能不是真的，觉得是有明确的什么才来这里的。”

“那个什么，比如是什么呢？”我对她眼力的敏锐多少有些惧怯。

她仍目不转睛看着我：“具体的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

“不知道，没那个感觉。”我说谎道。但愿别被秋川真理惠一眼看穿才好。我向来不擅长说谎。说谎即形露于色。可是我不能在这里挑明真相。

“真的？”

“真的。”我说，“完全没有想到他今天会来我家。”

真理惠似乎大体相信了我的说法。实际上免色也没说今天到我家来，他的突然来访对我也是出乎意料的事。我并非说谎。

“那人有着不可思议的眼睛。”

“不可思议？怎么不可思议？”

“眼睛总显得有某种打算，和《小红帽》里的狼一样。就算装出外婆模样躺在床上，一看眼睛也马上知道是狼。”

《小红帽》里的狼？

“就是说，你在免色先生身上觉出了negative的东西？”

“negative？”

“否定的、有害的什么。”

“negative。”她说。随后好像把这个说法塞进了她记忆的抽屉，一如“晴天霹雳”。

“那也不是的。”真理惠说，“不认为有不良意图。可我觉得一头漂亮白发的免色的背后藏着什么。”

“你感觉出了那个？”

真理惠点头。“所以到老师这里确认来了，以为老师会就免色知道什么。”

“你的姑母也是像你那么感觉的？”我岔开她的提问。

真理惠略略歪头。“不，姑母不会有那样的想法，她一般不对别人抱有negative的心情。她对免色怀有兴趣。虽然年龄多少有差距，但对方一表人才，衣着考究，又好像非常有钱，还一个人生活……”

“你姑母对他有好感？”

“我觉得。和免色说话时好像开心得不得了。脸上闪闪生辉，声音也有点儿变样，和平时的姑母不同。而且免色也应该多少感觉出了那种不同，我想。”

对此我什么也没说，往两人茶杯里倒入新茶。继续喝茶。

真理惠一个人琢磨了好一会儿。“可是，免色为什么知道我们今天来这里呢？老师告诉的？”

我慎重地斟酌字眼以便尽可能不说谎就了结。“我想免色先生根本没有今天在这里见你姑母的打算——知道你们在我家以后本想直接回去，是我硬让他留下来的。他怕是偶然来我家，你姑母偶然在我家，见了才有兴趣的。毕竟你姑母是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真理惠看上去不像完完全全认可我的说法，但也没再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只是好一阵子把臂肘支在餐桌上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不过反正你们下星期日去他家访问。”我说。

真理惠点头道：“是的，为了看老师画的肖像画。姑母好像对这个满怀期待，期待星期日去免色家访问。”

“姑母也还是需要期待什么的。毕竟在这人烟稀少的山上生活，和住在城里不同，新结识男性的机会也不会有多少。”

秋川真理惠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直线。一会儿坦言相告：“姑母有个长期恋人的，一个认真相处了很长时间的男的。是来这里之前在东京当秘书时的事。但因为这个事那个事最终没能成功，姑母为此深受伤害。也是因为这个，母亲死后就来我家跟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不是从她本人口中听得的。”

“但眼下没有相处的人。”

真理惠点头。“眼下大概没有相处的人，我想。”

“而你对姑母作为一个女性对免色先生怀有那种淡淡的期待多少有些放心不下，所以来这里跟我商量。是这样的吧？”

“嗳，不认为免色先生诱惑我姑母？”

“诱惑？”

“不是以认真的心情。”

“那个我也不明白。”我说，“我对免色先生没有了解到那个程度。再说他和你姑母今天下午刚刚碰见，具体的还什么也没发生。何况那是人心和人心之间的问题，事情会根据进展情况发生微妙变化的。微乎其微的心理变动有时会迅速膨胀起来，而相反的场合也会有。”

“可我有预感那样的感觉。”她说得相当干脆。

尽管没什么根据，但我觉得相信她类似预感的感觉也未尝不可。这也是我类似预感的感觉。

我说：“你担心发生什么使得姑母再次深受精神伤害。”

真理惠频频点头：“姑母不是小心谨慎的性格，对受伤害也不怎么习惯。”

“那么听来，好像是你在保护姑母啊！”我说。“在某种意义上。”真理惠以一本正经的神情说。

“那么你怎么样呢？你是习惯受伤害的了？”

“不知道，”真理惠说，“但起码我没恋什么爱。”

“迟早也要恋爱。”

“可现在没有。在胸部多少膨胀之前。”

“我想不会是多么久远的事。”

真理惠轻皱一下眉头。大概是不相信我。

这时我的心间倏然冒出一个小小的疑点：说不定免色是以确保同真理惠的联系为主要目的而在有意接近秋川笙子，不是吗？

关于秋川真理惠，免色这样对我说道：一次短暂的见面什么也弄不明白，需要长些的时间。

对于免色，秋川笙子应是为了往下也能继续同真理惠见面的重要中介者。因为她是真理惠的实质性监护人。因此，免色首先要把秋川笙子——或多或少——纳入手中。对于免色这样的男人，很难说那是伴随多大困难的作业，即使不能说是小菜一盘。尽管如此，我并不想认为他藏有那样的意图。或许如骑士团长所说，他是不得不经常怀揣某种企图的人。但在我眼里，他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刁钻。

“免色先生的家可是很有看头的家哟！”我对真理惠说，“怎么说呢，该说是饶有兴味吧！反正看看是没亏吃的。”

“老师去过免色的家？”

“一次，请我吃晚饭来着。”

“在这山谷的对面？”

“大体在我家的正对面。”

“从这儿能看见？”

我略一沉吟。“嗯，倒是显得小。”

“想看一眼。”

我把她领到阳台，手指山谷对面那座山上的免色宅邸。庭园灯隐约照出那座白色建筑物，看上去仿佛夜间海上行驶的优雅的客轮。几扇窗还亮着灯光，但无一不是低姿态的弱小光闪。

“就是那座大白房子？”真理惠惊讶地说，往我脸上目不转睛看了一阵子。而后不再说什么，把视线再度转回远处的宅邸。

“若是那座房子，从我家也看得清楚，看的角度倒是和这里有点儿不一样。很早以前就有兴趣，心想到底什么人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呢？”

“毕竟房子很显眼。”我说，“反正那就是免色先生的家！”

真理惠把身子探出栏杆，久久观望那座大房子。房顶上有几颗星闪闪眨眼。无风，小而坚挺的云在天空同一位置一动不动，一如用钉子牢牢钉在三合板背景作为舞台设置的云。少女时不时歪一下头，笔直的黑发在月光下闪着幽艳的光。

“那座房子里，果真住着免色一个人？”真理惠转向我说。

“是啊！那座大房子一个人住。”

“没结婚？”

“说没结过婚。”

“是做什么工作的人？”

“不太清楚。据他说是广泛意义上的信息商务。可能是IT方面的。但眼下没做固定工作。把自己成立的公司卖了，用那笔钱和股票分红那样的东西生活。更详细的我不知道。”

“没做工作？”真理惠蹙起眉头问。

“本人是那么说的，说几乎不出家门。”

说不定免色正用高性能双筒望远镜看着此刻从这边眼望免色家的我们两个人。目睹并立在夜幕下阳台上的我们，他到底会做何感想呢？

“你差不多该回家了，”我对真理惠说，“时间已经晚了。”

“免色倒也罢了，”她低声告密似的说，“能让老师画我的画，我很高兴。这点我想明确讲一声。会画成怎样的画呢？我非常期待。”

“但愿我能画好。”我说。她的话很让我动心。这个少女谈到画，心就能近乎不可思议地完全敞开。

我送她到门厅。真理惠穿上很贴身的薄羽绒服，把印第安人队棒球帽拉得低低的。这一来，看上去像是哪里的小男孩。

“送到半路上怎么样？”我问。

“不怕。熟路！”

“那么下星期日见！”

但她没有马上离开，站在那里一只手按在门框上按了一会儿。

“有一点让我介意，”她说，“铃。”

“铃？”

“刚才来的路上好像听见铃声了，大约是和放在老师画室里的铃一样的铃声。”

我一时瞠目结舌。真理惠盯视我的脸。

“在哪一带？”我问。

“那片树林里，小庙后头一带。”

我在黑暗中侧起耳朵。但没听见铃声。什么声音也没听见。降临的唯独夜的静默。

“没害怕？”我问。

真理惠摇头：“不主动发生关联，就没有可害怕的。”

“在这儿等一下可好？”我对真理惠说。而后快步走去画室。本应放在板架上的铃不见了，它消失去了哪里。

(1)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美联八支创始球队之一，1901年成立于克里夫兰，是一支位于俄玄俄州克里夫兰的职业棒球队伍，目前隶属于美国职棒大联盟美国联盟的中区，从1994年开始以杰克布斯球场为主场。

(2)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提出星云假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3)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位于桑比亚半岛南部，由条顿骑士团北方十字军于1255年建立，先后被条顿骑士团国、普鲁士公国和东普鲁士定为首都或首府。这里曾是德国文化中心，伊曼努尔·康德、E·T·A·霍夫曼和达维德·希尔伯特都曾在此居住过。

36　根本就不谈比赛规则

让秋川真理惠回去后，我再度折回画室。打开所有照明，满房间细细找了一遍。但古铃哪里也没找见——它消失去了哪里。

最后看见铃是什么时候的事呢？上星期日秋川真理惠第一次来这里时，她拿起板架上的铃摇晃来着，又放回了板架。当时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后来见到铃没有？我想不起来。那一个星期我几乎没进入画室，画笔也一次没拿。我开始画《白色斯巴鲁男子》，但全然进退维谷。秋川真理惠的肖像也还没有着手，进入所谓创作瓶颈。

而不觉之间铃消失了。

秋川真理惠穿过夜间树林时，从小庙后头听见铃声传来。莫非铃被谁放回那个洞里了？我是不是应该这就去洞那里确认一下铃声是否实际从那里传来？

却又无论如何也没有心绪这就一个人踏入暗夜中的杂木林。这天始料未及的事纷至沓来，我多少有些累了。不管谁怎么说，今天一天份额“始料未及之事”的分配应该已经完成。

去厨房从电冰箱取出几块冰放进杯中，往上面倒入威士忌。时间才八点半。秋川真理惠可平安穿过树林、穿过“通道”返回家中了吗？估计没问题，不至于有值得我担心的事情发生。按她本人说法，那一带她从小就一直作为游乐场来着。那孩子比外表有主见得多。

我不紧不慢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嚼了几块椒盐饼干，然后刷牙睡觉。或者半夜被那铃声叫醒也未可知，如以往那样在下半夜两点左右。没办法，到时再说吧！但最终什么也没发生——大概什么也没发生——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一次也没醒来。

睁眼一看，窗外正在下雨。预告理应到来的冬天的冷雨，安静执著的雨，下法同三月妻提出分手时下的雨十分相似。妻说分手时间里，我大体背过脸观望窗外下的雨。

早餐后我穿上塑料雨披，戴上雨帽（两样都是旅行途中在函馆体育用品店买的），走进杂木林。没有撑伞。我绕到小庙后头，把盖在洞口的板盖挪开一半，用手电筒往洞里仔细探照。里面空空如也。没有铃，没有骑士团长。但为慎重起见，我决定利用竖在洞里的梯子下到洞底看看。下洞是第一次。金属梯由于身体的重量每走一步都弯一下，发出让人不安的吱呀声。但归终什么也没找到。仅仅是个无人洞。圆得很漂亮，乍看像是井，但作为井直径过大。若以汲水为目的，无需挖这么大口径的井。周围石块的砌法也一丝不苟，如园艺业者所说。

我长时间一动不动站在这里思来想去。头顶有切成半月形的天空出现，没有多少闭塞感。我关掉手电筒，背靠幽暗潮湿的石壁，闭目倾听头上不规则的滴雨声。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在想什么，但反正我在这里围绕什么思来想去。一个想法连上另一个想法，又和一个不同的想法连在一起。但怎么说好呢？这里有的总好像是离奇的感觉。又怎么说好呢？简直就像自己被“想”这一行为本身整个吞噬进去。

一如我带着某种想法活着行动着，这个洞也在思考着，活着行动着，呼吸着伸缩着。我有这样的感触。我的思考同洞的思考在这黑暗中似乎相互盘根错节，让树液你来我往。如自己与他者融在一起的颜料那样混浊，界线越来越扑朔迷离。

不久，我被一种感觉——周围石壁渐渐变窄的感觉袭上身来。心脏在我胸间发着干涩的声响一张一缩，甚至心脏瓣膜一开一闭的动静都好像听见了。自己仿佛正在接近死后世界那种阴冷的气息就在这里。那个世界绝非给人以厌恶感的场所，但现在还不应该去。

我猛然回过神来，切断径自行动的思考。我重新打开手电筒四下探照。梯子还立在这里。头顶可以看见和刚才同样的天空。见了，我放心地舒了口气。我想，即使天空没有了梯子消失了也没什么奇怪。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紧紧抓着梯子一格一格小心往上爬去。爬上地面，两腿站稳淋湿的地面，这才好歹得以正常呼吸。心脏的悸动也逐渐停止下来。之后再次往洞里窥看，用手电筒光照遍所有边边角角。洞恢复一如往日的洞。它没有活着，没有思考，墙壁也没有收拢变窄。十一月中旬的冷雨静静淋湿洞底。

我把盖子盖回，上面摆上镇石。照原样准确摆上石块，以便谁再挪动了马上即可了然。而后戴好帽子，折回刚才走来的路。

问题是，骑士团长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呢？我在林中路上边走边想。一晃儿两个多星期没见到他的身影了。而奇异的是，他这么久没现身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怅惘。纵使莫名其妙的存在，纵使说话方式相当奇妙，纵使从哪里擅自观看我的性行为，我也还是在不知不觉间对这佩一把短剑的小个子骑士团长怀有了类似亲近感的感情。但愿骑士团长身上别发生不好的事。

返回家中，走进画室，坐在平时的旧木凳上（想必是雨田具彦作画时坐的凳子）久久凝视墙上挂的《刺杀骑士团长》。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往往这样没完没了地看这幅画。百看不厌。这一幅日本画本应成为某座美术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才是。而实际上却挂在这狭小画室简陋的墙壁由我一人所有。以前也没触及谁的目光，藏在阁楼里。

这幅画在诉说什么，秋川真理惠说，简直就像小鸟要从小笼子里飞去外面的世界。

越看这幅画，我越觉得真理惠一语中的。确实如此。看上去确实像有什么正拼命挣扎着要从那囚禁场所脱身而出。它在希求自由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得这幅画变得如此强有力的，是其中的坚强意志。鸟具体意味什么呢？笼具体意味什么呢？尽管都还没有了然于心。

这天我想画什么想得不得了。“想画什么”的心情在自己体内逐渐高涨，简直就像晚潮汹涌扑岸。不过画真理惠肖像的心情还没有形成，那还太早。等到下星期日好了。而且，让《白色斯巴鲁男子》重新上画架的心情也没能上来。那里——如秋川真理惠所说——潜伏着某种危险的力。

我已经以画秋川真理惠的打算把新的中号画布准备在画架上。我在画架前面的木凳弓腰坐下，目不转睛久久盯视上面的空白。但没有涌起那里应画的意象。不管看多久，空白仍是空白。到底画什么好呢？如此冥思苦索之间，终于碰到此刻自己最想画的画图。

我从画布前离开，取出大型素描簿。我坐在画室地板上，背靠墙，盘腿，用铅笔画石室画。用的不是常用的2B，而是HB。杂木林中石堆下出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洞。我在脑海中推出刚刚看过的场景，尽量详细描绘下来。画近乎奇妙地密实砌成的石壁，画洞口周围的地面，画那里如铺了一张美丽图案的湿乎乎的落叶。遮掩洞口的那片芒草被重型机械的履带碾得匍匐在地，一片狼藉。

画这画的过程中我再次陷入奇妙的感觉，恍惚自己同杂木林中的洞融为一体，那个洞无疑期盼被我画下来，被画得毫厘不爽。为了满足它的期盼，我几乎下意识地手动不止。这时间里我感觉到的是没有杂质的几近纯粹的造型喜悦。过去多长时间了呢？蓦然回神，素描页已被黑色铅笔线条涂得满满一片。

去厨房倒了几杯冷水喝，热了咖啡倒在马克杯里，拿杯折回画室。我把打开的素描簿放在画架上，从离开些的位置坐在凳上再次看这幅素描。树林中的圆洞无比精确地活生生出现在画中，看上去洞真正有了生命。或者莫如说，较之现实中的洞，更像是活物。我从凳上下来，凑近细看，又从不同角度看。我发觉，它令人联想起女性的隐秘部位。被履带碾碎的芒草丛看上去同阴毛毫无二致。

我独自摇头，不能不苦笑。完全是画成画的弗洛伊德式解释。岂不应了那方面的大头评论家似的腔调？“令人想起宛如孤独女性性器官那样的地面幽暗的洞穴，看起来仿佛作为从作者无意识领域中浮现出来的记忆与欲望的表象而发挥功能。”低俗！

尽管如此，树林中那个奇异的圆洞同女性隐秘部位产生关联这一念头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因此，当稍后电话铃响起的时刻，一听声就猜想是人妻女友打来的电话。

实际上也是她的电话。

“嗳，忽然有了时间，这就过去可以的？”

我觑了眼钟：“可以可以，一起吃午饭什么的好了！”

“买点儿能简单吃的东西过去。”她说。

“那好啊！一大早就一直工作，什么都没准备。”

她挂断电话。我去卧室整理床铺。拾起床上散乱的衣服，叠好收进衣柜抽屉。洗了洗碗槽里的早餐碟碗收好。

接着去客厅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乔治·索尔蒂指挥）的唱片一如往常放在唱机转盘上，在沙发一边看书一边等女友到来。随即倏然心想，秋川笙子到底看的什么书呢？到底看哪一种类型的书看得那么入迷呢？

女友十二点十五分赶来。她的红色迷你停在门前，怀抱食品店纸袋的她从车上下来。雨仍在悄无声息地下着，但她没有撑伞。身穿黄色塑料雨衣，头戴雨帽，快步走了过来。我打开房门，接过纸袋，直接拿去厨房。她脱去雨衣，下面穿的是鲜绿色高领毛衣，毛衣下一对乳房隆起动人的形状。虽然没有秋川笙子的乳房大，但大小程度适中。

“从早上一直工作？”

“不错。”我说，“不过不是受谁之托，是自己想画什么。兴之所至，乐此不疲。”

“任其徒然。”

“算是吧。”我说。

“肚子饿了？”

“啊，没怎么饿。”

“那好，”她说，“午饭不放在下一步？”

“好好，当然。”

“为什么今天干劲这么大呢？”她在床上稍后问我。

“为什么呢——”我说。也许因为从早上就闷头画地面开的那个直径约两米的奇妙洞穴的关系。画着画着，觉得颇像女性生殖器，于是性欲被多少刺激起来了……无论如何这话不能出口。

“好些天没见你了，所以强烈地需要你。”我选择较为稳妥的表达说。

“那么说真让我高兴。”她用指尖轻抚我的胸口说。“不过，实际上不是想抱更年轻女孩？”

“没那样的想法。”我说。

“当真？”

“想都没想过。”我说。实际也没想过。我把和她的性爱作为性爱本身加以纯粹享用，根本没想找除她以外的什么人（当然，同柚之间的那一行为另当别论，那完全是另一种构成）。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不把现在画秋川真理惠肖像的事告诉她。因我觉得以十三岁美少女为模特画画这点，说不定微妙刺激她的嫉妒心。无论怎样的年龄，对于所有女性来说都无疑是微妙的年龄。四十一岁也罢，十三岁也罢，她们都总是面对微妙的年龄。这是我从迄今经历的少许女性中切身学得的一个教训。

“对了，不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总像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她说。

“不可思议？如何不可思议？”

“就是说，我们这么交往着——尽管前不久刚刚认识，却这样整个赤身裸体搂在一起。毫不设防地、毫不害羞地。这样子，想来不是不可思议的？”

“或许不可思议。”我静静认可。

“嗳，作为游戏考虑一下好了！虽说不纯属游戏，但类似某种游戏。如果不这么考虑，情理就讲不通。”

“考虑考虑。”我说。

“那，游戏要有规则的吧？”

“要有。”

“棒球也好足球也好，都有一本厚厚的规则手册，上面分门别类写着五花八门的琐碎规则。裁判员和选手们都得牢牢记住才行。不然比赛就不成立。对吧？”

“正解。”

她在此停顿片刻，等待我把那一场景深深植入脑海。

“这样，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没有曾就这游戏规则好好商量过一次。有的？”

我略一沉吟说道：“我想大概没有。”

“但现实当中我们是按照某种假想规则进行这一游戏的。是吧？”

“那么说来，或许是那样的。”

“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我想，”她说，“我按照我知道的规则进行游戏，你按照你知道的规则进行游戏。而且我们本能性地尊重各自的规则。只要两人规则不相撞而带来麻烦的混乱，这一游戏就得以顺利进行。大约是这样的吧？”

我就此思量片刻。“或许是那样的。我们基本尊重各自的规则。”

“但与此同时，我在想，同尊重或信赖什么的相比，恐怕更是礼仪问题。”

“礼仪问题？”我重复她的话。

“礼仪很重要。”

“的确怕是那样的。”我予以认可。

“不过，假如信赖啦尊重啦礼仪啦不再正常发挥作用，双方的规则相互冲撞，游戏不能一帆风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中断比赛，商定新的共同规则。或者必须直接停止比赛，退出赛场。而选择哪一个，无需说，就是重大问题。”

那正是我的婚姻生活中发生的事，我想。我们直接中止比赛，悄然退出赛场，在三月一个冷雨飘零的星期日午后。

“那么，”我说，“你是希望在这里就我们的比赛规则重新谈一谈？”

她摇头道：“不，你什么都不懂。我所希望的，是根本就不谈游戏规则，一概不谈。正因如此，我才这样在你面前一丝不挂。这样无所谓的？”

“我倒是无所谓。”我说。

“最低限度的信赖和尊重，尤其礼仪！”

“尤其礼仪！”我重复一遍。

她伸手握住我身体的一部分。

“好像又变硬了。”她在我耳旁悄声低语。

“也许因为今天星期一。”

“星期几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怕是因为从早上就一直下雨的关系，也可能冬天临近的缘故。或许因为候鸟开始出现了，或许因为蘑菇丰收了，或许因为水还在杯里剩有十六分之一，或许因为你的草绿色毛衣的胸部形状富有挑逗性。”

听得她哧哧笑了。看上去她对我的回答相当中意。

傍晚免色打来电话。他就上个星期日的事表示感谢。

值得感谢的事一件也没做，我说。说实话，我仅仅是把他介绍给两人而已。至于往下如何发展，那就不是与我有关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我纯属局外人罢了。或者莫如说我希望自己永远止于局外人（尽管有事情未必顺利的预感）。

“其实今天这么打电话，是关于雨田具彦那件事。”免色寒暄结束后切入正题，他说，“那以后又多少有信息进来。”

他还在继续调查。不管实际开动双腿调查的是谁，让人家做如此繁琐的工作，肯定都要花相当大一笔钱的。免色对自己感觉有必要的事项固然不惜投入资金，可是雨田具彦的维也纳时代体验，对于他何以有必要性呢？必要性是何种程度的呢？我可是琢磨不出。

“这也许跟雨田先生维也纳时代的逸闻没有直接关系。”免色说，“但一来时期上相互重合，二来对雨田先生个人想必极具重要意义。所以我想还是讲给你为好。”

“时期上重合？”

“上次也说了，雨田具彦一九三九年初离开维也纳返回日本。形式上是强制遣送，而实质上是从盖世太保手中把雨田具彦‘抢救出来’。日本外务省和纳粹德国外交部达成秘密协议，结论是不向雨田具彦问罪，而止于把他驱逐出境。暗杀未遂事件虽然是一九三八年发生的，但其伏线在于那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德奥合并和水晶之夜。德奥合并发生在三月，水晶之夜发生在十一月。通过这两起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暴力意图在任何人眼里都昭然若揭。而且奥地利也被结结实实捆入那一暴力装置，全然动弹不得。于是以学生为中心出现地下抵抗运动，力图阻止这一进程。就在这一年雨田具彦因参与暗杀未遂事件被捕。这前后经纬可以理解了吧？”

“大致可以理解了。”我说。

“喜欢历史？”

“知之不详，但喜欢看历史书。”我说。

“即使把目光转向日本的历史，那前后也发生了若干重要事件——几件走向致命性毁灭结局的后退不得的事件。可有想得起来的？”

我清理脑海中长期掩埋的历史知识。一九三八年即昭和十三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欧洲西班牙内战白热化。德国秃鹰军团朝格尔尼卡(1)实施无差别轰炸也应是那个时候。日本……？

“卢沟桥事件可是那年来着？”我说。

“那前一年。”免色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卢沟桥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和中国的战争全面爆发。而且，那年十二月发生了从中派生的重要事件。”

那年十二月发生什么了？

“‘南京入城’。”我说。

“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杀了很多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士兵和市民的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害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我当然不知道有那样的事。

我问：“十二月南京陷落，很多人被杀害了。可这件事同雨田具彦的维也纳事件莫非有什么关系？”

“这点往下要说。”免色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定。其结果，日本和德国进入明白无误的同盟关系。但现实中维也纳和南京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关于日中战争(2)，当地恐怕没做详细报道。但说实话，雨田具彦的弟弟继彦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南京攻城战。是被征兵而参加实战部队的。他当时二十岁，是东京音乐学校、即现在的东京艺大音乐学部的在校学生，学钢琴。”

“不可思议啊！据我所知，还在校的学生当时应该是被免除兵役的……”我说。

“嗯，完全如你所说。在校大学生毕业前免除兵役。然而雨田继彦被征兵派去了中国。何以如此，原因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他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被征兵，在第二年六月之前作为陆军二等兵属熊本第六师团(3)。住的地方是东京，但户籍为熊本，所以被编入第六师团。这在文件上有记载。在接受基础训练后被派去中国大陆，十二月参加了南京攻城战。第二年六月退伍后返回学校。”

我默默等他说下去。

“但是，退伍复学后不久，雨田继彦中止了自己的生命。家人发现他在自家房顶阁楼里用剃刀割腕死了。那是夏天快过去时候的事。”

在阁楼割腕自杀？

“一九三八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就是说，弟弟在阁楼自杀的时候，雨田具彦仍作为留学生在维也纳。是吧？”我问。

“是的。他没回日本参加葬礼。当时飞机还不怎么发达，回来只能坐火车或坐船。所以终归赶不上弟弟的葬礼。”

“弟弟的自杀——几乎与此同时，雨田具彦在维也纳发动暗杀未遂事件。你认为这二者之间可能有某种关联性？”

“可能有，可能没有。”免色说，“归根结底这属于推测范围，我只是把查明的事实原原本本转告给你。”

“雨田具彦此外还有兄弟姐妹吗？”

“有个哥哥。雨田具彦是次男。三兄弟，死去的雨田继彦是三子。他的自杀被作为不光彩的事而未在世间公开。熊本第六师团以豪胆勇猛的部队驰名，如果事情是从战场光荣退伍归来之人就那样自杀了，家族也无颜面对世人。可是如你所知，传闻这东西总是要扩散的。”

我感谢他告诉我信息。尽管我还不清楚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我想再多少详细调查一下情况。”免色说，“弄明白了什么再告诉你。”

“拜托！”

“对了，下星期日偏午时分我去你那里，”免色说，“把那两位领来我家。为了让她们看你的画。那当然不碍事的吧？”

“当然不碍事。那画已经归您所有。给谁看也好不给谁看也好，一切都是您的自由。”

免色沉默有顷，就好像搜寻最为准确的字眼。而后无奈似的说道：“老实说，时不时很羡慕你。”

羡慕我？

我弄不清他想说什么。免色居然会羡慕我的什么，我简直无从想像。他无所不有，我一无所有。

“到底羡慕我的什么呢？”我问。

“你肯定不至于羡慕别人的什么吧？”免色说。

我略一沉吟说道：“确实，这以前我可能没羡慕过别人。”

“我想说的就是这点。”

可我连柚都没有。她眼下在什么地方被什么别的男人搂在怀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一人被弃置在天涯海角。尽管如此，我也不曾羡慕别的什么人。莫非应为之惊异才对？

放下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考虑在房顶阁楼割腕自杀的雨田具彦的弟弟。虽说是阁楼，但当然不会是这座房子的阁楼。雨田具彦买这房子已是战后的事了。弟弟雨田继彦是在自家阁楼里自杀的。估计是阿苏父母家。即使那样，阁楼那个幽暗的秘密场所也还是将弟弟雨田继彦之死同《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联系在了一起。也许纯属偶然。或者雨田具彦意识到这点而将《刺杀骑士团长》藏在了这里的阁楼也有可能。不管怎样，雨田继彦为什么在退伍后不久即自绝性命了呢？毕竟从中国战线激烈的战斗中得以九死一生四肢健全地回国了，然而……？

我拿起听筒给雨田政彦打电话。

“能在东京见一次吗？”我对政彦说，“差不多该去画材店买颜料什么的了，于是想如果顺便能和你说说话……”

“好啊，当然！”说着，查看日程安排。结果，我们定在星期四中午碰头一起吃午饭。

“去四谷那家常去的画材店？”

“是的。画布该买了，油也不够了。多少有些重量，开车去。”

“我公司附近有一家比较幽静能说话的餐馆，在那里慢慢吃好了！”

我说：“对了，柚最近把离婚协议书寄来了，往上面签名盖章寄了回去。所以我想不久正式离婚就可能成立。”

“是吗！”雨田以不无忧郁的语声说。

“啊，没办法的，无非时间问题。”

“不过我听了，作为我可是非常遗憾。本来以为你们会处得相当好。”

“处得好的阶段处得相当好。”我说。和旧捷豹一回事，没发生故障时跑得甚是得意。

“那么往下什么打算？”

“无所谓什么打算。暂时维持现状。再说此外也想不起要做的事。”

“画还在画？”

“正在画的有几幅。能不能顺利不晓得，反正是在画。”

“那就好。”雨田说，略一迟疑，补充一句，“电话打得正好。实不相瞒，正多少有事想跟你说。”

“好事？”

“无论好坏，总之是毫不含糊的事实。”

“关于柚？”

“电话中不好谈。”

“那么，星期四谈。”

我挂断电话，走上阳台。雨已彻底止息。夜晚空气澄澈清冷。云隙间闪出几颗小星。星看上去像是迸溅的冰碴。多少亿年也没能融化的硬冰，已经冻到芯了。山谷的对面，免色家一如往常在冷静的水银灯光照下若隐若现。

我一边看那光，一边考虑信赖、尊重与礼仪，尤其礼仪。但不用说，再考虑也推导不出结论。

(1)西班牙中北部城镇，位于毕尔巴鄂东北。始建于1366年，总面积8.6平方公里。1937年4月在西班牙内战中，这里遭受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激发毕加索创作了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格尔尼卡》。

(2)日中战争：中国通称抗日战争。

(3)旧日本帝国陆军的一个甲种师团，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装备比较精良，战斗作风野蛮彪悍，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暴行的日军主要部队之一。

37　任何事物都有光明面

从小田原近郊山上到东京，路程相当长。错了几回路，耗掉了时间。我开的二手车当然没有导航系统。ETC仪器也没安装（保有放茶杯的地方恐怕都必须谢天谢地）。最初找到小田原厚木公路入口都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尽管从东名高速公路上了首都高速公路，但路上异常拥堵。于是决定在三号线涩谷出口下来，经青山大街开往四谷。一般道路同样混杂，致使从中选择合适的行车路线成了登天作业。找到停车场也不容易。世界似乎逐年沦为麻烦场所。

在四谷的画材店买完所需物品，装进后备厢，把车停在雨田公司所在的青山一丁目附近时，我已累得一塌糊涂。简直就像终于找到城里亲戚的乡下老鼠。时针已划过午后一时，比约定时间晚了三十分钟。

我走到他工作的公司的前台，请对方叫出雨田。雨田当即下来。我为自己的迟到致歉。

“不用介意。”他无所谓似的说，“餐馆也好这里的工作也好，这点儿时间还是能通融的。”

他把我领去附近意大利餐馆。位于一座小楼地下的餐馆。看情形他是常客，服务生见了，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们领去里面一个小单间。没有音乐，不闻人声，安安静静。墙上挂着相当不赖的风景画：绿岬青空，白色灯塔。作为题材固然无足为奇，但能够让看的人产生“去那样的地方看看或许也不坏”的心情。

雨田要白葡萄酒，我点了巴黎水（Perrier）。

“往下要开车回小田原的，”我说，“路程相当了得。”

“的确。”雨田说，“不过么，和叶山啦逗子啦比起来要好得多！我在叶山住了一段时间，夏天开车在那里和东京之间往返，简直就是地狱。路给来海边玩的人的车堵得死死的。一去一回就是半天工作。在这点上，小田原方面路并没挤到那个程度，轻松快乐。”

食谱拿来，我们点了午间套餐。新鲜火腿前菜、芦笋色拉、海螯虾意面。

“你也终于有了想正经画画的心情。”雨田说。

“怕是因落得一人，没必要为了生计画画了吧！也就上来了想为自己画画的兴致。”

政彦点头说：“任何事物都有光明面。哪怕云层再黑再厚，背面也银光闪闪。”

“一一绕到云层背面去看也够麻烦的。”

“也罢，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说说。”雨田说。

“另外，也许是住在山顶房子的关系。的确是适于集中精力画画的环境，无可挑剔。”

“啊，那里安静得不得了，基本无人来访，不分心。对于一般人是有些过于寂寞，但对于你辈，就没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房间门开了，前菜端上桌来。摆盘子时间里，我们默不作声。

“而且，那间画室的存在可能也有很大作用。”服务生离开后我说，“那个房间，觉得好像有什么让人想画画。有时感到那里是房子的核心。”

“以人体来说就像是心脏？”

“或者像意识。”

“Heart and Mind(1)。”政彦说，“不过么，说实话，对那个房间我是有点儿头痛的。那里实在浸染了太多的那个人的气味，甚至现在都满满充溢着那种气息。毕竟父亲住在那里时几乎整天闷在画室不动，一个人默默画画来着。而且对于孩子，那里是绝对靠近不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场所。也许因为那种记忆还残留下来的关系，即使去那里，也至今都尽可能不靠近画室。你也当心才好！”

“当心？当心什么？”

“当心别让父亲的魂灵那样的东西附在身上。毕竟是魂灵强大的人。”

“魂灵？”

“说魂灵也好，或者说像气那样的东西。他是个气流很强的人。况且那东西说不定经年累月之间已经把特定场所熏染得透透的了，像气息粒子似的。”

“被附在身上？”

“附在身上这个说法或许不好，反正是受某种影响吧！被那个场的力那样的东西。”

“会不会呢？我不过是看房子的，何况又没见过你父亲。所以不至于感觉出什么负担也有可能。”

“是啊！”说着，雨田啜了口白葡萄酒。“说不定因为我是至亲才格外敏感的。再说，如果那种‘气息’对你的创作欲望产生促进作用，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么，你父亲身体还好？”

“啊，没有什么特不好的地方。毕竟九十都过了，不能说身体有多好，脑袋正无可避免地走向混沌。但拄着手杖能好歹迈步，食欲有，眼睛牙齿也都正常得可以。一颗虫牙也没有，肯定比我牙齿还结实。”

“记忆消失得厉害？”

“噢，几乎什么都记不得了，连作为儿子的我的长相都差不多想不起来了。父子啦家人啦那样的观念已不复存在。自己和他者的区别恐怕都已模糊不清。换个想法，这样子说不定利索了，反而轻松也未可知……”

我边喝倒在细杯里的巴黎水边点头。雨田具彦如今甚至自己儿子的长相都想不起来。维也纳留学时代发生的事，更应忘去九霄云外。

“尽管这样，刚才说的气流那样的东西仍好像留在本人身上。”雨田深有感慨地说，“很有些不可思议啊！过去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而意志力那样的东西仍顽强存留下来。这点一看就知道。到底是气场强的人。儿子我没能继承那样的资质，多少有歉疚之感，可那是奈何不得的。人各有与生俱来的器，并非仅仅有血缘关系就能继承那样的资质。”

我扬起脸，再次正面看他的脸。雨田如此直抒胸臆是极少有的事。

“有了不起的父亲想必是很让人吃不消的事。”我说，“我全然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的父亲是个不怎么起眼的中小企业经营者。”

“父亲有名，当然有占便宜的时候，但有时也没多大意思。从数量上说，没意思的可能稍多一点儿。你不懂这个是幸运的，可以自由自在自主地活着。”

“看起来你倒是自由自在自主活着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罢，雨田把葡萄酒杯在手里转来转去，“而在某种意义上不是那样。”

雨田具有相当敏锐的审美感觉。从大学出来后在一家中坚广告代理公司工作，现在拿相当高的薪水，看上去作为快乐的独身者自由享受都市生活。但实际如何，当然我也不知道。

“关于你父亲，有件事想问一下。”我提起正题。

“什么事呢？那么说，连我都对父亲所知无多。”

“听说你父亲有个叫继彦的弟弟。”

“啊，父亲的确有个弟弟——相当于我的叔叔。但这个人很早就去世了，那还是日美战争开始前……”

“听说是自杀……”

雨田脸上约略现出阴云。“哦，那大体算是家族内部秘密。不过一来是陈年旧事了，二来有一部分已经传了出去。所以说也怕没什么要紧。叔父是用剃刀割腕自杀的，才刚刚二十岁。”

“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何苦想了解那种事？”

“想了解你的父亲，就这个那个查阅了很多资料。结果走到了这一步。”

“想了解我的父亲？”

“看你父亲画的画，查阅履历过程中，渐渐来了兴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想更详细地了解一些。”

雨田政彦隔桌注视我一会儿，然后说道：“好吧！你对我父亲的人生有了兴致，这也有可能是有意义的事。你住在那座房子里怕也是某种因缘。”

他喝了一口白葡萄酒，开始讲述。

“叔父雨田继彦当时是东京音乐学校的学生，据说是有天分的钢琴手。对肖邦和德彪西得心应手，将来被寄予厚望。从自己嘴里说出是不合适，但家庭血统似乎表现在艺术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才华。啊，尽管程度有别。不料大学在校期间，二十岁时被征兵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大学入学时提交的缓征兵役文件有疏漏。只要好好提交那份文件，就暂且可以免征，而且往下也好通融。毕竟祖父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在政界也有门路。然而事务性手续总好像出了差错。对于本人也是如水灌耳。问题是系统一旦启动，就轻易停不下来。总之被不由分说地抓进部队，作为步兵部队的士兵在内地接受基础训练后被送上运输船，在中国的杭州湾登陆。当时哥哥具彦——总之是我的父亲——在维也纳留学，师从当地有名的画家。”

我默默听着。

“叔父体格不壮实，神经细腻，一开始就明知忍受不了严厉的军队生活和血腥的战斗。况且从南九州征集兵员的第六师团以粗野闻名。所以得知弟弟被意外抓进部队送去战场，父亲很是痛心。我的父亲是次男，性格争强好胜刚愎自用。但弟弟是在被疼爱中长大的小儿子，性格老实懦弱。而且作为钢琴演奏者必须经常注意保护手指。因此，保护小三岁的弟弟免受种种外压是父亲从小以来的习惯。即承担监护人那样的职责。然而现在远在维也纳，再担心也无济于事。只能通过不时寄来的信了解弟弟的消息。”

战地寄出的信当然受到严格检查。但也是因为是要好兄弟，他能够从压抑的行文读取弟弟的心理活动——根据巧妙伪装的语境，得以大致推测和理解本意。其中也包括弟弟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一路历经激战，途中反复进行无数杀人行为、掠夺行为之事，以及神经细腻的弟弟通过那样的诸多血腥体验而遭受的深重的心灵创伤。

他所在的部队占领的南京市区一座基督教堂有一架极漂亮的管风琴，弟弟在信中写道。管风琴完好无损地剩留下来。但接下去关于管风琴的长长的描写被检查官之手用墨水整个涂黑（基督教堂管风琴描写何以成为军事机密呢？就这个部队而言，责任检查官的检查标准相当莫名其妙。理所当然应该被涂的危险部分往往视而不见，而无甚必要涂黑的地方每每被涂得漆黑一片）。因此，弟弟是否得以演奏教堂的管风琴也不了了之。

“继彦叔父一九三八年六月结束一年兵役，马上办了复学手续。但实际上没能复学，在老家房子阁楼里自杀而死。剃须刀磨得很锋利，用来割了手腕。钢琴演奏者自行切割手腕，必定需要非同一般的决心。因为即使得救，恐怕再也弹不成钢琴了。发现时阁楼成了血海。他自杀一事对外严密封锁，表面上被处理为死于心脏病或什么病。

“继彦叔父因战争体验而心灵深受伤害，精神分崩离析——在任何人眼里这都明明白白是自杀原因。毕竟，一个除了弹一手好钢琴别无他想的二十岁青年被投入死尸累累的南京战场。若是现在，会被认定为精神创伤，但当时是彻底的军国主义社会，根本没有那样的术语和概念。而仅仅以性格懦弱、没有意志力、缺乏爱国精神处理了事。在当时的日本，那种‘软弱’既不被理解，又不被接受，单单作为家族耻辱而埋葬在黑暗之中。如此而已。”

“没有遗书什么的？”

“遗书有。”雨田说，“相当长的遗书留在他自己房间的书桌抽屉里。较之遗书，似乎更接近手记。上面绵绵不断写了继彦叔父战争中的体验。看过遗书的只有叔父的父母（即我的祖父母）、长兄和我父亲这四人。从维也纳回来的父亲看完后，遗书在四人的注视下烧了。”

我什么也没说，等他继续下文。

“父亲绝口不提遗书内容。”政彦继续道，“一切都作为家庭黑暗的秘密封存起来——打个比方——好比拴上铅坠沉入深深的海底。不过只有一次，父亲喝醉的时候对我讲了大致内容。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第一次得知有个自杀的叔父。至于父亲对我讲那番话是由于确实喝醉了而松开嘴巴，还是因为早有打算迟早告诉我，这不清楚。”

色拉盘子被撤掉，海螯虾意面端了上来。

政彦拿着餐叉，以严肃的眼神注视片刻，像是在检验为特殊用途制作的工具。而后说道：“喂，坦率地说，不太想边吃饭边讲这个话题。”

“那，讲别的好了！”

“讲什么？”

“尽可能远离遗书的。”

我们边吃意面边讲高尔夫。我当然没打过高尔夫，身边打过高尔夫的人也一个都没有。规则都几乎概不知晓。但政彦有工作上的应酬，近来常打高尔夫。也有解决运动不足这个目的。花钱买齐了用具，每到周末就去高尔夫球场。

“你肯定不知道，高尔夫这玩艺儿是彻头彻尾奇妙的游戏。那么变态的体育运动基本没有。同其他任何运动都毫无相似之处。甚至称为体育运动都好像相当勉强，我以为。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习惯了它的奇妙，回头路就看不见了。”

他滔滔不绝讲起高尔夫比赛的奇妙性，披露了五花八门的奇闻逸事。政彦原本就是个会讲话的家伙。我一边高兴地听他讲一边吃饭，两人久违地谈笑风生。

意面盘撤下，咖啡端来后（政彦谢绝咖啡，又点了白葡萄酒），政彦返回原来话题。

“是说到遗书吧，”政彦语气陡然郑重起来，“据我父亲说，遗书中记述了继彦叔父砍俘虏脑袋的情形，非常生动详细。当然，作为士兵不带什么军刀，日本刀什么的以前也从未拿过。毕竟是钢琴手。就算能读复杂的乐谱，砍人刀的用法也一无所知。但是上级军官递过一把日本刀，命令砍掉俘虏脑袋。虽说是俘虏，但一没穿军服二没带武器，年龄也相当不小了。本人也说自己不是当兵的。只不过是把那一带的男人们随便抓来绑上杀害罢了。查看手掌，有粗糙硬茧的，就是农夫，有时候放掉。但若有手柔软的，就视为脱掉军服企图混作市民逃跑的正规军，不容分说地杀掉。作为杀法，或者用刺刀刺，或者用军刀砍头，二者必居其一。如果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就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射杀。但普通步兵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2)。扬子江有很多鲇鱼，一具接一具把尸体吃掉。以致——真伪程度不清楚——据说当时扬子江里因此有肥得像小马驹般大的鲇鱼。”

“上级军官递军刀给叔父，要他砍俘虏脑袋。那是个刚从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年轻少尉。叔父当然不愿意做那种事。但若违背上级军官的命令，事情可就非同小可，单单制裁是不能了事的。因为在帝国陆军里面，上级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叔父以颤抖的手好歹挥起军刀，但一来不是有力气的人，二来那是批量生产的便宜军刀，人的脑袋不可能那么一下子轻易砍掉。没办法砍中要害，到处是血，俘虏痛苦地百般挣扎，场面实在惨不忍睹。”

政彦摇头。我默默喝咖啡。

“叔父事后吐了。能吐的东西胃里没有了，就吐胃液。胃液也没有了，就吐空气。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骂他是窝囊废，被上级军官用军靴狠狠踢在肚子上踢飞。谁也不同情。结果，他一共砍了三次俘虏脑袋。为了练习，要一直砍到习惯为止。那就像是作为士兵的通过仪式。说是通过体验这种残忍场面才能成为合格士兵。可是叔父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合格士兵，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是为悠扬弹奏肖邦和德彪西而出生的，不是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哪里会有为砍人头而出生的人？”

政彦再次摇头。“那种事我不知道。但是，能够习惯于砍人头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人是能习惯许多事物的。尤其被置于接近极限状态之下，说不定意外轻松地习以为常。”

“如果那种行为被赋予意义和正当性的话。”

“不错。”政彦说，“而且大部分行为都会被赋予相应的意义和正当性。老实说，我也没有自信。一旦被投入军队那样的暴力性系统之中，又被上级军官下达命令，哪怕再讲不通的命令、再无人性的命令，我恐怕都没坚强到明确说NO的程度。”

我反躬自省。假如处在同一状况，我会如何行动呢？继而，倏然想起在宫城县海滨小镇共度一夜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女子——性行为当中递给我一条睡袍带，要我狠狠勒她脖子的年轻女子。想必我不会忘记抓在双手的那条毛巾质地带子的触感。

“继彦叔父没能违抗上级军官的命令。”政彦说，“叔父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但后来他能够磨快剃刀自行了断生命来给自己一个交待。在那个意义上，我认为叔父决不是懦弱的人。对于叔父，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

“继彦的死，给了正在维也纳留学的你的父亲一个巨大打击。”

“不言而喻。”政彦说。

“听说你父亲维也纳时代卷入政治事件而被遣返日本——这一事件同弟弟的自杀有什么关联吗？”

政彦抱起双臂，神情肃然。“究竟如何不清楚，毕竟父亲对维也纳事件只字未提。”

“听说和你父亲恋爱的姑娘是抵抗组织的成员，由于这层关系而参与暗杀未遂事件……”

“啊，我听得的情况是，父亲的恋爱对象是在维也纳一所大学上学的奥地利姑娘，两人甚至有了婚约。暗杀事件暴露后，她被捕关进毛特豪森集中营，估计在那里没了性命。我的父亲也被盖世太保逮住，一九三九年初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强制遣返日本。当然这也不是从父亲口中直接听得的，而是从亲戚那里听到的，有相当大的可信性。”

“你父亲所以对事件绝口不提，是因为被哪里下了缄口令？”

“呃，这怕也是有的吧！父亲被驱逐出境时，应该被日德当局双方严厉警告一句也不可说出那一事件。想必那是保住一条性命的重要条件。而父亲本身也好像不愿意谈那一事件。正因如此，即使战争结束后没人封口了，也还是守口如瓶。”

政彦在此略一停顿，而后继续下去。

“不过，父亲所以参加维也纳反纳粹地下抵抗组织，继彦叔父的自杀很可能成为一个动机。慕尼黑会议使战争得以暂时避免，但柏林和东京的轴心由此强化，世界越来越驶往危险方向。必须让那种潮流在哪里刹住——父亲理应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父亲是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同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格格不入。弟弟的死对他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意味，我想。”

“更多的不知道？”

“我父亲这个人不向他人谈自己的人生。不接受报刊采访，也没就自己写过只言片语。莫如说是一边用扫帚小心翼翼消除自己留在地面的足迹一边向后行走的人。”

我说：“你父亲从维也纳返回日本后没发表任何作品，彻底保持沉默，直到战争结束。”

“啊，父亲保持沉默八年之久，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七年。那期间好像尽可能远离画坛那样的地方。一来他本来就不喜欢那样的地方，二来很多画家兴高采烈画歌颂战争的‘国策画’也不合父亲心意。所幸家境富裕，没必要担忧生计。战争期间没被抓去当兵也值得庆幸。但不管怎样，战后混乱告一段落后再次现身画坛的时候，雨田具彦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画画家。以前的画风彻底抛弃一尽，掌握了全新的画法。”

“往下成了传说。”

“说的对，往下成了传说。”说着，政彦做了个用手轻轻拂去头上什么的动作。就好像传说如棉絮一样飘浮在那里干扰了正常呼吸。

我说：“不过听起来，觉得维也纳留学时代的经历对你父亲日后人生似乎投下很大的阴影，无论那是怎样性质的。”

政彦点头：“呃，我也的确有那样的感觉。维也纳留学期间发生的事大大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选择。暗杀计划的受挫肯定包括若干黯淡的事实——无法简单诉诸语言的惨烈。”

“但具体细节不知道。”

“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现今更不知道。眼下，估计连本人都稀里糊涂。”

难免是那样的，我倏然心想。人有时忘记本应记得的事，想起本应忘记的事，尤其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之时。

政彦喝罢第二杯白葡萄酒，觑了眼手表，轻皱一下眉头。

“差不多得回公司了，看来。”

“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蓦然想起问道。

他忽然记起似的嗵嗵轻叩桌面。“啊是的是的，本来是有件事要一定向你说的。可是全都说父亲的事了。下次有机会再说吧，反正又不是要争分夺秒的急事。”

我再次注视站起身来的他的脸庞，问道：“为什么向我坦率到这个地步？就连家族微妙的秘密都直言不讳？”

政彦把双手摊在桌面上，就此略一沉吟，而后搔了搔耳垂。

“是啊！首先一个，可能是我也对独自一人怀揣这种类似‘家族秘密’的东西多少有些疲惫了，想对谁一吐为快，向尽可能嘴巴牢靠的、没有现实利害关系的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你是理想的听者。而且说实话，我对你多多少少有个人负债感，很想以某种形式偿还了结。”

“个人负债感？”我吃了一惊，“什么负债感？”

政彦眯细眼睛。“其实是想说这个来着。但今天没时间了，下面已有安排等着了。再找机会在哪里慢慢聊吧！”

餐馆账单是政彦付的。“不必介意，这点钱是可以通融的。”他说。我有幸白吃了一顿。

之后我开卡罗拉返回小田原。把满是灰尘的车停在房前时，太阳已临近西山头了。许多乌鸦叫着向山谷对面的巢飞去。

(1)“Heart and Mind”：心与意识（精神）。

(2)扬子江：长江。

38　那样子根本成不了海豚

星期日早上到来之前，关于自己往下将要在为秋川真理惠肖像画准备的新画布上如何下笔，想法基本成形。不，具体画怎样的画还不清楚。但已清楚应怎样开始画。首先，在雪白的画布上以哪一支笔将哪一种颜色的颜料朝哪个方向拉出，那种构思已不知从哪里冒出脑海，不久获得了立足之地，作为事实在我的心中逐步确立起来。我热爱这一程序。

一个足够冷的早晨，告知冬天即将来临的早晨。我做了咖啡，简单吃罢早饭，进入画室备好必要的画材，站在画架上的画布前。但画布前放着我用铅笔细细描绘着杂木林洞穴的素描簿。那是几天前的早上我没有特定意图而兴之所至画的素描。

我已经忘记自己画过那样的画了。但站在画架前半看不看地看那素描时间里，我被那里画出的光景逐渐吸引过去。杂木林中不为人知地开着洞口的谜团石室，周围被雨淋湿的地表及其上面叠积的五颜六色的落叶，树枝间一道道射下的阳光——那样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化为彩色画面浮现出来。想像力腾空而起，具体细部一个个填充其间。我得以吸那里的空气，嗅青草的清香，听鸟们的叫声。

大型素描簿上用铅笔细致描绘的那个洞简直就像要把我强烈诱往什么或者什么地方。那个洞在期盼我画它！我感到。我想画风景画是极为稀罕的事。毕竟近十年我只画人物。偶尔画风景画或许也不坏。“杂木林中的洞”。这幅铅笔画，说不定成其草图。

我把素描簿从画架上卸下，合上画页。画架上只有雪白的新画布剩了下来——那应该是即将用来画秋川真理惠肖像画的画布。

近十点时，蓝色的丰田普锐斯一如上次静静地沿坡路爬了上来。车门开了，秋川真理惠和姑母秋川笙子从车上下来。秋川笙子身穿长些的深灰色人字呢夹克、浅灰色毛料半身裙、带花纹的黑色长筒袜。脖子上围着米索尼彩色围巾——优雅的都会式晚秋装束。秋川真理惠身穿大码棒球服、游艇夹克、开洞的牛仔裤、匡威深蓝色运动鞋，打扮大体和上次一样。没戴帽子。空气凉浸浸的，天空薄云密布。

简单的寒暄完了后，秋川笙子坐在沙发上，照例从手袋里掏出厚厚的小开本书专心看了起来。我和秋川真理惠把她留在那里走进画室。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木凳上，真理惠坐在式样简洁的餐椅上。两人间有两米左右距离。她脱去棒球服叠起放在脚前。游艇夹克也脱了。下面套穿两件T恤，灰色长袖的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半袖的。胸部尚未隆起。她用手指梳理笔直的乌发。

“不冷？”我问。画室有老式煤油炉，但没点火。

真理惠微微摇头，表示不冷。

“今天开始往画布上画。”我说，“不过你可以不特意做什么，只坐在那里即可。往下是我的问题。”

“不可能什么也不做。”她盯视我的眼睛说。

我把双手放在膝头看着她的脸。“那是什么意思呢？”

“喏，我活着，呼吸着，想着好多事。”

“当然。”我说，“你只管尽情呼吸，尽情想好了。我想说的是，你没有必要刻意做什么。你只要是你，我这方面就可以了。”

然而真理惠仍径直看我的眼睛，仿佛说这么简单的说明根本没办法让她理解。

“我想做什么。”真理惠说。

“例如什么？”

“想帮助老师画画。”

“那当然求之不得。可说是帮助，怎么帮助呢？”

“当然是精神上。”

“原来是这样。”我说。但她如何在精神上帮助我呢？具体想像不出。

真理惠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进入老师体内，进入画我的时候的老师体内。想通过老师的眼睛看我。那一来，我大概就能更深入理解我。而老师或许也能因此更深入理解我。”

“能那样就太好了！”我说。

“真那样想？”

“当然真那样想。”

“不过，在某种情况下那说不定相当可怕。”

“更好地理解自己这点？”

真理惠点头。“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必须把一个别的什么东西从哪里拉来。”

“不添加某种别的、第三者要素，就不能对自己自身有正确理解？”

“第三者要素？”

我解释说：“就是说要正确了解A与B关系的含义，就需要借助C这个别的观点——三点测定。”

真理惠就此思考，做了约略耸肩的动作。“或许。”

“至于往里边添加什么，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可怕的东西。这可是你想说的？”

真理惠点头。

“这以前你有过那种可怕的感觉？”

真理惠没有回答此问。

“假如我能正确地画你，”我说，“你也许能以你自身的眼睛看我的眼睛所看的你的姿态。当然我是说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因此需要画。”

“是的，我们因此需要画。或者需要文章、音乐那类东西。”

如果顺利的话，我对自己自身说道。

“开始画了！”我对真理惠说。随即一边看她的脸一边调制用于草图的褐色。我选用最初的画笔。

工作缓慢而又不停滞地向前推进。我在画布上画出秋川真理惠的上半身。诚然是美少女，但我的画不很需要美。我需要的是美的深层潜伏的东西。换个说法，需要那种资质来作为补偿，我必须找出那个什么投入画面。而那无需是美的。有时需是丑的也未可知。不管怎样，自不待言，为了找出那个什么，我必须正确理解她，必须把她作为一个造型、作为光与影的复合体——而不是作为话语和逻辑——把握她。

我全神贯注地把线条和颜色叠积在画布上。时而一挥而就，时而轻舒漫卷，小心翼翼。这当中真理惠表情一成不变地静静坐在椅上不动。可是我知道她将意志力高度集中于一点并使之恒定不变。我能感受到那里作用的力。她说“不能什么也不做”。而她正在做什么，想必是为了帮助我。我同这十三岁少女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类似交流的东西。

我倏然想起妹妹的手。一起进富士风洞时，在阴冷的黑暗中妹妹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手指小小的、暖暖的，而又那么有力，有力得令人吃惊。我们之间有实实在在的生命交流。我们在给予什么的同时接受什么。那是只能在有限时间、有限场所发生的交流。少时模糊消失。但有记忆剩下来。记忆可以温暖时间。而且——如果顺利的话——艺术可以使记忆形态化将其固定在那里。一如凡·高让名也没有的乡村邮递员作为集体记忆一直活到今天。

两小时之间，我们闷声不响地将意识集中于各自的作业。

我使用被油溶淡的单色颜料将她的体貌树立在画布上，那将成为草图。真理惠在餐椅上继续作为她自己一动不动。时值正午，远处传来往日的钟声。听得钟声，知道既定时间到了，结束作业。我把调色板和画笔放在下面，在木凳上用力伸了个懒腰。这才觉察自己累得一塌糊涂。我大大舒了口气，松开注意力。真理惠也这才放松身体。

我眼前的画布上，真理惠的上半身像已经以单色树立起来。理应成为往下要画的其肖像基干的构架已在那里形成。尽管还不过是雏形，但其骨髓中的，是足以使她成其为她的热源那样的东西。尽管深藏在底层，但只要按一下大致所在位置，往下即可任意调整。无非在那里施以必要的血肉罢了。

关于这幅画开了头的画，真理惠什么也没问，也没说要看看。我也没特别说什么。我已经太累了，说不了什么。我们默默无言地离开画室，移入客厅。客厅沙发上，秋川笙子仍在专心看小开本书。她夹上书签合上，摘掉黑边眼镜，抬起脸看我们，脸上浮现出约略惊讶的神情——我们两人肯定显得疲惫不堪。

“工作可有进展？”她不无担忧地问我。

“眼下进展顺利。不过还是中间阶段……”

“那就好！”她说，“如果不讨厌的话，我去厨房沏茶可好？其实水已经烧开了，红茶在哪里也知道了。”

我有点儿吃惊地看着秋川笙子。她脸上漾出优雅的微笑。

“倒是有些厚脸皮，那样自是求之不得。”我说。实不相瞒，我非常想喝热乎乎的红茶，却又实在没心思起身去厨房烧水。便是累到这个地步。画画累成这样是时隔很久的事了，尽管是惬意的疲惫感。

大约过了十分钟，秋川笙子端着放有三个茶杯和茶壶的托盘返回客厅。我们各自静静地喝着红茶。真理惠移至客厅后还一言未发，只是时不时抬手撩一下额前头发。她重新穿上厚墩墩的棒球服，就好像用来保护身体免受什么伤害似的。

我们一边彬彬有礼安安静静喝红茶（谁也没弄出动静），一边茫然委身于星期日下午时间的河流。好半天谁也没开口。但那里的沉默始终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之后不久耳熟的声音传来我的耳畔。最初听起来仿佛远处海岸懒洋洋义务性涌来的消极的涛声。后来逐渐加大，不久变成明晰的连续性机械声音——4.2升八缸从容的引擎声甚为优雅地消耗高辛烷值化石燃料的声音。我从椅子上立起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瞧见那辆银色轿车出场亮相。

免色身穿淡绿色对襟毛衣，毛衣下是奶油色衬衫。裤子是灰色毛料裤。哪一件都干干净净，一道褶也没有，看上去像是刚刚从洗衣店返回。却哪一件又都不是新品，已经穿到一定程度。但也因此显得分外整洁。丰厚的头发一如往日闪着纯白色的光。无论夏日冬日，无论晴天阴天，他的头发想必总是同时节和天气无关地银辉熠熠。只是银辉闪烁倾向略有不同而已。

免色从车上下来，关上车门，仰望阴晦的天空，就天气思索片刻（在我眼里似乎思索什么），而后定下心来，缓缓移步走来门前，按响门铃，简直就像诗人写下用于关键位置的特殊字眼，慎重地、缓慢地。尽管无论怎么看那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旧门铃。

我打开门，把他让入客厅。他笑吟吟地跟两位女性寒暄。秋川笙子起身迎他。真理惠仍坐在沙发上把头发缠在指尖上，几乎看也没看免色那边。我让所有人落下座来。问免色要不要茶。免色说不要。摇了几下头，还摆手。

“怎么样？工作顺利吧？”免色问我。

大体还算顺利，我回答。

“怎样？当绘画模特也当累了吧？”免色问真理惠。免色真正迎面四目相对地向真理惠搭话，在我能想得起来的限度内是第一次。从声音里可以多少觉察免色的紧张，但今天的他即使面对真理惠，脸也不红不青了，表情也几乎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已经能够充分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估计如此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训练。

真理惠没有回答这句问话，仅仅把含糊不清类似自言自语的什么低低说出口来。她把十指在膝头紧紧交叉起来。

“她很盼望星期天上午到这里来的。”秋川笙子插嘴来填补沉默。

“做绘画模特是很吃不消的事。”我也不自量力地试图助以一臂之力，“真理惠小姐相当卖力气。”

“我也当过一阵子模特，当绘画模特总好像有些奇妙，时不时觉得魂儿像被掠走了似的。”说着，免色笑了。

“不是那样的。”真理惠差不多自言自语地说。

我、免色和秋川笙子几乎一齐朝真理惠看去。

秋川笙子显出像是不慎把不对的东西投入口中嚼掉之人那样的表情；免色脸上浮现出纯粹的好奇心；我终究是中立性旁观者。

“那是怎么回事？”免色问。

真理惠以没有起伏的语声说道：“并没有被掠走，而是我递出什么，我接受什么。”

免色以沉静的声调欣赏似的说：“你说的对。我的说法好像过于单纯了。那里当然不能没有交流，艺术行为决不是单方面的东西。”

真理惠默然。这个少女犹如好几个小时纹丝不动立在水边一味盯视水面的孤独的苍鸻一样目不转睛地注视餐桌上的茶壶——一个随处可见的无花白瓷茶壶。相当旧了（雨田具彦用过的），但做得相当实用，上面并没有值得细看的特别情趣。壶口也有一点点残缺。只是，此时的她需要有个凝眸注视的东西。

沉默再次降临房间。令人想起什么也没写的纯白广告板的沉默。

艺术行为，我想，这句话似乎具有唤取周围沉默的韵味，就好像空气填补真空一般。不，这种场合莫如说应该由真空填补空气？

“如果去我家的话，”沉默中免色战战兢兢对秋川笙子开口道，“一起坐我的车去好吗？之后还送回这里。后排座是有些局促，但去我家的路相当复杂狭窄，坐一辆车去我想会容易些。”

“嗯，那当然可以的。”秋川笙子毫不迟疑地应道。“就坐您的车去好了。”

真理惠还在注视白瓷茶壶静静思索什么。至于她心中想的是什么、思索的是什么，我自是无由得知。她们的午饭怎么办？这也无由得知。不过免色是个滴水不漏的人，这点儿事想必自有考虑，无需我一一操心。

捷豹副驾驶位置坐秋川笙子，真理惠在后排座安顿下来。两个大人在前，小孩在后。倒也不是有什么协定，自然而然成了如此座位配置。我站在房门前目送轿车静静驶下坡路从视野消失。而后转身回屋，把红茶茶杯和茶壶端去厨房洗了。

接下去，我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放在唱机转盘，歪在沙发上听音乐。没什么特别要做的事的时候，这么听《玫瑰骑士》成了我的习惯。免色栽培的习惯。如他所说，这首音乐确有一种中毒性。一气呵成的缠绵的情绪。始终色彩缤纷的乐器音响。“纵使一把扫帚，我也能用音乐精确描述下来！”如此口吐狂言的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或者那不是扫帚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他的音乐绘画要素很浓。尽管在方向性上同我追求的绘画不同……

良久睁眼一看，那里有骑士团长。他依然身穿飞鸟时期衣裳，腰挎宝剑，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皮面安乐椅上，孤零零坐着一个身高六十厘米左右的男子。

“许久不见了啊！”我说。我的语声听起来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强拉硬扯来的。“一向可好？”

“上次也说了，理念无有时间观念。”骑士团长声音琅琅地说，“故而无有许久的感觉。”

“只是习惯性发言，请别介意！”

“不懂什么习惯。”

想必他说的不错。没有时间的地方不产生习惯。我起身走到唱机那里提起唱针，把唱片收进唱片套。

“言之有理。”骑士团长读懂我的心理，“在时间朝两个方向自由行进的世界，什么习惯云云，根本无从谈起。”

我询问早就耿耿于怀的一件事：“理念不需要能源那样的东西吗？”

“这东西不好回答。”骑士团长现出甚是不好回答似的表情。“无论是怎样结构的东西，要想繁殖和存在下去，都需要某种能源。此乃宇宙的普遍性规律。”

“那就是说，理念也不能没有能源的了？也要遵循普遍性规律？”

“信哉斯言。宇宙规律无有例外。然而理念的优势在于本来无有形体。理念通过被他者认识才得以作为理念成立，才得以具有相应的形体。其形体当然不过是权宜性租借物……”

“就是说，没有他者认识的地方，理念不可能存在。”

骑士团长朝上竖起右手食指，闭起一只眼睛。“诸君由此如何进行类推呢？”

我进行类推。多少花了些时间，骑士团长耐心等待。

“我想，”我说，“理念将他者的认识本身作为能源而存在。”

“正确！”说着，骑士团长点了几下头。“脑袋反应极快。若无他者认识，理念就无由存在。同时以他者认识为能源而存在。”

“那么，一旦我认为‘骑士团长不存在’，你就不复存在。”

“在理论上。”骑士团长说，“但那归根结底是理论上的事。现实中那不是现实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即使想要中止思考什么，中止思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想中止思考什么也是一种思考。而只要有思考，那个什么就要被思考。为了中止思考什么，势必中止思考想中止思考本身。”

我说：“就是说，只要没有不巧因为什么而失去记忆，或者彻底地自然地完全地失去对理念的兴趣，那么人就不能够从理念中逃脱出来。”

“海豚能够。”

“海豚？”

“海豚能够让左右脑分别入睡。不知道的？”

“不知道啊！”

“因此之故，海豚对理念这个东西没有兴致。所以，海豚中途停止了进化。我们也相应做了努力，但遗憾的是未能同海豚结成有益关系。原本是大有希望的种族。毕竟在人真正出场之前，在哺乳类中以体重比而言是具有最大的大脑的动物。”

“但是同人结成有益关系了？”

“人和海豚不同，只有连成一体的大脑。一旦忽一下子产生了理念，那么就不能随意抖落下去。如此这般，理念能够从人那里获取能源来持续维持自己的存在。”

“像寄生体。”我说。

“别人听到不好！”骑士团长像老师训斥学生时那样左右摇晃指头。“虽说接受能源，但无有多大的量。只是一星半点，一般人几乎觉察不出来，不至于因此损害人的健康或干扰人的日常生活。”

“可你说理念没有伦理道德那样的东西。理念永远是中立性观念，使之变好变坏完全取决于人。果真如此，那么理念既可能对人做好事，也会反过来做坏事。是这样的吧？”

“E=mc^2这一概念本应是中立的，然而在结果上催生了原子弹。并且那东西实际投在了广岛和长崎。诸君想说的比如是这样的事吧？”

我点头。

“关于这个我也感到胸痛（不用说，这是措辞。理念无有肉体，故而无有胸）。但是，诸君，在这宇宙之中，一切都是caveat emptor。”

“哦？”

“Caveat emptor。拉丁语，意指‘买方责任’。交到人手里的东西如何利用，那不是卖方所能左右的。例如服装店的店面摆的衣服，由谁穿能选择吗？”

“听起来总好像于己有利的逻辑……”

“E=mc^2催生了原子弹，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无数好东西。”

“举例说？”

骑士团长就此略加思考，似乎未能即刻想出恰当的例子，闭着嘴用两手的手心喀哧喀哧搓脸。或者未能再从这番议论中找出意义也有可能。

“对了，放在画室里的铃的去向你不晓得？”我忽然想起问他。

“铃？”骑士团长扬起脸来。“铃是什么？”

“就是你在那个洞底一直摇的那个古铃啊！放在画室板架来着，而最近意识到时已经不见了。”

骑士团长坚决摇头道：“啊，那个铃？不晓得啊！近来无有碰过铃。”

“那么，到底谁拿走了呢？”

“这——我全然无由得知。”

“好像谁把铃拿走在哪里摇动。”

“唔——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个铃对我已经无有用处了。何况那本来也不是我的持有物。莫如说共有一个场。不管怎样，消失想必自有消失的理由。不久在哪里忽然碰上亦未可知。静等可也！”

“共有一个场？”我问，“指的是那个洞？”

骑士团长对此问没有回答。“不过，想必诸君是在此等待秋川笙子和真理惠返回，那还要花些时间。天不暗下来怕是不能返回的。”

“免色先生可有他特有的企图什么的？”我最后问了一句。

“啊，免色君总是有某种企图。必定稳妥布局，不布局是不会出动的。那像是与生俱来的毛病。左右大脑总是充分开动。那样子根本成不了海豚。”

骑士团长的形体徐徐失去轮廓，如无风的寒冬清晨的水蒸气变淡扩散开来，继而消失。我正面只有一把空空的旧安乐椅。由于剩在那里的不在感太深切了，以致我无法确信他刚才是否真的坐在我眼前。没准我是同空白面面相觑，同自己本身的语声相互交谈。

如骑士团长所预言的，免色的捷豹怎么等也没出现。看来秋川家的两位美丽女性在免色家中度过了很长时间。我走上阳台，眺望位于山谷对面那座白色豪宅。但那里谁的身影也没有。为了消磨等待时间，我去厨房准备做饭用的东西。用鲣鱼片、海带等做汤，煮了蔬菜，把能冷冻的东西冷冻了。但是，把大凡能想到的事情统统做完后，时间还有剩。我折回客厅，接着听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躺在沙发上看书。

秋川笙子对免色怀有好意和兴趣。这点应该无误。她看免色的眼睛同看我时的眼睛，神采截然不同。极为公正地说，免色是有魅力的中年男人。一表人才，有钱，独身。衣着考究，举止温柔，住在山顶大房子里，拥有四辆英国车。世间多数女性笃定对他怀有兴趣（世间多数女性对我不怀有多大兴致——二者概率基本相同）。可是，秋川真理惠对免色抱有不少戒心，毫无疑问。真理惠是直觉极为敏锐的少女，有可能本能察觉免色的行动带有某种意图。唯其如此，她才在自己同免色之间有意保持一定距离，至少在我眼里显得如此。

事情往下会怎样展开呢？想看个究竟的自然而然的好奇心，同其中未必产生多少让人欢欣鼓舞的结果这一朦胧的疑惧在我身上僵持不下，一如在河口相互碰撞推拉的潮头与河浪。

免色的捷豹再次爬上坡路时，已经是时针稍微转过五点半的时候了。如骑士团长所料，周围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39　以特定目的制作的假容器

捷豹在房门前缓缓停住，车门打开，免色首先下来。接着他绕到另一侧为真理惠和秋川笙子开门。又放倒副驾驶座靠背，让真理惠从后排座下来。女性们从捷豹下来后换乘自己的蓝色普锐斯。秋川笙子放下车窗，彬彬有礼地向免色致谢（真理惠当然脸朝一边佯作不知）。她们没有进来，直接回自己家去了。免色目送普锐斯背影从视野消失后，略一停顿，切换意识开关（大概），调整面部表情，而后朝我家门口走来。

“已经晚了，稍微打扰一会儿好吗？”他在门口客气地问我。

“好好，请进！反正也无事可干。”说着，把他让到里面。

我们在客厅落座。他坐在沙发上，我弓腰坐在对面骑士团长刚才坐的安乐椅上。椅子周围似乎还残留着他不无高亢的语声余韵。

“今天这个那个实在谢谢了！”免色说，“没少劳你帮忙。”

我说没做什么值得你感谢的事。实际也什么都没做。

免色说：“不过若没有你画的画，或者莫如说没有画那幅画的你的存在，这样的状况恐怕不会出现在我面前而不了了之，我和秋川真理惠应该不会有这么近地个人性见面机会。关于这件事，你起了好比扇子轴钉那样的作用。那样的立场，也许有违你的意愿……”

“有违意愿的事完全没有。”我说，“只要能对你有用，作为我比什么都高兴。只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刻意，这方面的界线很难推断。不讳地说，心情不能说是多么愉快。”

免色就此思考，点头。“或许不能让你相信，并不是刻意写了这样的脚本。虽然不能说一切纯属偶然，但发生的事的大部分终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你是说，在那种水到渠成的过程中我偶尔起了类似催化剂那样的作用？”我问。

“催化剂。是啊，也许不妨那么说。”

“不过老实说来，较之催化剂，总好像觉得自己成了‘特洛伊木马’。”

免色扬起脸，像看什么晃眼睛东西似的看我。“那是什么意思呢？”

“往木马空肚子里偷偷塞入一群武装的士兵，伪装成礼品运进敌方城内——就是那个希腊木马。以特定目的制作的假容器。”

免色约略花时间斟酌词语，而后说出口来：“就是说，我把你弄成特洛伊木马，巧妙利用了。是这个意思吧？为了接近秋川真理惠？”

“也许让你不快，但那样的感觉在我身上多多少少是有的。”

免色眯细眼睛，嘴角漾出笑意。

“是啊！的确，即使你那么想也奈何不得的地方恐怕也是有的。不过刚才也说了，事情大体是由偶然的累积推动的。推心置腹地说来，我对你怀有好意，个人的自然而然的好意。这一情形不会频繁发生，所以发生时我尽可能加以珍惜。我并没有为了一己之利而单方面利用你。我虽然在某一方面是利己主义者，但这个程度的礼仪我还是懂的。没有把你弄成特洛伊木马。请相信我！”

我觉得他说的似乎没有伪饰成分。

“那么，给那两个人看那幅画了？”我问，“书房里挂的你的肖像画？”

“嗯，那还用说，两个人是为这个专门去的嘛！她们看了那幅肖像画，十分心悦诚服。话虽这么说，可真理惠没有表达任何类似感想的什么。毕竟是沉默寡言的孩子。但是她为那幅画所强烈打动是毫无疑问的，这点看表情就一清二楚。她在画前站了很长时间，一直默默地看，一动不动。”

不过说实话，尽管几星期前刚刚画完，而现在却想不大起来自己到底画的什么画了。以往也每每如此，画完一幅而开始画下一幅时，上次画的就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只能想起朦朦胧胧的整体形象。唯独画那幅画时的手感作为身体性记忆留在身上。对于我具有重要意味的，比之作品本身，更是那种手感。

“两人好像在府上度过了相当长时间。”我说。

免色不无羞赧地歪起脖子。“看完肖像画，拿出简单的饭菜。饭后领她们看了房子，像是房舍观光似的。笙子女士似乎对房子有兴趣，结果不知不觉过去了很长时间。”

“两人对府上肯定很欣赏的吧？”

“笙子女士有可能。”免色说，“尤其对捷豹E-Type。但真理惠始终一言不发，估计不怎么欣赏。或者对房子什么毫无兴致也不一定。”

我想象可能毫无兴致。

“那时间里没能有同真理惠交谈的机会？”我问。

免色简洁地轻摇一下头：“交谈也顶多三言两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内容。就算我主动搭讪，也基本没有回应。”

对此我没有表达什么意见。因为那一场景想像起来如在眼前，没办法表达感想。免色对真理惠说什么也得不到像样的回应，无非时而口中嘟囔一两个含糊不清的单词罢了。她没有心思跟对方说话的时候，同她的交谈好比站在热浪灼人的空旷的沙漠正中用小勺子向周围洒水。

免色拿起茶几上放的有光泽的瓷蜗牛摆件，从各个角度仔细端详。这是这座房子里原本有的为数不多的装饰品之一。料想是迈森旧物。大小如小些的鸡蛋。大概是雨田具彦过去在哪里买得的。片刻，免色把这摆件小心翼翼放回茶几。随即缓缓抬起脸，看着坐在对面的我。

“恐怕要多少花些时间才能习惯。”免色自言自语似的说，“毕竟我们只是最近刚刚见面。本来就像是个不愿意说话的孩子，再说十三岁是思春期的初期，一般说是非常棘手的年龄。不过，能和她在同一房间呼吸同一空气，对我已经是无可替代的宝贵时光了！”

“那么，你的心情现在也没有变化？”

免色略略眯起眼睛。“我的怎样的心情呢？”

“不想知道秋川真理惠是不是自己亲生孩子真相的心情。”

“嗯，我的心情一丝一毫也没有变化。”免色果断地回答。随即轻咬嘴唇沉默有顷。而后开口道：“怎么说好呢？和她在一起，她的容貌、身姿就在眼前，有一股相当奇异的感情袭上身来，觉得自己以往活过来的漫长岁月好像都在无为当中失去了。而且，自己这一存在的意义、自己这么活在这里的理由开始变得暧昧起来。以前视为确定的事物的价值，似乎意外变得不确定起来。”

“这对于你来说，是相当奇异的感情。是吧？”我叮问一句。因为对我来说，很难认为这是多么“奇异的感情”。

“是的，这样的感情体验以前从未有过。”

“就是说，同秋川真理惠一起度过几个小时，使得你心中产生了‘奇异的感情’？”

“我想是这么回事。也许你认为傻里傻气。”

我摇头道：“不认为傻里傻气。思春期第一次喜欢特定女孩的时候，我也好像怀有类似的心情来着。”

免色嘴角聚起皱纹，微微一笑——含有几分苦涩的微笑。“有时我一下子冒出这样的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成就了什么，无论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功、积累了多少资产，我也终不过是将一对遗传因子从谁那里继承又引渡给谁的权宜性、过渡性存在罢了。除却这种实用性功能，剩下的我不过纯属一个土疙瘩罢了。”

“土疙瘩。”我说出口来。这一说法似乎含有某种奇异的回响。

免色说：“实不相瞒，上次进入那个洞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在我心中萌发扎根了。就是小庙后边我们挪开石头打开的洞。那时的事记得吧？”

“一清二楚。”

“在那黑暗中待一个小时当中，我切切实实得知自己的软弱无力。假如你有意，我势必一个人留在那个洞底。没有水没有食物，就那样彻底腐朽回归一个土疙瘩。我这个人不外乎这样的存在。”

我不知说什么好，默不作声。

“秋川真理惠说不定是我的骨血——对于现在的我，仅仅这一可能性就足够了，没有决心搞清事实。我在那一可能性的光亮中审视自己。”

“明白了。”我说，“虽然具体缘由还不能充分理解，但大体想法明白了。可是免色先生，那么你在秋川真理惠身上究竟具体寻求什么呢？”

“当然不是没有考虑过。”说着，免色看自己的双手。他有一双手指细长好看的手。“人在脑袋里这个那个考虑很多东西，不能不考虑。然而事物实际走怎样的路线，不等时间过去是看不明白的。一切都在前头。”

我默然。他在脑袋里考虑什么，一来我无从猜测，二来也不硬要知道。如果知道了，我的处境没准变得更加麻烦。

免色沉默了一会儿。而后问我：“不过秋川真理惠单独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说话好像相当主动——笙子女士这样说来着……”

“或许可以那样说。”我慎重地回答，“我们在画室时间里，可能自然而然说了很多话。”

真理惠夜晚从旁边一座山上穿过秘密通道找来这里的事，当然瞒住没说。那是我和真理惠之间的秘密。

“那意味着她已经习惯你了呢？还是个人怀有亲切感呢？”

“那孩子对画画或绘画性表达有浓厚的兴趣。”我解释说，“并不是时时、时常那样，在两人之间隔着画的情况下，有时就能比较轻松地交谈。的确是多少有些特殊的孩子。在绘画班几乎不和身边孩子说话。”

“就是说跟同代的孩子们不怎么处得来？”

“或许。据她姑母说，在学校也好像不怎么交朋友。”

免色就此默默想了一会儿。

“但对笙子女士好像能相应敞开心扉，是吧？”免色说。

“好像是的。听起来，对姑母似乎比对父亲还怀有亲切感。”

免色默默点头。我感觉他的这一沉默别有含义。

我问他：“她的父亲是怎样的人呢？这点儿事是知道的吧？”

免色把脸转向一边，眯细眼睛。少时说道：“比她大十五岁。所谓她，指的是他去世的太太……”

去世的太太，自然是免色曾经的恋人。

“两人是如何相识结婚的，那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或者莫如说对那种事没有兴趣。”免色说，“但不管有怎样的情由，他珍惜太太这点似乎可以断定。所以太太意外去世，他受到很大打击。听说那以来人就整个变了。”

据免色介绍，秋川家曾是这一带的大地主（一如雨田具彦父母家曾是大地主）。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农地改革使得所有土地差不多减少了一半，但仍有相当不少资产物件剩下来，光靠这方面带来的收入也足够一家悠然度日。秋川良信（秋川真理惠父亲的名字）是兄妹两人中的长兄，继承早年去世的父亲家业成一家总管。在自己所有的山顶上建了独门独院的房子，在小田原市内自有楼宇设了事务所。事务所负责位于小田原市内和近郊的几栋商业用楼和出租公寓楼、若干出租房屋、出租土地的管理。还时不时涉足不动产的卖出与买进。不过事业开展的范围并不是很广，始终以酌情处理秋川家所有的物业为业务中心。

秋川良信是晚婚。四十几岁结婚，第二年就有女儿出生（秋川真理惠。即免色心中怀有大概是自家孩子这一可能性的少女）。六年后妻被金环胡蜂蜇死。初春在位于自有地界上的大片梅树林中一个人散步时，被几只攻击性大型金环胡蜂蜇了。这一事件给秋川良信以巨大打击。或许是打算把让他想起不幸事件的东西尽可能消除的关系，妻葬礼结束后派人把梅树林的梅树砍得一棵不剩，连根拔除。结果那里成了了无情趣的普通空地。原本是一片非常美观气派的梅树林，很多人都对砍挖过程感到痛心。而且梅树林大量采摘的青梅适合制梅干和梅酒，附近居民自古以来就一定程度被允许自由采摘。而这一报复性胡作非为的结果，剥夺了很多人每年的一点点乐趣。可是那毕竟是秋川良信自家山上的他的梅树林，况且他的怒火——对于金环胡蜂和梅树林的个人怒火——也并非不可以理解，因此谁也没能公开抱怨。

以妻子的死为界线，秋川良信成了一个相当郁郁寡欢的人。本来就不像是多么社交型性格开朗的人，而此后其内向性格变本加厉。并且对精神世界的兴趣与日俱增，开始同一个宗教团体有了关联（我没听过名字的团体）。据说还去了印度一段时间。后来投入自有资金，为那个宗教团体在市郊建造了气派的道场，沉浸其间无以自拔。至于道场里面进行怎样的活动，这点不得而知。但秋川良信看样子在那里每天不断进行严格的宗教“修炼”，同时似乎在Reincarnation(1)的研究中发现了失去妻子后的人生价值。

这样，对工作不像以前那样用心了。好在原本就不是多么忙的公司，即使总经理不正经露面，早期就在公司的三名职员也处理得来。家也好像不怎么回了。回家也几乎只是睡觉。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妻子去世后，对独生女儿的关心也迅速淡薄下去。可能因为看见女儿会想起去世的妻子的缘故。或者本来就对孩子没有兴趣也未可知。不管怎样，孩子也理所当然不亲近父亲。妻子留下的真理惠的生活照料，暂且由妹妹笙子承担下来。笙子中止了东京一所医科大学校长秘书的工作，临时一起住在小田原山上的房子里。后来正式辞职在那里长住。大概感情移到真理惠身上。也可能小侄女的处境让她看了不忍。

讲完这些，免色用手指肚摸摸嘴唇说：“家里有威士忌吗？”

“单一麦芽的差不多有半瓶。”我说。

“倒是有些厚脸皮，让我喝点可以吗？加冰。”

“当然可以。不过您是开车来的……”

“叫出租车。”他说，“我也不愿意因酒后驾驶丢掉驾驶证。”

我从厨房拿来威士忌酒瓶、装冰块的瓷碗和两个酒杯。这当中免色把我刚才听的《玫瑰骑士》唱片放在转盘上。两人一边听理查德·施特劳斯耳熟能详的音乐一边喝威士忌。

“喜欢喝单一麦芽威士忌？”免色问。

“哪里，这是别人给的，朋友作为礼物拿来的。倒是觉得非常够味儿。”

“家里有苏格兰一个熟人最近送的有些少见的艾雷（Islay）岛单一麦芽威士忌。从威尔士亲王访问那家酒厂时亲自挥锤打塞的桶里取出来的。如果喜欢，下次带来。”

我说请别那么费心。

“说起艾雷岛，那附近有座名叫朱拉（Jura）的小岛。可知道？”

我说不知道。

“岛上人口少，几乎什么也没有。同人的数量比，鹿的数量多得多。兔子、野鸡和海豹也很多。老酒厂有一家。不远处有好喝的泉水，适合酿造威士忌。朱拉岛上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用刚打上来的朱拉冷水对着喝起来，味道真是好极了，的的确确是只有在那座岛上才能尝到的味道。”

听起来都极够味儿，我说。

“那里是因乔治·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而闻名的地方。奥威尔在这座不折不扣远离人烟的小岛的北端，一个人闷在租来的小房子里写这本书。以致冬天里弄坏了身体。房子里只有原始设备。想必他是需要斯巴达式环境的吧！我在这岛上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天天晚上一个人在火炉旁喝好喝的威士忌。”

“为什么一个人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待一个星期呢？”

“商务。”他简单回答，笑了笑。

那是怎样的商务呢？他好像没有说明的打算，我也并不特想知道。

“今天心情上总觉得不能不喝似的。”他说，“说心情镇静不下来也好什么也好，所以禁不住这么随便相求。车明天来取。明天方便吗？”

“我当然无所谓。”

往下沉默片刻。

“问个个人问题可以吗？”免色问，“但愿别让你不快……”

“能回答我就回答，不至于不快。”

“你大概是结婚了的吧？”

我点头。“结了。实话实说，最近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盖章寄了回去。所以，不晓得眼下正式算是怎样的状态。不过反正婚是结了，差不多六年。”

免色看着杯里的冰块沉思什么。而后问道：“再问得深入些，关于导致离婚这一结果，你可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我喝了口威士忌，问他：“你用拉丁语说‘买方责任’了吧？”

“Caveat emptor。”免色当即应道。

“还没能记准，不过词义能够理解。”

免色笑了。

我说：“关于婚姻生活，后悔的事情不是没有。但是，即使能够返回某个时间点修正一个失误，那也恐怕还是要迎来同样的结果。”

“是不是说你身上有某种不能变通的倾向那样的东西，那东西成了婚姻生活的障碍呢？”

“或者我身上缺少不能变通的倾向那样的东西，那东西成了婚姻生活的障碍也不一定。”

“可你有想画画的渴望。那应该是同生之渴望强烈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不过我有可能还没有好好越过前面应该越过的东西——我有这样的感觉。”

“考验迟早必然来临。”免色说，“考验是切换人生的好机会，越艰辛越对后来有帮助。”

“如果不败北一蹶不振的话……”

免色浅浅一笑，再没有触及离婚和有没有孩子。

我从厨房拿来瓶装橄榄作下酒菜。我们好一阵子闷声喝威士忌，吃带盐味的橄榄果。唱片一面转完后，免色翻过来。乔治·索尔蒂继续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

啊，免色君总是有某种思惑。必定稳妥布局，不布局是不会出动的。

现在他在布什么局呢？或者打算布什么局呢？我不知道。或者在这件事上眼下还没能稳妥布局也未可知。他说没有利用我的打算。想必不是谎言。但打算终不过是打算罢了。他可是拳打脚踢成功攻取最尖端商务的人。假如他有类似思惑那样的东西（纵然是潜在性的），我厕身其外怕是不大可能的吧！

“你是三十六岁了吧？”免色几乎突如其来地这么问道。

“是的。”

“大约是人生中最好的年龄。”

我横竖不那么认为，但忍住没表示什么。

“我已经五十四岁了。在我生存的这个行当，作为冲锋陷阵的现役，年龄则过大了；而要成为传说，又多少过于年轻。所以就这么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

“其中也好像有人年纪轻轻就成为传说……”

“那样的人当然多少也是有的。但是，年纪轻轻成为传说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或者不如说——若让我说——那甚至是一场噩梦。一旦那样，漫长的余生就只能摩挲着自己的传说来度过。再没有比那更无聊的人生了。”

“您，不会感到无聊的吧？”

免色微笑道：“在能想起的限度内，无聊一次也没感到过。说没工夫无聊也好什么也好……”

我佩服地摇了一下头。

“你怎么样？感到过无聊？”他问我。

“当然感到过，时不时就来一次。不过，无聊如今好像成了我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说无聊不会成为痛苦吧？”

“总好像已经习惯了无聊，没觉得痛苦。”

“那恐怕还是因为你身上有想画画这个一以贯之的坚定意志，是吧？那成为类似生活硬芯的东西，无聊这一状态起到了不妨说作为创作欲胚胎的作用。假如没有这样的硬芯，日复一日的无聊势必不堪忍受。”

“您现在没做工作？”

“嗯，基本处于引退状态。上次也说了，用网络多少搞一点外汇和股票交易，但不是迫于需要，而是兼做头脑训练那个程度的玩艺儿。”

“而且一个人住在那座大大的宅院里。”

“完全正确。”

“而并没有感到无聊？”

免色摇头：“我有很多要想的事，有应该看的书，有应该听的音乐。搜集诸多数据加以分类解析、开动脑筋已经成了每天的习惯。要做体育运动，要练钢琴来转换心情。当然家务也必须做。没闲工夫感觉无聊。”

“上年纪不可怕吗？一个人孤零零上年纪？”

“我分明在上年纪。”免色说，“往下身体也要衰弱，孤独也怕要与日俱增。可是我还没有上年纪上到那个地步的经验。至于那是怎么回事，大体估计得出，但并未实际目睹真相。我是只信赖亲眼看过的东西的人。因此，往下自己将亲眼看到什么，我正在等待。不特别怕。足够的期待诚然没有，但些许兴致是有的。”

免色缓缓晃动手中的威士忌酒杯，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样？怕上年纪？”

“六年来的婚姻生活归终卡壳了。那期间之于自己的画一幅也没能画。通常看来，那六年大约是白白上了年纪——为了生计不得不画那么多那种不可心的画。然而在结果上反倒可能是有幸做的部分。近来我开始这样认为了。”

“你想说的或许能够理解。抛弃类似自我的东西，在人生某一时期也是有意义的。是这样的吧？”

也许是的。然而就我而言，大概仅仅意味着在寻找出自己身上存在的东西上面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把柚也拉进了那条徒劳的弯路。

“上年纪可怕吗？”我自己问自己。害怕上年纪吗？“说老实话，我还没有那样的切身感受。三十大多的男人这么说也许听起来发傻，但我总觉得人生好像刚刚开始。”

免色微微一笑。“决不是发傻，有可能如你所说，你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

“免色先生，刚才你说了遗传因子，说自己不过接受一对遗传因子又将其传给下一代的容器罢了。还说除了职责，自己不外乎一个土疙瘩。是说了这个意思的话吧？”

免色点头：“确实说了。”

“没有对自己不过是个土疙瘩这点感到惊惧什么的吗？”

“我仅仅是个土疙瘩，是非常不坏的土疙瘩。”这么说罢，免色笑了。“倒像是自吹自擂，但说是相当出色的土疙瘩怕也未尝不可。至少在某种能力上得天独厚。当然能力是有限的，而有限的能力也无疑是能力。所以活着期间竭尽全力活着，想确认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地步。没闲工夫无聊。对我来说，让自己不至于感到惊惧和空虚的最佳方法，莫过于不无聊。”

我们喝威士忌差不多喝到八点。威士忌酒瓶很快空了。免色趁机立起。

“得告辞了，”他说，“坐这么久！”

我用电话叫出租车。一说雨田具彦的家，对方当即明白。雨田具彦是名人。大约十五分钟到，负责派车的人说。我道谢放下电话。

等出租车时间里，免色坦白似的说：“秋川真理惠的父亲一头扎进一个宗教团体，刚才说了吧？”

我点头。

“多少是个来历不明的可疑新兴宗教团体。在网上查了一下，以前好像闹出过几件社会纠纷。民事诉讼也被提起过几次。教义是模棱两可的东西。若让我说，那是很难称为宗教的粗糙玩艺儿。可是不用说，信什么不信什么当然是秋川先生的自由。只是，近几年来他往那个团体投了不少钱进去，自己的资产和公司的资产几乎混在一起。原本是相当过得去的资产家，而实际上似乎处于每月仅靠房租生活的状态。只要不卖地不卖物业，收入自然有限。而他近来地和物业卖得过多了。无论谁看都是不健全的征兆。好比八爪鱼吃自己的爪子苟延残喘。”

“就是说，被那宗教团体弄成饵料了？”

“正是。或许可以说是成了真正的冤大头。一旦给那帮家伙扑食上来，很快就被敲骨吸髓，直至榨干最后一滴血。况且秋川先生本来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这么说不大合适——有点缺少防人之心。”

“你为此担忧？”

免色叹了口气。“秋川先生无论遭遇什么，那都是他本人的责任，毕竟是老大不小的成年人明知故做。问题是，及至蒙在鼓里的家人受到连累，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也罢，我再操心也无济于事。”

“Reincarnation研究。”我说。

“作为假说固然是极为意味深长的想法……”说罢，免色静静摇头。

不一会儿出租车来了。钻进出租车前，他十分郑重地向我致谢。不管喝多少酒，脸色和礼节都毫无变化。

(1)Reincarnation：轮回转世。

40　那张脸不可能看错

免色回去后，我在卫生间刷完牙立刻上床睡了。我本来入睡就快，喝了威士忌，就更有那种倾向。

睡到深夜，剧烈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料想实有其声。或者声音发生在梦中也有可能。抑或自己意识内侧发生的虚拟动静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那是“轰隆”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大冲击，身体险些一跃而起。冲击本身是实实在在的，既不是梦，又不是假想。我睡得相当深沉，但也几乎从床上滚落在地，顿时睁眼醒来。

看床头钟，数字显示后半夜两点刚过。往常铃响时刻。但不闻铃声。冬日已近，虫声亦不闻。只有屋子里笼罩的深度静默。天空大部分被厚重的乌云遮蔽。侧耳倾听，微微传来风声。

我摸索着打开床头灯，在睡衣外套了一件毛衣，决定先把整个家中巡视一遍。没准发生什么变异，说不定一头大野猪从窗口一跃而入，或者小型陨石直击房顶也未可知。虽说哪一种都不大可能出现，但还是检查一遍有无异常为好。毕竟我大体被委托管理这座房子。何况就算想直接睡去，估计也没那么容易。我的身体仍在活生生感受那一冲击的余波，心脏怦怦直跳。

我一边一个个打开房间灯，一边依序查看家中情况。哪一个房间都没发现异样。一如往常的场景。房子不很大，倘有什么异样，不可能看漏。检查到最后，所有房间只剩画室了。我从客厅打开通往画室的门进入里面，手伸到墙壁准备按下照明开关。但这时有什么把我拦住，在耳边对我低语最好不要开灯。声音虽低，但很清晰。就这样黑着为好。我顺从地从开关上移开手，轻轻关合背后的门，凝眸盯视漆黑的画室。一声不响，屏息敛气。

随着眼睛一点点习惯黑暗，得知这房间中有除我以外的谁。那种动静很明显。总好像那个谁在我画画时一直使用的木凳上坐着。最初我以为是骑士团长，猜想他“形体化”返回这里。可是，作为骑士团长，那一人物实在太大了。隐隐约约浮现出的黑色剪影，显示出那是个瘦高个儿男子。骑士团长高不过六十厘米，但这个男子的身高似乎接近一百八十厘米。就像个子高的人时常表现的那样，男子以约略弓背的姿势坐着，就那样一动不动。

我也同样一动不动。脊背贴着门框，左手依然伸在墙上以便有什么可以随时按下照明开关。我盯视那个男子的背影。我们两人在深更半夜的黑暗中各自保持一个姿势绝然静止不动。不知何故，没觉得害怕。呼吸急促，心脏发出干巴巴硬邦邦的声音。但没畏惧。深夜时分有素不相识的男人擅自进入家中。说不定是小偷，也可能是幽灵。不管怎样，感到害怕是正常情况。却不知为何，没有涌出那大概可怕、大概危险那样的感觉。

骑士团长出现以来发生了五花八门的怪事，我的意识对此已经彻底习惯了——或许由于这个缘故。但不仅仅如此，相比之下，莫如说更为那个谜一样的人物在深夜画室搞什么名堂这点所强烈吸引。较之恐惧，好奇心占了上风。看上去男子在凳上沉思什么。或者仿佛目不转睛地看着什么。其注意力在旁人眼里也非同一般。他好像全然没有察觉我进入房间。或者我的出入对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也不一定。

我一边不出声地呼吸，竭力让心跳收敛在肋骨内侧，一边等待眼睛进一步习惯黑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那个男子对什么全神贯注——似乎在专心注视旁边墙上挂的什么。那里挂的应是雨田具彦的画《刺杀骑士团长》。高个儿男子坐在木凳上纹丝不动，身体稍稍前倾凝视那幅画，双手放在膝头。

这时，一直厚厚遮蔽天空的乌云终于这里那里现出裂缝。从中泻下的月光一瞬间照亮房间，简直就像澄澈无声的水清洗古老的石碑以使上面隐藏的秘密文字呈现出来。旋即复归于黑暗状态。但没有持续多久。云层再次裂开，月光大约持续十秒钟把四周染成明亮的浅蓝色。我得以趁机看清坐在那里的人是谁。

他白发齐肩。白发似乎很久没有梳理了，上下乱蓬蓬的。看其姿势，年龄似乎相当老了，而且瘦如枯树。想必曾经是全身鼓满肌肉块的健壮的男人。可他老了，又好像得了什么病，变得瘦骨嶙峋。我感觉出这样的氛围。

因为他瘦得判若两人，所以花了些时间才想起来——在无声的月光下我终于看出他是谁了。虽说以前只在几幅照片上见过，但那张脸不可能看错。侧面看显而易见的尖状鼻形富有特征，尤其全身发出的类似强烈的灵光的东西告知我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虽是气温骤降的夜晚，但我的腋下已然热汗淋漓。心跳更快、更硬了。诚然难以置信，却又没有怀疑的余地。

老人是画的作者雨田具彦。雨田具彦返回画室。

41　只在我不回头看的时候

那并非具有实际肉体的雨田具彦。实际雨田具彦进了伊豆高原一座高龄者护理机构。认知障碍症已相当严重，眼下几乎卧床不起，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赶来这里。这样，我现在如此目睹的即是他的幽灵。但据我所知，他尚未去世。因此准确说来应称为“生灵”才对。或者他刚刚停止呼吸，化为幽灵来到这里也未可知——作为可能性当然可以设想。

总之并非纯属幻影这点我很清楚。作为幻影则过于现实、质感过于浓密。那里的的确确有人存在的气息、有意识的发散。雨田具彦通过某种特别作用而如此返回本来属于自己的房间，坐在自己的凳上，看自己画的《刺杀骑士团长》。他根本没有介意（恐怕都没觉察）我置身于同一房间，以一对穿透黑暗的锐利眼睛凝视那幅画。

伴随云的流移而间断性从窗口照入的月光赋予雨田具彦的身体以清晰的阴影。他以侧脸对着我。身披旧睡衣或长袍。赤脚，袜子和拖鞋都没穿。白色长发凌乱不整，从脸颊到下颏淡淡生着大约疏于修剪的白色胡须。面容憔悴，唯独目光清澈，炯炯有神。

我固然没有惧怯，但极度困惑。无需说，那里出现的不是寻常光景，不可能不困惑。我一只手仍搭在墙壁电灯开关上。但我无意开灯，只是保持这一姿势不让身体动罢了。作为我，不想妨碍雨田具彦——幽灵也罢幻影也罢——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这画室本来是他的场所，是他应在的场所。莫如说我是干扰者。如果他想要在此做什么，我不拥有干扰的权利。

于是我调整呼吸、让双肩放松，蹑手蹑脚地后退，退到画室外面，把门轻轻关上。这时间里雨田具彦坐在凳上岿然不动。纵使我不慎打翻茶几上的花瓶弄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恐怕他也无动于衷。他的精神集中力便是如此不可撼动。穿出云隙的月光再次照出他瘦削的身体。我将其轮廓（仿佛他的人生凝缩成的轮廓）连同投射在那里的纤细的夜之阴影最终一并刻入脑际。不能忘记这个，我向自己强调。那是必须烙入我的视网膜、牢牢留在记忆里的形象。

返回餐厅坐在桌前喝了几杯矿泉水。想喝一点威士忌，但瓶已经空了。昨晚免色和我两人喝空的。而此外家里没有酒精饮料。啤酒冰箱冷藏室里倒有几支，但不是想喝那东西的心情。

归终，过了早上四点困意还没来访。我坐在餐厅桌前漫无边际地想个没完。神经极度亢奋，没心思做什么。因此只能闭目想来想去。没办法持续思考同一事物。好几个小时只是茫然追逐形形色色的思维断片而已，活像转圈追逐自己尾巴的猫仔。

如此东想西想想累了，我就在脑海里推出刚才目睹的雨田具彦的身体轮廓。为了赋予记忆以确凿的形式，我将其简单素描下来。往脑海虚拟的素描簿上使用虚拟的铅笔描绘老人的形象。这是平时一有时间就做的事。无需实际纸笔。莫如说没有更为简便易行。作业原理大约同数学家在脑海虚拟黑板上排列数学公式并无二致。实际上我也可能迟早画这幅画。

我不想再去画室窥看一次。好奇心当然是有的。老人——怕是雨田具彦的分身——还在那画室里边吗？还坐在凳子上凝视《刺杀骑士团长》吗？并非没有想看个究竟的心情。我现在可能是遇上了某种极为难得可贵的状况并目击现场。那里或许提示了若干钥匙用以解开雨田具彦人生隐藏的秘密。

但是，即便果真如此，我也不愿意妨碍他注意力的集中。雨田具彦穿越空间钻过逻辑返回这个场所，乃是为了仔细观赏他自己画的《刺杀骑士团长》，或为了重新检查那里有的什么。而这势必消耗莫大的能量——消耗已经大约所剩无多的宝贵的生命能量。不错，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他都要最后尽情看一次《刺杀骑士团长》。

睁眼醒来时已经十点多了。对于早起的我来说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洗完脸，我做了咖啡，吃了早餐。肚子无端地饿得厉害。我吃了差不多比平时多一倍的早餐。三块烤吐司，两个煮鸡蛋，还有西红柿色拉。咖啡满满喝了两大杯。

出于慎重，饭后我往画室里窥看。雨田具彦的身影当然哪里也没有。那里有的，是一如往日的静悄悄的清晨画室。有画架，上面放着开始画的画布（画的是秋川真理惠），其前面是无人坐的圆形木凳。画布前放一把给秋川真理惠作为模特坐的餐椅。旁边墙上挂着雨田具彦画的《刺杀骑士团长》。板架上还是没有铃的形影。山谷上方晴空万里，空气清冷澄澈。马上迎来冬季的鸟们的叫声锐利地刺穿空气。

我试着给雨田政彦所在的公司打电话。虽然时近正午，但他的语声总好像还没睡醒，从中听得出星期一早上的倦怠意味。简单寒暄之后，我若无其事地打听他的父亲。雨田具彦是不是还在世？昨晚自己目睹的是不是他的幽灵？我要大致确认一下。假如他昨晚去世了，那么他儿子那里应该已有通知进来。

“你父亲还好吧？”

“几天前去看来着。脑袋方面是无可挽回了，但身体情况好像没有多糟。起码不至于刻不容缓。”

雨田具彦还在世，我想，昨晚见到的到底不是幽灵。那是活人意志造成的临时形体。

“近来你父亲的样子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吧？问得像是有些怪……”我试着问道。

“问我的父亲？”

“嗯。”

“为什么忽然问这个？”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出口来：“说实话，近来做了个奇妙的梦。梦见你的父亲深更半夜回这个家来了。而且我碰巧看见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几乎让我一跃而起。于是有点儿放心不下，不知发生什么没有……”

“嗬，”他感佩似的说，“有意思啊！我父亲深更半夜回家去了，回去干什么来着？”

“只是静静坐在画室凳子上。”

“只那样？”

“只那样。别的什么也没做。”

“凳子？那个三条腿旧圆凳？”

“正是。”

雨田政彦就此思索片刻。

“或者死期临近也有可能。”雨田以仿佛缺少起伏感的语声说，“听说人的灵魂在人生最后要去心里最挂念的地方看看的。据我所知，对于父亲，家里的画室应该是他最牵挂的场所。”

“但记忆那样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吧？”

“噢，通常意义上的记忆那样的东西是不存在了。但灵魂理应还在，只是意识不能很好地与之连接罢了。就是说，线路脱开了，意识连不上了，如此而已。灵魂应该好端端在里面等着，估计没受任何损伤。”

“原来是这样。”我说。

“没害怕？”

“梦？”

“啊，不是活灵活现的梦吗？”

“呃，没怎么害怕，只是觉得有些奇怪。简直就像本人实际就在眼前似的。”

“或者真是他本人也不一定。”雨田政彦说。

对此我没表示什么。雨田具彦恐怕是为了看《刺杀骑士团长》特意返回这个家的，而我不能向他的儿子明言（想来，把雨田具彦的灵魂招来这里的人，有可能是我。如果我不打开那幅画的包装，他未必返回这里）。如果明言，势必一一说明我在这座房子的阁楼里发现了那幅画，而且自作主张地打开包装，又擅自挂在墙上。早早晚晚总要明言，但现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想提起。

“对了，”雨田说，“上次我说没多少时间，想讲的事讲不成了，有件事必须讲给你——记得？”

“记得。”

“想去那边一次慢慢细讲。可以的？”

“这里本来是你的家，随你什么时候来。”

“这个周末要再去伊豆高原看望父亲，回来路上过去可好？小田原正好顺路。”

我说星期三星期五的傍晚和星期日上午以外的时间都可以。星期三星期五在绘画班上课，星期日上午要画真理惠的肖像画。

他说可能星期六下午过来。“反正会事先联系的。”

挂断电话，我进画室坐在凳子上。昨天深夜黑暗中雨田具彦坐的木凳。刚一弓身坐下，我就觉察那已不再是我的凳子了。毫无疑问，那是漫长岁月中雨田具彦作画使用的他的凳子，以后也将永远是他的凳子。不知情的人看来，不过是伤痕累累的三条腿旧圆凳，但那里沁有他的意志。我无非势之所趋地随便使用那个凳子罢了。

我坐在那凳子上盯视墙上挂的《刺杀骑士团长》。迄今我看的次数已经数不胜数了。那是具有值得反复欣赏价值的作品。换言之，是具有种种欣赏可能性的作品。现在，我有了想以不同于平日的角度重新验证那幅画的心情。那上面理应绘有雨田具彦终结其人生之前需要再次凝视的什么。

我久久注视《刺杀骑士团长》。从昨夜雨田具彦的生灵或分身坐在凳上目不转睛注视的那个位置，以同一角度同一姿势屏息敛气聚精会神。然而无论怎么细看，也没能从画面中看出此前未看到的什么。

思考累了，我走到外面。房门前停着免色的银色捷豹，停在同我的丰田卡罗拉稍离开些的地方。车在那里过了一夜，就像训练有素的乖觉的动物在那个场所静静栖身，一动不动等待主人来领走。

我一边怅怅思考《刺杀骑士团长》，一边围着房子信步而行。走在杂木林中小路时，有一种奇妙感觉，好像有谁从背后定定看着自己，一如那个“长面人”顶起地面方形盖子从画面一角偷偷观察自己。我迅速回头朝背后看去，但一无所见。地面没有开洞，长面人也没露脸。唯独积了一层落叶空无一人的小路在静默中伸展着。如此重复几次。但无论多么迅速回头，那里仍谁也没有。

或者洞也好长面人也好只在我不回头看的时候存在也不一定。可能在我即将回头的一瞬间有所觉察而立即隐藏起来了，就好像小孩子们做游戏。

我从杂木林中穿过，移步走到平时走不到的小路尽头，注意寻找这附近有没有秋川真理惠说的“秘密通道”入口。可是再怎么找也没找到仿佛入口的东西。“一般找，找不到通道。”她说。想必伪装得甚是巧妙。不管怎样，她是天黑后一个人沿着秘密通道从相邻山上走到我家的。钻过草丛，穿过杂木林。

小路尽头是不大的圆形空地。笼罩头顶的树枝中断了，仰脸可见小小的天空。秋天的阳光从那里笔直地朝地面照射下来。我在这一小块朝阳平地的平坦些的石头上弓腰坐下，从树干间观望山谷风景，想像秋川真理惠少时从哪里的秘密通道中一晃儿出现。但不用说，谁也没从哪里出现。只见鸟们不时飞来落在树枝上，又腾空而去。鸟们每每两只一起行动，以嘹亮短促的叫声相互告知各自的存在。曾在哪里读过报道，说某种鸟一旦找到伴侣，就和对方终生相守。倘对方死了，剩下的一只就在孤独中度过余生。自不待言，它们不会在律师事务所寄来的附有寄达证明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什么字盖什么章。

从很远的那边懒洋洋传来巡回贩卖什么的卡车广播声，不久听不见了。之后，近处草丛深处“咯嚓咯嚓”响起不明所以的很大的声音。不是人发出来的，是野生动物发出的声音。莫非野猪？我心头一震（野猪连同金环胡蜂，是这一带最危险的生物）。但声音随即戛然而止，不复传来。

我趁机立起，走回家去。回家途中转到小庙后头查看洞的情况。洞口仍像往常那样盖着木板，板上摆着几块镇石。看上去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代替盖子的板上厚厚积了落叶。落叶被雨淋湿，早已失去艳丽的颜色。春天生机蓬勃长出的所有叶片，无可避免地迎来晚秋静谧的死。

盯视之间，恍惚觉得那木板就要被掀开，“长面人”倏然从中探出茄子般细长的脸。但不用说，木板未被掀开。何况“长面人”潜伏的是方形地洞，是小些的私人洞穴。再说这洞潜伏的不是“长面人”，是骑士团长。或者说是借用骑士团长形象的理念。他半夜里摇铃把我叫来，打开这个洞。

反正一切都始于此洞。我和免色使用重型机械把洞打开以来，我的周围开始接连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或者一切都是从我在阁楼里发现《刺杀骑士团长》打开包装时开始的也未可知。按事情顺序来说是这样的。或者二者从一开始就密切呼应也有可能。没准是《刺杀骑士团长》这一幅画将理念引入这座房子里的。抑或作为对于我把《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解放出来一事的所谓补偿作用，骑士团长出现在我面前。至于孰是原因孰为结果，越想越无从判断。

返回家时，房门前停的免色那辆捷豹已经消失了。想必是我外出之间免色乘出租车什么取走了。或者请人回收也不一定。总之停车廊只剩有我的灰头土脸的卡罗拉凄凄惶惶趴在那里。如免色所说，也该测一次轮胎气压了。但我还没买气压计，一生都未必买。

我想准备午饭。可是当我站在烹调台前时，察觉刚才还那么汹涌澎湃的食欲已彻底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是气势汹汹的困意。我拿起毛毯躺在客厅沙发上，就势睡了过去。睡的当中做了个短梦。异常清晰鲜活的梦。而什么梦却全然想不起来了。想得起来的，唯独那是异常清晰鲜活的梦这一点。较之梦，感觉上更像是因了什么闪失而混入睡眠的现实的边角料。醒来时，已化为敏捷的动物逃之夭夭杳无踪影。

42　掉在地板上碎了，那就是鸡蛋

这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快得出乎意料。整个上午我都专心致志面对画布，下午或看书或散步或处理必要的家务。如此不觉之间，一天又一天流转不息。星期三下午女友来了，我们在床上搂在一起。旧床一如往常欢快地吱扭不已，女友来了兴致。

“这床肯定在不远的将来土崩瓦解。”做爱过程中小憩时她预言，“是床的碎片还是格力高百奇饼干条都分不清楚——就土崩瓦解到那个程度。”

“或许我们应该多少平和些安静些才是。”

“亚哈船长(1)或许应该追沙丁鱼才是。”她说。

我就此思索。“你想说的是，世上也有很难变更的事？”

“大体上。”

停顿片刻，我们再次在茫茫大海上追逐白鲸。世上也有很难变更的事。

我每天在秋川真理惠肖像画上一点点添彩——往画布上画的草图骨骼上增加必要的血肉。我调制出几种所需颜色，用来布置背景——为她的面庞自然而然浮现在画面上打基础。如此等待星期日她再次来到画室。画的创作，有应该在实际模特面前推进的作业，有应该在模特不在时准备妥当的作业。两种作业我都分别喜欢。一个人投入时间就各种各样的要素斟酌再三，一边尝试种种的颜色和手法一边整顿环境。我以这种手工活为乐，乐于从整顿好的环境中自发地即兴地确立实体。

我一边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一边并行不悖地开始在另一幅画布上画小庙后侧的洞穴。洞的光景还历历印在我的脑际，画的时候无需将实物置于眼前。我将记忆中洞的样子绝对一丝不苟地画下去。我以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手法把这幅画画得极为写实。我基本不曾画写实画（当然作为商业活动画的肖像画另当别论），但画那一种类的画绝非不擅长。只要有意，足以被误为摄影画的那种精致写实的工笔画也手到擒来。偶尔画近乎超级现实主义的画，对于我一是转换心情，二是重温基础技术的训练。但我画的写实画，说到底是为了自娱，作品基本不对外。

这样，我眼前的《杂木林中的洞》一天比一天跃然纸上。几块厚木板作为盖子只盖一半的林中神秘的圆洞。骑士团长从中现出的地洞。画面描绘的只是一个黑洞，没有人影。周围地面铺着落叶。无比静谧的风景，却又让人觉得洞中有谁（有什么）即将爬上地面。越看越不能不怀有这样的预感。尽管造型出于自己笔下，但时而为之不寒而栗。

如此这般，每天上午时间都一个人在画室中度过。手拿画笔和调色板，兴之所至地交替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和《杂木林中的洞》这两幅性质截然有别的画。我坐在雨田具彦星期日深夜坐的凳子上，面对并列的两幅画布埋头作画。也许因为注意力集中的关系，星期一早上我在凳上感觉出的雨田具彦浓厚的气息不觉之间消失了。这个旧凳似乎又回归为之于我的现实性用具。雨田具彦恐怕返回了自己本来应在的场所。

这一星期，夜半时分我每每去画室把门扇打开一条小缝往里窥视。但房间总是空无一人。没有雨田具彦的身影，没有骑士团长的形体。唯有一个旧凳置于画布跟前。从窗口照入的些微月光使得房间里的物体静静浮现出来。墙上挂着《刺杀骑士团长》。没画完的《白色斯巴鲁男子》面朝里立着。两个并列的画架上放着正在绘制的《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和《杂木林中的洞》。画室中飘荡着油画颜料、松节油和罂粟籽油的气味。无论开窗开多长时间，这些交相混合的气味都不会从房间消失。这是我迄今一直呼吸、以后大约也要一直呼吸的特别气味。我像确认这种气味似的将夜间画室的空气吸入肺腑，而后静静关合门扇。

星期五夜里雨田政彦联系说星期六下午过来。还说在附近渔港买鲜鱼带来，吃饭不必担心，开心等待就是。

“此外可有想买的？顺便买了，什么都行。”

“倒也没有什么。”我说。旋即想起酒来：“那么说威士忌没了。上次你给的来人喝光了。什么牌子都无所谓，买一瓶来可好？”

“我喜欢芝华士（Chivas Regal），可以的？”

“可以可以。”我说。雨田过去就是挑喝挑吃的家伙。我那方面没多少讲究，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

放下雨田打来的电话，我从画室墙上摘下《刺杀骑士团长》，拿去卧室蒙上。从阁楼偷偷拿下来的雨田具彦未发表的作品，不能让其儿子瞧见，至少现在不能。

这么着，画室中来客能看见的画只有《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和《杂木林中的洞》两幅了。我站在跟前左右轮流看这两幅作品。比较当中，秋川真理惠绕到小庙后面凑到洞口的光景浮上脑海。有一种从中可能发生什么的预感。洞盖闪开半边，里边的黑暗引导着她。在那里等待她的莫非是“长面人”？还是骑士团长呢？

难道这两幅画在哪里有联系不成？

来到这座房子之后，我几乎一个劲儿画画。最初受托画免色的肖像画，接着画《白色斯巴鲁男子》（在开始着色阶段中止了），现在同时画《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和《杂木林中的洞》。我甚至觉得这四幅画渐渐成为拼图的拼块，组合起来好整体讲述一个故事。

或者我通过画这些画而在记录一个故事亦未可知。我有这样的感觉。莫非我被谁赋予作为这种记录者的职责或者资格？果真如此，那个谁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这个我被选定为记录者呢？

星期六下午快到四点的时候，雨田开着黑色沃尔沃旅行车来了。方方正正质朴强悍的旧版沃尔沃是他的喜好。已经开了相当长时间，跑的距离也足够狠了，但他好像没有换买新版的打算。这天他特意带了自己的烹调刀来。保养得很好的锐利刃器。他用这个把在伊东一家鱼铺刚买的一大条新鲜鲷鱼在厨房料理了。原本就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之人。他得心应手地剔出鱼骨，恰到好处地分出鱼肉，用鱼骨鱼头取汁做高汤。鱼皮用火烤了作为下酒菜。我只是由衷钦佩地在旁边看着这一系列作业。即使当专业烹调师想必也会取得相应成功。

“说实话，这样的白肉鱼生最好隔一天吃，那一来就变软了，味道也醇厚可口，但没办法，凑合一下吧！”雨田边说边熟练地使用烹调刀。

“岂敢贪心不足！”我说。

“吃不完，剩下的明天自己一个人吃好了。”

“吃就是。”

“对了，今晚就在这儿住下可以的？”雨田问我。“如果可能，今天想稳稳当当和你两个喝酒说话。可一喝酒车就开不成了。睡的地方客厅沙发就行。”

“当然！”我说，“本来就是你的家，随便你怎么住。”

“不会有哪里的女人找上门来？”

我摇头道：“暂且无此安排。”

“那好，住下。”

“何必睡客厅沙发，客卧有床。”

“啊，作为我还是客厅沙发舒心惬意。那沙发睡起来比看上去舒服得多。过去就喜欢在那上面睡。”

雨田从纸袋里取出一瓶芝华士，启封开盖。我拿来两个玻璃杯，从电冰箱拿来冰块。从瓶中往杯里注入威士忌时发出甚是快意的声音——亲朋故友敞开心扉时的声音。我们两人喝着威士忌准备开饭。

“两人这么慢慢一起喝酒，时隔好久啦！”雨田说。

“那么说还真是啊！倒是觉得过去没少喝……”

“哪里，我是没少喝。”他说，“你过去就不怎么喝。”

我笑道：“从你看来或许那样。其实作为我也喝得不算少哟！”

我不会喝得烂醉如泥，因为没等烂醉如泥就先睡成了一摊泥。但雨田不然。一旦坐下开喝，就要喝个淋漓畅快。

我们隔着餐厅桌子吃鱼生、喝威士忌。一开始各吃四个他连同鲷鱼一起买的新鲜生牡蛎，接下去吃鲷鱼鱼生。刚剔下的鱼生真是分外新鲜好吃。硬固然硬，但喝着酒不慌不忙吃就是。结果两人把鱼生吃得一片不剩。光吃这个我就吃了满满一肚子。除了牡蛎和鱼片，只吃了烤得嘎嘣脆的鱼皮、腌山葵和豆腐。最后喝了高汤。

“好久没吃得这般奢华了！”我说。

“在东京可是休想！”雨田说，“住在这地方也好像不坏，能吃到好鱼。”

“不过一直在这地方生活，对你怕是无聊的日子吧？”

“你无聊了？”

“怎么说呢，我过去就不觉得无聊有多么难受。再说这种地方也有好多戏上演。”

初夏搬来这里，不久同免色相识，和他一起打开小庙后头的地洞，而后骑士团长现身，不久秋川真理惠和她的姑母秋川笙子进入我的生活。同时有性方面瓜熟蒂落的人妻女友给我以安慰。甚至雨田具彦的生灵也光顾了。应该没有闲工夫无聊。

“我也可能有意外不无聊的。”雨田说，“我很早就是热心的冲浪迷，在这一带海岸没少冲风破浪。知道的？”

不知道，我说。那种经历一次都没听说。

“我想是不是该离开城市，重新开始这样的生活。早上起来看海，看有合适波浪，就抱起冲浪板出去。”

我无论如何也做不来那么麻烦的事。

“工作怎么办？”我问。

“一个星期去两次东京即可大体了事。我现在的工作几乎全是电脑上作业，即使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不自由。世道够便利的吧？”

“不知道。”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哟！这可知道？”

“说法倒是知道。”

吃完饭，我们转去客厅继续喝酒。秋天也快要结束了，但夜里还没冷到想生火炉的程度。

“对了，你父亲情况如何？”我问。

雨田轻叹一声。“老样子。脑袋彻底短路，几乎连鸡蛋和睾丸都分不清了。”

“掉在地板上碎了，那就是鸡蛋。”

雨田出声地笑了。“不过细想之下，人这东西也真够不可思议的。我父亲就在几年前还是条硬汉，打也好踢也好，眼皮都不眨一下。脑袋也总是清晰得活像冬天的夜空，几乎让人来气。而现在呢，成了记忆的黑洞，就像宇宙突然出现的漫无边际的黑暗洞穴。”

如此说罢，雨田摇了摇头。

“造访人的最大惊讶就是老龄，谁说的来着？”

我说不知道。根本没听说。不过或许的确如此。对于人，老龄说不定比死还要意外。或许远远超出人的预想。某一天被谁清楚告知：自己对这个世界已是生物学上（也是社会学上）没有也无妨的存在。

“那，你最近做的我父亲的梦真那么活生生的？”政彦问我。

“啊，活生生的，甚至很难认为是梦。”

“父亲在这房子的画室里了？”

我把他领进画室，用手指着房间正中那里的凳子。

“梦中令尊大人静静坐在这凳子上。”

雨田走到那凳子跟前，把手心贴在上面。

“什么也没做？”

“噢，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那里。”

其实他是从那里目不转睛地凝视墙上挂的《刺杀骑士团长》，但我隐瞒了。

“这是父亲中意的凳子。”雨田说，“虽说是普普通通的旧凳，但决不想丢弃。画画时也好想事时也好，总是坐在这里。”

“实际一坐，能奇异地让人平心静气。”我说。

雨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手搭凳子静静沉思什么。但根本没坐下去。他轮番看着凳前放的两幅画布：《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和《杂木林中的洞》。两幅都是我现在正在画的画。他花时间仔仔细细地看，眼神俨然医师看X光片中的微妙阴影。

“非常有意味。”他说，“非常好。”

“两幅都？”

“啊，两幅都够意味深长。尤其两幅摆在一起，能感到类似奇特动向那样的东西。风格虽然格格不入，但两幅似乎在哪里息息相通——有这样的气氛。”

我默默点头。他的意见也是我这几天朦朦胧胧感觉到的。

“我想，你似乎正在缓缓把握自己新的方向，就像好歹要从深山老林穿出一样。最好珍惜这一流势。”

如此说着，他从手里的杯中喝了一口威士忌。冰块在杯中发出悦耳的声响。

我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恨不得把雨田具彦画的《刺杀骑士团长》给他看看。想听一听政彦对他父亲的画发表怎样的感想。他口中的话，很可能给我以某种重要启迪。然而我还是竭力把这冲动按回胸间。

还太早，有什么制止我，为时尚早。

我们走出画室折回客厅。好像起风了，厚厚的云层从窗外向北款款流移。月亮还哪里都找不见。

“对了，要紧事情。”雨田破釜沉舟似的切入正题。

“总的说来，那怕是不好说的事吧？”我说。

“啊，总的说是不好说的事，或者不如说是相当不好说的事。”

“可我有必要听取。”

雨田在胸前喀哧喀哧搓着双手，简直就像马上要搬什么重得不得了的东西一样。而后终于讲了起来。

“事是关于柚的。我和她见了几次。你今春离家前见了，离家后也见了。她说想见，就在外面见面谈了几次。但她要我不要讲给你听。和你之间弄出秘密我是不情愿的，但还是跟她那么约定了。”

我点头。“约定很重要。”

“毕竟柚对我也是朋友。”

“知道。”我说。政彦看重朋友。有时这也成为他的弱点。

“她有个交往中的男人，我是说除你以外的。”

“知道。当然我是说现在知道。”

雨田点头。“从你离家大约半年前开始的，两人进入那种关系。这样的事跟你明说心里是很痛苦——那个男人是我的熟人，职场同事。”

我轻轻叹息一声。“不难想像，怕是英俊男士吧？”

“啊，是的是的，长相非常好看，以致学生时代被猎去当过临时模特。说实话，形式上像是由我把他介绍给柚的。”

我默不作声。

“当然是就结果而言。”政彦说。

“柚一向对长得好看的男人缺乏抵抗力。本人也承认那近乎病态。”

“你的长相也不多么无可救药嘛，我看。”

“谢谢！今晚可能睡个好觉。”

我们各自沉默有顷。之后雨田开口道：“反正那家伙是个相当了得的美男子，而人品也不坏。这么说未必成为对你的安慰，动粗打人啦，乱搞女人啦，显摆俊俏啦——完全不是那一类型的男人。”

“那比什么都好。”我说。本来没那个意思，而结果上我的语声听起来带有挖苦意味。

雨田说：“去年九月的事了，我和他在一起时，偶然在哪里碰上了柚。因为正是午饭时间，三人就一起在那里吃午饭。不过那时做梦都没想到两人进入那种关系。而且他比柚小五六岁。”

“然而两人立马成了恋人关系。”

雨田做了微微耸肩的动作。想必事情发展势如破竹。

“他找我商量了。”雨田说，“你太太也找我商量了。使得我处于相当尴尬的立场。”

我默然。我知道，说什么自己都显得愚蠢。

雨田沉默片刻。“实不相瞒，她现在怀孕了。”

我一时无语。“怀孕？柚她？”

“噢，已经七个月了。”

“她希望受孕的？”

雨田摇头：“这——那个地步我不知道。不过好像打算生下来。喏，都七个月了，无计可施的吧？”

“她可是一直对我说还不想要孩子的。”

雨田往杯里看了一会儿，略略蹙起眉头。“那是你的孩子这一可能性没有的吧？”

我迅速计算，摇头道：“法律上另当别论，从生物学上说，可能性是零。八个月前我就已离开家了，那以来面都没见过。”

“那就是了。”政彦说，“不过反正眼下她想生下孩子，希望把这事转告给你。说没有因此给你添麻烦的打算。”

“为什么想把这事特意转告我呢？”

雨田摇摇头说：“这——估计是想大致在礼仪上应该向你报告吧！”

我默然。礼仪上？

雨田说：“总之我一直想就这件事在哪里向你好好道歉。知道柚和我的同事成了那种关系却什么也没能跟你说，对此我觉得对不住你，无论出于何种情由。”

“所以作为补偿让我住在这座房子里了？”

“不，那和柚的事无关。这里再怎么说也是父亲长期居住、一直作画的房子。若是你，我想可以和这个场所一拍即合。并不是谁都可以放心托付的。”

我没说什么。应该并非虚言。

雨田继续道：“不管怎样，你在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文件上盖章寄回柚了。是这样的吧？”

“准确说来是寄回律师了。所以眼下离婚理应成立了。估计两人不久就会选择佳期结婚的吧！”

想必建立一个幸福家庭。小巧玲珑的柚，英俊高大的父亲，幼小的孩子。风和日丽的星期日早晨，三人相亲相爱地在附近公园散步——好温馨的场景！

雨田往我的杯子和自己的杯子补加冰块，添威士忌。拿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

我从椅子立起走到阳台，眺望山谷对面免色的白色房子。窗口闪着几点灯光。免色此刻在那里到底做什么呢？想什么呢？

夜晚的空气现在凉得厉害。风微微摇颤树叶已经落光的枝条。我折回客厅，重新坐在椅子上。

“能原谅我？”

我摇头：“也不是谁不好造成的吧！”

“作为我只是非常遗憾。柚和你原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看上去和和美美。岂料就这样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

“掉在地板上试试，坏的一方是鸡蛋。”我说。

政彦无奈地笑道：“那么现在怎么样？和柚分开后，可有交往的女性？”

“不是没有。”

“和柚不同？”

“我想不同。对于女性，过去我就有一贯追求的某种东西。而柚具有那个。”

“其他女性身上没有找见？”

我摇头：“眼下还没有。”

“可怜！”雨田说，“顺便问一句，你对女性一贯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用语言不好表达。不过那应该是我在人生途中不明所以地丢失了而后来久久寻找不止的东西。人不都是这样爱上谁的吗？”

“恐怕很难说都是。”政彦约略现出苦相，“倒不如说那种人是少数派吧！不过，如果用语言不好表达，画成画不就可以了？你是画画的吧？”

我说：“语言不行就画成画——这么说倒是容易，可实际做起来并非易事。”

“可有足以追求的价值吧？”

“亚哈船长或许该追逐沙丁鱼才是。”我说。

听得政彦笑了。“从安全性这一观点来看，可能是那样的。但那里产生不了艺术。”

“喂，算了算了！说出艺术这个词儿来，话可就到此终了。”

“看来我们最好继续喝威士忌啊！”政彦边摇头边说。说罢往两人杯里倒威士忌。

“不能这么喝了，明天早上有工作。”

“明天是明天，今天只有今天。”

此说有奇特的说服力。

“有件事想求你。”我对雨田说。时候差不多该打住准备睡觉了。时针即将指向十一点。

“我能做的，什么都成。”

“如果可以，想见见你父亲。去伊豆护理机构时不能带我一起去？”

雨田以看珍稀动物的眼神看我：“想见我父亲？”

“如果不添麻烦的话。”

“麻烦当然谈不上。只是，现在的父亲已经不是能正常交谈的状态了。浑浑噩噩，差不多跟泥沼似的。所以，如果你怀有什么期待的话……就是说，如果指望从雨田具彦其人那里获取某种有意义的东西……那么很可能失望。”

“不指望什么。作为我只是想见见你父亲——哪怕见一次也好——想好好看看那副面容。”

“为什么？”

我喘了口气，环视客厅。随即说道：“已经在这屋子生活半年了。在你父亲的画室坐在你父亲的凳子上画画，用你父亲的餐具吃饭，听你父亲的唱片。这当中，在许许多多地方都能感觉他的气息什么的。于是觉得一定要实际见见雨田具彦这个人物才好。哪怕仅仅一次。即使不能像样交谈也没关系。”

“如果那样倒是可以。”雨田似乎理解了，“你去，我父亲既谈不上欢迎，也无所谓讨厌。毕竟谁是谁都分不清楚了。所以领你一起去没有任何问题。不久还要去伊豆高原的护理机构。医生说已经来日无多了，什么时候发生什么都无足为奇。如果你没安排，那时一起去好了！”

我拿来备用毛毯、枕头和被褥，在客厅沙发上做好睡觉准备。然后再次转圈环顾房间，确认没有骑士团长的形影。如果雨田半夜醒来在那里看见骑士团长——身着飞鸟时期衣裳的六十厘米高的男子——肯定魂飞魄散。说不定以为自己来了个酒精中毒。

除了骑士团长，房子里还有“白色斯巴鲁男子”。画反过来放着以免给人看见。但是，深更半夜黑暗中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将有什么事发生，我全然揣度不出。

“一觉睡到早上好了！”我对雨田说。这是真心话。

我把备用睡衣借给雨田。体形大体相同，尺寸没有问题。他脱去衣服换穿了，钻进准备好的被窝。房间空气多少有些凉，但被窝应足够暖和。

“没生我的气？”最后他问我。

“没生气。”我说。

“可多少受伤害了吧？”

“或许。”我承认。多少受伤害的权利在我也应当有的。

“不过杯里的水还剩有十六分之一。”

“完全正确。”我说。

而后我熄掉客厅照明，撤回自己卧室。带着多少受伤的心，很快睡了过去。

(1)亚哈船长：十九世纪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著小说《白鲸》中的主人公。他为追逐和猎杀白鲸而最后与之同归于尽。

43　那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梦了结

醒来时，四周已经天光大亮。天空被灰色薄云遮得严严实实，但太阳还是把无限慈爱的光淡淡地静静地倾注在大地上。时近七点。

在卫生间洗完脸，调好咖啡机，然后看客厅动静。雨田在沙发上裹着被睡得死死的，全然没有醒来的征兆。旁边茶几上放着几乎空了的芝华士瓶子。我没有惊动他，收拾杯瓶。

作为我来说威士忌应该是喝了不少的，但没有宿醉之感。脑筋如平日清晨一般清晰，胸口也没觉得灼热。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宿醉是怎么个东西。原因不晓得。估计是天生体质使然。无论怎么喝，睡一晚上迎来清晨，酒精痕迹便荡然无存。吃了早餐就能投入工作。

烤了两片面包，煎了两个荷包蛋，边吃边听广播里的新闻和天气预报。股价忽高忽下，国会议员被爆丑闻，中东大城市发生大规模炸弹恐怖事件死伤多人。不出所料，令人欢欣鼓舞的新闻一则也没有。但也没有发生可能即刻给我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的事件。眼下那些都是某个遥远世界发生的事，都是出现在素不相识之人身上的事。虽然令人不忍，但那上面没有我马上能做的。天气预报暗示气候姑且无碍。心旷神怡的小阳春诚然谈不上，却也不算糟。即使一整天薄云轻笼，也不会下雨吧，大概。但官方或媒体人士都足够聪明，决不采用“大概”这类模棱两可的字眼，而有“降水概率”这一便利（谁也无须为之负责的）说法准备在那里。

新闻和天气预报广播完毕，我关掉广播，收拾早餐使用的碟盘和碗筷。而后坐在餐桌前喝着第二杯咖啡东想西想。一般人应该正在打开刚送来的早报阅读，而我没有订报。于是一边喝着咖啡望窗外好看的柳树一边思考什么。

我首先思考生产在即（据说）的妻。旋即意识到她已不再是我的妻。她和我之间早已没有任何关联，无论从社会契约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对于她恐怕已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外人。想到这里，觉得颇有些不可思议。几个月前还每天早上一起吃饭，用同样的毛巾和香皂，相互出示裸体，睡在一张床上，然而现在已成了两不相干的他人。

就此思考时间里，我逐渐感觉我这个人甚至对于我本身恐怕也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我双手放在餐桌上，看手看了一阵子。毫无疑问是我的双手。右手和左手左右对称，形状大同小异。我用这手画画、做饭吃饭，时而爱抚女人。然而这天早上，不知何故，它们已不像是我的手。手背也好，手心也好，指甲也好，掌纹也好，看上去统统成了素不相识之人的所有物。

我不再看自己的双手，不再思考曾是妻的女性。我从餐桌前立起，去浴室脱了睡衣，用热水淋浴。仔细洗发，在卫生间刮须。而后再次考虑很快生孩子——不是我的孩子的孩子——的柚。懒得考虑，却又不能不考虑。

她已怀孕七个月了。距今七个月前，大体是四月下半月。四月下半月我在哪里做什么了呢？我一个人离家开始长期单人旅行是三月中旬。那以后一直开着颇有年代的标致205在东北和北海道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结束旅行回到东京时已进入五月了。说起四月下半月，是我从北海道去青森县那段时间。从函馆去下北半岛的大间(1)，利用的是渡轮。

我从抽屉深处掏出旅行期间简单写的日记，查看那时自己在哪一带。那期间我离开海岸，在青森县山中到处移行。虽说四月也已过半，但山区还相当冷，雪也毫不含糊地残留没化。至于为什么偏要去寒冷地方，理由我想不大起来了。地名记不确切了，但记得在湖旁一家冷冷清清的小旅馆一连住了好几天。了无情趣的混凝土旧建筑，饭食相当单调（但味道不差），住宿费惊人地便宜。院子一角甚至有个可以全天入浴的不大的露天浴池。春季营业刚刚开始，除了我几乎没有入住客人。

不知何故，旅行期间的记忆异常模糊。记在用来代替日记本的笔记本上面的，不外乎所到之处的地名、入住的设施、吃的东西、行车距离、一天的开支，如此而已。记得马马虎虎，干干巴巴。心情和感想之类哪里也找不见。想必没有什么可写的吧。所以，即使回头看日记，这一天和另一天也几乎区别不出。看记下的地名也想不起那是怎样的地方。连地名都没写的日子也不在少数。同样的风景，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气候（冷或不很冷，上面只有这两种气候）。现在的我想得起来的，不外乎这种单调的重复感。

较之日记，小型素描簿上画的风景和事物多少能让自己的记忆清晰复苏过来（没有照相机，照片一张也没留下。而代之以素描）。话虽这么说，整个旅行期间也没画多少幅。时间多得不好打发了，就把短铅笔或圆珠笔拿在手里，将那里眼睛看到的东西随心所欲素描下来。路旁的花草、猫狗，或者山岭什么的。兴之所至，有时也画身边人的速写，但那差不多都给了讨要的对方。

日记的四月十九日那页的下端写道“昨夜，梦”。更多的什么也没写。是我住在那里时的事。而且“昨夜，梦”三个字下面用2B铅笔用力画了粗线。既然写进日记并特意画了粗线，那么必是具有特别意味的梦。但在那里做的什么梦，花了一会儿时间才得以想起。记忆随之一并复苏。

那天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鲜明而淫秽的梦。

梦中我在广尾公寓套间的一室。那是我和柚两人生活了六年的房间。有床。妻一个人睡在上面。我从天花板俯视她那样子，即我浮在空中。但没觉得多么不可思议。在梦中浮在空中对我是极为理所当然的事。决非不自然之举。而且无需说，我没以为是做梦。对于浮在空中的我来说，那无疑是此刻在此实际发生的事。

为了不惊醒柚，我悄悄从天花板下来站在床尾。当时在性方面我十分兴奋。因为很长时间没抱她的身子了。我一点一点扒开她盖的被子。柚似乎睡得相当深沉（或者吃了安眠药也未可知），即使把被子整个扒掉，也没有醒的反应。身子一动不动。这使得我更加肆无忌惮。我慢慢花时间脱去她的睡裤，拉掉内裤。淡蓝色的睡衣，小小的白色棉质内裤。然而她还是没有睁眼醒来。不抵抗，不出声。

我温柔地分开她的腿，用手指触摸她的那个部位。那里暖暖裂开，已充分湿润，简直像在等待我触摸。我已经忍无可忍，将变硬的阳具探了进去。或者莫如说那个位置如温暖的奶油纳入我的阳具，积极吞噬进去。柚没有醒，但这时大口喘息起来，发出低微的声音，仿佛已急不可耐。手摸乳房，乳头如坚果一般硬挺。

说不定她正在做一个深沉的梦，我想。可能在梦中把我错当成别的什么人了。这是因为，很长时间她都拒绝我的拥抱。但是，她做什么梦也好，梦中把我错当成谁也好，反正我都已经进入她的体内，这时不可能中止。倘若柚在这当中醒来得知对方是我，没准会受打击，气恼也说不定。果真如此，醒时再说就是。现在只能听之任之。我的脑袋在剧烈欲望的冲击下几乎处于决堤状态。

起初，为了不把熟睡的柚弄醒，我避免过度刺激，静静地缓缓地抽动阳具。但不久自然而然地加快动作。因为她的肉壁明显欢迎我的到来，希求更粗暴些的动作。于是我很快迎来射精瞬间。本想久些留在她的那里，可是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来对我是久违的性交，二来她尽管在睡眠中，却做出迄今从未有过的积极反应。

结果一泻而出，好几次反复不止。精液从她那里溢出，溢到外围流下，黏糊糊弄湿了床单。就算想中途停下，我也不知所措。以致我担心再这么倾泻下去，自己说不定直接沦为空壳。而柚却一不发出声音二不呼吸紊乱，只管昏昏沉睡。但另一方面，她的那里不肯放我出来——以坚定的意志急剧收缩不已，持续榨取我的体液。

这时我猛然醒来，察觉自己已实际射精。内裤被大量精液弄得一塌糊涂。我赶紧脱下以免弄脏床单，在卫生间洗了。然后走出房间，从后门进了院子里的温泉。那是个没有墙没有天花板的全开放露天浴池，走到之前冷得要命，而身体一旦沉入水中，往下简直暖到骨髓里去了。

在黎明前万籁俱寂的时刻，我一个人泡在温泉里，一边听着冰为热气溶化而变成水滴一滴滴下落的声音，一边再三再四在脑海里再现梦中光景。由于记忆伴随的感触实在太真切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梦。我确实去了广尾的公寓套间，确实同柚性交了。只能这样认为。我的双手还真真切切记得柚的肌肤那滑润的感触，我的阳具还留有她内侧的感触。那里强烈地需求我，紧紧钳住我不放（或许她把我误为别的什么人了，但反正那个对象是我）。柚的那里从周围牢牢裹住我的阳具，力图将我的精液一滴不剩地据为己有。

关于那个梦（或者类似梦的东西），某种愧疚感也不是没有。一言以蔽之，我在想像中强暴了妻。我剥去熟睡中的柚的衣服，没征得对方同意就插了进去。纵使夫妻之间，单方面的性交在法律上有时也是被视为暴力行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行为决不是值得褒奖的行为。不过归根结底，客观看来那是梦。那是我的梦中体验。人们称之为梦。我并非刻意制造那场梦。我没有写那场梦的脚本。

话虽这么说，那是我求之不得的行为这点也是事实。假如现实中——不是梦中——被置于那种状况，我恐怕还是如法炮制，可能还是悄悄剥去她的衣服擅自插入她的体内。我想抱柚的身子，想进入其中。我被这种强烈的欲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在梦中以可能比现实夸张的形式付诸实施（反过来说，那是只能在梦中实现的事）。

那活生生的性梦，一段时间给一个人持续孤独之旅的我带来某种幸福的实感，或者说是浮游感更合适？每当想起那场梦，我就觉得自己仍能作为一个生命同这个世界有机结合在一起，仍能通过肉感——不是理论不是观念——同这个世界密切相连。

但与此同时，一想起恐怕某人——别处一个男人——以柚为对象实际受用那样的感觉，我的心就觉出针扎般的痛。那个人触摸她变硬的乳头、脱下她小小的白色内裤、将阳具插入她湿润的缝隙一再射精——每当想像那样的场景，自己心间就有流血般的痛切感。那是我有生以来（在能记得起来的限度内）初次产生的感觉。

那是四月十九日天亮时分做的奇异的梦。于是我在日记中写下“昨夜，梦”，并在其下面用2B铅笔画了粗线。

柚受孕正值这一时期。当然不能以针尖点中受胎时日。但说是那个时候也不值得奇怪。

我想，这同免色所讲的十分相似。只是，免色是实际同肉身对象在办公室沙发上交合的，不是梦境。而恰在那时女方受孕了。之后马上同年长的资产家结婚，不久生了秋川真理惠。因此，免色认为秋川真理惠是自己的孩子自是有其根据的。可能性固然微乎其微，但作为现实并非不可能。而我呢，我同柚的一夜交合终归发生在梦中。那时我在青森县的山中，她在（大概）东京城中心。所以，柚即将生出的孩子不可能是我的。从逻辑上考虑，这点再清楚不过。那一可能性完全是零。如果从逻辑上考虑的话。

但是，相对于仅以逻辑这样轻率处理，我做的梦实在过于鲜明生动了。在那场梦中进行的性行为，相比于六年婚姻生活之间我以柚为对象任何实际进行的都要印象深刻，并且伴有远为强烈的快感。再三再四反复射精的瞬间，我的大脑状态就好像所有保险丝一齐跳开。几多现实层尽皆溶解，在脑袋里交相混合、混浊滞重，恰如宇宙的原初混沌。

那般活灵活现的事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梦了结，这是我怀有的实感。那场梦必然同什么结合在一起。而那应当给现实以某种影响。

快九点时雨田睁眼醒来，一身睡衣来到餐厅喝热乎乎的黑咖啡。他说不要早餐，只咖啡即可。他下眼皮有稍稍浮肿。

“不要紧？”我问。

“不要紧！”雨田揉着眼皮说，“比这厉害的宿醉也体验了好几次，这算轻的。”

“慢慢待着没关系的哟！”我说。

“可往下有客人来的吧？”

“客人来是十点，还有点儿时间。再说你在这里也没什么问题。把你介绍给两人。哪个都是可惊可叹的女性。”

“两个？不是绘画模特女孩一个吗？”

“陪同的姑母一起来。”

“陪同的姑母？好一个古风犹存的地方啊！简直是简·奥斯丁的小说。莫不是扎着紧身胸衣、坐两匹马拉的马车光临？”

“马车不至于，丰田普锐斯。紧身胸衣也没扎。我在画室画那个女孩的时候——大约两个钟头——姑母在客厅看书等着。虽说是姑母，但还年轻……”

“书？什么书？”

“不知道。问了，不肯告诉。”

“嗬！”他说，“对了对了，说起书，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里边，有个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的而用手枪自杀的人。叫什么名字来着？觉得问你能问明白……”

“基里洛夫。”我说。

“是，基里洛夫。近来一直促使自己想起，却怎么也想不起。”

“那又怎么了？”

雨田摇头：“啊，怎么也不怎么。只是碰巧那个人物浮上脑海，我努力回想他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多少觉得是回事，像小鱼刺扎在嗓子眼似的。不过俄国人嘛，考虑的东西总好像相当奇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边，有很多人物为了证明自己是独立于神和世俗社会的自由人而做傻事。噢，当时的俄国也许并没傻成那个样子。”

“你怎么样？”雨田问，“你和柚正式离婚，利利索索成了自由之身。准备干什么？尽管不是自己追求的自由，但自由总是自由。机会难得，做一两件傻事不也蛮好的吗？”

我笑道：“现阶段还没有特别做什么的打算。可能我暂且自由了，却也用不着向世界一一证明什么吧？”

“那怕也是。”雨田显得兴味索然，“不过你大体是画画的吧？是Artist(2)吧？从根本上说，艺术家这东西都是要玩花样出大格的。你倒是向来不做傻事，绝对不做。看上去总那么循规蹈矩。偶尔撒撒野不也可以的？”

“把放债的老太婆拿斧头砍了？”

“不失为一策。”

“爱上老实厚道的娼妇？”

“那也非常不赖。”

“容我想想看。”我说，“问题是，即使不特意做傻事，现实本身也足够出格离谱的吧？所以，我想自己一个人尽可能做得地道些像样些。”

“哦，那也未尝不是一策。”雨田泄气地说。

我很想说不是什么那也未尝不是一策。实际上包围我的是大大出格离谱的现实。如果连我也出格离谱，那可真叫昏天黑地了。但现在我不能在这里把整个来龙去脉讲给雨田。

“反正得告辞了！”雨田说，“倒是想见见那两位女性再走，可东京有工作没做完。”

雨田喝干咖啡，换上衣服，驾驶漆黑的四方形沃尔沃回去了，带着约略浮肿的眼睛。“打扰了！不过好久没聊得这么开心了！”

这天有件事让人觉得蹊跷：雨田为了处理鱼带来的烹调刀没有找到。用完洗得干干净净，记忆中没再拿去哪里。但两人找遍整个厨房，却怎么也没找到。

“啊，算了！”他说，“大概去哪里散步了吧，回来时放好！毕竟偶一用之。下次来时回收。”

我说再找找。

沃尔沃不见了之后，我觑一眼手表。差不多是秋川家两名女性来的时候了。我回客厅收拾沙发上的铺盖，把窗扇大敞四开，置换房间里沉甸甸滞留的空气。天空仍是淡淡的灰色。无风。

我从卧室里拿出《刺杀骑士团长》，照旧挂在画室墙上。随后坐木凳上再次看画。骑士团长的胸仍在流红色的血，“长面人”继续从画面左下角目光炯炯地观察这一场景。一切一成未变。

但是，这天早上看《刺杀骑士团长》过程中，柚的面影总是从脑袋里挥之不去。无论怎么想那都不是什么梦，我再次思忖。我笃定那天夜里实实在在去那个房间了。一如雨田具彦几天前的深夜来此画室。我超越现实中的物理性制约，以某种方法跑去广尾那座公寓的房间，实际进入她的体内，往那里排出了真正的精液。人如果由衷期盼什么，总是能够如愿以偿的。我这样想道。通过某种特殊频道，现实可以成为非现实，非现实可以成为现实，只要人真心渴望。可是那并不等于证明人是自由的。所证明的莫如说是相反的事实，或许。

如果有再次见柚的机会，我想问她今年四月下半月那场性梦她做了没有——是不是梦见我黎明时分进房间把酣睡中（以至身体被剥夺自由）的她强奸了。换言之，那场奇妙的梦是否不限于我这边而作为相互通行的东西存在？作为我很想问个明白。但是，果真那样，果真她也和我做同样的梦，那么从她那边看来，那时的我可能就是或可称为“梦魔”的不吉利或邪恶的存在。我不愿意认为自己是那样的存在——不可能成为那样的存在。

我自由吗？这样的叩问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我比什么都需要的，终究是能够拿在手里的确凿无误的现实，是堪可依赖的脚下坚硬的地面。而不是梦中强奸自己妻子的自由。

(1)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下北半岛北端，是本州最北端的町。

(2)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

44　类似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特征那样的东西

真理惠这天完全不开口。坐在往次那把简朴的餐椅上当模特，像眺望远处风景一样目不转睛看着我。餐椅比凳子低，于是她多少取仰视的姿势。我也没向她说什么。一来想不起说什么好，二来没觉出有说什么的必要。所以我不声不响地在画布上挥动画笔。

我当然是想画秋川真理惠的。但与此同时，其中又好像融入了我死去的妹妹（路）、曾经的妻（柚）的面影。并非刻意为之，只是自然融入。或许我是向秋川真理惠这个少女内侧寻觅自己人生途中失却的宝贵女性们的形象。至于那是否属于健全行为，自己并不知晓。但我眼下只能采用如此画法。也不是眼下。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采用了这样的画法——让画中出现现实中无法求得的东西，将自己本身的秘密信号偷偷打入画面深层，不让别人看到。

不管怎样，我只管面对画布，几乎毫不踌躇地描绘秋川真理惠的肖像。肖像稳扎稳打一步步走向完成。好比河流因地形而不时迂回，或此起彼伏歇歇停停，但归终不断增加着流量朝河口、朝大海稳步推进。我能够像感觉血液循环一样在体内真切感觉出那种动向。

“过后来这里玩可以的？”真理惠快到最后的时候小声细气地对我说。语尾诚然有断定意味，但明显是询问——她问我过后来这里玩可以吗。

“来玩，顺那条秘密通路来？”

“嗯。”

“可以是可以，大约几点？”

“几点还不知道。”

“天黑以后最好就别来了。夜晚山中不知会有什么。”我说。

这一带的黑暗中潜伏着形形色色莫名其妙的什么。骑士团长、“长面人”、“白色斯巴鲁男子”以及雨田具彦的生灵。还有我自身的可能作为性之分身的梦魔。甚至这个我，也能成为夜幕下不吉利的什么。想到这里，不由觉出些微寒气。

“尽可能还亮时来。”真理惠说，“有事想跟老师说，两人单独地。”

“好的，等你。”

不久，正午钟声响了，我中断绘画作业。

秋川笙子照样坐在沙发上专心看书。看样子厚厚的小开本书已近尾声。她摘下眼镜，夹书签把书合上，扬脸看我。

“作业正在进行。往下再请真理惠小姐来这里一两次，画就大约完成了。”我对她说，“占用了时间，感到很对不起。”

秋川笙子微微一笑。极有品位的微笑。“哪里，那点儿事请别介意。真理惠似乎很开心当模特。我也盼望画的完成，而且在这沙发上看书也非常好。所以这么等着一点儿也不枯燥。对我来说，能外出一段时间也是一种心情转换。”

我想问上星期日她和真理惠一起去免色家访问时的印象。见得那座气派的宅邸有何感想？对免色这个人怀有怎样的印象？可是，既然她未主动提起话题，那么我问这些似乎有违礼仪。

秋川笙子这天的衣着也同样精心，完全不是一般人星期日早上去附近人家访问的装束。一道褶也没有的驼绒半身裙，带有大丝带的高档白色丝绸衬衫，深青灰色的外衣领口别着镶宝石的金饰针。在我眼里那宝石似乎是真正的钻石。相对于手握丰田普锐斯方向盘，未免过于时尚的感觉也是有的。但这当然是瞎操心。丰田广告负责人有可能持和我完全相反的见解。

秋川真理惠的衣服没有变化。眼熟的棒球服，开洞洞的蓝牛仔裤，那双白色旅游鞋比平时穿的鞋还要脏（后跟部分几乎磨烂）。

临走时真理惠在门厅那里趁姑母没注意悄悄朝我使了个眼色，传达“过后见”这一唯独两人间的秘密信息。我报以轻轻的微笑。

送走秋川真理惠和秋川笙子后，我折回客厅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午觉。没有食欲，午饭免了。三十分钟左右深沉而简洁的午觉，没有做梦。这对我是难能可贵的事。梦中不知自己会干什么这点让我相当惶恐，而不知梦中自己会成为什么就更加惶恐。

我以和这天的天气同样阴晦的七上八下的心情送走了星期日的午后。淡云轻笼的安静的一天，没有风。读一会儿书，听一会儿音乐，做一会儿饭。可是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把心情好好拢在一起。仿佛一切都要半途而废的午后。无奈之下，烧开洗澡水，长时间泡在浴缸中。我逐一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出场人物的冗长名字。包括基里洛夫在内想起了七个。不知何故，从高中生那时候开始，我就擅长记忆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出场人物的名字。或许该重读一遍《群魔》了。我是自由的，时间绰绰有余，又没有特别要干的事。正是读俄罗斯经典长篇小说的绝好环境。

之后又考虑柚。怀孕七个月，估计是肚子的隆起已经多少醒目的时候了。我想像她的那种样子。柚现在做什么呢？考虑什么呢？她幸福吗？那种事我当然无由得知。

雨田政彦说的或许不错。我或许应该像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为了证明自己是自由人而干一两桩傻事了。可是例如干什么呢？例如……闷在又黑又深的洞底一个小时什么的？于是我陡然想起，实际干这个的，不正是免色吗？他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也许不是傻事。然而无论怎么看，无论说得多么克制，都多少偏离常规。

秋川真理惠来到这里，是下午四点多钟。门铃响了。开门一看，真理惠站在那里。身体从门缝间滑一样迅速进入里边，俨然一片云絮。旋即疑心重重地四下环视。

“谁也没有？”

“谁也没有哟！”

“昨天有谁来了。”

那是询问。“啊，朋友留宿了。”我说。

“男性朋友？”

“是的啊，男性朋友。可你怎么知道有谁来了？”

“没见过的黑车停在门前来着，四方箱子似的旧车。”

雨田称为“瑞典饭盒”的老式沃尔沃。拉死掉的驯鹿估计足够方便。

“你昨天也来这里玩了？”

真理惠默默点头。没准她一有空儿就穿过“秘密通道”来看这房子情况。或者莫如说我来这里之前这一带就一直是她的游乐场，说“猎场”怕也未尝不可。而我只不过偶然搬来这里罢了。这么说，莫不是她也同曾经住在这里的雨田具彦接触过？迟早非问问不可。

我把真理惠领进客厅。让她坐在沙发上，我在安乐椅弓身坐下。我问她要不要喝什么，她说不要。

“大学时代的朋友来，住下了。”我说。

“要好的朋友？”

“我想是的。”我说，“对我来说，可能是唯一可称为朋友的对象。”

他介绍的同事把我的妻睡了也好，他知道事实真相而不告诉我也好，由此导致离婚最近成立也好，都不至于在两人关系上投下多大阴影——便是要好到这个程度。即使称作朋友，也不会有辱真实。

“你有要好的朋友？”我问。

真理惠没有回答问话。眉毛都没动一下，一副充耳不闻的神气。大概是不该问这个的。

“免色对老师不是要好的朋友。”真理惠对我说。虽然不带问号，但那纯属询问。她是在问：就是说免色先生不是对于我的要好的朋友？

我说：“上次也说了，对于免色先生这个人了解不多，没有了解到能称作朋友的地步。和免色先生说话是搬来这里以后的事，而我住来这里还不到半年。人和人要成为好朋友，是需要相应时间的。当然，免色先生是个极有意味的人。”

“极有意味？”

“怎么说好呢，personality(1)和普通人多少有所不同，我觉得。较之多少，或许应说相当不同，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Personality？”

“就是类似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特征那样的东西。”

真理惠好一会儿定定看着我的眼睛。看样子是在慎重选择往下应当说出口的词语。

“从那个人房子的阳台上，可以迎面看见我家的房子。”

我略一停顿应道：“是的吧！毕竟地形上处于正对面。不过从他家房子，也能差不多同样看清我住的这座房子。不光是你家房子。”

“可是那个人在看我家。”

“在看？”

“倒是放在盒子里不让人看见，他家阳台上放着像大双筒望远镜那样的东西，还带三脚架。用那个，肯定能清楚看见我家的情形。”

这个少女发现了那个，我想。注意力厉害，观察力敏锐，关键东西不看漏。

“就是说，免色先生用那架双筒望远镜观察你家来着？”

真理惠痛快地点了下头。

我大大吸了口气，吐出。而后说道：“可那终究是你的推测吧？只是阳台上放着高性能双筒望远镜这一点，恐怕并不能说明他在窥看你家。或者看星星看月亮也说不定。”

真理惠视线没有犹疑。她说：“我有一种自己被看的直觉，有一段时间了。但谁从哪里看并不明白，但现在明白了。看的一定是那个人。”

我再次缓缓呼吸。真理惠推测正确。天天用高性能军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秋川真理惠家的，确是免色无疑。不过据我所知——不是为免色辩护——他并非怀有不良用心而窥看的。他单单想看那个少女，想看说不定是自己亲生女儿的十三岁美少女的形影。为此、恐怕仅仅为此而把隔谷相对的那座大房子弄到了手，使用相当强硬的手段把以前住的一家人赶了出去。但是我不能在此把这些情况向真理惠挑明。

“假定如你说的那样，”我说，“他到底是以什么为目的那么上心地观察你家的呢？”

“不明白。没准对我姑母有兴趣。”

“对你姑母有兴趣？”

她微微耸了耸肩。

看来真理惠完全没有自己本身可能成为窥看对象这一疑念。这个少女大概还没有自己可以成为男人性幻想对象这种念头。虽然觉得有点儿奇怪，但我并未断然否定她的这一推测。既然她那么想，听之任之也未必不好。

“我想免色隐藏着什么。”真理惠说。

“比如什么？”

她没有回答，而代之以像传递重大情报似的说道：“我姑母到这个星期，已经和免色幽会了两次。”

“幽会？”

“她去免色家了，我想。”

“一个人去他家？”

“偏午时候开车一个人出去，傍晚很晚都没回来。”

“但并没有把握说她去了免色家。”

真理惠说：“可我明白。”

“如何明白？”

“她平时是不那样外出的。”真理惠说，“当然，去做图书馆的志愿者或买点东西什么的是有的。但那种时候不会认真淋浴、修指甲、喷香水、挑最好看的内衣穿上才出门的。”

“你对各种事观察得真是仔细啊！”我佩服地说，“可你姑母会的果真是免色先生不成？没有免色先生以外的谁那种可能性？”

真理惠眯细眼睛看我，轻轻摇了下头，似乎在说我没有傻到那个程度。根据种种情况，很难设想对象是免色以外的人。而真理惠当然不傻。

“你的姑母去免色家和他单独打发时间。”

真理惠点头。

“而且两人……怎么说好呢，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真理惠再次点头，而且脸颊稍稍红了。“是的，我想是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

“不过你白天是上学的吧？不在家。不在家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呢？”

“我明白的。女人一看神色，一般事都能明白。”

可我不明白。即使柚和我一起生活却同其他男人有肉体关系，我也很长时间都没发觉。现在回想起来，本应心有所觉才是。就连十三岁女孩都即刻了然于心的事，我怎么就浑然不觉呢？

“两人的关系，发展可是够迅速的啊！”我说。

“我的姑母是能有条有理考虑事情的人，绝对不傻。可心中哪里有多少弱些的地方。免色这个人又具有不同一般的能量。能量大得我姑母根本不是对手。”

也许如此。免色这个人，的确具有某种特别的能量。如果他决定真心追求什么并循此发起行动，多数情况下普通人是难以抗阻的，我怕也包括在内。至于一个女性的肉体，对于他很可能易如反掌。

“你是在担心吧？担心你的姑母会不会被免色先生以什么目的利用了？”

真理惠把笔直乌黑的头发抓在手里，绕去耳后。白皙的小耳朵露了出来。耳形美妙无比。她点了下头。

“男女关系一旦启动，想要阻止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说。

实非易事，我对自己说。如印度教教徒搬出的巨大彩车，只能宿命地碾压各种东西向前推进。

“所以这么找老师商量来了。”说着，真理惠目不转睛地盯视我。

四周已经相当暗的时候，我拿着手电筒把真理惠送到“秘密通道”稍前一点的地方。她说晚饭前必须赶回家中。晚饭开始大体七点。

她是来找我提供建议的，但我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静观一段事态进展吧，我能说的只这么一句。即使两人有性关系，说到底那也是独身成年男女在相互自愿基础上做的事。我究竟能做什么呢？何况成为其背景的情由，我对谁（真理惠也好她姑母也好）都不能挑明。在这种状态下提供有效建议是不可能的，好比更好使的那只手被捆在背后和人摔跤。

我和真理惠几乎一声不响地在杂木林中并肩行走。行走当中真理惠握住我的手。手不大，但意外有力。被她突然握手，我稍微吃了一惊。不过想必是因为小时常握着妹妹的手走路的关系，没特别感到意外。对于我，反倒是令人怀念的日常性感触。

真理惠的手非常干爽。虽然温暖，但并不汗津津的。她似乎在思考什么。大概由于思考的内容的不同而使得握着的手时而突然变紧时而悄然放松。这种地方也和妹妹的手给我的感触甚是相似。

走到小庙跟前时，她放开握着的手，一言不响地独自走进小庙背后。我随后跟着。

芒草丛被履带碾得一片狼藉的痕迹仍整个留在那里。洞一如往常静悄悄位于后头。洞口有几块厚木板作为盖子压着，盖子上摆着镇石。我用手电筒光确认石头的位置和上次并无两样。上次看过以来，似乎没有谁挪过盖子。

“看一眼里边可以？”真理惠问我。

“如果只看一眼。”

“只看一眼。”真理惠说。

我挪开石头，拿开一块木板。真理惠蹲在地上，从打开的部分往洞里窥看。我照着里面。洞里当然谁也没有，只有一架金属梯子靠墙立着。如果有意，可以顺梯下到洞底再爬上来。洞深虽不出三米，但若没梯子，爬上地面基本不大可能。洞壁光溜溜的，一般人死活爬不上来。

秋川真理惠用一只手按着头发久久窥看洞底。凝眸聚目，好像在那里的黑暗中找什么。到底洞里的什么引起她如此大的兴趣呢？我当然不得而知。看毕，真理惠扬脸看我。

“谁修的这个洞呢？”她说。

“是啊，谁修的呢？起始以为是井，但不像。不说别的，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挖井就没意思。但不管怎样，像是很久以前修的，而且修得非常精心。应该费了不少工夫。”

真理惠没说什么，定定往我脸上看着。

“这一带过去就一直是你的游乐场，是吧？”我问。

真理惠点头。

“可是，小庙后面有这样的洞，直到最近你都不知道？”

她摇了下头，表示不知道。

“老师你发现这个洞打开的？”她问。

“是的。发现的或许是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洞，但猜想一堆石头下面有什么。实际挪走石头打开洞的不是我，是免色先生。”我一咬牙如实道出。想必还是实话实说为好。

这时，树上有一只鸟发出一声尖叫，是那种仿佛向同伴发出什么警告的叫声。我抬头仰望四周，却哪里也没看见鸟。唯见抖落叶片的树枝重叠在一起。上方覆盖着平整呆板的灰云——冬日临近的晚空。

真理惠稍稍蹙了下眉头，什么也没说。

我说：“不过怎么说好呢，这洞看样子强烈需求被谁的手打开，简直就像为此把我召唤来一样。”

“召唤？”

“召来、呼唤。”

她歪头看着我。“求老师打开？”

“是的。”

“是这个洞求你？”

“或许不是我也无所谓，谁都可以。碰巧我在这里罢了。”

“而实际上是免色打开的？”

“嗯，是我把免色先生领来这里的。如果没有他，这个洞大概不会被打开。一来光靠人两只手无论如何也挪不动石头，二来我也没钱来安排重型机械。就是说，像是巧碰巧。”

真理惠就此思索了一会儿。

“恐怕还是不做那样的事好。”她说，“记得上次也说了。”

“你认为原封不动更好？”

真理惠默默从地面立起，用手拍了好几次蓝牛仔裤膝盖沾的土。而后和我两人盖上洞口，往盖子上摆好镇石。我把石头的位置重新打入脑海。

“那样认为。”她轻搓两手的手心说道。

“我在想，这个场所是不是有什么传说或者传闻那样的东西留下来，比如带有特殊宗教背景的……”

真理惠摇头。她不知道。“我父亲倒也许知道什么。”

她的父亲家族从明治以前就作为地主一直管理这一带。相邻的山也整个归秋川家所有。所以有可能知道这个洞和小庙的含义。

“问问你父亲可好？”

真理惠略略扭起嘴角。“过几天问问看。”说完想了一会儿，小声补充一句：“如果有那样的机会的话。”

“到底谁、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建造这样的洞呢？要是有什么线索就好了……”

“也许是把什么关在里面再压上大石头来着。”真理惠凄然说道。

“就是说为了不让那个什么逃出去而往洞口堆了石头，又为避免作祟而建了小庙——是这么回事吧？”

“或许是的。”

“可我们把它打开了。”

真理惠又一次微微耸了下肩。

我把真理惠送到杂木林结束的地方。她说往下让她一个人好了，天黑了路也一清二楚，不怕的。不愿意被别人看见她顺着“秘密通道”回家的情形。那是唯独她知道的宝贝通道。于是，我把真理惠留在那里，一个人回家。天空已经几乎没有光亮了，冷冷的暗夜即将到来。

从小庙前通过时，同样的小鸟再次发出同样的尖叫声。但这回我没抬头看。只管从小庙前径直走过回家。为自己做晚饭。边做边约略加水喝了一杯芝华士。瓶里还剩一杯的分量。夜深邃而寂静，似乎空中的云吸收了全世界所有的声音。

这个洞是不该打开的。

是的，或许如真理惠所说。大概我是不该和那个洞发生联系的。自己近来尽干莫名其妙的事。

我试着想像怀抱秋川笙子的免色形象。在白色豪宅某个房间的大床上，两个人赤身裸体抱在一起。那当然是发生在与我无关的世界里的与我无关的事。但是，每次想到这两个人，我都产生一种飘零无寄之感，就好像目睹通过车站的空空无人的一长列火车。

不久，睡意上来。之于我的星期日结束了。我没有做梦，没有被任何人打扰，只是沉沉酣睡。

(1)人格，个性。

45　有什么即将发生

同时进行的两幅画中，先完成的是《杂木林中的洞》。星期五下午完成的。画这东西是奇怪的东西，随着完成日期临近，它逐渐获得独立的意志、观点和发言权。及至最后完成，会告知作画的人作业终了（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在旁边看的人的眼里——如果有那样的人——基本分不清哪一阶段处于制作当中，哪一阶段已然完成。隔开未完成与完成的那条线，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反映到眼睛里。但作画的人本身明白，作品会出声地告知不必再加工了——只要倾听那声音即可。

《杂木林中的洞》也不例外。画在某一节点告以完成，不再接受我涂涂抹抹了，恰如性方面已完全如愿后的女性。我把画布从画架取下，靠墙立在地板上。随后自己也在地板弓身坐下，长时间盯视画作。一幅洞口盖着半边的画。

至于自己何以突发奇想地画了这样的画，其意义和目的已无从追究了。那时我无论如何都想画《杂木林中的洞》那幅画。我只能这么说。这种情形时有发生。有什么——风景、物体、人物——极为纯粹地、极为简单地捕获我的心，我拿起笔开始将其画在画布上。并没有值得一提的意义和目的，纯属心血来潮。

不，不然，不是那样，我想，不是什么“心血来潮”。有什么要求我画这幅画，迫不及待地。是那一要求鼓动我开始画这幅画，用手推我的后背使得我在短时间内完成作品的。或者是那个洞本身具有意志利用我画其面目亦未可知——以某种意图。一如免色以某种意图（或许）让我画自己的肖像。

极为公正客观地看来，画的效果不坏。能否称为艺术作品不敢断定（非我辩解，我本来就不是以催生艺术作品的念头画这幅画的）。不过，仅从技术性来说，应该几乎无可挑剔。构图完美。树间射下的阳光也好落叶的色调也好都栩栩如生。而且，尽管是极为细腻极为写实的，却又同时荡漾着某种莫可言喻的象征性和神秘性氛围。

久久凝视已然完成的画作之间，我强烈感觉到的，是画中潜伏着类似动之预感的元素。表面上看，如画题所示，纯属描绘“杂木林中的洞”的具象风景画。不，比之风景画，或许称为“再现画”更为接近事实。作为毕竟长期以画画为职业的人，我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将那里存在的风景最大限度地如实再现于画布。与其说描绘，莫如说记录才对。

但那里有类似动之预感的元素。风景中即将有什么开始动——我能够从画中强烈感受这样的气韵。有什么眼看就要动起来。在此我终于心有所悟。我在这画中想要画的、或者某个什么想要我画的，是那种预感、那种气韵。

我在地板上正襟危坐，重新审视这幅画。

究竟能从中看出怎样的动向呢？半开的圆形黑洞中有谁、有什么爬出来不成？抑或相反，有谁要下到里面不成？我聚精会神久久注视那幅画，但还是未能从画面中推导出那里将出现怎样的“动向”，而仅仅强烈预感必有某种动向从中诞生。

还有，这个洞因为什么要我画它呢？它要告以什么呢？莫非要给予我警告什么的？简直像出谜语。那里有很多谜语，谜底则一个也没有。我打算把这幅画给秋川真理惠看，听听她的意见。若是她，说不定会从中看出我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星期五是在小田原站附近的绘画班当老师的日子，也是秋川真理惠作为学生来教室的日子。课上完后，也许能在那里说上点什么。我开车朝那里赶去。

把车停进停车场后，到上课还有时间。于是我像往日那样走进咖啡馆喝咖啡。不是像星巴克那样光线明亮且富于功能性的咖啡馆，而是刚步入老年的老板一个人打理的老式巷内小店。浓黑浓黑的咖啡装在重得要命的咖啡杯里端来。老式音箱中流淌出过往时代的爵士乐。比莉·荷莉戴(1)啦，克里夫·布朗(2)什么的。之后在商业街逛来逛去之间，想起咖啡过滤纸所剩无多了，就买了补充。买完发现一家卖旧唱片的店铺，于是进去打量旧LP(3)消磨时间。想来已经好久只听古典音乐了。雨田具彦的唱片架上只放古典音乐唱片。听广播我又除了AM新闻和天气预报以外基本不听别的（由于地形关系，FM电波几乎进不来）。

广尾公寓套间里的CD和LP——并非多么了不得的数量——全部留下了。因为书也好唱片也好，把我的所有物和柚的所有物一一区分开来，都让我觉得麻烦。不仅麻烦，而且那是近乎不可能的作业，例如鲍勃·迪伦(4)《纳什维尔地平线》（Nashville Skyline）和收有《阿拉巴马之歌》（Alabama Song）的“大门”乐队（The Doors）(5)专辑，到底归谁所有呢？时至现在，谁买的都已无所谓了。总之我们在一定期间内两人共有同样的音乐，一起听着送走了朝朝暮暮。就算能把物体区分开来，那上面附属的记忆也是区分不开的。既然这样，就只能统统留下了事。

我在唱片店找《纳什维尔地平线》和“大门”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但两种都没找到。或者CD说不定有，但我还是想用传统的LP听这些音乐。何况雨田具彦家没有CD唱机。连盒式磁带机都没有。只有几台唱片唱机。雨田具彦大约是无论什么都对新器材不怀好感的那一类人。大约微波炉接近距离都没少于两米。

最后，我在店里买了两张闪入眼帘的LP。布鲁斯·斯普林斯汀(6)的《河流》（The River）(7)，萝贝塔·弗莱克（Roberta Flack）和唐尼·海瑟威（Donny Hathaway）的二重唱(8)。两张都是令人怀念的专辑。从某一时间节点开始我就几乎不再听新音乐了，只是翻来覆去听中意的老音乐。书也一样。过去看过的书一再看个没完。对新出版的书几乎提不起兴致，时间简直就像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

有可能时间真的停止了。抑或时间尽管勉强在动而类似进化的东西却已终了亦未可知，一如餐馆在关门前一点时间不再接受新的订单。或者只我一个人尚未觉察也不一定。

我让店员把两张音乐专辑装进纸袋，付了款。然后去附近酒屋买威士忌。买哪个牌子好有点拿不定主意，最终买了芝华士。比其他苏格兰威士忌多少贵了些，但雨田政彦下次来时见有这个，想必很高兴。

上课时间差不多到了，我把唱片、咖啡过滤纸和威士忌放入车内，走进教室所在的建筑物。先上五点开始的儿童班，即真理惠所属的班。但真理惠没有出现。这是非常意外的事。她对绘画班的课非常上心，在我了解的限度内缺课是第一次。所以发现教室哪里也没见得她的身影，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甚至有些惴惴不安。她身上发生什么了呢？身体突然闹病？有什么突发性事件？

但我当然若无其事地给孩子们简单的课题让他们画，就每个人的作品发表意见或提供建议。这个班上完，孩子们回家去了。接下去是成人班。成人班也顺利结束了。和大家笑眯眯地闲聊（这并非我擅长的领域，但想做也不至于做不到）。然后和绘画班的办班者短时间商量了今后安排。秋川真理惠为什么没来班上上课，他也不知道，并说她家那边也没专门联系。

离开教室，我独自走进旁边一家荞麦面馆，吃了热乎乎的天妇罗荞麦面条。这也是老习惯，总是在同一家店，总是吃天妇罗荞麦面条。这已成了我的一个小小乐趣。吃罢开车返回山上的家。回到家时已时近夜间九点了。

电话机没有录音电话功能（那样的小聪明装置不符合雨田具彦的情趣），所以不晓得外出时间里有没有人打电话来。我定定注视了一会儿款式简单的旧式电话机。但电话机什么也没告诉我，只是一味保持黑沉沉的沉默。

我慢慢泡澡，温暖身体。然后把瓶里剩的最后一杯分量的芝华士倒入杯中，放了两块电冰箱里的冰块，走去客厅。喝着威士忌把刚买回来的唱片放在唱机转盘上。古典以外的音乐在这山顶住房的客厅里回荡开来，起初总觉得有违和感。想必是屋子里的空气在漫长岁月中依照古典音乐调整过来的缘故。但是，因为此刻这里回荡的是我早已听惯的音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怀旧感渐渐克服了违和感。不久，身体肌肉所有部位都为之放松的愉悦感在那里产生了。也许我的肌肉曾在我自己都浑然不觉之间这里那里变得僵硬起来。

听罢萝贝塔·弗莱克和唐尼·海瑟威的LP唱片的A面，开始斜举酒杯听B面第一支曲（《为我们所知的一切》［For All We Know］，美妙绝伦的演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时针指在十点半。这么晚一般不至于有电话打到别人家里。我懒得拿听筒。然而铃的响法听起来——也许心理作用——很是迫不及待。我放下杯子，从沙发立起，提起唱针，抄过听筒。

“喂喂。”秋川笙子的语声。

我随之寒暄。

“这么晚实在不好意思。”她说。她的声音有一种平时没有的急切。“有件事想问问老师：真理惠今天没去绘画班上课吧？”

我说没有。这话问得多少有些奇怪。真理惠学校（当地公立初中）放学后直接来绘画班，所以总是一身校服来绘画班教室。下课后姑母开车来接她，两人一起回家。这是平日习惯。

“真理惠不见了。”秋川笙子说。

“不见了？”

“哪里也没有。”

“什么时候不见的？”我问。

“说去上学，就像平时那样一早离开家了。我说开车送到车站，真理惠说走路去不用送。那孩子喜欢走路，不怎么喜欢坐车。因为什么可能迟到的时候由我开车送，否则一般都是步行下山，从那里坐公交车去车站。真理惠早上七点半一如往常走出家门。”

一口气说到这里，秋川笙子稍微停顿下来，似乎在电话另一头调整呼吸。那时间里我也在脑袋中梳理所给信息。而后秋川笙子继续下文：“今天是星期五，是放学后直接去绘画班的日子。以往绘画班上完时我开车去接。但今天真理惠说坐公交车回去，不用接。所以没去接。毕竟是一旦话出口就不听劝的孩子。那种时候一般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回到家来，稍后吃饭。但今天八点、八点半也没回来。于是放心不下，往绘画班打电话，请事务员确认真理惠今天去上课没有，得知今天没去。这么着，我担心得不行。已经十点半了，这种时候还没回到家，什么联系也没有。所以心想说不定老师您知道什么，就这样打了电话。”

“关于真理惠小姐的去向，我心中无数。”我说，“今天傍晚去教室没看见她，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从不缺课。”

秋川笙子深深叹了口气。“哥哥还没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连个电话也没有，甚至今天回不回来都不确定。我一个人在这个家里，不知如何是好……”

“真理惠早上是穿上学的衣服出门的？”我问。

“嗯，穿学校制服，肩挎书包，和往常一样，西服上衣半身裙。但实际上学了没有还不清楚。已经这么晚了，现在没办法确认。不过我想是上学了。因为随便旷课，学校会有联系。钱也应该带的是只够一天用的份额，手机倒是让她带了，但关机了。那孩子不喜欢手机。除了主动联系的时候，时常关机。我总是为这个提醒她：不要关机，以便有什么要紧事好联系……”

“以前没有这样的事吗？晚上回家很晚这样的事？”

“这种事真是第一次。真理惠是认真上学的孩子。并没有要好的同学，对学校也不是多么喜欢，但事情一旦定了，她就按部就班。在小学也拿了全勤奖。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守规矩的。而且，放学总是直接回家，不在哪里游游逛逛。”

看来真理惠夜里时常离家外出的事，她姑母完全没有发觉。

“今早没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和平日早上没有不同，一模一样。喝了热牛奶，吃了一片烤吐司，就出门了。她只吃同样的东西，一成不变。早餐总是我来准备。今早孩子几乎没有说话。但这是常有的事。有时一旦开口就没个完，可更多时候连问话都不正经回答。”

听秋川笙子说的时间里，我也渐渐不安起来。时间快十一点了，周围当然一团漆黑，月亮也在云层里。秋川真理惠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再等一个小时，要是和真理惠再联系不上，就想找警察商量。”秋川笙子说。

“那样也许好些。”我说，“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请只管说，晚也没关系。”

秋川笙子道谢放下电话。我喝干剩的威士忌，在厨房洗了杯子。

之后我进入画室。打开所有灯，把房间照得亮亮的，再次细看画架上没画完的《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再补画一点点就到完成阶段了。一个十三岁沉默寡言的少女应有的形象确立在那里。那不单单是她的外观，其中还应当含有她这一存在孕育的眼睛看不见的若干要素。尽可能表现视觉框外隐藏的信息，将其释放的意绪置换为别的形象——这是我在自己作品中——商业用的肖像画另当别论——所孜孜以求的。在这个意义上，秋川真理惠对我是个深有意味的模特。她的相貌，简直像错觉画一样隐含诸多暗示。而从今早开始她下落不明，就好像真理惠自己被拽进了错觉画之中。

接下去我看放在地板上的《杂木林中的洞》。当天下午刚画完的油画。这幅洞穴画似乎在和《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又有所不同的意义上，从另一方向对我倾诉什么。

看画当中我再次感到：有什么即将发生！到今天下午还终究是预感的东西，此刻开始实际侵蚀现实。这已经不是预感，已经有什么开始发生。秋川真理惠的失踪一定同《杂木林中的洞》有某种联系。我有这样的感觉。有什么因为我今天下午完成这幅《杂木林中的洞》而蠢蠢欲动，并且动了起来。其结果，恐怕就是秋川真理惠消失去了哪里。

可是我不能把这个讲给秋川笙子。即使讲了，她也不明所以，只能使她更加困惑。

我离开画室，去厨房喝了几杯水，冲除口中的威士忌余味。而后拿起听筒，往免色家打电话。铃响第三遍，他接了起来。声音中微微带有仿佛等待有谁打来重要电话时的不无僵硬的语感。得知打来电话的是我，他似乎有点吃惊。但那种僵硬感即刻松缓开来，回复平素冷静而温和的语声。

“这么晚打电话实在抱歉！”我说。

“无所谓的哟，完全无所谓！我睡得晚，反正又是闲人。能和你说话，比什么都好。”

我略去寒暄，简要介绍秋川真理惠下落不明的事。那个少女说上学早上离家，仍未回去，绘画班也没出现。免色听了似很吃惊，一时无语。

“这上面你没有能想得起来的什么？”免色首先问我。

“完全没有。”我答道，“睡梦水灌耳。您呢？”

“当然没有，什么都没有。她几乎不肯跟我说话。”

他的语声没掺杂什么感情，仅仅是单纯陈述事实。

“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孩子，和谁也不正经说话。”我说，“但不管怎样，真理惠这个时候没回家，使得秋川笙子像是相当纠结。父亲还没回来，一个人不知如何是好。”

免色又在电话另一端沉默一阵子。他如此一再失语，据我所知，极其少见。

“这方面可有什么我能够做的事？”他终于开口这样问我。

“有个紧急请求，马上来这边是可能的吗？”

“去府上？”

“是的，有件事与此相关，想商量一下。”

免色略一停顿，旋即说道：“明白了。这就过去。”

“那边不是有什么要紧事吧？”

“没要紧到那个程度，总有办法可想。”说着，免色轻咳一声，感觉上可能觑了眼时钟。“我想十五分钟左右可以到那边。”

放下听筒，我做外出准备。穿上毛衣，拿出皮夹克，把大手电筒放在旁边。然后坐在沙发上等免色的捷豹开来。

(1)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著名爵士乐女歌手，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

(2)克里夫·布朗（Clifford Brown，1930—1956），美国著名爵士小号手。

(3)LP: Long playing record之略，长时间播放的唱片。密纹唱片。每分钟转速33⅟3转，单面演奏时间约30分钟。

(4)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音乐人。

(5)美国摇滚乐队，于1965年成立于洛杉矶。乐风融合了车库摇滚、蓝调与迷幻摇滚。1971年主唱莫里森去世后，乐队于1973年解散。

(6)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1949—　），美国摇滚歌手、作词作曲家。他所在的东大街乐队（The E. Street Band）是美国最著名的摇滚乐队之一。其音乐以诗意的歌词和情绪化的表现方式打动人心。

(7)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1980年发表的专辑。

(8)这是叱咤20世纪70年代美国乐坛的一对天才灵魂爵士乐组合，对美国乐坛，特别是灵魂爵士乐的发展和流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6　坚固的高墙让人变得无力

免色来到是十一点二十分。听得捷豹引擎声，我当即穿上皮夹克走到门外，等免色关引擎从车上下来。免色穿厚些的藏青色冲锋衣、黑色紧身牛仔裤。脖子围着薄些的围巾，鞋是皮革面运动鞋。丰厚的白发在夜幕下也很耀眼。

“想马上去看看树林中那个洞的情况，可以吗？”

“当然可以。”免色说，“不过那个洞同秋川真理惠的失踪可有什么关系？”

“那还不清楚。只是，刚才就很有一种不祥之感，一种有什么可能和那个洞连带发生的预感。”

免色再没多问什么。“明白了，一起去看看好了！”

免色打开捷豹后备厢，从中取出一个手提灯似的东西。而后关上后备厢，和我一起朝杂木林走去。星月皆无的黑夜，风也没有。

“深更半夜还把你叫来，实在对不起！”我说，“但我觉得去看那个洞，还是得把你请来一起去才好。万一有什么，一个人应付不来。”

他伸出手，从夹克上面嗵嗵轻拍我的胳膊，像是在鼓励我。“这个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请别介意。凡是我能做的，尽力就是。”

为了不让树根拦在脚上，我们一边用手电筒和手提灯照着脚下一边小心迈步。唯独我们的鞋底踩落叶的声音传来耳畔，夜间杂木林此外没有任何声响。周围有一种令人窒息般的气氛，仿佛各种活物隐身屏息，一动不动监视我们。夜半时分深重的黑暗催生出这样的错觉。不知情的人看了我们这副样子，没准以为是外出盗墓的一对搭档。

“有一点想问问你。”免色说。

“哪一点呢？”

“你为什么认为秋川真理惠不见了这件事和那个洞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呢？”

我说前不久和她一起看过那个洞。她在我告诉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个洞的存在。这一带是她的游乐场，周围发生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于是我把真理惠说的那句话告诉了免色。她说，那个场所原封不动就好了，那个洞是不应该打开的。

“面对那个洞，她好像感觉到一种特殊的什么。”我说，“怎么说好呢……大概是心灵感应的东西。”

“而且有兴致？”免色问。

“有兴致。她对那个洞怀有戒心，同时好像给它的形状样式紧紧吸引住了。所以作为我才十分担心她身上和那个洞连动发生什么。说不定从洞里出不来了。”

免色就此想了想说：“这点你对她姑母说了？就是对秋川笙子？”

“没有，还什么也没说。如果说起这个，势必从洞说起，因为什么缘由打开那个洞的？你为什么参与其中？一来要说很久，二来我所感觉到的不一定能传达完整。”

“而且只能让她格外担心。”

“尤其是如果警察介入，事情就更加麻烦。假如他们对那个洞来了兴致……”

免色看我的脸：“警察已经联系了？”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还没跟警察联系。不过现在估计已经报警了，毕竟都这个时刻了。”

免色点了几下头：“是啊，那怕是理所当然。十三岁女孩快半夜还没回家，去哪里也不知道，作为家人不可能不报警。”

不过看样子，免色似乎不怎么欢迎警察介入。从他的声调里可以听出这种意味。

“关于这个洞，尽可能限于你我两人好了，好像最好还是不要外传。那恐怕只能惹来麻烦。”免色说。我也同意。

何况还有骑士团长问题。倘不明言从中出来的作为骑士团长的理念的存在，要想对别人解释洞的特殊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果真那样，如免色所说大概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麻烦（再说即使挑明骑士团长的存在，又有谁肯信呢？无非招致自家神志被人怀疑）。

我们来到小庙跟前，绕到后面。被挖掘车履带狠狠碾压的芒草丛现在仍一片狼藉。从那上面踩过后，前面就是那个洞。我们首先擎灯照那盖子。盖子上排列着镇石。我目测其排列。尽管微乎其微，但确有动过的痕迹。日前我和真理惠打开盖再关好后，有谁移石开盖又盖上了盖子，石头似乎有意尽可能和上次摆得一样——哪怕一点点差异都休想瞒过我的眼睛。

“有谁挪过石头打开盖子的痕迹。”我说。

免色往我脸上瞥了一眼。

“那是秋川真理惠吗？”

我说：“这——是不是呢？不过别人一般不会来这里，况且除了我们知道这个洞的，也就是她。或许这种可能性大。”

当然骑士团长也知道这个洞的存在，毕竟他是从中出来的。但他终究是理念，本是无形存在，不可能为了进入里面而特意挪动镇石。

接下去，我们挪开盖上的石头，把盖在洞口的厚板全部掀开。直径约两米的圆洞再次豁然现出。看上去显得比上次看的时候大了，也更黑了。不过这也想必同样是暗夜带来的错觉。

我和免色蹲在地面用手电筒和手提灯往洞里探照。但里面没有人影，什么影也没有。唯有一如往常的石头高墙围着的筒形无人空间。但有一点和以前不同——梯子消失了。挪开石堆的园艺业者好意留下的折叠式金属梯子无影无踪。最后看的时候还靠墙立着来着。

“梯子去哪里了呢？”我说。

梯子马上找到了，躺在那边未被履带碾碎的芒草丛中。有谁拿出梯子扔在了那里。东西不重，拿走无需多大力气。我们搬回梯子，按原样靠墙立好。

“我下去看看。”免色说，“说不定发现什么。”

“不要紧吗？”

“呃，我嘛，不用担心。上次也下过一次了。”

说罢，免色无所谓似的一只手提着手提灯，顺梯下到里面。

“对了，隔开东西柏林的墙的高度可知道？”免色边下梯子边问我。

“不知道。”

“三米。”免色往上看着我说，“根据位置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那是标准高度。比这洞高一点点。那东西大致持续一百五十公里。我也见过实物，在柏林分割为东西两个的时期。那可真是让人不忍的场景。”

免色下到洞底，用手提灯照来照去。同时继续对地面的我述说。

“墙本来是为保护人建造的，为了保护人不受外敌和风雨的侵袭。但它有时候也用于关押人。坚固的高墙让关在里面的人变得无力，在视觉上、精神上。以此为目的建造的墙也是有的。”

如此说完，免色好一会儿缄口不语，举起手提灯检查周围石壁和洞底所有角落。俨然考察金字塔最里端石室的考古学家，一丝不苟。手提灯的光度很强，比手电筒照出的面积大得多。而后他好像在洞底找到了什么，跪下细看那里的东西。但从上面看不出那是什么。免色什么也没说。大概找到的东西很小很小。他站起身，把那个什么包在手帕里揣进冲锋衣衣袋。随即把手提灯举在头顶，仰脸看着地上的我。

“这就上去。”他说。

“找到什么了？”我问。

免色没有回答，开始小心翼翼地爬梯子。每爬一步，身体的重量都使梯子发出钝钝的吱呀声。我一边用手电照着一边注视他返回地面。看他的一举一动，他平时功能性锻炼和调整全身肌肉这点就一目了然。身体没有多余的动作，只在有效使用必要的肌肉。上到地面，他一度大大伸直身体，而后仔细拍去裤子上沾的土，虽说沾的土不很多。

免色喘了一口气说：“实际下到里边，觉得墙壁高度很有压迫感，让人生出某种无力感来。同一种类的墙壁前不久我在巴勒斯坦看见来着。以色列修建的八米多高的混凝土墙。墙头拉着通有高压电流的铁线，差不多绵延五百公里。想必以色列人认为三米无论如何高度不够，但一般说来有三米高，作为墙壁就够用的了。”

他把手提灯放在地上，灯光把我们的脚下照得一片明亮。

“那么说来，东京拘留所单人房的墙也将近三米高。”免色说，“什么原因不知道，房间墙非常高。日复一日眼睛看到的东西，只有三米高的呆板板的墙，其他可看的什么也没有。自不用说，墙上没有挂画什么的。纯粹的墙壁。简直就像自己待在洞底似的。”

我默默听着。

“过去有些时日了，我有一次因故被关在东京拘留所一段时间。关于这个，记得还没有对你说吧？”

“嗯，还没听得。”我说。他大约进过拘留所的事从人妻女友那里听说了，但我当然没说这个。

“作为我，不愿意你从别处听说这件事。如你所知，传闻这东西往往把事实歪曲得妙趣横生，所以我想从我口中直接告知事实。并不是多么开心的事。不过也算顺便吧，现在就在这里讲也可以的吗？”

“当然可以，请，请讲好了！”我说。

免色稍一停顿后讲了起来。“不是我辩解，我没有任何亏心的地方。过去我涉足很多行业，可以说背负种种风险活过来的。但我绝对不蠢，加上天生谨小慎微的性格，所以同法律相抵触那样的事决不染指。那条线我是经常留意的。但当时偶然同我联手的搭档不慎做出了缺乏考虑的事，以致触了霉头。自那以来，大凡同人联手的工作我一律回避，力争以自己一个人的责任活下去。”

“检察院拿出的罪状是什么呢？”

“企业内部股票交易和逃税漏税，所谓经济犯。虽然最终以无罪胜出，但被提起公诉了。检察官的审讯非同儿戏，在拘留所关了很长时间。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延长拘留期限。每当进入被墙围着的场所，至今都有怀旧之感——便是关了那么长时间。刚才也说了，应受法律惩罚的失误我这方面一个也没有，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问题是，检察院已经写好了起诉脚本，脚本上我被牢牢编排为有罪。而他们又不想改写。官僚系统就是这样的东西。一旦把什么定下了，变更几乎是无从谈起。如果回溯，势必有哪里的某人负起责任。由于这个缘故，我被长期收押在东京拘留所的单人房里。”

“多长时间呢？”

“四百三十五天。”免色若无其事地说，“这一数字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狭窄单人房中的四百三十五天乃是长得可怕的漫长期间，这点我也不难想像。

“以前你被长期关进过哪里的狭小场所吗？”免色问我。

我说没有。自从被关进搬家卡车的货厢以来，我就有相当严重的幽闭恐惧倾向。电梯都不敢进。假如置身于那种状况，神经当即崩溃。

免色说：“我在那里学得了忍耐狭小场所的战术，天天那样训练自己。在那里期间，学会了几种外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汉语。这是因为，单人房里能放在手头的书的数量有限，而辞典不在此限。所以拘留期间是学外语再好不过的机会。所幸我是得天独厚具有精神集中力的人，学外语时间里得以把墙的存在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什么事都必有好的一面。”

哪怕云层再黑再厚，背面也银光闪闪。

免色继续道：“但直到最后都害怕的是地震和火灾。无论来大地震还是发生火灾，都没办法马上逃生，毕竟被关在牢房里。一想到要在这狭小空间里被挤瘪压碎或活活烧死，有时就怕得透不过气。那种恐怖怎么都没能克服，尤其半夜醒来的时候。”

“可还是熬过来了，是吧？”

免色点头：“正是。不能在那帮家伙面前认输，不能被体制挤瘪压碎！只要在对方准备的文件上姑且签名，我就能离开牢房回归普通世界。问题是一旦签名就完了，就等于承认自己压根儿没干的勾当。我促使自己认为这是上天赋予自己的重大考验。”

“上次你一个人在这暗洞里待了一个小时，那时候想当时的事了吧？”

“是的。我需要时不时返回原点，返回成就现在的我的场所。因为人这东西对舒服环境一下子就适应了。”

特异人物！我再次心悦诚服。一般人有了某种残酷遭遇，难道不是想尽快忘掉了事的吗？

随后，免色忽然想起似的把手插进冲锋衣衣袋，掏出包着什么的手帕。

“刚才在洞底找到了这个。”说着，打开手帕，从中拿起一个小东西。

小小的塑料实物。我接过用手电筒照。带一条黑色细绳吊带的全长一厘米半左右的涂成黑白两色的企鹅玩偶。女生书包或手机上常拴的那种小玩艺儿。没脏，看上去还是崭新的。

“上次我下到洞底时没这样的东西，这点不会错。”免色说。

“那么，就是后来有谁下洞丢在这里的了？”

“是不是呢？估计是手机上拴的饰物。而且吊带没断，恐怕是自己解下来的。所以，相比丢下的，有意留下来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

“下到洞底把这个特意留下？”

“或者从上面扔下去的也不一定。”

“可是，到底为了什么？”我问。

免色摇头，仿佛说不明白。“或者是谁把它作为护身符什么的留在这里也有可能。当然只不过是我的想像……”

“秋川真理惠？”

“恐怕是。除了她没有可能接近这个洞的人。”

“把手机饰物作为护身符留下走了？”

免色再次摇头：“不明白。不过十三岁少女是会想到好多事情的。不是吗？”

我又一次看自己手中这个小塑料企鹅。那么说来再看，未尝不像某种护身符。那上面似乎漾出一种天真意味。

“到底谁提起梯子拿到那里去的呢？为了什么目的？”我问。

免色摇头，表示无从判断。

我说：“反正回家就给秋川笙子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个企鹅饰物是不是真理惠的东西吧！问她应该会清楚的。”

“那个暂且你拿着好了。”免色说。我点头把这饰物揣进裤袋。

我们仍让梯子竖在石壁上，重新把盖子盖在洞口，木板摆上镇石。为了慎重，我再次把石头的配置刻入脑海。然后沿杂木林小路往回走。看表，时钟已转过零点。往回走的路上我们没有说话。两人都用手里的光亮照着脚下，默默移动脚步，各自开动脑筋想来想去。

到了房前，免色打开捷豹的大后备厢，把手提灯放回那里。随即像是终于解除紧张似的身靠关闭的后备厢，抬头望一会儿天空——一无所见的黑暗的天空。

“去府上打扰片刻不碍事的吗？”免色对我说，“回家也好像镇静不下来。”

“当然不碍事，请进屋好了！我也好像一时睡不着。”

但免色仍以那样的姿势一动不动，似乎沉思什么。

我说：“说是说不大好，可我总觉得秋川真理惠身上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而且就在这附近哪里。”

“但不是那个洞。”

“好像。”

“比如发生的是怎么不好的事呢？”免色问。

“那不清楚。可是有一种预感，似乎有什么危害向她接近。”

“而且是在附近哪里？”

“是的。”我说，“是在这附近。梯子被从洞里拉上来就让我非常放心不下——谁把它拉上来故意藏在芒草丛里的呢？所意味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免色直起身，再次轻轻用手碰我的胳膊，说道：“是啊，我也完全琢磨不透。可再在这里担忧也没个结果，反正先进屋吧！”

47　今天可是星期五？

回家脱去皮夹克，我马上给秋川笙子打电话。铃响第三遍接起。

“后来有什么明白了吗？”我问。

“没有，还什么也不明白，什么联系也没有。”她说。语声是人把握不好呼吸节奏时发出的那种声音。

“已经跟警察联系了？”

“不，还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心想还是等一等再跟警察联系。总觉得马上就会一晃儿回来似的……”

我把洞底找见的企鹅饰物的形状向她说了一遍。没有提及找见的原委，只问秋川真理惠有没有那样的饰物带在身上。

“真理惠手机是拴了个饰物。记得好像是企鹅。……噢，对了，的确是企鹅，不会错。一个小小的塑料企鹅，买甜甜圈时附送的赠品。不知为什么，那孩子很是珍惜，作为护身符……”

“那么她外出总是带着手机的了？”

“嗯。一般倒是关机，但带着还是带着的。即使不接不理，但有事也偶尔自己打过来。”秋川笙子说。隔了几秒补充一句：“那个饰物莫不是在哪里见到了？”

我无法回答。如果实话实说，势必把树林那个洞的事告诉她。而若警察参与进来，还必须对他们也加以同样说明——说得他们能够理解——及至说到在那里发现了秋川真理惠的持有物，那么警察们很可能要仔细查验那个洞，或者搜索整片树林也不一定。我们难免要接受刨根问底的询问，免色的老账被翻出来也未可知。我不认为那么做会有用处。如免色所说，只能使事情变麻烦。

“掉在我家画室里了。”我说。说谎固然不情愿，但真话说不得。“清扫时发现的，心想说不定是真理惠的。”

“我想那是真理惠的东西，不会错。”少女的姑母说，“那么，怎么办好呢？到底还是应当跟警察联系吗？”

“和你哥哥，也就是真理惠的父亲联系上了？”

“没有，还没联系上。”她难以启齿似的说，“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原本就是不太准时回家的人。”

似乎有很多复杂情况，但眼下不是追究那种事的时候，最好还是先报警吧！我对她简单说道，时间已经过了半夜，日期也变了，在哪里遭遇事故的可能性也不是不能设想。她说这就跟警察联系。

“对了，真理惠的手机还没有回应吗？”

“嗯，打好几次了，怎么也打不通。好像关机了，或者电池用完了，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真理惠今早说上学去，往下就去向不明了。是这样的吧？”

“是的。”姑母说。

“那么就是说，现在大概还身穿初中校服对吧？”

“嗯，应该穿着校服。深蓝色西服上衣白衬衫，深蓝色毛料背心，及膝格子裙，白色长筒袜，黑色平口鞋。肩挎塑革书包。书包是学校指定的，上面有校徽和名字。大衣还没穿。”

“我想另外还带有装画材的包……”

“那个平时放在学校的保管柜里，学校上美术课要用。星期五从学校带去您教的绘画班，不从家里带去。”

那是她来绘画班时的常规打扮。深蓝色西服上衣和白衬衫、苏格兰格子裙、塑革挎包、装有画材的白色帆布包。那样子我清楚记得。

“另外什么也没带的吧？”

“嗯，没带。所以不会往远处去。”

“有什么请随时来电话，什么时间都没关系，别客气。”我说。

秋川笙子说好的。

我挂断电话。

免色一直站在旁边听我们通话。我放下听筒，他终于在那里脱下冲锋衣。里面穿的是黑色V领毛衣。

“那个企鹅饰物到底是真理惠的东西？”免色说。

“好像是。”

“这就是说，什么时候不知道，恐怕她一个人进那个洞里了，而且把自己的宝贝护身符企鹅饰物留在了那里——事情总好像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把那东西作为护身符什么的留下了，是吧？”

“估计是。”

“不过这饰物作为护身符到底能护什么呢？或者要保护谁？”

免色摇头道：“那我不知道。但这个企鹅是她作为护身符带在身上的东西。既然把这个特意解开留下来，那么应该是有明确意图的。人不会轻易让宝贵的护身符离开自己。”

“莫不是另有比自己还宝贵的、应该保护的对象？”

“比方说？”免色说。

两人都想不出相应的答案。

我们就势闭口有顷。时针缓慢而坚定地刻录着时间，每一刻都把世界往前推进一点点。窗外横亘着漆黑的夜，那里没有仿佛在动的东西。

这时我忽然想起骑士团长关于铃的去向说过的话：“何况那本来也不是我的持有物，莫如说共有一个场。不管怎样，消失自有消失的理由。”

共有一个场的东西？

我开口道：“说不定不是秋川真理惠把这个塑料企鹅留在洞里的。那个洞会不会是和别的场所连着的呢？与其说是封闭场所，倒不如说类似通道那样的存在，并且把很多东西叫来自己这里。”

把浮现在脑袋里的实际说出口来，听起来想法相当愚蠢。骑士团长或许可以直接接受我的想法，但在这个世界很难。

深沉的静默降临房间。

“从那个洞底究竟能通去哪里呢？”不久，免色自己问自己似的说，“你也知道，我日前下到那个洞底一个人坐了一个小时，在彻头彻尾的黑暗中，没有灯具没有梯子，只是在静默中深深聚敛意识，真心想把肉体存在消灭掉，而仅仅成为意绪那一存在。那一来，我就能够穿过石墙去任何地方。在拘留所单人房时也经常做同样的尝试。但归根结底哪里也没去成。那始终是被坚固石墙围着的无处可逃的空间。”

那个洞没准是选择对象的，我蓦然心想。从那个洞中出来的骑士团长来到我的跟前。作为寄宿地他选择了我。秋川真理惠也许又被那个洞选中了。而免色未被选中——由于某种缘故。

我说：“不管怎样，刚才我们也说了，我想还是不把那个洞的事告诉警察为好，至少眼下阶段还不是告诉的时机。可是，如果隐瞒这个饰物是在洞底发现的，那么明显是藏匿证据。假如因为什么而真相大白，我们会不会处于尴尬立场呢？”

免色就此思索片刻，而后果断地说道：“关于这点，两人守口如瓶好了！别无他法。你就说在这里的画室发现的，一口咬定！”

“可能该有个人去秋川笙子那里才是。”我说，“她一个人在家，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没了主意。真理惠的父亲还没联系上。是不是需要有个人撑她一把？”

免色以一本正经的神情想了一会儿，摇头道：“但我现在不能去那边。我不处于那样的立场，她哥哥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而我又和他没见过面，万一……”

免色就此打住，陷入沉默。

对此我也什么都没说。

免色一边用指尖轻轻敲着沙发扶手，一边久久独自思考什么。思考当中，脸颊微微泛红。

“就这样让我在你家待些时候可以吗？”免色随后问我，“秋川女士那边说不定有联系进来……”

“只管待着好了！”我说，“我也很难马上睡得着，随便待着就是。住下也一点儿都没关系的，我来准备铺盖。”

“可能会麻烦你的。”免色说。

“咖啡如何？”我问。

“求之不得。”免色说。

我去厨房磨豆，调咖啡机。咖啡做好后，端来客厅。两人喝着。

“差不多该生炉子了！”我说。到了后半夜，房间比刚才冷多了。已经进入十二月，生炉子也没什么可奇怪。

我把事先堆在客厅角落的木柴投入炉中，用纸和火柴点燃。木柴好像早已干透，火马上在整个炉膛蔓延开来。住来这里后使用火炉是第一次，本来担心烟囱的换气是不是顺畅（雨田政彦倒是说炉子随时可用，但不实际用是不晓得的。有时甚至有鸟做巢把烟囱堵住）。结果烟直通其上。我和免色把椅子搬到炉前烘烤身体。

“炉火是好东西。”免色说。

我想劝他喝威士忌，而又转念作罢。看来今晚还是不沾酒为好，往下说不定还要开车。我们坐在炉前，一边看摇曳燃烧的火苗，一边听音乐。免色挑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唱片放在唱机转盘上。乔治·库伦坎普夫(1)的小提琴和威尔海姆·肯普夫(2)的钢琴，正是初冬看着炉火听的理想音乐。只是，想到可能在哪里孤零零冷得发抖的秋川真理惠，心情就没办法真正镇静下来。

三十分钟后秋川笙子来了电话。说哥哥秋川良信刚才总算回家了，由他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官这就要前来问情况（不管怎么说，秋川家是富裕的当地原有大户人家。考虑到绑架的可能性，警察想必马上赶来）。真理惠还没联系上，打手机还是没有回应。大凡能想到的地方——尽管数量不是很多——都打电话问了，但真理惠仍全然下落不明。

“但愿真理惠安然无恙。”我说。还说有什么进展希望随时打电话过来。说罢放下电话。

之后我们又坐在火炉前听古典音乐。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双簧管协奏曲。这也是免色从唱片架上选中的。听这曲子是第一次。我们几乎不开口，一边听音乐看炉火苗，一边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

时针转过一点半时，我陡然困得不行，睁眼睛渐渐困难起来。我一向习惯早睡早起的生活，熬夜熬不来。

“您请睡好了！”免色看着我说，“秋川女士那边说不定有什么联系过来，我再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不怎么需要睡眠，不睡并不觉得难受。过去就这样。所以对我请别介意。火炉的火不让它灭了，这么一个人听着音乐看火就是。不碍事吧？”

我说当然不碍事。又从厨房外面的仓房檐下抱来一捆柴摞在炉前。加上这捆，火保持到天亮应该毫无问题。

“抱歉，让我睡一会儿。”我对免色说。

“请慢慢睡吧！”他说，“轮班睡好了。我大概天亮时分睡一点点。那时就在沙发上睡，毛毯什么的能借用一下？”

我把雨田政彦用的那条毛毯和轻型羽绒被、枕头拿来，在沙发上铺好。免色道谢。

“要是可以，威士忌是有的……”我慎重地问。

免色断然摇头：“不，看样子今晚最好不喝酒，不知道会有什么。”

“肚子饿了，厨房冰箱里的东西请随便吃就是。没有了不得的东西，无非奶酪和椒盐饼干什么的。”

“谢谢！”

我把他留在客厅退回自己房间。换上睡衣，钻进被窝，关掉床头灯赶紧睡觉。然而怎么也睡不着。困得要死，而脑袋里却有小飞虫高速振翅盘旋那样的感触，横竖无法入睡。这种情形偶尔是有的。无奈之下，我打开灯爬起。

“怎么样？不能顺利入睡吧？”骑士团长问。

我环视房间，窗台那里坐着骑士团长。身上是一如往常的白色装束，脚上是式样奇特的尖头鞋，腰佩一把袖珍剑。头发整齐束起。样子依然同雨田具彦画中被刺杀的骑士团长一模一样。

“睡不成啊！”我说。

“因为发生了很多事。”骑士团长说，“人嘛，都很难心安理得地入睡。”

“见到你可是久违了啊！”我说。

“以前也说过，久违也好睽违也好，理念都理解不好。”

“不过真是正好，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啊？”

“秋川真理惠今天早上开始下落不明，大家都在寻找。她究竟去了哪里呢？”

骑士团长侧头沉思片刻，而后缓缓开口了：“众所周知，人间界是由时间、空间、盖然性三种要素规定的。理念之为理念，必须独立于三种要素中的任何一种。故而，我不能同它们发生联系。”

“你所说的让我一知半解，总之是不知道去向的吧？”

骑士团长对此没有反应。

“还是说知道而不能告诉呢？”

骑士团长显出为难的神情，眯细眼睛。“并非我回避责任，但理念也有般般样样的制约。”

我伸直腰，定定注视骑士团长。

“知道吗？我不能不救秋川真理惠。她应该是在哪里求助。哪里不知道，大概是误入轻易出不来的地方。我有那样的感觉。问题是去哪里、怎么办才好呢？现在摸不着头脑。不过这回她的失踪，我认为杂木林那个洞以某种形式介入其中。说是不能说得头头是道，可我心中有数。而你长期被关在那个洞里。至于为什么被关在那种地方，情由我不知道。但反正是我和免色先生使用重型机械挪开沉重的石堆打开洞口，把你放到外面。是吧？因此你现在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中任意移动，或隐形或显形随心所欲。我和女友的性爱也看得尽情尽兴。事情是这样的吧？”

“噢，大体正确无误。”

“那么，怎样才能救出秋川真理惠，不敢叫你具体告知救出方法。因为理念世界似乎有林林总总的制约，不敢强求。可是给一两个提示什么的总还是可以的吧？考虑到诸般情由，这个程度的善意有也无妨的吧？”

骑士团长深深叹了口气。

“仅仅迂回暗示是可以的。毕竟不是要求我立即结束种族清洗啦制止全球暖化啦拯救非洲大象啦那类高大上的东西。作为我，是想让可能关在狭小黑暗空间里的十三岁少女重返普通世界的。仅此而已。”

骑士团长久久一动不动地抱臂沉思。看上去他心中有某种困惑。

“好！”他说，“既然话讲到那个地步，也怕是奈何不得的，给诸君一个提示好了！但是，其结果可能要出若干牺牲，那也不要紧吗？”

“什么牺牲呢？”

“那还无可奉告。但牺牲怕是难以避免的。比喻性说来，血是必须流的。是那样的。至于那是怎样的牺牲，日后迟早明白。或许有谁必须舍身亦未可知。”

“那也不要紧，请给予提示！”

“好！”骑士团长说，“今天可是星期五？”

我看一眼床头钟：“嗯，今天仍是星期五。不，不不，已经是星期六了。”

“星期六上午，亦即今日中午之前，将有一个电话打给诸君。”骑士团长说，“而且有谁找诸君做什么。无论有什么情况，诸君都不得拒绝！明白？”

我将他说的机械性重复一遍：“今天上午有电话打来，谁要找我做什么，不能拒绝。”

“所言正确。”骑士团长说，“这是我能给诸君的唯一提示。不妨说，这是区别‘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的一条底线。”

作为最后一句话说罢，骑士团长缓缓遁形。意识到时，窗台上已没了他的形体。

关掉床头灯，这回睡意较快来临。脑袋里高速振翅盘旋的什么已经敛羽歇息。入睡前想了火炉前的免色。想必他要把火守到早上，独自思考什么。至于早上到来之前一直思考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不可思议的人物。不过自不待言，即使他也活在时间、空间和盖然性的束缚之中，一如世界上其他所有人。只要我们活着，就无法逃脱那一限制。可以说，我们无一例外地活在上下四方围着的硬墙之中。大概。

今天上午有电话打来，谁要找我做什么，不能拒绝。我在脑袋里再度机械性重复骑士团长的话。而后睡了。

(1)乔治·库伦坎普夫（Georg Kulenkampff，1898—1948），德国小提琴大师，是德国小提琴演奏学派重要传人威廉·黑斯的嫡传弟子。1916年起担任不来梅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二战期间因其犹太血统而被纳粹德国驱逐出境，移居瑞士。一生以演奏德奥作曲家的作品为主，演奏得最出色的作品是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2)威尔海姆·肯普夫（Wilhelm Kempff，1895—1991），德国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1917年两次获得门德尔松大奖，成为闻名世界的演奏家。他的弹奏以严谨含蓄、温暖由衷为特色，擅长演奏贝多芬的钢琴作品。

48　西班牙人不晓得爱尔兰海湾航行方法

醒来时五点过了，四周还一片黑暗。我把对襟毛衣披在睡衣外面，去客厅看情况。免色在沙发上睡了。虽然火炉的火熄了，但可能直到刚才他仍看火的关系，房间还很暖和。堆上去的木柴减少很多。免色身盖羽绒被躺着，睡得十分安静，睡息全然没有，就连睡法也端端正正。甚至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也在屏息敛气以免妨碍他的睡眠。

我就那样让他睡着，去厨房做咖啡，吐司也烤了。而后坐在厨房椅子上，嚼着涂了黄油的吐司喝咖啡，读没读完的书。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书。伊丽莎白女王同腓力二世之间展开的赌以国运的激战。为什么我这个时候非读关于十六世纪下半叶英国海湾海战的书不可呢？虽然理由我不大清楚，但读起来饶有兴味，让人读得相当专心。在雨田具彦书架上找的旧书。

作为一般性定论，认为战术失误的无敌舰队在海战中大败于英格兰舰队，世界的历史因之大大改变了流程。但实际上西班牙军所受损失的大部分不是来自正面交锋（双方大炮固然激烈对射，但炮弹几乎都未命中目标），而是来自海难。习惯于地中海风平浪静海面的西班牙人，不晓得在海难频发的爱尔兰海湾巧妙航行的方法，以致很多舰船触礁沉没。

我在餐桌前喝了两杯黑咖啡，边喝边追索西班牙海军可怜命运的时间里，东方天空缓缓泛白——星期六的清晨。

今天上午有电话打来，谁要找诸君做什么，不能拒绝。

我在脑袋里重复骑士团长的话。而后觑一眼电话机。它在保持沉默。电话恐怕是要打来的，骑士团长不说谎。我唯有静等电话铃响。

我惦记秋川真理惠。很想给她姑母打电话问她的安危，但还太早。打电话至少要等到七点左右为好。况且如果真理惠有了下落，她肯定往这里打来电话，因为知道我放心不下。没有联系，即意味着没有进展。于是我坐在餐厅椅子上继续读关于无敌舰队的书。读累了，就一味盯视电话机。但电话机依然固守沉默。

七点多我给秋川笙子打电话。她马上接起，简直就像在静等电话铃响。

“还是什么联系也没有，仍然下落不明。”她劈头一句。想必几乎（或完全）没睡，声音里渗出疲惫。

“警察出动了吗？”我问。

“嗯，昨天夜里两位警察来我家，谈了。递给照片，介绍穿的服装……不是离家出走或夜里外出玩耍的孩子这点也说了。估计信息已发往各处，开始搜索了。眼下当然请对方不要公开搜查……”

“但成果还没出现，是吧？”

“呃，眼下什么线索也没有。警察们倒是热心搜索……”

我安慰她，让她有什么马上打电话过来。她说一定。

免色已经醒来，正在卫生间花时间洗脸，用我准备的客用牙刷刷牙。之后坐在餐厅桌子我的对面喝热乎乎的黑咖啡。我劝他吃烤吐司，他说不要。估计是睡在沙发上的关系，他的丰厚的白发较平时多少有些紊乱，但那终究是同平时相比而言那个程度。出现在我面前的，仍是那位镇定自若、衣着考究的免色。

我把秋川笙子在电话中说的原原本本告诉了免色。

“这终归是我的直觉，”免色听后说道，“关于本次事件，警察好像起不了多大作用。”

“何以见得？”

“秋川真理惠不是普通女孩，这和普通十几岁少女失踪多少有所不同。也不是所谓绑架。因此，警察采用的那种常规方法，恐怕很难找到她。”

对此我没有特别表示什么。不过或许如他所说。我们面对的，好比只是函数多多而几乎没给具体数字的方程式。而重要的是尽可能找出多一些的数字，多一个也好。

“不再去那个洞看看？”我说，“说不定有什么变化。”

“走吧！”免色应道。

别的也没有可干的事，是我们之间共通的默契。不在房间当中秋川笙子可能会打电话来，或者骑士团长说的“邀请电话”打来也未可知。不过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快，我有这样模模糊糊的预感。

我们穿上外衣走到外面。一个十分晴朗的早晨。昨天夜里布满天空的阴云被西南风吹得荡然无存。那里的天空高得出奇，无限通透。仰脸径直看天，感觉就像倒看透明的泉底似的。很远很远的远处传来一长列火车在铁路上行驶的单调声响。偶尔有这样的日子。由于空气的清澄程度和风向的作用，平时听不见的遥远的声音会分外清晰地传来耳畔。今早便是这样的清晨。

我们沿杂木林中的小路在无言中走到有小庙的地方，站在洞前。洞盖和昨晚一模一样，上面摆的镇石位置也没变化。两人挪开盖子一看，梯子仍靠墙立着，洞里也谁都没有。免色这回没说要下洞底看。因为在明亮的阳光下洞底一览无余，同昨夜两样的地方完全没有。在光朗的白天看的洞同夜间看的洞看上去像是两个洞，根本感觉不出不安稳的气息。

而后我们把厚木板重新盖回洞口，把镇石摆在上面，穿过杂木林回来。房前停车廊并列停着免色一尘不染沉默寡言的银色捷豹和我的风尘仆仆低眉垂眼的丰田卡罗拉。

“我差不多该撤回去了。”免色站在捷豹前说，“在这里安营扎寨，眼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给你添麻烦。撤回可以的？”

“当然可以，回家好好休息吧！有什么马上跟你联系。”

“今天是星期六吧？”免色问。

“是的，今天星期六。”

免色点头，从冲锋衣衣袋里掏出车钥匙看了一会儿，仿佛在想什么。或许很难下决心。我等他想完。

免色终于开口了：“有件事还是对你说了好。”

我靠着卡罗拉车门，等他说下去。

免色说：“纯属个人性质的事，怎么办好相当举棋不定，但作为基本礼仪，我想还是最好告诉你一声，招致不必要的误解不合适……就是，我和秋川笙子，怎么说好呢，已是相当亲密的关系。”

“说的可是男女关系？”我单刀直入。

“是那么回事。”免色略一沉吟说道，脸颊似乎微微泛红。“进展速度你可能认为够快的……”

“速度我想不成问题。”

“说的是。”免色承认，“的确如你所说，问题不是速度。”

“问题是……”我欲言又止。

“问题是动机。是这样的吧？”

我默然。但他当然明白，我的沉默意味着Yes。

免色说：“希望你能理解，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往那个方面推进的，而仅仅是顺水推舟。自己都没清醒意识到时，就已经成了这样子。也许不能让你轻易相信……”

我叹了口气，坦率地说：“我理解的是，如果你一开始就那么谋划，那一定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这么说并不是挖苦……”

“你说的应该不错。”免色说，“这我承认。说简单也好什么也好，也许不是多么难的事。但实际不是那样。”

“就是说，对秋川笙子一见钟情，单纯坠入情网了？”

免色为难似的约略噘起嘴唇。“坠入情网？实不相瞒，不能那么断言。我最后坠入情网——我想大约是那样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以致如今已想不起那是怎么样的东西了。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为作为女性的她所强烈打动是准确无误的事实。”

“即使抽除秋川真理惠的存在？”

“那是有难度的假说，毕竟最初的相见是以真理惠为动机的。可另一方面，就算没有真理惠的存在，我恐怕也还是要为她动心。”

会不会呢？像免色这样怀有深邃复杂意识的男人，会为秋川笙子那一类型总的说来别无忧虑型的女性所强烈打动吗？但我什么也没能说。因为人的心理活动是无法预测的，尤其有性方面的因素参与的时候。

“明白了。”我说，“总之坦诚相告，值得感谢！归根结底，坦诚再好不过，我想。”

“我也但愿如此。”

“说实话，秋川真理惠已经晓得了，晓得你和笙子进入了那种关系。而且找我商量来了，几天前。”

听得免色多少显出吃惊的样子。

“直觉敏锐的孩子！”他说，“本以为完全没有露出那样的蛛丝马迹。”

“直觉非常敏锐。不过她是从姑母的言行中察觉的，不是因为你。”秋川笙子固然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感情和有良好教养的知识女性，但并不具有坚实的面具。无需说，这点免色也明白。

免色说：“那么，你……认为真理惠觉察此事同这次失踪之间可有什么联系？”

我摇头：“那还不知道。我所能说的只有一点：你最好和笙子两人好好谈一下。真理惠不见了使得她现在非常狼狈，焦虑不安，想必需要你的帮助和鼓励。相当痛切地。”

“明白了，回到家马上和她联系。”

如此说罢，免色又一个人陷入沉思。

“老实讲，”他叹息一声说，“我想我仍然不是坠入情网，和那个有所不同，我好像本来就不适合那种情况。只是我自己也不大明白，不明白如果没有真理惠这一存在，会不会为笙子那么动心。在那里很难划出一条线来。”

我默然。

免色继续道：“不过这也不是事先处心积虑的结果。这点能请你相信吗？”

“免色先生，”我说，“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但我认为你基本上是一个诚实的人。”

“谢谢！”说着，免色隐约露出一丝微笑。虽是相当勉强的微笑，但看得出他也并非完全不高兴。

“再让我诚实一点好吗？”

“当然。”

“我时不时觉得自己是纯粹的无。”免色透露机密似的说。淡淡的微笑再次返回他的嘴角。

“无？”

“空壳人！这么说听起来或许甚是傲慢——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相当聪明能干的人。直觉出色，也有判断力和决断力，体力也得天独厚。觉得无论着手做什么都不会失手。实际上想得到的东西也全都到手了。当然东京拘留所那次是个明显的失败，但那是极少数例外。年轻时候，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将来能成为一个近乎十全十美的人，能到达足以俯视整个世界那样的高度。然而五十过后站在镜前浑身上下打量自己，在镜子里发现的只是个空壳人，是无。是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说空心人。”

我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不语。

“我过往的人生说不定全是错的，有时我会这么想。说不定做法在哪里出了问题。说不定做的全是无意义的事。正因如此，上次也说了，我看见你时常感到羡慕。”

“例如羡慕什么？”我问。

“你具有足够的能力希求得到很难得到的东西。而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只能希求一旦希求即能到手的东西。”

他大概说的是秋川真理惠。秋川真理惠正是他“希求也没到手的东西”。可是就此说什么在我是做不到的。

免色慢慢钻入自己的车中，特意开窗向我致以一礼，发动引擎离去。目送他的车最后消失后我折回家中。时针八点已过。

电话铃响是上午十点多。打来的是雨田政彦。

“事情突如其来，”雨田说，“这就去伊豆见我父亲。如果可以，不一起去？日前你不是说想见我父亲的吗？”

明天上午有电话打来，谁要找诸君做什么，不能拒绝！

“嗯，不要紧，我想能去。拉我去！”我说。

“现在刚上东名高速路，是从港北停车场服务站打电话。估计一个小时后能赶到那边。在那里捎上你直接去伊豆高原。”

“临时决定去的？”

“啊，疗养所打来电话，情况好像不大好，要过去看看。正好今天也没什么事。”

“我一起去合适的？那么重要的时刻，我又不是家人……”

“无所谓，不必介意。除了我也没有亲戚去看，人多热闹才好。”说罢，雨田挂断电话。

放下听筒，我环顾房间，以为哪里会有骑士团长。但没见到骑士团长的形影，他似乎只留下预言就消失去了哪里，恐怕正作为理念而在没有时间、空间和盖然性的领域往来徘徊。不过上午果然有电话打来，有什么找我了。到现在为止，他的预言是中了的。在秋川真理惠依然下落不明当中离开家固然放心不下，但别无他法。骑士团长指示：“无论有什么情况，都不得拒绝！”秋川笙子的事姑且交给免色好了，他有那份责任。

我坐在客厅安乐椅上，一边等待雨田政彦到来，一边接着看关于无敌舰队的书。抛弃海湾触礁的舰船，九死一生爬上爱尔兰海岸的西班牙人，几乎都落在当地民众手里被其杀害。沿岸居住的贫苦人为了抢夺他们携带的东西而一齐杀死了士兵和水手。西班牙人本来期待同属天主教教徒的爱尔兰人会救助自己，然而事与愿违。同宗教连带感相比，饥饿问题迫切得多。在英格兰登陆后，载有用来收买英国权势人物的大量军需资金的船也在海湾无谓地葬身鱼腹。财宝下落无人知晓。

雨田政彦开的旧版黑色沃尔沃停在门前时已近十一点。我一边思索沉入深海海底的大量西班牙金银财宝，一边穿上皮夹克走到门外。

雨田选择的路线是从箱根收费高速公路进入伊豆环山游览公路，再从天城高原往伊豆高原下行。他说，因为周末下行路拥堵，所以这条路线最快。然而路上还是被游客的车堵得厉害。一来红叶时节还未过去，二来很多周末司机不习惯跑山路，以致比预想的耗掉很多时间。

“你父亲情况不那么好？”我问。

“总之怕是来日无多。”雨田用平淡的语声说，“痛快说来，只是时间问题。已接近所谓老衰状态。吃东西已经不顺利了，可能很快不知什么时候引起误咽性肺炎。但是，本人决意拒绝流食或打点滴什么的。一句话，若不能自己进食了就静静等死。已在意识清醒的时候通过律师作成文件形式，也有本人签名。因此，延长生命措施一概不要。什么时候离世都不奇怪。”

“所以就总是处于应急状态。”

“正是。”

“不得了啊！”

“啊，一个人死去是件大事，抱怨不得的。”

旧版沃尔沃还附带盒式磁带放唱机，一堆磁带堆在那里。雨田也不看内容，随手摸起一盒插了进去。一盒收录八十年代走红歌曲的磁带。杜兰杜兰乐队（Duran Duran）(1)啦，休伊·刘易斯(2)啦，等等。转到ABC乐队(3)的《爱的表情》（The Look of Love）(4)的时候我对雨田说道：“这辆车中好像停止进化了。”

“我不喜欢CD那样的东西，光闪闪太新潮了，挂在房檐驱赶乌鸦或许正合适，但不是用来听音乐的。声音尖厉刺耳，混音不够自然，不分A面B面也没意思。想听磁带音乐还得坐这辆车。新车没有盒式磁带机。因此弄得大家目瞪口呆。但奈何不得。从广播中选录的音乐磁带家里多得不得了，不想作废。”

“不过，这辈子再不想听ABC乐队的《爱的表情》了。”

雨田以诧异的神情看着我说：“不是好音乐？”

我们一边谈论八十年代FM电台播放的各种音乐，一边在箱根山中穿行。每次拐弯富士山都莽苍苍近在眼前。

“奇特的父子！”我说，“父亲只听LP唱片，儿子执著于盒式磁带。”

“就落伍这点来说，你也半斤八两。或者不如说更落后于时代。你连手机都没有吧？互联网基本不上的吧？手机我还是不离身的，有什么不明白的，马上用谷歌查。在公司甚至用苹果电脑搞设计。我在社会方面先进得多。”

乐曲在这里变成贝蒂·希金斯(5)的《基拉戈》（Key Largo）(6)。作为社会方面先进之人，这可是十分耐人寻味的选曲。

“最近可和谁交往？”我换个话题问雨田。

“女人？”

“当然。”

雨田稍微耸了下肩。“不能说多么顺利，依然如故。何况最近我发觉一件奇妙的事，以致好多事情越来越不顺畅了。”

“奇妙的事？”

“跟你说，女人的脸是左右不一样的。这点知道的？”

“人的脸天生就不是左右对称的。”我说，“乳房也好睾丸也好，形状大小都有区别。大凡画画的人，这点儿事谁都知道。人的相貌形体是左右非对称的——正因如此，也才有意思。”

雨田盯着前方路面，目不斜视地摇了几下头。“那点儿事当然我也是知道的。但现在我说的，和这个多少有所不同。较之相貌形体，不同的更是人格性质的。”

我等他继续下文。

“大约两个月前的事了，我拍了自己交往的女子的照片。用数码相机，从正面拍面部特写，在工作用的电脑上大大投射出来。不知为什么，从正中间分开了，看见的是脸的一半。右边的一半消除后看左半边，左边的一半消除后看右半边……大致感觉知道吧？”

“知道。”

“结果发觉，细看之下，那个女子，右半边和左半边看上去好像两个人。电影《蝙蝠侠》（Batman）有个左右脸截然不同的坏家伙吧？叫双面人来着？”

“那部电影没看。”我说。

“看看好，妙趣横生。反正发觉这点之后，我有点儿怕了。接着——本来多此一举——只用右侧和左侧分别试着合成一张脸。把脸一分为二，让一半反转。这么着，只用右侧做成一张脸，又只用左侧做成一张脸。用电脑做，这种名堂易如反掌，结果，电脑里出现的是只能认为人格完全不同的两个女子，吓我一跳。总之，一个女子里边其实潜伏着两个女子。可这么考虑过？”

“没有。”我说。

“那以后我用几个女子的脸做同一实验。搜集从正面拍摄的照片，用电脑同样左右分别合成。结果明确得知，尽管多少有别，但女人基本全都左右脸不一样。而一旦发觉这点，对女人整个都糊涂起来。比如即使做爱，也不晓得自己现在怀中的对象是右侧的她还是左侧的她。如果自己现在同右侧的她做爱，那么左侧的她在哪里做什么想什么呢？假如那是左侧，那么右侧的她现在在哪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么考虑起来，事情就变得非常麻烦。这个你能明白？”

“不很明白。但事情变得麻烦这点可以理解。”

“麻烦的哟，实际上。”

“男人的脸试了？”我问。

“试了。但男人的脸没怎么发生同样情形。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大体仅限于女人的脸。”

“是不是最好去精神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那里谈一次啊？”我说。

雨田叹了口气。“本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相当普通的人来着。”

“那说不定是危险思想。”

“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的想法？”

“将自己说成普通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哪本小说里这样写道。”

雨田就此思索片刻。“那意思可是说‘纵然凡庸，也无可替代’？”

“那样的说法或可成立。”

雨田握着方向盘沉默下来。稍后说道：“这且不说，反正你不也大致尝试一下？”

“如你所知，我长期画肖像画。所以在人脸的结构方面，我想还是熟悉的。说是专家怕也未尝不可。尽管如此，也从未想过人脸的右侧和左侧在人格上有什么差异。”

“可你画的几乎都是男人的肖像吧？”

确如雨田所说。迄今我从未受托画女性肖像画。为什么不知道，反正我画的肖像画全都是男的。唯一的例外是秋川真理惠，但她与其说是女性，莫如说接近孩子。况且作品尚未完成。

“男女有别，天地之差。”雨田说。

“有一点想问，”我说，“你说差不多所有女性脸的左侧和右侧所反映的人格都不一样……”

“不一样，这是推导出的结论。”

“那么，你有时会不会喜欢脸的某一侧超过另一侧？或者更不喜欢脸的某一侧呢？”

雨田就此沉思良久，而后说道：“不不，不至于那样。更喜欢哪一侧，或更不喜欢哪一侧，不是那个层次的事。也不是说哪一侧是光明侧哪一侧是阴暗侧，或者哪一侧更漂亮哪一侧更不漂亮。问题只是左右不同而已。而左右不同这一事实本身使得我困惑，有时让我感到害怕。”

“你那样子，在我的耳朵听来似乎是一种强迫神经症。”我说。

“在我的耳朵听来也是。”雨田说，“自己说，自己听起来那样。不过嘛，真是那样的哟！你自己试一次好了！”

我说试一次。可我没打算试那玩艺儿。没试都这么一大堆麻烦事，我可不愿意再找麻烦。

往下我们谈雨田具彦，关于维也纳时期的雨田具彦。

“父亲说他听过理查德·施特劳斯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雨田说，“交响乐团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当然。演奏美妙绝伦。这是从父亲口中直接听来的。维也纳时期为数极少的插曲之一。”

“关于维也纳生活此外还听过什么？”

“全是无所谓的东西。吃的东西，酒，加上音乐。毕竟父亲喜欢音乐。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绘画和政治话题完全没有出现，女人也没出现。”

雨田就势沉默片刻。随后继续下文。

“或许该有人写父亲的传记。肯定会写成一本有趣的书。可是，实际上我父亲的传记谁也写不来。因为个人信息那样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父亲不交朋友，家人也扔在一旁不管，只是，只是一个人闷在山上作画。勉强有交往的不外乎熟悉的画商。几乎和谁也不说话，信也一封不写。所以，想写传记也写不来，可写的材料简直是零。与其说一生大部分是空白，不如说几乎全是空白更接近事实。就像空洞比实体多得多的奶酪。”

“身后留下来只有作品。”

“是啊，作品以外几乎什么也没留下。恐怕这正是父亲所希望的。”

“你也是剩下来的作品之一。”我说。

“我？”雨田惊讶地看我。但马上将视线拉回前方路面。“那倒也是，那么说的确是那样。这个我是父亲留下来的一件作品，只是效果不大好。”

“但无可替代。”

“完全正确。纵然凡庸，也无可替代。”雨田说，“我时不时心想，你是雨田具彦的儿子岂不更好！那一来，很多事情也许就顺顺利利。”

“算了算了！”我笑道，“雨田具彦儿子的角色谁都演不来！”

“或许。”雨田说，“可你不是精神上相当好地继承下来了？同我比，你恐怕更具备那样的资格——这是我纯粹的真实感受。”

给他那么一说，我蓦然想起《刺杀骑士团长》的画来。莫非那幅画是我从雨田具彦那里继承下来的？莫非是他把我领去那间阁楼、让我看见那幅画的？他通过那幅画向我寻求什么呢？

车内音响传出狄波拉·哈利(7)的《French Kissin’ In The USA》(8)。作为我们对话的背景音乐相当不伦不类。

“父亲是雨田具彦，肯定是很不好受的吧？”我断然问道。

雨田说：“关于这个，我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就彻底灰心丧气了，所以不像大家想的那么不好受。我本来也是想把绘画作为职业的，但我和父亲相比，才气格局简直天上地下。既然差得那么悬殊，也就不那么在意了。我感到不好受的，不是父亲作为有名的画家，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直到最后也没有对我这个儿子推心置腹。类似信息传达那样的事一件也没做。”

“他对你也没说真心话？”

“只言片语。给了你一半DNA，别的没有给你的，往后自己想办法去！就是这么一种感觉。问题是，人和人的关系并不仅仅是DNA，对吧？倒不是说要他当我的人生领路人，没指望到那个程度。但作为父子对话什么的也该多少有一点才是。自己经历过怎样的事情啦，怀有怎样的情思活过来的啦，也该告诉告诉我的嘛，哪怕一星半点也好！”

我默默听着他的话。

等待偏长信号灯的时候，他摘下雷朋（Ray-Ban）深色太阳镜，用手帕擦拭，侧过脸对我说：“依我的印象，父亲是隐藏着某种个人的沉重秘密，正要自己一个人揣着它缓缓退出这个世界。内心深处有个像是牢不可破的保险柜的东西，那里收纳着几个秘密。他给保险柜上了锁，钥匙扔了或者藏在了哪里，藏在自己也想不起是哪里的地方。”

一九三八年的维也纳发生了什么？那作为无人知晓的谜团埋葬在了黑暗之中。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说不定会成为“隐藏的钥匙”这一念头倏然涌上脑海。恐怕正因如此，他才在人生最后关头化为生灵来山上确认那幅画。不是吗？

我扭过脖子看后排座，觉得那里有可能孤零零坐着骑士团长。但后排座谁也没有。

“怎么了？”雨田跟踪我的视线问。

“没怎么。”我说。

信号灯变绿，他踩下油门。

(1)80年代风靡大西洋两岸的超级乐队。1978年成军于英国伯明翰，音乐巧妙融合了后庞克和迪斯科的流行乐风，加之乐队成员俊俏的外貌和风格化的音乐录影带，令他们成为媒体宠儿，以当时乐坛的头号偶像之姿，移居新浪漫派掌门人的宝座。

(2)休伊·刘易斯（Huey Lewis，1950—　），美国著名歌手，担任“休伊·刘易斯和新闻”乐队的主唱和口琴演奏，并为乐队创作了大量歌曲。乐队1985年为电影《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所作的歌曲《爱的力量》（The Power of Love）在美国成为冠军单曲。

(3)1980年成立于英国的流行乐队。

(4)英国ABC乐队在1982年推出的单曲，曾经拿下英国单曲榜第四名。

(5)贝蒂·希金斯（Bertie Higgins，1944—　），美国歌手和词曲作者，是德国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歌德的曾曾孙。擅长演唱反映热带生活和爱情的歌曲。

(6)这首歌是贝蒂·希金斯于1981年创作完成并于1982年推出的一首单曲，曾登上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并成为十大浪漫民谣之一。

(7)狄波拉·哈利（Deborah Harry，1945—　），美国说唱歌手，演员，Blondie乐队主唱。

(8)狄波拉·哈利的代表性歌曲。

49　充满和它数量相同的死

途中雨田说想解手，把车停在路旁家庭餐馆。我们被领到靠窗桌旁，要了咖啡。正值中午，我加了烤牛排三明治。雨田也要了同样的。而后雨田起身去卫生间。他离席时间里，我怅然打量玻璃窗外。停车场车一辆接一辆。大部分是全家出行。停车场里小面包车的数量显眼，看上去哪一辆都大同小异，仿佛装有不怎么好吃的饼干的铁罐。人们从停车场前面的观光台用小数码相机或手机拍摄正面赫然入目的富士山。也许出于愚蠢的偏见，对于人们用手机拍照这一行为，我无论如何也看不惯。而用照相机打电话这一行为，就更让我看不顺眼。

我正半看不看地看那幅场景，一辆白色斯巴鲁“森林人”从路面开进停车场。虽然我对车的种类不那么熟（而且斯巴鲁“森林人”决不是外形有特征的车），但还是一眼就看出那是和“白色斯巴鲁男子”开的同一种车。那辆车一边寻找空位，一边在混杂的停车场通道慢慢行进，找到一个空位后迅速把车头插了进去。安在后车门的轮胎套上分明写着“SUBARU FORESTER”大大的标识。看样子和我在宫城县海滨小镇看见的是同一型号。车牌固然看不清，但越看越像是和今春在那座港口小镇目睹的同样的车。不仅车型相同，而且完全像是同一辆车。

我的视觉记忆异乎寻常地准确且持续长久。那辆车的脏污状态和一点点个性特征都酷似我记忆中的那辆车。我感觉自己像要透不过气，凝眸盯视有谁从车上下来。但当时不巧有一辆旅游大巴开进停车场，挡住了我的视线。由于车多拥挤，大巴怎么也前进不得。我离席走到店外。绕过进退维谷的旅游大巴，往白色斯巴鲁停车的那边走去。但车上谁也没有，开车的人已下车去了哪里。也许进餐馆里了，或者去观光台照相了也有可能。我站在那里小心四下环视，但“白色斯巴鲁男子”哪里也找不见。当然，未必是那个人开车……

我查看车牌号，到底是宫城车牌。而且后保险杠上贴有四鳍旗鱼贴纸。和我当时看的是同一辆车。确凿无误。那个男子来这里了。我有一种脊背冻僵之感。我想找到他，想再看一次他的脸，想确认他的肖像画未得完成的缘由。我有可能看漏了他身上的什么。反正我已把车牌号码烙入脑际。或许有什么用，或许没什么用。

我在停车场转了好一阵子找那个像他的人。观光台也去了。但没找到“白色斯巴鲁男子”——那个掺杂白发的短头发、晒得相当厉害的中年男子。高个头，上次看时他身穿显得疲惫不堪的黑皮夹克、头戴印有YONEX标识的高尔夫球帽。当时我把他那张脸简单速写在便笺本上给坐在对面座的年轻女子看。她佩服道“画得相当好”。

确认外面没有像他的男子后，我走进家庭餐馆扫视一圈。但哪里也不见他的形象。餐馆里几乎满员。雨田已返回座位喝咖啡。三明治还没端来。

“跑去哪里了？”雨田问我。

“往窗外一看，好像看见一个认识的人，就去外面找。”

“找到了？”

“不，没找到，可能看错人了。”我说。

往下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从停车场那辆白色斯巴鲁“森林人”离开，以为开车的人说不定回来。可是，即使他回到车上，我到底又能做什么呢？去他那里搭话不成？就说今年春天在宫城县海滨小镇见你两次。他也许说是吗，可我不记得你了。估计要这样说。

你为什么尾随我呢？我问。你说的什么啊，我哪里尾随你了！他回答。你我素不相识，何苦非尾随你不可呢？交谈就此结束。

反正开车人没有折回斯巴鲁。那辆敦敦实实的白色轿车在停车场默不作声地等待主人回来。我和雨田吃完三明治喝完咖啡，他还是没有出现。

“好了，走吧！没多少时间了。”雨田看一眼手表对我说，说罢拿起桌子上的太阳镜。

我们起身付账走到外面。随即钻进沃尔沃，离开混杂的停车场。作为我，本想留在那里等“白色斯巴鲁男子”回来，但相比之下，现在去看雨田的父亲是优先事项。无论有什么情况都不能拒绝，骑士团长叮嘱道。

如此这般，唯有“白色斯巴鲁男子”又在我面前出现一次这一事实留了下来。他知道我在这里，试图向我炫示他自己也在这里的事实。我能理解他的意图。他赶来这里不纯属偶然。旅游大巴在前面挡住他的身影，当然也不是偶然。

去雨田具彦入住的机构，要从伊豆环山游览公路下来在曲曲弯弯的漫长山路上行驶一阵子。有新开发的别墅区，有时髦的咖啡馆，有木屋民宿，有当地产蔬菜直销站，有面向游客的小博物馆。这时间里我伴随着道路拐弯，一边紧握车门上的把手，一边思索“白色斯巴鲁男子”。有什么在阻挠他的肖像画的完成。我可能没能找到一个完成那幅画所必需的要素，就好像弄丢了拼图游戏中一个重要的拼块。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要画谁的肖像画时，所需部件事先就搜集齐全。而事关《白色斯巴鲁男子》却未能做到。恐怕是“白色斯巴鲁男子”本人在加以阻挠。他出于某种理由不希望或者坚决拒绝自己被画进画里。

沃尔沃在某个地点偏离路面，开进大大敞开的铁门里边。门上只有一块小小的招牌，若非相当注意，入口很容易看漏。想必这个机构没有感觉出将自身存在向社会广而告之的必要。门旁有个身穿制服的警备员用的小隔间，政彦在这里告以自己的姓名和会见对象的姓名。警备员给哪里打电话核对身份。车直接开进去后，当即进入蓊郁的树林。树木几乎全是高大的常绿树，投下的树影显得甚是寒凉。沿着平整漂亮的柏油坡路上行不久，进入宽大的停车廊。停车廊是圆形的，中间修有圆形花坛。如缓坡一样隆起的花坛围有大朵甘蓝花，正中央开有色彩鲜艳的红花。一切都修剪得整整齐齐。

雨田开进圆形停车廊里端的客用停车场，刹车停下。停车场已经停有两辆车，一辆本田白色小面包，一辆深蓝奥迪轿车，两辆都是熠熠生辉的新车。停在二者之间，旧版沃尔沃俨然年老的使役马。但雨田看上去对这个根本不以为意（相比之下，能用盒式磁带听“香蕉女郎”［Bananarama］(1)要紧得多）。从停车场可以俯视太平洋。海面沐浴着初冬的阳光闪着钝钝的光泽。其间有几艘中型渔船正在作业。海湾那边闪出不高的小岛，再往前可以看见真鹤半岛。时针指在一时四十五分。

我们下了车，朝建筑物入口走去。建筑物建成的时间似乎不很久，虽然整体上整洁漂亮，但终究是感觉不出多少个性的混凝土建筑。仅以设计角度观之，承担这座建筑物设计的建筑师的想像力似乎不甚活跃。或者委托人考虑到建筑物用途而要求尽可能设计得简洁保守亦未可知。大体是正方形三层建筑，均由直线构成。设计时大约只要有一根直尺即可。一楼部分多用玻璃，以期尽量给人以明朗印象。也有斜向探出的木结构大阳台，上面摆着一打左右躺椅。但由于季节已然入冬，即使在这晴得让人心旷神怡的天气，也没看见有人出来日光浴。由玻璃墙——从地板直通天花板的玻璃墙围着的自助餐厅这部分，可以看见几个身影。五个或六个，似乎都是老年人。坐轮椅的也有两人。至于在做什么，看不明白。料想是在看挂在墙上的大电视屏幕。唯独没有人一起翻跟斗这点可以确认。

雨田从正门进去，同坐在接待台的年轻女性说着什么。一头乌黑秀发的和颜悦色的圆脸女子。身穿藏青色西式制服，胸前别着名牌。两人像是熟人，亲切地谈了好一会儿。我站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等两人谈完。大厅摆着硕大的花瓶，似乎是专家配置的争妍斗艳的插花烘托出华丽氛围。交谈告一段落后，雨田在桌上放的来访登记簿上用圆珠笔写上自己名字，觑一眼手表，记入现在时刻。然后离开桌子走来我这里。

“父亲情况总算像是稳定下来了。”雨田仍双手插在裤袋里说道，“早上开始一直不停地咳嗽，呼吸困难，担心直接导致肺炎，但稍前些时候平复下来，现在好像睡得正香。反正去房间看看吧！”

“我一起去也不碍事的？”

“还用说！”雨田道，“见见好了，不是专门为这个来的吗？”

我和他一起乘电梯上到三楼。走廊也同样简洁而保守。装饰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是走廊长长的白墙上勉强挂了几幅油画。哪一幅都是画着海岸风光的风景画。仿佛是同一画家从各个角度画的同一海岸各个部分的系列画。固然不能说多么够档次，但至少颜料用得淋漓尽致，何况其画风对于极简主义一边倒的建筑样式给予可与之抗衡的宝贵一击——我觉得不妨就此予以相应评价。地面铺的是光滑的漆布，我的鞋底踩上去发出很气派的“啾啾”声响。一位坐着轮椅的小个头白发老年妇女由男护士推着朝这边赶来。她大大睁着眼睛直视前方，和我们交相而过时也没往这边投以一瞥，仿佛决心看好前方空间一点飘浮的重要标记。

雨田具彦的房间是位于走廊尽头的宽敞的单人间。门上挂着名牌，但没写名字。估计是为了保护隐私。不管怎么说，雨田具彦是名人。房间有宾馆半套房那么大，除了床，还有一套不很大的待客家具。床前有折叠放着的轮椅。从东南朝向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见太平洋。无遮无拦，一览无余。倘是宾馆，仅仅如此景致就可以是收费高的房间。房间墙上没挂画。只挂着一面镜子，一个圆形时钟。茶几上摆着一个中等大小的花瓶，里面插着紫色切花。房间空气没有气味。没有年老病人味儿，没有药味儿，没有花味儿，没有晒窗帘味儿，大凡味儿都没有。索然无味！事关房间，这点实在让我惊异，以致我几乎怀疑自己嗅觉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才能把气味儿消除到如此地步呢？

雨田具彦在紧靠窗安放的床上熟睡，完全置此非凡景观于不顾。脸朝天花板，双目紧闭，长长的白眉毛宛如天然帷盖遮护着老了的眼睑。额头刻有很深的皱纹。被盖到脖子那里。至于是否呼吸，仅用眼睛看无法判断。即使呼吸，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浅呼吸。

一眼即可看出，这位老人和前不久深夜时分来画室的谜团人物是同一人。那天夜里我在游移的月光中仅是一瞬间见得他的形象，但从脑袋的形状和白发的长短状态看，毫无疑问是雨田具彦其人。得知这点我也没有怎么惊诧。这点一开始就已明明白白。

“睡得相当沉。”雨田转向我说，“只能等他自然醒来。如果能醒来的话……”

“不过看样子症状暂且稳定下来不是很好吗？”我说。而后扫一眼墙上的钟。时针指向一时五十五分。我倏然想起免色。他给秋川笙子打电话了吗？事态可有什么进展？但此刻我必须把意识集中于雨田具彦的存在。

我和雨田对坐在待客沙发上，一边喝着在走廊自动售货机买的罐装咖啡，一边等待雨田具彦醒来。这时间里雨田讲柚的情况。她的妊娠反应现已告一段落，安稳下来，预产期大约是一月上半月，她的英俊男友也对孩子的诞生满怀期待。

“但问题是——是对于他的问题——柚好像没有同他结婚的打算。”雨田说。

“不结婚？”我一下子没能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柚要当单身母亲？”

“柚要把孩子生下来，但不想正式和他结婚，也不想同居。将来分享孩子监护权的打算也根本没有……事情总好像是这个样子。以致他相当苦闷。柚和你的离婚一旦成立，他准备马上和柚结婚来着，却被拒绝了。”

我试着想了一会儿。但越想脑袋越乱。

“费解啊！柚一直说不想要孩子。即使我说差不多该要孩子了，她也一口咬定还早。而如今却那么积极地想要孩子，这是为什么呢？”

“本来没打算怀孕，可一旦怀上了，这回就特想把孩子生下来——女性是会这样的！”

“不过柚一个人抚养孩子，现实中有太多不便。继续现在的工作也怕要变得困难。为什么不想和对方结婚呢？那本来不就是那个人的孩子吗？”

“为什么，那个人也不明白。他相信两人的关系一帆风顺，也为能当上孩子的父亲乐不可支。所以才苦闷不堪。找我商量，我也莫名其妙。”

“不能由你直接问问柚？”我问。

雨田显出为难的神色。“实不相瞒，这件事，我是打算尽可能不深度介入的。我喜欢柚，对方是职场同事，和你当然又是老朋友——举步维艰。越是介入越是不知所措。”

我默然。

“本以为你们是一对好夫妻，一直放心地看着来着……”雨田困窘似的说。

“这个上次也听你说了。”

“或许说了。”雨田说，“反正那是真心话。”

接下去我们默默看墙上的钟看了好一会儿，或看窗外铺陈的海。雨田具彦仍在床上仰卧着，纹丝不动地昏昏沉睡。由于实在太静止了，几乎让人担忧是不是还活着。可是，见得除我以外谁也不担忧，于是得知那怕是常态。

目睹雨田具彦睡姿当中，我试图在脑海中推出他年轻时留学维也纳的风姿。但当然想像不好。此刻此处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缓慢而确凿地向肉体消亡方向发展的满脸皱纹的银发老人。作为人出生的任何人都将无一例外地迟早遭遇死亡。而他现在正要迎来那一转折点。

“你没有跟柚联系的打算？”雨田问我。

我摇头道：“眼下没有。”

“我想你们两人不妨就各种事情谈一次。怎么说呢，促膝交谈……”

“我们已经通过律师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是柚希求的。何况她马上要生别的男人的孩子。她同对方结婚也好不结也好，那终究是她的问题，事理上不是我可以说三道四的。各种事情？促膝交谈？到底有什么可谈的呢？”

“发生了什么？不想知道？”

我摇头：“不知也罢的事，不是多么想知道。我也不是没有受伤害。”

“当然。”雨田说。

但自己受伤害了还是没受，老实说，就连这个我不时也稀里糊涂。这是因为我没办法彻底弄明白自己是否真有受伤害的资格。自不消说，有资格也好没资格也好，人该受伤害的时候自然要受。

“那个人是我的同事。”雨田稍后说道，“一个认真的家伙，工作也过得去，性格也好。”

“而且一表人才。”

“嗯，长相好得非同一般，所以在女性当中有人气，理所当然。女人缘好得让我羡慕。不过这家伙向来有一种倾向让大家不能不感到费解。”

我默默听着雨田的话。

他继续道：“作为交往对象，他居然选择有些超出理解范围的女人。本来哪个都任他挑选，可是不知何故，他总是为莫名其妙的女人迷得神不守舍。啊，那当然不是柚。柚大概是他选择的第一个地道的女性。柚之前哪一个都一塌糊涂。为什么不知道……”

他追索记忆，轻轻摇头。

“几年前有一次已经发展到马上要结婚了。婚礼场所订了，请柬印了，新婚旅行要去斐济或哪里也定了。假请好了，飞机票也买了。不过嘛，结婚对象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对我也介绍了，丑得一看就吓我一跳。当然，人不可貌相。但在我看来，性格也夸奖不来。却不知为什么，他来了个一往情深。反正实在太不般配了。周围人嘴上倒是没说，心里都那么想。不料，就要举行婚礼了，女的突如其来地拒绝结婚。就是说给女方逃婚了。幸还是不幸另当别论，总之搞得我目瞪口呆。”

“有什么理由的吧？”

“理由没问。太让人不忍了，不能再问了。不过他也怕是不知道对方的理由。那个女的只是逃之夭夭，不想和他结婚。估计是想到什么了。”

“那么，你说这件事的要点是什么？”我问。

“要点嘛，”雨田说，“要点就是你和柚之间也许还有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当然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是，柚正要生那个人的孩子。”

“那确实是一个问题。”

往下我们再次陷入沉默。

雨田具彦醒来时已近三点。他一下一下蠕动身体，大大呼吸一口，被在胸口那里一上一下。雨田站起走到床边，从上面窥看父亲的脸。父亲慢慢睁开眼睛，白色的长眉毛微微向上颤抖。

雨田拿起床头柜上的细口玻璃鸭嘴壶，用来润湿发干的嘴唇。又用纱布那样的东西揩去嘴角溢出的水。父亲继续要水时，就又往嘴里补充一点点。看来经常这样做，手势相当熟练。每次咽水，老人的喉结都大大地一上一下。见了，我也终于得以了解他还活着的事实。

“爸爸，”雨田指着我说，“这是接着住在小田原家里的家伙。也是画画的，使用爸爸的画室画画。我大学时代的同学，虽然不怎么乖巧，又给绝代佳人太太甩了，但作为画工非常不赖。”

至于父亲把雨田说的理解到什么程度，那无从知晓。但反正雨田具彦顺着儿子指尖朝我这边慢慢转过脸，两只眼睛好像是在看我。不过脸上完全没浮现出类似表情的表情。大概是在看什么，但那个什么对于他似乎姑且是不成意思的东西。而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得出那仿佛蒙一层薄膜的眼球深处潜伏着足以令人惊愕的明晰的光。那光有可能是为了具有意义的什么小心藏入其中——我有这样的印象。

雨田对我说：“我说什么大概都不能理解了。但主治医生指示说，反正把所说的全都看作是对方能理解的东西自由地自然地说出就是了。什么明白什么不明白，毕竟谁都不知道。所以才这么极为正常地说话。也罢，作为我也还是这样来得轻松。你也说点什么，像平时说话那样说即可。”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说，并且报了姓名。“现在住在小田原山上的府上。”

雨田具彦似乎在看我的脸，但表情仍没出现变化。雨田对我做出动作，示意什么都行，只管说就是。

我说：“我画油画。长期专门画肖像画来着，但现在辞了那份工作，正在画自己喜欢的画。因不时有人预订，所以有时也画肖像画。想必是对画人的面部有兴趣。和政彦君从美大时代就开始交往。”

雨田具彦的眼睛仍在对着我。眼睛仍蒙有薄膜样的东西，看上去仿佛将生与死缓缓隔开的薄薄的花边窗帘。窗帘有好几层，里面的渐渐看不清了，最后将落下沉重的幕布。

“府上真好，”我说，“工作很有效率。但愿你别不高兴，唱片也随便听，因为政彦君说听也可以。完美的收藏。歌剧也常听。另外，前些日子我第一次爬上了阁楼。”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看上去第一次一闪现出光芒。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光闪，若非十分注意，谁也不至于觉察。但我是在毫不懈怠地直视他的眼睛，所以不会看漏那一光闪。想必“阁楼”这两个字的语声刺激了他记忆的哪里。

“阁楼里好像住着一只猫头鹰。”我继续道，“夜里时不时有仿佛什么出入的窸窸窣窣的动静，就以为可能是老鼠，白天上去看了。一看，房梁上有一只猫头鹰正在睡觉。非常好看的鸟。通风孔铁丝网破了，使得猫头鹰可以从那里自由出入。对猫头鹰来说，阁楼是正合适的白天的隐秘住处。”

那对眼睛牢牢看着我，就好像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

“有猫头鹰也不损害房子。”雨田插嘴说，“房子有猫头鹰住下来，也是好兆头。”

“猫头鹰好，但不光猫头鹰好，阁楼还是个极有意思的地方。”我补充一句。

雨田具彦仰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盯视我。呼吸似乎再次变浅。眼球仍蒙有薄膜，但其深处潜在的秘密之光，我感觉好像比刚才更鲜明了。

我想再说几句阁楼，但因为他儿子政彦在旁边，不便提起那里发现的一件东西。政彦当然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和雨田具彦把话题悬在半空，互相定定搜寻对方的脸。

我小心翼翼斟酌语词：“那个阁楼不仅对猫头鹰，对画也是绝好的场所。就是说，是保管画的最佳场所，尤其适合保管因画材缘故容易变质的日本画。和地下室什么的不同，没有潮气，通风好，而且没有窗，不用担心日晒。当然风雨吹进来的担忧也是有的。所以，要想长期保存，就必须包得结结实实……”

“那么说来，我还一次都没查看过阁楼，”雨田说，“满是灰尘的地方我可吃不消的。”

我没把视线从雨田具彦脸上移开。雨田具彦也没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我感觉得出，他试图在脑袋里梳理思绪。猫头鹰、阁楼、画的保管……试图将这几个有记忆的单词含义连在一起。那对于此时此刻的他来说不是容易事，完全不是容易事，好比是蒙上眼睛钻出复杂迷宫的作业。可是他感觉将其连接起来对自己是很重要的，极其强烈的感觉。我静静注视他这孤独而艰辛的作业。

我想说杂木林中的小庙和庙后奇妙的洞——洞是由于怎样的原委打开的，洞是怎样的形状。但转念作罢。最好不要一下子拿出太多事情。他剩下的意识即使仅处理一件事都应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支撑所剩无多的能力的，只有那一条线。

“不再要点水了？”政彦拿起玻璃鸭嘴壶问父亲。但父亲对他的问话没有任何反应。看来儿子的话全然没有传入他的耳朵。政彦凑近些重问一次，还是没有反应。得知这点，政彦不再问了。父亲的眼睛已经不再有儿子的样子进入。

“看来父亲对你极有兴趣啊！”政彦感佩地对我说，“刚才就一直专心看你。好久都没对谁、或者说对什么有这么强的兴趣了。”

我默默看雨田具彦的眼睛。

“奇怪！我说什么都几乎不理不睬，却从刚才盯住你的脸再不移开。”

我不可能察觉不出政彦语气掺有几分羡慕的意味。他希求被父亲看，恐怕从小一直希求到现在。

“也许我身上有颜料味儿。”我说，“可能是那种味儿唤起了某种记忆。”

“真是那样的吧，怕是有那种可能性。那么说来，我已经好久好久没碰过真正的颜料了。”

他的语声已经没了阴影，返回平时快乐的雨田政彦。这时，床头柜上的政彦的小手机断续发出振颤音。

政彦猛然抬头：“糟糕，忘关手机了。房间里禁止使用手机。我去外面接，离开一会儿没关系的？”

“没关系。”

政彦拿起手机，确认对方姓名，朝门口走去。又转头对我说：“可能延长一会儿，我不在时候你随便跟我父亲说点什么！”

政彦一边对着手机小声说什么，一边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这样，房间里只剩我和雨田具彦两人了。雨田具彦仍在静静盯视我。恐怕他在努力理解我。我多少有些胸闷，立起绕到他的床尾，走到东南向窗口。我把脸几乎贴在大扇玻璃窗上眺望外面浩瀚的太平洋。水平线冲顶一般朝天空逼去。我以眼睛把那条笔直的线从这端扫瞄到另一端。这般绵长美丽的直线，人无论用怎样的直尺也画不出来。并且，那条线下面的空间理应跃动着无数生命。这个世界充满无数生命，充满和它数量相同的死。

随后我蓦然感觉到什么，朝背后看去。于是得知，在这房间里的，不止雨田具彦和我两人。

“是的，不是仅仅诸君两人在这里。”骑士团长说。

(1)20世纪英国最佳女子三人演唱组合。80年代出道，经过成员变动，至今仍保持活泼热情、节奏感强烈的演唱风格，活跃于歌坛之上。

50　那要求牺牲和考验

“对了，诸君在这里并非仅仅两人。”骑士团长说。

骑士团长坐在雨田政彦刚才坐的布面椅子上。一如往常的装束，一如往常的发型，一如往常的宝剑，一如往常的个头。我一声不响地定睛注视他的形体。

“诸君的朋友再过一会儿怕也不会回来。”骑士团长朝上竖起右手食指，“估计电话要花些时间。所以诸君只管放心地尽兴地和雨田具彦说话好了。想问的事情种种样样吧？回答能得到多少倒是个疑问。”

“你把政彦支开了？”

“何至于何至于。”骑士团长说，“诸君高看了我。我没有那样的能耐。而诸君和我不一样，在公司工作的人这个那个是很忙的，连个周末也无有。可怜！”

“你一直跟我一起来到这里？就是说，是一同乘那辆车来的？”

骑士团长摇头：“不，无有同乘。从小田原到这里路程很长，我这人很快就晕车的。”

“可你反正到了这里。没得到邀请就……”

“不错，准确说来我是无有得到邀请，却又应求置身于此。应邀和应求的区别是极其微妙的。不过这且不论，总之求我的是雨田具彦。而且，我是因为想帮助诸君才置身于此的。”

“帮助？”

“当然！诸君多少有恩于我。诸君等把我从地下场所放了出来。这样，我才得以重新作为理念在这世间招摇过市，一如诸君近来所说。对此我想迟早予以报答。纵然理念，也并非不懂人情事理。”

人情事理？

“也罢，大体同一回事。”骑士团长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总而言之，诸君由衷希望弄清秋川真理惠的下落，让她返回此侧。这无有不对吧？”

我点头。无有不对。

“你知道她的下落吗？”

“知道的哟！刚刚见过不久。”

“见了？”

“还简短谈了几句。”

“那么，请告诉我她在哪里。”

“知道固然知道，但从我口中无可奉告。”

“告诉不得？”

“因为不具有告诉的资格。”

“可你刚刚说过正因为想帮助我才出现在这里的。”

“确实说了。”

“然而不能告知秋川真理惠的所在。是这样的吗？”

骑士团长摇头：“告知不是我的职责，尽管心有不忍。”

“那么是谁的职责呢？”

骑士团长用右手食指笔直地指着我：“诸君本身。诸君本身告知诸君。舍此，诸君无有得知秋川真理惠所在之处的途径。”

“我告知我本身？”我说，“可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哪里的嘛！”

骑士团长叹了口气：“诸君是知道的。只不过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知道而已。”

“相当绕弯子啊，听起来。”

“并非绕弯子。诸君也很快即可了然，在不是这里的场所。”

这回轮到我叹气了。

“见告一点即可：秋川真理惠是被谁绑架了吗？还是自己误入哪里了呢？”

“那是找到她把她领回这个世界时诸君知道的事。”

“她处于危险状态吗？”

骑士团长摇头：“判断孰是危机孰不是危机是人的职责，不是理念的职责。不过，如果想把那个少女领回来，恐怕还是急速赶路为好。”

急速赶路？那是怎样的路呢？我久久看着骑士团长的脸。听起来一切都像谜语，如果那里有谜底的话。

“那么，现在你在这里到底想帮我什么呢？”

骑士团长说：“我这就可以把诸君送去诸君能见到诸君本身的场所。但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势必伴随不少牺牲和严峻考验。具体说来，付出牺牲的是理念，接受考验的是诸君——这也可以的吗？”

我琢磨不透他想说什么。

“那么，我究竟具体做什么好呢？”

“简单，杀了我即可！”骑士团长说。

51　此其时也

“简单，杀了我即可！”骑士团长说。

“杀你？”我问。

“诸君模仿那幅《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面，把我结果了就是。”

“你是说我用剑把你刺死？”

“是的，正巧我带着剑。以前也说了，这是砍下去就会出血的真正的剑。并非尺寸多么大的剑，但我也决不是尺寸多么大。足矣足矣！”

我站在床尾，目不转睛地盯视骑士团长。想说什么，却找不到应该说出口的话语，只管默默伫立。雨田具彦也依然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脸朝向骑士团长那边。至于骑士团长进没进入他的眼睛，则无由确认。骑士团长能够选择使之看见自己形体的对象。

我终于开口问道：“就是说，我通过用那把剑把你杀死而得知秋川真理惠的所在？”

“不，准确说来不是那样。诸君在这里把我杀死，把我消除。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反应在结果上把诸君领往那个少女的所在之处。”

我力图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虽不清楚会是怎样的连锁反应，但事物能一如原来所料连锁起来吗？就算我杀了你，很多事情的发展也未必如愿以偿。而那一来，你的死可就是白死。”

骑士团长猛地扬起一侧眉梢看我。眉梢的扬起方式同电影《步步惊魂》（Point Blank）(1)中的李·马文（Lee Marvin）十分相像，酷极了。倒是很难设想骑士团长会看过《步步惊魂》……

他说：“诸君所言极是。现实中事情未必连锁得那般巧妙。我所说的终不过是一种预测、一种推论，‘或许’可能过多。不过清楚说来，此外别无他法，无有挑挑拣拣的余地。”

“假定我杀了你，那是意味之于我的你没了呢？还是意味着你从我面前永久消失了呢？”

“不错，之于诸君的我这个理念在那里气绝身亡。对于理念那是无数分之一的死。虽说如此，那也无疑是一个独立的死亡。”

“杀了一个理念，世界并不会因之有所改变吗？”

“啊，那还是要改变的。”说着，骑士团长又以李·马文风格陡然扬起一侧眉梢。“难道不是吗？设若抹除一个理念而世界也无有任何改变，那样的世界究竟有多大意义呢？那样的理念又有多大意义呢？”

“即使世界因之接受某种变更，你也还是认为我应该杀死你，是吧？”

“诸君把我从那个洞中放了出来。现在你必须把我杀死。否则环闭不上。打开的环一定要在哪里闭合。舍此无有选项。”

我向躺在床上的雨田具彦投去目光。他的视线似乎仍笔直地对着坐在椅子上的骑士团长那边。

“雨田先生能看见那里的你吗？”

“啊，应该逐渐看见了的。”骑士团长说，“我们的声音也会渐渐传入耳中，意思也将很快得以理解——他正在拼命集结剩在最后的体力和智力。”

“他要在那幅《刺杀骑士团长》中画什么呢？”

“那不应该问我，而应该先直接问他本人吧！”骑士团长说，“毕竟难得面对作者。”

我返回刚才坐的椅子，同躺在床上的他面对面说道：“雨田先生，我在阁楼里发现了你藏的画。一定是你藏的吧？看那严严实实的包装，你好像不愿意让谁看见那幅画。而我把画打开了。或许你心生不快，但好奇心是克制不住的。并且，在发现《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绝好的画作之后，眼睛就再也无法从画上移开了。画实在太妙了！理应成为你的代表作之一。而眼下知道那幅画的存在的，唯独我一个人。就连政彦君也没给看。此外只有秋川真理惠那个十三岁女孩见过那幅画。而她从昨天开始下落不明。”

骑士团长这时扬起手来制止我：“最好先说到这里，让他休息休息。现在他有限的大脑，一下子进不去很多东西。”

我缄口观察片刻雨田具彦的表现。我无从判断我说的话能有多少进入他的意识。他的脸上依然没有浮现出任何表情。但细看眼睛深处，看得出那里有和刚才同样的光源。那是犹如掉入深水泉底的小而锋利的刃器的光闪。

我一字一句地继续缓缓说道：“问题是，你是为了什么画那幅画的。那幅画同你过去画的一系列日本画相比，无论题材、构图还是画风都大不一样。我觉得那幅画好像含有某种深不可测的个人情思。那幅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谁把谁杀了呢？骑士团长到底是谁呢？杀人者唐璜是谁呢？还有，左下角从地下探出脸的满腮胡须的长脸奇妙男子究竟是什么呢？”

骑士团长再度扬手制止我。我闭住嘴巴。

“问话就此为止吧！”他说，“问话渗入此人的意识，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他能回答问话吗？还剩有足够的气力吗？”

骑士团长摇头：“啊，回答不大可能了。此人已无有相应的余力。”

“那么，你为什么让我问这些呢？”

“诸君说出口的不是问话，诸君只是告诉他，告诉他诸君在阁楼发现了《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明确其存在的事实。这是第一阶段——必须从这里开始。”

“第二阶段是什么呢？”

“当然是诸君杀了我。此为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有吗？”

“应该有，当然。”

“那到底是怎样的呢？”

“诸君还不明白的吧？”

“不明白啊！”

骑士团长说：“我等在此重现那幅画寓意的核心，将‘长面人’拽出亮相，领到这里、这个房间——诸君以此找回秋川真理惠。”

我一时无语，还是全然揣度不出自己究竟一脚踏入了怎样的世界。

“当然那并非易事。”骑士团长以郑重其事的语声说，“然而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果断杀我。”

我等待我给予的信息充分渗入雨田具彦的意识，这需要时间。这时间里我有几个必须消除的疑问。

“关于那一事件，为什么雨田具彦在战争结束后的漫长岁月中始终绝口不提呢？尽管阻止他出声的已经不复存在……”

骑士团长说：“他的恋人被纳粹残忍地杀害了，慢慢拷打杀害的。同伴们也无一逃生。他们的尝试彻底以徒劳告终。唯独他因为政治考量而勉强保住一条性命。这在他心里留下深重的创伤。而且他本身也被逮捕，被盖世太保拘留了两个月，受到严刑拷问。拷问是在不至于打死、不在身上留下伤痕的情况下小心翼翼而又绝对暴力性进行的。那是几致摧毁神经的施虐狂式拷问。实际他心中想必也有什么死掉了。事后严厉交待，使得他不对透露此事心存侥幸，强制遣返日本。”

“还有，在那前不久，雨田具彦的弟弟大概由于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而年纪轻轻就自行中断了生命——是在南京攻城战之后退伍回国不久。是这样的吧？”

“是的。如此这般，雨田具彦在历史剧烈漩涡中连续失去了无比宝贵的人，自己也负心灵创伤。他因此怀有的愤怒和哀伤想必是极为深重的。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抗世界巨大潮流的无力感、绝望感。其中也有单单自己活下来的内疚。正因如此，尽管已无人封口了，但他仍然只字不想谈在维也纳发生的事。不，是不能谈。”

我看雨田具彦的脸。脸上仍然没有浮现出任何表情。我们的交谈是否传入他的耳朵也无由知晓。

我说：“而且，雨田先生在某个时间节点——哪个节点不知道——画了《刺杀骑士团长》，将全然无法诉诸语言的事物作为寓言赋以画的形式。那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一幅出类拔萃、遒劲有力的作品。”

“在那幅画中，他将自己未能实际达成的事项换一种形式即改头换面地实现了。把实际未发生的事作为应该发生的事。”

“可是归根结底，他没有把那幅完成的画对外公开，而是严严实实包好藏进阁楼。”我说，“尽管是如此彻底改变形式的寓意画，对于他那可是活生生真切切的事件。是这样的吧？”

“正是。那是纯粹从他活的灵魂中析离出来的东西。而某一天，诸君发现了那幅画。”

“就是说，我把那幅作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切变故的开端，是吧？是我打开环的吗？”

骑士团长一言不发，将两手的手心朝上展开。

此后不久，雨田具彦的脸上眼看着现出红晕。我和骑士团长目不转睛注视他表情的变化。就像同脸上重现血色相呼应似的，其眼球深处潜伏的神秘光点一点一点浮出表面，犹如长时间在深海作业的潜水员一边随着水压调整身体一边缓缓浮上水面。而且，一直蒙在眼球上的淡淡的薄膜开始进一步变淡。少顷，两眼整个睁开。出现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日薄西山衰老干瘦的老人。那对眼睛涨满力争留在——纵使一瞬之间——这个世界的意志。

“他在集结余力。”骑士团长对我说，“他在想方设法挽回意识，哪怕多挽回一点点。可是，一旦意识返回，肉体痛苦也同时返回。他的身体正在分泌旨在消除肉体痛苦的特殊物质。只要有那种作用，就不会感觉出那么剧烈的痛苦，就能够静静停止呼吸。而意识返回，痛苦也随之返回。尽管如此，他仍然拼命挽回意识。这是因为，他有纵然承受肉体剧痛也必须在此时此地做的事情。”

像要证实骑士团长的说法似的，苦闷的表情在雨田具彦脸上逐渐扩展开来。他再次深感自己的身体已被衰老侵蚀，即将停止其功能。无论做什么都无由幸免。他的生命系统很快就要迎来最后期限。目睹这样的形象实在于心不忍。或许应该不做多余的事，而让他在意识混沌之中没有痛苦地安然咽下最后一口气。

“但这是雨田具彦本身选择的。”骑士团长仿佛看出我的心思，“诚然可怜，但无可奈何。”

“政彦不再回这里了？”我问骑士团长。

骑士团长微微摇头：“暂时还回不来。一个重要的工作电话打了进来，估计要说很久。”

现在，雨田具彦双眼大大睁开。仿佛缩进满是皱纹的眼窝深处的眼睛就好像一个人把身子探出窗外一样往前凸出。他的呼吸变得粗重得多、深沉得多，气息出入喉咙时的沙沙声几乎传来耳畔。而其视线则坚定不移地直盯盯落在骑士团长身上。毫无疑问，他看见了骑士团长，脸上浮现出不折不扣的惊愕表情。他还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见，不能顺利接受自己画在画上的虚构人物实际出现在眼前这一事实。

“不，不然，”骑士团长读出我的心理，“雨田具彦现在看见的，和诸君看见的我的形象又有所不同。”

“他看到的你，同我看到的你的形象不一样？”

“总之我是理念，我的形象因场合、因看我的人不同而随意变化。”

“在雨田先生眼里，你呈现为怎样的形象呢？”

“那我也不知道。说起来，我不过是照出人心的镜子而已。”

“可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你是有意选择这一形象的吧？选择骑士团长的形象。不是这样的吗？”

“准确说来，也并非是我选择那一形象的。原因与结果在那里相互交织。我通过选择骑士团长形象而启动一系列事物的运转。而与此同时，我选择骑士团长形象又是一系列事物的必然归结。遵循诸君所居世界的时间性讲述是极其艰难的事，但若一言以蔽之，那是事先既定之事。”

“如果理念是反映心的镜子，那么就是说雨田先生正在那里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了？”

“正在看必须看的东西。”骑士团长换个说法，“或者通过目睹那个什么而正在感受切身痛楚也未可知。但他必须看那个，在其人生终了之际。”

我重新把眼睛转向雨田具彦的脸。我察觉，那里混杂着惊愕之念浮现出来的，乃是无比厌恶之情，以及不堪忍受的痛楚。那不仅仅是和意识一同返回的肉体痛苦。那里出现的，恐怕是他本身深深的精神苦闷。

骑士团长说：“他为了看准我的这副样子而拼命挤出最后的气力、挽回意识，全然置剧痛于不顾。他正要重返二十几岁的青年时代。”

雨田具彦的面部此刻已红通通一片，热血失而复来，干燥的薄嘴唇微微颤抖，呼吸变成急促的喘息。萎缩的长指正拼命抓着床单。

“好了，坚决把我杀死！在他的意识正这么连在一起的时刻。”骑士团长说，“越快越好！如此状态恐怕不会持续多久。”

骑士团长把腰上带的剑一下子抽出鞘来。长约二十厘米的剑身看上去甚是锋利。虽然短，但那无疑是夺人性命的武器。

“快，快用这个把我刺死！”骑士团长说，“在此重现与那幅《刺杀骑士团长》相同的场面。快，快快！无有闲工夫磨磨蹭蹭。”

我难以下定决心，交替看着骑士团长和雨田具彦的脸。我勉强看出的是，雨田具彦在极其强烈地需求什么，骑士团长的决心坚定无比。唯独我在两人之间犹豫不决。

我的耳朵听得猫头鹰的振翅声，听得夜半铃声。

一切在哪里连接在一起。

“是的，一切在哪里连接在一起。”骑士团长读出我的心思，“诸君不能从那连接中彻底逃离。好了好了，果断地把我杀死。无需感到良心的谴责。雨田具彦需求这个。雨田具彦将因诸君这样做而获得拯救。对于他应该发生的事此刻在此使之发生。此其时也，只有诸君才能让他的人生获得最后超度。”

我欠身离座，走向骑士团长坐的椅子那边，将他抽出的剑拿在手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其判断我已无能为力。在缺失空间与时间的世界里，前后上下的感觉甚至都不存在。我这个人已不再是我这样的感觉就在那里。我与我自身两相乖离。

实际拿在手里，得知剑柄部分对于我的手实在太小了。为小人手握制作的迷你剑。纵然剑尖再锋利，握这么短的剑刺杀骑士团长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让我多少舒了口气。

“这把剑对我太小了，用不好的。”我对骑士团长说。

“是吗，”骑士团长低低叹息一声，“那怕没办法。虽说离重现画面多少有些差距，可还是使用别的东西吧！”

“别的东西？”

骑士团长指着房间角落一个小箱子说：“拉开最上端的抽屉看看！”

我走到收纳箱跟前拉开最上端的抽屉。

“里面应该有一把处理鱼用的厨刀。”骑士团长说。

拉开一看，整齐叠着的几枚面巾上面分明放有一把厨刀。那是雨田政彦为处理鲷鱼带到我那里的厨刀。长约二十厘米的结结实实的刀刃仔细磨得很快。政彦过去就对工具很讲究。自不待言，保养得也好。

“快，用那个把我一下子捅死！”骑士团长说，“剑也好厨刀也好，什么都无所谓，反正要在此重现和那幅《刺杀骑士团长》中的同样的场面。速战速决是关键，无有多少时间。”

我拿起厨刀，刀如石制成一般沉甸甸的。刀刃在窗口射进来的明亮阳光下闪着冷冷的白光。雨田政彦带来的厨刀从我家中厨房消失后在这个房间的抽屉中静等我的到来。而且是政彦为父亲（在结果上）磨好刀刃的。看来我无法从这一命运中逃离出来。

我依然下不定决心。尽管如此，还是绕到坐在椅子上的骑士团长背后，重新把厨刀牢牢握在右手。雨田具彦兀自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盯视这边，俨然正在目睹重大历史事件之人。嘴巴张开，闪出里面发黄的牙齿和泛白的舌头。舌头像要组织什么语词似的缓缓动着。然而世界不会听见那语词了。

“诸君绝非残暴之人。”骑士团长似乎是在讲给我听，“这点一清二楚。诸君的人品，生来就不是要杀人的。但是，为了救助宝贵对象，或为了重要目的，有时必须做有违意愿之事。而现在恰恰如此。快，快杀了我！我的身体这般矮小，而且不会反抗，无非理念而已。只消将那刀尖刺入心脏即可，举手之劳。”

骑士团长用小小的指尖指着自己心脏位置。想到心脏，不能不想起妹妹的心脏。我清晰记得妹妹在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心脏手术时的事，记得那是何等艰难而微妙的手术。抢救一颗有问题的心脏是极其艰巨的作业，需要好几位专业医生和大量血液。而毁掉它则轻而易举。

骑士团长说：“啊，那种事再想也无济于事。为了找回秋川真理惠，诸君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哪怕再不情愿！请相信我的话。抛弃心，关闭意识。但眼睛闭不得，要好好看着！”

我从骑士团长的背后挥起那把厨刀，却怎么也挥不下去。就算那对理念只不过是无数分之一的死，也不能改变我除掉自己眼前一个生命的事实。那岂不是和雨田继彦在南京由于年轻军官的命令而进行的杀人行径如出一辙？

“并非如出一辙。”骑士团长说，“这种场合是我主动希求的，我希求自己本身被杀死。那是为了再生的死。快，下决心把环闭合！”

我闭上眼睛，想起在宫城县的情人旅馆勒女子脖颈时的情形。当然那只是逢场作戏，是应女子的要求在不至于勒死的程度上轻勒她的脖子。可是归终我未能将那一行为持续得如她要求的那么久。再持续下去，说不定真会把她勒死。那时我在情人旅馆的床上刹那间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深重的愤怒情感。它如同有血流入的泥沼在我胸间黑乎乎翻卷着巨大的漩涡，毫不含糊地朝真正的死逼近。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那个男子说。

“快，快挥落那把厨刀！”骑士团长说，“诸君理应做得到。诸君杀的不是我，诸君此时此地杀的是邪恶的父亲。杀死邪恶的父亲，让大地吮吸他的血。”

邪恶的父亲？

之于我，邪恶的父亲到底是什么呢？

“之于诸君的邪恶父亲是谁？”骑士团长读取我的心理，“前不久你应该见过那个人，不是那样的吗？”

不能再把我画进画中，那个男子说，并且从黑暗的镜子中朝我笔直地伸出手指，指尖竟如刀尖一般锋利地直刺我的胸口。

疼痛袭来。与此同时，我条件反射地关闭了心扉。并且圆瞪双眼，摈除所有意念（一如《刺杀骑士团长》中的唐璜所为），将所有感情打入地宫，将表情彻底消除一空，一口气挥下厨刀。锋利的刀尖直刺骑士团长指着的小型心脏。有活着的肉体所具备的明显的手感。骑士团长本身丝毫没有抵抗的表示。两只小手的手指像要抓取虚空似的挣扎着，此外没有任何动作。但他寄寓的身体正拼出浑身力气，急欲从迫在眉睫的死中挣脱出来。骑士团长诚然是理念，但其肉体不是理念。那到底是理念借用的肉体，肉体无意顺从地接受死亡。肉体有肉体的逻辑。我必须竭尽全力压制其抵抗，彻底中断对方的呼吸。骑士团长说“杀死我”，然而现实中我杀的，是其他什么人的肉体。

我恨不得抛弃一切，直接从这房间中一逃了之。但我的耳边还回响着骑士团长的语声：“为了找回秋川真理惠，诸君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哪怕再不情愿！”

所以我将厨刀的刀身更深地插入骑士团长的心脏。事情不可能中途罢手。刀尖穿透他细弱的躯体，从后背捅出。他的白色衣裳染得红红一片。我握着刀柄的双手也给鲜血染红。但没有像《刺杀骑士团长》画面那样鲜血四溅。我促使自己认为这是幻象。我杀的不过是幻象罢了，这终究是象征性行为。

但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幻象。或许那是象征性行为。然而我杀的绝不是什么幻象。我杀的百分之百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身。虽说是雨田具彦笔下生成的身高不过六十厘米的不大的虚拟之身，但其生命力意外顽强。我手中厨刀的刀尖刺破皮肤，捅断几根肋骨，穿透不大的心脏，直达身后的椅背。这不可能是什么幻象。

雨田具彦眼睛瞪得更大了，直视那里的场景——我刺杀骑士团长的场景。不，不然。刚才在这里被我刺杀的对象，对于他不是骑士团长。他目睹的到底是谁呢？是他在维也纳计划暗杀的纳粹高官？是在南京城内把日本刀递给弟弟令其砍掉三名中国俘虏脑袋的年轻少尉？还是催生这一切的更为本源性的邪恶的什么？我当然无由得知，不能从他脸上读取类似感情的东西。那时间里雨田具彦的嘴巴始终没有闭合，嘴唇也没有动。只有蜷曲的舌头企图为构筑什么话语持续做着徒劳的努力。

不久，在某个时点，气力从骑士团长的脖颈和胳膊上颓然退去，整个身体顿时失去张力，犹如断了线的手控偶人即将吐噜噜瘫倒在地。而他的心脏仍深深插着厨刀。房间中的所有一切都一动不动维持那一构图，持续良久。

最先出现反应的是雨田具彦。骑士团长失去意识瘫倒之后不久，这位老人也似乎再次耗尽了使得精神集中的气力，就像要说“该看的看清楚了”似的大大吐出一口气，随即闭上眼睛，宛如放下卷帘门一样缓缓地、重重地。唯独嘴巴还张着，但那里已经没有了肉乎乎的舌头，只有泛黄的牙齿如废弃房屋的院墙不规则地排列着。脸已不再浮现苦闷的表情，剧痛已然撤离。浮现在脸上的，是安然恬适的表情。看上去他得以重返昏睡那个平稳的世界、那个一无意识二无痛楚的世界。我为他感到欣慰。

这时我终于放松集中在手上的气力，将厨刀从骑士团长身上拔了出来。血从开裂的伤口汹涌喷出，同《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面中雨田所描绘的毫无二致。拔出厨刀，骑士团长仿佛失去支撑，就势瘫痪在椅子上。眼睛猛然睁得大大的，嘴痛得急剧扭歪，两手十只小小的指头伸向虚空。他的生命已完全失去，血液在他脚下红黑红黑积成血泊。身体虽小，但流出的血量惊人之多。

如此这般，骑士团长——以骑士团长形体出现的理念——终于殒命。雨田具彦返回深沉的昏睡之中。说起此刻剩在这房间中有意识的存在，只有右手紧握沾满鲜血的雨田政彦那把厨刀竦立在骑士团长身边的这个我。传来我的耳边的，理应只有我本身粗重急促的呼吸。然而并非如此。我的耳朵听得另一种不安稳的动静。那是介于声音与气息之间的什么。侧耳倾听，骑士团长说，我顺从地侧起耳朵。

有什么在这房间里。有什么在那里动。我依然手握沾满血迹的锋利刃器，身姿未动，只是悄然转动眼珠朝那声音响起的那边看去。看清了，房间尽头角落有什么出现在眼角。

长面人在那里。

我通过刺杀骑士团长而把长面人拽到了这个世界。

(1)拍摄于1967年的经典黑色动作片，动作巨星李·马文饰演一名黑道悍将，一头白发，眉眼之间尽显硬汉本色。出狱后，向陷害他的歹徒复仇。在动作片历史上堪称时代先驱。

52　头戴橙色尖帽的人

那里出现的，是和雨田具彦在《刺杀骑士团长》左下角画的同样的光景。“长面人”从房间角落开的洞口忽一下子探出脸来，一边用单手撑起方形盖子一边悄然打量房间情况。长长的头发乱糟糟的，满脸黑乎乎的胡子。脸如弯曲的茄瓜细细长长，下颚凹弯，眼睛异乎寻常地又圆又大，鼻子低矮扁平。不知何故，单单嘴唇如水果一般颜色鲜艳。身体不大，看上去像是整个均匀地缩小了尺寸，一如骑士团长看上去像是普通人身高的原样“立体缩小版”。

和《刺杀骑士团长》所画的长面人不同的，他面带惊愕表情怔怔盯视此刻已经沦为尸骸的骑士团长，难以相信自己眼睛似的微微张着嘴。我不知道他何时开始在那里摆出如此姿势的。由于我只顾察看雨田具彦的样子和制止骑士团长的苟延残喘，以致对房间角落这个人的存在浑然不觉。不过这奇妙的男子有可能无一遗漏地目击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雨田具彦把它画进《刺杀骑士团长》的用意。

长面人一动不动地在“画面”一角保持同一姿势，活像被死死固定于构图之中。我试着轻轻动了一下身体。但是，我动也未使得长面人做出任何反应。他一只手顶起方盖，圆瞪双眼，以雨田具彦画中描绘的姿势凝视骑士团长，眨都不眨一下。

我一点点放松全身聚拢的力气，像要从既定构图中挣脱出来一样离开那个位置，蹑手蹑脚地往长面人那边走近。我单手提着血淋淋的厨刀，像猫一样放松脚步，悄悄、静悄悄地。不能让长面人直接缩回地下。骑士团长是为了救出秋川真理惠而主动舍身求死来重现《刺杀骑士团长》画面，将这长面人从地下拽出来的。不能让他白白牺牲。

问题是，如何对待这长面人才能得到关于秋川真理惠的消息呢？其路径我全然未能把握。长面人的存在与秋川真理惠的失踪有怎样的关联？长面人其人到底是谁、是什么？一切都处于迷雾之中。关于长面人，我从骑士团长那里获取的信息与其说是信息，莫如说接近谜语。但不管怎样，都必须留住长面人，更多的事只能下一步考虑。

长面人顶起的方盖，单边大约六十厘米长。盖子是用和房间地板相同的浅绿色漆布做成的。一旦关合，同地板的区别势必完全混淆。不仅如此，盖子本身都难免整个消失不见。

即使我走近，长面人也纹丝不动，俨然彻头彻尾固化在了那里。恰如被车前灯照出的猫在路面陷入僵挺状态。或者尽量稍微久一些固定和维持那幅画的构图乃是当场赋予长面人的使命也未可知。总之他这样一时陷入僵止状态对我是一种幸运。若不然，长面人发现我的临近而察觉自身危险，很可能当即逃回地下。而那个盖子一旦关闭，恐怕也再不会对外打开。

我悄悄绕到长面人背后，把厨刀放在旁边，迅速伸出双手抓住他的后领口。长面人身穿颜色黯淡的较为贴身的衣服，式样仿佛工装的粗陋服装。布料同骑士团长身上的高档服装截然有别，手感粗粗拉拉，到处打着补丁。

我一抓衣领，本来处于僵挺状态的长面人猛然回过神来，身体慌忙一甩，想要逃回洞中。但我紧抓衣领不放。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掉。我拼出浑身力气，想把长面人的身体从洞中拉上地面。长面人拼死抵抗，双手抓着洞口边缘，支挺身体，拒绝被我拉上地面。力气意外之大，甚至要咬我的手。无奈之下，我把他的长脑袋狠狠磕在洞口一角。并利用反作用力又猛磕一次。这次磕得长面人昏迷过去，力气急速从身体消退。这么着，我总算把他从洞里拽到光照之中。

长面人个头略高于骑士团长。七十厘米或八十厘米，也就那个程度。他身上穿的，是农夫干农活时或男佣打扫庭院时穿的那种唯以实用为目的的衣服。硬撅撅的上衣，防寒裙裤般的长裤，腰间扎一条草绳样的带子。没穿鞋。大概平时打赤脚度日。脚底板又硬又厚，黑乎乎脏兮兮的。头发很长，看不出近来洗过梳过的痕迹。黑胡须差不多把脸庞遮去一半。没遮的部分面色苍白，看上去极不健康。浑身上下拿出哪一部位都显得不够洁净，但奇异的是没有体臭。

从其外观我推量得出，骑士团长恐怕属于当时的贵族人士，此人应是低贱的庶民。飞鸟时期的庶民大约是这等模样。不，或者“飞鸟时期的庶民大约是这等模样”终不过是雨田具彦想像的结果亦未可知。不过那类考证怎么都无所谓。此刻我必须在这里做的，是从这长相奇妙的男子口中套出有助于发现秋川真理惠的信息。

我把长面人脸朝下按倒，拉过旁边挂的浴衣带子把他的双手牢牢绑在背后。而后将他疲软的身体拖到房间正中。同身高相对应，体重倒没多重。中型犬那个程度。继而，我解下拢窗帘用的布带把他一条腿绑在床腿上。这样，即使意识清醒过来也已不可能逃进那个洞穴。

绑倒在地板、昏迷不醒当中全身沐浴午后明亮阳光的长面人，显得那般寒伧和可怜。由黑洞探出脸来目光炯炯地往这边打量时的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不祥之感已然从他身上消失。凑近细看也看不出他是居心不良的存在。脑袋也不显得多么好使。相貌显得反应迟钝规矩老实，而且好像胆小怕事。不是自己拿主意做判断，而是依照上面的指令乖乖做事之人。

雨田具彦依然躺在床上，静静闭合双眼，一动不动。是活着还是死了从外表上都全然判断不出。我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角，近得只有几厘米距离。侧耳倾听，尽管微乎其微，但可以听见仿佛遥远海鸣的呼吸声。还没有死，他只是安静地躺在昏睡的深底。得知这点，我约略放下心来。我不想让事情出现政彦的父亲在他离座之间咽气那一状态。雨田具彦侧身躺在那里，浮现出不妨说是同刚才判然有别的极为安详、满足的表情——眼看我在他自己面前刺杀了骑士团长（或之于他的应被杀死之人），似乎终于如愿以偿。

骑士团长仍以一如刚才的姿势沉缩在布面椅子之中。双目圆瞪，小小的舌头在微张的口中蜷作一团。心脏仍在出血，但势头减弱。拉了拉他的右手，已软绵绵没了力气。尽管肌肤仍多少留有体温，然而皮肤的触感已有了类似生分的东西——生命朝着非生命稳稳过渡当中荡漾的生分感。我很想扶正他的身体，纳入尺寸与身体相符的棺木中——小孩用的小棺木——让他静静地躺在小庙后面的洞里，今后再也不受任何人打扰。然而现在我能做的，只是把他的眼睑轻轻闭合。

我坐在椅子上，等待伸展在地板上的长面人意识恢复过来。窗外浩瀚的太平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炫目耀眼。一群渔船仍在作业。一架银色飞机光滑的机体闪闪烁烁地朝南面缓缓飞去。机尾探出长长天线的四桨机——从厚木基地起飞的海上自卫队对潜预警机。虽说是星期六的午后，但人们仍默默履行着各自的日常职责。而我在采光良好的高级老人养护机构的一室刚刚用厨刀刺杀了骑士团长，捆绑了从地下探出脸来的“长面人”，搜寻失踪了的十三岁美少女的下落。人形形色色(1)。

长面人怎么也不醒来。我看了几次手表。

如果雨田政彦此刻突然返回这里，目睹这一场景他到底会怎么想呢？骑士团长被刺杀了蜷缩在血泊中，被捆绑起来的长面人倒在地板上。双方都身高不足一米，身穿奇特的古代服装。还有，处于深度昏睡状态的雨田具彦口角漾出微乎其微的满意笑容（仿佛笑容），地板一角豁然开着一个方形黑洞——对于造成如此状况的来龙去脉，我该如何向政彦解释呢？

但政彦当然没回来。如骑士团长所说，他有工作上的要紧事，为此必须用手机和某个人打很长的电话。那是事先设定之事。所以不会有中途我被谁打扰一类事情发生。我坐在椅子上观察长面人的动静。脑袋磕在洞角，引起一时性脑震荡，如此而已。意识恢复不至于需要多长时间。往下额头难免鼓一个不大不小的包，但顶多也就那个程度。

不久，长面人苏醒过来。他在地板上蠕动身体，嘴里吐出几个莫名其妙的词语。而后眼睛慢慢睁开一条缝，如小孩看见可怕之物时那样——不想看，而又不能不看。

我当即从椅子上起身，跪在他的身旁。

“没时间了！”我向下看着他说，“请你告诉我秋川真理惠在哪里。告诉了，马上解开绳子放你回那里。”

我指了指房间一角突然敞开的洞。方形盖子仍被顶起扔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对方能否听懂。反正只能当作他能听懂试一试。

长面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急剧摇了几次脑袋。至于是表示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意味着我说的他没听懂，看成哪个都未尝不可。

“不告诉就杀了你。”我说，“看见我刺杀骑士团长了吧？杀一个杀两个是一回事。”

我把粘着血糊的厨刀刀刃一下子贴在长面人脏污的喉结上。我想到海上的渔夫们和飞行员们。我们是在履行各自的职责。而且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当然没有真杀他的打算，但厨刀锋利的刀刃是真的。长面人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且慢，”长面人以沙哑的声音说，“且等等！”

长面人用词无不奇妙，但声音通透。我把厨刀从他的喉结稍稍移开。

“秋川真理惠在哪里，你是知道的吧？”

“不，那个人我一无所知。绝非虚言。”

我定定注视长面人的眼睛，容易读取表情的大眼珠子。他说的确乎不像虚言。

“那么，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看准业已发生之事并且记录下来是我的职责。故而在此细看，实非虚言。”

“看准？为了什么？”

“我只是奉命行事，更多的我不知晓。”

“你究竟算是什么？同是理念的一种？”

“不，我等不是什么理念，仅仅是隐喻。”

“隐喻？”

“是的，是简简单单的暗喻，仅仅是将东西与东西联结起来的东西。故而务请饶命！”

我的脑袋开始混乱。“假如你是隐喻，就即兴说个隐喻试试！能说什么的吧？”我说。

“我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下等隐喻，上等隐喻说不来。”

“不是上等的也无所谓，说说看！”

长面人沉思良久。而后说道：“他是非常显眼的男人，犹如在通勤人群中头戴橙色尖帽的人。”

的确不是多么上等的比喻。首先，甚至暗喻都不是。

“不是暗喻，是明喻。”我指出。

“对不住，重说。”长面人额头浮现出汗珠，“他宛如在通勤人群中头戴橙色尖帽一样活着。”

“那一来句子意思就不通了。还是没有成为合格的隐喻——什么自己是隐喻云云，很难让人相信。只能杀掉！”

长面人吓得嘴唇急剧颤抖不止。脸上的胡须诚然气派，但相比之下胆小如鼠。

“对不住，我还类似见习工。好玩儿的比喻想不出来，敬请饶恕。可我是货真价实的地地道道的隐喻。”

“你有命令你做事的上司什么的？”

“没有上司什么的。也许有，但从未见过。我的行动仅仅听命于事象与表达的关联性，类似随波逐流的笨拙的水母。故而请勿杀我，敬希饶命！”

“饶你也可以，”我依然把厨刀贴在对方的喉结上说道，“作为替代，能把我领到你来的那里吗？”

“不，这个万万使不得！”长面人一反常态地斩钉截铁，“我来这里所走的路是‘隐喻通道’，路线因人而异，相同的通道一条没有。故而我不能为大人您带路。”

“就是说，我必须单独进入那条通道，必须找出我本身的通道。是这样的吧？”

长面人断然摇头：“大人您进入隐喻通道，那实在太危险了。具有血肉之身的人进入那里，只要走错一条路，势必走到匪夷所思的地方。那里到处有双重隐喻藏而不见。”

“双重隐喻？”

长面人打了个寒颤。“双重隐喻潜伏在里面的黑暗中，绝对是地痞无赖、危险的物种。”

“不要紧。”我说，“我已经卷入匪夷所思的地界。时至现在，再多几个少几个匪夷所思，都无所谓了。我亲手杀了骑士团长，不能让他白白死掉。”

“没办法！那么就请让我给予一个忠告。”

“什么忠告呢？”

“最好带一种照明用具去，有的地方相当黑暗。另外，必定在哪里遇上河。尽管是隐喻，但水是实实在在的水。水流又急又凉又深。没有船过不了河。船在码头那里。”

我问：“在码头过河。往下如何？”

长面人一闪睁大眼睛，“过得河，前边还一直是因关联性而摇摆不定的世界。大人您只能以自己的眼睛小心看好。”

我走到雨田具彦躺着的床的枕边。不出所料，那里有一只手电筒。这类机构的房间必定配有手电筒以便灾害发生时使用。我试按一下开关，还很亮，电池没有耗尽。我把那只手电筒拿在手里，穿上椅背上搭的皮夹克，就要朝屋角洞口走去。

“有事相求，”长面人哀求似的说，“能把这带子解开吗？就这样留在这里，我可太伤脑筋了。”

“你如果是货真价实的隐喻，钻出绳套岂非不费吹灰之力？毕竟是概念啦观念啦那类玩艺儿的一种，空间移动什么的总可以做到吧？”

“不，那是高抬我了。我不具备那般非同寻常的能力。能称为概念观念的，是上等隐喻的事。”

“头戴橙色尖帽那样的？”

长面人现出悲凄的神色：“请别奚落我，我也并非不受伤害的。”

我略一迟疑，归终决定解开捆绑长面人手脚的带子。捆得相当紧，解开费了些时间。听他说话，不像多么坏的家伙。虽说不晓得秋川真理惠的下落，但毕竟主动提供此外信息。即使还其手脚以自由，也不至于妨碍或损害我。再说也不能就这么捆着把他留在这里。若是被谁发现，事情难免愈发麻烦。他仍瘫坐在地板上，用小手喀哧喀哧搓着带有捆绑痕迹的手腕。之后手摸额头。看样子鼓了肿包。

“谢谢！这样就能够返回原来的世界。”

“先走无妨！”我指着房间角落的洞口说，“你可以先返回原来的世界。我随后去。”

“那么恕不客气，先行告辞。只是，最后请把这盖子盖好。不然可能有谁踩空掉下去。或者有人感兴趣进到里面亦未可知。那就成了我的责任。”

“明白，盖子保证最后盖好。”

长面人一溜小跑赶到洞口那里，脚伸到里面，只把脸的上半部分露在外面。大眼珠子贼溜溜闪着吓人的光亮，一如《刺杀骑士团长》画中的长面人。

“那么，多保重！”长面人对我说，“但愿找见那个什么什么人。是叫小径的吧？”

“不是小径。”说罢，后背倏然变凉，感觉喉咙深处干得像粘在一起似的，一时难以顺利发声。“不是小径，是秋川真理惠。关于小径你可知道什么？”

“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长面人慌慌张张地说，“只不过那个名字刚才忽然闪出我这个笨拙的比喻性脑袋罢了。纯属错误，敬请饶恕！”

长面人随即消失在洞中，一如风吹烟散。

我手拿塑料手电筒当场怔怔站了好一会儿。小径？妹妹的名字为什么此刻出现在这里？莫非小径也和这一系列事件有什么关联不成？可我没有余地就此深入思考。我把脚踏入洞中，打开手电筒。脚下很黑，似乎一直是徐缓的下坡路。说奇妙也够奇妙的。这是因为，这个房间在这座建筑物的三楼，地板下该是二楼才对。然而，即使用手电筒探照，也无法看到通道的前头。我全身下到洞中，伸手把方形盖子盖得严严实实。于是周围完全暗了下来。

在这无限黑暗之中，无法准确把握自身的五感，就好像肉体信息与意识信息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割断一样。这是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自己早已不是自己了。然而我必须前进。

杀了我才能找到秋川真理惠。

骑士团长这样说道。他付出牺牲，我接受考验。反正有进无退。我把手电筒的光亮作为唯一朋友，双脚迈进“隐喻通道”的黑暗中。

(1)原文是“人さまさま”，是法国哲学家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的代表作《Les Caractères ou Les Moeurs de ce siècle》的日语译名，中文译为《品格论》或《人品论》。这是一部描写17世纪法国宫廷人士，深刻洞察人生的著作。

53　也许是拨火棍

包拢我的黑暗是那般浓密，了无间隙。黑得简直就像具有一个意志。那里一道光也射不进来，一点光源也找不见，活像在光照射不到的深海底行走。只有手中手电筒黄色的光勉强把我和世界联结起来。通道始终是徐缓的斜坡。仿佛是在岩石中圆圆开凿出来的漂亮的圆筒，地面坚实牢固，大体平坦。顶很低，必须时刻弯腰才不至于碰头。地下的空气凉浸浸让皮肤发冷，但没有气味，一切都近乎奇妙地概无气味。这里，甚至空气都可能和地上的空气构成不同。

手中的手电筒的电池能用多长时间，我当然无法判断。现在它放射的光似乎一气流注，而若电池半途耗尽（当然迟早总要耗尽），我势必孤零零留在这密不见光的黑暗中。而且，如果长面人的话可信，那么这黑暗的某处还潜伏着危险的“双重隐喻”。

握有手电筒的我的手心紧张得渗出汗来。心脏发出迟钝而坚硬的声音。声音让我想到森林深处传来的不安稳的鼓声。“最好带一种照明用具去，有的地方相当黑暗。”长面人忠告我说。这就是说，这地下通道并非全都漆黑一团。我盼望四周多少亮一些，盼望顶部多少高一些。黑暗狭小的场所任何时候都勒紧我的神经。久而久之，呼吸就逐渐变得困难。

我尽量不去考虑狭小与黑暗。为此就必须考虑别的什么。我让奶酪吐司浮上脑海。为什么非奶酪吐司不可呢？我也不清楚。总之奶酪吐司的样子浮上我此时的脑海。盛在无花白瓷盘里的方形奶酪吐司。吐司烤得恰到好处，上面的奶酪也融化得赏心悦目。此刻正要拿入我的手中。旁边还有冒着热气的黑咖啡。犹如星月皆无的深更半夜一般黑乎乎的黑咖啡。我动情地想起早餐桌上摆好的这些物件。朝外敞开的窗，窗外高大的柳树，如特技师一样岌岌可危地立在柔软的柳枝上发出轻快叫声的鸟们。无论哪一样都位于距现在的我远不可测的地方。

接着我想起歌剧《玫瑰骑士》。我要喝着咖啡嚼着刚烤好的奶酪吐司听那支乐曲。英国迪卡（DECCA）(1)公司出品的漆黑漆黑的唱片。我把那沉甸甸的塑料片放在转盘上，慢慢放下唱针。乔治·索尔蒂指挥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流畅而细腻的旋律。“即使一把扫帚，我也能用声音描述出来”——鼎峰时期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口吐狂言。不，那不是扫帚来着？有可能不是。没准是太阳伞，也许是拨火棍。是什么都无所谓。不过，究竟怎样才能用音乐把一把扫帚描述下来呢？例如热奶酪吐司、例如角质化的脚底板、例如明喻和暗喻的不同——对这些东西他果真能用音乐精确描述下来不成？

理查德·施特劳斯在战前的维也纳（德奥合并之前抑或之后？）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那天演奏的曲目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文静、优雅而又铿锵有力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作品仿佛是夹在开朗外向的姐姐（第六）和腼腆美丽的妹妹（第八）之间诞生的。年轻时的雨田具彦坐在听众席上。身旁有美丽的姑娘，他大概恋着她。

我就维也纳街景浮想联翩。维也纳华尔兹、甜甜的萨赫（Sachertorte）巧克力蛋糕、建筑物顶端翻卷的红黑万字旗。

思维在黑暗中朝着意义缺失的方向——或许应说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漫无边际地延伸开去。然而我无法控制其延伸方式。我的思维已然脱离我的掌控。在了无间隙的黑暗中把握自己的思考并非易事。思考化为神秘之树，将其枝条自由伸向黑暗之中（暗喻）。但不管怎样，我有必要为保有自我而不断思考什么——什么都无所谓的什么。舍此，势必由于紧张而陷入过度呼吸状态。

我一边围绕五花八门的事物胡思乱想，一边沿着笔直的坡路永无休止地下行。这是纯粹的直路，一无拐角二无分叉。无论怎么走，顶部高度也好黑暗程度也好空气质感也好倾斜角度也好都毫无变化。虽然时间感觉已基本消失，但既然下坡路绵延不断，那么理应来到了地下很深的地方。而无论多深，都终究不过是虚构之物罢了。不说别的，首先就不可能从建筑物的三层直接下到地下。就连黑暗也不过是虚构的。大凡这里有的，无一不是观念或比喻——我尽可能这样认为。尽管如此，紧紧包拢我的黑暗还是无处不在实实在在的黑暗，压迫我的深度也还是无处不在实实在在的深度。

由于一直弓腰行走，脖子和腰开始诉痛——就在这个时候，前方终于出现淡淡的光亮。舒缓的拐角有了几个，每拐过一角，周围光亮都略有增加。而且四周风景也好像可以分辨了，一如黎明的天空徐徐变亮。为了节约电池，我把手电筒关了。

虽说多少明亮些了，而那里气味和声音则依然没有。少时，黑暗狭窄的通道结束，我踏入几乎突然展开的空间中。仰望脑袋上方，那里没有天空。明显高出的地方仿佛有个类似乳白色天花板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看不清楚。四周被隐约浅淡的光照了出来。光甚是奇特，就好像无数萤火虫集合起来照亮世界。一来不再漆黑一团了，二来不弓腰也可以了，这让我好歹舒了口气。

离开通道，脚下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地带。没有道路那样的东西，唯独乱石遮蔽的荒野无边无际铺陈开去。长时间持续的下坡路就此终止，地面开始变为徐缓的上坡。我一边留意脚下，一边漫无目标地信步前行。看手表，时针已不表示任何意义。我当即领悟何以如此：我身上的其他东西在此也同样不具有任何实质性意义。钥匙扣、钱夹和驾驶证、若干零币、手帕，我带的东西无非这个程度，其中找不出任何可能对现在的我有所帮助的物品。

越走坡路越陡。很快就得四肢着地，完完全全成了攀爬架势。爬到顶端，或许可以四下瞭望。所以，尽管气喘吁吁，我也没有休息，只管在斜坡上攀爬不止。依然没有任何声音传来耳畔。我听到的，只有自己手脚发出的声音。就连这声音听起来也好像假的，不像真正的声音。放眼望去，那里一株树也没有，一棵草也不见，一只鸟也没飞，甚至风都没有吹来。说起动的东西，仅我而已。就好像时间停止了似的一切静止不动，万籁俱寂。

好不容易爬上山顶一看，不出所料，周围一带尽收眼底。只是，到处笼罩着一层白蒙蒙雾霭样的东西，无法如期待的那样看得那么远。我看明白的，至少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那里似乎是全然没有生命迹象的不毛之地。岩石遍布粗糙不堪的荒野朝所有方向延展开去。依然看不见天空。只有乳白色的天花板（或看上去像是天花板的东西）整个压在头顶，恍惚成了因宇宙飞船故障而孤单单降落在无人的陌生行星上的宇航员。上面只有微乎其微的光和能够吸入的空气——仅此一点就该感谢才是。

侧耳倾听，似有某种微弱的声音传来。最初以为纯属错觉或自己身上产生的耳鸣什么的，但很快得知那是某种自然现象发生的连续性现实声响。总好像是水流声。说不定是长面人说的河流。不管怎样，反正我在这若明若暗的光亮中朝水声传来的方向一边当心脚下一边走下不规则的斜坡。

细听水声当中，我察觉喉咙干渴得火烧火燎。想来，很长时间里我光顾走路了，全然没有摄取水分。但想必紧张的关系，水什么的全然没有出现在脑海。而听得水流声，当即想喝水想得忍无可忍。话是这么说，可那河水——如果发出声音的真是河流的话——适于人饮用吗？一来可能是浑浊的泥水，二来水中没准含有某种危险物质和病原菌。或者是手掬不起来的单单作为隐喻的水亦未可知。姑且实际去看个究竟吧，别无选择。

随着步子的移动，水声听起来逐渐变大变清晰了。大约是汹涌穿过岩石地带的河流发出的声音。可是河什么样我还没有看到。大致估计着往声音响起的方向行走过程中，两侧地形渐次高耸，成了石壁架势，高达十米以上。一条路在如削石壁的夹击下出现了。路如长蛇一般随处拐来拐去曲曲弯弯，没办法望见前头。不是人工修建的路，怕是大自然开凿出来的。其尽头似有河水流过。

我沿着石崖相拥的路勇往直前。这一带也同样，一株树也不长，一撮草也不生。具有生命的物体哪里都荡然无存。闪入眼帘的只有绵延不断的静默的岩石。没有润泽的单色世界。绝对像是画家中途失去兴趣而彻底放弃着色的风景画。我的脚步声也近乎无声。所有声音都好像被四周岩石吮吸一空。

路大体是平坦的，但不久变成拖拖拉拉的上坡路。花时间爬上顶端，来到有一排尖状岩石脊背的地方。从上面探出身，这才得以把河流状况收入视野。水声听起来比刚才清晰多了。

河看上去不很大。河面宽约五六米，也就那样。但流速相当快。多深不知道。点点处处跃起不规则的微波细浪——由此看来，水下大约是不规则地形。河笔直横穿岩石遍布的大地向前流去。我翻过岩石脊背，走下陡峭的岩石地，朝河边靠近。

目睹河水由右而左汹涌奔流的场景，我的心情多少得以镇静下来。至少有这么多水在实际移动，随着地形从某处奔向某处。在这此外别无任何动态的世界上、在这甚至风都没有的世界上，唯独河水在移动。而且把水声切切实实传向四面八方。是的，这里不是缺失动感的世界。这点让我略感释然。

到了河边，我先在岸边蹲下掬水在手。令人快意的凉水，就像是汇聚雪水的河流。看起来甚为清澈洁净。当然，仅仅目测是不晓得水是否安全的。里边或许混有某种肉眼看不见的致命物质。含有危害身体的细菌也不一定。

我嗅了嗅掬起的水味儿。没有气味（假如我没有失去嗅觉的话）。随即含在嘴里。水没有味道（假如我没有失去味觉的话）。我一狠心把水送入喉咙深处。我实在太渴了，无论带来怎样的后果都不能忍着不喝。实际喝了也是全然无味无感的水。所幸，无论是现实的水还是虚构的水，都充分滋润了我干渴的喉咙。

我用手往嘴里送了几次水，只管喝个痛快。我的喉咙渴得意外厉害。但是，用什么气味什么味道也没有的水滋润喉咙，实行起来感觉相当奇妙。口渴的时候咕嘟咕嘟喝冷水，我们会觉得比什么都好喝，浑身上下都贪婪地吸收它的味道。所有细胞欢呼雀跃，所有筋肉恢复生机。然而，这条河里的水全然没有唤起那种感觉的要素。口渴纯属物理性撤退消失。

反正尽兴喝水解除口渴之后，我起身重新四下打量。据长面人告诉我的，河边某处应有码头才是，去到那里船就会把我送到对岸。而到了对岸，就会在那里得到（大概）关于秋川真理惠下落的消息。可是，无论看上游还是看下游，哪里都没看到像是船的东西。务必设法找到。自己涉水过河委实过于危险。“水流又急又凉又深，没有船过不了河。”长面人说。问题是，从这里到底去哪里才能找到船呢？河的上游？还是下游？二者必择其一。

这时我想起免色的名字叫“涉”。“跋山涉水的涉”，他自我介绍。“为什么被取了这么个名字，原因我不知道。”往下他还这样说道：“顺便说一句，我是左撇子。若叫我选择往右还是往左，我总是选择往左。”那是缺乏前后脉络的唐突的表达。何以突然说起这个，那时我未能完全理解。想必正因如此才清楚记得他的话。

未必是有多大含义的说法，很可能只是随口之言。但这里是（据长面人所说）由事象与表达的关联性构成的地方。我必须从正面认真对待这里显示的所有影射、所有偶然。我决定迎面往左前进。遵循无色的免色先生的下意识指教，顺着一无气味二无味道的水流向下走去——它也许暗示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暗示。

我一边顺流前行，一边思考这水里可能有什么栖息。大概什么也不会栖息吧？当然没有明证。不过这条河里也同样感觉不出类似生命气息的东西。不说别的，在这一无气味二无味道的水中到底能有怎样的生物栖息呢？而且，这条河看上去过于将其意识强烈集中于“自己是河、是持续流动之物”这一点上。它确实取以“河”这一形象，但并非超出河这一存在方式的东西——就连一条小树枝一枚草叶都没在河面漂流。唯有大量的水在地表单纯移动不止。

周围依然笼罩着茫茫雾霭那样的东西。具有绵柔手感的雾霭。我就像钻过白色花边窗帘一样在这茫无头绪的棉花般的雾霭中移步前行。未几，胃中觉出刚才喝的河水的存在。并非令人不悦的凶多吉少之感，却也不是沁人心脾的愉悦感。乃是一种模棱两可无法确切把握实体的中立性感触。仿佛通过将此水摄入体内，自己成了具有和以前不同结构的存在——便是有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莫非喝这河水致使自己的体质变得同此地相适应了不成？

但不知何故，我没有对这一状况怀有多少危机感。恐怕没有大事，我大体感到乐观。并没有足以为之乐观的具体根据。不过迄今为止，看上去事情基本还是顺利的。平安穿过了狭窄漆黑的通道，一无地图二无指南针地横跨岩石遍布的荒野，还找到了这条河，用河水解了口渴，也没有遭遇据说黑暗中潜伏的危险的双重隐喻。也许纯属幸运。或者事情如此运行是事先定下的也有可能。不管怎样，如此下去，前面的事也应该一帆风顺，我这样想道，至少努力这样想。

很快，雾霭前方有什么影影绰绰浮现出来。不是天然物，是由直线构成的人工做的什么。临近一看，得知像是码头。不大的木结构栈桥朝河面伸出。我心想，往左走到底是对的。在这关联性世界，或许一切都依照自己采取的行动赋以形态亦未可知。看来是免色给我的下意识的暗示把我平安无事地领来这里。

透过淡淡的雾霭，望见码头上站着一个男子。身材高大。在目睹小个子的骑士团长和长面人之后，此人在我眼里宛如巨人一般。他靠在栈桥前端一个深色机械装置（仿佛）上站着，好像正在深思熟虑什么一动不动。就在他的脚下，河水急剧翻卷着泡沫冲刷不止。他是我在此地遇上的第一人，或者以人形出现的什么。我小心翼翼地缓缓朝那边接近。

“你好！”我从能清楚看见他体貌的近处，透过雾纱一咬牙打了声招呼。没有回音。他兀自站在那里，只约略改变一下姿势。黑色剪影在雾气中微微摇颤。也许没有听清。语声大概被水声抵消了。或者此地空气不堪传送语声也不一定。

“你好！”我又靠近一些再次招呼道，用比刚才更大的音量。但对方仍沉默不语。听见的唯有不间断的水声。也可能话听不懂。

“听见了，话也懂了。”对方应道，似乎读出了我的心思。语声同其高大的身材相应，深厚低沉。其中没有抑扬顿挫，听不出任何感情，一如河水不含有任何气味和味道。

(1)宝丽金集团所属的一家以录制歌剧而闻名于世的唱片公司，成立于1929年。

54　永远是非常长的时间

站在我跟前的高个男子没有脸。当然不是没有头。他脖子上面像一般人那样长着头，但头上没有脸。应该有脸的地方唯有空白，仿佛乳白色轻烟的空白。他的语声是从空白中发出的，听起来就好像从深洞尽头传出的风声。

对方身穿色调灰暗的防雨风衣那样的东西，风衣下端很长，几乎长及踝骨。下面探出长靴的尖头。风衣扣全都扣着，一直扣到喉结，俨然防备风暴袭来的装束。

我什么也没再说，当场伫立不动。我的口中出不来话语。稍离开些看去，既像是白色斯巴鲁“森林人”车上的男子，又像是深夜来访家中画室的雨田具彦，还像是《刺杀骑士团长》中挥起长剑刺杀骑士团长的年轻男子。三人都身材高大。可是近前细看，得知谁也不是，单单是“无面人”。他戴着宽檐黑帽，拉得很低，帽檐将乳白色空白遮掉一半。

“听见了，话也懂了。”他重复道。当然嘴唇不动，没有嘴唇。

“这里是河码头吗？”我问。

“不错。”无面人说，“这里是码头，能过河的只此一处。”

“我必须去河对岸。”

“没有不去的人。”

“这里有很多人来吗？”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被吸入空白。没有休止符的沉默。

“河对岸有什么呢？”我问。由于笼罩着白色河雾样的东西，河对岸还是不能看清。

无面人从空白中盯视我的脸。而后说道：“河对岸有什么，那因人而异，取决于人对那里有求于什么。”

“我在寻找秋川真理惠那个女孩的下落。”

“那就是你有求于河对岸的，是吧？”

“那就是我有求于河对岸的。为此来到这里。”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入口的呢？”

“我在伊豆高原一座高龄者疗养机构的一室用厨刀刺杀了以骑士团长形体出现的理念，是两相自愿基础上的刺杀。结果招来了长面人，让他打开通往地下的洞口。”

无面人好一会儿一言不发，空白面孔直定定对着我。我琢磨不透我说的意思他能否理解。

“出血了吧？”

“很多很多。”我回答。

“可是实实在在的血？”

“看上去是。”

“看一下手！”

我看自己的双手。但手上已没有血迹。大概刚才掬河水喝时被冲洗掉了。本来沾了很多很多血来着。

“也罢，就用这里的船把你送去河对岸好了！”无面人说，“但为此有一个条件。”

我等他说出条件。

“你必须向我支付相应的代价。这是规定。”

“如果不能支付代价就去不了对岸，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只能永远留在河这边。这条河，水很凉，流速快，底很深。而且永远是非常长的时间。这可不是修辞。”

“可是我没带任何能支付给你的东西。”

他以沉静的语声说：“把你衣服口袋装的东西全部掏出来看看！”

我把装在夹克和裤子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了出来。钱夹里有不足两万日元的现金，信用卡和借记卡各一枚，驾驶证、加油站的优惠券。钥匙扣上有三把钥匙。另有浅奶油色手帕，有一支一次性圆珠笔。还有五六枚零币。只这些。当然手电筒是有的。

无面人摇头道：“可怜，那点儿东西当不了摆渡钱。钱在这里毫无意义。此外没有身上带的东西了？”

此外什么也没带。左手腕倒是戴着一块廉价手表，但时间在这里不具任何价值。

“如果有纸，可以画你的肖像画。说起此外我随身带的，不外乎画画技能。”

无面人笑了——我想应该是笑——空白里面隐约传来类似欢快回响的声音。

“我根本无脸。无脸的人的肖像画怎么能画出来呢？无也能画成画？怎么画？”

“我是专家。”我说，“没有脸也能画肖像画。”

无面人的肖像画能否画出，自己完全没有自信。但试一试的价值应该是有的。

“能画成怎样的肖像画，作为我也极有兴趣。”无面人说，“遗憾的是，这里没有纸。”

我目光落在脚下。或许能用棍子在地上画。但脚下地面是坚硬岩石地。我摇头。

“这果真是你身上带的一切？”

我再次把所有口袋仔细搜寻一遍。皮夹克口袋里再没装什么了，空空如也。不过我发觉裤袋深处有个很小的东西。那个塑料企鹅饰物！免色在洞底找到给我的。连着一条细绳吊带。秋川真理惠作为护身符拴在手机上的。不知何故掉在洞底。

“把手里的东西给我看看。”无面人说。

我摊开手，让他看企鹅饰物。

无面人以空白眼睛定定注视。

“这个可以。”他说，“就以这个为代价吧！”

我判断不出把这个给他是否合适。不管怎么说，这是秋川真理惠所珍惜的护身符，不是我的持有物。随便给谁可以吗？给了，秋川真理惠身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发生？

可是我别无选择。如果不把这个给无面人，我就不能去河对岸。而若不去河对岸，就不能锁定秋川真理惠的去向。骑士团长的死也白死了。

“把这个作为摆渡费给你。”我一咬牙说道，“请把我送到河对岸。”

无面人点头：“可能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画我的肖像画。果真那样，届时就把这企鹅玩偶还给你。”

他打头跳上系在木栈桥前端的小船。较之船，样子更像是扁平的糕点箱，棱角分明。是用看似相当结实的厚木板做的，狭长，全长不足两米。估计一次运不了几个人。船底正中间那里竖着一根粗柱，顶端拴有一个直径约十厘米显得甚是结实的铁环，一条粗绳从环中穿过。粗绳几乎不打弯地直挺挺从此岸拉到彼岸。看情形，船是顺着粗绳往来以免被湍急的河水冲走。船似乎用了很久了。没有发动机那样的东西，橹也没有，只一个木箱浮在水面。

我跟在他后面跳上船来。船底铺着平木板，我弓身坐在上面。无面人靠着正中间的粗柱站定，像等待什么似的闭目缄口。我也什么都没说。静默之中过去了几分钟，而后船仿佛下定决心，开始缓缓前行。虽然无法判断是以什么动力驱使的，但反正我们在无言中缓缓向对岸驶去。引擎声也好其他任何种类的机械声也好，概无所闻。传来耳畔的只有不断撞击船舷的河水声。船大体以差不多和行人同样的速度前进。船因水势摇晃甚而倾斜，但由于穿过铁环的粗绳的作用，不至于被水冲走。确如无面人所说，人不坐船是基本不可能过河的。无面人即使船大大摇摆也若无其事地静静靠在立柱上。

“到了对岸，就会明白秋川真理惠在哪里吗？”我在河中间一带问他。

无面人说：“我的职责是把你送到对岸。让你穿过无与有的间隙是我的工作。再往下的事不是我的分内事。”

不久，“砰”一声，船轻轻撞到对岸的栈桥码头，停了下来。船停了，无面人也还是久久保持那个姿势不动，仿佛靠着粗立柱在脑袋里核实什么。之后大大吐了一口空白的气，下船上到码头。我也随后下船。无论码头还是那上面的绞盘似的机械装置，样式都和出发那个地方一模一样，以致我觉得是不是又转回刚才那里了。但当我离开码头脚踏地面时当即知道那是错觉。这里是对岸之地，不是粗粗拉拉的岩石地带，而成了普通地面。

“由此往前，你必须一个人前行了。”无面人告诉我。

“即使方向路线都不知道？”

“不需要那类东西。”他从乳白色的虚无中低声说道，“河水已经喝了吧？只要你行动，关联性自会相伴而生——这里就是那样的场所。”

如此言毕，无面人调整一下宽檐黑帽，转身折回小船。他上去后，船和来时一样顺着粗绳缓缓返回对岸，活像训练有素的活物。这么着，船和无面人融为一体消失在雾霭中。

我离开码头，姑且决定走往下游。恐怕不从河边离开为好。这样也可以在口渴时喝到河水。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码头已然隐没在白茫茫的雾霭深处，简直就像那东西一开始就不存在似的。

随着朝下游行进，河面逐渐宽了，水流也眼看着变得平稳起来。浪花不复再现，水流声现在也几乎听不见了。我想，在水流这般平稳的地方建码头多好，何苦非横渡水流湍急的河段不可！就算距离稍长一些，也还是这样过河轻松得多。但是，大概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原理和想法。或者如此水流平稳的地方反而潜伏更多的危险也未可知。

我试着把手插进裤袋。但那里已经没有了企鹅饰物。弄没了护身符（我恐怕永远失去了它）不能不让我感到不安。没准我的选择是错的。除了把它交给无面人还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但愿秋川真理惠即使远离护身符也能平安无事——眼下的我除了祈愿一无所能。

我一只手拿着从雨田具彦床头借来的手电筒，一边当心脚下一边在河边地带前行。手电筒的开关照样关着。四周虽然不那么亮了，但还不至于需要手电筒光。脚下完全看得见，四五米开外也能充分纳入视野。河水紧挨我的左侧静静地缓缓地流淌。对岸照样扑朔迷离，偶尔一闪可见而已。

行进之间，道路样的东西在我的前面逐渐形成。虽然不是明明白白的路，但显然像在发挥作为路的功能。隐约感觉过去也似乎有人走过这里。而且，这条路好像正一点点偏离河流。我停在一处犹豫：应该就这样顺流下行还是应该沿着类似路的东西离河而去呢？

思考有顷，我选择离河沿路前进。因我觉得这条路会把我领去哪里。只要你行动，关联性自会相伴而生，无面的摆渡人说。这条路也可能同是关联性之一。我决定按照自然的暗示（或类似暗示的什么）行动。

离河越来越远，路也越来越变成上坡。不觉之间，水声听不见了。我以一定的步调沿着几近直线的慢坡路行走。雾霭已经散尽，而光依然模糊不清、单调浅淡，无法看见远处。我在这样的光亮中有条不紊地呼吸，一边留意脚下一边迈步。

走了多久呢？时间感早已丧失，方向感荡然无存。也有一直边走边想事这个原因。我不能不想的事太多了。但实际上又只能想得支离破碎。打算想某件事的时候，马上有别的念头冒出脑海。新的念头好比大鱼吃小鱼将此前的念头整个吞噬进去。如此这般，思考总是朝着不应有的方向突飞猛进。最后彻底糊涂起来，不知自己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打算想什么？

由于意识如此混乱，注意力就彻底分散了，险些和它发生不折不扣的正面冲突。但这时我碰巧绊上什么几乎跌倒，好歹站直身体，在此止住脚步，扬起低伏的脸。皮肤感觉得出周围空气有了急剧变化。我猛然清醒过来，发现一个仿佛巨形块体的东西在眼前黑魆魆拔地而起，迫在眉睫。我屏住呼吸，瞠目结舌，刹那间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什么？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那是森林。原本见不到一草一木的地方竟赫然出现几须仰望的森林，不能不让人吃惊。

然而确是森林无疑。树木纵横交错，葳蕤繁茂，密不透风，里面郁郁葱葱。不，较之森林，大约说“树海”更为接近。我站在它跟前侧耳倾听，久久一无所闻。没有风摇树枝的动静，听不见鸟的叫声。什么声音都没传来耳畔。彻头彻尾的静默。

踏入森林让我感到本能的惧怯。树木长势过于茂密，里面的黑暗仿佛深不可测。不晓得森林规模多大，不知道路通向哪里。或者路到处分岔让人迷路亦未可知。万一迷失其间，脱身出来恐怕远非易事。可是，除了断然进入其中别无选择。我走来的路已被直接吸入林中（恰如铁路被吸入隧道）。而且既已至此，现已不可能再返回河边。何况返回也不能确保那里仍有河。总之，我是沿这条路一门心思走过来的，哪怕再有什么也有进无退。

我决意把脚踏入昏暗的森林之中。至于现在是天明时分还是中午抑或傍晚，仅凭光亮无以判断。能判断的，只是这仿佛薄暮的淡淡光亮无论过去多久都一成不变。或者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时间这个东西也有可能。如此程度的光亮没准永远持续下去，既无天明又无日暮。

森林中确实昏暗。头顶严严实实覆盖不知几多层树枝。不过不能打手电筒。一来眼睛逐渐习惯昏暗，迈步的脚下总可以看清，二来不想浪费电池。我一边尽量什么也不想，一边顺着林中暗道一味行走不止。因我觉得一旦想什么，那一念头就可能把我带去某个更暗的地方。路始终是徐缓的上坡路。行走之间传来耳边的唯独自己的脚步声。而脚步声也好像走着走着被抽走了一些，静悄悄小了起来。但愿不要口渴。离河应该相当远了。就算口渴，也不可能折回喝水。

走多长时间了呢？森林无休无止，怎么走也几乎看不出风景有变化。亮度也始终如一。自己足音以外的任何声音都传不来耳边。空气照样没有气味。树木重重叠叠在小路两侧构成墙壁。除了壁，眼中别无所见。这森林里没有活物栖息不成？想必没有。纵目四周，无鸟，无虫。

尽管如此，却有一种自己始终被什么注视的感觉，感觉分外鲜活真切。似乎有几只眼睛从昏暗中透过树木厚墙的缝隙注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的肌肤像感受镜头集约光束一样火辣辣感受着那些锐利的视线。他们要看清我在这里想干什么。这里是他们的领土，我是孤独的入侵者。但我并未实际看到那些目光。可能纯属我的错觉。恐惧和疑心在昏暗中制造出几多虚构的眼睛。

另一方面，秋川真理惠说她隔一条山谷在皮肤上切切实实感受到了通过双筒望远镜发送的免色的视线。她得以知晓自己被谁日常性观察着。而且她的感觉是正确的，那视线绝非虚构之物。

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将倾注在自己身上的那些视线视为莫须有之物。那里没什么眼睛，那不外乎自己的恐惧心理制造出的错觉。这样认为是必要的。总之我必须最后穿出这片庞大的森林（尽管不知其多大）。尽最大限度保持清醒头脑。

所幸一条岔路也没有。所以不必为何去何从而困惑，不会误入不知去向的迷途，也没有带尖刺的树枝挡住去路。只管沿一条小路持续前行即可。

这条路走多久了呢？估计时间非常之长（虽说时间在这里几乎不具任何意义）。但我几乎没觉出疲劳。相对于觉出疲劳，我的神经大概太亢奋、太紧张了。而当两腿到底开始变重的时候，觉得前方远远闪出小小的光源。宛如萤火虫的黄色小点。但不是萤火虫。光点只有一个，不摇曳，亦不闪烁。看来像是固定于一处的人工之光。随着步子的前移，光变得更大了更亮了——尽管微乎其微——不错，我正朝着什么接近。

至于那是善的还是恶的，则无由知晓。是帮助我的呢？还是伤害我的呢？而无论哪一种，我都不具有所谓选项。善的也罢恶的也罢，那光是什么，我都只能实际亲眼看个究竟。倘若讨厌，一开始就不该来这种地方。我朝着光源一步步移动脚步。

不久，森林突然终结。两侧树墙尽皆消失。蓦然回神，已经来到仿佛开阔的广场的场所——终于钻出了森林！广场地面平坦，呈漂亮的半月形，在这里终于得以看见头上的天空。类似薄暮的光再次照亮我的四周。广场前面是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那上面开着一个洞，而我刚才目睹的黄光，是从那洞窟的黑暗中漫出来的。

背靠蓊郁的树海，迎面悬崖高耸（绝无可能攀登），那里有个洞口。我再度仰面看天，环顾四周。此外没有像路的路，我能采取的行动只有把脚踏入洞中。踏入之前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尽量重建意识。前进产生关联性，无面人这么说。我正在无与有的缝隙中穿行。我只能完全相信他的话，毅然决然委身其间。

我小心翼翼踏入那个洞中。随即，我想到一件事：以前也进过这个洞。洞的形状有印象，空气也熟悉。继而记忆倏然复苏。富士风洞！小时候放暑假由年轻的舅舅领着，和妹妹小径一起进过的洞。而且，路一个人吐噜噜钻进其中狭小的横洞，半天都不返回。那时间里一阵不安朝我袭来，担心妹妹就那样消失去了哪里，担心被地下漆黑的迷宫永远吸纳进去。

永远是非常长的时间，无面人说。

我在洞中朝着黄光漫来的那边一步一挪。尽可能放轻脚步、抑制胸口亢奋的跳动。转过岩壁拐角，我得以目睹那个光源。原来是旧矿灯。过去的矿工在坑道使用的那种带黑色铁边的老式矿灯。矿灯中点着一支粗蜡烛，吊在岩壁上钉的粗钉子上。

“矿灯”两个字似乎听过。它同大约雨田具彦参与的抵抗纳粹的维也纳学生地下组织的名称有关(1)。各种事情迅速连在一起。

矿灯下站着一个女子。最初所以没有察觉，是因为她个头太小了。身高不足六十厘米，黑发漂亮地扎在头顶，身穿白色古代衣裳。一看就知是高档衣裳。她也同样是从《刺杀骑士团长》画中穿出来的人物——那个把手捂在嘴角、以惧怯眼神目击骑士团长被刺杀现场的年轻美女。以莫扎特歌剧《唐璜》的角色而言，即唐娜·安娜，被唐璜杀害的骑士团长的女儿。

矿灯光照下的她的黑影被鲜明放大照在身后的岩壁上，摇曳不定。

“等着您呢！”小个头唐娜·安娜对我说。

(1)维也纳学生地下抵抗组织的名称为新烛光（坎德拉），日语为カンデラ，同此处意为矿灯的カンテラ发音相仿。

55　那是明显违反原理的事

“等着您呢！”唐娜·安娜对我说。身体固然小，但语声清脆。

这时我已大体失去了对什么吃惊的感觉。甚至觉得她在此等我莫如说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容貌美丽的女性。有自然率真的优雅，语声听得出坚贞不屈的韵味。尽管身高不足六十厘米，但她似乎具有让男人心仪的特殊的什么。

“从这里开始由我带路。”她对我说，“拿起那盏矿灯可好？”

我顺从地摘下墙上挂的矿灯。谁挂的不知道，但那矿灯挂在她手够不到的高处。矿灯顶端连有铁环，可以用来挂钉，或拎在手里移动。

“等我到来？”我问。

“是的，”她说，“在这里等好久了。”

莫非她也同是隐喻的一种？但我总觉得不宜对她问得这般直截了当。

“您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吗？”

“这个地方？”她以诧异的神色反问，“不，我只是在这里等你。说这个地方我也不大懂。”

我再没继续问什么。她是唐娜·安娜，在此等我到来。

她身上是和骑士团长身上同样的白色装束，怕是丝绸的。好几层丝绸作为上衣重重叠叠，下面是肥肥大大的长裤样的东西。体形从外面看不出来，不过总好像是紧绷苗条的身段。脚上是用什么皮革做的小黑鞋。

“好了，走吧！”唐娜·安娜对我说，“没有时间余地。路时时刻刻变窄。请跟在我后面，提着矿灯！”

我把矿灯举在她头顶，照着四周跟在她后面。唐娜·安娜以熟练快速的步伐朝洞窟深处走去。蜡烛火苗随着步伐晃动，周围岩壁细微的阴影如活的马赛克镶嵌图案翩翩起舞。

“这里看上去好像我曾经去过的富士风洞。”我说，“实际上是的吧？”

“这里的一切都是好像的东西。”唐娜·安娜也不回头，似乎对着前面的黑暗说道。

“就是说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她说得很干脆，“目力所及，归终都是关联性的产物。这里的光是影的比喻，这里的影是光的比喻。我想您是知道的。”

我不认为我能正确理解其含义，但我没再问下去。一切都将沦为象征性哲学议论。

越往里走，洞越慢慢变窄。洞顶也低了，必须约略弓腰才行，一如富士风洞那次。不久，唐娜·安娜止步停下，回过头以一对小黑眼睛直直地向上看我。

“我能在前面带路的，到此为止。由此往前必须由您率先前进，我跟您走到半路——那也只是到某个地点为止。再往前您只能一人独行。”

由此往前？说得我歪头不解。这是因为，无论怎么看洞都在此终止了。前头矗立着黑乎乎的岩壁，别无其他。我用矿灯四下探照，但洞还是到此为止。

“从这里好像哪里也去不成了。”我说。

“请仔细看，左边角落那里应该有个横洞入口。”唐娜·安娜说。

我再次用矿灯光往洞左边角落照了照。探身靠近细看，果然大岩石后面藏有一个看似阴影的凹窝。我从岩石与洞壁之间挤过身子，查看这个凹窝。确实像是横洞入口。同在富士风洞路钻入的横洞十分相似，但较之稍微大一些。据我的记忆，小妹那时钻入的是更小的横洞。

我回头看唐娜·安娜。

“您必须进到里面去。”这位身高六十厘米左右的美丽女性说。

我一边搜寻字眼一边注视唐娜·安娜的美貌。在矿灯黄光的照射下，她拉长的身影在墙上晃来晃去。

她说：“我知道您向来对黑暗狭小的地方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进入那种地方，就没办法正常呼吸。对吧？但即使那样，您也必须决心进到里面。若不然，您就不能得到您希求的东西。”

“这横洞通向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前途由您本身、您的意志决定。”

“可我的意志里也含有恐惧。”我说，“这让我担心。我的那种恐惧感说不定会扭曲事物，把我带去错误方向……”

“恕我重复，决定道路的是您本身。尤其是，您已经选择了您应走的道路。您已经付出巨大的牺牲来到这个世界，坐船过了那条河。无法后退。”

我重新打量横洞的入口。想到自己这就要钻进这又窄又暗的洞中，身体一阵收缩。然而这是我非做不可的事。如她所说，已经后退不得。我把矿灯放在地上，从衣袋掏出手电筒。不能带矿灯进这狭窄的横洞。

“要相信自己。”唐娜·安娜以低微而通透的语声说，“喝那条河的水了吧？”

“嗯，渴得忍无可忍。”

“那就好。”唐娜·安娜说，“那条河流淌于有无之间。而且，出色的隐喻会让所有事物中隐含的可能性的河流浮现出来。犹如优秀的诗人会在一种光景中鲜明地演示出另一种新光景。不言而喻，最好的隐喻即是最好的诗。您不能把眼睛从另一种新光景上移开。”

我想，雨田具彦画的《刺杀骑士团长》可能就是“另一种新光景”。那幅画大概如同优秀诗人所做的那样化为最好的隐喻，在这世界上确立另一种新的现实。

我打开手电筒，检查光亮。光的亮度没有恍惚感，看来电池还能用一阵子。我决定脱去皮夹克留下。不可能穿这种硬撅撅的衣服进这狭小的洞穴。我身上现在是一件薄薄的毛衣，一条蓝色牛仔裤。洞里既不很冷，又不太热。

之后，我下定决心，弯腰弓背，几乎四肢着地将上半身爬入洞中。洞的周围由岩石构成，但表面溜滑溜滑，就好像经年累月被流水冲洗过一样，几乎没有棱角。这么着，尽管狭窄，但往前爬起来并没有想的那么困难。手碰上去，岩石约略发凉，似乎微含潮气。我用手电筒光照着前面，像虫子一般缓缓爬向前去。我猜想这洞说不定曾经作为水渠发挥过功能。

洞高六十厘米或七十厘米，横宽不足一米。只能匐匍前进。有的地方稍窄，有的地方略宽，这黑暗的天然管道——我感觉——便是这样绵延不绝。时而横向拐弯，时而上坡下坡。所幸没有大的落差。不过，假如这洞果真发挥过作为地下水渠的功能，那么此时此处忽然涌进大量的水也并非不可能——这样的念头倏然浮上脑海。想到自己没准在这狭窄的黑洞中淹死，当即怕得手脚麻痹，动弹不得。

我想返回来时的路。可是在这狭小的洞中根本不可能转换方向。不知不觉之间，通道似乎一点点变窄了。将爬来的距离朝后退回也好像不大可能。恐惧感把我整个包围起来。我被完完全全钉在了这里。进不得，也退不得。浑身所有细胞都渴求新鲜空气，急促喘息不止。我彻底孤独无力，被所有的光弃置不理。

“别停，直接前进！”唐娜·安娜以清晰的声音说。至于那是幻听还是她真的在我身后发声，我无从判断。

“身体不动了。”我朝着应该在我身后的她好歹挤出声音，“呼吸也困难了。”

“把心牢牢收住，”唐娜·安娜说，“不能让心乱动。心一旦摇摆不定，就要成为双重隐喻的饵料。”

“双重隐喻是什么？”我问。

“您应该已经知道。”

“我知道？”

“因为就在您身上。”唐娜·安娜说，“就在您身上捕捉之于您的正确情思，一个接一个大吃大嚼，吃得肥肥大大。那就是双重隐喻，很早就已住在您体内深重的黑暗中。”

我恍然大悟：白色斯巴鲁男子！我并不情愿，却又不能不那样想。估计是他促使我勒女子脖颈的，以此让我窥看我本身心间的黑暗深渊。并且出现在我大凡所到之处，让我想起那黑暗的存在。恐怕那就是真相。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他如此告诉我。他当然无所不知。因为他就存在于我自身之中。

我的心处于黑暗的混乱中。我闭上眼睛，力图将心锁定在一个地方。我咬紧牙关。可是怎样才能将心锁定在一个地方呢？说到底，心在哪里呢？我依序搜寻自己的全身。然而没发现心。我的心究竟在哪里？

“心在记忆中，以意象为营养活着。”女子语声说道。但那不是唐娜·安娜的语声。那是小路的声音，死于十二岁的妹妹的声音。

“在记忆中寻找！”令人怀念的声音说，“找具体的什么，手能触到的什么。”

“路？”我问。

没有回音。

“路，你在哪里？”

仍无回音。

我在黑暗中探寻记忆，像用手在一个大大的旧百宝囊里摸索那样。但我的记忆似乎成了空壳。记忆是怎样一个东西？就连这个也想不起来了。

“熄掉光亮，且听风声！”路说。

我关掉手电筒，照她说的倾听风的声音。却什么也没听到。勉强听到的，只有自己心脏的跳动。我的心脏如被强风扇动的纱窗一样发出慌乱的声响。

“且听风声！”路重复道。

我屏息敛气，再次聚精会神侧耳倾听。这次得以听到像被心跳声遮掩般的微弱的空气呜呜声。呜呜声时高时低，仿佛远方某处在刮风。继而，我感觉脸面有微乎其微的气流，似乎前方有空气进来。而且那空气里含有气味。毫不含糊的气味，湿土的气味。那是我踏进隐喻之地以来第一次嗅得的像是气味的气味。这条横洞通向哪里，通向某个有气味的场所，亦即现实世界。

“好了，往前动！”这回唐娜·安娜开口了，“时间所剩无多。”

我仍关着手电筒，在黑暗中往前爬去。一边爬行，一边尽量把哪里吹来的真正的空气多一些吸入胸间。

“路？”我再次呼唤。

还是没有回音。

我拼命摸索记忆口袋。那时路和我养猫来着。一只脑袋好使的黑色公猫。名字叫“子安”（何以给它取这样的名字，原因记不得了）。她放学回来路上捡的小弃猫，把它养大。但某个时候那只猫不见了。我们日复一日在附近所有场所找来找去。我们给那么多人看“子安”的照片。然而猫到底没有找到。

我一边回想那只黑猫一边在窄洞中爬行。我是和妹妹一起在这洞中爬着找黑猫——我尽量这样想道，想在前方黑暗中找到丢失的黑猫的身影，想听它的叫声。黑猫是十分具体的东西，能够用手触摸。我得以真切想起那只猫的毛的手感、体温、掌球的硬度、喉咙呼噜噜的响声。

“对了，这就好。”路说，“继续想下去！”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白色斯巴鲁男子忽然对我说道。他身穿皮夹克，头戴尤尼克斯高尔夫帽。他的声音被海风吹哑了。被这声音乘虚一击，我胆怯起来。

我拼命地继续想猫，努力把风带来的些微土气味儿吸入肺腑。我觉得那气味有熟悉感。那是前不久在哪里吸过的气味。而在哪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在哪里嗅到这种气味呢？想也想不起来的时间里，记忆再次开始变得淡薄起来。

用这个勒我的脖子！女子说。桃色舌头从唇间闪烁可见。枕头下准备好了浴衣带。她的黑色阴毛湿漉漉的，如被雨打湿的草丛。

“在心中推出让人怀念的东西，什么都行，”路以迫切的语声说，“快，快快！”

我想再次思考那只黑猫。然而“子安”的样子已无法想起，怎么也浮不上脑海。或许在我稍微考虑其他事当中，猫的形象被黑暗吞噬一尽。必须赶紧推出别的什么。黑暗中有一种不快的触感，洞似乎一点点变窄。这个洞说不定是活的动的。时间所剩无多，唐娜·安娜说。腋下流出一道冷汗。

“快，快想起什么！”路从背后对我说，“想能用手触摸的东西，想能即刻画成画的东西。”

我像溺水之人紧紧抓住救生圈那样想起标致205。我手握方向盘从东北向北海道一路旅行。想那辆旧的小型法国车。恍若隔世，但那四缸粗俗的引擎声仍清晰烙在我的耳畔。将车挡从二挡挂到三挡时那生硬的牵强感也无法忘怀。一个半月之间那辆车是我的伙计、唯一的朋友。现在倒是已沦为废铁……

尽管如此，洞也好像在确确实实变窄。即使爬行，洞顶也开始碰头了。我要打开手电筒。

“不要光亮！”唐娜·安娜说。

“没有光亮看不见前面嘛！”

“不能看！”她说，“不能用眼睛看！”

“洞一个劲儿变窄。这样下去，身体要被夹住动弹不得。”

没有回音。

“再也前进不得了，”我说，“怎么办？”

还是没有回音。

唐娜·安娜的语声也好，路的语声也好，都已一无所闻。她们好像都不在了。这里有的只是深深的静默。

洞越来越窄，身体前移越来越难。惶恐朝我袭来。手脚麻痹似的动弹不得，吸气也难以为继。你已经被关进小棺木，有声音在我耳边低语，你前进不了也后退不得，将被永远埋在这里，将在这谁的手也够不到的又黑又窄的场所被所有人弃置不理。

这时，背后有什么凑近的动静——某个扁平的什么在黑暗中往我这边爬来。不是唐娜·安娜，不是路。那不是人。我听得沙沙作响的足音，感觉出不规则的喘息。当它离我背后很近之时，不再动了。沉默的几分钟过去。似乎正在屏住呼吸窥看什么。而后一种滑溜溜冰凉凉的什么触碰我裸露的踝骨。像是长长的触手。一种无法形容的惶恐爬上我的脊背。

这就是双重隐喻？是栖息在我体内暗处的东西？

你小子在哪里干了什么？我可是一清二楚！

已经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黑猫也好、标致205也好、骑士团长也好，一切都无影无踪。我的记忆再次沦为一片空白。

我什么也不想，只想逃离那触手而勉强向前挪动身体。洞更窄了，身体几乎动弹不得。我想把身体挤进明显比自己身体窄小的空间。但那不可能做到。无需细想，那显然有违原理，物理上无由发生。

尽管这样，我还是硬把自己的身体拧了进去。如唐娜·安娜所说，这是我已然选择的路，选择他路已无从谈起。骑士团长不得不为此死去，我亲手刺杀了他，将他不大的身体沉入血泊，不能让他的死徒死无益。那具有冰冷触手的什么试图从背后把我纳入其手中。

我竭尽全力往前爬行。毛衣刮在四周岩壁上，似乎到处开线绽裂。我从身体所有关节释放气力，以俨然表演脱绳而逃的艺人的姿势在狭窄的洞中勉勉强强向前钻行，速度慢得像青虫，只能这么慢。我的身体被巨大的老虎钳夹在无比狭窄的洞中。全身上下所有的骨骼和肌肉都大放悲鸣。莫名其妙的冰冷触手已经吱溜溜爬上我的脚踝。想必很快就要把在漆黑漆黑的黑暗中全然动弹不得的我的全身准确无误地掩埋一尽。我将不再是我。

我抛弃所有理性，全力以赴地将身体捅向更为狭窄的空间。身体痛得剧烈呻吟不止。但无论如何也必须往前移动。哪怕全身关节尽皆脱落，哪怕再痛不可耐！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关联性的产物，绝对性东西概不存在。痛也是一种隐喻。触手也是隐喻的一种。一切都是相对的东西。光即是影，影即是光——只能相信。不是吗？

狭窄的洞突然结束。我的肉体简直就像拥堵的草堆被强劲的水流冲出排水管一样抛向空荡荡的空间。连思考何以如此的时间也没有就毫无防备地跌落下去。我想起码有两米来高。所幸落下的地方不是坚硬的岩石地，而是比较柔软的泥土地。我挺身缩颈，让双肩下敛，以防脑袋磕地。几乎条件反射地采取柔道中的防守姿势。肩和腰撞得相当厉害，但痛感几乎没有。

周围被黑暗笼罩。手电筒没了。大概跌落当中从手中滑掉了。我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四肢趴地。一无所见，一无所思。此刻的我勉强得知的，唯独身体关节的痛渐渐明显起来。钻洞时受伤的全身骨骼和肌肉一齐叫苦。

不错，我总算从那狭窄的横洞中钻了出来，这点终于有了切实感受。脚踝上仍真切留有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触手的触感。不管那是什么，我都由衷感谢自己得以把它甩开。

那么，现在我在哪里？

没有风，但有气味。我在吹入横洞的风中微微嗅到的那一气味现在把我重重围在中间。至于那是什么气味，仍然想不起来。但不管怎样，这里是异常安静的场所，无任何声音传来耳畔。

当务之急是找手电筒。我用手仔仔细细摸索四周地面。依然四肢着地，一点点扩大半径。土有些微潮气。我担心在漆黑漆黑的黑暗中手碰到什么让人惧悚的东西。但地面连一颗小石子也没掉下。只有平平的——平得就好像有人好好平整过——地面。

手电筒滚落在距我跌落位置一米左右的地方。我的手好歹摸到了。将这塑料手电筒重新拿在手里恐怕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发生的最值得庆贺的事之一。

打开手电筒前，我闭目重复了几次深呼吸，好比花时间慢慢解开乱作一团的结。这当中呼吸终于平稳下来，心跳也基本趋于正常，肌肉也返回了平日感觉。我再一次大大吸入口气，缓缓吐出后打开手电筒。黄色光柱倏然划向黑暗。但好半天我都没能看清周围光景。眼睛彻底习惯深重的黑暗了，直接见光，脑袋深处有不堪忍受的痛感。

一只手捂着眼睛，慢慢睁开一条缝，从手指间隙窥看周围状况。看上去，我像是位于圆形房间之中。场所不很大，四下围着墙壁。人工石墙。我往上照去。头上有房顶。不，不是房顶，是圆盖样的东西。哪里也没有光射下。

少时，直觉击中了我：这里是杂木林中小庙后面的那个洞。我是钻过唐娜·安娜所在洞窟的横洞跌落在石室底部的，置身于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洞中。为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回归出发点。可是为什么一条光线也没泻进来呢？堵在洞口的是几块厚木板。板与板之间多少是有空隙的，应该有光从空隙中透过才是。然而黑暗如此完整，为什么？

我一筹莫展。

但我反正此刻在的地方是小庙后面打开的石室底部，这毫无疑问。我嗅到的，正是那个洞的气味。这点我为什么一直没能想起呢？我用手电筒光缓缓地小心四下探照。应该靠墙竖立的金属梯子不见了。可能有人又把它提起拿去了哪里，致使我被关在这洞底无法脱身。

而且，奇异的是——大概是奇异的——不管怎么找都没能在周围石墙上找出像是横洞出口的东西。我钻过狭窄的横洞跌落在这个洞底，一如婴儿在空中出生下降。然而哪里也没找见横洞的洞口。就好像我被噗一声吐到外面后嘴巴赶紧闭得严丝合缝一样。

手电筒光不久照出了地面上的一个东西。有印象的东西。原来是骑士团长在这洞底摇响的古铃。我半夜听见铃声，得知杂木林中有这个洞。铃声是一切的发端。后来我把那个铃放在画室板架上，却不知何时它从板架上消失了。我把它拿在手上，借手电筒光仔细端详。带有旧木柄。没错，肯定是那个铃。

我不明所以地一再看铃看个没完。它是被谁拿来这洞底的呢？噢，铃以自身之力返回这里也有可能。骑士团长说铃和他共有一个场。共有一个场——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但我的脑袋太疲惫了，很难思考事物的原理。况且我的周围一根也找不到足以凭依的逻辑立柱。

我坐在地上，背靠石墙，关掉手电筒。下一步怎么办？怎样才能从这个洞出去？这才是我要首先思考的。思考无需光亮。再说我必须最大限度减少手电筒电池的消耗。

那么，如何是好？

56　似有若干必须填埋的空白

莫名其妙的事不一而足。但此时最让我伤脑筋的，是洞里一丝光线也没射进来。一定是谁把洞口用什么堵得死死的——谁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

我在心里祈祷，但愿那个谁（无论谁）没在盖上摞好多块沉重的大石头弄成原来的石堆样子，以致把洞口封得严严实实。倘若那样，从这黑暗脱身的可能性就成了零。

忽有所觉，我打开手电筒看手表：时针指在四时三十二分。秒针好端端旋转着刻录时间。时间似在稳稳流逝。至少这里有时间存在，是按一定方向规规矩矩流动的世界。

不过说到底时间是什么？我这么叩问自己。我们以钟表指针权宜性计算时间的经过。可那果真是妥帖的吗？时间实际上是那样有条不紊地朝一定方向流逝的吗？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莫大的误会吗？

我关掉手电筒，在重新降临的绝对黑暗中喟然长叹。算了，不想时间了。空间也别再想，再想也找不到归宿，无非徒耗神经而已。必须考虑某种更为具体的、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事物。

于是我考虑柚。不错，她是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事物之一（我是说假如给我这样的机会的话）。眼下她处于怀孕期间。来年一月将有孩子——以不是我而是哪里一个男人为父亲的孩子——出生。与我无关的事情在远离的场所稳稳推进。一个同我没有关联的新的生命即将在这个世界登台亮相。而且这方面她对我无任何要求。可是，她为什么无意同对方结婚呢？不明其故。如果她打算当单身母亲，那么难免要从现在工作的建筑事务所退职。私人小事务所，不至于有给产妇长期休假的余地。

但无论怎么考虑也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在黑暗中全然无可奈何。这黑暗让我已有的无力感变本加厉。

假如能从这洞底出去，我下决心见见柚。她移情别恋、唐突弃我而去当然让人心负重伤，并且相应恼怒（倒是花了很长时间自己才意识到此间恼怒）。可我毕竟不能永远怀着这样的心情活下去。见一次柚，当面好好谈谈。向她本人确认眼下在想什么，追求什么。趁还为时未晚……我这样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之后，心情多少畅快起来。如果她希望我们成为朋友，那也无妨，未必完全不可能。只要能上到地面，应该能在那里找到某种类似道理的什么。

之后我睡了过去。要进横洞时把皮夹克脱掉留下了（我的那件皮夹克今后究竟将在哪里走怎样的命运路线呢？），身体渐渐感到发冷。身上只是半袖T恤外穿一件薄毛衣。而毛衣又由于爬着穿过窄洞而漏洞百出惨不忍睹。况且我已从隐喻世界回归现实世界。换言之，回归具有正常时间与气温的地方。尽管如此，较之冷，困意还是占了上风。我瘫坐地面，背靠坚硬的石墙，不知不觉睡了过去。那是没有梦境没有韬晦的纯而又纯的睡眠，好比沉入爱尔兰海湾深海底的西班牙黄金，孤独，谁都鞭长莫及。

睁眼醒来时，我仍在黑暗中。黑得那般深重，在脸前竖起手指也全然不见。因为如此之黑，所以睡与醒的界线也无从分辨。从哪里开始是睡的世界，由何处发端是醒的世界，自己在哪一侧或哪一侧都不在，基本摸不着头脑。我从哪里拽出记忆口袋，活像数金币那样逐一捋出若干事项。想起养过的黑猫，想起标致205，想起免色的白色豪宅，想起《玫瑰骑士》唱片，想起企鹅饰物。我得以一个个明确记起这一切。不要紧，我的心还没有被双重隐喻吃掉。不过是置身于深沉的黑暗中使自己分辨不出睡与醒的区别而已。

我拿起手电筒，打开后用一只手挡住光，用指间透出的光看手表的表盘。表针指向一时十八分。上次看时指在四时三十二分。这就是说，我在这里以这种不自然的姿势睡了九个小时之多？这是难以设想的事。果真如此，身体该更加诉痛才是。相比之下，莫如认为时间在我不知不觉当中倒退了三小时更为合理。不过不能确定。由于始终置身于高密度黑暗之中，以致时间感彻底失常亦未可知。

不管怎样，寒冷比睡前更切实了。而且开始尿急，几乎忍无可忍。无奈之下，我去洞底边缘往地上倾泻。时间不短。尿立刻被地面吸收了。有一股轻微的氨气味儿，但这也很快消失。尿急问题消除后，随之而来的是空腹感。看来我的身体正缓慢而确凿地适应现实世界。在那隐喻之河喝的水的作用或许正在退出身体。

我再次痛感必须争分夺秒脱离这里。否则，势必不久饿死在这洞底。不供应水分和营养，人的血肉之身便无以维持生命。此乃这个现实世界最基本的规律之一。而这里既无水又无食物。有的只是空气（尽管盖子堵得严严实实，但感觉有空气从哪里微微进入）。空气、爱、理想都很重要，但单靠这个活不下去。

我从地面站起，试了试能否设法从光秃秃的石墙攀爬出去。但不出所料，终归枉费心机。墙高固然差一点不足三米，而要攀登没有任何突起物的垂直墙壁，若非具有特异功能之人，基本不可能。纵使能攀登上去，也有盖堵在洞口。而要顶开盖，就要有结结实实的抓手或踏脚处。

我重新坐回地面。往下我能做的，只剩下一件事：摇铃，如骑士团长那样。但骑士团长与我之间有个很大不同——骑士团长是理念，我是活生生的人。理念即使什么也不吃也不会感到饥饿，可我会。理念不会饿死，可饿死我则相当简单。骑士团长能不屈不挠地持续摇铃百年之久（他不具有时间观念），可我不吃不喝持续摇铃期间充其量三天或四天。再往下，估计摇那么轻的铃的力气都将荡然无存。

然而我还是在黑暗中不断摇铃。因为此外我一无所能。当然可以拼命喊救命。问题是洞外是空无人影的杂木林。若非有极特殊情况，人不会踏入作为雨田家私有地的杂木林。况且现在洞口被什么东西堵得死死的，无论怎么大声喊叫，声音怕也很难传入谁的耳朵。徒然使得嗓音沙哑、喉咙更渴而已。既然这样，还是摇铃为好。

何况，此铃声音的传播方式好像不同一般。估计是具有特殊功效的铃。在物理上声音决不算大，但深夜时分我可以从远离的家中床上清晰听得铃的声音。而且唯独铃响时间里那喧闹的秋虫叫声才戛然而止，简直像被严禁鸣叫。

于是，我背靠石墙不断摇铃。轻轻左右摇摆手腕，尽可能把心清空摇铃。摇一阵子，休息一会儿，再摇。如骑士团长曾经做的那样。无心状态绝不难做到。倾听铃声时间里，心情自然而然平和下来，不必非想什么不可。在光亮中摇响的铃声和在黑暗中摇响的铃声，听起来截然不同。想必实际上也截然不同吧。而且，摇铃时间里，尽管被孤零零闷在这没有出口的深重黑暗之中，但不那么感到恐惧了，担忧也感觉不出了。甚至饥寒交迫之感也好像忘了。追索逻辑路径的必要性也几乎不再让人放在心上。不言而喻，这对我而言甚是求之不得。

摇铃摇累了，就靠在石墙上小睡过去。每次睁眼醒来我都打手电筒查看手表时间，而每次都得知时针所指时刻乱七八糟。当然，乱七八糟的可能不是时针，而是我——应该是我。不过那怎么都无所谓了。我在黑暗中晃动手腕万念皆空地摇铃。累了就酣睡一场，醒来再摇。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无休。周而复始之中意识迅速稀释下去。

洞底几乎不闻任何声音。无论鸟鸣还是风声，一无所闻。为什么呢？为什么一无所闻呢？这里应当是现实世界，我已回归腹饿尿急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本应充满种种声音才对。

过去多长时间了呢？我稀里糊涂。手表再也不看了。时间和我似乎彼此已无法顺利找到接点。而且，日期和星期较之时刻什么的更加超越理解范围。因为这里既无白天又无夜晚。如此一来二去，黑暗中就连自己肉体是否存在都变得让人费解了。不仅时间，甚至自己同自己肉体的接点也很难顺利找到。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理解不了。或者莫如说就连想理解的心情都已消失不见。别无他法，我只管摇铃不止。一直摇到手腕差不多没了感觉。

仿佛永远的时间过去之后（或者像海岸波浪一样奔腾而来汹涌而去之后），并且空腹感变得不堪忍耐的时候，头上终于有什么声音传来。似乎是谁掀动剥离世界一角的声音。但在我的耳里无论如何也听不出是现实声音。毕竟谁都休想把世界的一角剥离开来。假如真把世界剥离了，那么继之而来的究竟会是什么呢？新的世界接踵而至？或者永无休止的“无”打上门来？倒也怎么都不碍事，怎么都彼此彼此。

我在黑暗中静静闭目合眼，等待世界被剥离完毕。然而怎么等世界也未被剥离，单单声音在我头上越来越大。听来总好像是现实声响。是现实物体在某种作用下物理性发出的声响。我断然睁开眼睛仰视头顶，同时用手电筒往洞顶照去。做什么不知道，反正有谁在洞的上面弄出很大的声音——“哗啦哗啦”，刺耳，匪夷所思。

那是企图加害于我的声音呢？还是有助于我的声音呢？我判断不来。反正，作为我只能老老实实坐在洞里摇铃静观事态的进展。不久，一条细长而扁平的光线从作为盖子使用的厚板的间隙射入洞中。它像断头台上一把锋利的宽刃刀切硕大的果冻一般纵向切开黑暗，刹那间直达洞底。刀尖就在我的脚踝上。我把铃放在地面，双手捂脸以免眼睛受伤。

接着，堵在洞口的盖板被挪开一块，似有更多的阳光被带来洞底。即使双目闭合用手心紧紧捂脸，眼前的黑暗变白变亮也还是能够感知的。随之，新的空气从头上缓缓降临。清凉凉的新鲜空气。空气中有初冬气味。令人怀念的气味。小时候每年最初把围脖围在脖子上的清晨触感在脑海里复苏过来。柔软的羊毛肤感。

有谁从洞的上面叫我的名字——大约是我的名字。我终于想起自己是有名字的。想来，我已经在名字不具任何意义的世界里滞留了很久很久。

那个谁的声音是免色涉的声音——想到这点让我花了好些时间。我像回应那个声音似的发出很大声音。但声音未能成为话语。我只是狂喊乱叫证明自己还活着。至于自己的声音是否足以振颤这里的空气，我固然没有信心，但那声音的确传进了我的耳朵——作为假设性动物奇妙而粗野的呐喊。

“不要紧吗？”免色招呼我。

“免色先生？”我问。

“是的，我是免色。”免色说，“没受伤吗？”

“我想没受伤。”我说，声音终于镇静下来。“大概。”我补充道。

“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的呢？”

“不清楚。发觉时已经在这里了。”

“放下梯子能够从那里爬上来吗？”

“我想能够。”我说。大概。

“请稍等等。这就放梯子下去。”

他从哪里拿来梯子的时间里，我慢慢让眼睛适应阳光。完全睁眼睛尚不可能，但已无需双手捂脸了。幸好阳光不是多么强烈。白天诚然是白天，而天空想必有阴云。或是薄暮时分也未可知。未几，响起金属梯放下的动静。

“请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我说，“以免弄伤眼睛。眼睛还没太适应光亮。”

“当然，请慢慢适应好了！”

“不过这里怎么这么黑呢？一线光也没射进来。”

“两天前我往这盖子上整个蒙了一块塑料布。因为有谁挪过盖子的痕迹，就从家里拿来厚塑料布，在地面打了金属桩用绳子系紧，不让盖子轻易拿开。毕竟哪里的小孩子不慎掉下去就危险了。那时当然仔细查看了洞里有没有人。怎么看都一个人也没有。”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原来盖上给免色蒙上塑料布了，所以洞底一团漆黑。这话讲得通。

“后来没有塑料布被掀过的痕迹，仍是蒙上时候的样子。这样，你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让人费解。”免色说。

“我也不解。”我说，“意识到时就在这里了。”

我没办法多解释，也没解释的打算。

“我下到那里好吗？”免色说。

“不，你留在上面，我上去。”

不久，可以稍微睁开眼睛了。尽管眼睛深处还旋转着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但意识功能好像没问题了。我看准梯子靠墙竖立的位置，把脚往梯子上蹬去，但很难用上力，感觉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脚。于是花时间一边小心确认立脚点，一边一格一格登上金属梯。随着接近地面，空气更加新鲜起来。此刻已有鸟的鸣啭传入耳中。

手刚搭在地面，免色就牢牢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了上来。他意外地有力，一种让人放心委身的力。我由衷感谢他的力。随即就势瘫倒似的仰卧在地。天空隐约可见。不出所料，天空覆盖着灰云。时间还不清楚。有一种小小的硬雨点打在脸颊和额头的感觉。我慢慢品味这种不规则的质感。过去未曾觉察，原来雨是具有何等令人欣喜之感的东西啊！何等生机蓬勃的东西啊！纵是初冬冷雨！

“肚子相当饿，口也渴，还冷得要命，像冻僵了似的。”我说。这是我能说出的一切。牙齿格格作响。

他搂着我的肩沿杂木林中的路缓缓移步。我调整不好步子，任凭免色拽着。免色的膂力比看上去强得多。肯定天天用自家运动器材锻炼来着。

“房子钥匙有吗？”免色问。

“房门右侧有花盆，钥匙在那下面，大概。”我只能说大概。能够言之凿凿的事这个世界上一件也没有。我仍然冷得发抖。牙齿打颤，自己的话自己都听不大明白。

“真理惠好像偏午时平安回家来了。”免色说，“真是太好了，我也放下心来。大约一个小时前秋川笙子跟我联系的。往你家也打了几次电话，但一直没人接。我就有些担心，来这里看看。结果杂木林里面微微传来那铃声，于是心有所觉，就把塑料布掀开了。”

我们穿过杂木林，来到平坦地方。免色那辆银色捷豹一如往常静静停在门前。依然一尘不染。

“为什么那辆车总这么漂亮呢？”我问免色。或许是不合时宜的提问，但我以前就想问来着。

“这个——是为什么呢？”免色兴味索然地说，“没有特别要做的事的时候，就自己洗车，边边角角都不放过。还有，每个月有专业人士上门给打一次蜡。当然，注意放在车库里以免风吹雨淋。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听了，我那辆半年来任凭风吹雨淋的卡罗拉想必大失所望。弄不好，气绝身亡都有可能。

免色从花盆下拿出钥匙打开房门。

“对了，今天星期几呢？”我问。

“今天？今天星期二。”

“星期二？真是星期二？”

为了慎重，免色梳理记忆。“昨天星期一，是倒瓶罐垃圾的日子，今天毫无疑问星期二。”

我去雨田具彦房间是星期六，过去了三天。即使是三星期、三个月甚至三年，那也决不奇怪。但反正过去的是三天。我将这点嵌入脑袋。而后用手掌蹭了蹭下巴。那里并没有生出三天量胡须的证据。下巴光溜溜的，近乎奇迹。为什么呢？

免色先把我领进浴室，让我用热水淋浴，换衣服。身上的衣服满是泥巴，满是破洞。我团成一团扔进垃圾箱。全身上下蹭得红一块紫一块，但创伤什么的没有发现。至少没出血。

之后把我领进餐厅，让我坐在餐厅椅子上先一点一点慢慢喝水。我花时间把一大瓶矿泉水喝空。我喝水当中，他在电冰箱里找出几个苹果给我削皮。削得非常快，训练有素。我以欣赏的心情怔怔看着他的这项作业。削完皮盛在盘子里的苹果真叫优雅美观。

我吃了三四个苹果。苹果居然这么好吃，吃得我心生感动，由衷感谢兴之所至造出苹果这种水果的造物主。吃罢苹果，他不知从哪里翻出椒盐饼干盒给我。我吃了。略带潮气，然而这也是全世界顶好吃的饼干。我吃的过程中他烧水泡了红茶，还往里加了蜂蜜。我喝了好几杯。红茶和蜂蜜由内而外温暖我的身体。

电冰箱中没有多少食材。唯独鸡蛋存了不少。

“煎蛋卷想吃吗？”免色问。

“如果有。”我说。总之我要用什么把整个胃填满。

免色从冰箱里取出四个鸡蛋，往碗里打了，用筷子急速搅拌后加入牛奶、盐和胡椒，又用筷子转圈搅拌。手势熟练。继而打开煤气，将小平底锅加热后薄薄洒上黄油。从抽屉中找出锅铲，灵巧地做成煎蛋卷。

一如所料，免色煎蛋卷的做法无可挑剔，即使直接上电视烹调节目都绰绰有余。若目睹他的煎蛋卷做法，全国的主妇们肯定叹为观止。事关——或者应说即使关乎——煎蛋卷的做法，也可谓潇洒至极、十全十美，而且细腻高效，看得我五体投地。片刻，煎蛋卷移入盘中，连同番茄酱一起端来我的面前。

煎蛋卷美妙得足以让我不由得想写生。然而我毫不犹豫地往那上面扎进餐叉，神速送入口中。不仅美观，而且堪称至味。

“煎蛋卷无与伦比！”我说。

免色笑道：“谬奖谬奖！曾经做得比这还好。”

那到底会是怎么个好法呢？没准生出彩翼从东京飞去大阪——倘有两个小时的话。

我吃罢煎蛋卷，他收拾盘子。这么着，我的辘辘饥肠似乎终于安顿下来。免色隔着餐桌在我对面坐下。

“说一会儿话可以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说。

“不累吗？”

“累也许累，但还是要畅谈才好。”

免色点头：“这几天，似乎有几个必须填补的空白。”

若是能够填补的空白的话，我想。

“其实星期日来府上了。”免色说，“怎么打电话都没人接，有点儿放心不下，就来看看情况。那是下午一点左右……”

我点头。那时我在别的什么场所。

免色说：“按门铃，雨田具彦先生的公子出来了。是叫政彦的吧？”

“是的，雨田政彦，老朋友。是这里的主人，有钥匙，我不在也能进来。”

“怎么说呢……他对你非常担忧。说星期六下午两人去他父亲雨田具彦先生入住的护理机构时，你忽然从他父亲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我默默点头。

“政彦君因为工作电话离开的时候，你一下子无影无踪。护理机构在伊豆高原山上，走到最近的火车站也很花时间，却又看不出叫过出租车。还有，接待的人也好保安员也好都没看见你离开。往你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所以，雨田君担心起来，特意赶来这里。他是真的担忧你怎么样了，怕你身上发生什么不妙的事……”

我叹了口气：“政彦那边由我另外向他解释。在他父亲紧要关头，额外添了麻烦。那么，雨田具彦先生情况如何呢？”

“好像前不久开始几乎处于昏睡状态。意识没有恢复。公子在护理机构附近住了下来，回东京途中来这里看情况的。”

“看来打个电话为好！”我点头道。

“是啊！”免色双手放在桌面上说，“但是，既然要和政彦君联系，那么就需要就你这三天在哪里做什么了相应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包括是怎样从护理机构消失的。只说蓦然觉察到时已经返回这里，对方怕是理解不了的。”

“想必。”我说，“可您怎么样呢？免色先生？您能理解我的话吗？”

免色不无顾虑地蹙起眉头，静静沉思有顷。而后开口道：“我这人一向是进行逻辑性思考的，那么训练过来的。但坦率地说，关于小庙后面那个洞，不知为什么，就没办法那么遵循逻辑了。那个洞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尤其一个人在那洞底度过一个小时之后，这种心情就更加强烈。那不单单是洞。可是，对没有体验过那个洞的人，基本不大可能让他理解这样的感觉。”

我默然。找不出应该说出口的合适话语。

“还是只能一口咬定什么也不记得这一说法吧！”免色说，“能让对方相信到何种程度自是不得而知，但此外怕是别无他法。”

我点头。大概此外别无他法。

免色说：“人生中会有好几件不能很好解释的事，也会有好几件不应该解释的事。尤其在一旦解释就会彻底失去某种至关重要东西的情况下。”

“你也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吧？”

“当然有。”说着，免色微微一笑，“有几次。”

我把没喝完的红茶喝了下去。

我问：“那么秋川真理惠没有受伤什么的？”

“浑身是泥。好像受了点儿轻伤，没什么了不得的，也就像是跌倒擦破皮那个程度。和你的情形一样。”

和我一样？“这几天她在哪里干什么了？”

免色现出窘色。“那方面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是听说稍前一会儿真理惠回家来了，浑身是泥，受了轻伤。如此而已。笙子也还心情混乱，很难在电话中详细说明。等事情稍微安顿下来，最好由你直接问笙子，我想。或者问真理惠本人，如果可能的话。”

我点头说：“是啊，这样好。”

“是不是最好睡上一觉？”

经免色这么一说，这才觉察自己困得不行。在洞中睡得那么深沉（应该是睡了的），不料却困得这般忍无可忍。

“是啊，恐怕多少睡一会儿好。”我呆呆地看着餐桌上叠放的免色那端正的双手手背说道。

“好好休息吧，这再好不过。此外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吗？”

我摇头道：“现在想不起什么。谢谢！”

“那么我就回去了。有什么请别客气，只管联系！我想我会一直在家。”说罢，免色从餐厅椅子上慢慢站了起来。“不过找到真理惠太好了。能把你救上来也太好了。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也没怎么睡觉，也想回家睡一会儿。”

他回去了。一如往常传来车门关合的沉稳声响，以及深沉的引擎声。确认声音远去消失之后，我脱衣上床。头挨枕头稍一考虑古铃之时（这么说来，铃和手电筒还放在那个洞底）就坠入了深睡之中。

57　我迟早要做的事

睁眼醒来时两点十五分。我依然置身于深重的黑暗中。一瞬间袭来错觉，以为自己还在洞底。但马上察觉并非如此。洞底完全的黑暗和地上夜晚的黑暗，二者质感不同。地上，即使黑得再深也多少含带光的感觉，同所有的光都被遮蔽的黑暗不一样。现在是夜间二时十五分，太阳恰好位于地球的背面。仅此而已。

打开床头灯，下床走去厨房，用玻璃杯喝了几杯冷水。四下寂然。近乎过分的静寂。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响。风也没有吹来。到冬天了，虫也不叫。夜鸟声亦不闻，铃声亦未入耳。这么说来，最初听得那铃声也正值此刻，是最容易发生非同寻常之事的时刻。

好像再也睡不成了。睡意彻底遁去。我在睡衣外面披一件毛衣，走去画室。我意识到回家后还一次也没迈进画室。画室里的几幅画怎么样了呢？不免让人牵挂。尤其《刺杀骑士团长》。听免色说，我不在时候雨田政彦到这里来了。说不定他进画室看到了那幅画。不用说，他一眼就会看出画是他父亲的作品。不过我把那幅画蒙上了——因为有所顾虑，从墙上摘下用漂白布包了起来。政彦若不打开，就不至于看见。

我进入画室，按下墙上的电灯开关。画室里仍静悄悄阒无声息。当然谁也没有。没有骑士团长，没有雨田具彦。房间里有的仅我一人。

《刺杀骑士团长》依旧蒙着置于地板上。没有被谁碰过的迹象。固然没有明证，但那里有未被任何人碰过的气氛。掀开，下面就有《刺杀骑士团长》，和此前所见毫无二致。上面有骑士团长，有刺杀他的唐璜，有在旁边屏息敛气的侍从莱波雷洛，有手捂嘴角瞠目结舌的美丽的唐娜·安娜，还有画面左下角从地面那个方洞中探出脸来的令人悚然的“长面人”。

说实话，我在心间一角是暗暗感到害怕的。怕自己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可能使得画中若干事态有所改变——例如“长面人”探出脸的地洞盖子已经关上，因而长面人会不会从画面消失；再如骑士团长不是被长剑而是被厨刀刺杀。但左看右看也没看出画面有任何变化。长面人一如既往顶开地洞的盖子将其形状奇特的脸探出地面，用贼溜溜的眼睛四下打量。骑士团长被锋利的长剑刺穿心脏，鲜血四溅。画仍作为构图完美的往常那幅绘画作品存在于此。我欣赏片刻，把画重新蒙上漂白布。

接下去我端详自己没画完的两幅油画。两幅都在画架上并排而立。一幅是横长的《杂木林中的洞》，另一幅是纵长的《秋川真理惠的肖像》。我专心致志地交替对比这两幅画。两幅都是最后看时的样子，丝毫未变。一幅已经完成，另一幅等待最后加工。

之后，我把反过来靠墙立着的《白色斯巴鲁男子》正过来，坐在地板上再次打量。“白色斯巴鲁男子”从莫名颜料的块体中目不转睛看着这边。尽管其形象尚未具体描绘，但我清楚看见他潜伏其中。他躲在用刮刀厚厚涂抹的颜料背后，以夜鸟般咄咄逼人的眼睛直定定逼视我。他的脸绝对没有表情。而且他拒绝画的完成——拒绝自己原形毕露。他不愿意自己被从黑暗中拉到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这样，我迟早还是要把他的形象牢牢实实画在那里，把他从黑暗中拉出亮相，而无论对方反抗多么激烈。现在或许勉强，但迟早非了结不可。

接着，我又把视线移回《秋川真理惠的肖像》。这幅画已经画到不再需要她作绘画模特的地步。往下只要做一系列技术性加工，即达完成之域。有可能成为我迄今所画的画中最让我躇踌满志的作品。至少那里应有秋川真理惠这个十三岁美丽少女的倩影跃然纸上。我有足够的自负。然而我未必让这幅作品完成。为了保护她的什么，我不得不将这幅画止于未完成状态。我明白这点。

必须尽快处理的事有几件。一件是给秋川笙子打电话以便从她口中听得真理惠回家的前前后后。再一件事是给柚打电话，告诉她我想见她畅谈一次。我已经在那漆黑的洞底下了务必如此的决心。时机已经到来。另外，当然还得给雨田政彦打电话。我为什么从伊豆高原的护理机构突然消失、这三天何以去向不明——需要就此做出解释（至于成为、能成为怎样的解释，我自是心中无数）。

不言而喻，不能在这个黎明时分给他们打电话，要等多少常规些的时刻到来才行。那一时刻——倘时间正常运转的话——不久即将到来。我用锅热牛奶喝了，嚼着饼干眼望玻璃窗外。窗外黑暗漫无边际。不见星星的黑暗。到天明还有些时间。一年中夜间最长的季节。

先做什么好呢？我琢磨不出。最地道的是重新上床睡觉。可我已经不困了。没心思看书，也没情绪做事。该做的事一件也想不起来。于是决定姑且洗澡。往浴缸里放水。等水满时我躺在沙发上怅怅地眼望天花板。

我何苦非钻进那个地下世界不可呢？为了进入那个世界我不得不亲手刺杀骑士团长。他成为牺牲品丢了性命，我因之在黑暗世界接受若干考验。其中当然必有理由。地下世界有真真切切的危险，有实实在在的恐怖。那里无论发生多么离奇的事都无足为奇。情况似乎是，我通过千方百计钻过那个世界，通过经历那一程序，而将秋川真理惠从哪里解放出来。至少秋川真理惠已平安返回家中，如骑士团长预言的那样。但我未能在自己在地下世界的体验同秋川真理惠的返回之间找出具体的平行关系。

那条河的水或许具有某种重要意义。说不定由于喝了那条河里的水而导致自己体内有什么发生了变异。逻辑上很难解释，但我的身体怀有毋庸置疑的切实感受。由于接受那一变异，我才得以穿过物理上无论如何都不至于穿过的狭窄横洞而到另一端来。而且，在我克服根深蒂固的对密闭场所的恐惧之际，唐娜·安娜和妹妹路给我以引导和鼓励。不，唐娜·安娜和路有可能是统一体。她是唐娜·安娜，同时又是路。或许她们保护我免受黑暗力量的侵害，同时保护了秋川真理惠的人身安全。

可是说到底，秋川真理惠被幽禁在哪里了呢？问题首先是她果真被幽禁在哪里了吗？我把企鹅护身符给了（倒是不能不给）摆渡人“无面人”这点给她身上带来了不好影响不成？或者相反，那个饰物以某种形式起到了保护秋川真理惠人身的作用？

疑问数量有增无减。

前因后果或许能从终于现身的秋川真理惠口中多少得到澄清。作为我只能静等。不，事实以后也可能在扑朔迷离之中不了了之。秋川真理惠全然记不得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也未可知。或者就算记得也不向任何人透露——说不定她已如此下了决心（一如我本人）。

不管怎样，我都有必要在这现实世界再见一次秋川真理惠，两人单独好好谈谈，有必要就这几天当中各自身上发生的事交换信息。如果可能的话。

但是，这里果真是现实世界吗？

我重新观望自己周围的世界。这里有我熟识的东西。窗口吹来的风有一如往常的气味，四下传来听惯了的声响。

可是，乍看上去是现实世界，而实际未必是。可能仅仅是我自以为是的现实世界罢了。我也许进入伊豆高原的洞，穿过地下世界，三天后从错误的出口出到小田原郊外的山上——我返回的世界和我离开的是同一世界的保证哪里都不存在。

我从沙发欠身立起，脱衣泡进浴缸，再次用香皂认真清洗全身每一个边角。头发也仔细洗了。刷牙，用棉棒清耳，剪指甲。胡须也刮了（尽管没长多长）。内衣再次更新。穿上刚刚熨烫过的白色棉质衬衫、带裤线的黄褐色卡其裤。我要尽可能彬彬有礼地面对现实世界。但天还没亮。窗外一片漆黑，黑得让我觉得没准早晨永远不来了。

但不久晨光来临。我新做了咖啡，烤了吐司，涂上黄油吃了。电冰箱里食品差不多没有了。只有两个鸡蛋、过期的牛奶和一点点蔬菜。今天必须去买了，我想。

在厨房洗咖啡杯和碟子的时间里，发觉好些日子没见年长的人妻女友了。多久没见面了呢？不看日记想不起准确日期。反正相当久了。近来我身边连续发生种种事情——若干始料未及的非同一般的名堂——以致此前没能意识到她许久没联系了。

什么缘故呢？以前至少每星期打来两次电话：“怎么样，还好？”然而我无法跟她联系。她没把手机号码告诉我，我又不用电子邮件。所以，即使想见，也只能等她来电话。

不料早上九点刚过，正当我怅然想她时，女友打来了电话。

“有件事要说。”她开门见山。

“可以哟，说就是。”

我手拿听筒，靠着厨房餐柜说。刚才遮蔽天空的厚云开始一点点断裂，初冬的太阳从裂缝中战战兢兢探出脸来。看来天气正在恢复。然而她说的似乎不是多么让人欢欣鼓舞的那一类。

“我想最好不要再见你了。”她说，“倒是遗憾。”

至于她是不是真的遗憾，光听声调无从判断。她的语声明显缺乏起伏感。

“这里有几个理由。”

“几个理由。”我鹦鹉学舌。

“首先一个是丈夫开始多少怀疑我了，好像感觉出了某种苗头。”

“苗头？”我重复她的说法。

“到了这个地步，女人总是要出现相应的苗头的。比以前更注意化妆啦服装啦什么的。还有改换香水啦用心减肥啦什么的。虽然自以为很小心，不把这些表现出来，但是……”

“确实。”

“况且不说别的，这种事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

“这种事？”我重复道。

“就是说事情没有将来，没有解决办法。”

的确如她所说。我们的关系无论怎么看都是“没有将来”的，都是“没有解决办法”的。长此以往风险过大。我这方面倒没什么可损失的，但她那边有大体完好的家庭，有上私立女子学校的两个十几岁女儿。

“还有一件，”她继续道，“女儿出了棘手问题，大的那个。”

大女儿。如果我记忆无误，那么应该是成绩好、乖乖听父母的话、几乎从未闹出问题的老实少女。

“出了问题？”

“早上醒来也不下床。”

“不下床了？”

“喂喂，别鹦鹉学舌似的重复我的话好不好？”

“对不起，”我道歉。“可那是怎么回事呢？不从床上下来？”

“就是这样的嘛！大约两个星期前开始，死活也不愿意下床，学校也不去。一整天穿着睡衣赖在床上。谁和她搭话也不应声，饭端到床上也几乎不动。”

“没找心理咨询师那样的人商量？”

“当然找了。”她说“跟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商量了，可完全不起作用。”

我就此思索。但我能说的，什么也没有。说到底，我见都没见过那个女孩。

“这样，我想再不能见你了。”她说。

“必须在家照料她？”

“也有这个原因，但不光这个。”

她没再说什么。对她的苦衷我大体明白。她害怕了，作为母亲也对自己的行为感觉出了责任。

“非常遗憾。”我说。

“我想我比你还要感到遗憾。”

或许，我想。

“最后想说一点，”她说，她短促地深叹一声。

“那点是什么呢？”

“我想你会成为很好的画家。就是说，比现在还要好。”

“谢谢！”我说，“深受鼓舞。”

“再见！”

“保重！”我说。

放下电话，我去客厅躺在沙发上，边仰望天花板边想她。想来，尽管见面这么频繁，却一次都没想过画她的肖像画。不知何故，没能产生那样的心情。素描倒是画了几幅。用2B铅笔画在小素描簿上，几乎一笔画成。大多是淫秽不堪的她的裸体画。大大张开腿出示隐秘处的样子也有。还有画性交当中的。虽是简单的线条画，但都十分逼真，而且绝对淫秽。她对那样的画乐不可支。

“你这人啊，画这种淫秽画真是得心应手！漫不经心，一挥而就，却又色情得不得了！”

“玩玩罢了！”我说。

那些画，随画随手扔了。一来怕谁看见，二来毕竟不好保存那样的东西。但偷偷留下一两幅恐怕还是应该的，作为向自己本身证明她实有其人的物件。

我从沙发上缓缓立起。一天刚刚开始。往下我有好几个必须说话的对象。

58　好像在听火星上美丽运河的故事

我给秋川笙子打电话，时针已转过上午九点半，在世间几乎所有人都已开始日常生活的时刻。但没人接电话。几次呼叫后，切换为录音电话：现在无法接电话，有事请在嘀一声后留下信息……我没留信息。估计她正忙于处理有关侄女突然失踪和返回的种种事情。隔一会又打几次，都没人拿起听筒。

接下去我打算给柚打电话。但我不想在她上班时间打去公司，转念作罢。还是等到午休好了。倘若顺利，也许能聊上几句，又不是必须长篇大论的要紧事。具体说来无非是说近期想见一面，问她能见吗。回答Yes或No足矣。若是Yes，决定日期、时刻和场所。倘为No，一曲终了。

之后——尽管很不情愿——给雨田政彦打电话。政彦当即接起。听得我的语声，他对着听筒深深、深深一声叹息。“那么说，现在在家？”

在家，我说。

“稍后打过去可以？”

我说可以。十五分钟后电话打了过来，似乎是在楼顶平台或哪里用手机打的。

“到底一直在哪里来着？”他以少有的严厉声音说，“什么也没说就从护理机构房间一下子没影了，去哪里也不知道。我可是特意跑去小田原家看来着！”

“做了件对不起的事。”我说。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傍晚。”

“从星期六下午到星期二傍晚，到底在哪里游逛了？”

“实不相瞒，那时间里在哪里干什么了，记忆荡然无存。”我说谎道。

“你是说什么都不记得，而一回神就回到自己家了？”

“正是。”

“莫名其妙。那可是一本正经说的？”

“此外无法解释。”

“可那玩意儿在我耳里多少像是谎言。”

“电影啦小说里不是常有的吗？”

“饶了我吧！在电视上看电影和电视剧什么的，一说到记忆丧失，我就马上关掉——剧本写得也太马虎了！”

“记忆丧失，希区柯克也采用过的。”

“《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那东西在希区柯克电影里是二流货色。”政彦说，“那么真事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眼下自己也不清楚，许多支离破碎的东西没办法完好拼接起来。再等等，记忆也可能一点点失而复得。届时我想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现在不成。对不起，请再稍微等等！”

政彦思考片刻，无奈地说道：“明白了。眼下权作记忆丧失好了。不过毒品啦酒精啦精神疾患啦品行不端的女人啦外星人绑架啦那类东西不包括在里边吧？”

“不包括。有违法律和社会伦理的事也不包括。”

“社会伦理什么的无所谓。”政彦说，“但有一点见告可好？”

“哪一点呢？”

“星期六下午你是怎么脱离伊豆高原那家机构的？那里出入警戒严着呢！毕竟入住者有不少名人，对个人信息外泄十分警惕。入口处有传达接待人员，保安公司的保安员二十四小时监视大门，监控摄像头也在运行。可你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没被任何人发现，监控摄像头也什么都没拍摄到的情况下从那里陡然一溜了之。怎么回事？”

“有条隐秘通道。”我说。

“隐秘通道？”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去的通道。”

“可你是怎么知道有那玩艺儿的？去那里不都是第一次的吗？”

“你父亲告诉的。或许应该说是暗示的。反正是间接性的。”

“父亲？”政彦说，“不晓得你说的意思。父亲的脑袋眼下几乎跟煮熟的花椰菜没什么两样！”

“这也是说不清楚的一点。”

“没办法啊！”政彦叹口气说，“对方若是一般人，我肯定气恼：喂，开什么玩笑！但因为是你，好像只能算了。一句话，一个要画一辈子油画的混小子，笔走偏锋之流！”

“谢谢！”我表示感谢。“对了，你父亲情况怎样？”

“星期六接完电话回房间一看，你无影无踪，父亲昏昏沉沉，没有醒的动静，呼吸也微乎其微。我到底惶恐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倒不认为你会做什么，但毕竟是那种地方，被那么认为也是奈何不得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我说。这是我的真实心情。而与此同时又不由得舒了口气：被刺杀的骑士团长的尸体和地板上的血泊没有留下。

“理应觉得对不起。这样，我就在附近一家小旅馆订了房间陪护。后来好像呼吸也稳定了，病情好歹有所好转，我才在第二天下午返回东京。工作也成堆了嘛！周末还要去陪护。”

“够受的啊，你也。”

“有什么办法！上次也说了，一个人死去是一场大规模作业。最够受的，不管怎么说都是本人。抱怨不得的。”

“要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就好了。”我说。

“能帮忙的事一件也没有，”政彦说，“只要别添乱子就谢天谢地了……啊，对了对了，回东京途中因为担心你就去那边看看，当时那位免色先生来了，开一辆绝妙银色捷豹的风流倜傥的银发绅士。”

“唔，事后见到免色先生了。他也说你在家，和你说话来着。”

“只是在门口说了几句，倒像是十分有趣的人物。”

“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小心纠正。

“人是做什么的？”

“什么也没做。钱绰绰有余，用不着工作。好像在网上搞股票和外汇交易。不过据说那终究是出于兴趣，或者兼带经济效益的消磨时间。”

“听起来真是美妙！”政彦佩服地说，“好像在听火星上的美丽运河故事。在那里，火星人一边用黄金桨划船头尖尖细细的小船，一边从耳孔吸蜂蜜烟。光是听都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对了，我日前留下的厨刀可找到了？”

“抱歉，没找到。”我说，“不知去了哪里。买把新的还你。”

“不，不必操那个心。想必和你一样，去了哪里弄得个记忆丧失。很快归来的。”

“大概。”我说。那把厨刀没有留在雨田具彦房间。一如骑士团长的尸体和血泊，消失去了什么地方。如政彦所说，有可能很快归来。

交谈就此完了。约好最近再次见面，我们放下电话。

之后我开着满是灰尘的卡罗拉，下山去购物中心购物。走进超市混在附近主妇之间买东西。上午的主妇们表情都好像不怎么开心。估计她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富有刺激性的故事。在隐喻国度坐船过河那样的事大概也没有。

肉、鱼、青菜、牛奶、豆腐，只管把眼睛看到的一个接一个扔进购物车中。然后在收银台前排队付款。因为告以自带购物袋不要塑料袋而省了五日元。而后顺路去廉价酒专门店，买了一箱二十四罐札幌罐装啤酒。回家整理好买来的东西放进电冰箱。该冷冻的包上保鲜膜冷冻了。啤酒先冰镇六罐。接着用大锅烧开水，焯芦笋和西兰花做沙拉用。煮蛋也准备了几个。总之如此这般还算顺利地把时间打发掉了。时间还多少有剩，也考虑学免色洗车，但想到洗了反正也马上就满是灰尘，兴趣顿时消失。还是继续站在厨房煮青菜有益。

时针略略转过十二点时，我给柚工作的建筑事务所打电话。本来打算稍微过几天等心情安稳下来后再和她交谈，但我很想把自己在那黑洞里下的决心尽快告诉她，哪怕快一天也好。否则，说不定有什么会改变我的心情。可是想到这就要和柚说话，也许心理作用，觉得电话听筒分外沉重。电话是声音开朗的年轻女性接起的，我告以自己姓名，我说想和柚说话。

“您是她先生吗？”对方开朗地问。

是的，我说。准确说来应该已经不再是她的丈夫，却又不可能在电话中一一解释这种事。

“请稍候！”

候了相当长时间。但因为没什么事，就倚着厨房操作台耳贴听筒，静等柚出来。一只大乌鸦紧贴窗旁扑棱翅膀横飞过去。鲜艳的漆黑翅膀在阳光下闪烁其辉。

“喂喂！”柚开口了。

我们相互简单寒暄。前不久刚刚离婚的夫妻如何寒暄才好，保持怎样的距离对话合适，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姑且限于尽可能简单的常规性寒暄。还好？还好。你呢？我们说出口的三言两语犹如盛夏的阵雨，转眼之间即被干燥的现实地面吮吸进去。

“想见你一次，好好面对面说各种各样的事。”我一咬牙说道。

“各种各样的事？哪种哪样的事？”柚问道。没有料到她会这么问（为什么没料到呢？），我一时语塞。各种各样的事？到底哪种哪样的事呢？

“具体内容还没有考虑好……”我约略嗫嚅地说道。

“可你是想说各种各样的事的吧？”

“是的。回想起来，还什么都没正经说就成了这个样子。”

她想了一会，说道：“跟你说，我怀孕了。见面是不碍事的，可肚子开始鼓胀了，见了可别吃惊。”

“知道的。从政彦那里听说了。政彦说你托他转告我。”

“是那样的。”

“肚子的事我不大明白。但是，如果不添麻烦的话，肯见一次，我会很高兴。”

“等一下可好？”她说。

我等她。她大概拿出手册，翻页查看日程安排。这时间里我努力让自己想起The Go-Go's(1)唱什么歌来着。很难认为乐队有雨田政彦鼓吹的那么出色。或者他是对的，而我的世界观是扭曲的也未可知。

“下星期一傍晚空着。”柚说。

我在脑袋里计算。今天星期三。下星期一即星期三的五天之后，是免色将空瓶空罐拿去垃圾收集站的日子，我不用去绘画班上课的日子。无需一一翻阅手册，我没有任何安排进来。不过免色到底以怎样的穿着去倒垃圾呢？

“星期一傍晚我没问题。”我说，“哪里都可以，几点都可以，只要指定时间地点，赶去就是。”

她说出新宿御苑前地铁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的名字。撩人情思的名字。那家咖啡馆位于她的职场附近，我们还以夫妻一起生活的时候在那里碰头了几次——在她下班后两人要去哪里吃饭的时候。离那里不远有一家不大的牡蛎酒吧，以较为便宜的价格提供新鲜牡蛎。她喜欢一边喝彻底冰镇的沙布利（Chablisien）白葡萄酒，一边洒好多辣根吃小些的牡蛎。那家牡蛎酒吧还在同一场所？

“六点多在那里碰头可以的？”

我说没问题。

“我想应该不至于晚到。”

“晚到也没关系，等就是。”

那好，到时见！她说。然后放下电话。

我静静看了好一会儿手里的听筒。往下我要见柚，见很快要生下其他男人孩子的分手后的妻。见面地点和时间也定了。不存在任何问题。至于自己做的是否正确，我却没有充分的自信。听筒依然让我感觉重得不得了，活像石器时期做的电话听筒。

但是，完全正确的事、完全不正确的事，果真存在于这个世界吗？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降雨或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七十。纵使真实大概也是如此。或百分之三十真实，或百分之七十真实。这点上乌鸦足够开心。对乌鸦们来说，或下雨或不下雨，非此即彼。百分比那玩艺儿从未掠过它们的脑际。

同柚说过话之后，我好一阵子什么也做不成了。我坐在餐厅椅子上，主要看着时针度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下星期一我将见柚，并且和她说“各种各样的事”。两人见面是三月以来的第一次。那是三月间一个静悄悄下雨的凉飕飕的星期日午后。而今她已怀孕七个月。这是很大变化。另一方面，我则是一如既往的我。虽然几天前喝了隐喻世界的水，渡过将无与有隔开的河，但我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身上有什么变了还是什么也没变。

随后我拿起听筒再次往秋川笙子家打电话。但还是没人接起，只切换为录音电话。我转念作罢，在客厅沙发弓身坐下。打完几个电话，接下去再没有应该做的事了。时隔许久进画室画画的心情固然有，但想不出画什么好。

我把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河流》（The River）(2)放在唱机转盘上，歪在沙发上闭目听了一会儿音乐。听完第一张唱片的A面，反过来听B面。我再次感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河流》是应该这样听的音乐。A面的《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转完，我双手拿唱片反过来，小心翼翼把唱针落在B面开头部分。《饥渴的心》（Hungry Heart）流淌出来。假如这样的事做不到，那么《河流》这张专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若允许我说一下极为私人性意见，那就不是用CD连续听的专辑。《橡胶灵魂》（Rubber Soul）(3)也好《宠物之声》（Pet Sounds）(4)也好也都同样。听优秀音乐，自有应听的样式、应听的姿势。

不管怎样，这专辑中东大街乐队（E Street Band）(5)的演奏近乎完美无缺，乐队鼓舞歌手，歌手鼓舞乐队。我一时忘记现实中种种样样的烦恼，倾听音乐的每一个细部。

听完第一张LP唱片，我提起唱针，心想是不是最好也给免色打个电话。昨天把我从洞中救出以来还没说过话。却不知何故上不来情绪。对于免色我偶尔会产生这样的心情。大体是很有趣的人物，但时不时让人觉得实在懒得见他或和他说话。个中差异相当大。为什么不晓得，反正现在没心绪听他的语声。

我终归没给免色打电话。往后推推吧！一天才刚刚开始。随即把《河流》的第二张LP唱片放在转盘上。但当我正躺在沙发上听《凯迪拉克农场》（Cadillac Ranch）的时候（“我们大家迟早要在凯迪拉克农场碰头”），电话铃响了。我从唱片上提起唱针，去餐厅接电话。猜想是免色。不料打来电话的是秋川笙子。

“没准今早您几次打来电话，是吧？”她首先这样问道。

我说打了几次电话。“昨天从免色先生那里听说真理惠回来了，心想怎么样了……”

“嗯，真理惠的确平安回家来了，昨天偏午时的事。想告诉您一声，就往府上打了几次电话。您好像不在。于是跟免色先生联系。您去哪里了呢？”

“嗯，有件事无论如何必须处理，就跑出去很远。昨天傍晚刚回来。想打电话，但那地方没电话，我又没有手机。”我说。这倒不是纯属说谎。

“真理惠一个人昨天偏午时分带着浑身泥巴回家来了。幸好没受什么大伤。”

“失踪时间里，她到底在哪里了呢？”

“这还不清楚。”她极力压低嗓音说，简直像怕谁听见似的。“至于发生了什么，真理惠不肯说。因为请求警察搜索了，所以警察也来家里这个那个问那孩子，可她什么也不回答，一味沉默不语。这样，警察也没办法，说等过些时候心情镇定下来后再来问情况。毕竟回到家里了，人身安全得到了保证。反正无论我问也好她父亲问也好都不回答。您也知道，那孩子有顽固的地方。”

“但浑身是泥对吧？”

“嗯，浑身是泥。穿的校服也磨破了，手脚有轻度擦伤什么的。倒不是要去医院治疗那样的伤……”

和我的情形一模一样，我想。浑身是泥，衣服磨破。莫非真理惠也是钻过和我钻过的同样狭小的横洞返回这个世界的？

“一句话也不说？”我问。

“嗯，回到家以后一句话都没出口。别说话语，声都没出一声，简直就像舌头被谁偷走了似的。”

“精神因为什么受了严重打击，以致开不了口或失语了——不会是这种情况？”

“不，我想不是的。相比之下，我感觉好像自己下决心不开口、坚决沉默到底。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几次，比如因为什么非常生气的时候等等。这孩子，一旦那么下定决心，就横竖贯彻到底。”

“犯罪性什么的没有吧？”我问。“例如给谁绑架啦监禁什么的？”

“那也不清楚，毕竟本人只字不吐。准备等稍微安顿下来后由警察问一下情况。”秋川笙子说，“所以有个冒昧的请求……”

“什么事呢？”

“如果可能，您能见一下真理惠和她说说话吗？只两个人。我觉得那孩子身上好像有只有对您才交心的部分。所以，若是当您的面，有可能把情况说个明白。”

我仍右手握着听筒就此思索。和秋川真理惠两人单独到底怎么说、说到什么地步好呢？全然没有念头浮现出来。我怀有自身谜团，她怀有自身谜团（大概）。把一个谜团和另一个谜团拿来重合在一起，会有某种答案浮现出来吗？但我当然不能不见她。有几件事不能不说。

“好，见面聊聊好了！”我说，“那么，我去哪里拜访呢？”

“不不，像以往那样我们登门拜访。我想还是这样好。当然我是说如果老师您方便的话……”

“方便。”我说，“我这边没什么特殊安排。请随便过来，什么时候都行。”

“现在就过去也不碍事吗？今天暂且让她请假不上学。当然我是说如果真理惠答应去的话……”

“请您转告她：你可以什么也不说，我有几件想说的事。”

“明白了，一定如实转告。给您添了太多的麻烦。”说罢，那位美丽的姑母静静放下电话。

二十分钟后电话铃再次响了。秋川笙子。

“今天下午三点左右登门拜访。”她说，“真理惠也答应了。说是答应，其实也就微微点一下头。”

我说三点恭候。

“谢谢！”她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往下如何是好？什么都不明白，一筹莫展。”

我也想说同样的话，但没说。那应该不是她所期待的应答。

“我会尽力而为。能不能顺利倒是没有把握。”我说。然后挂断电话。

放下听筒后我悄然环顾四周——看会不会哪里有骑士团长出现。但哪里也没有他的形体。我有些想念骑士团长。想念他那形体，他那别具一格的说话方式。然而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亲手刺穿那颗小小的心脏杀害了他，使用雨田政彦拿来这里的锋利的厨刀，为了把秋川真理惠从哪里解救出来。我必须知道那个场所是哪里！

(1)美国女子摇滚乐队。1978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作为第一支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纯原创乐队而被载入史册。首张专辑曾占据Billboad专辑排行榜首位长达六周。

(2)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于1980年10月17日发行的第5张专辑，内含2张唱片。

(3)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第6张录音室专辑，发行于1965年12月3日。这张专辑象征着披头士乐队的成熟，被认为是乐队在音乐艺术上的一次转折点和飞跃。

(4)美国流行乐团“沙滩男孩”发行于1966年的一张专辑，被广泛认为是西方流行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专辑之一。

(5)美国摇滚乐队，自1972年以来一直是著名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主要伴奏乐队。乐队于2014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59　在死把两人分开之前

秋川真理惠到来之前，我再次观看差一点就该完成的她的肖像画，得以在脑海中鲜明地推出完成时将呈现为怎样的画面。然而不可能让画面完成。诚然遗憾，但迫不得已。至于为什么不能画完这幅肖像画，我还无法准确解释，逻辑性推论更是无从谈起。只是单单觉得非那样做不可。不过其缘由总有一天会清楚的。总之我是以含有巨大危险的存在作为对象的，必须时刻注意才行。

而后我出到阳台，坐在躺椅上漫然眼望对面的免色白色豪宅。免除颜色的满头银发的潇洒的免色。“只是在门口说了几句，倒像是个有趣的人物。”政彦说。“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小心纠正。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物，此刻我又一次纠正。

快三点时，看惯了的蓝色丰田普锐斯爬上坡道，在房前以往那个位置停下。引擎关闭，驾驶位车门打开，秋川笙子下来。双膝合拢，身体迅速旋转，优雅有致。稍隔片刻，秋川真理惠从副驾驶位下来，以不耐烦的懒洋洋的动作。早上密布的阴云不知被风吹去了哪里，剩下的是初冬毅然决然的无限蓝天。含带寒凉的山风不规则地摇颤两位女性柔软的秀发。秋川真理惠把落在额前的头发厌恶地用手撩开。

真理惠罕见地穿着半身裙。长度及膝的藏青色毛料裙子。下面是色调发暗的蓝色连裤袜。上身是白衬衫套一件V领羊绒衫。毛衣颜色是深葡萄色。鞋是焦褐色乐福鞋。以这副打扮出现的她，看上去像是在上流家庭被小心呵护着长大、极为理所当然的健全而美丽的少女。看不出有离奇古怪的地方。只是，胸部仍几乎不见隆起。

秋川笙子今天下面穿的是浅灰色贴身长裤，仔细擦过的黑色低跟鞋。上面是长些的白色对襟毛衣，腰间系一条皮带。毫不含糊的胸部隆起，即使从对襟毛衣上也显得轮廓分明。手拎一个黑色漆皮小包——女性是总要把什么东西拿在手里的。至于里面装的什么，自是揣度不出。真理惠手上什么也没拿。因为没有平时揣手的裤袋，所以显得有些百无聊赖。

年轻的姑母和少女侄女。固然有年龄之差和成熟程度之别，但哪一位都是美丽女性。我从窗帘空隙观察她们的风姿举止。两人并肩而行，感觉世界多少增加了亮色，好比圣诞节和新年总是联翩而至。

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秋川笙子向我郑重寒暄。我把两人让到里面。真理惠嘴唇闭成一条直线，依然只字不吐，好像被谁把上下嘴唇缝得结结实实。意志坚强的少女。一旦决定，决不后撤。

我一如往常将两人领进客厅。秋川笙子开始说冗长的道歉话：这次的事添了诸多麻烦……我打断了。没有进行社交性对话的时间余裕。

“如果可以，就让我和真理惠小姐两人单独待一会儿好吗？”我单刀直入，“我想这样好些。大约两小时后请来这里接她。这样没什么的吗？”

“嗯，当然。”年轻的姑母不无困惑地说，“如果小惠觉得没什么，我当然没什么。”

真理惠微乎其微地点了下头，意思是说没什么。

秋川笙子觑一眼小小的银色手表。

“五点前再来这里。那时间里在家里待命，有什么事请打电话。”

有什么事打电话，我说。

秋川笙子好像心里有什么事，手抓黑漆皮小包在那里默然站了一会儿。而后转念似的叹了口气，莞尔一笑，向门口走去，发动普锐斯引擎（声音没听清楚，估计发动了），车消失在坡路那边。这样，剩下来的，只秋川真理惠和我两人。

少女坐在沙发上，嘴唇闭成一条线，一动不动看着自己的膝头。连裤袜包裹的双膝紧紧靠在一起。带褶的白衬衫熨烫得十分整洁。

深深的沉默持续良久。后来我开口道：“喂，你什么都不说也可以。如果想沉默，只管沉默就是。所以用不着那么紧张。我一个人说，你只要听着就行。好吗？”

真理惠扬脸看我。但什么也没说。未点头，也没摇头，只是定定看我。脸上没有浮现出任何感情。看她的脸，我觉得仿佛在看大大的白亮亮的冬月。大概她把自己的心一时弄成了月亮——弄成飘浮在空中的坚硬的岩石块体。

“首先有件事要你帮忙。”我说，“来画室可好？”

我从椅子立起走进画室，俄顷，少女也从沙发起身跟我进来。画室中凉瓦瓦的。我首先打开石油炉。拉开窗帘，但见明亮的午后阳光把山坡照得焕然在目。画架上放着尚未画好的她的肖像画。几近完成。真理惠一闪瞥一眼画，随即像看见不该看的东西，立刻移开视线。

我在地板上弯腰弓身，剥开包着雨田具彦《刺杀骑士团长》的布，把画挂在墙上。然后让秋川真理惠坐在木凳上，从正面直视画幅。

“这幅画以前看过吧？”

真理惠略略点头。

“这幅画的名字叫‘刺杀骑士团长’，至少包装纸上的标签是这样写的。雨田具彦先生画的画。什么时候画的不知道，但艺术性极高。构图超群绝伦，技法炉火纯青。尤其是一个个人物的画法活灵活现，有很强的感染力。”

说到这里，我略一停顿，等待我的话在真理惠的意识上落下脚来。而后继续下文。

“可是这幅画过去一直藏在这座房子的阁楼里，用纸包着以免别人看见。想必因为年长日久，上面落满了灰尘。但我碰巧发现了，拿下来放在这里。作者以外见到这幅画的，恐怕只你我两人。你的姑母第一天也应该看见了这幅画，但不知为什么，似乎完全没引起她的兴趣。至于雨田具彦为什么把这画藏在阁楼里，原因不清楚。这么出色的画、在他的作品中也属于杰作行列的作品，为什么故意不给人看呢？”

真理惠一言不发，坐在凳上以认真的眼神静静凝视《刺杀骑士团长》。

我说：“而我发现这幅画以后，就像这是什么信号似的，开始不断发生五花八门的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首先是免色这一人物积极向我接近——就是住在山谷对面的免色先生。你去过他家的吧？”

真理惠微微点头。

“其次，我打开了杂木林小庙后头那个奇特的洞。深更半夜传来铃声，循声找去，结果找到那个洞。或者莫如说，铃声好像是从好多块摞在一起的大石头下传出来的。用手绝不可能把石头挪走。过大，过重。于是免色先生叫来园艺业者，使用重型机械挪开石头。至于免色先生何苦非要特意费这样的麻烦不可，我不太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反正免色先生费了那么多麻烦和钱款把石堆整个挪开。这么着，那个洞出现了，直径接近两米的圆洞，石块砌得非常细致的圆形石室。那东西是谁为了什么建造的，完全一个谜。当然现在你也知道了那个洞的情况。是吧？”

真理惠点头。

“打开洞，从中出来的就是骑士团长，和这画上的是同一个人。”

我去画前指着那里画的骑士团长形象。真理惠目不转睛地看着，但表情没有变化。

“长相和这一模一样，服装一模一样。只是，身高不出六十厘米，非常矮小。说话方式多少与众不同。不过除了我，别人好像看不见他的模样。他自称是理念，说他被关在那个洞里来着。就是说，是我和免色先生把他从洞中解放出来的。关于理念你可知道什么？”

她摇头。

“所谓理念，总之就是观念。但并不是所有观念都叫理念。例如爱本身恐怕就不是理念。可是促使爱得以成立的无疑是理念，没有理念，爱就不可能存在。但说起这个，话就没完了。老实讲，我也不明白正确的定义那样的东西。反正理念是观念，观念不具形体。纯属抽象的东西。这样，人的眼睛就看不见，因此这个理念就姑且采取这画中的骑士团长形象，即借而用之出现在我的面前。到这里是明白的吧？”

“大体明白。”真理惠第一次开口道，“上次见过那个人。”

“见过？”我吃了一惊，迎面看着真理惠。半天说不出话来。旋即猛然想起骑士团长在伊豆高原疗养所对我说的话：稍前一会儿见过，简短说了几句。

“你见过骑士团长？”

真理惠点头。

“什么时候？在哪儿？”

“在免色的家。”她说。

“他对你说什么了？”

真理惠再度笔直地合拢嘴唇，意思仿佛是现在不想再多说。我放弃从她口中打探什么的念头。

“从这幅画中，此外也出来了好几个人。”我说，“画面左下角那里，有个满腮胡子的面目奇特的男子吧？就这个！”

这么说罢，我指着长面人。

“我暂且把这家伙叫‘长面人’，反正奇形怪状。大小也是紧缩版，身高七十厘米左右。他也同样从画上钻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和画上一样顶起盖子打开洞口，把我从那里领进地下王国。话虽这么说，其实是我粗暴地硬让他领我进去的……”

真理惠久久注视长面人长相。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继续道：“接下去，我步行穿过暗幽幽的地下王国，翻过山丘，渡过湍急的河流，而且碰上了这里这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就是她！我按照莫扎特歌剧《唐璜》的角色，称她为唐娜·安娜。个子同样矮小。她把我带进洞窟中的横洞，而且和死去的妹妹一起鼓励和帮助我钻过那里。假如没有她们，我不可能钻过那个横洞，说不定就那样被闷在地下王国出不来了。还有，没准（当然不过是我的推测）唐娜·安娜是年轻的雨田具彦在维也纳留学时候的恋人。差不多七十年前她被作为政治犯处死了。”

真理惠目视画上的唐娜·安娜。真理惠的目光仍如冬日白月缺乏表情。

或者唐娜·安娜是被金环胡蜂蜇死的秋川真理惠的母亲亦未可知。也许是她想保护真理惠。也许唐娜·安娜同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象。但我当然没有说出口。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男子。”说着，我把面朝里放在地板上的另一幅画正了过来，靠墙立定，没画完的“白色斯巴鲁男子”的肖像画。一般看来，看到的只是仅以三色颜料涂抹的画面。然而那厚厚的颜料后面画有白色斯巴鲁男子的面目。我能看见其面目。但别人看不见。

“这幅画以前也看了吧？”

秋川不声不响地大大点了下头。

“你说这幅画已经完成了，就这样好了。”

真理惠再次点头。

“这里描绘的，或者这里往下必须描绘的，是被称为‘白色斯巴鲁男子’的人物。他是我在宫城县一座海滨小镇碰上的，碰上两次。碰得别有意味，神秘兮兮。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名字也不知道。可我当时打定主意：非画他的肖像画不可。主意异常坚定。于是我回想他的样子画了起来，却横竖不能画完。所以就这样涂满颜料放着。”

真理惠的嘴唇依然闭成一条直线。

而后真理惠摇了摇头。

“那人到底可怕。”真理惠说。

“那人？”我追逐她的视线。真理惠盯视我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

“你是说这幅画？这个白色斯巴鲁男子？”

真理惠断然点头。尽管惧怯，但看上去她的视线没有从画上移开。

“你看见那个人的面目了？”

真理惠点头：“看见他在涂抹的颜料里。他站在那里看我，戴着黑帽子。”

我把那幅画从地板上提起，重新背过去。

“你看见了这幅画中的白色斯巴鲁男子，看见一般人可能看不见的存在，”我说，“但最好别再继续看他了。想必你没有必要看他。”

真理惠点头表示同意。

“至于‘白色斯巴鲁男子’是不是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点在我也不清楚。或者只是谁、是什么一时借用他的形体也不一定，一如理念借用骑士团长的形体。也可能仅仅是我在他身上看见了我自身的投影。不过，在真正的黑暗中，那不纯属投影。那是具有切实触感的活生生的什么。那个世界的人以‘双重隐喻’这个名字称呼它。我想迟早完成那幅画。但现在还过早，现在还过于危险。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是不能简单拉到光亮之下的。不过，我或者……”

真理惠什么也不说，一动不动看着我。我没办法顺利说下去。

“……反正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得以横穿那个地下王国，钻出窄小又黑的横洞，总算回到这个现实世界。而且，大体与此同时，你也平行地从哪里解放出来返回。很难设想这种机缘是单纯的偶然。从星期五开始你在哪里差不多消失了四天。我也从星期六开始三天消失去了哪里。两人都在星期二返回。这两件事肯定在哪里连在一起。而且，骑士团长发挥了不妨说是类似接缝的作用。但他已不在这个世界。他完成任务后去了哪里。往下只能由我和你两人关闭这个环。我说的你肯相信？”

真理惠点头。

“这就是我现在在这里想说的话。为此促成你我两人单独留下来。”

真理惠定定看着我的脸。我说：“即使实话实说，我想也不可能让谁理解。恐怕只能被认为脑袋出了问题。毕竟是逻辑讲不通的偏离现实的事。可我想你肯定能接受。而且，既然要说这个，就必须让对方看这幅《刺杀骑士团长》。不然说法就不能成立。不过，作为我，是不想给除你以外的任何人看这幅画的。”

真理惠默默看着我，眸子似乎多少有生命的光闪去而复来。

“这是雨田具彦先生投入精魂画的画，那里聚结着他种种样样的深邃情思。他是流着自己的血、削着自己的肉画这幅画的。恐怕是一生只能画这一次的那一类画。这是他为自己本身、并且为已不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所画的画。也就是说，是安魂画，是为了净化已然流出的大量鲜血的作品。”

“安魂？”

“为了安顿灵魂、医治创伤的作品。因此，世间无聊的批评和赞赏或者经济报酬，对于他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莫如说是不可以有的东西。这幅画被画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处——仅仅这点就足够了，即使被纸包起来藏在阁楼而不为任何人看见！我想珍惜他的这一心情。”

深重的沉默持续有顷。

“你从很早就常来这一带玩，沿着秘密通道。是吧？”

秋川真理惠点头。

“那时可见过雨田具彦？”

“样子看见过，但没见面说话，只是偷偷躲起来从远处看的，看那位老爷爷画画的样子。毕竟我是擅自侵入这里的。”

我点头。我可以使那光景在眼前历历浮现出来。真理惠躲在树丛阴里悄悄窥看画室，雨田具彦坐在木凳上心无旁骛挥笔不止，可能有谁观看自己这样的念头根本不会掠过他的脑海。

“老师刚才说有希望我帮忙的事。”

“是的是的，有件事希望你帮忙。”我说，“想把这两幅画好好包起来藏进阁楼，以免被人看见。《刺杀骑士团长》和《白色斯巴鲁男子》——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两幅画了。如果可能，想请你帮忙做这件事。”

真理惠默默点头。说实话，我不想一个人做这件事。不仅需要别人帮忙做，而且需要一个目击者和见证人，需要一个能够分享秘密的守口如瓶的人。

从厨房拿来纸绳和美工刀。我和真理惠两人把《刺杀骑士团长》包得牢牢实实。用原来的褐色牛皮纸仔细包好，扎上纸绳。上面又罩上白布，再从外面扎上绳子。扎得死死的，以免别人轻易打开。《白色斯巴鲁男子》因为颜料还没干好，就简单包一下作罢。而后抱着它们进入客卧的壁橱。我爬上梯凳打开天棚盖（想来，和长面人顶开的方形盖十分相似），上到阁楼。阁楼空气凉瓦瓦的，但凉得莫如说让人惬意。真理惠从下面递画，我接过来。先接过《刺杀骑士团长》，其次接过《白色斯巴鲁男子》，将这两幅画靠墙并立。

这时我忽有所觉。发觉阁楼里有的，不仅我一个，还有谁。我不由得屏住呼吸。有谁在这里。但那是猫头鹰，和最初上来时看见的大概是同一只猫头鹰。这只夜鸟在上次那根梁上同样悄然歇息，我凑近也好像不以为意，这也一如上次。

“喂，来这里看啊！”我低声招呼下面的真理惠，“给你看极好看的东西。别弄出动静，轻轻上来！”

她以疑惑的神情爬上梯凳，从天花板开口处爬上阁楼，我双手把她拉上来。阁楼地板薄薄积了一层白灰，新毛料裙子应该沾脏了，但她满不在乎。我坐在那里，指着猫头鹰蹲着的那根梁叫她看。真理惠跪在我身旁如醉如痴地看那光景。鸟的样子非常动人，俨然长翅膀的猫。

“这只猫头鹰是一直住在这里的。”我小声对她说，“夜里去树林找东西吃，到了早上就回到这里休息。那里有个出入口。”

我把铁丝网破了的通风孔指给她看。真理惠点头。她浅浅的静静的呼吸声传来我的耳畔。

我们就那样一声不响地定定注视猫头鹰。猫头鹰不怎么把我们放在心上，在那里深思熟虑似的静静休息身体。我们在沉默中分享这个家。作为白天活动者和夜间活动者，各享一半这里的意识领域。

真理惠的小手握着我的手，她的头搭在我的肩上。我轻轻回握了一下。我和妹妹路也曾这样一起度过很长时间。我们是要好的兄妹，总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息息相通，直到死把两人分开。

我得知紧张从真理惠身上退去。她体内拘板僵挺的东西一点点松缓下来。我抚摸她搭在我肩上的头。流线型柔软的秀发。手碰到她脸颊时，知道她正在落泪，如同心脏溢出的血一样温暖的泪。我以那样的姿势抱了她一会儿。这个少女是需要流泪的。但她未能顺利哭出，大概很久以前就这样了。我和猫头鹰不声不响地注视她这副样子。

午后的阳光从铁丝网破了口的通风孔斜射进来。我们的周围唯有静默和白色灰尘。仿佛从远古运送来的静默和尘埃。风声也听不见。猫头鹰在梁上于无言中保持森林的睿智。那睿智也是从遥远的古代继承下来的。

秋川真理惠久久吞声哭泣。能从身体细微的震颤得知她哭泣不止。我温柔地不断抚摸她的头发，仿佛在时间的长河中逆流而上。

60　如果那个人有相当长的手

“我在免色家来着，这四天一直。”秋川真理惠说。流过一阵子泪，她终于能开口了。

我和她在画室里。真理惠坐在绘画用的圆凳上，裙裾探出的双膝紧紧合拢。我靠窗框站着。她的腿非常漂亮，即使从厚连裤袜上面也看得出来。再长大一些，那双腿想必要吸引许多男人的视线。届时胸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鼓胀起来。但眼下，她还不过是在人生入口徘徊的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少女。

“在免色先生家？”我问，“不大明白啊，多少详细说说可好？”

“我去免色家，是因为我必须多了解他一些。不说别的，那个人为什么每天晚上用双筒望远镜窥看我家呢？想知道原由。我想他正是为了这个买的那座大房子，为了看山谷对面的我们家。可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呢？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毕竟实在太不一般了！那里应该有什么很深的原由，我想。”

“所以去免色家访问了？”

真理惠摇头：“不是去访问，是溜进去的，偷偷地。可是出不来了。”

“溜进去的？”

“是的，像小偷那样。本来没有那样做的打算。”

星期五上午的课上完后，她从后门溜出学校。如果早上不打招呼就不上学，学校马上就跟家里联系。但若午休后偷偷溜出来不上下午课，就不会往家里打电话。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因为以前一次也没这么做过，所以即使事后老师提醒，也总可以搪塞过去。她乘大巴回到家附近，但没有回家，而是爬上自己家对面的山，来到免色家跟前。

真理惠原本没有悄悄潜入这座豪宅的打算，那样的念头即使稍纵即逝也未从脑海掠过。话虽这么说，但也没打算按门铃正式申请会面——没有任何计划。她只是像铁皮被强力磁石吸引一样被这白色豪宅吸引了过去。即使从院墙外往里看，也不可能解开关于免色的谜。这点心知肚明。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好奇心，脚自行往那边拐了过去。

到房前要爬相当长的坡路。回头看去，山与山之间的海面碧波粼粼，炫目耀眼。房子四边围着很高的院墙，入口有电动式坚不可摧的大门，两侧安有防盗用监控摄像头。门柱上贴有保安公司的警示标志。轻易近前不得。她藏在大门附近的树丛里，查看一会儿情况。但房子里也好周围也好完全不见动静。没有人出入，里面也没有什么声响传出。

她在那里空落落消磨了三十分钟时间，正想放弃往回走时，一辆客货两用车缓缓爬上坡来——送货公司的小型运输车。车在门前停下，门开了，手拿写字夹板一身制服的年轻男子从中下来。他走到门前按门柱上的铃，用对讲机同里面一个人简短讲了几句。少时，大木门慢慢朝里侧打开，男子赶紧上车，开车进入门内。

没有细想的余地。车刚一进去，她当即跳出树丛，以最快速度跑进正在关闭的大门。虽是极限时机，但好歹在门关闭前顺利跑了进去。有可能被监控摄像头摄入，不过没有被当场盘问。相比之下，她更怕狗。院内说不定放养看家狗。往里跑时这点想都没想。进院关门后，她才猛然想到。这么大的房子，院子里放养道伯曼犬或德国狼狗也没什么奇怪。若有大型犬，那可麻烦透了。她对付不了狗。但庆幸的是狗没来，叫声也没听到。上次来这里时也好像没有提到狗。

她躲在院内灌木丛里四下查看。喉咙深处干得沙沙作响。我像小偷一样潜入这户人家。侵入私宅——我无疑在做违法的事。摄像头的图像势必成为确凿证据。

自己采取的行动是否合适？事到现在已经没了自信。瞧见送货公司的车驶入门内，她几乎条件反射地奔了进去。至于那将带来怎样的后果，根本没有一一考虑的余地。机不可失，只此一个机会——她是怀此一念瞬时发起行动的。比之条分缕析，身体抢先而动。却不知何故，没有涌起悔意。

在灌木丛躲了不久，送货公司的客货两用车沿坡道爬来。门扇重新缓缓朝里打开，车驶到外面。若要退出，唯有此时——在门尚未彻底关闭之间一冲而出。那样，就可以返回原来的安全世界，不会成为犯罪者。然而她没那样做。她只管躲在灌木阴里，静静咬着嘴唇从院内注视门扇缓缓关合。

此后等了十分钟。她用手腕上戴的卡西欧小号G-SHOCK准确计测十分钟，然后从灌木丛背后里出来。为了不让摄像头轻易摄取，她弓腰缩背，快步走下通往房门口的徐缓的坡路。时间到了两点半。

被免色看见时如何是好呢？她就此思索。不过，果真那样，她也有总可以设法当场敷衍过去的自信。免色对她似乎抱有某种深度关心（或类似关心的情感）。自己一个人来这里玩，正巧门开了，就直接进来了——一定要有游戏感。只要做出淘气孩子的表情这么一说，免色必信无疑。那个人是想相信什么的，应该对我所说的照信不误。她所不能判断的，是那种“深度关心”是如何得以形成的——那对于她是善的还是恶的。

走下拐弯后的坡路时，房门出现了。门旁有铃。当然不能按铃。她绕了个大弯子躲开门前圆形停车廊，一边在这里那里的树下和灌木丛里隐蔽身体，一边沿着房子混凝土山墙顺时针方向前行。房门旁有可以停两辆车的车库。车库卷闸门落着。再前行几步，距主房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民舍样别致的建筑，似乎是独立的客人用房。其对面有网球场。见到带网球场的人家对她是第一次。免色在这里到底和谁打网球呢？不过看上去这网球场好像很久没有使用了。没有拉网，红沙土上有很多落叶，划出的白线也完全褪色了。

房子朝山一侧的窗口不大，全都严严实实落着百叶窗。所以没办法从窗口窥看房子里面。里面依然不闻任何声响。狗的叫声也听不到。唯独偶尔传来高树枝头鸟的鸣啭。前行片刻，房子后面另有一座车库，也是可容两辆车的面积。看样子是后来增建的，以便保管更多车辆。

房子后头是利用山坡修建的足够大的日本风格庭园。有台阶，配有大块石头，步行道在其间如穿针引线一样连绵不断。杜鹃花丛同样修剪得整齐美观，色调明亮的松树在头顶伸过枝桠。前面还有个凉亭样的东西。凉亭里放着活动靠背椅式的躺椅，以便在那里休息看书。也摆着咖啡桌。点点处处有石灯笼，有庭园灯。

真理惠随后绕房一周来到山谷这边。房子朝山谷一侧是宽大的阳台。上次来这里时她上了阳台。免色从那里观察她家。站在阳台的一瞬间她就明白了——可以真切感受那种迹象。

真理惠凝眸往自己家那边望去。她家就在一谷之隔的对面——往空中伸出手（假如那人有相当长的手的话），几乎可以触及。从这边看去，她家无遮无拦，一览无余。她家盖房子时，山谷这一侧还一座房子也没有。建筑规章多少放松而山谷这边开始建房是相当晚近的事（话虽这么说，可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她住的房子完全没有考虑防备山谷这边的视线，几近全方位开放。倘若使用高性能望远镜、双筒望远镜，那么房内情况想必历历在目。即使她的房间窗口，只要有意，也会看得相当清楚。她当然是谨小慎微的少女。所以换衣服等时候一定注意拉上窗帘。但不能说完全没有疏忽。免色迄今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场景呢？

她沿着斜坡石阶往下走。下到有书房的下一阶时，那阶的窗口全都紧紧落着百叶窗，里面无法窥看。所以她下到更下面的一阶。这阶面对的主要是杂务间。有洗衣房，有熨衣服用的房间，有大约是住家用人用的房间。另一侧是相当大的健身房，排列着五六台锻炼肌肉的器械。这里和网球场不同，看上去利用得相当频繁。哪一台都擦得干干净净，像上了油似的。还吊着拳击用的大沙袋。从这一阶侧面这边看去，似乎不像其余台阶的侧面警戒得那么森严。许多窗口都没拉窗帘，从外面可以整个看见里面。尽管如此，所有的门和玻璃窗都从内侧牢牢锁着，无法进入。门上同样贴着保安公司的警示标志——目的在于让小偷死心塌地。硬要开门，保安公司就会收到警报。

房子相当大。这么大的空间孤零零只一个人住，她实在难以置信。此人的生活必定孤独无疑。房子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得牢不可破，使用所有装置严加封锁。大型狗诚然没有看见（或者不太喜欢狗也有可能），但为防止入侵使用了大凡能搞到的所有防护手段。

那么，往下怎么办呢？她完全心中无数。家中无法进入，又不能出到院外。免色此时此刻肯定在家——他按开关开门，收取送货上门的物品。除他以外没有住在这房子里的人。除了每星期上门一次的专业保洁人员，原则上家中无他人进入。上次来此访问时免色这么说过。

既然没进入屋内的手段，就需要物色此外藏身的场所。在房子四周转来转去，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他发现。东瞧西找时间里，发现房后庭园角落有个用于存放物资的小屋样的房子。门没有上锁，里面放有庭园里干活用的器具和软管，堆着一袋袋肥料。她走了进去，在肥料袋上弓身坐下。场所当然谈不上多么舒心惬意，但只要老实待在这里，就不至于被摄像头摄进去，也不至于有人来这里查看情况。如此过程中肯定有什么动静，只有静待时机。

尽管处境进退不得，然而莫如说她切身感受到一种健康的激情。这天早上淋浴后裸体站在镜前，发觉乳房约略鼓出了一点点。估计这点也多少引发了激情。当然这也许纯属错觉——渴望那样的心情导致的自作多情亦未可知。不过，即使从各种角度相当公平地审视，即使用手触摸，她也还是感觉那里生出迄今未有过的柔软的隆起。乳头还很小很小（同令人想到橄榄核的姑母的无法相比），但那里荡漾着类似萌芽的征兆。

她一边琢磨胸部小小的隆起，一边在这物资小屋里消磨时间。她在脑海中想像那隆起日新月异的状态——有一对丰满隆起的乳房的日子该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她想像自己戴上姑母戴的那种地地道道的乳罩时的情形。不过那还是相当久远的事情吧！毕竟月经今春才刚刚开始。

她感到有点儿口渴，但还能忍耐一会儿。她觑一眼厚墩墩的手表。G-SHOCK指在刚过3:05的位置。今天是周五，绘画班上课的日子，而她一开始就没打算去。装有画材的包也没带。不过，倘若晚饭前不能赶回家，姑母肯定要担心的。要考虑事后相应辩解才行。

可能多少睡了一会儿。在这样的场所、这种状况下自己居然能睡过去——尽管时间很短很短——对此她怎么都不能相信。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间睡过去的。很短，也就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吧。没准更短。可是睡得相当深。猛然睁眼醒来时，意识已被割断。自己此刻在哪里？正在做什么？一时浑浑噩噩。那时自己好像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梦涉及丰满的乳房和奶油巧克力。口中满是口水。而后她陡然想起：自己溜进免色家，正在院中物资小屋里藏身不动。

是什么声响把她惊醒的。那是持续性机械声响。准确些说来，是正在开车库门的声响。门旁车库的卷闸门咣啷咣啷卷了上去。估计免色要开车去哪里。她赶紧走出物资小屋，蹑手蹑脚向房前走去。卷闸完全卷了上去，马达声停了。接着响起车的引擎声，银色捷豹首先把鼻子缓缓探了出来。驾驶位上坐着免色。驾驶席位窗玻璃落了下来，雪白的头发在午后阳光下熠熠生辉。真理惠从灌木丛阴里打量免色的样子。

假如免色往右边灌木丛转过脸，说不定一闪瞥见躲在那里的真理惠——灌木丛过小，不足以充分遮掩身体。但免色一直脸朝正前方。他手握方向盘，显出正认真思索什么的神情。捷豹直接向前行驶，拐过车道的拐角不见了。车库的金属卷闸门通过遥控操作开始缓缓下落。她从灌木丛阴里一跃而出，让身体迅速滑进几乎关合的卷闸空隙，像电影《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里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做的那样。而且是瞬间条件反射式行动。钻进车库，肯定能从那里进入里面——这种类似灵机一动的能力她是具备的。车库的传感器感到了什么，略一迟疑，但卷闸重新开始下落，很快落得严丝合缝。

车库中还放着一辆车。带有米色车篷式样潇洒的深蓝色跑车，日前姑母看得出神的车。她对车没有兴致，当时几乎不屑一顾。鼻子长得出奇，同样带有捷豹标志。价格昂贵这点，即使不具有汽车知识的真理惠也不难想像。恐怕又是件宝贝。

车库尽头有通往住房的门。战战兢兢一拧门拉手，得知门没锁。她舒了口气。至少白天从车库通往住房的门是不锁的。不过免色毕竟是小心慎重之人，所以她没有期待到这个程度。想必他有什么要紧事要思考的吧。只能说自己幸运。

她从门口把脚迈进住房里面。鞋怎么办？迟疑之余，最后决定脱下拿在手中。不能留在这里。房内静悄悄没有一点声息，似乎所有什物都大气不敢出。她确信：在免色去了哪里的现在，这个家中没有任何人。此刻这座房子里有的仅我一个。往下一段时间，去哪里、做什么都是我的自由。

上次来这里时，免色领她大致看了家中情形。当时的事清楚记得。房子的结构大体装在脑袋里。她首先去了占一楼大半的大客厅。从那里可以上到宽大的阳台。阳台带有大大的玻璃拉门。拉不拉开这玻璃门呢？她犹豫了一阵子。免色离开时说不定按下报警装置开关。果真如此，拉开玻璃门那一瞬间铃就会响起。保安公司的报警灯随之闪烁，公司首先往这里打电话确认情况。届时就必须把密码告诉对方。真理惠手拎黑色乐福鞋犹豫不决。

不过免色未必按下报警装置开关——真理惠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车库里面的门没锁，那么不至于想出远门，不外乎去附近购物了。真理惠一咬牙拉下玻璃门的保险锁，从里面打开。姑且等候片刻。铃没响，保安公司的电话也没打来。她如释重负（万一保安公司的人开车赶来，那可就不是开句玩笑能了结的），走上阳台。把鞋放在地上，取出套在塑料罩子里的大型双筒望远镜。双筒望远镜在她手里过大，于是把阳台栏杆当作台架试了试，但不如意。四下环顾，发现仿佛双筒望远镜专用架样的东西靠墙立着。类似照相机三脚架，颜色是和双筒望远镜同样的模模糊糊的橄榄绿，可以把双筒望远镜用螺丝固定在那上面。她把双筒望远镜固定在那个专用架上，坐在旁边金属矮凳上，从那里往双筒望远镜里窥看，于是得以轻松确保视野。从对面看不见这边的人影。想必免色总是这样观望山谷对面。

她家内部的情形清晰得令人吃惊。通过镜头看去，视野中的所有光景都比实况更加鲜明、更加逼真地赫然浮现出来。双筒望远镜想必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特殊光学功能。面对山谷的几个房间因为没拉窗帘，包括细部在内，看上去一切都那般真切。甚至茶几上放的花瓶和杂志都了然在目。现在姑母应该在家。但哪里也没有她的身影。

从隔着较远距离的地方细看自家内部，感觉很有些不可思议。心情简直就像自己已经死了过去（缘由不清楚，回过神时，不觉之间成了死者中的一员），从那个世界观望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尽管那是长期属于自己的场所，但已没有自己的住处。本来是再熟悉不过的亲密场所，却已失去重返那里的可能性——便是这样一种奇妙的乖离感。

接下去她看自己的房间。房间窗口面对这边，但拉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惯了的带花纹的橙色窗帘。橙色已经晒得褪了不少。窗帘里面看不见。但若到了晚上打开灯，里面的人影或许看得影影绰绰。而究竟能看到什么程度，晚间不实际来这里用双筒望远镜看看是不晓得的。真理惠缓缓旋转双筒望远镜。姑母应该在家中哪个地方，然而哪里也找不见她。可能在里面的厨房准备晚饭。或者在自己房间休息也不一定。总之家中那一部分从这边看不见。

我想马上返回那个家。这样的心情在她身上一发不可遏止。她想返回那里坐在早已坐惯了的餐厅椅子上，用平时用的茶杯喝热红茶，想呆呆看着姑母站在厨房里做饭的情景——如果可能，那该是多么美妙啊！她这样想道。自己居然有一天怀念那个家，迄今为止哪怕作为一闪之念都不曾有过。她一向认为自己的家空空荡荡、丑陋不堪。在那样的家里生活简直忍无可忍。恨不得马上长大离开家，一个人住在适合自己口味的居室里。不料此时此刻从隔一道山谷的对面通过双筒望远镜鲜明的镜头观望自家内部，想回那个家的愿望竟是这般迫不及待。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的场所，是保护我的场所。

这时，类似嗡嗡轻叫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她把眼睛从双筒望远镜离开。随即看见什么黑东西在空中飞舞。蜂！长形大蜂，大概是金环胡蜂。把她母亲蜇死的攻击性野蜂，有非常锐利的针。真理吓得慌忙跑进房间，紧紧关上玻璃门，锁上。金环胡蜂往下也像是要牵制她似的在玻璃门外盘旋了一阵子，甚至撞了几次玻璃。后来勉强作罢飞去了哪里。真理惠终于放下心来。呼吸仍然急促，胸口怦怦直跳。金环胡蜂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东西之一。金环胡蜂是何等可怕，她从父亲那里听了好多次，图鉴上也确认好多次它的形体。不知不觉之间她也开始怀有一种恐惧——说不定自己和母亲同样迟早被金环胡蜂蜇死。自己有可能从母亲身上承袭了同样对蜂毒过敏的体质。即使迟早总有一死，那也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才对。拥有丰满的乳房和坚挺的乳头是怎么一回事——哪怕一次也好，她想体味那种心情。而若在那之前给蜂蜇死，无论如何也太惨了。

看来暂且不要到外面去为好，真理惠心想。凶狠的野蜂肯定还在这周围盘旋。而且好像已经把她锁定为个人目标。于是她放弃外出念头，决定更仔细地把房子里面查看一遍。

她首先在大客厅里看了一圈。这个房间同上次看时差不多毫无二致。大大的施坦威大钢琴。钢琴上面摆着几本乐谱。巴赫的创意曲、莫扎特的奏鸣曲、肖邦的小品之类。技法上好像不是多有难度的乐曲。不过能弹到这个程度还是相当了得的。这点事儿真理惠也晓得。以前她也学过钢琴（长进不很大。因为比之钢琴更为绘画所吸引）。

带有大理石台面的咖啡桌上摞着几本书。没看完的书。书页间夹着书签。哲学书一本、历史书一本，另有小说两本（其中一本是英语书）。哪本的书名她都不曾见过，作者名字也不曾听过。轻轻翻动书页，都不是能引起她兴趣的内容。这家的主人阅读晦涩书籍、爱好古典音乐。而且抽时间使用高性能双筒望远镜偷偷窥看山谷对面的她家。

他单单是个变态不成？还是其中有某种说得通的理由或目的什么的呢？他对姑母有兴趣？还是对我？抑或双方（那种事情是可能的吗）？

其次，她决定查验楼下房间。下楼先去他的书房。书房里挂有他的肖像画。真理惠站在房间正中，看画看了好一会儿。画上次也看过（为了看这幅画而来这里的）。但重新细看，她渐渐感觉免色就好像实际在这房间里。于是她不再看画，眼睛尽可能不往那边看，转而检查他桌子上的每一件东西。有“苹果”高性能台式电脑，但她没开。她知道肯定层层设防，自己不可能突破。桌面此外没放很多东西。有每日一翻的日程表，但上面几乎什么也没写，只是点点处处标有莫名其妙的记号和数字。估计真正的日程被输入电脑，为几种电器所共有。无需说，应被周密施以保险措施。免色是异常谨慎的人物，绝不至于轻易留下痕迹。

此外，桌面上放的只有哪里的书房桌子上都有的普普通通的文具——铅笔哪一支都几乎是同样长度，头上尖尖的，甚是好看。回形针按规格分得很细。纯白便笺静等被写上什么。数字坐钟分秒不差地记录时间。总之一切都近乎恐怖地井然有序。假如不是人工精巧制作的人，真理惠心想，免色这个人笃定有某种不正常的地方。

桌子抽屉当然全部上锁。理所当然。他不可能不锁抽屉。除此之外，书房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齐刷刷排列着书的书架也好CD架也好，看上去极为高档的最新音响装置也好，都几乎没有引起她的注意。那些仅仅显示他的嗜好倾向罢了。无助于了解他这个人，不会同他（大概）怀有的秘密发生关联。

离开书房后，真理惠沿着幽暗的长走廊前行。几个房间开着门，每扇门都没锁。上次到这里来时没能看到那些房间。免色领她们看的，只是一楼客厅、楼下书房、餐厅和厨房（她用了一楼客用卫生间）。真理惠一个接一个打开那些未知房间。第一个是免色的卧室。即所谓主卧室，极大。带有衣帽间和浴室。有大双人床，床整理得非常整齐，上面搭着苏格兰花格床罩。没有住在家里的用人，可能是免色自己整理床铺。果真这样，也没什么可惊讶的。深棕色无花睡衣在枕边叠得中规中矩。卧室墙上挂有几幅小版画，似乎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系列作品。床头也放有没看完的书。此人到处看书，无所不至。窗口面对山谷，但窗口不很大，落着百叶窗。

拉开衣帽间的门，宽敞的空间满满一排衣服。成套西服少，几乎全是夹克和单件头轻便西装，领带数量也不多。想必没多大必要做正式打扮。衬衫无论哪一件都像刚刚从洗衣店返回似的套着塑料衣套。许多皮鞋和运动鞋摆在板架上。稍离开些的地方排列着厚度各所不一的风衣。此人用心收集够品味的衣服，精心保养。直接上服装杂志都可以。衣服数量既不过多，又不太少。一切都适可而止。

衣柜抽屉装满袜子、手帕、内裤、内衣。哪一件都叠得一道皱纹也没有，整理得赏心悦目。收有牛仔裤、Polo衫和运动衫的抽屉也有。有个专门放毛衣的大抽屉，聚集着五颜六色的漂亮毛衣，都是单色。然而，哪一个抽屉都没有任何足以破解免色秘密的物品。所有一切都那么完美整洁，井井有条。地板一尘不染，墙上挂的画一律端端正正。

关于免色，真理惠能明确理解的事实只有一项，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此人一起生活”。普通活人基本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自己的姑母也是相当喜欢拾掇的人，但不可能做得如此完美。

下一个房间似乎是客卧。备有一张整理好的双人床。靠窗有写字桌和写字椅。还有个小电视。不过看情形看不出有客人实际住过的痕迹和氛围。总的说来，像是永远弃置不用的房间。免色这个人大概不怎么欢迎客人。只不过是为了某种非常场合（想像不出那是怎样的场合）而大致确保一间客卧罢了。

相邻房间差不多算是贮藏室。家具一件也没放。铺着绿色地毯的地板上摞着十来个纸壳箱。从重量看，里面装的似乎是书。所贴标签用圆珠笔记着类似记号的字样。而且哪一箱都用胶带封得一丝不苟。真理惠猜想大概是工作方面的文件。这些箱子里说不定藏有什么重大秘密。但那大约是与己无关的他的商务秘密。

哪一个房间都没锁，哪一个房间窗口都朝向山谷，同样严严实实落着百叶窗。在这里寻求灿烂阳光和美好景观的人，眼下似乎一个也没有。房间幽暗，一种被弃置的气味。

第四个房间最让她感兴趣。房间本身并不多么让人兴味盎然。房间里同样几乎没放家具，只有一把餐椅和一张平庸无奇的小木桌。墙壁整个裸露，一幅画也没挂，空空荡荡。无任何装饰性东西，看来是平时不用的空房。可是当她试着拉开衣帽间的门一看，那里排列着女性时装。量不是很大。但一个普通成年女性在这里生活几天所需衣服大体一应俱全。想必有个定期来此居住的女性，是那个人用的常备衣服。她不由得皱起眉头。姑母知道免色有这样的女性吗？

但她马上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挂在衣架上的一排衣服哪一件都是过去款式。无论连衣裙、半身裙还是衬衫，虽然都是名牌、都很时尚，看上去都甚为昂贵，但当下时代应该没有穿这类衣服的女性。真理惠对时装固然知之不详，不过这个程度的情况她还是明白的。恐怕是自己出生前那个时代流行的衣服。而且哪一件衣服都沾满防虫剂味儿，估计长期挂在这里没动。但想必因为保管得好，看不到虫蚀痕迹。不仅如此，还好像按季节适度加湿除湿，颜色都没变。长裙尺码是5，身高怕是一百五十厘米上下。以半身裙号码看，体型相当曼妙。鞋号是23厘米。

几个抽屉里装有内衣、袜子、睡衣。全都装在塑料袋里以防落灰。她从袋里取出几件内衣看。乳罩号码为65C。真理惠根据罩杯形状想像女子的乳房形状。恐怕比姑母略小（当然乳头形状想像不出）。里面的内衣哪一件都优雅有品位，或者约略朝性感方向倾斜，大约是经济上有余裕的成年女性考虑到同怀有好感的男性有肌肤之亲时的状况而在专卖店购买的高档内衣。细腻的丝绸和蕾丝，都要求温水手洗。不是在院子割草时穿的那种。而且无一不渗透了防虫剂味儿。她小心翼翼叠好，按原样放回塑料袋，关上立柜抽屉。

这些衣服是免色曾经——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亲密交往的女性穿在身上的衣服。这是少女终于得出的结论。因了某种缘故，那位穿5码衣服、23厘米鞋和戴65C乳罩的女性将这些有品位的衣物整套留下而再未归来。可她为什么留下这般奢侈的衣服呢？如果因为什么分手了，那么一般说来是会拿走的。自不待言，真理惠不解其故。不管怎样，免色十分用心保管对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衣服，一如莱茵河的女儿们无比小心地守护传说中的黄金。而且，他可能不时来这房间细看这些衣服或拿在手里，按季节更换防虫剂（他不至于委托别人做这件事）。

那位女子如今在哪里做什么呢？可能成了别人的太太。得病或遭遇事故去世了也未可知。但他至今仍在追寻她的面影（真理惠当然不知道那位女性即她本人的母亲。这个我也想不出必须将这一事实告知她的理由。具有告知资格的恐怕唯有免色）。

真理惠陷入沉思。莫非应因此对免色先生怀有好感才是？因了他在漫长岁月中对一个女性持续怀有如此深切的怀念之情？还是应该多少感到惧怵呢？因了他居然如此完好地保管那个女性的衣服？

想到这里时，车库卷闸卷起的声响突然传来耳畔。免色回来了！由于注意力集中在衣服上，未能觉察开门车进来的动静。务必尽快逃离这里。务必躲在哪里一个安全地方。这当口儿她猛然想到一个事实、一个极其重大的事实。旋即惶恐感把她整个擒住。

鞋放在阳台地板上了！双筒望远镜也从罩里拿出就那样安在三脚架上。看见金环胡蜂吓得她什么也顾不得了，只管逃进客厅，一切都原封不动留在那里。如果免色出到阳台看见了（迟早总要看见），马上就会觉察自己不在时有人闯入家中。看见黑色乐福鞋的尺码，一眼即可看出是少女的鞋。免色脑袋好使。想到那是真理惠的鞋无需多少时间。想必他要把家中无一遗漏地转圈搜遍，肯定轻而易举找出藏在这里的自己。

没有时间允许自己这就跑去阳台收鞋并把双筒望远镜复原。那样做，途中必同免色撞个满怀。怎么办好？她无计可施。呼吸不畅，心跳加快，四肢不听使唤。

车的引擎停息，继而响起卷闸下落的声响。免色很快就会进入家中。到底如何是好？到底怎么办……她的脑袋一片空白，兀自坐在地板上闭起眼睛，双手捂脸。

“在此静静不动可也！”有人说。

她以为是幻听，但不是幻听。一狠心睁眼一看，眼前有一位身高六十厘米左右的老人。他一屁股坐在矮柜上。花白头发在头顶扎起，身穿古色古香的白色衣裳，腰间佩一把不大的剑。理所当然，一开始她认为是幻觉。由于陷入强烈的惶恐状态，致使自己看见了实际根本不存在的存在。

“不，我不是什么幻觉。”老人以低沉而清晰的语声说，“我的名字叫骑士团长，我救你来了。”

61　必须成为有勇气的聪明女孩

“我不是什么幻觉。”骑士团长重复道。“至于我是不是实有其人自是众说纷纭，但反正不是幻觉。而且我是来这里帮助诸君的。难道诸君不是在寻求帮助吗？”

听起来“诸君”指的像是自己，真理惠推测。她点了下头。说话方式诚然相当奇妙，但确如此人所说，自己当然正在寻求帮助。

“现在才去阳台取鞋是不成的。”骑士团长说，“双筒望远镜也死心塌地为好。不过无需担心，我会竭尽全力不让免色到阳台上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是，一旦日落天黑，那就无可奈何了。周围黑下来，他势必到阳台上去，用双筒望远镜看山谷对面诸君家情形。那是每天的习惯。在那之前必须把问题化解掉。我说的能够理解吧？”

真理惠只管点头。总还是可以理解的。

“诸君在这衣帽间里躲些时候。”骑士团长说，“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此外别无良策。合适时机到了由我告知。告知前不得离开这里。哪怕再有什么也不得出声。明白？”

真理惠再次点头。我在做梦不成？还是说此人是妖精或什么呢？

“我不是梦，也不是妖精。”骑士团长看透她的心思，“我是所谓理念，本来就不具形体。但若那样，诸君眼睛看不见，势必有所不便，故而暂且取诸骑士团长形体。”

理念、骑士团长……真理惠不出声地在脑袋里重复道。此人能读取我的心理信息。继而她恍然大悟：此人是在雨田具彦家里看到的横长日本画中描绘的人物。他肯定从那画上直接走了下来。正因如此，身体也才小。

骑士团长说：“是的是的，我是借用那画上的人物形象。骑士团长——那意味着什么，我也不清不楚。但眼下我被以此名字称呼。在此静静等待。时机到了，我来接你。无需害怕，这里的衣服会保护诸君。”

衣服会保护我？不大理解他说的意思。但这一疑问没有得到回应。下一瞬间，骑士团长就从她面前消失不见了，犹如水蒸气被吸入空中。

真理惠在衣帽间中屏息敛气。按骑士团长的吩咐尽量不动、不出声。免色回来了，进入家中。像是购物回来，传来抱几个纸袋的沙沙声。换穿室内鞋的他轻柔的脚步声从她藏身的房间前面缓缓通过时，她险些窒息。

衣帽间的门是百叶窗式的，向下倾斜的空隙有一点点光线透进来。不是多么亮的光。随着傍晚临近，房间会越来越暗。从百叶门的空隙只能瞧见铺着地毯的地板。衣帽间狭小，充满防虫剂的刺鼻味儿。而且四周被墙围着，根本无处可逃。无处可逃这点比什么都让少女害怕。

时机到了，我来接你。骑士团长说。她只能言听计从静静等待。另外，他还说“衣服会保护诸君”。大概指的是这里的衣服。不知哪里的陌生女性大约在我出生前穿的旧衣服。衣服为什么会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呢？她伸出手，触摸眼前的花格连衣裙裙裾。粉红色的裙料软软的，指感柔和。她轻轻攥了好一会儿。手碰得衣服，不知为什么，心情好像多少松弛下来。

如果想穿，说不定我也能穿这连衣裙，真理惠思忖。那位女性和我的身高应该差不多少。5码，即使我穿也不奇怪。当然胸部尚未隆起，那个部位要想想办法才行。但若有意，或者因故必须那样，我也能换穿这里的衣服。这么一想，胸口不明所以地怦怦直跳。

时间流逝。房间一点点增加暗度。黄昏一刻刻临近。她觑一眼手表，暗得看不清字。她按下按钮照亮表盘，时近4:30。应是薄暮时分。现在天短得厉害。天黑下来，免色就要到阳台上去，立马就会发觉有谁闯入家中。必须在那之前去阳台处理好鞋和双筒望远镜。

真理惠在心惊肉跳当中等待骑士团长来接自己。然而骑士团长怎么等也不出现。事情未必如愿以偿。免色不一定给他以可乘之机。何况，骑士团长这个人物——抑或理念——具备怎样的实际能力？可以信赖到什么程度？她都心中无数。但现在除了指望骑士团长别无他法。真理惠坐在衣帽间地板上，双手抱膝，从门缝间注视地板铺的地毯，不时伸手轻捏一下连衣裙的底裾，仿佛那对她是不可或缺的救生索。

房间暗度明显增加的时候，走廊再次响起脚步声。仍是缓慢的轻柔脚步声。声音来到她躲藏的房间前面时，陡然停了下来，就好像嗅到了某种气味。少顷，响起开门声。这房间的门！毫无疑问。心脏冻僵，就要停止跳动。是谁（想必是免色。此外这家中不可能有任何人）把脚迈入房间，随手缓缓关门，咔嚓一声。房间里有那个人，百分之百！那个人也和她一样大气不敢出，侧起耳朵，试探动静。她心里明白。他没有开房间的灯，在幽暗的房间中凝眸细看。为什么不开灯呢？一般说来不是要先开灯的吗？她不解其故。

真理惠从百叶门的空隙瞪视地板。若有谁朝这里走近，可以看见其脚尖。还什么也没看见。然而这房间里有人的明显气息。男人的气息。而且那个男人——估计是免色（除了免色，又有谁会在这座房子里面呢）——似乎在幽暗中目不转睛盯视衣帽间的门。他在那里感觉出了什么，感觉出衣帽间里正在发生与平日不同的什么。此人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打开这衣帽间的门！舍此不可能有别的选项。这扇门当然没锁，打开无非伸手之劳——只要伸手把拉手往他那边一拉即可。

他的脚步声朝这边走来。汹涌的恐惧感钳住了真理惠全身，腋下冷汗淌成一条线。我是不该来这种地方的，本应乖乖留在家里才是，留在对面山上那个令人想念的自己的家。这里有某种可怕的存在，那是容不得自己随便靠近的。这里有某种意识运行。想必金环胡蜂也是那种意识的一部分。而那个什么此刻即将把手伸向自己。从百叶门空隙已可看见脚尖，那是大约穿着褐色皮革室内鞋的脚。但因为过于黑暗，此外一无所见。

真理惠本能地伸出手，狠命抓紧挂在那里的连衣裙裾。5码花纹连衣裙。她在心中祈愿：救我！请保护我！

来人在对开的衣帽间门前久久伫立，什么声响也没发出，甚至呼吸也听不见。俨然石头雕像凝然不动，只是定定观察情况。沉重的静默和不断加深的黑暗。在地上蜷作一团的她的身体微微颤抖不止。牙齿和牙齿相碰，咯咯低声作响。真理惠闭目合眼，恨不得把耳朵塞住、把念头整个甩去哪里。但没有那样，她感到不能那样做。无论多么恐惧，都不能让恐惧控制自己！不能陷入麻木状态！不能丧失思考！于是，她瞠目侧耳，一边盯视那脚尖，一边扑上去似的紧紧握住粉色连衣裙那柔软的质地。

她坚信衣服会保护自己。这里的衣服是自己的同伴。5码、23厘米、65C的一套衣服会拥揽一样保护我、将我的存在变成透明之物。我不在这里。我不在这里。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在这里，时间不是均一的，甚至不是有序的。然而还是像有一定的时间过去了。对方在某一时刻要伸手打开衣帽间的门。真理惠已感觉到了那种明确气息。她已做好心理准备。门一开，男子就会看见她；她也会看见男子。她不知道往下将发生什么，也猜测不出。这个男子可能不是免色——这一念头刹那间浮上她的脑际。那么他是谁？

但最终男子没有开门。犹豫片刻缩回手，直接从门前离开。为什么他在最后一瞬间转念作罢了呢？真理惠无由得知。大概是有什么制止他那样做。随即，他打开房间门，走到走廊，把门关上。房间重新处于无人状态，毫无疑问。这不是什么计谋。这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人。她坚信不疑。真理惠终于闭上眼睛，大大呼出全身积存的空气。

心脏仍在刻录急速的律动。警钟已经敲响——小说势必这样表达，尽管她不晓得警钟是怎样的东西。正可谓千钧一发。但有什么最后的最后保护了我。话虽这么说，可这场所实在危机四伏。有谁在这房间中觉出了我的气息，绝对！不能总在这里躲藏下去。这次总算有惊无险，但往下未必一直这样。

她仍在等待。房间愈发黑暗。而她在此静等，只能保持沉默，忍受不安与恐惧。骑士团长决不至于把她忘掉不管。真理惠相信他的话。或者莫如说除了信赖那个说话方式奇妙的小个子人物，她别无选项。

蓦然回神，骑士团长出现在这里。

“诸君这就离开这里，”骑士团长以耳语般的声音说，“现在正是时候。快，快站起来！”

真理惠犹豫不决，仍瘫坐在地上，没办法顺利直腰立起。一旦离开衣帽间，新的恐惧感就朝她袭来。除此以外的世界说不定有更可怕的事在等待自己。

“免色君现在正在淋浴。”骑士团长说，“如你所见，他是个爱干净的人，在浴室的时间分外长，但也不可能永远待在那里。机会只有此时。快，尽快！”

真理惠拼出所有力气，好歹从地上站起，向外推开衣帽间的门。房间黑暗无人。离开前她回头看了看，目光再次落在那里挂的衣服上。吸入空气，嗅防虫剂的气味。目睹那些衣服，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不知为什么，她觉得那些衣服对于她是那样切近，那样撩人情思。

“快，快点儿！”骑士团长招呼道，“无有多少时间了。出到走廊左拐！”

真理惠挎起挎包，开门来到外面，沿走廊左拐。她跑上楼梯进入客厅，穿过宽敞的地板打开面对阳台的玻璃门。或许金环胡蜂还在附近，也可能因为天空全黑了而停止活动。不，蜂们未必把天黑当一回事。问题是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一上阳台，她赶紧拧螺丝把双筒望远镜从三脚架上卸下，装入原来的塑料盒。又把三脚架折起按原样靠墙立定。紧张得手指不听使唤，以致花的时间意外地长。而后拾起放在地上的黑色乐福鞋。骑士团长坐在凳上看着她的一举一动。金环胡蜂哪里也没有，真理惠因之舒了口气。

“这回可以了。”骑士团长点头道。“关上玻璃门，进入里面，然后下到走廊，从楼梯往下走两层。”

往下走两层？那一来势必更要进入房子深处。我不是必须逃离这里的吗？

“这就逃离是不成的。”骑士团长看出她的心思，摇着头说，“出口已紧紧关闭，诸君只能在这里面躲一些时候。在这个地方，听我指挥为好。”

真理惠只能相信骑士团长的话。于是离开客厅，蹑手蹑脚沿楼梯往下走两层。

下完楼梯即是地下二层，那里有用人用的房间，隔壁是洗衣房，再隔壁是贮藏室。尽头是排列着运动器材的健身房。骑士团长把用人房指给她看。

“诸君在这个房间藏一阵子。”骑士团长说，“免色基本不至于到这里来。每天要下到这里洗一次衣服、做一次运动，但眼睛不会连用人房都不放过。所以，只要在这里老实待着，一般不会被发现。房间里有洗手间，有电冰箱。贮藏室贮存了足够多的地震应急用矿泉水和食品，不会挨饿。诸君可以在此较为放心地度日。”

度日？真理惠手提乐福鞋吃惊地问道（当然没有出声）。度日？就是说，莫不是我要好几天留在这里？

“固然令人不忍，但诸君不能马上离开这里。”骑士团长摇动小脑袋说，“这里戒备森严，在诸多意义上被牢牢监控——这点我也无能为力。理念被赋予的能力是有限的，遗憾。”

“要留多久呢？”真理惠压低嗓音询问，“得快些回家才行，不然姑母要担心的。很可能以去向不明为由跟警察联系。那一来就非常麻烦。”

骑士团长摇头道：“诚然遗憾，但我无可奈何。只能在此静静等待。”

“免色先生是危险人物吗？”

“这是难以解释的问题。”说着，骑士团长显出甚是为难的神情。“免色君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人。相反，不妨说是具有非凡能力的正派人物，身上甚至不难窥见高洁的品格。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有个类似特殊空间的场所，而那在结果上具有招引非同寻常的东西、危险的东西的可能性。这会是个问题。”

这意味怎么回事，真理惠当然不能理解。非同寻常的东西？

她问：“刚才在衣帽间站着不动的人，是免色先生吗？”

“那既是免色君，同时又不是免色君。”

“免色先生本人觉察到了吗？”

“有可能。”骑士团长说，“有可能。但他对此也奈何不得。”

危险的、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她所见到的金环胡蜂也是其中一个形式，真理惠想。

“完全正确。金环胡蜂最好多多注意。那毕竟是绝对致命的生物。”骑士团长读出她的心理动向。

“致命？”

“就是说有可能置人于死地。”骑士团长解释，“现在诸君只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马上去外面会很麻烦。”

“致命。”真理惠在心中重复。这个说法有凶多吉少之感。

真理惠打开用人房进去。这里的空间比免色卧室的衣帽间还多少宽敞一些。附带简易厨房，有电冰箱和电炉，有小微波炉，有水龙头和洗碗槽。另有小浴室，有床。床是裸露的，但壁橱里备有毛毯、棉被和枕头。还有能够简单进餐的一套简易桌椅。椅子只一把。面对山谷有个小窗。从窗帘缝隙可以看见整条山谷。

“如果不想被任何人发现，就得在这儿老老实实别动，尽量不要弄出动静。”骑士团长说，“听明白了？”

真理惠点头。

“诸君是有勇气的女孩。”骑士团长说，“有勇无谋的地方并非没有，但反正有勇气。而这基本是正确的。只要待在这里，就必须多多注意，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地方不是一般场所。麻烦家伙在此徘徊。”

“徘徊？”

“意思就是到处走来走去。”

真理惠点头。至于这里如何不是“一般场所”，到底是什么样的麻烦家伙在此徘徊，她很想就此多了解一些，但轻易发问不得。不清不楚的事太多了，不知该从哪里着手。

“我也许不能再来这里了。”骑士团长透露秘密似的说，“往下我有此外必须去的地方，有此外必须做的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虽然抱歉之至，但往下不大可能帮你了。下一步只能以自己的努力设法脱身出去。”

“可是，怎么样才能以我一个人的努力离开这里呢？”

骑士团长眯细眼睛看着真理惠：“好好侧耳倾听，好好凝眸细看，尽最大限度让心变得敏锐起来。此外别无路径。时机到了，诸君自会知晓。噢，现在正当其时。诸君是有勇气的聪明女孩。只要不马虎大意，自然心领神会。”

真理惠点头。我必须是有勇气的聪明女孩。

“打起精神来！”骑士团长鼓励似的说。而后忽然想起，补充一句：“无需担心，诸君的胸部很快就会大起来的。”

“大到65C那个程度？”

骑士团长困窘似的摇头：“那么问也没用。我毕竟仅是一介理念而已。对于妇人的内衣尺码不具有丰富知识。反正要比现在大得多这点无有问题。不必担心，时间会解决一切。对于有形之物，时间是伟大的。时间不会总有，但只要有，就会卓有成效。所以，尽管满怀期待就是！”

“谢谢！”真理惠致谢。这无疑是一则好消息。而她是那么需要能给自己带来勇气的消息，哪怕一则也好。

而后，骑士团长倏然消失，仍像水蒸气被吸入空中一样。他从眼前消失后，周围的静默更加深重了。想到可能再也不会见到骑士团长了，不禁有些怅惘。我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了。真理惠躺在没有铺盖的裸板床上，盯视天花板。天花板较低，贴着白色石膏板。正中间有荧光灯。但她当然没有开灯，灯是开不得的。

必须在这里待多久呢？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七点半前不回家，姑母想必给绘画班打电话。那一来就要知道我今天没去上课。想到这点，真理惠胸口作痛。姑母肯定十分担心，思忖我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了呢？非想办法告诉姑母自己平安无事不可。随后她意识到上衣口袋里有手机，但一直关着。

真理惠从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电源开关。显示屏显出“电池电量不足”字样。电池电量显示完全空白，继而显示屏内容消失。她已有很长时间忘记充电（日常生活中她几乎不需要手机，对这一电子产品不怀有多大的好意和兴趣）。即使电池耗空也没什么奇怪，抱怨不得。

她深叹一口气。至少应不时充电才对，毕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可是到了现在再说这个也没用了。她把断气的手机揣回外衣口袋。而又忽有所觉，重新掏了出来。平时一直拴着的企鹅饰物不见了。那是她用买甜甜圈攒的积分作为赠品领得的，一直作为护身符带着。估计细绳断了。可是到底掉在哪里了呢？她想不起线索。毕竟很少从衣袋掏出手机。

没了小小的护身符，让她感到不安。但想了一会儿作罢。企鹅护身符说不定不小心丢在哪里了。反正有衣帽间的衣服取而代之，作为新护身符帮助了我。还有，那位说话方式奇妙的小个头骑士团长把我领来这里——自己仍被什么小心呵护，别再为那个护身符的不见而想来想去了。

说起她身上此外带的东西，不外乎钱夹、手帕、零币钱包、家门钥匙、剩一半的薄荷口香糖。挎包里装着笔类、本子和几本教科书。有用的东西一样也没找到。

真理惠悄悄走出用人房检查贮藏室中的东西。如骑士团长所说，这里存有足够量的地震应急食品。小田原山间一带地壳比较坚实，震灾应该没有多少。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时尽管小田原市区受灾很严重，但这一带比较轻微（上小学时作为暑假研究课题，她曾调查过关东大地震时小田原周边受灾状况）。问题是，地震发生后很难马上弄到食物和水，尤其在这样的山顶上。于是免色没有懈怠，为此贮存了这两样东西——此人实在小心谨慎。

她从贮藏室取出矿泉水两瓶、椒盐饼干一包，巧克力一板，拿回房间。拿出这点儿数量，想必不会被发觉。哪怕免色再细心，也不至于连矿泉水的数量都一一过数。她所以拿矿泉水过来，是因为想尽可能不用自来水。不知水龙头发出怎样的声响。骑士团长交待说尽量不要弄出动静。务必注意才行。

真理惠进入房间后，把门从里面锁了。当然，无论怎么锁也没用，免色会有这门的钥匙。但多少可以赢得一点时间，至少让人约略宽心。

虽然没有食欲，但她还是试着嚼了几块饼干，喝了水。普普通通的椒盐饼干，普普通通的水。出于慎重确认日期，两样都在保质期内。不要紧，在这里不会挨饿。

外面已经黑尽。真理惠把窗帘拉开一条小缝，往山谷对面看去。那里可以看见自己的家。没有双筒望远镜，房子里面看不见。但看得见几个房间已经开灯了。凝眸细看，人影也好像看得出。那里有姑母。由于我到了平日那个时刻也没回家，她必然心慌意乱。从哪里能打个电话呢？肯定哪里有电话机。“我平安无事，不用担心”——只简短讲这么一句挂断即可。速战速决，免色也不会发觉。但是，无论这个房间里面还是旁边任何地方，都没见到电话机。

夜间能不能趁着黑暗脱离这里呢？在哪里找到梯子，翻墙即是外面。记得在院子里的物资小屋见到折叠梯来着。但她想起骑士团长的话：这里警备森严，在诸多意义上被牢牢监控。而且说“警备森严”时，他应该不仅仅是说保安公司的报警系统。

还是相信骑士团长的话好了，真理惠想道。这里不是一般场所，是很多东西徘徊的地方。我务必小心谨慎，必须有很强的忍耐力，不宜轻举妄动。她决定按骑士团长的吩咐，在这里留一些时候，老老实实查看情况，等待时机到来。

时机到了，诸君自会知晓。现在正当其时。诸君是有勇气的聪明女孩，自然心领神会。

是的，我必须成为有勇气的聪明女孩。而且要好好活下去，要看到胸部变大。

她躺在裸板床上这样思量。周围迅速暗了下来，更深的黑暗即将来临。

62　那带有深奥迷宫般的情趣

时间同她的意绪无关，循其自身原理推移。她在小房间躺在裸板床上，注视时间以蹒跚的脚步在她眼前行进、通过的情形。因为此外无所事事。如果能看什么书就好了，她想。然而手头没书。纵使有，也不能开灯。只好摸黑一动不动。她在贮藏室中发现了手电筒和备用电池，但那也尽可能不用。

不久夜深了，她睡了。在陌生场所睡过去让人不放心。如果可能，很想一直睁眼熬着。但在某个时候实在困得忍无可忍，眼睛再也睁不开了。裸板床毕竟寒凉，于是从壁橱里拽出毛毯和棉被，把自己紧紧包得像瑞士卷一样，闭上眼睛。没有暖气设备，又不能开空调（这里插入关于时间移行的我个人的注释。免色大概在真理惠沉睡当中离开赶到我这里，住在我家而翌日早晨回去的。因而免色那天夜里没在自己家。家里应该没有人，但真理惠不知道这点）。

半夜醒来一次去卫生间，但这时也没冲水。白天倒也罢了，在夜深人静时分冲水，被听见声音的可能性大。不用说，免色是个慎之又慎细致入微的人，一点点变化都可能觉察。不能冒这样的危险。

这时看表，时针即将指向凌晨两点。星期六凌晨两点。星期五已经过去。从窗帘缝往隔一条山谷的自己家那边望去，客厅仍灯火通明。由于半夜过了我也没回家，人们——其实家里应只有父亲和姑母——肯定睡不着。真理惠感觉自己做了坏事。甚至对父亲也有愧疚之感（这是极为鲜乎其有的事）。自己不该胡闹到如此地步。原本无此打算，但在兴之所至顺水推舟过程中闹出了这样的后果。

无论多么后悔，不管多么自责，也不可能飞越山谷返回家中。她的身体和乌鸦不同。也不能像骑士团长那样任意消失或出现在哪里。她不过是个被封闭在仍处于发育阶段的身体中、行动自由受到时间和空间严格制约的笨拙存在而已。就连乳房也几乎没有膨胀，宛如没发好的圆面包。

四下漆黑，孤苦伶仃。秋川真理惠当然害怕。同时不能不痛感自己软弱无力，心想若是骑士团长在旁边就好了。自己有很多事想问他，对于提问能否回答固然不知道，但至少能够和谁说说话。他的说话方式作为现代日语的确相当奇妙，而理解大意并无障碍。问题是，骑士团长有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她面前了。“往下我有此外必须去的地方，有此外必须做的事情。”——骑士团长告诉她。真理惠为此感到寂寞。

窗外传来夜鸟深沉的叫声。估计是猫头鹰或猫耳鸟。它们埋伏在幽暗的森林中启动智谋。我也必须不甘落后地调动智谋。必须成为有勇气的聪明女孩。然而困意再次袭来，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她重新裹起毛毯和棉被，倒在床上闭起眼睛。梦也没做的深度睡眠。又一次醒来时，夜空已慢慢放亮。时针转过六点半。

世界迎来星期六的曙光。

真理惠在用人房里静静送走了星期六一天。作为代用早餐，又嚼了椒盐饼干，吃了几块巧克力，喝了矿泉水。然后走出房间悄悄溜去健身房，从堆积如山的日语版《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中拿了几册过期的快速返回（免色似乎一边踩单车或踩踏步机一边看这些杂志，到处有汗渍），反复看了好几遍。上面有西伯利亚狼的生息状况、月有圆缺的神奥、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以及年年缩小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等方面的报道。真理惠平时根本不看这种报道，但也是因为此外没有东西可看，就熟读这些杂志，读得几乎背了下来。照片也细细看了，险些看出洞洞。

杂志看累了，就不时躺下小睡。然后从窗帘缝隙看山谷对面自己的家。这里有那双筒望远镜就好了，她想，就能详细观察自家的内部，能看见人的活动就好了。她想返回挂着橙色窗帘的自己的房间，想泡进热乎乎的浴缸仔细清洗身体每个地方，换上新衣服，然后同自己养的猫一起钻进温暖的被窝。

上午九点多，传来有谁缓缓下楼走来的声音。穿室内鞋的男人的脚步声。大概是免色。走路方式有特征。她想从门扇锁孔往外看，但门没有锁孔。她身体僵硬，蜷缩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一动不动。万一这扇门打开，就无处可逃了。免色不至于窥看这个房间，骑士团长说了。只能相信他的话。可是无需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百分之百确定无误的事。她大气不敢出，在脑海里推出衣帽间里的衣服，祈祷什么也别发生。喉咙里干得沙沙作响。

免色似乎把要洗的衣服拎来了。大概每天早上这一时刻洗一天分量的衣服。他把要洗的衣物投进洗衣机，加入洗衣液，转动旋钮设定模式，按下启动开关。熟练的操作。真理惠倾听这一系列声音。那些声音清晰得令人吃惊。随即，洗衣机的滚筒开始缓缓旋转。这些操作完成后，他转去健身房区域，开始用健身器材做运动。洗衣机运转当中做运动似乎是他每天早晨的常规安排。一边做运动一边听古典音乐。安装在天花板的音箱中传来巴洛克风格音乐，或巴赫或亨德尔或维瓦尔第，大体这类音乐。真理惠对古典音乐不很详细，就连巴赫、亨德尔和维瓦尔第都区分不开。

她听着洗衣机的机械声、运动器械发出的有规则的声响、巴赫或亨德尔或维瓦尔第的音乐送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心神不定的一个小时。或许免色不至于发觉杂志堆中少了几册《国家地理》以及贮藏室里约略减少了瓶装矿泉水、盒装椒盐饼干和巧克力。毕竟相比于总体数量可谓微乎其微的变化。可是会发生什么，那种事谁都不晓得。马虎不得，不可粗心大意。

不久，洗衣机伴随很大的蜂鸣声停了下来。免色以徐缓的步伐赶来洗衣房，从洗衣机里取出洗完的衣物，转到烘干机，按下开关。烘干机的滚筒开始出声旋转。确认后，免色缓缓爬上楼梯。晨练时间似乎就此终了。接下去大概要花时间淋浴。

真理惠闭上眼睛，放下心来大大舒了口气。一个小时后免色恐怕还要来这里，来取回烘干的衣物。但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她觉得。他没有觉察我潜藏在这个房间，没有觉出我的气息。这让她放下心来。

那么，在那衣帽间门前的到底是谁呢？那既是免色君又不是免色君，骑士团长说。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没能吃透他话里的含义。对于我那过于费解。但反正那个谁显然知道她在衣帽间里（或有人在里面）。至少明确感觉出了那种气息。但是，那个谁出于某种理由没能打开衣帽间的门。那究竟是怎样的理由呢？果真是那里一排美丽的过时衣服保护了我？

真想听骑士团长解释得更详细些。可是骑士团长不知去了哪里。能给我以解释的对象哪里都已没有。

这天，星期六一整天，免色好像一步也没出家门。据她所知，没听见车库卷闸响，没听见汽车引擎发动的声响。他来楼下取出烘干的衣物，拿着慢慢上楼。仅此而已。没有人来访这个位于路尽头的山顶之家。无论送货公司还是快递挂号信都没上门。门铃始终闷声不响。电话铃声听得两次。来自远处的微弱声音，但她得以捕入耳中。第一次铃响第二遍、第二次铃响第三遍时听筒被拿起（因此得知免色在家中某处）。市里的垃圾收集车一边播放《安妮·萝莉》一边慢速爬上坡路，继而慢速离去（星期六是普通垃圾收集日）。此外不闻任何声籁，家中大体一片岑寂。

星期六中午过去，下午来到，傍晚临近（关于时间经过，这里再次加入我的注释：真理惠在那小房间屏息敛气之间，我在伊豆高原的疗养机构的房间里刺杀了骑士团长，抓住从地下探出脸的“长面人”，下到地底世界）。但她没能找到逃离这里的时机。为了逃离这里，她必须极有耐性地等待“那个时机”，骑士团长告诉她。“时机到了，诸君自会知晓。噢，现在正当其时。”他说。

可是那个时机左等右盼也不来。真理惠渐渐等累了。老老实实等待什么不大适合她的性格。莫非我要永远在这种地方屏息敛气等待下去？

薄暮时分免色开始练钢琴。客厅窗扇好像开了，声音传到她躲藏的场所。大约是莫扎特的奏鸣曲，长调奏鸣曲。记得钢琴上面放着乐谱。他大致弹罢舒缓的乐章，反复练习若干部分。调整指法，直到自己满意。有的部分指法难度大、声音难以均匀发出——他似乎听出来了。莫扎特的奏鸣曲，一般说来大多绝不难弹。但若想弹得得心应手，就往往带有深邃迷宫般的情趣。而免色这个人并不讨厌把脚断然踏入那样的迷宫。真理惠侧耳倾听他在那迷宫中不屈不挠地不断往返的脚步。练琴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传来关闭大钢琴盖的“啪哒”声响。她能够从中听取焦躁意味，但并非多么强烈的焦躁，乃是适度而优雅的焦躁。免色氏即使仅仅一个人（即使本人认为仅仅一个人）在这大房子里，也不会忘记克制。

往下是一如昨日的反复。太阳落了，四周黑了，乌鸦们叫着回山归巢。山谷对面能看见的几户人家逐渐闪出灯光。秋川家的灯光过了半夜仍未熄掉。从灯光中可以窥知人们为她担忧的气氛。至少真理惠有这样的感觉。她为此感到难受——对于为自己牵肠挂断的人，自己竟一无所能。

几乎成为对比的是，同样在山谷对面的雨田具彦的家（即这个我住的房子）完全看不到灯光，似乎那里已经没有人居住。天黑后也一点灯光都不见，全然感受不到里边有人住的氛围。奇怪！真理惠歪头沉思。老师到底去哪里了呢？老师知道我从自家消失了吗？

到了深夜某一时刻，真理惠又困得不行。汹涌的睡魔席卷而来。她穿着校服外衣，裹起毛毯和棉被，哆嗦着睡了过去。如果猫在这里，就可以多少用来取暖，睡前她蓦然想道。不知为什么，她在家养的母猫几乎从不出声，只是喉咙咕噜咕噜响。因此可以和猫一起悄然藏在这里。可是不用说，没有猫。她彻头彻尾孤身一个。关在漆黑漆黑的小屋子里，哪里也逃不出去。

星期日夜间过去了。真理惠醒来时，房间里还有些暗。手表时针即将指向六点。看来天越来越短。外面下雨，不出声的安谧的冬雨。由于树枝有水滴滴落，总算得知是在下雨。房间空气又冷又潮。要是有毛衣就好了，真理惠想。毛料校服外衣下面穿的，只有针织薄背心和棉布衬衫。衬衫下是半袖T恤，是针对温暖白天的打扮。真想有一件毛衣。

她想起那个房间的衣帽间里有毛衣。看上去很暖和的米色羊绒衫。但愿能上楼取来！把它穿在外衣下面会相当暖和。问题是，离开这里爬楼梯上楼实在过于危险，尤其那个房间，只能以现在身上穿的忍耐。当然并非忍耐不住的寒冷，并非置身于爱斯摩基人生活的严寒地带。这里是小田原市郊，刚刚进入十二月。

但冬天下雨的早晨，寒气砭人肌肤，险些冷彻骨髓。她闭目回想夏威夷。还小的时候，曾经跟姑母和姑母的女同学一起去夏威夷游玩。在怀基基（Waikiki）海滩租了冲浪板冲浪，累了就歪在白色沙滩上晒日光浴。非常暖和，一切都温馨平和，让人心旷神怡。椰子树叶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随着信风簌簌摇曳。白云被吹去海湾那边。她一边观望着一边喝冰柠檬汽水。太凉了，喝得太阳穴一下下作痛。那时的事，就连细节她也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来。什么时候能再去一次那样的地方呢？若能成行，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真理惠心想。

九点多再次响起室内鞋声，免色下楼来了。按下洗衣机开关，古典音乐响起（这回大概是勃拉姆斯的交响乐），做器械运动，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同一程序的周而复始。只是所听音乐不同，其他毫厘不爽。这家的主人毫无疑问是循规蹈矩之人。洗好的衣物从洗衣机转到烘干机，一小时后取回。之后免色再不会下楼。他对用人房似乎毫无兴致（这里再次加入我的注释：免色那天午后到我家来了，碰巧见到来看情况的雨田政彦并简短交谈。却不知何故，这时真理惠也没发觉他不在家）。

他按习惯中规中矩行动这点，对真理惠比什么都难得——她也可以依其习惯做心理准备和安排行动。最消耗神经的，是接连发生始料未及的事。她把免色的生活模式记在心里，让自己与之同化。他差不多哪儿也不去（至少在她知道的限度内哪儿也不去）。在书房工作，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傍晚在客厅面对施坦威练钢琴。时有电话打来，但不多，一天顶多几个。看来他不怎么喜欢电话那个东西。想必工作上必要的联系——那是怎样的程度自是不得而知——是通过书房电脑进行的。

免色基本自己清扫房间，但也请专业保洁公司的人每星期上门一次。记得上次来时听他本人口中这么说过。他决不讨厌清扫。免色说这和做饭是同一回事，可以用来调节心情。但只他一个人清扫这么大的房子，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借助专业力量。保洁公司的人来的时候，他离家半天。那是星期几呢？若是那天转来，说不定自己可以顺利逃离这里。估计好几个人手拿清扫工具开车进入院内，那当中门应该开闭几次。加上免色不在家一段时间，从这大宅院里溜走绝非难事。除此以外，我恐怕不会有脱离这里的机会。

然而没有保洁公司的人上门的动静。星期一和星期日同样平安度过。免色弹的莫扎特一天比一天趋于精确，作为音乐已经成为更有整体感的东西。此人慎之又慎，而且不屈不挠。目标一旦设定，就朝那里勇往直前。不能不让人敬佩。可是，即便他弹的莫扎特成为没有破绽的一气呵成的东西，而作为音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听起来心旷神怡呢？真理惠一边倾听从楼上传来的音乐，一边在心里打问号。

她靠椒盐饼干、巧克力和矿泉水苟延残喘。有果仁的能量棒也吃了，金枪鱼罐头也吃了一点。哪里也没有牙刷，就巧用手指和矿泉水刷牙。健身房里堆的日语版《国家地理》一页页看下去。关于孟加拉地区的食人虎、马达加斯加的珍稀猿猴、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形变迁、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开采状况、南极企鹅们的平均寿命、阿富汗高原游牧民的生活、新几内亚腹地年轻人必须通过的严酷仪式，她获得了许多知识。关于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的基础知识也掌握了。这些关于大自然的杂学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或者毫无用处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此外没有能到手的书。她饿虎扑食一般继续翻看过期的日语版《国家地理》。

她还时不时把手伸进T恤下面确认乳房膨胀的程度。但它偏偏不肯变大。甚至觉得反而比以前小了。接着，她考虑月经。计算之下，距下一次经期还有十天左右。因为哪里也没有月经用品（地震应急贮藏物品中，卫生纸倒是有，但卫生巾和卫生棉条没能发现。想必女性存在没有纳入这家主人的考虑范围）。如果在此隐身期间来了月经，怕是多少有些麻烦。不过，在那之前总可以逃离这里，大概。不至于在这里待十天之久。

星期二上午快十点时保洁公司的车终于开来了。从车上卸清扫工具的女性们的喧闹声从前院那边传来。这天早上，免色一没洗衣服二没做健身运动，楼也根本没下。真理惠因之有所期待（既然免色改变日常习惯，那么必有相应的明确原因），结果到底如她所料。保洁公司的大型面包车一到，免色就开着捷豹与之擦肩而过，好像去了哪里。

她赶紧收拾用人房，把空水瓶、饼干包装纸收起塞进垃圾袋，放在容易被看见的地方，保洁公司的人应该会处理的。毛毯和棉被按原样整齐叠好放进壁橱。把有人在这里生活几天的痕迹消除得一干二净，小心翼翼地。然后把挎包挎在肩上，蹑手蹑脚上楼。为了避免保洁人员看见，她窥伺时机悄然穿过走廊。想到那个房间，胸口怦怦直跳。与此同时，对衣帽间里的衣服感到恋恋不舍。她很想再次好好看看那些衣服，也想用手抚摸。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事不宜迟。

她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顺利来到房门外，沿着拐弯的坡路向上跑去。不出所料，入口大门一直大敞四开，没有为作业人员出入而一次次开门关门。她以满不在乎的神情从那里出到外面的路面。

穿过大门时她忽然心想：我这么轻而易举地离开这个场所真的合适吗？难道这里不该有某种非同一般的东西吗？例如《国家地理》里出现的新几内亚部落年轻人被迫通过的伴随剧痛的仪式？那种东西作为记号难道不是必不可少的吗？不过这样的念头仅仅从她脑际一闪而过罢了。相比之下，得以从中逃离的解放感占了压倒性优势。

天空阴沉沉的。低垂的乌云看样子马上就要有冷雨落下。但她还是仰望天空大大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心情幸福得无边无际，简直就像在怀基基海滩仰望随风摇曳的椰子树时一样。自己是自由的，可以迈动双腿去任何地方，再也没必要在黑暗中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自己活着——仅此一点就足以庆幸和乐不可支。尽管是短短四天时间，但目力所及，外面的世界看上去是那样鲜活水灵。一草一木都生机蓬勃，充满活力。风的气味让她胸间亢奋不已。

但毕竟不能总在这里磨磨蹭蹭。免色说不定想起忘拿什么东西而折身回来，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为了被谁看见也不至于觉得奇怪，她尽可能拉平校服上的皱纹（她穿着校服裹着被睡了好几天），双手理了理头发，以若无其事不慌不忙的神情快步下山。

下山后，真理惠往隔着一条山谷路的对面山上爬去。但她没回自己家，而先往我家赶来。她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我家一个人也没有，怎么按门铃也没有回音。

真理惠转念走进房后的杂木林，走到小庙后面的洞前。但洞口已经严严实实遮上绿色塑料布。此前是没有的。塑料布用绳子牢牢系在地面打的几根木桩上，而且上面排列着镇石，无法轻易窥看里面。不觉之间，有谁——不知是谁——堵上了洞口。大概怕开着洞不管会有危险。她站在洞前，好一会儿侧耳细听。但里面什么声音也没传出（我的注释：从没有铃声传出这点来看，当时我还没有赶到洞底。或者不巧睡着了也不一定）。

冷雨点三三两两飘零下来。得回家了，她想，家人想必正在担忧。可是，回到家势必向大家解释这四天自己在哪里了。不能如实交代潜入免色家在那里藏身来着。如实交代会闹得天翻地覆。自己下落不明一事大概已经报警了。倘若警察知道非法侵入了免色家，我必受某种惩罚。

这么着，她就想出一种解释：自己不慎掉进这个洞里了，四天无法从中出来。而老师——即这个我——碰巧发现她在那里，把自己救了出来。她编好这样的脚本，期待我帮腔统一口径。然而当时我不在家，洞又被塑料布封上而轻易出入不得。因此，她编造的脚本成了无法实现的东西（倘她如愿以偿，我就必须向警察说明甚至搬来重型机械特意打开洞的理由。那有可能带来相当尴尬的事态）。

往下她能想到的，不外乎伪装记忆丧失之类。此外别无可行办法。四天时间里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全不记得，记忆空空如也。蓦然回神，孤身一人待在山中——只能如此一口咬定。这种涉及记忆丧失的电视剧，以前在电视上看过。至于人们能否接受这样的辩词，她并没有把握。家人也好警察也好，势必这个那个详细盘问。领去精神科医生那里也未可知。但只能一口咬定什么也不记得。要把头发弄得凌乱不堪，手脚沾满泥巴，浑身上下擦伤累累，让人看上去显然一直在山里来着——只能这样尽力表演到底。

而且她实施了。即使好意说来也不能说演技多么高明，但此外别无选择。

以上是秋川真理惠向我挑明的事实真相。正当她从头到尾全部讲完的时候，秋川笙子折了回来——她开的丰田普锐斯停在门前的声响传来耳畔。

“实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最好守口如瓶，最好不要对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讲，作为我和你之间的秘密好了！”我对真理惠说。

“当然，”真理惠说，“当然对谁都绝对不讲。何况，即使讲也不可能让人相信。”

“我相信。”

“这样，环关闭了？”

“不知道，”我说，“大概还没完全关闭。不过往下总有办法可想。真正危险的部分已经过去，我想。”

“致命部分？”

我点头：“是的，致命部分。”

真理惠定定注视了我十秒钟，用很小的声音说：“骑士团长真有。”

“不错，骑士团长真有。”我说。而且我亲手刺杀了骑士团长，真真正正。但当然不能说出口。

真理惠明显点了一下头。她必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那将成为唯独她和我之间的重大秘密。

保护真理惠免受那个什么之害的衣帽间中那套衣服，是她去世的母亲单身时代穿用的这一事实，如果可能，我很想告诉她。但我没能把这点告诉真理惠。我没有那样的权利。骑士团长应该也没有这个权利。手中有这个权利的，这个世界上恐怕只免色一个人。而免色基本不至于行使这个权利。

我们将分别抱着不能挑明的秘密活着。

63　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和秋川真理惠共有一个秘密。那恐怕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我们两人共有的重大秘密。我把自己在地下世界所体验的一五一十讲给了她听，她把自己在免色家中体验的一切原原本本讲给了我听。我们还把《刺杀骑士团长》和《白色斯巴鲁男子》两幅画牢牢包好藏进雨田具彦家的阁楼——知道此事的，这个世界上仅仅我们两人。当然猫头鹰知道。但猫头鹰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将秘密吞进肚去，如此而已。

真理惠时不时来我家玩（她瞒着姑母，通过秘密通道偷偷来的）。我们脸对脸地沿着时间序列巨细无遗地仔细探讨，力图在这两个同时进行的体验之间找出某个同类项。

本来担心秋川笙子会不会对真理惠失踪的四天和我“去远处旅行”的三天两相一致这点怀有什么疑念，但那东西似乎全然没浮现在她的脑海。而且无需说，警察也没关注这一事实。他们不晓得“秘密通道”的存在，我所住的房子不外乎“同一山梁的另一侧”而已。我未被视为“附近的人”，因而警察没来我这里听取情况。看来秋川笙子没有把她当我的绘画模特一事讲给警察。大概她不认为这是所需信息。假如警察把真理惠去向不明的时间同我不见踪影的时间重合起来，我有可能被置于不无微妙的立场。

我终究未能完成秋川真理惠的肖像画。因为几近完成状态，所以只要最后加工一下即可。但我害怕画完成时可能出现的事态。一旦使之完成，免色必然千方百计把画弄到手。无论免色怎么表示，我都可想而知。而作为我，不想把秋川真理惠的肖像画交到免色手里。不能把画送进他的“神殿”。那里有可能含有危险的东西。这样，画最后无果而终。但真理惠非常中意这幅画（她说“画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我现在的想法”），提出如果可能，想把画留在自己手头。我高兴地把这幅未完成的肖像画献给了她（三幅素描也一并如约附上）。她说画未完成反倒好。

“画未完成，就像我本身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岂不很妙？”真理惠说。

“拥有完成的人生的人哪里都没有的。所有人都是永未完成的存在。”

“免色先生也是？”真理惠问，“那个人看上去好像早已完成了……”

“即使免色先生怕也未完成。”我说。

免色根本算不上已完成的人，这是我的看法。唯其如此，他才每天夜晚用高性能双筒望远镜向山谷对面持续寻求秋川真理惠的身姿。他不能不那样做。他通过怀有这个秘密而巧妙调控这个世界中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对于免色来说，那恐怕类似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手中的长杆。

真理惠当然知道免色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自己家的内部。但这件事她没有向（除我以外的）任何人挑明，对姑母也没有明说。免色为什么必须那样做的原因，她至今也不明了。尽管不明了，但她已没有了刨根问底的心情。她只是再也不想拉开自己房间的窗帘而已。晒得褪色的橙色窗帘总是拉得严严的。夜里换衣服的时候，总是注意关掉房间里的灯。至于家中除此以外的部分，即使被日常性偷窥，她也不怎么介意。莫如说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反倒以此为乐。或者单单自己知道此事这点对真理惠别有意味亦未可知。

据真理惠的说法，秋川笙子同免色的交往似乎持续下来。每星期她开车去免色家一两次。每次都好像有性关系（真理惠加以委婉表达）。虽然姑母不告诉去哪里，但真理惠当然对姑母的去处心知肚明。回家时年轻姑母脸上比平时血色好了。不管怎样，不管免色心中存在怎样一种特殊空间——真理惠都没有手段阻止秋川笙子同免色持续交往。只能任凭两人随意走两人的路。真理惠所希望的，是两人的关系的发展尽可能别把自己卷进去，让自己得以保持独立于那个漩涡的位置。

但那怕是有难度的——这是我的看法——早早晚晚、多多少少，真理惠必然会在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时间里被卷入漩涡之中，从相距较远的周边很快向不折不扣的中心接近。免色应该是在把真理惠放在心里的基础上推进同秋川笙子的关系的。说到底，有此企图也好没有也好，反正他都不能不那样做。那也才成其为他这个人。况且，纵然无此打算，在结果上搓合两人的也是我。他和秋川笙子最初是在这个家中见面的。那是免色所追求的。在把自己追求的东西搞到手这方面，免色无论如何都是老手。

往下免色打算如何处理衣帽间里一系列5码的连衣裙和皮鞋呢？真理惠无由得知。但她猜想那些往日恋人的衣服恐怕将永远珍藏和保管在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无论他同秋川笙子以后发展成怎样的关系，免色都不可能把那些衣服扔掉或烧掉。这是因为，那一系列衣服已经成了他精神的一部分。那是理应被祭祀在他的“神殿”的物品之一。

我不再去小田原站前的绘画班教绘画了。对学校主办者解释说：“对不起，差不多要集中精力搞自己的创作。”他勉强接受了我的解释，说：“你作为老师得到的评价可是非常好……”而且那好像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词。我郑重地道谢。我在绘画班教到那年年底，那期间他找到了替代我的新老师——六十五六岁的原高中美术教师。女老师，长着一对俨然大象的眼睛，性格看上去不错。

免色不时往我这里打来电话。倒也不是有什么事，我们只是一般性闲聊。每次他问小庙后面的洞有无变化，我都回答没什么变化。实际也没有变化，依然被绿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散步路上我时不时去看看情况，塑料布没有被谁掀过的痕迹，镇石也原样压着。而且，这个洞再也没有发生费解的事和可疑的事。深更半夜没有铃声传来，骑士团长（以及此外任何对象）也没现身。只有那个洞无声无息存在于杂木林中。被重型机械履带活活碾倒的芒草也渐渐恢复生机，洞的周围正重新被芒草丛遮蔽。

免色以为我下落不明期间一直在洞里来着。至于我是如何进入那里的，对他也没有解释。但我身在洞底是毫不含糊的事实，无法否定。所以他没有把我的失踪同秋川真理惠的失踪联系起来。对他来说，两起事件终究是一种巧合。

关于免色是否以某种形式觉察谁在他家中悄悄躲藏了四天，我慎重地试探过。但全然看不出那样的迹象。免色根本没注意到有过那种名堂。这样看来，站在“不开之厅”衣帽间前面的，恐怕就不是他本人。那么，到底是谁呢？

电话固然打来，但免色再未一晃儿来访。估计把秋川笙子搞到手使得他感觉不到继续和我进行个人交往的必要性了。或者对我这个人的好奇心已然失去亦未可知。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不过对于我是怎么都无所谓的事（再也听不到捷豹V8引擎排气声这点倒是时而让我觉得寂寞）。

话虽这么说，从不时打来电话这点来看（来电话时间总是晚间八点之前），免色似乎还需要同我之间维持某种联系。或许，向我明言秋川真理惠可能是他亲生女儿这个秘密多少让他心有不安。但我不认为他会担心我可能在哪里将此事透露给谁——秋川笙子或真理惠。他当然知道我嘴牢。这个程度的识人眼力他是有的。可是，将如此隐秘的个人秘密如实告诉别人——无论对象是谁——这点，非常不像是免色所为。原因想必在于，哪怕他再是意志坚强之人，始终一个人怀抱秘密也可能感到疲惫。抑或，当时的他是那么切实需要我的协助也不一定。而我看上去是较为有益无害的存在。

不过，他一开始就有意利用我也好，无意也好，无论怎样我都必须始终感谢免色——把我从那个洞中救出来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假如他不赶来，不放下梯子把我拉上地面，我很可能在那黑洞中坐以待毙。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互相帮助的。这样，借贷也许可以归零。

我把将未完成的《秋川真理惠的肖像》送给真理惠一事告诉了免色，他什么也没说，只点了点头。委托画那幅画的诚然是免色，但他恐怕已不那么需要那幅画了。也许认为未完成的画没有意思。抑或别有所想也有可能。

说完此事几天后我自己把《杂木林中的洞》简单镶框送给了免色。我把画放在卡罗拉货厢中拿去免色家（这是我和免色最后一次实际见面）。

“这是对承蒙救命的谢意。如果愿意，敬请笑纳。”我说。

他好像对这幅画十分中意（我自己也认为作为画的效果绝对不差），希望我务必接受礼金，我坚决谢绝了。我已从他手上领取了过多的报酬，不打算再接受什么了。我不想让自己同免色之间产生更多的借贷关系。我们现在不过是隔一条狭谷而居的普通邻人罢了。如果可能，想一直保持这种关系。

在我被免色从洞中救出的那个星期的星期六，雨田具彦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自星期四开始连续三天昏睡当中心脏停止了跳动。如机车开到终点站缓缓停止转动一样静静地、极为自然地。政彦一直陪在身边。父亲谢世后，他往我这里打来电话。

“死法非常安详。”他说，“我死时也想那么静静地死去。嘴角甚至浮出类似微笑的表情。”

“微笑？”我反问道。

“准确说来也许不是微笑，不过反正类似微笑，在我眼里。”

我斟酌语句说道：“去世当然令人遗憾，但令尊得以安稳离世，那也许是好事。”

“前半星期还多少清醒来着，好像没有特别想留下的话。活到九十几岁，又活得那么随心所欲，肯定没什么可留恋的。”政彦说。

不，留恋的事是有的。他心里深深怀有极其沉重的什么。但那具体是什么，只有他才知晓。而时至如今，已经谁都永远无从知晓了。

政彦说：“往下可能要忙一段时间。父亲大体是名人，过世了要有很多事。我这儿子作为继承人，必须全盘接受。等多少安顿下来再慢慢聊。”

我对他特意告知他父亲的去世表示感谢，放下电话。

雨田具彦的死，似乎给家中带来了更为深沉的静默。呃，这怕也是理所当然。毕竟这里是雨田具彦度过漫长岁月的家。我和这静默共同度过数日。那是浓密而又不给人不快之感的静默，是和哪里也不连接的所谓纯粹的岑寂。总之一系列事件在此画上句号——便是这样一种感触。那是这里存在的重大事件大致出现尾声之后到来的那类静寂。

雨田具彦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夜晚，秋川真理惠像小心翼翼的猫一样悄然来访。和我聊一会儿回去了。时间不很长。家人监视的目光严厉起来，她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离家了。

“胸好像慢慢大了起来。”她说，“所以最近跟姑母一起去买胸罩了。有第一次用的人用的。知道？”

我说不知道。看她的胸，从绿色的设得兰毛衣外面看不出多大的隆起。

“差别还不明显。”我说。

“只有一点点衬垫。毕竟突如其来地鼓胀起来，大家马上就知道塞什么东西了，是吧？所以从最薄的开始，渐渐地一点一点地加大。说耍小聪明也好什么也好……”

四天时间在哪儿？她被女警察细细盘问。女警察总的说来待她是和颜悦色的，但也有几次让她相当害怕。不管怎样，真理惠一口咬定除了在山里转来转去什么都不记得，半路上迷路了，脑袋一片空白。书包里总是装有巧克力和矿泉水，料想送到嘴里来着。更多的一句也没说。嘴巴闭得像防火保险箱一般坚牢。这本来就是她的拿手好戏。得知似乎不是以勒索赎金为目的的绑架事件，接下去被领去警察指定的医院检查身体受伤情况。他们想知道的是她是否遭受性暴力。清楚无此迹象之后，警察失去了职业兴趣。不过是十几岁女孩几天不回家在外边游游逛逛罢了，在社会上不是什么稀奇事。

她把当时穿的衣服全部处理了。藏青色校服外套也好格纹裙子也好白衬衫也好针织背心也好乐福鞋也好，统统一扫而光。重新买了一套新的，以便让心情焕然一新。而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一如往日的生活。但绘画班不再去了（不管怎么说，她也不再是适合上儿童班的年龄了）。她把我画的她的肖像画（未完成的）挂在自己房间。

至于真理惠日后将成长为怎样的女性，我想像不好。这个年代的女孩，无论身心，转眼之间就判若两人。几年后碰上，说不定认不出谁是谁了。因此，我很高兴能够以一种形式将十三岁的秋川真理惠的肖像（尽管半途而废）存留下来。毕竟这个现实世界根本没有永远原模原样存续的东西。

我给以前为之工作的东京那位代理人打去电话，说自己想再开始做画肖像画的工作。他为我的申请感到欣喜，因为他们总是需要功力扎实的画家。

“不过，你说过再也不画营业用的肖像画了，是吧？”他说。

“想法有所改变。”我说。但没有解释如何改变的。对方也没再细问。

往下一段时间，我打算什么都不想，只想自动地使用自己的手。我要一幅接一幅批量生产通常“营业用”的肖像画。这一作业还将给我带来经济上的稳定。至于这样的生活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本身也不清楚。前景无从预测。但反正这是我眼下想做的事——忘我地驱使熟练技法，不把任何多余因素招来自己身上；不同理念啦隐喻啦什么的打交道；不卷入住在山谷对面那位富裕的谜团人物啰啰嗦嗦的个人语境；不把隐秘的名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在结果上被拽进狭小黑暗的地下横洞，这是眼下的我最为求之不得的。

我和柚见面谈了。在她公司附近那家咖啡馆喝着咖啡和巴黎水谈的。她的肚子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大。

“没有和对方结婚的打算？”我劈头问道。

她摇头道：“现阶段没有。”

“为什么？”

“只是觉得不那样做为好。”

“可孩子是打算生的吧？”

她略略点一下头。“当然。已无退路。”

“现在和那个人一起生活？”

“没有一起生活。你离开后一直一个人过。”

“为什么？”

“首先是，我还没有和你离婚。”

“可我前些日子已经在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盖章了，因此我想离婚当然已告成立……”

柚默然沉思片刻，而后开口道：“说实话，离婚协议书还没有提交。不知为什么，上不来那样的心情，就那样放着。所以从法律角度说，我和你还一直风平浪静处于夫妻状态。而且，无论离婚还是不离婚，生下的孩子在法律上都是你的孩子。当然，你在这方面不必负任何责任……”

听得我一头雾水。“可是，你即将生下来的，是那个人的孩子吧？从生物学上说。”

柚闭着嘴巴目不转睛看我，然后说：“事情不那么简单。”

“怎么个不简单？”

“怎么说好呢，我还不能具有他是孩子的父亲的明确自信。”

这回轮到我定定注视她了：“你是说是谁让你怀孕的，你不知道？”

她点头，表示不知道。

“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并没有不加区分地跟哪个男人都上床。一个时期只和一个人有性关系。因此从某个时候开始跟你也不做那种事了，是吧？”

我点头。

“倒是觉得对你不起。”

我再次点头。

柚说：“而且我和那个人之间也小心翼翼地避孕来着，没打算要孩子。你也了解，在这件事上我属于非常小心那类性格。不料意识到时已经怀孕了，完完全全地。”

“怎么小心也有失败的时候吧！”

她再次摇头。“要是有那种情况，女人总会有感觉的，有直觉那样的东西起作用。男人不明白那样的感觉，我想。”

我当然不明白。

“反正你即将生孩子。”我说。

柚点头。

“可你一直不愿意要孩子，至少和我之间。”

她说：“嗯，我是一直不想要孩子，和你之间也好和谁之间也好。”

“问题是，你现在正要主动地把父亲是谁都不能确定的孩子送到这个人世。如果你有意，本可以趁早打掉……”

“当然也那么想过，也困惑来着。”

“但没那么做。”

“最近我开始这么想，”柚说，“我活着的时候固然是我的人生，但这期间发生的几乎所有一切都可能是在与我无关的场所被擅自决定、擅自推进的。就是说，看上去我好像具有自由意志什么的如此活着，然而归根结底，重要事项我本人也许什么都没选择。就连我的怀孕，恐怕也是那种表现之一。”

我一声不响地听她讲述。

“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是常有的宿命论，可我确实是这么感觉的，非常直率、非常真切地。并且这么想，既然这样，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我也一个人把孩子生下养大好了，看看往下会发生什么好了！我觉得这似乎是非常重要的事。”

“有一件事想问你。”我说。

“什么事？”

“简单一问。只回答Yes或No即可，我什么都不再多说。”

“好的，问好了。”

“再次回到你这里来可以吗？”

她约略蹙起眉头，定定看了一会儿我的脸。“就是说，你想和我重新作为夫妻一起生活？”

“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啊！”柚以文静的语声并不迟疑地说，“你还是我的丈夫，你的房间仍是你离开时的样子。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

“和交往中的对象，关系还继续？”我问。

柚静静摇头：“不，关系已经终止。”

“为什么？”

“首先一点，我不想把出生的孩子的监护权给他。”

我默然。

“听我这么说，他好像很受打击。啊，那怕也是理所当然……”说着，她双手在脸颊上蹭了几下。

“就是说若是我就无妨？”

她把双手置于桌面，再次目不转睛盯视我的脸。

“你莫不是有点儿变样了？脸形什么的？”

“脸形变没变不大清楚，但我学得了几点。”

“我也可能学得了几点。”

我拿杯在手，把剩的咖啡一饮而尽，说道：“父亲去世后，政彦这个那个也好像忙得够呛，等种种事情安顿下来要花一段时间。等他告一段落，大约过了年不久，我想就能整理东西离开那个家返回广尾的公寓——我这么做，你那边也不碍事的？”

她久久、久久地看着我，就像在看久违的令人怀念的风景。然后伸出手，轻轻放在桌面上我的手上。

“如果可能，我是想和你重归于好的。”柚说，“其实我一直这么考虑。”

“我也考虑这个来着。”

“能不能顺利我倒不大清楚……”

“我也不大清楚，但试一试的价值总是有的。”

“我不久会生下父亲不确切的孩子，要抚养孩子。这也不介意的吗？”

“我不介意。”我说，“而且，说这种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我脑袋有问题，说不定我是你要生的孩子的潜在性父亲。我有这个直觉。说不定是我的情念从远离的地方让你怀孕的。作为一种观念，通过特殊渠道。”

“作为一种观念？”

“就是作为一种假说。”

柚就此思索片刻，而后说道：“如果真是那样，我想那可是十分精彩的假说。”

“确切无疑的事，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说，“不过至少我还能相信什么。”

她微微一笑。这天我们的交谈就此结束。她坐地铁回家，我开着风尘仆仆的卡罗拉返回山顶住处。

64　作为恩宠的一种形态

我回到妻的身边重新共同生活。几年过后的三月十一日，东日本一带发生大地震。我坐在电视机前，目睹从岩手县到宫城县沿海城镇接二连三毁掉的实况。那里是我曾经开着老旧的标致205漫无目标地盘桓之地。那些城镇之一，应该是我碰见那个“白色斯巴鲁男子”的小镇。但我在电视画面上见到的，是被巨型怪物般的海啸浪头席卷而过几近分崩离析的几个小镇的废墟。维系我同曾经路过的那座小镇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由于我连那座小镇的名称都没记得，因此全然无法确认那里所受震灾是多大程度、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完全无能为力，连续几天只是瞠目结舌地看着电视画面。无法从电视前离开，很想从中找到同自己的记忆相连的场景，哪怕一个也好。否则，就觉得自己心中某个贵重积蓄有可能被运往某个遥远的陌生地方，直接消失不见。我恨不得马上开车赶去那里，亲眼确认那里还有什么剩下。可那当然无从谈起。干线道路支离破碎体无完肤，村镇孤立无援。电力也好燃气也好自来水也好，所有生活来源都被连根拔除，毁于一旦。而其南边的福岛县（我留下呜呼哀哉的标致那一带），沿海几座核电站陷入堆芯熔化状态，根本靠近不得。

在那些地方东游西转的时候，我决不幸福。孤苦伶仃，肝肠寸断。我在多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尽管如此，我依然旅行不止，置身于许多陌生人中间，穿过他们谋生度日的诸般实相。而且，较之我当时所考虑的，那或许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我在途中——很多场合是下意识之间——抛弃了若干事物，拾起了若干事物。通过那些场所之后，我成为较以前多少有所不同的人。

我想到藏在小田原家中阁楼里的《白色斯巴鲁男子》那幅画。那个男子——是现实中的人也罢什么也罢——现在也还在那座小镇上生活吗？还有，和我共度奇妙一夜的瘦削女子仍在那里吗？他们得以幸运地逃过地震与海啸而活下来了吗？那座小镇上的情人旅馆和家庭餐馆到底怎么样了？

每到傍晚五点，我就去保育园接小孩。那是每天的习惯（妻重回建筑事务所工作）。保育园距住处成人步行十分钟左右。我拉着女儿的手，慢慢步行回家。若不下雨，路上就顺便去小公园在长凳上休息，看在那里散步的附近的狗们。女儿要养小型犬，但我住的公寓楼禁养宠物。因此，她只能在公园看狗来勉强满足自己。时不时也可以触摸老实的小狗。

女儿名字叫“室”。柚取的名。预产期临近时在梦中看见了这个名字。她一个人待在宽大的日式房间，房间面对宽大漂亮的庭园。里面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文几，文几上放有一张白纸，纸上只写有一个“室”字——用黑墨写得又大又鲜明。谁写的不知道，反正字很气派。便是这样一个梦。醒来时她能历历记起，断言那就是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名字。我当然没有异议。不管怎么说，那是她要生的孩子。说不定写那个字的是雨田具彦，我蓦然心想。但只是想想而已。说到底，不过是梦里的事。

出生的孩子是女孩这点让我高兴。由于和妹妹小路共同度过儿童时代的关系，身边有个小女孩总好像能让我心里安然。那对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个孩子带着毋庸置疑的名字降临这个世界，对于我也可喜可贺。不管怎么说，名字都是重要的东西。

回到家后，室和我一起看电视新闻。我尽量不给她看海啸袭来的场面。因为对于幼小的孩子刺激过于强烈。海啸图像一出现，我就赶紧伸手挡住她的眼睛。

“为什么？”室问。

“你最好别看，还太早。”

“那可是真的？”

“是的，发生在远处的真事。但并不是发生的真事你都非看不可。”

室对我说的话一个人想了一会儿。但她当然不能理解那是怎么回事。她理解不了海啸和地震那样的事件，理解不了死亡具有的意义。反正我用手把她的眼睛遮得严严的，不让她看海啸图像。理解什么和看什么，那又是两回事。

一次我在电视画面一角一闪看见、或者觉得看见了“白色斯巴鲁男子”。摄像机拍摄被海啸巨浪冲到内陆小山头并弃置在那里的大型渔船，船旁边站着那个男子，以再也不能发挥作用的大象和驯象师般的姿态。但图像马上被切换成别的，以致我无法确定那是否真是“白色斯巴鲁男子”。但那身穿黑皮夹克、头戴带有尤尼克斯标识黑帽的高大身姿，在我眼里只能看作“白色斯巴鲁男子”。

然而他的样子再未出现在画面上。目睹他的身姿只是一瞬之间。摄影机立即切换角度。

我一边看地震新闻，一边继续画用来维持日常生计的“营业用”肖像画。不假思索，面对画布半自动地持续驱动手。这是我寻求的生活。也是别人寻求于我的。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稳定收入。那也是我所必需的。我有要养活的家人。

东北地震两个月后，我曾经住的小田原房子失火烧掉了。那是雨田具彦送走半生的山顶之家。政彦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搬走后长期没有人住，一直空着。政彦为房子的管理相当操心，而他的担忧恰恰成为现实，火灾发生了。五月连休结束那天黎明时起的火，消防车接到报警飞驰而来，但那时那座木结构旧房子已经差不多烧塌了（狭窄弯曲的陡坡路使得大型消防车驶入变得极为困难）。也是因为头一天夜里下了雨，幸好没有蔓延到附近山林。消防署调查了，但起火原因归终不了了之。也许因为漏电，或有纵火嫌疑也未可知。

听得失火消息，首先浮上我脑海的是《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想必也和房子一起烧掉了，还有我画的《白色斯巴鲁男子》，连同大量唱片收藏。阁楼里的那只猫头鹰可安全逃生了？

《刺杀骑士团长》画作毫无疑问是雨田具彦留下的巅峰佳作之一。它毁于火灾，对于日本美术界应是惨痛损失。曾经目睹那幅画的人为数极少（其中包括我和秋川真理惠。秋川笙子也见过——尽管只是一瞥——当然还有作者雨田具彦。此外大概一个人也没有了），那般贵重的未发表的画被火灾的火焰吞噬，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了。我对此不能不感到负有责任。难道它不应该作为“雨田具彦隐秘的杰作”公之于世吗？但我没那么做，而将画重新包好放回阁楼。那幅无与伦比的画想必已化为灰烬（我把画中人物的形象逐一细细画在素描簿上了。关于《刺杀骑士团长》这幅作品，留给后世的，事到如今仅此而已）。想到这里，我这个勉强算是画画的，为之深感痛心。毕竟是那般出类拔萃的作品！我所做的，很可能是对于艺术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但同时我又思忖，那或许是必须失去的作品亦未可知。在我眼里，那幅画实在是过强、过深地倾注了雨田具彦的魂灵。作为画作诚然无比优秀，但同时又具有招惹什么的能量。不妨称之为“危险能量”。事实上，我也是因为发现那幅画而打开了一个环。把那样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公众眼前，未必是合适的行为。至少作者雨田具彦本人也是这样感觉的吧？唯其如此，他才没有把这幅画毅然公之于世，而深深藏在阁楼里。不是吗？果真如此，那么就等于我尊重了雨田具彦的意愿。不管怎样，画已消失在火焰中，谁也无法让时间卷土重来。

对于《白色斯巴鲁男子》的失去，我并未感到多么惋惜。迟早我还要向那幅肖像画重新发起挑战。但为此我必须把自己锻造成更坚定的人、更有格局的画家。当我再度产生“想画自己的画”的心情时，我将以截然不同的形式、从截然不同的角度重画“白色斯巴鲁男子”的肖像。那有可能成为之于我的《刺杀骑士团长》。而且，如果那样的情形实际出现了，那恐怕意味着我从雨田具彦身上继承了宝贵遗产。

秋川真理惠在火灾发生后马上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就烧毁的房子交谈了半个小时。她打心眼里珍惜那座古旧的小房子。或者珍惜那座房子包含的场景，珍惜那样的风景植根于其生活的日日夜夜。那里也包括曾几何时的雨田具彦的身影。她见到的画家总是一个人闷在画室里专注于画的创作。她见过玻璃窗里面的他的身姿。那一场景的永远失去让真理惠由衷感到悲伤。她感到的悲伤我也能与之共有。因为那个家——尽管居住期间不足八个月——对于我也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电话交谈的最后，真理惠告诉我自己的胸比以前大了很多很多。那时她已是高二学生或高二那个年龄了。离开那里以来我一次也没同她见过面，只是时不时在电话中聊聊。这是因为我没有多少心绪旧地重游，也没有非办不可的事。电话总是她打来的。

“虽然体积还不够充分，但毕竟变大了。”真理惠像偷偷泄密似的说。我花了一会儿时间才明白过来原来她是在说自己胸部的大小。

“如骑士团长预言的那样。”她说。

那太好了，我说。本想问她有男朋友没有，又转念作罢。

姑母秋川笙子现在也继续和免色氏交往。她在某个时候向真理惠坦言自己和免色氏交往的事。说两人是处于非常亲密的关系，说不定很快结婚。

“要是真那样了，你也和我们一起生活？”姑母问她。

真理惠做出充耳不闻的样子，一如平时。

“那么，你可有和免色先生一起生活的打算？”我难免有些在意，这样试探真理惠。

“我想没有。”她说。随后补充一句：“不过说不清楚的啊！”

说不清楚？

“我的理解是，你对免色先生那个家没有多么好的记忆……”我不无犹豫地问。

“可那还是我小时发生的事，总觉得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再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和父亲两人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对于我可是恍若昨日。我这么一说，真理惠没特别说什么。也许她希望把那座大房子里发生的一系列怪事彻底忘掉。或者实际已经忘了也不一定。抑或，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有可能对免色这个人开始有了不少兴趣——没准在他身上感觉出了特殊东西，感觉出了其血脉中共同流淌的什么。

“免色先生家那个衣帽间里的衣服怎么样了呢？这让我极有兴趣。”真理惠说。

“那个房间把你吸引住了？”

“因为那是保护过我的衣服。”她说，“不过也还说不清楚。上了大学，也许在外面哪里一个人生活。”

那怕是不错，我说。

“对了，小庙后面的洞怎么样了？”我问。

“还那样。”真理惠说，“火灾过后，一直盖着绿塑料布没动。一来二去，上面落满了树叶，就连那里有那样一个洞可能都没人知道了。”

那个洞底应该还放着那个古铃，连同从雨田具彦房间借来的塑料手电筒。

“骑士团长没再看见？”我问。

“那以来一次也没见到。现在想来，真有骑士团长这点都好像很难相信。”

“骑士团长真有的哟！”我说，“相信为好。”

不过我心想真理惠很可能会一点点忘记那样的事。她即将迎来十七八岁，人生将迅速成为复杂忙乱的东西，找不出理会什么理念啦隐喻啦那类莫名其妙东西的余地。

时而考虑那个企鹅饰物到底怎么样了。我用它代替过河费给了负责摆渡的无面人。为了过那条水流湍急的河，不能不那样做。我不能不祈愿那个小小的企鹅至今仍从哪里——大概在有无之间往返当中——保佑着她。

我仍不知道室是谁的孩子。如果正式做DNA检验，应该可以明白。但我不想知道那种检验结果。或许迟早有一天我会因为什么得以知道——她是以谁为父亲的孩子，真相大白那一天有可能到来。然而，那样的“真相”又有多大意义呢？室在法律上正式是我的孩子，我深深疼爱着这个小小的女儿，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光。至于她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或不是谁，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那是不值一提的琐事，并不意味着将有什么因此发生变更。

我一个人在东北从一座城镇往另一座城镇移动之间，循着梦境而同熟睡中的柚交合了。我潜入她的梦中，结果使得她受孕而在九个月多一点点之后生出了孩子——我宁愿这样设想（虽然终究不过是我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这孩子的父亲是作为理念的我、或作为隐喻的我。一如骑士团长来找我，唐娜·安娜在黑暗中引导我，我在另一世界让柚受孕。

不过我不会像免色那样。秋川真理惠可能是自己的孩子或者不是——他在这两种可能性的平衡之上构筑自己的人生。他把两种可能性放在天平上，力图从其永无休止的微妙起伏中寻觅自己的存在意义。但我没必要挑战那种麻麻烦烦的（至少很难说是自然的）企图。因为我具有相信的力量。因为我能够由衷相信：无论进入多么狭窄黑暗的场所、无论置身于何等荒凉的旷野，都会有什么把我领去哪里。这是我在小田原近郊山顶那座独门独院的房子里居住期间通过若干非同寻常的体验学得的。

《刺杀骑士团长》由于不明火灾而永远失去了。但那幅绝好的艺术作品至今仍实际存在于我的心间。骑士团长、唐娜·安娜、长面人——我能够让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昨地浮现在眼前。那般具体，那般真切，几乎伸手可触。每次想到他们，我就像眼望连绵落在贮水池无边水面的雨时那样，心情得以变得无比安谧。在我的心中，这场雨永远不会止息。

想必我将和他们共同度过此后的人生。室，我小小的女儿是他们交到我手里的礼物——作为恩宠的一种形态。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骑士团长真有的哟！”我在甜甜沉睡的室的身旁对她说，“你相信为好。”

（第2部终）

版权信息

书名：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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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GATE KANASHIKI GAIKOKUGO

by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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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村上

（译序）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秘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现在这本随笔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由此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说主人公“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有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这本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金字塔”景观》）。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有人考证说是《挪威的森林》中绿子的原型）。而且他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黑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了一手切元葱不流泪的绝活（《远离卷心菜卷》）。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最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点不听话……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可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九一年至九三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这样的回答若在日本十之八九能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来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来文学介绍到日本去。”（《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也有对更严肃的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纽约时报》杂志必订《纽约客》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着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最终还是希望“世上也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的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的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的投影。

作为书名的《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国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林少华

2003年东瀛樱花时节

于入间河畔寓所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第一次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是在一九八四年夏天。沿阿姆斯特拉克铁路从华盛顿DC(1)赴纽约途中在普林斯顿站下来，从那里乘出租车去普林斯顿大学。提起一九八四年，正是里根和蒙代尔竞选总统那年，也是去哪里都能听见布鲁斯·斯普林格斯廷的《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和迈克尔·杰克逊烧伤后戴白手套那年（说起来总觉得像是三四年前的事，莫非是年龄的关系？）。

去普林斯顿的原因相当简单，无非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母校，而我想亲眼看一下那个校园。此外没什么特别的事。毕竟这次坐火车经过普林斯顿这个地方，往后就恐怕很难再来这一带了，还是顺路看一眼为好。在校园转了转，去图书馆特别陈列室看了看他的手稿，上街走了走，在路旁一间名叫PRINCETON MOTOR LODGE的不起眼的汽车旅馆住了一宿，然后又沿阿姆斯特拉克铁路去纽约。记得当时感叹过好一个富有牧歌情调的和平地方。也是因为放暑假，偌大的校园里几乎没有人影。街上一派懒散气息，没有半点活气。早上跑步时，到处都有很多兔子，松鼠也遍地都是（第二次来时，这里的原野已成了蛮大一条商业街）。

那次旅行清楚地记得的另一点，是在普林斯顿站搭乘的出租车。如今普林斯顿站前已有不少出租车在候客，但当时偏巧一辆也没有，将普林斯顿站和大学连接起来的小火车也不巧停开（原因我忘了）。普林斯顿站孤零零地坐落在空旷的原野正中，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下车的旅客一共才四个人：二十五六岁的女子、二十岁左右的年轻黑人、我和我的妻。我们四人只能坐在站前静等出租车到来。

天快黑了车也没等来。但三十多分钟后，正当我们渐渐担心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总算有一辆出租车露头了。我们舒了口气，一起坐上车去。女子坐在司机旁边，其余三人坐后排。司机是个大个子中年白人。这回好歹安下心来。不料车开不久，挨我坐着的黑人从裤袋里悠悠然掏出一瓶发胶，“喳喳”晃了晃往自己脑袋喷洒起来。何以非在车里喷发胶不可自是弄不明白，问题是一起坐车的人吃不消。左喷右喷喷个没完。司机突然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拉开后车门对黑人吼道：“喂，你在这里下车！”黑人嘟嘟囔囔抵制了一会儿，但也许因为司机看上去显得甚为剽悍，终于还是拿着宽底旅行包和发胶下车了。表面上倒看不出，估计多少有些沮丧。

司机重新上车，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三人拉往小镇。

“过去这里不来那种人，”过了一会儿司机鄙夷地对我们说，“因为把什么商业住宅区招到了近郊，那种家伙才不断出现。再过几年这一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胡闹！”

七年后我再次来到普林斯顿。这次长期住在大学。那以前我见到一个美国人，闲聊时讲起几年前去过普林斯顿，我说如果可能的话，真想在那么安静的地方不受任何干扰自由自在地写小说。结果他找到普林斯顿大学有关人士，三下五除二把事情敲定下来：“喂，普林斯顿邀请你去，住处也定了。收拾好行李，明年一月底过去！”说干就干是美国的一个优点。

那是一九九零年秋天。我们又一次手忙脚乱地打点行装，做去美国的准备。其实我和妻刚刚结束了三年欧洲生活返回日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又要旅居外国，匆忙是觉得有点儿过于匆忙，却又不愿意错过长住普林斯顿的难得机会。

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取签证时，正赶上海湾战争打响。我们在去赤坂的出租车上听到美军用导弹轰炸巴格达的消息，心想美国不是我们的好去处。去正打仗的国家并在那里生活不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可是我们已经办好一切手续，除了就这样去美国别无选择。虽然结果上没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但老实说，当时美国弥漫的爱国而好战的气氛很难令人开心。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举着写有海湾战争如何如何的牌子示威游行，我以为是久违的反战集会，不料仔细一看，原来竟是支持战争的游行。虽说是别人的国家，不该由我说三道四，但终究生出了今非昔比之感。后来同州立大学（这是一所最为大众化的大学）一个名叫拉德加兹的学生交谈起来，对方说道：“因为那是普林斯顿，村上先生。我们这里可是举行反战集会来着。”其后普林斯顿还发生了暴力事件：支持战争的一伙学生袭击手举反战牌子的学生，把反战牌子抢过折断了。

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也顺利结束了。正要舒一口气的时候，紧接着全美国开始纪念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anti Japan（反日）风潮日益高涨。其中既有海湾战争带来的所谓爱国激情，又有人们发泄对美国长期经济不景气的frastration（不满）这一因素。日本如何报道的我不知道，而实际置身其中生活起来可相当不是滋味。总觉得有点儿别扭，或者说时常觉得四周空气里有带刺的东西一下一下地扎人。尤其进入十二月以后，除了购买必需品外我很少出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动。有如此感觉的不光我自己，身边大多数日本人好像都如此。那种时候，每当日本政治家说不必要的话刺激美国人神经时，我就认真地为之气恼，思忖这些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应邀去一个熟识的美国人家里吃晚饭，同桌一个美国白人（退休的大学教授）聊天当中对我脱口说出“你们Jap(2)……”致使满座人顿时如头顶浇了一盆冷水一般鸦雀无声，主人脸色变得铁青铁青——美国人晚餐席间最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但说话的本人倒好像对自己的失言浑然不觉。事后主人悄悄把我叫出，解释说：“跟你说春树，他没有什么歹意，别见怪。他年轻时候当兵在太平洋跟日本军队打仗来着，那时受的教育现在仍留在脑子里，决不是个人对你们有反感。”我说这点我也晓得，不必介意，实际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但我记得同席的人相当紧张。一次十分难得的体验。

如此这般，第一年神经绷得很紧。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我们，我觉得这一年都活得相当沉重。洛杉矶暴动的发生也是在其后不久。那一年我一直闷在家里写长篇小说，几乎哪里也不去，几乎什么也没做。所写的长篇小说经过莫名其妙的迂回曲折，最终彻底分裂成两个细胞。一个是《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这部偏长的中篇小说（或者说偏短的长篇），另一个是相当长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

如此紧张的一年过去了，歇了口气，想写随笔的念头又渐渐强烈起来，于是由讲谈社一种叫《书》的小杂志每月连载。每次连载的字数为二十一二页的四百字稿纸，是迄今我所写的连载随笔中页数最多的。不过在连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从未感到写得长。总的说来，我属于边写边思考这一类型——作家或许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大多时候置换成文字后再从视觉上思考，这样更觉得心应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每个月写这么多页更能促使我大范围地考虑问题。我觉得来美国后一年间，我积攒了许多必须慢慢写成文字思考的东西。

“再过几年这一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九八四如此自言自语的那位普林斯顿司机的担心在结果上可以说言中了，也可以说没言中。普林斯顿依旧是超然世外美丽平和的乡间小镇，在这点上他的担心可谓以杞人忧天告终。商业街建起来了，商品住宅明显增加了，早晚也出现交通堵塞了，而镇的结构本身几乎没变。但在包括此镇在内的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大有变化这点上，他的担心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从内部全面审视这个国家，深深感到一胜再胜永远胜这东西也是相当吃不消的事。在越南固然受挫，但这个国家的确赢了冷战，赢了海湾战争。但若问人们是否过得幸福了，则似乎决不幸福。人们怀抱的问题比之十年前好像更多更重，并且相当困惑。我觉得，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人也好，挫折或失败这种东西在某个阶段恐怕还是必要的。话虽这么说，但若要问别处有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取代美国的明确而强有力的价值观的国家，则眼下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一般美国人怀有的深重的疲惫感和现在日本人感觉到的坐立不安大概是互为表里的。简单说来，或许就是拥有明确理念造成的疲惫和没有明确理念带来的不适。这种艰辛的选择即使对于我们日本人，日后恐怕也具有很大意义。

我通过撰写收录于此的文章而得以从多个角度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未得出类似结论的东西。所以很遗憾，这不是一本“读了就能明白美国”的有用的书。倘有些许“帮助”，作为作者将深感庆幸。

1993年12月于波士顿

(1)　华盛顿DC：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之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华盛顿在行政上隶属于哥伦比亚特区）。——译者注，下同。

(2)　Jap：对日本人的蔑称。

目 录

门外的村上（译序）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美国版“团块世代”

在美国跑步　在日本跑步

斯蒂芬·金与郊外恶梦

谁杀死了爵士乐

伯克利归来路上

黄金分割与丰田·皇冠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描绘“卡弗的国家”的罗伯特·阿特曼电影迷宫

远离卷心菜卷

从布鲁克斯兄弟到POWER BOOK

“金字塔”景观

再见了　普林斯顿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一九九二年度波士顿马拉松于四月二十日“爱国日”举行。我去年参加了这一有名的马拉松赛，今年是第二次。春天波士顿、秋天纽约市的马拉松赛是我的美国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之一（或之二）。日本电视也经常转播，想必有人看过——波士顿马拉松不是一般有转折点的往返路线，而同纽约市马拉松一样，是从这一点跑到另一点的单线。起跑点在波士顿郊区一个叫霍普金顿的小镇，终点在波士顿市中心。跑了大约三十公里，以为快到终点的时候，那个波士顿有名的“撕心裂肺山”（heartbreak hill）出现了。名字固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开玩笑，山的确要命。翻山本身倒不怎么难受，难受的是在翻过之后，这个若能应付过去，往下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坡路了。于是我鼓励自己关键时刻到了，拼出浑身力气爬上坡顶。喘了一口气，心想往下只要顺着平坦道路一直跑到商业街即可，不料这时疲劳就像正等我找上门似的扑通一声劈头压来。

这种疲劳以人打比方，就好比是四十岁本命年，二十岁三十岁好歹应付下来了，待到终于要歇口气时，它便“扑通”一声找到头上（没有体验过的人怕是不明白）。进入市区后哪怕一点点坡路——尽管无论坡度还是距离都根本不能同“撕心裂肺山”相比——感觉上都好像面临严刑拷打。去年如此，今年亦然。尤其是今年，刚一起跑气温就急剧升高，消耗也厉害。时间比去年晚了七分，用了三小时三十八分。不过由于路窄的关系，起跑地点每年都拥挤不堪，从发令到实际开跑用了五分多钟。这么算起来，作为我还算是说得过去的成绩。

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从波士顿乘参赛选手专用巴士来到作为起跑地点的小镇，在此等候正午起跑令。这座人口约两千五百人的郊区小镇上，拥来了美国各地以至世界各地八千多名enthusiastic（狂热的）马拉松运动员，两三个小时人声鼎沸，不折不扣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霍普金顿这个地方是美国到处都可见到的都市近郊住宅区，在外来人眼中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一座教堂，一所高中，一个消防署，一条不长的主街。加油站、酒馆、不动产商、花店。主街走完，往前就是带院子的漂亮别致的独立住宅一家家无限排列开去。房子管理得无微不至，草坪也修剪得赏心悦目，但其中没有任何足以激发观者想象力的因素。既无引人注目的豪宅，又无引人注目的寒舍。如此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俨然在说不引人注目乃是人生至为重要的美德。假如不是出于距波士顿仅二十六英里（四十二公里）这一简单原因而被选为波士顿马拉松出发地，这霍普金顿镇恐怕不会引起本地居民以外的任何人的注意——这或许原本是此镇所希望的——而打盹一般存续下去。

然而正巧因其是波士顿马拉松的出发地，我始有机会连续两年两次细细察看了这座一派和平景象的小镇。

去年跑波士顿马拉松时，美国正在打海湾战争，黄飘带、星条旗和爱国口号触目皆是，就连看上去与世无争的霍普金顿镇也不例外。教堂附近人家的院子里放着一辆报废的克莱斯勒·道奇车，车头上边用白漆写着“SADAM”，旁边一把大铁锤。意思是说这家伙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请使劲砸好了。砸一下一美元，得来的钱用作镇上青年的奖学金。

谁想出来的不知道，反正这主意相当不坏。我看的时候就有几个镇上居民模样的人掏了一美元拿锤在手，狠狠朝车上砸去。很难认为这情景能同格调高雅的波士顿马拉松相得益彰，但终究是“战时”，怕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想。

不过海湾战争已经结束，以为今年再不会搞那名堂了，没想到来到霍普金顿镇一看，又有一辆车放在那里，其狼狈相也同去年那辆不相上下。又一想，那辆车已砸得面目全非，不可能再度出山，估计是从哪里找了一辆十分相似的车来。不管怎样，今年车头上什么字也没写，只是和去年一样在车旁放大铁锤一把，牌上同样写道“砸一锤一美元”，募集的钱还是用作奖学金。一名选手问站在身边的老伯：“这可是日本车？”老伯嗫嚅了一下回答：“呀……唔，这不是日本车。”并且，至少在我看的时间里，没有哪个人花一美元砸这辆什么也没写的破车。我以为以锤砸车本是为了发泄怨气，不需要什么名目，但现在看来还是要有某种给人鼓劲儿的东西才行。

假如车头上写着“Japanese Car”，说不定会有几个人掏一美元抡起大锤砸上一下。或者谁也不砸也未可知。终究是假设，我什么也不好说。尽管如此，在那户人家院子里静等别人用锤来砸的报废汽车还是散发出一种不吉祥的暴力气息，其中似乎含有不能诉诸语言也不能成为具体信息的沉重的什么。就以旁边的老伯来说，对于从车旁走过的那个选手的提问，他也未能干干脆脆地说“不，这不是日本车”，而是“呀……唔（嗫嚅）”停顿一下。不难推测，这里面有“即使是日本车也没什么奇怪”的意识。其嗫嚅才是未被道出的话语、未被写明的信息。

美国人的敌对意识一年来由萨达姆·侯赛因转到了日本经济。无论看哪家新闻媒体，这个转变都一目了然。报纸上谴责日本和日本人的投稿和评论连篇累牍。但是美国人（从事汽车制造业的少数人除外）时下还不想拿铁榔头砸日本。一如马萨诸塞州霍普金顿镇的一般居民，他们只是想听取空气中潜在的未被道出的话语、读取未被写明的信息。

虽然如此，我在美国因为“是日本人”而遭遇的难堪也仅限于一次。在檀香山的租车站我租了一辆车，因刹车不灵要求另换一辆时，那里的工作人员说道：“你们这些鸟日本人跑到人家国家来还要装大！”刹车不灵同我是日本人之间本来毫不相干，白白遭了一顿抢白。自那以来我就再不去租车站租车了。不过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和这次反日情绪高涨没有直接关系。

我居住的普林斯顿是以大学为中心的风平浪静的高级住宅区。居民绝大多数是有钱人或知识分子，抑或有钱人兼知识分子，因此没有明目张胆的反日情绪。不过稍远些的特伦顿市近郊有GM(1)的工厂，这里因大幅度压缩生产而有许多工人被暂时解雇，日本车的的确确被铁榔头砸了。汽车厂工人在国道一号线旁的丰田特约经销店门前举行了“Buy American”(2)大会。所以，那种动向也完全并非没有，只是没有波及绅士味道十足的幽静的普林斯顿镇。镇上各种车川流不息：梅赛德斯·奔驰、保时捷、雷克萨斯、雪豹（SAAB）、沃尔沃、美洲虎……外国车这么多的镇恐怕别无二处，Buy American之类不起作用。

迄今为止我在这镇上目睹的反日言词，只有下一页图A上的“Japan-bashing”（打倒日本）招贴画——贴在一辆相当旧的大型美国车尾部的防撞杆上。在住处附近的路上等信号时，此车停在我开的车前面。一开始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中间的红圆心太小了。看上去与其说是太阳旗，倒不如说更像中间放一颗酸梅干的盒饭。本来该是B图才对，这样才能准确体现“Stop Japan”之意。而眼前这样子，只能看作“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想必招贴画的作者不大清楚日本国旗是怎么个东西，以为反正白地红圆心即可。这种粗心大意说滑稽也未尝不可，至少比起图B来，的确是带了几分幽默感。但不管怎样，这都不是令人心情愉快的把戏。

图A

图B

说起这“说滑稽也未尝不可”来，还有去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纪念日那天专栏作家安迪·鲁尼（此人的短评集日本也有译本，应该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写的莫名其妙的反日短评，大意是说既然日本反倾销，美国何不如法炮制！

下面抄录一段：

“美国政府恐怕也该向福特、克莱斯勒和GM提供财政补贴才是。每到日本卖一辆车，即资助二千五百美元。‘快艇’以低于原价的价格出售。那样一来，日本每个家庭都摆有两辆美国车，本田势必破产。果真如此，日本市场怕也不得不对美国产品开放。”

安迪·鲁尼无论作为电视评论员还是幽默专栏作家都是名人，但他时不时会偏离玩笑吐露出相当保守的政治信条，这也可算是一例。即使从全文来看，他并非完全开玩笑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具有保守信条的一般美国人看了这篇文章想必会点头称是：对对，正是这样。关于他所说的反倾销和财政补贴之类，我不是经济专家，在这里就不谈了。我读这篇专栏短评时觉得有趣的是“日本每个家庭都摆有两辆美国车”这部分。原文为“Tow American Cars in every Japanese driveway”。搞英语翻译的人肯定为“driveway”的译法伤脑筋而往往译成“停车檐、停车台”，其实是从房门到大门之间的院内的停车道，没有车库的人家就把车停在这里。而这样的地方日本当然不存在，所以相对应的词汇也不存在。前院也罢后院也罢，拥有停两辆美国车的空间的家庭日本大概很难找到（至少城市近郊是这样）。恐怕应该有人把安迪·鲁尼先生请到日本，向他解释日本没有美国那么宽敞的driveway，这也是美国车在日本卖不动的一个原因。不过果真这样说的话，普通美国人有可能更加恼火：“连driveway都没有的国家何苦造那么多车出来！”给人家这么一说，作为我也势必欲辩无言。

伤脑筋啊！

如此这般，一年之间美国人的对日感情彻底恶化（这一两个月有所好转），常有日本人问我住在美国是否很不好受。前几天见到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大学留学的日本女生，她说自己小时候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回日本后也一直偏袒美国，但这次到美国生活起来，觉得还是日本好。“村上先生您呢？”她问我。

不过给她这么一问，作为我真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若让我直抒胸臆，我觉得日本也好美国也好，生活的基本质量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当然由于年龄和处境的不同，情况自会不同。特别是年轻时候在外国生活，容易受外部影响，心也摇摆不定。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年轻就是这么回事。但就我个人而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生活形态都大同小异。美国是有令人不快的不是东西的家伙，是有让人恼火的事情。肉眼看不见的种族歧视当然有，语言沟通不好而造成误解或心焦意躁的时候也有。有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家伙，有刚愎自用的顽固脑袋，有一门心思以整人为能事的男女。同这样的人打交道，难免有一定程度的不快。可是细想之下，同样的事情在日本也曾以大体相同的比率、频度发生过，用日语不能顺利沟通以致生气恼火的时候也不止一次。日本也有不少——如大家所知——不是东西的家伙。若一视同仁地详细调查一百名美国人和日本人，不是东西的家伙自命不凡的家伙说别人坏话的家伙所占的比例，我猜想两组相差无几。热情友好的人和幽默风趣的人的比例恐怕也不相上下。

当然，若问我由于身为日本人，在美国是不是有时候不太好过，那想必是的。可是在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歧视，也有discrimination（不公平待遇）。我当小说家前在东京经营饮食店兼酒吧，当时这个那个的没少遭人白眼。到不动产商那里找房子，动辄被人说：“噢，做酒水买卖的？不成不成，我们这儿不接待那样的人！”即使成了小说家，同样的闭门羹也吃过。租房子时，也被人家说什么“我们这儿只接待在上市公司工作的。”同日本人历史上歧视外国人（非日本人）的厉害程度相比，我这情况或许不足挂齿，但这还只能说是歧视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歧视是怎样一个东西，不实际遭受过是理解不了的。

人生途中这样的事体验得多了，“还是日本好”“还是美国好”这类非此即彼式的看法似乎就渐渐淡化了。当然，我如果更年轻点的话或许不会这样认为，可是我已不那么年轻了，对事物的看法已被训练得多少实际些了，或者说开始带有怀疑眼光了。倘有人问我“在美国生活不好受吧？”我只能回答“在东京生活也相当不好受嘛！”尽管我心里清楚对方并不期待我这样回答。

后日附记

两年过去后的今天，敲打日本的倾向表面上似乎颇有收敛。相对说来，人们更为关心德国的新纳粹问题。德国人愤慨地说：“美国人见人就问新纳粹，尽管那种东西从整个德国来看只不过是一小撮！”或许这也是所谓风水轮流转吧。关于日本同样苦于经济不景气的报道也多了起来，日本企业购买美国不动产的消息早已销声匿迹。日本汽车的销售时下也恼人地原地踏步，全美国汽车销量第一的不再是本田ACCORD，而由福特TAURAS取而代之。美国人总算多少找回了自尊心。

而另一方面，皇太子结婚对美国社会起到的宣传作用我觉得也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小和田雅子个人对一般美国民众的影响力意外之大。她是哈佛精英这点作为话题自然非同一般，不过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她的个性中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虽然皇室报道在哪个国家都很热门，但我也重新认识了热门的东西确实不可小觑。我觉得，事情这个玩意儿是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展开的。

(1)　GM：General Motors Corp之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2)　Buy American：优先购买美国货。作为政策1960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实施。

大学村Snobbism(1)的兴亡

在日本的时候原则上我不订报纸那劳什子，但在美国不知何故竟订了两份。一份是叫《特伦顿时报》的地方报纸，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发行。普林斯顿到特伦顿开车用不了二十分钟，所以我住处周边发生的事基本上都给这报纸囊括了。地方色彩到底也浓，一周有四天头版头条是火灾或交通事故，无论如何也难以称之为面向知识分子（借用邓·克埃尔的话即“文化精英”）的报纸。不过，一来可以见到令人哑然的奇妙事件，二来关于地方琐事的报道方式也甚为有趣，来此之后我一直爱不释手。看这份报纸，可以多少了解这一带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场景，比日本的《朝日》、《读卖》什么的生动得多，色彩也丰富得多。说实话，我作为“来自日本住在普林斯顿的小说家”，曾经成为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这东西都可以成为头版头条，其他可想而知。普林斯顿发行的地方报纸有《普林斯顿通讯》，编辑部就在我家前面，但它未免过于琐碎过于地方性了，所以没订。但说实话，我也被这家报纸采访过。

除了《特伦顿时报》，我另外订的一份就是有名的《纽约时报》。不过，每天每日看《NY时报》难免有点儿累，我就只订周末即只订周六周日两天的。这项制度十分方便，每到周末就有厚厚一叠周日版活像丢小孩儿似的“通”一声丢在门前。上面有书评、电视节目预告、娱乐及美术指南等等，不一而足。认真读要花半天工夫。《NY时报》诚然是提供堪可信赖的信息的优秀报纸，但对于不专搞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光靠周末版信息量也基本够用了，不够部分可以通过《新闻周刊》和《时代》紧密跟踪。一般说来——仅仅是我个人意见——每天都看《NY时报》这种郑重其事的报纸的话实在叫人腰酸背痛。

然而据我所知，普林斯顿大学方面的人士全部天天订《NY时报》，没有人订《特伦顿时报》。我说我订了，他们全都做出不无愕然的奇妙表情。进一步说没订《NY时报》，他们的表情愈发奇妙。于是赶紧转换话题。看来，订阅地方报纸在普林斯顿大学村（这说法再合适不过了）不像是怎么值得欣赏的行为。尤其是只订《NY时报》周末版而每天看《特伦顿时报》之类，在这里更被视为相当不可思议的生活态度。说得极端些，作为姿态就不Correct（正确）。

与此相似的情形——离开报纸扯得远点——也表现在啤酒上。普林斯顿大学人士似乎十之八九喜欢喝进口啤酒。喜力、健力士、贝克——喝这些牌子才算是Correct。美国啤酒里边若喝波士顿的“Samuel Adams”、旧金山的“Anchor Steam”之类，因为不是很一般的牌子，尚属情有可原，毕竟波士顿和旧金山是多少有些格调的地方。学生们常喝的是“Rolling Los”，便宜而不无考究的意味。听说过去东海岸Kvass（克瓦斯）比较难买到，是“Correct”的，而最近这边也很容易到手了，身价似乎随之一落千丈。日本啤酒作为存在是少数派，当然是Correct的，但实际喝的人寥寥无几。但不管怎样，喝这类啤酒不至于有问题。

可是，倘若喝什么Budweiser（百威）、Mille（米勒）、Michelab、Shrech，似乎很多时候人们就要露出诧异的神色。我也不大喜欢甜津津的美国啤酒，总的说来更中意欧洲风味，但也时常破例喝Bud干啤。觉得它干得不够劲儿的时候未尝没有，不过客观说来啤酒相当够味儿，跟寿司也算配合得来，连着喝也不易喝厌，何况价格便宜，六罐才五百日元，不坏。不料与一位教授聊天当中随口说道“美国啤酒当中我较为喜欢Bud干啤，时常喝”，对方便摇头做出不胜悲哀的样子：“我也是密尔沃基(2)出生，承蒙夸奖美国啤酒自是欢喜。不过么……”往下就含糊其辞了。

总而言之，Bud和Miller这些在电视上吵吵嚷嚷做广告的啤酒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而作为大学人士、学究之徒，则必须喝或最好喝更高雅更讲究文人情趣（intellectual）的啤酒。如此这般，从报纸到啤酒牌子，何为Correct何为不Correct，在这里都有相当明确的区分。

我想日本的大学社会多少也有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但大概还不至于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制度性倾向。我对于日本大学人士的生活固然所知无多，但印象中“大学人士必须如此”之类的规范要比美国模糊。就算有喜欢看《东京体育》喜欢职业摔跤喜欢电视里的男女配对节目喜欢烧酒以至非演歌(3)不听的教授，大概也不会成为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反常，但周围人不至于因此皱起眉头，也不至于影响晋升或社会地位受到威胁。“那个人没有大学老师架子，蛮有人情味儿”——甚至有可能得此评价而受到欢迎。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日本的大学更为平民化，日本的大学老师更接近“工薪族”。而在这个国家（至少在东部有名的大学），如果有哪位老师喜欢Budweiser啤酒、是里根迷、通读了斯蒂芬·金、每来客人就把肯尼·罗杰斯的唱片放上去——没有实例只是想象——那么周围势必没人搭理他。没人搭理即意味着没人请他作客也没人上他家作客，亦即被排挤出大学社交圈。而这样一来，现实的情况就是他就很难在大学生存下去，除非有作为学者的绝尘而去的业绩。以这一角度观之，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比日本远为讲究阶级和身份。

“这就是说，美国的大学人士在社会上乃是孤立的存在。”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非常特殊。大学是与一般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妨说，好比大海中的孤岛。唯其如此，他们才必须确立只适用于自身的规则那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破坏这个规则，那样的人必然多少受到排斥。”他说的是否百分之百正确我无从知晓，但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成分。

所以，电影方面喜欢欧洲电影和实验性电影，音乐喜欢古典或知识性的爵士。车也似乎以不显眼为Correct，闪闪发光的新车在校园停车场几乎见不到。衣服以尽量不显新为上。我猜想他们做了新衣服恐怕先在家穿一个月，天天都穿，等多少变形了才穿去学校。英语有句话说是“Keep a low profile”，大意为“什么事都要低姿态”。普林斯顿的生活恰恰如此。八十年代的闪闪发光主义并未波及大学。

总之有诸多清规戒律。一开始我稀里糊涂，而在大学校园生活久了，这种微妙之处便渐渐了然于心，这个Correct那个incorrect（不正确）也明白了十之八九。

来这所大学之前我不清楚此类名堂，家里家外都美滋滋地喝着Bud干啤，近来则在家里偷偷喝了，出门尽可能喝Guinness（吉尼斯黑啤）和喜力什么的。家里为了招待来客，冰箱里总是贮备非美国啤酒。看来当知识分子也真够折腾人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不过我在这大学里算是客人，因身为作家之故，很多事情人家都似乎高抬贵手。因为不在大学hierarchy（等级制度）之内，所以生活态度多少有些incorrect，人们也以“啊，他是作家”为由加以饶恕。作家这东西在美国的大学里和高级生物标本差不多，“有这东西，大学也多少增加一点色调，学生也可能兴奋。”如此而已。

话又说回来，这种需要考虑“这个Correct那个incorrect”的生活，换个角度看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从日本那种没有固定价值观的流动性社会来到这里，反而让人舒一口气的感觉也并非没有。因为不必考虑多余的事，反正把细小部分齐整整地弄Correct就算完事。反正订阅《NY时报》即可，反正订《纽约客》即可（环视四周，似乎好多人只订不看），反正听歌剧即可，反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读石黑一雄(4)读埃美·谭(5)即可，反正喝Guinness啤酒即可。但在日本就没这么简单，比如歌剧过时了、现在轮到歌舞伎了——无论如何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信息先于消化，感觉先于认识，批评先于创造。并非说这就不好，但老实说觉得累。我原本就不是赶浪潮抢尖端那一类型的人，只是远远望着如此神经兮兮地生活的男男女女而已，但光是看看也相当疲劳。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烧荒农业，大家聚在一起烧完这块田后又跑去烧下一块，烧完后很长时间里寸草不生。本来天生富有创造性才华的人、本来必须慢慢花时间筑起自己创作体系根基的人，却不得不在脑袋里装满如何幸免于烧的念头，或者仅仅考虑怎样做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这不是一种文化消耗又能是什么呢！

如此思考之下，说保守性也好，说制度性也好，说阶级性也好，我认为只要有一条普林斯顿村式的“反正这里这么做即可”，那么日本的文化人也就轻松多了，因为只须在末端那里依样画画葫芦，其他的尽可自行其是。当然，在纽约的最尖端，也是同日本一样竞争得锱铢必较，但那终究是小部分例外，不像日本那样民众被全国性泛滥成灾的信息玩得团团转，纽约流行什么，洛杉矶流行什么，普通人根本不以为意。无视这种流动性、感觉性而从容淡定地走自己的路的这部分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为社会所需要的。

另外来普林斯顿后感到舒一口气的，就是除去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钱在这里极少成为人们的话题。反过来说，在日本人们可能总是谈钱谈个没完。在日本，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算什么”。事情或许是那样，不过恕我直言，那纯属瞎操心。我开的是1600CC小车，于是有不少人说“村上君有钱别坐这个，买贵一些的车如何”。可这是我的自由，倒也不是讨厌贵些的车，但眼下我觉得这个挺好，开起来其乐无穷，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

在这点上，“钱？噢，如此说来，世上钱那样的东西是有的”——普林斯顿的这种绅士氛围的确让我心怀释然。有人说；还不是伪善？世上哪有人不想钱呢？也许吧。但由于这里大家都闭口不谈钱，我就有了不谈钱乃理所当然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就会不由想道：冷眼看待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坚决主张“世间并非全靠金钱驱动，我等拥有比钱更宝贵的东西”，大概才是知识分子本来的使命和应取的人生姿态。

说到底，在正的意义上也好在负的意义上也好，所谓知识性的阶级性在日本已几乎分崩离析。战后一段时间里，这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还拥有其作为System（系统）的力量，后来不知不觉间就像同共产主义、名曲茶馆以及纯文学的衰亡相呼应似的突然销声匿迹了。知识性的阶级性消失了，阶级性的Snobbism的存在意义也就无从立足。剩下来的，惟有将阶级性的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的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

不过，从社会的大众化、规范化才是历史潮流这一观点来比较美国社会和日本社会，“已经这个德性了”的日本不论好坏已经历史性地进化了几个阶梯。不妨说，麦克阿瑟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的阶级制度解体作业的效果在两代人之后终于现出了全貌。如此想来，美国大学里的所谓知识Snobbism恐怕恰恰是阶级社会的最后挣扎。至于这种知识性的特殊社会此后能在美国勉强维持多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一般预测是：除却少数例外，迟早都要呜呼哀哉。也可以说，足以将这样的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维持下去的“余裕”正在从美国这个国家失去。事实上，美国的大学经营已经到了全国性捉襟见肘的地步。据说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等超一流大学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一般大学则为慢性财政困难所困扰，效益不好的讲座接二连三下马，教员和职员的暂时离职也正在水面下进行。在美国大学里只要取得终身雇用权即可高枕无忧——这样的常识过去是有的，问题是纵使有终身雇用权，而若学院本身被连根刨除，那也就一曲终了了。我自己也听说过几个这样的例子。而这样一来，无论大家多么坚韧不拔，如今这种“不食周粟”式的知识Snobbism也将难以维持。也有人说，美国的知识状况本身从根基上已经风雨飘摇了。

这样，美国的大学迟早有一天也将同今天的日本大学一样迅速走向平民化、均一化，即使普林斯顿、哈佛这样孤高的城堡，其性质也可能大为改变。与此同时，大学中的非世俗学究气氛渐趋淡薄，而变得更有效益，更带有Mass Production（大批量生产）色彩。此乃大势所趋，任何人的力量恐怕都无以抗阻。不过，我在被这所大学接纳、从而作为大学村一员生活的时间里，一种情绪不知不觉强烈起来：可能的话，不希望大学变成那样子。无论被称为精英意识还是被称为孤立的世界，世上也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世俗之外的天地。我当然清楚此乃建立在不平等性和阶级性基础上的特殊世界，可我仍然这么认为。之所以如此认为（若说出口来，在过去难免被斥为反动。不，今天也有可能），或许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我在这里归根结底不过是个旁观者。

后日附记

现在我在波士顿，报纸订的是《Boston Grove》，啤酒主要喝Samuel Adams。这个Samuel Adams秋天推出的有点发黑的“October fest”我很喜欢。

从普林斯顿迁来坎布里奇，觉得这里到底是城市。在普林斯顿，提起大学只有普林斯顿大学一所。而这里则有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塔夫茨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大学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即使是属于大学，也完全没有普林斯顿那种独立“大学村”的感觉。没有朋友交往，说轻松也轻松，说单调也单调。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周围住的清一色是三四十岁的年轻Faculty（大学教职员），一有时间大家就聚在院子里烧烤或喝着啤酒天南海北闲聊。电视剧《双峰：与火同行》（Twin Peaks）播完最后一集时还开了“Twin Peaks Party（晚会）”……虽说是Party，其实只不过是准备了一大堆炸面圈和咖啡，一起吵吵嚷嚷看节目罢了。总之聚在一起开家庭晚会似乎是镇上唯一的娱乐（因为无其他娱乐）。所以，在普林斯顿结交了不少朋友，有饭菜剩下甚至连锅端到旁边人家去。但在波士顿一般没这样的事，和在东京区别不大。

倒是打算在这里悠然过一阵都市生活，不过普林斯顿的日子的确难得而可贵。

(1)　Snobbism：自命清高，摆绅士派头，道貌岸然。

(2)　密尔沃基：美国威斯康星州著名的啤酒城。

(3)　演歌：以日本传统唱腔演唱的流行歌曲，具有表演性质。

(4)　石黑一雄：英籍日本血统作家，用英语写作。代表作有《当我们是孤儿的时候》（When We Were Orphans）等。

(5)　埃美·谭：即谭恩美，旅美华人女作家，代表作有《喜福会》、《灶神之妻》等。

美国版“团块世代”(1)

日前接得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位名叫辛西亚·罗斯的先生的信，邀我去吃晚饭。信上说辛西亚实际上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孙女，即司各特和泽尔达所生的唯一孩子司各蒂·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司各蒂几年前去世）。她听人说我翻译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对我产生了兴趣，特意邀请我去。信中说：“拜读了您两本译成英语的小说，令人兴味盎然。相距未免远些，若蒙驾临，不胜欣喜。周末但请住下，尽兴游玩。”

这位罗斯女士是何人物做何工作自是一无所知，不过见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孙女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回信表示将欣然前往。数日后辛西亚直接打来电话，热情告知从普林斯顿去她家的路线。这以前我接到过很多人告知路线的电话，但此人讲的已超越英语日语的差别，总之令人叹服，简明扼要，一听即懂，前后顺序井井有条。一句话，是一位“说话痛快的人”。对于女性指路我原则上一律不予信任（我是在历经无数次痛苦后才得出这种歧视性结论的），但这个人大大例外。

为慎重起见，我说想确认她的住址以防迷路，因为来信上只有镇名街名而没写门牌号。“门牌号？”我问。她感到滑稽似的笑道：“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门牌号。建在这条街上的房子只我一家，没那个必要。反正来了就知道，看不漏的。”

“那倒是。”我姑且应道。但心里总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街上只她一家？具体场景脑海里一下子很难浮现出来。

“实话跟你说，我家在乡下办农场。”她说，“周围真的什么也没有。反正生活一点儿也谈不上时髦。所以您别想象我爷爷笔下铺展的那种优雅生活。家里有两匹马、两只山羊、两条狗、一只猫——这样子可以的？”

“那当然。我顶喜欢动物。”我回答。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生于一八九六年，若用日本说法，即明治二十九年。女儿司各蒂生于一九二一年，司各特二十五岁那年，在日本说来即大正十年。这就是说，大体上司各特相当于我祖父那代，司各蒂相当于我父母那代。我的父母也是大正后期出生的。这样，从常识上看这位辛西亚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如此一想，多少生出些感慨：怪不得，原来这么回事！

这以前我一次也没从世代角度看待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人。我考虑司各特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乃是“留在文学史上的很久以前的人”，脑海里基本上未曾浮现出我和他之间可能有世代接点的念头。司各特是在袭击珍珠港的前一年即一九四零死的，死时才四十四岁。泽尔达死于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一场事故。我开始读他小说的时候，他早已成为传奇人物。由于年纪轻轻就死了，照片上的他无论风貌还是衣着全都那么古色古香。但若重新计算年代，可以发现我所属的一代和他所属的一代在年代上是有密切关系的，正如我和我的祖父祖母们之间有的那种关系。我的祖父祖母们如今都已不在了，他们活着的时候我还年幼，不至于理解他们历史的、社会的处境及其度过的人生各个侧面，但是作为“爷爷”“奶奶”，我对他们怀有相当亲切而鲜明的记忆。想到这里，我开始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作家身上感觉出了迄今未有的亲切。

不出所料，辛西亚和路易斯这对罗斯夫妇和我们（我和妻）差不多同龄，或者比我们年轻也不一定，总之是美国版“团块世代”，有大约刚上小学的两个小孩。不过，美国不存在相当于“团块世代”的说法。“baby boomer（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这个说法固然有，但比“团块世代”适用范围大得多，二战结束至一九六零年之间出生的孩子统统包括在“baby boomer”范围内。将范围如此之广的群体一刀切纳入同一范畴我想大约是有问题的，但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这样。日本相当于“团块世代”的一代人，大胆说来，不妨效仿劳伦斯·卡斯丹描写参加学生运动那代人后来情况的电影《Big Chill(2)》，称之为“Big Chill一代（generation）”。总而言之，即所谓“六十年代发热、七十年代退烧一代男女”之意。在日本，只有“六十年代发热”这点作为记忆得到了强调，相比之下“七十年代退烧”则似乎很少提及——大概是由于国情不同吧。琢磨起来很有意思。

他们的家在一个名叫阿博德尔的小镇的边端，距费城有一小时左右车程。阿博德尔这地方生活必需品大体齐全，但再多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镇的规模便是这么个程度。离开不长的主街马上就是泥土路，按辛西亚的指示沿这乡间土路颠颠簸簸向前行驶之间，看见一座农舍样的房子：唔，大概这就到了。往里一进，果然是罗斯家。如电话中所说，的确不会弄错。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农场，牛马在初夏的阳光下悠然自得地吃草。能称为房子的只此一座。

不过，说是农场，但并非罗斯夫妇在此务农。他们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不是农夫。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这点一看他们的衣着、生活场景、说话方式即可了然。他们即使住在大城市的高级公寓开美洲虎或宝马也丝毫不足为奇，住在农场仅仅是出于兴趣。实际上主人路易斯也在费城近郊上班（大概是什么专业性工作），市内有寓所。如辛西亚电话中所说，他们自家养马养山羊，但并不以此生产什么。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住在农场”这一姿态，即离开都市生活在大自然中平和度日这一事实。如果粗线条地分类，或许“Post Yuppie”（后都市职业者）一词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里根当总统时的“经济交给你”景气时代的美国，年轻一代认为最时髦的是住在大城市商业地带、出入高级餐馆和夜总会、开高档车、过最新潮的花天酒地生活（若想了解此类生活的典型，可看布赖特·伊顿·埃利斯的《American Psycho(3)》。作为作品虽然毁誉参半，但作为社会状况资料恐怕还没有如此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如此冷嘲热讽的小说。至少，《虚荣篝火》尽管冷嘲热讽，却不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说）。八十年代接近尾声时，随着长期的经济衰退，都市荒废，行政服务水平低下，犯罪频频发生，于是他们逐渐离开了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已不再是适合培育子女的场所。不但危险，教育环境也很恶劣。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放弃了住在城里的想法，转而寻求更安全更清静的环境，于是在乡下买农场、养马养山羊、开四轮驱动车跑来跑去。

他们的“农场”，面积共有六英亩。以坪(4)计算，六英亩大约等于七千三百五十坪。作为美国的“农场”并不算大，充其量是微型农场。但以日本人的感觉来说，可谓相当广阔。里面有个相当大的水池，告诉我在这里能钓上bass（鲈鱼类）。我借来鱼竿向这bass挑战了三十分钟，遗憾的是一条也没钓着。我拿钓鱼竿的时间里，他们养的两条拉普拉多狗被猎犬的本能所驱使，“扑通扑通”在池里游来游去，追赶藏在草丛中的一对鸭子夫妇。见此光景，我不由心想，这简直就是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场面。

房子和农场原本归一个教友派教徒所有。房子是南北战争前建的，当然已相当古旧，但养护得很好，现在也完全能用。另外，房子里到处有类似隐身处的构造。秘密门、秘密通道、藏匿点等随处可见。掀开壁橱的底板，下面是秘密阶梯，可以悄悄钻到外面。之所以有这么多名堂，是因为在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度之前，住在这里的教友会教徒要隐藏奴隶以免被官府发现。教友会教徒奉行反对奴隶制度的教义，为把南方的黑人逃奴送去自由州或加拿大而修建了这条称为“underground railroad”（地下铁路）的秘密路线，这座房子为了这个目的，也发挥过中转站的功能。

辛西亚准备饭菜的时间里，路易斯领着我们参观，这个那个地介绍这座房子的来历。他在工作之余热心参加保护当地自然环境的活动，每当旧农场被转让出去有可能遭到毁坏，或房地产商要建造商业住宅时，他便召集当地人，确认其将采用何种形式，对环境将带来何种影响，举行听证会，若有具体问题就对其开发提出异议，开展反对运动。他一直在争取把此地存留的宝贵历史遗产传给后代。

“这种活动非常忙，几乎没时间休息。”他说。想必是的。平时干自己的工作，休息日处理很费工夫的农场杂务，维修旧房子，又处于环境保护小组的核心位置，忙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由于经济衰退的关系，大肆毁坏环境的现象似乎减少了。尽管如此，美国的个体农业从趋势上说仍处于长期衰退之中，经常存在旧有的大型农舍转卖给开发商的可能性，所以他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这种动向。“要尽可能把这里现存的东西原封不动留给后世。变化要压缩在最低限度。要把自己完全融入现存环境之中。”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基本生活方式。其中含有他们的强烈意愿：这才是美国应有的形象！

一进大门就见到一株有几百年树龄的壮观的橡树。有一根树干中间烂空了，前几天刮大风时“咔嗤咔嗤”折倒在地。倒的地方正是平时路易斯停放沃尔沃面包车的位置，幸好他外出旅行，车没有被压在下面。树干粗大得很，砍成柴后堆得小山一般高。旁边还有一根树干也烂到了同样程度。“这个折断也是时间问题。”他苦着脸说，“可是这么漂亮的古木砍了也真是可惜，伤脑筋啊，说实话。”沃尔沃倒也罢了，问题是还有小孩子，所以那玩意儿放着不管可太危险了，我想。但与此同时，我又不能不由衷佩服：就算是自然保护吧，要做到这个地步也真不简单。

吃晚饭时附近来了不少人。经营本地报纸的一对，退休的大学教授（他说自己专搞城市问题，日本田中内阁时代当过顾问。对了，不是有列岛改造论了么？）夫妇，影像作家，等等。这些人组成的新型共同体在远离城区的田园地带渐渐成形，这种共同体与当地已有的共同体大异其趣，属于知识阶级的高觉悟群体，其中多数是学者、艺术家或从事专业工作（或曾经从事过），而且由美国版“团块世代”占据中心位置。他们体验过六十年代政治意识的高涨，大部分深藏着组织者的才干，或者习惯于被组织。今天他们的注意力已转向环境保护。曾几何时，他们的目标是反越战、通过公民权运动消除种族歧视。但反战早已不是政治的主要话题，而美国的种族问题一如洛杉矶暴动所示，已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以说，六十年代那种单纯信奉“只要消除法律上的歧视，实现种族间的机会均等，一切即可顺利解决”的乐观见解的人如今已无处可寻。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厌恶种族摩擦愈演愈烈的狂热环境而从城市逃出来的，所以他们的目光必然转向堕胎问题和女权主义之类的妇女问题——是的，这是尚未解决的歧视——或者地区性环境保护、地区性社会正义的实现之类细小方面，而且，这里所说的“地区”从结果上说指的是白人占人口大半的社会。

因为晚饭间提到了洛杉矶暴动，我就顺便问了这个地区有多少非白人居住，不料他们全都面露窘色。“说起来，墨西哥人社区是有的。”有人突然想起似的说道，“作为社区虽不很大，但有还是有的。他们是来采蘑菇的，就那样住了下来。宾夕法尼亚州能采到好蘑菇嘛。他们OK，勤劳，本分，没问题。都在这里拼命干活，薪水寄回墨西哥。黑人没有多少。”接下去话题转到了蘑菇上面。

我压根儿没有责怪他们的念头。假如我处于他们的立场，现实当中我恐怕也只能做同样的事情。遗憾固然遗憾，但美国这个国家已完全分成了城区ethnic（少数民族）和郊区白人这两个社会或两个国家，而且毒品和枪支这两大毒瘤正从根基上侵蚀着这个国家。布什总统向选民保证彻底铲除毒品，但没有一个人认为政府实施的政策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这些问题作为巨大的厚壁挡在人们面前，模棱两可的“社会意识”看起来根本无济于事。相比之下，以前反越战和公民权运动之类的最重要事项，倒是简单易晓的。想到这里，不难想象当今美国知识分子所怀烦恼的强烈程度。

自不待言，地区性环保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也是有的吧”——非当事者这么说自然容易，但首先从自家院子的一棵树开始也是一个相应的见解，比一开始就说“问题太大”而放弃努力无所作为当然要好得多。从能够做到的地方扎扎实实一点点做下去，迟早总会找到突破口。同这种美国版“团块世代”相比，日本的我们这代人现在视什么为最重要问题，又在实际干什么呢？对此我不由陷入深思之中。说起来，世上可能既有孜孜不倦身体力行的人，又有无所事事的人。但作为实际问题，大多数和我同代的男性总是每天为工作忙得团团转，其他事情一概考虑不成。我其实也是到处游逛，除了写东西没做任何有形的事情，所以自己也根本没有资格指责路易斯等回归田园之人的所作所为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这次回日本安顿下来以后，我也准备在身边找一找，看自己能做点什么。这倒不是说做了志愿者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等就了不起，不做就差劲儿，最重要的问题，是发现自己能干什么和想干什么。换个说法，或许就是能把自己的疑问具体压缩到什么程度。来美国同各种各样的人（尤其同代人）交谈的时间里，我开始较为认真地就此加以思考。我在很长时间里相当固执地认为自己和同代人无关，个人就是一切，而且一直也是这么过来的。但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毕竟有着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经历，现在恐怕已经到了再次清算这一侧面，进而重新思考眼下能做什么的阶段了。

言归正传。在我的同代人路易斯和辛西亚家里，墙上挂满了辛西亚祖母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画。挂得非常随意，随意得令人吃惊。如今每一幅画都很珍贵。整个下午我都是看着那些画度过的。看泽尔达的画，我总是深入思考艺术这东西的意义。泽尔达多数画幅都蕴含着非凡的灵感，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中表现的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可以明白画是出自才华横溢的人之手的。但是，这些画纵使极富艺术性，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将这两个世界隔开的是一道非常之薄的墙壁，然而又是森严壁垒。泽尔达的画未能穿过那道墙壁。她的文章也是如此，她所热衷的舞蹈也未能例外。这点司各特清楚，泽尔达也（应该）清楚。唯其如此，泽尔达才在汹涌的无奈感中沉入狂躁不安的世界。拥有无可抑勒的才华却不拥有使其尽情施展的程序的人生，对于泽尔达来说想必与拷问无异。

路易斯和辛西亚夫妇一年前应邀去了一次日本。宝冢歌舞剧团将《了不起的盖茨比》搬上舞台，作为纪念而在公演时将身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之孙的两人请去东京。我问路易斯舞台效果如何。“唔——，OK。不过，多少有点儿Strange（怪异）。”他的心情我也好像可以理解。

后日附记

知识界的美国人，无论以怎样的形式都不至于说出可能被人理解为种族歧视的话来。但与此同时，无论怎样的自由派人士都会在地理上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歧视倾向。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例如可以这样直言不讳：“从112号往北去不行，那里是rough neigh·bor·hood（不安全地带）。”甚至特意在地图上做出记号：“不能从这往北！不能从这往西！”不过在结果上，112号北边的rough neigh·bor·hood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四——比如说——是黑人。这点开车经过即一目了然。总之等于说“从这里往北（比如说）住的是黑人低收入阶层，经常发生同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什么的，所以最好不要靠近”。但由于这样的说法不得体，就置换成地理位置以互相传递信息，而这一置换又那般若无其事明快利落，对此我总是想“到底那么回事”。

看托马斯·沃尔夫(5)的《天使，望家乡》，里面清楚地出现了“黑人区”（nigger town）这样的字眼，亦即城市里的黑人专用住宅地。这当然是存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南部城镇的事，但未尝不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归根结底不过是换了术语而已。

在电影《初升的太阳》（Rising sun）里，黑人警察把日本无赖引诱到市中心，借同胞之手狠狠教训了一顿。当我听他说“rough neigh·bor·hood也是美国财产！”时，心想，这还真不一定全是开玩笑。

(1)　“团块世代”：日本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

(2)　Big Chill：意为“大寒冷”。此电影一译《山水又相逢》。

(3)　American Psycho：或可译为“美国病”。

(4)　坪：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3.3平方米。

(5)　沃尔夫：美国小说家（1900—1938）。

在美国跑步　在日本跑步

在日本的时候也好，在美国的时候也好，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每天都跑步，有机会还参加赛跑什么的。若问我在日本跑和在美国跑有什么区别，我还只能回答“有的”。当然，不是说跑这一行为本身有什么不同。左右脚交替迈出，尽可能迅速有效地将躯体移向前去——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这都是“跑”这一行为的基本形式。但若说到对“跑”这一单纯行为提供怎样的人为环境，则场所不同就会有很大差异。造成差异的最大原因，不用说，在于营造环境的人的意识本身存在着差异。

假定你是业余赛跑运动员，对老是一个人在家附近跑感到单调，想在十公里比赛中一试身手。若在日本，只要买来专门讲赛跑的刊物，查一下后面的比赛日程表，就能知道每个周末日本全国都有为数不少的越野赛。在美国，只要去一下街头巷尾的体育用品店，关于近郊举行赛跑的小册子即可手到擒来——上面有篇幅不大的讲赛跑的地方专页。参赛费日本大体两千至三千日元，美国十至十五美元。整个看来美国的似乎多少便宜些。参加赛跑并非日常性的，所以，不妨说款额上没有多大差别。

问题是参赛报名截止日期。在美国，如此程度的业余赛原则上不存在截止日期。大半比赛当天当场跑进去也可以。当场跑进去的，参赛费一般高出三五美元，有时候还领不到T恤（或者领不到所要号码的T恤）。但如果对此不介意，情愿多花五美元又不稀罕什么T恤，那么赛前十五分钟赶到出发地当场交费就OK了。简单至极。早上睁眼醒来心生一念：好咧，今天跑上一场！那么马上就能跑上。

而日本则不然。细小的不同固然难免，问题是大凡的赛事都一个月前就报名截止，要当天参赛简直是开玩笑。至于何以那么看重截止日期，原因是——我是这样猜想的——必须编印选手名册。在日本参加赛跑，一般在领号码时要领一本选手名册。名册上一个不少地印有参赛选手的姓名。若是四十二公里远距离马拉松倒也罢了，而充其量五公里十公里跑着玩儿的把戏，何苦特意搞什么名册呢！然而日本的赛跑主办者就是那么认真。把所有参赛者的名字一一排列印成小册子当然要花相应的时间，正因如此，报名日期才一个多月之前即告截止。这么着，就算你下决心“好咧，跑上一场”，而实际跑上也要等一个到一个半月。何必不厌其烦搞什么名册呢？我是不大明白。莫非没有名册就会有选手表示不满，说什么“没有名册到底寂寞啊”，就像世间存在着看电影必买小册子（又贵又空洞的小册子！）之人一样。也许，这其中还涉及到当地印刷专业户的利益吧。

选手名册上另外一点叫我心烦的，是必须标明所属团体。例如我，就要写成“村上春树　××岁　东京　无所属”。不料细看名册，像我这样属于“无所属”之范畴的人寥寥无几。别人大体都正儿八经属于某个团体。属于“陆上自卫队”者有之，属于“东京电力跑友会”（不知是否实有其物，比方说）者有之，属于“东京都政厅”者有之，属于“国立跑步协会”或“西宫赛跑俱乐部”者有之。什么也不属于的人委实屈指可数。每次瞧那名册，我的心情都挺复杂的，再次深切感到“噢，说到底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有地方的任何组织！”老实说，我真不希望在晴朗得令人浑身舒坦的星期日从一大早就一一感觉这玩意儿。

美国就不存在此类名册。报名、领号、跑，这就是了。当然喽，若是波士顿马拉松和纽约市马拉松那样的大赛的确是有名册的，也的确有截止日期。不然的话人数太多无可收拾。不过名册上没有“所属团体名”这个栏目。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所属团体”那样的意识。远距离赛跑基本上是以个人资格参加的，至于那个个人属于何团体在何处任职，那是了不相干的。对于我来说，当然是这样快活得多。

据我所知，美国几乎不存在什么“跑友会”之类。近来在纽约中央公园跑步时有意观察了一下，发现纽约的跑步差不多都是一个人跑，两个人跑的大体上不是夫妇就是恋人。大概没有日本那种一到星期日众人就聚在一起跑、跑罢一起去哪里喝啤酒的团体。我倒不是说众人一起跑就不好，只是说人家美国人不那么跑。我想这恐怕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的mentalism（精神状态）有所不同。顺便提一句，住在意大利时，看见意大利人常常结伙一起跑，星期天早上沿特韦雷河跑步，有时能看到好几伙——一伙十人左右——身穿同样T恤的老伯。我不知道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聚堆跑步，有可能因为一个人跑时不能交谈，感到寂寞。

日本赛跑同美国赛跑的另一大区别，是开幕式的有无。即便是波士顿马拉松和纽约市马拉松，也不搞什么开幕式。在波士顿，确实有人在即将起跑时站在起跑线附近的高台上无伴奏地唱《美丽的阿美利加》，随即开始倒计时，一声枪响。何以唱《美丽的阿美利加》呢，是因为这天正值马萨诸塞州的“爱国日”。但没有大人物紧接着搞什么致词。大家聚在一处，“砰”一声即算了事。可是日本比赛开始前必有像模像样的仪式：市长致词、教育委员长致词、大会委员长致词、县议会议员致词。同小学运动会的致词如出一辙——想来，小学运动会的运作方式大约是日本远距离赛跑的雏形——都是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没有人听那玩意儿，无非政府方面人士围作一圈“吧唧吧唧”鼓掌而已。陪伴着这些人，日本的赛跑主办者差不多已把选手们忘个精光——我对此可是深有感触。当然，对于星期日一大早就顶寒风冒冷雨站在路旁维持交通或热心供水的工作人员，我是深怀感谢之情的。但另一方面，我常常心想，主办方上面的人脑袋里恐怕大多装的是“弄得像那么回事儿”或“别出洋相”什么的，而“跑”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提供便于选手跑的环境这些本来一开始就应具备的基本念头却很淡薄。

几年前参加东京郊外F市主办的“F马拉松”时，开赛前几天市政府职员就往家里打电话，要我提前三小时到起跑地点集合，否则可能取消参赛资格。我说作为集合时间提前三小时无论如何太早了，问其缘故，得知目的似乎是让尽可能多的选手参加开幕式。这马拉松大会（准确说来马拉松是指四十二公里距离，此外应称为“远距离赛跑”——不说也罢）有几种距离，从短的开始依序起跑。第一批九点开始，我跑的是在偏午时分。所以，开幕式比我开始跑的时间提前了许多。开幕式照例有市里头面人物致词，届时若凑不够一定的人头数，作为主办部门想必不好交待，以致工作人员要挨门逐户往参赛者家里打近乎威胁的电话招兵买马。说是和平光景也行，反正我觉得日本的衙门可真是有闲工夫，先上来的不是火气，倒是敬意。如此情形，与其说是“上意下达”，恐怕不如说成“上意下溯”。问题是，较之往这上面操心费力，更该设身处地为提前三个钟头之多被赶出家门的普通选手着想才是。赛跑到底为的是什么？是为谁主办的？至少我对这“F马拉松”是不想参加第二次了。较之办赛跑，这家市政府说不定更适合办赛马（这样就晓得在哪里了）。

我倒不是袒护美国，但若让我作为一个参赛者畅所欲言，我看至少在赛跑方面日本恐怕到底比美国落后一大截。从主办者角度来说，模式大概是这样子的：国土狭小→取得占路许可不容易→必须向政府和警察点头哈腰→所以难免成为看上头脸色行事由上头主导的比赛。可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我在美国参赛每每尝到的是类似“手工操作”、“小民为主”的味道。比赛大多由各地小社区操办，基本目的是促进当地居民健康向上的生活。或者有时由本地“防止幼儿虐待会”那样的团体主办，目的一是募集资金，二是宣传（每人发一件写有“不许虐待幼儿”字样的T恤）。不管怎样，举办宗旨都是较为清楚的，有不少明确提出“本赛收益捐给……”从事会务的全是自愿聚在一起的志愿者。跑的过程中也很有一种“爽快”感，用不着争先恐后，轻轻松松跑完，就好像日常跑步的延伸。当然日本也并非没有这类令人开心的小规模赛跑活动，我有好几个因为开心而想年年参加的国内赛事，但总的说来这属于例外。在日本，大多时候无论如何都要由衙门——大部分是市或镇的教育委员会——念开场白，因此整体上总有虎头蛇尾的印象。尤其在有旅游景点的地方，由政府和旅游行业携手举办的比赛往往出问题。从经验上说，参加这样的比赛很少让人欢天喜地，主办方也只是作为买卖确保圆满收场，几乎感觉不出其中应有的心意——或许那玩意儿一开始就无从谈起。唯独礼品袋、参赛奖和名册日见豪华，而对于参赛者的关心却日愈淡薄。至于比赛的收益跑到哪里去了，没有人晓得。

国内这种商业化比赛固然叫人不满意，而负责海外马拉松旅行团的旅行社的做法也有让人纳闷之处。例如有这样一件事。我认识的M君和我一同参加波士顿马拉松时，告诉我他是在东京报名的，因为大旅行社K社代理此项申请。不料去K社时，对方递给一张调查表，让他先回答上面那些问题。倒也算常有的事，问题是调查表上排列的是只能说是莫名其妙的提问。例如“参赛前一星期你性交么”云云。真有其事，不开玩笑。或许我想象力不够，也可能仅仅是脑子反应不过来。可我怎么想都理解不了：参加马拉松前一星期性交不性交这样的事对于旅行社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个调查结果打算用于什么目的呢？莫非他们以为“具有比赛前一星期我必定性交”这一坚定而一贯的信念之人世上为数可观不成？赛前也好赛后也好，性交那东西愿意来则来，不愿意来则罢，不是么？这种事难道还要一一讲给别人听？如果我这样的想法作为社会公理有问题，那么我道歉就是……M君也瞠目结舌，问道：“这个也必须一一回答？”对方说：“当然。因为是正式文件，不回答所有提问不好办。”

M君到底气恼起来，没填写那玩意儿就回来了（理所当然。若在美国做同样的事，笃定事情闹大。没准负责人就一下子被炒掉了）。我听后也久久陷入深思。M君自然除外，可其他报名者对这种毫无意义可言的愚蠢提问莫非也毫无怨言地填写“性交”或“不性交”不成？想到那样的场景，我不由得一阵黯然神伤。用自己双脚跑步——世界上最个人的也必须是个人的行为居然被以如此形式扭曲、居然因组织的力量而受到如此无谓的不必要的制约和强迫。我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极为可悲的。

日本的参赛者们，我要向你们认真建议：不妨对很多事情多生些气！不妨大声疾呼：“我不是寒冬一大早冷得浑身直发抖来听什么市教育委员长的无聊讲话的！”不妨厉声抗议：“参赛前性交也好不性交也好跟别人毫不相干！你们本来就没有问这个的权利！难道你们不知道个人隐私的尊严吗！”不妨向装腔作势的比赛主办者高喊：“我属于哪个团体不属于哪个团体怎么都无所谓！跑步的是我个人！”或者说对其他参赛者来说这种事莫非无可无不可？也不怎么生气？我反正是每有什么就发牢骚，但近来觉得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抱怨，渐渐寂寞起来。

还有一件事。去年檀香山马拉松之际，我正好去夏威夷办事。因为刚跑完纽约的，当时就没跑。只见夏威夷的报纸上说日本人参赛者太多了，问题相当严重。太多有多少呢？总数一半以上是日本人。准确数字忘了，记得大约两万参赛者中日本人有一万二千左右。檀香山马拉松原本是以防治心脏病为目的举办的，谁想参加都可以，时间限制也一概没有。几乎没出现一流选手，目的不在于创记录而在于让更多的人尝到跑步的乐趣。比赛的操办委托给人数众多的本地志愿者，由市民共同协助办成轻松愉快的赛事，此乃能让人觉出市民热情（气温亦有些过热）的“家乡活动”。一九八三年我也参加过，的确其乐融融。

可是如今本地一般市民对檀香山马拉松的形式似乎相当心怀不满。报纸上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读者来信：“我们何苦特意协助操办日本人占一多半的活动？”“限制参赛人数！大半的日本人光走不跑。”当然有这么多日本游客赶来，旅游行业是赚钱的，但对于不得不忍受一天交通管制的不便的普通市民来说则什么好处也没有，只落得麻烦罢了。甚至有这样的读者来信：“虽说旅游行业赚钱，但怀基基的旅游业百分之八十都是日本人经营的。归根结底日本参赛者是从事旅游业的日本人叫来的。赚钱？赚的钱还不又寄回日本了？总之是日本人利用我们的地方我们的比赛赚钱，不是么？”这种心情我也不是不理解，那么多人跑四十二公里——就算多少走一段——本身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为数超过一万的人专门从日本乘飞机拥来参加外国的马拉松大会，的确可以说是“脱离常规”。也可能你说反正日本人有钱，原因就是如此。是的，如果没钱，绝不会有一万多人飞来夏威夷跑马拉松。这点毫无疑问。但原因不仅仅是这个，我想。

说到底，恐怕大多数赛跑者也认为日本的马拉松没意思吧？你以为如何？

后日附记

有一说认为长跑的人多是平庸无聊之辈。我本身也长跑，觉得此说颇有可信性。例如，每次看跑步专门杂志上的读者来信栏目，都深感的确枯燥无味。世上有无数专门杂志，而在文章的无聊程度上跑步杂志相当领先，就连牙科技工专门杂志的文章都多少比它生动有趣。一次听人说（终归是听人说的，不知真假。错了请原谅）主持人在电视上讲：“一看见早上跑什么步的家伙就想伸腿把他绊个跟斗，问他难道你们就那么想长命百岁？”这种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跑四十二公里绝非无聊的行为，它的确富于刺激性、非日常性和想象力。即使平日无聊至极的人，一跑也会变成“别的什么”。只是，一旦要将这“别的什么”用语言表达，便不知何故会变得极其平庸无聊。

此外，某主持人在电视上的意见（假如他真是那么说的）里有一个误解：我等绝不是为了长命百岁才跑步的。就算活得短暂（人生这东西尽管多少存在误差，但终究是短暂的），也要为这短暂的一生而全神贯注地奔跑。所有男女统统跑步的必要当然没有，可是选择如此活法的权利是有的。况且，偶尔知晓一下自己乃彻底无聊平庸之辈，不也是必要的么？

斯蒂芬·金与郊外恶梦

普林斯顿郊外有一方“和平的郊野”，称得上犯罪的犯罪很少发生。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份大学管理部门的通知：“不在家的时候，哪怕短时间也务请把门锁好。近来乘虚而入的事件似乎时有发生。”反过来说，就是过去即使不注意锁门也无所谓。听说近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者增多，住在城里的人开始像外出打工一样来郊外住宅区偷盗，不能像从前那样掉以轻心了。不过和大城市相比，这里犯罪率仍然少得多。

报上报道的也大多是“校内六辆自行车同时被盗”或“住在普林斯顿的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驾驶的汽车在埃尔姆大街被撞”之类。顺便说一下，欧茨先生没有受伤，只是防撞杆塌了个小坑。看照片，双手叉腰站在车旁的欧茨仿佛在说：得得，乱弹琴！后面车里的年轻女孩似乎因为“想什么事儿来着”而看漏了前面车上的刹车灯。

另外有一起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了全国性的话题，说不定有哪位听说过——住在普林斯顿的一位女士状告作家斯蒂芬·金先生的《贪欲》（miserly）为剽窃。是去年的事情，已属很旧的旧闻了，但因为同普林斯顿居民有关的全国性事件相当罕见，且事件本身的发展也极为有趣，所以在此介绍一下。

事件始于一位家住普林斯顿的安·希尔特娜女士状告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她对新闻记者说《贪欲》那部小说其实是她的作品，差不多每字每句都是她写的。“他闯到我家偷走了原稿。”

对此，金氏法律代理人阿瑟·格林断言安·希尔特娜所言毫无根据纯属胡说，并称她是个一连给金氏写了十年“傻”信的没冒芽的作家，这种人简直不值一提。

再讲一下安·希尔特娜的说法。她说斯蒂芬·金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番五次闯入其家门，偷去她和弟弟写的原稿挪用到他本人的作品中。以前她也屡次提出抗议，尤其是这回的《贪欲》，等于厚颜无耻的全盘照搬，所以她再不能忍气吞声。她要求把书的销售收入和电影改编的收入交付自己，并马上从书店收回单行本。而且断定书中出现的精神异常的护士安妮·威尔克斯（凯西·贝茨因扮演此角色得了奥斯卡奖）是以自己为原型的。希尔特娜说：“我可不愿意被人用在斯蒂芬·金的书中。”

马萨郡检察院的一位职员承认安·希尔特娜提起过好几次关于她和斯蒂芬·金的关系的奇妙诉讼。一次她指控斯蒂芬·金乘坐装有窃听装置的飞机在她家房顶上盘旋窃听，要求对方中止这一行径。“作为窃听方法应该说相当别致，”听取指控的职员这样发表感想，“但是她很认真，打心眼里深信自己所言彻头彻尾属实。我也试图说服她消消气，可这事要做起来，总觉得自己是站在坏人一边。”

她否认自己给斯蒂芬·金写了恐吓信。“我只给他写过四张明信片。”她说，“金给我来过一封信，叫我最好请精神科医生看看。”

报道旁边刊出了安·希尔特娜的相片。她穿一件毛绒绒的毛皮大衣，戴一顶同样毛绒绒的毛皮帽，笑容满面。从相片看，只是到处可见的普通中年妇女。

若光是这些，无非是俯拾皆是的“脑袋出了点儿故障的阿姨”的故事。但往下的发展就多少有点离奇了（报纸上称为斯蒂芬·金式旋转球）。数日后的四月二十六日早上六时，一个叫埃里克·基恩的二十六岁男子闯进金氏位于缅因州的维多利亚风格住宅。当时金氏出门旅行或做什么去了，家里只有太太塔薇塔。基恩对她说背包里有炸弹，她马上跑出去向邻居求援。赶来的警察在阁楼里找到入侵者，用警犬把他逼入死角逮住。原来背包里的炸弹是假的，他说为了教训一下非法窃取自己住在新泽西州的婶母的原稿写《贪欲》的金氏，所以带了假炸弹上门来吓对方一吓。

这么一说，一般人大概都会想象基恩这小子是安·希尔特娜的侄儿，然而实际上基恩与安·希尔特娜之间毫无亲戚关系。《特伦顿时报》打电话问住在佛罗里达的安·希尔特娜的叔父，对方说据自己所知，亲属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一桩蹊跷事。

关于这一事件，安·希尔特娜说：“这场炸弹闹剧是基恩一手导演的。我没有哪门子亲戚叫什么埃里克·基恩。那还不是基恩为了表现自己所做的勾当！那种人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基恩是个浅薄的傻小子，那种人往后大概也会以行窃为生，他要一家接一家偷下去。”

据普林斯顿警察署介绍，安·希尔特娜不单单对金氏，对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和诺曼·梅勒也有非难。按她的说法，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零年两年间，这三个作家合谋闯入她家偷去了手稿。欧茨和梅勒有何必然性被牵扯进来自是不知，不过金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外加诺曼·梅勒三人一起入室作案这光景未免有些妖气弥漫，倘能看到，我都想一睹为快。

“安·希尔特娜也好埃里克·基恩也好，不过是想引起世人注意罢了。”斯蒂芬·金接受电话采访时无奈地说，“他们不过是想通过引人注意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多少出格离谱的人那一带遍地都是。我或者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就像避雷针一样，起着吸引他们的作用。”金氏还回忆起了在纽约一家书店应一个名叫马克·查普曼的男子的请求在书上签名的事。刚签完名，查普曼就开枪打死了约翰·列农。假炸弹和莫名其妙的指控或许应该算是幸运的了。

入室者埃里克·基恩被关进了拘留所（保释金五千美元），但他始终一口咬定金的小说《贪欲》是以他婶母的经历为基础写成的。他说自己写出了《贪欲》的续篇，希望金能帮助出版，但未谈拢。律师说“大概是为了继续商谈而闯入家中的”。就是说，这里又冒出了“没冒芽的作家”。

安·希尔特娜几天后主动撤回了对金氏的起诉，原因是“不大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奇怪的是，三天后她再次提交了同样的起诉书。很遗憾，不清楚这份起诉书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也留意看报纸来着，但那以后再没出现有关希尔特娜／金的报道。

我写《挪威的森林》那部小说的时候也曾接到过同一类型的“莫名其妙的人”的信，所以怀着个人兴趣把该事件的经过剪辑了起来。重读报道时首先想到的是：倘有安·希尔特娜那样的人实际住在附近，肯定啰啰嗦嗦大伤脑筋。同这种人打交道若有闪失，不晓得会惹他说出什么干出什么来。那么死皮赖脸的人，一旦开头断难收场。其本人坚信自己正确，对别人所言置若罔闻。而不明真相的人见其言之凿凿很可能信以为真。我可不愿意与这种人为邻。

我有一个美国熟人准备在普林斯顿买一座房子，我半是出于兴趣去看了他还没拿定主意买下来的房子的情况。向远处延伸的环行路两侧，广阔丰饶的绿色田野上排列着一座座房子，住户几乎全是中或中上阶层的白人。草坪修剪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松鼠在树木间蹦蹦跳跳，一派闲适祥和光景。不料这时我蓦然想起安·希尔特娜来。因为希尔特娜就住在“什么什么环行路”边。是啊，即使这样的地方也有住着“莫名其妙的人”的可能性。想到这里，我不由觉出一丝寒意。当然日本也有一定数量“莫名其妙的人”。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美国和日本都彼此彼此。不过假若横竖要住在“莫名其妙的人”附近，那么我宁可选择日本。

美国郊外的普通住宅规模都相当大，足有一两千平方米，前院有平得反正就是平的草坪，有长长的停车道，一般没有围墙。这些郊外住宅大多是各地开发的高级商品住宅——想象成电影《外星人》（E·T）或《出声的幽灵》（polter geist）中出现的住宅即可——不是原先就有的共同体，因此附近住的什么人根本搞不清楚。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黑匣子（black box）。

当然，同日本郊外密密麻麻首尾相连的商品住宅相比，两者在质上有天壤之别。但惟其一家一家占地广阔，也就不难窥知其中荡漾的某种深重的孤独感和隔绝感。空旷的地表上一座孤零零房子，从旁边看上去总给人以空不设防的印象。日本的房子诚然逼仄得让人透不过气，但因此也在感觉上有了“众人中的一人”那样的匿名性。而美国恰恰相反，因其宽广而无处可逃，一旦有什么只能硬着头皮迎面接受。刚来美国时我也天真地想：绿色多，房子大，房价又比日本便宜得多，住在这地方多妙！可是过了一年看惯之后，越来越觉得事情要比表面看到的来得麻烦。

另外还有不知邻人在干什么的恐惧感。像希尔特娜那样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半老太婆都有可能一大清早就趴在桌上给畅销书作家闷头写威胁信，在巧克力工厂上班形象甚为温和的中年男子没准其实是精神异常的连环杀人恶魔，作为杰出律师深受人尊敬的和蔼可亲的邻居或者是连续抢劫银行的主犯亦未可知。

作为最后例子举出的“貌似杰出律师的银行抢劫犯”不是我凭空捏造，而是附近镇上实有的事例。这名律师同样在中上阶层居住的平和优雅的郊野买了一座漂亮的砖瓦双层小楼，过着雅皮士的生活，所以周围人都以为他必是成功的精英律师无疑。然而实际上他和弟弟一起逐家袭击了宾夕法尼亚的银行，都是持枪抢劫。大概作为本职的律师工作干得不顺手（美国律师竞争对手多，干下去十分艰难），转而干起了这个立时见效的副业。后来他被抢过几次的银行的摄像机揭了老底，一大早警察上门来抓，因拒捕被猎枪一枪打死了。闻得枪声跑来的附近居民听得事由，无不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反正，邻人真正在干什么，谁也弄不明白。

我猜想，这种郊外住宅区式的恶梦，恐怕便是多数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感。否则，不至于拍摄那么多以郊外住宅为舞台的精神病（psychopath）影片。总之，自《危险的关系》、《沉默的羔羊》以来，精神病杀人片便似乎作为一个分类彻底定了型，大同小异的影片一部接一部拍摄出来，完全取代了一个时期特殊摄制的恐怖片热。我也没有一一看完，总之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片上映。那部《非法侵入》，讲的是一个精神病警察苦苦思恋雅皮士建筑师（卡特·拉塞尔）的美貌妻子，遂利用职权三番五次闯入其家，看得人毛骨悚然，一开始显得蛮亲切的普通警察渐渐渗出疯意那部分尤其恐怖。《培养凯茵》是布赖恩·德帕尔马的作品，讲一个女医生的结婚对象其实是多重人格精神病患者、连续拐骗幼儿犯和杀人犯。初看上去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而人格一换就成了偏执型杀人狂。太太也觉得他有点反常，却怎么也摸不到真相，稀里糊涂被拖入恶梦之中。也是因为约翰·里斯戈演技的逼真，这部影片相当令人不快。稍老一点的《和仇人睡觉》（Sleeping with enemy）讲的也是装死逃出近乎精神病的残暴丈夫之魔掌的故事。《恐怖岬》（Cape fear）讲的也是被刑满释放的精神病人欺侮得大气不敢出的律师一家的故事。这些电影情节的共同点是：（1）原来都属于中或中上阶层、本应过普通和平生活的人；（2）因某种原因同精神病人打起交道；（3）被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最后基本上奋起反抗杀掉对方）。另外，电影的舞台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大城市，而几乎都是一派田园风光的郊外住宅地带。

这种阴森森凄惨惨看后令人不快的精神病影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因为有共鸣才有人看吧），我想大概是它基本上表现出了如今美国中产阶级某种内心深处的不安。也就是说，只要在郊外买一座可以停两辆汽车的大房子安顿下来人生就算定局，这种往日的美国梦已渐渐行不通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逃离犯罪增多的大城市而来到郊外，然而并未因此从恐怖中解脱出来。郊外存在郊外的恐怖。这些普通人多数被催着还住房贷款、害怕被临时解雇、为看不到尽头的经济萧条而惴惴不安、对美国理想的变质感到困惑、为教育费和医疗费的暴涨伤脑筋，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感压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万一自己也像抢劫银行的律师一样有什么不测风云或一步踩空……我觉得，“只要按部就班做下去就能成功”这样的乐观性——中产阶级的最大法宝——正在逐渐失去其效力和说服力。

归根结底，潜伏在这种看上去一派田园风光的地方的恐怖，正是斯蒂芬·金多少年来所不断描写的。形成其厚实的读者层的，也是住在看上去一派田园风光的地方的普通市民。而威胁金氏私生活的轻度精神病患者、“莫名其妙的人”也来自同样看上去一派田园风光的地方。

我住处附近的国道旁边倒是有一条堂而皇之的商业街，而实际上可谓门可罗雀。过去高档商品专卖店比比皆是，但都由于经济不景气而难以为继，这一年半时间里活像发梳掉齿似的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我刚来的时候，有拉尔夫·劳伦，有卡沙雷尔，有高级音响器材店，而现在什么也没有，俨然幽灵街道，橱窗也全都成了蝉壳，玻璃上贴着“近日开业”的字样。四下不见人影，唯独喷水池喷出的水随风摇曳，满目凄凉，甚至比凄凉还甚。本来就是为招揽顾客而人工建造起来的，一旦没了人，就连坐落在那里的建筑物本身一瞬间都似乎岌岌可危了。若是斯蒂芬·金，想必又会把这个写进恐怖小说吧。

后日附记

这门可罗雀的步行商业街最近改变经营方针，走厂家直销路线，引进好几家廉价商品大批量销售店，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

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说斯蒂芬·金在一个晚会上同埃美·谭和摇滚乐队搭档唱歌。太太塔薇塔·金后来出版了小说。

安·希尔特娜和埃里克·基恩那以后再无消息。

谁杀死了爵士乐

来美国生活之后，逛旧唱片店物色旧爵士乐唱片成了一大乐趣，甚至可以说成了最主要的娱乐。有时自己也想：好容易在外国居住一趟，应该设法享受更有意义更有动感的人生才是……

我喜欢爵士乐，十三岁就开始搜集唱片，直到现在。不过并非所谓收藏家。一来生性没有那么不屈不挠，二来不乐意对不外乎是“东西”的对象物挥金如土（总之就是小气），所以怎么也成不了收藏家。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执著——若是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旧爵士乐，我认为即使音质多少有问题也最好用过去的唱片（不是CD）来听。所以，我想尽可能把很早以前已经报废的原版片搜集齐全。而在日本搜集，以我的基准衡量未免花钱过多。这么着，不知不觉之间停止了对爵士乐唱片的搜集。若有实在想听的，就用新出的CD应付一下。

但在美国，花上五至十美元就能搞到相当不错的。于是嘴里说着这个便宜那个也不贵东买西买的时间里，唱片膨胀起来了。老婆嘟嘟囔囔发牢骚说，再增加可如何得了，日本旧唱片都有四千张了，连放的地方都没有了。但若眼睛碰上，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

不用说，较之密纹唱片，CD保管起来方便得多，音质也好。用新编的CD听往日常用唱片听的爵士乐，细微处也清晰悦耳，每每为之叹服：噢，用唱片听总听不到位，原来是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演奏！不过纵使这样，长时间听下来还是渐渐觉得疲劳了。看来，这东西我一下子适应不了，觉得别扭。原来听起来就好像是在烟雾蒸腾的地下爵士乐俱乐部演奏的曲目，变成CD后听起来顿觉装腔作势，俨然在高雅明净的宾馆大厅里演奏。或者说，唱片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氤氲氛围，而变成CD后则氤氲杳然消失，只给人以空落落的凡庸印象。虽然不能说尽皆如此，但往往是这样。世上的事并非只要便利即可——不过这是仅就爵士乐而言，至于古典和摇滚，我已彻底换成了CD。而这说到底也未尝不是沉溺于乡愁的偏执。

同样称为旧唱片店，实际上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分门别类按字母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有的则不管白菜萝卜一古脑儿扔在纸壳箱里，让你“随便找去”。旧书店是意外的好地方，店角悄然摆着唱片，偶尔可以发现绝妙珍品。大概有不少人把书和唱片一起卖掉。

价格各家也相差很多。直截了当地说，价格有等于没有。那边卖三十美元的东西这边三美元就能得到，且屡见不鲜。内容一样而仅仅因为标签颜色不同，价钱就相差两三倍之多。如此细部方面的专门知识同物色旧书一样，需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经验才能培养出来，和做游戏一个样，最适合用来消磨时间，我所说的“娱乐”就是这个意思。去那些店，这个那个寻找唱片的时间里，三四个小时一忽儿过去了。现在正是世人将唱片转换成CD的时期，把以前搜集的唱片“砰”一声统统扔出去的情形自然多了，对我这样的人可谓大好时机。同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唱片不期而遇时的欣喜，是其他方面很难得到的。往下的一天便傻乎乎乐不可支了。

在这CD全盛时代居然敢倒行逆施收唱片——看来旧唱片店主多数是多少有点古怪的人，顺便同他们聊起来也蛮有意思。在离我家一小时车程的费城一个普通商业区里，有一家品种极为齐全的主要卖爵士乐的旧唱片店。这里价格合理，管理也一丝不苟。店主很年轻，估计也就三十二三岁，可相当偏激，是个铁杆唱片迷，对着买CD的顾客就吼：“我讨厌CD！”我整整买了一堆，付九十美元时我开玩笑说买这么多唱片又要给老婆抱怨了，他应道：“你也是的？说实话我也是的，所以才开这么一家旧唱片店。喏，做买卖老婆总不至于抱怨嘛！”道理既像讲得通又似乎讲不通，非同一般。

“不过，买到手，不都是要卖的么？”

“哪里。自己喜欢的就不卖给别人，当作自己的东西拿回家去了。毕竟忍不住么。人生不全都是买卖。”

事后我担心他这样子买卖能否做下去，可他却总是那么喜滋滋的忙来忙去。不管怎么说，能喜滋滋的干活比什么都好。

大学毕业后我经营了七年所谓的爵士乐酒吧，差不多从早到晚都听爵士乐。原来就是为尽可能多听爵士乐才做那个买卖的，因此无论工作多忙多累都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只要那里响着爵士乐即可。我也年轻，很多情况下都属于乐天派。我的基本态度是：干自己喜欢的事一般都能干好。而且幸运的是，当时的确干得顺利。总之，我过的是白天爵士乐晚上爵士乐的生活。由于时不时要现场演奏，年轻的音乐家们经常到酒吧来，工作完了时常和他们一起喝酒聊爵士乐聊到天亮。房间里始终放着爵士乐，大家光是一起谈论爵士乐都很快活。他们当然很穷，我也是背负着巨额债款从早上干到深夜，但我觉得生活中到底有着某种美好的东西。

但碰巧写起小说来了，以后两三年时间里又开爵士乐酒吧又当作家，过着脚踏两只船的生活，这一时期可谓心力交瘁。我已年过三十，酒吧比以前大了（中间搬过一次），写作的量渐渐增多，各种鸡毛蒜皮的小矛盾也多了起来。

为当专业作家而关掉酒吧之后，出于逆反心理，一段时间里可以说几乎不听爵士乐了。脚踏两只船时代的后半期，尽管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心情上恐怕已经朝“自己写东西”的方向切实转变过去了。听爵士乐诚然喜欢，但与自己从零开始创造什么相比，毕竟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一旦体会到创造的喜悦，仅仅以“听”为工作便渐渐变得难以忍受了。可以说，这种类似自我分裂的东西在我身上不断增殖。所以关掉酒吧时就像终于卸去了长期背负的重荷，全身都瘫软了。也就是说，卸掉之后才晓得它的重量。我当时真实的心情是：爵士乐暂且放到一边去好了！酒吧里用的唱片倒是直接拿回来三分之二，但都塞到壁橱深处，只听摇滚或古典音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如此这般，虽然热心听爵士乐听了三十年之久，但就个人经历来说还是不敢轻易自称“我是爵士乐迷”。说爱憎相间未免言过其实，但其中确有一种不能简单以喜欢或厌恶等字眼表达的东西。提起在爵士乐酒吧那种地方度过的岁月，既有愉快的回忆，又有很难说是愉快的回忆。既有愿意想起的事情，又有记忆依稀的事情。种种回忆、感触、空气、矛盾、欣喜、自我厌恶以及谜团搅成了一锅粥，又在爵士乐一词的回响中凝为一体。它们在爵士乐里浸泡得太久太彻底了，已经无法分辨地牢牢粘贴在了那里，而这毕竟令人难受。老实说，得以单纯地果敢地同过去一刀两断地欣赏爵士乐是最近才有的事。爵士乐酒吧关门已过去了十年，盘根错节的东西终于一点点松懈、消散。十年时间说起来不算短暂，但我掌握或消解各种东西——无论什么——所花的时间要比别人多。

不时有人说来美国听真正的活生生的爵士乐真不错啊，可我实际上几乎没有机会去纽约的爵士乐俱乐部。爵士乐俱乐部的现场演奏一般开始得很晚，对于我这样早起早睡的人有点勉强。演奏结束后还要花一小时开车回家——想想都心烦，而为此订旅馆也有些小题大做，若问我是否情愿如此去听爵士乐现场演奏，遗憾的是我会回答NO。去过一次有名的乡村“勃鲁斯乐曲”，发生了很多令人不快的事。那里的员工多少有些问题，坐在前排的日本团体游客都因时差睡了过去（我也经历过，从日本来东海岸那段时间最困）。那天晚上演奏的是“眩晕”吉尔斯比(1)乐队，果然值得一听。票价决不便宜，但演奏值这个价。不过若问我错过听的机会是否后悔，坦率地说，我只能这样回答：“能听自然好，漏听也没什么可后悔的吧。”我在纽约其他爵士乐俱乐部听到的其他音乐家的演奏也大体是这个水准。“不坏／有趣。但错过听的机会也不至于后悔。”

归根结底，遗憾的是爵士乐渐渐不再成其为与当今时代同步的音乐了。说法或许尖刻，可我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假如一九五二年我在美国，想必我无论如何都要去纽约听克里福特·布朗(2)的现场演奏。一九六零年若在美国，也还是死活必听加进约翰·科尔特兰(3)、“加农炮”(4)和比尔·埃文思(5)的迈尔斯·戴维斯(6)六重奏。大概不会说什么远啦麻烦啦困啦空气不好啦等等。

倒也不是说讨厌爵士乐了。有新爵士乐也乐于听，觉得到底是爵士乐好的时候也是蛮多的。可是其中没有深深打动人心的东西，没有此时此刻有什么正在降生的兴奋。对那样的东西、对曾经活在我火热记忆中的东西，作为我已没有多大兴趣，如此而已。至少兴趣不至于大到为了听它而特意跑去纽约住一晚上。

前几天我去位于普林斯顿的麦卡特剧院听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的演奏。这是温顿·马萨利斯率领的生机勃勃的爵士乐队，这天演奏的清一色是埃林顿(7)乐曲。这支乐队的特色在于由资深老手音乐家和新手音乐家（所谓马萨利斯一派）混合演奏。老手方面有乔·威尔德、杰克·塔吉安、罗兰·汉纳等熟悉的名字。以前在埃林顿乐队唱过的歌手米尔顿·格雷逊也唱了几曲。布里特·伍雷曼等往日在埃林顿乐队干过的音乐家也有几个人参加。

为了再现埃林顿音响，曲目的选择相当考究，编排也极其严谨，结果成功了。并非仅仅是继续演奏埃林顿乐曲的简单尝试，目的似乎是要将埃林顿的音乐世界系统地综合地再现于当代。主奏手的独奏多少有些单薄（尤其是中音提琴和中音萨克斯），要与乔尼·霍奇斯(8)和哈里·卡内相比恐怕是有些苛求。次中音萨克斯和单簧管还过得去。不过温顿·马萨利斯、卢·索罗夫、乔·威尔德等小号部分（新手、中坚、老手）的确无与伦比。一场久违了的畅快淋漓的演奏。

但听这场演奏时我想的是，对于马萨利斯这代人来说，爵士乐这种音乐大概终究已经成了一种接近传统艺术的东西。温顿·马萨利斯是具有杰出才华的年轻人，并且确实在深入而认真地研究爵士乐。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9)到卡特·安德森(10)、克里福特·布朗、迈尔斯·戴维斯，对于他来说都是伟大的英雄。而温顿能够将他们的旋律完美地再现给当代。其音色美妙得令人神思恍惚，技艺也精湛到了年轻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但不仅于此。他的演奏洋溢着爱心和悲悯之情，那大约是对已然流逝之物以及即将消失之物的悲悯。我个人倒不特别中意温顿·马萨利斯的演奏。温顿·马萨利斯的演奏还没有“非温顿·马萨利斯莫属”的真真正正的激情，缺乏让听众感觉出有什么在眼前降生的要素。尽管如此，他的演奏有某种强烈吸引人的东西也是事实。我忽然猜想，那里边说不定潜藏着足以促成爵士乐这种音乐日后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世上有“攻击马萨利斯一派”的动向。温顿在年轻一代爵士乐迷中间有着无可企及的人气，布朗福特·马萨利斯成了电视热门节目“Tonight Show（今夜秀）”的音乐总监兼正规乐队指挥。在当今爵士乐界，两人似乎正在成为拥有六十年代肯尼迪兄弟那样影响力的存在，即使有不少人对此心生不快也绝不奇怪。前几天《纽约时报》周日版刊登了钢琴手基斯·杰雷德的来稿，批评了马萨利斯一派（尽管没指名道姓，但一眼即可看出他是针对马萨利斯兄弟的）。文章主要说最近年轻的黑人音乐家们演奏的爵士乐的确很好，可是他们的创造性又在哪里呢！

不过我是这样想的，马萨利斯兄弟考虑的创造性和基斯·杰雷德考虑的创造性，名称固然相同，而实际上大概类似在截然不同的地方呼吸不同的空气生活着的同名异人。对于基斯·杰雷德等六十年代的人来说，音乐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创造行为之于他们，大多情况下是同前辈保守演奏家们不断进行的战斗。那是非胜即负非否定即被否定的激战，于中产生了他所说的创造性。老实说，我虽然对基斯·杰雷德这个演奏家的“创造性”评价不怎么高，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具有对“创造性”的渴求。

可是对于马萨利斯这一代人来说，爵士乐早已不是应予反抗的东西，而成了为之感动为之赞叹并从中学取什么的音乐。对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一度关闭的秘门；对于他们，那好比装满精美古物的百宝箱。他们为发现它而欢欣鼓舞，而无比兴奋。在某种意义上，那是对于“年轻的黑人音乐家”的寻根之旅，是相应的时髦行为。他们对于爵士乐的观念和构想本身同基斯·杰雷德的一代迥然有别。我认为基斯·杰雷德还是应该认识其根本性区别。即使叫马萨利斯们反抗和战斗，他们也只能耸起肩说：“反抗？你到底叫我们反抗什么呢？”反过来说，在马萨利斯他们眼里，基斯那一代人的音乐并没有高明到足以令他们反抗的地步，而这也让基斯深感焦躁。

今天我也如此想着在旧唱片店里转来转去，不知道收有巴德·尚克的约翰·格拉斯赞美歌唱片是否有花七美元的价值，为此深感困惑。七美元是一条相当难以逾越的线。结果没买就回来了，回到家后仍在困惑，我到底怎么了？

后日附记

最近去波士顿的爵士乐俱乐部听了托米·弗拉纳根三重奏。老实说，这天的演奏还算过得去。不坏，但没什么了不起之处。也许是情绪不甚投入的关系。不过，假如可以向托米·弗拉纳根点什么曲子的话，我还是想点《巴巴多斯》和《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正怔怔地想着，不料最后竟真的混合演奏了这两支乐曲，我于是目瞪口呆。或许是因为心情上有相通之处，佩珀·亚当斯和托米·弗拉纳根两人合奏的《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长期以来是我爱听的唱片。

提起佩珀·亚当斯，关于这个人近来也有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我刚要进一家旧唱片店时，一个过路的年轻男子向我问时间，我回答“差十分四点（It’s ten to four）”，然后走进唱片店。进去最先看到的唱片即是佩珀·亚当斯“TEN TO FOUR AT 5 SPOT”崭新崭新的原始版（十美元）。我当然二话没说买了下来，尽管日本也有这张唱片。

此刻我在想，说不定这世上什么地方有一个——倒不是“小伙计之神”(11)——“爵士乐之神”。

(1)　“眩晕”吉尔斯比：美国爵士乐小号手（1917—1993）。

(2)　布朗：美国爵士乐最著名的演奏家（1926—　）。

(3)　科尔特兰：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演奏手、作曲家、指挥家（1926—1967）。

(4)　“加农炮”：即“加农炮”艾德利，美国爵士乐中音萨克斯演奏手（1928—1975）。

(5)　埃文思：美国爵士乐钢琴手（1929—1980）。

(6)　戴维斯：美国爵士乐小号手（1926—1991）。

(7)　埃林顿：即“埃林顿公爵”，美国爵士乐钢琴手、作曲家（1899—1974）。

(8)　霍奇斯：美国爵士乐中音萨克斯演奏手（1906—1970）。埃林顿乐队的台柱。

(9)　阿姆斯特朗：美国爵士乐小号手（1900—1971）。

(10)　安德森：美国黑人低音歌手（1902—　）。

(11)　小伙计之神：源于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同名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一个贵族院议员设法招待一个贫穷的小伙计饱吃一顿寿司，于是被小伙计视为“神”。

伯克利归来路上

十一月初我去了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大约四个星期。讲演，主持每周一次的讨论会。我教别人是有生以来破天荒头一次，而且用的是拙劣无比的英语，不用说，累得一塌糊涂。这还不算，又要见缝插针地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讲课或去斯坦福大学讲演（这个用日语，还算轻松）。此外又是欢迎会又是午餐会，折腾得晕头转向。不过一个月时间里能和学生们好好促膝交谈，对我是一次非常开心的体验，也是有意义的经历。

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虽说同是大学、同是大学生，但我再次感到差别相当之大。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或许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总之大学气氛有天壤之别。普林斯顿是所谓老牌精英私立大学，学费也高，学生以东部上层白人家庭子弟为主，校园内人口密度极低。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是十足的平民化，种族方面五色杂陈，政治上向来以激进闻名。就学校周边环境来说，伯克利那边也热闹非凡，嬉皮士、裸体者、流浪汉等触目皆是，校内甚至有娱乐中心。与此相比，普林斯顿委实平和安静之至，我住了差不多两年，流浪汉什么的一次——哪怕一次——都没看见过。就班上气氛而言，相对说来，伯克利活跃而普林斯顿稳重。教授方面，普林斯顿大体西装革履，而伯克利甚至有穿短裤者。差异就是如此明显。

用汽车打比方，普林斯顿大学是古典优雅的贝特雷（Bentley），而伯克利则是明亮欢快的杂牌美国车。相互之间当然不对脾性，加利福尼亚人光是听听普林斯顿这个名字就往往会皱起眉头。我一说自己住在普林斯顿，对方就说：普林斯顿？何苦去那么古板憋屈的地方？什么，住了快两年了？得得，你也变态得可以！在晚会等场合，若话题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人就会像京都人讲东京坏话一样，争先恐后地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研究生时代我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那可是我人生中最惨的一年啊”，什么“我因办事在那地方住了一个星期，感觉上好像住了半年”，如此不一而足。对他们来说，普林斯顿简直成了道貌岸然的权威主义代名词。反过来，若普林斯顿人迁到伯克利，也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伯克利的气氛，以致又返回普林斯顿——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伯克利的大学那种十分自由宽松的氛围我也中意得很，但若问我想不想迁来居住，那又另当别论。说憋屈普林斯顿或许真的憋屈，或许没有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可是若把聚精会神写小说放在第一位，那么未尝不是理想的居住地。不分心，多余的杂音一概没有。伯克利诚然是好玩的城市，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有些过于热闹。可能是年纪的关系，眼下想在安安静静的地方自由自在地工作和生活。

这个先说到这里。下面是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班上感觉到的：西海岸的大学对日本文学研究的热情和水平之高到底有令人刮目相看之处。和东部大学不同，这里亚洲学生多，生活水平方面的目光明显投向太平洋彼岸。更主要的是学习积极性高，充满活力。很多学生关心日本的现代文学，碰见过不少打算翻译日本新小说的学生。我切身感受到以前以古典和近代为中心的日本文学研究在近几年时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质的变化，已经不止是对异国情调感兴趣的问题了，往下的问题是我们日本作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现货”。

时下美国人愿意倾听来自日本的新的声音，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至于日本文学能否像拉美文学那样具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这多少是个疑问。不过我想某种程度的突破还是可以做到的，日本文学也将因此而自动焕发生机。用日语写小说而再次将日语相对化、身为日本人而再次将日本人性相对化——我想这将成为将来的关键性工作。

再接上一篇谈一下爵士乐。十一月末我从伯克利返回纽瓦克机场时，天气非常糟糕。若是以往，我会在机场租一辆车开回家去，但这时天已黑了，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又累，没心绪自己开车，于是请机场服务台外叫一辆面包车。因为机场里的出租车司机在车费上敲竹杠，为了不吃亏最好叫面包车。虽说是面包车，其实并非你想象的那种大家伙，不过是焦头烂额的别克罢了，看样子怕已跑了十五六年。司机是位高个子黑人老伯，相貌颇像晚年的迪克斯特·戈登(1)。

“今天感恩节还出车，够受的吧？”我搭话道。“那还用说！今天我可是一点儿都不打算干的。感恩节夜晚我也想放松放松。可是没有人，硬是给赶来了。但愿你是最后一位客人。天气又糟，真想回家好好休息。”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说相当于日本的新年，是一年一度全家团圆、静静地过节的重要日子，而这样的夜晚还不得不劳作，说可怜也挺可怜的。服务台负责预约面包车的那个黑人女孩满满地堆了一脸的不快，我搭话也不怎么开口。这样的日子得多给司机点小费才行。不过这个人嘴上是这么讲，但牢骚话里没带多少黯淡的牢骚腔，听起来还好。一个劲儿发牢骚也没用，只是有人问到才发两句——无非这个程度。这位老伯以阿尔·希布拉那种深厚的男中音蛮惬意地缓缓地说着话。有这种感觉的人适合驾驶较为大方豪爽的老型别克，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开什么本田·雅阁。

“现在一号路上车少，走这条路好了。上高速要花一元四十五美分。你也是少花钱好吧？”他说。看来人很好心。

天南海北闲聊的时间里，得知他住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叫蒙特克莱的镇子。蒙特克莱我也去过，在镇上一所州立大专做过讲演。一座令人愉快的小镇。

“我说，那里好像有一间很不错的爵士乐俱乐部，是叫‘小号’吧？”

“对对，是‘小号’。唔，一间蛮好的爵士乐俱乐部。”他说，“你喜欢爵士乐？”

他把收音机调到爵士乐台。正在播放次中音萨克斯叙事曲独奏。“好像是维茵·肖塔。”我说。“是啊。”他点下头。我又说：“钢琴是荷比·汉考克。”司机应道：“唔，你耳朵好厉害的嘛，唔。”“唔”是他的口头禅。

接下去我们一直谈爵士乐。他出生于纽约，五十五六岁光景，爵士乐迷。“吹中音萨克斯的约翰·麦克拉弗林是我的私人朋友，住在附近。唔，那家伙是个不错的乐手。如今在哈特福德大学教课，好像比自己演奏还忙。他有个儿子，也是个爵士乐手。”

“卢内·麦克拉弗林。”

“对，卢内。卢内出生时候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调皮鬼也出息成一把手了！唔，岁月真快啊！”

他清晰记得五十年代纽约的爵士乐演出场景——去听蒙克(2)与迈尔斯·戴维斯共同演奏的音乐会，不料演奏当中两人发生了口角，迈尔斯跳下台扬长而去。

“蒙克固然不地道，可迈尔斯这家伙也够古怪的，唔。不过他很了不起啊！兰伯特、亨德里克斯和罗斯把那件事编成歌唱来着。晓得《却为何故》（So What）那首歌吧？他们把歌词填进去唱道：‘迈尔斯下台走了，却为何故’。”他实际唱了起来，“兰伯特、亨德里克斯和罗斯的确是最佳歌唱搭档，精彩极了。亨德里克斯和罗斯至今还在唱，但戴布·兰伯特死了，在高速公路换爆裂的车胎时给车撞死的。有才华的家伙，唔，死得可惜。是哪条高速公路来着？像是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不，死在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的是布劳尼……？”

戴布·兰伯特死在九十五号线，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附近。我之所以记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正好看了比尔·克劳写的《从伯特兰德到布罗德维》那本当时出版的备忘录。比尔·克劳是西雅图出身的有教养的白人大提琴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斯坦·盖茨(3)和杰里·穆里根(4)的乐队。这本书文笔非常好，作为读物也很有意思。读起来一时不胜感慨：五六十年代身为爵士乐手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克劳同兰伯特有私交，详细记述了那场惨剧。兰伯特看见一个人正在为爆胎发愁，便特意停下车帮他换轮胎，不幸却夹在越线驶来的卡车与小汽车之间死了。

不过我并未说出“那是九十五号线”。又不是搞一问一答节目，还是老老实实听老伯回忆往事为好。不久，爵士乐台的电波不容易进来了，他拧动调谐钮换台。詹姆斯·布朗在此唱歌：《爸爸的新提包》。

“知道谁唱的？”

“詹姆斯·布朗。”我当即回答。

“喜欢？”

“年轻时常听，近来不大有机会听了。不过詹姆斯·布朗好像进过一段时间监狱吧？”

“唔，到底关了两年。最近总算出来了。还在唱。”他稍稍停顿一下，“我在想，日本人还真能理解我们黑人的音乐，跟欧洲人一样。”

“我想是的。所以有很多爵士乐手离开美国去日本和欧洲。”

“是啊。肯尼·克拉克、巴德·鲍威尔、迪克斯特·戈登，都离开了美国。美国人对爵士乐根本不怀有敬意。你可知道钢琴手瓦利·哈里斯？”

“知道。不错的钢琴手。”

“那也是我的朋友。那家伙说过：去日本受到王公贵族一般的待遇。走在路上，全都围上来要求签名。那家伙大为吃惊，唔。又吃惊又感激。可瓦利走在纽约街头，谁都不屑一顾。人们只是榨取他、排挤他。跟你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像狗一样被人对待。唔。”

在伯克利，闲着的时候我读了迈尔斯·戴维斯的自传《迈尔斯》。在书里，迈尔斯也痛切地大声控诉了自己在白人优先的社会受到怎样的剥削和歧视。并且，迈尔斯、明古斯和马克斯·罗奇等当时的优秀爵士乐手都对种族歧视进行了激烈反抗。他们处于不得不反抗的境地。在社会体制本身不包容他们的世界里，他们必须自己维护自己和深化自己的音乐。

我认为这本书——或者不如说唯独这本书——真的只能看英文原著。若译成日语，哪怕译得再好，原文的气息也难免丢失三四成。书是一位黑人作家差不多完全依照迈尔斯口述写出来的，笔调百分之百带有“爵士味儿”，喜怒哀乐的点点滴滴就好像急促地从他双手间落下来，落在我们的胸口。总之是一本有看头的书。

外国人写的传记或自述为什么就这么引人入胜呢？读起来就放不下的小说近来在美国也很罕见，但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传记则比比皆是。这么着，最近我暂且放下小说，集中读了几本传记，正在读的是罗特·雷涅的传记。

但是，当黑人司机以沉静的语调向我说“跟你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像狗一样被人对待”的时候，伴随着他那沉静的语调，一种与读迈尔斯的书的时候有所不同的感触在我心头涌起。大声疾呼的人另当别论，而普通黑人很难向我这样的人说这种话。大概觉得说也没有用，况且也不可能短时间内三言两语表达清楚。或者仅仅因为不想说也未可知。可是这位老伯一直跟我谈爵士乐，最后还自言自语似的道出这样一句话来，而且就此打住，往下就谈别的了。我不由得想，如果他不晓得我真的喜欢爵士乐，就不至于说起这个。

这位面包车司机是个只吃健康食品、每星期去体育馆认真锻炼身体的相当新潮的老伯，哪一方面都博学多识。我想，哪个国家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很多东西。想必是天天听广播或跟各种各样的客人聊天的关系。

“我看日本人是优秀国民。干什么都热心，都认真负责。”他说，“前些天有人在电视访谈节目里说日本人的看书量多得美国人没法比。日本人的确经常看书，研究也透彻。美国人写书，但写出来后看的人不多。日本人拿来看，而且比美国人理解得好，唔。”

我很想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人也正正经经写书，连我也是写书的。但想了想，觉得老伯说的也有部分道理。我们无疑是善于拿来什么的人种，拿来的方式也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进化得极为得体和洗炼。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事实。即使就爵士乐来说，归根结底那也是老伯眼中的“我们的音乐”。“写书的”是他们。就算我知道戴布·兰伯特死在康涅狄格的九十五号线，那也不过是鸡毛蒜皮的知识罢了。从简单的一问一答这个角度看，日本的爵士乐研究水准也许高得让美国无法相比，并且这样的研究在某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不过若让这位老伯来说，不外乎“是够厉害的，但那是我们的音乐”。而这样一来，事情也就一下子结束了，轮到我们“唔”一声后永远陷入沉默。

说句题外话。我在伯克利一家T恤专卖店里发现了写有如此字样的T恤——“去洛杉矶吧，你肯定受到罗德尼·金一样的待遇”。这当然是对司机老伯说的“像狗一样被人对待”的模仿。因为很古怪，便想买一件当礼品，后来忙得忘了，没买就回来了。

后日附记

在蒙特克莱的“小号”，我听了休斯敦·帕森斯和令人怀念的闷乎乎的布鲁斯现场演奏。这些人还宝刀不老，实在让人欣慰。我激动得在唱片上讨了签名回来。相比之下，富于理性的白人爵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相当沉痛。没有变得沉痛的只有晚年的斯坦·盖茨和杰里·穆里根（此人尚健在）等人。

在伯克利逗留期间，我去附近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听了古巴的小号手阿尔特·桑德巴的演奏。若是古巴音乐专家村上龙(5)，他可能说从古巴的音乐水准来看，桑德巴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从爵士乐的角度听来，还是有不少令人心悦诚服之处的。或许对于现代爵士乐来说，这是一个盲点。我就像看马戏一样，可从肉体上充分感受爵士乐，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我认为有这个东西一点儿也不坏，遗憾的是温顿·马萨利斯不具有此种杂技性感染力。无论“眩晕”吉尔斯比还是雷德·艾伦、阿姆斯特朗、法图·纳瓦罗，都具有让听众“嗬嗬”出声的肉体诉求力，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爵士乐的一个原点，尽管全是这个也未免累人。

近来在波士顿的爵士乐俱乐部听了时下正受欢迎的约书亚·莱德曼、帕特·麦西尼四重奏，感觉上就像同十点必须回家的“好人家”女孩约会似的。快乐也算快乐，不过若再次约会，还是没有回家时间限制的、能尽情尽兴的桑德巴先生那样的为好。

(1)　戈登：美国爵士乐次中音萨克斯演奏手（1923—1990）。

(2)　蒙克：美国爵士乐钢琴手、作曲家（1920—1982）。

(3)　盖茨：美国爵士乐中音萨克斯演奏手（1927—1991）。

(4)　穆里根：美国爵士乐低音萨克斯演奏手（1927—1996）。

(5)　村上龙：与村上春树齐名的日本作家（1952—）。1976年因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而一举成名。

黄金分割与丰田·皇冠

在美国来到住处打开行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车。在这个国家，没车什么也做不成。人们常这样说，千真万确。

在日本住的时候我根本不开车。基本上是在东京生活，没车也几乎感觉不到不便。不过六年前在意大利住的时候，由于生活太不方便了——亦即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不完善及其运营的混乱——只好一咬牙考了驾驶执照。在罗马买车，几个月时间开车转遍市区和近郊之后，我深深感到在欧洲有车是何等便利和快活，仅凭有车开这一点，便可使如此崭新的世界展现在眼前。

这样，旅居欧洲期间，一有时间我就开车到处跑。意大利大体跑遍了，还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去了奥地利和德国。希腊也去了，英国也开着车游行过了。土耳其转了四个星期。

从欧洲回来，在日本住了一年，时不时也开车出去一下，老实说没多大意思。我主要在东京城内的工作场所和自家之间往返六十公里左右，若问我这样的路程开起来是否快活，回答是算不上有多快活。无非拉着自己在A地点和B地点之间往返而已。什么首都高速公路，简直无聊至极。也开着车做过短途旅行，谈不上多么有趣。为什么没趣呢？大概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不是用来开车旅行的。所以，开车没什么可欢欣鼓舞，不如说让人着急上火、心烦意乱的时候更多。在日本旅行，我觉得还是乘电气列车好一些，而只能开车去的地方则几乎没有。

来美国又得买车了。开头也说了，这里没车真的生活不了。于是我想先凑合着买一辆算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不迟，就去附近的本田特约经销店买了一辆二手雅阁。也是因为碰巧本田经销店就在附近，将那里的二手车差的一一勾掉，结果选剩下这辆，而决非对购买本田·雅阁怀有极大热情。

可开了一阵子雅阁，我不由心想：难怪这种车在美国成了抢手货！对车的性能等等我绝对不熟悉，只能从感觉上解释——车的大小和车内布局，同美国大城市郊外以及中等城市的生活正相合拍。既不大又不小，坐上去既不硬又不软，东西能装不少，开长途也轻松自如，最适合用来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顺路购物、一年两次全家远程休假。再好不过的是开起来不觉肩酸背痛。这种雍容大度，我觉得很适合在美国驾驶，在日本开是怎样的感觉我倒是无由得知。

但是，若问我本田·雅阁开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那也没多大意思。首先我没有孩子，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就是两个人，东西也不是买得很多，所以也没有多少拥有“理性市民实用汽车”雅阁的必然性。这样一来，我就希望有一辆开起来更快活的车。再说，这辆二手车毕竟已经跑了六万多英里（十万公里），腿脚有点儿不硬朗，车身全无伤痕，引擎干劲十足，同故障几乎无缘，然而往返波士顿的路上几次拐弯时到底有踉跄之感，我想这怕不成，于是决定买辆新的。

下一辆买的是大众。因为住在美国，一开始想买美国车，遗憾的是设计不合口味，只好作罢。四轮驱动车和小型客货两用车设计倒不差，但中小型普通乘用车以我们的感觉衡量总好像“有点儿那个”。可是毕竟来到了美国，坐日本车也觉得意思不大。因此决定买一辆欧洲车。问题是不能买太显眼的，因为——前面已写过——属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开昂贵而显眼的车“不是太值得赞赏的行为”。

这段时间去的加利福尼亚的大学，校园里停有不少宝马和保时捷，而在普林斯顿一般见不到。再说我住的教职员住宅地段停的全是生锈的二手皇冠、没了防撞杆的思域等货色——只要能动弹就行。往里边停进通体闪光的宝马，未免过于显眼，不够得体。

如此思来想去，最后跑去大众特约经销店。若是大众，买新车也不会有人说怪话。就算有人问起开什么车，也可以拍着胸脯说是大众。不正常是有点儿不正常。

我买的车即使在大众里边也是最原始最轻便的。之所以挑它，是因为它又小又快，款式质朴，最为“大众”，绝不引人注目。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种车在美国全然没有人气。毕竟正处于经济萧条当中，想买这个档次车的普通美国人要选更便宜而看上去更漂亮的日本车。况且，“大众”这个名称对于美国人来说好比廉价实用车的代名词，即使把这种车称为赛车怕也引不起别人多大兴趣。车的评价是不错，但卖不动，在路上行驶也很少遇上同样的车。如果遇上，心里就有某种亲切感，很想扬手致意。

由此之故，我得以用相当低的价格买了下来。令人庆幸。经销店一位叫保罗的老伯以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方式说：“这种车在美国确实卖不出去，但在欧洲口碑很好，甚至把出口美国的那部分要回去在那边卖呢。”连同电子锁和天窗定价两万多一点儿，不能讲价。“明白了，谢谢”——说罢刚要出门回去，保罗把我拉住：“等一下等一下，还可以商量商量，看有没有讲价余地嘛！”原来存在相当大的余地。适当降价之后，雅阁的抵价又给得较高，看来我是占了便宜。

这么着，自那以来我就一直开这辆普及型大众。倒也不是跑得很远，但一年下来，这里那里还是跑了差不多二万公里。开车过程中我算明白了这种车在美国卖不动的原因。总的说来，是在欧洲开起来才舒服的车。作为车，它的讲究程度还差一步，车门车窗的开闭也不算很好，但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疾驰，就可以深切体会到方向盘和刹车器的非比一般。问题是在美国开起来，老实说它没多大优势了。首先一点，美国高速公路的法定最高时速除了少数例外一般为五十五英里（八十八公里），若超过七十英里（一百二十公里），你还是认为会被抓住的为妥。毕竟新泽西州哪个自治体都出现财政赤字，罚款相当苛刻，到处都有警车在窥伺时机。若三次超速十五英里被抓，就会被没收驾驶执照，所以在即将施展身手的时候就要盯住时速表自行收敛。罚款倒也罢了，而驾照没收了生活要受影响。

其次，说好也罢说不好也罢，美国这个国家不存在阶级。这和欧洲截然不同。欧洲高速公路明显存在着快车和慢车这样的等级，快车即所谓实用车，车越快越能在短时间内风驰电掣地到达目的地。但在美国则几乎行不通，七十英里时速，什么车都开得出这个速度。例如从费城到纽约的九十五号线，开保时捷也好开丰田·皇冠也好，所需时间无太大差别。这样一来，较之认认真真计较速度，还是买看上去美观、坐起来舒服、故障少、经济适用的车为好。我想，这大概就是美国市场上欧洲车萎缩而日本车畅销（当然是指现在）的最主要原因吧。

我开过的车型不是很多。以前开过至今仍清楚留在印象中的，也就是梅塞德斯·奔驰190和丰田·皇冠两辆。开那两辆车的感触现在仍能真切记起，不可思议。奔驰因工作关系租来开了两个星期。起始很有些失望：什么呀，这就是奔驰？不怎么样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妙处开始切切实实感觉到了，两星期后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对造型和标志略有抵触感，时下没有买的打算。不过除了此类派生部分，的确能获得万人称赞。当时出于比较而驾驶的宝马320——同样租了两个星期——速度快心情也痛快，如绝世宝剑一样所向披靡，却不能为之折服，而觉得应该还有更厉害的。总之是令人贪得无厌。令人贪得无厌的车，虽然有趣，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有挫折感。奔驰则无此感，不让人起贪心，又不给人以挫折感。

在这点上丰田·皇冠也不坏。我租着开了好几次。众所周知，外租车程度差别很大，好的皇冠有一种“恰到好处”之感。去租车公司领来钥匙坐进驾驶席一开引擎，感觉就像是已经开了好几年的驾轻就熟的车，几乎没有陌生感。这非常难得。当然性能有比它更好的，但它具有某种堪称终结性的爽快和恬适。

相比之下，就我此前开过的范围而言，近来的美国车很难找到具有如此明确的哲学和存在感的车型，至少现在我未能从中发现明确固有的理念之类的东西。当然，我只乘坐过有限的几种车型，不能一口断定。

这样，若将奔驰和皇冠这两种堪称德国和日本的里程碑的车摆在一起出售，问普通美国人选哪一辆，我看大多数人将出于现实原因而选购丰田·皇冠。有钱人想必要奔驰，但那个阶层从整体看来无疑占少数。

前几天看报纸，看到采访宝马董事长冯·库恩海姆的报道。由于美国的不景气和日本车的咄咄逼人特别是对高档车市场的快速进击，宝马在北美的销量大幅下滑，董事长对此怀有相当大的危机感，所以怎么也掩饰不住对日本车的反感。“日本的高档车徒有其名，说到底不就是‘精心打扮的大皇冠’吗？以饭菜来比方，无非比快餐强一点点嘛！我们的车结构完全不同，传统不同，风格不同。”董事长这样振振有词道。或许真是那样，但问题是美国人偏偏中意这种“精心打扮的大皇冠”，其原因我猜想是因为不肩酸背痛。不过先不说这个，访谈中有这样一段颇为有趣的发言：

“说起日本车，我们（比他们）拥有更大的优点，我们为此自豪。那便是：我们有背景（background）。两三千年历史的源头是希腊、是罗马、是文艺复兴。所有款式都是欧洲创造的。看一眼希腊的神殿好了！那就是所谓黄金分割。请你注意平面和款式的结合，例如法国的时装、意大利的高档男西服。这就是所谓价值，而拥有这种价值的是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彻底掌握这些必须要有传统，而那是长达几个世纪教育的结果。”

我当然认为宝马是好车，但库恩海姆的发言基础上有失稳妥，细部则有若干错误。例如所谓两三千年历史的源头是希腊和罗马就未免言过其实。在世界历史上，欧洲明显取得主导权至多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事。设计专业我是不大懂，但我不认为黄金分割这东西有那样的绝对价值。何况完善教育制度的并不限于欧洲。听了库恩海姆董事长的谈话，觉得欧美以外的国家或白种人以外的人仿佛都成了既无传统又没教养的野蛮国家、野蛮人。听到这种肺腑之言，我觉得难怪现在德国新纳粹抬头了。不光我，连美国人谈及这种黄祸论式的言论都好像有所顾忌。一个国家里有形形色色的种族和文明而力图友好相处——从至少表面上如此的美国人的感觉来说，这位宝马董事长的傲慢发言恐怕也是很难被接受的。不错，发明汽车的是欧洲人，因而在造型方面他们也确有一日之长，董事长“说白了，日本车是仿制品”的言外之意我也完全理解，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其中反映的某种不宽容的挑剔和鲜明的阶级意识却是和美国风习明显不同的东西。我开的大众尽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车，但在美国开起来，还是蓦然间觉得在生活感觉与驾驶感觉之间似乎隔了一层不适——总好像“有点不对头”。

如此想来，虽被人家说日本车没有原创性、哲学和喜悦，但日本汽车生产厂家正在通过自下而上地层层堆积“精心打扮的大皇冠”式的东西，一点点创出了迄今没有的新理念——能够同梅塞德斯·奔驰式理念分庭抗礼的理念，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这种新价值基准居然从开车无甚乐趣的日本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说不可思议也算是不可思议。这么说，莫非世界以后将变成全球性枯燥无味的场所不成？或者反过来说惟其世界正在变成枯燥无味的场所，日本式的东西才能获得世界性好评？

对了，我买车的那家特约经销店原先经销大众和标致，第二次去的时候改销大众和马自达了。因为标致无法忍受销量的每况愈下，决定撤出北美市场。两个月后再去时，那里已成为马自达专销店。原因虽不得其详，但我猜想恐怕是因为大众销量不够理想的缘故。卖车给我的保罗正在窗前一个劲地擦马自达RX-7，看见我就说：“喂，明年大众普及型上V6新引擎了。车体一样，引擎变了，这个快！”这种事当然已与他无关，但他的神情总好像对大众恋恋不舍似的。

“够了，现在这个就足够了。”我说，“就算再快，新泽西也开不出速度。”

“那倒是，你说的对，那个就足够了。”他说。

以前每次经过那家经销店，我都喜欢斜眼扫一下摆在那里的标致和大众新款车，而现在一字排开的是早已熟悉的马自达Mamily、MX3、Miata以及MPV。我倒不是对马自达车有什么反感，不过每次目睹这番新景象，我就不由陷入沉思：难道这就是新理念的化身？不过，标致405MI16的确很漂亮。

后日附记

不知何故，大众普及型在马萨诸塞州卖得不错，波士顿市内时常能见到。看来销售情况也是因地而异的。前几天看报纸得知，原来宝马在美国以故障多而出名。这在日本很难设想。对此，宝马据理反驳道：“本公司汽车之所以在美国故障多，不是因为车有问题，问题在于美国人的驾驶技术和驾驶态度。”关于美国人的驾驶技术和驾驶态度哪里不好自有相当详尽的例证，可惜我忘了。不过这家公司也真够可以的，丰田和本田都不大敢说出这种话来。

在美国开车的乐趣之一，是时时可以看到贴在前面汽车的防撞杆上的荒诞不经的一两行字。试举最近看到的三例：

（1）This is my Toy！真的是滑稽！

（2）“此车经常因幻觉急刹车”——此乃对邮件车和校车所贴注意急刹车字样的模仿，但一瞬间会令人猛吃一惊。

（3）I’d cheat on Hillary，too.“假如希拉里是我老婆，我也在外面胡来。”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同美国人相识后天南海北聊天当中，十之八九——即使达不到十分之十——都要问这么几点：

（1）在美国生活感觉如何？——很好很好。

（2）将来不打算用英语写小说？——NO.写不出来。

（3）太太做什么？

主要是以上三问。对方倘若是女性，基本可以保证必有第三问。但给予简洁而正确的回答并不容易。这是因为，我的太太并没有为社会“做什么”。所以，最初我就直说“啊什么也没做仅仅是家庭主妇”，可是看到对方听后露出的硬板板的表情，我渐渐明白这里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于是我转而回答得长些耐心些：

“首先，她要做我私人编辑兼秘书那样的工作，看我写的文章并且校对，发表感想，加以整理。接电话（我一般不接电话），写回信。在美国也做同一种工作，因此还去学校学英语。”

这已是我相当诚实而准确的情况介绍了，若在日本，百分之九十的人想必都表示理解，道一声“原来是这样”。然而这里的人没那么简单，多数不予理解，往往等待着下文，脸上好像在说：不止这些吧？此外还做别的什么吧？说穿了，她们（做出这种脸色的几乎全是女人，姑且让我使用她们这个代名词）认为仅仅这样，不等于从属性地给丈夫当助手了！即便我解释说“如果她不做这些我就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所以对我帮助很大有的部分接近于协同作业”，她们也还是报以这样的脸色：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那么说的确也是事实，我无从反驳。

万般无奈，我使出了最后一手，告诉对方“实际上她在搞摄影”。旅居欧洲期间，我的太太在我写游记时担任现场摄影师那样的角色，后来被人看到，出过一本不大的摄影集——我把这点端了出来。其实她本人嫌照相机和替换镜头什么的又多又重，加之懒得一一考虑胶卷的感光度啦焦距啦这个那个啦，时下已不再照相了，“想利利索索自由自在旅行”。当然，这些我瞒下了没说。

但不管怎样，熬到我端出摄影这个地步，她们好歹表示理解了，或者说总算放下心来了。“这倒的确是一件好事，往后你俩也这么一起工作好了。”如此说罢，才莞尔一笑。在美国自我介绍实在费力，那里有一个“理想答案”，若不准确地在那上面着陆，就不能取得理解。反过来，一旦恰到好处嵌入所期待的版式，一般的事情就会网开一面。如此情形体验过几次之后，我切实感到美国这个国家虽然标榜是自由国度，可还是有着不无僵硬的框框（原则），相比之下，欧洲社会不管怎么说——说老奸巨猾也好——终究具有圆融无碍的柔软性。当然，这种倾向也可能在美国东部知识阶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例如，我如果说“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来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来文学介绍到日本去”，众人就会大为理解，说“那太好了你必须为有这样的太太感到自豪”（对于帮助流浪汉和学习希伯来文学，我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同样认为那是很好的事……但这终究是个例子）。在我的印象中，美国女人好像都能明确说出自己在做什么什么事，都备有一两个任何人听来大体上都会点头称是的那种具体的什么，我从个人角度称之为PC（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标志（token）。

以她们的眼光看，我应该雇别人当秘书，我工作上的事交给秘书办，而我的太太应该从事有助于增加履历的工作或某种自发自觉自愿性质的志愿者服务队那样的事。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摆脱丈夫的阴影，获得精神自立。

尽管我未尝不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有些像bucket relay（传水桶救火），但若说是正论倒的确算一种正论。如果这样能使女性幸福，那么我对她们以如此形式自立下去没有任何意见。但另一方面，人各有自己的情况，也大可不必全世界所有女性都活成一个模式。尤其我这人生活中始终贯彻“自己是自己他人是他人”的想法，若如此这般变得千篇一律，便不能不多少生出疑问：事情真是这个样子的？例如，倘我太太提出她要认认真真搞摄影（或者想研究流浪汉问题抑或学希伯来语），而不再为我帮忙，提出“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我并非为他人服务而降生的，你自己的事自己一个人干，我干我想干的事”，那么我当然不会反对。作为结果，我势必自己处理各种各样的日常杂务，为此花费时间，并为没人校对自己的文章伤脑筋，但最终我想一个人还是可以折腾下去的。可是时下她并没有这样的表示，我也就姑且得以继续现在这种形式的生活。如果说这样不对，那或许真的不对。不过，倒不是我翻脸不认账——到底谁的人生是对的呢？有谁能拍着胸膛一口咬定别人的人生对不对呢？

我和太太是大学时认识的，还是学生时结的婚。毕业出来后东借西借开了一家能听爵士乐的小店。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那时世间还多少残留着“去公司上班等于堕落”那种“全共斗”(1)式的或者反文化（counterculture）式的气氛。我们都认为男女、夫妇这东西基本上是对等的，应该基本对等地劳动。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后没去公司上班，两人设法筹借了一笔钱开店谋生。不妨说，当时我们过的算是较为激进的生活。

店一连开了七年，七年时间里我们的角色平等得近乎完美。工作时间大体相同，工作内容大体相同，家务双方承担，收入当然也平分秋色。但后来我写起了小说，不久横竖想当全职作家，店也就关门大吉了。原打算集中几年时间写东西，生活困难了重操旧业不迟，所幸书卖了出去，我得以成为专业作家。回想起来，店关门的时候，作为作家的收入还比不上开店的效益。但不管怎样，十二年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靠我一个人的收入（稿酬和版税）活下来的，同开店时相比，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刚开始那阵子，我家太太时不时抱怨说，这样只靠你的收入吃饭是不是对头？经她一说，我也觉得不无道理，可我又这样思忖——归根结底这是人生的机遇，即使一不小心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怕也没什么奇怪。如果这样考虑，这大概就属于和男女性别无关的问题了。

有时我也设想，假如我和她彻底换个位置会如何呢？由她当职业作家，两人可以靠她的收入生活（即无需我劳动），我也不特想外出做工，只管在家里料理杂务，为她校阅原稿，算是给她当秘书——果真如此会怎么样呢？英语里把这样的假定叫做“把脚伸进别人的鞋里”。

若真把脚伸进那样的鞋中，我想自己大概会一边为她写作帮忙，一边不声不响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不管别人承不承认，我也会出于兴趣搞点翻译什么的。就算有人不时说什么“娶一个能赚钱的太太真不错啊”那样不中听的话，我也未必耿耿于怀，而基本上会以自己的步调自得其乐生活下去。当然这终究是假定，不能断言一定如此，不过我大体上是这样的性格。

但若我家太太果真作为小说家取得成功，而我当她的秘书兼编辑，同时像约翰·列农那样做家务养儿女，那么美国妇女听了想必笑逐颜开，给我以高度评价。可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她们就不给我好脸色看了。只是对换了一下男女位置，价值评估就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来美国生活起来，令人佩服的就是上述对男女平等主义（feminism）的强烈关注，或者不如说男女平等这一视点早已牢牢植根于生活之中。比如用英语交谈时，一不小心把anyone（泛指的“人”）换成he（他），必定有人提醒。这的确是我的疏忽，以后一定注意。但我试问何以把国家和船舶说成she（她）呢，对方回答“大概不久会全部改成it（它）的吧”。言之有理。spokesman（“发言人”，带有男性色彩）改成spokesperson（中性色彩），chairman（“主席”，带有男性色彩）变成chairperson（中性色彩）——这类事情已经成为常识。然而，康涅狄格州一位叫Goodman（“好人”，带有男性色彩）的主妇改名为Goodperson（中性色彩）就未免有点走火入魔了，事情总不宜弄到这个地步，虽说是个别现象。当然喽，改名也好不改名也好，终究是个人自由，别人不应说三道四。

大学的文学研究方面，男女平等主义也方兴未艾。无论哪所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和“基于男女平等观点的文学批评”之类的讲座都深受学生（无论男女）欢迎。我搞小说翻译（把英语译成日语），在众人面前列举我翻译的作家名字（雷蒙德·卡弗、蒂姆·奥布莱恩、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约翰·欧文、杜鲁门·卡波蒂……）时，必有在座的女性举起手来，劈头盖脑地问我：“你现在举出的作家不都是男的吗？是不是有意这样？干嘛不想翻译女作家的东西？”被她们这么一问，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没有生存价值的不是人的什么。我看小说时也并未区分哪位是女作家哪位是男作家。小说这东西读来有趣、作为作品优秀即可，至于那位作家是穿裙子还是穿裤子，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从结果上看我译的的确全是男作家罢了，何以如此我也不明白。不过那种时候我总是说“我也译过几篇格蕾丝·佩莉的作品”。因为格蕾丝·佩莉从男女平等观点看来基本上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人选，所以好歹能蒙混过关。必须感谢佩莉才行。但我喜欢格蕾丝·佩莉则不是因为她是女作家或具有男女平等意识之故，无非因为她作为作家很出色，乃文章能手，因为我作为读者对她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共鸣。这样的念头是反动的、不自觉的，结果上没准是它把我弄成了男女平等主义的敌人。

我倒不是对当地盛极一时的男女平等主义文学批评吹毛求疵，而认为从这新的切入点、新的视角解读文学委实是个有趣的尝试，在批评领域做了几桩蛮不错的事也是事实。我并且认为，这样的观点将给日后小说的写法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

只是我觉得，事物的正确要素（momentum）恐怕是从根本上含有疑念的东西，或者说正当的要素本来就发端于朴素的自然的疑念。从怀疑当中陆续不断地产生诸如“大体固然如此而实际是否这样”、“其实可能这样”的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的聚集将生成一个重要的可变的要素。可是倘若这一个个假说在某个时候固定了、僵化了，失去本来的可变性而变成无人不晓的停滞的命题，那么，其中势必产生某种宿命的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就文学世界而言，档次不高的人就有可能将这里作为结局死死抓住不放而形成其“蜘蛛网”。我所担心的乃是这种斯大林主义式的细部僵化倾向，而绝非男女平等主义文学批评整体。

不过，美国文学界妇女占的比例的确大得惊人，是日本所无法想象的。例如我在这边与之共事的文艺代理人、出版社和杂志的编辑百分之百都是妇女，都有能力，都很热心，最主要的是精力旺盛。每天忙忙碌碌，累了厌了泄气了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有的，但每次见面、每次打电话声音都那么开朗快活、积极主动、神采奕奕。我猜想她们大概时不时去卫生间面对镜子自言自语“我今天也精神、今天也精神”。不管怎样，这样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和她们在一起工作实在开心。

“编辑中之所以女人多，老实说，是因为美国的编辑工资不高，和日本不一样。”她们中的一个告诉我，“我们干这行不是为了钱，是因为喜欢出版工作。说起经济，一般都有丈夫，钱由他们挣回来。”

即使有那样的具体情况，每当目睹纽约市精力旺盛的阿姨们（或妙龄已过的姐姐们）大有专业人士风度的雷厉风行的工作情景，我仍然深受鼓舞。她们当然都有个人家庭生活，不大可能像同日本编辑打交道那样问一声“怎么样今晚去哪里吃一顿”。一起吃饭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吃完的工作餐。有时对方也发出邀请：“和太太一起来我家吃晚饭如何？”但这是鲜有其例的。日本如果男编辑也数量骤减，主妇编辑相应增加，那么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恐怕也会变得清清爽爽纯属商务性质，而那未尝不是好事。为此需要像美国那样大刀阔斧削减出版社员工的薪水……这个非同小可，我可不敢大声说出来。

我实际目睹如此精力旺盛的女人时，不由深深折服：美国的男女平等主义原来是从这样的地方自下而上茁壮生长出来的。总的说来，较之搬弄理论之人，在倾向上我更容易为实际动手的人——大概因为自己也是实际动手的——所吸引。这样的人一般不至于问我“你干嘛只翻译男作家你这是什么意思？”倒不是说这么问没有意义，但作为我，如果可能的话更想生活在不拘于这种革命法庭审判式的细枝末节的世界里。总之，对于那种依仗什么（无论其高举的思想是否正确）而动辄吆五喝六威风八面之人（无论男女），我基本上是不相信的。这是我的想法，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后日附记

我想，美国这个国家好像有这样一种倾向：“概念”这东西一旦确立，就会无限膨胀开去，越来越强大，成为理想主义的（and／or）、排他性的东西。常说“自然模仿艺术”，而这里似乎多是“人模仿概念”。将这一概念以Yes·No、Yes·No的方式无比执著而深刻地追求下去，就会发生以正常神经看来无法置信的走火入魔（fanatic）的事情——诸如提倡爱护动物者袭击肉类加工厂妨碍生产、堕胎反对论者枪击医生等等——尽管本人是极为认真的。

我猜想这恐怕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由种族上和宗教上来源（origin）各所不同的人聚集形成的，以致“共同概念”这个东西和共同语言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其作用大约类似于拢紧木桶的箍。不过坦率地说，交谈起来有时会感到无聊，感觉上就像上高中时在课外学习室里被一个认真的女班委追问为什么“村上君的想法有点儿怪”。果真如此，我真想反唇相讥：“有什么办法呢，天生就怪么！可你那张脸也相当怪的哟！”当然我不好这么说。

安西水丸(2)君说我的脸越来越像他最近画的肖像——没准这也是“人模仿概念”的一个例证。

(1)　“全共斗”：1968—1969年日本的学生运动组织，是当时日本全国大学生斗争的主体。

(2)　安西水丸：日本当代画家（1942—）。村上春树的合作者。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一年半以前的事了，我去住处附近一所语言学校学了两个月西班牙语。来美国学西班牙语未免有点儿奇怪，但我要去墨西哥旅行一个月，加上翻译英文小说很多时候需要有西班牙语基础知识，可谓此其时也，决定好好学一学。因为是和美国人一起学外语，所以也有同时练习英语的打算。学校是有名的贝尔里图（美国讲法叫瓦利图），碰巧是减价期间，学费相当便宜，教科书也决不贵。学校“大力推荐”的练习用录音带全套买是很贵，但就我的记忆来说，录音带这东西几乎没起过作用，所以没买。在日本我没有上同类语言学校的经验，无法准确比较，但根据熟人说的情况，我推想要比在日本的语言学校学外语收费便宜得多。在美国，会讲西班牙语的人遍地都是，容易找教师大概也是便宜的一个原因。我居住的社区后面不远就有讲西班牙语的美籍拉美人居住地段，走在那里听到的全是西班牙语。

班上共有四个人，晚上七点开始上课。说老实话，我不大喜欢天黑后工作或学习，但只有这个时间段的课，别无选择。因为多数人是下班后来学语言的。除我以外的学生，两个是年老的太太，一个是三十刚过的雅皮士风貌的黑人。太太中的一位在波多黎各或什么地方有一幢分时制别墅，常在那边过冬，准备正正经经学西班牙语，或者先生退休后在那边度过晚年也不一定，年老的美国人里边似乎有不少出于这个动机才开始学西班牙语的。另一位太太学西班牙语的动机不明。

成问题的是名字叫查克的雅皮士风貌的黑人（实际上也可能不叫查克，记不确切了，姑且以查克称之）。此人在一家银行工作，下班后匆忙吃完晚饭赶到瓦利图。总是衣冠楚楚，拉尔夫·劳伦衬衫，架一副阿尔玛眼镜，便是这种气氛。虽说是黑人，但肤色是接近白色的咖啡色。他并非想学西班牙语才学的。究竟什么目的忘问了，总之是由于银行上司的命令——“喂，你要在三个月内学会讲西班牙语”——才不得不学的。这家伙为此嘟嘟囔囔一个劲儿发牢骚。上课前几分钟他总是对我絮絮叨叨，什么“其实我本不想学什么外语，也罢，毕竟银行出学费”啦，什么“今晚电视有篮球比赛，真想在家边喝啤酒边看节目”啦，什么“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学这玩意儿，实在够呛”啦，等等。同电影上常看到的精神抖擞积极向上的美国精英银行职员形象大为不同。

这查克不知是压根儿没有语言天赋，还是上不来情绪，语法也好发音也好他都几乎不想记（或者记不住）。所以，由于这个人的关系，课程迟迟不得进展。然而他还挑三拣四满嘴歪理——“词尾干嘛变得乱七八糟？”我是觉得老说这个也无济于事。自己出了错，却辩解说：“我在学院学拉丁语来着，西班牙语弄不明白。”我恨不得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在学院拿的拉丁语学分？这还不算，话题总是偏离西班牙语独自信口开河，炫耀说自己在这初级西班牙语班固然百无一能，而若走到外面决非等闲之辈，如何如何。不客气地说，是个烦人的家伙。老师看样子也够焦头烂额的，但美国这类学校的老师，学生稍有意见就会被炒掉，所以只好耐着性子迁就最差劲儿的学生授课，一有谁扯后腿就甭想前进。瞧这样子，与其说是“学生”，倒不如称为“客户”更确切。如此这般，我只去了最初十回就溜之大吉了。对上课本身倒没什么不满，但我觉得和这查克一块儿学习纯属空耗。在外语学校同别人一起学外语远非易事。从我的体验说，语言学习这东西要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斯巴达式教育，若不狠心把“跟不上的家伙甩下”，既教不了也学不了。

后来我找到一位家庭教师，独自一点一滴坚持学西班牙语。不久开始写小说，时间绝对不够了，也就不了了之。尽管如此，在我一个人扛着背囊在墨西哥旅行时，那一点点基础性的西班牙语还真帮了不少忙。说来也是理所当然——至少比一无所知好得多。

这六年间，我有近五年是离开日本住在外国。就是说，我自行置身于不用外语就活不下去的环境之中。所以，现在这么说我也认为有些荒唐，不过坦率地说，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恐怕不是学外语的料。

想起来，时间长短固然有别，但迄今为止自己学了好多种外语。初中高中当然是英语，在大学学了德语，从大学出来后跟精通法语的朋友学了法语。学法语和学西班牙语时一样，是因为翻译英文小说时若无常识性知识会遇到很大困难。老实说，由于还没去过法国，法语不曾讲过，只是读。希腊语是因为要旅居希腊，所以在日本参加了一所大学的讲座，学了很长一段时间。意大利语是随便自学的，但由于在意大利住了不少日子，购物、饮食、问路都可以做到。土耳其语是去土耳其旅行前跟老师集中学了一个来月。每种语言学习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快乐的，而且当时以为自己大概适合学外语。

可现在回头想来，觉得那大约是一种自以为是。我在性格上倾向上决不适合学外语，年纪越大，这种“不适合”就越在自己身上变得明显起来。近来再次认识到自己不行了，再不能动真格学外语了，或者不如说自己身上存在的学外语优先顺序正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一步步下滑。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舍不得腾出时间用于外语学习。年轻时候时间任凭多少都有，也有学习未知语言的热忱。其中有求知方面的好奇心，有要征服什么的亢奋，有对于新型交流的期待，甚至有一种智力游戏之感。然而四十过后，渐渐算计起了有效岁月此后还有多少，觉得较之盲目地死记硬背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动词变化，不如做些对自己更有迫切性的事情。而一旦意识到这点，外语学习就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了。若是不怎么玩命也能像吸入空气那样三两下就掌握一门外语的天才倒也罢了（如此人物我周围就实有几个），而像我这样不花力气就什么也掌握不了的人年纪大了就相当痛苦。何况，就算能用几种外语与人沟通，说到底我这个人可以传达给别人的事项恐怕也是很有限的。

这是我在这次学西班牙语过程中的切身感受。精神无论如何也集中不到语言学习上面来。尽管没糟糕到查克那个程度，可脑筋硬是转不到学习方面。过去没这种情况，再有事也能聚精会神地琢磨句型、背单词和校正发音，而如今这些已无从谈起。年纪大了致使求知注意力的绝对量减少这一原因当然是有的，但主要原因还是极其单纯的时间总量不足。简言之，即“不能贪多求全了”。我说的优先顺序就是这个意思。

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两年多，加上十年来始终翻译英文小说，因此一定程度的英语会话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老实说来，用英语和别人交谈我还相当不擅长。说日语我都不很如意，越说越觉得心情沉甸甸的，说英语也是同样。所以，很少产生积极使用英语说话的愿望。而这样的人不用说英语口语能力是很难提高的。

人们常说日本人对于讲不好外语过于感到羞耻，由此导致语言学不发达。不过我倒没怎么感到羞耻，词儿卡壳也好，语法出错也好，发音不准也好，毕竟是外语，一定程度上是奈何不得的事。只是我心里想，不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日语流畅而生动地表达出来的人，即使再热心学外语，也是不可能用那种语言谈笑风生的。这属于与生俱来的性格倾向问题，不是想改就能一下子改掉的，一如唱不好日语歌的人也不可能忽然间用英语一展歌喉。

况且我所在的是大学里的东方语系，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全都一口流利日语，比我讲的什么英语流利得多，而且他们也想练日语，于是我也不知不觉用日语讲了起来。结果，我的英语口语水平愈发提高不了。相比之下，在经济专业和哲学专业的人因为每天不得不用英语，一年时间就能讲得令人刮目相看。

最近，因为要同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我细细读了小岛信夫(1)的《美国学校》，有很多地方感同身受。简单说来，故事讲的是战后不久，主人公英语教师伊佐尽管对讲英语深感无奈，却又陷入不得不去参观美国学校、不得不在那里使用英语的窘境，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其实讲外语这个活计或多或少都含有“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的成分，我虽说没有伊佐那么大的压力，但拼命讲英语的时间里，总会倏然冒出“何苦找这麻烦”的念头。每次被商店的女孩大声反问“What”，或去汽车修理厂面对着半大老头汗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明故障情况（闪光式方向指示灯叫什么来着？），我都觉得自己真是窝囊。走在街上听到五六岁的美国娃娃都讲一口流畅漂亮的英语，我不时为之愕然：娃娃都能讲这么好的英语！想来也是理所当然，不必一一愕然，但偏偏有这样的一闪之念。其实，本来我就是以自己的意志离开日本的，所以谁都怨恨不得。

前几天应邀去住在纽约的作家梅亚莉·莫里斯家里用晚餐。梅亚莉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业教了一年创作课，在那里认识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专业有着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托尼·莫里森、拉塞尔·班克斯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我对他们每每诚惶诚恐，不敢接近。顺便说一句，托尼·莫里森是以在普林斯顿大学拿最高薪水而闻名的，没亲眼见过明细表，无法断言，听说是这样。每两星期有一次创作课老师的午餐会，我也被邀请了几次，但终究门槛高，令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这么说或许不大合适——梅亚莉和我年纪相仿，性格也爽快，又有斋藤英治这个共同的熟人（他译过几篇梅亚莉的作品），交往起来比较轻松。我们的代理人也相同。我去墨西哥旅行的时候，正好把她的《没有申报品》这本有趣的墨西哥游记带在身上读——书被翻译过来了，日语名忘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以亲密交往起来了。

梅亚莉住在布鲁克莱因安静地段的低层公寓，保罗·奥斯特夫妇就住在附近，加上从曼哈顿赶来的莫纳·辛普森夫妇，那天晚餐相当热闹。可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我就几乎跟不上交谈速度了。一对一交谈倒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若四五个人像机关枪速射一般舌来唇去，仅听其大意便已累得够呛。交谈本身固然妙趣横生，然而全神贯注听上两个多小时，神经难免松懈疲劳。而神经一旦松懈，注意力随即下降，我嘴里的英语也无法顺利吐出。我又不是Urtaman(2)，整个处在了“电池耗尽”状态。大凡用外语交谈过的人，大致都体验过这种“电池耗尽”症的滋味吧。

但不管怎么说，能见到保罗·奥斯特还是叫人愉快的。以前我就想入非非，以为奥斯特可能是个相当高明的乐器演奏家，于是问道：“你的文章不论结构上还是时间上都让人感觉出十足的音乐性，使我想起优秀演奏家的风格……”

他笑着摇头：“遗憾的是我不会弹乐器，尽管时不时按一下家里的钢琴。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我的小说是边设想作曲边写的，心想若是能灵巧地弹奏乐器该有多妙啊！”如此看来，我没打中也没打歪。

我倒不是为自己外语讲得不流畅辩解——我认为就算外语讲得滔滔不绝也不能保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心情一定水乳交融。有越是口若悬河而绝望感越深的时候，而断断续续交谈才息息相通的情形同样存在。以乐器演奏打比方，具有超群绝伦的技艺未必就能准确到位地传达音乐。二者同一道理。当然，有技艺比没有好。不说别的，看不懂乐谱演奏就无从谈起。但是说得极端些，嗑嗑碰碰错误不断甚至半途卡住演奏不下去却能打动人心的演奏也应该是有的，反正我这样认为。据我的经验，向外国人正确表达自己心情的诀窍有以下三点：

（1）首先明确自己想说什么，尽可能迅速把握机会，用简短的语句讲清要点。

（2）用自己完全理解的浅显词句表述。难的、时髦的、故弄玄虚的词语不必考虑。

（3）关键部分尽可能再换个说法（Paraphrase），慢一点儿说。如果可能，加入简单的比喻。

只要留意这三点，我想即使说得不够流畅，也能把你的心情较为准确地传达给对方。不过，这已快成为“文章的写法”了。

后日附记

日前梅亚莉来波士顿，朗读了她的新书（《女性游记集粹》）。我也去听了，之后一起去日本料理店吃寿司。她说：“托尼（莫里森）拿了诺贝尔奖，普林斯顿热火朝天的！”可喜可贺。我家太太说她时常分不清托尼·莫里森和胡比·戈德堡的区别。真够伤脑筋的。

(1)　小岛信夫：日本作家（1915—　）。1955年以小说《美国学校》获第32届芥川奖。

(2)　Urtaman：超人，奥特曼。日本电视剧和漫画中的人名。

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无论如何我都已不再是被人称为“男孩”的年龄了，可是至今仍然奇异地为“男孩”一词所吸引。这个词儿的韵味以及其中含有的心情比较让我喜欢。世上有被人说成“那家伙是个男人”的人，可总的说来，较之“男人”，我还是觉得“男孩”这一形象跟自己更为亲近。听我这么说，别人很可能说我“所以才说你小子不成熟未社会化，处于幼儿阶段嘛”，但我认为未必那样。不如说，这属于同现实年龄没有多大关系——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的某种看法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社会性方面彻底成熟、但某部分仍可继续是“男孩”的人应该是有的。

“那，你说的男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很难用语言下一个明确定义，因为那是心情上、感觉上的东西。倒也不是说定义一定下不了，但相当啰嗦，不过，若要问“对你来说‘男孩’形象具体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简洁明了的。写成条条就是：

（1）穿运动鞋；

（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

（3）不一一自我辩解。

这就是对我而言的“男孩”形象。简单吧？若有人满足了这三项条件，那么至少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与年龄无关——“男孩”。在相当久远（久远到什么程度想不起来了）的过去，我也力图满足这三项条件来着。

但若说所提条件简洁明了因而做起来简单，则又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不是。即使这区区三项条件，长期坚持不懈也要付出相应的辛劳，最终将从中产生某种类似哲学的东西。不不，哲学这个说法未免有些夸张，或许说“经验性观点”更接近些。持之以恒的辛劳中——同这份辛劳具有多大的客观必然性几乎无关——往往有那种东西产生。

先来验证一下我自己吧。

就条件（1）来说，即使现在我也绝对符合。一年时间里大约有三百二十天穿轻便运动鞋。偶尔穿一次皮鞋，觉得好像谎报身份似的，心里总不踏实。虽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项，但总之这一点几乎不存在问题。

但第（3）项“不一一自我辩解”，要持续付诸实施则实非易事。即使不特别打算辩解，也会情不自禁地道出“唉呀，其实……”这类带有辩解意味的话来，日常生活中屡屡觉察到这点并为之懊恼。若是一个人我行我素的年轻时候倒也罢了，而长大成人后同高深莫测的社会打交道，不觉之间被纳入了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完全不申辩不解释地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根据各个阶段的情况适当加以辩解（exuse），就有可能蒙受损失以至因被误解而深受伤害，甚至有可能给别人造成麻烦或意外地失去朋友。普通团体都已相当严重，而我所属的文艺关系方面就更加草木皆兵。因为在这个行当里，种种意见会纷纷变成铅字广为传播。结果，相应的申辩和解释也扩散开来了。

可是一旦进入这样的辩解怪圈，那可真得大大小小都要像山羊邮信(1)似的非辩解不可了。因为哪里该辩解哪里不该辩解的界线渐渐模糊起来，所以，几乎在成为小说家之初，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不使用文字来为个人辩解。我不是自制力有多强的人，日常当中或许会有意无意进行辩解，但至少不得使用文字。纵使被整个世界所误解，也听之任之拉倒——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虽然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反过来说，小说家这种人好也罢坏也罢，都不可能顺顺当当得到大家理解。有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小说家而言，莫如说“误解就是力量”更为正确。在小说世界里，比之通过理解的累积获得的理解，通过误解的累积获得的理解往往具有更强大的力量。

算了，写起这个来写不完的，况且也快成牢骚话了，所以还是回到第（2）项理发店上来吧。说实话，这理发问题才是这篇稿子的核心。

六年来我差不多都在外国生活，实在被理发店折腾得焦头烂额，以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像我这么频繁深入认真地考虑着理发店而活在世上的人了——当然理发业的人除外。总之，关于理发店的问题，一提起笔来就多少页也写不尽。

我不是特别注意发型之人。看我的头像即可晓得，我的发型无所谓什么样式。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也是由于时代风气的关系，留的是长发。那以后为便于跑步和游泳，发型变得很短。说痛快点，根本不讲究发型，甚至不能以发型称之。不烫，不梳马尾辫，不用发膏不用发油不用发胶，什么也不用。只是一下子剪短、用梳子梳梳罢了。你没准会纳闷儿：既然如此，何苦还这么一个人烦恼不堪呢？问题是，我的头发有点不听话，保持协调相当困难，并非“适当弄短些就可OK”那样的东西，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从理发店回来对镜一看，有时一星期都不能外出。真是各人都有一两句说不清楚的事情。

在日本期间，总是去东京都内某家理发店。我去那里已经去了十五年了，两三个月去一回，去了道一声“你好”往椅子上一坐。如此而已，别的一概不用考虑。因交往了多年，那里的人对如何理我的发无不了然于心，处理得恰到好处。所以，从习志野搬去大矶居住之后，理发时我还是乘电车跑来东京，所谓Unisex（男女通用）美容室那样的地方一次也没去过。把脑袋往后仰着任人洗头，依我的感觉简直是对人性的莫大侮辱。因为，被人洗头发时人的面孔绝对像个傻瓜蛋，将那样的物件向上仰起暴露给世人，不是丢人现眼又能是什么呢？

可是旅居外国以后，总不至于每次头发长了都回一趟东京，只好去当地理发店。但日本理发店同外国理发店的技术差别不可同日而语，说白了，足有莳弄盆景和修剪草坪那么大的差别。美国理发店的中心命题仅仅是“把长头发弄短”，决非“整理头发”，故所需时间短得惊人。往椅子上一坐，“咔咔嚓嚓”一阵剪刀响，再用推子“吱呀吱呀”沿脖颈转上一圈即算完事。十至十五分钟就刀枪入库。很多店连头发都不洗，就算洗也是在剪发之前，弄得脖子上衣服上全是毛发，毫无审美感受可言，当然十之八九带来灾难性后果。

一次去伦敦的瑞士·佳泰吉地铁站附近的理发店。刚在椅子上坐下，就有一个年轻男理发师过来问我是日本人吗第一次来这里吗，我回答是的。又问那么是熟人介绍你来的吗，我说NO。

“那，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他“砰砰”地拍着我的肩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人的头发和西欧人的头发发质不同，头形不同，脸形也不同。所以日本人自有适合他们的发型。不这么认为？”

“那倒是，的确如你所说。”我应道。

“但是英国人的理发店不考虑这些啰嗦事，而且实际上也没人能理适合日本人的发型。明白吧？”

“明明白白。”

“那些家伙不用脑袋，不从经验中学习，可是我能做到。我长年累月在这里开理发店，这一带住有很多日本人，我也给很多日本人理过发，日本人的头发该怎么理我十分清楚。所以嘛，所以我才说今天你来我的理发店真个幸运。”

“那太好了！”我说。果真如此，我必是幸运儿。因为，在伦敦我已被逼到了无论如何要去理发店的境地，只好闭着眼睛闯进附近这家理发店来。

然而从结果上说，这家理发店可谓一塌糊涂。剪技差劲儿，剪刀不快，弄得满衬衫是毛，效果惨不忍睹。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就长得无人欣赏，可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若是不巧和长成这副德性的家伙同桌吃饭，吃什么都没有滋味”——便是这么一张面孔。而那确确实实是我的面孔。理发师本人却显得喜不自胜：“如何，幸运吧？”他这么发了话，我不得不咬咬牙付出多于一般标准的小费。不过，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这么着，得以一直闷在房里做事，倒也真算幸运。我拿定主意，在伦敦期间，头发再长也绝对不去瑞士·佳泰吉地铁站附近那家理发店了。

住在希腊的时候，时不时去雅典的美容室。我因一直住在岛上，不可能想去就去，都是有事去雅典时顺便理一次，这已成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习惯。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迈进Unisex美容室的门槛。作为早已对希腊理发店忍无可忍的我，感觉上这里简直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想，再不当什么男孩了，像正常人那样正常理个发算了！这家美容室位于雅典最高级住宅街中间，临街全是玻璃，窗明几净，甚有雅皮士氛围。收费当然也不便宜。不过到底手段高明，效果也还可观，于是每次来雅典都上这里。我总是梦见一位愁眉苦脸的理发店老伯来我枕旁责问我干嘛撇下他们而改去什么美容室——这自然是说谎，不过因为不去理发店而觉得相当愧疚却是事实，尽管也没欠理发店的什么人情和债务。

而另一方面，去美容室有个不无奇妙的问题：洗完头后，两只手各被递过一根棉花棍。仰面洗头，洗罢用毛巾“咔嗤咔嗤”擦上几下，旋即洗发女孩把两根棉花棍一声不响地递过来，径自转身去了哪里，意思大概是让我自己掏耳朵。问题是紧接着美容师就过来操起剪刀开始下一项作业了，我只好双手牢牢抓着两根棉花棒一直坐着不动。这在别人眼里势必滑稽透顶，且让人心里不舒服。我不明白何以非如此不可，现在也不明白。也可能是厌恶的表示：“像你耳朵这么脏污的家伙没人侍候，下次打扫干净再来！”可我不认为自己耳朵脏到那个程度，如此一一考虑之间，心情渐觉沉重，不久那家美容室也不去了。虽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每次被递棉花棍时都心头一惊，到底对心脏不好。

来美国后试着去了一段时间附近的理发店。住处周围的理发店几乎全是意大利人开的，追根溯源，二十世纪初期新泽西州有一股建筑热，当时建筑工人不够，就从意大利请来不少石匠。大概由于美国住起来舒坦，很多人就势在镇上住了下去。他们在新天地里好歹安顿下来后，又把处于贫穷和经济萧条双重煎熬中的亲戚从家乡叫了过来。大部分意大利移民虽然付了船费踏上美国大地，但由于没有像样的资本，加之在新开拓地（frontier）消失后的美国搞到经营农业的土地亦非易事，于是他们便当了钱能马上到手的手艺人。至今普林斯顿周边的建筑业、园林业、面包坊的从业人员仍有很多是意大利人，而同样没有资本的爱尔兰移民则成了能马上领工钱的警察、士兵、消防队员。如此想来，觉得美国的民族职业划分甚是有趣。

这样，看上去像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就开理发店的老伯们，现在仍操着夹杂意大利语的英语，俨然笠知众(2)一般悠然自得地给老师和学生们理着发。理发店里面也带有十足的古色古香的美国味儿，极有情调。遗憾的是，技术上不客气地说还大体停留在中世纪水平。试了几家，想重去的却是一家也没有。

附近的Unisex美容室也都试了一遭，这边技术上到底略胜一筹（up to date），态度也够认真，算得上“不坏”，可是美容师当中有人非常饶舌，总是搭话，令人心烦。理发店的意大利老伯只在要去洗发台时道一声“洗发去”，此外基本上保持沉默。与此相比，Unisex也许是出于主动服务的动机，老是喋喋不休——“做什么工作？”“在大学工作？什么专业？”“喜欢美国么？”“日本有征兵制没有？”“美国车为什么在日本卖不出去？”如此这般问个没完。

上次给我理发的名叫安德里亚的美容师年纪四十五左右，头发已经稀疏。他把三个十几岁女儿的照片、太太的照片以及房子和狗的照片摆在他专用的镜子上，还齐刷刷地插了五面小星条旗。倒不是说这样不行，可我是为理发而来美容室的，没心思一一细瞧美容师一家的照片和哪家子星条旗。这还不算，理发时间里又没完没了地吹嘘自家女儿，活活要命。

说来说去，现在去的是纽约一家日本人开的美容室。每次都花一小时十五分跑去纽约理发我也认为未免傻气，可不是我辩解，落到这一步，乃是长达两年的种种挫折、绝望、气馁和失落的结果。其实每月去一次纽约也是因为有事，顺便理一回发。坐在美容室椅子上一边呆愣愣地眼望窗外景致，一边耳听“咯噔咯噔”轻快的剪刀声，蓦然觉得回到了东京。大概是因为那“咯噔咯噔”声同外国理发店或美容师发出的“咯噔咯噔”多少有所不同的缘故，日本人的理发店或美容师这方面，由于作业的流程，“咯噔咯噔”会变成“咔唧咔唧”的轻声，又进一步变成小河流水似的“唧嘻唧嘻”声。这种作业的微妙变化具有令我回想起日本的感染力。

如此这般，眼下（2）“去理发店”这项遗憾的是未能做到，每月还得无奈地倒仰着脸任人洗发一次。看来一个人要永远是“男孩”并非易事。回东京后我还要去理发店——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后日附记

如今在波士顿找到一家美发沙龙（hair salon），遗憾的是不是理发店，而是Unisex美容室。在这里每月由一位叫雷尼的美容师修理一次。雷尼是运动员兼素食主义者，每次都对我讲体育运动或素食，因为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说起过游泳。这么着，“此人是健康话题”这一信息便输入了他的脑袋。

据普林斯顿附近住的经济学家坎杜里介绍，美国的理发店第一次去时谈的话题将永久性固定下来，此乃一种倾向，所以最好小心些。这就像小鸡把刚出蛋壳时看到的东西认定为母亲一样。他在附近理发店第一次理发时提起了龙舌兰酒，结果遭殃了——那以来年年岁岁都要同理发师谈龙舌兰酒的喝法、如何用龙舌兰酒做鸡尾酒等等。“相当累人哟！我又不是特喜欢龙舌兰酒。”他说。端的可怜！

(1)　山羊邮信：日本有名的童谣，大意是说白山羊给黑山羊邮了一封信，黑山羊没看就把信吞进肚里，遂去信问白山羊信上写了什么。白山羊接到信后又没看就吞进肚里，又去信问黑山羊写了什么，如此徒劳无益地循环不止。

(2)　笠知众：日本著名演员，多演中老年男人角色，说话语气独特。

描绘“卡弗的国家”的罗伯特·阿特曼电影迷宫

前几天去纽约看了罗伯特·阿特曼新片的试映。电影名字叫《Short Cuts》(1)，脚本是根据雷蒙德·卡弗几个短篇改编的。雷蒙德的遗孀苔丝·卡拉佳打来电话，说有个仅圈内人参加的电影试映会（Screening），有时间请过去一块儿看，还说罗伯特本人也来。苔丝平时住在华盛顿州，但由于在纽约大学教一个短期文学创作班，所以在格林威治村的宾馆住了一段时间。

不用说，有时间也罢没时间也罢，都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会场就在村内，是显像厂一间不大的摄影室。试映会兼小型晚会，会场准备了葡萄酒、啤酒和零食。也是因为开始时间在晚上六点，试映前人们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吃吃喝喝。观众一共三十来人，全是同一行业的纽约白人，互相认识，感觉上似乎“噢”一声就算打了招呼。准确说来，这不是试映会，而更接近于小说——若以小说打比方——第一次校样的公开。片名和演员表已经打上去了，但职员表还没有。放映前罗伯特亲自出来笑着告诉大家：“这是毛片，可能略有改动。很长，全部放完差不多三个小时，要有精神准备。有厕所，随便去就是。”

从结论上说，长达三小时的时间一点也没觉得长。虽说是将雷蒙德·卡弗几个短篇用蒙太奇组合在一起拍摄的影片，但由于动了大手术，很难看出到底编进了几个短篇。我边数指头边看，看得出的共有九个（事后问苔丝，她说她也数了，但弄不清楚）。而且用的又都是短篇中的片断。不过，《弃狗》、《小而有用的事》、《脚下的深水河》、《减肥风波》在情节推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除了卡弗这九个（大概）短篇原作，还大量加进罗伯特和编剧自己编造的跑龙套式情节。这些数不胜数的插曲从头至尾几乎没有间断，时间上足有一两天的容量。

这样一来，很多人难免想起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导演的意图恐怕也在这里，正该用《启示录》来形容。赞其为大家手笔的人为数多多，称之为语无伦次之劣作的人也并非没有。我虽然不认为是什么劣作，但也承认即使有人认为是劣作怕也不奇怪，我不想对他们说“你们非懂这个不可”。因为，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是好是坏的评价不是太大的问题，纵令作为电影失败了，其咄咄逼人的、具有奇异感染力的存在感也完全可以弥补其不足……甚至仅凭这一点也足以让人欣赏半年——便是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祈祷者》诚然也是有趣的影片，但这一部的内涵莫如说因其岌岌可危而得以加深了。看完后时间经过得越长，越让人切切实实地觉得意味深长。

电影始于半夜往洛杉矶上空洒农药（为了消灭地中海果蝇），结束于不远的将来一场大地震。总之到处充溢着世界末日般的强烈的悲剧气氛。舞台始终定位于洛杉矶的卫星城市，但那些郊外杀菌的无机性的光景同罗伯特电影语言的氛围正相合适，摄影也无懈可击。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电影。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只有美国才拍得出的电影。

从我自身经验来说，比如在美国新泽西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城市近郊开车，时不时也有汹涌的无奈感袭上心头。此处有一座镇，沿路行驶不久，人家中断了，镇郊有一条店铺傻大傻大的商业街。有复合型电影院，有公用冷藏库，有麦当劳，有CVS(2)药房，有西海岸录像带出租店。继续前行，有树林、河流等不多的自然景观。通过之后，很快有下一座镇出现。镇郊当然又有商业街，又有不多的自然景观。然后又是一座镇……如此无尽无休。镇与镇之间当然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尤其在加利福尼亚，由于土地平坦得无遮无拦，自然景观单调，我们的无奈感也更加强烈更加深重。展望着这种无边无际的铺展，就会迅速陷入沉思：人的活动究竟有何意义呢？这样的无奈是一种唯独在美国才能体味的情怀。在欧洲体味不到，在日本体味不到，乃绝对的美国原版（American original）。

《Short Cuts》中接踵而来的插曲给观众的怅惘与无奈，也同这种在美国大地移行时特有的无奈感有相通之处。电影从一个插曲转入另一插曲，我们（至少我）就从一座镇进入另一座镇。尽管每个插曲都有其特点，然而我们渐渐失去辨认那些差异的能力。盯视银幕的时间里，脑袋逐渐麻痹，被拖进了银幕上出现的世界末日郊外那令人倦怠的恶梦中。这种感觉当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卡佛的小说世界，但基本上还是阿特曼的个人风格所使然。再说得准确些，乃是在卡弗创造的近乎执拗的世界的刺激下急速膨胀起来的阿特曼的同样近乎执拗的个人世界。膨胀、膨胀、膨胀得几乎达到临界点——倘若不滑向遥远的前方，就连那里曾有过什么都无从知晓。至于哪里到哪里是卡弗，哪里到哪里是阿特曼，分辨起来是极其困难的，或者不如说实际上不可能。在观看《祈祷者》的虚构内再加虚构的世界时，观众是在自己也浑浑噩噩的情况下往返穿行于虚实之间的帷幕，同样，我们在《Short Cuts》这部影片中，也目睹了卡弗与阿特曼之间展开的没有记分牌的迷宫般的围墙游戏。

这部影片有MAKING OF(3)录像带，片名是：

“Luck，Trust & Ketchup”

Robert Altman In Carver Country(4)

录像带我看了（我看的是两小时零五分的，据说正式的为一小时四十五分左右），阿特曼在里面说这部影片的妙趣在于：虽然故事人物众多，但出场人物之间几乎没有现实性关联。他的另一部影片《婚礼》（Wedding）中也有许多人物出场，但由于他们都是被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大家在某一点上有某种联系，所以故事从一开始就有大致的连贯性。然而在这部影片中，出场人物大多是毫不相干之人。就背景场地来说，《婚礼》的舞台是好莱坞电影界这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小世界，而这部影片则是极其庞大的阿米巴虫式的无边无际扩展开去的洛杉矶郊外。如何在这种严酷的混沌环境中一气呵成营造出一个电影世界，这对阿特曼是一次实力考验。真能做到吗？不出所料，事情没那么简单。然而这种“没那么简单”在结果上成了形成这部电影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原因之一。

实际一看您就会知道，所以看之前由我啰啰嗦嗦泄露天机并不合适，就不多说了。不过这部影片里的手法的确五花八门。例如《减肥风波》中作为咖啡馆女侍应生出场的莉莉·汤姆琳，同时又在《小而有用的事》中扮演开车撞了男孩的司机，而在另一插曲中则是女主角的母亲。如此这般，人们在各种场合擦肩而过，有意无意地参与或不参与他人的故事。此插曲与彼插曲、此人物与彼人物、此镇与彼镇，就是通过这样的接合点而曲曲弯弯地拧作一股的。尽管如此，故事本身并非解释性的，并非要通过这种连接而具体阐述、证明或暗示什么。这种毫不做作的装疯卖傻的怪异（offbeat）的电影感觉，《巴顿·芬克》和《裸体午餐》里都没出现过。

这部影片另外一个精彩之处，毫无疑问是配角人选之妙及其演技的无与伦比。特别是汤姆·韦齐和莉莉·汤姆琳夫妇的演技，有一种日本关西相声式的幽默和哀婉，堪称压卷之作。两人糊涂得一塌糊涂，而又恰到好处。把寻常美国人的寻常忧愁表现得深切感人，非比寻常。假如我有资格，真想无条件授予两人奥斯卡金像奖。

作为爵士歌手在夜总会舞台上大唱特唱的阿尼·罗斯（兰伯特·亨德里克斯&洛杉矶的罗斯）的角色安排——这当然是阿特曼后来加进去的角色——在我看来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但不管怎样，终究是阿尼·罗斯，不得不予以原谅。杰克·勒蒙在《小而有用的事》中扮演失去孩子的可怜父亲，同时又扮演《糕点袋》中因在外面胡来而离婚的父亲角色。他的演技作为演技本身的确不同凡响，毕竟胜任愉快地演了长达九分钟的独角戏。但由于其演技实在过于完美无缺，因而令人觉得于这部电影总体上的怪异（off beat）流程多少有欠协调。不过这恐怕是口味问题吧。此外，我所喜欢的休易·路易斯的一闪出场也让我相当高兴。此人在《回归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只有一行台词，在这部影片中说了五行。就这样好好折腾下去，休易·路易斯有可能成为“汤姆·韦齐第二”，尽管我不晓得他本人是不是想。

其他演员也非常出色。安·阿切尔、巴克·亨利、弗雷德·福特、小罗伯特·丹尼……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总之可以看出大家都为参加阿特曼作品的拍摄感到欣喜，自觉地出谋划策，各显神通。阿尼·罗斯在录像带中发表感想：“同优秀的摄制人员一起做事，就好像同优秀乐队的节奏部一起登台。”可以想象，实际拍摄现场大概就是那样的气氛。

当然也不是说这部电影一切都好，无可挑剔。观看之间，也有几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多此一举的插曲也零星可见。例如苔丝就对最后的地震场面有些费解（我也觉得这奇妙的最后镜头匪夷所思，也许自己脑袋不好使的关系），说她打算直接讲给阿特曼听了。所以，最终出来的片子可能跟我看到的多少有所不同。不过，这部电影大气，即使小有失误也无损全局。

看完电影，喝着咖啡同苔丝聊天，我问《Short Cuts》这个片名准确说来是什么意思。依她的说法，大约有三个意思：一个是“短的创伤”，另一个是“近路”，最后一个即其本意“电影的短片”。言之有理，说意味深长也够意味深长的。

老实说，拍摄《等待月出》的吉尔·戈德米劳几年前也想根据卡弗原作拍摄电影，脚本都已写完了。但因为无论怎么都看不出商业上成功的希望，在美国找不到出资人，未能搬上银幕。我因偶然的机会受她个人之托在日本找投资者，尽管正值金钱绰绰有余的泡沫经济时期，也还是未能如意。我对这类讲究现实的事情相当不擅长，一般也不参与，但因是苔丝之托，便想尽力而为。整个夏天满东京城跑来跑去，体验了各种各样不无莫名其妙的事情，见了形形色色不无莫名其妙的人。

她的脚本我也看了，同罗伯特·阿特曼的切入点有很大不同。戈德米劳所把握的卡弗世界没有阿特曼施加的世界末日般猥杂的迷宫感觉，而更为直线型、更为小品式、更为Bleak（粗犷）。她的所谓Bleak，较之阿特曼大刀阔斧的改编，更接近于卡弗原来的世界，正该称之为Minimalism（以小见大）。虽然不是说接近原作世界就好，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想作为一个“选项”使戈德米劳版卡弗电影得见天日。说这个也没有用了。何况阿特曼已经弄出了如此惊世骇俗的电影，必须以此为满足才行……

而普通美国电影为什么就没有意思呢？的确，电影票很便宜。看日场只需三美元七十五分，不到四美元，且有空座。可电影看不出多大意思。电影这东西并非便宜即可。再便宜，浪费两个小时的徒劳感也是无可弥补的。放映完了欠身离座，绝大多时候都不由纳闷儿：美国电影就这么枯燥无味？外面车追车、床上人压人，或者是人所共知的罗伯特·德·尼罗和艾尔·帕西诺式的出色演技。两年半时间里看了数量相当不少的美国电影，能够叫人拍膝叫好的不外乎《沉默的羔羊》、《不可饶恕者》两部（正巧两部都拿了奥斯卡奖），以及这部《Short Cuts》。情况令人失望。

美国电影所以这么了无情趣，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好莱坞已变得极其保守，鲜有原创性作品，全都是似曾相识的货色。系列片、翻拍片泛滥成灾。此外，近年来美国社会中的“Political correct”（政治写实）运动的高涨将美国电影逼进相当局促的小胡同也是一个原因。差不多所有的人拍电影时都一再小心，以免被别人戳脊梁骨。我认为电影本来就是相当离经叛道的那类东西，一旦做出道貌岸然的面孔，所谓电影魅力就难免大打折扣。说起来，我是懒得听理查德·吉亚、伊丽莎白·泰勒之流在奥斯卡授奖仪式上煞有介事的说教的，即便是堂堂正论。或者莫如说，唯其是正论，所以才没心思听。您不这么认为？

实言相告，我有个毛病：一看有趣电影就心慌意乱，心被整个翻起来。在东京倒也罢了，而在美国是开车去看电影，问题就大得多。看完《沉默的羔羊》，猛然回过神来，发现在道路左侧行车，吓出一水桶冷汗。看完《奥利维、奥利维》（Olivier，Olivier）后半夜开车却没有开灯，被周围司机吼了一通。这么着，每次看完有趣电影，老婆都要一一提醒我：“小心哟！灯打开了？安全带呢？右侧行驶，别弄错！”因此，有趣电影少倒是一件安全事……

后日附记

这部电影一九九三年十月在美国上映。报刊上评价蛮好，遗憾的是放映的电影院仍然不多。不过，伴随着电影的上映，出现了不大不小的卡弗复兴热。出了几本有关的书，杂志出了特辑，脚本也出版了。还出了一本收录许多作家、朋友以及编辑的回忆文章的书，里边还收了我一篇文章。

(1)　《Short Cuts》：意为《短片集》。又译《浮世男女》、《银色性男女》。

(2)　CVS：Convenience Store之略，便利店、小超市。

(3)　MAKING OF：正片以外的被剪切部分，或采访导演、演员以及表现摄制过程的副片。

(4)　意为“‘幸运、信任和番茄酱’，罗伯特·阿特曼在卡弗的国家”。

远离卷心菜卷(1)

我时不时碰见说这种话的人——“我经历的有趣事情足可以写成好几本小说”。回想起来，的确好像从为数相当不少的人口中听到与此大同小异的台词。旅居美国后尤其如此。这倒不是讲美国人这样说，而是住在美国的日本人时常这样说。我想或许真是那样。不管怎么说，离开母国在外国生活不是件容易事，肯定有各种各样令人激动的体验，向谁诉说和传达的心情想必也很强烈。

至于这些人日后能否实际写出小说，我当然无从知晓。不过每次听得这样的说法，我都深有所感：自己倒是已经写了不少小说，可在现实人生中几乎不曾经历过什么非常有趣的事情。当然啰，毕竟活了四十几年，若说一件有趣事也没有是说谎。也曾见过各种离奇古怪的人，也曾为命运的转折惊诧不已。既有回忆起来情不自禁咧开嘴角的开心事（内容恕不奉告），又有至今稍一想起就气不打一处来的遭遇。相当气急败坏、相当冲动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如此程度的体验，我想任何人在生活当中都在所难免。能够说成“虽世界之大而有如此奇遇之人亦不为多”那样的事情，遗憾的是我的经验背囊里一件也掏不出。客观地看，假如我是根本没写过什么小说的人，又有人问我现在能否对别人说“我经历的有趣事情足可以写成好几本小说”，我想自己是不能说的，根本说不出来。而只能说：“虽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也算是有趣的，但老实说，并未有趣到能写出小说那个地步。”

不过，世上确实有不少人经历了颇难想象的有趣事情。我过去就特别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时常逮住那样的人一听为快。倒也不是要用作小说素材，只是因为听起来开心。故事委实五花八门，有的令人惊愕，有的令人感叹，有的令人捧腹大笑，有的令人不寒而栗。听一晚上都听不够。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确实如此。可是若说有如此奇遇之人定能写出堪可与之媲美的有趣小说，则未必写得出。当然，有非同寻常的丰富经历又写出非同寻常的有趣小说的杰克·伦敦型作家也是实有其例的，但在我迄今实际所见所闻范围内，毋宁说属于例外。

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如果自己有过波澜壮阔的经历，那么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恐怕惟因其波澜壮阔，写的人将愈发为某种势不可遏的无奈感所俘虏。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把当时活生生的感觉完全传达给别人的那种心理压力，对于当事者来说无疑是相当难以忍受的。我的经验也是同样：如果想如此这般写如此这般的东西的心情过于强烈，那么面对书桌时就很难想出词句。这同回想过于栩栩如生的梦境并把它讲给别人听时的焦躁感十分相似：无论怎样搜肠刮肚想把当时的感觉告诉别人，实际位于那里的东西已纷纷滑落，弃己而去。

与此相反，也有人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能以与众不同的视角，从一点小事中感觉出妙趣或哀愁，并浅显易懂地讲述给别人听。总的说来，我觉得这样的人更处于接近小说家的位置。

总之，我在实际人生旅途中没有经历过足以写成故事的事情。写出数不胜数的故事的约翰·欧文这样写道：“假如我只写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读者大概看不到二十页就要睡过去。”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就我来说二十页都怕写不出来。可是世上一般人似乎以为小说家是以种种现实体验为基础写小说的。比如我刚写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陡然慌张起来。起初我不明白他们何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后来细听之下，才明白人家怕我以他们为原型写下一部小说。知道我不写那一类型小说之后，我们才算重归于好。

来美国后，我开始去很多所大学同美国学生交谈。也在大庭广众面前讲演过，不过较之郑重其事的讲演，我更喜欢去小班，用自己的话语同学生面对面畅所欲言。下课后有时大家一起去酒馆，喝着啤酒说说笑笑。这种时候，美国学生也好日本学生也好，都没什么两样。上课时在老师面前装模作样的学生也放松下来，眼神恢复了孩子气。

他们大体上是对日本文学或日语感兴趣的学生，多数人说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小说家，所以非常想知道小说家究竟是怎样一种生物，具体想什么，过怎样的生活。也可能其中有几个人自己也想写小说，因而渴望知道怎样才能写出小说，怎样才能成为小说家。

他们问的大多是以下三点：

（1）上大学时你就想写什么了么？

（2）第一本小说如何出版的？

（3）写小说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我是极为个人化的小说家，不可能将自己这个例子扩展到整体进而告诉他们小说家是这样一种存在、小说应该这样写、要当小说家需这样做。即使那样告诉也没什么意义，但又不宜煞有介事地大讲冠冕堂皇的东西，所以只能具体以自己为例：“总之我是这么做的”。况且，较之头头是道的抽象理论和概念，他们也更喜欢这种可感可触的具体事实。

如此到处向学生“具体而生动地”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小说家的时间里，我蓦然意识到自己当上小说家几乎算是侥幸，事后自己都感叹不已。

学生时代我的确想写点什么来着。具体说来是想写电影脚本。脚本写不成写小说也未尝不可，但首先是对电影感兴趣，所以才上了早稻田大学电影戏剧专业。可是中途觉得电影不适合自己，遂放弃了写脚本的愿望。既不晓得写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写。打算写的素材和主题也没有，这样的人不可能写出电影脚本（或脚本以外的什么）。此乃自明之理。可是又喜欢看电影脚本，不上课也要每天去学校的戏剧博物馆闷头看古今东西的电影脚本。如今想来，的确获益匪浅。所以我觉得，写不出来的时候不勉强写也未尝不可这句话大概可以成为——或不能成为——我对想写什么的年轻人提的一个建议。

另外还告诉学生，我从大学出来，结了婚，开始工作（不，说倒了。先结婚和工作，然后才毕业）。在严酷现实生活的逼迫下，想自己写什么的念头早已忘去九霄云外。借款必须偿还，反正从早到晚像拉车的马一样——这么说也太没文学性了，纯属陈词滥调——闷头干个不停。一连干了七年。举个例子，我开的酒吧上卷心菜卷，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所以即使现在我也能在短时间内不流泪地迅速切好元葱，手真能动得又快又自然。

“你们可知道不流泪切元葱的诀窍？”我问学生。

“NO.”

“就是赶在流泪前快快切完。”（笑）

这么说起来，学生们的眼睛也兴奋得闪闪发光。大概和大学课堂上教的种类完全不同吧。此外也可能他们本身多少有些不安——往后自己会怎么样呢？有怎样的可能性呢？我也很理解他们的不安。我本身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也不安来着，几乎惶惶不可终日。假如现在有仙人出现在这里说要把我送回二十岁那时候，我想我会拒绝：“谢谢。现在这样挺好的。”这么说也许不合适：青春那东西一次足矣。

接着我讲起二十九岁那年忽然想写小说的事。春天一个午后去神宫球场看YAKULT队对广岛队的棒球赛。歪在外场席上喝啤酒看希尔顿打二垒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对了，写小说！这么着，我写起了小说。

我这么一说，学生们都一脸呆愣愣的神情：“就是说……那场棒球赛有什么特殊因素不成？”

“不是的，那不过是个引子罢了。大概太阳光、啤酒味、二垒打的球向等很多因素恰好聚在一起，刺激了我身上的什么。总而言之……”我说，“我所需要的是确立自己这一存在的时间、是体验。不必是什么特殊体验，极其普通的体验也未尝不可。但那必须是深深沁入自己体内的体验。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想写什么，可是不知写什么好。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和艰苦的劳动来发现写什么好，大概。”

“如果四月那个午后不去球场，您今天会成为小说家吗？”

“Who knows（谁知道）？”

这种事究竟有谁知道呢？假如那个午后我不去球场，没准我永远不会写小说，度过没什么牢骚可发的人生。然而我到底在那个春天的午后去了神宫球场，歪在空空荡荡的外场席——当时的神宫确实人少——看了希尔顿往左打出一个漂亮的二垒，由此写出了《且听风吟》那本最初的小说。也许那是我人生当中不同寻常的事件。

“您认为同样的情况在任何人的一生中都会发生吗？”

“那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说，“不过我猜想，即使不完全一样，相似的事情也会在什么时候或多或少出现在每个人的人生中。各种各样事情一下子巧妙结合在一起那一富于启示性的瞬间迟早总会到来。至少，认为那样的事肯定会发生，可以让人活得开心些吧？”

不过另一方面，我的确从劳动当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几年前有一本名叫《人生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从幼儿园沙坑里学得的》的书在美国大为畅销。就我来说，该说是“人生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从自己开的酒吧里学得的”。学校诚然教了许许多多东西，但明确地说，那些东西对我写小说几乎没什么用。我倒不是说学校教育没有意义，但起码就我而言没怎么为上学感到庆幸。小时候母亲说不趁现在多学些东西，长大了要后悔的。当时我也觉得怕是那样，但至今仍未完全理解母亲那样讲到底是什么用意，因为我长大后一次也不曾为没多学些东西后悔过。我多多少少懂得人生的真实是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日日夜夜里，当时我的的确确起早贪黑从事体力劳动，反正就是动来动去干活，每个月拼死拼活还债，其他事不太考虑——想考虑也考虑不成。但在结果上成了再好不过的营养剂。对于我，劳动是最好的老师，是我“真正的大学”。

比如开酒吧，每天有很多客人来。但并非所有人都中意我这间酒吧，或者不如说中意的是少数。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十人中只有一两人中意你的酒吧，假如那一两个人真正中意你所做的事，乐意“下次再来这个店”，那么酒吧这东西也可以因此办得相当顺利。较之十人中有八九人认为“还不坏”，大部分人看不顺眼、而十人中有一两人真正中意反而更能带来好结果，这样的时候甚至也是有的。我干酒吧期间对这一点算是有切身感受，真可谓刻骨铭心。所以，作为一种生活感觉，至今我也坚信不疑：对于自己写的东西，哪怕有很多人说得一无是处，而十人中只要有一两人觉得正中下怀，那也就可以了。这样的体验成了我无比宝贵的财富。倘无此经验，那么要作为小说家活下去势必艰难得多，说不定会这个那个地打乱自己原有的节奏。一次把这话跟村上龙提起，村上龙感叹道：“春树真不简单！我嘛，若不是十人有十人说好就火蹿头顶。”不妨说这也正像是村上龙……我反倒佩服起来了。

非我自吹自擂——也没什么好自吹自擂的——我不是用脑袋思考的人。相对说来，我属于在实际运动身体当中思考的人，只能通过身体学东西和写东西。这大概是因为很多年月我是靠从早到晚实际干体力活维持生计的人。对我来说，所谓劳动只能是这么回事，所以至今都时时觉得自己在“文学世界”里是何等特殊的异类。我之所以长期离开日本生活，原因说不定就在于这种“异类感”。每天不跑步不游泳就干不顺利恐怕也是这个缘故。

关于写小说，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教”学生的。“反正只能实际这么活下去。如果你打心眼里真想写什么、想向别人传达什么，那么即使现在写不好，‘总能写出什么’那一天也迟早必定到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恐怕就只能像添砖加瓦的工匠那样一点一滴积累现实体验。比如……对了，拼命谈恋爱什么的。”我这么一说，有人接口说“这个我好像也能做到”，大家笑了起来。又有人说“万一那一天不巧来不了可如何是好？”几个人又笑了。

那种时候，我就毫不迟疑地引用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公民凯恩》（Citizen Ken）中声学教师那句尖刻的台词：“Some people can sing，others can’t.(2)”

有生以来第一次写小说并获得《群像》(3)新人奖时，我对大家说：“其实最近我才写小说，结果拿了《群像》新人奖。”周围人听了几乎没有一个相信，都好像以为我开玩笑。我相信其中几个人至今都对我被称为小说家怀有很深的疑念，大概因为我看上去不像写小说的人吧。

那些日子远远离去了，日本远远离去了，卷心菜卷远远离去了。重新回首自己的人生时，我每每觉得“令人激动的体验”有也罢没有也罢，生存这一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极其离奇的。

真的离奇。

后日附记

写这篇稿子时，新闻里说YAKULT打败西武LIONS获得日本循环赛冠军，相隔十五年重夺日本第一。如此说来，我写第一本小说《且听风吟》是YAKULT上次获胜那年，我跑去神宫球场，以不习惯的手势一个劲地填稿纸方格。YAKULT棒球队成立二十九年来第一次夺冠，我也正好二十九岁。岁月的流逝真是快。

十五年前就在打球而现在仍然在打球的，恐怕也就是角、八重樫、杉浦这三个人了吧。我没怎么待在日本，离职业棒球越来越远，老实说，后来的选手不大清楚了。特别是投手，几乎没见过长什么样的。因此，虽说夺冠，一下子也兴奋不起来。同选手的名字相比，表上排列的教练名字更让人动情。伊势、梶间、若松、安田、福富、小田、浅野、水谷、涩井……名字都很亲切，都还身穿SWALLOWS球服在指导新人——虽然让我觉得他们大概是改行也改不了，只好干教练这老营生。不过那个希尔顿在哪里干什么呢？我还珍藏着在广尾的明治屋前讨来的他的签名。

(1)　卷心菜卷：rolled cabbage，一种菜肴，将肉和元葱等切碎，包在煮过的卷心菜里，加汤煮熟而成。

(2)　意为“有些人能唱歌，别的人不能。”

(3)　《群像》：日本著名的文学杂志。

从布鲁克斯兄弟到POWER BOOK

旅居美国之后叫我稍感意外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街上东游西逛时也没有特别想买的东西。不知什么缘故，看橱窗也看不出引起占有欲的东西。而我认为自己的物欲近来并未急剧减退。在意大利居住的时候，只要离开家门一步，物欲简直就像鼯鼠一样“呼啦啦”从天外飞来，紧紧贴在背上，在耳边嘀咕着“买呀买呀再买呀”（不知为什么，我认为罗马这地方很适合用大阪方言，确切根据我也道不出），死活不肯离开。这么着，手里的钱不知不觉就不见了。而在美国很难找到想买的东西。本来可以不多花钱，不该发什么牢骚，可我偏偏就像被狐狸迷住了似的，硬是不开窍。

回想起来，过去决不是这样的。虽说是过去，也不必追溯到五六十年代——那时以为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大宝库，甚至每个角落都堆满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记得上街一走也有很多想买回去的东西，只是考虑到钱包或重量才勉强忍住不买。

以服装来说，布鲁克斯兄弟、保罗·斯图尔特、丁普雷斯——只要一进这种店，心里就喜不自胜。作为清一色穿VAN夹克送走青少年时代的一代人，仅看一眼这些美国东部名校常春藤足球联赛选手专用服饰店的牌子都觉得心怦怦跳，实际上也曾一口气买了许多回来。第一次去美国，走进波士顿布鲁克斯兄弟店挑衬衫时，是一位身穿笔挺的布鲁克斯西装的年老店员接待我的。此人的英语新英格兰味十足，较之服装商店员工，更像是哈佛大学教授。记得虽说是夏天，但以一身轻便服装——T恤加脏运动鞋——进店的我还是深感惶恐，心里不禁大感钦服：到底是原产地厉害，和日本西服店的伙计就是不一样。

遗憾的是，如今即使进纽约或波士顿的布鲁克斯兄弟店也根本找不到想买的东西。款式也好布料也好，大概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但看上去总好像不如过去那般流光溢彩。究其原因，一来也许是整个时代潮流所使然，二来可能由于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几年，每天每日都在目睹多姿多彩令人兴奋的当地服装。不管怎样，这类东部的老字号服装店已经显得有些呆板沉闷了。当然，这纯属个人喜好领域里的问题，很难从客观角度加以断定。如果有人指责我说得不对，而说现在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传统服装新鲜亮丽独领风骚，那也毫不奇怪。我也并不是要攻击那类服装，或要拖喜欢它的人的后腿。不用说，人有自由穿自己喜欢服装的权利。我不过是从个人角度把自己的感受写成文章而已。Don’t take it personal.(1)

不过坦率说来，美国的年轻人基本上不穿此类衣服。我现在属于所谓“东部名校常春藤足球联合会”的大学，在六十年代常春藤风格一代人的眼里犹如麦加圣地。可是实际生活起来往四周一看，这里的学生的穿着全都一塌糊涂。松松垮垮的T恤加一条牛仔裤，没有裤线的粗布裤，大约一年没洗的轻便运动鞋——就这副打扮在地上横躺竖卧。女孩也不化妆，头发只是随便往下一披，或扎个马尾辫。几乎没有人扮俏，或者不如说不讲究穿着倒像成了一种时髦，那意思像是在说忙着学习和运动，没闲工夫为衣装那种多余之物分心（从旁边看来也的确像是忙得令人不忍）。若把他们领进学生们无不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日本大学校园，笃定惨遭周围冷眼。倒不是信奉“清贫的思想”，只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起来，横竖上不来想买新衣服的兴致，顶多偶尔在“无边帽”或“香蕉共和国”等面向年轻人的休闲服装店买件T恤和短裤之类。

这样，来美国后几乎没在衣服方面花钱。而住在意大利的时候，由于街上男女老少全都精心打扮，争奇斗艳，我也相应地跟着注意起衣着来了，搭配衣服的颜色，习惯性地考虑“今天去哪里、哪里该穿什么什么衣服”。有句格言说“在罗马就要像罗马人”，的确如此。可是来到美国就无从提起了，几乎不考虑什么衣着，每天只要悠悠然把放在那里的东西适当穿上一件即可。不过说老实话，再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我这人本来就怕麻烦，同这样的生活一拍即合。去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落到无论如何得买西装的地步。去纽约转了好多家店，折腾到最后还是买了意大利牌子（再没有比买西装更麻烦的事了。纯属消耗时间。或许世界上也有乐此不疲之人）。好容易来一次美国，本想买美国货，不料实际到店里一看一试，总觉得不可心。不知什么缘故，就是不肯同身体亲和在一起，总觉得有些憋屈——以前没这种情况来着。说起来，我这人一年只穿一两次西装，如此自作聪明地挑三拣四，我也觉得很不应该……

Fashion（时髦）这东西也真是有趣。迈尔斯·戴维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半期非布鲁克斯兄弟不穿，如今想来，感觉上真可谓不伦不类。当时，布鲁克斯传统西装成了他最hip（潇洒）的时髦打扮。迈尔斯登上爵士乐舞台的四十年代正值比博普（hebop）全盛期，演奏爵士乐的人全都身穿花花绿绿的西装，吹吹打打热火朝天。那里边唯独迈尔斯一人身穿hip的布鲁克斯西装，以冷静的声调吹奏小号。作为知识中产阶级家庭子弟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迈尔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俗不可耐的奇装异服。身边一伙人对他多少有些敬而远之。不久，比博普江河日下，冷爵士乐（Cool Jazz）代之兴起，继而迎来新一代创造的硬博普（hard bop）的鼎盛时代。而这时迈尔斯无论在演奏上还是在服装上都绝对成了主流。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五十年代也不限于迈尔斯，几乎所有爵士乐手都一副英姿飒爽的“常春藤”打扮。无垫肩上衣、三扣衬衣、扣领衬衣、光闪闪的科尔多瓦皮鞋……说实话，高中时代每当我看见花样翻新的爵士乐唱片封套，就不由一阵心跳：原来衣服是可以这样穿的啊！看迈尔斯·戴维斯的自传《迈尔斯》，不难得知他曾经对布鲁克斯兄弟服装怀有多大的憧憬和激情。他年轻时候的偶像是弗雷德·亚斯坦(2)（Fred Astaire）和加利·格兰特(3)（Cary Grant），曾经梦见自己身穿两人那样的衣服。这倒很有意思。

一种服装风格（小说风格也是同样）不是靠理论、道理和宣传普及开来的。只有人们亲眼看到“实例”并且心悦诚服——噢，原来衣服可以这样穿；噢，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才会在世间广为传播。就像迈尔斯在电影院银幕上看见加利·格兰特这个“实例”或别的主人公而决心自己也如法炮制一样，五十年代的年轻爵士乐手们也是在目睹迈尔斯这个光辉“实例”之后才开始穿那种服装的。

以政治家为例，六十年代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等人的衣装，在同西装之类暂且无缘的十几岁的我的眼里简直潇洒得心惊肉跳。如今想来，其中似乎有一种超越“穿衣服”这一单纯物理行为的更深更重的什么，里面的气味和手感具有穿越空间迎面逼来的冲击力，而那大约就是American establishment（美国体制）自然而然带有的强烈自信。

以电影来说，我在高中时代看了十遍保罗·纽曼(4)的《移动的靶子》。杰克·斯迈特导演的这部电影，作品本身也别具一格，应该列入我所喜欢的十佳电影名单。不过我之所以反反复复看这部电影，其实是为了看保罗·纽曼穿的衣服。那时候我对保罗·纽曼的穿着入迷得如醉如痴。遗憾的是那时候还不存在录像带这便利玩意儿，当然只能跑电影院。记得电影中保罗·纽曼穿的是带有西海岸韵味的约略休闲的传统上装，其轻快潇洒的风度同电影气氛相映生辉，令人心驰神往。虽说穿着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当时保罗·纽曼这种空气般漫不经心的“考究”委实超凡脱俗，夹克的每一颗钮扣、太阳镜的每一种戴法都显得妙造自然。

可是——这也不过是我个人之见——就衣服的穿法、风度这一观点来说，最近的美国似乎已找不到具有往日那种魔力的“英雄”了。不但音乐和电影，政治家尤其如此。布什倒也罢了，本来就古板（square），一股陈腐味儿。不料时下年轻的比尔·克林顿也那副德性。西装倒好像蛮高级，可就是给人一种“被衣服穿”的感觉。当然喽，就算衣服穿得不三不四，也不至于给他作为政治家的职务带来什么不利影响。不过，想起约翰·肯尼迪的风度竟能使那个坂本九(5)的发型为之一变，想起那无风海涛般的传播力，还是多少为之怅然。归根结底，正如美国火车头的乏力直接象征美国经济的地位下降一样，美式服装、着装风格影响力的衰退，恐怕也同美国社会体制自信的衰退有直接关系……也许这样下结论有些牵强附会。

衣服说得太长了，还是回到在美国找不到什么可买之物上面来吧。我逐一回想在这里生活两年半时间里到底都买了什么，结果真的没买了不得的东西。买了几件家具，桌子、椅子、书架之类。我现在住的房子原本是大学教授职员用的配家具住宅，用不着买多少东西，只是根据需要补充一点，无非减价期间在附近家具店买的或在二手家具店买的能凑合着用的东西，一半是伊凯亚（挪威进口……在美国都称为阿伊凯亚）。

汽车前面也写了，买了一辆德国生产的大众。音响装置买了小的天龙，电视买了索尼，录像机买了夏普，这些都是日本造。唱机买了B & O（丹麦造），耳机为德国造。台灯为意大利造。微波炉为松下，咖啡研磨机为德国造。AT & T传真机以为是美国造，背后却写着MADE IN JAPAN。熨斗是德国造。

那么，美国产品究竟在哪里呢？睁大眼珠子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一辆自行车。尽管部分使用了日本零件，但美国零件占绝大多数。此外就是小玩意了：手册、钱夹。是在附近一家名叫COACH的店里买的。体重秤也应该是美国造。但打量四周，眼睛看到的MADE IN AMERICA也就这么多了。如此看来，就算再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美国经济也怕是多少存在问题的——连我这个相当不懂经济的人都这样想。

写到这里，猛然想起我买过一个大件美国产品。这可以说是灯下黑吧，此刻就在手头上的苹果牌手提电脑POWER BOOK 160／80即是。这是在学校电子计算机中心花两千两百美元买的，是我在美国买的东西里面仅次于汽车的高价物品。不过听说在日本买几乎还要贵一倍，需要更换基础软件才能开通日文打字功能。说麻烦是有点麻烦，但只要解决这点，别无任何问题。如今经济格局犬牙交错，这台苹果牌电脑是否里里外外纯是美国产品，对此我还有所怀疑。不过我想不妨看作MADE IN AMERICA。作为产品相当出色，而且便宜，起码比过去便宜得难以置信。即使在美国也是热门货。

这么着，近来我就用这新电脑写作。程序还不很熟悉，要记的东西非常之多，所以仅就写文章这项作业来说，还是原来的——或者说旧的——电子打字机更为简单好用。但现在离开日本生活，我的工作就是写东西，必须考虑保管和存取原稿，所以今后使用电脑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不过回想起来，六年前写《挪威的森林》时，是用自来水笔或水性圆珠笔在大学笔记本的格子里“吭哧吭哧”填个不休的。当时也在欧洲各地转来转去，着实担心写出的原稿丢失。毕竟是长篇，又是乘兴而写，一旦丢失，重写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哭的份。外出散步时也生怕房间失火，原稿化为灰烬。在饭馆吃饭听到外面消防车笛声也吓得要死要活。在当时的雅典和罗马，复印大量原稿比登天还难（如今多少好一些了？），而保管所有的复印稿也非易事。如今转眼之间就能存进软盘，在邮局寄走，让对方保管，对出版社来说这样也是再方便不过的。直到前不久（仅仅六年前）还用普通笔在普通纸上写普通字，并对此无任何怀疑——想到这点，实在为变化之快惊讶不已。不过细想之下，也不光我，差不多所有日本人都在明治维新以来一百多年时间里持续“用钢笔或铅笔写字”，对这一行为也没有什么疑问。

常有人问“改用电子打字机或电脑之后行文风格会发生变化吗？”坦率地说，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即使手拿笔写的时候，行文风格也是经常变化的。当然，五六年来我的风格我想也有不小的变化，但风格变化本身对于我莫如说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何种程度上同电子器材有关、何种程度上无关，我也无从判断，一如回答不好“由圆珠笔改用自来水笔是否会带来行文风格的改变”的提问一样。所以，被人这么一问，老实说有点儿“又来了”那样的厌烦感。

但是有一点可以断言：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或者吉行淳之介（吉行先生还在写作，不好确定）的文章是用电子打字机、电脑所写不出来的——或者说写出来十分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由于近年出现的记载工具革命，日语难免经历一次“软件更换”或被重新认证。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像冷战体制瓦解和农业人口减少一样，只是“就在那里”的现实。请不要因此指责我。Don’t take it personal.

后日附记

后来更需要电脑了，就买了苹果LCⅢ。又要显示屏又要激光打印机，好一场折腾。以前只要有笔、原稿纸和纸壳箱就够了，无论在哪里都能兴冲冲做事，而现在则必须有一大堆行李。不久的将来，没准写小说还必须有大口径功率放大器和重量级发射机呢。

我倒是一无所知，原来COACH即使在日本也似乎是名闻遐迩的厂家。日前去哈佛广场一家鞋店，店员问我：“日本游客一来这里就都嚷着要COACH、COACH，COACH在日本就那么有名么？”如此说来，波士顿市中心的科普里广场的Coach Shop的店员对美国顾客笑容可掬，而对日本人却高傲得不可一世，活像对待猴子。我不知内情，心想这家商店态度委实恶劣至极（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木下阳子［虚拟名］也在那里遭遇同样场景，并非我一人的误会）。而相比之下，普林斯顿的Coach Shop不但品种齐全，而且态度极好。我在此买了一九九四年度手册的替换纸——倒是觉得替换纸就要十二美元未免赚过头了。

(1)　意为“不是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2)　亚斯坦：美国电影演员（1899—1987）。曾主演《乐车队》等。

(3)　格兰特：美国电影演员（1904—1986）。曾主演《深闺疑云》等。

(4)　纽曼：美国电影演员（1925—　）。曾主演《圣处女》等。

(5)　坂本九：日本著名歌手，常去欧美演出。死于空难。

“金字塔”景观

以前写过一篇东西，说自己高中时代没好好用功。一个读者来信抗议或者说质问道：“你村上应该是早稻田毕业的。不用功怎么能考上早稻田大学呢？请不要撒谎才好！”看完信我大为感叹：难怪啊，世道已经这个样子了！不管怎样，倘若我这个说法伤害了谁，我是觉得很抱歉的。我写东西时总是注意尽可能不让别人不快，但世界这么大，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都好像必有人受到伤害或为之气恼。尤其在上大学方面，很多人都很认真很敏感（Sensitive），而我竟老是忘记这一事实。

不过说自己高中时代没好好用功决非撒谎。上高中期间，差不多天天打麻将（最糟糕的类型——水平差却喜欢玩），同女孩游逛，泡爵士乐酒吧，一场接一场看电影。还吸烟，经常逃课。由于大体随大流没被甩下，所以成绩不算很差，但记忆中的确没怎么用功过。一直忙着玩耍，也玩得开心。课堂上基本是看小说。时至今日我也不愿意大书特书这类往事，问题是别人不信任我不好办，只好大致解释一下。

那么我为什么还考上早稻田了呢？原因非常简单：当时的早稻田大学特别是文学院和现在不同，没那么难考。这么说或许不大合适，看一看从我所在的高中上早稻田的那伙人就知道了：头脑聪明学业优异的人一个也找不出。总的说来……算了算了。念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半是为了找工作，我去见电视台里的人，不料对方冷冷说道：“对不起，早稻田的没有办法。”我不由有些愕然，如此以所上大学简单看人真是岂有此理——那时候我还天真地相信媒体相关产业风气更为自由呢。但另一方面未尝不能理解：人家真那样看自己，或许真是那样吧。也想大声吼上两句：重要的不是上哪所大学，而是学什么和怎么学！可是由于自己上大学后比高中时代还不用功，这种话没法出口。

非我辩解，我过去就有一种糟糕倾向：很难沉下心来对待别人所交给的任务。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这种倾向好像一直妨碍我的学业。说痛快点儿，就是对不想干和不感兴趣的事情怎么也干不来。一句话，就是“任性”，或许。但另一方面，对于想干的事和感兴趣的事则排除万难一意孤行。这样的性格——我是指在工作方面——至今没有明显改变，或者不如说比以前还系统化了。老婆常说我“好一种讨人嫌的性格”。她一件接一件做事，开始做的时候非常入迷，却很快降温，因而看见我这样子甚是来气，不由得想用什么（例如餐叉、圆珠笔尖什么的）从身后扎我一下。可我天生如此，有什么办法呢！还是不要扎我为好。

当上作家最令人欢喜的，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当然，成为专业作家之后迫于生计违心做事的时候也是有的，但那只要在生活上调整一下即可。再没有比这种活法更适合我的了。开始几年这个那个失误不少，后来眼睛慢慢适应了，文笔生活得以自成体系。体系的根本思想——前面也说了——可以一言蔽之为“以自己的步调干自己想干的事”。毕竟我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不从属于任何团体的专业作家，不干不想干的事自是理所当然。或许有人说你村上写了畅销书，自然可以那样随心所欲，一般人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怎样就怎样（类似的说法在日本时实在领教够了，在美国却不知何故一次也没遇到），但我不那么认为。莫如说这是基本性格问题。从书还不太好卖那时候起到现在，我一直是这么做过来的。可是不用说，这种有欠协调的态度有时会在周围引起意外的风波。对于连老婆都恨不得从背后扎一下的人，这恐怕也是奈何不得的事。

不过，初高中时代我虽然不很用功，也只是父母嘟囔几句，周围并未因此发生什么风波，为之气恼的人当然也没有，人格上我没有值得非议之处，所以也才能坦然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间就看文学书籍。其结果，就算不特别用功，语文成绩也不坏。就英语来说，由于一上高中就以自己的方式找简装英文书看，对英文阅读本身是有自信的。但因为未注意除此之外的细小的学习窍门，所以英语成绩并不理想，记得也就是中等偏上一点点。如果知道我现在搞了不少翻译，当时的英语老师想必为之纳闷。

社会课程方面世界史最拿手。这是因为，从上初中时我就反复看——真可谓十遍二十遍——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全套《世界的历史》。记得上面有句广告词说“比小说还有趣”，这并非言过其实，实际上读起来也引人入胜。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记住了世界史的主要事项，无需过于用功。历史这东西，只要头脑里有其前后左右的粗线条关系图，就能猜出十之八九。考试前只要死记硬背几个年号、人名等细节，即可大体OK。也许是我个人口味的关系，那家出版社出的《日本的历史》我就不认为有趣得值得熟读几十遍。

这样，因为早稻田当时——今天如何我不晓得——只考三科，所以我估计如果选考语文、英语、世界史，即使不怎么费力也应该能考上。补习班和预备学校一次也没去。那时候还没有升学率那玩意儿，数字性的事实不清楚，不过依我的判断，早稻田大学（至少文学院），凭我这种程度的马马虎虎“喜欢什么学什么”的学习是能够顺利进去的。常听人说近来上早稻田也难起来了，今非昔比，文学院都很严格。我听了是不大明白。虽然听说升学率同东京大学差不多，但因为我脑袋里不存在升学率这一概念，压根上不来实感。何况，就算我在时的早稻田大学有什么好的地方，也不外乎能让我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学生轻轻松松入学。至于没了那种“轻轻松松”气氛的早稻田大学另有什么美妙，我却是稀里糊涂。说起来，早稻田大学再怎么变，跟二十多年前毕业的我也没什么关系。我连《京城南北》(1)那首歌都没唱过。

尽管如此，因为父母希望我考上国立大学，我还是打算努把力，花一年时间把讨厌的数学和生物努力塞入脑袋。但进展不出所料地不顺，结果是在芦屋市立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迷迷糊糊打盹，白白浪费了一年时光。不擅长的事是勉强不得的，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力所能及的事，这是个宝贵教训。

以上算是我对于自己没好好用功就在一九六八年轻轻松松考上早稻田大学一事的大致解释。不过如此解释说不定更是火上浇油，没准什么地方又有人来信大发脾气：“我拼死拼活学习，那年也没考上早稻田！别再卖弄了好不好！”若这么说，作为我也还是只能说声对不起。但说句实在话，您大可不必对这种事耿耿于怀。考试那东西有人适合有人不适合，又有运气又有势之所趋，况且充其量不就是个上大学么……不过，这个“充其量”也可能惹得世上很多人心情不悦。想到这里，我也未尝不觉得痛心。

普林斯顿大学里有不少日本政府和公司派来学习的人。时间大体一年，这期间由公司或政府支付相当于经费的薪金。这当然是赋予在政府机关或公司内属于精英分子的一种特权性质的东西。我因忙于自己的事，交际范围不出狭小的东方系圈子，很少有同那些人见面交谈的机会。不过听几个人说，这种“派遣帮”内部也因毕业的学校、所在的公司以及官职而产生了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情形似乎是把在日本时的职位和学历几乎原样搬来这里。常听人说“我是……大学，而大家都是东大出来的，感到很没面子。”我也曾（不是在普林斯顿）窥见过此类的“金字塔”景观。事不关己，或许不该由我评头品足。不过坦率地说，并非是让人看了开心的场景。

您别误解，我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被缠在这种移植性日本社会的网眼上，也有很多人像常人那样欢度异国生活。但确实有人彻底无可救药。而且不知为什么，那些人大多属于“超级精英”——见面大致寒暄完毕，下一瞬间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大学统考那次自己得了多少多少分。说起来我等考大学时还没有什么统考，被他一开口就提这个，根本摸不着头脑。而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以统考分数代替自我介绍之人的神经。脑袋里到底装的什么呢？想到这种人作为精英官僚在日本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来美国都够耀武扬威的），觉得事情真有点不可掉以轻心了。

一次跟在普林斯顿学习的日本女生说起来，对方说道：“啊，这种事多着哩，不稀奇，上次我就见过一个。”据她介绍，从纽约坐电气列车回来的路上，偏巧同一个日本男子坐在一起，是个派遣帮官员，没完没了地说什么“我是××省××科长助理（或其他什么），高考统考得了××分”。女生觉得此人神经有问题，没正经搭理，结果对方气恼起来，悻悻地甩下一句话坐到别处去了。“那些人到底想的什么呢？真是！”她也目瞪口呆。真不晓得他们想的什么。好容易离开日本来到外国，本该作为不戴面具的人一起畅所欲言才是！我猜想，“统考”啦“××省”啦“××科长助理”啦已经作为遗传因子（factor）无可分割地嵌入那些人的自我或同一性（identity）或世界观或呼吸器官消化器官之中，接受什么新事物也好，同谁接触也好，都要从这繁琐至极的过滤器中通过，否则就有可能发生致命的过敏反应。对他们来说，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因而无法理解世上有相当多的人在与此无关的情况下生活。看来，这种错位之中将有许许多多悲剧性派生出来。

当然不是说政府派来美国的人统统这副德性。我所遇到的人中也有不算个别的随和风趣之人，也曾同认真学习、令人愉快的人相识。地道的人终究是地道的。我不喜欢对人一概而论。不过不客气地说，有点儿怪的人蛮多也是事实。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偏见，而是多数“普通人”的共识。我有个建议：那些人不要派到美国一流大学来，让他们打扫一年自己所在的办公楼如何？或者让他们在偏僻地方参加志愿者服务队也可以。这对日本绝对有益。

也不限于政府机关，在一流企业工作的人里边，也有不少相当成问题的。我就好几次遇见令我这样想的人——休想让我同这等家伙工作的公司打交道（例如休想让我坐这种航空公司的飞机，休想让我看这种报社的报刊）。有的人毕竟在一般公司工作，不像纯粹的“统考高分人物”那样出格离谱，但还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令人费解。为什么不晓得，总之在外国这种倾向似乎尤其明显。不知是公司专门挑如此人物派遣，还是来外国后自我膨胀的。但从经验来说，多少“小些”的公司的人这种倾向较为少见。公司越大越有名，这种不无不妙之感的人越多。

如果说我有什么出国之后才看明白、而在日本时没看明白的事情，那就是“日本是一个超出我的想象的精英们趾高气扬的国家”。对此我多少有些惊讶，或者莫如说是震动。较之自身的个人价值，此类人对自己所属公司或政府机关的名称以至自己的统考分数远为正正经经地看重，甚至直接以此作为自身的个人价值。这一事实也让我感到深深的惊愕。而在去外国生活之前，我不甚知晓竟存在着一个由如此特殊的价值观支撑的世界。听倒是听人说过，但未实际目睹是全然上不来具体感受的。

回想起来，住在日本的时候我好像没同人称“精英”的人物打过交道。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必要。想不到来到外国之后，同如此“精英”们接触的机会至少比在日本时多得多了。这是因为，住在外国的日本人本来绝对数就少，加之“精英（准精英）”和“穷人（准穷人）”这两极分化相当明显。一般来说，精英们乃公司和政府机关派遣来的人，穷人乃自己设法谋生之人。不难想见，精英们同精英们抱成一团，穷人们和穷人们凑在一起，两个层面很少混淆。总的说来，我所交往的大多接近后者。但由于缺少中间层，觉得精英层人士无论如何都比在日本时显而易见，并且半是诧异半是心领神会：原来是这帮人在操纵日本！也许对方也有类似感想：原来是这样一个傻瓜作家在愚弄无知平民！

来美国不久我就看了当时正畅销的迈克尔·克莱顿的《初升的太阳》（rising sun）。小说确实写得不错，但作为克莱顿的小说（其实我是此人的忠实读者），结构未免缺乏纵深感。一般情况下他是能够提供更令读者“信服”的故事的，而此书却不到火候。原因一是理发匠式的清谈过多，二是人物设计过于模式化，致使故事的整体感染力相形见绌——这是我对于此书的个人意见。书中出现的日本贸易公司的精英职员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从印刷品上直接裁剪下来的，形象描写呆板，缺少真情实感，现实当中无论如何不至于有如此人物。美国人问及读后感时我就是这样回答的。但后来亲眼看到了日本社会颇成问题的超级精英之后，觉得克莱顿描写的莫如说是正确的，甚至怀疑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出了偏差。想到这里，不由心中黯然。

不过，地道的人总是地道的，只不过我是在下雪的早晨看见一只黑兔而已——但愿事情是这个样子。

后日附记

在美国生活起来，到底怀念日本的饭菜，心想下次回日本一定这个那个大吃特吃。想着想着，脑海里竟奇异地浮现出早稻田大学学生食堂的套餐，暗想一边看《产经体育》一边大吃大嚼大碗浇汁饭（即A套餐）该有多么痛快。而意识到这点时不由打了个寒战，因为根本没有痛快的记忆。我家太太说文学院学生互助会小食堂里的“小烧饼”挺好吃，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1)　《京城南北》：早稻田大学校歌。

再见了　普林斯顿

这“再见了普林斯顿”，听起来好像《拉包尔(1)小调》，其实不是那么神乎其神的东西，无非搬家而已。但终究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都不同的异国他乡收拾行李搬家，比一般搬家多了不少麻烦。此刻倒是在马萨诸塞的新住所工作间里写这篇稿子，但毕竟天气热，行李打开还没收拾，保险啦银行啦政府啦等等的手续堆积如山，又要写迁居通知，老实说，累得一塌糊涂。在美国，换了个州很多事情都得一一重新做起，比在日本搬迁麻烦得多。累人。短时间里再不想搬什么家了，瞧见纸壳箱都讨厌。话虽这么说，几年后说不定又要商量搬去哪里了。总之搬家是件可怕的事。巴特·巴恰拉克(2)有一首歌唱道：“再不恋爱了，至少忍到明天。”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搬家和恋爱差不多。非我自吹，我的搬家次数比恋爱多，有人追问起来还真不大好说。

普林斯顿大学住起来惬意无比，以致磨磨蹭蹭住了两年半。我的资格最初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持续了一年半（一般一年为期，可申请延长半年）。后来变为访问讲师（visiting lecturer）这个没怎么听说过的资格。得到这个头衔可以延长逗留期间，但必须给一个班上课。上课自有收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得的工资——有了为学校干活这个正当的名分，延期遂成可能。若上两次课，即可成为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er），但这就有点负担过重，因为我不是为当老师才来美国的。这样，我每星期以研究生院的学生为对象上一次讨论课。我最不擅长教别人什么，当然也没取得教师资格，连家庭教师都从没当过，而来外国却做起了这般神乎其神的事——能否胜任当然是个疑问。好在当地似乎不大重视资格和经验什么的。教现代日本文学的霍赛亚——亦是我的酒友——请了一年Sabbatical（长期休假）离开普林斯顿，因此我的任教也有填空补缺之意。按理应该使用英语，但以我的英语水平，面对研究生谈论文学未免有点儿那个，只好用日语讲。若是三十几岁，我也当痛下决心，争取在这里把英语弄成成品。可我毕竟四十好多了，把所剩无多的年月和精力用在自己本职工作以外的方面太吃力。遗憾。

作为讨论课的主题，我选了“第三新人”(3)。教材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中选。这是因为我以前就对被如此归类的作家的作品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坦率地说，近代也好现代也好，大凡日本作家的作品我都没怎么读过。不过仔细想来，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小岛信夫、安冈章太郎、远藤周作等人的作品——我是说就我来说——还算读得比较热心的。绝大部分是我当上小说家之后认真读的，也有小部分在那以前就读过。庄野润三的《游泳池畔小景》、《静物》和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是学生时代读的，印象很深，是对我而言的少数不错的日本小说之一。为什么同第一次、第二次战后派相比，我更被一般称为“私小说”的这些人的小说（抱歉，尽管我是“私小说”过敏）所吸引呢？此乃讨论课上我的个人课题。我决定借此大好机会系统探讨一下这个一向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这里写起结论来就太长了，还是另找场合详细介绍吧。不过一学期每星期同学生面对面讨论一次（一次三小时！），对我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开心事。在用具体话语将自己所思所感浅显易懂地讲述出来或在黑板上画图解释或就细节争论的过程中，有不少时候得以对自己过去不甚了了的问题恍然大悟，或者得到了他们提出的意见和疑问的启发——原来也可以这么看这么想！总的说来，我不是学究型人物，对于作为学问的文学几乎没有兴致，认为文学这东西归根结底属于个体活动且是无法解析之物，因此对这种集体讨论究竟有何意义多少有些担心。但随着次数的增多，上课渐渐有趣起来。

每星期读两个短篇或一部长篇，以江藤淳的《成熟与失落》为辅助教材。因是用日语读用日语讨论，所以我想每星期一个短篇就差不多可以了，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不料研究生们嫌量少，要求增加阅读量，以致安排得这么紧张。对学生们尤其是美国学生来说，我觉得这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们的确都很努力，令人佩服，甚至想对他们说：“喂喂，这么用功受得了么？”总之美国学生十分刻苦，这对于教的人倒是高兴事。

粗略说来（因为有的部分很难明确区分），上讨论课的有五名美国学生、五名日本学生。日本学生不是东方文学专业的，而来自其他系。两个美国研究生用日语在四百格原稿纸上写了很长的期末论文（对这样的努力必须给A才是）。看学生在论文中所选的教材文本，数量最多的是庄野润三的《静物》，其次是安冈章太郎的《坏伙伴》和《海边风景》。估计是因为这两人的作品对于美国年轻学生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和论述。小岛信夫在讨论的时候最为热烈，但也许因为难以驾驭，几乎没人写他的作品。

一个美国学生论述了吉行淳之介的《树树皆绿？》。上课时我并没有提及这篇作品，但因为交待的条件是大凡“第三新人”之作的哪个都可以，所以只能OK。伤脑筋的是我是很早很早以前看的这篇作品，内容几乎全不记得了。学校图书馆里有吉行淳之介全集，遗憾的是收有《树树皆绿？》那卷已经借出。于是我给那个叫尼克的学生（此人颇不寻常，边搞摇滚乐队边研究日本文学）打电话，对他说我手头没书，如果他有请借看一下。“啊，其实我看的是英译本。英译本我倒是有……”这么着，我只得看吉行君这个短篇的英译本，因为不看没办法打分。不过细想之下，毕竟是给看这篇小说英译本的学生用英语写的论文打分，我看英译本或许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事情也真够说不清的。

实际阅读起来，发现《树树皆绿？》的英文版翻译得相当认真和地道。粗读之间觉得翻译效果应在“无可挑剔”线上。但翻译这东西原本就是将一种语言“姑且”置换成另一种语言，即使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所谓“取舍选择”是翻译工作的根本概念。读着这篇译文时，我蓦然浮起这样一个疑念——的确译得不错，但若把它再次译成日语到底会怎么样呢？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或远离）吉行先生的原作呢？下面几段是我试着往回译成日语的开头部分，或许可以称为归侨子女式吉行淳之介文学吧……

伊木一郎在高架桥上止住脚步，回头观看眼下伸展的暮色中的街道。

每天同一时刻他都经过这里上班，每天同一时刻他都站在这桥上观看这些街道。

城市隐约笼罩在雾霭之中。至于那是真正的雾霭还是无数大烟囱喷出后聚成一层覆盖住这一带的烟，则很难分辨。但不管怎样，城市总是被烟雾笼罩着。

每次目睹烟雾笼罩的城市，他都要体验两种不同的情感。一种是马上就要走入其中的无奈。一想到那里等待着自己的单调的工作，他的心情就沉重起来。若是能从这桥上直接返回住处蒙头大睡一场该有多妙啊！

另一种是迎着这深不可测的昏暗雾霭下到其深处的不无刺激性的兴奋。两种情感中体验哪一种则因日而异。

——“The Showa Anthology” KODNSHA INTERNATIONAL

这是在几乎不记得原来作品的情况下，尽可能忠实原文（英文）——概不考虑吉行先生的笔调——译出来的。真正翻译的时候行文会多少“放开”，这里为了同原来作品明确加以对比而译得相当直接和中立。日语原文则是这样的：

伊木一郎站在高架桥上，打量着眼下铺展的黄昏时分的市容。

每天的这一时刻都是他上班时间。每天他都站在桥上观看这座城市。

城市隐约沉浸在雾霭之中。至于那是真正的雾霭，还是俨然包围这一带的高高矗立的几十根烟囱中腾起的煤烟形成浮层罩在城市上空，则无从知晓。反正城市总是沉浸在烟雾里。

俯视烟雾里的城市时，他胸中涌起两种情感。一种是即将下入其中的无奈。他以抑郁的心情考虑那里等待他的单调的工作，恨不得从桥头折回房间，钻进被窝大睡特睡。

另一种是进入模模糊糊沉在雾底的莫名其妙场所的兴奋。而两种情感中发生哪一种，是由当天决定的。

（《新选现代日本文学全集33—战后小说集（二）》筑摩书房）

您一看即可看出，尽管写的内容相同，但如此转译之后，气氛则有很大区别。日语原文过去时和现在时混合使用，而英文无法做到，遂全部以过去时出现。另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英文没有汉字营造的“氛围”。而且，辞章微妙的特性所带来的不可思议的涩味也已消失。“模模糊糊沉在雾底的莫名其妙场所”在英文中为“the unfathomable，shadowy depths of the mist”。翻译得诚然十分考究，但若从英文逆向找出原来的句子——能否做到当然同翻译价值无直接关系——恐怕仍有困难。不过说一下我个人的感想，我觉得用英译本看吉行淳之介的短篇是蛮有意思的。或许比喻得奇怪——有一种类似用古乐器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复核”情趣。也可能细细玩味这个的只有我这样的人。

不管怎样，总算为大家提交的期末论文打了分，履行了生来第一次当“先生”的义务。马上就要和普林斯顿告别了。这回迁去马萨诸塞州一所大学。在那边教日本文学的熟人打招呼让我过去（只是，他拿到奖学金去了日本，同我们失之交臂，致使我们被抛在了人地两生的地方）。西海岸也好中西部也好，搬去哪里都无所谓，但考虑到工作关系集中在纽约，留在东部海岸北面一带毕竟还是方便的。

老婆英语不太行，提议这次搬家即使多花点钱也要搞得轻松些，所以要找懂日语的日本人经营的搬家公司。由于工作忙，作为我也想尽可能在杂事上少花时间，遂给日本人搬家专业公司打电话请其前来估价。我大致估算，再怎么这个那个加价，比美国同行多五成钱也总该可以了。岂料道出的金额竟多达四千四百美元（加保险），我也大吃一惊。即使搬得再小心翼翼，这个价也太高了。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值得小心搬，二来从新泽西到马萨诸塞也没有那么远的距离。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东西全部处理掉在那边买新的划算。住房原先配有家具，搬家没那么多东西，只要有人帮忙，自己都可以租一辆卡车拉走。不巧学校已放暑假，周围找不到闲人。东西再少，也不可能由我和体弱无力的老婆两人把重物搬上二楼。这么着，就在附近到处找运输公司。好容易找到一家日程上排得开的（在美国，夏天是搬家高峰期，这时候安排两星期后搬家简直比登天还难），急忙请对方前来估价。第二天负责估价的男子来了，各房间看了一圈，计算一下家具和纸壳箱数量：“唔，那么就九百八十美元吧（包括保险），可以么？”我们当然满口答应。还不到第一次估价的四分之一。

很多人都绘声绘色地吓唬我们说，美国的搬家公司不遵守约定日期，常把东西弄丢，又损坏家具，差不多是无赖。附近的露西说她“从华盛顿搬来的时候装货比约定日期晚了两天，而东西又都打包了，只好和丈夫穿着衣服在地板躺了两天”。梅洛说把她的宝贝古董家具损坏得一塌糊涂，安娜说“途中丢了整整一箱东西，保险也不顶用”。塔拉说“估了价，讲好了时间，可怎么等卡车也没来”。还说日本人公司要价的确高，但几乎没有争争吵吵的事发生。“所以，大凡由学校出钱的搬家，我们全都找日本人。做得规规矩矩，让人一身轻松”——一位老师告诉我。我们找的这家也够粗线条的，交待说装货大概是这三天中的某一天，交货又大约是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日本若这么说可就麻烦了——但实际做起来，庆幸的是这回并没发生什么问题。来了三个体型俨然阿诺德·施瓦辛格的文身哥儿，把我扛一个都岌岌可危的重物轻轻松松三个一起扛着上下楼梯，转眼工夫就搬完了。长得牛高马大，夜间走路时碰见难免让人心惊胆战，但干活的确让人佩服，态度也十分友好。以我多次搬家的经验来说，日本搬家行业的人大多面无表情有条不紊地干，有一种“这是应干之事”的气氛。而这里的人，简直像炫耀肌肉块似的大声说笑着，干得生龙活虎，感觉上似乎在说“咱们是行家！”在这个国家——当然不是说人人如此——从事体力劳动也是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若夸奖一句“好大力气啊”，对方便报以微笑，像是在说“那当然”。而这样的人想必同希拉里·克林顿谈不合拍。

把纸壳箱“通通”堆在新居地板上，“hey，lots of luck（嘿，祝你好运）！”——欢欢喜喜打招呼告别后，开起卡车离去了。于是只有我们两人孤零零剩在了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异国陌生城市。若说不心虚，那是扯谎，但也无可奈何。也不是谁求我们这样做，而是我们自愿这么到处流浪的。美国人说得好：怕烫就别进厨房。不管怎么说，来到一个新地方开始新生活不是美好的事情么！

话虽这么说，可这样的生活到底要持续到多大年纪呢？一塌糊涂！

后日附记

日前让五名日本学生翻译了吉行淳之介同一篇文章，结果极有意思。当然五个人英语都好，错误什么的几乎没有，但差不多全把mist译成了“雾”。当然算不得误译。所谓mist，辞典上解释为“薄雾”或“霭”，比fog淡，比haze浓。只是，这里终究说的是暮色中的城市，较之夕雾，我觉得恐怕还是夕霭更为贴切。哪个正确另当别论，总之至少应该对选项——不限于一个mist——有个大致的斟酌。日本人原有的风花雪月式自然观，日后恐怕会愈发异化以致丧失了。在城市里生活一般不至于考虑雾、霭、霞之间的区别，这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更有意思的是，译稿中女生多是过去时现在时混用，而男生则仅用过去时。

(1)　拉包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港口城市。

(2)　巴恰拉克：美国通俗歌曲词曲作家、指挥家（1929—　）。

(3)　“第三新人”：1952—1957年间登上日本文坛、获得芥川奖的一批日本作家。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

写这本书之前，我也出过一本类似旅行记或旅居记那样的东西，《远方的大鼓》即是。那本书收录了我旅欧大约三年期间写的文章，不过现在想来，多数文章写的是“第一印象”，或至多算是“第二印象”。虽然旅居的时间相当长，但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以行色匆匆的旅行者眼光看待周围世界的。我不是在说这样好不好。过路人自有过路人的眼光，久居者自有久居者的视点，二者都有优势，也各有死角。以第一印象写的东西未必浮浅，长期逗留仔细观察之人的视点也未必深刻和正确，因为在那里扎了根后反而看不见的东西也是有的。我认为对写这类文章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一丝不苟地或者随机应变地同自己的视点打交道。

但我这次一开始就想——尽管对上述情形已有明确认识——尽可能以“第二印象”以至“第三印象”的视角写一点东西。好容易“从属于”美国这个社会生活一回，不仅要敏锐地不失时机地捕捉新鲜东西、醒目东西，而且想退后一步花些时间对各种事物加以思考。以照相来比喻，就是打算仅用标准镜头、以普通距离拍摄极为平常的景物。

说老实话，从欧洲回来，我很想在日本好好安下心来悠然生活一段时间。回想起来，好几年都一直忙于搬家，如同没根的浮萍漫无目标地漂泊不定。我也不那么年轻了，自己也认为差不多该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了。坦率地说，欧洲住到最后多少有些心力交瘁（gorggy）。我也很想洗一次久违的温泉，坐电气列车晃晃悠悠去一次温泉旅馆，想大白天就在荞麦面馆里喝啤酒，想在寒冷季节在杂烩店喝烫热的清酒，尽情享受温暖快活的时光。

可是——前面也说了——从一九九零年一月至翌年一月在日本生活一年之后，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打点行装去了美国。之所以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想去外国，是因为半休养地在日本生活的时间里，切切实实感到自己虽不那么年轻了，但又毕竟没老到什么地步。我极其单纯地想游历更多的地方，想体验更多的事，想见更多的人，想尝试更新的可能性——想趁还能做到的时候尽力多做一些。

出于这个原因，我差不多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往下固然有回日本的打算，但何时成行，自己也心中无数。反正完成眼下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再重新考虑吧——就是如此得过且过地在异国他乡（这么说颇有点“大时代”的味道）打发日子。

长期离开日本，感觉最强烈的是——在欧洲期间也同样——即使没有自己，社会也丝毫不受影响地顺利运转。纵然我这么一个人或我这么一个作家从日本倏然消失不见了，谁也不会因此为难、因此感到不便。非我故意说赌气话，反正我是认为我这样的角色有也罢没有也罢怎么都无所谓。其实这是自明之理。假如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就能使得人世乱作一团，那么这样的人世有几个也不够用。可是若在日本生活，每天都为自己的所谓职责忙得昏天黑地，无疑就没有了就自己的无用性进行深入细致思考的时间。

即使我在这里遇到空难或食物中毒一命呜呼，事态怕也是大同小异。也许有几个人说一句“可怜啊，年轻轻就没了”，但一年过后，大家笃定连我这个人存在过都忘得一干二净。就算时而记起一回，谁也不会因为没有我而感到痛痒。在这个意义上——说法也许有点儿夸张——我觉得长期出国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消失的超前（即模拟）体验。

与此多少相似，旅居国外的一个好处——能否说是好处还不无疑问——就是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无能的外国人、外人（stranger）。首先有语言问题。对我来说，用外语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作为实际问题是不可能的，自己想说的事只有两三成传达给对方乃家常便饭，甚至根本不通的时候也屡屡有之。还有时候仅仅因是外国人而受到歧视，一再遭遇狼狈场面。受骗上当也有几次。但我认为这样的不快经历决非毫无意义。因为，至少受到歧视或被作为异己分子惨遭排斥的自己是剥去所有穿着的赤裸裸的自己、归于零的自己。我绝不是受虐狂，但面对自己得以如此成为一无掩护二无赘肉的自己自身——作为弱者也好作为无能者也好——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怕是十分难得的事。当时诚然怒不可遏、自尊心受损，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心平气和地认为那在某种意义上对自己是宝贵体验。可是事后冷静回想起来，总好像有这样的感觉。至少较之在日本时经常感受的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此种落在身单力薄的个人这一资格上面的直截了当的“难堪”更让我觉得容易承受。

常有人问长期离开日本旅居海外，日语会不会发生变化。美国人问，日本人也问。但我自己怎么也闹不明白。经人一说，既觉得有变化，又似乎没什么变化。所以，既有时回答“嗯，还是有变化啊”，又有时应道“哪里有什么大变化嘛”。答法因当时的心情各所不一，说不负责任也算不负责任——突如其来问那么难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准确回答的么！

举个例子：假如遇上过去的老朋友，对方突然说“你这人变了，是吧？是变了吧？”你难道能像样地回答吗？是无法回答吧？五年十年二十年星移斗转，那期间人有变化乃理所当然，没有变化才不正常。与此同时，使得变化成为可能的你这个人又作为始终不变的存在位于那里。所以，别人只是说一句你变了而不具体指明（define）什么，作为你是很难应答的。语言和文章风格的变化等等也是同样。语言是时时变化的东西，起因多种多样。空气使之变化，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也使之变化，交往的对象、年龄以及自身立场都能使之变化，旅居外国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原因中的一个而已，不是能简单以Yes或No回答的问题。若想回答得准确些严肃些认真些，势必这样回答：“是啊，我的日语来美国之后我想是有变化的。可是作为现实问题，我没有办法就此外（即我在美国生活以外）别无选择可能造成的变化和现在实际发生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加以验证和比较，所以，对于您关于我的日语是否因旅居美国发生变化的提问，即使我在此给予回答，那也终究不过是无法求证的暂定性假设。”问题是，这种话若是当面说出口来，对方也难免扫兴，交谈就此卡壳。因此只好根据场合姑且说Yes说No。反正世界也不会因为我的回答忽而变好忽而变坏。果真如此，我就要一一认真考虑许多事情，一一给予正确回答，忙得没工夫写小说了。幸也好不幸也好，这样的局面还未造成。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认真奉告的，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开始相当认真地直面日本这个国家或日语这种语言。说老实话，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写小说那时候，曾一心想逃离日本这一语境。换言之，想尽快远离日语式紧箍咒，认为那样才能以自己这个人写出“切近”的东西。这么说似乎很有些作践日本的味道，但反正我实际是那样想的，没有办法。我为此竭尽全力。为了找出自己和日语的折衷点，我的确动员了大凡所有的方法、手段、见解进行殊死拼搏。现在看当时自己的文章，我会像看别人的东西一样发出感叹：果然是一场恶战啊！

但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久经恶战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折衷”日语风格，随着作为现实问题旅居海外的岁月的增加，我慢慢喜欢上了用日语写小说这一行为，日语这种语言渐渐成为自己感到亲切以至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倒是等于回归日本。去外国的崇洋分子摇身变为日本文化至上主义者回国的人可谓屡见不鲜，但我说的和这个还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不是说日语在语言上比其他语种有什么优势。世间很多人强调同外国语相比日语多么优美多么得天独厚，但我认为那是不对的。之所以日语在我们眼里显得漂亮，是因为它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挤压出来的语言，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不言而喻的一部分，并非因为日语这个语种的特质本身出类拔萃。我始终不渝的信念是：所有语言基本都是等价的。而且，若无这一认识，文化的正当交换也就无从谈起。

我三十岁那年碰巧成了作家。在那之前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没碰过日本作家写的小说（这里边有很多我奈何不得的因素，说起来话长，且前边哪里也写过了，此处不再涉及），因此不曾从前辈作家那里具体学到写作手法和行文风格，也没有作为范本加以尊敬的作家。至于“私小说”是怎么一个东西，连初步认识都不具备。这倒不是说我讨厌日本文学什么的，仅仅是我没看过日本的小说。所以，我只能从以前看过的大量英语小说或其他语种的翻译小说中学习自己写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必须从一种类似代理母亲那里、必须通过一种过滤器来学习写日语小说的行文风格和写作手法。如果你说这岂不有点儿不自然，我也不好回答。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已然发生，时至如今说好道坏都无济于事，但无论出发点是对是错，自那以来十五年时间里我都只能以自身力量像添砖加瓦一样构筑用来写本人小说的日语文体，并由此而一步步看清自己所思考的日语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终究悲哀的外国语》这个书名对于我具有相当现实的意味。斟酌书名的时候，这句话碰巧浮上脑海。具体说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每天每日生活期间——坐在理发店椅子上看自己照在镜子里的面孔、或在学校附近炸面圈店里买咖啡和炸面圈、或在谁家晚会上啜葡萄酒、或在十字路口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怔怔地等信号灯的时间里，“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如同漫画书上的对话泡泡圈一样无缘无故倏然浮上脑海。不过，这“悲哀”指的并不是不得不讲外国语的压力或讲不好外国语的悲哀，当然那样的成份多少也是有的，但不是主要问题。我真正想说的，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恕我说得这么绕弯子，但准确说来是这么回事。

偶尔返回日本之后，这回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心情：我们以为自明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果真是自明的么？当然，我这样的想法恐怕是不适当的。因为追问“自明性”本身即清楚地暗示出“自明性”的阙如。无须说，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这种“自明性”就会渐渐返回到我身上，我势必将它们作为自明之物接受下来。这点凭经验不难明白。然而其中也有返不回来的，这点凭经验也不难明白。那大概是关于“自明性”并非万劫不变之物这一事实的记忆。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这是令我不无悚然的疑念。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恐怕将永远怀抱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生存下去。至于这是正确的还是不甚正确的，我无从知晓。无论受到指责还是受到赞赏（想必无人赞赏）我都感到为难。因为那里是我已然走到的地方，说到底也只能走到那里。

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先连载于《书》杂志，收录之前做了加工。另外，结集之际有话需要补充，遂以不同于加工的“后日附记”形式分别附于每篇文章的末尾。

版权信息

书名：村上朝日堂日记　旋涡猫的找法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插画：【日】安西水丸

摄影：【日】村上阳子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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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UMAKI NEKO NO MITSUKEKATA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6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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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1996 Mizumaru Anzai

Photographies Copyright © 1996 Yoko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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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短语

中国人一般都以为村上压根儿没来过中国，其实并非如此。

在这本旅美期间写的、本应专门写美国的随笔集里，村上却不知何故笔锋一转谈起了中国之行。这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成田飞往大连。”此行名义上是为一家杂志做采访，实则主要为他当时正在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现场考察和取材。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村上“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向以饮食文化称雄于世的中国（也该他倒霉，他去的不是江南闽南岭南，而偏偏是味道浓烈而又确实油腻的东北）却让他主要靠什么压缩饼干活命。他这样写道：“中国之行本身诚然兴奋至极新鲜至极有趣至极，但惟独饮食确是一场悲剧。在大连吃了日本食物，在哈尔滨吃了比萨饼（去中国吃比萨饼的傻瓜怕是找不出来），在长春吃了俄罗斯风味红甜菜肉汤（嘿嘿，味道不好），在海拉尔半强制性地往胃里塞了一顿名为西餐实则莫名其妙的东西……此外吃的就是粥、酸梅干和自己带去的压缩饼干。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得得，何苦跑来这里吃什么压缩食品呢？”怪不得后来他再也不来中国，依我看这至少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尽管他本人出于礼貌避而不谈。

那次中国之行是在一九九四年。九四年已有《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当时叫《青春的舞步》）在中国大陆刊行。不过说实话，当时村上在中国还没有大红大紫。记得那时“大款”们也不过拿着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机）套着很粗的金项链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往来呼啸，“小资”、“白领”等都市文化精英尚未风生水起——就是说村上式情调还缺乏规模化的接受群体，所以村上的中国之行几乎没引起任何媒体任何群体任何个体的注意，灰溜溜来了灰溜溜走了。我看过他在哈尔滨站候车室里的照片，穿一件圆领衫，手捂一只钻进异物的眼睛，跷起一条腿坐着，一副愁眉苦脸可怜兮兮的样子。若是现在，至少被哈尔滨作协或“村上迷”们请去酒吧很文学地喝威士忌了，坐在榻榻米上美美地来一顿地道的“日本料理”也未可知。

话说回来，这本随笔集毕竟是在美国写的，主要还是写美国。但他很少写美国的大好河山、繁华都市、尖端科技以及人们的购物激情，对这些似乎缺乏足够的兴致，而大多写电影、马拉松、爵士乐、邮购、猫（十六篇中有七篇提到猫），还通过丢车遭遇对美国人口诛笔伐。从警察到保险公司女职员，在村上笔下都成了马虎、拖沓甚至以刁难人家为乐趣的负面角色，惟独对那只其貌不扬的名叫彼得的猫温情脉脉、情有独钟……

好了，其他的人家村上自己已经在后记交待得清清楚楚，我就不啰嗦了，就此打住。是为不短的“短语”。

林少华

二○○三年仲秋

于东京

目 录

译者短语

作为为了不健全的灵魂的体育运动的全程马拉松

去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犰狳和尼克松之死

吃人的美洲狮和变态电影和作家汤姆·琼斯

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

减肥，避暑地的猫

Scumbag，风琴爵士乐的妙趣

写小说，开始打壁球，再去佛蒙特

邮购种种，好玩的“吃睡玩”猫手表

年底这么忙，何苦偷人家的车

从雪乡波士顿一路奔向牙买加

杰克·赖恩的购物，莴苣的价格，猫喜欢的录像带

无可救药的塔尼亚，驯猫队，被发现的诗人

幸太郎的去向，小猫莎夏的坎坷命运，再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遭受无端攻击的鸭子，令人怀念的气味，可怕的朗戈里亚

仍然活着的幸太郎，信天翁的危险命运，章鱼的赴死之路

名叫彼得的猫，地震，时间不停顿地流去

后记

附录　和安西水丸谈寿司店

作为为了不健全的灵魂的体育运动的全程马拉松

大家身体都好吗——作为一本书的开头未免奇怪（毕竟不是信），但不管怎样，我反正是托大家的福健康得相当可以。脑袋诚然不灵，但四肢概无问题……不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实在不好意思，瞧我胡说些什么。

不过，世人对于作家的看法有一种先入之见，至少仍有不少人以为所谓作家就是天天熬夜、去文坛酒吧喝得烂醉、几乎不顾家且有一两种老病、截稿日期临近时才闷在宾馆里披头散发写东西那一群体。所以我说自己晚上一般十点就躺下早上六点起来天天跑步交稿从不推迟的时候，人家常常失望。进一步说来，有生以来几乎从不知隔日醉便秘肩酸为何物——这么说很有可能把人们对作家的神话式印象彻底摧毁。是觉得对不起，但没有办法。

不过，世间流行的这种自毁型作家形象，一如“头戴贝雷帽的画家”和“口叼雪茄的资本家”，乃是缺乏现实性的幻想。作家们果真过那种自暴自弃的生活，平均寿命应不会超过五十岁。其中或许也有倾向于喜欢那种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生活或断然身体力行之人，但据我所知，如今大部分职业作家都没有过那种荒唐的生活，零售实际生活片断的“私小说”占主流的昔日文坛我倒不清楚。总的说来，写小说是寂寞清苦的活计，正如乔伊斯·卡洛尔·奥兹(1)所说：“静静地老老实实做事的人很少成为新闻。”

“问题是如果作家太健康了，那么病态扭曲心理（即所谓自我强迫症）难免消失得干干净净，文学本身岂不无法成立了？”——也有人这样指出。可是若让我说，假如扭曲心理那么容易消失，那东西压根儿就成为不了文学。不这么认为？说到底，“健康”和“健康性”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若混为一谈，可就谈不明白了。健全的身体之中存在黑魆魆不健全的灵魂的时候也是有的，我认为。

因此，这本书要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身体第一，文体第二。”倒不是说有多了不得，姑且这样有言在先。

四月到来，最令人兴奋的事，无论如何都是波士顿马拉松。就我来说，大体上听到十二月的脚步声便开始做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准备了。一到这时，简直就像关键性幽会的前一天下午，全身躁动不安跃跃欲试。为热身参加了当地几个五公里或十公里的短程赛，一月二月加长距离，三月参加一个半程马拉松以确认赛程情况（今年参加了新贝德福德(2)半程赛，路线十分美妙），准备进入“主战场”。即使我这样的“梅级”(3)跑手，也还是需要做相应准备的。虽然再折腾也跑不出像样的成绩，而且写作也够忙的，可我偏要折腾。若有人说“你可真够辛苦的”，那么我无言以对，因为的确辛苦。

伤脑筋的是今年冬天波士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异常气候，全城埋在深雪里，十二月中旬至三月初几乎出不了城。波士顿因为离海近，冷固然冷，但一般不至于积这么多雪，可是今年一冬下雪量加起来竟有一米之多。友好的房东史蒂夫也一脸歉意地摇着头说：“这很反常，春树。往年没这样的事，一搬来就让你为难了。”不用说，史蒂夫没有降雪责任，再道歉也照样下雪。

无论是我每天跑步的查尔斯河边漂亮的人行道还是清水塘周围的跑步路线，抑或大学校园里的田径场，没有一处不是冰封雪冻。脚下打滑，无论如何也跑不得。日复一日不得已而为之的门前扫雪的确是不错的运动，但我毕竟不是耍空手道的年轻人，光干这个顶不了马拉松训练。偶尔天气暖和下来积雪融化，可是这回地面又泥泞不堪，根本谈不上跑步——如此情形周而复始。

最初因不能出去跑步而心焦意躁，后来下决心要促使情况多少朝好的方向发展（即所谓positive thinking(4)），于是开始消化平日因只顾跑步而置之度外的运动项目：沿长楼梯做爬山运动、去体育馆游泳池游泳、做循环训练、集中做使用器材的运动。三月过半之后，地面好歹干了，多少做了一点LSD（慢长跑练习）。不过老实说，在最关键时期练不成长跑是很难受的事。

此次波士顿马拉松对于我是第三次，但此次是第一次作为“当地选手”上场，心情相当不坏。有了几个熟人，甚至有人说要去声援。波士顿市民最喜欢波士顿马拉松，俨然一年一度的盛大节目，有时间必定特意出门声援和观看。房东史蒂夫也好每月为我剪发的美容师雷尼也好，都说要去看。翻译我的小说的杰伊·鲁宾（本职是哈佛大学的老师）也说在“撕心裂肺山”(5)那里等着递我一个柠檬。我所在的大学的学生也都说前去声援。看来，我得加油才行。

话虽这么说，但也许是由于冬训不够或年龄关系（我是觉得年龄并不大），今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跑得相当吃力。开始倒健步如飞，但快要跑完三十公里的时候陡然感到脚步的沉重今年比往年来得快，可惜晚了。结果，三小时四十分好歹跑了下来，但最后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脑袋里转的全是想喝冰镇啤酒的念头，双腿只是机械地向前移动。

波士顿马拉松冲刺前的光景。老伯帽子上插有两面美国国旗。形象如此醒目的人决不在少数，其动机并非仅仅出于想惹人注目。形象有某种特殊，一来容易同沿途的人沟通，二来可以因此而多得一些鼓励。声援的人也容易打招呼：“国旗老伯，加油！”被声援的人因此斗志倍增。当然，单单想惹人注目的人也是有的……我的样子却极普通。

不过，就算纪录多少有所浮动，就算有时高兴有时懊恼，波士顿马拉松也还是无论什么时候跑都给人以美妙感受的比赛。因是中午十二点开跑，一路上家家户户边看赛跑边烧烤的气味从院子里扑鼻而来。当父亲的坐在帆布椅上，一只手拿着冰镇啤酒，津津有味地啃着烤鸡。拿到院子的大型收录机中淌出雄壮的《落基》主题曲给选手们打气。除了正式供水点，满城的孩子们都跑到路边向选手们递上水和橙片。在赛程正中间附近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前面，女大学生们齐刷刷地排列着，用顶大的声音一齐高喊加油（这是传统）。由于声音过大，震得右耳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见。旅居波士顿的日本人沿路用日语让我坚持到底。这样的声援在那座“撕心裂肺山”那里达到高潮。目睹年复一年无一例外——几乎一模一样——出现的这些熟悉的光景，听其喊声，嗅其气味，跑的当中胸口不由一阵发热：啊，今年又回到老地方了！这以前我在很多地方跑过很多马拉松，但像这里整座城市都为比赛沸腾的地方好像此外还没有——在波士顿，即使我这样的梅级跑手也能真切感受到那种气氛。纽约和火奴鲁鲁的当然也是愉快而成功的马拉松，但波士顿还是有与之不同的something else(6)。

下次还参加。

马拉松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奇异的体验。我甚至觉得人生本身的色彩都会因体验和没体验过马拉松而大不相同。尽管不能说是宗教体验，但其中仍有某种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东西。实际跑四十二公里的途中，难免相当认真地自己问自己：我何苦这么自找苦吃？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吗？或者不如说反倒对身体不利（脱趾甲、起水泡、第二天下楼难受）。可是等到好歹冲进终点、喘一口气接过冰凉的罐装啤酒“咕嘟嘟”喝下去进而泡进热水里用别针尖刺破胀鼓鼓的水泡的时候，又开始满怀豪情地心想：下次一定再跑！这到底是什么作用呢？莫非人是时不时怀有潜在的愿望，存心要把自己折磨到极点不成？

其形成原由我不大清楚，反正这种感受是只能在跑完全程马拉松时才能出现的特殊感受。说来奇怪，即使跑半程马拉松也没有如此感受，无非“拼命跑完二十一公里”而已。诚然，半程说辛苦也够辛苦的，但那是跑完时即可整个消失的辛苦。而跑完全程马拉松时，就有无法简单化解的执著的东西在人的（至少我的）心头挥之不去。解释是解释不好，感觉上就好像不久还将遭遇刚刚尝过的痛苦，因而必须相应做一下“善后处理”——“这个还要重复的，这回得重复得好一些才行！”正因如此，前后十二年时间里我才不顾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而不屈不挠坚持跑全程马拉松——当然“善后处理”是一点也没处理好。

或许有人说是自虐，但我认为绝不是仅仅如此，莫如说类似一种好奇心，类似一种力图通过一次次增加次数一点点提高限度来把自己身上潜在的、自己尚不知晓而想一睹为快的东西一把拉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心情……

细想之下，这同我平时对长篇小说怀有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某一天突然动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于是坐在桌前，数月或数年屏息敛气将精神集中在极限状态，终于写出一部长篇。每次都累得像狠狠拧过的抹布，啊，太累了，累死了！心想再不干那种事了。不料时过不久，再次心血来潮：这回可要大干一场！又死皮赖脸地坐在桌前动笔写长篇。然而无论怎么写无论写多少都仍有凝结物沉甸甸地残留在肚子里。

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就好像十公里赛，再长不过是半程马拉松罢了。不用说，短篇自有短篇的独特作用，自有其相应的文思和愉悦，但缺乏——当然是对我而言——深深触及身体结构本身的那种决定性的致命性质的东西，因而“爱憎参半”的东西也少于长篇。

马拉松跑完后，去终点附近科普利广场里面的波士顿最有名的海鲜餐厅“LEAGAL SEAFOOD”喝蚬肉汤，吃一种惟独新英格兰地区才有的我喜欢吃的海贝。女侍应生看着我手中跑完全程的纪念章夸奖道：“你跑马拉松了？嗬，好有勇气啊！”非我瞎说，被人夸有勇气有生以来差不多是头一次。说实话，我根本没什么勇气。

但不管谁怎么说，有勇气也好没勇气也好，跑完全程马拉松之后吃的足够量的热气腾腾的晚餐，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之一。

不管谁怎么说。

(1)　美国女小说家（1938—　）。

(2)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沿海城市。

(3)　作者曾把业余马拉松选手戏分为“松竹梅”三级，“梅”为最低一级。

(4)　积极思维，积极意念。

(5)　原文为Heartbreak hill，意思是“令人撕心裂肺般悲痛的山”。

(6)　意为“某种别的东西”。

去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犰狳和尼克松之死

跑完波士顿马拉松的第三天（四月二十日），坐飞机去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应邀在这里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待了五天。在大礼堂算是做了一次讲演（累，累啊），在当地书店签名售书，两个晚上宴请……把以往去美国大学的模式大体重复一遍。见了各种各样的人，说了各种各样的话，看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因为平时不怎么见人，偶尔来这么一次觉得相当新鲜，既可练习英语会话，又多少成了文化交流（实际上成了与否另当别论）。不管怎样，都是在日本不至于做的事……

没有特别安排的那天夜晚，同当地美国大学生去了街上的爵士乐俱乐部和布鲁斯俱乐部，尽情喝着当地一种黑啤说说笑笑。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时代似乎刚刚过去，但细想之下，这些学生说是我的孩子都没什么奇怪。哎呀哎呀，果真岁月如流水。

这奥斯汀虽是得克萨斯州的首府，但规模很小，根本无法和同在州内的休斯敦和达拉斯那样的大都会相比。本来是个由政府机关和大学构成的安静地方，不料也许由于学生多的关系，音乐俱乐部多得不得了。一到日落时分，街上便满是音乐和得克萨斯风味墨西哥菜的香味，十分热闹，和白天相比简直是两个城市。依学生们的说法，住在奥斯汀的几乎全是音乐家或自称为音乐家的人。的确，走在街上，录音室触目皆是，怀抱乐器的人也为数不少。看来人们都租借录音室灌制试用唱片拿去广播电台。所以，去唱片店也是往日的塑料密纹唱片比CD吃香。在众多俱乐部之中，名叫“安东兹”的布鲁斯专门俱乐部尤为纯正地道其乐融融。只是，这家俱乐部真正上来气氛要在半夜十二点之后，而我一向早睡早起，一下子习惯不来。

不过奥斯汀确实是住起来舒服的城市。提起得克萨斯，往往让人联想到荒凉的沙漠和无边的平原——实际上那样的地方也占了大半——但奥斯汀距那种一般性的得克萨斯印象有几光年之遥。清澈的河水从城区流过，满目苍翠，徐缓的丘陵绵延开去，到处充溢着实实在在的书香。几年前接受电脑鬅客(1)作家布鲁斯·斯特灵采访时（其实基本是此人唱独角戏），他对我说：“我在奥斯汀住，地方好极了。务必来看看，作家也有不少。”遗憾的是布鲁斯正在意大利旅行，未能见到。

不知何故，我在这座城市特受欢迎，名誉市民证书（是证书吧）都拿到手了。得这东西生来还是第一次——刚要说出口时，猛然想起以前在希腊的罗得岛旅居一个月期间也曾领得一张名誉岛民奖状。罗得那地方也极够意思。

死去的犰狳。在奥斯汀路上。

在奥斯汀那几天我罕见地一次也没跑。刚跑完马拉松，想稍微放松一下身体，跑步鞋都没带。

星期六早上正在旅店附近的咖啡馆吃早餐时，拿菜单来的女侍应生开口就说“理查德·尼克松死了”。“哦，是吗，死了？”我说了一句。交谈至此为止（不知道往下说什么好）。不过，这位前总统之死，对于一般美国人来说，似乎具有出乎预想的——出乎我们日本人想象的——重大意义。葬礼那天，公立学校、政府机关和银行一律休息，邮递员也休息了，也就是说全都在静静服丧。总统在职期间固然有种种是非，但最后还是默默原谅他吧，和解吧——世间大多数人大概都是这样的心情。

后来翻译报道尼克松死讯的杂志，见上面有他平时常说的这样一句话：

“Always remember，others may hate you，but those who hate you don’t win unless you hate them.”

译过来大约是：“好好记住这点，即使别人憎恨你，他们也不可能把你打倒，除非你又憎恨对方。”话虽简单，但极有味。理查德·尼克松决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类政治家、那类人物（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此人乃是天敌），但仍不能不佩服他的精神力量和毅力——尽管水门事件给他打上“在美国留下污点的历史罪人”的烙印，但他在下台后二十年时间里依然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着命运的重压，据说此间他也认真地考虑过死。不过，尼克松是虔诚的教友派信徒，那样的台词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用性说教从小就被灌输到脑袋里了。当然也不是说说教就不行。

奥斯汀街头的猫。文中也写了，不知何故，这里猫多得不行。无论哪个国家，猫这东西都各自拥有类似对号入座的场所，在那里显得无比幸福。这只猫也很愿意和人亲近，叫它一声就凑上前来。

不管怎样，奥斯汀是个猫多得不得了的城市，而且哪一只猫都和人亲近，叫一声马上“喵喵”答应着凑上前来（美国猫用日语招呼也照样走来，不可思议）。白天我坐在旅店有阳光的游廊里静静看书（科马克·麦卡锡和菲利普·卡尔的小说哪本都妙趣横生），喝当地的黑啤，和附近的猫没完没了地嬉闹，度过了得克萨斯一个风和日丽心旷神怡的春日。如此时间里，深深觉得“有游廊的生活”真是很妙。波士顿的气候就做不到这一点。在这样的地方安安稳稳打发余生的确不坏，尽管余生距我还有一小段时间。

返回波士顿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我去听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够忙的）。此日客串指挥是贝尔纳尔德·海廷库(2)，曲目是勃拉姆斯1号交响曲。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在当地也受欢迎，游客乘飞机跑来买票并非易事，但我因有季票，这方面毫无问题。问题莫如说是椅子硬和前后排中间距离太窄。老音乐厅，格调诚然无可挑剔，只是屁股和腿相当不好受。

平时我就喜爱海廷库真诚、柔和、具有沉静感染力的音乐，这天晚上的演奏作为演奏本身也无懈可击，然而音乐中缺少某种毅然撼人心魄的东西，火焰未能熊熊燃烧。今年演出季节的波士顿交响乐我一共听了七次，遗憾的是基本都是这样一种感觉。是好的演奏，但不能从心底热起来。也可能仅仅是我的运气不好。因为过去在东京听过一回小泽征尔(3)指挥的这个交响乐团的演奏，而那时候的确不同凡响。记得当时也是勃拉姆斯1号交响曲，然而其中有一种强烈叩击心弦的什么。也许大凡艺术无不如此——其本身质量之高和反正就是让人心里燃烧是两回事。

但是，每次去听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我都为住在波士顿感到欣喜。较之在纽约听“爱乐”，在波士顿听波士顿交响乐团心情不管怎么说都妙不可言。或许这终究不过是我的偏见。

四月二十九日，在剑桥城的爵士乐俱乐部听了索尼·罗林斯(4)的演奏（还是用英语说Sunny Raw-lings听起来像那么回事）。这个委实天崩地裂。罗林斯虽然年龄应有六十四岁，但没有那种与年龄相伴而来的枯萎滞涩之感，这点非同一般。精力的充沛远在艺术之上，怒涛狂泻，淋漓酣畅。感觉就像是“尽倾自己所有”。兴致上来，举重若轻地连吹了二十支合唱曲。听说此人过去来日本时，在为游玩而去的夜总会里有人请他吹奏一曲，于是他接过乐器，结果从晚上九点连续吹到翌日早上五点。当时听了半信半疑，而现在心想如今尚且如此，过去很可能实有其事，也让我再次认识到人终究“身体第一”。不久前同在这家俱乐部听的同是次中音萨克斯手的乔·亨德森（年纪上此人年轻七岁）的演奏多少有些才情枯竭甚至走投无路。相比之下，不能不佩服罗林斯到底身手不凡。这么说也许不合适——在音乐上时至如今并无可取之处，然而一旦在眼前听起来，还是要被其彻底俘获，为之心悦诚服。肯定是因为其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的能力比一般人大得多。然而惟其如此，“天才总是辛苦的”这一切切实实的感受也如影随形。真想在俱乐部里亲耳听到他年轻时候那种没有后顾之忧的响遏行云的全盛时期演奏，现在这么说倒是无可奈何了。

这天晚间座位费二十美元，饮料四美元。波士顿的俱乐部比纽约便宜得多。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上高中逃学在家躺着看早间电视时，看见过罗林斯在“小川宏表演会”上吹奏《去中国的小船》的情景。今天如何不晓得了，当时的晨间表演似乎非常大胆。只是由于时间关系，仅能吹奏几支合唱曲，作为精力旺盛的罗林斯可能有所不满。大致与此同时，刚刚因《钻石戒指之恋》而走红的盖利·刘易斯和花花公子来日访问的时候也曾在哪里一个晨间表演会上演唱。我还真切地记得主持人（谁来着？）拙劣模仿盖利的父亲杰里·刘易斯时，旁边盖利可怜的脸上一下一下抽搐不止（人这东西总是对无所谓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廷。别看他在院子里悠然自得地烧烤，其实是很了不起的老师。这地方是我住的教员宿舍的中院，每到休息日大家就聚到这里烧烤，烧得热火朝天。夏日傍晚，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烧烤味儿。烧烤和牛肉火锅一样，属于男人的活计，一般都由一家之长动手。炭火的火候啦特制酱油啦，往往各有一家之言。不过老实说来，味道哪里都大同小异。马廷是英国人，看情形，对烧烤好像还不大在行。

松鼠。猫们倒是绞尽脑汁捉松鼠，但松鼠非常小心，一般不至于给猫捉住。松鼠脑袋总是不忘测量和树木之间的距离，一旦有外敌进入视野，立马一逃了之。看来，松鼠的“人生”只有两件事：逃跑和觅食。性交时不时也是有的，可是这样子，简直……也罢，不说了。

从波士顿开车穿过康涅狄格州、纽约州，跨过塔潘吉大桥，前往久违了的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目的是与作为客座教授住在当地的河合隼雄(5)氏进行公开对谈。对谈题目是“关于‘物语’在现代日本的意义”，预定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这个很有意思。我不大擅长在人前讲话，事先也没怎么考虑以什么为话题。不料讲的过程中种种话题纷至沓来，不如说是意犹未尽。河合先生和索尼·罗林斯应该是同代人，而精力较之罗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起吃了两三次饭，其旺盛的精力让我深为折服。“精力嘛，精力多得若给人吹捧两句，除了杀人什么都干得出。”他这样说道。我的精力可是没多到那个程度，我觉得。

在普林斯顿，每天早晨都沿着湖（本来更像运河）边悠然自得地跑步，实在好久没这样跑步了。边跑边观望四周景物，惊讶地发现植物和动物长得和波士顿相当不同。波士顿同普林斯顿之间开车才相距五个小时，在美国只能算是“近距离”，而气候却有不小差异。我家太太发牢骚说由于南下的关系，花粉症加重了。美国今年冬天格外寒冷，花粉的势头似乎也比往年厉害。所幸我眼下几乎同花粉症无关，得以尽情享受普林斯顿草木葱茏的初夏。太太说我“你倒是舒服了”，那么说可是不大好办。

对了，看下页的图即可得知，普林斯顿生息着在全国也相当罕见的黑松鼠。记忆中不曾在美国其他地方见过黑松鼠。为什么单单普林斯顿周边有黑松鼠繁殖呢？说法莫衷一是。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生物学试验室养的跑去外面繁殖了。另一说认为是大学当局引进的，以弥补学生总数中黑人学生所占比例之少。这当然是随便开的玩笑，不过在这里住久了，觉得作为说法颇有真实性。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多少有这么一种孤高之处。

细细观察，似乎黑松鼠只跟黑松鼠交往，普通松鼠只跟普通松鼠在一起。黑松鼠和普通松鼠亲亲密密结为夫妇的例子遗憾的是我从未见过。看来这个问题极为复杂——至于怎么复杂我也稀里糊涂。左下图是一对普通松鼠在我家门前草坪上于光天化日之下“成其好事”的照片。眼神非常认真非常可爱。干这种事也必须认真，嬉皮笑脸地大动干戈可是讨人嫌的哟！

正在“成其好事”的松鼠

普林斯顿的黑松鼠

(1)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关于新科幻小说的概念。主要特点是人与计算机可以自由交流，主人公多有暴力色彩。

(2)　荷兰指挥家（1929—　）。

(3)　日本指挥家（1935—　）。

(4)　美国黑人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1930—　）。

(5)　日本文艺评论家、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28—　）。

吃人的美洲狮和变态电影和作家汤姆·琼斯

近来看报，有篇报道说一个可怜的散步者给美洲狮吃了。事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西北一个度假区，遇害者是一位名叫芭芭拉·舒娜的四十岁女士。吃她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母狮。它把没吃完的舒娜尸体用树叶盖了，第二天又来接着吃（这大约是美洲狮的一般习性，原先我不知道的）。正吃着，被发现尸体后埋伏在那里的猎手们开枪打死。

报纸上刊登了那头死狮的图片。小豹般大小，牙齿一看就很锐利。一段时间里因其数量发生全国性减少而被指定为“濒临灭绝危机的兽种（endangered species）”，但由于保护政策的关系，近来数量略有增多。在纽约中央公园跑步的女性即使大白天也必须小心遭人强暴（这个动辄发生），而稍一离开城市，这回又要提防被美洲狮或灰熊吃掉。更有甚者，用来福枪狙击跑步中的总统都在计划之中。看来美国的跑步者全然轻松不起来。

我在希腊跑步时也常有狗扑来，吓得我一身冷汗。那里的狗几乎全是牧羊犬或其后裔，被训练得惟以保护羊群驱逐异己为天职，扑过来是要动真格的。虽说比不上美洲狮，却也相当可怕，马虎不得。再说当地一般没有闲得跑步之人，所以一瞧见有人跑步，狗们就一致认为“正有异常事态发生”，愈发群情激愤。这么着，我遭遇了好几次险情。

在土耳其旅行期间，狗比希腊还多还凶，以致一次也没敢跑。如此看来，可以让一个老大不小的汉子一大清早就闲来无事而特意跑上十多公里的国度，在世界范围内想必是例外的存在。按理，即使不故意那么折腾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保持足够的运动量、保持营养平衡的状态当然再好不过，问题是很难那么如愿以偿（尤其小说家怕是很难）。

而且在美洲狮眼里，独自在山里边屁颠屁颠奔跑的人只能是其正中下怀的饵料，扑上来吃了恐怕也是作为美洲狮的“通常营业行为”。所以，事情从好坏的观点去看是说不大清楚的，毕竟在山里给美洲狮突然扑来大口小口吃了不算是快意的死法（但若你问我哪种死法快意，我也不好回答）。往后注意尽可能别在美国的山里乱跑。

同跑步这一健康行为大约处于正相反位置的（虽然我偷偷心想实际上并不尽然），乃是那个约翰·沃特兹的超级变态电影。他的新片《系列妈妈》在美国评价还过得去，放映的电影院虽然不多，但放映期间相当长，在文艺界也算是不屈不挠的。当然，毕竟是卡斯林·特纳(1)主演的娱乐影片，没有过去那种势不可挡的恶劣趣味、下流和变态。虽然玩笑开得带有乡下味儿，温吞水似的，但作为近来已变得不甚尖酸苛刻的美国影片，优雅的部分仍然很见功力，看得我相当开心。不错！沃特兹基本娱乐化之后的《哭叫的婴儿》（Cry Baby）、《喷雾发胶》（Hair Spray）等作品也十分引人入胜，但《系列妈妈》没有像以往那样逃入塑料的人工世界，而是与现代打擂台，这种地方十分令人敬佩。

可是，最近在附近一家电影院第一次看的沃特兹旧作《女人风波》（Female Trouble。一九七四年。迪贝因主演）实在出乎意料地一塌糊涂。这个也好，他的《粉红色的火烈鸟》（Pink Flamingo）也好，居然有闲工夫拍摄这么无可救药荒诞不经的影片，脑袋里到底想的什么？喜欢倒是喜欢。

那家电影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搞了个“约翰·沃特兹电影周”，上映他的所有作品。波士顿近郊的Sick（是Sick而非Chic(2)）男女从大白天就云集此处，一齐捧腹大笑。好事。同样变态的肯·拉塞尔(3)近来已乏善可陈，务请另一位枭雄约翰·沃特兹以后也大张旗鼓——有如此想法的恐怕不限于我和所谓“变态电影迷”的“拜领小姐”(4)。

这家电影院名叫“布拉多尔·西雅塔”，位于剑桥的哈佛广场。也许因为观众大部分是哈佛大学吵吵嚷嚷的大学生，所以经常上映相当晦涩的电影，例如《年轻时候的罗伯特·米查姆特集》之类放个没完没了，然而还真有人看。每个月发行一本名叫《本月上映电影预告》的小册子。不过这东西做得相当精美，一看就让人欢喜。电影专家斋藤英治来玩过一次，看了这家电影院，深有感触地说：“厉害呀，春树，我真想住在这里！”

五月十八日去纽约。目的是为《纽约客》杂志文艺特别号拍照片。指定的宾馆是四十二号街《纽约客》编辑部附近的“罗亚尔顿”或“阿尔贡金”。“阿尔贡金”未免文艺味儿太浓，遂住进据说是菲利浦·斯塔尔克(5)设计的“罗亚尔顿”（这里颇有约翰·沃特兹风格，令人不快而又令人不厌，但餐厅从点菜到上菜极花时间。早餐点的法式煎蛋等了一个钟头也没上来）。前来拍照的作家有约翰·厄普代克(6)、安·比蒂、鲍比·安·梅森、查梅卡·金凯德、迈克尔·谢伊邦、尼克尔森·贝克、罗伯特·麦克斯韦等人，都是在《纽约客》上见识过的作家（一共十人左右）。

为我们拍照的是理查德·阿布唐，此人到底别有风格。类似画框那样的东西事先已设计准确，拍照本身非常迅速。“好了，都请站这边来，头稍往这边歪一歪……好好，就那样别动！”转眼拍完。据我的经验，一般来说摄影师技术越好，速度也越快。拍照前后有个类似晚会的聚餐，前来拍照的作家们都参加了，我得以一边喝葡萄酒吃零食一边同他们交谈。美国幅员辽阔，作家相聚的机会不多，几乎所有人互相之间都像是初次见面。

《纽约客》编辑琳达·亚莎女士

很多作家聚在一起，终究表现出了不同的个性。查梅卡·金凯德最为高深莫测风流倜傥，尼克尔森·贝克个头鹤立鸡群且最为平易近人（近作《休止符》＜Fermata＞遭到女读者围攻，估计仍为此心有余悸），鲍比·安·梅森个头最小且最为眉清目秀，约翰·厄普代克依然一副首领派头。交谈中我觉得最风趣的是来自华盛顿州的汤姆·琼斯（Thom Jones）。我因为懒惰没看过此人作品，可当我举出雷蒙德·卡弗、蒂姆·奥布莱恩、科马克·麦卡锡等我所喜欢的作家名字时，他斩钉截铁地断言：“那么，你绝对会喜欢我的书。”

剑桥（坎布里奇）我家附近路旁开的红花。漂亮啊！什么名不知道，请别问我花的名称。对花不甚了了。对了，在这一带一度见过雷鸟（grouse）。怕是相当罕见，房东斯蒂芬特意叫我：“快来看呀，那里有雷鸟！”虽是普通的城市住宅区，但如此看来，离大自然意外地近。

这么说是不大合适——汤姆·琼斯一看就知是个怪人。从远处扫上一眼，心里便嘀咕“这家伙怕不地道”。事后问编辑，编辑说“是个出色的作家，可惜不正常”。果然如此。不过人决不难接触。年龄同我相仿，经历相当奇特。他说：“在越南陷得很深，弄得脑袋出了点问题。跑去法国东游西逛，最后在广告公司找到事做，在那里干到四十来岁。我有手段，钱赚得太多了，多到无聊的地步（我一直开‘美洲豹’，‘美洲豹’哟），就当了学校的勤杂员，当了五年。那期间看了很多很多书，心想那么我也能写东西。于是打算先重返广告行当重操旧业。不料人家不许我回去，说我不地道——离开赚钱的广告代理公司特意半路出家去小学当勤杂员，且一当五年，这样的家伙不地道（※对方的心情不难理解）。这么着，我就想当作家，写了篇小说寄给《纽约客》，结果被采用了，于是成了作家。头一炮就在《纽约客》，够出格的吧？”

因为他是喝着葡萄酒连珠炮似的讲述的，可能有点误差，但大体是这么个线条。我相当中意这类人。汤姆也在分别时说：“我跟作家交谈从没怎么觉得有趣，可是和你交谈非常有意思（※未必不是外交辞令，但他的神情十分认真，绝非讲外交辞令的神情）。另外要看奈保尔(7)的×××。要是没意思，书款我付，记住了？”我见他席间当宝贝似的拿着一个脏纸袋走来走去，遂问那是什么，他说：“啊，这个么，是糖尿病的药。”什么时候还想见他一次。分手后在书店买他的短篇集《拳击手的休假》（The Pugilist at Rest）看了，的确有冲击力，有深度，又引人入胜。

(1)　美国女电影演员（1954—　）。

(2)　Sick意为“病态”，Chic意为“潇洒”。二者在日文中写法相同，故有括号内的说明。

(3)　英国电影导演（1927—　）。执导的影片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4)　对前来领取稿件的女编辑的戏称。

(5)　法国室内装饰师、建筑师（1949—　）。

(6)　美国作家（1932—　）。著有《兔子，跑吧》等。

(7)　英国作家（1932—　）。著有《在自由国家》等。

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1)旅行

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成田(2)飞往大连。此行是为了给一家杂志采访，同摄影师松村君两人去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共和国转两个星期。不过不仅仅是为杂志采访，作为我还有为眼下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三部）进行个人采访的目的。或者不如说这个目的主要得多，虽然这么说有些明目张胆。不管怎样，由于我无论如何都想去一次中国这个国家，此次采访在感觉上不过是个“渡轮”罢了。毕竟在现阶段只身一人去中国内地从现实角度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这么说来，似乎一切都顺顺当当如愿以偿，但我在这次旅行中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个人问题。所谓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从小我就深受偏食倾向之苦，长大以后经过努力很多东西都能吃了——事实上也差不多吃了所有东西——而惟独中华料理无论如何都绝对不成。光是从千驮谷的“希望轩”门前经过（就在我家附近，时常经过）心情都不好受。横滨中华街那里横竖游逛不得。别说中华街，一闻烧卖味儿都受不了，甚至因此不愿在横滨站下车——过敏症便重到这个程度。出生以来拉面什么的一次也没吃过。这么说大家都好像以为我在开玩笑，可这的的确确实有其事。有好几次被请去中华料理店吃饭，而我根本没有动筷，尽管感到歉疚。

事情为什么这个样子呢？理由不得而知。我猜想大概是“幼儿体验”那类玩意儿造成的，可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发生了什么。说不定有希区柯克《白色恐怖》那样的秘密隐藏在什么地方。但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未吃先厌的情绪这点是确切无疑的。作为证据，我家太太做了好几次根本看不出是中华料理的中华料理让我吃，而我只吃一口就识破了。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香味儿或什么气味儿敲锣打鼓一般在我耳边炸响，告诉我“这可是正正经经的中华料理，只不过样子偶然不像罢了！”

如此一来二去，我那位性格相当固执的太太也终于心灰意冷，不再矫正我的中华料理过敏症，她自己想吃中华料理的时候就约别人出去吃。据说前几天她独自去拉面馆吃拉面时，遭到邻座一伙女孩的抢白：“就算上了年纪，我也不想成为一个人闷头吃拉面的女人。”结果她转而对我大发雷霆：“就怪你，就怪你不吃拉面！”所以，在哪里看见独自不声不响吞食拉面的四十左右女人时，千万别冷嘲热讽。人各有自己的种种具体情况。若是遭到嘲讽，她必定回来拿我出气。

“反正不吃拉面是人生一大不幸——真好吃啊！”她说。或许真是那么回事。如果可能，我也很想把大凡摆在眼前的东西不由分说一扫而光。那一来，我推想这个世界肯定变得简洁明快，变成幸福乐园。问题是不管我怎么想，只要稍一看见干笋啦、带有飞龙图案的大碗盖浇饭啦，我的勇气还是像梅雨时节的烟花一样一点点萎缩回去。

千仓海岸的“海之家”。小时候我在海岸附近住过好几年，每年都作为“例行公事”目睹“海之家”在7月初乒乒乓乓搭建起来，又在8月末哗哗啦啦拆除一空。每到拆除的时候，暑假也差不多结束了。浪大，还有水母。作业也必须完成。水母当然不会帮我做作业。如此这般，情景是很让人伤感的。我倒是一次也没同“海之家”打过交道……

这样的人前往几乎只有中华料理的中国，事态无疑非比寻常。我这么如实对编辑一说，对方一副不以为然的口气：“哦，你吃不了中华料理，那是有点麻烦。不过拉面饺子什么的总能吃吧？不要紧的！”看来此人一无所知。若是能吃拉面饺子之类，我也不至于抱怨嘛。于是我详细解释了一番。“是吗？就那么不喜欢？那是为难啊！”说法倒像非常同情，而眼睛却充满笑意，一点也不为难。辛劳和痛楚这东西，若非实际降临到头上，别人是没办法正确理解的，尤其在不是一般种类的辛劳和痛楚的情况下，如此倾向更为明显。

从结果上说，旅行期间最终什么也没吃。中国之行本身诚然兴奋至极新鲜至极有趣至极，但惟独饮食确是一场悲剧。在大连吃了日本食物，在哈尔滨吃了比萨饼（去中国吃比萨饼的傻瓜怕是找不出来），在长春吃了俄罗斯风味红甜菜肉汤（嘿嘿，味道不好），在海拉尔半强制性地往胃里塞了一顿名为西餐实则莫名其妙的东西。在蒙古边境附近一个小镇上用点火器煮荞麦面条吃了。此外吃的就是粥、酸梅干和自己带去的压缩饼干。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得得，何苦跑来这里吃什么压缩食品呢？这么着，中国之行一塌糊涂。

离开中国去蒙古也是一样，全国上下到处是羊膻味儿，简直忍无可忍。去土耳其内地旅行时的确也为铺天盖地的羊膻味伤脑筋来着，好在土耳其吃羊肉以烧烤为主，膻味是一次性的，不很厉害，风一吹就跑掉了。而且膻味很干，想忍受也能忍受，硬着头皮吃也不是不能吃。可是蒙古主要的吃法是用水“咕嘟咕嘟”煮烂，致使水煮羊肉味儿无可救药地深深渗入全世界所有物件之中。毫不夸张地说，从车座到钞票全都膻味儿扑鼻，弄得我根本上不来食欲，什么心情都上不来。总的说来，我是个喜欢清淡食物的菜食鱼食主义者，肉类几乎不入口。牛肉的瘦肉部位偶尔吃一次，烤肉店则一次也没进过。火锅我也只吃蔬菜和魔芋粉丝。所以老实说很不好受，真的很不好受。这以前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困苦的旅行，但在饮食方面如此狼狈还是第一次。说实话，现在的身体情况都好像别别扭扭的。

在蒙古一个村庄里去村长家作客，村长杀了一只羊招待我，活活一场苦难。羊是在眼前杀了处理掉的，在汤里涮一下，就连骨头一起端上来一大盆，这东西我死活吃不下去。但毕竟我算是一座主宾，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主人劝我吃我不能不吃。“对不起，吃肉并非politically correct(3)”——这么说是行不通的。这里不是马萨诸塞州剑桥。于是囫囵吞枣似的吃下一点点。

实话实说，摄影师松村君也对付不了羊肉，遂说“我实在吃不来这东西”。因为人家是摄影师，所以道一声“对不起我去那里照一张相”，就随即离席去外面把放进嘴里的东西随便吐在哪里了事。而我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只好把嘴里的东西整个吞咽下去。肉味儿实在膻得难以忍受，为了冲淡膻味儿，便大口大口喝主人递过来的酒。酒的确正好用来消除羊肉的膻味儿，但终因酒精度数太高，加之劳顿和紧张，席间我几乎人事不省。对方好意招待这点固然不胜感激，但那天晚上又是羊膻又是醉酒，简直昏天黑地。真不太愿意回想当时的情景。

七月十八日，也是为了恢复在中国和蒙古倍受摧残的我的饮食生活，和我家太太两人去千仓玩了两天一夜。本来的目的是试开从熟人手里买的二手车，同时访问住在白滨的落田谦一和洋子夫妇（说起来，我曾用这对夫妇的画装饰过书的封面）。听我这么一说，在千仓长大的安西水丸(4)说“那么我也一起去好了”。不用说，有当地人陪同，我的胆子也壮了起来。

水丸同我们下榻的“千仓馆”主人铃木君也很要好，晚饭后两人兴之所至地去哪里玩耍（我因蒙古羊后遗症的关系，刚到九点半就困得昏昏沉沉），我半开玩笑地叮嘱道：“水丸，你们俩莫不是去菲律宾酒吧？”画伯(5)温和的脸上一瞬间现出严峻的神情：“何至于，我哪里会去那种场所呢？”把我并非全无根据的一丝疑念轻轻抹去。我也自知怀疑别人不好，但最终两人那天晚上去向不明。

白滨与千仓之间沿海岸有一座桥（我擅自命名为“千仓镇桥”），那条人行道的石板上嵌有本地伟人安西水丸的两块瓷砖画。除了水丸的，还排列着当地小学生的画。不甚有鉴赏眼光的狂傲之徒说什么“看不出哪个是水丸先生的画哪个是孩子们的画”，其实绝无此事。两块画简洁美观、温情脉脉，有兴趣的人务请亲眼看看，马上就可看出此乃水丸的大作。

水丸的画自不必说，白滨一带海岸到处横躺竖卧着很多很多含义不清的雕刻和绘画什么的，视觉上有时很累。因为风景本身是质朴而美丽的，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我看了是觉得遗憾（例如有人画了五颜六色的鱼，把清爽干净的白色码头涂得满满的），但这终究是别人的地方，或许不该由外来人说三道四。把这种事写出来，必有当地人来信叱责，说那是无知的外乡人乱写乱画的。在此我事先道歉，这仅仅是我百无聊赖的自言自语。

落田夫妇搬来白滨之前在三浦半岛(6)住过，乘坐久里滨和滨金谷之间的渡轮来外房(7)找房子，结果在千叶安顿下来了。在地图上看，从三浦半岛来这里距离相当不近，可一旦上了渡轮，实在近在咫尺。不过，虽说瞬间可达，但横须贺(8)和馆山(9)的风物有很大差异。用我家太太的话说，简直和同样乘轮渡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和希腊的帕特拉斯之间往来差不多。那么说来，我也觉得怕是那样。至于这样的比较能有多少人感同身受，我却是不得而知。

偶尔有狗倒也不坏。千仓港里的渔民老伯和他的狗。老伯的缠头巾蛮有房总（今千叶县和茨城县一带——译注）风味。拖鞋也够时髦的了。狗也一副同缠头巾、拖鞋相得益彰的样子。有生以来我只养过一次狗，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是一条极普通的狗。猫倒是全部记得一清二楚。

这也是千仓海岸。不过，日本海水浴场放的音乐真够吵的了。我家附近的大矶海岸也从早到晚吵个不停，什么“山茶”啦“Tube”啦“沙滩男孩”啦等等。对方想必以为是免费服务，实际上完全是制造麻烦。作为背景音乐，波涛声足矣，其他动静纯属多余。务请手下留情——这么说肯定无人理睬。

但渡轮这东西确是给人以不可思议之感的交通工具。从飞机上下来，马上会产生“噢，这已是别的地方”那种毅然决然的感觉，而乘上渡轮这东西，从抵达目的地到实际适应过来格外地花时间，还好像带有类似内疚的伤感（连车一起乘渡轮时尤其如此），虽然我个人倒是非常喜欢这样的心情。

(1)　位于东京东南、千叶县房总半岛南部的镇，面临太平洋。下文的白滨在其附近。

(2)　东京的国际机场。

(3)　意为“政治上妥当的事情”。

(4)　日本画家（1942—　）。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系，多次为村上春树作品画插图。

(5)　日本人对著名画家的尊称，这里指安西水丸。

(6)　位于神奈川县东南，与房总半岛隔东京湾相望。

(7)　房总半岛靠太平洋一侧的地区（靠东京湾一侧为内房）。千仓和白滨均在这一地区。

(8)　位于三浦半岛东部的港口城市。

(9)　位于房总半岛靠东京湾一侧的城市。

减肥，避暑地的猫

现在才说三道四也不顶什么用了，不过今年日本的夏天实在是热，热得要命。就算再有事要办，这个时候特意返回日本也太傻了。没有干任何事的心情，只好天天喝啤酒。

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去新宿一座百货大楼的展厅参观永泽诚(1)的托斯卡纳(2)绘画个人展，在那里读了宫本《绝世之美减肥法》美智子的说明，她这样写道——当然措词更委婉些——“上了年纪喝酒不是好事”。看得我当时心想：言之有理啊，我也该少喝啤酒才是（此人的说法特有说服力）。然而跨出门口一步就热得不行，总之除了喝啤酒没别的念头。这么着，还是喝了起来。今年夏天我基本喝的是麒麟牌熟啤。倒不是说我对牌子的选择怎么保守，而是因为每次回日本都有搞不清底细的陌生啤酒接二连三摆上酒店的货架，再说又热得厉害，我也懒得一一动脑筋挑选。

啤酒且说到这里。提起减肥的书，容易被人理解成“美容指南”，但我觉得至少——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此外我没看过这类书——宫本在把“实用”作为“实用”来把握的同时，又提示了一种生存方式。尽管现在我对系统性减肥没多大兴趣，但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大体和作者同代的“自由职业者”，自己好像可以理解她想表达的东西。说到底，我们这些哪里也不属于的人，只能从一到十自己保护自己。为此，减肥也好身体锻炼也好，反正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注意把握自己的身体，明确方向性，自己管理好自己。这样，势必需要一个自己特有的体系或者哲理。至于是否普遍适用于别人自然另当别论。

自走出校门以来，我从不曾隶属于哪个组织，一直是独自孜孜矻矻谋生，二十一二年时间里切切实实看明白的事实只有一个，即“个人同组织吵架，获胜的毫无疑问是组织”。这虽然不能说是多么令人温暖的结论，但它是确凿无误的事实。人世间尚未宽大到个人能战胜组织的地步。不错，看上去个人暂时战胜组织的时候也是有的，但从长远看来，最后必然是组织获胜。我时不时倏然这样想道：人生历程恐怕不外乎是走向失败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不顾劳顿，孤军奋战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个人作为个人生存下去，并将其存在底盘出示给世界，即是写小说的意义，而为了将这一姿态坚持到底，人最好尽可能顽强地保持身体健康（比不保持好得多）。当然，这终究是一个有局限性的想法。

总之，在读宫本《绝世之美减肥法》的时间里，我得知大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努力着。不过回想起来，十多年前我曾和旅居纽约的宫本一起去过纽约一家名叫“小意大利”的餐馆大吃通心粉大喝葡萄酒。一家极开心的餐馆。Those were the days，my friend.(3)

从摄氏三十六度的东京返回波士顿，虽是八月十日，但这里只有二十四度，实在舒服得很。不出汗，白天不戴帽子也能跑步，得以长长舒了口气。问房东史蒂夫，他说七月间有七天相当热，但八月进入第二周后新英格兰地区就十全十美地一下子凉快起来。我租的房子没安空调，一开始多少有些不安，但去年在这里实际住过一夏，得知热得根本没法写作的时候顶多三四天。

剑桥的猫。隔着铁丝网往这边定睛注视的神情真是可爱，赶紧按下快门。

这是“佛蒙特州的桥”。够荒凉的，程度决不亚于依阿华州。我从板墙空隙探出脑袋，苦苦等待弗朗西卡（《廊桥遗梦》中的女主角——译注）的到来。然而怎么等也没出现。来的是一只野兔，突然从树林中跑出，一头撞在水泥墩上一命呜呼……写这样的东西肯定卖不出去的，那还用说。

由于车停在路上，我的“大众·科拉德”已经积了一个多月的灰。普林斯顿时代(4)因为有气派的带屋顶车库（租金每月十五美元），车总是闪闪发光，所到之处人们无不夸奖说“噢——好漂亮的车啊”。可现在看上去相当无精打采，到处是伤，再也没有人夸奖（怕是比不上别人了）。不过在性能方面，这三年半时间里虽然几乎没有维修，但什么麻烦也没出，始终风驰电掣，着实令人赞叹。有一段时间挂第二挡有些费劲，但无大碍，开去附近修理站，马上就变好了。只是——倒是不太敢声张——引擎不大够档次（※我的引擎不是V6，而是那种被强制性输送混合气和加压气的老式引擎）。

一次开车去费城郊外兜风，在不很热闹的十字路等信号的时候，四五个黑人青少年一下子围了上来，其中一人“通通”地敲击窗玻璃。我一惊，心想事情不妙，问道：“什么呀？”对方只是嘻嘻一笑：“嗬，老伯，车型蛮新的嘛！够潇洒的哟！”当时“科拉德”上市不久，不过是出于好奇仔细瞧瞧罢了，不该怀疑人家。不过不管怎么说也别忽地一下围上来才好，毕竟叫人紧张。

八月十七日，为了表示久久置之不理的歉意，我把车领去洗车场洗得干干净净，油和气压也检查了。然后为了试车，去佛蒙特州做了次短期旅行。从波士顿沿93号公路径直北上，绕佛蒙特北部转一圈，约略进入加拿大，只住了三个晚上（不算周末）就回来了。佛蒙特北部是美丽平和的农村地带，当地人称之为“North East Kingdom”（东北王国），名称多少带有非democratic（民主主义）的意味。何以这么称呼我不清楚，但实际旅行途中，未尝不可以感受到某种有底蕴的雍容大度。美国这个国家开车转起来往往觉得过于散漫过于广阔，视觉上单调无聊，而这一带的景致相对说来颇有欧洲的韵味，行车本身相当惬意。在时起时伏的舒缓的丘陵地带，森林、河流、牧场、湖泊接连出现，百看不厌。地方正适于驱车旅行，不塞车，几乎没有信号，拐弯角度俨然在托斯卡纳，令人心旷神怡。我的“科拉德”算是欧洲出生的，身体似乎同这样的风土地形一拍即合，一路兴冲冲向前奔去。四天里跑了七百八十英里（约一千二百五十公里），而汽油费才花了四十来美元（当然是高辛烷值汽油），绝对便宜，以日本来说每公里不到三日元。至于高速公路费，加起来一共才七十五美分。如此看来，我深感在日本开车旅行是何等荒唐的行为，首都高速简直像往昔恶狠狠的催租官。你不这样认为？

请仔细看天，有UFO飞行的哟……纯属扯谎，有的仅仅是牧场的围栏，此外没什么可写的。我本想用一张在这附近拍摄的老牛大白天交配的照片，却未被负责单行本设计的藤本采纳，以致选了这张——普普通通的牧场。

佛蒙特的驼羊。佛蒙特有不少人家养驼羊。驼羊每天到底思考什么呢？驼羊果真以驼羊方式生儿育女不成？反正驼羊的事请别问我。关于驼羊我几乎一无所知。

佛蒙特有许多漂亮的乡间旅馆，一家家地入住那样的旅馆也是一大乐趣。当然啦，毕竟是美国，很难说饭菜像托斯卡纳那样足可香掉下巴，但材料新鲜、空气纯净，肚子不知不觉之间就瘪了下来，饭菜吃起来自然可口。只是，虽说佛蒙特的乳制品和枫树糖浆是名产，人人都说好吃，但吃起来“简直再没有比这更难吃的”。实际上在佛蒙特见到的女人百分之八十五都是不折不扣的“DODO(5)体型”，我不由感叹——居然胖得这般整齐。浑身鼓鼓囊囊，就好像腰间裹着棉被走路。在美国也转了不少地方，胖人这么多的地方还是头一次见到，真想让她们看一看宫本写的书。但或许是人家喜欢胖才胖的也未可知。我们倒是尽可能吃清淡些的蔬菜，且每天省掉午饭，但还是吃得够多的。旅行固然快活，但年龄大了以后，天天在外面吃饭还是渐渐成了负担。

旅行途中我一直在看刚看了个头的蒂姆·奥布莱恩的长篇新作《森林湖畔》（In the lake on the wood）。小说的部分章节以前在奥布莱恩朗诵会上听过，情节大体知道：一个被大家称为魔术师的越南战场复员兵出马竞选参议员，不料他在战场上的残忍行径被揭露出来，断送了政治生命。后来，他为了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而躲进森林，但在那里也意外地……小说情节富有侦探色彩，引人入胜，文笔也很好，只是因为过于“躲藏”了，一般读者似乎不太欢迎。此人受欢迎的小说和不受欢迎的小说交替出现，虽然不为一般人欢迎倒也未尝不可……

奥布莱恩看完后再没东西看，于是去了附近的旧书店，挑来挑去苦恼了良久（旅行中所带的书看完时，那苦恼可非同一般），最后花一美元买了托马斯·曼(6)的短篇集，决定看其中的《托尼奥·克莱格尔》。《托尼奥·克莱格尔》记得只在上初中时看过，梗概都记不得了。为什么想起看这么陈旧的东西呢？因为我想若非时下这种特别机会，以后一般不会再回过头看了。不过坐在旅馆沙发上一个人静静看托马斯·曼，觉得其中有一种十分沁人心脾之处。从现代这一地点往后看去虽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小说，但还是有其独有的东西。

佛蒙特是适合悠然度夏的地方，主要住在波士顿或纽约的富人多在此拥有别墅，因此有很多以这些人为对象的旧书店。即使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有时也会发现书目齐全得惊人的书店。对美国人来说，一年之中惟有夏天是最好的读书季节。海岸也好游泳池边也好山中避暑地也好，到处有人打开一本厚书看得如醉如痴。就连《老爷》（Esquire）杂志到了夏天都照例出“Summer reading”（夏日读书）特集。若问美国人“这么热的夏天何苦看书看得那么入迷？”他们肯定现出惊讶的神情，回答“夏天有长假，岂不正好用来看平时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

又是狗。这是我在租借的住处养的狗。我和这条狗相当要好，一起去附近山野散步。但无论怎么要好，我也搞不大清楚狗在想什么。房子是由农场用房改建的，后山有越野滑雪场宽阔的跑道。本想冬季来滑一次，却因为忙，未能成行。

这是佛蒙特州的鸭。住处后山有个池塘，在岸边碰见了这只鸭。某日的“ahiru（日语“鸭”的罗马字——译注）on a hill”——日语夹杂英语，够无聊的了。有什么办法呢！

日本则秋天是读书季节，夏天书一般卖不动。这恐怕是因为日本的夏天实在太热了，不适合——哪怕再有时间——集中精力读书。如此这般，文化这东西在种种细微地方也有小小的差异。因此，美国夏天书好卖，旅游胜地的书店理所当然一片兴旺。其中大半是旧书店，不卖新书。人们把看过的书在那里卖了，换成新书。被称为exchange(7)的书店于是应运而生，发展壮大。

一晃走进这种避暑地书店，花上好几个小时慢慢选书，也是一件乐事。书店里一般都小声播放调频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角落里的椅子上有一只大猫正在午睡，戴眼镜的女子在那里值班，每有顾客进来她便微微一笑，用稍微拖长的声音招呼道“Hello，How are you”。我摸一下猫的脑袋，她告诉我猫的名字叫×××。一切恍若去年夏天持续至今的幻影，的确美妙得很。

(1)　日本画家（1936—　）。东京人。从事动漫画创作和图书装帧设计。曾为女作家宫本美智子的畅销书《绝世之美减肥法》绘制插图（下文中的“宫本《绝世之美减肥法》美智子”是一种戏谑的说法）。

(2)　意大利的区名，佛罗伦萨为其区府。

(3)　意为“那才是过日子，我的朋友”。

(4)　指作者1991年至199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的时期。

(5)　加重保龄球，非标准重量保龄球。

(6)　德国小说家（1875—1955）。著有《魔山》等。

(7)　意为“更换，调换”。

Scumbag，风琴爵士乐的妙趣

日前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不小心把车抢先开到非优先车线那里，已经在优先车线上的三十岁上下的黑人司机打开车窗朝我骂道：“You scumbag！”的确是我不对。可是非我狡辩——地面白线已然消失，看不清哪边优先，何必那么大动肝火呢？

在美国住久了，早已习惯了各处的大众性骂法——例如什么fuck you（畜生）、什么bastard（私生子）、什么son-of-a-bitch（混账）、什么asshole（傻瓜蛋）、什么mother-fucker（讨厌鬼）——挨骂也不觉有异。不过这scumbag作为话语当然晓得，但当面听到则是第一次，难免一怔：“哦，scumbag？”

scum是垃圾，scumbag字面意思是“垃圾袋”。而一查辞典，上面还这样解释道：“用来侮辱无价值、无道德之人的词语，也指避孕套。”原来如此！以前我就怀疑自己说不定是个无价值无道德之辈……现在被人用这等新奇的字眼（当然是对我而言）骂出口来，倒也没什么不快。感觉上有点像发现稀罕的昆虫或终于搞到一张过去没搞到手的棒球卡似的。无论美国还是日本，若想收集世间的污言秽语和放肆的灵魂，只有在城市里放下车窗开车才能做到。

用力拿起家里最宝贵的书《兰德姆英语辞典》（英文版，重得出奇）翻开一查，得知“scumbag”这个词大约是一九六五年至七十年代产生的。但并不含有丰富的旧词韵味，注意观察四周，原来这“scumbag”乃是响当当的当下骂人用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上阵。例如在最近我用录像带看的影片《最后审判的夜晚》（Judgement Night）中出现了两次，在布赖特·伊斯顿·埃利斯新出版的小说《告密者》（The informer）中出现了一次。

翻译美国小说时我常想（现实当中也颇伤脑筋），将这种骂人话直接译成日语不是件容易事。譬如这“scumbag”，我最喜欢用的研究社版《读者英日辞典》解释为“讨人嫌的家伙”，意思上固然不错，但在翻译中很难直接使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想到的只有“混账东西”，关西则为“蠢猪”、“傻货”等类似感叹词的侮蔑性字眼。日语里没有那么多足以同变化多端的美国骂人话相对应的词语。至于什么缘故，问我也问不出究竟……反正就是没有。听古典落语(1)或看夏目漱石(2)的《我是猫》，在骂人词语方面往日的日语中似乎相当丰富，遗憾的是（不知何故）今非昔比了。

关于此类骂人话，根据我贫乏的经验——当然要看场合——恐怕还是不要一一照译为好。很多时候只能适当分散在文脉之中，或用细腻的措词加以暗示。看翻译小说尤其是翻译过来的侦探小说，时不时见到诸如“你这个不开窍的铁榔头脑袋”、“不知自己半斤八两的轻佻小子”、“蠢家伙”等勉勉强强译成日文的词语，每次我都心里一惊。这种话谁都不说的，是吧？假如我在外苑西街被对面开来的汽车司机大吼一句“你这个不开窍的铁榔头脑袋”，我真有可能“哇”地惊叫一声把车撞在电线杆上。危险得很。对于“bitch！”也最好别译成“这个婊子”、“娼妇”、“女流氓”之类。又不是过去的日活(3)影片，如今真这么说出口来要沦为笑柄的。

因此，我打算以一己之力开展一项运动，把“son-of-a-bitch”和“motherfucker”作为翻译用语固定下来（就像“counterculture”和“virtual reality”）(4)，这样就不必一一硬译成日语了。简称“Sonmother普及运动”，如蒙协助，不胜感激。有点头痛的是，“Son-of-a-bitch”的复数形式是“Son-of-a-bitchs”，而这样子怕是很难顺利推广的。头痛啊——倒也不至于特别头痛……

除了骂人话，打招呼的“honey(5)”也是想直接作为日语引进的美式英语之一。另外“make love”最好也让它潜伏下来。译为“做爱”从语感上说总好像不够到位，容易产生误解。不过，这终究是仅就译文而提的议案。至于在涩谷一带真有小伙子“不开窍的铁榔头”地、大声地向女孩招呼一句“哎，honey，不make love吗？”那样的光景，坦率地说我是不大乐意想象的。而如果被招呼的女孩心想“是嘛，make love也未尝不可嘛”——实际上未必不可能——那就更可怕了。

这个就说到这里。不过布赖特·伊斯顿·埃利斯新出版的小说确乎有趣。读之，“什么呀，连篇累牍岂不全是车轱辘话，”这么嘟嘟囔囔发牢骚的时候并非没有（看《美国精神病》时也是如此），可看完了，还是有某种缥缈的虚无感和毫无潮气的切切实实的哀伤残留下来，而这无疑是只有这位作家才能酿造的。不愧是有才华的作家，尤其是这方面的技巧不知是自觉所致还是非自觉所使然——读者也看不出二者界线——这点给人一种无可言喻的敬畏感。如此倾向与二十年代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多少有点相似。“不惜以粉身碎骨来刻画时代的作家”——我送给埃利斯的这句广告词如何？所用英文绝对不难，有兴趣的人不妨看一下原文，那样更能理解作者要表达的东西。因为每一章的叙述者都不一样，所以要习惯语态的变化得花些时间，但熟悉结构后就能比较顺畅地读下去了。

一次在纽约某处开的宴会上，我偶然同埃利斯坐在一起，当时两人单独谈了很久。穿着打扮同小说里一模一样，完全是一丝不苟的“雅皮”派头，但并非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那一类型。他究竟在想什么或感觉什么，我真有点捉摸不透，一如看他的小说。人们很多时候把他和杰伊·马基纳尼(6)相提并论，但马基纳尼同此人在很多地方似乎截然相反。马基纳尼基本上坦率而健康，埃利斯则不同。当然这终究不过是我的个人印象。

我居住的马萨诸塞州剑桥有个非常可观的爵士乐俱乐部，对于我这个爵士乐迷来说实在喜出望外。毕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住的时候，去听爵士乐现场演奏要下相当大的决心。在美国住大城市里有很多操心事，但这种时候着实方便。

一个位于佛蒙特广场，名叫“Reggatta Bar”；一个在查尔斯河波士顿这一边，名叫“Scholars”。两个都在一座很大的宾馆里面，都以合理的票价每晚由一流音乐家演奏。里面的气氛也够融洽，还可以吃点东西。完全没有在东京青山那家××××爵士乐俱乐部听爵士乐那样的逼仄和局促，像乘坐运送家畜的货车一样，服务也不差。可以打电话订座，连停车场都有，甚是便利。只是，客人几乎清一色是三十岁以上的白人情侣，很少看见黑人。所以——或许可以这样说吧——座位间的气氛比纽约的爵士乐俱乐部温文尔雅一些。

八月二十九日，去“Scholars”听风琴手吉米·麦克格里夫和中音提琴手汉克·克劳福特的双重奏（顺便说一句，这天晚间的费用是每人十九美元，包括饮料）。演奏十分和谐，令人深感愉悦。我一向认为如今在美国听现场演奏，这类训练有素的“非纯文学系统”黑人爵士乐（我个人擅自称其为“嘿嘿嘿路线”）是最不叫人失望的——这点在这里也得到证实。本来节拍和音乐概念就单纯明快，没有任何拐弯抹角之处，只管“嘿嘿嘿”即可，因而演奏者的技艺久经岁月也不轻易褪色。近年来蓝音公司（Blue note）或威望公司（Prestigs）这种六十年代“嘿嘿嘿路线”似乎得到了一部分年轻人青睐，其心情我也能够理解。不过，较之最近路·德纳尔德松和舍利·斯科特的唱片在旧唱片店贵得离谱，对于班克罗等大西洋系统音乐家的重新评价却低得出乎意料，不知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支麦克格里夫／班克罗乐队演奏曲目的范围很广，所谓六十年代大西洋风格的早期爵士乐（funk）和五十年代的贝西伯爵(7)浑融无间地掺合在一起。总的说来，班克罗倾向于前者，麦克格里夫则似乎更看重后者。但毕竟二者交往已久，配合默契，在选曲方面全无生涩之感。班克罗那绵延不断而不无矫揉造作的横切面可圈可点，麦克格里夫轻歌曼舞从容不迫的独特的纵深感也悦耳动听。双方的人格直接流露在声音之中——我是这样认为的，而这点无论如何都非同一般。这天夜晚“Scholars”的客人中有好几对年纪大的黑人夫妇。Boston Globe报评论说：“掌握乐队主导权的，不管怎么说都是麦克格里夫的风琴。”其实不然（这个记者莫不是紧挨风琴坐着的？），班克罗的中音提琴一如往昔精神抖擞地震颤着前台。特别是那支撩人情怀的《爸爸的家》（Daddy’s Home）才吹出一声主旋律，便让全场感动落泪。妙，妙啊！不用说，压轴戏是那支名曲名奏《今宵告诉我》（Teach Me Tonight）——一片掌声。

竞卖会场的“老爷车”。好看固然好看得很，但若拥有这东西，人世可就活活成了地狱。故障多，无零配件，没地方放，耗油，维护费用高，速度出不来……尽管如此，遥远往昔的CORVET和RERRARI在竞卖会场亮相的时候，我还是为之心旌摇颤。竞卖会在大型仓库进行，“老爷车”简直就像家畜似的被一辆接一辆买走。看样子，真想得到的人在车进仓库前就已打探清楚，同车主也好像通过气了。

趁着尚未“退烧”，第二天赶紧去哈佛广场的“Newberry Comic”唱片店买了两张一套的班克罗豪华版CD（二十四美元），此刻正一边兴冲冲听着一边伏案写这篇稿子。不过，听班克罗连听三十一曲，到底有点累了，毕竟是三十一曲。

(1)　一种日本的大众曲艺，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

(2)　日本近代小说家（1867—1916）。《我是猫》为其代表作。

(3)　日本的电影制片厂。

(4)　原文中，以上四个英语单词是以日文字母（片假名）音译的，即以“外来语”形式出现。后两个意为“反主流文化”和“假想现实”，已在日本成为通行语。

(5)　意为“亲爱的”。

(6)　美国当代作家。所作反映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多部小说被拍摄成电影，在日本也很有影响。

(7)　美国黑人爵士乐钢琴手（1904—1984）。原名威廉·贝西。

写小说，开始打壁球，再去佛蒙特

最近因为专心写小说，所以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晚上九点一过就上床“呼呼”睡去，这已成了一种模式。看来我写小说时这样的生活形态乃是理想模式，不知不觉就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说自然上来困意，自然睁眼醒来。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时间安排。一次在某出版社的写作山庄同桥本治(1)一起住过一个星期，但一天仅在晚餐席间见一次面。桥本晚间九点左右慢悠悠地开始执笔写作，而我那个时候已经慢悠悠地进入梦乡，除了吃晚饭赶在一块，其他时间完全各奔东西。若两人合作以换班制经营小超市什么的或许正合适。

我大体工作到上午十点半（中间插入早餐时间），然后在大学游泳池游泳，或在那一带跑一小时，完了吃午饭。下午基本上是放松心情，有时做写小说以外的事情（翻译或写此类随笔），有时上街散散步、买东西或处理日常性事务。晚饭后偶尔用录像带看一部影片，但基本上悠然听着音乐看书。若非有相当特殊的情由，日落后概不工作。近来太阳一落就歪在躺椅上看约翰·欧文的热门新作《马戏团之子》，但由于小说照例写得特长（虽然不大好说别人），什么时候能看完也定不下来。等看完了再报告吧，毕竟很长的呀。

早上边写作边半听不听地听两张古典音乐CD。清晨用较小音量听巴罗克音乐，快到中午时大多听时代比巴罗克稍晚些的音乐，下午兴之所至地听爵士乐或摇滚——最近常听的是谢里尔·克劳和阿莱斯蒂德·德贝罗普门特的新东西。晚饭前喝一小瓶啤酒（近来大多喝萨姆·亚当斯黑啤或喜力）。然后在沙发上喝一杯加冰加柠檬汁（一个柠檬分量）的苏米罗诺夫·希特拉斯伏特加，差不多就这样睡去了。睡前喝过量吃过量，早上起来时脑袋很难运转，因此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毕竟早上的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另外基本不在外面吃饭。当然，同朋友的交往也就等同于无。

佛蒙特的农户院前直销蔬菜。毕竟便宜，各种各样一起买好多回去。鸡蛋便宜得难以置信，又新鲜。这一带农户的主妇体型全都敦敦实实。听说佛蒙特冬季自杀和杀人的事件陡然增多——由于下雪，整天闭门不出，于是变得郁郁寡欢，一般称之为“Cabin Fever”。地方诚然美丽，却也并非全是美事。

如此这般，一旦集中精力写小说，生活就一如往常变得单纯而有规律起来。若在日本，到底有各种杂事和交际活动，很难做得这么中规中矩有条不紊（坚持做势必惹麻烦，而一惹麻烦写作就好像顺利不了），而在外国就能做到，作为我相当庆幸。正因为这样，每次想写长篇我就不知何故要跑到国外来。如果问我“活得那么内向那么古板那么孤独，有何乐趣可言？”我也回答不上来。唔——，这是奈何不得的事，因为人的活法千差万别……

不过天天过这种内向生活，老实说，就很难上得来自己身在外国的实感。不用说，在家里总和老婆用日语交谈（别人时常好意地劝我：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夫妻间也要用英语交谈。问题是做不来），出门听得英语才实际感到“噢，对了对了，这里是美国”。我觉得，若是每天对着桌子一个劲儿写小说，那么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回事。

常有人问“在美国写和在日本写，写出来的小说很不一样吧？”不一样吗？没有什么不一样吧。人这东西，尤其到了我这个年龄，无论生活方式还是小说写法，都不可能因改变场所而一下子变成另一个样子，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尤其是我，不至于“因为住在外国就以外国为舞台写小说”。

况且，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像搬家迷一样居无定所，浪迹萍踪（倒不是很希望那样），因而对场所的变更不像别人那样介意。回想起来，迄今为止我写的长篇小说全部是在不同地方写的。《舞！舞！舞！》那本小说在意大利写了一部分，在伦敦写了一部分。若问我哪里不同，我也全然说不出来。《挪威的森林》是在往返于希腊和意大利之间时写的，至于哪部分是在哪里写的我几乎记不得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大部分写于法国南方，现在恐怕没人计较这部杰出的美国小说的执笔场所。所谓小说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人断言长期住在美国会使日语变得不地道。不错，对于新的流行语之类是难免会疏远，但那东西不知道也几乎无关痛痒。就算住在日本，我也差不多不知道流行语。再说假如出国四五年母语就乱套了，那么恐怕一开始我就当不了作家。我个人倒有时候认为：日语即使乱一点套也没什么要紧，乱就乱一点好了！

除了跑步游泳，近来开始和大学同事查尔斯一起每星期打一次壁球。长期以来我一直默默地做着跑步、游泳等一个人做的运动。因此，查尔斯说他可以教我打壁球时，我认为机会不错，就答应下来，随即去体育用品店买了球拍和专用运动鞋。我所属的塔夫茨大学有七块壁球场，若无特殊情况，每天都空空荡荡的，用不着预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这点十分难得，当然免费。壁球基本是从击壁网球发展来的，一个人可以时不时兴之所至练上一场，甚是方便。

隶属于美国一所大学的高兴事之一，就是大学里体育馆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而且人不很多。想到东京近郊民营体育俱乐部的拥挤和会费之高，可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只要选好时间，就连游泳池都几乎能随便独用二十五米泳道。以前的人生中我从不曾隶属于哪个组织，因而现在想尽情享受“隶属的乐趣”。有统计表明，旅居美国的日本人大部分去学校专心致志学英语，再三再四去美术馆和博物馆，相比之下积极利用体育设施的人为数不多。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有点可惜！不过这么说来，自从旅居剑桥以来，美术馆我仅仅去过一次（有名的波士顿美术馆。倒是不敢大声说——没多大意思的）。

壁球毕竟是速度性运动，没打几下就大汗淋漓。因为动用了平时不用的肌肉，起初几个星期腰酸腿疼得不行。但一旦习惯了球的弹跳，身体动作的要领就渐渐明白过来了。打一个小时，出足了汗，冲罢淋浴回家，萨姆·亚当斯生啤真个沁人心脾。

九月二十四日。佛蒙特出生的塔拉领孩子回娘家前曾叫我随便去玩，于是我决定继夏天之后再去佛蒙特小住几日。虽说是随便去，但单程距离离我家也有三百公里。好在正是美丽的红叶时节，何况已经闷在家里写了好长时间小说，也该换换心情了，于是开车出发。上次旅行回来，佛蒙特就让我相当中意。

清晨离开波士顿进入高速公路，一路北上。在美国，各州有各州的交通法规。离开马萨诸塞州之后，最高时速由五十五英里提高到六十五英里——就是说实际开到八十英里都OK。换算成公里，时速约一百二十八公里。若路面车少（一般都车少），心情实在畅快。美国的高速公路最让人欢喜的是压根儿没有那种丑陋愚顽的交通标语，清清爽爽，痛痛快快。很早以前我就一再强调，把一条写有“目标：交通事故零！”的横幅挂在人行天桥上，莫非交通死亡事故就能减少一次不成？费时费力大张旗鼓地把那种毫无意义百无一用的东西挂在路上——对这样的神经我可是无法理解。所写的词句大多粗制滥造，看了让人不快。我决不是说美国比日本伟大，但至少美国人不挂交通标语这点强于日本人。

塔拉家的院子里淌着一条清亮亮的小河，上面架着自家用的吊桥，河里可以钓到鳟鱼，山上不时有驼鹿下来，可谓野趣盎然。她还告诉我，每到夏天一家人就去山上无人知晓的湖里脱得光光地游泳。十分健康而有活力的一家。父母两人单独生活。正好她姐姐也来了，晚饭吃的是她母亲做的可口的蔬菜。

高中时代塔拉曾作为互换留学生来日本一年。她说在日本每次自我介绍“我是从佛蒙特来的”，大家都说“啊，那个盛产咖喱的佛蒙特”，起初听得她十分吃惊。那恐怕是要吃惊的。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佛蒙特州和咖喱再牵强附会也联系不到一起（一如没办法把滋贺县同咸马哈鱼子浇汁饭扯在一起）。苹果和蜂蜜确是这里的名产，但在佛蒙特一般见不到有人吃“加入苹果和蜂蜜”的咖喱。

佛蒙特州北部塔拉父母的住处。往北不远就是加拿大国境。后面是自家用的吊桥。走起来摇摇晃晃，不习惯还真有些胆战心惊。不过后面流淌的小河真是美妙。据说冬天很冷，好在塔拉的母亲出生于挪威，对冷不太在意。在那里吃了一顿以蔬菜和奶酪为主的美餐。

顺便说一句，安西水丸画伯最喜欢吃咖喱，宣称“咖喱连吃一星期没问题”。我虽然没有水丸那么执著，但也相当中意咖喱。在美国住久了，时不时想吃一次神宫前“水牛黄油”辣辣的咖喱饭。波士顿有很多地地道道的印度餐馆，我也常去吃，却不知为什么，偏偏只有日本咖喱餐馆里的咖喱饭令人怀念。

还有肉铺里卖的炸肉饼。买一个热热的刚炸好的肉饼，在相邻的面包店买一个面包把肉饼夹进去，坐在公园长椅上“呼呼”吹气吃着——那种喜悦只有日本才有。嗯，是叫人怀念、是想吃啊！

(1)　日本作家（1948—　）。

邮购种种，好玩的“吃睡玩”猫手表

也是由于国家大的关系，美国盛行邮购。习惯之后，这玩意儿十分方便和快意。看了样品目录打免费电话订购，一般三四天就通过UPS(1)把现货迅速送到，用信用卡支付，简单至极。送来的东西若不中意，叫来运输公司直接退回即可，麻烦事一概没有。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妇女邮购了一件晚会用的裙子，穿着出席晚会，第二天说“不太顺心”，当即退了回去。依我看，这种做法终究不大合适。

一旦适应了这种邮购生活，特意去商业街这里那里转商店就渐渐觉得麻烦起来。美国不像日本，只要去了新宿或银座就应有尽有，而需要这里那里转来转去，商店与商店之间距离远，找停车位都不容易，光买东西就可把人弄得筋疲力尽。而邮购登记一次之后，月月有各种公司接二连三寄来漂亮的样品目录，光看这个都够过瘾的。

这以前我通过邮购买的好东西有：

（1）首先是那个L.L.Bean的木制大型室内晾衣架。因为不能在外面晒东西，而我又不愿意用烘干机，所以室内晾衣架对于我就成了必需品。能晾很多很多衣物，实在难能可贵。而且，同塑料或金属制造的“功能本位”的即物式晾衣架相比，总好像有一种乡间暖烘烘的感觉，即使放在室内也不觉压抑。今天好天气，那么一边听着赖·库达或尼泰·格里迪一边晾东西好了——便是这么一种舒展的心情……这么说未免言过其实，不过的确不坏。价格三十八美元。比附近卖的普通晾衣架贵是贵了点，但毕竟是天天用的东西，奢侈一点也未尝不可。只是哪里也没有L.L.Bean标志，讲究牌子的人或许不够满足。作为L.L.Bean产品，此外我用的有便携式电脑的软皮箱，这个也绝对好用（这回好端端的有标志出现了）。

（2）看了《纽约客》杂志广告后邮购的猫手表(2)。表盘没有数字，代之以“吃”、“睡”、“玩”三个词，反复出现。回想起来，和井上阳水(3)过去那个广告一模一样。价格大概六十美元。用了两年多，走时极准。多余功能一律没有，非常好用。因为太合意了，买了两个，准备什么时候送人一个。戴这块表走在街上，必定有人见了打招呼（美国人打招呼着实勤快）：“嗬，好玩的表！”于是，众人带着叹息说道：“是啊，EAT、NAP、PLAY(4)，这才叫人生嘛……”看来，如此感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差不多。那个广告没准在美国都能受到不小的欢迎。

见《纽约客》编辑时出示了这块手表：“这是看了你的杂志广告后邮购的，的确是好东西啊！”对方问多少钱，我说六十美元。“六十？原价也就二十五美元吧！”对方笑道。喂喂，自己杂志登的广告怎么好这样讲话！不过细想之下，《纽约客》上也登过不少奇怪的广告。但至少这猫手表走得准，作为我还是要推荐。

我这人原则上（总之就是小气吧）不买价格在一万日元以上的手表，但便宜手表有一大堆。这样夏令时和冬令时更换的时候需要一一拨快或拨慢，做起来十分繁琐。而另一方面，每天兴之所至地从抽屉的一堆手表中取一块换上，却让人满心欢喜。手表这东西反正时间准就行了，为一块手表而出手二三十万日元的人的心情我可是理解不了。

一次花四千日元买的“费利克斯（FELIX）猫”表让我爱不释手，可惜表带差劲，花五千日元换了条皮表带。如今想来，兴之所至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是举足轻重的大开销项目。打个比方，感觉上就像用矿泉水刷牙。说不值一提也不值一提，不过还是需要下相应的决心的。

（3）这个倒不是邮购的，是路过新罕布什尔州一个镇时在廉价商店旁边的旧货店偶尔发现的形状别致的咖啡桌：杂志架和咖啡杯承座连为一体。三十年代的东西，材质不坏，制作相当结实。连同一九三六年发行的两册一套的百科全书在内售价一百二十五美元，我觉得相当划得来。至于带咖啡杯承座的杂志架在生活中是否真有用处，NO，NO，似乎用处不大。不过摆在房间里气氛潇洒，绝对不坏。在这家旧货店里还买了镜子等许多东西，都很便宜，但我还是试着问能否打个八折，老伯说“好的好的，喜欢什么拿什么”——语气似乎无可无不可——随口降下价来。因尝到甜头，两个月后又去了一次，不料店已经没了。当时再多买些就好了！

“吃、睡、玩”猫手表实物。看上一眼都让人心情放松。心想不就是人生吗，何必忙死忙活呢！若是水丸君，势必成为“画、喝、睡”手表。及至俄罗斯的叶利钦总统没准成了“骂、喝、撂挑子”手表（当然表盘上的漫画是个问题，估计卖不出去）。

咖啡桌（左）

L·L·大型室内晾衣架

顺便接着讲购物。

最近逛哈佛广场，鞋店里杰克·帕塞尔胶底鞋正在减价，花不到二十美元买了一双深蓝色的。普普通通的老款式杰克·帕塞尔。谈不上有多少喜欢，只是因为便宜才随手买的。这类东西即使在日本买起来也应该比较容易，可第二天开始我就碰上了不无奇异的目光，很多人盯住我的鞋打招呼：“噢——，这不是杰克·帕塞尔么？在哪里发现的？”让我吃惊不小。

先是来我家送货的“联邦快递”的年轻男子在门口看见了那双鞋，接着是美容院一个老兄问起，上街又给素不相识的人叫住（那些人打起招呼来真是痛快）：“我过去也有一双同样的蓝色的，好亲切啊！告诉我哪里有卖的？”我当然都告诉了。不过在美国（至少在波士顿）为什么这么多人把深蓝色杰克·帕塞尔胶底鞋当宝贝呢？我全然闹不明白，感觉上就像被狐狸捏了一把鼻子。当然比莫名其妙挨个石子要好得多。

莫不是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杰克·帕塞尔已经停止生产了？哪位晓得个中情由，务请指教。时至今日，缺点一是分量未免重了点，二是橡胶味太大（在鞋已获得戏剧性进化的现在恐怕已成了恐龙般的存在）。不过光从设计来看的确简洁，令人百看不厌——尽管若问是否我再买一双，我只有回答“不不，差不多可以了”。

再接着谈一下购物。

一九九一年刚来美国时，在住处附近一家旧唱片店发现马特·丹尼斯的《游戏和事业》（Plays and things）的原版唱片以三十四美元出售。我过去就顶喜欢这张唱片，有KAPP版和日本发行的迪卡MCA版和CD三种（恋物癖相当严重），但TREND版是最原始的，作为东西难得一遇。问题是三十四美元未免贵了些，况且同样的东西我已经有三张了——如此差不多苦恼了三个月。当然并非出不起三十四美元，在日本买恐怕还不止此价，这点心里也清楚，只是从我的感觉——或从当地感觉——来说，三十四美元确实偏高了。说到底，收集旧唱片只是出于爱好，而爱好这个东西类似自己制定规则的游戏。倘若只要出钱就什么都手到擒来，那是毫无乐趣可言的。所以，纵使别人说比一般行情便宜，而只要自己觉得偏高，那么也还是贵的。这么着，苦恼到最后仍然没买。

话虽这么说，一天发现那张唱片已经卖掉并从唱片架上彻底消失，这时候到底有些怅惘。感觉上就好像心仪已久的女性突然同哪里一个并不怎么样的男人结了婚。也有点后悔：当时买下多好！往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因此归根结底不是那点钱的问题，而单单是我个人基本方针的问题。

不过人生这玩意儿也并不都是那么糟。三年后，我在波士顿一家旧唱片店里居然以两美元九十九美分的标价发现了同一张唱片。质量虽说没有新到光闪闪“一如新品”的程度，但也不算差。把它拿到手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死了，虽不至于双手发抖，却也不由得咧开嘴角。终于没有白等！

也许会被人说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小气，但决不是小气。生活中为了发现“小确幸”（小而确实的幸福），或多或少是需要有自我约束那类玩意儿的。好比是剧烈运动后喝的冰镇透了的啤酒——“唔——，是的，就是它！”如此让一个人闭起眼睛禁不住自言自语的激动，不管怎么说都如醍醐灌顶。没有这种“小确幸”的人生，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我以为。

(1)　United Parcel Service之略，（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2)　表盘的中心有猫的图案的手表。

(3)　日本当代作词、作曲家。

(4)　意为“吃”、“睡”、“玩”。

年底这么忙，何苦偷人家的车

上回写了邮购，继续写一点。

日前看《纽约客》上面的广告，发现有卖猫看的录像带：“video catnip(1)”。广告词是“Give cat a laugh”，即“猫也喜欢的录像带”之意。并进一步介绍道：“影片长二十分钟，府上的猫肯定看得入迷，乃是送给养猫之人的最佳礼品。”似乎有些意思，遂打电话要了一盘。什么货色全然揣摸不出，货到了再报告吧。

还有，邮购次数多了，会有一本不同于普通样品目录的“老客户特价样品目录”即减价通知按季寄来。这个便宜得惊人。我花十五美元买了J CREW游泳裤，实在划得来。牛仔裤也便宜得不得了，一起买了若干条。不过，这种购物方式很容易上瘾，差不多得小心了。

另外，我说读完约翰·欧文的超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子》后写读后感，却忘个精光，抱歉。简单写两句。总之我一点不剩地看到最后。那么长的书不厌不烦津津有味地看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真够可以的。只是，这回的舞台从头到尾全在印度，主人公是印度人，出场人物也差不多全是印度人，颇有震撼力，加之冗长，读到中间说累也够累的。说有挑战性也确实有挑战性。

另外，欧文的书最后部分总有一种令人心里万籁俱寂的深沉而独特的悲伤（这已成为他长篇小说的定式），但这回好像并不那样。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这样的书绝对只有欧文写得出。因为他对狄更斯佩服得五体投地，公然宣称“书反正越长越好，有什么意见不成？”——对此有毋庸置疑的自信。而心虚气馁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出此狂言。问题是，翻译此书的人怕是够呛。如此说来，上一本《奥恩·米尼》还没有翻译出来……

最近看一篇访谈，得知欧文和一位加拿大女性结了婚（再婚），对方是文学经纪人，也负责这本书来着。太太是经纪人，联系起来倒方便。实际同欧文见面交谈，觉得他这人颇难接触，但不管怎样，其私生活近来好像越来越幸福美满了。

这段时间我看过的书中最有趣的是迈克尔·吉尔莫的《利穿心脏》（Shot In Heart）。迈克尔·吉尔莫是一九七六年在犹他州自愿接受枪毙（当时死刑在美国为违宪，时过不久实质上被废除）的有名的杀人犯盖利·吉尔莫的胞弟。诺曼·梅勒(2)以此为题材写了《死囚之歌》。大体是纪实文学，书中标榜“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a true life novel）”。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总之此书反响很大，成了全美国一大畅销书，还得了普利策奖，又被搬上银幕，由年轻时的托米·李·琼斯演盖利，洛桑努·阿克爱特演盖利的女友。不过相比之下，迈克尔的书要有趣得多。虽是一部真实、恐怖、血腥的美国悲剧，但情节波澜壮阔。我正在翻译，但请期待。固然没有欧文那么长，可翻译完仍要等一些时日。

十二月五日。说起来话长，总之我的车给偷了。早上起来一看，本应停在门前的我的“大众·科拉德”不见了，一辆白色“本田·雅阁”停在那里。无论怎么想都只能认为是被盗，总不至于我睡觉时间里汽车自行其是地跑去哪里了。

得得，这可糟了，我叹口气想。毕竟两个星期前我的宝贝自行车刚刚在哈佛广场给人偷走。用铁链绑在行道树的树干上来着，十五分钟后买完东西回来一看，自行车无影无踪，惟独铁链剩下。此前大学体育馆的贮物柜被人撬开，丢了打壁球用的运动鞋。而现在连汽车也给偷了，简直天昏地暗，一塌糊涂。

三十分钟后一位年轻的高个子女警察到我家来了。比我高出半个脑袋，一头金发，长得酷似劳拉·邓恩(3)。她的工作是写被盗报告书。把车号、年代型号、颜色等必要事项轻描淡写地记在专用纸上，递过一张复写件，道一声“再联系”就回去了。一看就知这工作没多大刺激性，她本人也没表现出多少乐此不疲的样子。若是警匪片，年轻美丽的女警官势必同克林特·依斯特伍德或梅尔·吉布森(4)搭档度过波澜万丈的人生，而现实中不可能那样。现实是更为现实性的。我问她“这一带经常丢车？”“哪里，没那回事，这附近很少听说丢车。说实话，我也有点吃惊。”她以一点也不吃惊的神情说，然后不冷不热道了声“再见”，乘上警车扬长而去。

“这附近很少听说丢车”倒是真的，我提起这事，房东史蒂夫也大为惊讶：“怪事！这里不该发生那种事啊，奇怪！”往下就说不出话了。住在前面一条街的另一个史蒂夫（他是搞电影的）也吃惊不小：“这种事简直无法置信。我在这里住了二十来年，从没听说谁家停的车给人偷走了。这实在是惊人的事情。”我住的地方虽说不是什么富人区，却也是那种与犯罪无缘的幽静平和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我停车才只上门锁，而也不锁方向盘。

但是信也好不信也好，有先例也好没先例也好，吃惊也好同情也好，反正我丢车这一事实是无法消失的了。报警之后我必须做的下一件事是跟保险代理公司联系。不料这家代理公司说什么“哦？车丢了（※真是麻烦！）？那么……？”至于友好表示和同情心那些玩意儿连松鼠爪尖那么小的一点都没有。对方接过警察报告书的复制本扫了一眼，说了声“那好，跟保险公司联系”就算完事了（从我几次个人经历来说，汽车保险代理公司乃是让美国最可供人度过不愉快时间的场所之一。所有的人都以一副不胜其烦的神情工作着，这同美国梦的破灭也许有某种关系）。但不管怎样，车找回之前每天最高十五美元的租车费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这个我晓得。还算好。

杰·鲁宾先生

我求熟人杰伊开车把我带到租车公司，租了一辆一天二十一美元的“福特·雅仕”（啧啧，有缓冲气囊，却没有副驾驶席的后视镜）。租车窗口的男子安慰说：“被盗车有百分之九十可能在三四天内找到。都是那帮偷车兜风的小子干的，开着兜一阵子见汽油没了就扔掉。等一等肯定找到的。”

杰·鲁宾家举办的晚会上的特制蛋糕。1½是他家的地址。人世也真是奇怪，居然有这样号码的地址。不过米奇·洛克也好像有9½地址来着，不可掉以轻心。这是美国人常搞的“点心晚会”，客人各自吃完饭后在八点左右聚来，吃着奶酪，喝一点葡萄酒或啤酒，最后以点心和咖啡收尾。这样，来的人不必介意，主人也容易准备。对于正在减肥的人倒是不合适。

十二月八日。不出其所料，车四天后找到了：扔在波士顿郊外一个叫埃文的镇上。当地警察用电脑核对车号，确认车主是剑桥市费易艾特街汽车被盗的村上氏。打电话通知我的是剑桥警察署的警官。“呃——车看上去没有……那个，受什么损害。”那个警官兴味索然地说。“那就好。”我说。还算好。

“那么，警察先生，我这就去那个埃文镇拿车，可以吗？”

“哦……没那么简单，村香先生。呃，对了，其实轮胎一个都没有了。”警官抠了抠鼻孔（大概），突然想起似的补充了一句。“还有，唔——，车轮也一个都没有了。引擎根本启动不了。所以，去也拿不回来的。”

那到底啥地方没受什么损害？而且我不是村香是村上，我在心里想道。不过说这个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乖乖道谢，有气无力地放下电话，然后跟常去修车的那家名叫“都市巧生活(5)”的汽车修理厂的鲍比（长相很像晚年——不，最近——的布赖恩·威尔逊(6)）联系，请他安排拖车把车从埃文运到他那里。

查尔斯河畔的海鸥。每年一到冬天，河畔便上演海鸥和加拿大鸭地盘争夺战。我在剑桥居住期间，几乎每天都沿河畔跑步。不过，雪积多了，河畔就不能跑了。春天来临，冰层裂开，冰凌从上游浮游而下，海鸥像是乘坐“免费电车”似的蹲在冰上，看上去甚是惬意。

十二月九日。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内容没多大意思，对美国汽车保险的内情没兴趣的人请跳过这段往下看）。先去警察署开具Recovery Report（发现证明书）。这个警察署是个相当卡夫卡式的忧郁场所，写起来没完，这里不细说了。接下去径直赶到代理公司，提交Recovery Report。代理公司把Recovery Report用传真转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派专业鉴定人员来“都市巧生活”汽车修理厂检查我的车况，开具保险金核定通知书，此后汽车才能开始修理。这还不算完。按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要对我进行三十分钟的电话问询。这是附带宣誓的录音问询，我的回答全部具有法律效力。负责问询的女性绝对算不上冷淡，但感冒极其严重，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外加鼻音，发声几乎不能听懂。这个又让我活活下了一次地狱。本来小说最后阶段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然而，到时间过去了两个星期的现在，事态还是毫无进展。我的可怜的“大众·科拉德”依然四肢残缺地趴在修理厂。代理公司用传真发给保险公司的Recovery Report忽然不翼而飞。而保险公司人员不来检查汽车进行估算，修理厂想修也不敢下手。更有甚者，那个眉头紧锁爱理不理的代理公司女士向我冷冷地宣布：“寸上先生，以车找到之日为限，租车费不再支付，以后自己负责！”我抗议说：“可一个车轮都没有的嘛！再说你又弄丢了Recovery Report，修也修不了！”况且我不是寸上是村上。可是抗议没被理睬，所以我一直自付租车费。

但问题是我也不晓得丢一辆车会带来如此不胜其烦的结果。必须时不时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必须跑警察署和修理厂，必须找政府部门和学校总务科更换停车许可证，我被来回折腾，或吃闭门羹或遭人白眼，时间白白流失，神经越来越累。毕竟身在外国，要讲外国话，想发脾气也发不好，这点尤其难受。——我虽然想摆出一副“噢，原来人世间这么麻烦吗？吃一堑长一智啊”的处变不惊的架势来，但实际上怎么也做不到这样子。无谓的消耗！给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日本如何，朋友笑话我说“在日本不至于丢车的”。不过用钉子划车门、给车胎放炮那样的恶作剧可是不少。半斤八两，彼此小心为好。

(1)　意为“电视樟脑草”。因樟脑草的气味能吸引猫，故名。

(2)　美国作家（1923—　）。著有《裸者与死者》等。

(3)　美国女电影演员。主演有《一个完美的世界》等。

(4)　美国电影演员、导演。1956年生于纽约，1968年移居澳大利亚，1995年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5)　原文为streetwise，意为“具有在都市环境中巧妙生活能力的”。

(6)　美国通俗音乐歌手，1942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

从雪乡波士顿一路奔向牙买加

十二月二十五日。罗伯特·阿尔特曼的新片《Prêt-à-porter》（意为“高级成衣套装”。片名公映前突然改为“Ready to Wear”，大概考虑到一般美国人发不好“Prêt-à-porter”这个音）在圣诞节这天公映。但媒体评价极差，几乎彻底封杀。《纽约客》影评写道：“阿尔特曼想开玩笑，自个儿嗤嗤窃笑。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机关都没算中，了无情趣。”不过依我看，电影并不那么糟，或者不如说颇值得一看。哈佛广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别人也差不多大笑特笑。我认为美国一流报纸一流杂志的评论有时候未免过于故作清高过于目中无人。杰伊·马基纳尼曾反唇相讥说“你们这些家伙就知道口吐狂言，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到底想干什么？”——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而且同日本的文艺批评、影评不同，美国的评论直接关系行情和销售额，事态相当严重。

大概阿尔特曼想拍摄一部喜剧片——一部根本不chic（潇洒）的、乱七八糟的、基本无意义可言的、神经质的、吵吵嚷嚷的喜剧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的确浅薄得恰到好处。和《祈祷者》（The Prayer）和《短切》（Short Cuts）等影片气势截然不同，其轻佻劲儿处理得全然不坏。特别是对启用马斯特罗扬尼(1)和索菲亚·罗兰(2)的《向日葵》的模仿部分简直滑稽透顶，恨不得说道“喂喂，那种东西即使电视搞笑节目如今也不搞的哟！”由于太滑稽了，终于放声笑了出来。一下子这么离经叛道，我倒是相当佩服。去掉偏爱因素，也还是可以把它放进去年看的最佳影片前三名的。当然，《纸浆故事》（Pulp Fiction）绝对第一，其次是台湾片《饮食男女——恋人们的餐桌》（Eat，Drink，Man，Woman）。

此外，用五年多时间爬行一般紧紧跟踪两个贫民窟出身的黑人少年作为排球选手长大成人过程的另类纪实片《金环梦》（Hoop Dreams）也是一部生动感人久经难忘的影片。虽然冗长写实，但有闪光之处。有机会务请看一次。这回影评方面也赞不绝口（未免从政治角度赞赏过头了）。

在年关迫在眉睫的十二月三十日，终于完成了小说第一稿，写下“全书终”三个字。写罢有些心神不定，想马上到美国航空公司售票处买票去牙买加。几个月来我一边伏案写东西一边念佛似的嘀咕“等告一段落一定去加勒比海，要死要活地游个痛快”。一周时间里什么也不想，躺在海滩上彻底放松，回来后重振旗鼓从头改写。

不料我家太太突然提出不去牙买加而去阿姆斯特丹。这么突如其来，可是有点难办。直到昨天还准备去牙买加来着。我问“干嘛非去冷得要命的阿姆斯特丹啊”，她说：“现在正看的安·赖斯(3)的《罗沙》里面有阿姆斯特丹出现，完全给它拴住了。而且很难说牙买加多么适合看安·赖斯的小说。”开哪家子玩笑！从冬天的新英格兰跑去面临北海的荷兰，怎么可能消除写作疲劳呢？

近来我家太太被安·赖斯迷得实在有些叫人看不下去。她这人本来就容易受所看之书的影响，或者不如说特别容易投入激情。看山岸凉子(4)的《日出处天子》时从早到晚一口一个圣德太子(5)，一口气看了一大堆史书，又特意去明日香(6)，在奈良旅行了一趟。可惜很快退烧，早已什么都不记得了。回回如此。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售票台前好说歹说，得以买了两张去牙买加的机票。明年刚来临的一月二日早上，把汤姆·克兰希(7)和诺曼·梅勒塞进旅行包（搭配不伦不类），从波士顿机场乘上飞往蒙特哥贝(8)的班机。

在牙买加，跑到海滨整整游了一天。水温暖清澈，感觉好极了。加勒比海有相当大的鳐鱼，和它一起游上好一阵子，它也一点都不害怕。在海滨看鹈鹕捕鱼一看就是一天。当然也有时歪在树阴下读汤姆·克兰希或安·赖斯。地方好得不得了，尽管有卖大麻的围上来，而赶走他们再沉下心看书有时很不容易。

看来人们认定日本人全都有钱，无论去哪里都受到热情接待。这固然不坏，只是往往期待你多给小费，弄得人有些疲惫。一进餐馆，老板模样的人马上大踏步走近问“餐馆可中意？”我回答“嗯，中意”。对方马上接口道：“你是日本人，有钱的吧？怎么样，不把这餐馆整个买下？”风风火火提起这个可不好办，我不过想吃顿午饭罢了。

据说，这岛上出产的最高级蓝山咖啡有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向日本出口的，以为日本人全都有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金枪鱼的最佳部位也是同样。总之日本人在世界各地收购特殊物品的能力过于厉害，犹如压路机。或许由于这个缘故，至少在我品尝的范围内，在牙买加当地喝的牙买加咖啡老实说是不太好喝。味道有点疲软，像别人“喝剩下的”。在墨西哥旅行时也是如此——南美的咖啡生产国生产的高级咖啡豆几乎全部向外国出口，当地喝的大多是不怎么上档次的。本来指望去牙买加大喝特喝和美国不一样的味道醇厚的咖啡，结果未免令人遗憾。不过，牙买加产的大麻同样有百分之八十五卖给（当然是走私）美利坚合众国。所以相比之下，蓝山咖啡或许还不算吃亏。

我问租车店的老兄生意如何，他说：“现在正是一月旺季，到底够忙的，但往年更忙。不太好过啊！”问及旅游业发展放慢的原因，他简明扼要地分析道：“世界性经济萧条，政府宣传不力，近来的犯罪报道。”牙买加近来杀人案件急剧增多，前不久还有一位从芝加哥来的剧作家在高级度假海滨被强盗杀害。

“不过同过去比，这还算好的了。”他说，“过去更粗俗，态度也恶劣，一段时间里旅游业一落千丈。这样下去当然不成，于是全岛一齐开展宣传活动，要求好好对待游客。现在好了许多。毕竟，没了游客，这里的经济就彻底关门大吉。没别的出路啊！”

这一时期牙买加物价非常高。一台手动换挡的“丰田TARSEL”周末租金要五百六十美元。五百六十美元！在波士顿，同样的车如果找到便宜地方，一百四十美元就能租到。就算再热门的旅游胜地，也未免太贵了嘛！看报纸上的旅游广告，去佛罗里达旅行费用便宜得多。所以美国人最近好像不怎么来牙买加。实际上也看不见几个美国人。

牙买加路旁水果摊。到处都有，水果的排列似乎动了不少脑筋。这个水果摊，两头摆的菠萝很有味道。停车照相，马上有小孩子从哪里跑出：“给照相钱！”倒是给了。

牙买加海边的秃鹰。就情景而言，秃鹰和海总好像不大协调，但毕竟秃鹰就在海边，奈何不得。这只秃鹰正在礁石上拼命啄食渔民扔的鱼内脏，并非目光游移地注视海面，怀念已逝的青春。我在离它很近的小餐馆喝了几瓶啤酒，一边眼望秃鹰一边同渔夫说话，如此打发了半日时光。

可是不知何故，来牙买加的意大利游客铺天盖地，去哪里耳边都是意大利语。简直像来到了意大利海岸。为什么意大利人这么多呢？打电话问米兰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么，不知什么原因，去牙买加旅行眼下在意大利是最新流行趋势。有钱人（怕是巧妙逃税之流吧）全都争先恐后跑去牙买加玩耍。全米兰城贴满了牙买加旅游广告。”原来是一种流行。不过意大利人无论在哪里都惊人地惹人瞩目：大嗓门、能吃能喝、迅速聚成一堆……看样子倒喜气洋洋。

牙买加风味菜总体上一般平常，没有印象很深的东西。但最后下榻的蒙特哥贝附近一家名叫“科博雅”的宾馆里的菜肴的确精工细做，十分够味儿。这家宾馆最近刚刚开张，漂亮别致，人们还不太知道。老板是一对一派雅皮士风度的年轻夫妇，丈夫以前在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夫人（此人是牙买加出生的华人）曾在同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稍微交谈了几句，对方告诉我：“我们最拿手的就是菜肴，找了特别的厨师，一丝不苟地做东西。”也难怪他们自吹，菜的味道相当洗练。若想在牙买加吃好东西，就来这里好了。专用海滩诚然漂亮，可惜我住的时候风特别厉害，很是无奈。也许是季节关系。

牙买加裸体潜水渔夫。这一带的海水非常漂亮，一清见底。一次我在夏威夷潜水时，险些给珊瑚礁吸进洞去，吓得不行。这位因是专职，自是理所当然，不过的确灵巧，一副乐此不疲的样子。从岸上细看，百看不厌。

除了我俩，这家宾馆还住了一个似乎来自以色列的犹太老人旅行团。这些人一齐进游泳池手拉手围成一圈，一支接一支美滋滋地唱《哈巴纳吉拉》等以色列歌曲。整个下午他们一直在呼啸的风声中做这一件事。为什么这样我不清楚，大概是以色列的习俗吧。总之看上去都一副无比幸福的样子。

牙买加和旧宗主国英国一样（也就是说和日本一样）行车靠左，方向盘在右边，这对日本人非常方便。租车店的老兄也笑嘻嘻地拍我肩膀说：“呃，你是日本人，不要紧的，开车左右不会弄错，美国人总是弄错。”但情况并非如他所言。因为我在美国住久了，已彻底习惯了左方向盘和行车靠右——遗憾——以致好几次弄错左右险些出事，吓得我晚上尽可能不开车。不过，总的说来每天都用车内音响听着“嗯锵嗯锵”的雷格摇滚（Reggae），驾驶着“丰田·TARSEL”在岛上兜风，得以度过十分愉快的时光。

牙买加海岸被海水打上岸的刺鳍。我正在海滩享受日光浴，一位牙买加老婆婆走来说：“怎么样，不把头发编成小辫？”付一点钱，当场麻利地编了起来。当然也有很多兜售大麻的过激分子围来。不过，大麻交易即使在牙买加也基本是违法的，多少注意为好。一旦被发现且运气不佳，就要给抓起来。

牙买加的牛

牙买加短波电台相当之多，但无论哪个台哪个节目，反正从右到左由上至下全是雷格摇滚。似乎除了雷格摇滚岛上再不存在任何音乐。实际来了你才会知道，的确十分了得。全岛弥天盈地全是“嗯锵嗯锵”节拍和那种紫色雾霭。以致返回冰天雪地的清高的波士顿以后，“嗯锵嗯锵”声还在体内持续不止。不过，这东西相当上瘾，嗯锵嗯锵。过去在新宿听完鲍勃·马利的音乐会，走路也全成了“嗯锵嗯锵”走法。可是那场音乐会是够妙的啊，让人热血沸腾。我家太太至今仍嘀嘀咕咕地发牢骚说“在牙买加看安·赖斯，气氛上一点意思也没有”。那怕也是奈何不得的。我在那里看诺曼·梅勒也很难看得进去。嗯锵、嗯锵。

又要开始干活了。

(1)　意大利电影演员（1924—1996）。主演有《甜蜜的生活》、《向日葵》等。

(2)　意大利女电影演员（1934—　）。主演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向日葵》等。

(3)　美国女作家（1941—　）。

(4)　日本漫画家（1947—　）。

(5)　日本用明天皇的皇子（574—622）。在飞鸟时代担任推古天皇的摄政，奠定了日本封建集权国家的基础，并派遣遣隋使，致力于引进中国文化。

(6)　位于日本奈良县，飞鸟时代的古都。

(7)　美国当代作家。著有《暗杀教皇》、《国际恐怖》等多部以重大国际事件为背景的畅销小说。

(8)　牙买加的海港城市。

杰克·赖恩的购物，莴苣的价格，猫喜欢的录像带

记得汤姆·克兰希的小说《追赶红十月》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主人公杰克·赖恩向即将流亡的苏联时期的俄国人介绍说：“美国的超市冬天都能买到西红柿。当然贵是贵一点儿。”俄国人听了不大肯信：“开玩笑！冬天怎么能买到西红柿！”但杰克当然没有说谎。大家知道，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冬天也完全能够买到温室里的西红柿。这且不说，我读到“贵是贵一点儿”这里时可是十分感动——说不定赖恩时常代替身为医生忙得不可开交的妻子去超市买食品，并且每次看到价格都不由深深叹息“嗬，西红柿好贵啊”。我觉得杰克·赖恩这种不矫揉造作的生活现实性同哈里森·福特这位演员所具有的本色风格是相通的。电影《追赶红十月》中，年轻英俊的阿雷克·鲍德温扮演赖恩。但同哈里森相比，形象无论如何都显得单薄，有些大材小用，这是不能否认的。凯宾·科斯纳(1)也不成。不管怎么说，杰克·赖恩还是非哈里森·福特莫属。

如赖恩所指出的，即使是波士顿，冬天里蔬菜也贵出一大截。我家的饮食生活大体以菜食为主，我中午和晚上吃满满一大碗（差不多有洗脸盆大小，诸位看了肯定吃惊）蔬菜，因此冬天伙食费无论如何都要增加。尤其今年冬天因加利福尼亚州遭遇涝灾，莴苣价格猛涨，尽管还不到青山的纪国屋莴苣价格的一半，可是同身边别的东西相比到底高了不少。在超市收款台问合计多少钱，虽然我不是杰克·赖恩，可心里还是“咯噔”一下，虽然倒还不至于出汗。

不知何时开始在邻院徘徊的白猫。还不时溜到斯蒂芬的院子里来。估计是邻居有人照看它。仔细端详，表情甚是有趣，颇像过去当过总理大臣的大平正芳。从窗口叫道：“喂，正芳！”它抬起脸向这边看，仿佛说“烦人”。我有个毛病，动不动就擅自给别人的猫取名。

当然也有冬天才上市的蔬菜和冬天也不很贵的蔬菜。一般说来，餐桌上主要是这类东西。其中我特别中意的是“水菜”(2)。水菜基本是关西菜，同油炸的东西一起“咕嘟咕嘟”煮很好吃，冬天里常吃。京都的副食品店里常有卖的，东京则好像很少见到（对不起，又提起青山纪国屋——这里倒时常可见到。当然贵得离谱）。不知何故，“水菜”经常摆在波士顿的超市里，名称也同样叫“mizuna”(3)，价格也不算贵。买回来放到火锅里同豆腐一起煮十分可口，直接当色拉吃也未尝不可。大概是日本人在美国栽培“水菜”成功了吧。记得去年没看见，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今年冬季的一个好消息。

此外以日本名称出售的蔬菜有shiitake(4)。这个在美国也很有名了，餐馆食谱里也有，一般人都晓得是什么东西。但mizuna还不怎么有名，收款台的阿姐常问“What’s this？”而shiso(5)到底只日本食品店才卖。一次我买时旁边一个美国人问我“What’s this？”我告诉说这个叫shiso，如何如何吃，切了放在色拉里非常好吃。可是老太婆只夸奖说“噢，好漂亮的菜啊（very beautiful vagetable，isn’t it？）”，径自离去，大概是认为量不多而钱不少吧。想来同量相比，shiso这种菜的确价格是够高的。不过，吃一满满大海碗紫苏的人终究是不存在的。

说点跑题的话吧，很早以前同样在美国超市里买盒装豆腐时，身旁一个美国老太婆求我帮她挑一块好些的豆腐。想必以为日本人一定会看豆腐。于是我得意洋洋地告诉她：“这个嘛，全都是新鲜的好的，只管买好了。”说着为她挑了和自己买的一样的豆腐。不料回家打开一看，从里到外全变质了。那老太婆必定心想日本人根本相信不得。或者以为豆腐这玩意儿本来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这么黏丝丝的，于是径自大口小口吞进肚里也未可知。总之想起来叫人胸口微微作痛。

另外我在波士顿觉得好吃的是whole wheat walnut bread(6)，蘸一点乳脂吃。一旦吃惯了美味的whole wheat，普通的所谓white bread(7)就渐渐难以下咽了。只是，这whole wheat的问题在于日本人由于上腭结构而很难发好这个词的音，我也时常给人反问“what？”虽是日常小事，但终究不大是滋味。我这么一说，我家太太应道：“唔，那么说来，我去糕点店买奶酪饼也总是讲不通。”cheese cake(8)这个发音究竟哪里讲不通？对不起，我是全然理解不了。

不管怎么说，波士顿、剑桥附近的面包店总体上质量很高，令人欢喜。在普林斯顿住的时候，心想美国面包怎么这么难吃，很怀念日本的面包。而搬来这里以后，日本面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在这点上，任何国家的大都市都不是浪得虚名。诚然，同田园牧歌情调的高级乡间小镇普林斯顿相比，犯罪活动多，门必须牢牢上锁，晚上不能随便游逛，居民也都神经兮兮的（虽然没纽约厉害），但尽管如此，还是不由心想“有美味面包店毕竟不坏”。慢悠悠地散着步，顺便走进附近面包店，在那里一边喝咖啡（美国的面包店大多有椅子，可以坐着喝咖啡）一边手撕刚刚烤好的面包“咔嗤咔嗤”嚼食，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小确幸”。

如此这般，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我都和杰克·赖恩一样，一有时间就自己出去购买日常食品，对此决不讨厌。萝卜多少钱一根酱油多少钱一瓶——把这些日常性现实塞进脑袋，我认为对于人来说是基本的重要事项。况且一个一个细细查看超市货架上整齐排列的食品，也是极为赏心悦目的活计。倘若劝俄罗斯人流亡，我一定劝他来波士顿：“在波士顿，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面包店门口随便喝哥伦比亚咖啡，吃刚刚烤好的热乎乎的whole wheat walnut bread。”不过，在苏联分崩离析的现在，前来流亡的俄罗斯人也已经没有了。

对了，我曾写过自己以邮购方式要了“猫喜欢的录像带”，却一如往常搁置一边未提。那么就简单说一下后来的经过。录像带送到手上后，两个人先看了一遍。我们嘀咕这有可能是诈骗，因为猫根本不会喜欢这玩意儿。随即半信半疑地寄给日本一个身为猫学权威的朋友，请其试验一下。结果令人惊喜：“猫喜欢得什么似的！”对方报告说无论反复看多少遍猫都兴致不减，如醉如痴地对着电视荧屏又扑又跳。她以写东西为业（由于她在不准养猫的公寓里养猫，暴露出来相当麻烦，在此隐去其姓名），所以“想不受猫的干扰慢慢写东西的时候，就放录像带给它看。这一来猫就像被钉在那里似的出神地对着电视机。”对于电子打字机和电脑键盘时常被猫蹂躏、故而情绪低落的人来说（决不在少数），这盘录像带无疑是一大福音，在此大力推荐。

某日新英格兰州的火烧云，颇有斯蒂芬·金意味，似乎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但最终平安无事。

只是，对养在城内屋子里的猫虽有绝妙效果，但对郊外自由放养的猫则“效用不大”。有兴趣的人或很想得到的人请按以下地址写信过去（名称为“video catnip”，价格19.95加拿大元）。接购货电话的老伯是加拿大人，好像整天闲着无事。不过再重复一遍：这录像带人看可是傻乎乎一点意思也没有的，请不要尝试。啊，害处倒也没有的。

Dick Shapiro Enterprise Ltd.

Suite 105，10Wynford Hts.Cr.

Don Mills，Ontario M3C 1K8

Canada

电话　416-441-1045

后日谈

九六年一月六日据《日经流通新闻》报道，日本这回也出了同类录像带。内容大致相同（松鼠和小鸟在森林里活蹦乱跳的图像，时间约二十五分钟），制作者为美国一家公司，没准和我在这里介绍的是同一产品。“狗看的录像带”和“猫看的录像带”似乎是同时推出。这样，往后就用不着特意往加拿大打电话了。哪位有兴趣请问一下附近的录像带店。“狗篇”也想看上一眼……价格听说是二千四百八十日元。

(1)　美国电影演员、导演（1955—　）。

(2)　原是日本京都的一种菜，一译“赤东使者”。

(3)　“水菜”的日语发音。

(4)　日语汉字“椎茸”的读音。即香菇。

(5)　日语“紫蘇”的读音。即紫苏。

(6)　意为“全麦面粉胡桃色面包”。

(7)　意为“白面包”。

(8)　意为“奶酪饼”。

无可救药的塔尼亚，驯猫队，被发现的诗人

二月十日。我被盗的“大众·科拉德”终于时隔两个月从修理厂回来了。偷走的轮胎和BBS合金车轮都已更新，这里那里检修一番，车身油漆得焕然一新，防撞杆换了，一共花了七千美元，差不多都是保险公司出的。轮胎本来就相当旧了，正想更新，车身也因为停在路上而伤痕累累，所以老实说可谓“此其时也”。但毕竟有两个月的租车费用（一千二百美元）未能报销，而且同保险公司负责此事的塔尼亚这位C大调（说法未免陈旧）女士再三用电话交涉也实在把人折磨到了极点。非我开玩笑，神经早已支离破碎。塔尼亚这个人所作所为极端敷衍了事、about(1)（这也够陈旧的），打电话也经常不在公司，转眼就把东西弄丢，明知是自己的过错也毫无反省之意，做了硬说没做，没做偏说做了，简直是双倍恶梦的化身。假如此人办事地道一些，修车一个月都用不上。

所幸擅于交涉的堀内先生的太太中途把心力交瘁的我热情替换下来，由她同塔尼亚唇来舌去，这才使得车在两个月后返回家来。若无堀内先生的太太，拖上三个月也未可知。堀内先生是牛顿的牙科医生，担任波士顿马拉松理事（我通过马拉松同他相识），太太是纯粹的东京人，精力充沛得简直都能画在画上拴上线放飞到天上去，娘家在神田(2)开糕点店。但是，就连“比喜欢三顿饭还喜欢舌枪唇剑”的她都说“险些顶不住塔尼亚的赖皮”。这一场恶战堪称龙虎之战、《终结者2》（Terminator 2）、泰德·肯尼迪对纽敦·金格里奇，从中得以窥见美国社会的万丈深渊和阴森可怕，我是肯定抵挡不过的。

不过，同这家保险公司的细节性交涉至此并未全部结束，后来也啰啰嗦嗦麻烦不断，一一写来话长，这里就免了。总而言之，费了好一番折腾才好歹告一段落，精神上也已疲惫不堪。我们夫妇——我不擅长现实性交涉，她又不擅长外语，缺陷对缺陷——这种时候尤其焦头烂额。国外生活若无纠纷倒还快活自在，然而，“犹如没有不缺的满月，也不存在没有纠纷的生活”（村上·彼得定律(3)），有时总得面对困难局面。

日语叫“树冰”。英语怎么说来着？忘了，当时倒是记得的，抱歉。这天早上气温急转直下，直到第二天下午全城树木都一直这个样子。金灿灿地反射着阳光，漂亮得很。这是在大学校园里拍摄的。即使在寒冷的波士顿也很少冻得这么漂亮。报纸上说，五年或十年才有一次。

二月十五日。

继续说猫。

日前波士顿一条商业街搞了场“弗里斯基”主持的“Cat Show”（猫展），超过三百种的珍稀猫们欢聚一堂，甚至搞了驯猫表演。遗憾的是我因为忙着修改小说没能去成，但因为对“驯猫表演”感兴趣，遂派调研员兼摄影师去了会场（总之即我家太太去看了热闹）。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率领这支驯猫队的是一位名叫司各特·哈特的老资格驯兽师。哈特说教家猫表演节目比教狮子还难，“因为猫不懂得忍耐”。确实如此。猫这东西，较之被人教什么，更习惯于教什么给人。然而此人在电影《百年》（centenary）中完成了一幕复杂表演：让一只猫叼一只假鸟，放下，盯视女演员，呜呜叫，重新叼鸟跑开。端的身手不凡。

哈特断言任何猫都能训练。其根据是：

（1）猫总会饿肚子。

（2）从根本上说猫比人脑袋好使。

不过（2）似乎是少数例外。倒是觉得可以理解。

教猫表演的起步阶段是：叫一声“绿子”，让小绿子走来这里。这是第一步（其实也不易做到）。猫不同于忠实的狗，特别能伪装，明明听见了也装作没听见（小说家中也有若干如此人物）。教猫表演，必须准备好发出特殊声音的BB机之类的东西和奖赏用的食物。一段时间里，给猫吃它最喜欢的食物的时候用BB机发出“B——”声。这样，猫就以猫的智慧认识到“噢，原来这食物同B——声有某种关系”。确认猫产生这样的认识之后，把“B——声”同表演巧妙结合起来即可，总之，即所谓“巴甫洛夫猫”。

作为教猫表演的奖品，婴儿吃的奶酪比什么都有效。哪位有时间不妨一试。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大训练力度，一般说来，“坐”、“趴”、“后退”这样的动作任何猫都能做到。据哈特介绍，训练猫用抽水马桶大小便也不是什么难事。真的……？诸位不妨一试，试成功了，请告诉我一声。依我的经验，那玩意儿并不容易。同教“后退”相比，教小说家在月球上行走或许稍微容易一点，不是吗？

［猫展调研员的报告］“挤得一塌糊涂啊！驯猫表演开始前三十分钟跑去一看，台上空空荡荡的，只有前座的二流猫在神神经经地做二流表演。这样子看也没什么意思，就在周围转了转消磨时间，看了很多猫。到开始前十五分钟，我估计差不多该表演了，不料回去一看人山人海的，根本看不见。”

“怎么搞的，岂不是关键场面没看就回来了？”

“瞧你说的，不是因为一片混乱看不到吗？既然那么想看，自己去看好了，哼！”

瞧她说的，我不是正忙着吗！不管怎样得先挣生活费嘛，哼！

不过，据调研员的个人见解，较之看场内聚集的珍稀猫、高价猫，看在那里卖猫的饲养员的长相要有趣得多。所以她好像没正经看猫，而光看猫饲养员了，对猫毫无印象。“脸长得那么奇形怪状的人聚在一起的场面生来第一次见到。若是还能看一次那种奇异光景，再去一次猫展会场也未尝不可。”为什么美国长相那般奇特的猫饲养员为数众多呢（我没说日本的猫饲养员，请别恼火）？原因全然不解。或许有某种特殊情由。毕竟不好当面问个为什么。

但细想之下，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这点在人的长相上面也是一样。例如提起“动人的美女”，脑海里基本上能够即刻浮现出图像，但若有人说“真是奇丑无比几乎叫人晕过去”，听了脑袋里也一片茫然，是吧？听我家太太那么说，我拼死拼活地想象聚集在猫展会场里的“脸长得那么奇形怪状的人”，可是根本不成。我这有限的想象力实在没办法接近那种超现实的现实。唔，去了多好，遗憾。

以前写过我常听谢里尔·克劳（Sheyl Crow）的CD。现在也常用组合音响装置听。其中收录的走红歌曲《我想做的一切》（All I wanna do）的歌词我一直觉得很“酷”很hip-hop(4)很有冲击力。前几天看波士顿的报纸，上面介绍了歌词的作者。看来这歌词到底引起了很多人注意。

此人受雇于佛蒙特一所没有名气的小大学，任创作专业老师，全然默默无闻。本来是诗人，但一如世上绝大多数诗人那样，出了诗集也完全卖不出去。无奈——不知是否出于无奈——只好在大学主持一个“小说的写法、诗的写法”那样的讲座，以此维持生计。也是屡见不鲜的模式。这支《我想做的一切》是他很早以前收进自己诗集发表过的一首诗，但依他的说法是“全世界除了我大概没人读过”。当然也没有反响，自生自灭了。

不料为自己的曲拼命地到处寻找好歌词的谢里尔·克劳，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在旧金山偶然拿到了这本诗集，当视线落在《我想做的一切》上的时候，脑袋里当即闪出火花：“对了，就是它！”于是提笔“刷刷刷”——是否“刷刷刷”我不晓得（“刷刷刷”地想象各种场景是小说家的痼疾）——谱下旋律。以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一炮打响。重复部分改动了一下，其他基本原封不动。仔细听听好了，的确够“酷”的。一个人开车听它的时候，我常常跟着唱重复部分。

二月街头的猫。一看就知它很冷。显然在说：“呜——，咔喳咔喳的，这样的天气真是懒得出来啊！”尾巴也晃悠悠乱蓬蓬的。不过，猫想必有非外出不可的什么大事。比如去买今天上市的保罗·杰姆的新歌CD啦什么的……不至于吗？

“居然有人把那种书拿在手上看，难以置信啊！”诗人至今仍在怀疑（看来此人实在悲观得可以），但几星期时间里他就拿到了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收入。可喜可贺。近年来少有的好消息。人生真是充满变数。“没有不好转的局面，一如没有不圆的新月”——若能在此化为定律就好了，不能如此明确断言是叫人心里不大好受。“还是事物的阴暗面容易化为斩钉截铁的定律”——这又是一条村上·彼得定律。

恕我啰嗦，又是“树冰”。不是“树冰呀树冰……”那样快活唱歌的树冰——莫非“雾冰”？——总之冷得要命。新英格兰冬天的太阳从树枝间探出脸来。就连去附近超市购物，脚下都吱溜溜打滑，险象环生。

(1)　粗略、粗线条、马马虎虎。

(2)　东京市区的地名。

(3)　“彼得定律”是认为人必定由“有能”变化到“无能”、因此社会上必定充斥着无能者的“定律”。见于罗莱士·彼得和雷蒙德·哈尔所著的《彼得定律》一书。

(4)　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纽约黑人之间兴起的感觉新颖的文化，如摇滚乐、霹雳舞等。

幸太郎的去向，小猫莎夏的坎坷命运，再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三月二十八日。春天了，阳光完全柔和下来，猫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波士顿的猫在温暖的家中东倒西歪迷迷糊糊度过了漫长而严冷的冬天（一次雪也没扫），现在终于出动了：“好嘞，得出去瞧一眼了！”一旦猫们在外面出现，当地人就知道春天到了，波士顿马拉松快开始了。顺便说一句，依花粉症权威我太太的说法，此地花粉症开始时间比日本晚一个多月。

1995年波士顿马拉松女子冠军

我小时候，每当冬天来临，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我就担心猫们感到不安——它们会不会以为世界一个劲儿变冷，最后迎来冰河期，什么都冻得硬邦邦的呢（过去如果有时间，我对与己无关的事也相当放在心上）？但猫们毫无那种迹象，总是无忧无虑地在被炉旁边呼呼大睡。看来猫们不一一考虑那么多烦心事，也不得什么病。“冬天一过，春天来临，决无差错，无须担心”——这一基础知识肯定作为遗传因子一代代嵌入猫的脑袋里，或者猫在倾向上从不为将来的事抓耳挠腮也未可知。

这么着，春天来了猫们也没怎么现出欣喜之色，仿佛在说“早都知道会这样……”兀自慢腾腾地走去门外。猫的这种无动于衷也蛮好。但今年不知何故，邻居家的猫幸太郎（原名叫莫里斯）仍未露面。往年它早已在院子里翻来滚去舔肚脐，或被家人关在房子里，蹲在门口楼梯上呆看着路面怄气，而今年却迟迟不见。莫非生了一冬天病一下子没命了？幸太郎是一只中年褐色公猫，总好像呆头呆脑的，优柔寡断，其貌不扬，但脾性绝对不坏。左邻右舍的猫的情况总让我牵肠挂肚，虽说事情怎么都无所谓。

特别是我已在海外度过了八年堪称浪迹萍踪的生活，居无定所，没办法静下心来养一只自己的猫，只好时不时逗一逗附近的猫以缓解自己强烈的“猫饥饿”状态。“搭理那么蔫头蔫脑的猫，我都惹了晦气！”——尽管太太冷嘲热讽，但我每次遇见都情不自禁地抚摸幸太郎，一口一个“乖乖”。我就是这么没出息。原先在日本自己养的那只猫作为写稿的交换条件半推半就地放在了讲谈社的德岛家里。当时它大约十二岁，现在早过二十岁了，受到德岛一家百般疼爱，仍活得精精神神。那是一只非常聪明的母暹罗猫，在我养过的猫中最和我“合得来”。已经不再是我的猫了，但我还是希望它永远健康长命百岁。

这是我喜爱的邻居家的猫幸太郎。怎么样，可爱吧？不特别可爱？可性格不坏。对人也算热情。话虽这么说，但在附近母猫们中间，作为“男性”的评价好像不怎么样，这点不难想见。就气氛来说，较之原名“莫里斯”，还是我取的“幸太郎”合适。你看呢？

提起猫，不久前一只“起死回生的莎夏”猫成了波士顿的话题。莎夏生下来的时候以为彻底断气了，母猫的养主把它直接埋在后院土里。但猫只是一时昏迷，并未死去。很快在土里苏醒过来，“喵喵”求救。幸运的是附近居民听得细微的“喵喵”声，赶紧挖开地面，把一息尚存的莎夏从土里救出。不过，既然听得见邻居院里埋在一英尺下的小猫微弱的叫声，此人耳朵一定很灵敏。而这样的人住在旁边，难免叫人心情紧张。但不管怎么说，对小猫莎夏可谓万幸。

在美国做这样的事，养主本来要受到动物虐待法的严厉制裁（与其为这码事制定法律，还不如对市场上的自动步枪加以管制——真想如此呼吁，也罢，算了），但这次因养主认定猫已死掉之故而得以幸免。不过，小猫由当地动物庇护所（还真有这玩意儿）领走了，在那里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这条消息通过CNN(1)传播开来，无数申请领养莎夏的信从全美各地飞来庇护所，引起了不大不小一场骚动。如今莎夏被一位热心的“爱猫家”收养了，一天天茁壮成长，在马萨诸塞州郊外欢度幸福人生。据说猫食盘子是水晶做的。猫用水晶器皿，怎么说呢，唔——，恭喜恭喜！

同在波士顿，日前有个父亲把刚刚出生的婴儿同样活埋在院子里，遗憾的是这回没人察觉，死掉了。那个人当然被捕了。也有母亲嫌哭声烦人而把婴儿从高层公寓窗口一下子扔出去的，还有的母亲同样讨厌哭声而把婴儿小手浸入滚开的热水，肉都烫掉了。烫的时间很长，直到骨头露出。

早上起来打开波士顿环球报，总是有一两则这种不由令人摇头叹息的悲惨报道闪入眼帘。日本的报纸当然也时不时报道这样的惨事，但美国的报纸天天都有，读起来渐觉黯然神伤，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看住址，这种事件大多发生在贫穷的大城市中心区。罪犯当然受到了谴责和惩罚，但仅仅这样恐怕什么也解决不了，同样悲惨的事件几天后还要发生。不用说，要从社会结构上斩断这种由深度贫穷造成的惨无人道的暴力锁链，决没有处理小猫莎夏那么轻而易举，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童话介入的余地。诚然，如果人人都有小猫莎夏的幸运就谢天谢地了。

四月十七日。波士顿街头有猫们出现之后，波士顿马拉松就要来到了。整个冬天我始终在闷头写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为马拉松做准备。我毕竟是小说家，不是职业赛跑选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按理，准备不够今年就不该打算出场，但旅居波士顿今年是最后一年，所以还是决定出场。时间固然有点不对头，可是赛跑本身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不再穿以往参赛时穿的那双轻便鞋，改穿训练用的结结实实的鞋，以免跑坏脚。

我跑波士顿马拉松这次是第四次了。当天有点感冒，身体情况不太理想，成绩令人懊恼。但不管怎样，这次一步也没走而坚持跑到了最后。起跑不大一会儿我就感觉今天情况不妙，从一开始就有意放慢速度，计三小时四十五分跑完。结果还是累得一塌糊涂。

查尔斯河练习划艇的光景。查尔斯河每年秋天都照例举行划艇比赛，各大学的划艇代表队从全国赶来参加。记得东北大学的代表队也好像从日本来过。电影《激流》开头斯特里普独自练习划艇的镜头也是在查尔斯河拍摄的。黄昏时分，每每看见中年男子背对夕阳一个人默默划艇，委实潇洒得很。日本很难找到合适的练习场所。

跑到距终点一英里左右的BU桥那里的时候，四肢感觉就像抖开包袱似的彻底七零八落，真以为今年要捱不到终点了。但我还是不断地把腿伸向前去，心想无论如何得跑到底，不能打退堂鼓。以往跑进终点马上“咕嘟咕嘟”大喝冰镇啤酒，但这次胃胀鼓鼓的，啤酒看都懒得看一眼，实在筋疲力尽。全程马拉松还是得在身体毫无问题的时候跑才行，勉强不得。下次不写什么小说了，要事先好好练习，保证万无一失——我咬紧嘴唇暗暗下定决心。

不过人未必总处于良好状态——写作也是同样——时间久了，总是既有高山又有低谷。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以不好的状态冷静而准确地把握自己的步调，尽量在这一限度内做得最好——我想这也是人的一项重要能力和本领。因为只要在不特别勉强的前提下缩起脖颈一步一步闷头熬下去，状态总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也许是年纪的关系，不知不觉之间我也产生了这种末路英雄般的悲凉心境。若是三四年前，有可能在没把握好自己身体状态的情况下一开始就放腿飞奔，在“撕心裂肺山”那里一下子瘫倒在地。若说那种不瞻前不顾后的鲁莽正是年轻人的长处，那倒也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波士顿马拉松跑起来还是痛快的。沿路日本人用日语喊“加油”的声援声也是极大的鼓励。那确实让人高兴。每跑一次都真切地感到“原来波士顿住着这么多日本人”。平时只知道对方是日本人而不知是谁，在街上碰见都不打招呼，可在我偶然跑四十二公里马拉松当中，他们竟那么热情地大声鼓励，扬手微笑致意。这种“袖口相碰也是缘”的感觉果真不错。我边跑边想：是的，大家都在异国他乡（说法怕是落伍了）努力活着，我也要加油！其实活得一点也不努力……也罢。

说几句别的事。几年前在我日本的空家里住了一年的一对年轻情侣奥维和海迪，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志愿者服务活动——“Camp for COOBE Kids”（为了神户的孩子），今年暑假准备把在阪神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请来西雅图的林间夏令营。募捐进展意外顺利，看样子能够实现。

提起地震，我一二十岁时住过的芦屋市的房子——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房子——听说也倒塌不能住了。大阪神户间以及淡路岛等震灾区的诸位也务请多多加油，现在说倒是有点迟了。

后日谈

“Camp for COOBE Kids”获得圆满成功，奥维和海迪非常高兴。后来在东京见过一次，两人说“孩子们实在好极了，一次难得的体验”。同时也表示了他们的疑问：“为什么日本没有派精神科医生和法律顾问为精神上深受伤害的孩子们提供帮助呢？难道这不是很重要的吗？与其让那么多没什么事可干的人前后跟着，还不如把那样的专家领来，不是吗？”同他们交谈之间，我也觉得理应如此。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也是一样。肉眼看不见的内心伤害一般都被置之不理，以致产生了许多无可挽回的后果。

另外，他们还对日本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愚蠢作风深感震惊和气恼。心情完全理解。

(1)　（美国）有线新闻联播网。

遭受无端攻击的鸭子，令人怀念的气味，可怕的朗戈里亚

除了新闻，我很少看别的电视节目（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没有我特想看的节目，遗憾）。不时有时遇上少见的或漏看的电影，我就准备一瓶啤酒和手抓小菜坐在电视机前的休闲椅上，快活两个小时。上次看了里根和南希夫人（那时两人尚未结婚，她的名字叫南希·迪比斯）联袂主演的《Hellcats of the Navy》（胜利潜航）。电影比听说的还糟，演技拙劣至极，令人哑然失笑。但当时我正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潜水艇的结构，图像资料颇有用处。电影的确提不起来。

最近看的老影片中，最有看头的是库伯利克(1)最早期的作品《The Killing》（赚大钱）。一部极具纪实风格的黑白片，爽净利落，冷峻潇洒。其次是劳伦斯·哈维以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东京为背景饰演孤独的日本血统美国摄影师的《多美子》，堪称罕见的珍品。另外一个收获是把因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剧本而闻名的《Three Comrades》（三伙伴）和由莱蒙德·钱德勒(2)写剧本的《The Blue Dahlia》（蓝色的战栗）收进了录像带。前者看到最后有点累人，而由阿兰·拉德(3)主演的后者那黑乎乎懒洋洋的五十年代暗色调胶片情趣即使现在也能给人充分的艺术享受。钱德勒式的文法也英风犹在，引人入胜。

克林特·依斯特伍德主演、迈克尔·奇米诺执导的《Thunderbolt and Lightfoot》（晴天霹雳）尽管不很稀罕，但由于公映时没看，近来也在电视上看了一遍。推进速度有点缓慢，现在看未免有陈旧之感，但也惟其如此，风格才显得卓然不群，而这点的确不坏，值得一看（不过以当下眼光看，那时的依斯特伍德活活傻萝卜一个）。

对了，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扮演有怪癖的准坏蛋的乔治·肯尼迪朝围上来的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吼道：“Hey，kid(4)…… Fuck a duck！”这样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奇怪，而手头的几本英语辞典根本找不见“fuck a duck”。问辞典权威熟人柴田元幸，他说关德姆出版社新出的厚厚一大本俚语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5)”）中有。当即找来一查，果然有此说法。意思和英语中的“go to hell！”或“get out！”相同，总之即“滚开！”之意，并非字面上的“跟鸭子交配去”的意思。同鸭子交配这个视觉印象无论如何都荒诞不经。但是自那以来，每当外面有什么让我恼火的事，我就险些朝对方吼道：“Hey，fuck a duck。”自己都有些后怕。近来愈发想入非非，甚至有黑鸭子队(6)成员惨遭雪人(7)或其他什么强暴的场面掠过脑际。这个也够可怕的。

顺便说一句，若是“fuck the duck”，意思则大约为“工作中适当偷懒”——虽然我也知道记这玩意儿考试派不上用场。语言这东西千变万化很难掌握，仅仅交配一只鸭子就有“那里的一只鸭子”和“在那里的特定鸭子”的区别。英语真是恐怖，一个定冠词都马虎不得。

这是前面出现过的佛蒙特的“ahiru（鸭）on a hill”照片。因是鸭子题材，这里再次出场。这回我也照进去了。“小姐、小姐，有好吃的给你，快过来啊，不用怕的！”——我正在用战后驻日美军大兵那样笨笨磕磕的语声招呼鸭子。不料鸭子十分谨慎，我们之间的距离很难拉近。夕阳缓缓落山。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有一场由我所在的塔夫茨大学自治会主办的例行野外音乐会，今年由B·B·金(8)出场。Faculty（教职员）票价五美元。这个时期美国的大学课已基本上完，到考试和提交论文还有一点时间——类似所谓郁闷发泄临界期，学生当中有一种“想尽情大闹一场”的气氛。所以，大家全都带着装有冰镇啤酒的塑料袋聚拢过来。不过，美国严禁不满二十一岁的人饮酒，因此入口分为“二十一岁以上者”和“除此以外者”两个，只准二十一岁以上的学生每人带两瓶啤酒进场。在入口处必须出示两种证明年龄的ID(9)（在这个国家，不知是否因为一张不足为信，经常要求出示两张）。携带自动手枪的校警站在门口，郑重其事地严格检查。我倒是觉得都十九或二十岁了，喝瓶啤酒什么的有何不可。

话虽这么说，一旦过了入口，二者就在同一场所汇合了，哪里管什么二十一岁以上还是以下，只管吵吵嚷嚷大喝特喝。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令人怀念的大麻气味。我对学生说“喂喂，好像一股大麻味儿”，学生就问“哦，老师（姑且被人如此称呼）你那时也有大麻来着？”开什么玩笑！那东西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的嘛。大麻和大麻提炼的麻醉剂之类过去可是吸了个淋漓畅快……这么说倒是言过其实，当然。

不过在美国住起来，吸大麻的机会相当多，尤其是遇上婴儿潮那一代的大学老师，对方往往招呼道：“喂，春树，有好东西，不来一支？”当然没理由拒绝。“来一支吧！”于是去他房间，一边不胜依依地听着往日的杜兰(10)，一边重温旧梦，光景俨然那部《Animal House》（野兽山庄）中由唐纳德·萨瑟兰(11)扮演的新潮英文老师。

很早以前我为健康之故把烟戒掉了。从经验上说，大麻这东西的害处比烟少得多。它和烟不同，没有毒性。所以，只因稍稍吸一点大麻便被当作罪犯穷追猛打的日本社会风气实在匪夷所思。在美国，出于个人娱乐而吸一点大麻一般都被网开一面。各州情况多少有所不同，但携带大麻者即使被警察发现了，所问之罪大多是罚款了事。这样运用法律我想大约还是得当的。

有一点强调一下，在日本我绝对不吸大麻，因为不值得为这个冒风险。

原打算带啤酒进去，一边听音乐一边轻轻松松受用日光浴，不料这天偏午时分气温骤然下降，冷得根本顾不上啤酒。新英格兰时不时有这样的天气。本以为春天了暖和了，结果转瞬之间像掉进冰窖一般气温骤降，下冰雹都有可能。这一来，啤酒早已忘去九霄云外，冷得我只顾裹紧塑料薄风衣瑟瑟发抖。学生给了我一瓶啤酒，我也少见地剩了一半。而美国学生们却只穿一条短裤，光着上身，兴致勃勃地“咕嘟咕嘟”喝着啤酒跳舞起哄。至于这是精力旺盛还是故意逞能，是习惯了寒冷还是性欲亢进，抑或仅仅麻木不仁，我则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也比不过他们这点是不容怀疑的。

不知何故，位于波士顿郊外山冈上的塔夫茨大学少有黑人学生，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犹太血统居多），minority（少数派）中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学生占多数。所以，作为情景同B·B·金音乐会那样的气氛似乎关系不大，但实际还是相当热烈的。学生们猛喝尚未喝惯的酒、烂醉如泥横躺竖卧的场面当然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问题是还上演了一场剧烈的武打戏——似乎吸过毒的学生厮打得难解难分，最后被警察制服，扣上手铐押了出去。好一场龙争虎斗的音乐会。还有的学生因为跳到台上吻人家B·B·金而被赶下去。塔夫茨一般作为公子哥儿和千金小姐汇聚的大学广为人知，不料动起干戈来也真够可以的，令我大为佩服。学生就是要有这股干劲才行，就是要发疯胡闹才行。但愿他们继续发扬光大。

遗憾的是怕冷的我没怎么上来兴致。况且我个人中意布鲁斯，觉得舞台还应该再有点野味。但最后的压轴戏《刺激不再来》（Thrill is gone）还是无可挑剔的。

塔夫茨大学校园B·B·金音乐会场景。B·B·金的侄儿加入乐队吹萨克斯。作为乐队的音响合成虽不甚讲究，成员却一大堆。有可能把附近的亲朋故友一古脑儿拉了进来。无所谓倒是无所谓。

五月十日，正在剑桥一座高级公寓楼的大厅里等人，一个投递员拿一份文件走来对管理员说：“斯蒂芬·金来通知单了！”我听了差点儿从沙发滑落下来。斯蒂芬·金住在缅因州，在剑桥也有房子，时常来看波士顿红袜队(12)棒球比赛，此事尽人皆知。斯蒂芬·金到底以谁为对象、来了怎样可怕的（大概）通知单呢？作为我极想知道，遗憾的是因时间关系未能看个究竟。

几天后，得知原来波士顿有一家和斯蒂芬·金同名的地毯商——令人兴奋了半截——总之不过是通知送地毯罢了。一场虚惊，嘘！顺便说一句，金氏在剑桥的房子带着个挺棒的怪兽状滴水嘴，因为有空，我还特意跑去看了。别人来看我的房子我不高兴，而自己反过去看别人的，人这东西真是自私，或者说不争气也未尝不可。

说起斯蒂芬·金，以其中篇小说改编的短电视连续剧在ABC电视台播映了。名字很奇妙，叫《朗戈里亚》，一次两个小时，分两天播完。就我看的第一次来说，可谓妙趣横生。主演是蒂恩·斯托克韦尔，电影《秘密花园》中的女孩也出来了。报纸电视评得一文不值，加之同是ABC拍摄的短电视连续剧《货摊》（Stand）也一败涂地，因此没抱多大希望，只是心血来潮地斜眼瞄了几眼。不料第一次实在妙不可言。走红的《Shawshank Redemption》和由凯希·贝茨(13)演反面角色演得很卖力的新片《沉默》（Dolores Claiborne）作为电影也的确不坏，但摄制者的姿态多少有点班委会学生干部那种直来直去的火药味儿，仿佛在说“那你想怎么样？”相比之下，还是《朗戈里亚》更为方便食品式、流行麻将式，轰轰烈烈吵吵嚷嚷，也就是富有斯蒂芬·金色彩，反而别具一格。于是兴冲冲看了后一半……得得，什么呀，这是？最后现出原形的朗戈里亚不过如此罢了，只能一笑了之。说到底，最可怕的还是客串的斯蒂芬·金逼真的演技。啊，我晚间宝贵的四个小时究竟是被怎样的黑暗空间、被怎样的朗戈里亚吞食掉的？再不看什么电视了！

俄勒尼克家的小姑娘。才十四岁，漂亮得不得了。上过日本小学，会讲不少日语。同俄勒尼克一家去过附近的爵士乐夜总会，一起听了琼斯的现场演奏。

(1)　美国电影导演（1928—1999）。

(2)　美国小说家（1888—1959）。硬汉派的代表人物。

(3)　美国电影演员（1913—1964）。

(4)　意为“喂，小鬼”。

(5)　意为“美国历史俚语词典”。

(6)　中国的女声演唱队，成立于1984年。

(7)　传说中生长在喜马拉雅山的人形生物。

(8)　美国黑人吉他演奏家（1925—　）。

(9)　Identification之略，身份证明。

(10)　即“杜兰杜兰”，英国乐队名。

(11)　美国电影演员（1935—　）。

(12)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棒球队名称。

(13)　美国女电影演员（1948—　）。1990年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仍然活着的幸太郎，信天翁的危险命运，章鱼的赴死之路

以前写道邻居家的猫幸太郎不见了以后，我担心它说不定冬天里得病或遇上什么事故一下子死了。但后来得知，幸太郎活得好好的。

一次在路上遇见房东史蒂夫，我试着问道：“近来见不着莫里斯（幸太郎的真名）了，怎么回事呢，您可知道？”史蒂夫告诉我：“啊，春树，莫里斯最近搬家了。它是在我旁边租房子住的詹姆斯饲养的，詹姆斯今年一月结婚了，在列克星敦买了一座房子，就领莫里斯去了那里。房子相当大，还带院子，莫里斯想必也欢天喜地。不过看不见它是有点寂寞。”

说实话，我原先怀疑史蒂夫想弄死幸太郎——史蒂夫总是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而莫里斯／幸太郎时不时在院子里拉一堆屎（我都撞见过若干次），史蒂夫一气之下很有可能用耗子药什么的——用耗子药对付猫也够稀奇的——把它毒死，悄悄埋到什么地方去。老实说，做梦也没想到史蒂夫会想念不见了的幸太郎。看来不可无根据地怀疑别人。

可是，一想到其貌不扬的中年公猫幸太郎成了列克星敦豪宅里的居民，在前院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拉屎，或在门口张开四肢“吧唧吧唧”大舔那个不怎么美观的小鸡鸡，我就觉得有点儿怪。但愿新婚妻子别紧逼詹姆斯：“喏喏，养这么一只呆头呆脑的猫，我们的人生都没好运了，还不把它领到水塘那里一把甩进去了事！”当然喽，毕竟是别人家的猫，怎么都无所谓。

房东史蒂夫是个建筑师，住在剑桥费易艾特大街一座三层楼的一楼，我住二楼，三楼住着一对年轻医生。史蒂夫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途中遇到的为数极少的地道房东之一。毕竟身为建筑师，房子有什么毛病马上前来维修。我提出再有个厕所就好了，他说“明白了，交给我好了”，下个月就把一个壁橱拆掉改建为厕所。十分了得。好说话，认真。

租房子时，出于慎重，我问不动产中介商：“那位房东真能够按照讲定的条件在我们入住前打扫干净和重涂一遍墙壁吗？”对方摇摇头回答：“那种事你就一百个放心好了。那个meticulous（认真）的史蒂夫怎么可能不打扫呢？不叫他打扫他都要偷偷打扫的。”当时听了心里仍不大踏实，但住进来一看，的确如其所言。总之从入住第一天开始，他就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房子如何打扫、地板如何擦等等。房子固然清洁，但为了保持清洁，我们必须每天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不过只要好好清扫，史蒂夫就决不说三道四。他举止沉静，知识分子味儿很浓。前面也说了，他喜欢侍弄院子，在后院小菜园里种了珍珠西红柿和火箭菜，夏天也让我们自由采摘。真是好吃。难得遇上那么友好的人。

以我丰富的搬迁经验来说，遇上地道房东的概率，比阪神老虎棒球队夺冠的概率还要低。而和史蒂夫在同一房顶下住了两年，双方从未发生不快。史蒂夫也说：“你们安静，房间用得非常整洁，好人！”不过坦率地说，每个月四肢着地往地板上打蜡两次可是够受的哟，史蒂夫！由于你每次来房间时都以严峻的神情仔细打量地板，作为我也不得不一个劲儿擦抹。

考爱岛的猫。走路时碰上的。一叫就过来了。看来，同新英格兰的猫相比，考爱岛的猫终究朴实些。

一对男女在考爱岛海滨一边远望落日，一边沉浸在气势恢宏的浪漫中。一看就知是正派夫妇。懂得欣赏这里的落日景观的，较之年轻的恋人，莫如说稍微上了年纪的人更多一些。音乐片《南太平洋》的实景拍摄地就是这一带，想必来这里的都是看过那部影片的那个年代的人。秃头的、胖的、磨损厉害的、疲惫不堪的——欢迎这些人的温馨环境仍保护得完好无缺。之后正确的选择是去附近酒吧，喝着热带饮料听乐队演奏的“巴里哈伊”。

史蒂夫对这房子十分在意，所有房间禁止吸烟。我六月间搬迁离开了这里，随后入住的听说是热衷于瑜珈功的电脑程序编制员。“这回来的人好像也很安静、整洁。”史蒂夫笑眯眯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可我总觉得情形有点奥姆教(1)的味道。不要紧吧？但愿亲切友好的史蒂夫身上别有糟糕事发生才好。

六月离开史蒂夫的房子以后，我让太太回国，自己和摄影师松村两人横穿美国大陆。租了一辆沃尔沃客货两用面包车，经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犹他州一路向北行驶，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一直开到加利福尼亚。好容易在美国住一次，最后想开车慢慢横穿大陆，看一看内陆地区。我家太太搬家搬累了，不愿意跟我长途跋涉，遂请精力充沛的松村同行。不过美国这个国家也真是大，无论走多远，也无论走去哪里，绵延不断的都是同样的风景，看到最后都懒得看了。一路上不由感叹，这么广阔的国土居然连边边角角都开发得像模像样！

美国大陆横穿完了，接下去在夏威夷的考爱岛住一个半月，我家太太从东京赶来在此和我相会——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会师，总之就是碰头。也许有人说在考爱岛住一个半月怕要晒黑的，遗憾的是没那回事。天天下雨，又有东西要写。每天早晨去附近体育俱乐部游泳池游一个小时，此外几乎哪也不去，闷在房间里写东西或躺着看书，时而在宾馆大堂的桌子上“砰砰”敲520电脑的键盘。从身旁走过的美国休假游客露出惊讶的神情看着我，仿佛在说：“日本人到这种地方还干活？莫不是傻瓜蛋？”有什么办法呢？有长篇要修改。

岛上有很多信天翁。从照片上就可看出，这是一种非常可爱的鸟。胖乎乎的，几乎没有戒心，走近它也不跑。若走得太近，它到底会“咔嗒咔嗒”弄响长嘴，吓唬道：“什么呀，你这家伙！什么呀，还不离开！”但并不怎么吓人，而过一会儿它也腻了，乖乖地偃旗息鼓。接下去只管呆怔怔站着不动，仿佛说“那就算了吧”。亦被称为“傻鸟”，难怪在世界范围内濒临灭绝。

幼小的时候，信天翁蓬蓬松松地长一身俨然如“前皇太子”的波浪形黑色绒毛。但不知何故，长到能飞上天的时候，黑毛全都掉了，成了光秃（呃，这可不是歧视性语言，真是那样）。长大了的光溜溜的信天翁想道，好了，得远行了，于是张开长长的翅膀飞上天空，两年时间里一直在大海上空飞翔，从不歇息（据说只落在轮船桅杆上歇息片刻）。两年后，它们准确地返回原有场所交尾，在那里安稳地下来养育后代。一种相当独特的鸟。

“不过，两年飞一回也真够厉害的啊，春树！”住在附近的冲浪手兼画家克里斯眼望信天翁深有感触地说，“它大概在想，‘打那以来整整两年过去了，差不多该动身了。’可是两年哟！啧啧。”

的确，两年飞一次是够厉害的，不过我熟人里边有的“只和老婆闰年有一回”，所以其实不怎么厉害也未可知。我是不大清楚。

又是毛发蓬蓬松松的俨然“前皇太子”的小信天翁。翅膀大大张开，终于拿定主意：我也该出飞了！可它还不太懂得怎么飞，每当有风吹来，就“啪嗒啪嗒”跑一阵子，稍稍飞离地面，如此反复练习。真能顺利起飞不成？旁观的我们也很为它担心。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根本不可能成功。不过，如今那只信天翁说不定正在大海上悠悠然凌空翱翔。

信天翁块头大，起飞相当麻烦，尤其是还飞不熟练的小信天翁，一定要选准风向，从远处快速助跑，否则很难一下子展翅升空。这样，适合信天翁养育子女的场所势必位于海边悬崖，面对风大的海面，崖顶比较平坦。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说是乖巧的物种。

总之，小信天翁在平坦的崖顶一个劲儿拼命奔跑，摇摇欲坠地飞上天空，场面相当可观。顺利升空的时候，真想“呱唧呱唧”热烈鼓掌。不过，其中好像也有不能顺利升空而跌下悬崖送了小命的，可怜的小信天翁，真的很可怜！小说家的命运已经够不幸够险象丛生的了，而信天翁在这点上也决不逊色。

三年前考爱岛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伊尼基”的袭击，岛上差不多全军覆没。风狂雨骤，多数人家的屋顶被风掀起倒塌，树木齐刷刷栽倒，有的地方连山体都面目全非。去考爱岛的书店，里面有《伊尼基台风记实》录像带出售，从中可以切实感受到那场台风的摧枯拉朽。有兴趣的人不妨买来一看。台风第二天一早就已创作出“伊尼基之歌”，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弹着四弦琴齐声歌唱——我边看录像带边想，不愧是考爱岛。不可思议的录像带。

这里住着我好几个熟人，他们都因台风而大触霉头。长时间停水断电，宾馆关闭大半，岛上居民的工作岗位急剧减少。但最倒霉的不仅仅是居民，大自然也留下了极大创伤。相隔许久去岛上一看，首先惊讶的是植物形态大为改观。考爱岛（尤其北部沿岸）以雨量充沛草木苍翠闻名，但细看之下，发现植物的种类以及树形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

上次来的时候，我和一个第二代日本移民山手老伯去抓章鱼。黎明前起来，在退潮的浅滩上晃悠悠地走动着找章鱼洞，用鱼叉样的东西掘出来逮住。不过找章鱼洞可没有嘴上说的那么简单。章鱼也晓得被谁发现老巢可不得了，想方设法不让人找到。我怎么注意也全然发现不了，可是山手连连得手：“洞口不是堆着沙子么，喏！”一大早被堵在被窝里的章鱼自然乖乖就擒。那天早上六点之前一共逮了六七条。

逮来的章鱼怎么处理呢？一古脑儿扔进洗衣机里清洗。希腊的渔民把逮住的章鱼往水泥地上“咣咣”猛摔直到摔软，但美国逮章鱼的人到底不那么野蛮（politically incorrect(2)），而是按下“西雅兹”全自动洗衣机的“清洗”、“脱水”按钮，“呼隆呼隆呼呼隆隆”转一阵即算完事。我可不愿意当章鱼，正睡得怪舒坦的时候被不由分说拖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被扔进洗衣机“脱水”，简直乱弹琴。无论如何不想落得那个下场。

山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实质上是半强制性的）第二代日本移民部队，在意大利和法国同德国精锐部队作战。惨烈的浴血战斗持续不断，部队近一半人非死即伤。山手告诉我，日前他和当时的战友们一起去法国访问经过激战所解放的那个法国小镇，时隔五十年同当时的居民重逢，激动地抱在一起重温旧情。不过，提起当年的战争，夏威夷的日本人都不大愿意开口。想必有不少辛酸事，而真正的辛酸是不可能轻易出口的。

遗憾的是这回“潮没意思”，没逮住章鱼。对章鱼来说倒是幸事。

夏威夷海滨风景。到底是夏威夷啊！从十米开外“投环”——把重达七公斤的汽车轮胎投了过来，三个好端端摞在一起。这纯属戏言。那里摞着的仅仅是出租浮圈。

(1)　指日本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曾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

(2)　意为“政治上不正确”。

名叫彼得的猫，地震，时间不停顿地流去

一如英国的先人所说，给猫取名字是非常困难的事。学生时代我在三鹰住宿舍的时候捡了一只小公猫。与其说是捡的，倒不如说是一天晚间我走路时它擅自“喵喵”地跟在后面，一直跟进我宿舍房间。褐色虎纹猫，毛长长的，两腮毛绒绒的活像连鬓胡，十分可爱。性格则相当倔强，但跟我甚是情投意合，那以来“两人”生活了很长时间。

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给猫取名字（也没什么必要以名字叫它）。后来一天听广播深夜节目——记得是“通宵日本”——有一封读者来信说：“我养了一只名叫彼得的猫，不知跑去哪里了，现在寂寞得很。”我听了，心想那好，这只猫就叫彼得好了！如此而已，名字没什么深意。

彼得这猫绝对聪明能干。学校放假我回家期间它作为野猫在那一带设法自谋生计，我回来时又好端端地回到我身旁。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我不太清楚我不在期间它到底在哪里靠吃什么活着的。后来观察其行动，渐渐得知它大多靠掠夺和捕捉野生动物为食。如此这般，我每次放假回家彼得都变得愈发身强力壮，虎虎生威。

当时我住的地方还明显保留着武藏野往日的面影，周围野生动物也有不少。一天早上彼得把什么叼回来放在我枕边。“得得，你这家伙又把老鼠抓回来了？”我嘟囔着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小鼹鼠。目睹真正的鼹鼠生来还是头一次。彼得肯定在鼹鼠洞前一动不动守了一夜，对方出洞时一把逮个正着，然后叼回来得意洋洋地给我看：“如何，我有两下子吧？”鼹鼠是够可怜的，但想到彼得整整一晚上的辛苦，还是不由亲切地抚摸它的脑袋，给它弄点好东西吃。

说起当时养猫的困难，不外乎我的经济状况往往捉襟见肘。主人都没钱吃顿饱饭，哪会有猫吃的呢！我当时根本谈不上经济计划（现在也不能说就有），身无分文的状态一个月当中一般都要持续一个星期。那种时候常向班上的女孩子求援。我若说自己因为没钱正饥肠辘辘，对方必定不理我：“活该！那是你村上君自作自受。”而若说“没钱了家里的猫什么吃的也没有”，则多数都会予以同情，说一声“没办法啊”，借一点钱给我。反正如此这般，猫和主人都穷困潦倒忍饥挨饿，有时猫和人还争先恐后地抢夺仅有的一丁点食物。如今想来真是艰苦岁月，但快乐倒也快乐。

结婚时还是学生，在宿舍里穷得叮当响，只好暂且在老婆娘家白吃白喝。但老婆娘家经营被褥店，岳父对我说：“猫万万不能领来。那岂不要给卖的东西沾上毛了？”那倒也是。别无他法，尽管可怜，也只能把彼得留下。它的独立谋生能力已然得到证实，剩下自个儿也不至于坐以待毙。

十月一个阴沉沉的午后，我把几件家具杂物和一些爵士乐唱片收藏品装上轻型卡车，在一无所有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把金枪鱼的生鱼片给彼得吃。最后的美餐。“对不起呀，这回我结婚了，那边有那边的情况，不能把你领去的。”我简明扼要地对彼得解释说。但彼得只顾狼吞虎咽闷头吃金枪鱼（情有可原，生来从未吃过这东西）。终究是猫，不能理解主人种种啰啰嗦嗦的情由。

我把吃罢金枪鱼仍在“吧唧吧唧”舔盘子的彼得扔在身后，坐上轻型卡车离开宿舍。我们俩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老婆说：“算了，还是把那只猫一起带走吧，总有法可想的。”我们急忙返回宿舍，把仍在呆呆地思索金枪鱼的彼得紧紧抱在怀里。那时它已完全长成了大猫，觉得沉甸甸的。一贴脸，它腮上的毛像掸子一样蓬松松的。

岳父一开始大发脾气：“把猫领来了，开什么玩笑！还不扔到什么地方去！”但看样子他本来就不那么讨厌猫，所以很快就背地里喜欢上了彼得。当着我的面倒是常常没来由地抬脚踢去一边，但一大早在没人的地方却偷偷摸猫的脑袋，给它东西吃，彼得往婚礼用的褥子上小便，他也一声不响地——似乎说了句什么——换掉了事。虽然小学都没好好读完（决无歧视之意。现在不也混得不错么），人又有点古怪偏执，但到底是纯粹的东京人，改弦易辙倒也痛快。

遗憾的是，彼得在此未能养到最后。因为彼得是在乡下长大的，晓得独立谋生，没办法在文京区的商业街生活。肚子一饿，它就一溜烟钻进附近人家的厨房，毫不犹豫地把里面的食物叼走。我们得时常听附近太太们的抱怨：“府上的猫把我家剖开的竹荚鱼偷走了。”每次都要解释或低头（低头的往往是老婆的父亲）。但从彼得看来，这样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它是不清楚的，再挨骂也不理解何以挨骂。它已彻底掌握了活命的智慧，对它来说此乃天经地义的生活常态。而且它是在武藏野的大自然中逮着鼹鼠自由自在长大的，这种到处是水泥和汽车的商业街生活弄得它心力交瘁，最后神经失衡，开始到处小便。这当然非同小可。

如此一来二去，我们只好把彼得脱手。住在埼玉县乡下的一个熟人接收了彼得：“我家旁边就有一大片树林，动物多得很。这样的猫该过得很幸福吧！”分别心里是很难过，但即使为了猫也还是这样好，所以一咬牙把彼得托付出去。最后喂它的同样是金枪鱼。

听熟人说，彼得在乡下过得自由自在快快乐乐。每天吃完早饭就钻进附近树林，在那里尽兴玩耍，玩够了回家。我听了，心想不管怎么样，对彼得来说这才是最幸福的生活。如此日子持续了几年。某日，彼得终于不再回家了。

现在我有时仍会想到静静地消失在树林里的野生公猫彼得。而一想彼得，我就想起自己还年轻还贫穷、不知恐惧为何物却也不知日后出路的那个时代，想起当时遇见的众多男女。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其中一个至今仍是我的太太，在那边吼道：“喂喂，衣柜抽屉打开也不关上，成什么样子！”

哪里一只不认识的猫。胖得圆滚滚的，甚为怡然自得。脑袋看上去的确好像不怎么好使，但很招人喜爱，或者说天真无邪，抑或说无忧无虑，怎么说呢……

哪里一只不认识的猫。地点是东京某条小巷。无论如何，晾晒的衣服够让人郁闷的。

九月××日，我回故乡芦屋和神户——许久没回去了——举办自己作品的朗读会。震灾(1)后我第一次回当地，看到过了八个月仍原封不动留在各处的严重创伤，我还是不能不感到惊愕。虽说是无可抗拒的自然灾难，但切近地目睹到了此番场景，还是不由深思这种事为什么偏偏又在这里发生。从懂事到十八岁之间我一直住在阪神地带，记忆中几乎没有经历过地震。来东京之后固然体验了很多很多次地震，但做梦也没想到大地震把阪神毁坏得如此惨重。人的命运真是无可预知的。

不过高兴的是，神户我往日常去的几家店都还在。靠近海岸的“金斯·阿姆斯”好端端地剩在那里（两侧的楼房已面目全非），吃过比萨饼的中山手大街的“皮罗基奥”也剩了下来。“托亚洛德”西式食品店的三明治柜台虽然无声无息令人遗憾，但店本身还在正常营业。走进这类久违的店铺，的确让人感到亲切。当时幽会过的女孩也倏然浮上心头。那时候只要在神户街头无目的地散散步，就开心得胸口怦怦直跳，可回想起来，竟已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了。时间静静地、不停顿地流向前去，惟独留下关于很多的猫和女友（这个数量没猫多）的记忆。

哈佛大学的猫。同前两只相比，毕竟显得聪明伶俐。这一带的砖铺小路，慢慢悠悠散步倒是极有情调，可惜年长日久，这里突出那里凹陷，不适合跑步，不小心会跌一跤。

剑桥（坎布里奇）费埃特街旁的猫。散步时经常打个照面儿。生性十分厚道，长相也够端庄。项圈上写着名字。看来很受主人疼爱。一叫就笑笑，但不过来。总是安安静静晒太阳，一副幸福的样子。我的知心朋友。

(1)　指1995年发生的日本大阪、神户大地震。

后记

这里收录的文章，从一九九四年春至一九九五年秋每月刊载在名叫《SINRA》的时髦杂志上。连载期间我一直住在马萨诸塞州剑桥（波士顿旁边），隶属位于邻镇梅德福的塔夫茨大学。在剑桥，我从九三年夏至九五年夏住了两年时间。

此前旅居普林斯顿的生活情况已写成《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因此这本书应是其续篇。不过，《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写得算比较认真（当然是就我来说），意在沉下心来冷静思索旅居国外期间所感受的种种事物，写起来自有其愉悦之处，也有所裨益。而这次我略为换了一下笔调，写得更为轻松，无拘无束。因为当时我正在严肃认真地写长篇小说，随笔之类——这么说或许不太合适，抱歉——就想放松一些随意一些。所以，这本书的感觉应该同《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有很大差异，但愿您读起来轻轻松松怡然自得。

刚在杂志上刊载时，我就打算以如话家常的插图日记体写下去，连同安西水丸童趣盎然的艺术画和我太太业余水准的快照图片一起发表出来。考虑到单行本读者的口味，这次所选照片同杂志上的多少有所不同。多谢水丸和我的太太。还要感谢杂志的责任编辑松家君、盐泽君，感谢负责杂志连载和整理单行本的“拜领”小姐。从海外发稿连载，虽说现在因传真和电脑发达而比过去方便了，但现实当中还是有许多辛劳的，这点不能忘记。对负责装帧设计的藤本君（别名柳银八）和负责出版的元标寺岛君也要感谢。不过这一来，颇有点像电影的片尾字幕了。

另外，杂志连载时因篇幅所限，文章字数相对少一些；而结集时大加改动，字数也多了。可是回头看起来，虽说不是刻意所致，但关于猫的叙述和图片还是多了些。“旋涡猫”可顺利找到了？

村上春树

一九九六年一月

附录　和安西水丸谈寿司店

村上春树　安西水丸

村上　你喜欢寿司店，今天就谈谈寿司店好了。去寿司店的话，你大体是怎么个吃法？

水丸　我坐在厨台前吃着小菜喝酒，然后请厨师攥我喜欢吃的寿司，很少在餐桌上吃。

村上　因为相应上了年纪，最近我也以下酒小菜为主慢慢吃喝了。过去肚子总是饿，没办法慢慢来。狼吞虎咽猛吃一通攥寿司，最后来一碗什锦寿司，临走买粗紫菜卷寿司带回去——模式相当恐怖。

水丸　是够恐怖的（讶然，笑）。

村上　那一来，忙得没工夫吃小菜，活像马吃草。

水丸　……我先吃小鰶鱼和瘦鱼肉的，而不太喜欢金枪鱼较肥的部位，所以点瘦的。往下如果有好鱿鱼就吃鱿鱼，然后吃砗磲贝，不蘸甜酱。有兴致就吃海胆。最后吃紫菜卷。喝酒时我已吃了不少鱼片，紫菜卷最好爽淡些。最近常吃辣根卷——把辣根卷在里面。

村上　辣根卷？

水丸　把辣根切细，卷在饭里。

村上　好像好吃。

水丸　以前辣根卷很便宜的，点这个老板会显得不高兴，不赚钱嘛！但近来辣根身价百倍，态度好多了。把辣根泥这么卷起来倒也非常够味儿，不过还是把生的细细切了卷起来吃更妙。有点苦，很不错的。

村上　我么，一般从白碴鱼开始。也喜欢小鰶鱼，但总的说来更喜欢当下酒菜吃，喝酒时吃一点点。鰶鱼那东西没有饭干吃是让人踌躇的——趁那种感觉没上来时赶紧先吃一点点。也很不错。

水丸　我还是喜欢把鰶鱼放在砗磲贝上吃。

村上　各种看法、想法都有。当然不是大不了的事。

水丸　是啊。

村上　另外，你可有非在哪里吃海鳗不可的心情？

水丸　对了，女人喜欢吃海鳗的。

（“拜领”小姐）我不喜欢。

村上　噢——，莫非少女时代夏日傍晚被海鳗调戏过……

水丸　嘿嘿嘿嘿。我以为女人喜欢海鳗和章鱼是因为什么呢……

（村上……因为什么呢？）

村上　沙丁鱼有新鲜的，必定来一个。

水丸　沙丁鱼不错啊。还有，秋刀鱼也够味儿。

村上　肚子渐渐瘪下去了（笑）。不过，水丸，寿司店的味道固然重要，可顾客层也蛮重要的。

水丸　是啊是啊，顾客层是蛮重要。比如说，要是小毛孩子在旁边一个劲儿要海胆，到底叫人有点恼火。

村上　恨不得一脚踢去一边。另外，身上五光十色的“亮点”女人多了也够累的。香水味太强，生鲜东西的微妙味道就吃不出来了。很想让她们躲开。

水丸　在青山的“海味”后排座位上等待厨台空下来的时候，一看见光闪闪的“亮点”女人的后背就火蹿头顶。

村上　肚皮渐渐鼓了起来（笑）。这还不算，有的寿司店很多人吸烟，这个也够难受的。厨台那里最好禁烟。有好几次呛得我没吃完就离开了。

水丸　寿司店厨台是应该禁烟，添麻烦的。手机也够讨厌。

村上　所以嘛，从顾客角度看，寿司店里我最喜欢的顾客到底是婚外恋情人。男的四五十岁，女的二十五六，在角落里静悄悄地谈得有滋有味，特符合寿司店风情。有情调，又安静。

（“拜领”小姐）嘻嘻嘻。

村上　“下一步就去干那事”的情人，从气氛上看得出来吧？

水丸　那还看不出，嘿嘿嘿。

村上　不过就我个人说，与其吃完寿司干，不如干完了慢慢吃更好一些。

水丸　哪里，一般都是吃完了干的。

村上　是吗，看来我是另类。可是，正干得来劲时忽然想起这个女的刚刚吃过金枪鱼海鳗海胆，不觉得扫兴？心想原来装了一肚子那东西啊，岂不一股腥味？

水丸　没人想那个的。再说吃完寿司，那方面反而生猛无比的，不信你试试看（笑）。那才成其为偷情世界。

村上　问题是，干完了肚子不饿？

水丸　饿什么！往下只管睡就是。干完那事爬起来去吃寿司，那样的家伙可只有你村上哟！

版权信息

书名：村上广播

作者：【日】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大桥步（Ayumi Ohashi）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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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KAMI RADI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01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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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AGAZINE HOUSE,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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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译者短语

关于西装

有营养的音乐

餐馆之夜

火烧胸罩

猫山君的前途

鳗鱼

在罗得岛上空

胡萝卜君

柿籽花生

先看后跳也不坏

奥布拉迪·奥布拉达（Ob La Di, Ob La Da）

煮通心粉去

苹果心情

牛蒡胡萝卜丝音乐

猫的自杀

喜欢鸡素烧

粗卷寿司和棒球场

三十年前发生的事

世界就是旧唱片店

大衣里的小狗

弗吉尼亚·伍尔夫真是可怕

傍晚的剃须

炸面圈

版画

相当有问题

多此一举的飞机

和炸肉饼的蜜月

教不了

啊，不妙

人为什么爱寿司

一塌糊涂的场景

广阔的原野

夹馅面包店

袖珍晶体管收音机

天上的血红玛丽

白色的谎言

奇怪的动物园

这样就行了

圆周率老伯

中央公园的隼

像恋爱的人一样

有餐车多好

长寿也……

古董店奇谈

不争吵

柳树为我哭泣

体重计

高尔夫那么有意思吗

只要有路

说再见这回事

后记

anan连载期间

译者短语

“长头发，十九岁，坐在混凝土地面上，靠墙吸烟，穿一件没有熨烫的衬衫，一条蓝牛仔裤，一双胶底系带翻毛皮鞋，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表情。时间是后半夜三点。”后半夜三点如此模样的这个人是谁呢？村上春树！不相信？这可是村上自己这么说的——在这本《村上广播》中亲自这么“广播”的（《广阔的原野》）。印象中，似乎再没有比村上更低调更在意隐私的作家了；但实际上，应该说再没有比村上更直率更敢于坦露自己的作家了才对。

同是坦露，有的人过于直白浮泛，而村上每每带有文学家村上特有的诙谐和睿智。汉语有个说法：涉笔成趣，用在村上这本随笔集中也足够合适，的确涉笔成趣。

容我试举几例。不少读者想必知道，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因获得“群像”新人奖而径直进入文学殿堂，并作为“商品”顺利进入流通领域，这对于一个小酒吧老板的人生无疑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但在村上笔下明显带有灰色的自嘲之趣。出席颁奖典礼盛会，自然要西装革履。村上“因为没有西装那劳什子，就去青山的VAN商店买了一套减价的，配一双平时穿的白色网球鞋。”会前去出版社寒暄，不料大约是出版部长的人物对他劈头一句——“‘你的小说是相当有问题的。啊，加油吧！’那口气，简直就像把误入口中的东西‘呸’一声吐出去一样。这个家伙！是部长也罢不是也罢，说话怎么可以那么大口气呢！……既然给了奖——就算给的很勉强——那么至少表面上也该客气一点嘛！”是啊，言之有理。倘村上不自我坦露，人们还以为村上当时一定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呢！不过转念细想，窃以为那位部长口中的“相当有问题”，未必指小说作品，或者针对村上那身橄榄绿减价西装加穿旧的白色网球鞋亦未可知。由此观之，纵使村上，其人生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无独有偶，他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被译为德语出版后，德国一位著名女评论家在电视台文艺批评节目大声宣布：“这种东西应该被赶出这个节目。这不是文学，不过是文学性快餐罢了！”（《相当有问题》）

再如谈恋爱。恋爱自是再有趣不过，但村上笔下的趣可能大异其趣。村上认为恋爱最佳年龄大约在十六岁至二十一岁之间。低于十六岁，未免稚气未退，让人看着好笑；而若过了二十一岁，必有现实问题难以摆脱；倘年过三十，“就多了不必要的鬼点子”。他还说年轻时最好不断恋爱。为什么呢？因为恋爱可以使记忆保持鲜度。而只有记忆——感情的记忆保持鲜度，后来的人生才能获得卓有成效的宝贵燃料。“上了年纪也仍在心中保留那种水灵灵原生风景的人，如同体内暖炉仍有火苗，不至于衰老得那般凄冷不堪。”他甚至认为同挣钱和工作相比，“一心仰望星星和为吉他曲发狂”那极其短暂的恋爱时光更重要（《像恋爱的人一样》）——喏，此君简直成了恋爱至上主义者。不过，恋爱至上主义者或许并不难找，而能像村上这样从恋爱这一行为中提取如此旨趣的人又能有几位呢？

不仅恋爱，甚至生死关头都被村上写得不失情趣。一次村上乘坐的希腊老式飞机的引擎在罗得岛上空忽然停止旋转。“飞机引擎死火后，四下鸦雀无声，惟有风声微微传来耳畔。那是个晴好的秋日午后，万里无云，整个世界一览无余。粗粗拉拉的山峦曲线、一棵棵松树、点点分布的白色房舍就在眼下舒展着。爱琴海在远处闪着亮光。我在那上方漂浮着，彷徨着。一切都呈现出虚拟的美，静悄悄的，远在天涯海角。”注意，生死之际此君发现了“虚拟的美”（《在罗得岛上空》）。而下面的现实的美则是在村上坐火车从东德境内穿过时发现的，“秋天的阳光醇厚柔润，在建筑物顶端闪闪发光。河流，树林，软绵绵的草地，云絮从上面缓缓飘移”（《有餐车多好》）。寥寥数笔，而情趣盎然。如此看来，坐火车胜过坐飞机。现实的美，乡愁，恬适，适度的倦怠感。

还有，村上再次提起中国，提起中国的大连。看过《漩涡猫的找法》和《边境　近境》的读者想必记得，村上来过中国。准确说来，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东京成田机场飞来大连。那么在大连他做什么了呢？

我喜欢动物园。去外国旅行时常去当地的动物园，去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

去中国大连的动物园时，有个笼子挂一个只简单写一个“猫”字的标牌。笼子不很大，里边躺着一只猫。极普通的猫。我想不至于，就认认真真观察一番，但无论怎么观察，都彻头彻尾是一只常见的褐色条纹猫。当时我颇有时间，于是站在笼前看那猫看了好一阵子。猫弓成一团静静睡着，眼皮全然不睁，看样子睡得甚是香甜。

跑来中国一趟，何苦看一只再普通不过的猫看得这么入迷呢？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不过相当美妙的哟，这个。自不待言，睡觉的猫世界哪里都有，而观看动物园笼子里的猫的机会却不是那么多的。我切实感到中国到底是个深有底蕴的国家。

书中还有一处提到中国。除了猫，村上还喜欢柳树，垂柳。自家院子里请人栽进一棵柳树，春夏之交不时搬一把椅子在树下看书，但见绿枝摇曳，但闻沙沙低语，但觉心旷神怡。于是村上浮想联翩，由美国老歌《柳树为我哭泣》而英国小说《柳树》，最后想到中国：“据说过去的中国女性在即将和所爱的人天各一方之际，折下柳枝悄然递给对方。因为柔软的柳枝很难折断，所以那条柳枝中含有‘返＝归’的情思。够罗曼蒂克的，妙！”不妨说，村上也够罗曼蒂克的，妙！动物园也罢，柳树也罢，俱是寻常景物，而村上无不涉笔成趣。是啊，文学作品需写得有趣，至少有趣是文学要素之一。至于是雅趣还是俗趣，是都市洋趣还是乡间土趣，虽境界殊异，然并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凡有趣就好。

最后说两句题外话。这本《村上广播》是我译的第四十本村上的书。自一九八八年翻译《挪威的森林》开始，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岭南溽暑，北国冬寒，故园萤火，东瀛孤灯，尔来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间，我之所以始终没有减却对于翻译本身的热爱与虔诚。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幸得到无数读者朋友的喜爱和鼓励。无论远方来信还是网上留言抑或讲演会场，都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点——这其实是我最大的收获，作为曾经的农民，此外我还需要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

幸甚至哉，书以言志。

林少华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天高地迥满目金黄

关于西装

前几天收拾立柜，得知自己居然有五套西装，领带也有二十来条。可是根据记忆，过去三年时间我根本没穿过什么西装，领带一年扎几次也很可疑。尽管如此，却有这么多西装。怎么回事呢？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当然，毕竟算是像那么回事的成年人了，按季节准备几套西装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常识。但另一方面，若改口来一句“我不穿哪家子西装”，由于职业性质的关系，也并非说不通。

怎么回事呢？想着想着，想起来了（本来早已忘个精光）——年届四十的时候曾下过一个决心：“是的，已经不年轻了，差不多该像模像样穿戴一下了，过正规的成年人生活！”于是做了西装，买了皮鞋。当时正住在罗马，一来可以用合适的价格买到可观的西装，二来也有西装革履去的场所。若是不穿意大利品牌服装，去餐馆都要被带去冷板凳。总之那是个以服装取人的国度。至于人格啦能力啦，在日常生活层面几乎派不上用场。不管什么都首先取决于外观。因此，人们无不衣冠楚楚。也罢，这倒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回到日本之后，转眼就又重返以往粗布裤加网球鞋的生活，西装啦领带啦皮鞋啦统统忘去九霄云外。伤脑筋啊！

我想，人的实质这东西，再上年纪也是改变不了多少的。就算因为什么而痛下决心重新做人，而一旦那个什么没有了，差不多所有人在差不多所有场合也还是要“吱溜”一下子返回原形，一如复位合金恢复原状或乌龟缩回洞穴。说到底，决心那玩艺儿只不过浪费人生能量罢了——打开立柜，面对几乎一次也没沾身的西装、一道皱纹也没有的领带，我打心眼往外这样想道。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不变也无所谓，那个人却又变了，不可思议。事情也真是奇特。

不过，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有一条领带还是记得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差不多二十年前获得“群像”新人奖去领奖时穿的那套榄橄色棉质西装。因为没有西装那劳什子，就去青山(1)的VAN商店买了一套减价的，配一双平时穿的白色网球鞋。那时觉得自己往下有可能开始新的人生。而若问新的人生实际开始没有，唔，既可以说确实开始了，又觉得说照旧也未尝不可，说不好啊！

(1)　东京繁华地段。村上事务所就在这附近。

有营养的音乐

看了维姆·文德斯电影《乐满哈瓦那》。时至如今，恐怕已无需介绍了。影片讲的是美国音乐家莱·库德把被遗忘很久的传奇性古巴知名演奏家找到一起在当地录音，又乘势去海外演出并获得成功的过程，即所谓“音乐纪录片”。出场的音乐家全都是极有魅力的人，音乐也令人兴奋不已，不知不觉沉浸其中。

问题是，看影片那天是大规模搬完家的第二天，由于搬了好几百件行李（仅旧唱片就有六千张之多），浑身上下累得像麻袋一样瘫软，真担心一旦在电影院椅子坐下去，双腿一软再也站不起来了。站立走动时倒没察觉，可一落座，疲劳就呼一下子涌了出来——这种情形是有的吧？

因为疲劳关系，电影开始后最初一个小时，看着看着就迷糊过去，实在睁不开眼睛。脑袋里明知精彩，而身体却被“吱溜溜”拖进舒舒服服的睡眠泥沼，甚至做了几场短梦。哪个梦都很奇怪，驴唇不对马嘴。每做一场梦，都觉得身上的疲劳多少减轻了一些。这时间里，耳边一直响着惬意的古巴音乐。这么着，电影也许有看漏的部分，但走出电影院时，我的身体已经通过做的几场梦而彻底恢复——用旧唱片评语来说，简直“等同新品”。这让我切切实实感到：我不是用脑袋，而是用整个身体来正当理解和评价这部电影的，我已经让影片彻头彻尾渗入身体，一口接一口吮吸它的营养。对此我可不想一一解释个没完，也很难解释。

不过，如果可能，这类电影不想用录像机，而想坐在电影院椅子上，在感觉亲密的黑暗中、在音乐的包拢下观看才好。否则，有的东西就很难融进来。

吉姆·贾木许拍摄的《我们的音乐年》也是以尼尔·扬的音乐会为中心组成的音乐纪录片，具有粗粗拉拉的独特质感，十分耐人寻味。两部影片都不是用所谓摄影机，而是用小型手握录像机拍摄的。因此，画面未免粗糙，但音乐的律动则栩栩如生。近来投入成本制作的洗炼的音乐录像到处都是，有时很惹人烦。然而真正好的、有用的录像好像反而难搞到手了——看文德斯和贾木许的“音乐电影”时我这样想道。

餐馆之夜

一个特殊的夜晚，我和一位特殊的女士去青山一家高级意大利餐馆共进晚餐——话虽这么说，其实也就是和自己的太太前去庆贺结婚纪念日。什么呀，无聊！难道不无聊？也罢，无聊就无聊吧。

好幽静的餐馆。桌与桌之间适当离开。厚墩墩的葡萄酒一览表，连斟酒侍者（sommelier）都有。雪白雪白的桌布，灯光照明，没有音乐。代替背景音乐的，是惬意的静谧和两人的交谈。菜式为北意大利风味，做工考究的地地道道的小牛排。大致感觉上来了吧？总之就是不无做作的餐馆。价格不便宜，并非脚尖一歪就能去的地方。

我俩落座时，稍微离开些的座位有一对年轻男女。入夜时分还早，客人只我们和他们两对。男方二十七八，女方二十四五，男女都长相端庄，衣着整洁，潇洒无比，好一对都市恋人。

要了葡萄酒，点了菜。等待时间里，半听不听地听着——或者莫如说擅自传来耳畔——两人的谈话。听得出，两人即将坠入情网。内容尽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根据声调猜得出大体进展。我也多少算是小说家了，那种男女心理机微在某种程度上是读得出的。男方心想“差不多该约了”，女方觉得“应约怕也未尝不可”。弄得好，饭后就赶去哪里上床都有可能。桌面正中荡漾着费洛蒙白色的雾霭。而我们这边到底结婚三十年了，费洛蒙基本没有踪影。不过，从旁边看满脸幸福表情的年轻恋人，感觉倒也不坏。

然而，被那种约会镶着金边的美妙氛围，在第一道菜上来时彻底烟消云散了——男方发出刺耳的声音“吱溜溜”把通心粉送进喉咙，那的的确确是惊天动地的声音，地狱之门打开或关上的声音！听得我浑身僵挺，我太太浑身僵挺，男侍应生和斟酒侍者也僵止不动。对面座位的女性也已浑身冻僵。所有人都屏息敛气，失去所有话语。惟独作为当事人的男子无动于衷，兀自“吱溜吱溜”啜吸通心粉，一副万分幸福的样子。

那对恋人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至今仍时不时挂上心头。

火烧胸罩

一般说来，小说家大概可以定义为执著于比较怪异（无用的）事物的那种人。时不时为“怎么又来了”那一类事情耿耿于怀。

举个例子。一九七〇年前后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人为了强调妇女解放而作为运动的一环烧掉了胸罩。很久以前的事了，您可知晓？大家聚在广场上，群情激愤地生起篝火，把胸罩一副接一副投入火中。她们的主张是：“这玩艺儿在体制上束缚妇女，岂有此理！”报社记者拍照下来，大大报道一番。

那也未尝不可，我想。我因是男性，从物理角度看胸罩把人束缚到怎样的程度，自是上不来实感。但既然人家主张烧，那么烧好了，不应说三道四。

我为之困惑的只有一点：不知那胸罩是新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用过的。这个问号如淡淡的影子紧紧贴在我的脊背。却又因为不能就此细部一一写给报纸（不会写的），所以真相不得而知。不过，估计烧的是一定程度上用过的，新的烧掉未免可惜。我不认为女性会那么浪费。

假如真是新的，那么被烧的胸罩就够可怜的了。在那之前一直恪尽职守（想必）来着，却被一把从衣箱里拽出来，存在意义像被作为十恶不赦的坏蛋一样遭到否定，遭到贬斥，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投入熊熊火中，真是倒霉透顶！尽管没有血缘关系，我还是不由得为之同情。

另外一点不解的，是她们为什么只烧胸罩而不烧紧身裤呢？既然胸罩是束缚人的，那么紧身裤岂不同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束缚人吗？然而紧身裤逍遥法外，高跟鞋和假睫毛也被网开一面，单单胸罩被付之一炬，惨遭始料未及的噩运，就像《日瓦戈医生》(1)被作为某种历史扭曲的象征而必须穿过黑暗的命运长廊一样。可怜之至！无论如何我不想成为“某种象征”什么的，不骗你。

也罢，到现在才细细考证三十年前被烧的胸罩也无济于事了。可我还是想了这许多，闲人啊！

(1)　原名《Doktor Zhivago》，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1957年发表于意大利。描写革命时代为个人理想而生活的日瓦戈医生的精神苦闷和爱情。

猫山君的前途

作为难上加难之事的比喻，以前我在哪里写道“比教猫作揖还难”。结果招来不少电子邮件：“不对，我家的猫就会作揖的！”哎呀呀，让我吃了一惊。据其中一人的说法，只要在喂食时不屈不挠地坚持训练，差不多所有的猫都会作揖。过去我养了很多猫，但看情形怎么也无法进行那样的训练。从根本上说，连教猫作揖的念头都没产生。

对于我，猫终归是要好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等的伙伴。作为印象，总觉得教它做什么是不对头的。所以，希望猫山君（请允许我将其拟人化，以这个名字称呼）也堂堂正正地活着。当然我不是说猫作揖就不可以（我认为那也是不卑不亢的表现），但对我来说，猫山君是自由而Cool（酷）的存在。

还有，作为老实厚道的比喻，有个说法叫“就像借来的猫一样”。以前有个年轻人问我何苦猫非借不可呢？是啊，为什么特意从外面借猫呢？莫非同心理治疗什么的有关不成？不、不是的，而是为了对付老鼠。如果有善抓老鼠的猫，左邻右舍必来相求：“对不起，把府上的猫借用几天可以么？”就是说，过去日本住宅常有老鼠出没，猫是作为除鼠“机动队”饲养的。我小时候，家里养的猫就时常捕捉老鼠，还洋洋得意地叼给我看。这么着，猫在家里是作为有价值的存在保持自立地位的。也就是说，猫山君是拥有专门技能的个人主义者、Cool的自由主义者。在那样的时代教猫打拱作揖，横竖想不出那样的主意。何况，那也毫无意义。

不过，如今老鼠几乎没有了——至少城里——猫山君的存在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而一般仅仅作为可爱的宠物饲养了。其结果，屈尊学习作揖的猫也可能增多了。莫非每年有一次猫代表全国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为了在这严酷的时代生存下去，猫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结构，痛下决心进行意识变革”。全国的猫山君们全都在神社院子角落里袖手点头：是啊是啊，或许是那样的啊！

话虽这么说，可我还是喜欢大喝一声的猫山君：“混账，作哪家子揖！哼，我又不是哈巴狗，少给我来这一套！”加油！全国的猫山君！

鳗鱼

驾驶朋友借给的闪着黑漆漆幽光的梅赛德斯·奔驰开进停车场时，右侧车灯被入口的柱子狠狠撞了一下，心想糟糕，这可如何是好！吓出一身冷汗。醒来一看：深夜3:42。

这场梦到底意味什么呢？意味今天要吃鳗鱼。黑色奔驰是鳗鱼的象征，撞车灯乃是对吃高卡路里食物的自责之念的置换——以上纯属扯谎，只不过今天想吃鳗鱼罢了。做梦倒是真的。

不过，无需隐瞒，我顶顶喜欢鳗鱼，那东西真叫好吃！固然不是天天吃的东西，但每隔两个月必去吃一回：对了，今天该吃鳗鱼了！鳗鱼那东西是具有奇特氛围的食物，只消走进鳗鱼餐馆，按部就班点完鳗鱼，就会产生一种仪式性感触，觉得某个意念就此落下闸门，从而产生莫可言喻的快慰。

话又说回来，鳗鱼并非我一向喜欢的。小时候觉得心里发怵，家人吃，我也不吃，只我不吃。但从人生的某一节点开始，突然喜欢上了鳗鱼。至于何时何故吃起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反正一吃就觉得好吃。

很久很久以前，在奈良乡间旅行散步时，曾在一座小镇发现一家老式鳗鱼餐馆。进门被领去二楼，点了鳗鱼。时值偏午一点左右，我也好老婆也好，肚子都瘪瘪的了。不料第一杯茶端上来后，左等右等，鳗鱼硬是不来。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差点儿睡过去。这时间里肚子愈发饿了，饿得四肢瘫软。于是下楼打探，看到底怎么搞的。楼下黑乎乎静悄悄的，全无人的动静。看样子客人只我和老婆两个。

“对不——起！”一边招呼着一边前行，原来里头有个像是厨房的裸土间。仔细一看，仿佛往日波兰电影的湿乎乎暗幽幽的光线中，一个弯腰阿婆手拿粗扦子样的东西站在对面。在我注视下“嗵”一声往下一甩，刺中鳗鱼脖子，简直和梦中场景一模一样。

我默默折回二楼，继续等待。不大工夫，女佣端鳗鱼上来：“让您久等了。”那可真叫好吃，不是开玩笑，的的确确好吃。深深觉得鳗鱼这东西是相当特殊的食物。

在罗得岛上空

我想人是不是有个差一点点就会死掉那一瞬间。当然，实际上也会有险些没命那类情形，但我说的和这个不同，而是在毫无来由的情况下忽然极为切近地感觉出死本身的存在。

或许，我们平时过于将死置之度外了（若一个劲儿考虑死，那也太累了）。但某个时候，会由于某个机缘而突然在脖颈上实际觉出死的气息：是的，我们极为理所当然地活着，白天吃鸡肉鸡蛋盖浇饭，谈笑风生，然而风向的一点点改变就会让我们倏然消失，我们就是这种虚幻的存在！相应地，周围世界的景致也会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是一时性的。

一次在希腊乘坐老式双螺旋飞机时，我就体验了这点。虽是一架活像橄榄油沙丁鱼罐似的破烂飞机，但由于简单至极，事故却很少——究竟如何我自是无从知晓——岂料，快飞到罗得岛机场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引擎忽然停止旋转。但是，无论空姐还是乘客都没有惊慌失措。估计不是故障，而是比较常有的事。

飞机引擎死火后，四下鸦雀无声，惟有风声微微传来耳畔。那是个晴好的秋日午后，万里无云，整个世界一览无余。粗粗拉拉的山峦曲线、一棵棵松树、点点分布的白色房舍就在眼下舒展着。爱琴海在远处闪着亮光。我在那上方漂浮着、彷徨着。一切都呈现出虚拟的美，静悄悄的，远在天涯海角。就好像原来把所有东西捆在一起的带子因为什么而解开滑落一样。

那时，我觉得自己就这么死掉也无足为奇。之于我的世界已然分崩离析，而此后世界的运转同我概无关系。自己变得透明，失去肉体，只有五感留下，像善后似的把世界看最后一眼。那是一种甚至不可思议的、安谧的心境。

不久，引擎点火，噪音返回四周。飞机大大盘旋着朝跑道降落。我重新找回自己的肉体，作为一个旅行者降落在罗得岛。并且作为继续存活之物在餐馆吃鱼、喝葡萄酒、在宾馆床上歇息。但那里存在的死的感触，至今仍带着鲜活的实感剩留下来。每当我思考死的时候，从那架小飞机上看到的场景就在脑海闪现出来。或者不如说，我甚至觉得我的一部分已经在那时死掉了，在澄澈如洗的罗得岛的上空，无声无息地。

胡萝卜君

老歌的歌词，惟其老，有的让人全然摸不着头脑。例如童谣《小红鞋》有这样一节：“穿红鞋的女孩儿，被异人领走了。”

当然，“异人”指的是“异邦人”，a stranger，总之就是外国人。但不解其意的人相当不少。“异人”一词已是“死语”，加之“异”音拉长，以致变得不知所云。说无奈倒也无奈，但前段时间在网上征集关于“异人”的解释，结果集中了很多“误解”。

从数量上说，“被好伯伯领去了”、“被老伯伯领去了”占绝大多数。(1)问题是，老伯伯应是年纪很大的人，拉着女孩的手在港口行走恐怕并非易事。虽说事不关己，但也还是让人担心。“好伯伯”倒是蛮有苦尽甜来意味，可是人这东西，不剥皮细看是看不清楚的，没准一觉醒来就一下子变成坏伯伯，来个居心叵测：“嘿嘿嘿，小姑娘……”

其中也有人解释为“被知事领走了”(2)。当时我觉得奇怪，知事大人何苦领什么女孩呢？不料闻知大阪府某知事的言行举止，让我顿生感慨：是吗，原来真让知事大人领走了！而若相反被东京都某知事领走了，难免要彻底接受德育教育，够吓人的。不管怎样，同“异人”相比，“知事”要现代得多，现实得多。

另外还有“胡萝卜君”这种不着边际的解释(3)。在横浜被胡萝卜君领走了会怎么样呢？被弄成胡萝卜可如何是好（啊，无聊）！我个人倒是相当喜欢“被easy(4)领走了”，轻松快乐，转瞬即逝，岂不蛮好！但弄到这个地步，就不适合童谣了。

不过，就算不能正确理解这首广为人知歌曲的歌词含义，或者就算解释错了，对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也是没多大妨碍的。或者莫如说在某种程度怀有“莫名其妙”这种fuzzy（模糊性）更能让人快意。不这样认为？假如语言、尤其从耳朵进来的声音性语言的所有含义和关联性都被大荧光灯照得穷形尽相一览无余，岂不让人有些惧怵。一定程度的匪夷所思对于人生还是需要的。我是这么想的。胡萝卜君，不坏的嘛！

(1)　“异人”在歌词中是以假名“い—じんさん”出现的，发音和“いいじいさん”（好伯伯）、“ひいじいさん”（老伯伯，汉字写作“曾爷”）相近。

(2)　“知事”（ちじさん）发音也和“异人”相近。

(3)　胡萝卜君（にんじんさん）和“异人”的发音大体相似。

(4)　easy发音和“异人”极为相近。

柿籽花生

世上不存在永久运动，这是物理学一般常识。但半永久运动或者“类似永久运动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例如吃柿籽花生。

柿籽花生知道吧？把辣得舌尖发麻的柿籽和一股甜香味的胖乎乎的花生混在一起，按合适比例搭配来吃。不知谁想出来的，反正主意不赖。一般人很难想出这种搭配。虽然不至于说自己想把诺贝尔和平奖献给他（说也没人当真），但毕竟极富创意。

以相声当说，若柿籽是“假正经”，那么花生则是“装糊涂”。不过，花生自有花生的洞察力，有其人格，并不仅仅点头称是就算完事——这种表现颇值得欣赏。有时甚至轻松接过柿籽的“正经”而尖锐地反唇相讥。柿籽则在心知肚明的前提下不无过剩地刻意扮演自己的角色。

所以，——并非自我辩解——喝着啤酒吃起柿籽花生来，那可是欲罢不能的。意识到时，一袋空空如也。相应地，（因为喉咙干渴）啤酒也喝了一瓶又一瓶。无可救药啊！这样一来，什么减肥呀瘦身呀，全然无从谈起。

只是，作为食品即使如此出类拔萃的柿籽花生，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问题之一，在于“一旦有他者介入，柿籽与花生的减少比例就彻底失常”。例如我的太太喜欢花生，和她一块儿吃，她只一个劲儿“咯嘣咯嘣”吃花生，结果惟独柿籽剩了下来。我刚一抗议，她就倒打一耙：“你不是不太喜欢豆类的么？还是柿籽多一些好嘛！”不错，同花生相比，我是喜欢柿籽，这点我情愿承认（总的说来我喜欢辣的超过甜的）。

可是，吃柿籽花生的时候，我以最大努力克制自己的内在欲望，而尽可能公平地对待柿籽和花生。半强制性地在自己心目中确立“柿籽花生分配体制”，在这一特殊体制之中寻找乖僻而微小的个人欣喜。并且再次确认这样一种世界观：世上有辣东西有甜东西，二者要相互配合以求生存。然而，要让别人理解如此啰啰嗦嗦的精神作业，老实说，那是非常麻烦的。这么着，我只是嗫嚅道“啊，那倒是的……”，怯生生吃柿籽吃个不止。

唔——，一夫一妻制这东西是够难的了，今天也一边吃柿籽一边深有所感。

先看后跳也不坏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职业探险家，名字叫埃维尔·克尼维尔。此人一生当中经历了五花八门古灵精怪的冒险。其中最受好评的，是骑摩托跨越大峡谷（Grand Canyon）的壮举。为了乘势起跳而建造了一面斜坡，全速冲上坡顶，而后“嗖——”一声直接划一道弧线跳去对岸。这把戏，普通人（正常人）是横竖玩不来的。纵使最窄的地方也足够宽的，毕竟是大峡谷。

埃维尔·克尼维尔在完成此项壮举之后这样说道：

“跨越本身并没有多难，难的部分从即将着地时开始。”

是啊，听他这么说的确如此。若仅仅乘势跨越，只要身强体壮，谁都不在话下。问题是不着地是不可能生还的。自不待言，从实际骑摩托跨越大峡谷的人嘴里听来，自然深以为然：唔，哲学啊！

内容与此相反，大江健三郎过去有一本书叫《先跳后看》。想来不可思议，年轻时瞧一眼书名，心里就深表赞赏：是啊，是要先跳后看的啊！这或许也是一种哲学。在一九七〇年前后的多事之秋，“先跳后看”甚至成了一句流行语。如果埃维尔·克尼维尔同大江健三郎就跳跃促膝交谈，想必妙趣横生，可惜不至于。

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也有过几次冒险。现在回头看去，就连自己也为之钦佩有加：嗬，居然好端端活到现在！当然，无论哪一次都不是骑摩托跨越大峡谷那样的英雄壮举，但对当时的我来说毕竟是相当了得的冒险。既有着深思熟虑之后的跳跃，又有没等考虑好——有时并不具有胜任考虑的脑袋——就先行动的跳跃。受伤固然受伤了，所幸不是致命伤。所以才得以被世人大体称为“作家”，四肢健全地写这类不三不四的文章，一天天得过且过。

如果有人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年轻从头活起，那么我只能回答：不，可以了。我可不愿意再干一次那种可怕的事，真的，不是开玩笑。

奥布拉迪·奥布拉达（Ob La Di, Ob La Da）

十岁到二十岁我是在六十年代度过的，同时代体验了“甲壳虫”从出场到解散的过程。但那时并没认为事情多么严重。即便《昨天》（yesterday）走红的时候，起始固然觉得不错，但日复一日总听《昨天》，最后也还是心想活见鬼，快算了吧！如今听得《昨天》的前奏也条件反射地涌起反感：活见鬼，快算了吧！倒是觉得歉疚。

高中时代一头扎进爵士乐和古典音乐，总的说来，对“甲壳虫”是敬而远之的。因为社会上有人气，在心里倒是“唔”了一声。毕竟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难免采取那种不地道的态度。但不管怎么敬而远之，广播中也还是震耳欲聋地播放“甲壳虫”的走红歌曲，以致结果上“甲壳虫”的歌也还是成了——尽管我说三道四——之于我的六十年代背景音乐那样的东西。现在自是心悦诚服：了不起的乐队、了不起的歌曲啊！为什么年轻时就不能乖乖接受呢？得得！

一天有事去远处一个地方，看见商业街上有人吹拉弹唱，弄出的音乐是《奥布拉迪·奥布拉达》。虽然吹拉弹唱的人没少遇见，但吹打“甲壳虫”的却是头一遭，不由得好奇地看了一会儿，用的是单簧管和锣鼓等往日古典乐器。不过听着听着，觉得脑袋莫名其妙地痒了起来。感觉上好像进了“麦比乌斯带”(1)式迷宫，怎么转圈都找不到出口。奇怪啊，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如此想着想着，猛然心有所觉，原因是他们演奏的《奥布拉迪·奥布拉达》没有第三部分，即没有AABA这一形式的B部分，只将A部分反复演奏不止。

为什么将B部分跳过了呢？莫非演奏技术有难度不成？或者认为只是单纯重复最初部分更能发挥魔术性效果呢？不管怎样，至今仍时不时有当时那种“痒痒感”涌起，老实说，弄得我相当困惑。挑战新的曲目固然其志可嘉。但既然演奏，还是希望把B部分也好端端演奏下来。没有B部分的音乐——随身听也是这样——就没了归宿，意外让人疲惫。

于是我忽然心想，“没有B部分的人”那样的人在人世间偶尔也是有的。所说的话每一句听起来都言之有理，而对整个世界的探求却缺乏深度，或者莫如说好比进了环行路而找不到出口……遇到这样的人交谈起来，到底让人疲惫不堪，那种疲惫感又意外挥之不去。“甲壳虫”倒是没有直接责任。

(1)　将长方形带子的一端扭转180°，而后将它与另一端拼接形成的曲面，有界面层但无表里之分。这种空间圆形是拓扑几何研究对象。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麦比乌斯最先提出。

煮通心粉去

旅居意大利时我取得了驾驶证，在罗马街头大胆送走了新手开车时代。所以——去过罗马的人想必知道——差不多所有情况我都不怕。这是因为，罗马街头给予开车者的刺激、困惑、兴奋、头痛和扭曲的巨大快乐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不骗你。若有怀疑，你自己去罗马借一辆车开一下试试好了。

意大利人开车的特点之一，是每有什么不满就立马打开车窗大喝一声，手还不停挥动。开车当中做这把戏，从旁边看着都觉得够危险的。我认识的一个意大利人看见一个开车差劲儿开得慢慢腾腾的阿婆，超车时打开菲亚特驾驶席的车窗（为此必须飞一般转动摇柄）大声吼道：“我说阿婆，别开什么车了，回家煮通心粉去！”对技术差劲儿开车者的不宽容是意大利人开车者的另一特点。

但我每次都不能不同情阿婆。阿婆想必也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开车的。没准对着儿子哭诉来着：“妈妈今天开车上街，给哪里一个男的吼了一通：‘我说阿婆，别开什么车了，回家煮通心粉去！’”可怜！若是日本，想必成了“回家煮大萝卜去！”

说起来不可思议，意大利的通心粉实在好吃。也许你说那有什么不可思议，还不理所当然！我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意大利周边国家吃的通心粉统统不好吃。只要跨过国境线一步，通心粉就突然难以置信地变味了。国境线真是个怪东西。这么着，每次折回意大利都由衷赞叹：噢，意大利，通心粉真好吃啊！我想，我们的人生骨架，恐怕就是由一个个“由衷赞叹”构成的。

东京意大利餐馆的通心粉也相当够水平，尽管是别国风味，却做得这么好，让人佩服之至。不过，越过国境线回来，在那一带的餐厅里美美受用意大利通心粉带来的“由衷赞叹”，到底是可遇不可求的。归根结蒂，饭菜这东西是“带空气”的——我真的这么认为。

苹果心情

前去看了约翰·欧文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剧本并获得奥斯卡编剧奖的电影《苹果酒屋法则》（The Cider House Rules）。效果非常好，难能可贵。原作不但长得不得了，而且许多部分有说教意味，多少有些忍无可忍。但影片把那种理胜于情的部分剪掉了，气氛恰到好处。当然，欧文小说的最大魅力，不管怎么说都在于其长度和不厌其烦，这方面倒是有点儿那个。

尽管如此，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到福克纳、卡波蒂(1)，从钱德勒(2)一直到雷蒙德·卡佛(3)，许许多多一流实力派作家都曾向好莱坞发起冲击，而获得奥斯卡编剧奖的，约翰·欧文是头一个。或者莫如说，同电影发生关系而多少留下可喜成果的作家，以前几乎一个也没有。颠覆这一噩运无论如何我都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谢天谢地！

这么着，《苹果酒屋法则》作为电影本身诚然津津有味，不过说实话，看电影过程中我一直馋苹果来着。毕竟舞台是苹果园，影片上出现很多很多看上去极可口的苹果。一旦动了馋念，就馋得险些流口水。那么想吃苹果实在是久违的事了。喜欢吃苹果的人（我觉得没有坏人）务请一看。

一般说来，苹果我喜欢酸酸硬硬的。所以，在日本我常吃“红玉”，在波士顿尽吃Mclntosh(4)。Mclntosh（日本名叫“旭日”）是最便宜的一种苹果，超市里一大袋才卖几美元。买回来每天吃个没完没了。或者削了皮同西芹一起做色拉吃。这样，一想起波士顿时代，Mclntosh那深红色紧绷绷的身姿就倏然浮上脑海。

虽说不是因为这层关系，但我确实一直对Macintosh电脑爱不释手。顺便说一句，作为水果的苹果写作Mclntosh，作为电脑的苹果（Apple）写作Macintosh，因商标关系拼法略有不同。早上起来，从厨房拿一个苹果走去书房，轻轻按一下带有苹果标记的“Apple”键，在黎明的天光中等待显示屏做好准备。这时间里啃着红红酸酸的苹果。心想好了今天也要加油写小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我倒绝对不是讨厌Windows，但眼下还不打算改换门庭——毕竟Windows不带苹果标记。

(1)　Truman Capote（1937—1984），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别的声音　别的房间》。

(2)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1959），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漫长的告别》。

(3)　美国作家，村上春树几乎翻译过他的全部作品。

(4)　红苹果的一种，原产加拿大。以其发现及栽培者加拿大人John Mclntosh的名字命名。

牛蒡胡萝卜丝音乐

买回尼尔·扬新曲CD，傍晚在厨房一边听一边单手拿着菜刀切牛蒡胡萝卜丝。听着切着，四周空气变得伤感起来，胸口一阵发热。尼尔·扬，切着牛蒡胡萝卜丝听起来确实不坏。我由衷想道：尼尔，你也要加油哟！我可是在加油切牛蒡胡萝卜丝咧！甚至想把做好的牛蒡胡萝卜丝送给他尝尝。不过，如果做着法式煎蛋卷听起来，未必这么深有感触，因为尼尔·扬的音乐基本有这种特点。

说起来，我过去就喜欢美国较为简单的摇滚乐，如今中意的是REM啦“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ers）啦贝克啦维尔科等等。这些人若出新曲，我无论如何都要跑去CD专门店。雪儿·克罗也蛮可以。复杂系列的摇滚我一向听不来。心想摇滚毕竟是摇滚，何必搞得那么费解呢！

这类音乐大体开车时听。还是想用大音量听。而在家里听，老婆要抱怨，只好一个人开车时无所顾忌地狠狠听个够。那种心情着实不坏啊！尤其是，我的车没有篷盖，天气晴好的午后，一首接一首听着“红辣椒”在那一带兜一圈，顿觉神清气爽生龙活虎。往下倒是有埃里克·伯登和“动物”乐队的老歌《天空领航员》（Sky Pilot），可是一边听这个一边手握方向盘，情绪意外亢奋。依我管见，很可能开到另一世界中去。有兴趣的人但请一试（别忘系安全带）。

听音乐的确要看情况，这点很重要。一个中年汉子独自在厨房切牛蒡丝时就不适合听“红辣椒”，《天空领航员》也不合适。不管怎么说，这时非尼尔·扬莫属。正相吻合的音乐在身后回荡开来，不但效率高，而且斗志昂扬。不过说起这个来，势必无论做什么都要挑选背景音乐，这可能是件麻烦事。今天切甘蓝圈，放什么音乐好呢？——如此左思右想之间，时间一忽儿逃之夭夭。

如果允许我发表个人意见——终究是个人意见——切甘蓝圈时听“曾经被称为王子的艺术家”似乎不错。埃里克·克莱普顿适合做香菇拉面时听，煎肉饼时只限于马文·盖伊。若问有何根据，自是狼狈不堪。可你不这么认为？不认为。是吗？

（注：这篇小稿是一边听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莫扎特初期弦乐四重奏乐曲集》一边写的。）

猫的自杀

马丁·莫内斯蒂埃这个法国记者写的《人类死刑大观》（原书房）是一本饶有兴味的书，关于古今中外数量庞大的自杀实例汇聚一堂，读来或心仪或叹息或深思。其中一章分配给了各种动物的自杀。是的，不光人，动物好像也自杀。

罗马的法国子弟学校的校长养的公猫向法国大使养的母猫求爱，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从凡尔赛宫的阳台纵身跳下。是不是厌世无从知晓，但据看到的人介绍，“无论怎么看都只能认为是自杀”。这终归不过是我的想像，想必法国大使养的母猫卡特丽娜（假名）长得国色天香，而且自视甚高，只戴白金项圈。这么着，相邻的公猫塔玛（假名）一咬牙向她表明爱慕之心。“哦——什么？你说你喜欢我？你怕昏了头吧？看看你那半斤八两好了！半斤八两！哪怕再过一百万年，我也不可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哼！”卡特丽娜冷冷说道。说得塔玛一蹶不振。人类世界常有的事。

另一方面，投海自杀的猫也是有的。某渔夫养的母猫上了年纪，加上腿受过伤，性格渐渐变得固执起来。一天，把刚刚生下的小猫托付给养主渔夫：“这些孩子就劳您费心了！”说罢毅然决然往海面跑去，直接跳进波浪之中。深深爱着——书中写道“尽管性格不无奇妙”——那只猫的渔夫吃了一惊，自己也随后跳进海去，费了好大劲才把溺水的猫救起。渔夫给猫擦干身子，让它躺在向阳的地方。可是猫趁渔夫离开之机又试图以同样方法自杀，第二次达到了目的。决心端的非同一般！

至于这些猫们是否真的痛下决心自杀即有意选择死亡，仅仅依据这里的短文就此下结论是有难度的。但这些猫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求生欲望”这点恐怕毋庸置疑。即使猫的生涯也怕还是有种种烦恼的。“啊——啊，活下去够麻烦的了，再不想这么苟且偷生了！”尽管说不确切，但我猜测恐怕这样想来着。结果变得自暴自弃，毛发变得雪白雪白（该剪了），就万念俱灰地“飕”一下子跳过栏杆——这种情形想必是有的。

如此这般，你家的猫也要当心哟！

喜欢鸡素烧(1)

喜欢鸡素烧吗？我可是相当喜欢。小时候一听说今晚吃鸡素烧，就欢喜得不得了。

但不知什么缘故，过了人生某一节点之后（什么样的节点呢？）我周围喜欢鸡素烧的人一个也没有了。问人，人家也都冷冷回答：“鸡素烧？唔——，谈不上有多喜欢。”我家太太也是如此：“鸡素烧那玩艺儿，五年吃一次就可以了嘛！”故而，婚后至今，记忆中从未像样吃过鸡素烧。五年一次，岂不比奥运会次数还少？就没人肯跟我一起吃顿鸡素烧不成？我中意蒟蒻粉条、烤豆腐和大葱，若是有人以肉食为主，真是再高兴不过，真的。

对了，众所周知，坂本九的《昂首前行》，在美国以《鸡素烧》为题出了唱片。一九六三年的事。当时大为惊异，心想怎么取了个这么糟的名字！不料，连续三个星期都位居Billboard排行榜榜首，销量简直风卷残云。结果，这首歌作为“鸡素烧歌”得到全世界认可。如果调频调到专门播放老歌的FM电台，即使现在也能不时听到。驱车横穿美国大陆，在明尼苏达州一马平川的平原正中耳边传来这首“鸡素烧歌”，胸口不由得一阵发热。好歌啊！好多年来我一直主张，纵然不能把“鸡素烧歌”定为日本国歌，至少也该定为准国歌。尊意以为如何？

至于《昂首前行》何以成了《鸡素烧》，从很早以前就是个疑问。但日前看的一本书使我茅塞顿开：英国一支名叫肯尼·鲍尔的爵士乐队第一次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无论如何也记不住“uewomuitearukoh”这个曲名，录音室里有人提出干脆叫“鸡素烧”（sukiyaki）算了，结果就那样成了唱片名。美国发行坂本九原版唱片的时候也挪用了这个名称。作为唱片名称固然驴唇不对马嘴，但那样或许也没什么不好。容易记，有亲切感。何况我喜欢鸡素烧，当即心领神会，就这样好了！

还有，《鸡素烧》走红之后，铃木章治的《梧桐小路》以《寿司》为名在美国发行了，可晓得？遗憾的是，这个有些卖不动。不过，要是“天妇罗”(2)啦“刺身”(3)啦这个那个接连走红，那肯定很有意思。听广播当中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如此写着写着，又开始馋鸡素烧了，馋得不行。

(1)　日式火锅。以肉为主，连同豆腐、蔬菜等物用调料汁煮在一起。

(2)　一种裹面炸的食品，以鲜虾为主，另有茄子、辣椒、四季豆等等。

(3)　生鱼片。

粗卷寿司和棒球场

我十八岁那年作为大学新生来到东京。自那以来一直是“养乐多”棒球队的铁杆支持者。当时名叫“产经原子”，弱得不堪一击。总是倒数第一，顶多第四第五。若问何苦声援这么弱的队，说痛快些，是因为喜欢神宫球场。喜欢球场，喜欢球场周围的景观，在结果上就喜欢上了（现在的）“养乐多”。当然，反“巨人”(1)这一因素也是有的，但主要原因是“养乐多”的比赛结果大多窝囊透顶，看得我时常在外场席草坪上落泪。

前些日子看一本医学书，上面写道：“自己偏向的体育队胜了以后，体内会更多地分泌出使人充满活力的某种分泌物”，为之吃了一惊。那么就是说，统计这三十二年来的胜球比率，同声援“养乐多”相比，声援“巨人”将会使我度过远为充实的人生。事情是有些凄惨。不过眼下跟我说这个也没用了。我恨不得大声喊叫：喂，还我人生，还我宝贵的分泌物！

过去青山有一家寿司店，去神宫球场前我经常进去，请对方给我做特制的粗卷寿司当盒饭。时间还不到傍晚六点，除了我别无客人。老板也不出来。我在台前一边喝着啤酒抓着白肉鱼做的生鱼片，一边注视相识的年轻师傅做粗卷寿司。棒球比赛很快就要在没有多远的球场开始了——这或许也可称为人生的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

我家太太不去看棒球，于是我时不时另约女孩去球场。“今天（少见地）幽会吧？”年轻师傅问道。“是的是的。”我回答。坐在外场席在夏日晚风的吹拂下喝纸杯生啤，分吃刚刚做好的粗卷寿司。那阵子周围还有轻易陪我看热闹的独身女子：“棒球？噢，好啊，这就去看吧！”而最近这种事也消失了。都结婚生孩子了，根本谈不上看什么棒球了。我在外国生活的那段时间里，“养乐多”的选手几乎全都更新换代了。无论各人情况如何，人生总要自行流向前去。给我做粗卷寿司的年轻师傅很早以前就另起炉灶，远走高飞了。不觉之间，那家寿司店也不再去了。

不过，粗卷寿司不错啊！星鳗啦鱿鱼啦煎蛋啦鸭儿芹啦葫芦条啦，好多东西一起钻进一个被窝，看着都让人开心。对了，女人大多喜欢粗卷寿司两端冒出的部位，那又是为何呢？

(1)　“巨人”棒球队，是一支强队。

三十年前发生的事

搬家了。有了书库那样的房间，终于把塞进纸壳箱在仓库里保管了很久的一大堆旧杂志弄回身边。东西这么重这么多，不可能永远保留下去，总要适当处理才行——心里虽这么想，却不舍不弃地一直带到今时今刻。一九七〇年前后的《平凡PUNCH》啦《电影评论》啦《太阳》啦《日本版Rolling Stone》啦《宝岛》啦等等不一而足。《平凡PUNCH》还是大桥步君画彩色封面时的东西，《anan》也从创刊号开始一连几年都一册不少。但由于十五年前被我养的一只母猫发神经撒了尿尿，弄得一塌糊涂。可惜！猫尿可是很不好闻的（人中女人倒也时不时发神经，好在眼下还不至于把水洒到书上）。

好亲切啊！这么想着，拿起旧《平凡PUNCH》一页页翻动起来，发现有篇报道说约翰·列侬一次接受采访时大发脾气。虽然“甲壳虫”已经解散了，但约翰·列侬仍好端端活在世上。发哪家子脾气呢？“我们（“甲壳虫”）四人过去大多数时候对女人是大家轮流拥有的。然而那三个家伙一次都没对阳子(1)动手动脚。这岂非严重侮辱？这实在让我火蹿头顶！”原来如此，原来有那种六十年代背景。世上存在各种各样发脾气方式。

还报道说，连袜裤的亮相也是在那时候，致使商店的内衣卖场卖不出多少三角裤了。就是说，不穿三角裤而直接穿连袜裤的女子多了起来。唔——，人世间居然有这么复杂的名堂。

吉本隆明(2)特集也出现了。当时的《平凡PUNCH》有的地方相当强硬，政治报道也多。吉本先生当时作为新锐思想家在年轻人中间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气（现在也怕如此）。标题是“吉本隆明：谜一样的私生活全貌”。报道说，吉本先生家吃的大半是“自主流通米”。我恨不得来一句这算哪家子“谜一样的私生活”嘛！但毕竟特意去附近米店调查取证来着，付出的努力还是应予以认可的。此外还介绍了在那一年之前江藤淳(3)先生在银座一家高级夜总会招待吉本先生的趣闻。按同去的人的说法，吉本先生倾听了女侍应生的失恋情话，告诉她恋爱是怎样一个东西。嗬！

如此这般翻起旧杂志来，时间不知不觉溜之乎也。搬家物件总也收拾不完，伤透脑筋。可就是欲罢不能。

(1)　约翰·列侬的太太，是日本人。

(2)　1924年生于东京，诗人，评论家。曾参加“安保”学潮，思想激进。

(3)　1933年生于东京，评论家。曾赴欧美留学讲学，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意识，活动范围很广。

世界就是旧唱片店

我的爱好是搜集LP(1)旧唱片。“守备范围”主要是爵士乐，无论去世界哪个地方，只要有时间，都必找旧唱片店。前些日子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天，三天全部泡在唱片店里。同一时间里我太太泡在古董餐具店（那是她的爱好）。这么着，两人买的唱片和餐具的重量把归程搞得死来活去。去了斯德哥尔摩还对市内观光不屑一顾，好一对奇怪的夫妻！

寻找好的旧唱片店的最佳方法，总之就是问当地人，到处打听哪里有旧唱片。准备好市区地图，把要去的场所标上记号。换乘异国城市的地铁、坐大巴，怀抱沉重的物件长途跋涉。设定路线，一天转好几家。也有时候借出租车。赶到一看，不巧人家休息或是专卖重金属摇滚乐的时候也是有的，但那也全然不以为意。到了这个分儿上，可真够认真的啊，连自己都深为感动。就不能把这许多能量倾注到更为有益的活动中去？

我固然相当古怪，但旧唱片店的经营者不乏更古怪之人。斯德哥尔摩一家旧唱片店的老伯是个秃脑瓜子，长相一看就让人觉得别扭，起始态度也不够友好，但去过三天（唱片便是如此之多），到底心软下来：“喂，不想看看更好的？”我说当然想看。于是他把我领到后仓房那样的房间。一看，那里放的许多唱片和外面大同小异（笑）。

带有一张简易床和能做咖啡的洗涤间。看样子，一个人睡在这里，不分白天黑夜整理唱片、查看唱片品质、确定价格。尚未整理的唱片堆积如山。壁橱里隐藏着舍不得拿去店堂的宝贝。唱片按演奏家排列，小心翼翼，一往情深。我不由得多少为之心寒：这老伯到底过的是怎样的人生呢！不过在情理上我毕竟不好说人家，只管承其美意，尽情找了整整一天。找得开心。想来，较之走马观花地观光，还是在旧唱片店后仓房消磨一天或许更有“旅行了”的质感。莎士比亚看破红尘：“世界是舞台”。而村上我很想断言：世界也是旧唱片店。

经年累月跑旧唱片店的时间里，只要摸一下唱片套嗅一嗅气味，就会大体知晓那唱片大体是哪一时期发行的。一瞬间就能分别出哪个是原始版哪个是再版。恕我饶舌，如果把如此热情转而用到多少有益些的活动中去……

(1)　Long playing的略写，长时间演奏的唱片，密纹唱片。单面演奏时间约30分钟。

大衣里的小狗

世上当然有各种不开心的事让人气恼的事。作为我，再没有比被人拍摄面部更讨厌的事了。过去就对照片上自己的脸无论如何也喜欢不来（不是照片上的也谈不上多么喜欢，但照片上的更不喜欢）。因此，对于要求拍摄面部照片那样的工作尽可能予以拒绝。不过，正如保罗·麦卡特尼也要唱歌一样，人生道路曲折漫长，拒绝不得的场合也是有的。

若问为什么不喜欢照片上自己的脸，是因为面对照相机那一瞬间，脸就几乎条件反射地变得硬邦邦的。“好了，放松，笑一笑！”可我紧张得更加往双肩用力，笑容成了死后僵挺的彩排表情。

杜鲁门·卡波蒂作为作家登场时，用在书皮内侧的面部照片极为（近乎病态地）漂亮，引起世间——尤其某方面的——好评。有人问“卡波蒂先生，面部照片照得那么漂亮的诀窍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回答的：“那很简单，只要把脑袋里塞满好看的东西即可。只想好看的东西。那样一来，谁都会照得好看。”可事情不至于那么简单吧？实际试了试，根本不成。想必卡波蒂情况特殊。

不过，在和动物一起拍照时，即使那样的我，表情也放松下来，不可思议。猪也好狗也好兔子也好无峰驼也好什么都好，只要伸手可触的范围内有动物，就能相当自然地露出笑容。这点是我最近觉察到的，原来同一人居然会因为有无动物而表情如此不同。

时至如今，我倒不是想变漂亮（或者不如说想也无济于事），只是心想，如果经常能以身旁有小动物那样的温和表情天天过得舒心惬意该有多好啊！岸田今日子唱的童谣中有一首名叫《小狗为什么暖融融的》，我喜欢这首歌。词作者是岸田衿子。

小狗为什么　为什么　那么柔软

走路把小狗藏在大衣里可好

小狗　小狗　为什么那么柔软

JASRAC出0306718—301

是啊，要是以经常把小狗藏在大衣里那样的温融融的心情度过每一天该有多妙！不过，实际把小狗放进大衣过日子，那怕是相当困难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真是可怕

知道萨莉·凯勒曼那个女演员吗？在罗伯特·奥特曼导演的喜剧片《陆军野战医院》(1)扮演一个表面冷若冰霜实则最喜欢性事的美女护士“热唇”。倒是有味道的个性演员，近来却完全见不到了。

在波士顿的时候，她主演的戏剧《弗吉尼亚·伍尔夫没什么可怕》公演了，我带着怀旧心情独自前去看了。在美国，演员很少演电影，怎么回事呢？原来常有演剧活动。

此剧整场都靠台词，简直泛滥成灾。对骂的粗言秽语也多，台词不容易听懂。但过去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看过了，也用英语看过阿尔比的剧本，所以大体可以理解。演出场所是哈佛大学所属名叫“快餐布丁”的小剧场。我坐在前面第十排正中间的席位等待开演。基本座无虚席。

剧开场了。没办法把神经集中到舞台上，身子在席位上动来动去。为什么呢？因我觉得凯勒曼每次脸朝正面时都好像在盯视我的眼睛，紧紧盯住不放。最初我以为是错觉，尽量不去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为明白无误的确信。她面对观众席讲台词的时候必不可少地定定注视我的眼睛——直接向我进行个人倾诉。

我不曾上过舞台，自是不得而知。不过作为一种演技，也许有的演员表演时要从观众席中选一个人把视线固定在那里。四周观众都是颇有知识分子味儿的白人，东方人仅我自己。所以，即使她作为容易识别的“定点”而将我从观众席间挑出来也没什么奇怪。

如此这般，我的脑袋直到终场都像羊栖菜乱作一团，全然想不起剧演得怎么样。不用说，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实际上凯勒曼可能是高度近视——相距五米以上，连奄美(2)黑兔和保龄球都区分不出——根本看不清我的脸，什么都看不清。但不管怎样，反正搞得我心神不定，根本谈不上看剧。啊，好累！

活生生的人在眼前表演的剧自有其特殊生命力。我虽然不是多么热心看剧的人，但偶尔心血来潮走进剧院，还是能觉出种类不同于电影和音乐会的刺激性，饶有兴味。如此疲惫不堪的时候偶然也有，不过倒是可以成为一个记忆。

(1)　又译为《风流医生俏护士》。

(2)　日本地名，“奄美诸岛”之略。

傍晚的剃须

过去（现在怕也照样），某电动剃须刀生产厂家搞了一个实战广告。抓住一位上班途中的工薪族，让他在路上刮胡须。看到再次剃掉的自己的胡须，这位工薪族感叹道：“刚刚用剃须刀剃过，原来还剩下不少啊！”广告当然编造，但蛮有现实感。

我偶尔也用这个厂家的电动剃须刀，效果却时常同广告相反。首先一点，用这电动剃须刀刮过之后，过一阵子还要用普通剃须刀重刮一遍。何苦找这麻烦呢？第一因为有时间，第二因为有好奇心。前面也说了，总之这一类型的人才能成为小说家。

从结论上说，即使我这顺序也还是刮不净。原因不大清楚，情况似乎是：普通剃须刀和电动剃须刀相比，哪一个刮法都有毛病，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都各有刮不净的盲点。加上早上忙，不管用什么方式刮，都很难有多少人慢慢刮得一干二净。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广告一方面是真实的，却又好像没有触及另一方面的真实，窃以为。事情无论多么琐碎，都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实证性考量。这很关键。

平时我只早上刮一次胡须，偶尔傍晚也刮。例如要去听夜场音乐会啦要和重要些的人物吃饭啦等场合。我过的几乎是没有夜生活的农耕民族式日子，虽然不频繁，但如此情形一个月还是有一两次的。说麻烦倒也麻烦，可是因为傍晚剃须自有其相应的气氛，所以心情还是蛮郑重的：好了，要出门啦！起码不是早上剃须那种单纯义务性、习惯性行为。其中有一个类似生存实感那样的东西。

如此时候还是想用热毛巾捂脸，涂上剃须膏，用剃须刀平心静气地慢慢刮。然后仔细洗脸，洗去剃须膏，再对着镜子检查刮净没有。最后抹上护肤霜，一边受用轻微的“火辣感”，一边换穿刚刚熨过的新衬衫，穿上穿惯了的粗花呢外衣，蹬上皮鞋。这时候，如果在站前有人打招呼：“您好，可以请您用这个电动剃须刀再刮一遍胡须吗？”哪怕再温和厚道的我，恐怕也还是要吼道：“哦？讨厌，滚一边去！”

炸面圈

这次谈炸面圈。这一来，眼下正在认真减肥的人，我想还是不读为好。毕竟是关于炸面圈的。

我向来不中意甜食。惟独炸面圈例外，时不时没有来由地不由分说地想吃炸面圈。为什么这样呢？我想，在现代社会，炸面圈这东西不单纯是仅仅正中间开洞的一个油炸馃子，而大概是综合了“炸面圈式”诸多要素，使之集结为一个圈形结构而以此提升其存在性……呃，所以，痛快说来，这就是我单单喜欢炸面圈的原由。

我作为“驻校作家”（Writer in Residence）在波士顿郊外的斯坦福大学工作的时候，去学校前时常买炸面圈。把车停在路旁萨默维尔“唐恩都乐”的停车场，买两个炸面圈，往自带的小保温瓶里灌满热咖啡，拿着那个纸袋赶去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喝咖啡，吃炸面圈，用半天时间对着桌子看看写写，或同来访的学生说话。肚子饿的时候，有时就在车里直接啃两个炸面圈。结果，那阵子我开的“大众”车里总是掉有炸面圈渣渣。非我炫耀，车座上连咖啡渍都有。

对了，你可知道炸面圈的洞洞是何时何人发明的？不知道吧？我知道。炸面圈的洞洞第一次在世界上登台亮相是一八四七年的事，地点是在美国缅因州一座名叫肯顿的小镇。一个叫汉森·格雷戈里的十五岁男孩作为学徒在一家面包店做工。店里每天要炸很多面包，但炸到面包正中很花时间，效率低。目睹这种情况的汉森有一天灵机一动：如果在面包中间开一个洞，温度会不会传导得快些？一试，油炸时间果然短了，炸出的圈状物尽管形状奇怪，但又脆又香，而且容易咬。“喂喂，怎么搞的嘛（打哈哈），汉森？”“唔，这个、不坏的哟，老板！”这么着，炸面圈诞生了！这么活灵活现地痛快描述起来，你也许不信，担心受骗上当。但这是真的，一本书上写得清清楚楚。

刚出锅的炸面圈么，颜色也好味道也好脆生生的口感也好，都好像充满鼓励人多吃的善意。只管吃，吃得身体棒棒的，什么减肥不减肥，那玩艺儿明天开始不迟！

版画

德彪西有一首乐曲：《版画》。分三部分，首先是“宝塔”（pagodes），其次是“雨中花园”，最后是“格拉纳达之夜”。钢琴以乐声像印象派绘画那样细腻描绘出每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场景。乐曲优美动听，有机会务请一听。

高中时代我时常用唱片听一位名叫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的钢琴家的演奏。一遍一遍又一遍反复听个没完，一直听到唱片支离破碎，听得滚瓜烂熟。里赫特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人，在那之前从未在西方露过面，是个迷幻般的钢琴家。一九六〇年前后第一次去外国演奏旅行，在意大利做了现场录音。这首《版画》也是那时的演奏，的确是光芒四射的演奏。指法强劲有力，却又极为敏感细腻，而且深处荡漾着仿佛黏糊糊的情念那样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或许应该说是“鬼气逼人”。和所谓“德彪西风格”或许多少有所不同，但在所有《版画》的演奏之中，我个人至今仍最喜欢里赫特此时的演奏。

不过，里赫特这场演奏由于是现场录音，最后有听众掌声进来。这掌声也够好的。到底是意大利，在乐曲最后一音即将被吸入空气消失而又尚未消失那一瞬间，就好像对歌剧独唱时的绝妙呼应那样“哇——”腾起狂热的掌声和欢叫声。从中切切实实感受到观众对他的演奏是何等如醉如痴。真正的掌声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完美的掌声！这么着，就连掌声也和演奏一起深深输入我的脑袋。

这样，你不妨认为一天作为“课外授业”被从学校领去了音乐会。一位有名的日本女钢琴家独奏音乐会的节目表正巧有《版画》。虽然没有里赫特的演奏那般令人感动，但公正地说，那是一场别有韵味的优雅的演奏。演奏结束时，我当然鼓掌了。但糟糕的是，由于听音乐听得忘乎所以，我鼓掌的时机和录进里赫特唱片的掌声一样——在乐曲最后一音即将被吸入空气消失而又尚未消失那一瞬间条件反射似的“哇”一声鼓掌的。这可太丢人了。这里是日本，那种时候鼓掌的，除了我别无他人。羞得我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现在也时不时听《版画》，每次听得有掌声进来都想起那时的事，脸一下子红了。人生当中感动多多，但丢人事也同样多多。也罢，光是感动多多想必也够累人的了。

相当有问题

快到三十岁时，心血来潮地动了写小说的念头，碰巧拿了文艺杂志的新人奖。所以我没有习作这个东西，一开始写的就整个儿成了“商品”。那时倒是不以为然，心想也就那么回事吧。如今想来，可真是够厚脸皮的。

接到获奖通知，去位于音羽(1)的出版社见了责任编辑。然后去出版部长（大概是吧）那里寒暄。一般礼节性寒暄。结果对方来了一句：“你的小说是相当有问题的。啊，加油吧！”那口气，简直像要把误入口中的东西“呸”一声吐出去一样。这个家伙！是部长也罢不是也罢，说话怎么可以那么大口气呢！当时我想道。一般人都要那么想的。

至于为什么给人那么说，是因为我写的《且听风吟》那本小说引起了很多物议。就连出版社内部也有人说“这么零敲碎打的小说算不得文学”。那么说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既然给了奖——就算给的很勉强——那么至少表面上也该多少客气一点嘛！

但时至如今，傍晚一个人坐在院里椅子上细细回想人生旅程，开始觉得自己这个人也好自己写的小说也好的确是相当有问题的（现在也同样）。这样一来，我就想，相当有问题的人写相当有问题的小说，即使给人指脊梁骨也是奈何不得的。而这样一想，心里就多少畅快起来。自己的人格和作品哪怕再受指责，都可以满不在乎地来一句：“对不起啊，本来就是相当有问题的嘛！”比方可能不确切，就算台风和地震给大家带来了麻烦，也只能说道“有什么办法呢？本来那就是台风（地震）嘛！”——二者是同一回事。

前几天德国有报社来信了。信上说，一家有人气的电视台的公开文艺批评节目选了我的德译本《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著名文艺评论家莱夫勒女士说道：“这种东西应该被赶出这个节目。这不是文学，不过是文学性快餐罢了！”对此，八十高龄的主持人站起来（为我）热烈辩护。最后，莱夫勒女士火冒头顶：“哼，再不来做这么不愉快的节目了！”说罢，当即从坐了十二年的正式评论员座位上走了下来。信上问我对此是怎么看的。“所以我不是说了么，本来就是相当有问题的，不骗你”——我倒是想这样告诉所有人……

(1)　地名，位于东京都文京区西部。

多此一举的飞机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坐飞机去了北海道。这么说，倒好像快乐无比，实际上却一点也快乐不起来。入住千岁空港旁边一家旅馆，在那附近办事办到很晚，第二天又乘早班飞机返回羽田。忙得就连吃饭也是旅馆里应付了事。我要堂堂正正大声断言：哪怕再是为了工作，这趟旅行也太不像话也太少见了——除去想从地面观看大体与实物一般大的飞机起降的人。

所以，至少想带一本没看完的书在往返飞机上集中看完。却没有看成，看不成。为什么呢？因为干扰太多了。我乘坐的是JAM（假名）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数了数，除了起降时必要的信息，光是想得起来的就有以下播报和各项机舱服务：

（1）JAM卡的介绍。喋喋不休地介绍加入JAM卡是何等方便、可以享受何等丰富多彩的服务。

（2）您用靠枕吗？你看报吗？杂志呢？（一切说NO）

（3）机长导游（呃，本机正在通过仙台上空。比预定时间晚5分钟左右。喏，很快可以从右侧窗口看见什么）

（4）饮料服务。还有，“您还需要点什么？”

（5）肉包服务。不要。

（6）下面将用您眼前的荧屏播放NHK早间新闻。请利用您手旁耳机的第1频道。

（7）为您准备的Christian Dior(1)特制时尚T恤，胸部晃动漂亮的D字。另外，还作为夏季特别促销活动特别提供JAM机舱乘务员倾情使用的手袋。

（8）糖果服务。不要。

（9）告别寒暄。这个有也无妨，但内容相当啰嗦：“夏天接近尾声了，红色的一串红花宛如美丽的地毯装点着街头巷尾，看着让人赏心悦目。请大家好好度过这个夏天，注意别苦夏。今天承蒙乘坐JAM航班……”

不过是一小时的飞行时间，如此接二连三集中干扰起来，根本谈不上看书。啊，那“空中飞行的被褥房间”般的、冷漠至极的蒙古航班是多么令人怀念啊！

(1)　法国著名设计师名，商标名。

和炸肉饼的蜜月

以前我养了一只名叫“炸肉饼”的炸肉饼颜色的大公猫。理所当然，每次看见这只猫我就想吃炸肉饼，伤透脑筋。不过，炸肉饼作为食物倒是恨不起来。我喜欢吃。至于喜欢炸肉饼的人有没有坏人，我自是不晓得，但对于面对餐桌忘我地吃炸肉饼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用棒球棍从身后突然给他一下子。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他吃烤肉就可以但打无妨（自不待言）。

我家太太不喜欢做用油的食品。记忆中，结婚以来她从未做过炸肉饼和“天妇罗”什么的。因此，如果想在家里吃炸肉饼，只好去哪里买回来或我自己动手。我对做菜不怎么难受，兴之所至，时不时鼓捣炸肉饼。

买回马铃薯，煮了捣碎，加肉搅拌做成肉饼形状，蘸上面粉，一个个用保鲜膜包起来冷冻。想吃的时候，就随意拿出几个出来解冻油炸。懒得一次次细细鼓捣，索性集中做足够半年吃的，投进冷冻室。当时因故买了商用巨型电冰箱，没问题。如此这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得以同炸肉饼保持无比纯真而充实的友好关系。

可是，灾难简直就像小田原厚木公路段的便衣交通警车一样静悄悄埋伏着等你。某日，电冰箱突然坏了。想必漏气了。电是通的，却全然不制冷，致使集中冷冻的“油炸饼料”眼看着变软，像死去的奥菲利娅(1)一样受到致命损毁。不巧又是周末，想修理也没人来。万般无奈，决定尽可能多多炸来吃——总比扔掉好——是的，是吃了。吃了整整两天，差点儿撑死。苦啊！这么着，往下几年一看见炸肉饼就讨厌。甚至梦见被穷凶极恶的炸肉饼军团包围起来拳打脚踢。

不过，时间流逝，不幸记忆渐渐淡薄，同炸肉饼也得以言归于好了。集中鼓捣冷冻的精力固然没有了（一想到电冰箱可能出故障就胸口作痛），但商业街肉店刚刚出锅的炸肉饼偶尔还是买的。另外还在旁边一家面包店买刚炸好的面包，去附近公园把炸肉饼夹在里面，不想麻麻烦烦的事，只顾吃个不停。世上有许多美食店，但就快乐来说，哪里也比不上在晴朗得令人心旷神怡的秋日午后坐在公园长椅上无忧无虑地大吃特吃热气腾腾的炸肉饼面包那一时刻。比得上吗？（反语）不过，这本书谈食物谈多了吧。

(1)　Ophelia，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恋人，因目睹哈姆雷特的怪诞行为等原因投水而死。

教不了

知道吗？夏目漱石当过学校的老师。《哥儿》的主人公是数学老师，但漱石本人教英语。在那个时代留学英国是很稀奇的，发音好得出类拔萃，学生无不惊叹。作为老师热心而有才能，并且具有不为既成教学法束缚的独特的思考方式，上课要求严格，但仍为众多学生仰慕。但他本人说“我不适合当老师”，踢开东大教授职位而当了作家。我也认为较之每天去哪里上班，还是在家里写小说自在。

不用说，漱石后来作为作家成了大器，奠定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基础。可惜晚年搞坏了身体，在家里卧床不起。毕竟是胃痛（一看就知道是胃可能不好那一类型的人）。不料，一天弟子铃木三重吉去看望时，先生正蹲在茶室檐廊里，教附近穿着脏衣服的十二三个小孩学英语。胃好像仍在痛，脸上没有精神，但教法亲切认真。孩子们回去后，三重吉问那是哪里的孩子，漱石说：“不知是哪里的孩子，反正是来求我教英语的。我是个忙人，只教今天一次好了。我问到底谁叫你们来我这里的，回答说知道我是了不起的人，就以为英语也懂，所以跑来了。”

不过，忍着胃痛在檐廊教——“只教一点点，伯伯我忙”——附近脏孩子英语的漱石形象，那可真是感人啊！令人莞尔的场景。这是《英语教师夏目漱石》（川岛幸希著，新潮选书）那本书中介绍的趣闻。尽管说“我不适合当老师”，但漱石对教课本身想必决不厌烦。

非我信口开河，我一向不擅长教别人什么。自己一个人孜孜矻矻学习什么对我并不痛苦，但没办法将那东西嚼碎后讲给别人。妻冷冷说我“归根结底你这人就是只考虑你自己”。不是那样的，我只是不擅长罢了。教着教着心焦意躁，不检讨自己的教法不好，而是嫁祸于人：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也许人的器量小，横竖当不成好老师。

过去有人问一位有名的击球员击球的秘诀，击球员认真回答说：“就是鼓劲猛打飞过来的球。”那种心情我也并非不理解。回答本身也无懈可击。此人已经退役，现在是一支球队的教练。不过，世上不适合教别人的人我想也是有的。

啊，不妙

若干小小的好运联翩而至那样一天是有的。

例如在斯德哥尔摩借出租车时便是如此。请对方把车送来酒店：萨博(1)9—3，闪闪发光的新车，而不是往日的样品车欧宝(2)Astra。季节是五月，天空晴成斯堪的纳维亚蓝（Scandinavia Blue）。心中打算沿高速公路径直南下，途中找一家乡间旅馆住几晚，然后连车乘渡轮到丹麦那边去（现在桥已通了，但当时还是轮渡优雅地往来），不错吧？在当地的工作也总算结束了，我们准备以晴朗的心情来一次自由自在尽情尽意的长途兜风旅行。

一大早退了酒店房间，发动汽车引擎（突突突！）。穿过市区，进入高速公路。手动换挡简直就像用热刀切奶油一般流畅轻快。如果要我在人生中选出一打最幸福的早晨，这天早晨想必入选其中。

途中在美丽的湖畔一家餐馆吃色拉和鱼，吃罢继续南下。路旁满目新绿，萨博的引擎合着车内音箱中流淌的《驿号小夜曲》轻松惬意地歌唱着。美好的一天。不料这时坐在旁边的生活伴侣就像从现实这个无法坐视不理的行囊底部掏出两个星期前忘记刷洗的网球鞋一样提出一个凄惨的疑问：

“嗳，对了，护照和旅行支票和回程机票可带来了？”

“……”

护照和旅行支票和回程机票？

是的，我把贵重物品一古脑儿装进袋子寄存在酒店保险柜里，退房时忘记拿出来了。看行车里程，已经距斯德哥尔摩往南开出二百五十公里了。二百五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浜名湖的距离，且时间已近下午三点。我深深叹了口气，把车停在路肩。而雨就像等待这一时机似的淅淅沥沥下了起来。

右转弯折回。不能不折回。好歹回到斯德哥尔摩那家酒店时，天彻底黑尽（进城后迷了路）。疲惫，加上徒劳感，使得两人话都没有了。幸运事集中找上门来之后必然要你退回老路，人生便是这样一个东西，真的。

至今看斯德哥尔摩地图时，那天发生的事仍浮上脑海，再次感叹“好事多磨”。尽管我觉得瑞典怕也不愿意因这件事被人记住。

(1)　瑞典汽车商标名。

(2)　德国汽车商标名，汽车制造厂名。

人为什么爱寿司

我生在关东长在关西(1)，提起散寿司饭，不管总理大臣说什么，也不管安南联合国秘书长说什么，我都要说那是寿司饭中所用各种配料切得最细、最富于色彩的寿司。把薄鸡蛋饼切得细细地撒在上面，总好像有一种让人心情豁然开朗的韵致，乃是运动会永远受欢迎的盒饭内容。前几天看见母亲把煮好的寿司饭放进小木桶里摊开后用电风扇吹凉，感觉真是开心。白濛濛的热气犹如可歌可泣的无名魂灵冉冉腾起，轻柔的醋味儿微微漾满厨房。

可是回到东京后，一天在寿司店点“散寿司饭”，端上来的却是白饭上面零零碎碎撒着各种各样寿司那样的寿司饭，不由得大吃一惊。当然关东关西有别，鳗鱼也好杂煮也好，无论味道和做法都不一样。尽管如此，东西散寿司饭的概念差异如此之大也还是让人瞠目结舌。名称相同，而实物却完全是另一个东西。就好比根据照片指名要的“阿惠”，而出来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巨乳“阿惠”小姐……这么说你怕也不大明白这个比方是怎么回事，也罢，算了。

已经在东京生活三十多年了，如今也已习惯“江户(2)式散寿司饭”了，喜欢当午饭来吃。可到底还是关西风味好吃。东京也有几家提供足够可口的纯关西风味散寿司饭，我时不时下决心去吃一顿：“今天来关西散寿司饭如何？”我喜欢的是位于麻布的B店。这里的散寿司饭拌的海苔甚是赏心悦目，白饭几乎变得黑漆漆的，轻轻拨开上面星星点点撒着的种种样样搅拌好的配料（小鲷鱼啦豌豆啦香菇啦等等），这黑漆漆的海苔饭简直像刚过幼年期而趋于成熟的深层意识一样“锵——”一声闪露出来——一种无可言喻的愉悦，是的。

说回江户散寿司饭，《贤者的食欲》（里见真三著，文艺春秋版）那本书里有这样一则趣闻：演员志村乔独自吃散寿司饭时碰上山本嘉次郎导演，志村把饭上面的鱼类全部移到小碟子里，和饭分开来吃。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志村出身于原来的武士之家，从小就被严格管教说“不可以把东西放在饭上面吃，有失体统！”而他表示“不过这散寿司饭我倒是喜欢”（苦笑）——即使费这种个人性质的麻烦，他也还是禁不住要吃。

志村的心情可明白了？散寿司饭这食物，就是具有超越某种模式和道德的神奇魅力。

(1)　关西指以大阪、京都为中心的日本西部，关东指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东部。

(2)　东京旧称。

一塌糊涂的场景

这回谈卫生间。不中意这类不美话题的人和马上要吃饭的人，最好别看，跳过看下一篇。

我生来就不知道便秘是怎么回事。有人骂我“那岂不跟猴一个样”，但猴也罢獾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毕竟人生苦难少一些为好。只是，即使这样的我也有两次——仅仅两次——“尽管有便意却出不来”。直截了当说吧，出来的东西又缩回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便所一塌糊涂，简直超出想像。第一次遭遇是在希腊阿索斯半岛一座小修道院。这个便所以前在哪里写过，这里省略不提。

第二次是借住无人荒野尽头一座蒙古军国境警备队宿舍的时候。这里的便所（或者莫如说是粪坑）又脏又臭，较阿索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上使用人数多，成了不大不小的粪池，不折不扣是噩梦场景。人是蹲在一条横木板上解手的，看样子下面很深，一想到木板忽然断裂可怎么办，就吓得不敢靠近。汤圆大小漆黑漆黑的苍蝇群兴奋不已似的“嗡嗡”飞来飞去。我去了好多偏僻地方，自信能够在差不多所有的便所里解决问题，但惟独这两处吓得半途而废。

但是，最近读了安德鲁·蔡金写的《人在月球》（NHK版）这本关于实施阿波罗计划时的宇航员们的纪实作品，得知我这些体验还只不过是温吞水罢了。而在宇航舱内解手（大解）乃是一场绝对超出想像的大麻烦。

感到有此需要了，宇航员取出带黏合剂的塑料袋紧紧贴在赤裸的屁股上。“东西”出来后，要用手指隔着塑料袋拉出。因为在无重力状态下无法自然掉下，必须自己拉出。顺利拉出后，接着打开杀虫剂密封器盖子。装入袋中，将“东西”彻底搅拌混合。这一过程要花一个小时，臭气简直臭不可闻——书中这样写道。那想必是的。请想像一下在门窗紧闭的本田思域车中三人轮流大解的情形好了。

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拉肚子而来不及处理的话，宇航员就要飞起来像“抓蝴蝶一样”将同事的粪渣——变成不规则球体飘在舱中的粪渣一个个拾起归拢在一起。因为实在太臭了，那时间里必须使用应急氧气瓶才能呼吸。读到这里，心想不去什么月球不也蛮好的嘛！

广阔的原野

以往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新宿西口什么也没有。这里说的“什么也没有”，并没有什么复杂含义，不意味“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啦“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啦等等，而的的确确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广阔的原野。如今那里有酒店有政府大楼，反正高楼林立。

至于什么变得方便了，我倒是说不清楚。不过反正方便了吧。毕竟有为数相当不少的人在这一地区上班或购物。但就我村上而言，并没怎么实际感到方便了。我觉得，即便新宿西口一如往日仍是一片原野，也没有什么（完全没有）不便。甚至莫如说，还是那样爽净畅快。

虽说那里原本什么也没有，但作为未来城市计划的一部分，那时就已把下水道准备妥当。在新宿玩得晚了懒得回宿舍或借宿处时，倘季节还不太冷，就和朋友一起在那里横躺竖卧。那时还没有流浪汉，不过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三三五五消磨时间等待早上到来罢了。下水道里整洁安全。总的说来，有一种共同体般的亲密氛围。

一次，一个想当摄影师的朋友把我的形象照了下来。黑白照片。长头发，十九岁，坐在混凝土地面，靠墙吸烟，穿一件没有熨烫的衬衫，一条蓝牛仔裤，一双胶底系带翻毛皮鞋，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表情。时间是后半夜三点。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夏天。

他很中意这张照片，放大了给我。前面也写了，我不喜欢照相。但惟独这张照片我自己也觉得不坏。我这个人背负的东西在那上面清清楚楚浮现出来。粗粒子中鲜明切取了时代的空气。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小心保存那张照片，但一再搬家过程中丢失不见了。

照那张相的夜晚的事至今记忆犹新。近处孤单单蹲着一个瘦瘦的男孩，于是我朝他搭话。立川一所高中的三年级学生。“不想回家，”他说，“恋人怀孕了，让她怀孕的人不是我。”记得我想安慰他，却安慰得很笨拙。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每次去新宿西口，我都心想：这里过去有的只是一片广阔的原野啊！尽管想也无济于事。

夹馅面包店

日常性使用电脑的人想必知道，“B”一声按下电脑开关，要等一会儿界面才能完全显现。上网获取信息也需要花时间。盯视显示屏静静等待自然焦躁不安（任何新的便利都要无一例外地带来一种新的不便），那时间里大家做什么呢？

我姑且忘掉显示屏，转过头悠悠然看小开本书。“悉听尊便，也悉听我便”——便是这样一种豁达态度。因为只能这样啪啦啪啦断断续续地翻阅，所以太长的情节复杂的书（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就不适用。可另一方面，翻阅手头杂志也觉得纯属“消磨时间”，没滋没味。这个那个尝试下来，结果童话最好。

现在读的是《英格兰童话集》、《苏格兰童话集》、《爱尔兰童话集》（FLARE文库，福原麟太郎译）。虽是从家人书架上随手挑出来的，但半看不看地看着看着，开始看出滋味来，竟聚少成多地埋头看了许多。原版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现在读来，文体相当陈旧——这种地方尤其有童话味儿，再好不过。

“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住在小河旁的小房子里。两人都很开朗，从不嘟嘟囔囔发牢骚。有房子有院子，还有两头油光发亮的母牛和五只母鸡、一只公鸡。另外有一只上了年纪的猫、两只小猫仔。两人因此觉得自己十分富足。”

这是故事的开头。嗯，气氛不坏。那么，故事接下去到底怎样呢？即使已远离少年岁月的人读来，也相当心动。但实际上，“十分富足”的老公公和老婆婆只出现在开头，再未露面。被一下子甩出故事框架，直接淹没在忘却之中，故事绝对离奇。童话总是免不了这种结构性离奇，读下去饶有兴味。

等电脑时间里翻动童话集的书页，实在妙不可言。界面万事俱备之后，也会这么读一阵子。小小的夹馅面包店以后的命运如何呢？哪位有兴趣请自己读读看。

袖珍晶体管收音机

有一位名叫阿尔玛·柯冈的英国流行歌手。演唱时间是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已是相当久远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倒不是说因此之故，但每次想起这个人的名字，脑海里就不由得浮现出“朝为红颜，夕为白骨”这句话(1)。

意思是说，早上还是红光满面的年轻人，而到了傍晚就完全沦为白骨。故人之生死，难以预测。即使在哪里听得这句话，也请别问“睾丸有骨吗？”这里说的是红颜，睾丸无骨。我想没有，大概。

绕弯子了，说回阿尔玛·柯冈。此人唱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这首歌，在日本也走红了。歌词内容是这样的：“他每次都来和我相会，在我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里，为了让我听最流行的歌曲。”最后两人结婚了，“上了年纪也要一起听音乐”。那还是晶体管收音机还是稀罕物年代的事。晶体管收音机这个词儿听起来觉得新鲜，甚至产生了“晶体管女郎”这个流行语，指的是身段小巧玲珑而富有性感的美丽女郎。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这首天真烂漫的歌曲。因为当时也正好同样拥有一个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听流行歌曲听得入迷。一按开关，瑞奇·尼尔森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歌声就在耳边响起。音量虽小，但毕竟是整个拿在手里的小玩艺儿，去哪里都可以带着，得以与之亲密无间地独自听音乐。只要有了音乐，别的概不需要。开心啊！

另外，虽说我始终一贯对音乐如醉如痴，但这个小小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好比我音乐生活的原点。音响器材发展了，听的音乐也由迈尔斯·戴维斯、巴赫向“红辣椒”突飞猛进（怎么说呢，未免气势汹汹），但我心底总有那个小收音机的身影，就连那黑色皮套的气味儿也清晰留在记忆中。而且，每次在哪里听得阿尔玛·柯冈的老歌，一个十一岁少年所感觉的风的轻柔、草的芳香、夜的幽深就会活生生苏醒过来。

音乐是真好啊！那里总有超越道理和逻辑的故事，有同故事密不可分的深邃而温馨的个人场景。假如这个世界不存在音乐这个东西，我们的人生（即某一天变成白骨也无足为奇的我们的人生）势必成为更加难以忍受的东西。

(1)　阿尔玛·柯冈在原文中写作“アルマ·コーガン”。而“コーガン”同“红颜”的日语发音“こうがん”相同。

天上的血红玛丽

坐国际航班，饭前必问要什么饮料：“您喝什么？”这种时候我一般要血红玛丽。

血红玛丽知道吧？往玻璃杯里放入冰块，把伏特加用番茄汁稀释之后，滴上一滴调味汁，再轻挤柠檬汁淋上去。细说起来是说不完的，总之要领是这么回事。

若问我是不是喜欢血红玛丽，并不特别喜欢。回想起来，除了坐飞机基本不曾特意要过这东西。那么，为什么只在坐飞机时要血红玛丽呢？这是因为，好容易去海外旅行，总要啤酒啦威士忌啦等平常之物怕也没什么意思。其中应该需要某种有喜庆色彩的东西。

话虽这么说，飞机毕竟不是专门的酒吧，即使要伏特加吉姆雷特鸡尾酒或干马丁尼酒，也不会有好喝的上来。于是血红玛丽就成了最后妥协方案。说痛快些，不外乎伏特加掺番茄汁罢了。

不过，若说有没有好坏之分，却是意外有的。实际比较各条航线端出的血红玛丽味道，差别简直大得惊人。

A级　伏特加和番茄汁以恰到好处的比例混合在一起，连同适量冰块装入大号玻璃杯。调味汁也毫不含糊。端来这种血红玛丽，顿时涌起幸福感。哪怕随时掉下去也觉得值（这是谎言）。

B级　将小瓶伏特加和血红玛丽搅拌罐分别端来：“请您自己随意掺对！”尽管态度不无冷漠，小桌板也麻麻烦烦不适合掺对，但毕竟允许自己随意调合。

最差的是下面某条航线。

C级　调合比例一塌糊涂（伏特加多得不行，番茄汁少得可怜）。况且——或许做完过了很长时间——冰块化了，整个水津津寡淡无味。这种血红玛丽被“喏”一声递到手上，心想下次才不坐你的飞机呢，哼！虽说充其量一杯血红玛丽，不值得这么大动肝火。

所以，诸位航线人士，务请为我尽量端来美味可口的血红玛丽。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满心欢喜。毕竟如今变得只能以血红玛丽的味道为基准才能想起航空公司了。

白色的谎言

我不擅长说谎。但对说谎本身并不怎么讨厌。说法或许奇怪，即“尽管我不擅长说深刻的谎话，可我相当喜欢无害的胡言乱语”。

过去，曾有一家月刊求我写书评。我是写书的，而不是批评别人的人，如果可能，不想写书评。但当时因故接受下来：“也好，写吧！”问题是，按常规写起来没有意思，于是决定捏造几本子虚乌有的书来详加评论，如品评虚拟的人物传记之类。干起来令人十分愉快。捏造固然消耗脑浆，但读书时间省下来了。而且，对凭空捏造的书不至于产生个人怨恨，不会心想这个混球，尽写这么不伦不类的东西！

写这种伪书评的时候，一开始就已做好精神准备，准备事后接受有人来信投诉“休得胡说八道！”或询问“去哪里能买得这本书”。不料，信一封也没来，颇有些让人气馁，或者说让人释然。说到底，我甚至觉得月刊书评那玩艺儿恐怕是没什么人当回事的。究竟怎么样呢？

还有，现在我倒是比较认真地回答了，但当时年轻气盛，即使接受采访也每每信口开河。对方问正在看什么书，我就回答：“这个么，近来常看明治时期的小说。喜欢参与初期言文一致运动的非主流作家，具体说来，如牟田口正午、大阪五兵等人的作品，即使现在读来，我想也足够刺激。”不用说，哪个作家都子虚乌有，纯属捏造。可是，这等事谁也不明白。对这种信口雌黄的事我是比较擅长的，或者莫如说手到擒来。

日本有“红红的谎言”(1)的说法，你知道谎言为什么是红色的吗？这是因为，奈良时期(2)的日本有一种酷刑：对恶意说谎的人，往嘴里塞进十二张红色大福饼使其窒息而死——这也照样是说谎。为什么是红色的呢？过去我就耿耿于怀，打算迟早研究一下。无奈几十年来一直忙得腾不出手（说谎），研究还没开始。

英语有个说法“White lie”，意为“无罪的（逢场作戏的、礼仪性的）谎言”（这是真的）。一如字面所示，“白色的谎言”。我的谎言总的说来接近这个。应该是无害的。毕竟，给人往嘴里硬塞十二张红色大福饼是吃不消的。

(1)　“真っ赤な嘘”，弥天大谎，完全无中生有。

(2)　日本定都于奈良的时期，公元710—794年。

奇怪的动物园

我喜欢动物园。去外国旅行时常去当地的动物园，去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

去中国大连的动物园时，有个笼子挂一个只简单写一个“猫”字的标牌。笼子不很大，里边躺着一只猫。极普通的猫。我想不至于，就认认真真观察一番，但无论怎么观察，都彻头彻尾是一只常见的褐色条纹猫。当时我颇有时间，于是站在笼前看那猫看了好一阵子。猫弓成一团静静睡着，眼皮全然不睁，看样子睡得甚是香甜。

跑来中国一趟，何苦看一只再普通不过的猫看得这么入迷呢？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不过相当美妙的哟，这个。自不待言，睡觉的猫世界哪里都有，而观看动物园笼子里的猫的机会却不是那么多的。我切实感到中国到底是个深有底蕴的国家。

在米兰的动物园，一直跟熊玩来着。那是一只吃树叶的大黑熊。

站在跟前看去，那只熊大口小口吃着偶尔随风落进围栏的大幅树叶，吃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也试着揪来那里的树叶投给它。它站起用爪子轻轻接住，送到嘴边吃了起来，样子甚是可爱。

那时我也相当清闲（我基本是闲人），三十分钟时间里一直揪附近树上的大树叶，接连不断投给熊吃。我也时不时想吃蔬菜色拉想得不得了，因此大体可以想像熊君的心情。看上去动物园也相当清闲，那时间里几乎没有人走过。但不管怎样，一次喂那么多树叶能合适吗？但愿别过后坏肚子。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讲一个男子被外星人骗走，被关进那颗星球上的动物园。笼子（或者应说是围着玻璃的卧室）挂一个标牌：“地球人”。那颗星球上的人都来看热闹。这么着，为了“配对”而一起关进了一个性感金发女郎。所以——倒是不好说所以——进一次动物园笼子或许也不坏，我可是时不时有这样的念头。你怎么样？没这样的念头？恐怕还是我不正常。

这样就行了

非我瞎说，有生以来一次也不曾——哪怕一次——打心眼里往外感叹“村上君好英俊啊！”在车站等电气列车时并没有哪位女性递过信来：“在路上对你一见倾心。”丑得让人背过脸去的记忆诚然没有（或者有而没察觉亦未可知），但被人出神地盯视的时候也不曾有过。

其实也不光我，鼓捣出这个残缺而不知明日如何的“人世”的大部分人恐怕也都在那种不甚可歌可泣的幽暗地带任劳任怨日复一日地活着——反正我是这么随意想像的，也许并不如此。

我家太太时不时对着镜子小声叹道“啊，真想生得漂亮些啊！”（我母亲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我从未盼望生得英俊些。记不确切了，我想不曾盼过。

我这么一说，太太就瞠目结舌：“你这人也真够厚脸皮的了，究竟算怎样一种性格呢？”可那不对，我决非厚脸皮。迄今为止，记忆中不曾有什么不如意，也没觉出不方便，所以我只是实话实说，“这样就行了嘛！”绝对不是强调“现在已足够英俊”。这里面有很大区别。

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记忆里虽然不曾被不确定的众多女性甜言蜜语，但我对若干女性怀有个人好意的时候是有过的。所幸其中几个人也看中了我，和我交往了一段时间。现在想来能够断言的是：看样子她们并非由于英俊这一个原因而中意我的。而恐怕是综合了我的想法、感觉、爱好、谈吐等种种要素（我甚至悄悄自负，脸蛋也应该多少包括在内）而看中——尽管是一时的——作为综合体的我的。

毫无疑问，这对于我乃是超越英俊还是不英俊的富有营养的事实，对于我度过漫长而麻烦的人生是相当大的鼓励。正因如此，我才说就这样也没什么不如意，并不盼望变得英俊些。

这也算是厚脸皮，这？

是厚脸皮吧，想必。抱歉。

圆周率老伯

早上起得早（一般五点左右），常听广播。在厨房做咖啡或烤面包片时间里，基本打开NHK早间广播节目。倒也不是听得多么认真——此外无事可干，半听不听地听着。

早上五点就听NHK广播节目之人的绝大多数是——可想而知——老年人。播音员也完全像对老人讲话那样播报，介绍的来信大多来自老人。音乐也不是热门歌曲排行榜前二十首里边的，而是大田区儿童合唱团唱的瀑廉太郎的《花》那种涩味十足的东西。

近来听的过程中，一个节目念了一位六七十岁男子的来信。此人某日决定背圆周率——能背多少背多少——现已背到六百位。他说，每天早上都行云流水背诵一遍。这样可以防止大脑老化。世上什么人都有。

不过我想，此人在家里恐怕很难实际得到家人尊敬。天天早上大声背圆周率背到六百位，再是家人也难免渐渐厌烦起来。诚然是一项伟大的成就，问题是现实中很难出现需要六百位圆周率的事态。

将圆周率密码化，然后用强力电波向宇宙不断发送——这样的研究过去倒是在哪里有过，现在莫非仍在进行？为什么要发送那样的电波呢？为了同宇宙某处可能存在的知性外星人取得联系。为什么发送的是圆周率呢？据说，圆同其直径的比率是各国通用或者应说是宇宙通用的东西，任何文明达到一定阶段都必然发现圆周率。所以，将圆周率把握到怎样精确地步，就成了衡量文明的一个尺度。

因此，特拉法尔马星人解读电波送过来的密码，从而得出这样的认识：“喂，老兄，那边太阳系方面好像有懂得圆周率的文明！”（受到过去日活电影(1)影响的外星人）“哦——，不得了，知道六百位了！郁闷啊，过去投一颗超级氢弹好了！”这一来，倒是有些麻烦。

可我何苦从一大早五点就担心特拉法尔马星人呢？这恐怕也是因为圆周率老伯出场的关系。NHK广播也成问题！

(1)　日本“日活”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

中央公园的隼

日前一大早去中央公园跑步，发现贮水池铁丝网上有一只隼。隼这种动物只在动物园笼子里看过，让我大吃一惊。而且不是在山中，是在纽约市的正中。我不由得使劲揉了揉眼睛。但无论怎么看都必是隼无疑。我停住脚步，目不转睛地注视它那光滑剽悍的羽毛和冷静而野性的眼睛。多么美丽啊！

去纽约时，一般都在曼哈顿东部或靠近中央公园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中间那里找酒店下榻。以地段来说，其实偏下一些的书店和旧唱片店集中的Village或SOHO一带更适合我的口味，但那无论如何都敌不过中央公园清晨跑步的诱惑，结果还是住在了这边。假如纽约没有中央公园，我甚至觉得我不会去那样的城市。

我不知道，原来我发现的隼似乎是相当可以的“名人”。隼一般在悬崖峭壁筑巢，但一来细想之下纽约的高楼大厦和“悬崖峭壁”差不多，二来中央公园里小鸟和松鼠等食物也不缺。这么着，这只隼君就在这大都会的核心地带悠然（是否如此自是不知）度日。夫唱妇随，好像还生儿育女了。被猎为食物的松鼠和小鸟怕是麻烦事——“哦，吓死人了！”——但那就是自然界，奈何不得。

借摩天楼（够老的了）檐下筑巢的纽约之隼，好潇洒啊，羡慕之至。不过说实话，我有极度恐高症，在那么高的地方横竖生活不得。或者莫如说，有恐高症的人压根儿与隼君无缘。

跑到中央公园上头那边，再一下子掉头转弯跑回酒店，差不多十公里。惬意的距离。空气好，公园里几乎没有交通信号。时值秋季，汗只出一点点。洗罢淋浴换上衣服，走进附近咖啡馆点早餐：带香肠、鸡蛋的煎薄饼。我一边喝热黑咖啡一边琢磨隼。那只隼可能好端端吃上早餐？

差不多什么赌我都敢打：六点多钟能碰见一只美丽的隼——比这更美妙的一天怕是没有的。

像恋爱的人一样

处于特定状况，必有一支歌浮上脑海。比如仰望星光灿烂的夜空，口中就不禁哼出《像恋爱的人一样》（Like Someone in Love）那支老歌。知道吗？那是爵士乐世界广为人知的标准曲。

最近忽然察觉

不知不觉时间里

一个人一动不动看星星

或者听吉他曲听得出神

简直像恋爱的人一样

热恋当中是会有这样的事。意识就像蝴蝶在心情舒畅的空间里翩然盘旋，忘记自己此刻正在干什么了。蓦然回神，已流逝了很长时间。有一首和歌(1)说“沉思浑不觉，直到人问起”，二者同一回事。

我想，恋爱最佳年龄大概在十六到二十一岁之间。个人差异当然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但若低于这个，难免显得稚气未退，看着让人发笑；而若过了二十一岁甚至年届三十，必有现实问题纠缠不放。倘年纪更大，就多了不必要的鬼点子，那个么，可有点儿那个。

十六七岁少男少女的恋爱，感觉上相当通透。因未谙世事，现实中固然有手忙脚乱的表现，却也因此而清新可人充满感动。当然，那样的日子转瞬即逝，意识到时已经永远失去了。而只有记忆仍保持原有的鲜度，卓有成效地温暖我们剩下的（痛苦多多的）人生。

我一直在写小说。即使在写东西方面，这种感情的记忆也非常重要。上了年纪也仍在心中保留那种水灵灵原生风景的人，如同体内暖炉仍有火苗，不至于衰老得那般凄冷不堪。

因此，哪怕为了储存宝贵燃料，年轻时也最好不断谈恋爱。挣钱重要，工作也重要，但一心仰望星星和为吉他曲发狂那一时期在人生中极其短暂，十分难得可贵。呆愣愣忘了关煤气或从楼梯摔落下来那样的情形说有倒也是有的……

(1)　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由五句三十一字（音）组成，亦称短歌。

有餐车多好

近来倒是几乎看不见了，其实餐车那东西是很不错的。外出旅行，吃饭时我喜欢走去餐车，慢悠悠在那里就餐。纵使口袋里没多少钱的年轻时候，若是乘坐列车旅行，我也硬去餐车。

白色桌布铺在桌上（即使上面点点处处带有过去的酱油渍），使用沉甸甸的老式刀叉，如果再有花瓶插一支康乃馨，简直美上天了。先点啤酒。彻底冰镇的小瓶啤酒和显得甚为耿直的老式玻璃杯端了上来，沐浴着窗口射进的阳光，在桌布上投下啤酒瓶琥珀色的姿影。

那还是德国东西分裂的时候，我坐一趟列车从民主德国穿过——记得是从柏林开往奥地利的——上面有餐车，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古典餐车。身穿白色罩衫的年纪大些的女侍应生走了过来，从衣袋里掏出半截铅笔，以询问综合症病情的神情，一边点头一边默默记下我点的东西。我从当天菜单上选了啤酒、汤、蔬菜色拉、胡椒牛排。

等待上菜时间里，我打量窗外的风景。民主德国带有昔日面影的城镇接连从眼前通过。秋天的阳光醇厚柔润，在建筑物顶端闪闪发光。河流，树林，软绵绵的草地，云絮从上面缓缓飘移。如果那里存在某个该抱怨的问题点，那就是端上来的饭菜实在不好吃。如何不好吃呢？即使过去十多年的现在，我也无法确切记起如何不好吃。便是不好吃到这个程度。

这么美好的列车上，却端出这么不好吃的饭菜——看来民主德国这个国家是长远不了的。当时我切切实实这么想来着，实际上几年后东德这个国家也不复存在了。倒不是餐桌上饭菜不好吃的国家活该全部土崩瓦解……

过去就想写一篇以餐桌为舞台的短篇小说。男子一个人旅行，在餐桌上同一个年轻女子对坐。男子点牛排三明治和啤酒。女子只要浓汤和水。女子边喝水边讲奇闻怪事。她携带一支酒精浸泡的粗手指旅行。她将那个小瓶从手袋里取出放在桌面上。有趣吧？但归终没写。这也是因为人世间再也见不到餐车了。

长寿也……

早死好还是长寿好，若叫我二者择一，我当然不由分说地选择后者，想多活几年。不过翻阅文学事典，注视古今中外作家面部照片时间里，转而陷入沉思：活太久怕也意思不大啊！这是因为，年轻时死去的作家留下来的是永远年轻的照片，而得以长寿的作家大部分都定格在死前不久的照片上。

例如阿尔蒂尔·兰波(1)和普希金等人的照片总是那么年轻气盛朝气蓬勃。相比之下，志贺直哉(2)之流则给人以老朽之感。志贺直哉？啊，就是教科书照片上的秃脑瓜子老伯——事情是这样的吧？作为他们恐怕也很想说：偶尔也用一下年轻时的照片嘛！这一来，我岂不一辈子都是老头儿了？可是，他们的那种声音传不来世间（不可能传来），以致世间流传的永远是上了年纪的秃脑瓜子且满脸皱纹的照片。

假如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那么就只好像塞林格那样从某一时间段开始闷在高高的院墙里，不在世人面前亮相，新照片一概不照（塞林格已年逾八十，但中年以后他长的什么样几乎无人知晓）。不过我想怕也没必要弄到这个地步，老实说。况且，在悄然避离世人时间里，没准沦为传说，被大家忘得一干二净。

外国有专门拍摄作家面部照片的专业摄影师。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几乎只拍作家的脸。把作家照下来，将底片做成文件保存好，应约借给出版社来取得报酬。最近杰里·鲍尔和马里恩·埃特林格即是其代表性存在。我也请这两人拍过照片，感觉果然不俗，不愧是专家。比方或许奇怪，就像技术高明的医师。埃特林格在纽约摄影棚拍摄的雷蒙德·卡佛的黑白照片，也是因为卡佛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世的关系，已经作为“定格”发挥作用。的确是极有韵味的出色照片，年富力强作家的能量那样的东西清晰可见。

拼命维持健康，活到九十六。其结果，被后来人说道：“村上春树？原来就是那个脏兮兮皱巴巴的小老头儿！”——我可不想活到这个分儿上。话虽这么说，早死也不情愿啊，伤脑筋，喏喏喏。

(1)　Jean Nicolas Arthur（1854—1891），法国诗人，象征派代表诗人。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写诗。生前几乎默默无闻，死后给二十世纪诗人和作家以莫大影响。

(2)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小说家，尤其擅长写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暗夜行路》、《在城崎》等。

古董店奇谈

前面好像写了，我太太喜欢古董，外出旅行，无论去哪里都一头扎进古董店。我这个人，生活当中尽可能不对什么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但有一个很想断然独断专行的原则，那就是：对于对古董不很感兴趣的人来说，再没有比陪人进古董店消磨很长时间更枯燥无聊的了。我太太使用我莫名其妙的专业术语同店主大谈特谈时间里，我打着哈欠在店堂转来转去，看根本不想看的东西，心想，这般脏兮兮的盘子怎么标那么高的价钱！

也罢，和进（倒是不进）女性用品商店不同，不至于“视线无处落”。在这点上说释然倒也释然，不过无聊还是无聊的。

进京都一家小古董店时，不知何故，一开始我就有凶多吉少之感。那位老婆婆就像《汉泽尔和格蕾太尔》(1)中出场的魔女一样，甚至带有一股妖气：喏，莫不是住在深山老林里用千层饼和芜菁片盖的房子里？我下决心别太靠近，里面准没好事。

问题是，一来无聊，二来在陪太太过程中，我也成了“门前小伙计”(2)，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知识。看见眼前的盘子，口中嘟囔道：“款识大概是明治的，花纹倒也不坏。”不理会就好了（为什么理会？），却拿在手里看了起来。就在这时，后背好像有强力电磁波那样火辣辣的视线落在上面。啊，糟糕！还没等我细想，手一滑，盘子掉在地板上，“呯”一声摔碎了。

“没关系，请别介意。那东西，反正是要坏的嘛！”老婆婆笑吟吟说道，但眼睛说的完全与此相反。嘴角笑，眼睛不笑。能够做出这种含有特殊信息的笑法的人，古都京都还是为数不少的。万般无奈，只好把一套十个——“买一个不卖”——哭哭啼啼全部买了。不容你不买。

“何苦找那个麻烦！”事后妻训斥道。

“可那是有魔力的嘛！”我辩解说，“那老太婆射来火辣辣的电波，弄得我手一滑……”

这个说法妻子当然没接受。九个盘子现在家里仍在使用。也罢，盘子本身倒不那么糟。

(1)　德国歌剧，也是主人公的名字。题材取自童话。讲一对兄妹被魔女抓住后，两人同心协力战胜魔女的故事。

(2)　日语有“寺院门前小伙计，不学念经也会吟”的说法，喻义为耳濡目染不学自会。

不争吵

虽不能说我这人性格多么宽厚，但基本不至于同别人针锋相对地争吵。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和谁吵得不欢而散这样的情形一次也想不起来。或许因为我有一点：给别人说坏话也不气恼。

由于工作性质，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被各种各样的人说得一塌糊涂。不仅说，还印在报纸杂志上。被表扬的时候倒也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还是贬斥居多。例如“村上是浑球儿”、“村上是伪君子”和“村上是撒谎鬼”等等。不骗你的，别人的确这么说来着。这么说我当然也不在乎（若有人为之欢欣鼓舞，那是性格异常）。

但细想之下，被别人批为“你是伪君子”而能够拍着胸脯反驳说“不不，没那么回事，我可不是伪君子”那样的人，世上又能有多少呢？至少我做不到，而认为既然别人那么说，自己身上或许多少有伪善成分，老实说。

在与此同一个意义上，我的确是浑球儿，是撒谎鬼。自以为是、顽固不化、见异思迁、心急意躁、麻木不仁、缺乏教养、不够洗炼。于己不利的事马上忘个精光，开枯燥无聊的玩笑，协调性等于零，为人浅薄，思考内容也浅薄。即使小说，重读起来也相当拙劣。当然要加上“或多或少”这一注解。即便如此，这么一项一项罗列起来，看上去也绝对是个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此外作为人格缺陷余地剩下来的，恐怕就是酒精中毒、幼儿虐待和闻臭袜子什么的了。

不过，这么索性来一次自暴自弃，也没有任何可以损失的东西。无论谁说得多么狠也不怕，也不怎么气恼。一如落进水池成了落汤鸡之后，就算有人用勺子淋水也不觉得冷了。这样的人生，说快乐也够快乐的。甚至反而会产生一种自信：人虽那么不堪，但仍不屈不挠努力奋斗！

我想——对此我颇有自信——如果说世上什么对人的伤害最深，那其实是受到不应有的夸奖这点。因了那种夸奖而毁掉的人我见了许多。人一旦受到夸奖，势必为了回应而勉为其难，结果迷失了本来的自己——这样的例子为数不少。

所以，如果你无缘无故（或者有缘有故）被人指责受到伤害，你不妨为之庆幸，为没得到夸奖而欢天喜地。话虽这么说，做到怕是很难的，是的，很难。

柳树为我哭泣

喜欢柳树吗？我可是相当喜欢。一次我找到一棵树形端庄的柳树，请人栽进院子。兴之所至，搬一把椅子在树下悠然看书。冬天到底寒冷，但春天到夏初时节，纤细的绿叶迎风摇曳，沙沙低语，令人心旷神怡。

柳树生命力顽强，任其生长，叶片很快过于茂密，要时不时请园艺工来“理发”。和人一样，理完发显得潇洒有致，枝也轻了。那在新风中摇曳的样子，看上去简直就像少女们不知疲倦地终日以舞蹈为乐。起跳、挥袖、旋转。柳树这种树虽然苗条优雅，但有句话说“雪不折柳”，意思说同格外粗壮的树相比，婀娜多姿的柳树反而顽强耐久。

美国老歌有一首《柳树为我哭泣》（Willow Weep for Me）。比莉·霍丽戴唱得优美动人。歌的内容是一个被恋人抛弃的人对着柳树如泣如诉。为什么柳树要为谁哭呢？这是因为英语圈称“垂柳”为weeping willow之故。而weep一词除了“啜泣”这个本来含义之外，还有树枝柔软下垂的意思。因此，在英美文化中长大的人一看见柳树，脑海难免浮现出“啊，柳树别哭哭啼啼的”这样的印象。相比之下，在日本，一提起柳树，就马上想起“飘飘忽忽”的妖婆。文化不同，对事物的印象也相当不同。

不过，若说英美对柳树全然没有惧怵之感，那也似乎不然。英国作家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1)有一部小说叫《孤岛柳林》，纯粹是鬼怪故事。乘船沿多瑙河而下的两个青年在沙洲一座柳树茂密的岛上野营，结果遭到四下里动来动去的柳树的围攻。柳树故意在黑夜中摇来晃去，逐渐将两人弄到手里。较之短篇，差不多接近中篇小说。或许是传统写法的关系，节奏缓慢，但一行行细读之下，开始有实感一点点渗出，让人脊背发凉。看来，柳树这种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让人不由得将其“拟人化”。

据说过去的中国女性在即将和所爱的人天各一方之际，折下柳枝悄然递给对方。因为柔软的柳枝很难折断，所以那条柳枝中含有“返＝归”的情思。够罗曼蒂克的，妙！

每次坐新干线到名古屋站，我都几乎不由自主地随口哼唱“柳树为我哭泣！”但这仅仅是因为站台卖米粉糕的缘故，尽管我自己都觉得无聊。

(1)　Algernon Henry Blackwood（1869—1951），英国魔幻小说作家。深受德国浪漫派影响，作品主张宇宙神灵力量的存在。

体重计

体重计那东西，大家可喜欢？这么一问，感觉上仿佛听得这样的声音：“那玩艺儿不就是量体重的器械吗？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世人好像大多如此。其中也许有人说“每次量体重都搞得我心情郁闷，什么体重计，顶讨厌不过！”——被这种岂有此理的原因讨厌的体重计可是够可怜的，我不由得大为同情。

实不相瞒，我个人是喜欢体重计那个东西的。迄今拥有好几个体重计，与之朝夕相处。它总是不声不响地在浴室角落打发时光，偶尔被拉出来踩上两脚，听得莫名其妙的“唔”、“啊”两声之后，再次被塞进角落——对这样的体重计，你不觉得可歌可泣？反正我每次瞧见体重计都由衷心想：假如自己是体重计，将会以怎样的心情度过今生今世呢？唔——，话虽这么说，若问我这方面能为体重计做什么，却是没什么能做的。

我固然喜欢这样的体重计，但若说大凡体重计我都一视同仁觉得可爱，那也不尽然。一如对女性和服装有我自己的偏好，对体重计我也有我的些许偏好。不太喜欢的，是一踩上去体重就以数字一下接一下闪现出来的最近那种家伙。尽管看上去时髦，数字也容易读取，却让人觉得不可信赖。说体重计黑匣子化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谁也不晓得那个机器里边实际搞的什么名堂。比方说，没准那里边有个恶作剧的小人儿，一边伸懒腰一边往键盘里“啪哒啪哒”打进适当的数字：“这家伙够重的了，给他来72公斤好了！”我这人在这方面是疑心很重的。

我个人喜欢的是过去蔬菜店里称菜用的那种杆秤，把秤砣移去左右，用正中间的刻度看体重。若使不熟练，操作起来颇花时间，近来几乎见不到了。不过那东西真是不赖。年头岁尾我在夏威夷休假一个来月（对不起），每天去的附近一家健身房就放有这种古典式体重计，于是和它彻底要好起来。

在东京连续在外面用餐，体重增加了。我决心趁此机会减少体重，减肥和运动多少做得认真了一些。结果瘦了三公斤左右。至于减少体重的诀窍，我坚信就是同性格好的做事认真的体重计友好相处。不过，正正经经强调这个的，恐怕也就是我这样的人。

高尔夫那么有意思吗

泰格·伍兹君，还是那么厉害啊！话虽这么说，出生以来我一次也没打过高尔夫球，甚至兴趣都不曾有过。所以，伍兹君哪里厉害，我全然不知道，猜都猜不出来，只是适当想像罢了：既然力压群雄，那么肯定厉害吧。

这么着，每次看见伍兹君（泰格不怎么好称呼）我都心想，他那个人总是戴帽子啊！这么说来，记忆中从没见过他摘掉帽子。以致让我觉得洗澡时也好睡觉时也好恐怕也都头戴那顶Nike帽子（想必那也不坏）。

在此我有个建议。伍兹君别戴帽子，而代之以将Nike标记刺在额头上如何？这样，一来不必一一摘帽戴帽，二来不必洗，也用不着担心出汗弄湿。而且一辈子如影随形。Nike老总也必定感动，大幅提高专属合同酬金：“是吗，伍兹先生，原来你这么热心为我们宣传啊！”可喜可贺！而且，在额头弄个月牙儿形Nike标记，活像“旗本退屈男”似的，岂不够“酷”的？呃，“旗本退屈男”知道吗？不知道？老皇历了，抱歉。

我的熟人中几乎没有人打高尔夫。或者莫如说，有不少人对高尔夫这一体育活动的存在本身怀有反感。插图画家安西水丸君就是其中一个。和他单独夜半喝起酒来，不知不觉之间就说起高尔夫和打高尔夫人的坏话，简直近乎吹毛求疵：什么那装模作样的运动服看不顺眼啦什么坑坑洼洼浑身是洞的球形形迹可疑啦等等。

水丸君学生时代曾在一家高尔夫球场打零工当球童，当时没少吃缺德高尔夫球手的白眼，以致对高尔夫本身深恶痛绝起来。说是年轻时的“学生体验”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这种情况是不少见的。我也在学生时代打过零工，在日本银行每天从早到晚擦面值万元钞。自那以来就对钱深恶痛绝——当然这纯属扯谎（啊，无聊）。

我喜欢越野滑雪。北海道一带的高尔夫球场到了冬天一积雪，就成了像模像样的越野滑雪场。坡势徐缓的山丘无边无际，这里那里点缀着漂亮的树林和水池，四周阒无声息，不时有北海道狐狸朝这边转过充满好奇心的脸。委实妙不可言。说起我同高尔夫球场的接点，时下仅此一点。

只要有路

写了不打高尔夫的事，颇有些欲罢不能。关于不打高尔夫，理由我可以即刻列出八十七条，举其要者如次：

（1）一个人打不来，要和别人配合。

（2）必须一一跑去远处。

（3）要置办器材，携带是一大麻烦。

（4）运动服喜欢不来，郁闷。

反过来说，处于其对立面的，就是我中意的运动，比如跑步。跑步一个人做得来，只要有路，无论哪里无论何时都不在话下。除了一双合适的鞋，无需特殊器具。

如此这般，二十年来我天天奔跑不止，跑起来让我痛快的，尤其是在旅行的时候。去陌生的外国城镇，早上起来在酒店附近一带悠悠然驱动脚步，实在开心得很。

不仅开心，跑步时的速度（时速约十公里）极适合观赏风景。开车时看漏的地方也能闪入眼帘，而同走路观赏相比，消息量又大得多。若有感兴趣的，可以止步细细观看，还能和愿意和人亲近的猫玩一阵子。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往往迷路。那也是难免的。毕竟是在完全摸不着东南西北的地方随意奔跑，不迷路反倒不可思议。

在芬兰街头跑时就找不到回程路了。离开酒店时阳光灿烂，但中途阴了，风刮了起来，冷得要命。四下空无人影，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假如不在那里碰见热情的驯鹿母子，或者冻死都有可能……这当然是开玩笑，不过冷是真冷啊！

在意大利中部迷宫般的古老城市，忘了下榻的酒店。跑了一个小时，跑得舒舒服服，心想该回酒店淋浴，岂料想不起酒店名称了，这下糟了，连问路都无法问。不管不顾胡乱奔跑时间里，偶然跑到有印象的酒店跟前，得以九死一生。否则真不知落得什么下场。

在希腊街头跑时常被人叫住：“老兄，歇一会儿喝杯乌糟(1)吧！”我当然客气地谢绝了（喝那东西就跑不成了）。不过，以自己的双腿一边在路上跑着一边观望世界的风景，感觉的确妙极，唔。

(1)　原文是Ouzo，用大茴香籽调味的希腊产的一种果酒，用于饭前促进食欲或饭后作为清凉饮料饮用。

说再见这回事

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中有句有名的台词：“说再见，就是说差点儿死了。”关键时刻，我也想把这生死攸关的台词说一次试试，却不知是不是不好意思，怎么也不能在清醒状态下说出口去。倘若酩酊大醉，没准能口误道出。这种事，真是无可奈何。

不过——并非同钱德勒唱对台戏——若允许我发表一己之见，在说出“再见”之后，人其实是很少马上死去的。我们真正差点儿死去的，是在以身体正中直接面对自己口说“再见”这一事实之时，是在将告别的重量作为自己本身的事实际感受的时候。可是在一般情况下，要走到那一步，需要时间把那一带转一圈。

在过去的人生中，我也曾向不少人告别，但记忆中顺利说出再见的时候几乎一次也没有。如今回想起来，觉得把再见说得地道些的方式应该是有的。所以再次切切实实感到留下懊悔——倒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即使懊悔，生存方式也不可能因此而得以改变）——的自己是个多么不健全和马虎大意的人。人这东西，估计不是因为什么而“嗵”一声一下子死掉的，而是在许多东西一点点日积月累过程中死去的。

说一个顺利而美妙地道出再见的特例吧。

二十世纪最后一天的考爱岛北部海岸，落日漂亮得无可形容。鲜艳的橙黄色球体在山顶摇摇欲坠，将云和海染成同一颜色。为了观看火烧云，我漫无边际地驱车奔驰。车内收音机正巧播放布莱恩·威尔逊的名曲《卡罗琳，不》，听得我胸口一阵发热，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二十世纪即将逝去。这以前我对此不怎么在意，暗想那不过是日历问题。可是在听这首歌时间里，自然生出“此刻正在向一个巨大的块体告别”这一心情，并且一点点向全身扩展。第一次听得《卡罗琳，不》是十六岁那年。老实说，当时没怎么听明白歌的妙处。现在明白了，深深明白了。我切实感到，我的二十世纪便是如此这般过去了。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于我个人毕竟是一件事。

这么着，我觉得自己在相应的背景和音乐中得以从个人角度对二十世纪顺利告别。啊，这种事偶尔也是有的。

后记

收在这里的五十篇短文，是一年来每星期在《anan》杂志连载一次的文章结集。将《anan》拿在手上读的，想必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子。至于那样的人到底需求怎样的读物——或者从根本上说对读物之类有无需求——我几乎无从判断（遗憾的是我周围不存在属于那一年龄层的人）。于是心想，别这个那个想那么多了，无论什么，只管随便写自己感兴趣的好了，并且写了出来。

只是，在以年轻读者为对象写东西时我事先提醒自己：注意不要轻易下结论或类似结论的什么；不要写包括“这种事情理应人人晓得而无需一一解释”这类前提的文章。以强加于人的语气述说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那样的东西也尽可能不写。因为，对某人正确的，对另一人可能是不正确的；此时正确的，另一时候不正确的情况也是有的。

这么想来，觉得自己好像仅仅成了那里的空气似的，即使不特别绞尽脑汁也能每星期一挥而就。《anan》的读者实际读的过程中是怎么想的，我固然不清楚，但作为我本身来说，因为可以尽情写喜欢的事情，所以写得相当开心。至于集中在这里的文章对社会是否有用，我是没怎么在考虑的。但只要大家读起来心情愉快，并且多少起一点儿个人作用，作为笔者就很庆幸。

连载当中配了大桥步君的画。这对于我是很大的鼓励。在我还是只有猿猴那么多的脑浆的高中生时，年纪轻轻的大桥步就已为《平凡PUNCH》画封面了。那时我每星期都买《平凡PUNCH》来读。除了连载时候画的，出版单行本时又承大桥步君另外画了许多许多插图，在此表示感谢。

anan连载期间

大桥步

记得是一九九九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anan总编打来电话，希望我看一看玄光社《插图实例集》中的版画。书中收了我在该杂志最初尝试画的六幅版画。估计总编一位熟人想得到一张，就寄了几张过去。

往下一段时间什么回音也没有，就以为人家没看中。正当这时，接到电话说准备请村上春树为anan写连载随笔，插图决定用版画。我说能请到村上春树君写连载随笔，anan够厉害的啊！插图用谁的版画呢？对方随即说“他看中你大桥君的版画了”。

看来版画插图是由我画了。总编似乎将从我手里借的版画给村上春树君看了。厉害的莫如说是我。anan可以请到村上君出马，但作为我，哪怕再想为村上君的文章画插图，本来也是没办法开口的。做梦都梦不到（毕竟醒来就空欢喜一场）。我深深感到从事插图工作是多么幸运。幸亏对版画也尝试了一次。

毕竟我是相当够程度的村上迷。他每有新书出来就到处去买，甚至不惜把书店码堆的书重新码好。

惟其是村上迷，画起来也就分外紧张。

anan的“村上广播”专页式样简洁，作为为期一年的连载开始了。虽然我的版画还远远不够得心应手，但心想这样的机会绝无仅有，就下定决心：加油！不断加油！

版画用的铜板和插图尺寸相同，用needle（有尖的金属）刻着作画。印刷师在上面涂满墨，印在湿纸上（纸不湿印不上）。这个手法叫铜版雕刻术。印制当中有时需要补刻，人得在场才行。如果没有问题，就贴在板上干两天，成为原画。有些花时间。anan是周刊，村上君一次给四期文稿，所以能来得及。

尽管这样，每次仍放心不下，不知这样的画是否可以。例如117页的炸肉饼猫和151页的伸舌头女孩等等。炸肉饼猫评价欠佳，女孩则深受喜爱。但作为我都同样担心来着。评价很难预料。

能够紧随总编读得村上君随笔这幸福的一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我的幸福心情也随之结束了。

好在“村上广播”很快由MAGAZINEHOUSE出了单行本。按村上的想法，一篇随笔配两幅版画，因此用了很多我的画。单行本于二〇〇一年六月印行。

“村上广播”这次由新潮社作为“文库”出版，和单行本同样的画有幸承蒙同样采用。

可另一方面，总编叫我写一下插图的来龙去脉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紧张。毕竟是村上春树君的书！这么写的时间里都惶恐得胸口像要裂开。

村上春树君，能给您画插图，这实在让我感到高兴。

版权信息

书名：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

作者：【日】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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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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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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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之于村上春树的音乐与“音乐观”（译序）

塞达·沃尔顿——具有强韧文体的minor poet

布莱恩·威尔逊——南加利福尼亚神话的丧失与再生

舒伯特：“D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850）——柔软混沌的当下性

斯坦·盖茨的黑暗时代1953—1954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他的美国

塞尔金与鲁宾斯坦——两位钢琴手

温顿·马萨利斯——他的音乐为何（如何）枯燥？

菅止戈男——柔软的混沌

星期日早上的弗朗西斯·普朗克

作为国民诗人的伍迪·格斯里

后记

之于村上春树的音乐与“音乐观”（译序）

林少华

九月下旬的上海，溽暑顿消，金风送爽。傍晚时分，女子悄然回眸般的夕晖和不事张扬的灯光隐约映在老式洋楼前的法国梧桐上，无数叶片明暗轮替，光影斑驳。树下衣香鬓影，吴语呢喃——不用说，这是一座用梦幻、歌舞、香槟、时装和女性曼妙的身姿装点的城市。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有幸去现场欣赏了“寻找村上春树——宋思衡多媒体钢琴音乐会”。村上与音乐，多媒体与钢琴，显然进入了这座城市部分青年男女和男士女士的日常生活流程，开始承载他和她的审美感受、知性思索和精神共鸣，以及对远方朦胧的渴望与憧憬。

我的应邀出现，当然不是因为我懂音乐和钢琴，更不是因为我一如我的名字那样年轻和风华正茂。恰恰相反，我开始老了。可是人们竟那么宽容和友好，每当举办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有关的活动，总喜欢把我从青岛那座地方小城找来——较之其他原因，大家情愿把村上的影响、他的文学魅力的某一部分归功于我，我再谦虚再推辞也不被接受。这么着，当思衡君用他那魔幻般的手指弹出最后一个音之后，听众以足够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上台讲几句。人总是出现在他不该出现的场所。我只好走上始建于一九三零年的上海音乐厅优雅的舞台，大致讲了下面这样几句话。

对也罢不对也罢，反正我倾向于认为在我们这个大体相信无神论或缺少宗教情怀的国土上，能够安顿、抚慰和摇撼我们的灵魂的，不是权势，不是体制，更不是钞票、豪宅和美女。那么是什么呢？我想，在很多时候应该是艺术。而音乐是除了诗、诗歌以外最接近神、接近灵魂的艺术形式。不妨认为，音乐是接受神启或天启的产物。或者莫如说，没有神启参与的音乐，也不会是真正接近灵魂、关乎灵魂的音乐。众所周知，村上的文学世界恰恰富于诗意和神启色彩。说得极端些，乃是诗意和神启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村上作品不仅可以用富于诗意的中文赋予其第二次生命，而且可以用音乐和钢琴进行二度创作。二者同是“翻译”，都可以翻译得出神入化，翻译出原作的灵魂信息。是的——恕我重复——文学（诗）与音乐是天人之间距离最近的信息通道，是我们与上天或神、与灵魂对话最为神奇有效的媒介。

那么，一个人如果既懂文学又懂音乐会怎样呢？抑或，这样的人眼中的文学与音乐是怎样的呢？这是我翻译村上春树《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这本音乐随笔集过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念头。

村上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在其他场合也一再提及——写道：

回想起来，书和音乐在我的人生中是两个关键物。我的双亲不是多么爱好音乐的人，我小时家里一张唱片也没有。就是说并非能自然听到音乐的环境。尽管这样，我还是通过“自学”喜爱上了音乐，从某一时期开始一头扎了进去。零花钱统统用来买音乐，只要有机会就去现场听音乐演奏。即使少吃一顿空着肚子也要听音乐。只要是好音乐，什么音乐都无所谓。古典也好爵士也好摇滚也好，都不挑挑拣拣，只管一路听下去。这一习惯至今未变。大凡好的音乐——无关乎类型——都主动侧耳倾听。而若是优秀音乐，也会深受感动。人生的质地因为感动而得到明显变更的时候也是有的。

随手翻阅《倾听“村上春树”——村上世界的旋律》（「村上春樹」を聴く——ムラカミワールドの旋律，小西庆太著，Hankyu，2007年版），得知从一九七八年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到二零零五年的《东京奇谭集》，村上的小说作品（不包括随笔、游记等）出现的音乐曲名、音乐家名字近八百次之多。《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及《去中国的小船》等小说名就取自欧美流行音乐。一如村上本人对音乐的迷恋，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对音乐情有独钟。他们在种种场合欣赏音乐、谈论音乐或用口哨自吹自赏。从古典、爵士到摇滚、流行音乐（Pops）以及休闲音乐（Easy Listening Music），确如村上所说，“无关乎类型”，字里行间纷至沓来，旋律此起彼伏。不时把主人公和读者带去意料不到的远方，让我们沉浸在超越语言、逻辑和思辨的无可名状的氛围中，品味一种由音乐和文学语言交融酿成的美妙心境。而那分明是具体的影像等有形之物所无法带给我们的。所以如此，或许因为灵魂本来是无形的，事情的本质和某种宇宙信息是无形的，神是无形的。大凡有形之物终将消失，惟无形永存。换言之，一切具象必然归于消亡，惟抽象永远延续。

而音乐恰恰是无形的、抽象的。村上那么喜欢并且在作品中运用和阐释音乐，不妨断言，村上是在追求无形、追求超越性——力图超越世俗价值观，超越既成制度性“文体”，超越来自外部力量的压抑和束缚。而这必然指向灵魂，指向灵魂的自由和飞升。

在这部专门谈音乐的随笔集中，作为其中流露的“音乐观”，不难看出村上最重视的就是音乐作用于灵魂的力量。例如他对“沙滩男孩”领军人物布莱恩·威尔逊的欣赏和评价就主要着眼于此。他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的威基基露天音乐厅顶着越下越大的雨听布莱恩·威尔逊户外音乐会，听他独自对着钢琴键盘满怀深切的悲悯演唱《爱与悲悯》（Love and Mercy）：“看上去，他仿佛通过唱这首歌安抚死者的魂灵，静静哀悼自身已逝的岁月，仿佛宽恕背叛者，无条件地接受所有的命运。愤怒、暴力、破坏、绝望——他正在将一切负面情绪拼命推向哪里。那种痛切的心绪径直抵达我们的心。”“抵达我们的心”以及“直抵人心”（塞达·沃尔顿）、“直抵肺腑”（查特·贝克）等说法，可以视为村上对音乐的最高评价，大体与“安魂”同义。

在村上看来，一首乐曲、一支歌只要具有“安魂”元素，纵使技巧有所不足甚至演奏出错也是好的音乐，迈尔斯·戴维斯便是以其“精神性即灵魂的律动来弥补技巧的不足”。而拥有卓越技巧的温顿·马萨利斯反倒未能很好地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和应站立的位置，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下到“灵魂的地下室”。马萨利斯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强调技巧的重要，认为技巧对于任何领域的艺术家“都是道德最初步的标记”。村上对此不以为然：“他所表述的，作为语言，作为理论都是明晰而正确的。可是对于人们的灵魂来说，则未必正确。在许多情况下，灵魂是吸收超出语言和道理框框的、很难说是含义明确的东西并将其作为营养而发育成长的。惟其如此，查特·贝克晚年的音乐才作为对某种灵魂有重要意义的理念为人们所接受。遗憾的是，马萨利斯的音乐则相反，完全不为人接受。”毫无疑问，缺少“安魂”元素，正是马萨利斯的音乐“为何（如何）枯燥”的答案。

那么，靠什么“安魂”？靠什么给灵魂以抚慰或者摇撼呢？村上为此以最大篇幅歌颂了被誉为“民谣之父”的美国歌手伍迪·格斯里。伍迪没有甜腻之处，他唱的歌也没有一丝甜腻。但对倾听他歌声的人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在那里，不为布什政权（或类似政权）歌唱的孤高情怀就在那里，为被虐待的人们争取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就在那里，忍耐和奋起反抗的意志就在那里，“那不妨称之为美国魂”。换言之，同“安魂”最相关的元素，是正义、悲悯与燃烧的理想。村上是这样结束这一章的：“自不待言，音乐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欣赏方式，不是哪个好哪个差那样的东西。但伍迪·格斯里终生坚守的音乐形式，无论在任何时候，想必都是我们必须带着敬意加以珍惜的一件瑰宝。”可以说，这是村上“音乐观”的基石或基本要素。

构成村上“音乐观”另一要素，是他对音乐“文体”的看重。“文体”位于灵魂（精神境界）和技巧之间，是音乐家、演奏家个性语汇和特有风格的体现。村上以菅止戈男为例，说他听其音乐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旋律的独特性，在和声的选择和安排上具有非菅止戈男莫属的特征，“我认为，这种distinctiveness（固有性）对于音乐有很大意义。”大约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村上在第一章作为标题就提起文体：塞达·沃尔顿——具有强韧文体的minor poet（小诗人）。“不管怎样，我喜欢沃尔顿知性、正派而又如钢刃一般锋利的独特指法，喜爱此人不时从内心深处缫出的执拗而又Ominous（不吉祥）的音色（在我听来，那是内在魔性诚实的余韵）。”此外村上在文体方面采取较多的表述，主要有“新颖，无媚俗之处”、“深邃”、“多元”、“节制”、“简洁”、“出神入化”、“淋漓酣畅”、“新鲜”等等，尤以“新鲜”居多。

“新鲜”即意味“独一无二”，意味“个人独特性”。村上显然对排斥个人独特性的制度性共谋文体或话语风格深恶痛绝：

如果允许我极其个人地坦诚相告，每次听日本的流行歌曲，我都往往为其歌词的内容和“文体”搞得心烦意乱，以致把整个音乐弃之不理。偶尔看一眼电视连续剧，有时也因无法忍受剧中人物口中那肉麻的台词而当即关掉电视，二者情况多少相似。我一向认为，所谓JPOP的歌词也好电视连续剧的台词也好“朝日”、“读卖”等全国性报纸的报道文体也好，都是一种“制度语言”（当然不是说尽皆如此，而是就大部分而言）。所以，我没有心思一一从正面批判它们，就算批判也没多大意思。说到底，那是建立在利益攸关方互相协商和了解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因此只能通过其同制度这一主轴的相互关系加以批判，而那又是无法批判的。将其作为独立文本来批判几乎不可能。说得浅显些，那是这样一个世界：局内人甚至视之为自明之理，局外人则觉得莫名其妙。

不能不承认，村上这段话说得十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看来，村上所处的现实环境也并不那么美妙。惟其环境不美妙，他才分外需要通过文学和音乐这样的虚拟世界去寻求美妙。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也好音乐也好，对于他都是对抗“制度语言”或体制性文体的一种武器，同时又是精神避难所或镇魂歌、安魂曲。实际上这部随笔集也主要不是阐述他的音乐观，而更多的是感受和享受音乐的美妙。例如关于斯坦·盖茨：“我要什么也不说、有时什么也不想地侧耳倾听他电光石火的手指和细如游丝的呼吸所编织的天国音乐。在那里，他的音乐不由分说地凌驾于所有存在——当然包括他自身——之上。……他当时的音乐具有超越框架的自由——仿佛在意想不到之时从意想不到之处轻轻吹来另一世界的空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世界的门槛，就连自我矛盾也能将其转换为普世性的美。”再如关于弗朗西斯·普朗克：“在心旷神怡的星期日早上打开真空管大号音箱……然后把普朗克的钢琴或歌曲的LP慢慢放在唱机转盘上。应该说这到底是人生中的一大幸福。这或许的确是局部的、偏颇的幸福，也可能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极少一部分人，但我以为即便微乎其微，那也应该是世界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的一种幸福。”另外有一段话的译文我想完整地抄在这里：

我想，听古典音乐的喜悦之一，恐怕在于拥有几首之于自己的若干名曲，拥有几位之于自己的名演奏家。在某种情况下，那未必同世人的评价相符。但通过拥有那种“之于自己的抽屉”，那个人的音乐世界应该会拥有独自的广度和深度。而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之于我便是这种宝贵的“个人抽屉”。我通过这首音乐得以在漫长岁月里邂逅易斯特敏、克林、柯尔荣和安斯涅斯等钢琴手——这么说或许不好，他们决不是超一流钢琴手——各自编织的超凡脱俗的音乐世界。自不待言，那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体验，而是我的体验。而这样的个人体验相应成为贵重而温馨的记忆留在我的心中。你的心中也应该有不少类似的东西。归根结蒂，我们是以有血有肉的个人记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假如没有记忆的温煦，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我们的人生难免成为寒冷得难以忍耐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恋爱，才有时像恋爱一样听音乐。

最后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这本书是七八月间我在东北乡下翻译的。乡下没有摇摆没有音乐——甚至意义都好像没有——但另一方面，乡下又是十足自成一统的音乐世界，一个没有音乐的音乐世界就在那里：推门就是满园果蔬，满院花草。凤仙、步步高、蜀葵、大丽花、牵牛花、万寿菊、九月菊、高粱菊、大波斯菊……五彩缤纷，争妍斗艳，蜂飞蝶舞，蜻蜓盘旋，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木篱笆上的牵牛花。攀爬的枝蔓如五线谱，花朵如彩色音符。或者索性如一支支紫色蓝色粉色白色的小喇叭一齐吹响直抵人心的管乐曲，谁能说那不是音乐呢？乡下起得早，五点钟我就起床了，在这“管乐世界”里往来流连，大约六点开始进入书中音乐天地。没有电话响，没有门铃声，没有开会通知。六点到十二点，一上午即可完成城里一天未必完成的翻译量。傍晚外出散步。风歇雨霁，四野清澄，山衔落日，野径鸡鸣。雨燕优美的弧线，野花蒿草的浓香，偶尔的蛙鸣和知了的叫声。及至入夜，或繁星满天，银河如练，或月华如水，万里清辉。山的曲线，树的剪影，花的芬芳，虫的低语——此情此景，使得不懂音乐的我也不由得有了音乐灵感，得以顺利潜入村上笔下的音乐世界，品听旋律的激越或悠扬，感受音乐家的心跳和喘息。因此，这本小书的集中译出，要首先感谢故乡，感谢乡下，感谢牵牛花。此外我还要对海峡对岸的同胞刘名扬君表示感谢，没有他翻译的台湾繁体字版《给我摇摆，其余免谈》（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一些乐曲名称、音乐家名字等音乐方面以日语外来语形式出现的专门语汇，身在乡下缺少必要资料的我恐怕很难使之顺利返回英文并译为汉语。在这点上，我为自己不是第一个译者感到庆幸。正因为翻译界、读书界存在这样不辞劳苦孜孜矻矻的先行者——挪用村上春树君的说法——“世界的钟摆才得以微调和收敛于合适的位置”。译稿最后完成之后，承蒙上海音乐学院陶辛教授在百忙之中从专业角度仔细确认和订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其实，翻译家和出现在这部随笔集的钢琴演奏家有个相同点——二者都不是原创，而是面对原著或乐谱之原始文本进行二度创作。而不同之点也有一个：人们献给优秀钢琴演奏家的敬意似乎比翻译家大得多。这我当然理解。正因如此，我要将我的敬意献给拙译的读者。

二零一一年十月五日深夜于窥海斋

是夜青岛风清月朗灯火阑珊

塞达·沃尔顿

——具有强韧文体的minor poet

Pit Inn（East Wind EW—7009）

书中唱片及其编号均据作者持有的LP(1)、CD。

Cedar Walton（1934—　　）

生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爵士乐钢琴手。原在R & B乐队演奏，自服完兵役后的1958年开始加入吉吉·葛莱斯（Gigi Gryce）、罗·唐纳森（Lou Donaldson）乐队。1961年加盟阿特·布雷基和爵士信使乐队（Art Blakey & The Jazz Messengers）。其后与山姆·琼斯（Sam Jones）组建三重奏。在电子乐器和自由爵士（free jazz）跃居主流的时代力撑传统的非电声爵士乐坛。

如果叫我在不问年龄和风格的情况下从当下活跃的爵士乐钢琴手中举出一个我最喜欢的，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塞达·沃尔顿（Cedar Walton）这个名字。我猜想，和我同样热捧此君的人士想必（如果有的话）为数很少。即使相当喜欢爵士乐的人，恐怕也对塞达·沃尔顿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作为一般反应，至多心想“塞达·沃尔顿？唔，倒是个蛮有实力的不坏的钢琴手”。

塞达·沃尔顿固然是兼具实力和阅历的无可挑剔的钢琴手，但迄今为止，一次也没有从爵士乐迷那里得到万众瞩目的机会。以棒球手打比方，他就像是太平洋联赛弱势球队打第六棒的二垒手——终究是比方——虽说在行家圈里颇受好评，但毕竟不够显眼。

马尔·沃尔德伦（Mal Waldron）原本也和沃尔顿同是不起眼的钢琴手，却凭借爵士酒吧中的一曲《孤身一人》（Left Alone）而一炮打响，至少在日本成了超级明星。遗憾的是（或许应该这样），塞达·沃尔顿身上没有发生这样的奇迹。由于这个缘故，我想借此机会写写他——往后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就塞达·沃尔顿写如此够分量的文章了。

我第一次听得沃尔顿的钢琴，是在一九六三年一月阿特·布雷基与爵士信使乐队来日公演的会场。在这里沃尔顿也不引人瞩目。毕竟，主帅布雷基以振聋发聩的音量一个劲儿擂鼓助威。况且其他人清一色是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第一线乐手：小号手佛瑞迪·哈伯（Freddie Hubbard）、次中音萨克斯管手韦恩·肖特（Wayne Shorter）、长号手柯蒂斯·福勒（Curtis Fuller）。至于沃尔顿的钢琴，早已销声匿迹。老实说，我也几乎不记得他当时的演奏。尤其同爵士信使乐队的前任钢琴手鲍比·蒂蒙斯（Bobby Timmons）那天风海涛的弹奏相比，沃尔顿的钢琴无论怎么偏袒都只能说是“淡如影子”。

再次听得他的现场演奏，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圣诞节前两天在新宿的“Pit Inn”。那时我二十五岁，成了装了满满一脑袋自鸣得意音乐知识的蛮像那么回事的爵士乐迷。那时我对塞达·沃尔顿这个钢琴手没有多大兴致。这是因为，以我听到的声望（Prestige）唱片公司出品的几张个人专辑来看，他并非多么出色的钢琴手。沃尔顿是在当时所谓“主流派”乐手们录音场次一个跑龙套的。固然是马不停蹄的钢琴手之一，但始终是彻头彻尾的配角。演出场次虽多，存在感却很淡薄，几乎没有留在记忆中的独奏。印象中，与其说是红人，莫如说更像是任人驱使而又容易驱使的场次钢琴手。比之和他同时出道而在第一线呼风唤雨的麦考伊·泰纳（McCoy Tyner）和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那超尘脱俗、穿云裂石的演奏，他给人的印象明显差了一截，总好像温吞水似的。

可是，实际在眼前听来，说出乎意料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这次演奏是那般热烈那般生动，令人吃惊。贝司手是山姆·琼斯，鼓手为比利·希金斯（Billy Higgins），如此组成三重奏。没有乱七八糟的名堂，极其简洁而又正统。三人在台上完全配合默契，各自送出的乐声是那般浑然天就，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乐声的结合无一不鲜明真切，仿佛肉眼都可看见。因为音乐的基本概念已在三者之间达成一致，所以声音奏出的火候恰到好处。其结果，声音从不相互碰撞或混淆。而这种“出来进去”又没有堕入训练有素导致的廉价的驾轻就熟。由于每个人都多少怀有“向前向前”那样的心情，故而随着演奏的推进，音乐的体温一点点不断上升。

那时我再次切实感到，音乐这东西还是要听现场演奏才能听出名堂。唱片诚然方便，但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身临其境才能明白。而且，有的音乐——就像塞达·沃尔顿的音乐——还是要在气氛融洽的小型爵士乐俱乐部里听才能把握其美妙之处。沃尔顿并非在大型音乐厅让人正襟危坐倾听的演奏家。他创造的乃是极为个人性质的音乐——需要亲眼确认每一个声音的动向和感受其呼吸的节奏才能晓得其真正的价值。这次演奏会录成唱片，由日本的East Wind唱片公司发行。但我觉得，十二月那个夜晚现场听得的音响的冲击力，要比听唱片上的演奏（尽管这个也相当精彩）强烈两三倍。

一个真诚而有骨气的minor poet(2)，这是那天夜晚沃尔顿给我的印象。吉行淳之介(3)动不动就说“我在本质上是个minor poet”，或许这上面有相通之处。他不曾写过划时代的长篇巨制，但在以敏锐的感觉精雕细刻的短篇小说以至描写笼罩浅色雾霭那样的秘密空间的中篇小说领域，则独辟蹊径，非我辈所能效仿。自不待言，能够抵达人心的音乐和语言，是无法以物理性大小来计量的。

也并不限于音乐家和小说家，尽管作为数量不是很多，但世间这一类型的人还是存在的。平时老老实实，很少主动上前发言，看上去不那么起眼。但每到关键时刻，便站起身简明扼要条分缕析地阐述堂堂正论。其话语自有其坚实的分量。说罢坐下，继续静静倾听别人的意见。正因为存在这样的人，世界的钟摆才得以微调和收敛于合适的位置——便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塞达·沃尔顿恰是这一类型的音乐家。才华横溢、狂纵不羁的爵士乐手诚然富有魅力，可是，恐怕正因为有沃尔顿这种实力型“隐身味”的人，爵士乐世界也才产生了相应的阴翳与纵深。

顺便说一句，翌日（24日）渡边贞夫加进来同台演出，三重奏成了四重奏。以剩下的唱片听来，这次演奏也非常刺激。虽说因是即席组合，某种程度上实属情有可原，但沃尔顿和渡边贞夫的音乐方向性毕竟微妙地错离开来，致使这场演奏多少缺乏耐得住长期考验的说服力。不过，显而易见，若在现场听来，肯定乐在其中。然而遗憾的是，我因故未能前往。

说起当时的钢琴三重奏，大致有三个类型：比尔·伊文思（Bill Evans）型的、麦考伊·泰纳型的，或者奥斯卡·彼得逊（Oscar Peterson）型的。乐坛为这三个类型所左右——赫比·汉考克和基斯·加雷特（Keith Jarrett）当时恐怕还在一味有意回避三重奏这一模式——而塞达·沃尔顿的演奏有别于任何类型。这种地方让人感到新鲜：噢，原来还有这样一种途径！他那清脆而强劲的右手击键、那一往无前的飙车感固然有巴德·鲍威尔（Bud Powell）的直接影响，但其知性而高效的分句（Phrasing）明显受到新一代的洗礼——那种双流交融互汇的情形出人意表而又引人入胜，不可思议。既非炫耀技巧那一类型，又不至于将任何人都容易认知的明确风格暴露无遗。因此，若不注意听，很可能失之交臂。而若投入全副身心，便不难听出其中存在和运作的独具一格的“塞达·沃尔顿指法”或“塞达·沃尔顿风味”，从而为之折服：此人是在几乎同时尚无缘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静静摸索自己的风格！

塞达·沃尔顿一九三四年生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母亲是钢琴教师，从小正规学习了古典音乐。在R & B乐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因立志当爵士乐手，于一九五五年来到纽约。但马上应征入伍，在军队过了两年。退伍后在纽约游游逛逛，那期间曾同吉吉·葛莱斯一起演奏。后来加入同是得克萨斯州人肯尼·多罕（Kenny Dorham）的乐队，同罗·唐纳森共台演出，其后作为托米·弗兰纳根（Tommy Flanagan）的后任而担任J.J.Johnson五重奏乐队的首席钢琴手。在这支乐队干了两年，为乐队提供了几首优秀（但离走红还差一步）的原创乐曲。

离开J.J.乐队之后，加盟由亚特·法默（Art Farmer）与班尼·高森（Benny Golson）主宰的爵士乐队，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再往下接替鲍比·蒂蒙斯，于一九六一年夏应邀加入阿特·布雷基与爵士信使乐队。一九六三年来日，还是初中生的我有幸在神户音乐厅坐在他的对面。

怎么样，不认为作为爵士乐手来说这阅历够华丽的？加盟的乐队每一支都是当时野心勃勃的顶级团队。尽管如此——无论加入怎样的乐队——此人的演奏都自始至终未能引起世人关注。这样的人也够罕见的吧？他在爵士信使乐队做了三年，其间履行了作为音乐总监的职责，为乐队提供了无数原创乐曲和编曲。他谱写的原创乐曲《雨月》和《马赛克》甚至成了专辑唱片的名称。然而，聚光灯从未照在他身上。沃尔顿作为作曲家的才华也是第一流的，有好几首留在人记忆中的优美乐曲。可惜——或许应称为可惜——偏偏不如乔丹公爵（Duke Jordan）等人谱写的乐曲那样大红大紫。

六十年代中期他退出乐队，成为自由乐手。在以很少的酬金（大概）一再为人充当枪手之后，沃尔顿终于出了个人专辑唱片。那已是六十年代快要结束以后的事了。最先出的是名叫《塞达！》（声望公司）的专辑。小号手是旧友肯尼·多罕、次中音萨克斯管手是朱尼尔·库克（Junior Cook），由此组成三重奏。只是，肯尼·多罕在这一时期已经由于吸毒等原因处于摇摇摆摆的状态；朱尼尔·库克也成了基本无法聚焦那一类型的乐手。所以坦率说来，很难称为光彩夺目的阵容。整体风格模糊，缺乏谐调感，节奏到处磕磕绊绊。就连希金斯在这里也敲得太猛。专辑收有沃尔顿四首原创曲，哪一首都是令人心往神驰、富于个性的乐曲，但演奏方面很难说与之相映生辉。

不知是不是因为领衔这一宝座坐起来不够舒服，沃尔顿本身的钢琴也好像有些优柔寡断，感觉上似乎没有抓住原来的“飙车感”。或者他的演奏风格在这一阶段尚未明确形成亦未可知。估计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这张专辑在《强拍》（Down Beat）杂志上获得了高度评价（四星半），但我觉得其中含有对于作为作曲家的沃尔顿的评价和对于他长期被世人过低评价的同情。如今听来（不，即使当时听来），给人的感觉总好像一个觉没睡足的乐手在早餐前录制的唱片。其志可嘉，但缺乏感染力。

这以后到一九七〇年，沃尔顿把三张由他领衔的专辑全部交给堂·施利滕（Don Schlitten）策划，由声望（Prestige）唱片公司发行。作为结果，遗憾的是哪一张都不值一提。由布鲁·米契尔（Blue Mitchell，小号手）与克里福德·乔丹（Clifford Jordan）这两位年轻管乐手打头阵的《光谱》（Spectrum），内容较过去有所推进。沃尔顿在与唱片名相同的自家作品中的长独奏也是压卷之作。但是，音乐沦为过于强调霍雷斯·席尔瓦（Horace Silver）五重奏的狂放风格，而沃尔顿这位演奏家的真正价值未能得到充分表达。硬波普（Hard Bop）的渣滓如一条切掉半截的秃尾巴一样拖着他，致使他未能开辟新的天地。

接下去的两张，沃尔顿部分地使用了电子琴。听之，不由得生出同情之心：在这一时代作为主流派爵士乐手生存下去是何等不易！整个美国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反叛文化受到追捧，摇滚乐全线出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也是爵士乐手信心尽失的时代。主流派旗手约翰·科特兰（John Coltrane）已然不在，另一方面的旗手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又坚定不移地走摇滚路线。年轻人的大半都背对主流爵士乐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沃尔顿依然本着良心继续摸索自己本应迈进的方向。然而在唱片公司摇摆不定的营销方针的左右之下，他很难确立自己的风格。他在这一时期推出的唱片，即使个别作品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作为唱片也还缺乏整体感，听起来让人焦躁不安。以餐馆打比方，虽然每一盘菜的质量都绝对不差，但菜与菜的搭配出了问题，致使各盘菜的味道互相抵消。

如此这般，“声望”时代的塞达·沃尔顿在“百般迷惘”当中不了了之。一般乐手若出四张唱片，理应水到渠成地形成相应的轮廓，但此人不同。领衔之后好像也还是任人“呼来唤去”，未成大器。因为没有自己的乐队，每张唱片都走马灯似的更换成员也妨碍了整体感的形成。

沃尔顿好歹开始抓住自己的风格是在离开声望唱片公司之后——一九七二年他让汉克·摩布利（Hank Mobley，次中音萨克斯管手）和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上中音萨克斯管手／高音萨克斯管手）这两位萨克斯管手领头组成五重奏阵容，为新生的圆石（Cobblestone）唱片公司录制了《突破！》（Breakthrough！）。策划人虽然同是“声望”时代的堂·施利滕，但此时的沃尔顿已经今非昔比，攻势相当凌厉。从中明显看出类似将计就计的态度。他脱去束缚人的西装革履：“一不做二不休，放手大干一场好了！”抛开繁琐的概念，沉下心来尽情吹奏、一路狂奔——五位演奏家的意志在这点上基本一致。其结果，尽管多少有些胡来——让人怀疑只录一遍就算完事——但毕竟录成了投入感情的爵士乐唱片。至少这里没有往日沃尔顿领衔作品中的半生不熟。

想必，转到“圆石”这样新成立的小唱片公司使得各种尝试比以前来得容易了。沃尔顿的钢琴也总算从这时开始给人以他固有的“新一代鲍威尔”式硬波普之感。他已不再是循规蹈矩的知性钢琴手，他也能够大刀阔斧狂飙突进——这一变化越来越明显，谢天谢地！

这张专辑，将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Antonio Carlos Jobim）的巴萨诺瓦（Bossa Nova）和《爱情故事》(4)主题曲作为“流行曲”收录进来，沃尔顿虽然仍局部地弹奏电子琴，但感觉上那也似乎出于一种体贴之情，专辑的创作理念并未受到多大损害。或者莫如说，《爱情故事》主题曲在效果上相当洒脱，铿锵悦耳。想必他已具有足以将这样的东西融会贯通、因势利导的气势。汉克·摩布利将长达三年的旅欧生活（大概因为毒品）划上了休止符，刚刚回到纽约重临现场。不过作为这一时期录制的东西，始终充满野心勃勃的张力。虽然查尔斯·戴维斯的音色时而令人惧怵，但是他那尚未乖乖就范之处反而促成相当不错的效果。我把这张唱片搞到手是在一九七四年听过他在“Pit Inn”的演奏之后，成了我的心爱唱片，听了相当长时间。想不到那种单纯的粗糙令人百听不厌。

顺便说一句，这张唱片是汉克·摩布利最后录制的唱片。肯尼·多罕、李·摩根（Lee Morgan）等常和沃尔顿同台演奏的硬波普时期的大牌音乐家相继去世。无不死于非命。爵士乐坛即将大大改观。

沃尔顿同堂·施利滕这对搭档在那之后不久就转去缪斯（Muse）唱片公司，但演奏的理念和方向性更加朝稳定方向发展。尤其一九七三年现场录制的“A Night at Boomer's”（两张一套），乃是光芒四射的主流爵士乐作品。

这张唱片成功的原因十分清楚。一是在小规模爵士俱乐部的现场录音，二是有相互知根知底的盟友克里福德·乔丹以来宾身份参加钢琴三重奏。乔丹不是具有强烈原创性的乐手，也并不具有“非他莫属”那种鲜明个性（如果蒙上眼睛猜人，答案很可能让回答者啼笑皆非），但他作为技艺扎实、品位优雅的主流乐手绝对为沃尔顿的音乐增光添彩。他的演奏同三重奏的演奏浑融一体，不时将音乐推向高潮。想必两人的音乐观——没准包括境遇——有相通之处。

当时，乔丹和沃尔顿实质上似乎有两人组成双龙乐队的意识，看情况由两人中的一人领头。节奏组则请那时附近没事干的乐手帮忙。多数情况下，比利·希金斯打鼓，贝司由山姆·琼斯负责。毕竟成员地道，虽说未能作为常规乐队长期纵横乐坛，但沃尔顿毕竟大体在纽约这座城市构筑了属于自己的团队。

这里，沃尔顿已不再弹电子琴，自己熟悉的“流行曲”也压缩为巴特·巴卡拉克（Burt Bachrach）的《这家伙爱上了你》（This Guy's in Love with You）一曲。专辑演奏的其他乐曲，除了沃尔顿原创曲［旋律优美的《圣地》（Holy Land）］和乔丹的原创曲各一曲之外，其余无不是有名的标准曲。例如《圣托马斯》（St.Thomas）、《奈玛》（Naima）、《蓝调孟克》（Blue Monk）、《星尘往事》（Stella by Starlight）。沃尔顿和乔丹表示：“我们刻意选了这些曲目。关于录制，与其说是挑战性的，莫如说是尽可能以自然而然的平常心进行的。”作为实况录音现场的格林威治村爵士乐俱乐部“Boomer's”是他们平时经常演奏的俱乐部，从中不难感受到悠然自得的融洽气氛。客人也好像几乎是常客。

接受采访时，对方问“为什么演奏巴卡拉克《这家伙爱上了你》那样的东西？是你喜欢的吗？”沃尔顿淡然回答：“No，是客人点的，所以才弹。”这种适度的随意性恐怕也是这张唱片的一个亮点。钢琴的音质多少有些刺耳（好像用的年头太多了），耳朵花了些时间才习惯。而一旦习惯，对这个也自会产生好感：“到底有现场录音的临场感啊！”

沃尔顿在这张现场录制的专辑唱片中所做的，表面上看来有可能是“往后看”的音乐——一听就听得出，他只是以驾轻就熟的手法通过极为简单的乐器组合演奏广为人知的名曲。其中没有往日塞达·沃尔顿的“正襟危坐”之感。然而侧耳细听，哪怕再是被演奏得体无完肤的老歌老曲，他的钢琴都会以击穿时间之壁的气势一路攻城略地，绝尘而去。那似乎是以所谓知性派钢琴手闻名的沃尔顿迄今未曾充分施展的另一侧面。例如以钢琴三重奏演奏的抒情曲《一路到底》（All the Way）务请一听——沃尔顿以势不可挡的指法叩击键盘，同时以条分缕析的说服力弹奏着由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唱红的这首不无感伤意味的短曲。和弦的展开也绝未轻易就范于波普框内，然而又不失本来的歌魂。演奏精彩、新颖，无媚俗之处。虽然指名道姓不大合适，但托米·弗兰纳根、汉克·琼斯（Hank Jones）和巴里·哈里斯（Barry Harris）恐怕是不会有如此石破天惊的演奏的。有人将沃尔顿称为“爵士乐坛的肖邦”。说不定，这种称呼酿造出的罗曼蒂克室内乐演奏形象，使得他演奏的音质品质定位于较为偏颇的方向。说到底，我觉得他天生的拿手戏表现在作为“战斗的minor poet”那静静的硬汉作风上。

进入七十年代，由“圆石”和“缪斯”出品的这些专辑唱片，较之作为作曲家、编曲家的知性侧面，聚光灯更多地打在沃尔顿作为接受主流派洗礼的后期硬波普钢琴手的即兴——总的说来更为随意——的侧面上。就结果而言，给他的音乐带来了正面影响。原本具有知性、小巧、工致倾向的他的音乐，在知性基础上获取了适度的攻击性。虽说距商业性成功还很遥远，但毕竟获得了——尽管微乎其微——自己的风格和立足之地。沃尔顿因此有了自信，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率领自己的三重奏乐队访问日本，在东京的“Pit Inn”进行现场演奏，受到现场听众的热情声援（前面讲过了，我也是其中一人）。

“在美国，爵士乐得到的评价绝对不高。同古典音乐相比，被低看一两个档次。我们是以小型俱乐部为据点生活的，但并不以此维持生计——不希望这样看待我们。这和其他国家情况完全不同。举个例子，最近我同阿特·布雷基一起去日本来着（注：一九七四年的爵士信使乐队重组旅行团），这使我再次认识到，以世界层面看来，爵士乐是拥有何等巨大力量的音乐！”

从这段发言中可以充分看出，沃尔顿是相当踌躇满志地出现在日本“粉丝”面前的。并且，他在日本舞台现场演奏的热情，恰恰是那种雄心和自负的反映。同“Boomer's”的会场不同，他在日本演奏会上主动演奏了自己的原创乐曲，取得了完美的效果。例如《甜蜜星期天》（Sweet Sunday）、《三得利布鲁斯》（Suntory Blues）、《D大调幻想曲》（Fantasy in“D”）。演奏时，他作为作曲家的原创性同其坚韧不拔的琴艺结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虽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但《没了歌唱》（Without a Song）那优雅的编曲也值得一听。此人改编的“歌唱曲”，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令人钦佩有加。

七十年代后半期，沃尔顿推出了若干优秀专辑，稳扎稳打地夯实了自己的地盘。虽然由CBS和RCA等大公司刊行的沃尔顿领衔专辑大多是缺乏亮点的平庸之作，但由小公司、尤其由欧洲和日本的唱片公司出品的唱片中有很多内容上值得关注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唱片公司长期未能理解沃尔顿音乐的真谛（有可能现在也没理解）。

七十年代他的演奏中我最偏爱的，是由贝司手雷·布朗（Ray Brown）、鼓手埃尔文·琼斯（Elvin Jones）等豪华阵容于一九七七年灌制的《献给莱斯特》（Something for Lester，当代唱片公司）。这张专辑中的沃尔顿演奏委实令人叫绝。充满自信，而又不出风头，一边倾听布朗和埃尔文的呼吸，一边果断地弹奏不止，真可谓“掷地有声”。如此手段决非常人可为。即使和雷·布朗、埃尔文·琼斯这两位超级大腕同台演出也毫不怯阵。

向唱片公司提出录制有沃尔顿参加的钢琴三重奏的，是领队雷·布朗。他作为米尔特·杰克逊乐队（Milt Jackson Band）的成员两三次来日公演，那时我为他的演奏迷得如醉如痴。布朗说道：“这几年来和我同台演出的人当中，沃尔顿是最为出色的钢琴手之一。”对沃尔顿的演奏给予最为正当的理解的，或许就是这类乐手同行。

一九七五年，他在同山姆·琼斯、比利·希金斯组成的三重奏里加进乔治·克尔曼（George Coleman），组建名叫“Eastern Rebellion”（东部叛乱）的乐队［名字当然来自爱尔兰有名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ebellion）］，在荷兰的永恒（Timeless）唱片公司录音。“东部叛乱”名义下的演奏尽管有成员变动，但作为一个系列存续了较长时间。说起来，它采取的是贯穿七十年代的“东部主流派之中间路”那样的路线的。演奏本身无论哪一个都够档次，值得听的地方也自有不少。不过老实说，内容上很难称之为焕然一新，加之频繁更换第一线成员的关系，因此感觉上缺乏一以贯之的乐队理念，多少有些名不符实。

一九七七年，沃尔顿还加进次中音萨克斯管新星鲍勃·伯格（Bob Berg）组成四重奏，为丹麦的跨栏赛马（Steeple Chase）唱片公司现场录音。地点在哥本哈根的“Monmartre”。这次演奏相当热烈，听众很有反响。尤其第二辑（Second Set）中的《甜蜜星期天》，听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激情演奏，我由衷地心想：对了，就是这个！这才是塞达·沃尔顿的音乐世界！首先让身体突然动了起来，脑袋自然跟上——我觉得这才是沃尔顿这个人的正确做法。激情演奏的空隙间自行渗出的崭新的知性——这样的东西恐怕正是沃尔顿钢琴的本来面目。

这种自发而自然的崭新性——恕我坦率——如今听来，要比曾经的“新主流派”明星汉考克、麦考伊和基斯·加雷特那似乎囿于盛名、时而令人窒息的演奏风格好得多了。人的浮沉这东西真是神鬼莫测。沃尔顿没有以崭新风格为招牌招摇过市，因而取得社会的认同花了很长时间，可是惟其如此，他才没有受风格的束缚，也没有被驾轻就熟的指癖所绑架，从而得以通过自己的步调真诚地发掘自己的音乐。听他的演奏，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的纵深，或者产生一种通透感——新鲜空气从某处乖觉地涌入房间。所以，即使长时间听也不累。

或许大器晚成一词正该用在沃尔顿身上。近来倒是开始有许多由他领衔的作品发表了，但几乎没有令人蹙眉的东西。尽管作品有的流于知性有的略嫌具体，但无论哪一个都能够让人点头称是。对于管乐手的人选，老实说来，固然有时为之费解（不知他原本喜欢B级管乐手，还是没有选择余地），但作为钢琴手的他似乎已经具备了大家风范——不独弹得过分，不平行得过分，然而该表达的绝对一吐为快。“影响力”这个词诚然有些同他的音乐无缘，但倾听最近出现的年轻钢琴手的演奏，不少时候仍会觉得“这怕是塞达·沃尔顿一贯做法的延续（或因袭）”。

尽管如此，此人的固有的质朴也没变。众多爵士乐迷依然这样看待他：“是的是的，险些忘记塞达·沃尔顿这个人！”他身上也有使人以为他仅仅是个实力型中庸钢琴手那样的部分。这的确不无遗憾。我想，这恐怕是他与生俱来的个性所造成的，而这样不也是可以的么！如果有人说沃尔顿的演奏缺少爵士乐的内在魔性，那或许是那样的。我无意反对那样的意见。不过请你仔细想想：自约翰·科特兰去世以来，除却迈尔斯·戴维斯的若干专辑，到底有多少真正具有“内在魔性”的爵士乐在我们面前登台亮相了呢？希望你举个例子。我们便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尽管这样，我们——至少我——还是具有继续听爵士乐的意愿。我以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谈论爵士乐这一音乐的时候，较之议论所选内容的是非，更应该议论所选内容提示方式的是非。不是吗？

不管怎样，我喜欢沃尔顿知性、正派而又如钢刃一般锋利的独特指法，喜爱此人不时从内心深处缫出的执拗而又Ominous（不吉祥）的音色（在我听来，那是内在魔性诚实的余韵）。具有自然而强韧文体的诚实的minor poet——这是之于我的塞达·沃尔顿这位钢琴手始终一贯的姿态。大概是他的这一姿态把我一直吸引到现在，尽管是全然不动声色的吸引。

Ceder！（Prestige PR7519）

(1)　LP：Long Playing之略，长时间演奏的唱片，密纹唱片。单面演奏时间约30分钟。

(2)　minor poet：小诗人。尽管不是一流诗人，却令人忽视不得。

(3)　吉行淳之介（1924—1994）：日本当代知名作家。曾任村上春树处女作《且听风吟》所获“新人奖”的评委。

(4)　美国电影，1970年出品，获得1971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以及1971年金球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剧本奖。

布莱恩·威尔逊

——南加利福尼亚神话的丧失与再生

Sunflower（Brother/Reprise RS6382）

Brian Wilson（1942—　　）

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九六一年在潘德顿家族（Pendeltones）和卡尔与热衷者（Carl and the Passions）两支乐队演奏。二者发展成为“沙滩男孩”（The Beach Boys），同年推出第一张唱片。六十年代成为“冲浪（Surfing）/飞车（Hot Rod）”音乐浪潮的始作俑者。其后经过漫长的低迷期，一九九八年以《想象力》（Imagination）东山再起。二〇〇四年推出魔幻专辑《微笑》（Smile），成为一时话题。

生龙活虎的小四弦琴（ukulele）演奏家杰克·岛袋（Jake Shimabukuro）的预热演奏结束后，我蓦然抬头望天，色调总好像有些滞重的夜色将日暮时分淡淡的蓝色推向山际。看不见星星。舞台上，身穿工装衬衫的男子正在配置乐器，检查PA(1)装置。及至布莱恩·威尔逊即将开始演奏时，雨点从空中落了下来。薄雾一般的细雨。人们扬起脸，凝目细看在照明中穿过的无数细细的雨线，细得勉强可以认出是雨。因是威基基的小雨，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人们不以为意，估计速战速决（在威基基碰上长雨就好像碰上肥胖的冲浪手，都十分罕见）。出乎意料，雨线开始一点点增强。这是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六日发生在卡皮欧拉尼（Kapiolani）公园野外音乐会场——“威基基露天音乐厅”的一件事。

我手里拿的白色塑料杯中也有雨静静落入，和里面的啤酒混在一起。雨渐渐淋湿T恤，淋湿头上戴的棒球帽，淋湿草坪。不是我引以为自豪，我的确没准备雨具，完全没有。也就在二十分钟前，还是心旷神怡的南国日暮时分，天空一丝乌云也见不到。这地方天气转眼就变。不过也好，我想，雨也罢风也罢，都是我们同时存在于地球的自然证据。它们倏忽而至，迟早撤离。我们只能照单接受它们。布莱恩的音乐也是同样。他的音乐与听的我们（至少我）由某种纽带连在一起，纽带总是通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那里当然有雨，当然有风。

在“威基基露天音乐厅”举行的布莱恩·威尔逊野外音乐会是火奴鲁鲁(2)马拉松赛的一项赛前活动。大凡参加比赛的选手，只要交十五美元，任何人都可以进场。饭菜随便吃，啤酒随便喝，又能听到布莱恩·威尔逊的全程演唱会，而这才十五美元。没有人不去。说实话，我几乎是仅以听这场音乐会为目的参加此次火奴鲁鲁马拉松的。转年四月预定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距其几个月前跑火奴鲁鲁很难说是明智之举（我通常的做法是每个季度参加一次全程马拉松），况且准备也不充分。问题是情况不允许我强调正论。我当即报名参加火奴鲁鲁马拉松，把布莱恩·威尔逊演唱会入场券搞到手。十二月一到，马上把跑鞋扔进旅行箱，毫不犹豫地从成田机场钻进开往火奴鲁鲁的飞机。

现场听布莱恩的音乐，这次不是第一次。东京听了几次他的音乐会。就曲目而言，那时和这次没多大区别。布莱恩·威尔逊乐队的公演，大体走既定程序。说痛快些，布莱恩不是看重当时当场即兴性的音乐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的音乐基本表现在原有构筑的精妙再现之中。因此，期待有什么“例外”出现在舞台上差不多纯属徒劳。尽管如此，在夏威夷夜空下听布莱恩音乐会也是天赐良机。我和众多赛跑选手一起在霏霏细雨下一口口喝着啤酒，静等音乐会开始。

第一次邂逅“沙滩男孩”的音乐，记得是一九六三年的事。那年我十四岁，歌名是《冲浪USA》（Surfin'USA）。当我第一次听到从桌子上的索尼牌小收音机中流淌出来的这首歌曲时，我百分之百瞠目结舌，恨不能一直听下去。那东西是怎样的形状、具有怎样的感触——那首歌曲把那些无法具体描写的特殊声音若无其事地表达出来，既自然而然，又坚定不移；结构单纯之至，而所含情感又精细之至。吸引我的，想必是这种鲜明的相反性。说得夸张点儿，受到的冲击简直就像后脑勺被柔软的钝器狠狠一击。我想，那伙人为什么对我寻求的东西这么了如指掌呢？“沙滩男孩”，这就是那伙人的名字。并且，从那时开始，“沙滩男孩”就成了我的青春的一个象征性存在。或者成了一个obsession（挥之不去的观念）。在那以后的一段岁月，我毫无保留地同“沙滩男孩”的音乐生活在一起：《爽爽爽》（Fun Fun Fun）、《我四处游逛》（I Get Around）、《冲浪女郎》（Surfer Girl）……

我当时住在神户附近一个海滨小城，小城很静。每天傍晚我领着狗在附近海边散步。海面没有多大波浪。在濑户内海冲浪，是介于“相当困难”和“不可能”之间的行为。实际目睹冲浪板是在那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就是说，我是住在完全同冲浪无缘的地方一个热心的冲浪音乐迷。不过我想，这种地域性障碍恐怕不至于阻碍我对他们音乐的理解。毕竟——后来我才知晓——“沙滩男孩”的主角布莱恩·威尔逊尽管出生在南加利福尼亚，但他害怕下海。至于冲浪那玩意儿，他一次都没有玩过。

毫无疑问，布莱恩·威尔逊是摇滚乐这一音乐领域孕育的一个天才。如同讲故事的高手能够向听的人讲述令人兴奋不已的故事，他可以让我们听到使我们为之兴奋不已的音乐。他具有魔术般的独特本领，我们彻头彻尾迷上他的音乐。是的，就凭这点也绝对是个伟大成就。可是不仅如此，布莱恩还将这种令人兴奋不已的音乐组成时间性系列，一层层叠积起来，从而在我们面前演示出一个更为深邃、更为多元、更为原创性的音乐世界。几十年过后的现在，那已经十分容易理解了。人们重新认识到：是啊，归根结底，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于是我们连同敬畏之念接受了布莱恩是何等天才这一事实。

可是当时不是这样，完全不是。对许多人来说，布莱恩不过是个自作自唱了几首泡泡糖流行歌曲的流行歌星，不过是一次性消耗品那样的存在罢了。借用后来成为乐队一员的布鲁斯·约司顿（Bruce Johnston）的名言，对于大众，“沙滩男孩”不外乎“冲浪的多丽丝·黛（Doris Day）”。那样的大众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布莱恩作为音乐家已经成熟，他的音乐稀释了表层流行性，而增加了精神深度。他们无视和抹杀布莱恩推出的新音乐，有时甚至为之气恼。

如今回头看来，“沙滩男孩”唱的都是绝对纯真的歌曲，关于阳光和巨浪，关于金发美女和高级赛车。不难得知，作为南加利福尼亚神话的象征而风靡一世的，仅仅是他们漫长人生旅途中的最初几年。《宠物之声》（Pet Sounds）以后的“沙滩男孩”始终追求的是以更为普世性元素为主题的、不妨称之为“美式本土前卫摇滚”（American Homemade Progressive Rock）的独特音乐风格。但是，布莱恩的这种努力、他的音乐理念明显超越了时代。“天真的冲浪音乐乐队”这一烙印伴随了他们一生。而且，人们的不理解深深伤害了布莱恩的心，促使他为了逃避现实而服用毒品，损毁了他人性中的许多美好部分。

布莱恩是孤独的。他脑袋里总是装满应该表露的音乐构想和乐声。那是从他这一存在的中枢自然漫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布莱恩是如同舒伯特那样的本色型音乐家、本能地追求美和重视直觉强于重视思维的音乐家。并且，和舒伯特一样，也是从实务角度控制自己才华的不得志型音乐家。易受伤害，心不设防。由此之故，他不得不彷徨于自信与失望之间、前进和自毁之间、秩序与混沌之间。

“布莱恩是十分敏感的人，”他弟弟卡尔说道，“艰难地活在极其微妙的平衡上面。无论怎么看，那样的人都不该大喝什么LSD(3)。”

一九七一年推出的专辑唱片《冲向浪尖》（Surf's Up）收录了黯然神伤而又优美无比的歌曲《直到我凋零》（Till I Die），他在那里边赤裸裸唱出自己的心境：

我是浮在大海的软木塞

惊涛骇浪把我卷走

我是狂风中的一片树叶

即将被吹去海角天涯

布莱恩争取父亲的理解和认可，但身为不成功的作曲家的父亲出于他本人也未能认知的嫉妒和愤怒，毫不留情地伤害和谩骂有才华的儿子，把儿子引往错误方向，每每使其心灰意冷。抑或，即使那样做是出于善意，那也是由错误的善意导致的错误行为。担任经纪人的父亲一九六九年在根本不同作为作者的儿子商量的情况下将布莱恩迄今创作的所有歌曲以两捆三文的低价擅自卖掉了版权。他说：“你作的曲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现在卖正是时候！”布莱恩深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包括两个弟弟和一个堂兄在内的乐队成员，围绕乐队的主导权一再内讧。身为二把手的迈克·洛夫（Mike Love）将布莱恩呕心沥血之作《宠物之声》斥为“给狗听的音乐”。唱片公司高层对音乐性不感兴趣，一味追求销量。他们以合同为杀手锏，企图榨干乐队最后一滴血。许多唯利是图莫名其妙的家伙如聚在马身上的一群苍蝇围着这支乐队。周围充斥出卖与谎言。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越南战争日趋“泥沼化”，反叛文化乘势兴起，其第一线的演奏家们攻击“沙滩男孩”是落伍的典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大声宣布：“再没有人听什么沙滩男孩了！”不用说，这样的嘲笑伤害了布莱恩。他和J.D.塞林格（J.D.Salinger）一样，一步步退向自己一个人的孤高世界。

一九六六年初次听得《宠物之声》时，我当然没认为是“给狗听的音乐”。那是一张局部精彩、率直、优美的专辑，其中收有几首我心爱的歌曲。但是，我大约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对于其整体却未能充分理解和接受。坦率地说，那是超越我当时理解水平的音乐。我一边听那张专辑一边想：不坏，全然不坏。问题是，那般欢快、流畅、令人心旌摇颤（Swingy）的沙滩男孩跑到哪里去了呢？那时我怀有的心情多少近似“被出卖”那样一种感觉。而且，那也或多或少是一般“粉丝”所产生的心情。

几乎同时期出现的甲壳虫（The Beatles）的《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虽然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改变摇滚乐历史的能量，但没有出卖任何人。甲壳虫尽管本来就是“叛逆的劳工阶层年轻人”和人气偶像，可他们不是“来自利物浦的多丽丝·黛”。因此，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他们的戏剧性蜕变。而且，即使从音乐角度看，《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也包含着一眼即可认同的普遍性世界观。那有赖于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两人出色的才华。他们联手互相提升、互相牵制、互相予以“客体化”——强势成果一个接一个从中产生出来。而相比之下，布莱恩是乐队几乎惟一的大脑和发电机。他孤苦伶仃，求告无门，必须独自发掘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活动不能不是个人性质的、愈发令人费解的、有时是多少有别于周围世界和时间性的。

对我来说，不，对其他人恐怕也是这样，《宠物之声》是比《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远为费解的音乐。《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张专辑唱片的价值和革新性理解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理解《宠物之声》是具有何等出类拔萃、何等奇迹般深度且何等革新性的音乐，就必须等待时间性的调整。具体说来，需要花费十年、二十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我（以至世界）终于开始理解那张唱片的真谛之时，布莱恩已经因为经常吸毒和精神疲劳陷入形同退休的状态了。他已不再露面，也不再唱歌了。

关于专辑唱片《宠物之声》，谈的已经不少了。所以，这里想谈一下较少有机会提起的两张“沙滩男孩”的专辑。一张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印行的《向日葵》（Sunflower），一张是翌年面世的《冲向浪尖》。

一九六八年，由“沙滩男孩”主宰的兄弟（Brother）唱片公司同问题多多的开比特（Capitol）唱片公司解除合同，而同华纳兄弟唱片旗下的再现（Reprise）唱片签下新的合同。“再现”是比较新的品牌，在那里应该可以断然尝试更新的革新。六十年代后半期开比特推出的一系列唱片，尽管有一部分在音乐业界获得高度评价，可是并未因此畅销。任何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沙滩男孩”的人气也开始出现了少许阴影。因此，这时改换门庭，应是重振雄风的良机。

布莱恩的健康状况不够理想，体重持续增加而不知其所止，LSD的长期服用致使其行为明显怪异。尽管如此，乐队整体上的音乐士气意外高昂。虽然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绝尘而去，但作为巡回演唱乐队得到的评价反而更高了。那里仿佛出现了更上层楼和更加成熟的可能性。乐队在维持不妨称为trademark（品牌特色）的同时，积极引进六十年代后半期的反叛文化要素，尽力打造新的“沙滩男孩”形象。他们的目标是同时保持时尚而知性的音乐性与大众性人气。布莱恩尽管不如以前精力旺盛了，但仍能创作富有感染力的高品质歌曲。乐队的其他成员也都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布莱恩作为领导者和作为歌曲作者的才能的相对下降，给乐队带来一种真空状态，同时为其他成员提供了施展身手的空间。这样的状况刺激了他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乐队莫如说处于健全的、民主的态势。这是因为，大家有了努力拼搏的心情：不是依靠布莱恩一个人，而是各自追求新的可能性。

除布莱恩以外的成员提供的曲目，现在重新听来，成了“饶有兴味”的音乐。布莱恩的威尔逊兄弟、尤其老二丹尼斯·威尔逊（Dennis Wilson）作为歌曲作者的潜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创作的音乐洋溢着布莱恩音乐所没有的狂纵的肾上腺素气味，在许多地方加强了专辑唱片的张力。不过整体看来，其他成员提供的歌曲在质量上未能超过布莱恩的音乐。明确说来，还差一个档次。布莱恩是不折不扣的天才，而其他人——遗憾的是——不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布莱恩才是“沙滩男孩”这一体制无可撼动的核心。假如没有他这一存在，“沙滩男孩”充其量只是个二流半乐队。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不过，当其他成员提供的若干歌曲如卫星一般装点在布莱恩所作歌曲四周的的时候，那里奇异地形成了硕果累累、饶有兴味和浑融一体的音乐世界。“沙滩男孩”这一集合性生命体所具有的温柔、脆弱、矛盾、希望、迷惘等形形色色的东西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景观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那里有一种同布莱恩挑大梁的乐队黄金时代有所不合的“共有感”——类似“共有感”的东西。甚至浮荡着面临自我解体深渊之人自暴自弃的激进气息。专辑《向日葵》和《冲向浪尖》的吸引力无疑就在这里。说法或许奇妙，仔细倾听布莱恩创作力相对低下时期产生的这些唱片，可以使我们再次清楚认识到布莱恩·威尔逊的音乐是何等浩瀚和深邃！

如果布莱恩在这一时期从终日吸毒的生活中回归现实世界，或至少成功地将逃避现实倾向控制在那一阶段，那么“沙滩男孩”很可能置身于更为强大的音乐舞台，布莱恩很可能在有效吸纳周围能量的同时以《冲向浪尖》这两张专辑为基础获取更有意义的进展。然而，所有的假定都终归是假定。并且，随着布莱恩创作热情的每况愈下，乐队逐渐失去了那种音乐前卫性和凝聚力。

说实话，在这张唱片问世的时候，我已经对“沙滩男孩”彻底失去了兴趣。甚至没把他们的新唱片拿在手中。我正在听“大门”（The Doors），听吉米·亨德里克斯，听克劳斯比、史提尔斯与纳什（Crosby，Stills & Nash），听“奶油”（Cream）。人们把目光热切地投向伍德斯托克音乐会（Woodstock）。我想，在某种意义上，那是奈何不得的事。不过，及至现在，我为自己那样抛弃了（或者彻底忘记了）“沙滩男孩”的音乐感到遗憾。他们当时是在他们本身的清寂场所继续殊死地创作相当优质的音乐。假如我那样期望，我是能够和他们度过同一时代的。然而我没有那样做。我第一次听得《向日葵》和《冲向浪尖》，是在那很久以后。并这样想道：这么好的音乐为什么这以前一直错过了呢？

专辑《向日葵》里面收有几首印象深刻的优美歌曲。例如布莱恩至今仍在音乐会上积极主动唱起的《这整个世界》（This Whole World）和《为你的一天添加音乐》（Add Some Music to Your Day）——这两首由布莱恩演唱的歌曲完全可以称为名曲。丹尼斯的《滑过》（Slip on Through）简洁而魅力四射，布鲁斯·约司顿的《狄德丽》（Deirdre）也是旋律优美的佳曲。布莱恩与麦克携手创作的温情恋歌《一切我想做的》（All I Wanna Do）、专辑最后收录的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布莱恩莫属的荡气回肠悠扬悦耳的《凉，凉水》（Cool，Cool Water，布莱恩后来说，这是在真正意义上接受天启创作的歌曲）——这些音乐至今听来仍清新感人。而作为整张唱片，如片名所示，充满平和而恬适的心情。英国盛赞这张唱片是之于“沙滩男孩”版的《佩珀中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

但在美国不同。好得令人瞠目的《向日葵》只在告示牌（Billboard）唱片畅销榜上停留了四个星期，最好的位次第一百五十一名，在“沙滩男孩”的历史上留下前所未有的惨败记录。说被抹杀了也未尝不可。遗憾的是，他们设定的音乐时区，较那个时代一般听众所置身的时区有相当远的距离，而这和音乐优劣并无关系。至少在美国市场上，这两条路从未交叉。因为对自己创作的音乐怀有自信，无论布莱恩还是乐队成员都不能不对专辑唱片的商业挫折深感失望。

但他们再次竭尽全力尝试更大的挑战，其结果就是《冲向浪尖》。这张专辑录音时，布莱恩的创作激情愈发下降。他主导性全面参与的只限于两曲：《直到我凋零》和《一棵树生命进程中的一天》（Day in the Life of a Tree）。专辑同名曲《冲向浪尖》是从无果而终的专辑《微笑》磁带中拿过来的布莱恩的作品，但出于对《微笑》的复杂感情，布莱恩坚决反对。相反，乐队成员们拒绝将歌词内容抑郁的《直到我凋零》收入辑中。不久，双方勉强妥协，结果两曲一起收入专辑。这样，布莱恩同乐队其他成员的紧张关系愈发严重。布莱恩觉得自己被利用和贬低了，其他成员则感到自己被布莱恩抛弃了。

“沙滩男孩”无法忍受唱片公司准备的录音室的低劣档次，于是在位于贝莱尔（Ble-Air）的布莱恩大房子的一楼修建自己的录音室。然而布莱恩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闷头不出，楼也不下。乐队成员们自己练习和录音。布莱恩偶尔穿着浴衣出现在录音室里，观察练习情况，而后基本摸着胡须一声不响地折回二楼。那光景无论如何都奇妙之至。

不过，尽管情况如此不自然和剑拔弩张，尽管内容上有若干瑕疵，尽管整体笼罩在不无昏暗的气氛中，而这张《冲向浪尖》却是意外富于魅力的唱片。A面第一曲《水边靠近不得》（Don't Go Near the Water）虽是迈克·洛夫和阿尔·贾丁（Alan Jardine）的共同作品，却十分引人瞩目。虽然布莱恩没有参与，但其中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沙滩男孩”集体性声音。“沙滩男孩”这一顶级音乐系统仍在有效运作。不过歌词黯淡，在某种意义上是象征性的：

不能靠近水边

是多么悲伤的事

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水完蛋了

这是抗议水质污染的环保歌曲。但歌词同时也是“沙滩男孩”这支乐队所处窘境悲痛的隐喻。这支一律身穿条纹衬衫、朴实无华地歌唱纯情冲浪音乐的乐队被致命地污染了其“水源”。至于污染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还不清楚。

这张专辑收录的布莱恩歌曲，虽然作为数量决不为多，但哪一首都可圈可点。即使焦点不够清晰的《一棵树生命进程中的一天》，也足以是值得听一听的音乐——其中无疑刻录着布莱恩的精神轨迹。而唱片同名曲《冲向浪尖》，那犹如从容器边缘颤颤溢出的柔水一般静谧的美，恐怕是惟独天才方能制作的那一种类。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电视特别节目中提及此曲，对其精致的音乐性赞不绝口。

关于从过去的“库存”中强行拉出《冲向浪尖》这点，布莱恩对其他成员长期怀有不满，但时至今日，痛苦的心情也已淡薄。“（当时是不愉快）但后来我喜欢上了这首歌。”他说，“只是，就这首歌说来，嗓音多少有点儿弱。我对自己的声音不满意。不过嘛，那里边是有灵魂的。”的确如此。

此外受关注的歌曲有布鲁斯·约司顿提供的《迪士尼女孩（1957年）》（Disney Girls 1957）这是一首带有乡愁意味的甜美的抒情曲，多少偏离了“沙滩男孩”这支乐队的音乐路线，但其中有直接打动人心的东西。布莱恩后来表示：“布鲁斯在这首歌中展开的和声与和弦，的确不同凡响。”录制前一张唱片时大显身手的丹尼斯因为受伤了，在这张唱片中有些黯然失色。但在嗓音方面，小弟弟卡尔一鼓作气，填补了布莱恩不在的空白。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为人上，卡尔都在敏感的大哥与激进的二哥之间发挥着类似黏合剂那样的沟通作用。

《冲向浪尖》这张专辑在商业上取得了说得过去的成功。在公告牌杂志畅销专辑排行榜上冲到第二十九位，批评家方面也有好评。《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刊出这样的评论：“沙滩男孩回来了。近几年时间，无论滚石批评家还是大众都待之以相当冷漠的态度。但《冲向浪尖》的问世使其重振雄风。在这张专辑中，他们创作的合音与前卫性、大众性浑融一体。年轻的卡尔跑在了这支有问题乐队的前面。”

但是好景不长。《冲向浪尖》成了“沙滩男孩”留下的最后“激情之作”。这张专辑问世后，布莱恩的自闭程度进一步加深，他的笔几乎不再产生新曲了。长期移居荷兰制作的下一张专辑《荷兰》，仅象征性地收录了布莱恩的歌曲。尽管有其他成员的拼命努力，但“沙滩男孩”这支乐队所出音乐的潜能的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此这般，他们迎来了漫长的冬季。

布莱恩在毒品的深雾中继续缓慢地毁坏自己。而另一方面，“沙滩男孩”作为怀旧歌曲巡演乐队取得很高经济效益。如今，维持传统成了乐队存在的惟一意义。队员之间的失和日趋严重，开始互相起诉。这时间里，丹尼斯因毒品事故溺水而死，争气的卡尔也英年早逝。威尔逊三兄弟中只有布莱恩勉强活了下来。谁都认为“沙滩男孩”气数已尽。

此后，布莱恩颠覆所有人的预料，一举回归乐坛。在两个兄弟去世之间，他戒了毒品，积极进行康复训练，减轻体重，就医，以殊死的努力将自己拉回正轨。即使说他是从死亡深渊回来的也不为过。他再次结婚，重新确立生活。他实质上离开了“沙滩男孩”，创作了几张内容出色的个人专辑，组建自己的乐队开始音乐活动。他的笔下再次接连流淌出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美丽歌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曾经写道：“美国不存在第二章。”但是，在布莱恩·威尔逊的人生中，第二章无疑存在。

雨越下越大。我在威基基露天音乐厅一边任雨浇淋，一边倾听布莱恩近年的名曲《爱与悲悯》（Love and Mercy）。仍然觉得胸口发热。他总是在演唱会的最后独自对着键盘满怀深切的悲悯唱这首歌。优美动听！看上去，他仿佛通过唱这首歌安抚死者的魂灵，静静哀悼自身已逝的岁月，仿佛宽恕背叛者，无条件接受所有的命运。愤怒、暴力、破坏、绝望——他正在将一切负面情绪拼命推向哪里。那种痛切的心绪径直抵达我们的心。布莱恩身体的动作总好像某处不够自然，在舞台上他几乎一直坐在椅子上。长期荒唐颓废的生活显然损毁了他身上的什么。歌声也不再有年轻时甜美的张力。许多宝贵的东西失去了。尽管如此，布莱恩的歌声仍切切实实打动听众的心。那里有惟独人生“第二章”才具有的深刻说服力。

一九六三年第一次听得《冲向浪尖》以来，已经过去了许多岁月。无论对布莱恩还是对我，那都是分量重的岁月，是超出所有预想的那一类岁月。我们暂且置身于此，在威基基夜晚无可奈何的雨中共同拥有那一空间和时间。不管谁怎么说，我都觉得这是美妙的事情。至少我们还在延续生命，还在将若干可以镇魂的东西揽入怀中。

Surf's Up（Brother RS6455）

(1)　PA：Public Address之略，音乐厅使用的场内扩音装置。

(2)　火奴鲁鲁：Honolulu，又译檀香山。

(3)　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之略，一种致幻剂。

舒伯特：“D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850）

——柔软混沌的当下性

Paul Badura—Skoda,

Schubert; Les Sonates Poar le Pianoforte

（Arcana A15）

Franz Schubert（1797—1828）

生于维也纳市郊里希滕塔尔（Lichenthal）。浪漫派音乐的开拓者，德语艺术歌曲的奠基人。自幼崭露才华，得到萨利埃里（Antonio Salieri）的赏识，从其受教。几乎没有固定职业，终生流浪。从交响曲、室内乐、教会音乐到歌剧，留下许多作品后早逝。

弗朗茨·舒伯特究竟胸中隐藏怎样的目的写出那么冗长的钢琴奏鸣曲呢？而且是在努力不大可能得到报偿的情况下，有的作品含义又多少令人费解！他何苦把自己短暂人生的宝贵时间花费在鼓捣麻麻烦烦的东西上面呢？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唱片放在唱盘上倾听的时候，我每每陷入沉思。较之那么烦人的东西，谱写简单悦耳的钢琴奏鸣曲——当时也好当今也好——岂不更能受到世人广泛的欢迎？事实上，他写的《音乐瞬间》和《即兴曲》这类钢琴小品集也历经漫长岁月而一直受到人们喜爱。而相比之下，他留下的大半钢琴奏鸣曲都像雨天用的运动鞋一样遭到冷遇。

莫扎特谱写钢琴奏鸣曲的目的比较清楚：为了赚生活费。为喜欢音乐的贵族和贵族子弟创作钢琴奏鸣曲，领取礼金。所以平明易懂（而又确实优美动听且深有内涵）。应约谱写，一挥而就。就贝多芬而言，赚钱的心情当然是有的，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为近代艺术家的雄心壮志也是有的。对于自己新发表的钢琴奏鸣曲将在世间（也就是在懂艺术的资产阶级之间）引起怎样的反响这点，他早已计算妥当。其中总是含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挑衅性。

然而，提起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让别人听来长得难以忍受，而在家庭轻松演奏，音乐性又难度太大。因此，很难认为可以作为乐谱销售（实际也未售出），而且缺乏挑拨、唤起人们精神的积极性。至于社会性，几乎等于零。那么，舒伯特到底在头脑中设定怎样的场所、怎样的音乐所在地来写那么多钢琴奏鸣曲的呢？作为我，很长时间里不能完全理解。

不过，一次看舒伯特的传记，谜终于得以解开。其实事情十分简单，原来舒伯特写钢琴奏鸣曲时，脑袋里什么场所也没设定。他单单是“想写那样的东西”。既不是为了钱，又不是为了名誉。而仅仅是把浮上脑海的乐思直接写成乐谱而已。即使大家都对自己写的音乐感到忍无可忍，即使——特别是——其价值得不到承认，即使结果使得生活陷入困境，对于舒伯特，那也是次要问题。他不过是把滞留在他心间的东西以个人汤匙极其自然地舀出来罢了。

他就是这样大写特写自己想写的音乐，写到三十一岁时突然消失似的死了。虽然他决没成为有钱人，没有像贝多芬那样得到世人尊敬，但歌曲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卖出去了，有少数崇拜者围在他的身边，故不至于每天吃饭都成问题。因其英年早逝，所以也就避免落入才华枯竭、乐思穷尽而徒呼无可奈何的窘境。旋律与和声宛如阿尔卑斯山脉融雪小溪一样潺潺涌入他的脑海。以某种观点观之，或许人生并不坏。他只是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啊太忙了，这个要写那个要写”——一边这样想着，一边魇住似的活着，在浑然不觉当中落下了生命之幕。难过的事当然也是有的，但自己创造什么带来的喜悦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不管怎样，弗朗茨·舒伯特的二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生前发表的只是其中三首，其余都是死后发表的。生前发表的也似乎评价不高。即使亲朋好友之间，也曾这样嘟嘟囔囔：“弗朗茨这家伙，歌曲和钢琴小品什么的写得那么好，这钢琴奏鸣曲可是不怎样啊！那家伙的才华到底适合写短的。问题是本人总是想写长东西。有才华，人也好，可这种地方是够伤脑筋的啊！”——虽说这终究不过是我的想象，但大体上是这样的吧？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是喜欢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的。近来（尤其近五六年），同贝多芬和莫扎特的相比，听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要频繁得多。若再次问为什么，三言两语很难回答。说到底，大概是因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所有的“冗长性、散漫性和烦人性”同我现在的心境一拍即合。那里有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所不具有的心灵的自由翱翔。当我坐在音箱前闭目倾听，每次我都能朝着那里面的世界自然而又个人地踏进脚去，我能够作为外行人捧起他的声音，随心所欲地从中描绘出之于自己的音乐情境——不妨说，一个圆融无碍的世界就在那里。

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与此多少有所不同。我们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那里总是巍然耸立着贝多芬其人和莫扎特其人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那是难以撼动和难以冒犯的。好也罢坏也罢，其地位已然形成。我们基本上只能委身于其音乐的流程，委身于其“造型性”或者类似宇宙观的东西。但是，舒伯特的音乐不是那样。视线低，不说三道四，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门去，让我们不计成败得失地沉浸在他的音乐酿出的令人舒心惬意的芬芳溶液（ether）之中。其中含有的，是一种可以说是中毒性质的特殊感觉。

我所以喜欢上这一类型的音乐，一是有时代原因，二是有年龄上的原因。说起时代原因，我们似乎在所有艺术领域表现出越来越追求“柔软混沌”的倾向。贝多芬的近代构筑性生活（构筑性质的近代性）和莫扎特完结性质的天上性（天上性质的完结性），有时让我们——尽管我们无条件承认其完美无比——感到透不过气来。说起年龄原因，我们可能在所有艺术领域表现出追求更为“宽松和简洁意义上复杂难解”文本的倾向。至于是哪一个理由更加把我吸引到舒伯特奏鸣曲世界的，很难准确判断。但不管怎样，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二十二首之多这一事实，对于近来的我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欣喜。

舒伯特诸多钢琴奏鸣曲之中，我个人长期喜爱的作品是“D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850）”。非我刻意炫耀，这首奏鸣曲特别长，相当单调，形式上也不紧凑，几乎找不到技术性可听之处。甚至可以发现几个结构性缺陷。说痛快些，对于钢琴手来说是一种令其生厌的劳什子。漫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哪位演奏家把它纳入演奏曲目之中。故而，世上没有接连出现被誉为“这是名奏决定版”那样的演奏。就此曲向几位熟悉古典音乐的熟人征求意见，多数人都皱起眉头沉默良久，“为什么特意听D大调呢？a小调、A大调、降B大调……此外不知有多少名曲，何苦听那个？”

不错，舒伯特此外有好几首优秀的钢琴奏鸣曲，这也是客观事实。日前读吉田秀和氏的著作，碰巧发现他有一段关于奏鸣曲的意味深长的言说，是作为对内田光子的此曲录音的评论写下的。容我引用一下。

“这两曲中，a小调奏鸣曲我很早以前就作为有亲切感的音乐喜欢来着。而D大调却听不来。从第一乐章开始，尽管起步气势磅礴，但总有什么零乱不堪，不易把握。有趣的乐思纷纭涌现，却你来我往，眼花缭乱，不由得令人发问最后想去哪里。同a小调相比也许不合适，但a小调奏鸣曲的确浑融无间。舒伯特这首能写得如此简洁，而D大调为什么那么长呢？让人有恨铁不成钢之感。说是舒伯特的一种病未免不妥，但D大调奏鸣曲实在太拖沓了。”

（《本日一枚》新潮社2001年）

对吉田秀和氏这么说我多少有些诚惶诚恐，但还是不由得点头称是：“言之有理啊，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不过还有下文。

“由于这个缘故，我对这首奏鸣曲敬而远之，从不特意寻求听的机会。即使现在有了CD重新听的时候，我也还是从a小调开始，听完就算了，不听D大调。

但是，此刻我一咬牙听了一遍。这才意识到这是一首心中喷涌而出的‘精神力量’直接化为音乐的乐曲，简直令人震惊。（下略）”

读到这里，作为我更加点头称是。由心中喷涌而出的“精神力量”直接化为音乐的乐曲——千真万确！这首D大调的确不是一般含义上的名曲。结构随心所欲，整体旨趣不够清晰，杂乱无章，长而又长。然而，其中具有足以弥补——绰绰有余——那种瑕疵的深奥精神直率的喷发。对那种喷发就连作者也驾驭不了，任其像管道漏水一样四处随意涌出，彻底冲毁奏鸣曲这一系统的整合性。不过反过来说，我觉得D大调奏鸣曲由于这种不由分说的毁坏方式而获得了“连续敲打世界内幕”那样独特的普遍性。归根结蒂，这部作品以最纯粹的形式浓缩了——或者说得准确一些，扩散了——我们被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吸引的理由。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这首奏鸣曲所吸引，差不多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逛旧唱片店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由尤金·易斯特敏（Eugene Istomin）演奏这首曲子的唱片。那么听一下好了——便是以这种轻松的心情买了下来。是由哥伦比亚唱片大师作品（Columbia Masterworks）印行的进口唱片（MS7443）。录音年代不清楚，估计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录制的。

自那以来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喜欢上D大调奏鸣曲，追根溯源，也是因为碰上这张唱片的缘故。易斯特敏的演奏——一如大部分易斯特敏的演奏——几乎没有哗众取宠之处。说中庸也好，反正他身体略微后撤，而将毫不扭曲的音乐世界原封不动凸显出来，便是这一类型的演奏。但这种演奏方式竟同此曲一拍即合，不可思议。正统固然正统，但并非教科书式的，其中有一种情真意切的平和。反复听这张唱片时间里，我彻底迷上了D大调奏鸣曲。至今仍时不时听易斯特敏的演奏，每次听都心悦诚服：好一个态度端正的演奏啊！在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未得到正当评价的这一时期能有如此严谨通透的演奏，我认为十分难得。假如碰上其他钢琴手演奏的这首乐曲，恐怕不至于如此对其一往情深。不过，易斯特敏的演奏在世间好像没得到多高评价，那以后再没在唱片店找到过，以CD再版的事也没听说。差不多磨光了，如果可能，想买一张替换……。（注：二〇〇六年以CD再次印行）

我开始听D大调奏鸣曲时，收录此曲的唱片数量相当有限。记得当时的唱片目录上仅有区区几张。但随着时代的推移，演奏此曲的钢琴手渐渐多了起来。最近忽然想起，数了数我家唱片架上的D大调奏鸣曲，竟有十五种之多！初步列了个表。未标明LP的均为CD。

1. 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London/DECCA LP）

2. 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Phillips LP）

3. 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EMI LP）

4. 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Monitor LP）

5. 易斯特敏（Eugene Istom in，Columbia LP）

6. 海布勒（Ingrid Haebler，Columbia LP）

7. 内田光子（Phillips）

8. 巴杜拉—斯科达（Paul Badura-Skoda，Arcana）

9. 席夫（Andras Schiff，London/DECCA）

10. 肯普夫（Wilhelm Kempff，Deutsche Grammophone）

11. 柯尔荣（Clifford Curzon，London/DECCA）

12. 达尔贝托（Michel Dalberto，Erato）

13. 吉列尔斯（Emil Gilels，RCA）

14. 安斯涅斯（Leif Ove Andsnes，EMI）

15. 克林（Walter Klien，Vox）

录音时期大致区分如下：

①初期　除了少部分，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录制尚未普及。一九七〇年以前的。

②中期　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得到重新评价以后的。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〇录制的。

③现代　声望重新确立，年轻钢琴手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积极纳入演奏曲目以后的。一九九〇年以来的录音。

施纳贝尔、肯普夫、易斯特敏、柯尔荣、李希特、吉列尔斯、海布勒等人属于①初期，布伦德尔、阿什肯纳齐、克林属②中期，其余属于③现代。

这次写稿时，将这些演奏认认真真（不限时间）重新听了一遍，粗略写了下面一些感想。

从现代演奏的角度看来，挪威的新锐钢琴手安斯涅斯的演奏不管怎么说都很精彩。想以新的高质量录音听D大调奏鸣曲的人，不用迟疑，选这张CD最好。安斯涅斯几年前来日本时我去现场听了，记得心存敬意。而在这张CD中（2002年录音），他的演奏进一步增加了音乐深度。称之为“舒伯特味”或许多少有些勉强，但分明是正统而直率的演奏。虽说并非因为他是挪威人，但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简直就像听希腊音乐一样让人产生一种健康的“呛感”。将深山老林里的空气吸入胸中时那清新洁净的植物性芳香直灌脚底。朝气蓬勃、英姿飒爽、出类拔萃、多愁善感，而又将大时代要素小心翼翼析离出去。流势尤其出色。虽然作为整体的音乐性格局宏大，但门面毫不张扬。这方面的设定不能不让人感觉出这位钢琴手的聪明。

这首奏鸣曲，强奏（forte）同弱奏特别难以区分。若按乐谱指示弹奏，往往变得相当夸张而嘈杂，但此人把握的强弱平衡堪称绝妙。强者尤其出色。掷地有声，干脆利落，那悠扬的音乐被轻轻吸入青春时代那跳跃般的、梦幻般的炽热情思之中。喜好当然因人而异，而作为我，对于演奏基干中那洗炼坦诚的世界观和面无惧色提示的年轻志向那样的东西，我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同安斯涅斯完美的演奏效果相比，其他钢琴手的演奏各有千秋，瑕瑜互见。席夫的演奏风格大体接近安斯涅斯。之于现代钢琴手的舒伯特音乐形象或许正在成为一种定型。说反贝多芬式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在结构性阙如中可以发现追求悖论式结构性即所谓后现代式浪漫主义的倾向。那种浪漫主义决不是流于情感的浪漫主义。乐谱被严密查证，情感被控制，力度被重新洗涤，一切都要穿过内省这层过滤网。也就是说，那是一度被解体、重洗、再建的浪漫主义。那是为了迎合早已无法扩大精神格局的现代人灵魂的新的积极浪漫主义。这种“解构性浪漫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例如，可以推测如果由佩莱希亚（Murray Perahia）演奏此曲（现阶段还没有录音），恐怕就要融入这样的潮流中。

席夫的演奏也是节制的，能给人以好感的演奏。有效吸入外面的空气，巧妙回避密室性独尊。所以，这种浪漫主义决不招致窒息感。始终轻柔娴静，平衡感恰到好处。不过坦率说来，和安斯涅斯不同，此人的演奏很少有“想诉说的事”。他太模范青年了，太优等生了。音乐形式诚然完美无缺，但因过于完美了，总好像有人工意味。一听觉得不错，但反复听几次之后，细部的人工性就渐渐映入眼帘。因而我不推崇席夫的演奏。

内田光子进行的演奏和前两人截然不同。或者不如说，她的舒伯特和其他任何人演奏的舒伯特都不一样。其解释极为细腻、理智、冷峻，极有说服力，自成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演奏如同无论切哪里都是金太郎糖(1)的糖块，内田光子其人直接跃然其上。我认为，作为演奏家这是基本正确的姿态。因此说到底，是否选取她的演奏，百分之百属于个人喜好问题。若说我个人的喜好，我最终不会选取内田光子的D大调演奏。

不选取她的演奏的理由有几个。其一是她采用的发音（articulation）听起来约略有些做作。尽管感觉到的错位微乎其微，但其乖离感在听的过程中以“积沙成丘”之感逐渐膨胀。若以小说打比方，那么就接近中意不中意那个作家文体的感觉。其二，她对演奏框架的设定方式，同乐曲本身相比，似乎有点儿过大。有一种音乐生活圈被强行扩大那样的氛围。她的这首D大调奏鸣曲的演奏是一再打磨深思熟虑的结果，音乐品质高，构筑坚定，音乐表情也完全具备。但另一方面，人的体温却好像感受不到。至少我有这个感觉。

当然，我笔下的这些批判，反过来，也可直接作为夸奖来看。所以，即使有人主张内田的D大调演奏异彩纷呈，我也全然无意与之争论。恕我重复，她的这一演奏属于“取或不取”的问题，二者必居其一。

现代演奏中，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演奏是使用历史乐器的巴杜拉-斯科达版本。录音之际，他使用的是一八二四年（即与此曲的创作同一时代）实际使用的康拉德·格拉夫制作的槌式翼琴（Hammerflugel Conrad Graf）。这件乐器的声音极富魅力，听得人点头称是：是的，舒伯特就是在脑海中勾勒着这样的声音谱写钢琴奏鸣曲来着！尽管不至于说是恍然大悟，但眼前似乎出现一个新世界那样的实感是有的。因为强音与弱音之间的音量差幅窄，加之不像现代乐器那样强调力度，堪可慢慢欣赏。这可是个小小的发现。不过，由于乐器本身反应慢，遇到快速乐句（Passage），声音就略有纠结。声音的流程受挫断裂，结果成了笨拙的演奏——听起来有的地方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演奏本身虽然感觉不到特别值得一提的深度，但声音本身舒服，总之让人心怀释然。不妨说，这方面同内田光子的演奏恰成强烈对比。

中期的演奏之中，克林的比较突出。克林是维也纳培育的钢琴手。平日的演奏总的说来较为稳定和质朴，而一旦乐曲正中下怀，便能创造出令人屏息敛气的音乐世界。听他很久以前来日本时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录音磁带，曾为其精彩表现惊叹不已。或许可以用“维也纳风味”加以概括，这次舒伯特D大调的演奏也精彩之至——没有称雄之气，因势利导，浑然天就。感觉上就好像他把舒伯特满满吸入胸怀，而后完整地轻轻吐出，于是有了这样的音乐。

唱片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录制的。但我从未见过有谁提起或称赞克林这场演奏。或者我看漏了也未可知。想必到底是克林这位钢琴手的质朴和低调不幸造成的。最近有廉价CD版上市了，哪位有兴趣务请一听。说大家风格也罢什么也罢，反正，哪怕随便听听，也会不知不觉之间为其吸引，忘乎所以。即使大部分钢琴手剑拔弩张的第一章，他也负重若轻，一泻而下。第二章舒服得就像有人悄悄甜言蜜语。第三章则判然有别，轻歌曼舞，左手动作轻盈而富于魅力。而第四章从一开始就有一股空气扑面而来：“这才是维也纳！”原本听起来应该老掉牙的主题竟全然不老，声音的回响也清爽宜人。而且，四个乐章的连接没有任何不自然之处。

相反，布伦德尔和阿什肯纳齐则是乐章间连接差的典型例子。音乐指南上有不少将此二人的演奏列为D大调名奏，可他们的演奏到底好在哪里呢？老实说，我不明白。说不定，世间有许多古典音乐迷因为听这两人有定评的钢琴演奏才开始对D大调奏鸣曲敬而远之的——我可是差不多有这样的感觉。恕我重复，这两人演奏的最大缺陷，是乐章与乐章之间的连接之差。每个乐章的演奏虽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一以贯之的流程未能得到充分把握，作为总体的音乐世界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理所当然，听起来又臭又长，令人厌倦。阿什肯纳齐演奏的第一章尤其虚张声势，内容空洞粗疏。在缓慢的第二章约略回到正轨。而在第三章再次失去了方向性，一味躁动不安。总之不像此人的演奏，不像得不可思议。至于布伦德尔，他一如既往以知性取胜，音乐文脉没有说服力。四个乐章整个听完，最后剩下来的是优雅而知性的无聊。D大调根深蒂固的矛盾性、自我解体性、“背水一战”式的肾上腺素的迸射——莫非这两位正统钢琴手未能将这些融会贯通不成？我总觉得，好也罢坏也罢，这样的特质恐怕是未能完全纳入其音乐世界那一种类的东西。

关于初期演奏，从结论上说，我最为心驰神往的是英国钢琴手克里福德·柯尔荣的演奏。准确利落的指法，水到渠成的简洁的幽默，仿佛穿了很久的高档粗布呢上衣的舒服感，柔软的间歇处理方式，特别是舒缓乐章中无比娴静柔和的音乐潮水的漫溢方式——无一不是一级品。每一个声音都有语言，每一个乐章都有故事。而那些故事集合起来，顺理成章地缓缓形成一个综合性世界。

以我个人而言，虽说格局比柯尔荣的演奏小些，但如我开头说的那样，我还是喜欢易斯特敏的演奏。尽管缺乏明了的个人主张，而焦点始终自然聚敛，从未迷失。并且，D大调奏鸣曲固有的灵魂在那里得到充分表达。

施纳贝尔的毕竟是战前的录音，大白天与之正面相对，让人产生大时代之感的不是没有，但到了关键时刻，说话艺术到底炉火纯青，有一种名人表演的古典相声之趣。及至夜深人静，独自斜举着麦芽威士忌酒杯听起来，其温煦便一点点沁入体内。举例说，安斯涅斯的演奏则未必适合威士忌。

肯普夫的演奏风平浪静，一气呵成，可以让人产生好感，可是，仿佛被一层薄布包着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说“温吞”也罢什么也罢，总之听完好像自己被音乐的硬芯隔离开来似的。肯普夫很早就完成了舒伯特钢琴奏鸣曲全集，是对其得到重新评价有贡献的人。不过，这首D大调奏鸣曲在全集中似乎并不理想。

海布勒版本实在够品位，有实实在在的临场感，仿佛飘浮着沙龙或午后红茶的香气。在这个意义上，那是自成一格的出色演奏。只是，听过几次之后，掌控火候的生涩味儿便多少扑鼻而来，让人觉得老套。也罢，这属于个人好恶问题。

伤脑筋的是李希特和吉列尔斯的演奏。到了这个程度，就不是可以用“个人好恶问题”所能了结的了。实不相瞒，我不大清楚他俩的意图，不清楚这两个前苏联演奏家为什么四十多年前就非挑这首冷门的舒伯特奏鸣曲演奏不可。反正其演奏相当另类。两人的共同之处，是以坚韧不拔的指法“乒乒乓乓”敲键不止。声音极其清楚正确，舒伯特式暧昧性被辩证法式地彻底扫地出门。特别是李希特所弹第一乐章的速度，简直狂飙突起，就好像把汽车油门一踩到底。不过，李希特演奏的第二章让我最为佩服，他在那里构筑了一个静谧的世界，有一种仿佛小动物在密林深处屏住呼吸的奇异的紧张感。他不屈不挠、不挠不屈地忍受其音乐。这成为一条伏线，乐章高潮中连续出现的强音符号得以具有血肉充盈的说服力。从中可以窥见李希特这位钢琴手的恢宏气度。不仅仅“乒乒乓乓”狠命敲键不止。

吉列尔斯的演奏更为直率。其中有一种目睹体操金牌争夺战那样的畅快淋漓，不由得赞叹着听到最后，为其展开的主战坦克般的绝妙钢琴艺术所陶醉不已。不过，舒伯特D大调奏鸣曲原本拥有的世界姿态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舒伯特在墓碑下翻身的动静。

一般说来，这两人的演奏在当下之时不听好像也可以。说有趣固然有趣得一塌糊涂，但反复听的时间里，就会看出那场演奏并非以“有趣”为目的，而分明在一丝不苟地、绝非笑谈地追求一种东西，因而像朝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一样让人多少产生无端恐惧之感。或许，时至今日，将这一类型的演奏悄然塞进抽屉还是明智的。

我想，听古典音乐的喜悦之一，恐怕在于拥有几首之于自己的若干名曲，拥有几位之于自己的名演奏家。在某种情况下，那未必同世人的评价相符。但通过拥有那种“之于自己的抽屉”，那个人的音乐世界应该会拥有独自的广度和深度。而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之于我便是这种宝贵的“个人抽屉”。我通过这首音乐得以在漫长岁月里邂逅易斯特敏、克林、柯尔荣和安斯涅斯等钢琴手——这么说或许不好，他们决不是超一流钢琴手——各自编织的超凡脱俗的音乐世界。自不待言，那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体验，而是我的体验。而这样的个人体验相应成为贵重而温馨的记忆留在我的心中。你的心中也应该有不少类似的东西。归根结蒂，我们是以有血有肉的个人记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假如没有记忆的温煦，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我们的人生难免成为寒冷得难以忍受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恋爱，才有时像恋爱一样听音乐。

Eugene Istomin,

Schubert; Piano Sonata in D Major, OP.53

（Columbia MS7443）

(1)　金太郎糖：一种棒棒糖。无论从哪里切开，剖面都有金太郎（日本传说中的红脸怪童）面部出现。

斯坦·盖茨的黑暗时代1953—1954

Stan Getz at the Shrine

（Verve MGV-8188-2）

Stan Getz（1927—1991）

生于费城。擅长旋律优美的即兴吹奏的次中音萨克斯管巨匠。初期以演奏冷爵士乐声名鹊起。六十年代掀起巴萨诺瓦（Bossa Nova）热潮。其后亦在第一线纵横驰骋。晚年在癌症的病痛中坚持舞台活动。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担任斯坦·盖茨乐队贝司手的比尔·克劳（Bill Crow）在其著作《从鸟园到百老汇》（From Birdland to Broadway）中这样回忆道：

“海洛因对斯坦的影响和其他吸毒者不同。其他人每次药瘾发作，便神思恍惚，无精打采。但斯坦不一样。他平时是个让人愉快的人，而一旦药劲儿上来，就莫名其妙地哭哭啼啼，紧接着就变成一个冷酷、多疑、无情无义之人。有一天，在纽约一家酒吧同祖特·辛姆斯（Zoot Sims）交谈时，祖特说“斯坦嘛，可真是一帮好人（a nice bunch guys）啊！”

大约十年前，我到比尔·克劳家访问——他的家在新泽西州哈得孙河畔——谈了相当长时间。我们谈了各种各样的爵士乐手，但这时间里几乎没有把斯坦·盖茨作为话题。他只这样谈了斯坦·盖茨一次：“斯坦做的好事，就是把机会给了优秀的无名乐手们。例如阿尔伯特·戴利（Albert Dailey），他是个能创作出动听音乐的有才华的钢琴手。可是如果斯坦不起用他，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引起大家的注意。”给人的感觉总好像欲言又止，意思仿佛是尽管他个人对斯坦·盖茨这个人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可是……我固然想多听几句这方面深入些的内幕，但他好像有很强的顾虑，极不愿意讲往日同伴的坏话。不过，斯坦·盖茨在伍迪·赫尔曼（Woody Herman）时代的同事拉尔夫·伯恩斯（Ralph Burns）则远为坦率地谈了感想：“斯坦实在是个提不起的家伙，反正能吹乐器就是！”

比尔·克劳写的这本读来愉快的回忆录《从鸟园到百老汇》里边介绍了斯坦·盖茨时代几个趣闻，但数量不多。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半期在杰瑞·穆里根（Gerry Mulligan）乐队时趣闻是那么丰富多彩，而相比之下，盖茨时代的趣闻数量少得令人吃惊，内容也相当平淡。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中窥见同海洛因瘾抗争的——或者不如说拼命尝试与之共处的——这位才华横溢也麻烦多多的年轻次中音萨克斯管手的言行举止。他目睹了一次因过量注射海洛因而失去知觉的盖茨由于同伴的人工呼吸而奇迹般捡回一条命的情景，吓得他浑身僵冷。

比尔·克劳在乐队期间，斯坦·盖茨已经无法维持乐队的正常运转了。短时间里不断更换成员。他注射海洛因越来越频繁，甚至影响到每天的演奏活动。优秀的乐手无法忍受这种乱七八糟的样子，弃他而去。最先离开的是吉他手吉米·拉尼（Jimmy Raney），接着是钢琴手乔丹公爵和鼓手肯尼·克拉克（Kenny Clarke）。后来，斯坦·盖茨到底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尽可能远离海洛因，好歹维持了“小康状态”，但归终好景不长。比尔·克劳于一九五三年四月辞职离开乐队。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是斯坦·盖茨受海洛因折磨最严重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他音乐上最充实的时期。

斯坦·盖茨的特征在于，无论他多么受苦于海洛因，身心为其腐蚀，其影响都几乎未在音乐方面显现出来。哪怕私生活再不堪，而一旦把乐器拿在手中，也能进入与天国对接般出神入化的即兴演奏。这样的地方可能同莫扎特相似。莱斯特·扬（Lester Young）和查特·贝克（Chet Baker）因毒品效果或精神稳定程度的不同，演奏或者极好或者极差（长期看来，绝对越来越差）。但是，斯坦·盖茨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创造出最佳（或接近最佳）的音乐。至于何以可能则不知其故。只能说他的才华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斯坦·盖茨作为斯坦利·盖茨（Stanley Gets，原来的家族姓为Gayetzby），于一九二七年出生于费城，在纽约的布朗士区长大。金发碧眼，相貌英俊，一看就是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父母都是为了逃避排犹（погом，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从基辅迁来的犹太人之子。父亲是在印刷厂做工的底层劳动者。当时犹太人不能加入印刷工会，父亲因此不时处于失业状态，生计经常没有着落。

年仅十五的斯坦之所以在当时走红的杰克·蒂加登（Jack Teagarden）乐队获得一份工作，是因为他去参观彩排时碰巧赶上正式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手不在。于是他借一件乐器替那个人参加彩排，直接成了正式成员。领队对他说：“如果想参加我们乐队，就带燕尾服、牙刷和一件替换衣衫明天到中央车站来！”不用说，斯坦照做了。他已谈不上上学。每星期七十美元，其中三十美元寄给父母。晚年他这样说道：“周围全都是过了征兵年龄的老乐手。我所以能在那里吹两年次中音，是因为年轻人都入伍当兵了，乐手数量严重不足，如此而已。所以，我至今也无法把自己看成艺术家，我不过是做工罢了。”

十五岁的盖茨对正式音乐理论一无所知，但蒂加登对此没有怎么介意。只要自己的乐手能发出优美动听的真正的声音，对于他就足够了。斯坦·盖茨的音乐基本优美动听，想必是在蒂加登时代奠定的基础。音乐使他幸福，使其人生得到满足，但同时也打开了他心中阴暗一侧的门扇。盖茨许多年后表示：“我从蒂加登那里没有像样地学得音乐，惟独酗酒给他教得毫不含糊。”他说从那时开始，他每晚必喝得不省人事。仅仅十五岁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酒精中毒者，十七岁便招惹了海洛因。

如此这般，斯坦彻底染上了种种样样的酒瘾和毒瘾，将他此后的人生扭曲得积重难返。“斯坦和我年龄差不多，可两人的才华相距好几光年。”克劳在他那本书中直言不讳。致使斯坦·盖茨的精神结构扭曲变形的，估计是他这种出类拔萃的丰沛才华带来的压力。在台上独奏时的他充满自豪与自信，几乎让他忘记了十五岁这个年龄。然而实际上，他不过是被抛到险象丛生的茫茫人世上一个不知东南西北心惊胆战的布朗士区贫民窟出身的瘦弱少年。本来就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又不可能在周围得到大人们的正确指点。为了克服压力和恐惧，他不能不依赖身边的毒品和酒精。

斯坦·盖茨的海洛因史是从他参加斯坦·肯顿（Stan Kenton）乐队时期开始的。当转了几支乐队后自己独立时，已经大体无可救药了。伍迪·赫尔曼乐队时期尤其严重。乐队成员有一半是海洛因中毒者，当红的号手赛吉·查洛夫（Serge Chaloff）负责推销。为了防止因为海洛因的作用而在演奏时犯困，他们还服用安非他命（amphetamine）。因此，乐队总是笼罩在某种毒品的阴影下。斯坦·盖茨在女性当中有压倒性人气，每晚无论谁都“任其挑选”。可是演奏结束后，他选择的基本不是女人，而是毒品，乐队一个同事这样回忆说。

毫无疑问，斯坦·盖茨是次中音萨克斯管的天才演奏者。他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拿起乐器，想怎么吹就怎么吹。而且几乎所有场合都直接就是天籁一般优美、充满想象力的音乐。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曾评价“菲茨杰拉德即使无聊的小说也不能不写得优美”，这大体也适用于盖茨的音乐。即便那是为了得到买毒品钱而接受的临时性打工，他也几乎都吹得很完美。总之，一旦乐器在手，他就不能不那样吹。约翰·科特兰一次听了斯坦·盖茨的演奏说道：“假如我们都能够像他那样吹，那么每一个人都正在像他那样吹吧。”至于那为什么成为可能，就连他本人大概都不大明白。明白的只是一点：一一考虑因为什么也没有用。对于他，需要的不是解析，而是个人经验法则。他主张“注意力越分散，演奏越出效果”。他将“注意力分散”状态称为“阿尔法状态”。他说：“无论精神还是身体，如果用力就不可能出好东西。可以说，注意力有作用的是会计那样的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轻松心态。”

不幸的是，斯坦·盖茨为了随时随地进入“阿尔法状态”而离不开海洛因和酒精。如后来他本人所承认的，上台时他十之八九注射海洛因，录音时百分之百。听他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波士顿一家爵士乐俱乐部“斯托利维尔”（Storyville）现场录音的两张LP《斯托利维尔现场》（At Storyville），我们固然为其音乐的品质之高、即兴性之无与伦比，以及二者交融互汇形成的奇迹般的临场感所打动，但当我们知道那是借助海洛因力量的结果时，势必别有感慨。人们以为了艺术为了创作的名义屡屡服用毒品，实际上那不过是为了将恐惧感和自我怀疑赶去哪里而采取的消极逃避手段罢了。尽管如此，这场现场录制的演奏效果的完美委实令人震惊。

然而，危机未能避免。危机的到来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他终于有了自己固定的乐队。作为乐队的核心人物，他得到了具有优异编曲才能的阀键长号手鲍勃·布鲁克迈尔（Bob Brookmeyer）和钢琴手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使得他的音乐陡然增加了稳定感。同他和吉米·拉尼合作时期相比，音乐诚然缺少了前卫性刺激，但另一方面，开始有了成熟的丰腴和温馨。曾经岌岌可危的苍白的“紧张感”——那当然使人强烈感觉出毒品的影响——好也罢坏也罢渐渐烟消云散。他的音乐由“冷盖茨”（Cool Getz）缓缓朝“暖／热盖茨（Worm/Hot Getz）时代掉头转向。那年他二十六岁。即使在音乐刊物人气投票上他也焊住似的名列前茅。收入也增加了，孩子有了，还在郊区买了房子。

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善未能将海洛因从他的生活中一笔勾销。莫如说服用量在持续增加。那年十二月，斯坦·盖茨为诺曼·格朗茨（Norman Granz）录制《迪兹与盖茨》（Diz and Getz）。原以为作为冷爵士乐派白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出名的盖茨同野性黑人波普爵士乐小号手迪吉·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两人水火不相容，但不妨说是格朗茨慧眼识珠吧，最终这一搭配取得辉煌战果。埃林顿公爵的名作《没有摇摆就没有意义》所设定的速度极快，快得不能再快。那是一种Showdown（一决雌雄）。吉莱斯皮迅猛出击，盖茨正面迎战，寸步不让。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奏对决略无间歇。“原以为无论如何不能吹得更快来着，”盖茨事后发表感想。这场炽热灼人的现场鏖战，向全世界证明盖茨不仅仅是个面色苍白的爵士乐青年。

不料，鏖战之后当即有毒品搜查官进入盖茨家搜查。起因是盖茨妻子贝芙丽（Beverly）（她也是海洛因严重中毒者）将海洛因带入家中。一看见搜查官盖茨就慌了，从抽屉里拿出手枪想要抵抗，结果被当场逮捕。斯坦·盖茨一生中有几次看上去无谓的不合适的行为，这显然是其中一次。带回家的海洛因由妻子设法扔进马桶冲了，不法持有毒品罪得以免除。但手臂上留下的注射针痕迹无法遮掩。根据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刑法，仅使用毒品这一条即可判以重罪。盖茨姑且缴纳保释金未被收监，但一个月后被法庭传唤。

在法庭上他自认有罪。仅仅两天后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再次为诺曼·格朗茨在录音室录制了四首歌曲。乐队成员是吉米·罗尔斯（Jimmy Rowles，钢琴）、鲍勃·惠洛克（Bob Whitlock，贝司）、马克斯·洛奇（Max Roach，鼓）。演奏的曲目是：

1. “Noboby Else But Me”

2. “With the Wind and the Rain in Your Hair”

3. “I Hadn't Anyone'Til You”

4. “Down by the Sycamore Tree”

这四支歌，哪一支都是上一年代流行的纯情歌曲。所以选择不很有名的、相对说来摇摆感不太强的曲目，也许出于“永远的达人”吉米·罗尔斯的个人爱好。虽说不是应付之作，但录音曲目少，成员也东拼西凑。马克斯·洛奇的鼓声彻头彻尾有气无力，即使出于夸奖也不能称为一场激情演奏。后来，1和4收进《斯坦·盖茨与冷爵士乐》（Stan Getz and the Cool Sound），2和3收进大杂烩《次中音萨克斯管》（Tenor Sax）之中。

逮捕、法庭传唤，一个月后宣判——这个那个本应使盖茨心力交瘁，然而他创造出的音乐，纵使不能说达到最佳，但势头并未特别衰退。平日斯坦·盖茨演奏的优质音乐完美无缺地存在于那里。或许多少荡漾着类似淡淡哀愁那样的东西，但那含忧带愁的眸子所凝视的，乃是惟独美丽的音乐才能创造出的虚拟的世外桃源。盖茨说不定正处于他所说的“阿尔法状态”。作者不详的老抒情曲《梧桐树下》（Down by the Sycamore Tree）中他那怡然自得的独奏尤其漂亮。看上去若无其事，但越听越出味道。杰罗姆·科恩（Jerome Kern）几乎被人遗忘的佳作《孤独一人》（Nobody Else But Me）中他那自由自在的分句也令人难忘。特别是接在罗尔斯钢琴独奏“节歌”段之后出场的最后的“叠歌”段美妙得令人瞠目结舌。

斯坦·盖茨在即将开庭的法庭上接受的判决，是至少在监狱服刑九十天。那期间他必须过没有毒品的生活。作为铁杆吸毒分子，他已预测到那将是地狱般的日子。因此，他事先戒了海洛因，而代之服用镇静剂巴比妥酸(1)，以便让自己习惯没有海洛因的生活。但他选择的时机再糟不过。那时盖茨正参加由简·诺曼（Gene Norman）主办的“就是爵士音乐会”（Just Jazz Concert）在太平洋北部地区做巡回演奏。除他以外，祖特·辛姆斯和沃戴尔·盖瑞（Wardell Gray）也作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参加了，三人将每晚展开次中音萨克斯会战。那是一场恶战。戒毒的盖茨开始觉得浑身痛不可耐，即所谓“冷火鸡”（Cold turkey）征状。在剧痛打击下，他信心尽失，郁郁寡欢，和周围所有人找茬吵架。不仅如此，由于巴比妥酸和酒精的作用混在一起，其正常意识遭到迅速破坏。

最严重的事态发生在最终公演地西雅图。盖茨实在忍受不住过度的疼痛，早上七点四十分抢劫了酒店对面的药店。他装作衣袋里有手枪的样子威胁店员，打算把镇痛用的吗啡弄到手。但店员一眼看出他没带手枪。结果他一无所获地逃回酒店。警察当即出现在酒店里，以抢劫未遂罪将陷入精神错乱状态在走廊里走来走去的盖茨逮捕，直接拘留。不料几小时后拘留所里的人巡视时，发现盖茨人事不省地躺在牢房里。原来他在即将被捕前把所剩巴比妥酸全部吞了下去，造成呼吸障碍。他马上被送去急诊室做气管切开手术，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即使直接死去也毫不奇怪。至于是精神错乱引起的事故还是有意自杀而未遂，情况无从知晓。

盖茨在加州法院被以毒品常用罪判六个月刑期。在西雅图的抢劫未遂和在自己家中针对警察持枪妨碍公务未被问罪，只能说是幸运。盖茨当即被收入洛杉矶综合医院中的牢房。他在医师指导下克服了“冷火鸡”最艰难的阶段，而后被送到洛杉矶郡立监狱。八月十六日成为自由之身时，他体重增加了。因户外作业的关系，脸被晒得很健康。已克服禁断征状的他，那以后如果想走远离毒品的人生道路，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有过服刑经历的多数乐手都选择了这条道路。他们认为，与其再进一次监狱，还不如戒毒好。

然而盖茨选择了另一条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无法远离海洛因。他在海洛因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已无从自拔。早在十几岁他就有了毒瘾。可以说，作为个人的自我和作为音乐家的自我都是同毒瘾一起形成的。用个极端的说法，十五岁以后不吸毒的日子几乎一天也不曾有过。如此形成的体质已使他无法直接面对自己真正的感情。一旦勉强戒毒——即一旦要直面自己真正的感情——剧烈的抑郁症便接踵而至。而且，抑郁症驱使他采取暴力性、自我毁坏性行为。这样，斯坦·盖茨势必在严重毒瘾与抑郁症之间的徘徊当中度过大半个人生。

出狱后，盖茨几乎刻不容缓地重返爵士乐坛。入狱半年时间完全没有收入，即使为了维持生活也必须设法填补空白。最初的工作是在洛杉矶“蒂芬妮俱乐部”（Tiffany Club）和查特·贝克同台演出。那是出狱后仅仅第三天的事。查特在这一时期也已成了海洛因常客，演奏潜能明显下滑。钢琴手路斯·弗里曼（Russ Freeman）倒是以其知性而清脆的演奏提高乐队的士气，但从留下的若干现场录音听来，演奏总体上成了温吞水。斯坦·盖茨以前也同查特联袂演奏了几次，不过两人的合作质量绝对谈不上是高档次的。他们尝试再现杰瑞·穆里根四重奏中的对位演奏法，可是比起小号同低音萨克斯管抑扬顿挫的搭配，小号同次中音萨克斯管的组合多少有些别扭。声音未能很好地区分开来。而且，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为争夺观众人气而暗暗较劲的地方。双方不仅性格不稳定，而且是互不服气的利己主义者，所以本来就不可能顺利。

詹姆斯·盖文（James Gavin）在查特·贝克传记《深陷梦中》（Deep in a Dream，Knopf出版）就两人的关系这样写道：

“两人间的摩擦有几次同毒品有关。尽管自己本人也经常使用海洛因，然而贝克对毒瘾患者怀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并且将盖茨看作分文不值的毒瘾分子。盖茨去了位于霍利里奇大道（Hollyridge Drive）的贝克家和路斯·弗里曼家，在过着贫穷生活的室友们面前大肆吹嘘自己获得的高收入，之后进浴室吸食了过量的海洛因。那是盖茨过去干过好多次的事。贝克和钢琴手们只好把他投进浴缸的冷水中浸泡，一直泡到他苏醒过来。”

和查特同台演出后，盖茨重新回到同鲍勃·布鲁克迈尔组建的乐队，在洛杉矶的小型爵士乐俱乐部演奏了两个星期。然后率领同一乐队参加诺曼·格朗茨主办的巡游音乐会“现代爵士乐音乐会”（Modern Jazz Concert）。十一月八日，在洛杉矶的圣殿礼堂（Shrine Auditorium）举行的最后一场音乐会被录制成了唱片：《在圣殿》（At the Shrine）。这里可以在开头听到斯坦·盖茨较长的曲目解说。此时的“圣殿”入场人数约七千人。面对这么多人，盖茨的声音到底有些发僵。演奏完第一曲中板速度《火烈鸟》之后，他几乎连珠带炮似的说道：“刚才演奏的是《火烈鸟》，听明白了吗？毕竟我们本身也开始莫名其妙起来。不过，这不是经常性的，只不过两三次……”想必这是他想讲笑话。因为，乐队演奏过程中并没有迷失这首乐曲。不过好像到底有些紧张，《弗拉明戈》的演奏坏固然不坏，但多少有欠洒脱。

会场聚集的大部分听众知道盖茨刚刚刑满释放（这一事件被全国性大大报道出来），因此对他的登台给予的掌声比对任何人的都热烈，经久不息。不妨说，这类似一种“认证仪式”。人们热爱从他的萨克斯管发出的优美旋律，并因此对他差不多所有的缺点视而不见。人们给予宽恕，乐手们接受宽恕。而盖茨也在自己能力容许的限度内回应人们的期待。从这张《在圣殿》的现场录音唱片中，可以听取台上台下那种心的交流。由于这种堪称特例的温馨氛围，五重奏乐队那天晚间的演奏一曲比一曲悠然自得而又充满想象力。

盖茨同布鲁克迈尔的音乐合作，较他和查特之间远为紧密、放松和有说服力。布鲁克迈尔这个人不是明星类型，而喜欢后退一步演奏。比之狂风暴雨般的即兴演奏，更偏爱洒脱的编曲和创作高雅的音乐。关于乐队的音乐构成，他虽然和查特同样重视对位法，但从不像查特和盖茨简直像对阵似的竞相给声音填空。一来阀键长号这种乐器本身不具有足以称雄争霸的音色，二来听起来布鲁克迈尔似乎为自己辅佐盖茨演奏这一角色而乐在其中。得到布鲁克迈尔这样舒心惬意的支援，盖茨没了后顾之忧，只管独自吹奏不止。说老实话，我几乎不曾喜欢过鲍勃·布鲁克迈尔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演奏，但至少以这张《在圣殿》的实况录制唱片听来，他同盖茨音乐的相得益彰不能不令我心生敬意。他所具有的音乐稳定性对于盖茨这个天才型（同时有很多精神问题的）人物来说，发挥类似拖锚那样的作用。主题呈示部分中二者雄辩的纠合及从中解放之时，同盖茨的演奏倏然展现的自由翱翔形成的反差，赋予这张实况录音唱片以令人欣慰的纵深。与同一乐队其他录音室录制的唱片相比，这张在“圣殿”现场录制的唱片出类拔萃，栩栩如生。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这种对照的同时性在现场以更为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想，斯坦·盖茨基本是一位对听众和同行乐手的反响积极做出回应的随机应变的“现场”音乐家。不过，这并不意味他的现场演奏总是这样天马行空。

七十年代斯坦·盖茨来日本时我在现场听过一次。组合是单管四重奏。伴奏的是里奇·贝拉奇（Richie Beirach，钢琴）、戴夫·霍兰（Dave Holland，贝司）、杰克·德约翰内特（Jack DeJohnette，鼓）——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节奏组阵容。作为我，不用说，因为期望展开挑战性激情演奏才去听这场音乐会的。然而遗憾的是，期望落空了。超级大腕盖茨只是随便独自吹了——吹得很流畅——一段什么叠歌段，吹完就回后台了。他不在的时间里，台上由节奏组热火朝天长时间演奏他们自己的音乐。当然也令人兴味盎然，但那是离开斯坦·盖茨这个人也能成立的那一种类的音乐。三重奏快要结束时，盖茨再次上台，一滴汗也不流地吹了最后几个叠歌段，吹完就走。如此周而复始。盖茨的演奏无论音色还是乐句当然都够精彩无可挑剔，可是其中没有同节奏组热切的音乐交流，没有仿佛把听众领进另一世界的天国般美妙的瞬间。盖茨吹盖茨的音乐，节奏组演奏节奏组的音乐。四人互为一体迸发火花的瞬间一次也没出现。对我来说，那终究是个遗憾。因为我作为一个音乐迷，一直深深爱着斯坦·盖茨的音乐。十几岁时的日日夜夜，即使其他所有人都迷上约翰·科特兰和艾瑞克·道尔非（Eric Dolphy）的时候，我也执拗地支持和倾听斯坦·盖茨，乐此不疲。

我那时在观众席上闭起眼睛，在脑海中持续描绘和现实存在于此的音乐不同的虚拟的音乐——“假如盖茨全力以赴，想必会拿出这样的音乐吧？”如此随心所欲地加以修补。所以，在那个音乐厅里实际进行的是怎样的演奏，即使现在也无法准确记起。这是因为，时至如今，我已将那里实际有的音乐同我在脑海中同时描绘的虚拟的音乐混淆起来，无可分离了。

斯坦·盖茨到日本来了几次，但在日本真正出彩的演奏好像一次也没有过。有人说“那是因为他瞧不起日本听众，所以才偷工减料”。也有人说“日本对毒品管得严，他一次也用不成，根本进入不了状态”。不知道哪个说得对。或许二者都对，也可能完全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在圣殿”音乐会下一个月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盖茨制作了另一张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现场实况录音唱片。在纽约的爵士乐俱乐部“鸟园”（Birdland），他以来客身份参加贝西伯爵（Count Basie）乐队吹了三首独奏曲。听之，不难听出盖茨是何等出色的即兴式演奏家。只要那是优秀的真正的音乐，他就可以超越风格的差异，任何音乐世界都能随心所欲、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当时的贝西乐队是齐刷刷汇聚了顶级黑人乐手的世界最强悍的大乐队，但盖茨面无怯色地将自己的音乐完整带了进去。其独奏是对曾是贝西伯爵乐队招牌乐手的老一辈次中音萨克斯管手莱斯特·扬的赞赏，他对莱斯特的心情是温暖而真实的。而且，贝西乐队的成员们也通过强劲有力的伴奏对其完美的独奏给予音乐认证。

莱斯特·扬对于战后作为“莱斯特·扬模仿者”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的年轻白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时而采取批判态度。他觉得他们“鹊占凤巢”，轻而易举地篡夺自己的风格而改变为商业性白人音乐。但是，听这次同贝西乐队的合作演奏，可以理解斯坦·盖茨真诚地继承了莱斯特最好的部分，而将其发展成为纯粹的个人音乐。盖茨直到生命的最后瞬间都未将自己的音乐“类型小说化”。换句话说，他从未打算将其音乐固定于某一场所。这是他同其他莱斯特派白人次中音萨克斯管手的不同之处。盖茨这样说道：“爵士乐的优秀乐手多是黑人。但白人中有少数并不逊色的优秀爵士乐手，我也是其中一个。”听起来也许傲慢，但从任何观点看来，他说的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不错，盖茨作为一个人有许许多多严重问题。他的人生不折不扣遍体鳞伤，他同世界的倾轧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开他。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始终不惜粉骨碎身地真诚追求自己的音乐、追求迄今从未出现的桃花源风景。为了在同胸怀壮志的新一代乐手之间寻找新型合作模式，他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此这般，有了同巴萨诺瓦的幸福邂逅，有了同奇克·考瑞阿（Chick Corea）、盖瑞·伯顿（Gary Burton）之间的相互启发。他在每一时期都追求新的音响、新的音乐。但是，他那浑然天就的天堂般优美的旋律风格基本上没有移去任何地方。这是斯坦·盖茨这位音乐家永远的主题曲。只要听一个乐句，我们马上即可认知那是斯坦·盖茨的声音。他只是本能地不断探索富于刺激性的新的音乐环境以使其主题得到更为有效的表达。即使癌症病入膏肓之后，他也没有失却他对音乐的一往情深，技巧也几乎没见衰退。其音色也直到最后的最后都没有失掉鲜活灵动之感。

不过作为我，老实说，听晚年的斯坦·盖茨演奏，心里是多少有些难受的——我不能不在其中渗出的看透红尘的音响中感觉出某种窒息般的痛苦。音乐优美、深邃。最后和肯尼·巴伦（Kenny Barron，钢琴手）的二重奏的紧迫感尤其有一种阴森森的东西。作为音乐来看，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他坚定地脚踏实地，从而创造了音乐。问题是，怎么说好呢，感觉上他的音乐想要诉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文体过于丰满，声音过于紧密。或者，自己迟早将盖茨晚年的音乐作为自己的音乐爱上也未可知。但眼下不行。在我耳里实在太令人不忍了。那里已没有曾经的桃花源风景，斯坦·盖茨其人的人性正在无限接近他自身创造的音乐世界。

作为我，往下一段时间还要密切注视斯坦·盖茨的形象——那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只靠一支萨克斯管同肉眼看不见的恶魔在黑暗中挥刀拼杀而不懈追求彩虹源头的年轻时的盖茨形象。我要什么也不说、有时什么也不想地侧耳倾听他电光石火的手指动作和细如游丝的呼吸所编织的天国音乐。在那里，他的音乐不由分说地凌驾于所有存在——当然包括他自身——之上。那是具有共时性肉身的孤绝的意念（idea），是由欲望之根支撑的形而上风景。出于这样的理由，提起斯坦·盖茨，我每每拿出往日的栖息版（Roost）或神韵版（Verve）唱片放在转盘上。他当时的音乐具有超越框架的自由——仿佛在意想不到之时从意想不到之处轻轻吹来另一世界的空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世界的门槛，就连自我矛盾也能将其转换为普世性的美。不过自不待言，他为此须付出代价。

“爵士乐这东西么，”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简直像透露家庭不快的秘密时说道，“是夜间的音乐（night music）！”

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斯坦·盖茨这位音乐家和他创造出的音乐的一切。

Stan Getz and Cool Sounds

（Verve MGV—8200）

(1)　一种安眠药。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他的美国

The River（CBS/SONY 40AP 1960）

Bruce Springsteen（1949—　　）

生于新泽西州。一九七三年崭露头角。一九七五年以《生来逃亡》（Born to Run）走红。经一九八〇年的大作《河流》（The River），八四年的《生于美国》（Born in the USA）以爆炸性销量创下纪录，登上巨星宝座。

使得观众席上的听众一起合唱《饥渴的心》（Hungry Heart）的主歌，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演唱会一个保留节目。但实际听得超过八万之数的听众齐声合唱这首歌曲，就连数次走进其音乐会现场的人也还是为其震撼性感到脊背一阵发凉——尽管明知这是他的“常规”——遗憾的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他的音乐会（众所周知，搞到票比登天还难）。但即使以现场录音听来，也还是有某种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歌词的内容。歌词是这样的：

我在巴尔的摩有老婆和孩子

一次我开车离家，再也没有回来

就像一条不知流向哪里的河

拐错一个弯流来了这里

谁都有一颗饥渴的心

谁都有一颗饥渴的心

只能投下赌注一直赌下去

全都有一颗饥渴的心哟

Got a Wife and kids Baltimore, Jack.

I went out for a ride and I never went back.

Like a river that don't know where it's flowing,

I took a wrong turn and I Just kept on going.

Everybody's got a hungry heart.

Everybody's got a hungry heart.

Lay down your money and you play your port.

Everybody's got a hungry heart.

内容这般阴暗且故事性这么复杂的歌词，八万听众（至少其中大部分）竟整个背下来完成大合唱——这一事实存在于此，实在是令人震惊的事实。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我对摇滚乐几乎没有兴趣（既有为生活所迫的原因，又有内容上提不起兴致的原因），唯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唱片得闲时听一下。两张一套的专辑《河流》（The River）也是常听的唱片，其中收录的《饥渴的心》尤其喜欢。

但后来听了收在五张一套的CD版《THE“LIVE”1975—1985》（现场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中的《饥渴的心》的现场录音，并且听得听众合唱之时，对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个歌手重新产生了深深的兴趣，感觉有某种重要意义在里边。吸引我的心的，是其中“故事的共振性”那样的东西。摇滚乐被赋予故事性这么深的内容的歌词，在其历史中莫非有过一次不成？（鲍勃·迪伦？我想请大家认识到以下的事实：他的音乐起初不应该说是摇滚乐，在某一阶段就连是真正的摇滚乐这点都不得不自行放弃。）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目的之一是采访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到美国从机场乘坐出租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刚刚上市的LP《生于美国》（Born in the USA）的巨型广告牌，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巨大的星条旗，褪色牛仔裤屁股袋里随便塞着一顶红色棒球帽。是的，一九八四年正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之年。那张唱片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畅销品，整个美国无论去哪里都流淌着他的歌。《在黑暗中跳舞》（Dancing in the Dark）、《生于美国》。这年又是洛杉矶奥运之年，是罗纳德·里根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年。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工人们在经济萧条的重压下呻吟。经济结构的剧烈转换正在将普通工人的生活逼入深渊。但一个旅行者眼睛见到的，是明显装出来的乐天主义，是为建国二百周年和奥运会大肆挥舞的星条旗。

在位于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的雷蒙德·卡佛家的客厅里，两人面对面谈他的小说内容时间里，我忽然想起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饥渴的心》。并且这样想到：以歌词看来，简直不就像是卡佛小说里的一节？其中共通的是美国的蓝领阶级（Working Class）所怀有的闭塞感，以及由此带给整个社会的“bleakness=狂暴的心”。工人阶级总的说来沉默寡言，没有代言人。饶舌不是他们的爱好。那是他们在漫长岁月里采取的生存方式。他们只是默默劳动，默默求生，并且在漫长岁月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台基。雷蒙德·卡佛作为故事写成文字、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作为故事歌唱的，就是那种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梦境、他们的绝望。这两个人便是这样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了美国工人阶级寥寥可数的宝贵的代言人。

不过，那个时候我还对雷蒙德·卡佛其人的个性一无所知。尽管翻译了他的若干短篇，但还没有怎么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况且，面对第一次见面的作家，实在很难说出“你的小说调子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那个摇滚歌手的歌词有共同的东西啊！”（有人说不定气恼）所以，当时没敢说。但这两人的世界应该有某种共通性这一念头，那以来长期挥之不去。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生于美国》往往被当成单纯赞颂美国的歌曲。实际上这首歌的内容相当杀气腾腾。这样的歌成为售出几百万张的畅销单曲一事本身很有点儿难以置信。在摇滚音乐史上，恐怕再没有比它更受人误解的歌曲了。歌词内容是这样的：

出生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小镇

刚懂事就被踢来踢去

只能像挨打的狗一样终了此生

为了活命而大半生东奔西走

生在美国

我就是生于美国

Born down in a dead man's town

The first kick I took was when I hit the ground

You end up like a dog that's been beat too much

Till you spend half of your life just covering up

Born in the U.S.A.

I was born in the U.S.A.

I was born in the U.S.A.

Born in the U.S.A.

但是，不知何故，人们对这歌词的内容几乎毫不关心。大概由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特有的叩击般沙哑歌声的关系，甚至美国人都不容易听懂歌词的内容。尽管如此，斯普林斯汀往这首歌里投入的沉重信息，也还是在整个社会层面被大幅看漏了。克莱斯勒公司策划把这首歌用于新车宣传，提出付给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巨额使用费（不用说，布鲁斯当即拒绝了）。《新闻周刊》（Newsweek）坚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堪称“摇滚界的加里·库柏”，是整个美国的好男人（All-American nice gay）。为了吸引选民，罗纳德·里根在新泽西州总统选举运动的演说中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作为话题：

“你们心中成千上万个梦中有美国的未来，众多美国青年所迷恋的音乐所包含的希望信息中有美国的未来。是的，那是这新泽西州诞生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而帮助你们实现那样的梦的，正是我的工作。”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罗纳德·里根正正经经听过一次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这是因为，假如他认认真真倾听那首歌，他绝不会说那里边含有美国青年的“希望信息”。演说完后，一个新闻记者问一个选举运动职员：“那么，里根先生最喜欢的斯普林斯汀的歌曲是什么呢？”结果把对方问住了［第二天向媒体表示是《生来逃亡》（Bron to Run），若说过分，这选择也实在过分了吧］。总之，无论怎么看这都是搭顺风车，而且搭得那么廉价和不堪。如果能够从斯普林斯汀的歌曲中找出某种希望来，那只能是对通过共同拥有挣脱剧烈的结构性绝望之后梦的形骸而在人们——不妨说是默默无闻的人们——中间勉强产生的共感的希望。而罗纳德·里根恰恰站在制造“结构性绝望”之人的一边。

当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高喊“我出生在美国”之时，自不待言，那里有愤怒、有怀疑、有悲哀。他心中有痛切的感慨：我出生的美国不应是这样的国家！不能是这样的国家！过去一直支持斯普林斯汀音乐的铁杆“Boss Mania”(1)们当然马上理解了那一信息。但是，通过《生于美国》的极度热销而差不多第一次发现他的存在的普通民众则对歌词内容充耳不闻，仅仅是将其作为朗朗动听的音乐进行现象性咀嚼。唱片套图像中出现的巨幅星条旗也是产生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布鲁斯用心良苦的反讽性implication（含义）被巨大的消费浪潮彻底吞没，全然无计可施。而且，说啼笑皆非也好什么也好，与“里根时代”的开始几乎同步。不管布鲁斯方面的真意是怎样的，反正《生于美国》商业性成功的大部分是由催生里根主义的那种社会精神（ethos）所支撑的——这点恐怕没有怀疑的余地。

关于如此巨大的误解，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及制作人约翰·蓝德（John Landau）方面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从根本上说，《生于美国》这首歌是作为伍迪·格斯里式信息歌曲、作为广义抗议歌曲为专辑《内布拉斯加》（Nebraska）创作的。由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一人独唱，在自家小型四轨磁带录音装置录制的［这段音乐带后来计划收入四张一套的CD《轨迹》（Tracks）发行］。但是，由于这首歌同专辑概念不完全符合，以致无果而终。再后来经过编曲使之具有势头凶猛的流行曲风格之后，挪用到《生于美国》专辑之中。但这首歌痛切的内容同其轻快的包装之间产生了全然奈何不得的乖离。马克斯·温伯格（Max Weinberg）气势汹汹的鼓声和罗伊·比坦（Roy Bittan）那单纯得如同念咒的合成电子琴的伴奏，使之明显超出了信息性而将庆典性凸显出来。

电影导演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他也是蓝领阶级出身）摄制的《生于美国》音乐录像试图弥合这一乖离，而将越南战争新闻纪录片和描写美国工人生活情况的录像嵌入其中。但其引用略有说明性过多之嫌，以致作品本身显得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同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在其之前摄制的《在黑暗中跳舞》那欢天喜地、至今仍自有其活生生说服力的录像成为明显对照。

内容与风格的龃龉、乖离这个问题，说得稍为苛刻些，成了《生于美国》这张专辑的基本瑕疵。客观地看，《生于美国》是极为成功的精彩专辑，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获得了商业成功。那也是压倒性成功。我本身也好多次把它放在唱机转盘上。

不过，在经过二十多年后的当下之时重新听来，作为我还是为《河流》和《内布拉斯加》等早期专辑中蕴含的始终一贯的坦率心情所强烈吸引。而关于《生于美国》，反复听的时间里，无论如何都为其“龃龉”部分和曲与曲之间概念的相互冲撞而耿耿于怀。就布鲁斯而言，作为对前一首歌《内布拉斯加》中过于狂暴的个人风格的反动，他似乎想推出一张对听众多少友好些的专辑（情有可原）。可是结果上，指针有些向右摆过头了。卖到这个程度、“社会现象化”到这个程度，无论布鲁斯还是蓝德恐怕都始料未及。而这种始料未及的摇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给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人生投上了抑郁的阴影。

对《生于美国》导致表面化的摇滚乐性同故事性之乖离如何进行个人修复，成了布鲁斯此后人生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此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道义性疑问：已经不再是劳工阶级的人和成了大富豪摇滚明星的人还能够歌唱贫穷的劳工阶级吗？他必须找出具有说服力的新的个人场所。那是花力气又花时间的活计。这是因为，对于已然化为社会象征的布鲁斯来说，在哪里划出一条个人性与一般性的分界线，已经成了无比艰难的作业。这时间里，斯普林斯汀解散了曾以钢铁一般团结而自豪的E街乐队（E Street Band），然后重新组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探索阶段。有时解体，有时重构。

再次回到雷蒙德·卡佛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共通性上面来。

两人都出生于生活不太宽裕的工人阶级家庭。卡佛的父亲是华盛顿州一个木材小镇的伐木工，苦于酒精中毒，生活贫困而不稳定。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出生在新泽西州名叫弗里霍尔德（Freehold）的小镇——借用布鲁斯的歌词，即“半死不活的小镇”（dead man's town）——父亲或在当地一家小工厂做工，或当监狱看守，或当出租车司机。哪一项工作都好像没有做长。“我生长的家庭几乎没有书那样的东西”，两人异口同声回忆道。两个家庭的生活都没有足以考虑艺术的余地。他们的父亲要考虑每月的支出，要往餐桌上摆每天的饭食，勉强维持活命都已筋疲力尽。

孩子们高中毕业后——如果能毕业的话——将在父亲、祖父所在的工厂做工，弄一张工会卡（union card），送走和父亲、祖父同样（色彩黯淡）的人生——这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上大学的人极其稀少。多数年轻人固然要送走放荡不羁的青春时代，但那种辉煌日子转瞬即逝，刚过二十岁就结婚成家，在生活的逼迫中各自成为百无聊赖的大人。每天早上开着敞篷卡车去工厂上班，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天一黑就和同伴去酒吧喝啤酒，谈一成不变的往事。这就是美国无数小镇代代延续的生活模式。那里没有出口，没有应做的梦。那种闭塞感在布鲁斯的名曲《光荣时光》（Glory Days）中表达得真真切切。

但是，卡佛也好布鲁斯也好都是对这种“美国小镇”继承人的人生明确说NO的人。斯普林斯汀拒绝所有工作。他决定当摇滚歌手。卡佛高中毕业后在父亲所在的木材加工厂做了几个月后，“不想这样终了此生！”他横竖都想当作家，离开小镇。那时卡佛已经结婚。借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歌中的说法，那便是：

啊，玛莉，快上车，

这镇子到处是丧家狗。

我要离开这鬼地方当个胜者！

So, Mary, climb in

It's a town full of losers

And I'm pulling out of here to win

《雷霆之路》（Thunder Road）

他们归终实现了各自的理想。迂回曲折当然有，但一个成为小说家，另一个成了摇滚歌手。而且双双通过生动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感而获得了作为创作者的自证性（identity），勾勒了一个时代。

不过，若说他们最主要的共通点，有可能是他们将自己取得的如此成就作为纯粹的奇迹加以把握。目睹自己取得的成就（当然那是他们一贯梦寐以求的东西），较之欢喜，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呆若木鸡。自己到底是怎样活到现在的？不不，为什么取得了高高在上的世俗性成功？这为什么可能？就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皮鞋猛踩地面。难道这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成功吗？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是极为谦虚的人。纵使成功了，也没有失去顽强的创作意志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感觉。或许，这种脚踏实地的资质才是使得他们成为劳工阶级代言人的根本原因。

例如，斯普林斯汀烟、酒、毒一概不沾，也不像普通摇滚乐明星那样过放荡的生活。他喜欢一人独处，讨厌酒宴，爱好读书。雷蒙德·卡佛因酒精中毒险些丢命，但捡回命之后便过着有节制的生活，全力以赴写小说。他彻底回避文坛往来那样的东西，在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尖端一个小镇过着孤立的生活。至少在生活层面上，世俗性成功全然没有损毁他们。想必他们感到害怕，害怕好不容易到手的奇迹在某日早上醒来时不翼而飞这一事态的到来，害怕重新返回自己终于挣脱的地狱。正因如此，他们不能不保持谦虚和付出更艰苦的努力。

当然，并非美国以前不存在描写劳工阶级的文字和音乐。但正如埃里克·阿特曼(2)所指出的，美国文坛有这样一种倾向：以属于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在成为纯粹艺术之前，首先被作为“政治性东西”加以分类。究其原因，一是美国的文化和艺术基本是由以东海岸为中心的知识精英阶层主导的，二是，作为现实问题，在深受新政策（New Deal）影响的斯坦贝克那一代之后，几乎再未出现力图真诚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艺术家。那样的动向被五十年代前半期席卷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彻底剿灭。自那以来，作为对美国社会主流说NO的艺术运动，可以举出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Beatnik）、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一代（Hippie）等等。但哪一个都是基本在同劳工阶级无缘的世界展开的运动。而且，那些运动的文学倾向（怀疑主义、乐观理想主义）的归结点是后现代主义。诚然从中诞生了若干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归根结底，在大多领域都化为仅供都市知识阶层把玩的“知性意趣”。

就摇滚而言，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摇滚音乐在迪斯科和朋克（Punk）这两种走投无路的文化活动的周边彷徨。六十年代摇滚乐粗野的创造性早已远去。迪伦迷惘，麦卡特尼不思进取，失去布莱恩的“沙滩男孩”失去了听众，“滚石”正被禁闭在接受世间认知的野性这一微妙的围栏中。

就是说，为这种文化闭塞状况打开第一个通风孔的是卡佛、斯普林斯汀。他们在各自的场所不为人知地静静开始工作，但其影响力逐渐变大、逐渐为人瞩目，不久脱颖而出。卡佛以其作品群在文学世界创造出了可以称为“美国新现实主义”（American New Realism）的新潮流；斯普林斯汀几乎以一己之力实现了美国摇滚乐的文艺复兴。这种新的胎动居然是由劳工阶层出身的两位艺术家推动完成的——对此我们恐怕必须关注才是。

两人间另一个需刮目相看的共通点，是他们都没有卷入一系列“六十年代症候群”：反文化运动、嬉皮运动、反战运动、从中派生的疑似革命运动，以及接踵而至的后现代主义等等。说痛快些，当时的他们没有参与那些运动的余地。之于他们的六十年代的后半期，乃是忙乱得无暇他顾并且充满挫折和焦燥感的日日夜夜。扑在自己的理想上一天天苟延残喘是他们能做的一切。布鲁斯被赶出了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乐队活动吃了上顿没下顿；卡佛尽管好歹上了大学、进了研究生院，但已结婚并有了年幼的孩子，养家糊口是当务之急。倒是利用生活间隙写小说，可是几乎换不来钱，以致为了逃避焦燥感而沉溺于酒精之中。反文化运动也好嬉皮运动也好，说到底，那都是以富家子弟大学生为中心开展的东西，对于他们的原本就基本是另一世界。

这种回避“六十年代症候群”的他们那未被触摸的世界观，到了反文化运动大体陷入崩溃状态的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慢慢发挥了强有力的说服力。七十年代初期，最先使用“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这一政治用语的是理查德·尼克松。但斯普林斯汀与卡佛从和尼克松完全不同的角度致力于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概念性存在的具象化。或者不如说，对于他们，探索自己的自证性途径恰恰是使“沉默的大多数”实现实体化的努力。

而且，两人的作风惊人相似。可以首先作为共通特征举出的，是其中汹涌而痛切的现实性。在这最初两张专辑中，斯普林斯汀在明显意识到鲍勃·迪伦的情况下写的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歌词，虽然自有其感染力，但第三张《生来逃亡》（1975年）才使他开始发挥作为歌词写手的领袖才能。在这张专辑唱片中，他把劳工阶级年轻人的心情描写得那么真实、那么坦率。那里边有真真切切的活的故事。而且，斯普林斯汀让故事坐上了摇滚乐这辆强有力的战车。

他这样说道：

“《生来逃亡》之后，我对自己唱的歌曲内容和我唱给听的对象＝听众，开始有了强烈的责任感。而在那之前，你知道，我没有那么多听众。我必须和责任感一起活下去。那是突然找到我头上的。那时我做了个这样的决定：要主动进入黑暗中！而且要四处观察，写自己知道的事，写自己看到的事，写自己感觉的事！”

雷蒙德·卡佛经过种种成败得失之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表了短篇集《安静些好不好》（1976年）。在那里边，他惟妙惟肖描绘出了美国小镇平民的生活。把那样的生活作为故事描绘出来的作家，在他之前几乎一个也没有。而且，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卡佛也说了和斯普林斯汀同样的话：写自己知道的事！“如果年轻作家不写他自己知道的事，那么他到底写什么呢？”他说，“我不会委身于修辞和抽象性，无论在想法上还是在写法上。所以我描写人的时候，想尽可能把他们放在具体场所，放在读者能实际用手摸到的场所。”

但是，他们共有的东西不仅仅是这种彻底的现实性。另一个共通特征，是他们有意识地积极采用拒绝轻易下结论的“故事的开放性=Wide-open-ness”。他们固然生动具体地提示故事的发展，但不把现成的结论和解决方案强加给读者。他们固然把其中的现实感触、栩栩如生的场景和剧烈的喘息提供给读者＝听众，但故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敞开着结束的。他们不是让故事完结，而是从更大的框架中切除故事。而且，对于他们的故事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很多时候在被切除的故事的外围即已结束，或者在久远的将来仍在外围发生。那是他们讲故事的风格。读者＝听众和被切除的故事一起被他们留在后面，就其意义陷入沉思。但是，读者＝听众必须思考的不是象征和隐喻，也不是主题或中心思想。那样的学术用语在此没有多大意义。他们（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是“被切除的故事”如何收纳于我们本身的整体框架中。故事中包含的bleakness=狂暴的心将嵌入我们体内的哪一部位？我们势必在这种没有关闭的故事面前如此冥思苦索。那是大体接近困惑的感情。

那样的困惑也是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我们精神的很多部分所必须面对的切切实实的困惑。惟其如此，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和雷蒙德·卡佛的小说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吸引许多人，才能发挥作用。他们通过不封闭的故事这一体制（System）来坦率而谦虚地揭露我们内在的bleakness，给我们带来移动的感觉。那是他们的故事所具有的强大功能。

可是，强大的背面也含有弱点。首先，没有关闭的故事因其没有关闭而有被有意或无意曲解、真意被扭曲的可能性。那也正是《生于美国》成为超级畅销品时布鲁斯必须面对的问题。即使在较为少数的听众面前曾经有效的资质，也会由于铺天盖地的大众媒体的传播而受到致命的损毁。斯普林斯汀为了个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而不得不耗费漫长的岁月。

雷蒙德·卡佛也在八十年代中期同样开始受到来自文坛的猛烈攻击，主要是来自后现代方面的攻击。他们批判两点。一点是未能在卡佛小说中找到知性的实验性，另一点是政治及社会信息不明确。并且，他们将里根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保守性与卡佛文学的表面保守性（他们主要将现实主义文体作为靶子）重合起来，批判卡佛作品是“反动的”。而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当然没有说出口）卡佛的风格很难为他们所赖以栖息的知性土壤所接受这一点，完全是这一点。对于他们的知性天地来说，雷蒙德·卡佛不折不扣是一个“闯到门口的野蛮人”。

卡佛与斯普林斯汀都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分别尝试艺术性转换。他们立志做的，一言以蔽之，是将劳工阶级的问题不是作为劳工阶级固有的阶层问题，而是作为更为广泛和普遍的问题加以描述。亦即，将作为时代情景、阶层情景的bleakness在世界性视野（Perspective）中加以把握，将他们讲述的故事甚至升华到超越时代和阶层的“救赎故事”层面。而他无非是将他们自身在人性、艺术性、道义性上推上一个更高的舞台。

就斯普林斯汀而言，看上去他暂时尝试成功了。哪位如果还没有听《升起》（The Rising），务请听一听这张美妙的唱片。另一方面，雷蒙德·卡佛发表《大教堂》（Cathedral）这部短篇集，以此向世人昭示了其前瞻性，但不久患病在身，于一九八八年去世。“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人”——虽说这是句套话，但我无论如何都想将这用在卡佛身上。

从一九九一年初开始，我在新泽西州住了两年半时间。那时雷蒙德·卡佛已经去世了。斯普林斯汀推出了《幸运之镇》（Lucky Town）和《人类的接触》（Human Touch）两张专辑唱片。绝不算差，但焦点总像游移不定，暗示他正进行音乐探索，难免有轻度失误。甚至有人得意洋洋断言他的创作能力已然越过顶峰。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或者上课，或者什么也不做而只写小说。虽说同是新泽西州，但我居住的州西部典雅的大学城普林斯顿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长大的州东部弗里霍尔德、阿斯伯里帕克（Asbury Park）等地区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

每年春天，孟莫斯郡（Monmouth County）那个地方都有半程马拉松赛，我每次都参加。路线在自然公园里面，跑起来非常愉快。这么说怕不大好，在被称为“美国腋下”的新泽西州中部竟有这般满目苍翠的美丽地方，委实令人吃惊。阿斯伯里帕克就是从普林斯顿去孟莫斯途中的海边上。比赛完后我总是顺便到那里一下。说是到那里，但也不是说下车后干什么。我只是照样坐在车上慢慢在镇上逛一圈。边逛边想“啊，无名时代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曾在这镇上演奏来着！”而后掉头返回。如此而已。对于具有普通感觉的人来说，阿斯伯里帕克这个镇绝不是让你想下车吃一顿花样午餐的地方。阿斯伯里帕克，无论怎么好意看待都是个荒凉得不得了的海滨小镇，甚至可以说让人发怵。所有的建筑都旧了，褪色了，荒废了。几乎没有人影。从战时到战后作为蓝领度夏区发展起来的这座小镇，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不到二十岁的一九七〇年前后就已破败得不成样子了。游客一去不回，多达数百家的酒店旅馆基本停业，犯罪和吸毒随后盘踞不动。九十年代我来的时候依然一片萧条，至今——如果没有拆除的话——想必也没有改观。看上去仿佛通过搜集早已死去之人的记忆建造的虚拟小镇。光天化日下虚幻的鬼城。每年一到春天我就跑孟莫斯郡半程马拉松，跑完就开车在穷困潦倒的阿斯伯里帕克绕一圈。回想年轻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一边了为不让州警察扣车而注意所限速度（新泽西州对超速极其啰嗦）一边返回知性而平和的普林斯顿这个小镇。

如今每次倾听斯普林斯汀的音乐，我都倏然想起春日阳光照耀下的阿斯伯里帕克。一九七〇年前后我在东京为了好歹活下去而日夜操劳的时候，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也同样在这凄凉的阿斯伯里帕克镇往来拼杀。那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各自把脚迈到了相当遥远的场所。有时一帆风顺，有时焦头烂额。以后也将为了求生而必须继续各自的战斗。

由于以上缘故，我对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位摇滚歌手不由得怀有私密性的连带感，尽管这让我觉得有些往自己脸上贴金。

Nebraska（CBS/SONY 25AP 2440）

(1)　Boss Mania：“Boss”是对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爱称，即“布鲁斯迷”。

(2)　埃里克·阿特曼（Eric Alterman），自由派专栏作家，以反战知名。

塞尔金与鲁宾斯坦

——两位钢琴手

Rudolf Serkin（1903—1991）

生于波希米亚埃格尔（Eger）。十二岁时以演奏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而崭露头角。十七岁被选为阿道夫·布什（Adolf Busch）的伴奏者。从师于勋伯格学习作曲。一九三六年与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同台演奏而在美国声名鹊起。执教于科蒂斯音乐学院，兼与布什等人主办万宝路音乐节。

Artur Rubinstein（1887—1982）

生于波兰洛兹（Lodz）。十岁时移居柏林，从师于李斯特门下的卡尔·巴特（Karl Barth）。一八九九年在波茨坦初试身手。翌年一九〇〇年由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指挥在柏林初次登台。一九三七年为逃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一九七六年退休前，一直积极从事演奏活动。

离开日本两个月，在外国一个偏僻地方一个劲儿闷头写小说。那种时候一般总是黎明起床，整个上午用来写作，下午放松下来，或做运动，或听音乐，或者看书。写小说是一种非现实行为（当然是就我而言），无论如何都需要在某个时期彻底离开日常性现实。

这一时期最适合读书，就把过去没时间读的书归拢起来塞进旅行箱。这次带的是斯蒂芬·雷曼和马里昂·费伯写的鲁道夫·塞尔金传记：《鲁道夫·塞尔金：生涯》（Rudolf Serkin：A Life，牛津大学出版社）。书刚刚出版，作为附录带有收录塞尔金宝贵演奏的CD（音质不好，弹的居然是肖邦的练习曲集）。顺便说一句，此外以前在旧书店买来后一直没有翻开书页的阿图尔·鲁宾斯坦的自传《我的年轻岁月》（My Young Years，克诺夫出版社）也带在身上，打算趁机读完。这本书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日译书名为《华丽的旋律——鲁宾斯坦自传》，德丸吉彦译，平凡社，1977年）。

无论看哪一点，塞尔金和鲁宾斯坦都是形成鲜明对照的钢琴手。说纯属两个极端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世界观和个人特有风格如此不同的组合此外基本没有。就连托斯卡尼尼和卡拉扬的共通点也好像比这两人略多一些。所以——或许该说所以——一般说来，喜欢鲁道夫·塞尔金演奏风格的人似乎有以“过轻”这一理由排除阿图尔·鲁宾斯坦演奏的倾向。相反，喜欢鲁宾斯坦演奏风格的人好像觉得塞尔金的演奏“古板单调”敬而远之。或者，更多的人可能不是二者取其一，而是根据演奏曲目分开听这两位钢琴手。总的说来我也是这样。迄今为止，贝多芬听塞尔金，肖邦听鲁宾斯坦。舒曼、勃拉姆斯和莫扎特则是两边挑着听。

鲁宾斯坦留下的唱片中我最爱听的是舒曼的《狂欢节》；塞尔金那边最喜欢的——或者莫如印象最深刻的，到底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尤以那首《“槌子键琴”奏鸣曲》（Hammerklavier）为佳。塞尔金磕磕绊绊、粗粗拉拉的《“槌子键琴”奏鸣曲》听起来固然累人和难以忍受，连自己都不由得出一身汗，但肯定有东西留在心里。体验过塞尔金的演奏——体验一词恰如其分——之后，其他钢琴手无论演奏得多么不同凡响，也还是觉得美中不足。

另一方面，鲁宾斯坦的《狂欢节》宛如春风拂动河边的柳枝，弹得随心所欲一气呵成，可是越听越让人觉得《狂欢节》非此莫属——轻柔而有足够的说服力。所有的表情都栩栩如生、轻松自然、了无破绽。尽管难度相当大，然而难度并没有流露于外。这方面两人的个人风格形成绝妙的对比。

鲁宾斯坦和塞尔金两人，年龄诚然相差十六岁（鲁宾斯坦一八八七年生，塞尔金一九〇三年生），但出生的环境惊人地相似。两人都是东欧出身的犹太人，双方的父亲都缺乏生活能力，事业失败，而且多子，少年时代不得不在贫穷中度过。两人的母亲也都出于“不想再要孩子了”这个理由而不希望他们出生，而认真考虑堕胎（事实上这点作为心灵创伤留了下来）。极端说来，他们两人生下来的世界绝非阳光灿烂，成长的环境也不同他们卓越的才能和知性相匹配。

鲁宾斯坦降生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塞尔金降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的一隅（只是，父亲的出生地与鲁宾斯坦同是沙俄属下的波兰）。两人自幼表现出非凡的音乐之才，作为神童钢琴手为周围瞩目。塞尔金九岁时，得到访问当地的有名的小提琴手的赏识，把他带到维也纳。同样，鲁宾斯坦十一岁时被小提琴手约瑟夫·约阿希姆发现其才华，前往柏林。两人都在尚未懂事时就远离家庭，以私人学生待遇接受严格的英才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度过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

但是，两人对新环境的反应有相当大的差距。自然之子鲁宾斯坦自幼对来自上边的压抑一贯采取反抗性态度，对于将普鲁士式生活价值灌输给自己的海因里希·巴特（Heinrich Barth）教授［彪罗（Hans Von Bülow）的嫡系弟子，曾经的著名钢琴手］始终怀有抵触情绪。巴特教授以自己的方式引导和爱着小阿图尔，但他不承认肖邦和德彪西等非德国音乐的价值，而将“二级凡庸”的德国音乐强加于人——小阿图尔对此无论如何都无法顺从。由于巴特教授不收学费，又热心照料，抱怨自是抱怨不得，但从早到晚反复做机械性练习的禁欲式人生，实在与其天性不符。有一天老师骂他：“像你这样不好好练习、成天吊儿郎当的家伙，最后要惨死在脏水沟里！”小阿图尔再也忍不住了，他像河堤决口一样彻底批判恩师，将一直闷在心里的话一吐为快：

“老师，很遗憾，你不理解我这个人，根本不理解我本来的性格。你希望我度过和你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生，但在下实在难以接受。我想的是，如果能活上充满快乐的一个星期，往下死了也无所谓，我就是这样的人。与其拖泥带水度过和你同样的人生，还不如死在脏水沟里。你每日从早到晚忙着工作，没有愉快的感受，教那些基本没有才能的学生，也不去哪里旅行，总是一天天愁眉苦脸地苦熬。即使从音乐角度看，也充满顽固不化的偏见。既没有好奇心，又对新东西不感兴趣。对你以前给我的关照我深表感谢，可是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往后我要一个人随意活下去。”（概要。实际发言长得多。）

如此慷慨陈词不留余地，自然无可挽回了。从此往后只能独自靠两只胳膊十根手指活下去。如此这般，阿图尔·鲁宾斯坦以十六岁弱冠之龄拉开波澜万丈的钢琴手生涯。

另一方面，鲁道夫·塞尔金的少年时代也决不风平浪静。九岁离开父母膝下，孤苦伶仃来到大城市的他，苦于孤独，苦于夜尿症。师兄乔治·塞尔（George Szell）甚至欺侮他，叫他“呃，塞尿床”（这是我瞎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十二岁那年在维也纳开了音乐会，弹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获得作为神童钢琴手的定评。其后他也作为“专业钢琴手”连续弹奏了贝多芬的第三号、格里格、莫扎特的c小调和其他正规的协奏曲。这里边也有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必须通过用开音乐会所得的收入——尽管不是他本来的愿望——支撑贫困的家庭。鲁道夫这时就已对没有生活能力的父亲不抱希望，而开始强烈寻求新的父性（可以依赖的精神支柱）。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十五岁的塞尔金同四十四岁的作曲家勋伯格结为义父义子，尊其为师，纵身跳入新音乐浪潮之中，而将以前演奏的古典音乐作为过去的东西一刀两断。此后两年时间里，他作为以钢铁一般团结的“勋伯格小组”的一员非现代音乐不弹。塞尔金对勋伯格的绝对皈依持续时间不长，两人随后断然决裂（归根结底，塞尔金对只演奏尊师勋伯格的音乐感到厌倦了）。不过，少年塞尔金所寻求强力父亲形象——尽管是部分的、过渡性的——还是由勋伯格承担了。同勋伯格诀别不久，塞尔金得到德国最有名的小提琴手阿道夫·布什为知己，依靠他前往柏林。布什留他住在自己家里，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热情照料。不久，塞尔金同布什的女儿结婚，名副其实成为布什家的一员。

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在一次采访中问塞尔金：“在音乐上对你影响最大的可是（义父）阿道夫·布什？”“NO，”塞尔金对此明确回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勋伯格，布什把它加强了。”据塞尔金介绍，勋伯格彻底灌输给他的是追求事实真相的真诚，是客观性，是不妥协的明晰性和正确性。而为了这些，就必须付出无限的努力和牺牲。舍弃所有多余的东西，仅仅清心寡欲地追求音乐——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对于完美主义的不懈追求，这自始至终是鲁道夫·塞尔金的基本音乐理念。自不待言，这同鲁宾斯坦的音乐观大异其趣。

一如书名所示，鲁宾斯坦的自传是关于青春时代的回想，叙述截止于一九一七年。再往下写在续篇《我的岁月》（My Many Years，日译书名为《鲁宾斯坦自传》（上、下），木村博江译，共同通讯社，1983-1984年）。但这本书反正也只写到三十岁时为止（不过具体事实记得十分清楚。莫非写日记什么了不成）。

此后，鲁宾斯坦作为一个人、一个音乐家迅速成长起来，以更为一丝不苟的姿态追求音乐，成为真正的大家。不过，至少在这本书所叙述年代里他对练习简直厌恶到了极点。对着钢琴弹自己喜欢的音乐，即使日以继夜也不在话下，而若是被迫认真练习的东西，不到一个小时就烦了。音阶练习、高难度部分的反复练习都让他头疼。所以，对繁琐的地方他适当“蒙混过去”，惟独感情毫不含糊，酣畅淋漓一泻而下。较之细部的准确，更以宏观取胜，仿佛说“将音乐本身充分表达出来不就可以了么！”尽管如此，由于他才华横溢，绝大多数人都听得如醉如痴。甚至能进行细部辨析的专业评论家很多时候都被蒙在鼓里。尤其女性，仅听其演奏身体都变得莫名其妙（大概因为充满费洛蒙那种东西吧），当即踉踉跄跄把持不住。贵族和富人们争相袒护他，给予经济援助。他还和许多名人相识。的确，过这样的生活，恐怕很难有心思进行什么音阶练习。我因为没有实际经历过那样的生活，作为我也倒是只能想象。

鲁道夫·塞尔金的人生位置距鲁宾斯坦的人生相当辽远。想必他本来就是缺少费洛蒙那类体质的音乐家。总之练习、练习、再练习，处于勤学苦练的世界。以下是瓜奈里弦乐四重奏组第一小提琴手施泰因哈特（Arnold Steinhardt）的回忆。

“万宝路音乐节我下榻的建筑物附近有座由车库改建的小屋，有个钢琴手每天一大早就在那里练琴。差不多每天都给琴声吵醒。钢琴手以慢得不得了的速度反复做音阶练习，听得人十分不忍。到底谁弹的呢？我感到纳闷：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是音乐会的表演者。只是反来复去做中级水平的音阶练习罢了。这个程度的家伙是怎么会被允许在这里练习呢？可是，运指速度慢慢快了起来。噢，好像多少有了进步，我迷迷糊糊地想。不料我再次睁眼醒来时，那个钢琴手好像判若两人，此刻正以全速弹奏。而到全速弹奏竟花了那么长时间，长得让人忍无可忍。第二天早上，同一情况照样重复一遍。以蜗牛般的速度开始音阶练习。我在被窝中再次心想：到底谁给他在此练习的许可的呢？不像话！”

后来一个机会使他发现，原来那位“中级”钢琴手其实是鲁道夫·塞尔金，不由得大吃一惊。施泰因哈特甚至这样指出：这种不知疲倦的完美主义，正是演奏家塞尔金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成了一个弱点。

“其他钢琴手都说‘舒伯特这首奏鸣曲的这个部分只能这样弹，别的弹法不可能弹好’。但鲁迪（Rudy，塞尔金的爱称）不这样认为。‘那太简单了，’他说，‘我不打算走简单路线，我不相信简单路线。这部作品太精彩了，精彩得不至于简单。所以，我要独辟蹊径，想确认一下那前面有什么。’那条蹊径常常把他领去美妙场所，但有时不领去。”（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这就是鲁道夫·塞尔金的音乐。决不驾轻就熟。假如演奏一部作品有简单路线和困难路线，那么，纵使听众听不出其区别，他也毫无疑问选择困难路线。“这个人何苦像中世纪苦行僧那样有意折磨自己呢？为什么就不能更自由、更自然地演奏呢？只要他有意，就应不在话下。”周围人为之歪头沉思。听他留下的演奏当中我也每每那样想。不过恕我重复，那就是鲁道夫·塞尔金的音乐。当他探索的困难路线成功之时（较之成功，当然不成功的多得多），那就不单单是音乐，而是一起“事件”。听众将在眼前实际目睹和体验他的挑战。大凡身临其音乐会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听现场演奏远比听唱片让人感动。他晚年来日本的时候，前去听其演奏的一个熟人这样说道：“弹错的地方多，多得一塌糊涂。不过么，反正就是能让人怦然心动，他的音乐。”

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一次被人问道：“假如你不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那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钢琴手呢？”他当即回答：“鲁道夫·塞尔金。”想必塞尔金具备霍洛维茨百求而不得的特别资质。不用说，霍洛维茨也具有塞尔金百求而不得的特别资质。

当然，这终究不过是我的推想，年轻时的塞尔金那颗温柔的心，作为烙印，恐怕还是有勋伯格和阿道夫·布什等之于他堪称“替代”父性等人给予的教诲——那是强烈的烙印——他遵循其教诲，想以尽可能高的水准满足那些要求，并以此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对于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怎么追求都未能实际得到的作为精神支柱的父亲形象，他不得不在“音乐的完美性”这一概念中追求。如此推想，我们就不能不在这位温厚而诚实的钢琴手身上感受到某种令人不忍的痛楚。波希米亚出生的他终其一生都在纯然追求德奥文化圈的价值观，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父性形象。

“像你这样功成名就的大家，为什么每天将那么长时间用于练习呢？”一次有人这样问塞尔金。他这样答道：“我不是natural（天生的）钢琴手，也从来不是natural钢琴手。对我来说，那是经历千辛万苦的结果。如果不认真练习，就不可能好好演奏。我想绝大部分钢琴家都是欢欢喜喜上台的，可我一次也不曾有过，哪怕一次。而既然要在人前亮相，那么我想至少准备要做得充分一些。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保持一定的水准。灵感指望不得，那是神的恩赐。不过，假如灵感会给我带来什么，我至少要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这是非常谦虚的表达。相比之下，鲁宾斯坦恰恰是天生的natural钢琴手。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在自传中也不止一次重复如此旨趣的说法：我是natural钢琴手、natural音乐家。他这个人，即使一无所有，而只要坐在钢琴前随心所欲弹自己喜欢的音乐，也能感到无上幸福。而且，所弹音乐既能使自己幸福，又能让别人快乐。这一势态，同鲁道夫·塞尔金，有霄壤之别。

鲁宾斯坦和塞尔金同样，自小离开父母，被收养在别人家里。但他对这点好像既没感到特别难受，又没觉得多么寂寞。当然，毕竟是孩子，孤苦伶仃的无奈和焦燥感固然是有的，但总的说来，为离家孤身一人独处感到轻松那样的表述更多一些。父性那个东西，对于他莫如说令人郁闷的东西。他在柏林度过了少年时代，但普鲁士式的父权性几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致。对强加于己的价值观感到不满，差不多所有的事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这方面与塞尔金截然不同。久居柏林，虽然对优秀的德国音乐及德国其他文化怀有敬意，但意识的主轴不曾向德国那边过度倾斜。永远让他心往神驰的，归终是他的母国波兰大地，是那里四季飘香的文化风土。他虽然对现实中的母亲似乎多少感到头疼，但依我的印象，鲁宾斯坦基本是始终一贯追求母性存在的人。

从十几岁开始，鲁宾斯坦就在华沙有一个年长的恋人——年龄上说是他母亲并不奇怪——当然是久经情场的已婚女子。不仅如此，很快又和那位女子的女儿（比他年长，同是已婚女子）有了肉体关系。然而，卷入如此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后他也没有感到多么伤脑筋和不方便。他以类似“也就那么回事”的感觉面对现实，一切听之任之。受到对方女儿丈夫方面的盘问，他反倒来了脾气，甚至挑起决斗风波。想来事情未免过分，但这并不意味鲁宾斯坦不道德或人格上有缺陷（当时多数人当然都这么看待）。对他本人来说，那想必是自然而然的流程。他心中的世界恐怕是通过同时得到母女两人的肉体才得以完成的。母性与对抗母性的东西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之于他的圆满循环。而对于周围正常的市民，估计是件头疼事。

下面举个例子，说明鲁宾斯坦是多么natural、多么快乐的钢琴手。这方面的趣闻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这里只举一个。

一九一四年夏天，正当他去英国巡回演奏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致使他无法返回波兰。战败将他和祖国隔开。于是，二十六七岁的鲁宾斯坦为了挣生活费而常常去中立国西班牙巡回演奏。所幸，西班牙听众对他的演奏听得如醉如痴。路过科尔多瓦时，在导游的劝说下，他去了一家高档妓院。导游说“科尔多瓦的妓院很有名，哪怕见识一下也好……”地方的确不一般，顾盼生辉的漂亮姑娘露出苗条的大腿推销自己。无奈又累又热，根本上不来情绪。

“干（dry）过头的雪利葡萄酒、夏天的炎热、浑浊的空气，加上语言不通，弄得我怎么都上不来性欲。可是，我天生的虚荣心，不容许我这么年轻就被女人看成（大概）阳痿。为了让她们心生敬意，只能在此亮出音乐来。我掀开那里的钢琴盖，开了一场即席音乐会。西班牙音乐《卡门》中的歌曲、维也纳华尔兹，想起什么弹什么，只管弹个不停。反正大获成功。感觉上即使称为启示录般的伟大胜利也未尝不可。女子们异常兴奋，围上来紧紧拥抱我，热吻如雨点一般落下。妓院老板宣布免收我的饮料费，随便睡哪个女子都行。我当然郑重地谢绝了。但要我在钢琴上签名我没法拒绝。我多少带着自负在那里留下了签名。作为一个愉快的夏日午后的证人，但愿那架钢琴仍放在同一场所。”

至于鲁道夫·塞尔金，即使有人说“不那样做世界就得完蛋”，他也不会为了讨女人欢心而在妓院大弹钢琴，更不会在乐器上签名。但不管怎样，这个趣闻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在钢琴前面落座，鲁宾斯坦就能够将自己的心情极为自然极为自在地形露于外，能够实实在在驱动周围人的心。完全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奇才。即使不正经练习，他也能够一口气背出极长的乐曲。在音乐会上即使忘了一部分乐曲也能适当掩饰。

下面是十二三岁时的趣闻。少年鲁宾斯坦在柏林举行音乐会大获成功。听众兴奋，大声求他再弹一曲。台后的巴特教授命令他加弹门德尔松的《二重奏》（《无言歌》中的一曲）。一首尽人皆知的小乐曲。

“那时我彻底放松下来，陶醉于胜利之中，以致把不得看观众的脸的忠告忘个精光。我朝观众席上的朋友们报以微笑。脑海里一边这个那个转动音乐以外的事，一边开始弹奏。‘呼嗵’一声，危机出现了：脑袋一片空白，音符一个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只有要弹的是A大调。心脏僵止不动。而我的手指却没有停止，继续即兴演奏，以A大调让主题膨胀开来。不坏！可那已经和门德尔松的音乐毫无关系。我适当转了几次调之后，为了加入对比而捏造了小调第二主题。并在那个主题打磨了一阵子后重新回到浪漫的A大调。最后来个纤细的琶音（arpeggio），利用弱音踏板以最弱音（pianissimo）弹奏。

理所当然，听众没听过这样的乐曲。所以完全蒙在鼓里，给了我不亚于刚才的狂热掌声。总算虎口脱险，却已“冷汗三斗”，根本顾不上回礼。想到下台后要遭遇能把我射杀的目光，吓得浑身发抖。所以，当巴特教授并未挥斧飞扑上前，反而热情地握住我的手，闪着幸福的目光这样大叫时，我打心里往外吃了一惊，我至死都不会忘记我的惊讶。他这样叫道：‘你虽然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但反正是个货真价实的天才！我就是花上一千年，也弹不出你那个样子！’”

鲁宾斯坦自传中出现的，便是这么令人热血沸腾的武侠传奇。这样的故事纷至沓来。若说他自吹自擂也就罢了，让人禁不住歪头生疑的地方的确是有的。不过，每一个趣闻都活色生香，读一读都觉得心旷神怡。与此相比，塞尔金的传记全是周围人的证词，证明他的确是个刻苦练习的人。“音乐会上未必提供好钢琴，必须平时就做好习惯那种状况的准备”——出于这样的理由，他特意在自己家里放一架状态恶劣的钢琴，每天用来练好几个小时。来塞尔金家玩的钢琴手都说那架钢琴根本不能演奏。听起来好像是星飞雄马为了练出魔球而带矫正器的故事(1)，总之他这人性格就是这样。

钢琴演奏家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ode）记得塞尔金曾这样评论鲁宾斯坦和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两人都是中欧出身的犹太裔）：

“塞尔金对施纳贝尔明显采取批判性态度。他就施纳贝尔和鲁宾斯坦（那以前我从未考虑过两人属同一范畴）发表了有趣的见解：‘他们两人都具有自爱那样的东西。众所周知，自爱那个东西可以有很强的传染性。’他是将自爱作为积极资质阐述的。他没有明确说自己没那东西，但肯定是想那样说的。想必他觉得，假如自己有那样的东西，很多事情就可以轻松些。但实际他不具有，因而也没能给予学生。对塞尔金来说，那是应该呈现疑义的、含有矛盾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总是追求完美，但另一方面，即使做得再完美，那里也无论如何都有矛盾产生出来——哪里都不存在同什么相比而完美这一坚实的基准。”

鲁宾斯坦评说（类似评说）塞尔金的例子只找到一个。塞尔金在佛蒙特（Vermont）自家住宅干农活是有名的逸闻趣事（连拖拉机都有）。有次采访把两人弄错了，当就农活问鲁宾斯坦的时候，他笑着回答：“农夫是塞尔金，我是钢琴家。”

塞尔金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及鲁宾斯坦同年龄小得多的女性（很难说有多么道德）闹出桃色新闻一事，他这样答道：“他一直那么生活过来的。现在又何必改变那样的生活方式呢？”塞尔金是在严格的标准下生活的人，但没有把同一标准套在别人身上。

两个人在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上便是如此大相径庭。不过读两人的传记（自传），让人同样切切实实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欧洲大陆，存在以富裕的犹太人为中心的犹太人独有的都市文化，而且非常活跃和富有成效。塞尔金也好鲁宾斯坦也好都被那种文化网筛选出来，成为伟大的钢琴手。倘有生在贫困家庭的有才华的犹太孩子，文化意识高的富人（新兴资产阶级）便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有时还领到自己家里使其才华得到发展。当然，慷慨伸出援助之手的并不限于犹太人（无论关照塞尔金青年的阿道夫·布什还是无偿给予鲁宾斯坦少年以熏陶的巴特教授都是德国人），但犹太人之间相互扶助的气氛格外浓厚，根深蒂固。在严重歧视犹太人的中欧到东欧广大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鲁宾斯坦和塞尔金这两位钢琴手以至其他许多优秀的犹太演奏家，之所以在当时的欧洲接连出现，乃是因为有这样的土壤存在。那种肥沃的文化土壤由于大量屠杀犹太人（holocaust）而在短期内被连根拔除，冷酷地切断传承命脉——读到这部分时令人感到痛心。

不过，鲁宾斯坦在自传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大都市华丽的风姿，读来令人心仪。鲁宾斯坦出生在那种绚烂成熟的文化状况下，凭借横溢的才华和无尽的好奇心，作为年轻的世界公民（Cosmopolitan）自由自在地操着德语、法语、英语、俄语、波兰语大胆横渡那片辉煌灿烂的“丰饶之海”。那里当然也有挫折、失望和悲苦，但极为粗略地说来，鲁宾斯坦见到的世界是由希望、可能性和坚强意志所支撑的，同时由美丽的音乐、美酒和女性们的体温装点而成。

相比之下，塞尔金活在（或不得不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混乱不堪的维也纳、柏林，情况十分严峻。无论政治上还是音乐上都有剧烈的纠葛，都有苦恼和尝试性错位。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他由光彩夺目的神童转变为成熟的演奏家。由于阿道夫·布什强有力的指导而在德国主流乐坛站稳脚跟。好不容易喘一口气之时，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迫害开始了。犹太音乐家也开始到处受到非难。他和布什一家不得不违心离开德国，始而移居瑞士，近来迁往美国，从遥远的美国不断寄钱，以帮助——哪怕多帮助一个也好——在祖国面临危机的亲属和犹太朋友顺利逃往国外。义父布什在美国作为音乐家未能像塞尔金那样获得成功，在这方面塞尔金也必须这个那个不断照料。多苦多难的人生！

当然，鲁宾斯坦和塞尔金这两位钢琴手身上，天生性格的差异是有的，这点毫无疑问。但另一方面，不同世代的时代精神也的确在其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投下了浓重的影子。纵使降生在“东欧贫苦犹太人的孩子”这一大同小异的环境中，十六年这一两人年龄之差也含有超除这个数字的意味。欧洲成熟的贵族社会及其孕育的丰富文化由于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而在实质上落下了帷幕。但鲁宾斯坦在最为多愁善感的时期充分领略了其最后的辉煌。塞尔金却无此幸运。两人间横亘着划时代的鸿沟。

写这篇文稿之际，我把家中鲁宾斯坦和塞尔金的唱片和CD归拢堆在桌面上，不由得生出绝非矫情的感慨：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两人都是老牌演奏家，录音数量自然多。作为我也并非刻意收集两人的演奏，但不觉之间还是攒了不少。

就演奏曲目而言，鲁宾斯坦明显比塞尔金范围广。塞尔金的曲目差不多完全限于德奥方面的音乐，但鲁宾斯坦此外还有肖邦这样好比定期存款的绝对值得信赖的母国同胞。不仅如此，法国音乐和俄国音乐也一网打尽。不过，就好像要弥补曲目面窄这个缺陷似的，塞尔金将同一作品再三再四反复录音。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也毫无怨言，一忍再忍地奉陪到底。制作人也好像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哦，又和奥曼第（Eugene Ormandy）一起鼓捣贝多芬协奏曲？最近不是刚刚弄过吗？偶尔也换换心情，来个柴可夫斯基什么的如何？”

多年担任他录音制作人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托马斯·弗洛斯特（Thomas Frost）这样说道：“什么时候录什么曲子，记得那总是由塞尔金提出。哥伦比亚方面提出的时候一次也不曾有过。而且，哥伦比亚否决塞尔金提案的事也从来没有。”真是个悠哉游哉的美好时代啊！定金数额诚然比现在少，但唱片公司不啰啰嗦嗦不说三道四。艺术家的意志得到尊重，较之合同书，更是以握手“一握定音”。塞尔金的唱片卖得“一般般”，根本达不到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那样的摇钱树档次，但哥伦比亚始终待以郑重的敬意。如今的音乐交易，怕是不至于有这样的事吧。

举个例子。关于勃拉姆斯第二号协奏曲，塞尔金在哥伦比亚录制了四次。前三次都由尤金·奥曼第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同一乐团很难区分，倒是有些伤脑筋）伴奏，第四次则同乔治·塞尔指挥的克利夫兰（Cleveland）管弦乐团携手。想必相当喜欢此曲。但另一位钢琴手鲁宾斯坦也不示弱。他从十几岁时就对此曲情有独钟，一生中录制了四次。家里各有其两张唱片，心想机会正好，就连续放在唱机转盘上。是很不错啊！就这首降B大调协奏曲而言，鲁宾斯坦、塞尔金两人的演奏都很出色，难分高下。四张连听也听不厌。

鲁宾斯坦方面，我个人喜欢他同约瑟夫·克里普斯（Josef Krips）指挥的RCA交响乐团的联袂录音（LM2296·LP，1958年录制）。世人好像没怎么予以评价，但那是格高调正的演奏，心情从头到尾都整个融入音乐之中。虽是旧日录音，激情却鼓涌而来。与此相比，同弗里茨·莱纳（Fritz Reiner）合作演奏的唱片虽然风格独具，但对音乐的把握在整体上不无老套，尽管那也自有其韵味。对鲁宾斯坦这个人，世间似乎将他视为肖邦专家，但他演奏的舒曼和勃拉姆斯，同演奏肖邦时相比，又别有一番心机。

塞尔金方面，到底还是同乔治·塞尔合作演奏的唱片充满最为深邃的精神性。相比之下，同奥曼第携手的那张（立体声录音），目光则更积极地投向此曲充盈的明快感，每次拐弯时都有新鲜的惊叹，较平时的塞尔金有某种微妙的差异。比较而言，同塞尔合作的唱片具有“去该去的地方”那种厚重的北德传统的（或者正常位式的）宽释感。至于选择哪个，完全是喜好问题。如果叫我二者选其一，我倒是选塞尔金的演奏。

“钢琴音色那玩艺儿怎么都无所谓”——从塞尔金这种禁欲式姿态来看，我觉得他同以绚丽多彩的音色为亮点的奥曼第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好像不对脾性，但实际上塞尔金对奥曼第创造的音乐似乎由衷钦佩，个人方面也同其结下盟友般的关系。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在佛蒙特州和费城之间频繁往来，演奏和录音方面都很卖力气。至于乔治·塞尔那严谨而痛切的演奏风格和塞尔金的音乐，感觉上似乎一拍即合，但塞尔来美国之后也依然演奏类似维也纳时代的前辈那样的东西，作为塞尔金未免有些心神不定。而且相对说来，从活在平民式幽默感之下的塞尔金看来，总是显得郑重其事的塞尔的拘谨性格，也许叫他感到无所适从。人的脾性这东西真是一言难尽，尽管在音乐上我想两人是比较合得来的。对齐尔不惜给予高度评价的，莫如说是鲁宾斯坦方面。

碰巧前后看了这两本书，把家里的唱片也集中重新听了一遍，使得我过去极为一般性品听的鲁宾斯坦和鲁道夫·塞尔金这两位已故钢琴手的演奏开始作为有血有肉、怀有憧憬、矛盾和缺陷的两人各自精神的产物活生生站立起来。可能有人说只要作为音乐纯正优良，其他怎么都无所谓。那当然是正论。但我很想——我是小说家或许也是一个原因——以音乐为媒介更加密实地了解其周边人们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感情。看了这样的书又听了音乐，我的心情变得很愉快，好像捡了一个什么便宜。但愿也有这样的音乐品听方式。

Serkin, Brahms: Piano Concerto NO.2

（Columbia ML5491）

Rubinstein, Brahms: Piano Concerto NO.2

（RCA LM-2296）

(1)　星飞雄马为日本漫画《巨人之星》中的超级投手，为了练出“魔球”而在上半身佩带金属矫正器。矫正器有强有力的弹簧，能限制肢体活动。

温顿·马萨利斯

——他的音乐为何（如何）枯燥？

Standard Time VOl.2

Intimacy Calling（Columbia 47346）

Wynton Marsalis（1961—　　）

生于新奥尔良。八十年代作为阿特·布雷基与爵士信使乐队的一员闪亮登场。同时作为爵士乐回归传统路线的旗手崭露头角。在古典音乐领域也有作品问世。曾担任林肯中心爵士乐团（Lincoln Center Jazz Orchestra）音乐总监，一九九七年获爵士乐界第一届普立策奖。

如果允许我从私事（恐怕没多大意义）谈起，那么，听得温顿·马萨利斯这个名字，我首先想起被猫咬的事来。

一九九一年初至一九九三年夏，我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员宿舍里。木结构平房，采光不太好，到处有霉味儿。学校有一座名叫麦卡特剧院的老音乐厅，时常有音乐会。普林斯顿这个镇没有任何堪称娱乐设施的设施。美丽诚然美丽，但毕竟是乡间小镇，生活实在单调到了极点。因此，能有这样的音乐活动，简直可以说是旱天甘霖，作为我真是谢天谢地。也是因为有从纽约开车才一个小时多一点儿这个地利，从古典到摇滚，各种各样令人饶有兴味的演奏家接踵而至。由于音乐厅不大，交响乐队那样大型的自是没有办法，但另一方面，气氛融洽而知性的演奏则不在少数。

温顿·马萨利斯的小乐队将来此演出。说起温顿·马萨利斯乐队，当时（现在也大概如此）可是气势如虹的头号乐队。我当然很早就买了预售票，盼望这场演奏。不料，演奏前一天夜里在宿舍前的草坪院子里抚摸偶尔路过的一只花纹猫时，猫突然咬在我手上。本来摸得它咕噜咕噜叫来着，后来好像哪里一下子不舒服起来。也罢，对我来说，被猫咬是家常便饭，那时没怎么当回事。不料，跟左邻右舍一说，都劝道：“春树，那不得了，赶快报警！”

警察马上来了。“那是什么样的猫？你认识的猫？长的什么样？”——如此一一询问一遍（面对手持大大的自动手枪的满脸严肃表情的警察详细描述猫的长相，这点无论谁怎么说都够傻气的了）。我当即被警车拉去急诊医院接受狂犬病治疗。护士问我：“你，可打过Tetanus疫苗？”Tetanus意思是“破伤风”，但我当时不晓得这个词：“你说什么？”结果，“麻麻烦烦的，反正两个一齐打吧！”于是让我趴在床上，用给马打针那样的粗针头总共打了六针。胳膊两针、腿两针、屁股两针。现在还为这点事发牢骚自是无济于事，不过不是开玩笑，那针可真够痛的。痛得我差点儿当场站不起来。

给猫咬了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呢？原来，在美国东海岸，与日本不同的狂犬病和破伤风实际成了大问题。说是狂犬病，但不单单指狗，猫啦蝙蝠啦松鼠啦也传播狂犬病，这样的病例很多。所以，时不时有斯蒂芬·金《狂犬库丘》（Cujo）那样的事件发生。去东海岸而又喜欢猫的人务请当心。

总之，这六针打得怕是太厉害了，当天夜里就发高烧，整整烧了一天。整个夜晚都大汗淋漓，哼哼不止。较之得狂犬病或破伤风，自是多少强些，可无论如何也没心思去听音乐会了。这么着，就把温顿·马萨利斯音乐会的票让给了附近一个认识的人。如此这般，势头正劲时候的温顿·马萨利斯乐队的现场演奏活活没有听成，遗憾之至。就因为给附近的猫咬了一口……人生果然有种种遭遇。

事后得知，马萨利斯当时好像用普林斯顿大学音乐厅录制古典音乐专辑唱片来着。毕竟特意来了一次，说顺便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最终决定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开一场音乐会。因此，说不定我们是在大学校园失之交臂的。但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他近在眼前，没注意看。偏巧梅格·瑞恩正在拍摄以普林斯顿大学为舞台的电影《爱神有约》，以致我的注意力全都去了那边。

虽说正规乐队的演奏坐失良机，但稍后由他主持的林肯中心爵士乐团同样在麦卡特剧院举办了演奏会，这回我得以顺利（猫也罢狗也罢蝙蝠也罢都没咬我）前往倾听。这支大乐队基本合我心意。对埃林顿公爵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等人的昔日演奏以现代风格而又大体忠实地加以演绎——以古典说法，也就是类似“本真主义”那样的“新瓶装旧酒”。而我以前就对这种传统爵士乐怀有个人好感，所以听得不亦乐乎：“噢，居然有这样演绎法！”埃林顿乐团由保罗·冈萨尔维斯（Paul Gonsalves）演奏的二十七遍叠歌段（Chrus）低中音萨克斯管独奏传说也如实得以再现（辛苦了！），听众席一片沸腾。而若知道来龙去脉，大可来个双重欣赏。

只是，若问我对这支大乐队的演奏想反来复去听多少次，老实话，不大想反来复去了。听若干次就足够了，想做的事大体明白了，谢谢了——我想这点即使就严格忠实原典的古乐器演奏乐队而言恐怕在某种程度也是可以这样说的。如此积极发掘如今只有一小撮爵士乐迷倾听的、已开始被世人忘记的昔日音乐遗产这一努力本身固然有其意义，也值得钦佩，但若反来复去听个没完，心情就会逐渐改变：说到底，不也就是习作嘛！这么说或许苛刻，但这支大乐队的音乐，有的地方就像是脑袋瓜聪明的研究生一挥而就的优秀学术论文。当然我不是说那就不行，但长时间听来多少有些让人肩酸背痛也是事实。而若说是对于非洲裔美国音乐传统的重新评价，就更让人受不了了。

马萨利斯的音乐活动涉及古典和爵士两个方面。但即使在爵士乐活动之中，若将他的小乐队同林肯中心爵士乐团相比，也能看出二者的音乐大异其趣。在前者那里，即兴演奏有很大意义；后者则将意义放在基于考证的编曲和浑融无间的合奏上面。后者的作业，莫如说将古典音乐的Know How直接用于爵士乐视野这一意义更大些。此乃饶有兴味的作业。这是因为，将古典音乐的音质、语汇与质感原封不动挪到爵士乐的例子此前诚然很多［例如冈瑟·舒勒（Gunther Schuller）的第三流派（Third Stream）和MJQ所代表的约翰·路易斯的音乐或者“爵士巴赫”（Play Bach）］，但将古典音乐的Know How（方法论）进行结构性移植的例子有可能是第一次。说是对爵士乐古典的“解构”恐怕也未尝不可。这方面处理手法委实高明，使我重新认识到温顿·马萨利斯这位音乐家头脑的聪明和视点的精确，纵然多少伴随肩酸背痛之感。

不过，这种潇洒的方法论或者原典主义，就算在大乐队中卓有成效，但在小乐队以即兴演奏为主的演奏当中，就不肯乖乖就范。这是因为，演奏的自发性、音乐结构的整合性有时会与之互相抵触。自发整合性这东西，说起来类似“低燃油费高性能赛车”，纵然不能说是二律背反，而最初的构想也不无勉强之处。这点是温顿·马萨利斯长达二十余年的音乐活动中始终相伴的苦恼或挫折感——我可是总有这个感觉。他诚然是知性音乐家，但惟其如此，倘若在道理上不能融汇贯通，他这个人是不可能向前迈步的。

不过，先别忙着下结论。

为什么温顿·马萨利斯的音乐那般枯燥呢？此乃这篇文章追求的主题。若用略微细致些的说法，那么就是：“为什么此人的演奏枯燥的时候比相反的时候略多一些？”反正我想就这个问题检验一下。

有一点请您理解，我并不讨厌温顿·马萨利斯或者他的音乐。唱片也有不少，事实上也听了很多。对其音乐品质之高，经常高看一眼。并且持续怀有一种期待，期待他的音乐有希望成为之于爵士乐的一个突破口。不仅如此，或许这样的说法带有反说意味——枯燥的音乐并不意味是坏音乐，枯燥的音乐自有枯燥的效用。如果世界上到处充满非同凡响富有刺激性的音乐，我肯定窒息过去。倘允许我说句实话，那么较之基斯·加雷特音乐的形迹可疑，我远为喜欢温顿·马萨利斯音乐的枯燥无味。何况，纵使同样枯燥，感觉上也要比奇克·考瑞阿音乐的枯燥正派得多。

尽管如此，我仍然始终感到不可思议。像温顿·马萨利斯这样具有旷世奇才和非凡感觉的音乐家创造的音乐，为什么必须如此枯燥呢？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儿刺激性呢？

温顿·马萨利斯断然放弃朱利亚音乐学院“特待生”地位，决心作为爵士乐手走上社会。推出第一张唱片是在一九八〇年前后。众所周知，他作为名门乐队阿特·布雷基与爵士信使的一员灌录了几张唱片，作为十几岁的天才小号手让世人大吃一惊。马萨利斯在这些录音中的演奏即便现在听来也分明有其魄力。阅读马萨利斯传记《斯肯的地盘》（Skain's Domain，席默尔图书出版），当时的他对于整个爵士乐的知识意外贫乏（或者莫如说相当偏颇），在那之前甚至阿特·布雷基也一次都没听过。感觉他似乎稀里糊涂：“《Moanin》（悲泣）？《Blues March》（蓝调进行曲）？那是什么来着？”对于作为乐队理想的“新波普”式强力律动爵士乐（Hard Driving Jazz）也不能完全产生共鸣，甚至妄言“整天尽练这么单纯的曲子真是枯燥无味！”

尽管如此，他在其留下的现场录音中的演奏说自由自在也好无所畏惧也好，总之泼辣到了甚至放肆的地步，很难认为是十几岁少年的演奏。那种自然率性的泼辣颇有出道当时的李·摩根风采，但温顿根本不知道李·摩根，似乎在说“谁？他是谁？”他开始学习爵士乐史和拥有丰富知识（进一步说来，开始用理论武装自己）是那以后的事。当时的他在爵士信使这座著名“学府”里一天天正忙于吸收所有实战性知识和诀窍。而其进步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乐队的贝司手查尔斯·范布罗（Charles Fambrough）就当时的温顿这样说道：

“反正他是惹人气恼的家伙，动不动就问大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他真正想说的是：本该这样的时候为什么那样？也就是说他不从正面说最好这样，而是代之以那种挑衅性发问。我和阿特倒是听那类问答听得津津有味。对我和阿特到底没有提那样的问题（原注：两人年长得多）。至于温顿想的什么，那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任其为所欲为。不过，他虽是个惹人气恼的家伙，但给乐队很大启发，只不过方式惹人气恼罢了。况且，他的意图是讲得通的东西。那是我对温顿最有好感的地方。

“尽管他对别人多嘴多舌说三道四，但那是出于使命感，是想让音乐、音乐环境变得更好些。可以说，温顿就像是Social Policeman（义务警察）似的。”

讨厌毒品的温顿对在音乐会上犯毒瘾的大腕布雷基曾有意问道：“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惹得布雷基皱起眉头。若说多管闲事倒也罢了，但那是因为音乐至上的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由于布雷基犯毒瘾而使得节奏多少慢了半拍，结果冲口而出。说十几岁时就一本正经也好，说爵士乐“原教旨主义”也好，反正他是个不肯通融的人。

自不用说，温顿真正能够演奏自己追求的音乐是在离开爵士信使而率领自己的乐队之后。那是包括长他一岁的哥哥布兰福德·马萨利斯在内的一支蓬勃向上的双管五重奏乐队。那么，当时的马萨利斯追求的音乐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呢？那基本是六十年代前半期（即电声乐器出现之前）迈尔斯·戴维斯五重奏设定的风格，以迈尔斯、肖特、汉考克为核心的所谓“新主流派”爵士乐。假如那支五重奏乐队不曾电声化且领衔人物的技术不曾衰退而原来的风格得以存续，那么今天会演奏怎样的音乐呢？这就是温顿心目中的理念（温顿像讨厌狂犬病一样讨厌电声化爵士乐。迈尔斯和汉考克也认为“那是为了钱而将灵魂出卖给了恶魔”，想法相当极端）。

作为理念，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而且，那种假说式尝试在音乐上也相当成功。照例以“本真主义”手法对原曲进行了极其巧妙而洒脱地沿袭、验证和分析。那种手法你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但客观看来，打造出了高品质爵士乐。记得最初听这张唱片时，感觉出了同其姿态的保守性截然相反的奇异的新鲜韵味，一个新的出乎意外的胎动就在那里。洁净、静谧的战斗性、敏锐的知性、极其洗炼的出色技巧——这些足以吸引我的耳目。如今听来，说经年恶劣化也好什么也好，不无虚假的、做作的东西到底触目可见。但毕竟是“新手”之作，某种程度上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过与此同时，我觉得温顿·马萨利斯音乐的中心恐怕本来就含有这种做作部分。说一本正经也罢说煞有介事也罢，反正此人的演奏（或者说法）几乎所有场合都含带“怕是有点过头了”这种过剩性。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给听的人以做作的印象。头脑聪明，举止潇洒，能言善辩，却又总好像有些土头土脑。那必然同迈尔斯·戴维斯那“酷酷”的、经过大都市洗礼的音乐形处于两极。那种不无做作之处如果同正面意义上的幽默相结合或者使之具有质朴的说服力，那么，“非温顿·马萨利斯莫属”那一匪夷所思而又相当吸引人的韵致就会从中产生。可惜本人好像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不少时候并没有获得那样的效果。

但不管怎样，对于融合派（fusion）、前卫、老乐手们的新波普式音乐等每个音乐方向都已停滞不前、整体上处于山穷水尽态势的当时爵士乐坛来说，马萨利斯兄弟提出的音乐毫无疑问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王者迈尔斯本身也已陷入吹不成样子的状态，爵士乐坛正在寻求能够开拓新时代的新的英雄、新的象征。

马萨利斯乐队最初推出的几张唱片受到很高评价，销售也马到成功，获得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两方面的格莱美奖。他们的年轻气盛、高超技艺、出色的音乐性以及一身潇洒的西装，不仅爵士迷，而且招来了一般世人的目光。但与此同时，也受到了部分批评家的指责，说他们不过是在模仿迈尔斯·戴维斯以前做过的事情。尤其是，迈尔斯本人也以反马萨利斯阵营急先锋的面目出现。几个小鬼把自己过去穷追猛打而又厌弃的东西捡起来鼓捣来鼓捣去，还四处说“今天的迈尔斯已经堕落了”——作为迈尔斯对此也不欢喜。理所当然。“对于爵士乐这一音乐领域，温顿没有提供任何创新的东西”——迈尔斯的这一说法有其坚实的说服力。

自不用说，马萨利斯必须以某种形式对抗这样的批判，必须明确强调自己不是炒迈尔斯的冷饭，强调温顿·马萨利斯是一个创新型音乐家。但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马萨利斯乃是身上若无“容器”便前进不得那一类型的音乐家。好比寄居蟹——恕我出言不逊——只有把结结实实的外壳＝框架搞到手之后才能尽情施展手段。而那种结结实实的外壳并非左右张望一下就能找到的东西。

温顿开始慢慢出创意，是在兄长布兰福德和钢琴手肯尼·科克兰（Kenny Kirklaned）这两位核心队员离开乐队之后。两人受斯汀（Sting）的邀请加入他的乐队，而在客观上抛弃了温顿。温顿受到强烈打击（这里当然有兄弟间的心理纠葛）。现在看来，那在结果上促使他的音乐往好的方面发展。尤其新来的年轻钢琴手马可士·罗伯兹（Marcus Roberts）成长起来之后，温顿的音乐迅速离开迈尔斯的亡灵，而开始拥有新的音乐和语汇。

成为“容器寻找”作业核心的，是两个系列作品。一个是持续发行到第六辑的《经典时代》（Standard Time），另一个是三张《南方蓝调的灵魂姿态》（Soul Gestures in Southern Blue）系列。前者以“经典曲”（Standards）为基轴梳理了从波普到前波普的爵士乐史，后者向“马萨利斯不会演奏布鲁斯”的批判发起正面反击。温顿年轻时曾说“布鲁斯那种音乐是黑人文化耻辱”，还说“传统爵士乐那东西就像是博物馆里的木乃伊”。但因为“脱迈尔斯”之路惟有那一条，所以摇身一变，开始学习起来。毕竟是喜欢学习的人，很快就掌握了。

我本身认为《经典时代》系列中收录的一半左右演奏是非常精彩的。作为感觉，尽管有尝试性错误，但每一个都在认真学习什么。那的确是此人了不起的地方，自有其侧耳倾听的价值。不过剩下的那一半演奏，老实说，是平庸而枯燥的，而其本人又没有意识到那种枯燥（似乎）。这让我每每为之焦急。“喏，这个多妙！这样子也蛮好嘛！”——这种自鸣得意的态度，多少有些忍受不了。

不过，就《南方蓝调的灵魂姿态》来说，我想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温顿的一丝不苟以恰到好处的形式体现出来。特别是第一辑《南方浓烈》（Thick in the South）表现出色。这里，温顿虽然同乔·亨德森（Joe Henderson）共同演奏［有两首由埃尔文·琼斯（Elvin Jones）客串演出］，但是——或许应说到底是——曾经的新主流派首领乔·亨德森的调子和音乐语汇设定整体步调，温顿则从旁边静静切入其中。温顿的演奏可圈可点。无论反复听多次都深有底蕴。令人产生如此感觉的温顿音乐，老实说并不为多。固然令人由衷赞叹，但让人想反复听的专辑唱片，在他来说则少而又少。而听罢这张——这么说也许不合适——我觉得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演奏得好，原创曲也好。

得到马可士·罗伯兹这个节奏组基轴之后的马萨利斯，对爵士乐传统尤其变得谦虚和有自觉性了。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想开了：自己是新奥尔良出身，那里的草根音乐才是自己的根，没必要勉强演奏都市性洗炼音乐，何苦呢！从杰利·罗尔·莫顿（Jelly Roll Morton）经由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埃林顿公爵到特洛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奥耐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这条路线，在个人性质上似乎和他吻合起来。绝不能说这条路线是爵士发展史的主流。以波普以降的爵士乐史观来看，相对说来属于被视为个性化的、另类的谱系。但是，温顿积极对待这一谱系并加以梳理、验证和重新评价，并将其作为一种范式，从而成功地在自己的音乐中确立了迄今未有的新形式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在确立过程中，马可士·罗伯兹的音乐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少。

设定了这一路线后的温顿乐队的音乐创作让人感觉出其中含有的硬芯。那里既有“终于从迈尔斯中解放出来”的释然感，又产生一种自信和自豪：“黑人文化复兴的一翼是由自己承担的！”超越迈尔斯并非鼓捣比迈尔斯更新的花样，而是返回较迈尔斯古老的地方——好坏另当别论，这样的思考很符合此人性格。但作为目标不坏，全然不坏。

不过，纵使到了这个境地，一本正经、多嘴多舌、过于自信、喜好控制、乐于钻研等此人的禀性也未轻易收敛。而当这种倾向明显表面化的时候，其推出的唱片就多少令人费解。

例如，他有一张演绎杰利·罗尔·莫顿的唱片《经典时代第六辑——杰利·劳德先生》，一听即可明白，这百分之百是温顿·马萨利斯式“乐于钻研”症候群的样板。古典音乐领域倒也罢了，而若在爵士乐这一容器中得意洋洋进行这种俨然从画中走下来的“原典演绎作业”，作为听众难免感到兴味索然：“心情诚然理解，但别玩命玩到那个地步！那岂不有点儿难为情？”我想，爵士乐那东西恐怕不是那种抠死理的研究主义的音乐，而应是粗粗拉拉活灵活现的东西才对。这样子，岂不仅仅是“信息咀嚼”吗？假如迈尔斯活着，听了这张专辑，说不定不屑地说道：“Oh，Shit！”反正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这样的图像。

说到费解，还有《经典时代第五辑——夜半蓝调》。这个也相当让人琢磨不透，反正就是枯燥。这么枯燥的音乐此外很难找到，我就作为午睡用的一张BGM（背景音乐）使用，弥足珍贵（另一张是马友友与克利夫兰弦乐四重奏合奏的舒伯特C大调弦乐五重奏）。同样采用弦乐器的早期专辑《温室之花》（Hothouse Flowers）也是相当平庸的东西，但这张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以迈尔斯和吉尔·伊文斯（Gil Evans）的合作演奏为范本来着，而结果上却是望尘莫及的枯燥无味的玩艺儿。

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毕竟，马萨利斯作为古典小号演奏家是超一流的，同大乐队联袂演奏也应是其拿手好戏。然而他在大乐队的伴奏下演奏经典曲目，却推出了无可救药的枯燥音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没有吉尔·伊文斯这位鲜乎其有的编曲家介于中间这点自然也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列举出来。编曲相当普通（当然，想必在某种程度上是马萨利斯有意为之）。但不仅仅如此。这么说或许过分，可是从温顿的演奏中，我们很难感受到类似灵魂的迫切需要那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都想通过这首音乐诉说这样的事情”。所以，尽管他本人在弦乐伴奏下自鸣得意地举着小号大吹特吹，却看不见真正意义上的“歌魂”。相比之下，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克里福德·布朗（Clifford Brown）和比莉·霍丽戴（Billie Holiday）的弦乐录音迥然有别。形式诚然相同，但内容的深度差得天上地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本质性弱点却在他本应得意的形式上暴露无遗。“怎么样，很妙吧？”——惟独这一信息隐约可见，以致沦为没有深度——没有得令人吃惊——的音乐。他的原创曲到底值得一听，而此外的经典曲目的效果，不讳地说，一塌糊涂。

迈尔斯·戴维斯不具有马萨利斯那种圆融无碍的技巧，为人也自私得臭不可闻。可是他有非说不可的独自的“故事”，有足以将其故事活色生香地传达给对方的自身话语。既有以自己的眼睛捕捉到的特有的风景，又有足以将其风景原封不动呈现在对方面前的画法（语法）。正因如此，迈尔斯和他的听众才能在心里分享他的物语和风景。马萨利斯则（还）没有。迈尔斯明确承认作为演奏家的自己的局限，从而以精神性即灵魂的律动来弥补技巧的不足。与此成为对比的是，拥有卓越技巧的、“想做什么都能做到”的温顿反倒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应有的本来面目和应站立的位置。

话虽这么说，温顿·马萨利斯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同时代爵士乐手这点是确凿无误的事实。尽管每每枯燥，但好的作品又好得不得了。也就是说，他虽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刻意下到自己灵魂的地下室，但有时会由于某种巧合而无意地到达那里。至于何以发生这样的事，那是因为他原本就具备足以如此的潜在能力。我之所以说温顿·马萨利斯是优秀的音乐家，正是出于这样的意义。

一如上面说的《南方蓝调的灵魂姿态》系列，你无意中买回听的CD《真实时光》（Real Time）也很有听的价值。这是温顿作为电影音乐创作的，但归终没有用上，而成为配乐专辑。不过这个意外之好，至少能对其怀有好感。那里有他的原创音乐世界。

说到底，马萨利斯的音乐中，“令人大失所望”和“令人心悦诚服”之间的落差实在太大了。移师“蓝音”（Blue Note）后的第一张唱片、最新作品《魔法时刻》（The Magic Hour）原本想一听为快，岂料意外枯燥。作为我，只能从中找出“怎么，老一套又来了”那类稀松平常的音乐。诚然用了力气，但音乐徒然空转。全然找不见足以颠覆“马萨利斯惯常音乐”的崭新要素。总之，他仅仅是在舍弃地下室的一楼演奏。以致形成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是“我如何、我怎样”的音乐。后退一步四下环视那样的事此人是做不好的。

但是，在由于某种缘故而出现必须后退一步情况的时候，虎头蛇尾的“过剩性”便也悄然后退，他创作的音乐因而变得自然而然。例如——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作为阿特·布雷基与爵士信使乐队的一员崭露头角的，但当时他的演奏即使今天听也有新鲜韵味。我想那自有其原由在里边——作为布雷基的一名部下，尽管被大家称为“惹人气恼的家伙”，然而他吹得尽情尽意畅快淋漓。相比之下，还是那时他的演奏率性而生动。其中没有类似启蒙性陈述（Statement）那样的东西，惟独演奏本身的野性欣喜促成他的音乐。与此相比，获得世人好评的现场录音专辑《蓝调巷现场》（Live at Blues Alley，1986）固然是成功的音乐，但反复听的过程中，却意外听厌。恕我打个离奇的比方，就好像善于做性事前戏的男人，总有个地方让人指望不上（个人感想）。

前面也说了，同乔·亨德森合作的专辑《南方浓烈》之所以效果不俗，恐怕也是因为“我如何、我怎样”那种姿态收敛回去的关系。我觉得他和他所敬爱的音乐老手同台演奏时，能够后退一步，扩展视野，慢慢呼吸，从而到达比平时胸怀深邃的内省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本应更频繁地发生这样的情形。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前面提及的贝司手查尔斯·范布罗这样回顾最初五重奏乐队时代的温顿：

“那支乐队里，没有在布雷基的乐队时那样的自由。那里只存在温顿认为的‘应该如此’的音乐。至于每个乐手怎么认为，对于他是无所谓的。我在的当时的乐队还是幸运的，毕竟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温顿从背后‘这么干那么干’一个劲儿发号施令来着。后来那渐渐成了问题。”

某一时期参加乐队的贝司手（匿名）的发言：

“温顿是个控制狂。个人我是喜欢他，但就音乐来说，习惯不了他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做法。我也有我想做的音乐。可是温顿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如此这般事无巨细地向我们下指示。其他所有人也对这种强制怀有不满，但气氛无法说出口。”

老乐手们归终都多少厌倦了他喜欢控制的性格，离开乐队。填补空缺的，是绝对归依和师从温顿的年轻乐手们。他们毫无怨言地按照温顿的指示热心演奏他的音乐。他们确实具有足以被温顿看中的才能，但他们不具有足以同温顿的音乐世界分庭抗礼的个性和力量。所以，演奏水准在物理层面固然呱呱叫，但产生的却是听起来多少令人沉闷的运动会肌肉系的音乐。唯独盲人钢琴手马可士·罗伯兹为乐队音乐留下了他鲜明的个人风格。

乐队的中音萨克斯管演奏者威瑟尔·安德森（Wessell Anderson）就自己的音乐背景这样说道：

“我们这代人的大半都是用收录机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所以，爵士乐应该怎么听，要一一学起才行。老一代乐手完全知晓布鲁斯是怎样的东西，可我们不知晓。知晓的顶多是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不过嘛，莱斯特·扬出现在堪萨斯市的时候，人们都已日常性地演奏布鲁斯了。在爵士乐世界，我们相当于第三代、第四代。因此，我们要想搞爵士乐，就得先咀嚼信息。回溯过去，侧耳倾听老音乐，听到心领神会为止：唔，难怪爵士乐是这样或是那样的。”

温顿·马萨利斯就像是那帮年轻人的帮头儿。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楷模。“只要用心学，爵士乐还是蛮有意思的”——年轻黑人乐手跟在他后面接连成长起来：泰伦斯·布兰查德（Terence Blanchard）、约舒亚·雷德曼（Joshua Redman）、洛尹·哈格罗夫（Roy Hargrove）、尼古拉斯·培顿（Nicholas Payton）、克里斯汀·麦克布莱（Christian McBride）、拉歇尔·马隆（Russell Malone）……数不胜数。他们无疑创立了爵士乐一个潮流。如果没有温顿·马萨利斯的存在，这一形式的流派就可能不会出现。这是温顿立下的最大功劳。

但是，就温顿自身的音乐来说，其乐队的音乐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发性。加入他的乐队的乐手首先要把温顿准备的精致的音乐完完整整装进脑袋里，演奏时被要求一个音也不能错。对于马萨利斯乐队的成员来说，那是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职责。后来到一定时候，被要求在牢固设定的框架中各自进行独奏——在不破坏温顿设想的音乐整体形象的条件下。

“什么都无所谓，放开手脚干好了！——这种战国时代的宽宏大度在这里并不存在。”“该去哪里，去问球好了！——那种富有刺激性的元素这里也不见踪影。”因而，纵使有感佩，也很少有感动。这么说或许激怒温顿，有时候，他的音乐让我想起不远的过去的西海岸爵士乐。

温顿不单单是控制狂，还是个有些饶舌的人。脑袋好使，能言善辩。众所周知，这样的人往往无事生非。在一九八四年格莱美奖颁奖仪式上，他在台上就当下（当时）爵士乐面临的“可悲”状况滔滔不绝地阐述一家之言，致使许多人为之蹙眉。据说看了电视转播的迈尔斯·戴维斯嘟囔道：“Who's asking him a question？”总之是说“谁问你这个来着？”反正他大体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就算知道他在生理上讨厌电声乐器，可听得他在电视上从正面指责“七十年代的爵士乐仅仅是惨不忍睹的消耗”，在那十年间孜孜矻矻做爵士乐的乐手们恐怕也还是要心头火起。对人心的那种动向，温顿看不到位。那场演说以来，很多爵士乐手（至少一段时间里）弃他而去。说年轻气盛倒也罢了，不过他不知晓真正意义上的挫折这一弱点损坏了他的音乐和生存方式这点，想必是不错的。人生实在太一帆风顺了。

其实我是想说：“温顿，你再多少漂流几天去别的乐队找饭吃就好了！你既然有过人的才华，那么就该学会忍耐才是！”问题是，将如此才华出众的实力型人物揽入怀中的爵士乐队，现实中哪里也不存在。总之，他只能自己一个人耐受“山上的孤独”。

在旧唱片店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回《布鲁斯与摇摆》（Blues & Swing）这张激光影碟（Laser Disc，现在倒是便宜了）。有马可士·罗伯兹参加的四重奏一九八七年演奏记录。啊，好厉害的唱片，真是让人叫好。说万无一失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快手斩乱麻的演奏。不料把A面整个看了一遍，渐觉肩酸背痛，开始有些透不过气来。于是心想姑且到此为止吧，看看别的换换口味好了。正巧旁边有查特·贝克的纪录片《让我们一起迷失》（Let's Get Lost，布鲁斯·威伯导演），于是看了起来。虽是第二次看，但刚一看就被吸引住了，不知不觉看到最后。并且终于舒了口气。看罢由衷赞叹：唔，这才是爵士乐！

《让我们一起迷失》是捕捉晚年贝克形象的纪录片。他已被毒品搞得百病缠身，技术也好声音也好都像冬日的蟋蟀一样奄奄一息。比之马萨利斯演奏的品质之高，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贝克的演奏仍然直抵肺腑。哪怕再百病缠身再奄奄一息，我们也还是不可思议地为其音乐所打动。为什么呢？因为那音乐中满满——满得几乎啪嗒啪嗒滴落下来——含有查特·贝克其人的生命状态（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斗胆用一次）。客观地看，一般绝不能说是出色的音乐。然而，那种音乐的存在方式也是爵士乐这种音乐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而且，正因为有如此痛切感人的动力来源，爵士乐这一形态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形式，绵绵不断地顺着人们的心灵河床延续到现在。

但是，以温顿·马萨利斯的观点来看，查特·贝克（尤其晚年）的音乐根本不值一提。或者贝克的音乐使他产生极为不快的心情亦未可知。因为，对于温顿，优秀的技巧乃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规范。他就技巧这样说道：

“有件事我总是说得嘴巴发酸：技巧这东西，无论对于乐手，还是对于其他任何领域的艺术家，都是道德最初步的标记。假如存在没有技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不会在高层次上同艺术结成道德性联盟。这是我的想法。这是因为，如果你想提出强有力的理念，那里就不能没有技巧。如果你想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理念，那里同样不能没有技巧。”（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他说的想必是堂堂正论。但我觉得未免太堂堂太正确了。我恨不得这样说：那么，你岂不简直成了爵士乐的技术官僚？他所表述的，作为语言、作为理论都是明晰而正确的。可是对于人们的灵魂来说，则未必正确。在许多情况下，灵魂是吸收超出语言和道理框框的、很难说是含义明晰的东西并将其作为营养而发育成长的。惟其如此，查特·贝克晚年的音乐才作为对某种灵魂有重要意义的理念为人们接受。遗憾的是，马萨利斯的音乐则相反，完全不为人接受。

事情过去有些时日了。我在美国一个小型爵士乐俱乐部听过小号手汤姆·哈雷尔（Tom Harrell）的演奏。同温顿相比，他的技巧明显属于B级。演奏风格也不潇洒，分句也够懒散。但其音乐无疑“砰”一声打中我的心，感动得好半天没能从座位上站起。至于他的音乐为什么强烈打中我的心，则无法用语言解释。若听CD，不可能认为此人那么厉害，但至少他那时的演奏剧烈地摇撼了我，让我为之震惊。

这就是爵士乐，我想。让人陷入久久无法从座位立起那样的失魂落魄状态——如果不能时而感受到那么一种蛮不讲理的力量，到底有谁会以热切的情思听爵士乐连续听三四十年之久呢？爵士乐这种音乐便是如此才得以成立的。

温顿往后能够超越其自身本质性（潜在性）枯燥无味吗？那种事我当然无从知晓。自不用说，那需要温顿·马萨利斯本身首先对这个问题怀有深刻的自觉，找到突破口，以自身力量找到解决途径。可是，倘若温顿不能实现那样的自我变革，而在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爵士乐巨匠的情况下终了此生，那么我担心作为同时代的爵士乐将愈发失去向心力、愈发沦为传统技艺。这是因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温顿·马萨利斯都是作为现代爵士乐的一个象征、作为所剩无几的可能性发挥作用的。在这样的语境（context）下，他扮演爵士乐这种音乐实质性的谢幕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如此这般，往后我恐怕也会继续听温顿·马萨利斯的音乐。说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尽管不时感到心烦，抱怨“枯燥”啦“浅薄”啦什么的，可我还是无法从他的音乐移开视线。我将从他身上感受到在其他爵士乐手身上感受不到的类似独特的“牵挂”那样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枯燥也好不枯燥也好，我都不能将他的音乐左耳进右耳出地简单放过。想必那还是得益于他潜在性的音乐器量之大。

但愿此人迟早创作出富有营养的真正新颖的音乐，但愿。无论为爵士乐，还是为他本身。

Thick in the South（Columbia 47977）

菅止戈男

——柔软的混沌

SMILE（AUCK 11001）

スガシカオ（1966—　　）

生于东京都。一九九七年以单曲《登上音乐排行榜吧》勇闯乐坛，在以FM为中心的业界内成为关注对象。同年九月推出第一张专辑《Clover》（幸运草），入围排行榜前十名。一九九八年为SMAP《夜空的远方》作词。

我家住在神奈川县海滨，可以留宿的工作间兼事务所在东京都内。所以每星期驱车两地之间往返一次。那时在车上喜欢听的东西里面就有菅止戈男的音乐。实不相瞒，平时我不大听日本的流行摇滚——所谓JPOP——但独有他的音乐每次出新作时我都花钱买CD回来（自是理所当然），主要是开车当中反复听。为什么呢？这么着，今天我想好好探讨一下这个人的音乐。

即使我，也并非下决心不听日本的流行音乐。时不时在MTV上查看一下，得闲时去唱片城在JPOP唱片区戴上耳机集中试听一下新歌CD，若碰上有意思的就买下来。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大面积听各种音乐是我的日常性想法，也相应地付出努力。遗憾的是，日本的流行音乐中很少能找到我觉得有趣想买下来的。就算有当时觉得稍好些的买回来，在家听几次也就腻了，当即拿去旧唱片店卖掉。这种情况是不少的。这是为什么呢？

作为新歌在店面齐刷刷排列的JPOP的大多数，作为商品（包装）都做得足够漂亮，一听之下演奏技巧也蛮可以，录制方面看样子也花了不少钱——这些我都大体能够理解。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音乐内容很难让我感觉出类似说服力那样的东西。如果允许我用一个常规说法，那就是没有令人为之一震的东西。既不感人肺腑，又没什么新意。无论如何也找不见足以让人花上三千日元听此音乐的个人必然性。

当然，纵使“西洋音乐”领域，这类内容浅薄的作为消耗品的音乐也泛滥成灾，但毕竟有不少早已形成的“定点”。如贝克啦“电台司令”啦REM啦威尔可（Wilco）啦等让人一见其有新曲出来就“买下再说”那样的乐队（歌手）。而且，在店里足足试听一小时后总可以找出三四张让人买回家再好好听一次那样的音乐。然而，不知何故，JPOP卖场极少有如此情况发生。当然，我并没有把新歌从头到尾全部筛选一遍（数量太多了，力不胜任。顺便说一句，《CD期刊》十月号仅JPOP目录就有三百五十张之多。可是才一个月哟！）听漏的想必也比比皆是。但以概率而言，中彩的数量绝对少而又少，这并没有怀疑的余地。

我戴上耳机，就好像在JPOP新曲大海爬泳一样找来找去。而这一过程中总是极其频繁地冒出这样的念头：什么呀，包装得倒挺好，可里面不就是带节奏的“歌谣曲”(1)嘛！这么一说，难免有人抗议带节奏的“歌谣曲”又有什么不好？那固然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但我个人横竖喜欢不来那类折衷性音乐。或许有人喜欢那类音乐，可我不喜欢，如此而已。这乃是从我所依据的音乐价值观、或者个人趣味（taste）的累积——不情愿说是偏见——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坦率意见。请不要见怪。

回想起来，六十年代中期乐队所向披靡的时候，我（当时是高中生）就对日本本土的流行音乐怀有大致和现在相同的批判态度。那时我就心想：这玩艺儿不过是表面上改头换面罢了，里面不就是带节奏的“歌谣曲”嘛！（说到底，围绕音乐的环境自那以来或许一直没什么变化）什么“老虎”（Tigers）啦“诱惑者”（Tempters）啦，当时走红的乐队都几乎引不起我的兴致。其音乐——当然是对我来说——也隔了一层（倒是不敢说平庸、枯燥）。不过，那里边一支名叫“蜘蛛”（Spiders）的乐队还是不差的。虽然我不算是“蜘蛛”迷，一张唱片也没买过，但偶尔从广播里听得，觉得他们的音乐——尽管不是全部——从“歌谣曲”（即土著性）世界跨出了一步，有一种新鲜气息那样的东西。这么说来，最初听菅止戈男的音乐也好像多少有类似的感觉。

平成年间的“蜘蛛”？

好了，继续下文。

第一次听的菅止戈男专辑是九七年卖的CD《Clover》（幸运草）。对于他这是处女作，而我家的这张CD印有“样品”字样。记得是唱片公司寄到我这里来的。至于何以直接寄这CD过来，我不清楚。不管怎样，我因之从那时开始一直按时间顺序听他的音乐。反正在那之前我没听过也没见过菅止戈男这个名字。“好怪的名字啊！”——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没怀太大期望地把CD放了上去。是做着什么事时半听不听地听着的。但传进耳朵的音乐的新鲜还是让我为之一惊。于是我在音箱前正襟危坐，从头重新听了起来。听得我再次赞叹：唔，这个嘛，倒是不坏！

专辑中，尤其《月与刀》和《黄金之月》两曲中我个人心意。其他歌也都不坏。《想要虐待你》自始至终苦涩而灰暗的趣味相当洒脱，《小鹿撞怀》和《登上音乐排行榜吧》的流畅明快也不可等闲视之。不过作为我，对《月与刀》和《黄金之月》两首特别有印象。这张CD听的次数相当不少。结果，菅止戈男这个奇特的名字在我脑袋里深深扎下根来。

本来我想没必要介绍了，但还是为不知道菅止戈男——“菅止戈男？那家伙我不知道。CD可是DG公司出的？”——的人简单介绍几句。菅止戈男是歌手兼歌曲作者。差不多所有歌的词曲都是自己创作的，再自己演唱。不仅如此，甚至编曲也自己动手，自己会弹几种乐器。包括制作和合作演出事项也大多自己处理——将自己的音乐严严实实管理到这个程度的人，应该屈指可数吧？也就是说，菅止戈男这个人所具有的方方面面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综合性、个人性的音乐世界。总之，那是个“一听就懂不听不懂”的自成一体的小天地。不过，讲起这种基本教义式的正论，就基本不可能写出关于音乐的文章了。所以作为权宜之计，这里还是一个个分成几个方面单看一下。

最初听得菅止戈男的音乐，第一印象是其旋律的独特性。他的旋律同任何人创作的旋律都不一样。若是多少品听过他的音乐的人，只要听一小截，就会看出（听出）“啊，这是菅止戈男的音乐啊！”我认为，这种distinctiveness（固有性）对于音乐有很大意义。手中没有乐谱，不能用具体例子来说明，反正在和声的选择和安排上大概有非他莫属的特征。或许同保罗·麦卡特尼、斯蒂夫·旺德（Stevie Wonder）多少有根底相通之处。保罗·麦卡特尼和斯蒂夫·旺德的音乐（也许应该包括布莱恩·威尔逊），稍微一听就能听出“啊，这是保罗”、“这是斯蒂夫”对吧？这意味着，他们的音乐在旋律、和声等方面充盈着个性语汇，从而促成其特有风格。

而其结果，如果顺利，就会在一首歌中推出一两处令人叫绝的固有的音乐拐点（张力）。对于优秀音乐，这种拐点恐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它有时会对听者的神经系统起到一种毒品般的效果。莫扎特的某种转调如此，艾罗·嘉纳（Erroll Garner）那节拍后面的块状和弦也是这样。一旦迷上那种此人特有的令人舒心惬意的情趣，那么就很难从中脱身了。说得通俗些，就像毒贩子给买家打了一针：“喂，老兄，不错吧？特有感觉吧？下次多带钱来！”

倒是多余的话了。其实不光是音乐，即使文章世界，这种distinctive情趣在许多情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假如文章的字里行间都被自由地、零散地或集中地赋予写作者独一无二的毒品般的风格——如果能够掌握任何人都模仿不了的“文体”，那么，作家有可能至少以此吃上十年。当然，如果驾轻就熟地完全依赖那样的技巧，职业性局限迟早就会到来……。

此外，从音乐角度说来，编曲也够漂亮（据版权名录，编曲也大多由其本人担任）。节奏利落，让人感觉整个身体从里到外都自然摇摆起来。乐器合成也很简洁，执著繁琐的编曲和崭新的旨趣虽然没有，但节拍也因之显得清晰流畅。多少令人想起布克T与MG乐团（Booker T & The MG's）那节奏的清脆悦耳、千回百折的“哇哇”型效果器，真是洒脱得可以！还有，即使慢曲也没有“吱溜溜”滑去“歌谣曲方向”。听日本的流行歌曲不时感到伤脑筋就是这个地方，特别是慢曲，拉长的音与音之间，总是突如其来地加进一个——有时作为无音之声——歌谣曲式的音调。作为我可是在生理上有点儿难受。但菅止戈男的音乐妙造自然地回避了那种“难受”，于我可谓正中下怀。

容我说几句跑题的话。以前在一个美国人家里蒙眼品听美空云雀唱的爵士乐经典歌曲集。谁唱的不知道，但感觉上倒是一位极有功夫的歌手。不料听过几首之后，那“隐性音调”便渐渐刺激耳鼓，最终还是听得我有些吃不消。完全以自己的唱法熟练演唱爵士乐经典歌曲——美空云雀这位歌手的实力诚然让我佩服，但那是在和“爵士乐”有所不同的层面上成立的音乐。当然我决不是否定那种音乐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说回菅止戈男的音乐。如果允许我极其个人地坦诚相告，每次听日本的流行歌曲，我都往往为其歌词的内容和“文体”搞得心烦意乱，以致把整个音乐弃之不理。偶尔看一眼电视连续剧，有时也因无法忍受剧中人物口中那肉麻的台词而当即关掉电视，二者情况多少相似。我一向认为，所谓JPOP的歌词也好电视连续剧的台词也好“朝日”、“读卖”等全国性报纸的报道文体也好，都是一种“制度语言”（当然不是说尽皆如此，而是就大部分而言）。所以，我没有心思一一从正面批判它们，就算批判也没多大意思。说到底，那是建立在利益攸关方互相协商和了解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因此只能通过其同制度这一主轴的相互关系加以批判，而那又是无法批判的。将其作为独立文本来批判几乎不可能。说得浅显些，那是这样一个世界：局内人甚至视之为自明之理，局外人则觉得莫名其妙。市场规模巨大，而其品质却限于地方——一个扭曲的匪夷所思的世界。

但是，菅止戈男写的歌词，我觉得其形成基础多少与此不同。也就是说，很少有“也就这么回事吧”那种制度性惰性。因此，即使像我这样从与制度无关的中立地点侧耳倾听，也基本上能够将其作为独立自主的公平的文体加以接受。而这对于我也是一件难得之事。当然，我并不是说菅止戈男的歌词全部流光溢彩。不用说，有的好有的不好。让我上不来感觉的歌词也是有的，理所当然。我只是想说：菅止戈男写的歌词可以大体作为菅止戈男写的个人作品加以接受。不言而喻，有了这样的接受程序，就能从中产生具体评价。

例如收录在处女专辑的《黄金之月》的歌词很想请你一读：

彻底凉了　我的激情

比刚刚流下的热泪还凉

我有了能量　用那能量

比谁都能巧妙地自我伪装

关键的话语　好几次想说出口来

但吸入的空气　总在胸口堵塞

不知用什么话语告诉你好

吐出的声音　总是在半途中断

不觉之间　我们走过盛夏的午后

背部压上了黑暗

在微明中用手摸索着

要把每一件事好好干完

一眼即可看出，这决非流利的歌词。莫如说是粗粗拉拉很难纳入旋律的歌词。虽然不像鲍勃·迪伦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那样拼出吃奶力气把信息和留言满满塞进歌词，但绝对不是对听众友好的那类歌词。遣词造句也略嫌牵强。甚至可以感觉出以往垮掉的一代的氛围。话虽这么说，却又没有老套之感。总之是相当有特征的“文体”。以开头一段为例，若是极其一般的自写自唱的歌手，有可能按其内容写成这样的歌词：

我的激情已经凉了

比流下的热泪还凉

我比谁都拥有

巧妙欺骗自己的能量

这样，一来配旋律要容易得多，二来听的人怕也容易听出词意。可是，对比之下就可看出，如果这样把语句整齐划一，菅止戈男式世界的风景势必有相当大的改变。微妙的粗糙感、细小的棱角、适度的夸张——不管怎么说都是此人歌词固有的特征。相对说来，较之诗，散文印象或许更强些。这种不无生涩感的歌词，若被拼命纳入旋律轨道，必然产生独特的着陆感。用了“拼命”这个说法，但并不意味旋律和歌词吵架。其大致意思是好比那里有难度较大的谈判留下的痕迹。至少，那不是右耳进左耳出的那类四平八稳的为了歌词的歌词。我觉得，那种花时间进行的艰难的谈判给他的歌词带来类似“饱满”的质感。

此人所写歌词一个最大特征，是触感表现非常之多。如“背部压上了黑暗”和“在微明中用手摸索”等等，这类句子是典型的菅止戈男的世界状态。再聚焦说来，“黑暗”啦“用手摸索”啦等字眼在此人的世界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好像在自己体内早已准备好了几种状况描述语言，我反正有这样的感觉。狭小的房间、酸腐的空气、扑鼻的腥味、尖刺刺的块体、自暴自弃的心情、痒痒的感觉、淋湿的皮鞋、懒洋洋的性交……此外再举几个例子：

一觉睡到傍晚

爬起无力的身体

浅夜的气味

悄悄来到附近

（《夏祭》）

走去隔壁的房间

叫醒沉睡的父亲

木板窗全部关紧

不知他在哪里

要是有人替我叫醒……

这么黑　这么暗　比深夜还暗

（《星期日的午后》）

午睡时间里　轻轻地

潮湿的空气降临

雨连下了一个星期

沉闷闷　一直闷在房间里

短舌头的她　给我一个吻

让我更加沉闷

（《无聊／郁闷》）

这里表达的是一个无法轻易从中脱身的世界，一个永远围着同一地方旋转不止的世界。对那个世界的存在状态，主人公差不多已忍无可忍了，却又怎么也鼓不起勇气起身离开。懒得到外面去。就算下决心离开，他在那里发现的，也可能是和这里大同小异的世界。事情说不定同样在同一场所来回兜圈子。这么着，作为主人公只好暂且留在这狭小的地方，一边手摸周遭滑溜溜的物件，一边确认自己仍实际存在于此，此外别无选择。而且，现实性行动受限和光照不足也会促使思维轻而易举地一下子潜入观念性横洞。

观念性——此人创作的歌词中一再出现生硬的观念性字眼。例如“性交”——突然端出如此直白的即物性字眼的歌手（词作者），至少在爵士乐坛恐怕别无他人。另外，“神”一词也频繁登场。据我所知，日语歌词中使用“神”的例子极其少见。“神明”这样的说法有时使用。而这个说法总的讲来属于给人以地面性的、更为日常性的感觉，例如“神明、佛祖、狐仙”（倒是相当老套）等等。然而，同“神明”相比，“神”这一说法远为观念性和西洋性（一神教）。那里有严厉的绝对的意味。或者此人将宗教性信息实际注入其中亦未可知。那种可能性当然不至于没有。不过，通观前后语境，我并没有特别感觉出宗教性气息。作者恐怕是端出神这一字眼来在那里姑且假设一个“绝对者”——一个能把主人公面对的压抑性状况一举清除的类似“绝对者”的存在。我反正是这样感觉的。这样的神有些像“救急神”（Deuxex machina）：在希腊剧的最后，总是有神乘机械装置从天花板降下，仿佛说“好咧，一切交给我就是！”而后将那里的所有悬案一举处理妥当。（以下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月亮出来了当然好

我再不想在黑暗中迷路

照在海上的一道月光　那是接近神的路

（《Thank you》）

因为开窗睡的关系

身体沾上了许多不幸

用你左手上神的力量

把它们统统消除

（《折价券》）

不过，解开那团乱麻的、解决主人公封闭性处境的，并不仅仅是神。因为神不大可能那么轻易出面。因此，有时候由“随处手到擒来”的剧毒药物代替神的作用。神与毒药——在菅止戈男世界中，看起来这几乎是两个等价并存的解决方案。

那个拖而不决的问题

刚才在厨房里

用威力大的Poison

冲洗得一干二净

最近我们的几个问题

总是这样解决

今天早上的门厅

还多少有些药味

为了不污染所有房间

用掉整整一瓶

（《炸弹果汁》）

这里有“四叠半”(2)式封闭性小空间黏糊糊的独特感觉。而另一方面，又有仿佛在那里“嗵”一声突然撞破彼侧那种临阵有余的观念性——两种逆向感觉一边维持共时性，一边催生类似柔软的混沌那样的东西。说“后奥姆”(3)未免有些危险，但我多少觉得其中含有的东西的确是若非一九九五年之后便很难解释通的空漠的“灾难憧憬”。然而，菅止戈男的音乐世界似乎绝不指向消极的自毁性方向。或者莫如说可以从他的音乐中发现奇异的开朗、坚韧、现世性达观或满不在乎那样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音乐将不无“灾难憧憬”意味的压抑“心绪”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法律框架内潇洒地付之一炬。也就是说，他首先怀疑现实而又通过怀疑那个怀疑重返现实……似乎是。比如“热得几乎脑袋胀裂／所以吃了肉酱（《肉酱》）；比如“幸好我没买那把神秘的壶／大家都这么说。可是如果顺利，我说不定会讲英语……”（《GO！GO！》）

如此这般，我手握方向盘，一边半看不看地看着东名高速公路熟悉的风景，或者一边不敢懈怠地留意小田原——厚木路段可能潜伏的“便衣”警车，一边不知不觉地侧耳倾听车内音箱流淌出来的菅止戈男音乐的歌词。这基本成了习惯或者不如说有了中毒意味。抑或，我也把自己的脚踏进了这样的世界：“怎么样，老兄，不坏的吧？就是有感觉的吧？”

这么着，作为我很个人地、总的说来偷偷地喜好上了菅止戈男氏的音乐。至于他这个人有怎样的经历、实际忙于怎样的活动，我几乎一无所知。他有怎样的人气、CD卖掉多少数量，这些也压根儿不知道。我也不很想知道，也没多大必要知道。这样，一天在工作间放他的CD的时候，我的助手女孩（露脐族）问道：“嗬，春树，你听菅止戈男的？”“哦，你知道菅止戈男？”“瞧你说的，不知道菅止戈男的人，人世上基本没有的哟！有名嘛！”试着问其他助手，也都表示：“菅止戈男？知道知道。那还用说，粉丝嘛！”他在FM深夜广播里主持音乐节目，听那个的人也相当不少。唔——，原来这么有名。我大体是疏远世间潮流的人，广播几乎不听（一般夜晚十点前就睡了），除了电影、体育转播和定时新闻以外，电视也基本不看，所以这方面的知识根本进不来。对我来说，菅止戈男这个人虽然社会知名度不那么高，但从个人角度我相当喜欢——我擅自设定了这样一种私密性情况，看来这是相当大的错误。

写这篇文稿之际，想多少了解一下相关信息，于是上网查了菅止戈男的履历。据正规网站介绍，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一九九八年中期第二张专辑《FAMILY》（家庭）行销时，“第五张单曲《街道》（Street）居全国FM广播排行榜第一名……同时作为幻冬舍文库形象代言人，出现在全国书店张贴的海报上。还在《an an》九八年版入选读者评选的‘喜欢的男人、讨厌的男人’中亮相。认知度已从核心音乐粉丝向一般大众扩展。”

这就是说，最初一年我大体是“核心粉丝”之一，但不久就无可避免地淹没在“一般大众”的漩涡中。也罢，这也是奈何不得的事。不过细想之下，菅止戈男式“心绪”如此迅速而广泛地为世人所接纳——这说明足以接纳的素质已经在社会一方夯实基础。柔软的混沌、近乎无聊的自明式忧郁、局部灾难的预感、健全的自虐、开朗的激进主义等等——这种“心绪”在一路凯歌的经济泡沫时期，至少作为目力所及的潮流恐怕是不存在的。

最后举出我最喜欢的歌词：

穿不惯西装和倾盆大雨

好像弄得我筋疲力尽

婚礼归来路上　不知因为谁的提议

走进幽暗的中国餐馆

“喂，近来工作可顺利？”

哪里谈得上顺利

我们不咸不淡地说着聊着

直到淋湿的鞋壳变干

临街的玻璃窗一片迷濛

屏蔽了窗外的世界

无论昨日夜晚还是去年此时

说的话都大同小异

（《淋湿的鞋》）

这样子，不折不扣是菅止戈男世界。不错啊！每次听歌，那情景都倏然在眼前立起。尽管是随处可见的无所谓的情景，却又让人忽然产生“未必是无所谓”的现实感，不无奇异的现实感。鞋中淋湿的感触和迷濛的玻璃窗的倦怠，就像某种预感或已然发生之事（但不知何故，已然失却）的记忆真切地传感到肌肤。用浅显的散文化语言讲述的柔软的激进主义那样的东西，确实就在那里。

那么世界有类似有效出口那样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眼下只能接一句“直到淋湿的鞋壳变干”。

Climax（AUCK　19004）

(1)　“歌谣曲”：大体指日本战后在西方音乐影响下出现的流行歌曲。

(2)　“四叠半”：“叠”，榻榻米。铺有四张半榻榻米的小房间。

(3)　“后奥姆”：奥姆，日本“新兴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制造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奥姆”应指该事件发生后的年代和日本社会。

星期日早上的弗朗西斯·普朗克

CBS不朽唱片101　大作曲家自作自演集VO1.4

普朗克（CBS/SONY 20AC 1890）

Francis Poulenc（1899—1963）

生于巴黎。曾师从西班牙钢琴演奏家里卡多·维涅斯（Ricardo Viñes）。二十年代前半期作为“六人团”（Les Six）的一员进军乐坛。根据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和艾吕雅（Paul Eluard）等人的诗创作了许多歌曲、宗教音乐。此外还留下了钢琴曲、室内乐曲、芭蕾舞曲和歌剧等作品。

记得是在一九八八年春天，我一个人在伦敦大约生活了一个月。在艾比路（Abbey Road）附近租了一个按月租的小公寓套间，在那里闷头写小说，写《舞！舞！舞！》那部长篇。十五六年以前的事了。总觉得像刚刚过去似的，这怕是上年纪的证据，对吧？

伦敦这个城市，不管怎么说，都是听古典音乐的理想之地。选项充实，每天那里必有值得听的演奏会。当然，纽约也一样，有很多演奏会场，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音乐家的演奏会一场场排得满满的。而一旦置身于曼哈顿正中心，却又很难上来去听古典音乐的心情。自不用说，这也许仅仅是对个人的感觉。不过，较之总好像是在俯身前冲那样的纽约街头的刺激性氛围，伦敦表现出的是“我自岿然不动”那一姿态。日常性呼吸这样的空气，难免散步当中（或许可以这样说）就脚尖一歪去了音乐会场。

在音乐厅见得的听众阶层，伦敦和纽约也好像颜色有相当不同。比起伦敦的听众，纽约的听众似乎有凸显自己知性的地方。说刻意为之也好什么也好，反正眉间聚起几条皱纹。而伦敦的听众则要放松一些。仿佛说“还不是，昨天的继续是今天，今天的继续是明天……”即使听同样的曲目，纽约和伦敦的音响方式也不一样，相互——指演奏者和听众——身心放松的状态也好像有所区别。

及至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听音乐，环境好得当然不亚于伦敦。但遗憾的是，功能方面多少有不便之处。比如买一张票，伦敦快得多简便得多。而当时在意大利买音乐会的票——现在不晓得如何——很多时候比登天还难。无论雨中雪中，都必须从一大早就在剧院前排队。伦敦根本没这样的事。啪啦啪啦翻一下市区信息杂志，找到想听的音乐会，马上即可电话订座。报出信用卡号码，在剧场窗口说出名字取票，仅此而已。只要不是特别叫座的演奏家的音乐会，预约基本顺顺利利没什么问题。价钱也非常合理。作为从意大利转来的人，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心想这么轻松愉快是不是合适。

因此，旅居伦敦一个月时间里，我迫不及待地前往音乐会场。从大型交响乐团到室内乐，从器乐、歌剧到芭蕾，只要有我可能感兴趣的，就一个不漏地听下去。早早起床集中精力写小说，写累了下午散步，在酒吧喝着红茶看书。日落天黑，穿好上装去听音乐。那一时期最大的收获，到底是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歌剧《比利·巴德》［Billy Budd，地点为国家歌剧院。由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饰演比利·巴德］。虽然故事灰暗、十分沉重，但舞台充满寸步不让的英国式自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刻骨铭心。

至今仍清楚记得的，是星期日早上听的让-菲力普·科拉德（Jean-Philippe Collard，钢琴）的演奏会。清一色普朗克曲目。此外是布洛森·迪儿莉（Blossom Dearie），虽然不是古典音乐，但在小型夜总会很洒脱地自弹自唱（那时她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大红大紫）。

说说普朗克的演奏会。我是从城市信息杂志上得知的，不由得稍微歪了下头：怎么，又是星期日早上？过去我就极喜欢普朗克音乐，这次也不可坐失良机。演奏会不是在音乐厅，而是在一座石结构老建筑物中一间不太大的大厅里举行。倒是记不真切了，大约是英法交流协会那类团体主办的例行活动之一。总之规模很小，朴实而又有亲密感。四月一个星期日的阳光从窗口静静照射进来。便是在那种十足的沙龙气氛中，科拉德如鱼得水一般轻快而得意地（看上去）一首接一首演奏普朗克的钢琴曲。从时间上看，尽管是小型音乐会，但对于我乃是不折不扣的幸福时刻。听得我由衷感慨：原来普朗克的钢琴音乐是应该这样演奏、这样品听的啊！若在大音乐厅里演奏普朗克所有曲目，想必相当累人吧（没听过，只是想象）。

从书上得知普朗克只在早上作曲这一事实，是在那很久以后了。他只在晨光中创作音乐，始终如一。读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噢，怪不得！他的音乐的确同那个星期日早上的空气浑融一体。拿来比较是有点儿不太好意思——说实话，我也只在早上写作。大体清晨四五点钟起来，对着桌子聚精会神写到十点。日落后若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就一个字也不写了。我之所以为普朗克的音乐所吸引，说不定这也是个原因。

弗朗西斯·普朗克的音乐近来相当频繁地出现在演奏会上，录音机会也增加了。相应地，优秀演奏也比比皆是。不过从整个音乐市场来看，仍是被评价过低的作曲家。没有一鸣惊人的代表作诚然是个因素——例如同艾里克·萨蒂（Erik Satie）相比，知名度就十分之低——但作为音乐的格，普朗克比萨蒂明显高出一截。试着翻开碰巧手头有的《名曲名片300NEW》（唱片艺术编，音乐之友社出版，1999年）这本书一看，贝多芬入选三十九曲，莫扎特入选四十曲，而普朗克踪影皆无。啊，既然普朗克的名字都没出现，那么就是说普朗克即使不出现也自有其道理……不过想来，这两人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我最初邂逅普朗克的音乐，是上高中时通过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的天使（Angle）唱片（是那种如今令人怀念的红胶唱片）。霍洛维茨演奏了《牧歌》和《托卡塔》。《牧歌》是一九二七年、《托卡塔》是一九二八年谱写的。霍洛维茨录制这两曲是一九三二年的事，就是说他演奏了刚刚出炉热气腾腾的乐曲。霍洛维茨出生于一九〇四年，普朗克年长五岁，大体不妨说是同代人。鲁宾斯坦也曾将普朗克的作品作为同代音乐积极演奏过。由此观之，想必年轻才子普朗克的名字在当时的巴黎沙龙还是为人瞩目并获得好评的。霍洛维茨和鲁宾斯坦特意演奏普朗克的乐曲，以当下说来，感觉上好比“比尔·伊文斯演奏伯特·巴卡洛克”（Bill Evans Plays Burt Bacharach）（实际没这回事）。近来，尽管仍局限于部分沙龙内部，但古典音乐开始作为当代活的娱乐活动得到演奏。

以时间而言，霍洛维茨演奏这两曲的时间短得惊人（分别为二分十二秒、一分五十二秒）。演奏十分了得，只要听上一次，就会永远紧紧附在记忆的墙壁上，说同发狂仅一纸之隔也未尝不可。《牧歌》中那仿佛在太阳光波中腾云驾雾般灵魂离体的恍惚状态诚然非同凡响，但《托卡塔》中那犹如局部龙卷风的神出鬼没、无可理喻的回旋演奏，只能令人当场匍匐在地。于是，十七岁的我被霍洛维茨演奏的这两支短曲拖进了普朗克世界。现在重新听来，那里提示的是无论如何都很难说是“普朗克特有的音乐世界”的特殊世界。睿智、轻快、讥讽之类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半身体已开始赶往彼侧世界。在那里，普朗克的音乐被脱胎换骨，成了无可怀疑的霍洛维茨版故事。说到底，听普朗克音乐此外还能听到如此令人惊叹的演奏吗？

霍洛维茨对普朗克的音乐怀有好感，个人之间也结下了交情。普朗克高度评价霍洛维茨，称赞他是实力出类拔萃的钢琴家（甚至创作献给霍洛维茨的乐曲）。不过这且不论，而在根本上，霍洛维茨和普朗克的音乐世界有的地方似乎并不那么吻合。在为构筑自己固有的narrative（叙述）选择有效“素材”方面，霍洛维茨是个极其直觉性的、而且极为小心谨慎的钢琴家。以这一语境观之，普朗克和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音乐恐怕最终未能成为之于他的优良素材。事实上，找不到战后的霍洛维茨热心演奏普朗克音乐的形迹。若不勉为其难（如勉强采用《牧歌》和《托卡塔》那样）就无法从其文法中抽出自己需要的动力因素（dynamism）——无法顺利剥离——这样的地方想必使得超个性钢琴家霍洛维茨对普朗克音乐失去了应有的兴趣。

普朗克也是在与霍洛维茨不同意义上的具有极为个人性质倾向的音乐家。他是个纯粹的城市人，讨厌装腔作势的夸张表现，推崇反讽性洗炼，看重普通语汇背后隐藏的双关性。普朗克音乐在这方面具有的强度“普朗克性”，不仅霍洛维茨，似乎也是使大部分一般钢琴手感到犹豫之处。作为证据——当然是指迄今为止——几乎找不见积极演奏普朗克的知名钢琴家。即使上面说的鲁宾斯坦，对于普朗克的作品，说“放筷子”也好什么也好，反正看上去也仅给予其类似风味独特的小菜那样的、总之就是加演（encore）性质的角色。

结果，普朗克的钢琴音乐成为法国（或法裔）钢琴手或者对此类近代音乐感兴趣的专家的除草场即“小众”（niche）领地。当然，那也完全没什么不好。我想，人世间存在那一类型的音乐也没关系。实际上我也是在伦敦那个星期日的早上小众地、畅快淋漓地欣赏了科拉德精彩的钢琴演奏。不过老实说，老听那样的东西也会多少让人听厌。“普朗克？不错啊，简直就是巴黎的早晨！”这话说起来自是轻松，但仅仅那样果真就可以了么？总停留在类似“睿智咸菜”那样的地方也可以的么？——这两个疑问（倒是偶尔）如焚烧晚秋落叶的细烟一样从我的心间阒无声息地袅袅升起。曾几何时，霍洛维茨将普朗克音乐作为素材（material）端出来的那种仿佛颠覆全世界所有菜肴的“威力”还能在哪里见到吗？至于普朗克本身追求的是不是那样的音乐状态则另当别论。

现在我家里有罗杰（Pascal Roge）、帕金（Eric Parkin）、塔西诺（Gabriel Tacchino）等人演奏的普朗克钢琴乐曲集CD，于是分别应时地欣赏一番。整个平均地看，眼下好像罗杰的最好（关于我喜好的《法国组曲》，则是塔西诺的演奏妙不可言）。罗杰的演奏十分细腻敏感。没有疏漏，平衡感恰到好处。普朗克式氛围也始终如一。左摇一下右摇一下那种情形全然不见，同其他钢琴手相比，似乎高出一格。只是，其中没有令人目瞪口呆惊天动地般的高潮。

因此，说不可强求倒也罢了，但作为我还是这样思忖：普朗克的音乐毕竟作为二十世纪的“古典”活了下来，由少数专家以外的多少富有野心的——最好重量级的——钢琴手完全从正面积极演奏他的音乐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呢？就像相当于普朗克前辈的莫里斯·拉威尔的音乐因为同时由法国以外的演奏家积极演奏而被迅速相对化、获得更为立体和普通的音乐形象那样。例如……这个嘛……伊凡·波戈列里奇（Ivo Pogorelich）和内田光子等人就不能勇敢挑战普朗克的音乐世界吗？合不合我个人心意自是不知，而若有那样的CD上市，我横竖都要买来听一听。将有怎样的普朗克音乐出现在那里呢？菜肴会被巧妙颠覆不成？

有件事忘了——本来不可以这么轻易忘掉的——作曲家本人的演奏留下了几个。普朗克这人作为钢琴手也为人所知，一九五〇年他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了几首自己谱写的钢琴曲：《三首无穷动》、《C大调夜曲》和《法国组曲》。演奏直截了当，大概有意排除了作为演奏家的“添油加醋”，听起来让人大有好感。不过，若问有没有类似回肠荡气或点头称是那样的新鲜发现，那却是没有的。听了几次之后，就觉得一切都不出意料，让人难以尽兴。这种地方乃是音乐的难点。太莫名其妙了不好，太在意料之中也有点儿不好。当然，作曲家演奏本人作品的历史贵重性是无论什么都难以取代的。这同小说家的“创作谈”是一回事，虚晃一枪的部分相应也是有的。文本和解释终究是建立在不同层面的东西——这是我听了这个演奏后的切实感受。

不过，这张CD也收录了夏布里埃（Emmanuel Chabrier）的歌曲。普朗克为这两首的伴奏非常生动，富有感染力。歌是由其多年盟友男中音皮埃尔·贝纳克（Pierre Bernac）唱的。

作为我，情不自禁地想更深入地这个那个顺势写一写普朗克留下的钢琴曲。可转念一想，这段时间在古典音乐方面好像尽谈钢琴曲了（若说是因为我个人喜欢钢琴曲，那倒也是实情）。所以，如果可能，这回我想谈谈钢琴曲以外的乐曲，尤其关于声乐作品。普朗克留下的室内乐作品当然也够精彩，特别是使用木管乐器的作品的多彩多姿！但是，就独特性而言，声乐作品彻头彻尾、彻尾彻头是“普朗克式”的。若自称是普朗克迷的人，恐怕最终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一领域着陆，我觉得。

我喜爱的普朗克声乐曲有《假面舞会》（Le Bal Masqué）。这是作者称之为“世俗康塔塔”（Cantata）这一形式的乐曲，在室内管弦乐队（由八人到九人左右组成）伴奏下演唱（男中音或女中音）。这是接受以艺术赞助人闻名的诺阿耶子爵（Charles de Noailles）夫妇之托于一九三二年谱写的。歌词用的是当时受人欢迎的犹太裔诗人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的超现实主义诗作。普朗克终其一生都在孜孜矻矻不断谱写除了普朗克谁也写不出来的那类音乐，即使在这《假面舞会》里边，展示的也绝对是非普朗克莫属的音乐世界。演奏时间不到二十分钟。以小说比之，也就是novelette（中篇）那样的规模，越听越觉得魅力四溢出奇制胜。

通观普朗克的整个音乐，不难看出其具有相当焦燥抑郁的倾向。既有以谐出庄的欢快得活蹦乱跳的音乐，又有表现压抑沉重一本正经性格的音乐。无须说，这种双面性是普朗克音乐的一个巨大魅力——二者以相辅相成的形式齐头并进——而这《假面舞会》显然属于前者范畴。因为马克斯·雅各布的诗作本身也有那样的色彩，所以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但音乐方面不怀好意的“恶作剧”因素也很浓。不过感觉上，中期（说是中期，其实也就三十岁刚过）普朗克的才气也因此展示得淋漓尽致，令人百听不厌，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时巴黎的沙龙作为空气存在的现代主义芳香被原封不动、利利索索地移植到现代，而且不失鲜度，依然栩栩如生。很容易被听成轻飘飘没有根底的流行音乐，却又意外具有沉甸甸的重量。坐下来潜心听这首乐曲，得以再次理解，比之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普朗克是何等受惠于与生俱来的天分！

过去我在家里放到唱机转盘上的《假面舞会》是托马斯·艾伦（在前面说的《比利·巴德》也出现了）在纳什合奏团（Nash Ensemble）伴奏下演唱的男中音唱片。指挥是莱昂内尔·弗雷德（Lionel Friend），由CRD这家英国唱片公司制作发行，录制于一九六八年。虽是少见的纯英国味普朗克，但意外之好。诚然，巴黎的边缘性氛围多少有所后退，知性包装触目可见，不过或许可以说，相应而适度地——中等程度的辛辣口味——增加了“相对化”处理。较之作为外表的虚伪歹毒的粗野，强调的更是内部的结构性。无比推崇豪放洒脱风格的基本教义派普朗克拥趸或许略有异议（尤其对于艾伦演唱的直截了当），而对于我却是心悦诚服的愉快演奏。至少我因这张唱片得知《假面舞会》之曲的存在，并且长期听而不厌。即使听的次数再多，也基本没发现哪一点叫我心怀不满。

一九九六年录制的由小泽征尔指挥的斋藤纪念管弦乐团（Saito Kinen Orchestra）演奏，同纳什合奏团大异其趣。音乐更为流畅，更为深邃和多元。一如小泽征尔-斋藤纪念管弦乐团的音乐的惯常表现，此次通过高级涂漆般流丽的音质而赋予普朗克“小世界”以纵深度。小泽征尔在其职业生涯中一贯系统地、高蹈地追求普朗克的音乐。他造就的普朗克音乐同迄今世间流布的约定俗成的普朗克拥趸的版本相比，气氛大相径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种世界观——超越了乔治·普列特（Georges Pretre）、安德烈·克路依坦（Andre Cluytens）等所谓信徒式法裔演奏家迄今作为正统而连续描述的普朗克形象的世界观。

不过与此同时——或许应说与此相对——其中也有失去的东西，那不妨说是粗野的空间。类似不知从哪里“嗖嗖”吹来的空隙风那样的“随意性”好像很难从此人提供的普朗克音乐中找到了。以汽车为例，乘坐法国或意大利的车，经常发现装配不好、塑胶面板错位或仪表盘贮物盒关不严等缺陷。然而另一方面，法国车和意大利车自有其无可他求的独特气味和感触。即使随便握一握方向盘，也会产生一种实感：做得虽然相当马虎，不过倒也够开心的！而且，对于法国车和意大利车，那样的手感是其无法抗拒的一个魅力。而要在日本车上求得这样的魅力，其可能性基本是零。话虽这么说，倘若丰田车本田车模仿法国车意大利车而有意弄出错位和空隙来是不是就好了呢？那当然不好。用户也无此要求。不言而喻，丰田车本田车充满自信地每天钻研和制造自己应制造的车即可。为时不久，自会产生个性，产生惟独日本车才能展示的哲学。一种应致以敬意的普世性风格总有一天被创造出来，如果顺利的话。

将音乐比作汽车未免牵强附会，不过出自小泽征尔之手的普朗克音乐造型，或许与此不无相似之处。小泽征尔-斋藤纪念管弦乐团在松本文化会馆公演的普朗克歌剧《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实在是一场打动人心高质量的舞台艺术。尽管内容极为正统、深刻，但其音乐一气流注，不折不扣的普朗克式mesmerising（催眠术式）之美无所不在。拟古性与革新性、文本的晦涩与质地的润滑——这位作曲家固有的双重性通过歌剧这一大型容器而表现得淋漓尽致。小泽征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联手进行的普朗克作品系列录音（尤其《荣耀经》与《圣母悼歌》）也是佳作，但作为印象，在与斋藤纪念管弦乐团搭档之后，音乐的动势有了更强烈的手感，指向的地点也比过去增加了清晰度。

归根结底，普朗克的音乐将这种关于二律背反性的决断不停地摔给演奏家。他的音乐一方面希求特殊性、孤立性，一方争取多元化、相对化。相对化的推进必然使特殊性趋于淡薄，普朗克风味归于消失。而若坚定追求普朗克风味，专门化、信徒化就难以避免。换言之，或者深挖战壕顽抗到底，或者毅然出阵一决雌雄——无论对演奏家还是对普朗克的拥趸，这都是艰难的选择。小泽征尔的似乎是出阵对决之路。想必，既有人予以肯定，又有人不以为然。但有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普朗克的音乐世界因为小泽征尔进行的一系列尝试而进一步增加了客观性纵深度。我个人对这种积极的音乐探索给予高度评价。只是，持续听小泽-普朗克音乐时间里，因其过于精美而好像有时怀念起有“空隙”的不无轻佻的普朗克来。

普朗克的歌曲百分之百是个诱人的聚宝盆。他整个一生都在创作歌曲，身后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作品。不过，大半产生于年轻时期。后来的他由于将精力更多地倾注在宗教曲中，歌曲方面多少受到了忽视。他说：“歌曲这一形态是献给年轻的日子的。那是生命活生生的迸射。”与此对应说来，他留下的宗教音乐恐怕恰恰是“人生洞察的抽取物”。这也是普朗克两面性的表现。

多年来不断演唱普朗克歌曲的皮埃尔·贝纳克在作曲家去世后这样说道：“毫无疑问，歌曲领域表现了普朗克最为出色的一面。当他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灵感的时候，他的创作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自发、更加汹涌地奔流出来。语汇的色彩、乐句的音响、脉搏的节拍、文本的形式——一切融为一体，在律动上、和声上、旋律上给他以灵感。”

至于普朗克作品群中是否歌曲最好，这点我不敢断言。不过他留下的歌曲中的确很少找得到尝试过程中的错误和苦恼遗痕。感觉上一切都那么圆熟流畅，那么率性自然，应运而生。如果细细验证，实际上未必如此，但至少像我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听来的人有这样的强烈印象。心想这些歌曲怕是短时间里一挥而就、自然生成的吧！我们听普朗克音乐过程中领略的心情的怡然、精神的自由、感觉的恍惚想必都是从如此印象中派生出来的。那里几乎找不见他创作钢琴曲和管弦乐曲中不时感觉到的小小的别扭。对于我们，每一曲都好像各得其所。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苏才（Gérard Souzay）与巴德温（Dalton Baldwin）的LP（RCA LSC-3018）欣赏普朗克的歌曲。这张唱片收录了十三首歌曲，但因是进口唱片，又不巧没带歌词卡，以致我很长时间里全然搞不清法语歌词的意思，就在不解其意当中反复听此唱片。这是因为，单单侧耳倾听其中语言的动静，就能够完全——我觉得——理解和欣赏其音乐。

普朗克一生总共谱写了一百五十首歌曲。其中一百三十首是给同时代的诗人作品谱写旋律——他便是如此严格筛选诗作，以对诗作内容的深度介入来创作歌曲。话虽这么说，但我以为并非理解不了诗的内容就理解不了其音乐的本质。反复听苏才的演唱过程中，我开始对普朗克的音乐有了如此强烈的印象。苏才的演唱极为轻柔圆润，较之传达感情的力度，莫如说更为珍惜语言的自然韵味，一如室内乐中雄辩的木管乐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我是比照苏才的歌唱、连同或多或少的个人偏向来欣赏普朗克歌曲的。

皮埃尔·贝纳克在普朗克伴奏下演唱的，如今已被作为一个古典保留节目受到“特殊规格”待遇。比较听来，贝纳克的演唱要比苏才多一些说服力。这决不意味强加于人或说教性什么的。作为印象，贝纳克是带着感情一个个小心唱出诗句的含义。普朗克的伴奏也与之配合，就像谈话一样自由奔放地在后面绕来绕去。声音与钢琴细致入微地协同推进。那自是精彩的歌唱、出色的演奏。问题是，听惯了（彻底习惯了）苏才演唱的我的耳朵，听这个多少有些吃惊：哦，这么不一样！当然，毕竟录音时间相隔三十多年（苏才的录音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中期，贝纳克则是在四十年代中期），演奏风格听起来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尽管如此，我觉得贝纳克的演唱风格同苏才之间也还是有不能完全以时代差解释的本质性音乐观的差异。

我感觉，较之一字一句的含义，苏才所要全方位积极表现的更是诗与作曲者之间的介入程度，更是二者的磨合情状。借用贝纳克的说法，同诗本身相比，他更把焦点放在曲作者从中“获取灵感”的过程。不妨说，他是在结构性地演唱歌曲。因此，倾听苏才热情潇洒演唱的普朗克歌曲，即使不太明白歌词意思，也能产生“也罢，这也蛮好嘛”那样的心情。而听贝纳克以华丽而表情丰富的风格演唱的普朗克，觉得还是要弄懂歌词含义才行。那恐怕不是谁对谁错孰优孰劣的问题，而只能说是本初姿态的差异。至于选择哪个，不用说，那是听的人的自由。我倒是真心希望两个都听（这里也出现了普朗克特有的二律背反性）。

我以为，普朗克的歌曲中，比之感情直截了当的表达，似乎更是一种感情同其针对的对象之间产生的类似龃龉感和反讽的东西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普朗克那并不一条道跑到黑的铁杆都市性会偶尔轻轻一闪。至少我得到这样的印象。对于这种龃龉感和反讽性，我们可以在普朗克旋律独特的调和与调和性对抗（超调和）中，进而言之，在“调和与调和性对抗（超调和）的对抗”中听出来。普朗克歌曲通过那种不无weird（古怪）的“环环相扣”式感觉获得优秀的现代性并将维持至今。而且，那种特别感觉由曲作者与诗作之间顽强存在的affinity（亲和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演唱普朗克歌曲的歌手必须准确把握其affinity。反过来说，只要把握了affinity，那么歌手就应该能在其范围内相当自由地追求演唱风格。至于什么是最为普朗克式的，想必那将由于每个歌手选取的方法论的不同而大为不同。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称赞苏才的演唱是优秀表达（之一），实际也长期百听不厌。

“我喜欢人的声音”，普朗克每每说道。他对人的声音（La voix humaine）的偏爱情形，在哪一首歌曲中都清晰可见。普朗克决不过度使用歌手，不使其为难，不要求超群技巧。他极力排除不自然的声音，希望歌手在生活中使用的普通声音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一如莫扎特在嬉游曲和小夜曲中使用管乐器时那样，普朗克温情脉脉地对待人的歌声。

“回避我是同性恋者这点，就无法谈我的音乐”——普朗克在哪里这样表示。从初登乐坛阶段开始，他就直言不讳自己是同性恋者。对此他既不以为荣，又不以为耻，只是默默背负它求生。他还这样说道：“我不曾为了在音乐层面消解诗含有的问题点而依赖知性这一手段。同那个（知性）相比，我更看重心的声音和本能。将诗转变为歌是爱的行为，而不是权宜性婚姻。”

使用“爱的行为”、“权宜性婚姻”这一说法时，普朗克脑海中出现的，应该是包括同性恋意味在内的性爱图像。为了对自己的音乐诚实，对自己的性爱取向也必须诚实。而这恐怕正是他就此直言不讳的真正意义。因为，和现在相比，当时对同性恋者的社会性偏见强烈得多，自己主动承认需要相应的决心。

作为我，觉得普朗克优美细腻的知性歌曲应该得到社会高度评价。贝纳克和苏才演唱的那些优美歌曲，应该得到更多人欣赏。毫无疑问，普朗克留下的歌曲作品群是留在我们手上宝贵而诚实的二十世纪财富。但与此同时我还这样想道：说不定眼下这样的普及度再合适不过。对我而言，普朗克的歌曲完全是“亲密而私人性质的”音乐。这样的表达也许过于自私。不过，“太走红而变得万众瞩目也不好办啊”（估计不至于）这样的心情也的确悄然潜伏在我身上某个地方。是的，弗朗西斯·普朗克是一位在多种意义上绝对二律背反性质的音乐家，一位展示不同面孔的音乐家。

最后说一句。我怎么都习惯不了用CD听普朗克的钢琴曲和声乐曲。毕竟一曲曲演奏时间短，致使一张CD将很多乐曲一古脑儿塞了进去。这样一来，我们势必——我是说如果听之任之的话——一首接一首连续听一个多小时普朗克的钢琴音乐。而如此听法，我觉得会使普朗克音乐具有的魔法般的美丽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用往日的LP听一阵子，听到想听的地方，而后提起唱针回味一番……我想或许这才是普朗克钢琴曲和歌曲最为正确的听法。当然，只要有意，CD也能采用这样的听法。但作为情绪，我觉得简单的手工式做法更符合他的音乐。进一步说来，或者气氛上SP(1)更合适也未可知。问题是，那么说来就没个完了，姑且用LP忍受一下好了。在心旷神怡的星期日早上打开真空管大号音箱——如果你正好有那东西的话——等待其升温热机（那时间里可以烧水煮咖啡什么的），然后把普朗克的钢琴曲或歌曲的LP慢慢放在唱机转盘上。应该说这到底是人生中的一大幸福。这或许的确是局部的、偏颇的幸福，也可能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极少一部分人，但我以为即便微乎其微，那也应该是世界某个地方必然存在的一种幸福。

Cérard Souzay, Dalton Baldwin,

Songs of Poulenc（RCA LSC-3018）

(1)　SP：Standard Play之略，比LP更早的黑胶唱片。

作为国民诗人的伍迪·格斯里

This Land is Your Land

（日本哥伦比亚　Y2-93-FM）

Woody Guthrie（1912—1967）

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奥克玛（Okemah）。自三十年代起浪迹天涯，创作了后来成为民谣经典的无数歌曲。四十年代由RCA推出专辑唱片《沙尘暴民谣》（Dust Bowl Ballads），给予鲍勃·迪伦以及汤姆·帕克斯顿（Tom Paxton）、琼·贝兹（Joan Baez）等后来的艺术家以很大影响，被称为“民谣之父”。

这次之所以想写伍迪·格斯里，有这样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前不久美国刚刚出版了格斯里新的传记《漫步者：伍迪·格斯里的生活与时代》（Ramblin'Man：The Life and Times of Woody Guthrie，W.W.诺顿出版），著者为艾德·克雷（Ed Cray），乃是将近四百页的大部头力作，读起来相当过瘾。史达·特科（Studs Terkel）写了热情的序言。

实不相瞒，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伍迪·格斯里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哈尔·亚西比（Hal Ashby）导演、大卫·卡拉丁（David Carradine）饰演主角的格斯里传记影片《光荣之路》（Bound for Glory）诚然妙趣横生，堪称佳作，但电影大体是以格斯里本人称为“自传式小说”的同名书为基础改编的，其中的趣闻趣事同事实有很大出入，也有添枝加叶部分。当然，从好莱坞音乐传记影片寻求百分之百的真实，说到底是一种粗莽行为。不过，这部影片使得格斯里的形象在世间相当强烈地固定下来。我觉得自己也基本是以从电影中获得的基础知识来听他的音乐的。但真正的格斯里其人、他所经历的活生生的人生，和电影中刻画的有很多不同。真相更加复杂、更加灰暗，也因此更有深度。对于影片没有刻画的真实部分，此书运用新的资料做了步步紧逼的如实描述。这方面到底值得一读。翻译过来被广泛阅读自是好事，可惜伍迪·格斯里在日本没有多少普遍性人气，可能有些难度。

其次一点，英国的民谣歌手比利·布瑞（Billy Bragg）受伍迪·格斯里女儿诺娃·格斯里（Nora Guthrie）之托，为他留下的数量庞大的歌词的若干首进行谱曲——其CD最近发行引发了不少话题。第一辑和第二辑的名称是《美人鱼大街》（Mermaid Avenue，Elektra唱片公司发行），比利·布瑞和美国实力派摇滚乐队威尔克（Wilco）合唱团共同制作。这两张CD内容十分充实，听起来尤其让人油然生出好感。英国受格斯里影响的“正统派”民谣歌手似乎不在少数［准确说来，同格斯里难分彼此的杰克·艾略特（Jack Elliott）给了英国以强烈影响］，比利·布瑞好像也是程度相当可以的伍迪·格斯里一族，说中毒很深也好什么也好，那唱腔总好像自己彻底成了格斯里似的。不仅如此，他的音乐由于威尔克的策划和伴奏而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现代性。比利·布瑞追求传统的格斯里形象，而威尔克方面则追求比格斯里元素更为现代性的诠释——这种双重构图委实非同凡响。

不过，从“幕后花絮”录像中看来，布瑞和威尔克在制作这两张专辑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则不明了——而决裂，无论音乐上还是感情上都分道扬镳。但至少以收录在这张CD中的音乐听来，双方的合作还是朝着正确方向推进的。

关于此外的第三个原因，差不多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为了向伍迪·格斯里表示敬意而制作了《汤姆·乔德的亡灵》（The Ghost of Tom Joad）引发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之所以在现今阶段正面提起伍迪·格斯里，当然同他的政治姿态越来越具有自由派民粹主义色彩密切相关。鲍勃·迪伦也是五十年代后半期没少受格斯里音乐影响的一位歌手，而他归终在中途稀释其政治信息性。具体说来，他通过电声化而将音乐之舵转向更为大众化的摇滚音乐。当然，从当下阶段来看，可以理解那是之于迪伦自身音乐的无可回避的发展，但当时大多视之为“变节”。何况事实上，抗议歌曲这一音乐潮流也因迪伦的离队——也就是因为失去其强大的象征——而或多或少断了命脉。

然而，属于“后迪伦”一代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再次将伍迪·格斯里作为新的政治信息歌曲树立起来，以此问世。他的歌迷的平均部分恐怕不具有关于伍迪·格斯里的知识，心想“什么呀，莫名其妙，又不是摇滚！”于是，在未被注意的情况下从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斯普林斯汀作为启发对象设定的年轻蓝领阶层，如今已经成了保守政权的支持基础，因而那样的战略本身就多少有些勉强。可是，斯普林斯汀本人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大概）：即使卖不动也没关系！毕竟他是作为一种宣言做的，所以卖得不好对他本人也无所谓。对他来说，这张专辑的意义在于作为自己的一个音乐目标（不是全部）来牢牢确立伍迪·格斯里这个定点，如此而已。换言之，格斯里至今仍作为美国音乐的一个枢纽、一个选项、一个有力的参照物而有效地发挥功能。这点只要听一下同警察当局争吵不休的问题信息歌曲《美国皮囊》［American Skin（41 shots）］——倒是没有收入这张专辑——就不难理解斯普林斯汀向格斯里致敬的心情。

不管怎样，近年来有这几种看得见的动向，重新诠释伍迪·格斯里留下的音乐这项作业以与此相伴的形式稳步进行。长期被保守派人士斥为“共党垃圾”加以轻蔑，同时被进步派人士无条件推崇为“现代圣人”、“美国良心”的格斯里正在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作为音乐家被以新发现的广泛资料为基础重新评价，获得新的视点。他留下的许多优秀音乐和他怀有的许多问题、矛盾被洗掉传统污垢，以正负借贷对照表的形式被梳理和提交在人们面前。我们将从今天的立足点重新验证他的音乐，以新的耳朵重新品他的音乐。

对于格斯里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业。特别是在布什政权强行推进被称为“新保守主义”（Neocon）的保守主义政策、扩大贫富差别、美国这一社会体制——这不仅仅限于美国一国的问题——的基干受到质疑的现在，重新诠释伍迪·格斯里这一音乐价值的作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音乐家格斯里毕其一生以满腔热情追求的“美国式正义”，在今天以至将来会具有怎样的整合性与可能性——此时此刻应该在这里就此加以思考，而且有思考的价值。

伍迪·格斯里这位音乐家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堂吉诃德，还是敢于挑战邪恶巨龙的高洁骑士？

在我送走一二十岁的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尤其前半期——有类似大规模民谣热那样的热潮。金士顿三重唱（Kingston Trio）、四兄弟合唱团（Brother Four）、彼得、保罗与玛丽（Peter，Paul & Mary）等脍炙人口的所谓现代民谣此起彼伏。而在稍稍与此有些距离的地点，初期的鲍勃·迪伦和琼·贝兹等内容深刻的抗议民谣波涌浪翻。以时代说来，从肯尼迪政权的成立到民权运动的高涨，继而由反越战的年轻人的政治志向提供强力支撑。虽然在现在看来事情难以置信，但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政治运动是全球性潮流。不过，在肯尼迪遭暗杀和越战升级变本加厉的冲击下，那种理想主义运动在短时间内便矛盾尖锐化，民谣音乐这一天真的容器根本容纳不下，而被吞入别无他例的多彩而强烈的多元运动之中：迷幻（Psychedelic）、毒品文化、硬摇滚、激进主义、毛泽东思想、神秘宗教、新世纪（New Age）、公社运动等等。上面说过的迪伦电声化是其转变的一个象征。总之到了六十年代末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之时，“纯正民谣”已然失去了其曾经的辉煌的大半——大概消失在大麻的紫雾（Purple Haze）之中了。

但是，六十年代前半期席卷世界的现代民谣热，的确非常新鲜、积极向上，有某种强烈打动人的东西。在那种不插电的悦耳声调的包围中倾听善良积极的信息——光是这样都能够产生自己此刻同什么连在一起的温暖的自信。说是微热倒也是微热，总之那是个可以自然而然接受那种东西的时代。在我的记忆中，民谣热是同约翰·F·肯尼迪政权带给世界的一种解放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那个时代，极普通的广播电台的音乐点播节目也经常播放伍迪·格斯里、皮特·席格（Pete Seeger）、织梦者合唱团（The Weavers）和汤姆·帕克斯顿等人的歌曲。他们的音乐是在“现代民谣始祖”那一语境下作为必须好好听的音乐以所谓启蒙目的来播放的。“唔——，是吗，那可是个认真的时代啊！”——于是不知不觉听了进去。反正我年轻时就是这样时不时听到伍迪·格斯里的音乐。他作曲的《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成了民谣复兴运动中公认的象征性歌曲，格斯里已然披上传说性外衣。尽管当时他本人已经淡出，在医院进入康复无望的长期疗养生活。

这种作为史料引用的价值另当别论。格斯里留下的录音——决不为多——之中任何时候听来都为之由衷倾倒的，是一九四〇年四五月间在纽约为RCA唱片公司录制的十二曲系列歌曲：《沙尘暴民谣》。另一位格斯里传记作家乔·克莱恩（Joe Klein）将此次录制定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录音之一”。我也认为这绝非言过其实。越听越有底蕴的音乐就在这里。

其中收录的系列歌曲是格斯里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袭击俄克拉何马州、被称为“黑色复活节”（Black Easter）的那场沙尘暴为主要题材创作的（词是原创，但若干旋律“传承地”适当挪用了若干外部的）。影片《光荣之路》里面也有趣闻：格斯里在当时居住的得克萨斯州潘帕镇（Pampa）经历这场启示录式的沙尘暴。突然提起“沙尘暴”来，我们日本人很难想象，作为场景莫如说“灰土暴”更接近。由于实在过于干燥，风吹起的黄褐色细小的灰尘卷上数千米的高空，太阳整个隐没，周围不折不扣变得天昏地暗。太阳失去光热，高温急剧下降。既然歌词中说“眼前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那么理应是规模非同小可的灾害。即使门窗紧闭小心守护，也还是有细小的灰尘吹进房子里，眼见地板上灰尘越积越厚。

对于俄克拉何马的农民来说，那年是最坏的一年。严重旱灾一连持续几年，凶猛的沙尘暴袭来之后，接踵而至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小麦等农作物的产量创历史最低记录。不仅如此，覆盖美国全境的严重经济萧条旷日持久，越来越扼住人的喉咙，哪里也见不到出口。俄克拉何马的农民不得不三钱两文卖掉祖父开垦的土地，或为了借钱而押给银行，把一点点家具装进破烂不堪的卡车，拖家带口赶往“应许之地”加州。约翰·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详细描绘的汤姆·乔德一家就是由于接连不断的厄运而被迫背井离乡的这种贫苦难民的典型形象。据说这些“沙尘暴难民”近百万之数。穷困潦倒的黑人主要迁到北部成为工厂劳动者。而几乎所有的白人则去加州寻求务农的机会——有传言说只要去了加州，就有好日子等待他们。然而现实中等待他们的是辘辘饥肠、贫困和歧视。他们被称为“俄克佬”（Okies），作为一种贱民（outcaste）而受到蔑视。

和现在不同，这场“黑色复活节”般的灾难没有广泛而详细地告诉全国。自不待言，当时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甚至收音机都是奢侈品。正因如此，格斯里作为“沙尘暴难民”中的一员，必须将自己亲眼见到的诉诸自己的语言，配上自己的旋律，作为自己的故事，以几乎拱手相送的形式——至多通过地区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直接告诉人们。或者仍然通过音乐和境遇相同的人分摊无处宣泄的感情。也就是说，音乐是之于他的个人媒体，是共鸣情感的容器，是将信息刻录于对方意识的直截了当的武器。他的这种“欲罢不能”的诉说、尤其十二曲中无所不在的超尘脱俗的高远情怀直率地撞击我们的心。那里没有任何多余之物。有的只是简洁的语言、简洁的旋律、笔直的视线和心情，岂有他哉。

On the fourteenth day of April,

Of nineteen thirty-five,

There struck the worst of dust storms,

That ever filled the sky.

You could see the dust storm coming,

It looked so awful black,

And through our little city,

It left a dreadful track.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

来了一场从未见过的

凶猛的沙尘暴。

天空反正漆黑漆黑

只见沙尘暴远远奔来。

它在我们的小镇

留下可怕的伤痕。

（《巨大沙尘暴/The Great Dust Storm》）

一眼即可看出，这是极其简洁的英语。因此，在美国买伍迪·格斯里的唱片或CD，一般不会带什么歌词卡。就是说“那玩艺儿，一听不就明白了？”为了向听的人明确传达歌词信息，格斯里也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英语，以容易听懂的清楚发音歌唱。毕竟准确传达信息是他的歌的目的，听的人不知唱什么是非常麻烦的事。这点和REM音乐之类有很大不同。REM近来总算许可印制歌词了，但即使看歌词也还是莫名其妙。总之音乐目的不一样。说格斯里是同样使用简明语言写诗的国民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继承人也是因为这点。

尤其饶有兴味的是“汤姆·乔德”，这是相当胡闹的策划：居然将斯坦贝克的名作《愤怒的葡萄》压缩在SP两面以内。《愤怒的葡萄》作为小说当然也是话题作品，约翰·福特（John Ford）将之“压缩”成电影，同样受到好评。RCA唱片公司想搭这个顺风车，于是请伍迪·格斯里制作“歌曲版”。或许有人怀疑此事是否可行，但实际一听效果非比寻常。简明扼要地归纳成六分钟左右的长度，伍迪演唱并且讲《愤怒的葡萄》。我认为到底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每次倾听我都觉得好像重新通读一遍《愤怒的葡萄》。心想要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顺便做成同样的压缩版该有多好。估计这个很难做到。

伍迪去了比他年小的朋友皮特·席格［《花落何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如果我有一把锤子》（If Had a Hammer）的曲作者］那里借打字机，告诉他自己受唱片公司之托，必须将《愤怒的葡萄》缩写谱曲。席格本人没有打字机。幸好席格的室友有，格斯里就从其手里借了。席格问道：“哦，你为这个看了那本小说？”伍迪满不在乎地回答：“哪里……不过电影看了，没问题。”这么着，他带一大瓶葡萄酒，坐在地板上啪嗒啪嗒敲键敲了一个夜晚，把曲子写了出来。关于旋律，他差不多照原样挪用了自己喜爱的反叛歌曲《约翰·哈迪》。每当写完一节“Verse”（诗书），他就弹着吉他实际唱一遍，边唱边调整歌词，直到调整妥当。然后写下面的一节“Verse”……如此周而复始——席格回想道。

席格津津有味地注视着格斯里的这种作曲活动。看着看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清晨到来睁眼一看，曲已经完成了。Verse总数达十七段，而身旁的大瓶葡萄酒也空空如也。看样子，如此作曲方式对于格斯里是家常便饭。而且，每唱一遍就根据场所即兴改动歌词的内容。

席格为此发表感想：“就这首《汤姆·乔德》说来，一半功劳是南奈利·约翰逊（Nunnally Johnson）的。剩下的一半怕是伍迪的。毕竟他把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压缩成了六分钟。”

伍迪·格斯里用正好两天时间就为RCA唱片公司录制了原定十二首歌曲。录第二遍的只有一首，其余全部一次完成。如今想来很有些难以置信。这次录音使他得到了三百美元预付金，这是他迄今取得的最高报酬（他全额寄给了遗弃在故乡的妻子和孩子）。伍迪·格斯里声誉日隆，其他歌手主动唱他的歌而有版税进来，那已是他形同废人的六十年代以后的事。在那之前几乎没有得到过款额像样的酬金。

但是，同格斯里愿望相反，为RCA做的这次录音卖得没有预料的好。以前不存在如此种类的音乐，唱片公司也不晓得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什么地方卖。因而未能瞄准市场，结果吃了冷饭。不到一千张唱片稀里糊涂发了出去，就那样消失了。既没有成为像样的话题，又没有成为批评对象。第一版卖完后也没有重新印行。现在听来是那么强劲有力，音乐上也足以刻骨铭心，但在当时一般人耳里，这种音乐方式有可能相当奇特。格斯里认为不重印是出于政治原因，开始批判RCA唱片公司。自那以来，也是由于他本人的过激言行，以致至死都未能同大唱片公司保持良好关系。这也是他存世正规录音数量少的一个原因。

不过，《沙尘暴民谣》这张专辑唱片，尽管在大众市场遭到冷遇，却被部分乐迷近乎狂热地迎入怀中，怀着敬意一再品听。并且给了众多真诚的年轻人以深刻印象和影响。五十年代涌现的许多民谣歌手都说年轻时对这张唱片心往神驰。

此外这张专辑中让我感动的是《尘肺病蓝调》（Dust Pneumonia Blues）。沙尘暴袭来时肺部大量吸入细微沙尘的人们日后苦于“尘炎”，不少人因此丧生。那时当然没有采取次生灾害救援措施。人们不可能依赖别人，只能默默忍受痛苦。格斯里淡淡而满含哀痛之情唱出了贫苦人们遭受的这种难治之症的痛苦。下面是歌词的一部分（原文很长）：

I've got a dust pneumonia,

Pneumonia in my lung.

Doctor told me

Boy, you won't be long.

Dust is in my nose

And dust is everywhere

My days are numbered

But I don't seem to care.

You got my father

And got my baby too.

You come from dust

And you back to dust you go.

我得了尘炎，

肺已经不行了。

你活不久了，

医生对我说。

鼻子里塞满了

到处塞满了沙土。

来日已经无多，

但怎么都无所谓。

父亲也不行了，

孩子也不行了。

人都是来自沙土，

再回到沙土中去。

不用说，这里的引文出自《圣经》中“灰归灰，尘归尘”那句话。听得格斯里唱的这首歌曲，尽管是早在七十年前发生在遥远国度的灾难，但其病症的严重仍切切实实渗入我们的心胸。今天，我们可以在电视荧屏上活生生看到各处各样的灾难场景。但由于大部分场景已不知重复看过多少次，所以看的过程中已失去当时的冲击力，几个月一过就不再吸引人们的视线，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格斯里演唱的那场灾害的悲痛场景、那篇经过严格验证的精确报告却永远留在我们的耳畔。那想必还是有赖于伍迪·格斯里这位优秀音乐家兼证言提供者的“格局之大”。自诩为伍迪·格斯里继承者的人世间固然不在少数，但惟独这“格局之大”不是所能简单模仿的。

伍迪·格斯里这个人为社会弱者奉献了一生，而另一方面，对也应说是家庭弱者的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们却好像没怎么尽心照料。或者莫如说，无论他怎么努力，他都是无法同家庭这一单位（或者概念）结下恒久关系的人。性格上他不能从事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对于有时间限制的工作很快生厌），不可能正常养家糊口。守在身边时他打心眼里爱太太和孩子，自会相应地负起作为好丈夫、好父亲的职责。问题是他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长时间在同一地方。于是，他常常在某一天留下信一忽儿离家外出，就那样好几个月好几年都不返回。那期间若非有特殊情况他不会寄钱回家。他是个对金钱没感觉的人，只要有一笔整钱就马上寄回家去。但因为他本人也时常身无分文，所以即使想寄也没办法寄。自不待言，留在家里的太太和孩子生活困难，靠亲戚帮忙勉强度日。而伍迪本人却不以为意，似乎以为“反正总会过下去的”。如此一来二去，就在外面什么地方同其他女人在一起生下孩子。若是现在——在当时想必也是——他是个彻底的社会“失格者”。

此人其貌不扬，衣着不整，钱根本谈不上。但奇怪的是却很受女人喜爱。似乎他身上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四十年代前后在纽约CBS广播电台上节目的时候，据有关人士介绍，“CBS秘书的一半怕是都给他搞到手了”——这方面想必十分了得。满口俄克拉何马腔，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脸上浮现让人恨不起来的笑，说话风趣，充满机智，无论什么都手到擒来地弄成歌引吭高歌。在这种讨人喜欢的男人面前，女人似乎宿命般被吸引过去。

“伍迪这个人非常性感，能非常性感地唱性感的歌。他像是通过歌声跟女孩子做爱的。女孩子就是那样为他吸引的。”当时的熟人这样回忆，他在这个意义上十分具有人格魅力这点看来是确切无疑的。

伍迪·格斯里这个人，性格相当复杂。既富于理想、做事认真，又肆无忌惮、逢场作戏，吊儿郎当得让人目瞪口呆。较之怀有自我矛盾，不如说人格分裂更为接近。他虽然为劳工的权利而战斗，而他自己却几乎没从事过像样的劳动。为赚零花钱短时间打过小工，其余时间都半是出于兴趣地演奏音乐维持生计。他诚然是受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农业劳动者的坚定支持者，但现实中的农活根本干不来。他虽然是个脑袋灵活的知性之人，又爱看书爱写文章，而写文章时却又故意弄出拼写错误，省略语尾，像大老粗一样常用俚言俗语。例如说“知道了”，他将“knew”写作“knowed”。即使生活在有热水供应的环境里，他也以怕自己变瘫软为由而故意每天用冷水剃须。衣服尽量不洗，也不洗澡。虽然总是抱着吉他走来走去，却至死都不曾用过吉他盒。那是他的生存方式。其中也有的多少给人以刻意之感——他对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硬是死守不放。

他屡屡过Hobo（流浪）生活，但那并非像其他人那样出于迫不得已。为了逃票，他冒着被铁路警察装进麻袋痛打的危险跳上货车，漫无目的地在全国各地流浪，而其原因主要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骨子里喜欢流浪！说穿了，他是因时制宜地通过某一期间的流浪而得以在世人面前持续履行“伍迪·格斯里”这一职责的。在某种意义上，那也是自我证明的手段。同时也是逃离现实的妙计。每当周围矛盾错综复杂而事情变得麻麻烦烦的时候，他就手拎一把吉他，几乎分文不名地跳上火车去陌生之地追求冒险，追求浪漫，从而得以将现实生活产生的责任与义务轻易留在那里。那类琐事势必由留下的人受理。

如此这般，他虽然是个彻底追求自由——有时为所欲为——的人，但他自始至终都忠实于共产党堂而皇之的纲领。他积极采用共产主义作为自己良心赖以寄托的支柱，终生奉若神明，就好像一个永远老老实实思慕并不爱自己的父母的孩子。尽管美国共产党将格斯里视为“有问题的人物”而直到最后也没把正规党员证给他，然而格斯里对此毫不介意，为党的宣传活动倾注心血。其实，较之共产党员，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个天真的民粹主义者（草根民主主义的倡导者）。考虑到革命后的俄国实际发生的事，假如共产党真的夺取政权，伍迪·格斯里势必当即被党第一个除名，作为危险的异端分子送进收容所。格斯里便是在如此进退不得的背反性中生活的人。

作为“沙尘暴难民”的一员，作为富有献身精神的代言人，他为他们歌唱。但在正确意义上他本身并非难民。一来格斯里他每日生计并不怎么困难，二来他只是想去新天地，这同沙尘暴几乎无关。他只是作为“自由人”而留下家庭忽一下子去了加利福尼亚。这同倾家荡产、走投无路而背井离乡之人相比，情况多少有所不同。格斯里本来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起初是在大体算是优越环境中成长的。父亲是有一定教养的人，因涉足种种样样的政治活动和事业受挫而沦落到靠亲属的施舍勉强糊口的境地。尽管如此，仍然过着西装领带的生活，不曾从事过体力劳动。这样看来，格斯里的心性（mentality）原本属于中产阶级。不妨说，他是自主自愿接受俄克拉何马出身的贫苦白人（俄克佬）这一角色的，他终生都在不屈不挠地扮演这个角色。

乔·克莱恩在其著作《Woody Guthrie：A Life》（伍迪·格斯里：一生，兰登书屋出版）中这样描写了三十年代年轻时候的格斯里第一次体验流浪生活的情景。带着吉他的格斯里刚一跳上货车厢，里面的人就必定求他唱歌。

“大家都想听老歌。货车厢中没有人想听时髦的狐步舞曲。得知那些老歌居然能发挥那么强烈的效果，伍迪吃了一惊。他一唱歌，高高大大的男子们有时就眼睛湿润起来，合唱时声音微微发颤。母亲教给的感伤的抒情老歌成了同乡人心连心的纽带。对于成了流民的他们，此刻只有那样的歌把他们同故乡连接在一起。为他们唱歌是和在城里的演唱会上、在酒吧里助兴演唱截然不同的体验。那不仅仅是娱乐。他通过唱歌而在这里唤醒了人们的过去。人们就像咀嚼每个词一样几乎以毕恭毕敬的态度侧耳倾听。另一方面，伍迪也倾听他们讲述的身世，对他们的痛苦和悲愤切切实实感同身受。如此时间里，一个奇妙的念头渗入他的脑袋：我是这些人的一员！（中略）在此之前，伍迪从未想过自己是哪个团体的一部分。但此刻他这样想道：自己是一个俄克佬，这些人是自己的同伴！”

成为无根之草的格斯里就是这样在流浪途中通过音乐获得了新的寄身之处。说得漂亮些，他“获得了新的identity（自证性）”。说得直白些，“他开始装出其他什么人的样子”。或许，伍迪是通过装出某种“样子”来巧妙保持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的。而且，装出别人的“样子”对于他恐怕是自然而又舒服的事。抑或，他通过成为别的什么而得以逃出自己这个严密的围栏亦未可知。也可能他想多少走远一点儿。当然，时间这只凶猛的猎犬最后将他死死堵在了墙角。

这种不无分裂性质的气质和性格取向或许多少受到母亲遗传的“亨廷顿舞蹈病”的影响。“亨廷顿舞蹈病”属于遗传病，三十岁到六十岁期间发病，致使脑损伤缓慢而确切无疑地不断发展。无法充分进食，体重迅速下降，就那样慢慢走向死亡。其特征是筋肉的不随意运动造成手脚活像跳舞一样剧烈痉挛，病名即由此而来。由于格斯里的关系，如今很多人得以知道这种病症的存在。但在他本人生活的时代，甚至医生之间也不大知晓这种病症的存在本身。因而格斯里的母亲被诊断为普通的精神病，送去相关机构，在那里慢慢熬死。她明白那大约是亨廷顿舞蹈病，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格斯里的母亲是在伍迪十多岁时发病的。或者陷入一种忘我自失状态，或者像鬼一样怒气冲天，日常生活中如此交替反复。大怒时的她对孩子们施加超过常识的严酷折磨。孩子们无法预测放学归来母亲会陷入哪一种状态。而且，有时出现目不忍视的剧烈可怕的痉挛。“睡前真希望睁眼醒来母亲变回我们还小时的母亲。可是睁眼一看还是老样子。”格斯里后来回忆道。不过除了这种偶尔流露的真心话，他直到最后都美化母亲，近乎执拗地述说美好的记忆。然而时过不久，母亲就惹出种种样样的骚动，最后被送进有关机构。父亲因这一打击失去求生欲望，一家就此离散，伍迪寄养远亲家里。格斯里强烈需求家庭而同时又千方百计逃离家庭，强烈需求母性存在而又同时那般害怕母性——如此情形估计是这种经历带给他的。

归根结蒂，之于他的母性可能是美国广阔的大地，之于他的父性可能是政治理想主义。他由东而西、由北而南不断在美国大陆移动过程中始终一贯地顽强追求这些价值观。不幸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好像被母亲亡灵追赶似的，他被诊断为亨廷顿舞蹈病。他自己主张单单是酒精中毒，然而病魔一步紧似一步侵蚀着他。不久，他不得不住进纽约一家医院，在亲朋好友的守护下开始了同病魔长期而痛苦的抗争。病房里虽然拿进了吉他和打字机，但他从未动过。音乐已经离开他的精神，永远从那里离开了。他的大脑就像巨大的火车头减速停车时那样缓慢而不容怀疑地停止了运动。一九六七年停止呼吸时，据说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

他的子女中也有几人因同一种病而年纪轻轻就失去了性命。格斯里的遗留亲属作为扑灭亨廷顿舞蹈病的旗手开展活动，遗憾的是病理至今仍不清楚，有效治疗方法自然无从发现。

有人说格斯里在流行音乐中的地位堪可与爵士乐中的查理·帕克相媲美——假如没有他们的存在，这两种音乐的形态肯定与今天有很大不同。想必如其所言。两人都是富有原创性的创作者、改革者。不过格斯里和帕克相比，其贡献的方向性迥然有别。帕克从即兴演奏这一不妨说是结构性的方向给爵士乐这种音乐以巨大的摇撼，提高其自发创造性，重新构筑，提升层次。相比之下，格斯里的所作所为，看上去与其说是音乐的结构改革，莫如说是将既有的几种音乐类型加以综合，在此基础上确立基本规范。换个说法，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树立了（他所考虑的）正确音乐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

所谓格斯里考虑的音乐，必须是追求无可摇撼的原则的手段，必须采取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必然形式。而且，就他来说，其原则是极为浅显易懂、乐观向上、简洁明快的东西。创作歌曲、演唱歌曲之人必须具有足以向人们诉说的明确信息。而且信息必须是能够自然传播之物，必须产生正确的有效性。音乐当然必须是喜闻乐见的东西，但同时又必须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尤其不必缺少悲悯这一要素。那不需要时髦。只要有一把吉他、有声音即可，此即足矣。

这就是之于格斯里的音乐本来的出发点。他那近乎过剩的喷涌而出的话语因为有了音乐这对强有力的翅膀而得以粲然飞翔。而且，在信息巨大的过剩性面前，音乐无论如何都必然是、必须是简单明了的。将来自旧大陆的民谣、蓝草（Bluegrass）音乐、牛仔劳动歌曲、黑人布鲁斯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他自身的音乐风格。那风格是简洁的，而又极其结实耐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不属于任何人，而是从格斯里本身自然涌出的原创之物。

他的这种坚定而直率的音乐姿态，由多数正统派民谣歌手而鲍勃·迪伦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不间断地继承下去。甚至在听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那发音（articulation）清晰明了的歌声过程中，有时也会倏然想起格斯里的歌唱。约翰·麦文盖博（John Mellencamp）、布莱恩·亚当斯所表现的反骨姿态中也可发现格斯里一以贯之的孤高情怀。就连蓝色少女合唱团（Indigo Girls）的音乐酿造的一往无前的氛围中，也可感受到格斯里爽净利落的气息。

这里列举的歌手的共通点有几个。其中之一，大约在于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为布什政权（或类似政权）歌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格斯里的灵魂至今仍作为当下元素、作为一个有效的指针活在我们的社会中。格斯里本人的一生或许充满矛盾和混乱，他所取得的现实性成就也可能是有限的。由于共产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而使得左翼这一概念事实上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复杂化、多元化，甚至什么是压迫、什么是阶级这类基本定义也变得相当模糊不清。但是，格斯里一贯怀有的、为被虐待人们争取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的意志以及为其提供支撑的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不妨说仍被许多志同道合的音乐家所继承，至今依然顽固——也许应该说意外——维持其生命力。力图精密而生动地亲手记录历史场景的国民诗人传统也已找出几个继承者。

伍迪·格斯里的音乐恐怕很难说有多么洗炼。而且，他也并不是出色的作曲者。声音一般，乐器演奏也没有多么了不起。他本身对此已心知肚明。一次他在哪里表示：“我唱的很多歌，说到底不过是一首歌。”他诚然创作了大量音乐，但差不多全都是“一次性”的，唱完就忘个精光。据说他一生创作一千二百首歌曲，但几乎只有歌词存世，旋律并未留下（其中若干首这回由比利·布瑞重新赋予旋律）。格斯里似乎认为，音乐这东西是承载信息的活物，当场完成使命之后即使直接消失去哪里也无所谓，一如所有事物都生于尘而复归于尘。但是，伍迪·格斯里的灵魂没有被沙尘暴——无论多么猛烈的沙尘暴——刮跑，也没有被时代浪潮卷走，而确确实实流传至今。

进入五十年代，他的音乐终于为世人所公认之时，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挥的猛烈的剿共旋风正席卷美国全境，格斯里仅以帮共产党宣传的理由被短期投入监狱，好歹同大唱片公司签定的合同也因此作废。所以，他留下的录音，无论数量还是音质都决不令人满意。尽管如此，伍迪·格斯里的音乐仍堂堂正正叩击我们的耳鼓，而全然不以那种缺陷为意。

约翰·斯坦贝克就伍迪·格斯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伍迪仅仅是伍迪。许多人不知道他另有名字。一把吉他和一个歌声，他就是他。他为那些人歌唱。在某种意义上，他正是那些人。那粗粗拉拉带有鼻音的歌声，那宛如换轮胎用的生锈铁棒挎在他肩上的吉他——伍迪没有甜腻之处，他唱的歌也不带一丝甜腻。但对倾听其歌声的人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在那里。忍耐和奋起反抗压迫的意志就在那里。那不妨称之为美国魂！”

自不待言，音乐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欣赏方式。不是哪个好哪个差那样的东西。但伍迪·格斯里终生坚守的音乐形式，无论在任何时代，想必都是我们必须带着敬意加以珍惜的一件瑰宝。

Dust Bowl Ballads

（Buddha 74465-99724-2）

后记

很早以前我就想沉下心来好好写一次音乐，但总是得不到机会。具体说来，很想就一个主题分别写上五六十页原稿纸，而后作为系列归拢在一起。可是很难找到愿意刊发这种大体积记叙文的合适媒体。理想的形式是让人紧跟文字阅读，但这样一来，同音乐拉开距离的媒体就不易容纳。但另一方面，若是同音乐业界联系过于紧密的专业刊物，恐怕又相应出现种种难办的问题……如此这般跟音响专业季刊《立体声》总编辑小野寺先生一说，对方表示“那么，由我们连载可好？”他还说虽然我写的纯粹是音乐，同音响没多大关系，但只管写好了，想写多长就写多长。承其美意，我得以自由利用这个空间。

写一个主题要花好些时间。因此三个月出一刊，作为我实在求之不得。倘是月刊连载，怕是横竖都跟不上。我闷在家中，把唱片啦CD啦资料什么的像小山一样堆在桌子上写了起来，很麻烦，很花时间。就算说废寝忘食是言过其实，却也不是可以一挥而就的作业。不过，就音乐写文章——尽管相当辛苦——有一种此外体会不到的愉悦感。首先，能够听着音乐做事就让人高兴。其次，将过去的人生中以种种形式刻骨铭心（面带微笑）地持续听下去的音乐重新系统性听一遍，而后就好像跟踪自身心迹一样加以整理、分析、再次作为自己的东西确立起来——对于我实在是饶有兴味、深具底蕴的工作过程。非我辩解，将音乐所感变成文章这一形式并非易事。这同将食物的味道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的难度或许相通。只能通过将感觉到的东西一度拆毁、分解，进而从另一视角重新构筑来传达感觉的骨干。如何处理和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对于以文字为业的我也是个挑战。至于结果上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本人也不太清楚。作为本人只能说姑且竭尽全力了。

回想起来，书和音乐在我的人生中是两个关键物。我的双亲不是多么爱好音乐的人，我小时家里一张唱片也没有。就是说并非能自然听到音乐的环境。尽管这样，我还是通过“自学”喜爱上了音乐，从某一时期开始一头扎了进去。零花钱统统用来买音乐，只要有机会就去现场听音乐演奏。即使少吃一顿空着肚子也要听音乐。只要是好音乐，什么音乐都无所谓。古典也好爵士也好摇滚也好，都不挑挑拣拣，只管一路听下去。这一习惯至今未变。大凡好的音乐——无关乎类型——都主动侧耳倾听。而若是优秀音乐，也会深受感动。人生的质地因为感动而得到明显变更的时候也是有的。

与此同时，书也看得如醉如痴。十岁到二十岁，我比周围任何人看的小说都多。那期间有一种类似自负的念头：像我这样看这么多小说的人怕是没有多少的！图书馆里的主要书籍几乎看完了。读法也非同一般。中意的书反复读了三四遍。如此这般，看书和听音乐（加上不时跟女孩子约会）差不多成了之于一二十岁时的我的全部生活。学校？功课？那么说来，那样的东西也许是有的，倒是记不清楚了。

理所当然，我是希望将来以文学或音乐为职业的，而归终音乐成了职业。从大学出来也懒得找单位就业。心想那么干什么呢？就决定开了爵士乐酒吧。那样一来，便可以从早到晚听音乐了——这是我最初的动机。事情非常简单。如今想来是够危险的，但在当时，觉得人生再简单不过。

以写作为职业，在那一阶段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如果可能，我想高兴地选择那条路，毕竟我是想当剧作家才进大学的电影戏剧专业的。但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基本上不具备写文章的才能。对看书这一行为实在太痴迷了，以致未能很好地描绘出自己写点什么或进行创作的个人形象。一旦作为接受者送走漫长的岁月，那么就很难想象自己成为送出者的场景。小说对于我乃是过于伟大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自己具有转去创作者一侧的资格。

不管怎样，不是文学而是音乐成了我人生中最初的职业。而且我认为我充分享受了那个工作。从早到晚放爵士乐唱片，周末加进现场演奏。喜欢音乐的人聚在一起，不管白天黑夜聊音乐聊个没完。看了电影《失恋排行榜》（High Fidelity），不由得想起那时候自己的样子，觉得十分好笑。总之，很长时间里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围着音乐转来转去。不过一来二去，“好像有什么不尽兴”那种茫然的心情涌了上来。想必对自己仅仅是作品的接受者（recipient）这点渐渐不满起来，尽管我想都没想到会产生那样的心情。细想之下，那是我人生的转折期。而当我二十九岁的时候，心血来潮地写了小说，直接成了小说家。

记得成为专业小说家之后五六年时间里几乎不听爵士乐。当宝贝收集的唱片也没正经动过。估计是对长期以音乐为职业的反动吧？本来那么喜欢爵士乐来着（何况仍然喜欢），却上不来想听音乐的心情！这么着，几年时间我都对爵士乐敬而远之，只听古典音乐和摇滚。当然，在某一阶段我倒是同爵士乐和解了，爵士乐重新强有力地返回我的音乐生活。

实不相瞒，以前我没有就音乐积极写过文章。若干同音乐相关的事倒是做过，但写的都是较短的文章。那是因为我强烈怀有这样一种心情：再不想把音乐带进工作领域！如果可能，我想纯粹作为个人性质的娱乐来同音乐发生关系。而不想因为和工作混在一起而再次损害音乐带给我的自然而然的欣喜。此外，不愿意过分分析音乐这种东西的念头也是有的。我以为，对于好的音乐，如果能原封不动地赏之乐之并在某种情况下为之感动，那恐怕就足够了。不料，最近想就音乐谈一谈的心情在我身上逐渐强烈起来。我开始修正自己的想法，觉得作为一个诚实的——但愿——音乐接受者、同时作为一个职业性文笔家（诚实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差不多应该沉下心来认真谈谈音乐了。那想必是因为什么东西在心理上告一段落的缘故。至于是什么东西告一段落了，具体还不太清楚。但那种类似手感的东西的确就在自己身上。

这本书就是那种尝试的一个成果。我不是音乐专家，学问性质的精密分析做不到，资料的读解方面恐怕也有自以为是之处。文章中用的术语也可能缺少本来的正确性。音乐观和世界观有不少个人偏向。对此抱有反感的读者或许也是有的。说起偏向，本来我是打算尽可能公正对待的，但不言而喻，偏向和公正无论如何都拒绝共处的情况也无法排除。对于这样的（可以预想的）缺陷我要事先道歉。当然道歉也不可能一切都得到原谅，但我至少想把我写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全的这一信息大体公之于众。说不定早已在世界某个地方公之于众了……

且不说那个了，不完全就不完全吧。只要能通过收录在这里的文章同各位读者多多少少分享类似音乐性同感那样的东西，那就再让我高兴不过了。“噢，是啊，那我是明白的”——便是这么一种心境，那就是音乐性同感。还有，如果你能因为看这本书而产生“想更多更深地听音乐”那样的心情，那么我的初衷也就差不多全部实现了。基本上，较之用脑，更多的是用心——尽管有头脑装备不够完备这一理由——写文章，这是我们的职业本分。

“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这个书名，当然是对埃林顿公爵的名曲《没有摇摆就没有意义》（It Don't Mean a Thing，If It Ain't Got That Swing）的模仿。但并非仅仅出于语言游戏而取的这个书名。“没有摇摆就没有意义”这句话已经作为表达爵士乐精髓的名句在坊间广为流传。而我是从相反方向——也就是说，我是从究意为什么那里产生了“摇摆”、那里具备某种赖以成立的情况或赖以成立的条件吗这一观点尝试写这些文章的。这种情况下的“摇摆”，你将其看成任何音乐都相通的律动（groove）或起伏那样的东西即可。那东西古典音乐中有，爵士乐中有，摇滚音乐中有，布鲁斯音乐中有。那是使得真正优秀的音乐作为真正优秀的音乐得以成立的那种“什么”=something else。作为我，想用自己的语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索那个“什么”。

一开始我就提到了，原稿每次我都是随心所欲地写出来后交给《立体声》的。但杂志当然有其篇幅方面的考虑，每每发生“这个无论如何都太长了”这样的情形。小野寺先生也尽可能往里塞，但事情毕竟有其限度。那种时候就必须根据篇幅大面积削减文章。而这本书收录的是篇幅长的原文。因此，有的文章同杂志连载时有较大差异，这点还请体谅。此外，该说没说的、说过头的或理解错误、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也在所难免——这些都借此机会一并增补、修正。另外，在人物小传和数据方面有幸得到了《CD期刊》柴田修平先生的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期待另有机会以其他形式彻底谈一谈音乐。

村上春树

二〇〇五年十月

版权信息

- 书名：边境·近境

- 作者：[日]村上春树

- ISBN：9787532754564

- 译者：林少华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版权申明

HENKYO KINKY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8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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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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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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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的中国之行

——《边境·近境》与《奇鸟行状录》之间

林少华

村上春树是一位喜欢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话说，虽然在日本拥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无法安居乐业，而宁愿“满世界跑来跑去”。从1986年（37岁）开始，在欧洲住了三年，在美国住了不止四年。这期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等长篇小说，写了《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等游记和随笔。

不过准确说来，村上也并非“满世界跑来跑去”，或者说“满世界”似乎并不包括亚洲。事实上，村上作为亚洲人，亚洲国家他只到过中国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一译诺门坎）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后来收录在1998年结集的《边境·近境》之中。

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来华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时《挪威的森林》尚未达到畅销程度，村上在中国自然不怎么出名，因此十几年前他的那次中国之行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为普普通通的外国旅行者出现的，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欢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时中国在彼时村上眼中是什么样子。

关于火车，村上以其不无辛辣的幽默笔触这样写道：“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往外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关于宾馆：“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关于医疗服务：“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为此村上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不过，村上的中国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写上面这样的中国印象记。他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说实话，当年为翻译这个地名，我查遍了手头所有中外地图都没查出。那么，村上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

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外蒙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边境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六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覆灭。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村上就在一本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来，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即使战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与此同时，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作为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一个纵向主轴。“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他在《奇鸟行状录》第一部中以64页篇幅（原文）写了同诺门罕战役相关的情节。写完第二部后，《马可·波罗》杂志问他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于亲眼看一看作为《奇鸟行状录》题材之一的诺门罕战场。

关于《奇鸟行状录》，这部分为上中下三部、译成中文有五十万字的超长篇小说，对于村上春树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称之为“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无疑是他创作道路的转折点。如村上自己所说，他诸多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主人公总在寻找什么，而《奇鸟行状录》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奇鸟行状录》通篇贯穿着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而其战斗性的指向就是寻找和发掘被日本官方掩盖了的另一种历史，即充满邪恶和暴力的历史。而要寻找邪恶和暴力的源头，势必追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种种暴行。《奇鸟行状录》从寻找冈田亨夫妇丢失的一只庞物猫开始，很快将读者带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横飞的诺门罕战场。并通过滨野军曹之口点出了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如果说，《奇鸟行状录》的主题是探索和求证当今日本暴力的传承和渊源，那么那场“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饰的诺门罕战役无疑是一个典型教案。可以说，村上的笔触在这里已触及日本历史最黑暗、最隐秘的部位和当今日本症结的源头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来中蒙边境的诺门罕之前，村上已经写完了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则是在结束中蒙之行后写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为村上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仍处于寻找和期待阶段，第三部则真正开始了战斗：用棒球棍将作为邪恶与暴力化身的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打塌头盖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绵谷升的妹妹也下决心去医院病房拔掉维持绵谷升生命装置的插头——“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起就一直挥之不去的战场的实地勘察。”

熟悉二战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国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国太平洋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村上正在美国，即使普林斯顿那样的大学城也弥漫着反日情绪，几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没有出门——“那里的气氛很难让日本人出门，很难让自己分辨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关系。在那里我确实感受到我们必须多多少少持续承担作为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换言之，当时我不容分说地被挟裹在五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亡灵般的复活气氛之中。此后不久我便越过了界线，被拖进往来于1939年的满蒙边境和现今的东京之间那个不合逻辑的物语之中。”

这样，1994年6月，村上终于来到了中蒙边境，来到了诺门罕，实际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开诺门罕战役的战场——“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记，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发生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惧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惧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黑暗、恐惧和暴力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止而终止，它依然活在日本这个封闭性国家体制的内部，甚至活在自己和其他个体的内部，并正在窥伺时机以求一逞，正如前面引用过的村上原话：“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他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就此而言，较之一个旅行者、采访者或者一个作家，村上更是一个必须投入战斗的战士。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边境·近境》这部游记或旅行文学作品所收录的不仅仅是这篇题为《诺门罕钢铁墓场》的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还收录了墨西哥之行、横穿美国大陆之旅和神户故乡之行等篇章，或场景描写栩栩如生，充满“新鲜的感动”，或思维的轨迹穿越时空，足以发人深省，文笔或诙谐灵动或沉郁悲凉或娓娓道来——确如村上所说“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何况，作为译者，理应把“有趣得多”的东西留给读者。

2007年2月23日（丁亥正月初六）于窥海斋

时青岛水仙初谢迎春乍黄

1991年秋天，一家信用卡公关刊物委托我写一写东汉普顿。我因为要去参加纽约马拉松，正好参加完了去，就答应下来了。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和我同行。东汉普顿固然风景优美，但若说我的个人意见，我却是懒得住在作家聚集的地方——美国也罢日本也罢其他什么地方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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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说要去东汉普顿，几个出版方面的熟人当即举出当地居住的熟识作家的名字，叫我务必前去见见。出版社负责宣传的吉里安举出的名字是汤姆·沃尔夫[1]、戴维德·勒维特、E·L·多克托劳[2]。《纽约客》的编辑林达·亚莎举出了卡特·冯内古特[3]的名字。吉里安和林达都是纯粹的纽约客，但都在汉普顿有房子，这些作家是住在其附近的熟人（遗憾的是，冯内古特也好多克托劳也好勒维特也好这回都未能见上。同汤姆·沃尔夫后来倒是在纽约见到了）。

总之，对于舞文弄墨的人来说，东汉普顿这地方类似某种圣地——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总之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有房子。自不用说，其大半是成功作家（东汉普顿的地价相当高）。东汉普顿喜好成功作家，成功作家也喜好这个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美国作家来说，这里或许是后天的、便宜的圣地。

作为高级避暑地为文人所喜欢的，在日本有轻井泽和镰仓一带，而实际前往东汉普顿一看，其漂亮程度和规模之大，即使轻井泽和镰仓加起来再放大一倍也远远无法相比。来到这样的地方，同样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积蓄资本的巨大所折服。

东汉普顿位于长岛的东边，距纽约正好一百英里，开车两个小时多一点即可。若有余钱，租直升飞机半小时就到。若更有钱，也可以开私人喷气式飞机前往。当然，作家这类人是不那么有钱的，所以大体驱车往返。他们之中的多数在纽约市内拥有公寓套间，有工作就来纽约，工作完了就回汉普顿悠然写作，这是在此居住的作家的基本生活模式。以前我在纽约见约翰·欧文时，他告诉我在汉普顿和纽约往返的汽车上听狄更斯小说的朗读磁带来着。“毕竟时间长，路上听那样长度的磁带正合适，”他说。不过，欧文氏现已移居加拿大（看来他不中意美国这个国家），正在卖房子。“怎样，村上你不买？”他笑道。

在汉普顿有房子的不但是名作家，也有其他方面很多名人，如拉尔夫·罗兰、斯蒂芬·斯皮尔伯格[4]、彼利·约埃尔、卡尔文·克莱因、罗伯特·德尼尔、保罗·西蒙[5]等等，不胜枚举。

东汉普顿大多是这类“又新又软的有钱名人”。但这些有钱又有名的人士来此居住一般是在夏天（他们当然是在私人海岸悠然自得地游泳），偶尔在周末或感恩节、圣诞节来一来，其他时间住在城里。每到夏去秋来落叶纷飞时节，剩下的只有当地居民和只要有打字机或电脑在哪里都能写作的那类作家。

“这是个很好的模式。”住在东汉普顿的作家彼得·斯威特说，“一年中的大约一半日子，这里到处是人。有晚会，人们走来串去，热闹得不得了。不久，到差不多厌倦了的时候，正好秋天来临，人们统统回城，而我们留下静静写作。谁也不来找麻烦，什么干扰也没有。而在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单调起来，希望有什么刺激的时候，正好5月再次到来。你不认为这对作家很理想？”

在东汉普顿，作家每两周开一次会。所谓开会也并非搞什么特殊活动，不过是住在这一带的作家相聚吃喝罢了。“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他说，“巴德·舒尔伯格（剧作家，菲茨杰拉德小说《美梦破灭》的改编剧执笔者）、皮特·哈密尔（不久前离开了这里）、达特逊·莱达，还有许许多多。下次开会是明天晚上，你也一定要来。”遗憾的是，我明天早上必须赶往纽约，没能参加那个会。

从东汉普顿开车往北行驶二十分钟左右，有个叫萨格·哈巴的港城，汤姆·哈里斯（《沉默的羔羊》）、多克托劳、品特罗等人住在这里。纳尔逊·阿尔格伦（《漫步荒野》、《拥有黄金手臂的人》）也曾在此居住。向我讲起阿尔格伦的是经营“卡尼欧书店”的卡尼欧：

“十一年前在这里开旧书店的时候，一天关门时来了一个两眼放着凶光的汉子，贼溜溜地在店里看了一圈——他就是阿尔格伦。

“‘喂，你就把这个叫书店？我家卧室书架上的书比你还多！’说罢就回去了。不料三天后，他把快抱不过来的书抱了过来，并且这么说道：‘喏，把这些摆上卖了！’倒是个痛快人。芝加哥出身的莽汉，总之粗言粗语不讨人喜欢，可心地非常善良。”

当时的阿尔格伦是个被遗忘的作家，年轻读者几乎没人看他的小说。他在这个多少保留着作为捕鲸港的昔日荣光的萨格·哈巴小城像隐士一样生活着，但在卡尼欧的书店召开其作品朗读会的时候，店里听众挤得满满的，这使得阿尔格伦心里充满了幸福。

“两个星期后阿尔格伦死了。”说着，卡尼欧摇了摇头。

我住在一家名叫“THE PINK HOUSE”的旅馆里，主人罗恩是个年轻的建筑师。他买了位于东汉普顿头等地段的这所旧房子，自己改建成了旅馆。“女朋友苏一眼看见这房子就说要在这里开旅馆，两年前的事了。”他说，“在她的劝说下开始了这个买卖。改建的事彻里彻外是我做的，从揭墙纸到配管配线、涂漆，全我一个人包了。”

如果说打理房子是罗恩的职责，那么苏的任务就是做饭。她做的早餐十分了得，胡萝卜、面包、脆皮松饼、葡萄干全麦饼、薄煎饼，全是她亲手做的，非常可口。这里是所谓Bed and Breakfast[6]，只管早餐，但每天的早餐确是一种享受。

这家旅馆另外值得一看的是家具等用品。“为开业特意买的东西几乎没有，用的全是我们以前搜集的或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果气氛十分沉稳。”看了这些东西，我不能不承认美国社会的某种健全性——买下18世纪建造的房子，自己动手里外翻新，再用亲手收集的家具等家居用品装扮一番，端上自己做的实实在在的饭菜。以日本说来，大约就是从公司离职的简易旅馆经营者，但在罗恩和苏身上看不出自负之处，就像把过去极其自然而然地承袭下来一样。这让人心情愉快。

“感觉上与其说是旅馆，倒不如说是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所以也不怎么做广告。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大家来了，在客厅和餐厅里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放松下来就行了。前不久还在这里集中留宿过参加斯皮尔伯格婚礼的客人呢。那时真够开心的。罗宾·威廉斯啦马丁·肖特啦罗布·劳啦，那样的明星坐在那里的客厅一起喝酒，听音乐，唱歌。那才叫不同凡响咧！”

到了10月，东汉普顿街头大凡可称为娱乐的东西统统没了，往下只有看书或写作。看腻了写烦了，只能散步。不过还好，这里确是散步的理想场所。地方有点儿过大，像在轻井泽那样骑自行车往来兜风怕也不坏。有各种各样有名的宅院，有许许多多有名人物住的房子。有上个世纪20年代建成的林格·拉德纳的有名的宅邸，有萨拉和杰拉尔德·迈菲住的粉红色房子，有菲·唐纳薇的房子（菲向镇议会申请在自家院子修游泳池而未获批准，一气之下，前不久离开了）。紧挨卡尔文·克莱因的房子的，是斯皮尔伯格的房子。

为什么名人如此集中住在东汉普顿呢？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东汉普顿的呢？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来东汉普顿也这样问了很多见到的人，回答委实五花八门：地理之便、风景优美、环保到位、治安良好、人文景观。最能说服我的是这样一种回答：“名人反正就是喜欢和名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是最能让人放心的。”或许是这样的，我想，惟其如此，圣地才得以存续到20世纪，在21世纪也将存续下去。

[1]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Tom Wolfe，1931—）。

[2] 美国犹太裔小说家（Edgar Lawrence Doctorow，1931—）。著有《延迟时间》等。

[3] 美国小说家（Kurt Vonnegurt，1922—）。著有《自动钢琴》、《母亲之夜》等。

[4] 美国电影导演（Steven Spielberg，1947—）。执导有《大白鲨》、《外星人》等影片。

[5] 美国歌手（Paul simon，1941—）。

[6] 意为“住宿加早餐”。

1990年8月。说起无人岛，脑海中难免浮现出带有某种浪漫和冒险意味的岛，可那太一厢情愿了。一读您就会明白，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玩意儿。同行者是松村映三君。这篇文章发表在《Mother Natures》杂志上。热情接待我们的岛的主人村上先生几年后去世，乌鸦岛那以后怎么样就不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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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游览过濑户内海的人想必晓得，濑户内海的岛实在多得数不过来。从大的淡路岛到小得地图上几乎不出现的，反正到处是岛。不过岛再多，若提起为个人所有的岛，数字也少得惊人，这点我以前倒是不知道的。

那么，那些岛到底是谁的呢？大部分好像为自治体所有，或者为若干人共同拥有。希腊有几座岛由以奥纳西斯[1]为首的超级富豪作为另一处住宅所拥有（带游艇码头和直升机场，未获许可当然不得进入），夏威夷的尼豪岛长达几十年绝对不许外人上岛，作为固守往昔生活方式的顽固的“锁国岛”而闻名，可是濑户内海不存在那种富有个性我行我素的岛，尽管我觉得有一两个也未尝不好。

位于山口县的乌鸦岛是为数不多的难得的私有岛之一。拥有这座岛的是一位姓村上的，遗憾的是此村上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村上先生住在乌鸦岛的对面。原本是老字号酿酒铺的主人，如今停业了，在面对大海的古老大宅院里修补古书，过着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

乌鸦岛就在村上宅正对面大约八百米远的海湾里，面积为六千坪[2]。别以为只隔八百米，游过去也没关系。这一带在全国也以潮大闻名，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游的，仅限于涨潮和退潮没有潮流的时候才能游。涨潮时游到岛上，在那里等一阵子，等退潮时游回来。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过去这一带的孩子若能游到岛上再游回，就被认为是长大成人了。只是，岛上没电没煤气没自来水，全然没有，住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即世人所说的无人岛。

人虽不住，但岛上立有一座若山牧水[3]的大歌碑。歌碑平时孤零零浮出水面，退潮时可以从岛上步行过去。蛮好的歌碑，极有情趣。上面刻有一首和歌：“寂寞乌鸦岛，绿荫白浪黑石礁，船近观千鸟”。歌是牧水在村上家（父辈村上）逗留时吟咏的。村上家是所谓地方名门，同文人代代交往，同牧水交情尤深，这次我也有缘在村上家逗留。我固然也是以写文章为业的，但远远不敢称为文人，即使搞摄影的松村君——这么说是不大好——怕也很难说是文人。

我们这回所以跑来这里，是从村上先生一个和我老婆有私交的亲戚那里听到这座乌鸦岛的缘故。拥有一座六千坪之大的无人岛，却又别无用场，扔在那里不闻不问，此事到底非同一般。虽说是一座岛，但以换算成日本通货的资产价值而言，也许北青山[4]的一个公寓套间的价值更高一些，但此是此，彼是彼，艇是艇，fuck[5]是fuck（没过看电影《舍利·瓦伦丁》[Shirley Valentine]的人怕不明所以）。我想，拥有一座岛的人生和在北青山拥有一个公寓套间的人生无疑是不相同的。如此思来想去，渐渐涌起了上岛一看的念头。如果可能，想拿钓鱼竿在岛上住几个晚上。在日本，夜宿无人岛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有机会很想尝试一下。这么一说，村上先生回复说那么请过来就是，于是欣然前往。

但不管怎样，一个人去无人岛还是有些不安，便邀搞摄影的松村君同行，松村君满口答应：“一块儿去好了！”事情当即敲定。

“不过得多买咖啡过滤器才行。”他说，“无人岛上没水，需要咖啡过滤器。”

“这是为何？”

“要把海水过滤成饮用水，是吧？”

这么一说，我也渐渐为这个那个事情不安起来，沉思了好一阵子。不过好歹还是把帐篷、塑料桶、睡袋、食品、餐具等物品备齐了，装车上路，冒着刮得正紧的台风往山口县赶去。

当天先在村上家住下，翌日上岛。台风刚过，风平浪静。一大早就坐附近一位老伯的渔船大致绕岛一周，然后在岛上惟一的沙滩卸下行李。岛上此外还有一处漂亮的沙滩，但涨潮时被水淹没。这里涨潮落潮之差非常大。岛上当然没有码头，只能像诺曼底登陆时那样，扛着行李在海水中“扑通扑通”蹚水。海水清澈得令人吃惊。

说起登陆战，听说二战期间陆军还真在这海滩上作过登陆战演习。在军方申请用来军训的时候，村上家曾把小岛交给了国家。但战争结束又归还了，前面说的歌碑就是军方为答谢村上家而建造的。虽然世上歌碑不知多少，但陆军建的歌碑似乎仅此一座（想必）。岛小是小，但再小的岛也自有其复杂的历史。

岛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原生林，人几乎不能涉足。竹子多得很，战争期间有专人来砍，现在没人肯费这番周折了。树木密密麻麻，一般人很难进到里边。林中有大白鹭垒了好几个巢。白鹭大得离谱，第一次目睹时不由瞠目结舌，竟误以为是鹳，便是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船靠近时，它们很不耐烦地“扑愣扑愣”猛飞起来，仿佛在说讨厌呀、你等何苦来此！后来落在树枝上敛翅歇息。岛简直成了野鸟天堂，有鸽子，却无老鹰。不用说，乌鸦——一如岛名——也有。鹭和乌鸦同栖一林，看起来很有点儿像奥赛罗游戏[6]。

林中除了鸟还有什么谁都不晓得。有人说有蛇，但无确凿证据。也有人说某人带来兔子放了进去，这也没有实证。林中不时分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估计是鸟，但究竟有什么不得而知，反正情形有些让人放心不下。

行李全部卸完后，船返回港口。村上先生特意乘船一同来岛。

“真的在这里宿营三天？”分手时村上先生再次叮问。

“嗯，如果可能，想待上三天。食品和水都准备好了。”我说。二十升容量的大桶水两桶，矿泉水半打，应该足够用了。

船走后，四周好像彻底静了下来。距本土不过八百米，房屋举目可见，往来渔船也能见到。所以我想，倘有什么，一招手或大喊一声就可得到帮助。说是无人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同动漫中出现的只长有一棵椰子树的无人岛大异其趣。话虽这么说，无人岛终究是无人岛。除了我们的确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么一想，两人突然奇妙地沉默下来。

不管怎样，先撑起帐篷再说。随后扑入海中：这回可要大游一场了！无浪，水又漂亮，心情舒畅极了。不料刚进海湾口就给水母蛰了一下。我一向不喜欢水母。高中时代远游时曾游进水母群，心脏当时差点儿停止跳动。慌慌张张游回岸边一看，双腿肿出一条条蚯蚓般的红痕。时近秋季，又是台风过后，正是水母出动的时节。只好怅怅地放弃游泳，一丝不挂躺在礁石上享受日光浴。这也是在无人岛务求一试的活动之一。我特喜欢脱光身子——有什么好遮掩的呢——从头到脚任凭太阳晒个遍。不试不知道，这玩意真叫舒坦。可惜在日本只有无人岛上才能得逞。靠着礁石，一边看安妮·比蒂的短篇小说（至于是否适合赤条条在无人岛阅读自是很成疑问，无奈只带此一本）一边悠悠然晒太阳，晒了两三个小时。岛和本土之间不时有中型货船和渡轮驶过。阳光很强，周围景致扑朔迷离，温情脉脉，呈现出濑户内海特有的情调。我已彻头彻尾放松下来：喏喏，活该！至于针对谁我也说不准，反正心情变得放荡不羁，很想这么一吐为快。这怕也是无人岛的一种效用。

吃罢午饭，钓了一会儿鱼。我们准备了钓白丁鱼的直抛式钓具，但实际一试，却因是石头海底，钩子当即刮住，全然无计可施，只好放弃。结果，游泳和钓鱼全都泡汤。烤白丁鱼也没吃着。现实这玩意很难让人顺利得手——我们本以为游游泳、钓钓鱼，三天一晃儿就过去了。看来我们不适合钓鱼，上次在土耳其黑海沿岸钓鱼时就一条也没上钩。这么着，往下只能不屈不挠晒着太阳看安妮·比蒂了，而这一旦天阴下来也只能作罢。

我们的悲剧从这时开始慢慢上演，命运的指针一味朝着不顺利的方向摆去。

4时退潮，礁石露出，我们决定步行绕岛一周。松村君说想照相，我也想转一圈看看岛什么样。除了极小一部分，岛的周边全是陡峭的石崖，要转只能在退潮时转。退潮时，在探出海面的礁石上蹦蹦跳跳，行走如飞。但别的地方还得脱鞋进入水中。松村君把莱卡相机挂在脖子上准备照相，岂料入水刚一迈步，脚底板就被牡蛎壳霍地划出口子，条件反射地手拄旁边礁石时手心又被一下子划开。众所周知，牡蛎壳那东西着实锋利得很，而无人岛北侧的礁石上布满牡蛎。

血出了不少，赶紧回帐篷处置。消毒，缠绷带，但伤口相当深，血怎么也止不住。大体带了一套急救用品，但无论用来消毒还是用来包扎，量都没那么多。这种时候无人岛可够伤脑筋的。又不能游泳去药店。这还不算，宝贝莱卡也泡在海水里完蛋了。那可是爱不释手的古典莱卡相机，里边还有照完的胶卷。“糟糕！”“啊，不怕的。”——这么说的时间里，天黑了下来。不一会儿虫子出来了。

虫子！

从傍晚吃饭时开始，我就觉得虫子多得不行，但那时没怎么介意，心想毕竟是无人岛，虫子总会有的，一边拨掉一动一动爬上身来的虫子一边吃饭，吃罢看着暮色中的大海喝酒。但随着四周天色变暗，虫子如启示录[7]一般多了起来，形形色色。先是海蛆。这些家伙白天就满礁石都是，但没爬来这里，不料天黑后大概来了勇气，来了相当不少。不用我说，海蛆并非让人亲近得来的虫类。其次是长腿蜘蛛模样的家伙，四下里一忽儿一忽儿飞来飞去。危害倒像没有，但被这些东西围拢起来到底令人不快。再往下就是类似草履虫的家伙了，有太阳的时候它们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缩爬上来找吃的，密密麻麻。想必是平时压根儿没人来的地方有人来吃东西，食物把虫子引了过来。

打开手电筒一照，发现虫子已无孔不入。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机盒也好餐具也好帐篷也好，都有虫子大举进攻。我们慌忙把要紧的东西收进密封式帐篷，将已经侵入的虫子赶走，然后窝在帐篷里一动不动。看见那么多虫子，完全没了外出的心绪。帐篷狭小闷热，这样的地方关进两个大男人，一点趣儿也没有，可出去又有虫子。虫子们连帐篷顶端都聚了上去，在头上沙沙、沙沙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到了夜晚，这些小小的夜游生物便统治了地表。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入侵者，牢骚发不得的。虽说小，但无人岛自有无人岛特有的独立生态系统。白天感觉不明显，而到日暮黑透，我们就被它们团团围在中间，于是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软弱无力，无处可逃。夜间是它们的世界。我不由想起布莱克伍德[8]的《多瑙河的柳林》。

之后，潮水在夜深时分“哗啦哗啦”涌了上来。前面说过，这一带潮水涨落之差非常大。因为晓得这点，所以把帐篷支在沙滩最里端。尽管如此，潮水还是涨到帐篷脚下。我睡觉一般很实，然而似睡非睡中听到了潮水逼到脚前的声音，到底放心不下。不过毕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随它怎样好了，兀自睡了过去。松村君担忧得几乎没睡，够可怜的。莱卡掉进海里，手脚划了口子，虫子袭扰，彻夜未眠，好事一桩也没有。

天亮之后，虫子们了无踪影，但见沙滩上留着草履虫钻入的无数小孔。试着用锹一挖，昨晚的那些家伙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处一看，慢慢蠕动着又挖孔钻入地下，仿佛在说什么呀烦人别打扰人家！我心想烦什么人？装蒜（渐渐变得没了品位）。本打算统统挖出来出口恶气，但挖着挖着又觉徒劳，于是再次脱光身子，接着看安妮·比蒂。

上午村上先生坐渔船过来。

“怎么样？可有什么问题？”他从船上向我们打招呼，是放心不下特意赶来的。

我和松村君再没情绪和虫子们住一晚上了，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再说伤口也让人有些担心。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听罢，答说海里的伤口用海水一洗就干净了，应该不要紧的，虫子倒是还可能来。这样的想法的确也成立，但无论我还是松村并非坚决前来寻求艰苦的体育磨练的，我们是打算悠悠然歪在无人岛沙滩上想入非非，再不想两个大男人在被虫子围得风雨不透的闷热的小帐篷里一连困上几天，于是请村上先生傍晚开船前来接回。倒是够对不起他的。

船离去后到傍晚之前，我们再次绕岛一周，松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机照了相。那时间里我观察了石滩生物。退潮后，石滩上的生物实在是多种多样。它们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到处慢腾腾地爬来爬去。海葵啦虾蛄啦海螺啦见所未见的虫子啦螃蟹啦都在拼命活着。仔细看起来真是百看不厌。昭和天皇好像乐此不疲地观察了这些活物好长好长时间，它们身上确有一种容易让人忘情的地方。愣愣地注视之间，时间很快过去了。说不定驾崩的先帝也曾这么看着石滩生物放松身心，久久回不过神来——且容臣村上诚惶诚恐地如此妄自推断（敬语可该用这个？完全没有自信）。

如此一来二去，太阳步步西斜，黄昏渐渐临近。正当在地下安眠的数万条草履虫窸窸窣窣地伸着懒腰准备爬上地面的时候，村上先生开渔船来接了。把行李装上船，最后再次请他开船绕岛一周。大白鹭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见我们靠近，赶紧“扑愣扑愣”飞起，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说“什么呀什么呀，怎么又来了，莫名其妙！”船离岛之后，那里重新回归无人岛，重新成为草履虫、石滩生物、林中栖居的什么以及白鹭和乌鸦的领地。岛在法律上归村上先生所有，但对于“乌鸦岛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来说，法律问题全然不在话下，Hey Man[9]， fuck of[10]，与己何干！岛终究是它们的。法律是法律，无人岛是无人岛。艇是艇，fuck是fuck。

这么着，虽然遭遇了种种出乎意料的灾难，但无人岛毕竟是奥妙无穷的地方。虽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却同样有其独特的冲击力，这点务请日后计划夜宿无人岛之人——这样的人全日本能有几位自是无从推定——牢记在心。不管怎样，给山口县柳井市伊保庄的村上先生添了一场大麻烦，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1] 希腊实业家，船王，著名富豪（1907—1975）。

[2]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每坪约3.3平方米。

[3] 日本歌人（1885—1928）。著有《海之声》、《别离》等。

[4] 位于东京中心区，为黄金地段。

[5] 性交的隐语。

[6] 台面游戏的一种。64张圆牌表里涂成黑白两色，两人在64目盘里互相挟击，取目多者为胜。

[7] 《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

[8] 英国幻想小说家（Algernon Henry Blackwood，1869—1951）。

[9] 意为“喂”（男人间比较随便的招呼语）。

[10] 意为“滚蛋”。

1992年7月。前半段我一个人乘大巴旅行，中途同松村映三君和兼做我翻译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两人驱车从新泽西州远远赶来——汇合。文章载于《Mother Nature》杂志。旅行结束后不久，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附近发生了原住民大规模叛乱，其后也不断发生暴力事件。那般悠闲的旅行恐怕不可再得。不过，墨西哥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迟早还想去一次。衷心祝愿和平返回当地。

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在墨西哥旅行了一个月，那时间里碰到的几个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来墨西哥”，每次都问得我有些困惑。因为我觉得问话里含有一种微妙意味，仿佛说我何苦选择墨西哥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这以前我游逛了几个国家，记忆中几乎从未有人提出过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是本源性的疑问。例如，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土耳其抑或德国，基本没人问“你为什么来希腊（或土耳其、德国）”。总的说来，他们似乎认为人们来自己国家旅行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这是相当地道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旅行者，而旅行者无论哪个地方都要去的。正因为有他或她提着包买票前往某个地方，旅行才得以成立。对吧？假如旅行者必然去某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就去不得土耳其或希腊或德国抑或墨西哥呢？

从这样的语境说来，那么对于“你为什么来墨西哥”这一问话，我甚至可以反问——不失天真地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来墨西哥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在不怀有能够诉诸书面语言的理由或目的的情况下到访墨西哥呢？

比如说，如果向来日本旅行的外国人提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来日本旅行），想必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当然前提是去掉因某种不得已的缘由而无论如何都必须来日本的人——归根结底，其回答只有一种，即他们想以自己的眼睛看那个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里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个地面上、以自己的手触摸那里的东西。

保罗·塞劳的一部小说有个场面，说一个来到非洲的美国女孩讲述自己为什么满世界跑来跑去。很久以前看的，具体词句记不准确了，错了请原谅。大致内容我想是这样的：“会在书本上读到什么，会在照片上看到什么，会听到什么，但我若不亲自去那里实际看看就理解不了，心里就不踏实。举例说，我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摸一摸希腊卫城的柱子，不能不把自己的脚浸入死海的水中。”她为了触摸卫城的柱子而到希腊去了，为了把脚浸入死海而到埃及去了。她没办法停下来。她去埃及登金字塔，去印度顺恒河而下……也许你说那么做并无意义，何况还是没完没了的。可是，若把各种各样的表层理由一一抽掉，旅行就无从谈起了。说到底，我想这恐怕就是旅行所具有的最正当的动机和存在理由。没有理由的好奇心。对现实感触的希求。

不过墨西哥的情况略有不同。旅行前我同一个美国新闻界人士交谈，告诉他往下自己要去墨西哥旅行四个星期，他给我这样一个忠告：

“到了墨西哥，他们肯定问你出于何种理由来墨西哥旅行那么长时间。”

“唔。”

“到时候你这么回答即可，”他以认真的神情说，“就说自己准备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记住了？墨西哥菜！这是能得到他们理解的惟一理由。这样就会一帆风顺。”

“原来如此。”

“不过这里边也有个小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旦说起墨西哥菜，他们会永远说下去：我母亲的拿手菜如何如何，我奶奶的拿手菜如何如何……”

结果，我决定不提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这个话题。

在瓦哈卡偶然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在广场前面的咖啡馆和她边喝冷啤酒边闲聊的时候，她问：“来到墨西哥的感觉，你还没怎么有吧？或许该说是不适合吧。你为什么选墨西哥作为旅行目的地呢？”

经她那么一说，我渐渐觉得自己这个人真有可能不适合墨西哥这个国家。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人是由于错误动机来到错误场所的错误存在。说老实话，迄今为止我本身并未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同自己之间有什么隔阂。而一旦介意，隔阂感的可能性简直就像癌细胞一样异常迅速地繁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不具有足以反驳的理论根据——不能说“没那回事，我并非不适合墨西哥的人”。我只是像塞劳小说中的女孩那样，以就是想看看它、就是想摸摸它这一单纯的理由去了“那里”来了“这里”，是“想去墨西哥那地方看一眼”这一简单的心情把我带到了这里。

不过，这样的回答（无论回答得多么真诚）大概是不顶什么用的。我想，恐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在墨西哥旅行期间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在墨西哥遇到的外国人大多具有自己此时、如此置身于墨西哥的明确理由。居住在墨西哥的理由，游览在墨西哥的理由，为墨西哥这个国家所吸引的理由。有人为阿兹台克和玛雅文化及其遗迹如醉如痴，有人为墨西哥的美术心往神驰，有人对墨西哥的自然风物一往情深，有人为墨西哥人之所以为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性深深折服。某种美国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美国性相对立的存在加以把握，某种日本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日本性相对立的存在予以解读，他们讲述墨西哥时带有一种特殊的眼神。每次遇上那些人，我都强烈而深切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日本意识的缺失，甚至产生类似愧疚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墨西哥未尝不可以说是个奇妙的国家。

我开始认为，这个国家有可能在护照和观光卡以外，要求入境者提供某种有明确目的的东西，那是能够用语言表明和说服他人的明确目的，例如说一句“好的，明白了，原来你是为此来这里的”，而后“砰”一声盖上印章。如果解释说“不不，我是想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不看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几乎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当然，如果是乘喷气式飞机前往阿卡普尔科和坎昆等旅游胜地游泳三四天后直接返回，那样的旅行另当别论，而像我这样花上一个月时间慢慢观看寻常的墨西哥，这样的旅行势必需要提供更加明确的理由。

不过，并非自我辩解，我的人生——我想也不仅仅限于我的人生——是由无限偶然性大量堆积而成的。一旦越过人生某个点，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其堆积体的模式，从那一模式中觅出某种个人含义。而且，如果我们有意，我们还可以将其命名为理由（reason）。然而，纵使那样，在根本上我们还是要受偶然性的支配，还是不能超越其领域的疆界——这一基本状况不会有所改变。无论学校老师提出多么富有逻辑性和整合性的解释，理由（reason）这玩意仍然不过是针对本来无形之物的、勉强捏造出来的临时性框架罢了。那种能够诉诸语言的某物又有多大意义呢？真正有意义的，难道不是潜伏在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里面的吗？但是，我踏入墨西哥这个“场”、呼吸这里的空气后所首先感觉的，乃是某种无奈——即使说出来也肯定不适用于这里的无奈。

来之前看过墨西哥作家写的几本书，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了这点。我看的是（或者想看的是）帕斯[1]的《孤独的迷宫》和富恩特斯[2]的《我爱的外国佬》，但哪本都读不到一半就扔开了。作为读物没什么趣味固然是个原因（自不用说，这些书的文学价值因为我觉得没趣而减少的可能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存在），但同时也是因为我半叹息着认为“那或许是那么回事”。他们在那些书中写的，说到底，在我看来不外乎是重复同一事实，即“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旅行前一一看这东西，旅行岂非无从谈起了！老实说。而且，假如墨西哥这个国家果真要求本国的文学和文学家作如此切实的自我规定、自我解析，那未免也太不像话了，我觉得。

※

最初十天我是独自旅行。我从洛杉矶乘飞机抵达太平洋岸边的旅游城市巴亚尔塔，再从那里乘大巴沿着海岸前行，在瓦哈卡这个内陆城市同驱车从美国本土赶来的摄影师松村映三碰头，之后两人结伴旅行。看望住在墨西哥的父母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也在大约十天后加入进来。阿尔富雷特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作为我真是求之不得。

但反正开头十天时间我是独自旅行的。回想起来，背着背囊独自旅行实在是久违的事了。学生时代常这样旅行来着，婚后也常和老婆两人背着背囊旅行。但某一天老婆向我宣布：我也上年纪了，再不能、也不想这样旅行了！往后我想住像样的宾馆（有淋浴用的热水，卫生间有抽水马桶，铺着没有跳蚤和虱子的正规床单），再不愿意背着十公斤重的背囊，从公共汽车站走到火车站了。毕竟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是的，她说的是有道理。就那种旅行来说，我们是多少上了年纪，再说做那种穷酸旅行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因为现在不同过去，又不是没有钱。

自那以来，我们便不再背背囊，而是提着SAMSONITE旅行箱，租用中型小汽车，住着不很差的宾馆，在不很差的饭店里吃饭，给行李工和女服务生不算少的小费——如此这般开始了世间普通的旅行。旅游指南也告别了面向斯巴达式学生的《LET'S GO》系列，而拿起了例如米其林那样的多少像样的版本。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换，也许你会称为堕落。但不管怎样，年过四十以后，至少在旅行方式这点上，我们大体成了成熟的大人。

可是这回，惟独最初十天我实行的是过去那种贫穷的背囊旅行。在巴亚尔塔机场下飞机背起背囊之时，坦率地说，我不由心生感慨：噢，就是这样的！其中确有自由的感觉。那是挣脱“自己”这一立场的自由，挣脱一种职责的自由，挣脱经年累月形成的自我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感包含在我肩头背囊的重量之中。放眼四周，认识我的熟人一个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所携带的全部装在背囊里，能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仅此一件。

我带来了新买的随身听和几盒磁带，以便旅行路上听。也带了几本书。因为我无从判断在墨西哥旅行时想听怎样的音乐，所以从所有种类中大致拿了几盒塞进背囊。B52'S带来了，克拉伦斯·卡特带来了，斯坦·盖茨带来了，塞隆纽斯·蒙克带来了，凯思林·巴特尔的莫扎特带来了，巴赫的平均律带来了，“南天群星”和井上阳水也带来了。但其中最想听的，无论怎么说都是从CD辑为九十分钟磁带的纳尔逊精选歌集。希望不要因为我一边在墨西哥旅行一边听纳尔逊的老歌而指责我，希望不要认为我村上是个没有思想性的、往后看的、以怀古为情趣的作家（弄不好是有这个可能，但希望不要把这篇文章都牵连进去）。我之所以一直听纳尔逊的磁带，说实话是因为旅行期间一直在看纳尔逊的传记。

倒是同墨西哥旅行几乎无关，可这本书极为有趣，看得我相当投入。众所周知——也许并不周知——纳尔逊作为热门电视节目“快乐的纳尔逊”（日本也在星期日中午由NHK[3]播放）的儿童角色，从懂事时起就赢得了全国性人气，走上歌坛之后成了直追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超级走红歌手。不过，他对于自己仅仅被视为英俊的偶像歌手这点常常怀有不满，而始终认真追求着音乐的阅历。在甲壳虫出现前后的1960年代，音乐风潮急剧转向，纳尔逊的人气发生下滑，即使在那以后，他也在默默追求着自己的拿手节目，坚决拒绝作为老歌歌手站在公众面前，为此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受到数万观众的谩骂。他便是那样顽固地拒唱往日走红的歌曲，纵然有此遭遇，他也并不妥协。他写了《花园晚会》来寄托那种炽热的情怀，他在歌中这样唱道：“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If memories were all I song， I'd rather drive truck）。”《花园晚会》畅销一百多万张，纳尔逊于是重放光彩。

尽管重放光彩，但也不可能一切大功告成。现实人生不同于好莱坞影片。现实人生乃是恼人的每况愈下的行程。纳尔逊后来被离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财产纠纷搞得心力交瘁，最后死于飞机事故。生前他对朋友这样说过：“有两种死法我不愿意碰上，一是空难，一是火灾。”然而在乘私家飞机时，机舱起火把他烧死了。死时，他剩下的惟有债款。

在墨西哥旅行时我看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同时倾听可怜的纳尔逊在一点都不可怜时唱的无数天真烂漫的走红歌曲。

不过，在墨西哥乘大巴旅行途中听音乐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静这一因素，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乐，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聋。所以，随身听的耳机往耳孔塞得再深，我要听的音乐中也还是有墨西哥音乐混进来。起初我尽可能把意识集中于“我的音乐”，但听到半途被迫作罢，只有躺在海边或步行时才听磁带。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误算。因为我原本计划在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行驶时间里随心所欲地听喜欢的音乐，极为乐观地以为这样一来，长时间的大巴之旅能变得容易忍受，岂料这番谋划转眼便一败涂地。五六个小时里，进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民谣：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泰基埃罗、米亚毛尔、铿锵铿锵铿铿锵。或许你说那也没什么嘛，不是说入乡随俗么？把当地音乐作为那里的存在之物好好受用不就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起初也是那么认为。可是我要说，一天六个小时不得不听不明所以的墨西哥民谣，正常人无论是谁脑袋都要出问题。比如乘新干线从东京去广岛，车厢老是用大音量播放演歌[4]（或者皇后合唱团[5]），你不认为自己会不胜其烦？至少我会。若真如此，绝对不乘什么新干线。

在墨西哥，对于想从此地移往彼地的人来说，最要命的问题是几乎除了大巴别无移行手段可以选择。铁路经过的地方有限，且安全和准时也相当成问题。所以只能乘大巴。而且——这是我在墨西哥一直乘大巴旅行的实际感受——能够好端端地乘上大巴都必须认为是幸福的。如此这般，我每日都不得不听那墨西哥民谣。没有任何选项。每次乘大巴我都对天祈祷，愿车内音响发生故障。佛陀也好圣母马利亚也好夸察尔科亚特尔（墨西哥的古神）也好——无论哪个我都对之祈祷。然而车内音响绝对没出故障。这——这个也想大声说出口来——在墨西哥纯属奇迹。墨西哥很多东西都常出故障。一辆大巴冷气出了故障，热呀，热得差点儿晕过去。又一辆大巴椅子靠背倒下去就再不起来了，我必须摆出接受牙医治疗那样的倾斜姿势并保持好几个小时。车窗怎么也打不开或关不上。有一辆大巴几乎没有物件不出故障，喇叭按不响，窗户关不上，仪表一个也不灵。这不是夸张，实际上无论时速仪还是燃油表全都死得利利索索。然而，惟独车内音响还是引吭高歌。虽说声音差劲，歌词差不多都听不清了，但音乐的确响个不停。见此情景，我终于死心塌地了。在这个奇妙的国度，纵然所有机械都呜呼哀哉，所有理想和革命都寿终正寝，车内音响也将因某种奇妙的理由而长生不死！

这么着，我放弃了所有希望，将墨西哥民谣作为“那里存在的东西”接受了下来，如同接受灰蒙蒙的空气、死皮赖脸的蚊虫、石块一般又大又硬的硬币（足以毁掉所有钱夹和衣袋）、印第安小贩以及食物中毒那样。

惟独车内音响因某种奇妙的理由长生不死，我这样写道。但这类似一种修辞，其实墨西哥的车内音响所以不死，自有其相应的明确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墨西哥司机和乘务员无比热爱墨西哥民谣。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让音响好好存活。想必他们为此使用了想得到的所有手段，付出了所有的牺牲。有的人上车时不胜怜爱地抱着手提包，最初我以为装的是某种业务需要的贵重物品，后来才知道是盒式磁带便携箱。一盒磁带转完，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下一盒插入。箱里我想装有二三十盒磁带。估计他们一天也好两天也罢，反正就是要一刻不停地听这音乐。我也喜欢听音乐，但没那么大的干劲。沉默偶尔也是需要的。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所谓沉默就是必须由墨西哥民谣热烈地填满的未完成的空白。这么着，一如墨西哥所有的白墙都被信息、广告涂抹得满满的，墨西哥的沉默也被欢快的墨西哥民谣填塞得风雨不透。

大巴有形形色色的人上来。有带玛切提（砍山刀）的印第安农民，有去镇里购物回来的老婆婆，有看样子赶去某处工地的务工者，有肩扛货物的商人，有因某种理由正从A地赶往B地的父子。只是，在我乘坐的大巴线路上可以说全然没有见到背囊外国游客。没看见的不光是外国游客，更少的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墨西哥人。我坐的大巴上，只看见一次——仅仅一次——衣装得体的墨西哥人。混在印第安人、农民、乡下老伯和老婆婆中间，那位绅士（或者不如说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普通的都市生活者）看上去确实特殊。因为之前我在大巴上遇到的总的说来是接近底层的墨西哥人，所以这次才在视觉上深切感到墨西哥真是个分明的身份社会。那人头戴巴拿马帽式样的帽子，身穿泛白的上衣，看一本硬皮书。我用一塌糊涂的西班牙语同乘务员说话时，他插进来用英语中规中矩地翻译（在墨西哥，会讲英语是身份象征，他在翻译方面都很热情）。三十分钟午休时间里，仅有他在餐馆吃像样的鱼，众人（包括我）只是喝着冷水、“咯嘣咯嘣”嚼着面包或炸薯片充饥。

大巴也有叫人害怕的人上来：军人和警察。从一个叫库尤特兰的海滨小镇（位于曼萨尼约稍下一点）前往同是海滨小镇的普拉亚·亚思尔（位于拉萨罗·卡德纳斯稍微偏西的位置）的半路上，“扑通扑通”上来四个警察。我们在岭上的“山顶茶馆”休息二十分钟，或喝冷饮或去厕所，正要出发时他们风风火火赶来了。警察全都长得牛高马大，晒得黑黑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深色太阳镜，身穿防弹背心，而且腰挎大号自动手枪，端着AK47自动步枪，种类截然有别于那一带的普通警察。他们看上去分外剽悍，分外训练有素，衣袖带有“联邦警察”（估计）字样。

四个警察中的两个在助手席和司机席后面占了位置。原来坐在助手席的乘务员被赶去后座。另外两人在车厢正中间的席位分坐左右。一个警察把自动步枪的枪口由下而上朝我一舀，说道：“那边去！”他毫无笑容，没有“对不起”，没有“请你……”仅仅用自动步枪的枪口略略朝上一指。我当然乖乖把座位让给他，提起行李退到后座。他要我的座位是因为那个座位容易使枪口隔窗瞄准目标。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我完全蒙在鼓里。

乘务员到我身旁告诉我：“有可能交火，真那样就一下趴在地板上！”我的西班牙语诚然一塌糊涂，说到这种事却听得明明白白。我问：“是强盗（班迪多斯）？”对方低声说：“是，从这里往前一百公里左右时有出没。”总之，警察全副武装钻进大巴是静等强盗来袭。作为证据，坐在助手席的警察已脱去制服，只穿白T恤，一眼看不出是警察，以使强盗察觉不到埋伏。相隔一排坐在我前面的年轻警察在大巴穿过某个地点后（看情形那里有明确的界线表示“由此往前危险”）“咔嚓”一声推上自动步枪的弹舱，缓缓卸下安全栓，枪口对着窗外以便随时准确开枪。看表情就知这不是摆花架子的任务，脸色多少有些发青，尽管不热，汗珠却一滴接一滴顺脸流淌。

糟糕，形势相当严峻，我想，难怪地道的市民不坐大巴旅什么行。可是，我来墨西哥前看了好多旅行指南，哪里都没写到太平洋沿岸有武装强盗频繁出没。不错，是写了“偷盗频繁发生，贵重行李时刻不要离身”之类，但没发现关于武装强盗的记述，卷入枪战的可能性更是只字未提。

大巴沿着海岸在险峻的山路上行进。从这一带开始，风景渐渐带有热带情调。路两旁那种《地狱启示录》里出现的椰子树绵延不断，也有香蕉林横陈其间。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弯。除了不时闪现的印第安村落，几乎不见人影。见到的人都像万宝路香烟广告那样戴帽骑马。说起墨西哥，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阔边帽，但阔边帽除了礼品店基本上见不到，全都头戴万宝路样式的帽子。也有人照例腰挎玛切提（砍山刀），让人感觉正该是强盗出没之地。没有人的动静。哪里都能藏身。

以墨西哥为舞台的D·H·劳伦斯的《有翼的蛇》（我想还是译为《有翅膀的蛇》准确）中有关于被墨西哥强盗用砍山刀砍死的德国血统墨西哥人的情节，一瞬间我不由想起那个场景。

嚓！嚓！嚓！砍山刀毫不留情地砍进人的肉体的声响传来了，接着传来霍塞异乎寻常的声音：“留命啊！留命啊！”霍塞叫着倒在地上——他被杀死了。

（宫西丰逸译，角川文库）

被砍山刀砍死不是愉快的死法，这一点想必纳尔逊也会同意。

但最终强盗团伙没有出现。驶完一百公里，警察叫停大巴，下车。我前面的警察吁了口长气，锁上AK47的安全栓，擦去脸上的汗。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是漫长的一百公里。警察下车的地方停着两辆联邦警察的巡逻车，估计他们是从那里跳上其他大巴赶去“山顶茶馆”，再从“山顶茶馆”钻进我们的大巴车折回那里的。警察下车后，车厢里荡起释然的空气。警察在的时间里谁也没怎么说话，音乐声也到底变小了。

几天后乘坐大巴由锡瓦塔内霍赶往阿卡普尔科，途中从车窗里看见了尸体或者极其接近尸体的形体。虽是一等大巴，但冷气装置坏了，加上我后面座位上一个小姑娘把午间吃的油炸玉米馅饼整个吐了出来，我只好打开车窗，半看不看地呆呆看着外面的景色。大巴左侧，一辆敞篷卡车追了过去。货厢里坐着四个男子，两人头戴工作帽样的东西，朝上竖起自动步枪（大概是美制M16）分坐两侧，枪身在太阳光下闪着幽光。另外两人被手拿自动步枪的男子夹在中间，像刚捞上岸的四鳍旗鱼那样仰面躺着。这两人都光着上半身，闭着眼一动不动，或许睡熟了也未可知。问题是，那可是热得可以烤死人的夏日午后，天空一片云也没有，目力所及，所有生物都像热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酣然大睡，那样的话一定会烫肿或灼伤。

敞篷卡车追过我乘坐的大巴那十秒或二十秒时间里，我当真把眼睛睁得像盘子一般，定定地看着他们四人，但在我眼里，躺在货厢里的两个年轻男子只能像是刚刚死去的尸体。那姿势、表情、动静根本看不出意识的蛛丝马迹。假如他们是被捕的“活着的”罪犯，那么本该戴上手铐以防他们乱来或逃跑。而若不是罪犯，那么他们断不至于在晒得足可煎熟鸡蛋的卡车厢里悠然自得地享受日光浴。当然，因为没有走到近旁好好确认，我也没有那就是死尸的确凿证据。

由于事情太突然了，我只是呆愣愣地看着敞篷车消失不见，并且久久侧首思忖那到底是什么，毕竟锡瓦塔内霍和阿卡普尔科在墨西哥也是最有名且最有光彩的旅游胜地。

后来听人说（这种事一般都是事后听说的），锡瓦塔内霍和阿卡普尔科所在的格雷罗州在1970年代是以游击队老巢而闻名的地方，政府曾投入数万军队予以镇压。即使在政治骚扰勉强平息的现在，这一带好像还是有动乱的余波。沿高速公路有许多检查站，警察和士兵的身影随处可见，全都携带自动步枪。时不时同坐在卡车货厢里的警察擦肩而过。到处有兵营。从阿卡普尔科驶往埃斯孔迪多港的大巴，每次上车都用金属探测器检查，稍微大些的手提行李不能拿进车厢。就此发牢骚的德国游客受到相当粗暴的对待，大发脾气。只要从阿卡普尔科跨出一步，人们马上面对暴风骤雨般的“现实”。访问墨西哥的外国人只要住在锡瓦塔内霍、伊科斯塔帕和阿卡普尔科的宾馆里且钱使得到位，就会作为贵客受到礼貌接待，而在这些人工制造的热带乐园外面，只有无边无际的“现实”荒野铺展开去。

总的说来，阿卡普尔科是座可悲的城市。海被污染得不成样子，和图片全然不同。一游泳就得碰上垃圾。到处漂浮着炸薯片包装袋、报纸、塑料容器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宾馆住宿费贵得令人瞠目结舌，游泳池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闪闪发光的防晒油。游泳池旁边正在举办撕心裂肺的卡拉OK大赛，面色欠佳的瘦削的墨西哥主持人狂喊乱叫：“好了，下一位是……从……来的……小姐唱……”路上挤满了出租车，一瞧见走路的外国人必定按响喇叭。物价高，商店的女孩极不讨人喜欢。多少开始磨损的幻想——这就是我对阿卡普尔科怀有的印象。

当然我的印象有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我无意把自己怀有的印象原封不动地强加于人，让别人也认为“阿卡普尔科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这个目的。实不相瞒，我这个人较之坚固的，更是动摇的，较之恒常的，更是一时性的，较之正确的，更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终归是“我的旅行”，不是“你的旅行”。我无权也没有资格把什么强加给你。何况，事物印象往往因何时看和以怎样的角度看而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怀着“阿卡普尔科实在好上天了，那般美妙的地方简直绝无仅有”这一印象返回（当然会有很多，毕竟年年岁岁有数十万游客蜂拥而至），那也无可厚非。我不认为那些人有错。人们为寻求各自的幻想前往某处，并将其据为己有，为此支出可观的款额，消费假期，那是他们自身的金钱、自身的时间，他们拥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正当权利。

但是，在偶尔沿海岸乘大巴赶到那里、又沿海岸乘大巴离开的我这样的人眼里，很遗憾，阿卡普尔科这座城市仿佛只是一个开始磨损的幻想。也许是我在到达那里之前的途中已经相当真切地目睹了这一幻想是由何种因素提供结构性支撑的缘故。阿卡普尔科、锡瓦塔内霍、伊科斯塔帕或坎昆和加里布等海岛等等，它们乃是墨西哥提供的幻想、提供的“点”，但我们想用“线”把点与点之间连起来的时候，无论情愿与否，我们势必直面现实。而这些幻想和现实的差异，在这个国家相当——有时致命——之大。

不用说，我也是为寻觅我的幻想而旅行的。不带幻想旅行的人恐怕哪里都不存在。可我寻觅的那种幻想在阿卡普尔科未能得到。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如此而已。

在阿卡普尔科，我看到了“死亡跳水”。本来没打算看那玩意，但我凑巧住在拉戈布拉达山上的一家旅馆里（海滨的旅馆太贵，于是冒着酷暑，不屈不挠登上坡路，总算找到一家价格合适的旅馆），在附近临海的公园里喝着啤酒纳凉的时候，跳水正好在我眼前开始，所以得以——虽说是偶然——在最好的座位观看跳水。记得很久以前，在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电影里看过跳水。电影原名为“Fun in Acapulco”，日译名好像是《阿卡普尔科之海》，里面出现了这个跳水场面。电影公映时我还是初中生，埃尔维斯在里面唱《波萨诺伐婴儿》（Bossa Nova Baby）。虽名《波萨诺伐婴儿》，但歌曲旋律压根算不上波萨诺伐，而像是把桑巴和马里亚奇[6]凑在一起的什么玩意儿。电影本身——情节已全然记不得了——也是一场闹剧。这也罢了，反正我是在那部电影中第一次看到所谓死亡跳水。

老实说，实际在拉戈布拉达山上（碰巧）观看的那场“死亡跳水”，其中几乎不含有比我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电影中所理解、所了解的更多的东西。场面同电影中的毫无二致。我惟一的感想是：噢，和电影一样！总之，我是赶到墨西哥来，把差不多三十年前在神户一家电影院银幕上看到的东西通过现实重新感受了一遍。觉得好像顺序颠倒了，但实情就是如此。那里面没有激动，惊叹也谈不上多少。一没觉得“噢到底是真东西有冲击力”，二没心想“什么呀还是电影上的更有刺激嘛”，只是认为“到底和电影一个样”。如此一想，甚至觉得自己此时置身此地（在晚风吹拂中喝着DOSE ESSENCE[7]观看“死亡跳水”）一事本身既是现实的又不是现实的。即使猫王突然在此现身唱起“波萨——诺——伐……”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怎么说呢，那是一种应当受到细心爱抚的幻想。我并不是说那个架式不外乎是普通旅游景点的一种表演。其中当然有不可预料的危险，而且要求跳水选手具有超常的体力、足够的勇气和沉着冷静的计算。然而我还是这样想：不可能失败，电影中都是得手的！我猜想，聚集在这里的大部分人恐怕也多多少少怀有同样的感觉。

只有一点和电影不同，或者说看电影是看不明白的。第一次表演，从悬崖上往下跳的选手不是一人而是三人，三名选手从不同的位置按着时间差依次跳入远在眼下的大海。想必是考虑到光一个人跳时间太短的缘故，毕竟跳水本身是转瞬即逝的。看好三人全部跳完，我们陆陆续续离开公园。这“陆陆续续”之感同看罢“有趣倒是有趣，但情节和结尾基本不出所料”那类电影（如《007》系列和《洛奇》等）离场时观众的表现极为相似。

我们离开公园时，先跳水的两名选手已从海里上来了，身上还滴着水，就在出口那里向大家致意，一起照纪念相。他们笑容可掬，十分讨人喜欢，富于献身精神。在眼皮底下细看时，我最吃惊或者说最意外的，是他们其实就是那一带随处可见的普通墨西哥小伙子。

在探照灯照射下只穿一条游泳裤向圣母马利亚祭坛祈祷，或者站在悬崖边身体笔直全神贯注凝望虚空——刚才，我从对面公园远远看着他们的这一形象。从远处看去，他们仿佛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那类存在，是严格训练造就的英雄，是和我们不同世界的人。他们全身流溢着某种虔诚和敬畏，使我想起即将作为活人供品奉献给古代阿兹台克神的勇敢的士兵形象。或许的确是给游客观看的一项表演，但这另当别论，他们站在悬崖边为准备起跳而集中精神、调整呼吸的身姿，在我眼里却带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光环。那浅黑色的肌肤在探照灯下闪闪发光，肌肉如钢铁一般坚硬，身材高大挺拔。

可是，同游客照纪念相的他们已彻底失去了那样的光环。他们的实际个头同我们差不多，长相也和在旁边卖冰糕的父兄没有分别。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圆满完成了旅游业赋予自己的职责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不过是一天从悬崖往大海跳入三四次并因此领取相应酬金的旅游从业人员。

我并没有因为近看跳水选手的真实形象而感到失望，只是当时这么想：这个在电影里怕是表现不出来的。

电影的确表现不出来这个。这是因为，较之现实的连续性，电影所追求的更是幻想的连续性。但我又想，将来回想阿卡普尔科的跳水场面时，大概只会是现实中不起眼的跳水选手的相貌——那带着黯然失色而缺乏自信的笑容，赤裸着湿漉漉的身体，同游客们一起照纪念相的（因此得到一点小费）作为体力劳动者的“死亡跳水选手们”。

虽然有所预料，但在墨西哥还是几次吃出食物中毒。

我说要去墨西哥，大家都劝我当心饮水和食物中毒。

“水是万万喝不得的。”众人异口同声道，“刷牙时一定用矿泉水，洗牙刷也要用矿泉水！”起初我倒是一一忠实照做的，但做着做着就不耐烦了，刷牙开始用自来水。管他呢，坏肚子就让它坏好了！我一改原来的态度。所幸在我身上总算没发生什么。当然，饮用水一直坚持用矿泉水。

但食物中毒到底没躲过，哪怕吃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迟早也要吃坏肚子的。总的说来就像俄罗斯轮盘游戏[8]，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即使再小心，该中毒时也要中毒；而哪怕再随便吃东西，不中毒时仍不中毒。在海边“海之家”风味餐馆里吃烤虾后（倒是好吃得很）中毒一次，在破败不堪的宾馆餐厅吃晚饭后（这个不好吃）又中毒一次。事后想来，后一次问题好像出在通心粉色拉上，估计这类食物中毒的原因仅仅在于卫生管理。所以我想，如果住在旅游城市的一流宾馆，在一流餐馆里吃饭，应该不至于发生食物中毒问题，而只要离开旅游城市一步，往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旦食物中毒，呕吐和泻肚就接踵而至或同时赶来。问我呕吐和泻肚哪个痛苦我也答不上。哪个都够受的，一来二去二者的区别都分不清了。这东西大体持续六个小时。那时间里几乎起不来床。吃了抗生素类药物，但效果不大。只是吐，只是泻，只是躺着。到头来吐也罢泻也罢躺也罢，都让人烦得不行，甚至觉得没准就这么昏死过去了。罢了罢了，我可不愿意在这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宾馆的莫名其妙的床上因为吃了什么通心粉色拉而一命呜呼。如此说来，莱蒙德·钱德拉的《漫长的分别》中，雷诺克斯就在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城镇一家莫名其妙的宾馆房间里没命了——死了。好在他还有个朋友哀悼他的死，有个朋友为他喝吉姆莱特[9]。而我则不然。我死了，大家肯定在背后这样议论：“村上春树何苦去哪家子墨西哥呀，这不，墨西哥那地方就是不适合他的嘛！有什么特殊理由让他非去墨西哥不可呢？真是不好明白。就算去了，也不该吃通心粉色拉泻肚泻死嘛，死法实在太惨了。何况，听说不就是上吐下泻吗？人就那么死了真是不值得，死法这东西可马虎不得啊！”

但不管怎么折腾，到一定时间身体总是彻底恢复，恢复了就继续旅行，旅行当中又因吃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来了食物中毒。或许如此旅行几个月后，身体也逐渐健壮起来，小打小闹不再导致食物中毒。但遗憾的是，我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不到形成对付墨西哥的抗体就得返回国境以北。

十天时间里，又是不由分说的食物中毒，又是不屈不挠的墨西哥民谣，又是端着自动步枪的神情肃然的汉子，又是冷气出毛病的大巴，又是怎么踢（我真的使劲踢过）也全然无动于衷的如大象一般厚脸皮的加塞儿老太婆——在忍耐着诸多名堂独自在墨西哥旅行的过程中，我再次痛切地感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旅行这东西在根本上是累人的活计。这是我身经无数旅行后悟得的绝对真理。旅行是累人的，不累人的旅行不是旅行。接连不断的情绪低谷，无数始料未及，无数事与愿违。淋浴的温吞水甚至不温吞了，吱呀乱叫的床，绝不吱呀的僵尸般硬的床，不知从何处一群接一群涌来的饥饿蚊子，不冲水的卫生间，没有水的厕所，令人不快的女侍应生，日甚一日的疲劳感，连连丢失的行李，这就是旅行。

连连丢失的行李……

实际上旅行当中我也的的确确丢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从某地赶去某地，都有种种物件一个接一个不翼而飞。我退房时要仔细确认有无东西忘掉。桌子抽屉（如果有那东西）、卫生间、床上，这些位置要一一检查。房间小，不至于看漏。确认没有任何东西忘记后才退房。尽管如此，还是有东西不断消失。到下一家宾馆打开背囊找什么，偏偏不在那里，那东西哪里也不在。

发梳、微型收录机（这是记录旅行用的，没有了极伤脑筋）、刮脸膏、蓝牛仔裤、皮带（这也是够头痛的）、眼镜（这也吃尽苦头）、眼镜盒、六百美元面额旅行支票（所幸美国运通卡第二天就补发了）、袖珍计算器、笔记本、地图、零币钱包、防晒油、圆珠笔三支、军用小刀……就好像这些物件分别寿命到期升天似的一个又一个悄然失踪。至于何时、如何消失的，我全然没有记忆。觉察到时，它们早已踪影皆无，倏地。倘若多少有某种自觉——如在哪里被谁偷了，忘在哪个地方了——我也能心怀释然，心想得得，以后好好留意就是。可是除去几个例外，甚至那样的自觉也几乎没有。那些物件简直就像仅仅、仅仅依据某种法则不断地消失而已。于是某日我死心塌地，放弃所有努力。

随它便好了，无所谓，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反正东西就是要一个劲儿地消失。

这是一种豁达：这就是墨西哥，这就是置身墨西哥的意义。我必须把这种连续性失窃作为自然规律、作为宿命接受下来，必须默默背负它的重荷！

如此这般，我把永无休止的丢失作为自然规律、作为宿命接受下来。接受只能以噪音称之的墨西哥民谣，接受8月午后劈头盖脑的酷热，接受俄罗斯轮盘游戏式的呕吐和腹泻。这些使我疲惫，让我厌烦，但思考起来——不久我忽然心生一念——没准正是导致我如此豁达的这一程序、正是促使我将让我疲惫的种种事物作为自然现象默默接纳下来的阶段，才是之于我的旅行的本质。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想法是相当极端的。为什么呢？因为疲惫这东西即使不远远跑来墨西哥，也是无论哪里都会找上门来。在东京也好在新泽西州也好都会轻易降临头上。可问题是你何苦特意跑来墨西哥找那劳什子呢？

对于这个提问，我可以用比较明晰的语言来回答。我何苦特意跑来墨西哥寻找疲惫呢？“若问何苦，”我将这样回答，“因为那样的疲惫是惟独在墨西哥才能得到的那一种类的疲惫，因为那是只有来此呼吸这里的空气和脚踏这里的土地才能获得的那一种类的疲惫。而且，这样的疲惫每叠积一层，我就向墨西哥这个国家多少靠近一步，我觉得。”说来奇怪，每丢一次东西，泻一回肚子，没赶上一趟大巴，有一个老太婆挤进队里，我都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更深地渗入我心中一步，不是我开玩笑。德国有德国的疲惫，印度有印度的疲惫，新泽西有新泽西的疲惫。但墨西哥的疲惫乃是只能在墨西哥得到的那一种类的疲惫。

以此疲惫将彼疲惫相对化，以此疲惫辩证地超越彼疲惫——这是我一边用随身听听纳尔逊唱歌一边怅怅思考的一点。

从埃斯孔迪多港开往瓦哈卡的大巴中（翻越好几座崇山峻岭的这七小时路程即使以相当的好意来说也近乎上刑），遇到一个晒得黑黑的二十岁左右的日本小伙子。来墨西哥后遇到日本人还是头一次，自然这个那个和他闲聊起来。他说他是学生，在瓦哈卡进修语言，但很想看海，就在埃斯孔迪多港海边游了一个星期。“在大巴上睡觉可不行哟，”他提醒我，“高度变化太厉害，睡着了耳朵会出问题。”他是相当穷的旅行者，说付完回程大巴费，身上只剩下一百日元。所以到达瓦哈卡时，我请他在餐馆吃了顿午饭。“啊，说实话，已经两天没好好吃东西了。”他边说边大口小口吃着。目睹小伙子的神情举止，我不由涌起一股感慨：这么说来，以前自己也是这样。二十年前，我也曾这么旅行过，衣袋里只有几百日元，两三天吃不上像样的东西，由擦肩而过的什么人招待一顿饱饭。可如今，自己成了招待别人的一方。

归根结底，就算我背着沉重的背囊，浑身脏兮兮地到处苦找能少花一百日元的旅馆，就算再热、积劳再多、再苦于食物中毒，我恐怕也不至于饿得像这个小伙子那般切实了。旅行完了，我自有返回的地方，那里有为我准备的位置，有我要做的事。但过去不同。旅途中遭遇困惑，就可能一直困惑下去——某种内外交困的心绪总是挥之不去。话虽这么说，当时我旅行得还真不算少。早上睁眼醒来，想去哪里就径直出门，旅行个没完。大概我是在寻求那种“难免困惑”的旅行提供给我的类似幻想的东西。我想我是切实需要那样的东西。

或者，此时在墨西哥如此旅行的我，只是在重新仔仔细细地描摩十五或二十年前自己一度怀有的那种幻想也未可知，恰如拉戈布拉达的跳水选手为了描摩前来阿卡普尔科的几十万人的幻想而日复一日地从那悬崖上做危险的跳水动作并且每日做三四回。

这样思考的结果未免使人难过。这是因为，年纪越大、对那种幻想的认识越鲜明，我们获取的量相对于我们献出的量就变得越少，而且相对于我们怀有的大量疲惫，我们得到的幻想只是较少的一部分，这好比长期服用的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效果渐渐减弱。不过，虽然量比过去少多了，但此前见所未见的那类新的幻想也还是有的，只要小心翼翼睁开眼睛，一丝不苟地侧耳倾听，那些幻想至今仍能向我倾诉。在某种情况下，那应该是年轻时的自己所无法看到或即使看到也可能轻易看漏的东西。是的，如纳尔逊所唱：“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

“嗳，记忆中你的长相在哪里见过。”分手时小伙子以想了很久的神情说道，“从大巴车上看第一眼起就一直在想：这人是谁呢，在哪里见过呢？但横竖想不起来。都想到这里了，却出不来。以前可在哪里见过我？”

“见没见过呢？”我说，“我也想不起来。也可能在哪里见过。”

[1] 墨西哥诗人、评论家（Octavio Paz，1914—1998）。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 墨西哥小说家（Carlos Fuentes，1928—）。

[3] 日本广播协会之略。

[4] 用日本传统唱法表演的歌曲。

[5] 英国的摇滚乐团，其歌曲广泛运用日本的电视主题歌等。

[6] mariachi，墨西哥乐队。主要演奏带有乡土气息的流行音乐。

[7] 一种添加香精的饮料。

[8] Russian roulette，在转轮式手枪中装入一颗子弹，转动转轮后在不知子弹位置的情况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扳机。喻危险的游戏。

[9] Gimlet，一种鸡尾酒名。

做同样的梦的人们

旅程后半段，摄影师松村映三从新泽西州远远开车赶来瓦哈卡，开始乘他的三菱帕杰罗行进。虽然一天之中开车时间相当长，但比坐大巴舒服多了。“只是，”几个当地人一本正经地劝告我们，“天黑了绝对不能开车。记住，天黑之前无论如何要找地方住下！”

这一来，简直和在吸血鬼飞扬跋扈的特兰西瓦尼亚旅行无异，可是见到的人都这么异口同声地劝说。为什么天黑以后不能开车呢？因为荒郊野外晚上治安相当不好。吸血鬼固然不出动，但强盗出动。半斤八两。

“下落不明的人多着哩！硬让车停下，抢走钱财什么的，堵住嘴杀死，埋在什么地方。尸体很难找到。上次就有一家，连小孩都被杀了，尸体倒是碰巧找到了。半夜里把很粗很粗的圆木头死死地横在路当中，埋伏起来，开来的车一停就一拥而上。反正天黑后不能开车！”

这类作案故事大多是“这可是从某某那里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之类的城市传说，但我因为坐大巴旅行时目睹了武装警察毫不含糊的执勤场景以及卡车上的尸体（估计），所以有了切身感受：这个国家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何况在陌生地方旅行，听从当地人劝告对于旅行者乃是铁的守则。于是我们决定总之天一黑就不再开车。总共开车行驶了三个星期，的确，在白天开车这一限度内一次也没遇上麻烦，只在瓦哈卡的夜里丢了纽约州的车牌。几个美国人忠告说“开车去墨西哥一定要带手枪或步枪”，但我当然没带，把摆弄不来的枪支带去只有增加麻烦。

同作案相比，在墨西哥实际困扰我们的更是TOPE。所谓TOPE，就是为使汽车减速而在人家附近筑起的隆起物，英语叫BUMP。总之全国星罗棋布。开到那里若不注意减速，就要“通”一声感受恼人的震动。问题是，道路本来就无可救药，哪里是TOPE哪里不是TOPE，很多时候看也看不明白。以为是TOPE而放缓速度，实际却不是；以为不是TOPE而照样行驶，却又正是。TOPE前面倒是立有标牌写道“前面有TOPE”，但其中也有没有TOPE标识的TOPE（没有TOPE的TOPE标识也有），分辨十分困难。这样的TOPE一天之中要跨越二三百个之多，看都懒得看了。

我想，不做这麻烦东西而代之以在城镇入口竖起“减速”的标识岂不更好。可是在墨西哥，只看标识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减速的（环顾四周的驾驶员，得到的强烈印象是：这家伙只瞧见标识是不至于减速的）。问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他说：“噢，那个么，不但墨西哥，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也到处都是。”看来在中南美洲各国，这玩意儿是必需品。

TOPE是隆起的人为障碍物，而反过来，塌陷的非人为障碍物也是有的——路面像布满奶酪窝似的到处坑坑洼洼。一级干线道路还没那么严重，但一离开墨西哥城，随着道路的降格，路况就一步步凄惨下去了，看情形估计是装载重货的大型卡车的震动造成的。擦身而过的卡车的确都装得满满的，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墨西哥，物资大部分靠卡车运输），而铺路的沥青并没有达到足以承受那等重量的标准。既然这样——我想——还不如一开始就别铺什么沥青，直接用土路岂不更好。问题是我怎么想都没用，事态当然不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

我经过的道路，从韦拉克鲁斯到科尔多瓦的山中路段是再糟糕不过的，无论坑洼的数量还是深度都非同一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像电影《恐怖的报酬》一样小心绕过坑洼向前行驶，但由于坑洼数量太多，任凭怎么小心，有时还是要掉下坑去，其冲击不亚于TOPE的震动，实在让人不快。车也受损。我们是开剽悍的四轮驱动车来的，因此还算好，如果开的是保时捷或法拉利，我想车子马上就会解体。不过不至于开那种车来，随便说说罢了。

总而言之，我们便是在这无休无止的TOPE和坑洼的全程困扰下行驶在墨西哥的。我们所以没有夜间行车，较之害怕强盗，说不定更是因为实在受不了坑洼和TOPE的缘故。大白天都难以看清路况，天黑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道路如此肆虐，尽管存在很难说多么富于守法精神的那一类人，但我们毕竟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在喜欢的时候行驶在喜欢的地方，这委实让人心里充满喜悦。如果你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穿越墨西哥——尤其内陆——弄一辆车几乎可以说是绝对条件。墨西哥内陆的有趣之处，不管怎么说都在于外人不怎么到访的小村小镇，因为乘大巴很难顺路到达那样的地方。假如好容易找见大巴到了哪里一座村落——到了自然好——回程大巴起码要等两天，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使两天一班的大巴，如果哗哗下大雨（而且经常下）也可能开不来。若是时间多得打发不完的闲人，没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而对于此外的大部分旅行者，就不能说是多么现实的旅行方式了。

在瓦哈卡悠然休整四五天消除大巴旅行疲劳之后，途经太平洋沿岸美丽的海滨城市安赫尔，前往恰帕斯州的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这个名字长长的小城。离开太平洋沿岸，转瞬之间就进了山里。看地图即可一目了然，从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恰帕斯州之间，沿海几乎没有平地，海岸线和山地紧挨紧靠着伸展开去。险峻的马德雷山脉在这一带差不多伸到了太平洋岸边。所以，刚才还在炎热的海岸游泳，等到回过神来，此刻已置身于凉冰冰的山中。反正一进山气温就骤然下降，景物也整个一变。植物种类变了，田里的庄稼也不一样了，人们的生活样式开始带有截然有别的景象，所见男女的长相也已不同。越往山里去，身裹独特衣服的印第安人的身姿越多，云絮低回，静静润湿着山体，让人明显感觉到自己走进了和刚才完全不同的国度。

恰帕斯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至今这个州仍以维持强有力的共同体而闻名。他们讨厌同梅斯提索人（混血西班牙裔人）混合，近乎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这个地方成了他们同西班牙人、后来又同梅斯提索人长年浴血抗争的舞台，那种紧张的空气至今仍有剩留。

西班牙侵略者来到这里是1523年的事，转眼之间他们就以武力征服了原住民即印第安人，没收了其土地，作为奖赏给了士兵。士兵们为耕种那些土地而把印第安人不折不扣地当奴隶使唤。印第安人被迫从原来生活的村庄迁移到深山沟里的定居点，在那里被置于士兵们的严厉监视之下，被迫改信基督教并承担重税。

关于原住民印第安人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下被奴役的，这一点可以从其人口的锐减推断。西班牙人征服这里时，住在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数量约三十五万人，而在1600年竟减为九万五千人。西班牙人从旧大陆带来的传染病固然是原住民人口减少的一大原因，尽管如此，也减得太过份了。从中不难看出印第安人是怎样被当作“消耗品”对待的。

作为印第安人的朋友站起来说话的，是以巴尔特罗梅·德拉斯卡萨斯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保护印第安人，向西班牙本国强调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终于促使奴隶制度的废除得以实现。这是1550年的事。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由于名字长，往往略称德拉斯卡萨斯）便起因于他的名字。

问题是，虽然奴隶制度废除了，但印第安人所处的实质性隶属状态并没有出现多大变化，致使他们定期举行叛乱。1712年，一位采尔塔尔族少女做了一个梦，圣母马利亚出现在她的梦中，告诉她说只要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人，就会给印第安人带来希望。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随即遭到了残酷镇压。1869年，佐齐尔族村庄出现了名叫“皮埃德拉斯·阿布兰泰斯（会说话的石）”的三块奇石，深受当地人尊崇。不久，奇石——那是“黑曜石”，看上去会说话——向人们说：举行叛乱，收回自己的土地！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但同样被军队镇压下去，其间有数量极多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

即使现在，那样的紧张状态也绝未消除。恰帕斯州近一半的土地为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梅斯提索人地主阶级所有。他们控制着经济、政治和警察，有的甚至拥有私家军队。印第安人活动家掀起的土地返还运动被他们以强大的力量扑灭了。大赦国际公布说，迄今已有二十名佐齐尔族活动家遭到暗杀。

我之所以就这个州的历史写了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过程，便几乎不可能在旅行当中理解那里的情况。恰帕斯是被历史践踏的、被以武力侵占的地方。那里是贫困的，充满矛盾和悲伤。只要踏入一步，旅行者即可清楚目睹。其贫困或许不能称之为压倒性的，但也相当严重。据说恰帕斯还有一多半人口过着没有电气的生活。恰帕斯不是没有发电站，河流上也有像样的大水坝。但是发电站发出的电大多送往其他州，而把恰帕斯人生活的地方丢在一边。不妨说，人种间根深蒂固的对立、财富的绝对不均这两个困扰墨西哥的大问题在这里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可是这方土地好像有一种东西超越了如此严重的问题而震颤人的心灵。悲伤中有美丽，炽烈中有平静，贫穷中有某种心情。这么写起来好像措辞有些奇妙，但实际去那里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可能就会明白我所写的。这次旅行转了墨西哥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没有哪里给我的印象比恰帕斯更强烈。其结果，我们在此停留的时间超过了最初的安排。

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一座沉静而美丽的城市，海拔二千米以上，夏天也很凉爽，要穿外衣。温润的空气中，有着涂漂亮颜色的房舍的街道伸向远处，依然保留着殖民地时代的华丽。无论拍摄哪里，其情调都可直接成为一幅明信片。说起墨西哥的城市，几乎所有外墙都整块是花花绿绿的广告板，但这里不同。大概有什么规定吧。

瓦哈卡地方虽也十分漂亮，但由于至今仍实际上承担着州首府的职责，故而车多、人多、空气差，没办法安安静静散步。感觉好的安静地段惟独限制车辆驶入的索卡罗（中央广场）一角。相比之下，德拉斯卡萨斯从来就不是州的首府，现世职责已经放弃，只是作为历史城市隐居式地悄然存续下来，所以感觉上恰如飞驒[1]的高山，许多东西都保存着往昔面貌，和古都这一称呼十分相称。顺便说一句，恰帕斯州现在的首府是名叫图斯特拉古铁雷斯的大城市，因日程关系我们无奈地住在了那里，但如果可能，真想争分夺秒逃出来，说热闹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人多，又脏又吵。想必乱糟糟的现实因素都一股脑儿投在了这里，于是安安静静漂漂亮亮的德拉斯卡萨斯另存了下来。京都也最好把政治和经济功能在某个阶段迁往别处，不过这话现在再说也没什么用了。

总之，德拉斯卡萨斯是让人觉得多住几天也无妨的少数墨西哥城市之一。以我个人印象来说，墨西哥城市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嘈杂的城市”和“凄凉的城市”，几乎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但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个例外，既不嘈杂又不凄凉。人口大约五万，规模正适宜居住。散步散不够，够品位的餐馆和咖啡馆也有。若在这里住上一个月，好像可以心情愉快地写出小说，我觉得。

来这里的人最先觉察到的，恐怕是印第安人的数量之多。当然，就人数而言瓦哈卡也不少，但这里的印第安人同瓦哈卡见到的衣着普通的“现代化”印第安人不一样，至今全都身穿一如从前的民族服装，保持着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风习。服装颜色每个部族各有不同，哪一种都非常艳丽，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传统自然染料染成，所以即使远看也有一种韵味，让人心怀释然。身着如此粉红色深蓝色黑色红色等五颜六色服装的印第安人在同样涂得五颜六色的街道上足不出声地——因为他们大多光脚——静悄悄往来穿行，光景煞是好看，给人的感觉好像在说事情本来就应这个样子。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的情景，确有一种什么在抚慰人的心。

这些印第安人大部分不住在城区。他们住在德拉斯卡萨斯近郊各处的共同体即村落里面，一大早乘大巴或步行进城。卡车拉着二十几个印第安人早接晚送的情景也常可见到，至于是谁组织那类卡车则不大清楚。反正他们每天早上来德拉斯卡萨斯“上班”。住在德拉斯卡萨斯城里的印第安人，大多情况下是出于某种原由——一般是宗教性对立——被赶出共同体的人们。印第安人都是为了卖什么东西才集中进城的。妇女和儿童们背着自己做的工艺品和衣服赶来，男人们来卖蔬菜、水果和其他种种工艺品。街上到处是热闹的市场，这点也同飞驒高山的感觉有些相似。

卖东西的大半是妇女和儿童。在广场和教堂前的市场里有自己摊位的人，坐在那里摆开物品一直卖到傍晚，没有摊位的印第安人妇女和儿童一整天满城里走来走去，看见游客模样的人就凑上去说“喏，买这个”。一般说来，她们开的价钱比市价多少便宜一点儿，但讨价还价要花不少时间。一到傍晚，她们就收起东西各回各家。

黄昏时分，常可见到结束一天买卖的印第安人静静坐在电器品商店前面的情形——他们出神地盯视橱窗里正在播放的彩电屏幕，那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发表意见，不笑，全身一动不动。仿佛所有人都被电视迷得魂飞魄散，真可以说是神奇的入魔场景。

不错，昭和30年代[2]日本也有街头电视，人们聚在那里愣愣地张着嘴注视电视荧屏。那一时期注视街头电视的日本人所感觉的，大约是对新奇玩意的好奇心和向往，其中有着新科技改变时代、改变生活那种微热的兴奋。人们在广场上或多或少共同怀有那样的情感。但在德拉斯卡萨斯电器品店前面，我见到的印第安人的表情里丝毫没有那种成分。印第安人简直像做梦一般静静、静静地看着电视。当然，他们是因为贫穷根本买不起电视才站在（或坐在）那里看的，不过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出贫穷的阴影，没有贫穷派生的凄惨、扭曲和自暴自弃。他们就好像坐在那里做着个人的梦，也像是彻底进入了一时性的恍惚状态。

我们走出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首先访问的近郊印第安人村落是锡纳坎坦(Zinacantan)。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好不容易开到那里。我们说“还是开帕杰罗才能来啊”，其实并非如此。原来我们走的是旧道，另一侧就有铺得平坦坦的好路。这个村落也是因为距德拉斯卡萨斯仅十一公里的关系，道路和学校设施看上去似乎相当齐备。空荡荡的村落正中建有一座崭新崭新的小学校舍，给人的印象有些异乎寻常。

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锡纳坎坦村民的主要工作是在后期玛雅文明的守护下进行交易。他们在危地马拉至北部阿兹台克帝国的辽阔地域建立了交易网，运送和买卖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和贵重物品。锡纳坎坦当时驰名全国，人们只要听到名字便高看一眼：“嗬，是锡纳坎坦人！”时至今日，那种昔日辉煌的面影在这山谷间的小村落里已全然无从觅得，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印第安人穷村子罢了。社会状况由于西班牙人的出现而风云突变，使锡纳坎坦这块土地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湮没在历史之中。

但仔细想来，湮没他们的历史不过是若干并存的历史性假说中的一个，其中应该同时存在一种有别于忘却他们的正规历史（我们在学校学习并作为知识获得的一般性历史）而通过他们的眼睛绵延不绝的“另一种历史”。那“另一种历史”恐怕至今仍在肉眼看不清的场所、在不以明确形式出现的事物中悄然而又顽强地跳动着——我坐在锡纳坎坦村的场院里漠然打量四周景致、耳听祭祀烟花声音的时间里，不由生出这样的感慨。

纵使曾经的现世荣光失去了，纵使西班牙人夺走了祖先的土地，纵使自身长年沦于隶从地位，而且古来的宗教也被强行剥夺了——或者不如说正因如此——住在这里的人们看上去还是没有失去其曾经作为精神磁场予以信赖的、深深植根于此的充沛想像力。恐怕正因为它是眼睛看不见的无形之物，所以才超越所有压迫而生生不息。那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拒绝同外部打成一片，使他们历经了近五百年的西班牙人征服，却明确保持着作为部族的同一性（identity）。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的“另一种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时间似乎超越了我们的想像，彷徨着缓缓流淌。

罗伯特·罗林写的《蝙蝠人》（锡纳坎坦人曾将蝙蝠视为守护神加以崇拜）那本书，向我们传达了锡纳坎坦人这种鲜明而坚定的世界观，发人深省。其中介绍了这样一桩趣闻：1969年，一个少年在梦中听得一个神谕——“俯视湖水的山上埋有一口大钟，你要把它挖出来！”梦中，古代的神把他领去那个场所，告诉他就埋在这里。少年以自己的双手怎么也挖不出来，遂去村落长老那里寻求帮助，讲出了梦中的神谕。长老找到巫师，请教从少年口中听到的神谕是否属实。巫师经过繁杂的手续，认定神谕是真实的。随即开始挖掘。尽管正值玉米收割时节，忙得不可开交，村民还是一个也不少地手持铁锹聚集在那座山上，击碎石灰岩坚硬的岩盘往下挖洞，连续挖了两个星期。从结论说来，遗憾的是没挖出钟。留下的只是一个十多米深的颇为壮观的大坑。

所有的锡纳坎坦人对这样的梦都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某个梦有可能影响共同体命运的时候），梦不再是个人的梦，而成为整个共同体共有的梦。在那样的场合，巫师便向共同体提出建议，村民们同心协力予以实现。那样的事现在还有，人们戴着卡西欧表，提着收录机走来走去，然而他们至今仍做着作为共同体的梦。

此外，这里的人们出于宗教原因坚决拒绝照相。在锡纳坎坦附近一个叫胡安·查姆拉(San Juan Chamula)的村落里，几年前村民亲手杀死了两个在教堂内部照相的游客。这也可能照例是“从某某人口中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但各种旅行指南书都有记载，说不定实有其事。而且实际去查姆拉村时我感觉到：实有其事也好没有也好，反正发生那样的事没什么奇怪。

问题是搞摄影的松村君因为照相是他的生计，没法说一声“明白了不照好了”而作罢。一如这里出现的[3]，他以村里人为对象着实照了不少相，以致吃了不小的苦头，或被掷投石块或被殴打。我看不下去，劝他悄悄躲起来拍照。他摇头道：“不不，春树，相这东西要迎面正照才行，悄悄躲起来照是卑鄙可耻的。”

松村君之所以坚决拒绝偷拍，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家摄影周刊工作了好几年，偷偷摸摸拍照已经拍腻了。所以，死活再不肯偷拍，这已成了他的信念。“扔石块还算好的，上次去非洲照马赛人的时候，还给枪托打得去了医院。相比之下，这还算好应付的。”

既然他这么说，我也只好说“是吗，那就小心拍去好了”。不过松村君的确吃了苦头，我从旁看着都很不忍。他一照相，周围的人就把各种物件扔过来，而且频频击中目标，不偏不倚正好打中脑袋，简直像每天都在练习对着什么目标投东西似的。我真担心他一来二去因此丧命。摄影师这活计可不是好玩的。小说家还算好，文艺批评家（我又提起来了）也不至于有真石块打来。

但看样子松村君到底切实感受到了生命危险，几天之后终于委曲求全，用床单挡住车窗玻璃，从缝隙里偷偷拍摄。毕竟训练有素，这样一来——这么说或许不好——效率实在快得很，质量也好，令人叹为观止。虽说不该对此招术表示敬佩……

每次进入印第安人村落，我都尽量离开松村君行动，以免受其连累。我又不拍照，若有石块抛来可吃不消。我做出不认得此人、此人与我不相干的神情，尽可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笔记或画几笔速写。人们讨厌被拍照，但速写则不放在心上。像这次这样带着写文章任务的旅行，有时是需要做视觉记录的，那种时候一般用傻瓜相机三下两下拍摄下来，但这里是难以使用照相机的地方，只好画上几笔。画画决不是我的拿手戏，不过坐在教堂石阶上慢悠悠地勾勒周围人所穿衣服的颜色样式，感觉非常不坏。在这种场所，时间的流逝较之照相更适合速写。

不过，并非所有印第安人都讨厌拍照。在查姆拉，表示给钱的话但拍无妨的女孩也不算很少。那是卖东西的女孩，我说东西不要，“那就照相好了，一千比索”。一千比索换算成日元为四五十元，能买四个果酱面包。甚至有母亲主动领着小孩来要求拍照。差别当然因人而异，总的说来，对于拍照的抵触情绪，好像小孩比大人少，女的比男的少。在印第安人村落，多是女孩以游客为对象卖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比男人更现实、更为深切地同货币经济打交道。可是，如此用钱换来的拍照又有多大意思呢？想到这里，心情多少复杂起来。

如果你有机会来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恐怕还是把照相机放在什么地方，沉下心来悠悠然来个速写什么的为好。技术好坏另当别论，反正这样惬意得多，可以顺利地同村民打成一片，心情也比偷偷摸摸拍照或被投掷石块好出几倍。

锡纳坎坦在为一位名叫圣托·奥塔博的圣人举办祭祀活动。规模不很大，没有庙会，人们也没聚集，只教堂的院里有乐队演奏，还放了烟花。教堂大院有一座双层凉亭模样的建筑物，二楼成了舞台。乐队在那里并排演奏祭祀音乐：小号两把，萨克斯管两把，乐号两把，土巴号一把，加上鼓。乐队成员像是外地来的半职业性人士，不同于当地人。穿的都是普通衣服。乐队演奏了一阵颇有气势的音乐之后进入休息，下面的本地演奏家代之继续演奏。说是本地演奏家，其实也就是那一带的三个老伯，两个打小鼓，一个吹竖笛。音量小，气势不足，旋律也不清不楚。三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无凄切地一个劲儿演奏类似日本古代祭祀音乐的什么：哔——啪啦、哔——啪啦……

但是，较之二楼那种有气势的“嘣锵咔、嘣锵咔”的演奏，还是这边不无凄切的音乐更让人感到安然。尤其对我们日本人来说，那一声声“哔——啪啦、哔——啪啦”感觉上总好像很亲近。但很快二楼乐队又开始演奏了，下面的老伯们戛然而止。演奏当中，两方面的演奏者都始终面无表情，既不笑意盈盈，又不郁郁寡欢，压根儿没有表情那个玩意儿。演奏本身也平铺直叙，全然没有高潮，只音乐在不间断地流淌。

烟花工一共五人，脸上也几乎不见表情。看服装，同样像是从别处赶来的专职烟花工。估计乐队和烟花专家是按照祭祀活动的日程走村串巷维持生计的。他们以熟练的手势用木棰“通通”敲打黑色火药，将其塞入筒中，塞罢点火，“嘭”一声打向天空。看上去快要在手边爆炸了，但工匠的手上一道烫烧的伤疤也没有，想必万无一失。虽说是烟花，但视觉上不怎么好看。毕竟是大白天放的，除了烟别无所见。嘭——，声音自是虎虎生威，而在空中只是“啪”地散出烟来，再无下文。打完放完，老伯们再次从腰间的葫芦里掏出黑色火药用木棰敲打……如此周而复始，俨然永久性运动的一部分，极为机械，极为事务性。那时间里，乐队兀自“嘣锵咔、嘣锵咔”或“哔——啪啦、哔——啪啦”个不休。

同样的过程无数次单调地翻来覆去，惟独时间在缓缓流移。可是，坐在教堂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看着那光景，我却并不怎么感到无聊和厌烦，甚至还涌起了某种怀旧之情。如此说来，日本过去的祭祀也是这般慢慢悠悠的感觉。祭祀活动这东西，不是“啪”一下掀起高潮又“啪”一下偃旗息鼓那样的名堂，而需要从早上起就开始品味其绵长的过程。在某种情况下，较之精彩的祭祀，我们更欣赏无限延长的低迷情怀。

这样的心情——类似“如此说来确是这种感觉”的怀旧心情——我在这一地区旅行时有好些地方都感觉到了。例如在细雨如烟的乡村山道上开车拐过一个弯，便有另一番风景豁然展开。那种时候，眼下点点散在的民舍房顶、山坡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不由让人觉得仿佛看见了日本的乡村风光。我问身旁的阿尔富雷德：“你不觉得有的地方同日本的乡村很像？”他回答说：“唔——，怎么说呢，我倒不觉得有多少日本情调。乡村风光么，哪里都大同小异吧！”但我以前去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乡村，产生如此亲近感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美国东部生活一年半之后，目睹这样的景色，真是让人由衷觉得“是啊，这在视觉上完全看得出”。在美国生活，经常感慨——这和心情好坏无关——自己到底是在别处生活，是在并非本来应该在的地方生活。这是社会如何、人种如何等问题之前的问题。在此之前，环绕我们的风景在视觉上就是“别处”。在那里，风景一般不是作为潜在性记忆，而是不由分说地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当然，目睹美丽风景自会感觉其美，感动也是有的，但那仅仅是在“美丽”这一语境中的感动。然而，我在恰帕斯山中蓦然感觉到的不是那样的东西。我在那里感觉到的不妨说是一种共时性心情——绵延不绝地伸向很远很远的远方、无法用现成语言顺利表述的心情。

当然不是说我对墨西哥原住民怀有廉价的连带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抑或人种上，我们都同他们有很大的隔阻。尽管如此，在那里转悠的过程中，我仍然感觉到脚下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而能够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地方，即使找遍全世界我想也没有很多。

走进锡纳坎坦的教堂，正看着身披艳丽的紫色长袍的基督教徒和身着此村特有服装的圣母马利亚，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走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他想要。我把圆珠笔放在车上，就说没有。少年于是说想买一支圆珠笔，能不能给他一点钱。我给他一千比索。一千比索大概买不了圆珠笔，但我零钱只那么多。随后又一个男孩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具体情由不晓得，总之圆珠笔在这个村落好像大受欢迎。

胡安·查姆拉是个大村落，比锡纳坎坦大得多，人们的性格看上去较为积极开朗。有的旅游指南上介绍说是“桃花源一般的村落”，但我得到的印象并不那么乐观。同锡纳坎坦的人们相比，这个村落的人生活似乎贫穷得多。小孩子们不像锡纳坎坦的小孩那样说话绕弯子——比如“对不起，您带圆珠笔了么”之类——而是一齐围住游客说“给钱呀给钱呀”，或者把手里的工艺品、礼品硬塞上来死活要卖。车一停就被一群小女孩围住了，说“帮你好好看车，给两千比索”（倒是好好看着的）。身上的衣服全都破破烂烂，头发乱糟糟的，满是污垢。穿鞋或穿拖鞋的小孩几乎没有。我没给钱，以饼干代之，全都狼吞虎咽地“咯嘣咯嘣”吞下肚去。由于政府采取改善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政策的关系，道路在这里同样漂亮得令人吃惊，但走在路上的村民形象多少显得不够相称。

这里也像多数印第安人村落那样，人们的衣着整齐划一，那像是他们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妇女从小孩到老太婆统统肩披青色披肩，下穿黑色缠腰式裙子。男人整个披着麻毯那样的外衣，下面穿一条短裤。几乎所有男子都头戴帽子，脚穿瓦拉齐凉鞋，戴着手表。听说通过服装的细微差异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村里的身份，但我看不出来。总之在服装方面有种种繁琐的规定。村民的服装可以在礼品店里买到，但当场穿买的衣服有时是有危险的，因为那意味着外人侵害了共同体的规定。

无论哪个村落，一进村最先看到的必是教堂。这里的教堂门涂成鲜艳的薄荷绿色。我当然不知道“我们村的教堂门涂成薄荷绿色好了”这样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有可能是召开全体居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或者薄荷绿自古以来就是村落的主题颜色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妇女们身上的披肩青色与此相近）。教堂里没有椅子。十分适合“土屋”一词的空空荡荡的地上铺满了松树枝，到处立着燃烧的蜡烛，较之庄严，气氛更富有巫术意味，甚是不可思议。与西欧教堂相比，未尝不可以说像是异教。十字架的比例也同欧洲天主教堂里的截然不同，演奏的音乐也不是所谓教堂音乐。其间时不时有印第安人进来，赤脚踩着松叶走到祭坛前，在那里跪下悄悄画十字。教堂里不允许带进照相机。游客因在教堂拍照而被村民杀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村落。

教堂前有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集市，出售当地居民的必需品和食品，没什么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卖的多是鱼干、甘蔗、椰子、柠檬、香蕉一类东西。我在露天摊床吃了煮玉米和玉米煎饼卷鸡蛋。这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好吃，其实就是用玉米煎饼把变凉的煮鸡蛋卷起来吃。直截了当地说，谈不上多好吃。

另外用五百比索从一个卖货的小女孩手里买了两个小小的饰扣。

安德烈亚斯·拉腊因萨尔位于从锡纳坎坦往山里进去一点点的地方。进村的道路没有胡安·查姆拉和锡纳坎坦那么像模像样，交通相当不便。已有筑路车进入，想必很快修好，但眼下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悲剧状态。稍一下雨，路就致命地泥泞不堪（泥没脚腕），即使四轮驱动车也很难行驶。在我们的车前面，一辆卡车陷进泥里进退不得，一筹莫展。路又窄，无法超车。众人把石头、树枝垫在车轮下一起从后面推，花了三十多分钟才好歹推出。那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后面等待。

每到星期日，拉腊因萨尔都有相当大的集市。我们到的当天正好是星期日，得以仔细观看集市。这里卖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把货物装在卡车上从城里运来的商人或者带着蔬菜和家畜从近郊赶来的农夫分别摆开摊位，买东西的印第安人聚集在村落广场。仍在滴血的猪头在台子上一字排开。也有人卖玛切提（砍山刀）。这里最有人气的商品是盒式收录两用机，卖这东西的摊前围着一大堆人。买两用机的印第安人播放的无一不是那种“铿锵铿锵铿锵”的墨西哥民谣，着实伤透脑筋——不过在别人的国家这么说也没用。

这个村落的小孩子总的说来比较老实，看见游客不那么死皮赖脸黏着不放。有一个漂亮得让我吃惊的8岁女孩，我从她那里买了个布袋。布袋本身自是不坏，但那女孩长得极为漂亮也是我购买的一大原因。的确，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是长得漂亮占便宜。对方最先的报价我忘了，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四千比索成交（在这方面，8岁也表现得十分了得，叫人佩服）。不料付款时一翻钱夹，里面的零钞只有三千五百比索。一万比索的钞票倒是有的，但零钞怎么也没有。于是我说：“对不起，三千五百比索可以么？只有这么多了。”女孩随即以极其伤心的眼神目不转睛地久久看着我的脸，简直就像看斯克鲁济[4]老伯似的，而后一声不响地接过我的三千五百比索去了那边。至今每次想起那小女孩的眼睛，我都觉得自己在拉腊因萨尔村做了一件十恶不赦的事。

还去了几个村落，但逐一写起来越写越长，就简单记述一下。在切纳尔奥村，松村君拍照时被“砰”一下子打了脑袋。我一如往常做出“此人与我两不相干”的神情，或去观看某个宗教性质的队列，或进店喝啤酒什么的。松村君在教堂后面的空地站着小便之时，被高声怒骂了一通。如今看来，能活着回来已是幸运。这个村落，醉鬼多得不行，喝红脸的汉子到处踉踉跄跄东游西逛，广场上还常有人吵架。

田纳哈帕村的入口有一家店名叫“战斗妇女工会工艺品店”。西班牙文为：

SOCIEDAD COOPERATIVA DE ARTESANIA UNION DE MUJERES EN LUCHA S.L.C

详情不大知晓，大概是一种运动——这一地区编织东西的妇女聚集起来成立了工会，把自己的产品集中放在一个场所有组织地推销出去。目的似乎是通过统一商品流通而防止价格过度下滑，排除中间盘剥。店里卖货的清一色是妇女。运动的动机本身固然不错，但“战斗妇女”这一名称毕竟有点儿吓人。这么说或许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斥责，可我还是觉得，既然是卖东西的店，还是取一个温柔些的名称为好，别去管什么思想性。不出所料，进店交涉价格，问“这个不能便宜点吗”，对方当即回答：“NO！”就是说此乃工会统一定价，不容讨价还价。据纺织品权威阿尔富雷特（此君是很多很多东西的权威）介绍，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儿贵。我也认为有点儿贵，况且来墨西哥以后已经完全习惯了讨价还价，骤然间要我按统一定价买总有些不甘心。因此之故，最终什么也没买就出来了。后来看书得知，关于统一定价，村落内部也有剧烈争吵，哪一种类的争吵不大清楚，反正我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不介入妇女内部的争吵，再说又是“战斗妇女”内部的争吵。

依我观察的范围，在这一带的印第安村落，男人一般从事传统农耕经济，妇女则从事以游客为对象的服务产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是男耕女织。但明白自己所织布匹值钱的妇女的目光逐渐从共同体内部投向——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外部世界，在某种情况下发展成了“战斗妇女工会”。不用说，这种过激方式不可能一帆风顺，前面也说了，既有内部争吵，又要受到企图维持原有体制的卡西肯（地主）的剧烈迫害。“战斗妇女工会”运动往下能否获得成功当然无从知晓，但这些山谷间的小村落里正在一点点地诞生以妇女为核心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一点应该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新路修成之后，自有游客跑来，而游客增多，商品流动也会随之增大。这种经济结构的转换，势必大大改变依赖农耕经济的共同体结构。我觉得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外部的历史终于追上了他们。

离开恰帕斯州，再也见不到那种共同体式的印第安村落了。距恰帕斯不很远的拉坎东，深山老林里居住着传说中的印第安人，如今他们也已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多数背井离乡进城找事做。从飞机往下看就知道了，能够称为森林的森林几乎荡然无存。曾经覆盖辽阔大地的蓊郁茂密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了百分之八十五。那里有的，只是遍布于红褐色土地上的怵目惊心的热带雨林残骸。

估计人们就要这样放弃做共同的梦，放弃心灵的共振，放弃倾听远方的回声了。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悲哀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恰帕斯深山中遇到的印第安人贫穷固然贫穷，但他们是具有轮廓清晰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引以自豪的人。我不是什么文化人类学者，只不过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落观看了几天，没有任何资格说结论性的大话，但是想到往后外部体系将一点一滴渗入他们中间，致使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和以往的价值观不再有效，想到那时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我不由有些黯然神伤。

墨西哥政府正在致力于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现代化，那当然是好事。他们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充实医疗设施，这是开发的三大支柱。然而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大大改变迄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印第安村落的结构，改变从属于那里的人们的意识。

一次听到一个从故乡村落进城的印第安小伙子说的话。小伙子在故乡村落生活时一次也没有挨过饿。虽然村落贫穷，但他不知道饥饿是何滋味，因为如果他在村里肚子饿了，只要向谁道一声“你好”即可。对方听到这声寒暄，就会说“啊，你像是饿了，来我家吃饭”，随即给他饭吃。那声“你好”有一种韵味，完全可以从中听出对方是否饿肚子、是否身体不适。他们在心中培育了那种韵味。因此，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城里最初一段时间，每当肚子饿了就向各种各样的人说“你好”。然而谁也没给他饭吃，只是还给一个寒暄“你好”。他到处说“你好”直到说得发不出声音，但谁都没说一句“来我家吃饭吧”。于是他终于认识到：这里没有人能领会那句话的韵味。

在下着凉浸浸的牛毛细雨的恰帕斯山谷里转了几天之后，尤卡坦半岛的风景显得格外呆板。空气热得闷乎乎，人们的样子看上去总有些凄凉。在下山过程中，觉得以前始终感知的某种类似静谧情韵的东西消失了。那是一种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即使在伏案写这篇文章的现在，眼前仍然浮现出拉腊因萨尔村那个因少给五百比索而目不转睛久久盯视我的漂亮的卖东西小女孩的眼睛。她当时的眼睛里仿佛存在着一种摇撼我的心的东西。回想起来，和一个人那般专注地四目相对，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久违的事了。围绕着五百比索（二十日元），我们长时间地窥视对方眼睛的深处。也许你想充其量不过是二十日元，我当时也不是没那么想：有什么办法呢！对不起，现在口袋里只有这么多嘛！但那当然不是钱的问题。那是我和那小女孩之间的交流问题，心弦的颤动方式问题，我觉得。

我甚至心想，将来长大，那个小女孩说不定也会成为“战斗妇女”中的一员。只是，到那时候，恰帕斯山中的印第安村落想必已面目全非。

[1] 日本城市名，位于歧阜县北部。江户时期为幕府直辖地。因其格局和山川风物同京都相似，故有“小京都”之称。

[2] 相当于1955—1965年间。

[3] “这里”指书中的照片（原书有照片）。

[4] Scrooge Muduck，短篇小说《圣诞颂歌》（后改编为动画片）中的主人公，商人。一生爱财如命，对穷人分文不舍，但在圣诞夜由于三个精灵的出现而领悟了生活的意义，在圣诞颂歌响起时开始了新的人生。

1990年10月。《高级时尚》一位名叫松尾的年轻漂亮且有才气的编辑（当时）每次见到我都炫耀（大概此外别无炫耀）她老家的赞歧乌冬面。于是我说“那么就去尝尝吧”，随即前去采访。同行者为安西水丸。三人“吐噜吐噜”大吃乌冬。不过的确好吃。近来不由想再去吃一次“中村乌冬”。采访之余，爬一爬金刀比罗宫的石阶也不坏——令人怀念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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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香川县这个地方此外也有许多名堂足以令人吃惊，但我去香川县最为吃惊的，乃是乌冬面馆之多，多得铺天盖地，简直让人觉得除了乌冬面馆就一无所有。什么寿司店啦拉面馆啦荞麦面馆啦几乎见不到，无论去哪里都是乌冬、乌冬，就好像“五·一”节明治公园随风飘扬的彩旗，甚至觉得旅行期间从早到晚看的全是乌冬面馆的幌子。

除了乌冬面馆的幌子，勉强留在记忆里的，顶多只有写着“热情待人”字样的“狮子俱乐部”竖牌和名叫“就那里”的酒吧招牌。我虽然不大喜欢就细节说三道四，但到底弄不明白将“就那里”作为店名的人发的是什么神经。“就那里”指的不就是“那里”吗？另外，“热情待人”也蛮够意思的。这招牌是在金刀比罗宫附近一个街角发现的——风风火火提起这个来，作为我也伤透脑筋。标语这东西还是把意象（image）限定一些才好。四国[1]人到底想的什么？一塌糊涂。

这且不说，总之香川县乌冬面馆为数甚多。如果统计出每人所拥有的乌冬面馆的比例数字，香川县必占全国之首无疑。

老实说，对于《高级时尚》杂志，这次很难说是多么时尚的采访活动，我多少觉得有点儿不对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赞歧乌冬面同时尚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按理，这样的策划该让给《太阳》、《四季之味》或退一步让给《Mistress》[2]才是道理。然而却由《高级时尚》搞起来了。这又是何故呢？原来责任编辑松尾（松尾小姐，女性，敬称从略）同我一见面就谈乌冬面（或许香川县出身的人话题一般来说很有局限性），而我本来就中意乌冬面，每次松尾说起来都觉得十分好吃，听着听着就恨不得马上吃到嘴里。松尾差不多每次都淌着口水和鼻水大说特说，既然那样，那么就去四国吃乌冬好了，顺便采访一下，写成报道。实不相瞒，起初还叫我写Comme des Garcons[3]展览会方面的报道来着，我说那东西我可不太明白，若是乌冬面倒还可以写一写。如此说说笑笑之间，乌冬面之行就真的定了下来，只能说是势之所趋。

于是向安西水丸打招呼：“一起去四国吃乌冬面如何？”“啊，好啊，去就是了！”这么着，三人就一晃儿去四国做了三天两夜之旅。时值秋季，气候也适宜，正好去四国一边悠悠然游山玩水一边放开肚皮大吃赞歧乌冬。尽管10月已进入尾声，但四国仍热得只穿一件T恤都冒汗。

也可能有读者以为乌冬面馆这东西全国不管去哪儿都大同小异。但明确说来，这看法不对。香川县乌冬面馆同其他地方的相比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一言以蔽之，即相当“有深度”[4]，感觉甚至像深入某个美国南方小镇去吃油炸鲶鱼。

小悬家

到四国最先进入的乌冬面馆，刚一坐下就有礤床儿和长约二十厘米的大萝卜端了上来。我心中生疑，可四下一看，但见客人全都以一本正经的神情“咔喳咔喳”礤着萝卜。不得已，我也右手萝卜，左手礤床儿，“咔喳咔喳”礤起大萝卜来。从点乌冬面到煮好大约有十五分钟，以此消磨时间诚然不坏，问题是店堂里的客人全部礤大萝卜，作为场景相当奇妙。我蓦然心想，礤大萝卜在本质上恐怕应属于个人作业。固不能说是孤高之举，却也不应是集体行动，虽然怎么都无所谓。

况且大萝卜很硬，礤起来需要非同一般的腕力和握力。相对说来，我算是腕力大的（老婆常说惟独这种时候派上用场），尽管如此，还是累得气喘吁吁。倘若去年心脏病一齐发作的老年夫妇来这里吃乌冬，那可如何是好？虽说事不关己，但也够让人担忧的。

和萝卜一起端来的还有酸橘子。桌面上放有五香粉、葱和生姜。葱不是关东常见的白葱，而是软乎乎的青葱。此外有芝麻，转动磨盘“咔咔”碾碎的那种。还有酱油、装在软管里的辣根和味精。采访当中我进过十来家乌冬面馆，几乎家家都有味精，不妨说是保留项目。香川县多数人吃乌冬面时都洒味精，那也够壮观的了。

另外，或许有人问乌冬面馆为什么有酱油。这是用来淋乌冬面的。就是说，冷乌冬面端来后，客人把酱油“刷刷”淋在上面吃。这叫“酱油乌冬”。

好容易跑来四国，我也想品尝一下这“有深度”的酱油乌冬。这东西相当可以，简洁豪放，以荞麦面条言之，就是所谓“小笼屉”[5]之感。放久失去弹性的乌冬就不成了，若是刚刚摔打出来的生龙活虎的乌冬，淋上酱油，覆以葱花调味，“吐噜吐噜”吃起来，味道禁不住让人拍膝叫绝。

这家乌冬面馆名叫“小悬家”，似乎相当有名。乌冬的软硬度是稍微偏硬。酱油乌冬大碗四百日元，小碗三百日元。同东京的荞面馆相比，价格固然便宜，但以香川县乌冬面馆的标准价格来说，可能算贵的。馆里除了乌冬面，还有御田[6]和油豆腐寿司之类，吃的人像吃自助餐那样随意取来，同乌冬一起吞食，算是一种菜肴。哪家乌冬面馆的章法好像都和这家差不多。

这是面向初食者的乌冬面馆，让你大致有个感觉。往下就陡然往“有深度”进军了。

中村乌冬

下一站是丸龟附近的“中村乌冬面馆”，这家可真叫厉害，是“有深度”之中最“有深度”的。不但交通极其不便，而且店的位置也难找，实在不敢向一般游客推荐，但若是近乎偏执的乌冬爱好者，则务请前往一试，绝对不虚此行。

第一点，此店几乎位于农田的正中，连个招牌也没有。门口倒是写有“中村乌冬”字样，但故意（我认为）写得很小，存心不让路上的人瞧见。若不绕一大圈走到最里端，绝对看不出那是一家乌冬面馆，可谓相当乖僻。我们是搭出租车去的，连司机也吃了一惊：“哦，这地方竟有乌冬面馆，没想到！”

店小得不行。与其说是乌冬面馆，不如说更像建筑工地放器材的小仓房，里面凑合着摆了几张小桌。经营“中村乌冬”的是中村父子。我进门时，无论父亲中村还是儿子中村都不在，只有一个老汉在装满水的大锅前独自“吭哧吭哧”煮着乌冬面团。我以为他大概是中村父子中的一位，就打了声招呼，不料他说“哪里哪里，我是客人”。这家面馆的规矩，客人只管拿起那里摆着的乌冬面团煮熟，淋上汤料或酱油什么的吃，随便放下钱走人就是。我思忖这地方甚是了得，但入乡随俗，我等也自管煮好乌冬淋上汤料，端起大碗走到门外（店堂太小），坐在石头上“吐噜噜吐噜噜”吃了起来。时间是上午九点多，天气好，乌冬味道也好。一大早就坐在石头上“吐噜噜”啜食乌冬面，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心想世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样想了，管他呢！乌冬面这一食品里，肯定包含着损耗人的知性欲望的某种因素。

正吃着，父亲中村出来了，儿子中村也出来了。父亲中村捏着乌冬摔打的时间里，我们听儿子中村介绍情况。面馆开了十八年，儿子中村说，那以前是办养鸡场的，再以前办木材加工厂赚了钱，鸡不下蛋以后开始经营乌冬面馆。从养鸡场忽然转行开乌冬面馆，设想足够大胆，不过在这香川县也许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经他这么一说，再仔细察看，乌冬面馆的建筑果然有点儿像鸡舍。

乌冬面馆建筑物后面是农田，栽着大葱。据一位客人证实，一次发牢骚说没有葱，结果被父亲中村训斥道：“啰嗦！自己去后面的地里拔来！”总之这家乌冬面馆够野的（我也渐渐带上了方言味儿）[7]。如此闲聊之间，父亲中村捣鼓完了新乌冬，随即在锅里过一下水，洒上葱花和酱油端给我们。的确可口得很。刚才吃的已经够可口的了，但同这刚刚打出的乌冬相比，香味和毫不含糊的韧性到底差了一档。在此次采访中吃到的许多乌冬里，这碗乌冬也堪称珍品中的珍品。去“中村乌冬”碰巧吃到刚刚打出的乌冬之人堪称幸运儿。

“中村乌冬”是用双脚踩着揉成的。没有揉面机的话，保健所是不发卫生执照的，所以开店时购置了一台二手机，但检查过后不再使用，一直用人脚踩着制作。“不这样不好吃的。”儿子中村一口咬定。明确地说，这对父子无论所说的话还是经营方针都很偏激，可乌冬又好吃得没得说。听对方用东京腔说“不这样不好吃的”，不由得想插嘴道“哦，是吗”，而当他说“不用这招儿不够味儿”时，就只能为其本地方言的动感所折服了[8]。

桌上摆有葱、生姜（自己捣碎）、五香粉、味精、山濑酱油（淡味型，琴平产），放在乌冬里的配料有筒状鱼糕、天妇罗[9]、鱼肉山竽饼。天妇罗是儿子中村自己炸的。乌冬面团小的一团八十日元，相当便宜（带走五十日元）。听说一人大体吃五团，但我不是香川县民，觉得三团足够了。客人多是回头客，有不少人为吃这乌冬面特意从远处赶来（虽说是远处，当然也不是从带广或那霸[10]坐飞机赶来，只是那一带的邻镇邻村）。食客愿意自带鸡蛋和萝卜也悉听尊便。不上酒，但好像可以随便带来。如此非同一般的乌冬面馆，我想此外找不出第二家。不过，如果专门带着大萝卜来吃乌冬，怕也是够意思的……

山下乌冬

此店位于一条名叫绫川的河边，门前有过去碾粉用的水车。同样没有招牌，只门口旁边有一块写有“邮政局邮递员休息处”字样的牌子。大概香川县邮局职员是在乌冬面馆里休息的。也许从东京调来香川的职员下班后听上司说“找一家店去”，找到这里还以为是酒吧或卡拉OK，不料进去一看却是乌冬面馆，于是两人“吐噜噜”吃一顿乌冬了事——好个温情脉脉的风气。

“山下乌冬”基本上是家面条厂，给乌冬吃算是一种小小的招待。来买乌冬的人提出品尝乌冬，于是摆上桌子，烧开水，拿来酱油和料汤，生意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桌子旁边就是一字排开的面条机。香川县有很多这样附带乌冬面馆的面条厂。以东京说来，就是既制作三明治又上咖啡的面包屋。两张简单贴有装饰板的餐桌，十三四把钢椅，芝麻、生姜、味精、酱油、葱，必需之物一应俱全。乌冬一团一百日元，筒状鱼糕天妇罗七十日元，是面条厂刚刚制作出来的，味道毕竟不一般。支一口老式大锅，以树皮为燃料，“咕嘟咕嘟”烧着水。

听了主人山下先生的介绍：“战后国产小麦减少，味道也变了。我小时候把附近收上来的小麦碾了做面条吃，那真叫好吃。如今差不多所有小麦都是澳大利亚产的。”

虽说是进口货，但日清面粉厂为香川县生产了特配的面粉。这是因为，香川人对乌冬的标准特别严格，面向全国的普通面粉受到了用户的投诉。我也看了，供给香川县的面粉的确印有“香”这个标记。着实讲究。

加茂乌冬

乌冬接着乌冬，肚子渐渐吃不消了，但别无他法，下一站是“加茂乌冬”。“老是这么吃乌冬可真够受的啊！”水丸君说。那对我也一样，我也想吃点儿不是乌冬的东西。如果可能，想来点咖哩饭什么的。然而，彻底对付乌冬乃是采访主题，是为这个才来四国的，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么着，只要体力支撑得住，就只能继续吃乌冬。接下去是“加茂乌冬”。

光从外景来说，我绝对中意此店。不折不扣位于农田正中，坐在屋外的长板凳上吃乌冬，但见稻田在眼前平展展地铺陈开去。时值秋日，稻穗在清风吹拂下窸窸窣窣摇曳不止。一条小河就在前面流过，天高气爽，鸟声频频。清汤乌冬八十日元，大碗一百四十日元。配菜有炸牛肉饼和鸡蛋，都放在桌上。乌冬当然够味儿。这次都是请当地人介绍的，就味道而言，哪一家都高出平均线。水丸君吃着炸牛肉饼：“味道好极了，这个！”店堂一角的煤气炉上煮着竹笋，正“咕嘟咕嘟”发出声响。常有当地人顺路进来“吐噜吐噜”吃乌冬，很有乡土气息，人们显得其乐融融。松尾如今因为任职于《高级时尚》，开口Comme des闭口三宅一生[11]，自以为好了不起，其实高中放学路上还不是走进这种面馆淌着鼻水吃乌冬的！

在这里吃乌冬算是小憩，然后去见香川大学教授、乌冬权威真部正敏先生。进了教授室，先生始而不解：“到底采访什么呀？高级时尚？”继而谈起乌冬。先生任赞歧乌冬研究会会长，出版一份名为《赞歧乌冬》——名字不无即物味道——的像模像样的会刊，日前还去中国交流面类的学问，实非一般教授。会刊读来也妙趣横生。只是读这刊物，让人觉得香川人也许除了乌冬什么都不思考，这恐怕也是个问题。

据先生介绍，现在赞歧乌冬使用的小麦为澳大利亚产的ASW（Australia Standard White）这一品种。这是澳大利亚人为用于乌冬面而进行品种改良后面向日本市场特别生产的小麦，有香味，韧性好，口感滑润，其特性出类拔萃，而且原价比国产的低得多，因此转眼之间席卷日本市场。那是昭和50年代[12]中期的事。我也在各家乌冬面馆看了原料面粉袋，发现哪家用的都是同一牌子的面粉，所以正确说来，进口ASW以前的赞歧乌冬和其后的赞歧乌冬味道也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山下乌冬”的主人也说还是过去的味道好。

但真部先生并不附和这个说法：“味道是记忆中的东西，至于哪个味道好、味道有怎样的变化，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这的确有其道理。想必这在香川县内也是引起争论的话题，或者说是竞选县长的一个论点也未可知。

但不管怎样，整个日本不管哪里都吃同一味道的乌冬也未免单调，我也有此看法。上面也写了，就算面向香川县的麦粉品质真的高一档次，赞歧乌冬也应具有唯独赞歧乌冬才有的不容怀疑的独立性才对。因为以如此不亚于虔诚信仰的澎湃激情热爱乌冬的县民，即使找遍全日本也绝无仅有。我想，假如某一天澳大利亚同日本因故断交，全面中止面粉出口，乌冬这个东西荡然无存，那么至少在香川县会掀起革命浪潮吧。

从真部先生口中听到了不少关于乌冬的令人兴味盎然的学术性见解，可惜篇幅不够，只好移师下一站。得！

久保乌冬

这家乌冬面馆也是面条厂直接经营的，但因其位于高松市内，比之其同类，作为乌冬面馆的格局还蛮像那么回事，从外面看无可挑剔。我们到时早上九点刚过，但里面已座无虚席。因为有很多人早餐也吃乌冬，所以香川县的乌冬面馆开门早。这里的汤料有一股小沙丁鱼干味儿，甚是可口。主人说，小沙丁鱼汤料的味道取决于起网时间，这点极难把握。这里清汤面和小笼面各占一半。

看上去客人吃的效率非常高。基本上是男子一个人进来，简单点罢，从台面随意取来炸牛肉饼或炸豆腐，以熟练的手势加进调味品，“吐噜噜”默默吞食，食毕放下钱迅速离去。极其Hard-Boiled[13]。假如菲利浦·马洛[14]生在香川县，肯定如此吞食乌冬无疑。不剽悍吃不了乌冬，不温柔没资格吃乌冬——是否果真如此我不晓得，姑妄言之罢了。

此处小团一百二十日元，大团一百九十日元，特大团二百六十日元。

此外也转了不少乌冬面馆，无法一一写来，只好忍痛割爱。上顿下顿净吃乌冬，感觉上好像三天吃完了一年的份额。“乌冬面都快从我鼻孔里出来了！”松尾说。采访期间松尾一直患重感冒擤鼻涕，没准真的出来一两条。

这个不说也罢。反正香川县的乌冬好吃得超越了所有怀疑、所有保留意见。旅行结束之后，我对乌冬这东西的看法也好像整个为之一变，即使说我的乌冬观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也不为过。以前我住在意大利的时候，几次去托斯卡纳的基昂蒂地区旅行，转了好多葡萄酒厂，结果我对葡萄酒那东西的想法整个为之一变，而此次乌冬体验足可与之匹敌，我想。

在“有深度”层次上吃的香川县乌冬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气息。我深切地感到这里的人们是如此这般吃着、如此这般生活着的。同香川人谈起乌冬的时候，简直有一种像谈家庭一员的温情，每一个人都带着关于乌冬的回忆，谈得真诚感人。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是这样的温情才孕育出了美味。

不过，“中村乌冬”是够厉害的啊！

[1] 日本四国地区，包括德岛、香川、爱媛、高知四县。古为四个藩国，故名。

[2] 均为日本时尚杂志名。

[3] 日本时装设计师川久保玲设计的名牌产品名称。

[4] 原文为deep，意为“深厚的，浓厚的”。

[5] 即小笼屉荞麦面条。将煮熟的荞麦面条盛在小笼屉里，蘸浓味佐料汤食用。

[6] 将豆腐、魔芋、萝卜、胡萝卜以及鸡蛋、鱼丸等放在一起煮熟的菜肴。类似中国的杂烩、杂煮。或译“日式好炖”。

[7] 原文带有方言腔。

[8] 后者原文为香川方言。

[9] 油炸虾或油炸蔬菜（如茄子、青椒等）。

[10] 带广位于北海道，那霸位于冲绳，均距香川很远。

[11] 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

[12] 相当于1975—1985年间。

[13] （小说中）以不含感情的理性文体表述冷酷、冷漠的内容。钱德勒等美国侦探小说作家所用手法。

[14] 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

1994年6月。《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写到诺门罕和满洲，结果引来了《马可·波罗》杂志，问我能否实际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应下来。那里基本属于边境，旅行期间住在人民解放军和蒙古军队的宿舍，非我个人轻易去得成的地方。同行者为松村映三君。本书封面的照片[1]，是我请他用我带去的“现场监督”的那个简易相机拍摄的。臼形炮弹的残片仍好好保留着。不过清一色的羊肉饭食可真是害得我好苦。

[1] 原书有封面照片。

从大连到海拉尔

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联军围绕“满洲国”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然而不知何故，自那以来，这场诺门罕战役（因为没有正式宣战，很长时间里一直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字眼称之，但事实上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蒙古方面称为“哈拉哈河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

其后我也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大凡见到的都看了。遗憾的是，其数量绝不为多。不料，大约四年前因故旅居美国，当我在我所属的大学图书室信步走动之间，发现书架上有数量相当不少的关于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固然算不得“命中注定的邂逅”，不过人这东西总是在奇妙的地方碰上奇妙的东西。反正，我把那些书借了出来，有时间就看。结果，我察觉自己至今仍像小时候那样为那场在蒙古无名草原上展开的血肉横飞的短期战役所强烈吸引。什么原因却不晓得。反正情形就是这样。

写下巨著《诺门罕》——就连细部都写得令人震惊——的美国战史专家阿尔宾·D·库克斯也在前言中写了相同的情形：年轻时某一天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诺门罕战役的简短报道，自那以来“不知何故”为那场战役迷住了。那种心情，“不知何故”，我也十分理解。

不过，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室里一册又一册阅读有关诺门罕战役的书籍过程中，随着那场战役的实况在脑海中较为鲜明地浮现出来，我开始把握了——尽管是朦胧地——自己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含义。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当然，太平洋战争的始末在大的意义上无论如何都是日本式的、日本人式的，但若作为一个样品取出来分析，其规模委实过于庞大。那已经作为一个定型的历史浩劫，恰如一座纪念碑耸立在我们头上。但诺门罕不然。在时间上那是一场不到四个月的局部战役，以现今的说法，乃是“限定战争”。尽管如此，那仍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即世界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即世界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然而遗憾的是，军部首脑几乎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理所当然，如出一辙的模式又以压倒性的规模在南方战线重复了一次。在诺门罕丢掉性命的日军将士不足两万，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竟有超过二百万之多的战斗人员战死。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在诺门罕还是在新几内亚，多数士兵的死法几乎同样没有意义。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对这种“极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为亚洲性。

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开始憎恶战争、爱好和平（说得更准确些，应是和平这一状况）。对于把日本这个国家最后导向毁灭的极差的效率，我们力图将其作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予以摧毁。我们不是追究其作为自身内在的非效率性的责任，而是将其作为由外部强制施加之物来对付，像做外科手术那样单纯地、物理性地予以排除。其结果，我们的确住在了基于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效率良好的世界，而效率的良好又给社会带来了压倒一切的繁荣。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们至今仍在许多社会层面上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这一疑问中彻底挣脱出来。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在日本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得到了保证。但果真如此吗？剥去一层表皮，其中一脉相承地呼吸和跳动着的难道不仍是和过去相同的那个封闭的国家组织或其理念吗？我在阅读许多关于诺门罕战役的书的过程中，持续感觉到的或许就是这种恐惧——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

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这次我和照片上的松村君用了两个星期，先后分别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看了诺门罕战场。本来，只要从诺门罕村往前一步跨过国境线即可进入蒙古国（以下简称蒙古）的哈拉哈河，但遗憾的是时下两国的想法错综复杂，无法如愿以偿，只好远远返回北京，从北京乘机飞到乌兰巴托，再特意开吉普去中国国境，整整绕了个大弯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带在政治上相当“麻烦”。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年来是改善了不少，但国境一带的民族问题仍暗藏着沉重而静寂的火种。

说实话，去中国完全是第一次，但从成田直飞大连仅用了四个小时。想到花十多个小时往返美国东部，这回就像国内旅行，很有些意犹未尽。“哦，已经到了？”——虽说时间这么短暂，但感觉上的距离十分了得。从大连开始被塞进挤得连厕所都去不成的、堪称中国式混乱极致的满员“硬座”车（原本计划乘飞机去长春，但航班被无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车），摇晃了一夜十二小时，累得一塌糊涂。到达长春站时，觉得脑浆组织也好像随同周围汹涌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积重组一遍。

初次目睹中国这个国家，最先大吃一惊的是人多。当然日本也人多，但因为国土本身狭小，未尝不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中国情况不同，国土大得不得了（尽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国土整个填满。去哪里都满满是人，没有人的场景压根儿不存在。这么说也许会招致误解——我在日本从书上看到“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量屠杀事件时，对于事情的过程，我的脑袋可以大体把握，但在数字规模这点上总有不能领会之处。就算再集中杀人，可作为现实问题，果真能杀那么多人吗？对此在实感上难以置信。日本的很多读者恐怕也怀有和我同样的感想吧？

但实际来到中国，在公园一角或车站候车室有意无意地观看周围人来人往的情景，忽然心想：那真可能实有其事。总之人就多到那个程度。人不知从何处一拨又一拨赶来。也不单单城市，去乡下也一样。交通工具——无论何种乘用物——全都宿命地、致命地拥挤，街上行人不分场合地扔烟头、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乱买东西或硬卖东西。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

在大连街头，梅赛德斯·奔驰左一辆右一辆扑入眼帘，而且不是190那种温和车型，而是500、600那类大家伙。究竟什么人乘这样的东西呢？我一时捉摸不出。除此之外，奥迪和丰田皇冠也呼呼跑个不停。但不管怎样，路况差得接近极限，车自行其是地行驶，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时间才跟上其步调，或者不如说直到最后也没跟上。这以前我在罗马、伊斯坦布尔、纽约等交通相当混乱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驱车行进来着，但对于中国城市交通异乎寻常的极度混乱还是瞠目结舌，根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开什么车。

“为什么街上几乎没有信号呢？”我问中国人。“不顶用的，有信号也没人遵守。”对方每每这样回答，“当然喽，大家好好遵守信号，堵塞也能减少一些……”全都像说别人似的，谁都不肯从自己做起。四周黑下来车灯也不开（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视力好，二是节省电费）。有人横穿马路，车也不减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由于太可怕了，天黑以后我一步不出宾馆。而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目睹了街上到处发生的梅赛德斯·奔驰和自行车相撞事故以及把群众卷进去的大规模争吵。

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公司好像都把中国作为惟一剩下的大型市场而虎视眈眈，问题是倘若行驶在中国大地的汽车数量进一步增多，那么出现的恐怕是异乎寻常的噩梦（有关中国的东西似乎都有异乎寻常的倾向），因为即使是现在这样，也足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噩梦了。然而看样子人们并没有作为噩梦来对待。由此看来，如此发展下去，势必有一天中国全境——从越南国境到万里长城——被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烟头、BENETTON招牌所彻底覆盖。这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必然，总之不可乐观。

我在长春采访了动物园。动物园是1941年作为“新京动物园”（日伪时期的称呼）开设的，1945年随着苏军的进攻而关闭。此后成了形同废墟的公园。但到了1987年，长春市当局重新辟为动物园。如今正式称为“长春动植物公园”。作为主要动物，有虎、熊猫、犀牛、象、猴、斑马等。但是，也许是开园不久的关系，动物数量不是很多，加之占地面积大得不得了，从一个动物区走到另一动物区相当累人。我喜欢动物园，旅行当中顺便看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但“动物密度”如此之低的动物园还是初次。若把动物大体一一看遍，要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最后也没能找到熊猫栏。问一个路上碰上的年轻男子熊猫在哪儿，对方沮丧地说他找了半天也还没找到。看来本地人也够受的。

虎是在相当大的石山那样的场所饲养的，一看就知道虎生活得悠然自得。问题是看的人必须远远观看，若非用望远镜，看到的虎只能是小得近乎不合理的虎。但绕到虎山后面一看，那里竖有一块写着“抱虎照像”的牌子，我当怎么回事，原来意思是“抱着虎崽照相”。问费用，答用自己的照相机照，十元即可。十元才相当于一百三十日元。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一百三十日元就能抱上真正的虎子，真个十分了得，不愧是中国。

可看到饲养员领来的“虎子”，我有些慌张起来。比预想的大得多。我以为顶多猫那么大，而实际在那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型老虎。胳膊都比我的粗得多，牙齿也长得和大虎没什么两样。若给它咬上一口，大有可能忽地咬出一个洞。喂，我可不抱这样的东西——心里虽这样想，但毕竟是自己提出来的，不好现在才打退堂鼓。遂问饲养员“不咬人吗”，只听他说“放心，不怕的”。不过据我短暂逗留的经验，中国人口中的“放心，不怕的”相当叫人放心不下。实际一抱，果不其然，虎转到我脖子后准备咬我。来中国被虎咬了如何得了！我从背后死死抱住扑腾腾的老虎，由对方照了相。在土耳其深山里被库尔德游击队包围的时候和在墨西哥看见大概是被击毙的人的时候也够害怕的，但还是抱这老虎的时候更害怕。看当时的照片就知道我的脸绷得多么紧。中国的动物园和中国其他很多东西一样，都是超过我们想像的异乎寻常之地，半点儿也马虎不得。

对方说此虎生下才两个月（可是真的？就两个月来说也未免太大了么，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名字。我问“没有名字”，给对方以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我是不大清楚，莫非中国不给动物园的老虎取名字？记得熊猫倒是有名字的。

动物园里的建筑物总体上显得陈旧，同废墟无异。遂问饲养员设施可是照用战前的，对方说不不，重新开园时把以前的全部拆毁重建了。可是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为是七八年前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墙壁像久经岁月洗礼一般凄惨惨黑乎乎的，到处布满令人想起李尔王皱纹的深度裂纹，有的地方甚至已开始崩毁。听得我有些愕然。对方为了证明过去的建筑物已被毁掉，把我领去曾经的虎栏那里。不错，是有往日的混凝土台基剩在那里。这么说自是不太合适，在我看来，较之七年前建的新混凝土墙，倒是五十年前的混凝土台基显得结实得多新得多。

我转了不少中国城市，深深觉得中国建筑师有一种能使得刚刚建成的大楼看上去浑如废墟的特异才能。例如每次进入面向外国人的高层宾馆——当然不是说全部——我们都会在那里目睹为数众多的废墟。电梯里贴的装饰板张着嘴摇摇欲坠，房间天花板边角部位开有含义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阀柄有一半两相分离，台灯的脖颈断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墙壁有仿佛心理测试图的漏雨污痕。遂问：“这是旧宾馆吗？”答曰：“不不不，去年刚刚建成。”至于这样的才能是在何地如何产生并普及到全国的固然无从确定，反正长春动物园也无疑出自某位同样的建筑师之手。

不过这座动物园非常有趣，还从工作人员口里听到了“日伪时期”的情形。由于面积太大树木太多而来的人又太少，所以理所当然有许多情侣。这类人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显得乐不可支，长春自然也不例外，大概全都忙于寻欢作乐，特意付钱抱那胡乱扑腾的老虎照相的好事之徒好像仅我一个。

在哈尔滨，始料未及地跑起了医院——坐“硬座”的时候，因对面坐的年轻男子开了车窗再不关上，致使异物进入眼睛（不过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车时忘了带座席上的随身听电池，他特意跑来递给我）。那时我还是中国旅行的初学者，不知道不可对着车行方向而坐这个铁的守则。中国人满不在乎地从窗口扔所有东西，若开窗坐在窗边，有时会遭遇意料不到的灾难。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种各样物件从窗外嗖嗖飞过，弄不好很可能受伤，下场更凄惨亦未可知。仅仅异物入眼或许还算幸运的。话虽这么说，毕竟痛得我睁不开眼睛，遂去哈尔滨站附近的铁道中央医院那里就诊。

建筑物说极有派头也好，反正十分古老。就诊手续简单至极，在挂号处写罢名字即被直接领去眼科疗室，在那里，一个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尽管我认为并非声音大就可让我听懂中国话）一边给我洗眼，取出异物。不过只要把这个忍受住也就过关了：等待时间为零，连拿药才付费三元（四十日元左右）。反正什么都压倒性便宜。我费解地问中国人：“这么便宜为什么医院还空空荡荡啊？”对方照例做出“瞧你小子问的什么呀”那种大为诧异的神情：“这还人少？是问人少吧？就这样的嘛！中国人都不怎么上医院的。”真是这样吗？若是日本，医院那地方基本总是人满为患，看一点儿小病都要在候诊室整整耗上一天。如此接二连三体验种种事情的时间里，中国这个国家对于我渐渐变得难以捉摸起来。

这天傍晚，眼睛再次痛不可耐。异物算是取出来了，但好像得了轻度结膜炎，眼睑内侧沙沙拉拉泪流不止。这次去了哈尔滨市立医院。之前去了松花江近旁一家正面矗立着毛泽东巨大铜像的名叫“人民解放军医院”的甚有威严的医院（因为眼睛就在这家医院旁边开始痛的），但那里诊疗时间五点就结束了，遂转去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的眼科医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显得比石田亚由美[1]还要疲倦。所幸此人远比前一位医生文静，一点儿也不可怕。同样洗眼，给了眼药水和软膏，费用同样三元。看情形这大概是中国这一地区看眼睛的共同行情。最后，她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静静地告诉我：“睡前涂上软膏，马上就会好的。”这里也空空荡荡，没有等待时间。

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不过怎么说呢，中国医院里面非常暗，或许也有同日本医院相比照明本身存在着物理性幽暗这个原因，总之整体上笼罩在卡夫卡式的郁闷气氛之中。蓦地，我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恐惧——假如不小心开错一扇门，那里面说不定又有中国式异乎寻常的情景展现出来。只是取出眼中异物倒也罢了，而若是更大的病，我可不大想在这里彻底接受关照的。

[1] 日本歌手，原名石田良子。

从海拉尔到诺门罕

从哈尔滨站再次乘上列车，赶往海拉尔。这回坐的是中国列车中最高档的“软卧”，单间，彻底实行预约制，所以和上次不同，途中极为舒坦。去厕所时不会被人抢走座位，也没有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晚间上车，舒舒服服喝着芝华士看埃拉里·奎因[1]的《希腊棺材之谜》。困了就躺下，醒来已经到了内蒙。勉强算得上问题的，一是枕头花花绿绿，二是在同一单间和一位少妇度过一夜，不过不是什么大问题。厕所照旧近乎崩溃状态，这个也照旧想开些就是。所幸服务员往保温瓶注入大量热水，我取出自带的青山“大坊”咖啡豆在单间里泡咖啡受用。如您所知（或许不知），中国不存在好喝的咖啡，只能自带材料和用具。

进入内蒙，周围风景整个变样。在此之前是无限铺展的绿色平原，而早上5点醒来拨开窗帘一看，已是山中。大兴安岭！若干车站掠过，若干城镇掠过。早晨好像很冷，尽管时值7月，不少人仍身穿外衣和风衣。车站上的人们长相也约略不同。总的说来，中国东北人肤色较黑，眼窝下陷，脸形瘦长，个子高大。但到了这一带，人长得有点儿像蒙古人，整体上多为圆脸盘、高颧骨、面部扁平。另外穿的衣服色彩艳丽，俨然民族服装。穿马靴样长靴的男子也多了起来。

此前窗外接连不断的是平坦得让人不耐烦的绿色田野，而进山以后田园风光没了，眼前出现的是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牛群猪群。以棍代鞭的小孩子赶着猪群移去什么地方。水洼中有家鸭浴水。在一个叫牙克石的车站，很多人一齐挤上车来。不知何故，一个企图扛着自行车上车的男子突然被警察逮住，噼哩啪啦打一顿带走了。

翻译说（我和松村君一般总是自己随意旅行，但这次采访也是因为接待方面的关系，请了翻译），牙克石这地方林业工人多，为此人们的脾气相当暴躁，文革期间有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死了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如此想着往窗外看去，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好像相当桀骜不驯。

城郊紧挨紧靠排列着寒伧的小砖房，哪家房顶上都竖起一条电视天线。因为全是平房，所以天线都绑在长竹竿样的竿子上端，看起来活像是光竿丛生的杂木林。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奇妙，但到底是奇妙的光景，气氛很像日本公寓楼阳台上并列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我心想，信息这东西简直就像阿米巴虫一样因场所和状况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一个村子安一个公用大天线就好了，可中国人不那样，都喜欢自行其事。”翻译说。日本也并不例外。

一旦进入内蒙，往下便是同样光景的持续。牛猪牧群，红砖小镇，朝着蔚蓝天空喷吐白烟的工厂烟囱，电视天线丛生的村落，这里那里流淌的河流，大约上班路上踩着自行车等待道口开闸的朝气蓬勃的红脸蛋年轻女子，站在铁路边一动不动盯视列车驶过的老人，车站建筑物上同汉字一起书写的仿佛勃然翘起的胡须的蒙古文字。

到了早上，同室少妇的丈夫（四十光景）进入我们的单间。他说他在同俄罗斯接壤的满洲里做个体贸易，这就领妻子和小孩返回那里。从中国带去俄罗斯人需要的东西，再从俄罗斯带回中国人所需之物，说简单也是简单到极点的经济行为，不过生意好像不坏，瞧不出多么有钱，但支付一等卧铺费似乎根本不当回事。他显得很困，说买票时卧铺车满员了，只买到一个铺位，说完随即取代醒来的太太钻进铺位呼呼大睡。我们在海拉尔下车时他还在酣睡。下车时我蓦然心想，此人此前留下怎样的命运轨迹、此后的命运轨迹又是怎样的呢？我忽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直接跟去满洲里，再越过国境线一直跟他到俄罗斯，将他的种种情况看个究竟。我时不时被这种没来由的好奇心俘获，但当然不可能那样——这么着，我无奈地在海拉尔下车了。

海拉尔这座城市让我不由想起开拓时代，大概是路宽、灰大、天空高和平房多的缘故吧。尤其街上行人的形象总好像散发出一种野性。同充满经济动感的大连（建成北方的香港！）和长春不一样，几乎没有梅赛德斯·奔驰在这里奔驰，万宝路的广告板也没有。自行车数量多得就好像时针倒转了五六年。从沿海地区进入内陆，经济状态之差显而易见，但与此成反比，天空一片蔚蓝，空气愈发清新。

海拉尔虽是内蒙辖地，但住在市内的大部分人不是蒙古族人，而是“汉人”。蒙古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住在市外的点点处处，因为历史上后来移居到此的汉人掌握着地方经济实权。但蒙古族人和汉人长期相互混合，其结果是这里人们的长相和走路方式同迄今见过的“本土”中国人看上去有很大区别。海拉尔虽是开放城市，但没有多少历史建筑，又没有什么风景名胜，以观光为目的来此的人恐怕很难消磨时间。实际上来这里的外国游客也好像基本上是“满洲国”时期在此居住过的日本人。

海拉尔差不多惟一像样的观光设施是个名叫“望回楼”的瞭望台，位于郊外一座小山顶上，我们去那里看了。三年前建的，也同近年建的中国建筑物一样化为轻度废墟，墙壁有了裂纹，天花板上出现莫名其妙的窟窿。较之从瞭望台瞭望市容，我对观看瞭望台本身更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可以遥望市容。瞭望台脚下排列着旧关东军的砖瓦结构旧建筑。

关东军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苏军进攻，在海拉尔郊外山上修建了名为“海拉尔城”的大规模地下永久工事，目的在于阻止苏军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在那里进行持久战。军队使用强征的中国劳工突击施工，施工当中由于劳动条件极为严酷，致使很多劳工死去。好歹活下来的人也出于保密（即灭口）目的而在完工时遭到集体杀害。山头附近有集中扔死尸的万人坑，埋有大约一万名中国劳工的尸骨——在海拉尔，给我们当向导的导游员这样说道：“日军是用铁丝穿进劳工的脖颈，把他们带来这里杀害的。挖出一看，脖子上全都带着铁丝，就那样化为白骨。”从山上看去，的确，绿色草原中惟独那里裸露的泛白沙土如小山一般隆起。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的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其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

那个秘密要塞我也到了。较之山，更接近于略高的丘，表层交错纵横地布满了洞穴，如蚁窝一般整个成为一座要塞，甚是壮观。平缓的山坡上至今仍有开始崩塌的很深的防坦克战壕剩留下来。出于彻底保密目的，要塞那俨然迷宫一般的地下通道究竟伸往哪里，其全貌现在仍没弄清楚。为了抗受任何程度的猛烈炮击和轰炸，钢筋混凝土浇得惊人的厚，并且到处都有坚不可摧的铁门挡住去路。因为用尽所有手段都不能打开，那些门只好照原样放在那里不管了。我也拿手电筒走进几步看了看，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冷库一般冰冷。听导游说，要塞里面，从医院到食品贮藏库，大凡长期坚守所需之物无不齐备。很久以前，我在尚未统一的东柏林看过纳粹修建的同样的地下要塞。那也是用来对付苏联坦克的，建在同样略高的山丘上，即所谓赫尔曼·格林夸说“永不陷落”的极为可观的要塞，但最终什么用也没有。一如历史所证明的，永不陷落的东西在这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走在要塞顶部的地面，到处都有类似换气孔的残缺孔露出。1945年夏越过国境线从满洲里方向攻入的苏军第三十六军，以四百辆坦克也未能攻下这座坚牢至极的地下要塞，最后从换气孔往里面注入瓦斯，再把出口封住，展开彻底的歼灭战。

无论在中国一侧的内蒙还是在蒙古国，我最为惊愕的是到处都有二战和诺门罕战役的痕迹以与当时几乎完全一样的形态剩留下来，而且大多数场合并非像“原爆DOME”[2]那样是有明确目的“保存下来”的，只是听之任之地剩在那里。这在日本是很难设想的。因此，实际在眼前看到，不由心里感慨：噢，想来，战争在五十年前刚刚结束，五十年不过是一瞬之间啊！而在日本生活，感觉上五十年时间几乎与永远无异。

从海拉尔我们乘长途汽车（听说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票）去新巴尔虎左旗。旗是过去就有的蒙古行政区，此镇负责那个旗的行政管理。这里是未开放地区，不经政府许可，外国人不得进入，拍照之类也颇受限制。既是这样的地方，当然没有宾馆那类玩意，我们住在解放军的“招待所”（接待军方来访者的设施）里。到底是军队经营的，态度冷淡得不得了，不到晚间根本没水。走廊门前五颜六色的痰孟一溜排列开去，感觉很有些像电影《巴顿·芬克》[3]中的场景。厕所倒是冲水的，但由于水冲不下来，哪个都有大便原封不动保留着，臭味无可救药地四下弥漫。刚进建筑物时还以为进了巨大的公共厕所。不过这怕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不如说，到达这里时已经不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

从海拉尔到这里坐长途汽车约四个小时，道路（或者相当于道路的）是从茫无边际且一无所有的草原穿过的坏路，一路颠簸不止，不用说对心脏不利。司机看样子对来回走这样的路早已处之泰然——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他轻快地躲过大的坑洼，以七十公里左右的时速驱使长途汽车风驰电掣。总的说来坑洼躲得确实巧妙，但有时没躲好，致使脑袋“砰”一声撞在窗上，或险些咬掉舌头。如此持续四个小时，着实烦不胜烦。但很快就明白了，这不过是我往下所吃苦头的一个小小序幕罢了。

新巴尔虎左旗这地方比海拉尔还要原始、粗野，其情形只要想像一下电影《原野奇侠》（Shane）中的开拓者居住区（杰克·帕朗斯用手枪残杀农民的那个泥泞不堪的小镇）即可。一条足够宽的沙土路从镇的正中间笔直穿过，两侧排列着垂头丧气的凄凉的建筑物。车变少了，骑马的人显眼起来。人们的服装更加花花绿绿，动物大模大样地往来徘徊。从中国“本土”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海拉尔时，我已经对人们相貌的变化深感惊讶，而从海拉尔到这里一看，又觉得像进了另一世界。

第一——这么说或许不合适——街上走的人怎么看都不正统。同此前旅途中见到的农民型长相相比，此地人的长相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让人实实在在觉得这里不折不扣是采集游牧民族的地方，他们是这里的居住者。或许以前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我们每次外出，他们都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眼睛好像几乎不含任何感情。与其说因为好奇而看，不如说仅仅因为我们是异物才看的（采集倒没采集）。恶意可能没有，但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被人险些把脸看出洞来，心里难免不大是滋味，而若看的人是当兵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真怕出点什么意外。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4]电影里的阿飞。

离开这很难说是充满温情的新巴尔虎左旗，又沿着大同小异的坑洼路花三小时奔向诺门罕村。听说一下雨路就泥泞不堪，陷得车轮动弹不得，所幸尽管是雨季，我们却没遇到雨。坐在长途汽车上就路况说三道四，想来也够奢侈的。查阅历史记录，参加诺门罕战役的大部分日军士兵可是全副武装远远地从海拉尔徒步赶到国境地带的，大约在荒野中行军二百二十公里（相当于从东京到滨松的距离）。说体力超强也好，耐力出众也好，反正得知以后不由对往日的人大为佩服。问题是，“步兵通常期望行军速度为一小时六公里”（科克斯：《诺门罕》），而若不休息地连续行军四五天，即使身体再结实，差不多所有的士兵也无疑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何况他们还在渺无所见的草原当中为慢性缺水所困扰，我想实在是够受的，毕竟路程长得坐车都坐腻了。但作为实际问题，当时的日军即使征用了所有的民用车辆，也无法凑够运兵所需的汽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整治好万无一失的补给路线后才重新转入有组织的攻势的苏军相比，其战略构想本身就是另一种东西（这是我去外蒙一侧察看后再次切实感受到的）。看书，书上只记载“××部队从海拉尔徒步行军至国境地带”，看的人也只是作为知识认识到“是那样啊”那个程度，而实际来现场一看，面对那一行为意味的现实性艰难困苦，我不由瞠目结舌，同时也深切感到当时日本那个国家是何等贫穷。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

就能实际感受到的来说，当地蚊虫的攻势就十分了得。有风吹来的时候倒还好，一旦草原上的风停息了，或者进入风吹不到的地方，大凡所有的蚊虫就以人为目标汹涌袭来了。苍蝇、蚊子、牛虻、飞蚁以及其他不知名称的长翅膀的飞虫拼死拼活围上身来，衣服上黑压压的一层。进入7月，草原经常下雨，由此形成的水洼滋生出大量的蚊虫，蚊子毫不客气地扎进皮肤，难受程度无法形容。再热也要扣紧帽子穿好长袖衣服和长裤，还要戴太阳镜，用毛巾围住嘴巴——若非“全共斗”[5]打扮，休想在此活命。

战斗在诺门罕展开和我们到访是同一季节，士兵们同样遭受蚊虫袭扰。有记载说，日军士兵都有携带型蚊帐，受害还算少的，而苏军因无此准备，大受其害。即使苏军，也没有针对夏季在蒙古草原作战的专项技巧进行彻底研究。不过，在孤立场所身负重伤的日军士兵遭受了无数苍蝇的折磨。“若是普通银蝇，由卵变蛆需三天时间，但诺门罕的蝇卵不到十分钟就变成了蛆，快得只能视为魔术。蛆眼看着爬满尸体，从柔软部位开始侵蚀。不仅对死者，对负伤者也是一样”（伊藤桂一：《静静的诺门罕》）。作为文章，读到这里都不寒而栗，而实际前来被蚊虫忽一下子围住，更能切实感受到那种战栗。

诺门罕是个很小的小镇，前不久还是人民公社，如今成了普通的村（人民公社现在踪影皆无，一如没人穿人民服）。正是诺门罕村民赶着家畜移往夏季牧场的时节，只剩负责人模样的人和他的一家以及小孩子看管村子，即所谓的“留守宅”。村里空空荡荡，满身污泥的黑猪在大水坑里泡着。刚拿照相机对准，孩子们就哗一下四下跑开了。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对准，他们也分明看在眼里。“眼睛相当好使啊！”搞摄影的松村君感叹道。如此说来，进入内蒙之后，确是几乎没看见戴眼镜的人（总不至于眼睛不好的人统统戴隐形眼镜）。

村里有座不大的战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日军遗物模样的东西，从枪支到水壶、罐头盒、眼镜等等，所有军用品都成行成列摆在展示柜里，俨然小学里的遗忘物品玻璃柜，导游说国境线那边的外蒙也有大体同样的博物馆，但那个规模大得多，展览的东西也很可观。过些天前去一看，果然如此。从这里到国境近在咫尺，遗憾的是不能过境，倒不是有铁丝网或围墙等肉眼看得见的国境线，但到底是无遮无拦无处藏身的辽阔草原，穿越国境之人马上会被眼睛好使的蒙古哨兵发现逮住，用不着什么铁丝网。

天黑以后，天空布满了数量多得劈头盖脑的星星。夏天日暮时分的草原风景，漂亮得叫人透不过气。然而，围绕着这块几乎没水、根本不能耕作且到处是蚊虫的土地，五十五年前人们竟然在这里浴血激战，数万之多的士兵被击毙、被火焰放射器烧死，被坦克履带碾死，被因炮击而崩塌的战壕活埋，或者不愿意当俘虏而自杀。还有数倍于此的人身负重伤，失去手脚。想到这里，心情不能不黯淡下来。这一带原本是牧民赶着家畜，按季节从这里移去那里的“谁的东西也不是”的土地，必须在此作战的几乎惟一的理由是军部的面子和“万一碰巧”这样的冒险主义算计。远离故土满身是蛆在痛苦不堪中不得不死去的当时的青年人，想必是死不瞑目的。

那天夜晚在诺门罕村吃了羊肉喝了白酒，有生以来第一次醉得人事不省，记忆彻底不翼而飞。听人家说，白酒的酒精度数在六十五度左右。这东西干喝了四五杯，当然一败涂地。觉醒已是第二天早晨，正躺在新巴尔虎左旗的宿舍床上。作为后遗症，即使在那以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现在，也几乎不能喝啤酒以外的酒。白酒便是这般厉害。

[1] Ellery Queen，美国侦探小说家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和曼佛雷德·李（1905—1971）合用的笔名。两人的主要作品有《罗马帽子之谜》和《Y的悲剧》等。

[2] 日本广岛保留的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圆顶形建筑物残骸。

[3] 1991年上映的美国惊悚电影。

[4] 日本电影制片厂名。

[5] 全称为“全学共斗会议”，1968—1969年成为日本大学生的主要运动组织，掀起以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主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后被当局镇压。

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哈河

从诺门罕村到蒙古国境虽然近得伸手可触，但遗憾的是不能从那里穿越，这点前面已写了。尽管拥有漫长的国境线，但现在从中国进入蒙古的口岸数量极其有限，且只能利用飞机。除此之外的方法，明确说来近乎“非现实”状态。不过凑巧传来消息说今年7月初的几个星期作为特别措施开放了新巴尔虎左旗那里的国境，准许当地人往来，于是心中大喜：lucky[1]！不料这也在即将开始之前不加任何解释地——似乎是这一带常有的模式——突然延期了。中国和蒙古的关系近来已改善很多，为什么还对这种极度不便的状态听之任之呢？想来令人费解。

我的想像是，虽说处于友好关系，但现实中两国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方面害怕中国（汉人）经济长驱直入，中国方面担忧被国境线人为地“划线隔离”的蒙古族抱团或融合的倾向高涨——双方有可能因为如此情由而各自从两侧对交流进程予以刹车。我推想这一带的区域性政治重组将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过，但愿别像南斯拉夫那样悲惨（因为我在内外蒙遇到的都是好人）。不管怎样，这种强行阻止流程的Status quo[2]应该不会持续很久。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到乌兰巴托，再换机到乔巴山，从那里乘吉普远远穿过大草原，好不容易到达哈拉哈河畔一个地方，却是三天前我们所在的诺门罕村极近的对面，真让人目瞪口呆。不过绕了这么个大弯子，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蒙古草原的辽阔。横穿蒙古草原是怎样一种情形，读者可能想像不好，总之你认为就像乘一叶小舟凌波横渡于万顷大海即可。从乔巴山到哈拉哈河约三百七十五公里。说起三百七十五公里，大体等于东京至名古屋的距离，当然道路非常糟，算上中途吃饭和休息时间，足足花了十个钟头，其间擦肩而过的车辆屈指可数。四周是那样平坦，纵目望去，无论哪里、无论多远都是绿色的草场。作为实际问题，视之为海在感觉上反倒更容易把握，无休无止的上下颠簸也未尝不可以说同小艇冲浪的感觉相似。

和大海不同的是有时能看见野生动物。既是草原，草确实是多，但附近没有足够的水，适宜放牧的地区很有限。除了贝尔湖附近，基本看不见牛羊，人也几乎不住，只有种种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与人无涉地在那里活动。羚羊、蒙古鹰、鹤、狼、大野鼠、兔……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动物都在路上屡屡撞见。只要有电线杆，可以说必有大大的蒙古鹰蹲在顶端，以锐利的目光四下扫瞄着寻找食物。这一带蒙古语叫“多尔诺多”（东）地区，除了如此空空荡荡的草原别无东西可看。多尔诺多草原曾是海底，可以不时见到海洋生物的化石。海拔在外蒙境内最低，夏天热得要命。旅游指南书上说人口仅有九万，相比之下，牛羊多达约二百万。不用说，特意到这种地方来的好事的外国游客没有多少。说得再明确些，几乎没有。

不过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同中俄两国接壤）。也许因为这个，交通比预想的便利。县城乔巴山有列车从莫斯科直接开来。这条铁路在诺门罕战役或进攻满洲时得到了高效利用。从乔巴山到“满”蒙国境附近的塔木斯库基地之间，过去好像铺有补充兵员及军事物资的专用铁路，如今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听的介绍是这样）。反正只要是事关兵站，苏军就同关东军相反，是极为慎重地计算好了以后才采取行动。对于苏联来说，军事上最重要的事项，是利用铁路迅速有效地在欧洲战线和远东战线之间运送兵员和装备，并为充实这一系统而全力以赴。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欧洲和远东两线正面作战，而要巧妙地一次吃掉一方——这是苏联绝对的基本方针。所以，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苏联马上进攻波兰，而后于1945年8月（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再次进攻满洲，这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

诺门罕战役、对日宣战之后直到近年因改革而废除俄蒙军事协定的时间里，苏军在这一带驻有规模相当大的军队。因此之故，乔巴山的机场也像模像样地铺上了跑道——尽管多少有些裂缝——以蒙古机场来说，这是很罕见的。机场建筑物之类倒是没有，下雨时只能撑着伞耐心等待。算了，挑剔不得的。我们乘坐的俄制小型螺旋浆飞机的货舱里装有一具棺材，也罢，这也不足以发牢骚的。

这里给我们当向导的是蒙古军队的现役军官。何以让军人做我们的向导呢？这点我也不大明白。说到底，大概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担心，担心外国人在国境一带转来转去；二是实利，作为向导，酬金有美元进账。也就是说，军方身兼挣美元的打工者和监督者两种职务。蒙古现在没有像样的产业，国际硬通币严重不足，游客但凡有事，在所有场合都被贪婪地索取美元。这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较之设法增加游客的数量，遗憾的是更处于从少数游客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的阶段（同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相似）。不过反过来说，只要有美元，差不多的东西都可买到，差不多的事情都可办成。

坦率地说，我们这次采访被蒙古旅行社要了高得足以令我们惊讶的款额（当然是同蒙古物价相比而言）。但作为现实问题，没有可以取代的选项。以前就听说过，以个人资格租用吉普去东部国境地区的人，在现场到处受到国境警备部队毫不留情的驱赶。好不容易费时费力来此采访，若弄成那样子可就太惨了。与其那样，还不如花些钱，一开始就由军人带路来得明智。老实说，那种做法不怎么让人愉快。

带路的是一个名叫乔格满托拉的戴太阳镜的态度硬邦邦的中尉——有两颗星，估计是中尉——还一个名叫那松贾格尔的专职驾驶员汉子（此人大概是中士）。吉普是冷冰冰的俄制军用吉普，有四扇门，却前后都不开窗（只开一个三角窗），车里堆着几个汽油罐，味道大得呛人。然而他们还大口小口地吸烟，又危险又喘不过气。无论舒适还是性能，同三菱帕杰罗相比，简直是全自动洗衣机和洗衣盆之差。这样的车竟单程要坐十多个小时，即使我随时随地随便诅咒什么，你怕也指责不了。

但是，作为代步工具，较之时髦的日本产四轮驱动车，当地人更喜欢这种简单粗壮的家伙，因为几乎所有地段的路况都一塌糊涂，这种车子没有各种各样“有也许方便、没有也不碍事”（即当代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商品）的物件，故障少，好用，全然没有例如自己不知如何下手的黑匣子那样的玩意儿，一切都裸露在外，有故障也能自己动手当场修好。汽油啦润滑油啦水箱啦都不挑三拣四，那一带有的任何东西——小便也好烧酒也好——只要放进去就能跑到目的地。便是这样的车型。在大草原正中车突然出了故障，弄不好很可能就此乌呼哀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开车，此地驾驶员的世界观同星期日夜晚在涩谷一带开着朗克尔车[3]的哥们有明显差别，那是没什么不自然的。

中尉和我们在乌兰巴托委托安排旅行的旅行代理公司的经理是陆军幼年学校或什么学校的同学，似乎接受过“别出差错”之类的指令，尽管不习惯“武士经商方法”，但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关照。旅途中顺便到了部队驻地，在那里喝了奶茶，吃了什锦奶酪和羊肉饺子。只是，我因诺门罕村的羊肉和白酒后遗症几乎没有食欲，照相的松村君肠胃不好（此人的长相足可狼吞虎咽地干掉蛇啦青蛙啦什么的，其实内脏很敏感，人不可貌相），两人差不多什么也没动，而这在蒙古是失礼的事。“怎么不吃？旅行时不吃东西，身体抗不住的！”乔格满托拉中尉热心相劝。但对不起，没心思吃。虽说非常失礼，但我们毕竟是来工作的，不能把身体搞坏。中尉好像肠胃不存在任何问题，在吉普车里也咕嘟咕嘟猛喝白酒。在那种活像自动洗衣机店烘干机的环境中，居然能那般大吃大喝，我心中暗暗佩服，不过对他来说好像根本无所谓。

“喂喂，也不喝酒，那么长的旅行你怎么熬得住呢？”他问。“日本人胃的结构天生不一样，旅行当中不怎么吃东西。”我扯个谎敷衍了过去。看样子他好像没怎么相信。

我们要找的镇、或者不如说村落是一个叫松布尔（欧洲地图上一般标为“查加阿努尔”）的地方，位于诺门罕战役激战地之一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汇合点——日军称为“川又”——对岸的小山上。松布尔没有宾馆那种乖巧的玩意儿，住的是部队招待所。虽是军官专用的蛮漂亮的住宿设施，但遗憾的是出不来水。牙不能刷，脸不能洗，当然也没有什么冲水的厕所。煮开了，水应该是可以喝的，但贮水罐的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精神正常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喝不下去。蒙古人自是不以为意，咕嘟咕嘟直接喝进肚去，但我喝了那东西笃定站不起来。喝干自带的少量矿泉水之后，往下十二个小时只能静静地忍耐干渴，够难受的。

因是在基地里，规定十点熄灯，酒一律禁止，但士兵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全都开着灯吱吱哇哇喝到半夜。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那种事”。可能蒙古军队里没人说三道四，乐得逍遥自在。总之，在这个国家，劝酒基本无人拒绝，军队也罢，熄灯时间过后也罢。

翌日清晨，乔格满托拉中尉把基地里官最大的那姆索拉中校（此人也可根据气质大体推断出是中校）介绍给我们，说他将陪我们一起行动，带我们去国境地带转转。至于是出于友好还是仅仅因为闲着无事，个中情由我不大晓得。不过较之蒙古陆军中校，此人看上去更像是一大早在千驮谷商业街“秋季交通安全周值班室”转来转去的普普通通的老伯——这么说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说像是经营不下去的大相扑传授屋的出现酒精依赖症状的老板。我暗暗生疑：这样的人真能带路不成？但真是不可以貌取人。此人对国境地带的每个角落都像对自家房间结构一样熟悉（老实说，若让我画图，我连自家房间结构都记不清楚。这个不说也罢）。几乎没有路，无任何标识——我觉得——在如此惟有辽阔可言的大草原上一个劲儿驱车奔驰，不断向驾驶员发出“一直”、“向左”、“翻那座小山”等明确指示，有条不紊地把人带去各个地方。如若没有此人，我们恐怕只能在茫茫草原上来回乱窜，找不到任何像样的东西，没准还迷路闹出大乱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一看见穿制服的国家公务员，我的身体往往条件反射地僵硬起来（大约是世代性记忆的关系），而此人不管怎样在现实中非常有用。如此想着再一细看，但见他眼睛不时锐利地一闪。不管怎么说，他这个官最大的人不是用来摆架子的，怀疑他是自己不对。

但反过来说，我想这些人是很认真地负责国境警备的，认真得熟知这一地区的所有边边角角，就算有人想趁夜黑穿越国境也会被他们当即逮住。我问中校“有人偷越国境走私吗”，他没有给予明确回答，总之情况似乎是“并非没有”。蒙古高级消费品供应不足，若从中国带进录像机、照相机一类的工业品，肯定能赚不少钱。

哈拉哈河是蛇打滚一般扭扭弯弯的河，水流相当快，到处有沙洲出现。在举目别无所见的大草原上长途行驶之后，那青青的河流和岸边绿得发亮的茂密灌木，看上去简直如同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河西岸（苏蒙联军一侧）是较高的台地，相比之下，东岸（日军一侧）为宽阔峡谷般的低洼地带，因此日军——尤其是炮击战时——在地形上背负着巨大阻碍。从台地上，用望远镜即可历历望见二十公里外的诺门罕村。不用说，苏蒙联军司令官朱可夫元帅在那山丘上设了坚固的地下司令部，在将战场尽收眼底的情况下进行指挥。与此相比，从东岸只能看见如屏风一般沿河壁立的白色石崖。实际站在河的两岸眼望对岸，至今仍为景观的不同而惊讶不已。

松布尔附近的河汊南面建有一座很漂亮的钢筋混凝土桥。桥是十年前才建成的，那以前除了军用临时桥，永久桥一座也没有。村民骑马涉过浅水河段，冬天结冰就在冰上行走——“即使没有桥也没什么特别不便的”。较之为当地村民提供方便，想必此桥是为了让军用车辆通过而建造的。不过细看之下，动物比人远为频繁地利用桥面。桥的正中，牛群全都懒洋洋地东倒西歪，驱赶那些家伙过桥相当花时间。桥上到处是马粪、牛粪，当然也有相应的臭气。自不待言，此桥同《麦迪逊镇的桥》[4]大异其趣。

那姆索拉中校最先带我们去的，估计是曾经激战过的高地。从河汊朝东南方向开吉普车跑二十分钟就到了。当然所谓道路那玩意根本无从谈起。高地的确切名称无从知晓。从地图上看，作为激战地而闻名的“诺罗高地”（当时日军的称呼）想必便在这附近，但不能断定。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砂土触目皆是。8月下半月在苏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剩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得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臼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

或许是因为气候干燥，加之地处无人来访的荒郊僻野，这些杂乱的钢铁制品依然原样剩留在这里。钢铁虽然都生锈了，但拿在手上也不至于片片剥落。发红的只是表面，弄掉红锈，下面活生生的“钢铁”仍在喘息。面对如此大量的钢铁残片集中散落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这一事实，我不能不茫然若失。如果进行历史分类，恐怕应该属于“后铁器时代”那样的时代。在那里，将大量钢铁有效地撒向对方的一方、以此尽可能多地切削对方骨肉的一方获得了胜利与正义，而将这不怎么样的草原的一块弄到了手中。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场景，我决定拾起掉在脚下的一发子弹和臼形炮弹的一部分装进塑料袋带回日本。倒不是多么想要纪念品，仅仅为了不忘记——我觉得这是我惟一能够做到的行为。而且我也很想保留一件类似抓手的东西。

之后我们往纵深处行进了三十分钟，在绿草原的正中有一辆被弃置的苏军中型坦克。“如果有什么大件战争遗物就好了，想照一张相”——为了满足松村君的希望，那姆索拉中校把我们带到这里。这辆坦克，炮塔和机枪固然拆掉了，但其他部分基本完整无缺原模原样地留了下来。大概本想用钢缆把战斗中毁坏的友方坦克拖走而未能如愿，仍有钢缆拴在那里。我想，若运去什么地方弄成碎铁，多少能换一些钱，但蒙古人对回收废铁那样的麻烦事似乎没多大兴致。或许因为一来位置不好，卡车进不来，二来就算愿意回收，随之而来的运输成本也太高。不管怎样，草原因此而到处扔有五花八门的钢铁制品，使得我们至今仍可切近地目睹当时那白热化的“钢铁战役”，那淋漓酣畅的钢铁消费场景。如此顺利保存往日战场遗迹的场所，找遍全世界也恐怕没有第二例。

又转过几个战场遗迹之后，我们参观了松布尔壮观的战争博物馆。毋庸讳言，松布尔是世界尽头一般寒伧的小镇，然而有关战争的纪念物一应俱全，件件非同一般。博物馆本身也仪表堂堂，展品丰富，当时的贵重资料和各式武器、军用品等整理保存得井井有条。参观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蒙古人对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胜利——毕竟将日军赶出了自己主张的国境线，因而是胜利——看得多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如此大张旗鼓慷慨激昂的英雄礼赞也悄然而又生动地暗示了哈拉哈河战役给蒙古这个小国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俄罗斯通过情报公开活动将以前隐藏的种种史料公诸于世，据此得知，哈拉哈河战役并非像过去苏联方面所说那样的是苏蒙联军“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他们为此次胜利所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的惨重程度并不亚于日军。日后若有更多的资料公开，对于诺门罕战役即哈拉哈河战役的历史观也肯定会大大改变。战争博物馆的馆长欢迎我们并亲自热情带领参观（人十分和霭），遗憾的是由于停电的关系，馆内黑乎乎的，没法细看更多的展品。好像因为慢性电力不足，白天也要停电几个小时。

从松布尔到乔巴山漫长的归途中，在草原中间发现了一只狼。蒙古人看见狼必定杀死，几乎条件反射地杀死。对于身为牧民的他们来说，狼是看见就只能当场杀死的动物。爱护动物这类概念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驾驶员连一声“去”也没说，就让吉普迅速离开道路朝草丛开去。乔格满托拉中尉以熟练的手势从座位下面拿出AK47自动步枪，推上子弹舱——他把子弹舱装在黑塑料手提包里随身携带——而后打开吉普车门，探出上身瞄准，以单发点射逃跑的狼。在草原正中听起来，“啪、啪”——AK47的枪声又干又小，没有想像的那么厉害，不是在电影声带中听到的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莫如说颇有非现实之感，恍惚是在极其遥远的世界里进行的、与己无关的活动。我在脑袋里像考虑别人的事一样怔怔地想道：噢，我现在置身于草原正中，乔格满托拉在我身旁打狼！逃窜的狼的四周“嘭嘭”掀起着弹的沙尘。但狼动作极快，怎么也打不中，皮都没伤着。狼计算着自己同吉普的距离，利用身体轻巧的优点，飞快地改变方向奔逃着。最初的弹舱空了，乔格满托拉一边咂舌一边“咔”一声推上新弹舱。此人究竟准备了几个弹舱呢？驾驶员那松贾格尔一声不响地咬紧嘴唇，忽左忽右打着方向盘紧追不舍。说到底，狼从一开始就无望得胜。狼的四肢诚然敏捷灵巧，可惜它们不具备相应的耐力。它们或许能胜过马——蒙古人说胜负率基本是五比五——但在无遮无拦无沟无坎无枝无树一无所有的平展展的大草原正中，狼不大可能跑过四轮驱动车。因为汽车决不疲劳。那仅仅是大的钢铁机器，没有肺那个物件。十分钟，狼就彻底筋疲力尽，肺叶即将破裂。狼站立不稳，肩头起伏着，喘着粗气，做好精神准备似的定定地看着我们这边。狼知道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这里已别无选择，惟有一死。

乔格满托拉让驾驶员停下吉普，把枪身固定在车窗上，瞄准狼。他不慌不忙。他晓得狼已哪里也去不了。那时间里，狼以澄澈得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我们。狼盯视枪口，盯视我们，又盯视枪口。那是种种强烈的感情混在一起的眼睛，恐惧、绝望、困惑、无奈……以及我不知晓的什么。

只一发，狼便应声倒下。身体痉挛片刻，而后那也停止下来。小个头母狼。从季节推断，有可能是为孩子出来觅食的。我在内心祈祷这只干瘦干瘦的狼好歹逃开铁车和铅弹的追击，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凑近死尸一看，狼已吓得大便失禁，子弹打中肩偏后一点的位置。弹痕不很大，只渗出衣扣大小的圆形血迹。那松贾格尔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不小的锋利的猎刀（看来这些人手头总是备有自动步枪和猎刀），麻利地整个割掉狼的尾巴，然后把割掉的狼尾巴垫在狼的头下。这像是蒙古人的狩猎咒符，意思是“保佑以后再幸遇这样的猎物”。

打死狼后，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很长时间里几乎谁也没有开口。那松贾格尔把奇妙的俄语雷盖[5]磁带插进收放机，开始听音乐。夕阳向草原西边缓缓倾斜，绚丽的火烧云染红了云絮，天空由青变蓝、由蓝变黛之间，我们始终向西行进，就好像紧追下沉的太阳不放。但不用说，这回我们无望获胜。随着四周变暗，路面到处有野兔穿过。白天它们怕被老鹰逮住不敢出洞，都静等着暮色降临。如此说来，四下里再也见不到老鹰了。鹰们想必在这草原某处的巢中静静歇息，歇到明天早上。明天完了，后天来临，后天完了……

我们好歹返回乔巴山已是半夜一点了。总之累得死去活来，口都几乎开不得了。先喝了一通不很凉的啤酒，喝罢直接倒在宾馆床上。不伦不类的城市不伦不类的宾馆不伦不类的房间（自来水整整流了一夜，声音大得惊人；门关不上；除了天花板垂下的电灯泡别无照明；气氛郁闷得要命），但这些怎么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躺下好好睡上一觉就一切OK。何况，想到我此前住过的世界最尽头的不伦不类的宾馆，这个还算不错了。然而我怎么也睡不着。也许白天看到的刺激性场景太多的缘故。我无法忘记生锈的坦克、钢铁碎片所在皆是的战场遗址、被乔格满托拉射杀的母狼那凄寂的眼睛。我蓦然想起，随即从包里取出在沙丘沙土中拾来的臼形炮弹残块和子弹，拍掉沙土放在桌子上。它置于阴沉沉的宾馆一室的桌面之上，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时间的座标基轴正一点点地在扭曲损毁。这东西在宾馆房间里看来，同我在沙丘中发现时给人的印象有很大不同。我并非崇拜超自然物之人，总的说来在日常生活中是循规蹈矩的现实之人，并以此为人所知。可是，惟独此时却不能不感觉到某种“气息”浓厚之物的存在。我忽然心想，也许本不该把这东西带来，应该照样留在那里也未可知。但为时已晚。

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咔咔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姑且从床上跃起，准备开灯。但由于剧烈晃动，甚至站在床上都不可能。说到底，灯在哪里都无从想起。我踉跄摔倒，而后抓着床头好歹坐起。我想肯定来了大地震，一场要让整个世界土崩瓦解的强烈地震。不管怎样得赶快离开这里。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才死活挪到门前，摩挲着按下墙上的电灯开关。就在那一瞬间，摇晃戛然而止。灯亮了，黑暗消失了，房间立时寂静下来，一切都难以置信地无声无息，什么也不摇动，时针正指在后半夜两点。究竟怎么回事呢？我莫名其妙。

随后我恍然大悟，摇晃的不是房间，不是世界，而是我本身。明白这点，一时冷彻骨髓。我无法把握自己手脚的感觉，在那里木然伫立。尝到如此深切、如此劈头盖脑的恐惧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见那么黑的黑暗也是第一次。不管怎样，我不想留在这房间里了。横竖留不得了。不得已，我走进隔壁松村君的房间（凑巧这座宾馆的房间不能从里面锁住，为什么自是不知），弓身坐在昏死一般沉睡的他旁边的床上，一动不动地等待天明。原以为黑夜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四点过后，东边的天空终于一点点泛白，鸟也开始啼叫。随着晨光的降临，我身上冰块一般的恐惧也渐渐融化消失，就好像附体的邪魔脱落下来。我悄悄返回自己房间，上床躺下。已不再害怕。夜间卧床时感觉到的不快也没有了。我甚至反倒产生一种类似恬适的感觉。它同黑暗一起去了哪里。我就势在晨光中甜甜睡去，睡罢醒来。

从乌兰巴托返回北京，直接在机场换机飞回东京。机上的NHK广播报道说村山首相在那不勒斯峰会上病倒。村山首相？我离开东京时该是羽田首相才对。在这同一天，金日成主席之死成了事实。在我从满洲到蒙古转来转去的两个星期时间里，此侧世界有诸多事情在与我无涉地运转不息。而大约一个月后的此时此刻，我在远离蒙古草原的场所、在几乎可以说是与之处于两极的地方写这篇文稿。

但是，在乔巴山那座穷困潦倒的宾馆一室，我于下半夜2时体验的那场剧烈的世界摇晃仍分明留在我身上。至今仍能记忆那震颤、那恐怖的感触。那究竟是什么呢？我至今未得其解。我想了很多，但未能想出关于那件事的确切答案。那时我所感觉的恐惧的质是不能够用语言传达给别人的。那和从道路正中豁然开出的洞口遥遥窥看世界深渊是同一程度的恐怖——至少对我而言。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这样认为了：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于我这个人的内面，不过是有什么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罢了。恰如上小学时在书上看的诺门罕战役的图片并无什么来由地俘获了我，且在三十几年后把我远远领去蒙古草原的纵深处……把我带去的地方真够远的了。可是我觉得——我说不大好——无论去多远、或者不如说去得越远，我在那里发现的也只是、或者越是我自己本身。狼也好，臼形炮弹也好，停电当中幽暗的战争博物馆也好，归根结底恐怕都只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它们恐怕只是在那里静静等着我前去发现罢了。

但至少我决不会忘记它们在那里和曾在那里。不忘，我能做的事仅此而已，大概。

[1] 幸运，好运气。

[2] 现状，原来状态。

[3] 一种日本出产的轿车。

[4] 我国译为《廊桥遗梦》。

[5] reggae，1968年前后开始流行的牙买加黑人新流行音乐，歌词主要反映平民心声。

1995年6月，为《森罗》杂志分两期写了这篇文章，收入书中时做了加工。同行者又是松村映三君。能够不屈不挠陪我如此长途跋涉的摄影师除他别无第二人。实际握着方向盘横穿大陆，就会明白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大得不得了。地区不同，文化啦服装啦也随之哗哗作响地变得不同。另外令人感叹的一是汽油便宜，二是几乎没有收费公路，三是饮食和住宿设施无可救药地单调。若问是否还想横穿一次，我只能扭头沉思：这个嘛……

作为一种病的旅行，牛的价格，无聊的汽车旅馆

很早以前我就想——准确地说是一直梦想——好好花时间驾车横穿美国大陆。问我去那里有什么目的我也没法回答，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仅仅是一种愿望罢了：从大西洋岸边到太平洋岸边，翻山过河，把美国大陆一气划开！若明快断言“行为本身即是目的”，那倒是够潇洒的……

不管怎样，这踏上漫长旅途的行为之中，毫无疑问含有某种不由分说——如果不能称之为发疯的话——的东西。说到底，何苦非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不可呢？花时间，费用也小瞧不得，又只落得个徒劳无益，甚至可能祸从天降。不，还是说“‘祸不从天降’偶尔也是有的”来得痛快。Scrabble Game[1]的广告复印件上总是说“早知如此，在家里玩Scrabble好了！”漫画中也常常出现遭遇各种灾难的可怜的旅行者。每次看那广告，我都大大点头：是啊，正是。旅行就是灾难陈列窗。实际上也是在家里玩玩Scrabble什么的远为稳妥。我们对此心知肚明，然而还是要外出旅行，就好像被看不见的力量拉起衣袖，踉踉跄跄地给扯到悬崖边上，然后回到家里，坐在柔软而熟悉的沙发上，深感还是家里好。是这样的吧？

不如说，这类似于一种病。我们（至少我）从书架上取出地图翻开，放在桌面上定定地注视。地图是个富有诱惑性的东西，上面铺展的是自己尚未去过的地方。它稳稳地、默默地而又挑衅性地冲着我们。闻所未闻的地名比肩接踵，涉所未涉的大河流淌不息，见所未见的高山连绵不断。不知何故，湖泊和海湾也显得风情万种，连不三不四的沙漠看上去也那么浪漫，那么难得。

盯视着地图上自己未曾到过的场所，一颗心就像听到女妖的歌声一样被迅速吸引了过去，胸口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如饥饿的野狗一般沿着血管横冲直闯。我知道自己的皮肤寻求新风的吹拂。机会的气味犹如破城棰一般急剧地敲响门扇。我觉得一旦去到哪里，就会碰上足以使人生发生激烈摇晃的重大事件（其实那样的事只能发生在极为象征性的领域）。

如此这般，我照例同搞摄影的松村映三君两个一起动身，踏上为时两个多星期的漫长的横穿美国之旅。路线不是有名的往南转的“Route 66”，而是半拉子内行人所钟情（具体如何不得而知）的北转路线。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犹他州……而且要充分投入时间，不走枯燥无味的州际高速公路，而以地方性的后方道路为主。

不过，我自己的大众COLLARD用来长途旅行未免有点辛苦（屁股痛，行李放不多），决定租用沃尔沃850客货两用车。一开始也想租用传统型号的美制旅行车，但亲眼见到实物，却不由为其恐龙般的非现实体积所压倒，终究不战自退。想想那玩意停成一排都冒冷汗。老实说，沃尔沃虽然不能说多么富有刺激性，但车座状况极好，两个星期坐下来身体几乎不痛，腰有问题的人不妨一用。

“那样的旅行无论如何也奉陪不起，我还是回东京落个轻闲算了。”我把这么表示的老婆从波士顿的罗甘机场送上飞往成田的飞机（想法相当明智），然后直接奔赴西海岸。我们的目的地是大约八千公里外的洛杉矶长滩。

首先从马萨诸塞州穿过纽约州，从尼亚加拉一带暂且进入加拿大（尼亚加拉那地方去多少次都让人心烦），造访家住多伦多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特德·格森。很久以前他就邀我前去，遂利用其好意顺路去了那里。特德本是美国人，因越南战争期间讨厌当兵而搬到加拿大，就势定居下来。他在距多伦多一小时远的一座山里拥有隐居用的小别墅，我们住了进去。深山老林，听说有河狸、豪猪、鹿、狼和浣熊等出没。喝着葡萄酒，听着鲍勃·迪伦的老唱片（唔，我们就属那一代），烤着大马哈鱼，吃着院子里摘来的芦笋，一个晚上说了很多很多话。还有……啊，不好写这个。

再次从加拿大穿过国境，朝底特律驶去。接着经过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赶往芝加哥，一路上没什么有趣的事。老实说无聊至极，不过是看着前方踩加速器，眼望驶过的印象平淡的景色罢了。每天平均行程约五百公里，两人轮换驾驶，住进怎么看都看不出名堂的汽车旅馆，早上吃薄烤饼，中午吃汉堡包，天天如此，周而复始。变化的惟有汽车旅馆：HOLIDAY INN、COMFORT INN、BEST WESTERN、TRAVELOG……

不，准确说来也并非全都无聊。有一件事不能说是无聊，那就是车相当频繁地被警察拦住。其实我们开车并没有胡来（不错，在没人瞧见的亚利桑那沙漠正中，我们是听着埃尔顿·约翰的《英格兰制造》开出时速二百公里，但那终究是例外行为）。美国的高速公路只要不超过十五英里，一般不会被警察拦住。我们打算以十英里左右的速度跟在自然车流之中，不知何故却被拦住了。闪着红灯的警车尾随而来。

“哦，怪事，我们不该被拦住的呀！”正困惑不解之间，警车“呜呜”响起警笛，命令我们靠路边停住。但警察并没有查验我们的驾驶证，只把脑袋探进来左看右看，也没撕下违章票：“往下注意别超速。”只拿了一张警告票。

怪事！为什么单单总是我们被拦住呢？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由于我们开着其他州牌号的旅行车，后车窗贴着黑色遮光纸的缘故。加之松村君有外观上的问题：他晒得黑黑的，从远处看去活像西班牙血统。一句话，此乃毒品贩子的特征。所以警察一看见我们就警惕起来，命令停车以检查车厢里有没有可疑物，如此而已。

但说实话，这很让人吃不消，因为随时随地有蒙面警车目光炯炯地监督我们。假如松村君的外观同米老鼠或辛迪·劳帕[2]相似，我猜想不至于发生这样的问题。不用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除了警车的问题，最初五天反正无聊得要死。

旅行终于变得丰富多彩是在穿过芝加哥进入威斯康星州之后。不，“丰富多彩”这一说法也许并不正确。实不相瞒，那里压根儿没有什么多彩的要素。说得确切些，不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发无聊”更为接近实况。不过，那种无聊是和此前那些地方给我们的无聊不同的全新品种的无聊，对我来说未尝不可称之为极有刺激性。痛快说来，从那一带开始，我们总算进入了美国中心地区（heartland）的中心(heart)。

首先，车内播放的音乐种类整个为之一变，乡村音乐台压倒性多了起来，不管怎么按车内音响装置的搜索键，爵士乐和说唱音乐（Rap Music）都听不到，于是我阴差阳错地对乡村音乐的流行状况熟悉起来。不客气地说，绝大多数不伦不类，惟独《得克萨斯龙卷风》这首流行歌曲还相当委婉动人（你是得克萨斯的龙卷风，我像一棵倒地的小草任你捉弄……）谁唱的不知道，但这首歌简直成了此次旅行的主题曲，在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前的路上不知听了多少次，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新歌之类仅仅播过一次……虽然也不是很想听。

在汽车旅馆房间里打开电视，早间新闻报完O·J·辛普森的审判进展之后，竟让我没完没了地听起了“本日家畜价格”，一个年纪蛮大的新闻播音员以一本正经的神情淡淡地报价：某品种某岁的牛多少钱一头，某某品种的猪多少钱一头……一如纽约之播报交通信息，夏威夷之播报海浪情况。根据所念数字的不同，播音员或约略感动，或蹙起眉头。是啊，美国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国啊，我深切地感到。

晚间打开电视，常常看到乡村舞蹈盛会，头戴牛仔帽、脚穿彩绘长靴的众多男子和头发如棉花糖一般蓬蓬松松的花哨姐妹们随着乡村音乐步伐整齐地跳得兴致勃勃。虽说并无特异之处，但一旦看开了头，往下肯定看得忘乎所以。怎么回事呢？不可思议。

另外一点我不知道的，是这世上居然有乡村音乐专用MTV[3]。从早到晚无休止地播放乡村音乐录像，甚是了得。

车窗外见到的光景完完全全——或许堪称艺术性地——变得单调无聊起来。那里存在的仅仅是牧场、农场和时而闪出的招牌。无论何处、不管哪里、任你去哪，映入眼帘的只是牧场、农场和时而闪出的汽车旅馆招牌。此外几乎一无所见。

道路笔直笔直，直得像托尔斯泰小说中正直的农夫灵魂，让人无法忍受。只要视力足够，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问题是看得再远也没有赏心悦目的景物，因为同样是农场、牧场和时而闪出的招牌。

偶尔对面驶过的车大部分是家畜运输车或敞篷卡车。从波士顿来艾奥瓦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老实说，我觉得比从东京来波士顿还大得多。在这样的地方天天看牛、日日听乡村音乐，即使不是弗朗西丝卡（艾奥瓦州麦迪逊镇上的那个人[4]），恐怕也会对人生多少感到厌烦，我想。

农舍的样式无论哪家都大同小异：正面有个大大的仓房，有个干饲料库，有长长的围栏。围栏里有许许多多牛。牛固然也是非常可爱的动物，但多看到底厌了。世间大多事物都有这种倾向——多看则厌——牛也不例外。不但看厌，久而久之，还对看牛这一行为实实在在地感到疲劳。想到世间何以必须有如此数不胜数的牛，不由变得心烦意乱。

每天无论开车跑多远，这样的光景都无休无止无边无际，甚至叫我产生了无谓的错觉，以为看过的牛又跑到前头等我们了。

居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说到底，以前我所看到的美国不过是这个国家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风景已然如此单调无聊，而一日三餐所去的餐馆和每晚所住的汽车旅馆，其无聊的完美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此之间在无个性这点上是那样相似，一来二去，哪个是哪个竟然几乎没了区别。

选择汽车旅馆原理上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异常困难。既然哪个都一样，那么选哪个岂不都无所谓？虽说心里这么想，但必须具体选择一家才行。所以一到黄昏时分，就以自暴自弃的心情全无根据地随便选一家出来：噢，这个可以吧！如此日复一日，自己身上原本应有的什么好什么不好的价值基准就逐渐摇摆模糊起来，不骗你。每当汽车旅馆这个图像浮上脑海，思维能力就差不多同时蒙上一层乳白色雾霭似的东西，我们被吞入状如特长管道的“持续性”之中。在那里，时间如金太郎饴糖[5]一般流移，前后区别无从察觉。昨天与明天的边界无从分辨，日常与非日常的不同无从知晓，感动与不感动的分野无从判定。那里存在的，仅是电视与床与浴室之类符号而已。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如此循环不止，无休无止，人心任其慢慢蚕食。

旅行期间我一直在写日记（无论怎样的旅行我都认真写日记，因为人的记忆——尤其我的记忆——根本靠不住），但关于美国中西部的汽车旅馆和餐馆到底半途而废——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写。因此，现在翻看手册也找不出什么，几乎清一色是汽车旅馆名称和房费，没有所谓特征。就算有特征，其特征也没有特征含义。不具有特征含义的特征，类似排列无序的辞典，再打交道也无非浪费时间罢了，哪里也到达不了。

但有一点，我们在经过一个个如此平庸的汽车旅馆的过程中，就美国的汽车旅馆获得了一个宝贵经验，那就是：别住带有温水游泳池的汽车旅馆。

这是因为：第一，路边汽车旅馆的温水游泳池又小（十有八九）又脏，休想正常游泳。第二，由于建筑物中有温水游泳池（几乎都设在天井），整座建筑物潮乎乎的。总之，整个儿像一大桑拿馆，每每如此。我们给这类温水游泳池害得好苦，投住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时差不多彻夜未眠，难受得简直令人想起曼谷机场过境旅客休息室。诸位务必当心，千万别住带有温水游泳池的汽车旅馆。除此之外，关于汽车旅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关于餐馆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到底在那里吃了什么——为了维持生命肯定要吃什么——我几乎想不起来。一如不幸的幼儿时期的阴暗记忆被塞进意识壁橱的深处，而我又没心绪挖掘出来，全然没有。

[1] 2—4人在室内玩的一种拼字游戏。

[2] 美国著名女歌手（Cyndi Lauper，1953—）。

[3] Music television之略，美国专门播放大众音乐的有线电视。

[4] 指《廊桥遗梦》的女主角。

[5] 一种日本手工制作的饴糖，做成日本神话人物金太郎的面孔图案。

镇名韦尔卡姆，西部唐人街，犹太人

美国有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镇名。明尼苏达州有个名叫“韦尔卡姆（WELCOME）”的镇。我和松村君在空荡荡平展展、除了牛几乎别无所见的中西部持续不断地向西行驶，有些累了，瞧见招牌便情不自禁地一晃儿驶下高速公路，心想到了镇上说不定会碰上什么好事、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镇的入口处竖着一块简易招牌：“WELCOME 人口790人。”我们大致从镇的这头开到那头（入口处稍往前一点点就是那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西部乡间小镇，除了镇名，其他谈不上有什么特征。进了镇也没有人围上来呜呜哇哇口称“欢迎”，没有满面笑容的妇人向远方来客献上一杯冰红茶。相反，一辆似乎怀疑我们来历的警车尾随了好一阵子，让人不是滋味。哼，真想说一句这算哪家子WELCOME……算啦。

这里的男人全都不约而同地头戴帽子。帽子不是斯泰特逊就是拖拉机厂的棒球样式。走路不戴帽子的人基本上没看见。黑人也几乎（或者不如说一个也）没见到。吸烟的人多。没怎么见到无咖啡因咖啡，没有人看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的书，没有温顿·马尔萨利斯的粉丝（大概），没有酥壳蛋糕（Quiche）。不知为何，海象一般肥胖的人比比皆是。有的餐馆要啤酒时，杯里却有橄榄——到底什么缘故呢？生来想像力匮乏的我想像不出。

听说在韦尔卡姆前面的南达科他州，一座深山小镇里有往日的唐人街遗址，遂去那里看了看。搞摄影的松村君是满世界专门拍摄唐人街的真正的“唐人街专家”，既然有唐人街，那非去一趟不可。

这座小镇名叫戴德伍德（DEADWOOD），金矿所在地，威尔德·比尔·希柯科曾在那儿的酒馆被枪杀，多少有点名气，如今作为赌场还算相当兴旺。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拉斯维加斯极度缩小，从中抽去豪华和时髦，再把天气恶狠狠弄坏的地方。主干道两旁一家挨一家全是赌场，大肚子的赌迷们小心翼翼地抱着装有硬币的塑料碗，面对自动赌博机“哗哗啦啦”摇个不停。我对赌博没兴趣，几乎所有赌场都过门不入，只参加了地下唐人街观光团。说是参加，其实团员只我和松村君，并无别人。大家都忙着赌博，没有谁突发奇想去南达科他州深山老林湿乎乎的洞穴里参观往日唐人街遗址（其心情不是不能理解）。入口有一个脸色阴沉沉的神经质年轻人值班，看样子真是无聊到了极点。

听说淘金热淘出了新的城镇，中国人从洛杉矶冒着印第安人的袭击，在马车的一路摇晃下远远赶到南达科他州的深山老林。没有一技之长的穷中国打工者只要听说有工作，即使万里之遥也不在话下。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镇子下面挖出规模和迷宫一般大的东西呢？其缘由至今也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受镇上白人的欺侮，半夜不敢在地面走动（当时西部兵荒马乱）。另一种说法相反，是中国人为躲避白人世界、钻入自己的空间单独居住而建造了秘密地下家园。的确，地下通道中连吸鸦片和赌博用的小屋都准备好了。我一向对地下世界小有兴趣，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我想，大家动手挖洞，在一座镇子下面建造仅仅属于自己的“别镇”——当时中国人的想法和能量到底匪夷所思。

顺便说一句。在爱达荷州，我们同样为了寻找往日的唐人街而去了一座叫沃伦的镇。这里是地地道道的深山中的深山，路也没铺沥青。从一般公路进入沙土路，花了两个小时才好歹开到这里。风景诚然十分优美，但最近似乎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山火，树林烧得一片狼籍。西部大多数的金矿镇如今都成了ghost town[1]，惟独沃伦至今仍在开采，或者说是候补ghost town。这是因为，这里仍有二十来人在有气无力地继续淘金。为此有一家以这些人为对象的小沙龙般的酒吧，此外别无店铺。生活物资由直升机运来。住在这座镇里，好像一下子进入了被历史潮流遗忘的场所。我走进镇上的酒吧，喝着百威生啤，吃着香菇汉堡包。女服务生虽不特别冷酷，但感觉上仿佛在说吃完赶快走吧。看情形不像是外国人受欢迎的地方。

酒吧里卖一种“白猫头鹰例行射击运动会”T恤，当然这是针对鼓吹保护白猫头鹰的环保主义者的嘲讽。笑话的品位固然不太高，但终究是笑话。顺便提一句，我们的沃尔沃新车同这地方根本不协调，沃伦镇人只乘卡车，别说沃尔沃，乘别的汽车的人也一个也没见到。

在淘金热时代，这里也有很多中国人赶来，挖金子、耕田种菜。他们住过的房子和用过的餐具现在还好端端留在那里。此镇（不如说是村落）有个农业局的小小农业站，一个往墙上涂漆的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向我们热情介绍了沃伦镇的由来。按唐人街研究专家松村君的说法，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中国黑社会也曾伸手进来，在为同胞介绍工作的同时通过赌博和鸦片把他们的钱卷走。卖淫过去好像也很盛行，有种种关于美貌中国姑娘的传说留下来。不过在农业站领到的正经资料里，关于赌博和卖淫只字未提。

不可思议的是，沃伦镇一带的石头全都闪闪发光，一派炫目，流经小镇的小河河底也金光灿然。拾起石头一看，原来有一层薄薄的金箔像青苔一样紧紧附在表面。起初以为没准这就是真正的金子，很卖力气地拾了一堆，继而心想这里不是传说中的Zipangu[2]，不可能遍地落满黄金，自觉傻气，遂作罢。想必是只发光而别无太大价值的矿石。不过，在这往日的金矿小镇里，目睹着脚下沙石被太阳照得金光闪闪，还是觉得像被狐仙迷住了似的。风景相当奇妙。虽说不是汉弗莱·鲍嘉主演的电影《黄金》，但黄金这东西或许真有一种令人心荡神迷的魔力。

翻过落基山脉，从爱达荷州一进犹他州，西海岸即在眼前。在犹他州，住在过去的塔夫茨大学同事查尔斯·井上先生（研究泉镜花[3]）的父母的花园里，因为查尔斯总是劝我去犹他州看看，说犹他州是个极好的地方。查尔斯的父亲是第二代日裔，战争期间因reolcation[4]，从加利福尼亚送进了怀俄明州的收容所，战争结束后也没返回故乡加利福尼亚，而在相邻的犹他州定居下来，靠着白手起家，如今在一个叫加尼逊的小镇郊外拥有七百五十英亩农园，子女都是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等专业人士。他们全是摩门教的信徒，不饮酒，不喝咖啡，由于曾来日本传教，日语非常好。他们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也无一例外地在布里加姆·扬大学接受训练，然后作为传教士前往日本。

战后为什么没有返回加利福尼亚州而改信摩门教呢——这样的例子少而又少——关于这点我到底没问，想必老人在收容所期间想了很多很多。住在旁边的老人的儿子、医生德怀特（和我同年）说：“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受了很多迫害，而摩门教徒在美国历史上也一直受迫害，这里面大概有相通之处吧。哪一方都是以勤劳为美德的规规矩矩的老实人。啊，倒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那样……”

把摩托雪橇装进卡车，和德怀特一家去山上玩雪时（附近山顶6月也有雪），我问他：“对您来说，世上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家庭。”德怀特说，“没有比家庭更宝贵的，那是一切的基础。”卡车的仪表板上很自豪地摆着竞选高中学生会主席的英俊的儿子的照片。儿子高中毕业就将去日本传教。

不过，在犹他州不能喝酒让人很不习惯。全州所有人都滴酒不沾，无一例外，连咖啡也几乎不喝。我脑子里想两三天不喝酒又有什么呢，但真的不喝又有些想喝。人之常情。白天一般都很热，所以傍晚来临时很想“咕嘟咕嘟”喝一杯啤酒，然而无论去哪里都很难要到啤酒。镇上连酒馆也没有，旅馆里基本上不供应酒，于是只能大口小口地喝冰红茶。

在靠近亚利桑那州的锡达城投宿汽车旅馆，服务台里坐着两个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极有摩门教传教士意味的青年，我虽然心想恐怕不行，但口渴得厉害，慎重地问哪里有能喝啤酒的餐馆。毕竟快到州境了，难免有侥幸心理。两个青年皱起眉头，客气地（但不无冷漠地）答道：“噢，对不起，您二位还在犹他州。”意思仿佛是：既然那么想喝啤酒，就去亚利桑那州喝个够好了！如果可能，作为我何尝不想那样，问题是到州境还要两个小时，而我不想再开什么车了。天热得要死，我们累得要死，累得像死狗，像一段木头。

出门问了很多很多人，听说镇郊有“类似”酒吧的场所。实际去那里一看，实在不成样子，再渴也没心情进门。以前在费城偏僻的乡间，我也到过同样有宗教性质的镇，进过外观同样阴沉的酒馆，因此十分清楚，那种地方肯定像《铁面具》中出现的地牢一样阴暗，感觉湿漉漉粗拉拉的，就像周围的破烂东西统统随风聚到了一处。进这样的地方喝啤酒，根本喝不出滋味。

只好死心塌地，吃了一顿没有酒精陪伴的味同嚼蜡的晚饭。之后在车里翻了个底朝天，翻出一罐几天前在加油站买下来以后扔在那里的如马尿一般温吞吞的百威，用旅馆里的冰块冰了，两人各分一半，一小口一小口喝了。尽管不解馋，但的确是最高享受。

犹他州风光秀美，地方特色也令人兴味盎然，不过说实话，进入亚利桑那州荒凉沙漠正中一座荒凉小镇，在第一眼看到的酒吧里要了冰镇百威啤酒“咕嘟咕嘟”大喝特喝的时候，我们还是舒了口长气。这个该遭天罚的世界上的无可回避的现实已经一点一点渗入我的体内，真真的，酷酷的。唔，人世就该是这个样子，我想。

过了亚利桑那州（就我们实际路过的部分来说，除了仙人掌和加油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驶入内华达州，即将到达赌城拉斯韦加斯。我这人向来对赌博没有兴趣，不过既然来一次有名的拉斯维加斯，日暮以后还是穿上茄克去赌了一回。买了牌，这里那里转动赌盘，随心所欲地把筹码放在上面，或许该说是Beginner's luck[5]，居然碰巧凑到了一百七十美元筹码。心中大喜，用赢来的钱一气买了许多旧唱片。拉斯韦加斯找起来也有几家旧唱片店，有的店里可以发现非常有趣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到底怎样性格的人会专门跑到欢乐之都拉斯韦加斯，在一股霉味的旧唱片店里一个劲儿找来找去呢？恐怕也只有因赢了一百七十美元而乐颠颠地径自离开赌盘那样的性格谦恭（或者说穷惯了）的人吧。

再说搞摄影的松村君，他比我厉害，在自动赌博机那里赢了满满两手的筹码，结果紧张得肚子急剧作痛，回房间大泻一通，泻罢面容憔悴地折回来说：“呃，看来我不是适合赌博的啊！”估计是那样，全然不适合赌博。这么着，两人在拉斯维加斯既未穷困潦倒，又未一夜暴富，仅仅旧唱片又多些罢了。不过，时至如今，吉米·史密斯[6]的密纹唱片再多又能怎么样呢？

离开内华达州，终于进入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加利福尼亚州。除了仙人掌一无所见的沙漠在四周无限铺陈开去，笔直笔直的高速公路在沙漠正中尽情伸展。只是，此前几乎没有车辆对面驶过的空空荡荡的州际高速公路忽然拥挤起来，颇像平日的东名高速公路[7]。爬完漫长的坡路，过得山顶，远方一个奇妙的白色巨块清晰可见，犹如失去归宿的魂灵。形状扁平扁平的，看上去像是能够直接放在盘子上，用刀一切两半。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原来那就是作为洛杉矶名胜的烟雾。

这很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看不见大都市的剪影，看不见太平洋湛蓝的海面，又不是作为什么特殊的东西出来迎接我们，只不过是让人翻过山顶瞧见远处有白色烟雾时心想“原来那就是洛杉矶”罢了，其中没有“啊，我们终于横穿美国大陆到达西海岸了”那样发自内心的激动——虽然也不是反高潮[8]。

类似感慨的心情，是在我们下了坡驶上洛杉矶郊外六车道的快车道，整个被那烟雾吞没的时候蓦然产生的：“啧啧，这可真是个大国，旅程真够长的了！”虽然这么说未免煞风景。

[1] 被遗弃的无人居住的城镇，幽灵镇。

[2] 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对日本的称呼。意为“黄金之国”，引起了读者对东方的兴趣。

[3] 日本小说家（1873—1939）。著有《高野圣》等。

[4] 重新安置。此处指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对日本侨民的强行迁徒和安置。

[5] （赌博当中）好运气往往降临初学者头上。生手的运气。

[6] 美国当代的电风琴爵士乐手。

[7] 日本东京和名古屋之间的高速公路。

[8] Anticlimax，（电影）让观众感到失望的结尾。

1995年5月，独自从西宫走去神户。反正我想走一次试试。这篇文章没指望稍后在哪里发表，是为自己写的，归终也未能想起发表的地方，就收在这本书里了。写故乡是非常困难的事，写受伤害的故乡就更难了。此外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松村映三君后来沿着我行走的路线拍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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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想一个人从西宫一带花时间走去神户三宫——动这个念头是今年5月的事。偶尔去京都办事，要在那里住一晚上，就直接转去西宫了。从西宫到神户，看地图也就十五公里左右。虽说决非近在咫尺，但我对脚力算是有自信的，再说也不是走起来多么辛苦的路。

户籍上我出生在京都，其实出生不久就迁往兵库县西宫市的夙川，又很快搬到相邻的芦屋市，十五六岁之前主要在这里度过。高中位于神户的山脚下，所以去玩的地方自然是神户的闹市区三宫一带。如此这般，成为一个典型的“阪神间[1]少年”。当时的阪神间——当然现在也可能那样——作为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场所是很叫人心情愉快的。安静，悠闲，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气氛，依山傍海，大城市离得很近。可以去听音乐会、去旧书店物色廉价软皮书、泡爵士酒吧，也可以在艺术电影院看新潮影片。穿的衣服当然是VAN夹克。

去东京上大学和在那里结婚工作以后，就很少返回阪神间了。偶尔回故乡一次，办完事就乘新干线赶回东京。一来生活忙，二来在外国生活时间也长，还有若干私人情由。世上有人不断被故乡拉扯回去，相反，也有人总觉得无法返回，这种不同多数是因为命运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思念故乡的程度轻重。我看来好像属于后者，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

父母一直住在芦屋市。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后，房子几乎不能住了，父母很快迁往京都。这样，作为将我同阪神间连在一起的具体纽带，除了记忆的累积（我的重要资产）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从准确意义上说，那里已不能再称为故乡了。这一事实给我带来了若干失落感。记忆之轴在我体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极为物理性地。

然而反过来看，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想以自己的双脚一步步好好走一走，才想验证一下失去自然纽带的“故乡”在自己眼中是什么样子，才想从中查看自己的身影（或身影的影）呈何种状态。

还有一点，我想知道两年前那场阪神大地震给我长大的地方带来怎样的影响。地震后我去神户看了几次。不用说，其创伤的严重让我深受震动。但经过两年，这座看上去终于恢复平静的城市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场巨大的暴力从城市中夺去了什么，又为城市留下了什么呢？我想亲眼确认一下，因为那恐怕是同我本身现今的存在有着不小关系的事。

我穿上胶底旅游鞋，将笔记本和小照相机装进挎包，在阪神西宫站下车，以此为出发点向西慢慢走去。天气好得需要戴太阳镜。首先穿过南口的商业街，上小学时常常骑自行车来这里买东西，市立图书馆也在这附近，一有时间就跑去，在阅览室里一本接一本贪婪地翻看各种各样的少年读物。因此，这一带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只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商业街变得几乎看不出来了，至于其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时间推移带来的，多大程度上是地震的物理性灾害导致的，我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尽管如此，两年前地震留下的伤痕依然历历在目。建筑物倒塌后的空地就像掉牙后的豁口一样散在各处，预制件组装的临时店铺一家接一家地把它们连接起来。用绳子隔开的空地上，夏日的绿草一片繁茂，路面的沥青残留着不吉利的裂纹。同广为世人瞩目并迅速复兴的神户中心商业地段相比，不知为什么，这里留下的空白显得滞重、沉寂和深刻。当然，这也不限于西宫的商业街，同样带有重伤的场所在神户周围应该还有很多，多得说不过来。

走过商业街，穿过马路，便是西宫的戎神社，很大的神社。院内有茂密的林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对我们小伙伴来说，这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但那伤痕一看就令人心痛。沿着阪神国道排列的硕大的不夜灯，大部分失去了肩上的灯盏。灯盏就像被锋利的刃器削掉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地掉在脚前的地面上，剩下的灯座成了失去意识和方向的石像，犹如梦中出现的象征性图像，一声不响沉甸甸地排列在那里。

小时候常去钓小虾（在拴有细绳的空瓶里放入面粉饵料投入水中，小虾就会钻进来，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空瓶就行，很简单）的水塘上，老石桥崩塌了，无人理睬。水就像慢慢花时间熬煮过似的，黏糊糊黑乎乎。年龄不详的乌龟们在干巴巴的石块上不思不想地慢悠悠晒着龟壳。剧烈破坏的痕迹活生生的无所不在，使得这一带看上去甚至像是某种遗址。惟独神社院内茂密的林木超越了时间，静悄悄暗幽幽的，和我记忆中的往日形象一般模样。

我在神社院内弓身坐下，在初夏的阳光下再次环视四周，让自己适应这里的风景。我想把风景自然而然融入自己的身心——意识之中，皮肤之内，作为“或许自己曾经如此的东西”。但为此要花很长时间，不言而喻。

2

从西宫走去夙川。到正午还有些时间。暖洋洋的天气，走得一快就汗津津的。不看地图我也晓得自己现在走在哪一带，但并非每一条路都有印象。过去应该走过，却毫无记忆。为什么这般没有记忆呢？我觉得不可思议。老实说，甚至可以称为困惑，就好像回家一看，家具全部换过似的。

原因很快明白了：空地的位置犹如正负极颠倒。就是说，本应是空地的早已不再是空地，而原来不是空地的如今成了空地。前者多数由空地变成了住宅，后者则大部分老房子因大地震而化为乌有。如此两个作用（相继）重合，使我记忆中的往日街区光景相乘式地变成了虚拟物。

夙川附近我住过的老房子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仿佛集体宿舍的建筑物。相距不远的一所高中，运动场成了地震灾民临时栖身的住宅区，我过去打棒球玩耍的那一带，密密匝匝地晾满了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洗涤物和被褥。凝目细看也几乎不见往日的面影。虽然河水一如往日地清澈动人，但目睹河床被混凝土加固得整整齐齐，感觉上总有些奇妙。

朝海那边稍走几步，进入一家小寿司店。因是星期日中午，看样子正忙于外卖。跑外卖的年轻人许久不归，店主接电话接得焦头烂额。整个日本随处可见的场景。我半看不看地对着电视喝啤酒，等着点的东西上来。兵库县知事就震后重建同嘉宾谈着什么。至于谈的什么早已忘光，现在也想不起来。

爬上防波堤，往日眼前一片大海，无遮无拦。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天天在那里游泳，喜欢海，喜欢游泳，钓鱼，每天领着狗散步。喜欢在那里一动不动地静静坐着。半夜从家里溜出来和同学一起跑到海边，捡来漂流木，升起篝火。喜欢海的气味，喜欢远处传来的海涛声，喜欢大海运送来的东西。

然而现在那里也没有海了。近山近海的阪神间对于土木建筑业来说是极为理想的场所，山削平后建起整齐漂亮的住宅，被填平的海上同样排列着漂亮的住宅，施工期间正是我去东京不久后开始的经济起飞、列岛改造热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现在在神奈川县一座海边镇子拥有住宅，在东京与小镇之间跑来跑去。这座海边小镇如今比故乡还强烈地使我想起故乡——说遗憾也十分遗憾——那里有还能游泳的海岸，有翠绿的山林。我想以我的力量保护这些东西，因为消逝的风景是不可能再回来的，暴力装置一旦被人打开就决不会关闭。

防波堤对面、曾经的香栌园海水浴场一带，周围已被填埋，形成一个不大的海湾（或池塘）。一伙帆船手正在那里捕捉风力。就在其两侧，往日的芦屋海滩上，排列着如集成电路一般呆板的高层公寓。近海那里，开着面包车和旅行车赶来的几家老小用自带的煤气炉烧烤，即所谓outdoor[2]。烧烤鱼、肉和青菜的白烟，作为星期日赏心悦目场景的一部分，宛如狼烟一般向天空静静攀升。天空几乎万里无云。5月午后恬适的风景，甚至不妨说完美无缺。然而在我坐在混凝土防波堤上凝望曾有真正的海出现之处的时间里，那里存在的一切就好像轮胎漏气一样在我的意识深处静静地、一点一点地失去现实意味。

很难否定那片平和风景中含有暴力的余韵，我觉得。那暴力性的一部分就潜伏在我的脚下，另一部分潜伏于我们自身的内部。一个也是另一个的隐喻（metaphor），或者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它们如做同样梦的一对野兽在那里沉睡。

跨过小河进入芦屋市。走过曾就读过的初中，走过曾居住过的房前，走到阪神芦屋站。看车站广告画，上面说星期日（今天）下午2时在甲子园球场有“阪神：益力多”day game[3]。于是突然想去甲子园球场看看。旋即改变计划，乘上开往大阪的电气列车。比赛刚刚开始，现在去，可以赶上三局。没走完的路明天继续不迟。

甲子园球场和我小时候的差不多，让人由衷产生一种亲切感，简直就像time slip[4]。球场上有变化的，一是没人背着水珠花纹塑料罐卖CALPIS[5]（世上好像没多少人喝CALPIS了），二是外场记分板变成电子显示的（白天因此看不清字）。球场的颜色一样，草坪绿色一样，阪神球迷也一样。地震也罢革命也罢战争也罢经过几个世纪也罢，惟独阪神球迷的着装不变，不是吗？

由于川尻和高津[6]的对投，结局为1比0，阪神获胜。虽说只差一分，但比赛没有太大刺激性。总的说来，几乎没什么看点。再说得极端些，一场不看也无所谓的比赛，尤其对于外场席的观众而言。阳光越来越强，口渴得不得了。喝了几杯冰镇啤酒，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外场的长凳上昏昏睡去。睁眼醒来，一时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我到底在哪里呢？）。灯影斜了，已经伸到眼前。

3

在神户，在眼睛正好看到的一家不大的新宾馆要了房间。住宿的客人大半是团体年轻女客，便是那一类型的宾馆。早上6时起来，抢在通勤高峰之前赶到芦屋川站，从那里继续不很长的徒步旅行。天空和昨天大不一样，阴云密布，略略发冷。报纸上的天气预报极有自信地宣称下午开始下雨。专门预告坏信息，一如卡桑德拉[7]（当然说中了，傍晚我被浇成了落汤鸡）。

在三宫站买了早报，上面说在须磨新区（想必那里也是劈山造出的新城，地名不熟悉）有两名少女遭袭，一人死亡。“路魔”仍未被捕，线索也几乎没有得到。有小孩的居民为此惶惶不安。当时还没发生土师淳[8]遇害事件。不管怎样，都像是以小学生为目标的一种悲惨而无意义的犯罪。我基本不看报纸，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不晓得。

报道的字里行间回荡着平板而又异常深重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低音。我把报纸折起来，心想一个男人大白天在街上转来转去，有可能被人投以奇妙的目光。新的暴力阴影使得位于那一场所的我的新意义上的“异物性”呈现出来，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卷入错误场所的不速之客。

我沿着阪急电车线靠山一侧的道路，不时迂回往西走去，大约三十分钟后进入神户市。芦屋是一座南北狭长的城市，东西向走起来，转眼之间就穿了过去。左盼右顾行走之间，这里那里仍然有地震造成的空地闪入眼帘。没有居民气息的歪斜房屋也时而入目。阪神地带的土质虽说与关东不同，但也同是山沙地，不湿不黏，颜色泛白，空地因而格外醒目。地面草丛又绿又密，鲜明的对比很刺眼睛。那让我联想起留在亲人白色肌肤上的大外科手术遗痕，其场景势必超越时间和状况而物理性地刺着我的皮肤。

不用说，那里有的并不是仅仅是杂草丰茂的空地，也出现了几个建筑工地。估计不出一年，那一带就会有新房栉比鳞次，彻底改观。新瓦沐浴着新的阳光闪闪耀眼。而那样一来，那里新产生的新风景同我这个人之间恐怕就没有不言自明的共有感存在（应该不存在），地震这个无坚不摧的破坏装置强制性地暴露出来的新分水岭有可能存在于二者之间（很有可能）。我仰望天空，将微明的早晨的空气深深吸入肺腑，思索着培育我这个人的这方土地，思索由这方土地培育的我这个人，思索这不妨称为无可选择的事项。

走到相邻的阪急冈本站，我打算随便走进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餐。回头一想，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不料，一早开门的饮食店一家也没找到。想起来了，这里不是那类地方。无奈，在国道旁边的罗森便利店买了面包，坐在公园长椅上独自默默吃了，又喝了易拉罐咖啡，然后把此前路上见到的记下来。休息片刻，接着读了几页装在衣袋里的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记得高中时代读过，昨晚不期然地在宾馆床上再次读起，读得如醉如痴。为什么过去没读出这部小说的精彩呢？想到这里，甚觉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想别的事情了。

遗憾的是，下一站御影站也不存在优惠价早餐。我一面忘情地想像着又香又浓的热咖啡和切得厚厚的涂着黄油的烤面包片，一面沿着阪急电车线继续默默前行，依然走过几块空地和几处建筑工地，同几辆把小孩从学校送往车站的E级梅赛德斯·奔驰擦肩而过。梅赛德斯·奔驰当然没有瑕疵，没有污渍，一如象征之没有实体，流移的时间之没有目的。那是同地震、同暴力没有关系的事物，大概。

在阪急六甲站前，我做了一点妥协，走进麦当劳，要了鸡蛋黄油脆皮面包（三百六十日元），总算化解了深度海啸般的饥饿，休息三十分钟。我觉得自己被组合为巨大的（麦当劳式的）虚拟现实的一部分，或者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但实际包围我的，不过是个别现实，无须多想。好也罢不好也罢，仅仅是个别性暂时迷失归宿罢了。

想到是特意来到这里的，于是任由额头浮起一层细汗，爬上陡急的坡路，走到从前就读的高中跟前。以自己的双腿行走在从前总是乘满员公共汽车行进的路上。拓平山坡建成的足够大的运动场上，女生在上体育课，打手球。周围静得不得了，除了她们不时发出的招呼声，几乎不闻任何声响。由于过于安静，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滑进了错误的时间层面。为什么这般安静呢？

我一边遥遥地俯视着眼下发着幽光的神户港，一边侧耳倾听，看能否听见遥远往昔的回声。但什么也没传来耳畔。借用保罗·西蒙老歌的歌词来说，听见的惟有沉默的回响。也难怪，毕竟一切都是三十多年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的事——是的，有一点我可以明确断言：越是上年纪，人越是迅速地变得孤独，人皆如此。不过也可能不对。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旨在适应孤独的一个连续过程罢了。果真如此，就不该发什么牢骚。说到底，牢骚又向谁发呢？

4

起身离开高中，颇有些麻木地走下长长的坡路（也是因为多少有点累了），直接走去新干线的新神户站。走到这里，距目的地三宫就没有多远了。

由于时间充裕，出于纯粹的好奇心，我走进站前刚刚开业的堂而皇之的东洋宾馆，在里面咖啡屋的沙发上深深坐了下去，终于捞到今天第一杯像样的咖啡。我把挎包从肩头撤下，摘下太阳镜，做了个深呼吸，放松双腿。忽然想起该上卫生间，早上离开宾馆以后小便还是第一次。折回座位又要了一杯咖啡，之后舒了口气四下打量。地方大得有些过分。和港口附近原有的神户东洋宾馆（因地震现在停业，那里有一种大小恰到好处的亲密感）相比，印象相当不同。较之大，或许说“空荡荡”更接近实况。看上去总好像刚建成的木乃伊数量不足的金字塔。不是我吹毛求疵，很难认为这是我想住的宾馆，至少不符合我的口味。

几个月后，正是这间咖啡屋发生了暴力团伙持手枪乱射的事件，两人被夺去生命。当然，那时的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这类事件。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在那里隔着若干时差，同另一种“即将到来的暴力”阴影偶然擦肩而过。想到这里，觉得“偶然”这东西颇有些不可思议。过去、现实、未来三者如立体交叉一般走来串去。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深入这么持续地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中呢？四个月后，我在回顾这次不算长的徒步旅行，伏案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不由得这样想道。我觉得，即使把现在的这个神户切割下来，一种暴力也还是同另一种暴力宿命地（现实地或比喻地）紧紧连在一起。那里面莫非有某种时代性的必然不成？还是说仅仅属于巧合呢？

我离开日本在美国生活期间，恰有阪神大地震发生，两个月后有地铁沙林毒气事件[9]发生。对我来说，似乎是极具象征意味的连锁事件。那年夏天我回到日本，稍事休息后开始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一年后出版了《地下》（Underg round）那本书，写的就是理应潜伏在我们社会脚下的暴力性——平时被我们忘记、但现实中作为可能性存在于那里的暴力或以暴力形式凸显于现实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才选择“受害者”而未选择“加害者”作为采访对象。

从西宫去神户的路上，我独自默默走了两天，始终边走边思考这个命题。一面在地震的阴影中移动脚步，一面持续思索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究竟是什么，或者拖着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阴影持续思索阪神大地震究竟是什么。两件事不是孤立的，解开一件，恐怕就会更为明快地解开另一件，我是这样认为的。那既是物理性的，同时又是心因性的，或者不如说心因性本身即是物理性的。我必须在那里找出属于自己的回廊。

如果再补充一点，“我现在究竟能做什么”这一更重大的命题也在那里。

遗憾的是，我还不拥有关于这些命题的富于逻辑性的明确结论。我尚未具体抵达任何地方。现在的我所能做的，只能把自己的思考（或视线，抑或双腿）所移经的现实路程作为不确定的散文盛进anticlimax的容器里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可能，我希望大家理解，归根结底，我这个人只能通过开动自己的双腿、运动身体、物理式地粗线条地一一历经这一过程才能前进。这很花时间，时间花得令人不忍。但愿不至于为时已晚。

终于走到三宫，身上出了不少汗。并非多么大不了的距离，但总比早上散步走的路长。在宾馆房间来个热水淋浴，洗发，冰箱里取出一瓶冷藏的矿泉水一饮而尽。我从旅行箱里拿出新衣服换上：藏青色马球衫，蓝色棉质外衣，驼绒色粗布裤。脚有些肿，单单这个不能换。还有脑袋里悬而未决的模模糊糊的意念——这个也无法取出。

想不出特别想做的事，遂上街看随便碰上的电影。虽不能让人感动，但也还不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休整身体，打发时间。人生中的两小时因此流失——没有感动地、并不那么坏地。走出电影院，已近日暮时分。兼作散步走去山麓一家小餐馆，一个人坐在台前要了海鲜比萨饼，喝着生啤。单身客人只我一个。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看上去餐馆里的人除了我都非常幸福。恋人们似乎极为情投意合，成伙来的男女大声说笑。这种日子偶尔也是有的。

上来的海鲜比萨饼带有一个小纸条：“您吃的比萨饼为本店第958，816枚比萨饼。”好一会儿我没能领会这一数字的含义。我应该从中读取怎样的信息呢？如此说来，我曾和女朋友几次来这里喝同样凉的啤酒、吃带有编号的刚烤好的比萨饼。我们就将来谈了很多很多。说出口的所有预测无论哪一个都彻底化为泡影……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里还有海、有山。

不，海和山现在也有，不用说。我指的是和此时在这里的不同的海、不同的山。我喝着第二杯啤酒，翻开便携本《太阳照常升起》的书页，继续往下读。失去的人们，失去的故事。我很快被那个世界吸引过去。

不久，出门离开。如事先预报的，我淋成了落汤鸡，上下整个淋透，淋得让人心烦。既已淋透，伞也懒得买了。

[1] 大阪和神户之间，为日本主要工业地带之一。

[2] 野外，户外，户外运动。

[3] 白天举行的比赛。阪神和益力多为日本职业棒球队的名称。

[4] 日式英语。超越现实时空而过渡到过去或未来世界。

[5] 一种乳酸饮料的商标名称。

[6] 均为棒球队员的名字。

[7]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帕里斯的女儿，被阿波罗神赋予预言能力。因不服从神的旨意而受到诅咒，其预言亦不为人们所相信。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后被杀。

[8] 日本神户的11岁少年，1997年被14岁的少年“酒鬼蔷薇圣斗”杀害。

[9] 1995年5月20日，由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内实施的沙林毒气事件。致死2人，231人受害。作者采访了其中62名受害者。

边境之旅

当今时代，旅行后写成文章，甚至写一本书，想起来是很难的事，的确很难。毕竟如今去海外旅行不是多么特殊的事情了，和小田实[1]写《什么都看》的时代不同了。如果想去——就是说只要有此念头并相应拿出一笔钱来——一般都能满世界跑。能去非洲的原始森林，南极都不在话下。甚至可以Package toar[2]。

所以就旅行来说，不管去的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脑袋里都一开始就要有“那不是多么特殊的事情”这一念头，否则是不行的。把过度的顾虑啦启蒙啦勇气啦什么的排除掉，而作为“略略非日常性的日常”加以把握——当今时代的游记恐怕该这样动笔才是。就算说“只不过去了一趟那里”多少有些极端，但若给人以“痛下决心”那样的感觉，读的人怕也很难轻松。

在这个意义上，驱车横穿美国大陆和在四国清一色吃了三四天乌冬面相比，究竟哪个是边境就有点闹不明白了。一个困难的时代（笑）。

一般说来，实际旅行途中我不做详细的文字记录，而总是怀揣一个小笔记本，每次都把类似的小标题的词句并列写在那里，如“浴室老太婆！”等等，以便日后翻开笔记本看见“浴室老太婆！”这句话就能很快想起：啊是的是的，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边境的小镇里是有那么一个奇特的老太婆。总之是自己最容易明白的标题即可。便是把这种东西像在海面上做浮标似的一个个连着写下来，同资料抽屉中的索引标题是一回事。一次次旅行下来，逐渐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做法。

例如日期、场所名称和各种数字，如果忘了，写的时候就会遇到实际困难，因此作为资料要尽可能详细记录。至于具体记述和描写则尽量避免，不如说在现场就把“书写”这件事忘掉才好。记录用的照相机什么的也几乎不用，而把因此节约下来的精力集中用于观察，以自己的眼睛定定地注视形形色色的东西，把情景、氛围、气味和声音等等清楚地刻录在脑中，让自己成为好奇心的俘虏。反正就是要让自己整个儿淹没在那里存在的现实之中，这是再要紧不过的。让一切渗入肌肤，让自身当场成为录音机、成为照相机。从经验上说，这么做对日后写文章有用得多。反之，如果不一张张看相片就记不起什么样子，那就压根儿写不出生动有趣的文章。

所以，虽说是采访，但看上去作家很轻松，在现场差不多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看，单单只有摄影师跑来跑去忙个不停。作家是回来后辛苦。相片洗完就万事大吉了，而作家的作业刚刚开始。对着桌子，以记下的片言只语为线索，让现场在脑海中复活。一般回国一两个月后才能写文章。从经验上讲，采访好像要放这么一段时间才对结果更有利。那时间里，该沉的沉下去，该浮的浮上来，而且只有浮上来的才会水到渠成地连在一起。这样，文章的粗线条就形成了。忘记也是重要的，对于写东西来说。只是，放置的时间超过一定长度会使忘记的事项增多，大凡事物都是有“火候”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我而言，写游记是非常宝贵的写作修炼。思考起来，游记这东西本来应该做的和小说本来应该做的，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绝大多数人都要旅行吧？一如绝大多数人都要恋爱。但将此向谁述说并不是容易的事。发生了这样的事，也去了这样的地方，有了这样的感受——即使向谁这么说，能否真切传达自己在那里的实际感受和“感情水位偏差”也是个疑问，因为那是难度极大的技艺，不如说近乎不可能。而让听的人认为“啊，旅行真是太有趣了，我也想去旅行”或者“恋爱真是太美妙了，我也想来一场美妙的恋爱”更是难上加难。对吧？而设法做到这一点的，不用说，非行家的文章不可。这里需要技巧，需要固有的文体，而激情、爱心和感动等等当然也是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我来说，写游记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本来就是因为喜欢写才写的，这里是说在结果上。

我本来就喜欢游记，一向喜欢。海定[3]啦斯坦利[4]啦，小时候就看那样的游记看得入迷。和童话相比，还是更喜欢那类游记，反正就是喜欢。每次翻动书页都激动得不行。斯坦利历经千辛万苦在刚果腹地找到下落不明的探险家利文斯通那个段落，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新游记方面，保罗·塞罗的东西也常看。看写得好的游记比实际外出旅行有趣得多——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

不过前面也说了，如今一个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所谓边境那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冒险的性质已彻底变样，“探险”和“秘境”等字眼也迅速落伍，在现实层面几乎不能再用了。电视上至今还在搞那种加长节目，冠以某某秘境等带有大探险时代意味的标题，但几乎没有哪个人会天真得信以为真。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游记来说，当今时代恐怕并非幸福时代。

但不管怎样，旅行这一行为作为其赖以形成的形式，或多或少总要迫使旅行的人改变其意识。既然如此，我认为描写旅行的作业也必须相应地反映其动向，其本质无论哪个时代都不会改变，因为那是游记所具有的本来意义。“去了哪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做了如此这般的事”——仅仅连篇累牍地罗列这类奇闻逸事，人们很难读下去的。“哪怕远离日常，也是同日常比邻而居的”——我想必须综合阐明（顺序颠倒也没关系）这一点才行。真正的新鲜的感动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即使在边境已经像这样消失的时代，自己这个人的身上也仍然存在着可以造出边境的场所。而追加、确认这样的情思即是旅行。倘若没有这样的终极性认识，纵使跑去天涯海角，恐怕也是发现不了边境的，毕竟是这样的时代。

（根据《波》刊载的访谈《边境之旅》整理而成）

[1] 日本小说家（1932—2007）。

[2] 包价旅行。旅行社面向个人策划的旅游。形式虽为团体旅游，但住宿和时间安排等由个人决定（自由行）。

[3] 瑞典地理学家、中亚探险家（Sven Hedin，1865—1952）。曾发现古楼兰遗迹。

[4] 英国探险家、记者（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1871年在坦噶尼喀湖附近戏剧性地找到利文斯通。后发现尼罗河发源地和刚果河流域。

版权信息

- 书名：远方的鼓声

- 作者：[日]村上春树

- ISBN：9787532754533

- 译者：林少华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版权申明

TOOI TAIK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0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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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短语

这是村上春树自1986年10月开始旅欧三年期间的游记性随笔集或随笔性游记。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成了您手头上这部可触可观的《远方的鼓声》。

兴之所至，刚刚译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和《千年一叹》。同是旅欧游记（《千年一叹》包括中东），同是拥有庞大读者群且依然走红的东方当代作家，两人笔下的欧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结果发现，找出二者的相同之处比找出其不同之处不知困难多少倍。这是因为，第一，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对各类遗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上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为模式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第二，秋雨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看什么，总忘不了将异邦和故国比较一番，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意识或士子情怀。而村上基本上把日本潇洒地扔去一边，“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第三——这其实是先决原因——两人身份不同、任务不同。秋雨先生两次都是受香港凤凰卫视之邀，考察“人类历史上所有产生过整体影响的文明遗迹”，而村上纯属个人行为，不挂靠任何公司任何组织，自己掏腰包带着老婆想去哪就去哪，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又不是安营扎寨的居民，“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行者无疆》）村上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凌晨3时50分的昏死》）当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对元老院废墟反复解读罗马如何伟大的时间里，村上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狗，还看人接吻：“离我坐得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蜂飞了》）旅居罗马两年多时间里，印象最强烈的是罗马无所不在的小偷扒手之流。村上的太太也被抢走了挎包（包里有护照、机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此时此刻，村上到底怀念起祖国日本来——东京断不至于有如此表演。

再说一下希腊。当秋雨先生面对爱琴海立有很多洁白石柱的悬崖峭壁沉思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至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时候（《千年一叹》），村上则对着海滩游泳女郎“朝着初秋太阳挺起的乳峰”，认真总结“爱琴海规则”——“具体地说，来到爱琴海以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爱琴海，这么做理所当然，遂以习以为常的手势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就好像说毕竟是爱琴海，那么做也无所谓。当然，偶尔也会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种时候他们也显得从容不迫，仿佛在说这东西见得多了。此乃基本规则，从容才是至关重要。”（《海岛的淡季》）

如此说来，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脸而村上一定活得一身轻松了？却也未必。“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关系。”（《千年一叹》）在人际关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这点上，同为东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似乎颇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感受，这点双方在书中都按捺不住。旅欧期间村上写了《挪威的森林》，书很快出版。“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他最后概括道：“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意大利的小偷》）不同的是，秋雨先生归结于“中华文明的杂质”，村上则概括为自身的“经验教训”。

以上所言，纯属兴之所至，并不是想就两人的游记作品进行系统性比较。何况二者在时间上至少相差十年——尽管欧洲十年间变化不会很大——且两人旅途所花时间也长短有别。但不管怎样，对比着翻看几页确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

村上在他的书中最后这样写道：“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

或许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候在乡下每次听到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怦怦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林少华

2005年2月25日于青岛·窥海斋

在远方的鼓声呼唤下

我踏上漫长的旅途

裹起一件旧大衣

把一切留在身后

——土耳其旧时民谣

◆◆◆◆ ◆◆◆◆

我离开日本生活了三年时间。

话虽这么说，但并非三年时间里从未返回日本。也是出于工作需要，我回国了几次，把在外国期间写下的文稿交给出版社，一起安排几本书出版。所以，至少一年要回日本一次。不过除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欧洲生活。而且不用说，这时间里我长了三岁。具体说来，由三十七长到四十。

很早以前（其实也就是三十过后）我就有这样一个念头：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四十岁大概是一条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分界线。这倒不是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根据，也并非事先预测到了迎来四十岁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还是这样认为，认为四十岁是一个大转折点，它将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在这种精神转换完成之后，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已无退路可言，不可能因为尝试后不够满意而重新回到原来状态。一如齿轮，有进无退。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

所谓精神转换，想必就是如此情形。也许越过四十这道分水岭即年龄上了一个档次之后，过去不能做到的事变得能够做到了。不用说，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但同时我又这样想：作为新收获的交换条件，说不定以前以为可以轻易做到的事会变得无能为力。

这类似预感。可是三十过半以后，这种预感在我体内一点点膨胀开来。正因如此，我才想在精神转换之前做一件事留下来，想写那种往后很可能不写（写不了）的小说。上年纪没有什么可怕。上年纪不是我的责任。谁都要上年纪。那是奈何不得的。我怕的是本应在某一时期完成什么而最后不了了之，而这并非奈何不得的事。

这也是我想去外国的一个原因。感觉上待在日本，有可能在应付日常生活的时间里稀里糊涂上了年纪，有可能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什么。而我——要说起来——很想把切切实实的、可感可触的生之时间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在日本这好像很难做到。

※

当然，不管在哪里人都要稀里糊涂上年纪。在日本也好，在欧洲也好，在哪里都一样。恐怕正因为可以在应付日常生活中稀里糊涂上年纪，人才得以勉强保持正常心智。如今——在已经四十的今天——我也那样想。但那时候想法与此不同。

现在我已回到日本，正坐在桌前思考那三年时间发生的事——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回想起来，那里边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浮游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记忆在浮游力和重力形成的狭窄河道里往来彷徨。那个年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失却，又在某种意义上牢牢植根于我体内的现实。我可以在身体某个地方真切地感觉出记忆的把手。记忆的长臂从非现实的黑暗中伸出来抓住现实的我。我想将其质感讲给别人听，然而我不具有相应的话语，恐怕只能把它作为比喻性整体表现出来，一如某种心情。

※

快四十岁了，这也是驱赶我踏上漫长旅途的一个动力。不过，促使我离开日本的原因还有好几个：既有几个积极的，又有几个消极的，既有几个现实的，又有几个隐喻式的。但我不太愿意就此详谈。因为时至现在，怎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无所谓，对读者想必也无所谓。无论什么缘由让我开始旅行，漫长的旅途也已把最初的缘由冲往远处，就结果而言。

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作为旅行的缘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简单，有说服力。再说，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

这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听见了远方的鼓声。此时此刻，我觉得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缘由。

※

三年时间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还写了《电视人》这部短篇集，又翻译了几本书。但这两部长篇小说是我三年海外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小说后记中也写了，《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腊动笔的，之后移居西西里，完成是在罗马。《舞！舞！舞！》大部分是在罗马写的，而结束于伦敦。

写长篇小说时我一向抛开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事上，这样才能写得快些。但在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在这本书中我也提到：是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在那些异国城市，我们（即我和妻）孤独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又不足以结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何况我们的立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们不属于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虽说根据地设在罗马，但若另有满意的地方，就在那里租住带厨房的公寓生活几个月。想去别处时就又搬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这种孤立的异国生活（尽管归根结底那是我们自己追求的）中，我只管一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写小说。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许多花些时间，也还是会写出同样的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只是，若在日本写，这两部作品很可能带有与现在不同的色彩。明确说来，我恐怕不至于垂直地“深入”到这个程度，好也罢坏也罢。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挪威的森林》成为畅销书之后，各种各样的人老问我同一个问题：“你认为那本书为什么那样好销呢？”

我当然无从得知。我的工作只有一个：写出小说来。甚至自己何以写出那样的小说都稀里糊涂。反正当时只能写那个。好也罢坏也罢，作为我只能那么写。在那部小说里面我能够清楚表明的惟有一点，即作品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

※

不写小说的时候主要搞翻译。与此同时，还确定进度一点一滴写了多种多样的纪行。收在这里的文章便是。当时兴之所至地尝试了种种写法，既有出于个人兴趣写的，又有无可奈何的独白。既有以习作为目的写的，又有断断续续在杂志上刊载的几篇。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是以给亲朋好友写信那样的心情写的。所以，没有连贯而系统的视点和主题。每天生活的时间里，有了这样的事、去了那样的地方、见了这样的人——便是这样随心所欲写下来的，以常驻游客的眼睛。

二十年前倒也罢了，而在每年有数百万人出国的当今时代，早已不再需要什么欧洲纪行。所以这里几乎不含有启蒙因素，也不存在类似有益的比较文化论那样的东西。我开始写纪行文的一个目的，在于将由于置身异国而有可能不觉之间随波逐流的自身意识固定下来，以免它从一定的文字层面上滑得太远。将亲眼见到的东西写得像亲眼见到的一样——这是我的基本姿态，即把自己的感触尽可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摈除廉价的感动和泛泛之论，尽量写得简洁（simple）、写得客观（real），并在千变万化的场景中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相对化，当然事情不那么简单。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但最关键的是将写文章这一作业作为自身存在的水平器加以使用并持续使用。

最初我计划像记日记那样，无论如何要保持一定的进度，每星期写一篇这样的纪行文，结果根本不行。因为写长篇小说期间无暇写小说以外的文章。这样，不时出现长达几个月的完全空白。具体说来，在用来写小说的米科诺斯和西西里就差不多什么也没写。由于简单写了日记，事后可以顺着记忆来写，但严格说来那已不是现时记述，量也不多。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恐怕也很难称为游记。

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则上仅仅是纪行文的堆积。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很可能没多大意义。但对我来说，在其继续本身、在不断——尽管断断续续——写这些文章这一行为本身之中是有意义的。浪迹欧洲的我通过这些日语文章使得自己同驻守日本的我息息相通。

于是，我成了一个为持续维持自己而持续写文章的常驻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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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罗马是此次漫长旅行的入口，同时也是我旅居海外期间的基本住址。我们所以考虑来考虑去最终选择罗马作为大本营，是出于几个理由。首先是气候温和。好容易决定在南欧放松一回，不愿意过什么寒冷的冬天。而在这点上，罗马可谓首选之地。

选择罗马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老朋友住在那里。我这人无论哪里都能厚着脸皮活下去，不过既然得住那么长时间，那么一两个可依赖的人还是需要的。

这么着，罗马成了我们的根据地。虽然罗马一次也没到过，但我们认为地方不至于那么糟。至少从电影上看，城市还是蛮漂亮的，不料这点后来让我们好不后悔。

我们以搬家那样的心情离开了日本。因长达几年不在国内，一直住着的房子也租给了熟人。国外生活所需物品一股脑儿塞进旅行箱。这活计相当累人。毕竟一般人不大可能弄明白数年南欧生活到底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以为需要似乎什么都需要，以为不需要又觉得什么都不需要。

手头工作一并收尾，连载也设法中止了。为一家杂志集中写出六个月分量的随笔——对方这样要求——交了。见了该见的人，说了该说的客气话。代为处理出国期间杂务的人也找到了。应做的事堆积如山，无论怎么做都接踵而至，最后甚至自己是前进还是后退都糊涂起来。旅行箱里装了什么、到底带了几个旅行箱——连这个都已无从记起。

如此这般，最初降落在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时，我们累得几乎开不了口。身体所有的空隙就好像被牙医填牙缝的水泥填满了。哪部分是肉体疲劳、哪部分是时差造成的眩晕、哪部分属于精神消耗，对此我已全然没了分晓。这就是我们旅行的出发点：疲惫、茫然、消耗。

在罗马一共待了十天，大体休整过来后，开始朝雅典进发。

※

现在回头看罗马逗留期间写的东西，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是多么心力交瘁。从日记上看，如此汹涌的疲劳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而后忽然消失，忽一下子。

两只蜂——乔治和卡洛

1986年10月4日

这是我为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当时极度的心力交瘁而写的文章，和旅行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对他人的心力交瘁毫无兴致的读者朋友尽可跳过去不看。

两只蜂又在我脑袋里“嗡嗡”飞来飞去。我歪在宾馆床上，看着早已看腻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能从窗口清楚看见圣彼得大教堂几乎是这家宾馆的唯一卖点——心想既然如此，也该为这两只蜂取个名字才是。然而怎么也想不起合适的。我躺在床上持续想了整整十五分钟，结果毫无进展，一个名字也想不出。而且是蜂造成的，因为两只蜂在我脑袋里硬是“嗡嗡”飞个不停，就像《青蜂侠》的主题曲一样。其令人心焦意躁的声响使我无法正经思考什么。

也罢，无所谓，蜂的名字就叫“乔治”和“卡洛”好了，我拿定主意。乔治蜂和卡洛蜂。意义谈不上，但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出意大利的芬芳。

喝干杯里的红葡萄酒，斟了第四杯。香味凛冽的托斯卡纳葡萄酒。在宾馆附近的酒铺买的，不贵，但不坏。标签上画一只鸟。没见过的鸟。类似日本的野鸡，但颜色更花哨。我把喝去一半的葡萄酒瓶拿在手里，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意味地久久注视酒瓶的形状和标签图案。握住瓶嘴，瓶底置于肚皮，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往往这样定定地注视什么。什么都行，反正只要盯视什么即可。

此刻我在盯视葡萄酒瓶。盯视了很久很久。但没得出任何结论。

感情？感情倒是多少有的。

我觉得自己上了很大年纪。一切都好像缓慢而遥远。而乔治和卡洛依然在我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嗡嗡嗡”。我的疲劳恰是它们的养料。

“嗡嗡嗡嗡嗡”。

※

乔治和卡洛在东京扎进我的脑浆，使其鼓囊囊闷乎乎膨胀开来（当然那时它们还没有名字，还没有一分为二），并且绕着那鼓囊囊的东西无休无止地飞来飞去。我筋疲力尽，决定离开日本。我们（前面也写了，即我和妻）收拾行李，把两只猫托付给朋友，房子租给人家，乘上开往罗马的飞机。至于住在哪里和做什么，都没有具体计划，不过总有办法可想。至少比在东京没完没了听蜂的翅膀声好得多。

可是到罗马后，蜂仍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不仅如此，又分裂成乔治和卡洛两个，变本加厉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往来飞舞。而且不觉之间同罗马的声音——使罗马之所以为罗马的声音——融为一体，同那令人忍无可忍的、岂有此理的、该受天罚的都市噪音！得得，我内在的疲劳便是这样实现了伟大转化，化为都市一个外在特质。

若您手上有世界地图，想请您翻到欧洲那页找一下罗马市。那即是我的疲劳、即是乔治蜂、是卡洛蜂、是毫无特色可言的红葡萄酒瓶、是呈元葱形状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每次乔治和卡洛沉闷地振响翅膀，罗马城的噪音就好像印第安人起义一般与之里应外合。

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一下子老了许多。昨天是老婆生日，我们是在老婆生日那天离开日本的。由于时差关系，她得以度过一个十分漫长的生日，十分十分漫长的三十八岁生日。第一次遇见她时，我们都还双双十八。十八，每喝必烂醉如泥的时光。尔来二十年。

但我觉得老了并非因为这二十年沧桑，而是乔治和卡洛的关系。

难办啊！我的思路一直围绕同一地方一圈圈打转。一如我往日那张“沙滩男孩”的单曲唱片（“Good Vibrations”[1]），一到正中间就不再前进，必须用手指把唱片针推到内侧——好咧！

好咧！

我何苦写这样的文章呢？为什么写？为谁写？这个世界上果真存在一两个对我的疲劳感兴趣的读者不成？如果存在，又是哪一类型的人士呢？

对此我当然不知晓。每次想到读者，我的脑袋都乱作一团。我见过几十、几百位看过（或者自称看过）我的小说的人，但结果只能让我愈发搞不清楚读者是怎样一种存在。其中是否有几个人对我的疲劳感兴趣我也全然无从得知。

算了，我是为自己写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只是想写什么罢了，只是想坐在桌前拿笔写点什么罢了，只是想验证各种语句、各种修辞、各种比喻罢了。至于写什么则不是多大问题，至少现在不是。不是多大问题，至少现在不是。

好咧！

我喝一口葡萄酒。窗外传来小孩子们的声音。宾馆对面是幼儿园，修女们在小院子里让孩子们嬉戏。我又喝了一口葡萄酒。雾罩云笼般迷濛得不可思议的天空。想睡觉，就这样死死睡过去。却睡不成。蜂“嗡嗡”得令人心烦，再说有时候也必须让唱针划向前去。有时候唱针……

好咧！

乔治和卡洛，你们两个打算永远在我脑袋里飞下去不成？缠着我也没什么好事的吧？我很快就会振作起来，而那一来你们可就无处栖身了哟！

也罢，想飞你们就飞好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话又说回来，这房间何等俗不可耐啊！

蜂飞了

1986年10月6日星期天午后晴

对不起，接下来还是谈疲劳的文章。两只蜂——乔治和卡洛继续出场。我将结合对星期天下午波各赛公园的描写讲述他们究竟如何发生的。也有就作者本身所做的一点点思考。

乔治和卡洛仍在我脑袋里飞来飞去。但我尽量不想它们，努力想其他事，尽量。毕竟今天是星期天，大好的天气。

我在波各赛公园的草坪上坐下来晒太阳。喝着从货摊买来的橙汁，一个人呆呆看天，或打量周围的男男女女。虽说已届10月，可是热得就好像夏天卷土重来。人们戴着太阳镜，揩额头的汗，吃冰糕。有在长椅上偎在一起的情侣，有脱去衬衣赤身裸体仰卧着享受日光浴的小伙子，也有放开狗独自在树阴里静静休息的老人。两个修女坐在喷泉前面聊了很久很久。到底聊什么呢？身穿战服样式制服的警察（或宪兵）挽起衣袖，肩上斜挎着甚是不合场合的来福枪从我身旁走过。很有可能被19世纪印象派画家选为题材的平和、亲切而纯净的周日光景。

一个看上去年龄十四五岁的美少女头戴红色骑马帽、牵马朝马场那边走去。她的脚步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时间的存在。世上偶尔是有人以那种方式走路的，简直就像时间本身在行走。刚才最后一响是11时35分40秒。“哔——”，11时35分50秒——便是如此走法。她收敛下颌，挺直腰背，聚精会神地行走，绝无矫揉造作的样子。她十分怡然自得地、如时间本身一样流畅地沿着公园甬路往马场走去。

广场上，一伙人想放大型热气球，却因某种缘故放不顺利。三四个人手忙脚乱调整器械，其余人显得有些无聊。这么切近地目睹热气球还是第一次，不过并非什么令人动心的劳什子，至少滞留地面时相当乏味。人们拼命折腾，但气球偏偏鼓不起来，就好像硬被叫醒穿衣服的肥胖的中年女人，浑身瘫软，显得老大不高兴，时而不耐烦地扭一下身体。

一条大狗从旁边经过。狗忽然止步不动，看了一会儿气球，看得十分专心，仿佛寻思这是什么呢。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它。再看也看不出名堂，狗径自离去。

离我坐得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吻了很久很久，久得让人担心窒息过去。他们以各种角度、各种激情、各种姿势吻个不止。就好像剪辑得恰到好处的学术性记录片，动作紧凑地变换姿势，兴致勃勃地展示接吻的变化之妙。他们幸福吗？我倏然心想，如果幸福，那么要求人那般接吻的幸福究竟具有怎样的形状和特质呢？

※

最大的问题是我实在太累了。为什么累到如此地步呢？不过反正我是累了。至少写小说写累了，这是我身上最大的问题。

我打算四十岁之前写出两本小说。不，与其说是打算，莫如说非写不可。这点极其清楚。然而我还没能着手。写什么以及怎么写也大体心中有数，但没能动笔，不幸。甚至觉得如此下去很可能永远写不出来。况且脑袋里有蜂“嗡嗡”飞个不停。吵得要死，想东西都想不成。

脑袋里又有电话铃响起。那也是蜂发出的声音的一部分。电话。电话响。“叮铃铃铃铃铃铃”。他们向我提出种种要求：为电子打字机或什么物件做广告、去哪里的女子大学讲演、为杂志彩页做拿手的“料理”、同某某人对谈、就性别歧视环境污染死了的音乐家超短裙卷土重来发表评论、担任某某音乐比赛的评审员、下个月20日前写出三十页“都市小说”（所谓“都市小说”究竟为何物？）……

并非我有多么生气。当然不会生什么气。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已然被决定的事项，我不过被包含在那里面罢了。不是谁不好，也不是谁错了。这我晓得。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种情况的一个帮凶。说起来相当曲折相当啰嗦，总之我在那上面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所以我没有权利为之气恼。应该没有的，我想。给我打电话的，也是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双重性让我心烦意乱，让我徒呼奈何。

无奈感——疲劳大概是从那里涌出来的。在那里，出口是入口，入口是出口。任何人都不能从那里走出。那里笼罩在凉瓦瓦的昏暗之中。作为夜晚则过于明亮，作为白天则过于黑暗。被这奇异的昏暗包拢之时，我势必迷失方向和时间。我已不明所以，不知到底什么正确、什么错误。

电话铃依然响个不止：叮铃铃铃铃铃铃。稍顷，一只蜂飞进我的脑袋。不管怎么说，蜂们喜欢疲劳的气味，一瞬之间即嗅出它的位置。喏喏，这里有美味疲劳脑浆！旋即一针扎下，使之鼓囊囊闷乎乎膨胀起来。

正因如此，我才离开了日本（不能不离开，我再次明确认识到）。但即使是在这罗马，我的疲劳也没终了，却穿越八小时时差和北极圈延续了下来。而且蜂一分为二，成了乔治和卡洛。疲劳如油汗腻乎乎沁出肌肤。去哪里都一回事，他们对我说。无论跑多远都一成不变，嗡嗡嗡嗡嗡嗡。哪怕你跑去天涯海角，我们也会紧随不舍，所以你一筹莫展，归根结底。你将在一筹莫展的时间里年届四十，就这样变老变衰。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往后越来越糟。不，不对，我说，往后我会好端端写小说，消失的倒是你们。

即使那样，乔治和卡洛开口了：我俩也迟早要回来的，回到你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循序渐进，来日方长。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大家都要憎恨你。写小说也什么作用都起不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

罗马。

沐浴着夏天一般灿烂阳光的午后的罗马。我“骨碌”一下歪倒在草坪上悠然望着马、人、云絮等缓慢的动作，心想假如两千年后今日的罗马像庞贝[2]那样彻底化为遗迹该有多妙：诸位，那是楚沙迪（Trussardi）遗址，这是华伦天奴（Valentino）遗址，那边展柜里的是美国运通金卡……

女孩仍在牵马前行，看上去她像要直接融入雾霭之中。身穿和刚才不同的制服的两个警察吃着雪糕走来，沿路走了过去。他们对热气球几乎毫无兴致。喷水池的水柱喷得高多了，顶端倾珠泻玉，炫目耀眼。

热气球还是升不起来。那三个人依然手忙脚乱地拧拧螺丝或者看看仪表，然而看上去根本没有升空动静，尽管是气球升空最好的天气。

午后1时45分，到天黑尚有不少时间。

[1] 意为“优美颤音”。

[2] 古罗马城市，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喷发。

◆◆◆◆ ◆◆◆◆

雅典

来雅典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

提起雅典，乃是希腊人口达三百万（差不多相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第一大都市。不过就游客通常活动的范围来说，城市并不很大。基本历史遗址均步行可达，即便极保守地说，有三天时间大体可以看完所有名胜。这座城市，在古代城邦（Polis）的四周宛如磁石吸铁屑一般围着近郊住宅区，看样子是一哄而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游客感兴趣的地方明确局限在中心部位。毕竟参观近郊住宅区也没什么意思（比如你是来东京观光的外国游客，会专门去看什么云雀丘、多摩广场以及西国分寺什么的吗）。一般人登上雅典卫城（Acropolis），在普拉卡喝蕾契娜酒[1]吃木莎卡[2]，在街上转一转，看一眼土特产商店，在宪法广场喝杯茶，从利卡维托斯山上看雅典夜景，往下有时间和有兴趣的人参观一下国立考古博物馆，日程就此结束。

也就是说，若来上三回，那么既没可看的东西，又没可去的地方。

我住在布列塔尼宾馆，在那里遇上了一位叫瓦伦蒂娜的女性，她给我们介绍了房子。

瓦伦蒂娜

瓦伦蒂娜为我介绍了岛上一座出租房。

“倒不是很大，但实在是beau——tiful。”她甚是感慨地用手“啪啪”拍打我的膝盖说。她坐在我旁边，我们并排坐在布列塔尼宾馆大厅的沙发上。交谈用的是英语，但她有个毛病：每当为什么所感动或想强调什么的时候，就把正中间的母音拖得很长很长。而这毛病不觉之间也传给了我。一种类似传染病的毛病。

交谈之间，一个煞有介事的男服务生走来问“需要饮料吗”——言外之意希望点酒水——瓦伦蒂娜当即应道“NO”。这时她的母音发得极其干脆利落。

“另外，那房子附近还有beau——tiful的海滩。对了，你可带游泳衣了？”

“嗯，当然……”

“你么，绝——对中意那里。”

瓦伦蒂娜的年龄从外表一下子看不出。不过既然有二十岁的儿子，那么想必已有一定年龄。作为希腊中年女性很少有她这么瘦的。一如多数体瘦女性，她非——常有活力，无论化妆还是服装都像吸取了活力，相当花哨。

我和她是初次见面。

“德米特里说你是日本十分有名的作家，可是真的？”瓦伦蒂娜问我。简单的寒暄和关于天气的闲谈大致完了以后，她不无怀疑地这样提问。看来，德米特里传达给她的信息使她发生了误解以至情绪波动，她似乎把我预想成了谷崎或三岛[3]那一类半古典式文豪。而我是以褪色的开领半袖衫和脏污的牛仔裤这一平日形象晃晃悠悠出现的，作为她看样子多少有些失望。对此，作为我——尽管算不得我的责任——也觉得十分抱歉。

我时常想，自己身上总好像缺少作为作家（或艺术家）的不妨称之为光环的东西。在日本时也被人错当成面包铺送货员或超市店员。买东西的时候，常有陌生人问我辣椒在哪里（而且有时告诉得很准确），但这恐怕很难说是衣着造成的。偶尔像模像样扎条领带身穿深色西装站在宾馆大厅里，也还是有老伯打听“喂喂仙鹤厅在哪里”。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责怪瓦伦蒂娜。光环这东西——至于现实中究竟有多大作用我倒是不清楚——有的地方自然有，没有的地方压根儿没有，一如温泉和油田之类。

“嗯，是的，是作家。”我自我辩解似的说，“有名无名不大知道，不过是作家，算是。不管怎样，德米特里怕是向你夸大了我的情况。东西大体是写的，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作家。”

“唔——，”她再次打量我说，“不过是专业作家对吧？full time[4]的？”

“嗯，是的，是full time作家。算是吧，总之。”我回答。

算是吧，总之。

“所以，是为写东西来希腊的。”我说。

“其实我也写诗的。”瓦伦蒂娜应道。

“是吗？我竟不知道，德米特里没告诉我的。”

“你、写诗？”

“没写过，遗憾。”

她连连点头：“希腊是诗歌非常繁荣的国家，诗比小说繁荣，这已是历史性的。对了，希腊人拿了两回诺贝尔文学奖你可知道？”

“啊，不知道啊。”我惶恐地说。

瓦伦蒂娜向我一闪投来“难道你也是作家”那样的视线。可我是不知道，哪里知道！连日本人有几个拿了诺贝尔奖我都不知道。

“但诗的问题是，光靠诗无论如何是吃不成饭的。诗人成不了职业。”瓦伦蒂娜说，“所以我也有其他工作。噢，德米特里没有就我向你说什么？”

“没有。遗憾的是我和德米特里失之交臂。上个月他返回希腊时我在东京，这个月我来到希腊，而他折回东京，就这样错开了。因此，没得到机会和他好好交谈。只是让我到雅典就给你打电话，说打电话就明白的。更详细的什么也没听说。”

“噢，原来如此。呃呃，怪不得。反正高兴能见到你。Well……I'm ha—ppy to mee…… t you.”

随即她再次“啪啪”拍我的膝盖。

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此人十分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并且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几个人。倒是很难解释，总之感觉上就像把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合采取的三四种特定行动组合在一起，尔后从各种略略不同的角度展示出来。看上去异常真切，而相距又异常之远——便是如此的像法。不过感觉绝对不坏。和她交谈起来，甚至涌起某种怀旧之感：这么看来，世界相当狭窄啊！

“德米特里是我已经分手的丈夫的弟弟。”她说，“离婚后我一直一个人生活，所以我们还同姓。德米特里么，这么小的时候就十——分了解他。呃——，所以提起房子。你是在找房子吧？”

“是的，是在找房子。”

好歹进入正题。的确，我们是在找在希腊居住的房子。

我提出所找房子的主要条件：

（1）卧室两个。

（2）带厨房和浴室。

（3）带家具。

（4）安静，以便写作。

条件大体如此。

“这个么……”瓦伦蒂娜沉思了好一会儿，圆珠笔在手里团团旋转，“安静、有两个卧室……唔，对了，斯派赛斯岛怎么样？若是斯派赛斯，我的一个熟人倒是有座别墅。斯派赛斯可知道？”

斯派赛斯我大致知道。虽没去过，但晓得距伊德拉很近。伊德拉去过几次。大小合适，从比雷埃夫斯乘船也方便，而且没有每小时一班的观光船吵吵嚷嚷开来，应该不至于受到游客干扰。想必是个住在雅典的希腊人在那里拥有别墅、只是周末去一下的海岛，气氛上应当过得去。

“那是怎样的房子呢？”我问。

“我也在那里住过几次。倒不是很大，但实在是beau——tiful。”瓦伦蒂娜这句话便是那时候说的，“而且附近还有beau——tiful的……”

瓦伦蒂娜从手袋里掏出便笺，用圆珠笔画地图。先画整个希腊的地图，总之这也是相当奇妙的地图。迄今为止的人生过程中，我有几次机会请几位女性画地图，遗憾的是画出准确地图的女性一次也没能遇上。这位瓦伦蒂娜也是往人世间散发这类不准确地图的种族里的一员。或者不如说——作为我不得不说——即使在那里头，她也属于症状严重的。

依照她的地图，希腊本土（即从马其顿至苏尼翁岬部分）状如细长的乳房，或呈犹如抓起烧焦的面饼一把撕开那样的圆锥形。伯罗奔尼撒半岛像扔一个皱巴巴的手套一样被无情地抛在左侧，将二者隔开的科林斯运河有多佛尔海峡那么宽（实际上仅一二百米）。这便是瓦伦蒂娜眼中的希腊。

“这是希腊。”瓦伦蒂娜把那该受天罚的地图朝我转来，“明白吧？”

“嗯，明白。”我无奈地同意。事到如今，有异议也无济于事。

“这样，喏，这就是斯派赛斯。”言毕，她在海上画出一个小圆圈，并在下一页画出岛的地图。岛——依她的地图——的形状如蘑菇横剖面。

不料后来买地图一看，岛的形状截然有别，港口位置也南北颠倒。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误差呢？我猜想，原来她是把港口在海岛生活中的重要性迭加在地势重要性上，从而使得港的规模迅速地相对变大。令人伤脑筋的是，她全然未能把握上下左右、东南西北这一绝对位置关系。总之对她、或者对众多女性来说，地理整体面貌没有多大重要性。她们最为看重的是眼睛见到的丰富多彩的细部，细部印象越强烈，其地势重要性越成正比地膨胀开来。但那时我没就此深想，只是觉得奇怪：好一座形状离奇的岛！

画罢地图，她以画龙点睛的架势加进房子位置，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表情点头欣赏。“我最最——喜欢这个岛！”叫罢，一口吻在地图上面，然后把那张纸递给我。地图上清晰留下她的口红。

被如此的偏爱和无知扭曲的海岛由口红盖了个漂亮封印。

至于她期待我对这富有激情的封印做出怎样的反应，当时我全然无由得知（现在也不得而知），姑且道谢接过地图，扫了一眼折起揣进衣袋，不再就这地图多想。

她开始介绍到达港口以后的情况。

“从港口到那座房子走路才十五分钟左右，”瓦伦蒂娜说，“风景漂亮的海滨路，走路我想是很开心的，不过行李多的时候最好搭出租车。岛上只有一辆出租车，如果找不到，可以坐马车，或者雇水上出租车也行。”

“好个悠闲的地方啊！”我说。

“当——然，悠闲着咧！”瓦伦蒂娜强调，“车都几乎不跑，岂非再好不过的写作场所？”

我被瓦伦蒂娜“车都几乎不跑”这句话强烈打动。唔，这不正是理想的希腊生活么？我想，美丽的海滩、无车的孤岛、宁静的日夜。（后来实际上岛一看，吵得我大伤脑筋。汽车固然不跑，但摩托多得不行，而且几乎全是没带减音器的低档摩托，从早到晚“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发出小孩子拼命用棍棒敲打铁皮屋顶那样的刺耳噪音，在岛上东奔西窜。老实说，比站在三轩茶屋十字路口还刺激神经。正因为周围安静，噪音也就更——让人气恼。但当时当然不晓得这么多。噢，没车？这可不错！有谁能想到什么摩托呢！）

瓦伦蒂娜在另一张纸上画出了房子周围示意图。

“超市啦邮局啦OTE（电话局）啦，生活需要的东西去了港口一应俱全，餐馆什么的一家接一家，生活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若嫌走十五分钟麻烦，房子旁边也有好多店铺。有小型超市（阿纳基洛斯经营）、有鱼餐馆（帕特拉里斯经营）、有咖啡馆（潘德莱斯经营）。鱼铺虽然没有，但咖啡馆里有渔夫聚集，可以直接讨价还价买鲜鱼。”

“地方看来蛮好啊！”我说。的确像是不坏。

“好了好了，下面看关键的房子。”她画出房子说，“就是这样两户相连的房子。旁边住的是房东塔基斯的妻弟哈里斯。哈里斯在雅典有房子，现在单身在这岛上的电话局上班，周末回雅典。他会说英语，有什么事还是方便的吧？”

“那怕是的。”我赞同。

最后她画出房子的结构。不知何故，较之她对房子外观和附近地理的熟悉程度，她对房子内部结构的了解却含含糊糊，难以信赖。地图也失去了一时的气势，没有对我多讲。花坛的花比门大得多（前面也说了，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画得格外大是这一种族的特征），由此不难推断房间与房间的比例绝对不会准确。她为什么对房子周围如数家珍，而对房子内部却如此语焉不详呢？原因我无从得知。但这不是该由我追问的问题。作为我，只要能以合适价格在好位置租到好房子即可。

概括起来，她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楼有客厅、厨房、浴室和小孩房间。二楼一半同一楼直通，一半是卧室。庭院若干。

问题有几点。首先，没有独立的工作房间（小孩房间堆满不用的家具）；第二，没有浴缸（她说别墅里没那东西）；第三，没安电话（她强调去电话局就行了）；第四，房租决不便宜（他们要八万德拉克马。八万德拉克马在希腊是不小的数目）。

不过，和瓦伦蒂娜谈论海岛的时间里，我渐渐有了想住在那里的心情。再说另找房子也多少是个麻烦事。在希腊找房子是相当累人的。也罢，姑且住住看吧！不跑车，又安静。

我对瓦伦蒂娜说就住那房子，用支票先付一个月房租。事情就此敲定，简单得很。我们在希腊的临时住所就这样定了下来。

告别前瓦伦蒂娜把我领去附近书店，为我选了几本译成英文的现代作家的书（哪本都没什么意思，读到中间不再读了，抱歉）。在书店门前她从一个卖炒栗子的老伯手里买了一袋炒栗子。每到10月，雅典街头到处是卖炒栗子老伯的货摊，满街都是炒栗子香味儿。她大概同那老伯相识，一起聊着什么。她笑，老伯也笑。

“就用这个给儿子做午饭。”瓦伦蒂娜对我说。

用炒栗子到底能做什么午饭呢？对此我本来极有兴致，遗憾的是她似乎很急，没能问成。午饭时间快到了。看样子，让儿子饿肚子对她来说是比什么都难受的事情。我们就此告别。

“好好——受用好了，”瓦伦蒂娜说，“实在是个beau——tiful的地方！”

“多谢您的关照。”

瓦伦蒂娜翻卷着如原色蝴蝶一般色彩艳丽的裙裾，消失在雅典的人群之中。后来在电话中交谈过一次，但再未相见。

[1] 希腊产松香白葡萄酒。

[2] 茄子、马铃薯加碎肉做成的希腊菜。

[3] 指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三岛由纪夫（1925—1970），均为日本著名作家。

[4] 整个时间、全职。

◆◆◆◆ ◆◆◆◆

抵达斯派赛斯岛

就速度来说，从比雷埃夫斯到斯派赛斯乘水上飞船最快，花普通渡轮所需时间的大约一半即可到达目的地，的确节省时间。但是，票价也贵，是普通船的两倍。而更主要的是缺乏情调。声音吵得要死，上甲板来个日光浴都不可能，外观也够难看的。就像过去看过的电影《海底两万里》中的鹦鹉螺号[1]，那种落后于时代的前卫造型，俨然性情乖戾的水生动物一般忽然伸脚在海面突飞猛进的光景，总给人一种不快之感，至少与旅人的心情相去甚远。

这令人忍无可忍的水上飞船好歹驶入斯派赛斯岛的港湾时，但见码头上所有建筑物外墙都给白色的幕布遮得严严实实，就连人家的阳台、宾馆的窗口和餐馆的门都垂着幕布。三角小旗齐刷刷排开。随着飞船渐渐靠岸，幕布上的希腊字母看清楚了，写的是ⅡΑ∑ΟΚ和ΝΔ之类，乍看颇像村庄里插着旗帜欢闹的秋季庙会，但究竟什么意思我们全然摸不着头脑。这以前在希腊转了很多城镇，却从未见过这等光景。

“嗳，那到底写的什么？”老婆问我。

“什么呢……呃，ⅡΑ∑ΟΚ、ΝΔ……后面好像是人名。”

“不是搞什么宣传？”

“不会，我想不是的。宣传无论如何都搞不到这个地步。”

两人抓耳挠腮思来想去，找不出合适的解释，最终大体得出结论：大概是某种地域性庆祝活动。但不管怎样，我们来到了斯派赛斯岛，往下至少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个月。

岛的第一印象绝对不坏。海湾里有个不大而工整的港口，后面有个不大而工整的镇。镇后面有丘陵，有山。山上现出白色的教堂，覆盖着松树、丝柏和橄榄等浓淡不一的绿色，作为希腊岛是很少见的。大海染成湛蓝色，云絮白得彻底，天空蓝得透澈，甚至寥廓。一只海鸥缓慢而潇洒地划过天空，就像在欣赏飞行这一行为。水上飞船马达停止后，传来耳畔的惟有船头切水的飒飒声。依瓦伦蒂娜的说法，风景实在够beau——tiful的。

※

在斯派赛斯岛下船的人相当不少，扛着大型背囊的外国游客偶尔也可见到，但因为旺季差不多已经过去，数量不是很多。乘客大半是希腊人。这些希腊人粗线条说来可以分成两类：（1）从哪里来的希腊人，（2）从哪里回来的希腊人。

属于（1）的希腊人大体衣着得体，不是情侣就是一家老小，估计是来别墅度周末的。这类人手上全都拿着一本什么书。坐在我前面座位的太太领一条很乖的小狗，正在看译成希腊语的阿瑟·黑利的《大饭店》。旁边一个身穿超短裙的可爱女孩一边喝热咖啡（船上有服务生端送饮料）一边看大约是希腊版的《ELLE》之类时装杂志。这些人周围充溢着上中产阶级（upper-middle）城里人特有的安详氛围。身上是住几宿用的简单旅行包、太阳镜、金手镯、威尼顿毛衣和索尼随身听。

相比之下，属于（2）的人们感觉上都那么单纯爽快、生机勃勃。俨然“希腊左巴”[2]的老伯和气色好的老婆婆们满抱着想必是在比雷埃夫斯或雅典买的货物“扑通扑通”下到码头。他们是真正的平民，我把他们称“左巴系希腊人”。

另外也可见到穿肥肥大大的黑色僧袍（称之为“拉索”）、蓄着长须、神情甚是庄重的僧侣。不知这僧人到底买了什么回来，一手提一个纸壳箱，而且似乎很重。一个四十光景的中年妇女在舷梯口同前来迎接的小男孩（可能是她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接吻，以致其他乘客下不了船。船上的乘务员到底喊了一声：“太太，挡住人了，请让开那里！”船上一个左巴老伯以大得令人吃惊的声音朝码头上一个左巴老伯喊道：“喂——，科斯塔，你好吗？”

也有拉客的。蛮有知识分子味儿，表面上看不出来。一个感觉上像伍迪·艾伦的细高个中年男子，身穿鳄鱼牌运动衫，戴一副雅皮式黑边眼镜。但无论运动衫、眼镜还是他本人都有些神情劳顿。他一个接一个拉住仿佛旅行者的外国人，用英语或德语问今晚住处定了没有。港口广场一共排列着六台马车（瓦伦蒂娜所言不差，确有马车），车夫向人们打招呼：“哈啰，请！”广场四周咖啡馆栉比鳞次，人们一边喝咖啡看报纸一边打量下船乘客。

还有狗。椅腿下面两条褐毛狗“骨碌”倒在那里再也不动，活着还是死了全然看不出来。这也不限于斯派赛斯岛，乃是整个希腊日常性光景，我称之为“死狗现象”。总之希腊的狗在炎热的下午都这样像石头一般睡得死死的，端的纹丝不动，甚至气都不喘（看上去）。就连希腊人都好像极难分辨出这种“倒地狗”是死是活，几个希腊人围着倒地狗，皱着眉头认真讨论狗是活着还是死了，这光景我见过几次。我想用棍子捅一捅即可见分晓，但不知人们觉得狗被叫醒太可怜还是怕被狗咬，没有人那样做，只管定定地看着争论是死是活。狗自是闲着，人也够闲的。

拉客的鳄鱼男（恐怕是一家寄宿式小旅馆的老板）来到我身旁问：“今晚住的地方定下了？”

“定下了。”我说。

“哪里的旅馆？”

“不是旅馆。”我说，“准备住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

“原来是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他歪了歪头，“你晓得那房子在哪里？”

“不晓得。”（瓦伦蒂娜没有告诉我房子地址。这是因为，岛上不存在地址这个劳什子。“去了自然知道。”她说。）

“那，我帮你打听一下。”对方说。为人甚是热情。

“喂，喂——，伊雅尼！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在哪里知道吗？”

被称为伊雅尼的头戴鸭舌帽的左巴赶了过来（希腊男人的名字大约一半叫科斯塔、伊雅尼或吉奥哥斯）。他也歪了歪头，抱歉似的说：“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我也不知道啊，这个。”

这当儿，旁边一个看样子精力充沛的中年妇女插嘴道：“什么，谁的房子？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不过她不知道房子位置。这么着，附近一个又一个左巴加入话题，结果范围迅速膨胀。而且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没听说过啊！”“会不会是那座房子呢？”“问问那家伙不就清楚了！”就是说，这么一点点事都可以使大家情绪高涨。我切切实实感到自己是来到一个悠闲或者说得闲的地方。

问题是尽管情绪如此高涨，但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最终也没搞清。鳄鱼男对我说：“克努皮查的达姆迪罗普罗斯的房子倒是不知道在哪里，不过反正到了克努皮查一问就可以的。到了那里自然有人知道。”

我说那好。本来一开始就想那样做。

他劝我坐马车去，并帮我找了一台马车——人很热情。他告诉我：“付费可别超过二百德拉克马，马车费有那个规定。”

不料到克努皮查时，我不得不付四百德拉克马。车夫说东西重得要死，得付特别费用。我未尝不可以按鳄鱼男的话正色说少开玩笑，但东西的确够重，马也在上坡路上气喘吁吁（没准是表演），再说车夫又给找到了房子——也罢，就付了四百德拉克马。但不管怎么说，差了二百之多。

弄清我们最初进港时看见的四处垂挂的幕布上的名堂是在那天傍晚。那天是星期天，大凡副食品店都不开门，我们只好去港口附近的酒吧式餐馆吃晚饭。打开菜单，挑了当日的“鱼料理”和煮菜豆，要了白葡萄酒。

“对不起，今天不上葡萄酒。”女主人显得十分歉然。

我听了打心底吃了一惊，惊得声都出不来。没葡萄酒？希腊餐馆没葡萄酒？这简直等于进了日本的寿司店，被对方告知“对不起今天酱油没有了”。

“没葡萄酒？”我以干巴巴的语声问。

“噢，今天不是那个吗，”说着，她手指幕布，“所以不能上酒。”

突然听此一句，也还是全然听不明白。那个是什么，到底？

“那个是什么呢？”我问。

“今天是全国统一地方选举投票日，所以全国任何餐馆都不得上酒类。葡萄酒也好啤酒也好威士忌也好白兰地也好乌糟[3]也好，统统不成。法律这样规定的。”

原来那些幕布全是选举用的。报纸上是说选举马上开始，问题是选举怎么就不能喝酒呢？我就此问她。

“喏，希腊人每有选举都容易激动的嘛！全都哇哇直叫，如果再有酒上来，说不定就闹出人命来。所以酒精类遭到禁止，一滴都上不得的。”

也是因为闲着，她很耐心地对我解释一番。

“不过么，”我说，“我们是外国人，同选举全不相干，警察不至于因为我们喝点酒就来说三道四吧？”

“唔——，那倒也是。”她说，“特意来希腊一次，喝不成葡萄酒也够可怜的了。OK，给岛上的警察打电话问问，等一下。”

但最终那天我们未能捞到葡萄酒。警察的回答是：外国人也好外星人也罢，今天一律不得供酒。无论哪个国家，警察都是照章办事的。没有葡萄酒的晚饭是何等索然无味，这点不来希腊是体会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在斯派赛斯岛第一天发生的事。没有葡萄酒的晚餐。往下可如何是好？

海岛淡季

我们来岛是10月过半的一个周末。换句话说，是旅游季节最后的周末。“这个时候还勉强可以下海游泳”——人们说的底线也就在此时。实际上这个周末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下海游泳的人的身影。

走到距港口很近的一处不很大的海滩一看，三十来个游客身穿泳衣躺在沙滩上，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们进水游泳或打水仗。阳光虽然暖和，但风到底挟带着凉意，很难让人下到海里去。大家只是歪在沙滩上静悄悄晒太阳。男士穿一条小而又小的泳裤，女士有百分之七十整个亮出胸部，争取在冬天到来之前尽可能多一点吸收阳光。所有人的神情都十分严肃认真。我心想日光浴来得轻松些有何不可，然而这些人（猜想大半是特意从北欧来此寻求希腊阳光的）对于太阳相当认真，气氛就好像是太阳能电池式电动剃须刀们聚在一起举行兼作充电时间的信仰表白集会。

当地左巴系希腊人三三五五从旁边走过。因通往城里的公路紧贴海滨，他们每次走过，都左一眼右一眼几乎毫无顾忌地盯视妇女那朝着初秋太阳挺起的乳峰。

有趣的是，面对女人们在沙滩上解开游泳衣“哗”一下子、或者“哗啦啦”、“啪啦啦”亮出乳房这一行为——我也想不出更贴切的形容词——游客们并没有贼溜溜地打量，甚至斜眼瞟一下的都没有。游客当中有一种共识，认为那么做是非常不礼貌的，拍照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就算身旁有女人大模大样亮出乳房，男人也都一副丝毫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个人称之为“爱琴海规则”。具体地说，来到爱琴海以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爱琴海，这么做理所当然，遂以习以为常的手势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就好像说毕竟是爱琴海，那么做也无所谓。当然，偶尔也会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种时候他们也显得从容不迫，仿佛在说这东西见得多了。此乃基本规则，从容才是至关重要。并且作为实际问题，在希腊住久了，对乳房之类的确习以为常，一旦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我这倒不是自我卖弄。

不光女孩子，若走去岛里边什么人的海滩，脱去泳裤裸露下半身晒太阳的男子也常可见到。甚至有女人一丝不挂。这个我也做过一回，心情确实不坏。世间有“阴部”这一说法，但整个沐浴着阳光，也就无所谓“阴部”了，不就是身体一部分么——对此理解得相当深切。

总之，在希腊海岛沙滩上依照“爱琴海规则”袒胸露乳的女人横躺竖卧，男人们在其周围只管以熟视无睹的神情看书。不过自不用说，这样的规则也好，不成文的规定也好，对左巴系希腊人是行不通的。倒也不是说他们劝诱游客：“希腊是个好地方，在海滩露出乳房也无所谓。”也不是说他们的太太和女儿在日常生活中袒胸露乳。或者不如说希腊乡下人宗教影响很深，这方面非常保守。众目睽睽之下肆无忌惮地暴露乳房的，不过是蜂拥来到希腊的美国人和北欧人罢了。所谓“爱琴海规则”云云，同左巴们是毫不相干的。既然露乳房是自由，那么看乳房也是自由。

这么着，左巴们经过时对裸露的乳房看得相当投入。话虽这么说，但感觉上其视线中不含有多少性的色彩。莫如说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倒是不能称为科学好奇心），我觉得。我无意为左巴们辩护，毕竟他们的好奇心太强了，很难对那一带比比皆是的乳房完全不理不睬。我们走路过程中若见有人聚堆，也会伸长脖子窥看——二者同一道理。因此，女孩子们倏然感觉到有放肆的视线落在自己乳房上而抬起脸时，对方若是左巴，也只好作罢——“得得，又是左巴，没办法啊！”

不过，我目睹地中海如此场景只是一瞬之间。那个周末（那是个正好用来欢送旅游旺季最后一天的理想的地中海丽日晴天）过去而10月也过半之后，海滩人影急剧减少，从船上下来的游客愈发稀落，酒吧或餐馆也开始空空荡荡。如此这般，海岛真正进入淡季。一句话，我们是在大家往回走时赶来的，真是好事得可以。

※

岛上的淡季以相邻海滩上排列的酒吧式餐馆的关门停业为标志。一如山国之春始于遥远的雪崩声，海岛之秋则始于酒吧式餐馆收拾桌椅的乒乓声。关门首先从远离小镇的海滩开始，就像1945年的柏林攻坚战，前线一点一点朝中心部位接近，某一日彻底偃旗息鼓。剩下的只是“尼科斯餐馆”和“海豚餐厅”等招牌、钉上木板的窗口以及垂着苇帘的屋顶。还有无家可归的狗——希腊岛上丧家犬何以如此之多呢——依循夏日的记忆，在现已不复存在的想像中的餐桌四周晃悠悠转来转去，鼓动鼻孔徒然搜寻食物的余味，心想投给肥肉和鱼头的友好而出手大方的游客怎么一忽儿跑光了呢？我告诉狗：休假结束，都回家去了，现在都早早起来或上班或上学了。但狗当然不懂，不可能懂的。狗所能隐约理解的，似乎仅仅是美好的季节已然结束。

这样，夏日期间把游客运来岛内片片海滩的破烂大巴（岛上仅有一辆）也随着酒吧式餐馆的关门大吉而寿终正寝。多的时候有十台之多的马车在10月末也减为两台。秋冬之间大巴留在岛上丝毫派不上用场，遂用渡轮运去本土，淡季作为普通通勤大巴在本土好好劳作，春天来时再返回海岛。我目睹了这辆大巴被装上渡轮运往本土的情景，总有些令人悲从中来。

马车是在时不时去郊外散步时在农家院前见到的。拉车的马拴在附近的树上，以柔和的目光自得其乐地吃着干草，一副“好好，总算可以休息些时日了”的样子。车夫——其中估计有从我手里抢去四百德拉克马的那个人——想必重新干回农夫老本行，在山地里栽培橄榄、西红柿和茄子等等。

接下去，似乎专门做外国旅行者生意的漂亮（当然是在比较意义上）店铺也慢慢察看着周围的动静开始关门。一般酒吧、像模像样的餐馆、快餐店、迪斯科舞厅（回荡着约翰·特拉沃尔塔魂灵的那种劳什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消失不见了。

到了这时候，周围开始漂浮起这样一种氛围：结束了结束了，往下可以放松了！毕竟旅游旺季周末也没有、午睡也没有，一味劳作不止，没什么好留恋的。他们夏天拼命劳作，冬天尽兴游玩。宾馆也同样歇业。一时差不多有十家宾馆如同退潮一般“啪哒啪哒”接连关门，10月尾声，剩下的只有一家小型的，而且也是一副不得不应付的架势。

从海上吹来的湿润的北风摇颤着电线，将不吉祥的乌云运往遥远的克里特岛那边。我心里涌起阴暗的疑念便是在这种时候：莫非我所做的全不对头？莫非我该去更为不同的地方？

但是，面对如此萧条景况是进入11月以后的事，10月下半月还多少有些生活的余裕。说是旺季活气的尾声也好、余韵也好，反正尚可受用这方面的气氛。店铺和餐馆也还尽量开着，风平浪静的暖和日子也尽可在海滩享受阳光。游客几乎没有了，甚是舒心惬意。假如有人想在希腊海岛上住一个月，我想推荐9月至10月中旬这一个月。此前嘈杂得犹如原宿竹下大街；此后么，从观光角度看来，来希腊的意义无限接近于零。冬天特意来这种地方的，不是特别好事之人，就是盯上淡季低价（低的确是低）的小说家之类。

※

希腊许多岛屿如同《白日美人》中的德娜芙[4]具有两副截然有别的面孔。一副是从复活节至10月中旬旅游旺季面对外国旅游者的浓艳面孔，一副是其余时间即淡季仅仅自己人在一起时的真实面孔。由于差异太大，只看其中一副恐怕很难想像另一副，我觉得。

首先气候不同。下面，我从一个叫约翰·鲍曼的人写的旅游指南《爱琴海诸岛》中引用一段关于气候的记述：

“我想向读者强调两点：（1）爱琴海诸岛不是热带海岛，（2）屡有强风吹来。一年之间，6月至8月天气连续晴好，多数人往往因此怀有此地乃常夏乐园的误解。但请看一下另表（※年间气温表）。尽管各岛之间多少存在误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断言：10月至4月爱琴海基本无人游泳，11月至3月一般人不会考虑在岛上度假。”

记述简明扼要，关于岛上气候没有任何可以补充之处。不过——也许我啰嗦——没有实际来过希腊海岛的人，我想怕是不会理解其淡季的难受和凄凉的。明白和理解是两回事。

就我来说，秋冬的希腊海岛并非温暖气候这点自是晓得的，平均气温也查阅了，毛衣和风衣当然也准备了，也做了相应的思想准备。然而在秋日海滩迎来第一场北风时，10月25日瑟瑟发抖地往火炉里投第一根柴火时，我还是不由这样想道：喂喂，这到底算什么呀？难道这就是希腊？

过去来希腊总是在夏天，而只来过夏季希腊的人是想像不出冬天如何的。实际见到这种无法想像的落差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超乎现实的冰冷。目力所及，一切都让我们心里发冷，一切都使我们这一存在发生动摇。海滩堆积的冲浪用的帆船令人联想巨大的水母骨骸。空无人影的山丘上，写有“蓝莓山（BLUEBERRY HILL）骑马俱乐部”的大块招牌在风中“咔咔”摇颤，现已毫无用处的大巴站标如倒地的伤兵躺在路旁，巧克力包装纸发出“飒飒”的响声被风刮走。

人口也陡然减少。当地人原有人口为三千左右，但夏天由于“别墅族”和旅游者蜂拥而来，人口约增加一倍。而旺季过去之后，岛又转眼之间门可罗雀。散步路上也可一眼看出不少房子空空荡荡，海滩附近甚至出现幽灵城（ghost town）。

早晨我大致沿着海岸线慢跑。一旦出镇（转眼就出镇），往下很难见到人影。无论怎么跑，一路上都是漂亮得不由令人屏息的绵延不断的松树林——不过因每天都看，便一一屏不过来了。在林中时而碰上猎人。说是猎人，也并非专业猎人，不过是附近的老伯扛枪打猎罢了。一条双耳下垂的狗跟在身后。这样的人每次看见我都瞠目结舌（东方人何苦在这种季节一大清早就在山里跑？），尔后回过神来，精神抖擞地大声寒暄“加里梅拉（早上好）”。如此卖力寒暄的民族，找遍全世界我想也不易找到。在寒暄劲头上，希腊人首屈一指。

除了猎人，偶尔也可见到用电锯锯松树的人。这也不是专业樵夫。是镇上的普通人前来弄木柴准备烧火炉过冬。我想这在法律上怕是禁止的。因为，如果全都擅自砍伐山上的树拿回家去的话，山很快就会光秃。但人们全都这么干：小拖拉机上装着电锯开到山上，锯了树拉回。四下里到处都是电锯特有的呜呜声。是的，冬天近在眼前。

跑了一阵子，眼下现出小小的村落。绿色的松林和蓝色的大海之间，几座工整的白色房子肩并肩靠在一起。有白色的海滩，有简单的码头，有酒吧式餐馆，其前闪出圆顶教堂。赏心悦目的景致。但这是被遗忘的村落。房子是别墅，餐馆是来海滨游泳的旅行者用的，而这一切都随旅游旺季的结束而告终。别墅窗口落着结结实实的铁叶窗，餐馆连招牌都没了，大概经营者担心被盗而拿回家去了。近门处扔着一把缺腿的椅子。一把涂着爱琴海蓝色的木椅，漆已剥落得不成样子了。惟独这被抛弃的椅子还隐约漾出夏日的记忆。

这种夏季用的小村落（Resort Colony）宛如小卫星一般点点环绕在镇的周围，然而都随着秋天的来临而无一例外地化为幽灵城。这样一来，岛上的人口势必集中到镇里。岛的另一侧只有一座渔夫住的小村，山里生活着几个牧羊人，数量微不足道。从镇中心不管往哪个方向，不到十五分钟，房舍就掩没于松树林或荒地之中看不见了。长着浑身带刺的灌木的沙石地上有人在放羊。这样的不毛之地上到底有什么可吃的呢？我很有些担心。然而羊们“叮铃铃”摇晃着铁铃，在一个又一个石场间频繁转移，寻找可怜的白褐色植物。羊群中有生着漂亮长角的黑脸公羊，以威慑性眼神环视四周——由它统率并保护羊群。我沿路走近时，它猛地扬起脸，晃动两三下双角，拉出向我冲撞的架势，仿佛说再靠近我就收拾你！母羊们不再吃草，聚在公羊身后藏起。

时不时可以看见开始崩塌的寒伧的小屋。料想是牧羊人小屋，但已全然感觉不出生活气息。前行不远，石山顶上又有一座教堂。很小的教堂，仅有大巴那么大。究竟有谁会特意跑来这山顶教堂呢？匪夷所思。

过了山再往前行，有一座大修道院。修道院四周围着白色高墙，爬上杉树夹裹的长长的坡路，来到镶有漂亮的马赛克画的门前。一扇很大的黑门，关着。马赛克画以拜占庭风格画着几个圣人。色彩艳丽的九重葛花围着门盛开怒放，四下鸦雀无声。试着“咚咚”敲几下黑木门，毫无反应。但在我转念要离开时，一个蒙着披巾样面罩的修女走出，悄声低语告诉我什么，然后在眼前摆了摆手，脸上一闪浮现出云间阳光般平和的微笑，重新把门关上。想必是说不允许参观。

无奈，我坐在门旁石头上，闭目合眼，侧耳倾听。即使在万籁俱寂之中也可多少听取世界的动静。细微声响的聚集。首先是羊脖子上的铃声，其次是牛的叫声——好像是修道院里饲养的。也有远处传来的轻便摩托车的喇叭声。哪里的教堂响起钟声。东正教堂常在莫名其妙的时刻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响起钟声。狗朝着什么叫。有人扣响猎枪。1点半的渡轮拉响进港汽笛。于是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置身异国，得知自己处于异质人们的活动的包围中。我访问外国时，通过声音往往最为敏锐地认识到其异国性，觉得那里有视觉味觉嗅觉皮肤感觉等其他感觉所捕捉不到的什么。我坐在哪里让自己的身体沉静下来，把周围的声响深深吸入耳中。旋即，它们——或者我自身的——异国性就如柔软的泡沫一般忽一下子浮现出来。

从山丘上俯视，可以从杉树尖的空隙看到渡轮的姿影。绚丽得近乎完美的秋日阳光使家家户户的屋顶都闪着金辉，已经关门的波西德尼奥宾馆显然高出一截的圆顶上蹲着两只面朝同一方向的雪白的海鸥。一个十分祥和的午后。风也罕见地没有。

镇上，人们继续做过冬准备。可是我（外国人的我）全然不知如何是好。归途中本想走进哪里的咖啡馆喝杯啤酒，却哪里都不开门。

老港

睁眼醒来，窗外舒展着久违了的晴空。夜雨的痕迹在邻家屋顶上闪闪生辉。天空就好像夏日再度归来一般飘浮着轮廓清晰的白云。蜜蜂在院子里的绣球花上发出倦慵的振翅声飞舞。院墙外面传来老太婆们互问早安的语声。哪里鸡鸣，哪里狗叫。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几天没有看到如此温暖的太阳了呢？何况今天是星期六。

其实，星期六、星期天都几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在日本时都没什么关系，来希腊海岛就更加不相干了。星期二变成星期三也好，星期四变成星期一也好，怎么都无所谓。就算周末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也不过是周末银行休息、不能把旅行支票兑换成现金罢了。

想到这里，有什么一脚踢飞我的注意力围墙。那是什么呢！

旅行支票！

“糟糕！”我对老婆说，“今天是星期六，就是说，不到星期一是不能兑换现金的。”

我们收拾好院子桌上的早餐碟盘，清点钱夹的内容。我手头上的钱是一千五百德拉克马，她手头是二千五百德拉克马。把衣服口袋翻个底朝天，搜出零币，以日元计算总计也才四千元。把美元、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合在一起，倒是为数不少，问题是岛上的商店不接受那些东西，而信用卡在这里不外乎一张塑料片。必须用手头上的现金把星期六和星期天两天应付过去。

不过，情况并不那么富有悲剧性。为什么呢？因为三千德拉克马足可以购买两天的食品、两瓶葡萄酒和半打啤酒，且还有找零。回想起来，这以前更为险恶的状况我们都度过了好几回，年轻时候我也差不多身无分文地旅行过，相比之下，这回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妻不这样去想。

“不是这样的问题。”她扳着脸说。她视为问题的，对了，是原则。

“知道。”我说。

“知道什么？”

“所以说你当作问题的是原则吧？就是说——”

“我当作问题的，”她像要一把推开我的抢先发言似的说，“是你那种马虎大意。星期五必须把钱换好是原则对吧？你却马上忘去脑后。为什么不能像普通成年男人那样把这种事一一处理妥当？”

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自己能像普通成年男人那样把一切处理妥当，小心翼翼地度过一生，再说没注意到周末到来的责任她也有一半（或者30%，抑或再退一步，算20%）。但这种话说出来势必没完没了，于是我默不作声。我在婚姻生活中学到的人生的秘密即在于此，并且请不知晓的男士牢记在心：女性并非因为有想生气的事才生气，而是因为想生气才生气。她想生气的时候若不让她充分生气，往后会难以收拾的。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在任何人的婚姻生活中我想恐怕或多或少都是如此——争吵的模式总是固定的。就算开始的形式有所不同，收场也每每相同。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夫妻争吵同系列电影片大同小异，一如史泰龙的《洛奇》。结构不同，情节不同，场所和对手不同，战斗的动机和战术也不同，但最后镜头如出一辙，并且背后回响的总是同一音乐。

我们争论的模式大致如下：

（A）总的说来日常生活中我是个粗疏、邋遢、马虎之人。就算出现什么问题也趋向于认为“总有办法可想”。若无法可想，那的确是无法可想了。

（B）相比之下，妻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神经质，一点点混乱都难以忍受。事情考虑得很远很远，对相应的可能性事先做好准备，否则就为之不安。

（C）A与B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往往形成精神上的无人地带。

这个星期六早晨我们围绕兑换现金发生的争吵（准确说来我想不能称为争吵），自始至终沿袭的都是这一模式。显然是人生观、世界观上的差异，其中存在几千辆推土机也无法填平的宿命式鸿沟。我身后站立的类似希腊悲剧Khoros（合唱团）的一伙人唱“说到底人生就那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呢”，妻身后的Khoros则唱“不不，向宿命开战乃人类天职”。而且我的Khoros总是比她的声音略小，士气也不够。

※

不过午饭前妻情绪好了起来。天气好的日子，她没办法长时间气急败坏。午饭我们吃了淋上番茄汁的意大利面条和花椰菜色拉，饭后散步到老码头。从住的房子到老港走路约三十分钟，距离正好用来作晴朗午后的散步。穿过小镇，翻过一道山梁，静静的海湾在眼前舒展开来，犹如被时间河流遗忘而迷迷糊糊打瞌睡的海湾。这里是斯派赛斯岛的老港。一如名称所示，曾作为全岛的中心港口热闹过，但进入轮船时代以后，由于水深和面积不够而将地位让给了新港。现在这里只是作为游艇停泊地而勉强维持命脉。

老港是个极好的场所，我喜欢来此散步。寂寂无人的平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五六十只大大小小的游艇，桅杆“咔嗒咔嗒”发着干涩的响声，如卜签一样不规则地摇摆不已。晒黑的船员把在那一带店铺里买的袋装食品拿上艇去。码头向阳的地方一只黑猫弓身睡得正香。艇尾飘舞着显示各自国籍的旗。当然，蓝地白十字希腊旗不管怎么说都占多数。此外有意大利旗，以及英国、德国、瑞士……

沿港一条弯路上旁排列着餐馆和咖啡馆，感觉都很不错，可惜全部依例关门。原本打的就是游艇旅行者的主意，夏天一过立即收摊。远处岬角尖端现出雪白的灯塔。就在灯塔下面，一只大概是触礁废弃的货船很不安稳地浮在水面，近乎大胆地大量掺入绿色的艳蓝艳蓝的水面同藏青色的货船船体以及白云交相辉映。不见人影。似乎补充完食品的游艇扬帆出港之后，四下里就再无人影。

一直前行，在有灯塔的岬角底端可以看见几家造船厂的形影。说是造船厂，但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过两三个工匠在“叮叮咚咚”地用手工造木船罢了。大多是当地渔民去不远的海湾撒网用的小船，但也有足足超过十米的大船，有类似屋顶形画舫的顶篷，看样子是能坐二十人的观光船。

看他们造船的工序极有意思。细看之下，造小船和造大船工序完全相同，简单说来和折纸鹤差不多，无论大纸鹤还是小纸鹤，折的顺序都一样。先为船底做一根堪称船之脊梁的壮壮实实的柱子，再把肋骨穿插进去，然后从里外两侧钉板，把肋骨固定住，最后四周镶上厚船舷。原理十分单纯。单纯而有说服力，看的过程中不由点头称是，心想这就是船的本来面目。建造中的船全都涂成橙色，船头立一个十字架。只以脊梁和肋骨形象放在台上的船竟给人一种安谧的印象，不可思议。

我们终于发现一家仍在营业的咖啡馆，坐在外面椅子上点了生啤和冰淇淋，一边晒太阳，一边眼望天空中飘移的云，或逗路上走的狗。在希腊生活一段时间，我们身上开始有了一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长时间怔怔注视什么而不感到无聊。因为此外无事可干。

“这一带造船厂够多的。”老婆吃着冰淇淋说。

“岛上有木材，所以过去造船业就很兴旺。17、18世纪靠了造船业，这座岛成了希腊屈指可数的富岛。”我解释道。当然，这是来自旅游指南的现买现卖。每到一处我都认真阅读那里的旅游指南。“那时候，这老港周围一排排全是大造船厂，一个劲儿造大船。”

“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呢？”

“有供给商船队在美洲和希腊之间往返，应该是相当大的吧。岛上住着几个那种商船队的老板，互相争强斗富。以现在说来，就是奥纳西斯和尼亚克斯那样的感觉。当时，这座岛一来从位置上说作为贸易中心也很重要，二来有良港，可以说所向无敌。当时比雷埃夫斯不过是个海边寒村罢了。”

灯塔上方有状如海豚的云絮漂移，货船一动不动蹲在那里，似乎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和声音吮吸进去。

“说起来话长，”我大致强调了一句，但时间当然不是问题，这里时间多得几乎腐烂变质。“就是说，这座岛的商船队不仅仅是商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地中海到处都是海盗，动不动都打起来，妨碍船的自由航行。拿破仑时期还有英国实行海上封锁。为了与之对抗，商船队开始在船上装备武器进行自卫——就像是个人拥有的海军。那时候斯派赛斯岛的商船队以打破封锁的英勇行为而威名大震。1821年爆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希腊独立战争时，这支船队在同土耳其的海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就在那里的海湾——”我指着灯塔所在的岬角尖端，“土耳其舰队同岛的舰队一决雌雄。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叛乱，纳夫普利翁的土耳其守备队被希腊军包围，土耳其军赶去救援。但从陆路由科林斯开往纳夫普利翁的军队在阿尔戈斯一带受阻。”

“阿尔戈斯……就是上次去过的脏兮兮黑乎乎的小镇？”

“总之在那里土耳其军吃了败仗，无法继续前进。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海路。于是由八十艘战舰组成的大舰队驶向阿尔戈斯湾。岛的舰队在此迎击。1822年9月清晨，两支舰队正面交锋，就在那里的海峡。”

我又要了杯啤酒。等啤酒的时间里又往触礁的货船望去。

“那么哪方胜了？”

“说实话，战斗几乎没有发生。”我喝了一口新端来的啤酒回答，“土耳其舰队刚拐过那个角露头，血气方刚的海岛舰队就‘哇’一声扑来，吓得土耳其人仓皇逃走。土耳其舰队只沉了一艘。本来，希腊军司令打算把土耳其舰队全部引过来一举全歼，但留岛家人惨遭杀害的船员们忍无可忍地冲了出去。因为土耳其军出于儆戒的缘故，把途中路过的岛上的妇女小孩全部斩尽杀绝。”

“可为什么土耳其军不战而逃呢？不是很大很大的舰队吗？”

“就数量来说。”我说，“但总的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是以陆军为主的国家，原本不擅长海战。相比之下，希腊人在海上要顽强得多。况且这座岛的水手当时就以英勇善战出名。例如当时战法之中有一种叫‘火攻’。如何火攻呢？就是在容易掉头的快船上装满火药，让它紧紧贴在敌舰身上，然后点火，人跳海逃走，结果船和敌舰一同爆炸。这是这座岛的海军的拿手好戏。这种无比危险的把戏时常由斯派赛斯岛的水手表演。土耳其人对此也很清楚，所以一见船影就吓得逃之夭夭。总之，这斯派赛斯海湾的胜利给全体希腊人增添了勇气，不久希腊就取得了独立。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此岛的全盛时代。”

“那，还要问回最初的问题，”老婆说，“为什么萧条到这个地步了呢？”

“岛一落千丈的原因之一——刚才也说了——在于岛上的人投身独立战争过头了。他们积蓄下来的资本和财富全部投入战争，使得自己无法从这场创痛中恢复过来。”

“你说，那不是太过分了？岂不是没有正义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是人世，”我说，“这就是历史。”

“不得了！”她愤慨地说。《小公主》[5]那样的故事是她最喜欢听的。

“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说，“第二个原因是那以后轮船时代到来了，这意味岛上最赚钱的木船失去了存在价值。岛上的造船厂也好商船队也好因而迅速落后于时代。第三是因为轮船续航距离比木船长得多，贸易方式随之发生变化，致使岛作为中转站的价值也彻底丧失，繁荣转去了比雷埃夫斯和锡罗斯那边。”

10月末的星期天午后，在老港冷冷清清的咖啡馆里喝着啤酒，侧耳倾听“咔嗒咔嗒”的桅杆声，根本无法想像灯塔前面就有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舰队出现。甚至躺在咖啡馆角落的沙发上一边睡眼惺忪地赶苍蝇一边看小报的男服务生恐怕也同样想像不到。

缇坦尼亚电影院的深夜

从老港回镇，顺路到蔬菜店和超市，买了今明两天所需食品。正要回家，老婆瞥见缇坦尼亚电影院的广告画，兴奋地叫道：“噢，有李小龙的电影！”她是李小龙迷。

“喂喂，又是李小龙！”我说。喂，又是李小龙！

“那有什么，偶尔。又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看电影去好了！”

那么说来倒也是。此外是没什么事可干。再说李小龙的电影，不懂情节也没什么不便。

我们回家吃晚饭，准备去看6点半那场。

※

镇上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到秋天就关门，另一家常年开着。关门的那家名叫“丽娜电影院”，开门的这家叫“缇坦尼亚电影院”。两家都位于城边，而且看上去都不像电影院。若问到底像什么我也答不上。一句话，什么也不像。勉强说来，气氛上就像任何一条商业街都肯定有一家的那种“看不出卖什么的店”。作为电影院门面过于狭小，门也是极普通的杂货店那样的门。知道这是电影院，完全是因为门旁贴有广告画。广告画有两张，一张注明“ΣΗΜΕΡΑ（今天）”、一张注明“ΑYΡΙΟ（明天）”。意思是这个今天上映，那个明天上映。但明天（一如希腊大多数ΑYΡΙΟ）是很难相信的。去了一看，有时候上映的是和昨天同样的东西，有时是和预告毫不相关的其他作品。所以，认为这种预告无非是“某种粗线条假设”我想还是明智的。但不管怎样，态度都是非常冷淡的。

这种冷淡同日本地方小城市的电影院做法又多少有所不同。日本的电影院哪怕再小再破再脏再有小便味儿，但模样大体上像电影院。建筑物的感觉多少与周围的不同，而且散发出不妨说是喜庆（尽管程度有别）的氛围。然而此岛的电影院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两张广告画，一张注明ΣΗΜΕΡΑ，一张注明ΑYΡΙΟ就算完事。反正是小岛上的小镇，怕也用不着挂牌告诉人家这里是电影院。

“丽娜电影院”关门，门口一直贴着最后那天放映电影的广告画。最后那天放的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意大利摄制的西部片，日语名字是什么想不起来了（似乎是《荒野大保镖》、《黄昏双镖客》、《黄金三镖客》。谁能区分得开呢？），旁边贴一张纸，写道：“承蒙诸位光顾的本电影院照例休业到明年春季，祝诸位冬日愉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照旧紧咬雪茄，眉头聚起很“酷”的皱纹，肩披毛毯，手枪对着虚空。可怜的是，他将贴着ΣΗΜΕΡΑ标签在这里度过一冬。把早已放完的电影的广告画揭下来才是道理，可是仍留在这里不动，俨然以此证明电影院的存在。

“缇坦尼亚”那边仍在营业，所放电影每天不同，广告画也每天都变。前面说的两天连放同一部影片的时候有是有，但原则上是一天一部。放映开始时间是傍晚6点或6点半，标准是一部影片一晚放三场。票价因放映时间长短而异。例如九十分钟的影片票价是一百五十德拉克马，一百二十分钟的则为一百八十德拉克马。说合理的确觉得合理。换算成日元，大致在一百五十至二百元之间。便宜！

※

拉开电影院的门，里面是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厅。气氛不怎么样的厅。准确说来，较之厅，更接近裸土间。裸土间右侧有个状似酒吧台的售票处，坐着一个身着黑色未亡人衣服的老太婆。她的形象令人想起只能预告不幸的手相师。下颏收得紧紧的，显得甚是冥顽不化。里面有一个大约是装饮料卖的冷藏柜，柜旁摞着几个可口可乐箱。地板是粗粗拉拉的混凝土，天花板的荧光灯“喀嗤喀嗤”发出不吉祥的声音。墙壁贴满褪色的广告画，统统是我所不知晓的三流影片。

“艾卡顿·艾克萨科希斯！”黑衣老太婆向我们宣告。

“一百六十（艾卡顿·艾克萨科希斯）德拉克马吗？”我确认一遍。

“内（是的）！”老太婆说。那声“内”就好像把一直滞留在喉咙深处因而全然没有水分的空气勉强用舌尖拉出似的。

我从口袋里拉出两人份的三百二十德拉克马。忽然有些不放心，于是叮问了一句：“今晚是李小龙吧？”

“欧希（不对）！”老太婆疾言厉色地否定，以宣布五年计划的斯大林的架势朝空中竖起手指，“今晚是那个！”

我赶紧朝她指的入口处的广告画看去，那上面印着《李小龙传奇》字样，还有李小龙的照片。

“阿婆，那不就是李小龙么？”

“欧希！不是李小龙，那不是的！”

这仿佛是找不到出路的将棋“千日手”[6]。恰在此时，里面的门突然开了，一个秃头老伯出来向我们招手，用英语说“OK,It's all right Blues Lee，tonight[7]”。我仍有些莫名其妙，回头看老婆。老婆的表情似乎说“虽然不大明白但无所谓吧”，于是我也作罢，付给售票老太婆三百二十德拉克马。老太婆仍冥顽不化地做出一副“欧希”神色。不可思议的电影院。即使有身穿马甲的兔子看着怀表从身旁走过，我想我也不至于这般惊讶。

“你们从哪里来的？”it's all right老伯问。

“伊马斯忒·阿波·庭·雅波尼亚（我们从日本来）。”我按照白水社《速成现代希腊语》（荒木英世著）第22页上的例句回答。

“横滨、室兰、仙台、神户……”老伯面无表情地列举到这里，转而盯视我的脸，仿佛问下一句怎么说。

“哈哈哈，你很熟悉嘛。”我随便应道。一般说来，希腊人就日本所知道的几乎全是港口和公司名称。所以，如果往老伯台词接下一句，应该是“索尼、卡西欧、雅马哈、精工、达特桑”。

“唔，你会讲希腊语？”

“啊，一点点。”

“布拉鲍·布拉鲍（了不起、了不起）。”说着，老伯消失在里面的门内。好家伙！

※

售票处旁边有一扇门，看情形进门就是放电影的场地了。以为不过是藤泽的美由吉剧场那么小的电影院，开门一看，结果大为意外，里面宽敞得不得了。座席齐刷刷排列开去，天花板高高的，通道宽度也绰绰有余。靠墙是排列着侧柱的回廊。虽然绝对称不上漂亮、豪华或感觉好或有氛围，但反正是足够大的。没一一数过，准确的说不清楚，不过座席数量总在六百左右。相比岛上三千人口，可想而知，此乃破格数字。只是门面和门厅——或许不该由我挑三拣四——同里边的宽敞实在不成正比，让人有一种受骗之感。

“嗳，往上看呀，天花板开着呢！”老婆说。

抬头一看，果然场内天花板大约四分之一如车顶天窗豁然洞开，猎户座历历可见。

“下雨时要关上的吧？”

“想必。一直敞开，座席岂不泡汤了！”（实际上第二次去时也关上了）

“怎么关的呢？”

“是啊，怎么关呢？”

如此说话时间里，观众陆陆续续进来。功夫片，加之时间早，观众大半是小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那样年龄的共有二十五六个，教养一塌糊涂，像厄瓜多尔高地上的一群蜘蛛猴聚在最前排大声吵吵嚷嚷，总之吵得不行。有的模仿功夫拳互相踢打，有的在座位上跳来跳去，有的厉声吹口哨，有的把“你娘大肚脐你娘大肚脐”的丑态足足重复了二十遍——简直战场一般。何不让这些家伙不吃不喝地在仓库梁上倒吊两三天！

如此持续了一阵子，刚才那个“室兰·仙台”老伯以忍无可忍的架势出场了，大声吼的估计是：“喂喂，你们再闹下去，就拎你们耳朵扔到外面去！记住了？傻瓜蛋！”说着，“乒乒”捅了两三个小孩的脑袋。老伯离开后，孩子们安静下来，但不大工夫就忘个精光（这上头也跟猴子一样），又“叮叮咣咣”折腾起来。有的一声怪叫“开始喽开始喽”，有的口哨吹得比刚才还响（虽是小孩而肺活量却大），有的连踢更小的孩子，把他们踢哭了，还有的举起坏掉的椅座表演武打——闹得天黑地暗。勃鲁盖尔[8]若是看了，想必当场就能画出大作。

正闹着，“室兰·仙台”又出现了，但见他双手狠狠抓住吹口哨和踢人的家伙的脖子，不由分说地拎去后边。我心想活该。不管怎样，由于当场目睹了牺牲者的血泪，猴子们总算老实下来。得得！

最终，电影开始前进场的观众一共有四十人左右。不知何故，孩子们皆聚于前，大人们皆聚于后。唯独我和老婆形单影只地坐在中间，感觉颇为奇异，恍若梦中光景：反正做了个怪梦，我和老婆坐在空旷的电影院的正中，前面全是孩子！后面全是大人，天花板敞开着，可以看见星星。

由于电影院大得离谱，多少进来些观众也几乎改变不了空旷的印象。这种空旷感令人想起日本学校常有的兼作礼堂的体育馆。前方有个宽大的舞台（估计这里也发挥镇的多功能厅的功能），上面拉起银幕，前面孤零零地放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中型音箱。两端点缀着一副寒酸相的人造花，没有还好，有更显凄惨。伤脑筋的电影院。初中上生理课时常把一年级女生集中在讲堂里用幻灯片讲解什么“关于生理”，而这电影院里便是那玩意即将开始的气氛，很有点叫人不寒而栗。

6点半，照明熄了，不是“关于生理”（理所当然）而是《李小龙传奇》开始了。可这个也同样一塌糊涂——李小龙没有出场，出场的是一个酷似李小龙的莫名其妙的演员。演的倒是李小龙的一生，但痛快地说，电影完全无可救药。可是毕竟进场了，决定看到最后。

放映当中一只猫从银幕前踱着四方步走过。一只硕大的黑猫，就像暗示李小龙英年早逝似的从右至左缓缓穿过舞台。二十秒后又以同样步调由左往右来了一次。

“什么，那是？”我愕然问。

“猫吧。”老婆说。

“电影院怎么会有猫呢？”

可是，猫进入电影院从银幕前穿过在这岛上似乎并非什么稀罕事，谁也没有大惊小怪。就连拿吵闹当买卖做的小孩子们也无动于衷。想必若非马和骡子，他们是不会吃惊的。

电影开始后，孩子们马上盯视银幕变得安安静静。不料这回大人们接盘嘈杂起来。中途进来的人发现场内熟人互相“哟哟”打声招呼倒也罢了，问题是那也没完没了。一团漆黑中居然能分辨对方面孔，端的十分了得。不过话说回来，希腊人视力似乎好得出奇（的确，除了老人，希腊戴眼镜的人少而又少），见面马上“哟哟”两声。

“哟，不是科斯塔吗？”

“怎么搞的，原来是扬尼斯嘛，过这边来，坐坐！还好，你小子？”

“还好、还好。你这家伙呢？”

“啊，我倒还好，可我家里的……”

“你家那位情形不妙？”

“不不那不是的，是家里的她妈，对了，就是科林特斯那个守寡的母亲情形不妙，前天住院了。”

“不好办呐！那，你家那位去科林特斯了？”

便是如此内容（内容是我随便想像的）在后头无休无止。本该回过头吼一句“别说了到外面说去”，可这终究是别人的国家，再说——不知幸与不幸——电影又无聊，于是忍住火气。但其他观众似乎毫不介意，全都默默看电影，无人抱怨。我以为是功夫片所使然，不料下次看罗伯特·安利可（Robert Enrico）——令人怀念啊——的《以爱者的名义》（For Those I Loved）那部影片（非常地道的好影片）时气氛也大体如此。于是我想这恐怕仅仅是一种地方特色。若在四季电影院里如此胡来肯定大触霉头。

另外，希腊放电影过程中，胶片必定“咔嚓”断一两回，场内亮灯十多分钟。这意味第一盘胶片放完接第二盘（或第二盘放完接第三盘）。这不限于希腊，意大利也同样。权当中间休息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方式甚为唐突，让人万分扫兴。本来买两台放映机即可解决，但这里的人们似乎没觉得什么不便，全都趁此时机或上卫生间或吃巧克力或总结前半场或鼓足精神迎接下半场。科斯塔和扬尼斯仍在谈论科林特斯岳母。通道角落里猫一个劲儿舔它的睾丸。小孩子们以椅背为对手“嗨唷嗨唷”练功夫拳。不知谁又大声吹口哨。“室兰·仙台”不失时机地冲了过来。缇坦尼亚电影院的夜晚便是如此野性地越来越深。

来自荷兰人的信、岛上的猫

刚到斯派赛斯岛时，打扫房间的阿婆在房子里等待我们递给钥匙。瓦伦蒂娜这样安排的。她说阿婆会为我们打扫房间，并介绍在那里生活的详细程序。这固然求之不得，头痛的是这位老婆婆半句英语也讲不来。她的儿子倒是住在旁边，可他还是小学生，几乎不会说英语。无奈，只能用只言片语的希腊语交谈。以我的希腊语水平，事实上不可能问得很具体，如“这个热水器打开电源后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出来热水”以及“炸完东西的油扔在什么地方合适”等等。能打手势的靠打手势解决，其余的只好想开些——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我说。

“可你学那么长时间希腊语学什么来着，到底？”妻惊讶地说。我因为想旅居希腊，一年时间里每周去明治学院大学听一次希腊语讲座。

“喂喂，什么热水啦菜板啦漂白剂啦，这些特殊单词教科书上怎么可能出现呢？说到底，你在外语学习方面就是过于追求实用。”

“你也太不追求了么！学法语时也同样吧——《局外人》能读下来，路却问不明白！”

“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就这种性格，说话不擅长的嘛！你若是不满意，别依赖别人自己学不就得了！”

如此争吵时间里，阿婆和儿子一直笑眯眯盯视我们，像是说“这两人在说什么呢”。

“那个就算了，你先问问扔垃圾的事好了，星期几扔在哪里？这可是再要紧不过的。”妻说。

我手指垃圾箱问：“星期几·可以·把这个·拿出去？”

对方听明白了。“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早上。前一天晚上拿出去就可以的。”

“理解了。”

“布拉鲍、布拉鲍（了不起、了不起）！”

“拿去·哪里好呢？”

“跟我来！”

她把我领到扔垃圾的地方。那里离家三十米左右，摆着两个高约一百二十厘米的褐色塑料垃圾箱。垃圾箱上用德语大大写着“垃圾箱”。我问希腊垃圾箱上为什么用德语标明“垃圾箱”呢，回答说因为垃圾箱乃德国制造。我心想垃圾箱那玩意儿自己国家制造不可以么？又不是什么结构复杂的东西。不过反正是德国制造。

“‘嗖’地扔进这里。明白了？”阿婆问。

“理解了。”

“布拉鲍、布拉鲍！”

※

这么着，我们——实质上是我一个人做的——最初一段时间依照阿婆吩咐在星期天、星期二、星期四晚上连续倒垃圾。但不久我们就得知岛上垃圾收取体系简直是个超乎想像的谜团。反正有人来收是毫无疑问的，毕竟扔出去的垃圾不知不觉之间就消失不见了。问题是何时、何人、如何收取的根本不晓得。不说别的，我就一次也没看见垃圾车或收垃圾人的身影，尽管在几乎不存在车这一物件的如此小的小岛小镇上生活了一个月之久。此乃谜团之一。

另一个谜团是收取日，不清楚什么时候收走的。假定星期一早上倒的垃圾星期三中午消失，那么若问是否总是星期三早上来收，那倒未必，因为下个星期二晚上倒的垃圾直到星期四早上还剩在那里。有时早上消失，也有时下午消失，捉摸不透。

那么，附近人们是不是按时间倒垃圾呢（神奈川县我们家那里对倒垃圾管得异常严厉，致使我养成了小心倒垃圾的习惯），这个也不清不楚。某一天早上8点一齐倒出，另一天下午4点一股脑扔来。也许其中有某种无比复杂的规律性，但至少我理解不了。相比之下，鉴于诸般外围性情由，我看还是认为人们随心所欲倒垃圾、收垃圾人随心所欲收垃圾比较稳妥。

这样，最后我也不再循规蹈矩，改为想倒的时候一倒为快。此乃左巴化的第一步。

但是，说不定你这样认为：那一来，势必有损镇的美观，又臭，猫狗又会抓破塑料袋弄得遍地都是，还要招惹苍蝇，岂不一塌糊涂？是的，完全如此。两个德国垃圾箱装不下的垃圾袋（也没装好）随手甩在那里，猫和狗把垃圾抓得乱七八糟，苍蝇“呜呜”飞舞，臭气熏天，实在惨不忍睹。既然有那么多游客慕名而来，那么也该多少注意一下卫生才是，我想。

为垃圾目瞪口呆的似乎也不仅我一个。一家名叫《雅典人》（The Athenian）的英文月刊的专栏刊出了一封信，采用的形式是一个荷兰人写给希腊旅游局的感谢信。这恐怕是开玩笑。果真开玩笑，那么玩笑开得也够高超的了。下面引用信的内容。

※

这是来自最近在希腊度过两周假期的荷兰收垃圾者的信。

“首先要说明一点，鄙人服务的荷兰是个非常小的国家。鄙人的国家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因为若不那样，就会带来毁灭性结果。关于收垃圾的规定也极为严密，因而作为垃圾回收者供职的二十五年时间里，鄙人始终遵守规定恪尽职守。那是交给鄙人的任务。所以，此番访问美丽的贵国、目睹厨房垃圾一片狼籍的情景时鄙人的惊愕和欢喜诸位可想而知。路旁、峡谷、海边以及露天垃圾站，垃圾袋乱扔乱放，垃圾破袋而出，赤裸裸坦露在贵国强烈的阳光下，时而招来乌鸦或海鸥为这过目难忘的光景来个画龙点睛。对于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密封式垃圾箱和能够处理密闭式垃圾袋的设备之间的鄙人来说，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观看废弃物——这才正是鄙人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活的食粮——理直气壮的零乱景象，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体验。我还是第一次目睹零乱得如此美妙动人如此堂而皇之的垃圾，从而获得极为可贵的阅历，作为鄙人惟有感谢而已。”

※

对上述狼籍景象献上感谢之情的并不局限于来自荷兰的垃圾回收者。是的，这些垃圾恰恰是岛上大部分猫们的宝贵营养来源和赖以活命的最后据点。我推测，假如希腊的垃圾回收者遵守时间、希腊主妇注意垃圾扔法，那么岛上的猫们势必转眼之间减少三分之二。好在一般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希腊仍会遍地是猫。无论从哪条小巷穿过，无论走哪条路，无论往哪里的楼梯上看，无论走进哪家餐馆，也无论拐过哪个街角，看不见猫的时候基本没有。过去在学校有过这样一次测试——“注意，看这幅画细看二十秒，请闭上眼睛。画中有几只猫？”情形同那个一模一样。各种各样的猫以各种各样的姿势位于各种各样的地方。

希腊猫多有几点缘由。第一，刚才也写了，垃圾在户外随处可见；第二，除去隆冬时节，气候不那么严酷；第三，人们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屋外吃饭，容易得到剩余食物。大体这三点。对猫来说，是比较好过的地方。

不过，这也是气候好的时候的事，及至秋天来临游客锐减，餐馆关门，猫们能得到的食物便与此呈正比地减少。于是猫们为了苟延残喘而开始激烈争斗。例如我住的房子是三毛猫一家的势力范围。每次看见它们，我都零零碎碎投给剩余食物，但随着秋日向纵深发展，其家庭成员数量渐渐少了。原本一家四口：母亲三毛猫、父亲虎纹猫、白斑猫、黑白斑猫。首先是呆头呆脑的大饭桶父亲被三毛“啪”一巴掌撵出势力范围：“你上哪里一个人折腾去！我光管孩子都够呛了。”其后过了两个星期，到了阴雨连绵相当寒冷的时候，白斑猫不见了，一定是被处理掉了。

岛上这个季节，母猫养一只小猫都很勉强，因此只挑看上去最强壮最有出息的留下，其他的弃之不理。人可以在旅游旺季结束后关上店门去别处做工，幸运者也可以依靠夏天的赢利悠然过冬，可是猫做不到，它们能做的充其量是相互拼命争夺已经变小的馅饼。

仅就原则说来，希腊人对猫们相当宽容，有时是相当亲切的。我家门前有一小块空地，成了附近猫们集会的场所。那里不时放有剩饭，猫们聚在一起如获至宝地大口小口吃着——周围居民特意把剩饭拿去那里倒在报纸上。鱼啦肉啦炖菜啦以及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全都集中一处，就好像年底的大锅饭。起初我觉得相当奇妙，因为日本不大可能有如此光景。若那样做，必然有人一面戳脊梁骨说：“那户人家的太太喂野猫，添麻烦！那一来这一带野猫岂不越来越多！”一面却对自己家养的猫疼爱有加。但希腊人不然。除了特殊品种，希腊基本不把猫当宠物。据我观察，他们既不怎么欺负猫，又不特别宠爱。感觉上他们只把猫作为存在于那里生息于那里的活物看待。一如花草小鸟蜜蜂，猫们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个存在。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我觉得——便是如此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希腊野猫多的真正原因恐怕是他们的这种世界观所使然。

※

概括起来，虽然都是希腊海岛上的猫，但由于岛的不同，岛上猫的岛民性（请允许使用这个词）也多少有所不一。例如米科诺斯岛和帕罗斯岛和罗得岛的猫就各有不同。至于哪里不同如何不同，具体细说我是说不来的，总之“某处”不同。眼神不同，毛色不同，生活景况不同，待人方式不同，举止风度不同。如同人多少具有岛民性，猫也各有其岛民性，而且——这仅仅是我个人意见——人的岛民性和猫的岛民性在某一部分上是相重合的，至少在局部、在倾向上有共同之处。

譬如我住的斯派赛斯岛不远处有个伊德拉岛。伊德拉岛异常热闹，“一日游”的船每天有几只开来，游客吵吵嚷嚷鱼贯而下。这座岛同样猫多，但伊德拉的猫们同我们斯派赛斯岛的猫们比较起来，二者的性格和生活景况简直天壤之别。

首先，一眼即可看出，伊德拉岛的猫漂亮。毛色滑润，有损伤的猫几乎看不见。亲近人，不胆小，却又不死皮赖脸。在港口附近餐馆里吃东西，总有五六只围上餐桌，但只是静静等待，样子似乎在说：“如果可以的话，您吃完请给我一点儿，一点点就行。”招呼一声就竖起秃尾巴过来，一摸就“咕噜咕噜”发出喉音。感觉非常好。我猜想，大概因为这里游客多，使猫进化得讨人喜欢了。

相反，斯派赛斯岛的猫，招呼它一般也不肯过来，刚要摸就一溜烟跑了，有的家伙甚至发火挠你。较之疑心重，恐怕更是因为完全不习惯人们的这种交流方式。这还不算，提起这里的猫，全都伤痕累累，找不带伤的猫绝非易事。而且十之八九伤在鼻头上。看来，这座岛上的猫一吵架就把爪子抓到对方鼻梁上去。所以无论哪个家伙鼻端都黑漆漆的，就像在木炭上“喀嗤喀嗤”蹭过，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就连喜欢猫的我也喜欢不来。毕竟东西南北全都是一副大宫传助[9]（说法够老的了）模样的猫们。

这以前我在希腊各种各样的岛、镇、村转过，无猫不带鼻伤的地方还从未见过。为什么惟独这座岛的猫如此执著于攻鼻战法呢？实在匪夷所思。那一来，彼此岂不很快变得丑陋不堪而成为“大宫传助”？结果可谓洞若观火。一如人类禁用生化武器和毒气弹，猫们恐怕也到了谛结禁止攻鼻法协定的阶段。但猫们当然无此才智，因而攻鼻战势必永远持续下去。这类似达尔文所说的一定方向进化，此后没准变本加厉地进行到底。一万七千年后斯派赛斯岛的猫很可能全部拥有坚不可摧的钢铁之鼻。

当然，伤并不限于鼻子。也有的被抓坏了眼睛，也有的被咬破了耳朵，有的无一幸免。我在黄昏的海滩见过一只双耳差不多被咬光的很大很大的黑猫。老实说，那早已不像是猫了，活像从海里出来找腐肉的、住在泥里的不吉祥的四脚鱼。这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斯派赛斯岛的猫所处情况大体如此。猫的心情当然谁也不晓得，不过这地方反正不容易度日。假如托生为猫，我宁可选择去伊德拉岛。

斯派赛斯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旅游淡季的斯派赛斯岛上的小说家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让我挑一天扼要写一下。

起床是早上7时左右。这时周围已经亮了，自然睁眼醒来。即使睡过头，7点半教堂自暴自弃地“咣咣”打响的钟声也会不由分说把人吵醒。妻醒后懒得动，早餐总是我做。

早餐桌上，妻基本上讲她做的梦，梦见什么什么人做了什么什么事等等。时不时我也出现，出乖露丑或从房顶掉下来。不过那终归是别人的梦，与我无关。“哦……唔……真的？”如此应答的时间里，早餐吃完。吃完即跑步。短则四十分钟长则一百分钟左右。回来后淋浴，开始工作。这次旅行期间预定完成的有两本翻译、旅行游记（即现在写的这种东西）加上一部新长篇，所以绝不悠闲。写一阵子自己的稿写腻了，就转移到翻译上去。翻译翻腻了又开始写自己的稿。一如雨天洗露天温泉：热了爬出来，冷了钻进去，如此没完没了。

工作到11点，然后两人上街买东西兼散步。花十五分钟沿海边慢慢悠悠走到镇中心。路左侧是海，右侧一座接一座排列着19世纪建造的老房子。只要风不大，路线甚是惬意，正好散步。海鸥在空中优雅地盘旋，微波细浪缓缓摇晃着海湾里的小船，猫蹲在突堤上晒太阳。据书上记载，过去不存在沿海的路，右侧排列的房子和威尼斯同样直接面对大海，各家有专用码头。道路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沿路星星点点建有酒吧式快餐店、烤肉串店、土特产店和咖啡馆。这个季节全部关门闭户。透过格子窗往黑乎乎的土特产店内窥看，但见偶人、壁挂和复制古盘等随处可见的土特产当中有几个形状奇特的细细长长的瓶子。瓶里泡着恰如蝮蛇那样的长蛇。蛇已张着大嘴死了。到底干什么用不得而知，总之落着卷帘门的黑乎乎的土特产店里摆的毒蛇尸体活像杜鲁门·卡波蒂短篇小说里的场景，既妖艳，又有哥特意味。

路上开门的只一家书报亭，一个戴黑边眼镜的老伯从早到晚守在那里。因此人长相酷似博报堂[10]的高桥，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高桥君。高桥君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首先，此人脸上大凡表情都不具有，不笑，也不显出困惑……反正什么时候看——无论什么时候——脸上都一成不变。就好像原本雄心勃勃却因部下的失误而不得不下台的总理大臣无可奈何地静静看海，终日盯视海面远处，仿佛在说不久总会有谁坐船带来好消息。这就是书报亭的高桥君。因为每天都同他照面，所以视线相碰时我试着说“卡里梅拉（你好）”，但高桥君只是以含糊不清的语声发出“梅拉（当然是卡里梅拉之略）”或仅仅点头作答。我觉得，无论做什么恐怕都融化不了此人冰冻的心。若让他扮演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冬神老人，应该再合适不过。

高桥君的书报亭里摆着香烟、口香糖和风景明信片等等，但我从未见到有人在此买什么，也没见过有人同高桥君闲聊，时时刻刻都是高桥君一个人坐在那里以怃然的神色瞪视大海。地段太差，态度也太差。有一两次我想买点什么，扫视一遍所摆物品，可惜明信片给太阳晒得彻底变白，反翘了起来，根本不能用。而买包香烟吧，我又一直戒烟；口香糖牙医不准我吃——能买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自觉歉疚，但又没有办法。这就高桥君的书报亭。

走过这里不远有个面包屋，常在这里买面包。

过了面包屋过了镇公所再前行几步，有座棉纺厂旧址。其实已不是旧址那样温吞吞的东西，早已沦为彻头彻尾的废墟。工厂运转的当时想必是相当气派的堂而皇之的工厂——或者不如说是作为工厂未免堂皇过头的建筑物——如今因之愈发显得寒伧和虚幻。世间偶尔是有这种东西的。惟其动机纯正、外观气派，因而倒霉时格外显得惨不忍睹。所有玻璃不翼而飞，窗框油漆尽皆剥落变色，墙壁到处分崩离析，铁门红锈斑斑，石墙满是涂鸦。每次从前面经过，我们都涌起恐怖感，生怕建筑物“扑通”一声塌下来把我们埋了。后来明白那决非多余的担忧。暴风雨过后的第二天去工厂一看，墙壁的确塌了一大块，把路都堵住了。暴风雨都如此，大地震更不堪设想。

这座棉纺厂是一个资本家为振兴本世纪初造船业萧条以来持续慢性下滑的斯派赛斯岛经济于1920年创建的，但终究命途多舛，战后关门大吉，其后用来生产鱼虾保鲜用的冰块和小规模发电。这也于十年前完成使命，后来一直弃置不管。希腊存在着数目庞大的废墟，但在看到的当中，这是最凄凉的一个。围墙一角用白漆写着“ⅡΟΛΙΤΑΙ（出售）”，看情形找不到买主。理所当然，不会有什么人买这种玩意儿。

从工厂再往前走一会儿，这回是名叫彼希德尼奥的漂亮宾馆，建于1914年。不是希腊旅游景区常见的应急建造的看似高级的宾馆，而是真正用心建成的风格独具的货真价实的宾馆。遗憾的是，在所有意义上都不是现代的。实用性这一概念半点也体现不出来。天花板高得一塌糊涂，尽管只是三层楼，却足有日本王子饭店六层那么高。大厅也大得不着边际，显得空空荡荡。较之空空荡荡，感觉上更像是不知如何摆放自身。我不由担心起清扫来，清扫怕是一场恶战。

据书上记载，这家宾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欧洲各国的社交界男女和希腊上流社会闹得红红火火，英国舰队在港外抛锚，一身正装的军官们上岸参加在这宾馆大厅里举行的豪华宴会。现在一切都今非昔比了，宾馆照样营业，但细看之下，到处可以看出有欠自然的气氛。古旧之物诚然精美，但精美之余又有挡不住的风化，相形之下，新加上去的东西固然新颖，但比之旧物明显逊色——这种不协调感让人心里发冷。

空空荡荡的大厅里头的服务台坐着一个一副百无聊赖神情的女性，一看就知闲得发慌。我问房间价格，她抬起脸来不耐烦地应道：“哦？房间价格？呃——，四千德拉克马。”言毕又低下头去。左看右看也不见像是游客的身影。三楼阳台上晾着浴室地垫。本想在此住上一次，但这家宾馆也以10月28日国庆日为最后一天关门了。从宾馆右拐即是港口，开始进入镇中心。

若天气暖和，就坐在港口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看《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岛上只有《先驱论坛报》算是地道的英文报纸。即使为了把握世界形势、为了把握美元和日币的汇率，这份报纸也是必不可少的。报纸上大大报道了中曾根首相那个关于“美国知识水准的发言”[11]。总体上是对其大加笔伐，但一天读者来信栏中刊出了美国一个日本通的来信。信中说，日语中的“知识水准”和“智能水准”是不同的。日语所说的“知识”含义比“智能”宽泛得多。中曾根先生的发言诚然非常轻率而Silly（愚蠢），但严格说来，“知识水准低”的说法并不意味着Negro（黑人）和Hispano（西班牙血统美国人）是傻瓜。话说得既好像明白又似乎不明白。老实说，我心想与其拘泥于这种语汇性细节，还不如研究中曾根作为政治家的“智能水准”的麻木不仁来得痛快。

回家做午饭。用一种名叫“迈达能”的惟希腊才看得见的香草做的“希腊风味迈达能意大利面”。吃罢午饭大体是工作，也有时出去钓鱼。说是钓鱼，其实非常简单：把过期的奶酪和面包加少量牛奶捏成圆粒作鱼饵，坐在突堤上垂线下去，一小时即可钓上四五条十多厘米长的鱼。大多是不怎么好看的黑色的鱼，一副俨然克劳斯·金斯基[12]的倒霉相，无论如何都没情绪食用，遂投给常来我家的三毛猫一家。猫们特别中意这种黑鱼，兴奋得大吃大嚼，所以意外好吃也说不定。希腊这个国家虽然环海，却很难钓上——除非是高手——像样的鱼。好在水惊人地清澈透明，眼睛从上面可以清楚看见鱼在钩附近往来游动。从上面俯视，不难得知鱼这东西其实蛮聪明的。多数鱼只斜眼（我以为）瞥一下鱼饵而径自通过，上钩的鱼属于例外中的例外。一边听尼尔·扬（Neil Young）和杰西·温彻斯特（Jesse Winchester）[13]（杰西·温彻斯特！）一边怔怔地俯视之间，时间随着流云悠悠然离我而去。

晚饭一般6点开始。几乎所有时候都是老婆做。有时扒牛排，有时炸沙丁鱼，有时做鲷鱼饭，有时炖青菜，有时醋渍竹荚鱼……总之使用当时弄到手的东西来做。冬日的希腊乡下，弄到食品种类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酷，甚至一天几乎什么都弄不到手的日子也不是没有。比如鱼的捕获就取决于海，糟糕天气若持续不断，有时一星期都根本弄不到鱼。肉铺一星期来一次肉，错过机会就很难买到好肉。海上风急浪高，从本土运送蔬菜的船也停航了（岛上种的菜固然好吃，惜乎品种有限）。因此，在希腊自己做饭，随机应变这一点分外重要，若过于讲究食谱，很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实在没菜可做或懒得做的晚上，就去附近帕特拉利斯的餐馆吃。帕特拉利斯的餐馆也是因为离镇中心不很远的缘故，旅游淡季彻底成了以当地居民（罗克）为主的餐馆。窗边餐桌时常聚有五六个老伯，一边喝乌糟酒葡萄酒，一边大声喧哗或一起看电视新闻。这些人一般不会要下酒菜和正规饭菜。也是由于时间还早的关系（普通希腊人9点左右吃晚饭），像我们这样正正经经吃晚饭的几乎见不到。我们在桌旁坐下后，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帕特拉利斯①老大不情愿地拿菜单过来，似乎在说这两个人干嘛来这么早。帕特拉利斯的餐馆有两个老伯和一个中年妇女（此人至少淡季不怎么干活）干活，但我直到最后也没弄清哪个老伯是帕特拉利斯。姑且把耍滑头的那个叫帕特拉利斯①，认真的那个叫帕特拉利斯②。帕特拉利斯①往好里说是社交型，往坏里说是敷衍了事那一类，可谓某部分希腊人的典型。话说到兴头上，我从餐桌这边举手示意，他也全然觉察不出。我说“对不起请拿葡萄酒来”，他也只是应一声而并不拿酒。以为他正忙什么，一看，却见他稳稳坐在两个英国女孩餐桌那里一个劲儿教对方练希腊语，实在有点儿令人忍无可忍。淡季这个因素想必是有的，但至少该表现出工作积极性才是。相比之下，帕特拉利斯②总在烹调台里一个人静静做准备。每次去烹调台看鱼，他都热情告诉我这个好味道。帕特①不在的时候他也出来接受点菜，闲下来就独自坐在里面的椅子上放松。或许这也可以说是希腊人的一个典型。任何国家都有各种类型的人，社会也因此得以成立。

中年妇女则每每坐在餐馆角落里写什么，时而一闪往整个房间打量一眼，说不定对帕特拉利斯①的工作态度有所不满。人长得胖乎乎的，不折不扣的希腊母亲那一类型。我在路上寒暄或简单搭了几次话，给人的感觉极好。只是，直到最后也没明白她是哪个帕特拉利斯的太太。在角落餐桌那里同帕特②坐着静静说话，觉得像是帕特②的太太；因为客人怎么等也不送菜单过去故不耐烦出门离去而训斥帕特①——“怎么搞的，你！要正经干活的嘛”——的时候，又觉得她大概是帕特①的太太。无法判断。

“到底怎么回事呢？”老婆问。

“是啊！”我把干炸沙丁鱼作为下酒菜，斜举着白葡萄酒杯，开始驱动想像力，“滑头帕特拉利斯①是真正的帕特拉利斯，是那阿姨的丈夫。帕特①本来是船员，年轻时候满世界跑来跑去，拈花惹草，活得相当快活。但由于海运业不景气而丢了工作，只好返回老婆娘家所在的这座小岛，开起了餐馆。太太是比较能干的人，为开餐馆攒了一笔钱，又从娘家多少借了一些，肯定。问题是帕特①生性轻浮，沉不下心工作，忙的时候也跑出去游逛。于是太太担心起来，跑去娘家哥哥那里相求：‘哥，你就训训他嘛！我怎么说他都当耳旁风。’她哥哥应道‘那好我去试试’。此人倒是好脾气，帕特①对他说‘大道理就别讲了帮帮忙吧现在正忙着’，他心想倒也是，随即留下帮忙，一晃儿六年过去——这么认为如何？”

“究竟如何呢……”老婆表示怀疑。看样子并不怎么欣赏我的想像力。

这天要的是白葡萄酒一瓶、干炸沙丁鱼一大盘、希腊风味色拉、炸鱿鱼、小鲷鱼四条、煮菜豆，大约一千五百日元。不管他们三人是什么关系，菜可是价廉味美。餐馆后面有个临海的院子，暖和季节可以在外面一边闻海潮清香一边受用做好的鲜鱼。

顺便再写一下附近的事。“帕特拉利斯餐馆”旁边有一家阿纳尔基洛斯开的小超市。虽说是小超市，其实也就是日本小巷里的粗糕点铺那样的规模。从甘蓝、橙子到火腿奶酪牛奶啤酒信封以至卫生巾，密密麻麻一股脑儿堆在里面。挑选自己喜欢的品牌固然不可能，但最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来这里大体可以解决。当然，也有大概是吉米·卡特当总统那时候卖剩下的清仓查库商品，这点必须注意。例如买了两瓶矿泉水，却见瓶底双双长了一层很厚的绿苔。我不精通植物学，具体的不大清楚，但在密封的矿泉水里繁殖绿苔想必需要相当漫长的岁月。就算店里再暗，不觉不察地卖这东西也是不应该的。我前去提意见，阿纳尔基洛斯到底惶恐起来，赶紧换了新的，把手放在我肩上，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啊，不知道的，请原谅，不好意思。”

“没关系，也没什么。”我说。

“瓦伦蒂娜认识吧？她是我的朋友。”说着，阿纳尔基洛斯亲热地咧嘴一笑。看来瓦伦蒂娜跟谁都能马上成为朋友。

自从绿苔事件以来，阿纳尔基洛斯对我相当友好，教给我用奶酪钓鱼的也是他，停电和气候方面的信息同样是他告诉的。他讲极其蹩脚的英语，我讲相当糟糕的希腊语，因此我们的交谈只能呈现出线路不好的长途电话般的景况。尽管如此，我仍对阿纳尔基洛斯怀有好感，他也对我热情有加。说老实话，在岛上居住的一个月时间里作为结下个人友情的对象也就阿纳尔基洛斯一个人。当然不是说岛上其他人对我们冷淡，在路上相遇时对方微笑寒暄，每有机会都亲切地接待我们。只是，这里并非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海岛，人们还不大习惯同外国人打交道，何况对自己的英语也没什么自信。在餐馆做工的人会说生意上最低限度的英语，但话题稍微偏离一点点就耸耸肩闭紧嘴巴。我的希腊语若多少流利一些就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那样，所以不可能发展出个人交情。况且——老婆也时常指出——本能上我有一种回避深入发展个人交情的倾向，这也使得情况雪上加霜。

不过对于阿纳尔基洛斯，我倒是能够比较自然地同他接近。他四十光景，个子不高，一副总像在梦想什么的表情，说话时浮现出难以捕捉的微笑。说话声音小——作为希腊人很少见——慢条斯理，和颜悦色。能干，早上8点开到下午2点，傍晚也开店三个小时。总是一个人劳作，大概是一个人吧。店里始终光线不足，闲的时候坐在对面石围墙上同帕特拉利斯②或附近哪位太太聊天，客人来时就浮起同样的微笑，穿过马路返回店去。店里不时有猫睡觉。看样子此猫认定阿纳尔基洛斯是自己的监护人，总是在纸壳箱上蜷起身子睡得有滋有味。

每次我念购物单，阿纳尔基洛斯都低声复述一遍：

“鸡蛋十个”——“迪加·阿布嘎”

“啤酒六瓶”——“埃克希·比雷斯”

“水一瓶”——“埃纳·涅洛”

“大蒜”——“斯科尔多”

把东西装进塑料袋后，他在便笺上写下价钱计算起来：“42，26乘6，2……一共572德拉克马，佩塔科希埃斯·埃布造米恩达·迪奥。这是鸡蛋，这是啤酒……”逐一把价钱告诉我，亲切、易懂。

离开岛时照了纪念相。他似乎对照相机感兴趣，这个那个问了不少：“这个不错嘛，唔，美能达？新产品？”他问在日本买多少钱，我告以价格，他说：“呃——，希腊这种东西关税高，在这里买要贵出一倍，我这样的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看样子极想得到照相机，但我工作要用，无法转让，再说旅行者把带进希腊境内的机械类物品卖掉或送人是违法的。

走过阿纳尔基洛斯的小店，前行不远即是海岸。海岸上只有一座无人的小教堂和帆船出租站建筑物残骸。靠近海岸有个很大的寄宿制学校，学校有比人略高一点的长围墙，里面鸦雀无声。从其前面经过了好几次，但根本感觉不出墙内有人的动静，而入口倒是有个煞有介事的门卫房，又有门卫的身影，不像是已经关门。料想墙内确有学生上课。

岛的导游手册上介绍，这是有感于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制度的希腊富豪们为使这一制度在希腊落地生根而在战前创办的学校，以便希腊精英的儿女离开大城市在此接受英式教育。教师里面也有不少外国人，年轻时约翰·福尔斯[14]（《收藏家》的作者）也在此当过英语教师。他在《魔术师》那部小说里对这种希腊版公学制度装腔作势的贵族派头进行了相当辛辣的冷嘲热讽，有兴趣不妨一读。斯派赛斯岛成了小说舞台，岛的历史也是小说的重要背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拥有岛的一半的神秘富翁生活中实有其人。小说本身也妙趣横生，虚虚实实一波三折，情节编排十分了得。只是，整体协调欠佳——福尔斯的小说大多如此——时常为其手法的捉襟见肘感到难以忍受。

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了福尔斯小说的影响，来此岛旅游的人大部分是英国人。

吃罢晚饭，外面彻底黑了。我在起居室里听着音乐看书，老婆或写日记或给朋友写信或计算钱款或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什么“啊讨厌讨厌讨厌上岁数”。寒冷的夜晚往炉里添柴生火。眼望炉火发呆的时间里，时间惬意地静静流逝。没电话打来，没截稿期限，没电视，什么也没有。只有火在眼前“哔哔剥剥”。沉寂委实美妙至极。喝光一瓶葡萄酒，斟一杯威士忌干喝之间，困意隐约上来。看钟，差不多10点，就势美美睡去。既像做了很多很多事的一天，又像什么也没做虚度一日。

暴风雨来了

据导游手册介绍，斯派塞斯岛平均年降雨量约四百毫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不下雨。雨日集中于11月至翌年4月这一期间。不过，一如导游手册同时交待的那样，这当然是approximation（概算）、是statistics（平均统计值）、是it depends（因时因地而异）。这点我也清楚。问题是，就算再it depends，斯派塞斯岛10月后半月的气候也过于离谱。本该不怎么下雨的10月下半月十六天中有八天下雨，其中四天居然是暴风雨，雨量足有二百毫米之多。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是：这恐怕是有点例外。究竟有谁会明知有暴风雨还偏来希腊海岛呢？

当然，爱琴海有暴风雨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在来岛途中的水上飞船里面刚刚重读完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

雅典娜：……首先由宙斯卷起遮天蔽日的旋风，降下足以冲走车轴的雨和冰雹，借来宙斯的雷火烧毁希腊船舶的约定也已成功。下面就轮到你波塞冬了，你要让爱琴海怒涛翻滚、大潮奔腾……

波塞冬：明白了，我既已决心帮忙，便无须多言。那么就让爱琴海波涌浪翻，让米科诺斯海滨、提洛岛石滩，还有斯基罗斯和利姆诺斯诸岛、卡佩列乌斯海岬铺满死人的尸骸……

（千曲文库《欧里庇得斯》）

即使不上溯那么久远，电影《纳瓦隆大炮》[15]也有暴风雨出现。《希腊左巴》那部影片中一开头就好像是比雷埃夫斯的倾盆大雨。是的，希腊当然也有暴风雨袭来。不过说老实话，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爱琴遭遇暴风雨。说起雨具，只有离开日本时忽然担心可能下雨而带的一把快坏了的小伞，并且那也忘在哪里了。然而这当儿完全可以说是晴天霹雳的狂风暴雨朝着连把伞也没有的我们两人头上猛扑过来。

还一点不巧的是，我们全然不晓得暴风雨的到来。如果知道，我们当然会做相应的准备：购买应急食品和饮用水、备好蜡烛、找伞的时候觉察伞已丢失。但因为家里一无电视二无收音机亦无报纸，什么消息都传不进来。只是前一天邻居哈里斯来用英语说了句“Mr Murakami[16]，明天下雨哟”，后来在路上碰见附近一位热情好客的未亡人阿婆时，她也大大举起手，告诉我“萨·布雷克萨·阿布里奥、萨·布雷克萨（明天下雨，雨！）”。而我却仅仅以为今天好多人谈雨。或许的确是我马虎大意了，也可能该注意到气氛有些异样才是。可是我又这样想：明确提醒我“是暴风雨”也未尝不可嘛！轻描淡写说一句明天下雨，断不至于想到会是暴风雨。

雨是从得到忠告的那天（10月27日）下午开始下的，如暴风雨前哨站的简洁而剧烈的雨。倒霉这东西总是有其前兆，如今想来那场雨即是如此。睡午觉时雨开始一泻而下，注意到时家里的地板已然浸水。为什么下大雨地板会浸水呢？原来房内的地板同外面的阳台完全持平，其间没有门槛那样的东西，所以雨稍大房间便成泽国，一点也不奇怪，理所当然。那么，为什么不做门槛呢？这个我也不晓得，问我也没用。

反正我们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一边用抹布和旧《先驱论坛报》等物擦地板上的水。不料一小时后雨戛然而止，天又晴了。所以没以为是暴风雨的前奏。这也是倒霉前兆的主要特征之一。事后才意识到“原来是那么回事”，但意识到时为时已晚。

我们上街在快餐店吃了三明治，喝了啤酒，之后去缇坦尼亚电影院看了罗伯特·安利可的电影。看罢电影回家喝白葡萄酒睡觉。

真正的暴风雨将我们裹入其翼下是在翌日即28日早上。10月28日为“拒绝日”，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节日。大概是由希腊拒绝纳粹德国的要求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其他什么而来，详细的不大清楚。总之是节日，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活动和游行，所以我们也满怀期待，准备把那种热闹场面拍摄下来。然而如此心情随着一大早的电闪雷鸣不翼而飞——便是这般厉害的雷鸣，以致我心想没准希腊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轰隆、轰隆、轰隆隆”，简直像从战舰上开炮一样一声接一声，并且越来越近，“哔哔剥剥”撕裂大气，犹如宣告世界玩完的火柱从四周拔地而起。实在很久没见到这么嚣张的霹雳闪电了。我枕边的钟针指在早晨6点往前一点点的位置。四下还黑着，夹在雷鸣中的剧烈雨声也传进耳鼓。我只好起身，折起《先驱论坛报》塞进门窗底下，以免水进来。塞罢，烧水做咖啡，同老婆两人喝着。每隔两三秒便“轰隆”一声响，闪电把房间染得一片青白，不时传来地表被一只巨手剥开般的“喀嗤喀嗤”声。每有闪电划过，我们都不由往窗外看去。

“简直是暴风雨，这个！”我说。随即边喝咖啡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早上不到6点起床，雷雨，俨然暴风雨。得得，到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察觉这便是真正的暴风雨。

至于这雷雨持续了多长时间，现在回头看日记也找不出准确记述。日记相当粗疏。但记得这样想来着：世上居然存在如此数量的雷鸣！因此估计持续时间相当之长。过去西宫球场有所谓“四大鼓手世纪对决”，在吵闹和执拗这点上，二者不相上下。

雷声过后，雨一口气下个不停。作为无伞之人，一步也外出不得。好在有一定程度的食品贮备，心想不外出也罢，于是终日坐在桌前写作。傍晚时分，房后“哗啦哗啦”响起似乎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还有人的喊声。打开木板套窗一看，只见房后果树园的石围墙像被谁连根挖除一样倒塌在地，几个身穿黄色雨衣的人围着七嘴八舌说什么。可话说回来，这石墙也太容易倒塌了。不久，第二次黑了，雷声又“轰隆、轰隆”响起。房子里所有东西都又湿又凉。

翌日早上，雷声依然响彻四方，而且比前一天还要可怕。不单单响雷，还切切实实刺穿我们四周的大地、摇撼山峦、劈裂巨木、撕开天穹，其气势恰如宙斯亲自披挂出阵，将雷之粗箭“飕飕”射向大地。果不其然，我不由心悦诚服，希腊悲剧有的部分也还是要亲临希腊才能实际感受得到！但不能感佩很久——雨又浸上了地板！门下塞的报纸已经湿漉漉的再不能吸水了，而备用报纸又没有，雨又没有止息迹象。10月29日早上5时，这时我才认识到这其实就是真正的暴风雨。可是为什么还来暴风雨呢？没有伞，吃的东西也没多少了。家里存的食品只有一点点——够吃一顿——的意面、西红柿、黄瓜、少量熏肉、元葱、蘑菇罐头、咖啡。今天一天还对付得了，明天心里就不踏实了。若再停水断电，那就一切休矣！米也好意面也好都生嚼不得，矿泉水也只有一瓶了。

“不要紧么，吃的东西只这么多了。”老婆担忧地说。

“不要紧，”我说，“再厉害的暴风雨，中间也必有一下子雨停的瞬间，像幕间休息似的。那时候就一阵子跑到阿纳尔基洛斯那里买食品。而且到他那里还可得到暴风雨的消息。”

“雨真的那么巧停下来？”

“保证停的。我在关西长大，对台风的脾气相当了解。”

“若是希腊台风和日本台风一样脾气就好了。”她面带怀疑地说。她不大信赖我在世俗领域的能力。

然而一如我预言的那样，近午时分雨忽然停了。风也停了，云也散了，就好像持续到刚才的暴风雨压根儿不存在似的，惟独伯罗奔尼撒半岛那边时而传来沉闷的雷声——进入了台风间歇时间。我沿着满是积水的路跑到阿纳尔基洛斯的小店。平时走的近路已化为河流。在阿纳尔基洛斯的小店买了两袋苏打饼干、甘蓝、马铃薯、两瓶矿泉水、葡萄酒。阿纳尔基洛斯以对暴风雨满不在乎的神情把数字写在纸上，依然慢悠悠算账。

“暴风雨啊！”我说。

“嗯。下了很多雨。”

“还下不下？”我试着问。

“是啊……或许下，或许不下……”阿纳尔基洛斯笑吟吟地说。

就是这样，希腊人说话时常极有哲学意味，但我不可能一一感佩下去。必须赶在再次下雨之前回到家。从云的情况看，不大可能有去面包铺的时间。回家路上四下一看，石围墙到处土崩瓦解，有的地方甚至长达七八米整个没了踪影，说严重也够严重的了。的确下了为量不小的雨。不过满城围墙因为这个程度的雨就分崩离析也端的令人费解。凑近细看我才明白难怪崩塌。为什么呢？因为实在粗糙不堪——很难说是简洁——首先“通通”垒上石块，再用泥土那样的东西填缝，最后外面抹一层厚石灰，这就算大功告成。所以，看上去固然甚是美观，但大量雨水渗入后，里面的结合马上松缓，轰然崩塌。我这人对建筑工程学自是一窍不通，但这点事还是明白的。回到家跟老婆讲起石墙，她笑道：“雨停了，大家还会马上如法炮制。”我说：“无论如何总该思考一下的吧，毕竟晓得经受不住大雨的了。”

“你怎么还不清楚希腊这个国家？”老婆说，“就是这样的国家。不是说好坏，不是说正确不正确。”

“不对。”

“雨停你就知道了。”

十多分钟后，雨又下了起来。我一小口一小口呷着威士忌继续写作。3点响了一阵子雷声，5点又有了一次。我把所有的抹布和新报纸统统塞进门底下堵水，同时蓦然心想人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本来人生中的苦难——暴风雨啦洪水啦地震啦火山喷发啦海啸啦饥馑啦癌症啦痔疮啦累进税啦神经痛啦——已经不计其数了，为什么还要火上浇油地发动战争呢？

雨好歹止息已是翌日即10月30日中午12点多了。雨就好像说“啊累了就下到这儿吧”似的痛痛快快偃旗息鼓，遮蔽天空的乌云如细胞分裂一般哗然散开，北风一鼓作气将其吹跑，蓝天从云隙间一闪一闪探头探脑。不过，伯罗奔尼撒半岛那边仍有乌云层层囤积，似乎气乎乎地说事情还不算完。

我说反正得趁天晴上街买把伞去，随即独自出门，沿着海滨路往镇那边走去。但由于山上冲下来的沙土挡路，走到棉纺厂前面再也前进不得，只好退回来走那条靠山的路，暴风雨给岛上带来的灾害意外之大。道路点点处处豁然塌陷，树木横躺竖卧。路面上什么布娃娃啦垃圾箱啦坏掉的椅子啦简直就像集市散后的场地，零乱扔着种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还有连根冲来的紫茉莉花沿河道堆积如山。看样子，是这紫茉莉花挂在桥梁上堵塞了河流，致使浊流流入镇里。紫茉莉花原本在干涸的河床沙滩上开得铺天盖地。

河岸人家的人们用洗脸盆、扫帚往外扫着灌进房里的水。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小个子老太婆一边朝天举起双手比比划划，一边以无比激动的神情向过往行人讲述其遭遇的灾难：“那是昨天半夜里哟，水‘呼隆’一声涌了进来，莫非有神什么的不成？”果然像是被梦中劫营，家具、地毯全都成了泥猴。也有人把那些拿到门外用软水管冲洗。老太婆好像怎么说都不解气，又逮住其他行人挥舞双手。可怜之至！不过另一方面，在河口一带堆得高高的无数紫茉莉花的残枝败叶竟那般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目睹如此多的紫茉莉花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2点过后，太阳这回也一鼓作气像弹出来一般陡然露脸，让一切都闪闪生辉炫目耀眼。积水清晰地映出云影，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小鸟在仍滴着水的树枝间飞来飞去，两只海鸥一左一右分别落在彼希德尼奥宾馆两个塔尖。藏在哪里避雨的猫们也似乎饥不可耐地出现在路上。腋下挟着几把旧伞的修伞匠唱歌一样叫着“昂布雷拉、昂布雷拉”在镇上走动。暴风雨过去了！

两天后，人们开始维修镇上倒塌的石围墙。不用说——不出老婆所料——施工法一如从前。我们在路旁目不转睛看着工匠们。他们动作麻利地大致摞了摞石头，把泥巴那样的东西（或者不是泥巴亦未可知，却也不是水泥）“吧嗒吧嗒”塞入石缝。看样子，他们砌围墙砌得极其幸福，也算得上极其认真。石头的砌法简直可以称之为艺术。看这样的作业确实开心，看一整天都看不够。效果也甚是美观，较之水泥预制块墙可谓霄壤之别。只要不下大雨，确实是漂亮的围墙。

“几年后再下大雨，”我说，“又得倒塌。”

“塌了再砌就是。”老婆说。

是的，他们已如此周而复始了几千年。看来我还是成不了希腊人。

[1] Nautilus,美国海军核潜艇，1954年建成，1980年退役。以1958年潜越北冰洋抵达北极而闻名。

[2] 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1883—1957）的长篇小说《希腊左巴》里的主人公。此部作品写于1946年，为作者的代表作，被译成多种文字。

[3] Ouzo，一种希腊产的用大茴香籽调味的低度混合酒。

[4] 法国女电影演员（Catherine Deneuve，1943—）。《白日美人》是其代表作之一。

[5] 美国女作家伯内特1888年创作的小说，1905年改编成剧本。描写大财主的女儿萨拉因父亲去世而一度沦为寄宿学校的勤杂工，后在父亲亲友帮助下重获幸福。

[6] 日本象棋（将棋）同一步棋允许重复四次，其后判和棋。

[7] 意为“对，今晚都是李小龙”。

[8] Bruegel,活跃于16世纪至17世纪的佛兰德斯绘画世家，父子两代均以绘画闻名。

[9] 日本早期滑稽剧演员。

[10] 全称为博报堂株式会社，日本综合广告公司，主要代理出版物广告业务。

[11] 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曾指责“美国知识水准低”。

[12] Klaus Kinski，德国著名男演员，主演有《陆上行舟》、《魔鬼访客》等。

[13] 均为加拿大摇滚歌手。

[14] 英国小说家（John Fowles，1926—）。

[15] The Guns of Navarons，美国电影。又译《爱琴岛六壮士》。

[16] 意为“村上先生”。Murakami是“村上”日语发音的罗马字母拼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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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科诺斯

想都没想过会在米科诺斯岛生活。米科诺斯我也去过两次。蛮漂亮的岛。不过老实说，我觉得它太有旅游味道了。前去游玩诚然有趣，但不是生活场所。写作需要安静沉稳些的海岛。

然而归终我还是在米科诺斯住了一个半月之久。假如不接着决定去西西里，估计还要多住些时日。

把米科诺斯的residence（住宅）介绍给我的，是一个名叫英奇的在雅典一家旅行代理店工作的美国女孩，二十刚过，长相相当可爱。我去她工作的房间，提出想在一座安静的岛上租一套按月出租的带家具套房。斯派赛斯的房子固然不坏，但毕竟是作别墅用的，过冬过于寒冷，天天冻得发抖，除了烧柴的火炉概无取暖设施。拾柴拾得累了，再说下起雨来柴都发霉，很难生火。很想搬去暖和些的房子。在那种地方光一个冷字都够对付了，写作根本无从谈起。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房子。我原以为时值旅游淡季，房子手到擒来，而这过于天真了。在旅游淡季，岛上面向游客的短期出租房几乎全部关闭。没有客人还开着，房主徒添麻烦。没有需求，即无供应。我一筹莫展，英奇也为之不忍，试探了几个地方，但是连房主都未能抓到，全都跑到哪里游玩去了，毕竟忙碌了一年，想喘口气。

最后，英奇说道：“对了，那里怎么样呢？那里一年到头都有人管理。”随即问我：“嗳，米科诺斯如何？我想那里肯定有一处是开着的。”

米科诺斯？不过也好，只要有房子都足以令人感激涕零了。

英奇当即打电话询问。OK，一个两张床的房间、一个客厅、厨房、浴室，还带有宽大的阳台，视野十分开阔。房租七万德拉克马。不坏，拍板定下，先住一个月再说。

“跟你说，我想你一定中意那里的。”英奇说，“我也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安静，好得很。”

※

米科诺斯岛同样是淡季，店铺有三分之二关门。但反过来说，有三分之一开着，这和斯派赛斯不同。再是淡季，米科诺斯多少也还是有游客来的。所以，土特产店、餐馆和旅馆也都相应有几家营业。夏季一天开来六班的观光船减至两天一班。但反正多少有人往来，若干生意也因之得以成立。

秋冬季节来米科诺斯的，或是利用淡季优惠价出游的北欧靠退休金生活的年老市民（这些人有个想慢慢悠悠安安静静旅行的大前提，所以选择这一季节），或是日本的旅行团（多是新婚）。不过，若问淡季来米科诺斯是否有趣，作为我还是不得不划个问号。那以后我也大体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过米科诺斯，觉得冬季特意花钱来米科诺斯恐怕意思不大。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凡事都各有喜好，若当事人自称为冬季来米科诺斯深受感动，那倒也罢了。米科诺斯的居民倒是问过我几次：日本人干嘛都专门趁11月、12月、1月这寒风凛冽的时候赶来米科诺斯呢？这种时候来有什么好玩的呢？

每次我都这样向他们解释：秋天对于日本人是最佳结婚时节，所以来此新婚旅行。既是新婚，多少冷一点儿也无所谓，这样正合适。他们听了，大多表示理解。另外日本人还搞“正月旅行”，有所谓正月里的南欧和爱琴海等包装性字眼，从语感上说的确暖和得可以。

但明确说来，这是大错特错的。以前也说过，爱琴海并非关岛和夏威夷那样的常青岛。大部分日本人似乎以为爱琴海的岛屿位于赤道附近，可在地理上，米科诺斯岛同东京基本处于同一纬度。总之不管谁怎么说，冬季都是很冷的。而且米科诺斯这地方风非常大，几乎能把地表所有物体一扫而光。风又冷又潮，一旦刮起来，强风起码持续三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停。整个夜晚发疯一样咆哮，刮倒灌木，吹得窗扇“咔咔”作响。天气也不好，动辄下雨，有时甚至下雪。街上空空荡荡。游泳当然不行。美味餐馆四门紧闭，旅馆员工无心服务。特意跑来这等地方，徒然落得挨冷受冻，失望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若是来玩，无论如何还得夏季。旅游旺季人多也好，旅馆满员物价攀高本地居民不高兴也好，附近迪斯科吵得睡不着也好，米科诺斯也还是夏季乐不可支。那已是一个节日。

不过，就结果而言，尽管气候如此恶劣，不，正因为气候如此恶劣，淡季中的米科诺斯才成了我静静工作的再好不过的环境。房子住起来舒服，加之无其他事可做，我得以集中精力工作。我译完了C·D·B·布赖恩的《伟大的德斯里夫》（The Great Dethriffe）。小说相当长，但引人入胜，我一心想尽快译完然后写自己的小说，每天吭哧吭哧译个不止。当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处理机，用自来水笔密密麻麻写在大学笔记本上。

《伟大的德斯里夫》最后译罢，就斯派赛斯岛的生活写了几篇类似随笔的文章（即收在这里的文章原型），之后迫不及待地创作小说。那时候横竖想写小说，全身急得发痒。身体为寻求语句而如饥似渴。必须等到关键时候才“投入”自己的身体。长篇小说这东西不等到最后一步是不能动笔的，一如跑马拉松，若迄今为止的调整失败，往下相当长一段路就坚持不住。

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挪威的森林》，此时尚无书名。本来是以写三百至三百五十页四百字稿纸的一气呵成的小说那样的轻松心情动笔的，但写到一百页左右的时候得知这样子下去三四百页无论如何也完不了。自那以来至翌年（1978年）4月，我就在迁往西西里、罗马过程中一味泡在小说里，归终成了九百页稿纸的小说。

※

在米科诺斯生活期间记得最清楚的是夜间的酒吧。日暮时分，我们常上街喝酒。米科诺斯酒吧到处都是。白天我基本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写作，老婆看书、学意大利语或在向阳的地方逗猫玩。交谈之类几乎没有。因此，天黑下来两人去酒吧，边喝酒边东拉西扯。我也需要借酒放松，缓解白天的紧张。

米科诺斯的酒吧相当不坏，既不土里土气，又无自命不凡的派头，价格也算便宜的。旅游旺季难免盯住外国游客的钱包，收费相当不菲，但淡季里因客人几乎全是本地人，价格自然降下。两人差不多各喝三杯鸡尾酒，要一点小菜，大致一千日元刚出头。不单单喝酒，和店里的人天南海北闲聊获取当地情报，对我们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娱乐之一。

我常去的是“莫尼卡酒吧”、“米诺陶洛斯酒吧”和“托马斯酒吧”。米科诺斯的酒吧由于过度竞争而时常摇身一变，这些酒吧如今恐怕也不复存在了。经常和在“莫尼卡酒吧”打工的法国女子（名字忘了）说话，她个头不高，表情丰富，估计和我是同代人。“已经在米科诺斯住十几年了，”她说，“年轻时一晃儿来到这里，就被这座岛迷住，后来哪里也去不成了。”米科诺斯有很多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即所谓战后出生高峰一代。他们以嬉皮士溃退之势摇摇晃晃离开西欧社会，在此岛定居下来。希腊的岛屿时常可以见到类似当时的共同体（commune）残余那样的人物。不知何故，当时的嬉皮士特别中意海岛。

她被米科诺斯迷得神魂颠倒，说她就连邻岛都没去过，罗得岛和桑托林岛也没去过。“我有米科诺斯，为什么非去其他岛不可？”

“莫尼卡酒吧”是一个叫莫尼卡的德国女性经营的，到了夜晚，感觉上这里往往成了住在米科诺斯的外国人聚会交流的场所。大家都很寂寞，晚上就聚来这里喧哗。因此，不时热闹过头是这家酒吧的一个缺点（此外还有卫生间冲水不畅）。不过，正因是德国人经营的，德国风味的家庭式饭菜十分可口，天冷的日子每每来这里喝德式热汤、吃炖豆角和煮香肠。

“米诺陶洛斯酒吧”的老板是和英国女子结婚的希腊人，此人喜欢爵士乐，有几张渡边贞夫[1]的唱片，我每次去都放给我听。“淡季总是去伦敦生活，”他说，“但今年夏天生意不怎么好，冬天也开着。因为那场恐怖传闻闹得美国人不来了。”

他天天教我一点希腊语。人很沉静。细品之下，数他这家酒吧的鸡尾酒够味儿。是用新鲜水果做的，做得很认真。下酒菜虽然只简单几样，但味道不坏。酒吧一如其人，比较安静，并且总以适度音量放轻柔些的爵士乐。“夏天的确赚钱，”他静静地说，“可是我讨厌夏天，讨厌米科诺斯的夏天。夏天一切都没有章法，7、8月份简直昏死过去，干活时一直计算夏天还有几天过去。人人如此，人人讨厌得要死，忍无可忍。没有办法才干活的。这样的季节就好得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说罢，他摇了摇头，言语之间沁出只能靠旅游业为生的希腊的苦楚。

“托马斯酒吧”很有与众不同之处。托马斯生于土耳其，塞浦路斯纷争期间被赶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政府强制遣返希腊人），几乎身无分文地迁居希腊。一如此类人所经常表现出的那样，他对政治极尽嘲弄之能事，是个个人主义者。个头不高，但长相富于攻击性。年轻时满世界游逛，掌握了六种外语。在很多酒吧和旅馆里打工，攒了一笔钱，去年在米科诺斯买了酒吧。“原来叫‘玩酷子弟酒吧’，但很快改称‘托马斯酒吧’。因为1月去雅典付清余款，彻底成我自己的东西了。新招牌也定做了。”他说。为了赚钱，淡季也开业。他还学了日语，大概正在打近来逐渐增多的日本游客的主意吧（不用说，在斯派赛斯岛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我让他给我看了日语教科书，那东西根本不成样子。我教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区别，他招待白兰地表示感谢。

托马斯给人的印象总有些郁郁寡欢，多少有些心事重重，仿佛在说自己什么都不相信，但我们去那里喝酒的次数相当不少。一来托马斯这个人有一种叫人恨不起来的地方，二来说话妙趣横生。一次谈起选举，我问选举时不能卖酒，并说那一来就赚不到钱了吧。他说那就充作红茶，用红茶杯上白兰地。“附近酒吧销掉两箱白兰地！连警察都来喝，喝令上红茶。当然钱是不给的。”他笑道。“算是好处费吧。希腊人么，政治上什么都不懂，只是凑热闹罢了，根本一无所知。”说着，他嘲讽似的笑笑。

“提起警察嘛，”托马斯说，“在米科诺斯开这样的酒吧是需要营业执照的，可是从没叫我出示过。警察一晃儿进来喝酒，喝完就走，白喝。只要管酒喝，谁都不说三道四。心照不宣，妙就妙在这里。”

但是，惟独谈起他的生身故乡伊斯坦布尔，其神情甚是真诚——伊斯坦布尔的鱼是多么鲜美，在那里长大是多么愉快，被赶出那里是多么难受……

※

在托马斯的酒吧里遇到一位曾长住日本的希腊老伯。他在吧台边同托马斯边聊边喝啤酒。高个头，有点儿驼背，头发已开始稀薄。他转向我问我是日本人么，我答说是的。随即老伯手拿玻璃杯讲起一段很长的往事。

他曾作为轮船公司职员久驻日本，那是1960年代前半期的事。去看镰仓大佛途中，同一个在公共汽车上碰到的女子堕入情网。他说那就是所谓一见钟情。他实在按捺不住了，遂向对方搭腔说自己想去看大佛，不知怎么走。女子热情为他带路，两人由此要好起来，约会了好几次，甚至发展到了认真谈婚论嫁的地步。如今看上去他已经五十五六岁，长相不坏。

“但最终没有结婚，”他说，“也见了对方父母，谈了，都是好人。可是若真要结婚，还是有很多很多难题。我也有无可奈何的情况。但当时心里确实难过。我也年轻，那时候。归终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离开了日本。

“现在已经辞职不干了，海运业不景气啊！于是回到故乡米科诺斯工作。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最好。

“可是夏天不行，夏天再糟不过——到了夏天，岛上人口是冬天的五倍！人口增加这么多，什么东西都不够用。从电气到食品，水都缺，只好从附近岛上买水，圆罐车装水运来。这一来，物价理所当然上涨。一到夏天，没有什么不贵的。靠旅游吃饭的人倒也罢了，而与此无关的居民全都怨声载道，对外国游客烦不胜烦。理所当然啊！冬天好，安静。多数居民用夏天赚的钱在米科诺斯郊外盖大房子，整个冬季在那里看着录像带悠然打发时光。全都有钱嘛！”

※

在米科诺斯也见到好几个在日本住过的人，基本是货轮上的船员。也有好几个在朝鲜战争之际去过日本（希腊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向朝鲜半岛派兵）。原来的船员们熟知日本的小港。他们的年龄都已相当不小了，但身体都很壮实，如今仍晒得黑黑的，常逮住我聊日本。他们随着海运业的萧条从船上下来，有的当公共汽车乘务员，有的当餐馆老板，有的开小杂货店。对于在船上度过的日日夜夜，他们简直像惋惜已逝青春一样谈得十分动情。听他们那么一说，我也觉得那是一个分外美好的时代，一个可以乘船四海为家的时代，一个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可找到工作的时代。

然而那样的时代已然过去，如同斯派赛斯岛那个商船队随着汽轮时代的到来而一蹶不振一样。

港口和范吉利斯

每天早上醒来，我们首先开窗看海。从卧室窗口可以把大海尽收眼底。得知海面平稳没有白浪掀起，便去港口买鱼。如果白浪滔天，几乎所有的渔船都不出海，鱼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好天气才能吃到鱼。因此，天气对我们的生活意义非同小可。

天气好的时候，一大早出海的船9点前全部返回，在港口前摆卖刚捕来的鱼。港口一角有用大理石（这一带大理石多，什么都用大理石）砌的鱼台，上面齐刷刷摆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鱼。有鱼摆上，镇上的居民、游客和猫狗鸟们便一忽儿围成一圈。因为新鲜，味道当然好，但鱼价绝不便宜。地中海沿岸哪里都不例外：鱼是比肉贵得多的高档品。一见就很鲜美的鱼差不多都给餐馆老板模样的人集中买走用来营业，镇上的一般老婆婆们只能物色做家常菜的不怎么样的小鱼。这么着，港口摆卖的鱼转眼就卖光。至于卖不出去的杂鱼，渔夫们便扔给在港口转来转去的塘鹅和猫。塘鹅高叫着吓唬猫。

镇上一家鱼店也不存在。卖冷冻鱼的店倒是有一家，而这准确说来是冷冻店，而不是鱼店。渔夫们在港口自己卖自己捕的鱼，卖完收摊。所以，若错过三十分钟左右“卖鱼时间”，鱼就吃不上了。刚开始的时候没摸出买鱼的诀窍，未能顺利搞到鱼。

我们常在这里买鱿鱼（卡拉马利。商乌贼叫斯皮亚）。这里的鱿鱼柔软，香得好像入嘴即化。希腊人一般烤来吃，那太可惜了，我们做不来，当然弄成“刺身”（生鱼片），还有时候塞入米饭做成“寿司”（饭卷）来吃。虽然每天有所不同，但鱿鱼大体一公斤七百日元。以希腊的物价来说，价格相当可以。此外还买一种类似竹筴鱼的鱼（萨布里吉），用醋凉拌或烤来吃。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鱼，形状类似大竹筴鱼，而味道则带有青花鱼风味。这东西不能经常搞到。小鲷鱼（希奈格利扎，或称利斯里尼）不是炖吃就是加葱煎吃。此外还有星鳗、比目鱼、带鱼、梭子鱼等，种类委实繁多。不知何故，梭子鱼贵得和青山纪国屋[2]不相上下。也有见所未见的鱼和莫名其妙的鱼。有一种浑身带刺样子蛮吓人的名叫斯科尔皮奥的鱼，听人说煮汤好吃，试了试，果然好吃得很。不过和河豚一样，有点儿刺舌尖，还吃坏了肚子。

海每四天左右发一次脾气。从窗口望去，狂涛巨浪犹如东映[3]厂名背景一般撞击着海岬突出的岩体，而且J·G·巴拉德[4]式地刮着充满暴力的风。渔船当然不出海。从窗口看去，渔船进入港内，系着缆绳，桅杆随波摇晃。惟独海鸥开心地迎风盘旋。

这样的日子持续三四天（有时一个星期）之后，随即摇身一变，送来安安静静的清晨。海面平滑如镜，水波不兴。在这样的早晨我们赶紧洗脸，吃罢早餐就拎起购物袋往港口飞奔，一起买下够吃几天的鱼。两人混在老婆婆和餐馆老板之间，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这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如此呶呶不休。如果港口摆卖的鱼没有好的，就等下一只渔船靠岸，一马当先同渔夫讨价还价一古脑儿买下。总的说来，旅居期间我的希腊语进步不大，但单单买鱼用的希腊语可谓百炼成钢。

我们不太喜欢吃肉，鱼作为蛋白质来源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希腊菜固然十分好吃，基本让我中意，但我们日本人长期吃起来，体质上还是难以承受。油腻、香辣调味料用得多，吃久了就有脂肪不知不觉在体内囤积下来。没体验过的人或许无法想像，体内囤积脂肪是非常不好对付的事。从经验角度我认为（只是认为，谈不上科学根据），日本人的身体恐怕本来就不具有分解那么大量的脂肪的功能。所以，分解不了的脂肪囤积在体内，而脂肪一多，身体难免变重，肌肉活力下降，食欲减退，皮肤粗糙，头发变脆，汗有异味。

这种时候就要“脱脂”三四天，大凡油腻之物概不入口，不去外面吃饭，减为一日两餐。煮米饭，做大酱汤，多吃酸东西。把鱼作为蛋白质来源，而且烤来吃。不用油，“刷”地淋上柠檬汁，蘸酱油吃。烤鱼用的是从套房公寓管理人范吉利斯那里借来的陶炉和铁丝网。此前我全然不知欧洲人用陶炉烤鱼吃，一次看见范吉利斯用陶炉和铁丝网在管理人房间前面烤过期面包，遂问能用来烤鱼吗，他说当然能。于是我向他借来陶炉（希腊语叫斯卡拉），在院子里烤竹筴鱼。厨房的微波炉是电热式，没这东西烤不了鱼。遗憾的是燃料并非木炭，而是碎木料，但久违了的烤竹筴鱼还是香得令人感动。味道真是好极，可以感觉出烟味从鼻孔“刷、刷、刷”往脑芯漫延，细胞渐渐按捺不住。

烤鱼时范吉利斯每次都过来，得意地说：“鱼这么吃再妙不过，德国人法国人都不晓得这个吃法。”附近的猫们又闻味赶来。全世界喜欢鱼的人们和猫们无不中意烤鱼。如此说来，忽然想起以前早稻田穴八幡坡路下有一家专门提供烤鱼的套餐店，路过时闻到的便是这种味道。

另外，我们常吃的一种叫马利萨的鱼。在鱼中属于最便宜的那种，大小四至六厘米，一百日元能买一大碗。买来好好洗了油炸，从脑袋“咯嘣咯嘣”咬起。骨头硬，吃多了相当累，说麻烦也麻烦，但钙质丰富（在欧洲住久了，钙意外不足），而且有一种极其质朴的味道，我们时常喝着“雷切那”葡萄酒“咯嘣咯嘣”吃个不停。这是地地道道的平民风味，餐馆里上这道菜的仅限于面向当地居民富有希腊色彩的餐馆，以游客为对象的饭店的菜谱上基本没有。

光说鱼不好意思，章鱼也吃了不少。地中海的章鱼相当可以。刚买来时较硬，吊在房檐下晾晒。这样，第二天硬芯就能抽下，变得好吃起来。希腊人全都这么吃章鱼。渔夫捕上章鱼，活着拎腿在水泥地“吧唧吧唧”摔软。从章鱼角度看诚然疼痛难忍，但世道就是这个样子，奈何不得。把章鱼搭在晾衣竿上或什么上面，一天就可晾干。经过这两个阶段之后，章鱼终于适于食用。这个我们也同样用陶炉烧烤，淋上酱油和柠檬汁吃，好吃极了。只是，晾章鱼的时候附近的猫和狗便有几只围来，气呼呼地抬头盯视那章鱼。尽管不可能够到，但还是一蹦一蹦地往上扑。猫们也饿了。这光景看上去甚是令人不忍。另外还招苍蝇，起始耿耿于怀，后来就随它去了：招苍蝇就招好了，悉听尊便。反正是烧烤，苍蝇成群也不至于改变味道。

※

在港口不时碰见范吉利斯。范吉利斯喜欢在早晨的港口散步。并非有什么事，只是随便走来走去，或在露天咖啡馆喝咖啡，或跟同样漫步的朋友打招呼。若有卖鱼的就瞧上一眼，也有时逗逗塘鹅。港口就像是公共社交场所。我们买了鱼，他往往说一声“先给我，春树”，当场掏出鱼的内脏。下到海里，用军用刀灵巧地割开鱼腮，剖腹，拉出肠子在海水里洗净，鳞也刮了，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做好吃。范吉利斯喜欢做吃的，还时不时请我和老婆在咖啡馆喝咖啡。

※

范吉利斯是年近六十的左巴系希腊人。英语一窍不通。身材高大，留着漂亮的仁丹胡。热情，喜欢和人亲近，我们很快同他要好起来。除了我们没有常住客，范吉利斯也相当无聊。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有围墙的所谓高级住宅小区，面积很大，上面建有二三十栋漂亮的纯白色双层楼。一栋两个单元，上下楼中间分开。买下来的人或各自使用，或用于出租。楼外地面有很多细密的阶梯，原色鲜花处处争红斗妍。总体设计仿米科诺斯镇，曲径通幽，没有直路。设计上细致入微，作为希腊同类建筑，做得格外精细，无可挑剔。屋顶带有希腊特有的小小的鸽笼模型。风大不能远跑的时候（会被风吹回来的，没办法跑，不骗你），我时常在这小区里跑——便是如此宽阔。阶梯多，爬上爬下，正好锻炼。

走进大门，旁边有管理员室，范吉利斯一般都和两只金丝雀待在这里。不在这里的时候，就去清扫游泳池，或修剪花坛、收拾垃圾。管理员室也带一个小厨房。一看见我就招呼道：“喂春树，喝了咖啡再走！”随即用带花纹的小锅做了个黏糊糊甜腻腻的希腊咖啡，边喝咖啡边查辞典说很多话。范吉利斯说他战前在比雷埃夫斯开面包店，也当过船员，去了许多地方。下船后做了好几种工作，来这里是因T先生的邀请。T先生是设计这片高级住宅小区的建筑师，也是小区的总老板。他请范吉利斯来这里做管理员，于是范吉利斯举家搬来，已是七年前的事了。

夏季范吉利斯当然也忙。“忙得天晕地转！”他本人说道。不光说，还扭歪了脸——扭得皱皱巴巴的——做出讨厌至极的表情。“夏天我女儿来帮忙，女儿会英语，毕竟是跟外国人打交道。我不行，傻瓜一个，英语不会，德语不会。”

可是范吉利斯绝对不是傻瓜。虽说是没正经受过教育的一介左巴，但直觉好，感情也够细腻。范吉利斯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在米科诺斯的发电站当工程师（这座发电站动不动就停电）。另一个是女儿，做美容师。孙子两个，一个承袭了他的名字，就是说有两个范吉利斯。不过孙子叫米克罗·范吉利斯，即英语所说的小范吉利斯。他桌子上摆着孙子照片。子女也好孙子也好都在米科诺斯生活。“范吉利斯穷，但都健康。”他说。希腊人非常注重家庭，家人的幸福即是自己的幸福。虽然穷，但只要全都健康地活着，那就是幸福。

一开始他问我“春树，有孩子么”。我说没有，他马上现出非常困惑和伤心的神情。对他们来说，没有孩子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事情。

范吉利斯明年春天六十。“六十就有养老金下来，”他兴奋地说，“跟你说春树，那一来往下就可以游玩度日了。我也上年纪了，天天干活很不好过的哟！六十年来一直干个不停，差不多也该休息了。”

但范吉利斯显得十分健康。“您不是还能干么，”我说，“在日本，六十岁正是干活的年龄。”

“哪里哪里，”范吉利斯摇头，“六十已不是干活年纪了，我也老了，没精神了。”说着做出疲惫不堪的样子，以此表现他已彻底心力交瘁。

不过看上去范吉利斯甚是精力充沛，一有时间就在管理员室做手工活。有时修理捕捞章鱼的渔具，有时缝补渔网，还有时做饭做菜或干一点木匠活那样的活计，同时屈指计算养老金下发的日期。

范吉利斯工作时间里不喝酒，但圣诞节那天穿一套最考究的西服在管理员室醉得相当厉害。也罢，圣诞节说起来就像日本的正月。范吉利斯醉后满脸通红，比平时活跃，嗓门变大，并叫我喝威士忌，倒满满一杯。威士忌是红牌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他喝尊尼获加时显得分外得意，想必是为圣诞节特意保存的酒。平日大体喝廉价葡萄酒。乌糟酒则不喝，大概过去给乌糟灌得烂醉如泥，再也不想喝了。无论我怎么劝他喝乌糟，他都一滴不沾。“乌糟，坏酒，喝了变傻，春树你也注意为好。来葡萄酒好了！”说着，脸色黯淡下来。

他不时把我们领去当地人聚集的咖啡尼奥（希腊式咖啡馆）。作为他那是最大限度的招待。这是因为，那种当地人聚集的咖啡尼奥不欢迎外国游客进入，那是他们的圣地。何况老婆也跟着，女人进咖啡尼奥也让他们反感。咖啡尼奥是合得来的男人们畅所欲言的场所，所以都以冷冷的目光盯视我们和范吉利斯。这种时候，范吉利斯就把我们介绍给大家：“这两人是我的朋友。虽是外国人（克塞尼），但会讲一点希腊语。正用心学呢，喏喏，单词本都带着呢！”

接着，他劝我们喝葡萄酒，推荐好菜让我们吃。菜固然便宜，但以范吉利斯的工资衡量还是不小的破费，此乃友情的表示，我们心存感激。喝着吃着，周围的左巴们渐渐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似乎在说既然范吉利斯那么说，那也就只好接受了。这种温情是希腊人所特有的。

※

12月3日，设计师T先生来了。范吉利斯说明天T先生来，我表示如果可以想见面聊聊。T先生乃知识分子，当然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往返于伦敦与纽约等地之间，是个国际化人物。同样是希腊人，但和范吉利斯有很大区别，不属于左巴系。我称赞这个小区做得极有档次，他兴冲冲带我到处参观。“为做这小区我花了十二年，十二年！”他说，“你恐怕不了解希腊的衙门是怎么个东西，跟衙门打交道活活要命，私下疏通上下打点麻烦透顶。交计划书、交设计图、又要交什么什么图……这方面不知占了多少时间。规定又多，效率又低，能把人急死。一塌糊涂的国家！完工时都累瘫痪了。这种事不能再折腾一次，也不想再折腾。不过，我也认为干得不坏，会心之作。为此我投入了全部精力，天天到场，连石头砌法都要指点工匠。不这样不行，那些家伙不盯着就偷工减料，很懒的！就连细小地方都是我直接指挥建造的。所以，这个小区等于是我的孩子。做了五十三套，四十九套都卖了。每年定下卖几套。不然就乱套了。慢慢做，看准对象慢慢卖。如何，村上先生，你不也买一套？这么好的东西在米科诺斯再不会有第二份。景致也好。夏天小区里都很安静。出租也能赚钱，决不会吃亏的。正是该买的东西。价格十五万美元。明年就会涨价百分之十。手续费等各种费用百分之八，年度管理费等经费八万德拉克马（约八万日元）。”

但我们当然没买。作为度假别墅十分难得可贵，价格虽说高却也并不离谱，管理员范吉利斯也让人愉快，问题是当时我们没有那样的经济余裕（我们在经济上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担忧离开日本的），再说希腊离日本未免太远，有时间也很难像去关岛那样说走就走。在那样的地方就算有一套别墅也徒然落得麻烦。

因此，我对T先生说：“有道理，您的意思我清楚了，容我好好考虑一下。”“慢慢考虑就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米科诺斯是好地方，希望日本人也多来一些。”T先生是早上到的，傍晚即乘机飞回雅典。忙。“在南美有个建筑师的世界性会议。”他对我说。

※

早上和范吉利斯一起散过步。那时我再次认识到，希腊人实在是喜欢寒暄的国民。一如日本人喜欢点头和暧昧地微笑、美国人喜欢握手和打官司、法国人喜欢葡萄酒和霍华德·霍克斯[5]的电影，希腊人则喜欢寒暄。早上购物时间和傍晚去咖啡馆时间在街上走一圈，这点就一目了然。那不折不扣是寒暄的洪流。

举个例子。去购物的两个主妇（卡特琳娜和玛利亚）在路上碰见了，往下势必有如下交谈：

“卡里梅拉，卡特琳娜，泰卡尼斯（早上好，卡特琳娜，身体可好）？”

“米亚哈拉，玛利亚，埃夫哈里斯特，埃希（还好，谢谢！玛利亚，您呢）？”

“米亚哈拉，基埃勾，雅斯（我也蛮好，再见）！”

“雅斯（再见）！”

简直成了对话例句集，可她们的确照说不误，而且是在步履匆匆擦肩而过的时间里。从旁边看来，只能说是神乎其技。因为首先要认准前方来人，其次要看准火候（这样的距离是否合适），然后再不约而同地开始“卡里梅拉”，还要快嘴快舌地连发数发，最后以略微回头的样子道出“雅斯”。这么灵巧的活计我横竖做不来。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较之喜欢寒暄，更像是寒暄高手了。

住在小镇上的普通希腊人相遇时互相寒暄者能占百分之几呢？一天总共寒暄多少次呢？此乃我一直怀有的疑问。于是我同范吉利斯在街上走时注意计算了一下。由于匆忙，无法计算准确，但总的说来，范吉利斯碰上的人里边，三人有一人寒暄。数字相当不小。范吉利斯年已六十，寒暄的对象几乎都在中年以上，男女比率大体四比一。

在港口相继同七八个漫步的人寒暄：“哟范吉利斯”、“你好啊范吉利斯”、“早上好”、“你好你好”。如此互致问候，但脚步不停。看来，寒暄不停步似乎是希腊一般习惯。若因寒暄而一一停步，那么恐怕哪里都到达不了。的确，如果停下脚步，大有可能卷入没完没了的长谈之中。所以大家都像蝴蝶一样行走，像蜜蜂一样寒暄。进得小巷，巷口呆呆站着的理发匠老伯道一句“你好范吉利斯”。和蔬菜店的老板来一声“你好”，和超市的老伯说“早上好”，和卖菜者连道“你好你好”，和穿黑衣服的胖老太婆擦肩而过时对方问“你好吗范吉利斯”，站着交谈的三个人连声说“你好”、“还好”、“早上好”，电气用品店的老伯问道“喂范吉利斯最近怎么样啊”——看着都觉眼花缭乱，根本顾不上计数。这已经是电子游戏，对于眼前忽然出现之人要一瞬间判别出是①“需要寒暄者”还是②“无需寒暄者”。即便来人属于①，也要根据对象确定寒暄的grade（等级）——一看即可得知grade分得相当细，并且必须遵守若非特殊对象则不停步这条基本规则。可是范吉利斯对此应对自如，轻轻松松穿街过巷。寒暄对象的数目五分钟差不多有四十人。非同小可，堪称高手。我无论如何也当不成希腊人。

撤离米科诺斯

这篇文章的雏形是离开米科诺斯不久为一家文艺刊物写的东西。为避免同其他文章重复，后来多少有所改动，但基本保留了原貌。现在回头看来，不难看出当时自己的心很有些僵冷，尽管写的当时没有意识到。

我想文章这东西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形。写的时候由于写的东西太自然太理所当然（因为原则上我们是紧贴当时当地自己的心态写文章的），所以对于自己所写文章的温度、色调和语势往往很难当场作出客观判断。

不过我想，心有时候是会冻僵的，近乎绝望的冻僵，尤其是在写小说的过程中。

※

1986年12月28日。星期天。雨。

今天我将离开这座海岛。

6点半起床，伏案写一小时左右的小说下文。大致收尾的时候，将一摞信纸装入大号信封，而后放进结结实实的旅行箱最底层以免弄皱。在米科诺斯的生活也今天截止。回想起来，在这里生活的一个半月居然全是坏天气。每星期有一两天晴空万里的好天气降临，但此外都提不起来，不是下雨就是刮风，或者风雨交加，而且天空基本上阴沉沉的不见天日。置身于如此美丽的海岸之间，实际下海游泳却仅得一次。

最后一天还是下雨。无声的细雨，又有风。

紧挨我们所租房子的后院，有一块不大的牧场（或者不如说像是一块荒草甸），放养着三四十只羊。不时有似乎坏心眼的羊倌夫妇赶来（长相仿佛狄更斯小说中出现的情侣），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用棍子狠打不听话的羊。从桌前可以把牧场全景收入眼帘。写作当中，我蓦然抬眼从窗口打量羊母子，以此作为小小的乐趣。但随着冬日的推移，草很快少了，羊们在十来天前被一只不剩地转移到其他牧场。现在窗下铺展的仅仅是寒伧的褐色地面，既看不见拼命扑在母羊脚下的小羊，又听不见好像用直尺拉出的一条线那样没有起伏的单调叫声。看着空荡荡的牧场，清楚地认识到季节利利索索带走了它要带走的部分。

牧场往前有条通往山上的坡路，一辆旧卡车拉着建筑材料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往山上爬去。早上的细雨冷冷地淋湿了地表所有物体。我怅然望着外面，心里想着刚刚写完的那一章。下雨的早晨写的文章，不知何故，就成了下雨的早晨那样的文章。事后不管怎么修改，都没办法从中消除早晨的雨味儿。羊们荡然无存的凄寂的牧场上无声无息降落的雨的气息，淋湿翻山越岭的旧卡车的雨的气息——我的文章就笼罩在这种晨雨气息中，半宿命地。

下到楼下，在厨房烧水、煮咖啡。这工夫里老婆醒了进来，加热平底锅煎薄饼。今天是最后一天，必须把电冰箱里剩的东西逐一消灭干净。冰箱残留一点做饼的面粉和牛奶，所以无论谁怎么认为，早餐都要吃薄饼。面粉、鸡蛋和牛奶的比例是有些不当，但也只好凑合了，毕竟是处理剩余物品。我把剩余物品做成的薄饼切成小块送入口中，忽然想起拿破仑军队从俄国撤退时的情景。一场最艰难、所获最少的撤军。在雪原上腾跃的哥萨克士兵。暴风雪。枪炮声。

不吃西红柿？老婆问。

西红柿剩了好多好多。吃，我说。把西红柿切了，洒上盐末和柠檬汁，再细切了香草洒上。咖啡和薄饼和西红柿色拉。士兵们渡过冰河，用冻僵的手烧毁桥梁。他们离开故乡实在太久了。

电冰箱里还有什么，我问。

意大利面条、西红柿罐头、大蒜、橄榄油和鸡蛋、一点点米、半瓶葡萄酒、金枪鱼罐头，也就这些了。

如此说来，午饭铁定是配以金枪鱼罐头西红柿汤的意面。归根结底，撤退便是这么个东西。也罢，吃完午饭，我们就离开这里，午饭吃什么都不是大问题。我一边听劳拉·尼罗（Laura Nyro）的旧音乐磁带一边吃薄饼，吃罢收拾行李。收拾当中蓦然想道：这一个半月时间对于我到底算什么呢？自己在这季节不对头的爱琴海孤岛上到底干了什么呢？对此我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脑海里生出疙疙瘩瘩般的空白。

得得，到底干什么来着？

在某种意义上，我迷失了自己，如同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踉踉跄跄行进的疲惫士兵。

但过了一会儿，我当然想起来了，想起了自己迄今在这个场所的所作所为。我写了几篇类似游记的文章，翻译也脱稿了，还写了长篇小说的最初几章。成果不算差，我想。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某种意义上迷失了自己，而觉得彻底迷失自己的时候，我甚至朝石墙狠狠踢去，可以说是穷途末路。我知道这样做所得到的无非脚痛罢了，已是第一百二十五次知道。

是的，我的小说沾有黯淡的雨味和夜半剧烈的风声。尽管没有沙俄战线那般严重，但也还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喂喂那不对的，你挖出的不是我的尸体。是和我相似，但不是我。你多少误解了我。或许冻僵的尸体看上去全都差不多。

我的迷失，并非因为我远离故乡。我所以迷失自己，是因为我远离了自身。并且今天我就要从疏离自己本身的场所作进一步移动。无限相减，或无限相加，或多或少。都无所谓，彼此彼此。

2时35分飞往雅典的飞机起飞。我被抛入汹涌的重力之中。也许看上去不然，但确乎如此。我只能勉强扑在类似把手的什么上面。正因为这样，我才一直回想拿破仑撤离俄国的战役。我无法抹除那一幅幅图像。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下这么多的雨呢？

※

11点15分，约翰来了。

约翰是比利时人。其原名早已忘了，一个听不习惯的相当烦琐的名字。此人很早以前来到希腊，直接住了下来，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讲得非常流利，年纪四十上下。前额发际后退得厉害，总是穿一件开线的毛衣。估计已经结婚，因为见过一次他和希腊女性及其母亲模样的妇女在一起。虽说住在爱琴海，脸色却很苍白。嘴唇每每扭歪六厘米。他憎恶几乎所有的希腊人，而几乎所有的希腊人都漠视他或奚落他。我一说自己是作家，他就对我产生了莫大兴趣。

“跟你说村上先生，你我是知识分子。这里其他家伙清一色是傻瓜蛋，傻瓜蛋里的野蛮人。”约翰说。对于住在米科诺斯的其他欧洲人的智商，他也不以为然。

他在旅行代理店工作，是我所租房子的当地代理人（agent）。房租付给他，有怨言（有若干）找他抱怨。约翰今天是为计算电费来的，他把电表数字计在手册上，计算金额。我付给他大致五千日元的电费。他也不问可不可以就脱掉雨衣走进房间，神色悒郁地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三十分钟。

“跟你说村上先生，以前我想当编辑，”他说，“但终究没当成。你猜因为什么？”

我说不知道。不可能知道。

“因为失望，”他把嘴唇往安特卫普[6]方向扭歪八厘米，“对于出版界的状况。明白？”

我答说不明白。

“我不能忍受的是那种大批量生产体制。弗莱明[7]写的007什么系列第十八、第三十六——那简直就是麦当劳连锁店。有资本的出版社出版那么无聊的书大赚特赚，脑满肠肥，而志向高远的人却始终被踩在脚底下，这就是出版界的现状。这个叫我无法忍受，现在也忍受不了。可明白，村上先生？”

唔唔。

“所以我才离开比利时，干干脆脆地。之后来到希腊。为什么选择希腊呢？那是因为希腊是欧洲的边角——离开欧洲没把握混下去。所以来到边角。好地方啊，除了希腊人。恕我直言，我认为那些家伙无可救药。例如范吉利斯，那家伙连英语都讲不来，脑袋不开窍的懒汉，没有希望。看这些家伙真是看够了，有时很想回比利时去。就算是骗子文化，但至少那里还有文化这个东西。”

这就是比利时战后出生高峰的一代。得得，世界所有地方都好端端地活着我们这代人，尽管有些疲软褪色。但我什么也没说。说实话，比之约翰，我远为喜欢不开窍的范吉利斯，超过约翰二十倍。可是这种话无法说出口。

“我喜欢三岛和大江[8]。”这位名叫约翰的比利时人说，“可曾见过他们哪位？”

我答说没有。

约翰摇了几次头，像是表示遗憾。“对了，你写怎样的小说呢，村上先生？”

我说介绍起来十分困难。

“前卫性质的？”

或许可以多少那样认为，我回答。可不可以呢？

他再次摇头，仿佛摇头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膝头摩擦双手，好像说那也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往下我们谈了一会儿小说，然后他从沙发站起，穿上雨衣，向我伸出手：“能见到你很高兴，村上先生。毕竟这座岛上几乎不存在类似文化的东西。”

约翰，我也为见到你高兴，后会有期。

“噢，雨好像停了。”他仰望天空说，“这回不要紧了，飞机可以起飞了，祝你旅途愉快！”

我说谢谢。

我们再一次握手告别。我再一次联想到拿破仑的撤军，眼前浮现出开始秃顶的、名字难记的比利时人约翰一边吐着似乎并不雅观的白气一边举斧头砍桥的光景。这里没有文化，他摇着头说。他何苦来这样的地方呢？既然这样，留在比利时不还好些？跟你说，约翰，你怕是忘记比利时了。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你的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可是1960年代早已消失在背后，早已远去。

约翰走后的房间里仍存留了一会儿他的焦躁，他的文学性自我犹如细微的尘埃飘来飘去。还剩有六七厘米的嘴唇的扭曲，如同死者的纪念品。

约翰让我想起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死，觉得应该有人为约翰写一本传记，应该有人精确而详细地描绘他的疲惫他的向后撤退的头发他的开线的毛衣他的希腊岳母及其通往三岛和大江的人生旅程，并且像戴米尔[9]的《十诫》那样浓墨重彩。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感受房间中漂浮的约翰的焦躁，一边这样思来想去。

此后去了范吉利斯那里。范吉利斯在昏暗的房间里，正戴着老花镜补渔网。他一个人的时候几乎不开房间电灯，我想大概是为了省电。在昏暗中独处，范吉利斯显得比平时苍老。

我敲门进去。范吉利斯打开灯，放下渔网，让我坐下。他慢慢摘下眼镜，擦火柴点燃呛人的希腊香烟，随即轻咳一声，问我喝不喝咖啡，我说谢谢。

“喂春树，还有六个月。”他眨巴着眼睛说，“六个月后养老金就下发了。”他的确是在盼望养老金。“你今天就离开岛吧？你一走可就寂寞了。”他说，“你不在，就剩我范吉利斯一个人了。”

“不是还有那个德国电影导演么？”我说。

“哪里，他今天也回去。剩下来的只有我和金丝雀。”

“还来的，范吉利斯。辞去这里的工作后，不也还是在港口咖啡馆里转来转去吗？”

我们各喝了两杯范吉利斯珍藏的白兰地（这种时候喝一点儿也无妨吧），握手，以希腊方式拥抱告别。然后提起旅行箱走到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那里等待开往机场的小巴士。

在那空空荡荡的高级住宅小区住了一个半月的差不多只有我们俩。我们和范吉利斯和他的金丝雀。我们离开前一星期，那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德国电影导演（名字忘了）从伦敦回来了。范吉利斯说此人总是闷在这里写电影脚本。确实，德国人似乎一直独自静静写电影脚本。我也一直写小说。约翰则一直满岛播洒他的比利时牌焦躁。范吉利斯一直补渔网，一直拆解钓乌贼的针捆。港口附近那个报摊少女在我每次去买《雅典新闻》时都把报纸恨恨甩给我，然而我直到最后都对她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十四五岁，鼻子下面已经生出淡淡的胡须，但看上去并不像多么坏的孩子，她只是焦躁罢了，一如其他多数人。

风持续刮，雨经常下，冬天整个包围了海岛。我们每次去取洗的衣服，洗衣店老板娘都微微摇头，就差没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12月中旬，她对我问道：“莫不是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冬？”我答说不不，年底离开这里去罗马，于是她显得多少放下心来。是的，这里不是游客过冬的场所。“以前去过日本的。”烫熨斗的老板娘的丈夫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以前上船来着。可如今他在洗衣店里几乎从不开口地熨衣服。

在1986年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即将离开这座岛。我在空气滞闷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等待开往机场的巴士。外面，风越刮越猛。飞机能起飞吗？松动了的球形门拉手“咯咯嗒嗒”响个不停。疲惫不堪的门拉手，就好像穷途末路的李尔王。

再见，米科诺斯岛！

我瞥了一眼装有小说原稿的旅行箱，然后怅怅地望着窗外白浪滔天的海港。海鸥以撕裂乌云之势笔直地飞去。有人就机票问题对办事处女士发牢骚。敲击电脑键盘的“呯呯”声不绝于耳。两个年轻士兵无所事事地看体育报。另有加拿大一家老小。一如大多数加拿大人，背囊上缝着加拿大国旗。亦如大多数加拿大人，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简直像在说我等乃是表现无聊的小小权威。

我从某处迁往某处。时间与场所——二者屡屡在我心中增加重量。我自身和时间和场所这三个存在的平衡趋于崩溃。

喂，比利时人约翰，莫非你正在拆自己的桥？弄不好可是哪里也去不了的哟！

乘坐2时35分飞往雅典的班机的先生们女士们……工作人员吼道。得得，飞机起飞。我把石油洒在桥上，小心擦燃火柴不让风吹灭。球形门拉手“咯咯嗒嗒”一个劲儿颤抖。深重的天色又有一种颜色涂了上来。我在风雪中大声喊叫：喂我都说了，那不是我的尸体！相似，却不是我！

[1] 日本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1933—）。

[2] 日本有名的大商店。

[3] 日本电影制片厂名。其厂名背景为汹涌的海浪。

[4] 英国科幻小说作家、评论家（James Graham Ballard，1930—）。主要作品有《残忍展览会》、《宇航员之死》等。

[5] 美国电影导演（Howard Hawks，1896—1977）。主要执导影片有《光荣之路》、《红河谷》、《勇敢的利奥》等。

[6] 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7] 英国悬念小说作家（Ian Fleming，1908—1964）。因创作以代号“007”的英国谍报人员邦德为主角的系列长篇小说闻名。

[8] 指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

[9] 美国电影导演（Cecil Bbunt DeMille，1881—1959）。主要执导影片有《十诫》、《草莽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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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

除夕[1]早上从雅典出发，到罗马正是CAPO D'ANNO（新年庆祝活动）最热闹的时候。在意大利，除夕夜到元旦之间死人相当不少，有喝酒过量喝死的，有撒欢儿弄倒蜡烛失火烧死的，有撞在枪口上打死的——有人从窗口开猎枪来代替助兴的烟花。这还不算，作为除夕夜的一种庆贺方式，一到12点意大利人就把不要的东西从窗口一件件抛下，以致也有人倒霉碰上砸死。正月的报纸连篇累牍都是这种让人笑不起来的死亡事故报道。不成样子！不过从热闹与否这点来说，那还是热闹，这点百分之百可以保证。

我们也学罗马人在除夕夜吃象征喜庆的扁豆（lentil），打开香槟姑且庆贺新年。超短波梵蒂冈通宵播放维也纳华尔兹。时值1987年。恭贺新年！随即我们告别罗马，朝下一站西西里进发。将在巴勒莫租房子住一个月。为何选择巴勒莫呢？因为要给一家航空公司的机上刊物报道西西里，只要完成这个报道，往下就可以随意写自家小说，事情不坏，况且我也想去一次西西里。不料到达巴勒莫时，一瞬间把我弄糊涂了：巴勒莫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足以让游客老老实实住一个月的地方。首先，街道反正就是脏。一切都破败不堪、黯然失色、不干不净。构成街道的建筑物一言以蔽之大部分堪称丑陋。街上行人面无表情，总给人一种抑郁之感。车太多，噪音太大，城市功能一看就知每况愈下。事后得知，街上到处是暴力犯罪，人们疑心重重，对外人极其冷漠。

假如没有讲定工作，没有预付一个月房租，我想我恐怕到达的第二天就赶紧离开这座不三不四的城市。可是因为这个缘故，无法改变计划。当然，住下来也有几桩并不糟糕的事情，可是除却为数不多的例外，我对巴勒莫这座城市的状况总的说来深感失望。

看了好几种关于巴勒莫的导游小册子，也没发现说这座城市不好部分的记述。说干脆些，上面全是好话。也罢，导游册这东西本来就是为激发人们的旅游欲而写的，太消极的事项怕是写不得的。其中英语版的《蓝色导游》（Blue Guide）记述还算基本正确，引用一段：

“巴勒莫，人口六十七万，西西里区首府，一座令人深感兴趣的城市。面临北海岸美丽的港湾，位于康卡德罗（金盆地）的尖端。不大的盆地四面围着石灰岩山，满山遍岭是橙园、柠檬园和蚂蚱豆（我也不知晓这是怎么个劳什子）田。港湾已毁灭性地衰落，贫民窟惨不忍睹，街头杀人斗殴，交通寸步难行……尽管如此，巴勒莫仍是值得一游的富有魅力的城市。气候无可挑剔。”

至于巴勒莫到底什么地方值得一游，我一下子很难理解（“令人深感兴趣”这点不妨承认）。也罢，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记述自是简明扼要，但作为我，倒是希望写一下这座城市的丑恶嘴脸。

乘出租车从蓬塔莱希（Punta Raisi）机场去巴勒莫的路上，我们目睹的是数量惊人的汽车修理厂和无论从哪个观点看都难以说是富有诗意的郊区住宅群。过了这些进入市区，紧接着被卷入了作为巴勒莫名胜的交通堵塞之中。车尾废气把所有建筑物都弄得黑乎乎脏兮兮的。不但脏，建筑本身也一副寒酸相。目睹之间，心情渐渐黯淡下来。欧洲城市总的说来给人以协调之感，赏心悦目，在这个意义上，这里已不是欧洲。如果说这里有某种协调感的话，那便是丑陋与贫穷。人口增加，只好随时随地接二连三建起简易集约式住宅——感觉上便是这样一座城市。款式一塌糊涂，色调一塌糊涂。加之灰头土脸，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俨然贫民窟。城市本身正失去健康的活力而走向没落，这点一看建筑物即一目了然。

而且警察随处可见。全都穿着防弹背心，端着自动步枪。警察的眼神比罗马的严厉得多。我们去巴勒莫时，正赶上审判黑手党头目。连续发生报复性大批量杀人案。巴勒莫街头巷尾闪动着黑手党的身影。照料我们公寓的一个叫桑德拉的女孩的男孩子朋友不久前就被黑手党杀死。并非他本人做了什么，他父亲曾是黑手党干部，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巴勒莫街上行走时被自动步枪射成蜂窝。

“不是什么稀罕事的，在这里。”桑德拉耸耸肩，面无表情地说。

城市笼罩在冷漠阴暗的气氛中。倒也不是说有什么实际阴暗，只是觉得无论去哪里都好像隐约蒙了一层薄膜。在餐馆吃饭也好，进邮局寄信也好，去蔬菜店买菜也好，或者上街东游西逛也好，反正到处都可感觉出这种阴暗挥之不去。就连身为外国人和局外人的我长住起来，都被整个卷入这阴暗的氛围中。在旅居巴勒莫期间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此种无可救药的阴暗。这种阴暗，可以说是无论怎么挣扎都找不见出口的绝望阴影。看统计数字即可得知，西西里的经济衰落得堪称崩溃。人们穷，工资低，失业率高，如火烹油的意大利经济根本没有惠及这座南方的海岛。北部意大利呈现的富裕和活力在西西里踪影皆无，西西里有活力的，仅仅是黑手党控制的地下经济。

人就在几十个市民眼前被击毙，而警察却一个目击者也找不出来。谁都没有看见，匪夷所思。在枪声传来的一瞬间人们都目视别处。多数警察被黑手党收买，此乃尽人皆知的事实。拒绝收买的警察和法官屡屡遇害。一个背叛同伙向警察作证而直接逃往美国的黑社会干部，其留在西西里的一家老小全被杀害。因此，人们概不多言，缄口，闭眼——城市气氛若不阴暗，反倒是咄咄怪事。

不过比之黑手党，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汽车。因为巴勒莫路窄车多，而且横冲直闯，以致百分之九十的汽车都伤痕累累。在巴勒莫找出没有伤痕的汽车，或许要比在日本找出有塌坑的梅赛德斯奔驰还要困难。到处有汽车“叮叮咣咣”相撞。信号灯本来就少，而行人又几乎全不遵守。多数人行道被停靠的汽车封死。虽说这可以说是遍及意大利全国的交通状况，但以巴勒莫为登峰造极。我是顶喜欢散步之人，然而在西西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外出的心绪，一想到那洪水般的车流就万念俱灰。

还有无休无止的噪音。

我住的公寓面积还可以，在巴勒莫算是舒服地方，尽管如此，汽车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头都有点痛了。半夜尤其厉害，巡逻车或救护车“叭叭叭”满街飞奔，车动不动就“滋——”一声急刹车。车上装的防盗报警器不知因为什么“啾啾啾啾——”响彻四方。被挡在后面开不出车的车主“笛笛笛笛——、笛笛——、笛——”按二三百次喇叭。如此情况绵绵不断持续到后半夜三四点。从寂无声息的淡季米科诺斯一下子来到这等地方，简直是堕入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有另一种内省式地狱存在，而对于我，这个程度的地狱足矣足矣。

※

在这样的城市住了一个月。那期间一直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在此写出六成。和米科诺斯不同，这里天黑后也不能外出稍事散步，说难受也够难受的。想换个心情也换不成。所以离开巴勒莫出去短途旅行了两次。一次去陶尔米纳，一次去马耳他岛。返回巴勒莫，又闷在房间里写作。

天天都写小说是很难熬的。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被敲骨吸髓似的（也许你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小说，但作为写的人此乃实实在在的感受）。但不写更加难熬。写文章不易，可是文章方面要求我写。这种时候最要紧的精神注意力，将自己投入那一世界的注意力——必须尽可能长时间保持这种力。这样，就可以熬过当时的难熬。同时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具有圆满完成创作的力。

脑袋日复一日处于慢性痴呆状态。蓦然回神，已经血涌头顶，意识模模糊糊，脑浆充气一般膨胀开来。这也是全神贯注写小说的缘故。注意力过于集中，感觉上有时脑袋缺氧。但不止于此。巴勒莫的冬天过于温暖。1月了，街上却热气扑面，中午外出时穿半袖衫都不碍事。半袖顶不住的日子也很少穿毛衣。艳丽的巴旦杏花到处盛开，公园的槟榔树叶随着非洲吹来的暖融融的南风摇曳不止。路旁摊床的卖花姑娘在卖水杨枝。从寒风呼啸的米科诺斯飞来，这里的气候同乐园无异。但遗憾的是，对于我的写作很难说是理想气候。不时头昏脑胀。春天暖和没关系，夏天炎热无所谓，秋天凉爽亦无妨，这样的气候自有其必然性。若无极特殊情况，任何季节我都能像样地写作，惟独巴勒莫冬天的温暖叫我求饶。就好像汽车里的空调机出故障似的呼呼吹起了暖风，又不知如何才能制止——便是这种令人不无头疼的温暖。我基本是为了温暖来这里的，按理不该说三道四，可我时不时还是深深觉得既是冬天但冷无妨。

还有，我这人本来不怎么做梦，但那时常常做梦。

梦见葡萄酒瓶里塞满小猫崽的死尸。猫崽眼睛瞪得圆圆的淹死在细瓶子里。是怎样把猫崽塞进瓶子里的呢？我全然无法理解。另外还梦见熊猫咖喱。普通咖喱上面直接蹲着一只小熊猫，用叉子扎来吃。肉硬邦邦的。刚吃一口就睁眼醒来。现在想起都心情不快。

隔壁房间住一个女歌剧歌手，经常练独唱，有时还做发声练习和音阶练习。声音和音阶都一丝不苟，大概是在巴勒莫歌剧院演出的歌手住在了这里。另一侧隔壁房间的人养一只漂亮的暹罗猫，猫时常来我们房间玩耍，好奇心很强，却又胆小。

女佣一天来打扫一次房间。女佣来时，我们出门去附近买东西。女佣总是两人一块儿来，长相每次各不相同，其中也有令人怦然心动的美貌少女。打扫房间自是好事，问题是电冰箱里放的巧克力有时不见了一半，我的威士忌也日见其少，马桶里常有烟头扔进去。不过贵重物品倒没丢失。一直放在桌面上的钱也安然无恙，只是食物时不时减少一点罢了。我猜想，某一类意大利人面对食物时恐怕自控力失灵。

日暮时分放下笔吃完饭，往下就再也无事可做了。于是我们在房间里喝着葡萄酒看电视。因此看了很多很多电影。全部是意大利语配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彼得·奥图尔当然讲一口地道的意大利语。若说我个人感想，我看再没有比彼得·奥图尔更不适合讲意大利语之人。保罗·纽曼还较为适合。就连东宝的《诺查丹玛斯大预言》都以意大利语配音看了。搞笑节目看了，唱歌节目看了，新闻看了，电视剧看了。如此扎扎实实看电视有生以来头一遭。此外无事可干，实属无奈之举。最后看电视实在看累了。但实在看累了也还得看。不外乎坐在沙发上边喝酒边注视荧屏上的晃动。尽管这样，心情到底为之一变。

※

晚上去听了几次歌剧。巴勒莫有两座歌剧院：玛西莫和波黎得亚玛。由于玛西莫太玛西莫（巨大）了，平时公演使用波黎得亚玛。从外面看，建筑物同样脏兮兮的，而进去则相当不坏。因是老建筑，作为剧院很有气派，也有相应的氛围。天花板凌空而起，包厢齐刷刷围了一圈，统一涂以金色和红色，令人怀念19世纪至本世纪初的地方文化的辉煌。入口齐整整地站着身穿老式制服的引导员。我在这里看了莱斯庇基的《塞米拉马》这一少见的歌剧和罗西尼的《谭克雷迪》（Tancredi）。《塞米拉马》前面第二排为两万里拉（两千日元多一点）。基本满座。巴勒莫是个娱乐少的地方，有歌剧时人们身着盛装来到剧院（theatron），“呀——呀——”互致问候。尽管天气温暖，人们却身穿毛皮大衣擦着汗赶来。当然是为了穿给大家看。总之这里是个华丽的社交场所。

不过《塞米拉马》这部歌剧音乐上未免冗长，而情节我又不大明白（小册子全部是意大利语），看得甚为狼狈。不仅情节相当曲折，而且全部身穿大同小异松松垮垮的白色衣服，人物无法区分。好歹看懂小册子后，得知《塞米拉马》乃是仅仅在1910年公演过一次的险些失传的歌剧，怪不得！交响乐团倒是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了莱斯庇基的音色，令人佩服。这种音色的“吻合度”令人感叹不愧是意大利（后来听了西西里交响乐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听起来根本不像拉赫玛尼诺夫）。

《谭克雷迪》因有玛丽莲·霍恩出场全场座无虚席，反响也好。我们咬了咬牙买了一次——总该有一次——包厢票。坐在包厢里一小口一小口呷着自带葡萄酒看歌剧实在非比寻常。费用是两人一万日元多一点。《谭克雷迪》妙趣横生，观众也相当动情，但若让我直言不讳，我想尚未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或者霍恩那天状态欠佳也未可知。

卡塔尼亚的歌剧院也去了，名字叫贝利尼歌剧院（贝利尼出身于卡塔尼亚）。我在这里看了威尔第的《埃尔纳尼》。免费。这是因为，我们一说是专门来卡塔尼亚看歌剧的，售票处的老伯默默给了两张招待票，微笑使了个眼色。这是在西西里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在西西里，日本人这一存在相当珍稀。

倒不是因为白拿了票才这么说的——这《埃尔纳尼》甚是气势雄壮。在西西里看的三部歌剧之中，这部最让我开心。土里土气举止粗暴的威尔第没有多少装腔作势之处，从中深切感受到的是“大家一起欢度今宵”的民众性活力。这种积极的现世气势恐怕只有在意大利地方城市才能感受到。交响乐团和角色或许比米兰稍逊几分（不过这天扮演埃尔纳尼的是林康子），但惟其如此，观众席间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让我们为本地歌剧加一把火吧！”而这点非常有意思。邻座的老伯一边吃橘子一边同歌手合唱。

※

西西里留在印象里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吃的。不过，并不是说名列米其林[2]的星级名店有多么好吃，那种店我去过几家，大多令人怀有疑问（我觉得米其林倾向于高度评价饭菜无懈可击的饭店，而在这点上意大利菜的美妙和气势不可能得到正当评价）。总的说来，在西西里较之所谓无懈可击，“有懈可击”的菜似乎更有味道。一如歌剧，多少有些粗鲁但还是有气势的歌剧更适合西西里的风土。在这个意义上，偶然走进的街头饭店好像更能幸遇令人心服口服的菜肴。当然，相当劣质的也并非没有领受过。

我们在巴勒莫外出就餐大体是吃午饭。晚间懒得动固然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半夜（即意大利晚饭时间）吃得太饱很难入睡。

一来没有一一吃遍巴勒莫的主要饭店，二来太高档的敬而远之，因此不可能断言哪一家是巴勒莫最美味的饭店，但我个人最中意格拉纳特里大街的“阿库卡尼亚”，去了三次。一直在意大利生活，去两次的饭店虽说为数不少，但去三次的则没有几家，可见一定好吃无疑。不过，意大利的饭店厨师流动频繁，一年后再去很可能味道大变，即使现在也说不准此处是否好吃。

首先，这里的自助餐式的前菜（antipasto）很够味。意大利饭店里的前菜，往往看上去似乎好吃而实际吃起来却油腻腻的令人难以下咽，但这里的非常清淡爽口，颇有家常菜风味。我们一边高兴地吃着，一边喝有力度的西西里白葡萄酒。其次值得推荐的是西西里特产沙丁鱼通心粉和墨鱼汁细扁面，这两样好吃得不分上下。沙丁鱼通心粉就是往通心粉里拌上沙丁鱼、松籽、茴香和葡萄干，美妙至极，盘子上来时味道好极了。搭配或许让人觉得不伦不类，但实际吃起来的确让人舒坦。这东西除了西西里很难吃到，若有机会去当地务请一尝。

话虽这么说，对墨鱼汁细扁面也不可坐失良机。可能你说墨鱼汁通心粉岂不到处都有，可这并非普普通通的墨鱼汁通心粉——往堆积如山的细扁面上大淋特淋墨鱼汁。乍看之时，不由让人未吃先饱，心想一个人哪里吃得下这么一大堆，可是偏偏吃得下。吃起来顺顺利利进到胃里。吃完时餐巾因墨鱼汁变得黑黑的，说难为情也难为情，但其冲击力还是务请一试为快。赤坂[3]的“格拉纳塔”的墨鱼汁我也中意，但和“阿库卡尼亚”相比，我觉得墨鱼汁的浓度差一档次。

一般说来，这家饭店每个菜的量都很大，吃完前菜和通心粉，肚子就胀鼓鼓的了。于是我们两人点了一盘量不大的主菜分开吃。实际上只前菜和通心粉就足够了，问题是若拒绝主菜，男服务生的脸色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今晚6点世界完蛋似的。如果可能，我不想看那样的脸色，所以大致点一道菜。这里的菜数鱼好吃。鲜鱼烤好后淡淡调味，长相俨然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的领班把鱼端来，用刀和叉子动作麻利地把鱼刺和鱼肉分开。我喝蒸馏咖啡，老婆吃点心。我思忖，女人这东西恐怕天生具有用来装饭后点心的小型备用胃。

开销是五万里拉（五千日元多一点点）。老实说，吃罢这些若能挺到第二天早上不饿，说便宜我想也未尝不可。鱼相当贵，所以若主菜点肉类，费用要便宜些。

另外——这倒不是饭店菜肴——西西里的冰淇淋妙不可言。里面的水果味简直原汁原味。由于温煦如春，冬天也常在街头摊床上买冰淇淋吃。买冰淇淋时，对方总问“做蛋卷还做面包”。起始一头雾水，面包怎么回事？四下一看，原来不少人把冰淇淋夹进汉堡包大口小口吃。据我所知，虽说世界之大，但如此冰淇淋吃法仅限于西西里人。当然这属于个人喜好，无意一一吹毛求疵。

领略西西里美食也无须跑去饭店。对于自己做饭的人来说，西西里也是无比幸福的地方，因为市场里鱼铺多得不得了，刚出水的鲣鱼、青花鱼、金枪鱼、鱿鱼以及虾、贝等海鲜齐刷刷排开，应有尽有。不光鱼，蔬菜和水果也丰富得无可挑剔。葡萄酒也十二分可口，又便宜。就连对巴勒莫这座城市忍无可忍的我也不得不认为此地出产的食物——惟独食物——出类拔萃。物产应有尽有且出类拔萃的土地绝对少而又少。

南欧跑步情况

在南欧住久的一个不便之处，就是每天很难跑步。这里几乎没有跑步这一习惯，跑步的人也很少见到。在街上跑的，不是逃亡中的抢劫犯（确实有的，这种人），就是快要赶不上一天仅两班的大巴的背包客。所以，我悠悠然在路上奔跑，难免为人侧目，那眼神仿佛在说那小子怎么回事啊，甚至有人止住脚步张着大嘴看得出神。如此倾向越去乡下越明显。跑步或散步这类习惯或概念原本就是都市型文明的产物，而这些少见多怪之人对此全然不晓。

住在米科诺斯期间，基本上是从霍拉港翻过一座山（翻山相当吃力），一直跑到岛另一侧的海滩。因是冬天旅游淡季，没几个人。迎面错过的不外乎骑驴翻山来卖菜的中年妇女或农夫。冬日的米科诺斯风极大，在坡路甚至险些被吹回来。在此岛跑时被叫住几次——他们根本搞不明白我为何特意跑着翻山越岭，所以把我叫住，问道：“喂，你这人，干嘛那么跑啊？”希腊人不但得闲，好奇心也强。

一天把我叫住的，是两个黑衣服中年妇女和一个戴帽子的五十光景男人，男人牵着驴，三人都像是普通百姓，晒得黑黑的，手脚粗壮。三人正站在小农舍门前聊天，我跑近时，他们停止交谈，照例点头、张嘴，怔怔看我。我察觉不妙，果然被其叫住，而且是在我跑出五十米远时从背后叫道：“喂，年轻人，这边来！”

英语虽很蹩脚，但毕竟是英语。得得，谁是年轻人啊——我嘟嘟囔囔退了回来。

“你好！”我寒暄。

“你好！”男子应道。

“你好！”“你好！”两个中年妇女开口。一个戴着似乎度数很大的近视镜，胖得大象一般。两人都十分警觉地定睛注视我的跑步鞋和T恤，像是说对此人马虎不得。

“呃——，你为什么在这条路上跑呢？”男子问。男子似乎担任发言人角色。

“因为喜欢跑。”我回答。同样的问话不知反复多少次了，这点儿希腊语早已倒背如流。

“那么就是说，”男子摸着腮胡继续问，“不是因为有事才跑的喽？”

“没什么事。”

三人对视一下，就我说的讨论一阵子。这时间里我或揩汗或观望周围景致，大体如此。风大，汗一凉就感冒，一心想跑。但话没说完，别无他法。

“往下跑去哪里？”男子接着盘查。

“超级天堂海滩。”我答道。

“那里够远的。”

“是啊，那倒是。”

“一直跑去？”

“所以说喜欢跑步嘛。”

“何苦非跑到海滩不可呢？”胖的那个中年妇女从旁插嘴。我心里叫苦，也许因为自己的希腊语不三不四，意思根本没有沟通。

“所以说喜欢跑步嘛，阿姨。”我也不厌其烦地重复。

“跑对身体不好。”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接了一句。

“是啊是啊。”胖的表示赞同。

跑对身体不好还是第一次听得的说法，但两个中年妇女显得相当认真，双双眉头紧锁。

“不要——紧，我有力气。”我半是妥协地做出身强力壮的样子。罢了罢了，瞧我在这等地方干的什么！

接下去我们为争取沟通努力了一阵子，可惜怎么都不顺利，就好像风大之日隔着一道山谷交谈。没有接合点。男的耸耸肩，摊开双手，像是表示莫名其妙。两个中年妇女宛如脖子不够长的长颈鹿，一个劲儿缓缓左右摇头。一阵沉默。驴瑟瑟发抖。

“嗳，进屋喝杯乌糟酒可好？”胖的中年妇女说。

简直开玩笑，跑步当中怎么能喝度数那么高的酒呢！真的什么都不懂。

“谢谢！不过还要往前赶路。”我笑着拒绝。

“乌糟对身体有好处。”戴眼镜的说。

如此下去没完没了，于是我就此打住，开步往前跑。跑了一程回过头去，见他们仍一动不动往这边看着。

在南欧跑步的第二个问题点，那就是狗。一来放养的狗多，二来狗也和人一样没有看惯跑步的人，我一跑就以为是什么怪物而随后追来。若是人，虽说有点麻烦，但总可以讲通，而狗则不可能。狗这东西通常不懂话语，也就是说道理讲不通。弄不好，性命都要出问题。

在希腊一个城郊被一条大黑狗追过一次，形势相当紧迫。周围没有人，好在正害怕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从我和狗之间穿过，得以化险为夷。

旅居西西里巴勒莫期间也为狗生出诸多烦恼。巴勒莫的赛马场旁边有一条非常不错的跑步路线，令人感激莫名。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从住处跑十五分钟的路上有数条放养的狗。观察其他跑步者如何处理，原来他们丝毫不当回事：全都开车赶到跑步路线那里，跑完又开车回去。我没有车，死活非跑到那里不可。加油站旁边养的那条白毛狗尤其品质恶劣，我每次跑过，它都不顾一切地从后面“汪汪”叫着追赶。必定在同一地方等我，必定穷追不舍。狗的主人一般也在那里，然而狗追我他也不怎么劝阻，只是呆愣愣的袖手旁观，我用只言片语和手势抗议也全然不予理睬。西西里人对于这种事十之八九态度冷淡而固执，甚至让人怀疑他是认为别人全部喂狗才好。

别无良策，开始几星期只好手拿护身棍奔跑。而这个也有这个的问题，这是因为，此时正在大张旗鼓地对黑手党头目进行审判。黑手党方面出于报复在街头开枪打死了几个政府官员。总之全城处于戒严状态，到处全是警察。警察全都身穿防弹背心手持自动步枪，神情高度紧张。而手持棍棒从中奔跑，无论如何都需要一点胆量。狗吓人，警察也吓人。

这样一来，往下只有两种选择：或放弃跑步，或同狗正面交锋。我当然选择后者。若是怕狗和文艺评论家，岂能写出小说——这么说是有点言过其实，但岂能败在狗手下的心情确是有的。

于是，一天我主动大踏步朝狗走去。狗与我面面相觑，一动不动。我弯下腰以“你敢咬我”的眼神狠狠瞪视，狗也并不相让，“呜呜呜”低声叫着以眼还眼，似乎在说“你想把我怎么样”。我如此动真格地跟狗吵架是头一次，因此一开始颇有些担心，不知战况如何发展。但不久我即确信获胜的肯定是我，因为狗的眼睛现出困惑的阴影——它是在为我主动出击而感到不知所措。这一来往下就简单了。不出所料，互瞪五六分钟后，狗一瞬间移开眼睛。我看准这一瞬间，从近至十厘米左右的距离冲着狗的鼻尖以最大音量吼道（当然是用日语）：

“你这个混蛋，看你还敢捉弄我！”

自那以来，白毛狗一次也不再追我了。我时不时开玩笑追它，它倒逃之夭夭。肯定是害怕了。这么着，追狗成了相当有趣的活计。

尽管为数不多，意大利还是有跑步者的，但气氛上意大利的跑步者同美国和德国的跑步者有很大不同，同日本也相当不一样。我跑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镇，但觉得意大利的跑步者作为先进国家恐怕还是属于相当特殊的那类。

首先一点，很俏。像我这样的，只要容易跑就行，一切由此开始。可是这里的人似乎不是这样，而首先讲究穿戴。这点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如此，各自下足了功夫，舍得花钱，而且确实像那么回事，令人叹为观止。若真有本事倒也罢了，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毕竟在上下身“华伦天奴”外面围着“米索尼”（Missoni）毛巾奔跑，端的非同一般。

意大利跑步者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少一个人单跑，一般都是几个人一起行动。至于是因为不擅长一个人做什么，还是出于容易感到寂寞的国民性，抑或由于说不成话觉得难受，我则无从判断。最初甚觉不可思议。跑步是孤独的运动——我无意这么装腔作势，和大家一起跑也全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一人单跑的情形实在太少了。在其他国家，感觉上大体八成是一人单跑，另两成是团体或复数，而这个国家，比例完全颠倒过来，全都嘻皮笑脸叽哩哇啦说着聊着跑步，样子极为开心惬意。一个人钻进附近树丛站着小便，那时间里其他人全都原地踏步，静等其小便结束。也罢，终究是别人的事，我不好说什么，只要人家觉得好就是，可是没必要小便都等的嘛！那一来岂不跟小孩子一个样了？若是美国人，想必不会等待。而德国人不至于跑步时小什么便。虽说同是跑步，但各国竟迥异其趣，看意大利跑步，深深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打仗很难取胜。

去二战激战之地马耳他旅行时，从马耳他人口中也听到同样的话。马耳他在二战期间一再遭受意大利的轰炸，但马耳他人对意大利人可以说丝毫不怀有恶感，因为几乎没造成损害。“跟你说，意大利人么，除了吃、闲聊、对女人花言巧语，其他没有卖力气做的事。”一个马耳他人告诉我，“轰炸马耳他的时候也不例外。飞得低怕挨高射炮，所以从很高很高的空中‘啪啦啪啦’扔下炸弹就回去了。那东西不可能打中，不是掉在海里就是落在荒郊野外，但对他们来说那就可以了。叫扔炸弹就扔了，扔了就算完事。因此，不管墨索里尼怎么狂喊乱叫，马耳他都纹丝不动。后来德国空军来了，这个厉害。急剧下降的轰炸机几乎贴到地面，炸弹全部击中，城市夷为平地。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是个好国家。”

我也认为确是那样。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是好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不至于无谓地跑步。

在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早上跑步，很有些像村上龙写的《纽约马拉松》。我实际在汉堡同妓女交谈过，她说她每天早上沿艾塞斯特湖跑步。因为我也跑这条路线，遂问跑多长时间。嗬，时间还真不算短。我说好厉害啊，她耸耸肩说“身体是本钱对吧”。对对，妓女也好小说家也好，身体都是本钱。

“你一个人跑？”我问。

“那当然。”她说。

喂，意大利人，听见了没有？人家德国就连妓女都天天跑步的哟，且是一人单跑！

一次偶尔看见一人单跑。也有默默跑步之人。不过一人单跑并不意味默默独跑，其中有讨人嫌的家伙凑到我身旁问我“喂跑多远”或要求“一起跑吧”，不胜其烦。明知我的意大利语不成样子，却在旁边边跑边喋喋不休。一开始我思忖这小子没准是同性恋者，但没给人那样的感觉，无非不说话就寂寞罢了。

活活要命。

南欧最不适于跑步的城市，不管怎么说都是罗马。不是说没地方跑，跑步场所完全有。例如波各赛公园，有极好的跑步路线，宽宽敞敞，景致也好，台伯河的河滨路也非常不坏，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到达那里的路途堪称地狱——大凡人行道都被所停车辆堵死，大街小巷到处是狗粪，汽车“嗖嗖”全速行驶，空气污浊，人头涌涌。我敢保证，没等跑到公园就已筋疲力尽。纽约通往中央公园的道路我想就够差劲儿了，但同罗马的混乱相比还算文雅的。

在罗马跑步另一点叫人心烦的，是满街乱窜的十几岁少年的恶劣表演。虽说恶劣表演，但并非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的高中生吸海洛因挥舞弹簧刀那种胆大妄为的恶劣，只是丁丁当当小打小闹讨人嫌，而且被彻底惯坏了。性也早熟，据报纸调查，几乎所有的调皮鬼在15岁就完成了初次性体验，只对这一件事表现热心。意大利的学校体制如何我不晓得，反正肩挎书包的高中生初中生大白天就在那一带无所事事地东游西逛，吸烟，一对对打情骂俏。这些家伙毕竟时间精力有余而钞票不足，每次我在其前面通过，他们简直就像正闲得无聊时来了个好欺负的傻瓜蛋，哇啦哇啦大声起哄，别提有多吵闹、多烦人了。

“喂——日本人，再跑快点！”

“喂——日本人，别跑了，来个功夫拳，功夫！”

“一、二、三、四！”

如此异口同声狂喊乱叫。有的模仿我跟着跑，有的死皮赖脸拉出功夫拳架式，有的只是一个劲儿上蹿下跳，同过去《人猿泰山》电影里的调皮猴子无异。知道他们没有恶念，并不怎么生气，但还是让人烦得不行。甚至有的家伙合唱《洛奇》的主题曲。日本的高中生基本不干这种傻事。我每次看见日本的初中生高中生，都觉得他们可怜——被考试、校规、课外活动、歇斯底里的教师等等紧紧五花大绑，如果可能，真想把他们从那种消耗中解放出来。而就连这样的我看见意大利的调皮鬼时都想掐住他们的脖子教训道“你们别老这么胡作非为好好到学校学习去也考虑考虑社会上的事”。

可是一一搭理这样的家伙也不值得，自觉犯傻，于是佯装未闻地赶紧走过。

坦率地说，罗马就像个巨大的乡间集镇。以作为大城市的信息量而言，比纽约和东京（甚至米兰）小得无法再小，而且落后。另一方面，罗马的小孩子们却给人以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之感。缺乏教养的调皮鬼每每令人心烦意乱（有两个甚至想一把掐死），但我觉得他们的眼睛要比竹下大街[4]上的孩子们平均线上的眼神灵动而光亮。用电影打比方，就是镜头剪接干脆利落准确无误，有一种拼命窥伺什么的气势。相比之下，东京平均线上的孩子眼神不是显得无精打采似乎在说“所以嘛这样就行了”，就是神经兮兮——就像用遥控器“咔嚓咔嚓”转换电视频道那样忙乱。他们或被城市信息量所抛弃，或拼死拼活紧追不放，而基本上找不见介于二者之间者，至少我有这个感觉。在这点上，罗马的淘气鬼们可谓悠然自得。因为几乎不存在非追不可的东西，且有趣的名堂相当不少，躺在广场上朝过路人来一句“喂老伯活得还好”也未尝不可。

外出旅行，在那里的城镇跑步是蛮快意的事。时速十二公里左右我想应该是观看风景的理想速度。开车速度太快而漏看小景物，轻微的气息和动静也失之交臂，一步步走则过于花时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各种各样的人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路的弯曲度、脚步的回声、垃圾的倒法，无不有所不同，不同得令人兴味盎然。我喜欢一边看如此城镇的表情一边悠悠跑步。全程马拉松诚然有趣，而这个也不坏。跑步之间会有一种实感：我是在活着，大家都在活着。而这种实感是很容易迷失的。

一如某种人去陌生地方必去大众酒吧，一如某种人去陌生地方必找女人睡觉，我去陌生地方则必跑步。只有通过“跑之感觉”才能领会的东西在这世上也是有的。

[1] 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后停止使用农历，但农历的有关说法仍然保留下来，此处“除夕”指公历12月31日。

[2] 指米其林（Michelin）轮胎公司主办的以星数评价欧洲的宾馆和饭店的旅行指南书。

[3] 东京港区的地名。

[4] 东京的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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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托雷克里

终于回到罗马。从西西里返回的一段时间里，就连罗马在我眼里也显得比较安稳平和，不可思议。我请朋友帮忙在罗马郊外找了一家名叫“比拉·托雷克里”的公寓式旅馆（residential hotel）。虽说是郊外，但距市中心坐大巴仅十来分钟。当然，我是说如果大巴好好跑的话。房间并不很大，客厅、卧室、小厨房、浴室。在此安顿下来后，暂时不刻意做什么，呆呆愣愣打发时光——正是旅行疲劳差不多浮出水面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个那个手忙脚乱之间，离开日本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气候、食物的急剧改变，身体感觉似乎已一点点发生变化，头发干干巴巴，浑身酸懒，眼窝下陷，脸皮肿胀。

一如名称所示，“比拉·托雷克里”是旧公馆改造成的[1]，带一个甚是气派的大院子。而且位于小山上（托雷克里乃“三座小山”之意），视野十分开阔，罗马全城尽收眼底。从房间窗口可以望见外交部、台伯河以及有足球场的奥林匹克运动场。有足球比赛的日子，“噢噢噢——”的欢呼声甚嚣尘上，上空还雾濛濛地笼罩着吸烟的紫色烟气。刚目睹时我还以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崩地裂的事情。

冬末至初春期间的罗马风景给人以极深的印象，罗马城简直就像小孩子耍性子似的要把缠在身上的冬天抖掉，这点同任何时节的罗马景致都不一样。奇形怪状的云气势汹汹地在空中飘移，在山麓蜿蜒流淌的台伯河无端地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我把桌子放在窗前，写作累了，就漫然望着这样的光景。为了纺织出文章，我自己的身体也像罗马城一样耍起性子。这个季节经常下雨，甚至不时下雹子（致使阳台上摆放的盆栽紫苏全军覆灭）。雨停时，云絮强有力地四溅开来——感觉上颇像很早以前的场面壮观的电影镜头——似乎只罗马才有的眩目耀眼的太阳迫不及待地探出脸来，将城市染成一片金黄。切切实实感觉到春天即将来临就是在这种时候。

不过，同如此漂亮的景致和庭园风情相比，建筑方面很难说有多么气派。说清楚些，已经摇摇欲坠，设备也有些粗糙。墙纸褪色，处处剥裂，电梯像得了肺结核似的“吭吭哧哧”，厨房换气扇出故障动弹不得，窗扇吻合不好，热水出不来，地板吱呀作响。原先大约是蛮不错的建筑物（甚至可能有情调）这点不难想像，但如今尽皆破败不堪。总而言之，这座旧公馆没有为使其原样保持下去而进行必要的修茸。据说，这里动不动就换经营者，致使管理不够到位。不过，只要不过于讲究，大体过得去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其优点首推幽静。作为我实在谢天谢地。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可以安下心写小说的清静环境。

小说初稿于3月7日完成。3月7日是个阴冷阴冷的日子。罗马人称3月为发疯月——风云突变，冷热无常，前一天还煦暖如春，过了一夜就倒退回严冬。这天我是早上5点半起来的，在院子里跑了一小会儿，而后连续写了十七个小时，于子夜前写完小说。看日记，到底像是累了，上面仅有一句“何其快哉”。

我给讲谈社出版部的木下阳子打电话，告诉她小说大致脱稿。对方说4月初博洛尼亚有个“绘本”展销会，讲谈社国际室有人参加，最好在那里交付原稿。我说自认为是一部极有意思的小说。“哦——，原稿纸有九百页？果真有意思？”她怀疑地说。此人疑心相当之重。

翌日我马上开始第二稿，把写在笔记本上、信纸上的原稿从头到尾重写一遍。四百字稿纸共九百页份量的原稿用圆珠笔全部重写下来，非我自吹，没有体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第二稿脱手是3月26日。由于想赶在博洛尼亚书展之前完成，争分夺秒往前赶，以致最后右臂都麻木了，几乎动弹不了。幸好体质上我从不肩酸，肩自是问题不大，但胳膊受苦了。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在地板上一下接一下做俯卧撑。写长篇小说是个消耗极大的体力劳动，其程度远在一般人想像之上，时下开始用文字处理机，变得轻松多了。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对第二稿进行细细修改。这也彻底完成，而定名为《挪威的森林》，已是去博洛尼亚前两天了。

在“比拉·托雷克里”写小说期间，除了小说我什么文章也没写。写信的气力都没有了，甚至日记都应付了事。接下去要为一家文艺刊物把这一期间的事写下来，较之随笔，更接近自白亦未可知。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对于我，写长篇小说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称之为日常性行为。打个比方，就好像孤身一人深入深山密林一样。没带地图，没带指南针，甚至食物都没带。树木如墙壁密不透风，硕大的枝桠重重叠叠遮天蔽日，就连里边生息着怎样的动物我都浑然不觉。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皮肤上不动，我持续感受着它的刺痒、它的讨厌的抠抓。在小说最后完成那一瞬间到来之前，这种感触绝不剥离。

总是这样，屡试不爽。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说得极端些，如果不使小说完成，那么准确说来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写长篇小说我都或多或少这样想，并且似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阅历的积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时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闭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这样想道：不行，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来，先去厨房往水壶灌水，打开电炉。这是为了做咖啡。我一边等水开一边这样祈祷：“拜托了，再让我多活几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的——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祷迟早被哪里的外星人获取，而从山顶上随意向很多方向持续发射信息电波的科学家。不管怎样，作为我除了祈祷别无他法，因为生息在这个不确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静想来，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现在都已经近乎奇迹。

这样，我一味胡乱祈祷。祈祷漫不经心的菲亚特别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飞，祈祷街头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摇来晃去的自动步枪别朝我突然开枪，祈祷公寓五楼阳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摆放着的花盆别瞄准我的脑袋滚落下来，祈祷精神异常者或吸毒成瘾者别突然发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进我后背。

坐在面对卡武尔广场（Piazza Cavour）的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蒸馏咖啡观望四周景致的时间里，我蓦然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此时在此地走动的人们，一百年后将荡然无存。匆匆向前赶路的年轻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车的小学生也好盯视电影院招牌的小伙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后恐怕都要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和现在同样的阳光一百年后必将同样照耀这座城市，和现在同样的风必将同样吹过这条街道。然而，位于这里的任何人都早已从这地表消失。

也罢，这样也无所谓，我想。纵使一百年后我的小说如死蚯蚓一样干瘪继而消失，我认为那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这并非什么问题。我所追求的，既非永恒的生又不是不朽的杰作。我追求的仅仅是此时此刻，仅仅是允许自己好歹活到把这部小说写完，如此而已。

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时间是凌晨3时50分。

当然外面还黑，到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用英语说就是“Small Hours”，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灵魂的黑暗”的时刻。如此说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是在写小说当中死去的。不过或许他还算幸福的，毕竟病情发作昏倒转眼之间就断气了，恐怕连考虑未竟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不，不对，倒地的刹那间说不定没写完的《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倏然掠过他的脑际。因为人这东西恐怕并非一下子就能死掉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很懊悔的事。那部小说已然在他脑袋里写完了，他只要把它变成眼睛看得见的形式即可。可是若提前死去，一切都化为泡影，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复原。

我凝视窗外的夜色，考虑了一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可以看见山脚下排列的街灯。街灯队列沿着台伯河徐缓地迂回着，一直向远方伸去。不时有车灯划着弧形消失在哪里。不闻任何声籁。岑寂。彻底的黑。就好像置身于深深的洞底。天空星月皆无，阴云密布，如被罩上了顶盖。我缩进沙发，舔一样啜了一口白兰地。这个时候喝酒太晚了，而喝咖啡又太早了。但一小口白兰地未尝不可吧。想听音乐，又怕吵醒老婆，转念作罢。何况，在如此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有什么合适音乐可听呢？

我在沉默中沉下身体。

3点半睁眼醒来是因为做了个奇妙的梦。太奇妙了，因而醒来。我因梦见什么醒来是极少有的事。我基本上不做梦，做也当即忘光。

所以我想趁还没忘时记录下来。如此明晰而有现实感的梦是不可多得的。是的，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梦比现实本身还明晰、还有现实感。

梦中出现一座空空荡荡的巨型建筑。天花板很高，俨然飞机库。里面空无一人。我的四周飘有一股血腥味。沉甸甸滑腻腻的气味以明确的比重如断层一般在建筑物内飘浮。每当空气缓缓卷起漩涡，那气味也如心灵体[2]那样移动，并且涌入我的口中。无可回避。它同空气一起不由分说地涌进来，我可以在舌尖上感觉出那气味的动态。气味进入我的喉咙，渗入我全身每一个细胞。我这一存在已经同化在血的滑腻腻的黏液中，无可奈何。

房间左边排列着被砍掉头的牛身，右边摆着被砍掉的牛头。好像刚砍下不久，头和身仍在接连不断地流血。哪一边都摆得井然有序一丝不苟。因此，被一分为二的牛们看上去十分安静，感觉上简直就像在沉睡时间里，被割麦一般飞快地——连感到疼痛的工夫都不给——砍了头。至少牛头似乎还没觉察到自己已从躯体切割下来，这点看它们的眼睛即可了然。不过它们就算觉察到也已无计可施——只能排列在那里持续流血。

五百个左右的牛头全部朝同一方向排列。何苦费这般麻烦呢？我不得其解。无论谁做，我想都耗时费事。

房间地板上有无数细沟，宛如叶脉。细沟汇集了牛们的血，注入房间中央一条大沟，大沟将集中的血冲入大海。建筑物外面即是悬崖，下面就是海。海已染成牛们的血色。

窗外有海鸥盘旋。数量奇多的海鸥，犹如飞蛾，数不胜数。它们聚来这里是为了牛血——吮吸沟里淌来的血，贪婪地啄食血中混杂的细碎肉片。当然仅此并不满足。海鸥在空中盘旋着窥视窗口。它们想得到更大的肉片，想得到身首分离的牛们以及我。它们不屈不挠地在空中盘旋，静待时机。

牛们定睛看我。地板上齐整整排列着的牛头，看上去仿佛经过品种改良的奇异的蔬菜。我可以清楚感觉出它们的视线。它们看着我这样说道：还没死！还没死！海鸥们则说：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醒来我马上看表。我出了汗。也许神经过敏，手心黏糊糊的，就像沾满血浆。我赤身裸体走去厨房，从电冰箱拿出矿泉水，倒在杯里喝了，一口气喝了三四杯。

此刻正坐在沙发上眼望窗外的黑暗。时针指在3点50分。

我不想死。

我闭上眼，想像自己死去的光景。所有肉体功能划上句号，最后一口气从肺部徐徐呼出。最后一口气比预想的硬得多，感觉上如同垒球从喉咙吐出，但到底出去了。死随即到来，缓缓地、然而确凿地。视野滞重，颜色摇曳，就好像躺在游泳池底。有人飞扑进来，水纹荡开，摇动光亮。但稍顷光也消失了。

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恺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无名贫民的尸体被投入台伯河中。卡里古拉[3]将所有哲学家处以极刑，尼禄[4]将基督教徒喂了狮子。

在清晨到来之前的这一短暂时间里，我感觉到这种死的高涨。死的高涨犹如远处的海啸摇颤我的身体。写长篇小说时常发生如此情形。我通过写长篇小说而一点点降到生之深处。顺着小梯子，一步又一步下降。然而越是这样向生之中心接近，我越是清楚感觉出死之高涨，感觉出就在前面很近很近的黑暗里，死也同时急剧地高涨。

去梅塔村途中

1987年4月

在博洛尼亚把《挪威的森林》的原稿也交了，决定慢慢休整一下身心。心情畅快至极，就好像一下子全部卸下背负的行李。

4月12日星期天，棕树主日[5]。乌萨科、乌比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去梅塔村游玩。梅塔村是个小村庄，位于罗马西北方向，开车需两三个小时。相当详细的地图上也找不到。由于在远离城市的山尖上，一般没有人特意前往。人口一千左右。村正中有个酒吧，卖一点简单的食品之类，此外概无店铺。村民的职业清一色是农民，一切自给自足，几乎用不着买东西，便是这样的村落。若问为什么特意去这样的村落，因为这里是乌比生身的故乡，在此长到16岁。父母仍在这里生活。“毕竟房租便宜得不得了，”乌比说，“一年的房租才三千七里拉。”

三千七里拉约合四百日元。

我以为听错了，重问一次，但仍是四百日元。

“父亲原先一直在村公所工作——退休很久了——后来也继续住在公务员房子里，可以住到死。在这点上，这个国家非常难得可贵。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说。

“我父亲的退休金比我的基本工资还多，不像话的国家！由于做这样的事，在财政赤字上已经破产了——等于国民从国民身上抢钱。”

“和日本相反，这方面。”

“是的是的，是相反。”乌比点头，“在这点上，我觉得日本人够可怜的。日本国家本身有钱，可是国民生活相比之下很难说多么富裕。休假少，地价高，纳税多。非我瞎吹，意大利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老实纳税的只我们这类公务员（他在外交部工作），其他人简直一塌糊涂。意大利经济一半以上是地下经济，国家掌握的资金动向估计不到整体的一半，所以意大利人每一个都比统计数字上的有钱，毕竟不上税嘛！上次你不是见到我妹妹玛利亚·露西娅了么，她在米兰税务署工作，她说那简直不成样子——去催交税款，竟然一个交的也没有，根本不打算交，鼻涕一把泪一把诉说自己过着如何如何苦的日子，交不起什么税款。意大利人在这类事情上真是能言善辩。玛利亚·露西娅也当真同情起来，说税款由我替你垫上，她也是有点莫名其妙，虽说是我妹妹。”（※一年后，玛利亚·露西娅因精神官能症住院）

“是莫名其妙。”我也赞同，“那地下经济，举例说是怎么回事呢？”

“啊，最大的是黑手党。”乌比介绍说，“这类组织意大利全国大大小小多的是。另外，这个国家的人，很多人有几种职业，我的同事中也很多。白天在外交部工作，晚间在托拉斯特拉（Trastevere）的爵士乐俱乐部吹萨克斯什么的。实际上白天在外交部睡大觉，哈哈哈。这些人根本不申报副业收入。社会结构也是这样子的。若是有哪个政治家要纠正这种结构，内阁第二天就得垮台，所以谁也不着手。国民任意而行。你瞧，全都有三个星期休假：暑假、圣诞节、复活节。一家老小每个星期都在高级餐馆吃饭，阿玛尼啦华伦天奴啦，尽穿花大钱的衣服……同日本的工薪层相比，你不认为过得阔绰？光靠工资那是做不来的。”

“像是蛮好的国家啊！”我佩服道。

“国家这东西，看样子要破产却怎么也破产不了的。”乌比俨然在讲别人的事。

在此进入收费公路，却不见收费站里有人收费，于是我们没交钱。

“收费员闹罢工，”乌比说，“动不动就来一次。”

如此罢工，自是难得。若是日本，这种时候想必是管理人员出来收费。

“墨索里尼是在大胆变革国家结构上唯一获得成功的政治家。”乌比说，“没有让国民说长道短，不那样就无法在意大利人面前搞像样的政治，因为发牢骚成了国民的买卖，一一听他们发牢骚根本搞不了政治。墨索里尼把黑手党都干掉了。他唯一的失败是夸大了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让意大利人打仗可就完蛋了。”

接着他开始谈论意大利人的事务处理能力和劳动积极性。

“春树，意大利地狱和德国地狱的故事可知道？”

“不知道。”我说。

“是这么回事，地狱入口有个传达员，询问死者：去意大利地狱还是去德国地狱？死者问有何区别，答说没有区别，都捆紧吊起来，一日三次把整个人往粪坑里泡，脑袋都不露。意大利地狱由意大利人操纵吊缆，德国地狱则由德国人操纵。你选择哪个？”

想了想，但想不明白。

“绝对要选意大利地狱。因为三次有两次忘掉，哈哈哈。”乌比笑道。此人说意大利人坏话时显得最为开心。我觉得好像很难说她妹妹就莫名其妙。

“跟你说，春树，你可晓得一辆大众车上拉四个德国人和八个犹太人的方法？”

“不晓得。”

“前排座拉两个德国人，后排座拉两个德国人，烟灰缸上装八个犹太人，哈哈哈。”

“哈哈哈。”

菲亚特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沿着免费的收费公路向西北行驶。我家老婆和乌萨克在后排座东拉西扯地说着女人间说的话。

派驻东京工作几年后返回罗马的乌比受了逆向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憎恨起罗马来了。

“如果有人想得神经病，就该到罗马来。我在这座城市磨损了生命，这里是地狱，不是人住的地方。除了罗马，我哪里都去。苏丹也好阿富汗也好洪都拉斯也好伊尔库茨克也好哪里都好，只想快快离开罗马，越快越好。日本不错，也蛮受女孩子喜欢。”（往后面瞥了一眼）“东西也好吃。六本木的‘田舍屋’让人怀念，贵是贵了些。”

“‘北国之家’如何？”

“唔唔，那里便宜，那里也不错。”他点头。“意大利大使一次去麻布一家小有名气的意大利餐馆用餐，先点了葡萄酒。不料男服务生这样说道：对不起，法国葡萄酒刚刚卖完，只有意大利的，请忍耐一下好吗？大使勃然大怒，哈哈哈，那是要发怒。随即掏出名片，说自己乃是干这个的。男服务生吓了个倒仰，天翻地覆！经理出来一遍又一遍道歉。整个大使馆捧腹大笑了好些时日。”

我甚至觉得意大利的公务员有可能整天讲笑话。

“事情是不怎么叫人开心，但大家不做工作是事实，的确不干活，无法置信。只考虑休假和吃喝。还有一点：麻木不仁。”乌比不悦地说，“前些天我感冒请假，第二天去办公室想用电脑调资料出来，结果所有数据都消失了，一塌糊涂！有人随便乱动，动错消掉了！居然有这么荒唐的事，这也算是外交部！”

乌比渐渐激昂起来。

“算了算了乌比，冷静些。”乌萨克从后面劝道，“乌比干活干过头了，像日本人。”

“不光这个，那些家伙还是小偷！”

“小偷？”我反问。

“是的。外务省不是有专为职员举办的晚会么？结果很多东西都不翼而飞，银器啦花瓶啦烟灰缸啦。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此句讲的是日语）！毕竟罗马是持续腐败了两千年之久的城市，腐败到家了！”

“乌比他时常这么激动的，一说起罗马和工作单位来。”乌萨克说。

“其实我并不是讨厌罗马这座城市。”乌比冲动地双手离开方向盘挥舞起来（意大利人常玩这手，令人心惊），“城市本身我喜欢，漂亮的城市。讨厌的是住在那里的罗马人。那些家伙全部送去撒哈拉沙漠就好了！粗俗、下流、没有知识，简直是野兽！”

“好了好了。”我劝慰道。

“傻瓜蛋！”他说，“罗马一个好印象也没给我留下。以前在罗马当过几年警察，开巡逻车取缔妓女。若是警察，优惠半价。”他往后瞥了一眼（未尝没有占便宜吧），“总之那时候我很孤独。”

“当警察了？”我回问一句。此人的半生甚是波澜起伏，新情况层出不穷。与众不同的人物。

“再以前在罗马一个富豪家里做过勤杂工什么的。”

“……那，现在可是外交部官员。”

“唔，角色够多的。反正，我在罗马总那么孤独。在罗马我就沉静不下来。说到底，我是个乡下孩子（country boy），归根结底。作为军事警察在波尔查诺驻扎过六年，那时很幸福。人们热情，女孩温柔（动不动就提女孩这点还是说明他是意大利人）。嗯，知道么，和波尔查诺的女孩约会，她们全都客气，只点便宜东西；同罗马女孩约会，那些家伙开口就要芝华士。”

“唔，明白。日本称之为‘混账女人’。”

“混账女人，”乌比重复道，“反正从波尔查诺返回罗马时我哭了，难过啊！从东京返回罗马也很难过。”

（※后来我去了波尔查诺，差不多同奥地利接壤，一座极好的城市。葡萄酒和糕点很够味儿。）

“但愿能早日离开罗马。”我说。

※

讲一下梅塔村。

梅塔是座历史可以上溯到11世纪的古村，最初在山顶尖上，1915年的大地震几乎毁了所有房屋，使村庄下移一百米左右。所以，山顶上基本原封不动地残留着崩毁的村落，一座仿佛画里的荒僻村落。

“村子孤立得很，村里的人过去几乎足不出村。”乌比说，“我母亲二战期间因为无论如何要买盐，骑着毛驴去过一次罗马。那以后四十年时间始终讲那件事，四十年！”

“听过六次了，我。”乌萨克说。

“二战的事讲起来像上个星期的事似的。”乌比说，“战争期间纳粹士兵跑进村来，以抵抗嫌疑把村里两个青年抓走了，他们再没回来。是觉得可怜，可是大家以严肃的神情一直讲到今天。难以置信。对了，还有，我16岁以前不晓得意大利存在意大利面条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梅塔村不存在意面，吃的都是母亲在家里做的面条，没那么圆，所以不晓得。难以置信。”

村子似乎妙趣横生，渐渐上了兴致。

梅塔村

驶离免费的收费公路前行不久，穿过一个铁道口，爬上山路。途中经过几座小镇。镇上的行人全部手拿橄榄枝——今天是棕树主日。我不明白棕树主日何以拿橄榄枝。可以看见山上有个小村庄。那就是梅塔村？我问乌比。

“No，那个小村子叫佩斯基拉。梅塔人管那里叫中国（基诺）。文明不发达，走路姿势怪异。”

“文明？走路姿势？”我吃惊地问。

“是的，同佩斯基拉相比，梅塔算是大都市了。这走路姿势嘛，的确走路姿势不一样的。因此，无论去世界什么地方都一眼就可看出佩斯基拉出身的家伙，一看走路便知。就是说，走路的样子很怪，步步紧挪，腿有点儿弯。”

“走路姿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不是相距很近的吗？”

“嗯，相距不出一公里。”他说，“但高度略有不同，地形也不同。所以，年长月久，腿就依照地形变弯了，走路姿势截然不同。反正就是不一样，看了你就知道。”

我半信半疑，但乌比说得极为认真。大概真有其事吧。

“佩斯基拉村的上面是梅塔村？”我问。

“不，那上面还有一个小村子，叫圣萨维诺，没有梅塔文明开化。人口三百左右。梅塔和圣萨维诺倒是相距仅仅二百米。”

“那，走路姿势当然也不同喽？”

“当然不同。”他做出理所当然的神色，“在梅塔村，人们全都嘻嘻哈哈模仿圣萨维诺那伙人的走路姿势。衣着不同，说话方式不同，想法和世界观也大大不同。”

老实说，我渐渐头痛起来。

“这不是说谎。”乌比说，“你问玛利亚·露西娅好了，她完全可以作证。因为千真万确。”

乌比的父亲即是这圣萨维诺出身，母亲是梅塔人。尽管相距不过二百米，但是梅塔人和圣萨维诺人通婚似乎鲜有其例。结婚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双方亲戚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双方亲家也都极度讨厌对方的村子。意大利实在是个复杂的地方。

“我父亲嘛，至今仍在圣萨维诺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小屋，一有什么就跑去那边，死活不回梅塔。”

“那样的两个人怎么结婚了呢？”

“不大清楚。”乌比摇了下头，“结婚前互相厌恶，毕竟是梅塔和圣萨维诺嘛！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厌恶变成了爱情。”

“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了，那是1939年的事，两人之间萌发了爱情。不料战争爆发了，父亲当时是法西斯党员——那时公务员差不多都是法西斯党员——立即被派去前线，25岁的时候。先在希腊作战，后在阿尔巴尼亚作战，接着去南斯拉夫，直打到1943年。1943年巴多里奥内阁向德国宣战，他被德军俘虏，送到埃森收容所，在那里待了半年，还被送去哪里的煤矿强迫劳动，最终被盟军解放，得以返回意大利，已是1946年的事了。”

“够受的啊！”

“那也不是的。”乌比说，“父亲说他蛮中意收容所，食品配给确实少，好在他本来就饭量小，没觉得怎么难以忍受。再说德国人都很地道，好像过得相当快活。他说比什么梅塔村好得多。哈哈哈。至今仍不时怀念起收容所。”

莫非真有人中意战俘收容所？“听起来人好像有点儿特殊……”我试着确认。

“是的。没准真有点儿特殊。圣萨维诺的人都有些乖僻。”

果然。

“七年都没回来，村里的人都以为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一直等他归来。”

“爱的缘故。”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父亲至今仍为此气恼，说本来不用等的，我好不容易去战场游花逛景回来了，竟有人半死不活地等着，以致自己又不能结婚。四十年来一直为此嘟嘟囔囔牢骚不断。我想大概是出于乖僻。母亲也同样气恼——辛辛苦苦等着，回来时脑袋却比以前还莫名其妙。跟你说，梅塔出身的人比较认真、虔诚、一丝不苟。相比之下，圣萨维诺出身的人多少玩世不恭、疑心重、嘴上没德。”

“乌比他就很有这种性格。”乌萨克说。

很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家。

首先在圣萨维诺下车。较之村，更接近于集中居住地，只有田地和房子，其他一概没有。看了乌比父亲的“小屋”，很简单，就像在葡萄酒库里安了张床。人住的痕迹的确有。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桶堆了很多很多。一条大白狗箭一样跑进来，贴在乌比身上撒欢儿，我一伸手又过来撒娇。

“这条狗，看见人一个接一个咬过去。”乌比说，“圣萨维诺的狗嘛，性格像我父亲。不过它会看人的，不要紧，不必担心。”

小屋周围有小葡萄园、田、畜舍。乌比父亲不在的时候，由这条名叫托邦的狗看家。狗舍前放一个食盘，里面有里加特尼（大些的通心粉）、西红柿、香肠。意大利狗吃通心粉。

畜舍里面有兔、鸡和鹅。畜舍是石头砌的，没有窗，里面黑漆漆的，全在黑暗中静静待着。大兔守护着小兔，警觉地窥看这边。鹅一边“呱呱”叫着一边扑楞翅膀。鸡睡眼惺忪地一动不动地蹲着。全都是为吃肉养的。

“时常勒死兔子来吃。”乌萨克说，“母亲往死里勒，然后剥皮吃肉，兔眼珠掉在厨房台面上。我对这个受不了的，昨天还一起玩的兔子活活弄死端到餐桌上！可是母亲说怎么可能和兔子玩呢，不信不信。意大利人是不和兔子玩的，的的确确。”

从圣萨维诺沿着二百米长的坡路走去梅塔。确实只相距二百米。世界观、衣着、走路姿势和思考方式果真不一样？

不错，梅塔是比佩斯基拉和圣萨维诺大，而且像模像样。至少这里有街道。还有教堂，有告示板，有广场，有前面说过的小店。

“大都会吧？”乌比终于笑了。

乌比的母亲站在乌比家门前等着。

“她一直那么站在那里等我们来的。”乌萨克说。

“一直？”

“一直。意大利人的母亲都那样。”

乌比的母亲同乌萨克接吻。乌比则没任何表示。“我不喜欢那么无谓地抱着‘吧叽吧叽’接什么吻。意大利人总干这种事，所以渐渐变得不文明开化。接吻啦拥抱啦我一概不做。”此人到底有点儿特殊。

乌比的母亲个头虽小，但一看就知是个很有主见的典型的意大利式母亲。她把我们让进屋内，马上开始做午饭。菜有意大利云吞番茄酱、蔬菜色拉、煮青菜花、煮洋蓟、煮马铃薯以及两道肉菜，十分可口，全部是自家产的。饭做好的时候，乌比的乖僻父亲巴蒂斯塔回来了。此人是不折不扣的酗酒者，从早到晚葡萄酒喝个没完，饭也不正经吃，鼻子红得像圣诞老人。

“那个地方放的那些葡萄酒桶，都是他一个人喝的。一塌糊涂，活不多久了。”

“你们是在说我的坏话吧？”巴蒂斯塔说。虽然不懂英语，但说自己坏话这点还是听得出的。

“哪里，在讲托邦呢。”乌比遮掩过去，“托邦和他们混熟了。”

“上个星期喂了两个日本人，满足了，暂时不会吃日本人。”巴蒂斯塔说。有其子必有其父。

巴蒂斯塔“咕嘟咕嘟”一口接一口喝葡萄酒。的确能喝。我给他倒了一杯，他这才高兴地咧嘴一笑，然后只管绷脸坐着。他自己不倒酒。前不久中风摔倒一次，按理不该再喝酒了。

不过葡萄酒的确够味儿。虽然醇厚谈不上，但非常爽口、有香气。是酿好刚刚开桶的那种香气。我也喝了不少。炉子里有火，“哔哔剥剥”发着响声。虽说已是4月，但山上相当冷。

吃完饭，乌比邀我一起去酒吧。意大利的乡间酒吧，其作用同希腊的咖啡馆、英国的大众酒吧差不太多。梅塔的酒吧里聚集着村里所有的男人。星期天下午村里的男人不能待在家里。这个下午女人在家做针线活，男人聚在酒吧里喝啤酒、打牌或这个那个聊男人之间的话题。自古以来就是这个习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惯。像我这样认为星期天午后在家里悠然自得地看厄普代克新小说更好的人，在讲究男子汉气的意大利是活不下去的。不用说，酒吧里面没有女客，清一色男人世界。有吧台，有电子游戏机，尽头有餐桌。不时有小孩子拿零钱来买糕点之类，也有来找父亲回家——大概有什么事——的孩子。

我在这里被乌比介绍给他的两个哥哥。他大哥叫菲利普，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甚有长兄气度，只是眼神有点儿神经质。他是个成功的贸易商，特别有钱，坐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典型的成功人士。老二名叫罗伯特，身材削瘦，感觉同菲利普截然不同。此人是地方议会的议员，前不久在村里的广场修建一个漂亮的喷水池。“难以置信吧？”乌比说，“在这种地方建喷水池到底有什么用呢？可是村里人为此欢天喜地。莫名其妙。我是理解不了。”

总之这就是他的两个哥哥。两个都住在梅塔村附近，横竖离不开梅塔村。

“离梅塔村越远，两人越没精神。典型的意大利人。生身故土最好，母亲的通心粉最好。”乌比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菲利普正好有事来了日本。整整三天除了啤酒和三明治他什么也吃不下去。来日本喝啤酒吃三明治，而且是三天！难以置信。”他总是难以置信。

离开酒吧，去看乌比母亲娘家的房子。很大的石头房子，进了门，见房梁上吊着好几个硕大的火腿。这里住着两个独身的伯母。一座空空荡荡的旧农舍。里面有个秘密小房间。打开秘门，闪出大壁橱大小的空间。

“二战期间，这里藏过一个意外进村的英军飞行员。”乌比说，“母亲一家照料着他。纳粹来搜查，但没找到。那些家伙因此带走了村里的年轻人。”

“那个飞行员后来怎么样了？”

“战争结束后平安回英国去了，再也没有音信。村里人都非常关心那个飞行员的下落，几年前我去英国时托我去见那个飞行员。费了不少力查出他的住址，和我说话时他‘啪哒啪哒’直掉眼泪——想起了梅塔村。”

“他不想再来一次梅塔村？”

“好像不想。为什么我不知道。”

人想必还是有各种各样心曲的。

※

傍晚，梅塔村越来越冷了。乌比、他母亲、乌萨克和我们夫妇爬到山顶看古村遗址（巴蒂斯塔喝得酩酊大醉，缩回圣萨维诺那个隐身之处去了）。触目皆山，就好像《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里的风景。除了山没有别的。山坡上点点处处紧紧贴附着梅塔村这样的（但世界观和走路姿势不同）小村庄。冷飕飕的风呼呼吹过废屋四周。我由衰感叹：德军居然来到这样的地方！德国人大概确乎是凡事认真的种族。

“看见那里的山了吧？”乌比用手指着说，“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世界尽头，实际上也谁都不晓得那对面有什么，谁也没告诉过我。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世界尽头，而这里的梅塔村是世界中心。”他在风中叼一支烟点燃。“难以置信。”说着，他笑了。

[1] 比拉（Villa）意为“公馆”。

[2] ectoplasm，鬼神附体者身上释放的一种物质（心灵术用语）。

[3] kaligula，古罗马皇帝。

[4] Nero Clandius Caesar Augustus，古罗马皇帝、暴君。

[5] Palm Sunday，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前最近的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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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

1987年4月

复活节周末去希腊旅行。在意大利住了一些日子之后，开始分外怀念起希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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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确有许许多多国家的背包客。从人数多的排列起来，德国人（世界上最喜欢旅行的德国人）、加拿大人（世界上最闲的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闲得似乎仅次于加拿大人）、美国人（近来少多了）、英国人（脸色基本欠佳）、北欧三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往下是日本人。没有一一确认或统计过，但大致说来怕是如此。德国人一看脸就晓得，装备也最威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把国旗缝在背包上，一目了然。北欧人除却德国人的威武，透出几分耽于冥想的神情。法国人脸上总好像带一点嘲讽意味，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则似乎多少愿意与人亲近。在这些人包围中显得有些不舒服的（不过本人大概自得其乐吧）是英国人。当然这是一般印象，例外数不胜数。不过长期旅居欧洲，渐渐可以分出对方是哪国人。

不料，不知何故，压根儿见不到意大利背包客，一次也没遇上。匪夷所思。我遇上了波兰背包客，遇上了韩国背包客，甚至遇上了坦桑尼亚背包客，然而从未遇上意大利人。

我想这恐怕不是我运气不好。因为不用说，意大利人也应当背起行囊旅行的。迄今未同他们相逢估计是偶然性造成的。想必我总是阴差阳错地同意大利人走不同的路——我去那边时他们来这里。

不过，纵然把这种偶然性充分计算进去，我想意大利人不那么中意背包旅行是毋庸置疑的。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旅行形态似乎不为他们所青睐。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囊一步一挪地徒步而行，有时只靠面包、奶酪和苹果过一个星期，有时在没有热水的旅馆里听着“咣当咣当”的门声入睡——北欧人比意大利人远为适合这样的旅行，我觉得。

北欧人，他们旅行的确是为追求艰难、贫困和苦行。不是谎言。这确实是他们的追求，简直就像中世纪各国的行脚僧。他们似乎相信体验如此旅程对其人格形成是极为有效而有益的。他们几乎不花钱、不住旅馆，为寻找二百日元的便宜旅馆而不惜在街头转两个小时。他们的自豪在于经济效率，一如汽油费。用尽可能低廉的费用去尽可能远的地方。他们结束如此漫长的苦行僧般的旅行返回故国、走出大学、步入社会，而且——举例说——作为股票经纪人取得成功，结婚，子女也茁壮成长。车库里停着奔驰、沃尔沃和两用面包车。于是，这回他们为追求完全相反的经济效率踏上旅程——怎样慢慢悠悠花钱怎样舒舒服服旅行。这是他们新的经济效率。

这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的人生方式。

意大利人不然。他们不太那样去想，那不是他们的人生方式。他们忙于考虑午后的通心粉、米索尼衬衫、身穿黑色紧身裙上楼梯的女孩、新型阿尔法·罗密欧的变速等等，没有闲工夫一一搞什么苦行。非开玩笑，确实如此。

前言写长了。我第一次看见意大利背包客，是在从意大利南岸港口布林迪西开往希腊帕特拉斯的渡轮上。那是复活节周末，船上挤满去希腊旅行的年轻人。许多国家的背包客聚集在甲板上。其中意大利人相当不少。船上的意大利背包客活像挤进刚刚从井口上来的矿工队列的芭蕾舞演员，一眼即可看出。以下4点尤其显眼：

①粗声大气。②举止粗俗。③衣着时髦。④大吃大喝。

其他国家的背包客已经累了或者正为前面路途的劳累蓄精养锐而老老实实待着（总的说来，再没有比背包客更老实的旅行者），单单意大利人吵吵嚷嚷。不过这也罢了，他们毕竟是背包客。背负行囊，脚上是旅游鞋。我心想，原来意大利人也像模像样穿旅游鞋。

不料到达帕特拉斯港才看明白，原来他们只是背着行囊罢了，根本不是什么背包客。一下船，就七嘴八舌说着叫着，乘上旅行团大巴一忽儿跑去哪里不见了。而背包客当然不会乘什么旅行团大巴。

意大利人。

下面说我们。我们到帕特拉斯是4月18日星期六，复活节的周末。入住港口附近一家名叫阿多尼斯的旅馆。并非想在帕特拉斯住下才住的，因时间关系，当天转去雅典不太容易，只好在帕特拉斯住一晚上。帕特拉斯是座缺乏情趣的城市，几乎令人窒息。只有港口和火车站，旁边松松垮垮排列着楼房。连狗都愁眉苦脸。餐馆服务态度差味道也差，差得同上野站周围不相上下。在街上行走之间，渐觉心灰意冷。街上气氛就像被祖国驱逐的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二流作家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一边住下来的城市。顺便说一句，这里正在办电影节，其中有大岛渚[1]的电影专场，招贴画上写道将举行有大岛渚参加的学术报告会。我不由为之一震，但没必要跑来帕特拉斯看大岛渚的电影，遂作罢。

在帕特拉斯发生了几件事。

首先，立柜的钥匙断了。要出门时把照相机什么的放进立柜锁上（立即上锁是意大利生活后遗症），回来一开就断了。不是我特意拧断的。走进房间，从衣袋掏出钥匙，以一、二、三那样的感觉随便一拧，结果钥匙“咯嘣”一声断掉。就像酒吧里作为下酒菜端上来的有些受潮的格力高（GLICO）百奇巧克力，一下子就断了，断得利利索索，无任何前兆，无任何牵连。我手中只剩下黑乎乎寒伧伧的钥匙的一半，另一半剩在锁孔里。

我去旅馆服务台告以情由。服务台坐着一个看上去二十五六的女子，亲切，但长相薄幸声音亦薄幸。我告以钥匙折断以后，她的薄幸目录上又加上了新的一页。长相委实薄幸。我心里万分歉疚。我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嗫嚅着自言自语“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钥匙自己断的。

“请稍等一下，马上派负责人去。”她以薄幸的语声说。随即叫负责人。所谓负责人，就是女佣大妈。她敲我们的房间，敲得很有力。开门一看，一个很健壮的矮个子阿婆立在走廊里。她照例只会讲希腊语。我出示折断的钥匙，说“钥匙、不行、打不开”。她猛拉立柜门，拿脚踢，用身体撞。立柜“咔嚓咔嚓”摇晃。我不安起来：里面的照相机不要紧么？而门偏偏不开。

“这就拿工具来。”她说。听得我放下心来。一开始就该拿工具来。岂料她拿来的工具竟是石块：葡萄柚那么大的石块，要用来砸立柜的拉手。总之声音惊天动地。过去我不知道，用石头砸立柜拉手实在是非常吵闹的活计，以至旅馆其他客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全部过来察看。她“吭唷”、“混账”一声声吆喝着连续用石头击打立柜。不一会儿，石块一分为二。立柜也好拉手也好锁孔也好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门仍未开。这让我联想到只在书上看到的对古代文明的屠杀，联想到迦太基的毁灭、印加人大屠杀和撒马尔罕的陷落。

“事态怕是比刚才更糟了吧？”老婆说。

“我也那么觉得。”我说。

“找专家来难道不好些？”

“复活节的周末，不会来的。”我说。在这复活节的周末，开锁专家岂肯一个电话就能请来？什么也没有的平时都大可怀疑。

如此议论之间，大妈手持新石块回来了。这回是敦敦实实的大理石块，一看就无坚不摧。大妈出示给我们，自豪地微微一笑。我们只好报以一笑。此外有什么办法呢？

大妈随即精神抖擞地开始屠杀立柜。就像电视剧《蝙蝠侠》那样“CRASH！BOOM！BLITZ！[2]”叫着大砸特砸。木屑飞溅，柜门砸出一个大窟窿，我们终于取出照相机。倒也简单。不过我想，往下住这房间的人看见立柜门上的大窟窿会做何想法呢？如此说来，我——转念想道——在其他旅馆好像也见过类似的窟窿。

那位大妈半夜12点再次“咚咚咚咚”大声敲我们房间的门。我睡得正香，迷迷糊糊走到门那里打开。这回她抱来的不是大理石，而是带有复活节鸡蛋的面包。“复活节快乐！”说着把面包递给我。这时，港口停泊的轮船一齐“哞——”一声拉响汽笛：“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全希腊要烤几万只羊，整只羊串起来架在火上来回旋转着烤。人们聚在院子里，一齐烧烤可怜的羊。油“嗞嗞”滴落下来。春天来到希腊。

我们看着家家户户院子里烤羊的光景，乘大巴一路向雅典赶去。星期天清晨，天气好得出奇，正好烤羊。

大巴在科林斯运河那里停下，乘客们下车休息十五分钟。我们一边望着运河，一边嚼着昨夜旅馆大妈送给的复活节面包。面包正中有一个涂成红色的煮鸡蛋。“吧唧吧唧”嚼完面包，剥鸡蛋吃了。阳光暖洋洋的，感觉上简直就像来郊游吃盒饭。大巴乘客全部是希腊人，外国人除了我们只有一个单独旅行的小个子英国女孩，她说去了在德国认识的一个熟人那里，从那里坐火车转来这里的。“来找好阳光的。不过，假期已经没了，准备乘今天下午的飞机回伦敦。阳光差劲阴惨惨的伦敦，大学里的课，得得！”她笑道。随后我们又上了大巴。

阳光好的国家——希腊。

时不时有什么毛病的国家——希腊。

我们大巴的引擎跑到距希腊十五公里的地方死掉了。死得利利索索，“咔”一下子。司机和乘务员活像盯视突然倒地咽气的老马的御者，木然抱臂看着彻底沉默的引擎。什么也不做，光是注视。“我们怎么办呢？”我问乘务员。

“不知道。”乘务员沉下脸说，缓缓摇了两下头。英国女孩和我们不再对大巴抱有希望，赶紧拦住一辆出租车。我们可没工夫慢悠悠哀悼引擎之死。再说女孩要赶下午的飞机。我们钻进出租车离去时，司机和乘务员仍全神贯注看着引擎不动。

1987年复活节的周末，死了相当不少东西。

数万只羊、阿多尼斯旅馆的立柜、开往雅典的大巴的引擎。那不是我的责任。

从米科诺斯去克里特岛、浴缸之战、101号酒宴大巴的光与影

复活节时的雅典暖融融的，正适合穿短裤和T恤。在公园悠悠散步之后，因无事可做，便在欧摩尼亚广场附近的电影院看《野战排》[3]（后面座位上的一个流里流气的大块头黑人亢奋地一个劲儿狂喊乱叫什么“fuck it fuck[4]”），吵得不行，根本谈不上看电影看报纸，上面报道说，一个专门杀害有钱人抢夺钱财的杀人团伙在雅典被逮捕。至今他们已经杀害了七个有钱人。其中一个竟是欧摩尼亚广场乞讨的失明乞丐——行乞几十年，因此成了大富翁。一塌糊涂。城市里发生的事五花八门。另外，同一家报纸还报道中曾根康弘去美国会见里根总统，以及“一美元兑换一百三十七日元”。

由于复活节的关系，雅典街上空空荡荡。人们不是回老家就是出门旅行了，商店大多落着铁帘门，街道没有活气。男服务生们无可奈何似的招待客人。常去的便宜餐馆关门了，只好去普拉卡附近面向外国人的餐馆吃饭。味道固然无可挑剔，但看付款单，上面有所谓“多隆”（DRAWN）一项，要另外加钱。这东西从未见过，于是叫男侍应生过来询问。对方说是复活节期间官定特别费用，类似日本的正月费用。加收百分之七。不仅餐馆，出租车也加收。也罢，既是官定费用，倒也算是“阳光付款”。

在雅典消磨了两三天时间，然后又乘镀锌铁罐般的飞机去米科诺斯。因为想见一下久违的范吉利斯，同时也想看看春暖花开的米科诺斯。范吉利斯仍然悠哉游哉地继续做工，管理员室的金丝雀已经生了小金丝雀，常来家里玩的母猫听说生了四只小猫。我在意大利买了儿童皮鞋作为送给范吉利斯的孙子的礼物带了去，递出的时候，范吉利斯甚是欣喜。“跟你说春树，退休金真的快了！”范吉利斯拍着我的肩兴冲冲地说，“退休金终于要下来了。这回不用干也可以了。干到夏天，秋天就不干了。往下舒舒服服过日子！”

那好啊，我说。范吉利斯像以前那样为我们做了浓咖啡，吃午饭的时候甚至把太太玛利亚做的盒饭分给了我们。这东西真是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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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糟糕的是，我们到达的第二天，米科诺斯就彻底返回了冬季。我打算畅游一番，带了游泳裤来，但风又猛又冷，根本谈不上游泳，甚至日光浴都无从谈起。雅典的温暖魔术一般变成了寒冷。米科诺斯人也都说“直到昨天还热得异乎寻常呢”，他们也浑身发抖。得得，只好在房间里看书，或翻译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富家子弟》（Rich Boy）。结果在米科诺斯待了十来天。

相隔很久我重读了卡赞扎基斯的《希腊左巴》，于是特别想去克里特岛。众所周知，克里特岛是《希腊左巴》的舞台。卡赞扎基斯出生于克里特岛，因而他怀着极深的挚爱之情（有时转变为扭曲的憎恶）描写了此岛的风土人情和男男女女。从米科诺斯到克里特乘飞机瞬间可达，那么就去一趟克里特好了。至此为止，进展照例顺利。

不料，往下就没有想的那么一帆风顺了，因为那场臭名昭著的米科诺斯飓风（J·G·巴拉德式、世界末日式、隐喻式、神经质式的飓风）几乎一刻不停地呼啸。反正从早到晚刮个没完没了。无论飞机还是轮船都停运了，没有进岛航班，亦无出岛航班，总之彻底孤立，惟有风肆无忌惮地呼呼大刮特刮。不具有一定重量的物体统统被吹去天涯海角，草木如蒙克[5]的画一般变得七拧八弯。天空被染成阴郁色调，灰色的云犹传递坏消息的使者飞快赶来又飞快离去。海面白浪滔天无边无际，渔船系在港里百无聊赖地“咔嗒咔嗒”摇晃着桅杆。几乎看不见行人身影。人们闷在总好像有点神秘意味的俨然白色糕点盒的房子里，紧紧关门闭户。至于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我则不知其详。或织东西，或看书，或看出租录像带——也就干这些吧。反正闭门不出。只有狗和海鸥不在乎什么风，在地上和空中旁若无人地跑来蹿去。

别无良策，只能在寒风呼啸不止的米科诺斯再等三天，等飞机起飞。没什么可做，也没心绪做什么，闷在旅馆房间里静静观望窗外罢了。而且冷得不行。

由于太冷了，遂求旅馆主人借状如抛物面天线的超旧型电热炉一用（可要瞒着别人哟！毕竟大家都冷得不得了。只偷偷借给你的）。在电热炉前瑟瑟颤抖着熬过一夜。如鱼市一般湿冷湿冷的风从窗缝飕飕直吹进来。

和我们同样困在旅馆里的还有两个背包旅行的荷兰女孩（两个都练就紧绷绷的体型，足可胜任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对手）、一对举止高雅文静的法国老夫妇、不明国籍的年轻男子（此人连续两天凌晨4点回旅馆“咚咚咚咚”猛敲已经锁上的旅馆大门，旅馆主人不起来，客人中的一个嘟嘟囔囔起身出去为他开门。如此风急月黑之夜在哪里干什么了呢？），此外还有一个持智利护照的谜一样的中年男人。他寡言少语，一个人安静地喝炖菜汁（Stew），仿佛格雷厄姆·格林[6]小说出现的那种类型。这些人在飓风中的米科诺斯寸步难行，在这小山顶上的旅馆里。

也罢，毕竟风云突变，飞机不起飞自是奈何不得，对此我不再多想。问题是飞还是不飞总也没个明确消息，去港口附近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询问今天飞机飞还是不飞也全然不得要领，老是回答“那种事我也不知道”。万般无奈，便提起行李搭出租车花二十分钟跑去机场，两三个小时坐在候机大厅等待有无航班的通知。得知还是不飞之后，又提起行李返回。如此持续三天。不用说，这是相当折腾人的。在机场逮住航空公司负责人询问也问不出像样的答话。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越被大家问越是慌乱。依我观察，希腊人是比较容易慌乱的种族。千方百计把事办好的意愿是有的，但事态稍一复杂，就变得慌手慌脚，有时开始发怒，又有时情绪低落。在这点上，意大利人正相反。意大利人从一开始就缺少把事情办好的意愿，因而即使不顺利也很少慌乱。至于喜欢哪一种，那纯属爱好问题。

如此这般，在机场候机大厅坐立不安地过了三天。也遇见了几个日本人，交换了信息。一个是必须接一家杂志摄影组的负责协调的男孩，因为不知来还是不来，只好在机场不屈不挠地等待来自雅典的航班。我觉得不忍，便将手上的最新一期《焦点》（FOCUS）给了他（至于我何以有那种东西，解释起来话长，此处从略）。其余两人是讲关西话[7]的女孩。诉说从雅典起飞的航班已经定了，这里却飞不过去，急死人了。那是要着急的，我想。一如绝大多数两人结伴旅行的女孩，一个俨然发言人（Spokesparson）口若悬河，一个在旁边面带微笑，一个瘦尖尖的，一个胖乎乎的。

第四天早上，风终于止息。5月2日，星期六，风丝皆无，波平如镜。风一旦消失，就彻底消失，没有所谓中间过程。我们提起行李赶到机场，钻进较之飞机更像是退役的超旧型潜水艇的双引擎飞机。乘客共八个人。初次目睹希腊国内航线航班的人心里想必生疑：喂喂，这种白铁罐似的东西真能载人升空？不过别担心，照飞不误。毕竟袭断希腊国内航线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以少有事故闻名。但若让我发表个人意见，这一事实恐怕不能证明奥林匹克航空公司技术有多么出类拔萃。这是因为，这家航空公司天气稍微不好就取消航班，此外还动不动就罢工。较之飞，莫如说以不飞闻名。但不管怎样，没有事故总是可喜可贺。

※

到达克里特。伊拉克利翁过而不入，乘大巴朝南海岸进发。以前我来过一次克里特，那时看了克诺索斯宫殿，那东西不值得看第二次（总的说来我对古迹没有兴趣），统统一路通过，径直向南。克里特南岸不远的对面即是非洲，加之季节已是5月，我们打算美美畅游一番。然而正如此次旅行的打算多数落空，这个打算也化为泡影。5月的克里特同5月的江之岛海岸[8]气温上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跑来克里特的呢？跑来克里特到底为了什么呢？

也罢，来了就是来了，反正。

从伊拉克利翁开来的大巴翻山越岭，穿峡过谷，跑过只有葡萄园和橄榄园的平野，傍晚开到一座名叫阿基亚·加里尼的不大的港城。导游册上介绍说阿基亚·加里尼是一座珍珠般美丽的海滨城市，而我们对这一说法不能不多少怀有疑念。在我们眼里，阿基亚·加里尼看上去不过是个一副寒酸相的二流观光地。这么说或许过于苛刻，因为这样说起来，克里特岛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成了寒酸的二流角色。不过，在克里特街头转上几天，这种“寒酸的二流性”便渐渐和身体亲和起来，心情亦随之放松下来。这也是克里特的长处。这座岛至少眼下还不是赶时髦的效益型机械观光岛。

反正到了阿基亚·加里尼。事先晓得傍晚到达，旅馆已经订了，而且是在有巴士接送的正正规规的旅馆住两晚。毕竟我们已有三个星期没好好泡过浴缸了，所以委托旅行代理店的约翰，由他预订保证有像样浴缸的旅馆。

岂料，从港口爬五分钟坡路到那旅馆一看，大厅黑乎乎的，不见人影，但闻用大锤子砸碎什么的“咣咣”声一阵紧似一阵。一种非常不吉利的预感。按了几次铃，出来一个六十上下的秃脑瓜子矮小老伯，口称“guten Abend”[9]。原来这老伯只会讲希腊语和德语。我的希腊语实际上停留在基础水平，德语仅在大学学过，早已锈迹斑斑近乎解体。不过勉强可以沟通。老伯说的大致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1）对不起，正在施工当中，热水完全没有。

（2）理应结束了，但由于我所不理解的缘故仍未结束。这不是我的责任，无论如何都是施工者的责任（所以你抱怨可不好办）。

（3）但是他们说三小时后可以结束，别担心。

得得，不顺利时诸事皆不顺。“三小时后真能结束？”我叮问道。“不要紧，师傅说得很明确。”老伯笑吟吟地说，“所以请在那边的酒吧慢慢吃点儿东西，吃完回来不一会儿就能有热水冒出来。”我心想能么，老婆也想能么，可是钱已经付了，不可能另找旅馆。好容易预订一次旅馆，竟落得这么个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像大多数夫妇那样互相推诿责任，不久这也累了，遂进附近酒吧式餐馆吃晚饭。喝本地葡萄酒，吃菜花模样的色拉、粥样的东西、黄瓜、小鲷鱼和酿西红柿。非常可口，又便宜。饭后在港口转一阵子，快9点时返回旅馆。但如我们凭直觉（或凭经验）所料，到9点热水也出不来。

去大厅一看，一个看样子正直而又有几分懦弱的德国人已经在向老伯表示抗议了。这个德国人带着长相同样显得正直的太太和婴儿旅行。后来得知在这家旅馆投宿的客人只有我们。我问德国人怎么样了，他用英语对我说施工根本没有结束。跟在老伯身后去地下锅炉房一看，三个工人正发出很大的声音干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活计。“反正正在抓紧干。”老伯解释说。但这么解释也没用，我们需要的是热水。“不是说9点之前弄好的吗？”我抗议道。“就是！”德国人也说。老伯向施工人员抗议：“不是说9点之前弄好的吗？”施工人员则莫名其妙地反唇相讥。全然没有结果。“那么，几点能有热水出来呢？准确地？”

“12点。”老伯说，“他们说12点保准能出热水。”

能不能呢？我想。能不能呢？德国人也似乎在想。希腊人难道会工作到12点？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不出所料，没热水出来。热水出来是在最后一天的早上。我用冷水刮胡子刮脸。老婆没澡洗，嘟嘟囔囔地抱怨。我当然也不愉快。但在希腊住久了，人都会开始懂得听天由命，即使完全不能游泳，即使没有热水洗澡，即使旅馆主人几乎不表示反省。

想不出有别的事可做，遂坐大巴去附近海滨游玩。那里有个叫普拉基亚斯的比阿基亚·加里尼寒酸两三倍的镇。海岸的确是有，但冷得游不了泳，有也等于没有。一看就知道没有钱的三十几个铁杆背包客在海岸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作为实际问题也无事可干。他们之所以来这里，不过是因为克里特这座岛的海岸有个叫普拉基亚斯的镇并且想来看一眼罢了。这种事惟独闲人才干得出来。我倒也没资格说别人。

当然要从这里返回阿基亚·加里尼那座旅馆，但这辆大巴同样是个令人吃不消的劳什子，司机一边随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快活地唱着，一边在弯弯曲曲的悬崖峭壁路上快速蹦来跳去。糟糕，不要紧么？正担心之际，果不其然，左拐弯时一个车轮在山崖悬空，车厢陡然倾斜。我虽然早已不抱希望了，但还是稳住神，好歹挺着身子，得以有惊无险。乘务员以“瞧你瞧你”的神情看司机，司机也随即中断了十多分钟的歌唱——恐怕多少还算是个事故。

幸好中途换乘另一辆大巴。在山顶等了三十多分钟，来了一辆番号为101的开往阿基亚·加里尼的大巴。上车的有我们两人、一对相貌温和的英国老夫妻、大约30岁的德国单身游客、两个结伴的希腊一二十岁年轻人，以及当地一个大妈。这辆大巴起始跑得蛮认真，后来又开始莫名其妙起来。时近中午，司机和乘务员在车上大开酒宴，当然是在行驶当中。

骚动是从司机在哪里一座小村庄熟人那里拿到一瓶葡萄酒开始的。司机在那座村庄停下车，和乘务员一起走进一户人家，十多分钟都不出来。那时间里，我们就在车厢里静静等候司机和乘务员返回。司机拎着一升左右的大瓶子回来了。我当即预感事情不妙，果不其然，那东西是当地土造葡萄酒。在下一座村庄司机又把大巴停下，这回乘务员单独下车，走进做奶酪的人家，买了一个排球那么大的圆形奶酪上来。如此这般，大巴上的酒宴开始了。

坐在最前排的希腊大妈向司机以责怪的语气说“喂喂你喝的是葡萄酒吧”。“水呀，水！”司机笑着搪塞，不久说“大妈你也来一杯”，遂把葡萄酒倒进杯里，切了一块奶酪递给大妈。不知不觉之间，包括我们乘客在内的车上所有人员全部聚到前面大吃大喝起来。司机已然醉意上来，用看样子足可剥鹿皮的尖刀切开奶酪分给大家。问题是随着车身的摇晃，尖刀在坐在第一排的英国老夫妻鼻尖前闪来闪去，闪得二人把肩靠在一起，脸上浮现僵硬的微笑，直冒冷汗。司机早已不看什么路面，兴高采烈唱着、开着玩笑，并且哈哈大笑。道路依然险象环生，七拐八弯。

不过，这次旅行当中喝到这么美妙的葡萄酒是初次，吃到这么美妙的奶酪也是初次。不是夸张。的确美妙得难以置信。当然葡萄酒不是上等货，葡萄是那一带农家院里栽种的，然而的的确确好得令人大有觉悟之感。我不由愕然：我以前在这希腊到底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呢！单纯、新鲜，有一种深厚的温煦，乃是直接植根大地的撩人情怀的香味！遗憾的是，餐馆里没有如此味道的葡萄酒。总之我们酒足饭饱平安无事地到了阿基亚·加里尼。乘客们以既像释然又像满足、既似乎还想乘此大巴又似乎一次足矣那样的复杂心情走下大巴，全都同司机和乘务员握手、拍肩膀，互道再见。说到底，克里特就是这样一座岛，好也罢坏也罢兵荒马乱也罢粗枝大叶也罢。倘若一一细想细究，无论如何也活不下来。啼笑皆非。

※

说实话，这辆101号酒宴大巴，两天后我们碰巧又一次同它相遇。司机换了一个，乘务员则是同一人物。总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在希腊和意大利旅行久了，我们开始具有——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种预感能力。一如特洛伊的卡珊德拉[10]，我们只能看见所预感的凶面。遗憾的是这种预感大体成为现实：蓦然觉得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可能因罢工停飞，果然停飞，蓦然觉得意大利火车可能晚点两个小时，果然晚点两个小时（不过以概率来说，这两个例子都很难称为预感）。

话说回来，那时关于这酒宴101号大巴的预感也是百发百中。大巴行驶正当中货舱的盖子开了——司机没有好好关合——里边装的旅客行李有两件掉在路上。时速高达一百公里左右，司机和乘务员都没觉察行李落地。所幸最后排一个背包客注意到了大声呼喊，车总算停下，后退把掉落的两件行李拾回。噢，还好……正庆幸之际，发觉情况不好，因为那两件行李双双是我们的行李。一件是我背的觅乐牌大号背包，另一件是老婆的尼龙背包。下车查看，觅乐牌背包在路面上摔出一个窟窿。我自然向司机抱怨了，但抱怨就能得出某种结论不成，当然得不出，无非话语在空气中徒然游移而已。英语几乎讲不通。无奈，我向司机出示摔出的窟窿，并用肢体语言（body language）这样诉说：怎么办？出了个洞！司机耸耸肩，摊开双手，用手指着货舱门：这里，开了！喂喂喂，那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所以说，那是你的责任嘛！知道么，是你的责任！我用英语和法语和日语叫道（生气时候日语相当管用）。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白白浪费时间，如同用西班牙语向在路上碰见的大角鹿问路——“对不起，大角鹿君，森林出口在哪儿啊？”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向大角鹿问路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把为准备说什么而吸进去的空气原样吐出，无奈地摇头。司机也同样摇头，而后“通通”拍我的肩，仿佛说飞来横祸啊！

这就是克里特岛。说好几次了，倘若拘泥于细小地方，横竖活不下来。希腊左巴肯定这样说：跟你说先生，那个窟窿是神心血来潮赏给你的。神时常做离奇的事，但统统合计起来，还是好事居多。所以就算了吧。这么着，我也做出阿兰·贝茨[11]那样的神情，不再追究背包的窟窿。

这便是101号大巴的光与影、酒宴与窟窿。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克里特山洼里的小村庄和小旅馆。旅馆仅此一家，名字叫“翠微旅馆”，英语叫“GREEN HOTEL”，却没有人会讲英语。村庄里可看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但由于物价低，疲于奔命的背包客们（他们简直就像嗅到糖罐味儿的蚂蚁一样为寻找物价低廉的地方而没头没脑地四处流浪不止）看样子没有放过这里，旅馆饭厅的板架上一本接一本——俨然青春的墓碑——排列着他们看完扔下的简装书。他们全都把看完的书扔下，又把想看的书带走。

《希腊左巴》就有三本。英文版两本，德文版一本。另外有西德尼·谢尔顿（Sydney Sheldon）、温斯顿·格雷厄姆（Winston Graham）、J·G·巴拉德（J·G·Ballard）、杰克·希金斯（Jack Higgins）、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以及德文版韦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的两部小说、法文版詹姆斯·哈德里·切斯（James Hadley Chase）等等。瑞典文、荷兰文、意大利文等差不多所有的语种一应俱全，而且哪一种都狼狈不堪。稍微离谱些的，有《瑟伯》（Vintage Server）、《柯莱特（Colette）选集》、《凯雷尔·拜伦的职业》这样的货色。更离谱的，竟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资料相当专业）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之类。到底哪里的什么人把这种东西带来克里特岛的呢？我全然揣度不出。莫非《美国联邦调查局白皮书》和《美国的工会（图片版）》是同一人带来的不成？一切都是谜团。

一句话，似乎能引起我兴趣的书几乎没有。难道背包客属于不看正经书的群体？还是说这家“翠微旅馆”的饭厅板架上惟独无人领取的书犹如运河的淤泥静悄悄沉淀下来了呢？估计后者的概率高些（究竟有谁会在克里特岛看柯莱特呢）不管怎样，我从这大风刮来的不起眼的书堆（library）中挑出一本名叫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写的报告文学《乡村酒吧雪糕》（Honky-tonk Gelato）——后来才明白此书虽题材有趣，但内容枯燥无聊——用来同刚刚看完的《战火浮生》（Mission，罗伯特·鲍特写的那部影片的原作，在米科诺斯的书报亭买的）交换，另外放下一本新潮社寄来的作为新潮文库新书之一出版的《象厂喜剧》（安西水丸、村上春树著）。既然有这么多书，那么有一本日文书恐怕也是应该的，即便在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的小旅馆的饭厅那世界末日一般凄清而脏污的板架上。

甚至旅馆房间的锁头也不存在。试着问有没有锁头，老太婆说了声等等，随即从哪里拿来一大串脏兮兮的锁头。“反正这里边有一把”，她说。可是哪把锁头看上去都没了模样，以往那种“不吉祥”的预感掠过我的脑际：一旦锁上，没准再也打不开。预感犹如莫里斯·拉威尔《夜之加斯帕》里的日暮钟声从远处“咚——咚——”传来，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说不用锁头。想必没有人用那玩意儿。在这个村庄里，要房间锁头的人怕是无可救药的变态分子，肯定。

小村庄中间夹一条路，银行一家，克里特银行。咖啡馆两家，酒吧两家。公共汽车一日三班。教堂一间，墓地一处。做什么不清楚，反正有一家似乎做什么的小工厂。面包铺和肉铺和杂货铺。糕点店和电器店。挂有“ROOM TO LET”（出租房间）招牌然而毫无人气的房子。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上有饮水站，一排狮子头状的水龙头，每个狮子头都从口里出水。便是这样一座村庄，不出五分钟即可穿过。游客除了我们夫妇，另外只有一对不怎么起眼的中年夫妇，和他们在路上碰见几次。每次碰见，双方都显得有些难为情——作为我们也好作为他们也好，都无法向对方提示何苦非在这光溜溜一无所有的村庄住一晚上的理由。

不过地方还算安静，这点足可保证。清晨人们牵着驴、山羊、马、绵羊这个那个的走去农田或原野，傍晚又带着同样的动物返回。清晨和傍晚，路上全是这些动物的叫声和蹄声。山羊脖子上拴的铃铛叮咚作响。

简洁明快的人生。

没有文学的内在必然性，没有作为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内在必然性，没有诉诸内在必然性的文学，没有文学性内在性的必然性，没有内在性文学性的必然性，这些劳什子统统没有，只有驴和山羊。

驴和山羊通过后，天就黑了。由于别无事情可干，遂去仅两家酒吧中的一家。因为已经在另一家（扬尼斯餐馆）吃了午饭，所以晚饭必然（非内在必然）轮到这一家。彼此彼此，反正哪一家端上来的东西都一样。客人只有我们。一位老伯搓着手走了出来，样子像是说稀客稀客。我提出想喝本地葡萄酒，对方说倒是黑的更好喝。红的白的玫瑰色的都听说过，黑的却是头一遭。尝了一口，果然好喝。简直像药水似的刺舌头，但味道坚挺醇厚。看情形是自家酿制的，装在脏兮兮的一升瓶子里，摆在厨房地板上。也罢，来半升好了。接下去要了一盘希腊色拉、两盘炒土豆片。炒土豆片盛得满满的，足够喂冬眠醒来的狗熊。之后又喝了一瓶蕾契娜酒。一共七百日元，不认为占了便宜？

饭后正坐在外面椅子上呆呆眺望晚霞，村里七八个小孩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大体是7岁至14岁小孩，年纪最大的领头女孩十分漂亮，看上去很聪明。她们互相捅来捅去，或嘻嘻笑着或不好意思似的观看我们喝葡萄酒，有的还跳了几下。想必因为从没见过日本人而觉得好奇，实际不出所料。领头女孩来到我身旁（花了十几分钟才下定决心），叫我耍几下功夫：“功夫会的吧？”“当然！”我撒谎道。让女孩儿失望有违我的信念。“那么，只一点点哟！”我说。说罢耍了一点点，仅仅拉个花架子罢了。毕竟我也研究过李小龙。孩子们现出“哇——、到底厉害”那样的神情走回家去。估计明天要去学校里炫耀的：“喂喂，我们昨天看见真正的日本功夫啦！”即使我这人，偶尔也还是对谁有所帮助的。

偶尔。

上面写了，旅馆门没有锁头。可这扇门别说锁头，连门闩也没有，以致整整一晚门都被风吹着，在我耳畔乒乒乓乓叫个不停。不知何故，听这风声的时间里，我想起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也可能是因为初中音乐教室墙上挂的贝多芬肖像画做出的是那种绝望（desperate）的神情——那种住在一无门锁二无门闩的廉价旅馆里通宵耳闻房门乒乓之声的神情。

翌日，一边在扬尼斯餐馆里吃午饭，一边等待开往雷西姆农的大巴。邻桌一个年老体衰的保险公司职员（即当下的保险公司职员）模样的单独旅行的英国人正忍无可忍地吃着上面浮一层厚厚油腻的煮牛肉。我们只点了葡萄酒和色拉。车来了，我付罢账，把一个星期前就想扔而没扔成的破烂不堪的耐克鞋（不知为何，每次扔时都有人给送来）包在纸袋里放在餐桌下，钻进大巴。好了好了，总算扔了！不料高兴早了，酒吧老板特意把大巴叫住：“基里奥斯（你）、这个忘了！”我的破烂不堪的耐克跑步鞋！它就像谁都不肯忘记的往日小小过失一样紧紧缠住我不放。“谢谢！”说着，接过纸包。

我又能说什么呢？

如此这般，我们把克里特岛山洼里的小村庄甩在后面，这往后恐怕永远不会到访的小村庄。

到达雷西姆农时，我当然若无其事地把耐克鞋纸包塞在了车座下面。可我一直担心到天亮，有人敲宾馆房间门把鞋送来：“基里奥斯，这个忘了！”好在没人来，谢天谢地！

[1] 日本电影演员、导演（1932—）。

[2] 大意为“爆裂”、“轰隆隆”、“闪电战”。

[3] Platoon，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影片，获第59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

[4] 骂人话。大意为“性交”、“干”。

[5] 挪威表现主义画家（1863—1944）。

[6] 英国小说作家（Graham Greene，1904—1991）。擅长间谍小说、惊险小说。

[7] 日本大阪、京都一带方言。

[8] 位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

[9] 德语“晚上好”之意。

[10] 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帕里斯的女儿，曾预言特洛伊战争。

[11] 英国电影演员（Alan Bates，194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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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

1987年初夏，我差不多时隔一年返回日本，目的是为了拿《挪威的森林》的清样。猜疑心很重的讲谈社的木下阳子（她本人自是矢口否认）也说“唔，极有意思”。于是放下心来。原本担心她若说出“什么呀这个光是拖拖拉拉的”可如何是好。另外旅欧期间（说法好像有些过时了）完成的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世界尽头》（World's End and Other Stories）和布莱恩（Courtant Dixon Barns Bryan）的《伟大的德斯里夫》（The Great Dethriffe）的翻译清样也要校对，就是说要把一年来的稿件集中处理完毕。虽说是工作，但毕竟要干的事太多，整个夏天为此报销了。

三本书的装帧定了下来，又同编辑这个那个商量完细节一一处理到只剩下印刷之后，再次离开日本。很有点像一次做好一个星期饭菜冷冻起来的主妇。从日本动身是9月初。虽是短期回国，但事情相当累人。要和人打交道，要处理红薯蔓式的接踵而来的杂务，脑袋成了一团乱麻。美味日本料理又要一段时间吃不成了，难受也只好忍了。

这次乘芬兰航空经赫尔辛基南下罗马。赫尔辛基是第一次来，准备住五六个晚上。北欧国家的航空公司大都叫人喜欢，芬兰航空更是我中意的航空公司之一。空姐绝对不算漂亮，体形也很难恭维，但基本部分很热情，落落大方而又没有生硬之处，全都显得悠然自得，笑吟吟忙来忙去。大概是只选健康女子进公司的。日本的航空公司的服务总体上我想是好的，但有的公司过于规范，未免令人觉得有些神经质（简直成了天上飞的麦当劳），而芬兰航空不妨说处于另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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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来到赫尔辛基，看上去这座城市总好像空荡荡的。路面宽，汽车数量极端之少，公园极端之多，街上一台自动售货机也没有，仿佛一座不怎么考虑经济效益的城市。城市规模不算很大，但也许道路宽阔的关系，走起来相当累，同在札幌逛街差不多。

此外城里女工数量多，无论去哪里都能看见正在劳作的妇女。或许因为人口少，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司机可以说几乎都是女性，从年轻姑娘到中年妇女，全都红着脸颊干得津津有味。人必须质朴、勤劳、健康这一思想在这个国家似乎无所不在。这点同罗马截然有别，除了少数例外，罗马人看上去都活得悠闲自在。较之罗马，气候也一塌糊涂，每天都阴沉沉的，冷雨淅淅沥沥下个没完。虽然时值9月，但早上在郊外跑步时手都冻僵了。

比寒冷更伤脑筋的是饮食。

走进餐馆，每个季节各有菜单。拿起一看，夏季菜单种类相当丰富。例如9月可以吃到波罗的海鲱鱼、鳕鱼、比目鱼、白鳟鱼、白鱼、七鳃鳗、兔子、野鸟、野鸭、蘑菇、草莓、越橘、洋李、红莓苔子、羊肉等等，极尽奢华。但夏季结束冬天到来的时候，到处冰封雪冻，食物来源少之又少。及至11月，使用新鲜材料的菜肴只有驯鹿肉、鳕鱼子和驼鹿肉。驼鹿肉！其实，即使在9月间，赫尔辛基街头餐馆的饭菜也绝对算不得美味可口，想到罗马市场上摆放的那些新鲜得几乎爆裂的神气活现的蔬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尽管有些歉疚——在芬兰久居，不想在这种地方吃着甘蓝和腌鲱鱼过冬。尽管城市非常漂亮、给人印象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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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寒冷和饮食，赫尔辛基这座城市还是极能让人放松的。人们温和稳重，而且人数少，几乎看不见排队。英语也相当通行，搭话时全都报以笑容。估计没有小偷，警察也难得一见。在街头见到的警察数量觉得也就是罗马的五分之一。

到达赫尔辛基机场时温度为8度，相当冷。毕竟离开日本时才一件T恤，不可同日而语。以日本说来，大体是11月末的气候，运动衫外面套一件皮夹克正好。想到到了隆冬时节可如何是好——仅仅这么一想——心里顿觉一阵发冷。我实在耐不住冷。这么着，鲍勃·迪兰的音乐会就免了。正赶鲍勃·迪兰和汤姆·佩蒂（Tom Petty）的乐队来到赫尔辛基，本想去听，但会场是名叫“冰雪大厅”（Ice Hall）——光听名字就彻骨生寒，居然取这么个名字——的音乐厅，吓得我打了退堂鼓。也罢。迪兰去年在武道馆[1]听了。顺便说一句，这“冰雪大厅”据说是打冰上曲棍球的地方，类似芬兰的武道馆。真有些担心鲍勃·迪兰得寒症，此人也年纪不小了。

迪兰没听，去听了赫尔辛基交响音乐会。会场在一座名叫芬兰音乐厅的漂亮场所。以日本说来，也就是中型音乐厅，但有一种十分亲密的氛围，能让人静心欣赏音乐。票价四十二马克（约一千二百日元）。厅内有酒吧，可以喝到雪莉酒，八马克（二百四十元）。大玻璃窗外面舒展着美丽的湖水（也可能是海湾）。白天鹅掠过湖面，黄昏的细雨静悄悄落在红叶斑斓的树林——风景极具北欧情调，仿佛听得见西贝柳斯[2]的旋律。

回头来说音乐会。第一支曲是一位名叫某某的芬兰人创作的现代音乐。一如几乎所有的现代音乐那样，听起来好像恐怖片里的配乐。音乐的好坏自是听不明白，不过我想那种东西未免莫名其妙，又不是没有多少好听些的现代音乐！

第二支曲是莫扎特为两架钢琴作的协奏曲。钢琴手是一个名叫TAWASTSTFERUNA的芬兰人和一个叫HUI-YINGLIU的中国女性，两人合奏。怎么说呢，这可是相当厉害的莫扎特，听得筋疲力尽。莫扎特就好像从前几个型号的半旧“沃尔沃”在手刹车的状态下向上爬坡，重得一塌糊涂，叫人双肩酸硬。音乐诚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不必所有人都演奏天真烂漫的莫扎特，可这个毕竟有点离谱了，我想这已超出了解释的范围。但既然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在芬兰很可能这样的莫扎特才符合一般人口味。

不料到了第三曲柴可夫斯基第三号交响曲，这支乐队演奏得十分动听，和刚才判然有别，真有些叫人怀疑自己的耳朵，以为和演奏莫扎特的不是同一乐队。音域宽广，音质浑厚，有表情，有生活，有性灵。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但这样的演奏到底叫人听来心悦诚服。人们常说音乐只有好音乐和坏音乐，但另一方面，我深切地认为适合和不适合那个地域的音乐也是有的，即所谓地域禀性。很想听这支乐队演奏一次西贝柳斯。如此擅长和不擅长截然有别的乐队却也令人精神一振，较之什么都演奏得无懈可击却什么都在平均线上的乐队，这个更能让人产生好感。

这样，除去寒冷这点，芬兰成了对我胃口的感觉极好的国度，夏天再去一次也未尝不可。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这回在罗马租房子住。好歹也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热情的乌比通过个人门路给找到的。光靠我们夫妇俩，我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意大利原本就是个讲门路的国家，没有门路找房子比登天还难。这是因为，一旦不小心租给别人，对方往往一直住下去不出来，而房东倒要无可奈何地住在不方便的公寓楼里。我固然不大理解，但这在意大利虽属违法，却似乎是常识允许范围内的行为。合同那东西在这里不具多大效力。而且，即使打官司，由于衙门手续啦形式啦繁琐得超乎想像，得出法律结论要等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倘是已经摇摇欲坠的宿舍单元房倒也算了，而像样的房子，若无相当特殊的情况，房东只租给知根知底的人。

我们租的房子位于罗马郊外高地一块算是高级的住宅小区。有围墙，面积很大，带电动门，大门口设有煞有介事的值班房，进入时要查看长相。身份得不到确认不给开门，所以在治安这点上大致可以放心。居民多是外交官和高级商务人员，车也大部分是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萨博、路虎等进口车。

我们的房东马洛内先生是那不勒斯出身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外交部做高级官员，在这座小区里拥有三座房子，其中一座租给了我们。马洛内在巴黎也有别墅，总之是有钱人。

我们到罗马的当天晚上，马洛内一家在花园里招待我们吃烤肉。马洛内的太太是英国人，过去想必很有姿色，但现在身体各部位脂肪未免多了些。这对夫妇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名字叫狄波拉和宝琳娜，都长得如花似玉。感觉上似乎意大利人爽朗豁达的血液和英国人内省稳重的血液掺和得恰到好处（若是反过来可就无可救药了）。一如这个年纪的女孩儿表现的那样，十分害羞，但好奇心旺盛，对旁边搬来一对日本夫妇怀有不小的兴致。姐妹俩非常要好，两人常说悄悄话。

另外，马洛内先生家有一条母狗“玛多”和一只公猫“琴”。概括说来，玛多未免轻浮嬉闹，琴多少郁郁寡欢。作为档次，我想以琴为上。不过，由于从小就在一起，作为狗和猫来说，琴和玛多关系十分融洽。不久我们和两个都要好起来，琴和玛多天天来我们家玩耍。

我们在这座房子里大约住了十个月。地点诚然不坏，可惜采光不好，有潮气，湿乎乎的。因为建在小山的北坡，冬天一整天都没阳光射进来。下一点点雨，墙就马上发霉。床上被褥总是凉浸浸的，还漏雨，房前路面也总是又黑又湿。暖气设施也不完备，冬天一直冷到骨髓。老婆恨不得争分夺秒搬出这种潮湿地方，但前面也说了，在罗马物色合适的房子比登天还难。我也抽时间到处找房屋中介商，在“住宅信息”那样的杂志上翻来找去，遗憾的是根本没找到正经货色。这样，直到最后也没能搬出马洛内先生的房子。老婆预言“住在这种地方准没好事”，在某种意义上真给她说中了。

住此期间，我写了、译了几本书，长篇小说《舞！舞！舞！》也得以完成。工作方面我想进展是顺利的，四十岁之前做的工作基本令人满意。但此外这个那个有许多无奈。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

1987年10月11日

10月8日从罗马去雅典。

我去雅典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是参加10月11日举行的雅典马拉松，另一个是退掉今年春天由于雅典代理人的失误而未能乘坐的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飞机票（雅典——罗马之间，两人四万七千日元）。原本说机场服务台早已准备好了机票，不料根本没有准备，以致必须新买正规的飞机票。在电话里再发牢骚也弄不出结果，遂趁参加马拉松之机直接去谈判。

先说马拉松。

雅典马拉松从马拉松村跑到市内，全程42.195公里，即原始马拉松距离，今年是第5届。作为赛事的传统虽说有所不足，但不用说，其来历不亚于任何地方，毕竟可以上溯至两千几百年之前。

不过，我对这马拉松的起源一向怀有疑问。首先，关于有传令者从马拉松村跑到雅典告知胜利这点，当时难道没有马？算是没有马吧，因为若有马就完全没有必要让传令者奔跑。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应该有马出现了。何以见得呢？因为过去我在历史书上看过骑在马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图片。如此说来，希腊的历史某个时期理应有马参与才是。原打算查阅一下究竟哪个时期，却因天天忙于琐事而不了了之。这种“如此说来”式的疑问，似乎大多如此不了了之。至于日本的飞脚[3]为什么不骑马以及日本为什么马车不发达，对于我也是个常年未解之谜。世上费解之事相当不少。

关于马拉松传说的第二个疑问：以长跑为业的传令者乃奔跑“专业户”，何以跑42公里就一下子跑死了？如今即使是业余跑手，42公里也不在话下。全程马拉松跑死人这等事还几乎没听说过。

其答案近年终于弄明白了。原来从马拉松跑去雅典的那个希腊人前一天已经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跑了个往返。他为了请求斯巴达人支援对波斯之战而携带亲笔信跑去斯巴达，然而固执的斯巴达人一口回绝，他又手拿回绝信急急赶回雅典，继而跑去马拉松战场，看准胜败趋势后又一次全速跑回雅典。这样，我也认为必死无疑。我坐大巴从雅典去过一次斯巴达，路上山连岭岭连山，烦不胜烦，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几乎没有平地，山高路险。坐大巴都那么累，跑个来回不累死才怪。具体不清楚，但单程我想有250公里，跑这单程的比赛每年也举行一次，遗憾的是眼下我已没有气力参加了。

好了，我参加的马拉松赛的正式名称叫“国际雅典和平马拉松”，是纪念一位名叫科利苟利·蓝芭基的田径选手举办的赛事。蓝芭基退役不当选手之后成为国会议员，作为和平主义者反抗当时的军事政权，1963年举办旨在和平的马拉松比赛，在跑的路上被捕，遭到殴打，翌月在塞萨洛尼基遇害。比赛宣传册上引用了他这样一句话：

“为和平而生是美丽的，为和平而死是尊贵的。”

这样的词句，当今日本人不至于说得出来。或许可以说说不出来本身即是和平，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词句我想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当然我也说不出。

总之就是在这一伟大志向之下举办的比赛。如果问和平跟马拉松有什么关系，我也答不上来，但若说我的个人感想，我觉得人在长跑时心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平和。跑过一定距离之后，渐渐懒得去想各种各样的事，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拼命跑就是。而和平那东西未尝不是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跑42公里也是这个比赛。六年前自己一个人反向从雅典跑到马拉松，因为必须赶在交通拥挤前跑出雅典。早上5点从雅典出发，在盛夏险些让人晕倒的酷暑中拼死跑到马拉松。时隔六年，这次在秋日阳光下倒过来从马拉松跑到雅典。较之雅典至马拉松，马拉松至雅典上坡要多一些。

在出发地点见到了前来参加的日本人团队。大老远组团来到雅典，日本也算是相当可以的阔佬。不过，大概到底过于遥远或费用过高，说是团队，其实一共才七个人：女性两人，七十多岁的长者四人，年轻男子一人。昨天刚到。我问长者们：“没因时差搞得晕乎乎吧？”“我们时不时去海外跑一圈，没晕过时差。”“困了就睡，睡不着起来就是。”他们回答。着实了得。

但开跑之后一个日本人也没见到，四周清一色欧洲人。我长期旅居国外也没怎么感到孤独，惟独这个时候深切感觉到了：啊，我在这里是异乡人，孤身一人！我身边奔跑着许多国家的人。当然有希腊人，还有意大利人。世界上大概最有闲工夫的加拿大人自然少不了。此外有德国人（这个地球上难道真有看不到德国人的地方）、身穿同样运动服的快乐的法国人、无比友好的北欧人、郁郁寡欢地默默奔跑的英国人。放眼看去，东方人仅我自己。当然旅行时也去了生来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小村庄，但那种地方即使一个人也感觉不出什么孤独。说来也怪，在这周围全是外国人的马拉松路上跑上三小时几十分钟，孤独感竟时不时扑胸而来。什么缘故呢？

不管怎样，我一路跑到了作为终点的雅典奥林匹克体育馆，所用时间仍不很理想（三小时四十几分），途中乳头被衬衫磨出血了（不但不雅观，还相当痛，这个），但终究坚持下来了，值得举起易拉罐啤酒庆贺。从日本带来的宝贝耐克鞋也表现不俗。好妙！

这雅典马拉松蛮有家庭气氛，不那么兴师动众，感兴趣的人不妨一试。路线自不必说，终点是光荣的奥林匹克体育馆这点也让人切实欢喜。只是，从日本赶来太远，因此保证身体不出毛病相当不易，再说由于希腊菜过于油腻，赛前如何摄取碳水化合物也是个难题。另外，进入雅典市内后的糟糕空气也让人吃不消。

马拉松完了，剩下的就是退飞机票。这个比预想的费事。哪个国家都一样，钱一旦给出就很难回来。但由于GNTO（瑞典政府旅游局）工作人员全力帮忙，加上我死缠活磨，两星期后总算从旅行代理店拿回了钱，我和老婆再次举杯庆贺。GNTO那地方，据我所知是世界上最友善的政府机关，工作效率高，完全为游客着想。如果在希腊出了麻烦事，尽管去找GNTO，而在意大利遇到麻烦，则快快死心塌地为上策。在意大利，一旦出手的钱花两百年也绝对回不来。因为纵然等上五百年，意大利的衙门也不可能有效运转。

这两件事办完后，我们开始去希腊北部悠然旅行。

雨中的卡瓦拉

从塞萨洛尼基乘大巴花三个小时来到卡瓦拉。已有年代的大巴长吁一口气似的翻过最后一道山脊，海面、港口和卡瓦拉出现在眼前。卡瓦拉准确发音为卡瓦——拉，是一座三面环山的不大的港城。和大多数希腊此类港城一样，海港入口的山丘上耸立着拜占庭时期又大又老的城堡，城墙炮眼中有生锈的大炮将炮口对准海港入口，城堡最高处迎风飘扬着蓝白两色希腊国旗。港口漂浮着几艘货船，渔船留下白色航迹向外海开去。

由于我是在神户长大的，来到如此地形的场所，不由感到一阵释然。有港口，有包拢它的小商业区，继而有山坡隆起，房屋像俯视港口似的往山顶排列开去——便是这样的场所。海与山之间的距离越窄越好。

卡瓦拉是在那不勒斯（Neapolis）这个名字下作为港湾城市从古代繁荣起来的。距卡瓦拉十五公里的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叫腓立比（Philippi）的古代城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立普二世建造的），卡瓦拉好比它的门户。并且，卡瓦拉还作为圣保罗[4]初次在欧洲传播基督教的地点而闻名。圣保罗在特洛伊城时梦见一个马其顿男子为他献上祝福并这样说道：“请到马其顿去吧，并请解救我们！”圣保罗醒来后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远行。他把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揣进衣袋（开玩笑），领着两个弟子上船，先到萨莫色雷斯岛，之后在卡瓦拉登陆。如此这般，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

但是，由于具有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地利之便，历史上卡瓦拉就好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屡遭磨难，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继而被诺尔曼人一把火烧光，接下去被拜占庭帝国并入版图，成为土耳其与基督教军队激战的最前线，结果被土耳其征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独立——漫长的奋斗史。

我们到达的10月18日对于卡瓦拉城是重要的节日——1919年的这一天，此城从土耳其手里解放出来。希腊北部的城镇都如此拥有各所不同的独立纪念日，这是因为希腊军队是经过浴血鏖战后由西向东把自己的城镇一个个依序从土耳其军队手中夺回来的。这天，人们一大清早就穿戴得整整齐齐赶去教堂，向耶稣献上祝福，感谢解放与独立。

还有热火朝天的游行活动。我们傍晚走进街里的电影院，正看《芳心之罪》[5]（Crimes of the Heart）时，铜管乐队吹奏着虎虎生威的进行曲从电影院门前缓缓通过，以致台词好一会儿听不清楚。

我们住的宾馆附近有挂着镰刀斧头党旗的共产党总部，其一楼有个小咖啡馆。我们常去那里吃早餐，毕竟便宜。在宾馆餐厅吃，一个人将近五百日元，而这里一百日元就能吃下来。刚刚烤好的奶酪饼加稠糊糊的奶油咖啡才一百日元，而且早上6点就开门了。咖啡馆是一对父母及其三十岁左右的儿子经营的。客人有渔民们和共产党员们（看样子大概是，没有细问）。在那里一边看福克纳——不过这福克纳的小说是资产阶级的呢还是非资产阶级的呢——一边吃早餐。周围时不时有客人吵起来。渔民对渔民，或者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抑或渔民对共产党员……Who Knows？[6]反正我是在此吃便宜早餐。

还有，不知何故，卡瓦拉是个面包好吃的地方，面包品种也和其他地方相当不同。走出共产党咖啡馆，我沿着拜占庭时代的旧城坡路散步。坡路到处有面包铺。从窗口窥看，师傅正在烤早晨的面包，味道也很好闻。一进门，里面出来一个小学生样的小孩，叫我等一下，说新面包马上就好。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灶前边擦汗边烤面包，爷爷和这个男孩卖。男孩把背包放在门口，帮忙干到上学时间（我每每佩服，希腊的小孩子们真是勤快，而意大利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样懒）。他是这个家中多少能讲英语的惟一人物，并以此为自豪。

“Good morning,What can I help you?[7]”他喜不自胜地向我打招呼。

我咬着老伯仔细用纸包好递给我的面包沿坡路爬上城堡，站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城墙上眺望大海和市容，然后穿过嘈杂的鱼市返回宾馆。

我们在这座港城逗留了四天，因为很中意这里。四天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懒洋洋去电影院（《妙想天开》也是在此看的，蛮有趣的）、散步、坐在宾馆阳台上眼望港口、查看鱼市、在鱼市附近的海鲜馆吃喝、吃完继续散步，下雨就在附近超市里买一大堆葡萄酒和奶油饼干，闷在房间里看书。

时不时下雨。下雨天气在小餐馆阳台上看着雨吃鱼，蓦然觉得好像到了天涯海角。怎么回事呢？声音散不开，冰镇过头的白葡萄酒瓶浮起一层水珠，渔民们裹着黄色雨衣排成一列，解着色彩鲜艳的渔网的网结，黑毛狗以俨然葬礼勤杂工的姿势一阵小跑去了哪里。男服务生百无聊赖地一眼一眼扫着报纸。男服务生很瘦，蓄着魔术师一般莫名其妙的胡须。我一边吃着烤竹筴鱼，一边把隔着两张桌子前面那个身穿尼龙夹克的老伯形象素描在本子上。他极其无奈似的喝了半升葡萄酒，吃着鱿鱼，撕面包塞进嘴里。顺序有条不紊：喝葡萄酒、吃鱿鱼、把面包塞入口中。一只猫目不转睛地向上看着他。我用圆珠笔别无用意地把这位老伯素描下来。雨日的午后的确无事可干。

但感觉不坏。前面有港，后面有山，回宾馆房间有葡萄酒和奶油饼干。而且现在我几乎没有任何必须考虑的问题。马拉松跑过了，飞机票退掉了，小说写完了，下一部小说要等些时日才能动笔。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在希腊，坐客轮常可见到军人。

至于他们坐客轮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也许前往驻扎地，或者利用休假回故乡也未可知。他们总是三至六人结伙行动。

不管怎样，乘船时的他们显得甚是放松，就好像几个要好的高中生出去住一晚上那样谈笑风生，甚至有点亢奋。

年轻的军人。较之年轻，说年少或许更合适。有的虽留有胡须，却因此更带孩子气。军人和警察看上去像孩子，换言之，即是说我上了年纪。总之，他们确实是一副少年的眼神。

他们身穿土黄色军装，做工甚为马虎，粗粗拉拉，质地如旧毛毯，给人的感觉就像因为不得不给他们穿点什么，所以军队做了这个发给他们。脚上穿的是似乎沉甸甸的长筒靴。便帽折起来夹在肩章里，背着和军装同一颜色的行囊。胸口衣袋里装着盒装香烟。可是，令人不忍的是，那军服全然不适合他们，不合身。

他们三个人靠着客轮甲板扶手，眼望卡瓦拉的港口。暮色正压向港口，渔船已亮起船尾的诱鱼灯。几分钟后轮船就要启航。

一个军人高得不得了，一个军人矮得不成样子，另一个不高不矮，胖墩墩的。如此三人并立一处，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出是军人，参差不齐，松松垮垮。不高不矮的军人从胸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一支叼在嘴上，又递给另外两个，分别点燃，于是三个橙黄色光点在暮色中各自画着圆形。他们一边吸烟一边乐不可支地说个不停，或“啊哈哈”放声大笑，或皱起眉头，或挥掌摆手，或显得害羞，或往谁肚子上轻轻来一拳。“万宝路”空了，矮个儿军人随即掏出一盒“骆驼”，又一起吸“骆驼”。无风，烟静静上升，轮廓缓缓消失。

不久，船舱广播响了，通知验票即将开始，要大家进自己的房间，他们这才撤离甲板。三人笑着或再次轻轻来上一拳消失在二等舱的房间中。此后我再未见到他们。

※

世上怎么有这么多军队呢？

前不久，希腊和土耳其边境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希腊兵死了一个，土耳其兵死了两个。我从报纸上得知的。那是一次无谓的枪击事件。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开什么枪，谁谁跨入国境线的此侧啦、说了什么挑衅话啦，无非这个程度。结果有人开枪，对方还击，自动步枪的弹丸飞来飞去，死了三个士兵。希腊方面说土耳其兵先开火的，土耳其方面咬定希腊兵先射击的，两方的国民都只相信自己国家说的。

报纸上大大登出死亡的希腊兵照片（土耳其报纸也会刊登土耳其士兵的照片，不用说），一个十八九岁的英俊小伙子。他身穿军装，面带微笑，那长相让我想起常在客轮上见到的年轻军人。他到底为什么死的呢？

死的总是年轻人，他们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时就那样没命了。我已不年轻，去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见了很多人，有很多愉快的感受，也有很多不快的经历，并且这样想道：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人和人互相残杀都是傻事。

※

邻桌一个中年希腊人叫我看电视：“瞧呀，日本！”一等舱休息厅的电视新闻节目推出东京兜町证券交易所的光景：神情僵冷的人们有的叫喊什么，有的竖起手指，有的挽起袖口对着电话大吼大叫。但我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money、money[8]”，希腊人用只言片语的英语说，并做出点钱动作。看情形是股市暴跌了，但详情他的英语水平说明不了。（※后来明白，那就是那个“黑色星期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光景，我就思索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在突尼斯旅行时知道1929年股市暴跌的。“简直就像远方的雷鸣”，他描写道。当然，“黑色星期一”作为规模无法同1929年的暴跌相比，但我仍记得当时某种不安稳的气氛。大概因为那时正思考着战争，从而使得股市暴跌和电视荧屏上人们痉挛的面孔在我眼里显得格外凶多吉少吧？）

新闻转为日本的首相如何如何。正值中曾根首相下台，政局正因继任人选问题照例变得兵荒马乱。少顷，竹下登的面孔出现在荧屏上。看样子竹下登当选首相了。我不甚知晓竹下登这个人，但竹下登从荧屏上给我的印象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时候英语真是再方便不过：unimpressive[9]。

新闻节目结束后，开始放录像带电影。约翰·米里厄斯（John Milius）的《赤色黎明》。

我用军用小刀削了个梨当晚饭吃，还嚼了奶油饼干，喝了几口水壶里的白兰地，随后翻开福克纳。船轻轻摇晃。电视里传来自动步枪的射击声。美国的少年们正以攻进家乡的古巴兵为对手展开游击战。我合上书，回房间躺下。

清晨醒来时，客轮已经进入莱斯博斯岛的米蒂利尼港。

莱斯博斯

莱斯博斯岛作为“lesbian”[10]一词的词源而为人知。传说中此岛的居民曾全部为女性，但老实说来，现在的莱斯博斯岛距此传说引起的想像已相去很远，没那么多情调了，不过是一个没什么特色可言的极其普通的海岛。从面积上说是希腊第三大岛，由于邻近土耳其，守卫国境水域的海军和海岸警备队的快艇触目皆是。警备艇带着“呯呯呯”的响声驶进安静的海港，甲板上的机枪闪着幽光。身穿白色水兵服的水兵聚在那一带的咖啡馆喝咖啡。海浪一闪一烁反射着秋日明媚的阳光。岛固然美丽，但没有特别有趣的东西。在淡季，尤其游客在这里极难消磨时间，真的没什么可做的。漂亮的海滩虽说到处都有，可是在这10月末，漂亮的海滩又有什么用处呢？老人们坐在港口露天咖啡馆里整天看海，问题是我们不是老人，没有那么大的耐性。

我们决定搭出租车去郊外美术馆。导游手册上介绍近郊一座村庄有个绝对不差的美术馆，虽然心想无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乡下美术馆，但毕竟此外无事可做，再说偶尔悠悠然看看画也蛮好。况且天气好上天了，出一下远门也不坏。

出租车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无所有的树林里。“喂喂，美术馆（姆希欧）哟，我们要去的是。”“这就是姆希欧。”司机说。那么说，树林往里一点是有个石砌小屋那样的东西。“就那儿！”他说。小屋前面一个老伯坐在椅子上晒太阳。

反正先去老伯那里再说。“这里是姆希欧吗？”我问。“正是。”他说。买门票，一个人五十日元。客人只有我们。他把英语小册子递给我们。美术馆里集中了一位叫塞奥菲洛斯（Theophilos）的画家的作品。小册子上写道，塞奥菲洛斯生于莱斯博斯岛，以其独特的笔触描绘了希腊风景。单纯的线条、明亮的色彩。不妨说是一种纯真艺术（innocent art），或者民间艺术（folk art）。

塞奥菲洛斯终身在希腊各地流浪，在流浪中作画。人似乎有点特别，最喜欢打扮成亚历山大大帝的模样旅行。对金钱和名誉概无兴趣，热爱流浪人生。人们嘲笑也好，小孩子扔石子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很长时间里没得到任何人承认。最后固然得到承认了，但过了不久就死了。便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我看第一眼就中意他的画。光看都让人觉得心胸豁然开朗。小屋里一共展览了近百幅他的画，但由于屋子小，满墙满壁全是画，空白啦余白啦几乎没有，那才叫密密麻麻。但这种拥挤并不显得张扬，而同塞奥菲洛斯的画相得益彰。树林里万籁俱寂，只偶尔传来鸟鸣。鸣声滑润，犹如用软布擦拭上等玻璃器皿。从了无装饰的窗口泻入的午后阳光。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花时间慢慢一幅幅细看。看的人惟独我们夫妇。毕竟时间绰绰有余。管理员老伯时而进来觑一眼，并非放心不下，只是看一下情况，像是说“这两人看得来劲儿了”。我说“真是好画啊”，他高兴地点头，讲解起画来。因是希腊语，听不大懂。不懂他也热心讲解一阵子，之后又折回晒太阳。

有一幅过节的画，赏心悦目。画幅狭长，画中共有十一个人，最左端是市长夫妇，蓄着胡子、腰佩长剑的极有男子汉气质的市长和看上去总有些多疑的夫人。她把手搭在丈夫肩上，斜眼瞥着他。实际看画即可知晓，塞奥菲洛斯的画在技术上是稚拙的，然而人物的视线全都那么富有生机，赋予他的画以奇异的生命力。六个男女夹着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跳舞，三个少女，三个小伙子，不知何故脸上表情都不怎么开心，有点像拍摄纪念照似的略显紧张。这真是个谜。毕竟是欢庆日子，美味佳肴满满一桌，年轻男女又手拉手起舞，本该多少显得开心些才是。

其后面是两个乐师吹奏乐器，一个吹竖笛，一个吹大约是羊肠做的类似风笛的东西。两人俨然专家的架势，对音乐全神贯注。最后有一个少年在火上烤羊肉串。这男孩脸上好像漾出一种充实感（属于何种充实感呢？是擅长烤羊肉的还是庆幸得以参加节日庆贺活动的呢）。便是这样一幅画。画并不出类拔萃，但可以使人感觉出某种活生生的生活气息，注视之间，但觉这些人曾实际存在并且唱着、喝着、恋爱着、苦恼着、争战着以至最后死去，那种实感呼之欲出。

这也许是因为我是在米蒂利尼郊外一个小小的石砌美术馆看他的画，并且美术馆位于岑寂的林中。假如在东京的美术馆里看同样的东西，自己说不定对作品有另一番感受。塞奥菲洛斯的画实在是同这场所、这空气、这岑寂正相吻合的画。

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绝妙午后。塞奥菲洛斯美术馆旁边，有一座收藏毕加索、马蒂斯、莱热、布莱克小幅作品的同样不大的双层美术馆。我们在这里也愉快地度过了一些时间。这座美术馆里同样也除了我们别无参观者。是一座私人美术馆，创立者系莱斯博斯岛出生，20世纪20年代去巴黎创办绘画艺术的出版社获得成功，在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莱斯博斯，展示自己收集的作品。他是在和当时的画家们交朋友当中收集的，藏品品位绝对不俗，名作虽然没有，但灿然生辉的精致小品不在少数。美术馆里一个看守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妇女在入口深处的房间里等着，叫一声“你好”，她出来微微一笑卖票给我们，而后又撤回里头的房间。

出门爬了一下山坡，走进最先看到的咖啡馆，要了冰镇啤酒，冰得甚是彻底，让人眼底都有些作痛。安静的午后，温暖的阳光。导游手册上说“莱斯博斯岛在希腊以晴天最多而知名”。巡逻艇进港了，蓝白两色希腊旗迎风飘扬。宛如人生最向阳的一天。

就没有人为我们画上一幅？远离故国的三十八岁作家和他的妻，餐台上的啤酒，差强人意的人生，以及碰巧赶上的午后阳光。

佩特拉（莱斯博斯岛）

1987年10月

从米蒂利尼去佩特拉住一晚上纯属心血来潮，并非有什么必然性。别无事情可干，就想换个什么地方，如此而已。米蒂利尼这地方可看之处没有多少。美术馆看过了，港口看腻了。岛上唯一的电影院正在上映丽塔·海华斯和格伦·福特令人怀念的《荡妇姬黛》[11]（Gilda），但去年在雅典一家电影院看了。所以，再在米蒂利尼住一晚上也无所事事，遂乘大巴去佩特拉。

无所事事其实是我们这种淡季游客如影随形的宿命。秋冬两季的希腊是绝好的去处，游客寥寥，宾馆空空，居民热情，物价偏低，哪里都安安静静，心情怡然悠然，但无所事事。而夏天则活动多极了：海滨游泳，看女孩子，日光浴，喝啤酒，吃着希腊式色拉说说笑笑——光这样就能转眼把一个月时间打发走。不是瞎说，真的没工夫考虑什么。夏天的希腊嘈杂、拥挤、游客未免多过头了，但什么都不用想，而在旅游淡季我们就必须绞尽脑汁，琢磨下一站去哪里，下一步做什么。

看地图和翻导游手册的时间里，觉得佩特拉怕是不坏。“去那里能有什么？”“这——”问题是守在这里不也无济于事吗？

从米蒂利尼到佩特拉一天只两班大巴，单程两个钟头。路上没多大意思。

那么，若问佩特拉这座海滨小镇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镇在海滨，当然有海，但前面也说过，10月份去海滨也百无聊赖。倒是有圣处女教堂建在俯视全镇的高耸的石山顶上，教堂也的确富有情调，但也不是非看不可的劳什子。啊，教堂建在山上，有趣有趣——如此而已。

此外概无东西可看。镇上几条小街，外围一片接一片庄稼地，往下就什么也没有了。

不，准确说来并非什么也没有。此镇以农业妇女会活动活跃而知名。下了大巴，眼前就是农业妇女会的事务所。几年前，她们以农业妇女经济自立为宗旨创办了此会，大家提供住房开办家庭旅舍，生产绿色食品，经营酒吧式餐馆，一步步打下基础。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保守的希腊社会是件稀罕事。莱斯博斯岛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也蛮有意思吗？

从大巴下来后，先有一个书报亭老伯大步流星朝我们靠近。“Guten morgen”，他说。穿着整齐西装的很客气的老伯。此类人基本讲德语。“您在找住宿的房间吗？”他问。但我们一开始就已决定到农业妇女会那里找房间，所以客气地谢绝了老伯。是觉得过意不去，可我们有我们的安排。老伯遗憾地离去。我心里暗暗同情：农业妇女会肯定给老伯添了麻烦。

我们试着走去农业妇女会的事务所。两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农妇坐在桌旁，圆溜溜的眼睛，态度很热情。

“哈啰！”一个打招呼道。她们的英语还算过得去。

“正在找今晚住宿的房间。”我说。

她们好看地一笑：“那好，没问题，有好房间。请坐在那儿等一下，马上有人来接。”

我们在那里的椅子坐下，啪啪啦啦翻看《莱斯博斯岛的历史》图片集和《塞奥菲洛斯画集》。《莱斯博斯岛的历史》是一本十分令人伤心的图片集，开头是土耳其占领时期的图片，全部身穿土耳其样式的服装，土耳其军人耀武扬威。某年土耳其军队镇压起义，但人们还是要起义。手拿老式枪支、锄头、长矛的情绪激昂的人们。聚集在大炮周围的神情乐观的英雄们。胡须挺挺上翘，19世纪式的民族主义伦理的光辉笼罩着他们。败退的土耳其军队。独立。万岁。庆祝。和平。民族的尊严。眼泪。暴力。

接下去又是战争。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巴尔干战争。在泥沼中腐烂的无数死者。疲惫不堪的战旗。没有归宿的胜利。帝王和军人和政治家和革命。在泥沼中腐烂的平民们。擦拭枪支的年轻士兵。目送士兵的女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连不断的战争。纳粹的血腥镇压。英勇的反抗。共产党游击战。不屈不挠的抗战。胜利。欢天喜地。庆祝活动（这样的图片极有感染力）。但是，继之而来是英国的干涉。希腊北部是共产党主导的抗战，他们因而反对丘吉尔。图片很有点像爱森斯坦执导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们把旗插在坦克上，身体一齐挺胸前倾，绝对积极绝对乐观。他们对什么坚信不疑。每一张照片都向前挺胸。不坏。“丘吉尔见鬼去吧！”他们高举这样的旗帜。

可我知道，他们最终在丘吉尔的铁腕面前低下头去。

正要进入没头没脑的内战时期，这时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接我们来了。也就十来岁的小女孩，长的虽不很漂亮，但胖乎乎的，看上去分外有主见，而且逗人喜爱，我觉得恐怕比我还有主见。

“你们好！欢迎光临佩特拉！让你们久等了，对不起。”她说。英语说得甚为地道，好一个未来的农业妇人。

“好地方啊，安安静静。”我说。

“是啊，安安静静，好地方，确实。”她说，“从哪里来的？”

“日本。”我说。

“哎哟哎哟，那可够远的！希腊怎么样？”

“非常中意。”我彬彬有礼地回答。

“那太好了。我们就是想请外国来宾过得愉快。”

“谢谢。旅行得非常愉快。”

感觉上不像同十来岁的女孩说话。

“那么，领二位去我们家。”说着，她跨上自行车，我们随后跟着。前面有羊走来。

“喏喏羊！”她说。

我们同羊擦身而过。

她的家要出镇一直走很远。走了十五六分钟。同很多很多绵羊、山羊、牛、驴、狗擦身而过。动物比人多得多的地方。她在我们前面“嘎吱嘎吱”蹬着自行车，时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笑，仿佛说“让你们走这么远，不好意思，不过快了”。

同两个兵擦身而过，同骑驴的农夫擦身而过，同两个小女孩擦身而过。她们好奇地盯视我们，我们微微一笑，她们也微微一笑。

走着走着，终于走到了她的家。

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周围只有庄稼地无限铺展开去，只有牛羊的叫声。女孩微笑着钻进里面，旋即走出腰扎围裙的母亲。表情总好像有几分凄然，但分明是精明能干的希腊主妇。

“欢迎光临！”她也用英语寒暄。尽管不很流畅，但不坏。我们问清房价，要了明天的早饭。房钱一千八百日元，早饭两人五百日元。房间不差，作为希腊家庭旅舍算是上等的。绵软的床，正常出热水的淋浴喷头，诸多东西全是新的。

之后，我们又折回镇里，走进海边一家餐馆。因是星期天下午，餐馆给镇上的人挤得满满的。苍蝇也满满的，很难有多么卫生，但气氛温馨。虽然几乎全是本地客，但排他感全然没有。视线相遇，全都报以微笑。风吹来时，邻桌向我们招呼说“克里奥（冷啊）”，端菜的中年妇女也笑吟吟很热情。我们要了相当大的撒上香草的对开烤鲣鱼、色拉、豆角、炖肉、葡萄酒和面包，叮嘱烤鱼不要用橄榄油。这东西十分可口。一共一千三百日元。感觉幸福极了。

露天咖啡馆里有三四个德国游客，在相当砭人的冷风的吹拂下，脸朝迷濛的太阳做日光浴（假如能称之为日光浴的话）。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特殊能力，一种是无论什么都吃得津津有味的能力，另一种是任何季节都能做日光浴的能力。我们和他们作为淡季奇特的游客互致简单的问候。奇怪的是，他们看上去丝毫也不感到单调。德国人果然与众不同。

我们在街上东张西望地散步，窥看了乌糟酒厂，登上石山顶上的教堂观看弥撒，买了几枚风景明信片，在露天咖啡馆里喝着热咖啡眺望即将沉入海中的夕阳。就好像用擀面棒薄而又薄地擀饼所得，我们把种种动作和作业最大限度地拉长，好歹消磨时间。谢天谢地，天总算黑了，一天总算过去了。

随着日落天黑，人们领着动物们返回家去。星星像在天空历历打出的点一样开始熠熠生辉。牛在哪里懒洋洋地叫着。我们也回到自己房间。我边喝水壶里的白兰地边看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不知道它是否适合淡季看，但此外没有可看的书。

清晨给丁丁当当的羊铃声叫醒。我们要赶米蒂利尼方向的大巴，房东太太提前做了早饭。我们在阳台餐桌上吃早饭：面包、全油蛋糕（不知何故，希腊北部早上大多吃这东西）、煮蛋、咖啡。蛋是刚生下来的，鲜极了。两只猫前来讨食吃。

饭吃完时，房东太太来聊天。“我们一直在澳大利亚，”她说，“为了攒钱一直在澳大利亚做工。用那笔钱翻盖了这座房子，这回可以作家庭旅舍使用了。所以回到了希腊，和大家在一起。也想让孩子在希腊接受教育。不过大儿子昨天又去澳大利亚了，因为高中毕业了，要找工作。昨天去的。”

难怪昨天她脸上好像有几分凄楚。

“是日本人吧？在澳大利亚看见许多日本人，都很精明。”随后她黯然摇了下头，朝田野远处望去，似乎远处会出现澳大利亚。“请再来，”她说，“这么安静，好地方。下次多住几天。”

还来的，我们说。想在夏天来。

“没有孩子？”她忽然想起似的问。

没有，我们回答。

她看了看我们，随即微微一笑：“还年轻啊！”

我们归拢行李，付款。接钱时她显得甚是难为情，不知什么缘故。大概还不习惯这样的接待工作。我掏出从日本带来的零币，请她交给领我们来的女孩。她道声谢谢，定定地注视手心里的零币。“再见！”我们说，然后把她轻轻放在那静静的水珠般的凄婉之中。

这就是佩特拉发生的一切。

[1] 日本开演唱会的场馆，各地都有，此处应该是指东京的武道馆。

[2] 芬兰著名音乐家（Jean Sibelius，1865—1957）。

[3] 日本旧时远程传达信件、钱款和零散货物的人员。

[4] 《圣经》人物，又称使徒保罗（3—67）。曾到希腊、意大利等地传播基督教。

[5] 美国喜剧影片，1986年上映。

[6] 意为“谁知道呢”。

[7] 意为“早上好，我能帮你什么吗”。

[8] 意为“钱、钱”。

[9] 意为“印象淡薄”。

[10] 意为“女同性恋者”。莱斯博斯原文为“Lesbos”，以创作致女性的爱情诗而闻名的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ō，公元前6、7世纪人）即诞生于此。

[11] 美国影片，1946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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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意式疙瘩汤、普雷特

在罗马买了电视。

本来不想买这东西，不得不买。因为渐渐切实地明白过来，没电视现实生活不方便。第一，不知道天气；第二，消息全然进不来。

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大体配有家具，但家具中不包括电视。住在东京的时候一不订报纸，二不看电视，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但在罗马不能一如既往。在信息泛滥的日本，有意切断信息可谓恰到好处（即使切断，信息也会渗来），而在罗马如法炮制可就任何消息都进不来了。况且在这里我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信息进不来，感觉上好像自己被剥个精光。另外还有一点，意大利和日本的社会运转方式不同，在这里没办法适当预测。既然这个现在这样，那么往下大概这样——即使如此估计，很多时候也根本对不上号。因此，若不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搜集信息，势必四处碰壁。

先说气候。今年秋天罗马气候糟得令人吃惊，倾盆大雨整整一个星期没停，每天还下好几次雹子。雨太多了，台伯河水几乎漫上岸来。院子里栽的做意大利面条用的罗勒（basilico）也和春天一样全军覆没。出门买东西都不可能。这种季节不看天气预报就非常不方便。在日本的时候，如果需要可以从电话中听到天气预报，所以没电视也完全应付得来，但这里不成。

再说新闻。这个也蛮要紧，因为必须充分把握罢工的消息。这个国家动不动就搞罢工，公共汽车、火车、飞机，以及收垃圾者，时不时全面瘫痪。不全面瘫痪时也拖拖拉拉，这个那个常出故障（近来甚至外交部都罢工了）。若像日本那样在公共汽车站贴一张纸写道“本日因罢工……”作为我也明白怎么回事，然而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温情，满不在乎而又毫不含糊地进行罢工。一次在罢工那天等了三十多分钟根本不会来的公共汽车，若非过路人告知今天罢工，我想还要等下去，因为不罢工时等三十分钟也是家常便饭。如此搞得我心有余悸，于是下决心非买电视不可。

话虽这么说，特意买高档电视未免发傻，便先去附近一家旧电器店看了看。若是日本的“量贩店”[1]，小电视出两万日元即可买下——以这样的打算跑去一看，原来比预想的高出不少，即使旧得不成样子的都要三万日元。图像都有点模糊不清了，在日本绝对是等待回收的废品。过去我曾在国分寺站附近的垃圾场捡回一个比这清晰得多的电视。无奈，便买了个最便宜的新的黑白电视。只要能知道新闻和天气预报就可以了，颜色那玩意儿有没有都一回事。

不知幸与不幸，买回电视后罢工立时活跃起来，电视上的新闻节目连日全是罢工报道。看来，买这电视可真没赔本。

对了，意大利的电视节目最叫人愉快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天气预报，单单这个就百看不厌。若去意大利，务请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首先滑稽至极的是，主持天气预报的人动作着实煞有介事。我所喜欢的是RAI·1台的老伯，此人的动作相当有感染力。天气好的时候笑眯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而若下雨或降温，脸色阴暗得简直就像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似的，声音也往往低沉下来。这个秋天大雨连降一周的时候，他真个一蹶不振，让人担心他没准上吊。一只手悄悄朝天花板举起，闭目摇头说“诸位，这场阴雨……”——每天见他如此预报，我都不由觉得不就是天气预报么，何苦……总之他忽儿耸肩，忽儿用手一圈圈画圆，忽儿歪起脖子，忽儿啪一声拍手，忽儿双手紧握（这已近乎手语），整个荧屏都是此人的手舞足蹈。这样的天气预报看得我捧腹大笑，不料问意大利人，他们都说：“什么地方有趣？不是理所当然的么？”这也未免可怕。

另有一个把卷毛金发不可一世地朝两侧膨胀开来的（少女漫画中常出现的发型）天气预报美女，此人也够滑稽的。她几乎没有动作，只是面对摄像机坐着微笑。问题是由于发型的关系，气象云图整个被挡在后面，收视者甚为不便。好在人还算漂亮，本人也干得喜气洋洋，好坏也就由她去了。

新闻也看不够。例如哪里发生火灾，就用摄像机把现场拍摄下来。消防队员理应一起灭火，不料这里的消防队员却手拿水管对着摄像机一动不动，有几个甚至嬉皮笑脸。最初我以为肯定是一种差错。可后来发现，无论哪里的事故现场，也无论情况多么紧急，只要有摄像机出现，他们就差不多全对着摄像机，且有几个人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嘻嘻直笑。若在日本肯定惹出一场麻烦，消防队员灭火当中回头嬉笑若上了电视，无疑要受警告处分。

此外，新闻节目报道员衣着极其花哨：红衬衫、黄领带、蓝边眼镜（因是黑白电视，当然看不出颜色，但我偏偏知晓），尖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硬橛橛的，朝哪里一个老伯一把甩过麦克风：“喂，你对意大利的罢工怎么看？说上一句，如何，老伯？”我也看了许多国家的电视，而意大利的最看不厌。

意大利电视还有一点叫我割舍不下的，就是“钟表图像”——时间剩余的时候单纯推出时针图像，仅此而已，无任何名堂。有时候长达五分钟，即秒针在钟表盘面旋转五圈、分针移动三十度。我也闲着无事，遂抱臂直勾勾地注视不动。秒针无声地走着刻度，的确无声无息。起初自觉不对头，后来意外地着了迷，每次这东西出现都奇异地感到放松，偶尔一段时间不出现，竟有些寂寞，盯视之间甚至产生“诸行无常”的感慨。日本的电视若如法炮制，想必惹出一场骚动。

意大利有RAI·1到RAI·3这三家国营电视台。虽说是国营，但广告照样播。何苦国营电视有三家之多呢？因为政党色彩各有不同。具体的不清楚，大致像是RAI·1属于保守党，RAI·2是社会党系统，RAI·3倾向于其他政党，所以各台的新闻内容有很大区别。不过与政治见解无关，在外国人眼里，RAI·1台的女子最为浓妆艳抹，看起来赏心悦目。时而垂一对奇大无比的耳环，闪闪发光，炫目耀眼，叫人无法受用，时而身穿豹皮连衣裙，时而从华伦天奴盒子里特意取出镶满珍珠的眼镜——光看这些细小地方都让人兴味盎然。至于她们是以何标准被录用的，我自是无从得知。她们长得算不上国色天香，年龄都已不轻，但在“花哨”这点上全都一以贯之，身上的香水简直从荧屏上扑鼻而来。以日本来说，就是港区任何一座公寓都必有一两个的“颇有名堂而又来历不明的贵妇人”。若问她们上电视干什么，实质上等于什么也没干，只是全身珠光宝气像真人模特似的对着摄像机，莞尔笑着来一句“下一个节目是……”勉强说来，也就是所谓“报幕员”吧。如此女子天天更换衣着首饰，交替登上荧屏，反常啊，不管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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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美味意大利疙瘩汤（Gnocchi），遂乘火车远远赶去北部的博洛尼亚。我无端喜欢上了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即使没什么事也一晃儿跑去，悠悠然住上三四天。这里几乎没有风景名胜，游客不怎么来，城市规模也恰到好处，用来漫步也蛮合适。不举办什么书展，宾馆也空。

我们大体在佛罗伦萨下车住一晚上，再乘火车去博洛尼亚。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要翻越相当险峻的山路。佛罗伦萨至博洛尼亚之间的高速公路弯路和隧道多得不得了，对于喜欢开车的人倒是个施展本事的路段。世上有不少佛罗伦萨迷，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佛罗伦萨那么有魅力。确是个历史悠久的美丽城市，可是宾馆房费高，美术馆总是挤满人，餐馆也不如人们说的那么好吃。并不是有过什么不快的事，反正没有美妙印象。餐馆诚然不坏，但没有哪一家让人想再去一次，至少佛罗伦萨市内没有。于是早早离开佛罗伦萨赶往博洛尼亚。

在博洛尼亚常买东西，因为买起来比罗马容易得多。店员的热情截然不同，商店也没那么多人。可以慢慢挑选，即使没中意的不买，也不会遭遇难看的脸色。而若在罗马这样做，店员脸色当即沉下。佛罗伦萨虽然不至于像罗马那样鄙俗，但接待上还是有油滑之处。米兰店铺固然多，却又因为过多，光转一圈都筋疲力尽。我只是想买点衣、鞋之类，不想筋疲力尽。人生应有更宝贵的东西。如此琢磨下来，博洛尼亚乃是意大利非常“地道”的城市。

东西也好吃，热情好吃的是无所谓的普通饭菜。博洛尼亚有好几家我偏爱的餐馆，哪一家都没上导游手册和“米其林”，都是随意闯进去偶然发现的。便宜，好吃，去多少次都不变味，因为和一流餐馆不同，不至于由于厨师被其他饭店挖走而味道一夜骤变。规模都小，感觉上就像老爷爷和老婆婆在里面一边吵嘴一边鼓捣饭菜。形式不讲究，但吃多少次都还想吃。小费都不收！我尤其常来这里吃意大利疙瘩汤。意式疙瘩汤并非博洛尼亚的特产，但寒冷季节在大雾笼罩的博洛尼亚“哈唏哈唏”吃起热气腾腾的疙瘩汤来，那种感触却是很难替代的。疙瘩汤这东西是一种奇妙的食物，我想再也没有这么容易做的食物了，然而味道的好坏判然有别。惟其是真正的平民风味，其中也就格外含带某种心情。即使拿食物来说都是可圈可点的城市。

在这博洛尼亚，傍晚一晃儿走进一所大学附近的电影院，看了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西西里人》。电影还算过得去，观众人数也算过得去。这且不说，走出电影院，在夜雾中的小巷里晃晃悠悠散步之间，发现一家尽管有点像穷困潦倒但气氛又似乎不坏的餐馆，门口写道“本日有李柯尼兹演奏”。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李柯尼兹（Lee Konitz）呢？进去一看，原来一楼是普普通通的大众餐馆，地下室大概是爵士乐夜总会。我没听过李柯尼兹的现场演奏，一心想听上一次，不料在门口问店员，得知今天票已售完。博洛尼亚学生多（气氛很有点像京都），爵士乐迷不在少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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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星期天，在罗马听乔治·普雷特（Georges Pretre）指挥的圣西西里亚学院（Santa Cecilia）管弦乐团，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这种说是惊天动地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相当吵闹的东西。但也是因为年底的关系，集中听一下贝多芬恐怕不坏，于是在那前一天去梵蒂冈前面的圣西西里亚学院音乐厅买了门票。票价分为五千五百日元、三千九百日元、二千二百日元，遗憾的是只剩最贵的，而且是前排最边端的。我和老婆为此好一阵子犹豫，但毕竟年底了，贵就贵些吧（管它好还是不好），就买了下来。什么缘故不晓得，人在外国，不知不觉之间生活变得节俭起来，而在东京时，一万日元的票都手到擒来。

首先是第六《田园》，这个不那么有意思。星期天演奏比平时开始得早，时值傍晚5点半，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成员们好像带有午饭的余韵（不是开玩笑，此事真可能有，这个国家），声音总好像不到位。普雷特那意图未能痛快传达给乐团的焦灼如尘埃一般弥散开来。

休息时间里团员们消化晚吃的午饭，驱赶葡萄酒醉意，我在座位上看保罗·鲍尔斯（Daul Bowles）的《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很想去一次摩洛哥。

接下去是第五，这个委实精彩，前后不可相提并论。我一向以为第五交响曲相当沉闷，但以普雷特的指挥听起来，竟有那般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超凡脱俗，不由沉浸其中。一言以蔽之，这已不是波诡云谲感情沉郁的贝多芬，而是温柔纯真、甚至漾出优质感伤氛围的焕然一新的贝多芬。

然而普雷特绝不想刻意颠覆迄今为止的“第五”图像（例如前些日子同样在罗马听的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演奏的贝多芬），他仅仅是在自然而真诚地表达自己本身内在的音乐，由于这一点鼓涌而出，其结果便超出了“第五”这一藩篱或者规制，成为自由自在而富有人情味的音乐。普雷特的指挥妙趣横生，不时让身体动作戛然而止，定睛逼视乐团，只用脖颈以上部位指挥，或转目或扬眉或摇头，但仅仅这样便使其激情传达给观众，十分了得。一场久违了的令人信服和感动的音乐会。

罗马的岁末

圣诞节。

圣诞前的罗马街头同日本的岁末情景相当像。岂止像，简直像过头了，像得叫人惧怵。和日本不同的是，街上没放圣诞歌“铃儿响丁当”（音乐一概不放，谢天谢地）。此外兵荒马乱的光景大同小异，如人多啦、商店拥挤啦、车辆嘈杂啦、人们不无亢奋的表情啦、店铺张灯结彩啦、打扮成圣诞老人招徕顾客的店员啦、艳丽包装纸上的礼品结啦等等。

岁末礼物也同样不少——圣诞礼物一半兼作岁末礼物。和日本一样，不仅在亲朋好友和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而且有向老主顾、上司以及关照过自己的人等等赠送的礼仪性礼物。进入商店，搭配装好的糕点等食品礼盒按不同价格齐刷刷排列开来，人们从中适当挑选出大约价值五千日元的。不是凭内容而是凭款额选购，这一点也同日本的岁末礼物毫无二致。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日本和意大利竟如此酷似。装进漂亮的篮子里，包上玻璃纸打上礼品结，甚是堂而皇之。价格下至五千上至三万日元不等。人们一起买好几个，满满塞进后车座带回家去。我也给我们住的小区的看门人送了葡萄酒作为圣诞礼物。四位看门人，一共需要四瓶。我因为是临时居住的外国人，没必要送特别贵的，略表心意即可。在附近食品店买四瓶葡萄酒时，问我要不要礼品式包装，我说要，遂一瓶瓶用包装纸包了，并打了礼品结递给我。虽是廉价葡萄酒也并不歧视。岁末的商店里有专门负责特殊包装的阿姐，把顾客买下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一层层包好打上礼品结。

人多拥挤，加之阿姐们不像日本人那么手巧，包装相当花时间。但想到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只好耐心等待。在这个国家，着急就要吃亏，总之要排队静等包装。这样，给四位看门人每人一瓶葡萄酒。

若说送这个档次的礼物有没有效果，那还是明显有的。此后一星期左右全对我们那般和蔼可亲，这种立竿见影之处不妨说是意大利人可爱的地方。过了年倒是彻底回到了老样子……

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只送了这么一点礼仪性礼物，自然没费多少时间，而若是普通人，上街为许多人买齐礼物想必累得半死。

和日本岁末光景不同的是乞丐、艺人、讨东西的满街都是。这些人说起来原本就比日本多，到了年底更是多得怵目惊心。每个街角必有人拿着盘子等在那里——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欧洲人来日本，似乎为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之多感到诧异，罗马城则有比例大致相同的乞丐站在那里。

以种类说，最多的是母子乞讨者。这类人原则上坐在路边，盘子置于前面，手伸在行人膝盖那个位置，口中说道：“这孩子连牛奶也没喝上，肚子饿了，帮帮忙吧！能不能活到明天都很难说。”看脸形，大体像是吉卜赛人，而且小孩子的确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瘦，脸积了一层污垢似的约略发黑，眼窝深陷。说来不可思议，任何一对母子都长得极为相像。小孩子的年龄多少有所不同，此外任何一点都是某种典型的母子，就好像同样的母子复制了很多很多撒遍大街小巷似的。

这些吉普赛母子有很多谜。我认识的一个人咬定说他三年前看见的母子又在同一街角见到了，三年时间里小孩儿一点也没长大。这恐怕是他看错了，她领的应该是另一个孩子。不过很多时候似乎并非真正的母子，而是有组织地将“租来的孩子”带来带去。我只能说是“似乎”，真相不得而知。

没有小孩的（或小孩没有到手的）中年妇女偶尔也有，这类人把空空的哺乳瓶往行人鼻头那里猛地一伸，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有牛奶钱！”犹如狄更斯《双城记》里革命时期的巴黎街景。

其次多的是身体有障碍的人。没腿的人、没了很多部位的人。这些人把没有的部位明确出示于众。不存在的存在感。久久观察之间，发现不存在部位多的人在比例上讨得的钱多一些。我不由感叹：人世的运转意外地公正。

但是，这些人中有的并非身体真有障碍，而是为讨钱装出来的，即一种表演。康多提大街（Via Condotti）附近有个四肢扭曲、脖子反转、总是淌口水的乞丐少年，每次看见我都觉得不忍。不料有一天看见他一边数钱一边在街头快步如飞，看得我目瞪口呆。穿的衣服一样，我想不至于看错。不过如果那是演技，我宁愿为那演技付钱。

另外有手风琴手走街串巷，不时有手风琴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人行道上有人画宗教画要钱，一连花好几天时间用彩色粉笔把宗教画画在路面上，夜晚敷上塑料布以免有人踩上。有弹着吉他唱尼尔·扬《金子心》（Heart of Gold）的长发青年（这个太让人痛心了，给了一百日元），“咆咕咆咕”吹着风笛样的东西挨门讨钱的从山上下来的羊倌，牵猴人（只牵不耍），手提用意大利语写着“肚子饿了”的牌子坐在路旁的面容憔悴的外国小伙子，一声不响地伸手讨东西的别无所长的男子，如此形形色色的男女充斥街头。

不过说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何以惟独圣诞节乞丐数量突飞猛进？这些短工式乞丐平时到底靠什么维持生计？如此琢磨起来，谜团一个接着一个，脑袋成了一团乱麻。说真的，他们平时究竟何以为生呢？

这且不说，这么多乞丐都能讨到钱不成——这个疑问自然浮上脑海。但观察之下，确有相当不少的人停住脚从钱夹里拿出钱来放进盘子。我猜想欧洲人这样做怕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他们时常也做这种微小的施舍，尤其在圣诞节时，这种感情倾向似乎更强烈，看准这一点的乞丐自然有增无已。也可能情况相反，或者乞丐的增加为社会的慈善状况推波助澜亦未可知。不管怎样，需求和供给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大致说来，穿戴得体的太太给一千里拉（一百日元），一般人给五百里拉（五十日元）。一次试着给一个小女孩乞丐十五日元，结果没能从她口中听到“谢谢”。观看之间（因闲着无事，看得比较仔细），发现他们等到盘里的钱大体凑齐了，便迅速藏进了哪里。盘里大致留五六百日元像是讨东西时的诀窍。若比这个数多，过路人难免心想“都讨不少了，用不着我给了”，而若少于这个数，人家则可能以为“大家都不给，我不给也无所谓”。世上的实用哲学的确五花八门，静静注视着街巷，自会学到某种东西。如果站在东京街头定定地注视什么，一定会遭遇怪异的神情，在罗马则不至于，人们经常止步细看什么。老婆垂涎三尺地盯视着Max Mara或Polini等百货商店的展示窗，这时间里我朝着大街凝目观察乞丐形态。人各有各的人生方向性。

总而言之，街上混乱不堪。交通堵塞非比一般，搭出租车也寸步难行。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外出一次，回来心力交瘁。这些地方也和日本一模一样。

房东林恩太太对罗马的混乱头痛不已。她是中规中矩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混沌状态。“圣诞节快到时我绝不上街，”她说，“真的，村上先生，无论谁怎么说，那都是khaos[2]漩涡的中心！”

她对日本人怀有好感，或者不如说对大凡非罗马性质的东西全都怀有好感。我们每次见面，她都会产生似乎同是北方国民的连带感，总是长叹一口气，就这disorganized country[3]大发牢骚。可她丈夫是那不勒斯人，她抱怨意大利怕是多少有点不应该。毕竟，同那不勒斯人结婚而哀叹世界的混乱，无异于同黑熊结婚而抱怨其身上的长毛。

说起来，这位林恩太太把世间所有阴暗面统统一言蔽之为“Stupid”[4]。房子设备什么的坏了找她请人维修，她每每现出伤心的样子，就意大利产品的Stupidity抱怨一通。对维修工的Stupidity也发脾气。照她说来，菲亚特是Stupid Car，邮局是Stupid office（这个我也深有同感），路上的狗是Stupid dog。不过，英国人这种人的确有点怪，我想。

米尔维奥桥市场

今天是12月22日，差不多该去购物了。25日和26日圣诞节休息，所有店铺一律关门闭户，一如日本的正月。今天若不买好那期间吃的食品，往下势必坐以待毙。

平时我们在附近的超市购物，但在想多少集中买些生鲜食品的时候，一般要到米尔维奥桥（Ponte Milvian）的蓝天市场去。米尔维奥桥是皇帝下跪乞求教皇准许修建的，乃台伯河上有名的古桥，但因经常目睹，皇帝也罢教皇也罢都顾不上理会了。

从米尔维奥桥到留有墨索里尼时期面影的弗拉米尼奥桥，沿河走去，一家挨一家排列着宛如上野[5]“糖商小街”一带那样的食品店衣帽店等店铺。蔬菜新鲜，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所以附近的主妇大军提着大购物袋聚集到这里，各个阶层各色皮肤比肩接踵，既有穿皮衣蹬高跟鞋的阔太太，又有俨然大件垃圾的老太婆，既有菲律宾中年妇女，又有美国外交官夫人模样的人，日本太太也看见了几个。每次去市场我都心生感慨：世界上委实存在着类型繁多的主妇。

此外，离这市场不远有一家价廉味美的小餐馆，也有递出一百五十日元（一千五百里拉）即可吃上一块相当大的热气腾腾的比萨饼的站食饼屋。叫一声“米莱·廷奎（一千五百里拉）”果然切下一块一千五百里拉的，用电烤炉热了端上。出二百日元就吃得肚皮鼓鼓的。旁边还有总是给工人和士兵挤得热火朝天的廉价餐馆，男服务生的眼神和态度极端恶劣，时常有汗臭味扑鼻而来。与此同时，意大利也有能够吃到甚是少见的正统里脊肉的高雅餐馆，那里幽静，服务生态度也好，壁炉“哔哔剥剥”烧着。市场入口一家小店的站喝咖啡也浓郁可口。任何国家都一样，热闹的市场附近必有许多美味小食店，锦小路如此，筑地也如此。

我们乘公共汽车前往米尔维奥桥，先去鱼铺买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是进口货（地中海当然捕不上大马哈鱼），价钱决不便宜，但对我们极有利用价值。一条大马哈鱼，既可做寿司，又可盐烤，头还可以做汤。庆幸的是，买了鱼身，鱼头可以白拿，因为意大利人一般不用马哈鱼头，镰状鱼骨那么鲜美的地方也弃之不用。一公斤三千日元左右，随便买多少。去鳞、掏肠、切头，还切段分开卖。我们总买上半身。仔细看去，往往只上半身剩在那里，说不定意大利人专门买下半身。我们买了两千五百日元的大马哈鱼。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鱼铺都大同小异：一个穿长胶靴的似乎有些古怪的老伯和一个健康得不得了的老婆婆两人在鼓捣。剖了腹的鳗鱼仍然吱溜溜地跑了，老婆婆随后追去。“喂快来呀，小姐，好鲷鱼来了！”——这种欢快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相邻的鱼铺买了七条沙丁鱼、五条鱿鱼。沙丁鱼非常便宜，鱿鱼略贵，一共一千四百日元。

接下去买青菜。萝卜三根加芜青。蘑菇两公斤。西红柿、黄瓜、马铃薯、比埃达（类似京水菜的菜）、菠菜、扁豆、罗勒等等。两人双手满满抱着东西，站着喝罢咖啡，又坐公共汽车回家。如此购物累是很累，但满载而归，又都新鲜，心里十分快意。较之在米科诺斯生活那两个月的食物种类之单调，意大利——尽管是隆冬时节——简直无所不有，堪称乐园、天堂！总之蔬菜全都生机盎然。此时的赫尔辛基，人们吃的是什么呢？

回到家，当即动手准备。

我揪下蘑菇脑袋煮。老婆用尖头菜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剖开大马哈鱼，肥度适中的绝好部位出来了，马上蘸酱油和芥末站在厨房里吃了起来。大口小口吃这东西的时间里，不由得想吃米饭，正好有昨天剩的冷饭，便就着这生鱼片和梅干一扫而光。那么尝尝鱿鱼如何，于是鱿鱼也切片吃了。这鱿鱼滑润润的，十分可口。刚煮好的扁豆也当咸菜“咯嘣咯嘣”吞了下去，速食大酱汤也做了……如此这般，站在厨房里就简单解决了午饭。这么吃相当够味儿。

顺便交待一下，这天的午饭菜单是：大马哈鱼和沙丁鱼寿司、梅干寿司、青芜速腌泡菜、扁豆拌梅干、烧沙丁鱼。不过这天属于例外，平日大多吃通心粉。

总之罗马市场的食物全都神气活现，尤其西红柿、菠菜和扁豆，放进嘴里简直一声脆响，“这才叫鲜菜”的芳香飒然扩展开来。这三样回到东京后一段时间里难吃得无法下咽——东京的意大利菜虽说近来好吃多了，但青菜的生鲜程度还是一言难尽。

隆冬时节

从新年即将来临的12月17日开始写长篇小说《舞！舞！舞！》。写长篇小说时模式大体相同——“想写啊”那样朦朦胧胧的心情在自己体内一点点高涨，某一天猛一咬牙：“好，今天开写！”就我来说，较之具体结构和情节，更注重把握这个临界点。

和《挪威的森林》不同，《舞！舞！舞！》动笔之前就已确定书名。这个书名有人推测取自“沙滩男孩”的歌曲，其实（虽然怎么都无所谓）来自一支叫德尔兹（The Dells）的黑人乐队的老歌。从日本动身前，归拢家里的老唱片自制老歌磁带，其中正巧有这首歌曲。很像是老风格的“节奏布鲁斯”（rhythm-and-blues），悠然、粗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黑人味儿。在罗马每天半听不听地听它的时间里，倏然来了灵感，就以它为书名写了起来。我当然知道“沙滩男孩”也有同一名称的曲目（上高中时常听），但直接起因是这首德尔兹的歌曲。

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写得十分顺畅。《挪威的森林》是作为我也从未写过的那一类型的作品，边写边想别人将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呢？这个那个想个没完。而关于《舞！舞！舞！》根本没想那么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心所欲，怡然自得。从根到梢是自家风格，出场人物也和《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一脉相承，就好像回到久违的自家院落，非常开心，或者莫如说写这一行为本身就无比快乐，这在我也是极少有的事。

不过，这期间罗马的冬天迅速加深。这年的罗马冬天，冷的日子好像多些，屋子里也冷飕飕的。已有的暖气设备不够暖，买了个煤油炉回来，但暖的只是炉的正面，整个房间始终冷气逼人，而且是潮乎乎的令人讨厌的冷。洗的衣物两天都一点没干。这还不算，为了买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音乐会的门票，整整在寒风中排了四个小时队，结果两人身体都彻底垮了，一直冷彻骨髓。罗马的音乐会售票方式实在复杂离奇且蛮不讲理。波利尼或伯恩斯坦（Bernstein）等超一流演奏家的音乐会发行购票序号券，甚至发行购序号券的序号券，而这必须一一排队才能到手。一来二去，连主办方都晕头转向起来。序号券发行到257号，然而门票只有101张，此种事屡见不鲜。既无连贯性，又无温情可言，何况总有人插队，企图蒙混过关，有门路的早从后门把票搞走了。

而且遗憾的是，这天波利尼的演奏很难说精彩得使我们的殊死努力没有白费。前半场好像焦点还没对上就完了。心想这就是波利尼？好在最后的李斯特奏鸣曲到底云消雾散一般别开生面，不同凡响。不过，就波利尼的实力来说，本应提供更为石破天惊的音乐。听起来就一再觉得“不到位、还不到位”，却又无法把这种感觉聚敛成形，因而有种无可言喻的意犹未尽的不满留在心底。哪一年的事我忘了，总之过去在东京听过一次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的演奏，当时我累得几乎迈不动步了，听的时间里万分感动，音乐会结束时劳累早已不翼而飞，身体如刚出炉一样精神百倍。在这里追求那个就算是苛求，但毕竟挨冷受冻排长队买来的票，想不到竟是这个样子，虽说不是波利尼先生叫我排的队……

由于太冷了，我穿上大衣，对着桌子“啪嗒啪嗒”连续敲击电子打字机的键盘，和在西西里写《挪威的森林》时正相反。那时暖和得不能再暖和，坐在桌前昏头昏脑，这次则冷得差点儿把键盘敲坏。

不用说，冷比暖更适合脑力劳动，问题是这房子里的罗马冬天未免冷过头了。夜里为温暖身体而一小口一小口啜白兰地，白天为冲淡寒冷而每天都跟老婆大谈温泉和夏威夷。老婆宣布：回日本要好好去温泉，每天从早到晚泡在里面，然后去夏威夷一个月。妙！一想都胸口直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首先要写完小说才行。一旦开写，横竖要彻底写完才能回日本。一旦回日本，必定又要手忙脚乱。无论如何要守在这里把工作处理妥当。

《舞！舞！舞！》中出现夏威夷场面也是因为这个。我边写小说边想去夏威夷想得不行，所以拼命想像夏威夷写了下来。大概是这样子、大约是这个感觉——一边回想一边写。如此写夏威夷场面的时间里，似乎多少暖和起来，心情就像歪在热带太阳底下喝凤梨园[6]似的。文章也有这种具体效用！尽管转瞬即逝。

据日记记载，这一时期美元跌至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三日元,而我们的现金差不多全是美元，说实话，打击不小。

接下去发生了大韩航空飞机爆炸事件。2月间两人同时得了重感冒,咳嗽和鼻水一连几个星期都止不住，脑袋昏昏沉沉，低烧迟迟不退。但奇怪的是，惟独写作进展顺利。对我们来说，那的确是个严寒的冷季，从头冷到尾，即使在我们长达三年的旅欧生活当中也是最难熬的时期。这年冬天发生的唯一好事，就是小说完成了。因此，每当我想起《舞！舞！舞！》这部小说，就想起罗马马洛内先生那座寒冷的房子。是的是的，我是穿着大衣在那座房子里写小说的。并想起叫琴的猫、叫玛多的狗、米尔维奥桥的市场和波利尼音乐会。

伦敦

关于去伦敦，没有多少值得写的，因为在那期间一直独自写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谓不可思议的一个月。在那一个月时间里，我差不多绝对没和任何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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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伦敦可以说是势之所趋。老婆有点事情要经伦敦回国，我去送她。从3月初在此住了大约一个月，这期间我几乎跟谁也没说话，一直闷在房间里写作。写长篇小说时大体都是这样，产生不了想和谁说话的心情，所以对我来说，伦敦始终是个孤独而沉默的城市，这一印象渗透到了骨子里。

最初几天住旅馆，后来搬进短期租用的公寓。实际上来伦敦是第一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英语根本讲不通。我这人彻底习惯了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开始几天怎么也跟不上，很多时候都惊叹莫非这也是英语？发音听不大清楚，老是重复“Pardon my（对不起）”（其实英国人这种时候都说“Sorry”）。例如在附近超市卖肉的地方我要烤牛肉，那里的女孩子就此说了句什么——她问我什么，可我完全听不懂。不仅有很重的地方口音，而且速度快，心里不由叫苦。我说了句“pardon my？”对方重复一遍。但因为速度仍那么快，还是听不懂，于是我说听不懂。结果她再也不重复了，只是以“得得”那样的神情摇摇头，并包了一块差不多大小的肉给我。如此几次过后，我再不在此买烤牛肉了。不单这家超市，其他地方也有几次同样的遭遇。这点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人若对方听不懂自己说的，一般情况下都反复改变语速和用词，直到对方完全听懂。

如此这般，语言上意外吃了苦头。

房子是找中介商介绍的，看到第三处时定了下来。最先一处是位于名字叫“World End”（世界尽头）的——好厉害的名字——地段的公寓（顺便补充一句，我以前翻译的保罗·泰罗《世界尽头》这本书的背景即在这个地段。小说蛮有意思，务请一读），宽敞倒是宽敞，但房间装修有点叫人透不过气，就谢绝了。其次一处在帕丁顿（Padding ton）站附近。房间本身固然不差，可惜地下室气氛阴郁，又凉浸浸的，免了。第三处位于圣约翰森林路，是美术工作室样式的房间，狭窄，折叠床，可以收进墙内，但位置不错，光线好，离地铁站和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也近。反正一个人生活窄点儿也没关系，遂定了下来。窗外就是那条阿比大街（Abbey Road）[7]。

我在这个房间里写完了《舞！舞！舞！》这部长篇小说。一边用收发机听音乐、眼望外面的阿比大街，一边日复一日“啪嗒啪嗒”敲击电子打字机键盘。这是暖气极足的公寓，尽管外面大家都穿着大衣，但里面只穿T恤和短裤都渗出汗来，须不时开窗把脑袋伸到大街上空凉快凉快。写累了，就看在附近书店买来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一个近乎残酷的力透纸背的书，无可遏止的绝望，积极向上的自毁。天气总是不大好，三天有两天阴天，动不动就“啪啦啪啦”下小雨，一种仿佛预告恶劣世界到来的令人万念俱灰的冷冷的雨。不知何时下起，不知何时停住，甚至走到外面也弄不清此刻是否真的在下雨。这便是伦敦的雨。

趁不下雨的时候，每天在摄政公园跑一个来小时。这个程度的运动若再不做，脑袋势必掉弦。若不想让脑袋掉弦，就要让身体跑。只要不下雨，摄政公园还是极妙的公园。沿中间一条池边路跑过，再绕公园跑一圈。跑到动物园附近时，动物栏里飘出一股呛人的臊臭味儿，但这个也极妙，可以切切实实感觉出围栏里有许许多多动物。活物的活生生的气味。狮子们高角羚们骆驼们远离故土在这里生活，什么动物叫唤的声音也传来耳畔。

傍晚写作完毕，去附近买东西，做简单的饭菜吃。我在伦敦生活期间基本没在外面吃饭。老实说，吃什么都吃不出多大味来。当然美味的餐馆我想一定是有的，但从意大利赶来，很难有心情在伦敦花钱进餐馆。抱歉固然抱歉，可还是自己做来更可口。面包蛮够味儿，称为“料理”怕不合适，但我每天都在超市买来烤牛肉和面包，做牛肉三明治吃，咖喱饭或西红柿汤也有时做。

到了晚间，听音乐会换一下心情。现在看来，旅居伦敦期间能想得起来的，也就是音乐会和电影，因为此外光写小说和跑步。电影的确看了很多。布鲁斯·罗宾逊[8]这个年轻导演拍摄的英国片《我与长指甲》清晰留在了记忆里，在日本是否公映我不知道。是一部喜剧片，维斯涅尔这个虽然厚脸皮却叫人恨不起来的穷困潦倒的艺术青年、不无懦弱的主人公“我”以及维斯涅尔的同性恋老伯，三人难解难分，相当有趣。另外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剧本的美洲西部片《死亡的时间》这部哥伦比亚片也看了，甚为爽净的影片。《去听美人鱼歌唱》这部富有小品意味的加拿大片也看了。这部大概日本也公映了，讲一个长得并不算漂亮的立志当照相师的普通女孩如何对单位的上司——漂亮的女同性阿姐崇拜得神魂颠倒，但最后还是失望了，跟这位阿姐去日本餐馆时，一个活章鱼一摇一摆爬了出来，女孩叫得半死——这地方不够正常，那东西纵然日本人也不吃的。

不管怎么说，在伦敦看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法国片《天使的灰烬》（POUSSIÈRE D'ANGE）。节奏如风行水上，演员表现不俗，使我有一种久违的酣畅淋漓的愉悦感。看罢乘兴走了三站地铁的路。另外看了狄更斯的《小杜丽》（Little Dorrit），有亚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出场，影片极有狄更斯风格。长得不得了，这个星期天放第一部，下个星期天放第二部。亚利克·基尼斯那仿佛每个汗毛孔都深深沁有狄更斯的从容不迫的演技十分了得。观众里有好多父子，想必英国人是作为必要的成长仪式让小孩看这部狄更斯作品的，下一步大概要让孩子好好阅读原著。不难看出，英国人和狄更斯文学之间显然存在着这种强韧的长期关系，不由让人思索日本是否有与此相应的超党派的国民作品，但没有想出像狄更斯世界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度和深度的东西。不管怎样，狄更斯确实有意思，虽然带小孩去，但父母其实也足可沉浸其中。

音乐会也听了不少。

阿什肯纳吉（Vladimir Ashkenazy）指挥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也去听了。他与其儿子沃夫卡·阿什肯纳吉同台演奏。我在雅典听过一次沃夫卡君的演奏，老实说，当时没怎么认可，不过也可能多少有所进步。曲目首先是父亲指挥的科里奥兰序曲，接下去是沃夫卡出场演奏的莫扎特的回旋曲，以及父子共同演奏的弗兰克的《交响变奏曲》，最后又是父亲指挥的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沃夫卡的钢琴依然不够到位。较之好坏，更属于感染力匮乏的问题，没有诉诸心灵的东西。倒也不是受到儿子传染，但为人父者的阿什肯纳吉的指挥也不怎么样。马勒的交响曲合奏得也粗疏，漫不经心，比之不久前在罗马听的殷巴尔（Eliahu Inbal）指挥的《大地之歌》那天风海涛般的演奏，简直有霄壤之别。他的马勒松松垮垮而又黏黏糊糊。翌日时报的乐评栏载文写道：“如果我是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吉的儿子，那么我会做什么呢？或许当理发师，也可能投标枪，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绝对不当钢琴手！”

残酷，但有趣。第二代也十分不易。

还在女王伊丽莎白音乐厅听了科瓦塞维奇（Stephen Bishop Kovacevich）的钢琴音乐会。内容皆是贝多芬和舒伯特，舒伯特的降B调奏鸣曲绝对精彩，朦胧温馨，让人身上的疲劳悄然脱落一尽，就是如今难得听到的舒伯特。但贝多芬方面多少有些枯燥。此外还去了我喜爱的马里纳（Neville Marriner）和ASMF[9]的音乐会。巴赫的《圣母颂》尤其优雅动听，仿佛每一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指甲剪了，耳孔掏了，头发洗了——便是这样一种感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我个人偏爱，反正是出色的演奏。如此充实的音乐会可以天天花不多的钱听到，伦敦市民真让人羡慕。

歌剧看了柴可夫斯基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弗雷妮唱主题曲）和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比利·巴德》（Billy Budd），都很精彩。这个已经在别的地方写了，在此割爱。

伦敦逗留期间还去听了一次爵士乐，因为是令人怀念的布洛森·迪儿莉（Blosson Dearie）来爵士乐夜总会演奏。夜总会名字很奇特，叫“比萨饼游乐场”。名字听上去不怎么高雅，实际上却高雅得多。所有座位都采取预约制，打电话告知信用卡号码，即给留出座位。票价是八英磅半。客人全部是前来品享夜总会的衣着得体的中年夫妇，单客仅我一个。因此之故，女侍应生时常挂记着来我座位问我“开心么”，我笑着回答“嗯开心着咧”。不一会儿再次来问“如何，开心么”。一身牛仔服的日本男人独自来听布洛森·迪儿莉——人家或许为此感到蹊跷。

布洛森·迪儿莉的台风极具魅力。年纪该不小了，本来担心很难发出往日那惹人怜爱的声音了，结果纯属杞忧。当然，同过去相比声音的圆润度多少有所流失，但艺风愈发纯净无瑕，让人得以全副身心沉浸其中，从第一曲直到最后一曲。曲目全是原创（原创更叫人感动），所谓Standardnumber（标准曲目）几乎没有。边弹钢琴边唱，钢琴也弹得好，轻而又轻，仿佛即将腾空而去。如此味道的声音并非想弹就能弹得出来的。若说这不是爵士乐，或许真不是爵士乐，但布洛森·迪儿莉的音乐本来就不是吊起眼稍听的音乐，那是一种高品位夜总会音乐，是让人细细品味酸甜苦辣的成年人音乐（如今这种成年人倒是少了）。

比萨饼和葡萄酒也很可口。我吃过西西里风味比萨饼，而这个同意大利比萨饼相比也并不逊色。餐费十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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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期间只做过一次短途旅行。小说好歹完成了，高兴得外出旅行去了。从帕定顿站坐两小时火车来到一座名叫巴斯（BATH）的温泉镇。一如镇名所示，这是罗马人进驻英国时期发现的温泉古镇。罗马人是异常喜欢温泉的民族，满世界建造华丽壮观的温泉设施。我在那里的自行车出租店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骑去一个名叫库姆堡（Castle Combe）的小村庄。有人告诉我去英国最好到库姆堡，那里漂亮得很。从巴斯到库姆堡，路段果然漂亮（很早很早以前罗马人修的笔直的路），但要翻过好几座山岭，相当费力，况且我借的自行车有个要命的问题——每隔一小时车链就“哗啦”掉下来一次。如此这般，没能“悠悠然骑着自行车在英国乡间游逛”。这还不算，傍晚时分大汗淋漓地骑到库姆堡一看，旅馆早已满员，必须骑到下一个村庄去。

尽管如此，这次旅行还是叫人欢欣鼓舞。一来毕竟有一种小说终于写完的解脱感，二来天气也出奇的好，而且正值春天。由于拼命登车浑身是汗，肚子也瘪了。在库姆堡下一个村庄住的旅馆名叫“WHITE HEART[10]”，态度虽然冷淡，但住起来蛮舒坦。只剩大房间了，我说只我一人，便减了房费。傍晚在旅馆的酒吧喝啤酒，在餐厅吃鳟鱼。鳟鱼是切成薄片同杏仁一起蒸的，这东西简直香得无与伦比。谈不上多么好看，但味道实在地道。由于是棕树主日前一天，星期六，旅馆餐厅里坐满身穿外出服装的面目和善的一家老小，以致我险些吃不上晚饭。村里只此一家餐厅。

回来路上就差一点点回到巴斯的时候，自行车彻底分崩离析，不折不扣地变得七零八落，即使请来国王及其家臣也不可能修复，害得我扛着自行车走了最后五公里，得得！

不过对我来说，仍是一次幸福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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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邮局把打好的小说原稿寄去东京之后（避免通过意大利臭名昭著的邮局寄稿也是我特意来伦敦的一个原因），3月末独自返回罗马。

[1] 大量买入、低价卖出的商店。

[2] 希腊语“混沌”之意。

[3] 无组织性（混乱）的国家。

[4] 此处意为愚蠢、笨、蠢货、傻瓜。下面的Stupidity（名词）亦同。

[5] 和下面的锦小路、筑地均为东京地名。

[6] Pina Colada，一种西班牙风味的鸡尾酒。

[7] “披头士”有一首歌曲与此同名。

[8] 英国电影演员、导演（Bruce Robinson，1946—）。

[9] Academy of St Martin-in-the-Fields之略，圣马丁室内乐团。

[10] 意为“白色的心”，1982年成立的基督教音乐乐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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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空白年

一开始我就写了，为凑这本书（即所谓“游记”），我一点点写了类似速写的片断性文章，但在1988年这类速写一页也没写，没心情写。一来年初为写《舞！舞！舞！》忙得焦头烂额，二来写完后好长一段时间陷入虚脱状态。回日本后，虚脱感不久又过渡到一言难尽的乏力感。结果，直到临近年底都什么也没写成，可以说是空白年。

但是，这本书是随同我这个人的行动按部就班展开的，所以最好还是把1988年4月至10月间发生的事简明扼要地提一下。4月我回到日本，校对印刷厂送来的《舞！舞！舞！》清样，然后把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和译文收集在一起，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读本》作为书名交给TBS不列颠[1]出版了。又拿了驾驶执照。过去没有什么驾驶执照也没感到不方便，但秋天计划开车周游土耳其，为此发奋一搏。再说在欧洲没车去哪里都相当不便。每天坐山手线电车去驾驶技术培训所，一个月好歹过关。这些事处理完毕，如释重负地去了夏威夷，在那里发呆一个月，放松身体，百分之百是一次“暖身”旅行——罗马冬季的寒冷便是那般沁入骨髓。那期间我一直租本田雅阁练习开车，后退时撞在停车场柱子上，把右侧尾灯撞得粉碎。

可是，无论怎样给身体加温，某种冷气还是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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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去，这一年对我们夫妇似乎算不上多美妙。回到日本，《挪威的森林》成了超级畅销书。也是因为一直身在国外不大了解情况，过了许久回国一看，原来自己已成为名人，为之瞠目结舌。看报纸上的畅销书排行榜，《挪威的森林》的销量在任何书店都名列第一。讲谈社的办公大楼堂而皇之地垂下红绿两色幕布[2]。我有事必须不时沿江户川桥至护国寺的大街通过，看了实在不好意思，总是佯装不见。秋天出版的《舞！舞！舞！》也顺利地成了畅销书。

可是——这么说自知冒昧和傲慢——我无论如何未能从某种苦闷中解脱出来。苦闷什么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苦闷得不行，觉得去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许许多多。书卖到五十万册时，自己当然是高兴的。自己写的东西被大范围接受，对于作家来说没理由不高兴，不过坦率地说，较之高兴，我感到的更是吃惊。我想像不好五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作为读者想像不出，作为单纯的“人数”也想像不出。十万人我好歹可以想像，而五十万已无能为力。后来更加不得了，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二百万，这些对我来说无非是不具实体的“庞大数字”罢了。对于传媒界人士，处理这个程度的数字或许是家常便饭，而我则受不了。越想脑袋越乱，所以也曾尝试不去多想——十年来我基本上是作为小说家混饭吃的，数字与我没什么关系，畅销不畅销不外乎时运，问题是那里边出现了类似无法置之不理的空气那样的东西。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于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现在回头看才明白过来——说到底，自己怕是不适合处于那样的立场的。不是那样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块料。

那一时期我心力交瘁，老婆病了一场。我没心思写文章。从夏威夷回来，整个夏天一直在搞翻译。自己的文章写不出，但翻译还是可以做的。一字一句翻译别人的小说，对于自己不妨说一种治疗行为，这也是我搞翻译的一个缘由。

※

8月，我把老婆留在日本，重返罗马。从罗马去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目的是为新潮社采访阿索斯山和土耳其。这次旅行一共花了一个半月。我和摄影师松村君、编辑O君冒雨在阿索斯半岛的崇山峻岭中爬来爬去，接下去同松村君两人驾驶三菱帕杰罗去土耳其腹地转了一个月。有各种各样的遭遇，肉体也大受考验，但心情反倒由于体力的极度消耗而变得十分畅快。多余的脂肪去掉了，脸也变得漆黑。完了返回罗马，第二天去机场接老婆。10月间的事。

这样，在罗马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不过恢复——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真正得以恢复——恐怕是在翻译完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原子时代》（The Nuclear Age）之后。上面说了，翻译对于我是一种治疗行为。进一步说，这本《原子时代》的翻译对于我纯属精神再生（rehabilitation）。翻译过程中我一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这部小说中蕴藏的热能从最底层温暖了我的身体，骨髓里的冷气也因之排放出来。假如不译这部作品，说不定自己已随波逐流漂去另一个方向。

译罢这部作品，我有了再写一本小说的心情。我想，人的存在证明大概是在长久存活并持续写作这一行为之中。纵使那意味着持续失去什么、持续为世界所憎恶，我也只能那样活下去。那便是我这个人，那便是我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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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1988年4月到10月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概括。1988年10月，再有三个月即是我四十岁生日。我必须重振旗鼓。

这样，我又一点点写起了随笔。

[1] 日本的出版社。

[2] 《挪威的森林》日文原著分上下两册，封面分别为红绿两色，除书名外无任何图案。由作者亲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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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利先生的公寓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位于罗马的波尔卡里大街（Via S.Porcari）。从梵蒂冈走过去马上就到，面对文艺复兴广场去圣天使城的大道。距地铁站也近，过两条街走到里埃恩兹奥街（Via Cola di Rienzo），一般东西都可买到。果蔬市场就在旁边，到了梵蒂冈，还有梵蒂冈邮局（梵蒂冈邮局不属意大利，乃梵蒂冈城国的邮局，邮票也不同，比意大利邮局不知正规多少倍）。沿里埃恩兹奥街径直走十五分钟，走到头就到人民广场。过了圣天使桥，马上就是那沃那广场（Piazza Navana）。

我们早已受够了以前居住的郊外住宅小区交通的不便，决定这回哪怕房租多少贵一点也要住罗马市中心。倒也是，若论便利，这座公寓可谓便利得无可挑剔，哪里都可以走着去，从哪里都能走着回来。

找到此处公寓纯属偶然。沿波尔卡里大街边走边谈论“就在这一带住吧”之间，碰巧看见一座带家具的短期出租公寓，是一座古宫殿风格的极有情调的建筑，带大门和院子，幽静，日照也似乎不错。打电话一问，正好有空房间。

只是，这空房间是地下室，再怎么往好里说，也不能说是好房间。实质上是半地下室，老实说很难称之为正常市民的居住空间。墙最上端有窗，仿佛安杰依·瓦依达（Andrzej Wajda）黑白电影的光线从那里隐约泻下。抬头看去，可以一闪一闪看见路上来往行人的脚，恰似桑尼·克拉克（Sonny Clark）那张名叫《昂首阔步》（Cool Struttin）唱片封套上的摄影画。小姐们穿着高跟鞋，那富有诱惑力的裸足不时能够见到，长筒丝袜在罗马快活轻佻的阳光下闪闪烁烁。如此脚踝带着“咯噔咯噔”不无惬意的声响从离我们脑顶很近的上方走过，作为风景诚然不坏，但天天看未免有点累。总的说来，这段地下生活没有什么美妙的事，或者不如明确承认倒霉的事更多。白天都有些阴暗，加之房间小，厨房设备也糟。电气炉的火力不够，煮通心粉都难有保证，水煮不沸。无奈，我们便用野营用的液化气炉煮通心粉、煮饭。蹲在厨房地板上做饭很有点像难民，心里空落落的，常想我们到底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一下雨，面对院子的窗便渗水进来，房间里潮得厉害。由于电容量小，刚熨衣服，保险闸就“啪”一声掀下来，房间里一团漆黑。更糟糕的是，这保险闸活活要命，一旦掀下来就很难复位。我们隔壁房间也一样（地下有两个房间），住在那里的一对美国夫妇动不动就在漆黑中点蜡烛，保险闸比我们的还无可救药。是从波士顿来的举止高雅的中年夫妇，丈夫好像是外贸人士，想必是因为工作才滞留在罗马。理所当然，两人对罗马这座城市深恶痛绝，其心情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房间在美国百分之百是贫民窑。

我们之所以耐住性子住在这里，外景（location）好这个关系固然也是有的，但主要是中意房东康纳利先生的人品。康纳利先生为人非常和蔼可亲，年纪估计七十五六，瘦高瘦高，举止多少有些迟缓，但精神还蛮精神的，每天开着心爱的韦斯帕车来到公寓楼附近的事务所，身穿款式土气的绿色外衣，戴一顶棒球帽样式的帽子。康纳利先生的职业是摄影师，他说过去曾为日本的出版社做过事，“一家名叫小学馆的出版社委托我拍摄意大利的建筑”，并给我看了照片集。看样子是相当早以前拍摄的，多少有些褪色，但技术毫不含糊，让人感觉很舒服。看他拍摄的人的衣着打扮，估计是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眼睛不好了，已经从拍摄现场退下来了。”康纳利先生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文艺复兴广场附近的银行工作，另一个儿子帮忙管理这座公寓楼。康纳利先生只会意大利语和法语，因此是他的儿子把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的。

康纳利先生实在是个好人。意大利人里口惠而实不至的类型较多，但康纳利先生诚心诚意、无微不至地对待我们，有什么出问题的地方赶紧修好，缺什么买来什么。当然处理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有的，但至少此人有关爱之情，即使在我遇到的意大利人之中也属于相当出色的一类。一位深有旧时教养的老伯。

我们一眼就看好了康纳利先生，心想这糟糕透顶的地下室也未尝不可，遂耐住性子住了下来。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即使出现状况，如果明白另一端有人，大多事情都可以忍受，反过来，即使置身于不太差的状况，看不见人影也会心焦意躁、提心吊胆。

除了这个房间，这座公寓楼另外有一个房间。那个在地上，设施也比地下的完备。我猜想这间地下室原本不是给人住的，可能是仓库什么的，后来因多种原因改成了房间，所以种种设施都敷衍了事，故障也多，同地上的房间大不一样。康纳利先生保证说，如果地上的房间空了，就让我们优先搬过去。“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一个单身赴任的汽车公司大人物，罗马的事情一完就回都灵自己家去，不出两三个月就会腾出来。”康纳利先生说。

这么着，我们就一边在黑乎乎的地下室里熬日子，一边等待菲亚特的大人物回都灵。不料，这小子说是下个月就回都灵，却老赖在那个房间不动。据他说，他也不愿意待在罗马，也恨不得马上就回都灵自己的家，问题是公司总是拖拖拉拉不给办手续。问一个意大利人，得知这在意大利似乎是常有的事，并非像日本的公司那样明确下达指令于某某日转去某某分公司工作。“喂，你做好准备，下个月去都灵！”——听上司这么说而为此打点好行装之后，事情却迟迟不得进展。找上司打听结果，上司不是说“噢那么说来是那么说过”就是说“唔那事已经没影了”，往往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意大利人的话是靠不住的，连续说上三回之后再慢悠悠准备也绝不为晚。

如此这般，我们便日复一日在地下室生活。

不久，冬天来了，一天比一天冷。隔壁那对美国夫妇留下一句“感谢上帝总算可以逃离这座花园城市了”返回波士顿。由于太冷了，我们开车去意大利北部旅行。周游土耳其时从米兰的三菱代理公司租借的那辆大型三菱帕杰罗一直拖延未还，就开它出行。意大利人的马虎大意也自有其可取之处——在意大利提起帕杰罗，那几乎等于雅皮车。

我们一路住着小镇旅馆，沿高速公路缓缓北上。在威尼斯住了几夜，然后经克雷莫纳、热那亚去了里维埃拉。本来指望里维埃拉会暖和些，不料到了一看，冬日的里维埃拉总好像空落落的，暖和诚然暖和，却没有什么东西可让人提起精神。和在西西里时一样，身上不由得一阵阵发痒，有什么不对头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

我们就带这种不释然的心情转了帕尔马、曼托瓦、费拉拉和阿西西，转完又返回罗马。

返回罗马后仍过同样的地下室生活，只好再次出游。这次去米兰。这样一来，让人觉得在帕杰罗中生活的时间可能会比房间里的长一些。好在有事临时回了日本。前不久天皇没了。我终于年届四十。但不用说，到了四十也并不意味有什么东西陡然发生变化，既不至于以这一天为界一下子老态龙钟，又不会马上聪明过人，无非产生一点点“奇怪呀”这样的感觉而已。

回日本一看，日本的媒体铺天盖地全是天皇报道。有所谓“大丧之礼”，日本全国的警察集中到东京，不断掀开下水道顶盖，贴上封条，想必是为了防止过激分子的恐怖行径，但从意大利回来当即目睹如此情景，神经好像整个出了毛病。我们回日本期间一直住在涩谷区的公寓里，但因为对东京这种疯疯颠颠的名堂烦不胜烦，加之不时有警察登门，令人快活不起来，于是决定乘新干线去九州尽情泡一泡由布院温泉，泡到这场骚动过去为止。这么说或许不尽合适：九州的普通人似乎不怎么把“大丧之礼”放在心上。而在东京，仿佛全世界都染成了同一颜色，不管见谁都谈这个，全都就此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五花八门的意见和感想如细微的尘埃漫天飞舞，微微震颤。所幸九州不同，感觉上天皇的葬礼也是和日常生活没多大关系的“遥远的故事”。

如此兵荒马乱之间，康纳利先生来电话了，告知都灵那小子终于回了都灵，房间空出来了，问我什么打算。于是我们又一路奔向罗马，心中感慨这样子岂不成了无根的浮萍，那里一趟，那里腻了这里一趟，这里腻了又去那里。那里一趟这里一趟倒没什么不可以的，可这样下去，真想购买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数次往返优惠票。

※

康纳利先生留给我们的新房间位于一楼。说是一楼，其实是在一楼半左右的高度，因为地下室是半地下，一楼部分自然高出半层。较地下室当然明亮得多，房间也宽敞干净，厨房和浴室的功能远为充实，连洗衣机都有。以前住的地下室没有洗衣机，半年时间里我们始终“喀哧喀哧”手洗，弄得满手起泡，所以对康纳利先生的新房间我们心满意足。进得房间，餐桌上放着一个豪华的小果篮和一束鲜花，并附有一枚纸卡，上面写有“献给名闻遐迩的村上多特雷（博士）”（意大利人习惯这样胡乱形容别人的头衔，我真闹不明白自己何以成了博士）。

我在起居室一角放了一张写字台，把电子打字机摆在上面，接上小型CD唱机。这样，工作间差不多就出来了。回日本自己的家，固然有大口径JBL，但现在想也没用。在地下室住久了，搬到地上房间最先感觉到的，是完整看见外面风景是何等的妙不可言！无论再发生什么，都绝对不住回地下室去。从写字台横头的窗口可以看见一路之隔的七层古典式公寓楼，窗前带有仿佛墨索里尼即将发表演说的煞有介事的阳台。旁边有一家Profumeria（化妆品商店）。罗马Profumeria多得要死。在Profumeria上班的小姐们太太们当然都浓妆艳抹，每当无聊起来，她们就走到门口同左邻右舍的人站着闲聊，居然有那么多可聊的，不由你不佩服。

不过从这窗口看见的最佳景观不管怎么说都是路面停车，百看不厌。在这一带找停车位比登天还难，所以一旦我们得以把车停在家门附近，就不想把车开出那里。总之停车之难就难到这个地步。我们住的公寓楼前也总是停得满满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车为找停车位而在附近转来转去。因此，若偶尔有人把停的车开出去，发现空位的幸运开车人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马上随后开进去，这情景定定地看起来真是饶有兴味。

或许你不相信，意大利的车有表情，一如车上的开车人，车本身也有丰富的表情。所以每当有车位腾出，它忙不迭地同开车人一起——活像人马一体——现出可爱的笑容。而若因动作之差被其他车抢了先，整个车就一下子消沉下来，垂头丧气，满脸懊悔。这一个一个表情甚是生动，光看都觉得其乐无穷。这方面和日本的小汽车不同，日本的车居然没有表情，高兴也罢难过也罢，都以上市企业那样大同小异的表情东奔西跑。若让我说，无论丰田MARKⅡ还是日产GLORIA抑或马自达CAPELLA，都全然猜不出其所思所想。如果你说汽车那玩意儿有表情也好没表情也好还不一回事，那倒真是那么回事，不过即使细看日本路面停车的情景，也看不出多大意思，何况若过于无谓地久久盯视不动，没准给S级奔驰下来的人痛打一顿，还是小心为好。

在这点上意大利就表现不俗。那种有表情或者很有可能在路边抬起一条腿拉臭臭那样的车，并非任何人都制造得来的。我喜欢意大利车这样的地方，性能另当别论。

有了窗，就能怔怔打量如此光景以消磨时间。写作写累了，就靠在窗边一边听威尔第的木管协奏曲一边乐此不疲地观看种种街头景致，心想到底是地上好。尤其罗马春天那晃晃耀眼的光照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透明、亮丽、一泻而下。到了4月，外出就要戴太阳镜了。露天也可以吃饭了，新花开放，新鸟飞来，猫们也懒洋洋伸直身子，性急的小妞们甚至穿上了无袖衬衫。这个季节的罗马，怎么能在什么地下室住下去呢？

此外，这座公寓楼里有Cameriere（女勤杂工一类），一个是名叫丽娜的胖老太婆，另一个是高个子黑人小伙子（名字不详）。两人大致早上9点赶来，下午2点离去。丽娜负责更换床单和细小地方的清洁，小伙子做体力活儿。两人给我的感觉都很好，十分勤快，丽娜尤其是意大利那种极为开朗的老婆婆，为人热情，对方一旦合她的心意，她就彻底以诚相待，所以我们每次外出旅行都给这两人买一点礼物回来。于是丽娜每次都高兴地抱住我的老婆“啾啾”吻上两口，叫人觉得未免感情过剩，但人家高兴比什么都好。和日本一样，在这个国家，所谓诚意总之就是送礼。

从经验角度来说，意大利的公寓，设施自然是一方面，同时Cameriere的素质也会让居住者心情为之一变。假如Cameriere不友好或做事消极，纵使再好的公寓，整座建筑的气氛也会不可收拾。如果他们不肯收留邮局送来的邮件，势必一一跑去邮局领取，而这点——下面详谈——简直是地狱。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最后总是取决于人才的有无和人际关系。我们住的波尔卡里大街的公寓管理十分到位，在这个意义上生活起来相当容易，什么东西坏了马上给换，不在家时的邮件也给好好留存着，这在罗马实在近乎奇迹，是我们在罗马找到的最后也是唯一地道的住所。

罗马停车种种

顺便再详细介绍一下罗马的停车情况。在罗马市内找到停车位置不是件容易事。若进一步准确地下个表述性定义，那便是大体介于“相当困难”和“困难至极”之间的一项作业。我想这在东京也是同样，停车难似乎一年比一年严重。在我来罗马后三年时间里，情况眼看着每况愈下，就是说“程度表”的指针已经从“相当困难”大跨度朝“困难至极”倾斜。

一般说来，市中心几乎不存在停车场那个东西。若问为什么不存在，首先因为城市本身狭小。不但狭小，还对建筑物严加限制，使得现代化的可以停车的楼无从谈起。满城的建筑物差不多清一色是历史建筑，自不待言，历史建筑本身就不带什么车库。一次我在罗马找房子，对方说是新的，跑去一看才知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吃惊不小。这都算是新建筑，其余可想而知。古建筑有情调，看着是很漂亮，遗憾的是很难说功能齐全。

还有一点，即使想深挖地下建停车场也远非易事，因为稍挖开地面一点点就有什么遗迹出土。结果，罗马城“路面停车”泛滥成灾，开车去哪里也找不到停车场。交通堵塞未必有东京厉害，但停车场绝对一塌糊涂。一旦在住处附近找到停车位，一段时间里就再也不愿意把车开出，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为等停车位而绕着住处来回兜三十多分钟的时候都有过。

这么说，在罗马没车不就行了么？可问题是在罗马没车，生活起来又是一场麻烦。首先第一点，这里并不像东京那样公共交通工具四通八达。不，别说东京，跟世界任何城市相比都不发达。地铁复线只有两条短的，公共汽车又不知什么时候来。而且无论公共汽车还是地铁，全都挤满吵吵嚷嚷的ragazzi（年轻人），这些家伙举止粗俗，动辄胡来。还有——日本人难以想像——这里的公共汽车时常走错路，糊里糊涂忘记拐弯。因为罗马山路都是单向通行，简直人间地狱，错一回路，要费好多周折才能回到原来路线。乘客这个那个起哄，司机喋喋不休辩解（不道歉，只辩解），结果花的时间更多，实在忍无可忍。到站不停已成家常便饭。明明按了停车钮，却不知司机在想什么，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以致必须大吼“停车、停车”。这种差错午饭后最多，想必司机也喝了葡萄酒，身心双双松懈下来。这个时间段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次我等的公共汽车连人带车整个下落不明，倏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交通局的老伯们也总算铁青着脸到处找那大巴了，我猜想大概司机开车到哪里游花逛景去了。

地铁倒是大体按时开来，也不到站不停，遗憾的是仅有两条线，车厢里小偷也多。可另一方面，出租汽车又很难找到。总之不便到了极点。

另外，夜里晚回来一些，公共汽车和地铁都几乎没有了。而罗马的音乐会一般是晚间9点开始，结束无论如何都得过11点，歌剧之类差不多要到12点。这样一来，只能走路回家，或预定附近的宾馆。因此，若长期生活，车就成了必备之物。我在东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几乎没有想到必须有车，因而也没有开过车，但来罗马之后，没有车就往往难办。罗马市民也对这种糟糕情况忍无可忍，报纸上也呼吁想想办法，但无法可想是眼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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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且另当别论，我在想，车这东西充分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文化和国情。就是说，意大利的车其实是意大利式的。意大利的小型车一般说来做得很容易停在狭小的街角，第一车身小，第二方向盘特容易打转，狭窄地方也可以顺利进入。近来罗马市内也常见到大型奔驰和沃尔沃等等，但我想这到底不适合罗马的停车状况。美国车更是无从谈起（实际也一辆都没有）。就市内停车状况而言，菲亚特500（CINQUECENTO）或126（CENTOVENTISEI）啦UNO啦奥托比安基啦再合适不过，它们可以见缝插针地迅速找到位置。CINQUECENTO全长才三米过一点点，比四米的高尔夫还短一米，比奔驰560竟短两点一米之多，正是给罗马做的车，而且一副对撞车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在说想撞就撞好了其奈我何——简直天下无敌。

说到底，CINQUECENTO的优点是可以停在人行道上，可以在汽车道水泄不通的时候爬上人行道，暗自庆幸地蹲在那里不动，至于是否合法我不晓得。应该不会合法，但我没见其受过处罚，想必因其小又不过于碍事而网开一面。这东西从旁边看来都像方便得很，若上高速公路未免悬乎，但在罗马市内跑动则非此莫属。驾驶奔驰560和沃尔沃760（全长485厘米）的都是所谓罗马雅皮。这些人在酒店前急不可耐地物色车位，而CINQUECENTO的车主们一下子停在人行道上岿然不动——这光景看起来非常开心惬意。不过，这在人行道较宽的罗马才可做到，在日本根本行不通。

还有，这类人的纵队停车本事十分高超。老婆购物的时间里，我始终站在路前观看这纵队停车表演，这也是百看不厌的罗马娱乐之一。如果哪位来罗马，我就推荐他看这纵队停车光景，而不是去看什么斗兽场和梵蒂冈美术馆。即使对意大利人来说，这项停车表演似乎也足够赏心悦目——我驻足观看之间，也有几个人停下来在我身边看得出神。

在空间小得仅可容下一辆车甚至可能容不下的情况下，这项表演简直精彩至极。不久车来了，开车人放慢速度，目测能否容下，旋即开始尝试。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停下，打开警示灯，缓缓后退。旁边有看热闹的人出来，多是闲着无事的老伯，也有我这样在妻购物的时间里无所事事打发时光的人。日本常有有闲老伯抱着双臂怔怔地观看建筑工地什么的，气氛大体相似。开车人是驾驶奥托比安基Y10来商业街购物的普通太太，同样出手不凡，以训练有素的手势轻盈地把车屁股插进去，随后左一下右一下迅速旋转方向盘，岌岌可危而又恰到好处地把车塞了进去，堪称“Bravi（勇敢）”。若做得更为出色，还会有人“呱唧呱唧”鼓掌。大家或点头或招呼说“Perfect（太棒了）”，和意大利歌剧的咏叹调一个样，那位太太也笑眯眯地对这番赞赏坦然作出回应。奇妙的国度！

反过来，若是表现差劲，那就要明明白白地受到奚落。但不用说，差劲的人也比比皆是。差劲的人就彻头彻尾差劲了（对差劲的中年主妇，人们起哄道“太太，快回家煮通心粉去”），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不怎么窄的地方停车时，往前面的奔驰防撞杆和后头的雪铁龙防撞杆上分别“咚咚”使劲撞了三次。在日本干这种事很难释然离去，即使在意大利，我想恐怕也很难白撞了事，不料那人似乎性格十分豪放，竟哼着歌儿若无其事地径自去了哪里。意大利人一般认为防撞杆就是让人撞的东西，对防撞杆之被撞远比日本来得宽容，但这毕竟不是值得欣赏的行为，而且撞一两次也罢了，前后三次就太过分了。一次在西西里，见一个人把对方的防撞杆“咔嚓”一声撞落在地，周围目击者只我和老婆两人，他也好像觉得有点不妙，转向我们说了句什么，大约是“没办法啊这防撞杆也太不禁撞了哈哈哈”，旋即大步离去。

此外，并排停车也是一大景观。

罗马路面挤满了汽车，当然有人并排停车，偶尔甚至一停三排。从原则上说，并排停车的一般都是稍停一下赶紧去办事的，或在前面餐馆吃饭、别人一有表示马上出来的人，因此只要把事情控制在这个限度内，车被挡住的人不会怎么抱怨，再说他本人也这么做过。问题在于对方是意大利人，所以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不可能好办）。有不少家伙并排停车后再也不知去向，等到日落天黑都不返回，这样一来，车被挡住的人就无法把车开出，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只能一个劲儿按喇叭，吵得要死。吃饭时旁边喇叭响个不停，真是不快至极。如此时间里，并排停车的开车人忽然折回，有人道一声“啊对不起”，也有人压根儿不道歉（一般不道歉，道歉不是罗马的倾向性）。若有人就此发牢骚，甚至可能争吵一阵子。若是日本，势必抓起脖领子来，但这里的争吵只是虚张声势打嘴仗，没什么龌龊之处。偶尔或许有，但就我目睹的来说，看上去相当有趣。“干嘛把车停在这种地方，就没想到会给别人添麻烦？”受害者这么一说，加害者应道：“反正已经回来了，这不就行了么？”一副大模大样的态度。这样子架也吵不起来，下次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立场整个颠倒过来也毫不奇怪。所以争吵不至于不可开交，双方说完想说的，就开车去了哪里。

一次在里埃恩兹奥街看见一个因并排停车而开不出车，苦等了二十分钟的女孩朝吹着口哨忽然折回的男子大发脾气，不料那男子满不在乎地这样说道：“跟你说，或许是我不好，这我承认，可你那说话方式也同样差劲！”有趣的国度，住不厌的。

还一次眼见四个男子把并排停靠着的CINQUECENTO一举抬起来移开，若是沃尔沃的话恐怕不易做到。

蓝旗亚

这回无论如何得在意大利买一辆车。不是很了不得的车也没关系，能开着自由自在地在欧洲旅游即可，最好是不很大的意大利车。

我觉得老型号的奥托比安基112蛮可爱的，老婆则是CINQUECENTO的热烈追捧者。问题是作为市区用车倒也罢了，跑外地长途旅行则未免力不胜任，况且二者都不再有新车出厂。再三考虑之下，决定按我的个人爱好买了蓝旗亚Delta1600Gtie。车身不大，引擎相当有力而外观又不显眼，正合我意。Giugiaro[1]的设计也够洗炼，无可挑剔，在Delta系列里算是中档车。价格以日元计算不到二百万。我因是外国人可以不上税，因此在意大利付的款大约一百五十万日元。

只是，买到手费了很多事。需要多种多样的文件，而且要直接找到位于菲亚特总部的蓝旗亚经销店，英语又讲不通，只好请乌比先生帮忙。

首先向经销店的老伯提出想买蓝旗亚1600GT。这是一位秃脑袋的气色很好的老伯，一副仿佛标榜极喜欢通心粉的意大利人长相。他说现在手头没有1600GT，要向都灵总部订货，按顺序大概要等两个月时间。意大利眼下经济看好，车卖得飞快，大多供不应求，况且1600GT基本算是赛车型，现货没那么多，订货无论如何都要这么长时间。事情或许如他所说，问题是我们等不了两个月，于是我明确表示：用现金当场支付，请务必马上找来。或者现在买，或者不买，这点毫不含糊。在这个国家，若不这样自我强调，要的东西永远等不到手。

“那么，我给熟悉的经销店打电话问有没有现货。颜色可有偏爱？”他说。我说没什么偏爱，除了白色什么都行。

打了好多个电话之后，终于找到一台1600GT。颜色是金属深灰（metallic dark gray）。

太好了！十全十美。事在人为。

这位老伯名叫文图瑞，对日本车怀有相当深的敌意，说意大利车在日本卖不出去是因为保护主义的关系。我也不否认日本市场有那种倾向，但德国车却卖得飞快，所以根本不是保护主义作怪。即便价格高一点，如果质量好服务到位，产品也同样卖得出去——我本想这么说，但一来不会意大利语，二来这事说来话长，便哼哈着听听罢了。“不管怎样，这次我们用蓝旗亚出的DEDRA新车打倒了日本车！”他说。后来我在展示室看见了这辆名叫DEDRA的车，相当丑陋。也罢，人各有所好。

老伯说车到手要一个星期左右，但这个那个啰啰嗦嗦，车运到罗马花了两个星期不止。不过，这是罗马，这个程度的拖延称不上拖延。这种档次的车，车上的东西在日本都是按标准配齐的，可在意大利行不通。首先没有动力方向盘，接下去是没有车内音响，没有广播，空调当然没有。还没有右侧窗镜，没有车内垫，什么都没有。好歹驾驶席前面的车窗是电动的（在窄得难以置信的不易操作的地方几乎像故意找别扭似的有个小开关）。另外，锁是中央控制式的，试了试却不灵。请技术人员看，说“啊忘了装保险丝”。我不由得担心起来：这样子能行？

加钱装了右侧窗镜和防盗警报器，两个加起来二万四千日元。在日本倒也罢了，在意大利警报器绝对少不得，即使不可能有人偷的破烂货菲亚特CINQUECENTO都带警报器。没有这个，在意大利就不能称为汽车。

说一下车内音响，这东西风险太大，决定不装了。因为把车停在街上离开，那时间里车内音响基本上被盗无疑。意大利开车人下车时把音响整个拔下来随身带走，我不愿意找这麻烦，遂不要车内音响。懒得提着车内音响逛街。

再说警报器的使用。

这当然是为了防止车辆被盗。先关掉引擎，下车前打开警报器开关，打开后三十秒内下车锁门，这样警报器就不会响。上车更难，必须在开门六秒内解除警报。问题是警报器开关安在极难找到的地方。当然啰，安在好找的地方小偷会马上解除，这又是一场麻烦。尽管如此，那也实在太难找了，感觉上就像把手伸进电冰箱背后的狭窄空隙拔电源插头一样，而这必须在开门后六秒钟以内完成，很有些像“间谍大战”，汗都冒出来了。况且一旦失手，就要“啪啪啪”震天价响个不停，山鸣谷应。在意大利开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再看车内设计。意外的寒伧。不妨说，在这方面日产阳光和丰田花冠这个档次的日本车要漂亮许多。蓝旗亚塑料接缝明显凹凸不平，高档感全然没有。说起来，玛莎拉蒂之类里面看上去诚然漂亮得很，但意大利车作为普及型多少存在问题，这东西如果做得恰到好处，保护主义根本拿它没办法。除却情趣相当特别的人，大多数日本消费者我想不至于出大价钱买这种车，毕竟日本车便宜得无法相比。

就车内设计嘟嘟囔囔发完牢骚，再看燃油表，燃油彻底为零，表针直挺挺地靠在左端不动。“燃油几乎没有，请赶快去那边加油，不然一开就没油了。”工厂来的人轻声叮嘱。简直开玩笑！时间已过一点，是加油站的打烊时间。自助式加油站倒是有，总之得马上去找。太不像话，丝毫谈不上是好意关照。

总算在油尽之前找到一家自助式加油站，先加了一万里拉（一千日元）汽油。OK！沿曼佐尼街（Viale Manzoni）开进墙边地下通道，从人民之门旁边穿过台伯河，顺着里埃恩兹奥街去文艺复兴广场，然后开回家。正是交通繁忙的午休时间，下了一上午的大雨继续笼罩着罗马城，以致刚买的车浑身泥水。

车况本身非常好，一副刚出炉新车的派头。一踩油门，引擎立即“突突突”发出十分快意的声响，方向盘也转动自如，刹车也立竿见影。弹簧板稍有点硬，但“咯吱咯吱”感觉很妙。

蓝旗亚DELTA1600Gtie，不管怎样是我买的值得纪念的第一辆车。好了，看下一步能否顺利……

罗得岛

5月末，接受希腊政府旅游局的邀请去了希腊罗得岛，即所谓“有请阁下”包行包吃的那种形式，条件是拍摄希腊风光参加秋季在东京举行的摄影展。在希腊国内随便去哪里随便拍摄什么，拍不好只拍纪念照也未尝不可。除了我另有十人左右受此委托。我不大喜欢啰啰嗦嗦的麻烦事，尤其不愿意照相，但既然说老婆照也可以，那么我想这样问题不大，就答应下来（只是，尽管角度、光线、图像等种种说明不厌其详，我家老婆却未能换上胶卷）。对参加者发给机票和一星期的经费，但我们已在欧洲，就安排了罗得岛半个月带厨房的宾馆给我们。作为我们自然喜出望外，打算去罗得好好享受爱琴海的初夏。

我们来罗得这次是第二次（我是第三次）。上一次来是12月，由于时值旅游淡季，宾馆也好饭店也好商铺也好都有九成关门，游客几乎见不到。天气也不大好，每天淅淅沥沥雨下个不停。罗得冬天的雨的确淅淅沥沥没完没了。那之前刚刚在此开过欧共体首脑会议，科尔、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都住在这里，以致岛上到处是警察。希腊全国的警察全部集中在这里警备。但他们也已结束工作离岛，几乎和我们擦肩而过。罗得一片节日过后的气氛。我们入住的宾馆也许接待要人接待累了，员工都相当疲惫。

虽说是冬天，罗得也没刮很大的风，比米科诺斯温暖舒服得多。绝对算不上暖和，但没有砭人的寒意。绿色多，风景也自有情调。总的说来，是一座富有女人味的、安谧的海岛。凡此种种，让我们相当中意。无奈季节未免过于凄寂，所以计划要在夏天旧地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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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得机场Budget[2]出租汽车柜台租了一辆菲亚特UNO。UNO这种车开起来简单而又能上来感觉，我相当中意，可惜我借的劳什子是有问题的：小灯不亮，点火栓衰颓不堪，引擎极难发动，手刹车几乎不灵。停在坡路上解手回来一看，停车的地方没车，疑惑之间，发现车一头扎进了坡下的铁丝网里。居然把这种车租给顾客！由于太不像话了，前去抱怨，倒是很爽快地道歉，换了另一辆UNO。给换了自然好，可是这新换的同前一辆情况大同小异。点火栓彼此彼此，各种警示灯随着颠簸忽亮忽灭，手刹车的确好使了，而脚刹车每次踩下又发出杀鸡般的悲鸣。理所当然叫人放心不下，恐惧感如影随形——刹车板什么的在哪个拐角前“啪”一声脱落怎么办？瞧这个样子，手刹车不灵的那辆说不定更好。

也罢，就开这辆破菲亚特在罗得岛上转吧。一次被一个驾驶日产奇瑞的老伯叫住，以为有什么事，只听他建议道：“你是日本人怎么开菲亚特这样不入流的车？我一直开日产，世上再没有这么好的车了，跑得快，故障少，省油。”

不过罗得岛大小正适合跑车。环岛公路都靠海边，景致十分优美，路面空空荡荡。有合适的海滩就在那里游泳，有看上去蛮不错的餐馆，就在那里吃炸鱿鱼和色拉，喝啤酒开车也绝对没人说三道四。

反正有时间，岛上边边角角都转了不少。我很中意一家叫Epta Piges（七道瀑）的餐馆，位于去林多斯（Lindos）路上右拐的山中。这的确是一家奇妙的餐馆，餐桌沿漂亮的山溪排开，男服务生在岩石之间轻快地跳着上菜。拿手菜是烧烤，烧鱼烤肉的烟从厨房烟囱里很起劲地升向天空，味道也极好。另外这里有很多很多孔雀。至于这种地方何以存在孔雀我不太清楚，反正有一打之多的孔雀确确实实栖居在树林里。雷蒙德·卡佛[3]有个短篇小说名叫《羽毛》，里面提到半野生化的孔雀，来这里后我才得以充分理解那个故事的气氛。孔雀们蹲在树枝上，一边俯视餐桌食客，一边如同小说中那样“美噢美噢”叫着。那么说来，卡佛也曾来过罗得岛。他好像十分喜欢这里，以罗得岛为题材的诗也写了几首。我不由得心想，说不定他也来到Epta Piges看见孔雀后才想出那个故事的。如此思来想去，菜肴味如何竟忘个精光。那倒也没什么。

我们冬天来时也顺路到过这Epta Piges，但当时餐馆关门，惟独孔雀俨然自卫队一般大摇大摆在那里徘徊。我们刚一凑近，孔雀便扑楞着翅膀“美噢美噢”吓唬我们。那时就觉得奇怪，而夏天同样令人费解。如果诸位去罗得岛，务请到Epta Piges看一下，地方非常有趣。也可以以这里为起点沿漂亮的山溪在山里散步。罗得岛有丰沛的泉水，水多绿色多，在希腊海岛中不妨说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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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Old Town）里兼作酒吧的小餐馆鳞次栉比。到底靠近港口，很多餐馆都可吃到鲜鱼鲜贝。既有堂而皇之的饭店，又有价格便宜的平民餐馆。我不大中意堂而皇之的饭店，就在便宜餐馆之间转来转去找味道好的。这样的努力在旧城总能得到回报。名字我忘了，记得在城中心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味道极好的烤鱼店，以日本说来，感觉上就像后街深处挂着半截布门帘的烤鸡店或杂煮馆。进了门，迎面一个大大的炭火炉，炉里总有烧得红通通的木炭。前面守着一位身穿背心的中年烤鱼师傅，一面小口啜着葡萄酒，一面查看火势，翻动鱼串。旁边有装着活鱼的展示柜，顾客指点柜里的鱼挑出请师傅烧烤。店由三个人经营：不懂英语的管烧烤的中年师傅，懂英语的跑堂老伯，以及在里面做色拉的太太。冬天去时没有懂英语的跑堂老伯，到了旅游旺季多了一位。三人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不知道，反正这里的炭火烤鱼味道好得不得了。不管怎么说，鱼还是用炭火猛烤出来的再好吃不过。价格也便宜，烤一条刚捕上来的章鱼和三条小鱿鱼，吃一盘色拉和一盘炸薯条，喝一瓶雷切纳葡萄酒，再带个面包，肚子吃得饱饱的，算账才一千五百来日元。不仅如此，去过几次之后，还优惠水蜜桃甜食。若带便携式酱油去就更妙了，往刚刚烤完的鱼和鱿鱼上足足挤上柠檬汁，再迅速淋上偷偷带去的酱油（堂堂正正淋上去也无所谓），味道简直美上天了。

附近的人也把自己的鱼带来请店里烧烤，付不付烧烤钱我不晓得，但据我观察，没人付什么钱，想必免费招待。边聊天边让店里烤，香喷喷烤好后（的确烤得香喷喷的），道一声再见出门离去。估计回到家全家一齐受用。这么说来，日本过去也有人得到别人送的鱼就拿到附近鱼铺，鱼铺里的人免费刮鳞剖腹。拿去说一声“抱歉”，对方说道“无所谓”，三下两下刮剖完毕。二者同一回事。在希腊，附近的人需要的时候，面包铺老板还把烤锅借出去。依我的想法，做菜的味若沾到面包上岂非不妙，但这里人对这种小事似乎不太介意，这就叫大度。我这人很难说有多么大度，但非常欣赏这种大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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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宾馆的经理在宾馆餐厅招待我和老婆吃晚饭，想必政府旅游局那边说有日本作家前去请他关照。经理名叫斯巴努迪斯，三十三四岁。宾馆规模相当大，这个年纪便当上经理，恐怕可以说是破例提拔。他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在埃及出生，在巴黎的大学上学，是个能流利讲四种语言的国际型知识分子，称之为希腊式雅皮也未尝不可，为我们准备的菜肴有地道的希腊风味，也有特别做的日本风味炸虾，十分考究而排场。

但是，斯巴努迪斯先生用餐时间里始终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看来宾馆的经营状况不很理想。他说：“罗得岛的常客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是北欧人，再次是德国人。不管怎么说，有钱的老年英国夫妇是留宿客人的主流。岂料英国税制变了，开始对养老金课税，英国人外出的脚步骤然慢了下来。罗得人以为自己不吭声也有游客涌来，因而在企业经营方面多少有所懈怠，致使常客数量一点点减少。遗憾的是，很难让来过一次的人产生再来一次的心情。开发半途而废，质朴的古风消失，却又没变得精致洗炼，进退两难。因此，认为罗得岛去过一次就可以的人有增无减。这还不算，其他国家也已意识到旅游产业只要真正投入资本就会得到回报，还有外币现金进来，开始在旅游方面下大功夫，例如土耳其啦突尼斯啦西班牙啦南斯拉夫啦，毕竟这些国家物价便宜。以前希腊也因为物价便宜而引来了外国游客，但近来情况变了，在便宜这点上我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旅游后进国家。尤其德国人有流向那边的倾向，觉得不去希腊也没关系，反正南斯拉夫也有漂亮的海滩。所以，来罗得岛的游客的总数已经到顶，或者可以说正在一点点下降，然而仍在一窝蜂大建宾馆，床位自然过剩，开房率只有六成，精确计算的话是要赔本的，这可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旅游业是很不容易做的活计，一方面竞争激烈起来，另一方面只要受一点打击就会土崩瓦解。例如有针对美国人的恐怖活动，结果美国人一个也不来了。传染病流行、地震、政局不稳，人家也不来。海污染了，谁也不再来游泳。连切尔诺贝利[4]都有影响。我们时刻背负着危险生存。难啊！实在难！胃都痛起来了。

“你们会说希腊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以旅游业立国即可，但那样建设国家是十分危险的。刚才也说了，一点点突发性风向变化都可能动摇国家财政。相比之下，我们还是想建设以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回参加统一的欧洲市场是好事。初期会有各种各样难以承受的问题，一来同德国法国英国相比，我们的经济脆弱得不堪一击，二来短时间里可能正面迎击狂风巨浪，通货膨胀都可能发生，也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统一市场。可我不那么认为。长远看，这是合适的选择，我们必须作为欧共体的一员生存下去，尽管道路决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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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边“呃呃”点头一边听斯巴努迪斯先生说话、吃炸虾。岛上的生活看上去悠哉游哉，却也有种种头疼事，我们只能祝愿诸多问题迎刃而解，早日迎来斯巴努迪斯先生眉开眼笑报告好消息那一天。

“头疼什么呢？用人最头疼。”斯巴努迪斯先生说，“如何确保认真做事的人——宾馆经理的成败取决于此。可是非常不容易，这个。不认真做事的太多了，伤脑筋。”

斯巴努迪斯先生对我们照料得十分周到，不时为我们取水果、葡萄酒和罐头等等。我常常想，希腊人的确是认真的种族，特别是知识分子总是在认真思考什么，甚至有一种因思考过头渐而陷入阴暗世界的倾向。一方面对身为筑就光荣历史的希腊人这点怀有自豪，一方面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每每使他们变得郁郁寡欢近乎精神分裂。他们无法像意大利人那么想得开——别这个那个冥思苦索，只取对自己合适的，快乐风趣地活着就是。这种地方叫人有些不忍。如此说来，左巴也是一样，表现上活得开心，实际上相当哲学。

春树岛

决定去春树岛。假如爱琴海有一座小岛和你的名字相同，你能不想去那里一次吗？

准确说来，春树岛不叫HARUKI，英文拼写为KHALKI。KHA大致介于カ和ハ[5]之间（成吉思汗的KHA[6]），ル[7]不是R而是L。但听希腊人的发音，非常接近一般人口中的日语“ハルキ”，我用日语说成“はるき”[8]也丝毫没有问题。所以，称之为和我同名之岛我想也不碍事。

春树岛是爱琴海土耳其沿岸佐泽卡尼斯群岛十三岛中的一座。佐泽卡尼斯在希腊语中意为“十二岛”，而群岛中住人的岛共有十三座。英语讨厌十三这个数字，把第十三个称为“面包铺多给的（baker's dozen）”，这佐泽卡尼斯恰恰是这个。第十三座叫卡斯泰洛里宗岛，此岛是其他十二岛结盟打响反抗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之后不久入盟的，结果只这一个成了面包铺多给的。

这春树岛在佐泽卡尼斯群岛中也离罗得岛最近，自然从罗得岛去最快。岛上没有机场（别说机场，连公共汽车站都没有），只能坐船去。去法有两种。一种是坐从罗得镇港口开往克里特岛的大船，此船中途停靠春树岛，在那里下即可。只是，一星期仅开两班，多少有些不便。另一种是从罗得镇沿西侧海岸南下四十五公里左右，从一个叫斯卡拉·卡米罗斯的小港坐小船过去。去斯卡拉·卡米罗斯虽然相当辛苦，但这边每天都有船开出。

我们决定去斯卡拉·卡米罗斯坐船。从地图上看，斯卡拉·卡米罗斯像是座小镇，实际到那里一看，根本不是什么镇，只是个孤零零的小码头。除了码头另有一个荒草地模样的停车场（把车放在这里上船）和三家可以吃到鱼的小餐馆，至于人家任凭怎么看都没有。等船的客人坐在小餐馆里喝着葡萄酒或啤酒晒太阳。这里只能晒晒太阳。游客模样的人几乎看不到，看到的不外乎大约是来罗得岛采购的春树岛民，以麻木不仁的神情等船回自己的家。

除了星期天，开往春树岛的船下午3时开出这斯卡拉·卡米罗斯港，第二天早上7时返回。船有两条，一条叫“春树”号，另一条叫“阿芙罗狄蒂”号。两条船的经营者完全不同，却不知何故，从同一场所在完全相同的时刻出发，都是下午3时起航，早上7时返回。如果时间错开，那么客人又方便，又可避免无益的拉客竞争，然而两条船偏偏以分秒不差的同一时刻表运行。原因我不得而知。

“春树”号比“阿芙罗狄蒂”号多少漂亮一点，大体付出了旅游性质的努力，客舱干净，遮阳甲板也宽敞。单程六百五十德拉克马。“阿芙罗狄蒂”号除了乘客还装蔬菜等日常杂货，汽车也装。这边为五百德拉克马。但我们决定坐“春树”号。名字让人倾心这个原因固然有，但主要因为船长是个长相同菅原相像的人物。提起菅原，读者当然不知道，他是以前我在千叶住时为我们砌院墙的工匠。老伯干活非常精心，人也和蔼，后来我们和他相当要好。他说院里适合栽丁香，特意找来丁香树栽上，我们不在时还前来浇水。

这位希腊菅原同样和蔼可亲，我们提前到那里，他就招呼我们上船，在船上的厨房里做了咖啡让我们喝，还说如果岛上没住的地方，睡在船舱长椅上也没关系的。看来岛上十分纯朴。

乘客一共十人，船员三人。我不由得担心能否挣到油钱，但反正3点准时开船。“阿芙罗狄蒂”号也即刻尾随离港，二者的速度和航线也像商量好似的一模一样。

船在无人小岛间穿针走线一般行进。菅原在驾驶室以一本正经的神情掌舵。时值6月初，风仍带有凉意，但太阳暖和，令人心旷神怡。葡萄色的海浪拍打着粉末一般的白色岩石，无声无息，雪花四溅，什么时候看都赏心悦目的光景。我歪在遮阳甲板上，一边听着引擎声，一边就时光流逝这一现象思来想去（这种事想也没用，可就是要想）。想着想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醒来一看，春树岛已在眼前。

春树岛相当小，能称为镇的地方只有一个，其余不是山岭就是荒地，路都没有像样的。没有路，汽车也就几乎没有。船和驴是岛的主要交通工具。渔船“呯呯呯呯”的发动机声是岛上唯一的噪音。

镇围着港口展开。港口被山丘围在中间，舒缓的盆地斜坡上肩靠肩地聚集着一些人家，景观十分美丽。每一家的房子都雪白雪白，方方正正，深红色的屋顶呈徐缓的三角形。白墙上工工整整地排列着竖长的窗口。差不多所有的建筑都是同一风格，不像日本的民房那样风格随心所欲色调各所不一。白墙，红顶，方形房身，竖向长窗，仅窗框和门的颜色各自有所不同，分别涂成钴绿、鲜绿、蓝色、番茄红、鲑肉色，远远看去，好像西式糕点盒整齐地摆在那里。还有造型优美的教堂，有非常漂亮的石砌钟塔（时间慢了十五分钟）。房子上方舒展着蔚蓝蔚蓝的天空，湛蓝色的平静海面静静映出人家的房影。

这就是春树岛，我一眼就相中了这座岛。

春树岛有若干家庭旅店和一家宾馆。家庭旅店就在码头前面，宾馆在从这里沿港口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下了船，有几个小女孩走来害羞地问“Room（住宿吗）”，我一说“Yes”,便莞尔一笑领往自己家中。价钱大体两人一千日元。不能说不干净，但又不想以干净称之，极其普通的希腊家庭旅店。

港口前一排三家餐馆，另有一个书报亭，一个驼背青年坐在椅子上卖报。还一个卖各种杂货的小店、一个像面包铺的小铺（估计是，无法断定），此外便没有任何可以冠以店铺名称的了。信步游逛之间，菅原走来提议喝点什么去，于是我和老婆跟菅原走进一家餐馆喝啤酒。菅原是春树岛居民，家在岛上，家里有太太和孩子，船是个人财产（此人一有工夫就擦船，这点我也猜出来了）。

告诉我这里人口是三百人的也是菅原。“过去有两万人住在这里，”他说，“全是采spongo的。”

“spongo？”

“嗯，spongo。”

细问之下，原来spongo就是海绵，即英语的sponge。他说这一带海岛居民大多是采海绵的专家，以前非常值钱，但由于人工海绵的出现，加之海绵不如往日好采了，生活就苦了起来（狭长的小岛到处是岩石，不大适于农耕），全都移民去了美国。留在岛上的大部分从事渔业。“去美国的那些人几乎都在佛罗里达州采海绵。”菅原说。佛罗里达有个镇叫Tarpon Springs，春树岛出身的人聚集在那里，组成类似共同体（communiti）的社区。这座岛上的人全是以采海绵为自豪的行家里手。

啤酒是菅原招待我们的。

我们要付自己那份款，服务生摇头道：“算了，就让他请好了，这个船长脑袋有点问题。”说罢嘻嘻一笑。难得的一次请客。

接着，我们翻小山走去一处海滨。爬小山的坡路时，两侧排列着石砌房屋，差不多全是废弃的。有的门扇关得严严的。想必房子主人定期从佛罗里达回来，不在时一直关门闭户。有的倒塌了一半，院子里杂草丛生，没有人的动静，想必已被彻底弃置。镇郊便有这种死掉的（或暂时死掉的）房屋成排成列。

从海滨回来路上，在钟塔附近的坡路那里和一位老婆婆相遇，道声“您好”，她喜不自胜地一笑，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无花果，给我和老婆一人两个。稠稠的多汁无花果。春树岛民风非常祥和，有外人来到，都好客地给这个送那个，这种气氛如今只有真正的希腊乡下才有。

另外春树岛留在记忆里的，是快天亮时把人吵醒的汹涌的鸡叫。这么厉害的鸡叫还是第一次听到。全岛的鸡从天还没亮时（看表才4点45分，但希腊实行夏令时间，实际上还不到4点，仍一片漆黑）就一齐扯着嗓门“咕咕——”、“咕咕咕——”大叫特叫，想必是肺活量特大的鸡，简直如巴黎公社起义一般惊天动地。

我们坐早班船返回罗得岛。菅原开船，我们仍在遮阳甲板上东倒西歪。乘客一共十人，就是说我们只在春树岛住了一晚。岛给人的感觉极好，真想住得久些，同时又觉得就这样回去也未尝不可。春树岛非常安静和客气，那里住着热情的船长菅原，没有汽车，驴活蹦乱跳，采海绵的人留下的成排的空房子，路上相遇的老婆婆微笑给的无花果。不坏。我对和自己同名的小岛是这样的地方心满意足，也放下心来。

这样，我们第二天早上返回了罗得岛。

卡尔帕索斯岛

逗留罗得岛期间可以说从未看报。早上起来就到海滨做日光浴，去旧城区散步，或者坐在阳台上从早到晚看书。《情感教育》啦、《玫瑰的名字》啦，带来的书抓起什么看什么。这样的生活上不来想看报的心绪，世界随它怎么运转好了！

总算买一张报纸看是在6月6日。我们心血来潮，要去卡尔帕索斯岛旅行一下换换心情，赶到罗得机场，等飞机的时间里在书报亭买了一份《先驱者论坛报》看。

不料，这6月6日的报纸近乎宿命地满版都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报道。在伊朗，几天前霍梅尼死了，悼念他的群众挤满德黑兰街头，好几个人被踩死了。在苏联，天燃气输送管道发生爆炸，附近行驶的列车被火焰包围，乘客死了五百多人。尸体熔化得黏黏糊糊，确认名字都无从做到。世界一片血腥，死者遍地，并且出声地运转，在我每天躺在罗得岛海滩吃着樱桃做日光浴的时间里。

但我不在那里，我在罗得岛，种种安排和机遇把我带到这个场所。我歪在沙滩椅上，吃樱桃，做日光浴，看福楼拜的小说——我存在于此，作为某种既成事实。

※

还是谈希腊的海岛吧。

卡尔帕索斯岛无论怎么偏心去看都很难说有多么惹人怜爱。如果说罗得岛是拥有绿色和漂亮海岸的开朗明快的阳刚之岛，那么卡尔帕索斯岛就是给人以粗糙感触的暴戾之岛。这里不存在所谓温情。山势险峻，上方总是笼罩着感觉上仿佛客用坐垫的厚墩墩的灰云。风急浪高。地面尽是岩石，几乎见不到可以称为绿色的东西。扑在岩石上的一副可怜相的树木由于风的关系全都朝一个方向倾斜。平地几乎找不见，哪里都坑坑洼洼的。从飞机上往下看时就暗暗叫苦。老实说，真想直接往右拐回罗得岛，但不能那样。

“卡尔帕索斯岛人口有七千，”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不过么，夏天有一万五千人从美国返回这里。”

返回？

“全都去美国打工了，这里没有工作。但到了夏天，就请假返回故乡。七八月回来，带很多很多钱，所以岛上的人相当阔绰。有汇款过来，不在旅游业上下功夫也无所谓。夏天光接回乡的人都够忙的，不大希望游客前来。忙不过来，感觉上。”

的确，卡尔帕索斯岛很难说对旅游业有多么热心，宾馆不很多，旅游设施也不充实，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同罗得岛相比，待人接物也差劲，总的说来半冷不热的人多。“欢迎光临”那样的气氛接近零，几乎见不到笑容，路也超乎想像地一塌糊涂。相反，高档车却不少，宝马啦奔驰啦奥迪啦屡见不鲜，而且都是光闪闪的新车。岛上不知有钱还是没钱。

不过，到底移民多，英语大为通行，而且常可听到顶呱呱的美式英语。听得那边修路的老伯对同伴说“Hay fuck you, man”，我倏然心想“这里到底是哪里”。一座匪夷所思的岛。

不单英语，意大利语也通行。因为这里和罗得岛一样，被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差不多统治了三十年。意土战争期间，意大利为切断连接的黎波里和土耳其的补给线而占领了佐泽卡尼斯群岛，战争结束后也占着不走。所以——举例说——汽车出租站的加特里斯是意大利和希腊的混血儿。这家伙也是个一笑不笑的讨人嫌的汉子，我看他在意大利一个镇上照的相片时（相片贴在汽车出租站办公室的墙上），他以含糊不清的给人不快之感的语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加特里斯的父亲曾是意大利军队的士兵，驻扎在卡尔帕索斯岛，原是米兰一个糕点师傅。意大利人不可能在这偏僻的岛上清心寡欲地生活下去，不知不觉之间同当地姑娘闹起了恋爱。不料二战中意大利向盟军投降，意大利军队要撤回国内，但加特里斯的父亲同那姑娘难分难舍，擅自离开了部队。意大利军队满岛搜索，但加特里斯的父亲在姑娘的掩护下，悄悄藏在哪里一动不动。一来二去，大家也就放弃他回国了。于是加特里斯的父亲和母亲喜结良缘。不久，堪称两人波澜万丈的爱之结晶的加特里斯出生了。加特里斯一天天长大，成了身穿一股汗臭味的背心、留着浓胡须的不讨人喜欢的汉子，向游客出租破烂小汽车。历史这东西到底算什么呢？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闹不明白。

卡尔帕索斯不存在安飞士（AVIS）和赫兹（HERTZ）[9]那类大型租车公司，只有两三家加特里斯这样的地区性租车站半死不活地维持经营，车的数量少而又少，质量也不好，因为路实在太糟了。连接机场和几座小镇的路还铺得像模像样，但此外的路（即岛上差不多所有的路）简直糟糕透顶，连驴都愁眉苦脸。开着锃亮锃亮的新车绕岛一周就足以让车变得缺胳膊少腿，所以车都破烂不堪。别无他法，我们出一万德拉克马租了一辆老型号的欧宝可赛（比其他岛贵出不少）。庆幸的是，这欧宝尽管外观惨不忍睹，跑起来还相当可以，大概加特里斯天天仔细维修的关系吧。我们坐着它翻越怪石嶙峋的山岭，跑到名叫凯拉·帕那贾（KYRA PANAGIA）的海滩。

路虽然一塌糊涂，这凯拉·帕那贾却是一处十分迷人的海滩。因交通不便，来的人也少。海滩通船，但一星期只两班，所以只能自己租车或开摩托沿坑坑洼洼的路赶来。海滩很宽，游泳的人稀稀落落，顶多十来个。女的都穿露胸泳衣，有几个一丝不挂。太阳反正就是热，海蓝莹莹清冷透明。我尽情游了三十多分钟，然后躺在沙滩上打盹，心里畅快至极，觉得自己一个人被抛在了天涯海角。不，或许我已经从天涯海角滚落下去。

游客在卡尔帕索斯没有多少事可干。若风和日丽，在美丽的海滩慢悠悠打发时间诚然不坏，遗憾的是岛上的天气变幻莫测。这样一来，往下就只能坐船去一个叫奥林帕斯的村子。奥林帕斯是个靠近南北狭长的岛的北端的一座孤立村子。由于太孤立了，几个世纪前的习惯、语言和生活方式仍原封不动保留着——导游手册上这样写道。女子似乎至今仍穿着民族服装，用风车碾麦子，男子仍聚在露天咖啡馆里弹奏民族乐器。去那里要先坐船到岛北端一座叫迪阿法尼的镇，再从那里转乘大巴，这是最适合的路线。但我们没赶上开船时间，打算开租来的汽车去。但租车时加特里斯瞪起眼珠子叮嘱道：“跟你说，不得用这车去奥林帕斯！”他拿来卡尔帕索斯地图，用粗硕的手指触一下大致中间的地方：“只能到这里。到这里的路还凑合，再往前糟得不得了，不能去！”

我肚子里哼了一声：管你那么多，偏要开这车去奥林帕斯！以为他不过是由于爱车心切而危言耸听吓唬我。然而最终我们不得不中途放弃去奥林帕斯的计划。即使开到加特里斯指点的那里都已筋疲力尽，沿海岸伸展的路很窄，到处是石块和凹坑，险象丛生，错一步都会从悬崖跌落下去。大石头横躺竖卧，一块躲不好，车身一撞，就要熄火好几次。由于硬邦邦干巴巴的路面上撒满细小的沙砾，车尾剧烈颠簸不止。离开海岸路驶入山中，又整个被浓雾包拢起来，三米开外一无所见。既说这段路“还凑合”，那么前面“糟得不得了”是怎么个德性大体想像得出。这么着，我们未能赶到奥林帕斯村。

后来遇见一个搭出租车去奥林帕斯村的希腊人，他说：“捱到奥林帕斯之前我几乎不敢睁眼睛，一直祈求神明保佑，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场景。”想必路况相当恶劣。

这样，在卡尔帕索斯就无事可干了。餐馆试了几家，味道都称不上有多好。于是我们歪在宾馆附近一家名叫“SEVEN ELEVEL[10]”的咖啡馆（或许你不信，还真叫这个名字）晒太阳、喝着啤酒看书。这里名字虽离谱，但菜的味道不坏。色拉鲜美，炸薯条十分了得，还能提供地地道道的汉堡包。在希腊要汉堡包，一般都有名无实，是一看让人怵目惊心胸口堵胀的劳什子，而这里的汉堡包则是百分之百美国化的汉堡包，肉爽脆可口，元葱和西红柿也放得毫不马虎。面包也是汉堡包专用的圆面包，芥末也恰到好处。这或许是美国移民的功绩。价格也算便宜。三瓶啤酒、色拉、汉堡包、炸薯条，才一千日元多一点点。我们一天去两次这家咖啡馆。

如此这般，我就卡尔帕索斯记得的不外乎不讨人喜欢的意大利希腊混血儿租车站老板加特里斯和“SEVEN ELEVEN”爽脆可口的汉堡包。此外就是芬兰游客多得一塌糊涂。不知此岛何以让芬兰人着迷，波音727包机满载乘客从赫尔辛基一架接一架飞来。进饭店也好进宾馆也好，必有芬兰文说明书。为何芬兰人对此岛情有独钟呢？我也莫名其妙。

这就是卡尔帕索斯。若问我是否还想去一次，我想我只能回答眼下还不大有那个心情，倒是对不住卡尔帕索斯岛上的各位居民。

选举

在希腊，选举投票既是国民的权利，又是其义务，宪法上分明有此规定。因此，无正当理由不去投票，将作为违法行为受到法律惩罚。我想这大概是日本的选举同希腊的选举最大的不同之处。

至于这种强制投票制度作为选举方式是否正当，我一下子难以判断，不过细细考虑起来，选举的事希腊远比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自己恐怕不处于可以就此说三道四的立场。总而言之，有选举权的国民必须去投票站投票才行。

此外——这个自然烦琐——投票必须在自己的出生地进行。这意味着，在塞萨洛尼基出生而住在雅典的人，必须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或市镇，在那里的投票站投票。

我又对这项法律的宗旨、目的糊涂起来了。难道不是么？在雅典投票也好在塞萨洛尼基投票也好，一票不都是一票吗？何苦非回到家乡投票不可呢？也可能是为了防止因城市人口集中而使得“一票”的价值发生偏差。但若是那样，制定别的制度来纠正“一票”的价值偏差岂不更妙？我就此问过几个希腊人，但都没得到令人释然的回答。

那么，回家乡投票这个制度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不用说，是交通拥挤。毕竟全国男女一齐回老家，这个时间里无论汽车电车还是飞机轮船抑或道路全都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对号座位票一个月前即一抢而光。独自出行的游客如果稀里糊涂撞上这个时间段，那只能说是一场悲剧。哪里也动弹不了，只能原地不动。

1989年6月18日是希腊大选日。前面写到上次（1987年）也赶上了选举，但那时是统一地方选举，这次则是选举全体国会议员，远为热火朝天。无奈，这期间我们决定去乡下。留在城里的话，选举前后店铺不开门，全然无事可干。我们避免和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关系，在雅典机场的服务台租了一辆车。这样，选举期间一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悠然游逛。不然不然，较之悠然游逛，准确说来，更是只能悠然慢逛。这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伯罗奔尼撒山高路险，加之在罗得岛吃了大苦头，所以这回打算租一辆可以放心的日本车，就租了辆日产CHERRY（大概即日本所说的PULSAR），不料这家伙又一塌糊涂。外表倒是相当堂皇，其实无异于残次设备的代名词。高速公路上刚一开出时速一百公里，车身就颤抖不止，必须扑在方向盘上才行。而到了崎岖的山路，情况就更悲惨了——爬坡时换低挡把油门踩到底也只是气喘吁吁干叫，全然出不来马力。眼看着速度一个劲儿下滑，竟被大巴和大卡车超了过去。便是开着这样一辆不争气的CHERRY，在给选举战烧得发烫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心神不定转了一个星期。

这次大选有可能导致希腊政治体制彻底改弦易辙，是一次重要选举。首先，堪称希腊的利库洛德事件[11]的重大渎职事件把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帕潘德里欧政府逼到了悬崖边缘，加之同一件以希腊人的伦理看来是不可饶恕的性丑闻——即将八十的帕潘德里欧首相抛弃多年朝夕相伴的夫人而同空姐出身的年轻情妇同居——扯在一起，希腊彻底分成两派。有传闻说，如果PASOK失去政权，帕潘德里欧可能被捕，政体也好经济政策也好外交政策也好都将为之一变。根据舆论调查，在野党新民主主义党（ND）有希望获胜，但PASOK也在背水一战以挽回颓势，事态如何发展还是未知数，总之人人摩拳擦掌。

不过，不管希腊政权怎么折腾，眼下都和游客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只管自由自在继续旅行。

说是回家乡投票，当然不可能全体国民统统赶回老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脱不开身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警察啦宾馆从业人员啦，若这些人离开岗位回老家，社会功能势必完全瘫痪。但他们必须去政府部门提交报告书，说明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无法赶回家乡。于是发给不能参加选举的证明书。只是，为了拿这证明书，本人必须证明现在是在距生身故乡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工作。事情够啰嗦的。说起来都是选举，但国与国之间差异有如此之大。我们作为极其理所当然的概念使用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一词，现在觉得恐怕很难简单归结为一个模式。

日本大概无法做这等麻烦事。倘若大家一齐返回老家，那就像把盂兰盆节和正月合到一起，交通首先彻底报销。再说还会有不愿意回去的人。也不限于日本，希腊也肯定有这类人，和父母闹翻再没心绪相见的人、让隔壁姑娘怀孕后马上出逃而一旦回村难免被对方亲戚打个半死的人也未必没有，也可能有人仅仅诗意地认为“故乡远在天涯”——这些人每次选举都必须返回家乡，没准甚是黯然神伤，我不由为之担忧起来，尽管事不关己。

还有，这么多亲戚什么的返回老家，作为父母光安排住宿恐怕都要费一番折腾。被褥必须准备，饭菜必须端上，这些事每一件我都想了解清楚，遗憾的是没时间一一打听。

不过希腊人一般热心于选举——不妨称之为政治狂，估计不会把这种程度的不便放在心上。反正是一选举就要死上几个人的国度。那股狂热，我们从旁看来都为之倾倒或为之震惊。但反过来说，希腊人乃是经历过剧烈政治动乱的国民，以致不得不那样。在土耳其统治下挣扎了好几个世纪，好歹独立了，又因巴尔干势力重组而被拖入动乱的泥沼。这个告一段落后，又受到法西斯国家侵略，开展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马上开始自相残杀的血腥内战，继之而来的是黑暗的军政府时期，卷入塞浦路斯纠纷，总算尝到和平滋味不过是近二十来年的事。因此，希腊的选举和我们日本人从选举一词中想像出来的东西相当不同，远为剧烈和富于攻击性。

举例说，伯罗奔尼撒半岛有很多人从雅典自己开车回来投票，这些人的车上大半贴着一张张所支持政党的宣传画，并且从车窗里伸出各政党的小旗“呼呼啦啦”挥来舞去，正可谓旗帜鲜明。因此，站在路旁数一数支持各政党的小汽车数量，哪个政党有多少支持率一目了然。中间票似乎比日本少得多。我数了十五分钟左右，当即明白在野党ND要获胜。PASOK大体以四比六的比例败给了ND。选举结果也大致如此。这比舆论调查还准，委实是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选举。

不仅汽车，从家家户户（当然不是全部）张贴的宣传画上也可知道哪家支持ND哪家支持PASOK。咖啡馆也旗帜鲜明，这家咖啡馆支持ND，另一家支持PASOK。日本若这个样子可相当麻烦，不看清旗帜不能随便进咖啡馆，大大不便。

另外还有政党大巴。这东西和日本盂兰盆节或年底的回乡大巴相似，不同的是免费乘坐。为什么免费呢？是因为大巴是政党包下来送各自的支持者回乡（即投票站）的，所以原则上PASOK大巴坐满PASOK支持者，ND大巴上坐满ND支持者。不用说，上面还有乌糟酒招待，都斟得满满的，热闹异常。全都从车窗里探出脸“哇哇”大嚷大叫，喇叭一路长鸣。沿路也有人站成一排，每当自己支持的政党大巴或小汽车通过就一片欢呼。不过听希腊人说，乘坐PASOK大巴回来的人里边也常有投ND票的（反之亦然）。“不可能查到那个地步。”他说。那倒也是。

6月17日的报纸报道，PASOK执行总部的科斯塔斯·拉里奥蒂斯先生回应了名叫一家Eleftheros Typos的雅典保守派日报发起的选举赌注。报纸第一版向PASOK发出挑战书：“本次选举ND必定取得过半数席位（即一百五十一席）。若不服气，就赌上两千万德拉克马好了！”拉里奥蒂斯先生奋然应战：“Eleftheros Typos报多年来一直是PASOK不共戴天的宿敌，对如此不可一世的挑战不能坐视不理！”至于这种事是否为法律所允许我不知道，但既然报纸上堂堂正正刊出，那么想必是不被禁止的。不过以我们的感觉看，报纸和政党就选举结果明目张胆赌大钱（两千万德拉克马相当于一千七百五十万日元），实在滑天下之大稽。若说有意思倒也有意思。

就结果来说，PASOK方面赌赢了。选举固然DD获胜了，但未能取得过半数的一百五十一议席。那以后我马上离开了希腊，至于选举结束后有没有两千万德拉克马交到拉里奥蒂斯先生手上，遗憾的是我无由得知。

总之，人世间有如此这般热闹非凡的选举战。

星期天是选举投票日，我们住在纳夫普利翁的山顶宾馆。这座城市我是第三次来，一座有情调的宁静的城市，在希腊我也最喜欢这里。中午去附近一个叫特罗的热闹的海水浴场，游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顺着岸边小路走到岬角最尖端的寂寥的小教堂。教堂是保佑往来岬角的渔船的，灯光彻夜长明，一位壮壮实实的老伯独自照料这座无人教堂。我们同老伯聊了一会，其实也就是用只言片语的意大利语和希腊语并夹带手势勉勉强强沟通。“我年轻那阵子一直打仗，”老伯说，“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同意大利军队打仗，那时腿吃了两发子弹。接下去德军来了，胸口吃了一发，就这儿。战争中德军杀了两万八千之多的希腊人，那些家伙比意大利军队狠得多，所以我们打游击战。后来美国人来了，内战开始了。一直打仗，盖拉、盖拉（打仗）。说到底是美国人不好，那些家伙不干正经事，看广岛好了，看长崎好了！”提及战争，老伯简直滔滔不绝，说得就好像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似的。我们给了一百德拉克马香钱，离开教堂。

日暮时分，我们走到阳台，打开昨天买好的葡萄酒，眼望暮色中的大海喝着（前面已经写了，因为选举当天无论饭店还是咖啡馆都不上含酒精的东西）。直到选举前一天还又是汽车笛声又辩论又争吵又是高音喇叭吵吵嚷嚷的大街小巷，到了投票日这天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比平时还寂静。投票也已结束，往下只等开票结果了。再没什么可吵嚷的了，惟独广场上传来小孩子们学踢足球的欢声笑语。不久，天空开始闪出一个又一个星星，海上开始有船灯眨眼。时针转过9点、凉风吹来的时候，人们终于走到港口一带漫步。

在希腊住久了，不时为这个在历史重力下左摇右摆的美丽小国感到不忍。当然，同情未必是正确的，但我还是不由感到凄婉。

时近子夜，ND获胜成为定局，响起枪战一般的爆竹声。剩下来的只有撒遍希腊全境的多达几千万张的选举宣传画。此后一段时间无论去哪座城镇，都有旗和宣传画的碎片在路上随风飞舞。

[1] 意大利的汽车设计公司。

[2] 意为“收费公道的”。

[3] 美国小说家（Ramond Carver，1938—1988）。村上春树翻译过他的大量作品。

[4] 指1986年4月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

[5] 日文字母（假名），カ发音为KA，ハ发音为HA。

[6] 成吉思汗的“汗”读音为KHAN（汗、可汗）。

[7] 日文字母（假名），发音为LU，日文罗马字母拼写为RU。

[8] ハルキ和はるき均为“春树”的日文字母写法（发音）。

[9] 均为全球性的大型汽车出租公司。

[10] 意为“七、十一”。

[11] 日本利库洛德（RECRUIT）公司通过向政界等各界要人“献金”和转让未上市股票而谋取好处的渎职事件，1988年被披露，导致竹下登内阁总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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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

实际住起来才明白，意大利并非多么大的国家。罗马位于这座长靴形半岛的大致正中间，从这里无论到北端到奥地利国境还是到南端的雷焦卡拉布里亚，都不过七百公里多一点点。从高速公路驱车疾驰，当天就跑到尽头。

所以，意大利国内基本游遍了。当然不至于每个角落都不放过，没到的主要城市也不是没有（如那不勒斯、都灵），但一般地方都涉足了。其中最中意的还是托斯卡纳区，若进一步缩小范围，就是基安蒂这个地方。在这里买房子住下去也可以，但只想未买，因为不愿意相隔许久去了一看家具踪影皆无，真的。

反过来说，不太想住的是西西里。若铁了心要把骨头埋在那里倒也罢了，坦率地说，那不是个肯乖乖接受外来人的地方。出于同样理由，卡拉布里亚区（长靴趾尖一带）也懒得去。相反，北部美丽的上等城市倒是蛮多，可惜作为城市未免过于逼仄，住久了恐怕有些地方很难适合日本人的感觉，气候上冬天也够难受的。气候好的是罗马，问题却不少。

这样，基安蒂就浮出了水面。首先，不管怎么说这里风光秀丽。舒缓的苍翠山岭一座连着一座，山坡上铺展着葡萄园，交通量不大的弯曲有致的道路绵绵伸向远方。从罗马沿A1高速公路来到这里，心情顿时大为放松。风景舒展，空气香甜，人也好像容易亲近。即使留恋城市的人，也可多走几步来到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无论葡萄酒还是菜肴都美味可口，无可挑剔。

能集中买葡萄酒也是我常去托斯卡纳的一个原因。四处转转葡萄园，买几箱当地直销的葡萄酒回来。从罗马外出采购葡萄酒，南边的弗拉斯卡蒂距离最近，可是一度被基安蒂葡萄酒的醇厚逮住之后，弗拉斯卡蒂一带的葡萄酒无论如何都一股土气。特意外出一次，还是多走几步去基安蒂为好。

话虽这么说，我对葡萄酒并不知道多少，或者不如说一无所知。哪个地方哪片山坡哪年摘的葡萄如何如何，很有点叫我不胜其烦。但到了托斯卡纳，走进这里那里的葡萄酒厂品尝的时间里，至少渐渐明白了这个世界有多么深奥。酒厂的老伯叫我分别品尝这块田那块田酿出的葡萄酒，即使地块相邻，味道也还是截然不同。若问是不是每种都好喝——说起来难为情——哪种都觉得好喝。

我所喜好的基本上是多少够劲的、有紧张感的红葡萄酒，含在口里觉得多少有些发涩，旋即一股芳醇汩汩涌出——有韧度、有喝头。很难诉诸语言，实际喝起来就很简单：“唔，就这个味！”一口敲定。若只就这个来说，根本不用看什么产品介绍。巡游基安蒂葡萄酒库的妙谛恰恰就在这里，实物才是一切（不过在饭店同样搞起来未免做作，也花钱）。

交代晚了，基安蒂是佛罗伦萨以南、锡耶纳以北延展的一大片地区。不是边框模糊的地区的总称，而是从这里到那里有一条明确的线：这就是基安蒂。过去，基安蒂是拉达（Radda）、盖奥勒（Caiole）、卡斯泰利纳（Castellina）结成的军事同盟的名称，如今则以生产特定葡萄酒的地区而闻名。这里生产的葡萄酒一般称为Chianti Classico，但并非这里生产的所有葡萄酒都是Chianti Classico。其成分和酿制方法在法律上有严格规定，稍微游离一点都不得冠以这一名称（在饮食方面，意大利人着实讲究而且真挚）。面积约四百三十平方英里。

这里好旅馆很多。大宾馆虽然没有，但日本所说的“讲究情趣的地方旅馆”不在少数，价钱也不太高。意大利的宾馆一般价高质次，令人扫兴，但这个地区一次也没有那类情况。氛围好，设备齐全。

此地旅馆的特色表现在多是酒厂（意大利说法为Fattoria）改建的或农舍改建的，也有的原来是酒厂让来买葡萄酒的商人住宿的房屋。那样的地方自然附带餐厅，提供适合Fattoria葡萄酒的菜肴。不用说，菜肴十分可口，味道含蓄优雅，无意强调什么，却又能使葡萄酒味得以充分发挥。我想这点哪个国家都一样（会喝酒的人应该能够理解），为了让酒味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控制菜的调味，要保持材料的原味而不破坏它。托斯卡纳便保留了原汁原味。同此地菜肴相比，罗马餐馆的味道对于我有点浓烈。

这本书不是导游手册，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但仅就我住过的来说，就有几家留在印象里的不错的旅馆。多是没几个房间的小旅馆，几乎都未列入“米其林”旅游指南。

另外，如果问旅馆老板这一带哪里有可以买到美味葡萄酒的地方，就能时不时碰到绝妙的“冷门”。一次住在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一座小镇郊外的旅馆时（这里的菜也是绝品。三种葡萄酒、两种通心粉、两种主菜和两种甜食，一股脑儿吞进肚去），打听哪里有卖好葡萄酒的Fattoria，对方问我想买多少，我回答一打左右，老板说那怕不碍事，说了一家小葡萄酒屋的名字。

“那里其实不搞零售，但那个程度的数量，我想会卖给你的。名字叫英诺森提，就说是从弗兰克那里听得的。说实话，我父母家和他家是邻居。他白天一直在葡萄园转来转去，傍晚才回来。到7点钟去看看。”

说着，他画了去英诺森提家的路线。

“人非常好，葡萄酒已做了好几代，认真得很。每天在葡萄园里转，脑袋里只想葡萄，几乎不在家。在几个地方有葡萄园，忙得不得了。”

7时去英诺森提家，果然刚从葡萄园回来。房子普普通通，不打听根本看不出里边在酿葡萄酒。英诺森提看上去是个温和厚道的人，头发已开始变稀，俨然地方私立大学的老师。我一说是弗兰克介绍自己来买葡萄酒的，他就显出悲伤的神情。刚开始以为他不愿意卖，一听，原来他拿手的“会心名作”葡萄酒不巧卖完了，无法提供。

“是最好的葡萄园最好年份的葡萄酒。”英诺森提说，“可是已经没了。”

他就像一个月前失去心爱的妻子似的说道。于是我们解释说那确实非常遗憾，但第二好的也可以，务请出让给我们。英诺森提点点头，把我们领去地下酒库。外表是普通房子，地下室却很大。回到家他似乎多少做了点事，歌剧磁带已响了起来。英诺森提大概每天每日一边听威尔第的咏叹调一边为酿葡萄酒倾注心血。地下室有潮气，还略带霉味，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器具，酒桶齐刷刷排开。

“那么，请先品尝一下吧！”他说。他让我们大致看了一下地下室，领我们走进后院。从后院可以放眼暮色中的托斯卡纳平原，景色真是漂亮。青山隐隐，湖光点点，云雾绵绵，远方的山顶现出中世纪古堡，庄稼地和葡萄园无边无际横陈开去。“那是我的葡萄园，”英诺森提说，“那也是我的葡萄园。”手指自己葡萄园时的他满脸无比幸福的神情，一看就是个极其执著的酿酒人。说是品尝，但并非一小口一小口含在口中玩味，而是一整瓶一整瓶拿上来，满满地倒在大玻璃杯里。好喝，加之人家特意拿给的东西，剩下可惜，结果三瓶全部喝个精光。

据他介绍，他酿造的葡萄酒不在意大利国内销售，大多出口到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地利，同外国公司签了生产合同。又要接受等级审查，又要纳税，又要确保销售途径，对于英诺森提这样的个体酿酒者未免麻烦，所以基本上以合同制销往国外，其余极为个人化地卖给私人性质的熟人。

毕竟是酿造者本人极力推荐的，所喝葡萄酒相当沉实醇厚。说明确些，那一带差不多所有的基安蒂葡萄酒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酒味绵长，余香满口，最后留在舌尖上的味道自然而然地轻轻离去。第二好的尚且如此，第一好的又会是怎样的呢？

接着我又喝了另一种红色的。这个比刚才的还富有果香，温情脉脉。以莫扎特音乐打比方——比方或许有点勉强——感觉上前者若是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的四重奏，后者便是拉佩尔和斯特恩（Rampal&Stern）演奏的长笛四重奏。这种区分纯粹出于爱好和兴之所至，实际感受是难分高下。不过倘只允许我选一种，我还是选前种，因为这种葡萄酒攻势凌厉，绝不半途而废。

还有一点不能忘说的是英诺森提的Vin Santo[1]。一般Vin Santo作为饭后甜酒喝，香醇的Vin Santo仅这样喝就够受用的。英诺森提先生酿造的到底不同一般。分sec（偏辣）和dolce（偏甜）两种，我觉得前一种好喝（但依英诺森提先生的说法，后一种正统）。我一说这Vin Santo味道好极了，英诺森提先生又现出悲伤的表情。以为舍不得卖，却听他说“说实话这个有点贵”。胆战心惊问有多贵，“一瓶差不多一千日元，”他说。

如此这个那个斜举着酒杯讨论了两个小时，最终一共买了十八瓶。价钱将近一万日元，就算再免税也便宜到家了。主人当场从桶里装进瓶里，塞软木塞，贴标签，放入箱中。这时间里他始终面带微笑。自己酿的葡萄酒能让外邦人欢喜这点似乎使他相当欣慰。我想，能时不时碰上这种“一条道跑到黑”的工匠气质的人，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个长处。这个国家马虎大意的家伙虽多（的确多），但有一部分人的确在一丝不苟做正经事！他们独自一声不响地做好东西，而且有生活滋味从所做的东西中沁出。不管怎么说，这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魅力和潜力，有一种与列队看齐式的日本社会不同的禀性。特意远道来托斯卡那买葡萄酒，值。

雉鸠亭

在托斯卡纳地区随走随住的旅馆中，留在心里的无论如何都应是“雉鸠亭”（假名）。不是我舍不得写出真名，而是这家旅馆本来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写起来不方便，姑且以“雉鸠亭”称之。

“雉鸠亭”实在太小了，一共才三四个房间。所以入住的人数至多七八人。理所当然，在旅游旺季不提前很多时间预订一般很难住上，而除了旅游旺季又不开。旅馆是所谓“业余旅馆”，太太一个人照料房客。雇附近的人做勤杂工干力气活，家里细活全由她一个人做。干净，收拾得无微不至，哪怕再爱干净的人，我想都无话可说。室内家具也同农家相吻合，古色古香。床也大，盖着羽绒被。还带有绝对丰盛的早餐。住宿费两个人才一万日元挂个零头。我不由沉思，如此做买卖能收回本钱吗——便是这样一家忠厚的旅馆。

“雉鸠亭”位于基安蒂腹地葡萄园的正中间，不仅位置难找，而且连个招牌也没有。打电话预约时请太太讲了路线，但毕竟在田地正中，没有标识，找到那里实非易事。又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只能开车去。离开柏油主道后，驶入狭窄的土路。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车身变得白花花的。这样大约跑了两公里，接着开进更窄的农用路，跑了一阵子终于来到葡萄园正中。正中就是农舍改成的这家“雉鸠亭”，一座石砌的农舍立在小山上，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深呼吸，空气中一股夏日葡萄叶的清香。四下异常安静，树林那边不时响起鸟鸣，远处的葡萄园里隐约传来卡车的引擎声。

刹住车，两条狗“汪汪”叫着跑到外面。一条是神经质的长毛大狗巴伯尔，另一条是十分与人亲近的小狗萨米。接着，旅馆老板娘出来了。四十五六或年近五十，给人的感觉很好，一眼就可看出不是意大利人。后来得知，她是瑞士人。随后，住在这里的从美国来的一个日本年轻女子和她的美国青年丈夫走出门来。她的美国丈夫也讲一口流利日语，我们住在这里的时间里一直用日语和两人交谈。迎门的梁上有燕子筑的巢，老燕子不时叼食进来。

本来这位瑞士太太全然没有在此经营旅馆的念头。她丈夫是瑞士律师，有个十六七岁的女儿，生活无忧无虑。她一眼看中这座房子买下来当别墅，完全不知道以前作旅馆使用过，卖方对此也只字未提。不料，这里曾作为“托斯卡那富有情调的小旅馆”被美国一本导游手册介绍过（我也是看了那本书才晓得的），于是麻烦来了。来此休假，刚一进门就有电话打来预订房间。太太说她吃了一惊。那想必要吃惊的，我想。请假来托斯卡纳别墅，正睡得舒服，深更半夜突然有国际电话从纽约打来提出8月7日订个双人房间，任谁都会吃惊不小。

但这位太太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她能对打来电话的人这样应道：“情况还不大明白，不过，如果您想来请来就是。”说亲切也好说豁达也好，总之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如此这般，她的“业余旅馆”一步步顺水推舟地办了起来。所以，这“雉鸠亭”连个招牌也没挂，甚至名字都没有，至于广告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原则上一直是私人别墅，让客人入住是太太出于好意。这样的旅馆几乎没有。

只是——往下是那对美国夫妇说的——因为她完全是孤军奋战，所以尽管现在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能维持多久则谁也说不准。况且瑞士人和意大利人不一样，无论干什么都拼死拼活，外人看起来都于心不忍。清扫甚至每个角落都不放过，总是为客人着想，神经放松不下来——尽管不那么悉心照料也未尝不可。人太细心，自然格外累。意大利人以百分之六十的力气干的活，此人投入百分之八十的力气。不过，那种气氛的确给人以“外行太太的生意”之感，让人分外放心。

一同住在这里的美国夫妇本来计划在意大利多转一些地方，但由于满意这家旅馆，就一天天地在基安蒂住了下来，“哪也不去了，就在这里”。我们也对这里大为满意，也想多轻松几天，可惜当时已另有安排（第二天必须赶到北部一座叫乌迪内的城市，只好住一夜就出发）。问一星期后能否再住一次，答说早已排满了。又问是什么人来住呢，回答大部分是瑞士人。也许她本身是瑞士人的关系，来投宿的多是瑞士人。我们住的时候就有两辆挂着瑞士车牌的奔驰停在旅馆门前。说起来，托斯卡纳这地方原本就是瑞士人和英国人喜好的地方，纵使夏天休假时节也极少在这里见到意大利游客。看来往小汽车窗玻璃贴的国籍卡片，也差不多都是CH（瑞士）、D（德国）、GB（英国）或A（澳大利亚）。

这家旅馆没有餐厅，那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但她给介绍附近味道好的餐馆。开车十分钟就到了最近的一个村子，村里有几家味美价廉的餐馆。中午在树林里一家名叫拉·彼斯康德拉的露天餐馆吃三种合在一起的通心粉、香茹和牛肉，晚间在一家名叫拉·萨洛特·迪·坎蒂的小食店喝1986年的Vecchie Terre di Montefili[2]，吃番茄、夏令蔬菜通心粉和茄子（顺便说一句，我的伴侣吃的是夏令奶油蔬菜、杂烩饭和奶油巧克力）。两家味道都没说的，价格也够便宜。材料新鲜无比，烹饪一丝不苟，服务态度也很友好，不斤斤计较这点尤其让人惬意。后者不愧是两个年轻人刚刚开办的，菜式上似有不少创意。

黄昏时分在旅馆附近散步，小狗萨米一直乐颠颠地跟在后面。沿窄窄的农用路前行不远，走进蓊郁的森林。林中万籁俱寂，惟有脚踩落叶的沙沙声。柔和的阳光映着夏天的翠绿，脚下光影斑驳。迎面走来一位背篓采蘑菇的老伯，大声寒暄：“您好！”据旅馆的太太说，森林有很多很多山兔和野猪，夜里跑出来吃葡萄和杏。森林便是如此之深。以为狗一直向前跑去，却又飞奔回来看我们是不是还在那里，接着又向前跑去。平和之至，安静之至，没有任何扰乱人心情的东西，让我深深觉得住在这样的地方该有多好，写作都能开心惬意顺顺利利。

清晨，太太睡眼惺忪地开车上街采购早餐食品，为我们做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足量的早餐。面包铺刚刚出炉的羊角面包和卷形面包，大盘子里摆着好几种奶酪和火腿，用刚生下来的鸡蛋做的牛奶黄油炒蛋，满满装在壶里的果汁，咖啡，果汁鸡尾酒，园子里摘来的水果拼盘，苹果酥。总的说来，我这人睁开眼睛就饥肠辘辘，早餐吃得很多，尽管如此，这份早餐也未能吃完。但由于太好吃了，请旅馆的太太把洋梨和苹果酥包起来当盒饭带走。

走出旅馆，我说实在太谢谢了住得非常愉快，旅馆的太太显得十分欣喜。不过我想下次来时她恐怕很难继续经营，因为单单准备早餐都是非同寻常的重体力劳动。过去我们也做过七八年招待客人的买卖，深知其中劳苦。能让客人高兴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但招待一方为此付出的劳动远比旁观者看到的繁重。

碰上这么好的旅馆，觉得旅行真是件好事。说实话，那种叫人失望顿生旅途疲劳的糟糕旅馆世间倒是多的是。

意大利的邮政

如果叫我用不到四十个字概括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特征，我可以这样概括：“总理年年换，吃饭大声喊，邮政落后到极点。”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国家，至少在北半球应该只有意大利。

反正意大利邮政制度有问题。不，并非有问题这么轻描淡写的程度，不客气地说，简直不像话。至于怎么不像话，一般日本人恐怕是想像不出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嘴都说酸了——忠告从日本往这边寄信的人：意大利邮政机构近乎无可救药，若有急事（或者不如说即使有急事）也不要写信，因为写也没用。一来时间长得惊人，二来大有可能寄不到。所以，即便写了信，也不要指望信会寄到。要寄的信仅限于寄到寄不到也无所谓并且是因为有时间才写的那类信。另外，纵然接不到回信，也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失礼之人——或者你的信没寄到我这边，或者我的信没有送往你那边。

听我这么一说，对方当时感慨道：“噢，是那样的吗？就那么不像话？”但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在某种意义上，邮政制度如同水和空气。生活在邮件能够在短时间内准确寄到住处的国家的人，很难对另一种情况感同身受，所以很快忘记，并且某一日打电话来：“前些日子写信求你办点事，还没接到回音。”我报告根本没接到，对方甚为意外地说“都寄出三个星期了”，于是我说上次不是说过意大利邮政很慢吗，但对方很难理解，反问说：“真的那样？”实在叫人沮丧。

回想起来，这还算好的。因为对方打电话明确抱怨，从而得知尚未寄达，可是世上生闷气的人想必也是有的。一想到这些人，我就不由黯然神伤，尽管不是自家责任。

看手头上的美国一本导游手册，上面有则趣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美国大兵从罗马写给故国的信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寄到。事情固然过于荒唐，但绝非无中生有之事。至少意大利人听了不会怎么惊讶，因为这在现实当中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寄到就够幸运的了”——此乃他们一致的冷静感想。

邮政不像话，电话也不像话。有时声大有时声小，有时打得通有时打不通，有时通了也忽儿声大忽儿声小，还有时正说着突然中断。一个在某公司的意大利分公司工作的人用电话同东京总公司交谈之间，线路“嚓”一声断了（他们称之为掉了，这在意大利不是什么稀罕事），于是慌忙重打过去，但对方大发雷霆置之不理。无论怎么道歉，日本人都全然不理解此乃日常性事实，以致听了对方好些难听的话：“你这家伙，气魄够可以的嘛！”实在叫人觉得可怜。

电话不像话，包裹也不像话。有好心人以为这边日本食品不充足而特意寄来，遗憾的是迟迟寄不到。一次看纪录片，看到给孤立无援的日本部队补给食品的运输船队在开往瓜达尔卡纳尔途中接二连三被美国潜水艇击沉。这里虽说没有那么悲惨和严重，但状况也够不像话的了。那东西究竟是在怎样的过程中消失在怎样的地方了呢？委实令人费解，可就是消失不见了。

从经验上说，我认为不是意大利邮递员有意偷盗邮件造成的。“这是日本寄来的？噢噢这不是冷面么，那好极了，就蘸着番茄酱吃掉好了！”——不能认为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也很难认为意大利邮递员对日本文学怀有兴趣，每当有文学刊物从东京寄来就据为己有，忘情地看中上健次[3]的连载小说（尽管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当然，其中或许有专门侵吞邮件者，但相比之下，恐怕还是认为意大利邮政制度这一机构中存在着致命的自我堕落式的黑洞那样的东西，致使许多东西自然而然地一个接一个地被吞噬进去，这样更为接近现实。

总之，这个国家的衙门手续烦琐得要命、效率低得要命、态度差得要命、架子大得要命。又有诸多细小规则，而且每隔半年就心血来潮地把那规则整个变更一次，以致谁也不记得什么规则之类，到处产生制度性黑洞（举个例子，意大利行车限速就几乎年年变，没人记得确切。今年每星期几限速还不一样，那东西就连交警都记不来，因此马上作废。一塌糊涂）。

例如投递员把包裹或挂号信送来，若接收人不在，则和日本一样留下通知单。问题是这终究是原则性的东西，不少时候不照此办理。有的家伙懒得一一按门铃爬楼梯把邮件面交本人，只把通知单一把塞进信箱就扬长而去。更糟糕是连通知单都不塞进去，这种情况下邮件只有默默消失。另外，重东西和大件东西的投递方式恶劣也是事实。《文艺春秋》因为厚，塞不进信箱，几乎不送。这类终端服务往往取决于每个投递员的个人素质，所以必须时不时给点小费讨其欢心。

拿通知单去邮局取东西，每次去窗口都不一样。责任人不同所需文件也不同，弄得你这里那里团团转，而意大利的邮局又那般拥挤不堪，半天时间就这样报销了。搞到最后，竟被冷冷地告知东西不在这里。开哪家子玩笑！明明送来通知单，上面明明写着来这家邮局取，岂有不在这里之理！于是我坚持说绝对在这里某个地方。对方道说没有就没有嘛，通知单肯定弄错了，但还是老大不情愿地起身去找，结果马上找到了：“啊，有了，这个吧？”说着递了过来，没有抱歉没有对不起，什么也没有，只有“啊有了这个吧”，就此完事。

可是若为这个气恼，那就别想在意大利活下去，这种事天天层出不穷。反正邮件便是被这官僚主义黑洞连连吞噬进去，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一如《夺宝奇兵I：法柜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的最后一幕，仓库里没有投递地址的邮件堆积如山，就那样腐烂下去（啊，我的冷面！）。

那么意大利周边国家如何呢？哪个国家的邮政制度都无懈可击。从德国、奥地利寄出的邮件大约四天后准确到达日本。即使希腊也可以说两个星期后——虽说不是四天——必定寄到，就算是法国，若无罢工也并不差。就经验说英国也够一丝不苟，基本上第三天寄达日本。单单意大利提不起来。

我真是佩服意大利人：他们丝毫无意改善这种糟糕透顶的状况，甚至付出努力的表示也没有。所以无意改善，首先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改善也无济于事，其次是因为考虑其他方法来代替变革志向更符合他们的性格。这方面的思维取向同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人是想法极为现实的国民。

就是说，意大利人对公共服务这劳什子可以说全然不抱幻想，觉得与其指望这个，还不如另想办法。看重个人关系和家庭，极尽逃税之能事。不妨说，逃税与足球对意大利人来说是最要紧最投入的两件事。

意大利年度财政赤字约一千亿美元，差不多等于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据政府推算，倘意大利国民不再逃税而老老实实申报收入，那么赤字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以得到弥补（《先驱论坛报》），逃税便是逃得这么厉害。因为逃税，他们手头有大量现金买昂贵的进口货，以致进口额外增加，国家财政赤字有增无已。经济越景气赤字增加越多。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几乎不具有逃税有罪的意识。对他们来说，逃税乃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经济行为，循规蹈矩纳税之人纯属傻瓜蛋。一位意大利经济评论家甚至大胆断言逃税才是健全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就是说，个人因逃税而有钱后，便想用那笔钱代建不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公立学校质量不好就送小孩去私立，邮政制度不完备（岂止不完备）就利用速递公司、买传真机，铁路不准点运行（肯定不准点）就买小汽车。而这样做比把钱交给低效、无能、腐败的政府衙门浪费岂不好得多！如此说来我也觉得未尝没有道理，反正也是一种世界观。

这就不说了，总之是吃尽了这个国家糟糕邮政的苦头。例如一个半月前在日本寄出的邮件和一星期前寄出的邮件同时送来，根本搞不清事情为什么这样。莫非觉得一一投递麻烦，要等积攒到差不多的时候才集中送来？另外还兴之所至地有时收有时不收通关税。

那么，不邮寄而改用传真机就行了么？没那等好事。一次去罗马的中央邮局传真窗口往日本发传真，不料对方说日本和意大利传真机基准不同，发不去日本。开玩笑！从没听说国家不同传真机基准也不同。从别的国家也往日本发过好几次传真，什么问题也没有，不可能发不过去。无非嫌麻烦罢了。可是在窗口无论怎么讲都讲不出理来。在这个国家，窗口负责人说不行，那就绝对不行。若无论如何都不死心，就只能等窗口换人时再来。

还有，邮局员工的算数能力之差也值得大书一笔。例如往日本寄三张明信片和三封信函、再给美国一个熟人寄一张明信片，窗口里的女孩用卡西欧计算机“啪嗒啪嗒”计算。数字出来了。觉得邮费过高，抱怨了一句。对方大为不悦地重算一次。这回出来的数字便宜不少。出于慎重，她又算一次，这回出来的数字更便宜。随即她为之困惑，并开始气恼。又算一次。结果——莫名其妙——出来的数字又不一样，于是她气急败坏起来，心想日本人何苦特意来罗马往东洋尽头寄什么信件！

她把四种数字扔到我眼前，随我选哪个款额，我当然选最便宜的付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如实讲起，我想日本人都会认为我言过其实。不是说笑话，百分之百属实，刚刚诞生的一丝不挂的事实。

这话还没到此为止。回到家，我自己重新算了一下那笔邮费。结果，她的四种数字全是错的，实际上比最便宜的款额还要便宜。这还不算，即便同一张明信片也是一个窗口负责人一个价。纵然同一张明信片递给同一人，也此一时彼一时，从二十日元到六十日元。得得！

依我观察，意大利邮局员工的积极性（我是假如有这玩意儿的话）相当之低。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显得无比厌烦，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吃零食以及和同事闲聊上。那个做出仿佛牙痛月经痛胃炎同时袭来时的严峻表情的女孩（我说“您好”/“……”/我说“请给我六百里拉的邮票三张、一千二百里拉的邮票一张”/“……”），同到了吃点心时间大叫“我要炸薯条比萨饼”时相比，简直高兴得可爱得判若两人。无可救药！

不过，若为意大利邮局的名誉补充一点，那就是并非邮局所有员工统统如此。一个邮局里一两个认真而麻利地工作的人也还是存在的。若一个也没有，那么意大利就是再不在乎，作为国家也还是无法存续的。那样的人坐在窗口里，几乎令人绝望的长队也眼看着迅速消失。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的数量少而又少，而且未必受到同事的尊敬。很多时候看上去似乎遭人白眼：那家伙既然愿意干，就让他干去好了！

另外，一到夏季连休临近的时候，意大利的邮局系统就陷入严重的麻痹状态，及至圣诞节前夕、复活节前夕和暑假临近时，更是变本加厉，脑袋里想的全是放假去哪里、做什么。自不待言，连休期间整个系统功能全部停止，一切彻底死去（例如我们从8月5日至25日之间一次邮件也没收到）。连休结束后一段时间也不行，名为“连休后遗症”的淡粉色云絮整个儿笼罩在工作场所的上空。即使商店和政府部门，人们也只管津津乐道各自度过的休假，相互炫耀晒黑的肤色，或者在工作场所悠然自得地看报纸来消除休假的劳顿。总之，意大利的邮局大体像那么回事运转的时间，一年之中十分有限。

算了，这种事写得再多怕也没什么人相信。

意大利的小偷

谈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三大话题：邮政不便、火车晚点，此外就是小偷泛滥。关于意大利的小偷人们已说了许多，或许有人觉得何必还说，但不管你怎么觉得，这点要说的也还有很多很多。

※

美国出版的意大利导游手册中的“SECURITY”（安全）一项这样写道：

“意大利人是优秀的主人。他们好客，富于社交性，开朗热情。大多数意大利人确乎如此，但也不是没有行为不端的人。十分不幸，这一小部分人给游客留下了意大利小偷泛滥成灾的印象。抢包和扒车毛贼确实听说过，不过那种事如今在世界哪里都半斤八两。我没有意大利满街是小偷的印象，也不曾在意大利被人偷过，但不管怎么说，小心再好不过。当心手提包，别炫耀似的把钱夹塞进屁股袋里，贵重物品存在宾馆保险柜中，旅行支票带在身上，别把贵重物品裸露着放在小汽车内。也就是说，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只要注意这类简单事项，你就不至于在难得的旅行当中遭遇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这段文章说得可对？

不对！

我可以负责任地断言：不对。在地方城市和小镇，或许某种程度上被此人说中。例如去锡耶纳、摩德纳、帕尔马和的里雅斯特那样的城镇，只要按照此人说的让常识发挥作用，一般不会遇到不快，事实上我本身也不曾在那些地方有过不快。

可是罗马不同。罗马即使在意大利也是相当特殊的城市。在这里，无论怎么注意、无论怎么让常识发挥作用，超越此限的灾难都要找到你头上。

我以罗马为中心差不多住了三年，在这里的确目睹了五花八门的作案行为，自己也曾受害。那可不是“只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即可避免的那种温吞水似的东西。倘若有人久居罗马而一次也没成为作案（当然多数是偷盗，暴力犯罪极少，和美国不一样）的受害者，或者有惊无险的情况都不曾碰上，那么，他不是异常幸运就是近乎神经质地严加防范的结果，我想。

举例说，我的一个熟人一天在名叫里埃恩兹奥的主要大街停车进商店买东西，五六分钟买完出来，但见车窗玻璃坏了，车内音箱被窃。他（倒是意大利人）完全是有常识的人，下车时总是习惯性地把音响装置从车里拿出带在身上以防被盗。当时虽说是买东西，也不过五六分钟，且车是停在行人往来不绝的热闹的通衢大道，何况是收费停车位，又有人照看，所以估计问题不大，放松了警惕，结果恰恰被盗。周围人应该眼见罪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锤子或其他什么砸烂玻璃，开门卸下音响拿走，然而谁也不出声，不多管闲事。不错，意大利人或许热情、开朗、亲切，但倾向于不管与己无关之事这点也是不容否认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十分讲究现实的人。他们当然认为（想必认为）犯罪不好，但认为有人被盗即意味那个人是傻瓜蛋，是马虎的人不好。所以基本上没有为素不相识的人（当然家人除外）特意做什么的想法。

老婆挎包被抢时也是那样。那时我们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漫步。平时我们尽量不去那种游客多的地方，但那次是回东京的前一天，心想这纳沃纳广场还是应该转一转。我一个人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看商店橱窗——倒是不该看的——一点也没觉察到她被抢。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此后不久，一个可怜的日本女性因挎包带没断而被拖在路上拖死了。事件发生在罗马的托拉斯特拉）。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

说实话，这对我们是个不大不小的震动，也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若在东京看见被人抢包的女性，尤其是外国女性，我肯定伸手相助。尽管我这人没有多么强烈的正义感，但这点事还是会做的。

更倒霉的是——前面也说了——因为第二天要临时回国，所以她挎包里已为明天预备好了罗马和东京间的机票，而且是两个人的。还有护照、两张信用卡和旅行支票（这个倒没多少钱）。

我们马上去报警。警察署就在附近，有受理外国人失窃事件的专门窗口。到那里一看，虽然上午时间还早，却已黑压压一大堆人。清一色是被人偷了东西的外国游客，不用说，全都神情沮丧或气呼呼的。基本上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日本人仅我们夫妇。拼命分开拥挤的人群，领来失窃申诉用纸，填写事件发生的场所和被抢走的物品等等。写失窃现金的数额时，一个板着面孔的女警察不屑地说：“你说你，用不着写金额的，那东西不可能出来！”她那么一说，我也来气了，恨不得吼道：这么多人来你们国家旅行被抢被偷已经够窝囊了，还要给你这么说！可是吼也吼不出结果，在意大利衙门若每次来气都吼，长再多的声带都不够用。我默默填写完毕，让对方盖印承认。没这个印，再买机票再领护照都不成，保险都下不来。光干这个就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

之后立刻去领事馆。明天就动身，不赶紧来不及。到了领事馆，叫马上去照证件照。罗马的日本领事馆对这类失窃早已习惯了（说每天必有几起），办事十分麻利。附近甚至有专门照证件照的地方，到那里很快就洗出了护照用的相片。

往下是机票。这个麻烦。罗马和巴黎间的航线属意大利航空公司，遂去意大利航空公司事务所说明情况，希望取消失窃机票，另给新机票。公司职员都很热情，安慰说真够倒霉的了，甚至开无聊玩笑：“干嘛没耍一通功夫呢？”还说：“不过抢东西的家伙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一有小偷，意大利人就顺口说是南斯拉夫人）！”但票不给再开。我们买的是正常价格机票，电脑里有名字输入，又有警察署的失窃证明，何况几天前刚买的，以常识考虑不可能开不出。然而偏偏不开，也不解释何以不开，只一口咬定不行不能开抱歉。为什么不能呢？事后追究责任问题，麻烦。怎么争论都无济于事，只好新买了去巴黎的机票。不给再开，只能重买。对方坚持说：“反正先买了再说，事后来领退款！”事后去意大利航空公司总部说情况发牢骚，对方说：“明白了，退款好了。”然而拿到退款花了两年半时间，费了相当大的辛苦，走了很有力的门路。也罢，能在20世纪以内退回来，或许该庆贺才是。

接着，提交信用卡失窃报告（唔，早已心力交瘁）。我用的是美国运通卡和另一家大公司的信用卡。非我宣传，美国运通卡这种时候的应对非常之快，给位于西班牙广场的AMEX（运通卡公司）打电话，叫我三小时后过去领新卡。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心想在罗马这座城市事情不可能那么顺利，不料三小时后去了一看，新卡好端端摆在那里！AMEX了不起！相比之下，另一家信用卡公司则一塌糊涂，磨磨蹭蹭差不多一个月后才给新卡。“噢，被人抢走了？这罗马呀，罗马真是伤脑筋！”如此拖泥带水，全然不得要领。开什么玩笑，伤脑筋的是我！来外国丢了信用卡，拿到新的要等一个月，叫人徒呼奈何。领到新的旅行支票也是AMEX快，另一家根本提不起来。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加入旅行失窃保险而不适用于发生在意大利的失窃。尤其欧洲保险公司往往单把意大利从失窃保险对象地区中划掉。因为案件实在太多，保不过来。意大利警察署的失窃报告受理证明也常被置之不理，因为开具得太随便了（的确随便，我一递出，看也不好好看就呯一声盖章——否则，堆积如山的失窃报告根本受理不完）。

如此情况怎么可以像导游手册上那样以“世界哪里都半斤八两”这一说法加以概括呢？怎么可以用“只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即可”这样的忠告来了结呢？我坚决认为那纯属开玩笑。

对于日本游客，首先要提醒注意吉普赛人。但吉普赛人只要习惯了一点也不可怕，至少吉普赛人凭外表可以看出。若死皮赖脸凑上来（以为对方可疑），转身走开即可。只要走开，断不至于随后追来。可怕的是外表看不出的专业或准专业作案者，这样的作案者罗马满街都是。

在地铁也看见过好几次扒手，我本身也屡屡惊觉包被拉开一半，所以坐地铁时总是包口朝里，要紧的东西塞入上衣内袋，牢牢系上扣子。进餐馆时必须时刻把包放在膝头。

天天这样生活。若身后有摩托靠近，就要提高警惕赶紧回头（我们的格言是：摩托就是贼）。在地铁里紧紧抓包不放。车厢里有看报纸的老伯，先怀疑他有可能是小偷。下地铁时有人横冲直闯挤上车来，这也最好当心。在餐馆吃饭时眼睛要一闪一闪注意带的东西。从小汽车下来时，绝对不把东西放在从外面可以看见的地方。每五分钟摸一下钱包位置。每次外出——哪怕出去一会——都关好滑窗。走路时有举止怪异之人出现在前面，就移去路的另一侧。凡此种种，在罗马住久了，自然习以为常。当然，这样的生活到底相当累人。

在希腊生活将近一年，一次也没考虑过什么小偷。很多东西随手放在那里不管，从未有人动，也没有过那样的担心。在米科诺斯租房子住时连门都没正经锁过。留下皮包去哪里，回来时肯定还在那里。忘了东西保准有人送来。但在罗马，小费都不能放在咖啡馆的桌子上——有人走过时一把收走。自从目睹那种偷小费的人以后，渐渐对在这个城市生活厌倦起来。

我和老婆同从巴黎来的西山君傍晚去住处附近的露天比萨饼店吃东西时，包也险些被人拿走。身后桌子的两个人用特殊工具（似乎是可以伸缩的晾衣竿那样的东西）想把我脚前放的挎包“吱溜溜”拖走，好在包里装着书和照相机什么的，比看上去重得多，那工具一下子拖不动，费了不少劲，但手法巧妙得很，我全然没有察觉。倒是老婆觉得后面两个人有些异样，促使我注意，这才得以幸免。我视线落在包上时，那工具早已没了影，只是挎包略微后移。

一来二去，两人倏然离座去了哪里。但他们离去前似乎盯上了旁边坐着的一对美国情侣。大约三十分钟后，那对美国情侣要结账时，女孩发现自己的包没有了，于是发生了一场骚动。他们认定在邻桌吃东西的一对意大利男女偷了包，喝令看样子蛮老实的意大利一男一女打开挎包。美国男子满脸通红怒气冲冲，意大利情侣看情形又不会英语，两个人都搞不清怎么回事，目瞪口呆。

我看不下去，走到美国男子跟前说明情况：“如果你们包被人拿走了，那么我想犯人不是他们，而是刚才在这里坐了一会的皮肤微黑的两个人。两人举止可疑，我的包也被拖走了一点点。”

美国人狐疑地盯视我一阵子，大概怀疑我是这城里精心编织的圈套的一部分，但在我一再解释之下，最后似乎理解了怎么回事，少顷长叹一声，向意大利情侣道歉：“不该怀疑你们，对不起，请原谅。”意大利情侣看样子也明白过来，说：“没关系，不介意的。”

包被拿走的女孩坐在椅子上抽抽嗒嗒哭个不停，男的自始至终重复道：“fuck、fuck[4]。”（由此得知他们是美国人）“我们是从纽约来的，”他说，“明天就回美国，护照和机票都在她包里。这是旅行最后一夜，竟碰上这种事，fuck！”他抓住男服务生撒气：“喂喂，知道吗，这也是店里的责任！店里没有保安！把领班叫来！”性子似乎相当急躁，但我很理解他的心情。

不久，领班赶来，深表同情。他显得非常难过，伤心地摇头：“实在是不应该有的事、丢人的事、可耻的事。您生气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心情十二分理解。先生，不过偷的人是南斯拉夫人……总之店里没有责任。”我把这个称为意大利式水桶接力，全都得体地轻轻闪开身体，把名为“责任”的水桶巧妙避让过去，因此火总也扑不灭。急躁的纽约客继续大吼，意大利人继续举起双手摇头。问题是这样继续到什么时候都于事无补。

“去年春天我的遭遇也和你一样，”我对他说，“也在回去前一天全被人拿走了。”

女孩也在啜泣。想必还无法相信自己的包被偷走了。打击大，只能哭。不幸就是这样，事情若非发生在自己身上，随便怎么说可以。我对一个在罗马遇见的日本人说老婆挎包给人偷了，对方完全一副嘲笑的样子，说什么是被偷的人不好。我火冒头顶，但说也没用，便什么也没说（意大利人尽管有五花八门的缺点，但至少还有一点体贴之情，不至于说话如此狂傲）。总之，事情若发生在别人身上，随便怎么说可以，动员常识啦多加小心啦，可又有谁能责怪那个包被偷走的美国女孩呢？对她来说那是罗马最后一夜，场所是美丽的喷泉前的漂亮比萨饼店，只不过在身旁椅子上放一会包罢了。假如是人头涌涌的旅游场所，或许我也会认为她马虎大意，可是那里是几乎没有游客的幽静的住宅地段，所以我们也才得以相当放松地品尝美食。

我对他讲了应做的事：先去警察署提交失窃报告，没那报告什么都办不成。然后去领事馆领新护照。

Fuck！喂，可是明天的飞机哟！

让来罗马的人失望并恨不能打个半死的不仅仅限于小偷、扒手、吉卜赛人、抢劫犯、顺手牵羊者、诈骗犯、暴力酒吧以及故意算错零钱的商店女孩，在这以抢劫为目的的混沌世界中，出租车也占相当大的位置。

旅居罗马期间，有几个从日本来的熟人前来看我，从机场搭出租车没被敲竹杠的人一个也没有。从机场到市中心连小费至多五千日元，然而最低被要去一万日元，最多时花了三万日元。我事先已经对他们交待从机场搭出租车大约五千日元，若有人多要，就去宾馆服务台让服务台的人交涉。但司机也没那么傻，不肯到什么宾馆门口，找种种借口在离宾馆很远的前面停车讨钱。被要去三万日元的人反驳说休开玩笑，对方吓唬他“我可是带着手枪的”。一塌糊涂！自那以后，再有谁来我必去机场接机。

街上一般出租车没那么出格。略感蹊跷的不是没有，但大半司机诚实、热情，和蔼可亲，给人以地道平民印象的老伯较多。他们也是劣质司机的受害者。遗憾的是，聚集在机场和特尔米尼火车站的司机品质相当恶劣。黑车就不用说了，即使正规的出租车也有不少漫天要价。我也经历过几次，可以说地道的出租车为数不多。如果可能，从机场和特尔米尼不搭出租车是明智的。从经验上说，目的地是知名宾馆的时候更要吃大亏。如果你能从特尔米尼或机场搭上让人顺心的老老实实的出租车赶到哪里的宾馆，那只能说是幸运。据我的经验，那样的幸运不会连续几次。

至于罗马的警察为什么不严厉取缔这些恶劣的家伙，我全然不能理解。没准是为了先给前来罗马的游客以警告（诸位，这座城市可不是好对付的，这种事往下一个接一个静等着咧，这个只不过是开篇第一章，务请当心！），作为一种进门礼仪、一种疗法而特意把恶劣的出租车安排在机场和火车站。

当然，在罗马我也并非只碰上这类倒霉事，这点必须先说清楚。也有愉快的感受，也遇上过热情友好的人（尽管不能说很多）。偶尔遇上一次这样的人，分外觉得如释重负。例如我们包被抢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罗马常住的宾馆总管来了（因是最后一夜，我们退了公寓住进宾馆），在酒吧请我们喝鸡尾酒，对我们说：“在这座城市遭遇那种事，我感到十分抱歉，令人遗憾。如果钱被抢了有困难，请只管说，需要多少宾馆可以借给，不必客气，回日本后寄来就可以了。”所幸现金几乎没被抢走，只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得到这样的关心，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也并非一无是处。

不过若问是否还想来罗马居住，作为我还是只能答说“NO”。旅游也罢了，住却是免了。basta,grazie（够了，谢谢）！写这篇文章十天后，我将退掉罗马的公寓返回东京。

在罗马生活期间，我们觉得一年到头都在为小偷分心。每次去哪里旅行，总是担心回家时东西一扫而光。旅行时担心这个，旅行也没多少快乐。

当然东京也不是没有小偷，也要适当注意防盗。可是不用说，没罗马严重。住在东京的人不至于脑袋里天天装着小偷。回东京后看到人们把大钱夹塞进屁股袋里大模大样行走、把挎包随手放在什么地方，一段时间里不禁瞠目结舌，但不久就习惯了。唔，对了，这就是东京，用不着提心吊胆。这的确是东京的长处。如果生活中不必没完没了担心被盗，自然是再好不过。

不过，这里也还是有这里才有的麻烦事。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的麻烦事以东京的麻烦事的特有形式让我头痛、让我心烦、让我生厌和疲惫。

若说我长期旅居外国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大体也就这么多了。世界的特质在原则上取决于其拥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

[1] 风干葡萄酿造的葡萄酒。

[2] 托斯卡纳出产的一种葡萄酒。

[3] 日本小说家（1946—1992）。

[4] 骂人话，意为“性交”、“讨厌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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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堡

参加夏季萨尔茨堡音乐节是我很久以来的心愿。一直旅居欧洲，想去并非不能去，却迟迟未能成行。不是担心人多就是怕票难买，总之有怕麻烦的念头在先，不觉之间敬而远之。我不大喜欢人多的场所，万国博览会啦奥运会啦商店减价啦熊猫啦巨人队棒球赛啦迪斯尼乐园啦正月里的明治神宫啦江之岛海滩啦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啦——这类人山人海的地方从未去过，一想人山人海就万念俱灰。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我讨厌看很多人挤在一起。冠以什么什么“节”的东西一概讨厌。较之讨厌，莫如说是憎恶。因此，音乐固然想听，可是一看见音乐节三个字就没了心情：算了，不去也罢。

另外，以前在维也纳待过一个星期，待得百无聊赖这点也是我懒得去萨尔茨堡一个原因。别人如何感觉我不晓得，反正对我来说维也纳实在是个无聊的城市。东西不好吃，又没有特别的事可干，甚至觉得世间居然有这么无聊的地方。天天去动物园，或在舍恩布龙宫的树林里喂松鼠，如此懒洋洋打发时间。既然同是奥地利——我想像——那么萨尔茨堡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这次旅行来说，计划也并不是为了去萨尔茨堡，感觉上只是去德国南部旅行时顺路——如果可能——去一下。不料从奥地利乡下转到萨尔茨堡时，我们很大程度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结果，半个月旅行只在德国南部住了四晚，其余时间几乎全在奥地利转来转去。对人也好对国家也好，只凭第一印象有时会错看对象，这便是个佐证。坦率地说，奥地利多少有些单调，没有意大利的妙趣，没有德国的份量。美丽、洁净，但是单调。若说单调也没什么不好，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好。而且——也许哪个国家都一样——乡下小镇比大城市有意思。另外，奥地利最好不过的是安全。东西放在小汽车里不管也尽可放心。用不着当心抢包、顺手牵羊和吉普赛人，这对于在意大利生活的人来说无异于天堂。进入这个国家后我们得以打心眼往外舒了口气，好久不曾这样了，深感这才是人生活的环境。常有人说去纽约若无那种有刺激性的场所没有意思，可我不那样认为。不管谁怎么说，能够放心生活的安全场所才是地道的场所，在这点上，奥地利无可挑剔。刺激性那东西，恐怕应该是每个人在自己心中制造出来的。

开车驶入萨尔茨堡。岂料，萨尔茨堡这地方简直是个迷宫，小巷不断拐来拐去，单行线、车辆禁入、此路不通等令人应接不暇。预订了山顶上一家宾馆，但横竖开不到那里。就像卡夫卡的小说，折腾多少次都要回到同一地方。折腾一个小时后，灰心丧气地给宾馆打电话问从这里如何去宾馆。“电话里怎么也说不清楚，雇辆出租车，随车后跟来！”可我们已实在累得浑身瘫软，没气力费那个操办，于是退了那家宾馆，在街口一个大停车场把车停下，在中心地带一家小宾馆要了房间。听人说音乐节期间突然闯进去，全城宾馆哪一家都不会有房间，但实际去了一看，总有办法可想。这家宾馆虽然便宜，但感觉不错，谈不上气派，但干净利落，一楼的小啤酒屋样式的餐厅也蛮有平民味道。我们决定在此住两晚。

从这宾馆去音乐节中心会场走路只需五分钟左右，结果上十分方便。看街上贴的海报，今晚的演奏是阿列克西斯·魏森伯格（Alexis Weissenberg）的钢琴，写道还有票。去售票地方一看，原来今天的阿列克西斯·魏森伯格已经取消，代之以鲁道夫·布赫宾德（Rudolf Buchbinder）的演奏。但毕竟特意来到萨尔茨堡，遂买票进去。

在歌剧方面，此前一天有威尔第的《假面舞会》（苏提爵士〈Georg Solti〉指挥），两天后有《托斯卡》（阿巴多〈Clandio Abbado〉指挥）。《假面舞会》本来该由卡拉扬指挥，但众所周知，卡拉扬突然去世（街上仍贴着卡拉扬海报），而由苏提爵士代他指挥。替代人选也问过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穆蒂（Riccard Muti），但伯恩斯坦说他从未指挥过《假面舞会》，穆蒂则说替代卡拉扬精神压力大，因而轮到苏提爵士头上。在售票口我试着问有没有《托斯卡》的票，对方以惊诧的眼神看着我：“你这人怎么现在才来呢？”的确如此，现在不可能有。

不过就结果来说，布赫宾德的钢琴令人兴味盎然。老婆以前在东京听过魏森伯格的钢琴，依她的说法，此人比魏森伯格有趣得多。那是过去的事了，魏森伯格现在的演奏有怎样的变化倒是不晓得。

来听音乐会的人衣着都相当考究，男的大部分穿晚礼服那样的东西，女的很多人身穿露肩的正式礼服裙，戴宝石，总之珠光宝气堂而皇之。意大利的音乐会没有多少人如此郑重其事，对二者的落差吃惊不小。我也姑且穿了夹克进场，总算没有太出洋相。

日本听众也相当多，因为有不少旅行团是以萨尔茨堡音乐节为招牌组团的。说老实话，我也听人说若想在萨尔茨堡听音乐会，最好从日本随旅行团去，否则很难在当地买到票。前面座席上身穿盛装的日本女孩子们吵吵嚷嚷互相拍照，旁边一位奥地利太太叫她们安静一下。日本的年轻女孩子一兴奋就忽然齐声高叫，什么缘故呢？

布赫宾德的节目单上首先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31中的2和3。一言以蔽之，这是简约主义式（minimalism）的贝多芬——将感情色彩和深沉的思考全部剔除，只留下音符，然后重新构筑。在这个意义上，同古尔德（Glenn Gould）的演奏有一脉相通之处，却又和古尔德截然有别。这里没有古尔德音乐传达的那种令人战栗的宇宙。宇宙虽然没有，但也自成一统。如果说宇宙那东西没有也无所谓，那么就正好合适，妙趣天成。体会到这种妙趣，自两年前在东京听瓦莱瑞·阿瓦纳斯维（Velery Afanassiev）的钢琴演奏以来这是第一次。

后半段是肖邦和李斯特。肖邦是第二号谐谑曲、幻想即兴曲和另一支小品，李斯特是没怎么听过的小品。

肖邦蛮有意思。一点也不再像肖邦，怎么说呢——抱歉，找不出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滑稽得令人目瞪口呆，全场也掌声四起。鬼气逼人、撼人心魄、百感交集、切肤之美、直击人的本质——根本不是这类东西，然而值得一听。纵使宣称听遍肖邦所有种类演奏之人，听了这场演奏，恐怕也不由一笑莞尔。便是如此快活、新鲜、温馨的演奏。听罢这样的演奏，深感欧洲文化圈到底积淀深厚。

演奏完了仍掌声不息，人们“扑通扑通”猛踏地板，声音震耳欲聋，颇有北欧海盗庆祝什么的味道。加了三四曲，但听众仍不离席。这么说或许失礼，真是白捡的音乐会。之后去啤酒屋喝啤酒、吃香肠，返回宾馆。

翌日在圣方济教堂听风琴、长笛和双簧管音乐会，这个也极有情调（硬木椅，屁股有点痛）。萨尔茨堡一天有五六个音乐会。所以一早起来就去演出导览中心去看当天演出一览表，从中选出自己想听的音乐会即可。既有名人木偶歌剧，又有城堡大厅里演奏的室内乐，每星期在教堂演奏一次莫扎特的安魂曲。有这么多场音乐会，觉得在这里待一星期怕也待不够。运气好用正常价格搞到歌剧的退票也并非不可能（当然，仅仅是并非不可能那个程度的可能性）。

只是，这个城市雨多。我们逗留期间一直下雨。尽管是8月初，却冷得没说的。身穿全毛的毛衣（由于太冷了，来奥地利后买的），外面套上夹克也还是冷，只好进餐馆喝热汤来温暖身子。买明信片，上面画的是雨中萨尔茨堡，后面写道“以多雨闻名的萨尔茨堡”——想必雨多得上了明信片。睁眼醒来下雨，再醒来仍下雨。不仅萨尔茨堡，奥地利无论去哪里都雨多得不行。觉得无日不看雨。车窗雨刷好像总是“喳喳”响个不停。从萨尔茨堡北上十来公里穿过奥地利同德国的国境，那边晴空万里。而南下一进奥地利，保准又是雨天。看过电影《音乐之声》的人很可能以为奥地利总是天朗气清阳光灿烂，但那彻头彻尾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1]式谎言。也许我们不巧赶上了这样的季节，不过那雨下得的确比日本的梅雨还厉害。

雨把我关在房间里动弹不得，在奥地利期间尽看书来着。带去的岩波文库版七卷本《基督山伯爵》全看完了，另在一个名叫Schladming的小镇的一家小书店买了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马耳他之鹰》（这家书店里我觉得可以看的英文书只此一本），相隔许多岁月又读了一遍。读罢，又读了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虚荣的篝火》（Bonifire of the wanities）（在慕尼黑一家书店买的）。翻过阿尔卑斯山，住进乡村旅馆，吃薄薄的炸牛排，看窗外下个不停的雨，一边听着牛脖子铃铛的“丁零丁零”声，一边看汤姆·沃尔夫有趣而不无夸张的小说（何以觉得夸张说不清楚，但有趣还是有趣的），如此一天天过去。

在奥地利吃惊而又佩服的是，尽管雨“哗哗”一个劲儿下，但很多人一不撑伞二不穿雨衣，就那样悠悠然满不在乎地走在街上——或许人已进化得适应了气候。另外就是马自达车多得不得了。比之丰田和日产，马自达的数量遥遥领先，不知什么缘故。

在奥地利每天吃好多种东西，但菜名一个地方一个叫法。由于拼写特长，吃了什么都忘光了。当然，每次点菜时看菜单记下菜名倒是可以，却因嫌麻烦而半途作罢。

PRINZREGENTENTORTE

A RTISCHOCKENHERZEN

GESCHNETZELTE HÄHNCHENB RUST

SCHASCHLIKSPIESSCHEN

若把这等菜名一一记在手册上吃饭，你认为能吃出滋味么？我可是不行。一想大学一年级时的德语课就心里沉甸甸的。

我所以一边心想唔这个好吃一边特意记下菜名，是因为在萨尔茨堡吃的是VOLLKORNROLLE。这个菜里面是肉末饼，外面用饺子皮那样的面皮包起来油炸而成。清淡爽口，虽说达不到鼓掌踏地板那个程度，但也绝对不同一般。别的地方看不到，估计是当地特产。即使为了吃这东西，也想再去一次萨尔茨堡。

阿尔卑斯的麻烦事

旅行中总会遇上麻烦。试想，在一不了解情况二无熟人、甚至话都讲不大通的陌生地方惶惶然走来窜去，没有麻烦事才不可思议。若怕麻烦，不去旅什么行老实待在家里租录像带看不就得了——这是正理，是正理且是正论。可是一旦麻烦事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不那么容易想得开了。正理正论转眼之间烟消云散，化为身后遥远的风景。那东西丝毫不起作用，剩下来的惟有孤零零的自己——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易受伤害的自己。

说来不可思议（也许没什么不可思议），人这东西对于降临在他人身上的灾难想像起来较为容易（说什么就是那么回事嘛，那种事情是有的嘛，本应预想到才是），然而一旦轮到自己头上，其精神追索力便像夏日午后的老犬一样半死不活。例如，你能想像到明天自己会被宣告得了癌症吗？能想像你太太明天跟哪个男人私奔并从银行打电话通知你可以用信用卡提款的账户上欠款达五百万日元之多吗？能把那时的打击和痛楚作为自己的事加以想像吗？

不可能。只有那种麻烦事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人才会觉得岂有此理，才会认为不公平甚至发脾气。无一例外，我也如此。

麻烦事发生在8月6日（星期天）上午快到10点的时候。我们早上9点离开德国南端一个叫奥伯摩根的地方，穿过森林中一条国境（有一个警备人员，查看一下文件）进入奥地利。进入奥地利后，云色照例反常起来，看样子任何时候下雨都不奇怪。从奥伯摩根到奥地利一个叫罗伊特的镇约有三十五公里，一路全是景色优美的山路，别名叫蒂罗尔（Tirol）观光道。车也少，幽静，空气清新。有牛群的地方不时有湖泊出现，湖很漂亮，湖面一点垃圾也没有。沿路一块广告牌也见不到，没有House Kukure咖喱的广告，没有三得利纯生啤酒的广告，没有“扒金库”[2]新店开张的广告板，没有“大意一秒悔恨终生”的交通标语。哪座村庄都有塔尖高耸的漂亮的元葱形教堂。因是星期天早上，身裹蒂罗尔服装的老伯们正往那样的乡村教堂集中。游客们一副登山打扮往山里赶去。这些人看上跟下雨不下雨毫无关系，正毫不含糊地享受着hard[3]的星期天。厚墩墩的云絮从阿尔卑斯的山梁间移往那一带的山谷准备下雨。麻烦事连影儿也没有。阴固然阴，但静谧而祥和——便是这样一个星期天清晨。那里交流的没有任何消极话语——这倒不是保罗·西蒙[4]口中的歌词。

可当我翻过最后一座山、正一面俯视蒂罗尔城一面变速时，引擎突然熄火。怪事！我以为挡没换好，重换了一次，重新猛踩油门，但毫无反应，只是“呯”一下发出无奈的声音，全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怎样，常有的不祥预感弥漫开来。因是下坡路，加之刹车还灵，心想哪怕下了坡也好，于是缓缓滑下坡去，在看得见人家的地方把车靠路旁停下，然后再次慢慢转动钥匙，启动马达动了，但引擎点不着火。我关掉引擎，隔了五分钟再次转动钥匙，但还是不行，反复几次都点不着火。

下车打开引擎盖，做一个深呼吸，思索启动马达转动而引擎不点火的原因。怎么回事呢？以点火线圈产生高电压，通过分配器把电压分配到点火栓，点火栓发出放电火花点燃混合气——详细道理不大清楚，但作为顺序大体如此。所以，作为原因应该首先怀疑点火栓。可是点火栓能看得见的地方全部好端端地连接着。毕竟是新车，很难设想点火栓会老化。其他的大致查看之下，眼睛看得出的问题点一个也没有。我能想起来的也就这么多了。一筹莫展。本来我就对付不来机械类东西，正因如此，动身前才在蓝旗亚定点厂接受了定期检查，以确保万无一失。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怎么回事？”老婆问。

“不知道，引擎点不着火。”

“怎么一下子这样了？”

“这——，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该这样的啊。还不是，刚才还运转得那么正常，根本没有不对头的地方。极常规地从二挡换到三挡，结果突然不行了。难以置信，这可是新车哟！”

“所以我不是说最好别买意大利车么？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买日本车或德国车就好了，那样就不至于遭遇这种傻事！”

或许言之有理，或许该买牢靠的大众高尔夫。买蓝旗亚时，包括意大利人在内，好些人劝我最好别买意大利车，可我半是出于好奇心，还是买了意大利车。怎么搞的！

“所以就这个样子，”老婆说，“星期天早上在奥地利山路上引擎突然寿终正寝。”

不用说，她相当气恼。雨也飘飘洒洒落了下来。得得，我也恨不得发句牢骚：我干嘛非遭遇这等事情不可！这样一来，歪理也罢正理也罢什么都无从谈起了。实在无法相信这么糟糕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毕竟不能老这么抱怨下去。老婆只须气呼呼地说三道四，而丈夫必须默默采取对策，此乃世间习惯，或者说是宿命。极不公平的宿命——倒是不好这么说。

首先下车拦一辆过路汽车说了情况。停下来的是挂着博洛尼亚车牌的菲亚特AUTOBIANCHI Y10。两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女孩看着引擎盖下面这个那个议论了一番，但他们也不明所以。他们提议送我们去附近的修理厂，可是往车里一看，四个大人，其余的空隙里满满塞着橡皮艇、胀鼓鼓的旅行箱以及行囊等莫名其妙的东西——意大利人典型的休假准备。那种地方怎么还能坐进两个人呢？好意自然非常感谢，但谢绝了。

接下去按附近一家门铃，向那里的太太说明情况，请她打电话给奥地利类似JAF[5]那样的地方。星期天一大早，太太仍一身睡衣，正在准备早餐。她说修理车马上就到，我道谢回到车上。约二十分钟后，车来了，涂成黄色的三菱帕杰罗，一位看样子蛮好说话的老伯从中下来，以意大利方式寒暄道：“GruüB Gott（您好）！”“GruüB Gott”味道很有些像澳大利亚那句“good day”。“怎么了？”此人只会德语。我一手拿着词典，用只言片语的德语好歹介绍说：在那里的坡路上，引擎突然停了。对方“唔唔”两声，用像是万能表的东西这个那个检查了十五六分钟。“电的问题啊，这个。”他说，“这里彻底死掉了，这东西我没有办法，本该给你拉去罗伊特那里的修理厂，可今天是星期天，我想不会开门，不过反正去看看吧。不要紧，去了总有办法。”

这么着，被帕杰罗牵引着赶去两公里外的罗伊特镇。被牵引是有生以来头一遭，气氛凄惨至极。规模诚然大不相同，但仍使我不禁想起在挪威海湾出事的苏联核潜艇。

到了罗伊特镇，修理厂果然关门。毕竟是夏季休假期间的星期天清晨，开门反倒奇怪了。

“怎么办，这回？”老婆说，“说到底，就是因为你想要蓝旗亚……”

“喏喏，”老伯似乎觉察出形势不妙，“这家修理厂的老头儿我认识，我去讲一讲，求他破例开门，放心！”

奥地利JAF老伯非常热情，特意跑去修理厂老板家按门铃，但谁也没出来。

“肯定到哪里旅行去了，没那么快回来的。”老婆说。她这人的性格对什么都比较悲观，而我相对说来凡事都较乐观。非乐观之人不会买什么意大利车。听我一个熟人说，一个在日本买意大利新车的人开着它从东京跑到京都，回来后对经销商一说，对方大为佩服：“你真有勇气啊，居然开那车跑到京都！”是否真有其事我不晓得（很有些都市传说的味道），但情况很可能属实。不是乐天性格的人不会买，还需要勇气。

“别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路就好。”妻说。

有路就好，我想。

JAF老伯看样子也是个蛮可以的乐天派，说道：“跟你们说，现在是不在，但我想很快就回来的。回来我就求他开门，在那里的咖啡馆等一下，到时候我去接你们。”相当热情，意大利人办不到。我不是说意大利人不热情，但这点我可以保证：意大利人办不到。至少他们关切之情（如果有的话）不会在星期天表现出来。

“事情要往好的方面看。”我说，“幸亏没在意大利，对吧？在意大利，基本上三天寸步难行。”

“倒也是。”老婆勉勉强强同意。

在罗伊特镇上转了一阵子。老实说，了无情趣。地处德国菲森（Füssen）至奥地利因斯布鲁克（lnnsbruk）的交通要道，以致车多得不得了，一片嘈杂。几乎没有游客特意在这种地方住下，宾馆也少。转了三十分钟，之后在老伯说的咖啡馆坐下等他。喝两杯咖啡等了一个小时，老伯没来。我转而喝啤酒，加吃香肠，又等了一个小时，老伯仍没来。一对双胞胎老太婆进来，坐在我们邻桌喝啤酒，喝完离去。双胞胎老太婆喝啤酒的情景十分可观。接着两个本地的小伙子进来，喝着啤酒打了一局台球。老伯依然没来。别无他法，又要了一杯不好喝的啤酒。搞得我老是小便。

最终，老伯来时已下午3点多了。我们在昏暗的咖啡馆里等了三个小时。这时间里老婆始终绷着脸。“那种东西扔去哪里算了！”她说。我向她解释：“车那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扔的。”但她根本听不进去。

“修理厂给打开了，刚才。”老伯说。

谢天谢地。总算舒了口气。老伯把我们领去修理厂，在那里付了奥地利JAF的牵引费，约六千日元。“若是会员可以免费，可惜没会员证。”老伯惋惜地说。的确令人惋惜，我们不是奥地利汽车俱乐部会员。他“通通”拍着帕杰罗说还是日本车好，意大利车不行，买日本车好了！我说谢谢。是要谢谢。

修理厂老板六十岁光景，不愧在修理厂干了四十年，给人的感觉甚是坚毅。这样的人绝不会支持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不会听布莱恩·费瑞（Bryan Ferry），不会去四季电影院（Cine Saison），不会买米索尼（Missoni）毛衣，只知道闷头修理汽车。老伯打开引擎盖，以兴味索然的神情大致往里扫了一眼，开口道：“我儿子会讲英语，叫他来一下。”片刻，感觉上似乎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儿子开着十分狼狈的红色菲亚特赶来了。身材挺拔，金发，一个相当英俊的男孩，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工作服，神情像是说“得得大好的星期天叫人家出来”，但看来父亲在家里拥有绝对权力，儿子不敢抱怨。正是贪玩年纪，是叫人可怜，可我毕竟没有可怜别人的余地。大致说明情况之后，他说“唔明白了”，随即开始修理。

可是，无论怎么捣鼓都查不出原因。种种东西拆卸下来，用万能表检查，更换零件，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但怎么都没奏效，引擎依旧一声不响。一个像是玩伴的小伙子来看情况：“你干什么呢？”“啊，父亲叫我修车。”“哪里坏了？”“噢——喏，这个。”——如此你一言我一语，神色渐渐黯淡下来。然而父亲看样子相当顽固，绝对不向儿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问儿子哪里坏了，也只是应道“唔非常麻烦”。大约折腾了两个钟头，还是毫无头绪，终于沉不住气了，走去父亲那里大概说道：“爸，我实在弄不明白了。”“知道了，好了，我来。”父亲大概这样嘟囔了一句，言外之意像是说你这家伙怕是够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自己动手？我这里还急着哩！无可奈何，各家有各家的招术。他的儿子和同伴又开起菲亚特去了哪里。在这冷雨飘零的阴暗的星期天傍晚、在这望一眼都索然无味的幽灵城，年轻人到底能有什么好玩的呢？也罢，总会有什么可玩吧。年轻时候不管干什么想必都自有其乐趣，再怎么索然无味，也比拆装汽车电瓶有意思。

老伯说，这就看一看，也许花些时间，说不定要今晚7点或明天早上才行。我们只好死心塌地，在这里住一晚上。地方实在不怎么样，如果可能，真不想在这种地方留宿，而且原定今天顺便去跑瑞士，但事已至此，只能作罢。光是星期天有修理厂开门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感激涕零了。

我们住的是城里最大最老的宾馆。到底老，地板一踩，声音惊天动地（莫非“忍者[6]公馆”不成，这里？），公馆似乎倾斜了，浴室的拉门不拉都会吱溜溜滑开。但房间相当宽敞，格调也算不坏。这家宾馆看样子倚老卖老（此外怕也没什么卖点），一楼大厅齐刷刷挂着一排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自家宾馆照片。那时连自行车都还几乎没有，镇的印象远比现在富有牧歌情调。19世纪的奥地利老伯们全部留着胡须，神气活现。那还是哈布斯堡皇室统治奥匈帝国时期的事。还可找见在城内广场上进行消防演习的消防队老伯们的形象，有人得意洋洋地悬在高楼的窗口上，有人顺着长梯正朝房顶上爬，全都摆着一副架势，显得极为开心。看年代，得知这些照片拍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这些人想必也有几个战死疆场。

早已饥肠辘辘，进宾馆放下东西就直奔附近的饭店，喝啤酒，喝牛肝汤，吃火鸡火腿。我原本不大喜欢牛肝和火鸡（累得点错了），但作为菜式相当够味。反正得以坐在椅子上吃饭就足以千恩万谢了。

“好在修理厂开门了。”我喝着啤酒说。

“但愿能修好。”妻一边吃晚饭一边冷静地说。

※

第二天早上（同样下雨）去修理厂一看，所幸车修好了。

“喏，就这个。”老板儿子不动声色地给我们看切断的软皮线。直径约一厘米粗的塑料线。像是被斧头砍的，利利索索地斜茬切断。“连接点火线圈和分配器的软皮线，从这里到这里。这个断了，自然点不着火，被鼓风机皮带卷进去切断的。”

我还没彻底理解：这么粗这么结实的软皮线卷进鼓风机皮带就能利利索索断掉？那岂不有点太过分了？刚刚检修完，怎么就出这种事故了呢？

“这是常有的事故吗？”我问年轻人。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耸耸肩。一个寡言少语的小伙子。于是我自问自答：“常有的话谁受得了！”大概因为配线纵横交错，致使软皮线不太好找，但毕竟点不着火，按理首先该查看点火线圈和分配器之间的软皮线，此乃汽车维修工基本的基本，何况引擎盖打开了两小时之多，本该早看明白才是！想必在父亲眼里，儿子还远远不到火候。

但不管怎样，修好还是修好了，别人家庭的事交给别人处理好了，我道谢付修车费，约两万日元。老板儿子星期天还干活，也够可怜的了，给了他一点小费。

“所以嘛，咬咬牙也该买奔驰。”老婆又啰啰嗦嗦抱怨道。

“算了吧，奔驰是房地产商或棒球选手开的车！”我说（诸位房地产商和棒球选手们，抱歉抱歉，这纯属玩笑，不是什么职业歧视。奔驰不管怎么说都是好车，我开这样的玩笑，不过是因为我买不起奔驰而心理不平衡罢了）。

“反正故障少。”老婆说。

“再不会坏了。那的确是特殊事故，不会再三再四出现的。不要紧了，车况本身并不坏。”我解释道。较之解释，更像是为被妻子讨厌的糟糕朋友辩护。

“天晓得！”老婆冷冷地说，活像在轻度诅咒这辆车。是的——有妻室的人想必晓得——交谈中妻最后一句话大体是这种轻度诅咒。

这天下午，在一座名叫霍尔茨高的富有明信片式牧歌情调的美丽的小村庄附近驱车行驶时，果不其然，仪表盘上的刹车警示灯亮了，陡然现出橙黄色，极不吉祥地。都是她诅咒的！得得得得！进加油站请人一看，对方说：“我说先生，要拿到蓝旗亚指定修理厂好好调整一下刹车闸才行。”啧啧啧啧啧！“修理厂在靠近瑞士边境一个叫阿尔伯施文德的地方，非开去那里不可。开去那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今天最好调整过来，刹车失灵可不是闹着玩的。”

“奥地利汽车修理厂之旅！”老婆没好气地嘟囔一句。

“事物要往好的方面看。”我说，“这种情况，开德国车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的。无故障汽车旅行自是安全，可那终究不过是风驰电掣地从这个宾馆跑到那个宾馆嘛！而开意大利车可以看遍社会每一角落。”是的，不管谁怎么说，我都是天生的乐天派。

如此这般，我们又望着被雨淋湿的牛们和教堂，一路朝阿尔伯施文德奔去，极其沉默地。

关于阿尔伯施文德修理厂没有特别值得写的（顺便补充一句，那以后跑到六千五百公里时，在高速公路飞驰之间哪里一个螺丝突然脱落了，变速杆变得摇摇晃晃）。

[1] 美国的电影公司。

[2] 一种将球弹起击入孔中的赌博机器。

[3] 意为“艰苦，严峻，猛烈”。

[4] 美国吉他歌手（Paul Simon，1941—）。

[5] Japan Automobile Federation之略，日本汽车联合会。

[6] 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8）各诸侯国使用“忍身术”刺探情报、扰乱敌人后方或进行暗杀等活动的人。

◆◆◆◆ ◆◆◆◆

蓝旗亚总算恢复正常，驾驶它再次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进入意大利。只要不出毛病，还是十分快意的车。综合大家的说法——意大利车似乎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只要不出毛病，十分快意。这蓝旗亚Delta也是如此。性能不是特别好，低速“吧嗒吧嗒”响，高速稳定性有问题，但以二挡三挡忽一下子加速旋转引擎时的吸大麻般的快感，简直妙不可言。我这人虽不大喜欢开快车，但那种感觉实难舍弃。引擎即刻作出反应，整个弹回身体，很想摸摸它脑袋说“好了好了”。可若是动弹不得，无异于大件垃圾。本来想从黑森林开往斯特拉斯堡，但毕竟对车没信心，遂转念返回意大利。

通过国境检查站，驶入红白绿三色旗飘扬的意大利，不由得舒了口气。说来奇怪，甚至有些觉得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下雨下得忍无可忍，食物的黄油味也呛鼻难闻。风光固然秀美，但若日复一日老看阿尔卑斯、教堂和湖水，再秀美也看腻了。翻过国境山顶，天光都骤然一变，无论什么看起来都明晃晃光闪闪的。歌德在《意大利纪行》中兴奋地写了从奥地利进入意大利时感觉到的明媚，其心情十分理解。意大利实在是为上天所宠爱的土地，温暖、美丽，而且富饶。

从德国和奥地利穿过阿尔卑斯国境线返回意大利时，周围的汽车顿时变得狂野起来。不过狂野也自有其规则和倾向性，习惯了会慢慢觉得理所当然，至少不再有最初感觉到的蛮横。我毕竟是刚拿到驾驶执照就来欧洲的，贴着嫩叶标签在罗马街头兜来转去，兜转之间，觉得开车这事不过如此而已（想来也够后怕的）。所以对我来说，回日本在东京街头的驾车体验和东名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坦率说来要严重得多。

不错，意大利的开车人是够蛮横的，可是开车人脸上和车的行驶都有一个个表情，容易读出动向，相距二三十厘米时可以闪过对方或对方闪过自己。然而回到日本就读不出表情来，因而把握不住火候，十分可怕。而在德国，德国人开车大体遵循阶级社会式的秩序，非常正规。所以，越过国境南下目睹阿尔法·罗密欧和菲亚特鼻尖对鼻尖气喘吁吁的情景，深深感到自己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因休假而空空荡荡的罗马，过了一段安静日子。盛夏的罗马有其他季节所没有的独特风情，路上行人寥寥无几，来往的汽车也少得可观。惟独这个季节那令人头痛的路面停车也全然不在话下，喜欢停哪里就停哪里，悉听尊便。人和车都如此之少的空旷的罗马也分明是座极妙的城市。

我家前面有几辆焦头烂额的菲亚特500，已停了好几个星期。一动不动趴在夏日阳光下的汽车因风吹雨打，早已变得满身泥巴狼狈不堪，有的成了孩子们涂鸦的对象，有的轮胎被放光了气，雨刷上夹着的宣传单变成黄色。想必是太太们平时购物用的车，但它们的主人已带着一家老小开更大的车去休长假了。被置之不理的CINQUECENTO们毫无抱怨（想抱怨也抱怨不来）孤苦伶仃地在路上看着家门。

午后的阳光热得叫人头晕，但一进入背阴处，就凉丝丝的很舒服。时而有热气呼一下子扑来，但除却这点，比日本的夏天好过得多，空调也用不着。午饭后拉下百叶窗大致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时间里街上寂无声息。晚上走到外面，在路旁咖啡馆吃granite（果汁冰糕）。提起意大利，一般人喜欢gelato（意式冰淇淋），但我喜欢granite，凉凉的，不很甜，酸得厉害。因为是用真正的柠檬做的，酸是不马虎的，而且随处掺有柠檬籽。一说起意大利，我就想起柠檬granite。

阳光异常晃眼，街上行人全都戴着深色太阳镜。不久，太阳落了下去，人们开始在台伯河畔散步，看见有人在敞篷船上吃晚饭。圣天使堡广场（Castel S.Angelo）的舞台上，身穿花哨衣服的拉丁爵士乐队开始调试乐器。白天热得瘫痪的狗们也终于喘过一口气，这里那里跑跑颠颠。

这个时节无论市场还是副食品店统统关门，买食物要费一番辛劳，去超市也只有冷冻食品、干食品或罐头。头发长了想去理发店，转遍整个罗马城，一家都没找到。这个国家连理发店都休假三个星期。后来回东京，我对常去的理发店里的人说起，对方说他们连正月休息三天都觉得对不起人。若是意大利理发师傅听到这话，一定怀疑自己的耳朵。

过了些时日，这样的夏天也结束了，人们渐渐返回城里，车也开始增多，转瞬之间大街小巷满是车辆，控告并排停车的喇叭声响彻街头——往常的罗马回来了。我从窗口看着如此街景，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好歹有了写小说的心思。一气写完短篇，搞了几桩翻译。一来二去，我们离开罗马的日期临近了，即将返回日本。

这样，1989年秋天我的海外生活大体告终。以前出国期间总有临时的回国，家具什物都留在家里，但这次全部处理掉了，感觉上算是告一段落。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

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1]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2]和田中角荣[3]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

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4]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

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但并没觉得有什么隔阂，一如原先所预想的那样。当然，我不想久住在什么纽约。不过这里的反应直截了当，因而有的地方反倒感觉不到东京那样的乖离感。

在纽约一家餐馆见了一位美国作家。他刚从日本回来，对一个同伴说：“喂，日本人全是雅皮哟！”可我不大明白，日本社会到底什么地方算是雅皮社会呢？我问什么地方雅皮呢？他这样应道：“比如日本航空（JAL）的座席商务席比经济席还多，你能相信有这样的飞机？我是无法相信。那岂不发傻，岂不没有实质性？那样的社会太没有深度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未免过于道德主义了，不过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说这种镶金镀银的扭曲的模拟社会是雅皮社会，那么日本社会眼下或许真的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一本杂志上一个女孩这样说道：若是宝马，我只想和开700系列的男孩约会，讨厌500，300系列更是穷兮兮的。最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玩笑，或者是含有双重意味的复杂的口信，然而那既非玩笑又不是口信，而是真真正正的心里话。她们是当真这样说的。喂，那不就是车吗？我心想。不就是方向盘稍微打歪一点就会撞在电线杆上报销的东西吗？可对她们来说那并非东西，那是明确锁定其存在位置的重要的共同幻想。

我当然不能加以嘲笑。我以后必须在这土地上肩负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人的责任生存下去，这是先决性的问题。况且我连自己在这里有怎样的发言资格都还不能判断，甚至应该嘲笑什么都不知晓。

※

回日本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能写作，脑袋好像晕乎乎的，重力好像大不一样。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基本上糊里糊涂什么也没干。我对处于那个场所的自身资格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每天在自家周围跑步，看书，和久别重逢的人喝酒，开玩笑，温泉也去了，可坐在桌前偏偏无从落笔，写了个开头的短篇一直扔在那里。早上起来打开电子打字机，定睛注视屏面，然而大脑一片空白。

※

这三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算经历了许许多多，到头来不还是回到出发点上来了——这样的念头也不是没有。可以说，我是在失落的状态下离开这个国家的，而在年届四十返回的现在，看上去仍和那时一样失魂落魄。无奈仍是无奈，疲惫仍是疲惫，原封不动。乔治蜂和卡洛蜂至今仍藏在哪里不动。一如它们所预言的，只是年龄增加罢了，什么也没有得到解决。

但我这样想：就算重新回到原地又有什么不好呢？更糟糕的可能性都是有过的。

是的，总的说来我是个乐观的人。

※

我是为了让自己的重力安顿下来做这本书的。修改过去写的随笔，补充新的词句，集为一册。所花时间比预想的多得多，书也比预想的长得多。

写文章是非常好的事，至少对我是非常好的事。可以将自己最初的想法“删除”什么、“插入”什么、“粘贴”什么、“移动”什么、“更新保存”什么。如此重复几次之后，即可清楚得知自己这个人的思考或者存在本身是何等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东西。不是说不完整。当然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我所说的过渡性、暂时性不是那个意思。

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有时又想踏上旅途，想得不得了。但我蓦然这样想道：此刻位于此处的过渡性暂时性的我本身、我的存在本身，说到底恐怕即是旅行这一行为。

并且，我哪里都去得成，又哪里也去不成。

※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开头写的那首土耳其旧时民谣。写这些随笔当中，我已决定成书时用这个做书名。也是偶然，同酒井忠康所著《远方的鼓声——日本近代美术私考》不谋而合。按理应该另想书名，但我对这个书名有很深的珍爱之情，在取得理解后决定继续使用。

另外，此书基本上是采取新作体裁，但有几章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修改后收入书中。

[1] 日本杀害多名女童的罪犯。1989年案发，2006年被处死。

[2] 日本企业家，曾被怀疑枪杀其妻，案情几经反复，2003年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无罪。2008年被美国当局逮捕，在狱中自杀。

[3] 日本政治家（1918—1993）。1972年至1974年任首相，因洛克希德事件丑闻下台。

[4] 意为“老大哥”，指极权国家中的独裁者。出自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文库本后记

前言中也写了，《远方的鼓声》这本书是1986年至1989年约三年旅居欧洲期间的记录。离开日本长期住在外国是第一次，现在回头读起来，类似兴奋的东西似乎渗出了字里行间，气势那样的东西也可能多少有一些。尽管事情发生在不久以前，但近来我也自己对自己感佩起来：当时到底是年轻气盛啊！若是现在，坦率地说，有许多地方大概不会那样想、那样写。这些文章终究是“那时的产物”，出文库本之际，除了个别行文，原则上没有改动。

从欧洲回来，大约在日本生活了一年以后，因心有所想——解释起来话长，姑且以“心有所想”来表述——我移居去了美国，到写这篇后记的此时此刻，已大约生活两年。在为出文库本而重读此书的时间里，再次感到旅居美国和旅居欧洲的确完全不同。就有趣无趣来说，旅欧期间有趣得多。欧洲有“不知今天发生什么”的刺激性，因而消耗剧烈，有时累得浑身瘫软，但有趣还是有趣的。单单在路上漫步、去超市购物或在高速公路开车都常常会忽然看到意外场面，让人目瞪口呆，每次都切实感到欧洲这个社会高深莫测。

但在美国生活，这种“纯粹的惊讶”就没有欧洲那么多。这个国家，我觉得绝大部分事物都像是建立在可以预测的基础上的。就是说，美国是形形色色的种族和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人聚集之后形成的国家，因而若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那么作为国家就难以成立。如果没有眼睛可以看到、嘴巴可以说明的共同观念，那么社会本身就有可能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美国没有多少生活本身的日常性刺激（犯罪刺激固然有，但那种反社会性质的东西是另一回事）。不过，若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否因此枯燥无味，也很难那么简单概括，其中“可以预测”本身的刺激也是有的。仅仅依靠这类整合性notion（观念、概念）就能使nation（国家）得以成立吗——如果从这一根本疑问出发，对美国一步步加以解析，有些难以解释明白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关于这点，我打算在另一本书中好好写一写。

写完这本《远方的鼓声》以后，有很长时间没去欧洲。这里所写的意大利这个国家让我相当气恼，离开时再也不想去了，而在三四年过后的现在却十分怀念，种种景致和男女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一种期盼随之高涨：啊，那里还想去一次！那东西还想吃一次！意大利确是那样的国家。世间有两种人，一种人“印象极佳，现在却很难想起长什么样”，另一种人“那家伙相当厚脸皮又做事马虎，但现在也能清楚记起长相”。不用说，意大利百分之百属于后者。那个国家迟早还想去一次，久居倒是另一回事。

希腊让我中意的，大概是某种节制性。我们出国期间，日本地价正涨到登峰造极，泡沫现象相伴而生。过些时候回日本一看，不由为日本社会突如其来的改头换面而目瞪口呆。尤其是在希腊那种俭朴的社会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回日本就像突然被抛进了重力不同的世界，只能怀有“这到底算什么呀”的感慨。这点至今仍然记得。若以体温表示社会状况，那么希腊这个国家是“平温社会”，日本则似乎是“低烧社会”，而在泡沫经济时代似已进入“准高烧社会”，二者落差之大让我多少产生中暑之感。我是小说家，不是评论家，无意对各种现象居高临下地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但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到了需要来自“平温社会”的视点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希腊这个国家以及得以在这个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去外国，确实让人感到“世界好大”，但与此同时，“文京区（或烧津市、旭川市）也好大”这一视点也是完全存在的。哪一个作为视点我想都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微观视点和宏观视点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怀有更为正确、更为多元的世界观才会成为可能。如果说我三年时间里通过写这本书有什么体会的话，那便是人应该有这种复合式眼睛。我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只有在试着写成文字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和理解，因此写这本书让我好歹认识和领会了其中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本书对于我、或者对于我的小说乃是重要的记事簿和速写本。一读之下即可得知，里面并没有写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也没集中有用的信息，若能读起来轻松愉快，我就心满意足了。

或者，如果哪位读完之后想去长时间旅行，并像笔者这样以自己的眼睛看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对我这个作者来说可谓莫大的欣喜。旅行这玩意总的说来是让人疲劳的，但或许只有通过疲劳才能获取知识，或许只有通过劳顿才能得到欢欣，这是我通过持续旅行认识到的一个真理。

版权信息

- 书名：雨天炎天： 希腊、土耳其边境纪行

- 作者：[日]村上春树

- ISBN：9787532743933

- 译者：林少华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版权申明

UTEN ENT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0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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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短语

林少华

提起美国，相信不少人不以为然——哼，不就是个财大气粗的山姆大叔嘛！但若提起希腊，则有可能涌起浪漫而静谧的遐思——噢，维纳斯的故乡，奥运会的第一缕圣火，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以及希腊诸神，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总之，和咱们中国一样，至少有值得世人仰视的辉煌当年。然而又必须承认，我们对时下的希腊又所知无多。多数人宁愿去其实并不可敬也不可爱的山姆大叔家里感受他如何财大气粗，却硬是想不起去希腊领略绝世美女维纳斯的流风遗韵，岂非咄咄怪事！

人家村上春树到底情趣不俗，既去了美国，又不忘希腊。而且去希腊不是为了欣赏维纳斯丰腴娇美如花似玉的留守姐妹，而是一头扎进“希腊僧侣自治共和国”。此“国”位于阿索斯半岛（或称阿克蒂半岛、圣山半岛），乃希腊东正教圣地，上面有二十座大修道院和许多小修道院，近两千人在那里潜心修行，晨钟暮鼓，黄卷青灯，诵经祈祷，自耕自种。没有电，没有车，没有酒，没有娱乐，没有女人。别说女人，“动物也不许放雌性进来，雄性统统被阉掉”。村上便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了四五天。走路淋成落汤鸡，客栈没有冲水马桶，含着眼泪吃发霉长绿毛的面包，为多拿一块西瓜而宁愿遭人白眼……不料离开那里之后，却又奇异地生出怀念之情。“在那里，人们虽然贫穷，但活得安静而有高密度的信念。那里吃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味道充满活生生的实感。”说起来，虽然村上的祖父是寺院里的和尚（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妻生子），但他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对与宗教有关的文物丝毫不感兴趣。在阿索斯的修道院目睹众人毕恭毕敬瞻仰“宝物”时他也全然无动于衷。尽管如此，这次由俗世进入圣地又重返俗世的俗圣之旅还是给他以某种触动，至少是他最为接近宗教的一次特殊旅行。读之，我们不仅可以同他一起游历这个神秘的“神权独立王国”，感受奇特的宗教气氛，也可以追寻他这方面的思维轨迹和情趣趋向。

从希腊圣山下来，村上和他的摄影师同伴直接开车驶入相邻的土耳其，顺时针方向沿土耳其国境线周游二十一天。他在希腊接触的几乎全是僧侣，而进入土耳其面对的则大多是兵。遍地是兵。为何兵多呢？因为“土耳其是个罕见的一贯孤独的大国”，西边同希腊势同水火，北面对苏联恨之入骨，东部南部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纠纷不断。固然加入了北约，却未被接受为欧盟成员，西欧不信任土耳其。“总而言之，这个国家无论往哪边看都不可掉以轻心。真正要好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况且本来就是尚武之国，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战斗、通过把对手打翻在地夺过来的。”这种“煞有介事的尚武的军国主义”让村上颇伤脑筋（当然他对一个个质朴的普通土耳其兵并无不好印象）。但更糟糕的是其肠胃面临考验。“一闻膻味胃就缩成一团，食欲半点也上不来”。然而南下内陆除了羊别无他物，触目皆羊，餐馆里是羊，肉店里是羊，“整只剥了皮的羊挂在那里”。满城膻味，无孔不入。一次开车赶路时遭遇“铺天盖地的羊群”，于是好奇地对准羊群拍照，不料被羊倌索取拍照费，送了五六盒万宝路对方还不满足，“最后竟提出必须买下一只羊”。总之，兵和羊把村上吓坏了、害苦了。旅行快结束时村上给远在东京的夫人打电话，夫人问：“两个男人快活吧？”他心里嘀咕：“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呢？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

如果说在希腊村上感受的是宗教，那么在土耳其感受更多的则是政治。宗教关乎人的精神本源，政治是驱使人的外在力量。此次旅途中村上对两者的体验和思考，融入了他后来的长篇巨著《奇鸟行状录》之中。可以说，旅行不仅产生了游记，也间接催生了他的小说。只是小说中的村上是“门内”影影绰绰的村上，旅途中的村上更是“门外”真真切切的村上。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

于青岛窥海斋

再见，现实世界

先从乌拉诺波里乘船。

阿索斯半岛[1]巡礼之旅将从这里开始，并在这里结束。从这里出发，再返回这里——若有意返回的话。

乌拉诺波里位于阿索斯半岛的根基部，是海滨一个观光休闲小镇。船七点四十五分从这里的港口起锚，一天仅此一班。所以，最好尽可能提前一天来到这里在宾馆住一晚上，翌日慢慢吃完早餐从从容容上船。可以说此乃上策。因为，万一赶不上这班船，就要在这乌拉诺波里镇上困守二十四小时，困到第二天早上，而这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情况（我们实际遭遇过一回）。

从乌拉诺波里到达菲尼乘船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正好歪在甲板上舒舒服服晒太阳，而世界则因这两个来小时的航行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乌拉诺波里和达菲尼两镇之间便是存在如此决定性的差异。一来两镇的形成方式根本不同，二来其所依据的规范和价值观也完全相左，而且居民的种类和追求也不一样。用一句话说来，乌拉诺波里脏兮兮却又令人眷恋，属于我等凡夫俗子居住的地方，达菲尼则属于建立在普遍性、清廉和信仰之上的圣境。每天一班的渡轮便是把这两座在很多方面互不相容——即使不能说是背道而驰——的小镇勉强连接起来。

乌拉诺波里——顺便说一句，乌拉诺波里是神圣的城市之意——有几家小旅店，有酒吧式餐馆，有海滩，有码头，路边紧挨紧靠停着挂德国车牌的野营车。镇不大，沿一条路从这头走到那头，大多事都可办完。有漂亮的海滩、大得令人吃惊的停车场（大概因为来阿索斯的人都把车停在这里）和码头。甚至有一座看不出名堂的古老的石塔。酒吧式餐馆飘出油炸小乌贼的独特香味儿。戴深色太阳镜身穿游泳衣的女郎拖着橡胶拖鞋缓缓穿过路面。同周围光景简直格格不入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从收放机里流淌出来： each bad、each bad……一只狗在背阴处酣然大睡，仿佛正在生死之间彷徨。一个背负旅行包的人如获至宝似的抱着四十五日元一条的大面包走了过去。咖啡馆里面，本地的老年人一支接一支吸烟，持续污染着四周的空气和自己的肺。希腊赚小钱类型的休闲海滨全都是这个样子。只是，这里是最后一站，是我们小小现实世界的天涯海角。再往前去，没有女人，没有酒吧式餐馆，听不到迈克尔·杰克逊，没有德国游客。连德国游客都没有了，老兄！是的，这里是人世的尽头，是欲望最后的出口，是现实世界的边陲。

没赶上渡轮的我们好歹在码头找到一艘往达菲尼运送建筑材料的船。同船长交涉后，得以花三千日元搭船过去。乘客只我们两人。谢天谢地，总算没在乌拉诺波里白耗一天。

可是话又说回来，大海是多么漂亮啊！从乌拉诺波里开船不久，我们便进入崭新的天地。我把上身探出栏杆，目不转睛地久久看着海面，百看不厌。虽说希腊有很多漂亮的海，但像阿索斯一带这么美丽迷人的海记忆中从未有过。当然，单纯澄澈单纯蔚蓝的海任凭多少都有，而这里的海则是全然与此不同的另一种美。怎么说好呢，那是性质迥然有别的一种澄澈、一种蓝。水简直像真空的空间一样纯净，而又被染上深葡萄酒色。对了，就好像大地酿造的葡萄酒从地底的缝隙“咕嘟嘟”涌出，给海面着了色——便是那么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蓝。那里有鲜亮亮的清冽，有丰饶，有突破所有观念限制的令人诚惶诚恐的深度，晚夏清晨强烈的阳光如尖刀一般剧烈地扎在上面，又反射回来哗然四溅。船影以历历分明的轮廓映进海底，摇曳不定。鱼群无声无息地横向游过。海未被污染，无论怎样凝眸细看，也看不见脏物。感觉上那已经不能称之为海。甚至倏然间觉得那仿佛某种仪式，让我想起经过久远得令人眩晕的时间和牺牲后被彻底格式化、并因急于向美的核心突飞猛进而失却其本来意义的一种仪式。

海就是漂亮到这般地步。

随着船在海面行进，油炸乌贼、泳装女郎、迈克尔·杰克逊、“万宝路”广告等等迅速后撤变小，不觉之间消失了。一旦消失，就连那些东西是否曾经存在这点都在我脑袋里变得大可怀疑。映入我眼帘的惟有坑坑洼洼的半岛海岸和岩壁。与此同时，海岸开始现出仿佛时间倒流回中世纪的庄严的修道院——阿索斯！

[1] 亦称阿克蒂半岛、圣山半岛。希腊东正教会（希腊正教）圣地，希腊僧侣自治共和国所在地，有“神权独立王国”之称。有一千六百多居民，当中多数为修士，少数为隐士。

阿索斯是怎样的世界？

开始阿索斯之旅之前有几点我们必须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阿索斯半岛绝对是另一世界。阿索斯乃是以与此侧世界截然不同的原则运转的世界。其原则就是希腊正教。此地是希腊正教的圣地，人们为了接近神而来此访问。正因如此，这块土地尽管位于希腊境内，却在政府的认可下作为宗教圣地享有完全的自治。

治理阿索斯的法律，比任何世俗法律和宪法都要古老和强大。东罗马皇帝统治过这里，继而土耳其人统治，接下去由希腊政府统治。但无论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之下，作为宗教共同体的阿索斯体制都丝毫不曾动摇。这便是阿索斯。

阿索斯半岛现在有二十座修道院，约两千个僧侣在那里一丝不苟地修行。他们继续着几乎和拜占庭时期相同的自给自足的俭朴生活，为了接近神而日夜祈祷不止。他们非常虔诚，为了抵达宗教真理和至福境界而离开人烟、断绝世俗欲望潜心修行。那些祈祷需要付出非常微妙的注意力，惟其如此，他们才特意来到这个圣域，而不是出于童子军那种心血来潮。这点务请牢牢记在脑袋里。

所以，住在这里的一个女人也没有，也不允许女人进山。因为有女人会妨碍——说法倒是不礼貌——修行。动物也不允许放雌性进来。雄性统统被阉掉。不过，当然不是说阿索斯的动物无一不是雄性。这里说的仅限于家畜那样的大动物。

另外，这里是希腊正教徒的专属地，外国异教徒进来须取得希腊外交部签发的特别入境证。因为无关的人乱哄哄蜂拥而入，教徒们便无法静心修行。外国人逗留期限原则上为三夜四天，超过此限似乎很难获得批准。

据说圣母马利亚乘船访问住在塞浦路斯的拉撒路[1]，途中因遭遇风暴而偏离航路，在神的指引下漂流到阿索斯海岸。在那以前这里被置于令人讨厌的异教徒的支配之下，而圣母马利亚脚刚一触及海岸，所有偶像马上变得粉身碎骨。马利亚把阿索斯定为圣庭，宣布女性永远不得踏上此地。于是阿索斯成了被神祝福的圣地。

我想，假如现在发生这样的事，马利亚势必受到全世界女权组织的猛烈抨击。但这是差不多两千年前的旧话，没有什么人为之气恼，并且自那以来女性便无法进入这里了。若让我说一下个人感想，我觉得女人不得进入的场所世界上有一两处也未必不好。即使某处存在不准男人涉足的场所，我也不至于忿忿不平。

言归正传。这里修建正规修道院是十世纪的事。鼎盛时有四十座修道院，容纳两万僧侣修行。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也是由于财政问题，加上海盗屡屡袭扰，一段时间里显得相当萧条，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又一点点现出复兴征兆，直至今日。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对物质主义感到失望、转而对作为取而代之的价值观的宗教发生兴趣的年轻人（尤其大学毕业的知识阶层）来此出家的事例多了起来，使得这里作为新的灵魂（spiritual）圣境受到世界关注。在阿索斯转过以后我也感觉得出，每一座修道院年轻人都为数相当不少，总的来说他们外语也很精通。在这个意义上，阿索斯这个地方同日本人心目中的既成宗教含义完全不同。在这里，宗教分明是活着的，与时代共同呼吸。

还有，在这个半岛上，大自然几乎保留原始状态，可以说是希腊国内唯一未被旅游业开发商染指的地方。地形也很险峻，全是山，几乎没有平地。半岛南边耸立的阿索斯山海拔两千米。海岸线均为悬崖峭壁，仿佛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无论去哪里都必须以自己的双腿翻山越岭。交通工具那东西在半岛上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自从在书上得知阿索斯以来，无论如何我都想来此一游，想亲眼看一下那里有怎样的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如此这般，一九八八年九月一个清晨我们从乌拉诺波里乘船赶往达菲尼。同伴是摄影师松村君和编辑O君。松村君和我下一步准备开车周游土耳其。这阿索斯是第一步。O君被进入阿索斯的种种手续搞烦了，只同行到这里为止。

从结果上说，这次旅行相当辛苦。虽说我绝不讨厌辛苦的旅行，但我还是觉得这一次非同一般。路难走至极，天气恶劣至极，饮食糟糕至极。

不管怎样，还是按顺序来吧。首先是阿索斯的入口——达菲尼。

[1] 《新约圣经》故事人物。据《约翰福音》记述，乃家住伯大尼村的马大和马利亚之弟，耶稣使其复活。

从达菲尼到卡里埃

船到达菲尼港。从远处看，不过是个到处可以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希腊港口。但随着距离的拉近，开始三三两两看见若干不普通之点。因是女人禁入之地，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可是一个女人也没有的光景就在眼前的时候，还是产生一定的感慨。港口四周聚集着数百之众，无一不是男人，而且半数以上是僧侣。所以，整个光景黑压压一片。这就是说即将进入圣域。

还有一点——作为夏季的希腊极为罕见——没发现像是外国游客的人影。既没有胖得可观的德国夫妇，又没有背囊上缝着加拿大国旗的快乐游客。当然，旅行者模样的人还是不难找见的（他们是乘三十分钟以前的渡轮先一步到达这里的），但差不多全是希腊人，而且全部身穿十分朴素的——换言之，即平均线上的希腊人式的——服装。他们是从希腊各地远远赶来这神圣的大本营朝觐的善男们（没有信女）。

占人群主流的僧侣们全部身穿叫做“拉索”的那种肥肥大大的希腊正教僧袍，头戴呈生日蛋糕形状的圆筒帽，而且统统留着长胡须。对希腊正教我所知无多，不过剃须大概是有违教义或有违什么。头发也都很长，像发髻那样紧紧束在脑后。这副模样的僧侣在希腊各地屡见不鲜，但目睹如此密密麻麻聚集一处却是头一遭。而且有趣的是，仔细观察之下，所穿服装所携物品各有微妙差异。里边甚至有顽固不化的所谓武斗派僧侣，他们身穿破烂得不成样子的拉索，腰间缠一条粗麻绳，肩上搭一个俨然游方僧背囊那样的口袋。说清楚点，较之僧侣，看上去更像乞丐。而一转眼，旁边又有整齐穿着仿佛从洗衣店刚刚取回的全无褶痕的拉索、手提公文包、戴着太阳镜的新潮雅皮式僧侣。以此二者为两端，其间又浓淡不一地散着形形色色的僧侣。真想把他们聚在一处按顺序排成一列。

同一宗教，而且是在如此狭小的半岛之中，僧衣何以存在如此差异呢？我难以理解。

不但整洁或脏污这点，而且拉索的颜色也一件件大不相同。从浅灰到深紫以至漆黑，大凡颜色一应俱全，众彩纷呈。不知是每座修道院各有不同，还是地位和职务造成的差异，我很难判断。莫非僧侣之间也有贫富之差？也有赶时髦的和不赶时髦之人、也有武斗派和温和派？这东西一一琢磨起来也琢磨不出个究竟，心想反正就是那样，如此不了了之。

反正就是那样。

不过这点也是后来才明白的。实际上他们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因其所属场所或生存方式而迥然有别。阿索斯便是这样能够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做法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打扮各所不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下到达菲尼港，首先有个类似护照管理那样的地方。把护照放在这里，然后去首府卡里埃。卡里埃有个阿索斯山事务局那样的机关，在此进行入境审查，审查完毕发给停留许可证。没有这许可证就不能在阿索斯山走来走去，相当严格。

从达菲尼乘大巴去卡里埃。说是大巴，其实是个差劲得令人有些不快的劳什子。跑还是可以跑的。怕是已经用了三十几年。汽车用得这么彻底，可算是享尽了汽车的恩惠。大巴全岛只此一辆。

说实话，我们到时大巴刚要开，但座位上全是人，上不去，于是央求能不能凑合着让我们上去，而司机一口一个“不行”。很难说司机态度有多么好。他说到了卡里埃还回来，在此等一个小时即可。这么着，又推迟了一个小时。看来，在这地方着急也无济于事。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着急之人——大巴刚开始动，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僧侣赶来“砰砰”大敲车窗，喊道“喂让我上去！”司机说“满了不行！”但他置若罔闻，只管“砰砰”敲个不止。司机只好开车门让他上来。那人无论倒插的眼神还是敲门的方式，全都显得怒不可遏。我不由心想从事圣职之人怎么好这样，这地方简直莫名其妙。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事情让我困惑不解，可是别无他法，只能在此等一个小时。

达菲尼港有个小邮局，有个小海滨，有个小派出所。咖啡馆也有，还有两三家小杂货店。等大巴时间里，我买了一点应急食品塞进背囊。原来想像一旦跨进阿索斯，世俗用品一概买不到了，不料杂货店里基本食品一样不少。盒上落了灰尘，罐头生了锈，但只要不介意，东西不至买不齐。从J&B威士忌到廉价乌糟[1]等酒类、肉罐头鱼罐头、速溶咖啡、糕点——想必前来朝觐的旅行者在此买完食品才去修道院的，因为修道院只供应一点点食物。至于僧侣们是否在此买东西我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看样子这地方并非彻底要求人们清心寡欲，某种含糊性大约还是存在的（后来得知，除了僧侣，半岛还有很多来干活的人，需要卖给他们生活必需品）。

我也在此买了葡萄酒、面包、奶酪、咸牛肉罐头、梨和苏打饼干，还买了四个柠檬（这柠檬后来有千钧之重），往水筒里灌水，半岛地图也买了，然后走进咖啡馆喝了大概是最后一瓶啤酒，啃了面包，又在大巴来之前迷迷糊糊睡了片刻午觉。

港口有两条狗和四只猫。出于慎重我查看了一下，狗的确条条都是公狗。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雄性特征——勇武而又似乎哀伤。不错，原则得以维护。遗憾的是猫的性别没弄明白。同狗相比，猫在此地的生活似乎严谨得多，它们没有友好到轻易容我查看性别的程度。再说猫分辨公母远比狗困难。

我无可奈何，定定地瞪视墙头上的猫们的时间里，大巴下山返回。我们即将进入阿索斯内部。

[1] 用大茴香籽调味的希腊产的一种果酒，用于饭前促进食欲或饭后作为清凉饮料饮用。

从卡里埃到斯塔夫罗尼基塔

阿索斯一片葱茏。在看惯希腊（特别是希腊南部）树木稀少的红褐色地表的人眼睛里，这景致显得十分新鲜。除却面临海岸的悬崖峭壁，其余无论哪里都绵延着密林和草原。

大巴扬着灰尘爬上山道，把我们拉往山那边的首府卡里埃。说是首府，其实卡里埃只是个静悄悄的小镇，甚至镇这个字眼都不太确切。一个静悄悄的村落——无非停大巴的广场周围排列的几座旧石头建筑罢了。有教堂，有钟楼，仍有几家杂货店。这里也有狗有猫。人影同样稀稀拉拉，只有几个提着皮包或口袋模样的东西的僧侣走过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日本。又问我是不是正教徒，我说不是。遂问我信何宗教。无奈，我说是佛教。若回答不信教，很可能被赶出半岛。“日本有正教教会吗？”他问。“有。”我回答（神田[1]的尼古拉教堂即是）。他心满意足似的微微一笑，大概心想日本那个国家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这样的交谈在我游阿索斯半岛期间估计重复不止十次。几乎是一字不差按部就班地重复。从哪里来的？是正教徒吗？日本有正教教会吗？总之对他们来说，宗教、希腊正教乃是世界中心，是自己存在的中心，是思考领域的中心，是之于他们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关心始于这里终于这里。他们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人们。

在不妨说是卡里埃总部事务局的办公室里我们领到了停留许可证。阿索斯划分为二十个修道院教区，保持着可以说是自治中的自治的独立性。惟独卡里埃镇例外，给人的感觉仿佛是特别区。各修道院选出的僧侣聚在这里组成“教会评议会”，就整个半岛的问题作出种种决定。这项制度自修道院创立以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作为原理是极为民主的。

我们在此顺利取得许可证，好歹走上了巡游修道院之路。由于时间一点点迟于日程安排，此时已到了三点。走不多远了，需要先把今晚住在哪里一事定下来。这是因为，各修道院随着太阳落山同时关门。一旦关门，不到早上绝不打开。一千多年以前这样规定的。所以无论怎么“砰砰”敲门也绝不开门。如果不抢在日落前赶到修道院大门，我们势必餐风宿露。这地方除了修道院别无投宿之处。

现在仍是夏天，可以说野营也不要紧。虽然食品不是很多，但也不至于饿死。这点准备还是有的。问题是动物。阿索斯半岛有狼出没。至少一开始我们就被这样提醒过，说晚上有狼出没。大自然便是如此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不管怎样，作为我不想特意在这有狼出没的地方野营。所以，必须细看地图，把行程和所需时间弄得一清二楚。

姑且去斯塔夫罗尼基塔修道院好了。到斯塔夫罗尼基塔有两小时左右路程。其次去伊比隆修道院。第一天，时候又晚了，今天就先看看情况算了。

我们背起背囊，走上通往斯塔夫罗尼基塔的路。午后三时的阳光很强，汗顺着身体流淌下来。但路本身很容易走，简直可以边哼着小曲边走。其实从卡里埃到伊比隆甚至有大巴，但我们坚持走路。毕竟是为了走路来这里的，走就是。山路心旷神怡。种种样样的小鸟在树林里鸣啭，飞起来掠过天空。路上到处立有顶着十字架的佛堂样的东西。木牌上写道“树林是心的憩息地，是神的微笑，注意防火”。一点不错。

中途同一个瘦瘦高高的希腊青年同行。他说要去一座小修道院的作坊帮忙做壁毯。阿索斯除了修道院也有几家大大小小的这种作坊，若干僧侣在那里制作宗教工艺品。他虽然不是僧侣，但定期去作坊从事壁毯的制作。

不久，走到斯塔夫罗尼基塔修道院。在阿索斯半岛二十座修道院之中，斯塔夫罗尼基塔最小。走进院内，左边有一座石头修的旧水道桥，沿桥排列几个水池，还有坚牢的高塔。这座修道院靠近海岸，自古以来频频遭受海盗袭击，因而加强了防御。的确，从海岸一侧看来，较之修道院，更像一座堡垒。

到修道院后，有关僧侣首先端来希腊咖啡、掺水的乌糟酒和一种叫鲁克米的甜果冻。哪一座修道院都必然拿出鲁克米这种糕点，但这里的实在甜得下巴发痒不敢沾牙。当然，由于是手工制作，各修道院味道略有不同，但唯独甜得要命这点无一例外。

乌糟这东西类似希腊烧酒，酒精含量十分之高，味道忽一下子直冲鼻孔，掺水后变得白浆浆的，而且便宜。总的说来，我觉得不适合日本人口味，我也不大喜欢喝，但浑身累了，酒精急切切地渗进胃里，身体就会放松开来。咖啡也放足了砂糖，甜得不能再甜。我们称之为阿索斯三样。三样的目的在于以酒精和糖分消除旅人的疲劳。反正越疲劳越能觉出这三样的美味。咖啡和乌糟酒我是高兴地享用了，但鲁克米怎么也没吃完，因为我本来就吃不来甜食。只咬了一口，其余全剩下了，倒是觉得抱歉。

往下路没那么好走了，疲劳也渐渐上身，恨不得马上赶到下一座修道院吃鲁克米——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1] 东京市区的地名。

伊比隆修道院

关于伊比隆修道院没有多少可说的。

从斯塔夫罗尼基塔到伊比隆，走的是海边比较好走的路。我们五点从斯塔夫罗尼基塔动身，不出一个小时就到了，一路顺风，轻松至极。说句英语，就是“a peace of”。我们想，什么呀，这阿索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嘛！这种傲慢后来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一路上海很漂亮，风平浪静。很想歇一会儿下去游泳，但不可能。这里是圣地，是神的庭院，严禁赤身裸体在海里游什么泳。

到了修道院——无论哪座修道院——我们先去名叫“阿尔霍达”的办公室。换成日本式说法，“阿尔霍达”大约就是“朝觐·食宿部”。

除了宗教义务，修道僧还要分担各种日常性劳作，接待朝觐者也是劳作之一，安排专人负责。他们给来访者端茶上糕点、准备床铺，这是免费的。上岛时在卡里埃的事务局每人交两千日元左右，一切费用都包括在里面。

只是，伊比隆是大修道院（在半岛二十座修道院中位居第三），加之离卡里埃近，来人也多。所以，这里“阿尔霍达”雇用普通的老伯替僧人做实际事务。当然也有几个僧人做，但事情太多了，光靠他们估计根本做不完。这座修道院同样位于海边，同样状如城堡。墙高，窗少，双重门又厚又重。若想起电影《玫瑰的名字》中的修道院，情形就差不多了。

走到这“阿尔霍达”，照例有鲁克米果冻和乌糟酒和甜腻腻的希腊咖啡端上来。鲁克米我只吃了一半。

在“阿尔霍达”帮忙的老伯把我们领进房间。房间狭窄简朴，木地板，摆着同样简朴的六张床。窗口有一个，可以望见修道院的田地和后山。若是oceanview[1]就好了，不过不可贪心不足。这房间里，除了我们还住一个希腊老伯。不知此人是累了还是性喜沉默，只是脸朝里躺着，一动不动。墙上挂了一盏煤油灯——照明器具仅此而已。房间一角有个较为像样的取暖炉。这个季节当然没生火。炉里插着一个烟头，看样子有人在此吸过烟。房间里倒是禁烟，但希腊人一般都是烟鬼，怕是忍无可忍了。

接待我们的老伯说饭已经开过，但若肚子饿了，可以特别做一顿。当然饿了，除了鲁克米什么都没进肚。在黑乎乎的厨房那样的地方，我们面前端来了凉豆汤、橄榄咸菜、硬面包和水。若问是否好吃，我想不能说是好吃。面包硬硬的咬不动，又咸，但因为肚子瘪了，就算有怨气也如获至宝。别无选择，奈何不得。

端饭送菜的老伯说他原是船员，日本也跑过几次。在希腊旅行起来，一天总要碰一个这样的人。希腊的确当过船员的人多。但船舶不景气，他们都弃船上岸，迫不得已。上岸当服务生，在大巴售票，当造船工，或者像这样在修道院干杂务。

到天黑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在修道院内散步。松村君照相，我踱着方步画几笔素描代替记录，伊比隆之名来自古伊比利亚（高加索南部），因为这座修道院的创建者是来自伊比利亚的修道僧。阿索斯的修道院有一半左右都这样是由信奉东正教的许多国家（多是东欧）捐赠或创建的，修道院的色调也因各国文化和风格的不同而多少有所不一。

伊比隆修道院里也有好几个礼拜堂。窗口镶着五彩玻璃。但在看惯了意大利和德国教堂精妙华丽的五彩玻璃的我的眼里，这里的玻璃显得甚是原始，而且做工粗疏，式样单调，不少地方打坏了一直没有维修。其实维修也无非是在缺口那里换一块普通玻璃罢了。感觉上虽不能说荒芜，但管理显然跟不上，大概没那经济实力吧。俄罗斯和东欧等东正教国家全都共产化了，对修道院的经济援助也已断绝。不过黄昏时分在这一片岑寂的修道院院子里散步之间，其简朴的景致不由令人神思悠然。那种单纯、那种疏漏同景致融为一体，感觉十分自然。坦率地说，我对西欧教堂神气活现无懈可击的华丽时常感到头疼，但这里不然。

这时间对于僧人也好像是休息时间，他们三三五五聚在院子角落里低声说话。他们说话总是压低语声，笑也是静静微笑。

除了礼拜堂还有几间殿堂，有关的僧人像做什么准备似的逐个转来转去，用长棍样的工具给殿堂里的灯点火。院子到处高高堆着劈开的圆木准备过冬。

想不到我们睡得很熟。睡得早，以为能够早起，但睁开眼睛已经六点半了。昨天那个老伯进来把我们叫醒，样子像是问我们要睡到什么时候。礼拜已经开始了，这种时候还在睡是不地道的。早饭都已结束。

我们赶紧穿衣走去礼拜堂。抬头看天，天空阴沉沉的，颜色不吉利的云快速飘移。和昨天的天气完全两样。可以感觉出空中有一股潮气。回想起来，来欧洲将近两个星期时间里还一次也没下雨。别说雨，甚至阴都几乎没阴过。所以根本没考虑到下雨的可能性。不过看这样子很可能下雨。

礼拜已经开始。身披艳丽僧袍的高僧向人们赐福。两个年轻僧人以朗朗动听的声音轮换唱着拜占庭圣歌。希腊正教禁止为圣歌伴奏。雕像也禁止。因为没有伴奏，听起来也像是日本的念经。昏暗的教堂里点着无数蜡烛。神情肃然的朝觐者们轮番接受祝福。朝觐者们似乎只能在礼拜之时进入教堂。我们是异教徒，悄悄缩在后头。其实他们也不希望异教徒进来。他们这种严格的宗教观——不妨说是本质上的不宽容——同积极接受外国人的日本禅寺大相径庭。他们是把宗教作为自我确认（identity）的方式，从历史的通道中冲杀出来的。有一个青年正在接受特别的祝福。不明白为何唯独他得以如此。大概有某种缘由吧。他跪在祭坛跟前，高僧站在旁边高诵祝词。稍顷，高僧一件件脱下衣服，并把脱下的衣服搭在青年身上。这么说来，我忽然想起詹姆斯·布朗[2]的表演中也有这样一幕来着。同詹姆斯·布朗连在一起是有些不大合适，但那原本也是从福音中派生、发展而来的，感觉上应是同一回事。不管怎样，属于一种表演这点是确切无疑的。青年显然蛮紧张地接受祝福。我看着他的侧脸心想，为什么希腊人会有这般一本正经的表情呢？很多时候我就是以其表情的一本正经将希腊人同意大利、德国人区分开来的（例如迈克·杜卡基斯就是个好例子）。倒不是说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表情就不认真，但希腊人的认真和那个还不一样。他们在某种场合几乎一本正经得令人悲伤，让我时而有些心境黯然，时而觉得不忍。

礼拜结束高僧离开后，礼拜堂里收藏的宝物开始向朝觐者们小心翼翼展示出来。管事僧用钥匙打开橱柜，我们排成一列依序拜见。即使在阿索斯半岛，伊比隆修道院这些宝物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亦被称为“博物馆修道院”。这么说是不大好，算是比较柔和的修道院。至少不是武斗派顽固不化的修道院。阿索斯二十座修道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体共同生产性质的，另一类是多少柔软的承认个性的，祈祷是全体共同的，而饮食和劳作则由个人决定。伊比隆修道院属于后者。

伊比隆修道院的宝物基本是宗教工艺品。似乎各有来历，但我对这类东西概无兴致，并不觉多么可贵。其中有形状奇特类似药丸盒那样的东西。细看之下，里边装的似乎是人的遗骨。想必是古代高僧遗骨的一部分。希腊人在那些物件跟前难分难舍地画着十字。

我们大体看罢，管事僧十分小心地盖上盒盖，“咔”一声锁上，似乎在说参观至此结束。随即，堂内照明一支支吹灭。于是这场分外够规格的晨间功课告终。

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似乎漏掉了早餐，肚子渐渐饿了。试着进厨房问一下老伯，他说这个倒有，姑且吃了吧，说着递给一大块面包。我们拿回房间吃了起来。比昨天的还硬，简直咬不动。得得，往下每天都吃这种面包如何吃得消。就结果来说，如此不好吃的面包在阿索斯半岛是个例外，其他修道院拿出的面包要好吃得多。白吃白喝却写这样的事是觉得过意不去，但若编写“阿索斯的星级指南”一类导游手册，伊比隆修道院的厨房我想会是无星一级，遗憾。

七点四十分，我们背起背囊，告别这座无星修道院。

[1] 能从宾馆窗口看见海。

[2] 美国黑人灵魂乐歌手(1933—2006)。

费罗塞修道院

七时四十分，我们刚走出伊比隆修道院大门，果然噼里啪啦下起雨来。雨倒不是很大，但看天空，又不像是避一会雨就会停下的样子。天空阴云密布。不管怎样，我们决定穿上雨衣前行。按阿索斯的规定，没有特别许可，同一座修道院不得住两晚。有进无退。

下一站是费罗塞修道院。我们原计划经费罗塞去卡拉卡尔修道院，若再有时间就争取去更远的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因为只有三夜四日，很想尽可能抓紧赶路，但看这天气恐怕很难赶到那里。姑且走到费罗塞，然后再作打算吧。去费罗塞要爬山，但距离不很远。我们估算，这个程度的雨，费不多大力就能走到。

可是当时还不清楚，在这阿索斯半岛的东南部，天气变幻莫测。

至于为何这地方天气多变，我自然不大明白。或者海拔两千米之高的阿索斯山的存在使得气象大大乱套亦未可知。总之这里别看眼下丽日晴空，而转眼间就云笼山头，转眼间就大雨倾盆。而且半岛北部比南部、西部比东部更容易风云突变。不了解这点，就会大触霉头。在气象这点上，此地完全不像希腊。

然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任何一本旅游指南都没谈及阿索斯的气候，以致我们马马虎虎伞也没带，只带了简易雨衣。而我更掉以轻心，仅仅带了件防风外衣。说马虎的确马虎得可以。可是，有谁会想到去九月初的希腊要带什么伞呢？实际上除了阿索斯，其他地区滴雨未下。

往费罗塞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雨哗哗下了起来。雨很凶，裤子也好鞋袜也好什么都淋得一塌糊涂。山和海也彻底隐没在水帘般的雨中。一无所见，见到的唯独雨和水。身上渐渐冷了起来。若是这样，身穿正规登山装就好了，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山路上走。行走之间，忽见路旁稍远些的地方有座小屋。有没有人不知道。大概是独立僧的小屋，也可能是什么作坊或者没人住的废屋。碰巧，避避雨估计还是可以的。

一敲门，出来一个长发蓄胡的年轻男子，也就二十五六吧。不是僧侣，穿普通衣服。我问进去一会儿可以么，他说不碍事进去好了。里边还有一个年轻男子，短发，胡也刮了。再往里有个大房间，又一个人倒在那里吸着烟听收音机。锵锵锵——仍是凄凄哀哀的希腊民歌。这种音乐同雨声混在一起，更叫人悲从中来。

房间共有八张简易床，哪张都有新用过的痕迹。毯子堆作一团，烟灰缸满是烟头，一张床上散乱地扔着扑克牌。一本似乎很多人翻看过的破破烂烂的希腊语软皮书扣在枕旁。

“啊，随便坐。”胡子青年似乎这样吩咐。我们脱鞋烤袜子时间里，他给我们做咖啡。用小锅“咕嘟嘟”煮的希腊咖啡。至少糖放了很多，甜得不行。我实在喝不惯这种甜咖啡，但希腊人不问放不放糖，只好忍着喝下。不过，由于身上发冷，热咖啡的确难得。

“日本人？”胡子青年问。我说是的。他说他去过日本。原来他也曾是船员。“川崎、函馆、长崎，”他说。简直像在唱《港城布鲁斯》。“现在来这里赚钱。”他继续道。他家在与阿索斯相邻的希索尼亚半岛，现在的职业是木工，在此从事两星期修道院维修作业，然后返回希索尼亚。一共八个人住在这里，全是木工。“其他人出去干活了，我们下雨守在家里。”语气中沁出一种无奈，似乎在说没人想待在这种地方。情有可原。红尘中的年轻男子在这一无女人二无酒馆甚至澡堂也没有的山中闷上两个星期，不无聊才怪。我说又喝不得酒，他说那倒不至于。说着，笑嘻嘻把我领去隔壁。一看，不得了，满地酒坛子。还堆着几箱苏格兰威士忌，啤酒箱简直数不胜数。此外有葡萄酒、乌糟酒、杜松子酒、伏尔加，活活一个酒库。实际也像喝得很来劲，很多瓶空空如也。我不由赞叹： 这般喝法居然没酒精中毒！

“不喝乌糟？”他问。于是我们庆幸地接过一杯乌糟。这瓶乌糟格外大，酒忽一下子暖融融地沁入胃中，感觉上无与伦比。不觉之间，好像自己的身体缺了乌糟很难坚持下去似的。毕竟越熟悉本地，本地酒这东西就越变得可口。在基昂蒂[1]地区旅行时一个劲儿喝葡萄酒，在美国南部每天都喝波旁苏打，在德国始终泡在啤酒里，而在这阿索斯，对了，就喝起了乌糟。

在木工们的宿舍避了一个小时雨。“去费罗塞，很快有去费罗塞的卡车路过这里，坐在货厢里算了。”听胡子青年这么说，决定承其美意就是。这么着，我们在这里一边听着雨声，一边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

不多工夫，一辆丰田轻型货车停在门外。驾驶席坐两个男子，货厢也坐了一个。胡子青年让司机把我们拉去费罗塞。好啊，坐上去，司机以手示意。雨略微小了，四周却相当冷。天空仍黑漆漆的。我们坐上货厢，丰田当即开动。老实说，路相当糟。泥泞得一塌糊涂，又是拐来拐去的坡路。拐弯时屁股常常颠起，每次我们都险些从货厢甩下去。就路况来说，一般只能由四轮驱动车爬坡，但开车的人似乎丝毫不以为意。同我们一起坐货厢的是叙利亚人，来此朝觐。我问常来么，他说常来，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气，相当虔诚。

如此这般，来到费罗塞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浑身发冷，又给车颠得昏头昏脑。时间已过十二点。计划一步步滞后。

费罗塞比伊比隆规模小得多，一看就知整洁而平和。总的说来有一种家庭气氛。修道院四周整个围着高墙，入口有一座俄罗斯风格的漂亮塔门。整体上建筑物色调明朗，但因淋了早上下起的雨，颜色变得有些沉稳。雨已完全止息，门外坐着几个老伯悠闲地聊着天。墙外是葡萄园、果树园和一片开阔的菜田。

走进“阿尔霍达”，一个文静的年轻僧人出来给我们送来鲁克米果冻、茶和乌糟酒。从这时开始我也可以把鲁克米全部吞进肚里了。甜是甜了点，但总可以壮起胆子——尽管仍战战兢兢——整个吃掉。茶和乌糟酒也美妙得很。之后年轻僧人把我们领入房间。不大的三人房。我们在这里脱掉湿透了的旅游鞋，换掉长裤和袜子，然后吃苏打饼干和奶酪代替午饭。几乎闷声不响地一口口吃着。吃罢歪身上床，理直气壮似的呼呼睡了过去。睡得十分香甜。我蓦然心想： 光是被雨淋一淋人就会变得如此垂头丧气！倘淋得再厉害些，说不定会投向宗教怀抱。修道院的床成了我们的救星。

费罗塞修道院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阿尔霍达”里的僧人全都和蔼可亲，建筑物颜色赏心悦目，以及午觉睡得无比惬意，所以我对这座修道院的印象十分美好。至于其他的——对不起——都记不确切了。记忆荡然无存，现在就是想写点什么也全然无从记起。或许是被淋雨消耗一空的关系。也可能睡得太沉了，以致前后记忆依稀莫辨。不过说到底，修道院这东西一天转上两三座，看起来难免千篇一律。这么说倒是失礼了。

三点过后，天气恢复，天空明亮起来。我们谢过负责接待的热情僧人，开始向下一座修道院进发。我们一点点往半岛尖端南下，前往更为原始的地带。

[1] 位于意大利，以产红葡萄酒闻名。

卡拉卡尔修道院

去下一个目的地卡拉卡尔修道院一小时的路很好走。我们下山，又下到海边。到达卡拉卡尔门前下午五点刚过。今天只能在此投宿。

卡拉卡尔端上的是咖啡和香子兰（vanilla）水。香子兰水就是把香子兰果“嗵”一声放进玻璃杯水里。香子兰融入水中使得水味变甜。先喝水，再用小匙舀香子兰吃。这东西反正就是甜得要命，我无论如何受用不了。蜜蜂闻味飞来，落在杯边“吧唧吧唧”舔水不止——便是甜到这个程度。

给我们上香子兰水和咖啡的是一个叫马什的年轻僧人，戴着俨然大学外聘讲师的眼镜，蓄着黑黑的胡须，完全一副煞有介事的学究架式。后来问年龄，答说二十八。讲一口相当考究的英语。我等照例说是佛教徒。结果他想详细了解佛教教义。遗憾的是，关于佛教我不具有多少专业知识。我思忖，较之佛教徒，恐怕还是回答“高科技教徒”或“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教徒”之类好些。若是这个，倒可以比佛教多少说得详细些，例如索尼随身听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等等。

“一小时后吃晚饭，先休息吧！”马什君说。饭前时间里我走到院子，把礼拜堂窗口的五彩玻璃的花纹素描下来。这里的五彩玻璃也远远算不上华丽，保存状况也很难说有多么好。

院子里住着一家蛮可怜的猫。一只母猫和五只小猫，母子全都瘦得形销骨立。在基本百分之百实行素食主义的修道院里安家落户（这座卡拉卡尔修道院实行更严格的素食，禁食肉食。若有祭祀活动之类，倒可能有鱼出现），它们不可能胖。可是猫们何苦特意选择饮食状况如此糟糕的地方定居呢？真个匪夷所思。偏偏选中修道院，只能说是异想天开。

修道院里放着各种奇形怪状不知做什么用的工具。例如用铁丝吊着两端变圆的木鱼样的东西，下面挂着木槌。还有一座建筑物前面悬一块陡然弯成马蹄形的大铁板，上面也带一把铁锤。铁锤形状很不规则，像是谁心血来潮做的。此外，长约两米状如螺旋桨又如舍利塔的长板扔得满院子都是，两端圆似木鱼，但中央部位像为抓取方便削得很细，而且好像用了很久，已经变成糖饴色了。这东西在昨天投宿的伊比隆修道院根本没见到。

马什介绍了这些工具。他说是用来向修道院僧人们通知祈祷时间的。“先敲马蹄形铁板，再敲木鱼，接下去拿起这名叫萨曼特隆的螺旋桨形板边敲边围着修道院奔跑。半夜十二点就听见了。”他说。

“十二点开始祈祷？”

“是的。半夜十二点对于我们——以你们的时间说——相当于早上四点。”马什说，“所以，那不是半夜的祈祷，而是早晨的祈祷。”

莫名其妙。马什进一步说明：“就是说，我们是在不同于你们的时间中生活的。这是从很久很久以前持续下来的时间，被称为‘拜占庭时间’。依据‘拜占庭时间’，一天不是从午夜十二时而是从日落开始的。因此，你们的午夜相当于我们的上午四时。”

言之有理。阿索斯的修道院全部采用这种拜占庭时间。但不知何故——忘记问了——唯独昨天投宿的伊比隆修道院例外。所以，昨晚未能听得午夜的木鱼声或钟声。“我们十二点起来，分别在自己房间祈祷。后半夜一点全体集合祈祷。祈祷大体持续三四个钟头。特别日子有时持续十小时左右。”祈祷完毕，他们分开去各个场所干活，单独学习，再次祈祷。

我想这和我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我一般也在凌晨三四点开始工作。然后做家务、运动。特别的日子也有时工作十个来小时。平时不那么玩命。无论对象是什么，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或许都差不多。

六点半我们被叫去吃晚饭。我们是异教徒，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大家吃完后，叫我们单独去吃。因为正式晚餐要同时祈祷，异教徒无法加入。不过，没有郑重其事的仪式，说快活倒也快活。吃饭这事情还是想悠着性子来。晚饭菜单有类似杂烩粥的米粥和三个西红柿、橄榄咸菜，以及又软又香的面包，不加量。杂烩粥里有大豆。较之昨天伊比隆的伙食，好得没法比。材料哪一样都是在这修道院里采摘的，一咬，味道猛地在口腔散开。毕竟是绝对彻底的天然食物。简单至极，清淡之至，和所谓希腊风味菜截然不同。

我对马什说因为明天一早动身，吃不上早餐。马什随即从厨房拿来许多面包和橄榄，并装进塑料袋，让我们带去。实在亲切得很。我们道谢接过。面包也好奶酪也好橄榄也好，都是他们亲手培育的。

晚饭后，马什带我们看修道院的菜田。田里长着西红柿、茄子、甘蓝和大葱。看上去土质非常肥沃。肯定因为雨多适合蔬菜栽培。暮色深下来以后，开始传来仿佛与此呼应的雷声。雷虽然远，但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云又开始出现。正担心明日天气，雨啪啪啦啦落了下来，得得。

我们回到房间，一边听雷一边打开在达菲尼杂货店买的红葡萄酒喝着。虽是便宜货，但由于身体渴求酒精，觉得分外香醇。仅有三张床的狭小房间，照明只一盏煤油灯。没有电。厕所是手动冲水式，就是说或用旁边的软管冲洗或自己往桶里灌水哗地冲下去。简单。卫生纸冲不下去，扔进现成的盒子里。这道程序不限于阿索斯，整个希腊无论哪里都一样，习惯了倒也没什么不便。借着煤油灯光喝多少带有特殊涩味的葡萄酒也甚是舒心惬意。雷声不时传来耳畔。于是我想起马什的话，他说这一带时常落雷烧毁修道院。紧挨我们住处的一栋房子就在几个月前给落雷烧掉了，现在还焦黑黑地扔在那里。看来这地方不单雨多，雷也够多的。我可不愿意在这地方遇上落雷焦黑黑一命呜呼。正想着，八点左右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马什。

“这个也带上吧！”说着，递过一个装着葡萄、元葱和青椒的袋子。真够友好的。多谢。九点，我们吹灯睡觉。

半夜被钟声惊醒。很奇妙的钟声。奇妙的节奏奇妙的音阶。看表，后半夜二时二十分。静静躺着未动，不一会儿木鱼样的东西响了起来。也同钟声一样，以奇妙的节奏和奇妙的音阶响个不停，一如马什所说。此外，那个叫萨曼特隆的螺旋桨形奔跑的木鱼也“咚咚”开始敲响。声音渐渐由远而近，又渐渐远去。从声音移动方式推断，萨曼特隆敲击手像以相当快的速度一路奔跑。但敲法很有力，节奏有条不紊。至于怎样的声音，说明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和我们通常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一样： 短促、明快、清脆，声音凛然而遒劲地敲击夜空，一瞬间击穿夜幕传来我们耳边。虽说我对宗教没有什么虔诚之心，但还是能够觉出那声音里蕴含的某种心灵信息。唯独那声音的回响我想怕是无法录进磁带传达出来的，因为那是包含所有状况的声音、震颤所有状况的声音。阿索斯深沉的夜色。沉默。与我们不同的时间。满天的星辰。

整个修道院的僧人似乎全部在这栋房子里集合。上楼梯和在走廊行走的“吱咯吱咯”声不间断地传来。我们住的这座建筑物的走廊木地板损伤非常严重（说濒于解体也未尝不可），每走一步都发出宿命的吱呀声，而且板与板之间有空隙，蜡烛的黄色光亮呈一条线泻落下来。此外则一无所见，漆黑一片。唯独不规则的光线从天花板泻下。我们住在二楼，看情形楼上是做夜间礼拜的场所。

我爬起身，拿小手电筒走到房间外面。黑漆漆的走廊尽头，可以看见僧人们手中闪闪摇曳的烛光。他们三三五五爬上楼梯，消失在楼上。蹑手蹑脚尾随他们爬上去一看，楼梯上头有个小礼拜堂。朗朗的诵唱声传来。烛光明晃晃的，可以看见聚集一堂的僧侣那仿佛从夜幕中穿过的黑乎乎的僧衣。老实说，较之庄严，很有些令人惧怵。

我这人对整个宗教不具有丰富的知识。但若允许发表我个人感想，我觉得希腊正教这种宗教有时候好像能让人感觉出超越教义的东方式惊骇意味，尤其在从楼梯一隅窥看夜半礼拜的情况下。其中的确存在着以我等理性所无法处理的力学，仿佛欧洲同小亚细亚在历史的根本点上互相妥协的那种力度，比之形而上的世界观，似乎具有更为神秘而凡俗的肉体性。更进一步说来，我甚至觉得希腊正教乃是由最直接继承了满怀基督教之谜的人的小亚细亚式惊骇性所形成的。

我在楼梯侧耳倾听了一会他们的祈祷，后来觉得似乎妨碍了人家，遂走进院子。雨停了，夜空一片澄明，万里无云，简直像天象仪一样哪怕每个角落都布满亮得刺眼的银星。

怔怔望了三十分钟夜空，然后回房间钻进被窝。想到今天也大概是个好天气，心头一阵释然。远处唱和的僧侣们的祈祷声柔软地充满我的耳朵，我很快睡了过去。

拉布拉修道院

来阿索斯第四天。一大早告别热情好客的卡拉卡尔修道院，向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进发。从这里开始路渐渐艰难起来。因为要沿阿索斯山麓绕行一周。这以前的路像是让我们练腿。好在今天晴空万里，是个适合旅行的好天气。

“有一点不太明白。”摄影师松村君说。此人平时只是笑眯眯不怎么开口，而一开口常常提出较为本源性的疑问。“那里僧侣们，吃那么糟糕的伙食，为什么还胖呢？猫都瘦得咯嘣咯嘣的。”

经他一说，果然觉得看到不少肚皮挺出的和尚，血色也并不差。每天只吃一点点粗粮，劳作又很辛苦，胖从何来？粗茶淡饭和运动是减肥的基本，那样的生活多少年持续下来而若还胖，减肥什么的应当从全世界彻底销声匿迹才对。不可思议！此乃神之庭园阿索斯半岛上一大谜团。或者年龄大了便胖乃此地人种性特质亦未可知。也许无论怎样的生活都避免不了他们非胖不可的倾向。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偷偷地巧妙地补充了营养。

如此在山路上东拉西扯之间，发现泥泞的路面有很大的足迹。类似狗爪印，但作为狗未免过大。体重也好像相当可以，足迹陡然深深嵌入地面。如此清晰的足迹一个个重叠着伸向前去。看样子，雨过之后有什么成群结队在山路上移动，而且和我们前进的方向相同。说不定是狼、一群野狼。我们就此议论良久。可是——不大明白的是——狼与野狗之间有这么大区别吗？不就是AC/DC和电机头那个程度的差异吗？不管怎样，我可不愿意同那样的角色发生关联，一定要在天黑前进入修道院门内。

到格兰德·拉布拉有相当长一段路程。我们在山路上爬上爬下，顺着海岸前行。说是顺着海岸，其实海岸线几乎全是悬崖峭壁，上下相当艰险。十点半，累得浑身瘫软，坐下喝水，吃苏打饼干，然后继续爬山。但无论怎么爬都爬不过山梁。看地图，该早已翻过山梁才是。不管怎么说时间都花得太多了，无论怎么看上坡路都太长了。核对指南针，发觉我们偏离预定路线，似乎在朝阿索斯顶峰行进。但是无法断定。商量的结果，决定先走到路标出现时再说。

十二点，当我们快累得趴在地上的时候，遇见了樵夫一家三口。他们在山坡砍树，放在驴背上驮到下面路口，在那里装车，一起运下山去。驴共有六七头。樵夫一家由父亲和大儿子、小儿子组成。还有一只小狗。小孩告诉我狗的名字叫米克罗。用日语说，大约就是“小东西”。

我们说想去格兰德·拉布拉。“完全搞错了，”对方回答，“路走错了。这条道，哪里也去不了。”总之，这条路似乎是砍木材运木材用的。他说一定要折回，一直往下有块路标写着“格兰德·拉布拉”，在那里右拐即可。可是我们是留意着走过来的，却没有发现，真是奇怪。不过既然本地人这么说，自是奈何不得。

他们大概也正好到了午饭时间，我们一同走下来时的山路。驴背上绑了一大堆木材，敲驴屁股让它先行，我们跟在后头慢慢行走。“从哪儿来的？”那位父亲问。“从日本。”他听了现出费解的神情：“怎么来的？”我说飞机。三人对视说了声“飞机”。听到乘飞机而显得敬佩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由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来到了很不得了的地方。

这一家是从一个叫阿尔内的村子出来打工的。老伯在我带的地图指出阿尔内村的位置。“啊，这一带！”地图上没有阿尔内村，是在北面很远一个叫德拉马的镇附近（过去我坐大巴在那一带旅行过一次，德拉马镇绝对是个非dramatic[1]的镇子）。“这里还有三个孩子，”老伯得意地说，“在这里干一个月，干完回阿尔内。”说罢微微一笑。听懂这个意思费了很长时间。我的希腊语固然一塌糊涂，可他们的乡音也够重的了。

想必下面有他们睡觉的场所，但午饭似乎是在途中临时搭的小屋里吃的。立起柱子，像暖窖那样围起塑料布，便是这样的小屋。小屋旁边有水涌出，清凉凉的好喝得很。樵夫父子用那水为我们做了咖啡。小孩说他是李小龙迷。李小龙在希腊的人气简直排山倒海，罗伯特·德·尼罗和汤姆·克鲁斯以及哈里逊·福特[2]捆在一起怕也望尘莫及。这些人常去的电影院恐怕只能上映拷贝便宜的香港电影。

喝罢咖啡照了张纪念相，谢过他们后继续前进。沿路一直下行，果然有一块写着“格兰德·拉布拉”的路标。正是我们筋疲力尽在十点半坐下去吃零食休息的地点。也许实在太累了，只想休息，以致看漏了。从我们当时坐的位置看去路标那里正是死角。罢了罢了，又白白耗掉了三个小时。如此下去，没准晚间也赶不到修道院，要和狼们狗们一起露宿山林了。

但不管怎样，肚皮已经瘪了，决定在岔路口吃午饭。切了马什给的蔬菜，连同咸牛肉做成开放式三明治吃了起来，又“咕嘟咕嘟”喝刚才灌进水壶的冰凉泉水。编辑O君说：“哎呀，这么美味的咸牛肉生来还是头一次吃到。”累成一摊泥，加上好久没吃肉了，自然觉得咸牛肉罐头好吃至极，的确香入骨髓。马什给的蔬菜也甘美得很，西红柿的味道似乎吸足大地的养分。今天是O君第三十三个生日，能吃上如此美味的午饭，作为我也不胜欣喜。走了弯路也值得。脱去湿透汗水的衬衫晾晒，躺在那里闭起眼睛，听了一会儿鸟鸣。

休息二十分钟后，打起精神出发。同样上上下下的高原路蜿蜒不断。所幸天气好，阿索斯山头不时飘来云絮，但不是那种不吉利的雨云，白得干净利落。最后到达目的地拉布拉修道院已经傍晚五点多了。从早上七点开始，差不多走了十个小时。疲于奔命的一天，脚到底痛了。

在拉布拉，上来的仍是那三件： 鲁克米果冻、咖啡、乌糟酒。鲁克米狼吞虎咽吃了，甜味现在也没得说了，无尚幸福。把那果冻塞满口腔，直觉得一股妙不可言的甘甜势不可挡地沁入浑身每一个细胞。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大有可能成为铁杆鲁克米爱好者。咖啡也极够味儿，乌糟酒也好上天了。罗马餐馆的香味儿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到拉布拉修道院不大工夫，意大利人模样的旅游团吵吵嚷嚷闯了进来。大约是宗教团体，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修道僧领着十四五人。估计是作为同样的修道僧前来阿索斯参观或干什么的。不过这修道僧竟然提着收发两用机，机身挂着玫瑰念珠。不知吃的什么东西，血色好得出奇，一有什么就高声咯咯笑个不停。虽说同是修道僧，但阿索斯和罗马差别如此明显，简直像乌鸦群中的一只白鹭。意大利人一般都集体行动，加之喋喋不休，无论在哪里都一目了然。“好啊”、“妙极”、“不错”——吵得要死。这伙人看样子是坐大巴来的，不知何故，里边还混进一个波兰人。此人似乎对那伙意大利人相当伤脑筋，而往我们这边靠拢。但我们忙于采风，没怎么搭理。本来就不该和一伙意大利人掺和在一起。我在马耳他岛旅行时也加入过意大利人旅游团，简直是人间地狱。

和卡拉卡尔不同，在拉布拉，正教徒和异教徒一起吃饭。大家在宽敞的餐厅里聚在一起，边听祈祷边吃午饭。餐厅右侧是修道院餐桌，左侧是朝觐者餐桌。顶头的餐桌是高声祈祷的僧人用的。餐桌是大理石的，感觉极其时髦。即使拿到麻布[3]的酒吧里去也可能受欢迎。

不过这正式晚餐吃起来困难重重——必须在祈祷时间里三两下赶快吃完，而且还有此时可以吃此时不可以吃等诸多清规戒律，情形十分了得。稍有差错，就要遭到同桌朝觐老伯的白眼。但我们没有宗教信仰，况且饥肠辘辘，只管大吃大嚼。

食谱有炖菜（豆、茄子、南瓜、红薯、元葱、青椒）和奶酪（山羊奶酪），还有面包（面包还是昨天卡拉卡尔的好吃）和葡萄酒！见得葡萄酒我实在乐不可支。深色白葡萄酒装在长颈瓶里“嗵”一声往餐桌正中间一放，倒在杯里一喝，味道相当不可思议。我在希腊委实喝了各种各样的葡萄酒，而这个和哪一种都有根本性差异。首先，多少有甜味。但并非所谓甜葡萄酒的味道，而是倔强的险峻的甜。若在平时，想必觉得不好喝，甚至可能以为——现在想来——味道变质了。但我当时的确觉得香醇，至今仍清楚记得那种味道。是用身体而不是用舌尖记住的。后来买了说是阿索斯山酿造的葡萄酒喝的时候，竟成了毫无特别之处的味道普通的葡萄酒。

然而那葡萄酒我未能喝得尽情尽兴。斟第二杯时，对面坐的一本正经的朝觐老伯定定地逼视我的脸。我推测大概是不得喝第二杯。结果，第三杯没能喝成，遗憾。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遗憾之至。

饭快吃完的时候上来了一盆西瓜。O君以为是饭后甜品，刚拿西瓜咬了一口，祈祷结束了。O君正要咬第二口，朝觐老伯狠狠瞪着他说：“不成！”这么着，O君好不容易迎来生日，却只吃了一口西瓜。“好吃倒是好吃啊！”他懊恼地说。祈祷结束的时间同甜品上来的时间过于接近了。

在这方面，修道僧因为习惯了，全都不失时机地美美吃了顿西瓜。不愧训练有素。佩服佩服！在《阿索斯星级指南》上面，这拉布拉修道院估计得分不少。炖菜可口，有葡萄酒上来也令人欢喜。只是，上甜品的方式恐怕要在服务分数上失分，另外面包也有待改进。

吃完饭，作为明天的食粮，我把餐桌上的面包和奶酪手脚麻利地塞进口袋带走。看样子餐厅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气氛上很难容自己提出什么明天一早动身能否多少分一点食物。何况规定多如牛毛。见我三把两把将食物塞进口袋，那些人全都露出十分厌恶的神色，和卡拉卡尔友好的马什有天壤之别。可我不能因周围人做出厌恶的神色就不战自退，食物这东西对于我们乃生死攸关问题。O君也乘隙偷了西瓜回来，此人始终对西瓜情有独钟。

[1] 戏剧性。两者发音相近。

[2] 这三人均为美国当代电影明星，擅演硬派角色。

[3] 东京一繁华地段的名称。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之行

这格兰德·拉布拉一如其名称所示[1]，是阿索斯半岛特别大的修道院，最大，又最古老。因而设施庞大齐全，但似乎多少缺乏家庭韵味。拿餐厅来说，未免过大，那样子简直同银座的“狮子”啤酒屋[2]无异。至少西瓜该让人家慢慢吃个够嘛！

“不过，修道院并非为了让异教徒淋漓畅快吃西瓜而存在的。”O君说。这也的确言之有理。

此外，这座修道院设有纪念品商店。卖的当然不是馒头、僧侣偶人等修道院货色，而是正正经经的宗教物品。尽管如此，终究还是纪念品商店。并且这里好端端通着电气。厕所甚至镶了块明镜。以前去过的修道院根本没什么镜子，以致我以为修道院出于不可一一注意外形这个原因而一律不放镜子。然而这里有一面，试着往里一照，双颊悄然下陷，胡须越来越长。看来阿索斯岛正适合健身。

这里似乎有种种样样来历不凡的建筑物和宝物，但一开始我就交代了，我对这类东西没什么兴致，再说以我的欣赏习惯看这座修道院有些过大。于是在院子里随便散散步、看看壁画就算完事。能够在阿索斯半岛停留的三个晚上就这样用掉了。我们本来打算去半岛南端转一圈，但由于下雨，日程整个乱套。这就开始深入秘境未免意犹未尽。

不管怎样，先去南端的卡胡索卡里贝亚的小修道院（斯基特）看看，再从那里乘船返回达菲尼。这样，也就算大体到了半岛南端。格兰德·拉布拉往前——也就是说绕完阿索斯再往前——正规修道院已经一个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小而粗疏的类似修道院派出所那样的东西。这些派出所也分几类，依大小顺序，称之为斯基特、凯利约、卡里贝、卡泰斯马、黑希哈斯特里奥。修道院各有定员，超过定员，剩余的就离开修道院，被分去这些“派出所”。最大的斯基特感觉上就好像把修道院规模缩小了一圈、统一性弱化了一点。至于最后边的黑希哈斯特里奥，已经彻底成了隐士小屋。他们在远离人烟的荒地、山中或洞穴里边搭一座小屋，在那里不受任何人干扰地过着孤独的宗教生活，即所谓武斗派的苦行僧。而且他们多数住在格兰德·拉布拉前面的半岛南端。因此来半岛后，作为我无论如何都想继续南下。

一清早我们从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出发。幸好天气不错，晴朗无云。由此往前的路渐渐难行，又很快糟到了极点。大多路段只能容一人通过，并且路面时不时消失不见，看样子一下雨路面就会成河。草蓬蓬勃勃长得很高，必须一一用手拨开才能迈步。道路标识也马虎起来，有几条踩出来的岔路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至少意大利旅游团没来这里。

“村上君，你对意大利人好像很有成见。”O君说。

那倒不至于。不过好容易离开罗马，不想在这样的地方碰上意大利人（不是吗）。

约一个小时来到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一座稍稍离开海岸的斯基特。路上一直有一只蛮乖的狗跟在后面，一叫就跑，一迈步又尾随而来。此外谁也没遇见。狗一直跟到修道院门口。

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空无人影，穿过门进入院子，走到像是“阿尔霍达”的地方大声呼喊也没人出来。阒无声息。看上去就好像最近因为什么彻底放弃了这座建筑。干干净净，井然有序，但空不见人。人的动静也没有。鸟鸣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如此而已。

无奈，我们坐在那里等人到来。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个瘦瘦的僧人如淡淡的影子无声无息地出现了，手里拿着扫帚，道歉说没注意到对不起。早上八点刚过就来这里的巡礼者怕是很少有。他照例端来咖啡、鲁克米果冻和乌糟酒。这么说或许不好——鲁克米的味道还是卡拉卡尔的好。

僧人名叫库列曼，是罗马尼亚人，讲法语。他介绍说，这座小修道院隶属格兰德·拉布拉（所有的斯基特均隶属于某座修道院），创立于一八六三年，住在这里的十五名修道僧全部是罗马尼亚人。他把我们领到院落中央的蛮气派的礼拜堂。礼拜堂只有做礼拜才能参观，但库列曼神父为人热情，特意为我们打开门。一进门就见到无数受难图。无论墙壁还是天花板，无不绘有过去遭受宗教苦难的圣人画。这不是壁画，只是用颜色画上去的，已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褪色和裂纹相当严重，但仍很鲜艳，看了不由感慨世界上委实充满着种类繁多的苦难。

煮在锅里的圣者有之（此人稍微显得难受，但似乎不是特别烫），手脚险些被斧头剁掉的圣者有之（此人看样子相当痛苦），腹部置红火炭者有之（有人的神情仿佛在说悉听尊便），腋下被火烧者有之（此人以傻呆呆的神情加以忍受），绑在车上飞速旋转、且背部被铁钉尖划得皮开肉绽者有之（此人大概昏迷过去），倒吊起来活剥皮者有之（看样子很痛）。压卷之作是锯裂胯骨，头朝下吊着，锯从胯间锯下去。这个我觉得可不是开玩笑。如此看着看着，心情渐渐黯淡起来。不过进到教堂里面，但见祥和的天堂景观铺展开来。圣人被神请到天国憩息，异教徒堕入地狱遭受不尽的苦难。天使吹响喇叭，圣母慈祥地微笑。地狱也好天堂也好都有点夸张造作，构图也单调。不过说到底，这种笨拙正是希腊正教的长处和一贯特色。天主教堂也有类似的手法，但没有如此凄惨可怕。在威尼斯的Torcello岛见过的受难图在意大利以残酷的地狱图而闻名，但同这个比起来简直成了准天国。总而言之，看这些图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受的难还不够多，遭到文艺批评之类，根本不能称为受难。“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但这座斯基特贫寒，没办法修复。”库列曼神父说。

看完礼拜堂，库列曼说这附近有圣人住过的洞穴，劝我们去看一看。时间还早，去看看无妨。我们转到小修道院后面，穿过仿佛曾让基督经受考验的到处是石块的荒地，来到海边的悬崖峭壁。路上有几座两三个僧侣居住的小屋。刀削般的石崖上凿有狭小石阶。究竟多少阶不晓得，总之很陡很陡。我们留心着不踩空石阶，慢慢下行，岩壁上果然有个洞穴，里面搭一个小屋，小屋里放着扫帚、木鱼和木槌，地面向海那边倾斜得叫人害怕。岩壁上方垂下一根软管悬在小屋窗外——估计是从小修道院引水的。在没有软管的年代想必用桶提水来着。生活可想而知。

小屋后头、洞穴深处有个静悄悄的小礼拜堂。里面有祭坛，变短的蜡烛排列在蜡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惟有海风飕飕吹来。礼拜堂旁边的小洞穴里摆着四个古旧的头盖骨，不知是几百年前的，反正看上去很有年代，大概是住在这里修行至死的僧人的。应该是难得可贵的骨骸，但一旦成为骨骸之后，外观上就分不出是圣人还是凡人，是小说家还是摄影家抑或编辑。全都一样，无非白骨而已。

折回普罗德罗姆小修道院，几名修道僧把图书馆的旧书放到阳光下晾晒。也有人解开钉书线拆开来修护。一切都那么安静。问道能否照相，答说不要紧。在阿索斯拍摄僧侣困难之至（多数僧侣不愿意，甚至有发脾气的），但这座小修道院的修道僧则满口答应下来，看上去性格较为平和。

另外，我们带的食品也渐渐少了，自觉厚脸皮，但还是问库列曼神父能不能分一点食品给我们。库列曼神父点头去了哪里，不多工夫手拿装满食品的袋子返回，里边有西红柿、奶酪、面包和橄榄咸菜。从贫穷的小修道院如此白拿食物很过意不去，而这分亲切实在难得，实际上后来也帮了大忙。卡拉卡尔的马什也好，这普罗德罗姆的库列曼神父也好，若无他们的好意，我想我们的遭遇会更加狼狈。对宗教诚然不知其详，但其亲切我心领神会。爱消失了也有亲切剩下——大概是博加特[3]说的吧。

十时四十五分，我们告别普罗德罗姆。下一站是卡胡索卡里贝亚小修道院，从那里乘船回去，如果顺利的话。

当然未能顺利。

[1] 格兰德同英语grand（大、伟大）发音相似。

[2] 这是个西洋风格的老啤酒屋，面积大，俨然教堂。

[3] 汉弗姆·博加特（1899—1956），美国电影演员，主演《卡萨布兰卡》等。

卡胡索卡里贝亚

从普罗德罗姆去卡胡索卡里贝亚的路相当艰难。平地几乎没有，或陡然向上，或急转直下。翻过一座险峻的山峰便是深邃的峡谷，然后又有山峰拔地而起。如此反复不止，令人相当厌倦。海边的石崖路大多崩塌，必须手扶石砾斜坡前行。行了两个小时，到底累了，遂在山崖上休息，看着海喝水、吃库列曼神父给的面包和橄榄。对于疲惫的身体来说，橄榄的咸味委实妙不可言。

早上耸立在我们右边的山峰现已绕到我们的背后，我们正往半岛南端接近。不料注意到时，刚才还历历在目的阿索斯山顶那里已罩上令人怵然的乌云。湿漉漉沉甸甸的云。云的下端灰雾濛濛。看样子山上在下雨，且是很厉害的雨。天气又开始变幻莫测。糟糕，没准要下到这边来。正这么想着，雨点“啪啪啦啦”打来了。我们赶紧起身上路。走不到二三十分钟，雨劈头盖脸而来。路本来就举步维艰，一下雨更是雪上加霜，转眼之间都淋成了落汤鸡，前天的一幕再次上演。

同以大修道院为中心进行修道生活的半岛中央那里不一样，这一带多数修道僧在山里边过着差不多和农夫一样的个人生活。走一段路就会看见星星点点散在的人家，有小块菜田，有家畜棚栏，有葡萄架，有狗。不时碰上的僧人，虽然戴着那种僧帽，但穿的不是僧服，而是适于做重体力活的作业服，有的甚至穿着针织短裤或蓝色牛仔裤。

也有的小屋大概为了追求更加孤苦的外景地而把小屋建在俯视大海的悬崖峭壁的尖端。有的甚至会惊叹那地方到底怎样建的屋呢！本来可以在那样的人家或小屋避雨，但我们一致决定不管怎样先赶到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码头再说。一来阿索斯停留许可证今天到期，二来若赶不上四点钟从卡胡索卡里贝亚开出的船可就非同小可。于是我们在越下越大的雨中挣扎行进。

去卡胡索卡里贝亚路上没什么可写的。雨急路险，我们又疲惫不堪，几乎没有开口，只顾闷头行走。最后到达卡胡索卡里贝亚已两点多了。我们湿得像河里爬出，连骨髓都冻透了。

卡胡索卡里贝亚是个坐落在陡峭的山坡或者说是近乎石崖的斜坡上的小镇。何苦选择这么糟糕的地方建镇呢？叫人莫名其妙。如此陡坡种田都种不成，况且去哪里都要爬上爬下。从镇口到最下面的码头，估计有三十阶楼梯那样的落差。镇子地形简直疯了。虽说是镇，却一无店铺二无餐馆，沿街只有三三两两的几座修道小屋那样的劳什子。空不见人。总之是个空空荡荡凄凄清清的地方。加之大雨哗哗下得正猛，看上去即使不算世界尽头，怕也离得不远了。其实到开船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但我们担心有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决定先下到码头再说。

码头在出镇还要往下的地方，如尿壶的底。踩着石崖极陡的石阶一直下行，的确有个混凝土突堤样的东西伸出海面。波涛“呼嗵”一声撞在那里四溅开来，到处卷起色调黯然的海藻。雨落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背后是悬崖峭壁，此外一无所见。没有码头建筑，没有匾牌，仅有一个突堤。得得，在这样的地方再冒雨等上两个钟头，一想都叫人黯然神伤。

不过人世总有转机。前行不远，有个洞穴样的场所。看来这一带地貌很容易形成洞穴。虽不太深，但进去避雨足矣。我们在洞里脱去衣服，用毛巾擦身，换上干衣服吃饭。早已饥不可耐，加上反正可以乘船离开阿索斯，便把剩余食品大体一扫而光。西红柿、奶酪和青椒夹进面包里吃，橄榄单吃。最后剩在背囊里的只有一点苏打饼干、两片奶酪和柠檬。

时针转过三点的时候，雨总算停了。雨停之后，恢复很快，太阳转眼探出脸来。阿索斯的天气简直叫人捉摸不透。我们走出洞穴，把湿衬衫湿裤子放在朝阳处晾晒，只穿久违了的短裤做日光浴。但觉舒坦至极，竟然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反正往下只管悠悠然等船来就是。因日程推迟没转成半岛尖端，但毕竟到了端头，再说食物也没了，该回去了。想刮刮胡须，想洗个澡，酒也想一饮为快。

然而船没来。

四点没来，四点半没来，五点还是没来。

“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研究可能性，但摸不着头脑。海上风浪并未大到足以停航的程度。或者船没看见我们也有可能。于是我们爬上崖顶，像鬼界岛的俊宽[1]那样朝着偶尔驶过远方海面的轮船“噢——噢——”喊叫。可是任何船都不看我们一眼，驶入我们所在海湾的一艘也没有。我们惨遭遗弃。

既然乘不上船，往下只能再住一宿。问题是只允许住三宿而住四宿是否可以，可是别无他法，只能住下，往后的事往后再说。

这么着，我们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小修道院住了始料未及的第四夜。就结果而言，这里成了我所经历过的最有刺激性最艰苦的修道院。旅途中，事情便是如此阴差阳错，预定日程便是如此偏离了。毕竟我们身处异乡。这里不是为我们存在的场所，乃是异国他乡。所以，在这里事情不可能称心如意。反过来说，事情诸般不顺也才成其为旅行。惟其诸般不顺，我们才得以碰上种种有趣的东西、奇异的东西、令人哑然失惊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旅行。

首先，我们问小修道院里会英语的僧人为什么船没来，据他解释，情况简单而明了： （1） 我们等的码头不对，码头在另一座山的后面。（2） 不过不必气馁，反正这样的天气船不会来。天气不好，船当即不开。（3） 这个季节船两天一班，因此后天之前不会有船，而且因天气关系船不来的可能性很大。（4） 最稳妥的办法是明天步行去亚吉亚·安纳，从那里乘开往达菲尼的船。半岛西侧亚吉亚·安纳每天早晨有班船开出。

“早晨几点？”

“七点。”

“从这里去亚吉亚·安纳要多少时间？”

“这个嘛，快也要三个半小时吧。”

可是无论怎么说，不可能早上四点前爬起去走山路，势必在亚吉亚·安纳再住一宿。而这样一来，要以三夜四天的许可证住五夜六天。问题又严重起来。

“不过，到了亚吉亚·安纳说不定找得到船。”我说。

“是啊，反正去了再说吧。”编辑O君附和道。

总之，我们不得不按最初的打算绕半岛尖端即最艰苦的地区徒步一周。

我们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小修道院（一如普罗德罗姆，这里隶属格兰德·拉布拉修道院）住的僧房与其说是僧房，莫如说更像穷乡僻野的工棚。人家免费留宿还发牢骚是不大合适，但的确一塌糊涂。厕所粗糙得简直算不上厕所——我这人从未体验过便秘，可这回无论怎么用力也硬上不来排泄欲望。负责住宿的僧人长一副活像《德拉库拉》[2]电影里的驼背佣人的脏兮兮阴沉沉不吉利的面孔，态度极不耐烦，同马什和库列曼那样文质彬彬的人大异其趣，时不时嘟囔一句，把什么一脚踢飞或开门关门时弄得啪啪作响。我们到来也没招待，鲁克米果冻也好咖啡也好乌糟酒也好一样也没见到。

晚饭也提不起来。先说面包。面包简直一塌糊涂，不知什么做的，硬如石头，而且霉得长满绿毛。他把这东西扔进洗脸盆用自来水泡涨，再用笊篱过水。肯用水泡涨未尝不可以称之为友好表现，问题是这东西根本不是人所能吃的。再说豆汤。往汤里“咕咕嘟嘟”倒了很多醋进去，“醋养元气。”他说。那或许不无道理，可是味道一言难尽。还有那犹如墙土的破破糟糟的奶酪，在我生来吃过的奶酪里边顶数这个咸，咸得让人扭歪了脸。有高血压的人吃了这东西保准呜呼哀哉。可是肚子饿了，不能不吃，除此别无选择。这么着，我们吞了霉烂长毛用水泡胀的面包，灌了酸汤，嚼了咸奶酪。

“吃霉烂长毛的面包，身体不要紧吧？”松村君问。问得好。但我迄今没吃过霉烂长毛的面包，估计不出要紧不要紧。若身强体壮，有可能捡一条命，否则说不定报销。不过反正肚子饿了，没有办法。闭上眼睛吃掉算啦。不用说，味道绝不鲜美。

松村说他曾在中国各地转了一个月，有过种种样样的遭遇，但总比这里强。

吃喝时间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猫。看样子猫是修道院的，一边“呼噜呼噜”响着喉咙，一边把脑袋蹭在给我们送来食物的那个面目可憎的僧人腿上。僧人尽管又嘟嘟囔囔发着牢骚（怕是在诅咒什么），但还是把发霉面包浸在豆汤里给猫吃了（对猫比对我们似乎多少亲切一些）。结果怎么样？猫居然“吧唧吧唧”吃得津津有味。

这光景实在难以置信，大千世界还真有靠豆汤和发霉面包活命的猫。这样的猫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养的猫连鲣鱼饭都不正经吃。世界确实大。对于生在长在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猫来说，食物大概就是发霉的面包和放醋的豆汤。猫不知道——不知道翻过几座山后就有所谓猫专用食品存在，不知道甚至有分为鲣鱼味、牛排味和鸡肉味的特殊猫食罐头，不知道有的猫过早死于运动不足和营养过剩，不知道发霉面包绝对不是猫应吃的东西。这些是卡胡索卡里贝亚的猫根本想像不到的。猫肯定边吃发霉面包边想今天能吃上发霉面包真是幸福啊活着真好。

那样的岁月或许是一种幸福。但那不是我的岁月。倘若在这样的地方再憋上一天，再吃发霉的面包，我们势必土崩瓦解。明天还是尽快撤往亚吉亚·安纳吧！

[1] 俊宽是12世纪的日本僧人，因密谋政变被流放鬼界岛（位于日本鹿儿岛县的火山岛）多年。这一历史故事因被编为日本歌舞伎剧目而闻名。

[2] 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卡1897年出版的魔怪小说名。亦为书中主人公的名字。

亚吉亚·安纳——再见，阿索斯

晚饭后没别的事干，于是拿出关于阿索斯的历史书，歪在床上查阅卡胡索卡里贝亚是如何形成的。书上说，卡胡索卡里贝亚是由四十个卡里比（像一家人那样生活的人数少的小修道院）合在一起成立的。最初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名叫马克希莫斯的隐士。此人似乎是个讨厌人类的、或者真正是个偏执型隐士。一开始他在近海处盖了一座茅庐一个人，自得其乐地过着隐士生活。及至后来其他僧人赶来在附近建房子的时候，他嫌他们妨碍修行，一把火烧了自己住的小屋移居崖顶。或许是个急性子人，撤离倒也罢了，付之一炬未免过激。总之，这座贴在石崖上的地形奇妙的镇便是这样形成的。镇的创始本身就够偏执的，而且这种偏执至今似乎仍然作为此镇的特性根深蒂固地留传下来，我觉得。

也可能是这里负责投宿的僧人不大希望来人，因而就算不烧小屋（一一烧不过来），也要拿出发霉面包尽快把我们打发走。若真是这样，其战术便成功了。吃早餐时我们一看见用水泡胀的发霉面包上来就蔫头耷脑，而且这回还配了发霉长毛的鲁克米果冻，再加上咸奶酪和咖啡。但因肚子饿了，只好含着眼泪闷头咀嚼。

“喂喂，是不是在找我们别扭啊？”松村君说。过激意见。

“僧侣们在那边享受美味佳肴呢！”O君接道。

“如此说来，这里的僧侣们血色相当不坏，肚皮也鼓起来了。”松村君继续下文。

“不过猫是老实的，如果真是那样，根本不会来这里吃发霉面包，早闻出香味儿跑去那边了。”我说。

一时议论纷纭。但有一点意见一致： 尽可能快些离开这里。去处是亚吉亚·安纳的小修道院。它也隶属于格兰德·拉布拉。虽说来到这地方不能指望肥吃肥喝，但总会比卡胡索卡里贝亚略有好转，但愿。

从卡胡索卡里贝亚去亚吉亚·安纳的路又很糟糕，不折不扣是阿索斯最糟的路。山迅速变险，谷迅速变深。攀上攀下，攀下攀上，连思考什么都厌烦。唯一的救星是天气好。途中同几个僧人擦肩而过。不过来到这一带，不凑到跟前已分不出是僧人还是乞丐抑或大马猴了。衣服破破烂烂，发须任其疯长，独有眼珠转来转去——便是这样的人在山里游走。路上遇见的一个老僧郑重其事地忠告我们：“下次来时要洗心革面皈依正教。”

走了一个来小时，体力耗尽，遂在山梁上擦汗，切开柠檬挤汁喝了。柠檬真是好吃，喝几个也喝不够。尽管酸，可全然感觉不出酸。连皮也“咔嗤咔嗤”咬了榨汁。走路须常带柠檬，这是夏季在希腊旅行学得的一个教训。

不说点什么提不起精神，于是边走边谈吃： 什么在东京吃鳗鱼去哪家店，什么荞面条哪里的好吃，什么吃火锅用的魔芋丝和豆腐哪个先放为妙，什么吃京都的烧大葱最好去哪里等等，尽是些无聊废话。但由于肚子正饿，交谈越来越现实，描写生动而具体。一如多数编辑表现的那样——用出版社经费吃饭乃编辑的一项职责——O君对饮食如数家珍，我也中意谈论吃喝，于是说个没完没了，大可消磨时间。而松村君却渐渐沉默下去，后来索性一声不响。我这人一旦开口就喋喋不休，但此君听得这种话，脑海里的食物形象自动自发地急速膨胀，每当提起食物，他便痛苦得心如刀绞。“当时真的很难受。”后来他对我坦白。我心里一阵歉然。不过早知如此，说得更刺激些就好了！这类描写是我的拿手好戏。

总之，我们便是如此饥饿，如此疲惫。昨晚到现在等于什么也没吃。背囊里倒有一点苏打饼干和奶酪，但必须作为应急食品留到最后关头。无可预料在阿索斯会发生什么。

如此这般，我们大约连续走了三个半小时。也是由于鞋号不大合脚，脚上的血泡破了两个，趾甲翘了起来。说痛当然痛，但最后连痛都懒得感觉了，只顾挪动脚步。我因为平时跑步，对这种强行军在某种程度是习惯的，问题是路况不好，何况已这么马不停蹄地走了四天。虽然是工作，但大城市长大的O君也够可怜的。

十一点二十分好歹到了亚吉亚·安纳。同卡胡索卡里贝亚相比，这里的人显然客气些。有咖啡和乌糟酒上来。乌糟酒委实够味儿，酒味儿好像整个沁入骨髓。从小修道院可以望见眼下光闪闪的大海和港口。这里也同卡胡索卡里贝亚一样，是在崖坡中间形成的集镇。

向僧人打听船，答说今天的船已经开了，只能等到明天早上。问有没有其他船，回话说若另外出钱也许肯来，于是请其往达菲尼港打电话联系。此人蛮热情，甚至同船长谈了价钱——“跟你说，要价是不是太高了？人家是从日本来的，怕不好接受吧。”如此讨价还价了好长时间。最终以两万五千德拉克马[1]敲定。看样子僧人觉得很对不起我们，问道：“要两万五千才来，怎么办？”贵固然贵（换算成日元，二万元多一点点），但又有停留许可问题，决定雇下再说。“可以的。”我们说。

过了一会，希腊人（多是在此停留的朝觐者）聚拢过来，七嘴八舌议论说这三个日本人花两万五千租船如何如何。两万五千对他们是相当不小的数目，很难相信出这么大一笔钱租船。本想告诉他们从成田到东京市中心搭出租车也要这个价，但说来话长，遂作罢。我适当解释说，虽然高得出格，但因为工作无论如何也得回去，又怕赶不上飞机。他们这才好像理解了。估计往下要把我们这件事议论好几个月。

船来之前就在那里晒太阳消磨时间。我请为我们打电话的为人和气的僧人领我去看礼拜堂。里面墙壁上同样满满画着地狱图和天堂图。也有种种样样惨不忍睹的殉教和受难场景。对方非常亲切地介绍礼拜堂细部，但因为是希腊语，具体听不大明白。不过此人的确亲切，说到“这位圣人被剜了眼睛”时做出真像要剜眼睛的手势，所以大致意思可以把握。

如此一来二去，船终于来了。船相当结实，看来是在渡轮时刻表以外临时开来的，不妨说类似船长个人赚外快。从这里到达菲尼一小时，从那里去乌拉诺波里两个小时。这个路程租一条船两万日元多一点点，以我们的感觉算便宜的。码头上有对希腊人父子，希望一起乘船过去，问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为父者三十五六光景，脸黑黑瘦瘦，小男孩十来岁。两人从凯拉希亚来，把阿索斯修道院转了一圈，这就要去代奥尼苏修道院。一对沉默得不可思议的父子，其中总好像有什么缘故。

上得船，我们马上脱下运动鞋打赤脚，只穿一条短裤躺在甲板上。途中在代奥尼苏修道院靠岸放下朝觐父子，之后朝达菲尼驶去。进入阿索斯和离开阿索斯必经达菲尼。在达菲尼我们不得不重新穿上长裤。在神的庭院里穿短裤是不敬的。达菲尼有个检查许可证和简单检查行李的地方，看是否把修道院的宝物带出，但没那么大动干戈。我们停留期间的过期也没算回事，粗略扫一眼证件，OK。

这样，我们的阿索斯之旅终于落幕。到了乌拉诺波里，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进酒吧式餐馆猛喝一通冰镇啤酒，痛快得差点儿人事不省。接着就放开肚皮享受今世佳肴。点了鲜鱼汤、炸薯条、musacà[2]、沙丁鱼、炸乌贼和色拉。又从车里拿来收放机，听着“沙滩男孩”慢慢进食。现实世界。谁都不会再吃什么发霉长毛的面包。

不料几天过后，竟奇异地怀念起阿索斯来。说实话，即使是写这篇稿子的现在也不由得怀念那个地方。在那里生活的人、在那里见到的风景、在那里吃的东西极为真切地在眼前浮现出来。在那里，人们虽然贫穷，但活得安静而有高密度的信念。那里吃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味道充满活生生的实感。就连猫也有滋有味地吃着发霉长毛的面包。

我一开始就写过，我这人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热情，属于不轻易为事物所感动或者不如说是怀疑型的人。尽管如此，在阿索斯路上碰见的那个野猴般的脏兮兮的僧人叫我洗心革面皈依正教再来这里时的情景也居然记得一清二楚。当然我不可能皈依正教，然而他的话具有神奇的说服力。较之信仰宗教，我想那更是对于人生方式的信念问题。说到信念，我觉得找遍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像阿索斯这样具有高密度信念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是充满无可怀疑的信念的现实世界。对于卡胡索卡里贝亚的那只猫来说，发霉长毛的面包也是最具现实性的东西之一。

那么，究竟哪边是现实世界呢？

[1] 希腊货币名称。

[2] 用茄子和羊肉做的希腊菜。

兵

土耳其是兵多的国家。除了实行战时体制的，如此到处是兵的国家我想怕是没有的。不光兵，警察也多。总之穿制服的人多得不得了。基地数目多，在街上转来转去的兵多。

土耳其严禁拍摄兵和警察。所以想拍摄街景的时候，原则上必须首先确认有没有兵和警察，否则就要被警察或兵拉走接受盘问，一把抽出胶卷。即使主观上完全没打算拍摄警察，但若结果上有其形象进入，也要触霉头。浪费时间，心情也糟。在伊斯坦布尔我们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遭遇。他们可是很认真的。

别人的国家，或许又有相应的情由，恐怕不该以旅行者的眼光随便说三道四。只是有一点我很难理解： 何必一一拘泥于那种细节呢？第一，我们拍摄的并非执勤中的兵而是正在休假的；第二，我们是问了那水兵可否照相，得到许可后才照的。他们还摆了姿势。不料这当儿警察赶来把松村君拉去警察署（对了，街上便衣警察也所在皆是），不由分说地抽走胶卷。为什么拍摄休假中的士兵涉及军事机密呢？将因此威胁到土耳其怎样的国家利益呢？反正我不大明白。

莫非拍摄了休假中的士兵，就可以根据军装判断出哪国军队在休假不成？可是在这高科技信息战时代，到底又有谁会不胜其烦地把在伊斯坦布尔公园里晒太阳的水兵的军装拍下来、以此为线索推断部队如何调动呢？果真担心这个，那么可谓百分之百奴才主义神经症。我是因为比较喜欢土耳其这个国家才想这样一吐为快，假如真想抹消多数西欧人对土耳其怀有的“Midnight express”（夜半特快）式偏见或阴暗印象，我认为最好尽快消除这种军事神经症。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普通旅行者都不会对身穿制服之人过分耀武扬威的国家怀有好感和敬意。

从希腊开车跨过埃夫罗斯河迈进土耳其一步，肌肤就能感觉出空气骤然一变。首先是兵的长相不同，眼睛炯炯发光，脸颊下陷，和尚头。如此形象的兵端着自动步枪或机枪，以毫无表情的脸朝这边逼视。

当然，土希国境是热线国境。希腊人和土耳其冰火不同炉，时不时火拼，双方均有伤亡。小规模纠纷乃家常便饭，因而两国的报纸标题上的爱国字眼触目可见。伊朗逃亡者夜晚渡过埃夫罗斯河逃往希腊一侧，希腊谴责土耳其故意放逃，土耳其则指责希腊无端发难进行军事挑衅。某种程度的紧张也是情有可原的。希腊那边也时不时有部队调动。不过守卫国境的荷枪实弹的希腊士兵并未这么横眉怒眼，还面对照相机微笑着挥手，拍摄坦克也不曾面带怒气。

不料过得桥往土耳其这边跨入一步，情况截然不同。这里的人们反正只讲严肃认真，微笑挥手那样的气氛根本无从谈起。入境手续也严格，尤其像我们这样乘坐设备齐全的大型三菱帕杰罗来的，检查更花时间。有若干检查点，每个点都有士兵端枪警卫，枪口直挺挺对着我们这边，一有什么立即做出开火的架势。

不用说，他们这么做自有其相应的理由，我们也可理解。从地理和历史上看，土耳其是个罕见的一贯孤独的大国。曾经拥有广阔的领土，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还对近邻各国实行严厉的军事统治，那期间发生的历史恩怨现在仍在继续。首先同希腊彻底不和。我觉得握手言和恐怕是不可能的。被苏联欺压了很多年，对苏联恨之入骨，因此以反苏立场加入北约，可是欧盟无论如何也未能加入。西欧有很强的不信任土耳其气氛，而且对移民态度也很严厉。同土耳其人之间长达数世纪的血火鏖战仍未从西欧人的记忆中消失。

另外还因塞浦路斯问题在国际上完全孤立。承认北塞浦路斯独立的只有土耳其。同东南部毗邻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之间，虽说同是伊斯兰教国家，但因领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难民问题纠纷不断，相互绝不亲密。实际上在我们转东部国境的时候也正有库尔德人问题发生，形势一触即发，那一带极度紧张。并且，这个国家是包括大量少数民族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常有分离独立问题提出，恒常性地怀抱内战火种。

总而言之，这个国家无论往哪边看都不可掉以轻心。真正要好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所以总是处于微热状态。因此之故，军人为数很多。况且本来就是尚武之国，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战斗、通过把对手打翻在地夺过来的。军人作为国家精英拥有强大权力。

这个那个写了很多消极东西。不过坦率说来，对于一个个土耳其士兵我并没有不好印象。我多少感到伤脑筋的是那种僵化体制、奴才主义、官僚主义以及煞有介事的尚武的军国主义。就一个个士兵来说，我们周游土耳其期间，在同他们交往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不快。他们质朴、喜欢亲近人、有旺盛的好奇心——土耳其人终究是土耳其人。从远处看的确显得剽悍和冷酷，但凑到身边交谈起来，就可知道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土耳其乡间青年，一看就知是老百姓的子弟，看脸即可看出。这么说或许不好，他们是同钱财和知识没多大关系的青年人，而且总的说来长着极其亚细亚式的面孔。有可能是征兵征来的，或者因没工作而入伍也未可知。但我觉得他们绝非想当英雄那一类型。他们——或许以我的年龄叫我那样认为——看起来完全是个孩子。

我们用车拉过好几次徒步巡逻的士兵。说来难以置信，土耳其服役期间的士兵要徒步巡逻。一般两人一组提着机关枪和地雷在烈日炎天下无精打采地走路。车一来就扬手叫停，让把他们送到目的地。起初见他们挥手我们以为要接受检查，慌忙停车。但他们大多只是请求“能不能送去基地”。态度随和得很。因为同路，让他们搭车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放在车板上的机关枪口对着自己脖子——就算上了保险栓——叫人很不是滋味，握住方向盘的手渗出汗来。

不过，尽管武器装备可怕，但奇异的是他们个人并没给我们以恐怖感。总的说来，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到的只是有些不忍。他们坐上了我们的车，却总是非常紧张。在他们看来，乘坐日本人开的车是根本无法想像的事。在车上他们十分好奇地四下环视，或捅一捅收放两用机，或就照相机和同伴唧唧喳喳，那紧张与好奇心相持不下而达到极限状态的眼神照在车内镜里，有时甚至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表情同被关在摆满玩具的房间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假如我会说土耳其语或者他们会说英语，我想可以互相说很多话。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用极简单的土耳其语和英语勉勉强强进行交流。但因了一支烟一块口香糖，他们会很大程度上放松下来。他们终究是亚洲士兵——这样的感觉或许莫名其妙——他们同我迄今看见过的美国和欧洲士兵感觉上完全不同。同美国和欧洲士兵相比，即使语言不通，我也好像更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想这不仅仅因为同是亚洲人这一单纯的缘由，而是因为我能从他们的眼睛中感觉出某种纯粹或扭曲的东西。

从土耳其兵这个词想像到的，是例如《阿拉伯的劳伦斯》中出现的粗野而残忍的土耳其兵。但我认为那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土耳其兵。以作为日本人的我的眼睛看来，看不出他们有多么粗野和残忍。看上去普普通通，不过是随处可见的普通乡下青年。和曾经支撑旧日本军的是同一阶层青年。无知、纯朴、贫穷、吃苦耐劳。想必无论上级往脑袋塞什么都信以为真。那种场合到来的时候，也许会变得粗野和残忍，一如所有国家的所有军队的士兵。但此刻这么抱着北约步枪津津有味吸着万宝路的他们既不粗野又不残忍。还是孩子。

在东部国境，我们一天遇上了十多次检查。每次都有枪口对着。不过胆战心惊的只有一次。那是被戴贝雷帽的特种部队拦住的时候。他们不是普通的士兵，他们是精英，是真正的行家。首先眼神不同，那是能够把对方浑身剥光的眼神。而且长的是欧洲人脸型，不是亚洲方面而是欧洲方面的面孔。冷冷的蓝眼睛。他们彻底核查了我们的护照。彬彬有礼，泰然自若，然而令我们一阵胆寒。紧接下去由亚洲脸型士兵检查的时候，我莫如说为之释然。护照也没好好看一眼，只管好奇地往车里打量。并问一句：“喂没有烟？”我说没有。于是遗憾地咧嘴一笑，做出放行的手势。情况大同小异。

从多乌巴亚泽特开往凡湖途中，要通过离伊朗边境仅一公里的地点，是距伊朗边境最近的地点。这里的警戒异常之严。因为是库尔德人越境、贩毒分子活动（此乃这一带的正业）和难民流入最活跃的地点之一。从这里到哈卡里，士兵被游击队打死——土耳其人绝对不向外国游客透露——并不罕见。检查站比比皆是。糟糕的是我们走错一条路，没走正路（其实也不是什么像样的路），而从更为偏僻的国境一侧遍地岩石的山路通过。没走多远就有一个检查站，手持自动步枪的两个士兵蹿到路面，用枪口对准我们喝令停车，脸色高度紧张。比检查站高出一截的地方堆着沙包，架着机关枪，枪口同样对着我们这边。因为选择了一般人不走的道路，受到怀疑也是没办法的事。亚洲脸士兵面无表情地拿过我们的护照，递给悄然从里面出来的欧洲脸中尉。中尉看样子二十五六岁，一副知识分子模样，显得有点疲劳，头发乱蓬蓬的，睡眼惺忪，好像刚刚过完夜生活回来，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剽悍之人。腰间倒是插一把大手枪，但不太相称。中尉“啪啪啦啦”翻护照翻了好一阵子，然后用英语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凡湖。他看一会儿我们的脸，然后让手下士兵查看车后座行李。查得不很严，但还是大致查了一遍。脸色都那么难看，紧绷绷的，中尉不知如何处理日本人，再次盯视护照。士兵等待他的指令。士兵共有十人。

我心生一计，问中尉“可以给您照一张相吗”。因我觉得大家都那样紧张，而我这么轻松地来一句说不定反而有效果。若我们紧张起来，对方更紧张。没指望能够拍照。想必对方回答“NO”。因为此前我尝试几次给士兵照相，每次都被拒绝了。

不料这么一说，“夜生活”中尉竟绽出笑容，说道：“啊，照相？可以呀，照吧！”周围“亚洲脸”士兵们听了也都对视一笑。于是场上气氛陡然一变。检查也好身份盘问也好都不翼而飞。我也没以为这招能灵。归根结底，大家都很喜欢照相。驻扎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上级只有中尉，既然中尉说可以，便再也无需顾忌。形貌剽悍的中士也好乡下人长相的普通兵也好都把自动步枪扔在那里，友好地照了张纪念相。身后红地星月土耳其国旗翩然飘扬，翻过山丘一公里外就是伊朗。当然还有一个人按中尉的命令守着机枪监视路面，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彻底放弃警备。他显得十分遗憾，但无可奈何，毕竟是军队。

纪念相照罢，中尉命令一个士兵拿茶来。上茶的样子和日本上茶时差不多。另一个士兵搬来椅子。看气氛要聊很长时间。土耳其人进行个人交往，必然聊得很长。本来就喜欢亲近别人，好奇心又强，而且时间观念比我们日本人淡薄，一聊就聊得很长。这位“夜生活”中尉也不例外。但在国境警备队被请喝茶是很少有的事，加之好像蛮有意思，于是我们决定在这里坐下来品尝土耳其茶。我、松村君和中尉坐在椅子上喝，士兵们围成一圈定定地看着我们。这里会英语的仅中尉一人，因此对他来说能同我们用英语畅谈似乎是向大家显示权威的好机会。虽说样子像“夜生活”，但还是够了不起的。实际上大家也心悦诚服地看着他。土耳其军队的军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无论长相和气质都同下士和士兵们不一样，总之感觉上“天生不同”。这里的中尉也长着金发，个头也最高。其他人剃着光头，唯独他留着头发。士兵们个个敦敦实实，一副“百姓”模样。彻头彻尾的阶级社会。

这时间里，中尉从宿舍拿出两架照相机。美能达和尼康。我不大晓得（对照相机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据松村君说，是不太差的老型号。不过在土耳其能拿出两架这个档次的照相机，到底是相当可以的精英。况且是在荒凉得一无所见的边境的守备队。

“好厉害啊！”听我们这么说，中尉高兴地咧嘴一笑。有人这么说他分外高兴。一笑，更显得年轻些。由于头发稀薄，以为他有二十五六，其实没准才二十刚过。说不定大学一毕业就被征兵征来这里的。大学毕业生应征，被自动任命为军官。

“我嘛，喜欢照相机。”中尉说。于是话题转到他的照相机和松村君带的照相机上。看来此人颇有情趣。他说自己是伊斯坦布尔人。大概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吧。被征到天涯海角一般荒凉的山里边同土里土气的士兵终日相守，想必他感到忍无可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确，方圆几十公里，除了养羊的村庄一无所有。况且常有游击队出没，又不能跑去别处散散心。肯定怀念伊斯坦布尔的霓虹灯。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皮肤微黑的乡下脸士兵走来，笑眯眯地用日语说出“一、二、三、四”。一问，原来他在练空手道。“练了四年松涛流[1]。”他说。松村君是空手道的有段之人，遂说：“那么，请造个型看看！”于是微黑士兵大致造个型出来。我问如何（我对空手道几乎无知），松村君说：“太差了。练四年还这个样子，根本无可救药，基本功都不行。”实在看不下去了，松村君便指导他造型。毕竟是由空手道老家的日本人指导造型，可以说简直等于由密西西比出身的黑人指导布鲁斯吉他的弹法，由阿伦·拉德指导手枪的快射。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这种边境的守备队，再等十年怕也不会另有日本人来。“腰再下沉一些”、“双腿合拢，别让人踢去中间”——如此用日语和英语适当提醒着练习时间里，不觉三十分钟过去。我刚要欠身，中尉说再饮一杯茶如何。看样子他还想说一会儿。松涛流士兵也想继续练空手道。但如此下去是没完的，决定就此起身。一来想趁天黑前赶到凡湖，二来他们可能叫我们住在这里。

临走时，大家站成一排热情挥手相送，我们也友好地挥手告别。

那位中尉大概现在还在那荒野正中央百无聊赖地执行国境守备任务，那位乡下脸士兵还在每天叫着“一、二、三、四”练习空手道。

※

另一张照片后来是在地中海伊兹密尔军港拍摄的。潜水艇停在那里，松村君试着对准相机，警备士兵热情挥手。照完一张还叫照一张。潜水艇看上去性能好像不怎么样。

[1] 日本空手道的一个流派，近年来流行海外，全称“松涛馆流”。

面包和茶

老实说，土耳其饭食吃不来。问题首先是以肉食为主，而且几乎全是羊肉。我平时不怎么吃肉，羊肉更是一口不吃。其次，油腻东西也接受不了。蔬菜种类倒是丰富，但餐馆里端上的土耳其菜大多烹调过度，味重。因此，烹调味往往压过蔬菜本身的味，进餐厅光一闻味就食欲全无。土耳其的餐馆同朝鲜餐馆一样，跨进一步，一股特殊味道就扑鼻而来。喜欢这个的人或许不在乎，而受不了的人就相当麻烦。

当然我不是诽谤土耳其菜的档次。土耳其人坚持说土耳其菜乃世间无与伦比的美味佳肴，读任何一种旅游指南，上面都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土耳其菜种类如何丰富做工如何考究。往日拿破仑三世和皇后一起访问土耳其时，奥斯曼帝国皇帝设晚宴招待，皇后吃了为之感动，命令随行的御膳长官“去土耳其御膳长官那里问一下这食谱”（这里边有个噱头，但怎样的噱头彻底忘了）。总而言之是我不行，我也觉得抱歉。我不是就土耳其菜说三道四，只不过味道同我合不来罢了。试着往餐馆里进了几次，但都落荒而逃。不但我，松村君也不成。那种味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两个人原本都津津有味地吃过世间口碑不怎么好的希腊风味菜，说奇怪也是奇怪。

不过一开始是从伊斯坦布尔转去黑海沿岸，因此得以吃鱼活命。天天吃加盐的烤鱼和西红柿色拉。鱼的种类和日本差不多，从青花鱼到鲣鱼，应有尽有。进餐馆请厨师烤了，或在鱼铺买来自己用液化气炉烤来吃。在黑海沿岸一个叫特拉布宗的城市进的那家烤鱼专门店非常别致有趣，相当于日本所说的“大众食堂”，那里的老伯们围着胶合板餐桌拿起鱼一起大吃大嚼，还有一股烤鱼特有的扑鼻的香气。点了之后即剖开鱼腹烤制。剖鱼烧烤专门店，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起来好吃，进去一吃果然好吃，或者莫如说味道清淡爽口，没加过多的调味料。鱼同西红柿色拉、面包一起吃。我们点了最贵的味似鲣鱼的一种鱼。每人面前重重放了足有三十厘米长的圆滚滚的一条，根本吃不完，剩了一半多。加上饮料两个人才八百日元左右，而这在土耳其已是相当高的价格。欧洲就不用说了，即使黑海沿岸城市，鱼也比肉要贵一点。细看之下，原来周围普通老伯们（当然这种地方的顾客全是男人，餐馆人员也是男人）吃的全是一百五十日元的类似剖开的竹荚鱼那种鱼。那个看上去也蛮够味。

如此这般，在黑海转的时候还能吃到鱼。不料沿黑海走到苏联边境，再从那里南下内陆，情形就悲观起来。除了羊别无他物。触目皆是羊、羊、羊。走路也时常碰上羊。往肉店一看，整只剥了皮的羊挂在那里。进餐馆只有羊。满城膻味，甚至叫人觉得是用羊代替纸币。便是如此以羊为中心的文化。

“糟糕，这可如何是好，我受不了羊。一吃肚子就莫名其妙。”松村君说。我肚子虽没有莫名其妙，但一闻膻味胃就缩成一团，食欲半点也上不来。伤透脑筋。往下要在土耳其转几个星期，这样子很难保命。日本食品在车上堆了一些，活活饿死倒不至于。可这毕竟有限。没料到土耳其饭菜这般跟身体过不去。原来想得比较乐观，以为就算多少不合口味，但总可以克服过去。

那么，自己做来吃如何呢？事情又没那么简单。食品商店里摆的全是无懈可击地调理成土耳其风味的罐头食品，品种也有限，所谓欧洲食品见不到几样。例如想买极为普通的咸牛肉罐头，货架上硬是没有。这个也始料未及。

归根结底，土耳其旅行当中维持我们饮食生活的，是面包、蔬菜、奶酪和茶。土耳其最可我心意的是面包。然后是茶哈内（卖茶的咖啡馆）。土耳其的面包好吃得没得说（哪种旅游指南上都对此只字未提，匪夷所思）。土耳其面包有两种，一种是膨胀得很大的普通型，另一种白白生生扁扁平平，味道好得不相上下。在我此前吃过的许多国家的面包中，以平均水平来说，土耳其面包应该是最好吃的，尤其到了乡下，更是好吃得不得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把车停在眼睛看得到的面包店门前，买来刚出炉的热乎乎的面包（在炉灶前等待烤好再美妙不过），坐在那里撕开放进嘴里。有黄油自然锦上添花，没有也没问题。倘附近有蔬菜店，就买来新鲜西红柿和奶酪一起吃下去，这也是至高无上的美食。有时拿面包走进茶哈内，要杯茶边喝边吃面包。按理不能这么做的，但毕竟是外国人，没人抱怨。茶也便宜得一塌糊涂，便宜得难以置信。比如在哈卡里附近一个叫巴什卡列的仿佛大地尽头的荒凉冷漠的小镇(感觉同《谢恩》[1]里面出现的边境小镇差不多）买了个热乎乎的大面包，走进旁边的茶哈内各自喝了两杯茶——面包和茶分别多少钱忘了，但两者加起来才二十八日元。记得夏目漱石小说有句台词说“那不是价钱”，而这个分明“不是价钱”。这个价钱即使在低价王国土耳其也是绝对的低价。

在土耳其旅行期间，一天要进好几回茶哈内。一来适合小憩，二来在土耳其待起来自然而然想喝茶。身体需求茶，也可能是气候关系。无论去哪个国家，稍微待长一点时间，嗜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较之在意大利旅行时想喝蒸汽咖啡，较之在希腊旅行时想喝希腊咖啡，我们远为强烈地被土耳其茶所吸引。反正一有机会就先来一杯土耳其茶，很快染上了这种土耳其习惯。每到一座城镇首先喝茶，早上起来喝，散步途中喝，开车换班时喝，饭后喝。

茶的价钱各地有所不同，平均起来大约一杯十日元。只要喝一杯茶，坐多长时间都没关系，自由自在，和日本的酒吧茶馆不同。

茶哈内是个奇妙的场所。全土耳其的茶哈内一般都把建国之父、民族英雄凯末尔[2]的肖像挂上墙壁最佳位置。不过人们在茶哈内一般不会做有利于国家的光彩事情。他们的行为只有两种，即聊天或赌博。靠什么为生不清楚，反正老大不小之人从一大清早就一个接一个聚拢在茶哈内，打牌、打土耳其式麻将，或天南地北闲聊。当然清一色是男人。顾客和店员统统是男人。倘女人进入这里，说不定成为一个问题，我想。

我们虽是异邦人，但无论进哪一家茶哈内——哪怕地处穷乡僻野——都没有不受欢迎。在希腊乡下走进咖啡馆，聚在那里的当地老伯们时不时以极其冷漠的眼神逼视我们（特别是在希腊旅游胜地，倾向于把游客用的咖啡馆和当地老百姓用的咖啡馆分开。进错了，气氛就很尴尬。而在土耳其从未有此遭遇。相反，在乡下，店主人由于感到稀罕，第二杯甚至分文不取。邻桌的顾客有时也招待我们。土耳其人总的说来热情好客。只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聊起来话长，好意姑且作为好意接受，尽量敬而远之则是明智的）。

松村君出去拍摄时间里，我常在茶哈内观看土耳其式麻将。这东西介于中国式麻将和桥牌之间。数字使用算术数字，1、2、3、4……直至13。牌为多米诺骨牌大小，分红、蓝、黄、绿四种，码在两层木制牌架上，置于手边。然后从牌堆里拿出一个出牌。别人也可以叫牌。同麻将一样。但丢掉的牌接二连三码得很快，搞不清此前丢了什么。细微之处的名堂还没最后弄清，反正一个人牌凑齐了就一局终了。“嘿嘿嘿，对不起啊”、“浑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本来我也不错”——这种气氛和日本的麻将馆一个样。其中也有气呼呼扔牌的缺乏教养的人。没有得分棒，由记录员记入得分表。这个也和桥牌相同。钱恐怕多少要花一点的。一边换茶一边没完没了玩下去，看的人也看不够，除了我后面还有百看不厌的人。这个世上，大凡人做的事哪里都大同小异。

正看得出神，旁边一个老伯问我：“日本也有同样玩法吗？”我回答：“有的。”于是皆大欢喜。看情形有可能叫我也上场，于是赶紧付了茶钱离开。不管怎么说，总不能来土耳其玩麻将。

总之这就是茶哈内。

茶倒进小玻璃杯里端来。杯下有杯托，茶匙也有。一开始杯烫得没法用手拿。要等凉一凉才喝。起初我以为热红茶放在玻璃杯里未免不够合理，但看惯了以后，觉得杯里的热红茶颜色实在漂亮。杯底沉淀着一点茶叶。我喜欢不放糖喝。味道清冽而芳香。

没见过冰红茶。土耳其即使热得冒汗的时候，这滚烫滚烫的茶也照样好喝得不可思议。不怎么想喝凉东西。走到树荫下“呼”地出一口气，然后喝温茶。

土耳其茶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红茶。然而奇怪的是，土耳其茶就是土耳其茶，而不是红茶。原因不晓得。土耳其茶是土耳其茶味，红茶是红茶味。

[1] 美国著名西部片，1953年拍摄，中文译名为《原野奇侠》。

[2]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总统(1880或1881—1938)。

土耳其

我第一次踏上土耳其大地是在七年前的夏天。当时我去的是库沙达瑟。那是面临爱琴海的港城。从那里乘大巴去看有名的以弗所[1]遗址。那天热得要死。大巴上没有空调，我们一个劲儿出汗。男导游向我们解释说：“我国现在石油短缺，所以汽车禁止使用空调。希望各位理解这方面的情况，忍耐一下。”那是石油危机的余波仍未平息的年代。可是就算能够理解，热反正是热的。热得脑袋发昏。看完遗址在海边游一会。没有就势在土耳其住下，而返回了希腊。

但自那以后，我就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怀有强烈的兴趣。原因我也不大清楚。吸引我的，我想大概是类似那里的空气的质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里的空气含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某种特殊的质。肤感也好气味也好色调也好大凡一切都有别于迄今我所呼吸过的任何空气。那是不可思议的空气。那时我想，旅行这东西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吸入空气。记忆会消失，明信片会褪色，但空气会留下来，至少某种空气会剩留下来。

后来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记着那空气，记得在那空气中发生的几件日常性及非日常性（那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的事情。其后我去了很多国家，呼吸了很多空气。然而惟独土耳其空气的神奇性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空气的质。至于何以土耳其的空气那般吸引我的心，我无法说明，因为那不是能够说明的。它类似某种预感。预感只能在其变得具体的时候才能说明。人生途中会出现若干次那样的预感，次数不多，若干次而已。

因此不用说，我一直想重访那里，想在下次慢慢花时间周游土耳其。

可是总找不到去土耳其的机会。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去。那期间我去了好几次希腊，在意大利也生活了，所以若想去土耳其并非不能去。一伸腿就到土耳其的那样的地方也去了几次。但作为我总是觉得既然去就该好好花时间——而不是中途顺便——把土耳其这个国家每个角落都转上一遍。可是为此必须做相应的准备。首先需要顽强的车和顽强的同伴，既然是艰苦的旅行，那么就不能带老婆去。另外我必须为旅行取得驾驶执照。初级土耳其话也学了，有关土耳其的书也看了不少。

这次和我同行的是摄影师松村映三君。出发日期定在他婚礼后一星期。我一提起，他痛快地答应下来。我们用三个星期以时针顺序开车绕土耳其外圈转了一圈。其实也想去内陆看看，但由于日程关系顾不过来。必须认识到，土耳其幅员辽阔，一切都看个明白是不可能的。

在土耳其旅行最先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国家的辽阔和多样性。我们说“土耳其”、“土耳其人”时，一般是将其作为单一国家、单一民族看待的，而实际转上一转，就会为其各地差异之大而吃惊。在地势上土耳其明显分为几副面孔，而且无论风景还是气候抑或人们的生活甚至人种各地都截然不同。这只是我个人主观划分，也许不准确，但在我眼里，土耳其似乎可以清楚分为五个部分。

按顺序来吧。

从欧洲开车进入，首先是欧洲一侧的土耳其，即色雷斯地区。这是第一个土耳其，地形上同希腊北部几乎没有不同，风景上或许接近东欧。一望无际的枯萎的向日葵田上空燕子飞来飞去。单纯无聊这点也像东欧，不过土地肥沃。田野无边无际铺展开去。值得看的东西几乎没有。不仅单调缺少变化，而且路直得难以置信，司机没办法睡觉，一大辛苦。

其次是伊斯坦布尔。这里最好视为例外，不列入土耳其五副面孔之中。一如世界上多数大城市，这里乃是特殊场所。随着伊斯坦布尔的临近，沿路风景由单调向丑陋转变——在伊斯坦布尔上班的新中产阶级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群体住宅和商品住宅栉比鳞次密密匝匝。哪个国家这样的景观都令人厌倦，而这里的尤其如此。无论看哪一家哪一栋，都那么新、那么廉价、那么浅薄、那么整齐划一。白墙、红顶，千篇一律。每个板块都竖有一块房地产商不三不四的招牌，有的还画有十分中产情调的生活场景，光看都觉心冷。不久，车驶入城内。这里和郊区相反： 脏、旧、猥琐、杂乱无章、人声鼎沸、空气浑浊、花花绿绿，人多得一塌糊涂，车流险象丛生。信号灯固然有，却几乎麻木不动。车尾废气直冲鼻孔，走一会心情就变糟。宾馆价格昂贵，餐馆的计费单经常多收。人们一窝蜂争卖地毯，名牌专卖店里全然没有可圈可点之物。但夜景漂亮。

离开伊斯坦布尔后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进入亚洲一侧的土耳其。亚洲高速公路两旁大煞风景的工业地带持续了好一阵子。若想更加大煞风景，那么最好沿这壮观的高速公路径直开往安卡拉。不过往左一拐，我们就到了黑海。黑海沿岸乃第二个土耳其。这里的确美妙，幽静、游客少，风景也漂亮。只是，同爱琴海岸地带相比，道路和宾馆质量差得不可同日而语。雨多，空气湿润。

再按时针顺序前行，便来到同苏联、伊朗、伊拉克接壤的边境，这里是第三个土耳其。从草木葱茏的黑海沿岸进山，翻过山脊，这里是东部安纳托利亚高原即无比干燥的中亚式土耳其。许许多多的民族为争夺霸权踏过这片土地，往东或往西。蕴藏紧张的大地。环境和气候也相当严酷。尘土飞扬，目力所及只有羊。道路和宾馆质量更是提不起来。

南下从叙利亚边境地带到地中海的安纳托利亚中部，这是第四个土耳其、阿拉伯色彩浓厚的土耳其。宾馆和道路情况多少有所好转。夏季的热浪虽然叫人吃不消，但女性服装眼看着变得鲜亮艳丽起来。

而西面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土耳其则是第五个土耳其。到了这里，风景骤然明媚迷人。人们从内陆灰尘迷濛的空气中解放出来，表情也好像一片明媚。美丽的海岸舒展开去，高级度假区也有几处。有新颖别致的游艇港，土特产商店一家挨一家。土耳其政府真正下工夫要把这里建设成旅游胜地。外国游客和土耳其中产阶级以至上流社会人士在这里优雅地度假。不用说，这样的地方物价高。

那么，土耳其这几个地区中哪个最有意思呢？当然是顶糟糕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在那里逗留期间，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气恼、疲劳、骂人、冒冷汗。所到之处全都脏兮兮目不忍视，道路几乎全部处于成为道路之前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一看就知穷困潦倒，街头到处是警察、兵和牛羊。不过希望不要误解。我虽然写得这么差，但决非出于恶意。我也以我的方式享受在此旅游的乐趣来着。说享受也许过分，但至少不枯燥。从有意思没意思这个角度看，显然有意思，有意思得很。这里有独特的空气，有生存实感。人们有存在感，眼睛生龙活虎闪闪发光。在欧洲和日本很难碰见那般鲜活生猛的目光。那眼睛里没有啰啰嗦嗦的保留事项，没有“不过”和“但是”，有的只是诚实和坦荡。那里大多数事物都无可预料，条理在很多时候被吸入虚无之中。简单说来，就是没有章法。但旅行的妙味也就在那里。

非我说谎，的确有意思。不过如果问我是不是想再去一次，时下我的回答是“NO”。若有明确目的另当别论，否则我觉得那地方一次足矣。

爱琴海岸是个美丽的地方。让人心情放松。阳光柔和，海水清澄。不过若仅仅在美丽的海边游泳——即便把这里的物价比希腊便宜不少这一好处考虑在内——那么是不必特意去土耳其的，或者至少没有理由非来土耳其不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对这个地方也感觉不出足够的魅力了。那里确有动人的风景和西欧式的便利，可是仅此而已。我曾在库沙达瑟呼吸过的空气那里也不存在。

或者我们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体验过于强烈也有可能。我们面对蔚蓝的地中海，不由放心地叹了口气。然而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什么已彻底失去。目中所见、手中所触的一切东西已不再有力而鲜活地传达土耳其之所以成其为土耳其的那种意味。况且在爱琴海，无论往哪里看，看到的都只是德国游客。

如果我重游土耳其并且只能去一个地方的话，我想我可能选择黑海沿岸。倒不是说那里有什么特殊，也不是说看见了什么新奇东西。同安纳托利亚高原相比，可以说那里几乎什么也没发生。但不管怎样，这次旅行当中毕竟得以在那里度过了最为悠然自得的时光。那是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下面写一下黑海。

[1] 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古城。公元前六世纪建造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黑海

Karadeniz——如字面所示，土耳其语意思即“黑色的海”。同爱琴海被称为“白色的海”相反，黑海反正就是“黑色的海”。

至于为什么称之为黑色的海，实际到那里一看就明白了——在所有意义上都是黑色的海。那里没有光灿灿倾泻在地中海那样的阳光。我们去时虽然九月刚刚过半，但已满目秋光。那种光美丽动人、晶莹澄澈，却又怡静温和，无需戴太阳镜。

不仅光，海本身也温和怡静。无波无浪，较之海，看上去更像巨大的湖。海岸没有堪称沙滩的沙滩，有的只是铺满黑色小石砾的海岸线。海岸没有水声，海水蹑手蹑脚地赶来。每当渔船通过远处，海面便像突然想起似的轻轻摇颤一下，很快归于静止，纹丝不动。水是透明的，不存在爱琴海那种炫目耀眼的艳蓝，仅仅透明而已。黑石砾海滩仿佛被那透明拽进透明的底部沉潜其中，不知不觉消失于映在水面的光照中。

在我们转过的地方之中，这里是面部表情最为柔和的土耳其。没有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激昂，没有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西欧式喧闹，没有色雷斯的单调。秋光静静降临那里，人们在田里三三两两采烟叶。他们和她们——其实女性更多——被卡车拉来田里，晚上白月浮上天空的时候再乘卡车返回村子。我们挥手，她们也挥手。她们都身穿类似日本农村妇女干活时穿的裙裤那样的五颜六色细花长裤，头上包着头巾。

翻阅任何一种导游指南，黑海地区都必然放在末尾，记述也最少。历史遗迹也少于其他地区，有也不显眼。夏天短，一年四季两天就一场雨，作为海滨度假区来开发也不适合。山咄咄逼人地伸向海面，地形多为崇山峻岭，道路也跟不上。景致诚然无可挑剔，但行路颇需魄力，因此交通工具也不发达。除了特拉布宗，没发现有魅力的城市，所以特意来此观光的游客为数不多。但是惟其如此，人们才表现得悠然自得，人情味也浓。以日本来说，大概类似山阳一带。

我们从伊斯坦布尔往东，在萨潘加湖前面的萨卡尔亚离开高速公路，进入黑海沿岸一个叫卡拉苏的小镇。这一带路旁的城镇都一个个小巧玲珑，或者莫如说一刮风就能刮跑乡间小镇。我有事要往日本打电话，每有城镇就停车在PTT（电话局）打国际长途，但一次也没打通。我一说“请接国际电话”，马上应道“NO”。到这种地方，不去很大的城镇日本电话是接不通的。

下一站是去阿马斯拉。沿岸道路相当糟糕。熟悉土耳其情况的人曾告诉我黑海沿岸的道路极差，已经做了相应的精神准备，但情形还是出乎意料。接连都是山路且柏油路面不时中断，这且不说，道路本身还整个消失不见。地图上明明有线路记载，而实际上道路却时不时中止其作为道路的存在，这很令人吃惊，而狼狈又大于吃惊。下车，查看车辙，估计是路面，然后再从人家后院和工厂用地上穿过。如此行驶一阵子，见路面又一下子冒了出来，于是舒了口气，这回好了！可是这样的反复相当占用时间——一百二十公里竟花了两个半小时。

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种地方，不由切切实实感到原来这才是土耳其。倒不是落后不便的地方才像土耳其，只是置身此地之后终于对最初踏上土耳其时所感到的那种独特空气有了切肤之感。伊斯坦布尔当然也并非没有如此情形，但那里毕竟人太挤、车太多、车尾废气呛人、噪音不绝于耳。我在伊斯坦布尔停了三天，转了好多好多地方，但我甚至没有停下脚步感觉空气的时间。

可是我刚刚踏上黑海地区，我觉得这里已是另一天地。首先人的长相变了，眼睛充满生机。我们每次通过村镇，孩子们全都出来挥手。这一带的孩子统统剃着光头，很有些像战争刚结束时日本的情景。大概观看过路车也是一种娱乐。我们也报以挥手。但后来累了，只是稍微抬一手，毕竟挥起来没完。而到了第二天，就仅仅微笑一下，手都几乎抬不起来了。不光孩子，大人们固然不挥手，但也都坐在路边餐桌旁似看非看地悠悠然打量过路的汽车。停车问路，全都“哗”一下子围过来，争先恐后地指点。实在是个悠闲地方。

这一带种烟草的农户和牛集中，很少见到绵羊和山羊，这在土耳其是很稀罕的。路旁放牧的牛一口口闷头吃草。过路的车不多。拖拉机和驮运烟叶的驴们慢慢悠悠在路上移动。由于烟叶驮得过多，驴都几乎看不见了。不单驴，老大娘和年轻姑娘们也扛着好大一摞烟草。

到巴尔滕时天彻底黑了。不晓得去阿马斯拉的路，在加油站向两个年轻人打听。对方说“跟我来”，用小型卡车把我们带到半路：“从这往前一直走。拜拜！”这才折身回去。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待人亲切。从欧洲进入土耳其，一开始肯定对人们的反应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欧洲人和土耳其人关于“亲切”观念的定义完全不同。在欧洲问路，人们当然也亲切相告；但土耳其人的亲切不那么适可而止，他们指路务必指到最后的最后，让你彻底明白。问开车的人，用车领路；问走路的人，当即跳上车来，把你引到那里。而且到达目的地——往往很有距离——后说一声“就这里”就转身快步走开。以日本人或西方人的感觉来说，这也完全超出“亲切”领域。老实说，这种亲切让我们多少为难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帮了大忙一点不错，但有时候并不符合我们的做法和习惯。但这种说法我想是不大合适的。因为这在土耳其乡间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亲切，他们做的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偿服务。不过一问路对方就一声不响地突然蹿上车来，一开始还真吓一跳。

在阿马斯拉，我们住在一家饭店上面的家庭旅馆，住宿费一人三百五十日元。这里没有宾馆，加油站也没有。短暂的旅游旺季早已过去，除了我们几乎没有客人投宿，八人房间只睡我们两个。如大走廊一样细细长长的房间里摆着八张床，随便睡哪一张。蛮奇特的房间。从窗口看得见海，但那是秋日萧瑟的海景。太阳一落，空气急速变冷。仅仅一星期前我们还在爱琴海擦汗、还晒得黑黑地游泳来着。应该出热水的公用淋浴室只出冷水，但由于累了，懒得抱怨，默默地用冷水擦洗了一下。下面的餐厅里也空无人影，我们各要一盘烤鱼，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吃了色拉。鱼非常新鲜。问有没有有名的黑海葡萄酒，少年服务生说夏天过去就没有了。饭钱为一千四百日元。饭后上街看了看，街上利利索索的什么也没有。最大的店是液化气店，店门口堆着大大小小各种液化气瓶。一个不适合有商店橱窗的镇。

早上起来，见镇上的老伯们正一个劲儿打量我们那辆停着的三菱帕杰罗，问是不是我们的车。我答说是的。随即让我们打开车头盖看看。打开以后，大家像要吞进去似的定定地注视着引擎和电路系统，并且这个那个热心评说了一番。这些人一旦买车，势必自己修理着彻底用到最后（像使驴那样使到死，死后还可能剥皮），因此对机械结构极有兴趣。

从阿马斯拉到锡诺普的路也相当险恶。山伸向海面，海岸线几乎全是悬崖。一路上分明全是荒僻地区。小镇和渔村像挤在山与山的夹缝里似的勉强探出脸来。黑海西部沿岸没有多少像样的产业，三分之一人口跑去德国打工。我也去过柏林的土耳其人街，那里简直就是土耳其本土。他们在德国工厂做工，把宝贵的外汇带回土耳其，所以留在村里干农活的差不多全是老人、年轻姑娘或小孩。应该是穷地方吧。但奇异的是没有阴暗，相反，气氛竟那么悠然自得，甚至让人觉出充裕。沉静舒展的黑海风景和人们的生活景况似乎很好地融为一体。

锡诺普。

锡诺普本身不特别有趣，虽然以哲学家第欧根尼[1]的出生地而闻名，但与传说不同，实际上第欧根尼并未在洗澡桶里生活，也没见过亚历山大大帝。锡诺普是位于土耳其最北端的城市。几乎没有东西可看，惟有凄清的港口和残存的城墙。风凉飕飕的。这里的宾馆也几乎见不到客人。半夜宾馆突然停电了，下到大厅一看，服务台里一个人像斯克尔吉[2]老头儿那样正借着烛光数一天的营业额。此处没发现多少令人感到温馨的元素。

巴夫拉。

在此小憩吃午饭。向银行保安员老伯打听附近有没有美味餐馆，老伯照例说一声“跟我来”就走了起来。我们只好尾随。大约走了十分钟，老伯在一家餐馆前停下：“就这里。”我说谢谢，他说不必不必，转身归去。其亲切只能让人感谢，问题是这时间里银行里来了小偷可如何是好呢？不过这家餐馆只有薄薄的羊肉饼，吃不来羊肉的我们很有点为难。饼本身刚刚烤好，热气腾腾，但羊肉没有熟透，香辣调料也过于刺激。不过在当地人中间似乎很有人气，全都来问“好吃吗？”“香吧？”以致我们到底不好剩下，以吃得有滋有味的神情全部吞进肚去，要啤酒，照例没有啤酒，喝了没有凉透的可乐。

巴夫拉旁边有条河流过，前面长长的岬角一直伸向大海。沿河边没走多远，路不见了。后来找出车辙，循辙行进。越过一道浅溪之后，给人以神奇之感的田园风光在眼前舒展开来。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点点处处散在着农舍，其余全是桌面一样平展的土地。土地一看就知很肥沃，草木绿得艳丽。路面有羊群、牛和鸭大摇大摆地穿过。也有水洼样的湿地。长达二十五公里的路程遇到的只有一个领着狗的羊倌。

路尽头铺展着以黑海来说漂亮得出奇的沙滩。沙滩前面横陈着鸦雀无声的黑海。再往前一无所见。径直过去就是苏联。另外，这里有一座好看的灯塔。风很大，滩头草丛轻声摇曳。灯塔附近堆着当柴用的黑木材，看样子准备过冬了。也有狗吠声传来。尽管从爱琴海到这里开车仅半日路程，却好像来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世界。

萨姆松。

人口二十五万，地处交通要塞，是黑海边最大的城市。机场也有。但不妨说是了无情趣的城市。只是大、嘈杂而已。像那么回事的宾馆也有几家。在此住了一晚，仅仅投宿罢了。傍晚到达，清早出发。

特拉布宗。

这倒是座极有情趣的城市，仍留有拜占庭时期的面影。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唯独这座城市作为由基督教徒统治的特拉布宗王国存留一段时间。古城仍在，不过这里留在我记忆中的全是与历史没多大关系的事。

半夜两个警察碰见一个酩酊大醉的青年，当即把他打翻在地，原因无从得知。

早晨五点，清真寺尖塔（minaret）播放的祈祷声把我们从床上拖起。没想到清早会用扩音器做什么祈祷，一开始费了好大劲才明白过来。扩音器音量同日本右翼宣传车不相上下，在尖塔顶端安了四个，面向四方。所以，如果想好好睡个早觉，最好别住在清真寺附近。

早饭后正在街上散步，一个擦鞋少年走来问我能否擦我的白色旅游鞋。白色旅游鞋到底如何擦法倒让我有些兴致，问题是弄糟了很麻烦（十有八九），遂拒绝。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好也罢坏也罢都凌驾于我的想像力之上。

还有一点，特拉布宗鞋店极多。

[1] 三世纪前半叶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住在木桶里过着禁欲生活。

[2] 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圣诞欢歌》中的人物，一个一生只知攒钱的商人。

霍帕

在特拉布宗前面的海岸认识了一户伊朗人家。两对夫妇开两辆车外出旅游，有小孩，小女孩很恋人，又漂亮。车都很有年头了，车身坑坑洼洼。车牌上写着德黑兰。居然能从德黑兰开到这里，令人佩服。秃得比较厉害的那个男子手指车身的凹坑，解释说是在伊斯坦布尔造成的。“你也最好当心，土耳其人开车最不守规矩。我在伊斯坦布尔被人撞了车，去警察那里报案。不料车停在警署门前，又给人撞了另一侧。喏，就这边，够意思吧？要好好当心才是。第一次来土耳其？我搞贸易，一年有一半时间待在土耳其。工作嘛。现在休假，大家这么转一转。爱琴海？不去那边。物价高，挤。黑海可以。东西便宜，安静，悠闲。往下去哪儿？凡湖？那么来伊朗好了，好地方！战争？不要紧，结束了，和平了。没护照也容易进（这是说谎）。地方好着呢！”

我们一起照了张纪念相。

第二天在特拉布宗街上散步，又同他们不期而遇。

“你们住哪家宾馆？住宿费多少？嗬，够贵的。我们租公寓套间……要里拉[1]（的确是我们的一半）。不过嘛，我们同老板有私人关系，也有这个原因（这就没有办法了）。反正祝你们一路顺风（谢谢）。”

由特拉布宗去苏联边境的路比这以前的好了不少，估计是为了使部队迅速推进到苏联边境，实际也见到好几次吉普和运兵车在这条路上往来。沿路不时有适于海水浴的海岸，停下车在那样的地方游了几次泳。若有自来水，就在那里煮冷面吃。在黑海沿岸吃冷面也极有情调。我想，冷面这东西总好像是奇妙的食物。无论在哪里吃——我是说在日本以外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远走他乡的感慨。黑海几乎水波不兴，极易游泳，觉得就像一个独自租到清晨的游泳池似的。水也漂亮，心旷神怡。水比看时的感觉温暖得多。

特拉布宗和霍帕之间的地区，也有人称之为“土耳其的香格里拉”。从海滨路往山里迈进一步，就已置身于潮乎乎的雾霭之中。云绕青峰，雨林茂密，溪流淙淙，石桥横卧，小村庄的房舍均由木材和砖瓦建成。

这一带曾是因伊阿宋[2]率领土耳其人前来寻觅金羊毛而闻名的科奇斯王国的土地。伊阿宋在这里被公主美狄亚一眼看中，在她的指点下找到金羊毛，顺利返回希腊。可是在悲剧《美狄亚》中，如大家所知，伊阿宋后来因飞黄腾达而背叛了美狄亚，痴迷于其他女人，放弃王国且被丈夫遗弃的美狄亚在异乡死于非命。

往里居住着亦被称为科尔喀斯王国后裔的拉兹族人。拉兹族人金发碧眼，保持着独特的风俗习惯。据书上记载，拉兹族人“自立欲望强烈，精力充沛，具有洗练的幽默感，即使在土耳其人之中也大放异彩。而且有在异乡揭竿而起的美狄亚遗风，土耳其不动产经营者大部分是拉兹人。此外，他们一手控制着土耳其面包制作业，在餐饮业也很活跃”。

不动产商和面包商这样的搭配极为幽默有趣。诸如举行法事的时候，面包商和不动产商想必汇聚一堂。不过我猜想，既然能制作那么可口的面包，肯定是优秀的种族。

我们没有在拉兹人居住的山中热心探索，但多少离开海岸进入山中后，常常为眼前纵使不算是“香格里拉”也恍若到了阿尔卑斯的风景感到惊异。树木苍翠，清溪道道，房子结构根本不像是土耳其。双坡屋顶，俨然用圆木建成的登山窝棚，如此充分使用木材的住房在土耳其是很少见的。

雨水充足适于农作物栽培，使得这一带成为有名的红茶产地。土耳其开始生产红茶是十九世纪的事，历史绝对不算长，但如今红茶已取代咖啡，成了土耳其国民性的饮料。咖啡价格世界性上涨是这一转换的主要原因。反正土耳其人坐在茶哈内一边闲聊或赌博、一边从早到晚喝得津津有味的茶大半是此地生产的。街上有红茶厂，黑烟从大烟囱里滚滚冒出。红茶厂居然有烟囱，这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红茶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一个谜，红茶厂之谜。

这地方女人头上全都披着既像披肩又像头巾那样一块布。去大些的街头市场，大约从乡下来卖茶的妇女全都缠着这样的头巾坐在地上，从八十岁的老婆婆到少妇模样的女子，形形色色。头巾分纯白和有花纹的两种。花纹有艳丽的大花，有素雅的箭翎形，各式各样。至于其中有什么规定还是任由个人出于爱好挑选，我就不得而知了。缠法也分几种，有只缠脑袋的，有仅仅露出眼睛然后像木乃伊那样一圈圈缠得密密实实的，因人而异。我想这大概来自其世界观的开明或保守。

这些农家妇女分成几伙坐着，感觉上大概是左邻右舍和妯娌什么的。前面摆着筐篓，里面装着葱、西红柿、青豆、青椒、大蒜之类。也有一伙全缠同样花纹的妇女。这地方在市场卖东西的差不多全是女性，所以气氛欢快明朗。顺便说一句，在凡湖去市场时，卖东西的清一色是男人，买东西的也全是男人。傍晚因买晚饭用料而热闹起来的市场里全部是脸色阴沉的老伯们。这个无论谁怎么说都相当令人不是滋味。

但这里情况不同。其中也有蛮够漂亮的年轻太太。这么多女人聚在一起，很容易以为她们会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全都安安静静席地而坐，神情认真地默默卖茶。甚至不像高山[3]早市那样说一句“太太今天萝卜不错啊来一根”。在土耳其，女性在人前大声说话、张大嘴笑或随便袒露肌肤——即如日本妇女平时做的那样——是极不光彩的事。松村君想为一位女子拍照，遇到相当大的抵制。最后她丈夫从哪里出来劝道：“喂，照就照一张嘛，不就是拍照吗！”（土耳其人实在亲切得很）然而硬是不点头。想必这女子具有牢不可破的世界观。

霍帕。

霍帕是黑海最东端的城市，再走三十公里就是苏联边境。前面已没有宾馆，这里有五六家，都大同小异半斤八两。较之宾馆，说是简易旅店更为接近。我们住的我想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人也才三百日元。单人房，毯子倒是有的，只是磨得没了毛，又硬如木板。三张榻榻米大小，天花板上吊一个电灯泡。躺在床上看电灯泡，不由觉得人之弱小人生之有限。霍帕便是这么一个令人心里难过的城市。

从窗口可以看见建在海滨的粗糙的游乐园。以晚空为背景的摩天轮简直像罚没物品一样直挺挺凄冷冷立在那里。也有类似滴溜溜旋转的火箭那样的劳什子。模拟射击场、摊床……廉价游乐园必须具备的东西大体齐全，全都涂着夸张的颜色。对面是灰濛濛空茫茫的黑海。大概夏日黄昏时分那里也曾多少有过热闹场景，响过欢快的音乐吧，可现在是黑海早秋的傍晚，看上去只像是专门以让人黯然神伤为目的的庞然大物。

角落里有一座大约住着看管游乐园的一家人的帐篷，里边一闪一闪晃动着仿佛开电视机的蓝光。一股做饭味儿飘来。鸡在帐篷周围漫无目标地神经质地转来转去。我蓦然心想，不巧生在这等地方的鸡们到底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尽管想这个也解决不了什么。

宾馆服务台里是神色凄惶的年轻男子。大厅在二楼（一楼是茶哈内），两个中年男子坐在人造革沙发上看汉城奥运会电视转播。拳击。日暮时分正坐在这大厅阳台上往外打量，服务台青年送上茶来。大厅一角有个煤气炉，我们用来再次做了个冷面。见青年人很稀罕地看着，松村君便给了他点尝尝，他吃后做出甚是复杂的表情。也是理所当然，即使日本人不蘸调味料吃起来也不可能好吃。

宾馆似乎没有员工用房，到了夜间，青年人就回自己家住，早晨又返回。这倒无所谓，问题是他回家时从外面给门上了锁。门结实，锁也结实。因此，我们住宿客人从晚间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一步也出不得宾馆。我原想早上六点起来散散步，却未能如愿，只好躺在床上看弗拉纳里·奥康纳[4]的短篇消磨时间。发生火灾可如何是好呢？

早上在房间里煮咖啡吃面包。往下既没有特别值得一看的东西又无事可做，于是拿起钓鱼竿走去突堤前端。一个风平浪静的星期日早晨，当地人也都坐在突堤上悠然垂钓。看钓线，知道尽管没浪但潮流意外强劲。一开始夸下海口，宣称若钓上大家伙就裹上面油炸来吃，不料一无所获。我们用的是从日本带来的有转轮的钓竿，而用这东西的只我们两个。别人都不用竿，直接抛线，但都钓上不少。钓上来的全是顶多够炸着吃的小鱼，偶尔也有针鱼那样的家伙上来。水很清，可以看见鱼群在脚下游动，针鱼的肚皮不时一闪反射出太阳光。

由于什么也钓不上来，周围一位老伯看得不忍，走来我身旁教我正确钓法。见我们把面包和奶酪摆在一起做鱼饵，老伯说那不行，把自己的鱼饵分给我们（说了好几次了，人们实在亲切）。他是用鱼肉作饵，把鱼肉连皮用小刀切成小块扎在钩上。鱼皮极硬，很难咬动。另外还把鱼尾切得细细的作散饵。我谢过老伯又钓了一个小时。结果我的饵光是被鱼们巧妙地吃来咬去，而鱼一条也没钓上来。大家都很同情，但不上钩也是奈何不得的。

与此相比，观看在突堤钓鱼的一伙老伯和在附近游泳的一伙少年吵架更有意思。孩子们一靠近，老伯就大吼不许影响钓鱼，孩子们根本不理睬，只管继续游泳。这地方除了钓鱼和游泳没有其他活计，想必年轻人都想去外地当面包商和不动产商。

结果我们花了两个小时也没钓上来一条鱼。不过星期日早上望着黑海懒洋洋地晒太阳的确心情不坏。过了霍帕，往下一段时间就看不成海了。要过几个星期不清楚，反正下次看海就是看地中海。

[1] 意大利货币名称。

[2] 希腊神话中沃洛斯王埃宋之子，阿耳戈号远征船的指挥者，在赫拉女神的保佑和美狄亚的帮助下觅得金羊毛，得以继承王位。

[3] 日本市名，位于岐阜县北部，有小京都之称。

[4] 美国女作家(1925—1964)。

凡湖猫

来到土耳其，几乎没了想做什么的念头。说来无聊，只是想开车到处转，看看山川风物和男女模样罢了。勉强说来，如果可能，倒是想见一见凡湖猫，在凡湖游游泳。这是我小小的希望。但也不是非那样不可，只是说如果可能。我的希望向来都基本上是这个程度。

凡湖猫是住在凡湖旁边的特殊猫。乍看是普通猫，实际上特喜欢游泳，只要有水就游。相当变态的家伙。另外右眼和左眼颜色不一样。这种猫仅凡湖附近有，别的地方即使有，一般也很难看到——以前在哪里听人这么讲过。好不容易去凡湖一次，如果可能，很想见一见这种猫。

凡湖海拔一千七百二十米，是世界上高水面湖之一。因为没有河流出，盐分相当浓，书上说浓度达百分之三十。鱼几乎没有，湖水发出相当奇妙的气味。如果可能，想在此游泳。就理想来说，想和凡湖猫在凡湖里游泳。这个理想是太理想化了。各自分别游也可以（从结果来说，我得以在凡湖游了泳。这是气氛极为奇妙的湖，一股过去在化学实验室里嗅到的药味儿，似乎是钠。水质也有点滑溜溜的。但由于含盐量大，游起来非常容易，游三十分钟也全然不累。水为绿松石蓝，极为漂亮）。

凡湖地处土耳其最里边的里边，距边境很近。在海拔超过五千米的亚拉腊山的南边，是靠近伊朗边境的大湖。乘飞机从安卡拉飞来自然是转瞬之间，但开车捱到这里就相当吃力。我们在黑海尽头处的霍帕住一晚，然后沿苏联边境南下，在卡尔斯投宿，拼命穿过羊群、军队检查和猴子般纠缠不休的孩子们的围攻，到达凡湖。这段路可谓历尽艰辛——毫不夸张——且迷路了几次。道路标识不全，极易迷路。一旦迷路，就非同小可。因为路利利索索彻底消失。消失之后，往下只能在岩石遍布的荒野中驱车横穿。我们开的是大型四轮驱动车，问题还不是很大，而若是普通车，势必动弹不得。

望见凡湖水面已是傍晚了。我们累得浑身瘫软，但还是觉得凡湖的黄昏漂亮得无可形容。天空、湖水、山峦……一切都染为橙黄色，尤其天空与山峦交际处简直像火烧一样通红通红。湖面波平如镜，细粉般的光亮随着涟漪摇颤，无边无际，无声无息。这就是凡湖。在索寞荒凉尘土迷濛的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原整整穿行两天之后面对湖水，委实心怀释然。

在这一带，凡城算是相当大的城市。听人说，凡城是因了伊朗流亡者和毒品走私者繁荣起来的。翻山逃来的流亡者（几乎全是在两伊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先在这里喘口气，然后去当局办理流亡的正式手续。毒品走私者们把鸦片和海洛因从东边运来这里，在此交给下一程的走私者。无论哪一方面，此城都是其路线中转站。因此，土耳其东南部的部队和治安当局总部驻扎在这里，以便取缔他们的活动。风景虽然秀丽，但治安相当严峻。看人们的脸，表情也十分复杂。

由于人来人往，看上去颇为像样的宾馆也是有的。我们闯进满是德国游客的似乎很高级的一家宾馆，问有无房间。回答说只有套间。价格约六千五百日元。看房间，有两个宽敞的房间，加之近来住的全是一晚六百日元那种糟糕地方，决定在此休整两夜。不料这家宾馆相当胡来（名叫阿克达马尔宾馆），我们刚从车上卸行李，服务台的人就提出：“既然是两位，那么作为加床费，需另交一千六百日元。”开哪家子玩笑！刚才看的时候两个房间岂不各放一张床？“哎呀，那是忘记收了……”我心里冒火：“好了，另找宾馆就是。”“明白了，那么出于友好，就免了吧。”我心想这算什么友好呢，不过反正先进房间安歇，洗澡，洗罢咕咕嘟嘟喝啤酒。这才叫天堂。

之后，我和松村君想外出散步。下到宾馆大厅，见立柱上贴一张凡湖猫广告画。

“凡湖猫到底去哪里才能找到呢？”松村君问。

“这——，如何找得到呢？又不至于在路上走。”

我这么一说，服务台刚才那个男的就像听懂了日语似的三步并作两步走来：“恕我冒昧，刚才看到这凡湖猫广告画了吧，对这猫可有兴趣？”

我们说有。

“那么，我堂弟就住在这附近，他养这凡湖猫。如果想看，我可以做向导。”

这话未免蹊跷。很难认为此人有多么友好。不可能特意为此表示友好，估计里面有什么名堂。不过那很可能用钱了结，再说只要能花点钱见到凡湖猫给它照相，我想那未尝不好。

对方说那好，三十分钟后在此碰头，“带二位去我堂弟那里”。

三十分钟去大厅，他正等着。问远么，“不，近得很，No problem（没问题）”。果然近，一直走过两个路段，往右一拐就是他堂弟家。是个地毯商。原来是想推销地毯。但明白过来，事情倒也简单。同推销海洛因、鸦片和印度大麻相比，推销地毯不犯罪。“到了，”他说，“这里有凡湖猫。”

然而没猫。他堂弟三十光景，较有绅士派头（当然是就凡城而言），讲一口漂亮的英语，文质彬彬，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在土耳其我同地毯商交谈过几次，见到文质彬彬的地毯商还是第一次。服务台这个人和他的堂弟找不到猫，有点慌张起来。“刚才还在来着。”他堂弟说。“糟糕，莫不是跑出去了？”服务台的人说。两人在椅子底下和里面房间找来找去。他堂弟对我们解释说：“对不起。毕竟是猫，一转眼就跑去哪里。不过很快就会回来的。小猫，跑不多远。请喝茶等一会吧。”

“这怕不是演戏？”松村君充满狐疑。

但门口旁边好端端摆着猫食盘子，不能认为人家说谎。若手脚做到那么细的地步，那已是“sting”（欺诈）世界。土耳其的地毯商不至于那么处心积虑。顺便说一句，猫食内容为煮羊肉、马铃薯加米饭（猫竟吃这东西）和粉红色的牛奶。不清楚牛奶何以粉红色。问地毯商，答说就是这种颜色的。

四个大男人静静等猫回来，未免有些傻气。于是我自然而然看了店的地毯。地毯非常漂亮也很齐全。用手一摸，东西相当地道，图案也比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的好。价钱也便宜。我本来就打算在土耳其买一张地毯，就不再谈猫，一张张看起地毯来。正看着，猫回来了。出生两三个月的小猫崽。雪白雪白，漂漂亮亮。但抱起来的最初印象，老实说，觉得什么呀不就是普通猫嘛。右眼和左眼颜色确实不同，毛蓬蓬松松，蛮可爱。可是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名字叫奈迪尔。”地毯商堂弟说。

“游泳吗？真会游？”我问。

“游的，还用说。”他很自信地回答。

但不好提出那么就把这小猫扔进水里叫它游游看。既然说“游的”，那么只能相信。

不管怎样，松村君给猫拍了照。猫十分逗人喜爱，拍照时间里在地毯上打滚撒欢儿。最终我买了张地毯，丝和毛混织的，不很大，做工相当考究。喝着茶轻松交涉了十五分钟，结果以九万日元价格成交。地毯商包了地毯，我用美国运通卡付了款，然后和地毯商握手告别。

这件事的教训——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教训——如果为以后去凡湖的朋友写一下类似教训的东西的话，就是在凡城这个地方，宾馆的服务台人员肯定和一家地毯商有联系。后来见到的服务台人员都给我们地毯商的名片，极为热情地劝说我们“那是城里最讲良心最有信誉的地毯商，去一下看看”。即使同一家宾馆，每个服务台人员所联系的地毯商也各有不同。宾馆工作做得不很热心，但在介绍地毯商上面实在认真得令人吃惊，以致让我觉得宾馆工作大概属于副业。毕竟作为一流宾馆，卫生间还整个晚上都哗哗漏水漏个没完，房间没有电话，几乎不出热水，服务人员又态度恶劣，一塌糊涂。

还有，第二天街上慢慢散步时注意到，地毯店里凡湖猫相当不少。凡城地毯店的橱窗和店里头常有凡湖猫睡午觉，有的甚至被关在橱窗里——为了招徕顾客。一旦游客对猫发生兴趣停止脚步，里面便有主人出来招呼游客进去。然后端茶、聊猫，再打开地毯看。完完全全是招牌猫。这里的居民看见游客所想到的似乎只是如何兜售地毯。

总之遗憾的是未能看到游泳的凡湖猫。

哈卡里之行

以前看过一部叫《哈卡里的季节》的土耳其电影，讲的是一个大城市长大的土耳其人去哈卡里这个土耳其腹地——或者不如说几近秘境——当教师的故事。他是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深山里的一个村落（大概是库尔德人村落）给孩子们上课，同时力争和人们打成一片。大家也开始一点点接受了他，但最终因发生一起事件而黯然神伤离村而去。我时常把电影情节整个记错（有时甚至把两个混淆成一个），所以记不确切，但大概是这样子的。主要说理想主义在当地现实面前的败北。记得是十九世纪俄罗斯风格的主题抑郁的电影，情节另当别论，风景和风俗描写则很精彩生动，细微之处都让我记得一清二楚。

电影上说，哈卡里雪很深，一到冬天，山里的村落就和外界彻底隔绝，雪直到五月还不融化，也就是说一年中的大半时间要被封闭在村落里。人们贫穷，沉默寡言。见那个教师往端上来的茶里放糖搅拌后喝了，众人现出诧异的神情。那里的人们全都“咯嘣咯嘣”咬方糖吃，然后才喝茶。全村风习如此。

在电影里看了以后，我想，若去土耳其，一定去这地方亲眼看看。但哈卡里这地方不仅雪深，而且在土耳其以治安不好闻名。我最信赖的英语旅游指南上这样写道：“哈卡里最好绕开。此镇人口的一半在路旁脏兮兮的茅屋里战战兢兢闭门不出，另一半只考虑如何把政府官员杀死。这里的政府官员全部是在其他地方犯了错误或出了问题被流放来的。”

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未免夸张，不料去哈卡里一看，一点也不夸张。当然不是说有人在自己眼前遇害，但笼罩镇子的气氛的确如其所述。在哈卡里只要停车往外跨出一步，就会感觉出空气紧绷绷的不太平。

时机也不好。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库尔德人问题白热化，可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看报纸（离开伊斯坦布尔后，Herald Tribune[1]哪里都没卖的），不晓得情况恶化到这般地步。不过到底有些担心，在凡城向地毯店和旅游办公室的人问过哈卡里治安如何，两人都保证说没问题，“哈卡里？No problem,安全着咧，根本没什么好怕的”。我深入问了一句：“可听说有很多问题。”“唔，以前有过一点，”对方老大不情愿地承认道，“不过现在不要紧了，治安恢复了。伊拉克欺负库尔德人，杀害库尔德人，他们逃来土耳其。但土耳其人无微不至地保护库尔德人，天下太平。”总的说来，土耳其人不愿意向外国人谈本国的纠纷。无论什么都想以“不要紧，No problem”这一正规见解搪塞过去。这恐怕因为他们是爱国者，也可能因为极端讨厌外国人以“midnight express”（夜半特快）方式传播本国消极消息（他们的心已被深深伤害），或者出于尽可能不多嘴多舌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抑或由于体制问题使得坏消息不四下传播亦未可知。对此我弄不明白。总之对于消极事情他们十分懒得开口。

例如凡城（不是今天的凡城，是过去的凡城）曾是亚美尼亚人的城市，其分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从土耳其独立出来而联合俄军占领了城市，杀了土耳其人。但俄国爆发革命、革命政府单独讲和撤军之后，返回的土耳其军队出于报复大量屠杀亚美尼亚人（据说在全地区杀了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又把剩下的亚美尼亚人一个不留地从这一地区强制性大量迁出，将城市整个夷为平地。化为废墟的城里如今只住着鹳的一家。可是带我们看这废墟的陆军特种部队出身的管理人兼导游只说“这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此话——也许实际遭遇了俄军炮火——纯属无稽之谈。反正他们是尽量不触及土耳其的这种阴暗面。

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我们把那两个凡城人的“哈卡里毫无问题”——毕竟他们信誓旦旦地强调说不要紧——作为当下的信息信以为真了。但我并非诽谤土耳其人。总的说来，土耳其人说不要紧基本都不要紧。他们不是想说谎，只不过他们的见解往往出于良好的愿望罢了。也就是说，“I hope that it is so”不觉之间成了“It has to be so”。确是这样。向他们问路，若说“啊很近也就一百米”，那么就有六百米。他们心想大概说近些对对方有好处，于是好意地缩短了距离。这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亲切。作为证据，在土耳其问了好几次路，一次也没人教对过。问及哈卡里治安，他们也是心想好容易来土耳其一次，但愿那里不要紧，遂那样说出口来。然而此时我稀里糊涂相信了。

库尔德人问题极为复杂且根深蒂固。库尔德这个民族尽管从七世纪就已存在，并拥有固有的文化和语言，但几乎不曾有过自己的国家，是个悲剧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从民族自决名单中被排挤出去，现在也居住在横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三国的地区（叙利亚和苏联也有一小部分）。库尔德人有高度自豪感，对同化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怀有反感，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掀起激烈的独立分离运动从而遭到镇压。他们的数量把握不准，不过总数大体为一千万至两千万，其中八百万住在土耳其。由于政府采取高压性同化政策，他们的文化活动——包括音乐和出版在内——在正式场合受到禁止。例如电影《路》的导演、已故于尔马兹·居涅是库尔德人，因而受到政府的彻底镇压，三番五次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导演的《路》是很有名的事。

事情就从这里变得更加麻烦起来： 伊朗支援伊拉克国内的库尔德人分离独立运动，向他们运送武器。为什么呢？为了在两伊战争期间扰乱伊拉克后方。不料，两伊战争突然停止以后，库尔德人问题对于伊朗就纯粹成了累赘，因而中断了援助。对于库尔德人游击队来说，好比上到二楼被撤走了梯子。而从前线战斗中脱身的伊拉克军队开始投入主力部队镇压库尔德。因为即使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这也是解决迄今为之头痛的库尔德人问题的绝好机会。至此同前边说过的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极其相似。被大国用来做交易的少数民族的悲哀。但是，伊拉克部队也很难镇压。因为库尔德人出没于深山密林，而且一看形势不妙马上逃往国境线。遂把一个个村庄包围起来，使用毒瓦斯炸弹连妇女带小孩一网打尽。杀了多少人不清楚，有人说两万有人说三万。调查团进不去，实数不得而知。

于是库尔德人翻山越岭冲破国境线大部分逃来土耳其。伊朗因有那样的原委，最初经由土耳其接收库尔德难民，但难民数量据称已达十万，作为伊朗也不可能接收那么多。何况无论伊朗还是土耳其都担心库尔德人涌进太多会引发本国民族问题。尤其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本来就已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若按伊拉克政府要求强行遣返库尔德难民，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围攻。特别是美国政府正密切注视土耳其的难民接收情况。而另一方面，作为土耳其政府又有不愿同伊拉克结怨的苦衷。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石油供应全面依赖伊拉克。倘伊拉克中止石油供应，土耳其经济势必土崩瓦解。所以，即使伊拉克部队追赶库尔德人越境追到土耳其，也很难公开指责伊拉克部队的军事行动。

因此之故，土耳其政府禁止库尔德难民同外国新闻记者接触。因为不想把使用毒瓦斯公诸于世从而刺激伊拉克政府。各国的利害和意图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不管怎样，就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军方把陆军部队大量调至土伊边境，采取了近乎戒严的态势。这首先是为了防止库尔德人更多地涌入，其次是为了控制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不安倾向，第三是为了断绝外国人同库尔德难民的接触。

总之我们已完全置身于——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这场骚动旋涡的正中。回头想来，实在不胜诧异： 算什么No problem！算什么天下太平！

※

离开凡城向哈卡里进发。虽然仍是九月，但早晨的空气已寒气袭人。其实较之寒意，更是一种近乎锐利的冷。阳光炫目耀眼，即使戴太阳镜开车也还是觉得眼睛作痛。笔直的路持续有顷。周围一无所有，惟独平原横陈开去。青草丰茂，羊群点点。融雪汇聚成的溪流和湿地也闪入眼帘。有好几只狗被挑死在路旁，有的露出内脏，有的瘪瘪的如比萨饼。都是牧羊犬。每有车开来，便以为是入侵者而飞扑上前，于是被车挑翻。可怜诚然可怜，但也确实吓人。我们在这路上也遭到几次狗的扑袭。不知它们是傻还是勇敢（大概兼而有之），毫不畏惧地蹿到以一百公里时速奔驰的车前霍地立起身来，我们也面对生死关头。对面没有车开来的时候尚可设法避开；而若前后有车，那么——尽管觉得不忍——就只能压死。如果放慢速度，狗就和车相伴而行，用身体“砰嗵砰嗵”拼命往车门上撞——简直成了斯蒂芬·金笔下的《泄愤》世界。

狗很大，凶相毕露，气势汹汹，说半是野狗都未尝不可。骑摩托或自行车旅行的人若遭此扑袭，怕是要慌作一团。本来我想不时下车走动一下，但因怕狗扑来，在土耳其一次也没敢。几年前土耳其政府曾计划全国性扑杀野狗，但因遭到西欧动物保护团体的抗议而作罢。实际上被狗吃掉的人也似乎不少。

不久驶入山路。草原消失，换成灰濛濛的风景。翻过海拔两千七百米的山脊后，风陡然增大。在这里已是冬天的风。据说土伊边境附近的山上，八月间冻死了很多翻山越境的妇女儿童，便是冷到如此程度。过了山，就已是哈卡里地界。道路突然变糟。倒算是柏油路面，但到处有陷坑。提醒陷坑的立牌当然有，但小小的不易瞧见。路面一多半或整个不见的地方也相当不少。桥也塌了。维修路段铺了柏油后再没处理，轮胎马上给焦油沾着黏糊糊的。看筑路现场，不由暗暗叫苦。虽然路沿河谷而筑，却不好好打地基，大致平整一下路面就直接铺柏油，以致稍一下雨路肩就塌掉，塌得到处是洞。不时有一头扎进洞里的汽车倒在路旁。Wild west[2]。

路旁的城镇看一看都叫人悲从中来。进茶馆喝过一次茶，里面有三个长相丑陋的男人，一个（我从未见过贩毒者，想必就是这副模样）用土耳其语问我戴的西铁城潜水表多少钱。告诉后，他们就此说了十多分钟。之后又问我们开的三菱帕杰罗多少钱，告诉后，又交头接耳就此说了十多分钟。他们对价格怀有异乎寻常的好奇心。气氛让人觉得没准会在这里被杀了整个剥皮。问茶馆主人厕所在哪，被告知没那东西。估计在外头小便。看样子洒上小便说不定倒能使镇子变干净点。

[1] 《先驱者报》。

[2] 未开发的美国西部。

哈卡里（2）

在距哈卡里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行人。大约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身穿像是新娘盛装的雪白雪白一尘不染的飘飘长裙骑在马上，长裙有好几颗鲜艳的绿星，薄薄的面纱遮住嘴角。一个感觉上异常安静的漂亮女孩。牵马的是个十岁左右的神情严肃的男孩子。仿佛父亲的年长男子拄着拐杖在前面步行。男子头缠阿富汗样式的伊斯兰头巾，浅黑色的脸，愁眉不展地瞪视道路的前方。令人费解的场景。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要去哪里做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女孩那身艳丽的服装与土耳其腹地尘土飞扬的荒山野岭实在太不谐调了。四周只有红褐色的石山、满是乱石的山涧，此外就是无遮无拦的青空。说不定那女孩是去赶婚礼的新娘。

那时是我开车。差不多有十分钟没见到其他车辆了。除了岩石别无东西可看。路又单调，除了塌开的洞没别的。拐弯时看见他们，再拐弯时就不见了。场景倏然扑进我的视野，转眼之间就退往后面。其实一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那里是否真有那场景。

可松村君也看到了同样场景，所以确有其事。如果有意，我们也可以停车退回好好看个究竟。但没那样做。因我觉得——倒是说不清楚——那样做很可能使我们损坏那个场景所含有的东西。本能有那样的预感。于是我们继续朝哈卡里行驶，没有就那场景深入交谈。可那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我也能真切而鲜明地在眼前推出那个场景，并且这样想道： 那女孩大概正去哪里。

※

即将进入哈卡里之前受到两三道警察的检查。详细查验护照和驾驶证，记下编号。打开后车门查看行李。往哪里打电话。再次审视我们的脸。完了之后我们爬上通往台地小镇的七拐八弯的坡路。近午时分终于驶入哈卡里。一看就知是个一塌糊涂的镇，至少不能说是个让人感到温馨的地方。镇口首当其冲的是简直像在横眉怒目的庞大的陆军基地。军用车、装甲门在门内列成一排，仿佛在说随时可以出动。持枪士兵在那里站岗。

过得这里即是哈卡里镇。进镇第一步首先注意到的是脏污。路未铺柏油，灰尘多得不行，而且只有男人。开车在镇里转了一会，触目皆是男人。估计大多是库尔德人，头上缠着阿富汗式伊斯兰头巾，腰间扎着腹布。在路上四五个人头碰头站着说话的，很可能是贩毒分子。总之气氛非常可疑。悄声悄语说上一会儿，就一齐“啪啪”按动卡西欧计算器。一个人向对方出示数字，对方又“啪啪”按计算器出示数字，如此反复良久，或抬手或摇头。警察或军人一来，赶紧藏起计算器。

另外，警察和兵多得要命。目力所及，无不是制服。携带自动步枪、来复枪、手枪等各种枪支的警察和兵充斥街头。枪支委实五花八门，制服委实形形色色。他们两三人结伴四下巡逻，决不一人单独行走。

路旁一伙伙坐着眼神抑郁的库尔德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来到这一带，很少见到金发碧眼的欧洲脸土耳其人。光景几乎可以说是中东。他们也不是在说什么，而是直勾勾地盯视来往行人。身体纹丝不动，惟独眼珠在转。

停车下来，人们战战兢兢地围上前，询问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去哪里、喜欢不喜欢土耳其、喝茶吗之类。游客模样的人想必极少来这里。但我们不愿意在此镇久留，想尽快办完事、尽早动身离开。无论街上气氛还是人们的眼神都给人危险之感。我们对一再劝我们喝茶的那个人推说还有事要办。对方或许出于好意，问题是打起交道来势必话长。松村君独自去拍摄街景，我则走进咖啡馆写日记。

咖啡馆里，电视正转播汉城奥运会。摔跤。几个人坐在桌旁定定地注视着黑白荧屏。仅仅注视而已，不发表感想，不改变表情。我在柱子后面最不显眼的桌旁坐下，说要一杯茶。对方说没有茶。我说那就来杯果汁，又要了奶酪饼。不大工夫，茶和奶酪饼端来。莫名其妙。

喝茶、吃奶酪饼、写日记时间里，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我面前。我尽量不抬头。因为一旦四目对视就麻烦了。对视必然搭话，而对方要说什么早已了然——“从哪儿来？”日本。“来做什么？”旅游。“在土耳其待多少日子了？”三个星期。“都去了哪里？”伊斯坦布尔、黑海沿岸、多乌巴亚泽特、凡城。“往下去哪里？”迪亚巴克尔、乌尔法、地中海、伊斯坦布尔。“喜欢土耳其？”喜欢。“职业是什么？”新闻记者。“这是工作？”是的。“我这手表，精工牌。”很好。“不照张相？”现在不需要。“来一杯茶如何？”也不需要。“年纪多大了？”二十九（说谎）。“结婚了？”老婆去年死了（这也是说谎）。“不幸。”谢谢……如此不一而足。最初我视为一种友好表示，热情应答，很快厌倦起来，不再理睬。他们虽爱说话，但稍一深问，便马上支支吾吾，打听不出让人觉得“哦这个不得了有趣有趣”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在街头聊上三言两语就可得到种种兴味盎然的信息，可在土耳其几乎没有希望，说的尽是不咸不淡。所以说也毫无意思。不可思议。大致说一通，接着提出“一起照相吧”，最后递过地址：“洗出来请寄来这里。”如此周而复始。

我继续眼皮不撩地闷头写日记。对方大概忍不住了：“excuse me,”开始向我打招呼，“会讲英语么？”

“No。”我尽可能冷淡回答。

对方思考了五分钟对策。但终究放弃努力，去哪里不见了。我舒一口气，继续写日记。不料不出十分钟，另一个男人走来坐在我桌子对面：“excuse me。”简直无可奈何，连安心写日记都无从谈起。

我不再写日记，走出咖啡馆在街上散步。行走之间，发现这是格外奇妙的镇。街上有很多人（镇口处写道此镇人口两万），却好像全都无所事事。或坐在路旁，或站着闲聊，或喝茶，或单单东游西逛，几乎没人看得出在正经做什么营生。这方面和日本的城镇截然不同。日本的城镇基本都有营生，或扫除，或买东西，或运东西，或匆匆去哪里，或遛狗，或幽会。可这里不一样，根本找不见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而无目的行为倒可以把握几桩。

我坐在镇中心广场上半看不看地看着街头景象。正看着，一个黑肤色中年男人走来站在我正面三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不动看我的脸，简直纹丝不动，只是目不转睛地往脸上盯视。我不乐意被别人这么看，遂以眼还眼地回视对方。但对方绝不移开眼睛。而且那并非出于针锋相对或吵架的目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不转眼珠罢了。无论视线怎样从正面射来，对方都好像丝毫不以为然。我也始终看着对方眼睛，但到底坚持不住，决定以走为上。就算对视几个小时，也不可能战胜那对眼睛。那眼睛里不含有任何感情，与其说是看人，莫如说是看地面上出现的深洞。

在这个镇，我被很多人以那样的眼睛看过。走路之间，会突然有人像冻僵一样在那里止步立定死死看人，几乎能把人看出洞来。擦肩而过时给人扫一眼倒无所谓，但一再被人如此直勾勾地盯视，心情迅速黯淡下去。

走了好大一阵子，总算碰见一个领小孩的女人。没穿裙子，但我想应该是女人。脑袋整个围着犹如黑包袱皮的纱巾，全然看不出男女，若不仔细看前后都分辨不出。这是我在此镇遇见的唯一女性。原以为讨厌照相，不料实际面对照相机时却一副欣喜的样子，甚至摆出姿势。实在是莫名其妙的地方。仅仅停留一个小时，却累得浑身瘫软。

“这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快点离开为好。”松村君说。我也同感。最后向警察问了一次路： 从这里去乌尔德雷的国境线的路在地图上细得不得了，通行没有问题么？

他看了看我们的帕杰罗，说这个还差不多。“普通车是不大容易，这个去得了。No problem。”他和颜悦色地说。

我们担心是不是果真这样，是不是真没问题。可是别无他路可走，只能先去乌尔德雷再说。

实际上这条路上充满登峰造极的problem。路本身就翻山越岭异常险峻，但问题不仅于此。后来查阅得知，此路是库尔德山岳武装游击队出没的最糟糕的地区。警察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不告诉。因为在正式场合那里不存在什么游击队。据说游击队数量约有一千人，频繁袭击部队营地，绝对不可以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徒步旅行和野营（啊，我们却一无所知地在那里野营）。

我们的车只被一伙库尔德武装分子拦住过一次，他们拿的是手枪和老式来复枪，头上全部缠着伊斯兰头巾，晒得黑黑的，脸上刻着很深的皱纹，毫无表情可言，唯独两眼闪闪发亮，气氛如箭在弦。我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递给每人一支。五个男子拿过万宝路叼在嘴上。我用打火机点燃。谁都一言不发。僵硬的沉默持续好长时间。强烈的阳光照得来复枪闪闪发光。依然鸦雀无声。

又过了一会，一个男子来到我身旁，直挺挺地探出脸，突然用手指翻出眼白，并用土耳其语向我解释什么。他在我脸前三十厘米的地方一动不动翻眼白翻了三十秒。细看之下，眼睛红肿红肿的。不知他说了什么。听明白的只有一句：“你是从维也纳来的么？”我说不是，对方遗憾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可以走了。

当时倒不清楚，其实他们很可能是从伊拉克越境逃来的库尔德人，并且希望我看清被芥子气搞坏的眼睛。因为此外没有任何特意让我看眼睛的缘由。估计他把我们看成是从维也纳来的观察团。估计他们是在伊拉克军队实施的毒气战中失去家人的人，希望我们向全世界公布伊军的行径。因为此时、尤其此时——前面也写了——伊拉克政府已完全禁止越境库尔德人接触外国记者。我对他们十分同情，虽说情况不明，但仍为什么也未能为他们做而感到歉然。

这且不说了。不过情景可想而知，在山路上被一伙武装了的库尔德人拦住车，团团围住，突然在眼前翻白眼——这可是相当恐怖的场面。我可不大愿意有此遭遇。

万宝路

世间充斥着各种旅游指南册，上面充斥着各种资讯。有用的资讯诚然有，但无用的也相当不少，最多的是似乎有用而实际无用的半截子资讯，还有以偏概全的资讯，从别处找来的二手资讯。顺便说一句，日本的旅游指南写得相当乏味，而外国的旅游手册——我是说总的说来——文笔幽默，即使作为读物也蛮有意思。

话说回来，从旅游指南中分辨哪种资讯有用哪种没用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第一次去的国家（一般正因为是第一次去的国家才看旅游指南）就更加困难。另外，所谓有用没用也因旅行的种类、目的、时间以及每个人的性格、体力而异。对所有人都有用的旅行资讯或许并不存在。我在希腊旅行时，背包里总是带着寿司盒饭附带的那种微型酱油瓶，在餐馆吃鱼时往上面一淋，相当管用。但对于认为多此一举，认为去哪个国家就直接用哪个国家的东西不就得了那一类旅行者，这资讯恐怕实属多此一举。

不过，对于打算长期在土耳其旅行的人来说，有一个资讯绝对有用——不管你吸烟不吸烟都要带一条万宝路去。这可大有帮助。进入土耳其之前我在一本旅行指南看了，半信半疑地在免税商店买了一条带去，果真帮了大忙。因为在土耳其递烟是友好的第一步，特别在乡下，万宝路有很高声誉。别人小有亲切表示，给钱可能失礼，况且也不知给多少合适——这种时候若给一盒万宝路，一般事情都可了结。作为对方允许拍照的回礼，万宝路也OK。受到士兵检查而时间可能拖长时说一句“不吸烟？”笑眯眯递上一支万宝路，一般即可顺利过关。简直是魔术香烟。若问为什么必须万宝路而云丝顿就不行，我也答不上来。反正我总觉得非万宝路莫属。大概万宝路是一种象征，大概。

Come to Marlboro country.[1]

这万宝路现象越往内陆去越明显。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旅行时，从小孩子到垂死的老人、从羊倌到士兵，看见人就把两只手指拿到嘴角做出吸烟姿势，问有没有烟。都给起来没完，当然不给。问路和允许拍照等有求于人的时候才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讨烟那么积极。因为烟并非供应不足。听说过去曾经不足，如今哪里都有烟卖，去小卖店即手到擒来。然而大家偏偏讨烟。也许住在乡下的人穷得没钱买烟。若是我，索性戒烟就是。但在土耳其，好像几乎不存在戒烟这一意识（旅行三个星期，只在伊兹密尔附近见到一幅画有吸烟骷髅的戒烟运动广告画）。男人基本百分之百吸烟，递给一支，拿起挟在耳上，再取一支叼在嘴里点燃，有时问有火么，便用打火机为他点上。而若递打火机过去，基本有去无还。这不是夸张，在政府或餐馆桌旁曾被借去圆珠笔一用，为讨回来费了好一番周折。

同样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乡间，一次被铺天盖地的羊群堵住道路。我们前面是开奔驰·梅塞德斯露营车的德国人，他们也寸步难行。反正到处是海一般的羊群。目睹数量如此之多的羊群，前前后后仅此一次。触目皆是羊、羊、羊。几个骑驴的羊倌和大牧羊犬在羊群前领路。我们也好德国人也好都对准羊群拍照。不料羊倌走来，说拍照要给钱。德国人无奈地给了一点钱，我们把剩的五六盒烟统统递去。这羊倌一看就知是个贪婪无耻的家伙，继续索要。说没了也死活不肯让路，最后竟提出必须买下一只羊，简直岂有此理，只能逃走。

这类羊倌一般都不是好惹的。目光敏锐，炯炯发光，俨然游牧民族的后裔，脾气也似乎暴躁。给这等人一支烟，会连讨几支。小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次开车穿过偏僻地带的羊倌村子时，可算大触霉头。我们刚刚进村，一群小孩不知从哪里蜂拥而来，站在车前不动。刚放慢速度，结果全都死死趴在车上，叫道“烟、烟、烟”，叫“衬衫、衬衫”的人也不少，还“砰砰”敲窗。但若停车就麻烦大了，只能强行突围。而突围时万一压了孩子可不得了，很可能被周围大人们活活打死。在这世界尽头般的地方丧命，肯定被草草埋了，尸体都休想找到。别开玩笑，我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即使侥幸被警察带走，这回等着你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耳其监狱。在土耳其一旦惹出伤亡事故，无论理由如何，一辈子就算报销了，务请小心——有关之人刚刚这么忠告我。那个人说经他巧妙疏通，帮助一个因在土耳其惹出伤亡事故将被关进监狱的日本人好歹逃往国外。我可不想落此下场。

总算在没碰伤孩子们的情况下突围（最后把一个趴在后窗上的家伙推下去了）之后，他们紧接着往车上扔石头，险象环生。

这个噩梦般的村子的名称忘了。地图上没有的地方。我们是迷了路（或者不如说是受了牧羊少年的误导）才进村子的。他们何以拼死拼活地讨烟呢，莫名其妙。反正我有个忠告： 去土耳其务请带万宝路。

[1] 意为“光临万宝路世界”(广告词)。

24号国道的噩梦

24号国道是一条产业要道，从伊拉克边境城布吉兹雷沿叙利亚边境笔直向西伸去。到达地中海后，从那里北去。此路的目的在于用卡车往北部运送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别名叫“当心大道”。因为上面通行的几乎全是大型油罐车，车尾大大写有“当心！”字样，字旁用油漆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标记。

我们沿安纳托利亚东部尘土飞扬的山道一路仓皇逃窜，好歹逃到的柏油路便是这“当心大道”，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土耳其内陆的旅行总不肯让人轻松下来。

就24号国道本身来看，算是一条像样的公路。路面铺了，也没塌陷，几乎笔直，又没有库尔德武装游击队。只是，24号线最大的问题点在于路面只有一条车道。因此，若想超车，只能拐到反向车道。但是此路——前面也已提到——挤满油罐车。如往前赶，必须一连超过五六辆。而若不往前赶，就只好以四十公里时速慢慢行驶，所以不能不往前赶。然而反向车道油罐车辆鱼贯而行，需要见缝插针一样赶超过去。不仅如此，还时而有油罐车超另一辆油罐车。油罐车有较快的和较慢的两种。虽说快，但终究是油罐车，并非了不得的快速。所以，超车自然费时间。倘前面有两辆晃晃悠悠并排逼来，我们便无处可逃。若撞在一起，对方或许无所谓，我们则顿成肉饼。而且仔细观察，躲闪不及或方向盘打歪的油罐车和小汽车在路旁横躺竖卧，感觉上好像电影《斯巴达克思》鏖战后的场景。居然没发生大事故（也许发生了）。

不错，运输伊拉克进口石油还是内陆安全，路又近。可为什么不搞输油管道呢？我很难理解。从事故方面考虑，输油管道相对安全，又不花汽油钱，岂不便宜？让这么多杂乱无章的油罐车跑来跑去，空气都弄坏了，又危险。但从战略角度着想，输油管道一旦遭受攻击，即刻寿终正寝。所以，作为国策，纵使不经济且有危险，恐怕还是要用油罐车一一运输。可是，如若这样，将两侧分别弄成双车道岂不更好。实在是超乎想像的糟糕道路，说是噩梦我想都未尝不可。这丝毫也不夸张，在此“当心大道”上开车一个小时，身心俱已疲惫不堪。

这么说或许不好，土耳其的司机总的说来不守规矩。即使将风俗习惯考虑在内而相当出于好意来看——至少以我们的感觉——将他们的驾驶情况列入“好”这一档次也是相当让人有抵触感的。不说别的，脾气相当暴躁，哪怕情况不太允许也硬要往前冲。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无不是开车横冲直撞的代表性国家，但在令人哑然失惊这点上，三国之中，我还是想把金牌授予土耳其。

24号线的司机们也横冲直撞，上路你追我赶，我们若不踩刹车很可能撞个满怀，所以要一个劲儿按喇叭或用闪光灯。这还不算，油罐车的司机们全都因超负荷劳动累得一塌糊涂。他们在这让人紧张的长距离公路上几乎到站就掉头，来回疲于奔命。一天二十四小时，车流从不止息。况且车况也不能说万无一失，上坡路段到处都有战死的油罐车横陈着恐龙般的尸体。称之为“土耳其最危险的公路”怕也当之无愧。至少我没有要紧事不会再跑这24号国道。

另外，较之伊拉克边境多由军队检查，24号线则大多由警察检查。到处都有警察把卡车拦在路旁查看货物——看有无毒品，这也为交通混乱火上浇油。不过我们同这种检查无关，见到我们，警察就摆手说一声通过。

最接近叙利亚边境一带拦了好几道铁丝网，军用岗楼栉比鳞次，空气甚为紧张。沿路排列着漂亮得不和谐的照明灯。但不是为了照射路面，而是为了防止贩毒分子和恐怖分子偷越国境。

24号国道几乎不存在温情脉脉的元素。

24号国道。

先看吉兹雷。从这里前行不远就同叙利亚接壤。伊拉克边境到处是崇山峻岭，而进入叙利亚，忽然现出无遮无拦的平原。风光变了，人们的服装、风貌也变了。中亚式风光渐渐带有阿拉伯色彩。阿拉法特戴的那种伊斯兰头巾开始增多，男人们身穿裤裆松垮垮下垂的裤子。携手杖的人也多了。沙漠映入眼帘，甚至可以见到骆驼。阿拉伯字增多，妇女的服装陡然艳丽起来，变成那种阿拉伯风格的金灿灿的服装。人们的肤色则有些发暗，眼神似乎更加锐利。而且军方检查明显减少。虽然没特别觉得天下太平，但至少渐渐有了逃离“戒严地区”的实感。

不过说实话，这吉兹雷也是个差到极点的城市。我们是晚上七点到达的，找宾馆开罢房间，因口渴要外出买啤酒，不料被宾馆服务台告知：“一过七点就买不到啤酒了，哪里都没有卖的。”遂问：“那么可有能喝啤酒的地方？”“没有。”又问：“为什么？”结果没有给予回答。气氛似乎是说懒得同七点以后还喝啤酒那种家伙说话。本想大声吼道难道七点以后就不能喝啤酒，但毕竟是别人的国家，只好忍气吞声。“那里有水，喝那个好了！”他指着大厅（就面积来说称为大厅令人颇有抵触感）里的饮用水冷却机说。在土耳其旅行了三个星期，见到冷水机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猪圈般的小宾馆里何以有冷水机这劳什子呢？我至今都想不明白。然而就是有，毫不含糊。我渴得火烧火燎，这冷水机看上去极具魅力，遂用那里的杯子咕嘟咕嘟连喝两杯。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堪称悲剧的腹泻开始了。我这人肠胃算是强韧的，喝水一般不坏肚子，然而这里的水终究抵挡不住。水把我无情打翻、勒紧、摇撼，根本不是其对手。这场腹泻——细节从略——着实厉害。全是因为吉兹雷人七点后不允许卖啤酒。如弄到啤酒，当然不会喝什么冷水机里的水，绝对不会。

为慎重起见，在此写下这家宾馆的名称：“吉涅希宾馆。”住宿费每人三百五十日元。一人一个房间，便宜至极。这是一家相当奇妙的宾馆。首先，服务台后面是伊斯兰教礼拜堂，三张榻榻米大小，在这里脱鞋上去，头触地板做礼拜。有如此名堂的宾馆还是头一次见到。土耳其这个国家在伊斯兰教信仰方面并不怎么严格，而这里也许是接近叙利亚的关系，伊斯兰教色彩非常浓厚。不能喝啤酒估计也是这个原因。穿短裤行走，满城的人都射出深恶痛绝的目光，甚至有人看见我而往地上“呸”一声吐了一口。进店买苏打饼干和矿泉水，店里问道：“你是伊斯兰教徒吗？”我说不是的一瞬间还担心不卖给我，好在卖还是卖了。不过对外来者绝对不是友好城市。和西西里半斤八两。

对了，这家宾馆的礼拜堂的最里头是俨然中庭的开放式空间。一楼有淋浴室（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的淋浴红龙头是冷水，蓝龙头是热水。而我在最后一瞬间才明白过来，以致一直气呼呼地用冷水淋浴）。而且，周围有一股不折不扣的大便味。但毕竟三百五十日元，牢骚发不得的。城里还有一家不难推测比这里更差劲的宾馆。选哪家是个人自由，尽管不是多么开心的自由。

宾馆前面是24号国道，油罐车鬼哭狼嚎地一辆接一辆呼啸而去，彻夜不息，清晨都不中止。想喝酒再睡，却又没酒。窗扇被公路震得瑟瑟摇颤不止。而且凌晨时分几乎所有的油罐车通过时都毅然决然地按响喇叭。就像某种暗号： 噢噢噢——！我实在疲劳至极，好歹入睡，但还是被一再吵醒，不由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像《兰博2号》那样用火箭炮把这里的一切炸个粉身碎骨。

除24号国道以外，城中所有的路都脏兮兮黑乎乎。刚进城时，主干道上一头疲惫不堪的老牛像被野外放养似的晃晃悠悠走来走去。此牛在我睡觉前还在走，早上出去外面牛仍悠然漫步。或者城里没有收容老牛的窝棚也未可知。反正是个哭笑不得的地方。我散步当中，一个老伯问我是不是荷兰人。我到底哪里像是荷兰人？

对了，吉兹雷正好由这条老牛漫步的主干道分成两部分。这是因为，此城有两大家族，这两大家族世世代代进行血腥对抗。这方面也同西西里相似。两派居民从不说话，住的地方也不同。他们以这条主干道为界左右分开居住，绝不混杂。这边有邮局，那边有药店。但是，这边的人不去那边的药店，那边的人不来这边的邮局。无论怎么看都是刘易斯·卡罗尔[1]式超现实主义荒唐无稽的事情。不过毕竟是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城镇，就不评头论足了。

吉兹雷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得清清楚楚。晚间快十一点时我去洗脸间刷牙，旁边洗脸台一个年轻男子在刷皮鞋，这倒也罢了。虽说不大卫生，但并非很不自然。问题是此人是把鞋穿在脚上刷——“嘿哟”一声抬腿插进洗脸盆连脚整个刷洗，作为姿势相当辛苦。况且袜子也穿着。这的确是——不亲眼看见怕是很难明白——异乎寻常的光景。反正我是匪夷所思。因为互相瞧见了，我说了声“晚上好”，对方也极为正常地回道“晚上好”。接着我刷牙，他继续刷鞋。何苦非那么做不可呢，晚间十一点连鞋带脚一起洗，或者把脚插进洗脸盆刷鞋？我至今理解不了。

[1] 英国数学家，童话《爱丽斯奇境历险记》的作者。

24号国道沿线

离开凄凉脏污得一塌糊涂的吉兹雷，朝地中海驶去。中途再也不愿意跑24号国道，遂北上转靠迪亚巴克尔。迪亚巴克尔是库尔德城市，城很大，多半是库尔德人，所以周围全是军事基地。但那不是保卫这座城市的部队，而是包围这座城市的部队。我们在迪亚巴克尔前面停车的马尔丁镇的基地上，野战炮全部对准该城，想必一有库尔德人叛乱便万炮齐轰。简直无法想像。若说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城镇你管不着倒也罢了。

伊拉克边境的山岳地带让人阵阵发冷，而沿叙利亚线国境行驶，气温骤然升高，太阳光下热得脑袋差点晕过去。反正就是热。鼻孔干得沙沙拉拉，一吸气粘膜一扎一扎作痛。汽车的空气过滤器转眼挂满灰尘。

迪亚巴克尔是极有历史的古城，四周一圈高高的黑墙。当地人称之为“中东的巴黎”，坚持说城墙的长度世界第二，仅次于万里长城。就像把沼袋称为西武线的田园调布[1]、把中畑清称为日本的贝贝·鲁思[2]，哪个都夸张得近乎说谎。

不过话说回来，迪亚巴克尔自古以来就作为交通要冲而被支配这一地区的各种各类民族所统治。罗马统治时期成为对波斯萨桑王朝作战的最前线的堡垒。接着由波斯人取而代之，但也未能长久，而落入拜占庭帝国之手。后来回教徒阿拉伯人来了，倭马亚人来了，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人来了，马尔凡王朝库尔德人来了，塞尔柱人来了，白羊王朝土耳其人来了，波斯人也卷土重来，最后由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像门口擦鞋垫一样的城市。

进城刚在露天咖啡馆落座，一群小孩子忽一下子围了上来。他们差不多全是光头，皮肤微黑，衣着脏污。若问孩子们围着做什么，却什么也没做，只是围成一圈站着，以一动不动的表情定睛看着我们，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照例写日记，一到城镇我就在咖啡馆或茶馆写日记，松村君出去拍照。车上写不了字，宾馆里又没有适合写东西的桌子（一般来说，那里没有适合干任何事情的桌子）。所以，休息时尽可能在咖啡馆或茶馆桌上把此前发生的事逐一记录下来。下一次能在哪里写不清楚，再说能写的时候不写，在哪里有过什么很快会忘光。因为有种种样样的事，城镇又一个个大同小异，前后马上混淆。如果想就旅行写什么，关键要把细节——无论什么——记录下来。

我不搭理孩子们，闷头写个不停。我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 他们都不存在，只有自己一人。可是孩子们也不相让，无论我怎么无视他们默默写日记，他们就是立在那里寸步不移，定定地注视着我。不时有服务生过来像赶苍蝇似的把孩子们赶走，但不出五分钟又掉头回来，又围着我目不转睛。耐力的考验。我也赌起气来，心想岂能败在这等小鬼手下！认为他们不存在，他们就不存在。存在这东西是以意识为前提的。

可我终于败下阵来。在耐力比赛上要想战胜土耳其人，须有相当强韧的神经。这次也无论如何未能忍受住小孩子那面无表情的沉默。我立起身，付了账，走进附近一家啤酒馆。这里孩子不会来。孩子虽然没来，但这里也是糟透顶的地方。首先是一团漆黑。才上午十一点，竟黑得如地洞一般，而且似乎是一种猥琐的黑。土耳其街头的啤酒馆，就好像喝啤酒是重大犯罪似的，弄得阴暗、猥琐、可疑，且有一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感觉上仿佛人生途中被风刮出的雪堆。客人方面也以阴沉的表情一声不响啜着啤酒。墙上贴着恶毒的女人裸体照。员工态度冷漠且含带暴力性。当然，不这样的啤酒馆我想恐怕也是有的，但是我在土耳其乡间走进的啤酒馆统统这个德性，原因不得而知。这也是土耳其一个谜。我若是凯末尔，肯定把啤酒屋搞得热烈明快一些。

反正我是进了这家啤酒馆，好歹得以一个人独处，要了一扎啤酒，又开始腹泻。迪亚巴克尔一点快乐记忆也没有。

不不，好事也有一桩。

去电话局往公用电话里投了二十元硬币给日本打电话，本应十秒断掉，却因故障得以长长说了二十分钟，堪称奇迹。

毕竟，土耳其的电话很少能打通。然而此时奇迹发生了，得以用公用电话同远在东京的老婆聊了二十分钟之久。老婆为我把她扔下独自一忽儿去了土耳其感到气恼。

“你连个电话也不打，不知我多么牵肠挂肚。”她恼怒地说道。我向她解释土耳其的电话何等莫名其妙。公用电话不通，所以近来在电话局通过交换台打，结果不但没通反被吞去了一千日元。“那就在宾馆里打直拨嘛！”她说。她不知道，不知道宾馆压根儿不存在什么电话。反正这回同老婆讲了二十分钟。“两个男人快活吧？”她问。喂喂，这里到底有什么可快活的？两个人都拉了肚子，在糟糕透顶的公路上玩命开车，太阳晒，狗咬，小孩扔石头，从早到晚只吃面包，澡都一直没洗，这算哪家子快活呢？

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在电话里说那种事，只能越说越晦气，得得！

旅游指南册上说，这迪亚巴克尔是土耳其最猖獗的公开卖淫地区。可我当然没去那种地方。出于好奇心我们去看了伊斯坦布尔的红灯区，那可真叫惨不忍睹。我的可怜的性欲茫然不知所措——若像詹姆斯·博德威[3]那样假定“如果性欲有嘴”——好半天开不了口。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世上竟有那般兵荒马乱的妓院。价格五美元。不是开玩笑，就算给我五美元我也不稀罕那种地方。

这就是所谓中东的巴黎——迪亚巴克尔。

[1] 西武线是东京地铁线路名。田园调布是沿线的上等地段，沼袋则逊之。

[2] 中畑清(1954—)是日本著名棒球手，但业绩不如美国的贝贝·鲁思(1895—1948)，后者曾创造职业生涯714个本垒打的纪录。

[3] 美国黑人作家(1924—1987)。

版权信息

书名：地下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姚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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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ANDAGURAUND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1997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目 录

《地下》与《1Q84》之间（译序）

写在前面

千代田线

丸之内线（开往荻洼）

丸之内线（开往池袋／区间车）

日比谷线（中目黑始发）

日比谷线（北千住始发，开往中目黑）

“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

《地下》与《1Q84》之间

（译序）

林少华

《地下》（Underground）是村上春树早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但它真正引起我的关注则是其新作《1Q84》问世之后。关注的中心点是物语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透示的思想信息，抑或物语之于村上的意义。

长篇小说《1Q84》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分BOOK1、BOOK2两卷出版，至九月七日即印行十八次，两卷合销二百二十三万册，成为热门话题。小说分48章以双线平行结构（parallel worlds）推进。奇数章为“青豆”章，偶数章为“天吾”章。女主人公青豆年轻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身材高大而谨小慎微。身为体育俱乐部教练的青豆受一位神秘而富有的老妇人之命，以极其巧妙的手段结束了若干虐妻男士的性命。这期间进入同一九八四年并行的1Q84年的世界。继而受命谋杀邪教的教主（Leader），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身为补习学校数学教员的天吾受出版社好友之托，改写十七岁女高中生深绘里暗示邪教初期内幕和有“小人儿”（Little people）出现的小说《空气蛹》，小说因此获奖并成为畅销书。天吾亦和深绘里成为好友。不料深绘里竟是名为“先驱公社”的邪教教主的女儿，天吾由此和邪教发生关联，引起“小人儿”的警觉。最后，天吾发现小说《空气蛹》中的“空气蛹”实际出现在父亲的病床上，开裂后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自己十岁时开始动心而二十年间从未相见的恋人青豆！与此同时，现实中的青豆则因听信教主之言为保全天吾而将手枪管含入口中扣动扳机。BOOK2至此结束。

显然，故事是围绕邪教团体展开的。邪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轴和关键词。而邪教并非纯属虚构，其原型是《地下》中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村上本人对此也一再提起。他在《1Q84》出版不久接受报纸采访，谈及创作起因：一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很早以前就想以G·奥威尔的‘未来小说’为基础将不久的过去写成小说”；二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沙林毒气事件。在法院听得案件主犯林泰男被判处死刑，村上心情很沉重：“并非犯罪型人格的普普通通的人因为种种流程而犯了重罪。觉察时已经成了不知何时被剥夺性命的死囚——我设身处地想像这种仿佛一个人留在月球背面的恐怖，几年来持续思考这一状态的含义。这是这个故事的出发点”（《读卖新闻》2009年6月16日）。距此约一年前被记者问及《1Q84》主题时村上也讲到奥姆真理教：“我认为当今最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每日新闻》2008年5月17日）。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即《1Q84》出版三四个月后村上又一次在《每日新闻》上强调：“个人与体制的对立、相克，对于我始终是最主要的主题。体制不能没有，但体制在很多方面将人变为非人。在沙林毒气事件中或死或伤的人也是奥姆这一体制伤害个人的结果。”

日本学者也已明确指出《1Q84》同采写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地下》之间的关联。文艺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者铃村和成认为村上从未写过像《1Q84》这样主题鲜明的小说，“主题即是以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新宗教（cult）集团”。同时指出“出场人物多多少少同奥姆性质的‘新宗教’有关”（《解读村上春树〈1Q84〉》，河出书房新社2009年7月版，P.99—100）。美国文学专家越川芳明同样认为“村上春树的《1Q84》可以作为以一九九五年制造地铁沙林事件的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寓言故事来读”（同上P200）。换言之，《1Q84》乃是对《地下》中的奥姆真理教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历史事件的拟写。可以说，没有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就不会有十几年后的长篇小说《1Q84》。在这个意义上，若想深入理解《1Q84》，就必须回溯《地下》（包括《地下Ⅱ·在约定的场所》），回溯奥姆真理教和沙林毒气事件。

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对于日本是极为糟糕的年份。一月十七日发生7.2级神户大地震（日本称“阪神大震灾”），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后超过六千四百人，《每日新闻》形容说“状况简直同刚刚战败时无异”。此后不到两个月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三月二十日清晨，十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两人一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钻进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液状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在密封的车厢和停车时的月台上弥漫开来，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官方正式公布为三千八百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有的终身致残。地震摧毁了日本抗震施工技术的神话，“沙林”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乃日本战后最惨重的天灾人祸。村上春树在《地下》题为“没有标记的噩梦”的后记中就此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无独有偶，奥姆真理教恰恰出现在一九八四年。最初仅有三名成员，在涩谷租用一个公寓套间，作为“奥姆神仙会”开始活动。提出的构想是：创造衣食住全部基于真理的所谓“幸福生活”，建立教育、医疗和就业机构，进而“转生”进入高层次世界。十一年后制造了这起震惊整个日本的恐怖事件。

村上春树一九九一年初赴美，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住了两年半，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剑桥市）住了两年。其间主要创作了日文原著为上中下三卷的《奇鸟行状录》。九五年三月临时回国时在神奈川县海边家中得知东京发生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其后按计划重返坎布里奇，六月彻底回国。从九五年十二月开始整整用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事件受害者，九七年一月最终脱稿，同年三月十五日即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两周年前夕刊行问世，此即《地下》。

村上作为颇有后现代倾向和大体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个人主义”作家何以一反常态，全力以赴采写这样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呢？

写《地下》的最初动机，首先是想作为事实详细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地下发生了什么。我想以我的方式彻底把握和追究其中的事实真相。不妨说，这项作业始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粹的疑问。我想真正知道了解的事谁也不肯告诉，往下只好由我自己迈开双腿四处调查。并且隐约期待从这一视角看清日本这一社会的形态。此外也怀有这样一种预感：很多事情说不定因此连在一起。但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动才行。躲在书房不动，有的东西是很难看清的。而这样的作业对于我无疑是面向新领域的一次挑战。

与此同时——终归是以水到渠成的形式浮现出来的——写《地下》这本书在结果上也是对我自身进行精神adjustment（调整）的重要作业。我结束长期旅居海外的生活返回日本，需要类似精神切换那样的东西。而那必须是同自己国家的刻骨铭心的面对。如今想来——只是说如今想来——我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邂逅在日本社会中生活的“普通人”，想尽情听他们倾诉，想把全副身心沉浸在他们的物语中。由此进一步说来，是想同“拥有不普通的共同体验的普通人”相遇，想知道他们在那种异样性、特异性之中何所感何所思以及如何将自己相对化、亲眼看见了怎样的场景。希望通过逐一参与他们讲述的物语而在结果上——只能在结果上——拓展和加深自己作为“在日本这个国家生存的作家”的视野。当然不是以此为目的开始的，而是说我本身不能不因这项作业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坦率地说，较之其中的客观事实，我感觉自己的意识更为指向围绕事实讲述的物语构成方式，本能地相信惟有那种自然而然的物语性方能治愈——哪怕局部地治愈——我们受伤的社会。那既是之于我的adjustment，又应是之于社会的adjustment。采写过程中我始终相信这种相互折射的力的作用。

以上引文来自村上为收录《地下》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⑥》所写的“解题”（讲谈社，2003年9月版P.690—692）。显而易见，采写《地下》的动机，一是了解事件真相，进而了解日本社会，二是进行精神调整，进而拓展自己的视野。而物语（或物语性）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地下》明显有别于nonfiction（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随后写道：“简单说来，我是想一个个实际亲身穿过证言提供者的话语（物语）而在那里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原模原样的世界，也希望读者感同身受”（同上P.696）。言外之意，村上感兴趣的更是事件背后的元素，即作为背景或土壤导致事件形成的日本这个社会以至日本每一个人内部的“地下”，而要逼近和发掘这个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只能诉诸物语即小说这一形式。村上这篇“解题”最后几句话尤其耐人寻味：“之于我的小说，好比发掘自己身上深埋的遗址那样的东西。来自外部的则是新的工具、新的材料。而用工具发掘的‘内容’，却是自己身上长久埋藏的东西。在久远的将来，很可能有一天发掘所得之物会作为我自身的遗址呈现出来”（讲谈社，2003年9月版P.697—698）。

十几年后，“遗址”终于发掘、呈现出来了，这就是《1Q84》这部大部头物语，这部足够长的长篇小说。

那么，《1Q84》中究竟有哪些部分属于《地下》的“遗址”呢？或者说《地下》的哪些“遗址”在《1Q84》呈现出来了呢？一句话，二者之间的联系何在？

我以为主要是关于物语的理念。

村上认为包括沙林毒气事件案犯在内的奥姆真理教信徒之所以由普通人变成信徒而深受其害，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固有的自我”即失去了制造“固有的物语”的主体性，致使自己“从他者、从被你转让自我的某人那里接受新的物语”。而教主“麻原彰晃能够以充分的说服力把这种作为junk（垃圾）的物语给予人们（求之不得的人们）。……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语，在局外人眼里绝对只能是令人喷饭之物。但公正说来，那里面确有一以贯之的东西：‘那是为了什么而不惜浴血争战的攻击性物语’”（《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讲谈社文库1999年版，P.751—752）。那一物语是封闭性的物语，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将人们的自我一点一点吞噬下去。而能够与之对抗的——村上后来在为收有《地下Ⅱ·在约定的场所》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⑦》所写的“解题”中指出——“不是逻辑，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仅仅是‘另外的物语性’、另外的‘开放的’物语性。简单说来，那是物语‘开放系’同‘封闭系’之间的战斗。”

二〇〇一年十月即美国“9·11”事件发生不久，村上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据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介绍，当时《纽约时报》一位记者注意到村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一个月前恐怖主义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于是在东京找到村上。村上将奥姆真理教的封闭世界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加以比较，认为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如果你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在开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谈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压力。但至少情况是开放式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决定你生活的方式……我写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正确的生存方式的人……这就是我的主题。与此同时我认为还有处于地下状态的另一个世界。你可以在你的意识中进入这个内在的世界。我作品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活在这两个世界——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与这个地下状态中的世界。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就能找到路径，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往来游走。要找到进入这个封闭循环的入口很容易，但要找到一个出口却很难。很多宗教领袖都会免费为你提供一个入口。但他们不会提供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追随者上套。在他们命令自己的追随者成为士兵时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我想，那些开着飞机撞大楼的人就是这种情况”（《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在这里，村上再次强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性世界即是封闭性物语的危险性——可以使人开飞机撞大楼，可以使人在地铁中施放毒气。

多年后的二〇〇八年，村上开始以“精神囚笼”这一措辞批判奥姆真理教及其封闭性物语（封闭性世界）的恐怖状态：“我认为当今最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奥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因此，村上认定物语必须是对抗体制及其造成的“精神囚笼”的武器。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职责就是打磨这种武器，即写出开放性的好的物语——“好的物语会加深和拓展人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人就不情愿进入狭窄场所了”（《每日新闻》2008年5月17日）。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五日村上以《高墙与鸡蛋》为题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再度确认物语或小说的职责。他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物语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也就是说，村上已把物语置于个人灵魂同体制之间的冲突地带，将物语提升到灵魂守护神的高度。必须指出，村上在谈及这样的物语理念时总是念念不忘奥姆真理教。此次演讲后不久他在接受《文艺春秋》杂志独家采访时表示：

人一旦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听命于教旨及其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

奥姆真理教就是一个典型。我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写了《地下》，之后又听取信徒们的说法归纳成《在约定的场所》。还去东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傍听审判。案犯们当然是施害者，尽管如此，我在心底还是觉得他们也是鸡蛋，也是原教旨主义的牺牲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他们将自我整个转让给了那个团伙，被高墙围困，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某一天被人递给装有沙林的塑料袋，命令自己在地铁中捅破——此时已无法穿去墙外了。而意识到时，已经杀人被捕，在法庭被宣判死刑，投入牢房的四面墙之中，沦为不知何时被处死之身。这么一想就不寒而栗。同BC级战犯一样。能够断言惟独自己不至于有此遭遇的人究竟会有多少呢？采用体制（System）和高墙这一说法的时候，我脑袋里闪过的也是牢房图像。

（村上春树：《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载于《文艺春秋》2009年4月号）

而早在十几年前村上就已经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质问：“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己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某种制度＝System吗？”二者可谓前后呼应。这显然意味着，村上十几年时间里始终在思索物语同奥姆真理教之间、个人同奥姆真理教式封闭性物语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炼之于自己的物语理念，等待将自己投入开放性物语同封闭性物语之间的战斗的时机。当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当世界愈发处于缺乏整合性的“混沌”（Khaos）状态或多元、多极形势的时候，村上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推出了《1Q84》。在这个意义上，《1Q84》可以说是村上式物语理念一次至为重要的大规模实践活动，因而理应是村上心目中足以同奥姆真理教式封闭性物语相抗衡的提供“出口”的开放性物语。不妨先看一下《1Q84》中村上通过男主人公天吾表达的关于物语理念的最新思考：

在物语的丛林中，无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多么一目了然，也不可能给予明快的解答，同数学的区别就在这里。物语的职责——笼统说来——就是将一个问题置换为另一种形式。解答的方式即通过其移动的质和方向性而被物语式暗示出来。天吾带着这一暗示返回现实世界。那类似写有无法理解的咒语的一张纸片。有时候因其缺乏整合性而不能马上发挥实际性作用。但它含有可能性。自己有可能迟早解开咒语之谜——这样的可能性将从深处一点点温暖他的心。

（村上春树《1Q84》BOOK1，新潮社2009年5月版，P318）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置换”（换喻）表达物语的职责；二是以不提供明确答案表达物语的开放性；三是以缓慢温暖人心表达物语的对于个人的作用。这三点固然是此前物语理念的延伸，但有程度不同的新意。

那么，这种始自《地下》并不断发展的物语理念在《1Q84》这部日文长达一千多页的物语中是如何付诸实践的呢？

首先，物语本身在《1Q84》中具有不止于温暖人心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村上作品中，大物语套着小物语是经常出现的创作手法。《1Q84》中的小物语无疑是《空气蛹》，但这个小物语却是驱动大物语《1Q84》的关键动力：出版社尝试通过《空气蛹》的出版赚钱，主人公天吾希望通过《空气蛹》的修改成为真正的小说家，戎野打算通过《空气蛹》的畅销同杳无音信七年之久的老朋友取得联系，教主企图通过《空气蛹》牵制“小人儿”。更重要的是，《空气蛹》描写了后来演变为邪教团体的“先驱公社”的由来和初期内幕，也是使之变成邪教团体和控制教主的神秘的“小人儿”唯一亮相的舞台。假如抽掉《空气蛹》这个小物语，《1Q84》将不复存在，同邪恶团伙及其体制相抗衡的力量也很难产生。这也意味村上春树文学创作策略的一个更加明确和自觉的转变，即由文体至上转变为物语至上。他清醒地意识到，较之过去刻意经营的文体，物语作为对抗“高墙”的武器有效得多。也就是说，他更相信物语的力量。

其次，封闭性“物语”（体制）的危险和恐怖在《1Q84》中得到充分演示。以《地下》奥姆真理教为原型的“先驱公社”原本是开放性团体，其成员在从农民手中购得的田地里从事农业生产，承认私有财产，出入自由，同外界保持正常联系，也几乎没有“思想教育和洗脑”那样的活动。自从教主女儿深绘里领来“小人儿”之后，转而实行彻头彻尾的“秘密主义”，修筑围墙，中断同外界所有往来，成员不得离开，从而沦为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性体制。成员将“自我”整个托付给教主编造的封闭性物语。教主强暴教团内所有不到十岁的幼女，编造的物语性理由是以此赋予幼女“灵性觉醒”，强调这一所谓仪式必须在初潮前进行，由此产生的剧痛乃是“为了升入上一层次而无法回避的关口”。幼女的父母对此深信不疑，兴冲冲将自己的女儿献给教主满足其变态性欲。幼女狭小的子宫因此受伤，导致终生不育。其中一个叫“翼”的幼女逃出后变得表情呆滞，除了偶尔说出“小人儿”一词以外几乎完全失语。更可怕的是，这名幼女在老妇人的受害妇女救助中心生活期间突然失踪。教主说她已被“回收”。亦即，出口彻底封闭，即使逃出也要被“回收”——邪教以及邪教式的团体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成了“精神囚笼”、肉体囚笼，正如村上前面所说，教主只提供入口而不提供出口，以使追随者上套。其依赖的手段，即是编造封闭性物语。

同这种封闭性物语相对立的，自然是开放性物语。下面就看一下《1Q84》展示开放性物语时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是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毋庸置疑，《1Q84》中的教主深田保是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彰晃的置换，不仅物语编造手法，而且形体也有相像之处，如麻原同样身体硕大和视力不好等等。如前所述，麻原式教主编造的是封闭性物语，而村上围绕教主展开的物语则是开放性的。所谓开放性物语，在村上文学语境中，是指没有明确答案的、为读者提供多个选项的甚至有许多困惑和缺憾的物语。这在《1Q84》中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对善与恶的描述和界定方面。

村上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指出，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的基本姿态是使“受害者＝无辜＝正义”之“此侧”同“施害者＝污秽＝恶”之“彼侧”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事件受害者是善，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是恶。二者缺乏“对流性”，非善即恶，非恶即善，善恶分明，势不两立。进一步说来，这种认知或结论是封闭性的，有进无出，别无选择。而村上则力图从这种“公共马车式共识”的咒语中解脱出来，通过采访受害者施害者双方和去法院旁听来寻找开放性认知或结论。结果发现，“地下”不仅仅出现在沙林事件发生的地下（地铁）及奥姆真理教内部之“彼侧”，也出现在正常的日本社会内部和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之“此侧”。

作为“此侧”的例子村上举了两个。一个写在《地下》的前言中：一位女士的丈夫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留下后遗症，上班后无法像以往那样工作。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开始说三道四，致使他不得不辞职回家。村上认为这位年轻职员遭受了双重暴力。一重来自属于恶的异常世界，一重来自属于善的正常世界，但二者“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地下》“没有标记的噩梦”后记中举的自身例子：一九九〇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村上目睹一伙年轻男女戴着大象面具和麻原面具在街头载歌载舞帮麻原拉票，不由得不胜厌恶地移开视线。为什么移开？作为假设，恐怕是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ものごと）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

至于“彼侧”的例子，村上举了林泰男。林泰男是沙林毒气事件主犯，他一个人在地铁车厢里捅破三袋沙林，致死八人，致伤达二千四百七十五人之多。审理期间村上去法庭听了整个过程，觉得就人格来说林泰男决非犯罪型，甚至是个“诚实”的人。审判长在判词中也说他“本来不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性格甚至有善良的一面”。于是村上“开始极为自然地一点点对他怀有同情之念”（《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⑥·“解题”》，讲谈社，2003年P683—686）。言外之意，甚至作为恶之“彼侧”堪称“杀人机器”的主犯身上都有善的因素。村上就是这样通过这一系列采访和旁听活动获得关于善与恶的开放性认知和结论，拆除了“此侧”与“彼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藩篱，使之互相流通，呈开放状态。

这样的开放性“遗址”，在十几年后的《1Q84》中水到渠成地演绎出了关于善与恶、关于邪教的开放性物语及其开放性主题、开放性结论，而典型地体现在教主身上。其突出表现是善恶概念、善恶边界的开放。前面已经提及，教主编造物语强暴初潮前的十岁幼女，致使幼女子宫被毁，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已经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主人公青豆因此受老妇人之托前去谋杀教主。不料教主却辩称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并非出于自愿，自己不过是女儿深绘里领来的“小人儿”代理人。他所以让深绘里逃离教团，是为了使其同天吾合写《空气蛹》以散布对付“小人儿”这一病毒的抗体。最后教主居然为了使“小人儿”失去自己这个代理人即为了中断恶的链条而主动请青豆立即杀死自己。死之前说的下面一番话曾被NHK电视台以“物语的力量”为题于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四日播出的村上专题节目用来概括村上“独自的世界观”：

“世上既没有绝对的善，又没有绝对的恶。”他说，“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绘的也是这样的世界形态。重要的是保持来回转换的善恶之间的平衡（balance）。过于向一方倾斜，就跟维持现实道德。是的，平衡本身即是善。我必须为了保持平衡死去也是出于这个意义。”

在《地下》中，教主麻原彰晃无疑是恶（绝对的恶）的化身，是构筑教团这一封闭性体制或编造封闭性物语的核心主体。村上尽管对林泰男这样的主犯怀有几分同情，但对麻原本人采取的显然是直接批判的态度；而《1Q84》中的教主深田保则并非“绝对的恶”，甚至成了主动中断恶之传承的不无悲壮色彩的人物，至少是善恶混合体。也就是说，善恶在这里是相对的、互换的、对流的，处于开放过程。这一善恶概念诚然来自《地下》，然而在《1Q84》中恶的主体消失了。纵使理应是恶之彼侧的“小人儿”，借用教主的话说“是善还是恶是不清楚的”。村上本人也不置可否。去年九月接受报纸采访时他这样回答：“至于‘小人儿’是怎样的东西，是善是恶，那我是不清楚的。不过，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是制造恶之物语的存在。我认为，住在深山里的‘小人儿’是超越善恶的，但如果走出深山而同人们发生关联，有时候就会因此具有负面能量。”接下去当记者就其将善恶等价值观的对立加以相对化这点予以确认时，村上又转而说道：

我真正想描写的是物语所具有的善之力量。像奥姆那样把人们诅咒在、束缚在封闭的狭小团体中的，是物语的恶之力量。它把人们拉往错误的方向。小说家要做的是向人们提供广义的物语，使之发生精神性动摇，示以什么是错误的。我相信物语的善之力量。我之所以想写篇幅长的小说，目的就在于扩大物语的外环，尽可能影响多一些的人。明确说来，我必须写能够同原教旨主义和地域主义（Regionalism）相对抗的物语。为此必须首先看清“小人儿是什么”。这是我正在进行的作业。

（独家访谈：村上春树谈《1Q84》，载于2009年9月17日《每日新闻》）

然而，我认为《1Q84》并非这样的物语。它虽然扩大了“物语的外环”，尤其在善恶方面更具开放性，但另一方面它模糊了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之间的界线，抽空或者置换了恶的主体，使得对恶的批判、对封闭性物语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就这点而言，《地下》是成功的，而《1Q84》并未实现他自《地下》以来延续的物语理念。只能寄希望于他预定今夏出版的《1Q84》BOOK3。但愿那里的噩梦是有“标记”的。

最后讲一下这本书的翻译。出于对文学翻译特点的考虑，我极少与人合作，沪版三十几部村上作品都是我一个人翻译的。但《地下》情况有所不同。这本书的主要篇幅是村上整理的作为采访对象的六十名沙林事件受害者的证言。六十人即有六十种语言风格。如村上在《写在前面》这篇序言所说的：“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事实上这六十人的证言无论语气还是表达方式都存在个体差异。既然村上“原封不动”，那么作为译者也应力求“原封不动”。为此，我请了十位硕士研究生帮我翻译“证言”部分，以期有较多的“个体”相应传达原文语言的个体差异，具体分工如下：

“证言”部分的翻译分工如下：

段颖慧：和泉清佳、汤浅胜、宫田实、丰田利明

李国磊：高月智子、井筒光辉、风口绫、园秀树、中野干三、有马光男、大桥贤二（1）

马　惠：大桥贤二（2）、稻川宗一、西村住夫、坂田功一、明石达夫、明石志津子、中村裕二

于　崎：驹田晋太郎、中山郁子、齐藤彻、菅崎广重、石野贡三、迈克尔·肯尼迪

张　冉：岛田三郎、饭冢阳子、武田雄介、中岛克之、柳泽信夫、平中敦、市场孝典

张淑婧：山崎宪一、牧田晃一郎、吉秋满、片山博视、松本利男、三上雅之、平山慎子

柯子刊：时田纯夫、内海哲三、寺岛登、桥中安治、奥山正则、玉田道明、长滨宏、宫崎诚治

牟　全：石原孝、早见利光、尾形直之、光野充、片桐武夫、仲田靖

石　青：伊藤正、安齐邦卫、初岛诚人、金子晃久、大沼吉雄、石仓启一、杉本悦子、和田吉良·早苗

王　露：和田嘉子

在此，我要对十位研究生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当然，统稿由我一人负责。统稿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字性润色”，而是在校正基础上尽量“使其容易阅读”。至于非“证言”部分即前言后记及正文介绍性文字等村上本人部分则由我自己翻译。换个说法，我在此扮演村上，十位硕士生扮演“证言提供者”。当然，无论哪一部分，文责均由我负。

欢迎读者朋友指出译文的不当之处或同我交流对这部作品的感想和看法。来函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期待着。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蔷薇竞放槐花飘香

写在前面

村上春树

一天下午，我偶然拿起餐桌上那本杂志，啪啦啪啦翻看。浏览了几则报道，而后目光逐一扫过投稿专栏刊登的读者来信。至于何以如此，原因已记不清楚了。估计是一时兴之所至，也可能特有时间。因为，无论拿起女性杂志还是阅读投稿专栏，对我都是相当少有的事。

信是一位女性写的，她丈夫因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失去了工作。她丈夫在去公司上班途中不幸遭遇沙林毒气事件，昏倒后被送去医院。几天后倒是出院了，却不幸留下后遗症，无法正常工作。最初阶段还好，但时间一长，上司和同事就开始说三道四。丈夫忍受不了那种冷冰冰的环境，遂辞职回家——实际上是几乎被赶出来的。

杂志现在不在手头，准确表述记不起来了，但内容大体不会有错。

记忆中，写得并不那么“痛切”，也不特别恼怒。总的说来算是心平气和的，或许莫如说约略近乎“牢骚”。也好像为之困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似乎仍未能理解命运何以急转直下。

读完信，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用说，那对夫妇心中的创伤是很严重的，我打心眼里觉得不忍。同时我也明白，对她本人来说，可就不仅仅是“不忍”就能了结的了。

虽然如此，自己现在却又不能在此做什么。我——大多数人想必也如此——叹口气合上杂志，返回自己本身一如往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可是，那以后我每每想起那封信，“为什么？”这一疑问从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个很大的“question mark”（问号）。

非常不幸的是，遭遇沙林事件的纯粹的“受害者”不仅仅忍受事件本身造成的伤痛，还必须遭受那种冷酷的“次生灾害”（换句话说，即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平常社会所产生的暴力），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围任何人都不能制止？

不久我转而这样认为：对于那位可怜的年轻职员所遭受的双重剧烈暴力，即使身边的人能明确区别那是来自异常世界还是来自正常世界，而对于当事人想必也不具有任何说服力。对他来说，不可能将两种暴力分成这边与那边。作为我，越想越觉得二者性质相同——肉眼看得见的外形固然不同，但都是地下同一条根长出来的。

我想了解写那封信的女性（们），想了解她的丈夫（们），作为个人。并且想深入了解产生如此双重剧烈伤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构成方式，了解事实真相。

具体下定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决心，是那以后不久的事。

当然，杂志上的那封读者来信不是写这本书的惟一理由。那好比现实性点火栓。当时我心中已经存在关于写这本书的若干大的个人动机。不过，这点我想在最后部分慢慢讲述。姑且先请大家看这本书好了。

※

这些采访，从一九九六年一月初至同年十二月底，做了整整一年时间。直接面见同意做证的人士，倾听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把音录进磁带。当然这终究是平均数，也有时采访长达四个小时。

录音带径直转到专家手里进行所谓“录音带处理”。即把明显与采访目的不相关的部分除掉，其余原封不动地变成文字处理机中的字。无须说，有的相当冗长。而且，一如我们的日常交谈，大部分话题这里那里跳来跳去，抑或离题万里，后来突然出现。这就需要就内容加以筛选，置换前后顺序，删除重复部分，调整文节，使之大体容易阅读，且长度基本适中。仅靠阅读录音处理稿有时候很难把握细微语感，因此屡屡重放录音带确认。有三次由于某种原因而直接依录音带照写下来。

不过，在如此成稿过程中，当时的个人“印象”和“记忆”往往起很大作用。无论谈话细节拾取得多么认真，也无论录音带反复听多少遍，而若把握不住当时气氛的整体流程，有时也会丢失类似谈话核心的部分。这样一来，证词本身势必失去力量。所以，听对方讲述的时间里我尽可能集中全副精力，把每句话都打入脑海。

录音被拒只有一次。电话中本来已跟对方讲明要录音，但实际去那里从手提包里掏出录音机时，对方说没有讲过要录音的事。结果只好一边倾听一边时不时记录数字和地名什么的，差不多听了两个小时。回到家马上伏案写稿，依据简单的记录和记忆再现当时的谈话，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叹：人的记忆这东西关键时候还是蛮靠得住的嘛！对于平日从事采访工作的人来说，这倒有可能是家常便饭。不料，由于成稿后对方拒绝发表，致使这种努力也前功尽弃。

这里容我倾听谈话（以下称采访）的人士，是为此书做调查的押川节生和高桥秀实两位找到的。作为具体手段，采取以下两种：

（1）依据报纸或各种大众传媒报道，从迄今作为“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发表的人名中挑选；

（2）向周围人打听是否知道谁是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通过其他种类（因故难以公开具体方法）如“小道消息”等方法查找。

老实说，做起来困难比预想的大。最初阶段简单以为东京一带有那么大数量的事件受害者，搜集事件证言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事情没那么轻而易举。

这是因为，只有法院或检察院等司法机关才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正式名册。理所当然，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尊重，局外人不能查阅名册。各医院住院者的名册也是同样。我们勉强弄明白的只是住院之人的姓名，这是事件发生当天报纸等媒体报道的。然而这仅仅是姓名，至于住址、电话号码则无从知晓。

姑且把知道姓名的七百人做成名册，由此开展工作，但得以明确“身份”的仅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对于如“中村一郎”这样常见的姓名，仅凭姓名锁定对象是非常困难的。不过，经过如此程序，总算同一百四十多人取得了联系。可是很多人以种种理由拒绝接受采访，不是说“不愿意再回忆那个事件”就是说“不想和奥姆发生关系”或者“媒体不可信赖”等等。尤其对媒体采访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强烈得超乎意料，刚说出出版社名字对方就挂断电话那样的情形举不胜举。接受采访请求的，一百四十多人之中归终仅四成多一点点。

对于奥姆的恐惧，大部分人伴随时间的推移和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而逐渐淡薄。但仍有不少人拒绝接受采访：“自己症状算是轻的，不值一提”（也可能是出于拒绝接受采访目的托词，无从确认）。此外也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本人愿意介绍事件，但身边家人十分不情愿“进一步卷入其中”，以致无法取得证词。以职业种类来说，各种公务员和从事金融方面工作的人的证词极难得到。

女性受害者的访谈所以少，主要原因是很难根据姓名实际弄清身份。而且——终究是我个人的推测——未婚女性之中大概也有人对这类采访有抵触情绪。也有几人虽然口说“家人反对”而接受了采访。

因此，尽管正式发表的受害者达三千八百人之多，但找出六十人左右“肯做证的事件受害者”却是极花时间极费精力的劳作。

作为方法，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公开征求愿意为本书提供证言的受害者：“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请为此接受采访。”这样，我想结果上可能得到更多的证言。实际上当采访在某个地方卡住的时候也受到了这样的诱惑，但同调查人员和编辑几次商议的结果，最终决定不采用那种方法。理由是：

（1）首先，我们并无有效手段确认对方主动提供的证言的真伪。与此相比，我们主动时候的风险要小得多。

（2）有自己主动想谈的人出现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由于那种积极接受采访者的比例的增加，有可能导致书整体印象的改变。相比之下，作为笔者（村上）宁愿重视随意抽取式的平衡。

（3）在调查性质上，如果可能，打算尽量不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行秘密调查。否则，对媒体采访怀有的不信任感会更加强烈。而且，笔者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其中出现。

避免“公开征求证言人”，事后想来，带来了另一个好的结果——由于排除较为简单的手段而使得笔者同调查人及编辑之间更有向心力了，产生一种类似“达成感”的感觉。“这是大家一个一个凑起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质感得以从中产生。紧密配合成为制作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珍惜每一位证言人的心情也更强了。

访谈稿出来后，首先送到被采访者那里请其确认。每次都附有这样一封信：“作为我们诚然希望尽量以真名实姓发表证言，可以么？如是不愿意，我们可以匿名，由您选择。”——约有四成希望匿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测，书中没有一一注明何为真名何为匿名。因为若注明匿名，反而有可能刺激某种好奇心。

而且，请对方确认成稿后的访谈是否属实时，若有“这个不想写出来”那样的部分，我们就请其先告知是希望删除还是如何更改。差不多所有人——尽管程度多少有别——都希望更改或删除。

笔者按照采访对象的指示，对指定地方加以更改或删除。删除或更改的部分往往含有能让人真切感到采访对象的人品或生活场景的内容，作为作家的我个人是相当遗憾的。但除了删除或更改后致使前后不连贯的情况，我都完全照做。难以照做的时候由我提出替代方案，求得对方同意。

如果改正或删除较多，出于准确性的需求，就把新稿送过去请其再次确认。若仍有希望改动的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便按同样顺序重复一遍。有的访谈如此反复五次。

作为我们，一来不想给欣然接受采访的人添麻烦，二来想极力避免使得对方不快。即使为了消除对于大众传媒的普遍的不信任感，也不想让对方感到后悔或觉得一番好心被利用了。为此尽最大可能对访谈稿加以认真删改。

采访对象总数达六十二人。但前面也说了，成稿后有两例拒绝公开证言，而且都是内容深入的关键证言。老实说，舍弃已完成的稿件感觉上有切肤之痛，但既然采访对象说“No”，那么只能放弃。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尊重证言人本人的自发性，这一姿态贯彻采访整个过程。当然，有时也做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说服，但若仍然说“No”，我们随即撤下。

反过来说，收在这本书里的证言，完全属于本人自发的、积极的。没有文字性润色，没有诱导，没有勉强。我的写作能力（我是说如果我多少有那东西的话）只集中于一点：如何原封不动地采用对方的话语而又能使其容易阅读。

对于部分愿意用真名实姓发表证言的人，我们曾再次确认：“以真名出现，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社会反响，那也不要紧吗？”如果对方说“不要紧”，才将其真名用在这里。对此深表感谢。将证言收进这本书的时候，以真名讲述所具有的现实性冲击力往往强烈得多，愤怒也好、诉求也好、悲伤也好、其他什么也好……

不过，这当然不意味轻视选择匿名方式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由，我也很理解这点。莫如说我要对尽管有那样的情由而仍能接受采访这点再次表示感谢。

采访时笔者最先问的是每位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在哪里出生、成长过程、爱好是什么、做什么工作、和怎样的家人共同生活等等。工作尤其问得详细。

所以在采访对象的个人背景上如此花时间和占如此大的比重，是因为想让“受害者”每个人长相的细部更真切地浮现出来，而不想让其中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的一个（one of them）。身为职业作家这点或许是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对“综合性概念性”信息这种东西提不起多大兴致，只对每一个人具体的——不能（难以）交换的——存在状态怀有兴趣。因此，面对采访对象，我在有限的两个小时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写成文章传达给读者。尽管由于采访对象的情由有很多情况写不进去。

所以用这样的姿态采访，是因为相对于“施害者＝奥姆相关者”每一个人的情况通过媒体采访而被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作为一种富有蛊惑性的信息物语在世间广为传播，而作为另一方的“受害者＝普通市民”的情况则完全显得支离破碎。那里存在的几乎全是仅仅被赋予的角色（行人A），极少提供能让人侧耳倾听那样的物语。而且，即使那种少量物语也清一色是以模式化的文脉讲述的。

想必是因为普通媒体是想将受害者以“被伤害的无辜的一般市民”这一印象固定下来的缘故。进一步说来，受害者没有活生生的面孔更能使文脉顺利展开。并且，“（没有面孔的）健全的市民”对“有面孔的坏蛋”这一古典对比能使得绘画变得容易操作。

如果可能，我想把这种固定模式消除掉。这是因为，那天早上地铁上的每一位乘客都是好端端有鼻有眼、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欢乐、有纠葛、有戏剧、有矛盾和烦恼——有将这些综合起来的物语的。不可能没有。那是你，也是我。

所以，我首先要了解他／她的为人，无论其结果能否具体写成文章。

听完这些个人信息之后，转入事件发生当天的情况。无须说，这是正题。我倾听每个人的叙说并且发问。

“对于您那是怎样的一天呢？”

“您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体验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呢？”

（某种情况下）“您因那起事件遭受了怎样的（肉体上、精神上）痛苦呢？”

“那种痛苦后来也持续吗？”

事件造成的受害程度，委实千差万别。既有微乎其微的，又有不幸去世的，还有至今仍在康复治疗过程中的重患者。也有当时没什么大事而后来受困于（持续性受困于）PTSD(1)症状的。从一般性报道角度来说，重点罗列重症患者的情况或许更有社会价值。

但我这本书不是这样。只要不巧身在现场多少遭受沙林伤害，无论症状轻重我都主动采访，并在取得对方同意后将采访对象的话完完整整收进书中。诚然，轻度受害者重返正常生活的速度快，影响也小。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感受、恐惧和教训。读一读就会得知，那也并非可以等闲视之的症状。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对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份量不同的特殊的一天。

此外我还有这样一种预感：不分症状轻重地将多数受害者的情况完整地收在这里，可以使得事件的整个过程重新以另一种形式显现出来。这点一读之下即可了然。

接受采访的几个人此前接受过媒体采访，都抱怨说“自己真正想说的最后却被删掉，被弄得缺头少尾”。也就是说，“媒体只适当地选用了容易报道的部分”。

因为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为取得其理解——理解我们的目的和方法截然不同——有时候花了相当长时间。遗憾的是，有的直到最后也未能取得理解。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想把这次采访中听得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作为信息收录进来，但由于篇幅限制和阅读量的限制，只能分别适当划一条线，平均份量在400字稿纸写20—30页左右。个别长的达50页。

虽说不分症状轻重，但症状严重的无论如何原稿页数都要多些。因为讲述的内容多，如住院经过、康复过程，或感触之深、创伤之大等等。

下面就请听一听他们的讲述吧。

不，听之前请先想像一下。

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星期一。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的初春早晨。昨天是星期日，明天春分休息，即连休的“山谷”。也许你心想今天也休息多好。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你无法请假休息。

这样，你在平日那个时刻睁开眼睛，洗脸，吃早餐，穿上西服走去车站，像往常那样钻进拥挤的地铁上班。平平常常的一如平日的清晨，人生中无从区别的普普通通的一天。

在五个化装男子将用研磨机磨尖的伞杆尖头捅进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之前……

(1)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之略。指对创伤等严重应激因素的一种异常精神反应。又称延迟性心因性反应，系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千代田线

A725K

在地铁千代田线散布沙林的行动小组由林郁夫和新实智光组成。林实施，新实是司机。林年纪大，又是医师且同科学技术省的“武斗派”划清界限——这样的他何以被选为实施者，原由自是不得而知，但林自身推测“大概是为了封口”。即通过让他参与事件而切断其逃路。在这一阶段林已心知肚明。他皈依麻原彰晃(1)程度很深，但麻原好像并未从内心相信他。叫林洒沙林时，林后来说“感觉心脏在胸中陡然一缩”，还说“心脏在胸中倒是理所当然的事”。

林乘坐七时四十八分由北千住站驶发、开往代代木上原的千代田线地铁列车最前面的车厢，在新御茶水站捅破沙林袋，在那里下车。在新御茶水等待的新实让做完案的林上车，直接返回位于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这是交给两人的使命。林不能拒绝，他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马哈姆德拉修行之一”。马哈姆德拉修行是争取被赋予正悟师等级的重要修行。

“想拒绝不是可以拒绝的么？”对于麻原辩护律师的这个执拗的提问，林这样回答：“如果能够拒绝，这一系列奥姆事件岂不（一开始）不会发生了？”

林生于一九四七年，是品川区一位开私人诊所医生的次子，由庆应大学附属的初中、高中升入该大学的医学部，作为心血管外科专门医生在庆应医院工作。后来转去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国立疗养所医院任循环器官科主任医师，乃不折不扣的超级精英。相貌端庄，表情带有一种职业自信，想必是作为医师自然而然形成的。头发似乎在头顶那里开始略略变稀。如多数奥姆干部所表现的那样，姿态端正，脸直对前方。不过说话方式总好像有些单调和不自然。在法院旁听证言时，作为个人我蓦然觉得某种感情的流程在他身上受到阻碍。

他在飞黄腾达过程中突然信了奥姆真理教，九〇年辞职和家人一起出家。两个孩子也在教团中接受特殊教育。医院方面舍不得他的能力而予以挽留，但他决心已定。看上去他对医生这一职业几乎没有留恋之情。在教团内受到喜欢精英的麻原彰晃的重用，任“治疗省大臣”。

林似乎在某个阶段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深刻的根本性疑问，从而水到渠成地为提供超科学答案的麻原彰晃所吸引。

被指名在地铁实施散布沙林的林郁夫于二十日凌晨三时被领去上九一色村的第七修行所，和其他四人一起练习捅扎沙林袋——用打磨锋利的伞尖捅扎充水（代替沙林）的同一规格塑料袋。指挥练习的是教团干部村井秀夫。其他成员有时表现出乐意练习的样子，但林郁夫以不无理性的目光看着其他四人的行为，也没有实际捅扎。在四十八岁的医师眼里，看上去一切都像在做戏。

林说：“我没有练习。虽然一看就会，但我从内心提不起兴致。”

练习完后，五人乘车返回涩谷的秘密活动站。身为医师的林在那里把加入硫酸阿托品的注射器发给大家，指示说：“如果出现沙林中毒症状，自己立即注射这个。”

去地铁途中，林在市谷的便利店买了手套、切刀、自粘胶带和拖鞋。负责开车的新实弄到了用来包沙林塑料袋的报纸：《圣教新闻》和《赤旗》。“最好不是随处买得到的报纸，那才有趣。”新实以他特有的幽默说。林从中选了《赤旗》。这是因为，如果使用宿敌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那么就太露骨了，效果反而不好。

林上车前戴上了口罩。地铁列车编号为A725K。在车厢里看到妇女儿童，林多少有些动摇，心想在这里洒沙林，自己右前方的妇女必死无疑，要是能中途下车就好了。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就此罢手。这是为了法的战斗，不能优柔寡断向自己屈服。

临近新御茶水站时，他把沙林袋扔在脚下，一狠心用伞尖捅了进去。手有感觉，“噗一声有一种弹力感”。接着捅了几次，至于几次则不记得了。结果，两袋中仅一袋开了洞，另一袋原封未动。

但是，沙林液体从开洞的袋中全部流淌出来，给乘客造成了极大伤害。在霞关站，两位想处理那个袋子的站务员以身殉职。A725K在国会议事堂前停止运行，让所有乘客下车，在那里开始清扫车厢。

两人因林郁夫洒的沙林遇难，一百三十一人受伤。

“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

和泉清佳（当时二十六岁）

和泉是金泽人，现在外资系统的航空公司广报科工作。

大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进了JR(2)做一般性事务工作。在那里工作三年之后，无论如何都想做航空方面的工作，于是两年前断然转行。进航空公司是她小时就怀有的梦想。但中途进这家航空公司，必须跨过千里挑一这道非同一般的难关。而就在她转行不久，上班途中遭遇了沙林事件。

和泉说她“反正就是喜欢自学什么”。一看就知她是个无论做什么都积极而又认真的人，属于一旦确定自己的目标就勇往直前那类性格。健谈，说“正义感”未免说法有些老套，但言谈之间可以感受到那种不拐弯抹角的、敢说敢做的直率。如果不进航空公司，就打算当政治家的秘书。实际上也为取得那一资格而学习过。假如如愿以偿，很可能成为干练的秘书人才。

这么说不知是不是合适，一看见她就不由得涌起一股亲切感。觉得高中时代班里就有一两个这种能干的女孩。如今有没有了呢？

她说JR的工作，坦率说来没多大意思。虽然学得社会上不少东西，但感觉上一切取决于人事关系。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整体上像是狭小的特殊空间，不合自己的脾性。她想从事能用英语的工作。所以，不顾周围人“何必辞职”那样的反对声音，依自己的判断，毅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但在这次沙林事件中，她在JR研修时接受的应急训练意外派上了用场。

性格上特别喜欢和人接触，一个人连酒吧都不进。至于单独生活，就更“寂寞得受不了了”。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早稻田。因为房子太窄，最近搬了家。

公司位于神谷町，所以我每天的乘车路线是：从早稻田坐东西线到大手町下车，再换乘千代田线到霞关，然后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到相隔一站的神谷町。公司八点半上班，我每天大概七点四十五或五十出门。一般八点半稍前一些到公司，但我仍算是早到的。大家都踩着钟点上班。在日企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上班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到公司，而外企则是各自按照自己喜欢的步调开始工作。早去公司也不会得到什么表扬。

早上六点十五或二十左右起床。早饭几乎不吃。只是简单喝点儿咖啡。东西线是相当拥挤的，不过除了拥挤倒也没什么不愉快的。至今也没遇到过色狼。

我身体一向很好。但三月二十日那天从早上开始就觉得不舒服，相当难受。心想那也得上班，于是坐上电车，下了东西线，在大手町换乘千代田线。一边想着今天身体不太对劲儿，一边下意识地深深吸了口气。就那样突然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我在千代田线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里。这么说来，到达霞关时，我的位置应该离日比谷线的换乘口最近。电车不是很挤，座位倒几乎都坐满了，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站着。对面车厢一目了然。

我站在驾驶席最前面，抓着门把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吸了口气，一下子觉得很难受。不，不是难受的感觉，而是像给人当头打了一棒。突然间完全喘不过气来。如果再吸一口气，整个内脏就要从嘴里出来了，感觉就是那么强烈。最初一次就像处于真空中似的。我还以为是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缘故。可是，再怎么不舒服也不至于这样啊，情况就是这么严重。

现在想来有点可笑。我当时还想是不是爷爷去世了。爷爷住在石川县，当时是九十四岁。去年去世了。恰巧，那几天听说爷爷感冒了。我首先想到的是莫非这就是所谓预感？是不是爷爷去世了？

过了一会勉强能呼吸了。就要到霞关车站了，可就在经过前一站日比谷的时候，又突然咳嗽起来。那时候，车内很多人都“咳咳”咳嗽起来了。我感觉车厢里有些不太对头，周围的人也开始骚动起来。

不管怎样，电车终于到了霞关。我什么也没多想就下了车。但有几位乘客下车后，对在那儿的乘务员大概说了“车里有些奇怪过来一下吧”之类的话，把乘务员叫到了车上。之后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列车长将那儿的沙林包拿到了外面，后来去世了。

我同往常一样出了车站，朝日比谷线方向走去。在走下日比谷线站台处的台阶时，突然听到了火灾警报器的声响。“BBB…响个不停”。车站里这种通知紧急事件的声音，我在JR的时候就听习惯了，因此马上想到发生事故了。那时候，话筒里传来了站内广播声。正当我心想就这样出站好不好的时候，日比谷线电车开进站台。

当时车站工作人员的行动，一看就知很混乱。因此我想这可不是普通情况。这趟日比谷线的电车与我想坐的车方向正相反。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列电车也被放了沙林，在神谷还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异常状况，乘客全部下车了。然后电车开进了霞关。

火灾警报器响了以后，站内广播通知大家到车站外面去。周围人都朝出口动起来。我在那里才开始觉得有些恶心，心想与其这样出去，还不如先去趟洗手间。就在站内四处寻找洗手间。先看到了站长办公室，旁边就是洗手间。

我经过站长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三四位车站工作人员横躺着，我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伤亡事件。但我还是径直去了洗手间。过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后，我从通往通产省前的出口向上走。大概前后花了十分钟。这时间里，刚才倒在办公室里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被抬到了外面。

上了台阶从出口出来，往四周一看，怎么形容呢，简直是地狱一般的景象，三个人横躺在地上，嘴里插着勺子。好像为了避免他们咬掉舌头而有人往他们嘴里插了勺子。另外还有六七位工作人员也在那儿，大家都抱着头坐在花坛旁边哭。接下来在台阶的出口处，看到一个女孩在哇哇哭（这位就是在后面出现的野崎）。走到外面的一瞬间，我丧失了所有语言。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抓住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自己以前在JR工作，已经习惯处理紧急事件，问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那位工作人员眼睛完全没有焦点，目光游移不定，只是一个劲说“帮帮忙吧”，我对一屁股坐到那里的乘车员说这可不是哭的时候。结果对方却说“什么啊，哪里在哭”。可是那个时候，我确实看到了大家好像都在哭。我还想大概因为躺在那里的一位同事去世了，大家才这么悲痛吧。

我问“叫救护车了吗？”答说已经叫了，我也确实听见了救护车的汽笛声，但不是来这里的。为什么我们这里被推后了呢？结果，症状最严重的人却被最后送到了医院，两人都不幸去世了。

这一场面东京电视台都拍下来了。旁边还停着写有“东京电视台”的面包车。于是我对他们说“现在可不是干这个的时候，请把车借给我们，送这些人到医院”。经过交涉一番，开车的人又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会儿后，答说知道了，好的。

在JR的时候，我们被要求经常身带红色围巾。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挥动围巾，一挥列车就会停下。于是我最先想到了围巾，有哪位带显眼的围巾吗？我朝四周喊着。有人借给了我。但因为东西太小，只好把我的手帕交给电视台的司机：“请将他们送到最近处的医院。事态紧急，要一路鸣笛，不用管红绿灯，直接开过去。”

手帕的颜色我不记得了，大概带有彩色花纹吧。我只记得这些。是让挥手帕还是要求系在后视镜，这也想不起来了。因为我相当激动，所以这个地方记不太清楚了。不管怎样，让已故的车站工作人员高桥先生和一位助手坐在了后座。此外还能坐一个人，所以又拉了一位工作人员。

后来碰到丰田先生，他说：“那块手帕没法还给你了，后座上的那位当时恶心，手帕正好派上用场。”最后他送我一块新手帕做为礼物。

当时我本以为高桥先生还活着，但细看才知道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要死的人，可当时马上就感觉到了，心想这个人就要死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必须帮帮他。

驾驶员让我也一起坐上去，我说“不，我不能上去”。因为还有几位被人背到这儿的病人，我必须照看他们。所以我留下了。那辆车到底开去哪家医院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最后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

后来，旁边的那个女孩哇哇哭了起来，身体抖个不停。我走到她旁边，安慰说没事的，没事的。终于，救护车来了。这期间我照看了很多人，他们的脸色与其说是苍白，倒不妨说已经接近褐色。其中一位，一看就像是位老大爷，嘴里不停冒着泡沫。我甚至想，人居然能吐出这么多泡沫啊。我解开他衬衣扣子，松开他的裤带，把摸他的脉，他的脉快得惊人。“老大爷，老大爷！”我叫了几声，没有回答，看来完全没有意识了。

这位看上去像老大爷的人，其实是车站的工作人员。因为已经脱了制服上衣，所以当时不知他是车站职员。他脸色煞白，头发稀疏，我以为他是上了年纪的乘客。后来才知道他叫丰田，是已故车站工作人员（高桥、菱沼两位）的同事。他在千代田线站台工作，是晕倒的三位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在那之后，住院很长时间，是所有患者中住院最久的。

救护车来之后，医生问有意识吗？“没有意识但有脉搏。”我用近乎喊的声音回答。于是救护人员拿出氧气罩扣在那个人的嘴上。接下来救护人员说：“还有一个呼吸器，有谁不舒服快上来，在救护车上吸氧。”我也稍微吸了一些。一个劲颤抖和哭叫的那个女孩不停地吸氧。快吸完时，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那位哆哆嗦嗦的女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以致一整天都出现在电视上。

照顾大家的过程中，我丝毫没有感到不适。听到“吸氧”，才想起自己呼吸也有些不正常。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和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自己身体没事，所以理应照顾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居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件，反正是大事件），帮他们做些事，我就是这样想的。前面说过，我本来早上起来身体就不太舒服，我想即使感到有些不适那也纯属我个人的个别原因。

不知不觉间，恰巧有位公司同事从这里经过。他和我一起，帮助那个女孩逃脱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之后同事说一起走着去公司吧。我也想不管怎样先去公司吧。从霞关到公司大约要三十分钟。走的过程中，总感觉呼吸不畅，但还没到要坐下来的程度，勉强能坚持走。

到公司后，公司的领导们都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于是问：“和泉，真的没事吗？”到公司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领导说：“好好休息吧，不要勉强。”我依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那样开始工作了。结果人事部的一位同事说好像是有毒气，不舒服赶紧去医院。正巧那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妙，于是在神谷十字路口在大家帮助下坐救护车去了医院——一个叫麻布医院的小医院——那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个病人。

接下来的一周一直处于像感冒一样的状态，还像哮喘一样咳嗽，三天后开始发烧，量了量体温居然四十度。心想肯定是体温计坏了。因为体温计的水银柱已经蹿到最大限度，所以实际温度可能比四十度还高。反正我已经处于动弹不得的状态了。

发烧之后，伴随有哮喘的咳嗽也持续了一个月。这显然是沙林毒气的影响，大概毒气进气管了吧，真是非常痛苦。总之，一旦咳嗽就停不下来。经常痛苦得连呼吸都困难。像这样说话的过程中突然咳嗽起来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广报部是与人打交道的部门，我这个样子做工作是非常痛苦的。

我做了很多次梦。大概口含勺子的工作人员形象在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总是梦见他们当时的样子。梦中，躺在地上的人的数目非同寻常，长长地朝远处排列开去。因此，晚上经常从梦中惊醒，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来。

我们当时所在的位置，正是霞关通产省的门口。几个遇害者口吐白沫，还有几个晕倒在地上。道路的这半边简直如地狱一般。与此相对，道路的另半边是一如往常上班的人流，完全是正常世界。我一边照顾病人，一边看着马路对面。来来往往的人虽然面露惊讶神情，像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有一个人打算过来。那儿完全是别的天地。没有人停下来，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

貌似通产省的人就站在眼前。这边有三个人晕倒了，横躺在地上，默默等待迟迟不来的救护车。那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但是通产省的人既没有叫人来帮忙，又没有帮我们叫车。

沙林毒气是在八点十分施放的。等救护车就等了一个半小时以上。那些受害者一直处于没人管的状态。电视里偶尔播放高桥先生口含勺子躺在地上无人救治的场面。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痛苦得无法自持。

——假如那时你作为通勤者从路的另一边走过，你会过来照看倒地的人吗？

会，我想肯定会。我不能容忍把他们放置不管。即便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也仍然会去帮他们的。说实话，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但是又想，即便自己失去理智，也还是于事无补。环视四周，一看就知道没有人在冷静处理事情，一个也没有。没有人照顾病人。病人就那样一动不动地被抛弃不管。所以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说实话，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我倒不觉得十分愤怒和怨恨。大概是不能很好地将这些联系起来，才使得我没有对罪犯感到愤怒和憎恨。与对罪犯的愤怒和憎恨相比，因为看到了不幸去世的人们以及深感悲痛的他们的家人，所以这方面的痛苦要大得多。奥姆真理教的某某将沙林带进了电车……这样的问题对我却不构成任何问题。我没有把沙林毒气事件同奥姆真理教联系起来，这样的因果关系在我的头脑里是没有的。

我从不看电视里有关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报道，根本不想看。本来也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访。如果对被害者、对其家属有帮助的话，我会主动说的。但如果出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好奇心，我是不想接受媒体采访的。

这次的犯罪行为理所当然应被社会各界严厉追究。最让人揪心的是遇难者家属的心情，一想到这些，我就坐立不安。将犯人处以死刑，事情就彻底解决了么？大概因为我亲眼看到人的死亡，所以对死变得敏感起来。这倒也罢了，问题是无论对犯人给与怎样严厉的刑罚，我对他们也是无话可说的。

“进公司以来一直在这里（霞关站）。虽然没办法同其他站相比，可我就是喜欢这里。”

汤浅胜（当时二十四岁）

在后来出场的丰田和去世的高桥眼里，汤浅在年龄上完全属于孩子一代，又滑又爽的头发，浑身充满活力。相见时他二十六岁，脸上还带有少年稚嫩的面影，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

出生于千叶县市川，在那里长大。也是由于有一位年长的堂兄在营团(3)地铁工作的关系，不知不觉对铁路有了兴趣。高中上的是上野的岩仓高中——将来打算从事铁路方面工作的人大部分上的都是这所学校。他一开始就想当司机，选择了机械专业。进营团地铁是一九八九年，那以来一直在霞关站工作。给人的印象很好，坦率、认真，日常工作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正因如此，这次沙林事件带来的打击也就格外大。

汤浅按照上司的命令，用担架把倒在千代田线的高桥抬上地面，在所定位置静静等待救护车到来。然而，本应马上来的救护车怎么等也不见影。高桥的症状在他眼前迅速变糟。一看就知道。但他束手无策。并且，遗憾的是高桥到底没来得及接受治疗，就那样丢了性命。他在那一过程中感受的焦躁、困惑和愤怒，显然非同寻常，完全超乎想像。也许由于这个关系，当时当场的记忆，许多地方变得模糊不清。如他本人承认的，有的部分甚至不翼而飞。

因此，和在同一现场的其他人的证言排列在一起，事情的顺序和内容在细部上多少有所不同，但仍大体照其原样收在这里。毕竟那是汤浅体验的事。

上高中的时候，与铁路有关的专业无非就是机械专业和运输专业。但还是学运输专业的待在办公室的人多一些，例如把时刻表放进抽屉之类的工作。我也喜欢铁路，但程度不一样。相比之下什么也不懂的狂热者太多了。

就业去向当然是JR的人气最高。因为想当新干线司机的人不在少数，但我不同。不过我毕业的时候JR不招人了。因此，一般说来西武、小田急和东急这样的铁路公司很受欢迎。但这些铁路有个规定：“非沿线住户，不予录取。”另外，不在那里打过工也不行。反正相当严格。

我本来也想去地铁的。营团也很受欢迎，工资和其他地方比也不低。假如你想从事铁路工作，就绝不会把你调到百货商店。

车站的工作很多，不只是检票。除了检票口和站台之类的工作外，还有引导遗忘物品的乘客、调解乘客纠纷等等，工作各种各样。十八岁进来，一下子就得做这么多工作，真是太难啦。因此，第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感觉一天真是漫长啊。最初工作的几天，晚上末班车结束后去关卷闸门的时候，终于舒了口气：啊，一天总算结束了！全身松懈下来。最初就是这个样子。

最讨厌的是醉汉。有的人喝醉后胡搅蛮缠，有的人跟人吵架，有的人呕吐。霞关不是繁华地段，这样的事还算不多。但偶尔也还是有的。

——进公司前你想当司机来着，可有资格考试什么的？

不，一次都没考过。倒是有好几次机会。但是考虑再三又放弃了。第一年有乘务员考试，参加的人很多。我正好工作了一年，车站的工作也渐渐熟悉了，所以就没参加，虽然刚才我说过会有醉汉之类让人讨厌的事，但我仍想继续做车站里的工作。

是啊，无论如何都想当驾驶员这一最初想法，在站内工作时间里也慢慢改变了。

霞关车站内有丸之内线、日比谷线、千代田线这三条线进入。每个人属于不同的线路，比如我就属于丸之内线。日比谷线的事务所是最大的。丸之内和千代田线也都有各自的事务所和值班室。

发生沙林毒气事件的三月二十日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我在千代田线的事务所值夜班。因为千代田线缺人，所以我就补充上了。这是常有的事。值夜班必须几个人，这是有规定的。人数必须凑齐。我们这儿人数不够时，日比谷线也会有人来填补。虽说属于不同的线，但大家都在一个车站工作，都是老熟人了。反正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因此经常委托别人或被人委托，相处得就像一个大家庭。

十二点左右放下卷闸门，关掉检票口，拔掉售票机的电源，接下来洗漱，大约一点多睡觉。因为上早班的人十一点半就结束工作了，所以他们十二点左右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上早班的人四点半起床，上晚班的五点半起床。始发车根据线路不同而不同，大概就五点左右吧。

早上起来后先打扫，打开卷闸门做好检票口的准备工作。接下来轮流吃早饭，早饭我们自己煮，还做大酱汤。轮流做饭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名副其实同吃一锅饭。

那天我上晚班，所以五点半才起床。先换好衣服，五点五十五到了检票口，工作到七点。七点到七点半轮流吃饭。接着去相反方向的虎A口的检票口。虎A口是指A12、13出口处的检票口。在那儿工作到八点十五，至此结束。

和下一位做完交接工作后，我走着去了事务所。正好松本主任拿着拖布从事务所出来。“您这是干什么去啊？”我问。主任说去打扫车厢。我正好工作也结束了，手头没事，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于是和松本先生一起坐电梯去了站台。

丰田、高桥和菱沼已经在那儿了。站台散落着湿淋淋的报纸。他们正用手将这些报纸装进塑料袋。站台上有从袋子里滴漏下来的液体。松本先生用拖布把那些液体擦干净。

我没拿拖布，报纸也没多少，而且几乎都装进袋子里了。所以我没帮上什么忙，只是在旁边看着。

我也想过，这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没想到会是沙林毒气。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接着高桥朝尽头的垃圾箱走去。可能因为擦地板纸不够，打算去垃圾箱捡些被扔掉的报纸来擦站台被弄湿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垃圾箱前的高桥踉踉跄跄倒下了。

大家慌忙跑过去，问高桥“怎么啦，怎么啦”。都以为大概因为上夜班又跑来跑去的，所以有些不舒服。谁都没想到会那么严重。问他能不能走。但看样子不能走了，要用担架。站台有用于联络的对讲机，就用它通知事务所拿担架过来。

高桥的表情显得极为痛苦，说不成话。他挣扎着像要用手放松领带。到底是哪里难受呢，看起来真得很痛苦。

用担架把高桥抬到事务所后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时候我问丰田：“救护车来，应该在几号出口”？这种时候救护车停到哪个地方，是定好了的。所以我就问了丰田。结果丰田却口齿不清。真有点奇怪。但我想丰田大概是因为当时脑子很混乱，才说不清楚的。总之，地点是在A11号出口。

我先飞跑到A11号出口。在高桥被抬过来之前我先在这里等救护车。等车来了，我再领着去接高桥。我出了出口，在通产省旁边等救护车。

在去A11号出口的途中，正好碰见日比谷线的职员，听他们说，日比谷线的筑地车站发生了爆炸事件。更详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车站十五日那天也放着一些可疑的东西。这个那个，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好奇怪的一天。我一边想着，一边在A11号出口等救护车来。

但是左等右等救护车都没来。这时间里，事务所其他人也上来了。大家都说，还没来么，怎么办啊。最终决定不管怎样先把高桥抬到出口处。我一直在外面不知道，听从事务所上来的几个人说，在事务所越待越觉得不舒服，所以都不愿意再回事务所。肯定是因为塑料袋装的东西（沙林毒气包裹）还在事务所。

但不管怎样，必须把高桥抬上来。所以大家又下了台阶返回事务所。

回到事务所，有位症状加重的女乘客坐在入口处的沙发上（后来的野崎小姐）。高桥在里面，放在地上。情况比刚才严重不少，意识也几乎完全丧失。其他工作人员跟他说话，也似乎没反应。我们四个人把担架上的高桥抬到了上面。

可是无论怎么等，救护车就是不来，真是非常焦急。为什么还不来啊？现在想想，救护车肯定都去了筑地。能听到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但就是不来这儿。我还担心是不是搞错地方，跑到别处去了。甚至想跑过去把他们叫过来。

实际也往那边跑了几步，但跑的时候觉得有点目眩，头也有点……，感觉不太舒服。但当时只以为大概是上早班的原因。

把高桥往上抬的时候，媒体的人已经到了出口处。女摄影师“啪啪”拍照。不，不是电视台的，因为她拿的是普通的静止相机。我看她是媒体的摄影师。因为拿的是专业人士使用的大型照相机，好像在拍躺着的高桥。我因为救护车迟迟不来有些激动，就对摄影师生硬地说：“不许拍照。”陪同摄影师的一个男的也挤进来。我也冲着他喊：“不许拍照。”当然摄影师的工作就是拍照，但我还是无法忍受。

接着电视台的面包车来了。后来才知道是东京电视台的。我好像接受了谁的采访，问我情况如何。是不是东京电视台，我记不清楚了。但这根本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救护车还是迟迟没来。

这时候得知电视台的人是坐面包车来的，就跟他们交涉：“既然有车，那么就帮我们运送病人吧。”可能我的口气有点强硬。到底是怎么说的，我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当时很激动，再加上互相之间对彼此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交涉稍微花了点时间。反正对方没有马上同意。彼此沟通花了些时间。

说好以后，把后排座位放倒，让高桥躺上去。另外一位职员（大崛）因为不舒服也坐上去了。他因为一直看护着高桥，上到地面后症状就加剧了，有点呕吐。另外还有一位职员（泽口），总共三位被拉走了。

我问司机：“医院找得到么？”他说找不到。我就坐到助手席上跟他一起去了。目的地是日比谷的H医院。因为车站里有病人的时候必去那里。那时有位普通女乘客说：“如果有块红布什么的，别人就知道是救护车了。”后来听丰田说，那是一位以前在JR工作过的人说的。但那时候没有什么红布，那位女士就把手帕给了我。我把手伸到窗外，挥动手帕，就那样去了医院。那手帕不是红色，是普通花纹的。

早上九点左右道路相当拥挤，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光是等救护车就花了相当长时间。司机什么样，给我手帕的那位女士的长相完全不记得了，想不起来了。我当时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连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也没有。去医院的途中，大崛先生吐在了后面座位上，这一点我还记得。

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还没开门。是几点我也记不清了。因为是开门之前，也就九点左右吧。放下担架，我就去了问询处。进去后我说：“情况紧急，拜托了！”接着走出医院来到外面，在高桥先生身边守着。高桥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大崛先生一直蹲在那里，但是医院却没有一个人出来。

——谁也没出来？

大概他们认为情况并非多么紧急。我因为思绪混乱，也没有详细跟他们解释，只说了句“情况紧急，拜托了”。所以他们就以为不是什么紧急情况，不管怎么等都没人出来。

于是我又一次去了问询处：“拜托了，请来个人吧！”这次语气比较强硬，总算有几个人出来了。看到高桥和大崛的样子，他们终于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把病人抬进医院。您问这过程花了多长时间？绝对不止二十分钟。我当时大概也很恼火，说话可能有些激动。

泽口留下来陪护，我和电视台司机一起返回地铁站，还是八号出口。那时候，我也差不多平静下来了。或者说不停地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大崛刚才吐在了座位上，我向那位送我们去医院的司机道歉说：“把座位弄脏，真是对不起。”司机很客气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不用放在心上。”我终于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再以后的事就记不清了。

记得回来的时候，丰田和菱沼已经被抬上来了，两人都完全一动不动。那儿有救火用的氧气瓶，把它对在丰田和菱沼的嘴上。又给他们做人工按摩什么的。除了他俩，那里还蹲着几位职员和几位乘客。旁边是通产省的墙根，大家都坐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依然一头雾水。

又过了一阵子，救护车终于来了。那段记忆不太确切。菱沼和丰田好像分别被两辆车拉走了。一辆车拉不了两个人，另外一个人被一辆不是救护车的车拉走了。那时候拉走的只有两个人。除了他们，那儿再没有重病人了。

当时11号出口聚集了很多人。媒体的人也来了很多，警察和消防人员也来了。我记得人很多。媒体的人拿着话筒，一个劲儿采访乘客和工作人员。可能那时车站已经不让进去了。

现场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我走着去了H医院。到了医院，大厅里有电视，正播放NHK(4)新闻，里面有地铁事件的场面。这时我才得知高桥去世了。通过电视荧屏知道的。还是晚了，真是太遗憾了。

我自身的状况是瞳孔收缩，感觉四周昏暗，然后是轻度呕吐。但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接受什么检查或问诊。只是过一会输了一点儿液。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输液再说，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段时间也一直穿着制服。我算是症状轻的。应该是靠近现场的人里面受害最轻的。大崛可是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我大概是因为较早从现场出来的关系。

输完液，我和其他几位职员一起走着回到地铁站。因为千代田线途经霞关站，所以我们返回了丸之内线事务所。忙这忙那，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真是长长的一天。第二天休息了一天，二十二日就回去上班了。

说实话，关于事件当时的记忆很零散。有的地方印象深刻，有些地方就模糊了，或者说突然断开了。因为我情绪激动的缘故吧。比较而言，高桥晕倒的场面和送到医院的场面还记得。后面的就记不太清了。

和高桥并非私交很深。高桥是车站的副站长。比我年长很多。因此我们的地位不同。高桥的二儿子（同是营团职员）也在车站工作。说起年龄，和我差不多。因此，从年龄上看，我们就像父子。但是和高桥说话的时候，我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年龄差。他不是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前辈和后辈关系的那种人。非常和蔼，是谁都喜欢的一个人。对待乘客也是，什么时候都很亲切。我叫他高桥，但大家都叫他的爱称“一正”。他就是如此受大家喜爱。

我并没有产生因为遭遇这次事件而有换一个地方的想法，丝毫没有。进公司以来一直在这里（霞关）。这里虽说没法和别的地方比，但我还是最喜欢这里。对这里有特殊感情。

“那时高桥还活着。”

宫田实（当时五十四岁）

宫田实在名叫三和商事的公司工作，六年前开始为东京电视台开车。平日一直守在电视台里，一有事件发生就开起装有直播器材的车奔往现场，但他本身不属于电视台人员。不知道制度是这样的。但不管怎样，开车是一把好手。时而拼命超车，时而受命直接从东京开去北海道。

开车开很久了，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握方向盘。年轻时就喜欢汽车，一说车就满面笑容。不过几乎从不违规和出事故。由于不得已的原因一年里违规一两次——“明知故犯”——此外无可挑剔。他说：“不光看前面，还要看后面，这样开起来才不至于出事故。”不过，在沙林事件现场因为看不下去而把受害者送往医院时，车不得不横冲直闯。

生在东京长在东京，家里有太太和一个小孩儿。看上去十分年轻，根本看不出有五十五岁。讲话干脆利落，不啰嗦，显得非常果断。这种果断在事件现场发挥了作用。

分配给我的是一辆丰田汽车。电视台的名字大大横写在车上。这是我的专用车。一同去的工作人员时常变换，不过车总是这一辆。平时都在下面值班室那里停着，一旦有事，马上出动。工作大致是从九点半到六点半，不过有时候会加班，偶尔半夜被叫去的时候也有。一年会有那么几次吧，倒也不是太多。

对驾驶技术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是比其他电视台晚到就麻烦了。可车毕竟是车，也不能开得太快。但为了早到一会儿，比如说可以选择那些不拥挤的道路什么的。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空闲的时候总是看地图，把那些细小的路段也一一记在脑子里。关东一带，即使第一次去的地方，路也还是大体知道的。

事件每天都会有。啊，今天一天很闲没什么事可做——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

三月二十日那天，八点半出了电视台，和摄影师一起去上田帕罗取材。上田帕罗位于兜町，是贸易区。虽说是采访，其实也不是什么紧急的事，只是去拍摄一些图像资料而已。

从神谷町站的十字路口直走，正要从昭和路的十字路口通过的时候，看到十字路口那里好像有什么大的骚动。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事？我边看情况边慢慢开车。摄影师也说：“说不定还没等咱们到目的地，就会被叫来这里。”车上只有我、摄影师和VE（图像工程师）。所以我就那样慢慢开车。

正当我们要穿过新桥隧道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电话打来了，让我们前往霞关的十字路口。目的地不是神谷町，而是霞关。去的地方是外务省、大藏省、经济产业省和农林水产省的拐角处一个最宽敞的地方。到那儿的时候，看见几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倒在地上。躺着的有两三个，蹲着的有两三个。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大声喊叫：“快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我们是最早到达的媒体。当时那儿只有一辆救护车，并且已经有几个人抬上去了。旁边有位警察，用无线电话怒气冲冲地说：“把这辆车先做救护车用吧！”那时候，在筑地等其他地方已经发生了恐慌，所以救护车没能来这里。连便衣巡逻车也被用来运送受害者。人们都满口怒气。这场景被我们的池田给拍下来了。

如此一来，就有人说：“有拍照的时间，干嘛不帮忙把晕倒的人或受害者运到医院去？”因为救护车迟迟不来，所以就直接求我们了：“既然那里有车，就帮我们运病人吧！”

可是，车上还放着器材等其他必要设备。车走了会很麻烦的。VE牧君也在场，于是他、我、池田三人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好呢？不送病人的话也太说不过去了。最后我说还是我去吧。“送到哪里好呢？”我问刚才喊的那位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对方回答说：“送到日比谷的H医院。”最近的医院其实是虎门医院。我觉得有些奇怪，就问了问原因。结果说营团地铁的指定医院是H医院。我说“知道了，这就送去H医院。”虽说是紧急任务，但并没有带红色紧急灯。于是，坐在副驾驶员位置的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从窗户伸出手，摇晃手帕，就这样一直开到H医院。

红色手帕是当时在场的一位像是护士的年轻女士给的。她说要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救护车，最好摇晃红色手帕。当时拉的是已故高桥副站长和另外一位不知道名字的人。不过，应该是车站工作人员。年龄三十左右，那个人的症状比高桥先生轻，自己还能上下车。把他俩抬到后座上，放倒座位让两人躺着。

那位年轻人一直对着高桥先生喊：“高桥先生，您没事吧？”我们才知道，那位是高桥先生。不过，高桥先生几乎没什么意识了。问他有没有事。他也只是唔唔呻吟，处于完全不会说话的状态。我们把装在车上的器材都卸下去了，以便需要时使用。

H医院位于新桥附近、第一酒店的旁边，是一家相当大的医院。到达那里花费的时间，大概三分钟左右，很快。路上，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一直摇晃红色手帕，意思是说：“紧急情况，请允许通行”。一路闯红灯去的，单行线也闯进去了。警察看见了也说：“走吧，快点走！”我也想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拼命开车。

但是医院的人却迟迟不让我们进去。有护士出来，我们说这两位好像在霞关毒气中毒了。而她们却说医生不在，不让我们进去。结果，好一段时间都没人搭理我们。说“无人问津”可能对不住医院。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不明白。

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在问询处哭也似的央求医院的人：“快要不行了，请想想办法”。我也过去了。那时候高桥先生还活着，眼睛一眨一眨的。高桥先生从车上抬下来以后，就一直躺在路上。还有一位蹲在那里。大家都一肚子火。至于在那里花了多长时间，具体的说不上来了。不过，时间相当长，就那样被扔在外面。

又过了一会，终于有医生出来了。用担架把两位病人抬到了里面。

总的来说，发生了什么，院方对于情况也是一无所知的。也没有任何人通知他们：“给你们那里送去病人了。”所以他们丝毫不了解情况，完全不得要领。那时已经过了九点半，距事发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即便如此，院方对于事态依然全然不知。我们好像是去的第一批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事态根本不了解。

从结果来看，如果当时去了虎门医院说不定就得救了。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虎门医院又近，走几步就到了。H医院一点也没有紧迫感，给人感觉就像是“反正先看看再说吧”。那时候的我们已经在竭尽全力，如果能早三十分钟，或许他们就得救了。真是可惜。

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看着，真是可怜。已经很严重了。单位的同事、长辈就在自己眼前处于生死边缘。他拼命地不断地喊道：“快点给看看，快点给看看！”我也一直担心到底会怎样，在医院门前等了一个小时，但是没有任何回音，只好返回现场。那以后我再没有去过H医院，也没见过那位年轻的车站工作人员。

那天晚上我得知高桥去世了。自己送去的人去世了，太遗憾了。

对于奥姆真理教的愤怒？那已经不是什么愤怒了，我不是在开玩笑。简直骇人听闻。那些人说什么是受麻原指使才做的。我希望他们既然做了就做好死的心理准备来接受审判。

我因为工作关系去了好几次上九一色村。那里的普通信徒，个个都像丢了魂一样，呆呆的，不哭不笑，面无表情，就好像戴着面具。我想那就是所谓精神控制吧。但是，身为头领的那些人却不是，他们仍然面带表情，会考虑问题，会笑会哭，没有受到精神控制。指令是他们发出的。信徒们想跟麻原夺取国家政权。即使辩解也没有辩解的余地，最好把他们全判死刑。

我到目前为止，因为工作去过很多现场。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去了，但沙林毒气事件是最特殊的。那完全是地狱。不错，也许我们的取材方式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采访者是多么不幸，我认为很了解这点。

“我不是沙林受害者，是亲历者。”

丰田利明（当时五十二岁）

丰田是山形县人，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恰巧同沙林事件发生日期相同——进入营团地铁。“高中毕业后在乡下也找不到事做，真正是只背一个铺盖卷来到东京的。”本人这样说道。并非对地铁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亲戚介绍的。自那以来三十四年间一直在地铁站工作。说话还多少可以听出山形口音。我倒无意以出生地归纳人的性格，不过给人的第一印象的确是做事不屈不挠的“东北人”。

说实话，同此人交谈时间里，我脑海里始终浮现“职业伦理”这四个字。或许可以换成“市民伦理”这个说法。三十四年间在现场脚踏实地工作，从中得到的类似ethics（道义性价值观）那样的东西仿佛成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一看就知是一个好样的从业者、一个好市民。

这当然不过是想像，在千代田线霞关站处理沙林袋而不幸失去性命的丰田的两个同事也好像具有同样的——尽管程度不同——伦理观。从他的话语中，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为了保证在使用体力的地铁站工作不出问题，至今仍每个星期跑步两次，甚至参加过公司内部的职场接力对抗赛——那可以出汗，忘掉工作，“很开心”。

差不多听他讲了四个小时。尽管事情让人难受，可他一次也没抱怨、没哀声叹气。“想尽快克服自己心理软弱的一面，忘掉那个事件”——虽然丰田这样表示，但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往后他必须抗争的东西是那么鲜明、那么巨大。至少我是那么感觉的。

采访丰田之后，我每次坐地铁都注意仔细观察在地铁站工作的站务员的身姿。工作的确够辛苦的。

一开始我最想说的是，如果可能，这件事我尽量不想去谈。事件发生的前一晚，我和去世的高桥一起在车站留宿。当天我作为事务助理在千代田线工作。结果，两位同事都在那时去世了。都是同吃一锅饭的同事。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那件事。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愿意再想这件事的。

——明白了，您说的我很能理解。必须问这些事，这也让我感到痛苦。我想尽可能不触动已经开始愈合的伤口。但作为我，在这一事件上面打算更多地——哪怕多一个人也好——直接听人介绍情况，以便作为活生生的证言写成文章，出一本书。想以准确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有不想说的，不说也可以的。只说您认为可以说的就行——能让我听一听吗？

当然向他人传达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好不容易开始忘掉，却又旧事重提，这样一种心情却怎么都无法抹去。我总是想忘记想忘记，可一有什么事情就又想起了。

不过也是，不能光说这些。好吧，我尽量试试吧。

有一种叫“全泊”，那一天的前一天在车站留宿，工作到第二天的早上八点。七点四十的时候，在五号线的站台向一位叫冈泽的站务助理道一声“没什么异常”，开始工作交接。之后，我检查完检票口和站内情况，回到事务所。高桥（殉职）在里面。我去站台的时候，他在事务所。他去站台时，我在事务所。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轮流。八点前，菱沼先生作为调头车的确认者也赶来了。菱沼先生是电车区段的人，负责指导司机和乘务员。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边喝茶边互相说着笑话，谈什么“只要有我在，电车就不会晚点”之类的话。大家都很有精神地打着招呼。

到了八点，高桥去了上面的站台（千代田霞关的事务所在站台底下一层）。我在事务所，向早上来上班的工作人员交代一天当中的注意事项以及联络事项。这时候，冈泽回来了，拿起对讲电话说：“接到通知，筑地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类的东西，电车因此停驶了。”日比谷线一停止，从霞关开往日比谷方向的车自然忙碌起来。因为筑地一发生什么事，电车的折返点就在霞关。紧接着，从指令所那里来电话说：“电车里有不明物，希望予以确认。”是冈泽接的电话。我说：“我去看看吧，你在这等着，以便联系。”说完我就上了站台。

上站台一看，电车的门已经关上了。是一列编号为A725K的由十节车厢组成的电车，眼看就要驶发了。这时我发现，站台内地上一点一点的，就像灯油洒出来一样。

一节车厢有四个门，位于最前面那个门附近的站台圆柱底部那里的第二个门好像有煤油滴下来的痕迹。而且圆柱的周围散落着七八个揉成一团的报纸。感觉好像有人试图擦掉这些痕迹。高桥在站台上，应该是他擦的。

菱沼上驾驶台和司机说话，但电车运行似乎没什么障碍。那时正好有相反方向的六号线站台开进来一辆电车。（扩散沙林毒气的）说不定是车进站带来的风。

普通垃圾铲很难将这些报纸收拾起来，所以我告诉高桥说我去拿塑料袋，返回办公室。

我又从办公室去了值班室，指示那里的工作人员：“煤油之类的东西洒在站台里了，快准备拖布，手头没事的人快来帮忙。”冈泽委托别人看门，跟我来到了站台。那时候，站内广播正在播放着日比谷线停止运行的消息。

我遭受沙林毒气后，前后的记忆很模糊，记不太清了。不过，去站台的途中好像有人给了我一把拖布。拖布是我们日常使用惯了的工具。这是因为，污渍和水洼之类的东西，不马上擦掉，乘客有可能摔倒受伤。比如，站台洒上了酒，也得赶快用拖布擦，往上面撒上锯末擦掉。这些作为工作中的常识早被牢牢规定下来。

圆柱底部放着用报纸包起来的什么东西。冈泽打开塑料袋，我蹲下去把它们捡起来，放进袋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像油似的，黏黏的湿湿的。那些包裹，即便电车经过时带起的风都没把它们吹动，显然相当重。后来，菱沼也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将揉成一团的报纸归拢起来，放到塑料袋里。一开始我以为是煤油，却没有煤油的味道，也不是汽油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很难表述。

后来听说，冈泽因为受不了这种味道一直扭着头，我也觉得味道让人讨厌。过去，我去乡下参加过火葬，跟那个味道相似，也像死老鼠的味道。对，就是那样的味道，很强烈。

那时候我有没有戴手套也想不起来了。我经常带着手套以备不时之需（掏出手套），不过戴手套是不能打开塑料袋的呀。所以我想当时我应该是没戴手套。后来冈泽说：“丰田你那时候没戴手套，因为从你的手指缝里还滴滴答答滴东西。”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听他这么一说，吓得浑身发抖。

但是，从结果来看，没戴手套却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戴手套，渗进去的沙林毒气就被带到别的地方了。而空手就全都滴了下去。

报纸大体都收拾到塑料袋里了，但站台上还残留着煤油之类的东西。当时，我还提心吊胆地想会不会爆炸啊。因为有通知说筑地有爆炸物，并且前不久的三月十五日，在丸之内线的霞关有人放了类似小型公文包的东西。有人怀疑是奥姆真理教的人干的。还有人说里面放的是肉毒杆菌。当时有个助理将这箱子从垃圾箱附近搬到没人去的临时检票口，那个人说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很可能死掉。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对家人说今晚可能回不来，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工作中随时可能发生什么。当然沙林毒气事件就是一件。另外比如因吵架而掏出刀子的人也可能有。精神不正常的人突然从后面把站在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摁倒在轨道上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还有，发现爆炸物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对部下说你去拿。像我这样性格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必须自己去拿。

这样的事情，从我年轻时做监督工作期间就一直考虑。因此，那时我想的是必须趁这个东西在站台爆炸之前把它带到没有乘客的地方，至少先把它拿回办公室。

袋子是透明塑料垃圾袋。塑料袋的口应该是封住的，因为着急把它快点带到哪里去，所以我想当时大概没有系得很紧。我和冈泽回到了办公室。打扫的事交给了别人。高桥还在站台上继续打扫。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管谷助理（当天值全夜班的副站长）来接班。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在哆哆嗦嗦颤抖了。想看看时刻表，却连数字都没法看下去。管谷和我擦肩而过，对我说：“还是我用指令电话报告吧。”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将塑料袋放到了办公室休息处长凳下面。

有问题的A725K车在我去办公室取塑料袋的时候已经发车了。应该将不明物放了下来，又打扫了车厢，然后才发车的。菱沼是负责运行的助理，估计和指令所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去下一站的指令。

高桥总是站在车站里离车头最近的站台处。因此，应该有乘客告诉他里面有奇怪的东西。他当然想早点把它处理掉。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以上不过是我的想像。我觉得高桥自己把那个包裹拿到外面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他离那里最近。

对面站台上有垃圾箱，我猜想高桥有可能从那里拿来报纸擦了车厢地板。同时，菱沼也指示司机打扫一下车内，于是他们两个分头打扫了。如果附近有拖布的话，自然就用拖布了，没有的时候，出于着急收拾好的迫切心情，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了报纸。当时时间很紧，正处于上班高峰期，大体上只有二三十秒的间隔时间。不过，这些终究不过是我的想像。

接下来，我回到办公室看表，想把当时的时间记下来。我因为工作关系，有及时把一些东西记下来的习惯。过后要写报告书，所以必须事先记录下来。事发时间是八点十分，所以我想写八字，可圆珠笔一个劲儿颤抖，怎么都没法写。身体也不停颤抖，连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不行。接着眼睛也渐渐看不见东西了，数字也看不见了。视野越来越狭小。感觉完全莫名其妙。

这时，站台那边传来消息：高桥晕倒了。有一位拿着拖布去帮忙打扫的工作人员，回来拿担架，说高桥晕倒了。然后，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一起去救护高桥。我当时根本无法去帮助高桥，身体颤抖不止，什么都没法做。勉强能做的就是按铁路电话的按钮了。我给霞关站日比谷线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高桥倒下了，希望来救援。但是因为颤抖不止，发不出声音。

身体这么颤抖下去，明天很可能没法工作了。我开始检查教育资料等用品。不管怎样，现在得先收拾收拾日常用品。已经给医院打电话了，一旦被带到医院，什么时候能回来，就不得而知了。绝对不可能明天就回来。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收拾行李。这时间里，沙林毒气包裹一直放在旁边的办公室凳子的下面。

那时候，被担架抬回来的高桥已经没有意识了。我招呼道：“一正，一正加油！”可高桥纹丝不动。无意间一看，狭窄的视野中有一位女性，她也来到了办公室。于是我想，必须处理掉那个塑料袋。若在这爆炸，很可能伤到乘客和工作人员。

接着，有人告知高桥的口腔已经变得硬邦邦的了，感觉就像癫痫。我想必须处理那个塑料袋，于是拿起袋子。又想到在此之前必须帮助高桥做点什么。我发出指示，给高桥嘴里塞手帕，塞的时候小心手，不要被咬住。我听说给癫痫病人嘴里放东西时手会被咬住。

那时候，我自己的状况也很惨，流鼻涕，眼泪扑簌簌往下掉。不过当时自己全然不知。后来有工作人员说：“丰田，你当时的脸真是没法看。”我这才知道当时自己的状况。

我对刚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说：“把这个塑料袋拿到那边去”。我让他拿到里面的休息室。这样，即使爆炸也不会对这里的人造成危险。休息室和这边用不锈钢隔开了。

我后来才知道，据说那位女性在电车中看到了不明物，前来告诉我们。她因为感到不舒服，在二重桥前下车，又坐下趟电车才来到霞关（后面的野崎）。

这当口，菱沼从站台回来了。我对菱沼说：“刚才拿回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身体抖个不停，这样的情况生来还是第一次。我在车站工作了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菱沼好像是和用担架抬来的高桥一起回来的。菱沼自己也眼睛看不见了。好像因为工作人员晕倒了，所以他给下趟车发了信号。

我当时想，不管怎样，我的职责算是尽到了。不明物暂且处理了，菱沼和高桥也回来了。这样，作为当天值班助理的我，职责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我对来帮忙的工作人员说：“救护车会来A11a出口处的，去接接吧！”也就是通产省门口。如果救护车来，那里是最方便的。因为我做的是这种工作，所以救护车在哪里停最近，我平时就记在脑子里。我就指示他们把担架抬到那里，在那里等着。

接下来，我去洗了脸。鼻涕出来了，眼泪出来了，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我只想把脸弄得干净点。我脱下制服，在水龙头下洗了洗脸。洗脸的时候，为了不弄湿衣服，我一直都是先把制服脱下来的。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但是，后来得知，把制服脱下来是件好事。因为制服上已经沾上了沙林毒气。同样的道理，洗脸也是对的。

那时候，身体已经抖得很厉害了。当然，感冒的时候因为凉气也会打颤，但是这比那个要严重得多。不冷，可身体却抖得没法停下来。往小肚子使劲也不管用。接下来，我走到物品保管箱，拿出毛巾擦脸。边走边擦，半路上就觉得怎么都站不住了，结果就那样摇摇晃晃倒了下去。

想吐，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和菱沼几乎是同时晕倒的。我们差不多同时说难受。我的耳边至今仍残留着菱沼当时的声音：“啊，难受！”旁边有人说已经叫救护车了，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坚持一下——这种声音也还响在耳边。后面的事情就完全不知道了，也不记得了。

当时也没想到什么死。我想高桥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吧。心想如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与死相比，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想办法做自己的工作，这种心情是占上风的。必须首先完成自己作为当天站务助理的责任。洗脸时也满脑子都是工作的事和工作人员的事。

据说我嘴里一个劲地冒泡泡。还把擦脸的毛巾紧紧地握在手里，怎么都不松手。不过，后来工作人员帮了大忙。办公室里有空气呼吸器，我们的工作人员绀野把它拿来，让我和菱沼吸。我的症状好像比较严重，自己都按不住面罩，只是瞪大眼睛。但菱沼是自己按着面罩。因此，那时候我的症状应该比菱沼严重。

办公室的担架用来抬高桥了，没有担架抬我们了。于是工作人员从内幸町口的检票口拿来担架，先把症状较重的我抬了上来。菱沼用的则是留宿时候用的新床单，用那个抬上来的。于是大家都在A11a的出口处等待救护车。（别人也证明了，救护车迟迟不来）

我被抬到慈惠医大医院，恢复意识是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为了吸氧和让肺动起来，我的嘴里被塞进两根管子。不能说话，还从头部注射点滴。两处动脉也被插着什么东西。家人都在旁边。

之后，霞关的四位职员来看我。我不能说话，只好借来笔。由于手握不住笔，只能用手指夹住，勉强写出“一正”两个字。高桥一正的一正。因为我们都把高桥叫“一正”。我的意思是问高桥怎么样了。他们用双手做了一个“×”姿势，就是说不行了。最终还是没抢救过来啊！接着我又想打听菱沼。但菱沼的名字怎么都想不起来。记忆完全停止。于是，我用片假名写了一个“乘务”。结果他们又做了一个“×”。我知道，菱沼也没救了。

之后我又写了“カスミ”。问有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受害。这样，知道再没有其他人受害，我算是最严重的了。

我感慨只自己活下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一无所知。知道的是，自己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得救了，让大家担心了，还见到了很多人。这些是我深深感受到的。说庆幸重生，实在对不住其他人。不过，身体终于有了点力气。恢复意识的第二天怎么都不能入睡。感觉就像第二天要郊游的孩子，头一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我想，多亏了大家我才能得救。因为大家齐心合力及时伸手援助，我的生命才得以挽救。

三月二十二日出院，之后又在家里疗养了一段时间。五月二日重新回去工作了。虽说体力渐渐恢复了，可是心理问题却很难战胜。首先是睡觉睡不实的问题，睡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突然一下子就醒来了，再就怎么都睡不着了。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好几天，真是痛苦。

另外就是特别容易发火，或者说是焦躁。不管对什么都莫名其妙地动怒。肯定是兴奋状态的一种。这也是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心里的问题不能很好消解。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本来告诫自己要冷静的，可一遇事，脑袋就一下子热了起来。

妻子一开始特别细心照顾我。可由于我总是乱发脾气，所以她也烦了。我也觉得还是早些回去工作好。穿上制服在站台工作，也是战胜自己的方式。这样，回到工作单位就是第一步了。

外表看起来我一切正常。但精神上却背负着沉重包袱。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当然，重新开始工作也是有恐惧感的。同样的事情也许还会发生。关键是如何克服恐惧。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考虑这件事。不然，始终抱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态度，不知不觉之间自己的心态就会扭曲。受害者心理必须尽可能抛弃，自己的敌人其实是消极的自己。

这是因为，偏巧坐地铁不幸遇上这次事件而丢了性命或成为受害者的乘客也是有的。仍在痛苦中煎熬的人也是有的。想想这些人，就知道始终把自己看做是受害者的想法是要不得的了。所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而是沙林毒气的亲历者。说实话，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但我尽量克制不去想这点。何况又不是卧床不起。如果说是后遗症，那么只能慢慢消沉下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抱着积极态度克服它。至少自己活下来了，单凭这一点就很值得感恩了。

当然，恐惧和心灵创伤还是有的。即便要求我展示出来，也无法做到。无论对去世的人们，还是对殉职者的家属，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

我现在也不觉得恨奥姆真理教的人了。这些就交给当政者吧。作为我，叫作憎恨或立场之类的东西已经早就过去了。即便恨他们又有什么用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我也不看，看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不看也明白。看了里面报道的情况，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判决、量刑什么的也没有兴趣。那是法官决定的事情。

——不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造成奥姆真理教这些人出现的社会土壤。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与乘客接触，这点事情自然就知道了。那是道德问题。在车站，能很清楚地看到人性善的一面以及恶的一面。比如，我们拿着笤帚和垃圾铲打扫站台，刚打扫完，就有人啪地扔烟头或垃圾。与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的人相比，只看别人不好的一面而自以为是的人要多得多。

——道德一年不如一年吗？

你怎么看？

——我（村上）不太清楚。

那么还是多少注意些好。

当然，也有乘客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始发车上有一位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五十上下的男士在我回到公司上班和他见面之前，他大概以为我活不成了。昨天早上我碰见他了。他说：“活着就意味着必须做点什么，请好好努力！”“是啊，我必须感谢一切，一起努力吧！”我回答。我觉得能得到这样的鼓励，能接受如此开心的问候就是幸福。

怨恨什么也产生不了。

野崎晃子（当时二十一岁）

本来打算把野崎晃子（假名）小姐的证言收在这里的。她在上班途中目睹了千代田线车厢里的沙林袋。因为呼吸困难而在二重桥站下了车，而乘下一趟车去霞关站事务所报告“发现了可疑物”。汤浅君和丰田先生在事务所里见到的年轻女性即是这位野崎小姐。和泉小姐从媒体采访人员中护送出来的，也是这位野崎小姐。

她的证言是证实这些人证言的重要一环。由于种种原因，其证言未能收在这里。但为了明确她的存在，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将这段文字写在这里。

“不是坐不坐地铁的问题，出门本身至今都让我害怕。”

高月智子（当时二十六岁）

高月现在涩谷区同丈夫一起住在外祖母家里。卷入沙林事件时，两人刚刚结婚，单独在川崎市生活。

现在住的池尻大桥这个家，原本是她母亲的娘家。如今独自生活的外祖母将二楼作为出租屋经营，她借住其中一个套间，“城中心，方便，房租也便宜。”她说。但她外祖母解释说：“我腿脚不好，想必是放心不下才来的。”事件发生当时，她的乘车路线是：乘南武线从中野岛坐到登户，转乘小田急线坐到代代木上原，再从那里乘千代田线坐到霞关，又在那里转乘日比谷线坐到神谷町。

高月说她二十六岁，但看上去说是大学生也有人信，苗条，充满青春气息。提出采访时，她很客气，淡淡地说“我没受多大伤害，没什么要特意说的，还是先采访别人……”。但实际听她说起来，得以明白她至今仍在承受那起事件带来的非同一般的影响。看起来倒像是性格坚强的人，但并非主动和人交谈的直言快语那一类型。尽管如此，斜对面交谈时间里，也还是一点一点说出了心里话。

采访过程中，她那位身材高大而似乎性格沉静的丈夫小心待在里面房间里。她介绍说，一次外出喝酒时因为人数不够，她被朋友勉强拉去充数，结果两人相识。

顺便说一句，高月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沙林事件受害者。

公司在神谷町，从川崎的家到那儿大约要花一个小时。没有感觉通勤时间特别长，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来说，那再平常不过了。

电车内特别拥挤，为了避开客流高峰期，平时我很早便从家出发。总感觉小田急线电车内怪人不少（笑）。大约六点半出家门，对我来说，早起床本来就不算是苦差事，只是三月二十日那天偶尔晚了。

平时早上五点半左右起床，吃完早饭出门，到公司七点半。九点开始工作。在那之前的一个半小时，一般坐在办公桌前看看报纸，吃点零食什么的。我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五年了，从事的是系统维护方面的业务。大学时代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司后却被分配到系统维护部门，为此还接受了三个月左右的培训……。现在具体做的是编制公司内部用软件。我们部大约有一百五十人，男性的数量要多于女性。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临近春分假日，上班的人数大约是平时的一半，我哪儿都没有去，照常到公司上班。

丈夫的工作地点在四谷，平时都是两人一起乘小田急线上班，我在代代木上原下车，他则继续乘车前往新宿，但那天我不知为什么，磨磨蹭蹭直到很晚才从家出发。

我在霞关站下车，平时总是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但那天车厢非常拥挤，况且离上班还有些时间，于是决定步行去公司。走了十五分钟，大约有一站路，这时突然发现有一位车站工作人员晕倒在月台上，非常痛苦的样子，但周围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太大的反应。我不禁纳闷：这是怎么了？他这么痛苦，而大家却视而不见！于是走到他旁边，盯着看了一会儿。若在平时，因为要急着换乘电车，早就跑上台阶了，而那时想偶尔走走，放松一下。

过了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下来看了一下又离开。我猜想他肯定去叫救护车了，自己也该走了。但这时身体突然难受起来，是不是因为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被传染了？转而又想：咳，女人就是很容易受影响啊！我没太在意，直接离开了。

上台阶的时候，脑袋昏昏沉沉的，鼻水眼泪都流了出来，心想可能是感冒了。出站以后，感觉周围暗暗的，不由得又想：会不会是发烧了？一发烧，头当然晕了。然后走了一段路，越来越难受，心里直后悔：当初真不该一直盯视晕倒的那位车站工作人员！

到公司后，眼睛刺痛，眼泪鼻水流个不止。我大声嚷道：“眼睛痛，眼睛痛！”难受得无法工作。感觉房间内黑黑的，怀疑是不是电灯关掉了，抬头看了一下，依然开着。这真是奇怪了，为什么感觉周围那么暗呢？比戴上太阳镜还要暗，问同事，他们都说一点都不暗啊！为什么会这样，令人莫名其妙。

过了一会儿，公司总务科的人过来巡视，问有没有不舒服的，当了解到我眼睛痛时，马上建议我去医院，因为我的症状与电视报道的一模一样。那时不知道是沙林毒气，以为地铁发生了爆炸事故，不过我只是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公司除我之外还有一人，他的症状要严重得多，听说住了一个多星期医院。

后来得知，我所乘坐的那列电车并没有沙林毒气，而是在月台吸入了一些。被施放毒气的是对面一列电车，为了换乘方便，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而对面电车的第一节车厢恰恰被施放了沙林毒气，所以一下车就……。听说霞关站的几位工作人员去世了，真是不幸。

但那时即使出了车站，也不会有救护车赶来。大家都像往常一样赶路，根本不会想到发生什么意外，对于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的晕倒，或许以为是心肌梗塞等身体原因，如此而已。倘若没有发生这一幕，我也会毫不留意，匆匆走过的。

眼睛非常痛，于是决定先去看眼科。首先去了一家普通的眼科医院，刚开始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瞳孔稍微有些奇怪。”我告诉他眼睛非常痛。这时，一位资历高的医生出来建议我去大医院看一下。于是搭出租车到了最近的虎门医院，但那时虎门医院挤满了人。没有办法，只好改去慈惠医院，路上从出租车广播中得知那里的患者也特别多，于是又改去了圣路加医院，没想到那里人更多……，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陪我一起去的同事是NTT出身，他建议去五反田的递信医院，因为那里的患者可能不会太多。我已经从出租车广播中得知原因是沙林中毒，但不知道接下来会接受什么样的治疗，那里的医生也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笑）。看眼科时，医生说先洗洗眼睛吧。洗完后感觉似乎好些了。听我这么一说，医生便决定让大家都洗一下眼睛（笑）。觉得医生也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到公司后我立即换上了工作服，所以症状没有继续严重下去。

接下来是血液检查、打点滴，并被要求住院治疗。我纳闷，自己的内脏非常健康，为什么会感觉这么恶心呢？尽管恶心症状很快消失了，但仍发着烧，眼睛依然刺痛，直到第二天高烧才退下来。

只住了一天院，丈夫非常担心，但我本人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眼睛痛得无法看电视，也无法到病房外边去，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不安。

二十一日是休假日，二十二日去了公司，但眼睛盯视电脑画面十分钟都坚持不下来。于是我说先回去了，同事们对此半信半疑，似乎在说“既然是她本人亲口说的，那也只好如此”。他们这样也无可厚非，毕竟症状不是一目了然的。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无法工作。想要看东西时，眼睛焦点无法聚在一起，形不成影像。这样向大家一说，便被反驳道：“你的视力本来就不好嘛！”

去了医院多次，但瞳孔依然难以恢复，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现在眼睛仍有些疼痛，我想可能是眼睛本来就不太好的缘故吧。心理上的不安仍在持续，视力虽然没有明显下降，但因为工作的关系，眼睛状态不好，令人非常痛苦。

经常听到受害者因遭遇沙林毒气而对通勤产生恐惧感的报道，而对于我则没有，可能是他们担心电车内又被投放沙林毒气的缘故吧。事发两天后，尽管乘坐同一列电车去公司，我也没有感到恐惧。毕竟还有其他人也在这列车上，我没有遭遇事故后的真切感受，尽管旁边有人死去。

最近头痛非常严重，我想大概是沙林中毒的原因吧。但原来就经常头痛，所以不知道是由哪种原因导致的。头痛的次数也比以前增加了……。眼睛一疲劳，便感觉非常恶心，这是最令我担心的。一想到沙林事件，头脑便无法控制，只好安慰自己说这些都无所谓。电视上有位医生说只要症状没有出现反复，就不必担心后遗症。但对此谁都不敢妄下结论。但愿不要复发……对以后没有坏影响就好了。

当然气愤了，（罪犯）绝对不可以原谅，我非常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希望他们解释一下，向大家谢罪。

有时禁不住在想自己那时说不定会死掉，现在不是坐不坐地铁的问题，出门本身至今都让我害怕，因此外出时总是和丈夫在一起。那大概是精神性后遗症吧……，时常想自己会不会突然死掉。本来就属于神经质性格，一考虑这个肚子就痛。

丈夫非常担心我的身体状况，其程度甚至超过我本人。对于我没住几天便出院，他说：“多住些日子不好吗？”每当身体不舒服，他总会担心地问：“是不是沙林毒气的影响？”我觉得有丈夫在身边真是太好了，真希望以后两人可以永远在一块。早上上班时在车站也不想分开。从那以后，我们从未吵过架。如果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早就吵得不可开交了，而现在想如果在车站吵架分开，一旦发生什么，那可如何是好呢？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

井筒光辉（当时三十八岁）

井筒现在一家大型商贸公司负责水产品虾的进口工作。原是船员。东京商船大学毕业后，在国际航线当了一段时间船员，由于海运经济严重不景气，三十岁就中止了作为海员的履历，转入海虾进口专门商贸公司。在那里做了七年海虾进口工作之后，作为海虾专家转到现在这家公司。这是两年前的事。同肉类相比，水产品进口单价高，市场行情变动大，属于风险高或赔赚分明的买卖。所以，没有一定程度的实战经验是干不了的。井筒并非以前就对海虾买卖怀有特殊兴趣，只是想做同外国有关系的工作，而在找商贸工作时碰巧遇上了水产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两年前就想从这家海虾专门公司辞职，自己开一家进口公司，但同这家公司商量资金时，公司说眼下正值泡沫经济破灭时期，劝他再干一段时间。于是继续干到现在——经历颇为奇特，就像浪子回头重操旧业似的。

因此，感觉上同一步步积累资历、以管理职务为目标的普通公司职员多少有所不同。见面交谈起来，也还是给人以独立意识强的印象。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却又不显得强加于人，而只是把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方式归纳成形并从中找出价值——就是这一类型的人。

到底在大学时代练过柔道，体形好，坚定地目视前方，表达一清二楚。看上去充满活力，衣着整结利落，领带十分漂亮。

那么，当时三十八岁这位海虾进口专家在某日早晨的通勤电车中是怎样体验、怎样接受从天而降的沙林事件的呢？

一直想到国外开阔一下眼界，于是考入东京商船大学，毕业后当了大副。除了非洲以外，五大陆都已去过。那时年轻，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是感觉有趣，现在想来，幸亏早些换了工作（笑）。

家在新丸子，以前住在樱木町。我一般乘坐东横线到国会议事堂前附近的公司上班。九点十五分公司开始工作，平时八点半左右赶到那里。是的，非常早，但那时地铁不太挤，到公司后同事也少，可以放慢节奏工作。早上六点起床，这都已形成了习惯。早上虽然精力旺盛，晚上却难熬，如果没有事的话，一到十点钟就睡了。没有事的日子不多，加班、接待客户、和同事一起喝酒是常有的事。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比平时稍晚，乘七点钟的东横线电车，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到达中目黑站，然后乘日比谷线到霞关，最后换乘了千代田线。正是在霞关与国会议事堂前这两站之间，我遭遇了沙林事故。

在霞关换车时，我一般乘坐千代田线的第一节车厢，因为从那儿下车后跨上台阶去公司最方便。那天赶到千代田线月台时，铃声已经响起，我急忙跑了过去，但电车一直停在那里。进入车厢，发现两位车站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地板，水似的液体从袋子中流出……。当时自然不知道那就是沙林。车站工作人员擦拭地面期间，电车一直停着，我才得以乘了上去。

他们用包过沙林袋子的报纸擦拭地板，而不是用拖把。可能是因为要尽快发车，没有时间去取拖把。工作人员将那袋子拿出车外，终于发车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大家都已知道：将包裹取出车外的霞关站长已经不幸去世，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在第二天死去。

电车大约在那里停了五分钟，那时间工作人员一直在收拾处理那个包裹。车内虽不是太挤，但也没有空位可坐，我一直站在那里，看他们忙着。当时没有发觉有任何怪气味，但大家都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心想是不是有人将挥发性物品忘在车上了……？电车驶离车站后，发现地板又脏又湿，于是移动了四五米。

我在国会议事堂前下车前，车内没有发生任何特别奇怪的事情，只是大家都在剧烈咳嗽。我没有太在意，直接赶到了公司。公司里装有用于了解汇率的电视，有时也播放新闻，不经意间瞅了一眼，看到筑地附近好像发生了大的骚乱。

其实在那之前我到南美洲出了十天差，三月十九日刚刚回来。二十日那天本可不必上班，但考虑到第二天春分可休息一天，况且好久不在公司，说不定有什么工作，于是到公司去了。事务所内为什么这么暗，我感到纳闷。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所乘的地铁车厢被施放了沙林毒气。随后逐渐恶心起来，甚至有缩瞳症状，周围的人都劝我：“会不会是沙林中毒？最好马上去医院！”

我首先去了附近一家眼科医院，对瞳孔做了检查。眼前无论有没有光亮，瞳孔都没有反应。接着巡警也来检查，之后我们被送到了后面的赤坂医院，那里已经做好了打点滴的准备。沙林毒气患者还有其他好几个人，医院流水作业似的对他们进行检查。赤坂医院没有准备好解毒剂，床位也不足，院方建议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先回去，明天再来。对了，赤坂医院也没有给我们做血液检查，现在想来，那真是他们的疏忽。

当时我大体可以猜到自己中了沙林毒气，电视报道与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同一列电车、同一节车厢。

大概当时也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吧……，心想自己在赤坂医院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回去会不会死掉（笑）。事发时，我站在电车中，能够自由地向后面移动，那还是比较幸运的。同一列电车中坐着的乘客由于无法移动，中毒很深，住院住了相当长时间，这是我从前来了解情况的警察那里听说的。

由于瞳缩症状迟迟不见好转，结果整整十天又是去赤坂医院，又是去看眼科。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治疗，连胆碱酯酶值都没有检查。

说真的，遭遇事故当天，我一直在公司工作到五点半。因为恶心没有食欲，中午饭没怎么吃。冷汗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脸色发青，如果突然晕倒当然可以直接回家，但症状又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大家七言八语地说：“是不是刚从南美洲回来，患上花粉症了？”头痛、眼睛的焦点无法聚拢，所幸我的工作主要是接电话，看文件的工作只好交给女同事了。

第二天是春分休息日，我一直躺在床上不动，眼睛不舒服，连动的力气都没有。晚上没有睡好，几次被噩梦惊醒，那时非常担心如果这样沉沉睡去，就再也不会醒来。

现在我一个人生活，那时却与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这样说似乎有些复杂，真不好意思（笑）。虽说有家人，现实中却同没有一样……。

我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已经很大，另一个刚上小学。那天当我把穿过的衣服挂在衣橱里时，小孩子突然说眼睛痛。我就心想这真是不吉利的东西，不如扔掉。于是将那一整套西服扔掉了，只是鞋子没有扔。

作为事件的后果，有的人不幸去世，有的人则为后遗症所苦恼。对罪犯，我当然感到愤怒，只是与同一列电车内遭遇事故的乘客看法也许有些不同。我的症状较轻，可能看待沙林事件会比较客观。

这么说也许有些不正常，很久以来，我对宗教及狂热的信仰从未否定过，觉得并不是不能理解。从小我就喜欢星星、神话什么的，于是成了一名大副。我非常讨厌集体化，所以对宗教团体没有兴趣，但并不认为对此进行认真思考本身是坏事。

不过也真是奇怪，我去南美出差时，在哥伦比亚应邀与当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唱卡拉OK，第二天本以为还要去原来的地方，却被请到了另一处。结果，就在那一天，原来那家卡拉OK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不由得感叹：“还是日本安全啊！”谁知回国后第二天上班途中便遭遇了沙林事故（笑）。在南美、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是家常便饭，死亡随时可能找到头上，这和日本不同。

沙林事件发生第二天，我向妻子提出离婚。原本夫妻关系就不太融洽，趁着去南美出差的机会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打算回国后提出。没想到，遭遇了沙林事故。实际上，以当时的状态，回家后也难以开口讲出来。

遭遇事故不久，我从公司给妻子打过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她对此却反应冷淡，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怎么样？”这样的话都不曾问起。我想这对于提出分手是起决定作用的，加上当时的心情极不稳定，使得我能够把离婚顺利说出口来。

如果没有发生沙林事件，我也许不会那么早提出离婚。因此，沙林事件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痛苦经历，也是一个契机。由于家庭内部关系不太融洽，当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我安危，当然也想到自己可能会死掉。即使那样，我也会认为那是一次偶然事故，说不定早想通了。

说起现在的兴趣就是绘画、雕刻版画。我家后面住着一位专职画家，经常向他请教。一般晚上或者空闲的时候画画。我喜欢风景画、静物画，常画水彩。无论是独自一人画画还是同画友交谈都是一种享受。但从不愿谈及画虾的话题。

“好在迷迷糊糊打盹来着。”

风口绫（当时二十三岁）

风口小姐出生在荒川区町屋，一直住在那里没动。她喜欢町屋那里，从没动过去别处的念头。和母亲、小自己十四岁的妹妹、父亲四人一起生活。已经走上社会了，也曾想过差不多该独立一个人生活了，但归终“撒娇”地住在一起。

高中毕业后，进贸易学校学信息处理和记账，后来在一家服装公司工作。公司有几个独创性品牌，她负责其中一个。她虽然不大熟悉女性服装行业情况，但知道这个品牌属于“可爱”系列的高档服装，主要以山手(5)的富家小姐和少太太为对象。她父亲从事服装业，因这一关系进了现在这家公司。倒也不是对服装业有多大兴趣，只要用得上电脑和文字处理机，什么职业都无所谓。

喜欢的音乐是雷格摇滚（Reggae）。喜欢的体育运动有滑雪艇、滑雪板和冲浪之类。“我这人赶时髦啊！”她笑道。喜欢和同伴们一起去做体育运动。小学时的同学全都留在町屋，现在仍相处得很好。

看上去人很有精神，雷厉风行，尽情享受独身生活的快乐。不做作，性格开朗活泼。想必在男孩子中间很有人缘。披肩发，笔直泻下。顺便说一句——说不说都无所谓——她母亲和笔者同岁。

我进入这家公司已经四年了，现在是营业助理。工作内容不外乎用电脑查一下库存，处理一下退货什么的，也有时接一下客户电话。此外就是计算营业额和各种票据，总之是一些营业性事务。

现在是服装展览会旺季，特别忙。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这段时间直接决定秋冬季服装的营业额。我们的业务属于服装批发，摆好样品，零售店的员工前来定货。现在经济不景气，如果营业额再下滑，那可就难办了……（笑）。

从町屋的家到公司大约要四十分钟，首先乘千代田线从町屋坐到二重桥前，然后步行至有乐町站，最后换乘有乐町线到新富町站。到公司时大约八点五十五分，正式上班是九点二十分，所以有二十到二十五分钟空余时间。我没有迟到过，每次都乘坐同一班地铁。

地铁挤得要命，特别是从千代田线的町屋到大手町这段路，连转身的空隙都没有。上车时人推人挤进车厢，偶尔也会遇到流氓，特别讨厌。

在大手町站可换乘的路线较多，所以过了那一站，车厢便空了下来。二重桥前是大手町的下一站，因此我的通勤路段一直非常拥挤。

从町屋出发，依次经过西日暮里、千驮木、根津、汤岛、新御茶水、大手町……这段路程，在车厢内什么都没法做，只好站在车门附近，倚在人群中睡觉………是的，站着就完全睡着了，大家都那样，静静地闭着眼睛，反正动也动不了，那样反而会轻松一些。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是不是星期一？对，是星期一。那天早上八点半我们科有一个会议，因此要比平时早一些赶到公司。大约七点五十分我从家出发，乘坐地铁的班次也和以往不同。时间较早的地铁车内总是多少空一些，我在车门与坐席之间找了个位置，打起盹来。

我一般总是从最前一节车厢的第二个门上车，然后躲在车门一侧，无论其他乘客上车还是下车，站在那里都无须移动。

但由于二重桥前站开的车门与町屋相反，到达大手町附近时，要移到车门的另一侧。那时车内空处较多，移动倒也方便。

那天正打算这么做，于是睁开眼睛，若不睁开眼睛，无法移动嘛（笑）。但这时突然感觉呼吸困难，胸部有强烈的压迫感，无论怎样努力呼吸，都是徒劳……。那时还以为是早起的缘故呢（笑），所以没有特别在意。

打开车门，让外面的空气流进来倒还好些，但在大手町附近时车门紧闭，呼吸更加困难。那时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空气像凝固住了，时间也仿佛停滞似的……，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张。

手抓吊环的几位乘客开始咳嗽起来。那时车内人已经不多，大约有三四个人站在座位旁边。我呼吸困难，一心盼望早一些到站、早一刻出去。从大手町到二重桥前虽然只有两三分钟路程，却让人痛苦无比。

这时突然发现车门另一侧附近，有个报纸包裹的物体，而我恰恰就在那包裹的对面。包裹有饭盒大小，周围的报纸被像水似的液体浸透，并随着车的行驶不断摇晃。

我出生在平民区，去鱼店这些地方买东西时，总是习惯用报纸包起来。于是以为这是谁家买的鱼遗忘在这里了，但又一想没有人会在早上买鱼后再乘电车，真是奇怪。一个中年人也似乎感到纳闷，走近细细地瞧了一番。那是四十多岁穿着风衣的上班族，碰倒是没有碰它。

这样，电车到了二重桥前，我在那里下了车。一同下车的乘客都开始咳嗽，我也不例外。下车的虽总共不过十人，但大家都无一例外地剧烈咳嗽，情形到底有些奇怪。

由于时间紧，我急急忙忙登上月台，一边深呼吸，一边在通道上小跑，毕竟小跑着会轻松一些。不知为何流了大量的鼻水，心想可能是比较冷的缘故吧，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赶到公司开会时间里，突然感到恶心，差点呕吐起来。过了不久，知道地铁发生了事故，又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头便“轰”一声……我的胆子很小，马上去了圣路加医院。

在医院打了两个小时点滴，接受了血液检查，最后被告知可以回去了。检查结果没有显示异常，也没有瞳孔紧缩症状，只是有些恶心而已。

——眼前就是被划破袋子的沙林毒气，而症状却不很严重，对吧？

当时非常难受，但时间一过就完全好了。警察也开玩笑似地说：“好在迷迷糊糊打盹来着！”闭着眼睛，迷迷糊糊打盹，呼吸也浅（笑）。感觉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谁都喜欢负面新闻，嘴说够受的，实际却很开心。”

园秀树（当时三十六岁）

园君在位于青山(6)的某高级装饰公司的东京分公司工作，负责营销。泡沫经济破灭，如今服装方面的营销不怎么好做，“这回总算恢复正常了。”他说。一个老伯领着年轻女孩子得意地一掷千金，价格高得惊人的名牌服装流水般卖得飞快——看上去作为他也好像对那种世道有点儿疲倦了。甚至让人觉得他对这种情况的消失反倒舒了口气：“这样，我们本身也总算恢复正常了！”

园君自己说他不适合做营销，也的确没有所谓铁杆营销员那样的味道。总的说来，像是个内省而冷静的人，不凑热闹，不中意喝酒，不喜欢集体旅伴和打高尔夫球。但毕竟做营销，高尔夫多少还是要打的。时隔很久去一次高尔夫球场，打开袋子一看，“啊，这么多，呃——，糟糕！打哪一个好呢？”他这样向周围人问道。便是这个程度的高尔夫玩家。

“社会这么无聊，只知道赚钱，所以年轻人为宗教那种精神性东西所吸引——心情不是不能理解。但我本身完全不为所动。”他说。虽然事后为后遗症困扰得相当厉害，但对奥姆案犯几乎没有感觉出个人性质的愤怒或怨恨。至于为什么感觉不出，他自己也不明白。

“虽然干服装行业，可我本身对服装几乎没有兴趣，看一眼就马上买下，没什么好犹豫的。”——话虽这么说，而其衣装却非常时尚。

泡沫经济时期，服装特别好卖。人人都笑逐颜开，公司每年都组织员工到夏威夷旅游。与那时相比，现在生意可惨淡多了。服装零售商、批发商接二连三倒闭破产，资金很难回收。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已有十年，之前曾在大阪一家公司干过四年。大学一毕业，便进入一家综合建筑公司，从事会计工作。那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考虑到以后生活的稳定才选择的。但工作实在没意思，索性辞了职。当时偶尔得知现在这家公司招募员工的消息，结果应聘成功。当然并不是特别想从事服装这一行业，只是感觉似乎更有趣一些罢了。

会计是一项按部就班的工作，无论干什么，自己都很难掌握主动权，至少新职员如此。从工作的性质上说，与会计相比，感觉自己更适合干经营。我现在是营业部门的负责人，带领六个人的团队。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到零售商、批发商那里了解信息，平时待在公司的时间占六成，外出占四成。同一直坐在公司办公桌前相比，外出与人打交道更有趣一些，也不会产生压力。

现在和妻子两人生活在一起。二十四岁结婚，已有十三年了。婚后辞掉第一份工作刚进入现在这家公司时，感到特别不安。但妻子没有任何怨言，两人对此都不太在意。

家在千叶县。早上一般七点半左右从家出发，乘坐八点十五分从松户始发的千代田线。当然电车始发时没有空座位，大约四五分钟后到大手町时，便有座位可坐了。早上容易困，有座位一定坐下，趁机好好休息一下。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那天，因有特殊工作要在上班前处理，所以从家出发时比往常早了三十分钟。那时是服装展览会旺季，有许多相关工作要做。

我们是做营业的，到月末必须计算出本月的营业额，即这个月卖了多少商品。基于公司的预算，每个月必须卖出一定数量的产品。首先得出个人的营业额，然后再计算出团队的总额，它往往决定着个人或者团队的命运。我必须对此做出总结，向总公司汇报，并出席下周的会议。

那一周的营业额是好是坏，我记不太清了……。

三月二十日，实际上是妻子从工作了六年的公司辞职的日子。此前她曾是某一杂志的编辑，工作异常繁忙，便萌发了辞职的念头，现在从事商业广告的设计工作。那天也恰恰是她的生日，因此三月二十日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一般坐在最前一节车厢，那里离检票口最近，出站上去就是表参道森英惠时装大楼。车厢前门上车下车的人特别多，后门显得安静一些，因此我总捡那里的座位坐下。

那天侥幸在新御茶水捡了个座位，连续参加服装展览会，天天早起，疲惫不堪，有座位可坐，感觉“真是太好了”，一坐下便睡着了。醒来时已到霞关站，那是距新御茶水的第四站。突然咳嗽醒来，接着便闻到了一股怪味。许多人都涌向后面的车厢，因此我近处的车厢之间的门不断开开关关，异常嘈杂。

睁开眼睛时，看到身穿绿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从车门进进出出。地板也是湿的，我离那里不足五米。罪犯在新御茶水划破了装有沙林的袋子后，下车逃走。但我当时睡得正熟，什么都没有看到。警察也就此向我询问过，因为没有亲眼看见，问也问不出结果。当时似乎还被警察怀疑过。然后，我到了青山，那里也是奥姆真理教总部所在地。

电车到了终点站国会议事堂前，所有乘客下车，车随后返回。车内广播也未做任何说明，只是说“终点站到了，请下车”。但是从霞关到国会议事堂前这一路段，多数人都呼吸困难，非常痛苦。电车到达国会议事堂前时，我身边有的乘客甚至无法动弹。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被车站工作人员抬下了车。这节车厢里共有十多位乘客，有的用手帕捂住嘴巴，有的咳嗽不止。我心里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真是奇怪！但由于今天有工作必须完成，所以还是要准时赶去公司。到了月台附近，看到许多人蹲在那里，大约有五十位病情严重的乘客聚集在车站工作人员身边。有两三人动弹不得，一两个人躺在月台地面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紧张，只是感觉怪怪的，呼吸不顺畅，空气也像变稀薄了似的。走路倒还稳，心想没有大问题，不算严重，决定乘下一班车。

车马上来了（在这个时刻，千代田线往往绕过霞关运行）。但一上车，两腿就开始发抖，眼睛也突然看不清东西，仿佛到了晚上，开始后悔当时要是和大家在一块就好了。

到达表参道站后，我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身体感觉怪怪的，地铁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说在八丁濠发生了爆炸事故，但当我说刚才乘坐的车不正常时，对方又解释说车厢内被人施放了沙林毒气。信息十分混乱。于是去站长室询问，但表参道站工作人员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只是说：“请在这里休息一下，吃一点儿冰冷的东西。”他们都很亲切，但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想这样待着可不行，就上到外面。虽然天气非常好，但眼睛总感觉暗暗的，就马上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医院。但到了医院也什么都说不明白。只是说：“可能得急病吧，刚才在地铁中出现了这种症状……。”但毕竟不得要领，就被放到一边不管。这样一等便是三个小时。这期间我向公司打了电话：“身体不舒服，要迟到一会儿”。当时呼吸越来越困难，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东西，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焦急地向地铁站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够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怎么也打不通。

到十一点时，沙林事件的消息得以确认，医生开始给我诊断病情，接着打点滴、住院。我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个沙林毒气受害者，医生们对这种病例相当感兴趣。病情虽不太严重，但许多医生都聚在我周围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结果在那家医院住了三天。

可能是太累了，晚上睡得特别好，住院这几天也像在医院休养似的。但接下来的三个月极为痛苦，一做事便感觉非常疲劳，眼睛也看不清东西，视野模糊。由于工作关系，以前经常开汽车，而现在一到晚上就看不到东西。原本不错的视力，现在却看不清路标，电脑画面也模糊不清，无法工作。

脑袋也似乎变得不太正常，到处一本正经地对周围人说：“我们这地方有些不对劲儿，肯定要发生不寻常的事，一定要当心！”然后去户外运动商店买了野外生存刀具（笑）。身体恢复正常以后，心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傻事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愤怒，当然一想到死去的人，愤怒之情在所难免。想到冒死运出沙林毒气液体的车站工作人员，感到特别伤心，没有他们，说不定自己早已死掉了。正如刚才所说，对于罪犯，我个人却没有感到愤怒，权当遭遇了一次意外事故而已。也许这个回答并不是您所期待的。

——哪里，也没期待什么，又不存在一个所谓典型。

不管怎么说，我特别讨厌媒体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报道，甚至看都不愿看。同时对媒体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说到底，谁都喜欢负面新闻，嘴说够受的，实际上却很开心。最近我连看周刊杂志的心情也没有了。

“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

中野干三（精神科医生，一九四七年出生）

中野先生在圣路加医院精神科当主任医师时正赶上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当时位于筑地的圣路加医院有六百四十人之多的受害者涌来。医生人手不够，尽管专业不相干，但还是帮忙做了急诊处理。不久，住院的沙林中毒患者有几人到精神科诉说症状。从那时起到现在，已接受了超过五十人的同地铁沙林事件有关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从圣路加医院退职后，在东京九段开了“九段中野诊所”。一九九六年二月和十月得以两次倾听其宝贵的专业性见解。“请更多的患者来这里咨询”——话虽这么说，而他实际上处于几乎独自一人接受众多患者的状态，工作相当繁忙。

态度稳重，说话温和，但热情极高——一心一意救助尽可能多的处于痛苦之中的PTSD患者，想让社会更多的人正确认识这种症状的存在。其真挚之情扑面而来。自不待言，深受患者信赖。

第一次采访（九六年二月）

PTSD症状的出现开始于沙林事件发生后一周左右。第一位患者来向我诉说：“本想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但两腿发软打颤，根本去不成。”那是三月二十七日的事。但仅就中毒本身来说，那位患者还算是轻的。

作为常见症状，最多的是受害场面的再次浮现，也就是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感觉也同事发当时如出一辙。那并非简简单单的回忆，而是仿佛体内有异物不断涌上来的感觉。那也不同于所谓的“白日梦”，而是一种“记忆入侵”。

身体受沙林毒气伤害的程度，同PTSD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精神受伤害的程度问题。比如，有些人尽管自己受了轻伤，但仍在现场照顾晕倒的重伤员。看到对方口吐白沫，痛苦不堪地在自己面前死去，那种场面的悲惨程度丝毫不逊于战场。实际目睹这一场景的受害者中患PTSD的概率非常高。

这种情况，就好比毫无征兆地被突然推进死亡的深渊。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那都是一种极为恐怖的体验。而且，沙林的恐怖，是从未诉诸语言的那类恐怖。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无法很好地将那种恐惧表达出来，从而对身体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己的感觉无法置换为语言或者无法很好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只得将其勉强地抑制住。但无论怎样努力抑制，总会对身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常见症状，有无法入睡、做恶梦、感到恐惧等等。所谓恐惧心理，打个比方来说，不敢乘地铁、不敢过地下通道，焦躁、坐立不安、注意力无法集中，以及总想逃避什么，整天无精打采。由于竭尽全力忍受着病痛折磨，当然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也就是说同其他活动断绝了关系。与此同时，脑中浮现出的中毒症状的瞬间场面也导致了受害者出现疲劳和倦怠感。

有些人不得已辞去了工作。曾有一位女性对头痛症状非常苦恼，以至于无法工作，却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公司以病已治好，没有大碍为由，不允许她减少工作量。每天加班到深夜两点左右。向别人诉说，却没有人肯帮忙，甚至不理解。她只好辞去工作。

这种疾病并不像外伤一样可用眼睛直接观察到，因此往往难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尽管是一种疾病，但还是要归咎于患者依赖心太强，不够努力。

——例如发生阪神大地震时，受害者的状况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好几天被压在倒塌的大楼下的情况，以及疼痛和难受的种类、程度等等。但在地铁沙林事件中，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是难以切身理解那种恐惧的。

是的。另外，相反，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只是单纯地将事件影像化、程序化，这很容易使人们形成一个观念——“原来就这么回事啊！”比如在地铁入口处人们不断倒下，但那只不过是一层表象，真正悲惨的部分在电视上并没有播放出来。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触：接受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恢复程度当然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点点循序渐进地康复，有的人因为某种契机而戏剧般地恢复，情况多种多样。

说到治疗方法，我并没有特殊手段。只是倾听对方的痛苦，理解对方的心情，然后进行交谈。

比如逮捕麻原当天，有人想起了地铁沙林事件，从而陷入了恐慌状态。一旦发生这种大的相关事件，患者头脑中便经常浮现事发时的瞬间场面。的确，在地铁车厢看到有人头戴面具就会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那完全是错觉或者是幻觉状态。而在那个人脑海中，事情却已真真切切地发生，他对此深信不疑。遇到那种情况，就要反复告诉他：“不，事件并没有发生。”

不断地诉说恐怖、恐怖的患者，一般来说会逐渐康复。总的来讲，这类患者比较容易治疗。倾听他的话，感受他的痛苦，稍微加以调理，就会让他轻松起来。但现在仍有许多患者处在无法调理的混乱与无法表达的状态中。

——这么说，许多人都患有潜伏性的心理创伤。来这里治疗的人，是不是说只要有想治愈的意识就还有救？

是的。我想，有PTSD症状的患者数量大约占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全体的三四成。受害者总数超过五千人，因此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我曾对圣路加医院的八十位患者，分别以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六个月为时间基准做过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脑海有过浮现受害场面经历的人数超过三成。这三个月时间里，患者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恶化的例子。

尽管内心有很深的创伤，却不愿承认，有时会变得非常危险。比如有些人通过拼命工作或过量饮酒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与烦恼。

我有一位病人，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海湾战争场面时，日中战争(7)时遗留下来的内心创伤再度复发。五十年前，他曾用刺刀杀死过中国人，那种场面在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来，从此再也难以入睡。也就是说在意识深层隐藏了五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唤醒了，结果被噩梦魇住。

沙林事件的受害者也可能发生上述情况。无论怎样将其抑制在意识的深层，也会在某一时刻因为某种意外而再度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许多人想独自一人处理，结果反而使其恶化，因此有必要求得他人的帮助。对方不一定非是专业医生不可，但要能够理解你，这是必需条件。比如向其人倾诉烦恼，对方却说“那是因为你太脆弱了”。这样一来，心理创伤反而会更严重。实际上这种情况非常多见。昨天第一次来这里的一位患者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完全丧失了信心。长此以往，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会逐渐加剧。难以被真正理解——这是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典型特征。他们真的很孤独。

除此以外，社会上或许还存在着对他们的隐性歧视，即对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心理歧视。因此有些受害者试图尽量隐瞒自己是受害者这一事实。这让人感觉如同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尽力隐瞒受害事实一样。

按我的理解，那同日本社会的“污秽”这一观念有着某种关联。在日本，很久以前，如果有人接触到死亡或灾难，便被认为沾上了污秽，并且有将其从周围隔离开来的传统。在古代，那是非常有必要的。虽实行隔离，但被隔离之人仍未脱离共同体，并接受着治疗，无需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给了他们一种保护。并且，在袚除污秽的仪式中，“污秽之人”会逐渐痊愈。所以，古代的“污秽概念”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到了现代，共同体这一系统在实质上已经消亡。但那种“污秽”意识仍潜伏下来，从而衍生出类似心理隔离的东西。这对受害者实在过于残酷了。

第二次采访（九六年十月）

——距第一次采访已过去了九个月，PTSD治疗情况进展如何？

我这里已经接诊了五十位患者，现在仍有二十几位。诊治过程中，有的患者痊愈，但有一部分患者放弃了治疗。因此不能说在此接受过治疗的患者都已康复。康复患者的数量现在还没有用准确数字统计出来，大约有一半吧。

来这里接受治疗的患者的症状大都比较严重，毕竟是特意来的。

——迄今为止我采访的几位患者都诉说记忆力下降得厉害，这是我感觉到的最明显的特征。这也同样是PTSD引起的吧？

有许多人精力、注意力下降很快，甚至有人思维能力也大不如从前。记忆力下降也是那一系列功能下降的表现之一，根源在于PTSD。极其痛苦的记忆被压抑在心底，导致自己思维活动范围缩小，自然也会限制记忆力的活动范围。

因为记忆被强有力地压抑住了。也有能量在这方面消耗过多的原因。能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或者说不能参与正常活动，身体功能下降也是必然。那是PTSD的典型症状之一。

——这么说，它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只要压抑消除，功能便可恢复，是吗？

是的，本来它就具有那种性质。也有的患者置之不理而自然康复的，有的则不然。这是由心理外伤程度来决定的。

——根据目前采访情况，坦率说来，作为后遗症为沙林毒气受害者所苦恼的症状，全部是由PTSD引起的——这个结论我觉得多少有些武断，您看如何呢？

我认为大部分症状是由PTSD导致的，只是视力下降等症状用PTSD无法解释。这并不是只从精神因素便可说清的，尽管眼痛一般被认为是PTSD症状。

——采访当中另外强烈感觉到的一点，就是大部分患者都在“一个人独自烦恼”。例如总以为自己记性不好和体力下降是年龄的缘故，缺少同有过相同经历的受害者、专家交流的场所和途径，因此只能独自一人陷入痛苦与烦恼之中。

所以阪神大地震之后，我们考虑受害者可能要疏散在全国各地，建议设立地震灾害PTSD患者收容机构，为此找过厚生省，但未能如愿。至今厚生省也未对PTSD患者治疗采取积极对策。

治疗沙林毒气受害者的精神科医生只有我一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曾向其他医生打听过，如果有其他医生也在从事此类患者的治疗工作，那么最好建立一个网络，以便交流。

在我工作过的圣路加医院内部，其他科室的患者可以到精神科接受治疗。但在其他综合医院似乎没有采取此项措施，相互间很难沟通，我是有这样的印象。在不少大医院，内科、外科、精神科不互相配合，各干各的。

圣路加医院自阪神大地震以来，拥有一支由精神科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医生组成的医疗小组，做了大量而有益的工作。因此，作为我个人，从一开始便是以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这一事件的，否则，开展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您的治疗方法，上次听您讲过基本上是倾听患者的诉说，现在也是这样的？

是的，是这样的。

比如有的患者说不出“恐惧”两字，那往往是源于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恐惧感。内心的恐惧如果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心绪便能稳定下来。也就是说那类患者内心的混乱到了难以言表的程度。但不能对它强拉硬拽，混乱便要以混乱的状态来接受它，使之顺其自然，而不应由医生强拉硬拽。混乱稍加平稳之后，恐惧感便一点一点勉强流露出来。

因此，上次也说了，我的治疗方法便是倾听对方诉说，理解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心理——我认为那是根本途径，然后用药物辅助治疗，效果相当好。

事件发生已有一年半了，但仍有患者没有从最初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那是要一点点、一点点从中解脱的。事件发生以来，有的患者一忍再忍，到最后实在忍不了时，才来这里治疗。最新一位患者是八月末来的。

这位患者非常烦恼，甚至想辞掉工作。他暂时从公司请了一段时间假来接受治疗。恢复的效果比较好，差不多可以返回公司上班了。

——有家庭破裂那样的事例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现在出现的问题大都集中在职场。因为大多数公司对于这种疾病不理解，有的公司甚至不为员工办理“劳动灾害”补偿手续，要么推托敷衍，要么故意拖延时间，直到受害者在公司干不下去，不得已辞职。办理“劳动灾害”补偿手续，并不花费公司的资金，但有些公司就是故意为难人。

有一个好消息便是，劳动省承认此次PTSD适用于“劳动灾害”补偿。我对此也写了意见书，最终得到正式承认。

——一般人恐怕只是知道PTSD的含义，对于具体症状及其真正痛苦则几乎无从了解，因为肉眼无法看见。所以即使设立法律等“容器”，而若没有正确的认识、共同的感受等内在要素，能否得到具体适用仍是个问题……

是的。因为不是身体性症状，认识很难普及，加之上班族往往隐瞒自己的病情，装作没有病痛的样子工作。结果，越隐瞒症状越严重。正如刚才讲的，有的公司故意为难人，使员工呆不下去，被迫辞职。因此受害者往往受到双重伤害，一为事件本身，二为社会态度，甚至有人因此倒下。对那些患者应该怎样伸出援助之手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制度应扩大适用范围。

为后遗症所困扰的患者，请放心来此治疗，只管来就是。如果被告知“没有问题，不用担心”时，那就是说真没有问题了。所以，如果感到不安，随时都可以来，千万不要以为症状这么轻，不看也可以。有什么痛苦，还是要找专业医生商量一下。

——有哪些应当注意的呢？

最应当注意的还是恐惧，如脑中是否再次浮现事发时的瞬间场面？是否难以入睡？是否做噩梦？是否注意力不集中和记忆力下降？是否有焦躁易怒倾向？是否头痛、头晕、疲惫不堪？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一旦觉得哪里不正常不舒服，请不要顾虑，尽管来这里商量一下。

——听您这么一说，感觉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事件发生到现在的一年半之中，我重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每痛感自己还有一无所知的事情，心想原来这位患者竟有如此恐怖的体验……

(1)　麻原彰晃：奥姆真理教“教主”。案发后被判死刑。

(2)　JR：日本原国有铁路“Japan Railway(s)”之略，后民营化。

(3)　营团：经营财团之略，以国家资本经营公共事业的特殊财团。

(4)　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罗马字之略。

(5)　山手：东京地名，高级住宅区。

(6)　青山：东京地名。繁华地带。

(7)　日中战争：在我国称之为抗日战争。

丸之内线（开往荻洼）

A777

在丸之内线从池袋开往荻洼的地铁施洒沙林的是广濑健一和北村浩一小组。

广濑生于一九六四年，事发当时三十岁。东京人，从早稻田高等学院升入早稻田大学理学部，学应用物理学，专业百名学生中以第一的成绩毕业。此人也是优等生，简直像画上画出来的。一九八九年从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一脚踢开内定的工作单位，直接出家。

在教团内属于“科学技术省”，成为“化学班”主要成员，和同案犯横山真人同是自动步枪秘密制造计划的核心人物。身材颀长，看上去十分老实认真。以三十二岁来说，给人的印象总有些幼稚。在法院做证时，字斟句酌，语气安然淡定。

三月十八日早上，从“科学技术省”上司村井秀夫那里接得命令：“在地铁施洒沙林！”广濑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听得我）非常震惊。想到要有人丧生，感到非常慌恐。但与此同时，也认为自己所以这么想，是因为教义还没在身上扎根的缘故。”尽管他惊愕于事情的严重性，也强烈感觉到作为普通人的“本能抵触情绪”，然而抓住所信教义的正当性不放的心情比什么都强烈。现在固然承认自己判断失误，但当时他不可能拒绝来自麻原（广濑断言）的命令——他身上不具有那样的力量和现实性余地。

他从池袋站乘上开往荻洼的丸之内线地铁的第二节车厢，在御茶水站将两袋沙林捅破，然后由在站前等待的北村开车接走——这是交给广濑的任务。那是七时五十九分抵达御茶水站的地铁，行车编号为A777。下达具体指示的是“老大哥”林泰男。

二十日凌晨，广濑在上九一色村进行的演习中用力捅破塑料袋，伞尖捅弯。

二十日早上六时离开涩谷秘密活动站的广濑和北村驱车赶到四谷站。广濑从那里乘丸之内线来到新宿，转乘埼京线到达池袋。他在站前小卖店买了体育新闻报，用来包沙林塑料袋。消磨掉时间后，按计划乘坐丸之内地铁，站在第二节车厢正中间车门那里。但是，从提包里掏出沙林袋时，报纸“咔喳咔喳”发出很大的声音，引起旁边女初中生的注意——至少广濑这样感觉的。

广濑忍受不了高度紧张，在茗荷谷站或后乐园站一度下车。下车后再次对自己即将开始的行动的严重性感到恐惧，恨不得就这样悄悄走出站去。他说“非常羡慕下车离开的人”。现在想来，那是命运明显的分水岭。假如就那样走到站外，几个人的人生前程就不至于急转直下。

然而，广濑健一猛地咬紧牙关，止步未动。他告诫自己：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救赎！这是应该做的大事。不光我，别人也都做同样的事，不能自己一个人临阵逃脱。

他决心已定，重新登上刚才的地铁电车。由于担心可能引起女初中生的注意，换了车厢。换到后一节的第三节车厢。快到御茶水站时，广濑从提包里掏出沙林袋，偷偷扔在地上。掏袋时，包的报纸脱落了，露出沙林袋，但他没有在意，也没时间在意。他为了说服自己，一遍又一遍反复口念奥姆咒语。到达御茶水站，东门即将打开时，他不假思索地把伞尖捅进袋里。

钻进接他的北村的车时，用塑料瓶里的水洗净伞尖，扔进后车厢里。他本以为做得十分小心，但不久身上还是出现了沙林中毒特有的症状。舌头转动不灵，呼吸困难，右大腿根开始一下一下痉挛。

心里发慌的广濑把林郁夫给的硫酸阿托品注入右大腿根部。熟悉科学的广濑一开始就很清楚沙林的危害，但仍不由得为其毒性的意外厉害打了个寒战。如此看来，自己洒下沙林的车厢此刻想必一塌糊涂。弄不好自己都可能这么死掉，他脑际掠过这样的念头。随即他想起林郁夫说的话：如果身体不适，就去中野奥姆真理教附属医院让医生处理。于是让北村把车开去那边。但医院的医生完全蒙在鼓里，诊治根本不得要领。白跑一趟的两人径直返回涩谷秘密活动站，在那里由林郁夫紧急诊治。

回到上九一色村后，同其他几个实施者向麻原彰晃报告“任务完成”。麻原满足地说“让科学技术省的人去干，就是有结果啊！”广濑报告自己中途察觉可能被乘客发现而换了一节车厢，麻原也好像表示理解：“我一直跟踪大家的影子，圣杰亚（广濑教团名称）的影子暗了，心想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

“根据教义，人的情感是误看事物的原因，必须超越情感。”广濑说道。

广濑把两个塑料袋捅开后，九百毫升沙林液体淌到车厢地板。结果，乘客一人死亡，三百五十八人重伤或轻伤。

中野坂上站有乘客报告“人倒了”，抬出两名重症者（一人死亡，另一人是本书中出场的明石志津子〈匿名〉）。沙林袋被车站职员（本书中出场的西村住夫氏）拾起扔掉。而地铁列车本身却带着被沙林液体污染的车厢继续运行。于八时三十八分抵达荻洼站，放下乘客后直接掉头运行。掉头车中也有乘客诉说身体不适。若干站务员从荻洼站上车，用拖布进行车厢清洁作业。他们也很快变得情况不妙，被送进医院。车在新高圆寺停止运行，被直接送往后乐园车库。

“这么像看表演似的袖手旁观合适吗？”

马光男（当时四十一岁）

家住横滨。眉清目秀，衣着整洁，举止得体。作为第一印象，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本人也把自己定义为游戏感觉强的乐天派。而且能言善辩。一看就知同郁闷无缘。不过面对面交谈起来，马上就觉出此人也正在一步步踏入中年地界。四十左右毕竟是人生的转折点，或是某种程度上让人思考人生的年龄。

在化妆品公司工作，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组建了乐队，在里面弹吉他。已婚，两个孩子。

平日上下班不乘用丸之内线。那天因工作原因偶尔乘用一次，结果在那里遭遇了沙林事件。这一偶然是怎样改变他的生活和意识的呢？

实际上，遭遇沙林事故前一周我患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踏入社会以来，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还是第一次，在那之前基本上没有得过什么病。

可能是想维护自己的形象吧（笑），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决定稍微早一些去公司，离家比平常早了二十分钟。

我一般乘坐横滨线，悠闲地看着报纸赶往公司设在八王子的事务所。平时大约一个月去一次新宿事务所，碰巧那天地区的经理们要聚在一起开一个临时会议，因此不得不赶到新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上午在新宿参加会议，下午结束，然后回到八王子事务所。

由于会议九点半开始，七点之前我便从家出发了。先乘坐横须贺线到新桥，再乘银座线地铁到赤坂见附，最后换乘丸之内线到新宿御苑前。因为公司离新宿御苑前很近，所需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从赤坂见附乘车，丸之内线车厢内一般总有座位可坐。那天上车刚坐下，便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车厢嘛，平时一般也都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气味。还记得前排一位女性用手帕捂住鼻子，除此之外，没感觉周围有什么异样。

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沙林毒气的气味，事后被人问起时，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啊？那就是沙林毒气吗？”

到达新宿御苑前，我直接去了公司。但下车的时候，感到周围突然暗了下来，仿佛照明被切断了似的。离家的时候天气还好，但踏着台阶走到地面时，四周好像暗暗的，心想是不是天气变坏了，看天又没有阴云。

那时因为服用过抗花粉症的药物，所以我想可能是药物原因。刚刚服用的新药与以往不同，也许有副作用。

赶到公司后，周围仍暗暗的，身体非常疲惫，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上午的会议结束后，同其他人一起去吃饭，但眼睛不舒服，没有食欲，也没有心情同他人说话，只是闷头吃饭，汗水滴滴答答地流淌下来。拉面馆的电视一直在播放着沙林事件的报道，同事开玩笑说：“是不是中了沙林毒气了？”当时我—直以为是花粉症药物的原因，对此只是笑了一下。

下午的会议开始后，症状也一点没有好转，于是想请治疗花粉症的医生看一下。我跟同事说身体不舒服，下午两点左右退出了会议。到那时我才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中了毒。

我没有去公司附近的医院。为了慎重起见，请自己家附近为我调制花粉症药物的医生看了一下。当时自己也半信半疑：这种症状是花粉药导致的还是沙林毒气的原因？赶到医院，告诉医生乘坐地铁时便出现了这种症状。接着医生给我检查瞳孔，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我很快被救护车送到了横滨市立大学医院，下车时自己还能走路，因此那时的症状还不算严重。

但从当晚过了十二点以后，头便痛了起来，“咚咚”响似的痛。马上叫护士打了一针。那不是一阵阵的头痛，而像是脑袋被紧紧地勒住一般。疼痛持续了一个小时，真是难以忍受啊。但只要疼痛消失，就觉得没什么事了。

只是，为让紧缩的瞳孔张开而注射的点眼剂效果过头，反而使得瞳孔开张过度。因此，第二天醒来，感到异常刺眼，只得在自己周围贴上纸，以免光线照射进来。出现瞳孔紧缩症状前，我已经住了一天院。说实话，要是在第二天出院就好了。

早上家人拿来报纸，尽管无法认清上面的字，但也了解到了沙林毒气这场灾难的情况，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稍有差错，说不定自己也会死在那里。但事发当时却没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尽管自己被卷入那事件中。听到有人死亡，与其说毛骨悚然，感觉更像是以观众的姿态看电视上的一幕剧似的。自己没有那种切身感受，一点都没有。

大约是从那年的秋天开始吧，我时常想，那种感觉有点不对头啊，应该感到气愤或者提出抗议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感觉逐渐强烈起来。

——所谓的“不对头”，具体指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有人在自己面前突然倒下，我一定会救他，但在距自己稍远的地方——譬如在对面五十米左右发生这种事，自己还会跑过去帮忙吗？会不会因为事不关己而闭一只眼走过去呢？若被无端牵连，上班迟到该怎么办？……觉得自己可能有这样的念头。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惟独物质在缺乏危机感的情况下意义越来越大，不可伤害他人等意识逐渐淡薄。尽管很久以前便被指出，但通过此次事件才使我切身感受到：如果这样下去，以后能够抚育好自己的孩子吗？这恐怕是不对头的。

说起来也真奇怪，住院时即使周围大吵大闹我也不以为意，太过于冷静了。即使有人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沙林事件，我也不会在意，对我来说，便是这个程度的问题。到夏季时，我甚至把它给忘记了，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受害者诉讼才想起：啊！原来发生过这种事情。仿佛与自己无关。

不过刚才也说了，到了秋季我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应该轻易忘掉。并一直考虑是否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

归根结底，我意识到今后在日本社会中，个人必须变得强大。我在这家公司工作已有十二年，有时会变得出奇地冷静。而年轻的时候，只要看到不正常的事情，便会心直口快地说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嘛！久而久之，自己逐渐变成了那个样子。

奥姆真理教虽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结果却发展成为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这恐怕是个人弱小的关系啊！

对于“那么，你很强吗？”这样的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哪怕有时为了不迷失自我而变强，有时也还是令人疲惫不堪。那时，若有所倚靠，便可轻松安心多了，大概任何人都多少这么努力。但是那种平衡一旦破坏，个人便会过度地倚赖周围的人或环境。为了把握那个限度，使自己变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当然也是。

因此，在那种意义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受害者。

“事后想来，通勤车早到两分钟是一切的开始。”

大桥贤二（第一次采访，当时四十一岁）

大桥君在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公司工作了二十二年，现在大田区售后服务中心工作，职务是业务科长。

事发当时，颇具规模的服务中心尚未建成，而在设在杉并区方南町的临时事务所做中心开始运作前的准备工作，每天去那里上班。之前在位于尾久的技术服务中心任所长，九五年一月一日转来这里。大桥君遭遇沙林事件，是在前往方南町临时事务所上班途中的地铁丸之内线的列车上。

此前很长时间里，大桥君一直专门负责事故车的处理，站在服务窗口直接接待顾客。“我们的工作，和宾馆前台一个样。”他说。是个彻头彻尾搞技术的人，在第一线久经磨练——即使默默听他说话，这样的履历也可了然于心。短发，体格健壮，一副年富力强的男人风貌。看上去对工作格外有责任感。决非健谈那一类型，沉思着木讷地讲起那一事件。

家住江户川区，结婚十年了，三个小孩，大的上小学四年级。房子是事件发生整一年前新建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搬家、工作调动、接下去发生沙林事件，可谓操心费力多事多难的一年。“本命年嘛！”本人苦笑。

不用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大桥君遭遇之事绝非可以苦笑了之的。说法未免过于普通——随处可见的“小而幸福的家庭”被超乎想像的暴力毫无征兆地摧毁殆尽。仅仅由于开往小岩站的通勤车偶尔早到了两分钟——由于命运开的小小玩笑——致使他坐进了“沙林车厢”。

现在也仍为严重的后遗症所苦恼。与此同时，他参加了地铁沙林受害诉讼组织，积极开展对外活动。如果能开一个网站来救助——哪怕多求助一个人也好——和自己同样痛苦的受害者就好了……这是大桥君迫切的心愿。本来与人交谈超过一个小时脑袋就开始剧烈作痛，但这一次接受采访长达一个半小时，实在令人感激。

去中野上班期间的电车通勤站是小岩站，在那里乘JR到四谷。从家到小岩站有时乘巴士，有时骑自行车，不过还是乘巴士的时候多。

早上七点左右，JR车厢内还不太拥挤，虽然捡个座位坐下非常困难，但不至于前后左右挤得无法动弹。这样乘车上下班虽然算不上一件苦差事，但由于我在离家很近的黑田分店工作了二十年，与那时相比，现在通勤时间之长，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令人不好受。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同往常一样刚过七点便从家出发。奇怪的是巴士比预定时间早来了二分钟。若在平时，巴士偶尔会迟到一些，但那天却来早了。想追也来不及了，只好乘下一班巴士，那时已经七点半左右了。谢天谢地，到达四谷时，地铁迟到了二分钟。事后想来，通勤车早到两分钟是一切的开始，或者说是一个转机啊。时间如此混乱，真是头一遭遇到，因为以前每天都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通勤。

我一般坐在丸之内线从前数第三节车厢内，那天也是如此。因为从那里看到的四谷站周围风景很漂亮。驶出车站时，可以看到上智大学的体育场，放松心情深呼吸，感觉非常舒服。但那天我所乘坐的第三节车厢空荡荡的，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情况。若在往常，到四谷站时，乘客不断涌入车内，根本无法坐下，往前行驶几站后，才坐得下来。但那天不知何故，车厢内只有十个人左右，大家都坐在座位上，我感到有点奇怪。

上车我就发现后面两人的样子很是反常：一个男的看样子就要倒下，有气无力地靠在座位上；离我稍近的一位女士则俯身半蹲着，整个身体呈圆形。接着闻到一股怪怪的气味，起初我以为是有人酒后呕吐发出的。但那种气味没有刺激性，感觉有一种甜甜的、像是什么腐烂似的味道。那也不是信纳水之类的气味，因为我们公司也做涂饰工程这一业务，经常接触信纳水，那种呛鼻的气味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一想既然有座位可坐，即使有些怪味也无所谓，于是仍旧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睡眠状态。若在平时，我一般会看看书读读报什么的，但那天是星期一，困得厉害，根本没那心思。虽说是睡觉，却不是沉沉睡去，只是闭目养神而已。周围不时有声音传入耳中，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广播说“中野坂上”，于是起身来下了电车，头脑也仿佛条件反射似的清醒了。

但不一会儿，便感觉周围暗了，抬头看站台的电灯也是黑的。接着喉咙干渴得难受，不由得剧烈地咳嗽起来。车站里面的长椅旁边有冷水机，我正打算过去润一下喉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有人晕倒了”，喊的是一位年轻高大的上班族。我回头一看，刚才车上那个男的顺着长椅完全瘫倒在那里。

我的症状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于是走到冷水机旁润了一下喉咙。鼻水不住地流，两腿不断打颤，呼吸也越来越困难，索性重重地瘫坐在长椅上。大约过了五分钟，晕倒的人被用担架抬走，车也开动了。

车站工作人员走到我身边：“请告诉我如何联系您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我将名片递给他，让他联系名片上的某某人。然后他将我带到车站一间办公室，对我说“请坐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不知道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只是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眼睛倒不是很痛，只是一片漆黑。鼻水不停地流，呼吸也像马拉松长跑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两腿打颤，下半身发冷、痉挛。

记得当时被带到办公室的乘客共有五人，用担架抬来的有两人。站务员也好像对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站务员有四五个，问我们发生了什么。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警察也来了，详细问了一番，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我还是硬撑着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们。旁边有人失去了意识，我非常害怕，担心自己也丧失意识死掉。于是，尽量鼓足力气，同周围人说话。

这时间里，车站的工作人员似乎也变得不舒服起来。他们在办公室里待了至少四十分钟，吸入了大量的室内空气，所以出现了恶心呕吐症状。要是早点到地面上去就好了。

后来我们终于上到了地面。消防人员赶来，在类似胡同的地方设立了临时避难所，让我们暂时坐在那里。但冷得不行，根本没心思坐下，因为地面上只是铺着薄薄一层垫子，躺下反而会更冷，毕竟那还是三月。周围停放着几辆自行车，我顺势倚在上面站着，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住。其余人也都像我一样靠在什么东西上，只有两个人躺在地上。在那里大约站了二十分钟，再加上在办公室待的四十分钟，合计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被搁在那儿，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我是被警车送到中野综合医院的，而不是救护车。坐在医院长椅上接受检查，医生说有点不好办啊，就那么给我打点滴。因为我是乘警车来的，无意间听到了“是不是中毒了”一类的话，当时我也想自己可能碰上有毒的东西了。

当时医院好像也不知道我们中了沙林毒气。我们一直穿着沾有毒气的衣服，因此有些医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整个上午身体都冷得厉害，尽管给我们披上了电热毯子，但还是不起作用。用血压计一测，升到180，若在平时，最高也不过150左右。血压非常高，对此我心里却没有感到不安，而是觉得莫名其妙。

结果，我在那里住了十二天院。那期间头痛得非常厉害，连续三天三夜头上都敷着冰袋，镇痛剂也一点不起作用。真是难受啊！住院的那些日子，头痛如潮汐一般，时而轻时而重地持续着。不仅如此，又出现发烧症状，连续两天体温接近四十度。

住院的最初三四天，双腿痉挛，呼吸困难，喉咙像被堵住一样，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即使将脸朝向外边，也看不到一丝光亮，眼睛的焦点无法汇聚，远处的物体一点都看不清。

点滴一连打了五天。血液中的胆碱酯酶数值直到最后一天才恢复到正常状态。瞳孔虽然逐渐恢复正常，但焦点一旦对上什么，眼睛深处简直像触电一样“突突”掠过一阵剧痛，锥刺一般地痛。

在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终于出院。因为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向公司请了一个月假，在家休养。再说，两腿一个劲儿颤抖，若在上班途中摔倒受伤，那可就麻烦了。

早上一起床，头痛便如约而至，简直就像大醉了两天似的。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着，但我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一直忍耐着。因为吸入了像沙林那样的毒气，倘若吃错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很大，所以头痛药之类一概没有服用。

每个星期三我都去中野综合医院接受检查，主要检查大脑和眼睛。紧缩的瞳孔已大体恢复正常，但眼睛的焦点稍一聚拢，便刺痛无比，医生甚至连什么原因都一无所知。大概是因为医生以前没有接触过沙林病例，不知如何处理吧。检查一下眼睛，测一下血压，“请下星期再来吧”——每星期都是如此。

这样，一直到四月末都没上班。五月连休结束后，我去了公司新设立的昭和岛中心工作。摆办公桌，配电脑……每天忙到深夜，说实话，真有些忙过头了。脑袋还是像以前一样疼痛，尤其是到了六月梅雨季节，更加厉害，每天头上都好像顶着一件沉甸甸的物体。看东西时，眼睛总是一阵阵地刺痛。

那种疼痛在工作的时候会逐渐减轻。因为专心工作，把它给忘记了。所以工作时间里对此一般不会太在意，但工作一结束，头便痛起来。因为这个原因，在上下班的电车上通勤是最令人痛苦的。

我现在对乘坐通勤电车感到恐惧。上车后，电车门在眼前关闭的一瞬间，头便会痛起来。到达目的地下车，通过检票口出站，本以为会有所好转，但疼痛依然挥之不去，集中精神考虑问题也不可能。持续谈话超过一小时，头就剧烈疼痛，现在依然如此。四月中旬，警察要我写供述书，包括受害报告在内一共花了大约五个小时，真是令人疲惫不堪。

八月休假一星期后，感觉症状比以前减轻了许多，对乘坐地铁不再恐惧，头痛也没有以前剧烈，或许因为暂时脱离工作，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的缘故吧。工作开始后的前两三天倒还好，一星期后，症状再次复发，一旦乘坐上通勤电车，剧烈的头痛便会袭来。

八月二十八日那天，勉强挣扎着赶到公司，竟然花了三个小时，因为不得不在途中车站下车，休息一小时，疼痛减轻再上车。若疼痛无法忍受，就再次休息，如此反来复去，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了。我想这样可不行，经人介绍，认识了圣路加医院精神科的中野医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八月三十日。

我将事情的原委与症状详细告诉了中野医生，他说：“那样做可不行，工作本身对你来说是慢性自杀啊！”又问我是否服用过什么药物，我告诉他什么也没有服用，他说那样适得其反。自那以后，我每星期都去做心理咨询，谈那星期发生了什么事，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乘坐电车有什么感觉等等。有时会根据症状给我开一些不同的药。头痛便服用布凡林，还有安定剂、安眠药。自从服用安眠药之后，睡眠好多了。

归终，我连续三个月没有工作，在那期间一直坚持心理咨询和服用药物。总的来讲，我的症状属于典型的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用最近的例子来说，它同神户大地震的受害者、同经历越南战争的归国士兵有着相同的症状，都来自于强烈的恐惧感。我遭遇沙林事故后的四个月中，经常工作到深夜，严重透支了体力，压力也随之积攒起来。多亏在夏季休假一星期，让以前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中野先生对我非常生气：“别想得太多别那么苦恼，尽量放轻松心情！”要根治PTSD非常困难，只要事发时的记忆还存在，精神上的伤痛便永远不可能消除。因此，对我而言，所能做的便是将那记忆消除，但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到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后只好与这疾病耐心相伴了，而且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不要疲劳过度，不要积攒压力。

这样，我向公司连续请了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假，十二月初开始上班。但是上班后非常疲劳，根本不可能干一整天，只好工作半天，上午去公司，下午两点左右回家，以便使自己的身体逐渐适应。我曾问过中野医生：“一月份以后，是否可以延长一点工作时间？”但被告知：“不太合适，再忍耐一下。”所以直到这个月（一月）末都连续上半天班。每周三休息，因为是去医生那里，可适用劳动伤害事故条例，向公司请假倒也方便。

现在上下班仍然感到非常痛苦，从小岩站到滨松町换乘电车时，头痛便会加重。到公司服用布凡林，三十分钟后，头痛减轻，如此周而复始。

在别人看来，患者似乎并无大碍，但别人绝不会明白那种痛苦。这种情况在职场上尤为明显，所幸我们的所长非常理解我的处境，说：“如果自己遇到那种事故，说不定也会这样。”从医院拿到诊断书，向所长说明情况，他建议我住院，“尽快将病治好！”

遭遇沙林事故住院期间，经常做噩梦，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在梦里经常被人强拉硬拽。病房的窗户正对着病床，在梦里差点被人从窗口拽下去。有时一回头，发现死去的人就站在自己身后。

很早以前，曾梦见过自己变成鸟在天空中飞翔，而这回在梦中飞翔时突然被人打了下来，不知是用箭射中的还是用枪打中的，落到地面上，再被人踩死。以前在天空中飞翔是很快乐的，而现在却变成了梦魇。

对于施放沙林毒气的罪犯，现在已不只是愤怒或者痛恨了。我当然恨他们，希望尽快处理好此事——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

大桥贤二（第二次采访）

第一次见大桥君是九六年一月初，第二次见他是十月末。这次采访的主题，是想了解经过十个多月后其后遗症康复有怎样的进展。大桥君介绍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至今仍为剧烈的头痛和乏力感所困扰，尤其头痛让人受不了。

与此同时，大桥君眼下碰到的最大的个人问题，是公司把他从以前的工作岗位上调了下来。就在这第二次采访前一个星期，上司找他谈话，劝他往下一段时间做稍微轻松些的、不必拼死拼活的工作，以便养好身体。结果将大桥君过去担任的业务主管交给现在和他一起工作的老资格科长兼任。

尽管这样，许久没见的大桥君脸色好多了。时常从江户川区自家骑自行车去位于九段的中野先生诊所（主要原因是乘地铁头痛），这天也骑自行车来到采访地点。给人的感觉也远比上次年轻了，开始面带笑容。看上去倒好像正朝好的方向发展……

归根结底，一如他本人所说，痛这东西是肉眼看不见的，痛只有本人才知道。但愿他早日康复重返第一线。

第一次采访之后，今年（九六年）的二三四月份，我一直都是早上八点半才到公司，下午三点左右就回家了。头还是从早疼到晚，感觉就像海浪一进一退拍打着海岸一样。就是现在头也在疼，不过一谈起这个，话就有点长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沉甸甸地压在头上，又像是有什么东西罩在头上。与醉酒醒过来之后出现的头痛相似的轻微疼痛是每天都不间断的。这是常有的。虽然我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暂时忘记疼痛，但是其他时候几乎一刻不停地疼。睡觉的时候头也是沉沉的。

今年八月底到九月初的一两个星期里，头疼变得特别严重。半夜里都会疼醒。吃止痛药、用冰枕降温才能够勉强入睡。跟上司商量了一下，上司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要太勉强，建议我只上一上午的班就回家。就这样，打那以后头疼的状况就没有好转过。相反，竟转化成了慢性头痛。一到公司，我就先吃两片阿司匹林。如果头不再痛，往下就不再吃。今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是早上吃了药来的，不过聊起这个来到底就……

——不要紧吗？对不起。

啊，那不要紧的，反正已经是慢性的了。现在自己是一种什么状态，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我大体上能凭感觉把握了。已经习惯了。头开始疼的时候，脑袋里面的某个地方就化为一个点，这一点变为疼痛一点点地向外扩散。现在这一点在左边，但是每天都会不一样，或是左边，或是右边，或者整个脑袋一起……

今年，在工作方面，我觉得对事故车辆的估算工作最好能有个操作准则，就根据自己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制订了一个准则，并把它输入到电脑里。电脑屏幕也是绿色的倒还好，可是一旦有三四种颜色，眼睛就开始疼。把视线集中到一点也是很费力的。本来看着这边，因为别人叫而一下子转头与对方四目相对的时候，眼睛就疼得厉害。那种疼痛就像是要穿透一切一样。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疼点在左边的话，就只是在左眼深处疼得很厉害，若是在右边，则只是右眼深处。那是一种像是被人用钎子串起来一样的疼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我真的是有好几次想到自杀。心想如果死了就会舒服了。现在也还是有这样的想法。

即便去看眼科医生也找不到原因。他只是给我稍微检查一下，说一句“不要紧很正常”就没下文了，再也不理会我。只是前段时间，我和一位医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经常会有一些农民出现与我同样的症状。他说如果使用含有机磷的农药，神经系统就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同样的症状。

今年盂兰盆节的时候，我骑摩托车回了趟饭田老家。单程大约有三百公里，我骑着250cc的摩托车跑了个来回。头还是很疼，我也担心能否顺利到达，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一趟轻松愉快的旅程。空气也很清新，骑车的时候，注意力远比开车集中。

但是，今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刚才也说过了，头疼又一下子加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只能在公司工作一个上午。虽然公司对我这样的出勤给予了认可，但是今年十月我被撤销了管理职务。当然，这是上司担心压力大的工作岗位会对我的身体健康不利而特别关照我的结果，可对于一个干劲十足的职员来说，这个结果真是太残酷了。

“放松心情工作就好。”这种想法作为一种关心，我当然满怀感激地接受，很感谢。不过，先不说这个了。事件发生后我休了一个月假。之后，从去年五月到今年夏天，我工作得比以前更加拼命，心想不能因为自己给公司添麻烦。我忍着头疼，勉强做了很多事情。也有这个原因吧，就像我前面提过的，到了去年夏天一下子“爆发”了。于是我想那时候的坚持对我自己来说究竟算什么呢……每天都加班，拼命工作到十一点半，只剩下末班单轨电车。当时精神科医生就说那样勉强自己是不行的。想到这点，即便现在有人对我说很辛苦吧，劝我不要去考虑责任放松心情活着，说实话，作为我本人也不是没有难以释然的地方。

但是，我一直努力让自己不把所有事情往坏的方面想。也不是没有恨过，可是只能往好的方面想啊。

说得清楚些，我现在就像是在“坐冷板凳”一样。办公桌也挪了位置。就算去公司，也无事可做。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做一些任何人都胜任的简单工作，比如说整理传票。以前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已经没法用到工作中去了。

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成为让自己振作起来的动力，所以不管是不是行得通，对每项策划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仔细考虑，考虑“这个这样做会怎么样”。人生即便晚一年也是无所谓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二十年来我始终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一直拼命做事。“四十一岁就成了正科长有点升得太快了，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也未尝不可嘛”——我尽量让自己这么去想。

——是啊，您还年轻，孩子又小，咬紧牙关挺住，让身体完全恢复才是最要紧的。如果您就此垮掉了，那可真是不好办了。

是啊。我打算不往上看，就以自己的方式踏踏实实地干下去。可是想归想，现在这种痛苦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我到底能够忍受多久，对此我没有把握。我看不到未来。现在我只是从早上工作到中午十二点，可是即便那样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因为有通勤工伤补偿，奖金也减少到了一年二十五万。经济上非常紧张。对工薪阶层来说，奖金的存在是很重要的。用奖金刚好勉强能够把每月家用不足的部分补足。一下子减少那么多，真是很吃不消的。最近又盖了新房子，还要还贷款。三十年的贷款，怎么说也要还到七十岁。

就算说我头痛得厉害，从外表上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那种疼痛到底是怎样一种疼痛只有本人清楚。请试着想像一下每天每天头上一直压着石头或戴着重重的头盔的感觉。如果能从这疼痛中解脱出来的话……当然，大概没有谁能明白我的心情。我非常非常孤独。恐怕要失去一支胳膊或者成为植物人，别人才有可能明白我这种痛苦吧。

干脆当时就死掉该有多好啊。也不必去承受这样的痛苦……

但是一想到家人，我还是要不断地努力啊！

“偏偏那天从最前面的门上车，也没什么特殊原因。”

稻川宗一（当时六十四岁）

约略变稀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张容光焕发的圆脸，但并不见胖。十年前得了糖尿病，自那以来十分注意饮食。只是，因为应酬，惟独酒欲罢不能。喜欢日本酒。

身穿挺括的深灰色三件套西装。讲话清楚果断，隐约让人感觉出前半生熬过日本战后的自信。看情形远远不是退休年龄，无论多久都能干下去。

稻川先生生于甲府，从电气学校毕业后来到东京，一九四九年进入建设公司，在那里做设备方面的工作。不久离开生产现场转搞营业，六十岁作为营业部长退休。当时本来有几个再就业的门路，但“突然懒得伺候人了”，于是和两个同辈人商量，独立开办公司。主要业务是经销照明器材和提供咨询。

工作虽然进展顺利，但并非忙得不可开交。“啊，倒是轻松不得，”他说，“但不伺候人比什么都心情愉快。”眼下在市川和夫人单独生活。两个孩子都已独立，有三个孙子。最小的孙子是事件发生后第二个月生的。

倒不是说有特殊信仰，但他总把夫人给的三个护身符带在身上。

总武线的下总中山站是最近的站，我坐总武线直接来新宿。七点二十五分出门，八点四十分到公司。虽然公司规定九点开始上班，不过因为是自己开的公司，要求也并不是那么严格。

三月二十日那天从御茶水站就有空座了。也有需要换乘其他路线的乘客，所以有很多人在御茶水站下车。然后，我在新宿换乘了丸之内线，当然这也有地方坐。我一般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上车。

这一天我也是坐在第三节车厢最前面的座位上。刚好在这个位置（画车内构造图），有类似污渍的东西扩散开来，是湿淋淋的痕迹。也就是说，在这个座位和那个座位之间是放着沙林的。我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估计是从那儿流出来的液体。我倒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总之是一种液体，和啤酒的颜色差不多。再就是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有股奇臭一下子扑鼻而来。所以我稍微留意了一下。

那天的电车较往常空得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平时有相当多的人，甚至都有没座位坐的时候，可那天没有站着的人，坐在座位上的也就是稀稀拉拉少数几个人。事后想来，大概因为车里有奇怪的气味，所以大家那时候都已经转移到其他车厢去了吧。

之后，我注意到的是坐在这儿（在图上指出）的一名男性。在放着沙林的这个地方旁边，那个人一个人坐着。我上车的时候那个人就好像在睡觉，渐渐地，他的姿势变得奇怪起来，我还在想真是奇怪，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大约快到中野坂上站的时候，从他那边传来“扑腾”一声响。我当时正在看书，心想怎么回事呢，抬眼一看，只见他跌在了地板上，脸朝上倒在那儿。感觉像是以原来的坐姿直接从座位滑下来的。

我想这可不得了，稍微看了一会儿。那时电车刚好进站。电车门开始打开，我也马上从车厢往外走。本打算去叫站务员的，不过那时有个年轻人跑到了我的前面。他跑去叫了在站台前面工作的站务员。不久，站务员赶来把躺倒在地的那个人抬下了车。

倒下的男性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女性。她也已经昏迷不醒了。年龄有四五十岁，大约是那个年纪。我不太会看女人的年龄。总之是一位中年妇女。那个男的已经很大年纪了。被叫来的站务员一个人照顾着那个男的将他带出车厢。接着又赶来了一位站务员，两个人扶起已经神志不清的女人，一边喊着“不要紧吧”，一边将她扶出车外。这时间里，我下了车一直站在站台上。

在这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过程中，一位站务员用手拿着一个装有液体的袋子来到了站台。谁也不知道那是沙林，只是以为有可疑物品姑且先拿出电车罢了。事情已经告一段落，车就那样重新开动了。

我移到了前一节车厢。因为有奇怪的气味，我也不想再待在那儿。之后我就在下一站新中野站下了车。

可是，在通过地下通道的时候，鼻涕开始一个劲儿往外淌。当时还在想：哎？真奇怪。是不是感冒了。接着就开始打喷嚏、咳嗽。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认为是感冒的吧。再往下，眼前开始变暗。所有的症状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当时觉得这很奇怪，但即使那样，精神还是很不错的。意识清醒，走路也不费力。

刚才我也说过了，公司在车站的正上方，反正走到了公司。可是眼前还是暗暗的一片，也还是鼻涕不断，咳嗽不停。于是我跟他们说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先躺会儿，就躺在了沙发上。因为眼睛状况很奇怪，就想用毛巾冷敷一下，可同事说眼睛用热敷比冷敷效果好，于是就把热毛巾敷在眼睛上躺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样一来，眼睛渐渐没什么大碍了，又可以看到蓝天了。在那之前一直就像是待在黑乎乎的墨汁里一样。可以看到东西，却完全没有色彩——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之后，我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开始工作。十点左右我太太打来电话，问道：“地铁现在好像出了大事，你没出什么事吧？”我心想不能让她担心，就回答她说：“嗯，没什么事。现在活蹦乱跳的呢！”眼睛也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嘛。

出去吃午饭的时候，在附近的荞面店碰巧看到了电视，我这才知道的确是出了不得了的大事。整个早上这附近也的确是一直在鸣警报，而我却没怎么留意。不过，在那儿看了电视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沙林。电视上说“受害者眼前都会变暗”，我就想那么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吧。可是，就算是那样，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要把眼前变暗与附近放着发出奇怪气味的袋子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去中野综合医院检查了一下眼睛，医生说是缩瞳，立刻给我注射了解毒剂，打了点滴。还进行了血液检查，结果显示说胆碱酯酶的数量大量减少。就这样立刻住进了医院，说胆碱酯酶数值不恢复正常就不能出院。没办法，只好给公司打电话说我需要住院，也不知要住几天，请对方帮我收拾一下桌子。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被太太狠狠说了一顿，质问我说“你刚才不是说没事的吗！”（笑）

结果住了六天院。星期一住的院，出院是星期六。住院期间没有特别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就坐在沙林的旁边，我的症状却轻得让人不可思议。一定是因为我坐在袋子的上风向的缘故吧。车里的空气一般是从前往后流动的，所以如果在下风向的话，哪怕坐一两站，都可能会遇到大麻烦。这就是所谓命吧。

我没有变得从那之后就害怕乘地铁，也没有做过噩梦。也许因为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吧。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了命运。打个比方说，我平时是不会从第三节车厢最前面的门上车的，都是从第二个门上车。那样，我应该会坐在沙林的下风向吧。但是，偏偏那天从最前面门上车，也没什么特殊原因，仅仅是碰巧。我这一生中没有一次特别觉得自己幸运过。虽然没有倒过什么大霉，但也没有觉得自己有特别走运的时候。我这一生无风无浪平淡无奇。但到底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如果我不在那里，会有别人捡起袋子的。”

西村住夫（当时四十六岁）

西村君是事发当天在中野坂上站值班的地铁职员，职务是乘务助理。那天是他直接用手拾起了丸之内线车厢里的沙林袋。

西村君是茨城县人，通过学校介绍进营团地铁工作。一般说来，铁路方面的工作给人以“坚实”之感，在乡下评价高。所以，通过招工考试时，心里非常高兴。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进去后马上闹起了学潮，地铁也停了几次。

中等个头，相对说来偏瘦。但面色红润，目光坚定。假如在酒吧碰巧坐在一起，我恐怕猜不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过，一眼即可看出此人是在某个劳作现场踢打出来的那一类型。若仔细观察其面目，日常从事花费神经的工作这点也可大致推断出来——隐约有这种气氛。他说最开心的就是下班后放松地和同伴喝上几口。

这次答应我们采访的请求，好意提供证言。但坦率说来，看样子他是不太情愿谈及地铁沙林事件的。或者莫如说“不愿意触摸”更为合适。对于他那当然是应该忌讳的事，同时也是想尽快从记忆中消除的往事。

不但西村君，所有铁路人员恐怕都不例外。按时刻表平安无事地在东京地下行车——当下对他们来说这是再重要不过的。当下几乎就是一切。不想无谓地重提过去。由于这个缘故，从地铁有关人员口中听得事件情况，坦率地说并非易事。但是，他们心中那种不能让事件风化、不能让同事白死的强烈愿望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宝贵的证言。对此深表感谢。

西村君家住埼玉县，乘东上线上下班，有两个女儿。

地铁站的工作是以日勤、“全泊”、公休三班轮流的形式进行的。所谓“全泊”，就是从早上八点到次日早上八点工作二十四个小时。当然并不是一直醒着工作，其间也在休息室里睡觉。“全泊”下班之后是公休，也就是放假。接着是日勤（普通的白班）。一周里有两天“全泊”，两天公休，剩下的就是日勤了。

刚才我也说了，规定是“全泊”那天要工作到早上八点，但并不是说下班之后就可以马上回家。八点开始正赶上上班交通高峰，所以即便下班了也要留下来加班，帮忙处理车站事务。这要从八点持续到九点半。三月二十日这天，我是“全泊”，刚下班，正在负责交通高峰期的监督工作。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那起沙林毒气事件。

虽然是连休正中间那一天，但因为是星期一，客流高峰时间的乘客数量与往常基本上一样。丸之内线开往荻洼方向的车过了霞关站之后就已经变得很空了。从池袋到霞关这一段会有很多乘客上车，但之后就只是下车了，上车的人不太多。

所谓客流高峰时间段的监督，不过是查看一下乘务员的工作，核对和监督是否出现异常而已。比如说，看看乘务员的交接是否顺利，车是否晚点。这个位置也并不是必须引导乘客的。

出问题的车次为A777，开往荻洼方向。始发站是池袋站，预定八时二十六分到达中野坂上站，而且准时到达了。车由六节车厢组成。中野坂上站有两个站台，正中间空着。因为有从方南町方向开来中野坂上的车，所以我们称之为分支线。在对面开往池袋方向的列车所经过的站台上，早上因为出现客流高峰非常拥挤，所以在每一节车厢前都站着一位副站长或相关负责人员维持站台秩序。

当时我正好在分支线这边负责监督。这边是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所以我通常是在这个位置上监督乘务员的交接，留意周围情况。这列777车到达中野坂上站之后，从前数第二节车厢下车的乘客好像有什么事情，大声喊了车站的工作人员。隔着轨道，向站在池袋方向站台上的副站长喊道：“请立刻过来这边。乘客的样子有点奇怪。”

我当时站在靠近新宿方向的站台上，距离那儿大约有五十米远，所以听不太清楚喊的是什么，但看上去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急忙赶了过去。就算知道出现了异常情况，中间隔着轨道，副站长也是没有办法到这边来的，所以我过去了。我看到前数第三节车厢里，有两位乘客倒在那儿。这节车厢一侧有3个门，我从最后面的门进到车里边，看到一名大约65岁的男性整个儿躺在地板上。而在他的对面，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一副从座位上滑下来的姿势。她呼吸急促，发出“哈—哈—”的声音，口吐着带血的粉红色泡沫。男乘客乍一看像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看到这个场面，我立刻联想到“这或许是夫妇殉情”。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殉情”这个词最先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这位男性后来去世了。据说那位女性到现在也还是不省人事。

车厢里只有倒下的这两个人，没有其他人。男乘客倒在这儿，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女乘客，附近门口放着两个塑料袋。一进车厢就可以看到那个袋子。塑料袋呈正方形，边长大约30厘米，里面装着液体。一个袋子没有破，非常完整，而另一个袋子已经破了，黏乎乎的液体正从袋子里往外流。

有气味，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准确说明这种气味。刚开始跟大家解释说类似稀释剂气味，可仔细一想，那与稀释剂的气味不一样。还混着一点焦糊味儿。怎么说呢，是一种没法用语言说明的怪味。虽然我经常被问到那是一种什么气味，可是一旦有人问我，我总是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形容才确切，只能说是一种“怪味”。总之，因为散发出那样一种气味，我当时才条件反射地认为“那是自杀”。

这时间里，其他工作人员也赶来了。大家一起把倒下的乘客移出了车厢。因为只带来一副担架，所以就把男乘客放在担架上抬出车，女乘客由大家一起扶到了站台上。在车上工作的乘务员也好，司机也罢，都完全没有注意到车上出现这样的状况。中野坂上站有车站事务所，所以从池袋一直跟车过来的乘务员会在这里交接，但是下车的乘务员和刚上车的乘务员都对此一无所知。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先把倒下的两位乘客抬出车厢，让车出站了。收到“可以开车”的指令之后，车开始向前开动。因为车不能长时间停留的嘛。从时间上来说，连擦一擦湿地板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先让车离开。但是车厢里还是弥漫着奇怪的味道，地板也湿了，必须在荻洼站清扫一下。我就到车站事务所请人帮忙给荻洼站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777第三节车厢地板脏了，请他们清扫一下。但同一时间里，与777有关的人身体都开始不舒服，不论工作人员还是乘客。这发生在八点四十分左右。

列车从坂上站到荻洼站，经过新中野、东高圆寺……荻洼站是第五站。时间大约需要十二分钟。777从荻洼返回，车次会变成877。可是从荻洼坐上这列877的乘客也变得不对劲儿了。电车到了荻洼之后有相关人员用拖布打扫了车厢的地板——我觉得应该是在返程的车里清扫了地板——这样一来，清扫人员也开始不舒服。一位副站长因此受了重伤。从荻洼上车的乘客到了新高圆寺这一站的时候身体也都变得不对劲儿。于是断定这列电车的确有问题，就请全体乘客在新高圆寺下车，直接把车调回。

对了，那个时间里荻洼站应该有相当多的乘客上车，座位通常都会坐满。座无虚席，有少数人站着。大体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必须核查返程的电车，我就查了一下877经过本站的时间，时刻表显示为坂上站八点五十三分。所以我就一直等着，结果电车在新高圆寺就被调回了。

将两位倒下的乘客抬出车之后，我用手指捏起装有沙林的塑料袋，把它拿到了站台上。是我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袋子是正方形的，边长有三十厘米，近似用来静脉注射的那种塑料袋。那里面装有液体。当时我戴着白色尼龙手套。巡视的时候，我一般是戴着那副手套的。我尽量避开袋子湿的部分，轻轻把它提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那男女二人是用这个自杀的，所以心想这是危险物品，要交给警察。碰巧看到网架上有报纸，就拿来报纸，把装有沙林的袋子放在上面捧到了站台，把它放在站台柱子的后面。后来，副站长拿来了超市购物用的白色塑料袋，把装有沙林的袋子放进塑料袋并扎紧了袋口。副站长把那个塑料袋拿到车站事务所，顺便放在了那里。我对这个不太清楚，听说好像放在门口附近的水桶里了。

在这段时间里，乘客也有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就把他们留在事务所里。但是不仅乘客，而且车站上的工作人员样子也都开始变得奇怪。警察和消防署都过来调查情况，但是那些人的身体也同样出现了异常。因为这非常蹊跷，就把袋子拿到了外面。在那之后就有警察马上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记得很清楚。

去事务所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实我那时已经在流鼻涕，眼睛也开始变得不对劲儿了。倒是不疼，但是看东西很模糊，眼窝火辣辣的，看不清东西。要是想把目光集中在一点上，眼睛就疼得让人受不了。什么都不看单是一个人发呆还好，可是一旦想要好好看个什么东西就会疼。慢慢地，荧光灯什么的都变得模糊了。

去洗手间洗了把脸之后，我就到休息室稍微躺了一会儿。开始头晕是在八点五十五分，我大约是在九点躺下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异常情况，因为日比谷线的骚动出现得要早一些，中野坂上在时间上要晚一点儿。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吵得沸沸扬扬的了。电视上也一个劲儿报道。

我也不太舒服，就出了车站。在中野坂上的十字路口那边，救护车来来往往，为了收治转移乘客而忙得不可开交。我根本坐不上救护车。类似警察机动队的车也充当救护车用了。就是那种蒙着铁丝网的车。我是被那种车送到医院的。到医院的时候大约是九点半。坂上站的工作人员中有六个人去了医院，住院的加上我有两个人。

我去的是中野综合医院。当时已经明确原因可能就是沙林，所以对我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清洗眼睛，紧接着打点滴。必须在医院的病历上写下姓名和住址，可是因为眼睛变得不对劲而写不了的人不在少数。目光不集中在一点就写不好字嘛。

结果住了六天院。二十日这天相当让人吃不消，筋疲力尽。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带，还这个那个老是检查。血液中的胆碱酯酶值也低得反常。要经过三到四个月的血液透析，透析之后才会恢复，但是在此之前瞳孔还是打不开。医学上称为“缩瞳”，我比别人严重得多。缩瞳一直持续到出院。即使直视光线，也完全不觉得刺眼。

给我太太打了电话，她马上赶来医院。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不知自己是生还是死的不安。一直心想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也没有变得意识不清。只是眼睛疼，流鼻涕，如此而已。

但是，半夜里会做噩梦。躺在床上，身体冻得硬邦邦的。我也搞不清楚那是梦还是现实，但不管怎么说意识是清醒的。想按呼叫器按钮叫护士，却怎么也够不着。这让我很痛苦。总是被噩梦缠着。这种情况半夜要出现两次。一下子醒过来，很想按下按钮，却怎么也做不到。

直接用手捡起装有沙林的袋子，却只是受了这个程度的小伤，觉得挺幸运的。或许是和风向什么的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没有在拿起袋子的那个位置上直接吸入毒气的缘故吧。因为在别的车站上也有人同样用手捡起袋子却死掉了。公司里也有人说是因为我喝酒喝得特别凶的缘故，说那样不容易中毒。究竟怎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个时候说不定会死这样的真实感，说实话，几乎没有。当然，眼睛的确是很疼的。白天一直躺着，也没法看电视。半夜又无聊得要命，不知道究竟应该做点什么。这让我很苦恼。可这就是最难受的了。肉体上的痛苦和辛苦只是出现在初期，所以我并不是那么消沉。三月二十五日出院，在家休养到四月一日，之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觉得即便待在家里也闲着无聊，还是出去工作比较好。

老实说，对于奥姆教的现行犯，刚开始我没太有憎恨或者类似的感觉。因为我不太清楚自己是被谁弄伤的。如果说直接挨揍的话倒还能马上作出反应……

但在很多事实浮出水面之后，我也慢慢开始觉得那是不可原谅的。那样不加区别地将许多毫无抵抗力的普通人当作目标，让人难以原谅。我也有两个同事因此失去了生命。如果犯人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没有自信能够很好地抑制要把他们拖出去让大家痛打一顿的心情。我认为犯人被判死刑是理所当然的。虽说也有人主张废止死刑，但是他们做了那么恶劣的事情啊！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原谅的。

虽然说是我捡起了装沙林的袋子，但那只是因为我恰恰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不在那里，会有别人捡起袋子的。工作上的职责还是必须履行的。谁也不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吧。

“是很难受，可我还是坚持买了牛奶。不可思议啊。”

坂田功一（当时五十岁）

坂田先生住在神奈川县俣川。最近刚刚重建的房子，式样别致，宽敞明亮，同太太、母亲三人一起生活。出生在满洲的新京（现在的长春），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打字员。父亲战败病死（当俘虏被押往西伯利亚途中得斑疹伤寒死亡），留下母亲返回父亲老家熊本，母亲同亡父的哥哥再婚。义父在他上初二时去世，母亲身体很好，仍在附近菜园精耕细作。由于义父做建筑工作的关系，这里那里到处搬家，仅小学期间就搬了五次。上初中后在川崎定居下来。

坂田先生不愧是会计专家，资料的整理分类极为严谨。我们一问什么，马上从准备好的文件夹里拿出有关剪报、收据和记录之类，令人由衷佩服。想必在职场也很严谨认真。家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

爱好是下围棋。运动是打高尔夫。不过，转到现在的公司后很忙，一年只能打五次。身体结实，从未得过大病。这次因沙林中毒住院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过，“住进来休整一下倒也不坏。”他说。

我在现在这家“××石油”（营销公路用沥青的公司）工作有十一年了。此前也是在同类公司工作。换了几家公司，现在这家是第三家，都跟石油有关。我们是专门做沥青销售的，而这类工作即便仅仅几个销售人员从原公司辞职合伙开公司，只要客户对其足够信赖，也是有办法维持下去的。这一行就是有这样的特点。相对于公司的组织结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要。因为上一个公司的老板在管理上有点问题，大家觉得烦，于是约好一起辞掉工作，完全从零开始创办了公司。

所谓沥青，就是购入石油进行提炼、分类最后产生的东西，也就是沉淀物。我们专门卖那个。由shell或日石这样的销售总公司生产，而我们作为代理商对外批发。同样的公司很多，竞争呈白热化状态，而我们不过是新入行的公司，不可能只说一句请您购买我们的产品对方就会马上买。大致的途径都是一定的。

对我们来说，有着重大意义的莫如说是介绍工作。比如说给道路工程公司介绍整修公路的活儿。这样，对方肯定就会说：“那么，这回从你们那儿多买点沥青吧。”（笑）同样的道理，和建筑公司也必须要保持紧密的联系。虽说有点麻烦，但这些也是做生意所必须的。

我负责财务和总务，做沥青营销是要花很多钱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三十天内将货款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销售总公司，而道路工程公司却付给我们票据，比如说有的要一百五十天才付款。于是，为了弥补这之间的差额就必须借钱。所以，收到了票据就把它作为贴现票据使用，也与大约十家银行保持着业务关系。贷款总数大约有十亿。

为什么票据的时间那么长呢？嗯……，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惯例了。所以如果没有资金实力是做不成这种生意的。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在集资上也是大费周折的。经理以下所有人都分别提供了个人担保，我也提供了。再一个需要花钱的，就是销售总公司做那么大的生意是要收取保证金的，要全额担保。所以如果打算多进货的话，或者交保证金，或者提供银行担保，否则就谈不成生意。正因为这样，财务工作就变得重要起来。

问我忙不忙吗？还可以吧。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忙了。现在泡沫经济变成这样，房地产业形势也很严峻。而且石油行业也实现了自由化。因为国外石油廉价进入日本市场，销售总公司已经开始裁员，我们也受其影响，不得不开始综合自身情况考虑裁员。土木建筑工程市场也一片萧条。只有公共设施建设干得热火朝天。

我早上七点之前出门，花二十来分钟快步走完到车站的两千米路程。这是为了做运动。最近医生说我血糖有点高，我就想自觉走一走。乘相铁线从二俣川到横滨，然后坐横须贺线到东京站，在那儿坐丸之内线到新宿三丁目。通勤时间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不过，即使丸之内线在东京站没有座位，银座到霞关这一区间也肯定能有座位坐，还是挺轻松的。

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当天，我太太刚好回函馆娘家了。好像是我太太的父亲死后百日忌辰还是什么日子来着，要安放骨灰，就回去了，所以她不在家。我和往常一样出门，在东京站换乘了丸之内线。坐的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总是那节车厢，我买牛奶的时候。

——买牛奶的时候？

是的。买牛奶的时候，我通常在新宿御苑前站下车。

午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喝牛奶，所以隔一天就会在早上上班的时候顺路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两天量的牛奶。不买的时候在新宿三丁目下车。在新宿三丁目下车的时候就坐在最后面的车厢。这是因为，虽然说公司位于新宿三丁目站和新宿御苑前站之间，而且离新宿三丁目稍微近一点，但是为了去那家名为am/pm的便利店买牛奶，我必须在新宿御苑前下车。也就是说，一天在新宿三丁目站下车，下一天在御苑前站下车。那天是买牛奶的日子，所以我坐的是第三节车厢。结果碰上了沙林事件。咳，太倒霉了。

那天从东京站开始就有空座了，车并不是多么挤。法庭事实陈述的大意是说现行犯广濑起初在第二节车厢，但中途下了一次车改坐第三节车厢，然后在御茶水站捅破了装沙林的袋子，对吧？所以袋子不巧在我座位附近。在第三节车厢正中间的车门口，时间上也很吻合。但是，我当时正在全神贯注地看周刊杂志《DIAMOND》，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身边有那种东西。后来刑警一个劲儿盘问我，说那不太可能，可是我就是没有注意到。他们似乎在怀疑我，莫名其妙，搞得我心情很不愉快。

但是慢慢地，身体开始变得不对劲儿。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大约是在四谷站。刚开始是流鼻涕。因为流得非常突然，所以还在想是不是感冒了，不料脑袋也渐渐变得不清楚了。接着眼前变暗，就像戴了太阳镜一样。这些症状是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出现的。

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可能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脑溢血。以前从没有经历过那种情况，我就想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问题。这应该不是单纯的感冒，而是比这更严重的病症。感觉马上就会顺势倒在那儿。

我对周围人的情况没有印象。因为我一直以为只我自己一个人身体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把周围的情况放在心上。好歹坚持到了新宿御苑前站，在这一站下了车。走路踉踉跄跄的，周围很暗。心里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如果不扶着台阶扶手就走不上去。走到外面之后，发现周围就像傍晚一样暗。是很难受，可我还是坚持买了牛奶，不可思议啊！走进am/pm，按部就班地买好了牛奶。没有不买的念头。事后一想，明明都那么难受了，为什么还去买牛奶呢？真是不可思议。

到了公司就去接待室躺下休息了，但情况一点儿也不见好转。公司的女职员也劝我最好去医院看看，我就去了附近的新宿医院。往御苑方向看去，医院在道路左侧。到医院的时候大约是九点钟。等待治疗时间里，一个像是公司职员的男士进来说在地铁上变得不太舒服。听了他的话，我想自己也应该是同一种情况。原来不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在医院总共住了五天。我自己觉得可以更早出院的，可是因为胆碱酯酶值还没有恢复，总是不让我出院。医生劝我说最好慢慢来。不过我还是尽快出院了。我说周六有婚礼必须出席，硬是出了院。视野暗的状况完全消失大约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但到现在视力也一直不太好。我平时是开车的，可是到了晚上标识牌上的字就会变得模糊，看不太清楚。眼镜也重新配了，提高了度数。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所谓受害者会，律师请视力下降的人举手，有相当多这样的人呢。果然是沙林造成的。

其次是记忆力变得相当差。人名什么的总是到了嘴边却想不起来。我不是和银行方面有接触嘛，所以经常把备忘本放在衣袋里，上面写着哪个银行的支店长是某某之类的内容。若在以前，这些一下子就能想得起来。另外我喜欢下围棋，每天午休时间都在公司下棋。以前下完棋后我都能很快回想起大概，但现在只能想起一半了。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上了年纪的缘故，可我总感觉不仅仅是那样，还是很不安的。现在是第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是停留在现在这种状态，还是会继续恶化呢？

对于每一个犯人，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气愤。我觉得那些人在组织中也是受人摆布的。不知为什么，即使在电视上看到麻原本人，我也不太产生憎恶的情绪。比起那个，想办法为受伤严重的人们做点事情这种想法倒是更加强烈些。我们还算是受伤较轻的。我是这么想的。

事件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饭时我说来着：“这样子真叫幸福啊！”

明石达夫（重伤者明石志津子的兄长，三十七岁）

明石君是明石志津子的兄长——志津子在丸之内线遭遇沙林事件，受了重伤，一时几乎成了植物人，至今仍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板桥一家汽车零部件特约经销店工作。已婚，两个孩子。

独身的妹妹受重伤之后，他每隔一天就代替身体不好的高龄父母去医院一次，细心照看志津子。听他讲述之间或实际目睹他在医院照看的场面，觉得他真是不容易。说实话，很让人佩服。

并且，不单单是生活上的照看，那里面有作为兄长热切的心愿——无论如何也要让妹妹恢复正常生活，不能长此以往！那是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作为实质性家长的责任感，一种对愚昧的暴力和罪行的无法诉诸语言的愤怒。说话时间里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点。表情十分温和，笑吟吟的，谈吐话语也没棱角，但仍可得知其中静静深藏的苦涩和决心。

认真、有孝心、仿佛悄悄品味细微幸福的心地善良的妹妹——她为什么非得惨遭某种人的毒手不可呢？

他大概要久久怀有这个痛苦的疑问，直到志津子能够以自己的双腿走出病房那一天到来为止。

我们兄妹俩年龄相差四岁。我的孩子刚好也是兄妹两个，同样相差四岁，我妈说这两个孩子的性格呀关系什么的几乎和我们兄妹俩那时候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大概经常吵架来着。（笑）

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曾经吵过架。如果真的吵过架的话，我想大概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比如说换电视频道啦争抢点心啦等等。但听母亲说，有小点心等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妹妹总会说一句“也给哥哥吃”。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女儿也这样。给她东西的时候，她肯定会说“也给哥哥”。至于这是因为她年纪小还是因为她是女孩子，我就不太清楚了。

记得妹妹小时候很会照顾人。说的好听点儿是和善，说的难听点儿就是爱管闲事。比如在幼儿园或小学里看到有谁哭，她就会走到她（他）身边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性格首先是“一丝不苟”。日记也是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写。一天都没有停过，一直写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这个人懒懒散散的，根本不是写日记那种性格。可是妹妹病倒以后，我心里老放不下日记的事，就代替妹妹写日记了。我每天都会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我想等她身体好点了，让她看看，告诉她“你曾经是这个样子呢”。日记到现在已经写了三本了。

妹妹初中毕业以后没上高中，而是上了一所缝纫学校。她自己做主选择了要走的路。据说是因为父母年纪都大了，她觉得自己与其在高中继续学习，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让父母能够稍微过得舒服一点，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记得我当时听了，心想她可比我要踏实多了，真是个孝顺父母老实认真的孩子。说是认真，不如说是考虑事情时总是考虑得多些。她不是那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的性格。

从缝纫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她进了一家与制衣有关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不巧那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妹妹在那儿工作了大约三四年时间。

公司倒闭以后，妹妹虽然还想继续做能发挥自己本领的制衣方面的工作，但是不巧没有那方面的公司招人，所以这回就去了业务上完全不熟悉的超市工作。她好像对这个结果有点失望。不过她不是那种会撇下父母自己单独生活的孩子，所以只能在家附近找工作。

她在那儿一直工作了十年。志津子从父母家坐公交车去超市。工作主要是收银。做了有十年之久，早已经是行家里手了。虽然住院已经将近两年了，可是现在她还是那儿的一名员工。她工作的超市也在事件发生之后给了我们很多照顾。

——住在埼玉县，在家附近的超市工作，那么那天早上为什么会乘丸之内线去中野呢？

那天杉并区有从业人员讲习会，她是去参加那个会的。到了四月不是会有新店员进来吗？妹妹负责培训新人，是去听课的。去年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所以上司就吩咐她今年再去。

出事那天（三月二十日）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九日星期天，我因为儿子要上小学了，就去给他买书包。父母、我们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总共六个人去买东西。因为我们约好偏午时候去附近的超市，傍晚大家凑在一起吃饭，所以就叫了妹妹在乌冬面馆吃了乌冬面。超市星期天很忙，妹妹星期天很少能休息，不过那一天她碰巧休息，所以就决定全家人一起吃饭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是很和睦的一家人呢。

那时她说明天要去杉并区一趟，我就说开车送她去地铁站。反正要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接着送妻子到地铁站，就顺便送送她。我自己把车停在托儿所附近的停车场，然后坐地铁上班。所以说定先把妻子和妹妹送到地铁站，让她们上车后我再一个人上班。

其实妹妹说过不用特意送她的，说她可以先坐××线，再换乘埼京线，然后在池袋坐丸之内线。但是我说：“那样会很花时间，一直坐到霞关站再换乘丸之内线要快一点。反正都是送，一样的。”现在想来，我要是不劝她的话，志津子或许就不会碰上沙林事件了。

志津子喜欢旅行。她有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人经常一起休假旅行。但是超市这种地方和普通的公司不一样，是不能连续休三四天的。所以，她好像是先选定休假的时间，再和别人换班取得假期去旅行的。

另外，志津子非常喜欢去迪斯尼乐园，她和她那个好朋友去了好多次。在她星期天刚好休息的时候，我们也约她一起去过。家里也有那时候的照片。妹妹对过山车之类有刺激性的游乐项目非常着迷。我太太和家里老大也非常喜欢。但是，我不太擅长那个，就让他们坐，自己在下面等着。当那三个人坐那种恐怖东西的时候，我和小女儿两个人就骑着旋转木马等他们。这么想来，大家凑在一起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迪斯尼乐园。

每当有什么纪念日，她总是会买礼物给我们。比如说父母或孩子的生日，或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她好像把这些日子全部记在脑子里了。同时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喜好。自己根本不喝酒，却为喜欢酒的父母对酒做了很多研究，有什么就买回家来。她总是这样细致地照顾周围的人。到外地旅行或出去玩的时候，她肯定会买回纪念品或给公司的同事买回茶点心什么的。

正因为这样，她有时会为职场上的人际关系而非常烦恼。我想这是因为她生性太认真，一点小事都会放在心上的缘故吧。哪怕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在她听来也会变得很有杀伤力。她不是那种跟谁都可以相处得很好的类型。可能是她的个人好恶很明确的缘故吧。

——问这个可能有些失礼，志津子小姐以前说过要结婚那样的话吗？

好像相过亲。但是她要么说地方远，要么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父母，总之事情没有谈妥。我结婚之后搬了出去，她觉着自己有责任照顾父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如果我不在的话……”——她的这种想法似乎格外强烈。母亲又因为膝盖动不了只能拄着拐棍走路……这种责任感在那孩子身上表现得很强烈，比我强烈多了。

此外，父亲原先工作的公司倒闭了，那以后就没再工作，所以她又好像觉得自己应该承担那部分经济压力。因此她工作非常积极，哪怕发烧，也说不可以休息，强打精神上班。

三月二十日那天，我先去父母家接了妹妹，然后把妻子和妹妹送到××站。那时大约是七点十五分。我太太工作，而且那天是早班，所以她必须早早赶去公司。之后我在七点半之前把孩子们送到附近的托儿所。往下我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去板桥区的公司上班。

假设妹妹和我太太坐上地铁车是七点二十分，到霞关时将近八点，因为两条线离得远，在霞关站的千代田线换乘丸之内线相当花时间。所以，在时间上偏巧碰上放有沙林的列车。这是为了参加一年只有一次的讲习会而乘坐的丸之内线。而且，她坐的位置，恐怕就是放有沙林袋子的车厢。这种情况不管怎么想，都只能说是运气太差了。虽然仅仅说运气差心情很难平静下来。

妹妹在中野坂上站中了毒，被送到了医院。据说抢救队的队员为了让她苏醒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有队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吸入了沙林也中了毒。我没有见过那位队员，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我知道发生了沙林事件是因为总公司那边打来了电话。我们总公司刚好就在日比谷线沿线，也有几名员工中毒住了院。于是公司就打进电话询问营业所这边是否平安无事。我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打开电视，一看，已经是天下大乱了。

我先给太太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她说没什么事。之后又给母亲打了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妹妹肯定会给母亲打电话的。但是妹妹那边还没有消息。母亲说：“那么肯定是没事，或许现在正在听课呢。”

可是一直联系不到她，让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从时间上来看，她坐的车也恰是同一班。我一个人很着急，六神无主，心想不要紧吧，可别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我多么担心都没有用。我在公司负责跑外勤，毕竟还有工作，就开车出去访问客户了。之后公司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让我立刻给母亲打电话。那是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的事。我赶紧打了个电话，母亲说警察局刚刚打来电话，好像是志津子在地铁上碰上了沙林事件，已经被送往医院，让我马上去医院。医院是西新宿的××医院。

我赶忙返回公司，坐电车去新宿。赶到医院大约十二点。回公司的时候，在电话里向医院的人打听了她的情况，可是对方没有告诉我任何具体情况，只说“院方不亲眼看到家属什么都不能说”。我问她是否有生命危险，对方说“眼下病情严峻”。当时我不是很明白，原来所谓“病情严峻”，汉字写作“重笃”，就是说处于“病重（重体）”与“病危（危笃）”之间的一种状态。总之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担心得不得了。

赶到医院一看，那儿已经到处是人，到处都是受害者。宽敞的大厅里被患者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在那儿打点滴，接受眼科或内科的检查。我心想：哎呀！这可真是出大事了！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也摸不着头绪。虽然电视上说好像是一种毒气，但更为具体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医院的医生也没有详细说明。最终，当天听到的只是“吸入了类似农药的烈性毒药”这样简单的解释。

就算赶到了医院，我也没能马上见到志津子。他们不让我进病房。作为我，当然想尽快见到志津子，想亲眼看看她的情况，可是一来医院里的人挤得满满的，非常混乱，二来志津子被送进了急诊室，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段探望。探望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和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只有一个半小时。

——在这么紧急的时候也没让您见她，是吧？

没有，没让我见。苦等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见到了妹妹。这两个小时真是让人等得心焦，特别难熬。那真是太漫长了。

总算可以进病房了。妹妹正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接受人工血液透析。因为肝脏功能变得很弱，所以要进行透析来清除血液里面的毒素。还挂着好几瓶点滴。眼睛紧闭着。护士小姐说她正处于昏睡状态。我想要摸摸她，却被医生制止了。说是不能触摸她，因为我当时没有戴手套。

于是，我在她耳边说：“志津子，哥哥来了。”志津子的身体像是对那句话有了反应一样一抽一抽地动，似乎是在点头。当时我猜想是不是志津子对我的声音有了反应，但是医生说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大概是昏睡过程中碰巧在那个时间出现了肌肉痉挛。听说从她被送到医院时就一直频繁地出现肌肉痉挛现象。

虽然说法有点过分，但她的样子真的就像死人一样。看上去与其说是在昏睡，不如说更像是已经死了。嘴上戴着氧气罩，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甚至连痛苦、难受这样的表情都没有。测量心跳的仪器也几乎呈静止状态。只是偶尔动那么几下。她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那样子真是让人看着心疼。

医生只是跟我说目前关于病情无可奉告，“说实话，今晚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这儿是完全看护，所以请您回去吧。”我那天夜里住在了医院的休息室。因为我觉得一旦有什么事情会很麻烦，索性没有回家。天亮的时候我问她的情况，对方说目前病情稳定。

那天（三月二十日）傍晚，父母、我太太和孩子们都来了医院。因为完全不清楚之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就把孩子们也叫来了。孩子们还小，当然对当时的情形一无所知。但是，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而心情有所放松，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出来。我说了一句小津她出大事了，再也没说下去……看到这一幕，孩子们都吓了一跳，也似乎明白了“好像出了大事”。是的，父亲这一存在首先就是不哭的嘛。所以老大老二都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说：“爸爸，爸爸，别哭了。”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呜呜哭个不停。

父母都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人，所以他们一直强忍着。不过听说那天夜里回到家，他们两个人哭了整整一夜，只是在医院里表现得很坚强。

那以后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太太也请了假。二十二日星期三，终于听到了医生比较详细的说明。医生说血压和呼吸多少有些好转，等这些再稍微稳定一些后就进行脑部等多个部位的检查，“因为只是稍微有所稳定，所以还不是可以完全放心的状态。”

没有对沙林做详细解释，只是给我看了脑部X光片。医生指出她的脑处于肿胀状态。的确，与一般的脑部X光片相比，胀得特别厉害，体积很大。至于这是沙林引起的还是长期缺氧造成的，还不是很清楚。

由于她自己不能自主呼吸，只好一直借助人工呼吸，可是不能一直那样。所以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在喉部上了呼吸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志津子在新宿的医院住院期间，我每天都去看她。除去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工作结束之后我肯定会在七点到八点探望时间去医院。我们所长还常常开车送我去。那段时间我的体重轻了很多，一下子瘦了下去。那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十三日转到别的医院，大约有五个月的时间。

记事本上记着这么一条：三月二十四日眼睛稍微动了动。不是睁大了眼睛，而是微微睁了一下那种感觉。跟她说话就会看到那种反应。

——总是一个进步啊！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可医生说那并不是她有意做的动作，只是偶然动了一下。他劝我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四月一日，医生告诉我说：“从往常交通事故的脑损伤或脑溢血等脑障碍的病例来看，说实话，我认为不会再有好转了。”总结说来就是：即便还没坏到成为“植物人”的程度，恐怕也会一直昏睡不醒。

原话要更加委婉一些。类似于“今后大家要全家人一起吃饭或聊天什么的，也许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样的说法。总之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将起不来床，说不了话，几乎没有意识。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当时母亲不由说了一句：“志津子干脆就那么死掉就好了。那个孩子自己受苦不说，也不忍心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听了那些话，我真的是很难过。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才好。“那个时候如果认为已经不需要志津子的话，神一定会杀死志津子的。”我好不容易把话说出了口，“而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志津子这样实实在在地活着。今后也有可能好转，不是吗？如果我们不相信，志津子不就太可怜了吗？妈，您要相信，要振作起来。”听我这么说，母亲也大哭了一场。

——她自己年事已高，往后没有办法照顾女儿，只能托付给您。作为母亲，想必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那个时候也是最难过的。妹妹碰上事故固然让我难过，可是父母亲会那么想让我更伤心。“干脆就那么死掉就好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时已经是志津子倒下的第十天了。

过了不久，父亲病倒了。五月或六月检查出了癌症，住进了柏市的国立癌症防治中心接受了手术。于是，我每天就奔走于志津子的医院和父亲的医院之间。母亲又行动不便，那段时间真的是累得够呛。

受苦的不光是我自己。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太太和孩子，让他们受累了。星期天我总是带他们一起去医院，可孩子总归是孩子，就跟我抱怨说：“又要去医院？我们出去玩吧。”听他们那么说，我心里难受得不得了。

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如果你们身体不好，爸爸妈妈都不去看你们，你们会怎么想？不感到很孤单吗？”孩子们回答说孤单。“那样的话，小津姑姑也会觉得孤单，对吧？所以我们得去看望她。”“嗯，好的。”总算说服了孩子们，可是我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

八月份从西新宿的××医院转院到了东京郊外××医院。这儿有非常热心的年轻医生为她做康复治疗。现在右手总算可以动了。虽然是一点一点的，但是她可以自己活动了。问她嘴在哪里，她可以把右手这样举到嘴的位置。

自己说话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过她好像对我们说的话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不过按医生的说法，还不太清楚她是否能够正确理解自己的家族成员（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还没有弄明白人际关系。我总是跟志津子说“我是哥哥”、“哥哥来了”。所以她好像明白是“哥哥”来了。至于她到底弄没弄明白自己和“哥哥”之间的关系，我没有把握得出肯定结论。而且她好像也差不多丧失了过去所有的记忆。

问她“你以前一直住在哪儿啊？”她也只是回答“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父母的姓名、自己的年龄、兄弟姐妹的人数，还是出生的地方，她一概都“不知道”。知道的只有自己的名字。不过身体的各种功能开始一点点恢复了。现在，身体的恢复和语言能力的恢复这两部分是康复治疗的重点。比如说在轮椅上练习坐，练习用右脚站立，练习活动右手。再把弯着的腿伸直。语言方面就是练习清楚地发出“あ（a）、い（i）、う（u）、え（e）、お（o）”几个音。

现在嘴还是基本不能活动，饭是从鼻孔直接送到胃里的。喉咙这个地方的肌肉已经变硬了。声带没有异常，可是拉动声带的肌肉动不了。

听医生说，康复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使她能够自己走出病房。但事实上，志津子能否走到那一步，那种可能性有多大，医生并没有明说。总之是把那个当成目标。我相信医院和医生，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处理。

现在我每隔一天去一趟医院。因为有换洗的衣服，不能长时间放在那儿。回到家都十一点了。不规律的生活一直持续着。而我竟然因为这个变胖了。也许是因为半夜睡觉前又吃又喝的缘故吧。

一周大约有三天在工作结束之后一个人去医院。到了星期天，我刚才也说过了，就一家人来医院探望。我母亲也一起来。父亲已经从癌症防治中心出院了，可是一出远门他第二天就会发烧，所以他来不了。我总是开车拉大家来医院。

——责任最终落在了明石先生您的肩上。

我倒没什么，毕竟是自己家人嘛。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太太挺可怜的。如果她不和我结婚，就不用受这样的罪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如果妹妹什么事儿也没有的话，大家早就欢天喜地出去旅游，找地方玩去了。

不过，志津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真是乐疯了。虽然只是“嗯—”一声呻吟，可我已听得泪流满面了。一起在那儿的护士小姐也说太好了，和我一起哭了起来。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志津子也“啊—”“嗯—”呻吟着流下了眼泪。那眼泪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太清楚。也许为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觉得很痛苦吧。关于这个我咨询了医生，医生说心中的情感最初是通过“哭喊”这种不安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是第一步。

七月二十三日，她第一次在父母面前开口说话。志津子叫了一声“妈—妈”。对我父母来说，这是时隔四个月之后重新听到女儿的声音，爸爸妈妈都哭了。

开始会笑是今年的事了。她可以在脸上做出微笑的表情了。简单的笑话就能逗她笑。比如说用嘴模仿放屁的声音，类似这样的就可以。问她“是谁放屁了？”她就回答说“哥哥”。总算是恢复到了这个程度。口齿还不是很清楚，听清楚别人的话也很费力，但是已经可以那样说话了。

问她“你想做什么？”她会回答“散步”。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眼睛还是看不清东西，好像只有右眼能稍稍看到一点儿。

事件前一天晚上全家一起吃饭时我说来着：“这样真叫幸福啊！”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热闹地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这是我们小小的幸福啊。可是这些幸福却在第二天被那帮混蛋毁了……那帮家伙连我们那小小的快乐都不放过。

事情发生之后，我气得不得了，对着医院走廊各处的柱子和墙使劲一阵乱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奥姆教所为，可是不管对方是谁，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几天之后我的手开始疼，疼得厉害。于是，我就跟妻子说：“怎么回事？真是怪了。为什么手会这么疼呢？”妻子说：“你啊，到处一阵乱捶来着。”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噢，可能是吧，可能是做了那种事儿。”我就气到那种地步。

不过，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妹妹公司的人们，我的同事和上司，医生以及护士小姐们都对我们很好。这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大支柱。

“伊依唔尼安（迪斯尼乐园）。”

明石志津子（当时三十一岁）

见志津子的哥哥明石达夫听得志津子遭遇地铁沙林事件的过程，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天傍晚，我（村上）得以访问志津子入住的东京郊外的医院。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达夫君会不会让我前去访问。但实际见面促膝交谈时间里，对方还是答应下来：“明白了，如果方便，明天过去就是。”不过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达夫君心中——诚然没有说出口——想必有不少困惑和矛盾。

将有严重身体障碍的妹妹暴露在完全陌生的他人面前，作为亲人是多么不堪忍受，这点我也——恕我冒昧——大体想像得出。退一步说，就算可以暴露在我个人面前，而这样整理成文收进书中，以致结果暴露在世人面前，作为家人的心情也不是能够轻易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作家，写这篇文章感到有很大的责任，无论对志津子的家人，还是——自不用说——对志津子本人。

既然我深知这里边有这样的尴尬，那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一见志津子本人。就算从她哥哥口中听得了前后详情（即使她本身几乎开不了口），我也还是要见。否则，就活着的她写什么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我毕竟是作家。换句话说，哪怕她仅以沉默作答也没关系，反正我想采访她。

不过坦率说来，在去医院途中我是没有多少信心的。我难道不能在不伤害谁的情况下完成这次采访吗？

即使翌日下午这么对着桌子的现在，我也没多少自信。可我想我还是只能把自己当时的感受如实写在这里。但愿这篇文章不伤害谁。如能巧妙地如实写下自己的感受，应该不至于伤害谁……

时节已经进入十二月，周围渐渐呈现出一派冬天景象。秋天仿佛在一步一步后退一样消失在了忘却之中。神宫外苑的银杏树枝头已然秋叶落尽，往来行人将落叶细细踩碎，瑟瑟冷风将那黄豆面一般的黄色粉末带去远方。这一年也渐渐接近尾声了。我们为了准备这本书而开始进行采访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很快就要满一年了。明石志津子小姐刚好是第六十位采访对象。但是，和以往的采访对象不同，她无法自如地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正巧在那天下午，一直逃亡在外的林泰男在石垣岛被警方逮捕。这个被称为“杀人机器”的男人，是地铁沙林事件现行犯中惟一未被逮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他在日比谷线的秋叶原站扎破三个塑料袋而释放出来的沙林总共夺去了八个人的生命，使大约二千五百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我读着登有那则报道的晚报坐上了五点半之后的电车，赶往位于东京都××市的医院。报纸上这样写道：林对警察说经过长时间的逃亡生活，早已筋疲力尽。

对于林泰男被捕这件事，我自己有些感慨。因为我之前同那么多“因为林泰男扎破沙林袋而受伤或人生发生极大转变的人们”见面，尽最大努力详细听取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无数次地重读资料，同时将林泰男在事发当日的一举一动作为事实在脑海中尽可能如实再现。于是，他的行为、装沙林的袋子以及受到伤害的人们都一一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当然，即使林泰男被逮捕归案，那些人的人生也不能恢复如初。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那一天被夺走、被损害的一切恐怕都已经无法挽回。但是，无论如何都要给事情做个了断，而他被逮捕这件事情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符号。

所以，或许本来应该认为：“啊，抓到了最后一个人，太好了。”可是我无法那么认为。事实上，我只感到一片渺茫，就像有什么把身体里的力气一下子抽干了一样。甚至有一种“从现在起新的战争就要开始”那样的痛苦。大概是在长时间持续采访过程中多多少少养成了试着从受害者角度看事情的习惯，我体内几乎涌不出类似喜悦的情感。只有无法言喻的虚无和痛苦像苦涩胃液一点点涌起。

志津子小姐所在医院的名称和地址在此不便公开。

再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明石志津子小姐”和“达夫先生”这样的名字也都是化名。前面我也说过，“不希望被打搅”是他们全家人的恳切希望，请大家尊重他们的想法。

说实话，这家医院曾经发生过一次媒体人士未经允许闯入病房企图强行采访志津子小姐的事情。那样可能使志津子受到惊吓，从而导致好不容易顺利进展到现在的康复治疗功亏一篑。也会给医院添麻烦。达夫先生总之是在为这些担忧。

从九五年八月开始，志津子小姐搬到了这家医院专门做康复治疗的楼层。这之前（事情发生以来的五个月时间）她住的都是东京其他医院的“急救中心”，而那里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首先保住患者生命”。所以，那里在康复治疗方面全然分身乏术。

志津子小姐在前一家医院住院时，被医生宣告说“恐怕很难恢复到能坐轮椅的程度”。她一直躺在床上，意识也混沌不清。眼睛紧闭着，肌肉也不动。但是，自从转到这家医院，志津子小姐的恢复情况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现在她可以坐在轮椅上由护士小姐推着到病房楼附近散步，也能进行简单的对话。这一进步说是“奇迹”也毫不为过。

不过，记忆仍几乎是零。事件之前的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什么也想不起来，很遗憾。医生说智力上还只是“小学生程度”。话虽那么说，但“小学生程度”具体是什么样的“程度”呢？说实在的，达夫先生不太明白。实际上我也不太明白。那是思考的整个水平的问题？还是思考的脉络部分的问题？抑或是丧失那部分常识而引起的问题？目前能断言的是：

（1）她的脑功能部分受损

（2）那部分功能将来是否有可能恢复还是个未知数

只有这两点。

如果是沙林事件之后的事情的话，她还能清晰记得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但也忘记了一些。至于记得什么忘了什么，也有达夫先生所预料不到的。

左手和左脚几乎一动也不能动。特别是脚不行。一旦身体的一部分动不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去年夏天为了让一直弯着的左脚伸直，她不得不接受切除膝盖内侧肌腱的手术。这是始终伴随痛苦的残酷手术。

仍无法通过口腔进食。也不会喝水，不能很灵活地控制舌头和下颚活动。

平时我们都意识不到，其实在吃喝的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地、非常复杂地活动舌头和下颚，让它们发挥作用。而到了它们因为某种作用无法再动的时候，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功能的重要性和精妙。志津子小姐现在正处于那种状态。

只能勉强吃点诸如酸奶、冰淇淋之类的软的流食。长时间耐心的训练使之成为可能。酸酸甜甜的草莓酸奶是志津子小姐最喜欢的。不过，遗憾的是，大部分营养成分还是要用管子从鼻子输送到体内。

植入人工呼吸器时开的气阀残痕留在了咽喉。那个洞现在由一个直径为1厘米的圆形金属塞着。那是她好不容易才跨过冰冷生死线那冷冰冰的遗留物。

志津子小姐的哥哥缓缓地推着轮椅，把她从病房推到了休息室。这是位娇小的女性。头发剪得很短，像小女孩的娃娃头。长相与哥哥相似。表情很难辨别，但脸颊微微泛着红晕，脸色不错。有点睡眼惺忪，看上去像刚刚才睡醒。如果没有鼻子上插的那根塑料管，应该看不出她身体有异常。

她的双眼连眼皮都没有好好睁开。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瞳孔闪烁着光。虽然很小，却放射出非常真实的光。我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不折不扣的光。虽然从外表看来很可怜，可她的存在在我眼里一点也不可怜，原因或许就在于那强烈的光闪。

“你好。”我说。

“你好。”志津子小姐道。

听到的是“哦哦咦哇(1)”。

我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他哥哥补充。志津子小姐点点头。她事前已经知道了访问的事。

“请随便问吧。”达夫先生说。

我困惑了。究竟问什么好呢？

“谁帮你剪头发呢？”我问她。这是第一个问题。

“护士。”她给出回答。

如果准确记录的话，就是“安哦—安”。但是根据前后文可以马上推断出“护士”这个词。回答迅速，没有犹豫。可以想见大脑中逻辑正在快速有序地运行，只是舌头和下颚的活动跟不上大脑的运转速度。

刚开始的时候，志津子小姐在我面前好像很紧张，有些害羞。我倒完全没有感觉到有那样的表现，可是在哥哥达夫先生看来，她和往常非常不一样。

“怎么了，你？今天这么害羞啊！”哥哥故意逗她似的说。不过想想看，年轻的女性把不健康的身体暴露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感到紧张和害羞是理所当然的。说实话，我也紧张得不得了。

志津子小姐决定接受采访之前，达夫先生向她这样询问：“一位叫村上的小说家说想要把你的事写进书里，对此你怎么想？觉得写进书里也可以吗？关于你的情况哥哥说得具体一点可以吗？来这儿见你也可以吗？”

“可以。”志津子小姐回答得很干脆。

和她讲话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她Yes和No区分得特别清楚，做出判断的速度很快。这大概是小学生所做不到的。对很多事情都能给予正确判断，几乎没有吞吞吐吐的时候。

即使那样也还是害羞。这是当然的。

我把为探病带来的黄花插在了同时带来的黄色小花瓶里。是鲜艳的黄色。之所以选黄色，是因为我不愿意让它看起来像是医院探病用的花，想送给她多少有点生命力的颜色。但是很遗憾，志津子小姐看不到那花的颜色和形状。白天只有在很亮的地方才能看到东西，视力受到极大损害。

“阿—瓦依（不知道）。”说完，志津子小姐轻轻地摇头。

不过，那束黄花摆在桌子上，至少在我眼里，房间多多少少变得温暖起来。但愿那温暖能作为空气让志津子小姐感受到，哪怕感受一点点也好。

志津子小姐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扣子一直扣到脖子的粉红色棉质上衣，膝盖上盖着薄毛毯，肩上披着披肩。披肩下面露出微微弯曲的已经变硬的右手。达夫先生在旁边时不时握一下那只手，似乎正在通过那只手和她进行无需语言的重要交流。

或许长期卧床的缘故吧，她侧面的头发有一点翘。护士小姐如果注意到，想必会给她梳头，不过因为头发短，容易睡乱，即使梳几下怕也很难恢复原样。

“到目前为止只能说一些简短的词语。”达夫先生笑着说，“所以我比较容易明白她在说什么。不过，最近好像想说长句子，这反而变得难以理解了。意识恢复得那么快，嘴的活动却还是跟不上。”

她所说的话，我能听懂的还不过半数。身为哥哥的达夫先生当然能够多明白一些。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护士小姐们懂的比达夫先生还要多。

“这里的护士小姐们很年轻，都非常热心、非常亲切。我很敬佩她们。”哥哥说，“嗳，她们都是好人，对吧？”

“依依—哦—（好人）。”志津子小姐说。

“但是志津子经常生气，气我不能完全明白她的话。说在没弄明白自己的话之前不能回去。上次也是这样。是吧，志津子？”哥哥说道。

沉默……看样子是害羞。

“喂喂，害什么羞啊！不是你这样说的吗？是吧？说只要不明白就不放哥哥回去。”达夫先生笑着调侃。

志津子小姐也终于绽开笑容。她笑的时候，笑得真是灿烂，让人觉得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她一样笑得那么真，那么灿烂。也可能因为面部神经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变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也许志津子小姐本来就是那样笑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种笑容与她的脸非常谐调。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在很早之前，恐怕从孩提时代开始，哥哥就这样调侃妹妹，妹妹就这样笑了。

“最后弄明白了吗？当时志津子小姐说的是什么？”我试着寻问达夫先生。

“没有，到最后也没明白。”达夫先生说着，很开心地笑起来。他经常笑，那是一种静静的笑。

“先不说那个了。最近，志津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直到前不久，我一准备离开医院，她就喊‘不要回去’，又是哭又是发脾气的。每到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讲道理，慢慢地，她就不那样了。我是跟她这么解释的：可孩子们一直等着我啊，哥哥如果不回家去的话，他们会觉得很孤单的。不光是你，小××和小××也会觉得孤单啊。渐渐地，志津子也明白了那种心情。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我，自己一个人被孤伶伶地留在医院也会很孤单、很难过的。”

沉默。

“所以，我自己也想多来几趟医院，尽量和妹妹多说一会儿话。”达夫先生说道。

然而，对于达夫先生来说，隔一天来一趟医院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车往返于公司与医院之间，单程大约需要五十分钟。公司出于好意，允许达夫先生下班之后自由用车。因为公司知道他要经常去卧床不起的妹妹所在的医院。达夫先生打心眼里感谢公司的照顾。

傍晚，公司的工作一结束，达夫先生就开着那辆车赶来医院，在仅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和妹妹聊天。握握手，或喂她吃草莓酸奶，练习对话。然后把妹妹脑中失去的过去记忆一点点找回来：“大家一起去过那个地方呢，做过这样的事情哦……”

“家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就这样被完全割断、夺走，对于我们这些亲人来说，真像被剜去肉一样痛苦，比什么都要残酷。”他说，“我给她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声音经常会不自觉地发颤。那时候，志津子就问我：‘哥哥，你没事儿吧？’”

医院探病时间原则上是到晚上八点，可是因为情况特殊，医院对达夫先生比较宽容。探病时间结束以后，他就带着换洗的衣服开车回公司。然后走五分钟到地铁站，一路上换乘三次车回到自己的家。从车站到家要花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几乎没有与孩子们亲密相处的时间对于重视家庭的达夫先生来说非常残酷。这种艰难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要说不累，那是骗人的。至于这种生活今后还要持续多久，说实话，谁也不知道。

返程车上，达夫先生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如果这是因为事故或别的什么事，我还勉强能够接受。那有原因，也有相应的理由。可是，因为这种没有意义的愚蠢犯罪而……一想到这个，我就无法忍受，实在让人受不了。”

轻轻摇头，沉默良久。

“能稍微活动一下右手给我看看吗？”我向志津子小姐提出请求。

志津子小姐活动了右手指。她很努力，可是手指只能非常缓慢地活动。她把手指缓缓握紧，慢慢打开。

“如果可以，能握一下我的手吗？”

“可以。”她说。

我试着把自己四只手指的指尖放在她的小手——孩子般的小手——的掌心。她的手指就像是即将入睡的花朵的花瓣一般静静合拢。这是温暖、柔软的年轻女性的手指。手指的力量比预想的要大得多。她紧紧地、久久地握着我的手。就像是出去跑腿的孩子紧紧握住“重要的东西”一样。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明确的、类似意志的存在。那显然是在寻求什么。但那恐怕不是在向我寻求，而是向我对面的“另外的东西”寻求。那个“另外的东西”应该是会很快转回到我这里的东西。用了这么难懂的说明真是不好意思，可我蓦然产生了那种感觉。

在她的头脑中肯定有什么想到外面来，我是那样感觉的。很重要的什么。但是她还不能顺利地把它释放出来。使这种释放成为可能的力量和手段，即使是暂时的，也从她的身体中失去了。可是，那个什么，在被墙壁包围的她的心中的某个地方完好无损地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她只能握着别人的手安静地传达“它就在那儿”的信息。

她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

“谢谢。”我说。听我这么说，她的手指又一点点静静舒展开来。

“由于恢复非常缓慢，这样每天陪在她身边，根本无法用眼睛看到进步。但是从长远来看，志津子确确实实是在恢复。如果没有那样的进展的话，或许我根本就无法忍受这每天痛苦的重复。说实话，我没有‘能够忍受’的自信。但是，志津子心中有个强烈的信念，她‘想变好，想早点恢复’。我很明白，那种信念也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达夫先生在返程的车中这样说道。

负责康复治疗的医生们也相当佩服志津子小姐明确的意志和忍耐力。

“比如难受、累这样的词，妹妹从来不说。”达夫先生开着车说道，“转到这家医院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每天都有康复训练。有活动手腕和脚的训练，有言语训练，除此之外还有专科医生为恢复各种身体功能而进行的训练。这些训练在旁边看着都觉得不容易。这需要不同寻常的努力和耐力，也肯定非常痛苦。可是，医生或护士小姐问到妹妹累不累，她回答‘累’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只有三次，只有三次！”

“所以志津子小姐才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相关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在被插入人工呼吸器、连意识都没有的刚开始的几个月里，虽然没说出口，但大部分医疗人员都认为她恢复是不可能的。竟然能开口说话？简直像做梦一样。

“身体好了想做什么？”我试着问她。

“哟—噢—”她说。

我不明白。

“是旅行吧。”达夫先生想了一下问道。

“嗯。”志津子点了点头。

“想去哪儿啊？”我问。

“伊依唔尼安。”

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啊那啊”猜错好多次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迪斯尼乐园”？

“那，是迪斯尼乐园？”哥哥问道。

“对。”她回答，并且重重地点头。

说实话，把“旅行”和“迪斯尼乐园”联系到一起可不是件简单事。我们（当然是说住在关东地区的我们）不会把去迪斯尼乐园称为旅行。但是，假如她的头脑缺乏对“这里”和“迪斯尼乐园”之间的距离的认知的话（大概是缺乏的），去“迪斯尼乐园”对她来讲的确是一趟“未知之旅”。那跟我们要去格陵兰岛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不，实际上，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她去迪斯尼乐园比我们去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都要困难。

达夫先生的两个孩子（八岁和四岁）清楚记得以前和志津子小姐一起去迪斯尼乐园玩的情景，他们每次来医院探望都会给她讲那时候的事。他们说：“那时候可开心了，是吧？”于是，迪斯尼乐园这个地方似乎已经成了专属于她自己的“自由与恢复”的象征。然而谁也不知道志津子小姐事实上是否还记得自己去迪斯尼乐园时的情景。那也许是后来被灌输进去的“后天”记忆。她可是连过去睡觉的房间都不记得的。

但是，不管那是现实的还是假想的，在她的意识中存在着“迪斯尼乐园”这一实实在在的场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存在，可我不知道那具体是怎样一幅场景。如果可能，真想借助她的眼睛看一看。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能够看到的只有志津子小姐一个人。

“想全家一起去迪斯尼乐园吗？”我问。

“想。”志津子小姐回答得很干脆。

“和哥哥、嫂子、孩子们，大家一起？”

她点头。

达夫先生对我说：“只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嘴喝水吃东西，把鼻子上的补给管撤掉就行。那样就可以想办法全家人一起开车再去一趟迪斯尼乐园。”说着，他轻轻地握住了志津子小姐的手。

“早点实现就好了。”我对志津子小姐说。

志津子小姐又用力地点了点头。她的眼睛虽然朝向我这边，但是那双眼睛大概是在注视对面“另外的东西”。

“那么，去了迪斯尼乐园想玩什么啊？”达夫先生问志津子小姐。

“呜噢噢噢”

“过山车。”我说。

“飞向太空山。”达夫先生说。

“是啊，你的确喜欢那东西啊！”

临走的时候，我又一次请志津子小姐握了我的手。

“最后再握一次手可以吗？”我向她询问。

“可以。”她爽快地说。

我站在轮椅旁边伸出手，她比上次更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就像要比上次更确实地传达什么似的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手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么有力地握过了。

那种触感，不论是在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还是在我到家之后，都一直留在我的手上。那就像是冬日午后向阳处温暖的记忆。事实上，那触感现在还有些许残留，也许今后还会继续。现在这样坐在桌前写这篇文章，我感到那温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感觉到自己应该写的东西几乎都包含在那片温暖之中。我试着将她注视着的“另外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感受。我下意识地追逐她的视线，可那儿只有房间的墙壁。

那天傍晚去医院探望的时候，我还心想必须鼓励她，那么怎样才能够给她以鼓励呢？我思来想去。我认为那是自己应该做的。然而那是没有必要想也不应该想的。因为在结果上反而是我被她鼓励。

就这样，我一边写稿，一边认真思考“活着”究竟是什么。已经很久没有直面这种“根本性命题”了。

如果自己处于志津子小姐的立场，能否像她一样保持坚定的“生存”意志呢？我有那样的勇气吗？有那样的忍耐力吗？能够那么坚定、那么有力、那么温暖地握紧别人的手吗？人们的爱能够拯救我吗？我不知道。真的，说实话，我没有信心。

世上的多数人向宗教寻求救赎。可是，如果宗教伤害了人，他们究竟要到何处去寻找希望和光明呢？与志津子小姐谈话期间，我几次细细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现在究竟在看什么呢？那光芒正照耀什么呢？等到她恢复健康能自由言谈的时候，我想问问她：“你那个时候究竟在看什么？”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首先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之旅。不管怎么说，那是一切的起点。

“我认为警察当局没能看透奥姆滑稽性背后的东西。”

中村裕二（律师，一九五六年出生）

中村律师说自己不过像是小镇医院那样的医生。中村先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位于小田急线町田站附近。事务所窗明几净，几名律师在各自的房间工作，有几个年轻的女秘书。事务所全然没有装腔作势的派头。中村先生也很适合这样的气氛。年龄四十二上下，但因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显得年轻。

“我什么事情都受理，从离婚问题到高利贷纠纷。没有特定专业那样的东西。”他笑眯眯说道。中村先生一开始就想告诉我：他是随处可见的再普通不过的人，不是为理想奋斗的那种律师形象，这点请别误解。

我和坂本律师(2)在司法研修班是同一届。第三十九届，有十个班，我在八班，坂本在九班。东京有四个班，我和坂本同时属于“东京四班”二十七人集体。那是初次见面。坂本当律师是为了“想变得跟拉尔夫·纳德一样”，而我可没有那么潇洒的动机。“不加入组织而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多好”——出于这样模糊的想法，我成了律师。

话虽这么说，要取得律师资格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求非常严格。我连着考了好几年……我和坂本年纪差不多一般大。所以为了通过司法考试，我们两个吃了差不多同样多的苦。（笑）

这样，在司法研修班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我和坂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上律师后我们还一起组织了学习会。有十来个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目前负责的案件的调查报告或研究结果。坂本非常忙，总是来不了，不过他刚好接手处理“灵感经商法”的工作，所以大家一起去横滨，一边吃中国菜一边听他讲所谓“内幕”。坂本从那时开始就一直与那类东西有接触。

他的性格用开朗爽快形容也许是最合适的。只是他非常喜欢冷嘲热讽，怎么也不愿意从正面轻松地看事情。对什么都有话说。说得好听些，是总用批判眼光看问题，说的难听就是吹毛求疵。我觉得他身上有这样的地方。

——他接手的都是统一教会和奥姆真理教那种既不很划算又繁重的工作，是吧？

我和他相处的时候，没太涉及到那部分。相反，他倒是露出了庸俗的一面。他经常会邀请大家一起去有陪酒小姐的小酒馆唱歌，说什么“五点去，两千日元就能搞妥”。（笑）

说老实话，坂本感觉上并不是那种地道的追求革新的人权派律师，也不从属于特定的政党，是极普通的普通人。和我一样，他同样渴望世俗的东西。或者说他是那种“也想捞点好处”的极其正常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极限，对于在极限之内应该如何行动，应该接受什么性质的工作，他考虑得要比我认真，比我现实。

他所在的横滨法律事务所以前是以劳动纠纷案件为工作重心的革新派事务所，可现在也不是那种情况了，也处理很多劳动纠纷以外的案子。只是，由于他们处理了那么多劳动纠纷案件及冤假错案的缘故，他们与警察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在警察看来也许就成了一家“特殊的法律事务所”。也许那种印象被强加在了他的身上吧。

特别是围绕町田市的“共产党干部偷听事件”，事务所与神奈川县警察署来了个正面交锋。因此产生了一场纠纷，好不容易要平静下来的时候又出了这个坂本事件。虽然横滨法律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进了辩护团，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才是主力，可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实力的法律事务所，所以警察还是很留意其一举一动的。

——也就是说，即便横滨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向警察提出“诱拐坂本律师的是奥姆”，警方也故意不搭理的情形也不是没有……

可能性很大。我觉得有类似报复的成分在里面。虽然不能直接确认让人有些不甘心，但是现场的记者们已经把大体情况偷偷告诉我了。县警察署的干部说：“因为那家是这样的事务所嘛。”然后抬起左手，就是左翼的意思。对与奥姆教有关的事情他们基本上置之不理。

洋光台是矶子署的辖区，现场搜查官最先赶到现场，动作非常迅速。鉴定人员也出人意料地迅速赶了过来。但是，报告却没有顺利地上报到县警察署的干部手里。他们与现场搜查官之间的联络通道根本谈不上畅通。

当时，警察根本没有“奥姆教是危险团体”这一认识。他们自己在警察白皮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连奥姆教的组织关系图都没有。公安部门不具有组织关系图这件事，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放松警惕。所以在坂本事件中我们说“奥姆教很反常”，县警察署也只是说“知道了知道了”，根本不理会我们。

但是，矶子署对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我们的同事把与奥姆教有关的大量资料交给了矶子署。比如说，瀑本太郎律师就把大约一千名信徒的名单附带照片提交给了矶子署的搜查本部和法务省刑事局。所提供的情报截止到九四年三月，仅邮寄就有九十七件。所以，矶子署已经掌握了具体情况。他们很积极地配合我们，也很重视这件事。并且对提供的情报给予了正确评价。

然而，这在县警察署那里行不通。简直就是“一群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的蠢货”。不过前段时间更换了县警察署署长，局势开始一点点发生变化。情报从矶子署上报到县警察署的速度逐渐加快了。我们也觉察到了这种变化。

规模最大的是签名。我们收集了一百八十万个签名。每满十万个我们就拿着签名去找警察。不光去矶子署，还去县警察署和警察厅，请国会议员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施加的这种压力一点点地开始起了作用，警方也开始发表评论说我们的运动有助于搜查。

我在“东京律师会坂本救出对策本部”担任事务局次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收集到了有关沙林的情报。

正如您所知道的，九五年元旦的《读卖新闻》上刊登出了一条“在上九一色村中检验出沙林残留物”的报道。在这之前，大约从十二月开始，我们从“奥姆真理教受害者对策辩护团”那里一点点掌握了“如果牵涉到沙林、药物或化学物质，应该考虑奥姆教”的情报。他们也可能使用了兴奋剂或致幻剂之类的药品。

还有，九四年三月，高知支部松本智津夫的说法中出现了沙林这个词。也就是所谓“沙林说”。从那个词出现一直到结束，他始终重复与哈米吉多顿(3)有关的内容。因此，辩护团中也产生了一种严肃的认识，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名堂。

听说之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有人把那种东西洒到我们事务所该怎么办。虽然这有些没出息，可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呼吁救出坂本一家的牌子也很危险，撤下来吧”——类似这样的建议也出现了。虽然我们事务所没有竖起牌子，可竖起的地方是很害怕的。松本沙林事件的时候就是洒在外面的。那样一来，场所就不是特定的，何时何地受害根本没有办法预测。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危机感。也许会绑架人质，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当场把人杀掉弄走。当然我们也是有点不愿意那么想。

——松本事件发生在六月，那个时候还没有怀疑是奥姆教干的吧？

没有怀疑。根据逃出来的信徒所提供的情报，我们弄清楚了奥姆教在个别面谈过程中或入教仪式中开始使用什么药物，并且掌握了其详细情况和私刑杀人的事实。不过，瀑本律师也没有想到沙林。虽然知道“毒气说”，但也只是认为那不过是为了让信徒产生被害妄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也许已经使用芥子气了。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九四年七月出现了有芥子气中毒症状的人。但是，他们此外也制造了沙林。

总算想到沙林的时候已经是九四年的十二月份了。之后就有了元旦那则令人震惊的报道。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恐慌。什么时候做成了时间问题。

后来听说，原来警方也预定在一月进行强制搜查。长野县警察署、山梨县警察署、静冈县警察署和宫崎县警察署采取联合行动。不过警视厅并不插手。

依警视厅的说法，虽说当时没有做搜查、没收的准备，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鹿岛友子的长女绑架事件。不是不能行动，却没有采取行动。总算开始采取行动是针对目黑公证处的假谷事件。他们就像已等候多时似的手拿搜查令冲了进去。

可是，一月强制搜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多么有危机感。如果不抓紧时间也许会遭到沙林袭击这样的预测也好、危机感也罢，统统没有。他们也似乎没把《读卖新闻》的报道当一回事。

警视厅不出动，自卫队自然也不会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四个县继续联合做下去，所以大致做了准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阪神大地震。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但他们的确运气好，就像有神灵附体一样。

——中村先生和瀑本先生新年伊始就已经有很强的危机感了，对吧？而从结果上看，警察却没有采取行动。

是的。危机感很强烈。一来实际上发生了瀑本律师遭袭事件，二来九五年一月四日“家族会”的永冈先生也因有机磷系毒气中毒徘徊在死亡线上。

我们甚至在九五年二月聚在一起组织了沙林学习会。二十多名律师聚在一起，由拥有理学博士学位的我和同一事务所的梶山律师担任讲师，掌握了基本化学知识。梶山与松本沙林事件时的河野先生有关联，也去过松本事件的现场。

可是，就算写化学式给我们看，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只大致学了一些实用性内容。比如有什么样的效果和作用，能否被简单制作出来，制成之后如何管理等等。大家都清楚“救援会”会被盯上。在发生松本沙林事件的时候，法官宿舍也遭到了监视，可以看出他们对司法机关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所以我们也加强了警戒。

下面我所说的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松本智津夫自身有一些类似自卑感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喜欢让医生或律师陪在自己身边。我对他有这样一种印象。据说他原来是想在上东大医学部当医生和学法律当律师这两者中任选其一的。所以他把医生和律师放在身边重用。医生固然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律师就另当别论了，想法莫名其妙（笑），信仰坚定的也几乎没有。所以他好像在人员招募上费了很大工夫。可即使这样，也还是有青山等三四个人。

他还告诫他们说：“事到如今，还是不要经常去人多的地方吧。”他已经神经质到了那个地步，当作自己的问题惴惴不安。所以，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上地铁沙林事件被报道出来，他听到“造成大量伤亡”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懊悔的。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察到可能是早已瞄准霞关的奥姆教干的。然而惟独警察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峻性。那样的错位在这次事件中引起了极严重的问题。

瀑本律师三月六日问上级“治安体制是否完善”，十三日又用快件提交了“奥姆教有可能使用沙林”的报告。收件人是警察厅厅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好像也给警视厅寄了复印件。可是，短短七天之后就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

另外，我以前还不太知道，日本实际上是有两种警察的。公安警察和刑事警察。但我们都认为公安部门在九四年十二月之前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要去掌握奥姆的情况。次年元旦《读卖新闻》上登出报道之后才终于认真起来。但是，据说事件发生之前的三个月时间里他们连组织关系图都没做出来。即使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三月三十日警察厅厅长狙击事件，也没人知道公安实际有多大作为。

结果，警察和公安都没有认清楚奥姆真理教这一宗教团体的本质，似乎还从心里小看它，称它是“那种东西”。即便是在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也还是有这种倾向的。警方的奥姆专案组的队员们工作非常卖力，可专案组以外的其他人却瞧不起那份工作。不知他们是不想理解，还是因为理解不了才瞧不起。“那种东西充其量不就是个小儿科团伙吗？为什么抓不到菊地直子那帮人？在干什么呢，你们！”——他们就这样冷眼看待专案组。

例如，在奥姆事件中根本看不到警察在围堵联合赤军(4)的时候所有人员齐心合力将对方追得走投无路那种共识。我一直留意警察的行动，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专案组的人发牢骚说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得不到上头的理解。甚至在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也是这么一种不协调的状况。我觉得这才是处理奥姆事件的真正难点。

我们现在作为辩护团成员去法务省，与法务省官员讨论如何对待信徒的问题，可是那里也是完全不了解状况。对方倒是说：“奥姆教吗？诸位律师先生也很辛苦啊！”可是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怎么说呢，不管我们多么严肃地讲有关奥姆的情况，也还是得不到他们理解。毕竟他们是在彻底的合理主义中循规蹈矩工作的。结果话题就转变成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一流大学医学部出身的优秀医生为什么做那样愚蠢的事情？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对那样一个满脸长满胡子的丑陋男人神魂颠倒等等。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只把它当成了笑话。

——您觉得日本的警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怠慢同这次地铁沙林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是有关系的吧？

我认为警察当局没能看透奥姆滑稽性背后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太荒唐，太滑稽，太脱离现实了，警察根本没办法看穿隐藏在小丑面具下的深不见底的恐怖。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组织的警方存在着很大的盲点。奥姆真理教对警察来说是至今为止所没有碰到过的全新的对手。我是这样认为的。

——中村律师，您现在是在负责“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会”的咨询窗口吧？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事情的原委……

刚才我也说过，我们是一直负责坂本救出对策本部的工作的，在工作过程中就产生了做一个“奥姆真理教受害热线110”的想法。这本来是为了救助奥姆教信徒及其家人的，可是有大约四十位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打来了电话。这样一来，就算为地铁沙林事件专线，也必须另外开通“110”了，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份开通了这个。首先是从电话咨询开始的。东京和横滨的七十名律师聚在一起，开始这项工作。

但受害者实在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组建一个辩护团。辩护团主要以和坂本一起进行过司法研修的律师为中心，都是第三十九届的律师。不错，是以年轻律师为中心的。坂本被绑架之后，大家出于集体观念聚在一起，下一步又一同面对地铁沙林事件，从形式上来看。

但绝不仅仅是那样，讲明了就是我们大家都各自心中有愧。因为我们明明掌握了那么多情报，却没能防止那场大难于未然。本来应该更大声地提醒大家的。但是我们没能那么做。包括我在内，大家都退缩了，真的是很害怕。

强烈批判奥姆真理教的小林义则先生险些被暗杀，江川绍子小姐也是如此。大家都处于极度危险中。在九五年一二月份，如果明确指出奥姆的沙林很危险的话，也许真的会有人遭到暗算。可是，就算是紧张到了那种地步，警察也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哪怕是我们自己提出希望受到保护，他们也对我们不闻不问。“哦？你会被杀？”——就这样一种态度。他们完全不当回事儿。江川小姐因为刚好住在神奈川县，所以家里是二十四小时警备，可是住在东京的永冈先生、小林先生却没有受到任何保护。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能够坚定表明我们的看法。当然有害怕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还是有未能充分重视的地方。这样的自我反省或者“要为自己没能做到的事情做善后工作”的心情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家都在想：哎，真对不住坂本啊。我们让他白白的牺牲了。这种想法已经成了负责地铁沙林事件的我们不断努力的一个原动力。

(1)　近似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的发音。下面的“护士”、“不知道”、“好人”等亦同。

(2)　坂本律师：因为反对奥姆真理教而被其灭门，包括仅有一岁的儿子。

(3)　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后战场，仅有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的异兆中。

(4)　联合赤军：一九七一年，由一群激进的年轻人所组建的左翼组织。文中提到的围堵联合赤军的行动发生在翌年二月，联合赤军成员占领了长野县的一家疗养院“浅间山庄”，同日本警方发生枪战，被日本警方歼灭。

丸之内线（开往池袋／区间车）

B701/A801

在丸之内线开往池袋的地铁车厢施洒沙林的小组，是横山真人和外崎清隆两人。横山实施，外崎负责开车。

横山一九六三年生于神奈川县，事发当时三十一岁。考入东海大学工学部应用物理系，毕业后进电子配件公司工作，三年后辞职出家。不知何故，五名案犯中横山给人的印象最淡。既没有插曲什么的，又极少在其他信徒的证言中出现他的名字。大概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关系。他是“科学技术省”次官之一，工于“技术”，和广濑同是自动步枪秘密制造计划的核心人物。九五年一月将制造出来的步枪恭恭敬敬献给麻原彰晃的也是这两个人。从九七年一月至今，横山在法庭拒绝提供同事件相关的任何证言。

相对说来，外崎也是留不下印象的人，青森县人，一九六四年生。高中毕业后连续外出务工，八七年出家，属于“建设省”。

横山乘坐外崎开的车，在去新宿站途中买了《日本经济新闻》，用来包两个沙林袋。最初外崎买的是《体育新闻》，但横山坚持要一般报纸，就另买了《日本经济新闻》。下车前横山扣上假发，戴好化装用的眼镜。

七时三十九分，横山钻进由荻洼开往池袋的丸之内线地铁列车（列车编号B701）前数第五节车厢。临近四谷站，车开始减速，这时他用伞杆尖头隔着报纸往车厢地板上的沙林袋上扎了几下。但最后扎出洞的只一个袋，另一个完好无损。假如两个袋都被扎破，这班车的受害程度势必比现在还要严重。

车进四谷站，横山当即下车，在出站口附近的洗脸间把伞尖粘的沙林液体冲洗掉，而后钻进等在那里的外崎的车。

上午八时三十分，车开进池袋站，直接返回。或许沙林液体淌出的程度慢，此时的危害似乎还没怎么出现。车在池袋站让乘客下车而清完车厢，这时本应由站务员检查车厢，发现可疑物即刻拿走，但站务员好像疏忽了这项义务。个中原委将在本书的证言中得到明确。

八时三十二分，行车方向变为“开往新宿”（列车编号A801），由池袋站始发。发车不久就有不少乘客诉说身体不舒服。接到在后乐园站下车的乘客“车上有可疑物”的联系后，车站职员在本乡三丁目站上车拿走沙林袋，简单清扫了车厢。而这时日比谷线筑地站已闹得天翻地覆。

尽管出了不少受害者，但被沙林污染的这班车仍照样开到新宿站。到达新宿站是九时零五分。说起来有些难以置信，车再次在这里折回，列车号变为B901。九时十三分发车。好歹停止运行是在九时二十七分左右开到国会议事堂前站的时候。在那里让乘客下车后，空车调头。从横山扎破沙林袋时算起，这班车已经持续行驶了一小时四十分之久。

从运行过程看，不难想像营团地铁指令室的混乱状况。明知B801车厢内发现可疑物而且有不少乘客因此受害，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让这班车在哪里停住。

人命诚然没出，但轻重伤者有二百人。

三月二十一日。估计要受到强制搜查，横山和广濑一起策划逃亡。石井久子递给两人500万日元逃亡资金，车也备了。两人在城内宾馆和桑拿室辗转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捕。

“那是什么呢？”我想。但站务员没有理会，照样让乘客上了车。

驹田晋太郎（当时五十八岁）

驹田先生一直在大型城市银行工作，年届五十的时候被派去相关的不动产企业，在那里迎来五十三岁退休年龄，直接把人事关系转去了那里。那是一家经营不动产的公司，眼下负责那家公司经营的画廊业务。我原来不大清楚，原来退休年龄前后调动工作在银行那种职场似乎很有普遍性。不管怎样，样子仍非常年轻，根本看不出是到退休年龄的人。做画廊工作倒是第一次，但六年做下来，已经彻底喜欢上了画。

虽然不是因为——理所当然——他是银行职员，但说话时间里，仍给人以“此人认真”的印象。工作勤奋，生儿育女，稳打稳扎生活过来。第二人生也同样热情专注正道直行——这是他给我的感觉。“我这人很有忍耐力的”，他本人也说道。

惟其如此，尽管坐在沙林袋旁边并且心情变糟，仍一直忍耐不动，心想再坚持一会儿就到站了。结果症状加重，真是不幸得很。作为不幸之幸，他说自己正巧坐在沙林袋的上风一侧。如是坐在下风一侧，情况必定更糟。

爱好开车，休息日和太太两人开车兜风，顺便看美术馆。

上班的时候，我一般从所泽坐西武线到池袋，再坐丸之内线到银座，之后换乘日比谷线到东银座站。路上大约要花一小时二十分钟。电车里人很多，特别是西武线。从池袋到银座的那段路比较远，站着太累，所以我通常要等好几班始发车，赶上比较空的再上车。我不喜欢和别人抢座位，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排到队伍的前面。这样一来，就可以慢慢找个座位坐下来了。我一般从前数第二个车厢的最前门上车。

因为池袋站是始发站，所以电车到站后，乘客们当然全部下车。可三月二十日事故发生的那天早晨，从车上下来的人出奇地少。平常，一节车厢最少也得下来十五到二十个人，但那天只有五六个人左右。因为这种情况偶尔也会有，所以我也没怎么在意。

乘客全都下了车之后，站务员会进到车厢里检查一番。看看车厢里是否有遗忘的东西。如果什么也没有，乘客就可以上车了。

真的是非常遗憾，那天，在我上车的车门处，负责检查的站务员不是正式的站务员，而是临时打工的人，一个穿着夹克衫的年轻人。早晨，这种打工的学生好像很多。他们不穿普通的绿色制服，而穿营团指定的夹克衫。因为我当时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所以看得很清楚。就在我眼前，右边座位的角落里，有一个报纸包着的方形包裹，大约三十厘米见方吧。有这么大（用手比划了一下）。我的确是亲眼所见。“那是什么呢？”我想，但站务员没有理会，照样让乘客上了车。本应马上采取措施才对，毕竟那东西真的很显眼。如果当时被及时清理出去的话，损失一定会小很多。太遗憾了。

——但另一方面，假如那包东西在池袋站就被扔进垃圾箱，那么，因为那里人山人海，说不定会像小传马町站那次那样伤害更多的人，是吧？

总之，那包东西就那么搁在那儿，列车就开了。说我运气好也可以，当时我碰巧坐在了左边座位上，而不是右边。就是说，我并没有处在下风向位置上。过了两三分钟，车就驶发了。

刚开始，我还在想那是不是谁在车上吐了之后用报纸简单包了一下放在门口的。因为无论周围地面还是报纸看起来都黏糊糊、湿漉漉的。所以，站务员既然看到了那样的东西，却置之不理，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车开后没多久，我忽一下子闻到一种味道。都说沙林没什么味儿，其实不是，感觉有点甜得发腻。我想可能是香水吧。不是那种很难闻的味道，否则，大家一定会嚷嚷起来的。我只是“闻到一种莫名的甜甜的味道”而已。

电车沿着新大冢、茗荷谷、后乐园继续向前行驶，大概在茗荷谷附近吧，不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大家都开始咳嗽起来。当然，我也不例外。人们纷纷掏出手绢，捂着嘴和鼻子。那场面真的很异常。大家竟然一下子全被呛住了。我记得，乘客们在后乐园附近基本上都开始下车了。可能因为觉得难受，或者感觉有点奇怪才下去的吧。当时，窗户几乎都是敞开着的。大家好像不约而同地打开了窗子。我感觉有些刺眼，还不停地咳嗽，特别难受。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尽管觉得有点奇怪，却还是一直盯着报纸看。这是我多年的老习惯了。

到了本乡三丁目，电车一停，五六个站务员就匆匆忙忙进了车厢。可能是接到通知，在这儿等着的吧。他们一边上车一边说：“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用手捡起那包东西带走了。嗯，没错，用的确实是手。地面已经被沙林弄得湿漉漉的了。记得当时他们只是把那包东西拎了出去，稍微擦了一下地面。不一会儿，电车又发车了，接下来是御茶水站。在那个站，又上来五六个站务员，用像抹布一样的东西擦了擦地面。

大概是从那时开始吧，我咳得越来越厉害了。到御茶水附近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能看报纸了。因为觉得马上就到银座了，所以一直强忍着。当时已经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中途路过淡路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可最后还是来到了银座。眼睛确实睁不开，可如果闭上眼睛也还是可以忍受的，没有剧烈头痛或是恶心之类的感觉。不过，脑袋已经开始迷糊了。

当感觉车厢里的一切变得模糊、周围也暗下来的时候，车已经快要到银座了。睁开眼睛一看，四周一片昏暗。感觉好像是进了电影院似的。从银座车站下车的时候，感觉有些乏力，不过走还是能走的。我扶着栏杆摇摇晃晃走上楼梯，觉得自己一停下可能就会倒在那儿。

我想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可还是有点儿不太确定。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刚要再换乘日比谷线，就听到广播说：“因发生事故，日比谷线停止运行。”我想一定是指这件事。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故了，应该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剧烈疼痛、呕吐或者眼睛突然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一定会马上下车的。可情况不是这样，这些症状是慢慢出现的。结果，到了银座以后，我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我没得过什么大病，也没住过院，身体一直很好。或许是因为这个吧，我才能一直坚持下来。

我下车以后，电车仍然继续向前开。按理说那车应该在本乡三丁目或者御茶水站停止运行的。一来乘客嚷成那个样子，二来已经知道有特殊情况出现了。在我上车的三十分钟以前，霞关站就已经大乱了。既然已经知道出现了问题，那么当时就应该马上停车，让乘客全部下车的。这样一来，损失就会小很多。这是个疏忽。恐怕整个指挥系统都不是很通畅吧。

我好不容易爬上了银座站的台阶。我感觉，如果不赶快离开这儿就会死掉的。当时，我已经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终于爬到地面一看，位置大概是在有乐町马里昂大厦的对面。我想，无论如何也要马上去医院才行。银座附近有一家我常去的医院，就准备走到那儿去。可是从有乐町到那儿还有挺远一段路。考虑到走大路可能容易摔倒，所以走的是一条小胡同。我好像喝醉了似的，慢慢悠悠、趔趔趄趄地走到了医院。那段时间，一直朦朦胧胧地感觉外边特别地暗，周围还传来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和钟声。还有人在四处奔跑。于是，我更加确信出大事了。

我先去了一趟公司，打算找个人陪我一起去医院，就跟我的同事说：“我眼睛看不见东西，能不能和我一起去趟医院？”当时，医院里已经有两三个和我相同症状的病人了。在挂号处，我告诉护士小姐：“我的眼睛看不到东西。”她说：“你的眼睛不好，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眼科啊！”对于这件事她显然还一无所知。可是后来有相同症状的人接踵而来，不一会儿电视上也播出了嘈杂的事故场面，医院方面也终于开始意识到出了事。于是候诊室的沙发被当作临时简易病床，护士开始给我打点滴。好像没过多久，医疗信息就开始通过传真传过来了。

后来我又被转送到其他医院（四谷方面），在那儿住了四个晚上。眼睛一点点好了起来，从第二天开始就可以正常看东西了。只是头和太阳穴还疼得厉害。在医院里，几乎睡不好觉。睡眠很浅，夜里总要醒那么几回，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以后可能没办法回公司工作了。因为传到耳朵里的都是些坏消息，比如说有三四个人死亡或是变成植物人之类的。

出院过了两三天，我就开始上班了，到了公司以后还是觉得身体状况有些不太好。浑身无力，变得很容易疲劳，而且记忆力也很差。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感到和平常不太一样。尽管感觉很多地方有些异常，可这到底是因为沙林，还是压根儿就和沙林没什么关系，我自己根本没办法判断。又找不出什么证据，就这样天天疑神疑鬼的。这一点我感受很深。连坐车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安，开车的时候常常会担心到底安不安全。现在基本上不至于了。

我曾经有挺长一段时间对坐地铁上下班充满恐惧。可是没办法啊，只能忍着了。现在还是有点儿讨厌坐地铁，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啊。人被塞进地铁一样的大箱子里以后，就只能在阴森的地下坐以待毙了，别无他法。沙林事件发生之后，我对这种状态感到特别恐惧，太可怕了。可我们这些上班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太让人恼火了，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可最近听到奥姆教那些家伙的话，我居然已经气得没脾气了，已经接近麻木了。就因为那种人，无辜的市民被平白无故地夺去生命，简直不可理喻。真不知到底应该把这股火发泄到哪儿去才好……我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些奥姆真理教犯人送上法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奇怪的是我非常冷静，只是心想这是沙林。

中山郁子（三四十岁）

对方一开始就一再要求不公开姓名、住址和年龄，尽可能模糊处理。至今仍对奥姆方面怀有强烈的戒心。尤其自家附近有奥姆的道场，一旦被其察觉，情况非常不妙，她说。

年龄三四十岁，已婚，没有孩子。大学毕业后在普通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退职当全职主妇。如今已取得资格向外国人教日语。工作非常有趣，也有干头儿。

这次采访了很多沙林事件受害者，但在遭遇当中能够想到“这怕是沙林”的人似乎少而又少。几乎所有人都在不知所以的状态下卷入这场噩梦。而中山女士却是少数初期认识到沙林的人士之一，并且是一眼看出“这绝对是沙林，让人瞳孔缩小！”的罕有之例。交谈当中，不由得为其能够逻辑性把握各种事态的冷静和细心所打动。观察力和记忆力也非同一般。作为语言教师想必也很精干。

正因如此，才对状态同自己所在世界截然不同的奥姆真理教世界感觉出一种完全不兼容的东西。“那不是恐怖！”她本人说。但不管怎样，给我的印象是：要想稳妥地消除那个，她大约还要花一些时间。

大家都觉得系统地教外国人学日语是件很难的事，但实际做一做也没什么难的。在日语教师培训讲座上，老师说日语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可以进行系统性、理论性说明的，其实并不是那样的。这也是我尝试做了之后才发现的。

现在，我一周工作三天。有时候也会根据学习者的要求进行调整，但全部加起来有七节课左右吧。一节课大约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上课方式是一对一式的。学生们都是就职于外国公司的驻日工作人员。我所在的学校是这些公司指定的对口学校。上课的地方有时候在对方的公司，有时候是在学生的家里。

去年三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的那段时间，我特别忙，一周工作四五天，大约要上十个小时课。说实话，我中毒和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天，因为上课学生的公司是在大手町，所以我打算坐丸之内线直接过去。上课时间是九点。嗯，确实比较早。大多数人都赶在公司上班之前就结束学习。甚至还有更早的呢！比如说，八点甚至七点半就开始上课。当然也有人是下班以后再学。

那天早上，我八点左右离开家，在池袋站坐的是八点三十二分发车的地铁。八点三十二分发车，正好能赶得上九点钟上课。从大手町下车以后，再走上台阶，时间刚好合适。

因为池袋是始发站，所以一般来说站台两边都会停靠着丸之内线的始发车。当时，顺着车行方向，站台左边停靠着一列电车，当时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了。右边的电车那时候还没有来。我一时不知道坐哪一列好，只是觉得坐晚一点儿的应该也能来得及。因为电车的间隔至多两三分钟。也许是因为一周上十节课感到有些疲劳吧，我最后还是坐上了后一列车，那列的空座位看起来比较多。

电车来了以后，我从前数第二节车厢的最前门上了车，坐在电车行驶方向右边的座位上。电车朝新大冢方向一路开了过去。嗯……日本早晨的电车还是比较安静的。车上的人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可是乘客中突然有人开始“吭吭”咳嗽起来。我当时还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冒呢。

你知道，丸之内线从新大冢站就开始慢慢驶出地下了。接下来是茗荷谷、后乐园……茗荷谷站的检票口是在池袋站方向那一侧，相对于电车的前进方向来说，是在尾部位置上。所以，平常上班时间，最靠前的车厢里的乘客在那一站几乎没有下车的。可是那天很奇怪，很多人都在茗荷谷站下车了。虽然我觉得有点儿不太对劲儿，可也没有多想。

大家还是不停地咳嗽，而且当时车厢里异常明亮。明亮，或者只是一种明亮感觉而已，事后一想，应该是发黄吧！那种黄色，很难形容，感觉好像是一层亮亮的薄纱慢慢变成了黄色。但绝对不是那种很鲜艳的黄。我以前因为贫血晕倒过，和那时的感觉差不多。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吧。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觉呼吸有些不太顺畅。因为是新车厢，我就想可能是新建材或者是黏合剂的味道吧。于是我转过身把窗户打开了。那种新式车厢的窗户是从上向下拉的，轻轻一拉就可以，可是竟然没有人去开。过了一会儿，我又拉开了第二扇窗。

我的呼吸道从很久以前就不太好，一感冒，嗓子就疼得厉害，还咳嗽。闻不得那种新建材的味道，或许也是因为呼吸道不好的原因吧。当时还是三月份，天气不算暖和，可是不打开窗户，真的是受不了。可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其他人都能忍受得了呢？明明味道那么奇怪，不，也不能说是奇怪吧。

那味道并不刺鼻。具体我也说不好，感觉那似乎并不是一种味儿，而只是让人感到“呼吸困难”罢了。我打开窗户，想让空气流通一下，除除味道。记得我是在茗荷谷到后乐园那段路上打开窗户的。在茗荷谷和后乐园站，车刚一停，乘客们就纷纷下去了。

可是，对我转身打开两扇窗这一举动，周围的人竟然也是毫无反应。

——当时没有人说“好奇怪”或者问“是否感觉呼吸困难”什么的吗？我想大家都应该感觉有些异常才是……

一个也没有。总之，大家都特别老实，什么也不说，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反应。大家之间也没有怎么议论。我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一年时间，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我觉得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大家一定会吵吵嚷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会一起追查原因的。这一点，我是事后才意识到的。

事情发生几天后，警察问我：“当时，车内有没有陷入慌恐状态？”我再次强烈地意识到大家真是太安静了，谁都一言不发。

我在电车里看见，下了车的那些人都在站台上“吭吭”咳嗽个不停。

过了后乐园，呼吸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黄色气体的颜色也变深了。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工作了。可是又想不行啊，无论如何也要去！所以我没有下车，想等车到了本乡三丁目站以后再换到别的车厢去。那个时候，车厢里已经很空了，甚至看得到空位。这真是太奇怪了。若是平日早晨，这个路段人要比这多得多才对。

于是，我想从中门或者后门下车，当时真的是没什么其他办法了。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戴着白手套，从前边的门上了车，这样用两手拿起那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拿到外面去了。站台上的站务员又拿过来一个带绳子的四方箱子（用来装废旧杂志的塑料箱子），把那包东西放了进去。大概有两三个站务员吧，在那儿跑来跑去忙活着。刚才说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下车的时候，几乎是同一时间。我对那个警察戴的白手套，还有像这样被高高举起来的那包东西，印象特别深，至今还记得。至于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车在那儿停了好长一段时间。记得当时我大概是向后移了两个车厢。车里已经空空荡荡了，只剩下那么几个人，都能数得过来。那时候，我已经难受得不能再难受了。眼睛开始剧烈地一跳一跳地痛，处在一种类似肌肉痛的状态，可又不是很疼。周围还是发黄，虽然模模糊糊的，但还是能看到黄色的风景。慢慢地，那风景像被硬塑料凝固住一样，越来越小……硬要我说的话，就是这种感觉。

最后，在淡路町下车的时候，我一直在咳嗽，眼睛跳个不停，而且呼吸困难，感觉肺里好像全是土。在那一站下车的只有三个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再就是我了。想想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那站下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包东西就是沙林，沙林好像能导致瞳孔缩小。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会认真地看报，也听新闻，所以知道那次松本沙林事件。“瞳孔缩小”这个词儿也是那时候听说的。在淡路町站下车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啊！那一定是‘瞳孔缩小’”。

——怎么说呢，您真够冷静的了！

是啊，奇怪的是我非常冷静，只是心想这是沙林。可能在面对原因不明的紧急情况的时候，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会全部被动员起来了吧。

当时站台上只有刚才我提到过的那个年轻女孩、一个中年男人和我三个人。那个时间段，丸之内线站台上的人不可能那么少。那女孩坐在长椅上，低着头，用手绢捂着嘴，一副很痛苦的样子。那个男的在站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边走边嘟囔：“奇怪，真是太奇怪了！”还说：“看不见东西啊！眼睛看不见啊！”（听说此人事后留下了残疾，可我并没有确认是否属实。）

当时我说：“这真是太奇怪了，我们还是去医院吧！”我想尽办法抱住那个女孩，和那个男的一起去了车站事务室。站务员们当时已经手忙脚乱了，他们想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可是无论怎么打，也没有人接电话。真是太可怕了。当时，我生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恐怖”。好像一向坚信的东西土崩瓦解了一样。

总之，当时特别混乱。因为从事故发生的时间来说，我们坐的电车比其他电车要晚一些。当时，别的车站已经是一片恐慌了。我们坐的丸之内线电车就那么拉着沙林袋子，又从池袋开了回来。

有一点我至今仍耿耿于怀。在池袋，列车待发时必定关上车门，进行车厢检查的。有关人员一般都会检查一下车厢里有没有遗忘的东西。检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因为一时疏忽，有一些地方注意不到。可我觉得当时就不能检查得再仔细一些吗？那样，电车拉着沙林袋子又一次返回这样的事就绝对不会发生了。

当时救护车的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站务员作出决定：“还是走着去吧！这样比较快。”医院就在地铁站附近，走路也就两三分钟。那个年轻的站务员陪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医院。从结果上来看，在淡路町站下车这个决定是对的。要是到了本乡三丁目再下的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再加上地铁内空间比较封闭，结果只能和沙林袋子一起被抬下车去。

（为了接受专业的治疗，中山女士在医院的紧急医疗中心住了五天院。）

事件发生后，我好几个月都没有上班。一来因为呼吸比较困难，二来我的工作基本上以说为主，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简直岂有此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气愤得不得了。反正，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真的是让人忍无可忍。后来我也知道了犯人可能是奥姆真理教的人……不过，现在说实话，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对于这件事我已经不愿意再去多想了。包括从住院到出院回家那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直疯狂地看电视上的报道，可现在不那样了。和沙林事件有关的所有画面，我一概不想看。一碰到那样的新闻，我就马上换台。因为我已经对那些蛮横无理的东西、那些蛮横无理的事情充满了愤怒和厌恶。同时也是顾及到死去的人和现在仍饱尝病痛的人的感受。现在也是，只要一碰到那次事件的相关报道，感觉就像有大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真的希望那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看过有关奥姆真理教的一些报道以后，我对他们的来历背景也慢慢有了一些了解。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我们真的很无奈。至少我现在不会再朝着电视画面愤怒地大喊大叫了。那些人有他们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他们按他们所信仰的那一套才做出了那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矛盾根本没办法调和。说他们没办法跟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也可以，总之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这样想的话，那种强烈的愤怒情绪就会稍微缓解一些。可我当然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所有的问话中，我最讨厌听到的就是“您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已经没事了。”就是这个想法一直支撑着我活到现在的。从医学角度来说，好像应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人就是这样，对于第一次碰到的事情，就算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会感到有些不安。所以我特别讨厌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但仔细想想，就又会觉得，其实讨厌别人问“有没有留下后遗症”这类问题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后遗症。

我始终有一种情绪，就是想把那件事当成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想让它离我们远远的，哪儿都行，就是想让它离我们远点儿。如果可能，真想把它踢到地球外边去。

如果说现在距那次事故只过去半年左右的话，我想我恐怕会拒绝这次采访的。决定接受这次采访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好像自从出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事发现场。我其实一直挺喜欢本乡三丁目那一带的，可我一次也没有再去过。也不能说是害怕吧……总感觉有些抵触。

首先浮上脑海的是：“既是有毒气体，那么不是沙林就是氰化物。”

齐藤彻（急救中心医师、东邦大学医学部教授，一九四八年出生）

齐藤先生已经在东邦大学附属医院急救中心工作二十年了，乃中心元老，不折不扣是急救专家。急救中心是处于生死之间的患者运来的地方，以瞬间判断和智慧区分生死界线。大多情况下，最初阶段没时间这个那个慢慢考虑。在那里，老资格医师的经验和直觉发挥关键作用。自不待言，必须精通所有症状。

毕竟是在那样的第一线锻炼出来的，说话简洁明快，浅显易懂，有说服力。因此得以听取种种难得的信息。一看就深深感到他从事的工作是何等不易。想必每天都很劳累，没有神经放松的时间。感谢他分出宝贵时间接受采访。

对了，齐藤先生在此治疗的重患者是后面出现的菅崎广重氏，最好同广重氏的证言结合起来读。

我属于第二内科，主治循环系统方面的疾病。所以，在急救中心，我主要负责治疗的也是心肌梗塞以及心功能不全等病症。急救中心里的医生都是从医院各部门选出来的，由这些经验丰富的医生组成一支特殊的医疗队伍。他们分别来自第一、二内科，第一、二外科，胸外科，心脏外科以及脑外科和麻醉科。大家基本上都有五年到十年不等的工作经验。人数有二十人左右，为了保证二十四小时都能够对突发情况作出迅速反应，我们实行的是轮流值班制。

三月二十号沙林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是值班负责人，也就是所有值班医生的负责人。周日值班负责人的工作是从当天九点开始，到周一早上九点结束。一般情况下，我中午时间也在急救室里为病人会诊。

当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就来到中心的医生休息室，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大碗面当早饭。大约八点十分、十五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关于那起事故的相关报道。内容大概是：“在霞关站发现了有毒气体，目前已造成多人受伤。”我很吃惊，首先浮上脑海的是：既是有毒气体，那么不是沙林就是氰化物。

说起沙林，我记得曾经发生过一起“松本沙林事件”。氰化物呢，是一种氰酸化合物。“乙二醇森永事件”中使用的就是氰化钠，无论是氰化钾还是氰化钠，一般都是粉末或者片剂。这些成分如果变成气体，那就是“氰酸气体”。“乙二醇森永事件”发生后，在新宿站也发现了制造这种氰酸气体的装置。所以，一提到“有毒气体”，我估计肯定是这两种当中的一种。

——您的意思是说，脑海中根本没有浮现出可能是城市煤气或其他气体的念头？

因为事故是发生在地铁里的，所以一般不会是煤气或是其他东西。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起犯罪案件。因为此前“松本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奥姆真理教所为”这样的猜测。所以，“有毒气体、犯罪、奥姆真理教、沙林、氰酸……”等等这一串儿东西就在我大脑里浮现出来。

这样，我想到这起事故的受害者有可能被送到我们医院救治，无论是沙林中毒还是氰中毒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实际上，对于氰中毒，我们平常就备有试剂盒，直接用就可以。而对于沙林中毒，可以使用两种药物进行治疗，一种是“阿托品”，另一种就是“解磷定”。这两种药物，我们以前都用过。

说句实话，在“松本沙林事件”发生以前，我对沙林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为这一特殊成分多应用于军事，在医学上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只是在松本沙林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医生才知道：“血液中的胆碱酯酶会出现下降现象，而且还会伴随瞳孔缩小”。也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开始猜测成分有可能是由有机磷制成的。

所谓的有机磷，其实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农药来用。以前，经常会有人喝这个东西自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急救中心就曾接收过十几个有机磷中毒的患者。简单来说就是，有机磷在气化之后就变成了沙林。

——那么就是说，即使喝了含有机磷成分的农药，也会和沙林中毒一样出现胆碱酯酶下降和瞳孔缩小的现象吧？

是的。症状完全相同。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农药，大多是液体，一般来说不容易挥发。因此，人们才把这种液体成分稀释后喷洒到蔷薇等植物上，用来杀死茎部的蚜虫。总之，说来说去，沙林就是一种挥发性有机磷。所以，我们这些从事紧急救治的医生对此早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在治疗沙林中毒的病人时，和有机磷中毒病人采取同样的方法就可以。这都是通过那起松本事件才搞清楚的。

阿托品这种药物一般在脉搏过缓时使用，也经常被作为麻醉前的用药，应对急诊病人时也用得到，所以医院一般都会常备。可是，解磷定是有机磷的一种对抗药物，也可以说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药剂。我们药品部门大概只有少量存货。到现在为止，对于有机磷农药的中毒患者，我们用“解磷定和阿托品”做两手准备。不过，随着农药本身毒性的降低，以及解磷定无法有效对抗的有机磷药物的不断增加，阿托品逐渐变成了我们治疗的首选。因此也可以说，在我们急救中心，解磷定这一常备体制还没有形成。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打算先用阿托品试一试，如果需要解磷定的话，再从药剂部门调配。

看了电视上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东西到底是沙林还是氰化物？当时，实习医生也在休息室里，我跟他们说：“你们先提前熟悉一下沙林成分。”实际上，我在大学里讲授有关中毒这一内容的时候，曾经举过“松本沙林事件”的例子，并且结合电视报道，制作了十几分钟左右的录像带，用来给学生做说明。当时正好那盘录像带作为教材还被保存在医院里，所以决定再看一次。一起看了一遍之后，实习医生们才对沙林有了基本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熟悉了沙林。如果这次事故是由氰化物中毒引起的，那么就使用刚才提到的试剂盒就可以。可以说，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随时等待接收送来的患者。

九点半的时候，有报道说东京消防厅在现场检测到了乙腈。东京消防厅化学机动中队特别化学车是用来检测气体的特别专用车辆，这次检测的结果是现场存在乙腈，也就是说存在氰酸化合物。

有人往急救中心打热线电话，希望医院接收地铁一名受害者。我们马上准备好了用于氰中毒治疗的试剂，在急救室待命。十点四十五分，患者被送了过来。当时，患者的JCS（昏迷程度）数值是200，处于这种严重昏迷状态下的病人，拧他一下，他才会动一动，之后，就又没什么反应了。而且当时那位病人还出现了瞳孔缩小的症状。如果是氰中毒，因为属于一种酸中毒，所以血液会呈酸性。也就是说，一旦出现瞳孔缩小的现象，就是沙林中毒，而要是出现酸中毒症状的话，就可以判定是氰中毒。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患者被送到医院以后，经检查，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瞳孔缩小的症状。从血液检查结果来看，并不是酸中毒。而且腱反射也有些迟缓。这些都应该是沙林中毒的症状才对，所以当时大家都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老师，这怎么看都像是沙林中毒啊！”“是啊……可电视报道说检测到乙腈了啊！”大家议论纷纷。

事实上，我们医院接受过氰中毒患者。遗憾的是，当时由于我们没有搞清楚事故的具体状况，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最终导致了病人死亡。其实，氰中毒患者如果能够得到迅速救治，完全可以挽回生命。我们医院接收过的三例中，有两例是因为处理及时而获救的。我暗暗下定决心：这次，绝不能有半点延误！

当时我做出的判断是：这看起来像是沙林中毒，可是电视报道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所以不管怎么样，先用治疗氰中毒药物一半的量试一下。当然，我们同时还给病人做了人工呼吸，打了点滴，并对休克症状进行了相应治疗。这样大概三十分钟以后，他逐渐恢复了意识。刚入院的时候，病人几乎没有呼吸，拧他、掐他都没有反应。可用药以后，他的呼吸顺畅了，对于疼痛和刺激也开始有了比较剧烈的反应。

这样一来，我认为，从结果看，氰中毒试剂确实起了作用。在注射之后，病人的状况迅速好了起来。对于这里边的原因，我没怎么搞明白。我估计，只不过是因为沙林中混进了某种杂质或者溶剂吧。乙腈是一种有机溶剂，被称作甲基氢化物或青色甲烷，一般混合在油漆当中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一九五九年美国曾有三名施工人员因接触到含有乙腈的涂料变得呼吸困难而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的先例。那起事故的结果是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在经过人工呼吸、输液以及投入氰中毒试剂等一系列治疗之后恢复了健康。无论哪种情况，受害者血液中的氰化物含量都有所增加。而且，据检验报告，在死者的内脏中发现了大量由乙腈产生的氰化物分解物。我想说的是——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可能是犯罪分子为了延缓沙林的挥发速度，争取时间顺利逃离现场，而把乙腈混在了沙林里。因为如果单纯是沙林的话，它一旦从袋子里泄露出来，就会迅速挥发，投放者本人也会当场中毒，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到了上午十一点，警视厅将事故原因最终确定为沙林中毒。这也是我看电视才知道的，没有人主动和我们医院方面联系。所有情况都是通过电视报道了解到的。但我们在那之前就已经用阿托品进行救治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患者的症状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沙林中毒。

另外，正好从信州大学医学部来了电话，打电话的是曾经参与松本沙林事件抢救工作的医生。这位医生给东京各急救中心和医院都打过电话：“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治疗沙林中毒的资料发过去。”我们一提出请求，对方就把大量资料通过传真发了过来。

对方发过来的资料对我们最有帮助的就是明白了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什么程度的患者应该住院治疗，什么程度的患者没有住院的必要。我们虽说知道治疗原理和方法，可是因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对于现实当中的判断标准还是一无所知。对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即使出现了瞳孔缩小的症状，但还能走动、能说话的人，就算不住院，事后恢复得也不错。所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使瞳孔出现缩小的情况，而只要全身状况良好，胆碱酯酶值没有下降的人，不用住院也可以。这一点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因为来医院的病人都住院治疗显然是不可能的。

——关于胆碱酯酶，您能解释浅显一些吗？

当人们要活动肌肉的时候，就会从神经末梢分泌出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物质，它能向肌肉细胞发出活动的指令，也就是说扮演传达命令的角色。肌肉在收到指令之后，就开始活动，或者说开始收缩。收缩活动结束之后，胆碱酯酶这种酶就会除掉起传令作用的乙酰胆碱的活性，以便为下一次的收缩活动做准备。接着，又会分泌出新的乙酰胆碱，重新发出活动的指令。结束后，胆碱酯酶会再一次把它的活性除掉，重新为下一次做好准备。

可是如果人体内没有了胆碱酯酶的话，发送完指令后的乙酰胆碱会继续残留在人体中，肌肉会继续保持收缩后的状态。肌肉本来是通过不间断的收缩和放松来保持运动状态的，对于一直处于收缩状态的肌肉，我们可以称之为“麻痹”。这种情况如果是发生在眼部，瞳孔就会始终保持一种收缩状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瞳孔缩小”。

——胆碱酯酶值下降这种现象，除了有机磷和沙林中毒，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吗？

在其他几类中毒现象中也会出现，只是在有机磷中毒的情况下出现的频率比较高。除非是药物中毒或者肝障碍，否则胆碱酯酶值不会出现下降的情况。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

从信大医学部发来的传真资料来看，胆碱酯酶值如果下降到200以下的话，就必须住院治疗，我们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操作的。就算是住院治疗的人也恢复得相当快，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实际上，如果胆碱酯酶值下降不是很大的话，是不会出现麻痹现象的。从我们医院的病例来说，即使胆碱酯酶值下降得比较大的病人，状态也都还不错。就算瞳孔缩小的现象持续了三四天，也不至于产生呼吸困难的情况。

喝农药导致有机磷中毒的症状，恢复需要很长时间。有时候由于中毒太深，甚至无法正常呼吸，一个多月时间都需要借助人工呼吸器。这次沙林中毒，因为是气体，所以短时间内就可以通过呼气把毒气排出体外。被抬进医院的重症患者也在一天之内就恢复了意识，挽回了生命。那些无法救治的病人，一般都是在入院前心肺就停止了工作，最终导致死亡。还有的人被紧急送来医院之后，因接受心脏复苏手术，心搏也恢复了跳动，最后变成一种类似“植物”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下康复的病人，都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消防厅或者警察那边，有关于处置的信息传过来吗？我觉得在有这种特殊病例出现的情况下，中央部门应该将医疗指导方针或者统一见解迅速告知医院才对……

没有，在事故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您所说的这些信息，我们都没有收到过。

东京都的卫生局倒是来过通知，可来的时候好像已经是那天傍晚了。发过来的就是这个（把文件拿了出来）。传真上清清楚楚写着“十六点二十五分发”，内容是：“在救治今晨事故患者的过程中，医院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得到了关于沙林的资料。沙林是……”等等。可这些资料传过来的时候，我们对整个事故基本上已经了解了。

说到底，事故发生后，只有信州大学医学部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发来一些重要资料。他们真的很迅速，在第一个患者被送来之前就联系了。刚才我也提到过，通过对方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了患者是否应该进行监护治疗的判断标准——这在实际操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事后，我们通过传真给对方发了一封感谢信。

——也就是说，卫生局传过来的文件是希望处于救治一线或医院方面以各自治疗基准监护沙林中毒患者，是吧？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由于对有关沙林的知识不太了解，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大学医院的急救中心，在给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医生和护士都出现了虚弱乏力的状况。其实这是有毒气体渗进了衣服导致的间接事故。我们医院也不知道应该马上让患者把衣服脱掉，这种细节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医院有重症患者一人、轻症患者二十六人，值得庆幸的是在这过程中没出任何差错。

日比谷线（中目黑始发）

B711T

在地铁日比谷线由中目黑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列车施洒沙林的任务交给了丰田亨和高桥克也小组。丰田是实施者，高桥负责开车。

丰田一九六八年生于兵库县，事发当时二十七岁。他也是奥姆教团内常见的理科超级精英中的一人。在东大理学部学应用物理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进入精英研究室，在那里结束硕士课程。在即将开始博士课程之际，突然不顾一切地信教出家。

在教团内丰田属于“科学技术省”，作为“化学班”的一员开展活动。

在法院被告席见到的丰田亨，白衬衫黑外衣，光头，脸颊棱角分明，表情严肃内敛，如严冬一般严肃。看上去像是不无骨气的求道者类型。性格或许是一旦拿定主意就义无反顾那一种，或者可能为其理念和规范主动殉身。看第一眼他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有的地方多少让人想起光闪闪的刃器。感觉上他虽具有锐利的知性那样的东西，却又只能同直接而有效的对象结合在一起。

到底长期练过少林寺拳法，脊背笔直笔直。下颈断然前伸，脸正对前方，双目冥想似的轻轻（或者彬彬有礼地）合起。审判进行当中，好几个小时他就以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惟独法庭内出现特殊动静时才静静睁开眼睛，此外几乎没有看得见的动作。看起来丰田亨就好像正在进行严格的修行——或者对他来说那即是实际苦行也未可知。

样子同旁边坐着的文静和尚型的广濑健一恰成鲜明的对照。至于丰田在那里心中想什么、感觉什么，从其外观几乎无从想像。类似情感波动那样的东西大概被某种意志力彻底封死。

丰田三月十八日接得“科学技术省”上司村井秀夫的命令：去地铁施洒沙林！

丰田虽然过去就听命参与教团武装计划、染指种种非法活动，但对于在地铁施洒沙林的计划到底感到意外和胆怯。作为拥有丰富而准确的化学知识之人，作为在第七修行所参与秘密制造沙林之人，他很容易想像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带来怎样严重、悲惨的后果。无他，那只能是不加区分的大量杀戮。何况自己将要亲手实施！

丰田心中当然有所动摇。从一般常识或从正常的人之常情来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的残无人道的行径。然而，他不能对来自自己皈依的“尊师”的命令唱反调。那就好像乘上一辆在陡坡路急速滚落的汽车，他身上已不剩有从中跳出逃离即将到来的毁灭结局的勇气和判断力，也没有可能供其跳出奔去的“收容所”。

丰田所能做的只此一事：和同伴广濑健一同样坚信被灌输的“教理”，碾死涌起的疑问、封杀情感、关闭想像力之窗，设法为这一行为找出正当理由。这是因为，较之以自己的意志判断从车上跳下和主动承受事后责任，还是服从命令远为轻松。丰田拿定主意：“只能干！”一旦拿定主意，往下就顺理成章了。

丰田早上六点半离开涩谷秘密活动站，坐高桥开的车赶往日比谷线中目黑站。途中他用买得的《报知新闻》包起两个沙林袋。

他被指定乘坐的，是七时五十九分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地铁列车。列车编号为B711T。丰田钻进第一节车厢，坐在靠车门座位。车一如平日早晨，被上班的人挤得满满的。对于车上大部分人来说，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大概并非特殊日子，不过是人生途中的一天罢了。丰田把自己带的提包放在脚下，悄悄取出报纸包的沙林袋放到车厢地板上。

丰田坐车时间极短，仅仅两分钟。车离开中目黑在下一站惠比寿站刚一停下，他马上毫不迟疑地用伞尖往沙林袋上扎了几下，随后起身下车。快步走下阶梯，钻入等他的高桥的车。一切按原定计划顺利进行，简直像用格尺在白纸上“刷”地划出一条直线。

惟一的误算是开车的高桥在赶往涩谷秘密活动站途中出现沙林中毒症状——大概是伞尖和丰田衣服沾的沙林液体造成的。但由于惠比寿和涩谷近在咫尺，没出现具体反应。

丰田扎的两个塑料袋果然扎出了洞，多达九百毫升的沙林液体一点不剩地流淌出来。从六本木一带开始，第一节车厢内开始感觉异常，在神谷町前面达到顶点。人们争相开窗，但光开窗防止不了危害。很多人在神谷町站月台倒下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死亡一人，轻重伤达五百三十二人。

B711T列车只把第一节车厢清空，径直开到霞关，在那里放下乘客，空车返回。

只有“看不到第一个外孙可怎么办”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

菅崎广重（当时五十八岁）

菅崎先生作为董事在明治人寿保险公司的子公司明生大厦管理公司工作。这座有写字间的堂而皇之的新建筑物主要用于明治人寿职员的培训。

古风犹存的典型九州(1)男儿，直性子，最讨厌拐弯抹角。一向喜欢吵架，也许这个原因，初中换了两所，高中换了三所，实非等闲之辈。出生于九州一个酿酒人家，却不知何故，几乎滴酒不沾。

个头不高，但结结实实，身无赘肉，姿态也够端庄，交谈充满自信。记忆力也好得出奇，以致受到调查情况的警官的怀疑：“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岂不有些蹊跷！”在家里绝对大男子主义，且是顽固的父亲，三个女儿被管得老老实实，生来从未反抗过他。如今相当罕见。

但决不像是顽固不化之人，看上去也有通情达理好说话的地方。“过去的确有棱角来着，如今圆滑多了。在公司里也不多嘴多舌，尽可能靠边歇息。”

遭遇沙林事件后，菅崎先生几乎以心肺停止活动的状态抬进医院。无论主治医师还是家人，都暗暗认为怕是不行了。不料三天人事不省之后，奇迹般捡回一条命。听他详细说来，得知生死间不过一纸之隔罢了。

小女儿也在上班途中偏巧同一天同一时间乘同一条日比谷线车，好在车厢不同，得以幸免。

我家住在东横线沿线的××，昭和三十七年(2)搬到那儿，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房子是我结婚的时候父亲给我盖的。在学校读书的那九年时间里，我天天想方设法从我父亲那儿骗钱用，父亲也说：“反正我也和你差不多，以前经常从父母那儿蹭钱用，所以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没办法啊！”我结婚后的第二年，搬到了现在的房子。

那天早晨我是六点半醒的，简单地吃了点儿早饭，七点五分左右就离开家了。坐东横线到中目黑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人虽不是很多，但很少能占到位子。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就算偶尔坐下来了，一看到有特快，也会半路换车的。因为日比谷车站是始发站，稍微耐心等一下就会有比较空一点儿的车。所以，我经常在那儿的站台放过一列再上车。

只要能有座位坐，我就会看书。遭遇那次事故之后（眼睛感觉特别累），就一下子没办法看书了……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书，所以经常看这一类的书。那段时间，我正在看《零战》，以前我曾经梦想过有一天成为一名飞行员，所以直到今天还对飞机很感兴趣。坐上东横线我就一直在看那本书，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到了中目黑站都不知道。

事实上，那天在日比谷线站台排成三列等车的人群中，我是从前面数第六个。一般情况下，我都能占到正数第三的位置，可那天就因为看书看得太起劲儿，所以稍微晚了一些。要是排在第三的话，应该还能轻松地占到位子，可是第六就很难说了。

门一开，我就冲到右边第三个座位坐了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女的加塞儿坐到了中间，结果我就成了右数第四个人。这么多人坐在一起，真是有点儿挤。当时我想不管怎么样，得先把书从口袋里掏出来才行。不然，过一会儿再窸窸窣窣地掏衣袋，被人误会就不好了。那天我穿的是一件薄薄的春装。从衣袋里把书掏出来以后，我就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当时那本书还剩下一二十页吧，所以我计划要在到站前看完。可是集中精力看书的时间最多也就两三分钟，大多是在电车过了惠比寿开往广尾的时间里。

到了广尾之后，我突然回过神来，注意到左边坐了一个穿皮制短大衣的人。虽说我一直集中精力看书，可到了广尾站附近的时候，还是闻到了一种很强烈的味道。好像是一股奇怪的皮革味道，既像消毒水、像甲酚，又像洗甲水。我想这个人味道怎么那么大，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脸看。这一看不要紧，那个人也以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盯着我看个不停。

因为味道真是很大，所以我就那么一直盯着他看。这才发现那个人看得并不是我的脸，而是穿过我盯住我身后的地方看。我想他这到底是在看什么呀？于是我也回头朝那个方向看，发现那儿放着一个笔记本大小的东西。位置大致是在我右侧第二个人的座位底下，以车前行的方向来说，那东西是横向放在地上的。看起来像是用塑料袋包着的，但报道上说用报纸。可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塑料袋，而且还有东西从里边往外流。

我这才意识到：“啊，原来是那东西的味道。”可我仍然坐在那儿没移地方。车大概到广尾站和六本木站之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坐在我右边的那三个人都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周围的人都抱怨说：“味道太大了，把窗户打开吧！”于是大家纷纷开窗户。其实那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提议，感觉像是大家异口同声吵嚷着说的。可我觉得这么冷的天，就这么点儿味道，何必开窗呢！那的确算不上什么很大的味道。后来，有个老太太走过来，坐到了我旁边。过了一会儿，她大概觉得脚底下湿乎乎的，又站起身换到了对面的座位。我记得那个老人像是踩着被沙林弄湿的地板走过去的。

反正当时以我的座位为界，后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乘客们都开始往车厢的后半部分移动。大家一个劲儿嚷着：“熏死啦！熏死啦！”等我意识到事情有些奇怪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六本木站附近，当时我的大脑开始迷糊起来了。就在车厢里的广播说下一站是六本木站的那一刻，我感觉贫血症状突然厉害起来了，症状真的很像贫血，有点儿恶心，眼睛越来越模糊，还直冒冷汗。

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些感觉和那味道有什么关系，一直误认为是贫血引起的。我家的亲戚有很多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所以我对药用酒精和甲酚的味道比较熟悉。我还以为或许是从事医疗工作的什么人把装有那东西的袋子丢了，不巧又被人踩了一脚，致使里面的东西淌了出来。我当时有点儿愤怒，心想为什么就没有人捡起来处理一下呢？觉得现在的人真是太缺乏道德观念了。当时，如果身体状况好一些的话，我是一定会把那东西包起来放到旁边站台上的。

我根本没想换座位，因为我对那种味道很熟悉，所以没像其他人那样觉得难受。我甚至心想大家怎么会反应那么强烈呢？这么冷的天，应该把窗户关上啊！而仅仅觉得今天有点儿累。

过了六本木车站，也就是在快到神谷町的时候，电车开始减速了。当时我想既然贫血这么厉害，还是从神谷町下车，在站台上稍微休息一下，等过去两三列车后再说吧。可我怎么站也站不起来，腿和腰一点劲儿都没有。于是，我就摸索着抓到了车上的吊环，整个身子这才摇摇晃晃站起来移到右侧，然后我又换了左手去拉吊环。那个时候，书可能已经从手里掉到地上了。

我就用手交替拉着吊环往前移，终于到了车门的横杆旁边，我紧紧地抓住了那个横杆。打算下车后用手撑着神谷町站台的墙壁休息一会儿。我清楚记得当时很担心，担心如果不靠着墙壁蹲下来的话，就会倒在地上，磕着头。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右手好像碰到了一个凉凉的东西，我想那应该就是车站的墙吧。那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但实际上我并没有从电车上下来，而是就那么把着不锈钢横杆一点点倒在了地板上。我原以为那是站台的墙，其实是电车厢里的地板，估计右手是因为碰到了地板，才感觉有些凉的。我倒在地上的照片被刊登在了体育报纸上，看了那张照片我才明白：“啊，原来我是倒在那儿啊！”我的确是左手握着横杆，一点点倒在地板上的。

录像带上有我的镜头，电视上也播了。看了之后我才知道，在八点四十五分以前，我一直那么倒在站台上。好像在那儿躺了足足有三十五分钟，那地方看来还真是又宽敞又舒服（笑）。后来，多亏站务员把我抬到了外边。看看录像就知道了，那两三个站务员把日比谷线车上的黄色座位拆下来搬到了站台上，然后把我放到座位上，这才抬了出来。

到了东邦大学的大森医院，我的意识才逐渐恢复。至于到底是什么时间好转的，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那一天中午吧。当时，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好像忽一下子恢复了，可接着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二十三号那天，意识差不多完全恢复了，医生说：“已经没问题了，转到普通病房去吧！”我这才搬出了紧急救护室。我一直以为当时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二十一号），可一问妻子，才知道已经是二十三号的下午了。也就是说整整三天时间我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意识完全没有连贯性。其实没意识的感觉，和身在天国一个样，什么也没有，一片虚无。

在那次事故发生以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临死的感觉。只是感觉能微微听到有嘈杂声随风传来，就像是孩子们在练习棒球时周围不断传来加油的呐喊声，真的很像。我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那沙沙作响的声音，风一来，声音就停了，过一会儿，又听到了……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那时候，已经嫁人的女儿正在怀孕，大概四个月了吧，我也是刚刚听说没有多久。妻子的姐姐来探病的时候还对我说：“看不到第一个外孙可怎么办！”在那以前，听说无论周围人和我说什么，我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可是听了她的话，我心里竟然在想：不行，我一定要看着外孙出生。可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意识突然间恢复了吧。我真的是一直盼望外孙早点来到这个世界。女儿好像在我身旁不停地说：“爸爸，挺住，不能死啊！”可我听到的只有吵吵嚷嚷的声音而已。只有“看不到第一个外孙出生可怎么办”这句话听得一清二楚。在昏迷那段时间里，我记住的也只有这一句。外孙是九月份出生的，我大概是托外孙的福才起死回生的吧。

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我的意识总算恢复了。说是恢复，其实那些记忆的片段还是连接不起来。比如说明明在三十分钟以前和谁聊过天儿，可是一会儿那段记忆就完全消失了，这大概就是沙林中毒后的典型性症状吧！听说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来看望过我好多次，可是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碰到过的事，说过的话，统统不记得。我觉得实在很失礼，人家到医院来了十几次，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从第八天开始，记忆总算有了连贯性。大概也是从那几天开始吧，我终于可以进食了。住院期间，从生理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病症出现，也没有眼睛痛或者头痛之类的反应，不痛也不痒，只是感觉视力稍微有点儿异样。其实我自己当时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

这话说起来还真有点儿难为情，我觉得医院里的那些护士小姐们全都那么漂亮。我和妻子还说过呢：“那个姓什么的护士可真漂亮，都说美女比较清高，可那个护士小姐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意识恢复以后……也有可能人在不太清醒的时候，无论看什么都很美吧！（笑）

不过，医院里的夜晚真是可怕。躺在病床上，我的视线很自然地落在床的钢管上。只要一碰到那钢管，就感觉自己好像硬是被一只湿漉漉的手拉进了无底深渊。中午时间，光线比较好，而且周围也总有人陪着我，所以没什么感觉。可是，到了晚上想要睡觉的时候，只要手或者是脚一碰到钢管，就觉得有一只手伸过来，一下子把我拉走了。头脑越清醒，记忆越清晰，那种恐怖感就越强烈。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幻觉，我想可能是以前在这病房里过世的病人在喊我吧。反正就是很恐怖。这件事说出去，很没有面子，所以不能说。平时在家里，我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很严重，“害怕”之类的话，我实在是说不出口的（笑）。

因此，我觉得必须尽快离开这家医院才行。饭吃不完，我就背着妻子偷偷地装在塑料袋子里扔掉，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装出一副已经好转的样子。这样，在十一号那天勉勉强强出了院，尽管得在医院里至少住十五天。

可是回到家也还是一样。脚放在榻榻米上，只要一碰到凉凉的东西，还是会有同样的反应，那种恐惧感再一次涌来。一个人洗澡的时候也会害怕。只要一个人呆着，就会感到无比恐惧。夜一深，大家都三三两两地离开客厅回到各自房间以后，我就开始害怕。因为害怕一个人呆在浴池里洗澡，所以就让妻子进来帮忙搓搓背什么的。妻子一搓完背就要出去，每当这时候我总是拉住她说：“在我出去以前，你先呆在这儿，我要先出去。”（笑）

整个四月间一直这样，只要手脚接触凉东西，就会感到特别恐惧。到了五月，这种感觉消失了。后来半规管出了问题，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也慢慢好了。

出院以后，读书看报之类的还可以，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办法查字典。不论是按假名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只要一查，就觉得恶心。直到两三个月以前我还有这种感觉。最近倒没试，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听说，受害者中有的人至今还不敢坐地铁。说实话，刚开始我也害怕。公司里的同事劝我说：“一定很讨厌坐地铁吧，那么坐新干线好了。”他们甚至给我买了月票，可我拒绝了。我不想宠自己，也不想逃避。从五月一日开始，我又正常上班了。大概过了有一周左右吧，我决定坐和事故发生那天相同时间（七点五十九分）发车的日比谷线试一试。而且故意上了同一节车厢，坐在同一座位上。在经过神谷町的时候，我转身向后看了看，心想就是这儿吧。当时心情有点儿闷。可是鼓起勇气做完这件事以后，感觉特别放松，那种恐怖感也烟消云散了。

那些因沙林中毒死亡的人，大概在最后一刻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吧。因为就过了那么几分钟时间，人就没有意识了。在临死之前，甚至没有时间去想见见孩子，见见妻子。毕竟无论谁都无法预见会发生这种事情，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总之，我在这儿想说的是：那些人到底是因为谁而失去生命的？

我希望干这种事的那些家伙能被判处死刑，这是我代表死去的十一个人说的话。我能够死而复生才有机会说出来，他们究竟因为什么而非死不可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我不知道，这都是徒弟们干的……”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理由。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和单纯的欲望，杀起人来就像是捏死小虫子。这些罪行是无法饶恕的。我会一直为那些死去的人们祈祷冥福的。

“作为自卫队军官，我对沙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

石野贡三（当时三十九岁）

石野君从防卫大学毕业后进入航空自卫队。现在的军衔是二等空佐，以旧军队来说相当于中佐(3)，相当了得。

不过，本来不是很想进自卫队才进去的。总的说来是个没有政治意识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心想只要考上一所大体过得去的大学，毕业后进一家大体过得去的公司就可以了。哥哥考进防卫大学时前去观看入学典礼，虽然觉得非常可观是事实，但根本不曾想像自己也去那里上学。说实话，报考时也没太当回事：“试一试罢了！”

但考完后，转而心想当普通的工薪职员也没意思，来一段与人不同的人生倒也不坏，于是一咬牙进了那里。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忧虑日本的国防”那样的念头。让石野说来——倒是不能高声——“带着那种念头进防卫大学的人实际没有多少”。

举止稳重，如果不问，根本看不出同防卫厅有关。西装十分合体（每天上班穿西装），说话也面带笑容，思路清晰，完全一副专家型年轻能干领导者形象。不过，也许职业关系——理所当然——世界观和价值观十分地道，中规中矩。没有刻意装出的派头——太有派头倒也麻烦……。

工作繁忙，慢性睡眠不足。这种时候仍欣然接受采访，值得感谢。

我以前就很喜欢飞机，不过并没有天天闷在家里收集各种模型。因为我觉得，人既然这么渺小，那么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庞然大物的话，应该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因此，当时我想既然要加入自卫队，那么就当飞行员好了。哥哥也在航空自卫队，可那也只不过是偶然而已。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和自卫队、和飞行员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可惜的是，最后我没能当上飞行员。因为有规定说视力达不到1.0不能当飞行员。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大学那四年时间里，我的视力一个劲儿地下降。其实也不是因为努力学习才下降的……我一直都觉得学习这东西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就行。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不顺（笑）。在登机测验（飞行适应性检查）的时候被淘汰了。这样一来，我的飞行员之路就被切断了，最后不得已才做起了地勤。

自那以来，我的职务就是所谓歼击管制干部。日本全国各地共有二十八处雷达站，负责监视日本周边的空中区域。工作任务是：一旦发现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领空，就紧急派出歼击机为其领航。并且一边观察雷达，一边向歼击机发出指令。

说实话，知道自己没办法当飞行员的时候，心里有点儿不安，心想这以后该怎么办啊。可是，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我觉得即使当不了飞行员，也一定会有自己以后要走的路，就朝这个方向一直走了下来。

最初任职的地方是石川县能登半岛上轮岛的一个雷达站。一开始，大家基本上都被分配到这类部队。我的军衔是三等空尉，以前叫做少尉。我在那儿工作了大约六年时间。

当时正是冷战期，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日本海，几乎每天都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日本领空。这当然需要不停地派出歼击机执行任务。我实际上任是在昭和五十五年(4)，苏联刚侵占阿富汗不久，感觉整个气氛特别紧张。

我上任不久，还是新兵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苏联飞机侵犯日本海领空事件。通过雷达画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之后，我才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人如果没有过亲身经历，根本不可能去想所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快要侵入我们领空范围内的航天器，我们立刻发出警告：“继续行驶会侵入我国领空，请迅速改变航线。”可他们根本没什么反应，也不改变航线，只管一个劲儿接近领空界线，最后还是过界了。那种时候心里的无助感，真的没办法形容。

轮岛那地方很偏僻。夏天还好，有很多人来旅游，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子。可是一到冬天，剩下的就只有中小学生了，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总之给人的感觉很冷清。休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干。就算有新鲜事儿从外界传进来也没什么意思，和我们基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当时我还没有结婚，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加之，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在现场接受老兵的指导，记住就行，有点类似学徒制。所以，精神上很有压力。若是夏天的话，潜潜水，开车兜兜风什么的还可以换换心情。可是到了冬天，什么也干不了。我出生在大阪，不太习惯这种太冷的冬天。所以，刚刚到这儿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儿才慢慢习惯的。但轮岛的确是个好地方，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

在那儿经过六年严格训练之后，我突然被调往东京工作，这件事情来的很突然（笑）。自从那次调职以来，我一直都在六本木防卫厅的航空幕僚监部(5)做中央勤务工作。在那儿工作期间，我还在市谷（当时叫市谷）一个干部学校的指挥幕僚课程班（相当于以前部队里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学习过。后来又被派到外务省。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六本木，那期间里我又得到一个去法国综合国防大学留学的机会，时间是一年零七个月。

——出类拔萃啊！

哪里哪里，只不过碰巧赶上了罢了（笑）。只是，那里全部使用法语授课，语言本身学起来就很吃力。日常会话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我们还要学欧洲经济、金融制度之类的课程，要求特别严格，还要写论文什么的。

我是十年前结的婚，那是从轮岛调到东京过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妻子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我有两个小孩儿，一个八岁男孩儿，一个五岁女孩儿，现在住在埼玉。房子是六年前买的，嗯……可是不巧碰上了泡沫经济……其实当时只是想碰碰运气赌一把。

我一般从××站坐有乐町线，如果不下雨的话，就从樱田门下车，出地铁走到霞关，再坐日比谷线到六本木站，大约得花一小时十五分钟。

我们自卫官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上班时间，各部队一直处于二十四小时工作状态。为了能对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反应，晚上也有人轮流值班。但我现在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提出构想和制定计划什么的，与如何指挥部队的实际行动没什么直接关系。上班实行的是两班制，八点半或者九点十五，哪个时间过来都可以。大家基本上都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来，因为会议一般从九点左右开始。

下班很晚，要十二点才能回到家。孩子们当然都已经睡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比如说，今后的防卫力量应该如何调整，怎么样才能促进日美合作关系更好地发展。还有，应该为联合国维和活动做点儿什么等等……议案从小到大，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处理。小的例如“复印机坏了，希望能配置一台新的”，大的例如“下次增援战斗机应该选哪一种”等等。就算是一台小小的复印机也是国有资产，不能说买就买，因为这是在花纳税人的钱。

三月二十日前后那段时间，正赶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就一年来看还是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工作量也比平常少了很多，正是休息的好时候，我们部门有很多人休假。我当然也想放个长假稍微休息一下，可大家总不能一起休息吧，所以我还是上班了。

感觉那天车上的人比平时要少很多，记得我到樱田门站那一路都是坐着的，那天正好不用开会，心想今天终于可以慢慢来了。到樱田门的时间大约是八点二十。然后从那儿穿过警察厅到霞关，从这个入口（指着地图上A2的入口）走下去就是站台。

那天，我刚要进检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儿立了一个类似广告牌一样的东西。好像写的是：“因刚才发生爆炸事件，电车停止运行。”我当时也没仔细看，内容大概就是那样的吧。走下去一看，站台上有很多人在等车。大家可能觉得过一会儿就能恢复通车才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也排在队伍里等了起来。可是电车完全没有要来的意思。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朝千代田线的站台走了过去。从乃木坂站走到防卫厅也很近。

可站台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想往千代田线那边走也半天挪不了一步。当时对面站台上停着一列电车，车门是开着的，所以我正好可以从车中间穿过去。那列车从中目黑过来，要开往北千住方向，属于日比谷线。嗯，记得大概穿过了四五节车厢的距离。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和我一起抄近路的人倒是还有几个。从车厢经过的时候，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站台上也没有可疑的地方，电线之类的也很正常（这列车在第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可疑物之后，就停在霞关站了。可是车就那么停在站台上，车门好像也一直开着）。

千代田线还在正常运行。虽然说运行时刻表稍微有点儿乱，可过了一会儿就调整好了。快到乃木坂的时候，我感觉浑身乏力，一点劲儿也没有。下车后感觉心跳得特别厉害，连上台阶都很费劲儿。可是，因为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忙，有点慢性睡眠不足，自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以为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过度疲劳。那天明明是个大晴天，却感觉周围特别阴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进入防卫厅大楼里以后，才意识到有些不太正常，还以为楼里正在调试照明线路呢。

过了一会儿，就有电视报道说霞关的地铁站一片混乱，电车也停止运行了。上司劝我说：“你还是打个电话回家吧，告诉家里你已经安全到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就往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还不知道是沙林，以为只是普通事故。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忙自己的工作。打字的时候，我感觉周围特别暗，荧屏也看不清楚。后来有通知说地铁里投放的是沙林。我马上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吸入了沙林毒气。

不，也并不是所有的自卫官都熟悉沙林这种东西。我在外务省工作的时候，所属部门是联合国局的裁军科，虽说不是主要负责人，可当时曾经参与过“化学武器禁用条约”的起草工作。所以我对沙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松本沙林事件我也知道。可我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说句实话，当时我觉得那不是沙林，可能是另外某种有毒成分。我没想到在日本国内会制造出那种化学武器，况且，那种东西绝对不是轻易造得出来的。

我想，要是沙林中毒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现象，所以赶紧跑到洗手间去洗眼睛，一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瞳孔已经缩成一个点了。我又跑到医务室，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因为吸入了沙林气体而出现了不良反应。防卫厅里受害人特别多，有可能是最多的。因为一来上班时间比其他单位早一些，二来大多数人都坐日比谷线、千代田线上下班。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倒是没有人留下什么后遗症。

（石野先生后来被迅速送往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治疗。幸亏病情不很严重，住了一晚上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身体很疲劳，瞳孔缩小的现象也是过了一个月才消失的。）

在欧洲，恐怖活动即使不能说是家常便饭，也还是经常发生的。可在日本，以前几乎没有发生过。我在法国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心想还是日本比较安全啊！大家也都这么说，说日本治安很好，很羡慕我。可没想到一回来就碰上了这种事。这和恐怖活动没什么区别，而且使用的是沙林这种化学武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双重打击。

我在想，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先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真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可我觉得这次沙林事件真是太不可理喻了。还好，我只是有一点儿轻微反应，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而那些因此丧命的人，还有那些遭受后遗症折磨的人，甚至连个发泄的地方也没有。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说，死就是死，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死也有值得和不值得之分吧。

对于这次事故，我觉得应该从许多角度进行深入、认真思考。当然，作为个人来讲，大家都认为决不能轻饶了那些家伙。但是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借此机会广泛讨论，直到能够得出一个让民众都能接受的结论为止。另外，还要搞清楚的是，下次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追究责任，要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确立下来。人到底应该如何抵罪？应该如何判定抵罪的方式？对此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才行。所谓“洗脑”这个东西，是没有判例可以用来做参考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今后这个就可以被当作先例来用了。另外，为了防止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对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国民性大讨论，使其得到落实。

经历了这次事故以后，我强烈意识到，对于先辈们竭尽全力亲手打造的繁荣安定的国家，我们必须努力守护好，并把它传到后代手中。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精神的富足。如果继续像从前那样仅仅追求物质享乐的话，那么日本岂不是就没有明天了。

——就这一点来说，对于日本的将来，石野先生您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如果是非要说的话，我的确是有些悲观。

还有一点也是我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才意识到的。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长期以来只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干活，我觉得今后应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了。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一次我真是生平第一回知道了什么叫做“怨恨”。虽说我一直在自卫队工作，可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一次也没有亲身感受到真正的恐惧。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

迈克尔·肯尼迪（当时六十三岁）

迈克尔先生是在世界上也有名的爱尔兰骑手，参加过无数大型比赛，拿到冠军。现已引退，应日本中央赛马会邀请，在设在千叶县的赛马学校向年轻骑手们讲授职业骑马法。

出生在都柏林郊区一个名叫邓德劳的小镇，至今仍在都柏林郊区有房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居住范围距迈克尔家不出十英里。家族非常和睦，“我家简直就像总部似的”，迈克尔说。两个孙子。

个子不高，无比健康，性格开朗，充满好奇心，看上去特别愿意与人接触交谈。完全喜欢上了日本，四年间过得无忧无虑。只是，离开故乡让他最为怀念的是“谈话”。毕竟住在偏离大城市的地方，周围几乎没有能用英语谈话的人，多少显得有些寂寞。

通过这次采访我得以知道赛马学校的存在，设施非常可观，令人赞叹。赛马场尤其出色。在这么好的设施中向有潜力的年轻日本骑手传授自己的经验，对于他似乎是非常值得的愉快体验。每次提起自己所教学生都喜笑颜开。

这次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事后听录音带，有一部分极难听清，就是迈克尔先生讲述事发当天地铁车厢内发生的情况那一部分。此外部分他是以容易听懂的清晰明了的英语讲的，但讲到那部分的时候，语速突然加快，含糊不清，爱尔兰口音也重了起来。而且时不时缺头少尾。听录音带听几次也听不清，有几处怎么听也听不懂，不得不请在爱尔兰长大的英国朋友帮忙。

这一事件对迈克尔先生的冲击想必就是这般强烈，至今——本人是否意识到另当别论——恐怕也未能完全从精神打击中挣脱出来。

在因事件受害上面，日本人和外国人当然没有区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对迈克尔表示同情——他在言语基本不通的异国他乡不巧卷入如此凄惨的事件之中，虽然他一句也没有抱怨。

对了，采访完几个星期后，他结束赛马学校的工作，返回了爱尔兰。

我来日本已有四年了。长期呆在这儿，特别想念家里的人。家人不在身边，一个人感觉特别寂寞。好在一年能休两次假，妻子一年也必定来日本两次，所以感觉上一年好像可以度两次蜜月（笑），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退休以前，在家乡做过三十年赛马骑手。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骑手专业训练了。从那时起的六年半时间里，我作为一名见习骑手接受了严格训练。一般情况下，见习五年就结束了，可因为我的成绩特别好，老板跟我说：“你还年轻，很有前途，再继续留在这儿好好训练一下吧。”这样，我的见习期就比一般人长一些。老板说的显然是反话。可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从一个技术比较熟练的骑手最终成长为专业骑手。

那个时候，根本找不到现在这么好的赛马学校，我们是住在赛马场里接受训练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尽让我们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像清理马粪、打扫马厩之类的……又干这个，又干那个，非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才罢休。后来学校开始慢慢允许我们练习骑马了。那个赛马场有好几个人都是很出色的骑手，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有关骑马的宝贵知识。

见习期间是没有工资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是给点儿吃的充充饥。生活很苦，根本没有钱。好在学校有时发一些生活必需品，但也都是一些别人用旧了的东西，平常就只有两件衬衫可穿。咳，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肯定不会再有了。可在当时，如果想要做骑手的话，骑手生涯只有从底层的底层的底层开始。

唔……你问我为什么要当骑手？当时，我家附近有个赛马场，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自己也特别想和那些人一样骑马。就这样，我开始慢慢憧憬骑手这个职业了。在爱尔兰，赛马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要是按人均计算的话，恐怕是世界上赛马场最多的国家了。爱尔兰虽然国土面积小，可是赛马场出奇地多。

我还是见习生的时候，就在好几个大型比赛中得过冠军。刚过二十岁我就已经是一名骑师了。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次夺冠的那场比赛。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那天是个星期三，那场比赛用马的年龄是三岁。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呢。

我所在的那个赛马场有四个见习骑手。在这四个人当中，我是年龄最小的，论资历也是倒数第一。别人都看不起我，歧视我。所以，我根本没想到会让我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的规模可大着呢。

那个星期三的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早早来到马棚，埋头清扫马粪。这时教练大步流星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说：“喂，你去参加今天的比赛吧，赶快准备准备！”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跟我说这个。我真是被吓了一跳，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定了定神，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为、为什么是我？”这一问不要紧，他火了，大声吼了起来：“什么为什么？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他没多做什么解释，只是命令我去参加比赛。我当时感觉膝盖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我旁边那些和我一起见习的家伙也都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大家跑到角落里，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怎么会是那小子……”

我赢了，就是“那小子”出色地赢了比赛。嗬！简直像神话一样。我死也不会忘记这件事。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就像是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特别清楚。这绝对是个神话。

——从您的话里，我能感觉到您是一个很有骑马才能的人。那么，您认为作为一名骑手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

我认为是和马沟通的能力。这对于一个骑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这个光靠教是教不出来的。

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日本的年轻骑手：“要多和马说话”，可实际上去做的人很少。特别是日本的骑手，他们普遍很有男人气。总的说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用蛮力命令马。我特别喜欢这些学生，他们真的是很优秀，可我还是不得不提一下这点，这是普遍存在的倾向。

当然，使用蛮力能够让马按照你的意志行动。因为马为了少受点儿罪，肯定会拼出全力比赛的。比如说，当马遇到火的时候，它们会不顾一切地狂奔。可以说，他们的奔跑向来是趋利避害的。

可我想说的是，与其那样，还不如说服马，和它们讲道理，这样效果会好得多。要和马成为同伴、成为朋友，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肩作战，这样人和马就变成一个整体了。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有一些马脾气比较坏，性格怪僻。可是，这类马多数是以前受过打击（比如，被训马师虐待过等等）才变成这样的，没有一出生就性格怪僻的马。所以，只要有毅力，肯花时间，就一定能和马成为好朋友。

你能明白吧？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比赛，无论什么样的马，都有一个障碍点，当到达这一障碍点的时候，马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恐慌。这一点，骑手们都知道。这时候，马就会“哇嘎呼”、“啊……呼”叫个不停（这部分是迈克尔模仿的马的叫声，因此用和它相近的拟声词记录下来）。比赛时，虽然四周欢呼声很大，可我们骑手仍然能够很清楚地听到马的叫声。在这个时候，骑手就必须鼓励马才行，我一般都会主动地跟马搭话。比赛时快到最后那段跑道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地大声和马说话。我的声音马能听得到，绝对能听得到，这点是肯定的。

这一招可比鞭子好用多了。用鞭子抽马，马只不过是本能地、无意识地狂奔到终点而已。可是我对马说：“喂，跑吧！好，就是这样！一块儿跑吧！”这类鼓励话在比赛中是必不可少的，马非常需要它。能否把握住这一点特别重要，而我恰恰就能。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做到这一点。不，应该说我从小就无意中掌握了这个技巧。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力量，当你和马说话的时候，马会积极地回应你，我能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这是一种驾驭力。

后来，我成了一名专业骑手，专业骑手的生活就是旅行。我经常出去旅行，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多的时候，一年要参加二百五十多场比赛，特别忙，那种生活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人嘛，总是浮浮沉沉，比赛也是，有赢的时候，当然也有输的时候，有时还伴随一定的危险性。

我基本上没怎么受过大伤，这点我觉得很幸运。说实话，我全身上下也有不少伤，大部分都是骨折，肩膀啦、腰啦、肋骨啦……值得庆幸的是一处大伤也没有。

在所有参加过的比赛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场大赛。我骑的是一匹特别强悍的马。当时的美国总统和我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就连名字也叫肯尼迪。那时候明明有个机会可以见到总统，可是因为我怕见生人，最后还是没有去。白宫邀请了两百多名骑手，我一直一个人呆在宾馆里。就在那年的秋天，总统被暗杀了，我特别难过。

一九七九年我选择了退役。退役之后，我在爱尔兰一家马术训练中心做经理，负责训练一百多匹马。另外，业余时间我还一周去两次一个叫做“RAC”的骑马学校，教一批年轻骑手学骑马。也可以说是把我做骑手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我在那儿认识了几个日本中央赛马会的朋友，他们当时正在找外国老师，就问起我要不要去日本工作。

我在爱尔兰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忙，家人也在那儿，所以我只是笑了笑说：“不行，不行，日本怕去不成啊！”那些日本朋友一个劲儿地劝我：“来看看也行啊！一定过来看一次啊！”他们那么热情，我只好来日本一次。去了京都，还去了赛马场，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很吃惊。日本是个很美的国家，人也很热情。虽然只住了两周就回国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日本迷住了。现在也是，被彻底征服了。

回到爱尔兰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决定了，我要去日本。”大家都目瞪口呆。哈哈哈哈（笑）。

这四年时间里，日本骑手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我刚来的时候，说实话，他们的技术还比较老套。而最近，这些年轻人已经可以怀着巨大的想象力去驾驭马匹了。这一点非常好。技术方面也有不小进步。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我确实给他们讲过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可说到底还得归功于他们每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天赋。我可以大胆地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真的很特别，特别出色。

不过仍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我刚才也提到过了，那就是“在沟通能力上再下一些功夫就好了。”要和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不是技术，绝对不是。这是和马之间最完美的一种沟通方式。

说说三月二十日事故发生那天的事吧。我当时在东京。因为那个周末是圣帕特里克节(6)，你知道圣帕特里克节吧。对爱尔兰人来说，那是个很大的节日。十七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住在东京的爱尔兰人都会聚集到位于表参道的“爱尔兰贸易协会”跳舞什么的，场面相当盛大。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那里。其实每年都一样，到东京参加完聚会以后，我都在“爱尔兰贸易协会”住一晚。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我又去了朋友矢口家。他家住在世田谷，我又在那儿借宿了一晚。因为星期天在表参道还有一个游行活动，所以我早早离开矢口家，回到东京市中心。当然在那之前我先去了一趟教堂。在世田谷有座圣方济各会教堂，很小，可我还是去了一趟。

在游行队伍里，我碰到了爱尔兰驻日大使。大使的名字叫沙基。他劝我来参加当晚的晚餐会，说大家都会来的。那天晚餐会的地点选在了六本木的“激情摇滚咖啡馆”，规模很大。聚会结束的时候已是深夜了，再坐电车折回千叶实在是太麻烦了。大使对我说：“住到我这儿来吧，明天坐早班电车回去就行了。”他家就住在六本木，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住到了他家里。那天，我没喝多少酒，最多也就两杯啤酒。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半起床，对大使说：“真是太谢谢了，给您添麻烦了，我该告辞了。”可大使说不用着急，硬留我吃早饭。我也没客气，就在那儿吃了早饭。反正前前后后磨蹭了半天。吃完早饭，我这才和他道别离开。从他家出来，我直奔六本木车站，打算坐日比谷线到茅场町，然后换乘东西线，再到西船桥站下车。

第一列车上人满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已经过了七点半吧。车上挤得根本上不去人。没办法，我只好放弃，等下一列。不知为什么，下一列车的第一节车厢有一半是空的，特别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了？可又一想，人少不也挺好的吗？于是我从第一节车厢的后门上了车。上车以后，发现地上有一摊液体状的东西，旁边散落着报纸，感觉像是谁用报纸擦过液体一样。

我感到不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远远地躲开那摊东西，挤到车厢的前半部分去了。虽然我觉得很奇怪，可是因为当时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直接绕过去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后来，不知谁把窗户打开了，一股味道忽一下扑鼻而来，虽说味道不是很大，可我的鼻子特别好用，一下子就闻到了。

那味道特别难闻，绝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开始疼了起来。当时，车门已经关上，电车开动了。

不一会儿，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身体像散了架儿似的，摇摇晃晃倒了下去。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一二岁吧。至于后来她是获救了还是死了，我就不太清楚了。电车开到神谷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踉踉跄跄走上站台。乘客很多，感觉就像是决了堤的洪水。那场面真是一片混乱，不是一般的混乱。大家相互搀扶着往外走。我们当时一直蹲在那儿起不来，心想要是一直这样蹲着的话，就没事了，起码不会摔着。可事实上根本不是，当时整个神谷町站都已被毒气污染了。

电车在神谷町站停车以后，乘客中有几个人跑到驾驶室告诉司机说出事了。司机了解头一节车厢情况以后，马上用无绳电话跟总部紧急联系。

当时有好几个人已经躺在了站台上，我也一屁股坐在了那儿。我一手摁着自己的背包，一手抱着那个女孩子的头。她当时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我的眼泪不住地往外流，怎么也止不住，就像瀑布一样。眼睛的视野越来越小，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无论看什么，都感觉那东西开了很多小小的洞。站台上的正方形瓷砖也不例外，一个一个小洞密密麻麻的。我有点懵了，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我的眼睛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到检票口时，那儿的人特别多。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挤出去，可是还有很多人正从阶梯往站里走，怎么挤也挤不出去。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先在检票口前面等着，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地喊：“求求大家了！求求大家了！求求大家了！”（用日语）我就这样朝着那些上班路过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大喊着。我们俩的身体当时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像钉在那儿一样。

这时，来了一个手拿公文包的男人，他从我手上一把将那个女孩儿抱过去，带走了。检票口有一条横杆，他把女孩子扛起来才迈了过去。他扶着女孩子上楼梯，离开了。其他人也都相互搀扶着走了出去。我不知被谁扶着，总算摇摇晃晃地爬上阶梯出来了。感觉外边的空气特别新鲜，呼吸到新鲜空气，这才感觉自己终于得救了。

可我又突然感到特别恶心，东倒西歪地坐在那儿拼命吐个不停，把胃几乎都吐空了。大概我的情况看起来很严重，有很多人围过来问这问那。其他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还有很多人用手帕捂着眼睛，大家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

“救命啊！快叫救护车！”我大喊。当时的我完全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十分钟以后，救护车来了，大概六七辆吧。是的，那儿有三四十人。有蹲着的，有躺着的。我很快被抬上担架，送到医院去了。我应该是最先被运走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我感觉当时闻到的是某种气体的味道，自己可能是毒气中毒。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闻到一种怪怪的味道，感到眼睛有点儿疼，根本没有多想。后来，感觉越来越难受，我这才意识到有可能是毒气。

按理，车上的乘客应该在神谷町站都下车才对，可我下车以后，电车继续向前行驶。从那儿下车的人大概都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吧。就连我，当时也想等下一列车来了，坐上继续赶路呢。现在想想真是不可理喻，可当时我的确是那么想的。实际上也有很多人下了车又在那儿等下一班车的。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因此丧命。大家一定都觉得一列车出了问题，而别的车应该不要紧。

我现在还在想，那女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后来听说神谷町站有一位二十一岁的女性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她年纪很小，对毒气没有丝毫的免疫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真是太可怜了。她当时穿了一身职业装，衣着打扮很时尚，给人的感觉很不错。我很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在医院住了四天，多亏了有JRA（日本中央赛马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也真巧，JRA的总部就在神谷町。

住院不久，生理性疼痛症状就基本感觉不到了。我觉得没问题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岂料，这起事故给我带来的精神打击绝不算小。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烦躁不安。到了后来，就算是呼吸到新鲜空气，也还是觉得透不过气，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停地安慰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没事了。这样一来，我终于安心了一些，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恢复到这种程度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眼睛和头那以后还是痛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就是好不利索。渐渐地，这些症状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出院以后，我又到大使家里住了两三天，他们确实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过，出院以来我就没怎么睡过觉。大概有三周时间我干脆放弃了睡觉。因为睡觉对我来说特别可怕。只要睡着就一定做梦，这是一定的，而且都是同样的梦。梦到有人走到我跟前，用锤子“嗵嗵”敲我的脑袋。

那种梦真是太奇怪了。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个锤子特别硬，敲在头上特别疼。可是慢慢、慢慢地，锤子居然变得越来越软，对头的打击力也越来越弱。到了最后，怎么敲都不觉得疼了，就好像敲在枕头上似的。

可恐惧感一点儿也没减少。梦里总会有一个陌生男人走到我跟前，用锤子敲我的头，他一敲，我就会被惊醒。就这样，我一遍又一遍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很害怕睡觉，一睡着就会做梦。晚上也一直开着灯，我对黑暗充满了恐惧。

整整三个星期时间，我晚上都没有睡觉，真的是一点儿也没睡，实在太痛苦了。事情发生后我还继续在学校工作，可因为睡不好觉，头经常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无法恢复正常。

这起事故带来的一切，只有留给时间化解了。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了。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恢复了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了。

电视上当时好像播出了我倒在地上的场面，爱尔兰电视台也播了，听说女儿看到后大惊失色：“妈妈，快过来呀！爸爸好像在地铁里出事了！”妻子一听吓了一跳，慌忙跑到楼下去看电视，“真的，那不是你爸爸吗？”就是说，事情发生后还没等我和家里人联系，国内的人就都知道了。很多人写信过来问候我，大家实在太关心我了。

——东京一向以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知名，可您居然遭遇了这种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吧？

是啊。可我的想法仍然没变，仍觉得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日本是个很不错的国家，人们可以安心地在大街上闲逛，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事发后我又去坐了几次地铁，没什么可怕的。

知道吗？我属于那种不会轻易觉得害怕的人。这一点希望您能了解。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可怕。虽说骑马参加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就是这样一直生活过来的，我想这种性格是不会变的。我已经老了，不过我几乎没觉得自己老了。咳，这么觉得或许是件危险事。（笑）

——经过这件事以后，您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噢，或许我开始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小事情，我们根本不会在意。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不知哪一天会突然爆发，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们多半会惊慌失措，不知怎样应对。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想来想去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将来的事情任何人都没办法预测，对吧？

骑马，这是我人生的全部。自懂事起就开始骑马了，还参加过世界级的大赛，得过好几次冠军。这实在是极美好的事情。现在我教年轻人骑马，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样重新骑上了马背，这也非常美好。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

“一吃饭就困得不得了，差不多一个月都这样。”

岛田三郎（当时六十二岁）

出生于昭和七年(7)七月七日，生日极为好记。说起“all-seven”（全部是七），让人觉得生来就十分幸运。我问“怎么样？”对方歪头沉思一下回答：“哪里，倒也算不上有多么幸运。”——其中到底含有“不很糟”（用英语说就是fair）的意味。

在一家专门卖螺丝的公司一直认真干到六十岁退休。孩子们也终于独立了，本来很早就计划舒一口气，到乡下新房子安享晚年，但公司说人手不够，劝他再多少干一段时间，于是再次成了上班一族，计划落空。并且在上班途中不幸碰上了地铁沙林事件。

在位于一桥的这家螺丝经销公司的仓库楼一个房间里听他谈了一个小时，最后他叹息着自言自语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印象：“近来周围忽然有很多事找到头上，什么原因不晓得，可实在是……”

或许因为太累了——每天乘满员地铁列车花两个半小时赶来上班。倒是很难断定岛田出现这样的心境同沙林事件有关，不过将倾听众多受害者讲述的体会综合起来，我可以坦率地推测：那恐怕是有不小关系的。

我工作的地方是物流中心，就像公司的大仓库一样。根据各地营业所来的订单，把公司经营的数万种螺丝从这里送往全国各地。我们必须时刻记着那么多种螺丝，工作非常细致。所以，即使雇了新人，也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投入工作。这里的负责人——也是我的老朋友——问我：“岛田君，无论如何再来帮帮忙好吗？”六十岁退休后，我就在筑波养老了，过得很舒服。可朋友的邀请不好拒绝，于是又开始工作了。退休前，我在田町的总公司工作，不在这儿。准备退休的时候，公司也挽留了，但我说：“不管怎样还是让我退了吧。”就这样拒绝了，怎么说这里也该辞了……

毕业后，我做了很多工作。一开始在保龄球中心，就是昭和二十七八年(8)时的那家东京保龄球场。客人大多是驻日美军，还有他们的家属。那时，玩一场要二百五十或三百日元，普通人是玩不起的，所以那是个有着特殊气氛的地方。跟现在不一样的是，要在后台操作机器，用手摆球，不是自动的。大家都叫我“球童”。

不低的工资引来众多的应聘者，在外苑的橄榄球场旁边排成了长龙。那个橄榄球场现在已经没了。如果在后台拼命工作的话，就会有外国人把钱塞在球的指孔里投过来，不知算不算是额外收入，叫小费也不为过。但这种事偶尔才有一次，有还是有的。毕竟，那时候日本还很穷。

我在那里干了两年后辞职了。想自己干点什么，就在鹭宫开了养鸡场。那时鹭宫还是一片田地，养鸡场很容易就建成了。我是都立农业高中毕业的，所以想开养鸡场。养了大约200只鸡，地是从学长那里借的，我们合伙经营。本来是想养鸡卖鸡蛋的，但没赚到钱（笑）。就算那时候，不养1000只以上也成不了气候，200只简直是开玩笑。所以一年左右我就不干了，剩下的鸡都当肉鸡卖了。

之后经叔叔介绍进了这家公司。那时我们家也有自营工场（现在倒是没了），叔叔是场长。进公司时，我才二十三四岁，还是单身。二十九岁时结婚。在公司我差不多一直做营销工作，每天开车在外面跑。

在公司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所泽的公团(9)住宅，后来在筑波买地建了房子，退休后就搬到那里去了。我有两个孩子，现在都成家立业了，不过出事时女儿还没嫁人。我老婆在东京城内也有工作，她说还想干一段时间，就跟女儿一起留在了所泽。那时我自己住在筑波——房子长时间没人住就会荒掉——所以看起来就像单身赴任一样。老婆只在周末来筑波给我打扫打扫房间，洗洗一周的衣服。至于吃饭，中午在公司吃，晚上在附近凑合吃点就完了，自己只好歹做个早饭。

我星期五下班后去所泽住一晚，星期六开车带老婆回筑波，星期天晚上再开车把她送回去，星期一从所泽去广尾的公司上班。过了这样一段不规律的生活。去年五月我老婆终于离开所泽，搬到筑波来了。

出事时是星期一早晨，当时我从所泽出发去上班。三月二十日很少有人休假，不过我那天休息也未尝不可，自己也想尽量在筑波的家里休息一下，但我又想不管怎么说公司就在回筑波的路上，还是去看看吧，也算顺路。我老婆很意外地看着我说：“什么？今天还上班？你今天就休息一天不行吗？”但我说：“回筑波也是一样的路线，我先去趟公司再回去。”说完就出门了。

我习惯按这样的路线坐车——坐西武线到池袋，转丸之内线到霞关，再转日比谷线到广尾。到霞关之前车内广播说：“日比谷线发生药品事故，列车停止运行。”确实说是药品，但不清楚是什么事。

在霞关一下车，乘客们就打起电话来，说可能上班要迟到，或者商量怎么走等等。当时大约八点半，车站并没有因此发生混乱、恐慌之类的情况。大家都在车站里到处转悠，好像在想日比谷线不行该怎么走。我也给公司打了电话说：“日比谷线停了，今天去不成了。”但他们说：“都到那儿了，还是想办法过来吧。”于是我去问站务员怎么去好，他告诉我千代田线还在运行，我想既然这样就坐千代田线到日比谷，再转都营三田线到田町，再从那里坐公交车去就行了，就让站务员给我调换了车票。

要去千代田线站台就必须穿过整个日比谷线站台。我下到日比谷线站台时遇到了警视厅的司法鉴定员，大概有四五个人。我跟他们一起下楼梯，当时并没感觉到紧张，一点儿出大事的感觉都没有。鉴定员们也都轻松地聊着天往前走，他们只穿带臂章的蓝色工作服，没有戴防毒面具。

站台上停着一列开往北千住方向的空车。车门全都大开着，司法鉴定员进了最前面的那节车厢。站台上一个乘客也没有了，不过车站小卖部还开着，里面有一个女店员。在日比谷线站台我只看到她一个人。我没管那么多，很快走到了千代田线站台。

千代田线也没有明显的混乱，很正常地运行着，只是没有多少人。我记得开往代代木上原方向的车在霞关没停，直接开了过去。但开往北千住方向的的确停了，我才得以上车。

最后到公司时都十点半左右了。那天我老是流鼻水，还一边工作一边开玩笑说：“我也终于染上花粉症了。”因为当时是花粉症多发期。可是没多久我就开始看不清架上的东西了，以前看得清楚的东西都变得很模糊。我说：“真是的，连眼睛都出毛病了，商品上的字也看不到了。”出去的时候感觉天色暗了下来，我说：“哦？变天了啊！”其他人却说：“没有啊，晴得很好的嘛！”当时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

午休时打开电视看新闻才知道出大事了。经大家劝说我才去了广尾医院。总之鼻水很严重，一个劲儿流个不停，怎么也止不住。去医院的路上我看到很多东西都变成了褐色。

向公司请了近一个月的假。我只住了一天院，医生就说我的各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可是回家后更严重了，一吃饭就困得不得了。起床就吃饭，明明刚起床却又困得不得了。总之一吃饭就困，而且一睡就昏昏沉沉睡一两个小时。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的困，根本没法不睡。一天吃三次就要睡三次。可能你会问睡那么多晚上不是睡不着了吗？没那回事，晚上也一样睡得很沉。我的睡眠时间也因此得以大大延长了。医生让我暂停工作好好休息一个月，我就按他说的办了。一个月后症状慢慢消失，又能去上班了。公司也正因人手不足而烦恼呢。

我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记性倒确实是变差了，但也没办法，毕竟上了年纪啊。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挤电车上班，从牛久站到广尾一直站两个半小时。这样真是很累，我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特别是出事后的几个月我打心底不想去上班。总是很紧张，怕周围有什么异常情况。

战后出了很多事，可是像联合赤军什么的是针对国家权力的，不会给普通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这次完全不分国家和个人，这让我很生气。我想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

“那种恐怖怎么忘都忘不掉的。记忆怕是一辈子都消不掉了。”

饭冢阳子（当时二十四岁）

东京出生，职场是大型城市银行。特别喜欢运动，看上去外向，但本人说总的说来属于“随遇而安的性格”，不是主动四下出击那一类型。的确，一看就知是富有教养的“山手”小姐。

但是，看这篇采访即可知晓，她决不仅仅是“随遇而安”那样的人。话语间每每可以感受其有主见的一面。颇有些争强好胜，敢打敢冲，一旦决定就轻易不肯后退。而与此同时，印象中也有在某种情况下易受伤害的情感细腻一面。

在这一系列采访当中，得以同几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长时间面对面交谈，每一位都让我佩服：她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固然方向性有所不同，但都那么聪明和刚强。当然，毕竟数量有限，也可能是巧合。

对她来说，向别人讲这么多，我想是相当难受的事，或者让她想起了不愿想起的事也未可知。但愿这次采访使得她——如她所说——就此告一段落，从今往后朝积极方向大步迈进。

三月二十日出事那天之前我一直感冒，发了十多天烧，烧到三十九度左右，怎么也不退。我记得好像因此跟公司请了一天假，记不清了，不过即使请假了也就一天，之后就挣扎着上班了。一个人休息，他的工作就要由别人承担，况且我的性格又不喜欢欠人情。

那天体温还是三十七度左右，不过比前几天好多了，只是低烧。但咳嗽总也不好，而且发了那么长时间烧关节也很疼。我吃了很多药，多亏这些药，在遭到沙林侵害时没有感染什么明显症状。

我食欲很好，早饭是一定要好好吃的，否则脑袋就恍恍惚惚转不灵了。因此我一直五点半左右起床，以空出充分的时间。八点前出门，这样就能空出两个多小时，这时间里我一般看看书，看看录像什么的。晚上回来后很累，根本没精力看这些。

那天还是有点发烧，我知道这种时候睡眠很重要，所以六点半才起床，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左右。三月二十日那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那天我正好交接工作，从早晨起来就相当紧张。

我从××站坐日比谷线，然后在霞关站转丸之内线。最前面容易转车，但挤得太厉害，所以我一直从第一节车厢最后一个门上车。不过那天我下车时车马上就来了，就从前面第二个门挤了上去，就是中间那个门。当时没法挤到最里面，我就稍微往后站了站。应该是在第二和第三个门之间吧。

我上车不抓吊环，它们太脏了，就那样什么也不抓地站着。从小父母就跟我说电车的吊环太脏不能抓。

——或许的确那样，不过没有人跟我提起，我没有注意。但什么也不抓不会站不稳吗？

我打网球练过腰腿，没问题的。我穿高跟鞋上班，还真能站得稳。

车是八点三分开往东武动物公园的，我一直坐它，坐车的地方也一样。所以在车里见到的基本上就那些人。那天很多人咳嗽，到六本木之前我还想原来现在感冒很流行啊，被传染上可就惨了，所以一直拿手帕捂着嘴。

车到六本木站时，第一节车厢下来大约五个人，他们一下车就狂奔，跑到一个站务员那儿跟他说了些什么。六本木站台最前面总是站着一个站务员。不过看到大约五名乘客像等不及车门打开似的向他冲去时，我心想奇怪，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跟站务员说话的样子就像在申诉什么一样。

车就这样开出六本木了。快到神谷町时，我旁边的人突然说：“我眼睛看不见了。”还有人晕倒了。我左边，也就是电车行驶方向后面的人都摇摇晃晃倒在了那里。从那时开始车厢里就乱了起来。一个男的大喊：“大家注意了，危险，快开窗，不开会死人的。”接着窗户被接二连三打开了，是那个人从一头挨个打开的。

车一到神谷町就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大家最好下车，快下！”我也觉得不管怎样还是先下车为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下了车。那个说眼睛看不见了的人也是在那儿下的车，但他一下车就栽倒在了站台上。一个男的跑到驾驶席“咚咚”敲窗，神谷町站站台的站务员就在后面，他把异常情况通知了驾驶员。

沙林袋放在第一节车厢第三个门那儿，一般情况下我都从那儿上车。大家都下车后车厢里空空的时候我看到的。那是个四方袋子，里面流出来的东西积了一摊。我记得当时还想可能是那个引起的吧。不过大家下车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有那个东西。车里太挤了，什么也看不到。

听说坐在那个袋子前面的老伯死了，车到神谷町站时他口吐白沫，已经没有意识了。周围人把老伯抱下车。第一节车厢的乘客全在那儿下的车。

站台上有好几个人晕倒，一下子栽倒在地上的人虽然不多，但也还是有的。还有很多人蹲在地上用手扶墙。当时我还问一个人：“你没事吧？”对方就是在电车邻座说眼睛看不到了的那个人。

我也觉得情况不正常，但说实话，当时并没感到有那么严重。因为不管怎么说日本都是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不是吗？几乎没有枪杀之类的恐怖事件，而且至今我也没遇到过可怕的事。所以我头脑中完全没有自己正大祸临头啦必须马上逃离啦那样的念头。平时不也有走在路上身体不舒服的人吗？那种时候，大家一般会问他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以这种感觉问他有没有事的。站台上乘客们都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有一股像稀释剂又像洗甲水一样的气味直刺鼻孔。但我并没有呼吸困难或者觉得有什么异常。在六本木没觉得，在神谷町也没觉得。可能是我一直用手捂着嘴和鼻子，在电车里没怎么吸入毒气的缘故吧。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估计是因为我走过去跟晕倒的人说话，接触了他才影响到眼睛的。

后面的车已经出站了，所以我们这趟车空出第一节车厢马上出发了。广播说：“我们决定暂到霞关站停车，后面已经开始堵车了，请乘客们抓紧上车，不要上第一节车厢。”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上班一定不能迟到。我留出充足时间出的家门，不必担心迟到。可我还是很在意时间，因为我不想踩着钟点上班。当然我也觉得不该丢下晕倒的人不管，不过因为是重要日子，不能迟到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于是我尽量远离那个小包裹，一直往后走，坐大概第四节车厢到了霞关。但从那里转丸之内线时我眼前变得异常昏暗，浑身乏力。我想可能是吃了感冒药的原因吧，也就没怎么在意。之后刚从××站出来时，不知怎么了，感觉天突然暗了下来。变成了黑白的，不，是褐色，像老照片一样。我心想真奇怪呀，今天明明是晴天啊！

归终我还是踩着钟点到的公司，恍恍惚惚像飘进去的一样。然后急忙换上衣服开始工作。大约九点半交接完工作后，我觉得越来越不妙。首先是眼睛无法聚焦，根本看不了文字之类的东西，还很难受，很想吐。我一直忍着，因为我觉得在交接工作这样的重要日子里，必须想法忍住。可无论听什么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什么也记不住。但我还是装出听的样子，不住点头称是。后来难受得开始出冷汗，更加想吐。不过感冒时也会想吐，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并没有吐，只是恶心。

十一点过后大家一起去吃午饭，但我一点儿吃饭的心情都没有，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就去了公司诊所。在那儿我终于明白这是沙林引起的，医生说情况很严重，我马上去了××医院。

（后来恢复得也不算顺利，眼睛大约一周都看不清东西，恶心乏力，还头疼了很长时间。不过那段时间我一天假也没请。虽然很痛苦，但出于责任感一直坚持上班。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但还是会感到疲倦。出事以来，我连最喜欢的网球也几乎不打了。一活动就上气不接下气的，爬楼梯都喘个不停。现在病情稍微好些了，但还未痊愈。）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出门，加之最近一出门就累，所以连周六周日都大多呆在家里。平时在公司和家之间往返，再加上工作，已经消耗了我的全部体力，回到家精疲力竭。即使在公司，到了下午三点左右也觉得很累。以前没有这种情况，但遇上那件事以后一直这样，极其疲惫无力，我很清楚这点。

可能精神因素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作用。至今为止，我一直努力忘掉那件事，但是，那种恐怖怎么忘都忘不掉的。记忆怕是一辈子都消不掉了。我越来越觉得可能正是想忘记才反而会想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心情从精神上加以控制。

——不过自己一个人想从精神上控制，那怕是不容易啊！

是啊，有时能好好地客观面对，也有时一面对就迷失自我。我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中的这种波动。有时遇到什么事，沙林事件就会突然从头脑中闪过。紧接着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里。

常常做梦，刚出事时不怎么做，但最近做得很频繁。当时的样子原原本本出现在梦里，场景一清二楚。半夜里突然醒来，怕得不行。

即使不是在梦里，而只要一进入狭窄的地方我也会吓得动弹不得。特别是在地下，像地铁啦，从地下进入的百货商店啦等等。一想到坐电车也会两腿发软动弹不得。这种现象从今年二月开始就慢慢出现了，也就是出事一年以后。这种时候我心里就想：“不会有人能理解自己吧。”在公司，同事们非常照顾我，家人对我也很好。但谁也无法理解那种恐惧感——那是一种彻底的恐惧——我倒也不希望大家理解。不过我很清楚上司、亲戚朋友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况且有人比我症状更严重，比我更痛苦。

父母也反对我接受这个采访，说这不是要重新想起刻意要忘掉的事吗？但我决定接受采访，想以此做个了结。一直放不开也不是个办法啊。

最先浮上脑海的，是“今天不用上学了”这个念头。

武田雄介（当时十五岁）

武田雄介君刚上高二，和母亲一起来到采访地点。身体虽然比母亲大得多，但脸胖乎乎仍带有稚气。提起城内“公子哥儿”高中，想必谁都晓得大体是这样的气氛。一看就知有旺盛的好奇心，却又全无贪婪的样子。显然是在平和的家庭中在父母的关爱和提醒下健康成长的。

对我的提问也回答得不卑不亢畅所欲言。相比之下，陪同的母亲倒好像有些紧张。至于现在的高中生是不是大致都像雄介君这样自是不得而知，但和他交谈极有意思。作为我基本没有同当下的高中生交谈的机会。

东京出生，现在住在广尾，有个弟弟。他说将来的理想是当警察。母亲也不大明白他为何想当警察，但本人以前就对此相当认真，电视上凡与警察有关的节目都看得很专心。听她母亲介绍，从小就不放过列车脱轨什么的，每当电视上出现现场验证和救助活动等场面，总是盯住不放。不过，对于迄今堪称“悲剧中的悲剧”的地铁沙林事件，不知何故，雄介君却不感兴趣，尽管自己也实际受害……

在学校里练过柔道，爱好是做铁道模型和听音乐。两样都和父亲相同，所以乐得两人在一起。

眼下的愿望是想快到十八岁，好拿到驾驶证。非常喜欢汽车。现在也一有时间就冲洗家里的车或给车打蜡。不过，拿驾驶证之前必先考上大学，每星期不得不上三天补习学校。

那时我在上附中，从荻洼站大约走十五分钟就到学校了。我是直升高中的，所以去的地方跟以前完全一样。本来也可以从车站坐公交车去的，但学校希望尽量走路去，虽说不必勉强，但基本要走路去。

学校上课分夏季和冬季时间，夏季是八点三十五分开始自习，三月执行冬季时间，所以应该八点五十五分到校。但那天很特别，到校时间跟平时不同，因为两天后也就是二十二日要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是预演，可以比平时晚一点儿。虽说晚也不过是五分钟。

我大约是八点出门的。八点出门，九点左右就能到。坐地铁上学正好需要一个小时。从出门到坐上广尾站地铁有五分钟就足够了。嗯，很近。我当时上学的路线是先坐日比谷线到霞关，再从霞关转丸之内线。

出事之后我就不坐丸之内线了，改从惠比寿转JR了。我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改变路线的，因为这样上学路上花的时间比较短，差不多用四十五分钟就能到。最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总想现在比以前花的时间少了，反而经常因此迟到，挺痛苦的。一般上了高中就会学习到很晚，不过这种事我一般不干（笑）。

虽说是毕业典礼，但我们还是原班人马一起升上去，不同的只是要去旁边的高中部罢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感动的，只是按吩咐参加罢了。

那天我八点出的门，但到站前发觉忘带东西了。学校说要带教科书申请表，可我忘了。大概走到车站和家正中间时想起来的，我就马上回去取。我很少忘东西的。

回去拿了趟东西，时间就很紧张了。日比谷线的地铁三四分钟一班，所以我可能晚了一班。车上虽然没座，但一直都不太挤，站着的也就几个人。

那天上车不久我就发现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在咳嗽。大概是从电车出了广尾快到六本木的时候开始的，记得我当时还想今天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我一向从前数第二节车厢最后面上车，那儿离换乘的地方很近。但那天我一到站车就来了，所以没能走到最后，是从第二节车厢正中间上的车。我站在门附近发呆，但那天跟平时不一样，总觉得很奇怪，感觉呼吸困难，可实际上并不是呼吸不畅。我一直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的确觉得呼吸困难，但实际上呼吸跟平时也没什么不同，也没感到有异味什么的。

后来出了六本木到神谷町站时车在那儿停了一会。到底怎么回事？正纳闷时，广播说：“八丁崛车站发生了爆炸事件，列车将在本站稍作停留。”如果是爆炸事件，车暂时不会开了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看地铁路线牌，这时眼前突然变暗了，不过当时并没太在意。

我想应该用站台上的公用电话跟家里联系一下，但那里人密密麻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这时，广播又开始了，这次说的是：“本站前方也有人晕倒，站内有恶性异物，请上到地面躲避。”

——听到“恶性异物”，你想像会是什么呢？

我猜想会有什么，但几乎没怎么在意，我本来就是个乐天派。我最先浮上脑海的，是今天不用上学了这个念头。地铁停了，我就有理由了。

不过实际上那列车没停，只是让第一节车厢的人下了车就往下一站开了。车上说：“请不要坐第一节车厢，后方列车受阻。”所以我觉得第二节车厢往后应该还是有人的。可当时我如果坐到霞关就必须再坐丸之内线回来，况且我不想去学校了，就没再上车。

为了给家里打电话，我从检票口出来上到地面，一出站口就有个电话亭，我在那儿打了电话。上阶梯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人拿手帕捂着鼻子蹲在那儿，当时我就觉得这应该都是“恶性异物”引起的。

我自己也仍然呼吸困难，但上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症状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一心想着太好了，今天不用上学了。但打完电话不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很难受。总觉得要吐似的，眼前也应该暗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第一次在神谷町下车，也不清楚那里本来是什么样子。可我回家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暗，心想可能那时候视野变窄了吧。

母亲——雄介第一次电话说：“八丁崛发生了突发事件，地铁停驶了。”我想那天是毕业典礼预演，而且要交书费，就告诉他：“你在那儿等等，我先跟学校联系看看，过会儿再打电话。”

于是我挂了电话跟学校联系了一下，学校也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说：“如果他本人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希望他转车过来，预演还是大家都到齐了的好。”

后来雄介又打来电话，我说：“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你还是想办法去学校吧。”结果他说：“我很难受。”我当时正好开着电视，综合节目已经在热议地铁事件了，好像是说有什么有毒物，所以我说：“好了好了，快回来吧。”

我从神谷町搭出租车回的家，可能司机都听说了那次事故，车站附近到处是出租车，我没费什么劲就上了车。到家的时候，身体就几乎没什么不舒服了。后来妈妈看了看我的眼睛，说我瞳孔正在缩小，就马上去了广尾医院。

医院还没有多少人来，我大概是第三个，院方很清楚情况，我一说坐了地铁就马上被带进紧急病房。可能没做检查，什么也没做就直接打了点滴。当时并没觉得有多疼，可我到底有点儿不安：莫非事情有那么严重不成？

我一直坐在里面椅子上，直到打完一瓶点滴。医生来看了看说：“没什么大问题了，这瓶打完就可以回去了。”可是过了一会我的瞳孔也没有恢复，医生说：“为防万一，还是住院吧！”

住院期间连续打了好几瓶点滴，无聊得不得了。病床也是简易的，又硬又差，根本没法睡。即便这样，十二点左右也还是睡着了。我住的不是正规病房，不过是把大会议室收拾了一下，一溜摆了二十张左右的简易病床罢了。我并不是在发牢骚，我想说的是没想到那次事故竟然那么严重。

我的食欲跟往常一样，医院的晚饭不够吃，就让爸爸给我带了点吃的，还有随身听……头疼啦、恶心啦，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

母亲——我和丈夫两人陪着他，午饭后出去买饮料时我看到有人过世了，丈夫说：“他死了。”那个人旁边放着担架，确实是去世了。后来医院叫来了他的太太，医生告诉她节哀，她当即哭倒在地。在走廊长椅上坐成一排打点滴的，包括雄介在内都属于轻伤。那之前我还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可怕。看到那个人之后我才想：走错一步，说不定我们家雄介也会那样，这才觉得毛骨悚然。那时真是觉得恐怖。

当时我也在场，但并没觉得走错一步会怎么样，或许因为我是天生的乐天派吧。

第二天七点吧，应该是那时候起的床，又抽了一次血检查了一下。然后医生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说：“你的胆碱酯酶值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以后一个月左右，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一家本来要在放春假时去安比滑雪的，所以我跟医生强调说：“我身体很好的。”但医生说：“你的胆碱酯酶值还是稍有点低，这种状态是不能运动的。”虽然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症状……最终还是取消了滑雪旅行，真是太遗憾了，我盼望很久了。

我参加了第二天的毕业典礼。医生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出事那天穿的衣服扔掉，可是毕业典礼上又必须要穿学生制服。所以妈妈拿到浴室手洗后晒干我又穿去了。之后就扔了，尽管那是不久前新做的。

——常看电视报道什么的？

唔，怎么说呢……我不太懂奥姆真理教，觉得那完全是个奇怪的团体。为什么非要像宗教似的做到那一步呢？如出家后把全部财产交出去等等，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不喜欢宗教这东西，对那件事也不怎么感兴趣。我的兴趣在其他犯重罪的犯人身上。对了，比如说宫崎勤……

我现在几乎彻底忘掉了自己跟地铁事件有关系，也没怎么跟谁提起过。出事的时候大家都关心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即便那时候，我的回答也只是：“我很好，没什么。”老师很为我担心，但我觉得同学们好像对我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更感兴趣。

母亲——这孩子很酷，或者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很冷静，不太受外界影响。还有，这种事可能不该说，出事后亲戚们都很担心，送来了很多慰问金。雄介好像更在意这个。他升高中收到了礼金，亲戚朋友又送来了不少慰问金，地铁也送来了一万日元慰问金。我想地铁本身也是受害者，够他们受的。

嗯，我买了电车模型什么的，钱都花掉了。

“要是没有危机感，很多事就会视而不见。”

中岛克之（当时四十八岁）

中岛先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地铁的经历同前面出现的石野贡三先生同一天的经历惊人相似。两人以同样路线在霞关站遭遇沙林事件，受害情形也大同小异。虽然年龄略有差距，但两人都是航空自卫队的干部、防卫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没能当成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只好含泪做地勤，在此百炼成钢——人生途径也很相似。两人因同期在同样职场工作，自然相互认识，但采访两个人则完全出于偶然。

两人都很潇洒，态度温和，但说话干脆利落。事件采访当然难能可贵，而得以同这种第一线自卫队干部直接见面私下交谈，对于我也是饶有兴味的事。这么说或许失礼，作为形象，感觉上与其说这两人是“军人”，莫如说“体育教练”更为确切。

通过这次采访，我才得知采访国家公务员是多么困难。他们说话非常谨慎，把“匿名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总之“守口如瓶”。毕竟事情发生在霞关附近，事件受害者当中想必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在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但遗憾的是这次没能从他们口中听得情况。惟独防卫厅方面的人例外予以协助，欣然答应接受采访，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采访是在两人所在的入间航空自卫队基地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进行的。中岛先生体形也显得年轻，满头乌发，姿势端正，无论如何看不出有四十九岁，身居幕僚长要职。

我进入防卫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没考上自己想上的大学。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世代都是军人。父亲和爷爷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到我已经连续三代了。我叔叔也毕业于士官学校，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战后进了陆上自卫队。叔叔的推荐也是我进军校的原因之一。

我本来是想当飞行员的，但中途给辞退了。飞行员训练一般是从驾驶螺旋桨单引擎机开始，接下去是简单的单引擎喷气式练习机，之后升级到战斗机。但我在喷气式练习机阶段就不行了。一个人驾机起飞、着陆都还好，但编组飞行的时候，一边观察周围一边维持三元空间位置却相当吃力。编组飞行的飞行间距大致是一米，要跟上是很困难的。于是他们说：“还是地勤工作比较适合你。”

我当时特受打击，都想要离队了。可离队了我也没有就业门路（笑）。那是昭和四十七年(10)的事，也就是我入伍第一年的时候。

我最初做的地勤工作是在雷达基地，在千叶县的雷达基地工作了一年。以前有“东京急行”一说，就是说苏联战机（都是大型轰炸机和侦察机）为了详细观察日本的电波状况从太平洋一侧绕圈飞来，为此要紧急出动。现在很少了，以前要有好几百次的。

后来我回到防卫大学做技术研究，专业是电子工学。主要还是研究雷达，跟所谓的硕士课程差不多。然后去入间基地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地面雷达新产品出来后，测定它能发挥多大性能。

现在自卫队使用的雷达都是国产的，主要是三菱和日本电气（NEC）的产品。我们先写设计说明书，让他们按照说明书做。做出来后确认产品是否符合设计意图。大多都是严格按照设计生产的，倒不至于重做等等。但也不是没发现过像软件故障等大的失误。

后来我被调到很多地方。从府中的航空总司令部到市谷的干部学校，直到在六本木的空幕(11)做人事工作。做人事要决定别人的人事调动和晋升等，实在劳神费力。

之后在那个空幕的技术科做了一年，防卫科做了一年，后来去了防卫研究所一年。又去了高知县的地方联络部两年，在那儿做自卫队员的招收工作。说是招收，其实也没有多难。虽然也有标准，但由于人太多基本上都是回绝。当时正是泡沫经济全面崩溃的时候。泡沫经济时期，应届毕业生一般都去前景较好的民间公司就职。但泡沫经济一崩溃，公司不景气了，公务员就变得很抢手。况且高知县本来就是自卫队员较为集中的地方。最为集中的是九州，到底是有尚武传统的地方。

后来我又回到空幕技术一科做了科长。就是这时候遭遇了这次沙林事件。

我结婚时二十四岁，当时还是飞行员学员。防卫大学在横须贺，我老婆是那儿的人，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二十三（女）小的二十一（男）。女儿说明年结婚，儿子还在上大学，他没有进自卫队的打算。

我家在西武池袋线的东久留米。正是在昭和六十年(12)泡沫经济前买的。那时候买房子还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我要么在入间基地要么在东京某个地方工作，所以想在这之间买房子。但东京城内房价太高买不起，就在东久留米买了一套。那时候这附近还很便宜，我买房一年后原来那个不动产商说：“我再给你加一千万，把这房子卖了吧。”要卖也行，可是再买不是一样吗（笑）？

——这么听来，您在短时间内确实换了很多部门。这到底是为了培养全才吧？

是啊，也许仅仅靠技术还是无法成为高层管理者啊。话虽这么说，可调动和我自己的意志无关，说不清楚啊（笑）。

去年三月二十日出事的时候我正从东久留米去六本木上班。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只是出门比平时早了三十分钟。我必须早早向上司也就是技术部长做报告。另外我的部下也说：“科长，明天能大约提前三十分钟来吗？”所以我决定八点半左右到六本木。若是平时，早晨九点十五分之前到就行。

我上班一般是从家步行十分钟到西武线东久留米站，从池袋坐丸之内线到霞关，然后转日比谷线到六本木，大约要两个小时。上班虽然很辛苦，但每天都这样就习惯了。眼下在入间基地工作，跟原来的方向相反。车上很空，花的时间也短，这回算是彻底轻松了。但这样一来，上班也就不需要耗费多少体力，甚至有点担心运动量不足。

我一般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虽说也可以穿制服去，但部队规定在城里上班要尽量穿自己的衣服而不要穿制服。地方上穿制服的人也挺多的，但穿着制服戴着帽子去挤电车看上去有点不成体统。倒是没规定必须打领带什么的，这方面随意，实际也有上班不打领带的。

在霞关站下了丸之内线后，站内广播说：“茅场町某处发生事故，日比谷线暂停，何时恢复还不清楚。”那时候应该是八点十分左右。我过去一看，日比谷线站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好像以为车一会儿就来似的。

我也站在中目黑方向的最后面等，跟其他人一起在日比谷线站台等了大约五分钟。当时站台上没有停着的车，后来相反方向上来了一列空车。我要坐的是中目黑方向的车，但进站的方向相反，是北千住方向的。那列电车进站后，门大敞四开，广播要人们不要乘坐。车方向相反，我当然不会坐。

可无论怎么等中目黑方向的电车都不来，这时站内广播说：“千代田线就要发车了”，没办法，我决定坐千代田线到乃木坂。于是往千代田站走，几乎是挤过去的。站台上非常拥挤，还有一段路我不得不从停着的电车里走过去，当时电车门都是开着的。不过我没在里面走多久，也就是几秒钟。到千代田线时正好来了一列车，我就跳了上去。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一上车就剧烈咳嗽起来。和被烟呛了不同，那种憋闷有点特别。

我想或许是空气的流通引起的吧，车进站使空气流通发生变化，沙林就飘到这里来了。但我不太清楚沙林是从哪儿来的。

——我倒不敢断定，会不会是在日比谷线站台等车时吸入的呢？从中目黑始发的电车在神谷町遭遇重大事故是八点十三分，而后直接开到霞关站。果真如此，那么第一节车厢的地面上应该洒了很多沙林。到霞关时，第一节车厢是空的，不过其他车厢应该还有一些乘客。

我记得是来了一列空车，不过也说不定还有一些人。我是在这儿等的车（指着地图），对啊，若车是从中目黑始发的话，那么就是最前面洒有沙林的那节车厢。

——等电车时，相反方向的电车进站了，车门开着，沙林淌了出来，被您吸了进去。当时您并没感觉到什么，但走着走着症状就出现了——我想这个推论较为稳妥。

若是那样我也太不走运了，就因为在那儿等车就遇上了这种事。不过我什么味儿都没闻到。

坐千代田线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只记得在国会议事堂前站的站台上，两个女的坐在长椅上垂着头，旁边有站务员照顾她们。当时我想可能是贫血什么的吧。女的经常会这样的，对吧？但两人同时贫血就不像是偶然了，还真有点奇怪。说异常也是异常。除此之外倒没有不正常的。

我是在乃木坂站下的车，上到地面时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很暗。抬头看天，看今天是不是阴天，可天上一片云都没有。我感觉很奇怪，不过除了感觉暗之外也没有什么症状，走路也没受什么影响。所以只是暂时觉得不对劲，没有多想。

进办公室时电视正开着，好像发生什么事引起了混乱，上面有很多救护车。当时也只是觉得房间里有点暗，一点都没觉察自己跟那件事有关，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那天九点半开始有个报告会，我们把它叫做“Morning Report”（早间报告），我也列席了。当时部长坐在前面，他说自己看到了沙林袋子，眼睛受到伤害，视野变得昏暗了。我说自己也看不清了。他说那么你的眼睛也受伤了吧？“啊？是吗？”我说。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件事的严重性。我当然知道松本事件，但没想到自己竟会遭遇到这种事。

中午过后我去了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但只住了一天院。第二天出院后，仍然感觉周围非常昏暗。这种缩瞳现象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这期间我一直戴着薄太阳镜。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次事故之后我很快戴上了老花镜。

这样一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大约是沙林事件前一周出了这样一件事：在樱田门的入口处，丸之内线到日比谷线的路上放着一个可疑的皮包，我目睹了那件事。当时那条路已经禁止通行了，消防队员拿着水管，警察和站务员正远远地围着。我确实看到了那个皮包，那是在早晨八点半左右。

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在意。现在想来，如果那真是炸弹，并且实际爆炸了，那里的人都会受伤或被炸死，放水也是无法防止爆炸的。可是即使被告知危险，让大家避难，大家也都半信半疑的。要是没有危机感，很多事都会视而不见。

“日本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组织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

柳泽信夫（信州大学医学部长，一九三五年出生）

前言中也说了，书中所收证言全部是以笔者（村上）实际采访和面谈形式进行的。但唯独采访柳泽教授的时候，笔者无论如何没能在指定日期找出时间，而由高桥秀美一人前往长野县松本市聆听介绍。

最初只想以事发当天为背景问一下情况，没打算以采访形式收进书中。但由于内容饶有兴味且很宝贵，就加了一次采访进去。采访是在信州大学医学部的学部长室进行的，用了一个小时。文责当然全在村上身上。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是信州大学毕业典礼的日子。我当时是医院院长，是必须出席的，礼服已穿好了。另外那天还要开入学考试评审会，此外没有任何安排，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还有，那天正好是《松本沙林事件报告书》预定出版的日子，我是那本书的责任人。地铁事件又恰好发生在那天，真是一种巧合。

那天早晨《信浓每日新闻》的记者给我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东京出了件怪事，我总感觉这件事很像松本沙林事件。”我是九点左右得知的。于是打开电视，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患者们正在诉说有机磷急性中毒症状。具体说来就是头疼啦，流眼泪啦，流鼻涕啦，看不清啦，呕吐什么的。但仅凭这些并不能断定就是沙林中毒，因为其他毒物也会导致这些症状。

只有一个人提到了缩瞳现象，他是偶然出现在电视荧屏中的。他说：“我照了下镜子发现瞳孔变得很小。”把这些综合起来用一个专业术语说就是“毒蝇碱作用”，即有机磷中毒。另外，在地铁中引起如此重大事故的，估计是气状毒物。这样看来，毒物就肯定是作为化学武器的有机磷，也就是沙林、梭曼、塔崩之类的东西。这跟松本事件就是一样的了。

我看到了太多的受害者，就在我看电视的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人被送到了圣路加医院。那么多患者在不清楚病因的情况下被紧急送往医院，现场一定很混乱，有可能陷入恐慌。这样一想我就担心起来。

松本事件发生时我们也很辛苦。看了那些被送进来的原因不明的患者症状，初步判断大概是有机磷中毒，就按这个进行了治疗。当时我们头脑中完全没有沙林这种东西的概念。不过在有机磷中毒的治疗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经验的，这使我们能够幸运地救助那些重症患者。我想不管怎样还是把我们这些经验告诉其他医院好。

于是我马上把神经内科和急救科的两个医生叫到院长室，让他们不管怎样也要跟圣路加医院等接纳患者的医院取得联系，逐个给电视上出现名字的医院用传真发治疗信息。信息的内容是：“请用硫酸阿托品和解磷定等解毒剂输液，或者用安定等镇静剂治疗。”

起始是我亲自打电话跟圣路加医院联系的，那时应该是九点十分到九点半之间。圣路加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试着打了个手机，马上接通了，可能因为线路不同吧。接通后我说：“请让急救部的负责人接电话！”然后大致讲了治疗方法，对他说：“这样治就可以，详细情况稍后传真过去。”本来应该跟院长谈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紧急情况，所以我决定还是直接跟现场的医生谈，这样会更快。可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问了一下圣路加医院的神经内科，他们说直到十一点还在图书馆检索那是什么毒品。不过传真倒是见效了。

开始发传真时已经十点多了。我还要去参加毕业典礼，就把联系工作交给了神经内科和急救科的医生，随后离开了医院。当时“松本沙林事件报告书”的最终校样正好放在院长室的桌子上，上面概括写着沙林中毒的症状和治疗要点。我就让他们用传真大量传送出去。事后想来手头上偶然有这种东西真是万幸。但数量毕竟太多了，费时间，发送的对象又多，相当麻烦。

在这种集体灾难中最重要的是“伤病员鉴别分类”，也就是为患者安排治疗顺序。沙林中毒的治疗顺序是先治重症患者，轻度患者稍微放一下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会自然恢复的。如果不严格按照这个方式进行，谁来的早就先给谁治疗的话，那么能救的人也救不了。从轻度患者开始一个一个打点滴就无法有效地救助重症患者。但如果不了解情况，比如只要患者一说“我眼睛看不见了”，现场就有可能陷入恐慌。要是有人说呼吸困难，有人说眼睛看不见了，就需要医生选择先救谁。这很难判断，作为医生最头疼的事就是陷入这种危机之中。

但只要事先收到准确信息，医生就能冷静地告诉患者：“时间长了你的眼睛肯定能看见，别担心，没问题的。请暂时保持安静。”这样，即使患者也不会陷入恐慌，医生也好护士也好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治疗。

——应对这种突发性集体灾难的实践指南那样的东西，平时在医疗现场就能学到吗？

不，根本学不到。在松本事件实际发生之前，我们对此类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伤病员鉴别分类”这个重要概念即使在大学医学院读书时也是必学的。比如以松本市为中心的大医疗圈里就有医师车，医生们轮流值班坐救护车去现场。那一事件发生时是脑外科医生值班，一接到通知他就马上坐车去了，在现场准确做了伤病员鉴别分类。已身亡的放在现场不动，只把有救治希望的人先送到医院。这点很重要。这种情况是有的。

中午我回去时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医疗机构都要求传送资料，毕竟有一百多家机构收纳了患者。那一整天真是天昏地暗，感觉上只是一遍又一遍发传真。

如果那天不是毕业典礼而是平常的日子，那么医院八点半开始就排满了工作。我们都将一件接一件地赶着工作，即使有人说东京出怪事了，估计午休前我也不会打开电视看，很难那么快地应对，在这一点上运气还真是好。

其实最有效率的做法应该是我们跟消防厅联系，让他们把资料统一发送到现场。但据我们的经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受理这件事。即使是信州大学医院院长打电话联系，他们也可能不会认真对待。所以我判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还是直接联系现场最快。实际上我也跟消防厅联系了，可电话根本打不通。

如果要问我们从这次地铁沙林事件和松本沙林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那就是：出大事时，虽然各现场都能极其迅速做出应对，但整体不行。日本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胆识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没有像样的指挥系统是不行的。这跟阪神大地震时别无二致。

我觉得无论是地铁事件还是松本事件，医疗机构都处理得很好，急救队员也都表现出色，应该给予表扬。用美国专家的话说就是：“五千人沙林中毒，仅有十一人身亡，这已经接近奇迹了。”但这是现场努力的结果，上层应有的系统几乎没有发挥什么有效作用。

我们同大约三十家医疗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传送了资料。不料第二天早上七点的新闻报道说仍有七十名重症患者。如果治疗得当，即使是重度沙林中毒，几个小时之内也是能够恢复的。我认为事态很严重，必须充分传送资料，就给东京都的卫生局打了电话，但没人接。八点半多终于接通了，可是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正自己酌情处理。”但他们晚上连值班的人都没有，真是缺乏常识。

另外，消防厅应该马上派车去现场全面监控，切实下达指示，比如指定伤病员鉴别分类负责人什么的。这样，救护车上的队员就能在现场做出反应。还应该在那里配备急诊专家，因为医学角度上的行动非常重要。如果是那个领域的专家，有些情况可能一目了然，而若无法判断就可能造成致命性恐慌。

还有，地铁中发生此类事件时，必须指定一个负责人迅速做出指示，比如去现场的队员必须配备什么，搬运患者时必须注意什么等等。否则，肯定会发生次生灾害。

说实话，在医生这个圈子里，对方并没相求而我们特意联系其他医院并传送资料这样的事一般是不会做的，这好比说多余的话，首先会被认为是多管闲事。

但关于这次事件，我有我自身的感触。这是因为，在松本沙林事件中身亡的七个人中有一个是信州大学医学部的学生。虽是女生，但非常优秀，本来那天应该作为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件事让我非常痛心。

(1)　九州：日本九州地区。

(2)　一九六二年。

(3)　中佐：中校。

(4)　一九八〇年。

(5)　自卫队运营、管理的执行机关。陆、海、空军各设置一个。

(6)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每年3月17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而定的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如今已成为爱尔兰的国庆节。

(7)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

(8)　一九五二、五三年。

(9)　公团：利用政府、地方公共团体的资金从事资源开发，土木建设的公共企业团体。

(10)　一九七二年。

(11)　空军幕僚总部之略。日本防卫省中为空军自卫队的防卫、教育训练和人事制定计划并进行管理的机构。

(12)　一九七五年。

日比谷线（北千住始发，开往中目黑）

A720S

在日比谷线由北千住开往中目黑的车中施洒沙林的，是林泰男和杉本繁郎小组。

林一九五七年生于东京，事发当时三十七岁。除了林郁夫，林在“科学技术省”团伙中年龄最大，在村井的命令下承担相当于副手的职责。林泰男虽是理科出身，但同林郁夫、丰田、广濑等纯培养型理科精英不同，而在一定程度上体验了人生的艰辛和挫折。父亲是旧国铁职员，二十年前就已死去，生活决不宽松。三兄弟中他最小，似乎很受父亲疼爱。

从城内定时制高中毕业后，考入工学院大学二部，在那里研究人工智能。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换了几家公司，一边打工一边在世界各地流浪。在印度期间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开始去瑜伽道场，那期间碰上奥姆真理教，皈依麻原彰晃。八八年出家，受到早川纪代秀重用，在“科学技术省”处于第三把手地位。

据说在教团内也被称为数一数二的武斗派。但同时又有“苦出身敬母”一面，被年轻信徒尊为“老大哥”。

三月二十日早上在第七修行所的“实战练习”现场，大家都各领两个沙林袋，只有林泰男拿了三个——主动要了剩的半袋。这是村井秀夫（也可能包括麻原）耍的“鉴定”把戏，即看“五人中谁要多出的一个”。林毫不犹豫地主动讨要，村井看了，露出满意的微笑。在场的广濑据此推测大约是一种打赌，多少觉得扫兴。

林泰男一度被麻原怀疑为卧底奸细，心里似乎因此有创伤留下。出于如此个人情由，他有一种格外拼命“卖力气”的地方。但由于“卖力气”，他负责的日比谷线开往中目黑的列车在当天成为做案舞台的五条地铁线中死伤人数最多。装在三个袋里的沙林液体全部流淌出来，给乘客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林泰男乘杉本繁郎开的车往日比谷线上野站赶去。路上他用《读卖新闻》将三个沙林塑料袋整个包了起来。他要乘坐的是上午七时三十分由北千住始发的列车。列车编号为A720S。林在上野站钻进第三节车厢，把报纸包放在地板上。在车到秋叶原站时，用磨尖的伞杆尖扎了好几下。三个袋都扎出了洞。他扎开的洞数在五个案犯中是最多的。在秋叶原下车的林钻上等他的杉本汽车返回涩谷秘密活动站。任务顺利完成。返回活动站是八点半。

气化的沙林在车开出秋叶原站后不久渐渐释放异味，到达下一站小传马町站时，前数第三节车厢里的乘客开始觉得相当不是滋味。淌出液体的报纸包闪入人们的眼帘。周围已成水洼。“肯定是这家伙作怪！”于是一名乘客用脚把包踢到小传马町站月台。

踢下的沙林很快在狭小的小传马町站月台弥漫开来。包括JT职员和田荣二在内的四人在此遇难。

另一方面，地板洒满沙林液体的A720S地铁列车继续按时刻表运行。人形町、茅场町、八丁堀……每停一站都有不少受害者。如此前行不止，完完全全成了“地狱列车”。在这一时间段，无论列车长还是司机都全然没有觉察第三节车厢发生的变故。

八时十分，开出八丁堀不一会儿，第三节车厢的报警铃发出刺耳的响声，是实在忍无可忍的乘客按的。但按规定，不能在隧道中停车。车开到相距最近的筑地站才停下来。门刚开就有四五名乘客跌下月台。筑地站工作人员跑了过来。到了这个地步，地铁方面终于意识到车厢出了意外。立即停止运行，叫来急救队。从筑地站最初传到地铁运输指令所是司机的报告：“车厢内出现似有什么爆炸的白烟，不少人受伤晕倒。”其结果，往下一段时间事件被认为是“筑地站发生爆炸事故”——消息就这样传往全线各站。

但是，筑地站工作人员马上认识到这是毒气，喊道：“毒气！”旋即指示乘客争分夺秒逃离现场。而中央对事态的正确把握则迟了一步。地铁运输指令所对日比谷线做出“停止运行”的决断，是在二十多分钟以后的八时三十五分。这时终于下达指令：“让各站旅客去站外避离，乘务员站务员同上地面待命！”

所经五站有八人死亡，轻重伤员达二千四百七十五人，事件极其悲惨。

“杀人机器”林泰男做案后潜逃，作为惟一躲过逮捕的地铁沙林事件现行犯而长期逃亡。九六年十二月，在事发后差不多过了一年零九个月才在石垣岛被警察逮捕。“逃亡当中一直为自己夺去性命的人随身携带小灵位。”他说。

※

下面列举的是A720S“沙林”列车上乘客的证言。这班车七时四十分从北千住站始发，若按时刻表运行，应于八时零五分开抵筑地站。上面也说了，林泰男钻进这班车扎开沙林袋，在秋叶原站下车。车开到筑地后停止运行。

※

“竟然有吹捧奥姆的报道，赶快住嘴好了，简直莫名其妙。”

平中敦（当时五十一岁）

在城内服装行业一家公司上班，头衔是“经理总务”。虽然和衣服的制作推销没有直接关系，但究竟是经理方面的专家，衣装清新脱俗，极有品位。说话也干脆利落，有一种东京传统庶民区作派，或者莫如说天生心直口快。言谈几乎没有模棱两可那样的感觉，不喜欢拖泥带水啰啰嗦嗦。

太太，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对于沙林事件做案团伙，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都无条件地感到怒不可遏。对于媒体和警察的处理方式也出言辛辣。性格上或许多少有些急躁，但看上去为人坦率正直。

二月一个下雪的周六午后，在青山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采访了他。“在日本这个超级安全的国家竟然发生这样的事，过去根本不可想像，而现在却实际发生了！”他惊愕地摇头道。

我从东西线的××站到茅场町，然后转日比谷线到××站，大约要一个小时。车上特别挤，特别是东西线，村上君你坐一次试试就知道了。把手举起来就几乎别想放下了，那应该是东京最挤的地铁了。

我一般坐八点十五分的，但因每周一都要开会，所以比平时早，坐大约七点五十五分的。那天我到茅场町时大概八点，然后坐八点二分的日比谷线中目黑方向的车。会议九点十五分开始，我总是提前三十分钟左右到公司。

那天的日比谷线跟平时一样挤，当然没有座位。听说被洒上沙林的车厢是前数第三节。我在第四节车厢后面靠近第五节的地方，站在后门附近抓着吊环看书。书名我忘了，但应该是一本历史小说。后来突然我闻到一股稀释剂的气味，应该是稀释剂味儿，记得是过了八丁崛时闻到的。

闻到这股味是因为当时好像有好几个人接连从前面的车厢转移到我们车厢。他们过来时打开了门，随着进来一阵风，之后我就总觉得有一股味儿。觉得可能是有女孩子在车上涂指甲油什么的，应该是的，那股味儿就像洗甲水或稀释剂一样，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快的感觉。

车到筑地时好像听得有人喊救命，是特别大的女人声音。听起来就在附近。大概在站台上车行方向前方四五米处，也就是第三节车厢附近。当时我听了觉得顶多不过是吵架罢了，心想一大早到底在干什么呀？站台上站了很多人，我没看到喊救命的人。

没多久车里广播说：“车内有急症病人，要在本站停驶片刻。”这时候外面变得异常混乱，但我刚开始看书，就坐下来接着往下看。过了一会儿，车厢又广播说：“由于出现事故，列车在本站停驶，请乘客下车。”也没给什么详细解释。

下了车发现前面人山人海，那时我又闻到了跟刚才一样的稀释剂气味，就是从前面人群那儿传过来的。随后又传来广播声说：“站内发现毒气，请马上撤离。”

站台前面挤成那样，所以大家都陆陆续续开始往后面也就是茅场町方向走，那时也能闻到稀释剂的气味。但人的鼻子这东西就是这样，只要习惯了就会渐渐麻痹。

我是从最后面的检票口走到外面的。检票口很多人都无所事事地聚在一起，好像觉得下一班车很快就会开来。我也跟大家同样待在那儿，心想车停了可真麻烦。这时站务员休息室和售票口这些地方有几个人开始不舒服，大概三四个人吧。

出检票口时一个公司职员模样的戴眼镜男人大叫：“啊！真难受！怎么回事？有没有地方躺一下？”而我只是觉得此人未免太夸张了。有人喜欢有一点事就趁机夸大，这是当时我的感觉。

我不清楚电车还来不来，又很闲，正好附近有电视，就去看站台的监控电视。我看到有三个人躺在站台上，分不清是男是女。另有一个人靠在墙上，但一个站务员也没有。车站只有那几个人。我总觉得那种情况很不寻常，心想这下可麻烦大了。

不过这时候还没有紧迫感。嗯，一点儿也没有。虽说是毒气，但也没以为会事关生死。我正想怎么去公司好时，到处响起了不知是警车还是救护车的声音。

最后我决定去银座，也只能这样了，就出去了。朝鱼市方向走到筑地的十字路口，向右一拐，前面有个歌舞伎剧场。但当我走到筑地站前面的出口时，大吃了一惊。出口前一溜铺着蓝色防水布，上面密密麻麻坐了很多人，还有三四个人躺着。我想：真是可怕！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是怎么了？有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站务员不停地流鼻水，看起来很可怜，肯定是鼻黏膜坏了。但我刚看到时不了解情况，心想：喂喂，怎么搞的，还不擦擦鼻涕，站务员先生！

但随后同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那天刚好谈完筹集资金的话题，中午去附近吃拉面，这时我也异乎寻常地流起了鼻水。虽说天冷的时候吃拉面一般会流鼻水，可那天不冷啊！流得的确非常厉害，拿手纸怎么擦都擦不完。

从筑地站外面那些倒下的人中间穿过的时候，我还没感觉有什么不适。只是觉得他们很可怜，很不走运。觉得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故，化学药品泄露了一点儿，所以周围人多少会不舒服。

我是九点十五分左右到公司的，勉强赶上开会。后来听说，那天在会议上我讲话滔滔不绝，语速快得惊人，不过我当时是打算用最平常的语速讲的。还听说当时我的眼睛特别亮。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家伙怎么一大早就那么亢奋，似乎跟平时感觉不一样。不过我自己并没感觉到什么症状。

我也有缩瞳现象，首先觉得刚进公司时房间很暗，不过还没到感觉不便的地步。因为我的工作基本不用写什么，多是盖章。而且碰巧那天也没有什么必须看的文件，就没有在意。

可是部下说：“您好像被洒上了沙林，千万不能马虎，还是检查一下好。”我想虽然没有什么症状，但为防万一还是去看看吧，就去了××医院，那时候是下午三点半左右。在那儿检查了一下瞳孔，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过为防万一，住一天院怎么样？”还说如果晚上有什么事就麻烦了。最终还是“为防万一”打了点滴。

不料大约到了七点或八点的时候，我想站都站不起来了。如果不扶着什么就站不起来，走路摇摇晃晃，像要摔倒似的。第二天早晨也很难受，没有食欲，感觉很想吐，只能喝点茶什么的。早晨、中午什么都没吃，更糟糕的是口齿都不清楚了。

另外，我想应该是中和剂的副作用吧，记忆有点短路。大概第二天，我妻子来医院，我说：“对了，我有东西给你。”就把包打开了，但打开后却一点也想不起来要给她什么了。这太可怕了，我妻子好像也很担心。

还有就是我去厕所小便的时候很困难。平时如果不说话稍一使劲就行了，可那天非一直使劲不可，我很受打击。就是说从第二天症状慢慢严重起来了。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一想到万一就这样恢复不了……，我就担心得不得了。不过第三天就好多了。

出事以来我的确好像很容易疲倦，以前从不至于坐在电车上睡觉什么的，可最近即使看书也会睡过去，经常这样。不过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沙林造成的。几年前我做了胆囊摘除手术，听说沙林对肝脏有影响，这让我很担心。我现在不是在这个那个的发牢骚，只是说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有些不安。

奥姆真理教这些家伙的想法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想法本来就是根本不同的。我们觉得他们做的是错的，但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是错的，而且是该遭天罚的。说得极端些，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用和我们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标准，也没必要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因为是他们自己主张不同的权利而采取行动的。我认为没必要去审判，为那种事花费时间没有意义。

——您是说审判也没有意义吗？

是的，没有意义。因为事情是他们干的，这是事实。当然我们是法治国家，审判是必须的。但不管怎样，希望能尽早下结论，尽快具体执行。麻原这种人，让沙林事件遇害者的遗属们用水枪往他们身上打沙林就行了。当然这话有点极端，可我觉得那样也未尝不可。

看了电视报道，我觉得简直无法原谅。竟然有吹捧奥姆的报道，赶快住嘴好了！简直莫名其妙！希望他们能从实际出发认真为受害者考虑一下。如果就这样治不好可怎么办？在医院的第二天我的确这么想来着。

“以为脑袋不正常的人洒农药什么的来着，脑海一晃闪过这样的念头。”

市场孝典（当时三十九岁）

市场先生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我虽然对服装行业不太熟悉，但他所在工厂的直销店（有露天咖啡馆）就在青山我的工作间附近，因此得知。回想起来，还在其另一家直销店买过领带。那条领带至今仍相当中意。采访完后，以折扣价买了一条红褐色粗布休闲裤。我都能买，卖的自然不是设计最前卫的服装。总的说来，算是比较正统、柔和的那种。

不知什么缘故，在服装行业工作的人看上去意外年轻。市场先生也已年近四十，而脸上仍带有青年人的面影，根本没有“老伯”意味。大概是心情——包括外观——不年轻干不了的职业吧。说话语气温和稳重，总是面带令人惬意的微笑（当然不是说一直面带，而是总体印象如此）。

但是，不仅仅神态温和，还有直觉异常敏锐的一面——在筑地站刚一听到车内广播，就一下子想到“这说不定是松本的……”。帮忙把倒在涩谷站前的同事送往医院的过程中也够灵活机警。在类似此次事件的非常情况下当机立断绝非易事。

“哎呀，听我这样的轻患者说也不顶用的，重患者有那么多，我算不得什么。”他羞赧似的推辞道。我解释说不是轻重问题，这才得以采访。

我出生在埼玉县熊本市，毕业后进了服装公司，不久转到现在这家公司，就是当时所说的“公寓制造商”。公司只有十个职员，是个名副其实的个体户。跟那时相比，现在大多了。

做这种生意，几乎不需要本钱，想建个公司很快就能建成。迅速发展成大公司的也不在少数。完全靠个人能力，或者说靠设计师和老板的策划力。相反，策划力稍一下降，公司马上就垮。做精密机械之类的生意，需要技术上的积累，只要不错得太离谱，公司就不会那么轻易垮掉。但策划力或创造力是无法积累的，终归有变化莫测之处。做得很大了又垮掉销声匿迹的公司也很多。

我在这家公司干十三年了，公司不知不觉间就壮大起来了，现在算上直营店，有职工350人左右。总公司大概100人……其中我供职的部门在广尾，做的主要是营业策划，算是制东西的，也就是生产部门。

我家在江户川区，车站在西葛西。十年前，就是我结婚第四年，在那儿买了套公寓。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小的是儿子，上三年级。我喜欢那种可以说是平民区的地方。而我的同伙一开始独立生活往往就想去东横线沿线那样的地方住。我不太喜欢山手线那边，怎么说我都是个乡下人啊（笑），在这里住着比较安心。

三月二十日左右是春季产品的销售高峰，很忙。因为过了春分，真正的春天就要到了。这时候很多人都考虑把前后休息日连起来搞个连休，但我想我们公司没有那么轻松的人。而且为了把各部门负责人聚集起来互相交流，每周一早晨都要开会。会议总是从八点四十五分开始，就是说比平时早四十五分钟。因此我才碰上了这次事故。

那天我在茅场町转日比谷线到广尾，坐上电车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我坐在正中间，可能是第六节车厢吧，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但过了八丁崛时，车内广播说：“因车内有病人，电车要在下一站筑地站稍做停留。”

应该是到了筑地站停车以后，车内广播又说：“有一个病人晕倒了，所以……，啊，不，是两个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接着马上改口说是三个人了。列车员这时也开始恐慌起来，刚开始时说的那些话好像是要告诉乘客相关信息，但后来他自己也慌乱起来，不明所以了，只管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喊，感觉像在说：“什么啊，这是！”

听了这些，我想这还真有点麻烦。不过周围人好像没有那么慌张。当然，如果现在发生了这种事无疑会陷入恐慌。而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就我来说，头脑中还是有一瞬闪过了松本沙林事件的。但当时不可能也不至于想到沙林，松本事件只是让我想起了“施洒有毒物质”这种事。以为脑袋不正常的人洒农药什么的来着，脑海一晃闪过这样的念头。当时还不了解奥姆真理教，把沙林跟奥姆教联系起来，那是往后的事了。

后来车站说前面出现异常情况，让乘客从后面出去，我们就被领到了车站后方的出口。大家都老老实实陆续向八丁崛出口走去。我比较注意，一直用手帕捂着嘴，其他人连嘴也没捂。多少抱有危机感的人无论怎么看好像都只有我一个。

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在检票口混乱拥挤的时候去看了一下站内监控电视，就是站台最后面那个。我看到有人晕倒了，电视上只显示了一个人。正盯着电视看时，被站务员训了一顿：“别看了，赶紧出去吧！”好像我在那里碍事似的。

上到外面以后，我周围有些人陆续蹲了下去。也有人晕倒，有人随便躺着，人数相当多。我想事情严重了。好像大家的眼睛都受了伤，不能看东西，或看不清东西……我决定亲眼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所以没有马上走掉。后来我上了天桥，从上面看现场。这一来，会是开不成了。

救护车很快来了，前面的路也封了。大型救护车支好帐篷，用担架把伤员一个接一个运了出来。这时间看热闹的人不断增加，天桥上连站的地方都没了，已经没法再待在那里了，我就离开了那里。

之后我坐银座线到了涩谷，想从那儿坐新桥方向的公交车到公司所在地广尾。我偶尔会坐一次，对这趟车还是比较了解的。可是大概日比谷线停了的关系，汽车总站比平时拥挤。我正好看到一个年轻同事在那儿倚着栅栏蹲着，是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同事，一个女的——也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在照顾他。但她当时不知道日比谷线的事，还以为这个同事是贫血什么的——这种情况早上常有——拍着他的背说：“没关系吧，没关系吧？”我一看，那个男的果然是跟我一样坐经由东西线的日比谷线上班的那个同事，记得他应该住在浦安。

我问他：“怎么了？”他痛苦地说：“在地铁……”我知道筑地有很多人晕倒了，马上意识到这可不得了，可不是贫血那么简单的事，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所以我马上用公用电话打了119。但他们说：“现在救护车全出去了，我们没办法去那里，请先在那里等一下。”所有的车都去了筑地和霞关等地方了。

于是我去了站前的派出所，希望他们帮忙想想办法。但派出所好像不知道这事，我就冲进去对警察说：“实际上是因为地铁事件……”即使这么说，对方也根本不搭理，好像在说：“什么？那是……”我想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自己打车把他送到了医院。我和那个女同事一起叫了辆车，把他抱上车请司机开去广尾的日赤医院。那是离车站最近的大医院。

他好像伤得很重，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样子非常痛苦，话也说不清楚了。以他当时的状态在现场讲出具体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当时我正好经过，可能就得不到适当处理了。出了什么事，事情有多严重，不明白情况的人会摸不着头脑的。如果只那个女同事一人，可能连把他抱上出租车都有困难。

我们是第一个进日赤医院的沙林受害者。所以当时院方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第一个，我们医院也有了！”当时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虽然不停地流鼻涕很讨厌，但我想可能是着凉感冒了吧。除此之外，自己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症状。把他交给医生后我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想跟他父母说明情况。可总是联系不上，他父母来医院时已经两点多了。那时医院已被沙林受害者挤得满满的了。连走廊都是人，都在打点滴。

我从早晨就一直在那儿，跟护士什么的都很熟了。她们说：“正好在这儿，你也做个检查吧。怎么样？”我也觉得应该检查看看，就稍检查了一下。是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心想虽然当时没什么感觉，但晚上若突然出事可就没那么好玩了。在医院待了半天，如果连检查也不做的话……后来检查结果显示我也有缩瞳现象。虽说是缩瞳，但程度很轻，并没感觉昏暗。不过为防万一还是打了点滴。

想起来就觉得挺可怜的，当时有一个木匠断了手指，浑身是血地跑到医院，但医院很长时间也没给他看，感觉像是说这里到处是沙林受害者，已经顾不上你了。我很同情那个身上到处是血的人，觉得跟我这种人相比，他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打完点滴我就去公司上班了，鼻水还是流个不停，不过没影响工作，工作完后也和平时一样回了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的车厢离（有沙林的车厢）很远，只是受了点轻伤。我由于偶然送伤重的同事去医院顺便做了检查，名字才上了报纸的。所以，采访我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那个受重伤的年轻同事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了，大约一年前辞的职。不过他辞职应该跟沙林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他辞职的时候已经好了，不大清楚他后来怎么样了。

这次事故的确很严重，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受到多大伤害。所以我对于这件事的印象只能同社会上一般人差不多。我当然认为是不可饶恕的，但除此之外并没……后来地铁还送来了地铁乘用卡，地铁也够受的啊，本来并非地铁的错……

“上高中时和井上嘉浩是同学来着。”

山崎宪一（当时二十五岁）

山崎君其实就是前面市场先生在涩谷站前发现的险些昏迷倒地而送往医院的人。由于偶然的因素而碰巧相遇，不过前去采访时倒是这里那里走了不少弯路。

说来也是巧合，他和奥姆头目井上嘉浩在京都洛南高中是同级生。看电视一眼就认出“这家伙是井上”。他说在高中时代和井上合不来。交谈当中，的确觉得两人不可能合得来。山崎君喜欢滑雪橇、喜欢打篮球、喜欢飙车（现在老实多了）——总的说来是外向型体育青年，同井上嘉浩那种抑郁沉闷的内向型诗歌世界恐怕几乎不具有同类项。在校车中看井上第一眼时就认定“这家伙根本不行”，话都没说过。而且，当时的负面印象十年后在远离的东京地下以极为具体的恐怖形式降临到他身上。人生际遇这东西有时候真是奇妙。

大约七年前迷上了滑雪橇，冬季再忙也要每周找时间同恋人去一次滑雪场。事件发生以来周围有很多烦心事苦恼事，惟一庆幸的是能和女朋友息息相通。和女朋友基本不再因为琐事吵架了，也不无谓地飙车了。看来，这个年代的人通过种种体验而迅速成长起来。“井上嘉浩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作为自己也很有兴趣。”他说。

时下和父母及一个妹妹住在新浦安。

我大学毕业不巧赶上“就业难时代”，应聘了一家又一家都没成功。本来是想从事服装行业的，像“world”啦三阳商社啦。明白就业形势的严峻后，就不敢挑剔了，择业范围也从服装行业扩大到建筑、电器，只要与食品无关，干什么都行。结果还是失业了。因为是泡沫经济爆发的第二年，整个社会还处在困难时期。

好歹想方设法进入服装制造行业——“××”，一直在那里工作到今年三月。至于我辞职的理由，呃，怎么说呢……这里，也就是SPA公司，应该说是一家制造、零售合为一体的公司吧。我做的虽然是营销方面的工作，但并不是向外部推销，只是与本单位职员进行业务上的往来。因此当时也就没有必须争取什么的紧迫感（日子过得有点浑浑噩噩），倒是想找一份能根据自己的业绩给予更为中肯评价的工作。

去年十月份前后把这话跟女朋友说了，她也时常有这样的打算。然后两个人一起辞了职，实际上，是跳槽到了她父亲经营的公司。算是走了后门（笑）。感觉上就像是有人说“请来这里吧。”“好，那就去吧。”这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只有十五个人。制造男士领带，与意大利制造商也签定过专利使用许可的合同，零售有三家店铺，都在东京。

现在从事的营销工作，特别有趣。在这种程度规模的公司里做事很有成就感。平时总往外跑，自己也就慢慢学会了。不过这是十足的家族企业。刚进来那会儿，和社长（也就是岳父）吃饭聊天时，他问我“你想和我的女儿结婚吗？”我想，如果说“进来后如果能取得显著成绩的话，就恳请您把女儿嫁给我”。那么他肯定会说“祝你好运！”（笑）。不过说出来的是：“当然想，最好明天。”“算了算了，时间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那样，请你务必来这里上班。”

在前一家公司时的上班路线是：从新浦安坐京叶线到八丁堀，再转乘日比谷线到广尾。八点出门，九点到公司。通常没座位，车厢挤得不行。所以大多时候是站着看书。看的书基本上都是对工作有用的，像现在的《脑内革命》什么的。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根本没心思看书。所以要外出搞推销时，总是在包里放本书。这样，坐电车时就有了充分的阅读时间。

事件发生时——是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吧？嗯，是这样吧，当时是怎么回事来着？那时好像很忙。呃，先等一下，我去拿当时的日志（转身去了屋里）。嗯……好像是很忙的样子。刚开了几家分店，得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回家。然后，啊，对了，当时正好在驾驶学校。

——那以前没有驾驶证吗？

实际上是被吊销了，只好重新考。曾被三次没收驾驶证，在北海道两次超速。一旦被吊销，必须去驾校从头学起。说起复考，相当难了。如果不好好在驾校学习，很难通过。不认真练习，被教练盯上，不能蒙混过关。有点傻气是吧，但没有办法，只好去驾校。

三月二十日那天早上比往常提前三十分钟从家里出发。星期一要统计上周末的销售额，还要开会什么的，所以想八点半赶到公司。也正因为这样才遭遇沙林毒气事件的吧。如果不是星期一可能就碰不到这事了。

那天早上我感到有点累，无精打采的。过了星期六星期天通常都会这样，觉得浑身发懒。前一天是星期天，只晚间上班，去了一趟町田一家商店的卖场。跟店里的人就改变商品的展示方式什么的谈了谈。这些只有在商店关门之后才能做。卖场的竞争相当激烈。销售额稍有下降，就会动摇商店对它的信心：“你们那里最近好像不太好。××知道吧？那里正盯着你们呢！”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半年后就会被降低规格或被迫退店什么的。很无情的，所以不得不拼命工作。

第二天是春分，要好好投入到工作中去。银座百货商店里的卖场在那一天重新装修开放，必须去看看。休息什么的根本没门儿。干服装这一行乍看好像很体面很轻松，实际上很辛苦，被人呼来唤去的。工资也不怎么样。还得穿正正规规的西服，夏天也没有空调，走到哪儿都大汗淋漓。看看这个记事本，就知道当时的繁忙景象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倒好像没那么忙。

在日比谷线，我总是坐第一节或第二节车厢。在八丁堀换车后，车内广播马上响了，说有紧急病人：“因乘客中出现紧急病人，电车在下一站筑地停止行驶。非常抱歉，希望大家配合。”我猜想大概突然站起来头晕吧，那是常有的事。车在筑地刚一停下，门就开了。随后，好像有四个人一下子瘫倒了。从门那儿直接倒向了外面。那是紧挨着的第三节车厢。是的，出现紧急病人的是在第三节。我站在门口附近，门一开就走了出去，所以当时的情景全部看在眼里。

列车员走过来，以为起立太急而晕倒了。正想把人抱起，忽然感到有些奇怪，神情变得紧张起来，赶紧拿起扩音喇叭大喊：“快，紧急病人，救护车！救护车！”最初只是这样，后来听说是“毒气泄露”了。

——明确说是毒气了，是吗？

嗯，说了。听到有人说“好像有股什么奇怪的味道”、“大家快逃！”车厢广播反复播放：“各位乘客请注意！请立即离开这里避难！请立即从检票口上到地面！”来了三个站务员进行救护。乘客中有人说好像有怪味，有人说感觉不舒服什么的。

我没有逃。怎么回事呢？一定又在发呆了。有人下车去了月台，后来又挤上车，大概是想找个座位坐下吧。我没怎么在意。除我之外还有坐在座位上没动的人。广播也没说电车不再开了。但过了一会，大家都出去了。我也如梦初醒：“哦？我也得出去了？”于是站起来下车。算是最后出来的吧。

气氛并不怎么紧张，大家都若无其事地走着。倒是站务员们不断地催促：“快点！快点到外面去！”那时没看到什么可疑物体，也没有发生爆炸什么的。不过站务员们陷入了恐慌，乘客们却好像没什么感觉。留在车站上走来走去的人也很多。

倒下去的马上就不省人事了，一动也不动。就那么一直躺在地上，该不会是死了吧，我想。有的人腿还留在车上，上半身却倒在了月台上，好像被几个人挤下去似的。不过我看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危机感。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怎么就不觉得害怕呢？说实话真的没感觉，周围其他人好像也一样。

我离开人们倒下的地方，朝前面出口走去。就是本愿寺那一带。在那里突然飘来一股甜甜的味道，像是椰子果的甜味。正想上阶梯，那股甜味“嘭——”一下子弥漫开来。我一边心想好甜的味道啊，一边脚踏阶梯往上爬。爬着爬着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已经迟到了，不管怎样都得给公司先打个电话说明一下。正好出口处有个便利店，就用那儿的电话吧。不过这个时间打给公司也不会有人接，就先给家里打了一个，母亲接的。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太清楚，电车在筑地停了，看样子八点半到不了公司了。”

打电话的时候呼吸更加困难，嗓子、鼻子都像被堵住了。用劲儿大口吸气，但氧气太少，无论怎么吸都觉得不顺畅。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一般是做剧烈运动后才有的感觉呀。

这个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开始以为倒在月台上的人说不定也跟这个有关。挂了电话，我回原来的地方看了一下。一来自己很难受，二来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不知道是自卫队还是什么人，反正是戴着防毒面具的特殊武装人员“哗”地从天而降。担架上被抬出去的人好像已经精神失常了，口吐白沫，还翻白眼。有一个好像什么反应都没有了。还有一个站务员似乎全身麻痹，踉踉跄跄，“噢——噢——”痛苦呻吟着。道路周围都设了限，警察和消防厅的车全部杀到了。

我决定步行到有乐町乘JR，然后在涩谷乘公交车到广尾。走着走着身体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到山手线段时感觉自己不行了，怎么这么难受？连衣服上也有刚才那股味道。心想这下可完了，但不管怎样也得到涩谷。到了涩谷的公交车站，肯定能遇到自己的同事。我们公司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涩谷坐公交去上班。如果现在倒在这里，就没有人来搭救了。

早知道这样，在筑地叫救护车来就好了。可那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而等到觉得不行的时候自己已经没有走到医院的力气了。不管怎样，即便爬也得爬到涩谷公交车站。

在涩谷站下了车，好歹过了十字路口，来到公交车站。那是去新桥的巴士停车点。我一屁股坐在路旁，靠栏杆伸开腿瘫倒在地上。大清早肯定没有我这样的人吧，除非醉汉。

因此周围人谁也没询问一声。都看见我倒在地上了，但大概都以为是个醉汉。或者以为是在涩谷玩了一晚上累倒的。

终于，有个公司的同事路过，跟我打招呼，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呼吸困难，憋得发不出声。声音含糊不清，断断续续。像是醉鬼老伯似的，舌头发木，嗓子干渴难忍。总之无法将自己脑子中想的东西用语言传达给对方。想说，却不能传达给对方。即便说，我也不能说清楚什么。只好放弃，心想只要有人帮忙就好了。但是好像谁也不明白我的想法。身体慢慢变凉，很冷很冷的感觉，却又无可奈何。不料，公司一位年长同事过来了。也巧，他和我坐的是同一趟日比谷线电车（就是前面提到的负责市场的），所以他比较清楚事情的原委，就问：“你是不是在筑地遭遇了突发事件？”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否则，我想谁也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年长同事立刻叫救护车，但当时救护车已经全部出动，没有闲着的，只好拦出租车，他把我背到车上。另外两位同事也在旁边帮忙。之后大家都坐这辆出租车到了广尾的日赤医院，在车上他们还说“是不是有什么发甜的味道？”看来毒气已经渗透到我的衣服里了。

除了呼吸困难，身体也动弹不得。眼睛睁不开，就像力气一下子从身体里全部抽走一样，昏昏沉沉，险些睡过去，心想自己可能要死了。呼吸困难，身体不能动弹，也没有力气。但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没觉得害怕。只是想：“啊，大概要死了吧，怎么办呢？”本打算衰老而死呢。“要死的话，也得让我先看女朋友一眼吧。”最后，她还真来了。我就对她说：“想看看你的模样。能把这句话告诉你真好。”

——从在公交车站倒下到被年长同事发现，有多长时间呢？

记不清了，这个。但是很想宰了那些明明看到我瘫倒却佯装未见还骂我“混蛋”的人。人是多么冷酷，对很痛苦的人连问都不问一声，只要跟自己没关系就赶紧躲避。换了我肯定会问问。在地铁电车上不管是什么原因，看到有人很痛苦地站在那儿，我都会打声招呼：“不要紧吗？要不要坐下来？”当时脑袋里反复想的就是现实中别人并非如此，别人未必会和自己想的一样。

我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出来了。医生说要再多住几天，但对很少生病的我来说，很讨厌医院，就回家了。医生说：“如果你能在这里多住几天，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故，你这就成为凡例了。”坐电车回家时，呼吸还有些不顺，说起话来喉咙呼哧呼哧响，不过还是想回家，在家里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神经也会比较放松。回家后胃口出奇地好。很长一段时间烟酒未沾。

那以后身体的疲惫状态又持续了一个月。事故发生后请了一个星期假，一星期后开始上班，但身体一直使不上劲。呼吸仍然有些困难，不能集中精神工作。做的是销售，需要像现在这样不停地说。问题是如果不停地说话，就得大口大口地喘气。要是再上楼什么的，就更困难了，中途必须休息几次。这样一来，就不能继续做销售工作了。

如果公司能适当让我休息一下也好，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体会到我这种心情。朝九晚五不用说，还要加班加点。虽然我如此辛苦而周围人却用一种打听趣事的态度看我，甚至觉得我滑稽可笑。即使去找老主顾，对方也总是问：“山崎，听说你遭遇沙林毒气事件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很难说出口的时候就搔搔头应付几句：“呃，这个，实际上……”这样会更好些吧。而且能那样说也证明自己还活着，因此我不过多考虑。但不被周围人理解是最痛苦的。不过，我跳槽与沙林毒气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另有其他原因。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一做剧烈运动就很累。若是以前，滑板滑雪都能连续滑两个小时，现在最多只能滑一个半小时了。最难受的还是打篮球。虽然还在俱乐部里打，但已经是很吃力了。

从医院回家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准备了简易氧气瓶，以便呼吸困难时使用。就是东京棒球场上棒球选手常用的那种。有杀虫剂瓶子那么大，喷嘴式的。让女朋友去“LOPT”买了几个回来，很管用。多亏了它们，过得还算舒服。放在床上，感觉不好受时就吸几口，去公司时就放一个在包里。大约过了两个月这样的生活。

遭遇沙林毒气事件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件事让我和女朋友学会了彼此理解对方的感受。以前总是吵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感受。有时我也想她到底是怎么看我的呢？出事那天，当看到她哭着飞奔到医院时，我真的吃了一惊。她抹着鼻涕哽咽地说：“还以为你真的死了呢！”那时上司就坐在旁边，她在上司面前一直握着我的手没有松开。之后每天来医院照顾我。出院回家时，也跟我在一起。之前在公司时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保密的。在大家面前，总是装作不认识。即使那样，她还是在上司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笑）。结果就全部暴露了。不过上司在那之前就好像多少察觉到我俩的关系了。

在京都上洛南高中时，我和井上嘉浩其实是同学来着。虽然不在同一班，但是同一个年级的。洛南作为基督教会学校在京都还是很有名的。我曾和他坐同一巴士上学，从阪急线的大宫站坐到学校。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但因为总坐同一班车，关系也就自然而然拉近些。井上不跟我同班，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与井上班的同学认识，所以大家经常一起上学。但亲密交谈一次也没有过。

——但记得很清楚？

记得很清楚。非常清楚。最初的印象是这家伙很内向沉闷。觉得他“别扭”、“滑头”。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家伙。所以没怎么说过话。一般来说，人这种动物在稍微获得一些信息后，便能辨明是否同对方合得来。稍微听他几句话，就马上意识到和这家伙完全合不来。即便只在旁边听他和同学交谈时的反应或说话方式而不直接交谈也清楚自己同他合不来。二年级时我转到东京一所学校，之后听其他的朋友们说，他在高中教室里打坐冥想。这些我没有亲眼看到。

怎么说呢，我是属于朋友比较多的那种。特别喜欢摩托，大家经常一起骑摩托车出去玩什么的。我们都非常喜欢到外面去，但井上从不参加。

沙林毒气事件之后，电视新闻上开始报道奥姆教犯罪嫌疑人。这时，我才知道干部里有井上。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他就觉得这家伙在哪儿见到过，那是事件发生后两个星期的事了，我立刻打电话给洛南时代的朋友。现在我也有很多洛南时代的朋友。“莫非那个家伙就是上高中时的井上？”“啊，嗯，正是那家伙。”所以“母校洛南高中”出现之前我就知道了。

非常气愤，真的是非常非常气愤。这与高中时代的不快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另外一回事。已经只有愤怒了。我中途转学，虽然没从那里毕业，但还是对那所高中有很深的引以为荣的感情。总觉得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不会做出这样过分的事情。得知事情真相后很受打击，也很失望。

不过，听说井上最近要与松本智津夫对决，我很期待。现在只要与他有关的报道，我都不会错过。真想好好看看他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看那家伙的诚意到底在哪里！

“一个中年男子在月台上边走边说‘沙林、沙林’。”

牧田晃一郎（当时三十四岁）

牧田君从事图像制作工作。由于学生时代搞过乐队，本来想做音乐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渐渐往视觉上面转移。八八年到九四年自己办公司独立做事，可惜经济变得不景气，如今在公司上班，负责电子游戏软件的图像部门。

我为这本书做的采访一般人只一次——不追加采访——但也有少数例外，牧田君即是其一。一是因为录音机效果不好，第一次采访未能完整录下；二是因为过一段时间后有点后悔，后悔没能问得更深入一些。收录机效果不好，也许类似一种征兆。这样，就长时间采访了两次。

牧田不是主动谈个人情况那一类型的人——倒也算不上寡言少语——如果问，自会给予回答。但多数情况下决不至于多谈。而我也不是刨根问底那一类型。若是沙林事件的具体情况倒也罢了，至于家庭的复杂内情，有的是不大容易当面直问的。但事后想来，觉得有的事还是不必过于回避的。

由于对方个人原因，采访的内容有很多不能作为文章写在这里。尽管如此，见两次也是值得的。

我上班利用日比谷线。车非常拥挤。特别是日比谷线乘客转车较多的北千住站，因为一直在施工，月台一下子狭窄了很多，非常危险。即便有人死了，可能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那种环境，有谁使劲一挤，就很容易掉下去。

到底有多拥挤呢，记得有一次，我从车门上车的时候，带的包不小心被挤进车内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本来抓得死死的，生怕被挤掉，可再不放手恐怕手臂就得折了，只好放了手。包就那样没了踪影。当时很不安，不知道它被挤到哪里去了，估计再也碰不上了（笑）。最后等车厢空了，总算又拿了回来。

现在还好，冷气基本开着。过去是那种给人心理安慰似的“地道冷气”，夏天很难熬，闷热无比，喘不过气来。

在秋叶原有小部分人下车，稍感呼吸顺畅一些。到了小传马町站，不用人挤人地站着了。到了茅场町站，如果幸运，还可能找到座位。过了银座，就可以悠闲地看杂志了。

我和妻子五年前结的婚，现在有个女儿，四岁了。

房子是出租房。我从小就和家人住在那里，当时和父母、弟弟一起生活。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相继去世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我和自己的小家庭继续生活在那里。像是继承家产吧。

那里是住宅区，所以生活上没有什么不方便，只是空间上稍微有点狭窄。房间有两个，每个六张榻榻米大小，还有一间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厨房。房子的年头挺长的，从建成到现在都快三十年了。现在房价也算便宜，但以前比现在还便宜很多。泡沫经济之后，房地产商以整修为托辞，不断地长租金，现在每两年就涨一次。

本来我想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大学时代组建过乐团，毕业后三年时间里也曾组建过一个乐团。是重技术性的小型乐团。现在虽然也还想做这方面的事，无奈房子太窄，不太可能了。家里连最起码的放乐器的地方都腾不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大学毕业当了上班族。可能是没有社会经验吧，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虽然讨厌公司生活，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也没办法。进的是一家电脑软件公司。我是文科出身，不过在高中学过程序设计，在乐团时也做过电子合成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定基础吧。于是就以SE（系统软件工程师）身份进了公司。

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不是很容易。工作非常忙。几乎没有什么假期，还要加班、熬通宵，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也得上班。就像工厂里的批量生产管理一样，不能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让我感到很无奈，最终坚持了一年半，后来辞职了。

之后一段时间去过音像公司，但没几年公司就倒闭了。最后干脆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原本没有成立公司的打算，但税务上需要公司法人，于是注册了一个。人多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后来不景气了，工作量不断减少，最后一年只剩我一个人。

三月二十日是星期一吧，说实话，通常星期六星期天我会好好睡一觉，有时睡得时间完全颠倒过来。就是说，星期五晚上很晚才睡，一直睡到星期六下午四五点钟。星期天的早上再开始睡，睡到傍晚起床，之后通宵不睡觉去公司。最近工作量减少一些，但像这种情况一个月仍有两三次。

一星期睡眠时间一直是五个小时，为了补回来，星期六白天就睡觉。一直睡到傍晚。工作确实很忙。平时即便没有加班也要到六点半，之后的时间算加班时间。如果把休息日出勤的时间也算在一起的话，多的时候，加班时间超过一百个小时。有人最多加到三百个小时。职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能打拼。因此，周末如果不能好好休息根本不行。

当时也是星期天晚上没睡觉，第二天直接去了公司。睡也睡不着，正好和上司也说好了，就早点去了公司。

在北千住站等车的时候，来了几列车都让过去了，大约十五分后上了一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可以错过高峰期，便于在车上找座位。不过一般即便坐着，也几乎和站着的人脸贴脸，坐着也丝毫没有舒服感。那天同样挤得不得了。星期一通常要比往常拥挤得多。

我总是从前数第四节车厢最后一个门上车。时间也是固定的，所以周围基本上都是面熟的人。不过那天坐车时间跟平常不一样，周围的人都很眼生。记得很清楚，有一种和往常不一样的感觉。

到筑地之前完全没有可坐的地方，这种情况有点少见。一般在茅场町附近就能坐下的……。

到筑地后终于找到了座位，这时车内广播响了：“有一人倒下了，需要紧急抢救，要在本站停留片刻。”我就那样坐在原处等着，没有动弹。一会儿广播又响起了，内容变成：“有三个人倒下了。”间隔也就是一两分钟。

我坐的是前数第四节车厢，透过窗口看到月台前已如人墙一般。那应该就是出现意外、被放了沙林毒气袋的车吧。发生什么事了？这样想着从门口探出头来想看个究竟，结果没弄明白。

这时从那边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边走边说“沙林！沙林！”

——有人说“沙林”，那个阶段？

是的，确实在说“沙林”。怎么说呢，听起来倒像醉汉在胡言乱语。

听了喊声，附近几个人站了起来。但好像都没感到慌张，更没有要逃跑的意思。

不大一会儿，广播又响了：“发生了毒气事件，地下非常危险，请上到地面避难。”乘客这才都站了起来，走下电车。没有发生混乱什么的。虽然脚步稍微有点急，但还是和平常一样向外走去。人群中也没发生挤塞现象。只不过有人拿手帕捂在嘴上，有人咳嗽，如此程度而已。

下了电车，感觉站内有风从后面吹来。我心里想：事件好像发生在前面，这里正好是上风向，太好了。避难处也是在上风向，是车后方的检票口。这时间我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就像被牙医打了麻醉，麻醉效果渗入到喉咙一样。说实话很害怕，有会不会就这样被毒气毒死的恐惧感。如果真是沙林的话，问题就大了。大凡看过松本沙林毒气事件的人都知道，一旦吸入沙林就会死的。

我出了检票口，爬阶梯走到外面。到了外面想抽支烟。但还没等把烟放到嘴边，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啊？难道我也吸入毒气了！不管怎么说，得先跟公司联系一下。出了站有两个电话亭，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不得不等十五或二十分钟。终于轮到了，那会儿还没到公司上班时间，便对接电话的女同事说：“我被卷入了恐怖事件，可能要迟到一会儿。”

打完电话，环顾一下周围，看到一边有很多人蹲在地上，大概有几十个人的样子。其中有些人是被从站内抬出来的，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打电话之前，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那儿，十来分钟工夫，周围就变得混乱起来。不过还没有达到电视上播放的混乱场面那个程度。

有个刑警模样的人不断地大声问：“有人看到放毒气的犯人没有？”之后不久救护车赶了过来。

开始的时候没有封锁地铁的入口，进去的人还相当多，让人担心。不过记忆中好像不一会儿就有站务员过来把入口封上了。

我感觉自己也吸进了毒气，特别在意。心想，就这样离开这里呢还是去检查一下好？要是就这样绕路坐别的车去公司，万一中途倒下就不好办了。

这个那个想了很多，不过与那些被抬出来的人相比，我自己还能走得很稳当，应该不要紧吧。因此当救助队的人过来让身体不舒服的人上救护车时，我也没上，觉得没问题。

步行到新富町，在那里换乘有乐町线去公司。到了公司，因为刚才与总务联系过，他就问我：“不要紧吗？”我把情况大致说明一番后，他说好像是沙林，还是早点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医院就在附近，就去那里检查吧。实际上我赶到新富町时就觉得周围暗了。但那个时候还以为是外面太亮有点晃眼的原因，后来才明白是沙林原因。嗓子的不适感倒是基本消失了，烟也能吸了，不过还是想去检查一下才放心。

到了医院，医生说这里不能做沙林检查。那个医院的医生大概没看电视上的新闻，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间大概是十点半左右。看样子他们也没有做沙林检查方面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反复向我问了很多。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最后他们跟我说：“这个嘛，好像农药中毒的样子，重要的是多喝水，排出来就好了。”总之是没有大问题。我松了口气，没事就好。然后去服务台付钱。这时，一个护士走过来，她从电视上看到了沙林毒气事件，悄悄地跟我说：“这里治不了沙林中毒。我看了电视，说圣路加医院能进行正规治疗。那里有专门的药物，也能进行正规检查。你最好去问问警察。”

我又不安起来，来到医院前面的派出所，问警察能不能告诉我可以检查沙林的医院。那个警察好像认为我是重伤，立即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大概用了二十分钟吧。

因为听说是重伤，医院早就有三位医生等在那里了。实际上我只是轻伤，感觉有点过意不去。检查完，医生对我说：“没那么严重，要是今天没什么异常，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没打点滴，也没拿药。

然后立刻返回公司。瞳孔萎缩也不怎么严重了。至于后来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痊愈的，我都不记得了。

事件发生后，警察好像怀疑过我是犯人。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或者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时间我记不大清了，两个刑警来到我家，以询问事情发生经过的形式调查取证。其中一个警察刚看到我就问：“你一直是这个发型吗？”当天问话基本结束时，警察给我看了两张画像，问我：“事发当天你见过这两个人吗？”原来，其中一张很像我。我说：“没有，没看见。”我强烈感觉自己被怀疑了。听警察说，犯人本身也很可能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过了两三个星期，还是星期六，我刚从外面回到家，电话就响了。“是牧田吗？”“嗯，是我。”“我是警察，现在到家了吧？”内容大致是因为要作记录要我去警察署一趟。我就想难道自己被监视了或者被跟踪了？那时还没断定是奥姆教的人干的。过去在松本事件中也出现过冤案例子，所以很紧张。

当时与其说对奥姆教团很愤慨，不如说感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对于那些盲目信从这种宗教的人有强烈的厌恶感。尤其是那些积极扩大这个组织的人，他们简直是无药可救了。

我念大学时，刚念三年，父母和弟弟就相继去世。父亲以前经常住院，去世时倒不觉得怎么惊讶，反正平常他就不注意身体。但母亲不是这样的，说是得了肺心症，就住院了。结果两三天就去世了，也没有做手术。觉得非常不甘心。死，是谁也不能预料到的事情。我总以为母亲只不过是哮喘罢了。

之后弟弟出了事故。先不说父母，弟弟去世时我就想：唉，这下无论是谁在哪里死了都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坦率地说，觉得一个人活下去一点意思都没有。毕竟三年内每年都有一个亲人死去，说不定下一年就轮到自己。

那个时候，是啊，天天蒙头大睡，睡十二个小时不止。睡得时间长，慢慢就睡得浅了，而且经常做梦。不过睡好了醒来，觉得特别有精神。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变得很能睡了。

我对周围人都说我是独生子，这绝不是有意隐瞒身份。因为要细说起来话就长了，而且一旦开始那样的话题，气氛大都会变得很压抑的。

在那种情况下，在我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曾有人劝我参加什么新兴宗教。来的人好像是负责招收的，说：“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不幸，难道不想来这里改变一下命运吗？让自己心灵有个寄托也好嘛”等等。听到这些话，我很不高兴。我对宗教所以怀有一种排斥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还是要让他们承担责任。如果想重新做人，让他们重新做人就是了。”

吉秋满（当时五十四岁）

到吉秋先生府上访问是在九六年八月十五日停战纪念日那天。下午热得难以置信，东京气温创纪录三十八度。埼玉县鷲宫距东京有相当远的路程（说实话，是这一系列采访中路程最远的），所以打了提前量，稍微提前到了车站，准备在那里消磨时间，没想到站前连咖啡馆的影子都没有。于是在烈日炎天下的站前走来走去想找个能坐的地方。这时间里脑袋渐渐晕了起来。尽管这样，据吉秋先生介绍，这一带比他刚搬来时热闹多了。

不过空气非常清新，光照也够灿烂，云一清二楚。这样的风景很有些让人怀念，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想了好一阵子，忽然想起来了：对了，这是五十年代后半期的日本风景！风的感触、夏日的光照、草的气味，都很像我小时候经历的。这么说或许言过其实，简直像时光倒流了似的。

“这里通勤是不方便，可的确是好地方”——我很理解这么说的吉秋先生的心情。不到这里来，是产生不了远离都市的感觉的。不过的确如其所说，通勤不便。

吉秋先生五十五六岁，到底喜欢打网球，一看就知他十分健康，体形无可挑剔，举止雷厉风行。言谈中可以感觉出他是在尽情享受郊外生活的乐趣。采访时太太在座，给人以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印象。除了网球，还爱好滑雪和玩电脑。

假如不遭遇地铁沙林事件，想必正在欢度风平浪静的家庭生活。但读了就可知道，吉秋先生在事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苦于严重症状，至今都在为后遗症困扰。尽管如此，他本人仍尽可能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面对面谈了两个多小时，话语总是那么积极。

我们是在昭和四十七年(1)结婚后搬到这里的。之前，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东京的浅草桥，过去叫向柳原，是个十足的商业手工业者居住区。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本来在山口县干活，关东大地震前去了东京。原本打算去京都当神社木匠的。他带着一套木匠行头从下关出发，途中遇见了一个去东京的木匠，那个人说东京有发展，父亲就改主意来了东京（笑）。很没主见吧。

不久，父亲有了自己的店铺，开始雇人来做。因为时机赶得好，慢慢地连盖大楼的活儿都能接了。但在我考大学落榜复习期间，父亲突然去世了，当时我才十九。母亲呢，早在我两岁时就不在了。

父亲去世后，店里还有一堆没做完的活。怎么办呢？反正得收拾剩下的摊子，我就暂时继承了这份家业。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我就在这里干了五年。这期间，那些热心的伙计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最终还是没能好好发展下去。刚开始还行，后来公司的积蓄不断减少，有活可做，就是钱攒不下来。我想可能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当吧，于是决定从经营中抽身而退。把老主顾们全部交给伙计们后，自己处理了一下善后问题。

接下来，自然而然就要考虑我该做什么？现在再重新考大学很难，就先进了一所英语学校，之后去了一所会计学校。当时会计学校的老师说要推荐我去短期大学，问我去不去，就这样进了那所短大学习。

之后在税务事务所、电器公司、纸箱制作公司等工作过。在纸箱制作公司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转到现在的公司时我三十三岁。进的是日本包装公司，由妻子的哥哥介绍进来的。昭和二十八年刚刚创建时，仅仅是一千人左右的新公司，现在已经增至三千六百人左右了。最初专做运输本田摩托车的业务，后来慢慢开始接手各类运输和保管业务。

为什么选择住在这里呢？因为当时想买房子，城内都很贵，就到处找，找到这里。当时的空气很清新，比现在还要好很多。天空万里无云，那才叫漂亮啊！所以没多想就付了定金，搬到这里来。嗯，算是一时冲动买下的吧。三十六坪(2)，花了六百万日元。这在当时也非常便宜了，我也支付得起。每月还房贷两万五千日元左右，还期十五年。

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通勤的辛苦，很乐观地以为上班也就花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岳父家离浅草桥的JR站很近，等不了多长时间车就会来。但来这里以后，一小时内只有两班车，让我很是吃惊。这样一来，就必须配合电车时间行动了。

刚来的时候，离卖东西的地方有三公里路程，觉得很远。晚上青蛙叫声也很吵，叫个不停。周围全是芦苇，冬天一到，从赤城那边刮来的寒风发出“呜呜呜——”的响声。刚从城内搬过来那阵子心里很怕。不过最近“呜呜呜——”声好像少了，不知道是气候变暖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早上到北千住站之前基本上能有座位，之后在久喜站换乘JR，那里有许多人下车，车内通常很空。我六点十分出门，坐六点二十八分从鹫宫站始发的电车，到公司大概八点十分，前后正好两个小时。五点起床，一般四点半就醒了。这个习惯已经两三年没变了。妻子也一同起来为我准备早饭。我总是正儿八经地在家吃早饭。

通勤到底够累人的。早上不早点起就很麻烦。星期日能睡到七点，虽然只比平时多睡了两个小时，身体却感觉非常轻松。所以总是想多睡，每天哪怕多睡一个小时也好。

事件发生在三月二十日，前一天我带两个女儿去福岛的高杖高原滑雪了。终归是上了年纪啊，一日游就累得够呛。妻子身体不好，动不动就累，加之当天往返，就没一起去。只我们三人一起去的。孩子们就是有活力啊，一次接一次，不知疲倦地滑着。我很长时间没滑雪了，筋骨都变硬了，在上面坐了大约四十分钟，还是很开心的。很早就起床赶电车，九点半左右开始滑，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第二天体力就恢复了。滑的时候还有点吃力，第二天一早身体却没什么感觉了。照样五点起来，在家吃了早饭出门。像往常一样坐六点二十八分发的列车，不过由于馆林附近起了雾，进站时晚了四分钟。馆林在利根川一带，初春三四月份经常有雾。这样一来，列车就得低速行驶，所以晚了。

到达北千住时比预定时间晚了五分钟，致使北千住站非常混乱，比平常拥挤很多。于是我坐了比我平时线路晚了一点儿的日比谷线，记得大概是七点四十五左右从北千住发的车。平常是三十五分发车，有时候命运真的很有意思，让你捉摸不透，就好像我是因为今天起雾才遭遇的沙林毒气事件。

和往常一样，我坐的还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从最后一个门前数第三个座位，那里是我的“专座”（笑）。过了秋叶原时，我开始觉着有点不对头。车厢突然嘈杂起来。正在纳闷，一股很强的气味扑鼻而来。最初以为是谁带的信纳水什么的流出来了。不过比信纳水刺鼻得多，和油漆使用的信纳水不太一样，有很强的刺激感，味道很冲。

就在这前后，周围人开始“咳咳”地咳嗽起来。不一会，听到不知从哪儿传来声音：“打开窗户！”接着电车的窗户就一个个都打开了。因为还是穿外套的季节，窗户都是关着的。但强烈的气味让眼睛受不了，大家就把窗户全打开了。车厢中间有个包裹，站起来的乘客大概是为了避开它都向后走去。我坐在中间偏后的座位上，正好是下风向。

到达小传马町站一打开电车门，就有很多人下了车。我仍坐在那里没动。记得坐在我周围的人也都没有站起来。因为好不容易坐下了，再特意换座位很麻烦。当然坐在包裹附近座位上的人都起来了，大概是去别的车厢了。

不知是谁把那个用报纸包的包裹踢到了小传马町的车站月台上。当时大家正在下车，车内很混乱，从我坐的地方什么也没看到。

——那时候您没考虑过换乘其他车？

考虑过。忽然心想可能还是下车好。不过考虑当中，在车站等车的人都从开着的车门挤了进来。其中有位女士，为了抢坐空位，跨过车厢地板上的一摊水时，轻轻一跳，结果“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她有点害羞地笑笑爬起来坐到了座位上。是个胖乎乎的人。我也很傻，就一直盯着看整个过程，心想：“啊，摔倒了！”等我突然意识到要下车时，门已经关上了（笑）。如果不这样从头看到尾快点下车就好了。就因为贪看一个女人跌倒，把逃跑的机会错过了。

眼睛仍然很疼，鼻子也一直很难受。心想怎么这么难闻，这么让人不舒服。但即使那样也还是没动，继续坐在座位上。后来回过头想想，当时也觉得有点奇怪来着。但又想反正离筑地不远了，马上就到了，再忍耐一会吧。或者当时沙林毒气开始起作用，使得自己不能做出正确判断也未可知。

我一直盯着刚才那个水汪，猜想这是什么呀。在水汪上面发现一个塑料瓶脑袋样的东西。后来把这事跟警察说了，他们说不会有那种东西。但确实是看到了筒状东西。也可能是用来密封沙林剩下的塑料吧。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液体上面隆起来着。也曾以为是不是破碎的玻璃瓶什么的。

大概是头脑越来越不清醒了，完全不记得车什么时候到的站。迷迷糊糊时间里，听见旁边一个男的使劲按车上的紧急电铃。也不知到了哪儿，后来听说是八丁堀站。一到站，那人就按铃，但车还是照样往前开。是的，铃一直响，但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前行。

不久身体开始发麻，尤其是腰以下“嗖——”一下子全麻了，真是奇怪，全身的力气不知不觉好像全被抽走了。车终于到了筑地，我挣扎着站起来下了车。当时的感觉就是太奇怪了，太危险了！下了车，我夹着皮包拼命朝八丁堀检票口走。但是半路上感觉越来越难受，就在附近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应该是坐在了长椅上，不过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在医院里了。

听到有人喊“吉秋！”我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了医生和天花板。还以为是地铁车上，想这是电车天棚吧。听说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怎么拍我都没反应，衣服也脱不下来，是用剪刀剪开的。当时只有心脏还在跳，现在想起来真是千钧一发啊。

治疗记录上写着：九点二十七分被送入医院（日本医科大附属医院），输氧十分钟后苏醒过来。当时和我同时送进来的有近来去世的千叶先生，另外还有一位叫冈田的，一直昏迷，到最后也没醒过来，就那样离开了。真的很可怜。

（吉秋夫人的话）

接到警察电话后，我立即奔去医院。在电视上知道发生了事件，丈夫的公司也打来电话说丈夫还没有到。当时就想“坏了！”不过也只能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消息。后来电视荧屏上出现了吉秋的名字，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

到医院已经十二点多了。丈夫几乎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身体上插满了各种管子，看到这些我惊呆了。丈夫在床上发出呻吟声，口说“冷，冷”，不过那已算不上语言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还是不能说得太长，一直通过笔谈来交流。可是字也写得很不成形，很难认出来，汉字也很难记起似的。

最初几个晚上我一直住在待命室。后来就每天从家里赶过来，冈田的家人也来了。一天有三次见面机会，其余时间就待在停车场下面的待命室里。那里有一部电话，每次响心里就咯噔一下：莫不是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了？天天提心吊胆。尤其第一天，和冈田的家人一起度过的那种坐立不安、心惊胆战的日子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到第六天可以洗澡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帮护士给丈夫洗澡时，看到丈夫的身体我大吃了一惊，已经皮包骨了，从后面看就像一个老人。我想如果把真相说出来，他本人一定受不了。所以当时什么也没说。本来全身都是肌肉，没怎么有赘肉的，不知什么原因使一身肌肉忽然间消瘦下去了。

短短六天内身体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时间我懵住了。屁股上的肉都无力地耷拉下来。以前一直打网球，腿也比一般人要粗，但当时已经完全没了形状，就像两根麻杆了。总之很吃惊。

头三天胃里一直插着一根管子。因为嗓子如果被痰堵住，胃容易发生痉挛，胃一痉挛，胃液就会蹿上来，插个管子以防万一吧。那种感觉不好受啊，稍一动就很痛苦。后来听说，起始每隔十分钟就得叫护士一次。虽然最后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每次都是处在生死边缘。当时我的体内乙酰胆碱酯酶值只有五十九。正常人应该是五百，简直天壤之别。

拿掉管子后，终于能从床上起来了。第四天，从太阳穴到后脑勺开始痛起来。那种头痛一直持续到现在。身体麻痹也成了后遗症。当然比当时好多了，不过还是总觉得身体沉沉的。眼睛也很累，眼睛不是圆的，是三角形的。连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脸有点奇怪”。将近一年过去了，直到最近我才感觉眼睛终于恢复正常了。不过事发之前配的眼镜完全派不上用场了，换了三次眼镜。

住院后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总是做梦。梦的内容要么很美好，要么很恐怖。美好的梦往往一闭眼就有云絮飘来，起初是白色，然后慢慢变成粉色、黄色、蓝色。云层渐渐散开后，对面呈现出一个天然色的世界。自己乘坐什么穿过密林，一溜烟来到岛上或海上。上面开满了热带花，还有热带鸟类，颜色非常漂亮。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吧。当时就想所谓的LSD幻觉可能就是这样的吧。而且通常自己一边做梦，一边还能意识到这是幻觉这是幻觉。

至于噩梦，就是梦见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拉扯着，也梦见过地铁电车停在眼前。结果感觉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给后面的人推搡着，让人非常反感。于是下意识地抬起手驱赶，接着就一下子消失了。

还有其他类似情况，梦见有人在背后叫我。心里有点发毛。这次也是一样，用手使劲一挥就消失了。于是我得出结论：只要这只右手还在就没问题。不管做多么可怕的梦，只要有右手就会消失。

——您打网球，所以右手一定很有力气吧？

应该是吧。不过那只右手在梦中不是很听使唤，总是用不上劲。想要举起却老举不起来，不过最后还是成功了。只要一出右手，就什么都消失了。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知道了破解噩梦的方法。

不过还是很长一段时间都睡得不安稳。一会儿发现天花板变成红色，一会儿发觉自己的身体变成红色。这时总会按铃叫护士过来，问道：“快看，天花板变得好红，怎么回事啊？”大概三天之后吧，就不再按铃了。

一星期之后，终于从急救室移到了普通病房。那些奇怪的梦也一下子全消失了，有点不可思议。

五月份连休后我开始回公司上班。虽然自己感觉已经好了许多，但还是有很多地方很奇怪。不过好在判断力完全恢复正常了。公司方面好像原本也很担心这个问题，让我做了很多判断“测试”，看我都能做出很好的反应，这才放下心来。我也松了口气。因为当时自己也很担心万一大脑出现问题可怎么办才好。

不过记忆力还是不行，很多事情想起来都得花一些时间。比如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却怎么也说不出来，集中精力想三十秒到一分钟倒是也能说出来。可能是大脑哪个地方线路受到损害的原因吧。感觉就像是要绕远路才行得通似的，转来转去，多花很长时间。但东西绝没有忘掉，还是在脑袋里的。

相反，判断力却快得出奇，从来没有过的迅速。原本我的性格是比较优柔寡断的那种，可是最近越来越雷厉风行，不再像以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了。我也说不清是因为想法改变了呢，还是自己本身的那种焦虑消失了的缘故。反正就是干脆利落。公司的人也常说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不过因此性子可能也变得有点急了吧，一听到多余的话，就不耐烦了，“那个我明白，你先说结论吧”之类的话就会脱口而出。

决断力变快当然是好事。只是记忆力和注意力有一段时间变得相当低。虽然能集中精力，但都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就像过一定时间电池就会没电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都变得忍无可忍了。虽然想再多坚持一会儿，但就是没用。头也开始疼起来，毫无办法。

是的，像现在这样说话没有问题。不过要整理一下琐碎文件什么的，就觉得非常累。看文章也看不明白，完全进不到大脑里去。只是看表面上的文字，根本不理解其中的意思，感觉就像是把思考的能量全部用光了一样。

当时还想这“一段时间”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呢？现在好了，记忆力恢复了，持续力也有了，算是幸运吧。

走路也很吃力，总是踉踉跄跄的。要想直走，得下一番功夫。平时总像喝得酩酊大醉一样，本想直走，脚却不听使唤，飘忽忽的。直到现在还这样。开车时间也不能太长，容易累。出院之后为了做康复训练出去兜风，往往每隔三十分钟就得休息一次。再开，再休息，这样周而复始。兜风时间久了，回家后就全身瘫软，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把这事跟曾照顾过我的护士说了说，被她狠狠训了一顿：“以后不准再做那样的傻事！”

网球一直没有放弃，但握力还是弱了不少，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很容易产生疲劳感。上午玩，下午就甭想再玩了。妻子也说我不如以前有耐力了。与其说是少了耐力，莫如说是很容易疲劳的缘故。那种疲劳不是缓缓出现的，而是一下子涌上来。一瞬间就上来了，实在吃不消。

（夫人的话）

最近发生变化的主要是眼睛，不过他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直到前不久，我们从正面看到的目光还跟他现在的不太一样。焦点模糊，眼睛比现在小得多，说是在看人，实际上跟没看一样。说是看这边，但好像一直盯着远方似的。恐怕他本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些变化。现在是恢复正常了。今年初那阵子，还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呢。总是睁着迷离的眼睛。

要说在家里的变化，那就是沉默的时间多了吧。身体一不舒服，就一言不发。当然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但两者完全不同。现在，除了“早上好”、“我回来了”之类的简单寒暄，其他的就什么也不说了。

他的身体状况到底有多严重，身体发麻头痛还有耳鸣这些症状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即便他跟我们说，实际的痛苦我们也是无法体会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最近身体难受的时候，他终于开始呻吟了，我也得以真切地明白了那种痛苦。

坦率地说，他自己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时，家里仿佛一下子就暗了下来，孩子们也很担心。不过最近他本人好像也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刻意努力，像是想振作起来。我是这么感觉的。

真的很烦。什么也不想说，就想睡觉。哪怕睡一小会儿，也觉得舒服不少。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做了PTSD治疗。还拿了药吃。吃了药就觉得眼睛很舒服，不过麻木的感觉反而更强了。大概是副作用的原因吧。之后就把药停了，接受自然疗法。

去年坐地铁时，有几次意识突然模糊起来，还伴随呼吸困难。心想坏了，这样可不行，就使劲用手抵着肚子，大口喘气，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今年没再发生这种事情。坐地铁也是没办法的事，不坐就去不了公司嘛。不过害怕也好，痛苦也罢，都没什么了。多少有点那种情绪也是正常的。但再也没坐过第三节车厢。

到六十岁就该退休了，退休后想做个志愿者什么的，最好是能用到英语的。还想去尽情滑滑雪、打打网球和高尔夫。还想再研究研究电脑。运用专为经理人员开发的软件，做培养人那样的工作。此外，还打算学习书法，也想和妻子两个人去各地旅行。总之想做的事很多。很贪心是吧？（笑）

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好好活着。自己就这样生了下来，然后死去。一旦死了就什么都结束了。死了，人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不过“责任”跟奥姆教那些人讲得通吗？他们能理解受害者的感受吗？

不过还是希望他们能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有所觉悟，哪怕一点点也好。我殷切地祈愿这样。还是要让他们承担责任。如果想重新做人，让他们重新做人就是了。不说“去死吧”之类的话。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机会改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也是最基本的。

“我也是理科出身，也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做自己正做的事。”

片山博视（当时四十岁）

灰西装、白衬衣、暗绿色短大衣、中规中矩的领带，干净利落，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性信息。若用一句话概括第一印象，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理科”职员。虽说是理科，但他全然没有“扣死理”那种职业性冷漠。

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不胖不瘦，气色也好。举止稳重，透露出健康的自信。说话条理清晰，一气呵成——却又不饶舌——听他说了一小时，整体感觉是个值得信赖的正直人士。好市民、工作认真的研究者、懂得关心人的家庭成员——想必可以这样断定。一家五口，太太，三个女儿。估计在附近别人家太太中间也有人缘，这倒只是我随意的想像。

“有个人读了《杂鱼探秘》，由此开始了鱼的研究”——高中时代听得老师这么说，就对鱼产生了兴趣，结果考进东京水产大学。人生的流程真可谓不可思议。自那以来就一直和鱼相伴。在大学里学的是水产品加工专业，毕业后进入大型水产品公司，在研究所研究水产品和畜肉开发。现已离开研究部门，担任生产部的科长。即从以鱼为对象的专业部门转到以人为对象的管理部门。

水产品方面的公司到底大多集中在鱼市所在的筑地，片山先生也在那里上班，途中遭遇了沙林。

我每天差不多早上七点出门，坐七点二十五分从三鹰始发的东西线去公司。因为是始发站，很轻松就能找到座位。到公司大约是八点二十分。上班时间是九点，一般会有四十分钟的空闲。这时间整理整理资料文件，或者实际开始工作。而且这一时间向上面的人汇报什么或提前商量事情都比较方便。所以觉得终归还是早点好。一到上班时间，他们要开会什么的，就不好找了。

离开公司的时间没有准点，晚的时候要到夜里十点左右。平均算起来，大概八点左右吧。偶尔也有晚于十点的时候。不过还是想十点之前能回去最好，过了十点就看不到孩子们了。

搬到小金井是事发之前五个月的事。此前一直住在高圆寺一带公司的房子，在这里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搬了过来。那段时间，最小的孩子刚出生，又要搬家，还有个孩子要参加中考，怎么说呢，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的。

以前就很喜欢小金井这个地方。小区环境也不错。妻子的老家在立川，她的弟弟正好那个时候也在小金井买了房子。这样一来，什么都挺便利的。独家独院的公司房子住起来很舒心，只是建筑有点老，存在一些问题。本来以我们的工资是买不到满意房子的，但当时恰好有好消息：泡沫经济危机过去了，价格也降下来了，利息也下降了。我也是快四十的人了，再没有自己的房子也说不过去。于是就在小金井把房买了。结果现在的价格比当时还便宜。

一般来说，星期一的八点半开始是会议时间，不过那天还沉浸在连休的氛围中，就没开会。记得当时好像有几个人请了假。我没打算休息，因为接下来是三月决算期，这个那个很忙，不敢奢望什么休息时间。所以和往常同一时间去公司。那天上班的打扮跟今天基本一样，同样的风衣，同样的西装，同样的提包。大家也都穿得和这差不多。事件发生之后，因为沾了沙林，有人劝我还是扔了吧。也有人说没什么，不扔也不要紧，就一直穿到现在。不过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全部拿到洗衣店里洗了洗。风衣和提包当时也刚买不久。就这样一直穿着，也没什么不适。

东西线一如往常坐着，在茅场町换乘日比谷线，依次经过茅场町、八丁堀、筑地站。这一段非常挤。尤其是从东西线下来换车后就更挤了。东西线最前面离换乘口最近，但挤上去的是日比谷线最后一节车厢。车站的交汇处呈L形排列，所以这里就成了最拥挤的检票口。

我尽量不坐日比谷线最后面的车厢，而到月台前面等车。因为后面总是挤得满满的，有时甚至挤得上不去。而且我的目的地筑地站正好在车前进方向的最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尽量坐前面车厢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样就形成了尽量步行到站台前面在适当地方上车的习惯。如果有时间，就走到最前面去，否则就找个合适地方上车。看时机决定上车的具体位置。电车越往前越空。上班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因此大致能把握住电车在哪里停。是的，一般都坐车的正中间位置。

那天车来得稍微有点晚，我好像比往常更向前走了一段。上车位置挺靠前的。电车和平时一样很挤，或者比平时更挤些。我本来以为假期应该空些，没想到不但不空，反而还那么挤。记不清我坐的是哪节车厢了，后来仔细想想，应该是从前面数第四节吧。

坐车当中，说起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咳嗽的人很多。我当时也在咳嗽。以为大概感冒了，所以喉咙不舒服。不过不只我一个人，周围人都在咳嗽。就觉得有点奇怪，哦，莫非大家都感冒了？呼吸也很困难。还好，我在筑地下车，不是很远。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早些上到外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一到站我就赶紧下车，匆匆忙忙朝出口走去。经过第二节车厢时，突然看到车内有一个人，站台也有一两个人瘫倒在地。看样子都是乘客。

那不是普通倒法，伴随着轻微的痉挛。也不是平常躺法，两只手完全伸开，一下子仰面躺在地上，身子不断痉挛。当时就觉得这真是太惨了。其他乘客有的已开始照顾倒地的人。我自己也很难受，没心情停下来看这些。只是迅速瞥了一眼，就离开了。呼吸便是吃力到这个地步。

旁观这一场景的乘客也相当不少。他们有的询问事情的缘由，有的去叫站务员。正好那时一位站务员跑了过来。我和这位站务员在站台擦肩而过。

出了筑地站，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感觉舒畅多了。然后直接去了公司。一进办公室，就觉得光线好暗。记得我当时为了确认电灯有没有开还特意看了看天花板，感觉光线总体不足。但其他人都说不暗呀，我有点困惑。有个人说头有点痛，不过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一来二去，开始有直升飞机“嗡嗡”在窗外盘旋。我们的办公楼很高，窗户对着银座，就看到飞机直接降落下去。后来到公司的人说地铁里很奇怪。于是打开了电视。但是当时电视上还没有任何报道，也没有新信息进来。反正电视就那样一直开着。

公司还没怎么来人，这也有点奇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平时这个时间，大家已经陆陆续续到公司了。今天不知为什么，几乎都没来。不一会儿，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内容都是要迟些到公司。接近九点，八点五十左右吧，电视上开始报道有关地铁事件的消息。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想这可不得了！

总务部的庶务课经调查发现，除了我还有几位受害同事，于是公司决定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好像一共是六七个人吧，确切数字我忘了。我们六七个人，分乘两辆公司的车去了昭和医大医院。当时我还没觉出自己身体有什么异常。眼睛不痛，咳嗽也停了，只是觉得周围有点暗罢了。

一到医院就打了点滴。医院的人也知道了沙林毒气事件，不断有关于沙林症状及其应急处理的传真发来。“是这种症状”、“那么请这样处理”等传真在医院里不断传送。当时我被告知患的是一种瞳孔缩小的“缩瞳”症状。做了血液、尿液和视力检查。然后六七个人躺在同一个房间里打了两个小时点滴。

症状严重的人留下来，我没什么大碍就回公司了。不过留下的人也没住院，到了晚上就回去了。回到公司后上司对我说：“今天早点回家吧。”想想也是，在公司反而会给周围人添麻烦，于是临傍晚时就回家了。

最初症状很轻，本想很快就会好的吧，不料竟然拖了一个星期左右，感觉很不爽。瞳孔还好，就是头一直很疼。原以为好好休息一下就会好的，却没那么简单。

对制造沙林毒气事件这种行为，我当然感到愤怒。但要说错在哪里，是不是只追究本人的责任就可以？这方面有的地方我不很理解。我们上高中时处于后“学园纷争”或者信奉“三无主义”时期，大家都过得很扫兴。一群既不热衷体育运动，又没加入任何社团的人聚在一起，随便做喜欢的事情。但这样下去，一旦发生了什么就没有精神寄托。人是很脆弱的，不管怎样都需要有点寄托。那种时候，有人给出明确答案是很开心的。

在公司遇到了难以定夺的事时，若上级说“这样做吧”，自己就会松一口气。因为即便出了什么事也是上级的责任，自己可以逃脱责任。尤其像我这一代，恐怕更有着那种时代特征。所以也并非不明白那些信徒被人完全从思想上控制的感觉。

我也是理科出身，奥姆教里也有理科出身的精英。以我自己为例，也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做自己正做的事……。还经常有这样的心情：自己的研究可能被当做武器利用，或者另对现在所做的事情穷根究底。在这个意义上，要讲综合判断能力，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有点差。不过即使不能判断是好是坏，人们还是想先追问个所以然，例如“想这样试试”啦，“这样做结果会怎样”啦，“这样做个实验看看”啦等等，一路穷追猛打，我很理解这种心情。

我们使用东西，和东西打交道，有道理的地方自然明白，但要对道理讲不通的部分做出判断，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公司里也一样，若不是研究性职位，而是像现在这样的管理性职位的话，如何同别人相处，就有很多地方越想越不清楚。这种时候，就只能听取周围人意见综合考虑了。

“我就和那个人说‘好难闻啊，到小传马町把它踢下去吧’。”

松本利男（当时四十四岁）

通过这一系列采访见了不少人，听他们说话当中逐渐把握了几种类型，而松本先生在感觉上哪一类型都套不上。这决不是说他“人有些怪”，只是觉得他有的地方不好捉摸，说自成一格也好，反正举止和应答上有一种飘飘忽忽的东西。较之采取同社会、同组织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思维方法和人生方式，更好像是拥有一个与之略有不同的自然而又个性化的世界。不知是否由于这个缘故，尽管四十都已快过半，但总有一种乐天派青年人的意味。

如果不被卷进地铁沙林事件，想必他仍一如既往地继续那种悠然自得的、优雅的独身生活。和附近同伴一起打高尔夫、喝酒消遣。然而由于那一事件造成的严重后遗症，松本先生的生活状态完全为之一变。“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他最为痛苦的事。或者准确说来，对这样的改变，较之悲愤，他更多感到的是困惑。

在自动控制器械零部件经销公司工作，负责营业。在大学学的是电气。本来想当数学老师，但由于种种原因进了现在这家公司。如此说来，交谈当中蓦然心想，同营业相比，此人可能更适合当老师。个子高，体格也好。

原来一直在新潟地区的营业所工作，大约十年前开始在东京的公司总部工作。那时在松原住宅小区租了公寓。是两套间普通公寓，两个房间分别有四张半和六张榻榻米大小。找到上野一家不动产：“在这个预算之内，哪儿有比较合适的？”给我的答复是：“松原住宅小区一带有。”于是去了那里，就这么简单。房子各方面条件都还行。不过公司在五反田，上起班来，觉得有点远了。路上大概得一个半小时。原本我是打算找换车什么的都能比较方便的地方，但没办法，谁叫我什么也没想就决定呢。

工作内容是销售，像加班什么的几乎没有。以前加班，现在基本不用了，都交给了年轻人。一般到了六点半就回去。呃，我们这个行业虽说是销售，但没那么多应酬。都是专门的特殊工业零件，一般人看不懂，顾客都是固定的。

我的兴趣是打高尔夫。一般一个月打一两次，和周围邻居们一起。大家都是在松原住宅区的小酒馆里认识的。我相当能喝。说相当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能喝。很少在东京喝完再回来，大都是回到松原住宅小区在附近喝。同伴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或者是比我大十岁十五岁左右的人。来这里之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夏天的时候二十来个人就聚在一起，来个高尔夫之旅。

我的高尔夫其实打得不怎么样，满打满算也就打个一百。不过高尔夫球是高消费呀，工具什么的我虽没怎么花钱，但即使这样，休息日去打一场也要五万。打完了再喝一杯，连这个也包括进去的话，一个月顶多打一次。

我出生在横滨，上大学之前一直住在那里。松原住宅小区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穷吧，不过住惯了也就有好感了。只是夏天一下雨，到处湿漉漉的让人有点头疼。我事前不知道这些才搬过来的。早知如此可能就不来了（笑）。不过现在再特意考虑搬到别处，也嫌麻烦，又要在那里找新朋友。想到这些，就觉得这里挺好的了。

一般七点十五分左右出门，七八分钟走到松原住宅小区的车站。在北千住换乘日比谷线，坐到人形町，再从那里换乘都营线到五反田。早上起来只洗洗脸，什么都不吃就出门，到了五反田，在车站上吃点乌冬面什么的。一般穿西装，拎着提包……给你看看包？和事发时拎的包一样。

——那就不客气了。相当有份量啊，总是这么装得满满的吗？

嗯，这个那个装得满满的。呃——这是电器方面的书，和工作有关的；这是普通书便携本。书都是在电车里看的，不过早上人多一般没法看。现在正在看的是《黑暗魔术师塔姆》，科幻或魔幻的。不过大多时候读的都是推理小说，像《红芜菁》系列之类。

这是一万日元假钞（笑）。实际上是通讯薄和计算器，喏！在小饭馆里拿出来用时，女孩儿很吃惊的，不过还挺受欢迎的。另外还有伞、彩票，这张是这次就要开奖的。这是药，这也是药。自从遭遇沙林毒气事件后，认识的人都很关心我，常劝我吃这些药，上面写有“广岛老年人俱乐部联合会推荐”。听说是用醋做的。有没有效？不太清楚，不知有效没有。

这是随身听，这是随身听的说明书。你问为什么带说明书？可能是觉得一旦有什么搞不懂的比较麻烦，带着让人放心吧。磁带嘛，装的都是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坐车听维也纳圆舞曲，最能让人心情放松。早上不听，要是从早上就开始听这样的曲子，大脑迷迷糊糊的就无法工作了（笑）。此外装着就是钢笔、记事本、票夹、手帕和纸巾什么的。

那天跟往常一样站在第三节车厢正中间的车门附近。开始闻到一股怪味儿是在秋叶原一带。到秋叶原站，乘客一般都会下来很多，对吧？他们下车后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看一眼脚下，发现有个袋子，用报纸包的，大约有这么大（用手比划了一下）。我想味道可能是从这里发出的，就打算踢到外面去。正打算踢得时候，乘客不断涌上车来，没踢成。没办法，就这样一直到了小传马町站。闻着像溶剂的味儿，心想可能是危险物品吧，里面的液体早把报纸浸透了。那个味和汽油打火机的味差不多，像Zippo什么的。所以觉得可能是爆炸物可燃物，着了火什么的就危险了，没想到是毒气。

周围的人呢，都说好难闻啊，七嘴八舌地。过了秋叶原味道就更浓烈了，我打算到小传马町站一脚踢去外面，但正好旁边一个人先踢出去了。就算他不踢的话，我也会踢。说起来，还没到小传马町时，我就和那个人说：“好难闻啊，到小传马町把它踢下去吧。”所以谁踢都不奇怪。他和我年纪差不多，个子比我矮点。看起来像是上班族，长什么样子现在记不清了。

车刚出小传马町，周围人就剧烈咳嗽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打开窗户！”车厢地板上有留下来的水汪。我吧嗒吧嗒重重踩了上去。说是吧嗒吧嗒踩，也不是我想踩的，车上很挤，车一晃动脚就跟着动，结果就踩了上去。呀，没踩着包裹，踩的只是液体。我本来想在小传马町转移到其他车厢的，但时间不够，只往后移了一个门。先跑上月台，移到后面车门。再往后面跑，时间就来不及了。

在人形町换都营线时，感觉周围暗了下来，我还纳闷是不是电车出了什么问题？但周围有人还在看报纸，于是又想可能只是自己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吧。从人形町到五反田共有九站路，一路上身体没有什么异常。只是觉得周围模模糊糊，黑沉沉的。

到了公司，总觉得嗓子有点不对劲儿，就去洗手间洗了洗眼睛，漱了漱口。嗓子么，是又涩又辣那种感觉。不过还没有咳嗽。没等我出现什么异常，公司其他人就渐渐不舒服起来。原来大家吸入了我衣服上沾的沙林，结果比我先出现了症状。大家眼前都暗了下来，议论说世界变暗了啊！

去医院是因为听到了车内广播。坐车去客户那边途中，顺便去了虎门买大福饼。路上突然想起来的，那个客户曾说过想吃大福饼，就想先去虎门买些大福饼再过去吧。尽管眼前有点发暗，但没想太多。不料车内广播全都是关于沙林的，我想这可不得了，赶紧回公司，去了关东递信医院。要是就那样一个人坐东名快速线去的话，我想肯定会出事。幸好公司的人有一起去的。我只在医院住了一晚，其他两个人好像也只是住了一两晚。可能是沾到鞋上的毒气让人难受吧。

出院后眼前还是有点发暗，身体没什么大碍了。休息一段时间就去上班了，身体仍然瘫软，眼前发暗，也不能开车。眼睛不好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

又过了一星期后，开始出现很多其他症状。晚上睡不着觉，睡着了也一会儿就醒。觉很浅，刚一睡着马上又醒了。到四点左右终于累得睡过去了，可到了早上又起不来。睡眠越来越不足，真的很难受。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

早上就算醒了，也根本不想起来。都说低血压的人早上起不来，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吧。醒是醒了，就是一点也不想起。甚至连“到点了起床吧”的念头也没有，就一直躺着。最后好不容易才爬起来，所以上班经常迟到。到公司一般都中午了。

就算去医院也很无奈。无论我说什么都只是给开药。头痛就给头痛药，胃痛就给胃痛药什么的，总之就是所谓“对症下药”吧。与其那样，还不如自己买止痛药好呢。大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此，我懒得去医院什么的。

事发一星期后我去打高尔夫，打着打着身体就不舒服起来，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中途跟大家说“身体不舒服打不下去了”，就退场了。到今天已过去一年零四个月了，那种疲劳感还在持续。总之身体很容易疲劳。动不动就筋疲力尽。早上起床很费劲的情况，现在虽然好了点，但像今年五月到七月天气反常那段时间还是不行。非常难受。

周末也一样，总觉得很累，哪儿都不想去，不想出门。朋友们有时叫我去打高尔夫。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做一直待在家里。很长时间连酒也不喝了。一喝就觉得不舒服，哪怕只喝一杯啤酒心脏也会突突直跳。而且也不觉得好喝。真正恢复到以前那种状况，呃，大概是从这个夏天开始的。说是像平常一样，其实也大不如从前了。

而且健忘得很，简直像老年痴呆似的。现在渐渐好转了一些，但刚刚说过的话一会儿还是会忘光。按年龄算，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十五岁的样子。觉得已经开始痴呆了。以后可能还会随着时间一点点恢复吧。但是回不到过去了，这一点我很清楚。

令人难受的是分不清症状。换季时眼睛和身体酸懒得厉害，自己也不知是感冒了还是怎么了。即使去医院，医生也解释不清。想想大我十岁的人，大概就能想像出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所以我通常跟大我十岁、十五岁的人一起打高尔夫。疲劳感基本相同嘛。过去他们说“唉，累了”，我总是说“那么回去时我开车吧”。可现在自己也觉得累，不能开了。年轻那会儿，夏天能连续打三四天，现在两天就筋疲力尽想回去。还有就是不能吃秋刀鱼了。原来很喜欢吃的，但自从出事以后，一吃就会起荨麻疹。视力也开始下降。可能是到了年纪，眼睛要花了。

每次想起这些就会很烦，所以尽量不去想。不过，还要工作啊……比如去年一年，公司去倒是去了，但几乎做不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搞的是销售，必须提前考虑好半年或者一年的工作。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需要用长远眼光做的事有点力不从心。至少去年一年是这种状态。

不仅工作，玩的时候也一样。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公司倒是很理解这些，特别关照了我一年。当然有时也会适当地提出一些要求，我也得作出回应，心想：好了，这回得好好干了！

说起麻原，最好还是尽早做出判决处以死刑。干了那种事，判决起来还拖拖拉拉的，纯属浪费时间。

※

继A720S之后，洒有沙林的三趟列车（A621T＜北春日部始发＞，A785K＜北千住始发＞、A666S＜东武动物公园始发＞）分别在八丁堀、茅场町、人形町停止运行。A720S在筑地停驶。因此，后续列车不得不以捅球方式在前一站停车。那三趟列车上坐着下面两位。

※

“警察到底干什么去了……”

三上雅之（当时三十岁）

在经销法国车的贸易公司上班。主要管售后服务，在代理店负责技术指导。进这家公司一年半了，之前在德国车直销店工作。沙林事件发生后，去法国接受了一个月技术培训。不用说，喜欢摆弄汽车。因工作性质的关系，故障多时就忙，少时就轻闲。

三十岁。但仍带有青年味道。毕竟是这种面对面的特殊采访——也许这多少是个原因——他好像是不怎么主动开口的人。午休时在公司附近一家咖啡馆喝着咖啡聊了一个小时。应答绝对冷静、理性。惟独批判国家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时，表情略显僵硬。一家三口，太太、一个两岁半的小孩。住在埼玉县。

爱好是车和摇滚。组织了乐队，休息日借演播厅练习。其他成员都二十六七岁。“年过三十搞乐队的人，到底没几个啊！”喜欢的乐队是“彩虹”（Rainbow）。偶尔也去“LIFEHOUSE”演出。不赌博，不吸烟，酒也适可而止。基本上是喜欢工作的人。

早上大约七点十五分出门，从西川口站坐京滨东北线到上野，然后换乘日比谷线到广尾。家门到公司门要花一小时十五分左右。

车都很挤。上班路上几乎什么都做不成。偶尔可以听听随身听。八点半到公司，九点开始工作。我总是留出足够的通勤时间，基本没迟到过。

从上野到广尾总是坐前头的车厢，第一节或第二节。那天坐的是哪节不太记得了。警察也问过，确实忘了。后来，半路车停了下来，也不知是在哪个车站下的车了，然后打出租车去了公司。下车的站确实记不清了，茅场町或八丁堀吧。

车上广播说有爆炸物，就在那一站停了下来。我觉得暂时没有开车的可能性了，还是打车吧，马上下车拦了一辆出租车。当时出租车里的广播也说发现了爆炸物。

下车的时候，倒是看见附近有两三个人倒在站台上。不过只是觉得他们可能是身体不舒服，没太在意。后来看到站务员把他们抱走了。我直接走过，急着去打车，没多想。后来听说迟一步就很难打车了。我很幸运，打了辆车赶在九点前到了公司。

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但到了公司以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周围暗了下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近乎恶心的感觉。不一会儿大家在公司看电视，才知道是毒气，心里开始骚动起来。还报道说吸入了毒气会出现周围变暗的症状。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也那样。大家都劝我最好去医院看看，于是去了附近的广尾医院。

去的时候大概十点，已经涌去了一百多人。先检查血液，说胆碱酯酶值太低，需要立刻住院。记不太清了，六七十左右吧，正常应该在一百四十左右。先打了点滴。呃，没打针，说没药了。

归终在医院住了三天，是四人间病房，专门接收重度患者，除了我还有一位也是沙林受害者，其余两位与沙林无关。给妻子打电话让她过来。不安什么的倒是没有，“总之已经这样了”。因为突然说起什么沙林，谁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症状只有眼前发黑。躺着倒也没什么不适感。食欲还不错，饭量和平常差不多。出院的时候，胆碱酯酶值已经恢复到一百二三十了。只是瞳孔好像比正常人小点。自己也分不出是明是暗，即便暗点也没感觉，习惯了。痛苦、难受什么的倒是没有，只是走路快了呼吸比平常困难些。

事发那个星期一直休息来着，第二个星期一开始上班。瞳孔还是有点小，但不影响日常生活。后遗症什么的到现在还没发现。事后对坐地铁也没什么抵触感。不过就算问起后遗症，也是不清不楚的。说不安也确实有些不安吧。

判死刑没错，但如果死了就算完事，我倒更想让他们承担责任。对国家也可以这样说。当然对犯人很愤怒，不过不管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奥姆教徒确实有错，但我觉得国家也有很大的责任。国家对发生的问题放任不管，才使事情闹到如此地步。说得不好听点，发疯的人哪儿都有。但管理他、维护社会治安正是国家应负的职责。我们积极纳税，不也正是为了这个吗？不仅仅是警察。如果没有东京知事的许可，宗教法人也不会存在吧，不是吗？

坂本也好，松本沙林毒气事件也好，都报道说“实际是这样的”、“实际是这样的”。我看了禁不住想问警察到底干什么去了？比起奥姆教，他们更让人恼火。

“旁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吐血了，记忆中。好像看见血了。”

平山慎子（当时二十五岁）

生于东京城中心，在城中心长大。由于父母在埼玉县买了“公团”经营的商品房，上初二时搬去那里。祖母家就在附近也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一家四口，父母，一个妹妹。

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中等规模的贸易公司。不巧的是，上班第三年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倒闭了。她一无所知，那天一上班，人家告诉她“咱们关门大吉了”。简直是晴天霹雳。

此后在家闲居三个月。也是因为以前就关心环境问题的关系，在一家“循环利用”方面的公司重新找了工作。招人广告是在《机遇》上发现的。工种是经理秘书——这么说听起来是够好听，但实际忙得一塌糊涂，和想像的是两回事。

不料在新公司上班不到一年就遭遇了地铁沙林事件，受到肉体性严重打击，工作也继续不下去了。之后半年时间在家疗养，同各种形式的后遗症做斗争。

现在好多了，一边在某政府部门做类似打零工的工作，一边在市民团体里参加志愿者活动。看上去，平山小姐并非只要有工作做即可那一类型，而希望主动参与有明确目标的事项，认为那样更幸福。

给我的印象是：聪明，有责任心，一丝不苟。但也有耐力，能够独自默默忍受各种烦恼。直到最近才好歹能够用话语向人倾诉自己曾多么难受，即便怀有无法准确传达的焦躁感。

当时，从××车站乘东武伊势崎线去北千住，在那里换乘日比谷线。车上简直能挤死人。我一直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人命。以前听说有人挤断过肋骨。有时也想一定要从这沿线搬走，想过好几次吧。大家也是没办法才忍耐的。如果可以自己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住在这条地铁沿线。

还时常有色鬼骚扰。现在女性越来越强，不会默不作声了。经常会听到有人喊“住手！”我遇到这种事情也一样会喊“住手！”即使不出声，也会把对方的手甩开，或者拧一下什么的。不过确实很挤的时候，大家都紧紧挨在一起，也就没办法骚扰了，对方也要先保护自家性命的嘛。

——挤得连性骚扰都不可能……

是的。光是通勤就已累得够呛了。从北千住到秋叶原大约要花十五分钟，这段路人多得简直无法形容。在秋叶原有人下车，到那儿才能喘口气。

从那天（发生事件的三月二十日）开始一段时间里，我的记忆开始模糊，头也好像被针扎似的……

当天我坐的是放沙林电车的后一列车。在小传马町站有人把装有沙林的袋子踢到了月台。好像被踢下来的沙林袋子就在我坐的电车附近，我偏巧不小心吸进去了吧。于是身体渐渐不舒服起来。

那时在小传马町站台，发生了一件追捕剧般的小事故。有个乘客用脚将袋子踢出车外，周围乘客就责问这个人：“哎，是你放在这里的吗？”接着就抓打争吵起来。是我后来看报纸才知道的。

不过我当时看到现场了。一个人在前面跑，两个人从后面追。不过想起这个情景是在事发后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以前一点都没想起。警察第一次来取证时我也没想起来。直到第二次才想起：“这样说来，有这么回事。”

对当天的事，我没有任何时间感觉，记忆也几乎零零碎碎的。现在大体恢复了。

那段时间工作很忙。作为社长秘书本来就有很多事要做。此外，还要处理社长个人的一些事情，这个那个一大堆事，一天都休息不成。

但那天早上我想休息一下来着。早上起床时就有很不好的预感，像是袖子被突然拽了一下，想动身子也动不了。洗完脸，仍感觉身体和平常不太一样。

呃……说实话，这样说可能你也不会相信，至今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当时我去世的爷爷出现了，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像是在说：“不要去，你，千万不要去！”好半天我的身子丝毫动弹不得。爷爷活着的时候，非常疼爱我。

可我硬是不管不顾地走出家门，一心想上班，不能请假。坦率地说，那段时间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也产生了一点怀疑，也不是没有“不想去公司”的念头。但那天早上是另外一种感觉，和这个不一样，真的是很不好的感觉。

不过多亏这样，坐了比平常晚一班的电车，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如果赶上平日那班车，可能就是有沙林的那班了。而且我又习惯坐前数第三节车厢，那恰恰是放了沙林袋子的车厢。事后得知，浑身毛骨悚然。

那天穿的衣服记得很清楚。风衣、翻毛皮鞋，里面是菱形格纹毛衣，灰色裙子。在公司里，除去参加会议什么的，没必要穿得很正规。

刚才也说了，好像是在小传马町站吸入了沙林。电车出了小传马町站后，渐渐难受起来。抓着扶手，闭着眼睛站在那里。反正一阵阵恶心。但不是想吐那种感觉。胃的上部一个劲儿作呕。

大脑开始麻木，有点接近“被蒙上了一层膜”的样子，像是蒙着白色面纱。无论想什么都得不出结果。最初我以为是严重贫血。从那时开始，记忆就变得断断续续了。

我们坐的车继续向八丁堀行驶。依次经过小传马町、人形町、茅场町、八丁堀。到达八丁堀站时警报响了，电车猛地停了下来。在那之前我一直靠着扶手晕晕乎乎站着。中途如果下车就好了，但当时没有想到会这样。本来出门就晚，看样子又要迟到，尽管多少有点不舒服，也只能继续坐下去。

还是没有空座位。力气像是被一点点从肌肉中抽走似的。不过还没到站不住的程度。大脑中的空白慢慢扩展。电车在八丁堀停车后一直没走。时间实在太长了，我就下到站台。看到有人瘫倒在那里。是个男的，仰面躺成个“大”字，看样子心跳已经停止，急救人员正在进行心脏按摩。站台上人山人海。

倒下的只有一个人，但不舒服蹲在地上的人很多。之后车内广播响了，内容大致是：相邻车站有乘客把药水瓶弄翻了，由于处理药物的关系，电车将晚点。但不一会，广播又让乘客尽快离开站台避难，“能走得动的请快速离开这里”。

依然有很多人坐在电车里，大概觉得过一会车就会开吧。站台上有电话，就想先跟公司打个电话再说。当时电话前面排满了人，我也加入等电话的队伍。打电话时只跟公司说：“电车停了，我也有点不舒服，今天要迟到了。”刚打完电话，呼吸就变得沉重起来，接着开始咳嗽。排在我后面的人也跟着咳嗽。我猜想莫非那股怪味传到了这里？身体从那时开始不听使唤，踉踉跄跄走到月台长椅坐了下来。

当时倒是有站务员喊“请身体不适的人到站台中间集合”，但我觉得还有好多症状严重的人，像我这种程度的麻烦别人不太好，就没过去。能走还是自己走吧。但在长椅上休息的时间里，情况越来越不妙，连呼吸都困难了。

我挣扎着走到站务员那儿，之后就再也走不动了。最初他们劝我在木台上休息：“如果难受的话就坐在这里吧。”所谓木台就是列车员巡视月台时踩的那种台子。不料不一会儿我连坐都坐不稳了，身子慢慢下滑，往下一直躺在那里。

和其他人相比我还算有意识的吧。警察过来询问有关情况。好像问“发生了什么？”记不清当时到底说的什么，大概是姓名和住址什么的，问的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

走得动的人都自己避难去了，八丁堀站台上只剩下我们，加起来总共十三个人。都是上班族打扮，其中还有一个女的，就是我等电话时在我后面咳嗽的那个人。旁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吐血了，记忆中。好像看见血了……

起始我们都躺在月台地面上。过了一会儿站务员们从停着的电车上卸下座位，把我们放到上面。之后听见他们说“一直放在这里不合适”，于是又把我们抬到了外面。把座位当成担架将我们抬出来的。记得站务员加起来有三四个人吧。肯定不轻，他们连同座位一起，爬阶梯把我们抬了出来。

外边地上铺了塑料布，电车座位被一个个放了上去。还给我们盖上了救护车运来的毛毯。不过还是觉得冷，出奇地冷。寒气从手脚迅速扩展开来。只要有谁说一声“冷”，就会有人过去加盖毛毯。

那时已经来了好几辆救护车，先拉走了重伤员，我排在后面。后来听说我是从八丁堀运出的第二十五个人。

无法推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听帮忙运送受害者的民间车辆上的人说“这是沙林”。还从他们那儿得知：由于筑地站一带受害者太多了，救护车根本忙不过来，很多人都是开着私家车将受害者送到附近医院的。

我听了，“哦，沙林？”松本沙林毒气事件马上浮现脑海中。如果真是沙林的话，很容易死人的。说不定是奥姆教的人干的，我猜测。因为我已经看了一月一日《读卖新闻》上的快讯。

后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想看手表也抬不起胳膊。记得到达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医院时，因为有钟，一看：啊，已经两点了！

等的过程中，与其说难受，不如说满脑子都是“冷！冷！”还没有失去意识。我一直努力保持清醒，怕一旦失去意识就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就这样一直坚持着没有晕过去。

至于恐怖或“接下来会怎样？”一类的想法，若说一点没有那是假的。不过总的说来，主要还是脑袋乱，搞不清怎么回事了。大脑一直迷迷糊糊的，想不了那么多。

那天晚上在医院里也没睡着。总是梦见谁要来杀我。我住的是单人病房，一睁开眼，就看到一个人影，把我吓得要命……。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一个晚上。

刚住院打点滴的时候，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反而好像很有精神。刚开始时，手脚发麻、浑身发冷，到了晚上都消失了。第二天也只是觉得多少有些不舒服那个程度。归终住了两晚。到第三天感觉没问题了，又没什么后遗症，就出院了。医生也说胆碱脂酶值已经恢复正常，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是回到家后，情况又恶化起来。刚回去就觉得难受，呼吸不畅，要说严重也不是很严重，可就是情绪不振，没有食欲，左半身一直发麻，持续了一个星期。

手也不能运动自如，好像有一侧的神经麻痹了。倒不是说完全不能动，但最初连拿什么都不可能。握力只有四左右，后来差不多恢复到十，再往上就不行了。不仅是手，从脸到脚都不够灵活。

当然要去医院，就去了曾住过院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医院。医生说数值已经恢复了，没什么问题，身体不舒服是肠胃消化不好的原因。只给我开了肠胃药。我问身体经常发麻是怎么回事，医生也没回答，一口咬定“数值”不放。

状态根本无法工作，就辞了工作，在家里待了半年。公司劝我别辞，说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反正有劳保什么的。但我觉得以自己这种状态，继续工作也只是给别人添麻烦，就果断辞了，在家里过起了疗养生活。

这半年，出去一天，第二天就累得一点也动弹不了。五月份因为一点小事导致扁桃体发炎，躺了整整一个月，在住处附近医院打了一个星期点滴。

真想去医科齿科大学告诉他们“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但连去那儿的力气也没有了。过了一年到现在，左半身发麻的症状基本消失了。累的时候，右脚趾倒还是有点发麻……，右脚的中趾和大拇趾。就那里发麻。就是一般发麻时那种感觉。累的时候即便什么都不干，那两个脚趾也还是发麻。

记忆力也不怎么样了。当时的记忆，好像蒙上了一层云雾，那时的事也好，之后的事也好，都记不太清了。自己的事如果不下意识去记的话，很容易忘得一干二净。

有时连刚刚做过的事情都想不起来。想找什么东西，找着找着就一下子忘了找什么。原先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的。但最近忘事忘得厉害。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我去公司取自己的备用品，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要来拿什么的。

刚才也说了，对事件的记忆也断断续续接不起来。说一件事的时候，突然就想起另一件事，就好像智力拼图的一块块卡片一样。大约花了四个月时间才回忆起当时的大致情形。从那个时候起，脑袋才终于有点清醒过来。

现在累了还是会头痛。身体一累，马上就有症状出现。现在做的是兼职工，若是帮忙准备会议材料什么的话，头就会痛，一痛就是一两个小时。能站着做事，而一思考就不行了。严重的时候什么都插不上手，就那样呆呆地坐着。一星期会有那么一两次。

最近终于能好好睡觉了。以前总做噩梦。梦见周围人呕吐瘫倒，大喊救命什么的，就像再现当时事件的场景。虽然每次不太一样，但模式都差不多。非常害怕。事件刚过那会儿，脑袋迷迷糊糊的，想不了那么多。等头脑清醒些静下心来想想，就开始害怕了。老是频繁地做梦，觉也睡得很浅。

视力也下降了。因为害怕看到数字，就一直没去做视力检查。不过能实际感觉到眼睛相当糟糕。普通眼镜、隐形眼镜什么的我都没戴过，能明显感觉到眼睛不好了。事发后三个月左右，在昏暗的地方走，左眼就看不见东西。左边视野全消失了。后来很多症状都出现在身体左侧，现在好了。

出现这么多后遗症，我一次也没跟家人提过。家人不知道我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点儿也没跟家人说？为什么？

可能是很难说出口吧……。我母亲也一直抱病在身，想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我一个人一直忍受着这些痛苦，没有可倾诉的对象。

本来我也不是喜欢喋喋不休说自己事情那种性格。社交活动我也参与，关系好的朋友也有，只是向来喜欢倾听别人的烦恼什么的，不愿把自己的事对别人说出来，无论什么事。我是有这个特点的。发生这件事之后，确实感觉情绪波动很大。有点伤心事眼泪就“刷刷”流了下来，过一会心情又莫名其妙地好了，情绪低落的时候当真低落得不行——这样的情绪起伏相当频繁。想想，原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去年十月份开始在政府部门打零工。现在一星期工作四天，中间有一天休息，基本上不会感觉到累。而且和做公司职员时不同，没有职场压力。

今后，除了工作，我想更多地参与志愿者工作。眼下参加的是要求废除动物实验的市民运动（ALIVE）。调查得知，世界上不必要的动物实验太多了。在很多地方，仍在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实验，丝毫没有意识已有多少动物付出了生命代价。比如缝合小猴的眼睑来研究它如何寻求母爱；观察患有精神病的老鼠怎样活动；将洗发水灌进兔子的眼睛看它如何反应等等。见到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很难受。前几天地球保护日还去发传单了。

事发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重要，想好好珍惜一切生命。

※

前面四列地铁分别停在筑地、八丁堀、茅场町、人形町。接着到达的，首先是A750S（北千住始发），书中收有证言的玉田道明列车长就在这趟车上。车在小传马町站月台停了一会儿，但由于后面的车停在秋叶原站和小传马町站之间，于是放下所有乘客，往前开到小传马町和人形町之间停下。

其次开进来的是A7385（竹之冢始发）。

结果，在小传马町站停止运行的两列车上的乘客大范围受到充满月台的沙林毒气的危害。以下是A750S车上乘客的证言。

※

“猛然一看，地面已成了这个样子，到处人挤人，一波接一波的。”

时田纯夫（当时四十五岁）

时田先生出生在兵库县汤村温泉。汤村温泉位于城崎西边，是最靠近日本海的地方。从学校出来后在关西资本系统的一家超市连锁店工作，大约十年前调来东京。在那之前的工作地点基本在大阪和神户之间。

专业是电脑，工作以来一直搞电脑。电脑与超市连锁店处于密不可分的关系之中，从每个店铺每天营业额的统计到库存量，都要用通过终端收款机同大型中央电脑连接来昼夜管理。若不正常运作，就无法营业。工作全然松懈不得。

时田先生虽已四十过半，但体形清瘦，全然没有发胖。我说蛮瘦的嘛，他说三年前因溃疡把胃切去了三分之一。原因到底是精神压力。尽管如此，上下班单程就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还说不怎么苦。

爱好运动。休息日和女儿们一起练垒球。两个女儿都是垒球俱乐部的选手，全家都是垒球迷。听他说起来，像是快乐无比。虽然工作忙，费神经，但看上去人生倒也风平浪静，自得其乐。

进公司前我没碰过电脑，完全是个外行。进公司后，要求学习电脑。其实只要接受培训，谁都能够掌握，两三个月足够了。逐步记住操作步骤，例如编程、设计大家使用的各种系统等等。

事故还是有的，以前东京电力公司在我们公司计算机中心附近施工，把电缆“啪”一下切断了，造成停电，一切停止运行，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立即接通传呼电话，二十四小时待命。

但近来——去年十月份前——由于工作调动，我去分公司上班，一下子轻松下来。这次不是研发计算机系统，而是下订单让别人生产，所以特别高兴。“那么干！这么干！太慢了，快干！”可以这样发发牢骚（笑），过去都是被他人指指点点的，但干这行的确是极为严格的。

我家在埼玉县的幸手，在东武伊势崎线上，东武动物公园站的前两站。到公司当时所在的五反田需两个小时。是啊，很远。如今公司搬到大门，尽管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可还是挺远的。从幸手站到北千住站有座位可坐，从北千住站往前就难了。北千住站人太多，很难乘上车，要等两趟始发车才行，即使等了两趟也未必有座位。

为什么特意到幸手来？原因很简单，房价便宜，仅此而已。那一带房价仍很便宜。我是“单身赴任”，住在横滨，想把家属从关西叫来一起住，孩子也有了，想买房子。但横滨房价太高，无论如何也买不起。于是我一直搜集住房信息，能买得起的房子这里恰好有一处。那是在八年前，泡沫经济还未来临，没有消费税的时候。

上班的确不方便，买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点，首先考虑的是钱的问题。而且在乡下，住得倒也算舒服。算我在内全家四口人，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三岁，小的二十岁，小的还在读书。另外，由于工作调动，我有可能回关西。说起这个，实际上去年三月就已经定下来我一个人去关西工作，可那时不巧有震灾，即使去了那边也无法工作，便留在了东京。所以如果没有震灾去了关西，就不会遭遇毒气事件了吧。这就是所谓因缘。

深夜从市区回家非常困难，很麻烦。坐出租车大概要花两万日元。所以很多时候就不回家了。偶尔也会在桑拿室住一宿。工作结束都到晚上九点十点了，回到家接近十二点了。很忙！很累！这是那段在五反田公司研发电脑程序的日子。一天睡眠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只能在周末好好睡一觉补回来，总之一到了休息日就睡到中午。不，我在车上睡不着，一向如此，或许因为紧张吧。喝过酒睡着的时候也有，可平时不行。和孩子们见面，一星期顶多一回。

事件发生在三月二十日，那天我起床晚了，乘坐的车也比平时晚了两三趟。前几天睡得晚，很累，怎么也起不来。这个时间到公司或许就迟到了。

日比谷线地铁车在小传马町站台一停，车内广播就响了起来，说在筑地站有烟花筒或什么东西发生爆炸，这趟车要折回，要乘客下车。没有办法，只好下车，在站台等候。大家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接着，下一趟车进站了，乘客也全部下车，站台变得异常拥挤。

我以为这样等一会或许就能乘上下趟车，暂且留在站台上没动，位置是从后往前数第二节车厢那里。这时听到站台前方一个女人发出“啊……”一声惨叫。声音很大，不知道怎么了。接着一位中年男子对车站工作人员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工作人员回答说：“昨天站台用洗涤剂清洗过，可能是那个原因。”这时间里，我也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整个站台开始骚动起来。

不久，广播响起来了：“站台空气受到污染，请大家上到地面。”周围的气氛慢慢变得异乎寻常。我想还是出去好，就朝检票口走去。结果看见前方一位中年妇女被四个人架走。我担心不早点出去会很危险。于是我没拿代用票就赶紧跑了出去。一看，车站工作人员正这么蹲在那里。

地面上已经不得了了。有二、三十人倒在地上，还有的蹲着，有的仰着。仰面朝天的乘客嘴里被其他乘客塞着手帕，全然不知怎么回事。这太可怕了！正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对面开来一辆救护车。

可我无论如何也要赶去公司，开始向人形町走去。那时我没什么反应，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可当我开始走的时候，猛然一看，地面已成了这个样子，到处人挤人，一波接一波的。我想没准是地震吧。于是停住脚步，弯下腰用手摸。地面没什么变化，还是普通地面。莫名其妙，这太恐怖啦。

头开始疼，眼睛也不正常，眼前一片昏黑。走起路来，脚也变得软弱无力。可我没意识到我的这种症状和小传马町站昏倒的其他人之间有什么关联，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好歹走到人形町站，乘上都营线，车厢内很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车内没开灯吗？头越来越疼，平时根本不曾头疼。这太奇怪了，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抱头坐在车中。

在户越站下车时，道路还是如此（用手比划波浪摇摇晃晃的样子）。到公司大概是九点十分，迟到了一会儿。虽然到了公司，可根本做不了工作，谈不上工作。这时间里，公司同事看电视说地铁遭殃了，可能是沙林毒气。正给我碰上了，于是我慌忙在公司一位女同事的陪同下，乘出租车去了附近的五反田关东递信医院。

在医院只住了一夜。说实话，那天在医院的记忆一片空白。到第二天早晨之前发生了什么，我几乎不记得。就像昏倒或睡着了一般。那当中只记得医生说我的脉搏只有五十次，慢得出奇，正常应接近一百次。医生相当惊慌，说最好通知家属。

早晨起床，头不疼了，可眼睛还是怪怪的……那个星期向公司请了假，在家休养。星期六又开始上班了。

视力从那以后变得极差。不久前做了健康检查，原来1.2或1.5的视力，现在只有0.6了。开车也觉得力不从心。工作需要经常看电脑屏幕，眼睛还是很疲劳的。不，身体并没有变得容易疲劳，只是视力下降了。

“我问旁边坐的小伙子：‘什么味儿，不臭？’”

内海哲三（当时六十一岁）

内海先生所在的印刷器材公司，位于京叶沿线站前被称为“印刷新区”（车站广告牌上写有“Print City”字样）的广阔地带。虽是新填埋的地带，却有许多印刷方面的公司在此“聚集一堂”。世上居然存在这种专门密集区，这以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走出车站，发觉这里的景致同任何城镇都不一样，或者不如说甚至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城镇。这里没有生活气息。没有商店，没有餐馆，公交车站那样的东西也没有。只是街角孤零零有一个饮料自动售货机。几乎不见人影。行走之间，随风飘来一股大约是印刷器材的信纳水味。地方很有些不可思议。往这里一站，甚至觉得微妙的现实感正一点点从自己周围离去。当然，我知道这仅仅是习惯问题。一旦习惯了，如此光景也会化为无聊的日常……。

内海先生虽然年过六十，但看起来年轻得多。身材瘦削——“怎么吃也不胖”——无论动作还是说话都干脆利落。一如世间大凡小个子瘦人所表现的那样，他也思维敏捷，自立意识强，多少给人以固执的印象。

学生时代是两万米长跑选手。上初中时在广岛县尾道举行的接力马拉松比赛中拿过冠军。后来倒是不怎么跑了，但现在又动了跑的念头：哪怕为了不在沙林事件面前败下阵来也要一天跑一点点，要通过活动身体来充分证明自己身上已不再有后遗症。

午休时在公司接待室听他谈了一个半小时。对奥姆案犯的愤怒是明确而坚定不移的。

结果，和印刷有关的公司一家接一家从市中心搬了出去。不光这里，埼玉县我家附近许多大印刷公司也搬了过去。这里是填埋地，城里人好像称为工业区，从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和印刷业相关的人成群结队涌了进来。

不，这和泡沫经济导致地价上涨没什么关系。印刷厂有大型机械，稍想扩大规模也不能在市中心发展。还有其他情况，比如交通不便、道路狭窄、大型车辆无法进入等等。如果是这里，来的车辆几乎都和印刷有关，而且同行业的公司聚在一起，总还是便利的。

我所在的公司，除了纸张，还经营和印刷有关的所有产品。主要产品是感光材料，一种印刷时作为印刷版的版材。可由于印刷业整体进行技术革新，最近机器好用了，机器本身从一开始就附带一种必需用品，材料也有很好的生产出来，导致我们公司销售额大为减少。

而且，从泡沫经济稍微往前一点开始，乐意从事印刷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毕竟这工作不引人注意，缺乏魅力。

公司是在战后没过多久的昭和二十一年(3)创立的。我从昭和三十六年就在这里工作，一干就是三十五个年头。我是广岛人，通过熟人推荐来东京这家公司上班。那之前我在大阪，在姐姐、姐夫那里帮忙做食品批发生意。但那时还年轻，还是想到东京闯荡一番。

当时，公司在千代田区外神田，在上野松坂屋附近。我在公司三楼差不多住了一年，后来搬到千叶县市川市的公司宿舍。在那儿一待就是六年。我三十二岁结的婚，昭和四十八年终于在埼玉县××市有了自己的家，在那里安顿下来，有两个孩子。

公司规定六十岁退休，退休之前我一直从事经营方面的工作。退休后，继续留在公司，负责往地方发货和采购。和材料打了三十年交道，对采购了如指掌。

从家到草加站步行大约十五分钟，乘东武伊势崎线。在北千住站转乘日比谷线的始发车去八丁堀站，在八丁堀站转乘京叶线。

从北千住站到八丁堀站有二十二三分钟的车程，但相当拥挤。早晨尤为严重，在车厢内完全动弹不得。所以我每次都等始发车，一定要坐着才好。可为此要等五、六趟车才行。如果不等座位直接上车，用这等车时间早就到八丁堀站了。就算早到，可一想到那拥挤场面，也还是觉得在站台等车舒服得多。

快到小传马町站时，车内广播响了，说八丁堀站的下一站筑地站发生爆炸事故。车随后到了小传马町站，车门虽然开了，但我不知道是马上发车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决定等下一次广播。如果车不再开，我就下车走着去公司或在哪里转车，只能这样。

在小传马町站，车门打开的时候，一股气味涌了进来，是沙林的味道。至于是什么气味，我现在也无法描述。事件过后，常有人问到是什么气味，这个无法形容。在医院里和其他受害者谈起来时，对方说是彩色蜡笔溶化那种气味。有一点可以断定：气味不怎么厉害，刺激性不是很强。一种让人觉得轻飘飘的气味，一种让人坐立不安的气味。说不舒服倒也没什么特不舒服的，只感觉轻飘飘的。

——我想提个很过分的问题：如果再闻一次，能辨别出是同一种气味吗？

是啊，如果真的再闻一次的话，或许还能辨别出来。怎么说呢，气味不怎么强烈，感觉软软的，还稍微有点甜，总之不是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但是伤害神经，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于是，我问旁边坐的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什么味儿？不臭？”他说：“是啊，臭。”可车厢内谁也没动。大家都在那一动不动的。可我坐不住了，起身从车门上了站台。环顾四周，站台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没有人动，也没有人走动，空荡荡的。小传马町站本来很空，不像其他站那么拥挤，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这样，情形让人觉得纳闷。

我自然向检票口走去，反正想从这里出去。我想我这个决定做得相当快。后来也被孩子问到：“爸爸，你为什么想那么快出站呢？是因为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吗？”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出于对气味的敏感吧。我想，如果是刺激性更强的气味，估计大家早逃出去了，但恰恰不是，或许正因为是这种稍甜的气味，大家才都留在了车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变化，很正常地坐在那里。

可一出检票口，全身就软弱无力。我踉踉跄跄地爬上台阶来到地面，结果大吃一惊，周围一片昏暗。接着稍走几步，眼前还有些昏暗，我就在大楼前直接坐了下来。

在那里一直蹲了两三分钟。周围有很多人，没有人问我怎么了，我也什么都没说。那时还没闹起来，平常的街景。大家可能觉得我是醉鬼什么的吧。我想这怕是遭遇毒气了，那气味不对头。

于是我站起来走了几步。有个邮局，一个老年妇女在擦窗户，早上搞卫生。当然这个时候邮局还没开门。我对她说：“快喊救护车。”只记得这些，我的意识到此为止。记得我还补充一句：“如果救护车不来，就喊出租车。”

出院后，我再次去那个地方查看了下，从小传马町站十字路口到邮局大致走了一百米。踉踉跄跄的，可总算走到了邮局。我被救护车送到两国站前的田岛医院。很多受害者也被送到了那里。其中我的症状最严重。十二点左右我恢复了知觉，好像打着点滴睡了过去。公司的会长来了，能认出他的长相。大儿子也来了，能听得出他的声音。

谁是医生谁是警察我不知道。他们为了确认我是否恢复知觉，问道：“请问您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我能回答“我叫内海哲二”，但住址和电话号码怎么也记不起来。当时，脑袋晕乎乎的，什么疼痛啦，难受啦，自己也不清楚。过了中午，为了让我接受专门治疗，把我送去了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儿子和女儿也跟去了。

住院住了一个星期，自卫队医院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很先进，被送到那里很幸运。打了两三天解毒剂，然后打点滴。那期间，做了非常奇怪的梦。如果自己还待在那里会什么样呢？这样的梦很多。本来以前没做过奇妙的梦的。

三月末出院了。出院后，直到六月头还一直疼。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头也疼。住院时，几乎一天疼到晚，出院后多少好了一些，只在下午有这种感觉。可上班时一到中午头就开始阵阵作痛。虽不是特别剧烈的疼痛，但伴随发烧、恶心。这和“沙林毒气受害者之会”的人在电视上说的大体一样。

发烧也不是高烧，三十七度左右。也并非不能工作。但是恶心，时常觉得身体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傍晚六点左右会像退潮一般退去，太不可思议了。

自卫队医院的医生对我说：“内海君，等半年吧，半年就好了。”自卫队在处理松本沙林毒气事件时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其所说，半年后头疼基本痊愈了，眼睛可没那么幸运，一直到十月份还往医院跑。

至今，眼睛还会偶尔突然失明。正写东西的时候，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休息一下，又一下子复明了。莫名其妙啊！视力并没有明显下降。我戴眼镜，眼镜度数没有增加。只是有时看不见东西。出院后，这种症状出现了好多次。

从公司下班回家也稍稍提前了些，大约四点或四点半就回家了。星期六、星期天累得够呛，几乎都在睡觉。一直到七月份都是这种状态。

即使出院回家后也很长一段时间夜里睡不着。睡不着只好喝酒，喝得烂醉入睡。睡不着的毛病一直持续到内科治疗结束的八月份。我本来是个早睡早起的人，这对于我来说实在太痛苦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星期天回的家，星期一就开始上班了。开始几天不能乘地铁，总之一到地下就恐惧万分。从北千住站乘地铁乘到仲御徒町站，再往前我是不打算乘地铁的了。日比谷线在南千住站之前车在地面行驶，从三轮站开始转入地下。一进入地下，我就马上恶心起来，实在无法忍受，就在仲御徒町站下车，换乘JR到东京站，然后乘京叶线去公司。

但这也仅限于一天。第二天我还得像往常一样乘地铁上班。当然心情还是不好，但毕竟这样上班省事。

投毒犯林泰男还没被抓获，我参加“沙林毒气受害者之会”，每当听到毒气事件中去世者家属的话，听到尚未恢复知觉的儿子父亲的话，我就盼望对这些无辜杀人的罪犯处以极刑！我绝不会原谅麻原和这些现行犯！绝不会消除对他们的憎恨！终生不会忘记这些罪人！

“首期款付了，老婆肚子里有了孩子，心里直喊糟糕。”

寺岛登（当时三十五岁）

寺岛君是一家大型复印机公司的维修技师，从草加站乘日比谷线去位于东银座的公司上班。工作是定期检修自产器械。由于地段关系，霞关的政府机关是主要客户。

离开位于幸手的父母家以来，一直在草加市的一座公寓一个人生活。事件发生半年前结了婚，以分期付款形式买了草加市内的新商品房，不久太太怀孕。也就是说，在来到了人生转折点——由青年无奈地过渡到中年时期，开始背负责任——的时候遭遇了沙林事件。

由于这个缘故，在小传马町站吸入沙林毒气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脑海里掠过的是即将出生的孩子和贷款付的房子首期款。他全然不知所以地沿着银座大街摇摇晃晃走到公司，边走边愁往下怎么办。关于当天行动的记忆荡然无存，彻底成了空白：“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什么也想不起来。”

一个天朗气清的周日午后，在草加市内一家咖啡馆的二楼听了他的讲述。从窗口看去，站前路上走动的全是年轻夫妇，大多领着小孩。人们表情放松，显然在过周日。

我问，他边想边慢慢讲述。答话有条不紊，口齿清楚，看上去好像和前面出现的那一类型的人有所不同。

我真的很想画油画，也学了，如果可能的话，很想沿这条路走下去。可是高中一毕业父亲就去世了，那个时候无论如何都是需要钱的。哥哥上大学了，总之只想供长子上大学。我没能通过大学考试，去专科学校也得花钱，必须赶紧找工作。

起始从事与房地产有关的工作。但这份工作不允许虎头蛇尾，严格，又有莫名其妙的地方，就离开了那里，一年之中换了好多好多工作。最终到现在这家公司，安顿下来。本想从事策划或制作广告方面的大型道具的公司工作，可由于缺乏经验，又没有驾驶执照，没能如愿。不过这里是正规公司，安顿下来也好。总之安顿下来要紧。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的前一年九月，我结婚了。那时在草加买了公寓。九月签约，四月交房。四月前，我住在草加的出租公寓里。所以在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已经准备开始搬家了。去附近的商店里买了纸壳箱，把那里的东西装了进去。

不，我不是特想买公寓，住在哪里无所谓。只是休息日去售房处，发现这房子不错，当时购房贷款利率还有这个那个不少说法。房地产商怂恿我说现在购房贷款利率是3.9，马上就要变成4.0。几乎是在冲动之下买的。二十五年期贷款，太辛苦了。真不该买房子！

地点之所以选在草加，是因为我母亲住在埼玉县的幸手，岳母住在品川。想住在她们中间，可城里房价太高买不起。

有个女儿，闹得让人心烦。两年前还是一个人过得舒舒服服。结婚有了孩子，背了房贷，转眼间一贫如洗，自己的钱全没了（笑）。

原本打算如果三十五岁还没结婚，就不结婚了。一半原因是太麻烦。结果在三十四岁结婚了。妻子是过去冲浪时认识的，是我的一个同伴，比我小三岁。二十五岁前后我玩得比较拼命，现在懒得玩了。那个时候年轻，特意开车去玩，一星期一次，早上五点钟起床，三个小时车程就到了湘南的材木座，很有干劲。那时冲浪还不是很流行的运动。和朋友两人一起买了二手艇，寄存在当地，那东西现在怎样了呢？

说起最近的休闲，只是玩弹子球罢了（笑）。不画画了。我是那种一干就十分投入的性格，没有足够时间是不行的。

三月份工作很忙。这是因为霞关也开始属于我的负责范围。受政府预算的影响，有大笔器械的一次购置和交货。也就是说，要在三月底之前把剩余的预算用完。一年之中我是阶段性忙碌。虽是节假日之间，但连休是不可能的。

早晨几乎不吃早餐，喝点咖啡吃点小糕点面包就出门了。为了有座位坐，在北千住站等几趟日比谷线的始发车，从第三节车厢最前面的门上车。那天乘坐的应该是七点五十三分发车的。上车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我在车上是不看报纸什么的。经常在快到东银座站时一下子自然醒来。但是，一年总有个两三次睡过头（笑）。注意到时，车已进入神谷町站。

那天是在小传马町站醒来的。因为车在那儿停了下来。车内广播说筑地站发生爆炸，车暂时不开了。我坐在那里一直等。不久又被告知重新开车的可能性不大，没有办法，只好下车。一股异丙醇的味道袭来。在我们公司，擦拭复印机的玻璃部分时就使用这个，所以我很了解这种气味。工作当中经常随身携带。

下车的时候，右边有一根车站的柱子。柱子那里，有个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异丙醇的味道好像就是从那里发出的，但那时我并没特别在意。不过还是心想发出这种气味的是什么呢？我清楚记得我是低着头的，嗅的时候连同空气深深吸了进去。异丙醇这种药品本身倒不是特别危险的东西。

在小传马町站，只看见一个人昏倒了。是个男的。在穿过检票口一瞬间看到的。那人坐在柱子那里，口呼呼吐白沫，手一个劲儿颤抖。但一来只我一个人，二来估计他只是不太舒服，就没理会。

出了车站我想步行去日本桥。可一到外面，身体就不舒服起来。想吐，头晕目眩，视力下降，无论取下眼镜还是戴上眼镜看东西都一样，焦点集中不起来，眼前模糊不清，头也开始疼了起来。方向感没有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想跟着其他人走大概就可以走出去，于是随着人流好歹往前走动。

步行途中几次坐下来，恶心，身体不舒服，想回家。但那里离公司很近了，无论如何还是去公司吧。走是走着，却不知自己在往哪儿走，一条路反反复复走了两三次，走得非常痛苦。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贫血感。于是想去便利店买市内地图查看一下。可是不行，书什么的没法看清楚。

莫非血管破裂了？我忽然担心起来。最近三四十岁的人出现这种症状的不断增加。那时我想这回完了，房子首期款付了，办了房贷手续，老婆肚子里有了孩子，心里直喊糟糕。如果就这么死了，该怎么办啊，这种想法在脑海里一掠而过。

胡乱行走之间，终于到了日本桥，到得巧。在日本桥乘上银座线，来到银座，从那里步行去公司。但这期间发生的事一点都不记得了，脑袋一片空白。到达公司的时候，已过了八点四十五分，早会已经开始了。我换好工作服参加早会。但我已经没办法站着听下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换好了工作服。所以工作的心情还是有的（笑）。习惯了。如果在平时，这种状态我是不上班的。

但到底忍受不了，还是去了日比谷医院。到医院是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了。看电视里播报新闻，听到“在筑地停驶列车的第三节车厢最前面的车门”时，我突然想了起来，对！在小传马町车站下车时，我在那里发现了用报纸包着的包裹。我当时搞不清是什么东西，还低下头去闻了闻，所以比其他人更严重。

我在医院只住了一夜，打了点滴后痛苦减少了，眼睛也慢慢复明了。

现在没什么特别。只是觉得比以前健忘了。有时不是暂时遗忘，而是完全没了记忆，忘得干干净净。有人偶尔忽然忘记自己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暂时遗忘。可我不是，我不是忘记想干什么，而是一开始就一下子把整件事忘得干干净净。

即使有人让我怎么怎么做，较之他说的什么，甚至连说本身都忘个精光。事后一想，啊，是，他是那么说来着。而当时却以为他什么也没说。

所以我尽可能把人家交待的事情当场迅速记在本子上提醒自己注意，不然就忘掉了。

——你闻了异丙醇气味，那以后没觉得不舒服吗？

没，没有。我工作了十几年，经常闻那种气味（笑）。后来看电视新闻才知道，制作沙林毒气实际是要使用异丙醇的。到底是这样！

“开始频繁做梦，梦见从高处扑通一声掉下来。”

桥中安治（当时五十一岁）

鹿儿岛人，住在埼玉县浦和市。单位在茅场町，印刷方面的公司，处理综合性印刷品。如公司内部刊物、月历、小册子、传票等等。正式职员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即所谓“中坚”企业。

从学校出来后在大阪一家钢丝企业工作了三年，在现场淬火。使用研磨机时手受了伤。于是心想这活计有危险，不能久干。正好有个同乡劝他转行，就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已在这里干三十年了。庆幸当时换了工作。

没有小孩，和太太两人生活。过去一天喝一升酒，血压出问题后，忍住不喝了。到底往日练过相扑，身体敦敦实实。至今仍喜欢看电视上的相扑比赛。

家住在北区的时候，去公司上班单程需四十五分钟左右。如今早晨要花一小时十五分，还是有点远。从家出发，乘巴士去浦和站，然后乘JR去上野站。在上野站转乘日比谷线到茅场町站。从浦和到上野非常拥挤，是的，是肉体上给人以苦痛的那种拥挤。连报纸也不能打开看，地铁也是如此。从家到公司，坐是基本不可能的。不仅早晨，下班回家也很少有座位可坐。上班辛苦吗？嗯，是的，不过已经习惯了。

每天赶七点二十七分从浦和站开出的车，差不多都能赶上，因为我上了两个闹钟（笑）。早起也不那么痛苦。休息日我一般都美美睡个懒觉，往下就在家里东倒西歪，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妻子称我是“大件垃圾”。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出门比平时晚，错过了一趟巴士，大概晚了十分钟左右。那天正好在周日和春分日之间，所以我想车大概会比平时空一些吧。平时我七点三分走出家门，那天是七点十三分，结果遭遇了沙林毒气事件。

从上野到小传马町平安无事。但当车停在小传马町站时，广播响了。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听到像是“筑地”、“爆炸事故”之类的词儿那里就听不大清楚了。还说“好像有人受伤”、“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车在小传马町站暂时停止行驶”。

车就开着车门在站台上停了好一会儿。后来广播说这班车要开回去。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车里站着等，车停了大概十分钟左右。但一说要开回去，大家都不再等，下了车。那时还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大家都感觉很平常。

我想大概有人从前一趟车上把沙林袋子踢到站台，踢在柱子那里。我乘坐的是第三节车厢，正是离那袋子近的位置，有四米左右。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原本要去的茅场町离小传马町只有两站路，如果车不开，那么就走过去。于是我向检票口走去。在车站墙壁和自动核算机之间，有个男人拎包踉踉跄跄地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向左侧“砰”一声倒了下去。

这当儿，那个男人另一侧的一个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叫。这个人叫和田荣二，后来得知他死了，老婆有了九个月的身孕。

有人在附近喊“救护车，救护车！”我想肯定是为最初那个人。不料此外也有情况相似的人。一个男人紧抱和田：“不要紧吗？不要紧吧？”和田痛苦地挣扎着，承受不了力气，就像被压在身下似的，样子和撞在饮水台上差不多，眼镜提包掉在地上。在和田附近，有个女人也蹲了下去，长头发的。

到底怎么回事？我边走边环顾四周。这时正有车驶进站台。

——这么听起来，就是说眼前接连发生了与平时不同的事，没认为事态很反常吗？没觉得这里将爆发不得了的事情？

不久前发生了阪神大地震，我觉得人很脆弱，有点什么事就吓得不行。心想大概因为发生了爆炸事故，所以才造成恐慌的吧。那个时候我的眼睛还是正常的。

驶进的列车是我乘坐列车的下一趟车，在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短暂停留后开到了这里。在我们乘坐的车开回去后，它就进站了。我想正好，赶紧跳上车去。没想到这趟车也是在小传马町站停靠后往回开。这是怎么了？这趟车也要开回去吗？正这么想着，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平时血压就很高，定期去医生那儿拿降压药。医生平日里就告诫我要控制饮酒，减少盐分，减肥。可怎么也减不下来（笑）。所以我当时以为肯定是血压高了。一边心想这下完了麻烦来了，一边出了检票口，捯着扶手上到外面。然后朝公司方向走去。头疼得厉害，流鼻涕，打喷嚏，身体状况糟糕到了极点。尽管如此，我还是弓着身子一摇一晃走到人形町。

沿途有人坐在路边用手帕捂着嘴。救护车也来了。我想这到底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刚才听广播说筑地发生了爆炸，莫非烟一直扩散到这边？本来筑地离小传马町还很远的。

在人形町十字路口，正好有出租车过来，我搭上去公司。一进公司，女同事就对我说：“桥中君，你怎么了？脸色铁青。”我回答说：“身体不舒服。”上了二楼，把大衣放在储衣柜里，然后向上司请假：“非常抱歉，我身体不舒服，让我去趟医院。”接着，我去了京桥医院，步行五分钟就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东倒西歪了。在医院挂号处填写姓名，在那里等待。正等着，在小传马町站身体不舒服的人陆陆续续来到这里。

那时，医院还没有得到关于事件的消息，谁都没有掌握情况。我在挂号处也只是说血压突然升高，请帮我检查一下。那时仅仅以为是血压问题。在挂号处办完手续，觉得很不舒服，去厕所吐了一次。随后让医生看病，血压低压155，高压200左右。服了含服药，医生吩咐我在空病房里躺下休息。作为沙林毒气的一种症状，我的情形是血压升高，不知道这是不是一般症状。

知道是沙林中毒后，就使用治疗瞳孔缩小的药物和使胆碱酯酶值复原的药物。使用这些药物过程中，血压猛的降低，相反变得只有50到70了。这仅仅是一两个小时之间的变化。头痛持续了一段时间，鼻涕眼泪一起流，眼睛还是模模糊糊的。

归终在医院住了三天，晚上还是睡不着。一边听隔壁的人说电视新闻的内容，一边想这太恐怖了，再差一点点或许就没命了。一想到这里，就怎么也睡不着了。比起肉体的痛苦，精神上的更折磨人。

出院第二天，我就回去上班了。眼睛不适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眼前突然白蒙蒙浑浊一片，就像是蒙上一层薄膜，或像进入了烟雾弥漫的房间一样。从那以后，变得容易流口水，有时即使不紧张也会不自觉地流下来。

频繁做梦，梦见从高处扑通一声掉下来。以前从没做过这样的梦。做这种梦，当然要被惊醒。倒不至于害怕，醒来才意识到原来是场梦。住院期间，也经常做这种紧张的梦。住院两天做的梦都很恐怖，要么走着走着前面的路突然没有了，要么以为是小水坑不要紧，而一迈步就一下子变成一条大河。我不会游泳，所以这相当可怕。最近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支离破碎的梦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沙林毒气的关系。

我们公司规定六十岁退休。退休后我想回老家鹿儿岛打发余生。妻子也是鹿儿岛人，我想两人一起回去。我是指宿的，那是个好地方。对东京没有那么留恋。

“我深深感到，出这种急事的时候，政府和公家那东西不怎么管用。”

奥山正则（当时四十二岁）

奥山给我的印象是“安静的人”。当然，第一次见面且交谈几个小时，实际如何并不清楚。也有可能能说会道举止轻佻。不过，如此同很多人见面当中，我大体掌握了一种类似诀窍的东西，即使第一次见面、即使交谈时间有限，也可看出对方的基本性格。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眼里奥山先生是个“安静的人”。

在东北一个小镇出生长大，考进附近一所大学。三兄弟中他最大。依本人说法，从小就认真，听话，体育也行。高中时代是个手球迷，甚至参加全国高中运动会。

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三，小的念小学六年级。两个都正是上学年龄。我问怕是够呛吧，他说没往那方面多想。作为父亲一点都不严厉，从不说三道四。

工作是负责室内装饰品的营销，即以百货商店、大型超市等为对象搞批发。虽说营销，但奥山先生很少有应酬和接待工作——为了防止客户和厂家产生不正常关系，严格限制这种个人交往。“这样倒好，工作是工作，两清。”

休息时在家看电视，偶尔捣鼓电脑。应酬酒基本不喝。喝的时候相当能喝，但平时一天也就喝一中瓶啤酒。感觉上生活很有自己的步调。

上班路线是乘日比谷线到茅场町。

三月二十日不是特别忙，但毕竟财政年度快结束了，有许多事需要处理。第二天就是节日，所以我比平日早一个小时出门，想早点儿去公司准备资料，无非那些事情。坐的是七点五十分左右从北千住站开出的地铁列车。在平时上车的地方上了第二节车厢。

车到达小传马町站台后，车厢内响起了广播，让我们下车。说前面的车发生了爆炸事故。于是大家都暂时下了车。是的，大家都暂时下了车。我也下了车，在站台上等待。猜想过一会儿是这趟车重新运行呢还是再来一趟车呢？一分钟，两分钟，我想大概在那里站了那么一会儿，总之时间很短。突然，附近一个男人发出一声奇怪的声音，离我二十米左右。一种不明所以的奇异的叫声。我想大概是得了什么病吧。那个人迅速被抱起送往别处了。

就在这前后，我感觉呼吸有些不畅，但那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这是怎么了？接下去……，对了，附近有一个女的蹲了下去。估计她也病了或者心里不舒服吧。一会儿，车站广播响了，让大家全部避难。当时想必说了原因，可我想不起来了。总之是让我们从车站出去。

小传马町的检票口在站台正中间，在前方的我向后面走去。这前后的记忆已经不是很确定了。大概站台一片混乱，恨不得从车厢里穿行。这段记忆也不是很清晰，只记得那当中有人晕倒在地。这点没错。

记得很模糊了，柱子的背后好像有水汪。接着闻到一股溶剂气味，跟施工现场或新建房屋现场的味道差不多。我是闻到了？还是没有闻到？只觉得呼吸不畅。我从小就有哮喘的老毛病，所以我想没准哮喘又犯了。总之，大家并没有争先恐后，而是拖拖拉拉朝检票口走去。

上到外面，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发现有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旁边有人护理。还有很多人蹲在那里，有人不停地流鼻涕，有人止不住地流眼泪。情形非同一般。我不知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连大致情况都不清楚。虽不清楚，但我切实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之中。我想这时还是别去公司了，那太危险了，哪里都别去，最好暂时待在这里不动。

所以我也留在了现场。一开始我站在那里，后来还是坐了下去。很快，视野变窄了，眼前变黑。这些现象都是突然出现的，况且我意识也不清楚。再次觉得事情蹊跷。并没有把爆炸事故、发出怪叫的人和晕倒的人等很多事在脑袋里联系起来，这些看起来具有某种关联的事物居然都联系不到一起。看着周围的情形，我本能地想还是哪里也别去，老实待在原地好。

——这么听起来，好像即使感觉身体不适也无论如何要去公司的人很多。除了不能动的，很少有人想留在原地等待救助。莫如说即使爬也要爬去公司……

是的，虽然身体已经相当不舒服，可很多人无论如何还是要去上班，要去什么地方。看了这些我觉得很奇怪，都几乎走不动了，有人的确就像爬一样。我是根本顾不上公司的，所以放弃了去公司，毕竟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周围有很多人蹲着。不，没有和周围人说话。我只对一个女的搭了话，她顽强地坚持站着，我对她说：“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太勉强，坐下来舒服些。”

——我不在现场，当然不明白那里的气氛。就是说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事，情况反常。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和周围人谈论发生了什么事或就此交换信息什么的吗？

我没有说话，充其量打声招呼。至于其他人说了什么，其他人怎么回事，我不是很清楚。我当然心想“这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那儿的人都变得异乎寻常。但我没有就此和周围人交谈，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那里不动。我没觉得多么痛苦，心里也没觉得特别不舒服。

过了很长时间救护车才来。而且，那么长时间只来了一辆救护车。我只看到了一辆。结果，当时出租车用得最多。大家拦下出租车，首先让妇女和重患者去医院。乘客们齐心协力做这样的事。我深深感到，出这种急事的时候，政府和公家那东西不怎么管用。

我的症状算比较轻的，最后坐出租车去的医院。四个人一起去的，我们症状都比较轻，没有特别的紧迫感。其他三位男性都像是工薪阶层。我想在车里我们是说了话的。至于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原因我不知道，反正不记得了。

我们去的是秋叶原的三井纪念医院。为什么去这家医院也没有了记忆。也许是谁指定的吧。到达医院是十点左右。到医院后往公司打了个电话。公司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们公司还有两个人也受害了，都跟我症状差不多，没有大碍。

在医院住了两夜，使用了放大瞳孔的药物，结果把瞳孔放得太大了，变亮了。但也有副作用，成了老花眼，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除此之外，住院期间身体没有特别不舒服。我想大概是由于引发了哮喘，才在医院住了两天吧。这当然是很痛苦的，但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疲劳感……当然能感受到。是不是沙林惹的，我不知道。可能跟上了年纪也有关系……呃，最近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健忘，但不知道确切原因。近来，是的，肩酸也比以前更容易发作。肩酸以前就有，可最近发作特别集中。都是中老年人了，这是常有的病。大家不知道该属于哪个年龄层，怕是灰色地带吧。

只是，我认为媒体这东西很可怕。信息、尤其是电视机只能反映相当有限的范围。报道的时候，还在事实上添加了许多偏见，让人产生以偏代全的错觉。我想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所在的小传马町站前一角确实发生了异常情况。可周围的世界还像往常一样继续着正常生活，车辆在路上正常行驶。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种反差实在莫名其妙。电视里只播放异常场面，和实际情况给我的印象不同，让我再次感到电视这东西真是可怕。

“每天都在车上，平时什么气味大体记得。”

玉田道明（当时四十三岁）

玉田先生在营团地铁中目黑列车段工作，是列车长。进地铁是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事件发生时已经连续工作了二十三年。头衔是“车掌主任”，行家里手。

玉田先生在地铁工作的最初动机多少与众不同：“和在公司上班不一样，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妙！”就是说，若是普通的上班族，每天每日在固定时间出门，傍晚回来，而在地铁工作则可在全休日的白天有自己的时间，这点有吸引力。经他这么一说，倒也的确如此。地铁职员的工作时间模式是和一般的上班族大不一样，对于喜欢这种模式的人想必得天独厚。

不仅如此，交谈时间里，总体上觉得此人比较珍惜“个人”这个东西。倒是没有特别叫我这么觉得的根据，但总有这个感觉。一旦离开工作，想必他是可以按自己的步调悠然度日的。

爱好滑雪，但六年前受了重伤后再没滑过。“别的没有什么像样的爱好”，他说。休息日也不做什么，只管放松。也有时独自乘车一晃儿跑去哪里。一人独处也不寂寞。

原来喝酒就不多，沙林事件后几乎完全不喝了。医生说遭遇沙林后，喝酒有损肝脏，所以不再喝酒。

百忙之中欣然接受采访——“但愿能通过自己的证言多少使得事件免于风化”，他说。

我是从非全日制高中毕业的，二十一岁进入公司。最初是在车站检票或在站台送车，在饭田桥站工作了一年，在竹桥站工作了两年，然后转到丸之内线的中野乘务部门。

从车站勤务部门到乘务部门，是必须接受考试的。要成为司机，还有其他考试。司机考试很难，有适应性考试，有普通学科考试、健康诊断、面试，很多很多。我们那时候有很多人参加考试，但只有优秀的才能考上。我希望从车站服务部门换到乘务部门，是因为乘务部门工作时间要短一些。现在几乎差不多，以前不一样的。

昭和五十年(4)进入中野乘务部门，从那以来一直在丸之内线上干了十四年。后来换岗到千代田线的代代木乘务部门。直到前年十一月份才换到日比谷线来。

到了新的线路，有很多东西需要从零开始记忆，挺难。每一个车站的动向啦，形状啦，构造上的问题啦，都必须牢牢地刻在脑子里。否则就无法确认是否安全。不管怎么说安全第一。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脑袋里。

惊心事也发生过几次。夜里，醉鬼很多，有的甚至跌跌撞撞向行驶中的车靠近。特别是那些突然从柱子后面冒出走过来的，让人防不胜防。还有就是拥挤，大家紧贴车旁边行走，够危险的。

以日比谷线为例，北千住站尤其紧张，因为那里乘客多。大家都排队上车，后面人多走不动，必须从电车和等车的人中间穿过去，这个时候是很可怕的。

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一次也没经历大的事故。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原本是休息的。但因为没人，偶尔由我代替。有同事要休假，前天问我：“能不能替我一下？”都要互相帮助，我没有介意，一口答应下来。

那时的工作是从早上六点四十六分开始的。先去中目黑站，在那里搭乘六点五十五分的车去南千住站。所谓搭乘，是指乘坐别的车去自己负责的车。然后，在南千住站坐相反方向的自己负责的车回来。电车的始发时间记得不是很清楚，估计是七点五十五分吧。

那天和平日一样，车里挤得满满的。综合指令所通知我们“筑地站发生爆炸，电车停运”之前，没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这一指令传达给你所在的车了吧？

不，不是传达到我的电车，是面向所有运行中的车的。所有电车都停在那里。无线电向我和司机同样下达指令。

我所在的电车在最近的小传马町车站台停了下来。接着，我向乘客们广播，把指令所刚才传达过来的广播内容重复一遍：“现在，筑地站发生爆炸，电车暂停。事故原因查明后马上通知大家，请大家稍候片刻。”

在小传马町站，车门一直开着。我从乘务室出来，站在站台上，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几个乘客过来问我还要等多久，我不知道详细情况，只能回答说：“像是爆炸事故，可能要拖延点时间吧。”

早晨的小传马町站，有人下车，却基本没人上车，站台上空荡荡的。有几个看起来为之不解和烦恼的人下车了，但大部分人都留在车上。

在那里停了多长时间，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大概二十分钟吧。不过，由于我们的车停在了小传马町站，下一趟车过不来，就停在了秋叶原站和小传马町站之间。

后来接到指令所通知，让车上的所有乘客下车，为了让后面的电车开进小传马町站，要求电车继续前行。那时我就明白电车暂时是不可能运行了。于是广播说：“电车由此站开回。给大家添麻烦了，请大家下车。能利用其他交通工具的，请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因为指令所通知“好像要拖延点时间”，所以在广播里我也加了一句：“好像会稍微拖延时间。”

至于筑地站到底怎么样了，这边一点消息也得不到。停在筑地站的电车乘务员和指令所之间的交谈是通过无线电传送的，我们也能听见他们的交谈。可听了也白听，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完全不能理解。就连是不是爆炸事故和有多少人受害也不清楚。唯一知道的是现场相当混乱，结果完全无法预测。说有乘客倒下了。

即使说是爆炸，可首先地铁车厢内是不会存在爆炸物的，所以我认为是人为破坏。是的，是“恐怖事件”吧。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

广播完了，乘客们都下车后，车站的副站长和工作人员到车内逐一检查。我也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粗略确认一遍，然后关上车门，开车走了。

嗯，当然有乘客抱怨。他们说：“在这里让我们下车，真是为难啊。”我把事情做了说明并向他们道歉，告诉他们后面的车站之间还停着一趟车，那趟车上的乘客也必须下车，“实在是很抱歉”。

车在小传马町站和人形町站之间停了下来。车上只有司机和我两个人。停稳后，我又在车内检查了一遍，那时还是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可车内总让人感觉怪怪的。还是平日车内的那股气味，但在第二节车厢或者第三节车厢那里，我感到气味和平时有所不同。不，并不是特别奇怪的味道，可就是觉得有点怪。

大家都会出汗，身体的味道，衣服的味道——我每天都在车上，平时什么味道大体记得。而这个跟平时的味道略有不同，这我清楚，在感觉上。

我在那里等了三十分钟。这期间，一直可以听到指令所和现场的交谈，渐渐明白了这不像是爆炸。交谈的内容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广播又说乘务员中如果有人不舒服或感觉异常，要马上联系。我当时虽没觉得身体不舒服，但忽然认识到原来是这方面的事啊！

那时，小传马町站已经出了大事。由于我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前方来了，所以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在日比谷线小传马町站，广播要大家避难。我担心发生了什么。

——你负责的电车在小传马町站停靠期间，那里没发生什么特别不正常的情况吗？

没有。我完全没有觉察到。

乘务员室在电车的最后面，沙林毒气是在前面，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有一百米左右。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我一直看着站台，如果有人在那里昏倒的话，我会发现的。后来关上车门驶出车站时，我也一直注意观察，也没有发现站台上有什么异常情况。

当“身体感觉不适要马上联系”的无线通知进来不久，我身体就开始不舒服起来。周围变得相当暗。我挺纳闷：车灯开着啊！

不一会儿，开始流鼻涕，脉搏跳动加快。我想这太奇怪了，又没有感冒。于是我和指令所联系，报告说身体状况很奇怪，成了现在这种状态。这不得了，于是电车开到人形町站，我在那里下了车，让停靠在人形町站的车往前开，是顺方向。

车站有指定的医生，我去了那里。对方告诉我说：“这个我们无能为力，去圣路加或什么地方吧。”因此我就在人形町站事务所里一直躺着休息。我必须在那里等待前来换班的乘务员。如果没人顶替我上班是不能让车开的。

等待过程中，身体状况还是那样。鼻涕一个劲地往外冒，周围越来越暗。但我没觉得软弱无力，也没觉得哪里痛。最后顶替我上班的人来了，我乘救护车去了医院，到达医院已经是中午了。

去的是田岛医院，可那里没有床位了。于是转到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我家在町田，离世田谷比较近，方便。

在医院只住了一夜。瞳孔缩小的毛病虽还没有治好，但第二天流鼻涕止住了，可以回家了。

没留下后遗症。可从那以后，我发现睡眠质量确实没以前好了。以前可以不间断睡七个小时，可最近大约睡四五个小时就突然醒了，不是做梦醒的，只是醒了。

醒了又没有办法，只好重睡。折腾半小时，又睡过去了。

你问害怕吗？话虽这么说，可我是地铁工作人员，如果连地铁工作人员都怕地铁的话，那就没法工作了。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但尽量不去注意，不去想。已经发生的事就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不让它再次发生——尽量这么去想。

所以我尽可能不让自己对犯人怀有个人怨恨，因为怨恨也改变不了什么。有几个同伴死了，那时感到非常愤怒，毕竟这里是朋友意识、家族意识很强的工作场所。可对于他们留下来的家庭，我们真能做什么吗？什么都不能。

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起事件。我今天说的这些会变成铅字印刷出来，我想多多少少会流传下去。这对唤起大家的记忆会有所帮助，也就这样了。

“依我的感觉，以沙林事件为界，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大不一样了。”

长滨弘（当时六十五岁）

长滨先生同儿子两人住在南千住站附近的商业街的尽头。前年七月，长年相依为命的太太去世，家里只剩两个男人，日子过得好像很不容易。登门拜访时，到处找茶在哪儿，归终没能找到，只好去旁边自动售货机买易拉罐茶招待我。

生来就住在传统老庶民区，一副地地道道的“江户人”(5)样子。从十五岁开始，在附近一家机械厂干了三十年，发生石油危机时心灰意冷，转行做大楼管理。在机械厂做工期间坚持上夜校，取得了电工资格证书，得以很快转行。

这一系列采访中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再次深切感到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还是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大影响的。总之一看就知是“老江户”。没有矫揉造作之处，说话不拐弯抹角拖泥带水。

参加郊游俱乐部，每星期都走很远，气色好，看上去十分健康。不过也许太太去世不久的关系，多少显得有些凄寂。

“不远就有LOTTE(6)棒球场，过去常去来着。如今LOTTE也没了，是够让人寂寞的。”他恍若昨日似的怀念道。LOTTE ORIONS迁去川崎（后来又迁去千叶），记得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两个男人一起生活，都不做饭。偶尔儿子也会做饭，但几乎是不做的，去便利店买回来吃。最近，从饭到小菜，便利店里都有得卖。我们那个年代的男人是不做家务的。妻子死后，日子很苦。

我六十岁退休，虽有养老金，可妻子死后闲着无事，还是去楼宇管理公司找了份短工，被分派到江东区一家美术馆工作。这家美术馆是去年三月建成的，正是沙林毒气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过在开馆前的前年十月间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开馆是三月十八日星期六，两天后的星期一我上班时遭遇了沙林毒气事件。

从我家上班的路线是，乘日比谷线到茅场町站，在那里换乘东西线，两站就到了。整个乘车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左右。可在木场站下车后，到美术馆却很远，步行足足要二十分钟。我想在八点半到达工作场所，那么在木场站下车的时间大致是八点十分。

那天乘坐的是日比谷线，车在小传马町站停了下来。接着广播说：“在筑地站发生车内爆炸，电车暂停。”虽然车门开了，但大家可能觉得过一会总有办法的，就都留在了车里。

我乘坐的是第四节车厢，看了一眼站台，眼前长凳空着，于是下了车，心想电车暂时好像开不了，就在长凳上坐了下去。不料，从前方开始，大家边咳嗽边慢慢下到站台，从我面前经过。有人用手帕捂着嘴。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估计是花粉症什么的吧。我那时既没有闻到气味，又没有咳嗽，只是坐在那里不动。

这时间里，广播响了起来，要大家换代用票，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去目的地。于是大家陆陆续续走向检票口，拿了代用票上到外面。上到地面后，我思考往哪儿走好。出乎意料，小传马町站离银座线的三越前站和都营新宿线的马食横山站都近。于是我姑且往三越前站走去。可没走几步就改变了主意，觉得这么走绕道了，又折了回去。这回朝着马食横山站方向走去。但返回日比谷线地铁出口附近时，感觉眼睛有点怪，针刺一般痛，头也开始疼了。

我看了一下旁边，人行道上有树丛，有女的这么坐在那里的路肩石条上，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人数相当不少。

从那里穿过一个大的人行横道，结果那里也有很多人“嗵”一声坐了下去。其中有两个人还吧嗒吧嗒蹬腿。大家都强打精神。不仅痉挛，还一个劲儿蹬腿。这些人是怎么了？癫痫不成？即使是癫痫也不至于这样啊，我想。虽然如此混乱，但周围一辆救护车也看不到，车站人员和警察的影子也没有。乘客们倒是在互相帮助。

我想我也应该做点什么，要帮助他们。可如果这么做的话，上班就迟到了，最主要的是我眼睛很疼。于是我继续赶往马食横山站，乘坐都营线在菊川站下车。从菊川站到美术馆和从木场站到美术馆，差不多同样距离。在菊川站下车后，眼睛疼得受不了，用自来水洗了眼睛。我想大概吸入了爆炸产生的烟什么的。车内爆炸的时候，会有各种气体排出。

归终，上班迟到了十五分到二十分钟。眼睛还是一跳一跳地痛，头仍然很疼，今天这种状态是不能工作了，就把很多工作托付给别人，我一直守在电话前面。感觉荧光灯变暗了，视野也慢慢变窄了，不管怎么说都不正常。我担心这样下去眼睛会坏掉。于是向上司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不能接电话，得去趟医院。”接着去了医院。

在墨东医院，我当即被安排到集中治疗室，打了两天点滴。第一天夜里非常痛苦，小便都出不来。想小便的时候，护士拿来尿瓶，却怎么也尿不出来。想尿出来，却硬是出不来。脑袋也变得莫名其妙，我说我要回家，开始收拾东西，和护士们吵了一架。到底是太亢奋了。不过那时的记忆几乎没有，有也很少。第二天早晨，小便终于出来了，心里一块石头算是落下来了。

从集中治疗室转到一般病房，可周围人说：“那家伙太吵了，不行。”把我赶了出来。夜里我一边乒乒乓乓收拾东西，一边嘟嘟囔囔说“必须把这个拿回去”什么的，打着点滴收拾东西。头脑一团乱麻，吵得周围的人不能睡觉，被安排到其他病房，那个房间有电视，条件好些（笑）。结果在医院住了四天三宿。

不知哪位乘客在小传马町站把车内的沙林袋踢了出去，就那样一直扔在站台上。我坐的椅子就在那附近，倒是顶多坐了两三分钟。

——回家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没觉得浑身这疼那疼的，也没觉得精神上受多大的打击。但想一想，从那以后明显老了很多。对什么都很胆怯，一闻到奇怪的味道就担心是什么味道。稍有烟冒出来就会想又发生了什么。对这种种现象总感到恐惧。真的，日常性的。无论干什么都觉得危险，害怕。

另外，有时想拿点什么，不料手一下子撞了上去。去取什么东西时，却把茶碗弄倒了。总不顺利，这个那个怪事很多。我也想过或许是年龄原因。可又觉得由于受沙林毒气的影响，很多事情都变得比过去奇怪了。经常忘事。想干的事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或许和妻子的死也有关系。依我的感觉，以沙林事件为界，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大不一样了。

“再没什么可吐的了，但还是吐。吐出的东西已带血丝了，我想。”

宫崎诚治（当时五十五岁）

生于新潟县高田，是大雪地带农家六兄弟的老三。战后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苦，种水稻却难得吃饱大米饭。小时候一直以为秋刀鱼是最好的鱼。

本来打算进当地的工业高中，但由于要继承农田家业的长兄在建筑工地事故中丢了一只胳膊，父亲说“一只胳膊割不成稻子，你来接班好了！”于是临时改上农校。不料哥哥同当地女子结婚后提出即使一只胳膊也想干农业，父亲说“那就用不着你了”，被家里一脚踢开。只好捆起铺盖卷来东京务工，进的就是足立区这家造纸厂。

不过他本人说满不在乎也好说乐观也好，总之好像怎么都无所谓。什么事都不久久放在心上。听他讲述时间里——这么说或许失礼——不由得感叹人生真可谓是遇水涉水遇山爬山那样的东西。当然我是说只要本人坚持得住……。

宫崎先生说最宝贵的还是健康和精神集中力。只要有这两点，差不多所有的事都能挺过去。面对面交谈时间里，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自负：自己可是从一个铺盖卷白手起家的。惟其如此，对于致使他失去宝贵的精神集中力和体力的沙林毒气才感到怒不可遏。

最初在一家造纸厂工作了七年。由于讨厌上夜班和有危险，后来就辞掉了。是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总之受过很多伤。纸壳或厚纸在手里转动着传送，动作稍一迟缓，手就受伤了。所以，在造纸厂如果没了手指，作为工人来说反而是一种荣誉。为了安全起见，规定用机械包装，可操作起来很费劲，就没有采用。这样，事故的发生就在所难免。

据我所知，有人故意弄掉手指。有个男的非常非常喜欢滑雪。想滑雪却没有钱，于是故意弄掉手指来获得保险金。弄掉的是无名指的第二关节。毕竟发生事故是家常便饭，知道怎么做合适。把手指猛的往传送带里一伸，手指就“咻……”一声不见了。哪根手指的哪段关节没了，赔多少全都是明码标价。住院，治疗，领钱，滑雪……无名指没了影响最小，所以价格也是最便宜的。

离开造纸厂后，我在银座一家名叫“黎明”的糕点店工作，住在老板家里。在银座四丁目的店里卖点心。但男店员不怎么在铺面上露面，经常把东西送去餐馆。用盒子装好，组合成套，像送礼物一样送去。住在老板家的男员工有三人，女员工有九人。女员工中，有很多人是从冲绳和鹿儿岛那些偏远地方来的。

但店是老店，有很多规矩，挺麻烦。一起住在明治座后面的主人房子里，无论主人在不在家，洗澡的时候都必须一个个跪在走廊上说：“宫崎回来了，这就去洗澡。”主人最先洗。如果因为主人参加聚会回来晚了，我们就必须一直等到夜里才能洗澡。适合洗头的日子也做了规定，男的星期三和星期六。没有自由，连理发也有这样那样的规定，很麻烦，被限制得喘不过气来。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了。

可不管怎么说最难受的是吃饭。一日三餐，饭菜都是凉的。在那里的时候，没吃过一顿热饭。一天，以前在名叫“吾嬬纸业”造纸厂一起工作过的年长同事邀我去他那里玩一次。去了一看，宿舍烧饭的大妈每天都煮热气腾腾的米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尝了一下，真是好吃……（笑），于是决定来这家公司上班了。工资无所谓，只想尽情地吃热气腾腾的米饭。

这家公司不从事制造，只做销售。和造纸公司不同，没有危险工作，也没有夜班。我一干就是二十八年，负责营销。

我三十岁结婚，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儿子二十一岁，都从学校毕业工作了。女儿和我们住一起，儿子觉得和我们住一起啰嗦，一个人住公司宿舍。我倒是觉得自己不啰嗦（笑），但对于孩子们来说，父亲到底是啰嗦的。

四十岁的时候盖的房子。乘常磐线到北千住站，在那里转乘日比谷线去筑地站。把换乘时间算进去，也一个小时就到了。在北千住站等几趟始发车，尽量坐着去上班。走出家门是七点十分左右。

公司上班时间是八点五十五分，营业人员八点二十分左右就全部到了。为什么那么早呢？这是以前留下来的传统。我们公司还在隅田川的时候，每天早晨很早的时候在店前洒水。当然现在不洒水了，只作为一种习惯保留下来。另外，公司大部分客户是中小企业和事务所，多在手工业者居住区。许多客户很早就开门了。所以我们也要尽可能早到公司，规规矩矩接听电话，接受前辈令人厌烦的指导。

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前后工作特别忙。因是决算月份，我们作为营业员当然负有责任，必须弄清楚数量问题、营利问题等是怎么个程度。还必须和厂家谈判，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每天回家很晚，几乎都十一点了。但这也挺好，回家早了，闲着无事心里还不踏实。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公司星期一都要开会。会议通常早晨八点开始。所以如果按照往日，在时间上是不会遇到沙林毒气事件的，因为我们必须提前到公司。可由于第二天是节日，那天的会议取消了。生意上二十日我们有很多收款业务。这些收款票据由个人带回家，如果遗失就麻烦了。这个那个很忙，二十日的会议就取消了。按照规定，收款必须在傍晚前交回公司存入保险柜。这仅仅是营业部门的决定，其他部门还是像往常一样开会。因此，他们谁都没有受害。

还有，那时妻子的姐姐夫妻俩正好从北海道来，星期五晚上开始住在我们家。他们去开垦地，相隔四十年回到本土。所以我决定二十一日带他们逛一下东京。他们很喜欢相扑，无论如何也希望去一次国技馆和靖国神社。我对他们夫妻俩说：“今天非常忙，明天带你们逛一天吧。”然后就出了家门。结果这一计划完全泡汤了。

车在小传马町站停了下来，车门开着，广播说在筑地站发现类似爆炸物的东西。刚才提到筑地了？反正是说发现类似爆炸物的东西，前面的电车拥挤不堪，动不得了。我在车上等着，在第三节车厢最后那个车门附近。紧接着闻到一股味道，像是橡胶燃烧发出的气味。坐在我前面的女的用毛巾捂住嘴，站起来下了车。我当时还站着，庆幸地坐了下去。

一坐下就觉得恶心。不过前天晚上我喝多了，和北海道来的客人一起喝了很多酒。所以我想恶心肯定是由于醉酒引起的。胸口翻涌，很想吐。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不合适，不能当众呕吐。说不定有谁在看着，被认识人看到可就丢脸了。

于是下了车，跑下去的。只能是在站外吐，在这里吐太不体面，当时脑袋里只这一个念头。出了检票口，跑得更快了，爬台阶当中不知什么原因，双腿哆嗦个不停。在那里突然难受起来，再也跑不动了。反正已跑到这里了，跑出来就好。我不想当众吐，想尽快跑到车站外面去。多亏了喝酒才让我拣回一条命。

到了外面，迫不及待地在墙脚“哇……”一下吐了出来。吐完，腿直不起来了，想站起来，却直不起腰，直接瘫倒在地。不止吐一次，吐了好几次。无论怎么吐都还是不舒服。

因为带着皮包，就把皮包当枕头躺在那里。冷得不得了，可出汗出个不停。还想吐。从这张图上看，是在一号出口。我就躺在那里，总之很冷。我想到底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冷呢？事情怎么会这么荒唐呢？记得天空阴沉沉的。本来天气应该很好才对。或者快下雨了才变得这么冷吧，我这么思来想去。我从没病过，所以不知道身体不舒服是什么滋味。

——周围有其他人倒下吗？

这个我不清楚。我躺在那里，不知道周围是不是也有人倒下了。旁边有人问我：“不要紧吗？”我回答说：“让我休息一下。”但他们说不行，硬把我塞进车里，是辆普通的小汽车。他们一辆接一辆拦住过路的小汽车，把晕倒的乘客送上车去。有人甚至被送上了卡车。我说让我休息一下，他们说不行，要我上车。很冷很冷，冷得浑身发抖，还出汗。

上车后，开车人问我去哪儿？我说去筑地。我还是想去公司。车上还有其他人，不只我一个，可我没想那么多，那个时候我只想到自己的事。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得先去公司才行。

我说觉得很不舒服。车主就说等一下，特意从箱里拿出崭新的毛巾递给我。我一直用毛巾捂着嘴，心想不能弄脏了别人的车。汗一个劲儿往外冒。车上拉了三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坐在前面，我们两个男的坐在后面。

前后情况就不知道了，总之是到了八丁堀，我被送上了急救车。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说：“让我吐一下，我要吐，等一下。”于是又猛地吐起来。再没什么可吐的了，但还是吐。吐出的东西已带血丝了，我想。感觉很难受，这时间里我一直倒在深色车座上。

但我一直是清醒的。急救车上的人问了几次我的姓名、住所和电话号码。我想刚才不是已经记下来了么，怎么还问，但他们仍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您的姓名……住址……”总之他们是在一遍又一遍确认我是否还有意识。当时我很气恼，人家这么难受这么痛苦，还让人家左一遍右一遍回答同样的问题。

周围情形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难受到这个程度，根本顾不上别人如何。自己都已顾不过来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好像哪里堵塞了，空气进不来。非常痛苦，大汗淋漓。为什么吸不进气？我要完蛋了不成？

被送到的医院是京桥医院。我是沙林患者第一人。戴上氧气罩，打了三瓶点滴。那天一直到下午都还在吐，边打点滴边吐。

夜里躺在床上也睡不着，根本睡不着。没办法，只好一直看书。看推理小说，看了整整一夜。

——整夜都在看书？眼睛不疼吗？

不，不疼。我眼睛不好，平时基本看不见小字。那时不知道为什么看得非常清楚。我想这太奇怪了，怎么回事呢？平时只要看一会儿书就马上睡着，可那天看到什么时候都没有睡意。

在医院待了四天。叫我躺着，我就一直躺着。头不疼，只是喉咙有点不舒服，瞳孔好像变得只有一点了，怎么都不能复原。

事件之后，我的确变得极没耐性。无论干什么都很快厌烦。以前无论干什么都很有耐性的，可最近不行了。无缘无故发呆。看书也要同一个地方看好几遍，不然就记不住。眼睛盯着字看，可就是记不住。以前经常看书，看得很慢但可以记住。现在变得越来越健忘，无论什么不马上记下来就忘个精光。这和年龄可能也有关，我自己这么认为……

即使打高尔夫，也变得容易疲惫。在大厅里转一圈，就一屁股坐下休息。公司的朋友嘲笑我，说我上年纪了。以前那么喜欢运动，我自负自己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但是最近变得容易疲劳，或许是受沙林毒气的影响，也可能上了年纪自然而然变成这样的。究竟如何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招致熟识的人怨恨倒也罢了，可若是因为那东西丢掉一条命，实在让人受不了。真的很气愤。即使没那么严重，比如因遭遇了沙林毒气事件而不能进行商业上的结算了，进而弄垮了公司什么的可怎么办？我一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公司同事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帮我做工作，我们是三十人的小公司，大家连工作电话都不接来帮我做工作。工作上的损失无法衡量，即便补偿也无济于事。只有干生气。

※

以下是A738S列车（竹之冢始发）乘客的证言。

※

“就是说，被打的固然痛，但真正心痛的还是打人的人。”

石原孝（当时五十八岁）

在这一系列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采访当中我想的是，受害者出身地为关东以北、以东的实在太多了。而以南、以西出身的人屈指可数。这可能同地铁路线有某种关系。尤其关西出身的人委实少而又少。所以，同大阪出身的石原先生说话时，作为同是关西长大的人，总觉得有些亲切。虽然用的不是来自关西方言，但谈话的调门基本是不折不扣的关西味儿。这使得谈话——当然是内容严肃的谈话——顺风顺水一路畅通，当然也有人格方面的原因。

由于某种原因，石原先生被住院时同病房的几人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他打呼噜的声音实在惊天动地。这点他本人也一清二楚，笑吟吟地说：“我打呼噜声大，想必给别人添了不小的麻烦。”看上去蛮有大人气度。

虽已年近六十，但看上去十分年轻，精力充沛得很。无论干什么，只要干就拼死拼活竭尽全力。兴趣也广泛，高尔夫最高打到77分。公司的工作也干得不在任何人之下——倒是没有说出口——言谈中充满这样的自负。沙林事件使得他的人生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让他思考了很多事情。

在因工作打交道的过程中，彻底成了韩国迷，近来在热心学习韩国语。一说起韩国语就眉开眼笑——想必心很年轻。

从京都一所大学毕业后，进了现在的公司（注：一家大型纤维制造企业）。我是技术人员，和总公司没什么缘分，在那里研修了一年后，紧接着去了位于德岛的工厂。大学毕业那年是昭和三十四年，当时的纤维行业非常景气，正是日本的基干产业。我在大学里专门研究化学合成，就是所谓化学纤维，正好赶上涤纶啦尼龙啦这些纤维闪亮登场的时期，就满怀憧憬地进了公司。在德岛，一直做类似研究开发这样的工作，很有意思。因为是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不便说得太具体，反正在我们研究开发的东西里面，商品化投入生产的有很多。

我在德岛度过了自己的一半人生。妻子也在那里来了个“就地录用”（笑）。我家有四口人，除了我以外，都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不会德岛话的就我一个。我们一起来到东京，不过我女儿和那儿的人结婚了，现在又回德岛了。德岛确实是个好地方啊。人们性情温和，若往坏里说，就是很悠闲，和大城市完全不一样。我在德岛的时候，有条路叫十一号国道，要是有辆车从那儿跑过去，十分钟之内不会来第二辆。人们就悠闲到了那种程度。虽说那时很年轻，但也没觉得乡下生活有多么寂寞。因为我是从城市来的，一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对路，好在我适应能力比较强，很快就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我不是很在意细节的人。我结婚那年是二十五岁，东京奥运会那年有了女儿，现在已经有两个孙子了。

——是吗，怎么看也不像是有孙子的年纪啊。

那是的。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岁左右。毕竟房贷还有好多没还完呢，总不能这么轻易就老了吧（笑）。我最近在埼玉三乡那个地方买了套公寓，经济上很吃紧呀。

回到东京来是在昭和六十年(7)。就是说调到了总公司这边工作。来这边大约三年以后，天皇陛下离世了。说起来，我在德岛一共待了二十六年。儿子住在市川，做计算机编程之类的工作，他那儿也有我一个孙子。不过，他的那个工作好像很忙，每天都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咳，到底因为年轻吧，工作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的……。

离开德岛倒也没觉得很孤单。一来在一个地方待了那么长时间，二来自己研究的东西也算投入了生产，感觉上差不多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再说我的两个孩子那时都在东京。女儿当时是空姐，儿子正上大学，两人在东京租了一套公寓，一起生活。所以，离开德岛去东京，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买下公寓是在六年前，就是泡沫经济开始后没多久。房价稍微便宜些的，三千万日元一套的也有，即便我们这样普通的工薪阶层也总算能买得起了——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吧。

我上下班的车站是千代田线的金町，就是换乘北千住的日比谷线。早上七点二十分从家里出发，八点二十分就到了在人形町的公司，工作从八点半开始。只要车一来，大家就蜂拥而上，所以根本捞不着座位坐。一年里能有一次运气好的时候坐着，那简直就是奇迹了。没座位可坐倒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不过……，是啊，那么说来，我最近变得有些想坐了呢。现在跟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是啊，可能自己觉得还年轻，其实已经上年纪了……。反正我当时没怎么想在电车上坐着。

当年在德岛，走十分钟左右就到职工宿舍了，根本用不着坐电车上下班。就是说，这回一下子被打入万分难熬的通勤地狱之中，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前面也说过，我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不管什么，一下子就能适应。而且，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天天挤城里的电车上下学，所以也不是一点儿都不了解。“哎呀，太烦人了”——我可从来没这样想过。怎么都行。城市感觉也好，乡下感觉也好。

事件发生当天，有这么一件事，我一直很清楚地记着。平时都是妻子开车把我从家送到车站，那条路上有一条带急转弯的小道，那里是不允许大型车辆通过的。可偏偏那天早上不知怎么回事儿，有辆大型卡车堵在了那里。费尽千辛万苦，也没从那条道上开出去。怎么搞的，还不快闪开！我很着急地等着。不一会儿，十辆、二十辆车排起了长队，都堵在那儿等着。因为这个，我坐地铁比平常晚了五分钟左右。要是没有这么一个乱子，我差不多就会坐上被扔了沙林袋子的那班车。而我坐上的是那之后的一班，不然就是再后一班车。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虽说也受到了伤害，但因为坐的是那之后的一班，所以没有直接接触毒气。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车开到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车内广播说筑地发生了爆炸事件。之后没多久，电车在小传马町一靠站，车上的乘客全都在那里下了车。没办法，我也跟着下了车。我当时坐的是从前面数的第二节车厢，为了通过检票口，就朝月台后面那边走去。紧接着，有两个人在四五米远的地方倒下了。一个是男性，另外一个是办公室白领模样的女性。我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就上前走到那个女性身旁照看她。接着，又各有三名乘客上前帮忙照看这两个人。站务员还没有来。一个男的说“这是癫痫吧”，就往嘴里塞了像手绢那样的东西。这两个人已经没什么气力了，软绵绵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被问到是否看见过装有沙林的包裹。据说是装有沙林的袋子被踢到了那里。可没有人看到。我模糊记得有一种液体。怎么说好呢，就是水洼洼湿漉漉的那种感觉。反正很稀很薄，不注意根本觉察不出……。不不，没感觉出有什么特别的气味。

在这儿待了三四分钟，我一下子想到得赶紧叫站务员来，就朝检票口方向走去，正好有个站务员也朝这边走来。我对他说：“那儿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了。”站务员马上朝那两个人走过去，我径直往检票口的方向走。那时，我也开始觉得有点儿恶心了。不过还没什么大碍，就想赶紧离开这儿到外面去。一爬上台阶来到地面，就看见树丛里啦路面上啦倒着好几个人。我见了，走到电话亭给公司打个电话，说今天路上发生了事故，可能要晚点儿去。我心里想，不管怎样都得赶快去公司。可打电话的时候，心里越来越不好受，还冷得不得了。

那天，我刚脱下风衣。我是急性子，总是比别人早早脱下风衣。一脱下来，就会有“啊，已经是春天了”这种感觉，不是吗？所以，我当时很后悔：坏了，这么冷的天，把风衣给脱了，真是失策啊，有点脱早了啊！以为不是自己身上冷，是天气太冷了。我走出电话亭，一看道路，平时看上去泛白的景象，今天看上去竟是带些粉红色的浅褐色，或者说有点儿像浅浅的红砖色。而且，身上出奇地冷。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当时，月台倒下了两个人，周围的路上和树丛里也倒下了不少人，我上楼梯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停地咳嗽，我当时怎么就没反应过来呢！要是稍微静下心想一想，肯定会明白的，可那时我压根儿没意识到是被人放了毒气。满脑袋想的都是“这么冷的天，我怎么没穿风衣就出门了呢！”

浑身精疲力竭，懒洋洋的。说实话，大脑也变得不太清醒了，那以后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记得好像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记忆这个东西不可靠啊！我一直想去公司，就往人形町那个方向走去。走着走着，看到停在那儿的警察的小面包车，我说自己很不舒服，他们马上让我上了车。救护车全都派出去了，所以警车代替出动，把走路踉踉跄跄的人扶上车去。

上车之前，大概走了二百米左右吧，已经到了离公司很近的地方。走路左摇右晃，整条路看上去也都是褐色的，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头，可又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想好歹先走到公司再说，就一直拼命赶路。现在想起来，竟硬撑着走了那么久，自己都佩服自己。

看到警车时，觉得这样下去绝对不行。脑袋里一直盼望有人帮我一把、帮我一把。甚至想干脆坐在地上或躺倒算了。浑身上下都累散架了。不过，就算那个时候，脑袋里也还在想都是因为没穿风衣的缘故，无非就是冷点儿，怎么能倒下呢！就一直撑着。没穿风衣就冻成了这样，真是不争气！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啊。尽管情况多么反常，可我脑子里想的尽是风衣，百分之百。

本来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很有自信的。身体一向结实，没得过什么病，也从没跟公司请过假。所以我才想没穿风衣怎么会使自己这么难受。这个对我的打击要严重得多。

——的确，在那种场合，平时对自己健康状况没什么自信的人就会当心。而有自信的人或许硬撑下去。

是啊。我当时就想自己这是怎么了呀？这个念头很强烈。所以全都把它归罪于没穿风衣。坐上警车，看到上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反应都很强烈。有一个人把头探出窗外，拼命吐个不止。还有一对情侣靠在一起，女孩子歪倒着，奄奄一息的样子。男孩子搂着在问：“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我自己还能够坐稳。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出大事了。

只是，我现在说的是自以为记得的事情，其实不一定。也可能是那以后听到有人说了什么而补充上去的，结果统统当成自己的记忆。因为在医院我常和周围的人说起那时的事。自己实际遇到的情况和那以后被我合成的记忆之间的区别，我已分辨不清。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总体说来，记忆已经模糊了。还能清楚记得的，是电车开进小传马町站月台时，我隔着车窗看到了一个发出怪声、手脚乱动的年轻男子。那人拼命扯着嗓子喊，还一个劲蹦高儿。只这个记得清清楚楚。在医院，我跟警察那么一说，警察告诉我那个人也是受害者。我还以为他是罪犯呢。

我在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接受了眼睛检查，得知在接受检查的人里面，自己眼睛最不好。好像瞳孔变得比一毫米还小得多，简直成了小针尖。住院头三四天，连报纸的大标题也不能看。哪怕看一秒，脑袋这个地方就“轰隆”一下痛得不得了，不得不移开视线。遇到事故的第三天，我拔掉吊瓶，能进食了。吃饭的时候，肯定要看眼前的饭吧？可我一看，眼睛就痛。这样，吃饭的时候，就得不停地转移视线。住一星期院就开始上班了，可看东西的时候只能连续看十秒左右。真是难受啊！那一个月，光干盖图章的活儿了。用了一个月左右，我的胆碱酯酶值才恢复到正常水平。一到下午三四点，我就说“不好意思，能让我早点儿走吗？”随后下班回家。而且一星期还有几天请假不去。

现在我是全勤了。不过，很容易疲劳。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动不动就去神户、四国或九州，现在不行了，都推掉了。以前主动揽下的工作，现在反要求别人，没有毅力撑下去了。连坐地铁上下班都像刚才说的那样，觉得很疲惫，真够难熬的。以前根本没有这种状况。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快到退休的年龄，公司那边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直很照顾我。我心里很感激。不过，没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或是症状更严重的受害者，日子就不好过了吧。像那种情况，国家应该更切实地关照一下才对。艾滋病当然要重视，同时我也希望国家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次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先不说我个人，就算为了其他人，我也要大声疾呼。

我觉得和以前比，我的右眼视力下降了一半。以前是0.8，现在降到了差不多0.4。可我心里不愿把它想成是沙林毒气害的，我不想承认。要是承认了，就等于我输给了那些家伙。所以我不让自己那样去想，一直当作上了年纪的缘故。

我打鼾打得厉害，早睡会影响其他人睡觉。因此经常跑到走廊，听韩国语会话磁带来打发时间，估计大家睡着了，才悄悄上床。天亮后起来，他们都很佩服我：“石原，你一上床就睡着了吧？”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不过也多亏这样，韩国语进步很快。眼睛不好使了，脑袋还好用，我一直都在听外语磁带。这是遇到这次事故后为数不多的一点好处吧。那时学的，现在还记得，韩国语里有这么一句话：“被打的人伸着身体睡，打人的人缩着身体睡。”就是说，被打的人固然痛，但真正心痛的还是打人的人。当然，要是对遭受重症折磨的人这么说，他们肯定会生气。各有各的立场和想法。可要是不怕误解说出来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我现在的实际感触。一段时间里我痛恨过“这帮混蛋”，不过，现在已经能客观地考虑各种情况了。

过去，我作为公司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做了下来。不过，在此我想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生活的步调。今后我该怎样面对我的人生呢？这一年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一番。就是说我得到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好处。

“我理解不了他们干的事。或许因为理解不了才恨不起来。”

早见利光（当时三十一岁）

早见君在人形町一家食品原材料批发公司工作。从贸易公司买进砂糖、淀粉等成为食品前的原材料，再卖给一般小店，即从事业务中介。大米和油类也做。

不过，早见本人并不去哪里采购这些东西再卖给哪里。他在的是“期货交易”这个公司中最热门的部门——从顾客那里集资，盯紧行情用电话交易，交易的东西看不见。进出资金时而上亿。工作决不轻松。

“业界中的确有不少人很脏，那种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说，早见君是老老实实做事那一类型，当然不会那么胡来。虽然眼神中时有锋芒闪过，但眼睛很清澈。

短发，体格壮实，皮肤黝黑。风貌也好举止也好言谈也好，总的说来给人以“体育界人士”之感。实际上初高中时代也打过棒球。

事件发生时太太怀孕三个月。第一个孩子，当年十月平安降生。他说“还好，事件不是发生在怀孕前”，怕沙林毒气影响遗传基因。印象中十分看重家庭和家人。如今大概一家三口在新居安顿下来了。

商品交易是相当特殊的东西，经营复杂。不过如果你能认为股票已经成为商品，想必你就能明白大致情况。这一带，有不少做商品期货交易的地方。从人形町站往前走几步，有一个东京农作物商品期货交易所，那里是个起点。

毕竟要分分秒秒盯在那里，气氛相当紧张。我们都是用电话，通过开盘请客户在哪个时间买进或哪个时间卖出。手续费是我们的收入。不过，像我们公司这样在农作物批发商中有商品期货交易部门的还是少数。一般叫做“专营商”，公司大多只从事商品贸易。其中有业务，也有总务。而我们公司比较特殊，从根本上说是一家批发公司。

所以，即使同一公司，我们这个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性质也有很大差别。其他部门的人做普通商品公司的营业，要经常跑客户运东西什么的。我们这里是电话交易。靠电话把不在眼前的东西左右买来卖去。

开盘一般从早上九点开始，一天当中最后一次开盘差不多在下午三点左右。我也有推销员资格，开盘时间里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外务员是交易所给的资格，有这样一个资格证（拿出一个装在塑料皮里的贴着照片的资格证）。一年更新一次，要是没有这个，就揽不着客户。有这个证，某种程度上就能干外勤。

不过，这和普通商品交易不一样，不是拿着现货去请别人下订单，比方说拿着大豆问人家怎么样，让对方订货。而是让对方信任自己预付货款，再按客户喜欢的方式进行周转，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就是那样的交易，所以主动往外跑很难进展顺利。很多时候客户是跟外务员个人的。这个行当，我已经干了十四年，有一些固定的客户。买卖时一般会被委托交易，就那么直接带去公司。姑且先拉个客户进去。那以后变成工薪制，和普通职员拿一样的工资。就算有赚头，也赚不了多少。和美国那边不一样，收入不是计额工资制。其他公司有的实行了计额工资制，我们这里还没有。说到底，我只是个小职员。

我们公司由于有食品批发这块本职招牌，投机倒把的事情一般不会做。很本分。比方说，我们不会付给客户回扣那样的东西。这样一来，客户心想既然没有回扣，那么去别处好了。因为做这种贸易的公司一共有六十多家。客户就这样外流了。不过，我们公司里也有独立的外务员，天马行空那样的存在。公司里大致有其办公桌和电话，可他不是公司的职员，不从公司领工资。退休金啦保证金啦，什么都没有。可另一方面，他能提走百分之三十五的佣金，公司拿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五。可以说，公司是为了拿那百分之六十五而提供了办公桌和电话。那样的人，公司里只有一个，我们公司也有。

这个世界竞争激烈。特别是最近，贸易公司都纷纷带头成立自己的店铺，做大豆之类的生意。所以原来一直是我们公司独家经营的业务，现在都分散到别的公司了。我们以前能得到多少手续费，那个比率是一成不变的，现在也没有那个规矩了，比率什么的等于没有。我们公司一般固定拿得手续费，而作为极端的情况，有的公司完全不要手续费。没有手续费的时候靠什么赚钱呢？“我们公司有贸易公司的股份，我们公司有三菱的股份，有物产的股份”——靠这些情报优势来拉拢客户，从那边赚手续费。对于大的贸易公司则说“你们的手续费已经够多的了，根本不需要这个”。不管是谁，要是有要手续费和不要手续费两个地方，肯定是去不要的那边。

——说起期货交易，像我这样什么也不懂的人带上几百万现金委托别人给自己买合适的东西——这种情况不至于有吧？

很少有这种情况。说实话，一般人很难进来。以前有个客户到我这儿来，投进五百万，转眼间什么都没了。归终，行市上要六百五十万左右，而手头若没有不够的一百五十万，就设法看能不能分期付款。所以，做这一行的人，一般都是以前在行市上出手做过一两次的。

比方说，下注购买大豆，要是行市一下子暴跌，抛出去也没用。你就不能不结算，可一结算就赔不少。不过也能用现货交易。比方说，买主是个做豆腐的人，拿到现货他就能去消费。感觉像双方下注的那种交易，拿着现货在期货交易市场上卖掉，或者一有现货就从期货交易中撤走。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个特殊领域。

只是，钱一动就非常厉害。这一阵子，玉米变动最大。普通客户中，有个人带来三千万保证金，现在赚了十亿二十亿。而且只用半年时间。就是这么粗野的行当。当然，有如此赚钱的人，就意味着有如此赔钱的人。倾家荡产的例子多得不得了。有消息说泡沫经济那时候，一有什么不如意的事，肯定说“又转到期货上去了”什么的。例如政治家方面……，所以给人以相当肮脏的印象。如今这样的消息倒是少了很多，实际上到底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可能都隐藏在水下吧。我觉得交易额本身反而在增长，比泡沫经济时期还大。

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因为喜欢才进入这一行的。进公司后碰巧被分到现在的岗位。但我对这一行什么都不懂，觉得挺新鲜，和进公司前自己想像的工薪阶层的工作完全不同。一整天对着桌子办公，或是做业务到处跑腿儿，那样的工作我现在一次也没做过，无法比较。不过，当初那种新鲜感，好像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

也不是没有自立的想法，可要是自立的话，担保之类的什么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老婆和孩子。要是辞了工作，收入不稳定，奖金也没有。与其那样，还不如现在这样好，老婆也这么说。老婆和我在一个公司上班，清楚我现在的工作内容。

我一般八点二十分左右到公司。交易所九点开门，所以我会提前一点儿出发。公司考勤打卡一般八点四十分之前就行……。九点交易所一开门电话就响。

我家在埼玉县南埼玉郡的白冈，就是东北线的白冈那站。我是三年前结婚的时候搬到那里的。那里是我老婆的娘家。我出生在东京，可东京的房价实在贵得很，反正早晚要离开东京去别的地方，像这种熟悉的地方就挺好。说起白冈，那里什么也没有。周围尽是农田，空气倒很新鲜，不过，冬天冷得不得了。和城市相比，气温差了四五度。平常上下班，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还真是有点儿不一样，过了一两年，也就慢慢习惯了。

电车开到白冈的时候，已经没座了，到大宫时有些乘客下车，也有些乘客上车，车上的人就满满的了。再到蒲和、赤羽、尾久，人多得快要挤出车外了，连动都动不了。搞不好，会有人在赤羽那一带想下车都没法下。车开到上野时，差不多是八点二、三分，我在那儿换乘日比谷线，坐到人形町。

早上我五点半左右起床，看六点十五开始的十二频道芝加哥农作物行情。也不是非看不可，只是当作最新情报看一看。七点从家里出发。

晚上一般十二点左右睡觉，有点儿睡眠不足，不过习惯了，倒也不觉得多么难受。眼下身体还算健康。公司五点半下班，我一般直接回家，七点过后一直待在家里。要是没有像电脑坏了那样的突发事件，基本上不加班。工作按部就班这一点让人痛快。

事件发生的那天早上，因为不是休息日，加之我们部门还有两个人带薪休假没去公司。所以我脑袋里的念头是千万不能迟到或是缺勤。因为七个人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不来上班了。

我在上野站下了车，碰巧遇见公司别的部门一个人，两人一起坐上了日比谷线。然后从后面的车厢朝着前面车厢移动。因为虽然在上野换乘的时候离最后面的那节车厢近，但人形町的检票口是在前面，所以得一直往前面移动。电车每到一站，我们就下到月台往前走一节车厢。在秋叶原站，我们下来再上去的时候，又碰到了我们公司一个人，三人凑在一起。可电车刚出秋叶原站，突然停下了。这个时候，车内广播响了，说在筑地站发生了爆炸事故。同样的广播反复说了两三遍，更详细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一会儿，广播又说前面电车的乘客在小传马町站下车了，月台没有人了，这辆车也要在小传马町站停靠。所以我猜想恐怕不再往前开了，三人只能走去公司了。走路也就走一站路左右，不是很远。

小传马町站的检票口在后头，我们已经走到了从前面数的第三节车厢，现在又要折回后面。月台又乱又吵。正走着，看见一个女的就像癫痫发作似的倒在月台墙边，全身发抖痉挛。是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的，是个年轻女性。一个年轻男性可能觉得“哎呀，这是怎么了”，上前搀扶。

看见了，我也只是心想“这是怎么了”，没有停下来，也没去想这和爆炸事故是不是有关。可能因为一直坐在太拥挤的电车上，心情不舒服了吧，当时只是那么想道。

再往前走，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倒在了月台轨道边上，浑身颤抖得比刚才那个女子还要厉害。有三四个人围上去，好像在问他“怎么了，怎么了”。起始看见一个女子倒在那儿，接着又看见那个男子。不是有一种对付流氓用的喷雾器吗，一瞬间我想可能因为那个：女子用来朝着那个男子一喷，不小心自己也吸了进去，随后两个人一起倒了下去。

那个男子脚下还掉了一张湿乎乎的报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知道。我甚至想大概那个男子小便失禁，有人在上面给盖了一张报纸吧。不过基本上是无色透明的，像水一样。如果是小便，颜色肯定发黄才对。可想是那么想，一起并排走的这伙人里面，谁也没有停下来上前看看。虽然感到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但照样从旁边直接走了过去。我也没有特意和碰到的公司那两个人说。我们三人并排在月台走着，我在距离轨道最近的一侧，紧贴有沙林报纸的那个地方走着。距离大约有三十厘米。

刚才听说在筑地发生了爆炸事故，可我想这儿离筑地那么远，有什么关系呢！至于那湿乎乎的报纸是怎么回事就更没多想了。只是一心想去公司。公司没人，自己不能迟到。如果快走，即使八点半到不了，九点也能赶到。从小传马町站到公司，快走十分、十五分钟就能到。

出了小传马町站检票口往楼梯上走，那里也相当拥挤。很多人在那儿等车重新开动，或者寻找能联系上外界的电话。不料刚走到门外，一直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好像有些眩晕，摇摇晃晃倒下了。他旁边的一个人扶起他，让他坐在路边一个地方。至于那人是倒下的那个人的朋友还是根本没有关系的人，我就不清楚了。

结果，一共有三个人先后在我眼前倒下。那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也没认为那些事情前后有关联。以为前面那两个人可能是因为流氓事件，第三个人可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吧。不过我一直记得，走在月台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说不清是什么的味道。沙林虽是无味的气体，可还是有气味。具体是什么味儿我也说不准。记得当时掏出了手绢捂在鼻子上。“什么呀，这股味儿”，就是这种感觉。有可能这又让我想到了那个用来对付流氓的喷雾器。

走到门外，马上有想吐的感觉。我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问我是不是眼睛痛。那时我眼睛还没事儿，就说：“眼睛倒是不痛，可你不觉得有点恶心吗？”另外一人也说眼睛痛，眼睛里面好像不太对劲儿。我倒一点儿也没觉得眼睛不舒服。

不管怎么说，还是走到了公司。从九点开盘第一场开始工作。可是我觉得屋子特别昏暗。虽说开着灯，还是觉得周围很暗。记录也模模糊糊的，没法看清楚。我心想有点儿反常，但当时还不知道缩瞳这回事，只是纳闷怎么这么暗。跟上司一说，他让我去洗手间洗脸。

没想到，总务一个人——我当时没看见——也坐在同一列电车上，好像是在小传马町月台等电车重新开动等了很长时间。据说那人到公司后也是眼睛痛、想吐。他跟总务负责人说了那个情况，对方让一人带他去医院看看。我也正难受，就坐公司的车和他一起去了医院。

我们到墨东医院的时候，那些受沙林毒气伤害的人还几乎没来呢。我估计我们是最早来就诊的。等的过程中，在医院大厅里看电视上的新闻，看到地铁职员捂着眼睛坐在地上不动的场面，大家说“啊，对，就是那个。”不大工夫，遭遇事件的人渐渐来到医院。

归终，我住了两天院。我一直以为自己身体没什么大问题，但结果又是血液值不正常，又是缩瞳，没让回家。我老婆正在怀孕，我不想让她太担心，可住院又不能不通知她。傍晚，我从集中治疗室出来转到一般病房时，我老婆、我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来到了医院。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长这么大，从没住过院，很介意各种各样的事。鼻子里还被塞了吸氧管，怎么也不能安心睡觉。

后来倒没有什么后遗症。就是害怕坐地铁电车，有一阵子，我或者不坐，或者换坐别的车厢。因为担心再次发生同样事情。那种恐惧心理随着时间慢慢消失了，可就算现在也还是避免使用以前换车的台阶什么的。不过，大体还是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怨恨什么的也渐渐消失了。没有多少例如愤怒那样的实际感觉。我对宗教什么的根本不感兴趣，理解不了他们干的事，或许因为理解不了才恨不起来。如果问题先出在自己身上，说不定会感到一股无法压抑的愤怒，可现在……

关于这次事件，我现在最在意的还是我的第二个孩子。这以后生第二个、第三个真的没关系吗？不会对他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危害吗？我很担心这个。出院时，也问了医生这个问题，医生说这种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先例，不能断言百分之百没有问题。只是这点让我心里有些担心。

今年秋天搬家。还是在白冈町买的独户住宅，不过还没建好，要等到秋天。

“这当儿，有人说来不及了，再等救护车就没命了。”

尾形直之（当时二十八岁）

尾形君的工作主要是电脑软件维修。为这本书采访的受害者当中，从事电脑软件工作的人相当不少。据尾形君说，电脑软件方面的公司多在日比谷线。原因不晓得，估计是偶然吧。

做电脑软件方面工作的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非常忙”，二是“跳槽多”。但尾形君自毕业以来一直在同一公司工作。这样的例子在业界极为少见，朋友们都很佩服。不过，跳槽固然不跳，而忙这点是同样的，抱怨说有点干够了。听他说来，的确忙得令人不忍。不过，很少能从上班族口中听到乐得轻闲这样的话。

提起电脑方面的工作，或许有人想像“宅男”那样的人，可是在这一系列采访中见过的人里边，还没怎么发现那一类型。尾形君也是说话中规中矩的十分地道的好小伙子。接受采访时年届三十，但也许“娃娃脸”的缘故，看上去总觉得“小伙子”这一称呼更适合他。社会交往总体上也算积极的。

想必这种性格的关系，上班途中在小传马町站现场目睹事件惨状，心想不能看着不管，于是长时间救助受害者，结果本人也吸入沙林毒气。和他同样参加救助的人（过路人）命运也是如此。救护车迟迟不来，警察也几乎不起作用。不用说，他对这种应急措施的疏漏有很大不满。

我出生在足立区，一直住在这个地方。虽说是东京，可这里紧靠埼玉县。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妹妹，四个人一起生活。还有一个妹妹，不过结婚后就离开家了。每天工作实在很忙。有一件我独自承包的工作，几乎不行了。一直向上司发牢骚，可没有人听。一到忙的时候，一天工作十二、十三个小时是常事。公司有加班，不过频频加班，上级会抱怨。可要是不加班，工作就永远做不完，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干。

周六周日还是能休息的，不过去哪儿玩一玩什么的，最多也就是在年底那个时候。即使这段时间（八月十八日进行这次采访的）也从没放过假。相反，盂兰盆节前后是最忙的。也就是说，因为所有公司基本上都休息，就利用人家休息这个时间，断掉电源，一齐更新计算机系统。所以，那时候工作很集中。年初年底倒是不上班，可休息日工作是常有的。

要说为什么这么忙，或许是因为公司间的竞争太激烈了吧。最近，一有计算机系统的商务谈判，其他几家公司必然参与进来，绝不能掉以轻心。是啊，比起同龄工薪阶层，我想我们会忙一些。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一般手下都会有几个徒弟跟着，第一线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只动口不动手的时候很多。可是我既要动口又要动手，简直超负荷工作。一句话，人手不够啊，怎么也不给派人来。

周末我用来睡觉，睡醒去附近朋友那里玩。我家里有两台电脑，也还是用来工作。是的，是在休息的日子。我也不想做，问题是工作总也完不成，不得不做（笑）。父母也很吃惊，总是说“哎呀，差不多行了”，或是问“为什么你一个人在家不工作就不行呢？”尽管他们那样说，可我还是得工作。真是无奈啊！

计算机方面的工作，过了三十岁就要走下坡路了。新的系统和程序不断被开发出来，可大脑却跟不上。系统基本构想不断大规模更新换代，却无法加以应用。像我们公司，黄金年龄是二十二三岁左右吧。那个年龄段的员工也最多。一过那个年纪，就有很多人辞职不干了。要说他们辞职后做什么，是啊，做什么呢，就那么回乡下去了吧。说句“不愿干了”，立马走人。想必对0/1这个世界不耐烦了。或者改行，或者回老家父母那儿。这样，慢慢就没有人手了。工资倒是不低，可问问同行其他人，才知道也并不是特别好。

我们公司在六本木。我早上七点坐地铁电车到五反野站，再换乘七点四十二分或四十七分日比谷线开往中目黑的。早上坐车的人挤得不得了。还有时根本挤不上车。本来就挤得要命，开到北千住那一站时又一下子上来好多人，挤得气都喘不上来，有时甚至觉得有生命危险。会不会把车挤爆了呢？一次突然把腰给弄坏了，莫名其妙地扭了一下，好痛啊！总之，每天都这样挤车，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只有脚还剩给自己，整个身体被挤得不成样子。

——这简直就像职业摔跤的技艺比拼啊！每天都要坐那么挤的地铁去公司，不觉得厌烦吗？

厌烦啊，当然。每到星期一我就想干脆辞掉算了（笑）。尽管脑袋想“啊，真讨厌呀，真不想去公司啊”，可腿还是不由自主地朝公司走去。

如果把每台电脑都和公司连接起来工作的话，就不用每天特意跑去总公司上班了。现在也不是做不到。因为完全可以通过电路开会了。要是一星期只去一次公司，那该多好啊！我想几年以后一定会是这个样子。

事件发生在三月二十日，那天因为利川根下雾，车晚点了。我没能坐上车，放过好几趟。我坐的那趟是五十几分发车的。因为晚点的影响，车上格外拥挤，挤得厉害。前一星期的星期五，我感冒发烧没去公司。但星期六有工作，还是去了，给客户更新系统。星期天休息了一天，一直在家睡觉。星期一身上还是没劲儿，真想在家里休息，可已经跟上司说了这天上班，不得不去。

在上野站，车上的人下来不少，终于能舒一口气了，能抓到车上的吊环了。你问坐车的时候做什么，什么也没做，只是恨不能马上有空位坐下（笑）。从过了上野的那时候开始，我就判断哪个人快要下车了，站在那人跟前。我常年坐地铁电车上下班，哪个人是不是快要下车，看样子基本都能判断出来，也算是经验吧……。一坐到座位上马上就打盹，一下子睡了过去。可不管睡得多么沉，到六本木前一站的神谷町站时，我肯定忽然醒过来。厉害吧？

不过那天车开到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的时候，突然停住了。接着传来广播，说在筑地发生了爆炸事故，“在小传马町暂时停车”。我心里暗暗叫苦。先是有雾，然后又有事故，今天真不走运啊。这下子可真要迟到了。

车只停了一次，接着开进小传马町站。停车时间里我估计车可能还往前开，留在车里没动。没过多久，又传来广播：“本次电车在此停止运行，何时开车无法判断。”没办法，只得下车。别的暂且不管，得先搭车去公司。我出了检票口，上阶梯来到地面。眼前的景象实在太让人吃惊了：周围人一个接一个全倒在地上。以这张图来说是3号出口。

我坐的是从后面数的第三节车厢，完全不晓得月台前方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状态。我想我周围那些人也一样。大家极其平常地发着牢骚，通过检票口来到地面，冷不防看到三个人口吐泡沫倒在眼前，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心想“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

离我最近的是一个男人。手脚发抖，浑身哆嗦不止。口吐泡沫，不断痉挛。我一看就呆住了，觉得事情不妙，问他怎么了？得照看一下才行。这一来，一个在那周围还能走动的人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口吐泡沫倒是很危险，最好往他嘴里塞张报纸什么的吧。”接着，我们两人一直照看那个人。那以后，从下面检票口上来的人也都有气无力的，接二连三倒在了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摸不着头脑。刚才那些人还是坐在地上不动的样子，现在“扑通”躺倒了。

情形异乎寻常。旁边那座楼里面有个上了年纪的人，是位老大爷吧，已经没有了呼吸，脉搏停止跳动了。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叫救护车了吗？”我问那旁边的人，“已经叫了，可车还没来。”这当儿，有人说来不及了，再等救护车就没命了，肯定没命了。号召大家拦路上跑的车，全都送去医院。

不巧赶上红灯，车都停在那儿。“请帮忙送到医院吧，拜托！”——这样拜托给开车的人。我们专门拦客货两用厢型车，好像有五、六个人都在拦车。还好，车都停下了。一说明情况，他们说知道了，就把人拉走了。

我们就那样拦车送人，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左右。上到地面有气无力的人，抬着交给对方，直接拉去医院，几个人一起抬。有负责抬的，有负责拦车的，我是负责抬的。把病人抬上车，请对方帮忙送到圣路加医院。因为圣路加医院是离那儿最近的一家大医院。

救护车怎么也不来。好不容易来了一辆，那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感觉像从什么很远的地方开过来似的。可能救护车都转到筑地那一带去了。我们把倒在地上的人送上过路的车，那些自己还能动的人都在叫出租车。这时候终于来了一辆救护车。

我也坐出租车去了医院。救助别人时间里，拼命忙活，没什么感觉，可一救完人，自己身上也有了症状。我想出现症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又下到月台上去了。听说月台上有的站务员也被毒倒了，其他站务员上来说“有没有人来帮帮忙啊”，我就和一些人一起下去了，结果吸入了沙林，因为是毫无顾忌去充满沙林毒气的月台的……

倒地的站务员晕晕乎乎的，嘴里还嘟囔说“不行，我得留在这儿。”我们说“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这里太危险了。”那个人还有意识，不过已经站不起来了，马上就要倒下的样子，后来瘫倒在检票口里面。尽管那样，还说“我不能离开这里。”所以大家连拖带拽地硬把他拉出了月台。

当时听说筑地发生了爆炸事故，我还以为是不是缺氧症状呢，所以才会口吐泡沫。

——你下到月台不害怕吗？

不，那时候已经豁出去了。至于害怕不害怕，已经没有那种意识了。反正先得救人，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在现场，能走动的人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所以不能不管。下到月台的时候，记得闻到了一股类似信纳水的味道，我还想到底是什么呢。记得下到月台往站务员在的那个地方走的过程中，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周围这么暗呢？瞳孔已经缩小了。

这样，把倒在地上的人几乎全部运送了出去，终于舒了一口气，就在我想叫出租车去公司的时候，突然觉得很不舒服。头痛，恶心想吐，眼睛有刺痛感。我想“哎呀，我的情况也不对头啊。”周围的人也说哪怕有一点点不舒服也最好去医院。所以我决定去医院看看。

出租车上坐了三个人，一起去的。有一个人不知刚从名古屋还是大阪出差回来，发牢骚说今天刚从外面回来，怎么就碰上这么倒霉的事儿呢！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后排那两个人左摇右晃的，车窗全都开着。路上堵车，筑地也被封锁了，小路走不通，就沿着晴海路一直走，挤得一塌糊涂。

在医院接受眼睛检查，马上打吊瓶。医院里的气氛简直像野战医院。打点滴的人在走廊里排成一长排。我打了两个吊瓶，症状不那么严重了，所以没住院就回家了。“你是回家，还是住院？”医生问我。那时有一种刚刚从战场归来的感觉，浑身热血沸腾，什么疲惫啦四肢无力啦，那些感觉基本没有。

可回到家以后，眼睛痛得不得了。那一个星期我都没睡好觉。一直闭着眼睛，可闭眼也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都是那个状态……，真让人吃不消。所以，我又去了一趟医院接受检查，结果胆碱酯酶值非常低，医生说沙林影响出来了。我希望他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从松本沙林事件那时候开始就应该知道遭受沙林毒害会表现出这种症状，检查方法也应该知道。不过，圣路加医院还算好的。因为一直研究那个，某种程度上清楚。其他医院在处理上不合理的地方好像比较多。

那以后，通过检查又知道肝功能也急剧下降，告诉我有点危险。不光我，好像其他受沙林毒害的人里面也有几个是这种情况。大概因为在稀释沙林的药物中又使用了酒精类的东西，以致造成了这个影响。只是，肝脏是沉默的内脏，自己察觉不到，也不觉得痛。医生劝我绝对不能喝酒，就一直没喝。

归终，一个星期没去公司。那以后三个月都没有加班，每天到时间就下班回家。在这一点上，上司也能够理解，作为我也觉幸运了。

说实话，我对警察或消防员的救援速度是抱有疑问的。的确，最初在筑地是有突发事件。尽管如此，来小传马町现场救助也来得实在太晚了。人们都快忘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我想，如果在现场的人——包括我在内——不自发组织救助的话，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现场的警察可能因为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不知所措，不过也太不得要领了。问送去哪家医院好都不能当场决定，还要花十分钟用无线和上级联系：“有人问去哪里的医院好？”

警察开始采取行动，是在救援已经基本结束以后。救护车来了，开始疏导交通了，几乎忘记的时候，这些都出现了。日本的危机管理到底怎么搞的！尽管松本因为沙林毒气做出了很多牺牲，可不管是警察还是医院，都没有接受那个教训。奥姆真理教和沙林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已经被指出了。如果能重视那个情报，也许这次地铁事件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我的症状也会轻些。

一起在小传马町站前参与救助其他乘客的那些人，我在医院也看到了几个。也有人躺在了床上。大家都是在救助的时候吸入了沙林毒气，自己也变得不舒服了。对于这些，我不想就这么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会让我发怒。这起事件现在想必已经被人们渐渐忘记了。可作为我来说，绝不希望大家忘记。

还有，PTSD的治疗措施现在还不完善，对于受害者的现状，国家也没能准确把握，以后我也想诉说下去。

“眼睛看不见东西的时候，心想要是这么死了，可就赔了。”

光野充（当时五十三岁）

生于栃木县小山市农家。出生年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开始那年。从学校毕业后经熟人介绍进了茅场町一家印刷公司。当时的茅场町还是牵着马车跑路的年代，上到晾衣服的天台上可以看见东京站。在公司宿舍住到二十一岁。娱乐无非是看电影，或一伙人上山闲逛。

一九六九年即大阪世博会前一年结婚，二十八岁。对方是和同学一起去海边游泳时认识的女子。“就是寅次郎体系列电影开始的那年。”他回想道。

两个孩子，长女二十四岁，儿子二十一。住在埼玉县草加市。身体结实，从未得过病。概不暴饮暴食，他说这是健康的基本。举个例子，在外面喝酒的第二天，无论如何都滴酒不沾。哪怕太太吃晚饭时不小心打开啤酒瓶盖也嘴唇都不碰一下。意志便是如此坚定。

如今每星期去一次游泳馆，一次游一个小时左右，奥姆事件后体力一落千丈，因此开始发愤图强。

爱好盆栽。讲到盆栽，脸上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但遭遇沙林事件之后，光野先生对周围什么事都厌倦起来，甚至想把八十盆宝贝盆栽也统统处理。最后总算改变主意，只把十盆大的给了朋友——事件便给了他这么大的打击。

我们公司主要是印刷票据。不是什么大公司，不过因为经营时间长，所以有很多长年固定客户。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九年。从昭和三十二年(8)一直到现在。因为没有其他可去的地方（笑）。

最近这几年不太景气啊。不光我们公司，业界同行全都生意不好。因为整个社会都电脑化了，票据类需求无论如何都要减少。

拿账单来说吧，过去是事务员一张一张手写。可现在都输入电脑，只要一按键盘，哪月哪日在哪儿卖的，就哗哗打印出来了。然后齐刷刷一撕，装进带小窗口的信封寄出去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账单、入库单这样的东西已经没有需求了。今后，情况恐怕越来越糟。

现在，我们公司的职员共有八个人。过去有二十五个人。因为过去是铅字印刷，现在是胶印，不需要那么多人手了。我一直干制版工作。一开始分配的就是这个工种，一直做这个技术活儿。

我一般五点半起床。起来后先给花盆浇水。哪怕还没往自己嘴里放东西，也要先给花盆浇水。冬天三天浇一次就行，夏天得每天浇。家里一共有八十盆左右，浇水也不是件容易事，要花半个小时吧。然后吃饭，换衣服，七点从家出发。从家走到松原小区站，坐七点十五分的电车，每天都是这样。不过，偏偏那一天（三月二十日），我因为有事，坐了别的电车。

实际上，除了侍弄花盆，我还有溪流垂钓的爱好。说起来，去溪流垂钓回来的第二天，我一般都会休假，溪流垂钓晓得吧？

——不，一点儿也不晓得。

溪流垂钓需要很多很多工具。要穿差不多这么高的长靴，还要有鱼竿什么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那些渔具的清洁工作也都是我自己来干，不然就不放心，我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所以，为了清洁渔具，第二天我得休假。

一般星期六晚上和朋友一起从川口开车到新潟一带，不睡觉。第二天早晨差不多能看清鱼线的时候下到峡谷。垂钓过程中，天渐渐亮了，我们从下游钓到上游，一直到偏午一点。然后，再从上游钓回到下游那儿，就那么按原路折回去。关越那里一塞车，就根本开不了，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十点。所以，第二天星期一无论如何都要请假在家。一个月当中会去一次吧。那个时候（三月十八日、十九日），我去了长野县大门川那个地方，就是白桦湖下面那一带。回到家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左右。

但是，第二天星期一不巧工作忙，想请假也请不下来。所以，早上姑且整理了一下，大的渔具等以后有时间再说。这样，我比平时离家晚了十分钟左右。不是睡懒觉了，我从不睡懒觉。

在竹之冢换乘日比谷线始发的车。在北千住换车也可以，不过那里人太多。七八年前我打碎过眼镜，因为换车的时候被人挤来挤去的。那以后，再也不在北千住换车了。竹之冢是始发站，百分之七十的概率有座位坐。有座位坐的时候，我就读读盆栽方面的书或者月刊什么的。

那一天因为迟到了，就在竹之冢坐上了比平时晚一班的车，有座位坐。我坐在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的正中，是车前进方向右边第二个靠窗的座位。因此不知被警察问过多少遍，我一直清楚地记着，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笑）。

说起那时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和那个艾滋病药危害问题有关的。我们给一个药品公司印刷那个药品的标签贴纸。好像是两色印刷的标签，贴在药品上面。必须在二十五日星期六之前印完。这样，二十二日早上要是还不开始印刷，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二十日必须去公司制版，绝不能请假。

路上，大概是在快到秋叶原的那个地方吧，车停了一次。广播说筑地发生事故，暂时停车。不过，停车时间不长，我也没在意。那样的事经常发生。车开到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又停下了，接着响起了同样的广播，说筑地站发生了爆炸事故，播放了两次吧。车厢里开始嘈杂起来。

过了五、六分钟吧，具体记不清了，我们坐的那列地铁电车不紧不慢开进了小传马町站的月台。那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呻吟。就像鹦鹉叫一样，“噢——”一声，很刺耳。我想是女人的声音，像是从车外传进来的。我心想到底是怎么了呢？不过月台上很拥挤，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车厢里面还看不出来。

“车要在这停很长时间”，车厢广播响起来了，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下了车。我仍坐在车里。凭过去的经验，这个时候最好待在车里别动，说不定马上就会发车的。而想赶快去坐别的车冒冒失失下车，很可能吃亏。

我在车上等了有三四分钟吧，又传来了广播：“没有恢复行驶的希望，车不再开了。”这下真没办法了，就站起身来。从小传马町到茅场町有两站路，走路要花三十到四十分钟左右。要是走得快，九点多差不多能赶到公司。我把放在货架上的纸袋拿在手里，下车到了月台。就在朝着车前进方向再往前一点儿的柱子那儿，我看见一个男人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手脚来回扑腾，感觉好像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把纸袋立在墙边，按住那个人挣扎着的双脚。可怎么按都不能完全按住，他仍然剧烈颤抖不止，眼睛一直紧闭着。六七分钟时间里，我一直按着那个人，或是给他揉搓一下。不过，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是这起事件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蒲和的田中先生，和我同岁，那年都是五十三岁。

我本来就是不会对别人的事置之不理那种人。一遇到什么事会马上插手，所以别人经常说我多管闲事（笑）。可我也不能眼看着不管。又有一个人，在那附近的一个女人也倒下了，大约有十个人左右都围在那儿。因为是女性，也不能随便上前去碰人家。要是男同胞，倒可以不用顾忌这一点。当时，大家围成一圈，探着身子窥看。我因为一直蹲在地上，从那些站着的人的腿的缝隙间看到那个人穿着一件奶油色上衣，所以判断是个女的。那个人叫岩田，三十二岁的女性，两天后也死了。

我冲着那些在月台里走动的人——也不管他是谁——大声喊：“这里有个病人，快去叫站务员来！”喊完四下一看，月台里一个站务员也没有。

没过一会儿，倒是来了个站务员，可他没到这边来，去了那个女人那边。我朝站务员喊：“喂，这里也有个病人！”站务员说：“其他人不在，这边，还有那边，我一下子照看不过来。”后来听说这个站务员也得了重症，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

我还蹲在那里，一直揉搓这个男人的腿。接着，我闻到了一股像是圆葱烂了的味道。总之是不寻常的气味。因为车内广播说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以为是一股煤气味，可能是管道煤气一类的东西。我想得马上逃出月台，站起来拿起放在地上的纸袋（连这样的细节都还记得，让人佩服），撒腿就跑。也来不及掏出月票，我跳过自动检票口，跑上狭窄的台阶。边跑边喊：“有煤气，快跑！”

大家都慢慢悠悠地走着上台阶，一点儿也没有紧迫感。反倒有很多人下台阶去坐车。哪里也找不到站务员。当然，也没有人阻止那些正在下台阶的人。我这么大声一喊，在上面的人说不要慌或者说先别着急什么的。大概因为想到一旦局面混乱就不好办了吧。

不过，我顾不了那么多，分开人群跑到外面，一直跑进前面五六米远的一条小路。因为我脑袋里想，要是宽阔的大路，一定很危险。那是一条顶多能够错车的小路。我想钻进停在那里的车中，可车门锁着。车门锁着是当然的啦，可那时的我慌张到了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地步。

我又跑起来。这回想躲进大楼，因为害怕发生煤气爆炸。我发现了一个亮着灯的楼，就想推门进去，但推不开。因为时间还早，门上着锁。我又想去路的对面。这时，眼睛突然刺痛起来。我们一盯着烟火看眼睛就会刺痛的吧？就是那种感觉。我心想，哎呀不妙。过了十秒左右，眼睛一下子看不见地面了。那天天气很好，外面一片光亮，却好像一下子有黑幕垂下来似的，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完完全全看不见了。

要是看不见东西，就不能躲也不能跑。可我想，不管怎样，得先到路的对面去，几乎条件反射性地往那边跑。因为道路很窄，没有多远的距离。可道路有的地方凹凸不平，有什么绊脚绊倒了。我想，啊，这回死定了。我可不想死啊！

这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连续问了我两遍。我记得他还问我是哪个公司的。”我好像把月票夹掏了出来，因为里面夹着公司的员工证什么的。不过，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拿出来了。我只记到这里，往下的事就记不清了。

醒来已是五、六个小时以后了，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保住性命的。感到万幸的有那么三点：一是自己首先觉出了气味，二是急忙跑了出来，三是救护车来之前有不相识的人把倒在地上的我送到了医院。我想这三点加在一起，才让我九死一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能一下子感觉到有异臭，好像是死去的田中先生暗示给我的：“我已经没救了，你快跑吧。”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这样想。

来到外面的人接连不断地倒下，已是我被车送到医院以后的事了。同他们相比，我早早接受了治疗。在吸入沙林的情况下，能不能及早接受吸氧治疗是很关键的。我是第三个被送进医院的沙林毒气受害者。后来听说我照看倒在月台的人的时候，沙林毒气袋好像就在离那儿十米远的地方。

过了中午，眼睛多少变得明亮起来。倒不是说能看见了，只是稍微变得明亮一些。不过，眼睛里面感觉好像有孩子“噗噗”吹肥皂泡似的。好像有肥皂泡粘在眼睛上，看起东西来都重叠成了两三层，忽闪忽闪的。家人来了，那里有人倒是知道，不过是谁就辨别不清了。一听声音，才明白原来是谁谁谁来了。

那滋味很不好受，呕吐了，吐又什么也吐不出。也许吃的东西都消化了，吐出一些像水一样的东西。腿还抽筋，就是痉挛。腿的肌肉一下子变成很僵硬的状态，就请护士和我嫂子给揉一揉……。抽筋一直持续到晚上。我想这一定和我在月台里照料过的人是同一症状。那个人当时连话也说不出来，我想他一定痛苦得不得了。

听说家人看了我那副样子，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孩子他爸快不行了吧。”可到了第二天，越过这道坎儿，情形总算不要紧了。以一开始那么严重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轻微症状了，以为说不定能早点儿出院。谁知从第四天开始突发高烧，烧了两天还不退。肝功能值也“唰”地直线下降。根本谈不上出院。我每年都在公司体检，一直全是A，哪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所以，一听说肝功能不好，我就觉得很吃惊。

最终，在医院住了十三天。住院期间一直打吊瓶。那是为了更换体液。最无法忍受的是小便，几乎每隔五分钟就想去厕所，可去了又什么也排不出来，只排出一点点。总是有尿意，晚上睡不好觉。

从住院的第四天起，就开始有像幻觉那样的东西。每次都做同样的梦。昏昏沉沉快要睡着的时候，就做那个梦。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周围全是白色的房间里，有像白布一样的东西从天花板上垂到头顶，还飘来飘去地移动。因为碍事，我就想抓住它，把它扯断。可伸手却什么也抓不住。不是因为太高了手够不到，明明就在头顶，可偏偏抓不到。天天晚上反反复复做这个梦，完完全全同一个梦。

而且，一做这个梦，就感到有一种很强的压迫力，好像全身不知被谁使劲压在下面，于是吓醒了。据说这是沙林毒气后遗症。说是梦，准确说来又不算是梦。因为恐怖仍留在大脑里才会有那样的反应。可梦见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啊！因为那个，半夜我还会跳起来三四次，活受罪。

不过渐渐地，从开始做梦到醒来的间隔变长了。由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零十分，又到两个半小时……到完全没有这个症状，花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出院的时候，医院还给我开了安眠药，不过根本就不管用。

那以后，要说有什么后遗症，就是视力下降了不少。我一般每隔三年左右换一次眼镜，可发生这件事以后，提前了两年，度数加深了，视力变差，基本不能回复了。因为这个，接细活儿就变得吃力了。印刷原稿的嵌入啦弯度啦，必须好好看准，可现在很难做到了。

我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假。本来医院叫我在自己家里休养三个星期，可真要休息那么长时间，公司就倒闭了（笑）。我一直担任制版负责人，别人不能代替。要是只歇两三天还能代替得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所以，从住院第四天开始我就把工作带进医院，在大厅那些地方用电话下指示。虽说有病在身，倒还不至于精神恍惚。不过，带病工作说不定对我的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呢，我想。

是的，那以后睡得不安稳，身体也很容易觉出疲劳。我是那种一休息就提不起精神的人。所以，还是乘同一班车，坐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上下班。倒也不是想看看自己原来倒下的地方和做什么现场勘察，但休息了一星期后去上班时我还是去看了看。我原以为自己当时跑了不少路，可没想到只是很短的距离，最多也就五十米吧。

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我变得什么东西都想扔掉。想必是虚脱感在作怪吧。我大体算是用东西很仔细的人，连上小学时一直用的赛璐珞文具盒都还保留着，还有学生帽什么的。但那时变得都想一扔了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那种心情消失了，可那个时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就连比什么都珍惜的盆栽都想过全给人算了。

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心想要是就这么死了，可就赔了。实际上，在医院里我好像还大声喊叫过“我不想死啊！”这是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据说我的声音大得从处置室到休息室都能听见，听得休息室里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至今仍在耳边挥之不去。说实话，我六岁的时候，在河里玩水差点儿淹死。那一瞬间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的这件事，那时好不容易得救了，可现在居然什么也看不见，坐以待毙！而且，那时强烈的恐怖感死死烙在脑海里。也没有想家人。脑袋里装的只是不想死，不应该死，不想在那样的地方死去。

不过，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来，足以说明我对生命的执著。虽说还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如果那么白白死掉了，实在让人觉得不甘心。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

对奥姆犯罪分子，现在没有什么憎恨心情。当初真的是火冒三丈，气得不行。不过，那种气愤也忘得比较快。已经没有把他们处以死刑、把他们杀死那种心情了。要是什么时候都心里怀着憎恨和愤怒的话，就不会从后遗症里摆脱出来。我没有留下像头痛那种折磨人的后遗症，我想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麻原和我是同代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可我反正很生气。”

片桐武夫（当时四十岁）

片桐先生生于新潟县十日町市。靠近汤泽，是个雪深的地方。近年虽不像过去下那么多雪了，但积雪达三米深还是常有的事。家里务农，五兄弟中他老三。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进了汽车经销公司。特别喜欢汽车，想干机械工作。捣鼓车让他开心。但干了十年机械后，也许因为公司方针的关系，转到了营销部门。

皮肤晒黑了，目光炯炯有神，一副精明强干的汽车推销员的神气。话虽这么说，但绝不强加于人，也并非能说会道。该干什么就好好干什么，业绩是水到渠成之事——言语间透露出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意味。让人觉得从这样的人手中买车无论如何都可放心。

“适合干营销吗？”我问。他想了想，事不关己似的静静回答：“干这么久了，大概适合的吧。”

住院后脑袋总是痛，痛得睡不着觉，一个星期身体都没恢复。但由于正是忙季，还是第二天就忍痛上班了。说起当时的情形，表情到底有些黯淡。

傍晚接受完采访，开一辆崭新的奶油色公司车回家，握方向盘时的表情显得十分幸福。顺便说一句，自己开车去医院的，据我所知，仅此一位。

当机械工的时候和机械打交道蛮好的，可调到营业部门，打交道的对象就是人了。交流方式完全不同。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好。不用说，车也卖不动，完全卖不动。

花了三年时间才好歹卖动了。这三年期间，一个劲儿向客人寒暄。闯到左一个右一个陌生地方，低头恳求，依次走访。这样做了三年。说起汽车的营销，不经过三年锻炼是干不好的。我周围一些人，三年期间基本跑光了。可反过来说，如果三年时间里一直坚持走访客户，之后的十年就能立住脚。只要不做什么太离谱的事情，一直坚持下来肯定能有收获。

我所负责的区域是品川区的东五反田，位于五反田山手线的内侧，高轮、白金、目黑、上大崎所环绕的那一带。我走访的时候，不怎么谈汽车。你要是以客户买还是不买这种目的开始交谈，那么肯定无法进行。“有什么请多关照”、“尽管随便跟我说好了”——我一般采取这样的方式，看能在多大程度上走近客户。交谈也都是普通话题。例如最近巨人棒球队很厉害什么的，然后看客户有什么反应。即使不怎么谈汽车也可以的。反正是拿着公司名片去的，“这个人是来干什么的”，就算你不说，对方心里也明白。

在这个区域，谁开什么样的汽车，我大体清楚。因为一直到处走访，自然而然就记住了。哪里到了该买新车的时期了，这个也装在脑子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请对方记住我们。你在大街上一走，如果没有被人认出来“那家伙是××的片桐”，那就不行。可是，受泡沫经济的影响，五反田一带也完全变了样。工厂什么的，以前有不少家，可那个时候全被清理走了。客户也像掉牙一样不见了。

我家在越谷市。因为孩子大了，我想搬到再大一点儿的地方。我有三个孩子。大的上初中二年级，中间的上初一，小的是小学四年级。都一忽儿长大了，不讨人喜欢了。我们到现在一直住在松原小区的出租房子里，小得不得了。

我早上七点从家出发，在人形町换车，到都营线户越站是八点半左右吧。在北千住换乘地铁电车，不过我不会放过好几趟车不坐而等始发车，车一来就上。

三月份是汽车比较好卖的时期，因为是决算期。蓝色申报是二月十四日左右提交吧。申报完就出来结果了。要是盈利很多的话，就在这个预算年度内花掉，或者留到以后用。而且，汽车的营销商也会在决算的时候把业绩汇总到一起，所以决算前必须加把劲儿努力销售。如果你来买汽车，这个时期正是好时候。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闲不下来的时期。

特别是，我们汽车销售公司必须在三月三十一日之前确定汽车销售数量。只是签订了合同，那还不会算到销售数量里面去，必须登记，把车交给买主，这才算销出一台。例如上个月的汽车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什么的，经常在报纸上读到吧。那都是以登记数量为基准统计的数字。

不过，就像你知道的那样，不是和客户签了合同就能马上登记。必须有车库证明文件。尤其车库证明，不是到了警察署就能马上拿到的。他们受理之后，会说“我们会确认车库情况的”，等确认完了，才会发给车主车库证明。一般要花三四天吧。星期六星期天警察署不上班，从这一天往前推算，三月二十日左右是个购车高峰。为了能赶在三月末前登记交车，那一天就是个界限。那个时候我手头也有几个要抓紧时间办理的业务，要做的事情有许多许多。

虽说这样，从那天往前的几天里，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还是和公司里一帮年轻人去滑雪了，因为我出生在雪乡，滑雪还是会的。当时是开车去的，要开很长时间返回，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当天早上觉得有点儿疲惫，于是打算坐地铁电车去公司。

——这么说来，平时一直开车上下班的？

也不是，当时我坐地铁电车上下班和开车上下班的比率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吧。忙的时候，多是开车去。沙林事件以后，我就讨厌坐车了，一直开车上下班。

记得那天我坐的是北千住站七点五十二分左右的车。和平常一样，坐在从前面数的第三节车厢。车开到秋叶原站和小传马町站之间的时候，停住了，接着车内广播响了，说在筑地站发生了爆炸事故，有人受伤，临时停车。几分钟之后，又说将驶入小传马町站。因为日比谷线已经不动了，我只好在小传马町站下车。

从小传马町站走到人形町站，也就一站路，因此我想走着去是最快的。还有时间，应该不会迟到。于是我走了一站左右的路，走到人形町站，刚进检票口，就听见下面车进月台的声音。我“噔噔”下了台阶，不早不晚正好赶上了开过来的往西马込去的电车。到那时为止，一切还正常。可那之后，就有些不对头了。

我是跑着下台阶的，多少有些气喘吁吁。上车后一直手抓吊环。倒不是很挤。没过多久，后脑勺那个地方突然痛起来，接着感觉呼吸困难，甚至有些头晕。像是突发贫血症昏倒时候的感觉。我一直坚持着，手抓吊环站在那里。

那不是一般的痛。可以说是剧痛，痛得无法忍受。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后脑勺的血管破裂了。以前有朋友因为脑溢血病倒了，那个症状和这个很接近啊，我心想“完了”。身体突然变得这么糟，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把拿在手里的包放在行李架上，两手紧紧抓住吊环，我还能站在那里，但已竭尽全力了，很担心坚持不下去。幸好坐在我前面的人两站后就下车了，我得以坐下。谢天谢地！比站着多少舒服些。

不过，真正觉得奇怪还是从地铁月台来到地面的时候。抬眼一看，感到外面一片漆黑，或者说一切都模模糊糊的。我想，真是奇怪，明明天气很好。之后好不容易走到公司。虽说脑袋里想着要一直往前走，身体却左摇右晃走不好。头也痛得厉害，喘不上气，还觉得恶心。就像喝酒醉到第二天那种感觉。

到了公司，我说身体实在不舒服，可谁也不搭理我。同事的反应也很冷淡：“你去滑了三天雪，到处游山玩水，累着了吧”（笑）。于是，做早操，开早会……

——早操？你还做了早操，在那种状态下？

嗯，做了。每个星期一都要全体集合做早操。我没做好，很吃力，根本做不好，只是适当应付几下就结束了。我想以这种身体状况开车到外面走访肯定不行，决定上午留在办公室做案头工作，在公司待到不知是十点还是十点半。不过，上午有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品川的法务局。我以为问题不大，就开车离开了公司。虽说眼前一片昏暗，倒也不是很妨碍开车。因为不是平衡感不正常那样的感觉。头痛也多少轻了一些。

结果听见广播里说筑地可不得了啦沙林毒气啦什么的。在公司的时候还没有听得这个消息。开车打开车上收音机才知道的。本想先到法务局交文件，可觉得支撑不下去了，就顺道去了五反田的关东递信医院。

到医院是十一点半左右。那时，医院的挂号处已经专门为这次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开了专用窗口。警察、消防员、还有地铁负责人也都来了。医生按顺序给大家检查：“你得住院”、“你没事儿”，这样一一分类。我因为胆碱酯酶值过低，被归到要住院的人里面，当即住院治疗。那时我是开着公司营业部的车来的，我就提出先把车开回去，医生接着生气了，说开哪家子玩笑（笑）。

住院期间，头还是很痛，痛得厉害，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且，沙林究竟是什么东西，有怎样的危害，医院也没给我们说明。还有一件做的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最初医生劝我冲一冲淋浴，我倒是仔仔细细地冲洗了，可没有洗头发。要是当时能跟我说一句头发也要洗一洗，我肯定会洗的，这点我也根本不了解，所以只洗了身子。沙林也会粘到头发上，要是不及时冲洗，就会受到二次损害。可这一点护士也根本没向我讲清楚，也许谁也怪不得……

眼睛无论如何也回复不到以前的状态了。一星期都没恢复，一直觉得眼前昏暗，眼睛发红。现在视力下降了不少。在医院里，医生说（沙林）都清除干净了，往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视力还是下降了。那年二月检查视力1.2，现在降到了0.8、0.9左右。作为我还是最在意眼睛的。

还变得容易疲劳，这一年间都是这种感觉。精神也不集中了，浑身懒洋洋的。这样的时候很多。我们的买卖，必须在和客户商谈过程中精神保持高度集中。对方说的话要仔细听，要注意看对方的表情。不然，就会漏听对方的话，弄不好还会回答得不着边际。毕竟要听着对方的话进入下一个话题，虽说是闲聊，可也不能分心。但是，现在时常不能和客户很好地交流。总之注意力下降了。这点我自己很清楚。

这事在公司没怎么提过。因为不是工作中的什么好事。所以这一年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工作，真的很吃不消。但毕竟整整过去一年了，我觉得身体状况还是恢复了不少。

不过，只要在小传马町站稍微走几步，我就觉得不对头，想起来就后怕。我还有孩子，还要按时交房贷。一想到今后的生活，就觉得压力很大。当然，我想家人也很为我担心。

麻原和我是同代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可我反正很生气。现在，我加入了受害者协会，在损害诉讼上也列有我的名字，那不是因为期待得到什么赔偿金。我加入诉讼队伍，是想从正面发泄我的愤怒。我真的很气愤，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发生第二次。

“说实话，第一个孩子是事件发生前两天降生的。”

仲田靖（当时三十九岁）

出生在水天宫附近的日本桥蛎壳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东京人。说话也有那样的味道传来。干脆利落，直言快语，又好像有难为情的地方。原本是摇滚少年，一心想当音乐家来着。听“萨姆阿姨”听得动情。上初中时看了《伍德斯托克》电影。虽已年届四十，感觉上还不想那么快当——或者当不成——“老伯”。天生胖不起来，瘦瘦高高，也许这点格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在电脑软件公司上班，负责营销。爱好打网球。几年前同打网球时认识的比他小九岁的女子结婚，终于结束单身生活。事件发生前两天的周日刚刚有了孩子。

因沙林事件上电视时，往日一个朋友看见他打来电话，由此再次组建乐队。借得演播厅每月练两次。当然是出于爱好。“因是出于爱好，怎么出错也无所谓。”

现在住在埼玉县的松原住宅小区。一个周日的下午在草加站附近的咖啡馆里采访了他。T恤，开洞的牛仔裤。上班时当然西装革履。

我家好像从明治那时候就一直住在蛎壳町。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不是做买卖的。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是在泡沫经济时期，昭和六十二年(9)前后吧，正赶上土地开发，就按等价交换那样的方式迁到了旁边滨町的公寓里。我们离开以后，听说要在那里建什么，可到现在也什么都没建，成了停车场。

现在我在计算机软件公司工作。当年大学毕业后，一直闲着，玩了四年左右，一直搞乐队，搞到二十六岁。主要搞像吉米·亨德里克斯那种的，布鲁斯系列。一开始弹吉他，之后转向低音乐器。要是让我摆弄乐器，什么都没问题。父母对我也灰心了。我是独生子，那期间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已经不再管我，听之任之。

但又不能靠“摇滚”吃饭，没办法，为了赚钱就到外面串场唱流行歌曲什么的。这么下去真是前途渺茫。朋友里面，有才华的人赚了不少钱。我没什么才华，就只好放弃了（笑）。那个时候，不管是夜总会还是其他什么工作，大凡能干的就一个接一个干下去。有的朋友一直干到现在。我也曾经被流行歌曲合唱队邀请过，让我加入，不过最后还是……

以前解散的乐队里有朋友做计算机编程那样的工作，邀请我去，我就进了那家公司。那时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好在当时计算机行业正缺人手，无论谁都可以，我就这样进了公司。在公司我不做营业，一直做计算机编程那样的工作。头一年什么都不懂，糊里糊涂的。

不过，只要想做，那工作谁都能做，只要会一般四则运算就行。虽说谁都能学会，可真要想做更难的，头脑不够灵活还是不行。

就那样，我总算有个正经职业了，可干得相当吃力。天天熬夜。做编程工作工资都很低。那个时候，工资非常低。只能靠多加班挣钱。结果，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半。因为脑袋跟不上，放弃了技术工作，想到营业部门干一干，就去了别的公司。

你问我的性格适不适合干营业，怎么说好呢，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人家常说我适合干营业这一行。可能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干营业吧（笑）。

说白了，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跑来跑去。先打电话和对方约定时间，然后直接跑过去推销：“您看这个怎么样。”我们不是面向个人，而是面向企业推销业务用的成套产品。

不景气啊，东西不怎么好卖。因为企业处处精打细算，不肯买软件。我比泡沫经济的时候工作认真三倍，但销售额能达到那时的一半就谢天谢地了，不好干啊。

外资企业基本工资低，按业绩提成。所以市场一不景气，就苦了我们。可反过来说，一旦卖出一个，提成就很高。要说年收入，比起前一年来，少了二三百万吧。我是泡沫经济之后结的婚，情况再糟糕不过了（笑）。

单身时候每天都喝酒。特别是泡沫经济那时候，因为有收入，花起钱来跟流水似的。要是那时能攒下钱就好了，可惜一点儿也没攒。就算再不景气，计算机这一行也应该没问题吧，我总是抱着这种幻想。就这样把钱花光了。

说实话，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前两天，我的孩子刚出生。是个女孩。妻子回了三轮老家，天天往筑地一家产科医院跑，那期间我一个人住在松原小区家里。说起来，有了孩子，我也没觉得多么欢天喜地。是的，是那么一种感觉。

那天我要去公司按计划做一个报价表，是提交给客户的。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东西，可非在那天之前做出来不可。我打算做完那个表从公司回去的时候，顺路去产科医院看看。不管怎么说，不去不太好。

前天星期六我去过妻子娘家，知道她去医院了，就赶去医院。那已经是下午三点，过了见面的时间，没办法，只好返回。可马上来了电话，说孩子出生了。说快也快，让人觉得很突然，就又去了医院。

星期天我才看到孩子模样，嗯，倒也没觉得很激动。因为本来我也不是多么想要孩子。是妻子无论如何都想要，没办法就依了她……

本想星期一从公司回来的时候去医院看一看，再说有些东西要送去。但因为那起事件，没有去成，妻子好像很生气。她以为我又去什么地方喝酒了呢（笑）。病房里没有电视，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事件，况且我那天也没和她联系。

那天早上，我在竹之冢坐上始发电车。和平常一样，坐在从前面数的第三节车厢。我坐在座位上，一如往常睡了过去，睡得很沉。睡着睡着，突然觉察车停在了不是车站的地方，是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那个位置。接着广播响了，说筑地发生了爆炸事故，车开到小传马町站就调头开回，让大家在那里下车。

车开进小传马町站的月台，乘客全都下车了。一下车，眼前就有人倒在了地上，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那个位置。一个是女的，还有些气。另一个是男的，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我听见不知谁说了句“这是癫痫”。男的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那个女的，后来我才知道，就住在我家附近，也是从同一个地方上的车，坐在前面的那列电车上。

我就那么朝着检票口走去。我也想过要帮助那些倒在地上的人，可其他人都在那儿帮忙，我就想算了吧……。出了检票口以后，我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等了五分钟到十分钟吧。有很多人都在那儿等。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都在等地铁电车恢复运行。不过有不少人捂着眼睛，感觉很奇怪。

不久，广播又响了：“因为空气不好，请大家上到地面。”那好，就上了阶梯。从这时开始我渐渐头晕起来，感觉摇摇晃晃的。不过总算上到地面。接着，那里又有一个人发生痉挛，是个男的，这已经是第三个人了。我觉得有些奇怪。往这边儿一拐，那里也有人坐在地上不动或口吐白沫，情形不妙。我心想继续待在这里会很危险。虽不清楚怎么回事，但反正最好先离开这儿。

正巧滨町父母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去那儿好了。走着去要二十分钟左右，用不着打车，我就东摇西晃走去。走着走着，视线渐渐重叠成了两层，焦点对不上了，而且浑身发冷。我想，是不是吸入什么东西了呢？不过倒没觉得严重到要去医院的地步，心想稍微躺一会儿就会好的吧。

父母都在家。我跟他们说，我想躺一会儿。他们还什么也不知道，说好的，那就躺下吧。我和公司那边联系，说路上发生了事故，我身体也不舒服，在父母家休息一会后再打电话联系。

我的房间还那么一直保留着，我就躺在了褥子上。打开电视，上面马上播出筑地的场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故，时间大概九点左右吧。据说是一种毒气。这时，我感觉头痛，眼睛痛，嗓子也痛。脑袋昏沉沉的，心跳得厉害，看东西仍然重叠成两层。我想这下可糟了。

我叔叔在神奈川当医生，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你必须清洗眼睛，快去医院。我叫了出租车，想去三井纪念医院。可开到人形町一带，司机说那边有警察，先去那边好不好。人形町一带，当时有很多警察，还停着警车和救护车。我就在那里下了车，跟警察说了情况，他们说“请上救护车吧”，我就坐救护车去了两国的田岛医院。

（仲田先生从田岛医院转到了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归终在那里住了八天院。胆碱酯酶值降到了正常水平的五分之一。恢复花了不少时间。头痛和眼睛痛也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胆碱酯酶值至今也未完全恢复。）

那以后眼睛一直不好，很容易疲劳。用电脑的时候特别难受，不管怎么用力看，焦点都对不上。本来视力就不算好，最近测了一下，左眼就更不好了。右眼倒没什么变化。眼睛深处还是痛，现在也经常痛。

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害怕坐地铁。前几天第一次开庭审判麻原，我请假了。妻子也劝我请假，我对公司也说今天不上班了。我也想了很多办法尝试改变上下班路线，可怎么改结果都一样，最后还是要坐地铁。

——总算平安出院了，看到孩子的小脸，有什么感慨的吧？

也没什么感慨（笑）。

我还在以前的公司的时候，实际上曾去过几家新兴宗教的总部推销过成套软件。因为不景气的时候还能有钱的，也就是宗教团体了。我一家接一家卖。也不事先打电话，就那么直接跑去，还真卖了不少呢。就数量来说倒卖得不多。成套的规模大，教徒如果没有一百万怕是不合算的。那也不是到哪儿都有人买的东西。不过，只要卖出一套就能赚很多。当时我没去奥姆那儿。

虽然是做计算机的，但我个人不怎么喜欢计算机。不管什么都用计算机做，对此我怎么也喜欢不来。计算机万能主义这东西……。本来稍微去那儿说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却非要用电子邮件交涉，结果对它形成依赖，失去了和现实生活的接触……。我想奥姆也有那种倾向吧。

“听见有人说‘心脏不跳了’。”

伊藤正（当时五十二岁）

伊藤正先生生于东京都中央区的入船，是在凑长大的。和前面的仲田君同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东京人。父亲经营铜铁贸易。但他家的老房子由于泡沫时期地价飞涨，现在也已没有了。

地价飞涨前，凑是印刷和装订集中的地方，小街道工厂一家挨一家。但现在已经荒凉，到处是空地。停车场触目皆是，却没有车。说是“城中荒地”也不为过。

但朋友和熟人仍有不少留在这里，铁炮州神社举办庙会当天伊藤正也去抬花车。跑去外面的人那天也都赶回重温旧情。那种同乡关系至今仍保留下来。

伊藤先生在位于门前仲町的印刷公司工作。小公司，七名职员。头衔是营业部长。他从松原住宅小区站赶到竹之冢，在那里转乘始发地铁去茅场町。再从那里乘东西线坐到门前仲町前一站。通勤时间相当长，那时间里一直看书。二十年前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读书家”。提包里总装有两三本书。

一个周日的午后在草加站附近的咖啡馆里采访了他。那天正好有英国埃普索姆四龄马大赛，他要去买票。“怎么样，能买到吗？”我问。他笑笑答道：“基本没希望。”赌赛马赌了很长时间，可他说光懂赛马是不行的。

本来是喜欢喝酒的，但沙林事件之后有一个多月滴酒不沾了，“觉得不太好似的”。

我在埼玉县已经住二十年了，说实话不大喜欢那个地方。虽然我已经成为埼玉县市民，但我总是思念生我养我的老家那个地方。

来埼玉前，我住在月岛，婚后还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有了孩子以后，想住得宽敞些，就搬到这儿来了。申请“公团”住宅也是可以的，我提交的申请也被批准过，可房子并不卖，只能租。我的工资很低，房租又很高，负担不起。离开月岛之后起初有些不习惯。不能坐电车上下班，很辛苦。但是过了半年后，也就渐渐适应了。

两个孩子，大的上大学二年级，小的上高中三年级。四口之家，花销很大。现在正是花销最多的时候。儿子上的是私立大学，明年女儿要上大专。接下来的三四年，我可就不轻松了。幸运的是，我是在小企业里工作，不会退休。我想，只要我不辞职，就能一直干下去。这样说来，反倒觉得在小公司工作也不错。

那天，我七点三十九分从竹之冢站出发，坐的是开往中目黑的地铁电车。和往常一样，站在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的后门那里。站在那儿靠着扶手看书。普通开本的书重，看的都是便携本。我喜欢看历史小说，天天看。比如已故的丰田穰、水上勉等人的作品。

事件发生那天是三月二十号。我也记不清楚当时我看的是什么书了。好像在重看吉川英治的《太阁记》。那本小说我以前看了几遍，因为有电视连续剧播放，就想再看一遍。同一本书看好多遍，可能职业关系吧。我很在意印刷错误，边看边校（笑）。

那天车停在了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车厢广播说，因筑地站有爆炸事故，将稍停片刻。估计电车在那里停了十几分钟。

电车到达小传马町车站的时候，我看见靠车门左边那里一位女士倒下了。向右边看，那里又有一个男人倒下了。我往那个男人方向走去，也就是往右边走。不料看到那里有个包裹，事后我才明白那个包裹是用来包沙林的。

我看见的是一个报纸包着的湿淋淋的包裹，放在立柱后面。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包裹看上去有饭盒的两倍大，包得很规整，不像是随随便便包起来的。我一直记着当时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感觉。觉得很奇怪，不对头。

我想帮一把那个倒下的男子。“没有事吧？”我向那个男子打招呼。他痉挛得很厉害，看上去像癫痫。他周围有两个车站工作人员，还有四五个像我这样的过路乘客。“把头垫高！”“躺着会舒服些。”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男人向上仰着，眼睛是半闭状态，脸色发青，身体一个劲儿抖动。

什么也不管就这样走过去，那也是很正常的。但出生于普通人家的我，说喜欢亲近人也好，自来熟也好，不会漠不关心地把人丢在一边不管。

大家一起把那个人抱起来送到检票口。半路上，我们中的两三个人看到一个奇怪的人，他蹲在那里，表情显得很痛苦。太奇怪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这时车站里好多人也都处于那种状态，让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接着，我周围的人也开始表现异常。一个和我们一起送那男子的车站工作人员晃晃悠悠地倒下了。大概是由于长时间吸入站台气体的原因吧。在检票口那里，我也蹲了下去。抱着脑袋……，眼睛似乎看不见东西了。

我想这不正常。接下去我也呛住了。到处是某种气体的味，开始咳嗽。至今我都无法形容那种气体到底是什么味。

总之要尽快出去才行。大家都往外走。越往外走情况越差。人们都蹲在了那一带，情况真的很糟糕。有个年轻人情况更糟，已经流鼻血了。

救护车来了，我们把抬出的男人放到担架上。但是那时候那个人似乎已经死了。我听见有人说“心脏不跳了”。那个人是最早被救护车救走的，但还是晚了。当时，我一边护送他，一边心想可能不行了吧。

那时我的腿也开始发抖了。眼睛也不舒服，周围完全变暗了，就像傍晚一样。但天空是晴朗的，不是阴天，连一片云也没有。

我在地铁站出口附近的花坛那里摇晃着坐下来。心跳得厉害，心慌得不得了。只能等救护车送去医院，但救护车根本不够用。警察也来了，四周混乱不堪，无计可施。本该指挥疏散的车站工作人员也出现了不适，站内混乱到了极点。附近有的人倒着，有的人蹲着，很多人大喊“快叫救护车”。

正好那一带有人施工，在施工现场的人朝这边打招呼。头戴安全帽一定是施工人员。那个人一辆一辆拦住过路的车，有普通轿车，有商用车。受害者们被逐个安排到拦住的车里，送往医院。客货两用车来的时候，感觉车里已挤得满满的了。事件发生时小传马町周围的过路车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我坐上了过路的出租车。坐上后又相继有三个人上了车。不知是谁拦的出租车，大家都挤着坐了上来。我坐在前排，四人中我的症状最轻。

出租车司机有一些不安。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谁付钱，不知去哪儿。附近有巡警，他便问“去哪好啊？”巡警用无线电询问后回答他“去圣路加医院”。事后想来，位置就是三井纪念医院近。那里是小传马町，退回一点点就是。但警察说应去圣路加医院，就去圣路加了。

虽然司机知道了目的地，但还没有弄清楚由谁付钱。坐在后排的人状况严重，一口一口吐得厉害。我从钱包里掏出两千日元。“用这个去医院，情况刻不容缓。”

圣路加医院在明石町，正好在我以前就读的学校附近，因此我比司机更熟悉那附近的路。塞车塞得厉害，于是我给司机指出了一条近路：“不要走新大桥，横向穿过新川！”

司机也明白情况紧急，慌慌张张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排的人吐，司机也什么也都没说。虽然顶多两千米的路程，车却无法前进。计程器显示金额早已超过两千日元，我想再掏钱。司机说“不，可以了。”说着关上了计程器。

后排的人很可怜。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情况特别严重。刚开始还能应答两声，但这时已经浑身无力地瘫坐不动。途中，在新川叫高桥的地方，司机恳求一个警察，说“这些人很难受，能帮我引路去圣路加医院吗？”但这时那附近也陷入恐慌状态，警察已没时间帮我们了，让我们就这样去圣路加医院。

好不容易到了圣路加医院。后座两个人根本就走不了路，护士用轮椅推他们。另一个人靠着我进了医院。我虽然踉踉跄跄，但情况比他好一些。

我在医院住了一天，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就去上班了。我没有头痛症状，但天一黑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不能开车。我在公司做一些接电话的工作。因为公司离医院近，在公司反而比在家里更放心，有什么不适可以立即去医院。一星期时间我是有些不舒服，但没有什么大碍。让我意外的是，有客户得知我遭遇了沙林事件，担心地打电话问候我。

不愉快的是警察对我的反复盘问。他们怀疑我是那个放沙林袋的人。甚至带我去公司总经理那里刨根问底。询问我的宗教信仰，那时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等等，甚至不许我说话。总经理发怒了，痛斥那些警察“我们公司的伊藤君帮助照顾别人，甚至出租车费都是他掏的，他不可能做那种事！”作为一名受害者，却必须配合这样那样的调查询问，我当然生气了。

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去医院的人后来情况怎么样，我不了解。直到现在我还惦记他们后来如何。

“但没走几步，往人形町去的路上又有两个人倒下了，两个男的。”

安齐邦卫（当时五十三岁）

安齐先生在一家大印刷公司工作。不知何故，采访对象有不少在同印刷有关的公司上班。

出身于福岛农家，七兄弟中的老四。从学校出来后，不得不离家去哪里独立谋生。二十岁时一人来到东京，从报纸上看到装订厂招人，就去了那里。厂很小，于是想去大些的地方，两年后转到作为业界规模最大公司之一的现在这家公司。

说起来都是印刷，但具体有很多区分，安齐先生现在专门装订。此前是做“盒屋”。“盒屋”就是生产包装用的盒子，比如巧克力盒、香皂盒什么的。干那个干了两年，后来改做装订。同单行本相比，更多的是装订杂志。公司传达室的玻璃展示橱里齐刷刷摆有眼熟的杂志样本。他说对制作的人来说，较之做千篇一律的盒子，还是制作每期都有变化的杂志有趣。心情不难理解。

个子不高，瘦，精干，感觉很像“勤劳的日本老伯”。吃多少都不胖。现在倒是不怎么跑了，过去二十年间每天都坚持跑步，经常参加区里的长跑比赛。公司队拿了好几次冠军。

像他这样习惯于天天跑步的人多也是这次系列采访的一个特点。每天早晚都要挤在通勤高峰的人群中，生活那么紧张，而又分秒必争地跑步，这不能不让人佩服。有强烈的责任心，工作一丝不苟——安齐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写书的人，往后也要请他把书制作得漂漂亮亮。

印刷厂是二十四小时都不能停工的地方，大部分岗位是轮班的。我在加工部，一般是白班，大家工作都是从早上八点半开始。我总是提前三十分钟去。

我家住在草加，为了八点能赶到位于五反田的公司，我必须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出门。五点半起床。孩子他妈不起床（笑）。冬季这个时间外面的天色还很暗。早上我吃完面包，乘公交车花十分钟左右到竹之冢站。

我们在草加买房子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之所以选在草加，并不是因为喜欢那里或有熟人在那里。而是因为那里物价便宜。

草加那个地方太偏远了。稍有加班，回家就没有公交车了，只能搭出租车。公司不报销出租车费，只能自己掏腰包。而我的零花钱总是只有一点点（笑），真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为了养家，没有办法。

事件发生的当天，正值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加班那个阶段。因为反正回家要晚了，我就打算弄成换班那样的形式。我和同事搭档，一个人从八点开始，另一个从九点半开始。公司有加班规定，顶多加班到什么时候。既然这样，那么早上就晚一些上班，再晚一些下班。我是晚一些的，说运气不好也真算运气不好。

那天上班我坐车时间比现在晚很多，坐的是竹之冢发出的七点四十七分的车。一般我坐从前面数的第四节车厢。当车行驶在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时，车内广播说霞关站因车辆出现故障，在此稍停片刻。我感到车稍微动了一下，之后便停住了。停了相当长时间。估计到小传马町大约花了二十多分钟。

车停在了小传马町。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以为电车还会开，就坐在座位上没动。

这时突然听见前方有个年轻女子“哎呀”叫了起来。她边叫边向检票口方向跑去。小传马町车站的检票口正好位于站台正中央。不仅那个女孩子，大家都往那边跑。

奇怪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转念一想，虽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应该没有什么事，跟我没有关系，我丝毫没觉察到什么，所以没怎么介意，照旧坐着没动。到偶人町还有一站，这时候慌张也没用。如果要我步行去偶人町的话，我可不愿意。那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周围一片寂静。

我在座位上坐了五六分钟。很快，大家觉得电车不会再行驶了，就去了外面。周围人一个一个离开，车厢里可真是安静啊（笑）。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安起来。我也下了车，决定步行到偶人町。出了检票口，上楼梯到了外面。检票口外有一个工作人员，像没有事情发生似的坐在那里。我也感觉和平常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到了外面，走到附近的十字路口，发现有人倒在那里。两个人横躺着，周围人拼命给他们按摩脊背。倒在在地上的人抽搐着，一下一下颤抖不止。我想大概是贫血吧。

但没走几步，往偶人町去的路上又有两个人倒下了，两个男的。倒在大楼前面，身体一个劲儿颤抖。其中一个人体格健壮，我想那人应该不会是贫血吧。

到偶人町乘坐都营线的时候，我仍然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怎样，总不会那么多人同时贫血吧？但是我上班时间快到了，顾不上考虑那么多。到公司不久，电视开始报道沙林事件。总务给我打来电话：“安齐，事情很严重啊，你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好，我就去。”我说。那时候是十一点左右。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本来就有点感冒，再说身体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

但是我还是去了公司附近的关东递信医院。医生吩咐我睁大眼睛。那时我还没发觉什么，也没感觉视力变差。而医生告诉我，我的瞳孔变小了，要立刻住院打点滴。洗了眼，脱光，泡了澡，穿着像长袍的衣服，也没穿内衣，很不好意思。我给家里打电话，想让家人给我带内衣过来。而老婆去唱歌了，家里没人（笑）。女儿在附近工作，住宿舍，我给她打电话叫她买些内衣来。“没买过男人内衣啊。”女儿没有答应。她立刻赶到医院来了。

在医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回家了。早上老婆才带着替换衣服来了，之前我身上穿得衣服全都是大崎警察署的警察们带给我的。

住院期间，身体没有什么不适。有食欲，睡眠也好。

但是我一到家，就发起烧来。傍晚开始觉得不舒服……。虽没有量体温，但是我感觉体温有三十八度左右。一直躺着，真的很难受。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两天，食欲也没有了。那天和第二天周三，我一直卧床不起，我想这大该是沙林中毒的缘故吧。周三半夜开始逐渐退烧，身体也变得舒服多了。因为平时几乎不生病。家里人吓了一跳，给我买营养品，这个那个护理得很用心。家里人劝我去医院，说我不去她们不放心。可我不喜欢医院，没有去。

后遗症之类的倒也没有。与后遗症相比，更可怕的是奥姆教中仍有人没被逮捕。余党仍到处窜来窜去，有的竟然在审判中一声不响。

“难受啊，难受得很。那种症状，还不如在战争中被杀死。”

初岛诚人（当时五十九岁）

初岛先生是栃木县宇都宫市人。高中毕业后进入旧财阀系统的大型人寿保险公司。除了卷入地铁沙林事件的过程，还听他这个那个讲了不少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内容。不过，写起那个来就没完了，只好忍痛割爱。

初岛先生年轻时嘴笨，在人前讲不好话，相当苦恼。但进公司后通过刻苦自我训练，现在早已今非昔比，讲话极为流畅，一泻而下。作为采访者自是十分轻松，饶有兴味地点头倾听之间，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告别之后，我一直在想他说话像谁呢？好歹想起来了，原来像同是栃木县出身的已故渡边美智雄氏(10)。据说乘出租车时常被问会不会唱“浪花曲”。

三月份到了六十岁退休年龄，眼下在子公司当顾问。一如在经济起飞时期度过年富力强阶段的多数人表现的那样，言谈举止都可看出一种恪尽职守的自信。

我上班一般要花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路线是从莲田到上野，之后换乘日比谷线。车总是很挤，挤得满满的，一塌糊涂。连抓吊环的地方都没有，而且要一直站四十三分钟，实在不容易。半路上更挤，在大宫、浦和、赤羽等站经常会有人上不了车。在上野站换车也是很麻烦的，车站最前面的楼梯拥挤得很，换乘地铁的人总是蜂拥而至，你推我搡。大概要花七分钟才能到日比谷线的检票口。

（初岛先生乘坐的日比谷线地铁电车在秋叶原和小传马町间停了一会，之后驶进了小传马町站台。）

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电车长时间停着不动，看样子要迟到。说实话，即便迟到，公司也不会介意的。反倒是过早上班会让我不知所措（笑）。但我讨厌上班迟到，打算在小传马町下车到站前的关系公司去，在那里给公司打电话联系一下。

我那时候坐在最前面的车厢。车到小传马町站台时，距前面大概有两节车厢的地方有个柱子。那里有两个男人似乎在争吵什么。我看见一个似乎“啊”一声，另一个立刻停止了争吵。那是怎么回事呢？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反正经过那里之后，车就停在了站台。

小传马町的检票口位于从后面数第三节车厢那里，因此我下了车要往后走。一下车就见有一个女人一下子倒在那里，倒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连接的地方。她是站着倒下去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九或三十岁。我以为肯定是犯了癫痫。她口中含着手帕，像是谁塞给她的。真是可怜啊！我想。周围人站着照看她。感觉上虽然他们照看着她，但也帮不上什么忙。怎么了？我瞅了一眼，那个女人身体一下下微微颤抖。

我继续往前走，在第三节车厢那里，这次有个男人突然倒下了。倒在了离那个女人四五米远的地方。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侧身躺着。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我暗想。再往前走了五六米，又有个五十岁的男人倒下了，这已经是第三个了。看他那花白头发，发觉和我认识的小传马町站前的分店长很像。心里这么想着，便稍微看了看。旁边有用报纸包着的类似饭盒的东西，报纸湿淋淋的，像白色的胶合剂一样黏黏糊糊。

我照样向检票口走去。在离检票口很近的地方，闻到了一股很怪的气味，可能是天然气顺风吹到这里来的吧。周围人开始咳嗽。怎么一回事呢？我一边想着一边通过检票口。

——三个人连续倒下了，您看了没觉得有什么根本性反常的地方？作为偶然，这偶然未免太集中了吧？

我不是很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这才体会到，人这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预见性依据，仅凭瞬间的判断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今天犯癫痫病的人可真是多啊！”我心想。从那样的症状我只能想到癫痫病，其他的想不到。也是因为一开始就觉得奇怪的缘故。

喉咙像有刺似的，痛倒不至于，但刺激得咳嗽起来。周围人都咳，取出手帕“咳咳”咳个不止。上楼梯到了地面，天空是暗红色的，就像太阳落山后留下的晚霞。虽然红，但颜色却暗暗的。周围也是傍晚景象。我很吃惊，究竟是怎么回事？环顾四周，我更加吃惊：竟有一百多人在那里。人们扑通扑通相继倒下。有的人瘫坐着一口接一口吐，有的人随便躺着。

那时我已没有思考能力了。头轻飘飘的，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想思考也思考不成。我想，无论怎么样都要先到分公司去，坐在这里可不行。我还走得动，能走就要走去那儿。很近，步行两三钟就能到，到那里总有办法可想。

走到那里，店里的男同事都迎了上来。我说：“发生了怪事，我也牵扯进去了，让我休息一下。”我头痛、眼睛痛、心里不舒服。特别是头痛。一下下痛得厉害。我就躺在沙发上休息，用毛巾敷头。三十分钟后看电视报道才知道是毒气。朋友搀扶着我，返回小传马町站前——因为最好坐救护车，心想去那里会有救护车吧。那时大部分受害者已被运走，最后拉的是车站工作人员，把我也一同带上了。

那时我心里极其不舒服，感觉有点贫血，已经无法坐着了。因此车一开我就说：“请让我躺下吧。”一下子躺了下来。

我在医院（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了两天。眼睛痛，一闭眼就痛。仰面躺着还舒服些，可稍一侧身，眼珠就一跳一跳的痛。叫来护士，她用吸管往眼珠上滴滴答答滴水。没办法闭眼躺下，真是痛苦啊！一站起来头就痛，甚至连厕所都去不了。最初几天，我一直用尿壶。

到了第三天，身体状况还是不好，浑身没劲儿。但因为我血压值已恢复正常了，被允许出院。我想，呆在医院里也没做什么治疗，最好回家躺着吧。

那时身体并没那么不舒服。从车站搭出租车回家路上，我思忖自己毕竟是公司的人，既然出院了，从明天起应该能去公司上班了。晚上我睡得很好，早上起床洗脸，刚要出门，头便一阵剧痛。头重，心里马上不舒服起来。说恶心也好什么也好，都不能表达那种感觉。

无计可施，只能躺着。躺着还舒服些。我只好向公司请假，一整天东倒西歪。一闭眼就痛，模模糊糊地看电视里的相扑节目。看电视倒不那么痛。眼睛半睁着模模糊糊地看就不会那么痛。但一站起来，哪怕站十秒钟都不舒服，非常难受。那种症状持续了四天。难受啊，难受得很。那种症状，还不如在战争中被杀死。那样就不必挣扎了。中了子弹反倒好。这么说或许不合适，到底是沙林气体厉害啊（苦笑）。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去了公司，心里还是不舒服，没下班就回家了。上班很痛苦。这样持续了五六天。如今已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喉咙时常发干，是不是沙林的缘故我不清楚。有时还出现贫血症状，至今还有这毛病。因为我也上了年纪，病和衰老现象混在一起，很难区分。

麻原要被处以极刑！他究竟想的什么？作为一个人，无法原谅他。我连看审判的心情都没有。一看就愤怒。有人说要对麻原采用“破防法”(11)，但我想对这种人说：你当受害者好了！请想想死去的人和他们亲人的心情。竟有人对麻原之流表示同情，岂有此理！法律是以人为对象的，可他们那些家伙没有人性，不是人。希望快点结案。

“出院后也连日连夜睡不着觉，一个多月都睡不着。”

金子晃久（当时三十二岁）

生在埼玉县越谷，四年前结婚搬来草加市。离东京近了五个站。当时从那里去人形町一家自动化办公器材公司上班。工作是复印机维修。负责的地区主要是小传马町和马食町，这一带小事务所相对集中。一个人负责一百五十台左右，但由于平时不知从哪里总有人找，所以很难有能够放松的时间。每天都一只手捏着手机到处疲于奔命，相当忙。“今天也对客户说下午去，可还没去呢。”他搔着脑袋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接受了采访，不好意思。

“时不时就有伤脑筋的事啊。告诉说没电源，跑去一看，原来是房子里的电流断路器掉了；告诉说图像不干净，去了一看，原来只是玻璃脏了，这个那个的。”这种事我也干的，以后得注意才行。

长相带有一种天生“容易和人亲近”的韵味。他本人也承认总的说来属于乐天派，一般不把事情往糟糕方面想。在小传马町月台守在昏倒的人旁边，一个人一直守到最后——便是这么亲切善良。不过这次因此惹祸上身，受害相当严重。一个月来始终为后遗症困扰，几乎白天黑夜睡不成觉。还被怀疑为作案分子，甚至上了报纸。简直是飞来横祸。不过“还算幸运的了，毕竟这么活着。”他说。

事情发生在三月二十日星期一。此前获得了一星期休假，我和妻子去夏威夷游玩来着。我所在的公司有这样的制度，十年为一阶段给五天休假，而且支付十万日元家庭奖金，让大家为了家人好好休息。这样，我周六刚回来。

——公司相当不错啊！

嗯，因为平时工作忙，无法带薪休假，又没有加班费（笑）。总之夫妻两人悠然玩了一次，虽说休闲，但是也还是要早起，到处游逛，买东西什么的，也够忙的。

星期六回到日本，星期日休息了一天，星期一开始工作。彻底休息了一个星期，精神充沛，干劲十足……不过要去工作也还是厌烦啊（笑）。可惜，休假完全结束了。

那天早上比平时早十分钟出门。在北千住换乘车时已过七点五十分了。为什么较平时早出门呢？一个原因是，必须带旅行礼物。带礼物在上班高峰期坐车是有些难受的，所以决定早点出门。从北千住发出的日比谷线车挤得厉害。加上要检查一星期休假的工作，必须早点去。

礼物？是些极普通的海外旅行礼物。Old Parr威士忌啦牛肉干啦什么的。结果事件发生后全被警察没收了。我是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拎着皮包去的。

车在秋叶原和小传马町之间停止了运行。车内广播说筑地站有毒气爆炸，车在小传马町停止运行。之后不久车又开动了，驶入小传马町站的站台。我坐的是从前面数第三节车厢。

车门开了，我正要下车时，看见正前方座位上的女子坐着伏在那儿。因为她向前弯着身子，看不见她的脸，感觉是个年轻人。旁边有女孩照看她，问“没事吧？”两个女子坐我正对面。我猜想她俩可能贫血。

走过站台时，有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倒下了。像是上班族，仰面倒下的。我心想他大概犯了癫痫。大家都围上来，有人说“是癫痫吧。”就那样走了过去。那也是很正常的吧。但我一直站在那儿照看那人。正好有圆珠笔，就放进他嘴里，又塞手帕进去。

——放进去的圆珠笔是您自己的吗？

不是，大概是我跟人借的。我把笔横着塞进倒地那人的口中，又塞进手帕。不对，手帕是先塞的吧。起始周围有五个人，不久大家走开了，最后剩下我一个。因为车站工作人员赶来了，有人说了句“叫救护车吧！”车站工作人员回答“没有救护车了”。他没有惊惶失措，只是淡淡地说没有了。

即使被清楚告知没有车了，我也不明白原因，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来救护车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在那里待了有十分钟，很为那个人担心。

但周围已经没有人了，看看表已快到上班时间了，必须去偶人町。最后只好丢下他离开。车站工作人员来过，又很快不见了。

站台上已没人了，很空旷。走着走着，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臭，是一股呛人的臭味，一下子扑鼻而来。什么味儿呢？我清楚记得类似消毒水的味道。现在我也能嗅出来那种气味。我完全没注意包裹和弄湿了的站台什么的。

正要出检票口时，头痛了起来。差点儿倒在地上，从口袋里拿不出月票来。就这样从检票口走了出去。感觉不舒服，很难受，总之想尽快从那儿出去。检票员在不在那里……我不记得了。

楼梯很空，拐弯时正好有人上楼梯。我想快点去外面，就快步往上爬。走得踉踉跄跄，“咚”一声撞到了旁边的人。对方说“别挤我！”那是个女人。

往上看，在那儿我看见了天空。啊，能看见天空了，我想。我的记忆就在那一刻中断了。先被女人说了一句，接着看见了天空，记忆到此为止。至今我仍清楚记得，那时天空很蓝。

我被送进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快到中午时恢复了意识。因为不知我在说什么，所以妻子被叫来医院。我意识不清，病情严重。为了确保呼吸，让氧气直接进入肺部。病情就这么严重。

不久，我能慢慢看见周围东西了。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不知什么原因，我深信这儿是海关。可能正好刚从夏威夷回来的缘故吧。感觉极不舒服，周围人围着问“没事吧？”我觉得大概在接受免疫检查（笑）。

我在急救室里恢复了意识，睁开眼睛，心想到底怎么回事？身体连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点滴、氧气管、心电图什么的。在那里正好看见妻子进来。因为是急救室，进入的人必须穿白衣服，戴口罩，戴帽子，这样才能进入房间。我自己躺在床上，而对方活蹦乱跳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所以，心想一定是从夏威夷的飞机上掉下得救了，受了重伤吧……

——你是说旅行和住院期间的记忆没有了？

是这样的。回到日本坐电车上班之类的记忆完全消失了，什么也想不起来。起初我问妻子：“唉，你没事吧？”她以奇怪的表情看着我问：“你在说什么呀？”

在集中治疗室住了四天，总觉得浑身没劲儿，手脚不大灵活，眼睛根本看不清，总是模模糊糊的。经常听人说因瞳孔变小而眼前变黑那样的话，我却不是那种情况，只是模糊不清。

没有觉出疼痛，因为我是浑身麻痹“扑通”倒下的。即便死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肯定不痛不痒的。临死体验完全谈不上，只是“扑通”倒下罢了。听说死的时候能清楚看见自己的样子，这怕是谎话吧。后来听人说，我那时候总是手脚乱动，旁人看来我很痛苦。但我本人完全没有意识，不知道。

女子医科大学正巧有解磷定。有症状出现，迅速注入解磷定就会得救。虽然胆碱酯酶低得厉害，但由于药物作用，才得以顺利恢复正常。

我想，幸亏自己是好歹走到楼梯接近地面的地方才倒下的。如果倒在车站里的话，或许不会被迅速送往医院。因为倒在车站里的人大部分都死了。

四天后，我离开集中治疗室，转到其他医院，在那儿住了四天。我一共住院八天。在医院时几乎没有睡着觉。一直醒着，总是睡不着。刚一迷糊就从天上掉下来，太害怕了，心脏都似乎要停止跳动。一直这样，睡不着，很痛苦。胸口发闷，做了心电图，检查了心脏，那时心脏果然稍有变化。我没有头痛的毛病，和痛相关的病完全没有。

记忆也慢慢恢复了。事件发生那天晚上——我想起来了——早上我是穿大衣出的门。但记忆只是一些片断。

出院后也连日连夜睡不着，一个月都睡不着。在医院时因为紧张睡不着，就以为回家跟家人在一起会睡得着，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一个月一直没有睡着？

是的，睡不着，进了被窝也睡不着。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一种失眠症。睡不着啊——我边想边磨磨蹭蹭起床，一看已经是早上了。每晚都这样，躺下也根本睡不着。

若问夜里睡不着而白天是不是迷糊难受，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那样。这和失眠症又不同。完全没有睡意。怕是工作忙，顾不上难受。总之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可以说这期间我几乎没有睡着过。

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却睡不着，心里烦，但除此之外，其他都很顺利。说起我的后遗症只有“睡不着”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症状虽严重，但也许还是幸运的。

“害怕”心理无法消除。从公司回家时，家前面的路很暗，经过那里我就害怕。当然有对奥姆教的恐惧，但不仅仅如此，我还害怕会不会被人偷袭，怕得不得了，就买了自己用的警棍。铁的，能拉长。带它上了一个月的班。但不久因为太重了，就不带了（笑）。

跟过去相比，有时感觉身体容易疲劳，记性也变差了。别人说上了年纪都会这样。不过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令我吃惊的是，报纸的头版刊登了我的事。说我是洒沙林的嫌疑犯，因为我快步爬楼梯时撞倒了一个女人。报道说“似是嫌疑犯的男人倒在小传马町站后被送往医院”。那时虽不了解详情，但实际上那是在说我。报纸上还出现了母亲的话：“公司休假去国外旅行，一回国就去上班，却被当成犯人，太不像话了！！”母亲愤怒地说。我这才明白“啊，原来报道说的是我啊！”

报纸上说那个男人是戴太阳眼镜的。结果出院后我去公司上班时同事问“你是戴着太阳镜上班的吗？”是啊，坐地铁上班是不可能戴太阳眼镜的嘛（笑）！尽是些不负责任的谣言。

后来我想，如果那天多休息一天就好了。休息还能放松身心，反正第二天又是休息日。那样就不会受到沙林伤害了。周围人有时说：“你真幸运，逃过了一劫。就当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吧。”……可并不是那么回事啊！

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样会使心情舒畅些：是的，不用再犹豫不决了，冲向前去就是！

“本来有重要生意要做，为什么偏偏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故。”

大沼吉雄（当时六十二岁）

大沼先生在日本桥蛎壳町一个人做和服批发生意。白发，戴眼镜。总的说来，第一次见面给人以温柔印象，不像是不管不顾强加于人那类买卖人。感觉上即使说是高中历史老师也说得过去。

生于滋贺县彦根。学校帮他在东京一家和服批发店找到了工作。据说近江从古以来和服买卖就很兴盛，自然有这方面的就业途径。所在批发店从业人员有三十左右，大半是滋贺县人。在那里做了三十年后，独立开了现在的公司。

不过，近年穿和服的人少多了，和服店无论哪里都彻底沉入“结构性不景气”的水洼中。大沼也叹道“不行了，这买卖”。没什么前景。同伴全都跳槽干别的了。或许原本说话就是这种语气，也可能的确心灰意冷，不知是不是我神经过敏。

祸不单行，这种时候又碰上了沙林……，他还抱怨道。的确，作为个体商户，身体糟了也没人替代，也就格外麻烦。可怜之至。

泡沫经济时期，我们生意还能维持下去。不管怎么说，经营最好的要数石油危机时期。那时，社会上流传着今后不能再做和服的谣言。话虽没有根据，但是似乎引起了恐慌。大家纷纷买布囤积，小额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谣言是从关西那边传过来的，大家都来东京买。可从那以后……，生意就不好做了。

我是五十岁的时候出来独立的。那时我姑且还是干部。或许是裁员风潮的前奏吧，出现了干部全体辞职的局面。我就是在那时离开公司的。和五个同事一起创办了现在的公司。后来他们相继辞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干下去。总而言之，经营得不好。

大概很难再掀起穿和服的热潮吧。虽然人们都很期待，可现实很残酷。毕竟生活中穿和服的机会越来越少，自己会穿和服的人也屈指可数。

我家住在新小岩。从车站步行要花十分钟。现在我和妻子女儿三个人生活。三个孩子，两个已经独立了。留在身边的女儿也工作了。我可谈不上退休闲居，生活没那么宽裕。

我乘JR总武线到秋叶原，之后换乘日比谷线到偶人町。我一般九点到公司上班。那天（三月二十日）我比平时早一个小时，七点四十五分就从家里动身了。要说我为什么比平时早一小时，那是因为第一次接受了一位老主顾的特别印染订单，约定二十日交货。那天我打算送货过去。那位总经理早上总是很早出门，我要十点前把货带到公司，在那里让他看一下成品再交货。印染店老板在练马，我先去自家公司，再去练马，和印染店老板一块去板桥那家公司拜访。

平时不会带印染店老板。因为这次是新顾客，今后还会合作，和印染店老板一起去听听对方意见比较好。因此比平时早一小时出门。这可是笔大生意，有可能带来大量订单。如果东西能满足对方要求，往下事情就看好了。

我一般坐在日比谷线最前面的车厢。到了秋叶原地铁站台，和平时一样上了最前面的车厢。车里很拥挤，总是很挤。但车一出秋叶原就停止了。车内广播说，因筑地站有爆炸事件，要稍停片刻。记得广播还说八丁堀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在那里停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十到十五分钟吧。因前面还有车，无法前行。

我很着急。本来有重要生意要做，为什么偏偏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故？不久广播又说到小传马町站下车的乘客准备下车，因车只能行驶至小传马町站。电车终于开动了。我打算在小传马町下车步行去水天宫站，再从水天宫站换乘半藏门线。这要多花些时间。因此我焦急万分，必须想办法早点去。

电车驶入小传马町时，站台上有些喧闹。前一辆车下车的乘客仍滞留在站台上，有人在墙角处大叫，这是我从车窗看到的。那是个年轻男的。究竟什么事呢？我想。情况相当反常。那么大声叫喊，现在想来，当时他一定很难受。一个像是我的同行——是不是真是我不清楚——的人似乎在那里相劝。

刚才也说了，我坐在最前面的车厢。小传马町站的出口在后头，我必须穿过站台往回走。这种走法我至今记忆犹新。从前面数第三个柱子背阴处，用报纸包着放有一个这么大的东西（用手比划B5纸张大小）。从报纸包到站台地面都被液体弄得黏糊糊的。从旁边走过闻到一股味道，确实有股味道。

那是药品味儿。至今被很多人问过，但我因为再也没闻过那种味道，很难用语言表达，也没法说像什么。那时我没特别在意。当时我只下意识觉得有股味儿。

下车的人多，检票口那里很拥挤，只能慢慢前进。我想早点出站，因此对其他事没有特别在意，我太着急了。没看见刚才那个大喊大叫的年轻人怎样了。

上楼梯来到地面。我边走边对旁边的人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一瞬间我感到头晕目眩，倒不是失去知觉那么严重，只是有点晕乎乎的……但那只是一瞬间，很快又正常了。我点了支烟，和旁边不相识的人聊着天往前走。

步行去水天宫的人很多，大家都一起往那边去。从小传马町步行到那儿要花十多分钟，步行去并不累人，一般都能走过去。但到店刚一开门进去，眼前忽然很暗。那天天气很好，为什么会暗呢？感觉自己就像戴了太阳镜。我漱了漱口，本来我以前不曾漱口的，因总感到有股怪味儿，所以就想还是先漱漱口吧。

无论怎么样，我必须去印染店老板那儿。半藏门线已经发车了，我打算去大手町，从大手町坐丸之内线到池袋，再乘坐西武线。我一上地铁就看报纸，但很暗，看起来费劲。不是不能看，只是光线太暗了。真奇怪，我想。不过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其他症状，就去了印染店老板那儿，之后两人带着商品去板桥。我是搭印染店老板车去的。由于放心不下，印染店老板打开了收音机，新闻节目做了详细报道。我初次了解了事件。但我已坐车到这儿了，只好先去跟老主顾谈生意，再马上去医院。

先去顾客那里到底让我担心，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吧。那天我没做生意，去了医院。锦糸町是回程必经之路，我乘电车去了墨东医院。医生检查了我的眼睛，只看了一下就让我立刻住院。在医院住了两天。完全没有头痛之类的症状，夜里也睡得好。

事件发生之前我很健康，从未生过病，血压也正常，但现在左脚有时发麻。我不知道是不是沙林的缘故。但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的。此外还有眼睛流泪这种症状。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吧。我无法简单指出病因。

精神上的问题？嗯，因为生意，我确实有时焦躁不安。或许还有其他问题吧（笑）。但像我这种单枪匹马工作的人，连续三天住院，往下工作就很难处理了。住院期间没人接替我的工作……而且正赶上月末，亏损很大。我家里又实在拮据，谈不上拿钱做生意。真不走运啊！或者不如说是我心态不好的缘故，我不由得这样想。好在那时的特别印染生意维持到了现在，不幸中的万幸！

对奥姆真理教那伙人我非常恼怒。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们居然装糊涂！这种气愤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

※

以下证言同地铁列车编号无关，来自在小传马町站受害的人士（或是关于受害人的证言）。

※

“我是三月二十日出生的，沙林事件那天正是我的生日，第六十五个生日。”

石仓启一（当时六十五岁）

石仓先生五十五岁在毛巾制造公司退休后，一直在人形町一家做橡胶带的公司工作。

这天是为采访去东武伊势崎线谷冢站附近他的府上拜访的。从房间清扫到院里的花草栽培，全都做得无微不至井井有条，令人钦佩之至。大凡眼睛所见，无不光闪闪一尘不染。屋内屋外所有物件全都这么熠熠生辉这点也实在少见。石仓先生说他早上三点起来彻底里外清扫，洗澡，然后才出门上班。真是难能可贵。

倒也不是对清扫情有独钟，只是有一次下了个决心：起码要做一件不次于任何人的事！那件事正好是清扫。所以，至少清扫可以在人前拍胸脯。“我这人的性格，想到就马上做，决不思前想后。”他本人这样说道。但作为印象，想必他本来就做事踏实认真，一丝不苟。

石仓先生并没有在月台上或车厢里直接遭遇沙林，而是偏巧在小传马町站附近走路时碰见倒在地上的事件受害者，就想探个究竟，从车站入口往里窥看，结果出现中毒症状，是这一系列采访中罕见的例子。现在仍为几种后遗症所苦恼。

另外，石仓先生乘坐的地铁是在秋叶原站停止运行的，但列车编号无法确定。

我是三月二十日出生的，沙林事件那天正是我的生日，第六十五个生日。

我出生在福井县大野市，永平寺附近。从那儿坐车进山要花二十分钟才能到我家。家里是做牛奶的。专门挤牛奶，名叫“石仓牧场”。家里有七八头奶牛，天天早上挤牛奶，处理之后装瓶送出。七八头奶牛数量虽然少，但足够配送町部和山里约八百户人家。一头奶牛每天挤一次，能得十升奶。挤奶是在早晨和傍晚，能挤很多。

家里七个孩子，我排行老三。哥哥十六岁时进入陆军工科学校，之后我就要在家里帮忙了。毕业后我一直在牛奶店里干活。虽然我一直在牛奶店帮忙，但因为不会挤奶，所以只负责送奶。挤奶是父亲母亲的工作，这可是个体力活儿。他们早上四点起来挤奶，再处理。我五点左右起床送奶。

奶牛如果一天不挤两次奶，乳房就胀得厉害。因此我哪儿也不能去，不能离开家。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要干活。连正月过年也没有一天休息。我家牛奶真的很好。即使现在我也不喝这边卖的牛奶，这边的牛奶全是水，不能喝，喝了坏肚子。刚挤出的新鲜牛奶是怎么喝都不会坏肚子的。

不请人帮忙，活儿都是家里人做，很辛苦。白天我睡一会儿午觉，两点钟起来割草，傍晚七点钟回家。那时母亲已挤好牛奶了。割草很累。为了应付冬天，夏天要事先割草晒干。就连我们自己住的屋子上面都要晒草。

我一边给家里帮忙一边上学。虽然很累，但我从来没有向学校请过假。毕业时我拿了学校全勤奖。哥哥更优秀，获得优等生奖。父母太忙，根本不管孩子们的事，对我们说“去学校玩吧”。我年纪小，在家帮不上忙的时候，就去学校玩。在家里不能学习，学习得去学校。

父母很唠叨，吃饭时怎么拿筷子都要数落我。特别是父亲，他早年在骑兵部队当过辎重兵。想必他本人给人训过。我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我所以想离家去东京，是因为父亲什么都不肯听我的。但因为哥哥征兵去了满洲，我想离家也离不成。他说：“你哥不在家，你离开家，家里的活怎么办？总之要在家里干活儿，直到明白你哥的生死为止。”

战后哥哥被从满洲送到乌克兰的塔什干，在那里强制劳动。因为他有技术，会开车和拖拉机什么的，很受重视，被留在了那里，一直没回来。和西伯利亚的收容所不同，那里的待遇似乎好些。战后过了八年的昭和二十八年(12)，哥哥终于回到敦贺。我们直至昭和二十五年才收到哥哥一封信。在那之前他究竟是生是死我们都不知道。

这样，我必须留在家里，不能离开。我对送牛奶的活儿讨厌得不得了。那时我正值青春期，脸上长了粉刺，送牛奶的时候遇见女学生，总是羞得捂脸躲开。

昭和二十五年，得知哥哥平安活着，父亲放心了。对我说：“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明白，你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知道哥哥回来后，父亲就不需要我了，我立刻去了东京，那年是昭和二十六年，我二十一岁。

我不是因为有什么门路才来东京的。我这人的性格，做事从不多想，不计前因后果，以致经常碰壁。总是后悔如果不这样做就好了，不这样说就好了。一个念头上来就得赶快做。如果不赶快做，我就坐立不安。那时忽生一念去了东京。在那里认识一个当毛巾店老板的同乡，他对我说“来我这儿吧”。就这样找到了工作，当了一个小学徒。

刚来东京时，我私吞了三千日元牛奶款。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笑），事到如今我敢说了。那时的三千日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从福井到上野的火车票才八百日元。大约是十二三户人家的牛奶款。我把钱装入自己腰包离开了家。

归终我在位于日本桥的毛巾店里干了很长时间。昭和五十九年三月我退休了。干了整整三十三年。在那里我干的一直是外销活儿，要到外面争取定单。

结婚嘛，结婚那年是昭和三十四年吧？因为那年卖淫嫖娼已被取缔了……

——您这么说，我可是有点听不明白（笑）。

大概是昭和三十四年吧，市川房枝在国会上强硬通过（卖春防治法，昭和三十一年五月颁布，第二年四月施行）……我大约是昭和三十三年三月十日陆军纪念日那天结婚的。回福井老家时附近大婶问我“找个伴结婚怎么样啊？”我简单回答“好啊”——我也想和别人一样成家，就同意了，第二天就去见面。

听了我的话，父亲勃然大怒。父亲知道我不思前想后草率行事的个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跟没有见过面的人草率结婚。这不仅是你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脸面的问题。”结果又吵了一架。如今想来，父亲说的话是对的。现在我已为人父，让女儿结婚时自然会考虑这个。

第二天倒是见面了。她只出来一次，没有看清长相，也没跟她说上话，我一直和她父母说话。我家就我一个人去了。现在的媳妇出来打声招呼就完事了。因为总被敬酒，我只能一个劲喝，说不上是中意还是不中意。那时她看上去比现在瘦得多，在我看来还是很漂亮的。就这样我决定结婚了。但父亲跟我争吵不休，半年后才举行婚礼。

买这块地是在昭和三十七年。是父亲去世那年，肯定是昭和三十七年。婚后在千叶中山跑马场附近租房住了一段时间，是六张和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火柴盒房子。和我一起做生意的同行跟我说“这里的地便宜，不买吗？”正好孩子大了要上学，媳妇正怀第二胎，我也想住个像样的房子，就买了这里的地。那时这里的地还很便宜。我家周围零零星星住着一些农户，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谷冢站前没有商店，让人扫兴。周围邻居对我们都很友好，是个有人情味的地方。

土地有七十五坪(13)，每坪两万日元，这个价格在当时算是极便宜的了。买地一共花了四百万，钱不够问福井老家借了一百万。盖了三十八坪的两层楼。那时盖的可不是现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后来重建的。母亲说那一百万日元等我手头方便时再还，“什么时候还都行，不用利息的。”当时我的月工资是四万八千日元，整整用了五年时间才把钱还清。

说一下沙林事件。

那天从竹之冢到北千住，比平日多花了些时间。电车一直缓慢行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前面的电车相撞了吗？我很纳闷。到了北千住，车内广播说筑地站发生了爆炸事故，无法估计电车是否运行。“电车正在调度，有急事的乘客请换乘其他电车。”我考虑到没有什么急事，换乘其他车也很麻烦，就这样坐着吧。我九点才上班，时间还很充裕。

电车在北千住车站足足停了十几二十几分钟，之后缓缓开动。但开一会停一会，如此反复。开也开得很慢。在南千住站和三之轮站，就那么开着车门停了好一会儿。途中广播还说霞关站出现了受害者……不是车出了故障，是人出了故障。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毒气，即使说有“受害者”，我也反应不过来。

是的，在上野站停了很长时间。广播说无法估计电车是否运行，有急事的乘客请在本站换乘其他车次，电车正在调度。因此，大家都中途下车了，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了。电车勉强开到秋叶原，在那里完全停止运行。广播明确通知电车停驶。那时是八点三十分或四十分吧。

这样，我只好考虑步行。从秋叶原到偶人町站的路程不是很远。但步行到小传马町站前时看见有救护车，人们相继倒在人行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从地铁站的入口向里面看。下了两级台阶，就见有人枕着台阶躺着，有人痛苦地挣扎，有人靠墙坐着。还有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扔开帽子，手搓喉咙喊道“痛啊，痛啊！”上班的乘客大叫“眼睛好难受啊，眼睛好难受啊，快想办法啊！”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之后，我上到地面。只见三和银行和附近大型银行建筑物洼一些的地方有人倒下，旁边有个女孩子照顾着。虽然来了两三辆救护车，但怎么也不够用。我觉得人们与其说是坐在那里，还不如说是倒在那里。有的人非常痛苦，一把抓开领带。还有人吐了。一个女孩吐了，难为情似的想掏出手帕捂嘴，却掏不出来，不好意思地捂住脸。

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思忖着。大家都在痛苦地挣扎，我不能打听发生了什么。消防厅的人抬着担架左来右往，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马路上一个女孩很痛苦，求人帮她。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明白，只是说“请找人来！”

我没看见警察，消防厅的人抬着担架忙碌着。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想打听发生什么事，可大家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就想反正先去公司吧。

我穿过偶人町走去公司。那天天气很好，但我总觉得眼前一片昏暗。那天是晴天，几乎热得我边走边擦汗。但快到公司时，看见太阳黑乎乎的。

一到公司我就吐了。进入公司我觉得太暗了。打开电视后又想吐，就去厕所吐了起来。吐得很厉害，肚子都吐空了。

电视新闻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事件。公司的同事也说：“石仓先生，你有点不对劲儿，最好去看医生吧。”我就去了附近的医院，医生问：“你大概是感冒吧？”我回答：“别开玩笑，电视新闻都播放了。”我让医生打开电视，但当时NHK没播放这个新闻。医生就说：“新闻也没什么，你没有问题，只是感冒了。如果头痛的话，白天吃一片这种药。”他给我开了两片治头痛的药。

——头也痛吗？

头也痛。因为经常头痛，我已不把它放在心上了。从医院回到公司，我吃了医生开的药，立刻就吐了。吐得很厉害。没有东西可以吐了，吐出的只是水。吃的药也原封不动吐了出来。

吐完看了新闻，对事件知道多了一些。小传马町站死了两个人，有八十几个人被送往圣路加医院。我给警察打电话询问去哪个医院好，叫我去两国的田岛医院。

那时候眼睛不舒服，到现在也没有治好。用左眼看太阳完全是模糊的。模糊不清，就好像看到了日食或月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症状了。从去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就这样。现在我戴着防紫外线的老花镜，不戴就不能到外面去。看电视根本看不出名堂。

容易疲劳的情况的确有。膝盖用不上力，关节发软，站半天就没有力气了。怕是膝盖“张嘴”了吧，总之浑身无力。我把这种情况说给医生听，医生说不是沙林的缘故，是年纪大的关系。我想不可能一下子上了年纪，觉得不对头。却又无法证明身体变化和沙林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只能贴一种叫万金膏的中草膏药勉强撑着。贴一次好歹支撑一天。

——健忘方面怎么样呢？

等等，我还真不知道，问问媳妇。（问后折回）她说我相当健忘，常丢东西。想做什么却想不起来，这是常有的事。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具体放在哪儿却想不起来，这种情形经常出现。

自那次事件以来，他们说我说话絮叨。我想说点什么，家人都一下子走光了，嫌我啰嗦。以前虽然也这样，但最近尤其厉害。酒量也增加了。以前只喝日本酒，但事件之后只喝威士忌。自斟自饮，一瓶两升的酒一星期就喝光了。总是睡不着。因为睡不着，我就喝威士忌。

喝过酒就睡着了。两点左右起床小解，睡到八点左右自然醒来。之后到了三点半一直是迷迷糊糊的。经常做梦，做同一个梦。走到某处，有人撞我。本以为被人撞就够可怜的，想不到马上自行栽倒了。于是直接被送到医院。撞我的人对我说对不起。我反反复复就是做这一个梦。醒来浑身冷汗。

虽然我没有在大家面前提及过，不过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说，麻原该判死刑，希望不容分说地处死他。听说审判时间很长，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被处决。要是我先上了年纪死去，就太吃亏了。这就是我对审判的想法。

“‘别管怎么逃，赶快逃就是，快逃！’那个站务员反复大声喊。”

杉本悦子（当时六十一岁）

对我们来说，这位杉本女士是最后一位证言人。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八丁堀站旁边一个咖啡馆里，圣诞歌自始至终作为背景音乐以高音量由采访录音带录了下来。

杉本女士皮肤光润，精神矍铄，完全看不出已年过六十。这同因有工作而每天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紧张状态恐怕也有关系。“身体绝对不算结实，但病是没得过。”她说。给我的印象似乎人很积极，或者不喜欢唠叨。

工作单位是财团法人“地铁互助会”，被从这里派去地铁站小卖店当售货员，即所谓“车站小卖店里的老婆婆”。分早班和晚班，每星期轮换一次。早班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半。

因为从武藏野家去仲御徒町站上班（事件发生时在小传马町站值班），所以必须每天早上四点一过就起来，赶坐五时十八分始发的电车。当然没时间好好吃早饭。往下基本一直站着，相当劳累。

三个孩子都已独立。孙子共有五个。时下同在中学当老师的长子一家一起生活。丈夫生前经营贸易公司，在丈夫病故前什么工作都没做过，但那以后很快改变心情，开始自力更生。九年间一直做这地铁互助会的工作。“还用说，不干没得吃嘛！”她笑道。不过作为印象，较之为了生活，更像是认为既然还能干，那么干活就是理所当然的。

杉本女士在小传马町负责的小卖店位于北千住方向月台检票口很近的右侧，也就是“沙林列车”停靠的相反一侧月台。尽管这样，弥漫开来的沙林毒气还是飘到对面的小卖店。

早上六点半我首先“咣咣当当”打开了商店卷闸门。如您所知，我要在店前摆好报纸，插上各种东西。那时候有个男人来帮忙。杂志呀报纸呀很有重量，我一个可弄不来。吃饭时有人来替班。其他时间，什么活我都必须一个人做。大的地铁站有两位工作人员，但是小传马町站就安排一个人。

店刚开不久，客人不多。早上八点到九点是上班高峰，这个时间忙，累得够呛。日比谷线上下车的乘客很多，乘客们喧哗、争吵是常有的事。踩脚了，互相推挤了……或者女孩子遇到色狼了等等。

三月二十日发生沙林事件那天，八点十分左右警报铃响了，马上就到上班高峰了。那时车站的警报突然铃声大作，声音尖锐刺耳。

究竟怎么了？我边想边环顾四周。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跑出，在车站通告栏上写着什么。一看我才知道“因筑地站发生爆炸事故，日比谷线全线停运”。

我感到遗憾：马上就是上班高峰啊！我已经为此做好了所有准备，正等这一时刻的到来，浑身充满干劲。但看了通知后，我泄气了。

那么就休息一会吧！我拿出椅子坐着。从店里探出身往外瞧。看见对面站台有电车停下，开着车门停在站台。一个男人晃晃悠悠下了车，在附近售票机角落有气无力地靠着，像是喝得大醉。

车站工作人员走过去问：“这位乘客，您怎么了，怎么了？”但似乎也没弄明白，不得要领。奇怪啊，我想。试想一下，从早上就喝得那么醉的人是不常见的。那是个穿着褐色薄风衣的男人。最后找来巡警把他带走了。

现在我仍不知晓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直以为他也许和奥姆真理教有关。

不大工夫，我觉得周围光线慢慢变暗了。因此我问旁边经过的工作人员是不是调低了照明电压。其实根本不会有调低照明电压这样的事，我太愚蠢了，问了那样的问题。那个工作人员站住了，思索一下回答：“是啊，这样说来，电灯的确变暗了。”

那时我的瞳孔已开始变小了。

往车站里一看，发现对面有几个乘客倒在了站台上。到底怎么回事？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超乎想象。

这时另一个车站工作人员飞跑过来，大声叫道“阿姨快逃！”哦，怎么了，究竟怎么了？我问道。给他突然这么说了一句，说得我莫名其妙。“别管怎么逃，赶快逃就是，快逃！”那个站务员反复大声喊。

既然他那样说，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料双腿却在发抖，可能是恐惧心理在作怪吧。与其说是恐惧心理，不如说是沙林症状更为准确。不知不觉中，我已吸入沙林气体了。

我想关店，但不能马上做到。店外有许多东西，这个那个摆了好多。我把那些东西一个接一个“砰砰”扔进店里。报纸呀杂志呀，全都原封不动扔进店里。之后好歹把店门关了，拼命爬上台阶，来到地面。那时我累得不行，双腿颤抖，还咳嗽起来。

附近有我认识的车站工作人员。他的眼睛已发红了，我也一样。

从地铁站里运出了好多乘客。因为工作关系，车站工作人员必须这样做。虽然他们自己状况不好，但还是到地铁站里把倒在站内的乘客救出。因此，小传马町的好多工作人员都倒下了，被送往医院。医院想尽办法抢救，但还是有人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在公共电话亭给八丁堀营业所打了电话，报告说因为车站工作人员说要避难，我不能不听从，只好关店出站。但营业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怎么打都没有人接。没有办法，只好使用电话录音留下自己的声音：“我是小传马町站的杉本，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上到地面的很多乘客都坐在那一带，也有人倒着。我身体也好像轻飘飘的，尽量在那里一动不动。公司的两位男同事找到了我。“啊，在！在！”他们喊着走过来。告诉我，八丁堀站内的营业部不能进入了，请立刻去车站附近××咖啡店，大家在那里集合。原来他俩是特意来确认大家安全的，指示下一步怎么办。

我一个人坐出租车到了八丁堀。一进咖啡店，营业所一个男的说：“杉本，你样子不对啊！”我问“真的不对？”“是的，相当奇怪。眼睛也奇怪。那边停着救护车，你最好去医院。”他说。本来我不想去医院，被他这么一说，就稀里糊涂上了救护车。

因圣路加医院已经满员。我被送到了御茶水的名仓医院。那是一家整形外科医院。附近眼科医院的大夫来检查了我的眼睛，说我的瞳孔只有一毫米了。而且我双腿晃晃悠悠的，头也痛，咳嗽不止。一验血，说什么值（胆碱酯酶）很低。

我打了很多种点滴，针也打了不少。医生问在医院住一晚怎么样？我拒绝了，住也最好住离家近的地方。我原打算回家，但转念一想，去高田马场站换乘西武线必须爬很多台阶，我可能爬不动。因此，决定在附近的御茶水车站乘中央线去位于府中的女儿家。

坐上电车时已经五点多了。正是下班高峰期，当然不可能有座位，这真的很痛苦。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坐在座位上。总之身体摇摇晃晃，浑身难受。我拼死拼活抓着吊环。很想对坐在我面前的人说自己现在难受得不得了，对不起，能把座位让给我吗？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就这样站到了武藏境。

女儿一见我就说“妈妈，你的脸色不好！”她带我去了杏林医院。验血结果，血液（胆碱酯酶）仍未回复到正常，立刻决定住院。

最终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出院后回家休息了四五天。之后一直像以前一样工作。是啊，事件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疲劳得很厉害，那并不限于事件刚刚发生之后。事件前后我的疲劳程度完全不同。

我觉得我变得特别健忘。按儿子的说法，是因为上了年纪，但不是那样的。我曾跟车站工作人员聊天——事发时他在小传马町站，倒下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他告诉我事件发生以来记性很差。我也说是啊，事实上我也那样。

我常常把讲好的事情忘个精光。记忆彻底丧失，就好像事情没发生过一样。我想，这种事情如果不亲身经历，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感受的。可我一这么说，周围的人便说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沙林事件的受害者经常这么说的，都说自那以来记忆力急剧下降。所以我想这绝对不是年龄原因。

是这样的。幸运的是，工作方面还没有受到影响。商品的价格我都记得很清楚。即使顾客一口气买很多东西，我也能在脑袋里迅速计算价钱。能做到这一点，说明没问题。谢天谢地。

那以后我不能看书了。原本我很喜欢看书，但事件发生后不能长时间看书了。一看注意力就散了，筋疲力尽。这个别人也认为是上年纪的缘故，但不仅仅是那样。

警报铃时常响。车站里一有车辆故障或人身事故什么的，铃就立即响起。有时即使什么都没发生，警报铃也还是响。

沙林事件之前，听得警报铃响也只是心想又有什么故障或事故了吧。虽然并非漠不关心，但是我不会特别在意。但自那以后，警报铃一响，身体就一下子变得硬邦邦的——那是在用全身感受警报铃，下半身一阵发抖。心想又是沙林吧？

这也是个巨大的变化。警报铃一响就不知所措，真是受不了。直到现在还那样。

“是个省心的孩子，真是很省心。”

和田吉良（六十四岁，已故和田荣二氏的父亲）、早苗（六十岁，已故和田荣二氏的母亲）

和田吉良先生府上位于上田市郊外广阔农村地带的正中——盐田平，往前一点点就是别所温泉。我去和田府上拜访时，红叶时节刚过盛期。山上或红或黄，层林尽染。路两旁铺展的苹果园果实累累，一个个鲜红鲜红。一派信州特有的金秋美景。

这一带曾是养蚕中心。田里种植桑树，以此为饵料精心养蚕。但由于战后耕地规划，旱田变成了水田，于是不再养蚕，转而一个劲儿种稻。不料近年来事态急转直下：“米太多了不好办，别种稻了！”

“这么小的农村，政府的做法不合适的。”和田吉良先生无奈地淡淡说道。总的说来人很文静，寡言少语。但胸中想说的话很多，观点也明确。相比之下，太太早苗女士属于能说会道富有热情的“妈妈”型。

庄稼地有一亩左右，另有四亩多菜地和四亩多苹果园。回来时作为礼物抱了一堆刚从园里摘下的漂亮苹果。真是好吃。想到这是和田先生花一年心血栽培出来的，一天只吃一个。

婚后一段时间光靠农业为生，后来渐渐紧张起来，于是夫妇俩开始“半农半工”，直到现在。去工厂做工，休息时到田里务农。身体很有些吃不消。说实话，筋疲力尽。儿子荣二君在地铁沙林事件中遇难后，吉良先生久久打不起精神。也是因为这个，辞工不干了。

问起荣二君小时候的事，吉良先生说他不太管孩子，让我问太太。想必是不管孩子的。管孩子这活儿太累人了。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是因为说儿子的事太让他伤心了，说不好。

荣二君长得瘦小这点是父亲的遗传，大两岁的长子则胖乎乎的，像母亲。

“可真是个省事的孩子！”说的时间里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就是说，这个二儿子自立意识强，什么都自己处理得利利索索，不依赖别人。作为父母也什么都不用操心，直到有一天成为沉默无语的遗体返回……

（父亲）我出生于昭和七年(14)，结婚是在昭和三十六年。大儿子出生于昭和三十八年，小儿子出生于昭和四十年。老婆出生于上田附近的东部町，娘家也是种田的。

起初我家专门种地过得蛮好。到我四十岁时，仅靠种地就难以维持生计了。为了有现金收入，我开始在纺织厂里干活。很早之前这附近就有大型纺织厂。纺织厂必须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因为一旦停机，机器就会变冷，致使线变得不均匀。因此工作是三班倒。工作时间对于干农活的人挺合适的。

上班时间（早班）是从早上五点到下午一点半，（中班）是从一点半到晚上十点，（晚班）是十点到早上五点。因此，如果从晚上十点干到五点，可以早上回家睡一上午，下午就可以干半天农活。老百姓的活只能白天干。但说实话，身体实在有些受不了。农忙时，尤其累。但又不能因为农忙请假休息。因为是轮班制，干活的人大多是农民，不能只自己一个人休息。

我在工厂干了二十二年。要干地里和工厂两份活儿，很忙。因此在抚养孩子方面我不大关心。两个孩子都出息了。孩子小时候的事最好问我老婆。

（母亲）荣二是四月一日早上五点四十分出生的。我觉得早上可能出生，凌晨四点左右去了产婆那儿。从家走两公里才有产婆。走到了那里，我都快生了。

孩子生得很顺利。荣二生下来时体重仅有两千七百克。而大儿子却有三千七百五十克。相比之下，荣二个头小得多，比他哥轻一千多克。自然分娩，花了一个半小时，没有叫医生。生大儿子时可麻烦多了。

荣二不喝牛奶。因为母乳不够喝，我想让他喝牛奶，但他全吐了。他只喝母乳，真是让我为难。让大儿子喝牛奶就没问题。

没办法，家里就养山羊。因为家周围有很多草。我每天挤山羊奶喝，催生母乳，用母乳喂养荣二，所以长得很健康。荣二虽然瘦小，却从没生过大病，没去过医院。

荣二从很小起就去送报纸。附近《朝日新闻》分销店的人来我家说：“你家有两个儿子，能帮我们送报纸吗？”荣二说他去送。对方本来想找大儿子，但荣二这么一说，他们也答应了。那时他十二三岁。

四年间，荣二每天送报，从未休息。他早上六点准时起床，转遍村里四十户人家。送“朝日”和“信每”（信浓每日新闻）。每年都得到新闻社的表彰奖状。呃——，这就是表彰奖状，我还留着，上面写着“朝日新闻社东京总部销售部部长”。

他靠送报纸挣了些零花钱，买了高价的无线电控制的滑翔机，他很早就喜欢这样的机器。荣二手很灵巧，经常制作一些塑料模型什么的。我们工作忙，让老人照看孩子，老人经常在家做一些手工活，可能他看着看着手就变得灵巧了吧。

是个省心的孩子，真的很省心。几乎无论什么都一个人做。他去专卖公社的东京机械制造所面试。“要不要陪你去呀？”我问他。他说不用人陪，自己能去，把我惹怒了（笑）。他单身的时候，我说“去给你打扫卫生吧。”他却说打扫什么的自己能做。十年来我为荣二外出只有三次：迎儿媳，参加婚礼，再就是接荣二（遗体）回家。

大家都说大儿子稳重大方，荣二开朗活泼，一个人做什么都雷厉风行。还会自己做饭。因此，养育荣二我从来没有费神，无论什么他都自己拿主意。

他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提议去普通高中，以便考大学。荣二说他喜欢电器，要上职业高中，不再上大学。他自己选择了有电器专业的职高。跟兄弟俩商量，大儿子说在家做一个普通农民也挺快乐的，想留在这里继承家业。荣二说他什么都不想要，想出去闯闯。兄弟俩就这么定了下来。于是荣二进入了千曲高中学电器专业。

大儿子考上东京的大学却又回来了，说他到底不能住那么脏乱的地方，习惯不了城里人。结果进了这边的农业大学。荣二可不这样，那孩子去哪儿都能适应。很快习惯了都市生活。

兄弟俩性格完全不同，关系却特别好，从来没有打过架。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照顾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全部由爷爷奶奶帮忙照看。给孩子们洗澡，喂他们吃饭，哄他们睡觉，还要给蚕喂桑叶。孩子们都是看着我的身影渐渐入睡的。我在工厂上早班，早上四点半准备一下就出门了。孩子们几乎没见过我睡觉，因此在学校作文中写道：“我的妈妈从不睡觉，总是工作。”（笑）。

我几乎没训斥过孩子，因为他们不调皮，不给我找麻烦。我也不说孩子们吵闹，也没要求他们用功。即使我不要求，他们也做得很好。我不是自夸我家孩子，荣二的数学很好，总得五分。

荣二从电器专业毕业后就到JT(15)工作了。先在新潟县的长冈进修了一年，那时候公司仍叫“日本专卖公社”。他是在昭和五十八年进入公司的。

——进入日本专卖公社是荣二自己决定的吗？

（母亲）我的三个亲戚、堂兄、姐夫都在专卖公社，因为上田有专卖公社的工厂。姐夫说：“我要退休了，让荣二进专卖公社怎么样啊？”那时正好是机械差不多电脑化的时代。去面试时，因为荣二似乎说了“想进入贵公司从事电脑相关方面的工作”之类的话才被录取的。考试非常难。他说在长冈进修时，周围都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的只有两个。的确十二个人中只有两个高中毕业生。

他说到长冈一看，积雪有一米深。因此荣二想滑雪。他要买用具，要我给他寄钱，我寄了。那以后他就喜欢上了滑雪，滑得非常好。他和嘉子就是在滑雪场上相遇的。

荣二初次离家在长冈开始了单身生活。但他好像从不寂寞。朋友很多，自己挣钱自由自在地玩，似乎过得很快乐。那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人身体不好，照顾他们很辛苦，孩子们不在身边也顾不上什么寂寞。不管怎么说，双亲年纪很大，一位九十五，一位九十三，我们要照顾。外出打工，干农活，做两个老人的“保姆”，都很累人。但我们没有把老人送到福利院或老人公寓，一直精心照顾他们，把两人送走。

听到荣二死去的消息，脑袋变成一片空白。以前我听说过脑袋空白的说法，真是那样，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时家里没人，JT公司和警察都给家里打过电话，我们都不在家。那以前我买了不少大豆酱。一般四月才买，但要帮荣二照顾产妇，就提前一个月，三月就买好了。十八日买，十九日把配料清洗妥当，很忙。二十日是个好天气，我洗了堆了很久的脏衣服，干了很多活儿。孩子他爸早上去苹果园剪枝，我因血压有点儿高，去医院拿药，家里没有人。

最后和姐姐联系上了。她问：“怎么打电话都没有人接？看电视了吗？”我从医院回来途中，心想是春分了，该去买花。那之前先回了一趟家，刚到家电话就响了。

“这么好的天气看什么电视，下雨天再看吧。忙得顾不上看电视，我可没那闲工夫！”我说。姐姐说：“你可不要吃惊呀，要稳住神啊！”我问到底怎么回事。她刚才看电视，知道荣二死了。我一听，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那不得了，惊得什么都忘记了。

不过现在能记起一些了。我的婆婆（吉良的妈妈）每天认真写日记，她把日记拿了出来，我头天晚上和他父亲聊到十二点左右。写日记到底有用啊！

荣二带嘉子来家是他们结婚一年前的事。冬天带回家的。荣二只有在盂兰盆节和年末的时候才回家，那次是冬天。那时嘉子没在家住，当天就回去了。

那之前我劝他：“媳妇还是从乡下（信州）找好。两个人都是乡下的，回家也容易。”荣二说：“不行，乡下也有乡下麻烦的地方。我自己找，妈妈你不用担心。要担心由我自己担心。”这孩子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自己找倒也行，只是近邻右舍都看着呢，要是这次带回来的女孩和上次的不一样就不好了。在定准结婚前，不要带回家来。”我说。

带嘉子来家之前，荣二在电话里对我说是想和她结婚才带回家的。因为他说对方是个独生女。我就说还是有兄弟姐妹好吧？他说独生女也好，利索。反正他自己选好了，我说什么也没有用。

（父亲）只要他自己觉得好，我没意见。既然是因为喜欢才选的，那么只管一起过日子好了。孩子们的婚事，做父母的不好插嘴。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母亲）在青山一家教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因为他说来几十人进不去，所以只有九个亲戚出席，都是近亲。我问他还回不回乡下重办一次，他回答：“我是小儿子，又有哥哥继承家业，我短期回不回说不准，不想再操办了。”我问大儿子怎么办，他说如今这时代提倡节俭，这样办婚礼也没有什么不好。

嘉子怀孕的事，在她正月来的时候我才听到的，说孩子可能四五月份出生。荣二说她的身体不是很好。八月时嘉子来家时身体很单薄，乍看上去感觉她的脸色不大好。我试着问嘉子，她说可能是怀孕的缘故。

（父亲）如我老婆说的那样，三月二十日我到房后地里给苹果剪枝，从早上开始一直忙活。三月正是剪枝季节，必须要把苹果树全部修剪一遍。地里有四十棵苹果树。原来种了八十棵，长得过大，很麻烦，一棵棵砍掉了。

修剪就是剪去枝杈，以便获得充足的阳光。也就是剪掉不结果的树枝。五月苹果树开花，提前把不需要的枝条剪掉，养分就能得到充分吸收了。踩着梯架够到树顶。这活相当累，好在我家苹果树不多，几乎没资格加入苹果树协会。

虽然和大儿子住在一起，房子却是分开的。吃饭也各吃各的。他们老婆孩子住在一起。因此我家电话响，他那边也听不见。偏巧大儿媳因怀孕去医院取药不在家。

但那时大儿子正听收音机。他在农协工作，是果树技术员。以果农为工作对象，总要去田间地头，一边听广播一边工作。结果听到“和田荣二”这个名字，赶紧跑回家。怎么打电话都没有人接，于是猜想去地里了。不过在大儿子来之前，我老婆就已先接了电话。

警察没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据说他们从警察署向派出所打电话，让他们直接找到我家。因此我老婆接了电话后，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

（母亲）突然被告知这样的事情，我担心他倒在地里，就到苹果地拉老伴回来，一直把他拉到家门口，接到中央警察署打来的电话。老伴理解不了。

他说：“说是东京的中央警察署打来的电话，我头就晕。可我脑袋转不过弯，一下子傻了，不明白写什么好。你来写好了！写该去哪里。”结果派出所的警察替我们写下了警察署的指示。

那时地铁发生了毒气事故，荣二喘不上气倒下了，死了。我不知道沙林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从一开始就清楚儿子“死了”。

虽然那么告诉我，但我要亲眼见到才死心……，说不定同名同姓，决定去一趟。四个人去，孩子他爸，我，还有大儿子和推荐荣二去专卖公社的女婿。坐的是从上田发出的两点电车。到达上野站时是五点左右，天还亮着。JT公司有人来接我们。出租车里还有中央警察署的警察。途中谁也没有说话，一直在出租车里沉默着。听得“下车”才下车。

但那时候遗体已不在警察那里了，已被运去东京大学法医学那边。结果那天我们始终没见到荣二。在JT公司的招待所住了一晚，那是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九点去东大医院，终于在那里见到了荣二。想不到我碰了荣二一下还被训了一句。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碰荣二。不摸摸他我不甘心。摸一下却受到斥责。嘉子也摸了，也被训斥了。但作为母亲，我还是摸了摸，身体已经变冷了。这才觉得他已经离开了。不摸，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精神高度紧张，已流不出眼泪了。脑袋空空，完全变傻了，只有身体能动。必须接回遗体举行葬礼。脑袋空白是因为已经失去了哭的功能。真的是那样，脑袋一片空白，出不来眼泪了。

也真是奇怪，脑袋里只想地里的活儿。两个儿媳妇都要生孩子了，还要插秧，这个那个要干的活儿很多。心里只为这个着急。这么着，准备下田插秧的时候，电视台来采访了。

（父亲）对采访的任何问题我都没有回答。那种采访很烦人，让我火冒三丈。那些人竟然来到火葬场，连我怀有身孕的儿媳都被拍了照。我叫他们回去，却不肯走。邻居都受了打扰，问我：“电视台总问，该怎么说呢？”我求邻居什么也别说。

有一次坐拖拉机时，突然有人掏出话筒问我。我回答：“犯了杀人罪的人，希望立即执行死刑。日本宪法一定要修改，就这么多。请回吧！”除此之外，我从未理睬过记者。我拼命在田里插秧。电视台在我家前面设了照相机，专等我回家。因此我从后门进屋。当时实在有很多人来采访，杂志上也写了什么。

我精神很紧张，一定要把秧插完，只这一个念头。但秧一插完，人整个松懈下来。想各种问题，想个没完没了。但怎么想也无济于事，人死了再不可能回来，我这样自言自语。可又忘不掉。每次想起都像撕心裂肺似的。

我酒量不大，却喜欢喝。大儿子很能喝酒。荣二不如他哥哥能喝。每次荣二回家，父子三人都一起喝酒。那样喝下肚的酒才是最香醇的。喝起酒来话就多了，一晚上大概能喝一升。家人关系好，从不吵架。

（母亲）他是个好儿子。第一次领工资时，给我们买了手表。而且每次回来都给侄子们买礼物，喜欢小孩儿。出差去美国和加拿大，也都买礼物回来。

明日香还没出生他就把礼物买好了。前几天明日香来玩时就穿着荣二从美国给她买的衣服。荣二是那么期待孩子的出生……一想到他被那些混蛋谋害死了就难受。

（父亲）松本沙林事件发生时，长野县的警察为什么没有彻底搜查？要是彻底搜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如果那时他们更卖力气的话……

（母亲）好在媳妇们都身体健康，给我生了孙子孙女。总是哭哭啼啼，对刚生完孩子的儿媳不好。为了这个我们一起打起精神。

（父亲）因为有农活必须干，我们才坚持下来。育秧、插秧。插完秧就要摘苹果花，给花授粉……没有休息，不停地干。靠干活忘掉悲伤，咬牙活下去。干了活，身上累，累就睡得香。精神衰弱呀安眠药什么的，跟我们不沾边。农户人家就是这样子的。

“他非常体贴人。死前好像更体贴人了。”

和田嘉子（三十一岁，和田荣二氏的夫人）

和田女士怀孕期间失去了丈夫，后来小明日香出生了。媒体对和田女士报道了好多次，想必不少人都知道。见面之前我也大致看了一下那些报道的杂志和报纸。但实际见到时，还是为其同我从各种报道中自然勾勒的形象之间的落差一下子感到困惑。当然，那是我随意在脑海中勾勒的，谁的责任也不是。但还是叫我在很大程度上思索了媒体这东西的存在方式——归根结底，媒体是按照自己想勾勒的形象勾勒的，不是吗？

现实中的（或者倒不如说除了现实什么都不存在）和田嘉子女士是个说话爽快、聪明开朗的年轻女性。与其说脑袋聪明，莫如说sense(16)出类拔萃更合适。活于人世的sense，选择什么时候的sense，寻找词句时的sense……，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十分出色，是个表里一致的人。我当然没见过遇难的和田荣二君，但我还是认为既是此人的选择，那么理应是地道的好人。

惟其如此，失去丈夫的打击也就格外大，恐怕很难振作起来。可是她在长达三小时采访时间里始终不失笑容。无论多么深入的提问，都能够积极回答，决不含糊其词。仅仅最后忍不住流了一次泪，仿佛说“这回哭也不碍事了吧”。叫她那么难过，实在抱歉得很。

来时走时，她都抱着小明日香到附近车站迎送。烈日炎天，路上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在外面行走起来，看上去很像是在哪里的郊外住宅小区都可见到的年轻幸福的太太。告别时本想说句什么，但只说了一句“祝你健康幸福”——觉得是那样说的。但我蓦然心想，话语这东西真是苍白无力。而作为作家的我又只能靠这个来好歹写作。回程地铁中我独自这个那个想了很多。

嘉子女士是纯粹的横滨人，把她的话直接写成文章，读起来或许多少有些棱角。然而实际上她的语言自然柔和，充满腼腆的幽默。正因为这样，重新听录音带时间里，其话语深处的痛楚反而让人觉得一阵强似一阵。

我出生在神奈川县相模原，上小学的时候搬来了横滨市，从那以后一直住在这里。学校在横滨，公司也在横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横滨人，当然非常喜欢横滨。去年因为要生这个孩子，所以在丈夫的老家长野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上田空气清新，环境也和一直居住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很美妙。然而回到这边看到“海港未来展”时，我还是高兴得直掉眼泪。

朋友们也基本上都住在横滨。高中的朋友、公司的朋友、滑雪的朋友，大家都交往很久了！十年的朋友了……朋友们一直帮助我。大家虽然都已经结婚了，但还是时不时聚在一起烤肉，打保龄球。

高中毕业之后我在横滨一家名叫“横信”的信用银行工作。是一名窗口工作人员。结婚没多久就辞职了，到那时一共工作了九年十一个月。如果再干一个月就正好十年，那样就可以得到休假和一笔钱……我很喜欢工作的！那时，什么事都交给我，上司也能够听取我的意见，工作很开心。

结婚前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我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生女，那时就知道和父母吵架。特别是和父亲，吵得很凶。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无聊的事情。“不是这样说过了吗？”“不，没说。”之类的（笑），就是这个层次上的父女吵架。我觉得是我太任性了。现在虽然也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是再也没有这样过分的行为了。不过那时确实吵得很凶。比如说什么“出去”啦、“去死”啦！像这么严重的情况还多着呢！但是当我真的下定决心离开家出去找公寓的时候，父亲那方妥协了，主动和我和好了。因为我要离家出走了可不妙（笑）。我呀，其实也就是吓唬吓唬人。

我和丈夫是在滑雪场相识的。碰巧同事中一个女孩的男朋友在JT（日本烟草）工作，他又碰巧带了他们公司的同伴一起过来，就这样我们相识了。那是平成三年二月的事。哎呀，是哪个滑雪场来着？去过太多地方了，所以不太记得了，应该是长野县……想不起来了。

一共二十个人左右，所以公交车的一半都被我们占领了。丈夫很喜欢滑雪，所以每到滑雪季节，都约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在滑雪。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必然去的。我二十岁的时候刚刚开始滑，所以我俩水平差距很大。但我也是一个滑雪季节去五次。只是父母怎么也不让我出去，说太危险了不准去（笑）。我们家就是这么过分娇生惯养。一个月两次倒是让去，但是三次就不准了。我都已经是大人了，他们还是那么爱唠叨！在我二十五岁前，回家一直都有时间限定，“晚上十点前必须给我回来！”

——乖乖地回去了吗？

我是绝对不会乖乖地回家的（笑）。晚了就被关在门外不让进，那我就到朋友家借宿去。倒是觉得那样也并不合适。

或许他们因为在乎我，才那么爱唠叨，可是和朋友家相比还是严了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是我自己不好。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正是因为在乎才生气的。母亲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所以经常和我吵架。母亲生气了，父亲从中调节的时候总是说：“就是因为在乎你，担心你，所以才这么生气。”

虽然这么说，但我还是很郁闷。所以我决定绝对不对这个孩子（明日香）唠唠叨叨。但是我好像也有很像母亲的地方，比如说总想让各种各样的事情按照自己预想的那样发展。说话的语气常常觉得很像，必须注意。

母亲四年前去世了，乳腺癌扩散至全身……。父亲辞职后片刻不离地看护着母亲，可想而知他那时多么辛苦。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一直和父亲吵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真是做了让人不忍的事，说到底是因为心里憋屈。憋屈才吵架的。不过反过来说，我觉得正是因为那时吵架了，所以现在才能这样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现在也有一些口角，但没有升级到那种大的争吵。

就在最近，父亲跟我说：“你变了好多啊！”是啊，我的性格变得圆滑些了，大概是长大了。以后小香（明日香）也会长大吧！看着这个孩子，即使吵架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

我们在滑冰场相识，那时他让我告诉他电话号码，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他想办法查到以后给我打来了电话。因为朋友的男朋友在JT工作，所以情报泄露了。以后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打电话聊天，一个月左右之后他约我去滑雪。我们好像一起去了六个人，其他成员都是JT的男士，女的就我一个，去的是户狩滑雪场。……啊，想起来了，第一次去的是栂池。

——你对你丈夫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他滑雪的时候很冷淡，一点都不亲切，护眼镜下面戴着黑框眼镜。虽然也说了几句话，但是总觉得很冷淡：“怎么说呢？那个人？”总之他一个人沉浸于滑雪之中，根本顾不了别人。感觉他是那种非得滑在最前面、否则就不甘心的人，基本上不说话。

但滑完雪喝起酒来性情忽然大变，很能说，也很能开玩笑。这个变化太大了，不过很有意思。在那里住了三天两夜，但那会儿没有感觉到特别亲切，不过彼此好像都很喜欢对方的。

说实话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直觉告诉自己或许会和这个人交往，或许还会和这个人结婚。女人嘛，会有这种情况！那时确实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觉得不告诉他电话号码也没事吧，他应该会联系我的吧！（笑）那时我就是这么有自信。

我们一样大，都二十六岁。都挺能喝，啤酒、威士忌、日本酒、香槟，什么都喝。他喜欢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

滑雪旅行之后，我们就经常见面了。他住在川口的单身宿舍，所以我们大多在处于我俩距离中间位置的东京见面。好像是在有乐町！我们经常去看电影，每周都见面。如果他没什么事，周六周日也见面。他公司忙的时候就不行了，但是一旦休假就是两天连休。如果他请不了假的话，我就去王子他的公司找他。

是的，我总觉得我们两个人真的挺合得来，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交往了一年多也从来没有觉得无聊。我们聊各种各样的话题。看完电影去喝酒，比起看电影，喝酒更有意思。

那年（平成三年）七月，他正式来我家拜访了我父母。他对我父母说：“结婚是交往的前提。”他有时来神奈川出差就顺便来我们家和我父母聊天，陪我父亲喝酒。我父亲对他很满意，说他是个好人。是什么令父亲那样满意的呢？也许是他看上去表里如一吧！（笑）

说实话，我们五六月间差点分手了。因为他好像和以前交往过的女人纠缠不清，所以我生气了，说：自己没情绪了。大概两个月之后他打来了电话：“今天可以出来见个面吗？”我说：“好吧！”，然后勉勉强强见了。这时他说：“我想现在去拜访一下你父母。”

在跟我提结婚的事之前，他先跟我父亲提了：“我想和嘉子结婚才和她交往的。”我虽然很喜欢他，但是不见面的时间里两个人都有很多事，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因为太喜欢了，所以听他那样说的时候我就想：那么我们就结婚吧！

第二年六月，我们结婚了。那年二月母亲去世，我处于服丧期间，所以婚礼稍稍推迟了一些，但第二年三月重新举行了婚礼，我还是穿上了婚纱。

结婚之后，我们和父亲一起住在本牧家里。丈夫说：“让父亲一个人生活那可不行，干脆我们一起住吧！”于是，他每天从本牧出发到王子的公司上班。单程要花两个小时左右，每天早上六点从家出发。那个时候我总和父亲吵架，丈夫就总做调解人。想想他那时好辛苦啊！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夜里十一二点了，筋疲力尽的。

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大概十个月左右。举行婚礼后，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搬到了北千住的公司职工宿舍。选择北千住是因为碰巧JT的职工宿舍只有那里是空着的。于是，这次变成我要花很长时间上班了，从北千住到横滨的鸭居要花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很辛苦，所以一年之后身体吃不消辞职了。总是很拥挤，到最后甚至乘新干线上班了。“既然这么辛苦，何苦还要坚持呢？按你喜欢的方式生活算了！”丈夫对我说。

就这样我变成了全职太太。哪怕是短短一年，我能好好照顾他也好啊！全职太太？享受一日三餐外加睡午觉的安逸生活，也不错吧（笑）！早上开始就可以看电视，在那之前我白天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电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开心。不知不觉地，七个月左右之后我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了。大家都说辞掉工作就能怀上孩子，果然如此。

北千住很适合居住。商业街多，离车站近，职工宿舍又大。一等地段一下子就有十三四栋房子。从横滨来到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别扭的感觉。这里有我们的媒人和朋友，所以很开心。只是老伯们穿着短裤在大街上走让我有点吃惊（笑）。横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人。

平成六年十一月，丈夫从王子的工厂调到了当时位于品川的总公司。从此要到港区虎门总公司新办公楼的施工现场工作了。预计平成七年四月完工，所以朝着这个目标负责安装和大楼管理工作。丈夫的专业是电力系统，主要负责管理电梯啦照明啦冷暖气啦等等。“虽然楼高三十五层，但还没有电梯，得爬楼梯上去。”丈夫曾经跟我说。比起干行政，他更喜欢身体得以活动的工作。

回到家，一般总是一边喝啤酒一边跟我讲工作的事情。听他讲公司的事最有意思了，还有同事的事等等，他给我讲了好多。比如说：“还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啊？”

丈夫平时一副不认真的样子，但是关键时候很镇定。不论工作还是别的事情，他总是立马变得很严肃，倾注全力。所以我也能够放心，很依赖他。

——除了滑雪，你丈夫还有别的爱好吗？

说出来也无妨吧，“扒金库”（笑）！就算很忙他也要抽时间去玩。大概赢了吧？这个我不太清楚。也许是为了减压。周末他要么在家睡觉，要么去玩“扒金库”，从来没有去旅行过，他绝对不喜欢旅行！要是滑雪旅行还可以，观光旅行从来不去。假期他喜欢在家里悠哉游哉。

给他做的食物他从不挑剔。要说特别爱吃的东西……，对，土豆色拉。奇怪吧？土豆色拉这种东西是小孩子才喜欢的，男人基本不吃。但是他就是非常喜欢，给他做土豆色拉，他就很高兴。我也喜欢烹饪，虽然不知道自己厨艺怎么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合他的口味，但是他总是很乐意吃我做的东西。可是不管怎么吃就是长不胖，大概就是这种体质吧！婚后他的体重反而下降了，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却只有五十公斤左右。滑雪以后倒是长了不少肌肉，但他还是瘦。我常常开玩笑说：“别人会误以为我在家里没让你吃好。”

我们俩都非常想要孩子，想要三个孩子。特别是因为我是个独生女，所以想要很多孩子。我知道自己怀孕了的时候很开心，虽然因为害羞没有表现出来……。说实话，女儿的名字我很早就决定了，是做梦的时候梦到的。梦里面孩子一个劲儿地跑，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叫她的名字。我自己没能记起来，但是丈夫听见了，他说我一直在叫“明日香，明日香！”于是我俩决定用这个名字。我基本不做梦的，能够记得这么清楚的梦还真是少有。

我们基本上没吵过架，但是怀孕期间我变得很焦躁，常为一点小事找他撒气，他总是巧妙地应付过去。我感觉他的气量变了，处理问题的技巧也不一样了，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吵架，多数是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非常体贴人，去世前好像更体贴人了。

下班回到家，饭菜准备的很简单也不生气。他对我说：“没事！没事！我去附近买点什么就行啦！”其实他好像找同事打听了孕妇一些情况，以及怎样对待孕妇等等。他用心地照顾着我。后来我经历孕吐阶段时，只能吃三明治和葡萄柚果冻，他总是下班回家的时候买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去买啦！”

三月二十日沙林事件前一天是周日，我们俩一起去买东西，他平时从来不会这样。

对了，对了，其实再前一天的周五丈夫请假了。大概是太累了，早上起来说：“今天不想去公司了。”我也希望他能在身边陪我，就说：“那就给公司打个电话请假吧！说妻子身体不舒服。”周五他酣睡了一整天。但是周六有不得不出面办的事情，于是下午去了一会儿公司。第二天周日下午，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那天早上一直下雨，就舒舒服服地睡到中午。下午雨停了，我对他说：“一起去买东西吧！”他竟然破天荒应了一句：“好吧！”

我们买了孩子的衣服和尿布洗涤剂什么的。那时我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都非常辛苦，因为太胖，总被人说：“让开、让开。”

买完东西回到家之后，我说：“去吧！”然后，把“扒金库”的钱给了他。好像是两千日元左右……数额不大。我让他那天过得很愉快。平时我总是埋怨说：“又去扒金库了？”可是那天我心情很好，说声“慢走”送他出门。

但我发善心的那天他输钱了，好像还是偷偷玩的时候反而成绩好。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不好。”那天他好像是五点左右出门，七点或者七点半左右回来的。吃饭时他精神百倍地说：“明天上班！”他周五请假了，很快就到四月一日——公司办公楼竣工的日子，所以不能随便请假了。另外，那天周一有个欢迎会，他看上去很有期待感。

去虎门的公司新办公楼好像在日比谷线的霞关站下车。他说由于出口的原因，在霞关站下车要比在虎门站下车近。早上他照常七点起床，七点半离开家。

那天我起得很早，五点半左右就起了。我平时总也不做早饭，可是前一天丈夫说：“我多么希望你能偶尔做一顿早饭，然后温柔地叫我起床啊！”他向我撒娇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想：“我一定要做一顿。”于是努力早起了。我总觉得前一天的他很能撒娇。

我肚子大了，加上早上不愿起来，所以基本上不做早饭。丈夫早上也起不来，总是说不必了，勉强踩着钟点起床出门，在途中随便吃点东西。但是那天我定了两个闹钟，所以早早地起来了，给他做了烤面包、煎鸡蛋，还做了奶油咖啡。他非常高兴，高兴地叫出声来了：“啊！早饭！”

我好像有某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他除了说希望我给他做早饭，还说如果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加油。说出这么不着边际的话真的很突然。于是我惊讶地问道：“干吗说这种话啊？”结果他说，马上就要在新的岗位实行轮班制，上两天夜班休息三天，有几天回不了家，所以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加油。“我不在的时候，孩子感冒啦或者生病啦，全得你一个人照顾啊！”他说。

他接着说，这样，上两天夜班就可以休息三天，那时就可以和孩子悠闲地玩了，很让人期待。为这个也要考下驾驶证来！

他离开家的时候是七点三十三分左右。我估计他乘上了三十七分日比谷线北千住始发的那班车。送走丈夫，收拾完餐具，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之后一直看电视娱乐节目。电视出现了日比谷线筑地站如何如何的报道，我以为他是乘坐丸之内线上班的，所以没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乘日比谷线去的。

九点半的时候他公司的人打来电话说：“你的丈夫好像卷入了这场事件。我们待会儿再打来。”十分钟之后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已经被送往医院了，中岛医院，地址我们用传真发给你，你和医院联系一下。”于是我给医院打了电话，但是那边情况太混乱了，他们说：“岂止这个呀，现在谁在什么地方我们完全不知道。”挂完电话以后我一直等着他们跟我联系。

十点前来了电话：“他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马上到医院来。”当我收拾完正准备出门的时候又打来了电话：“他去世了。”好像是丈夫的上司打来的，他一直陪在医院。他马上又说：“请节哀顺变！太太，请节哀顺变！”我向同住在职工宿舍的人打招呼：“我丈夫卷入了这场事件，出去一下。”

出门是出门了，可是我不知道地方。我已经慌神了，不知道该坐哪列电车。听说日比谷线和丸之内线都停了，我就去了车站的出租车停车场，但是那里已经有五十多人排队等待。我想光等是不行的，就飞快跑到职工宿舍旁边的出租车公司，没想到车全部开出去了。他们用无线帮我呼叫，但是车怎么也不来。这附近有个很少打开的铁路道口，那里碰巧有一辆空车。出租车公司的人对我说：“太太，那里有一辆。”我就跑过去坐上了那辆出租车。

听说遗体已经由医院转交给了警察，所以我去了警察署，是位于日本桥的中央警察署。我从北千住打车到日本桥。但是首都高速发生了事故，堵车了。我十点十分离开北千住，到达警察署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左右了。我在出租车里听到了丈夫的名字，收音机里说“死者”。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司机一直开着收音机，当我说“是我，死者是我的丈夫”的时候，司机问我：“要不要关掉收音机？”“不，请开着吧！我想了解情况。”我说。

在出租车里的那一个小时我真的很难受。心脏跳得很厉害，就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我想孩子就这样出生了可怎么办啊？不看见他我是不会相信的，只有亲眼看见他才能让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死的，估计是弄错人了。为什么？为什么非得让我丈夫死掉呢？这个问号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我一直振作精神：“哭之前无论如何要先确认！”

由于要找遗体，我见到遗体时已经是一点半以后了。那期间我一直等在警察署。电话不停地响，大家慌乱地来回跑着，场面非常混乱。JT的上司和警察署的人向我说明了情况，但是事件发生时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只能给出“好像是吸入了什么东西致死的”这样简单的解释。

我马上给父亲打了电话：“无论如何请过来。”一看到父亲我就止不住眼泪了。丈夫的父母务农，因为天气好都出去干活了，怎么也联系不上。JT的上司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想尽快见到婆婆。我一直坐在那里想：“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地方呢？”我什么也说不了，顶多“是、是”应着听警察说话。

我和丈夫见面是在楼下的房间里。二楼以上是警察署，一楼是太平间，停车场也在一楼。在那里我们见面了。那是间很小的屋子，只有两张榻榻米大小。丈夫被安置在那里，衣服被脱掉，从头到脚由一块白布遮盖着。他们告诉我：“不可以触摸，也不可以靠近。”因为触摸以后会有什么通过皮肤渗入体内，所以也不要靠近。

告诉我“不可以”之前，我已经触摸了。他的身体还是温的，嘴唇有紧紧咬合留下的血痕。那不是用力咬过之后才会产生的疮痂吗？出了疮痂，耳朵和鼻子也都好像出血凝固了。他闭着眼睛，表情并不痛苦。但是那伤、那血痕真是让人心痛，让人觉得他曾多么痛苦……

警察说那里很危险，不让我久待。估计也就一分钟甚至一分钟也不到。“你为什么死啊？为什么抛下我自己走啊？”说着，我哭倒在地。

四点半的时候遗体移交给了东大的法医。父亲不断鼓励我，可我根本听不进去。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思考不了，只是不停地想：今后怎么办？今后怎么办？

第二天，在东大和丈夫做了最后告别。那个时候也不让触摸。从上田赶来的婆婆也没被允许触摸遗体，她说：“我想摸一下，我想摸一下。”……是想摸啊，可是根本摸不到，只能看着。丈夫被安置在这种凄凉的地方躺了一夜，这样看来，还是警察署好。上田的公公婆婆来到东京后没能在警察局和荣二见面，两人心里一定很不好受。

丈夫的遗体同他哥哥一辆车，我和公公婆婆、叔叔、我的父亲乘电车，分别回到上田。在电车里我一想起荣二的体贴就哭个不停。我一直告诉自己我必须坚强。葬礼结束之后怎么样都可以，总之一定要坚持到葬礼结束。婆婆她们是那么坚强，所以我也必须坚强。哭哭啼啼的，老天爷也会不开心的。况且哭也没用，根本没用。尽管我知道我不能哭……。

肚子里的宝宝活动了，我一哭她就来回动。葬礼之后，我的肚子慢慢下去了。大家都非常担心，以为我生了，因为受打击之后容易早产。

佛龛那儿有张小照片吧？我把照片带到了待产室，放在了我的枕头旁边，鼓励自己一定要加油！产科医院里和我在同一间待产室的太太，她丈夫在横滨，那时不能过来。如果她丈夫赶过来了的话，我想我就会很难受，会觉得孤独，也会羡慕。但是如果她也是一个人，我就能努力坚持，因为婆婆和丈夫朋友的妈妈陪在我身边照看我。

生孩子一共花了十三个小时。医院说这是常有的事。我当时想：“啊？这是常有的事？”（笑）孩子有三千零四十克，比我想象的要重。生孩子的时候我脑袋里只有“生”这么一个念头，完全忘记了丈夫，就是痛苦到这个程度。好像在我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婆婆走进了产房，拍拍我的脸说：“加油啊！”生孩子的时候不能昏迷过去，所以她拍了我的脸。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不过还记得这个。

生完之后，我只知道好累啊！顺利地生下来了！想快点睡觉！要是平时的话，我想我会说：“啊！太好啦！”或者“好可爱的孩子啊！”但是那天我完全没有这么做，不过非生不可的想法倒是有的。“不准早产，不准出意外”——我就是这么给自己打气，为此耗尽了力气。

生完孩子以后，身体恢复得很慢，全靠婆婆照顾。她很疼我，除了洗衣服，什么都帮我做。还经常帮我照顾明日香，哄她玩。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就剩下父亲一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婆婆跟我说：“这样吧！把你父亲接过来一起住吧！”婆婆和嫂嫂都是照顾孩子的能手，所以我很放心。如果一个人照顾孩子，估计会得育儿神经衰弱吧！我觉得还是大家庭好，婆婆他们接纳了我们，我们变成了九人大家庭。

嫂嫂有两个孩子（在我生孩子的同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每当我抽抽搭搭哭泣的时候，他们就走过来问我，“没事吧？”说我丈夫没了什么的。因为孩子们在场，所以不能那么哭。他们给了我很大鼓励。

我是那年九月回到横滨的，在婆婆家住了半年左右，那儿已经像是自己的家了（笑）。现在也经常去，去那里是我的一大乐趣。大家都很热情地欢迎我，丈夫的墓也在那边。

事件发生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感觉好像稍稍告一段落了。我渐渐明白：“他已经不在了。”这一年里我还始终……。因为他经常去美国出差，两三个月不在家的时候很多，他不在家是很正常的，所以即使他死后我也经常以为：“啊！去出差了吧！”这一年时间里一直都是这样。“我回家生孩子了！”甚至以为他会突然说：“我回来啦！”偶尔早起的时候我会想：“啊！他出差啦！”其实只要好好想一想——再说灵位也摆在那里——我就会明白：“是啊！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确实已经不在啦！”于是接受了，但是某些地方还是不能接受，有接受不了的部分。那就是现实与幻想相互交织的心情，比如一边心想着“他会回来的”一边扫墓，心里很矛盾。但是过了一年之后，我想我彻底明白了这点：“是的，他已经不在了！”

当然很难受。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看到有父亲让孩子骑在脖子上，我会受不了，我无法坚持一直看下去。听见年轻夫妇聊天也想转移视线，不想待在那儿。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嫉妒别人。现在已经冷静多了，看见别人家父亲哄孩子也完全不介意了。

我在报纸上读了一些关于我的报道，但我总觉得都没有写出关键内容。

因为某些原因，我也上过电视。上完电视之后，电视台的人跟我说：“反应很强烈啊！”“有很多来信啊！”但是什么也没给我送过来，估计是些无所谓的东西吧！（笑）我再也不想上电视了，绝对不想了。因为它没有传达真相。我原本是希望它能传达真相的，但是电视台只播放了对他们自己有利的部分，我真正想表达的根本没有播出。

比如说坂本律师失踪的时候，如果神奈川的县警能够认真搜查的话，地铁沙林事件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遇难者。我当时想说的是这个，但是全部被剪掉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剪掉，他们说把这些播出去会承受很大压力。报纸和杂志都这样。

把棺材运来上田的时候也是，电视台的人、摄影记者早就等在那儿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觉得他们也太不懂得体谅别人的感受了，哪怕是不动声色地待在那里也好啊……

从本牧回来之后大家都认识我了。我在附近散步的时候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看，那个人，就是遭遇沙林毒气事件的那个。”这些事情不断地刺伤我，我能感受到脊梁上的这种刺痛。我实在受不了，就搬家了。

第一次到检察厅听取情况的时候，我有帮助我们家的人和搬运尸体的人的证言，还有地铁工作人员的证言。警察问我：“你想知道你丈夫去世时的样子吗？”我回答：“当然。”他们读完调查记录以后我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我丈夫死得那么痛苦吗？”我想让对方也遭受同样的痛苦，心想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吃饭！我总这样想。希望尽快判处极刑，可判决迟迟不下，这让我感到焦躁。丈夫到底因为什么死掉的？丈夫、我还有孩子的未来被毁的这份悔恨我该带到哪里去呢？

说实话，我真想亲手杀了麻原。如果允许，我真想慢慢折磨死他。日比谷线作案分子、那个姓林的也外逃了。我想知道真相，我想尽快知道真相……

报道也一点也没有介绍遇难者在地铁上是怎样遭受痛苦死去的，完全没有报道这些。松本沙林毒气事件的时候还有过一些这样的报道，可是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相关报道一点都没有，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只是普通猝死吧？报纸的报道也都千篇一律。我也是在检察厅听了警察的记录之后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丈夫是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才死的。我想让大家知道更多的事实，比如他当时是多么痛苦，是以怎样的心情死去的，是以怎样的遗憾……但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

最终变成了与自己不相干的事。如果我不是当事人，估计也会那样，觉得那是别人的事。

让我感到欣慰的还是孩子，孩子是我最大的快乐。比如今天第一次说话啦，一举一动啦，喜欢吃的东西和爸爸相似啦。我总告诉明日香“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她明不明白，总之我是说了。要是我不告诉她，她不可能知道。当我问她：“爸爸在哪儿呢？”她指着佛坛上的照片说：“爸爸，爸爸！”睡觉之前她也会对着爸爸的照片说晚安。她把头一直低到脚趾鞠躬行礼。每当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怜，忍不住流出眼泪。

我现在还留了一些录像带。那是滑雪旅行和度蜜月的时候录的。那里面录有声音，所以我想等她再长大些给她看。我深深觉得拍录像带留着真好。我也渐渐想不起来他脸的轮廓了。很有特征的，眉毛位置那块骨很有棱角。最初只要稍稍用手比划一下就能清清楚楚地想起来。现在渐渐想不起来了……

——对不起，您是说……

我是说……肉体没有了……即便亲人，记忆也就模糊了。肉体没有了……

我想教明日香也滑雪，因为他曾经也说过要好好教孩子滑雪的。我想穿他以前穿过的衣服教这个孩子滑雪。我和他体型差不多，所以可以穿夫妇共同的衣服。对，从下个滑雪期开始。他最想做的事情由我替他完成……

我想等孩子稍微大些可以脱手之后找份工作。虽然现在也有父亲的收入，足够生活了，但是万一发生个什么事，就剩下我们娘俩的时候……在用心照顾孩子方面，我也要像我母亲那样。那样一来孩子也会很受拘束吧！等这个孩子上了小学，自己也该决定以后怎么办了。

(1)　一九七二年。

(2)　坪：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3)　一九四六年。下面的昭和三十六年为一九六一年。

(4)　一九七五年。

(5)　江户人：东京古称江户。

(6)　LOTTE：日本职业棒球队名称，全称为LOTTE ORIONS。

(7)　一九八五年。

(8)　一九五七年。

(9)　一九八七年。

(10)　渡边美智雄氏：日本知名政治家。

(11)　“破防法”：“破坏活动防止法”之略。

(12)　一九五三年。

(13)　日本土地单位，约合3.3平方米。

(14)　一九三二年。以下类推。

(15)　JT: Japan Tobaco Inc之略，日本烟草产业。

(16)　sense：感觉、品位、见识、教养。

“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

村上春树

（1）三月二十日的早上东京地下发生了什么？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上，笔者（村上）在神奈川县大矶自己的家里。当时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期间，但因所在大学放春假，所以临时回国住两个星期。家里既没电视又没广播，全然不晓得东京城内发生那么多的事件。我在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悠然自得地整理书籍。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一个心旷神怡的清晨。这点记得很清楚。

上午十点左右，做媒体工作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以紧张的语声说：“地铁发生意外，出了很多受害者。毒气！肯定是奥姆干的勾当，最好暂时不要到东京来了。那些家伙危险得很。”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当时根本摸不着头脑。地铁毒气？奥姆？由于长期远离日本，各种消息都传不到耳朵。不知道《读卖新闻》的元旦特讯（关于在上九一色村查出沙林残留物的报道），不知道松本的沙林毒气事件同奥姆真理教密切相关，也不知道奥姆真理教团体引发了若干具有犯罪嫌疑的问题，弄得议论纷纷。

如今想来，可以得知至少媒体方面在这一阶段并不认为奥姆真理教团体搞这种大规模恐怖活动有什么不正常。但不管怎样，那天我本来就没有去东京的打算，就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向他道谢放下电话。之后继续照样整理书籍。知晓事件整个可怕过程是在那稍后一点时间。

这就是之于我的三月二十日。

那个早上我所感觉的奇异的困惑或者乖离感，作为仿佛相位偏移的东西在我身上长期留了下来。我所以从个人角度深切关注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恐怕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地铁沙林事件和奥姆真理教方面的报道在各种媒体泛滥开来。电视从早到晚几乎不间断地播放这类消息。报纸、各种杂志、周刊为事件拿出了大量篇幅。

然而，我想知道的事那上面却找不到。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上，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怀有的疑问，极其单纯的疑问。

说得稍微具体些，那就是：那时在地铁车厢中的人，在那里看见了什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感觉和思考了什么？这是我想知道的。如果可能，想具体而详细地了解每一位乘客，包括一个个细节，甚至包括心脏的每一下跳动、每一次呼吸。当极为普通的市民（那或许是我，也可能是你）在东京地下被卷入这种始料未及的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的时候，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或者没什么不可思议亦未可知），我想知道的事没有任何人告诉。

这是为什么？

只要除掉多余的装饰物，可以说大众传媒所赖以成立的原理的构造是相当简单的。一句话，对于他们来说，地铁沙林事件是正义与恶、正气与邪气、健全与怪异的明显对立。

人们从这一异常事件中受到打击，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家伙居然干出如此荒唐的事，如此歪风邪气居然大行其道——日本到底怎么的了？警察干什么去了？麻原彰晃无论如何都得处死！

如此这般，人们多多少少一起坐上了“正义”、“正气”、“健全”这辆公共大马车。这绝非难事。这是因为，相对性与绝对性在这里是无限接近的。也就是说，同麻原彰晃和奥姆真理教信徒相比，以及同他们干的勾当相比，世上绝大多数人无疑属于“正义”、“正气”和“健全”的。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理解的consensus（共识）了。

他们当中也有人拒绝融入这一滚滚洪流，主张犯罪固然应以犯罪论处，至于正义和正气之类则另当别论。但他们大多遭到舆论的围攻（那些论调的大多数至少部分是正论，其说法在有的情况下甚至多少带有脱俗和启蒙意味）。

但是，在这种共识洪流的尽头，在事件发生后已过去两年的今天，属于“正气”之“此侧”的我们乘坐这辆公共大马车究竟抵达怎样的场所了呢？我们从那起震撼性事件中学得了怎样的东西、汲取怎样的教训了呢？

有一点是确切的，那就是有一种不无奇异的“别扭感、不快感”剩留下来。我们歪头沉思：这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并且，看上去我们中的多数为了忘却这种“别扭感、不快感”，正力图将事件本身打入过去这一长方形箱子之中。同时将事件本身的含义在“审判”这一固定系统中巧妙地化为文言，努力在制度层面上加以处理。

无需说，审判使得许多真相浮出水面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倘若我们自己身上不具有将审判过程中澄清的事实真相予以统合并且化为血肉的综合视点，那么一切恐怕都只能被无谓地碎片化，沦为犯罪闲话，直接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犹如落在城市的雨顺着暗渠径直流入大海，而并不滋润大地。司法系统能够以法律为基准进行处理和裁决的，终不过是事件的一个侧面，并不是说无论什么都因此而尘埃落定。

换言之，“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事件”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恐怕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分析，其含义和教训至今都未被赋以形式。在写完这本书的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怀有这样的疑问——事件有可能正在以“总之是发疯团伙引起的例外的无谓犯罪”这一形式被盖棺论定。说法也许极端，我甚至觉得这起事件正在朝着最后将作为四组漫画形式的“笑话”、作为荒诞的犯罪闲谈、或者仅仅以每一代都重述一次的“都市传说”形式——朝着只能以这种意义存续的状况发展下去。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衣扣到底在哪里开始扣错的呢？

如果我们真要从不幸的事件中学得什么，那么就应该重新从另一角度和以其他方法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好好重新审视——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时期。说“奥姆恶劣”是容易的。说“恶与正气不是一回事”，作为逻辑本身也是容易的。但问题是，无论这些言说如何针锋相对，恐怕也很难因此从“公共马车式共识”的咒语中解脱出来。

这是因为，那已经是在所有场合以所有方式用尽掏空了的语言。换言之，那已是沦为体制性质的沾满污垢的语言。使用这种体制框架内的语言来摇撼进而摧毁体制框架内的状况和僵化的情绪纵然并非不可能，恐怕也是伴随相当大困难的作业，我觉得。

这样，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势必是来自新的方向的语言，以及用那些语言叙说的焕然一新的物语（旨在净化物语的其他物语），或许。

（2）我为什么将视线从奥姆真理教移开？

新的语言、新的物语究竟在哪里呢？去哪里我们才能找到它们呢？

前面也写了，报道这一事件时的媒体的基本姿态是使“受害者＝无辜＝正义”之“此侧”同“施害者＝污秽＝恶”之“彼侧”对立起来。并将“此侧”的位置（position）作为前提条件加以固定，以此作为杠杆的支点，而将“彼侧”的行为和逻辑的扭曲进行彻底细化分析。

这种缺少对流性的力矩（moment）的到达点，往往是被煮干和模式化的逻辑，是沉淀所带来的麻木不仁。

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已开始怀有这样的思索——尽管是模糊的——我想，为了理解地铁沙林事件的真相，仅仅彻底追究和分析引发事件的“彼侧”的逻辑和体制（system）大约是不够的。这当然是重要而有益的，但同时恐怕还应对“此侧”的逻辑和体制予以一并追究和分析。打开“彼侧”出示的谜语的钥匙（或钥匙的一部分），说不定就隐藏在“此侧”所在区段的地下。

这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对岸用望远镜将奥姆真理教那一“事物”作为纯粹的他者、作为费解的怪物来观望，那么我们恐怕是哪里也去不成的。即使这样认为多少伴有不快，我们也要将那一“事物”作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在自己这一体制内或包括自己的体制内的东西加以检证，这点应该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将我们“此侧”区段下面埋藏的那把钥匙找出来，那么势必一切都将无限“对岸”化，那里应有的意义将微化成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不是吗？

促使我这么想的一个理由，是关于九〇年二月奥姆真理教大力推选候选人参加众议院选举场景的清楚的个人记忆。当时我偏巧返回日本。麻原从包括当时我居住区域（东京都涩谷区）的选区参选，异乎寻常的选举战到处紧锣密鼓地展开。不可思议的音乐每天每日从宣传车的扩音器中流淌出来，戴着大象面具和麻原面具的年轻男女身穿白色衣服，在千驮谷站前站成一排，或挥手或跳莫名其妙的舞蹈。

得知奥姆真理教那个邪教团体的存在，那次是第一次。看见那种助选活动的场景时，我不由得背过视线。因为那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之一。周围人脸上也浮现出和我同样的表情，做出根本没看见信徒们的样子走了过去。在这里我首先感觉到的是无可名状的厌恶和超出理性的悚然。至于那种厌恶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对于自己那是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之一，当时则未深想，也没觉出有深想的必要。而将那一场景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迅速赶出记忆。

假如同一时间直面同一场景，世人的八九成想必都将和我有同样的感觉、采取同样的行动，即佯装未见地径自走过，不深想，转眼忘掉（或者魏玛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看见希特勒时也是同样反应亦未可知）。

然而现在想来，那是多么不可思议。上街宣传的新兴宗教、新宗教此外也有很多。但我们（至少我）对他们并未产生类似生理性厌恶那样的感觉，至多心想“嗬，真行啊！”随即直接走过，如此而已，而不至于被其搅得心烦意乱。从奇特这点来看，剃光脑袋敲着手鼓跳舞的哈雷·克里希纳也够奇特的，但我根本不会把视线从哈雷·克里希纳那些人身上移开。而面对奥姆真理教却不能不转过视线，不能不被其搅得心烦意乱。

为什么？

假设是有一个的：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那一“事物”通过用我们想所未想的样式将我们自身被扭曲的图像裹在身上这一做法而将可能性的刃器尖锐地触在我们的喉咙，不是吗？对于哈雷·克里希纳等其他新宗教，我们从一开始（从进入我们的逻辑性思维系统之前）就能将其作为“无关之事”处理掉。但不知何故，对于奥姆真理教则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将其存在（形象、舞蹈、歌唱）从逻辑思维体系中有意识地努力排除。正因如此、我们才被他们那副样子搅得心烦意乱。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此只能端出心理学，请暂且忍耐一下），当我们一开始就对什么讨厌至极、怀有强烈厌恶感的时候，往往是因为那是我们形象的负面投影。果真如此，那么我在千驮谷站前对奥姆真理教信徒那副样子所怀有的汹涌的厌恶感也未必不是从那里产生的。我止住脚步，就这一可能性重新思索一番。

我并不是说你我没准也在某种情况下加入奥姆真理教而在地铁里施洒沙林——那种状况在现实中（作为概率）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刻意排除的东西说不定就已包括在那里。

这样的说法也许招致无谓的误解，但我站在刚才所说的假设延长的情况下所抵达的极其广阔的运动场的正中间确实是这样想的。“此侧”＝普通市民逻辑与体制同“彼侧”＝奥姆真理教的逻辑与体制，此二者可能共有一种对照双面镜式的影像。

当然，一面镜子中的影像比另一面镜子中的阴暗且严重扭曲。凸凹互换，正负互换，光影互换。但是，一旦消除其阴暗和扭曲，那里照出来的两幅影像竟有异常相似之处，若干部分看上去甚至在相互呼应。在某种意义上，那不就是我们避免互视、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从现实这一层面（phase）持续排斥开来的自己本身的内在影像的某一部分（地下/underground）吗？我们在地铁沙林事件方面在心中某处持续体味的“不快余味”，其实不就是从那里无声无息地喷涌出来的吗？

这么简单说来，读者诸君怕是很难理解的。甚至可能有抵触情绪。请允许说得稍微详细些。

这同我们的自我及其制作的“物语”有关。

（3）被转让的自我、被给予的物语

越智道雄氏在《世界》杂志九六年六月号就美国连续包裹炸弹犯人犹那波马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犹那波马发表在《纽约时报》长篇论文的一部分，照录如下：

体制（高度管理社会）改造得让不适合体制的人感到痛苦。不适合体制意味“有病”，使之适合意味“治疗”。个人便是这样被编入体制强加的他律性动力程序（power process）之中，而其可以自律性达到目标的动力程序便被毁掉。寻求自律性动力程序被视为“有病”。

犹那波马邮寄炸弹这一手段同奥姆搞的东京都政府包裹炸弹事件的伎俩遥相呼应，就这点来说也饶有兴味。这个暂且不论。而就连续爆破犯塞奥德亚·加金斯基所说的来看，我觉得同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本质有极为紧密的关系。

加金斯基的言说本身我认为基本是正论。挟裹我们运行的社会体制，其大部分旨在阻碍个人自律动力程序的获取。我也多多少少有此感觉，想必你也多多少少感觉到这点。说得笼统些，总之就是“即便很想强调自己本身的价值而自由自在地生活，社会也很难允许”。

比如，在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们看来，当自己想获取和确立自律性动力程序的时候，社会、国家便将其断定为“反社会行为”、称其“有病”而力图将其从中剥离出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完全不能容忍的。他们因此而变本加厉地朝反社会方向倾斜。

但是，加金斯基——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有一点看漏了。那就是“个人自律性动力程序”这东西本身就是作为“他律性动力程序”的对照双面镜所诞生的。换个极端说法，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参照罢了。亦即，只要不是在孤岛上出生被父母遗弃孤零零长大之人，那么就哪里也不存在自发的纯粹的“自律性动力程序”这个劳什子。果真如此，这两种力就处于内含适当妥协（negotiation）的关系中。就好像阴与阳一样以自发性引力相互吸引，在各自的世界认识中发现（难免一再受挫）合适的所属位置——便是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自我的客体性”。就是说，这才是之于人生的真正的initiation（入会式）。这项作业所以未能完成，原因在于平衡的自我的柔性发展在某个阶段因故受阻。若将阻碍束之高阁而仅以“自律性动力程序”这种硬性逻辑跨越，此时势必在社会逻辑与个人之间发生物理性（法律性）摩擦。

如果允许我说一句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麻原彰晃大约是将根本性损毁的自我平衡作为一个被限定的（然而是现实性且相当有效的）体制成功确立起来的人物。至于他作为宗教家处于怎样的水准，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来衡量作为宗教家的水准，我也不清楚。但看他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我不能不这样推论。他努力的结果，得以将个人缺损关进一个封闭线路之中，一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魔人被关进瓶内。进而将其封闭体制作为一种共同体验、作为商品向社会推广。

在这样的体制得以确立之前，麻原本身的烦恼和内心纠葛无疑是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且，其中必定有“开悟”或者说某种“超常价值的获得”。只有通过那种惨烈的内心地狱继而体验某种非日常性的价值转换，麻原恐怕才能具有那般强大的超人能力。换个想法，那未尝不是经常同这种精神缺损所发出的特殊气味（aura）相呼应的东西。

皈依奥姆真理教的大部分人看上去都好像为了获取麻原授予的“自律性动力程序”而将自我这一宝贵的个人资产连同钥匙一并交给了麻原彰晃这座“精神银行”的外租保险柜。忠实信徒主动放弃自由、放弃财产、放弃家人、放弃世俗性价值判断基准（常识）。正常市民想必大吃一惊：“何苦做那样的傻事！”但对于他们则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极为惬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交付给谁，往下就无须自己一一冥思苦索和控制自己了。

他们通过将自己的自我同麻原彰晃拥有的“平衡受到深重破坏”的个人自我完全同化、完全连动起来，而得以获取模拟自律性动力程序。亦即，不是以个人的力量和战略将“自律性动力程序对社会体制”这一对立模式付诸实施，而是将其无条件全权委托给作为代理人的麻原：“一切拜托您了！”一如吃他选套餐。

他们并非如加金斯基所定义的那样，“为了获取自律性动力程序同社会和体制进行了果敢的战斗”。实际战斗的只有麻原彰晃一人。大部分信徒被希求战斗的麻原彰晃的自我所吞没，所同化。而且，信徒们并非单方面受到麻原的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并非纯粹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他们本身在积极地寻求被麻原控制。精神控制既非仅仅被寻求又不是仅仅被给予的东西。那是“被寻求、被给予”互动性质的东西。

美国作家拉塞尔·班克斯在小说《大陆漂流》中这样写道：

当人委身于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东西，如历史或神、无意识等东西的时候，人势必极为轻易地失去当下事件的脉络，其人生失去作为物语的流程。（黑原敏行译）

是的，假如你失去了自我，你也就丧失了自己这个一贯的物语。问题是，没有物语人是不可能长命的。物语这东西超越包围、限定你的逻辑性制度（或制度性逻辑），它是你和他者进行共时体验的重要秘密钥匙和安全阀。

物语当然是“故事”（おはなし）。“故事”不是逻辑不是伦理也不是哲学。那是你持续做的梦。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是在不间断地梦见那个“故事”的，一如呼吸。在那个“故事”中，你是有两副面孔的存在。你是主体，又是客体；你是综合，又是部分；你是实体，又是影子；你是制造物语的厂家（maker），又是体验物事的选手（player）——我们通过多多少少拥有这种多重物语性而得以在这个世界上治疗作为个体的孤独。

但是，你（或者别人、任何人）必须拥有固有的自我这个东西才能制造出固有的物语，如同车必须有发动机才能制造出来。这和没有物理性实体就没有影子是同一回事。然而，你现在把自我转让给了某个其他人。你在那里如何是好呢？

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将从他者、从被你转让自我的某人那里接受新的物语。既然转让了实体，那么作为补偿被给予影子——想来这未尝不是理所当然的流势。而若你的自我一旦同化为他者的自我，你的物语也不得不同化于他者的自我所生产的物语文脉之中。

那到底是怎样的物语呢？

那没必要是洗练而复杂的高档物语，亦无需文学韵味。莫如说，粗糙而单纯的更好。进一步说来，说不定越是junk（垃圾、冒牌货）越好。因为大部分人早已筋疲力尽，已经无法接受“既是那样的又可以是这样的”综合多重的——而且含有悖论的——复杂物语。正因为已经无法将自己置身于那种多重表达之中，人们才要主动抛出自我。

所以，被给予的物语只要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单纯物语即可。一如战争中士兵们接受的勋章不必非是纯金的不可。勋章只要有“那是勋章”这一共识提供支撑即可。即使是用廉价的镀锌铁皮制作的也毫不碍事。麻原彰晃能够以充分的说服力把这种作为junk的物语给予人们（求之不得的人们）。因为他本身对于世界的认识恐怕就几乎是由junk构成的。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语，在局外人眼里绝对只能说是令人喷饭之物。但公正说来，那里面确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是为了什么而不惜浴血战斗的攻击性物语”。

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有限的意义上，麻原或许是将当下这一空气抓在手里的罕有的讲述者。他不惧怕——意识到也好没意识到也好——自己脑海里的想法（idea）和概念（image）是junk这一认识。他将周围的junk零部件积极归拢到一起（就像电影中的外星人使用搁物架上的废品组装通讯装置来同行星故乡通讯一样），在那里制造了一个流程。那个流程充分反映出麻原本身的内在烦恼。而且，那一物语带有的欠缺性恰是麻原本身的自我带有的欠缺性。因此，对于主动同化于麻原自我的欠缺性的人来说，其欠缺性根本不会成为接受物语的障碍，倒不如说成了推动力。但是，那一欠缺性恐怕不久就会通过内在能量（moment）的作用而被污染成致命性质的因子（factor）。作为大义的某种什么被无可救药地虚拟化、扩大化，直至无可返回。

这就是奥姆真理教＝“彼侧”所提供的物语。也许你说傻气。想必傻气。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也曾嘲笑麻原提供的物语是多么荒唐无稽一钱不值。嘲笑制造如此物语的麻原，嘲笑被如此物语吸引的信徒们。尽管是余味不好的笑，但至少可以一笑置之。这倒也罢了。

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此侧”的我们究竟能不能拿出有效的物语呢？我们果真掌握了足以驱逐麻原荒唐物语的坚实力量的物语——亚文化（subculture）领域也好主文化（main culture）领域也好——了么？

这是相当大的命题。我是小说家。众所周知，小说家是职业性讲述“物语”之人。因而，这一命题对于我是大而又大的东西，就好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以后我恐怕也将一直就此切切实实认真思考不止，必须制造我本身“同宇宙通讯的装置”，必须将我自身内在的junk和欠缺性一个个穷追猛打下去（写到这里我心里再次为之一震，说实话，这才是很长时间里我作为小说家一直想做的事！）。

那么，对于你（姑且请允许我使用第二人称，那里边当然包括我）情况如何呢？

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我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如果托付了，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你的“自律性动力程序”会达到正确的内接点（“内的合意点”）吗？你现在拥有的物语果真是你的物语吗？你所做的梦果真是你的梦吗？不会是可能迟早转换成荒诞噩梦的别人的梦吗？

对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事件我们之所以无法彻底消除不可思议的“不好的余味”，归根结底是不是因为上面那种无意识的疑问尚未真正化解的缘故呢？我总有这个感觉。

（4）关于记忆

前言中也说了，为这本书所做的采访，是在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九个月那个时候开始的，持续到一年零九个月之后。

这就是说，是在经过某种程度的冷却期间才听取讲述的。但由于事件本身极为巨大、极有震撼性，所以亲历者（当然仅仅是指其中接受我们采访的人士）的记忆几乎都没有淡薄。他们中的多数人在那以前已经把那时的体验向周围人讲了许多许多次。其中也有人几乎从未对人讲过。但即使不对外部讲，料想他们也还是会以各自的方式或多或少在自己心里确认关于事件的记忆，并将其客体化。因此，人们所讲述的事件过程差不多在所有场合都是非常真实（real），而且往往是visual（栩栩如生）的。

不过，那终究只是记忆。

关于有时候我们是以怎样奇妙、怎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对待我们本身的记忆这点，读者诸君可能也多少心有所觉。如一位精神科医生说的那样，人的记忆这东西已可以定义为“终究只是对于某一事件的‘个人解释’”。例如，我们不时通过记忆这一装置将某项体验改编得浅显易懂，省去于己不利的部分，前后颠倒，补充不清晰的部分，将自己的记忆同他人的记忆混为一谈，并根据需要加以置换——有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进行这样的作业。

用个极端的说法，我们有可能或多或少将关于自身经历的记忆加以“物语化”。这是——尽管程度多少有别——人的意识的极为自然的功能（一句话，我们作家是专业性地有意识这样做的）。这种可能性（有可能）包含在任何形式的“被讲述的话”中——我希望读者有此基本认识。“被讲述的话”的事实性或者同精密意义上的事实性有所不同亦未可知。但是，那同“说谎”并不同义。那是采取“别的形式”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真相。

这终究是人们以自发的语言讲述的话，不是用于审判的证言。所以，我原则上不对在一个个证言中讲述的事实加以verify（核对）。一来这在实际操作上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来这一作业本来——决非辩解——就不包括在我此次工作的范围内。

我在采访中经常保持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即认为每个人讲述的话在各自语境中是不折不折的事实。这一态度至今仍保持不变。其结果，同时经历同一现场之人的话在细节上有时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但我照样将含有些许矛盾的情况提示在这里。这是因为我认为那种不一致和矛盾，其本身有可能讲述什么。在我们这个多面世界上，非整合的雄辩性有时并不在整合之下。

不过，采访了这么多人之后，我大体可以判断对方是以何种程度的精确度讲述何种程度的客观真相了。只要改变角度将几种说法连接起来，当时当场那种类似气流的东西即可自然呈现在眼前。对于谈话不稳定的部分，根据情况划一个问号，挑出放在“保留”文件里（即避免形成文字）。但这终究是例外情况。关于证人讲述的话，属于明显错觉和事实误认之处当然加以纠正，此外尽最大可能以其讲述的原样介绍在这里。

此外，我基本上对自己此时面对的每一位采访对象争取从对人角度怀有好感。

这么简单写起来，也许带有廉价感伤意味，但这是事实。我力争把每个人讲的话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使其化为自己的血肉。专心致志，尽量让自己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以对方的视线看待问题，以对方的心灵感受事物。

这没有想的那么困难。

这是因为，我所见到的人当中，让我觉得“此人无聊”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所倾听的话当中，让我觉得“此话无聊”的话一句也没出现。我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每一句出口的话语所折服，实在无可抗阻。人这东西、人生这东西，凝眸细看之下，原来竟各有各的深奥，我不能不为之心悦诚服，甚至对其深度感慨万端。

当然，为采访这一有限的目的见面、在有限的时间内顺着有限的话题交谈这点也可能是相当大的因素。其中也有人见了两次，但终究是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人的采访都只见一次面。如果交往次数增多而成为日常行为，谈话或许有所不同。但是，即便把那样的情况考虑在内，这一系列面谈对于我——作为一个作家也好作为一个个人也好——也是超过预期的意味深长的体验。

（5）我做什么好呢？以及感应力

写一下我想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理由。

一言以蔽之，我是想深入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相当长时间里我远离日本在外国生活，有七八年时间。写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部小说之后我离开日本，在写完《奇鸟行状录》那部小说之前我偶尔回国一次。我诚然没对别人说过，但我本身认为那是一种exile(1)（或许背井离乡这一说法更为接近）。最初住在欧洲，后来旅居美国。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体验了外面种种样样的场所，在那里沉下心来用日语写物语——我始终尝试这样的作业。在离开对于日本、日本语以及对于我属于先天的（一开始就作为当然之物存在的）状况的前提下，自己能够以怎样的方法、以怎样的姿态处理日本语（或日本性）呢？每次我都有意无意地变换面孔不断加以对证（mapping）。

但在外游差不多最后两年时间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是相当迫切地想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渐渐开始认为，自己通过远离日本浪迹海外来探索自己的时期至少现在已接近尾声，感觉有一种类似价值标准“置换”那样的东西正在自己身上生成。我大概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可能有人说现在才说这个有什么用——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应在社会中履行“被赋予的职责”这一年龄了。

我想差不多该回日本了。返回日本，以不同于小说的形式为深入了解日本而做点像样的事情吧！这样有可能使自己找到新的自己的存在状态和应立足的场所。

那么，在进一步了解日本方面我到底做什么好呢？

关于自己寻求什么，其基本线已经大体梳理出来。归根结底，我想把自己心中的情感算盘来一次彻底清盘，经过一段时间后深入了解“日本”这个“场的存在状态”，了解日本人这一“意识的存在状态”。我们究竟身为何物、今后究竟要去何处呢？

但我不清楚自己为此具体做什么好。现实中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我心慌意乱地在外国度过了最后一年。震惊世界的两起重大灾难袭击日本正是在这一时期。

从结论来说，围绕地铁沙林事件的一系列采访，是我为“深入了解日本”采取的一个手段。通过这一系列采访，我得以同众多日本人相见、听其谈话，作为结果对产生地铁沙林事件的日本这个场所进行了验证。现在想来，其中或许多少含有——理所当然——自己作为作家的自私和自负。就是说，在某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把采访作为之于自己的“有效采访”来把握的。不承认这一点，难免沦为伪善。

可是，在实际采访过程中，这种职业性自私一个接一个很快被扫荡一空。直接面见每一位受害者、倾听其种种活生生的话语时间里我转而端正态度，认为“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看收在这里的证言即可明白，那是比我事先想像的要深刻和具有复合意味的事件。我因而认识到自己对这一事件是多么无知。事实的重量——这是最大的要素。

但不仅如此，那里无疑存在类似“第一次信息”发出的自然感应力的东西。我痛切地感觉到了这点，逐渐委身于其流程。并且极为自然地下决心把这本书尽可能写成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的什么。如果问“反省自己的态度了吗”，那么我只能回答“应该反省了”。不过若说自己的真实心情，较之“反省”，还是“感应”这一说法更为确切。那是超越善恶的非常自然的心的流程。

那种自然而然的感应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想那应该还是从人们讲述的“物语”（当然是“此侧”的物语）中如泉水一般汩汩涌出的。身为小说家的我在人们讲述的那种物语中受到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救赎。

时过不久，我几乎停止了判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谁有责任谁无责任——觉得这些对采访早已不再是主要问题。至少做最终判断的不是我。这么一想，我轻松起来。我全身放松，开始原封不动地接受人们讲述的物语。我把那里堆积的话语直接吞下肚去，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让自己粉身碎骨变成一只编织“另一物语”的蜘蛛——天花板幽暗角落的无名蜘蛛。

尤其在采访完在小传马町站遇难的和田荣二君的遗属和身负重伤而失去过去的记忆和语言、至今仍在医院康复中的明石志津子（假名）之后，我不得不再次认真地深入思考自己的语言这个东西的价值。我所选择的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人所体味的各种感情（恐怖、绝望、愁苦、愤怒、麻木、孤独、困惑、希望……）如实传达给读者呢？采访完后一连几个小时、一连几天我都就此沉思不止。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担心采访阶段不小心伤害了几个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不注意造成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无知带来的，在某种情况下纯属我的人格缺陷导致的。何况我本来就不擅长讲话，有时甚至无法用口头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很好地表达出来。不管怎样，我要借此场合向自己以种种方式不得已伤害的几位表示歉意。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就算有狂妄和任性之处，也决非傲慢之人。但我现在正在反省，觉得自己应该更明确地怀有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即“自己置身的立场本来就含有某种傲慢性，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

的确，从在地铁沙林事件中身受重伤的受害者的心情来说，写这本书的我是从“安全地带”来的人。即使被那样的人说“你不可能真正明白自己体验的难过心情”，那也是没有办法的。确实如其所言。不可能明白。但话又说回来，假如对话就这样在此戛然而止，相互交流在此彻底切断，我们恐怕那里也抵达不了。剩下来的只能是一个教义（dogma）。

我想，尽管如其所言（尽管相互承认如其所言），我们还是要尝试超越。只有超越，才有可能找出避开逻辑死角的、通向选项丰富的深层次解决办法的道路。

（6）压倒性暴力在我们面前暴露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历史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这两个特大事件短时间内连续发生，虽说事出偶然，但足以令人震惊。而且它的到来正值泡沫经济破灭、一味高速发展态势出现破绽、冷战结构终了、价值基轴以全球性规模大幅摇晃、同时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主干受到严厉质疑这一时期，简直就像早已瞄准时机了似的。

如果叫我举出这两起事件一个共同要素，恐怕就是“压倒性暴力”。当然，两个暴力的具体表现方式截然不同。一个是不可避免的天灾，另一个是很难说不可避免的“人祸即犯罪”。以“暴力”这一同类项将二者捆成一个——我当然知道这有些勉强。

但是，从不巧实际受害一方看来，其暴力袭击方式的突如其来和蛮横无理，无论地震还是地铁沙林事件都相似得不可思议。暴力本身的出处和质尽管不同，但它带来的打击的质则没有多大区别。这是我在听取沙林受害者谈话过程中每每怀有的印象。

例如，大部分受害者都说“我很恨奥姆那伙人”。问题是人们尽管“很恨”，却无法很好地将恨转入现实轨道，而显得多少有些困惑。简单说来，他们抓不到确凿证据，不知道应将自己感觉的愤怒和憎恨朝哪里发泄、对准哪个方向。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确把握暴力的准确“出处（岩浆的位置）”，不知晓暴力到底来自何处。在这个意义上——在愤怒和憎恨应对准的方向尚未完全明确这点上——地铁沙林事件和阪神大震灾具有相似的形态。

换个想法，它们（震灾和沙林事件）未尝不可以说是同一强大暴力的表与里。或者可以将一个视为另一个的结果上的隐喻亦未可知。

它们双双从我们内部——完完全全从脚下的暗处即地下——以“噩梦”这一形式猛然喷发出来，同时将我们社会体制潜在的矛盾和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突如其来的疯狂肆虐的暴力性面前，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那么软弱无力和毫无准备。我们未能预测其到来，未能提前准备。对于已然出现在那里的东西也未能采取机敏而有效的对策。那里所显示的，是我们所属的“此侧”体制的结构性败退。

换言之，我们平日作为“共有图像”所拥有（或以为拥有的）的想像力即物语未能提出足以有效抗阻那两种汹涌而来的残忍暴力的价值观。当时未能，即使时过两年的现在，事态也几乎没有得到改善。

当然，在事件的若干方面，自然而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积极态势。例如在地震发生不久的神户及大阪神户之间，以年轻人为中心的草根志愿者发挥了很大力量；在地铁沙林事件中也随处可以见到受害乘客互相热心救助的情景；营团地铁现场的职员在混乱当中奋不顾身地抢救乘客的勇气和行动也值得大书特书（在此再次向不幸牺牲的地铁职员致以哀悼之意）。尽管只是若干例外，但总的说来，营团地铁现场职员的井然有序的工作情况及其高尚的道德也还是值得赞赏的。

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本应具有的自然而然的“正确力量”那个东西是可以相信的。同时觉得通过将这样的力量外在化和集中化，以后我们恐怕也能够巧妙回避各种各样的危机性事态。我们必须将这种自然而然的信赖感结成的柔软的自发的、总括性的网络以日常层面在社会中构筑起来。

然而，即使确实存在这种积极侧面，整个体制的混乱状况也并不能因此而消除。就这次沙林事件来说，我很难认为营团地铁、消防厅和警察厅的领导们采取了同现场人士当天拼命做的良心事相称的灵活而真挚的处理措施。当天的行动是那样，今天的势态也是那样。

营团地铁一位职员对前去采访的我们似乎不耐烦地说道：“（采访）就算了吧，大家都想忘掉那起事件呢！”其心情作为我不是不能理解。意思是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受伤害都已受得不轻了，别再纠缠不放了！”

可是，大家都把事件忘得利利索索就OK了吗？诚然，想彻底忘掉事件的地铁职员为数不少也是事实，但不仅仅是这样的人。也有人相反，他们非常不愿意事件被世人这么轻易忘掉，不希望事件就这样“风化”。而且早已不能开口的死者们也……

当然，毕竟是这么大的突发事件，情况也错综复杂，现场发生种种混乱和过失是难以避免的，或许该用“惊慌失措”这个说法才较为接近。所以看书中所收各种证言即可发现，无论营团地铁还是消防厅、警察厅抑或各类医疗设施，都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判断错误。让人怀有“怎么又……”这样疑念的地方也有不少。

我无意在这里具体列举这类个人层面的判断错误而加以非难和指责。因为，虽然不能说“迫不得已”，但仔细查证起来，需要各自斟酌的地方也并非没有。对于一个个过失的梳理当然不应不了了之，但相比之下远为重要的，是切切实实认识“我们的社会制度所准备的危机管理体制本身是相当粗疏的、不健全的”这一主要现实。至于现场中的判断错误，不过是其结果的积累罢了。

不仅如此，更让我深深怀有危机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天发生无数过失的原因、责任和导致其产生的原委以及由这些过失引起的后果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未作为信息向一般公众彻底公开。换言之，这就是“不愿意向外界明确过失”的日本之组织的“体质”。亦即“家丑不可外扬”。结果，其中应有的大部分信息被以“正在审判”或“执行公务过程中的事故”等模棱两可的理由大幅限制采访。

即使向各种有关部门或人士提出采访要求，一再听到的也只是“如果可能我本人是想协助的，但上边的人……”一类辩解。想必是因为如果有人老实开口，责任的所在就会因此昭然若揭，所以才下封口令。在多数情况下，那不是硬性（hard）命令，而是来自上司的软性（soft）暗示——“啊，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最好别向外面说得太多为好吧……”。便是这类含糊而又谁都明白的暗示。

为了写《奇鸟行状录》那部小说，以前我就一九三九年的“诺门罕战役”做过周密调查。越查资料越为当时帝国陆军运营体制的粗疏和愚蠢而震惊，几乎瞠目结舌。这种不必要的悲剧为什么会在历史中被视而不见呢？而这次在地铁沙林事件的采访中我所体验的这种责任回避型的封闭性社会“体质”，其实同当时的帝国陆军“体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简而言之就是：在现场拿枪的士兵最为痛苦倒霉，没得到回报。在后方的幕僚和参谋则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看重面子，不承认失败这一事实，使用体制性花言巧语将失策掩饰过去。而若前线出现难以掩饰的明显败退，即作为现场指挥官的职务责任逐一严加处理。大多被迫剖腹自杀。对于能够澄清真相的情报则以“军机”名目不予公开。

这样一来，在前线勇敢战斗（勇敢得简直令人吃惊）而成为愚蠢作战牺牲品的无名士兵们就没有出头之日。虽说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我还是为曾实际上有过那般愚蠢的事情这一事实受到不小的震撼。而大同小异的事居然在这现代日本再次上演。这不是噩梦又能是什么呢？

一句话，诺门罕战败的原因没有被陆军领导层进行有效分析（分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但那是相当随意的），其真正的教训根本没在后来发挥作用。陆军仅仅更换了几个关东军参谋，而将关于局部战争的所有情报扣在内部不放。两年后日本闯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里以更为巨大的规模将诺门罕那样的愚蠢行径和悲剧重演一遍。

关于此次地铁沙林事件，我认为政府应该尽早招集各领域专家组成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弄清被掩盖的事实，彻底梳理外围体制。什么出了差错？什么阻碍了组织的正常协调？只有严密追究那种事实真相，才是我们对于因沙林毒气不幸遇难之人应尽的最大礼仪和迫切职责。由此获得的信息不应封闭在各个部门内部，而应向社会广泛公开，为大家共有。否则，同一“体质”的失败难免迟早再次发生。

经过这一巨大事件之后，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只有知晓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从地铁沙林事件这一“没有标记的噩梦”当中真正逃离，不是吗？

（7）Underground（地下）

我对地铁沙林事件怀有兴致，其中有另一个个人背景。那就是——一如这本书的书名——“地下（Underground）”这一场所的介入。地下对于我始终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和舞台。如地道、洞穴、地下河、暗渠、地铁等类东西总是强烈吸引着（作为小说家或作为个人的）我的心。只要瞧见一眼，不，只要把那种意念（idea）放进脑袋，我的心就被领到各种物语那里。

尤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奇鸟行状录》里边，地下在物语中发挥中枢性作用。人们为寻求什么进入地下，在那里同碰见种种样样的物语相遇。自不待言，那既是物理性Underground，又是精神性Underground。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有生息在东京地下黑暗中的“夜鬼”那种活物（当然是我想出的虚构物种）出场。它们是自古以来就住在地底深处的可怕的邪恶之物。没有眼睛，嚼死人肉。它们在东京地下纵横交错地挖了无数地道，到处筑穴群居。但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主人公“我”因故潜入地下的神话世界，甩开“夜鬼”令人毛骨悚然的跟踪，穿过不寒而栗的深重黑暗，从地铁银座线站内平安逃到青山一丁目。

写罢这部小说，我坐东京地铁时每每考虑“夜鬼”们。想像迟早有一天“夜鬼”们成群结队从黑暗中连连爬出朝我们袭来的场景。用大石块堵住轨道迫使地铁停止行驶，切断照明，砸烂玻璃冲进黑暗的车厢，用锋利的牙齿一个接一个吃我们的肉。

当然这不过是带有稚气和傻气的想像罢了，就好像廉价恐怖片。但我站在车门旁边透过窗玻璃往地下隧道黑暗的深处凝眸注视的时间里，有时觉得立柱背后真有可怕的“夜鬼”们一闪而过。

听得地铁沙林事件的消息时，不容我不陡然想起“夜鬼”来。自己在地铁窗外感觉到的“夜鬼”阴影倏然浮上脑际。以极为个人的恐怖（或妄想）层面来说，我隐约觉得这起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投下的余味不好的黑影同我通过东京地下的黑暗独自制造出来的“夜鬼”那一活物（那当然是我的意识之眼发现的）是有关联的。那种关联对于我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个人因素（motivation）。

我并不是把奥姆真理教团体简单说成一群奸诈邪恶的“夜鬼”。我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想要通过描写“夜鬼”表达——小说式表达——的，应该是我们身上潜在的根本性恐怖的一种形式。我们意识的地下（Underground）有可能是作为集体记忆而象征性地（Symbolic）留在记忆中的纯危险之物的表现形式。并且，潜藏在黑暗深处的“被扭曲”之物乃是意识的波动——通过其表现形式的暂且实现来影响作我血肉之身的我们的意识的波动。

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放出来，不能看见它们。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开“夜鬼”们生活在阳光之下。地下惬意的黑暗有时会抚慰和轻轻治愈我们的心——这样就可以了，这对我们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再往前发展，不能撬开最里面锁着的门。门里面横亘的是“夜鬼”们无边无际的深沉的暗夜物语。

从我的这种个人“文脉”出发（即从我本身的物语看来），奥姆真理教的五个“实施者”用锐利的伞杆尖扎破装有沙林的塑料袋时，他们恰恰把一群“夜鬼”们放入东京地下、放入深沉的暗夜。我想像那种光景，从内心深处感到悚然，恐惧，厌恶。现在才特意说这个未免有些傻气，然而我还是要大声说：“他们实在是不该做那种事的，无论如何！”

（8）结束语

首先我要感谢用整整一年时间坚持不懈踏踏实实做调查工作的押川节生、高桥秀实两位。关于这两位给予的宝贵支持，前言中也已说了。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作为笔者的我的精神上的后盾。因是长期工作，有高山也有峡谷。作为血肉之身，有时难免多少灰心丧气。那时候两人就给我以有益的劝导和鼓励：“村上，这项工作绝对有用，坚持干下去！”

责任编辑木下阳子女士原本专门负责文学书的编辑，没有接手这种非文学（nonfiction）工作的经验，但还是逐一细心而迅速地处理了采访和编辑当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现实性杂务。对此深表感谢。此外，自策划时开始就从讲谈社的德岛高义氏、天野敬子氏、宫田昭宏氏那里得到了或有形或无形的热情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援，这本书就不会以现在这一形式问世。

还要借此机会向一年来承蒙处理采访录音带的宫田速记公司的各位致以谢意。没有他们深得要领的编辑作业，我为这本书最后脱稿付出的辛劳无疑要大得多。

对于我桌子上的Mcintosh6310也应表示犒劳。如果没有这台电脑的帮助，编排如此数量庞大的资料和原稿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从斯塔兹·塔凯尔先生、鲍勃·格林先生各自的著作中得到了对于整合这本书有益的启示，这点要明确写在这里。

我要满怀深深的谢意和敬意把这本书献给慨然应允并长时间接受我们采访的六十二位见证人。祝愿得以在这一系列采访中见到的所有人士永远健康，人生硕果累累。

至于我的祝愿具有怎样的效力，老实说，我不清楚。甚至断言多少有效的信心也没有。说到底，我不过是身负种种个人缺陷的不健全的一个作家而已。但我还是要祝愿。但愿能够有多少接受我的这种热切而又卑微的心愿的空隙存在于——以不至于被看漏的形式——世界某个地方。

但愿我能将你给予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到你的手里。但愿。

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

(1)　exile：流放，亡命。

版权信息

书名：地下2：应许之地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姚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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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KUSOKU SARETA BASHO DE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98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by Bungeishunju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目 录

“黑匣子”：开启与解读（译序）

写在前面

采访

“说不定真是奥姆干的。”

“按照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安排人生日程。”

“对我来说，尊师本应是最终解答疑问的人。”

“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

“说实话，我的前生是男性。”

“那时心想：‘留在这里绝对死掉。’”

“曾被麻原要求过性关系。”

“在法庭看到麻原的言行，感到作呕。”

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

围绕《地下》

与“恶”共生

后记

这里是我入睡时约定的场所

是我醒来时被劫掠的场所

这里是不为任何人知晓的场所

在这里　船和星星的名字

朝着手够不到的地方漂离

山峦再也不是山

太阳再也不是太阳

渐渐地　想不起它们曾是什么

我注视自己

注视自己额头上黑暗的光闪

我曾经完满　曾经年轻

如今觉得那似乎很宝贵

我的语声似乎能抵达你的耳畔

并且　这个场所的风雨可能永不止息

马克·斯特兰德：《一个老人在自己的死中醒来》

“黑匣子”：开启与解读

（译序）

林少华

“任何国家的历史或者任何人的历史，都有若干戏剧性分水岭。”2000年前后村上春树在应美国一家杂志之约写的题为《东京地下的黑魔》一文中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后世历史学家检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史的时候，一九九五年这一年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是使得日本这个国家急剧转换航线的年份。话虽这么说，却又并非特定某个人负有转换的责任，而是由奇里克（Giorgio de Chirico）画中出现的那样没有面孔、没有姓名的某个谁也不是的神秘的谁在黑暗的操纵室里静静转动船舵。”村上继续下文：“我在远隔太平洋的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迎来了这个不吉之年。波士顿郊外一所大学有个日本文学小班要我教，每年一到春天，我就跑那场美妙的波士顿马拉松，那期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离开日本来美国东海岸生活已经过去了四年。日历变为一九九五年为时不久，两个黯淡的消息从日本传来。但我那时听得的，并非菲茨杰拉德听到的那种‘遥远而空幻的回声’。那是清晰可闻的不吉利的轰鸣。”

“两个黯淡的消息”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时四十六分突然发生的7.2级强烈地震。当时神户及其周边城镇的居民正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不料顷刻间天崩地裂，房倒楼塌，高架公路“拧麻花”路面车辆“翻筋斗”，无数血肉之躯被钢筋混凝土压在下面。继而火光冲天，又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遇难人数超过六千四百人。

另一个是震后不久的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奥姆真理教”这个偏执性新兴宗教团体派人分五路钻进三条地铁线的五节车厢，在清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扎破装有液化沙林毒气（纳粹在二战期间开发的剧毒瓦斯，萨达姆·侯赛因曾用来镇压库尔德人）的塑料袋，毒气随即挥发，在封闭的车厢和空气流通不畅的地铁站台弥漫开来，十二人因此丧生，超过三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不少留下后遗症甚至终身致残。村上春树认为二者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表明其转向的事件。“这两起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无可摇撼的，或者无需一一相信而视之为‘自明之理’。不料倏然之间，我们的脚下‘液状化’了。我们一直相信日本社会较其他国家安全得多，枪支管制严厉，恶性犯罪发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东京的心脏部位、在地铁车厢内用毒气大肆杀戮——眼睛看不见的致命凶器劈头盖脸朝上班人群袭来。”（《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3③·“解题”》，讲谈社2003年3月版）换言之，这是彻头彻尾的两场噩梦。地震天灾噩梦终结了日本抗震技术的神话，沙林人祸噩梦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而且一并终结了日本社会管理机制和民族精神架构的神话。使得一九九五年成了日本战后最没神话的一年——“日本号”巨轮从此转航，由辉煌灿烂一望无际的GDP神话海域转而驶入风急浪高噩梦频频的暗礁航道。

无须说，对神话谁都津津乐道，对噩梦谁都想尽快忘掉——实际上就连当事人也很快三缄其口——但村上不同，他很快终结了为期四年半的旅居美国生活，于一九九五年六月返回日本，返回人们力图忘却的噩梦现场。他不再潜入深层意识的“地下室”鼓捣那些神鬼莫测的超现实主义小说，不再醉心于“匿名性”个人生活，不再歪在檐廊里听着爵士乐逗猫玩，而是开动双腿勘察噩梦现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道遗痕。翌年他用整整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作为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后地下”（post underground）为题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同年十一月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您手上作为《地下》续篇的《应许之地》。

书名来自开篇前引用的马克·斯特兰德的诗句“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这是我入睡时约定的场所，是我醒来时被劫掠的场所”——是的，醒来一看，本应约定好的场所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场所，约定的天国忽然变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实际上在村上眼里也是“黑匣子”。“在《地下》里边，我是把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为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来历不明的威胁＝黑匣子’来把握的，但现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个黑匣子打开。我觉得，通过将黑匣子里的东西同《地下》那本书推出的透视图加以比较对照——换言之，通过将异质性与同质性进行剖析——很有可能获得更有深度的视角。”村上春树在书的前言中写道，“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正面对待‘奥姆方面’，也是因为我持续怀有这样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尽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而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解决。日本不存在接收从日本社会这一主体制（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轻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体制（sub system）＝安全网——这一现实在事件之后也全无改变。只要如此重大的本质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纵然在此摧毁了奥姆真理教这一集团，结构与之大同小异的吸附体——奥姆性存在——也迟早还要登场，同样事件说不定卷土重来。”

不难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图忘却甚至掩饰奥姆事件的社会主流意识于不顾，决意打开“黑匣子”，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产生“黑匣子”的体制性因素和社会土壤。这势必导致他对“恶”的追究，甚或对善恶定义的重新审视和判断。而这恰恰与他追求的一个创作主题有关。他在书中“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部分再次表明恶也是其创作的一大主题：“过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恶这个东西的形状，但无法顺利聚焦。就恶的一面是可以写的，例如污秽啦暴力啦谎言啦。但如果写恶的整个样子，就没办法把握了。这也是我写《地下》期间始终考虑的事……”即使就奥姆真理教及其制造的沙林事件而言，村上也认为“什么是恶”这一定义是不容易下的。河合隼雄就此接着说道：“即使在那样的意义上，你下次写的作品（小说）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毕竟是在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写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二〇〇二年的《海边的卡夫卡》还是二〇〇四年的《天黑以后》，都致力于探索以另一种形态出现的恶及与恶相关的暴力，二〇〇九年、二〇一〇年的三卷本《1Q84》显然是村上对这一主题的最新探索和思考的艺术结晶，而其源头无疑是《地下》，尤其是《应许之地》这个打开的“黑匣子”。

书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奥姆信徒访谈录。这部分立体地、全景地、个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里面的种种人物和场景。“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留在这里绝对死掉”、“曾给麻原要求过性关系”——仅看标题就不难想像“黑匣子”里面何等不堪、何等骇人听闻。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对话部分又分为“围绕《地下》”和“与‘恶’共生”两部分。河合是日本极有名的荣格派心理学家和文化学者。生于一九二八年，前几年去世。生前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小泉内阁时期出任文化厅长官要职。尤以“心”学研究闻名，著有《古代故事与日本人的心》、《心的处方笺》等。据不完全的资料，不喜与人交往的村上也至少有两个相当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原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鲁宾译过《奇鸟行状录》和几个短篇，这两年又译了《1Q84》，其研究村上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冯涛译）。村上的另一个好友，就是这位河合隼雄。包括书中这两次在内，村上和他一共对谈了四次。而且都是带着问题的长时间对谈。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对谈内容后来以《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可以说，河合是村上最为情投意合的朋友，也是对村上的小说给予极高评价（如称赞《海边的卡夫卡》是“伟大的物语小说”）的不多的学者之一。

如果说，访谈录部分旨在开启奥姆这个“黑匣子”，那么对话部分连同后记则是对“黑匣子”的解读。前者读起来让我困惑、纠结和不胜唏嘘，后者译罢则让我陷入沉思，一时难以自拔。其中有三点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思考和回味。一点是，村上认为奥姆信徒并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个人自身。他在后记中写道：“向偏执性宗教（cult）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达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像的单薄得多。”这段话完全可以理解为，较之解决奥姆本身，铲除滋生奥姆性因素、奥姆性毒苗的社会土壤要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

第二点，纵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开始就那么坏，很难设想无谓地剥夺无辜者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就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的变坏犯罪，应该同奥姆教团这一体制、这一组织有关。在村上与河合对谈部分中，两人都倾向于相信起始阶段麻原或奥姆真理教是“相当纯粹”的，也有相当强的感召力，理应成为上述一部分人的“不错的托盘”或“容器”，然而并非如此。关于原因，河合着眼于“组织”，见解亦颇见深意：纵然奥姆成员是纯粹的，而那么多纯粹的、“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极端的团体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问题，甚至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为什么呢？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无法维持平衡，组织内部就会发生骚乱，导致组织从内侧崩溃。组织规模较小的阶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组织越大，整体压力越高。作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而心里又完全清楚迟早必然败露，于是借助科学的力量蒙混过关。这一来，就已经是犯罪性质的了。”细想之下，不能不承认河合隼雄这番言说有其相当强的历史和现实洞察力，读来发人深省。

第三点，“与恶共生”。与上面第二点相关，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恶就成了存在于组织、体制甚至每一个人内部抑或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认为，“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河合明确反对把善恶绝对化：“把善恶分成两个，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那样一来，势必以善除恶，或者说善做什么都将无所谓。这是最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也是认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为的……从古至今都说为了恶而杀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为了善而杀人的却多得一塌糊涂。战争什么的就是这样。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极其恐怖的。话虽这么说，毕竟不好说‘恶是好的’，非常为难。”于是就出现了平衡感和自觉的问题：“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村上进而得出结论：“与‘恶’共生。”

不过，村上说不能断言“社会正在恶劣化”。他大约在二〇〇二年就奥姆问题、沙林惨案写了一篇题为《追求共生的人们，不追求共生的人们》的文章，谓社会既没有特别变好，又没有怎么变糟，只不过一天比一天显得混乱罢了。“若用粗暴的说法，社会本来就是恶劣的东西。但无论怎么恶劣，我——至少我们中的压倒性多数——也必须想方设法在其中生活下去，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坦诚地、老老实实地。重要的真实性莫如说是在这里。”他进一步认为，不能把社会中的外在混沌作为障碍排除掉，而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内心混沌的反映接受下来。换言之，正因为我们自身怀有矛盾、庸俗、伪善和怯懦，社会上才出现这种种现象。“这样一想，我们的心情或许会多少变得轻松些，或许我们皮肤的内侧（自己）开始顺利同外侧（社会）沟通，或许我们心中的个人故事开始具有作为联结二者的装置的必然性，或许我们会有效地出入其间并且拥有多重视角，我们的行为会多少趋于多层化。”村上最后果断表示，假如我们刻意排除外部的混沌和矛盾，那么岂不同排除自己的体液（故事）是同一回事了？

总之，即使在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层面，恶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没有恶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纯粹”的空间，弄不好，就有可能误入鼓吹“纯粹”的偏执性宗教团体，甚至为排除“恶”之现世而像奥姆那样不惜诉诸暴力。而若以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善的名义追求“纯粹”而来个除恶务尽，甚至有可能导致纳粹奥斯威辛大屠杀或者“大清洗”运动的发生，何况已经实际发生过。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一定程度上“与‘恶’共生”。自不待言，这同对刑事犯罪之恶的姑息养奸不属同一次元，更不意味放弃对各种恶之“黑匣子”的追究。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恰恰相反。

村上春树一次这样说过：“小说是‘大大的谎言’。不要忘记这一点。写小说时，我必须高明地说谎。‘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这就是我的工作。”但上一本《地下》和这本《应许之地》则是用真实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非常值得一看。这不仅仅是窥看“黑匣子”，还会看到此外许许多多。

顺便报告一句，这是我翻译的第四十一部村上作品。如果说村上是用虚假的砖块砌他的墙壁，砌他在二〇〇一年致中国读者信中所说的“远游的房间”，那么我则是用中文这个砖块依样重砌。毕竟砖块不同，再是能工巧匠，完全不走样也怕是不大可能的。非我自吹，即使多少走样也是漂亮的房间。这既要感谢村上原著又必须感谢中文这个世界最古老的语种，同时也得感谢无数读者朋友——他和她才是房客，只有他们才真正有资格审视房间是否漂亮，述说住起来是否舒适。

不再饶舌了。依然期望诸位朋友的批评指正，来函请寄以下新址：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于窥海斋

时青岛春雨淅沥灯火阑珊

写在前面

一九九七年三月（事件发生整两年后），我出版了《地下》一书，书中收有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证言。在序言中我也说了，写那本书的最初起因，在于有关地铁沙林事件普通受害者的具体事实作为信息只被公开报道了——而且几乎异口同声地——极少一部分。至少我本身是切切实实那样感觉的。

在清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毫无征兆地遭遇沙林毒气——这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给一个个受害者的生活带来了（或没带来）怎样的变化？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知道这些，并且认为我们“市民”（近来这个词所受评价似乎有点儿不好）应该有必要知道得更为具体些，不是作为知识，而是彻底作为实感，作为切肤之痛，作为刻骨铭心的悲痛。如果不从这样的日常性地点开始，恐怕就很难立体地、完整地推出相应的透视图——地铁沙林事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或者奥姆真理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那并非出于站在“健全”的受害者一边谴责“不健全”的施害者这样的固定动机——或者——也不是以再次结合这一事件追求社会正义为目的。当然以这样明确的目的撰写的书恐怕也是为社会所需要的。但那至少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并非制造一个明确的观点，而是为读者提供制造明确观点所需要的“材料”。这同我写小说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说实话，在作为一个规则（rule）执笔写《地下》过程中，我决心尽量不搜集奥姆方面的信息。这是因为，脑袋里好不容易没有坊间信息进来（实不相瞒，媒体报道奥姆真理教事件最热期间的大部分我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即置身于信息这顶蚊帐之外），如果可能，我很想在那种一张白纸状态下取材。换句话说，我想最大限度站在和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受害者相同的立场，即在莫名其妙的时间遭受来自莫名其妙之物的致命袭击这一立场。即使为此我也要在《地下》写作上有意摈除奥姆方面的视角——我怕这一视角使得我原来的视角变得模糊不清。在这一阶段，我要避免“那边我清楚，这边也在一定程度上清楚”那样模棱两可的态度。

虽然因此受到“单方面视角”的批评，但是，将摄影机位置固定于一处就意味原点本来就是摄影者有意设定好的。因此那样的批评恐怕很难作为对于这本书的有效议论而得以成立。我原本就想写一本“精神上接近”我采访的人一边的书（这同偏袒当然不是一回事），想尽可能把他们当时的所感所思作为活的文字记录下来。我认为那种形式的参与（commitment）应该是那一阶段自己作为文笔家＝小说家的职责，而决不是将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所具有的正负两个方面上的宗教意义、社会意义从脑袋中扫荡一空。

不过，在这项工作得以结束、书已出版、种种样样的风波已然过去而事态告一段落之后，“奥姆真理教到底是什么”这个问号开始在我心中膨胀开来。作为我，本来就是为了校正一种信息的失衡而集中搜集受害者方面述说的事实的，而在那一作业大体完成的阶段，这回开始渐渐怀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果真把关于奥姆方面的真正正当的信息搞到手了吗？

在《地下》里边，我是把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为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来历不明的威胁＝黑匣子”来把握的，但现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个黑匣子打开。我觉得，通过将黑匣子里的东西同《地下》那本书推出的透视图加以比较对照——换言之，通过将异质性与同质性进行解剖——很有可能获得更有深度的视角。

除此之外，我之所以打算从正面对待“奥姆方面”，也是因为我持续怀有这样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尽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而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解决。日本不存在接收从日本社会这一主体制（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轻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体制（sub system）＝安全网——这一现实在事件之后也全无改变。只要如此重大的本质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纵然在此摧毁了奥姆真理教这一集团，结构与之大同小异的吸附体——奥姆性存在——也迟早还要登场，同样事件说不定卷土重来。这样的不安，我在进行这次采访之前就不断感觉到了。而在结束采访的此刻，感觉更加强烈更加具体（就拿一连串普通初中生“突发性闹事伤人”事件来说，恐怕也是可以作为后奥姆状况的一环来看待的）。

这促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恐怕只能用和《地下》基本同样的形式听取和记录奥姆真理教信徒（原信徒）的心情和主张。这样也才能在更深的层面以更好的形式获得我最初怀有的“公正疑问”的平衡。

但是，找到肯接受我采访的奥姆真理教信徒（原信徒）和找到肯接受我采访的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同样不是件容易事——尽管意义不同——到底应以怎样的基准来选择奥姆信徒（原信徒）呢？也就是说，这里有个不无根本性的疑问：到底怎样的人才能称之为“一般的、标准的奥姆信徒”？谁能判断那是正确的样品（sample）呢？况且，即便顺利找到了那样的人，而若将信徒方面的话语原封不动收集起来，在结果上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宣传。情况能不出所料吗？

可是，这种事情一开始考虑再多也理不出头绪。因此，我决定作为开头先找几个人采访一下试试，然后再考虑不迟。说实话，采访受害者时也是这么孤注一掷的。

同意接受采访的奥姆信徒（及原信徒）是通过《文艺春秋》编辑部相关途径找到的。采访程序基本沿用《地下》时的形式。总之尽可能多花一些时间进行采访。作为形式，首先由我发问，然后请其就此畅所欲言。一次大体用三四个小时。录音带整理成文后请其本人阅读确认。为了保持谈话的自发性，希望其尽量不要改动。但与事实有出入或容易招致误解的表达则请其修正。删除不便用文字表达的部分，补充采访时忘说的要点。在对方明确表示OK之后才付印发表。名字尽量用真名实姓，但对方希望匿名时则用假名。至于是假名还是实名，文章中并不注明。这样的条件在申请采访时一一告诉对方。

关于所讲内容是否属实，除了知晓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基本不予查证。这方面或许有不同看法，但我的工作只限于听取对方的讲述并将其尽量整理成容易阅读的文字。即便其中有若干事实性误差（毕竟记忆是不稳定的东西，若从理论上下定义，那不过是事实的个人重组罢了），那种在个性物语累积基础上产生的“集合性物语”中也含有一个强有力的确凿的真实性。这是我们小说家每天都感同身受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才认为这乃是小说家的工作。

不过，对于《地下》中的事件受害者的采访和对于此次奥姆有关人员的采访，在内容上、形态上并非毫无二致。二者最大的不同，是这次采访时我对采访对象的发言常常插入自己的意见，有时还表示怀疑或加以反驳。《地下》的采访，我尽可能躲在幕后，注意不让自己的色调和意见出现在字里行间。但这次——终究是比较而言——则有意登台亮相。倒是尽量注意不多嘴多舌，但我以为如此登台亮相还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接受采访当中的发言在某种情况下难免流于教义的说教，即使为保持采访的平衡也显然是不应该听之任之的。这是同采访受害者时的最大区别。

但有一点要交代一下，我一不是宗教专家，二不是社会学者，两方面都不通晓，而仅仅是个单纯而缺少教养的小说家（世间不少人士想必都知道这并非美丽的谦虚）。我所具有的宗教知识只比彻头彻尾的门外汉多一点点。所以，倘若同千锤百炼的宗教实践者一起登上教义争论这个狭小擂台，我可能没多少获胜希望。坦率说来，在开始采访信徒之际我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若有不懂的，届时说不懂即可。如果觉得对方的想法与众不同，恐怕也只能直言不讳，表明“道理上如何另当别论，但普通人大概是不容理解的”。而且实际上也是那样做的。这并非随机应变。较之适当使用专业术语哼哼哈哈任其滔滔不绝，还不如在基本或起步地方打断问清楚为好。这样一一发掘谈话内容，作为交谈莫如说更为得当。

不过粗略说来，以物物交换的方式交换常识性一般性层面的意见或见解足以使双方得以沟通，我也得以大致理解了采访的基本模式（接受不接受当然是另一问题）。至少就我所做的这种采访而言，此即足矣。这是因为，细细剖析对方的精神、具体品评其气场的伦理或逻辑上的正当性并非采访的直接目的。关于宗教上的深刻论点或其社会意义的追求，由各方专家在其他场合讨论好了。那样也才万无一失。与之相反，我在这里尝试提出的，乃是从“地对地”这一视角把握的他们的形象。

但与此同时，在同他们促膝交谈过程中，我不能不深深感到小说家写小说这一行为同他们希求宗教那一行为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共通点。那里有极其相似的东西，千真万确。话虽这么说，但不能将二者定义为完全同根同宗——因为其中既有相似性，又有某种根本不同。同他们交谈当中激起我个人兴趣的也是这点，让我产生类似焦躁感的有时也是这点。

不管怎样，我总是多少有这样的感觉：正因为自己心中有这样的观点，才有可能在不同场合下或顺利接受他们讲述的话，或果断予以拒绝。如果补充一句，常识（common sense）这个东西才通过这一系列采访而最终——终究不过是我常识性感想——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如果允许我诉说个人心情，我作为用一年时间采访《地下》的采访者，对于引起地铁沙林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当事人（现行犯及以各种形式参与那起事件的人），至今仍深感愤怒。我实际目睹了遭遇那起事件、现在仍以种种不同的形式遭受其折磨的人们，实际目睹了被夺走所爱之人的生命的人们的无尽苦恼。对此我不能忘记。同时认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有怎样的缘由，那样的罪行都是绝对不应饶恕的行为。

但是，关于作为总体的奥姆真理教团体实际上或精神上抑或结构上参与那起事件参与到何种程度，我想一来各执一词，二来对于事实判断还是要公正地交给读者。换句话说，我采访奥姆信徒（及原信徒），既非为了谴责他们，又不是为了以新的观点重新评价他们。这点还请诸位大体给予理解。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如我就《地下》所说的，并非一个明确的观点，而是为推出多个明确的观点所需要的有血有肉的材料（material）。

《地下》出版后和这部《地下2》连载（《文艺春秋》月刊）也结束的时候，我两次倾听了河合隼雄先生的谈话。虽然形式大体算是“对话”，但实质是我（村上）提出疑问而由河合先生就此解答。在做完《地下》和《地下2》两次漫长的采访工作之后，总是觉得烦躁，心情无法安顿下来，而河合先生出于心理疗法专家的立场对此给予细致的（并且富于深刻暗示的）解答，我因之得以“茅塞顿开”。作为我可以如此坦诚相问的对象，除了河合先生，我还想不出更合适的人来。

当然，作为小说家（fiction maker），我以后必须经过种种样样的物语程序来一一立体式验证和处理自己心中遗留的东西，但走到那一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就在这个阶段，我得到了一种启示，使得自己在心理上姑且画上一个句号——对此我要对河合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

此番采访连载于《文艺春秋》一九九八年四月号至十月号。对于提供如此场所和机会的平尾隆弘总编和替我逐一耐心处理接踵而至的烦杂的现实问题的编辑部大松芳男（作为“奥姆一代”的一员，他每每提出有益的意见），我要深表感谢。在出版单行本之际，又得到了出版部村上和宏先生的帮助。

另外想说的是，连载当中用的总标题是《后地下》（post underground），后来偶尔读得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的诗《一个老人在自己的死中醒来》（An Old Man Awake in His Own Death），心中忽有所感，从中得到《应许之地》（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诗是村上翻译的。

采访

“说不定真是奥姆干的。”

狩野浩之（一九六三年生）

生于东京，但很快搬到郊县，在那里送走了少年时代。弟妹各有一个。上大学时弄坏了身体，开始去奥姆真理教主办的瑜伽道场。仅仅二十天后麻原彰晃便劝他出家，五个月后出家。他是老资格萨马纳（出家者），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时属科学技术省，在那里主要从事电脑操作。对他来说，六年时间的教团生活是一片晴朗的、美好的，一直持续到地铁沙林事件毁坏那种平稳为止。在教团中也遇到了许多朋友。

如今虽然还没有退出奥姆真理教团，但已从集体生活中脱离出来，同其他成员之间总的说来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东京都内一个人生活，同时继续单独修行。对佛教怀有兴趣，理想是将佛教理论化。他说“经济上不想给教团添麻烦”。同伴中也有很多人离开教团。才三十二岁，往后走怎样的道路，心情想必摇摆不定。

采访时间很长，但一次也没从他口中说出“麻原彰晃”四个字。不仅名字，甚至教祖、GURU(1)这样的外围性称呼也未出口。始终回避称呼。大概很难将麻原彰晃式的存在作为语言顺利说出口来。只有一次使用了“那个人”这一表达方式。这点我记得尤其清楚。

看上去像是在道理上循规蹈矩思考问题那样性格的人。无论什么都要自行予以理论化才能接受和理解。要想从长年累月渗入骨髓的铁杆逻辑＝教养中挣脱出来而转入“自己本身的活的逻辑”，可能要多少花些时间。

总的说来，小时候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小学时代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比周围同学高出了二十厘米。体育也喜欢，很多运动都做得入迷。但上初中以后个子一点儿不再长了，如今比一般人还矮一些。怎么说好呢？肉体成长有时候也跟精神性的东西相呼应，开始一点点走下坡路。健康状态好像也是。

学习成绩不差，但起伏相当大。尤其上初中以后，自己想做的和不想做的，变得非常明显。学习本身倒不头痛，但对用功总好像有非常强烈的抵触感。就是说，自己想学的和学校教的，相差太大了……

对自己来说，学习意味着变聪明。可是在学校做的是死背硬记，如“澳大利亚有多少只羊”什么的。我想，那玩艺儿做多少也不可能变聪明。聪明那东西，以小孩时的印象来说，好比《姆米一家》(2)中出现的司那夫金的那个东西。对我来说，长大就是那么回事，就是具有那样的沉着啦知性啦智慧啦什么的。

——您父亲是怎样一位人士呢？

工薪族，开印刷机的。手巧，但讲不出道理。倒是没有动手打过我，但说是工匠气质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脾气暴躁，好生气。我一问什么就大发雷霆。学校的老师也半斤八两，我有什么疑问刚一深问，就马上火蹿头顶，不肯讲解。莫名其妙啊！那么大一个人，却因这么一点点事就脸红脖粗气急败坏。我心目中的大人印象和现实中的大人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

使得这个差距变得无可救药的，是我没考上大学复习期间在电视上看的《致星期五的妻子们》。看得我大失所望，心想就算成了大人也好像什么也没长大。

——就是说，看电视剧时发现剧中人全都一塌糊涂，所以大失所望？

是的。我心目中的大人图像彻底土崩瓦解。心想即使知识啦经验啦增加了，实质上也根本没出息什么。换掉那种外表，去掉表面性知识，剩下的岂不和小孩差不多？

另外，对恋爱那个东西也有很大疑问。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这个那个归纳一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单纯爱一个人和所谓恋爱是两码事。就是说，单纯爱一个人，其中不会有为了自己利用人家这样的事情介入。但恋爱不是这样，里边混杂着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这样的东西。不用说，如果单纯爱对方就心满意足，那么单相思也完全不至于痛苦。只要对方没变得不幸，就算自己不被对方爱，自己也用不着为此闷闷不乐。最后所以变得闷闷不乐，总之是因为那里有希望对方喜欢自己这样的欲望。所以我认为恋爱那东西同单纯爱一个人是两码事。单相思的苦恼也会因此大大减少。

——是够认死理的了！就算是单相思，一般人也绝不至于想到那个地步。

的确是的。一天天我总是想这类东西。从十二三岁我就这个那个拼凑那类哲理性结论。一旦开始想什么，就一个人呆呆思考五六个钟头。对我来说，“学习”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在这方面，学校里教的只是分数赛跑发令枪那样的玩艺儿。

偶尔也跟同学讲起这个，但讲不下去。跟学习好的同学讲这种话，对方只是感叹：“嗬，你居然想这样的东西，厉害厉害！”但交谈没办法推进。根本遇不上能够就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开怀畅谈的对象。

——一般情况下，思春期每当为这种本质性问题感到苦恼的时候，人都是要专心看书的，以便从书中找到有益的建议。

看书无论如何看不来，一看就看出各种各样的漏洞。尤其哲学书，虽然只看过几本，就怎么也看不下去。这是因为，对于我的哲学是用来寻找“改善措施”的东西，通过深刻的认识来找。具体说来，就是深刻理解人生意义等本质性价值，以此增加欣喜和充实感，或弄清楚眼下该做什么。“改善措施”是最终目的，其中间阶段终究不过是阶段罢了。不料，我看的书是了不起的先生为了炫耀自己写的书，挥舞语言技术告诉大家他的智性多么多么高。这种东西看在眼里，就怎么也看不成了。这么着，我就对哲学那东西本身失望了。

还有一点，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的一件事，当时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把剪刀，就忽然心想：这剪刀虽说是大人们拼命制造出来的，但总有一天要坏掉。有形的东西迟早必然坏掉。人也同样，最后肯定有死到来。所有东西都朝毁灭勇往直前，倒退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毁灭才是宇宙的规律。这样的结论一下子浮上脑海后，看东西的眼光就变得相当消极起来。

比方说，如果自己人生的结论在于毁灭，那么，总理大臣也好流浪汉也好，下场岂不一个样？果真如此，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努力奋斗有什么用呢！假如人生的苦恼多过欢喜，那么岂不早早自杀更为明智？

如果只有一条通道，那就是“死后世界”。那是唯一的可能性。最初听得这种话时，心想那是多么无聊！尽管如此，我还是看了丹波哲郎(3)的书。是以否定性心情看的，想看他说了怎样的傻话。那是一本《死了会怎么样》的书。

我这人的性格，反正一旦开始想什么，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想个究竟。不会心想“算了吧，车到山前必有路”。非把脑袋里的东西明确分成两类不可：“这个明白”、“这个不明白”。学功课也是这样。老师教一个新的，我就会冒出十个新的疑问。必须全部弄懂之后才能往下进行。

——看来是要给老师讨厌啊（笑）！

非常讨厌我。例如什么“青春的绿色”啦，一碰上这样的句子就忍无可忍。还有什么“七跌八起(4)”之类，爬起的次数岂不是比跌倒多了一次？可是，每次拿出这样的疑问逼问大人，都被大人一笑置之。谁也不理睬我，谁也不好好解释。一看见那样的人，就觉得他们实在太马虎了。对不明白的东西就那么稀里糊涂放过去。那样合适么？作为自己是有抵触情绪的。

——我偶尔是两方面都可以解释的（笑）。不过身边是没有人耐心回答这样的疑问。可另一方面，一般世人正因为对细小地方适当敷衍了事，也才得以活下去啊！

那是的。可是自己不能那样，觉得不能这样顺水推舟地活下去。

所以我认为丹波哲郎的书本身无聊透顶。不过其中介绍了斯维登堡(5)的书，那本书看得我吃了一惊。斯维登堡是个有名的学者，即使拿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无足为奇，可是五十岁刚过忽然成了特异功能者，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关于死后世界的记述。看了那种书，不由得对书中敏锐的逻辑性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其他这方面的书不同，给我的印象是逻辑上无懈可击。对我来说，理由和结论的关系非常容易理解。所以产生了信赖感。

这么着，我想查一下资料，弄清死后世界是怎么一个东西。临死体验方面的资料这个那个看了好多，受到的震动相当大。日本也好外国也好，人们的证言惊人地相似。而且都是真名实姓带照片的证言——那些人异口同声一齐说谎的概率是几乎没有的。得知“karma(6)法则”是后来的事。得知后，从小怀有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

还有，佛教的根本性无常观和我所考虑的宇宙毁灭法则是同一回事。我对那种东西的认识是消极的，但由于那样的关系，我非常顺利地进入了佛教。

——读了与佛教相关的书？

太正规的佛教书我没有读。内容好像不直接，找不到改善措施。经文什么的出现好多好多，怎么也找不见中心点。感觉上好像没办法检索到自己想知道的部分。相比之下，直接的经验之谈对我想知道的东西写的直接得多。当然，不能完全信赖的部分相应也是有的。

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确信，确信自己能够区分那个人的话哪部分可以信赖、哪部分不可信赖，自信在经验上或直觉上具有加以取舍选择的能力。

——听你这么说，好像你一直排斥同自己拥有的理论啦感觉啦相对立的要素。就是说，作为对抗价值，你身上有许许多多复杂的东西促使你从相反的立场挑战世人怀有的理论和感觉。不过，想积极参与的念头却不强烈，是吧？

从上小学开始，跟大人争论就很少败过。这样一来，周围的大人们在我眼里就全都显得很蠢，尽管实际上不蠢。现在很后悔，后悔当时不该那么看待大人。当然还不成熟啊！每当要争论什么，自己心里明白什么东西自己不是对手，就巧妙回避了。这样，剩下的这方面就百战百胜。从小学开始跟老师争论就没败过阵。以致变得过于自信，我想。

不过跟身边同学相处得很好。说话内容也适当迎合对方。什么地方怎么说对方容易接受——对此非常清楚。因了这种感觉，朋友也相当不少。让朋友开心，自己看着开心，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持续了十年。回到家后，就自己一个人沉思：这么活下去到底会怎么样呢？归根结底，能够跟自己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一个也没有。

我没有拼命准备高考，进了电气方面的大学。在学校学的是工科，我想做的和这东西多少有所不同。我真想做的是真正有智慧的学问。比如把东方思想加以理学化什么的，就理想来说。

例如生物光量子（photon），能从生命发光。再如病症方面的，我预想，如果详细统计，说不定那里会有物理性法则。而且，从生命发出的微弱的光和心的作用的关系之间，也必然有物理性法则。这是我从瑜伽体验中得到的想法。

——对你来说，将那样的力进行量化计测，或在视觉上加以显现——这种事是非常重要的吧？

是的。那样一来，就可以做出大家都能认同的体系。现代科学那东西想得非常充分，是个好东西。所以，如果用那个在理论上进行数学组合，我想可以得到水平相当精巧的体系。奥姆里面也有极具价值的部分。作为我，想把那种成为血肉的部分保留下去。用宗教那一形式是不成的，我个人觉得。必须作为自然科学加以理论化才行。

对于不能进行科学测定的东西，我没多少兴趣。说没有兴趣也好什么也好，因为那没有说服力，也可能给周围的人还原成利益。如果不能测定的东西有了力量，结果就有可能成为奥姆那样的东西。测定可能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那种危险性，我想。

——可是，测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点，由于立场和看法不同，因而结论不同的时候也是有的。一来必须判断那个程度的测定是不是充分，二来还有测定仪器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的问题。

那类统计学构筑方式，我想可以和普通医学差不多——出现如此症状这么解释啦，对如此症状这么处理如何啦等等。

——你不看小说的吧？

嗯，小说看不来。看三四页，忍耐力就到了极限。

——我因为是小说家，所以看法和你相反，认为不能测定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不否定你的活法和想法，是以既不否定又不肯定的所谓中立立场倾听你的话。但是，世人送走的人生的大部分都是由不能测定的庞杂的东西构成的。把那些彻头彻尾变成可以测定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吧？

嗯。倒不是认为那些庞杂的东西没有价值，只是，观察如今世上的情况，我觉得多余的痛苦实在太多了。社会使得痛苦的原因越来越多，使得无法控制欲望的人感到痛苦，例如食欲啦性欲啦什么的。

奥姆做的，就是迅速减轻那种精神压力，增加每个人本身的力量。在信徒看来，奥姆真理教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属于这个：对于精神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思考方式，相应的改善措施、解决方案。从内侧来看，奥姆就是这些的组合。至于组织上怎么样，末世思想如何如何，那是媒体描绘的奥姆。在我周围，没有什么人认真思考诺斯特拉达穆斯(7)的预言。那个层面的事情谁也不懂。

我想做的是把轮回啦karma（业障）啦等东方思想在理学上一个个体系化，哪怕体系化一点点也好。比如说，去了印度那里，就有很多人在生活中彻头彻尾相信那个。可是发达国家的人要理解和接受那样的东西，就需要相应加以理论化——我想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

——例如战前一部分日本人相信天皇是神，为此宁愿去死。这是对的吗？信了就可以的吗？

就那样结束了也就罢了。但想到下一个生，恐怕还是佛教式的生活好些。

——可那不外乎是信天皇还是信佛教轮回，也就是所信对象的区别吧？

只是结果不同。信天皇死后得到的东西和信佛教死后得到的东西，结果是不一样的。

——但那是信佛教的人说的吧。对于信天皇和相信为天皇死了灵魂可以进靖国神社安息的人来说，结果恐怕就是那样也未尝不可。不是吗？

所以我在考虑用数值证明佛教的方法。正因为还没有那个方法，才会有这样的议论。更多的我什么也不能说。

——这就是说，假如出现把天皇从理论上加以测定的方法，那么那样就可以的了？

是的。如果因此在死后结果上对那个人有利，那样也是可以的。

——我想说的是，从历史上看，科学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为政治和宗教所利用。例如纳粹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有了不少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它给社会留下了巨大创伤。你也许是一再进行严密验证的人，问题是世上很多人一听大人物说“这是科学、这是结论”，就会全盘接受，一下子拥去那边。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我认为现在的状态可怕。如今世上的人品尝了很多本来不该品尝的痛苦，所以我在考虑能够避免的方法。

——对了，你是因为什么契机成为奥姆真理教信徒的呢？

看了一本“在家里可以轻易冥想”那样的书。一做，精神上陷入了异常状态。倒也不是做得多么认真，硬要净化cakra(8)来着，以致气的运行一下子变弱了。本来净化cakra要同时加强气功才行，可我没那么做，结果cakra状态失去了平衡。痛苦得不得了。一会儿热得不行，一会儿冷得不行，冷热交替袭来。精力变差了，总是贫血。很危险的，那个！东西也吃不下去，体重降到四十六公斤。现在倒是有六十三公斤。在大学听课也难受，学习根本谈不上。

这样，我就去了奥姆的世田谷道场。在那里介绍自己处于什么什么状态，对方三下五除二当场教给了办法。照着一做，仅仅简单做了个呼吸法就恢复了，简直难以置信。

往下两个月时间没怎么去道场，后来开始经常去。折叠传单的志愿服务做了二十来天。之后马上有能够同教祖直接面谈的“秘密瑜伽”。面谈时直接问了（问麻原彰晃）怎么对待身体的不适，结果让我出家，就像一眼看穿资质了似的。周围人也对我说：“还没有人得到过这样的指点，好厉害啊！”于是横竖退学离校，出了家。二十二岁时的事。

一开始就出家的人没有多少，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我想。不过作为我，身体已经衰弱到连十分钟都走不了的地步，觉得自己怕是活不成了。他（麻原彰晃）说“你跟现世太不合拍了”，不用他说，实际也是那样。并没有正经谈什么，就这么劈头一句。平时根本没说过话，一见面就被说中了很多，简直像无所不知似的。所以全都信了。

——我猜想见面之前他大概已经准备好了那些数据，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

作为可能性那怕也是有的，不过当时没有看出来。我出家是八九年，那时的出家者数量不是很多。实际我想也就二百人多一点点。最终倒是有了三千人左右，我想。

那个人（麻原彰晃）亲切的时候，是我人生中见到的最亲切的人；那个人可怕的时候，又成了我人生中见到的最可怕的人。那种反差大得惊人，所以光说话就深切感到有一种神灵附体那样的东西。

叫我出家时，实在难受得很。一来不想让父母担心，二来对新兴宗教也非常讨厌。跟父母倒是一五一十说了，父母哭得够呛，我心里难受得不得了。与其说是吵架，不如说父母是哭了又哭。那以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那也让我不好受。母亲当时精神上就这个那个有很多苦恼，但形式上我就像火上浇油似的。估计父亲以为是我害死了母亲，百分之百。

（当了信徒后不久就有众议院选举。奥姆教团中也出了不少候选人。狩野君说选举因为运动做得扎实，相信麻原彰晃肯定当选。关于几乎没有选票进来这点，至今仍一副完全难以置信的样子。这就是说，多数信徒认为选举存在某种操作。那以后他被分配到教团的建筑班，参与熊本县波野村教团设施的建设。）

波野村去了五个月左右，在那里一直当长途卡车的司机。跑遍全国搜集预制房屋材料，装在载重四吨的卡车上拉回来。啊，也没什么吃不消的，施工现场的人专门干累人的土方，相比之下，卡车司机算是舒服的了。

同现世生活相比，教团生活当时苦得不得了。不过苦是苦，但极有充实感，自己内心的痛苦减轻了，从中找到了感谢之情。同伴也认识了不少。无论大人小孩，无论男女，哪怕老婆婆，也都很快成了朋友。奥姆里面，因为大家都在生活中把提高精神水平放在首位，所以心情上基本合得来。在那以前，为了与人交往很多时候要勉强（改变自己），那种必要性消失了。

也没有疑问。什么疑问都有答案，全都能解决，比如这样就会这样等等。无论提什么样的问题都马上有答案回来。所以一拍即合（笑）。媒体不报道这个，综合节目那东西，只顾收视率。至于正确报道真相什么的，根本就不做。

从波野村返回富士山本部，那以后一直做电脑方面的工作。上边有村井（秀夫），交谈偶尔也是有的。我说想个人研究点什么，他说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好了——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不怎么来劲儿）。反正那个人对上面交代的事尽心尽力。

——“上面”就是指麻原彰晃吧？

是的。所以，那个人给人的感觉实在是一再削减自己的个人欲望。根本就不考虑由下而上提出（新方案）。不过，如果自己有想做的事，他的态度是那么做也不碍事。

我的地位是“师补”那个东西。不是干部的人，最高就是“师补”。拿公司来说，大概类似股长吧。不是多么风光的东西。即使当了“师补”，部下也一个都没有。感觉上就是自己一人独立做事，约束什么的，一概没有。处于这种立场的人我周围有很多。媒体报道什么的，说我们全都被管得死死的，其实那里面自由行动的人是相当不少的。出入当然也是自由的。倒不是专用车，但能随便用的车也是提供的。

——可是到了后来，例如坂本律师事件啦殴打致死啦松本沙林事件等等，接连不断发生了这种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吧？对这个没有感觉到什么吗？

怎么说呢，兵荒马乱的气氛是有的。有的形迹可疑，秘密主义那样的地方也出来了。不过，不管看到什么，或许也还是很顽固的（相信自己这些人做的事是不错的），毕竟摆在自己眼前的利益那样的东西实在太大了。即使看见媒体的报道，也还是绝对不能相信，认为是媒体的信息操作。但大约从前年（九六年）开始，终于开始认为那种情况有也说不定。

就拿坂本事件来说吧，原以为奥姆不是一连几年都巧妙封锁消息那样的团体，以为不会做那种事。不管怎么说，作为组织，计划都太恶劣了。无论出怎样的差错都不解雇。而且，虽说是工作，但根本没有工资。与其说是不负责任，不如说完全没有“每个人的责任”这样的观念，说about(9)也好什么也好，反正马虎得不得了。以为只要精神上提高了，往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就是这样一种意识。社会上一般人因为有太太有家庭，所以大体都很负责，拼命干。奥姆完全不同。

例如，说明天以前必须把钢筋送到施工现场，但没有送来。负责这个的人只要说一声“啊忘了”就算完事。倒是有人多少说他一句，可说他，他也全然不动。全都到了不火烧眉毛就无动于衷那样一种状态。比如就算发生了什么糟糕事，也只是说：“啊，karma（业障）掉了。”全都欢天喜地。即使出错挨训，也认为这一来自己的污秽掉了（笑），顽固不化。对什么都苦恼不起来。所以教团的人不知不觉地看不起现世的人：啊，大家都这个那个苦恼不堪，只有自己超然物外，就是这样。

——就你来说，从八九年到九五年在教团待了六年，那期间完全没有问题啦疑问啦什么的？

同问题相比，感觉到的更是感谢啦或大有好处啦充实什么的，只是这些。就算有难受的事，也有人一一详细解释它的含义。倒是没有我个人特别景仰的人、尊敬的人，没有那样的人。能给出那种回答的能力，教团中“师”以上的人谁都有。大凡萨马纳（出家信徒），即便不是“师”，在日常教学中也都理解的。只是，层次越高越厉害。看上祐君就能看出，那么能言善辩的人教团里横躺竖卧。他们身上明显具有和世人（水平）不同的东西。就拿睡眠时间来说，厉害了，一天只睡三个小时，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例如村井秀夫等人。精神力、判断力，无论干什么都同样厉害。

——直接见麻原彰晃交谈过吗？

这个么，过去人数还少的时候，可以凑得很近说话，“最近困得不得了”这样无谓的问题都不管不顾提出问他。但教团大了以后，这种情况就慢慢变少了。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样做。

类似仪式（initiation）那样的东西也这个那个做过好几回，有的很难受。尤其“温热”那种，受不了的。也有用药物的，当时倒是不知道，后来得知是LSD(10)。做这个，状态就只剩下心了。身体感觉没有了，可以从正面看清那时自己的深层意识里有怎样的要素。那时的体验确实让人吃不消。说一塌糊涂也好什么也好，得知自己死后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虽然不知道那是药物，但认为单纯深入自己内侧的药物是有利于修行的。

——但是，由于使用药物而出现相当严重的幻觉而致使心灵遭受深度创伤的例子好像也是有的……

我想那是因为用量偏多或方法不当的关系。有个地方叫治疗省，林郁夫负责的，但那地方也马虎得很。要是那里再做得多少科学些正规些，应该没有问题……还有，教团里常常胡作非为，让人勉为其难的事有很多的。这方面多少为别人着想些就好了。

——发生地铁沙林事件的九五年三月你在哪里做什么来着？

闷在上九一色的房间里，一直一个人鼓捣电脑来着。我在的地方有电脑能够进行电脑通讯，就用来仔细看新闻。本来是不该做那种事的，但还是稀里糊涂地做了。也时不时去外面买报纸回来，大家轮流看。倒是有人提醒小心别让人发现，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么着，在电脑通讯上看到报社的速报，知道了东京地铁事件。但根本没以为那种事是奥姆真理教干的。谁干的不知道，反正认为不至于是教团干的。

地铁事件后，上九一色受到了全面搜查。因为科学技术省成员很可能由于冤罪而被连窝抓走，感觉上好像还是外出为好，我也开车去外面游逛了一阵子，所以全面搜查时我不在那里。不管怎样，作为我，完全没有怀疑教团参与事件的心情。

（麻原）被逮捕也完全没感到愤怒什么的。不外乎认为那怕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奥姆信徒来说，感情上愤怒之类是低层次的事，而认为较之愤怒，多少深一些看穿那里的情况才是美德。这样，我就考虑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认为重要的是继续做现在能做的有价值的事情。

大家商量往下如何是好。结论大体是应该做的只有修行。那里没有千钧一发的悲壮感。教团里面就好像是台风眼，平静得很。周围吵吵嚷嚷，可只要迈进一步，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就在那里展开。

说不定真是奥姆干的——开始这么认为是在现行犯被捕并且招供之后。他们几乎全是早有交往的熟人。既然有了那些人的话，这些人都说干了，那么就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么，以奥姆人的感觉说来，相比之下，自己是不是修行了才是问题，这和干了还是没干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怎么进行内侧开发，即使同奥姆干还是没干相比。

——可是，奥姆真理教团所推行的教义朝某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引起了那样的犯罪，很多人被夺去生命或者受伤。这样的要素原本就包含在教义之中的吧？关于这点是怎么考虑的？

那部分明显分开，作为真言秘密金刚乘(11)。做真言秘密金刚乘部分的人只限于层次特别高的人。只有大乘修完的人才能做那个，这点平时被一再强调。所以我们做的是离那儿很远的事。所以对我们自己一直做的修行或活动（即使事件发生后）根本没产生疑问。

——不过，层次高低姑且不论，真言秘密金刚乘在奥姆教义中作为重要一环是有很大意义的吧？

说重要也好什么也好，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画上画的饼罢了。同平时做的事、平时想的事简直不相干，离得实在太远了。去那里之前必须做的事要好几万年才能做完。

——所以你说无关。可是，假如你的层次一下子提高了，开始涉及真言秘密金刚乘部分，因而作为到达涅槃（nirvana）的途径而叫你杀人，你会杀吗？

我认为不具有真正看透轮回转生能力的人是不能做那种事的，不能参与那种事。问题是，奥姆里面，到达那里的人一个也没有，想必。

——可那五个人做了。

我不做。那个区别是有的。因为，对那种行为自己还不具有负起责任的能力。所以怕得无论如何也做不来。那种地方是暧昧不得的。不能看透他人转生的人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资格。

——麻原彰晃有那个？

我想那时是有的。

——那能测定吗？客观上能证明吗？

不能，现阶段不能。

——那么，受到现世法律制裁，无论出来怎样的判决都是没办法的，是吧？

是的。所以我不是说奥姆的本质都是对的。只是，那里面实在有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我，心情上总想把它处理一下，想把好处给普通人。

——说句非常常识性的话吧，在把那种好处给普通人之前出现了那样的犯罪行为，把普通人杀害了。不从内侧好好总结，却提出好处来，说“也有好地方”——这样子，谁也不会认可吧？

所以我想再不能用奥姆这一形式提出了。我还留在奥姆里面，那是因为过去给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对那个还没整理好，从个人角度。我觉得那里好像还有可能性。比如有没有内里招数（某种理论上的颠覆性），有没有前景什么的。所以现在想把明白的部分和不明白的部分区别开来，一个个弄清楚。

等两年左右。如果奥姆还是眼下这个状态，我就打算退出。但退出前有各种事情非考虑不可。不过，就不执著这点上，奥姆真理教团绝对世界第一。无论人家说什么，说没听见也好，说没传进耳朵也好，反正一点儿也不受影响。悲壮感那样的东西也没有，完全没有。即使对地铁沙林事件，感觉上也是“那是别的什么人的事，跟自己的工作无关”。

我不一样，我认为地铁沙林事件是坏透顶的事，是不能干的事。所以，“坏透顶的事”和自己一直体验的“好上天的事”在自己心中剧烈碰撞。简单说来，结果会是这样的：“坏透顶的事”这一认识占上风的人退出教团，“好上天的事”这一认识占上风的人留下不动。我还处于中间。也就是说要看看情况。

现行犯那些人，这以前一直对教祖说的话言听计从，因此获得了很大好处。在此前的阶段是没有犯罪要素的。所以我猜想恐怕是脱离了类似连续性那样的感觉。

“按照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安排人生日程。”

波村秋生（一九六〇年生）

生于福井县。父亲在水泥公司工作。兄妹三人，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大学后本来想学以前就感兴趣的文学和宗教，但同顽固的父亲谈不拢报考专业，“那么干活好了！”——于是在福井市内找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开始工作。他说高中时代讨厌学习功课，总是自己看书，以致同周围格格不入。当时看的主要是宗教哲学方面的书。

自那以来，换了许多工作，不断读书、思索和写作，对五花八门的宗教持续怀有兴趣。他的三十几年人生中一以贯之的，是“自己不适合现实世界”这一明确认识。这样，虽然他在和自己一样在与现世价值不同的另一体系中生活的人之间追求“连带感”，但追求当中总是无法舍弃“有所不同”的怀疑，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成一片。加入奥姆后这点也没改变。

现已返回故乡，在运输方面的公司工作。过去就喜欢海，现在也不时去游泳。对冲绳也迷得如醉如痴。他说，看宫崎骏的电影看得放声大哭，从而确认：“啊，自己正作为人带着一颗心活着。”

高中毕业时，我想最好出家，或者直接死掉。找工作什么的，太让人讨厌了。如果可能，很想好好过宗教性质的生活。就算活着，也只是造孽。与其那样，还不如死掉算了，死了对人世更有好处。

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汽车零部件销售公司上班，当轮胎推销员。所以最初推销得很不顺利。加油站啦、卖汽车的地方啦，每次都进去大声说一声“平时承蒙关照”，但往下的话就接不上去了。我吃不消，对方也为难。因此，刚开始那阵子根本做不成买卖。

不过里边也有好心人。公司里一个资格老些的人热情鼓励我，说他起初也因不会说话大伤脑筋，但干的过程中慢慢学会说话了。也是由于这个关系，我也渐渐习惯了工作，棱角磨掉了一些，多少能卖出一点儿商品了。那到底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学习。在那里工作了两年。辞职的直接原因是驾驶证被吊销了。一来不愿意给公司添麻烦，二来想趁机转行。

正好有个亲戚在东京办补习校，跟他一商量，他马上叫我过去。其实我想当小说家来着。这么一说，对方说那么不妨一边改小学生作文，一边练习当小说家。

这样，一九八一年初我来到东京，开始在大田区那所补习校工作。实际来到一看，和最初说的完全不同。“学当小说家？到底做的什么梦？社会没那么好玩！”——被冷冷训了几句，根本没让我批改作文。还骂我没本事，光是叫我干杂活。让学生安静下来啦扫地啦简单划×划〇啦，总干这些。和孩子们打交道我倒是喜欢，但生活艰难。劳动时间长，一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在那里工作的人全都被残酷使用。结果忍着干了一年半就辞了。

在福井那家公司工作期间我攒了一点儿钱，决心用那笔钱在一段时间里学习当作家。没有职业。那样的生活持续了三年。生活费一个月顶多五万日元(12)。除了起码的食品，什么也不买。我本来就不怎么花钱。一直看书写东西。住处周围的环境非常好，附近有五座图书馆，书很容易借到。今天这座图书馆明天那座图书馆，就那么跑来跑去。生活虽然孤独，但我没觉得孤独有多么苦。一般人想必耐受不了。

当时看的书大多是卡夫卡、《娜佳》(13)那类超现实主义小说。还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学校园节，一本接一本看那里的同人杂志。由于这个关系，结交了能谈文学的朋友。和一个早稻田大学哲学专业的人要好起来，他介绍我看了许多书。维特根斯坦(14)啦胡塞尔(15)啦，或者岸田秀、本多胜一。我为那个人写的小说所感动，但现在想来，和埴谷雄高的小说一模一样。

那个人的熟人中有一位姓津田的创价学会信徒，热心劝我加入创价学会。一直和他争论宗教性问题来着，但在他的劝说下——“嘴上这个那个说什么都没用，实际体验一下绝对人会变的，就当我骗你试一试嘛！”——作为一种入会体验进去住了一个月。但还是合不来。因为那是为了现实利益的宗教。相比之下，吸引我的更是纯粹的教义，例如奥姆那样的。那大概更接近原来的佛教教义，我是那么感觉的。

钱也花光了，我决定在西武运输那个地方给商店送货来维持生计。干那个干了两年。在池袋的西武百货商店装货卸货。虽然工作相当累人，但我本来就对格斗技术感兴趣，加上喜欢锻炼身体，所以对体力劳动不觉得怎么难受。临时工工资低，我就一个人顶三个人干。这么着，筋肉增加了不少。工作之余去日本记者专门学校的夜校上学来着。如果可能，打算写类似报告文学那样的东西。心想如果能写得像镰田慧那样就好了。

不过，那阵子我开始对东京生活感到疲劳了，清楚知道自己的心情很不容易控制，变得凶暴起来，动不动就发脾气。当时我对生态学也有了兴趣，说“回归自然”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觉得该返回故乡了，这样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我这人的性格，无论干什么都一样，一旦着迷就迷得晕头转向。那时对生态学着了迷。况且，看水泥森林也看累了，想看故乡的大海想得不得了。我一向喜欢海。

这样，我返回了老家，开始在“文殊”快中子增殖核反应堆的建筑工地干活。架子工。对这个我也看作是一种锻炼。那的确危险。在高处干活我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习惯了，但危险如影随形。好几次差点儿摔死。是啊，在这里差不多干了一年吧。从这“文殊”建筑工地可以望见大海。我挑这个活干，也跟这个有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看海。海真是好看啊！说实话，修建“文殊”那个地方的海，在那一带也是最好看的。

——可是，立志从事生态学的人修建核电站合适吗？

其实我是想把那个写成报告文学的。当时的确参与了核电站的建设，但那是因为我在考虑把它写成报告文学来把它抵消来着。主意或许不坏。喏，有《战场架桥》(16)那部电影吧？用意和那个相似。拼命建造的东西，最后亲手把它毁掉。当然不会放什么炸弹，但怎么说呢，既然自己喜欢的大海反正要被谁污染，那么干脆自己污染算了！是的，心情的确复杂，怕是该说肝胆俱裂吧。

干了一年，“文殊”施工也结束了，这回我去了冲绳。用当架子工攒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坐渡轮去到冲绳，吃睡都在车上。一道海岸接一道海岸，不断悠然自得地旅行，连续旅行了两个月。这么着，我彻底喜欢上了冲绳的大自然。冲绳的海的优点是不单调，各有各的表情，我喜欢看那个。首先喜欢上了冲绳的大自然，接着喜欢上了冲绳的人和文化。这么着，每年一到夏天，“冲绳病”那样的毛病就找上身来，没办法不动，非去冲绳不可。所以，工作实在固定不了。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可一到夏天就得辞职，一忽儿跑去冲绳。

就这样或安顿下来干体力活或再三再四跑去冲绳的时间里，父亲去世了。九〇年二月的事，我差一点点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和父亲关系始终不好。或者不如说，家里没有人喜欢父亲。在社会上倒一直是“好人”，但在家里是独裁者，反正无论什么非按自己的想法做不可。喝了酒就耍酒疯，小孩时给他打过。但后来我身强体壮了，没等父亲说我，我就先打了他。如今我后悔自己做得不好，尽点儿孝心就好了。

其实我父亲在当地共产党里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福井那地方保守，父亲做那样的事，孩子也很难找工作。我本来想当老师来着，但听说这个缘故，就打消了上教育大学(17)的念头。因此，对父亲是共产党员这点我一直怀有怨恨情绪。人格上的怨恨也是有的，但思想上的也是主要原因。我本来是宗教性倾向很强的人，但父亲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是合理主义、唯物主义什么的。父亲和我时常因此闹对立。我一说宗教性意见，就被他劈头盖脸骂一顿：“说的什么？神神道道的！”大发雷霆。弄得我十分伤心。心想他说话为什么那么过份呢？为什么对我做的事一样都不认同呢？

父亲情况不好时我在冲绳，得知后马上返回福井，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得的病是酒精性脂肪肝，死得非常痛苦。最后什么也不吃，光是喝酒，衰弱得不行，差不多算是自尽的。病床上的父亲对我说：“好好谈一次吧。”我回答：“求你了，快死了吧！”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我害死了父亲。

葬礼后过了三十五天，我又回到冲绳。当时在那里一处建筑工地干活来着。但离开福井老家，落得孤身一人，那时我情绪低落得很。父亲刚去世时倒是满不在乎，但回到冲绳后突然一蹶不振。就好像自己被活活拖进了地狱。啊，自己不行了，绝对下地狱，再也上不来了！就是这么一种心情。食欲也完全消失，得了重度神经官能症。抑郁症，严重的抑郁症。自己知道自己正迅速变得神经错乱。下雨不干活的日子，一整天在房间里蒙头大睡。大家都去玩“扒金库”去了，只自己一个人发呆。周围人都热情安慰我，十分难能可贵，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浮上来。

一天下半夜三点睁眼醒来，情况太糟了，觉得这回彻底不成了。神经错乱，好像就势变得人事不省。结果母亲马上打来电话，叫我立刻回家。但回到福井后，心病也总是不好。就好像心灵受了严重创伤，始终无法根除。不管干什么都高兴不起来。回来一个多月也没工作，只在家里愣愣发呆。

把我从那种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归终是冲绳的犹他。其实我看了莱尔·华特森的《白巫医》那本书，很受感动。

——那本书有意思吧？

最后，主人公博尚也成了癫痫，精神分裂症。但得了这种精神症患的人遇到了导师，当上了巫医。也就是说，把负面因素转换成了正面的。而且很受周围人尊敬。我就想，啊，自己也这样好了！于是这个那个查阅的结果，得知关于冲绳的犹他也有同样的记载。冲绳还有那样的救赎之路。那么，自己不是也可以当犹他的么？不是也有那种资格的么？我这么想到。对我来说，那成了一种解救。

之后去了冲绳，见到了有名的犹他。和好几十人一起见的，但只我一个人被犹他点出：“你，是有什么烦恼吧？”就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想必你是为你父亲的事烦恼。你执著于你的父亲。不舍下这个执著是不行的。你要忘掉父亲，迈出新的一步。你母亲还活着，你必须善待你的母亲。最重要的是过普普通通的生活！”听得这几句话，我心里一下子敞亮起来。觉得自己这下得救了。自那以来，一直在一个公司工作。到了夏天也不再一晃儿跑去冲绳了。下决心善待母亲，不辞职，好好干。

——原来是这样。爱德利安·博尚也许只能去那边，但你应该还能返回现世。劝你最好返回了吧？

是的，是那样的。劝我像普通人一样结婚育子，说那就是修行，就是再重要不过的修行。

或许可以说，我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做宗教考察那样的事。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介入基督教介入得很深，刚才也说了，同创价学会也有关系。现在也还去基督教的教堂。所以从时间上说，加入奥姆不过是我人生的极短一部分。尽管如此，却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细想之下，这还是很厉害的。大概奥姆本来就有那样大的力量。

一九八七年奥姆出现的时候，我给教团写信，希望寄入门指南小册子过来。小册子很快寄来好多。印刷漂亮得让人吃惊，不由得感叹刚出现的宗教团体居然肯花这么多钱！

那时福井还没有奥姆的支部。离福井不远有个名叫鲭江市的地方，那里一个姓大森的人每星期把自己的住处开放一次，作为奥姆分子集会的场所。也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就时不时去一次。在那里看了有奥姆出现的录像“活到清晨电视！”，看得我感动得不行。上祐的口才也够了得，让人佩服。他说奥姆信徒们所作所为是以原始佛教为基础的，通过修行来开发昆达利尼，无论问什么，他都对答如流。我心想真了不起！人了不起，团体了不起！

来那里的人都是奥姆信徒。但我不是信徒，类似前来参观的。聚在一起的一共有五六个人吧。我之所以没有怎么深入，是因为作为实际问题要花钱的。总之奥姆那个团体很花钱，动不动就三十万日元。有什么什么课程，十盘录像带就要三十万。说是麻原尊师的教谕，立竿见影，威力大，所以还算便宜的。大家都二十万、三十万痛痛快快交钱过去。看得我很害怕。也许因为我是穷人才分外有那样的感觉。

第一次在眼前看见麻原彰晃是在名古屋。大家一起坐大巴去名古屋。有人劝我一起去，加上我也有兴趣，就跟去了。我不是信徒，不允许向麻原彰晃提问。奥姆那地方，不上层次就什么也谈不上，而要上层次，就要有相应的钱。上到一定层次才能向麻原彰晃提问。再稍微上个层次，就能得到花环什么的。在名古屋看到了那样的场景，我觉得好像有些幼稚。麻原个人就是这样很快被神化起来的。看得我心里很烦。

从创刊号开始，我一期不漏地看奥姆的机关刊物《玛哈耶纳》。一开始不错，对每一个信徒的体验都很看重。各自以实名写自己的体验：“自己是怎样加入奥姆真理教的？”我看了，心里很受触动，觉得大家都非常坦诚。所以我喜欢看这本刊物。但一来二去，上面刊登的不再是一个个信徒的话，而由他一个人包了。很快把他捧上坛去，大家开始对他绝对崇拜。举个例子，麻原走路的时候，信徒赶紧把自己穿的衣服铺在地上，让他在那上面走。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如何都太过份了。中泽新一写过：“宗教团体一旦囚禁信徒，那个宗教就完了。”我也认为是那么回事。这个可怕啊！因为，如果过于崇拜一个人，自由那个东西就没有了。况且麻原彰晃是有妻子的人，孩子也有好多。从佛教本来的教义来说，这是不正常的。他本人忽悠说自己是最终解脱者，即使这样也不成为业障。至于他是不是最终解脱者，那种事谁也不晓得的。

我把这样的疑问毫不客气地摔给周围的人。奥姆里面，有相当多的信徒在交通事故等意外中死掉了。我认为这有些蹊跷，就问了一个叫高桥的要好的女信徒：“信徒死了这么多，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不料她说：“那些人死了可以的。因为尊师在四十亿年后投生为弥勒菩萨，会把现在死掉的人的灵魂提升上来的。”我觉得是胡说八道。另外，她还拼命攻击持续批判奥姆的《Sunday每日》总编牧太郎，问她何苦那么攻击，她回答说：“被攻击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在这个世上能和尊师有某种缘分的人是幸福的。就算马上落入地狱，尊师也会把他好端端提上来的。”

由于这个缘故，我同奥姆真理教保持间距，很长时间里都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料九三年一个姓北村的奥姆教团的男子开着静冈牌号汽车突然来到我家。打电话说有事想见我，我就见了。我同奥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接触了，所以有些个人兴趣，想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听他一说，好像越来越不成样子了。什么就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什么激光武器啦等离子武器啦，简直像科幻小说似的。话倒是说得相当有趣，可我心里想这下子麻烦大了。

那时他一再劝我信奉奥姆。我归终加入，刚才也说了，是因为碰上了那个姓高桥的女性。祖母去世，自己正垂头丧气的时候，高桥打来电话，说有话要说。她劝我加入奥姆，说她刚刚加入，希望一起思考奥姆。于是我见了她。比我小六岁，当时二十七八岁吧。我感到遇见那时的她是一种命运安排。那和父亲死时我感觉的命运那样的东西十分相似。我在心里不由得觉出了这点。自那以来，我和她这个那个谈得相当深入。一来二去，就加入了奥姆。九四年四月的事。

祖母去世恐怕也有影响。同我做工的公司因为不景气开始裁员也有关系。前面说的原因不明的心病也一直压迫着我——期待加入奥姆有可能使心病不翼而飞。

另外，高桥那个女性总让我放不下。不是恋爱那样的感情，但对她十分牵挂：这个人眼下在奥姆里陷得很深很深，陷得那么深不要紧么？我对奥姆是相当怀疑的，最好就这点和她谈谈。为此还是索性入教更直接有效。就是说，为了以后可以随时跟高桥交谈。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像说漂亮话似的。

庆幸的是，入教金比以前便宜多了，一万日元。预付会费半年六千日元。十盘录像带也免费赠送。作为信教仪式，入教后要看九十七盘奥姆录像带、看奥姆的书七十七册。数量惊人！但好歹应付下来了。到了最后，要念曼陀罗。拿一张印好的纸，反反复复念，用计数器计算次数。所以奥姆的人都有计数器。这个一般要念七千次。初期阶段七千次。我也做了做。觉得好笑，没正经做。这样子，和创价学会的“勤行”没什么区别。

再三再四劝我出家。教团这时拼命劝人出家，哪怕多争取一个也好。我虽然连信教仪式都还没有接受，但也劝我出家，说那个没关系。但我坚持到底，没出家。高桥那年的年底出家了。十二月二十日她往我公司打来电话，说“这就去了”。这是她最后的话。出家后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沙林事件发生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离开奥姆了。我想方设法说服高桥热心劝诱的人，阻止他们不要入教。大家知道我对奥姆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但信徒毕竟是信徒，九五年五月警察前来找我调查。那时警察已经全部掌握了谁是信徒。可能把名册搞到手了。这样，我接受了近代以前式的盘问。“你能够踏麻原彰晃的像吗？”——居然说出江户时期踩圣像(18)那样的话来。当时我深深感到警察局是很可怕的地方。

九五年北海道发生“全日空”劫机事件时警察也很快找来：“喂，你知道什么的吧？”时不时来一次，我简直成了被骚扰者盯上的女人。无论干什么都总好像有人在哪里紧紧监视自己似的，怪怕人的。警察本来是保护国民的，却反过来给人恐怖，尽管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可我总是担心弄不好自己也会被逮起来。这是因为，当时奥姆信徒一个接一个被以轻罪逮了起来，例如伪造有印私人信件啦等等。随便捏造个东西抓人。我也可能难以幸免。

电话也动不动就打来，问什么“奥姆没和你联系吗？”其实在那里老实不动大概就可以了，可我也够傻的，即使到了那种状态，对奥姆的好奇心也强烈得不得了，特意跑去大阪，和在修行站里的萨马纳（出家信徒）说什么话来着。在警察严密警戒状态下问人家：“你现在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情？”还把那里的奥姆机关刊物《阿奴塔拉·萨查》买几本回来。那时奥姆的书和杂志在书店已经搞不到手了，所以很想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结果，刚一走出修行站就被两个警察控制了，问我：“在修行站里干什么了？”一来害怕，二来嫌麻烦，就甩开他们逃了回来。但这样一来，给警察盯得更紧了。

——当时你认为地铁沙林事件是奥姆制造的吗？

是的，心想肯定是奥姆干的。尽管这样，还是按捺不住对奥姆的好奇心。为什么有好奇心？在社会打击下，哪一家书店都不卖奥姆的书什么的了，却仍然一本本推出机关刊物——我想自己是对教团的这种“体质”或者不屈不挠让人发憷的生命力怀有好奇心。那是什么样的呢？萨马纳现在实际上在想什么呢？我想知道这些。可以说，那怕是新闻记者式的眼光。看电视，上面也根本不报道这个。

——对地铁沙林事件本身你是怎么感觉的？

那是不可以的事，是不能原谅的。这点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对麻原彰晃和底端一个个信徒，必须分开考虑，因为底端信徒并不是全都是罪犯。底端信徒有的人还是怀有真正纯粹的心的。那种人我知道很多，他们是蛮可怜的。归根结底，那些人是不为社会体制所容纳的人、合不来的人，或者被从中排挤出来的人——那些人进了奥姆。我喜欢那些人。还是可以交朋友的，和那些人。同世上过普通日子的人相比，我对他们产生的亲密感要大得多。所以我认为坏的差不多是麻原彰晃一个人，全都集中在他身上。麻原还是很强的，有很强很强的力量。

但不可思议的是，再三再四同警察接触的时间里，居然觉出亲切来了。起始只是感到害怕、发憷。可是一来二去，渐渐产生了朋友般的感觉。知道电影《鬼马小精灵》里面的恶魔吧？尽管刚开始时是吓人的家伙，可是在反复接触过程中竟然要好起来。和那个同样。所以后来当对方问“怎么样，奥姆那边寄来什么没有”的时候，我就把手头的东西一件不留地递过去：“喏，来了这样的东西。”见我这么做，警察也相应带着诚意热情相待。这么着，我开始认为警察里边也有纯粹的人、诚实的人，他们也全都在认真努力做事。因此，作为我开始这么想了：如果那些人通情达理地相求，我也必须相应通情达理地对待才行，必须以诚意对待诚意。

过年的时候，高桥的母亲来了贺年卡，上面写道：“一切都是我们不对。”说起来，高桥的母亲最初也是奥姆的热心信徒来着。入教仪式也参加了。这样，我想无论如何都应该见高桥一次，有很多很多话想和她说。对警察我也这么说了：“我很想见见这个人！”甚至把那张贺年卡也给警察看了。

大概警察也理解了吧，心想：“那好，把这家伙当间谍使用好了。”于是，一天被××警署叫了过去，问我：“想不想给警察当一次间谍？”用没用间谍这个词记不清了，反正是这样的意思。总之是希望我进到奥姆里面找出情报告诉警察。我当然没心思当间谍，作为我只想跟奥姆的人接触。不过嘛，一来已经上船了，二来和警察也要好了起来，就想那也没关系，试试吧。

我么，的确是个轻率的人。孤独，没有朋友。在公司里也一直是小工，总是被吼来吼去。哪里也没有人正经搭理我。所以，当警察真心求我“好好干，争取把情报搞来”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即便对方是警察，如果能把情报搞来也是求之不得的。同我公司（运输公司）的人几乎谈不来，朋友当然没有交上。奥姆的人也没有了，高桥也出家下落不明了。我说“干一下试试吧”。这下子糟了。

——就算给警察当间谍，你也得不到什么吧，能有所得吗？

作为我反正就是想和高桥取得联系，想把她拉回来，不是当什么间谍。作为我的心情，是设法和奥姆的人接触。可要是不和警察合作做那样的事，我也难免被看成奥姆方面的人，我怕那个。那样一来，我也可能被当成现行犯。相比之下，还是索性在警察认可下行动会顺利些。作为我想说服更多的信徒——哪怕多一个也好——返回这边。说到底可能有些狡猾，狡猾啊！

——狡猾不狡猾倒也罢了，问题是太麻烦了！

是麻烦。可是就这么听之任之，高桥够可怜的，当时脑袋里全是这个念头。如此下去，她也肯定被当成罪犯。可问题是，就算想说服她，也不知她在哪里。如果这时候跟警察合作，说不定能得到她的消息，我是这么想的。但归根结底，她还是下落不明。时不时问一句，警察好像也没掌握，只知道她仍在出家。或者知道不告诉也不一定。

但不管怎样，我潜入奥姆的计划没有实施。这是因为，奥姆的福井支部也好金泽支部也好，都没有了。总之北陆的奥姆毁掉了。即使有间谍也派不上用场了。

——结果上还是那样好啊！对了，对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有兴趣？

极有兴趣。我现在三十六岁（采访时），诺斯特拉达穆斯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大。就我来说，就是按照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安排人生日程的。我有自杀愿望，想死，想马上一死了之。但还有两年才到末世，尽量忍到那时候吧！也想以自己的眼睛看看最后到底发生什么。因此，对设定末世的宗教也极有兴趣。除了奥姆，我和“耶和华的证人”的人也有接触，时常交谈。那些人的话倒是乱七八糟。

——所谓末世，就是说现在这里存在的制度荡然无存？

重组。对于按动人生重组按钮的向往。我大概是通过描绘那个来获得精神净化或心灵平和的，我想。

最近看一本书，得知就宫崎事件采访了小学生，有孩子说宫崎那个人脑袋好使，知道人去什么地方，所以认为他无论干什么都行。看得我胆战心惊，孩子居然都那么认为！我想有不少人在心中觉得这样的世道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尤其年轻人、孩子们。

“对我来说，尊师本应是最终解答疑问的人。”

寺畑多闻（一九五六年生）

寺畑君现在仍是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和几名同伴一起在东京一座双层公寓楼里生活。知道对方是奥姆信徒而愿意接受的公寓几乎没有，但这里的房东颇能理解，说：“既然（为了回归社会）无处可去，那么住到我这里来吧！”可是，有奥姆信徒的地方似乎蟑螂增多，采访时间里就看见不少在榻榻米上跑来跑去。房东想必也很为难。附近的人知道他们是奥姆信徒，还都冷眼相看。

一九五六年生于北海道，父亲是公务员，工作调动频繁。有一个弟弟。从外表看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但从小就不断沉思“自己为什么活着”这样的倾向可能是奥姆信徒的一个模式。作为思想，走的路线是从哲学到佛教，又到西藏密教、奥姆真理教。当过小学、初中老师，三十四岁时出家。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时在防卫厅工作，负责清洁器的维修。

现在每星期做一次家庭教师，好歹可以糊口。“不能介绍个学生给我吗？”他笑着说。看样子人非常老实认真，想必曾是个好老师。提起在教团设施里教信徒的孩子们时的事，脸上绽开笑容。

房间里有个小小的祭坛，摆着“麻原教祖”的照片和“林波契猊下”（麻原被捕后被视为“新教祖”的男子）的照片。

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北海道，大学也还是北海道的大学。倒也不是特想当老师，但让母亲说来，“你怕是只能当老师”（笑）。进大学前已在家待了两年。一年身体不好。有一段时间心里有哲学性困惑，整天闷闷不乐。去医院一看，血压高达一百八十，就在家里疗养。吃了降压药。是啊，是喜欢沉思那类性格，对周围也很介意。“哲学性困惑”那东西，就好像一方面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个做不到的自己，于是陷入自我厌恶之中。我想自己还年轻，不会通融。

专业是小学教育，在研究室学教育心理学。所以选择小学，也是因为喜欢孩子。与此同时，我身上存在以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下去。于是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在考虑这点的时候，孩子们说不定会反过来教自己。教的同时又被教。

从大学出来，在神奈川县一所小学找到了工作。地方考试千叶和神奈川都通过了，去哪里都可以，但我选择了神奈川。离开北海道没觉得怎么难受，搬家也习惯了，无论去哪里，我想都能交上朋友。小学在××市，算是乡下吧。

在学校，第一年就带班了。从二年级开始，三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一个班四十人，一开始实在吃不消，干得走火入魔似的。起初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去学校时，孩子听说新的年轻班主任老师来了，全都这么拉着我的身体一口一个“老师”。有的说：“我赛跑跑得快，看！”我说：“好。”就“飕”一下子跑了起来，直接撞在墙上，在那边“嘤嘤”哭了。第一天刚开始就出了事。马上去了保健室。

不过在小学教书是很开心的事。差不多当了十年教员，教小学五、六年级那时候对我是黄金时代。和父亲哥哥之间也相当和气，时不时一起唱歌或聚在一起吃自己做的糕点。在教员室也没有多么不快的事。也许因为自己还年轻，大家都能网开一面。

婚事也有几桩。父亲和哥哥也给介绍来着。实际交往的时期也是有的。但因为自己心里一直有迟早出家的念头……

——这件事早已考虑了？

是的。在遇上奥姆之前就已考虑出家了。不过当时勾勒的图像是很稳妥的：六十退休，然后以隐居的形式出家……

刚上大学时我对尼采和克尔凯郭尔(19)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渐渐为东方思想所吸引，尤其是禅。看了很多关于禅的书，就是所谓野狐禅。但对于禅具有的禁欲部分开始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接着——从时期上说，我想正是从工作时开始的——对真言密教产生了兴趣，尤其对空海(20)。于是登了高野山，暑假时转了四国(21)，去京都时访问了东寺，这样跑来跑去。

日本的佛教常常被人瞧不起，说是葬礼佛教。但反过来说，毕竟忍受漫长岁月的风雪存留下来了。即使在那样的传统中也必定会有真诚实践佛教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我没怎么看上新兴宗教。无论看上去多么壮观，充其量也就三四十年嘛！所以自己想在真言宗中做下去。

在小学教了四年，突然问我去不去中学。在同一市内，和小学隔一座操场，就是对面。我不太想去，想就那样留在小学不动。但不巧赶上小学生人数减少、初中生数量增多那一时期。我有理科教员证书，作为资格倒是没有问题，但小学和中学教法本身完全不同。那种差距让我相当烦恼。更不巧的是，我送毕业的六年级学生直接成了那所初中的学生。这么着，我教那些学生相当用心。由于他们对我在小学当教师的表现都很清楚，使得我有些棘手。他们一天天成长，我却止步不动。就算当中学老师，如果转去另一地区的中学倒还不至于有什么问题，我想。

转到中学第四年，第一次碰上奥姆的书。在书店发现《玛哈耶纳》小开本机关刊物，买来看了。那还是初期的东西，大概第四期或第五期吧。书中集中写了密教性质的瑜伽部分，我对这方面知道的不多，毕竟那时连中泽新一的书还没有看，就想了解得详细些。

一个星期日，我和同事去新宿买教科书，回来乘小田急线。也巧，豪德寺东站附近有奥姆的世田谷道场。也是因为正好有时间，就想顺便去看一下。当时上祐君来道场说法，称为“波亚聚会”。波亚意思是提高大家的精神性。

听起来觉得到底有厉害地方，简洁明快，总之。比喻方法等等，尤其有强烈打动年轻人的地方。说法完后回答问题，回答确实一语中的，同对方一拍即合。

那以后过了一个来月就入教了。入教时说得很清楚：三个月或半年，看看情况再说，看是怎么回事。入教费才两三千日元，年会费也不过一万日元左右，便宜。入了教可以得到定期刊物，可以参加说法会。说法会分面向一般人、面向在家信徒和面向出家信徒三种。最初一个月去一两回道场。

入教时我没有特别大的个人问题。只是，不管处于多么好的状态，都觉得身上好像开了个大大的风洞，反正心里凉飕飕的，总是填不满。一般从外表看来，什么问题都不存在。出家时周围人都那么说来着：到底有什么问题？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吗？

——我想，任何人一生当中都难免有难受、悲伤或消沉的时候，就好像要从根本上动摇人这一存在似的。你没有这样的体验吗？

强烈的没怎么有。怎么说呢……想不起来啊。

夏天去刚建成的富士总部住了三天两宿。但认真去道场是从那年（八九年）秋天开始的。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去，星期日回家，如此周而复始。平日在自己家里一个人修行。如果特别受到夏克提帕特(22)，就要为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身体。精力转移这东西是很微妙的，修行时必须聚精会神。或做亚瑟纳（瑜伽），或练呼吸法，或进行简单冥想，一般要用三个小时来取得二十个单位。坚持做的过程中，到底可以明白自身的迅速变化。对各种事物的考虑变得肯定、积极起来。确实有所改变。

道场里的人都够认真。诚实的人居多。当“师”的人也好指导的人也好，都很诚恳，感觉非常好。只是，就对外应对这点来说，怎么说好呢，要是再灵巧些就好了——这种地方是有的。啊，现在也还是有。喏，学生刚就业的时候有时会愣生生的吧？没社会经验是去不掉的。和这个一样，不了解社会的学生直接闯进来那样（生硬）的印象很强烈。

我想为出家辞去学校的工作，就找校长说再干三个月辞职。同据说是奥姆高徒的人也商量了，对方告诉我用不着那么匆忙做结论，再接着干一年大体尽了责任后出家不迟。虽然我心中有许多困惑，但经他这么一说，还是决定就这样再坚持一年。

不料，随着修行的进展，出现了深入“无影”（astral）状态的潜在意识。现实感渐渐稀薄起来。按理，有这一状态的时候必须同现世隔离。要是暑假期间出现潜在意识就好了，但不巧是暑假前出现的，大概六月中下旬吧。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教理科的，做实验时有时甚至忘记自己是放了化学试剂还是没放。因为现实感消失了。记忆模模糊糊，判断不了自己做的事是梦境还是现实。

意识去了那边，接下来必须返回这边才是，但很难顺利返回。这在经典中也有：到了那一阶段，就会出现那种分裂性的东西。就是说我到了那一阶段。那样一来，自己身上就失去了能够依赖的可靠东西。就我来说，有“自己置身的状况是这样的”的自觉还算好的，而弄不好，没准得上精神分裂症。这么着，我渐渐害怕起来。对那样的状态要果断治疗才行，问题是去精神科医生那里也没用，只能在修行中进行。这样一来，就还是非出家不可。既然自己身上没什么可依赖了，那么往下就只能依赖教团。况且我本来就是考虑早晚出家的人。

再次找校长提出辞职。教师在学年当中扔开工作是很不得了的事。校长基本能体谅我的立场和心情，准许我以请病假的形式请到暑假结束。但实际出家一看，得知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来来去去，就相当勉强地一走了之。所以，连招呼都没怎么打。这方面给学校添了不少麻烦。即使人家骂我是“不负责任的家伙”也是情有可原的。

出家是七月七日的事。学校工作要到七月底。出家时跟父母也联系了。父母马上来了。六月底的时候我已经请病假不上班了。父母大发脾气。作为我费尽唇舌说服他们，但根本说服不了。无论怎么说都说不拢。父母早就知道我对佛教感兴趣和做这方面研究，但他们不认为奥姆真理教是佛教。我就解释说，别看那个样子，从根子上无疑是佛教的。啊，从外表看，那么认为也是没办法的。奥姆有这种地方。

父母叫我马上回北海道：“是回北海道还是去‘那边’，现在就二者选其一！”还说年轻时候干什么都能从头做起，可过了三十再说重来可就没地方去了。我也很烦恼。但回到北海道老家也只是一如既往，什么也没解决。处于这种（精神危机）状态中，我想还是只能走佛教这条路。于是直接出家了。不过当时作为我相当苦恼来着。

还有，老师里边有个和我要好的同事，那家伙每天都拿着啤酒来我家，哭着劝我别去那里。但我要做的事是从小就一直追求的东西，只能这样跟他说：“对不起，就让我做一次好了！”

出家没几天就去了阿苏的波野村。在这里干土木工程。那正是教团设施刚封顶的时候。工作是够辛苦的，但也蛮有意思。这是因为分配的工作和以前做的事完全不一样，同时使用的是大脑中截然不同的部位，这让我感到新鲜。之后返回富士，在那里干了各种各样的活计。接着去了上九一色村建第二修行站。分配在钢筋班，给钢筋工打下手。

出家最初时期据说要“积功德”，主要是无偿干这种苦力活儿。修行多少也是做的，但几乎都是劳作。不过同当老师不同，可以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什么的，也没有责任那样的东西。就像公司中最低层的新来人员似的，把上边交代的事一件件干完就行了。精神上轻松。

不过么，父母也说了，对三十过后从社会现实价值观中滑落下来这点，我不能不多少感到不安。这要是不行可怎么办呢？但正因为这样，另一方面才要修行，只能拼命修行，倒退是不可能的——这种心情变得强烈起来。不能姑息自己。既然这么出家了，半途而废下场也很惨，一定要把重要的东西好好抓住才行。

转年（九一年）九月又去了阿苏。这回进了儿童班，工作是教全家出家的孩子们。一共有七八十个孩子。我专门教理科，另有人教国语和英语什么的。大体多是原来当老师或有教师资格证的人。编好课程表，以接近真正学校教育的形式教。菊池（直子）也在教育班教音乐来着，那个人是教育大学出来的。

——在那里，宗教性质的教育也搞了不少吧？

国语课中，以经典为中心的教科书是用来着，但理科和教义没多大关系。理科弄成“奥姆流”或采取那类教法是多少有问题的，就问开祖（指麻原）怎么办好。他说“理科即现世，怎么都无所谓”！就再次问那样真就可以吗？（笑）所以相当有意思的。我用电视节目的录像作教科书使用来着。另外还照样用了自己过去教的东西，按自己的想法编了课程表。有趣的，这个。这当中从阿苏转到上九。孩子们这里那里转来转去。开祖的孩子也教了，时不时（开祖）打招呼说：“好像蛮开心的啊！”不过，教孩子们大约教了一年，那以后就进入修行了。

如果仅限于宗教性东西来说，尊师肯定是相当有力量的人，我还是绝对这样认为的。见了对方因人施教也很巧妙，精力也非常充沛。很久以后我转到防卫厅那个地方，在那里搞清洁器那种和空气净化器的安装和维修。由于这个关系，每星期定期去尊师府上两三次。尊师小汽车的清洁也是我负责的。那时候直接听他说话，这个那个说了很多有启示性的话。我听了，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为我的成长在认真思考的，这点切切实实感觉到了。那种形象和现在公审当中的各种表现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审判词中常说什么对尊师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但就我个人情况来说，如果对他的命令理解不了而请示说“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时候，有好几次他都改变态度：“知道了，那么就那样好了！”如果提出意见，他都会变换方式，以便使我理解。所以就我来说，没有感觉到他的独断专行。

——或许因命令的种类、命令的对象不同而态度有所不同。

那我不知道。说丛林中也好什么也好，每个人都有各所不同的对尊师的印象，说法大概也不一样。

——对你来说，尊师麻原曾是怎样的存在呢？说起来都是（GURU）、智者，但每个信徒对他的印象多少有所不同的吧？

对我来说尊师是精神上的领袖。这和预言什么的无关，就佛教方面的教义来说，他本应是最终解答疑问的人。佛教这东西，无论怎么读原典，也不过是字面罢了。一个人就算读原典读得再详细再深入，那也是自以为是的歪曲——虽说不是野狐禅——不应该那样，而应该通过正确的修行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正确加深理解。一个阶段结束后，必须停下来再次验证种种情况，确认自己有了如此这般的进步。如此翻来覆去。而为了坚持下去，就必须有老师往正确方向引导。这和学数学是一回事。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只能相信老师说的话做下去。这次记住这个公式，下次记住这样一种算式的用法等等。

——不过，在中间阶段，“这个老师果真是对的吗”这样的疑问也会出现的吧？例如哈米吉多顿(23)啦共济会(24)啦，你都能领会吗？

共济会因素我想局部上是有的。我当然也不是把共济会的话全部信以为真。但我认为是用共济会这句话来把握更广义的状况的，把握导致精神荒废的物质主义……

——奥姆真理教团中途有了性质上的变化，是吧？暴力性部分的色彩明显了。制造枪支、研发毒气、私设刑堂。对这样的转变可感觉出来了？

没那样的感觉。有那种事也是后来知道的。在里面的时候一无所知。不过，在里面的时候感觉出外压增强了。情况不妙或身体变糟的人也增加了。这么说或许有点儿那个，反正间谍那样的人也不断进来。

——实际谁是间谍，能直接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不过有公安紧紧贴着，理所当然该有相当数量的间谍进来。

即使地铁沙林事件社会上认为自始至终都是奥姆干的，但在我看来，犯罪主体的确可能是奥姆，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团体在这里那里参与进来。但那种事实如果弄清楚了会成为大问题，所以就想这样过去——我觉得是有那种意志发挥作用的。当然，证明这个是有困难的……

——那怕是有困难的。不过还是说回教团里面的生活吧。教团里的生活是淡淡的吗？

不，相应的纠葛也还是有的。就拿最初去的阿苏那时来说，有的事都让我大吃一惊：浪费怎么这么多！好不容易刚刚建成的建筑物马上就拆毁了。说是建成的东西不合适，就一下子拆毁了。这样子，岂不简直成了校园文化节了？文化节的模型什么的是大学拼命建造的，用完就三下两下毁掉了。和那个同一回事。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校园文化节是最花钱的。可那又为什么要搞呢？那是因为大家齐心合力做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啦各种技术啦等眼睛看不到的要素。为了这个拼命建造，然后毁掉。修行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么回事。在那种共同作业当中，自己的心的状态很快浮现出来。

——仅仅因为计划随意也不一定。

那也可能是的（笑）。不过，那怕也是没有办法的。那个只能作为那个接受。日本的企业不也多多少少都是那个样子的吗？

——可是，修了水库又马上毁掉的企业是没有的哟！

啊，倒不至于弄到那个地步。

——没有人对那种随意性抱怨或发牢骚吗？

有的。有人说有人不说，各种各样。

一段时间参加过村井君领导的科学班。那时想做大鼓，研究猪皮的鞣法，要鼓鼓捣捣搞很多名堂。又是去皮革研究所研修，又是调查木头用什么样的好，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完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适合做大鼓的木头。结果差不多半途而废，随便对付一下。后来搞的是——刚才也说了——清洁器开发，总之就是极大的空气净化器。

另外，也因为同清洁器有关，转到了刚成立的“防卫厅”。九四年的事。厉害吧？听名字（笑）。从土木到科学，再到防卫厅。我是当游戏干的。基本和小学分班一样，大家来定角色，有的孩子当“总理大臣”什么的。至于建立真正的国家，那种事想都没想。

我干的是清洁器维修。一共做了六十多个带室外机的巨大的清洁器。这东西由室内用进化到活性炭了。所有的维修都由我们自己干。说痛快些，那东西维修起来比制造麻烦。故障多。漏水啦马达不转啦等等。

——有沙林计划的第七修行站也有清洁器吗？

那里我没进去。如果进去，我现在肯定不在这里了。

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当天，我在第二上九等待警察来强制搜查来着。那时已经知道要来强制搜查了。媒体也来了几个人，我想。但上午九点还没来，就以为今天不会来了，开始工作。结果一开收音机，里面说东京那边地铁发生异常情况。啊，本来是不可以听广播的，是不知不觉打开的。我就跟身旁同伴说这怕也要找到奥姆头上。强制搜查蜂拥而入是大后天的事。

——你现在认识到奥姆教团一部分人制造地铁沙林事件这点了吗？

认识到了。刚才已经说了，虽然作为我现在仍有费解的部分，但既然当事人已经那么招供了，正在公审，那么想必是那样的。

——关于麻原的责任你怎么看？

如果有责任的话，那是应该用法律制裁的吧。只是，如我刚才说的，我心目中（关于麻原的）部分同在法院里的现在的麻原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作为（GURU）、作为宗教家，（麻原身上）还是有特别的东西的，所以，现在想关注下去……

加入奥姆真理教之后得到的美好部分，我身上也是有不少的。但那个是那个，坏的地方必须作为坏的地方彻底清算。眼下我正在做这个，在自己身上。至于往后到底怎么样，老实说，我不太清楚，包括我自身会怎么样。

只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佛教和奥姆真理教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仅仅用“精神控制”这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么我想说至少不是那么简单。说得夸张些，因为那是我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岁一直以“实存”追求的东西。

——西藏密教的修行是以导师和弟子一对一的关系，以绝对皈依进行的吧？但这样会如何呢？例如本来很好的为师之人中途因为什么而变得怪异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以电脑来说，因为感染病毒而功能变得莫名其妙的时候，是没有对此加以监控的第三者性质的系统的吧？

我不知道。

——这样一来，那里就会有本来的危险性，对吧？毕竟是绝对皈依。这次幸好你没参与事件，但从理论上追究下去，假如导师命令你为了修行把谁除掉，你是不能不那么做的吧？

这个地方，弄不好怕是任何宗教都牵扯到的地方。不过，即使命令我那样做，我想我也是不会做的。唔——大概还没有皈依到那个程度（笑）。我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托付出去。反过来说，或者该说我身上是有那种类似懦弱的东西的。此外，我这人的性格，不管什么都要自己想通才能动。也可以说是常识吧。

——那么，如果使你想通了，或者照做也不一定。“寺畑，其实是这么回事。所以，这里必须除掉。”——如果被这么彻底说服了，那会怎么样呢？

啊，不太清楚啊，不好说什么。唔——到底很难啊！

——我想了解的是，在奥姆真理教这一宗教的教义中，自己这一存在被置于怎样的位置这点。修行过程中，究竟哪里到哪里交付给教主，哪里到哪里由个人管理？这部分听你说也没看清。

自己这东西是不受任何干涉而独自成立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有的。那要置于各种环境的影响下，或者置于经验、特定思考模式的影响下。而这样一来，哪里到哪里是纯粹的自己这点就搞不清楚了。佛教是从自己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的自己这一自觉开始的。距离所谓“精神控制”最远的，实际就是佛教。有可能接近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

——自己这东西，分为表层部分及其深处的无意识部分、黑匣子那样的部分，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某种人将打开黑匣子视为旨在探究真理的一项使命。这或许接近你所说的“无影”……

所以作为了解那个的手段而冥想修行这个东西，就是说要接近自己心中最深的部分。从佛教观点说来，潜在意识的深处有类似一个个人的本质性扭曲那样的东西，要把它矫正过来。

——我认为，人这东西应该同时进行打开黑匣子和把它整个吞下去这两项作业。否则，将在很多局面陷入危险。但是，听现行犯们的发言，觉得没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没有解析和直觉的同时存在。再说深一点，只进行解析，而把直觉暂时托付给谁不管了。对事物的看法变得极其静止（static）。所以，被拥有力动主义（dynamism）的麻原下令干什么，恐怕就很难说No。

这方面怎么把握才好，我不太清楚。但您说的我好像可以理解。就是指智慧部分和知识部分吧。

不过么，另一方面——同这一事件完全无关——为了自己心灵的成长和解脱而认真地拼命努力的人也是有的。当然，毕竟作为教团干了坏事，那也是没办法的。这么说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问题是实际什么坏事也没干的人因为不值一提的轻罪而被逮捕或在各种场合遭受歧视。拿我来说，我去外面走也有警察跟随。想找工作也这个那个麻烦多多。离开教团设施的人连住处都找不到。媒体单方面想散布就散布什么。这种事情体验起来，对社会就越来越不能信任了。

说是抛弃教义就肯接受，可出家那样的人作为动机是纯粹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精神上有懦弱之处。说实话，如果在家照常工作就能修行来提升自己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但因为行不通，所以进入出家这暂时性隔离状态。说现世羁绊也好什么也好，反正那些人在这类问题上还是有抵触的。

我们的体制也有相当大的改变。从基本地方改变的。在外人眼里或许丝毫没变，但内部做了很多变革。总想返回从瑜伽阶段开始的最初的形式。也许被人说把开祖的孩子直接弄成开祖岂有此理，说我们根本就没反省……

——我倒不认为岂有此理。但是，没有以正规形式就自己干的事加以总结也没有反省没有道歉，就那样子不明不白地继续活动，我想社会上任何人都不会理解的。“那是别人干的事，教义基本是没错的，我们也是受害者”——我想事情没这么简单。教团的性质也好教义的构成方式也好，其中应该包含危险因子。我认为教团有义务加以总结并公之于世，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设想的宗教性活动不就可以了么？

虽然不是全部，但我想一点点搞一个中间报告，完全彻底的总结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可是没有发表它的媒体。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我们也希望痛痛快快告诉我们。但日本的佛教界不摸不碰，一言不发。

——那大概是因为你们只想用你们的话语和文法说话的缘故吧？要能够用普通话语、普通逻辑对普通人说话才行。如果想居高临下说话，谁也不会听的。

哎呀，难啊！用普通话语说怎么说呢（笑）？不过么，反正已经给媒体单方面说成那个样子了，说已经什么都信任不得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厌恶感先冒出来了。不管说什么，一上媒体就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字。肯传达我们真意的媒体一家也没有。在这当中即使叫我们诚心诚意地说，老实说，那是很难的。啊，说我们努力不够那也是奈何不得的，的确有这样的地方……

只是，要说能够总结到什么地步，那还是要看关键的麻原开祖本身，他还几乎没有讲述其真意。关于这一事件，我想到底都要归结到那里。在那种状况下，我倒是打算尽自己一切努力，但要把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说得让世人明白，那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我还这么留在教团里，但请你理解，出去的人也并不认为教团百分之百不好，留下的人也并不认为教团百分之百正确。在两种都不是的fifty-fifty（半对半）的摇摆中退教或留下的人也有很多。所以，并非像媒体所描绘的那样留下来的都是铁杆信徒。相反，麻原教的人基本都出去了。

在困惑当中脱离教团的人说不定明天回来，在困惑当中留下的人没准明天一走了之。这个那个大家深感苦恼。离开的人从个人角度跟我商量的时候也有。眼下我倒是多少有点儿余地，但有一阵子老是想怎样才能回归社会来着。

现在靠临时当家庭教师生活。和住在这里的人互相帮助，过集体生活。一起住的同伴现在干土木建筑方面的零工去了。倒是说如果村上先生来，想见一见，但因为打工出去了（笑）。感觉上好像大家都在打零工。隔壁房间的当卡车司机。这个干很长时间了。如果说自己是奥姆信徒，绝对找不到工作，所以瞒着没说，当然。

这个房间我们每月付四万两千日元租金。淋浴有，但没有浴缸。除了房租几乎不花钱。电视不看，吃饭外订。嗜好品一概不买。此外水电费要多花点儿。这样，两个人一个月生活开销六万日元左右。如今的学生一个月都要十万日元的吧？我们都这样过最低标准的生活。

媒体报道奥姆正在积极开始经济活动什么的，没那回事。当然，ALEPH那家同奥姆有关的公司还在继续，但由于警察横加干涉，经营不容易。出家信徒中有不能外出做工的老年人，病人也有。那些人必须由我们照顾。他们的伙食费也好什么也好，我们是要保证的。因此，老实说，经济上并没有余地。

——你教过的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

大体全部返回（社会）了，在普通学校学习。打零工是养活不了孩子的，所有父母们都不再出家，正式工作了。找到工作估计也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孩子们怎么样了，具体我不清楚。很多是父母硬从学校拉开领走的，可能有的孩子留有心灵创伤。现在也有处于拉离状态的。不过，那些孩子本来就够顽强的——说顽固也好——在里面教起来也很伤脑筋来着。所以，现在说不定很顺利（笑）。唔——为什么那么顽强呢？不明白啊。反正和外面的孩子不同，精力充沛得很，简直就像往日的调皮鬼似的。不听我的，束手无策，伤脑筋。

我们的指导方针本身是不能过于使用打骂那样的暴力手段。好好商量着从理论上说服对方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比如说，我们既是出家人，如果自己不遵守出家人的戒律，说服力就根本无从谈起。这和自己吸烟却让对方别吸烟是一回事。孩子们对大人的这种地方是看在眼里的。好像领到哪里一座设施去了，但接收他们的那个设施的人想必也焦头烂额（笑）。

（寺畑先生后来脱离了教团）

“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

增谷始（一九六九年生）

一九六九年出生于神奈川县。父亲是工薪人员。原本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但在家里渐渐产生隔阂感。一来二去，几乎不和家人说话了。对体育和学习都丝毫没有兴趣。但喜欢绘画，从小学开始就进美术部活动。

在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本来对宗教性质的事情没有多大兴致，但在被几个新宗教打招呼后开始有了兴趣。在听各自介绍的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最后是奥姆真理教团，于是入了教。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不久前由于批判教团运营方针而被关进上九一色村的单人间。感到自身有危险后逃走。结果被教团开除教籍。

考虑问题倾向于确立逻辑。因此，基本上对奥姆真理教采取批判性态度，但对于能想通的方面则予以肯定。修行过程中经历了若干神秘体验，而对于世间所说的“超能力”和末世思想、共济会“阴谋说”则几乎没有兴趣。对于后来朝那一方向发展的教团变化，从在教团内部时就有不谐调感，只是，尽管怀有那样的疑问和失望，但在自身危险作为现实的东西迫近之前，很难下决心脱离教团。

眼下隐瞒“原信徒”这一事实，靠打零工独自生活。长时间吐露了自己的心情。

对于人生并没有怀有多么大的不满，也没感觉出困难。不过，对于自己在这个现实社会中这么活下去这点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足”。对艺术有兴趣，在绘画上投入很多精力。但是，想到只是这么画几张画来多少取得一点儿收入平平淡淡度过人生，就实在感到兴味索然。在这当中，上大学时在书店发现奥姆方面的书，翻阅之下对书的内容产生同感，开始认为较之这么绘画，说不定转向宗教性实践更能接近自己身上类似自证性（identity）那样的东西。

最初去奥姆道场是在京都。偶尔一个人去关西旅行时得知在京都开了道场，心想正好，就顺便去看了。道场非常俭朴。设在出租公寓里边，祭坛也简单得不得了。看上去没有像哪里的“既成宗教”那样大把花钱，当时感觉相当清廉。穿的衣服也非常朴素。松本（麻原彰晃）也来，也有机会听他说法。

松本说的内容，老实说，听不太明白（笑）。也是因为旅行累了，听着听着睡了过去。但说法本身让人感觉有很强的流势那样的东西。印象中好像讲的有些深度。那时我的注意力莫如是在艺术直觉和神秘性愉悦方面，没怎么从逻辑性上思考。

说法结束后，让希望详细交谈的人留下来，我就留了下来。同据说解脱了的村井秀夫进行一对一交谈。村井本身没有什么神神道道的气氛，看样子只是带有普通空气的一个修行者。就身体什么的这个那个说了一遍，然后——如今想来是奥姆的常用手法——提出：“那么，入教好吗？”去那种地方的人大多是本来缺少什么的人、寻求什么的人嘛！说起来，道场气氛也不坏，加上对方无所谓似的劝我入教，就顺水推舟，当场填写了一张表格。入教费三万日元。当时没带钱，回东京后给的。那是大学一年级时的事。

过了不久，开始去世田谷的道场。干的全是散发教团传单的事。同修行相比，据说还是先做这种活动“积功德”来得重要。赶去道场，那里已把东京的地图分成几块，今天决定在这个地区，晚上开车过去散发传单，“你在第几号街”——就是这个感觉。这么着，我就转来转去往人家信箱里塞传单。干得相当热心。一件事干完时，有一种充实感：啊，活动身体好舒服啊！于是当时心想因为积了功德，所以尊师送来了活力。

——归根结底，散发传单比上学有趣。

或者不如说人生的方向性已经整个变了。就算建筑设计学得再好，将来工作再顺利，如果就那样为止，不也是无奈的吗？相比之下，如果能通过不断修行而最终获得解脱，那应该还是这样好——我开始这么考虑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对现实生活失去了兴趣，把人生目标换成精神达成那样的东西——这样认为可以么？

是那样的。

——为那种本质性疑问感到苦恼的人，从年轻时候看各种各样的书，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并且不断验证，从其积累中选择某种思想体系——这样的模式我想是有的，但你不是这样。相对说来，看上去似乎是情绪先行，一下子进到了奥姆里面。是这样的吧？

那方面恐怕还是因为太年轻吧？或者说在接触种种思想之前碰上了宗教。

不管怎样，上大学和奥姆同时进行渐渐变得困难起来，比重无论如何都往奥姆方面斜倾。课不怎么上，学分拿不够，眼看就要留级。那阵子，跟松本见面时，他说得直截了当：“你出家好了！”也是因为那正是微妙时期，就想直接出家算了。

那玩艺儿叫秘密瑜伽。松本坐在中间，周围坐几个高徒模样的干部，自己坐在那前面，或单独咨询或忏悔什么的。那时还在做那样的事。一般信徒也能直接交谈。啊，当时正是为了扩大教团而尽量增加萨马纳（出家信徒）人数的时期。所以我想，较之深入考虑我的事情而叫我如何如何，恐怕更是出于增加出家人数的目的。同伙也这样说来着：“现世生活所以变得不顺利，是因为出现‘出家karma（业障）’的关系”。那以后很快出家了。那时已彻底同奥姆情投意合，对出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既然师父叫出家，弟子出家是理所当然的。那时认定松本是能够解答自己疑问的人。听他说法当中，产生了那种信赖感。

还是出家前的信徒的时候，那次众议院选举活动也做了，适当帮忙来着。那是师父的意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他交代的事，但对选举毫无兴趣。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或者像感觉错位似的（笑）。但对我来说，不管怎样，最重要的都是“解脱”，简单认为其他事象和本质没什么关系。即使有同自己感觉不相容的东西，也认为自己的感性和想法并非一切。认为既然解脱者说“那是对的”，那么其中很可能有自己不解其妙的东西。奥姆信徒那类人，都好像有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认为虽然自己不懂，但那里边可能有某种深意。

家人反对来着。但在自己心目中家这一存在本来就很淡，所以没发生什么纠葛。大学退了，宿舍退了，东西处理了，进了教团。最先去的是富士山总本部。能带的东西的量是有规定的，只限于两个衣箱。此外光身一人。这是九〇年的事。总的说来，我想我是初期的出家信徒。

接着被送去阿苏的波野村。那时地面上还什么都没有，必须完全从头开始建筑作业。首先是劈山平地，体力活儿。大概是因为上大学时学的是建筑设计，所以分配我干建筑方面的。虽说是建筑，但学校搞的只是制图。放着身强力壮的人不用，却挑我去，我以为可能是误解，就说这怕是不对头吧。但还是对我说：“反正去就是了！”结果只干了一天野外作业，我就对上司纳罗帕师（名仓文彦）明确表示：“这活儿我干不来。”我没有体力，那种劳动没办法。于是被分去了生活班。负责准备伙食或收拢要洗的衣物什么的。结果周围人对我直皱眉头。生活上花了相当时间才习惯。但我很努力，认为完成GURU交给的课题就是皈依。后来渐渐习惯了，开始觉得这很普通。

中途离开的人也很多，阿苏那时候的活计很艰苦，很多人离开回去了。但我想现在回归现世也无济于事了，就直接留了下来。或者不如说那里有那里的满足感。食物叫“奥姆食”，把相当旧的旧米和野菜煮在一起，每天每日全是这个。这样的生活持续久了，脑海里难免浮现这也想吃那也想吃的念头。但想到所谓烦恼就是把这种痛苦包括在内的东西，就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受这类东西的束缚。让这样的痛苦得到升华就是修行。我本来过的就是接近素食主义的生活，所以吃的东西倒没怎么让我感到痛苦。不如说由于不受现世这样那样的羁绊了，生活过得很释然。

在波野村住了多长时间呢……没有日历那个东西，日期感觉根本谈不上。我想住了相当长时间。长期待在那种封闭空间中，过一成不变的俭朴生活，潜在性焦躁就多了起来。那种走投无路和追求解脱的心灵之间有相当多的纠葛。

后来因为参加动画班被叫到富士山总本部。那时阿苏已不再是教团的中心活动据点，完全成了废弃场所。因此老实说，能从阿苏出来是很高兴的。在动画班画动画用的画。不料那种动画相当粗糙，怎么这个样子呢？感觉上。其实是用动画说明松本具有如此这般的超能力，比如空中飘浮什么。写实倒也罢了，可是给人家看这种动画，我想谁都不会相信的。实际上出来的效果也不满意。从这时开始接触松本的机会多了起来。在那过程中，我对松本、奥姆渐渐产生了不信任感。

那以后做了种种样样的工作，过了不久，麻原彰晃来了指示：“你进入修行！”所谓修行，就是教学、冥想，还有立式礼拜。修行有精神上感到充实的部分，但可以说还是辛苦的。除了上厕所和吃饭，一整天一直坐着不动。睡觉也坐着。几点到几点教学接受测试，几点到几点练呼吸法。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那样的修行做半月到几个月。日常感觉很模糊，想不起来了……但一旦成了“长期人”，就要持续好几年，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出来。GURU师察看情况，或让你出去或让你继续。我时不时要修行相当长的时间。修行，然后重返工作，再进入修行，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

——所谓层次，那是由麻原彰晃决定的么？比如说“你明天去这个层次”什么的。

是那样的。但我根本没上层次。连“神名”（holy name）都没捞到。

——可你干了相当长时间，修行也很卖力气，对吧？怎么没上去呢？

奥姆有这样一种地方，就是优先给现实意义上对教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以解脱。类似灵性层次那样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也包括在评价里面，但现实性贡献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我想。例如就男的来说，学历就很管用。东大出身的人比普通人要早些给予高度解脱啦或让做更重要的工作弄成干部啦，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女的又不一样，长得是不是漂亮有很大作用。是这样子的，和现实世界没多大差别（笑）。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对松本是没多大用处的人。有一段时期我认为自己上不了层次是因为努力不够。但与此同时，大家好像都有这样一种感想，觉得东大出身的人特别受尊师喜爱，身边朋友时常这么说，还说那不对头。话虽这么说，但最后还是认为想这个归终是自己有污秽啦有业障什么的，这样不了了之。因此，就算有什么疑问冒出来，也还是把一切归结为自己有污秽。若反过来有好事，就认为这是托GURU的福。

——行之有效的体制啊！说再生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一切都在内部自行完结。

归根结底，我想这是让我们消解自己这个东西的途径。

进教团之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来着。但在里面生活久了，志向就一天天消失不见了。但是，哪怕再对奥姆不满，也还是认为比返回现世过充满烦恼污物的生活要好。况且，毕竟是想法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生活，精神上也还是留在那里放松。

——从九三年前后开始，教团开始变质，暴力性增加了。这方面可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说法渐渐转移到真言秘密金刚乘，越来越多的人气势汹汹地说“往下搞真言秘密金刚乘”。在这当中，我感到自己跟不上这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了，感到这东西不适合自己。当然，那阶段还不知道应以怎样的形式实施。修行内容也逐渐增强了异常性，日常生活中把武艺也弄进来了，教团气氛迅速改变。在这当中该怎样活下去呢？这点我考虑了很多。

话虽这么说，一来无论我怎么想，教团都硬往那个方向发展，二来已经解脱的（当时是那么认为的）松本声称那是最短的捷径，就觉得那也是无可奈何的。或留或去，二者必选其一。

而且从这时开始，修行中开始有倒吊这玩艺儿进来。破戒的人被用铁链捆腿倒吊起来。用嘴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百分之百是“拷问”。被反复倒吊过程中，捆绑的腿部完全没血上来，真以为腿断掉了——被搞过的人都这么说。

所谓破戒，比如性欲破戒和女孩子发生关系啦有间谍嫌疑啦手上有漫画书啦，无非这些。我干活住的房间就在富士道场的正下面，上面有很大的呻吟声传来：“啊、啊、啊——”那完全是要死要活的叫声：“快杀了我吧，死了算了……”那是忍受不住没完没了的剧痛而挤出来的不成声音的声音。实在太让人听不下去了，感觉就好像那里的空间扭歪变形了似的。干活当中也有连哭带喊的哀求声传来：“尊师——、尊师——，救命啊，再不敢了！”听得我很有些毛骨悚然。

过激的修行当然有其相应的意义。但做到这么厉害的地步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内心不能不划个问号。但不可思议的是，实际被倒吊过的人至今仍相当执著地留在教团里。就是说，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差点儿折腾死，最后又对他说一句：“表现不错啊！”这样一来，大家就认为自己通过了加给自己的考验，GURU哟，谢谢谢谢！

弄不好当然有死掉的。倒是没有通知我们，实际上越智直纪君就死掉了。不久又开始接受服药仪式。我也接受了。接受的人说大概是LSD。幻觉出现了，但作为达成解脱的手段不能不怀有疑问。

修行当中谁死啦谁企图逃走而被逮住怎么处理啦，这些消息不知不觉会传进耳朵。只是，奥姆的信徒终究是传言，没能成为情报。所以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仅仅是传言，没有办法确认。况且，即使作为情报有某种程度的确切性，但由于这时已经有真言秘密金刚乘教义进来摧毁了信徒的善恶观念，所以最后也还是归结为“这是救赎啊”这一认识。总之教义说“救赎前什么都会发生”。

间谍之说当时在教团内流传开来。使用测谎器到处找间谍来着。口称仪式，把教团所有成员用测谎器统统过一遍。不过说来也怪，既然GURU已经掌握了教团的一切，那么是不是间谍岂不一目了然了？连那个都不清楚，还能引导这么多人解脱吗？尽管这样，大家还是说有某种内面意义而加以默认。

有一次，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被关进单房——这倒跟间谍测试无关——接受调查来着。在测谎器跟前这个那个被问了很多。其中有无法理解的不愉快的问话，所以问完后他对上头的人说：“问那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我看没有意义。”实际上也是用不着特意确认的属于个人隐私的卑劣提问。但那肯定惹得上头恼火，事后新实智光马上对他说：“你的部门有变动，赶快收拾东西！”结果直接被关进单房。被关的理由也不告诉。从这方面开始完全变得莫名其妙起来，本来是为解脱而修行的，现在却变成了单纯惩罚的一部分，在形式上。

单房只有一张榻榻米大小。被领去的地方大概一共有十间左右。相互隔开，门外上锁。因是夏天，本来就热，但里面又放火炉进去。让人喝装在塑料瓶里的奥姆特制饮用水，在要命的酷暑中出汗，喝了变成汗释放出去——在那里做这样的修行。想必意思是把不好的东西排去体外吧。浴缸当然没有，浑身上下全是污秽，一块块直掉。大小便用便盆。头昏眼花，脑袋几乎运转不了。

——居然没死！

呃，能死倒还好受，真想一死了之。但人这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是相当顽强的。被送进单房的，主要是动摇的人、没用的人那一类人。至于什么时候能出来，当然不知道。于是我一开始就下了决心：好咧，在这里认真修行好了！要是稀里糊涂的，就永远也出不去了。心想在这里只能用肯定性思维方式，咬紧牙关向前迈进。

修行日课有名叫“巴尔多引导”那样一种仪式。先被领去另一个房间，手在背后铐上，一丝不苟地盘腿坐好。然后使用鼓槌那样的东西“砰砰”敲击铜锣，让阎王登场表演。并让人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什么“我要修行、我要修行”啦，什么“我决不返回现世”啦等等。但有一天领进去后突然被按倒在“希哈”（富田隆）和端本（悟）跟前，被新实把嘴和鼻子紧紧塞住，根本呼吸不得。还说“你在舔上面”。差点儿被弄死。好久使出浑身力气挣脱出来，我强烈抗议：“人家这么认真努力，为什么还这么做？”结果勉强镇定下来，又一次回到单房。但有了这件事之后，我彻底想通了，想要认真做的时候，应该不会这样。

那以后，在单房里做了几次类似基督教那样的仪式。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新实给药物时候的态度极端没有人性，眼神简直就像对待实验动物似的。命令“喝”时候的口气冷冰冰的，感觉非常不屑。基巴卡（远藤诚一）和巴基拉·蒂萨（中川智正）来单房查看的样子我看见了。虽然喝药喝得意识短路了，但这点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是来确认药物反应的，得知他们是为了做药物实验来使用被关进单房的萨马纳的。想必他们认为既然活着也没用，那么往下只能用来做人体实验积功德。这么一想，不能不认真考虑自己背负的命运。

难道可以这么死在这里吗？可以作为人体实验动物死掉吗？如果这样，恐怕只能返回现世。这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人道了！奥姆究竟怎么了？实在让人吃惊。

喝药之后房门是开着的——大家都浑身瘫软了，门暂时敞开不关。我是比较容易醒来的，或者喝药还没喝得那么瘫软，就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看好周围后，三两下换上衣服，溜出设施。倒是有人警备，找空子顺利逃了出来。

（增谷君从路上碰见的本地人那里借得交通费，返回东京父母家。逃出一个月后，得知自己被奥姆真理教团开除。开除的理由无中生有）

就这样返回了现世。返回来并不是想过现世生活，而是因为再没办法追随奥姆了。此外没有地方可去，就回家寄居，这是老实话。那时家人都很高兴，庆幸我平安回来了。但毕竟亲情断了五年时间，心理上无论如何也很难重返家人关系。这是因为，奥姆好坏另当别论，不能满足现世这点自己心中是很清楚的。因父母不理解，归终关系破裂，互相磕磕碰碰，于是我从家里出来。

——在那之前，九五年三月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对此你有怎样的感想呢？

起初没能认为是奥姆干的。确实，因为强调真言秘密金刚乘，教团内部气氛也变得相当莫名其妙起来，但没想到竟会拿出沙林来，想象都想象不到。毕竟连蟑螂都不能弄死的教团嘛！再说在里面的时候，时常从其成员那里听得“科学技术省”滑稽可笑的失败故事，认为不可能搞出那么复杂的东西。虽然电视上报纸上说是奥姆干的，但无论奥姆教团还是上祐（史浩）都咬定自己没干，所以最初相信他们来着。后来随着搜查的进展，教团的答辩也出现了矛盾，我就开始纳闷了，渐渐认为或者干了也不一定。回头看看日记，发觉自己的心情离开奥姆是在那年（九五年）八月前后。八月间，开始认为奥姆制造地铁沙林事件已是事实。

尽管脱离奥姆是因为对奥姆理解不了和认为那种事怎么也实践不来，可是对返回的现世还是没办法适应。比较现世和奥姆，看上去无论如何都还是想要超越烦恼的奥姆的姿态显得地道。自己所投身的奥姆到底是什么呢？我再次沉思起来。到底它哪里对哪里错了呢？

离家后在便利店干活或打零工生活来着。如今跟父母也和解了。和奥姆时期的朋友取得联系，也见面。其中既有人全面认同奥姆，又有人尽管承认地铁沙林事件是奥姆的过失，却又认为教义本身并没有错，各种各样。但不管怎样，同奥姆一刀两断、返回现世后以现世价值观生活的人几乎没有。就我本身来说，对奥姆的兴趣已彻底消失，现在正转向原始佛教。（退教的）其他人身上也全都以某种形式留下宗教性东西。

——消灭欲望或烦恼，那当然是个人的自由。可是把自己的类似自我行动原理那样的东西托付给他者＝GURU这点，客观看来，我认为是包含极大危险的行为。不具有这种认识的信徒、原信徒仍然数量很多吗？

这方面有明确认识的人恐怕是很稀少的吧！瞿昙·悉达多(25)说“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以自己为岛而不靠近他人”。这就是说，佛家弟子需要通过修行来发现真正的自己，看清那里存在的污秽、烦恼，把它消除干净。

可是松本所干的，是把“自己”和“烦恼”画等号。说为了消除自我，必须连自己也一起消除。还说归根结底人是因为爱自己才这么苦恼的，如果抛弃那个“自己”，那里就有金光闪闪的自己本身。这同佛教所说的截然不同，是一种价值的偷梁换柱。自己这东西是应该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地铁沙林事件那样的恐怖罪行，我想就是从这种廉价自己迷失的程序中产生的东西。人一旦失去自己，对于胡乱杀人和恐怖主义就会失去感觉。

说到底，奥姆所干的，与其说是寻找解除烦恼的根本途径，莫如说制造抛弃自己的言听计从之人。因此，所谓奥姆修炼成功的人，总之就是彻底染上“奥姆颜色”的人，不是悟得真理的真正的“解脱者”。抛弃现世出家的信徒在“救赎”的名义下为争取布施而东奔西走等等，纯属本末倒置。

我不认为松本是一开始正常而后来渐渐变得反常的。即使不是全部，他也是最初脑袋就有那种念头的。错误一开始就包含在里边，他分阶段地向前推进。

——就是说，他脑袋里一开始就已形成了将来要进行真言秘密金刚乘这样的构图？而不是中途妄想恶性膨胀以致弄歪了方向？

我想两方面都有。作为一个要素一开始就有了，而在一批盲从者（yes-man）的围拢中逐渐失去了现实感觉，结果妄想膨胀开来。

不过与此同时，估计他曾以他的方式认真思考救赎这个东西。否则，谁都不至于不惜出家追随他的吧。多多少少恐怕有某种神秘东西的。就我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那是瑜伽、修行什么的带来的神秘体验。

——现在的教团排除了麻原彰晃，冻结了成问题的真言秘密金刚乘，往下会一如既往继续教团活动吗？对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呢？

因为教团的教义、性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即使不马上发生什么，不久也还是会从中再次产生犯罪行为的——我想有这样的危险性。况且，现在留在教团的人，就算沙林事件，也应该是潜在性加以接受的。对于继承同一教义的危险性，信徒们大概还没有自觉认识到。他们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教团好的侧面，我想。

作为我，想到地铁沙林事件的各位受害者，或者想到直接作案的过去同伴们，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心情，恨不得对至今仍相信奥姆进行活动的人说道：“还在搞什么名堂！”问题是，即使这么劈头一句，他们也只能愈发弄硬外壳缩进里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点点出示事实，使他们自己察觉出来。

至于我本身往后如何跟现世达成妥协，这是很难的问题。从属于什么团体已经让我腻烦了，往下我想只能自己单干下去。啊，自己身上的欲望也有想消除的部分，但只能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一步一步努力下去。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这样那样在奥姆真理团待了七年时间吧，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那些岁月吗？

那没有的。失误或许是失误，但通过超越那个，我想其中会有价值出来的，作为一个转折。

其中也有人把奥姆经历统统抛开，不看报纸不看报道什么都不看。闭上眼睛，报纸啦新闻啦一概不看。可是如果那样做，就什么也不能从失败中学到。那样做说不定会导致犯同样的错误。这和考试出错是同一回事，从哪里错的呢？必须追究才行。否则，下次还会在同一地方出错。

“说实话，我的前生是男性。”

神田美由纪（一九七三年生）

一九七三年生于神奈川县。父亲上班，属于极普通的中产阶层家庭。从小就有被神秘东西吸引的倾向。十六岁时得到麻原彰晃的书，看后受到震动，和两个哥哥一起兄妹全部加入奥姆真理教。不久为集体修行而从高中退学出家。

和她交谈起来，不难明白奥姆真理教对于她是个理想的“容器”。的确，较之在“现世”生活，还是进教团修行对于她幸福得多。她根本无法从现世事物中发现价值，除了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几乎没有兴致。因此，脱离现实而专心进行精神修行的奥姆真理教团就好比一个乐园那样的东西。

当然，十六岁进入教团受到“纯粹培养”……那种“拐骗·洗脑”式的把握方式也是可能的。但相比之下，我的心情更倾向于“世上有这样的人怕也未尝不可”这一看法。何必大家非得在“现世”中摩肩接踵气喘吁吁生活不可呢？就人世没有直接作用的事项埋头思考的人多少有一些也应该是可以的。问题是，除了麻原彰晃率领的奥姆真理教团，此外几乎找不到用来接受这类人的有效的网。而且，从结果上看，那张网偏巧含有巨大的恶之要素。归根结底，简单说来，所谓乐园那东西哪里都不存在。

就动机的纯粹性思考的时候，现实就变得异常沉重。被纯粹性排除的现实，看上去甚至似乎在某处窥伺复仇的机会。和美由纪交谈当中，我忽然这样想道。

同现世的人这么长时间交谈起来不会惹污秽上身吗？分手时我这么问道。她略一迟疑，坦率回答：“在理论上的确是那样的。”一个认真的人。请我吃她自己做的面包，爽爽的，好吃。

出生地是神奈川。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哥哥。父亲在一个比较刻板的地方上班。呃——，是的，说起来怕也不全是因为上班的关系，但一般看来，仍然是个给人以认真感觉的人。从别处也听说他工作相当一丝不苟。所以，总的说来，同家庭相比，父亲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尽管这样，在星期天等日子，他还是领我们去了好多地方。母亲很体贴人，这个那个尽心竭力，为我牵挂很多事情，自己注意不到的事也提醒我注意。呃，是个极普通的家庭，没有什么和外面不一样的地方。类似家庭问题那样的东西也一概没有。

从小我就有过很多神秘体验。例如做梦什么的，梦见的也和现实毫无两样。与其说是梦，莫如说是一种物语，反正长长的、清晰得不得了，醒来也全都记得，包括细节。在梦中我去了各种各样的世界，“幽体脱离”那样的事也做了。那样的体验一天天翻来覆去。从懂事时一直这样。所谓“幽体脱离”，就是身体一动不动，呼吸停止，就那么飞走那样一种状态。累的时候尤其体验得强烈。一种神秘体验。

这样一来，就能经历这个世上不可能有的事情。比如在梦中使用超能力飞上天空，或者乘坐当今世界还不存在的交通工具，甚至都能驾驶。为什么能驾驶这样的东西呢？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那和所谓“梦”不是一个东西。一切跟现实一模一样。“这是做梦，和现实不同”——说起来是能分清二者的差别，可是在出入同现实过于相似的梦境当中就混淆起来了：哦，这是现实？不是现实？二者的区别就分不清了。哪个是真正的现实，变得糊涂起来。或者不如说梦境变得真切得多。这点搞得我相当苦恼：这个世上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哪个是我真正的意识呢？

那种体验的影响，我想恐怕还是非常强的。跟父亲、母亲也把这个说了，但他们对我说的很难理解。反应半信半疑，好像是说真有那样的事不成？

相对说来，我属于内向型性格。但朋友也还是有的，在学校也和一般人一样。虽然对学习不是那么喜欢，但擅长的科目是花力气的，例如国语什么的。看书也喜欢。喜欢科幻小说，两个哥哥推荐看的。漫画和动画什么的也常看。数学什么的不行，体育也不怎么喜欢。

母亲总是催我好好学，说学好了可以进好学校，进了好学校就能找到好工作……说的都是一般话。但老实说来，我对学习没多大兴致。特别是考高中什么的，根本无法从中发现价值，无论如何都不认为那个很重要。

梦继续做。梦中我所体验的实在五花八门。穿越了各种各样的世界。怎么说呢，一时性或许是开心的，但持续时间不长，不觉之间就土崩瓦解了。类似战争的东西也体验了。战争中很多人都死去了。那种时候我分明感觉到有对死的恐惧。对于身边人死去的深切悲痛也体验了。那种事一再反复当中，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什么都长久不了。正因为这样，世上才有无常造成的痛苦。

——就是说，对你来说，意识中有一个同现实生活平行的“另一生活”。而且，同现实生活相比，在“另一生活”中所体验的种种样样的感情更加使你获得了那种明确的认识，是这样的吗？

是的。虽然没有在身边体验过有人实际死去，但在电视上看到患病的人快要死了的场景，心里就想现实世界也还是无常的啊，这里也有同样的痛苦啊！（在我身上，梦和现实）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

高中上的是神奈川的公立高中。当了高中生，得知说话内容到底是和初中不一样的。和异性的恋爱啦、时装啦、卡拉OK啦，成为主要话题的基本是关于那类游玩的。可我完全没办法从那里边找到价值。所以没能够参与其中交谈下去。

因此，大多时候自己一个人看书。自己也写文章来看。我做的梦是故事，感觉上只要按情节写下来就成一本书了。实际上作家中也是有这样的人的吧？以梦为题材，从中得到启示，用来写成小说。

就我本身来说，我没有特别想要男朋友那样的念头。即使周围人有了恋人，我也不羡慕。在那种事情上发现不了价值。

十六岁的哥哥说“这是好书”，借给我几本奥姆的书。一开始以为是“超越生死”啦、“认证仪式（initiation）”啦、“大乘瑜伽经典”啦什么的，看着看着觉得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就是这个！恨不得马上入教。

书中写的，是我们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而必须解脱的事。所谓解脱，如果是最终性的，就会使幸福长此以往。比如，就算我在生活中感到幸福，那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从小我就常常对这一事实产生一种类似无常感的东西。于是心想，要是幸福能永远持续，那该多么好啊！也不光我，要是所有人都能那样，那有多好！在这个意义上，我被解脱这个说法强烈吸引住了。

——你所说的“幸福”，具体说来是怎样的东西呢，比如说？

比如和朋友这个那个闲聊，有时也还是很开心的。即使跟家人交谈，极开心的时候也是有的。在那种时候我感觉到了幸福，心想现在感觉到的心情要是就这样持续下去该有多好。是那样的，对我来说，交谈是很重要的。对游玩什么倒没有多少兴致。

若说解脱是什么，总之还是有苦恼，简单说来，那种东西全部消失的状态大概就是解脱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因此，只要解脱了，就能从这无常的世界中挣脱出来。由于书中写了抵达解脱的具体修行方法，我就在入教前每天自己练，练了一段时间。在家看书做亚瑟纳（瑜伽），呼吸法也天天练。

两个哥哥也看书看得被奥姆吸引住了，说想入教。是的，毕竟是兄妹，三人想法大同小异。虽然没有我那么强烈，但大哥也有差不多同一种类的做梦体验。二哥也好像有不少那样的体验。

这样，三人一起去世田谷道场，在接待室讨了入教申请表。因为一开始就打算入教，所以马上开始写姓名和住址。但对方说要听听情况，被领进里面同道场的大师交谈。问起为什么入教的动机，三人都回答“开悟和解脱”，大师非常吃惊。一般人的回答似乎大多是现世利益或超能力什么的。

于是，大师介绍了种种情况。那时我想，怎么说呢，在道场里我感到一种类似非常不得了的“安心感”那样的东西。空间本身让人觉得释然。结果三人当天就入了教。入教金——包括半年的每月会费——记得每人三万日元。我手上的钱不够，哥哥借给的。

——三个孩子同时成为奥姆真理教的信徒，父母没说什么吗？

那时还没有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大致说是瑜伽教室那样的东西。后来教团在社会上动不动成为话题之后，才这个那个说了不少。

入教后一段时间一直散发传单来着。就是所谓“志愿活动”。把教团的传单折起来放进信箱，或在街头直接递交。星期天时常去支部做那种活动。这个很开心的。志愿活动做完后，到底有一种充实感：干得好啊！不知什么缘故，心情变得开朗起来。有那样的体验。志愿活动即功德。积了功德，上升能量就会增加——奥姆时常这样说。

在那里也交了朋友。另外，上初中时的同学也加了进来，一起发传单什么的。不是我积极劝诱的。我只是说有这么一件事，对方就说“啊，我也想入教啊”，如此而已。

入教后继续修行。不久，体验了坐禅跳跃。据说这是“空中飘游”的前一阶段。总之就是一下一下蹿上天空。在家里练呼吸法时突然出现的。那以后就能随时随意做到了，起始在自己也不知道的时间里一下一下蹿起来，接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控制了。

不过刚开始那阵子可不得了，忽然蹿了起来，这可如何是好呢？大伤脑筋。家人什么的也吃惊地看着。据说我来这个算是相当快的。我猜想到底是从小就有灵性的关系。

入教后一段时期一边上高中一边进行教团活动。但无法从学校生活发现价值的心情在我身上变得越来越强烈。说没意义也好什么也好，说白了，就是厌了。总之做的事正相反。例如同学全都张口闭口说老师的坏话，但奥姆有“不说人坏话”的戒律。对这方面我感到很矛盾，或者不如说觉得跟不上他们了。对身边人讲的话也完全没办法跟上。现在的高中生，一开口就全都讲怎么样追求快乐。可是奥姆的实践是为了“不追求快乐”。截然相反。理所当然，说话说不到一起。

往下，为了得到解脱和开悟，较之在家，还是出家修行来得快，这是事实。因此，脑袋里一直有想快些出家来取得解脱和开悟的念头。在家修行就已感觉出了自己正在迅速改变，作为心情很想变得更快些。

把想出家的希望告诉教团后，得到的答复是：“既然那么想出家，出也不碍事的。”

——出家意味着抛弃烦恼。你有什么难以抛弃的“烦恼”吗？

出家时到底是有极大困惑和纠葛的。原本一直和家人一起生活，而往后却连见面都不自由了。这对我是最难受的事。再比如吃饭，一旦出家，就只能吃规定的东西了。啊，吃东西实际上倒没那么难以忍受，但不仅是这个，能否坚持下去的担忧也不小。

大哥已经从大学退学出家了。父母劝他至少读完大学，说读完再出家不也可以的么，但他没有改变想法。二哥一直在家，好像没有出家的意思。

我出家时父母哭了，一再挽留。可我认为自己眼下这个状态，在真正意义上不可能给父母以好的影响。所以我采取（更大意义上的）“爱”而不是一般所说的“亲情”。还觉得自己的真正改变也可能给父母以好的影响。不用说，分别是痛苦的。但我说服自己，咬牙出家了。

出家最初去的地方是山梨县的清流精舍，在那里修行。后来移到东京的世田谷道场，因支部活动派去的。具体说来，在那里接待在家信徒。此外就是印刷传单拿去信徒那里。由信徒们分发。在新的生活中，感到“寂寞”的时候是有的，但关于出家本身没有后悔。在教团中也交了新朋友。当时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接二连三出家进来，在世田谷道场也和她们处得相当愉快。说话一拍即合。话题？同样是怎么修行才能进步啦什么的。说到底，大家都是无法从现世中找到价值而来这里的人，无论如何都只能说这些。在世田谷待了一年，接着转到富士山总本部，在那做事务工作。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往下转到上九一色村第六修行站，在那里负责制作“供品”的工作。这是为诸神上供食品的工作。上供完了，由萨马纳（出家信徒）吃掉。

——总之就是做饭。大致做怎样的东西呢？

这个么，面包啦糕点那样的东西。一段时间也有汉堡包那样的东西，还有米饭、海带、油炸食品之类。食谱各个时期多少有些不同，做拉面的时期也是有的。原则上是素食，不用肉类。汉堡包什么的也用的大豆蛋白。

做饭的人数各个时期也多少不定。最后阶段三个人做来着。都是女性，只能由指定的人做。毕竟供品是神圣的。

——就是说你是被认为有做那种工作的资格的？

嗯，我想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这是相当累人的活计，几乎可以说是体力劳动。成天每日从早到晚做（饭），累趴下的时候都是有的。有一时期因为萨马纳（出家信徒）数量非常多，做饭量也多，光这个都花半天时间。没工夫休息，一直干个不停。

是这样的。有一百个萨马纳，就要做一百份饭供在祭坛上。不单单做，还要运去有祭坛的房间摆好。供在那里，供完还必须分配给萨马纳。

食谱是上边的人定的。基本上是按如今日本人所需要营养素计算的，觉得这样没问题了，再编成食谱。味道？关于味道，也时不时端给外面来的人吃，都说到底够“俭朴”的。担心太好吃了会增加烦恼，所以这方面适可而止。总之就是“不能给味觉纠缠住的伙食”。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做多少好吃的东西，而是提供生存活动所必需的营养。

面包和糕点也自己在这地方烧烤。工厂也大，和面机啦切割机、烧烤机一应俱全。食品采购有专人另外负责。

唔，没有专门培训厨师那样的部门。开祖（麻原彰晃）时常提醒的是：“要一个个用心做！”做完（饭）后要冲洗机器，他说：“洗机器时就当作洗自己的心来洗！”因此，平时做的时候也尽可能注意尽量用心去做。出家前在家的时候对做饭多少有兴致。偶尔倒也做，但不是日常性的。但来上九一色村的四年时间里，一直在第六修行站做供品。

——麻原彰晃住在第六修行站的吧？

是的。住所有几处，但主要是第六修行站。虽说是同一修行站，但场所是离开我们住的地方的，时不时见面的机会倒是有的。我想偶尔会吃我们做的东西，不过那少而又少。平时有别人做（教祖的食物）。

修行和工作平行进行。修行当中到底明白了许多事情。自己的烦恼状态啦、能量上自己处于怎样的状态啦，这样的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以相应的形式改变修行内容。为解脱花了四年时间。

——解脱是由教祖决定的吗？比如说“好了，你这回解脱了”？

嗯，我想最终是那样的。这个么，解脱是要有种种条件的，教祖在判断你完成了其中几个的基础上认定是否解脱了。一般说来，差不多全是进入集中修行时完成解脱的。解脱方面有一种“极严修行”。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秘体验。大体齐全了，再加上心灵状态也清净了，就意味着达到了解脱阶段。

解脱时赋予圣名。到了后来，体制变了，即使没解脱，而只要到了某种程度，也会得到圣名。

——你从小就体验了梦境啦、“幽体脱离”啦那样的东西，出家进教团后那个怎么样了？

出家后，灵性进一步提高，不可思议的体验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同以前相比，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巧妙控制了。做梦也能认识到“这是做梦”，随心所欲加以控制也变得可能了。另外，开始想起自己的前生，身边人将来转生到什么世界也能看见了。

想起前生时，尽管实际身在此处，但可以活生生体验到那时发生的事。一下子就恍然大悟：“这是我的前生！”那一瞬间就了然于心。这是一种类似开悟的东西。

说实话，我的前生是男性。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的确好些事情都完全吻合。小时候我常被错当成男孩子，弄得我往往觉得奇怪：怪事，怎么会这样呢？但如果前生是男子，就豁然贯通了：噢，原来如此！

——性别以外的事如何呢？比如说前生犯的罪也会影响到当下的人生吗？

会的。就我来说，小时的经历也有开心事，但苦恼事也有。总之就是说前生坏的部分恐怕是必须清算的。

——我绝不是吹毛求疵，但任何人或多或少想必都是那样的吧？这同灵性啦转生什么的无关。无论谁一般都有自己讨厌的事吧？

是倒是的，唔。只是，我那时还小，无所谓好的状态坏的状态，又几乎没过现实生活，却从那时就开始有那种体验，这恐怕还是有从前生继承的部分吧？

——即使在还没有过现实生活的阶段，比如肚子饿得瘪瘪的时候没人给东西吃，特别想让母亲抱的时候却没抱——这就是不幸体验，是吧？和前生也好罪也好都没关系。我想那是——年龄阶段的差异固然是有的——自己怎样同现实发生关连的“痛感”问题……

所以我说明白那个的是明显特定的场合。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时（一九九五年三月），我一如往常在第六修行站做供品来着。事件是从奥姆的人嘴里听得的，像是说东京发生的那种事是奥姆干的。我完全不认为是奥姆干的。谁干的我不知道，估计是别人干的而世人推到奥姆头上。

在那之前说上九一色村的设施被洒了沙林受了毒瓦斯的攻击，但那次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变糟的人身边突然多了起来。我也是其中一人。肺部出血，口出血。病倒起不来的时候也是有的。往下是吐血痰，头痛，恶心，而且身体容易疲劳。因此我想，洒毒瓦斯怕是实有其事。若不然，不可能大家身体一下子变得那么糟。在那之前那种事一次也没有过。

强制搜查时，老实说，我还是吃了一惊，认为我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觉得是被单方面弄成那个样子（坏人）的。第六修行站也来搜查了。做供品的地方也全都搜了。做（饭）的事给打断了，没办法给萨马纳（出家信徒）配饭了，大家不得不断炊一天。警察到底是可怕的。看到周围有人挨打了，一脚踢飞引起脑震荡什么的。

——你一直在第六修行站，没觉得事件前后周围发生什么不正常的吗？

没有。因我一直在第六修行站做供品。那种事没有听到，也没看到。我们和其他信徒的横向联系仅限于第六修行站内部。工作忙，不怎么外出，外面的事不清楚。常说话的朋友，只是同样做供品的同代女孩子。很要好的。

——沙林事件现行犯被捕后开始招供，教团参与事件这点已经清楚。对此你是怎么想的？

那个、那样的消息实际上进不来的，几乎没有听说。至少我在的地方是这样。毕竟是荒山僻野。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所以那样的理解基本没有。

当然，不是那样的人（没有排除情报）的人里边也是有的。即使报道，只要有意，也还是可以搞到手的。我对那种东西没有兴趣。何况根本没以为是奥姆干的。电视也好动画也好都不太想看，尽可能避免接触那样的东西。

心里开始动摇是在第二年适用破防法(26)的消息传来之后。如果适用这个，过去的同伴们都要七零八落，不可能集中修行了，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受保护的环境中生活了。必须自己维持生计。这让我感到不安。

——就是说，一旦适用破防法，出家生活就不能继续，必须自己干活挣钱。这样一来，修行就要受到妨碍，心里这才受到振动。但在那一时刻，“可能是奥姆干的”这一疑念即使在事件过去一年后也完全没有在你脑袋里出现，是吧？

是，是那样的。没有疑念那个东西。周围人也全都是同一心情。从根本上说，第六修行站的人几乎不同外部接触。想必还是因为那种信息进不来，所以大家才那个样子的。

归终，我在第六修行站做供品一直做到被上九一色村勒令退出那天为止。一旦供品中断，萨马纳吃的东西就没有了。最后萨马纳人数已经少了很多。全部一步步出到外面了。这是因为，如果没有生活基础，突然出去也没办法活下去。一开始若不打点零工，连房租都付不起。萨马纳只能领到“业财”——所谓“业财”，就是每个月萨马纳领得的钱——手头的钱微乎其微。这样，心想还是先一步步出去打一点生活基础为好，结果留下来的萨马纳数量就慢慢少了。还是寂寞啊！人像梳子掉齿一样渐渐少了，感觉上我是最后一个。撤离是九六年十一月一日的事。

撤离后去了琦玉。那里有十来个奥姆的人。房东是个气量大的人，说“奥姆的人也不要紧”。其实，也是因为那是没人租的不上不下的东西，感觉上多少算是一座楼。生活费大家打工来挣。能干的人干活，来养活不能干的小孩和老人。

我打算用在第六修行站做供品的经验，关键时候开一家面包店，准备用那座楼的一楼来开。资金是我家里的人支援的。

——不过父母是够豁达的啊！

嗯，我想是豁达的（笑）。这样，如今在开面包店。最初店名是蛮可爱的，叫“空中飞的糕点君”，但由于媒体报道受了挫折。提交开店申请阶段报纸电视就一窝蜂赶来。我猜想消息是从政府那里流去媒体的。反正店名给清楚捅了出去，电视上也有图像播出，结果遭到客户拒绝：“再不和你打交道！”原因是“奥姆信徒开的店”。总之买卖实际上做不下去了，一时被逼进了死胡同。

这样一来，向一般顾客就卖不动了。也利用网页做来着，但由于有名字出现，又被全部拒绝。想改个店名重新开张，但这也百般不顺。客户要来拿货，但给警察拦住了：“你为什么去那里？那里是奥姆开的店，知道吗？”——这样子哪能做成买卖。我就想在外面零售，开车零售许可那样的东西取得倒是取得了，但考虑眼下状态，反正警察要跟着找麻烦。那一来，根本谈不上维持生计。

这么着，现在做的面包卖给萨马纳和信徒。一星期做两次，送到萨马纳那里。这样好歹能够维持。外部完全卖不出去，眼下。

即使现在，也还有警察在店前。一旦有平时不常见的人往店走来就开始盘问，好像是说：“这里是奥姆开的店！”意图不太清楚，莫非警察也要摆出正在干什么的架势不成？也曾被警察索要过面包，也给过。后来又要的时候，就说：“那么买好了！”

时不时把自己做的糕点拿去附近的人那里，那时候也这个那个闲聊。他们说：“本来担心你们做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原来是在老老实实做面包、糕点什么的啊！”看这情形，到底是媒体影响的。

——离开修行站，开始这么在现世生活以后，对于沙林事件或坂本律师事件什么的，现在是怎么看的呢？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认为那一系列事件是奥姆真理教团制造的。

是啊，这以前自己在生活中体验的奥姆真理教和外部说的奥姆真理教之间，差距到底太大了，自己还没归纳好，或者说有的地方还不知怎么判断。

就事件来说，如今开始认为那样的事实也可能是有的。只是，现在审判当中的证言也变来变去的。究竟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还是无所适从。

——关于“那时谁怎么说的”这类事实的具体证言确实有变化，但那五个教团干部为了杀害不特定的多数乘客而在地铁中施洒沙林这一事实并没有动摇。我想知道的是你对这一事实的意见。我并不是想指责你个人，仅仅是想了解你对此是怎样认为的？

呃——，还是难以相信，或者说难以设想。就我个人出家生活过程来说，杀生那一行为我一次也没有做过。一只蟑螂、一只蚊子都没弄死过。自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身边人也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我都亲眼看见了。所以不能相信，到底怎么回事呢？

关于真言秘密金刚乘的说法确实听过，但一来不曾联系现实考虑，二来也没有按照那个行动。只是作为以前听得的无数教义中的最后一小部分来接受的。

对我来说，GURU是对修行中的困难给予帮助的存在。我是这么认识的。在那个意义上，我认为是我所必需的存在。

——不是绝对存在？不是绝对皈依？

绝对……是啊，当然也被开祖问过“这个能做到吗”那样的话，但那时我也自己判断，回答说“那有点儿难”。并不是他说的什么都满口答应。看周围也没有那样的事。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并不是绝对存在那样的东西。媒体倒是以那样的形象来把握的……

人到底是不一样的吧？我想其中也有人喏喏连声，但明确有自己的想法和按自己的想法做事的人也是有很多的。

——假如你处于那样的立场怎么办呢？承认教祖是绝对GURU，相信只有他才能引导自己，所以如果他说“你去干！”……

即使被称为地铁沙林事件现行犯的人，我也亲眼见过，我想他们也是完全拥有自己那个东西的。自己这么想了，就能把它作为意见在任何人面前明确说出口来——我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没办法顺利做出那样的假定。想起我心目中的形象，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们会那样。如果实际看见他们完完全全付诸实践了，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看了听了不是那样的部分，所以还是半信半疑：果真是那样的不成？

因此作为我，即使看审判开祖，仍然模糊不清的部分也实在太多了。所以我想现在还只能注视下去。在开祖实际澄清那个之前，现阶段我恐怕还什么都判断不了。开祖的律师也说了，开祖是不是真的下达了命令，真相还不明确。

——那么，判断要保留到最后了？

啊，我不是说干的可能性是零。只是说现阶段决定还太早。要再出来一点事实自己才能想通。

——开面包店的资金是你父母给出的，那样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吧？

是的。开了店以后也到家里去了，电话也打了几次。断绝父女、母女关系什么的，完全没那回事，叫我随时回去。不过返回现世是勉强的。如果现世有什么美好的、能让自己提升的东西，或许还会改变，但那样的东西眼下没有。

在教团中生活了七八年，心里动摇的时候是有的。修行时自己身上的污秽那样的东西有时会喷发出来。修行当中连续不断进入自己的内侧。这样一来，自己的心灵污秽啦、烦恼啦什么就会历历在目，喷到外面。一般人通过吃喝玩乐来蒙混，但修行中的我们不能够那样。因此，只能针锋相对战胜它。非常难受。那时心确实摇摆。但在摇摆迅速收敛阶段，就会重新产生这样的心情：“啊，我还是要在这里坚持修行！”实际真心回归现世那样的念头，一次也没有过。

和我一起进去的初中时的朋友，至今仍留在教团修行。出家了的大哥在事件发生前回到了父母家，不再出家，以在家的形式从头做起。唔……是啊，估计是在刚才说的修行中的污秽喷发面前败下阵来了吧？不战胜它，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

“那时心想：‘留在这里绝对死掉。’”

细井真一（一九六五年生）

札幌出身。高中毕业后立志当漫画家，来东京进了艺术专门学校，半年后退学。当自由打工者期间遇上奥姆真理教，加入教团。最初在教团的印刷厂做工，后来转到能够发挥漫画技术的动画班，最后在科学技术省做焊接工作。九四年被任命为“师”。也参与了化学设备所在的第七修行站的建设。本人说，回想起来在教团期间没有正经修行，光干活来着。但也因此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现实体验。

强制搜查后听说对自己也发出了逮捕令，遂向警察自首。拘留二十三天后因暂缓起诉而被释放。六月从拘留所将退教报告寄给了教团。后来返回札幌。现在重返东京生活。有几张详细描绘当时修行站场景的说明图，一边说明一边出示给我。

一个皮肤白皙、身材颀长的青年。现在是由奥姆教团退教者组成的“加那利会”的成员。对奥姆真理教和麻原彰晃采取批判态度。

父亲是普通的上班人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在京都住过一段时间，但基本是在札幌长大的。不喜欢小学。因为哥哥是身体障碍者，智力发育迟，或者说好像有情绪障碍，上的是特殊学校，所以上小学时经常因哥哥被人奚落，心里很难受。

从小母亲就一直照看哥哥，对我不怎么管，只能一个人玩儿。想向母亲撒娇却撒娇不得，这个记忆很强烈。每有什么妈妈就说“因为哥哥可怜”。在这方面，我说不定是恨哥哥的。

也许是个相当忧郁的孩子。使这个变成决定性的，是哥哥死的时候。那时我十四岁。哥哥是因B型肝炎死的，但对我的打击非常大。这是因为，我心底一直怀有一个希望：哥哥也迟早会幸福的，最后肯定获救。那类似一种宗教图像。但好像被冷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使得我灰心丧气。心想现实这东西并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迟早拯救弱者。

也巧，那时流行《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就是预言一九九九年人类毁灭的那个玩艺儿。对我来说，听起来非常痛快。说到底，大概是因为我憎恨世界本身的缘故。政治世界里田中角荣贪污渎职，骗子横行霸道。人世是不平等的，弱者永远无法得救。每次想起这种社会局限、人的局限，我就迅速陷入抑郁状态。

可是，即使想说这样的话，也没有能够开怀畅谈的对象。大家不是埋头准备考试，就是一个劲儿谈和自己完全不沾边的小汽车啦棒球啦什么的。上高中时加入了美术部，为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大友克洋的漫画迷得如醉如痴。非常逼真，栩栩如生。内容虽然灰暗，但让人觉得“这东西没准真有”。《再见日本》啦、《短暂和平》啦、《布基伍吉华尔兹》啦，这些时常模仿来着。

我想离家去东京，高中一毕业就进了千代田艺术专门学校那个地方。但上了半年就退学了。为什么不清楚，但觉得那以前一直拖着自己的那种对于人的墙壁、对于世界的墙壁什么的突然变得高大起来，由于来到东京的关系。周围人对我很好，女孩子也相当向我靠近，自己也知道“这女孩合得来”。可是再知道也无论如何都要自己筑起墙壁。不是说学校的课没有意思，还是人的问题。同周围人没办法打成一片。倒是常跟大家一起去玩，但喝酒也喝不出什么滋味。总是自己一个人清醒。对世界的厌恶感那样的东西越来越厉害。

如今想来，倒是觉得何苦。好容易有个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的机会，自己却拒绝。反正那时就是自己追逼自己，也只能那样。学校念了半年就不念了，往下就靠打零工生活。一边打零工，一边独自坚持学漫画。家里也多少寄钱来。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学习是很难受的事。在封闭的空间一动不动，精神上吃不消的。对人恐怖症那样的东西也惹上身来。

总是怕人。认定别人都是陷害自己、打击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看见以很幸福的样子走路的男女或看上去美满的一家老小，心里就想那东西灰飞烟灭才好。同时对这么想的自己怀有厌恶感。

我是离开哥哥死后气氛变得压抑的家庭来到东京的，可是来哪里都找不到心灵的安逸。想到去哪里都终归一个样，就对外面的世界厌恶透顶。出门走到外面，感觉就像是地狱。最后得了洁癖那样的东西。回到住处不由自主地洗手，面对洗面台连洗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自己也认为这么做是不健康的，但改不了。那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

——那样的生活居然持续了两三年，很不好受的吧？

嗯。那两三年几乎不和人说话。偶尔跟家人说句话，此外就是跟打工那里的人说话了。睡眠时间越来越长，超过十五个小时。不睡那么多身体就不行。胃也不好，会忽然作痛。浑身发青，汗流不断，气喘吁吁。我开始不安，长此以往，没准死掉。

那时想试试特种饮食疗法来着。打算用这个办法重建自己的生活。去书店时，见那里摆着麻原彰晃《超越生死》那本书，站着读了。上面写道：“三个月实现昆达利尼觉醒。”读得我吃了一惊：厉害！真能这样不成？关于瑜伽，以前读过《神智学大要》，多少有一些基础知识，因此光是站着读也能把大致技术装进脑袋，回到住处马上照做。同特种饮食疗法平行，把那里写的训练连续做了三个月。我这人属于专注起来就集中一点的性格，一天不少地坚持做，一天做四个小时。

就我来说，较之什么昆达利尼觉醒，做的目的更是想恢复健康。两个月过后，尾骨开始微微颤动。这是昆达利尼觉醒前特有的现象。但我仍半信半疑，心想不至于。不久，尾骨有强烈的热感了。像是滚热滚热的热水那样的东西打着漩顺着脊梁骨上升那样的体验也有了。那东西直达大脑，感觉在脑袋里狂蹦乱跳。就是说，自己体内跟自己意志无关地发生了极不得了的事。那时我晕了过去。

恰如麻原彰晃指教的，三个月实现了昆达利尼觉醒。他说的太准了。于是，我的兴趣集中到奥姆上面来了。当时有一本名叫《玛哈耶纳》的奥姆机关刊物，出到第五期，我全部买来读了。上面配照片介绍的上祐（史浩）啦、石井久子啦、大内早苗等人，全都是极有魅力和有个性的人，读了他们讲的体验，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心想，既然这样的人都这么让人佩服，那么“尊师”也必是十分了不起的人。

——你说世界不平等，你认为具体是怎样的地方最不平等呢？

与生俱来的才能啦家世啦，脑袋聪明的人再跌跌撞撞也还是聪明啦，跑得快的人即使跌倒也还是快啦什么的。而被称为弱者的人不管怎么挣扎都看不见天日。那种命运性的东西是有的吧？那样一来，我想岂不太不公平了？但读了麻原彰晃的书，上面解释说“一切都是karma（业障）”。一个人因为前生做了坏事，所以今生受如此苦难；相反，一个人正因为前生做了好事，今天才得以这么在好的环境下发挥才能。读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心想既然那样，那么只要改恶从善、积累功德即可。

我本来是想通过特种饮食疗法和瑜伽来恢复健康，来让身体多少变得正常些以便回归正常日常生活的，但由于遇到了奥姆，开始往想都没想的佛教方面一路发展下去。

大概是八八年十二月吧，我去世田谷道场入了教，面见“成就者”谈了，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类似建议的东西。当时叫我参加富士山总本部一年一次名叫“狂气集中修行”的研讨活动。我说“呃，名称可够厉害的”（笑）。对方还说参加十天就能使修行大有进展，劝我最好参加。但为此需要施舍十万日元。我就说自己没有那笔钱，无法参加。而且我还担心，刚入教就马上进行那么厉害的修行会有危险。但接待我的是新实（智光），在他强拉硬扯之下，最后还是参加了。

当时教团本身还不那么大，出家信徒顶多二百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入教后马上见到了麻原彰晃。和现在不一样，给人的感觉是浑身肌肉，紧绷绷的。当时他以十分稳重的步子大踏步走进道场，说威严感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就好像一眼看穿周围一切的那种类似恐怖的东西朝我紧紧压来。大家都说他“是个亲切的人”，可我第一次见面时莫如说感到害怕。

秘密瑜伽那种一对一的交谈机会是有的，但那时我听麻原彰晃对我说：“你完全是大魔境啊！”所谓“魔境”，指的是修行过程中出现精神障碍那一状态。我说：“为了修行我想早日出家。”结果他说：“等等，逃离魔境是不可能的，稍微修行一下，争取从魔境中挣脱出来！”作为时间也就五分钟左右吧。

再次见到时，麻原悄悄走进道场，微笑地看着巴库提（信徒做的服务活动）。我见了，心想这个人实在是有好多张面孔啦！那时的确一点儿也不可怕，只是微笑着在旁边看。我也变得满心欢喜。

入教后三个月左右下来许可，说出家也可以。做秘密瑜伽时麻原彰晃直接那么说的。他说：“你出家也可以。但条件有一个，那就是停掉现在打的零工，去装订厂工作一段时间。”听他这么说，我吃惊不小。问他为什么又要去装订厂。他说：“其实奥姆这次准备办一家印刷厂，想请你学学装订技术。”我回答：“好的，明白了。”我马上在装订厂找到了住宿工的工作。

不过，装订厂那地方机器种类真是五花八门的啊！有折叠机，有打包机，有裁切机。裁切机也有好几种。从哪里学起好呢？我完全摸不着头脑。说得倒很简单：学回装订技术来！但不管怎样，我看见什么猛学什么。星期天也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工厂里拼命研究机械结构。理科知识我懂的不多，但还是弄懂了不少，什么按这里会这样啦、这个这么连动啦等等。操作倒是没能操作，但看着模仿着还是记了很多。连续干了三个月后，指示下来说“马上出家”，我收拾行李离开了工厂。

出了家，就再也不能吃冰激凌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这多少有些不好受。同对异性相比，不如说我对吃的东西更有感觉。还说果汁也再不能喝了。所以出家前一天我这个也吃那个也喝，以为是最后吃喝了。

不用说，父母大加反对。但我相信自己出家在结果上会给父母恩惠，就没怎么放在心上。按理，不施舍一百二十万、不做完六百小时立式礼拜，是不能作为萨马纳（出家信徒）得到正式承认的。但因为急着办装订厂，对我就免了。

从富士山总本部开车跑一个小时远的地方，有个叫狩宿的地方。那里有预制板小屋，那就是当时的装订厂。我在那里和搞装订的成员一起住下。那时真叫我大吃一惊，原来多少有一点儿装订知识的人仅我一个。我以为自己是装订成员之一，原来不是那样。刚刚出家的新人就被弄成装订领导，实在让人意外。作为人数，搞装订的有十人到二十人，印刷十人，制版二十人左右。嗯，相当够规模。

但奥姆买的机器，都是几十年前扔在仓库里那种不成样子的东西。不但装订，印刷方面也都半斤八两。大家嘟嘟囔囔发牢骚，没一样不是形同古董的破烂货。单单立起来都是好一场折腾。毕竟我对机械也所知无多。因此，从机器进来到实际立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时间。有的立起来也不好好运转。啊，也算是能干的了！机器所以能好歹运转，村井（秀夫）率领的科学班也出了好大的力。

最先印刷的是《玛哈耶纳》月刊第二十三期。以机关刊物为主的奥姆发行的书刊，过去全都外包，从这时开始才能在自己的地方制作。

出家一看我吃了一惊，一旦出家，修行时间什么根本没有安排。怎么回事呢？就问上边的人。按他的说法，在没有功德的状态下怎么修行也不会进步，所以现在是通过做工来积功德的阶段。这么着，一年时间全都搞装订了。每天累得很！一天睡四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众议院选举期间尤其厉害。记忆中，连上厕所时机器都不能停。那时我负责折叠机，把东西放进机器整理的时间里我闲着没事，就趁机飞一样跑去厕所解决掉。就是那个样子。每一分钟都宝贵得很。

选举完了，印刷量也明显减少。大家这才一下子放松下来。那时正赶上波野村出了大乱子，去那边的人想必累得一塌糊涂。但在印刷厂的我们每天风平浪静。不做工的时候，可以随意修行。那时正好尊师也去了哪里不在，大家基本无所事事，悠哉游哉。看样子，有的人好像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我也当了装订负责人。最初是离开我就开不动了的状态，后来谁都能开动了，我就对上边的人提出能不能换个部门。因为待在这里也闲着无聊。本来换部门是不能自己说出口的，但我因为有画漫画技术，用那里剩的纸把《本生经》那个经典画成漫画，弄成二十页左右的书，书里画了三个故事，给上边看了。在上边的是歧部（哲也）。还附了一封信：“自己其实有画这种漫画的技术，如果能对救赎有用，我希望换个部门。”信好像由歧部转给松本知子了。

我本来没怀期望。没有人做那么任性的事，以为不会搭理。不料有一天总务打来电话，告诉我：“细井君，从明天开始调去设计班。”我吃了一惊。设计班里有个漫画班，仅一个人，最初只能做简单的东西。不久有个计划要把教团制作的小歌剧配上动画，于是马上从萨马纳里边物色多少能画一点画的人。一共有二十人或三十人。后来我被任命为动画班负责人。

从学生时代我就有兴趣，一直一个人学画电影剧本，可以把分镜头画下来。动画这东西，分镜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品质，于是我被看成那个小组的中心人物。

相当有本事的成员聚在了一起，有动画技术的人啦擅长布景的人啦，都有。此外最难得的是，萨马纳里面有人做过动画摄影助手。对动画来说，照相机太重要了，真是谢天谢地。我们搭伴儿制作了很多作品，一共干了三年吧。如今想来，干动画那三年，对于我是比较平和的时期。

不过，虽说平和，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剑拔弩张的。一般情况下，部门负责人由“师”担任，但我不是“师”，而是“师”下面的“斯瓦米”级别。因此，既被上面敲打，又险些给下面拉下马来，焦头烂额。例如，要制作品质多少好些的作品，就必须看现世的动画录像带研究细部技术，但上边的人说不能看那东西。但不看做不出来，而做不出来又给上边的人训斥。可一旦要看，内部又有人挤轧：“尊师说不能看，你怎么还看呢？”具体说来，动画班分裂成两派，一派工作优先：应该制作好一些的作品；另一派修行优先：既是修行，就得听尊师的话。这样，渐渐拢不到一起了。此外还有这个那个好多事。

不止这个，男女间的事也不得了。教团内由于男女太要好了而两人私奔的情形频频发生，所以麻原在说法时说：“女萨马纳不得接近男性。不仅不接近，还要憎恶！”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我这样的常常成为攻击对象。毕竟是剑拔弩张的空间。

——看上去不太像是朝解脱接近啊，这样子。

的确。一切马马虎虎，有个时期我甚至想算了。实际上内部也是个烂泥塘。烂泥塘般的人际关系。获取救赎的愿望是有的，所以尽管那样也还是拼命努力，但早已心力交瘁。

我也给上边写了两次信，说想算了，不能在奥姆待下去了。大概九二年前后吧。结果，上边派村井什么人下来，这个那个说了很多挽留我。这么着，又一天天拖了下来……

——如果那时退出奥姆，在外面的世界能顺利干下去吗？

是啊。那时我考虑事物达到什么层次了，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出家以后，我看世界的眼睛明显不一样了。就是说，出家后我进入的空间总之是鱼龙混杂的世界。那里有很多很多过去见不到的人。从货真价实的精英、体育高手到有艺术才华的人。在那种鱼龙混杂的空间中，我在他人身上看见了和自己同样的人性弱点，全都看在眼里。

在这当中，以往深深憎恶的歧视啦学历啦这类东西到底不翼而飞，心想大家不都一样嘛！成绩好的家伙照样有他的烦恼。什么呀，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对我可是非常宝贵的体验。

另外，萨马纳这些人是彻底讨厌外面的世界的。把在外面世界过普通生活的人说成凡夫，而凡夫只能堕入地狱——这个那个大说人家的坏话。作为出家修行者，比如说，即使撞了别人的汽车，也不认为不好。自以为自己是真理实践者，居高临下看待对方。自己是为救赎而着急的，所以就算撞车把你们的车撞塌坑了，那也与我无关——我认为这未免有点儿过份了，无论如何都不该这么瞧不起人憎恶人。我过去也算是憎恶现世很多东西的，但见他们这样，反而觉得该适可而止才是。以前憎恶的东西才变得不那么让人憎恶了。

——有意思。一般说来，一旦加入新兴宗教那样的团体，那样的倾向都越来越重，但你相对化了。

还是中层管理职务的体验让人难受（笑）。动画班事实上解散是九四年。大多数成员被叫到会议室，告诉大家“往下你们去科学班帮忙”。后来科学班换名字成了“科学技术省”。工作内容是焊接。急切需要焊接工，认为动画班手巧，肯定适合。听得我目瞪口呆。动画制作和焊接明显不同。

到底有什么需要焊接呢？我琢磨不出来。那之前接受了间谍嫌疑检查，动画班全员接受的。对此我产生了疑问：麻原彰晃那人本来是神秘性存在。既然那样，运用神通一眼看穿“这家伙是间谍”岂不就行了？

动画班差不多全员被编入焊接班，直接去了上九（一色村）。那里的第九修行站大量制造了油罐和搅拌机。我们当然没有焊接知识，就跟着骨干当助手什么的。有指示让快干快做，大家都干得很卖命，但怎么也不顺手，工期一拖再拖。麻原下达指示：九四年五月底完成！庞大的油罐口，大得不得了，两吨罐。把铁板狠狠弄圆，弄成筒形，把接缝焊上。再把现成的顶盖扣在上面，继续焊接。没有相当可以的技术是做不来的。居然做出来了，令人钦佩。

工作强度仍然很大，有时一天干十六个小时。全都累得一塌糊涂，又时不时没有供品（饭食）送下来。那种时候甚至两天什么也没吃。那种情况下到底有人发牢骚。其中有人好像说“干不动了”，就不干了。我也不习惯的，又是创伤又是烧伤，脸什么的漆黑漆黑。眼镜也粉身碎骨了。但逃走的人一个也没有，自己对自己说“反正都是为了救赎”。

这时间里我被任命为“师”。想必是领着动画班努力干焊接活儿得到了上边的肯定。虽说是“师”，其实无非是领了带子、库尔塔和一句“加油”，如此而已。不过，成了“师”，世界观那样的东西整个变了。原来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我的人忽然用起了敬语。我再次感到师和下面的人简直天上地下。

成为师以后，可以自由出入第七修行站了。那里由警备班严加警戒，除了少数得到许可的人，其他人不能进入。第七修行站里面齐刷刷排列着我们在第九修行站制造的罐类。就好像化学工厂似的，让人产生说不出来的惧怵。那里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压抑感。至于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猜不出来。足有三层楼高的巨大油罐一个接一个连成一排。还有，气味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好像满满混装着化学洗涤剂的气味。另外光也让人发憷。金属都生锈了，地面湿漉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雾霭样的东西飘浮不散，在那里干活的人身体全都不好，干活时摇摇晃晃的。起始我以为睡眠不足，其实是身体发生了变异。

虽然莫名其妙，但想像得出，这里钱的花法截然不同，看样子是奥姆的最前线。估计救赎因此突飞猛进。能够目睹这种作业场景的成员是有限的——自己也被选定为其中一员，这让我感到光荣。不过这究竟是什么呢？不像是武器啊，我感到不可思议。

九四年秋天（大概是秋天）事故发生了。我在第七修行站的三楼间休，从里面露天设备淌出了像用水浸泡干冰时出现的那种白烟。旁边的人说“还是逃吧”，就慌忙逃开了。稍微一闻，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喉咙有针扎般的痛感。酸性味儿。那时心想，留在这里绝对死掉。反正是危险场所，第七修行站那地方。

九五年一月一日下达了把第七修行站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的指示。就是“把机械设备弄成湿婆神（Siva）脸”的那项隐蔽作业。我被选定为美术总监。巨大的泡沫塑料在深更半夜接二连三运了进来，用来遮住设备特别不妙的部位。

——那么大的油罐有那么多，能遮得过来吗？

首先在露天设备前面用木板做一堵墙，再把泡沫塑料湿婆神的脸贴上去。然后把不宜留在那里的部分分层用木头围起来，在那里做祭坛。二楼用混凝土板三下两下挡住，做成迷宫形状，像照片展览馆似的。上边指示反正要想方设法蒙混过去。花了一个月时间。主要是早川（纪代秀）带领CBI（建设班）干的。电气方面由林泰男负责。我负责美术。我设计脸什么的，CBI实际制作。做得不好看。脸部实在太差劲儿了，无可救药。

那是骗不了人的。无论如何都看得出来。岛田裕巳(27)来亲眼看了，断言是宗教设施。但无论位置还是视觉上都漏洞百出。我心想这样子是不成的，但我怕早川，没能说出口来。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我离开焊接班去了清流精舍，给科学技术省二号人物渡部（和实）当助手搞零部件管理。东京地铁洒了沙林这件事是听说了，但压根儿没认为是奥姆干的。根据以往说的情况，对于来自共济会或美国的攻击，教团或许拿起武器战斗，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设想会滥杀无辜。那已经成了恐怖主义了。

不料大概第三天吧，上九一色村涌来了警察，集中了两千到两千五百名警察。听了，我想这下子糟了！不知为什么，清流精舍从第一次强制搜查中漏下了。于是我们把清流的危险图纸归拢在一起烧了。也去了村井房间，把那里的武器方面的书烧了。还找出了防弹背心，觉得不妙，剪得零零碎碎。对清流的强制搜查大概在国松长官狙击事件发生之后。

说不定沙林事件是奥姆干的——开始这么认为是在实际目睹仿佛沙林喷雾车那个东西的时候，记得是在四月。至于是在强制搜查之前还是之后，记不确切了，据我的记忆，应该是之后。

——那东西在哪里了？

清流。看见带烟囱的大型喷雾车，我惊呆了：这东西被发现，那还得了！上边马上来了指示，十几个人把它解体了。

强制搜查过后，清流的五十多个人再没事干了，大家就去东京撒传单了。但我去第五修行站帮忙装订或在村冈达子手下画漫画做书来着，做讽刺警察另案逮人的漫画。这么一来二去，村井被刺杀了。我听了，当然吃了一惊，但同时又好像一阵释然。在这里解释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困难的。但怎么说呢，啊，感觉上这回奥姆也完了！心情一言难尽。肯定自己也已麻木了。虽然麻木了，但说实话，很想脱身返回。却又没有足以脱身的气力，只希望和那个空间融为一体，感觉上。而且也有自己立场方面的关系。成为师的人脱身离去，是自尊心所不允许的。这个那个搅成一团乱麻，尽管有想脱身的心情，却又把它窒息了。

对麻原彰晃的尊敬之念已经相当淡薄了。毕竟那人接连出错，预言什么的全都没中。石垣岛研讨没中，奥斯丁彗星也没说中。萨马纳中间也常说：“尊师的预言实在是不准啊！”

就拿村井来说，哪怕上边说的莫名其妙，他也只是诺诺连声。意识到那种现状之后，我对那方面的事情划了很大问号。下面的人也嘟嘟囔囔牢骚不断。在那种像是各怀鬼胎的气氛中，我也变得稀里糊涂起来，却又没有气力作罢。自己已经成了齿轮样的东西，想作罢也不知做什么好。但那当儿村井一下子死了，感觉上自己这回终于能返回从前了。

对于我，村井是很大的存在。回想起来，我大凡去的地方都必有村井参与。印刷厂有村井，动画班也有村井，为器材的事打交道。可是，对我来说是仅次于麻原的奥姆象征的村井的死，并没有让我产生悲痛的心情。“啊，这下我可以脱身了”——这样的心情更强烈。本来是不该这么说的。

正这么想着，没等脱身就给警察逮捕了。据说林（郁夫）和土谷（正实）向谁招供了，科学技术省里边有很多很多人被捕。我就开玩笑说那么自己也会被捕了，不料真来了逮捕令。报纸上也有我的名字，说是杀人及杀人未遂。大约是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事。不用说，我没有杀人那样的记忆。杀人及杀人未遂，要判死刑或无期。这让我吃了一惊。

逃跑躲藏也不是办法，上边也劝，就主动向警察投案了。是山梨县警察署。最初沉默来着。说了声“我要沉默”，沉默了三天。但不能总那样。教团威胁说不沉默就堕入无间地狱，可那东西我已不再相信了。堕入就堕入好了！于是从头到尾如实讲了出来。

审讯很严厉，问我的警察再三再四要求我写下“我知道第七修行站制造的是沙林”，但我一直拒不接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最后精神上已经走投无路了，终于说了谎，写下“知道”。后来对检察人员做了说明。

结果，以延缓起诉之名被释放出来。起诉还是不起诉，似乎取决于是不是在第二修行站参加了沙林制造会议。我没参加，得救了。起初警察问我：“洒沙林的不是你吗？”被欺负得够呛，受不了的。倒是只捅了捅我，没有怎么使用暴力，但每天都那样，心脏吃不消的。一天审讯三次，时间也相当长。搞得我心力交瘁。拘留是二十三天。

被释放后返回了札幌。接下来精神上有点儿不正常，住院住了一个月。呼吸困难，感觉渐渐模糊，晕晕乎乎，一口气上不来险些死掉。这个那个做了检查，但归终大概是精神性质的。

——假如你被村井叫去，命令“你洒沙林”，你会怎么样呢？

当然会犹豫的，我想。我和丰田亨那类人想法有些不一样。我么，即使麻原直接说的，如果自己理解不了，也会不理睬的。并不是说叫干什么照干什么。不过周围气氛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情况是逃跑就不轻饶、就杀死，那么就难说了。实际上干的人，我想也还是困惑的。如果实际受到警察或自卫队的攻击，或许主动去干，但那毕竟是攻击毫不相干的人。

只是，我想自己基本没有被指名的可能性。我在科学技术省不是精英。科学技术省里边也分成“大脑班”和“承包班”。我干的焊接工作属于“承包班”，也就是在现场干活儿。相比之下，丰田他们是精英“大脑班”，是被麻原疼爱的那伙人。科学技术省一共有三十名左右师，我在那里边也是下层的。参与地铁沙林事件的是上层的师。

不过，成员里面也有我听了心想“哦，这样的人”那样的角色。若是武斗派那伙人倒也罢了，但差不多全是并非那伙人的精英。想必是麻原以“这家伙必干无疑”那一基准挑选的。那些精英分子的确是“乖孩子”，大凡上边说的无不诺诺连声。村井也同样，不管什么都乖乖听从。不批判，不退却，什么都接受。了不起！若是一般人，那种情况一连持续三四年，肯定土崩瓦解。

只有林泰男有点儿不同。林泰男属于“承包班”的，不是精英。不是地地道道的科学技术省出身，而是建设班出来的，只是当师当久了才去了上边。实际上他也向丰田说来着：“下次有人事变动，我这样的肯定从科学技术省出来。”所以，或许对其他成员怀有自卑感什么的。身边全是研究超导啦基本核子啦的精英，只他一个搞电气的。

林泰男原本是个不错的家伙，后来人格迅速变坏。九〇年前后和我属同一层次，说话也合得来。但九二年当了师以后开始莫名其妙了，总好像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专横跋扈。最初是个温和厚道的人，最后变得对周围人乱发脾气，对部下也满不在乎地胡来。

说起科学技术省，一开始就受到麻原的优待。我在的动画班缺钱也死活拿不到，但科学技术省花多少有多少，天地之差。而且，科学技术省里边也有差别。“大脑班”和“承包班”差别很大。人世这东西，去哪里都是不平等的，彻头彻尾。不知谁这么说来着：要想在奥姆出人头地，除非是东大毕业的或美少女。

——归终在奥姆真理教团待了六年时间，不认为那种岁月虚度了什么的？

不认为是虚度。总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同伴，同样吃苦受累，都成了极难得的回忆。人的弱点啦之类的东西亲眼看过来了，自己也得以成长了。说充实倒是奇怪，但有一种不知明天如何那样的冒险气氛。或者有一种亢奋感，就好像被交给一个重大任务而自己想方设法精心完成了似的。

现在精神上变得相当快乐。当然，对于普通世人的痛苦也是有的，例如失恋什么的，那种“不快乐”部分也有。不过怎么说呢，那也没什么吧，感觉上和普通人一样。

不过，花了相当长时间才达到今天这样安稳的精神状态。离开教团后一段时间里十分瘫软无力。在教团期间，有“自己是真理实践者”这条主心骨。那也是推动力，使得自己无限走向前去。但现在没那东西了，要想推动自己，必须自己拥有力量。离开教团后逐渐意识到了这点。为此郁郁寡欢，很苦恼的。

但和过去不同的是，自己开始有了相当大的自信。在教团中自己也相应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实践经验，心中得以有了强烈自信：眼下虽不行，但很快就能在这条路上重新站立起来。

眼下在东京生活。使得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活下去的力量或支柱，到底是同伴们啊，原来同是信徒的同伴们！和那种志趣相投的同伴在一起，就会清楚知道大家都在这艰难的人世上一起努力，而不光是自己一个。这是很大的鼓励。

“曾被麻原要求过性关系。”

岩仓晴美（一九六五年生）

生于神奈川，皮肤白皙，苗条，十分有魅力。说属于奥姆信徒的“美人系”，大概更容易明白吧。始终面带微笑，留意对方，虽不健谈，但对问的内容回答得简洁明快。总的说来，富有亲和性，凡事心细如发。但又给人以相当有主见的印象。

短大(28)毕业后当了一般公司的职员。当时玩得相当引人注目，后来渐渐对那种生活感到不满足，对偶然得知的奥姆真理教世界产生了心往神驰。

有一时期似乎成了麻原彰晃的“红人儿”，但因某种原因记忆被电气消除。那以后长期在忘却之中徘徊。沙林事件发生前不久才恢复记忆。因此，奥姆时期的记忆，有的部分基本完全消失。其前后记忆有明显不同。她已无法找回近两年的记忆。

后遗症没有多少，她说，但决心以后不同奥姆发生任何往来。那对于她已经“完结”。也不很想追索奥姆时期失却的记忆。读了几篇《文艺春秋》上连载的信徒访谈，表示“想请求原谅”。

现在从事美容方面的工作。打算学好技术，贮钱，迟早独立。住在月租金三万日元的“夏天热冬天冷”的公寓楼里，生活俭朴。“不过，由于在奥姆待过的关系，俭朴一点儿也不感觉痛苦。”她笑道。

父亲是个冷漠的人。说冷漠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有点儿怪的人。几乎没有说过话。在什么公司工作、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对那种事也完全没有兴趣。

从小一次也没被父亲疼爱过。认为父亲冷漠的也不光我，母亲也这么认为，所有亲戚都这么认为。父亲本身也像是孩子的吧，好像觉得自己很可爱，自己做事不愿意别人打扰。从旁边看他具体干什么，他马上来一句：“到那边去！”那种时候就走出家门，到离得很近的亲戚家玩。那户人家因为孩子已经长大独立了，所以很疼爱还小的我。作为实际感受，好像在那里要被人疼爱得多。有时我想，假如没有那家亲戚，自己到底会怎么样呢？真有可能变得莫名其妙。

我十九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外面有了女人，因此离婚的。那时简直吵得天翻地覆，持续了半年到一年。那时我在念短大，讨厌得不行。在旁边看父母争吵，怕是该说半斤八两才是。不用说，父亲肯定是不好，可看母亲说的做的，也觉得够讨厌的了。想离婚的心情她一点也没有。

当时我也有了男朋友。但自己完全没有结婚过日子的自信。到了结婚年龄也畏首畏尾，怕自己没能力做到。就算喜欢对方，可一想到结婚也还是怕。平时交往约会倒是开心，完全没有问题。

——还是孩子的时候是怎样的孩子呢？

淘气鬼。应该说是活蹦乱跳吧，或者有些烦人也不一定。不过上小学时弄坏了身体，休学半年。另外还时不时偏头疼，经常吃阿司匹林，一直吃到长大。尽管这样，蹦蹦跳跳像野孩子似的天性也没改变。朋友也像一般人那样交了不少。学习倒不怎么样（笑）。

初中、高中都在私立女校。在那里也正常玩耍来着。只是，对同龄男孩子没有兴致。身边的人议论“谁谁有了男朋友”，自己听了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好。同龄男孩子全都油光光、脏兮兮的，感觉上。看见男孩子也没感觉，一点儿也没有。脏，一股味儿。心想那德性哪点儿好呢？

——爱好什么的可有？比如做这个感到开心……

说到开心，放学后去哪里看DC(29)牌子啦、购物啦什么的。倒不是多么赶时髦，但时装还是喜欢的。

从高中出来去了短大。无所谓的地方。反正要去个地方，去了就是。从短大出来，进了涩谷一家公司工作，事务员。为什么进那家公司呢？因为休假多，觉得蛮好啊，没别的原因。至于特别想做的事，那种事在我完全谈不上。看见离婚闹得昏天黑地，就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是从家里通勤去涩谷的。那时和母亲两人生活。父亲离婚后离开家了，妹妹也说想一个人生活，独立了。总的说来，妹妹是个冷静或者自有主张的人，和我性格相当不同。

开始工作是一九八五年。那时景气不是好嘛，公司又是旅行又是泡温泉，让人满心欢喜。是啊，反正忙着游玩。外出我喜欢，喝酒喝不来，但还是给喜欢喝酒的朋友拉着喝了好多次。喝得晚了，我就留住在女同伴那里。感觉上一个星期只有一半回家。

这么着，周末往往累得起不来。可还是这里那里去了好多地方。迪斯尼乐园啦丰岛园啦，都算是普通地方。或跟女同伴一起去，或跟男朋友去。外国也去了，巴黎什么的。男朋友也有过几个，但还是没有想结婚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总怕坚持不下去，那样的心情很强烈。

——在旁人眼里，想必玩得不亦乐乎。

有可能是那样看我的，但我心中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比如，我没有什么特殊技艺，也没有比别人出色的地方，却又没心绪结婚……可是跟周围人这么一说，都一副惊讶的样子：“哦——，怎么想那个？”

尤其过了二十五六，以前要好的人都渐渐结婚离开公司了，或去别的地方了，我和二十岁时相比也不那么年轻了，是吧？于是有时心想再这样生活下去难免感到空虚。

——所以被奥姆真理教吸引住了。入教的直接契机是什么呢？

一天想去剪发——去平时熟悉的地方——不巧那时没有时间，偶尔去了附近一家美容店。当时费用便宜得很，那以后也去了几次。一天，那里一个男人给我看了奥姆真理教的小册子，说他正想加入。我看了，当时心想：什么呀，莫名其妙！

他讲了净化法什么的。喝水吐出来啦把胃清空啦把细绳放进鼻子啦什么的。我身体不是不好吗，遗传性皮炎也多少出现了。喏，现在这里（伸出胳膊）也有。经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么就试试好了。就试了试。结果，皮炎一下子止住了。只做了一次，第二天就没了。

还有，以前我一直没有食欲，只能吃小孩饭碗半碗饭。但自那以来开始吃大碗盖浇饭了，大口大口地吃，母亲都觉得意外。头也不痛了，精神好得很。

这么着，心想：噢，这东西好厉害！那个男人劝我一起加入，起始我一直不情愿，但在他再三再四劝诱时间里，心情就慢慢变了，觉得加入也未尝不可。

——想确认一下，那时你知道奥姆真理教不单纯是瑜伽团体，而是宗教这点吗？

啊，知道的。正搞选举，头戴大象帽子什么的来着。但教义也好麻原也好，对那东西根本没有兴致。只是觉得既然身体变好了，那么去看看的价值总是有的，就是出于这么一种轻松心情。因此才说“暂且入教看看吧”。我想，好奇心那样的东西肯定也是有的。

起初去的是附近道场。和在那里修炼的人交谈了。谈的什么不记得了，那时的印象没留下多少。本来也没怀有多大期待，没怎么当回事。随便说了几句，随便填了表。

——那么宣讲教义也没怎么注意听？

呵呵呵呵，是的。

——所谓填表，是指申请当场入教吧？对方说什么没怎么注意听，教义也稀里糊涂，反正加入再说。这以前我采访过的人都是经过左思右想才加入的。你的情况好像够痛快的……

嗯，我想是痛快的。入教倒也罢了，还要交入教费三万日元，半年会费一万八千日元，加起来四万八千日元，对方说。我说自己没那么多钱，不干。结果劝我加入的人说“那么我出一半”。又不是男朋友，什么都不是。唔，可真够好心的。说好心也罢引导也罢，反正都会成为功德回报自己，所以才有那样的事，我猜想。既是一半，那么就加入吧。

入了教，义务那玩艺儿也出来了。志愿服务活动什么的。必须时不时去道场做交给的工作。一开始没什么心思去。就算叫去，不去的人终究是不去的。但劝我加入的那个人也热心说去吧去吧，加上近，心想去就去吧，就去了。

去道场一看，身穿棉布衣衫的出家人静静的淡淡的，看见那副样子，心想原来也有这样打发时间的方式。和公司啦通勤车啦那种嘈杂拥挤的世界完全不同。身在那种地方，感觉十分舒心惬意。于是我也默默折叠传单或外出分发。这样的事做起来，让人身心放松，一点儿也不苦。身边的人都很亲切，气氛平和。休息的日子去那里，或从公司下班后哪也不去直奔那里，折叠完传单再回家——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奥姆是二十四小时营业，想去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公司里，那时候男女乱来的事相当多——“社内不伦”。我看了很厌恶。毕竟自己的父亲也那样来着，觉得实在不像话。从那样的场所来到道场，气氛截然不同。神经一下子舒缓下来，在那里边不思不想地淡淡折叠传单，心情好得不得了。

那时母亲再婚了。对象找得够快的，呵呵呵。这样，和继父三人一起住。不过那人爽快，莫如说比同真正的或生身的父亲还过得容易。

我出家是在石垣岛研讨会之后。从入教到出家，我算是时间很短很短的了。研讨会记得是在九〇年四月，就是说入教两个月就马上出家了。

在石垣岛，听人讲了哈米吉多顿什么的。但讲这个的只是老资格信徒，也有人通过施舍款额而得以知道很多的。但我只是因为别人劝我去我才去的，没人详细指教。费用花了几十万。提存款付的。当时我好像犹豫来着，心想现在的生活长此以往合适吗？参加研讨会是从公司突然请假出来的，适当编造个理由，弄得人家大皱眉头。

去石垣岛一看，心想什么呀这是！但有指示下来时，大家不是要马上动吗，这个倒还有趣。毕竟自己什么也不考虑也无所谓，照做就行了。用不着一一考虑自己的人生如何如何。在海边沙滩上一起练呼吸法什么的。

那时已经感觉大家只有出家了。那时去石垣岛的人差不多都出家了。我也出家了。一旦出家，就要离开家，公司要辞掉，钱也全部施舍。如果二十岁左右，我想自己大概不至于出家。但已经二十五六了，嗯，出就出吧。

——那和身在石垣岛那种特殊隔离状况这点也是有关的吧？

嗯。不单单那个，出家只是时间问题，我想。即使没那次活动，最后也要被拉过去的。不用自己思考和做决定这点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把自己交出去就行了，有指示照做就OK。指示是由据说已经解脱的麻原发出来的。一切都被考虑妥当了。

对教义本身没多大兴致，没觉得多么美妙。只是，消除种种烦恼这点让我以为很了不起。如果真消除了，我想一定快活。比如对父母的牵挂啦、想赶时髦的心情啦、讨厌他人带来的烦恼啦等等。

可是实际进教团一看，那里和一般社会没什么区别。例如“谁谁厌恶感强啊”——这么说岂不还是说人坏话吗！不过是用词不同罢了。什么呀，没什么两样的嘛！我想。

公司反正辞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交了辞职申请。随便扯了个谎，说想去海外学习什么的。公司一再挽留，可我执意不从，心里怪难受的，又不能实话实说。可那时我的心情已经明确。

母亲对奥姆一无所知。她看综合节目那玩艺儿。但我解释说出家以后再不能相见了，她还是哭了。她想都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忽然精神起来，食欲也上来了，估计母亲觉得纳闷儿来着……“差不多该是放孩子离开的时候了，”母亲说。

——总好像还稀里糊涂似的（笑）。出家生活是怎么样的？

想见父母的人啦、想回家的人啦，那里面是有的，但我当时还一般，感到庆幸倒不至于，但心想出家生活也就这么回事，还不算坏。

去阿苏的波野村，在那里被编进生活班，就是做饭、洗衣服什么的。那时第一次见到麻原。突然叫我过去，我心里一惊。麻原独自住在预制板房子里，把我叫去了那里，两人单独谈了二十分钟左右。

从气氛上看是够厉害的。“你是这样的！”给他这么一说，简直正相吻合。到底还是……你问什么事说中了？例如“在现世一直做这样的事了吧”什么的。还有，“你在现世期间玩得过火了，功德用得过份了”等等，他这么说来着。另外，对了，“你跟几个男人交往了吧”什么的也说了。后来周围人告诉说，能那么直接见面谈话的“是很特殊的哟！”可我有些不以为然：噢？

——不过那类东西只要事先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知晓的，对吧？如在现世干了什么等等。

那是的，是会知晓的。不过对方是最终解脱者，在那种独特气氛中给他用含糊不清的语声悄悄一说，就一下子觉得“啊，厉害”到底。一开始感到害怕来着，心想对这个人可说谎不得。但归根结底，根本没说大不了的话。在那里说了什么，记忆中几乎没有。

阿苏的生活够受的，冷。而且出家一看，身边全都是怪里怪气的人，让人不愉快。说怪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全是自以为是的人。不懂常识，除了自己的事别的不考虑。这么着，由于同一支部出身的人里边有比较普通的人，就常和那样的人在一起。对麻原也说过一次：“怪人好像不少啊，这儿。”“没那回事。”麻原倒是这么说。

相比之下，上边的人、当干部的人一点儿也不怪。跟要好的师们也能悄悄说真心话。饭田（惠理子）啦新实（智光）啦村井（秀夫）啦——说这些人也可能有人不快，但对我来说都是好人。可是下面的人怪人多，合不来。

从阿苏返回东京在东京本部做事务工作期间，麻原天天往我这里打来电话。什么“情况如何”啦什么“工作间隙做这样的修行怎么样”啦，就说这些。虽然内容不是什么要紧事，但那么给他一说，心里到底高兴。毕竟他并不是向谁都打那样的电话。周围人也说“那是因为前世有功德”。不料，有一段时间再也不打来了，心想怎么回事呢？很不是滋味。如今想来是觉得奇怪，但在那里是那么想的。

曾被麻原要求过性关系。那是在富士山录制班的时候。所谓录制班，就是把说法录音带什么的用机器测量几米几米，然后合成复制。那以前的东京本部和富士的事务工作实在太忙了，很想做那种轻轻松松的工作，就求麻原把自己调进录制班。因为半天修行剩半天干录制班的轻活儿，是我追求的快乐生活。在东京本部做事务工作期间太忙了，三小时觉都睡不成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没有性关系）就那么过去了。心想啊太好了。被麻原叫去房间，事情就成了那样子。之前他暗示了两三次。打来电话，问“月经上次是什么时候”，我心里一惊：“什么时候来着……”他说这次有特别仪式什么的。我觉得纳闷儿，问要好的年长的师，结果对我指教怎么怎么回事。总之就是性交。

虽然被他要求了，但我浑身硬邦邦的。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耸肩缩身）。麻原虽然眼睛看不大清楚，但直觉好，对气氛那样的东西很敏感，大概知道我浑身僵硬了吧，中途作罢。刚一碰就那么一种感觉，啊，还好，我想。

但就普通信徒来说，（被要求性关系）是让人欢天喜地的事，或是求之不得的。

——而你不是那样？

嗯，我心里厌恶。当然，尊敬麻原的心情是有的。能根据当时情况迅速改变说话方式啦什么的，我想大家还是被他那种地方所吸引的。对语言特别用心。但那个和这个是两回事，反正觉得厌恶。那样的仪式估计是有的，但没想到麻原居然那样，讨厌！怎么说好呢……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麻原形象不一样。

——但上边的人是知道麻原同女性萨马纳有性关系的吧？

饭田和石井（久子）那样老资格师说有那种事，“过去我也有的”。至于那是好事还是坏事，没那么想过，“哦，坦陀罗(30)这东西好深奥啊！”——只能这么想。原来是那么回事，难怪！

——不过，你拒绝同麻原发生肉体关系后没引起什么反应吗？

那不清楚，因为那以后的记忆消失了。受了电击。现在这里还有那时的痕迹（撩起头发露出脖颈。那里有一排白色疤痕那样的痕迹）。进录制班前的事记得，但那以后的完全想不起来。至于在什么时候因什么理由被人消除记忆的，我也完全不知道。问周围的人，谁也不肯告诉。只是说“大概是你跟谁关系不妙了”。我因为什么都不记得，就让对方告诉我，对方说“已经消除了，不能告诉”。

——并不是你跟谁关系不妙了，是吧？

根本记不得了。当时有个人受到麻原警告，而我非常喜欢那个人，但那个人和那个根本不沾边儿，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警告那个人？

麻原对男女关系如何如何的信息搜集得很认真，一旦谁和谁凑得近了，就严肃阻止。我这里也接到电话：“岩仓，你跟谁谁破戒了吧？”而且说得十分断定。可那个人和我半点儿关系也没有。所以我说：“哦？没有，没那回事。”“啊，是吗？知道了知道了。”说着挂断电话。我觉得奇怪，居然有这样的事。

总之记忆被消除了，恍然大悟已经是沙林事件那年（九五年）的年初了。进录制班是九三年，其间近两年的记忆整个一片空白，不翼而飞。不过么，在京都一家超市里做工的记忆一次忽然闪回，在京都一家奥姆经营的超市。那时的情景始料未及地想了起来。季节是夏天，我身穿T恤，往拉面上“咔嚓咔嚓”打标签。洗衣粉也是这么摆在货架上的。可怕！那时间里完全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做什么。

如梦初醒地回过神来，原来是在上九的密封房间里。密封房间本来是作为师的房间用来修行的，可我像是处于监禁状态。一张榻榻米大小，密封，门连个洞也没开。因是冬天，情况还好。若是夏天，我想会热得要死。外面上锁，只有上厕所和淋浴时才放人出去。

一个比我出家晚的人照顾我，我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完全莫名其妙……”但她什么也不告诉。看见一位我认识的师，我问：“为什么我被关进这里？”结果对方说：“因为无知karma（业障）、动物karma（业障）出来了。”但我想那绝对是谎言。因无知karma（业障）不可能受这种待遇。

楼梯上放着自己的东西，从中取需要的东西时村井路过，说：“还在坚持啊！”我就说：“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那么，今天我在几号密封室，晚上让人开门来我这里谈谈。”我就对照料我的人说了，不料遭到拒绝：“那怎么行，不能让你去见！”

我就打算在上厕所时逃跑，跑去村井那里见他。但路上被照料我的人逮住了，你推我搡，T恤都弄破了，厉害着哩！但想到就这么被领回去就完了，于是大声吵嚷起来，哇——哇——啊——啊大叫。结果大家都出来了，村井也出来了：“喂，这边来！”

村井这人平时非常和气，但那时感觉截然不同，冷淡得不得了。只说“那怎么成”啦、“打起精神来”等几句话。

不过当时快要开始强制搜查了，再单独关人不合适，就被转到第六修行站或别的地方去了。接着转去富士干事务。但正是麻原逮没逮捕那一时期，虽说是事务，但几乎无事可干，轻松自在。

——那时已发生沙林事件，到处天翻地覆。你没认为奥姆干了坏事什么的？

没认为。那时以为又是警察无中生有，以为编造什么理由前来没收信徒新的数据来着。（尽管自己惨遭不幸）但没有对教团失望啦或大有怀疑什么的。倒是觉得有点儿奇怪，村井也较过去判若两人了……

我离开上九，是因为指挥系统变得乱七八糟，腻烦了。正悟师级别的全被逮捕了，师开始各自随便发令。见得那种状态，就觉得算了。心想麻原不在了，也就完了。离开时没什么特别问题。想出就直接出来了。

——返回现世没什么不安吗？在现实社会中怕是很难过下去吧？

没那么想。觉得返回现实社会也总有办法。直接去母亲家了，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母亲十分为我担心，说她“每天每日看电视，坐立不安”。在电视报道上看到沙林事件，最初我对大家说：“这是捏造！”但后来心想出来的人的证言不可能全部相同，就不再吭声了，认为到底是奥姆干的吧。或者不如说归根结底时间给出了结论。

过了一个月，我想得工作了。看得出，母亲在继父面前很加小心，怪可怜的。于是暂且拿了十万日元，离家当了温泉旅馆的服务员。不用押金和额外租金而又能自立，为此怎么办才好呢？就想到了温泉，住进温泉做工就是。

面试当然隐瞒了加入奥姆的事，结果被录用了。但不久警察找来，露馅了。老板娘说不告诉任何人，安心干好了，但我不愿意的。在那里干了七个月。工资不怎么好，一个月二十万左右。好在小费多。小费是关键，所以每天每天像奴隶一样拼命干。这一来，同一位顾客一天给三次小费的时候都有。来时一次走时一次的情形也有几次。在那里攒了钱，取得了驾驶资格证，买了车。在这地方（东京近郊的县）没车就没办法生活。

——听你这么说，你可是相当积极，或者说能干啊！

没有办法的嘛！别无他法才干的。不过回头想来，温泉服务员居然也干下来了！

现在做美容方面的工作。这里警察也来过一次。当时很生气，心想我已被消除了记忆，自己也是受害者，开什么玩笑！但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认为自己不是受害者，而是施害者一方啊！所以对警察不再冷言冷语了，知道的事全部乖乖讲了出来。

如今很健康，食欲也有。身体疼痛那样的症状也没出现。只是记忆回不来了。和奥姆那时候的人完全没有来往。联系也没联系，电话也不让母亲转达。奥姆里面的生活完全不值得留恋。

——你跟正悟师级别的人也有密切关系，你认为那样的人可有制造沙林事件的可能性？

有指示下达，我想大概会做的。尤其新实那样的人绝对照做。和广濑（健一）也时不时说话来着，实在是个老实人。怎么说呢，还是蛮让人同情的。不是被人命令而能够说“不”那样的气氛，感觉上是会说“乐意从命”的。

——审判中很多现行犯都有证言，说“如果拒绝命令，就有可能被杀死，迫不得已干的”。你是说实际并不是那样的？

唔……怎么说呢？不过，若是那种状况，我想都为自己被选中而欢喜，主动干的。普通萨马纳随便应付的人占多数，但当了正悟师，说认真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全都是毫不马虎的人。

——现在你这么返回现世做工了，怎么样？以前你认为自己又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对活下去本身怀有疑问来着，现在怎么样呢？

啊，听之任之就可以了吧，这样的地方是有的。如果问一如往日的苦恼还有没有了，那没有了。加入奥姆前即使对要好的人，“像我这样的……”那样的话也是说不出口的。说适可而止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不能把自己的弱点出示给别人。但如今能够明确表达了。

亲戚还提起了婚事，说差不多该结婚了。可是我想，曾经在奥姆那种犯凶杀罪的地方待过的人怕是不可以结婚的。当然我是没有犯罪，但至少在那里拼命做什么来着。

有时会感到寂寞，是的。尤其去年。和朋友一起外出吃饭，也去哪里游玩，但什么也没有的日子也是有的，一个人回到这里看见烟花“砰”一声升上天空——那种时候往往眼泪夺眶而出。现在倒是不再那样了。

在奥姆见到的人里边，有吸引力的人有相当不少。和在现实社会中认识的人完全不同。怎么说呢，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表面的。但在奥姆方面，由于是在一个地方一起生活，所以会多少产生类似家人那样的感觉。

喜欢小孩儿。看见妹妹的小孩儿，觉得真是可爱。但也是因为自己曾是奥姆信徒的关系，想结婚成家生育自己的孩子的念头是很难产生的。想到要向对方交代一切，怕是不可能做到……恐怕还是自己的家庭不怎么顺利这点影响很大吧。在没有问题的幸福家庭长大的人，估计是不至于加入奥姆的，我想。

“在法庭看到麻原的言行，感到作呕。”

高桥英利（一九六七年生）

一九六七年生于东京立川市。在信州大学理学部学地质学，又进研究生院专攻测地天文学。从小学开始就对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如醉如痴。因受地铁沙林事件打击而退出奥姆真理教。其后上电视等媒体批判教团，出版了一本书：《自奥姆回归》（草思社）。因为他在书中已详细写了他是怎样加入奥姆真理教团和从中出来的事实，所以访谈中没再涉及。书写得相当好，饶有兴味，想具体了解的人士最好一读。

高桥君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同来信州大学松本部校区演讲的麻原彰晃接触交谈，随后在井上嘉浩劝诱下入教。后来由于研究活动太忙而从教团中消极退出，但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现世”集中精力学习，于是重新入教，成为出家信徒。那是松本沙林事件发生前的九四年五月的事。

在教团中属科学技术省，在村井秀夫手下工作。麻原彰晃直接命令他开发电脑的“地震预告软件”，如此辛苦开发的软件所出数据直接预告了阪神大地震的发生，受到表扬：“干得好！”

说话思路十分清晰，富于逻辑性——这或许可以说是奥姆真理教信徒（原信徒）的共同特征——逻辑讲不通便不能认同。而若逻辑讲得通，便积极接受。看上去他有不少那种认真表现。不错，以那样的眼光看周围事物，“现世”也许是充满混乱和难以忍受的场所。就他而言，正因为逻辑思维能力出类拔萃，所以他似乎愈发陷入“意义的语言化”这种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出口的、宏观与微观犬牙交错的个人循式之中。

现在进了一家测量方面的公司，普普通通做事，普普通通生活。但他说仍在拼命思考奥姆真理教是什么。因此，只要有时间，至今仍去审判奥姆真理教相关者的法庭旁听。

大学时代参加美术部，方方面面很活跃。但在自己心中，我想乖离感是相当强烈的。就是说，到外面进行外向型活动的自己和内在的自己是分离的。不错，参加活动时很开朗很热心，朋友也交了很多。可是一旦回到自己房间，整个人就一下子陷入极其孤独的世界中。而且，能够同自己共同拥有那样世界的朋友四周一个也没有。

从小就有那种倾向。记得还小的时候时常钻进壁橱里，懒得同父母见面。在房间里也不具有自己的空间那个东西。毕竟小孩子要受到父母这样那样的干涉。而要从中逃脱、能够得到安宁的空间，就只有壁橱了。兴趣也许有点儿古怪，但一个人关在漆黑之中，觉得自己的意识正“吱吱”有声地变得越来越尖锐。大概可以说自己在黑暗中同自己本身相对吧。因此，奥姆的retreat（“隐遁性”）那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过去就喜欢的。

整个钻进被窝睡觉我也喜欢。把被蒙在头上，自己就进入了另一世界。意识仍在发生。尽管发生，但我已进入现实与梦幻世界的中间地带。在那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任何地方旅行。就是说，我在被窝里构筑了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那样的东西。那东西让我欲罢不能。

上初中时时常听前卫摇滚，就是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墙》（The Wall）。本来是不该听那玩艺儿的（笑）。心情变得非常悲观厌世。得知葛吉夫的存在是通过克里姆森国王乐队。克里姆森国王有个名叫罗伯特·弗里普的吉他手，他是葛吉夫的信奉者。接受葛吉夫以后作风为之一变。那样的音乐对人生观的影响，我想是相当大的。

高中是在立川高中，在那里属于体育部。打篮球和羽毛球来着，哪个都够累人的。

上大学后，想和社会画一条线活下去的心情在我身上强烈起来，即所谓“暂缓履行”（moratorium）之人。我们这代人是在日本变得富裕的时代长大的，具有从那里观望社会的意识。而且，我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那里的“成年人社会”，感觉上好像扭曲得不成样子。这样，我就开始思考：有没有同那个不一样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呢？大学时代是有相当多的自由时间的，使得那种意念在脑袋里迅速膨胀起来。

年轻时那种事是有的吧？自己脑袋里想得天花乱坠，而一旦落到自己实际生活这个现实层面上，看到的就全都是自己笨拙的真相。那种类似焦躁感的东西，我想在我身上是顽强存在的。

为了从那种焦躁状况中挣脱或站立起来，我当时把脑袋扎进了很多方面。千方百计想从哪里获取自己生存活力那样的东西。有现世生活上的苦闷，有对现实社会矛盾的疑问。为了从中摆脱出来，我以自己的方式描绘了理想社会图像。正因如此，才被标榜与自己一拍即合的理想社会的宗教团体巧妙拉了过去。

说起奥姆问题，往往马上提起类似亲子关系别扭啦倾轧啦那样的话题，可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现实性挫折、家庭不和等等或许的确是奥姆吸引人的一个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莫如说是我们大家都怀有的对于世界矫枉过正的末世式感情那样的东西。如果着眼于我们整个人类、所有日本人都普通感觉到的事，作为很多人被奥姆吸引过去的原因的家庭不和等问题就不至于等闲视之了。

——等等，日本人果真都怀末世观不成？

也许不能简单一般化说都有。虽然不能，但被末世观深深侵入的感觉恐怕大家心中还是有的吧？对于潜在性的、肉眼看不见但确实存在于那里的恐惧什么的。所以，关于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被那种末世观所威胁这点，归根结底，既有已经剥掉那层黑色面纱看在眼里的人，又有被那层面纱遮挡的人——恐怕不外乎这个层面的差异吧？假如一下子拨开那层面纱定睛往里注视，我想任何人都会畏缩或被一种恐惧感所威胁。

恐惧感是针对不远的将来的。作为自己生活基础的社会本身在不远的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呢——也就是对其走向深深忧虑的心情。越是爬上顶点，或者说一个国家越富裕，我想那种心情越强烈。也就是说，那种阴影越来越大。我是那么认为的。

——可我觉得较之“末世”，好像“下滑”、“没落”那样的表达方式更接近……

或许。不过，《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那本书，从我上小学到上中学期间是相当有名的，那种类似末世感觉的东西通过媒体作为信息相当深入地吃进我的意识中。这不会是仅仅我自己一个人的认识。归纳为简单的世代论可能不够合适，但在当时，我想日本人都把“一九九九年末世观”那个东西牢牢嵌在了脑袋里。那时我计算来着：一九九九年我三十二岁。咳，已经成大人了，必须在这个糟糕的世上活下去。那种阴暗的感觉那时就已形成了。

奥姆出家信徒，说到底就好像各自在心里接受末世似的。他们出家时通过把自己的一切抛弃而将现世的一切付诸东流。也就是说，已经一度接受终结的人——仅仅那样的人集中在一起。而对近期未来仍怀有希望的人还有相应的执著。有执著，就不可能把自己抛弃掉。但是，已经出家的人好比从悬崖上一咬牙跳了下去。从悬崖跳下去是有一种快感的。体验到这点的人因而另外获得了什么。

所以，末世这东西成了奥姆真理教的一个主轴。以哈米吉多顿来了为理由劝人出家，施舍全部财产，这是教团的资金来源。

——不过，以末世观为卖点的教团，除了奥姆还有很多啊！耶和华见证会(31)是这样，维科的大卫教也是这样。奥姆哪里不同呢？

宗教学者罗伯特·里福特曾经说过：“具有以末世观为中心教义的新兴宗教团体虽然很多，但主动呼唤末世并主动朝那边突进的只有奥姆真理教。”那时我心想是那样的吗……

对于奥姆真理教某部分中的极其强有力的原动力的存在及其趋向，我至今仍有不能理解的部分。具有那么惊人的活动又把那么多人——我当然也包括在那里边——紧紧吸引住的教团，怎么变成那个样子了呢？

学生时代我受到许多新兴宗教的劝诱，也去了许多教堂和道场。但当时在认真摸索基于那一宗教观的生存方式并且严格实践这点上，超过奥姆的宗教一个也没有。毕竟奥姆是最厉害的。在其实践面前我大为惊叹。和流于观念性、求取虚假安稳的其他宗教不同，修行也动真格的。必须首先变革自己的身体，作为其下一步而变革人世——这样的宗教观让我异乎寻常地感觉出现实性。我当时心想，假如有（救赎的）可能性，那么大概就从这样的地方开始。

例如关于地球粮食危机，奥姆说如果像奥姆那样全都一点点减少粮食的摄取，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圆满解决。不是增加供给，而是改变身体。我也认为的确是那样。奥姆的人全部只吃一点点，人类往后要想同地球和谐共生，就必须那样考虑——或许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

——那好像是库特·冯尼格特小说《喜剧片》（Slapstick）。在那里面，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中国人都把身体尺寸缩小一半……

够有意思的。

其实我是分两次加入奥姆的。第一次并没有那样，但第二次加入时清清楚楚感觉到类似暴力阴影的东西。从第一天就觉得啊糟了！在支部里的时候，因为那里是以在家信徒为中心的，教团到底戴的是光朗面具。毕竟对象是过普通生活的人，所以在那里显得温情脉脉。不料到了上九一色村，这里只有出家信徒。所谓出家信徒，清一色是抛弃一切来此集中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大家已经没有退路了。一种穷途末路的紧张感在那里喷涌而出。

我进去的时候，当即分到我头上的工作是制造大型清洁器。当时教团强调自己将受外部沙林攻击，为了将其毒性减少一半而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大型清洁器。对我劈头一句：你来制造那个机器的零件。

我出家前听过一次教祖的说法。“吭吭”咳嗽着，“我现在给毒瓦斯盯上了。”他开口说道。黑着脸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这东西有惊人的现实性，我好像完全给那种临场感镇住了。“往下我只有一个月了。这样下去，教团要彻底覆没。在那之前，希望相信我的人聚集在我下面。”他说，“你们要当我的后盾。”那场说法实在非同一般，当时作为信徒在家的人全都一下子摇摆起来。作为对宗教有信仰那种东西的人，心想在教祖如此身处险境的时候，如果自己完全无动于衷，那么岂不也算不上有信仰。于是一下子有二三百人出家了。总之我也被卷入浪中。宗教性探求之心和对教祖的忠诚之心被巧妙地置换了，我认为。

眼见有什么不妙是在接受“基督仪式”的时候。这是让全体信徒喝麻药性药物的仪式。但做法无论怎么想都非常随意。即使将在宗教的名义下使用那种药物让人一头扎进精神世界而大致作为一种手段——尽管相当可疑——认可，那也要做得——既然做——认真些才行。我想那是近似LSD的东西，但接受的人估计全都是第一次，所以其中有人神思变得不正常起来。结果把变得不正常的信徒就那样扔在那里不管。目睹那样的场景，我彻底厌恶透顶。就算以深入精神世界为目的由教祖决定的，在管理上这样子也太不周到了嘛！

对于这次基督仪式我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感。接受之后我相当苦恼，真想直接退出来着。把我打击得几乎流出眼泪，沉思这里到底算什么呢？也不仅我一个，干部级别的人也对基督仪式相当困惑。就连成为“成就者”对麻原五体投地的人都这样。甚至让人感到教团已开始腐败。

我虽然自己说是“冒险入教”的，但为了开辟未知世界，就必须对其体制给予某种程度的宽容——不是说入乡随俗吗——所以我大体接受了那个体制。但并不等于把它的世界观、生活观毫无保留的全部接受下来。那样的地方我身上是有的。因此，一方面有主动熟悉奥姆不无奇异的生活体验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想以清醒的目光看个究竟。

常有人问：“高桥君，你为什么没有被教团的教神控制所控制住呢？”其实作为我也不知怎么回答。总而言之，或许我是把奥姆教团作探索之于我的宗教的一个阶段来把握的。但这是因为出家还不到一年而有余裕才这样说的。假如三年前就进来会怎么样呢？这点我也不明白。而且，毕竟才一年时间，自己的思维系统那样的东西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

这样，我在出家一个月的时候就对基督仪式大失所望，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退出。但我是口出豪言来这里的：“我抛弃现世出家了！”而不出一个月就说“还是不行啊，我得回去”——这是很难说出口的。不好意思啊，这怕是自尊心问题。说起来，宗教和自尊心本来就是矛盾的……

那时我对教团的疑问越来越大，交给的工作也没能正经着手。例如（为了解脱甚至允许杀人的）巴迪拉耶纳教义之类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东西。但一来周围没有信徒可以就这样的问题互相商量，二来教祖高高在上，不能直接说话。就算对身边的信徒摔出疑问：“你不认为教团这种地方有点儿蹊跷吗？”得到的回答也无非不痛不痒的东西：“高桥君，可是只能跟教团走的哟！”因此我想，必须找相当够级别的干部问问才行。

正这么想来，不久我被新实、饭田惠理子和纳罗帕师（名仓文彦）叫去，以仪式那一形式把我收拾了一顿。什么“你为什么不能过教团生活”啦、“那岂不修行不了”啦、“还没皈依教祖”啦，这个那个严加指责。

那时我以为机会难得，就把自己感觉到的种种疑问一咬牙抛了过去：“不，且慢，我现在对教团有这么多疑问，所以不能完全交出灵魂致力于教团活动。”随即把自己感觉到的一股脑讲了一遍。结果饭田惠理子说：“我们在那点也是同样，但只能追随教祖，别无他路可走。”

“对教祖你都不清不楚，怎么能够追随呢？”我继续问她，“不错，我也是相信教祖的。可是，不了解教祖到底是什么人，是不可能（不加批判地）追随他的吧？”我这么刨根问底。但回答还是那句话：“反正只能追随教祖。”

这样，我彻底泄了气。原来玛哈姆德拉的得道者、集众人尊敬于一身的人（饭田惠理子）不过是这个程度！你这样子居然也得道了？既是这个程度，再多问也无济于事。于是决心去问了科学技术省上司村井秀夫，但全然不予回答，只是沉默不语。看来往下只能直接问教祖了。后来算了，决定默默修行。

在教团中，井上嘉浩是我唯一感觉出精神纽带的人，很想不客气地问问他。但阿南达（井上）转去哪里做秘密工作，完全联系不上。如此这般，闷闷不乐过了几个月。

虽然我进教团是第一年，但我在科学技术省的上司村井秀夫命令我搜集地震方面的资料。当时教团的方向性实在一塌糊涂。考虑到那种现状，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精力安心工作，我总是这样想。根本看不清教团往后要干什么。因此，我果断地问村井：“我总觉得教团好像有幕后部分，是不是这样呢？”我因参与占星术的关系留在教祖近旁，所以能日常性目睹一般看不到的干部的行动。他们的每个行动甚是煞有介事，或者蒙着一层厚厚的面纱。而位于幕后部分中心并掌握关键的，似乎就是村井。所以我才想直接问他。可是当面不好开口，就在电话中说了。村井沉默片刻，说“你辜负了期待”。在那个阶段，我感到自己在教团的人生结束了。总之就是被看成了“不能作为教团方面的人、作为棋子使用”。

我不认为奥姆犯罪纯属胡作非为，而认为那里有他们自己一个明确的宗教目的。未尝不能说是胡作非为的部分也可能有的，但应有宗教观切实介入其中。我想详细了解那一部分。而能好好解释的，我觉得恐怕只有麻原和村井秀夫。其他信徒有可能仅仅被作为棋子使用，但这两人不同。他们应该是在自觉把握其行动目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发出指令的。说我在那里边战斗也好什么也好，反正独自应付的对象，恐怕就是那两个人的动机（motivation）。

成为沙林现行犯的多数人完全是教祖绝对主义者，无论对教团有怎样的疑问，他们都对那东西不理不睬，只管言听计从。相比之下，丰田亨君是大致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每次我提起对教团的疑问，他都会多少陷入沉思，回答说：“不过么，高桥君，世界已经是哈吉米多顿了，那种话是说不得的哟！”如此这般，大体通过自己的思维体系给予回答的余裕在他身上是有的。但不是那样的人占多数，也就是完全不经由自己思考、“跟随教祖即可”那样的人。虽然同是信徒，但跟那样的人也是谈不来的。同一个教团，里边的人也五花八门。

丰田君差不多和我同一时期加入教团，从个人角度很了解，但他出家后较短时间里就升格为干部。“我对教团的动向也不很清楚，但既然暂且成为干部，只好那样做。”他说。我听了，心想他也很不容易。那还是沙林事件发生前的事，我猜想这个人所处的立场肯定比我难受得多。一段时间里我给他开车来着。

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是慢慢花时间成为教团的人的，但丰田君是所谓即席型的。出人头地的确早啊！这方面被教团巧妙利用了。

——假如村井叫你洒沙林，你会逃走？

我想会逃的。但逃的方法很有窍门。现行犯们被置于无法顺利逃走的状态下，而后以乘虚而入的形式下达指示。他们被集中在村井房间里，始料未及地来一句“其实今天……”完全劈头盖脑。接着说道：“这是上边的命令。”这已经好比咒语了。现行犯挑选的都是当时信仰十分真诚的人，并且告诉他们“你们是被特别选中的”，从而诉诸使命感。将他们赶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然后下达命令。皈依是奥姆真理教中的信仰基石。那里有一套在此名义下整合好的程序。他们被这个套住了。

所以，作为现实问题，我想我是不会被选为现行犯的。我还是小喽啰，也没有得道。也就是说，还没充分受到教团信任。那样的人他们恐怕是不会选的。

——我有个疑问。我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时候，其中有几个说“假如自己在奥姆里面，并在那种状态下被命令洒沙林（以在公司做工作的经验来说），恐怕是拒绝不了的”。但是，你尽管实际在教团里面，却说自己“会逃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点请允许具体解释一下。“逃”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儿狡猾。说明白些好了。掏心掏肺地说，如果村井那么说，我的确可能逃走。但如果井上嘉浩对我说：“高桥君，这是救赎。”并把袋子递过来，我想我是无计可施的。如果他让我跟他走，没准我想跟去。一句话，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问题。

村井固然是我的上司，但他是居高临下——说冷淡也好——的存在，假如由他下达“洒沙林”的指示，我想自己很可能逃走。当然，我会追问为什么做那样的事。而若他强调“这对教团是必须做的事。事情倒是污秽的，但无论如何都想请你去做”。那么，我说不定巧妙隐藏自己的本意，姑且接受下来，而在动手前设法一逃了之。就像广濑（健一，圣杰雅）因为困惑而一度下车那时一样，我也在左右为难之间最后逃走了事。我想我会那样的。

但是，井上嘉浩这个人是有令人动心的地方的。他身上有一种非常虔诚的宗教使命感。如果看到他苦闷的情形，我想我会为他两肋插刀。老实说，那时他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他向我强调“这是只有我们才能完成的使命”，没准我会跟上去。那么想的时候也是有的。

——往下自己的行为有可能伤害别人——在和这个不同的层面？

是的，在另一层面行动。所谓“在另一层面行动”，就是说在考虑驱使人行动的原动力那样的东西的时候，逻辑性思考大概是极为脆弱的东西。例如，被命令“洒沙林”之时，我怀疑那些人（五个现行犯）未必处于能够进行逻辑性思考的状态，未必有逻辑上认为“这是不可以的”而能够做出“那么算了吧”那一判断的精神余裕。估计并没有那样的余裕，而以被当时气势所压倒不知所措的状态乖乖听命。如果有逻辑性思考发挥作用的余地，我想任何人都不至于做那种事的。在强有力的教祖主义下面，每一个体的价值基准那样的东西已经全部土崩瓦解。我猜想，那时候，甚至“做这种事会导致很多人死亡”这一念头进入脑袋的余裕恐怕都不存在。

就拿我来说，在教团待三年都不明白所以然，二者同一回事。“我绝对没问题”这样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的。那个时候，自由怀疑教团并将其在人前提出的感受性在我身上还有所保存。但无论怎样顽强抵抗，怎样力图阻止，自己都无可奈何地崩溃下去。进了教团，上边把种种事情强加于己，一再强调“你连这个都不能接受？那是因为你皈依不够”，自己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我算是好歹坚持住了，但即使和我一同进去的，也有不少人一蹶不振。

——那么，如果麻原彰晃本人命令说：“高桥，你来！”你会怎么做呢？

我想我会向麻原问清楚。如果他能让我理解，我就听。否则，我就一直问到我能理解为止。其结果，我想我会被取消任务。在那以前我曾在麻原面前直言不讳，他说“你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不过，老实说，在麻原彰晃和村井秀夫面前我大概不会动心的。因为他们没有对我推心置腹。

问题是，如果对象是井上嘉浩，刚才说的“也许跟上去”同“可能实际付诸行动”仍是另一问题。面对就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人，果真能够麻木不仁地默默将伞杆尖插入沙林袋不成？就能把自己这一存在冷冷放弃到那个地步？

——打断一下。你刚才使用了“强有力的教祖主义之下”这一表达方式——那么说，你是置身于教祖主义之外，是吧？而奥姆真理教团信仰的本质即是教祖主义，作为逻辑是不是有矛盾？

前面也说了，我在做基督仪式那个时候（对教团的运行方式）感觉出了极大的疑问。并且当时把那种疑问以书面形式整理出来。但是，即使我想提交，教团里也没有予以接受的态势。对于那种信徒与教祖两相隔绝的状态，我的确产生了幻灭感。

——那么，那一阶段到底是什么把你留在奥姆真理教里边的呢？那里有麻原彰晃、有教义、有同伴——是其中的什么呢？

对我来说，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对于教团和教祖，目睹其实态使得我无论如何都要产生疑念。我只是把信仰赌在作为发端的同井上嘉浩的相遇上面。不妨说那是把我和教团连在一起的几乎唯一的因素。

在教团中我是孤独的、孤立的。在科学技术省中让我研究占星术，可是我对那东西毫无兴致。我也算是进研究生院从事科学的人，一边使用关于天体运动的正确的科学数据一边将其仅仅用于占卜——对于持续进行这种怪诞的作业我有极大的抵触感。奥姆里面，把“超能力愿望”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不过老实说，我不大理解有那种愿望的人的心情。总觉得好像阴差阳错似的。

那么，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住自己的，而我却继续留在“去不掉疑念”的教团里，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抛弃了一切吧。加入奥姆时，我把收有自己过去照片的影集一烧而光，日记也烧了，和女朋友也分手了，全部抛弃了。

——可你才二十刚过吧？年龄上足可从头做起。再说——这么说也许失礼——抛弃的好像又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东西……

在您看来或许不是了不得的东西……（笑）但我认为我这人还是够顽固的。奥姆信徒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这种顽固性。包括我在内，对于怎么都无所谓的事却顽固地一门心思穷追猛打。不过，由于全力以赴，可以从中得到充实感。教团方面也巧妙利用了这一点。修行也是同样，还是把某种程度的程序完成了更能得到充实感。对奥姆来说，充实感是个诱饵。所以才提供剧烈的修行。修行越是剧烈，从中得到的充实感越大。

我去奥姆出家时，感觉上是自己主动抛弃现世的，算是自我陶醉吧。至于是不是真正以自己的意志出家的……恐怕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后来突然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我退出了奥姆教团。以前觉得神秘的东西作为幻想一下子荡然无存。感觉上就像正呼呼大睡的时候，听得一声“起火了”而赶紧跑去外面。因此作为我，认为决不应忘记这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不能让它风化，必须花一生时间认真对待。不能让奥姆真理教这个阴影、这个黑暗部分绊住自己的腿脚。

——关于末世论想再问一次。奥姆所说的末世论是犹太教＝基督教性质的末世论。

“千年王国(32)”这东西完完全全是西方想出来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也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奥姆真理教的哈吉米多顿，我想无论具有怎样的独自的思想，归根结底也还是敌不住基督教的末世观的。说敌不住也罢，说被吸纳了也罢。所以，仅看奥姆真理教作为支柱的佛教、西藏密教性质的东西，恐怕是不能很好解释这一系列与奥姆有关的事件的。

上面我举诺斯特拉达穆斯这个例子来说明末世观不限于我一个人，意思是说基督教信徒也罢什么也罢，说到底恐怕都是大体背负末世式气数这个东西的。

——末世观这东西，老实说我不大明白。但是，如果那里存在某种意义的话，那大概在于如何在自己内部将“末世观”加以解体——我忽然这样觉得……

一点儿不错。其实我也想说这个。末世观这东西，我认为不是确定的思想体系，莫如说是一个过程。末世观之后，肯定有净化它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奥姆事件是一种解放。迄今为止一再积压的日本人的扭曲意识、积怨那样的东西在精神层面一举解放的表现，大概就是奥姆事件。但我不认为那种现象和状况通过这次奥姆事件而烟消云散。潜在性侵害社会的病毒式末世观并没有被彻底消除。既没有被消除，又没有被消化。

有一种意见说，在个人层面把那东西一扫而光不就完事了！但我想说的是，即使可以从个人手中把那东西放走，也绝不意味作为社会性潮流而潜在性受其侵害的病毒式末世观已经寿终正寝。

——虽说是社会整体，但普通人——或者不如说是保持相对平衡的人——也还是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将那种“病毒式末世观”迅速解体，而在你所说的“现世”中自然置换为其他东西，不是这样的吗？

你是说解体作业吧？我也认为那是非做不可的。我认为麻原彰晃这个人没能进行那样的解体作业而在末世思想面前败下阵来，以致不得不以自己的手制造危机。我觉得麻原彰晃这个宗教家的末世观败在了（更大的其他）末世观面前。

——从小感觉到的壁橱式“黑暗世界”同你的奥姆真理教体验结合在一起了？

有白昼世界和黑夜世界。我之所以一门心思出家，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认识，即在白昼世界里，我身上类似隐秘愿望那样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消解不了，所以我才参加了扼杀白昼世界或者说自行抛弃白昼世界那样的活动，所以我才打开了奥姆真理教的门扇。这同遭遇自己心中的黑暗是同一回事。

这样，看见井上嘉浩君、丰田亨君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就梦见说不定自己也是他们。这可真是恐怖体验，早上醒来时浑身油汗。但那不是做梦，而是我眼前实际发生的事。换个说法，我的黑暗中的东西全都被奥姆真理教吸纳过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正因如此，我才自以为自己是很认真对待有关奥姆真理教的一系列事件的。法庭也尽可能去了。但是看到法庭上麻原彰晃的一系列言行，觉得自己被他耍弄得好苦。说感到作呕也好什么也好，实际上也呕吐了。腻烦透了！甚至觉得那东西不值得看了。但是，即使那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我也还是不能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不能小看他。尽管是一时性的，然而麻原彰晃这个存在毕竟在世上产生了作用，制造了那样一起惨案——我想这一事实是忘记不得的。就算在自己身上告一段落了，但如果不能跨越自己内部的“奥姆真理教事件”，那也是无法迈出新的一步的。

(1)　GURU：原义为印度教的导师、教师。

(2)　《姆米一家》：芬兰儿童文学家托芙·扬松（Tove Jansson，1914—2001）的童话作品。司那夫金为作品中主人公。

(3)　丹波哲郎：日本电影演员。

(4)　七跌八起：日语原文为“七転び八起き”。

(5)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神秘主义思想家。晚年研究心灵现象。著有《天界的神秘》等。

(6)　karma：文中译为“业障”。karma认为善恶行为将导致在现世或来世受到相应回报或报应，前世报应，业，业障。为方便阅读，以下姑且以“karma（业障）”之译在文中出现。

(7)　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1503—1566）：法国医生、星相学家。1555年根据星相学写了韵文预言书《诸世纪》（Centuries）。

(8)　cakra：瑜伽所指的精力集中的身体部位，从会阴到头顶，一般认为有六处。

(9)　about（アバウト）：马虎、随意，夸张。作为日语的特有用法。

(10)　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之略，麦角酸酰二乙胺，一种致幻药物。

(11)　真言秘密金刚乘：日文原文为“タントラ·ヴァジラヤーナ”。奥姆真理教修行的内容分为三类，分别是小乘、大乘和真言秘密金刚乘。

(12)　一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元左右（2011年12月）。

(13)　《娜佳》：法国诗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的小说，超现实主义代表作。

(14)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英国哲学家，后期倾向于用语言分析方法研究哲学。

(15)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著有《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等。

(16)　《战场架桥》：亦译为《桂河大桥》。

(17)　教育大学：相当于我国的师范大学。

(18)　踩圣像：江户幕府命令有天主教信徒嫌疑的人用脚踩基督和马利亚圣像的一种制度。目的在于识别其是否为天主教徒。

(19)　克尔凯郭尔（Sö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奠基人之一。

(20)　空海（774—835）：日本真言宗创始人，谥号弘法大师。曾入唐留学。尤工书法。

(21)　四国：指香川、德岛、爱媛、高知四县。古代分别为阿波、讃岐、伊予、土佐四个藩国所辖地，故名。

(22)　夏克提帕特（Shaktipat）：大乘瑜伽行法中的一种“密授心法之式”，意即“正授行法。”

(23)　哈米吉多顿（Harmagedōn）：《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所说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地点。转意为最后总决战。

(24)　共济会（Freemason）：1717年在伦敦成立的具有世界规模的博爱主义组织。起源于18世纪启蒙主义精神，以和平和幸福为宗旨。会员不乏各国政界、知识界精英。

(25)　瞿昙·悉达多（Gotama Siddhattha）：释迦牟尼出家前的俗名。

(26)　破防法：“破坏活动防止法”之略。日本的一项法律。

(27)　岛田裕巳（1953—　）：宗教学者。著有《奥姆——宗教为什么产生恐怖主义》。

(28)　短大：短期大学，两年制，类似中国的大专。

(29)　DC：日式英语designer-character brand之略，名牌时装。

(30)　坦陀罗：应指坦陀罗佛教，印度密教。因信仰湿神婆而肯定性欲，往往被其他佛教各派视为异端。

(31)　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支流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建于美国，反对现有教会的教理，认为千年王国已经开始。机关刊物为《守望楼》。

(32)　千年王国（millennium）：基督教认为基督重新降临统治人世的一千年间。

同河合隼雄(1)先生的对话

围绕《地下》

此次对话于《地下》印行后约两个月的平成九年(2)五月七日在京都市内举行。刊于《现代》杂志九七年七月号。收于本书之际，由村上进行了合成。

村上　您作为治疗专家与人面谈，那种面谈一般要重复好几次吧？我为《地下》做的采访有的部分也好像和那种面谈相似，但差不多只采访一次。那方面的实际差异是怎样的呢？

河合　通过和那个人见面几次，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态度。想到往后要同对方长期见面，那么我对事实的把握和自己想法的表明就几乎全部放弃了。

举个例子。当来访的人说“我为这样一个问题感到苦恼”的时候，有时完全不触及其父亲。那种情况下我有时不问：“对不起，您父亲是怎样一位人士呢？”没有问的必要。相比之下，更对那个人的“真实”感兴趣。

但是，如果同对方见面次数有限，我就特别想问其父亲的情况。几次见面当中，有时甚至感到非问不可。比如是不是有重大犯罪的人啦、恨不得马上死掉的人啦，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一一细问。因为若不把握事实关系，那是让人害怕的。他是怎样自杀的啦，以后是不是还要自杀啦，这毕竟是要问清楚的。另外，如果对方犯有杀人罪，也要问明白杀人时是怎么想的等等——因为，这个若不问个水落石出，就会影响自己的面谈方式。

村上　有重大问题的对象和没有重大问题的对象，接触方式是不一样的？

河合　不一样。高中生来了，说：“我不去上学！”我只是“唔……”一声感佩地听着，绝对不说什么“你父亲呢”。因为那个人的真实情况浮现出来才是关键，焦点要聚在那里。

但是，《地下》仅仅采访一次，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事实就不好办。如果属于这种情况，我想我采取的接触方式也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对一开始就询问事实这点，我会慎重一些。最初会尽可能让对方畅所欲言。

村上　接连询问事实，有时候相当不好受的。我做这件事最不好受的——或者说伤脑筋的也好——就是提起事件之后，既有人往好的方面发展，又有人相反变糟。我也在采访当中变得苦恼起来。

河合　这我很能理解。

村上　可我要写一本有主题的书，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事实而采访的，不能不问事实。至于可以问到什么地步、写到什么程度，这方面想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当然您不一样，面谈的目的就不同……

河合　我们总是考虑那方面情况和人见面。对方快要说过头的时候加以制止：“这个下次说好吗？”

村上　那在经验上是可以明白的吧？

河合　是的。经验也是有的。另外听对方讲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对自己的感情变得极其敏感。所以，在觉得有点儿怕的时候马上制止。

村上　但为了写书就不能那样制止的吧？

河合　那是的，本来目的就不同的嘛。不过，制止之后，就算对方当时变得不快，但成为下次变好的台阶的时候也是有的。所以不能简单说好说坏。就算因为失言而情绪一落千丈，也会转念振作起来——“到底是那样啊！”——这种情形也屡见不鲜。

村上　我在采访的时候也尽可能让自己的感觉变得敏锐些，本能地判断种种问题。但毕竟下一步把握不了那么多。即使“结果是好的”，到那一步要花多长时间也是无从得知的。

河合　是啊，那一步很难判断。毕竟是对方提出面谈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弄不清楚也是没办法的事。还有，作为亲身经历大谈特谈，而家人或周围人听得不耐烦那样的反应作为情况也不在少数。但这么成书后以铅字读起来，就会变得心平气和。“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周围人也会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让人高兴的吧！

村上　与此相反，感觉上工薪阶层的多数人往往“过小申报”受害情况。即使受害为十，也只能说出七。就算说出十来，成交的时候也提出压缩为七。如果不接受，就说：“那地方不合适，别采用了！”那就是公司。对方那么说，写的人心情就很复杂。

河合　如果这个那个太难了，我就放弃不写。如果把我现在做的事如实整理成文，我想对大家更有作用。把那些人的苦恼原封不动写出来，就能更准确地传达苦恼是怎样一个东西。但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工作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我写的时候，当然要征得对方同意。或者多少编造一点儿。但编造的东西总好像没有感染力，不可思议啊！大家也许觉得编造的东西反而有趣，但我们编造起来，那东西是苍白无力的。当然创作是另一回事，毕竟创作是从自己的身体出来的。但我们弄出的仅仅是编造。

村上　我所以想写《地下》，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搜集没有被媒体程序化的第一手信息，另一个是彻底以受害者的视线看问题。这是因为，从那样的立场写的书还一本也没有。

我觉得，就像许多媒体和评论家做的那样，即使举出奥姆真理教方面的精神性和思想性来在这里解析，眼下恐怕也是解析不出什么的。与其进入那种类似意义的语言化迷宫，还不如让事件返回普通人的场，排除专用术语（technical term），从那里重新注视事件——这样说不定更容易看清许多事情。

河合　不过，这些东西是因了你听的态度而讲出来的。这点一看内容就十分清楚。你在这里的角色是听，几乎不表现自己，对方却能讲出这样的事——这是你听出来的，一般人听也听不出来。

村上　具体说来那是怎么回事呢？我只是出神地听罢了，不大清楚怎么回事。

河合　比如我去震灾现场。“请让我听一听震灾时的体验，我来写书。”这么说，对方是不会讲这些的。也许说：“啊，可不得了！”或者说：“房子倒了。”不过我想，说着说着人家就懒得说了——对方不予理解，是很难继续说下去的。不予理解，心情是上不来的，有的人。说也三言两语。可是这本书中，说的实在生动得很，一般人是很难以那样的感觉说话的。

村上　当然我是因为对事件有兴趣才开始采访的。不过我真正有兴趣的是人。毕竟是作家，所以最初三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全是同事件无关的私人情况。在哪里出生、在怎样的家庭长大、是个怎样的孩子、在学校做什么、什么时候结婚、有几个孩子、爱好是什么、公司是怎样的……这些话绵绵不断。全都让人兴味盎然，真想全部写出来，但往往以私人事为理由拒绝。

不过听对方说这些的时间里，渐渐了解对方是怎样一个人，其形象在自己心中聚敛成形。到了这个地步之后才进入正题：“那么，那天的事……”这样一来，往往就比较容易讲出来了。当然，不顺利的场合也是有的。

河合　不顺利的场合当然也是有的吧。不过倒不是沙林如何如何，而是那个人度过的是如此这般的人生这点有真实性。“日本人可真行啊！”——这样的感觉非常强烈。

村上　是真行啊！听的过程中都不难得知交通高峰可不得了，而他们每天每日持续了十几年，为之气恼或厌烦的人几乎没有。那样的人其中当然也有，但属于少数派。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毫无怨言地持之以恒。我问“不厌烦吗”，多数人回答“别人也都是这样嘛”。想必不那么想就坚持不住的情形也是有的。

吸了沙林摇摇晃晃的，大部分人也照样去公司上班。总之很能忍耐。甚至有人几乎不省人事了还在做广播体操。

河合　的确。那地方，和我们就截然不同啊！

村上　我想是有两种想法的。

一种是公司这东西是此侧的体制，其中甚至带有宗教色彩。这么说也许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那里未尝没有同奥姆真理教的体制在根上相通的部分。实际上作为受害者的工薪人员当中有几个人直言不讳：“如果自己处于同一立场，也可能执行命令。”

另一种认为：“不不，那完全不同。此侧的体制和彼侧的体制是性质不同的东西。一方可以包括另一方，将其错位部分治愈。”两种何对何错，眼下我还无法简单断定。

这方面，必须从恶是个体性的恶还是体制层面的恶这地方弄清楚。写完《地下》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点，恶是什么？还没想明白。这个问题追究下去，说不定在哪个地点隐约闪现出来，我觉得。

河合　啊，恶确实是个很难的问题。本来就难，而到了这个时代就更难了。

村上　恶么，对于我也是一个大的主题。过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恶这个东西的形状，但无法顺利聚焦。就恶的一面是可以写的，例如污秽啦暴力啦谎言啦。但如果写恶的整个样子，就没办法把握了。这也是我写《地下》期间始终考虑的事……

河合　我也写了《儿童与恶》那本书。写的时候大伤脑筋，为恶是什么伤脑筋。

书是从恶与创造性是怎样的关系这点写起的，这个好写。但边写边想，如果有人问：“对于这里写的恶你是怎样定义的？”这是很难回答的。

不过，信一神教的人是容易定义的，神说恶就是恶。可是另一方面，信一神教的人也有为难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唯一最高的神在这个世界上造出恶呢？”——这么一问，信一神教的人非常为难。但像我们这样信多神教的人就可以有各种说法：从这边看是恶，但从那边看是善等等。因此，关于恶的定义是非常难的。

不过，儿童和恶作为书是容易写的。因为我想写的是“大人们说的恶并不是恶”这类东西。若是这类东西，可以一挥而就。可我打算迟早写一写恶。还没有关于恶的心理学的书。关于恶的哲学倒是不时出现。

把善恶分成两个，这个是善、这个是恶，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势必以善除恶，或者说善做什么都将无所谓。这是最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的人也是认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为的。不知不觉做了坏事……和这个不一样。

从古至今都说为了恶而杀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为了善而杀人却多得一塌糊涂。战争什么的就是这样。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极其恐怖的。话虽这么说，毕竟不好说“恶是好的”，非常为难。

村上　采访时感到的一点是，从一定年龄往上，说绝对不能原谅奥姆的人就多了起来。那样的人认为奥姆“那些家伙是绝对的恶”。但年轻人不是那样。二三十岁的有相当不少的人说“那些人的心情不是不能理解”。对于其行为本身当然是愤怒的。

河合　因为关于善恶的意义是非常难的，所以从小由生活方式注入的因素很强。这是善——身体已经成了那个样子。看地铁职员的讲述，觉得真是精彩至极，在某种意义上大为佩服。但年轻人不具有那样的东西。若说判断是软性倒也是软性的。

村上　不过在现代社会，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一基准本身已经相当动摇了，可以这么说吧？

河合　可以。写《儿童与恶》那本书时我也想来着，从表面上说什么是真正的恶是极其困难的。我是认为这个社会是恶才能够写。若用那样的说法，说多少都不在话下。但若下到本质一些的地方再这么说，就一下子变得困难起来。

村上　我感到的也是那个。地铁沙林事件、奥姆真理教事件这东西之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什么是恶”这个定义不容易下。仅就施洒沙林杀害很多人这点而言，这当然是恶，没有议论的余地。可是，如果顺着奥姆真理教的教义解析下去，也会出现这样一条路：那未必是绝对恶。归终可能属于解释问题。那种类似乖离的东西是有的。就那种乖离追究下去当然是富有诱惑力的通道，但从那边走过去大概也还是危险的，我觉得。要解决这一事件，我想归终恐怕还是在接近地面的地方聚集的“本能性常识（common sense）”那样的因素具有大的力量。

所以，虽然听了很多受害者的个人讲述，但正确的图像还远远没能把握住。在那些人的各自身上说不定还会分别发生裂变，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河合　回答还是只能由你自己做出啊。只能由你自己接受那些人各自活生生的受害场景，从中得出答案。但用脑袋想是不行的。即使在那样的意义上，你下次写的作品（小说）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毕竟是在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写的。

村上　不过作为我，下次啦下下次啦，出来答案恐怕没那么简单。也许要花几年时间，总之是相当够程度的持久战。反过来说，不想简单得出结论的心情也是有的。

河合　因为那不是逻辑性结论，而终归是作为生存方式在自己内部形成的东西，理所当然要花时间。

村上　写《地下》我感到最值得的，是来自许许多多读者的纯粹物理性反应。例如读得“呜呜”哭了或者气呀气呀气得身体不正常啦、吓得一段时间里不敢坐地铁啦……很多人把那种物理性反应如实写给我。我是小说家，那样的反应让我再高兴不过。场合毕竟场合，说高兴未免不够合适，但较之用脑袋思考得出的结论，还是这种物理性反应远为有效，我觉得。

河合　即使站在读者方面看，我想也是不可能马上得出回答的，所以大家只能把种种事情作为一个体验拿来，自己从中推导出下一个答案。恐怕不得不在这样的思考当中活下去。

村上　我从这一工作中得到的最宝贵的体验，大概就是可以由衷喜欢上听自己讲话的人。至于这是训练的结果还是本来就有的能力促成的，我不知道。但静静倾听的过程中，有一种自然而然进入对方心中的感觉。觉得好像以巫女＝medium（媒体）那样的感觉顺利进入另一侧。这对我是新的体验。

我想这样的心情在日常生活中是极难体验的，除非经历一场要死要活的恋爱。不过在继续如此作业当中，如果有强烈理解对方——哪怕多理解一点也好——喜欢对方的愿望，也还是会有相通之处的。

河合　是的。我们的工作也同样。我在荣格研究所的时候，指导我们的有一位有趣的老师，他这么说来着：见咨询者时，如果不能发现一个喜欢的地方，最好不要再见了。有个能够喜欢的地方，那可是再好不过。

村上　很能理解。

河合　来的人形形色色，有胡作非为的人，甚至杀了人的人都来。但有一个能喜欢得来的地方这点很关键。这是基础。哪里也没有喜欢得来的地方却还见那个人，那是失礼的。

村上　有那样的人？

河合　我么，属于比较喜欢人的类型，那种情况不多，但还是有过一个人的——只一个人——所以我开始拒绝。对不起，请去别的地方吧，不能再见你了——刚想这么说的时候，不料那时我心中有个声音，我听到了“一定要见”的声音。因此我这样说道：“坦率说来，我是不想见你的。不大喜欢你。但反正我听到了‘见你’的声音，所以还是决定见你。”结果见了。够人受的！

村上　怎么样了？

河合　意义是有的。但的确够受的。那个人有一次也说来着：“先生，那么说来，最初您说不想见我了吧？”“是啊，的确是那样的。”我告诉他（笑）。这种事也有过。

村上　就我来说，因为几乎所有的场合都只见一次，所以能用“一期一会(3)”的感觉喜欢上对方。不过若重复两三次，怕是要有辛苦的。

河合　那样一来，“喜欢”就是相当够受的。

村上　必须负起责任来。

河合　负责任也是个原因。另外，毕竟要进入心的间隙，喜欢这个东西……（笑）

村上　我做了这件事情，就实际感受到了您所做的事实在不轻松啊！毕竟日常性坚持不懈。

河合　是的。不好好锻炼是干不来的。回到刚才的话上面来，不喜欢不行的。但喜欢这东西嘛，怎么说好呢，是要一步步深入下去的。所以和一般说的“喜欢不喜欢”层面不一样。正因为这样，才存在无论怎么见都不要紧这种情况。

但你那边，我想是因为喜欢见才出来这么多话的，绝对！不然不会到这个程度。这点读了就深有感触。

村上　本来还有更有趣的事，但很多很多部分不让写，作为我很遗憾。在这个意义上，我所做的也许和非虚构作家多少有所不同。这本书写到中间的时候，我对揭露事实本身没多大兴致了，兴致转移到了设身处地从那个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这样，哪怕再有趣的事，如果对方不希望我写，我也是不写的。

河合　搞非虚构作品的人士怎么说的，我虽然不晓得，但眼下有科学主义这个东西，声称他们是叠积事实，通过事实说话的。因此，在发掘出新的事实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要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这样一来，势必“一切都要客观”，否则事实就出不来。

可是，例如我和你这么交谈的时间里，心情一下子明白了，于是可以写“那时村上君的心情大概是这样的吧”。但在某种非虚构作家那里，采取的是“村上春树是这么想的”这一写法。当然，那方面写得头头是道的人也是有的，也往往那样写。那种地方说是清心寡欲（stoic）固然可以，但如果往坏里说，有的地方会距事实相差千里之远——在事实的拉曳下而远离了真相。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搞非虚构的人如何评价这本《地下》极有兴趣。

村上　我单纯地认为“不是虚构的全都是非虚构”，但并非那样，“非虚构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一看法人世间也似乎是存在的。不过从作为小说家的经验来说，“能够数字化的事实那个东西果真是正确的吗”这一疑念在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

比如，在荒无人烟的夜路上同一个手拿棍棒的男子擦肩而过。假定他实际是个身高一米六二左右的瘦削而一副寒酸相的男人，拿的棍棒也不外乎研磨棒那样的玩艺儿。这是事实。可是从擦肩而过的实际感觉上说，我认为有可能把对方看成高达一米八十的大块头汉子。手中拿的棍棒也没准看成大铁棍，以致心脏“嗵嗵”直跳。而要说哪个是真相，我想应该是后者。实际上必须把两个真相并列摆在一起才行，但若二者只取其一，较之事实，我更要选择真相——当然是有条件的——世界这个东西说不定因人而异因眼睛而异的。把这些多少集中起来，通过加以综合才能看清的事实恐怕也是有的。

河合　这点写得非常明确的地方难能可贵啊！时常有人弄得模棱两可，结果读起来让人稀里糊涂。在这个意义上，以后非虚构作品的世界有可能慢慢出现有趣的东西。

我们是搞所谓事例研究的吧，在那种情况下，难免很多时候讲述枯燥无味的事实。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一边听枯燥无味的事实，一边忽一下子涌起想像力来。但您不是那样，而是活生生的形象自然闪现出来，是吧？

村上　看了书中收录的证言，有没有觉得此人需要治疗的例子？

河合　没有。只是，读的时候心想这可真难受的了。并非“不正常”。有那样的遭遇，变成那个样子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倒是很难，PTSD（心因性外伤压力障碍）说的不是不正常的人，而是普通人出现的症状。因此，如果当时清楚“我不怪，是普通人变成这样子的”，那会好受一些。那时如果有能够提供咨询的人就好了——读的当中我深深这么想来着。在这个意义上，觉得很可怜。

村上　是啊，没有能够提供咨询的人，我认为这点十分严重。

河合　不小心说出那样的话来，甚至会被人认为“什么呀这个不正常的家伙”。震灾当时我也说了不少。“不对，变得不正常是理所当然的，普通人是会这样的”——这么一再强调。那起了可观的作用。后来有人说“幸亏你那么说了”。

村上　最可怜的是公司不理解。本来是在上班路上遭遇不幸的，即所谓“劳灾(4)”。但公司全然不予体谅。相反，因为无法效力而被解雇的人却不在少数。

河合　排除异质性存在这一倾向在日本人身上非常严重。说得深刻些，社会把针对奥姆真理教的敌意转向受害者。甚至把受害者当作“不正常的人”。奥姆岂有此理这一意识转向受害者方面：“又在啰嗦什么！”有这种痛苦体验的人我想也是很多的。

村上　震灾那时候也同样，最初很亢奋，随后转化为同情。再往下，就变成“又来了又来了”，阶段性地。

河合　一点不错。针对奥姆的污秽等种种印象砸到了受害者方面。事情固然荒诞得很，但确实发生了，非常令人不忍。

村上　这在某种意义上极有象征意味的，恰恰是在冷战体制崩溃后出现右也不是左也不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那种状况之时突然发生关西大地震和这起奥姆事件，致使不知道该以怎样的主轴把握这些事件。

河合　地震是天灾，多少有所不同。不过要是冷战体制继续存在，奥姆那样的东西是不容易出现的。就是说，无论怎么看都有显而易见的恶在那里，心想那东西必须干掉——大家脑袋都比较容易清理。不料就在不知怎么清理才好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种怪东西。

村上　我用故事（story）性这个说法加以把握。

河合　总之麻原猛然把故事性拿到失去故事主轴的地方来了。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人被他吸引。我赞同你这个说法。

村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有才能或有强大号召力的。

河合　不是等闲之辈。

村上　我作为小说家对此非常耿耿于怀。能吸引这么多人的故事性究竟是怎样的东西呢？而且，那种故事性为什么在结果上带有那么厉害的致死性呢？那么思考下去，就归结到物语有善的物语和恶的物语这个地方。在这里又回到恶是什么这一命题。

河合　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怎么说好呢？我想，眼下一般性认识是：只要是物语，就不应加以限制。不过其影响力可真够厉害的啊！

村上　如果纯粹作为物语来考虑，那么“人都是污秽的，清除掉是正确之举”作为情节也可以说并不算错。我是说作为物语情节。但是，如果采取“施洒沙林”这一具体形式，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恶——二者之间怎么划线合适呢？

河合　举个例子，有《铁人28号》这个物语的吧？那一类型的英雄忽一下子从天上飞去帮助人。小孩子看了，就自以为成了英雄，把包袱皮围在脖子上忽一下子如法炮制。但若问是不是有小孩子从二楼跳下死了，那是没有的。小孩子是有两下子的。故事固然是活灵活现的，但它同外部现实之间调整得恰到好处。

时不时有人劈头盖脑批评物语，说那是想像出来的，使用魔棒一下子飞上天空，简直莫名其妙！如果小孩子以为使用魔棒就能学习好，岂不就不老老实实用功了？不过么，若说拼命用功就能变得了不起，那就更是天大的谎言（笑），纯属无稽之谈。

《巨人之星》也不例外。说什么只要天天猛练就能为巨人之星(5)，那才是弥天大谎。要是信以为真而全都练什么棒球，那不知多么可怜！小孩子完全晓得那个名堂，所以不至于照样。

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村上　另外——这是我的猜测——麻原提出的物语是不是有可能超越他自身……

河合　那是故事的恐怖性。故事具有的能量是会超过那个人的。而且他本人也成为其牺牲品。那样一来，就变得无法控制了。

村上　从某种消极场所产生的物语的确也是有的。而且，有时因为消极而有其力量。小说家也有从非常扭曲的恶劣状况中编织出出色物语的人。因此，出处如何如何是很难简单断定的。问题是，如果其消极性在某种现实部分超越其本人，那就可能带有致死性因素。

河合　所以，麻原说不定也在最后希望就此中止的吧？可是，即使想中止也是中止不了的。希特勒之流我想也是这样，无法中止了。自己成了自己制作的物语的牺牲品。关于麻原我想也是同样。

还有，迄今为止，世上关于死的故事实在太少了。所以麻原那种单纯的物语才会具有不得了的力量。过去关于死的故事到处都是。说什么人世这东西本来就是折磨人的，死后没准能幸福，总说这个（笑）。所以听得亲鸾(6)的话没有人不感激。但如今大家都对活在这个世上过于热心，死这件事成了盲点。这当口他冒了出来，以至年轻人呼啦一下子跑了过去。这点好像可以理解。

村上　作为小说家我是这么想的，没有哪个物语不是从消极地方产生的。物语所表现的真正的阴影和深度几乎全都是消极的。关键在于在哪里把它和整体性世界谐调起来，在哪里画一条线。为此无论如何都需要平衡感。

河合　是那样的。将消极东西紧紧抱在怀里那一时期是需要的。或许应说是酿成期。那样的东西越多，与之相应的积极越会自然产生出来。这点关于积极东西也是同样。单纯想起积极事物的人的话傻乎乎的，没办法听（笑）。

村上　麻原的物语，说到底，是被他的偏执性污染了，而对抗那种偏执性的有效的疫苗式物语，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这点到底是个问题。

河合　这方面我想是有很大盲点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像日本这样的宗教性国家。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没有像日本这样的同宗教无缘的国家。所以才有那样的东西忽一下子蹿了出来。

村上　只是，我写那本书时想来着，虽然社会本身不具备足以防止那起事件的抑制性疫苗，但每一个人讲述的物语之中还是能让人感觉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说是潜在性力量也好什么也好。如果将那些物语一个个集中积累起来，就有可能从中产生某种强大的势力。我写这本书，的确不能不感到许许多多的绝望。但若说变得悲观了，却又不是。莫如说相反，感觉到了类似希望的东西。至于如何使那种每一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显在化，仍在五里雾中……

河合　这是日本的特征。基督教传教士来的时候，他们认为“没有比日本更容易对待的国家”，以为会有无数基督教徒应运而生。结果完全不是那样。因为自己这方面有某种东西的，很难轻易染上什么。细看有的是什么，原来是非常积极的东西。有积极的能够安心的地方。而若问那东西是什么形状，却又说明不好，那实在太难了。

村上　有那种似乎自我矛盾的事。例如，尽管未能阻止奥姆真理教那样的东西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想要净化它的力量还是有的。大概可以说是“自然治愈力”吧。所以，既可以说未能阻止地铁沙林事件是社会的败北，另一方面又可以实际感受到超越它的强韧性。在这种情况面前，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就渐渐模糊起来。

河合　很能理解，完全那样。

村上　这本书将被译成英语，有这个计划。可我觉得，对这本书中所写的，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是不是太多了些？

河合　我也那么想，美国人看了这本书，究竟会怎么认为呢？在这个意义上，务请一读。

村上　即使为了让外国人了解日本是什么，也想请其一读。不过我一直想的是，奥姆方面的人也要看看这本书才好。归根结底，要想溶解用麻原物语加固的东西，恐怕只能拿来别的物语。即使像所谓专业性狂热宗教分子那样在道理上强调“这边正确那边错误，所以要回到这边来”，那恐怕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在想，如今世界上有什么不正常、哪里出了差错这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讨厌学校、讨厌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也讨厌那玩艺儿。所以，想离开那样的地方而深入探索精神领域，这作为其本身应该不是错误的。因此，“算了，去学校好了，去公司好了，那才是正确的”——我是不能简单这么说的。但是，如果有比吞掉那种消极更大的积极，我想事情会顺利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吞掉物语的更大的物语。说到底，较之善恶的胜负，那大约更是规模的胜负。

提起“超越善恶的地方”，我想起来了——这么说或许不够合适——采访时有一点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那就是，遭遇地铁沙林事件之人的一个个受害的质，说不定是同那个人以前自己身上就有的某种个人性受害模式有呼应之处。

河合　我想完全如此。毕竟仍是那个人所承受的。所以即使一点点东西，也还是要通过那部分而扩大开来。因此，那种东西所以难受，也是由于每一个人身上的隐秘部分接连不断暴露出来，包括私人性质的东西在内。所以很难很难。

村上　只是，恐怕不仅仅是说单纯无辜的普通市民偶然遭遇这起无谓事件——事情没这么简单。内部和外部无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部分是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为了写这本书所做的，对于我固然是极有意义的事，但与此同时，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事。这样以书这一形式告一段落之后，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河合　绝对是可怕的事，那个。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尽可能显得不耐烦（笑）。如果热情得不合适，事情势必难以收拾，真的。

与“恶”共生

此次对话于平成十年八月十日于京都举行

村上　想写《地下》的时候，也是因为社会的目光压倒性集中在作为沙林事件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我则很想以贴近地面的眼睛将遭遇不幸方面的普通人形象浮雕出来，而不是仅仅说“有这样一些可怜的受害者”。

而在一度整理完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后，又强烈觉得仅那样怕是不够的。在将那一视点在自己身上牢牢设定的基础上，这回觉得恐怕有必要将目光转向奥姆真理教方面。心想若不那样，真正的全景图就难以呈现出来。

河合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

村上　这样，我首先采访了几个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和原来的信徒。但作为一个小说家，坦率地说，可以说我为奥姆方面的人共同拥有的问题意识那样的东西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因为同听受害人讲述时相比，那部分的表现方式毕竟是明确的。但是，关于如何将他们讲述的那种问题意识付诸程序的方法，则没有怎么吸引我。相反，就《地下》中列举的受害者方面来说，较之问题意识的提出方式，我感兴趣的则相反是问题本身的程序化方式。我觉得，尽管两者带有许多同质问题，却又带着异质意识生存于世，这点让我刻骨铭心。

河合　你写到，奥姆人做的事和小说家做的事有相似部分，同时又有不同部分。我觉得这个极有意思……

但与此同时，和他们促膝交谈起来，我不能不深深感到小说家写小说这一行为同他们希求宗教那一行为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共通点这一事实。其中有极其相似的东西。这点毋庸置疑。话虽这么说，却又不能下定义说二者的行为完全同根。这是因为，在存在相似性的同时又存在某种决定性的不同点。和他们交谈时最能激起我个人兴趣而又让我觉得坐立不安的也是这点。（据《文艺春秋》九八年四月号，《后地下“序”》）

村上　这点我的感觉非常强烈。我对准意识的焦点，下到自己这一存在最底层那样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写小说也罢，追求宗教也罢，相互重合部分是很大的。在那样的语境中，我觉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理解他们讲述的宗教观。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那样的作业中，自己能在何种程度上主动负起最终责任。说清楚些，我们是自己单独以作品这一形式接受它，也不得不接受它。他们则归根结底委托给教主和教义。简单说来，那里就是决定性差异。

交谈当中，一谈到宗教，他们的话语就没有延展性。所以么，我就一直就这个思考：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最后这样想道：我们是本能地把世界这个东西的结构作为Chinese Box（套匣）来把握的。匣子里有匣子，那个匣子里还有匣子……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所把握的世界之外或者之内，大概还有另一个匣子——想必我们是潜在性这样理解的吧？这样的理解赋予我们的世界以阴影和深度。以音乐来说，就是给予泛音那样的东西。但是，奥姆那些人尽管口头上说希求“另一个世界”，然而对他们来说，实际世界的构成方式则莫名其妙地是单一而平板的。有的地方延展性已经终止，有的地方只能以一个匣子看世界。

河合　有那样的感觉，一点儿不错。

村上　例如上祐这个人。此人利用非常巧妙的修辞高谈阔论，但他所谈论的是仅仅在一个有限的匣子里才通用的话语和道理，再往前根本没有展开，所以理所当然无法抵达人心。然而单纯、坚固、自成一体。个中奥妙恐怕他也十分清楚，从而巧妙地反为己用。对方没有办法说服他。即便知道他说的没有深度甚至荒诞，也无法有效反驳。大家因此心焦意躁。可是问奥姆的人，都说没有比上祐脑袋更好使的人了，无条件地尊敬他。向他们说明上祐言论哪里不正常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那必须证明那只匣子的局限性。

河合　是的，那是非常艰难的。不过回想起来，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家就满不在乎地杀人来着——战争。而且有人胡乱杀人并因此获得勋章。只要是进到匣子里干的，那也全部作为正确行为通行无阻。

而且，如您说的，全都一起忽一下子进到匣子里干的，进到“好孩子”那个匣子里。那的确是万分危险的事，但只要心里明白，就无疑是好家伙。那类人应该具有某种——怎么说好呢——正直啦诚实等品性的。若不然，是不至于进入奥姆那样的地方的。

村上　的确，一般社会中，以“善的动机”进入公司的人基本没有。

河合　是以无动机进入的，统统（笑）。

村上　不过就奥姆来说，进入那里当时分明是有“善的动机”的。善的目的也有。

河合　况且是情愿抛弃现世利益进入的。

村上　这个嘛，我隐约心想，抛弃一切想必是相当畅快的吧？

河合　那个因人而异。哪怕再想抛弃也抛弃不了的人也是有的。也有人做出抛弃的样子却悄悄放在旁边。我这样子的恐怕就难免（笑）。

村上不过交谈起来，都好像轻易出家的。说着说着，就突然说出“所以出家了”那样的话来。“且慢，所谓出家不是家人也好、工作也好、财产也好，要统统抛弃的吗？那不会是很不得了的事？”——我这么反问，但感觉上，对于多数人好像并不像从清水寺舞台上飞身跳下似的(7)。

河合　细想之下，带着东西去那个世界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不是什么都要抛弃的嘛，所以出家和赴死是同一回事，好比去那个世界。所以说轻松也可以说是轻松，可以说是一身轻松。话虽这么说，毕竟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在抛弃东西的同时必须承受活在这个世上的苦难——二者密不可分。若不然，人大约是信赖不得的，我确实这么认为。因为纠葛那东西没有了，对吧？

村上　不过让他们说来，那种物欲性质的东西让人的烦恼膨胀开来，对人造成消耗。所以必须抛弃烦恼来纯化自己。

河合　啊，所以嘛，有烦恼而不消耗是不成其为宗教的。一旦抛弃烦恼，人就成佛了。

村上　抛弃烦恼并不是修行。

河合　嗯。那已经是佛，不是人的修炼。但我们不是神也不是佛，即使以为烦恼没有了也还是有的……亲鸾就是那样的吧？以为没有了却还是有，自始至终。因为搞得彻底，所以亲鸾才到了那个地步。一开始就那个样子是无从谈起的，我想。

所以，这里冒出的（奥姆那些）人，拥抱烦恼的力气是不够多的，遗憾。换个角度打上光照，可以说比我们凡人纯粹啦、善于思考啦什么的。可以说是可以说，但那到底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些人统统去了天国倒还好，而只要作为人活在这个世上，我认为恐怕就几乎没有可能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村上　不过，其中显然有“此人在人世间大概很难顺利过下去”那样的人。同一般社会价值观原本就格格不入。至于占人口的百分之几自是不晓得，但在社会体制中过不下去——好也罢坏也罢——这类人的确是存在的。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应该有接受这类人的托盘那样的东西……

河合　在您说的事情之中，这是我最赞成的。就是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那类人所在的位置。问题是人们都想错了，以为排除掉这类人，社会就能变得健全。这是大错特错的。那样的场所如今的社会实在太少了。

村上　退出奥姆的人也异口同声地说一点儿也不为加入奥姆一事本身感到后悔。

河合　自己与犯罪有关另当别论，但这些（接受采访的）人并不知情。这样，我想有人不后悔甚至打算继续下去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如果叫这些人洗手，可洗手后做什么呢？没有替代的嘛！

这同吸信纳水(8)的孩子是同一回事。谁都可以对吸信纳水的孩子说：“那东西不好，别玩了！”吸那东西不好这点，吸的本人也心知肚明。问题是，只要我们不提供不吸信纳水后可以让他生活下去的世界，他就绝对戒不了。正因为那个世界对于他是有意义的，他才欲罢不能。所以，说实话，退出奥姆的人也可怜得不得了。

村上　是够可怜的。

河合　所以么，采访当中有人说进入奥姆后稍微做了做，身体就忽一下子变好的吧？那个我很能理解。我们这里也有那些人来访。见面交谈时我这么想来着：这种人如进了奥姆那样的地方，很可能一切不翼而飞。依你特有的说法，就是一下子进入一个匣子里。所以，一旦进入，就全都好了。

村上　这我明白。

河合　可是一旦进去，这回怎么对待匣子就成了严重问题。所以我们才要在不把人关进那样的匣子的情况下把他治好。而那样一来，就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我最近想来着：花很长时间大约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如果想快些治好，那么请到别处去。来我这里是快不了的。”对方吃了一惊，“哦？”我说不知道自己对治疗是否热心。自己不是不热心治疗，而是你对求生不热心，所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尽快治好，这种地方另外也是有的。

认为花时间受不了的人，就让我把他转去那边，不过那样的人是看得出来的。也有人表示治不好也没关系。还有更极端的人，说自己不是为了治好而来这里的。厉害！

不过也有人说：“听说来先生这里也根本治不好，去别处会马上治好的。”我说：“是吗，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别去，但如果无论如何都想去，那么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于是他就去了，一下子好了。好了是好，但后来糟了，结果焦头烂额地回来了。毕竟有过一次体验了，于是说还是慢慢来吧，我就重头治起。

村上　所谓“进入匣子”，在宗教那里，就是“绝对皈依”吧？

河合　是的，绝对皈依。这个说舒心也舒心。看见这些人，就会对世界怀有疑问，觉得“这好像有些怪”，全都。而“有些怪”这个疑问，一旦进入匣子，就全部被解释得十分通透：“这是karma（业障）”。

村上　解释通透这点，对个人是很重要的。

河合　不错。不过么，全都解释通透的逻辑，那东西是绝对不成立的。让我们说来就是这样。可是，普通人喜欢解释通透的东西。

村上　是啊，大家都在寻求那样的东西。这不限于宗教，一般媒体也是那样。

此外我还想到一点，那就是，麻原彰晃这个人是怀有极其自我矛盾那样的东西的。缺点多多，在某种意义一塌糊涂。但我觉得在结果上恐怕幸好这样。假如他干干净净一表人才，说话滔滔不绝，那么说不定大家不会那么追随，我感觉。

河合　虽然能够解释得十分通透、似乎无所不知，但教祖某个地方没有费解性是不行的。那方面他大概有天生的东西。不过么，他是明白的。处于那样的立场，那么看来看去，判断力却是非常精确的。当然也犯错误，但凭直觉恍然大悟那样的地方我想也是相当不少的。所以大家才被他一下子击中。就连我们这样的，只瞧一眼就当即了如指掌的场合也是常有的，不是开玩笑。

村上　那种类似魔性直觉力的东西希特勒也是有的。他能把军事专家也看不清的事情接连看得一清二楚，在战争中取得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河合　正是。但最后撑不住了。体育选手也一样。胜、胜、每战必胜。那种时候他总说“没有败的感觉”。即使在绝对无法反败为胜的情况下，而只要认为“我反正要胜”，心里也镇定自若，实际上也如愿以偿。但是，如果一旦觉得撑不住了，这回就怎么也爬不上岸来。不过在某个时期，人是会那么精确、精确、一直精确到底的。在我们的职业中，最危险的就是那个。

村上　您是就作为医疗者的阅历而说的吗？由于见了谁就一眼看穿？

河合　不错。或者莫如说，自以为一眼看穿。而有趣的是，有时居然百发百中——是这样的吧？正是这样！可是就这么干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迟早会说歪打偏，毕竟是人嘛。另外——倒不是说麻原彰晃——也会心想自己总得想法露一手。那一来就完蛋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一直修行过来的，修行得渐渐莫名其妙，真的。人“精确”那一时期固然有，但为此沾沾自喜的人统统完蛋了。

村上　回到刚才谈的无法很好适应社会（现世）之人的话题上来——有效接受那些人的托盘那样的东西能制作出来吗？

河合　人这东西，不妨说，制作的是某种程度上满足烦恼并尽可能使之长效化的世界，尤其到了现代，效果变得相当直接而又快速。变得直接而又快速，即意味与之不适应的人增多了，无论如何。就是这样的体制被制作出来。这样，对于“不适应”的人我们该如何考虑呢？

对此，一个能有影响的，就是艺术啦文学啦等一类东西，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有人这个也是不会的。那么那些人怎么办？这是很难的事。不过，这么考虑下去，如果有生活保障什么的，觉得给那些人发放补助金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给补助金，请开心地活下去吧！”

村上　是的是的（笑）。

河合　可以做着有趣的事蛮不错地活下去。那些人我也见来着，到底是有人拥有自己完整的世界的。

村上　就是说，官方如何虽然不清楚，但社会本身恐怕还是准备这种托盘为好，是吧？

河合　我是这么想的。为那种莫名其妙的人提供生活保障，简直岂有此理！要是有往那种地方花的钱，还不如用在日本经济上。或者，那样的人任凭他掉下去好了——有人这么说。但不要那样，这是要由社会好好对付，给那些人发放钱款。我想我们应该是有那样的义务的。

村上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除却引起地铁沙林事件等社会犯罪事件这一性质不论，奥姆真理教大概就成了那些人不错的托盘。实际上现在的奥姆真理教也表示作为纯粹宗教团体开展活动。情况会怎么样呢？作为道理固然明白，但我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河合　所以说那本身是个不错的容器。但还是不可能永远作为不错的容器存在。如果成为那般纯粹的、以极端形式出现的团体，那么肯定发生问题。那般纯粹的东西紧紧集中在内侧，外侧如果没有杀也不足惜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没办法维持平衡。那样一来，如果不打到外面，里面就有可能发生非同小可的骚乱，组织因此从内侧崩溃。

村上　言之有理。和纳粹不能不挑起战争是同一原理。越膨胀，里面类似集约点的地方压力越大，而若不向外喷发，其本身就会爆掉。

河合　是那样的。无论如何都要攻击外面。麻原不是一直在说“我们受到攻击”的吗？因为他不经常将恶置于外侧就维持不下去。

村上　美国啦共济会啦的阴谋说，也是因为这个。

河合　所以么，真正的组织那东西，在自己身上没有恶是不行的，在组织内部。这点家庭也不例外。即使家里面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恶。否则，势必为组织安稳而在外部制造恶。希特勒干的恰恰就是这个。

村上　是啊。

河合　所以完蛋了。奥姆也一样，以现在这个形式是长远不了的，我想。

村上　那就是您说的“危险性”吧？

河合　是那么回事。

村上　不过问起信徒来，仍然有人说不相信地铁沙林真是奥姆干的，“或许干了，但很难相信。”

河合　我想是真不相信。都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不可能干那种坏事。问题是，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满满汇聚一堂，势必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不那样，组织就维持不了。

村上　那是一个圆球形集合体，虽然外侧是软的，但热量——刚才也说了——都集中在中心点。而外侧对此浑然不觉。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说：“我们过的是连一只蟑螂都不杀害的生活，怎么可能杀人？”

河合　那就是卓别林的《杀人狂时代》。那个见人就杀的家伙，看见毛毛虫却赶忙捡起来拿到花丛那里——虫子一条不杀，只杀人。人这东西到底是无可救药的生物啊！所以需要一种自觉：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

村上　可是，西藏密教也是和奥姆一样修行的。出家做密教修行。到底哪里不同呢？

河合　我对西藏佛教不太熟悉。不过我想，那种类似恶的问题肯定是巧妙地纳入其中的。把那个翻译拿进来，估计是要弄得十分简单易懂的吧？这地方是再难不过的。多大程度上放纵恶，行使恶，这是书中最不容易写的事。

村上　只能在现场部分从体验上传达。但若解析，就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加以整合。

河合　人用脑袋想东西，如果整合性写出好事来，恶就进不去了。就这点来说，一开始就有“原罪”这东西的确想的非同一般，西方人明确表明“都有原罪”。

村上　就是说我们原本就是从恶里面出来的。

河合　正是正是。所以事情就成了这个样子：“哪怕再拼命努力，以人的力量也是奈何不得的。”结果，基督被绑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打发了。在这点上，那到底是了不起的宗教。

村上　那和karma（业障）不大相同。karma（业障）那东西总是可以打发的。在这点上，原罪是完全无可奈何的。

河合　无可奈何。西方人为此苦不堪言，结果又杀人去了。所以，可以说无论如何都很难的。不过么，往下人也聪明些了，无论什么样的组织还是家庭，最好认真考虑一下该拥有怎样程度的恶。就是说，怎样表达它、容许它。

村上　奥姆真理教一系列事件也好，或者神户A少年事件也好，我都不能不从社会对其表现出的某种愤怒中感觉出异常的东西。所以我想，人是经常在自己这个体制中带着恶那样的东西生存的。

河合　正是那样。

村上　要是有人碰巧“啪”一下打开恶的盖子，就不能不像看对照镜一样注视自己身上的恶。正因如此，我觉得世人才表现得那么气急败坏。所以，例如把A少年相片在杂志上刊出——为刊出还是不刊出相互争吵，破口大骂。若让我说，那不是本质性问题。我想应该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认真讨论。然而问题气势汹汹去了那边，成了情绪性愤怒的喷发。或者要把奥姆罪犯的父母装进麻袋打死。我感到那岂不和复仇情绪差不多少了？反正就是要惩罚，或者说。

河合　大家都顶顶喜欢惩罚对自己没有实际危害的某个人，因为如果作为自己的事看就不得了。“那种坏家伙的相片刊出干什么！”这么一说，大家都心安理得了。

村上　去年见先生时谈起恶，使得我思考了很多。我有个印象，就是恶这东西恐怕是作为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就是说，从这边投光，其影子成了恶，从那边投光，其影子又成了善。这样，很多事情就能得到解释了。

但也的确有仅仅这样解释不了的东西。例如无论见了麻原彰晃还是见了A少年，说纯粹恶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觉得像恶性肿瘤那样的东西忽一下子集结起来鼓涌而出的场合也是有的。想必那种东西就在体内，从而引起不妨说是“恶的照射”那样的东西。这种印象很强烈。倒是说不太好……

河合　我想那恐怕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别看、别看、别看那种东西，别看过头了造成的。这样一来，凝聚变硬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要喷涌出来。

比如说，A少年事件发生时，以小孩子藏着躲着干坏事可不得了为理由，把那一带的树木一砍而光。我听了气得不行。事情整个弄反了嘛！孩子们是在大人看不见的地方以孩子的方式干着坏事成长的。无时无刻总是被大人看着才发生那种事的嘛！可把我气坏了。我喜欢树，光砍树都够让我气恼的（笑）。

都太没见识了，以为看得紧紧的就能培养出好孩子，大错特错！自己总在别人监视下是多么难受，这点想一想就不难明白的……

村上　关于这个，有人实话实说，不说的人也有。但听加入奥姆的人讲述过程中，得知成长的家庭环境有问题的人到底是有不少的。来自父母的正常关爱在儿时人格形成期间说乱套也好说不足也好，总之那类情况很多，我觉得。

河合　这地方非常难。不过若泛泛而论，的确可以那样说。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是要用脑袋思考的吧，而这么一下子进到小匣子里一个劲思考的时候，切断思考流程的毕竟是人际关系，毕竟是父亲或母亲，是感情。如果那个动起来，就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到那样的小匣子里。好像有点儿奇怪啊——这样的心情就会发挥作用。

村上　就是说平衡感开始启动。

河合　是的。平衡感。那种巧妙运作装置（如果接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就很难发育。

所以么，和这些人说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年轻人多多少少都那么思考。为什么活着啦、做这种事也解决不了什么啦等等，这个那个认真思来想去。但那里有刚才说的那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有整体平衡感的启动，在那一过程中形成自己。可是，进入奥姆的人由于那个地方断裂了，就一下子直接去了那边。说可怜也的确够可怜的。

村上　我听了奥姆的音乐，强烈感觉出了那点。听也根本听不出好在哪里。真正好的音乐是有种种阴翳的，是吧？悲伤啦欣喜啦等阴翳什么的。然而奥姆的音乐中完全感觉不到，只好像在小匣子里叫个不停。单调，没有纵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mesmerising（催眠的）也好像未尝不可。而奥姆那里的人却以为是好音乐，所以也才让我听。我认为音乐是和人的心理最为密切相关的东西，因此觉得那东西有让人害怕的地方。

于是，我就“身体性”问了对方。例如做瑜伽会产生某种醒悟吧，但那归根结底是物理性（physical）的东西。但在整个“新纪元运动”尤其奥姆真理教那里，物理性和形而上学性（metaphysical）不由分说地结合在了一起。

河合　正是那样。现代人无论如何都要从身体性中脱落下来，以致无论如何都变得头大体小。所以，这些人认为必须恢复身体性而做瑜伽什么的。而且这些人有倏然贯通之感。那种开悟意识同一般日常意识之间没有联系，利利索索两相断裂。或者说唯其因为没有日常性障碍（barrier），这些人才格外容易开悟。而当那种开悟同日常生活中隔绝感那样的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事情就不得了。我们这样的人就算冥想也根本开悟不了的（笑）。

村上　我也同样。

河合　想必。冥想当中，总想什么时候结束啦想吃好吃的什么的（笑）。就是说，到了更普通的人那里，满脑袋都赚钱啦税款啦，宗教什么的根本无从谈起，那方面强大得多。这样，生活势必同“灵性”毫无关系。即使没严重到那个地步，我们稍微搞一会儿冥想也因为有烦恼而很难出效果的。可是，“有烦恼而仍然争取”那东西具有很大意义。不料，这些（去了奥姆的）人的烦恼世界却又过于弱了。

村上　所以能马上开悟，开悟得太快了。

河合　有趣的是，过快开悟的人，其开悟往往很难对别人有用。相比之下，“怎么还不开悟呢？为什么只自己还不开悟呢？”——这么千辛万苦慢慢在烦恼当中开悟的人更对他人有所启发。拥有相当严重的烦恼世界仍然争取开悟，这才有意义。

村上　我也是。我在做体育运动的时候，有某种类似开悟的感觉。但并没有从中发现精神意味，无非心想那种情况也是有的吧。说是说不好，估计是在同周围的关联中把握的。可是，这些人做瑜伽时一旦有了某种开悟感，就一口气去了那边，而且放弃了同周围世界的关联。这方面不单单奥姆，也是整个“新纪元运动”同样存在的危险性，我想。

不过，即使没有奥姆，迟早也必有其他类似偏执性宗教团体（cult）出现。我是这么认为的。

河合　非出现不可，毕竟有多少具有那种才能的人。把那个巧妙地表现出来，必定有同样的东西出现。

村上　那一来，再次发生同样事件的可能性就很大。

河合　我想可能性绝对很大。所以，“只要不造成实际危害，出现也是奈何不得的”——这么认为是解决不了什么的。只是，实际危害这东西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即使奥姆，最初出现的时候我也认为很有正面意义，以致当时评价奥姆真理教的人左右为难。

最初规模小的时候，一般都有相应好的东西。但组织变大之后，就无论如何都变得复杂起来。刚才也说了，越大整体压力越高。

村上　不过，那里越有“善的东西”，凝聚力那个东西就越能发挥作用，球也就必然越变越大。

河合　这是最难的地方。我想麻原起始阶段也是相当纯粹的，而且具有相当强烈的感召力。可是，刚才也说了，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期待的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而心里又完全清楚迟早必然败露，于是借助科学的力量蒙混过关。这样一来，就已经是犯罪性质的了。

村上　如果真正是宗教天才，就能忍耐？

河合　天才一开始就不会做这种傻事。例如亲鸾说“不收弟子”。尽管说了，但后来还是形成了那么厉害的宗教集团。因此我想，从此往后，宗教性的追求恐怕只能以个人为单位进行。

村上　我好像和您看法不同，个人有那么强大精神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恐怕不至于去搞什么宗教的吧？世间追求宗教的大多数人，想必是个人能力有限的人。

河合　不构筑坚实的组织就可以了，例如没有规则的松散组织之类。想集中就来，完了就散，类似这样的东西。每次都临时聚会。

村上　我怎么也乐观不起来。看奥姆的组织也看出来了，那里必有专家出身的领导者（technocrat）那样的人。世人都有疑问：“那样的精英为什么会参加奥姆呢？”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由于种种样样的原由而成了微型虚拟世界——而不是广阔的现实世界——的精英分子。想必害怕踏上广阔世界。哪怕地方再小，那类人也一定要去的。

河合　即使为了不再让那样的人出现，往后也必须使每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必须为此好好进行教育。现在的教育根本不行。教育必须考虑如何使每一个人坚强起来。不过么，不去学校的孩子有十万之多，这到底进步不小。文部省之所以容许，说明文部省也有相当大的变化。

村上　那是好事啊！我也讨厌学校的。不过么，前些日子有人在哪里搞调查，我也看了。上面说让日本人选择自己喜欢的词，结果“自由”排在第四或第五位。我么，不管怎么说都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可日本人最喜欢“忍耐”和“努力”。

河合　哈哈哈，那怕是的。日本到底是“忍”为第一。我总是忍从，是平成(9)的忍者（笑）。

村上　不过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时不时怀有疑问的：日本人果真在追求自由不成？尤其采访奥姆里的人的时候，我切实感觉到了这点。

河合　啊，日本人大概很难理解“自由”这个东西的吧。“随意”倒好像都喜欢，可“自由”都觉得可怕。

村上　所以我有个印象：即使对奥姆那些人说“飞出去一个人自由干吧”，差不多所有的人恐怕都是受不了的。大家或多或少都处“待命”状态，等待哪里下达命令。对他们来说，没有命令不是“自由状态”，而只能是“暂定状态”。

河合　正因为这才更没有激情，是“逃离自由”。所以，要从小教育自由是多么美好又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教育的根本。我是真希望这么做，却怎么也做不到。但要是会做的话，是做得到的。我喜欢那样的老师，和那样的老师搞过对谈。会当老师的老师是让孩子自由的，让孩子做。那样，孩子就会做得相当不错。怪事也会做一点点的，让他做就是了。

现在是一个劲儿往里塞知识的吧？以致人生智慧部分的学习难免稀里糊涂。日本人尤其严重，从上小学就开始“用功”。用功这东西是同人生毫无关系的东西。最近同唐纳德·金(10)交谈来着，他年轻时为了拿奖学金而在数学方面拼命用功。数学是最能出分数的，最适合拿奖学金。至于用功到什么程度自是不清楚，只听他说“那么用功学的数学对我的人生毫无用处（笑）”。那怕是的啊，我说。

村上　我要求自己尽量找时间去法庭旁听。但我看见那些成为罪犯的人时，他们犯的罪固然是罪，可我还是不能不感到可怜。虽说是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毕竟精神上多多少少受到了控制。所以，关于法律上的量刑问题另当别论，而作为人的责任能够追究到何种地步，我很难决定。见了那么多的受害者人士，对那种犯罪我自然感到怒不可遏。尽管这样，可怜感也还是顽强留了下来。

河合　关于日本许多BC级战犯也同样可以这么说。

村上　说到底，可能归结为体制问题。不过，狭义而集约式下达命令并让人执行的体制这个东西，大也好小也好都是自然形成的。这对我是极其可怕的。为什么，那样的技术秘诀（know-how）会忽一下子出现在那里并且在较短期间无可抗阻地变得坚不可摧呢？这是个谜。只能认为有嗜好那种东西的力量自然而然或自缚式地发挥作用所致。确实和战犯问题相似。无论怎么审判都必有问题遗留下来。

(1)　河合隼雄：日本著名荣格派心理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文化厅长官。著有《民间传说与日本人的心》、《心灵处方》等。

(2)　平成九年：1997年。

(3)　一期一会：一生仅此一会。一般认为是茶道用语。出席茶会时宜以“一生仅此一会”的心情相待以诚。

(4)　劳灾：“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之略。日本有此项法律。

(5)　巨人之星：这里的“巨人”应指巨人棒球队。

(6)　亲鸾（1173—1262），日本镰仓初期僧人，净土真宗创始人。提倡“恶人正机”，即恶人也可成佛之说。

(7)　清水寺建于悬崖峭壁之上，据说不时有人从其“舞台”跳下自杀。

(8)　信纳水：即香蕉水，高浓度吸入有麻醉作用。

(9)　平成：平成年间。今年（2012）为平成24年。

(10)　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美国学者，日本文学研究专家。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日本文学史》、《百代之过客》等。

后记

为这本书采访期间，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争取去东京地方法院旁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案犯的公审。因为我想亲眼看一看地铁沙林事件案犯们是怎样的人、看他们长得什么样，亲耳听一听他讲述的话语。并想知道他们现在想的什么。然而我在那里实际目睹的是不无凄凉阴郁的、无助无救的场景。法庭总是让我想起没有出口的房间，想起本应是从哪里进来的、如今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的噩梦中的房间。

作为被告（案犯）的他们的几乎所有人现在都好像对作为教祖的麻原彰晃感到失望。曾奉为尊师的麻原最终堕落成了招摇撞骗的宗教头目。他们认识到自己曾为狂热（只能认为狂热）的欲望被他巧妙利用了。关于那点——即按其指示犯下现世性重罪这一事实——深表反省和后悔。他们中的多数人毫无保留地对现在的麻原直呼其名，在某种场合甚至掺有轻蔑意味。我推测，那样的反省之念或一种愤怒恐怕是出自真心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设想无谓地剥夺无关之人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是这些人所希求的。尽管如此，关于自己在人生某一节点抛弃现世而向奥姆真理教寻觅精神理想国这一行为本身，看上去却似乎没有实质性反省和后悔。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

作为一个表现，当法庭要求他们就奥姆真理教的细部加以解释时，他们屡屡采用“这是一般人士所难以理解的”这一表达方式。每次听那样的陈述，我都不能不从其中独特的声调中得到这样的印象——说千道万，这些人至今仍持续怀有自己处于比“一般人士”高的精神层面这一精英意识。“我们确实犯了罪，对此由衷感到歉疚。我们错了。但归根结底，那是欺骗我们、下达一系列错误命令的那个麻原彰晃不好。如果那个人不丧心病狂，我们理应现在仍然平和安稳地进行正确的宗教性追求，不至于给任何人添麻烦”——我感觉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出声，而是作为言外之意）想要这样讲述。换言之，“出来的结果的确不好，对此表示反省。但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的方向性本身并没有错，不认为对那一部分也应一概否定”。

这种对于“作为方向性的正确性”毫不动摇的信念，不仅仅这次采访的一般奥姆真理教信徒，而且现今已不再是信徒并对教团采取批判性立场的原信徒当中甚至也可时常找见。我问他们每个人：“你为曾经加入奥姆真理教后悔吗？”问他们作为出家信徒脱离现实世界的那几年“没有白费吗”？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回答：“不，不后悔。不认为那段岁月白费。”那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现世中基本不可能得到的纯粹的价值。因为纵使作为结果转换成了噩梦性质的东西，其光照辉煌而温暖的初期记忆至今仍鲜明留在他们身上，而那是不可能用什么其他东西简单取代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他们而言，不妨说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状态至今仍“处于通电状态”。关于如今它在结构上已是危险体制这一事实，即使他们也能够认识，也知道自己在其中穿行的岁月包含许多矛盾和缺陷。在我看来，他们重返那一容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如此，奥姆真理教这一理念仍多多少少作为流淌血液的原理在他们胸中发挥作用。同时作为带有具体情景的理想国、作为光照的记忆或作为烙印而仍在呼吸——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假如有与此相似的发光的什么再次倏然出现在眼前（那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宗教以外的东西），那么，他们当中说不定有人不由自主地被其吸引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对于我们的社会，当今最危险的，较之奥姆真理教本身，可能更是“奥姆性质的东西”。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后世间视听集中转向奥姆真理教的时候，时常听得这样的疑问之声：“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此精英会参加莫名其妙的危险的新兴宗教？”的确，奥姆真理教团的干部中，具有响当当学历的精英分子齐刷刷成排成列（尽管多少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世人得知为之目瞪口呆也不无道理。而我觉得有一件事好像没有得到认真对待，那就是：那些精英分子之所以轻易抛弃唾手可得的社会地位而投奔新兴宗教，会不会是因为现代日本教育体制存在某种致命性缺陷？

然而，在我连续采访奥姆信徒、原信徒的过程中，我强烈感觉到的是：那些人并非处于“尽管身为精英”这一语境中，恰恰相反，恐怕正因为身为精英才一下子跑去那边的。

比喻未免唐突，现代社会中的奥姆真理教这一存在或者同战前的“满州国”相似亦未可知。一九三一年“伪满州国”建国时，与此完全相同的朝气蓬勃的年轻技术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学者们舍下在日本唾手可得的地位，而去大陆寻求充满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气盛、拥有野心勃勃的蓝图，拥有高学历和出众的才华。但是，只要身在日本这一具有强制性结构的国家内侧，有效释放其能量就似乎是不可能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惜从社会正轨一度滑落而去寻求可以通融的、实验性新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仅就其本身而言——他们的意志是纯粹的，也是理想主义的。不仅如此，还有像样的“大义”包含其中。同时怀有“自己行走的是正确道路”这一明确的自信。

问题是那里有重大的什么失落了。如今明白了，那个什么就是“正确的立体性的历史认识”。以具体层面来说，那里缺少的是“语言与行为的同一性”。什么“五族协和”、什么“八纮一宇(1)”，单单是这类漂亮好听的字眼自行昂首阔步，而其背后由血腥的现实填补着无可避免产生的道义性空白，从而使得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们身不由己地被吞没在剧烈的历史漩涡中。

就奥姆真理教而言，由于是同时代发生的事件，故而此刻在这里就那个什么的内容下定义还是有难度的。但广义说来，我认为同能够就“伪满州国”式状况所表述的大体相同的情形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上也应该能够适用。那里存在的是“宏大世界观的阙如”和从中派生的“语言与行为的乖离”。

众多理科出身、技术出身的精英们抛弃现世利益而投奔奥姆真理教的理由想必五花八门。但他们共同怀有的意愿，是想把掌握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用于更加深有意义的目的。对于自己那种资质和努力在大资本和社会体制等非人性、功利性制粉机（mill）中被无谓地切割消耗，他们不能不怀有深刻的疑问。

在地铁千代田线施洒沙林致使两名营团(2)地铁职员死亡的林郁夫显然是那一类型中的一员。周围人评价他是“关心患者的优秀外科医生”，但恐怕正因如此他才开始对充满种种样样矛盾和缺陷的现行医疗制度渐渐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结果被奥姆真理教提示的切实可行的精神世界（一尘不染的高度理想国）所强烈吸引。

他在其著作《奥姆与我》中这样记述了出家当时对教团怀有的印象：

麻原在说法中讲了香巴拉化计划。即要建设“忘忧树村”（lotus village）。那里有名为“无影灯医院”（astral hospital）的医院，还有名为真理学园的一贯制教育的学校（中略）。医疗将使用来自麻原冥想的异次元（astral）和过去活生生记忆中的所谓astral医学，根据病人的karma（业障）和能量状态而将死和转生纳入考虑（中略）。我将在绿色多多的大自然中点点分布的建筑群中专心致力于医疗和教育那种当时梦想中的医院和学校景象同‘忘忧树村’相互重合起来。

他投身于这样的理想国，不为现世污染，坚持严格的修行。同时进行自己彻底认可的医疗实践，梦想使更多的患者获得幸福。当然承认其动机是纯粹的，也承认他在这里讲述的蓝图足够美丽壮观。可是这种天真的言说同现实的乖离是何等严重！这点后退一步想一想就再清楚不过。在我们眼里，简直像是一幅缺乏远近感的匪夷所思的风景画。可是，纵使当时我们是林医师的私人朋友，向考虑出家时的他有效证明那种乖离性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作业（即使今天恐怕也实在是很难的）。

不过说实话，我们要向林医师讲述的，本应是十分简单的事。其一，“现实本来就是含带混乱和矛盾并因之成立的东西。倘若排除混乱和矛盾，现实也就无从谈起”。其二，“即使以为已经按照看上去似乎整合完备的语言和逻辑而顺利排除了一部分现实，被排除的现实也必定埋伏在某处向你复仇”。

可问题是，林医师大概不会因这样的劝说而心悦诚服的。想必他要编排专业术语和常规化逻辑尖锐地加以反驳，滔滔不绝地强调自己要走的道路何等正确和美妙。而我们可能不具有足以跨越其逻辑的有效的劝说语言。其结果，或者在某一地点缄口不语亦未可知。诚然遗憾，但缺乏现实性的语言和逻辑往往比含带现实性（因而必须像拖重石块一样一一拖着夹杂物行动）的语言和逻辑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我们难免在未能理解对方语言的情况下各奔东西。

林郁夫手记的许多部分使得我们停下来陷入沉思。“此人何苦去这样的地方呢”这一朴素的疑问和“可我们怕是无计可施的吧”这种无奈感在我们心中同时涌起。那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分外悲凉。最为变幻无常的，或许是本应对“功利性社会”持批判态度的人却不妨说是以“逻辑的功利性”为武器毁掉了许多人。世间流行的“新纪元”言说之所以屡屡让我们不寒而栗，不是因为它“超现实”，而归终不过是因为现实的浅薄的戏谑化罢了。

可是，又有谁在考虑“自己是个无所谓的人，所以即使在社会体制的齿轮中被切削死掉也没什么关系”呢？或多或少，我们所有人都想亲手确认——如果可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活着的意义和不久死亡消失的意义。自不待言，真诚寻求那种答案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遭受指责的原由。尽管如此，致命的“纽扣系错”仍在哪里开始了。现实之相开始一点点扭曲。蓦然回神，本应约定好的场所早已变成了并非自己追寻的场所。一如马克·斯特兰德的诗所说的，“山峦再也不是山，太阳再也不是太阳”。

即使为了不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林郁夫，也要就我们的社会使得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以悲剧形式呈现出来这样的问题再次从根上加以思考。世上许多人看上去似乎将一系列奥姆真理教事件作为“已然过往的东西”加以处理。认为那固然是一起重大事件，但犯人也几乎全部逮捕了，已经告一段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向偏执性宗教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

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述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像的单薄得多。

（此文是以就林郁夫氏所著《奥姆与我》在《书话》九八年十月号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撰写的）

(1)　八纮一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鼓吹和美化对外侵略战争提出的口号，意为“以世界为一家”。“八纮”，八方极远的地方。语出《后汉书·冯衍传》：“上陇坂，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纮”。

(2)　营团：“经营财团”之略。由日本政府出资和监督的从事公共事业的特殊法人。

版权信息

书名：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作者：【日】川上未映子 【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姚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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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ieko Kawakami,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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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川上未映子

第一次见村上先生，是在距今正好十年前的一个颁奖典礼上。等待上台当中，“怎么办？讲什么根本没想！”我这么一说，村上先生接道：“那种时候微微一笑就可以的哟！”或许我因此放下心来，上台意识到时已经讲了好多好多。走出会场后，村上先生一下子朝我转过身来：“相当能讲的嘛！”说得我大笑起来。

岁月如流。后来有幸得到柴田元幸(1)老师采访村上的委托。访谈二〇一五年发表于为纪念《作为职业的小说家》(2)出刊的文艺刊物《MONKEY》，收录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对这次访谈，很多人都说“有意思”，这让我非常高兴。村上先生也好像比较满意。后来在福岛的文学研讨会上相见的时候，他对我说：“那个，蛮不错嘛，成为一本书就好了！”时间到了二〇一六年秋。村上先生写完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希望以此为中心进行正规采访。内容由我随心所欲。这样，冬天最冷的时候采访了三天，结果形成了这本书。

最初深感“背负许多读者的情思”那种类似责任的东西，准备期间这个那个想了很多。但某个时候忽然心想“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好了！”——这么写来，倒是有些像相田光男(3)——是的，谁也不用顾虑，只管向十几岁就一直读下来的作品的作者问现在自己最想问的好了。不是从上面窥看村上之井东想西想，只管进去就是。如果可能，和村上先生一起进。于是，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

采访一次也没有做过，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乱七八糟，还喜欢刨根问底。好在村上先生无论对怎样的提问都认认真真耐心回答。作为写手也好读者也好，我都从村上春树这位作家身上、从他的作品中学得了许许多多。但这次采访以完全不同以往的层次和质感让我看到了更多更多的东西。

无论当面交谈还是书面交流，无论兴之所至的比喻还是开玩笑——村上先生的魔力瞬间所在皆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虽然在那般强大的磁场中我总是不无紧张，但最初见他时的印象一直存留在那里，让我得以度过谈兴风生开心惬意的三天时间。

至于读者朋友怎样读这本书，我当然无由得知，就连对我本人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至今都还不清不楚。但我觉得村上先生反复向我传达了两点。一是关键事项要充分投入时间，二是要逼视“此其时也”。一如密涅瓦(4)的猫头鹰，故事中的猫头鹰起飞也总在黄昏时分。此其时也！

不过这且另当别论。事情首先是，如果大家肯和我一起进去，我会喜不自胜。请，请进入村上先生的井中。

(1)　柴田元幸，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教授（已退休），翻译家，《MONKEY》文艺季刊主编，村上春树的好友。

(2)　《作为职业的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长篇随笔，2015年出版。出版前曾在《MONKEY》连载。

(3)　相田光男（1924—1991），日本著名诗人、书法家。尤以风格独特的笔法书写平明易懂而富于哲理性的短句、短诗闻名。

(4)　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她身旁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白天发生的一切。黑格尔曾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沉思的理性。

目 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　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

朗读会的回忆

“诉说”的变化

文件柜的存在

关于“人称”

出场人物，不羁的灵魂们

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的东西

让故事“潜入”

文章的节奏，取决于修改

村上春树令人惊讶的“坦率”

关于中上健次的回忆

“脑袋沸腾”的时候

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始于和书相遇的奇迹

将来，爵士乐酒吧……

第二章　地下二层发生的事

书名和人称如何确定

觉得“恶”的形式变了

下到地下室的危险

因为那是我的洞穴风格

我不是艺术家类型

要想“无计划”地写小说……

猫头鹰和作家的文件柜

引水员三十五六岁正好

信用交易，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

地下一层的“闷闷不乐室”问题

“渥美清和寅次郎”可不好办

免色留下的谜

我的理念和那个无关

精神主义者同小说家的差异

但愿是积极的结尾

您本身因写作而有了变化吗？

第三章　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

只要语句不断改变，就无需害怕

《挪威的森林》和虚幻脚本

真正追求的，可能不是男性吧

通过写作了解自己

不让读者入睡的两个秘诀

活法难教，写法也一样

文体是心灵之窗

拉手领去哪里的存在

女性是否过于承担性方面的职责

这样的女人，以前从未读过

触摸地下潜藏的自身影子的瞬间

第四章　即使没纸，人也不断讲述

日记留不下，记录数字

先适当跳过不写即可

好像开始了新的第一人称世界

过去写的书老了，没办法重读

如同斯普林斯汀的自问

我不过负责产业链的生产罢了

死了会怎么样

语言是独自行走的东西

想比真正的炸牡蛎还更能刺激食欲

善的故事和远古洞穴相连

写在访谈后

第一章　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

西麻布“雨日咖啡馆”。有生以来第一次采访的对象是村上先生！这点让我不知所措。也许因为准备阶段就紧张得不得了，这个那个想过头了，因而当天深深留下来的到底只有开心这一印象。想到以后可能再不会有如此面聆高论的机会了，难免对提问内容铆足了劲，恨不能一股脑儿问个水落石出。不过，每一个回答都整个凝聚着村上先生的精髓和魔力。采访结束走到外面，但见地面湿了，光闪闪的——我们在地下室的时间里好像下了雨，现在停了。

朗读会的回忆

川上未映子（以下为——）：以前也说过，我十九岁时去听了神户举办的您的朗读会。

村上春树（以下为村上）：那是一九九五年神户地震后举办的，目的是募捐。是吗，才十九岁啊！

——　是的。不知为什么，票到手得那么顺利，不可思议。

村上　记得朗读会在两个地方办的。你去的是哪场？

——　两场都去了。

村上　都去了？厉害厉害！

——　在元町的会馆和芦屋大学的报告厅举办的吧？两天都去了。当然知道消息那天票已经没有了，通知本身也不那么张扬。当时我正好是书店的店员，负责分发Slip(1)。无意中一看，有朗读会的宣传单。心想这怕是骗人、虚假信息，就打了个电话。结果拿到票了。

那场朗读会让我吃惊的，是您说了声“朗读”就开始朗读《盲柳与睡女》。那个短篇长度有八十页(2)左右吧？（编辑部注：收录于一九八四年版《萤·烧仓房及其他短篇》）

村上　是的是的。那、可是够长的了。后悔来着。

——　您把八十页全都念了。

村上　累得一塌糊涂！

——　作为听众的我们，您一出场就人人聚精会神，生怕听漏一句，以致听朗读时全都筋疲力尽，意识渐渐朦胧起来，一人溜走、两人溜走。（笑）这么着，第二天朗读会上您说：“昨天朗读时间太长了，就压缩了一些。”一晚就把那个短篇整个改写一遍。

村上　嗯，太长了，砍掉了二十来页。

——　一般情况下，另换一篇或其他选择也是有的。但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盲柳与睡女》已是最佳选项，对那个地方的读者来说。想必您是为此花一个晚上改写了这部作品。改写多么不容易这点当时倒是不懂，但不知为什么被深深打动了，身不由己地排在签名队列里。

村上　是排队了。

——　排了。“本来我并不是求您签名的那类读者……”一边排队一边和这种自我意识抗争来着。想起来了，名字本身您是房间里签好的，只在名字旁边写上日期。

村上　那场朗读会，感觉会场好像比我还要紧张。也是因为偶一为之，我倒是乐在其中……

——　的确。听的人也实在都太紧张了，光知道紧张，以致有人提问简直提得莫名其妙。当时大家都拼命屏住呼吸，心想：“问的什么呀？也不看看气氛！”（笑）。如今倒是美好的回忆。参加人数也够多的了！

村上　是够多的。前不久在新西兰有个在两千名观众面前表现的机会，门票四十新西兰元（约三千六百日元(3)）。赚这么多钱合适吗？讲话的我也紧张得要命。

——　两千人！开放性访谈？

村上　呃，是的。倒是没谈什么像样的事。

“诉说”的变化

——　关于写作和写作周边的事，过去您不时在访谈和随笔中谈及，而《作为职业的小说家》，则给人以总结性印象——这次写得那么系统，感觉怎么样？

村上　这本书不是受哪里的杂志或出版社的委托写的。关于小说创作这一活动，以前就想把肚子里的话写成文章，也就是说是为自己写起来的。动笔是在五六年前吧？感觉上是索性把想说的东西统统倾倒一空，就那样一路写了下来。结果不用说，有很多棱棱角角（笑）。后来开始修整，以便能在世人面前公开。不过基本上是畅所欲言的。

——　写完的时候，可有一吐为快之感？

村上　哪里，没觉得一吐为快。虽然写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可有不少话题好像还是没说。例如翻译就没说。

——　是的吧！

村上　迟早要让翻译作为翻译独立成书。届时想和柴田元幸畅谈一番，谈出一本书的分量。这样的余留主题不止一个两个。事后也难免后悔——这个、还是不说为妙，毕竟有特定对象牵扯进来。

——　《作为职业的小说家》写的每个主题，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村上　嗯。大凡浮上脑海的，都一个接一个写了下来，结果每个话题都归纳成了一章。花时间一章章循序渐进。作为我，因为觉得会成为比较重要的一本书，所以没有设限，写得尽情尽兴。

——　我觉得一个吸引力在于您是在对谁诉说这里——这本书，既有面向专业作家写的部分，又似乎有许多地方是面向想当作家的人，或不写小说的纯粹的读者抑或一二十岁、二三十岁时的您本人写的。您的这种姿态、这种面向并非特定而又确实存在的“谁”而写的姿态，让我感到富有吸引力。

特别是，开头发表在《MONKEY》创刊号的“小说家是宽容的人吗”那一章结尾最后一句“请到圈里来”，看得我心里一惊：这种类似号召的语句，过去好像从未写过。即使在这本书里面，您也是十分个人化地一边不断深挖一边诉说写作这件事的。只是，我觉得味道较过去多少有所不同，“我们”这一视角或者诉说方式和以往不太一样——我感觉出了这种直接诉诸听者的表达方式。其中可有您本人意识的变化？

村上　我年轻时候，理所当然，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比我年龄大。在那里边，总的说来，我处于反叛性立场，或者作为局外人的意识较强。因此，针对上一代作家采取强调自我的地方也还是有一些的。袖手旁观也好，刻意保持距离也好，总之便是那么一种气氛。而到了这个年纪，那东西怕是都没有了。（笑）如今，几乎都是比我年轻的作家！例如芥川奖的评审委员们，年纪上也和我不相上下了。

——　是啊！

村上　这一来，看作家的视线就变了。过去有些拉架子，而现在悉听尊便了。用不着套近乎，但也无需拉出对抗架势。

——　原来有这样的变化啊！

村上　所以，如今只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简简单单。并非想强调什么。这本书假想的“私人演讲”听众之中，或许包括比我年轻的作家，也可能有尚未成为但想成为作家的人。那里面想必有我的书的热心读者——不是刚才提到的朗读会听众——实际上完全没看过我的书的人也未必没有。把如此各种各样的听众作为总体自然而然地接受下来——这样的意识也许增强了。想必是年龄性因素。对我所说的，有的人也许有同感，有的人没有。但我反正想把自己想说的尽可能简洁明了地说出来。

——　对于迄今采访中“有培养年轻人或后来人的意识吗”这样的提问，你回答说“几乎没有”，我想即使现在您也大概还是这么想，悉听尊便……

村上　嗯，是那样的，基本是那样的。或者说，不伸手帮忙，也不扯后腿。

——　可是，这本书中“请到圈里来”这个说法，感觉上您以往的作品里面好像没怎么有过。作为读者，觉得共同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东西，感觉出了让人热血沸腾的开端。

村上　若问对年轻一代作家有没有连带感，那是没有多少的。有的只是作为同业者的职业性伦理观——这话是说得太大了——但作为从事作家这一职业之人，某种共识那样的心情是有的。倒是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　在这本书中，您还说对于一直坚持写作的作家怀有“一视同仁的敬意”，是吧？

村上　对于把写东西当成职业的人，尽管有合不合脾性、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理所当然——但对于这种持续性行为是怀有敬意的。因为，职业性长期持续写小说这件事，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

文件柜的存在

——　对了，这本书中提到的文件柜，即使作为想象力也够神奇的！您说自己有很多文件柜……

村上　不错，我心中有个很大的文件柜，柜里有好多好多抽屉。

——　为此引用的乔伊斯(4)“想象力即是记忆”那句话也很耐人寻味。意识到的东西也好没意识到的东西也好，全都一个个接连进到文件柜里边去。这里，我想关键是无论写的人还是不写的人，其实都是有文件柜的。

村上　谁都有，而且都有不少。

——　谁都有自己的文件柜，往里放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否在适当的时候即刻找到适当的存放位置，三两下立体组装起来……那就要看文件柜拥有者的本领了。

村上　是啊！写小说，必要时候会有必要的记忆抽屉啪一声自行打开是再重要不过的。否则，哪怕拥有的抽屉再多……毕竟不能在写小说当中一个个拉开抽屉找来找去，看什么地方有什么。啊，刹那间知道就在那里，于是抽屉接二连三自动打开——若不这样是没有用的，实际上。

——　您说自动打开，若不训练不努力，那是奈何不得的吧？

村上　或者莫如说，写的当中会逐渐掌握那种诀窍。如果作为职业性小说家生活下去，那种地方自然会有意识跟上去，会凭直觉明白哪里装着什么。积累经验，使得种种记忆能够几乎半自动地高效地迅速打开，这很重要。

——　能够组装和立体化的诀窍，反过来变得模式化的危险有没有呢？

村上　大体明白在哪里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抽屉啪一声打开，这点也很关键。没有这种意外性，就很难成为好小说。写小说这东西，毕竟是偶然性的接踵而至。小说里面，许多事件必须自然发生才行。这里必用这样的插曲——如果弄成这个样子，故事当然模式化了。没有忽然出现的东西迅速作用于对方，故事的生命就荡然无存。

——　说到底，有素质的人能在某种程度上在自己身上发现必要的东西。而若是即使站在文件柜跟前也无动于衷的人，就不大适合写小说……

村上　只要往里面投入一小块，故事的流程就立刻波涌浪翻，这种情形是有的。酌情找出那一小块是至关重要的作业。说是特殊技术也好与生俱来的资质也好，或许唯独这个才是问题。

——　以村上作品来说，例如《1Q84》的“青豆”这个人名就是一例吧？

村上　那是的。这个那个思考时间里，那么说来，和（安西）水丸(5)君在惠比寿喝酒的时候，酒馆菜谱上青豆豆腐那四个字忽然浮上脑海。OK，就用这个好了！

——　呵呵呵呵。（笑）

村上　虽是毫不相关的记忆，却不知什么缘故，“青豆”这个名字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感觉上就好像撞个满怀。这么着，故事开始向前推进。毕竟名字马虎不得。

——　那么，同是《1Q84》里边的“麦头”呢？那又是什么？（笑）我、很中意那个名字。

村上　“麦头”，那是怎么想到的呢？记不清楚了。不过要是叫“白桦”什么的，可就没有意思了，是吧？

——　哪里，那不是的。村上作品的一个特征，我想就是比喻的巧妙。那也同样是自然冒出来的？

村上　冒出来的。以前有个评论家说村上春树大概往本本上记了一大堆比喻，没那回事，（笑）没那样的本本！

——　霍地冒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冒出必要的比喻？

村上　是冒出来的。觉得是根据需要主动找上门的。

——　羡慕死了！

村上　不是霍地冒出来的时候不用比喻。刻意为之，语言就没了势头。

——　比喻到底也是语言的组合，是不同东西和不同东西的距离吧？一种戏谑，是不是？没有惊愕就成不了比喻。不正相吻合是不成的。

村上　嗯。不管怎么说，距离感都是少不得的。互相贴得太紧不行，离得太远也不行。一旦这么逻辑性考虑起来就不灵了。非逻辑性无比重要。

——　光是把一个词一个词拎来都不容易，何况霍然冒出！这种组合在感觉上也是事先装在文件柜里的？

村上　是装在里面的，我想。我这人，让自己变得非逻辑性可谓轻而易举。

——　实在让人羡慕啊！（笑）

村上　事关比喻，我大体是从雷蒙德·钱德勒(6)那里学得的。毕竟钱德勒是比喻天才。出格离谱的东西偶尔是有的，但好东西好得一塌糊涂。

——　从钱德勒那里学得的，可是比喻的结构？

村上　比喻这东西，是让含义显现出来的落差。所以，只要凭感觉在心中锁定落差应有的幅度，那么就能目测出来：这里有这个，从这里反算落差，估计大体在这个地方——只要嗵一声在这里给好落差，读者势必如梦初醒。总不能让读者睡过去。心想差不多该唤醒读者了，就拿来合适的比喻放那里。文章是要有surprise(7)的。

——　就是说，在这里植入落差是在学习和写作过程中大致估算出来的：就那儿！于是植入那里的比喻自然而然浮上脑海。

村上　自然浮上脑海。刚才也说了，比喻那类东西若非水到渠成是没有意思的。

——　要多少有多少？

村上　不能说要多少有多少。但基本说来，乐此不疲地写小说当中会一个个不请自来。记忆中不曾多么操心费力。

——　大体上？恰到好处？

村上　不清楚，自己。写的时候只管适度地写，写完修改就是。但事关比喻，一般不怎么改动。绞尽脑汁反倒增加难度。

——　例如《寻羊冒险记》，您自己说过，“羊男”那个人物忽然出场时，对自己也是个冲击。

村上　过去的事记不大清楚了。不过，写的过程中快要写到那里的时候，“羊男”仍无影无踪。总之是突如其来的。

——　因是《寻羊冒险记》，所以羊是要有的。

村上　嗯，羊当然要有。但没打算推出羊男那种怪玩意儿，本来。

——　那么说，作品中那个右翼大佬“先生”，写之前也没准备人物素描什么的？

村上　没有。那将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一边思考、想象一边写的时间里，开始一点点自然而然丰满起来。至于羊男，则是突如其来以成品形式忽一下子冒出来的，就像从天而降。和丰满成形没什么关系。

——　总之首先要有文件柜。您身上，那种文件柜的内容怕是不断自然更新的吧？怎么更新的呢？

村上　旧的东西、到期不能吃的东西，想必去了哪里，而新的东西又从新的体验中进到里面。不曾认真做过库存清理什么的，所以稀里糊涂……

——　仅仅拥有文件柜是不会动的。

村上　和刚才说的比喻是一回事，最合适的东西不一闪而来是没有办法的。或者莫如说，要把种种样样的东西招呼过来才行。写东西嘛，反正就是把事物召来自己这边。好比巫女，只要聚精会神，形形色色的东西就会噼啪噼啪附上身来。就像磁石吸铁片似的。关键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那种磁性、那种精神集中力。

关于“人称”

——　这本书中，写了很多创作方面的具体情况。您说即使长篇，也是在什么都没确定的情况下动笔的。布局没定结尾没定，莫如说正因为没定，写作才有意义。

村上　正是。

——　我想这是您对待故事的基本姿态。但与此同时您也写道，写新作品的时候，设定某种框框，或者确定目标，比如这回这么做等等，您也是喜欢的。

村上　唔，框框我喜欢。

——　决定和不决定，这两种要素在您身上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我想听一下。

村上　我写小说当中，因为是极为自然地做种种事情的，所以很难条分缕析地加以说明。不过具体说来，比如这回确定一直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写，这就是一种框框。

——　最初有那样的框框，从中自由铺展开去，是这样的感觉？

村上　是的。没有一两个具体抓手，就不容易写的嘛！

——　没有框框、什么也没有，这就开始写是不可能的吧？短篇怎么样呢？

村上　短篇一无所有也能一开始就尽情尽兴写下去。而长篇，某种程度上就要有那样的东西才行，否则难成气候。如果不创造能在确定的框框中施展手脚的环境，那么就无可收拾了。即使在框框里边，人称问题恐怕也是最大的问题。

——　从第一人称换成第三人称，这种变化对作为一名读者的我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那么就想斗胆问一下，没有什么东西因获得第三人称而失去吗？

村上　四十五六岁之前，比方说，就算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写也几乎没有年龄差距。可是作者渐渐到了五十几、六十几岁，那么和三十几岁的“我”之间，就有了微妙的距离，不妨说失去了浑然一体之感。我想这终归是难以避免的。

——　拉开距离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村上　极端说来，感觉就像是表演口技似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让十七岁的主人公霍尔顿以“我”这第一人称讲述。这当然高明，足够有趣，但毕竟哪里有乖离感。因为塞林格那时已年过三十了。所以，即使塞林格，后来也没再重复一次。二者大同小异。所谓上年纪就是这么回事。就算别人感觉不到，自己也觉得“有所不同”，开始对那种错位耿耿于怀。讲年轻人的时候，不是第三人称是不容易讲的。

——　言之有理。

村上　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小说规模变大、情节错综复杂起来之后，以“我”这一视角截取的世界同以第三人称截取的世界之间，两个独立世界的兼容或者磨合就有了难度。《海边的卡夫卡》里面，卡夫卡君各章以“我”即可了结，而中田君和星野君各章则以第三人称推进。那固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像后来的《1Q84》那样再有故事穿插进去，单靠那样的折衷方式就无论如何也跟不上了。不用第三人称就应付不来——有这种纯技术性情由。

——　噢。

村上　那么回到你的提问上面来。所谓因转为第三人称而失去的东西，过去是自然失去的，而现在已不再是自然的了，在某种情况下。对那种东西的“乡愁”是有的。只是，那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终究是一次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基本是第一人称小说。钱德勒也是第一人称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对那种第一人称小说，我本来再喜欢不过，但那种小说的写手无不在某个地方与之一刀两断。只有钱德勒例外。毕竟那是一个系列，不可能中途改头换面。不得不逐渐转往第三人称，是故事进化的结果，类似复合化、多重化的宿命。不过作为我本人，老实说，迟早还是想再写一次第一人称小说的，想再度试笔。差不多该尝试新的第一人称的可能性了。

——　说起来，您的第一人称小说本来就和所谓第一人称小说有不同之处。发挥第三人称作用那一侧面是很明显的。

村上　那个问题取决于有没有私小说因素，我想。而我，根本没有那类因素。

——　是啊！尽管如此，直接融入读者本人那样的地方是有的。您笔下的“我”具有独特功能。

出场人物，不羁的灵魂们

——　这也恐怕和“故事与自己”的问题有关——您写的小说的出场人物和自己不同，有时是女性。您说过，写那么多人物的时候，打个比方，就好像让自己脚的尺寸去适合别人给的鞋……

村上　是啊！对于我，那就是写小说的一大乐趣。

——　关于原因，您说那些归根结底是虚拟的，类似跟踪梦中发生的事。而且，像做梦那样写下去是一种愉悦。举例说来，写另类性事的时候，就会考虑读者当中有当事人，因而变得慎重起来。不是这样的吗？

村上　没考虑。怎么说呢，如果以为自己是普通人而对方不是，那么就会介意；而若自己直接身为非普通人，那么就无须介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是我”的时候，他就成了包法利夫人。他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判断委托于比一个人的价值观更大的东西。

——　假设您写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即使读得的同性恋女性心想：“怕不是这样吧？”那也毫无关系。因为那是小说文本的独立虚构……

村上　毕竟同性恋者的想法也不至于如出一辙嘛！虽说同是作家，也各有各的文体。二者同一回事。

——　即使在这方面，很多作家也没有PC（political correctness(8)）那般虚乎的意识。尽管如此，在倾向上我想也还是顾忌外部种种情况，力求写得无懈可击。现实性状况和正确性都要考虑。常有人说“这个作家写女性写得不好”，“把男人写成一个模式”——是有这样的说法吧？

村上　有的。

——　好像是说“男作家写的女性都是想象”。而您不大介意性别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写得无拘无束……

村上　例如写女人的时候，也不怎么仔细琢磨女人会不会这样想啦这样感觉啦什么的。比方说排卵期是怎样一种感觉，那东西我再怎么想也是根本想不明白的嘛！我只是极为一般地依照我的感觉写下去。写女人过程中，写着写着自然晓得女人作何感觉——尽管有局限性——日常生活倒是难写得很。

——　就是说写作当中，那个故事中的女性会自然而然地有其举止言行，是吧？而不关乎切切实实的gender(9)的现实性。

村上　所谓现实性，较之特征性的，莫如说是综合性的。而且，现实性这玩艺儿是不断推移的。不可能硬性规定“这个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gender这个东西，我是极有兴趣的，无论是男同性恋者（gay）还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抑或性别认同障碍者。如此这般，性（gender）里面是含有那种中间性gender的地带的，因而得以酌情切换自如。我身上也有女性性因素，我想任何人都不例外。小说通过灵活运用那种因素而变得活泛起来。

——　您常说写作是“虚拟的叠积”，是吧？

村上　是的。

——　那和现在您说的，我想是两相呼应的。一个是可能曾是这样的您，一个是可能曾是这样的自己。在那里，同所谓社会学性质的gender大概没多大关系。说到底，您的故事本身就很难分现实和非现实，或者说是作为动摇我们坚信这是现实的念头的东西而存在的。或许正因如此，那样的置换才成为可能。所以，我觉得即便小说出场人物具有与现实相关的特定性别、年龄和倾向性，也会有不为此所羁绊的魂灵那样某种不同的东西最后留给读者。

村上　不过，如果有人说“你描写不了女人形象”，那么我会垂头丧气地觉得：“是吗？”

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的东西

——　想必与此密切相关，无论日本还是海外，一部小说成为一大话题的时候，大体说来，往往只有那部作品的名字大行其道，或者大多作为contents(10)来接受。是吧？不过关于您，仅仅关于您，我觉得不是任何一部村上作品，而是您写的东西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东西被大家所接受。说浅显些，就是说出现了“读者追随”这么一种情形。

村上　唔、唔。

——　这人写的书，每一本都有意思，所以看好了！较之这种外在刺激（motivation），村上作品读者更多具有“内在阅读”意味。感觉上不是去外面拿有趣的什么，而是去了那里就能返回关键场所，便是这样的感觉。内在感觉强得多。我认为是您的故事和自己的关系在那里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作为探寻个中机微的关键词，有个词叫“穿墙”，我想。

村上　“穿墙”？

——　“穿墙”，我认为是个绝对大的要素。前不久您在《思考者》(11)长篇访谈中说来着，仅仅写现实主义长篇是“没有淘空自己的感觉的”。那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超越现实主义的“穿墙”感觉，无论对于作者您，还是对于小说本身，抑或对于读者，都可能是重要元素。您的小说中，短篇也好长篇也好，都有“穿墙”以种种形式出现。

村上　嗯，是出现了。所谓穿墙，就是去了那边。

——　有时是在某人的台词中有穿墙那样的事发生，有时是出场人物自身。典型的，是刚才提到的《寻羊冒险记》中的羊男。《奇鸟行状录》中是主人公本人不折不扣地穿墙而过。即使早期作品，《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故事结构本身也是一种穿墙式设定。就是说每一时期都有“穿墙”出现。不过就刚才说的那种非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故事而言，读者也能够把“穿墙”这一行为整个接受下来。

那么我想问，在现实主义色彩更浓些的小说中体现“穿墙”要素时您不被现实主义所牵制，那是因为什么呢？以一部具体作品来说，比如收在《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里面的《独立器官》那个短篇中的医师——他经历了一场从未体验过的失恋，以近乎饿死的形式死掉了。那部作品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表现和推进的故事。这里让我感觉到您特有的“穿墙”要素，以现代医学常识来看，一般是不会以那一形式死掉的。然而渡会医师那么死掉了。以那一形式让他在那里死掉，作为作者丝毫也没有犹豫吗？在所写作品以现实主义笔法推进的过程中，不需要慎重些吗？比如那样的死法会不会不够自然？

村上　在那部小说中并没有感到多么犹豫。怎么说呢，那个叫渡会的人可能被死本身迷住了，或者被死抓住了，逃不出了。那是一种宿命。对于作者的我，那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渡会那个人迄今按自己的行事机制活得风生水起，欢天喜地。而某个时候突然被“死”一把抓住了尾巴，再也挣脱不掉。至于那是过去的欠账找到头上了，还是命中注定，或者类似人的孽障，抑或仅仅运气不好，我也不明白。但不管怎样，一旦被死那个东西逮住，就别指望它松手，无可奈何。那上面没有现实主义，什么也没有。一旦被擒就一命呜呼。

——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想往往在那里止步不前，特别是用现实主义写作的时候。用这种现实主义步调推进的小说，估计很难像您那样实施“穿墙”。怎么说好呢，毕竟……

村上　需要进一步说明？

——　较之说明，或许对于现实性的恐惧感……要写被死抓住尾巴之人的时候，难免对医学上确实致死那类东西有所顾忌，以免被谁趁机非难。

村上　可那样一来，故事就索然无味了。

——　那倒是啊！

村上　节奏要死掉的。我一再说来着，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这点再重要不过。

——　言之有理。

村上　不过这点在你指出之前从未意识到。因为是我笔下水到渠成的东西。问题是，如果无论如何都要就这东西一一说明，那可就无聊死了。

——　所以，就算有人提出人是不至于以那种状态死的，也还是要说“不，要死的”，作为故事。

村上　那篇小说，渐渐想起来了（笑）。归根结底，活得那么顺风顺水开心惬意的人怎么可能那样死去呢？一般人想必这么认为。然而，是要死的，实际上。

——　呃。

村上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人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死了。我最想说的，大约就是这样的情形。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性的东西。单单把事实作为现实来写，是不会有现实性的，而必须使之成为具有嵌入度的现实性才行。那就是虚构（fiction）。

——　不过那是虚构，而不是现实主义吧？

村上　虚构不是现实主义。勉强说来，是被改编（paraphrase）得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吧！取出现实主义的肝脏，移植到新的身体。关键是要取出活生生的新鲜肝脏。小说家这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和外科医生是一回事。必须迅速而精确地处理事物。一旦磨磨蹭蹭，现实性就死掉了。

——　知道这点本身，就是一个大引擎啊！

村上　一点不错！

让故事“潜入”

——　想再多请教一下您的故事和自己的关系。您在这次出的书中也写道：“讲故事这东西，换个说法，就是亲自下到意识底层，下到黑暗的心底。”与此同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您在一次访谈中说的那句话：“我对于地面上的自我完全没有兴致”。

村上　不是完全没有。不过真可能对那一种类的自我几乎提不起兴致。

——　几乎提不起兴致。您能就此多说一些吗？

村上　举例说吧，我不喜欢读所谓私小说作家写的那类日常性自我纠葛的东西。对自己本身的那种事也没太深想。因为生气啊、失望啊、不快啊、烦恼啊，那种事当然在我身上也是有的，但我没兴趣琢磨这些。

——　想写这些的心情也……

村上　我想是没有的。相比之下，更有兴趣的是寻找自己心中固有的故事，把它拽出来，观察往下将会从中发生什么。因此，日本私小说那类东西，读起来完全莫名其妙。

——　啊哈哈（笑）。

村上　说到底，我想那首先是声音（voice）问题。如果我的声音能和别人的声音交融互汇，或者泛音和泛音一致，读者就肯定有兴趣读。最初的《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我觉得读者是因了那种声音的交响、泛音的呼应才读的。这点至为关键。但从《寻羊冒险记》往后，就能够把那声音带进故事世界，和故事主轴“同期”了。大致说来，我想那是作为作家的我迄今走过的路径。先有声音，这是前提。如果没有交响那样的东西，哪怕故事写得再有趣，也是不大可能引人入胜的。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小说即使被人翻译过去，声音也没消失。这总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只能读懂英语，就英语来说，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Alfred Birnbaum）翻译也好，杰伊·鲁宾（Jay Rubin）翻译也好，菲利浦·加布里埃尔（Philip Gabriel）翻译也好，泰德·古森（Ted Goossen）翻译也好，声音大体上无不相通。那真是不可思议啊！

——　那恰恰导致一种不同：私小说自我层面的声音和现在您所说的与故事相呼应层面的声音也是不同的，是吧？尽管翻译之后语言改变——这点自不必说——自我层面的表层部分全部改变了……

村上　唔，自我层面、地表层面的声音的呼应总的说来是浅层的。而一旦潜入地下再出来，即使看上去相同，但泛音的深度也是不同的。一度潜入无意识层面再重新出来的材料（material）和之前不一样了。相比之下，不努力潜入而直接写成文章的东西则缺乏回响。因此，我所说的故事、故事，总之就是让材料潜入。潜入得越深，出来的变化越大。

——　有道理。让故事“潜入”，这个说法太好了！

村上　炸牡蛎过油似的。

——　炸牡蛎，“唰”一下子，肯定好吃（笑）！

村上　正面炸四十五秒，翻过来炸十五秒（笑）。

——　就您来说，用一两年时间投入全部精力写长篇——得以让那个故事潜入其中。与此同时，哪怕作品再短，也有同样的潜入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幅度不同，但所有声音的深度是相通的，是吧？想来，这也让人不可思议……

村上　采访时也是这样。例如就《地下》采访时，毕竟采访对象不是专业写手，而是普通市民，所以采访过后，就要把录音带倒过来，让它在我本人身上钻一遍。不不，或许相反，更应该说让我本人在对方话语中钻一遍。总之钻过之后，从中出来的东西同单单机械性写出的原稿明显不同。不是要把采访稿给本人看的吗？结果对方说：“呃，和我说的一模一样。”但仔细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　这太有意思了！感觉上好像有“潜入”的本质出现在那里了。

村上　基本上我是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写。可是，包括细微顺序在内，文章的效果我还是追求的，进行相当彻底的reconstruction（重构）。

——　不过您采访的本人读了……

村上　我认为他会觉得一如自己所说。因为事实上我一没增补二没删减，而仅仅是把那个人的声音变得更容易和别人产生共鸣罢了。通过这个办法，使得那个人想传达的现实性更加现实。这其实也是小说家日常从事的作业。

——　这个“潜入”说明，实在太有现实性了！

村上　所以对我来说，采访也好，写随笔也好，写短篇也好，或者写长篇也好，写东西时的原理都是一样的。让声音变得更现实，这是我们的关键任务。我把它称为“魔感”。有个故事说大凡迈达斯王(12)之手接触的东西都会变成金子，和那个是一回事。假如不是或多或少有这种魔感，就不能写出让人掏钱买来读的东西。当然，大凡作家都各有各的魔感……

——　是的是的，各有各的。

村上　不过，如果一口断定说没有这种单纯而宝贵的“魔感”就成不了作家，听起来会相当傲慢，毕竟没有的人可能就是没有。所以我尽可能不那么说、不那么写。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　我想请您再多少具体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魔感”。例如，有时要写三个主题、话题的吧？那里边也有魔感发挥魔力。就是说，尽管写的是一开始定下的三个话题，但最后从中出来的故事不是普通的三题故事，而和全然想象不到的地方连在了一起，摇身成了同一个故事。这莫非就是“魔感”的一个过程？

村上　是的。例如《东京奇谭集》那个短篇集中，有五个短篇就是分别抓住三个关键词写出来的。短篇嘛，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开心惬意。那里收入的短篇便是以那种感觉一挥而就的。

——　而写长篇，“魔感”的作用就要每天接连不断，一天天深挖不止。

村上　不过，“今天没有魔感啊！”的时候也是有的。（笑）那是奈何不得的。魔感不可能天天不请自来。尽管这样，也还是要写，一天也懈怠不得。啊，今天觉得不行，不行也不停笔。反正要写出规定的量。写出来才能修改。再说，写长篇必须大跨度思考问题。

——　“现在魔感上来了”——这样的感觉是有的吧？还是写完了才觉察到的呢？写的过程中“上来魔感”那样的质感……

村上　大体同时出现。“此其时也”的感觉固然有，但长篇这东西，毕竟是长跑，所以总是今天有今天没有的周而复始。不过以大跨度来看，结果上还是该有就有的，总体上。总之要信赖自己。较之写小说，莫如说是在厨房里一个一个炸牡蛎——最好这么想。

——　写小说这东西，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是秘密进行的事，很多地方别人是很难看到的。不过刚才说的《地下》采访，客观上非常浅明易懂。

村上　所以这么听起来可能非常自以为是——别人就算整理出我那样的采访稿，我想也是绝对出不了那种效果的。因为是我，才成了那样一本书。这不是什么自吹自擂，而是我本来就有意那么做的。就结果而言，倒在很多意义上是一次再好不过的学习……

——　那点在您的翻译上也是共通的吧？

村上　那我不清楚啊！我搞翻译，是尽可能老老实实贴着原文翻译的，我认为这是第一位的。

——　不过，不知不觉您怕还是要“中魔”的吧？

村上　噢——果真那样，那终归是下意识的。自己意识不到。作为我，自以为是原原本本、规规矩矩地把英语转换成日语的。短句子或段落什么的，看上去不那么明显，而作为整体，看上去也许有我的气味那样的东西一点点渗出。倒是没怎么意识到。

——　说到底，想要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也说不定，说不定就有了那种笔调或类似交响的什么。

村上　不过作为翻译，“这里我会写得更好”那样的修改可是绝对没有。我想尽可能按照作者所写的、把作者眼中的风景原模原样直接移植过来，所以不会擅自改动内容。这和听采访录音写稿时一样，这里那里调换顺序或调整句子长度是常有的。或者把长句子拆成几个，或者把短句子拼在一起，毕竟英语的实体性和日语的实体性多少有所不同。但这恐怕是任何译者都做的事。结果倒是可能出现译者的笔调……

——　那么说，归根结底，让故事深深潜入和魔感的关键部分可是技术问题？

村上　不，我想不是的。技术终究不过是手段。作者是文章专业户，拥有技术理所当然。关键是要把技术组织和统合起来。

——　此外就是要让故事潜入，是吧？

村上　那当然！就我来说，首先怕是节奏（rhythm）问题。对于我，节奏比什么都宝贵。比如翻译的时候，把原文照原样准确译过来固然重要，但有时候必须调整节奏。这是因为，英语的节奏和日语的节奏，结构本来就有区别。这就需要把英语的节奏因势利导地巧妙转换成日语节奏。文章将因此而活泛起来。行文技术也是为此动用的手段。

——　是啊，到底是靠节奏。

村上　是的，是靠节奏。不过这终究是就我而言。没有节奏，事情就无从谈起。

文章的节奏，取决于修改

——　读您的短篇，吸引人的不是技术、长度和故事梗概什么的，而是读完后有东西渗透进来。一种想使之再现的愿望撩拨着许多写手的心情。举个例子。就我个人来说，读《象的失踪》的时候，就想写那样的东西。怕是因为对上自己的脾性了吧！我想那仍然来自您文章的节奏——一种无可指定、无可言喻的“合脾性”感。

村上　总而言之，我想小说的声音和读者的声音是呼应的。里面当然有节奏，有回响，有呼应。那么怎样才能把那种声音弄出来呢？说到底，就是“修改”。首先粗线条地写下来，然后一遍又一遍修改、打磨。这一过程长得几乎让人担心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么着，自己的节奏或顺利呼应的声音就会逐渐形成。较之眼睛，主要是用耳朵修改。

——　《作为职业的小说家》里边也就修改这一点说得相当动情，是吧？

村上　我的修改——自己说是不大好——是相当厉害的。本来我不太想自吹，但这一点上觉得自吹一下也未尝不可。

——　一开始反正统统写下来再说。义无反顾地——尽管要重读一下昨天写的部分——写完再说。什么那里怎么样啦也不特别回头看。

村上　写完修改就是。所以写第一稿的时候，就算有些毛手毛脚，也只管大踏步奔向前去，脑袋仅此一念。趁势搭上时间浪头，勇往直前。大凡眼前出现的都不放过，一个个擒来笔下。当然，光是这样，故事难免这里那里自相矛盾，但不把它放在心上，写完调整好了。要紧的是自发性。唯独自发性是技术捕捉不了的。

——　想到这要持续到完稿为止，实在太不容易了。

村上　嗯，远非易事。所以，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只能一气呵成，杂志连载什么的，绝对无从谈起。连载时要把全部脱手的东西分开连载。毕竟是现写，有时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写完——孤独的作业，累得一塌糊涂。也有人说不现写也可以的嘛，先在杂志上连载，然后统稿有何不可！可我做不到。一旦印出来给人家过目了，就不再是纯属自己的东西了，没办法在黑暗中操作了。这样，反正就是要花时间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这才付印。自《寻羊冒险记》以来，长年累月我一直这么写，此外的写法写不来。

——　看了这本书，我才具体得知您重写了何等庞大的量。如此推倒重来，让人吃惊。而且用这种写法居然写了那么多，太了不起了！

村上　写长篇的时候，别的事一概拒绝，所以能够专心。对我来说，专心就是一切！

——　关于节奏，刚才也说到了，您常常用印象深刻的音乐来比喻。

村上　我喜欢看书，对于写东西本来没多少兴趣。作为心情，更喜欢的也许是音乐。

——　当音乐家的心情没有的？

村上　不成啊，遗憾的是我摆弄不好乐器，乐器不擅长。如果会乐器，真有可能跑去音乐那边了。

——　那么说来，您的小说中几乎没有男性乐手出场。一下子想得起来的，也就是《托尼瀑谷》的瀑谷省三郎？（注：收录于一九九六年版《列克星敦的幽灵》）女性里边倒好像有一些。不过在她们那里，怎么说呢，是某种失落感和音乐紧密结合在一起。

村上　没注意，有可能的。怎么回事呢？在我身上，音乐这东西大概和女性自然而然地连在一起。

反正，我从小就听音乐听得足够热心。加上经营了七年爵士酒吧，所以乐器固然不会演奏，但音乐啦声音啦即兴演奏（free improvisation）的感觉，还是相当深切地渗入骨髓了的。因此，以类似演奏音乐的感觉来写文章那样的地方，我想的确是有的。或者莫如说一边用耳朵确认一边写作。另外，虽说不是“穿墙”，但出色的演奏在有的地方是会忽一下子“穿”往对面的。即使爵士乐悠长的即兴演奏，即使西方古典音乐，在某一时间节点，也还是有一种踏入天国领域的惊炫瞬间的。

——　是啊！

村上　如果没有那种忽一下子“去了那边”的感觉，就不会成为真正让人感动的音乐。小说也毫无二致。不过，那归根结底只是“感觉”、“体感”，而不是能够逻辑性计划的东西。音乐也罢，小说也罢。

村上春树令人惊讶的“坦率”

——　这回出版的这本《作为职业的小说家》的《后记》，其中打动我的，是您三十五年间对于写作始终如一的态度。不过从您动手写作之前您就喜欢看书的吧？

村上　唔，喜欢得不得了。

——　最喜欢的还是小说吧？那个世界已经在您身上深深扎下根来，这本书成了创造那一世界的侧面——您对于作为作家做到这个程度的喜悦和惊诧十分之大，而这点至今仍未消失——看书当中我确实感受到了。

村上　我这样成为作家之前，看书终归是我的兴趣，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写小说。虽说由于偶然的缘起写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两本书，但写并不是多么费劲的事。说是消遣性写出来的固然是口出狂言，但作为实感，确是兴之所至一挥而就的。不过，半途而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来主业一帆风顺，二来喜欢开店。但我想写更正经的东西，也认为一定写得出，就乘兴写了下去。结果自己想写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意思，到现在写了三十五六年小说。从我的角度看，的确除了惊讶没别的！因为写之前从未认为自己有写小说的才能。

——　您对此始终惊诧不已，这点从《后记》中也感受到了。在近来出版的《村上君那里》(13)中也感觉出来了，您说得的确够坦诚的啊！

村上　也没有要遮掩的地方嘛！

——　可这不是并不少见的吗？

村上　怕是少见的吧！倒是不大清楚。

——　就一般情况来说，我猜想大多数男人是怕别人晓得自己有不知道、不懂的东西的。如果不被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存在感就保不住了。或者不能马上就什么做出说明，就有挫败感等等，让人觉得有掩饰自己有所不知的倾向。总好像不愿意向别人问路……（笑）

村上　哈哈哈。我是不擅长一一说明什么的。不懂就是不懂，不知就是不知。那有什么办法呢！

——　坦率得甚至让人觉得您是不是在转圈表演“村上春树”。

村上　不，没那回事。我想不是表演，我没那么灵巧。

——　是的吧！这种地方到底让人吃惊，无论如何都想强调一下（笑）。例如您常说“故事需要鳗鱼”、“伤脑筋时问鳗鱼好了”。刚读的时候，心想：“其实全都懂全都写出来了，还说什么鳗鱼！什么都没定怎么能写出那样的小说呢！”（笑）看来不是的啊！或许您真和鳗鱼商量了。坦率！我觉得是够让人吃惊的。

村上　噢——能让你夸奖我很高兴。不过嘛，我想我本身一直是在被人讨厌当中活过来的。

——　没想到。不是一出道就有读者追捧的吗？

村上　部分人或许给了好评。例如路上遇见的人，不是有的说自己是村上小说的铁杆粉丝吗？当然那可能是真的。不过我猜想不出两年，恐怕就要说“村上已经不灵啦”什么的。“以前还好，可新东西简直提不起劲来啊，读不下去！”（笑）我大体上是这么想象着活过来的。

——　就算当时是那样的，那么，眼下情况怎样呢？

村上　眼下情况不清楚。毕竟写了三十五六年小说，眼下书也大体卖得动，所以我想某种程度的读者还是有的。但就我本人而言，被支持的切实感觉几乎没有。迄今为止漫长时间里，我一直觉得自己被世间所有人讨厌。不是说谎，真的。

——　《挪威的森林》以后也是？

村上　一直是。或者莫如说《挪威的森林》以后变本加厉啊！正因为那让我心烦，才离开日本去国外生活，相当孤立地生活。回想起来，待在日本的时候可能是少的。

——　不可思议啊！单单就被消费式的销售、阅读来说，有那样的感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您的热心读者不是基本固定的吗？一直有那样的读者。

村上　所以说，有人适合成名有人不适合。痛快说来，我完全不适合。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走来这里接受采访的路上，一个年轻男子骑自行车追了上来，说村上君握握手！我说好啊，就握握手。而我可是不明所以，觉得那种事好像与己无关。

——　那才是地球上的自我问题呀！

村上　的确像是与己无关。怎么看都是普通人嘛，我。不是演戏，我真的是普通人，想法普通……不是的？（笑）

——　（笑）

村上　基本上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想法倒是可能有点儿不普通……

关于中上健次的回忆

村上　过去，更早些，我起步的时候，无赖派(14)那些人还很红火来着。

——　是有那样的时代。

村上　天天在闹市街头喝得醉醺醺吵架，那就像是常态。我起步那阵子，最有实力的，是比我这一代早些的中上（健次）先生。他具有某种主导权（initiative）。中上这个人，怎么说好呢，虽不能说是无赖派，但喝起来也够粗野的。

——　听说非常豪爽。

村上　（村上）龙也是相当为所欲为那一类型。再往上一代，吉行（淳之介）什么的也有点儿出格离谱。去银座玩啦，感觉上便是那么一个世界。

——　我想现在也是有文坛的吧！有文艺刊物，作家通过那种人际关系和活动而存在。倒是很难想象不久前的过去有作家想明确取得主导权啊！那个作家的意见啦眼神啦左右很多东西——或许真有那样的气氛？比如在评价文坛新人方面。批评家曾经作为那样的存在发挥作用来着，这个倒是明白。

村上　怎么说好呢，感觉上就像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象征六十年代爵士乐似的，中上先生极为理所当然地处于文坛中心。有那样的印象。

——　倒是仅就我的感觉来说，如今好像已经没了那样的文坛中心。日本文学方面，比如您……没成为楷模，毕竟是特例。所以，比方说，中上健次先生或许可以说也是时代使他成为楷模的。我是能感觉出某种关联。可是，比如即使有人想成为您这样的作家，您也没法成为楷模。因为活动也好受众也好，都没有例子。

村上　毕竟我是个极其个人化的人。这次的书上也写了，我根本无法考虑我这个人、或者我的做法对日后想写小说的人会成为一种参考、一个楷模什么的。

——　可是，您在文艺界以外也不断为人瞩目，现实中最有影响力——您不正是这样的作家吗！

村上　果真？我倒不那么认为。

——　啊，作为存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我想是空前绝后的。是不是呢？——问本人是问不出来的。（笑）您不也说过，自己在文坛或者文艺界的立场什么的变了。

村上　嗯，是变了。首先，如今的文艺世界或文艺行当，没有中上先生那样的存在，没有核心人物。莫非中空状态？结果，许多人好像是在靠一种“残存记忆”来运行。我本身可是想和那种东西保持距离的……

——　感觉上，以您的热心读者为主，那以后的作家和读者也采取个人主义姿态似乎是势之所趋。像过去您成名当时感受到的压抑气氛彻底淡薄了。也许不过是我迟钝罢了。（笑）

村上　我出道那时候，文坛上最让我讨厌的，是一种类似主题主义的东西。举出如此这般的主题，说这是纯文学啦有深度啦，顶顶讨厌这个。所以我就想，我就是要把主题统统扔去一边，写出有深度、有重量的东西！如今不光我，整个事态也正慢慢朝那方面过渡。我认为过渡本身大概就是好事。至于能有什么取而代之，那还不明确。

倒是与此无关，我和中上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事，上次可说了？

——　说了，是在杂志对谈上说的（注：《国文学》一九八五年三月号特集“中上健次与村上春树”，题为《中上·村上对谈：发自写作现场》）。

村上　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头一次。因为中上先生在我成为小说家之前来过一次我开的酒吧，偶然倒是偶然。不过没有好好正面交谈。是的，是在新宿的“中村屋”见面对谈的。对谈完了，中上先生和我乘电梯时问我：“往下不一起去喝一杯？”而我拒绝了：“可以了，得回去了。”所以拒绝，是因为当时我想作家之间那样交往怕是不大可取的。自己还年轻，年轻气盛。现在想来，当时一起去喝一杯就好了。

那时我是全部读完中上先生的著作后对谈的，心想此人确是出类拔萃的作家，现在也那么想。尽管如此，那时反正有一股顶撞的冲动。到底年轻啊！

——　对谈本身可大体顺利？

村上　不清楚啊！毕竟当时实力截然不同，不知道话说得是不是得体。

——　不过是中上先生主动找您对谈的吧？那怕是因为关注或者认可您的关系。

村上　那时候，每有新人出现的时候，老一辈作家就想：“那是怎样一个家伙呢？鉴定一下看看！”——我想是有那样的地方的。

——　感觉像是验证仪式。

村上　那时若是一起喝一杯会说什么呢？或者抓打起来也不一定（笑）。

——　那人精力充沛得很！

村上　不过说固执也好自以为是也好，年轻时候的我也怕是绝不甘拜下风的。（笑）

——　您当时感觉到的那类上下关系啦，跟或不跟哪个权威啦——有那种权力欲的人，哪个世界上都有一定数量。而现在的作家已经分道扬镳了。

村上　但愿。

“脑袋沸腾”的时候

——　还有，这本书让我觉得特有趣的，是您写的这样一句话：“写完长篇小说的作家，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要脑袋充血，脑浆过热，神志不清。”看得我禁不住笑了。可冷静细想，差不多真是那样。您接着写道：“神志不清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尽管如此，还是要自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神志不清’才行。”（笑）

村上　一点不错！因为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神志不清，长小说是死活写不出来的。

——　所以您说：“对于神志不清的人来说，神志清楚的意见总的说来是宝贵的。”可您这么写的时候，知道自己此刻是清醒的？

村上　知道。可知道也没什么用。毕竟头脑发热，保险丝断掉了，那是奈何不得的。肾上腺素到处横冲直撞。花了好几个月好几年全力以赴写小说，大功告成之日，必然无懈可击——总之处于一列火车风驰电掣的状态。

——　哈哈哈。

村上　喝令停下也是停不下来的。得花时间、花距离慢慢减速，不可能马上停住不动，不是吗？只能慢慢调整呼吸，慢慢刹车。

——　那时感觉可好？

村上　那还用说！当然！

——　就是说，脑袋沸腾了，沸腾得舒心惬意。

村上　等列车停稳了，喘口气让脑袋冷却下来，然后重看原稿。结果，“啊，这里不行！”“这地方缺了什么！”这类部分渐渐浮现出来。所以，列车停稳前千万不要把稿交给编辑。

——　要让它睡一觉才成？停车前不能交稿？

村上　不能！（笑）脑袋还在发热，糟糕部分看不出来。看见的全是好地方。

——　反正要等神志恢复之后。

村上　问题是，若是有现实截稿期限，那恐怕就难办了。

——　等不到作家恢复神志嘛！作为作家的理想固然合情合理……某种程度上，环境还是要自己创造的。

村上　是啊！见雷蒙德·卡佛(15)的时候说了很多很多，他的写作方法什么的也问了。果不其然啊！很有共鸣。他也是修改起来一丝不苟的人。

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　另外，在这本书中您也谈到了核电和社会问题。小说家对于社会问题是否发声，虽说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气氛变化，但经常有人说小说家过于不作为、过于不发声。一般说来，也包括我在内，如今的年轻作家当然有积极活动、积极发声的作家，但认为小说家是写故事的人而应该同那些社会问题划清界限并为这种态度心安理得的人也有很多。我觉得那里面也有您的影响。比如小说家不发表意见这点很关键，重要的是保留意见继续观察以便写故事……

村上　不错，好像给了不好的影响。

——　不，我不认为是您不好。不过为此而乐在其中的情况似乎是有的。比如我这样的，自己心里就这么想。小说家重要的是首先写好故事——因为村上先生反复这么说了，从中“各取所需”的心情并非完全没有。说起来，自己也被征求意见来着，却回避发声——或者不妨说是为此任意找出某种正当性。可是现在的作家所处的语境和您经历的时代背景截然不同，不是吗？您开始创作的当时表明自己选择不介入，实际上是非常具有能动性的政治性行为。

村上　是啊，那是对六十年代学潮的幻灭感带来的。

——　您采取不介入姿态，在当时，在某种意义上是选择更深的介入。但我们今天所采取的不介入姿态，恐怕仅仅是规避风险的“浅度不介入”，不愿意承受您那样的风险。当然，这样的问题最后不妨由大家自行其是来了结。而另一方面，今天二十多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家们，应该同社会结成怎样的关系呢……

村上　刚起步的时候，我之所以不愿意就社会问题发言，首先是出于对学生运动期间语言纯属消耗和徒劳的怒不可遏，再不想让语言白白死掉了。对所谓新左翼之人的话语有一种抵触情绪。一边回避这些，一边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什么——到底怎样才能实现呢？那是极为艰难的，毕竟我是个非常个人化的人。去神宫球场也不唱东京音头(16)。（笑）至少再不像以往那样消耗语言而又作为个人发出社会性信息不是件容易事。究竟如何是好？摸索倒是摸索了。也并不认可因是小说家所以无需做社会性发言的态度。

——　呃，我想是那样的。

村上　总的说来，最近往右靠的作家好像发声更多。

——　是啊！说的话让人怀疑是否神志正常。

村上　相应产生的危机感当然是有的。不过不是像以往常说的那样“进城行动，上街呼号”，而正在摸索采用什么方法合适。要争取找到能够让信息最为准确抵达的语言选择方式、场所的创造方式，这是我现在坦诚的心情。

——　迄今为止，您一直写相应的故事来对抗到处虚张声势的和被消费的口号式话语，对抗四下漫延的浅薄话语带来的危机感。不用说，想必往下也还要在小说中推进这样的作业。您的意思是说现在正摸索另一种方法？

村上　是啊！我想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说得更直接些。差不多到了该有所行动的时期。有的事情正在思考，可能要花点儿时间。

——　今天即便仅仅听得您这么说……

村上　泡沫经济崩溃，接着有神户地震，有3·11，有核电问题。通过这些考验，我原本认为日本会成为更为洗炼的国家。但是，眼下显然是朝着正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是我开始怀有危机感的缘由，我想我必须设法做点儿什么。

说到底，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我们所以战斗，是因为心底有理想主义。大体相信世界基本会成为好些的场所，必须为此战斗。这在某种意义上诚然是天真的想法，但反正那种理想主义是有的，并且发挥着作用。而它一下子土崩瓦解，带来强烈的幻灭感。不过，最近我觉得那种东西好像忽然转了回来。毕竟我们不能总是周而复始，必须进入新的动态。那么要做什么呢？这么问也不好办。原则上，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慌不忙老老实实做力所能及的事。问题只是把写小说这一作业和发表具体声明的分界线定在哪里，这是非常艰难的啊！

——　您常说，作为其中一项，进行分析和说明、连续写随笔，对创作没什么好作用——我想与此关系相近。就是说，为了表明个人立场而就什么发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十分劳心费神的事，结果使得自己拥有的份额变少了。现在的年轻作家虽然也想根据现今的处境写小说，也想做许多事，想做只能通过写小说来做的事，但恐怕必须采取某种具体行动才行。而这正是各自面对的状况。

村上　认真追求自己能做的事，如果可能的话，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对于我是重要目标。至于怎样找到“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怎样找到自己同外部的切切实实的接点，那不是容易事。

——　对有的人来说，或可成为楷模。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是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村上　毕竟小说家嘛！不管怎么说，做东西的人，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东西是最要紧的。或许多少走些弯路。作为构想，同社会上的所谓因为这么做正确所以这么做那类范式应该有所不同。

始于和书相遇的奇迹

——　这回我强烈感觉到的，是您一开始就说三十年前反复说过的话：一是为了消除赘肉而过有规律的生活，能动地待命；二是维持足以潜入心灵底层而又从中返回的体力。而这两点对于您心目中“作为职业的小说家”有多么重要。

村上　嗯。倒像是一条道跑到黑，可我一向絮絮不止的确定是这个。

——　那当然也是您的人生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您，我想任何人都无法再现。但我强烈觉得读者也还是会从中得到某种大的东西。您的文章中产生的节奏啦，让故事潜入时出现的东西啦，读者也会整个接受下来，怀有想向那种东西靠近的类似憧憬的心情。因此，据说征集新人奖作品时，一时有相当不少的应征作品是您那样的行文方式……

村上　那个嘛，我也常听人说，莫名其妙啊（笑）。所谓相似是怎么一回事呢？

——　有的小说只能让人认为：“好喜欢村上春树啊……”

村上　我也不时读得给人说成“和村上君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过作为本人觉得一点儿都不一样，很想问到底哪里一样？感觉上？

——　倒也是啊！出于喜欢这点感受得到，气氛也在模仿，而是不是相似，那或许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村上　六十年代快结束的时候，冯内古特(17)啦布劳提根(18)啦，那些人人气大得不得了，我当然也喜欢来着，心想若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就好了。可实际上怎么也写不出来。作为那些人的小说风格，“啊，小说这东西也可以这样写！这种写法也是有的！”那样的通透性倒是起了不少作用，但文章遣词造句很难依样画葫芦。

——　写不来。再说写得来也没了写的意义。这是因为，假定有非您莫属的那种“村上魔力”，一来我认为那当然是持续写作当中打磨出来的，二来我想在方法论上也是久经洗礼炉火纯青的。不过在那之前会不会有开始写作前您身上就已存在的类似原矿石那样的东西呢？

村上　可能有的吧！我想不至于完全没有。尽管终归是从结果上倒推出来的……

——　开始写小说以前的生活中，例如写给谁的信或交谈中可有让“魔力”那样的东西发挥作用的什么？在不同于创作的日常感觉上。

村上　觉得情书写得相当够意思，如说服力什么的。

——　怪不得（笑）。倒是道听途说，初中时代您好像是个传奇性学生，是吧？

村上　不大清楚。不过电影导演大森一树君和我同是兵库县芦屋市立中学的，比我晚三届。他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一次他编文艺刊物啦文集什么的，结果那位班主任老师这样说道：“那样子不行的。三年前有个叫村上的厉害学生，你连他的后脚跟都比不上！”（笑）大森君倒是说：“春树君，当时你就有名了！”

——　众多学生里边能给老师那么说，实在非同一般啊！

村上　不过我可是没有对得上号的记忆。

——　那时候就喜欢写东西来着？

村上　哪里，不怎么喜欢的！写作文什么的，倒是常常被夸写得好。但我自己并不认为多么好，再说写也没觉得开心。只是，给人家写读后感，写完了吃请来着。给一个抓耳挠腮写不出来的家伙代写，对他说写出来了得请吃午饭，就唰唰一挥而就。回想起来，和现在做的一个样。（笑）不过考试成绩不怎么样。所以，感觉上好像几乎没得到学校的关照。

——　接受早稻田大学的坪内逍遥大奖时的演讲，您也说来着：“全然不曾得到学校的关照”。（笑）

村上　大体是自己一个人这个那个鼓鼓捣捣。没有多少从学校学得什么的记忆。个人收割倒是够忙的。

——　想必因为早就大致看了个遍。即便不用功，世界史啦国语啦，特别是英语……

村上　嗯。那种书看了很多。适当以自己的步调一鼓捣，大学什么的就进去了。毕竟那时候的早稻田大学考试比较容易。

——　当真？（笑）说千道万，您就是那般喜欢看书的吧？

村上　独生子这个关系很大，我想。在外面打棒球，去海里游泳，当然书也看了，独处的时候大体看书。家里到处是书。只要有书，就不会无聊。猫和书是朋友啊！

——　一个人成了“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为了维持下去就必须首先喜欢看书——怕是从这种地方开始的吧？不过，至关重要的是，喜欢看书这种地方是没办法教的。不能强制谁必须喜欢。如果不是所有的偶然不约而同地遇上书，如果没有一颗对书本世界一往情深的灵魂，我想就不会发展到笔耕不辍的境地。在村上您这个人身上，那种奇迹般的偶然重合在一起，促成您开始写小说，送去评新人奖……一切由此开始，最后走到这本名为《作为职业的小说家》的书这里。是吧？

村上　是啊……总之我在这本书中最想说的是，比如要想当作家，“就要和自己认定的对象全方位发生关系，一切取决于那种介入的深度”。若问那种介入是怎样一个东西，其方向性、内容当然因人而异，但至少“深度”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深度，没有足以支撑其深度的胆识，就哪里也去不了。往下就靠运气了。我想我的运气大概是好的，也只能这样认为。

——　就是说，尽管不能像村上春树那个作家那样开拓下去，但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介入的深度拥有这样的过程，能发生同样的奇迹。为此可以有这样的方法——这本书给了我这样的启示。

将来，爵士乐酒吧……

——　《作为职业的小说家》的封面，真够好看的啊！封面上的村上照片，感觉是荒木（荒木经惟）拍的，果不其然。

村上　那是在不久前为《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拍摄的。荒木君受时报委托拍摄的。

——　小泽征尔访谈专辑，荒木君也拍了你们两位。

村上　是的是的。荒木君那个人蛮有意思。拍摄的时候，对小泽君和我说：“一下子靠紧些可好？”对方若是女孩子倒也罢了，居然让我和小泽君“一下子靠紧些”（笑）。

——　中招了吧（笑）？那人很有吸引力，风趣。虽然身染疾病，但发表了好多作品，让人高兴啊！

村上　那么说来，荒木君和小泽君两人一直谈癌来着（笑）。

——　您完全不得病！

村上　那么说来，是一次也没得过。

——　这也不一般啊！

村上　从未卧床不起，基本上。傻子似的。

——　感冒有的吧？

村上　偶尔。四五年一次吧！

——　看您的随笔，也没写到住院什么的。

村上　住院从未有过。只是，全程马拉松每年跑一次，所需时间一年比一年长一点点，那怕也是上年纪的证据，切实感受到了。没办法啊！不过嘛，在确认自己年龄增加这个意义上，马拉松所需时间逐渐变长也算是好事。若不然，自己所处位置就弄不明白了。我没有孩子，没有同事，如果没有这种定点观测的机会，有的地方就不太好判断了。

——　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每天的运动和写作的关系……就这样接连采访下去，不知要问到什么时候，那么就到这儿吧……今天占用这么长时间，辛苦了！由衷期待往后您也有力作问世。

村上　谢谢……不过，迟早还是要开爵士乐酒吧的。（笑）

——　还想开？

村上　不再写小说了，就想在青山(19)一带开个爵士乐酒吧。像亨弗莱·鲍嘉（Humphrey DeForest Bogart）那样扎着蝴蝶结，向室内钢琴手说：“不是说别弹那支曲子了吗？萨姆！”（笑）

——　这不是已经定下的吗？（笑）您什么时候开始？

村上　倒是想明天就开始。可我还想多写小说啊！伤脑筋！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于雨日咖啡馆）

(1)　Slip：スリップ。日本书籍所夹状似书签的对折纸签，作为退交出版社的销售凭证兼追加进货订单。

(2)　八十页：指稿纸页数。日本标准稿纸为每页四百格，八十页即三万二千字左右。

(3)　三千六百日元：相当于二百三十元人民币（2018年11月汇率）。

(4)　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以巨著《尤利西斯》名闻世界。

(5)　安西水丸，日本插画家。曾为《朗格汉岛的午后》《象厂喜剧》《夜半蜘蛛猴》等村上作品画插图。

(6)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u chandler，1888—1959），美国侦探小说家，以知性硬汉风格闻名。代表作有《漫长的告别》等。

(7)　surprise：吃惊，惊讶，诧异。

(8)　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妥协。

(9)　gender：性。侧重指社会性质的、文化性质的性。

(10)　contents：（书的）内容、目录。

(11)　《思考者》：原文是『考える人』，日本杂志名称，季刊。这里说的长篇访谈发表于2010年夏季号。

(12)　迈达斯王，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因点石成金的故事而为人熟知。

(13)　《村上君那里》：村上さんのところ，村上和读者的电子邮件通讯集，新潮社2015年出版。

(14)　无赖派：日本战后初期风行一时的作家群体，代表人物有太宰治、坂口安吾、石川淳等。

(15)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作家，尤以短篇小说知名。村上翻译了他的全集。

(16)　昭和初期民谣风格的流行歌曲。西条八十作词，中山晋平作曲。最初的名字是“丸之内音头”，1933年改名为“东京音头”。

(17)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当代小说家。村上说“受其影响也是事实”。

(18)　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1935—1984），美国当代小说家。村上认为一般作家“很难描摹（他）那种静谧、温柔而又充满妙趣的独特世界”。

(19)　青山：东京地名。曾为武士住宅集中地带。现在的“青山大道”尤其为年轻人喜欢。村上事务所亦在此地。

第二章　地下二层发生的事

二〇一七年初，于新潮俱乐部。距上次采访已过去一年半。围绕前不久写完的长篇《刺杀骑士团长》请教了许许多多。眼望寒冬庭园，双腿伸进被炉，在如此安谧的气氛中开始采访。但由于我过于心急和执著，蓦然回神，差不多过去了四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村上先生笑道：“往下还有两次？真的？”作为零食，我要巧克力，村上要半个甜甜圈。晚间一起吃了荞面条。

书名和人称如何确定

——　这次采访想以长篇《刺杀骑士团长》为中心来请教。您写作当中有怎样的体验？写完之后的体验又是怎样的？这部作品假如是一口井和一个洞穴那样的东西，那么一般情况下是独自一人进入井中的，而这次无论如何都想请您和我一块儿下井。但愿我能把在那里看见的东西诉诸语言！

村上　唔——怕是很难，尽力而为吧！（笑）

——　首先谈书名。《刺杀骑士团长》，不管怎么说都是个很棒的书名。我就先问个明白，这个书名是如何取的？

村上　“刺杀骑士团长”突然浮出脑海，有一天，忽一下子。于是打定主意：要写一部名叫“刺杀骑士团长”的小说！至于何以想到这个，完全无从记起，反正突如其来。就像看不见的地方生出云絮似的。

——　不是因为听了莫扎特？

村上　不是，无关。不知是一次走路的时候还是吃饭的时候，记不确切了。反正脑海里忽然冒了出来，再也不离开了。和《海边的卡夫卡》那时候一个样。《海边的卡夫卡》那部小说，就是从想写小说的念头开始的，心想少年主人公只能叫卡夫卡君，而且要让他去靠近海边的地方。相当简单！（笑）

——　海边，像是。

村上　《奇鸟行状录》也好像同样。如此这般先有书名，实在开心得很——故事由此一路自行其是。

——　书名能生成多大规模的故事，作为形体当时多少心里有数？

村上　光靠书名还不清楚。形体成形，需要经过一定时间。伴随时间的经过，有的东西直接消失了，有的迅速固定下来。这个、唯独这个不经时间是不清楚的。

——　就是说，反正一开始“刺杀骑士团长”那几个字眼赶来了，有了用这个书名写什么的冲动，接下去一段时间，“刺杀骑士团长”这个语句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是吧？

村上　半年？一年？两年？倒是说不准。

——　那么久？

村上　应该时间不短。毕竟要让语句在自己心中发酵，说起来。

——　“刺杀骑士团长”这个语句报到的时候，是您具体写什么的时候？一两年前。

村上　噢——想不起来。或许半年前，也可能一年前。时常思绪纷纭，时期性的事情不好确定，反正是写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之后。问题是，“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毕竟乍看不大可能成为小说的名字。

——　而且有一种强烈的奇异性，听过一次就很难忘掉。

村上　不过那种奇异性对书名是很重要的，有一种类似少许违和感的东西。据我的记忆，先出现的是书名。倒是与此无关，上田秋成的《春雨物语》收录的《二世缘》故事，过去我就喜欢，一直想以此为主题写点什么。这个，连同“刺杀骑士团长”这个题目。但是，“二世缘”和“骑士团长”根本捏不到一起（笑）。还有一点。第一章开头，从“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到“没有空调也能大体快意地度过夏天”那一段，是我在某个时候早已写好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写了下来。

——　完全是以另外独立的形式写的？

村上　嗯。那一段一直粘在电脑一角，以“那年五月”为标题。我时常突如其来地写这样的文章。只是写完放着。

——　《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开头也是这样的吧？

村上　忽然心生一念：“啊，这么开头写文章好了！”《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开头也同样。写完后，大约过了半年吧，时不时拽出来修修改改，慢慢、慢慢打磨，看它能不能在自己心中顺利存留下来。就像把一块黏土甩在墙上，看它是粘上还是掉下。整个掉下来的时候当然也是有的。

——　把意念写下来保存那一情形似乎是有的，但留取文章本身可是有些稀奇……

村上　唔，把小说意念那类东西写下来保存，我是很少做的。我是通过用手写文章来思考东西的人，所以写有一定长度的文章这项作业是很重要的。姑且把一段文章写下来，再一次又一次修改。如此一来二去，就有某种什么在自己身上自行启动——我要等待那一刻。不过，这也还是要经过时间才行。若问是不是写出这个，两个月后就会成为小说，那不至于。半年而一年，一年而两年，这样的岁月无论如何都少不得的。

因此，就《刺杀骑士团长》而言，分别有三个要素成为起跑点（starting point）：开头一段和“刺杀骑士团长”书名。还一个是什么来着？呃，把“二世缘”作为主题。这三点各自为政，又融为一体。感觉上就好像三个朋友偶然汇聚一堂。只是，抵达这里要花一整块时间。所以，就我来说，长篇小说这东西，是差不多所有时间都用来等待的作业。等上两年才动笔，花一两年写出来。这样，相比于写的时间，等待时间反而更长。感觉和冲浪手在海湾等待浪头是一回事。

——　那么，一旦动笔，就绝对一天写十页。不管发生什么，反正得写十页——您是这样给自己派任务的吧？

村上　啊，倒也不至于“不管发生什么”，基本上，唔。

——　什么也没确定就开始写，一写就碰上什么，结果上便是这样完成的。这虽说可以理解，可问题是，比如今天写的时候能不能碰上什么是无从得知的吧？用刚才的说法……就是碰不上朋友的日子吧？即使那样的日子也每天非写十页不可吗？

村上　嗯，大体写十页。哪怕没有朋友来，也必须整顿好可能来的环境。往那里放一个坐垫，清扫一下，擦擦桌子，摆好茶具——做这种感觉的“事先准备”，谁也不来的时候。因为谁也不来所以今天懒洋洋睡午觉，那是不行的。事关小说，我可是很勤奋的。

——　那么，“今天必须写这里，可是有些上不来感觉”，在这种情况下……

村上　描写那一带的风景（笑）。横竖得写十页。那是既定事项！

这样，说回开头那段，“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完全是第一人称吧？近来一段时间，我把纯属第一人称的长篇贴上封条，而转向第三人称，即开始转向来着。可是，也是因为正好近几年连续翻译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篇小说，译着译着，就久违地一阵阵涌起了想好好写一部第一人称作品的心情。已经能够以第三人称写《1Q84》那般长的东西了，预设目标大体达成了。于是心想，差不多该以第一人称写一次长篇了。这个开头嘛，现在想来，总好像有菲利普·马洛的味道，是吧？

——　嗯，一开始有那个感觉。以久违的第一人称、让第一人称代词做什么，这怕就是在给作品世界定调门吧？用“私”还是用“わたし”就有所不同，用“僕”还是“ぼく”(1)，文体本身和作品世界的调门也因之一锤定音，主人公性格本身也与之有关。这次写作汉字“私”，也是钱德勒的影响吧？

村上　钱德勒的翻译清一色用“私”，怎么说呢，那种流势或气势想必是有的。此外还有一点，年龄上再以“僕”这个第一人称写长篇到底有些吃力了——这样的感觉也是有的。

——　“吃力”这点，能不能多指教几句呢？“吃力”指的可是读的时候？还是您自己使用的时候？

村上　我自己使用的时候。日常生活中我也说“僕”，写信也写“僕”。但在小说当中，尤其到了叙述部分，多少有些难为情啊！

——　这回的主人公三十六岁，“僕”也毫无问题嘛！过去您也一直写年龄差不多的“僕”……

村上　那种违和感终究是感觉性的。但是，感觉上的一点点差异都会在长篇小说中具有很大意味。况且，我也想通过使用“私”这一新人称在同我过去使用的“僕”之间来一点儿区别：即便同是第一人称，也和以前的第一人称有所不同。所以我才使用“私”这个第一人称的，大致。动笔试了试，觉得视野风景到底不无差异。

——　确有差异，果然。这回“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浮上脑海，加上另两个因素，它们合在一起，经过相应的时间……

村上　长篇小说这东西嘛，一个主题绝对是写不出来的。只有若干主题交织在一起才能成立。越长，所需因素越多。我的开头至少有三个。有了三个，事物就能以三角测量那样的感觉向前立体推进了。可是，如果只有一两个要素，那么故事势必在哪里撞上厚墙，全然进退不得。

——　就是再也无法铺展下去。

村上　是的。所以，首先要看好自己心目中是不是真有几个点。否则不能动笔写长篇。而要搜集三个正确的要素，就需要花相应的时间。

——　三个点会进一步把别的东西……

村上　召唤过来，分别把更多的朋友召来。

——　三角形不断开疆拓土，是吧？

村上　正是！以《刺杀骑士团长》为例，有了画家“我”，画室里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人出来进去。于是，各所不同的出场人物带来各所不同的遭际，将其写进故事，故事因之向前推进。一旦确定一开始出场的是什么人、发生的是什么事，那种自发性律动就无从产生。所以，最初反正只确定三个点，看能发生什么。接下去，每个要素又引来种种新的要素，在这当中热能就会自发地喷涌出来。长篇小说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持续发现那种自然发热情形的作业。正因如此，作家必须不屈不挠地静等一两年，直到能够确信这是可以动笔的确凿无误的一个点。

——　而且要有足以耐热的体力。要在积蓄体力后才投入创作。

村上　嗯，体力也是需要的。肉体力量。一旦动笔，每天非写十页不可。要一直坚持一年。如果哪里有了迟疑或有了摇摆，就根本坚持不下去。因此，动笔之前一定要充分确认自己身上是否牢牢设定了必要的点。这比什么都要紧。

——　由于选择了“我”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自身的性格也自然而然确定下来——这样的感觉也是有的吧？包括思考的类型等等。整体的平衡、氛围也随之改变，是吧？这回的作品，让人明显想起《奇鸟行状录》。洞穴自不用说，场所也没怎么动吧？离东京没有多远，但别人又进不去——便是在某个特定地点发生的事。“我”开始动已是进入尾声之后了。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故事启动又渐渐收敛。这从一开始就有什么意象吗？

村上　不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能和《奇鸟行状录》有相通之处。《奇鸟行状录》里边，胡同起了很大作用。那条狭窄的死胡同，在深处和外面某个世界连在一起。大概和这个是一回事吧？《寻羊冒险记》则是一个劲儿移动的故事。这本小说虽有种种样样的人物出场，但在跟踪那些人的过程中，场所的移动已没有必要了。山里边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洞穴，有一座主人公住的小房子，峡谷对面有免色的白色公馆——只要具备这几个条件，场所就没必要继续移动了，不妨说。

——　没必要了？

村上　主人公时不时去东京，最后去了伊豆高原的疗养设施，除此以外就没什么移动的必要了。相比之下，人们陆陆续续前来找他，故事因此向前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接受者”，不怎么动，直到某一时刻。何况一开始出现的情节就有漫长的移动。

——　是啊！故事开篇“我”就外出旅行，回来。

村上　嗯。讲他从东北去北海道。故事由此转弯，开始讲他定居在一个场所的事。这种对比在故事上面也举足轻重。

觉得“恶”的形式变了

——　要是想把您迄今为止的创作活动在哪里分段的话，想必无论哪里都行。因为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尝试，而在其深层又有共通性——有人可能称之为强迫意念（obsession），对于某个人来说，那大约是您作品的分母般的重要主题那样的东西。但在我心目中，觉得《奇鸟行状录》是您身上有什么剧烈重组后的第一部作品。

首先，“穿墙”这一要素以其原初的形式出现了，而且“恶”那样的东西的形式变得明确了，有了不同于之前的作品的动感（dynamism）。那以前的，例如“夜鬼”什么的，只是无可救药地存在于那里，是吧？可是，《奇鸟行状录》里面有“憎恶”这一介入（commitment）出现了：“OK，让我老实承认好了，我大概‘憎恶’绵谷升。”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另外，“恶”那样的东西——往下姑且称之为“恶”——一直被描述下来。《1Q84》中，“恶”的描述方式，或者同“恶”的关联性那样的东西开始多层化。形式千变万化，“老大哥”早已没了出场机会，而代之以“小小人”的形式。

关于“恶”，您过去说过这样的话：想写恶。可是，就算能写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恶”，而一旦想捕捉“恶”的总体，那也总是有难度的。以这样的视角看，您的小说读起来也可以认为写的是“恶”的变化、变质那样的东西。《1Q84》中，小小人成为一个饱和点、一个顶点那样的存在。而《刺杀骑士团长》里面，让人觉得“恶”的形式有了进一步的变化。

村上　这个……的确，写绵谷升的时候，觉得似乎是在刻意描写“恶”那个东西，有一种我也差不多能写那样的东西了的心情。可那以后，就好像不再那么具体地刻意写“恶”了。《海边的卡夫卡》也好《天黑以后》也好，固然有仿佛“恶”的存在、近乎“恶”的存在出场，但那是水到渠成似的较为自然出现的，并不是多么想写恶而写出来的。再次给你指出这点，倒也觉得可能真是那样……

——　是吗，那些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要素啊……最初读《刺杀骑士团长》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中的“恶”像是盖上盖子看不见那样的东西一股又一股渗出来的，怎么说呢，倒也不是驱邪法事，而像镇魂那类形式与之对峙。过去的“恶”，往下一挖井，就有诺门罕。并且，全都是作为现在进行时的活生生的东西、作为理应打倒的东西而存在的。

村上　言之有理。

——　说到底，这意味着把那种“恶”作为指南读下去。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和写完之后，好像拽出了某种明显有别于技术的、迄今未有的东西，或者说触及了以前没有的什么——可有这样的感觉？

村上　唔……这个嘛（沉默有顷）。为了写两千页稿纸左右的最新长篇小说，不是花了一年、一年半、两年时间吗？假如没有同什么战斗、格斗那种强烈的觉悟，故事的推进就无从谈起。单单舒舒服服眉开眼笑地坐在桌前，那是写不来长篇小说的。必须和什么决一死战。至于到底和什么决一死战，对我来说，一来那基本看不见，二来不明白。我这个人，性格上不大容易对什么深恶痛绝，或者争吵啦气恼啦指责啦和哪个人实际上对决啦，一向如此。我是个相当个人化的人。所以有时候气恼也心想那事奈何不得，而只管一个人干下去。在现实世界中很难争个你死我活。由于这个缘故，寻找打仗对手，即使在小说世界中也远非易事。也有人生来就对那个得心应手。例如找出一个恨之入骨的角色和他争斗，以此让小说来个天翻地覆。可我没办法手到擒来。

——　就是说，即使具体人际关系等方面没有涉及范围内的憎恶对象，例如，即使对战争啦当下这里发生的蛮不讲理的事件什么的怀有憎恶情绪，那也是相对淡薄的。是这样的吗？

村上　以前当然有过，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一时期的体验，除了失望没有别的。战斗这一行为中，怎么说好呢……说根本不是真格的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有虚假因素一股脑儿混了进来，在现实上、物理上和什么战斗过程中……

——　战斗、战斗本身？

村上　嗯。对于蛮不讲理做法的纯粹愤怒的发泄，很快变成了政治运动（movement）和政治运动的战斗、数量和数量的战斗、党派和党派的战斗、表层话语和话语的战斗那样的东西。那样一来，个人想法什么的就被整个弃之不顾，被彻底卷入战斗这一行为之中。说是由此产生的失望感也好幻灭感也好，那种东西在我身上相当强烈。对于表层话语的不信任感，至今仍挥之不去。要想把那类话语统统抛开来写小说，那就不得不暂且去《且听风吟》那样的地方。当然，相反的人也不在少数，我想。

只是，必须和什么战斗这件事，无需说，我也是不大明白的。不战斗人就活不下去，不战斗就只能被谁利用而终了此生。不过，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社会里，我担心哪怕我再有决心孤军奋战，恐怕也只能被消费一空。这种类似万念俱灰的情绪，写小说时没办法不一阵阵涌上心头。所以反过来说，同“恶”进行战斗的决心我当然也是有的，可那样一来，势必深化故事。而要深化故事，就不能不触及自身一方的“恶”。这样，战斗就不再是单纯的东西。找见刚才你所说的“恶”之形式就有困难——我想结果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　“恶”就是“恶”，是应该消灭的东西。这点不言而喻。问题是，若以往日的形式与之抗争，难免本末倒置，空洞无物。因此，我不认为那是正确方法。同“恶”战斗，同时也是和自己心中的“恶”发生冲突。这样理解可以的？

村上　唔。近来我较为喜欢《镜》那个短篇，朗读来着。那是过去我出道不久写的故事。（注：收录于一九八三年版《袋鼠佳日》）

——　那个嘛，夜间学校里……

村上　学校夜班保安的故事。他夜里来校巡逻，往墙上看什么。虽然那是照在镜子里的本人模样，却是“恶”本身的形象。一看他就怕得不得了，用木刀砸在镜子上打碎了。他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不料第二天去同一场所一看，那里并没有什么镜子。这显然和我刚才说的是同一回事。在黑暗中看见“恶”的化身那样的东西，可是照在镜子里的是自己的嘴脸。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得知那里原本没什么镜子。怎么说呢，像是双重三重幻影。

——　时而碰巧在自己身上看见的“恶”和外部存在的“恶”，您认为是同质或同根的？

村上　也许两相呼应。

——　归根结底，您小说中对于“恶”的感觉，即使“夜鬼”，也是从分不清是内在性质的还是外在性质的那种地方起步的。

村上　呃，有可能。例如“镜”什么的，毕竟最开始写的东西里面就已出现了。

——　可是到了写《奇鸟行状录》的时候，发展成了可以用棒球棍击打那一形式，我觉得。在那里用棒球棍击打，流血对峙，我想那是和那以前的小说不同的场面。您没大觉出已经变了？作为可能性，是不是能够对“恶”那个东西赋予轮廓了等等……

村上　唔——倒是不大好意思，《奇鸟行状录》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笑）

——　真不记得？（笑）

村上　噢，二十多年前写的，写完再没回头读。用棒球棍打什么来着？想不起来。只是，小说中有个“袭击动物园”的故事，讲屠杀的。日本兵杀了动物园的动物，杀了逃兵。那，好像是用棒球棍打杀的。是吧？那一行为本身当然是“恶”，但拽出个体层面的“恶”的，是军队那个体制（system）。国家这个体制制造了军队这个从属体制，拽出个体层面的“恶”。那么，若问体制是什么，说到底，那不是我们构筑的东西吗？在那一体制的连锁中，谁是施害者谁是受害者就变得模糊起来。我经常感到那种类似双重性三重性的东西。

前面哪里也说了，库尔特·冯内古特去看望快死的父亲时，临终的父亲说：“你的小说里坏人一个也没出现啊！”说得冯内古特当即陷入沉思。那时我也心想：“那么说来，我的书中也基本没有坏人出现啊！”那是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时候的事，倒是过去很久了。

自那以来，我就决心以我的方式描写“恶”啦恶人什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像成了之于我的一个命题。

——　还有，您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和奥姆真理教信徒的采访，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不妨说，参与那一事件的人全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另一世界的。当然一方面是受害者，一方面是施害者，这倒是一清二楚。您说过——例如《1Q84》中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宗教团体——并不是想写现实中的宗教团体，脑袋里一直有一种恐惧感，害怕越过某一条线。

“你、往下就是死刑！”——听得宣判的奥姆真理教那几个人，大概也不认为这是现实，您说。对于他们，活生生的现实莫如说更像虚拟现实，也许还没能完全理解事态。您说想写这种恐惧。

村上　是啊！写《地下》是很要命的事。而且，由于写了这个，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和受害者遗属们交谈的时候，对于他们，奥姆真理教的现行犯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恶”。毕竟有一天，自己无辜的亲人被强加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杀害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判处死刑。面对那些人，“我原则上反对死刑制度”这句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因为我能理解他们深重的悲伤和愤怒。

只是，作为客观的观察员目睹那些现行犯，觉得他们恐怕也是中了圈套的人。若说受骗上当是他们自己的责任，那倒也罢了。但不是那样的，圈套那东西，该中的时候是非中不可的。那对我本身也是同样。看我周围的人也不难明白。人生充满危险的圈套。让人不寒而栗的事人生中所在皆是。

问题是，哪怕再如此这般说服世人，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圈套那东西，该中的时候是非中不可的”——就算一下子说了，大部分人也无法感同身受，是吧？如果不把这种说法一度移去故事那一次元，事物的本质就无法得到充分传达——写那本书当中我深有感触。

因此，以你刚才说的《奇鸟行状录》是个转折点这话来说，未尝不觉得那和《地下》是一对搭档，写倒是《奇鸟行状录》写得早一点儿。实际写《地下》的时候，面对现实中活着的人的愤怒啦憎恨啦困惑啦不解啦，以及失望啦后悔啦，何况目睹的是咬紧牙关感受这些的人，心里受到强烈冲击。这理应反映在以后的小说里，但愿。

下到地下室的危险

——　那么，具体怎样创作故事好呢？重要的一点，我想是在异化方面……

村上　噢，这可是个相当大的提问。（笑）

——　本想稍后些问，但写故事时常搞不清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您解释写小说之事的时候，一次打比方说好比住在独门独院的房子里（参阅下面的示意图）。一楼是一家团圆的场所，高高兴兴地用社会性共通语言聊天。上到二楼，有自己的书什么的，有私密意味的房间。

村上　嗯，二楼是私密性空间。

示意图：川上未映子（画）

——　那么，这座房子的地下一层也有个黑乎乎的房间。不过这里大体谁都可以下去。所谓日本私小说处理的，恐怕就是这个地方，是地下一层发生的事。所谓现代性自我那样的东西，也是地下一层里的事。可是，继续沿阶梯下行，好像还有地下二层。那里大概是您的小说中要去、想去的场所。

这个房子比喻，非常容易想象。这里有个问题特别想问。您说写东西是为了解自己本身。而自己本身仍有黑乎乎的东西，还看不清全貌，所以往下还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以这本《刺杀骑士团长》来说，觉得就像和被“长面人”领进地下世界的体验两相呼应似的。但是，去地下二层当中，必然看见地下一层的东西。那里也有例如受过父母、兄弟或其他人虐待、也就是受过精神创伤的人，是吧？

村上　呃，想必是的。

——　这就是了。和自己本身意识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地下一层，共有也比较容易。我们当作家的，通过读故事写故事而把各自拥有的地下一层房间出示于人，让人阅读。仅仅作为有利于自己本身的活动来体味这些或者看地下房间，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仅仅为了理解自己、恢复自己的话。但我同时觉得给人家看让人家读，好像是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村上　有道理。

——　从那里继续下到地下二层，包括这点在内，处理虚构作品是十分危险的事。这是因为，首先一点，怎么说好呢……虚构作品这东西有时具有实际力量。以这样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事件都好像是基于故事的“集体无意识”的争夺。

例如宗教的教义是故事之最，号称那个故事对你们至关重要哟！是真理哟！并且通过让很多人信以为真而使得故事有了实际动作。有您创作的故事。或者有时代产生的种种故事。人们的日常即是这种“无意识”的争夺。然而大家都认为这样合适，认为自身生发的故事会催生某种善的东西。说不定谁都没有视之为战斗。反正对我来说，感觉上是在处理往哪一边都能滚动、都能解释的危险透顶的东西。甚至奥姆真理教也是故事，对吧？进一步说来，“什么故事啦小说啦，不看那种谎话连篇百无聊赖的玩艺儿！”——这么边说边看自我启发读本的人，也是看冠以自我启发之名的故事的。

村上　特朗普总统也不例外啊！说到底，希拉里·克林顿那个人，因为只说通用于房子一楼部分的事，结果败了；特朗普只抓住人们的地下室说个没完，结果胜了。

——　果然。

村上　怎么说呢，尽管不能说是政治煽动者，但感觉上至少像是古代的祭司——特朗普是熟知煽动人们无意识的诀窍的。于是，仿佛高音喇叭的个人电子线路就成了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的逻辑和语汇是相当反知性的，但也因之从战略上十分巧妙地掬取了人们在地下拥有的部分。

在合乎逻辑的世界、用房子的比喻来说一楼部分的世界发挥相应力量的时期是会被封杀的。可是，一旦一楼逻辑失去力量，地下部分就会喷到地上来。当然，不能说那一切都是“恶的故事”，可是，较之“善的故事”、“多重故事”，还是“恶的故事”、“单一故事”能更强烈地诉诸人们的本心。这点毫无疑问。麻原彰晃提供的故事，结果上也肯定是“恶的故事”，特朗普讲的故事也是相当扭曲的，总的说来可能含有拽出“恶的故事”的要素，我觉得。

——　那么，制造那个故事的当事人——啊，尽管是不是他制造的还不确定——位于某个磁场中心的麻原也好希特勒也好或者特朗普也好，您认为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制造出来的故事是恶的东西吗？

村上　那不清楚。关于特朗普，我还不大了解。不过，希特勒是在制造“恶的故事”那一意识，其本人怕是没有的吧？对他们来说，未必不是“善的故事”。他们那种由同化性产生的扭曲，有可能是自己被自己鼓捣出来的大故事吞噬进去的结果。尽管这只能由历史来判断。

——　令人深思的是，他一个人到底是制造不出故事的，故事这东西，是由种种样样的人拿来的故事凑成的，凑成一个大故事……

村上　嗯，是集合体。

——　举个例子。我想起来了，河合隼雄(2)先生在《影子现象学》中说了集体无意识。说纳粹德国的所作所为，乃是把那种集体生成的影子转嫁给外部的结果。

村上　日本的战后也是那样。但多数德国人在战争结束之初把自己也转到了受害者一边，说自己也被希特勒骗了，被夺走了心影，以致倒了大霉——大体只有受害者感觉剩了下来。日本情况也大同小异。日本人心里，自己也是战争受害者这种意识很强，以致自己是施害者这一认识无论如何都要滞后。而且，细部事实总是逃进众说纷纭那个地带。我认为这也是“恶的故事”的——怎么说呢——一个后遗症吧！说来说去，最后在自己也受骗上当了那个地方不了了之——天皇不坏，国民也不坏，坏的是军部，就像这个样子。这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可怕之处。

因为那是我的洞穴风格

村上　所以我想，集体无意识被拿来做交易，是在古代空间。

——　古代空间。

村上　古代，或者更早也未可知。提起“古代空间”，脑海中每每浮现出来的，是故事高手在洞穴深处讲故事的情形。原始社会，人们都在洞穴中过集体生活。日落西山，外面黑漆漆的，又有吓人的野兽，大家都躲在洞里围着火堆。饥寒交迫，担惊受怕……那种时候，故事高手就出场了。讲得妙趣横生，大家都被吸引进去。或者悲伤，或者兴奋，或者一下子心头火起，或者被逗得放声大笑。饥饿啦害怕啦寒冷啦，不知不觉忘个精光。

在我看来，故事高手便是这个样子的。自己有没有前世我不知道，不过我脑海里的确有这样的场景：很早很早以前，大家说：“村上，你讲点什么嘛。”于是我说：“好，讲就是了！”肯定讲得引人入胜，“往下怎么样了？”“明天接着讲。”便是这么一种感觉的场景。即使坐在电脑跟前，每当我和古代或原始社会洞穴中类似集体无意识的东西紧紧连在一起的时候，也常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大家等着呢，每天要好好写出十页——这样的心情迫切得很。这么着，只要看到在自己眼前竖耳倾听的人的表情，我就能确信自己讲的决不是错误的故事。这点一看表情就晓得了。

——　那不是自己本身的表情，而是听的人的表情？

村上　嗯，一看周围人的表情就明白。肯定有那种质感。因此，只要我还想加以利用，就不至于成为“恶的故事”。

——　比如在《村上君那里》，您就是那么做的吧？之前还有《对了，问村上君好了》(3)也同样。您时不时兴之所至地那么做，同样是看大家表情的行为？

村上　正是正是，那恰恰是“洞穴化”。大家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我一个个亲自回答。不妨说，看大家的表情，我就能实际感到此人大概是这么想的，是这样接受我的小说的。同时，如果在事实关联上有一点误解的话，我就招呼说：“不，不是那样的，应该是这样的吧？”一对一手把手教。偶尔很想做这样的事。实际上是很繁重的作业，可是这种沟通有时是必不可少的。

这么着，再要紧不过的就是讲故事的调调。以小说来说，就是文体。信赖感啦、亲切感啦，催生这类东西的，大多场合是调调。如果调调、文体不能吸引人，故事就无以成立。内容当然重要，但是，如果调调缺乏魅力，人家就不会侧耳倾听。因此，我把声态、风格、调调看得非常非常重。常有人说我的小说读起来过于容易，那自是理所当然，因为那是我的“洞穴风格”。

——　“洞穴风格”……！

村上　嗯。首先要对眼前的人讲什么。所以，反正就是要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容易阅读的话语写小说，这点我时常说起。尽可能用容易懂的话语说尽可能不容易懂的事。像嚼鱿鱼干一样一次又一次嚼个没完，就那样创作故事！不是只让人嚼一回就会明白“噢，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而是让人左一遍右一遍反复咀嚼、每嚼一次都觉得味道稍有不同，便是想写这样的故事。只是，支撑这个的语句本身必须十分好懂、十分坦诚。这是我的小说风格的基本。说到底，感觉上就像回到古代或原始时期的故事高手讲故事所追求的效果……

——　人世间、世界上的确有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恶的故事”、“善的故事”，以及两相混杂的故事——那样的东西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和平安稳过日子的人当然有，而另一方面，战争并未绝迹，现在也不断流血。小说家或者艺术家在不断创作故事。在这样的世界上，哪怕多一个好的故事也好。您认为这上面有意义吗？

村上　当然有。这是因为，我也看了数量相当不少的书，但真正好的故事意外之少。出的书虽然铺天盖地，可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能遇到的真正精彩的故事、能扑进心灵深处的小说，我觉得为数不多——当然，故事能否打动自己的心灵也因人而异。所以，有人努力写那样的东西，应该说是有极大意义的。

——　您的意思是说，自己创作的故事可能如此这般成为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所遇无多的好故事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于世界悲惨性的大好事……

村上　一点不错。读了那么精彩的故事而自己也想写什么的人或者出现也未可知，那就像是一种繁殖作用。

——　我想一开始就以骗人为目的制造的故事也是有的。但事关艺术，说不定一开始就立志写向善故事的人是会出生的吧？……不过到底让人害怕的是，当事人也好希特勒也好，没准他们当时真有自己是在制造好故事的实感，并对此深信不疑——一想到这点，就觉得故事也有伤透脑筋的地方。

村上　一如林肯所说，可以一时欺骗许多人，可以长期欺骗少数人，但不可能长期欺骗多数人。我相信这是故事的基本原则。所以，纵使希特勒，持续执政的时间也不就是十年多一点点而已。麻原还不到十年。总之，严格区分“善的故事”和“恶的故事”的，大多时候是时间的职责。而且有的东西要长时间才能区别出来。

——　确实，以单体看，常有短命的“恶”。常有，不会没有。

村上　是的，毕竟人基本上是在心间某个地方追求那种东西的。这也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善这个东西，理解起来咀嚼起来需要时间，觉得麻烦无聊的时候不算少。但是，“恶的故事”，总体上是被单纯化了的，直接诉诸人心的表层，剔除逻辑直截了当，容易接受。因而，使用污言秽语的恶劣演讲就比条条有理义正辞严的演讲更能迅速入耳。

——　所以，写小说这件事，或许也就是把尽可能向善的东西、即使改变形态也能长期活下去的好的故事，把尽管表情各不相同但人生中不知能否遇上一两次的故事留在世界上。您的行文所以好读，那是因为用大家都明白的洞穴风格写作的缘故。

好了，往下进入《刺杀骑士团长》具体话题。这回主人公也同样体验了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是吧？

村上　噢，是的。说着说着就说到这上面了。（笑）

——　关于这个，迄今为止您也接受了世界各国的种种采访。都问您：“那个故事到底怎么回事，是否一开始就全都一清二楚才写的？”如此这般一个劲儿刨根问底。结果，您回答说：“我也不清楚的，不清楚那是什么。”有时候您把写小说的体验比喻为“电脑编程”（programming）和打电子游戏。

村上　唔，是有时候用那种类比（analogy）加以说明。容易理解嘛！

——　自己编程而编起来又忘了编程这回事，能不能到达终点自己都不明白。这给自己带来一种无上幸福——您这么说来着。相当于这种编程的，可是指小说情节那样的东西？

村上　不是，那不是的。

——　关于编程您也再说说可好？

村上　以电子游戏的类比来说，编程的一方和玩的一方，在自己身上是完全割裂（split）的。以国际象棋来说，好比一个人下棋，这边落下棋子，之后忘掉跑去对手那边，“唔——”沉思着落下棋子，而后重新回到这边考虑下一步。如此这般，如果意识能彻底割裂开来，那么就能独享其乐。那是极有刺激性的事。

前些日子，来回比较着听家里有的很多演奏家演奏的巴赫《戈尔德堡变奏曲》来着。十五张左右的CD。结果，同别的演奏者相比，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的演奏截然不同。说是异军突起也未尝不可。到底哪里不同呢？我想了好大一阵子。总算想明白了。一般钢琴手不是一边考虑右手和左手的配合一边弹吗？弹钢琴的人都这样吧？理所当然。然而古尔德不然。右手和左手的动作完全不同，两只手各行其是。而当两只手合在一起的时候，结果上一个精彩的音乐世界即刻建立起来。然而表面上无论怎么看，都是左手只考虑左手，右手只考虑右手。别的钢琴手必定自然而然地考虑让右手和左手两相配合。而他看上去似乎没那种意识。即使比较古尔德本人的演奏，也觉得一九五五年的录音右手和左手的割裂感更强一些。

——　原来如此。一九八一年的录音没那么强烈？

村上　当然，去世之前的也有非同寻常的割裂感，但还是过去的强烈，各自为所欲为，而若合在一起，就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感觉上，那不是古尔德人为融合的，而是浑然天成，说自然也好天然也罢。那个人的割裂感，作为感觉我也感同身受。

——　他本人也意识到了吧？左右各行其是这点。

村上　他本人意识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反正那种乖离感、乖离而又统合的感觉实在动人心魄，本能地，像是。不过，说危险也危险。

——　如何危险？

村上　一两句概括不了，但里边总好像有那样的东西。而那种东西，下到地下室怕是有用的吧！

——　大家都能作为违和感多少感觉得到。而往地下室下的时候，那一感觉就有用处。

村上　嗯，我想用处大得不得了——在那里应该抓什么、不应该抓什么，某种程度上倏然心领神会。所以，写小说……反正我是无程序、无计划写下去的。在那黑暗中自己应该抓什么，不应该抓什么，那种事大体心知肚明。作为小说家的才华我有多少，这个我全然无从知晓，但自己某种程度上具有那样的能力和技术这点我还是感觉得到的。当然比不上古尔德先生。只是作为一种倾向。

我不是艺术家类型

——　因为有，所以故事才会在您写的过程中陆续生成。是吧？

村上　故事在黑暗中自然伸向前去。

——　那时应该有的东西，以《拧发条鸟》为例，就有棒球棍出现。就是说：“因为是从我心中出现的棒球棍，所以理应给我带来某种小说必然性。我有这个信念。”

村上　这话我可说过？

——　说过。在《新潮》(4)刊发的“making of《奇鸟行状录》”里面。我被这个说法深深打动了。读了，再次感到《奇鸟行状录》对于村上春树这位作家的确是重要的“异化”本身。您甚至说“如果这部小说没有意义，我的人生就没意义”。

村上　真的？全然记不得了。说得好有气魄啊，估计铆足了气力。

——　您说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对于小说家是关键的收获季，有可能是顶峰。无需说，写《奇鸟行状录》这部小说的是您，本应是除了您谁也无从体验的感觉，而您在这里却这样说。对此我实在不太理解。顶峰意识，莫非是指这部作品蕴含的力量？阅读当中那东西确实让我活生生感同身受。倒是不可思议……

村上　不错，我是意识到自己下到地下二层了……是不是最初我不知道，应该是开始有那种意识时的事吧！

——　棒球棍出现了，井有了，或者加纳克里他等人物出场了。牛河啦公馆啦，那类东西纷至沓来。分别带着一点点使命把故事推向前去——您这样说道。那种感觉我也有同感，非同一般地。

另外，里面有您喜欢引用的契诃夫枪的故事吧？“故事中倘有枪出现，就必须发射！”那支枪和从您意识中出来的棒球棍，比如当时是棒球棍，能说是同一物件吗？多少有所不同？

村上　多少不同。契诃夫关于枪的比喻，具有编剧艺术的基本原则那样的普遍性。而我的故事中出现的棒球棍，是更为偶然发生的随意性的（random）东西。不过，当时我所说的，怕是还没怎么被人理解吧？所以听你刚才说看了那个发言很受感动，让我相当意外。

——　有那样的感觉？

村上　有的。当时的日本文艺界，我觉得处于更为不同的地方。

——　以那座房子打比方，就是地下一层？

村上　当时的文艺界，或者说文艺业界最为大行其道的，我认为是所谓“主题主义”。而我对那种东西几乎毫无兴致。

——　而是从写什么的地方开始。

村上　所以，若问我《奇鸟行状录》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我完全答不上来（笑）。傻子似的。

——　所谓“故事”被轻视的时代，就是这样子的吧？

村上　不错。集体无意识到底怎么回事，几乎没人理会，“什么呀！”讨论小说作品，什么前卫后卫啦，什么是右是左啦，只知道在这种框框里把握，就是那样的时代。所以，针对《奇鸟行状录》那种小说的批评势头，比现在猛烈得多。我因为逃离了日本，过得倒还快活……

——　您所说的可以把“古代空间”拿到现代小说中来，怎么理解好呢？是不是也有大家全都瞠目结舌那一侧面？可是在往昔，比如就紫式部(5)来说，认为真可能有生灵那样的时代、生死之间自由穿梭那样的感觉，恐怕是存在的。而且，现在仍行之有效。把它拿到现代来……虽说不是理念，但还是有让人想起什么的作用——这可是您的想法？

村上　是的。那是某种神话性，英语叫“myth”。即河合先生说的“集体无意识”的起源（roots）。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神话都有许多共通的东西。那种神话性作为各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超越时代流淌在血管里，并且跨越地域而在整个世界相接相连。所以，如果我的小说在许多国家广为阅读，那恐怕是因为故事具有直接诉诸相当于那些人地下部分意识的地方。倒也不是刻意追求的。作为我，是只能那样写故而那样写了，如此而已。却在结果上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归根结底，刚才说的在古代或原始社会洞穴中讲的故事同那种神话性，恐怕还是在某处有联系的。

——　例如欧洲神话的形态，由所谓《圣经》和希腊神话这两大支柱支撑，自己自身同神话世界截然分开。是吧？而作为日本人的感性，是比如灵魂可以自由往来这些。

村上　嗯。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间自由往来，几乎。先祖一晃儿回家来了，在那边房间的角落里。盂兰盆节过完了，说道：“啊，辛苦了！”而把先祖送走。（笑）如此自由往来的地方是有的。说圆融无碍也好什么也好。比方说小野篁(6)那个人，根据传说，他在人世与地狱之间打了一口井，每天往返一次。白天在衙门上班，到了晚上就穿过井去地狱当阎魔王的助手。早上又通过另一口井回到人世，像临时公务员似的。（笑）那口井应该至今仍在。可是在希腊神话那里，黄泉和现实世界被彻里彻外分隔开来，自由往来根本无从谈起。

——　去了和回来之间……

村上　唔，麻烦得不得了！尤其一般神职人员，那种生死两隔的感觉可能是很强的。而在日本人的感觉中，那边的世界和这边的世界相当轻松地、不讲逻辑地连在一起。只要有意，即可自由往来，不费什么事。西方人总体上对此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但根本上差异不大，在同有“这边”、有“那边”这点上——虽然手续不一样，但都认同其存在，认同那边和这边的存在。

——　虽然手续不同，但都拥有那种存在，拥有那边和这边……

村上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有意识上的世界和意识下的世界。不过我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怎么把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区分开来考虑。一旦踏入地下二层，就没有那边没有这边，自由往来就是。当然，为了整顿交通秩序，一定的逻辑和规范还是必须有的，但出入本身悉听尊便，不然故事就前进不得。

——　那么，与此相关，您还这样说过：“对于小说家，小说中出现的象征和隐喻，是直接作为现实发挥作用的。”这和刚才您说的是同一回事。就是说，如果把它巧妙地纳入故事，也可作为之于读者的现实产生效用。

村上　那么说来着？

——　嗯，那么说了。您把对于自己极为自然出现的象征啦隐喻什么的，接二连三置换成语句。身为读者的我通过阅读而进一步置换：您的小说中出现的所谓“骑士团长”，大概就是之于我的“这个”，所谓“长面人”恐怕就是这样的……小说所描写的，就是之于我的“那个体验”，就是“这个人”——以类似这样的感觉和自己连在一起。每读一遍都有所变化，从而成为您说的“嚼鱿鱼干”那般丰富的故事。

用刚才的话说，村上风格不同于原初的古代故事，而是不妨说是“古代2.0”那样的“洞穴风格”。在那里边，主人公面对不可思议的事象时很正常地感到迟疑和困惑。带着现代性自我进入地下室，是吧？这地方是不是和古典文学不同？

村上　是啊，给你那么一说，也许真是那样。

——　大凡发生的事，全都作为现实加以接受。但困惑还是困惑的。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就是将不可思议作为不可思议而向前推进的，并不使之可视化。这个过程中，出场人物在不可思议事象面前全部像被催眠了似的。而您的小说却是完全清醒的。尽管不是醒着做梦，但觉醒很重要，是吧？

村上　呃，对了，我要再确认一遍：我的行文基本是现实主义的，而故事基本是非现实主义的。所以，那种分离从一开始就作为前提显而易见。充分使用现实主义文体推进非现实性故事，这是我追求的目标。恕我一再重复，《挪威的森林》那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是我做的个人实验：用现实主义文体写现实主义故事。因此，“啊，不要紧，用这个也能写了！”——有了这个念头，往下就一路顺畅了。如果能用现实主义文体写一本现实主义小说，而且能写一本畅销书，那就无所畏惧了。（笑）往下随心所欲就是。

这么着，我觉得可以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了，那以后不久就动笔写《奇鸟行状录》。把故事的“异想天开性”放在具有某种程度的精确性的现实主义文体上面。结果产生了妙趣横生的效果。这点在那里得以再次确认。

这样，我想说的另一点是，我本人是想法正常、活法正常的极为理所当然的人。相对说来是个普通人。起码自己是这样想的。可是，一旦动笔写小说，就会有莫名其妙的事纷至沓来，故事的发展越来越匪夷所思。自己身上那种乖离、分离似的东西也是有的。无论怎么看，我都不是所谓“艺术家类型”。生活也基本中规中矩，不做什么古怪事，也具备一般人所具备的常识，过着极为理所当然的较为四平八稳的日常生活。可是一旦坐在桌前开始写小说，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就好像无由知晓了。也罢，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所体验的事倒也与此大同小异。（笑）

——　使用那种现实主义文体创作现实主义故事——带着这个目的写了《挪威的森林》，结果受到无数读者的欢迎。我想，对于读者来说，那很可能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最先读《挪威的森林》的人绝对占多数。

村上　从数量上说我想是那样的。

——　读了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自己知道的现实故事。接着读您的其他作品，阅读体验势必从现实主义向非现实主义转换，是吧？羊什么的出现了，而且可能事关重大。通过读您的书，读者也学到了从现实主义向非现实主义过渡的方法、诀窍，我觉得。

村上　作为我，《挪威的森林》是我积极主动地想做一件和以往不同的事而写出来的。常被说成的是“文学性后退”啦什么的。

——　“文学性后退”，好便利的说法。（笑）后来有《舞！舞！舞！》，有真正异化炸裂的《奇鸟行状录》的诞生。不过，用现实主义文体写非现实主义故事的尝试，在《挪威的森林》之前，例如《寻羊冒险记》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吧：

村上　多少做了一点，但远远不够火候。

——　相对说来，怕是该说非现实主义占了上风。现实主义文体的印象……

村上　一本书里边，有几个部分是“很想再这么写一写”的，但还没有实力，没能写得尽兴。于是，就把“这个地方还写不成啊！”那一部分设法巧妙地绕过去，觉得这儿也怕不行的地方也绕过去……这样的事当时这里那里也做了不少的。当然，那种迂回动作的效果、类似妙趣的东西也不是没有，但在我本人眼里到底意犹未尽。

——　您说的这里不能写，是什么意义上的呢？

村上　纯粹技术上不能写，指的是。

——　不是细节，而是想写这个却不顺手，感觉上？

村上　细节不能写的时候当然也是有的。以高尔夫来说，本想这么打那样的球道路径脑袋里虽然有，但不能让球顺利通过那里，不能把球打进预想的地方。说还不具备那样的技术也好，有技术性或精神性死角也好，反正就是无能为力。

——　初期三部曲当时写不出来的东西，如今还记得吗？

村上　那倒是非常单纯的。例如三人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写不好，寸步难行。

——　后来在《挪威的森林》中做到了，有名的趣闻！

村上　是的。在《挪威的森林》中做到了，第一次，记忆中。两人对话本来就会，三人对话不会。

——　主人公又没有名字。

村上　是啊！如果出场人物没有名字，三人对话就非常棘手。而出场人物偏偏没取好名字。所以，我的初期小说，必定是一对一对话。还有，伴随大动作的场面什么的，也够棘手。

——　动作也不好处理？

村上　嗯。另外，写性场面也让人头痛。

——　真的？（笑）

村上　比如《寻羊冒险记》啦，那样的描写几乎没出现。

——　的确，顶多“我们性交了”。

村上　这样，在《挪威的森林》中就想狠狠写一写。

——　狠狠写了，三人也对话了。

村上　啊，讨厌啊，不好意思啊——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鼓足干劲写了好多性场面。写完一回，心情就放松了。往下嘛，就开始被人说成“村上是色情作家”了。（笑）现在也差不多还是不好意思……

要想“无计划”地写小说……

——　听您说到这里，得知您基本是在没思考对自己而言“夜鬼”是什么啦“羊”是什么啦的情况下写小说的。不过，一旦作品递到读的人手里，就要和无可言传那样的个人体验重合在一起。例如有人阅读时要思考“羊是日本现实本身”啦“五反田君的做派是资本主义不折不扣的隐喻”啦什么的。作品中有好几条线，有很多每个时候都能“代入”的元素。总之大家是在进行深度阅读的。

村上　写小说当中，是要出现形形色色东西的吧？棒球棍啦，骑士团长啦，铃啦，五花八门的东西接二连三。虽然都是突如其来出现的，但又不能因为心想“哦，这玩艺儿出现不好办啊，没有用啊”而打发回去或一笔抹消。出现一回的东西笃定还要在哪里出现，融入故事之中。至于那意味着什么，则没有一一思考的余地。一旦思考，就裹足不前。

——　那一来，用上出现的东西写完了，最后会不会配合性提供答案：“所以这个成了这样子”或者“这个对自己有这样的意义”……

村上　不会。只是后来啪一声拍大腿罢了：“啊，果然，原来是做这种用途的！”

——　用途？

村上　嗯，只是用途。

——　完全没有自我解释自我领悟什么的？

村上　不至于。就算写了能用脑袋解释的东西又能怎么样呢？故事这玩艺儿，因为无法解释才有故事形成。假如作者认为这个有这样的意思，一个个打开包袱，那就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只会让读者失望。我一向认为，正因为作者也稀里糊涂，意思才会在一个个读者身上任意膨胀开来。

——　那对您的小说很重要这点我明白了。不过这且不论，实际上这个表示什么、那种关联其实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的念头您身上没有的？

村上　没有，完全没有。说到底，读者总体上是聪明的，如果有那样的圈套，当即败露无疑。这是圈套嘛！一眼就看穿了。那一来，故事的生命就弱化了，不会抵达读者心底。

就连写的人也不具有类似正解的东西——正因为读者朦朦胧胧地整个接受了朦朦胧胧的东西，才能各自从中找出之于自己的含义。因此，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读者问我：“村上君，这部分的意思是这样的吧？”而我断言：“不、不是的，这个是这样子的！”作为我，只能说：“有道理，原来可以这样看。”有点儿像河合隼雄先生了：“噢——蛮有意思的嘛！”（笑）

——　现在的作家也都和您一样，什么也没确定就开始写，最后写的什么自己也不理解。这样的例子我觉得相当不少。不过印象中好像没能形成您的小说和读者之间的那种体验。

村上　那和古尔德左右两手啪啪啦啦分开使用，弹出的东西根本不成其音乐是一回事。（笑）

——　不确定下一步、只管委身于故事和语言的自发性——那么说来，我想那么写作的作家不在少数。

村上　果真？

——　嗯。是好是坏另当别论，印象中“无计划”（no plan）地写小说的人有许多。自称浑浑噩噩写就是了。“至于出场人物里边这个人和这个人如何发生关联，写的当中自会涌现出来。”真的时常听人这么说。纯文学构思什么的不太受重视。

村上　原来如此。一无所知。

——　嗯，看访谈啦对谈啦，给人的印象好像这样的写手很多。那么说来，几年前和乔纳森·萨弗兰·福尔(7)交谈时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一开始什么也不考虑很重要，再没有比考虑着写更无可救药的了。不过我说那怕是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小说是自由的东西。再说，运用技术把脑袋里已有的结构和效果图变成文章形式——这种建筑式达成或美学景观那样的东西，有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

话说回来，尽管和您以同样姿态动笔写故事的人有很多，甚至写怪异故事的人也有不少，然而您身上仍好像出现了您特有的现象。假如把您这一存在比作一口井，那么只能说井里边的东西和其他作家截然有别。因而，出现的道具也不同。并且……哪怕再任由故事自发性写出的奇谭，作为结果，多数作家恐怕也还是只能到达地下一层领域。

村上　从那里下到底是不容易的事。要下到那里的时候，虽然我不做什么具体准备，但至少得留出足够的时间。留出时间非常非常重要。真要下到地下二层之时最为重要的，是捕捉准确时机。非等到此其时也的时候不可。万万不可操之过急。若有截稿期限，就不能等到那时候吧？

——　嗯，不能。

村上　所以，反正不要把截稿期限放在心上，而要促成能够随意投入时间的态势。刚才也说了，执笔当中投入时间当然重要，而执笔前留出时间也同样重要。我么，花一两年时间静静等待。等待时间里做翻译或偶尔写随笔什么的。这么着，“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和此外几个点就浮了出来。忽有一天，起跑点找到头上来：“OK，是时候了，马上开写！”于是悠然动笔。若是没准备好的时候，即使催我“好了好了，请开始吧！”那也开始不了。无论多么高明的冲浪手，合适的浪头不来也是冲不上去的。抓住此其时也的准确节点再要紧不过。

刚才你说的无计划写作，哪里也没到达的人肯定抓不住“此其时也”的时机。是吧？还有一点，文体可能还没形成。不具有自家文体，深入地下就无从谈起。那可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文体好比生命线。

——　个人认为，“无计划”写作，写到最后甚至作者本人都不晓得写的什么那样的作品，大体像是自言自语。

村上　那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小说的基本就是想说的不直说。

——　那么，即使、纵使（笑）能下到地下二层，也还是要有能和读者分享那里所见的文体才行。是吧？

村上　当然。我大体作为专业作家写了近四十年小说，可是若说自己至今干了什么，那就是修练文体，几乎仅此而已。反正就是要把行文弄得好一点儿，把自己的文体弄得坚实一些，基本只考虑这两点。至于故事那样的东西，每次自会浮现出来，跟着写就是。那东西归根结底是从那边赶来的，我不过是把它接受下来罢了。可是文体不肯赶来，必须亲手制作。而且必须使之天天进化。

——　进化。这就是说，文体不是能完成的东西？

村上　不是能完成的。

——　不断变化的？

村上　是的，文体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作家活着，文体也随之活着呼吸着，理应天天变化，就好像细胞新陈代谢。不断更新很重要。否则就会从自己手上溜走。

——　以便在必须写这里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

村上　正是正是。行文终究是工具，其本身不是目的，只要作为工具有用即可。所以不存在完成态。过去不能写的事物现在我也能大体写出来了。想写的东西现在差不多能写了？

——　没有不能写的吧？

村上　想写的东西，我想基本能写了。迂回的必要也没有多少了。只是，如果叫我写历史小说，那是有点儿不好办（笑）。这个那个也要做准备。

——　历史考证什么的。（笑）

村上　嗯，专业术语也必不可少。只是，若问我写的故事世界里有没有以现代的条件技术上不能写的状况，估计大体上总有办法可想。毕竟写了很长时间嘛！

猫头鹰和作家的文件柜

——　这本书有画出现，主人公的职业。那到底是决定启用画家写下去的结果吧？画家当主人公是头一次。

村上　两三年前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领了个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当时那里有一位名叫苏珊·内皮尔的日语老师，和她的先生在宴会上交谈来着。他是美国人，现职肖像画家。那时和他谈了许多。他说肖像画家是极有意思的职业。这句话模模糊糊留在了我的脑海里。于是，这次考虑主人公的职业时，心里就想写肖像画家什么的可能不坏，开始写了起来。事后想起来了：“对了，那么说来，苏珊的先生是肖像画家来着！”我的记忆便是混沌到了这个地步。

——　这本书是从发现名叫“刺杀骑士团长”的画那里开始的——他的职业是画家这点有很大作用的？

村上　很大的，嗯。

——　发现“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的，不是别人而是“我”，是因为他是画家吧？

村上　不错。只是，实际开始写小说之前，我还不知道主人公是画家。有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名字，有了最初的段落和《二世缘》这两个要素，由此写起。同时心想那么此人的职业是什么好呢？开头是“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我住在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那么，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的地方呢？于是想到肖像画家怕是够有意思的。

——　那么，知道“刺杀骑士团长”这个画名是什么时候呢？

村上　那是大大往后的事，后而又后（笑），打开洞以后。

——　当真？

村上　当真。

——　打开洞之前，“刺杀骑士团长”仅仅是个短句？

村上　不错，脑袋里最先浮现出“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由此动笔。动笔之后马上决定把主人公设定为肖像画家，事情的确如此。便是这样一种流程。那时终于知道了，啊，这样好歹可以把故事带下去了。

——　有了开头，小田原山上有了独居男人。

村上　因为住在小田原深山里一座山的山顶，所以不会是一般上班族，应该是自由职业者。但是，如果职业是小说家，那就太没意思了，所以弄成了画家，而且要弄成有点儿与众不同的肖像画专业画家。这样，故事就动了起来。

——　于是那座房子里有画。有画是先一步的吧？肯定！

村上　唔，是先是后呢？忘了，那玩艺儿！

——　忘了？（笑）

村上　那种事我一下子就忘掉的。忘了，而代之以简单捏造记忆（笑），倒不是故意的。不过，大致框架是对得上号的，我想。

——　确定主人公住小田原房子的时候，打开洞的意象已经有了？

村上　有了。因为《二世缘》一开始就作为关键因素安排进去了。洞必须打开，这点十分明确。

——　在您笔下，虽然种种情况都是偶然发生的，但在写的当中又都各带能量促成一种势头。这个已经明白了。问题是在结果上读者总是认为那一切都有机地连在一起——即使您说不是刻意为之……

村上　呃。不过嘛，猫头鹰的确是有的，家里。

——　嗬，您又这么说（笑）。

村上　在以前的房子住的时候，房子有阁楼，猫头鹰就住在那里，可爱得不得了。从那时开始，就心想迟早非让猫头鹰出现在小说里不可。这回忽一下子想了起来。

——　可您忽一下子想起的猫头鹰这个存在，不是不由自主地成了支撑这个故事圆环的要素了吗？而且成了使读者认为自己也置身于某一个“大圆环”之中的存在。

村上　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时不时有匪夷所思的事发生。场的力量会顺利处理我力所不及的问题——每每出现让我只能这么认为的情形。我们只能相信那种场的力量，我觉得。

——　问您小说中种种东西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这我完全清楚了。但还有一点想问：有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有了暗杀纳粹高官未遂事件。同一时期画家的弟弟自杀身亡，而且发生在和藏画场所同样的阁楼里。那是仿佛洞穴倒置的场所。猫头鹰也看见那个了吧？猫头鹰是为了让这一切同时发挥作用而存在于小说中的吧？

村上　有的吗，猫头鹰？猫头鹰是看见了。（笑）

——　有的，那个！还不是，在《刺杀骑士团长》这部作品里，猫头鹰和《奇鸟行状录》的“拧发条鸟”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超越时态和逻辑的故事，其内部需要有不同于神的视角的、什么也不参与的超越性存在，而猫头鹰恰恰是那样的存在。

村上　我时常说来着，对于作家必不可少的就是抽屉。如果必要的时候没有必要的抽屉一下子打开，小说就写不成。猫头鹰或许就是其中一个。

——　噢，就是要有抽屉……

村上　自己的抽屉小的人，或者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时间装满抽屉的人，里面就要渐渐枯竭。所以，我什么也写不成的时期就拼命往抽屉里塞东西。一旦开写长篇，那就是全面开战，大凡有用的东西都要上阵。抽屉哪怕多一个也好。

——　以前《奇鸟行状录》中有井出现，后来没再写井。关于这点，记得有一次古川日出男(8)问您：“感觉上井已经写完了？”您说：“啊，要是老写同样的东西，多难为情啊！（笑）”可这次也有“洞穴”出现了嘛！

村上　那么说倒也是的。又是“洞”话重提！不过，布鲁斯歌手不也是每天都在同一唱片里唱个没完吗？没办法的嘛，是吧？只能这样。

——　出来了，会不会觉得和上次重复不好，而想改一下呢？

村上　我这个人，以前写过什么差不多忘个精光，所以有的地方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二世缘》讲的是从土里挖出即身佛的故事。小说毕竟以此为起点写起的，势必有洞穴出现。所以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人这东西到底是有套路的，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每次写法多少有所不同也就是了，我想。

——　改变写法就可以了？即便同一东西出现？

村上　嗯。或者改变角度，或者改变描写方式。如果你说道具不都是一样的吗？那的确是一样的。可是，作为我的感觉并不一样。每次都是新的，就算不能说是改良型。反正洞也好井也好，总好像有吸引我的地方，什么原因不知道。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　上次是钻到井里，意味着钻进自己的潜意识。

村上　指“穿墙”吧？

——　是的。《奇鸟行状录》那时候。他在那里见到动物园中的大约是肉豆蔻父亲的那个人，所有东西全都和现在连在一起。包括诺门罕事件在内，一切都以现在进行时活生生感同身受。我想那大概主要来自您自身的读书经历，比如小时候读了十九世纪的小说，将其故事本身作为自己的体验融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诺门罕事件那场战争，不是把它作为小说素材，而是作为体验来描述的——是以这种感觉写的吧？

村上　嗯，不单单是引用，而是想作为同自身密切相关的什么写下来。

——　您是说《奇鸟行状录》那时候，通过那样下到井底，而获得了历史和自己的确密不可分的感觉。这次虽然也有洞穴出现，但主人公不是在石室，而是在最后阶段的疗养设施场景追赶逃进方形洞穴的“长面人”，去到更加离奇的地方，去到地底世界。这点我想多请教一下，没关系的？

村上　应该没关系的。

引水员三十五六岁正好

——　那么往下继续。那个场景出现的东西，反正全都是隐喻。洞本身就是引喻，“长面人”本人也说自己是隐喻。“那好，说个隐喻试试！”不过很难说是乖巧的隐喻啊！（笑）

村上　怪可怜的！

——　那地方，看得我笑了。这回因是第一人称，尽管不是钱德勒，但冷酷气氛也还是有的，使人轻易笑不得。时不时有一本正经调侃的场面出现。总体上我倒是认为属于严肃小说。

《奇鸟行状录》的主人公冈田亨三十岁，他本身正是道德感还很强的年龄。有社会和自己的关系，又处于还能抱怨社会的立场。所以，比喻什么的说得妙趣横生。但这本书里的“我”，感觉上要比三十六岁大一点儿。

村上　那么说来或许那样。倒是没怎么意识到……

——　主人公正是“我”这个人。《奇鸟行状录》那时候和外部密切相关，这回“我”进入隐喻之中。在那里和自己自身相遇，开始逼视这次采访一开始就成为话题的自己本身的“恶”那样的东西，决不让步。为此，类似集体无意识的“争夺”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出现了，是吧？为了不被双重隐喻的“恶的故事”抢夺过去，就要一心一意想起好东西，想起理念性质的东西。在这场争夺中，主人公最后忽一下子钻了出去。这里，到底把分娩意象用上了吧？

村上　的确。

——　这就是说，写的当中，到底有“啊，这个多少带有分娩意味”那样的心情吧？或者……

村上　那是有的。边写边有那样的念头浮现出来。不过，要是心想“这是分娩隐喻”可就完蛋了！

——　哦？那么一想就完蛋了？

村上　嗯。写的人如果心想“这是分娩、是再生”什么的，那就到此为止了。动脑筋思考交给别人好了。那不是我的工作。

——　可还是一闪一闪的吧？到底。

——　一闪之念是有的，那奈何不得。但要尽可能不把故事带到那边去，至少不诉诸语言。这是铁律，是基本方针。刚才也说了，刻意诱导的路径，肯定给读者看穿的。

——　但一闪之念是感觉得到的？

村上　当然感觉得到。也认为那未尝不是一种想法。

——　但不能认可，不能认为是正理。这点很关键。

村上　当然。尽量不让眼睛从那样的地方移开，要继续下文！不能为了思考而停下脚步，反正要继续前行。重要的是不给自己以思考余地。

——　原来是这样。

村上　对了，刚才说到年龄，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同代人。

——　是啊，写的也就是一两篇。是《驾驶我的车》吧？主人公……

村上　不过那是短篇，第三人称吧？长篇小说嘛……

——　没有吧？

村上　是没有。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即使我现在就写比如六十岁的人，大家想必也要说“不真实”，是吧？（笑）

——　的确。（笑）那么，您所考虑的三十六岁的实感什么的，对于您是最容易放进什么的？

村上　容易讲述。以那样的目光看着世界讲述，对于我感觉比较自然。当然，与此平行，《海边的卡夫卡》有“中田君”那个年纪的出场，这回有“免色先生”那样年纪的人出现——写起来觉得到处都能对上焦点……

——　但成为主轴的到底是……

村上　作为主人公我想写的，基本上是普通人，有通常生活感觉的人。而且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处于自由立场的人。无论谁，到了一定年龄，都怕有种种样样的现实问题缠上身来。但若是三十五六岁，还……

——　还在中间？

村上　是的，还停留在人生中间地带。我想我大概是需要把类似之于故事的“引水员”那样的人作为主人公的。而若到了五六十岁，势必形形色色的人生羁绊如影随形，动作无论如何都要变得迟缓。

——　那是啊！太年轻了引不成路。不妨说是最后的缓刑期间吧！

村上　不再年轻了，但还没到中年关口。虽说一定程度上有了自我那个东西，但还没有固化，还有迷惘。往哪里迈步都悉听尊便。比如这次的主人公“我”，继续画肖像画也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也好，不是都能选择的吗？对于小说我想是要有这种“可以倾向任何一边”的可能性的。

——　那么，您自身的实际年龄和小说所需要的主人公年龄将越离越远，是吧？这样，是不是每次都要动脑筋想“现在三十六岁的人如此这般思考问题”？

村上　无此必要。

——　可以照写不误。

村上　我也有过三十六岁的时候，回想当时不费什么事。打开抽屉即可。最开心的，是写《海边的卡夫卡》的时候啊！

——　十五岁的田村卡夫卡君。

村上　写的过程中当然没有意识到十五岁男孩视角那类东西，那根本做不到。但能够常常想起自己十五岁时嗅的是怎样的气味、呼吸的是怎样的空气、沐浴的是怎样的光照等等。至于精神上怎么样啦，考虑什么啦，那些倒是几乎想不起来。但肉体方面的大体记得一清二楚。风的触感、声的传播等等，那样的东西在肉体上恍若昨日，尽管不是普鲁斯特。一边梳理那种肉体性记忆一边写故事，实在让人乐不可支。那种事居然能重新体验一次！

——　我嘛，喜欢读初一的您在某个春日因为忘带生物课本而回家取那篇很短的随笔。我想您绝对不记得了。（笑）

村上　啊，记得。《朗格汉岛的午后》。

——　是的是的。对了，《毛绒绒》那本随笔集里写了猫的故事。当时的情景描写啦质感啦，至今仍感同身受，自己本身就在那感觉之中，觉得。您自己也真切记得的吧……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关于隐喻，一旦自己刻意写也照样玩完儿？

村上　玩完儿。那是采取象征和隐喻形式的什么。假如一一贴上标签，那就死定了。

——　您把自己也不明所以的隐喻接二连三动员出来写成故事，那岂不有可能成为杂乱无章的东西？不了解您的做法或秘诀的人看了，即使觉得“什么呀，这玩艺儿！”，那也无足为奇。可为什么还是有读者紧追不舍呢？

村上　为什么有读者紧追不舍，你不知道的？

——　就是说？

村上　就是说，小说我来写，写完读者读——因为现阶段这已作为信用交易得以成立。到现在我已写了将近四十年小说了，从未对不住读者。

——　噢，对不住读者不至于吧？（笑）

信用交易，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

村上　不至于。具体说，“这是黑匣子，里面的东西看不清楚了，云山雾罩莫名其妙，但我是花好多好多时间尽心竭力写出来的。绝对不是莫名其妙的东西，请整个收下好了！”我这么一说。“好的，明白了！”说罢接了过去——这样的人世上是有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一把扔开：“什么破东西！”但相反的人也有一定数量。于是小说得以成立。除了信用交易，这还能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小说家所需要的，无非是这种信赖关系：“请多关照！”“明白了！”信赖此人不会干坏事，也不会干怪事——正因为有这种信赖之心，才肯买书。“怎么样，没有对不起你的吧？”用关西腔(9)说起来可就有些生动了。（笑）

——　那怕就是所谓共鸣约定吧——“这本书看了会感动”或者“会哭”。

村上　根本不会。

——　完全相反？

村上　嗯，感动无从谈起，哭也谈不上。倒不如说可能感到莫名其妙。

——　你要看什么，我就献上什么，或者说让你单独享受什么——不是那样的东西，那也是危险的东西……比如百万村上读者当中，有多少人会真正穿过地下一层而下到更深的地方一起看书……

村上　那个地步的我也不知道，也猜想不出。

——　假如你有五十万人完全下到地下二层，而在某种层面接受故事的话，那么别的书也应该多少卖得动才是，我觉得。（笑）

村上　“多少有点儿离奇古怪，但既然这个人（村上君）说不是坏东西，那么就不会是坏东西吧！”读者这样接受。这就是我所说的信用关系。集体无意识在这里是这样描述的——即便没理解到这个程度，但读的人也还是大致知道这里好像有如此这般的东西，他们大体晓得哪本书有如此这般的东西哪本书没有如此这般的东西。“这里有什么，而且绝不是坏东西！”一定数量的读者和我想必是这样相互理解的。或者作为我宁愿这样认为。

——　呃。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也那么想来着。到底是那个时候信用关系就形成了，十五六岁的时候。

村上　那个再重要不过啊！所以我最喜欢的是读者来信，例如有这样的信：“村上这回的作品让我大失所望，死活喜欢不来，但下一本也肯定会买的。请加油吧！”（笑）这，这就是最好的读者！为什么呢？因为信用关系牢不可破。那样的读者，就算那时觉得“这本书好无聊啊！”而过了几年回头读，也有可能改变看法：“并不是那么无聊嘛！”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觉得没意思也还是要买下一本书，这就是信用关系还在继续的证据。

——　果然。

村上　要形成这种信用关系，我也必须尽可能花时间，不怕麻烦，认认真真写好每一部作品。整体上读者一眼就会看穿的：这本是尽心竭力写的啦，那本不是啦。粗制滥造的东西，几乎都要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务必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为此就一定要尊重时间，珍惜时间。

——　那种信用关系里边，有的人接过您递来的黑匣子之后原样放在家里不动；有的人打开细看，自己身上的某条线路受到影响，从而像我这样开始写东西。是有的吧？

村上　是那么回事。共鸣的程度和质量当然因人而异。

——　您把书比喻性地递到接受者手里的时候，一看对方的表情，感觉上可会确信对方一定认为接到的是好东西？

村上　会感受到的。当然是在比喻意义上。

——　可是，黑匣子这东西毕竟是相当危险的场所。在那里，读者既可能遇上自己不想遇上的东西，又可能被卷入各种各样的东西中。

村上　举个例子，有人因为喜欢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而开枪打死了约翰·列侬。那种事有时是会发生的。故事这玩艺儿是活的。我们是在制作活物。有时候那个活物会捅醒人所怀有的黑暗部分。说可怕那也是可怕的。不过那不是塞林格的责任。

——　成为罪犯当然不是因为那个。有可能那是无数构成要素之一。但事后终将明白，马克·查普曼(10)喜欢看塞林格那样的事总会发生的。包括这个在内，创作故事、递给黑匣子这一行为——自觉写百分之百娱乐性东西的人或许例外——将有别于所谓消费的递交方式作为理想创作文学和故事，到底是要有觉悟的。当然，即便期待小说发挥向善功能，那也必然含有那种危险性。

村上　不含有某种危险性，故事就不作为——肯定有这种情况。毕竟是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装置，要把人心底层部分（earthy）挖掘出来，某种程度上那怕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好，迄今为止，事关我写的小说，尚未收到类似“实际伤害”的报告。

只是，根据把我的书译成英语的泰德·古森寄来的多伦多的报纸，多伦多的书店被偷的书，村上春树的占压倒性多数。书店的店主都在那么抱怨。与此相似的情形，以前在旧金山的报纸上也看到过，说我的书最容易被随手带走。

——　怕是没钱的年轻人带走的吧？

村上　不清楚。反正小偷像是铺天盖地，偷我的书的。

——　也可能转手倒卖。

村上　若是那样，不是有更好卖的作家吗？畅销作家啦。不可思议啊！

——　那，刚才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让人感觉出“故事”的本质性东西……

村上　你是说我的书同某种犯罪性有关联？过去有个叫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人因出了一本名为《且偷此书》（Steal This Book）而惹出了问题。查亚马逊，“霍夫曼”现在显示的都是“且偷此书霍夫曼”。好笑倒是好笑。

——　在亚马逊如何偷书呢！（笑）

地下一层的“闷闷不乐室”问题

——　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重新读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11)。这也是因为，作家如何读作品，也正是他自己写东西时的要点。这么想来，关于作家是在哪里对这个故事、这部小说加以异化的，您是非常注意的。

村上　一点不错。

——　读的过程中，看得出异化点是您关注的中心，其次是作家自身的状态。两条线：如何异化的？如何对待自己的？即使在您写的小说里面，我想这也是无意识中的两大动脉，在您落笔阶段。

《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里边，您在论述吉行淳之介和小岛信夫、安冈章太郎、庄野润三等作家(12)的小说的时候画了图。画了双环圈，外侧有外界，有外压。内侧圆圈里边有“自我”（ego），中间有“自身”（self），就是这么一幅图。您在《思考者》二〇一〇年的长篇访谈当中也说“对自我那个东西提不起兴致”，说得相当详细。关于这点，我想再多问一句。以前面的房子打比方，“本我”大概是这里，地下一层部分。

村上　嗯，大体是那样的。

——　就是说，所谓现代日本的、比如小说，十之八九要进入其中的，闷闷不乐地。地下一层的，就叫“闷闷不乐室”好吗？（笑）您说来着，对自己有兴趣，写小说也是为了了解自己。那么，下到地下时您是如何处理自己本身的自我（ego）的呢？

村上　尽量不靠近。（笑）

——　不靠近？可是，一开始不是也提到了，要去地下二层，非得从“闷闷不乐室”旁边通过不可吗？

（一般状态）

（安冈式）外压与内压的技巧性排除

出自《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文春文库版）

村上　低头通过（笑），大步流星地。

——　这座房子的图嘛，假如为了化解极端的苦闷而使用“自我”和“自己”这个双环图，那么地下二层相当于哪里呢？

村上　相当于哪里呢？没想到那个地步啊！

——　是吗？没准直接连在一起？

村上　或者莫如说，我觉得《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所采用的所谓“第三新人”的作家作品里面，基本不具有“地下二层”要素。被抓去当兵，卷进战争，遭遇很惨，几乎被整个赤身裸体投到战后空荡荡的废墟中。甚至得了肺病什么的，不得不在其中苟延残喘。不妨说大多是在生存极限状态下写的作品。因此，就算有苦闷的东西，心里也没有紧紧抓住不放那样的余地。而且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了，往下要搞民主主义什么的了，所以好像还是分外豁达的。何况政治上几乎都空落落的。我喜欢那样的感觉，于是选讲“第三新人”。那是日本文学史上我差不多唯一积极评价的群体。

——　没有地下二层？

村上　休说地下二层，就连地下一层也没有多少。怎么说呢，好像本来就没有那种视角。毕竟在地上活下去都相当艰难，光是调整社会外压同自己的关系都已累得气喘吁吁。自我什么的，太奢侈了——也有这样的意味。那东西也可能非常不赖，很难说清。所以才觉得不妨用示意图来解释。

不过，只有我在那本书中选讲的小岛信夫的《马》、《拥抱家族》和丸谷才一的《树影谭》这三篇含有连接地下二层的奇异因素。安冈章太郎的《蛾》也怕是同样。

——　您所以欣赏过去的名作，例如十九世纪的小说，或初期的冯内古特、布劳提根《天天西瓜糖》（In Watermelon Sugar）(13)，也是由于欣赏他们的自我处理方式吧？把自我一脚踢飞，“酷”得很。

村上　正是！对那东西几乎不屑一顾。

——　自我这东西，较之内在的，总是外在的多得多，一脚踢飞为好。这大概意味着可以不经过“闷闷不乐室”而去了别处。

村上　有可能。的确，我尽量不让自己跟现代自我那样的东西打交道。是否视而不见另当别论，反而想另辟蹊径闯荡一番。

——　地下一层早就不灵了？

村上　不能说不灵，实际上那样的东西也在引起种种样样的问题。但事到如今，再想弄个究竟也无济于事，我觉得。自明治以来，现代文学大体已经做完写尽了，早已无计可施。所以姑且扔开不管。

——　就是说您是从那里启程的？

村上　是的。所以那一层尽可能快步通过。碰上了，就大致打个招呼。总之敬而远之。

——　原来如此。

村上　怎么说好呢，我所以长期遭受所谓文艺界的白眼，我想恐怕也是因为我把那里一脚踢飞。大概他们认为不把那个地方拿起揉搓一番，在文学上是不诚实的。

——　可是，村上先生，太宰治那样的，至今仍人气爆棚。

村上　那是那是。

——　就是说，尽管太宰治处理的自我问题里面有当时的战争等种种因素，而且被其笔调所吸引那种情况也很多很多，但特别喜欢太宰那样处理所谓自我的小说的人，同时也喜欢村上您的小说。说不定带着“这就是自己”的共鸣，并且作为同样宝贵、同样重要的东西来读。

村上　那是因为，太宰治那个时代是需要描写那种自我存在状态的。而且，他在那个时代不得不以那样的风格写小说的“必然性”，如今也在热辣辣喘息着。

——　“必然性”本身有效，是吧？

村上　作家这东西，毕竟是呼吸时代空气活着的。不过，当下的作家搞那个，我想未必多么有效。特殊例外另当别论。

——　是那样的啊！那些东西里边，哪部分有效，哪部分无效，我想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

“渥美清和寅次郎”(14)可不好办

——　话多少说回来，关于刚才的信用关系，您说由于有“嗳，是没有对不起你的吧？”的积淀，所以这次出的书大家也会拿在手上。这点十分理解。只是，例如沙丁鱼从天而降啦一搬石头就闪出白亮亮的光线啦，出现这类难免让人费解的情节的时候，如果这点也还能行之有效，那么作用于读者的，应该是文体的力量吧？过去构筑的信赖固然是个原因，但毕竟要经过读者分别阐释而置换到自己身上，并使之发挥作用——对这一作业的结果，读者本人也会吃惊。

村上　读者本人？

——　是的。读者也吃惊。主人公“我”也为“居然有这等事”感到吃惊，同时进入离奇事件的世界中去。而且不会一帆风顺，势必和读者共同拥有一个精神体验。“哪怕再说会发生离奇古怪的事情，却也……”如此困惑着卷入其中。那是作为引水员让读者自觉的吧？

村上　是啊！那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自《寻羊冒险记》以来几乎没有改变。我的小说常被说成是“被卷入型”。但长篇小说这东西，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个都基本是“被卷入型”故事。尽管主人公是非常中立性的存在，不，正因为是中立性存在，才被故事的引力不断拉曳过去，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体验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事。而且读者理解主人公（讲述者）基本是个正经人。我觉得这很重要。认为这家伙绝不是个怪物，而是相应具有正常想法的普通家伙。正因如此，读者也才会借他的视角认为自己可以跟踪“不无怪异的故事”或“波澜万丈的故事”。

长篇小说需要那么一种——怎么说呢——“接受姿态”。若不然，长篇小说就不成立。例如，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无论《城堡》、《审判》，还是《变形记》，主人公都遭受莫名其妙的磨难。可是读了，即使不能充分理解那一状况，也能切切实实感受到主人公的心情。此外，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也同样。雾都孤儿那个诚实的少年，尽管遭受种种磨难，但仍然顽强地活着——这点深深打动着我们，无不对故事产生共鸣。《白鲸》也好《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好也不例外。因为主人公是中性的，所以周围形形色色的出场人物也都活生生地活着。这种共鸣的营造，至少要有接受姿态那样的东西才行。

——　信赖也是必不可少的，首先。

村上　还有，作者以第一人称写的时候，多数读者是比较倾向于把主人公和作为作者的我的姿势重合起来考虑的。

——　呃，那是有的。所以，那又对您的信用关系给予很大影响……

村上　正因如此，我才想逐渐往第三人称过渡。不愿意总是使用第一人称，想从中离开一段时间。

——　这样的理由也是有的吗？

村上　嗯。过于把我和角色一体化可不好办，像渥美清和阿寅那样，像肖恩·康纳利和詹姆斯·邦德(15)那样。

——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好像第一次听得。

村上　也许。海外采访常被问到：“主人公和你重合在一起？”我回答，重合部分固然有，但大部分是不重合的。我的小说的主人公，尤其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情况下，确是我曾有可能呈现的姿态，也就像是虚拟语气过去时。

——　英语语法中最伤脑筋的那个（笑）。

村上　我们的人生，不是中途要分好多岔路的吗？是往那边去还是朝这边来，我们必须在那里做出选择。实际上我是朝这边来的。假如我往那边去，现在就很可能成为这个样子——这种假说性存在的我是有的。那种假说性的我，很多时候有可能即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有时这么解释来着。

——　在这个意义上，倒是和您有关系的什么……

村上　有的部分有关系，当然。否则就写不出小说。对了，比方说，我嫉妒心比较淡。细想之下，我的小说的主人公也几乎没有嫉妒场面。那到底是自然形成的。

——　说起大作中的嫉妒场面，《舞！舞！舞！》里边，由美吉去游泳学校吧？由美吉，可记得？

村上　模模糊糊记得，那地方。

——　由美吉去游泳学校，在那里由游泳学校的老师手把手教游泳——“我”想象着那样的场面嫉妒着，却又根本没嫉妒起来。（笑）

村上　有可能。

——　“嫉妒一次试试”，便是以这样的感觉嫉妒来着。“我”本人也说自己很少嫉妒，于是嫉妒的对象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弄到最后，像是成了嫉妒游泳学校本身。

村上　是的是的，好像想起来了，那个。嫉妒游泳学校。

——　我心想居然有这种嫉妒，开心了好一阵子。（笑）就嫉妒来说，《奇鸟行状录》中牛河也说来着。倒是在关于憎恶的话语流程中出现的。

村上　是那样的？

——　牛河大约说：“就是看见一个人把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把至死也不知能不能弄到手的东西毫不费力地弄到手时涌起的感情。”言之有理啊！那是关于嫉妒的极有说服力的解释，表达了嫉妒的一个原理，我想。那种情况也没有的吗？没怎么有？

村上　没怎么有的吧！那方面，我和小说主人公“我”有一些相通的部分，尽管终究是局部的。

免色留下的谜

——　这回免色嫉妒“我”了吧？

村上　是啊。就免色而言，“我把自己希求得到的东西全部搞到手了，但希求得到的，最终只有能搞到手的东西”(16)。当然，主人公听他这么说吃了一惊，因为他全然没想到自己会被人羡慕。

——　果然。那么，也想借这个话头就出场人物谈几句。名字是特别重要的吧？

村上　名字重要。

——　“刺杀骑士团长”这个书名浮出脑海，三个要素一个不缺，好，动笔！这时候既有技术，又有体力，“万事俱备！”这样的感觉一开始就有的吧？

村上　因为一直做这样的贮备，所以一旦动笔就能写到最后那一自信是有的。

——　还有，就像有信得过的朋友从那里汇聚而来，出场人物的名字也都确定了，是吧？免色，“メンシキ”(17)，极好的名字。

村上　一瞬间冒出来的，那个。

——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村上　什么根据也没有。

——　……

村上　得给人取个名字，山谷对面住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好呢？普通名字不合适。田中啦安田什么的不好办。这么着，想着想着，免色倏地浮现出来。

——　浮出的可是汉字组合？还是发音？

村上　哪个来着？汉字在先？还是发音在先？这个记不确切了，反正一下子就成了免色。

——　免色嘛，若是把隐喻诉诸语言，这个怕也够没意思的了，名字。而且，免色这个人，喏，直到最后也不太清楚是怎样一个人吧？在小说中起怎样的作用？性格也无可捉摸。

村上　那是啊，谜团人物。能让人信任到什么程度也不明不白。

——　此外，如果这部小说中有善恶那样的东西的话，那么作为十分细腻十分微妙的渐变色（gradation），正好用“无面人”乳白色雾霭那样的感觉来表现免色这个人。总之这里出场的所有人物——怎么说呢——争夺固然没有争夺，但始终有一种像让什么移动那样的氛围，我觉得。也有好像大家都在“凭吊”的气氛。而且，对了，也可读成大家守护雨田具彦临终并参加把他从这一世界送往另一世界的“仪式”。看上去也像是针对新生的什么所做的准备。何况，不是有河水在流动吗？在跟随“长面人”进入的世界里。那条河，假如用汉字取个名字，除了“免色”怕是没有别的吧？

村上　免色河？那么说来，的确没有名字，那条河。

——　名字叫涉，连同“免色”两个汉字，看上去字面总好像让什么不安。

村上　确实。

——　呃，倒是纯属我个人感觉，这个，已经是那条河的名字了，免色。往下，白色小汽车男子不是出现了吗？

村上　白色斯巴鲁男子。

——　那个人是主人公“我”心中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村上　另一个自我，唔，我也觉得不妨这样看。

——　也可以说在自己心中认识到恶的时候，恶就是那个样子。虽说如此，免色这个人物直到最后也把握不准。

村上　把握不准。不过琢磨修改这部小说的时候开始觉得故事以免色为中心动了起来，忽然间。

——　难怪。

村上　其他人说是某种程度上正常也好什么也好，反正都是在世人眼里活法没什么怪异的人。例如秋川笙子。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

——　真理惠。姓什么来着？（笑）秋川真理惠。

村上　对。真理惠也好，还有雨田的儿子也好他父亲也好，其生活方式都算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免色看不大明白：他是怎样的人？想什么？活法是怎样的？

——　就是说写的当中也不明白？

村上　不明白。毕竟他是怎么都能活下去的。一个完全莫名其妙的存在。就连我也莫名其妙。因此，印象中很多东西是以他为中心运行的。长大故事，无论如何都要有那种无法说明的存在。

——　在阁楼里发现画的是“我”。那也是他的职业，职业艺术性那样的因素促使的结果。免色则通过让人画自己的肖像画、以某种仪式来打开这里那里的通道似的东西。画人的脸，使之完成或使之不完成，这也成为仪式的一个关键之点。

村上　是的，故事通过免色展开。在打开“我”的同时故事也打开了。没有他就不至于打开的东西也要打开。那个洞穴，说到底，是他找来专业人员搬走石头打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怎么说好呢，即使算不上搅局精灵（trickster），也是推动情节的人，发动机。没有他，故事就转不起来。

——　虽然那个可能转化成祸害的石室打开了，但“我”在进入的地底世界遇上河流的时候最后提供重要启示的也是免色，最后把“我”从洞中物理性救上来的还是免色。发挥这种作用的出场人物，以过去的作品举例来说，就是《奇鸟行状录》中的赤坂肉桂。

肉桂把主人公冈田亨从洞中救出来，是个极其精干的人物，这点同免色有相似的部分。但相对说来，肉桂是此侧之人，对吧？小时候受到了损毁。所以，感觉上是她和主人公齐心合力逃离洞穴的。但免色和“我”的所作所为算是什么，就不清楚了。

洞穴啦肖像画啦秋川啦真理惠啦，归根结底，故事中出场的一系列人物都是由他启动的。换个看法，一切都像是在免色的左右手中。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免色也怕是故事的核心。

村上　是啊。不过有意思的是，免色不得看见骑士团长什么样，没被赋予这样的资格。

——　嗯。被赋予的有两个人，“我”和秋川真理惠。能对骑士团长明显做出反应的也仅此两人。

村上　所以，尽管主人公领骑士团长来免色家参加宴会，免色也没看见，不让他看见。

——　那意味什么呢？

村上　那也许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在小说中。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　真不知道？（笑）

村上　真不知道。（笑）但是，明白。从故事角度明白他看不见骑士团长是怎么回事。至于为什么，原由我解释不了。

——　其实解释得了？

村上　解释不了。啊，想解释也许是解释得了的。但那不等于全部告知真相。只能告知百分之七十。既然顶多传达百分之七十，那么还是什么也不说为好。直接让小说去说好了。

我的理念和那个无关

——　那么想就骑士团长和理念请教一下。骑士团长是自称理念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吧？以所谓柏拉图的理念说来，恶的理念是不存在的，理念绝对是善的东西。

村上　不晓得。

——　嗬，果真？（笑）我嘛，为此读了——当然是走马观花——柏拉图的《会饮篇》和《理想国》，算是复习一下。

村上　厉害。像在说谎。

——　喏，请看副标题好了！明明写着理念和隐喻……作为一般教养大体学过柏拉图主义，但还是重看一遍以便出现的时候能跟上。字小得不得了，相当吃力。于是得知理念是善的东西，统统。不存在恶的理念。此外就是洞穴比喻，柏拉图也是洞穴！

村上　啊，那个知道。应该是有名的比喻。具体内容倒不清楚。

——　村上先生……跟您说，写稿当中，您打上理念这个词，这么用键盘敲“理念”。理念不是有名的概念吗？这么着，自然心想“顺便查一下理念，梳理一下理念好了”——没这么想过？

村上　完全没有。

——　那可是真的？

村上　真的，真没那么想过。我只是把那个取名为“理念”，和真正的理念或者柏拉图的理念没有关系。只是借用理念这个词儿，只是喜欢这个词儿的音节。大体说来，骑士团长仅仅自称“我是理念”，如此而已。至于他是不是真正的理念，那种事谁也不晓得。

——　始于柏拉图的所谓理念这一概念居然和“刺杀骑士团长”的理念毫不相干，这个谁都想象得到呢？既然说理念，那就是理念吧？人家刚刚复习一遍……

村上　哎呀，实在辛苦了！

——　真心话？

村上　嗯，不是说谎。有条有理地好好解释一下理念就好了……

——　可是，即使把柏拉图的理念放在脑袋里读这本书里的理念，那也是完全可能的。

村上　理所当然。

——　呃。还和洞穴有关。

村上　那么我想起来了。自我和自己的事，我在《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里写了，这刚才说了吧？那时根本没读过荣格，现在也差不多没读。结果，给河合先生看了那本书，先生说：“啊——，有趣有趣！”可细想之下，完全是两回事。荣格所考虑的“自我”和“自己”，同我所考虑的“自我”和“自己”，仅仅是用词一致，纯属巧合。

——　您的自由奔放，现在可是让我感到震颤。

村上　所以，我以理念这个音韵考虑的概念和柏拉图说的理念是相当不同的。表达骑士团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除了“理念”一时想不出别的词儿。灵啦魂灵啦Spirit(18)啦，这个那个倒是很多，但哪个都不正相合适。不知为什么，单单“理念”（idea）一拍即合。此外，“长面人”那时候也想了好多。叫什么名字好呢？终归“隐喻”（metaphor）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别的都不合适。意象也好音韵也好，哪一个都不够到位。因此，你问精确定义什么的，我也极伤脑筋。（笑）

——　莫如说是“没什么定义”。

村上　正是。不过嘛，字的意象、音的回响，对小说是非常紧要的。有时候高于一切，一如人名。

——　《刺杀骑士团长》，未尝不可以理解为理念和隐喻的集体无意识的争夺战。这种场合即使把理念这个定义临时代入也是蛮有意味的。柏拉图的理念嘛，简单说来，这个世界现今存在的东西都是幻象，所在东西都另有理念这个真象。

村上　哦——，这可不知道啊！

——　真的吗？让人不安啊！（笑）

村上　概无所知。柏拉图什么的，基本不读。

——　如果让我在不安的同时继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现实世界，例如那里有咖啡杯或村上您的书，还有种种概念。但全都大同小异。善的天上世界有它们的理念那个东西，那才是真实的。天上有光源。我们看到的，不过是理念投射在洞穴的影子罢了。这就是洞穴比喻。

村上　好怪诞的想法！

——　这是柏拉图极为粗线条的理念论。是的，我们现在见到的只不过是映在洞穴上的影子。但实际上我们过去身在善的世界，知道物和概念的真象，知道理念。

村上　原来是这样。

——　可是，我们因为脏秽而掉在这个影子世界。不料，我们得以把某物作为某物来认识，看见美的东西时知道那是美的——啊，这也是因为有语言——是因为我们想起了在天上接触过的理念。之所以能够直接意识到爱与美，也是因为早已知道它。回忆说（anamnēsis）。

村上　是吗！一切都不外乎实物的幻影。那么说来，马文·盖伊（Marvin Gaye）的老歌“Ain’t Nothing Like the Red Thing”（实物无敌）里有这么一句……

——　读了这个的人，想必笑道：“川上(19)也把村上不知道这句话当真了，呵呵”……反正，这就是所谓柏拉图理念论。这样，一般想来，难免认为“恶”也有理念。往这里植入杀人啦血啦战争等字眼，结果说战争也有理念，血也有理念，没有就奇怪了。而柏拉图则针锋相对，断言没那种玩艺儿。“理念”这东西，即使退一百步，也绝不会采用“恶的理念”这一说法，而只能说“没有善的状态”，说真实就是善。因此，坏东西是不存在的。道理倒是不大清楚（笑）。不过，把这种理念式的东西代入之后读《刺杀骑士团长》，就让人陷入沉思：杀害善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本来雨田具彦作为应杀对象所画的“骑士团长”自称理念呢？等等。可您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

村上　丝毫没有意识到啊！不过么，关于意识我还是经常思考的。人的意识这东西的出现，在人的历史中也是晚得多的事。在那之前几乎只有无意识。因此，人们在那种无意识主导的世界里不是作为个体，莫如说是作为整体进行判断的。但是，伴随着城市的诞生和更为发达的组织、体制的出现，通过“无意识”做的事逐渐升格到“意识”层面。说升格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变得富有逻辑性了。否则，体制就无法行之有效。

与此同时——我以为——人们以往在无意识中大体全部处理的事情就不得不在意识层面处理了。语言体系也随之完备起来。在无意识世界中人们依据什么活着呢？依据预言。古代社会有巫女，或有行使巫师职责的王。那种人在无意识社会中进一步打磨无意识，像避雷针接受雷电一样接受各种信息传达给大家。一般人不需要什么自己的意识，那玩艺儿有也用不上，只要依照预言在无意识世界中生存即可。毕竟那样轻松。不能继续接受信息的王被杀掉之后，新的王被迎请进来。但是，随着社会的“意识”化，那样的巫女性质存在渐渐失去了威力。空气变了，不能顺利接受雷了。所谓，理念（idea），我想大概与此相近。虽说真正纯粹的东西只存在于无意识中，但因为我们无法顺利目睹，所以作为替代，我们只能看其投影。听了你刚才讲的柏拉图，我想起这些。

——　果然。

村上　我猜想他很可能是从古代无意识世界中来的，从意识化以前的世界。在那方面，和刚才说的柏拉图有相通之处。

精神主义者同小说家的差异

——　您写小说，尤其长篇小说，等于下到今天也提到几次的“地下二层”。换个说法，可以说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村上　用刚才的话说，我想就是接受雷电。

——　接受雷电。在某种意义上，像是巫女？

村上　巫女性质的。或可说是medium（灵媒）。大概属于容易比其他人接受电的体质，这个那个或多或少接受下来后，将其信息传达给大家，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一种避雷针吧！

——　唔，在某种意义上。

村上　所以，就算问我作为作家有没有才华，对那东西我也是不清楚的。再说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相比之下，有没有接受那种信息的能力或资格要关键得多。那和艺术才华多少有所不同吧？

——　讲述能力越强，越能把各种各样的人吸引进去。接受雷电的机会也增多了……

村上　所以，有时候可能连离奇古怪的东西都要接受。而且，为了持续当避雷针，还要有相应的体力。

——　需要接地线。而且要有把接受的东西作为“善的故事”递到读者手上的文体，以及“不至于对不住你的”的善心。

村上　开始觉得自己有接受那种东西的能力，该是什么时候呢？不大清楚。估计……是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时候吧！当时是把“世界尽头”的故事和“冷酷仙境”的故事分成两条线，一章一章依序写的。不知为什么，确信最后会合二为一。所以能有这种确信，想必是因为具有“接受什么的能力”。那时也没有制订计划，一路写下去，最后一下子合为一体。心情好极了！

——　居然做那般恐怖的事。（笑）

村上　当时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写法怕是多少与众不同，心里还琢磨这是为什么呢！

——　举个例子。我的熟人里边，有的本人就是精神主义者，还有的非常盲目地相信具有精神主义倾向的人。他们创作自己的故事。例如说这一现象和那一结果之间有意义，你现在遭遇的困难之中，有你的前世、前前世的因果——他们出示这类故事，想要共而有之。他们以心怀不安的人为对象，以此赚钱的情况也是有的。这也同是一种故事的形式吧？

村上　是啊，倒也是一种故事。

——　但我还是不能觉得那是“善的东西”。虽说那是我的个人看法，可我认为我们写小说这件事，如果拉开一些距离看，并没有多大差异。

村上　最大的问题是，那是不是自发性的。

——　自发性的？

村上　比方有人占卜。说那些人原本具有某种特殊能力，那应该是不会错的。但在以此为职业而必须对来访者做出回答的时候，假如信息全然不从天而降，那就做不成买卖。若说这里有什么问题，就是那不再是自发性的。毕竟不可能总有雷电正好落下。这样一来，难免多少故弄玄虚。如此一来二去，相应的“营业”技巧就形成了。可是作为小说家，只要不设截稿期限，就能自发性地写或不写小说。是吧？可以自行控制“受雷”。我想这点可能是职业占卜师、巫师和小说家之间的根本差异。

——　言之有理。在某种意义上势必说谎，而不再是带所谓真正灵性的东西了。

村上　本人怕也稀里糊涂吧？那方面的区别很微妙。

——　一旦混淆起来，可能就危险了。

村上　危险得很。意识和无意识的界线渐渐看不清楚了。即使小说家，有人也可能出现同样情况。

——　有可能。

村上　所以我常说，作家必须是自发性的！年轻时候，在截稿期限追赶之下，脑袋里空空如也，奇思妙想荡然无存。但也还是要对着桌子猛写。写着写着，有什么赶来的情形也是有的，一蹦一跳的。如此好歹应付过去。

——　是那样的啊！

村上　必是那样的，年轻时候。可迟早总有一天，就算期限到了也什么都不肯赶来。雷偏偏不落。但因期限所逼，势必想方设法胡编乱造。这是万分危险的，是不诚实的。长此以往，最后一塌糊涂——这样的作家可是没少见过。年轻时候大家都说：“小说那玩艺儿，截稿期限到了以后再写也可以的嘛！”但总有一天不灵。

——　用刚才的话说，占卜师也好精神主义者也好，基本上都是在起避雷针式的作用，都带有某种灵性。就所有艺术家也不妨这样说。想侵吞顾客钱财或居心不良的人另当别论，占卜师和艺术家则基本上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处于运用“接受能力”来催生什么的循环之中。在原理上，小说家也具有同样的东西。我们虽然使用语言，但小说家也要有某种类似灵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是的。

村上　那么一说，可就太不含蓄了（笑）。可是，没有那种能力的人写不了小说怕也是事实。或多或少，某种程度上。当然，就算接受雷电的频度低，也是可以用别的能力弥补的，做法多种多样。不过完全没有那种能力的人，写小说怕是吃力的吧！哪怕文章写得再好，小说也是写不成的。即使写得成，也找不到读者。所以我常说，脑袋太好使的人是写不成小说的。

——　成了公文，您说。

村上　对了对了。脑袋过于好使的人写的小说，往往隐约透出框架。老实说，读起来没多大意思。说理厉害，成了单向通行的公文。批评家倒是夸奖几句，可读者不买账。可另一方面，人太傻也写不出来。

——　太傻了写不出，太聪明了也写不出。

村上　难的是保持平衡，说实话。这点，我或许占了便宜。（笑）

但愿是积极的结尾

——　作为一种看法，您说过《刺杀骑士团长》终究是以免色为核心的故事……

村上　本来根本没有那么说的打算。住在山谷对面的仅仅是与众不同的有钱人，随着故事的进展，开始渐渐带有某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正因如此，真理惠也才会被免色的豪宅所吸引。当然，死去的母亲是免色的旧日情人、免色或许是她真正的父亲这一可能性也周边性漂浮在哪里——即使这点不算，她也还是要为免色这个人物一步步吸附过去。

这本小说写了很长时间，改了一次又一次。这当中渐渐有了一种质感：我能够以我的方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出场人物了。过去写的人物，有的多少有人为痕迹。相比之下，这回觉得开始一点点有了鲜活的血肉。

——　觉得过去写的东西是那样的？带有人为痕迹？

村上　现在回头看去，有的人物多少能看到底。既有还不具备彻底写到那个境地的能力的原因，又有其他方面的，比如那个出场人物的立体性或者血肉充实方式，由于一个小小的动作、短短的话语、不起眼的描写……

——　是印象构筑之类的吧？形象塑造。

村上　对。那东西到底是要在再三再四修改当中逐渐确定的。为此还要有作为作家的经验。要久经沙场才行。若不然，有的东西就精巧不了。

——　这本小说中有趣的，是出场人物们在一个个主要场面再现“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的情景，在阁楼里发现画的场面，是“刺杀骑士团长”画中“长面人”从洞穴探出脸来的构图；疗养设施里雨田具彦的房间也同样得到再现。套匣形状。而且，故事本身，说是雨田具彦生涯的再生也好类似某种意愿的东西也好，感觉上所有出场人物都在把他不曾诉诸语言的体验之类加以“再生”。我想这就是您说的“是什么不知道，反正有什么在读者身上生效”。在我身上也生效了。我读出来了：雨田具彦的死、一个人的死，必须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被呼唤出来。我嘛，喜欢儿子雨田政彦。

村上　嗯，一个好人！这个人出来了，我也稍微舒了口气。也有仿佛夏目漱石小说中作为配角出现的感觉。那样的人是相当重要的。

——　政彦君是表现不错啊！尽管难过的事也有很多。还有，“我”能在深层次上予以理解也让我深受感动。最后他说“一个人死去乃是一场大规模作业”(20)的场面给人以很深印象。人什么时候都要死掉不少，可是谁也不曾体验过那是何等了不得的事、其内部发生了什么。因为死了的人不会讲出来。这意味着，一个一个的死，即使呼唤出这许许多多也无足为奇。只是看不见、不知道罢了，其实一个人的死说不定要有这许多事发生。而当我想到自己也可能受到呼唤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我心中有了现实意味。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读《刺杀骑士团长》这本小说的。

这样，具彦临终现出微笑，是吧？至于维也纳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当然没有得到澄清，恐怕也不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但临终他看清了什么。当他看清骑士团长被杀、看清本应如此的下场的时候，微笑浮现出来。一种救赎，那里写道。《奇鸟行状录》最后也是这样。您说写的时候本来是打算让主人公冈田亨溺死的，然而最后的最后转念想道：“必须救他一命！”这点也非常理解。不过，故事这东西，为什么最后总是寻求救助呢？那是为什么呢？村上先生！

村上　是啊，写《奇鸟行状录》的时候，之前我读了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那本长篇小说，最后主人公淹死了。

——　您是那么说了。

村上　心想我也要写那种意象！那么，最后主人公怕是要死（作为我是少见的事），动笔时候就大致设定了。可是到了最后瞬间，还是心想“不能杀掉”，所以没杀。现在我也认为那是正确判断。

——　那可是为了让故事带有向善因素所必需的？

村上　当时我想，长篇小说这东西，最终还是要留下积极因素才行。即使是以悲剧告终，下一阶段也必须有什么紧紧相连。《奇鸟行状录》那时候，觉得如果主人公死在那里，就不会再是积极故事。所以让他活了下来。

——　为什么认为非留下积极因素不可呢？

村上　长篇小说，写就不用说了，读也是大大的苦差事，是吧？对于做完那个苦差事的人，无论如何都需要像是某种报酬的东西。

——　是的。

村上　嗯，某种程度上没那样的东西是不行的。假设《奇鸟行状录》的主人公在那里死了，结果上，周围的人势必受到伤害。那不是积极结尾，在道德意义上，说起来。

——　在您心目中，那已经成为一个指针？希望？

村上　这个么……也不是非弄成幸福结局（happy ending）不可。或者莫如说，我的小说很少有所谓幸福结局。就连《寻羊冒险记》最后结尾也总有些凄苦；甚至《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最后也留在了那个世界，告别影子，一个人。绝非幸福结局。尽管如此，还是有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那种类似信赖感的东西在读者心中产生，要给活下来或活下来的人以希望。这对故事很重要，至少就具有一定长度的虚构作品来说。

例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吉姆爷》（Lord Jim）里边，吉姆最后死了。那当然是悲剧性结尾，可是吉姆的死，反倒比吉姆的生更能给读者以救赎感。这很关键。

《刺杀骑士团长》的最后，真理惠对免色慢慢没了戒心，有可能住在一处。这样的感觉，最初读的人里面——虽说眼下是少数——也有意见认为那不大像是真理惠。但我觉得有那样的可能性也未尝不可。

——　呃，我也认为好得很。她说“因是过去的事，不大记得了”什么的了吧？其实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太好了！这是因为，那里流淌的她自身的时间毕竟感觉上太鲜明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大人和十几岁的她相比，时间流淌方式截然不同。

村上　十几岁的女孩子，说变就变。

——　那种不由分说的感触，在台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村上　所以我觉得，那么做、那种说变就变的表现，大约像是某种救赎的可能性。

——　就是说让形式不断变化？

村上　免色往下何去何从等等，那是不确定的。就连作者我也不晓得。只能付诸想象。但对于主人公，那是已经过往世界中发生的事，没有进入“我”的故事之中。免色和笙子姑母及真理惠将会怎样，转而成为另一个故事。

——　最后，“骑士团长真有的哟！你相信为好。”——小说就此结尾。那就是说，一直怀有很难让人相信的体验的“我”和真理惠仍在那时确确实实看见了、我们看见了骑士团长这一存在。这点确切无疑。“我”把骑士团长视为某种“善的东西”的征兆，是吧？那在结果上提供了帮助。并且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骑士团长。作为结果，诞生了“室”那个女孩儿。

村上　是的，是流向那里。

——　在超越生物学因果层面，那对于自己是至关重要的人。最后显示了不无勉强的坚定意志：可以作为从中跨越的东西相信其存在。虽然这同样有别于幸福结局，但具有能让我们相信的巨大力量……不妨这样说吧？……问这个倒也够奇怪的（笑）。不过，最后是作为这样的东西描写的吧？

村上　嗯。对这本小说的结束方式，作为自己还是比较中意的。可是读者里面，好像也有人觉得：“哦，这就完了？”

——　具体说来，怕是说：“还有下文的吧？”

村上　“这样子就一下子结束了？”这么一种感觉。“后来如何呢？”（笑）这地方，收尾方式是很难的啊！我的小说，大多是这么结束的。不过在我看来，写长篇小说当中，“要在这里结束”那样的明确感觉总是有的，所以没有困惑。

——　这个故事，说的也是一度打开而又重新闭合的故事吧？不看也可以的世界因某种契机被打开了，却又不能就那么听之任之，灾祸啦什么的接连不断，于是“我”在骑士团长帮助下和真理惠把圆环重新闭合。不过这本小说在您的作品中罕见的是，最初是从我回顾过去的地方开始的：“婚姻生活要重新开始”。是吧？

村上　不错。

——　那个嘛，从失去妻子的地方开始，最后怎么样了呢？结局无由得知——这个方法我想也是有的。读者想必也可领略精神净化。“事情全部结束了，其实嘛……”以这样的感觉讲故事，这也是水到渠成的？

村上　是的。那是一开始就该交待的。结论放在最后。像是这样一种开场白：这和剧透不同，而是这么一个故事，请看下去好了！作者的宣言。或是对读者的挑战。其中自有张力产生。这从一开始就定下的。

——　那么，“无面人”出现的序章，是在写的过程中回溯而让他在那里出场的吧？

村上　正是。最初并没有引言本身，但后来觉得需要有那样的东西或什么东西，于是回头增补的。这是因为，我最初写的“那年五月至第二年的年初……”这段话，作为故事的开头好像多少有些过于沉静，最好在前面放上引言，这样想必就有紧张感产生了。毕竟故事的开头很重要。上下卷决定共写三十二章，但加上引言也无所谓的嘛！

——　一次读到最后，再次回到引言上来，就有一种还没完的不稳定感。这既是“我”不能停止画画的表现，看上去又像一度打开的东西很难简单闭合的意志——现在像是闭合了，但任何时候都会重新打开。

村上　通过地下世界的入口，迟早再次打开也不一定。

——　不能闭合。于是有一种预感：归终只能采取对症疗法，只能届时酌情处理。企鹅护身符直到最后也没能让对方还回来。是吧？

村上　如果能给“无面人”画肖像，企鹅护身符是会还回来的，难可能难一些。不过，那说不定成为他的人生一大课题。而且，那个课题改变他也未可知。故事继续发展。那里有“后史”（post-history）。写不写倒是另一回事。

另外，关于这本小说要说的是，过去我一次也没写过油画，不知道画油画作业的细节。大体全是凭想象写的。这样，写完就请专家看了，接受专家的建议，把不合适的地方细细改了一遍。错误倒也不是很多。

——　具体顺序什么的？

村上　嗯。还有画具用法啦等具体琐碎部分，没实际画过的人是不知道的。说实话，要是实际学学油画画点什么就好了。可实在没工夫做到那个地步……不过大致说来，小说家只要把写小说直接置换成画家画画，那么往下只靠想象力就能写下去了。

——　原理相同。

村上　大同小异。所做的，只是技术意义上的不同。而在创作的时候，看什么、往哪里聚焦、如何树立形象、如何拓展，以及顺序啦、技法啦、创作意识啦，这些东西，同小说家写小说这一行为本质上没多大区别。因此，主人公面对画布画画这一作业的描写，没有事先预想的那么吃力。

——　免色最初让“我”画画的时候，画肖像画和作为模特被画，意味着交换各自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有了他们两人交相混淆的感觉，互相被不稳定性吸引的状态开始了。莫非这也能置换为看书、写书之事不成？

村上　唔。就这样的“交换”而言，免色和“我”的关系，未尝不可窥见同性恋因素。免色有没有那样的性取向，我不得而知。但潜在荡漾着相关“需求”这点，我多少有所感觉。与其说这是作者的，莫如说终归是个人意见。（笑）

——　和政彦的交谈不一样的？

村上　总好像有冶艳意味。免色对主人公无疑在寻求什么，寻求自己大概没有的什么。尤其是让主人公把他一个人扔在洞底那个地方，难免让人觉出那样的需求。

您本身因写作而有了变化吗？

——　那么，今天问最后一个问题，问完就结束。您的小说里面，有的东西作为主题反复出现。例如井那样的东西。您说已然出现了，奈何不得。除此以外，看小说整体结构的时候，时常描写“把失去的东西在另一世界中找回来”这样的动向、运动似的东西。从最初的作品开始一直这样。虽说每部作品在细节啦主题啦人物之间的关系上面都有所不同，但这个每次都要写到。三十八年持续下来，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村上　或者莫如说，意识到这个的意识本身都没有。

——　哦……？那就是说，就连自己在做“找回失去的东西”这样的事也压根儿就没意识到？

村上　没有，完全没有。

——　这、这个……可大家不都指出来了吗？采访也好什么也好。

村上　唔——，怎么说好呢？过去，《寻羊冒险记》啦《世界尽头》那时候，那种意识也许多少是有的，但现在反正没有。

不过给你那么一说……（沉默有顷）那也许是的。这本小说，未尝不是想方设法挽回和妹妹小径的关系的故事。“我”和妹妹曾经保持完美的关系，几乎以无意识状态、无垢状态。而这因她的死而失去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中理应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尽管不能说等价的——东西。原来如此，刚才听你那么说我才觉察到……

——　哦，这才觉察到……

村上　他想在自己和太太柚的关系中找出那个来，但终究不顺利，太太和别的男人成了恋人关系。于是“我”一个人闷在山里边。但很难找到足以与之匹敌的东西。

——　最后进入地下世界，再次直视小径的失去，从而勉强钻出狭窄的洞穴来到石室里面。从石室中被拉上来的时候，类似对于柚的过滤网的东西他身上失去了一个，是吧？如此这般，也是个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再次同柚完全相遇的故事……

村上　其中产生了“室”这一新的可能性。的确，经你这么一说，有可能是那样的。不过，在你问之前想都没想到这个。（笑）

——　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呢？（笑）作为故事，有只能如此的必然的线。正因为这样，主人公才追赶“长面人”进入地下世界，几经迂回，终于碰上失去小径的洞。无论怎么想，这条线不都是看得见的吗？

村上　啊，那种情况真的想都没想过。心思用到故事流程本身那边去了。况且跟踪那个流程是个要命的重体力活儿，此外的事基本没办法考虑，这是实话。考虑了，不至于写。

——　唔，原来是这样。不去看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脚一停，就是终点了。

村上　一旦写完开始修改，脑袋里装的全是如何把种种事件搓合成有整体性的东西，没工夫一一考虑故事结构什么的。

——　村上先生，这么一本一本写下去，每次都要下到地下二层的吧？三十八年过去了，在意象方面可觉得地下室增多几个了？还是觉得地下室扩大了呢？地下二层的空间。

村上　呃，较之扩大了或加深了，那里有的更是恒定不变的世界。也许是不具有广度、深度和间隔的世界。虽然世界本身不变，但还是会在那里看到、捕捉到更多的东西——有这样的感觉。

——　那么，尽管场所不变，但能清楚看见那里的东西。就是说已经变得能清楚看见了？

村上　嗯，是那样的。那里的东西，虽然有时因为时间而改变形态，但根本上是同一东西。例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面的地铁站内“夜鬼”存在的地方，以及《寻羊冒险记》中北海道山庄羊男出现的地方。虽说形态千变万化，但其世界本体的构成和质感并无变化。那样的世界不断接纳主人公，或把主人公引诱进去。《奇鸟行状录》里面，主人公从井里穿墙进入那个世界。就是说，那地方也许是能够自己主动进入的。

——　您发挥着避雷针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接受灵异等种种信息而写故事的。您本身会因此有所改变吗？因为写。

村上　估计不会。（笑）

——　不会？比如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啦……

村上　我想没那回事。

——　没有？您常说“为了解自己而写小说”，那终究不过比喻不成？写作也是下到地下深处的行为，通过写作而使得自己自身……以极为浅近的例子说，写什么的时候，鲜明强烈的体验不会成为基础？举个例子，比如就母亲——父亲也无妨——和自己的关系写小说什么的，在作家本人眼里，那不会是克服那些关系的行为吗？

村上　真的是？

——　打个比方嘛！那么吃惊？刚才。

村上　魂飞魄散。（笑）

——　啊，就是那里了。那一差异是有的。

村上　那种事，从未考虑过。

——　您的成名作——当然那不等同于您的感觉——不是也谈到类似一种“疗愈”吗？写作和疗愈作为。

村上　那怕是的，疗愈。

——　所以，如果对疗愈加以扩大解释，例如把精神创伤什么的写进小说，就能将其相对化。那一来，问题就会在自己身上再次变化。即使不能说成为另一个自己，但写作方面也还是会有某种变化，不妨说。我想，写这一行为或多或少是含有那种疗愈性行为的。您不怎么有的？

村上　假如那里有疗愈性质的东西的话，那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不是说作为假说的“我”可能是我的小说的主人公吗？那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可能如此的作为假设形象的“我”。人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从而成为现在的自己。而若在某个时刻做出其他选择，那么就可能成不了现在的自己，是吧？那种成为“另一个自己”的机会，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可是在小说中，如果想成为那样的人，就可以成为，成为不是现在的自己的某个人、成为替代性自己。那恐怕就相当于一种疗愈行为，我想。

——　在那种情况下，将会疗愈什么呢？

村上　那是一种调整，对由于所选道路而在自己身上带来的变化、类似扭曲的东西加以调整，通过进入选择另一条道路的我的体内。也就是把同化和异化加以交换，或者说？

——　那里边，比如后悔那样的东西是要介入的吧？

村上　后悔没有多少吧！单纯的物理性变更。出现了一点点扭曲，那东西可以矫正过来，通过体验另一种可能性。那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我是相当宝贵的。我所说的疗愈，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近来，疗愈啦治疗啦这样的说法几乎不用了。但不管怎样，不可能改写成精神创伤就一了百了的，根本不可能。我不大愿意做那种事，老实说。

——　那可是自我，也就是地下一层的故事？

村上　是的。若是那么做，故事马上索然无味。读者对那东西是很敏感的。啊这个，怕是为了把自身的实际体验相对化而写的吧？那一来，故事就变浅薄了，我不大喜欢那么做。“为了解自己而写小说”，这话我说来着？也许说了，不记得了。或者莫如说不怎么想了解自己，近来我觉得自己开始这么想了。时至如今，了解了又能怎么样呢？真的。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于新潮社俱乐部）

(1)　“私”、“僕”和“わたし”、“ぼく”都是日语第一人称。前者分别是汉字写法，后者分别是日语字母即假名写法（发音），而且多为年轻人之间使用，较为随意。

(2)　河合隼雄，日本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村上曾和他长谈几次。相关书有《去见河合隼雄》。

(3)　《对了，问村上君好了》：原名『そうだ、村上さんに聞いてみよう』，村上同读者的电子邮件通讯集，新潮社2000年出版。

(4)　《新潮》：日本大出版社新潮社的文学月刊。

(5)　紫式部，日本平安朝中期女作家，《源氏物语》的作者。

(6)　小野篁，日本平安朝前期学者，诗人，诗歌见于《古今和歌集》。

(7)　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美国青年小说家，纽约大学写作课客座教授。

(8)　古川日出男，日本当代作家。曾以小说《三百女人的叛变之书》获“读卖文学奖”。

(9)　关西腔：日文中，这句话是用关西方言说的。村上是京都人，属关西地区。

(10)　马克·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于1980年12月8日晚开枪杀害摇滚明星、“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

(11)　《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村上春树著，1997年由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出版。

(12)　均为日本当代作家（包括下文出现的丸谷才一），一般被视为“第三新人”。其中吉行淳之介是村上处女作《且听风吟》（1979）所获“群像新人奖”的评委。

(13)　日本译作“西瓜糖の日々”。

(14)　渥美清和寅次郎：渥美清在日本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男人多辛苦）里扮演寅次郎，以其精湛的演技消解了演员与电影主人公（被饰演者）的界线深受好评。

(15)　肖恩·康纳利和詹姆斯·邦德：前者为英国演员，1962年因在第一部“007”电影《007之诺博士》饰演电影主人公詹姆斯·邦德而广为人知。

(16)　此处引文同原著颇有出入。原著（大陆中译本）为“……而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只能希求一旦希求即能到手的东西”。

(17)　“メンシキ”：用日文字母（片假名）标写的“免色”的日语发音，读作menshiki。

(18)　Spirit，英语。意思是精神，心灵，魂灵，灵魂。

(19)　此处指采访者川上未映子。

(20)　同原著有差异。原著为“人がひとり死ぬ、てのはかなり大仕事だからな”（一个人死去是件大事/一个人的死是非同一般的大事）。

第三章　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

《刺杀骑士团长》也是关于绘画的作品，和画有关的场所也很不错啊！于是，采访地点变为画家三岸好太郎的画室。天寒地冻的一天，身边围着三个火炉。靠近天井，墙很高。墙上有一扇洞口般的门，看样子人不可能从那里下来。“有长面人之感啊！”谈话随即升温。一切恍若来自童话世界：带有暖炉的餐桌、沙发、椅子和画室——我一边从中穿梭一边采访，包括摄影。后院有修剪整齐的英国玫瑰花园，一朵小小的白玫瑰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开着。

只要语句不断改变，就无需害怕

——　《刺杀骑士团长》是从无意中写下的句子开始的。您说这回第一人称的“我”身上，可能有当时一直翻译的钱德勒的影响。我就想，啊，看得出，有那样的气氛。不过，最先让我想起来的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今天先从“盖茨比”开始请教。地形和房子的描写、免色的形象塑造、和“我”的距离、关联性……让人想起尼克·卡拉维和杰·盖茨比的关系。这个当然意识到了？

村上　当然，一开始就有此意识。

——　这方面请您谈谈可好？

村上　自不用说，隔着山谷往对面眺望，差不多照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布景。此外，免色的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盖茨比的气质。谜一样的富有邻居盖茨比每天夜晚都隔着海湾眺望对岸的绿色光点。这是尽人皆知的有名场景。而免色也同样每晚都眺望山谷对面的房子灯光，一个人，孤独地。这不妨说是旧瓶装新酒，或者类似对于菲茨杰拉德的个人守护。所以，“我”这个第一人称讲述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处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讲述者尼克·卡拉维那样的位置。这点当然意识到了。

——　这从一开始就有了图像？

村上　实际动笔设定住在山谷对面的人物的时候，我想：“噢，这不就是盖茨比嘛！”虽说不是一开始就有那样的念头……

——　后来认定：“噢，这不就是盖茨比嘛！”

村上　嗯。有那样的布局，有山谷，有山谷对面的大房子。这样的情形出现后，随即心里一惊：“噢——，是吗，这可就是盖茨比啊！”

——　写以往的小说的时候，也是因为您本身的文化抽屉里有种种样样的要素，所以有意料不到的东西出来，而这回选中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您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小说。

村上　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快到六十岁那年。钱德勒《漫长的告别》也差不多是那一时期。是在那以后？

——　钱德勒是那以后。

村上　以后。实际亲手把《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词一个词认认真真译成日语，同单单读一遍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在自己心间的积留方式不同。小说的细部如淤水一样在心间积留下去。而且，那样的沉淀细致入微地鼓舞着我，自然而然地刺激着我，把我推向前去。因此，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漫长的告别》，意义可能比自己预想的大，我觉得。

——　以那一形式同自己心中的特殊作品再次相遇，作为作家是很开心的啊！

村上　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好像已经成了自身骨格的一部分。所以，能以自己的方式把那样的东西脱胎换骨来使用，实在让人兴奋得不行。反过来说，就是“转用”——能够让人把那样的框架和装置挪用、移植过来，恐怕也是作为文学名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因为有此可能，才可以称为经典。

——　这个周末重新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其中有这样两句：“迟早有个中午，你会把黛西请到自己家来，那时自己也不好露面吧？”这样的细节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村上　那怕是的啊！那种地方的对应，当然自己也刻意为之来着。写的当中时而会心一笑。便是那样的感觉。（笑）

——　真不错啊！即使过去的作品，也是那么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特别作品以知者自知的感觉写的吧？

村上　过去有几部作品是那么做的。说做游戏也好致敬也好。在我看来，人生中真正值得信赖的或深有感触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数量是有限的。多数人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一再反刍。无论写小说的人还是不写小说的人，都觉得对自己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小说，一生当中不外乎五六本。再多也就十来本吧！而归根结底，那类少数作品成了我们精神筋骨（backbone）。对于小说家来说，再三再四反复揣摩、重构、诠释它的结构，从而有意无意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之中。说到底，那不就是我们小说家做的事情吗？

博尔赫斯这个人，一次写了诗在朋友面前朗读，有人指出：“喂喂，你写的和五年前一模一样嘛！”可是博尔赫斯本人完全忘了曾经写过那回事。对此，博尔赫斯这样说道：“诗人想写的东西，一生当中只有五六种。我们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罢了！”

那么说来，或许果真是那样。说到底，我们有可能至死都在重复五六个模式。只是，在每隔几年重复一次的过程中，其形式和品质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广度和深度也有所不同。

——　那时作家害怕的，大概是自我模仿的可能性，是吧？觉得是不是倒退了？是不是同一情形的周而复始？而您尽管重复五六个模式而又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那是在什么地方感觉到的呢？

村上　笔调。

——　笔调？

村上　是的，笔调。对我来说，笔调就是一切。故事的设计啦出场人物和结构啦，小说当然要有种种要素，但最后、最后的最后要归结为笔调。笔调变了，变新了，或者进化了，即便一再重复同一件事，那也会成为新的故事。只要笔调不断变化，作家就无所畏惧。

——　只要笔调不断变化，就无所畏惧。

村上　不错，无所畏惧。而若笔调停滞不前，那么同一件事势必原地兜圈子。而只要笔调文章更新，只要以血肉之躯不断运行，就一切都不同。

——　您说笔调中最关键的是节奏，那也意味着彻底追求节奏，对吧？

村上　对的。韵律、节奏，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在自己笔下和以前不同的自信，那还是可怕的吧？笔调不同，就算同样的故事，发展的方向性也会变得不同。作家只能那么向前推进。

——　您写《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接受《广告批评》采访当中曾说这部作品用了很多比喻。还说有意对以往自己中意的文体来个总决算，“这种文体的小说至此偃旗息鼓”。

村上　唔。那时有一种心情，想让写作文体彻底焕然一新。

——　于是在那里把过去的所谓村上式文体全部耗光用尽，用到极限。那么就是说《斯普特尼克恋人》之前都是文笔打磨的过渡期了？

村上　是的是的。总之就是要把我的文笔，或者在那以前被视为“村上春树式文笔”的文笔，也就是大量使用比喻的笔调轻快那样的东西，彻头彻尾用到最大限度，用得心想“这回可以了”，然后引出不同文体。接下去写的是《海边的卡夫卡》。《海边的卡夫卡》那部小说，用以前的文笔是写不尽兴的，而必须拽出新的文体才行。如此尝试使用不同文体时间里，星野君啦中田老人啦，以前没写过的性格人物自然而然地出场了。问题是，到达那一步之前，非做某种总决算那样的事不可。

《挪威的森林》和虚幻脚本

——　成名后写第二部作品的时候，您说自己还不大明白小说是怎样的东西，把握自己的文体需要时间。从那里到《斯普特尼克恋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刚才您所说的“我的文体”。而在一度来个总决算奔赴下一文体之时，作家具体能做的事会是怎样的事呢？

村上　当然，对文体来个总决算进而创造新的东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毕竟不能马上使用从未用过的肌肉。只是作为心情把文体转往新的方向性。新的文体催生新的故事，新的故事加强新的文体。这样的循环再让人开心不过。

——　换个写手，认识自己的文体和获取配入新主题曲那样的文体，总的说来还是很困难的吧？包括认准那是不是好的文体在内。即使您写的文章，一边说明道理一边把读者带去下一局面并与之共享，我想也远非易事……

村上　写文章我是喜欢的，说到底。总是考虑如何写文章，也总是写个不停，总是一点点尝试写这个写那个。单单有文章这个工具在自己手上就足以让我欢天喜地，想尝试这个工具的种种可能性。毕竟是好不容易搞到手的东西。

——　脚步绝对停不下来的吧？连续播放似的一鼓作气，近看能看出变化，而若拉开些距离，也就是隔几年再看，就会清楚看出有机连为一体的色阶。

村上　前面也说了，我通过《挪威的森林》做了个彻底写现实主义小说的实验。至于《斯普特尼克恋人》，动笔时就想对以前的文体来个总决算。接下去的《天黑以后》，使用的差不多是剧本写法。这么着，在“稍短些的长篇”中，我常常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实验。这回也是一次挑战：换个方式试试！作为我，《多崎作》(1)也大体是实验性质的。或者不妨说是描写集体的小说。那样的东西以前我没写过。那个长度的小说，作为写手最容易做实验。

若是短篇，需要某种程度的整合性；而若是长篇，就容不得马虎。如果半途而废，实验就无法收拾了。但《斯普特尼克恋人》啦《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啦，还有《天黑以后》《多崎作》什么的，那个长度的一本书，做有深度的实验就比较容易。可以把感觉彻底放开来尝试面对新的局势。因此，对我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容器。不过，那个尺度的小说，总体上读者评价都不怎么样啊！

——　心有所觉？

村上　不清楚。怎么回事呢？（笑）短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评价，长篇也能作为长篇得到评价。但不长不短的小说，至少刚出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好像酷评够多的。粗糙啦和以前的一样啦，或者相反，想玩新意却失手啦等等。

——　毕竟是介于短篇和长篇之间的中间性存在。而读者更对长篇故事怀有萌芽般的期待，想必有不完全燃烧之感。

村上　不清楚。我个人对那样的小说每一部都爱不释手。在外国，评价也好得匪夷所思。

——　短篇小说读完的痛快感、爽快感，和多卷本长篇小说无所不在的动力体验——这两方面，您的读者都熟悉。而短些的长篇嘛，恐怕就多少有些困惑，不知如何面对作品。

村上　读者卡上写的，乖乖，除了批评意见没别的，弄得责任编辑心情糟透了。那才叫可怜啊！（笑）不过我没怎么放在心上。因为一段时间过后，就会重新评价，不可思议。声称“其实很喜欢的”那样的人也出现了。越往后评价越高。

——　“其实很喜欢的”，不可思议的感想。有什么可顾虑的呢？（笑）一开始明说不就得了！

村上　或者有刺激读的人不快感觉的地方也未可知——是那个惹人反感不成？不过唯独那种略短的长篇小说才能做到的事情也的确是有的。加之我这方面有相应的类似击中感的东西分明存留下来，所以即使评价不好也不怎么担心。脑袋里有的，只是“往下进行”这一个念头。

——　可是，想要从村上春树这位大作家身上获取什么的时候，也可以说四五百页(2)的中等作品里面有大型的或者宝贵的东西。是吧？

村上　唔，有可能。那个尺度的小说成了节点，结果导致下一部长篇诞生的情况确实存在。所以我常用舰队来打比方，有大型战舰，另有巡洋舰，有驱逐舰，还有小船和潜水艇什么的，由此组成舰队。最大型的战舰就是之于我的大长篇。因为大，行动就不自由。这样，短篇就是小船，小动作足够灵活，但火力什么的到底不足。这种时候，如果正好有中等船只，那真可谓求之不得了。

——　不过，短篇也慢慢变长了吧？二〇一四年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也都分别有八十页左右。当然以短篇层面而言，说是略长的短篇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近来特别短的不多。往日极短的是很多的。

村上　是啊，也许慢慢变长了。倒是想迟早还要写短的。

——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时候？

村上　呃，那时候嘛……那是想写长东西的时期。写着写着，意象一个劲儿膨胀开去。一来想写的太多，二来能力上也能够写又长又紧密的东西了。这个很有意思。

——　《三个德国幻想》什么的，那是由三个诗性短故事构成的，即使在您身上也是实验性短篇小说（注：收录于一九八四年版《萤·烧仓房及其他短篇》）。

村上　很早的东西了。喜欢写那种感觉的时期也有来着。倒也是因为有杂志媒体要那样的短东西。现今不再应杂志之约写稿了，所以大体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结果也许越写越长了。不过短东西也还是要写的，如果到了那个阶段。

——　这回写的《刺杀骑士团长》，作为故事也很长。但细节方面，尤其第1部描写足够细腻。大量运用诠释手法，密度甚至能让人感觉出简直“没有不能用语言描写的东西”那样的意志。对于一个对象，描写得十分执着，不屈不挠。过去也曾这样，但视角这回又多少有所变化，感觉上。

村上　本来我是不大擅长情景描写的。

——　初期吧？

村上　一开始的时候。对话啦动态啦几笔就描写下来了，但抓取动态不放、静下心来把细部纤毫毕现地描写出来，就总觉得力不从心。好在渐渐学会了，忘乎所以地描写过头了也未可知。（笑）

——　起步那阵子，相比于那样的描写，强项的确更是短平快笔触，或者说是警句印象。不过，到了第三部《寻羊冒险记》的时候，尽管您说不擅长，但风景描写不是已经相当出彩了么？

村上　是吗？倒是没怎么留意……

——　比如去山间小屋时行走在广阔草地上的场面。白桦什么的，让我觉得历历在目。风景描写和情景描写什么的，您自己觉得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到的呢？

村上　什么时候呢？觉得倒像前不久的事。不过风景描写什么的可是一向都不擅长的。心理描写就更提不起来了。（笑）

——　那种时候，“这里最好加进风景描写，但懒得写啊”——可有这样的感觉？

村上　不错。小说本来就是讲究平衡的东西。“懒得写，麻烦，可这里得写点什么！”

——　就是说小说本身要求那样的描写喽？

村上　嗯，正是。所以，写《天黑以后》的时候表现得最清楚，起始只把对话刷刷写了下来，间或简单提示一下要叙述的部分。等最后全部写完了，再以“这回看我的！”那样的感觉把叙述部分字斟句酌地细细写进去。这种写法也是一种不错的学习，对我来说。

——　只写对话是怎样的呢？开心？

村上　开心。那东西，可以写得一气呵成。就我来说，风景描写什么的需要鼓足干劲一丝不苟地修改，而关于会话，几乎不用修改。甚至几乎不假思索，大体一发即中。

——　例如光写对话，原稿纸会连写几页呢？如果加上叙述部分以后，相比对话的长度会增加几成呢？

村上　忘了。加进风景描写什么的，当然要变长。但另一方面，如果问我是不是想写几乎只由对话组成的戏曲啦脚本啦，却又不怎么想写。

——　那是为什么呢？

村上　因为还是更喜欢小说的嘛！有对话，有工笔描写，二者有机结合促成一个世界……喜欢这样的生成过程。无论写本身多么难受，对于我那也怕是最终形式。

——　读如何呢？戏曲之类的。

村上　读不怎么讨厌。大学念的是电影戏剧专业，剧本和电影脚本读了很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早稻田坪内逍遥纪念馆的图书室里找过去的电影脚本来读。不看实际拍摄的电影，只看脚本，意外有趣。因为可以自己随意想象拍摄镜头。但自己写就不成了。叙述性部分让人吃不消。

——　只由对话部分和提示部分构成的《天黑以后》一挥而就，然后看提示部分，心想好了，这里该加叙述性文字了——觉得很高兴的吧？

村上　嗯，那是的。权宜性提示部分逐渐变成自己固有的世界，那是让人高兴的。再次深感自己到底是小说家啊！如此说来，《挪威的森林》由陈英雄导演拍成电影的时候，我也作为剧本试着写了几个花絮。

——　哦，您？

村上　读他最初的脚本，有的地方觉得“这里恐怕这样为好”，就以自己的想法重新写了那里的场面。陈到底好像不中意。他有他的独特美学。况且本来就是个顽固的家伙。（笑）当然我马上就收手了。小说是我的，电影是他的。

——　原来有这样的回合啊！

村上　电影这东西是综合艺术。有演员，有导演，有写脚本的人，有摄影师，有预算，是各种各样的人聚在一起形成的艺术。我不适合那样的活计。小说则可以从头到尾一个人踢打。再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

——　呃，倒也是啊，极慎重地说来，无与伦比。（笑）

村上　嗯。反正只要有桌子、有纸笔就万事大吉。没有比这更省事的！也不会给谁说三道四，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无论什么。写出的东西，人家说坏也好说好也罢，承受的都是自己一个人，是吧？毅然决然，干脆利落，我喜欢这样子。

——　的确很适合您的性格啊！

村上　是的，简直是天职。就算长期一味独处，也不觉得寂寞什么的。

真正追求的，可能不是男性吧

——　距上次采访，差不多间隔两个星期，我就重读了一遍《刺杀骑士团长》。上次谈话留在印象中的，例如您说免色和“我”之间要不要扔在洞里不管那段对话，多少带有情色、艳色意味。那个，是写完读完心想“那么说来，这里多少有那样的气氛啊”，还是一边写一边那么感觉的呢？

村上　写的时候可能没怎么感觉出来。大多是后来心想：“那么说来，未尝不能那么说啊！”

——　说起以往出场男性之间的关系，比如成名作的“我”和“鼠”的关系，还有“木月”，有“永泽”，有“五反田”，有尼克式讲述者——虽然男人们的关系那多，但把男性之间的所谓情色意味具体写出来的，只有《多崎作》的“灰田”。

村上　灰田，唔，是的。

——　呃，我想灰田是第一个。您以前也说来着，自己小说中的性事活动，往往作为某种仪式性和精神性的入口发挥作用。有一种男性即将在那里亮相的惊异。这点也没怎么意识到？

村上　根本没意识到，也没觉得哪里有什么不一样。可有什么来着？

——　有的！多崎作往灰田嘴里射精。

村上　有来着？那个？梦里？

——　嗯，怕是梦里吧，灰田来多崎作房间留宿。那可是一脸纯真的灰田哟！结果多崎作在灰田留宿那天夜里做了个梦。

村上　是梦里的事吧？

——　是的，梦见的。梦见和名叫白、黑两个女孩三人性交。不知什么原因，多崎作射精居然是在灰田嘴里。

村上　全然记不得了，有那种事！

——　当时也有隐约触及您的无意识那样的感觉来着。（笑）反正，那样的场面是有的。那之前一直是由女性在那种无意识领域诱导什么或成为某种入口，而这次的对象是男性。说不定是针对自身影子那样的存在射的……

村上　一点也不记得了。所以应该是没意识到，我想。

——　灰田这个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中性存在感。

村上　是啊！他在那部小说中担任不可思议的角色。或者不如说那部小说需要他，或者需要灰田父子那一实感，至今仍留在我心中。灰田这个名字本身也说明了这点。

——　您的小说，起初是太太不见了——猫也同样——总有什么不见了。女性的离去是作为一个主题而出现的吧？

村上　嗯，那样的地方或许也是有的。

——　女人，作为一种缺失或者丧失的意象而存在这点我是明白的。但我觉得，那是以主人公也半是听之任之或作为那个世界的前提而存在的。所以我有时想，主人公真正追求的恐怕不是女性，其实是男性。若说是好友，意味多少有所不同，或者说是邂逅真正的自己的隐喻……总之关于和男人的关系，尽管没有明说，但感觉上似乎如饥似渴。怎么说好呢，灵魂层面追求的，实际上怕是男性。因此，主人公怀有的失落感，其实也可能是针对男性的。今天听您这么说，我想《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恰恰有其原型……

村上　《漫长的告别》也好像有这样的倾向。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和菲利普·马洛成为朋友……

——　那个喝螺丝起子（Gimlet）鸡尾酒的人，特里·伦诺克斯。

村上　是的是的，特里·伦诺克斯。尼克·卡拉维也好，菲利普·马洛也好，较之女性，莫如说更好像在男性身上寻求某种要紧的东西，那恐怕类似自己所没有的部分。

——　自己没有的部分？

村上　前面也说了，自己也许曾是那样，实际上却又不是——便是那个自身形象。说是“失去的可能性”怕也未尝不可吧！而那在原理上，相比于异性，采取同性形象的时候或许要多一些。

——　在您的人生中进入前三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漫长的告别》，两部都是男性之间的故事。今天开头也说到了，那在您身上相当根深蒂固。尽管不是重复，但作为某种结构，根子到底扎得很深。

村上　或许。不过嘛，那是在和类似男性原理的东西有所不同的地方成立的。和“男人知男心”那样的美学不太是一回事。对象是女性也绝不奇怪。只是，怎么说好呢，要想描写其中某种禁欲主义或者相关原则那样的东西，无论如何都是同性之间来得容易。格蕾斯·佩蕾(3)的短篇世界也几乎都是通过女性之间的友谊来推进情节的。男性差不多都被作为异类对待。我当然没有把女性作为异类，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否认对男性更了解这点。

——　首先信息量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村上　是那样的。所以我写免色这个人，就大体知道免色想的是什么。固然是迷雾重重的人物，但何以为谜这点大体了然于心。假如由女性来写处于免色立场的人，那么就无从知晓了。当然，在创作上，“无从知晓”这点成为一个强项的可能性倒也是有的……

——　那么，写神秘性人物的时候，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把握那个人的神秘性的真相，那么还是会写不顺利的吗？

村上　或者不妨说若写得没有现实性，就不会有神秘性。因为并非想写得神秘就能写得神秘的。要尽可能写得现实些，却变得扑朔迷离——在结果上成了神秘性人物造型。

——　首先要现实性把握？

村上　嗯。如果把握不住一定程度上的实像，人物描写当然无从谈起。

——　可是，您理解免色这点，没必要和读者共享吧？

村上　免色有免色的“前史”（prehistory）。小说中出现的免色，和我们发生关联的不过是一年左右这个时间跨度内发生的事。他当然有迄今为止的“前史”，有从此往后的“后史”。写的当中我心里渐渐明白了这点，他的个人史大体呈现出来。不过作为我，几乎不写实际看不到的地方，只写此刻在眼前动来动去的免色。这方面的分界很重要。

我想，菲茨杰拉德对刻画盖茨比这个人也是觉得兴味盎然的。故事的讲述者尼克·卡拉维明显是菲茨杰拉德自身的投影。但那是相当直率和真实的投影。及至盖茨比，他有意把作者自身的种种要素或者扩大或者压缩，或者扭曲变形或者加以粉饰，使之同角色贴在一起。怎么说呢，二者的比较、组合有意思。同尼克·卡拉维相比，更是通过践行式典型人物和作为虚拟性投影的盖茨比之间的纠葛而使得小说动向更为错综复杂和引人入胜的。

这一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这回的主人公“我”和免色。但我的小说，免色没有像菲茨杰拉德那样膨胀得多姿多彩。感觉上约略低调。而且他也不是我的投影。这是因为，他和盖茨比不同，他不是故事的主人公。不过对这个故事来说，他是极为宝贵的角色。

——　即使在以前的小说中，相当于免色位置的出场人物，说有也还是有的吧？作为至关重要的人物。不过，到底有所不同。

村上　唔，想必大有区别。

——　想看还是能看出共通点的。不过怎么说呢，定点则没有，无论免色本身，还是小说内的存在方式。

村上　归根结底，以前出场的男性之所有基本没有免色式人物，我想我的年龄问题也是一定程度的原因。我现在六十大多了，而过去的主人公大部分三四十岁。与此同时，开始让有一定年龄差的人作为配角出场了。这也是因为我亲身体验了那样的年龄。

免色五十四岁吧？我已经体验过五十四岁那个年龄了，所以自己明白那是怎样一个东西，作为实感。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写五十几岁的人，我想那无论如何也写不明白的，有的部分只能完全依赖想象。而在自己实际体验之后，有时就能手到擒来。这点或许很有关系。

——　接刚才的话说，想要塑造神秘型人物的时候，即使读的人不明白那是怎样的人物，对某个部分自己也是明白的——那和具有这样的自信是同一回事吧？

村上　是啊！所以写以往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事情的地方，回头读来，有时自己也感觉得出到底缺少某种关键性因素。

——　那怕说的不是那个人物有没有五十岁、六十岁的现实性吧？如果想写六十岁的人，只要搜集六十岁人的情况，六十岁人估计是写得出来的。只是，不等于真能写他们了。

村上　现实性会由于微乎其微的因素而发生改变。自己实际体验之后，塑造人物当中有时就会怀有实感：“这微乎其微的因素真是有用啊！”有这点和没有这点，还是会产生微妙差异。

——　不过，村上先生，尽管所有人都体验过儿童时代，但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写出儿童时代。

村上　当然。

——　您觉得差别在哪里？

村上　前面也说了，我写《海边的卡夫卡》的时候，写的是十五岁少年。当时的感觉是，反正取决于能把记忆唤醒到什么地步。记忆这东西是要努力拽出、拖出来的。就像从小洞中把小动物拽出来一样。甚至那种努力都做不到的人、努力做也做不顺利的人，或者努力做而那种东西已经消失的人想必是有的。但毕竟想象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总之必须尽最大努力把那里的记忆想方设法拽到光天化日之下。

——　而且要用唯独自己才明白的感觉抓取那一质感，进而把它、把这一个人化感觉置换成语言这个同类项。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村上　难度非同一般。

——　还必须和读的人的童心（innocense）两相呼应。这样，如果想写和现在的自己有距离的角色，就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村上　是啊，必须使造型多少变得立体些才行。

——　只是，过去您也不仅写五十四岁，还写了自己经过的那个年龄的出场人物。可我还是觉得免色这个角色在故事中担当的形象是前所未有的。

村上　是吗，或许是的。

——　不清楚他在故事性上属于什么，也不清楚他属于何种情感。因此，他的存在怕是和洞穴本身最为相近，是吧？感觉上免色似乎偏在于小说之中。

村上　恶意与善意，积极与达观，内向的孤独与向外寻求出口，富足与渴望，这些东西的区别在他身上没有明确界线。所以，写免色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十分有趣，不妨说是意犹未尽。此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最初我也捉磨不透。

——　思考什么？做过什么？刚才您说“前史”和“后史”是晓得的。可还是不晓得他是怎样的人。最后真理惠躲在衣帽间里的场面，不知是免色还是什么人在衣帽间门前突然止步不动，是吧？想必那也怕是免色的一部分。

村上　嗯，估计是那样的。究竟如何我也不清不楚……

——　假如免色这一存在是善的，那么真理惠本应从衣帽间中出来才是。

村上　出来怕也未尝不可。

——　是的，我看是可以出来的。可是，免色身上具有绝对不让真理惠从衣帽间中出来的某种情由。而另一方面，感觉上他也并没有背负小说中所有的“恶”。

通过写作了解自己

——　这本《刺杀骑士团长》，刚才也说了，我觉得好像描写了过去所没有的“恶”，或者说描写了恶之场所那样的东西。倒是归纳不好，反正作为同您的小说中早已有之的作为主题的“恶”截然有别的形式，有什么出现在这里。最后出现的东日本大地震、那场自然灾害的形态——虽然不能说那也是“恶”，但那情形也可以说是“恶”。对此不知如何接受是好——那种实感和小说整体荡漾的不安完全融为一体。

村上　那个白色斯巴鲁男子也是同样，我也不清楚他是什么人。顺便说一句，关于“斯巴鲁·森林人”，有许多奇闻逸事……

——　许多？

村上　小说中出现的白色“斯巴鲁·森林人”的后车窗附带轮胎，上面印有“SUBARU FORESTER”的组合字母。记得我在美国生活期间时常看见带有那车名字母组合的轮胎。“斯巴鲁·森林人”，在美国是人气很高的车型。于是我按记忆描写下来。不料新潮社的责编一查，原来斯巴鲁·森林人压根儿没有正牌轮胎，似乎没有那种专用品。

——　的确是那样的。

村上　实际上没附带什么轮胎。

——　原来如此。

村上　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存在附带轮胎的“斯巴鲁·森林人”。我说我在美国看见来着，就请责编再仔细查查看。结果即使问美国的汽车行当的人，也好像说不存在正牌轮胎。

——　那、看见的是什么呢？

村上　字母组合的记忆一清二楚，在我脑袋里。于是心想理应存在，就那么写了，却被告知没有。问题是，全都写完了，不可能现在才改（笑）。总之，附带轮胎的“斯巴鲁·森林人”只存在于我的小说中，而现实世界则可能不存在。

——　有趣有趣。

村上　噢，说到底，小说写的是虚实莫辨的世界，心想差不多该适可而止了，就那样刹住了（笑）。所以，请别在二手车店找附带轮胎的“斯巴鲁·森林人”。估计是没有的。

——　这段小插曲也好像背负着什么。

村上　斯巴鲁男子就像音乐中不吉利的主旋律一样，总是在故事中探头探脑。

——　唔，露面。

村上　至于他是怎样的存在，我也不清楚。从小说角度固然明白，但无法解释。因此，例如免色那样的存在一动不动站在真理惠藏身的衣帽间跟前也不例外，尽管从小说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从含义角度却解释不来。我想这样的要素对于小说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能够从小说角度、故事角度加以说明，而在含义解说上面却无能为力。而若真能一一道尽，也就不成其为小说了。不少评论家力图就这样的部分进行解析，而那有时候顺利，也有时候不顺利。当然那是评论家的自由，我不便说什么，好坏都不便说。读者怎么想也悉听尊便。我的职责只是提供文本。

——　一次接受采访时您曾这样概括自己的回答：“写啊写啊，无论怎么写都还是有写的东西，以致自己也不明白我的那个黑暗。”这意味着，刚才您说的“从含义角度却解释不来”成了引擎，致使自己也绝对抓不住含义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动了起来，因而写个不停。

村上　情况当然是那样的。

——　那么写完之后，在某个时间节点，即使暂定性也感觉能够了解自己了——那一瞬间会到来的吗？所谓“了解自己”，无非是得以在何处如何了解自己。是吧？

村上　这点已很清楚。一如刚才说的，有的地方从小说角度固然明白，但从含义角度则无法解释。不过作为写手，必须把那一部分从小说角度写好写透才行——这个句子是有好还是没有好，写到这里要不要再往前写等等，如此这般，必须有所节制。做出若干这样的判断本身，就是了解自己，我是这样感觉的。文章修辞这东西，是一种锋利而微妙的工具，一如刃器。或适可而止，或一剑封喉，用途不一而足，其间无非一页纸的距离。如果对此了然于心，或许就等于了解了自己。例如真理惠……是叫真理惠吧？

——　真理惠，秋川真理惠。（笑）

村上　她在衣帽间里，前面站着一个男的，有个黑影，好长时间一动不动。这一描写应该写到什么地步，作为技法，难度相当大。关于真理惠在那里想的什么也是如此。写到什么地步，从哪里开始不能写，判断起来非常微妙。要一条一条拉线，要一次又一次回头读、验证，改到满意为止。而确认拉线是否正相合适，大概就关乎了解自己的存在状态。

——　回头读自己的小说，这个原来是自己心中那一部分的显现，写这个原来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如此这般，并不是解析自己所不了解的自己那样的综合性回答……

村上　不是。

——　而是表现在把什么写到什么地步等具体作业之中。

村上　那种作业的精度本身成为关键性尺度。因此，那方面要一直修改到满意为止。

——　也就是说自己这个东西归终存在于文章生成当中？

村上　最终那只能是一种直觉。这里不能写，这里必须写，这里要轻轻放过，这里要紧紧勒住——总之要打磨直觉、推敲语句。长篇小说里边也有好几处那样的关键部分。相应的作业最为棘手。当然也是最有趣的部分。

——　非常耐人寻味。

村上　所以，无论怎么修改都很难说到位了。不过到了某个地段，就会出来一条线：不能再往前动了！

——　那并非技术上现在到了自己的极限什么的，而是说这一形式只能按其本身的形式推进。

村上　自不用说，每个时候都有每个时候的极限，但这已经属于直觉了。直觉会告诉自己：这样可以了。如果没有这样的直觉，就很可能永远修改下去。而那也是麻烦事。

——　莫不是说不管写的内容如何，总要有几个这样的场面？

村上　那种伤脑筋的版块是要有几个的。举另一例子来说，“无面人”要“我”过河的吧？那部分也不简单。

——　嗯。

村上　摆渡人对主人公讲什么讲到哪里、从哪里开始不能讲？他采取什么态度？做什么？个中区别、分寸相当不好把握。这种高难度版块有几个找上门来，要想顺利过关，关键是要让文气充盈起来，无微不至地。

——　自己这个东西会从这项作业中显现出来。反复进行这项作业、获得与之相对时的感觉，即意味着自己触摸了自己？

村上　正是。忘乎所以地致力于行文，就会产生倏然得以俯瞰自己意识天地的瞬间，仿佛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中一泻而下。仅仅一瞬之间，那里有什么也没办法记住。但俯瞰的感觉会留下来。

——　那一来，您是不能说明自己在那里遇见的自己的了？

村上　不能。

——　只存在于那一作业中、文章的生成中。

村上　文章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我们是通过文章看世界的。尽最大程度提高其精度，那类似一种伦理。不过上次也说了，文章归根结底只是工具，其本身不是最终目的。

——　您在那里遇见的自己，或了解自己这一行为，是无法置换为其他任何形式的吧？

村上　无法置换。

——　关于写小说这一行为和自己，您已经说了不少，但只存在于文章生成之中这点，却是第一次听得。

村上　第一次？觉得好像常说似的。

——　第一次。我一直想听来着。您倒是说为了解自己而写作，但自己是什么？发现是什么？在哪个阶段发现？……关于这些您曾如何表达等等。

村上　虽说是发现，但类似“这种事，以前不明白，这下可明白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发现，基本是没有的。不明白的照样不明白，但要一点点缩小其误差。我一直做的，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

——　那是只您自己明白的吧？毕竟几乎全是体验。

村上　是不是呢？或者，最后那区区几分之一毫厘，对于别人几乎没有意义也说不定。可是对于我，意义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不太愿意读自己过去的文章，其精度让我难以释怀。当然小说这东西不是仅靠行文精度成立的，读的人可以不那么介意。但我本人介意，很少重读。懒得返回年轻时候——和这种心情是一回事。

——　说起为了解自己而写作，我以为很多时候势必陷入“了解自己自身”那种老生常谈的“寻找自己之旅”的境地，然而不是那样。您说打磨文章那一行为中的某一瞬间及其体验才是对于小说家的自己自身，说小说家了解自己并不是要书写自己，而是打磨文章那一行为本身。

不让读者入睡的两个秘诀

村上　除此以外，我还说过自己写文章时的基本方针几乎只有两个——是说过的吧？

——　没说过。愿闻。

村上　那个嘛，对我来说，怎么写文章，规范基本只有两个。一个是高尔基《在底层》里边说的讨饭或巡礼之类。一个人说：“喂喂，我的话，你可听着？”另一个应道：“我又不是聋子！”讨饭的啦聋子啦，如今估计不能这么说话了，但过去无所谓。我还是当学生的时候读得的。若是一般性交谈，“喂喂，我的话你可听着？”“听着呢！”——这就可以了。可是这样就没戏了。而若回一句：“我又不是聋子！”那么交谈就有了动感。尽管单纯，却是根本的根本。但做不到这一点的作家世上很多很多。我总是注意这点。

——　（笑）

村上　另一个就是比喻。钱德勒有个比喻：“对于我，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我说过好多次了，假如说：“对于我，睡不着的夜晚是很少有的。”那么读者基本无动于衷。一般情况下就一下子跳读过去。可是，如果说：“对于我，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那么文章就活了起来，就产生了反应，就有了动感。这样，“我又不是聋子！”和“胖邮差”两者就成了我文章写法的范本。只要抓住这两个诀窍，就能写出相当不错的文章，大概。

——　就像是说：“请大家一定试试！”（笑）

村上　也就是说，反正不要写读者轻易跳读那样的文章。通篇接连让人为之一惊一乍固然没有必要，但必须隔几页就要加进这样的东西。否则很难有读者跟上来。

——　这两种做法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一开始并没觉察到？

村上　一开始就这么做了。怎么说呢，起始倒是不很顺利。不过，这么说或许不大好，现在啪啦啪啦翻阅赠送的文艺刊物，却是很难发现这样两个惊异。或者我的翻阅方式糟糕也未可知。

——　或许很少碰上让人为之一震的比喻了。

村上　觉得带着这样的意识写文章的人极少极少。莫不是“因是纯文学，所以那玩艺儿用不着”？不过，行文这东西可是再重要不过的。

——　重要。

村上　小说的引人入胜啦结构的不落俗套啦意念的妙趣横生啦，如果没有生动的语句，这些都动不起来。有了生动的语句才开始动。意识打头，身体才会跟上。

——　不是同时有的东西？

村上　噢，以我的感觉来说，不是同时有的，必须语句先行，语句引出种种样样的东西。

——　一读就知是这个人写的，这点当然也很重要。而若语句本身没有吸引力，那也无从谈起。

村上　无从谈起。一如船，舻必须安在船的最前端。内容当然重要，但谁都有足以讲述的内容。前提性问题是如何把它引出来。

——　文章魅力这东西，当然也和读者的口味有关，我想。有的文章我完全无动于衷，觉得一文不值，却有人为之感动得浑身发颤。文章理念那样的东西也许没有，但好文章还是存在的。《村上君那里》的读者邮件中，有人问：“很想写好文章，怎样才能写好呢？”您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那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啊，反正加油好了！”（笑）那个嘛，到底有和身体能力接近的地方。是吧？

村上　和唱歌相似。天生乐盲不是也有的吗？

——　有的。

村上　说实话，我就是，歌是唱不来的。

——　哦，那可是真的？（笑）

村上　关于音乐，作为听的人我可以听出相当细微之处。可一旦让我唱，就彻底缴枪，想这么唱的意识固然明确，但实际发出的声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笑）惊愕不已啊！

——　那么，比如有想写小说的人，说读了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就想这么写。可那还是绝对模仿不来的吗？对不能写文章的人来说。

村上　想必是模仿不来的吧！威尔斯(4)的电影《公民凯恩》里边，有个从意大利召来的声乐教师，对想当歌手的凯恩的太太忍无可忍地说：“世界上有能唱歌的人和不能唱歌的人。（Some people can sing, some can’t.）”那是有名的台词。也可能同样适用于写文章。

不过，我想我最初也几乎是不能写的。后来通过努力而开始能一点点写好多东西了。阶段性发展过来的。

活法难教，写法也一样

——　村上先生，您常说“一开始我并不会写”，是吧？那到底就像刚才说的唱歌，自己想写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心间图像坚不可摧，而您本人却与此远离。是这样的感觉吗？

村上　离得相当远。我对当时的编辑说“我还不能写好文章”，结果对方说：“村上君，不怕的！大家都是在拿稿费过程中一点点写好的。”倒也的确是那样。（笑）

——　您不知说了多少次起始不能写、不能写的。那是因为您本人不很了解自己。其实是很能写的。（笑）

村上　我想是因为最大限度地写而终于写顺手的缘故。只是，那和我真正想写的多少有所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尽管如此，怎么说呢……从起步时我就好像相当引人瞩目了。

——　啊，是的是的。当时我才三岁（笑）……

村上　三岁！年龄差这么多！没意识到。

——　起步是一九七九年吧？我是一九七六年出生的，三岁。当然不知道当时情况。不过，向大我十五岁左右的人问当时的情况，说一开始就声名鹊起。

村上　人们是好像有那样的感觉。

——　您本人没感觉到？

村上　几乎没感觉到。一来最初是一边开店一边写的，忙得一塌糊涂，二来我本是普通人，只要开店，就必须一直向别人低头。

——　确实。

村上　嗯。所以，真切感受是没有的。说到底，自己并没有写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怎么会那么引人注意呢？莫如说最先有的是这种惊奇感。

——　可编辑没有把反响大体告诉您吗？比如“卖这么多了！”或者“出来这样的书评了！”

村上　唔——，怎么说好呢？毕竟当时我认为开店是正业来着。

——　反正时常听说年轻读者一开始就很兴奋。“来了！我们的时代来了！”感觉这么强烈的人，如今大多五十五六了。

村上　我本身倒是没怎么反应过来，倒是怀疑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

——　那个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呢？

村上　归根结底，那个时候有中上健次和村上龙，那样的主流力量位于文艺界的中心。我嘛，相对说来属于支流，或者边缘性存在，感觉就像是“随你怎么搞好了”！某种程度上引起注意有可能。惟其如此，抵触也够厉害，我不大想这个那个搅和进去，就尽量不东张西望。从那时开始就不怎么向文坛什么的靠拢。况且酒吧的事都足够忙的了。

——　不光是新人奖，即使成为很大话题之后，作为您也是那么感觉的吗？

村上　我以为，对于文体，日本的文坛是不怎么考虑，或者不怎么给予正面评价的。

——　究竟如何呢？感觉上，所谓文艺刊物式评价那个东西是有的。只是，那上面评价的文体和您设想的文体多少有些距离。您啪一下子翻开文艺刊物觉得没意思——一看文章的“面孔”就有这样感觉的吧？

村上　那东西嘛，看上几页就不难明白。觉得“啊，这个不坏嘛！”的时候也是有的，尽管是一瞬之间。

——　怎么说好呢……作为倾向，所谓长一副“纯文学面孔”的文体，到底是受肯定的。

村上　很少有人正面对待文体，我觉得。倒是不可思议。

——　日本有很多翻译文学，接触所谓类似翻译文体的东西、感觉不到日本文学湿度的文章的机会多了起来。以那样的文体写作的年轻作家也出现了。不过那一来，什么轻飘飘啊不描写人啊等说法也可能是有的。

村上　写人的难度可是非同寻常啊！（笑）

——　二〇一五年在福岛举办的文学讲习会上，您瞧了一眼我的创作讲习班吧？那时您对听讲的人指出了一点：用耳朵听不懂的语言，使用时必须谨慎才行。可是看新人奖的原稿，无论如何都还有不自觉使用比较晦涩语言的倾向。无论作为文字还是作为声音，都什么也留不下……

村上　嗯，语言的回响轻视不得。具体的物理性回响。即使不出声，也必须眼睛看上去有感觉。

——　主题、内容另当别论，反正文章层面能让人抑扬顿挫地一路读下去——细想之下，这样的体验可能极少发生。或许也跟口味有关……

村上　不能用眼睛听取回响是不行的，作家。不是说写完了念出声来，而是用眼睛感受回响，这非常关键。所以，我时常说自己“从音乐中学会了写文章”。那不是瞎说。用眼睛看，感受其回响，订正其回响，让回响更为动听，这点马虎不得。句号逗号不也是节奏吗？这也足够紧要。

——　打磨当中所依赖的感觉那东西，说不定和天赋才情有关。

村上　对别人写的文章，我基本是不动的（笑）。

——　什么意思呢？

村上　意思是说，看别人写的文章，就算请我修改，我也改不了。这是因为，我的文章太是我的文章了，已经定型了，以致没办法以此为尺度轻易动别人的文章。一动就要全动。

——　那么，“这里最好补充一点儿啦，那里怕是应该写具体些啦”这样的建议是给得出的吧？

村上　在大框架层面，这部分压缩一点儿啦、这个地方是不是再扩展一些啦，这样的话是可以说的。不过具体遣词造句怕是说不了。因为只要修改一处，就可能统统修改，真的。当然也和对象有关，对象是专业还是业余也有关系。

——　好比说优秀的棒球手不会教打法，或者说一郎(5)也许是当不了教练的。形式教不了。

村上　比如看别人的小说，故事中出现这样一个人物。而我就算再不认可那种人物设定，那也仅仅是我不认可而已。对写的人来说或者对某种读者来说没准是有意义的。这么一想，就什么也说不出口了。所以，建议什么的一下子提不出来。意见当然可以说，但具体建议那东西很难。一如活法是教不了的，写法也难教。

——　我想这是您的一项美好品质。不过基本说来，无论怎样的作家怎样的作品，对于所写的东西基本上能够致以敬意，我觉得。

村上　不能够的当然也有（笑）。

——　有倒是有（笑）。由于某个机缘生成的文章，相对说来是具有某种价值的。您不这样认为？绝对不当文学奖的评委，想必也和这个有关。

村上　嗯，是那样的。事关别人，我无法判断。例如刚才也说了，啪啦啪啦翻看文艺刊物，是不是要往下读我能判断，但作为小说是不是出彩，大多情况下我不清楚。即使已经成为经典的、大家都喝彩的作品，也有好多我觉得枯燥无味的。举个例子，都说是名作的夏目漱石的《心》什么的，在我眼里就毫无意思可言。

尽管如此，却不能说没有价值。因为这终究不过是我的个人感觉。关于自己的文章，固然可以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但对于别人写的文章，就不能明确断言，实话实说。

——　那种心情估计谁都是有的。问题是为了推出新人总要有谁当评委才行。单单判断别人的作品就已筋疲力尽，而同时自己又要被说三道四，的确让人心力交瘁。如此周而复始当中，想到投往自身作品的视线是如何形成的，难免觉得不可思议。虽说加入这种自警意识，但能像品评别人作品那样冷静判断自身作品的人，怕是比较少的。

村上　呃——，不过我想，无论怎样的人，只要花时间去读，哪怕是自身作品也应该还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出正确判断的，只要充分投入时间。只是，多数人因为有截稿期限，像是被推着赶着写东西似的，以致很难花时间细读和检查自己的作品。倒是不大清楚。

——　因此，留出足够的时间对作家是多么重要！这点您反复强调来着。

文体是心灵之窗

村上　前面也已说过，写小说是一种信用交易，信用一旦失去，挽回实非易事。“若是这个人写的东西，就花钱买来看看好了！”——必须构筑这样的信用，也必须维持下去。为此就要仔细打磨文章。就像擦皮鞋、熨衬衫或磨刀刃那样。

——　呃。

村上　对我来说，我认为文体几乎是最重要的。但在日本的所谓“纯文学”那里，文体好像排在第三、第四位。大体是主题第一主义。主题被首先拿出议论一番，往下东西就多了，例如心理描写啦人格设定啦，那种理念性的东西受到肯定，文体是更往后的问题。但我的想法是，如果文体不能运用自如，可能什么都无从谈起。

——　文体的“好”要想得到评价，如果那种好不能为大家共享，怕是很难的。而若是整体结构啦主题什么的，就能说服对方。可是文体好那东西，似乎主观因素较大，因而以此一点来判断可能不利那样的地方也是有的。当然，文体本身也必然有结构，问题是很难有机会讨论到那个地步。

村上　话虽这么说，可也没必要把明显恶劣的文体特意吹上天的嘛！（笑）

以文体评价而言，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夏目漱石到底成为一个主轴。并不是对其所有作品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漱石确立的文体，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志贺直哉、谷崎、川端，那种新文学提案某种程度是有的，当然也出现几个像是另类的人，但足以动摇夏目漱石文体的突出存在没能找见。我想这怕是一个问题。印象中，无论如何都是观念性、思想性的东西受人青睐，而文体总是等而下之。也可能是在“纯文学”这一框架内被持续吹入了奇妙的气息。

——　以那一潮流而言，女作家出现时的评价，反倒多被指出文体如何如何。

村上　唔——，是的是的。没意识到啊！

——　我也同样被指出文体来着。《乳与卵》那部小说，感觉上被议论的也只是文体。

村上　哦？只说文体来着？

——　（笑）

村上　当然那是在正面意义上说的。《乳与卵》那部小说，明确说来，文体就是一切。我看那是极好的成绩。毕竟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不过对这个你没有怎么作为表扬话接受下来？

——　采用文体的意义啦行文的结构啦，这些能得到评说，觉得是在认真讲自己的作品，自然感到高兴。但主要是暗指身体性的东西吧？所谓女性身体什么的。这方面多少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是和我们男人无关的领域，所以能够评价。”——这点也感觉出来了。

村上　原来是这样！我倒不那么想。文体的质无所谓男女，只有好与不好。不过你想说的我不难理解。

——　“刀砍即出血”啦“用子宫书写作”啦，那种等于什么也没说的千篇一律的诙谐评价前不久还有来着，改头换面留了下来。无非是说因是女性才写得出，被贬得一塌糊涂。写作是技术、是理性方面的对吧？然而这项能力总好像基本不适用于女性。“非男性不可”这样的评价是不存在的。于是我想再不能因此受夸奖了，就在写下一部作品时改变了笔调。

村上　是吗？我倒以为没必要想到那个程度。

——　对于女性作家评价上面，总有两三种复合型气味。最近我也被嘲笑来着，说是“面部特写女流作家”。但基本没有人把同是音乐家出身的男作家称为“面部特写男作家”，不可能那么说。说这么不礼貌的话而又不觉得不好意思，无非因为我是女性。说到底，女流是什么？自己是无须自觉的理所当然的坚实大地，女人是大地上缓缓流淌的小河流什么的——这种意识现在还有。

村上　一点儿不错。

——　您说来着——倒是和这个无关——所谓王道、男性中心主义文艺评价，就是“有文学传统的、主题突出的”，这类看法至今仍有。怎样绞尽脑汁写的？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在那方面有怎样明确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主题和结构那东西有分量。

村上　确实如此啊！或许是某种男性中心主义。

——　绞尽脑汁再好不过，批评性也足够重要。可是，适用于男作家的东西也应适用于女性作家。反过来也一样，我想。

村上　那么说来，文体受到夸奖的男作家好像很难找见。

——　少数。有是有，也受到高度评价。不过那些人的小说文体，没怎么成为现代批评对象。在研究者层面可能没得到充分讨论。

在这点上，您得到的批评、评论无人可比。意识到了结构，大家一齐开始解谜。（笑）如此说来，荣获群像新人奖的时候，吉行淳之介先生和丸谷才一先生都夸奖了文体。评价说具有新文体的作家出场了。同时具备文体和经得起分析的结构的作家，毕竟鲜乎其有。

村上　果真？不错，吉行先生和丸谷先生都在看作品时同文坛主流约略保持距离，都是比较重视style（文体）的作家。假如换了评审委员，我未必能得到新人奖。

英语有句话说：“Style is an index of the mind.”被译为“文体是心灵之窗”。Index意思是“指标”。既然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至少在欧美，style（文体）是有很大意义的。

——　文体是心灵之窗。

村上　让我认识到文体的厉害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塞林格。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也显示了压倒性文体力量，把人们，尤其把年轻人彻头彻尾打翻在地。不料那种文体他只用了一次，戛然而止。一如你让《乳与卵》的文体没了下文，同样的东西绝对不再使用。

——　那的确是个显例。

村上　嗯。对了，下一部写的是《弗兰妮与祖伊》，那部作品是用完全不同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文体写的。《弗兰妮与祖伊》了不起的地方，是整个儿抛弃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文体，为这部小说专门定制了几乎全新的文体。过去的文体几乎不再沿用。那个嘛，令人震惊的首先是工作量。

——　呃，精髓当然感觉得出。即使用日语读起来也知道判若两人。

村上　“弗兰妮”那部分具有都市素描意味，里边多少留有他过去的《纽约客》式笔触。但后半部的“祖伊”，文体焕然一新。看得我屏息敛气：居然能平地拔起！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相通的地方丝毫也没有的吧？作为style、文体。但《纽约客》的编辑没能接受那种文体，以致招来强烈反驳。

高中或大学时代我也通过译文读了“祖伊”，那时没多大感觉。但自己动手翻译起来，一遍又一遍读英文原著过程中，不由得感叹：“真不得了！”打造如此厉害的文体的能有几人？他对文体便是有如此强烈的意识！Style conscious。

——　塞林格这个人，《哈普沃兹16，1924》是最后一本吧？那本嘛，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村上　唔，老实说，读不下去。只能认为文体的流程在哪里拐去奇妙方向了。当然这不过是我个人意见罢了。

——　由六七岁的希摩讲述这一设定也是同样，简直就像边写边破坏似的。

村上　塞林格且不说了，返回《乳与卵》——那种文体已经贴上了封条。总觉得未免可惜……

——　如果作品需要，也可能重新启用。倒是和刚才的理由无关，初期我也有发起种种挑战的心情……这么着，往下写了《天国》（Heaven）那本小说。

村上　唔，在那里文体完全一变。

——　《天国》是第三本小说，记忆中您的第三本小说是《寻羊冒险记》吧？我要说的不是内容，是方式。结构引进来了，您在这部作品中有了大跨度飞跃。我也绝对是第三部作品——当然不能跟《羊》比——我有一种强迫意识：自己也要像村上先生那样做出改变才行。毕竟起步时的年龄和您一样。

村上　噢，起步时的年龄？

——　是的，三十岁。您可有这么介意的人？比如说，“啊，这个人，多大年龄的时候干这个来着！”

村上　想不起那样的存在。我记得的，是菲茨杰拉德四十四岁的时候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死的时候大约六十岁。没以为自己会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得久并且仍在写小说。从照片上看，那个人长相真够老的啊！呃——，要比实际年龄大。

——　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得久，的确是个冲击。不过时代不同嘛（笑）！这且不说，刚才提了一下结构，您说结构和文体同样重要。那么关于结构，能多少展开说一下吗？

村上　关于结构，开始写的时候几乎没意识到。或者莫如说像是自然而然事先就在自己身上的，如同每一个人有自己固有的骨格。

——　结构不是制作出来的？

村上　若说那个类型是从哪里产生的，主要来自自己过去读的小说和过去写的小说。那东西作为自明之物已然存在于自己身上。因此，没有特别重新考虑结构。考虑的，首先是文体。然后是文体引出的故事。

——　谈论和阅读structure的时候，把它翻译成“结构”，但结构的含义，由于语境的不同而差异很大。有“这里写的文本具有如此这般的结构”这一用法。也有人在“故事构成”的含义上使用结构这个词。您是以怎样的感觉使用结构一词的呢？结构本身、结构是关于什么的呢？还请指教才好。

村上　唔——，不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写、例如写完初稿的吗？那个时候结构自然显现出来。把血肉接二连三贴在肉眼看不见的透明骨格上，结果骨格形状就呈现出来——或许接近这个感觉。而且，对骨格在结果上呈现的方式，届时有必要调整也未可知。

——　那么说，感觉上就是初稿写完后就着手把已然包含其中的，或者被掩埋的结构变成血肉之躯？

村上　和画家在画布上画画是一回事。画布是有框框边角的吧？大家都在框内画，不能画到框外去。对此画家并不觉得多么不自由，不认为画布广阔无边才自由。把某种尺寸的画布在脑海中设定好了，上面自有艺术天地形成。小说也一样，这里框框边角大体一目了然。否则，势必写了五千六百页也意犹未尽。因此，写到某种程度就会有结构出现：上端在那儿，底端在这儿，左右到这儿。所以，结构啦骨格啦什么的，用不着抱着双臂冥思苦索，水到渠成。

——　那是因为以往的阅读体验中有结构贮存下来，结果自然流露出来，根据具体作品而清晰化为相应的形态。我觉得这和您一直搞翻译有很大关系。翻译这项活动，不但整体结构，而且要持续处理文章结构。

拉手领去哪里的存在

——　对了，这本小说中有几位女性出现。绘画班的学生也是女性。

村上　人妻。

——　是人妻。此外有在情爱旅馆发生一夜情的女性，有秋川笙子，有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秋川真理惠。不过听您介绍的过程中，得知出场人物都是由名字召唤出来的，或者在文章所具有的动感中出现的。

那么，女性出场人物也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不是事先计算好的吗？比如故事流程中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啦，引出来的时候要保持平衡啦……

村上　自然出场的。例如秋川笙子这个人，并不认为这里非有不可。固然在那里写了她，但实际写她之前，连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写着写着，有什么出现了：啊，原来是这样的感觉！身穿淡蓝色连衣裙和灰色对襟毛衣什么的。既然是那样的服装加上手拿黑艳艳的手袋，那么比如富有教养的人啦等等，就渐渐具体成形。而这一开始是不晓得的。

——　例如“我”和绘画班上的两个人妻发生关系。这方面，一个人的可能性、三个人的可能性，我想都是有的，为什么决定两个呢？这也是兴之所至？

村上　兴之所至。一个不成，三个过多。（笑）三个人描写起来累，吃不消。而若是一个，其存在感未免太大。所以作为数量怕是两个合适。现实因素大。

——　那么，这本书中，不管怎么说都是真理惠在发挥重要作用。您主要写少女、女孩子，《拧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里的笠原May是第一个（注：收录于一九八六年版《再袭面包店》）。

村上　《舞！舞！舞！》的雪呢？

——　短篇里边，《拧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是第一个，长篇中最先出现的，是《舞！舞！舞！》里边的雪。

村上　呃，是吗？先出现的是短篇。

——　是的。成为《奇鸟行状录》基础的短篇《拧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是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这个在先，是女孩子作为主角出场的小说。今天前半部分的交谈中，您首先说女性对于自己是远距离的。及至少女，就更远了吧？

村上　在那个意义上或许是远的。

——　远距离存在。虽说笠原May处于微妙的年龄，但反正第一次写了少女。作为那时的感觉可记得什么？

村上　啊，作为存在虽然远，但写起来并没觉得特别难。可能反倒比描写成年女性来得容易。毕竟不描写关乎自我的麻烦事也是可以的。

——　《拧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有三个女性出现，是吧？妻、笠原May、电话女郎。上次和您交谈时，您说那是从想写胡同的心情开始的。

村上　是的是的是的。我喜欢那条胡同。打算详详细细地写一写胡同。小说大体是从那里开始的，从胡同的具体描写。原型是我的朋友夫妇住的世田谷区一座不大的商品房。有个小小的院子，长着一棵树，后面有一条胡同。至于胡同是不是死胡同倒是不晓得。

——　胡同描写记得很清楚。雨淋湿的花瓣粘在餐桌上。我想您那时是第一次写女孩子，感觉怎么样？可有“能写了”那样的手感什么的？

村上　感觉写得十分顺手。没怎么思索，一气呵成。这是因为，主人公和少女之间不存在性方面的感情。可能是那种地方让人放松。

——　没有性方面的感情让人轻松？

村上　性方面的感情当然没有，但其中有某种艳情类的东西。怎么说好呢？有一种遗传因子原本不同那样的直觉。那种情思相当轻快地进入自己心中，一拍即合。笠原May多少岁来着？

——　笠原May十六岁。不再上学的高一学生。她很会说话。记得？

村上　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有的人感觉非常敏锐。而且，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分界线还没有完全固定。所以格外敏感。

——　和写男孩时的感觉截然不同？

村上　截然不同。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尤其那个年代，男女之间有决定性差异。

——　比如想写男孩的时候，怎么说呢，如果不多少脚踏实地就不能动笔——可有这样的地方？

村上　唔，这个嘛……恐怕不多少解释一下成长状态是不行的。这么说也许不合适，男的基本是傻瓜蛋，几乎什么都不考虑。我也曾是男孩，个中情形一清二楚。脑袋里装的全是愚蠢念头。（笑）现在也大同小异。

——　举例说，您最近在翻译卡森·麦卡勒斯(6)《婚礼的成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那种女作家以少女时代的视角描写的作品，从那一过程中是不是也能感觉出少女的敏锐啦、某种梦幻啦、十几岁“责任暂缓履行期”（moratorium）那样的东西……

村上　假如由女作家来描写秋川真理惠和笠原May，我想写法还会完全不同。说不定更加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翻译麦卡勒斯的小说当中强烈感觉到了这点，心想自己横竖没办法那么写少女。我这样的男作家写起少女来，会写得很有象征性，好也罢坏也罢。说几句私事可以吗？

——　当然可以。

村上　上初中或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说来也怪，有被女孩子拉手的记忆。突然有个女孩子走过来，拉起我的手，把我领去哪里。

——　是谁？同班同学？

村上　班上的女孩。

——　交往来着？是不是喜欢上了？

村上　不是那样的，一个比较可爱的女孩。感觉像是说：“村上君，来一下！”就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去了哪里。估计是有什么事，至于是什么事却记不清了。大约两三回吧！

——　两三回。实际发生的事吧？

村上　不可思议啊！我这个人，特别讨女人喜欢啦，在不特定的多数女子当中有人气啦，那样的体验根本没有。非我瞎说，是没有。可是，单单那种给女孩拉手领去哪里的记忆相当牢固地留了下来。

——　故事妙极了！

村上　谈不上妙不妙。（笑）毕竟没有下文。

——　在理解村上小说上面，这是个重要往事，在这个意义上妙极了。这个嘛，前因后果都不记得，只有被女孩拉手的感觉留了下来。心情是很好的吧？用快和不快来说，属于哪种感觉？

村上　我想是比较好的感觉，因为至今仍有那个女孩手的触感。尽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体验。

——　呃，这是重要体验。作为女性存在的原型，您有被她引领的体验。女人固然也有作为理解对象的一面，但在写作阶段，基本是作为那样的存在出现在村上心中的。

村上　那么说来，女孩突然出现拉起我的手把我领去哪里的感觉，说不定还留在我身上。有那样的事发生这一感觉作为原体验……

女性是否过于承担性方面的职责

——　想谈一下真理惠。她对胸部感觉出一种身体自证性（identity）或者说十分迫切的东西。以往小说中的女孩，例如雪和May，当时我在她们身上分别感觉出了独特的魅力。

魅力在什么地方呢？就笠原May来说，有关于“死的块体”的说明那个场面吧？“像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那个地方。让主人公闭上眼睛说的，少女身上“伤害别人与伤害自己”或者“别人的死与自己的死”之间的暧昧性、那种仿佛可以无限拉出的所在皆是的线条的无奈，描写的笔触实在太精彩了。那本身足以让人活生生感到少女之所以为少女，是我最最喜欢的部分。雪也好May也好，好像没怎么谈胸部如何这种身体性质的事。可是这本书中的真理惠……

村上　耿耿于怀啊！有点像强迫症似的。

——　是的，在意得不得了。那会不会比较过分呢？面对第一次相见的“我”，在大家都离开的一瞬间说出“我的胸很小吧？”这样的话，当时我可是吃惊不小。她在胸部上面表现出来的类似强迫症的自我求证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村上　并没有特别求取自我求证那样的东西。不过，那样的女孩总是有的吧？

——　例如和“我”这个角色之间的错位……若在这里提起真理惠的胸部，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莫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村上　是啊。不过反过来说，她对“我”说起胸部来，怕是没有怎么把他作为男性来看待吧？没有视为性方面的对象。所以，两人的交流，更为内向的、更为思索性质的要素反而增强了。或者莫如说她向“我”寻求那种关系。觉得她大概一直寻找能有这种关系的对象。无论如何是不会对有可能看作性方面的对象之人说什么胸没有膨胀啊乳头小啊这种话的，一般。

——　有道理，是吗！作为我，觉出了相反的可能性。就是说，以为真理惠会把话推往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性的方面。但作为您，似乎把性暗示从那种关系中排除掉了，而加强了思绪性要素。

村上　嗯。因此，在那个意义上，“我”和真理惠的交流，从小说角度来说，是使之作为讲述的一个轴来发挥作用的。通过两人的交谈赋予故事不同的层面。

——　所以两人对话的描写能够传达“我”这个人物——尽管哪个读者都没实际见过“我”——的性格。

村上　是啊！“我”是足以让十二三岁的女孩放心说胸部大小的对象。他有这样的地方。

——　那么，关于您小说中的“女性”，我想请教的是：谈论您的小说的时候，对于女人的写法、女人带有的职责往往成为话题，是吧？

举例说，朋友时常问我：“你那么喜欢村上作品，可那个方面是如何找到平衡点的呢？”关于您小说中出场的女性，有的地方多少让人止步不前。那方面，无论男女，都有人怀有抵触感。

村上　果真？怎么回事？

——　说的也不仅仅是“写不出栩栩如生的实际上的性”那个意思。比如——刚才说到了——对于女性这一存在被视为巫女性质的，让她承担巫女式职责……

村上　指的可是拉手把我领去哪里？

——　嗯。把主人公异化了。女性描写大多作为用于异化的入口或契机。

村上　那样的因素未必没有。

——　异化的时候，性交被作为通往非日常性的路径拿了出来。既然如此，在主人公被设定为异性爱者的情况下，女性承担性交职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可避免的。不过从某一方面来看，觉得女性总是以那一形式“过于承担身为女性的性职责”的读者也不在少数。这点无论如何都想请教一下。

村上　不大明白。你是说超出必要程度的职责？

——　就是说，女人每每成为只是为了完成性方面职责的存在。故事啦男性啦井啦——对于这些毫不怜惜地倾注的想象力，并没有在同女人的关系中得到发挥。女人不能作为女人本身而存在。即使女人是主角或者配角，倾向上女性总是男主人公的牺牲品——本以为能够在具备所谓主体性的基础上展开自我实现那样的情节——为什么您的小说中女性大多承担这样的职责呢？

村上　言之有理，嗯。

——　对此您是怎么想的呢？

村上　不过这么说也许不合适，我倒是觉得大凡出场人物，无论对谁我都没怎么深入发掘。男性也好女性也罢，那一人物是如何同世界发生关联的——其接点那样的东西是主要问题。莫如说有意不把其存在本身的意义、重量和方向性什么的写得过多。前面也说了，尽可能不同自我发生关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　唔。

村上　只是，《1Q84》有可能是我迄今最为正面同女性出场人物相对的故事。青豆对天吾是十分可贵的存在。但两个人实在很难相见。尽管如此，故事仍在相互对视中进行。两人一起承担主人公的职责。最后的最后两人终于见面了，合二为一。性关系的确是最后才出现的。在这方面，青豆和天吾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起平坐的——从小说角度——是对等构筑故事的，我想。

——　长篇小说中，在和什么强大的东西抗争的时候，《奇鸟行状录》中冈田亨和久美子对抗绵谷升、《1Q84》中青豆和天吾对抗某种巨大的恶——二者相通的，是男性方面的职责在无意识领域里战斗。

村上　那么说来也许是那样的。呃——，莫非职责同一般男女关系相反不成？不大清楚。不过从男女平等主义观点来看，那会是怎么回事呢？

——　这倒是惯常读法的一种：男性在无意识世界中战斗，而在现实世界中战斗的则是女性。举例说，在《奇鸟行状录》里边，是久美子拔掉维持生命装置的插头而下手处死现实中的绵谷升的。《1Q84》也是。实际杀死教主的是青豆吧？当然，没必要对所有小说都从男女平等主义角度解读，况且小说的目的也不是追求正确。但是，如果从男女平等主义角度解读的话，那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感觉：“是吗，这回也是女性为了男性的自我实现而流血牺牲？”

现实世界中大部分女性都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活得焦头烂额，都为这样的体验而感到无奈。例如即使遭遇了性侵，也被人指责为有隙可乘造成的。这等于说女性有女性身体就是罪过，等于存在本身被否定了。想必也有女性没这么想过，但在那种情况下，完全被体制内面化而浑然不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即使在故事中目睹女性为了满足男性的自我实现和欲望而沦为牺牲品这一构图，有时也觉得郁闷。

村上　唔——，那怕是碰巧了吧？那样的构图之类。至少我没怎么意识到那点。说不定是极为下意识地偶然促成那样的故事的。不过不是我自我辩解，我写的并不全是那种单一模式。例如《挪威的森林》里边，直子和绿子分别在意识下世界和意识上世界拼命活着。哪一个都让主人公“我”情有不舍，几乎分裂。后来，《天黑以后》什么的，几乎是以女性的意志推进的故事世界。因此，我认为绝不全都是将女性角色作为性层面的“导游”而进行周边性设计的。即使故事本身忘了，她们也至今仍活在我身上。例如《挪威的森林》中的玲子啦初美啦，现在想起她们，心里多少都有些发热。我不仅仅从小说角度利用她们。作品不同，情况也各有不同。这不是辩解，而是实感和体验。

——　明白。作为写东西的人，我想我也能切切实实分享那种实感。而与此同时，对读者那样接受和理解本身也能够理解。

刚才的话对我是十分宝贵的。在您的心目中，有一种女性是超越性本身的，或者与此无关，而作为将故事本身领去不同地方的存在而出现的。

村上　嗯，我经常觉得女性身上毫无疑问具有与男性不同的功能。倒是十分庸常的说法：我们是相辅相成地活在世上。而且，交换职责和功能的时候也是有的。至于是视之为自然还是视之为模式，是视之为公正还是视之为不公正，是视之为对立性性别之差还是视之为可以协调的个别性，则因人而异、因场合而异。较之相辅相成，甚至可能有相互抵消的部分。不过作为我，只能视之为故事。既不积极，又不消极，只能排除预见而直接贴近自己心中的故事。我不是思想家，不是批评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不过是一介小说家而已。所以，如果有人说从主义角度看不正常，考虑不充分，那么只能老老实实道歉说“对不起”。道歉是一点儿也不碍事的。（笑）

这样的女人，以前从未读过

——　例如即使钱德勒的硬汉（hard-boiled）小说里边，也是有女性先来委托什么那样的安排的，是吧？您读过的小说中女性发挥怎样的作用——我想这方面的积累也有很大关系。

不过，说起您笔下的女性，对于我首先是《眠》的女主人公（注：收于一九九〇年版《电视人》）。以往我读了女作家写女性的小说，男作家写女性的小说也读了。但是，您在《眠》中写的主人公那样的女性，迄今为止一次也没见过。这实在是让人惊叹的事。

村上　那在《纽约客》发表来着。那时我在美国还几乎默默无闻，据说读的人大多以为Haruki Murakami(7)是女性。实际上也接到好几封女粉丝来信：“写得好！”（笑）弄得我哭笑不得。（笑）

——　在您的作品中，《眠》是女性当讲述者的第一部作品吧？

村上　是的吧，像是。

——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缘由写女性的呢？或者说并没意识到这点？

村上　那是在罗马居住期间写的。当时的我尽管不至于是神经官能症，但由于《挪威的森林》大卖特卖，那时周围的反应让我烦不胜烦，就想一逃了之。因此离开日本，躲在意大利。心情一落千丈，好长时间里什么也写不成。但某个时候忽然想写什么了，于是捏在一起写了《电视人》和《眠》。是初春的事。

——　哪篇先完成的呢？《电视人》？

村上　大概《电视人》在先。用MTV看卢·里德（Lou Reed）的音乐录像的时候来了灵感，差不多一挥而就。之后以女性为主人公写了《眠》。想必那个故事吻合我当时的心情。想尽可能远离自己自身的心情也可能是有的，所以把女性作为主人公。记忆中，这个故事也大体是一挥而就。

——　《眠》的确是精彩作品。睡不着觉，这就好比是在打发不存在死亡的人生。那种不安稳感和独特的紧张感一刻也没放松，同一位女性的存在浑融一体……即使这样的作品，您也是用几天时间写的吧？短篇。

村上　到脱稿大约花了一个星期。

——　《眠》是我花了几天时间仔细读的。反正没读过这样的女人。作为女性的我，兴奋的是在文本中发现了“新女性”。那是由男作家之手使然的惊喜，的确是足够开心的体验。

稍稍回到刚才的话上来。对于我，说起村上小说中的女性、女性造型，就是《眠》中的她。我虽是男女平等主义者，但就这点说来，信用交易，而且是相当大规模的信用交易得以在此成立。而且有一种比什么都宝贵的对文章本身的信赖。……您翻译了不少格蕾斯·佩蕾那位女作家的短篇，和那些短篇是不是多少有关？在女性造型上面。

村上　我想没什么关系。格蕾斯·佩蕾只是因为作为小说作品很有意思才翻译的，几乎没意识到其中的女性原理什么的。就《眠》来说，我单单是兴之所至刷刷写了出来，感觉上还有些怀疑这么写女人是不是合适。主人公碰巧是女人罢了，作为我也并不是多么有意写女人心理才写的。

——　如果想写女人，女人写也好男人写也好，心想这么写会有女人味儿那样的执著是有的，而那篇小说完全没有这种东西，是吧？

村上　只是，最后场面是私家车半夜在码头上被人摇晃了吧？唯独那个时候相当强烈地意识到主人公是女性来着。四周一片漆黑，几个男人围上来一下又一下摇晃车体，女人一定胆战心惊的吧？这个感觉是有的。

——　即使是男人也够怕的，女性就更怕了吧！

村上　除此以外的地方嘛，大体是作为一个人来写的。没怎么意识到是女性。

——　所以，说那种距离的设定也好什么也好……人……恰恰是那样的嘛！我的感想是：仅以女性的人性部分来构筑，反而会映照女性。没读过那样的女人。小说可圈可点！

村上　回头看来，比方说，那个主人公是家庭主夫，太太是女医生什么的，丈夫睡不着觉而深更半夜做饭或洗衣服——即使情形这样怕也无足为奇吧？不是没有这么想过，但肯定有所不同吧？

——　有个儿子是个关键点，虽然是女性生的、自己生的，但有那样的感觉，乃是出于和父亲视线约略不同的绝望。

村上　往下嘛，就是那位太太心目中对丈夫的厌恶感。那怕是女人才有的厌恶感，我觉得。

——　感觉到了一种很难说是厌恶的情绪。

村上　嗯。我也时不时在家里觉得背后有那样的气息，倏一下子（笑）。

——　倏一下子还算是好的吧？大部分家庭可是要剑拔弩张的（笑）。是的，丈夫和儿子挥手的方式极为相似啦什么的，有那样的描写。并没有把厌恶感作为厌恶感来写，以致打入读者心中无以名之的感情。《安娜·卡列尼娜》也有作用。

村上　《安娜·卡列尼娜》？是的，那也的确是写对丈夫的厌恶感的小说。估计托尔斯泰也在家里日常性倏一下子感觉出那样的气氛。

——　过去您也写了许多男性，但像这次免色有些来历不明的“这样的角色怕是第一次吧”那样的人物，往下也可能出现在女性当中吗？还是说事关女性，仍要作为赋以必要职责的存在，作为在某种意义上神话性质的存在而出场呢？

村上　不用说，关于女性，我也想大刀阔斧塑造不同以往的角色。这次的秋川笙子嘛，虽说是配角，但在我眼里，也是过去没怎么写过的角色。我个人对她相当感兴趣，渴望进一步了解她。实际上倒是很难写到那个地步……

——　看的是什么书呢？有兴趣啊！到底看的什么书？那已经是“无畏号级”的硬汉小说。（笑）看的什么呢？什么呢？那人看什么书呢？想象不到。

村上　《三国志》(8)什么的。（笑）

——　笙子女士，厉害厉害！（笑）比如女性出场时做怎样的发型啦穿怎样的衣服啦……昆德拉的小说也是这样。初次见面时从头顶描写到脚趾，让人觉得轮廓霍一下子立了起来。您的小说也是同样，出场人物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像是从服装细部开始的。但事关女人衣物，是在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

村上　没有任何情报来源，无非兴之所至罢了。那种事我不太研究。不过，若想深入刻画特定女性的形象，服装什么的会大体自然而然明确下来。只是，是啊……也可能平时比较注意观察女性服装来着。因我本人也比较喜欢买衣服。

——　《托尼瀑谷》中出现的妻子疯狂购物，是吧？虽说她最后是死于交通事故，但一想起衣服，就出现禁断症状，浑身发抖。那样的地方真是让人叫绝！

不过，这么再次听来，您是写了各种各样的女人的，很难认为女性造型“嵌在一个模式里”。当然，描写单个女性角色和描写关联性倒是两回事……

村上　那种模式嘛，老实说我不大明白。就算说“我的小说出现的女性”，在我看来，那也是一个个不同的人。何况在把她们作为女性或男性看待之前，我基本上是将其作为一个人来把握的。不过这且不说，《绿兽》的太太也是相当可怕的啊！（注：收于一九九六年版《列克星敦的幽灵》）

——　对对，她也是。

村上　唯独那里写的那个女性才有的某种残酷性，我也有切肤之感。那是有点儿独特！也许有人指责我说又在这里拿两性差别说事，可我想那种残酷性男性怕是没有的。男性当然也可以残酷，但在男性那里多少有图式化倾向。或要合乎逻辑，或一下子跳过逻辑而成为精神变态者。但女性的残酷更多是日常性的，时不时让人心惊肉跳。《绿兽》那篇东西，有很多女粉丝，不可思议。没什么不可思议？

——　唔，我身边也有不少，也是我喜欢的作品。怎么说好呢，有一种让人不把可怕作为可怕来感觉，而作为顺理成章的东西顺利接受的地方。那样的残酷性有熟识感。

触摸地下潜藏的自身影子的瞬间

——　好，请允许我问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您说已经没必要用话语来解释自己的作品了。但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和村上作品批评分析之间的距离什么的。

去年十月您获得安徒生文学奖时候的发言，作为公开发言是最新的吧？

村上　唔，演讲来着。

——　演讲中您引用安徒生写的《影子》那篇小说，说对于小说家最重要的是影子，是尽可能诚实、准确地写影子。不是逃避影子，不是进行逻辑性分析，而是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写下来并共享那一过程的体验——这对于小说家具有根本性重要作用。

我听了也觉得言之有理。总之重要的是要在那里凝视，并且全盘接受。这我非常清楚……不过，分析或者从逻辑上理解那种黑暗，想必也是有助于了解某种关键事项的。还是说逻辑性把握和分析，作为面对影子的态度是不太合适的呢？

村上　实不相瞒，我是不太喜欢分析的。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分析，迄今为止我也以我的方式时不时做了类似分析的事。不过事后想来，那基本是错误的。（笑）纳入的因素多一个或少一个，分析的结果就截然有别。再不想重蹈覆辙了，这是我的真实心情。

——　基本是错误的。（笑）您这种地方真是不错，一点也不大男子主义（macho）。是的，您是说过不分析为好。希望看故事的时候整个儿接受下来。虽说不至于完全破解魔法，但当今时代无论对什么都倾向于条分缕析做出逻辑性解释。而相比之下，您说重要的是单纯接受，即使作为同影子对抗的方法也要接受，而不做逻辑性分析。

村上　是那样的。对事物照单全收是很需要体力的事，为此养精蓄锐也应该是很重要的。

——　那么做本身，我想就妙得很。不过我想，例如接受影子和逻辑分析，二者果真是相悖的吗？这是我今天最后想问的一点。

村上　相悖不至于，但也不是应该兼容的东西。约瑟夫·康拉德在哪里写过：作家自以为是极为如实地写故事，而有时却不知不觉之间写了幻想世界。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对于康拉德，“幻想地非逻辑性地神秘地描写世界”和“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幻想性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有那种自生性乖离。

——　书写和思考有别。

村上　比如我，我没有特别认为“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幻想性的世界”。超自然现象也不很相信，怪谈啦妖魔啦什么的也不怎么信以为真。对于占卜之类也毫无兴致。那种非整合性现象也许存在于某个地方，我也绝不否定，但我认为那和我没什么关系——一种极为散文化或非精神性世界观。但是，当我要把之于我的故事尽最大限度如实写下来的时候，在结果上却描写了那种非整合性世界，莫名其妙的东西纷纷登场。这就是“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幻想性的”同“神秘地幻想性地描写世界”是两回事这一说法的意思。明白的吧？

——　明白。

村上　这种乖离或者像是落差的东西里面，想必存在自己的影子。正因如此，乖离这东西对于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写小说所做的，是想现实地、写实地把我周围的世界描述下来，如此而已。作为起因或者动机非常单纯。可实际上，越是想如实地写，越是有“骑士团长”啦“长面人”啦什么的忽然探出脸来。（笑）这一来，读者也好评论家也好，就有人认为像是神话什么的。而对于我，无论如何那都是规规矩矩实实在在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神话。

这样，那种乖离是从哪里来的和为什么来的呢？我认为，知道这点，恐怕有助于看清自己的影子。我本身诚然现实地活在现实世界上，但地下潜伏着我的影子，在我写小说时吱溜溜爬了出来把世人一般认为的现实性东西推去一边。在这一过程中，我可能是想看自己的影子的。只是，对于身为小说家的我来说，在讲述故事当中那是可能的事，而一般人或许横竖做不到。就是说，我通过写故事而代替许多人做了那样的事，我有这个感觉。倒像是有些自作主张。

——　对您来说，触摸自身影子的瞬间，莫非就是把支撑故事世界的所有语句填充到极限的感觉？

村上　呃，概而言之或许是的。意思不是在分析之中，而在行为里面。不用说，分析在某种程度也是重要的，但那至少不是我的职责。对于我，作为总体必须包括分析。而从行为总体切除的分析，好比连根拔起的植物。固定的分析，必然哪里含有误差，有时候是可以容许的误差，有时候则可能是极其危险的误差。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因而尽可能不去碰静态分析。相比之下，我努力在动态中观望流动性事物。不遗余力地填充语句，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动态。

——　这样的跨越为什么出现在现实性现实的自己和自己所写的故事世界之间的误差之中呢？而意识到它的瞬间也还是和影子有关。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为什么您写就有跨越性产生呢？对这时候的“跨越”部分，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现实一方的理论加以解释，是这样的吧？

村上　是的，这点很重要。一旦只从现实一方解释故事，势必沦为单纯的图解，或者像专家的智力游戏似的。事关我的小说，好像常有人做分析性批评，但我不读那类东西。话说回来，那作为自立的知识战略有趣也未可知，但毕竟和身为作家的我本来的意图关系不大。

但与此同时，仅仅从精神一方解释，有时候也是危险的。甚至可能重蹈杀害约翰·列侬的查普曼的覆辙。个中平衡实难把握。但作为我，只能持续保有尽量“写善的故事”的意志。而且积极相信这一心情肯定传达给了读者。或者莫如说，除此以外我一无所能，我觉得。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于三岸画室）

(1)　《多崎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之略。

(2)　四五百页：指日本四五百页四百格规格的稿纸，即十七八万字左右。下文的“八十页”亦然。

(3)　格蕾斯·佩蕾（Grace Paley），美国当代犹太女作家，女权主义者。

(4)　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电影演员，导演。代表作除《公民凯恩》，另有《奥赛罗》《福斯塔夫》和《第三个男人》等。

(5)　一郎，日本有名的棒球手。一般写作“イチロー”。

(6)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 Cullers，1917—1967），美国女小说家。擅长描写人生的孤独与爱情。著有《心灵是孤独的猎手》、《金色眸子里的投影》等。

(7)　Haruki Murakami：村上春树姓名的英文拼写。

(8)　《三国志》：日本习称《三国演义》，并非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

第四章　即使没纸，人也不断讲述

村上先生府上。房间挂着许多画，地毯全都那么漂亮。书房里有数量惊人的唱片，巨大的扬声器带有金属制折扇那样的东西。尽管一无所知，但看其姿态，我还是惊叹：“这家伙肯定不同凡响啊！”坐在沙发上听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三十二号第二乐章。园田高弘、哈丝姬尔(1)、塞尔金(2)。声音无与伦比。板架上点点处处摆放着鸭形饰物。村上先生的工作台前有一扇大大的长方形玻璃窗，从那里可以看见山峦和天空。

日记留不下，记录数字

村上　上次采访时也准备来着，我把《刺杀骑士团长》执笔过程的便笺拿来了。我念一下以免忘记，也许可以作为什么参考。上面首先写的是：二〇一五年七月末动笔。和你为《MONKEY》第一次做的访谈是六月底，所以开始写小说是在那后面一个月。

——　呃——，那是七月初，像是七月九日。

村上　哦，真的？那么说，那次访谈后马上开始写这本小说的。

——　紧接着。

村上　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写了起来（笑）。这样，第二年即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大体写完初稿——便笺上这样写道。用了大约十个月？够快的，意外。

——　每个月写二百页稿纸，平均起来。

村上　唔，倒也是，是那样的吧！

——　就是说一个月营业二十天，一天十页……

村上　那期间搞了翻译，但别的事没做，头也不抬地写这部小说，时间密度相当大。不到十个月就脱稿了，随后进入修改阶段，第二稿完成是六月末。

——　没打印在纸上，在电脑上改的吧？

村上　嗯，在电脑显示屏上改的。顺便交待一句，从《奇鸟行状录》那时候开始，我一直用EGWord那个日语软件。倒是很老了，可我只能用这个写小说。之后中间休息了一阵子，休养生息，然后改第三稿。第三稿脱稿是七月末。速度逐渐加快。

——　至于二稿和三稿之间有怎样的变化，只有您自己明白……

村上　这里有记录数量变化的便笺。

——　……真的，页数增减一目了然。

村上　喏，各章页数都记在这里。

——　这张表嘛，①是一稿，②是二稿，③是三稿。是吧？这就是说，一开始写第一稿的时候，是从第一章到第六十四章。第一章第一稿换算成原稿纸是四十二页。这四十二页，第二稿完了时削减了八页——这样一章一章写的？

村上　一一记录在案。够认真的（笑）。

——　那，第二章起初是五十一页，减了一页变成五十页。第三稿增加三页，成了五十三页。对您来说，这种生物节奏（biorhythm）是很重要的吧？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村上　所以嘛，改写的时候，这次基本是削减，这次基本是增加——要定下大致方针。

——　哦？“这次削减，这次增加”方针是怎么回事？（笑）

村上　就是说，这次修改时要以削减为主，下次要适当增加一些。每次都有各所不同的主题。

——　每次都不一样？

村上　次次不同。不过模式大多是先一下子削减一些，再多少增补血肉上去。这样，七月底第三稿结束，开始第四稿。八月中旬、八月十五日改完第四稿。接下去再次修改，第五稿完成是九月十二日。这时说一声“好了”，把U盘交给编辑。

——　说一声“好了”，把U盘交给编辑。

村上　是的。突如其来地，没任何预告。我不接受约稿，所以把稿交给哪家出版社，写完才定。这么着，请对方马上打印下来。那以前一直在电脑上改，这回第一次看印在纸上的字，再次修改。在电脑显示屏上看和在纸上看，感觉相当不同。改完第一部打印稿是十月五日。接着改第二部打印稿，改完是十一月十五日。那是第五稿，打印稿。

——　打印稿是第五稿？

村上　第六稿？怕是第六稿。之后转为正式校样。

——　往下是校样。

村上　所以，成为校样之前改到第六稿。零星修改就数不胜数了，光是从头到尾按部就班就改了六次。

——　那是在修改版上写，还是保留下来？

村上　我的U盘上大体留有原型。过去手写的时候做不到，但现在，喏，不是都能轻易保留下来的吗？又不占空间。这么着，原稿的推移一目了然。若有研究者，也许兴高采烈。不过我不交给研究者。（笑）顺便说一句，执笔写小说期间，我大体翻译了四本书。

——　不得了！多大的工作量……

村上　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说了吧？接下去译了雷蒙德·钱德勒的《重播》（Play Back）、格蕾斯·佩蕾的短篇集《那天的晚些时候》（Later the Same Day）。后来还译了一本，什么来着？对了，约翰·尼古拉斯（John Nichols）的《不生蛋的布谷鸟》（The Sterile Cuckoo）。译了四本。够能干的！

——　……

村上　写小说当中，有时候为了逃避小说而跑去翻译那边。

——　逃避是什么意思？

村上　就是说，思考小说不是把满脑袋塞得满满的吗？那当中搞搞翻译，脑袋会放松下来。于是逃去那边。逃避。作为逃避的翻译。和柴田元幸这么一说，柴田说他为了逃避大学的各种杂务，也是逃进翻译里边。不过他已不在大学了，我就说：“那不是没有地方可逃了？”他说：“没必要逃避翻译。”（笑）那个人厉害啊！比我厉害得多。

——　柴田老师是超人啊……（笑）重新看这便笺，唔——，说如此这般推移也好创作详情记录也好，都还是和您跑步有关吧？

村上　可能。关于跑步，今天在哪里跑了多少公里，也还是记下来的。游泳也同样，在游泳池游了几个来回什么的，一一记数。

——　好比把握小说身体。

村上　我这个人嘛，好多事说忘就忘的。所以要把怎么写小说的大致记录下来。我不写日记，自己的心理状态啦等等不会有文字留下，但至少要把事实方面的、数字方面的好好做个记录才好。倒是不会起什么具体作用，只是作为记录。

——　不是当时想的是什么？

村上　不是，仅仅是数字、日期和数字。

——　一向如此？

村上　嗯。我从来不写日记。不知什么缘故，日记写不来，那才叫三天都坚持不了。但另一方面，日志写得相当认真：几点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喝了几杯啤酒，这些数字一个都少不了。

——　令人想起《且听风吟》的趣闻。数字式把握上面到底是有亲和性的吧？

村上　数字嘛，不必考虑啰啰嗦嗦的东西。把自己同事实结合在一起，就像用缆绳拴小船似的。

先适当跳过不写即可

——　这次开始写长篇的时候，是怎样的气氛来着？

村上　动笔是二〇一五年七月——那是出了《村上君那里》那本书喘过一口气的时候。

——　那里的电子邮件数量可是惊人的啊！

村上　嗯，惊人数字。来了数量多得不得了的电子邮件，反正通读了一遍，回复了很多……一共写了两千通回信吧？（注：实际写了三七一六通）总之写完之前其他什么事都没做成。写到最后，写得脑袋昏昏沉沉，眼睛模模糊糊，总算写完了，舒了口长气。随后心想差不多该写小说了！

——　休息有点儿太少了吧？

村上　那么说来是够忙的。那之前一年出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短篇集。接下去，转年四月集中出了《村上君那里》，秋天要出《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作为顺序差不多该写长篇小说了这样的念头出现在脑海。尽管开头有了朦朦胧胧的图像，但实际何时动手写长篇，不到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写完《村上君那里》的时候，记得去了一次夏威夷。在夏威夷舒心惬意地东倒西歪，休息眼睛。那当中不知为什么，涌起了跃跃欲试的心情：“也罢，差不多该走了！”（笑）

——　您的舒心惬意，怕是超不过三天吧。（笑）总之连轴转，工作量骇人听闻。

村上　对我来说，连续性工作类似一种爱好，很难说那是工作。所以，若问我忙吗？我就说：“哪里，现在只搞翻译，谈不上多忙。”

——　村上式休息就这样告一段落。

村上　长篇写作的启动，不是“好咧，开始！”而是“也好，试试看吧？”那种感觉。从轻松试写那样的东西开始。这么着，故事就较为自然铺展开去，很快真正进入故事创作之中。

——　能知道最终会成为多大篇幅的小说吗？

村上　大体知道，根据当时的心情。长篇，这本书是两千页(3)，但作为感觉，知道可能超过一千页、一千五百页。唯一不知道的，是《挪威的森林》那时候。本打算写个中篇，结果意外之长。毕竟在我的小说当中类型稍有不同。一般说来，动笔的时候——既然动笔了——那么走到哪里大体心中有数。

——　这本您估计是两千多页来着？

村上　交给编辑之前一共砍掉了三百页左右，大概。

——　那个过程，在这一览表里。

村上　写起长篇来，无论如何都要写过头。全力以赴，而且前面写过的忘了，又写一遍。这样，势必过长。

——　校样出来之前的阶段一直改到第六稿，反复增删，以为正相合适了，可校样出来后还要修改？

村上　校样动了几回，初校、二校、三校……交印前那校怕是最后吧！

——　那么，一共……十校！（笑）

村上　啊，那个程度的是家常便饭。这回算是少的了，我想。

——　长篇一定要这么校？

村上　不校到那个程度是放心不下的。长篇这东西，整体构成的平衡复杂，还有整合性、事实关联。光我不行，还要请好几个人仔仔细细读一遍。

——　例如这本小说，因为画家是主人公，涉及细节，还有需要专业调查的描写出现。您是一开始就把那样的场面也写进去还是……？

村上　一开始写得没那么细致，大体按头脑中的想象来写。细微地方往后查阅订正即可。比如日本画画家不把画笔叫刷子什么的……

——　那种地方（笑）。

村上　起初几乎全靠想象过关。画家是怎么画画的啦，有生以来我从未画过油画什么，所以技术性的几乎一无所知，但还适当写下来。利用维基百科什么的，能够轻易查到的就确认一下，但尽可能不去看那样的东西。

——　尽可能不去看，那可事出有因？

村上　因为还是自己想象的容易写——“是这么回事吧？”如果把种种细部都拉进来，那么细部就占了很大篇幅，文气有时就流不顺畅了。初稿反正必须以行文气势把故事推向前去，所以尽可能不让脚步停下来。细部往后任凭多少都能调整。再说，不明白的地方新潮社的校阅部会帮忙的。

——　两千页原稿一会儿近看一会儿远看，那么翻来覆去当中，对原稿的自信会不会忽然消失呢？或者，“噢，写这么长……说不定除了我没人会写这么百无聊赖的小说”。——不会这样感到不安吗？

村上　不会。

——　一直有充分自信那样的东西？

村上　有的。没有自信就写不成长篇小说。

——　写的过程中也？

村上　嗯，写的过程中没有怀疑什么的。写完了，回头看写的东西，“啊，这里不大合适啊！”那样的地方就浮现出来，有时候就要大幅改动。但写的过程中想那么多就没办法写了。反正只能满怀信心地写下去，毫不犹疑地勇往直前。

——　“会不会砸锅呢？”这样的念头全然没有？

村上　没有。写到中间，心想糟糕而返回重写那样的事是没有的，记忆中。

——　目的地已然明确，直奔而去？

村上　既已开始，只能奔去，义无反顾。因为写完怎么修改都无所谓，所以反正就要追赶故事浪头，一直写到最后。

——　初稿和交到编辑手上的两千页相比，内容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呢？对此了然于心只有您村上先生……

村上　不同的地方也有几处。举个例子……有个插曲说这个出场人物在这里做什么了，但到底似乎和故事流程不吻合。于是变更为他（她）没做那件事，或者换为另一插曲——这种情形每每出现。但是，主流不至于因此改变。这在技术上怎么都能处理。

——　印象也无变化？

村上　我想没多大变化。毕竟是技术性的。

——　那恰恰是说您有这部小说的理念那样的东西，一开始就抓住了没再改变？

村上　呃，只要抓住故事主线，就大可放心。修改是我的拿手好戏，转眼之间就改完。

——　总之，十个月时间写了两千多页，平均每天计算起来是没多大意思，反正每天写十页左右。

村上　嗯。

——　细部怎么样呢？那里写得开心啦、这里写得顺手啦——回忆起来可有难忘的地方？

村上　没有特别的。一天天只管闷头写作。

——　没有？全都那么均衡？比如这里写得开心啦什么的。

村上　那个嘛，想不起来啊！

——　真的没有什么？两千页，十个月，比方说……

村上　因为喜欢写对话，所以骑士团长说话的场面啦，还有和雨田政彦的交谈啦，那样的地方写得轻而易举一路畅通。问是不是写得开心，我倒不大清楚，但至少不至于搜肠刮肚。

——　骑士团长“无有”那类奇妙的用词方式，想必是和角色同时出现的。那样的地方真是妙不可言。（笑）《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霍尔顿的老师的呻吟，您译为“噢——唔”，让人难忘。

村上　那个嘛，感觉像是信手拈来。

——　用嘴巴试着说来着：“那个无有的哟！”

村上　不至于说出声来吧？岂不活像傻瓜似的。（笑）那东西，必要时候自会不请自来，用不着一一深想。深想不会想出好东西。不过嘛，对一般人也许意外困难，难免深想。

——　珍惜自然流程。

村上　反正，就算觉得哪里有点儿蹊跷，也照样前行不误：“也罢，能明天想的就明天想好了！”只要不假思索地断然前行，事情总会解决。

——　那么就是说，这两页姑且写了，事后细想就是。感觉上？

村上　是那样的感觉。反正尽量回避深想。

——　相反，行文忽然放慢或变重会是怎样的地方呢？

村上　仍是叙述部分。叙述部分写起来有时相当吃力。读的人也同样，对话部分可以读得顺风顺水，可是到了叙述部分，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打起精神来读。毕竟那里写的可能是重要事项。作家也分两种，一种孜孜矻矻密密实实写叙述部分，感觉像是存心让人用力死读。另一种担心读者吃不消，写起来适可而止。

——　好心。

村上　是的，热心肠。相对说来，我大概算是热心肠作家。上回说了，心想只要把“和胖邮差同样罕见”那样的修辞放进一两个，读者就会心情放松。让人心情放松的感觉相当重要。如何调配，是作家的实力表现。

——　如果出于热心肠而觉得“这里需要什么”，即使预感会多少吃力，也要非写不可的吗？

村上　写起来吃力的地方，嫌麻烦，适当跳过去。

——　跳过去。

村上　比如说，这里需要描写这个房间。而若从头一一写起，脑袋就咕嘟咕嘟煮成一锅粥，所以姑且顺水推舟地写一通。例如心想这里本应该用四百字稿纸描写两页半，那么就先写两页半。反正不管不顾地用字填满必要的空格，没必要考虑往好里写。过后修改的时候，再酌情削减或充实，一丝不苟地修改细部，注入美好的温情，发挥精彩比喻的作用。要想一天写十页，不适当跳过棘手地方，身体承受不住。

——　说得好！这回我可真正放心了……可也够不可思议的了！每天务必写出完美无缺的十页，那怕是绝对做不到的吧？（笑）

村上　要想每天完成十页定稿，那是难以如愿。

——　是吧是吧！大体明白了这里要写两页半是怎么回事了。

村上　小说这东西是一种呼吸，只要掌控好呼吸的平衡即可。这里要有两页半描写，只要纳入脑袋里的进度表就可以了，反正写出两页半，写什么都无所谓。

——　在呼吸掌控当中能写多少写多少，刷一下子。

村上　刷一下子一挥而就。事后回头读起来，也会意外觉得：“啊，这还不错嘛！”

——　意外出彩（笑）！那部分要在电脑上做个标记吗？

村上　不做。记在脑袋里。这是因为……啊，有一点忘说了。我说一天写十页了吧？不过，早上起来面对电脑，要先把前一天写的部分打开，重读这十页，把乱七八糟的地方多少弄得平整些。

——　那大体要花一个小时？

村上　花不了那么多。

——　三十分钟左右？

村上　不不，还要短，十五或二十分钟，也就那样吧！补充不足的地方，削除多余的地方。不那么磨磨蹭蹭花时间，轻轻松松一带而过。把握那个流势之后，就开始处理今天的定额。感觉上不是电视连续剧“上集故事梗概”那样的东西，而像是“Previously on Breaking Bad…”。和那个一回事。第二天又把今天写的部分再次梳理一遍……天天这样周而复始。海明威也用同样方法写作，一次在哪里读过。

——　可那一来，在日常层面也有修改，又一稿、二稿、三稿，最后改到十稿，是吧？（笑）

村上　嗯。

——　短篇不至于吧？

村上　短篇当然也照样。只是，短篇重读不花时间，不会像长篇那么让人筋疲力尽。

好像开始了新的第一人称世界

——　这次的《刺杀骑士团长》，说起房子和房间的细部描写，主要是免色豪宅。莫不是您想写一次那样的大宅院？

村上　不，不是那样的。那是免色住的房子，也是故事的重要舞台，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充分描写——不妨说是不得不写的，我对房子和建筑物没什么特殊兴趣。那座房子大，光是布局和方位就够我考虑的。（笑）

——　不得不写的，感觉上？

村上　嗯。写到中间自己也搞不清布局了，校样阶段被责任编辑指出矛盾的地方，改得我好苦。毕竟是大学建筑专业出身的编辑。

——　车的描写也不少啊！

村上　呃，捷豹什么的，实际坐上去研究来着。捷豹那东西没有开过，写完小说去了二手车店，求人家让我试开，以便确认有没有差错。坐上去一开，车十分了得。十几年前的车，价值也相应，真想弄到手来着（笑）。倒是没买。觉得要是买了，说不定成为免色……

——　这本书的主人公三十六岁。以前您的小说也多是三十几岁的。但多崎作住在父母给的自由岗公寓里。这么着，觉得三十几岁主人公的眼光慢慢变高了，同年龄相比。

村上　眼光高了？指的什么？

——　高了。举例说吧，去免色家做客时，端上来的盘子，一下子就知道是古伊万里的。通过以目跟踪房间布置的描写，让人觉得他很懂东西的价值。而这就《奇鸟行状录》的冈田亨来说，似乎就不太识货了。他对有钱人的价值观那样的东西，是作为自己身外之物保持距离的。但从多崎作等人开始，渐渐有了富裕阶层气息。这本书的三十六岁的“我”也不例外。或许没钱，但目光刷一下子就盯上车、盯上家具、盯上地毯、食品……这样的感觉，说明眼光已经高了，懂得许多东西的价值了。雨田政彦的音乐情趣也是这样。这回的“我”，以女性看来，感觉好像是订阅《家庭画报》和《Mistress》(4)之类。至于男性杂志，倒不太晓得用什么比喻。

村上　唔，那么说或许是的。

——　主人公大多是三十五六岁的男性，您举出的原因，是三十五六岁引水员式的不知往后如何变化的年龄。是吧？即使那里面，主人公身上的文化氛围啦具备的教养啦什么的也在慢慢发生变化。若是《奇鸟行状录》中的冈田亨，目光未必那么敏锐地投到车上去。无非觉得车很大，看上一眼，再迅速来一个足够挖苦的酷酷的比喻。（笑）这样的变化，作为读者读起来极有意思。用第一人称来写，讲述者看什么、向读者传达什么，这是关乎小说世界观的非常大的要素。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和以往的第一人称小说相比，气氛也多少不同。

村上　例如钱德勒长年累月以菲利普·马洛为主人公写长篇小说，马洛也一点点增加年龄。年龄本身的设定没多大变化，可是角色给人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一点点圆熟、老成。在早期小说中相当粗暴，不无地痞无赖意味。而在后期小说中，却一步步老成起来，开始变得深思熟虑了。看透人生那样的色彩也相应浓了起来。不用说，这也反映作者钱德勒自身的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有名的马洛，康拉德《黑暗的中心》和《吉姆爷》中的讲述者马洛船长也随着年龄变化，其气质和对事物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我虽然不像他们那样以同一主人公写系列性的东西，但以第一人称单数这点来说，年龄变化之类想必也还是有的。因为我的视角同样难免混进主人公的视角。

这样，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我”这一人称。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这回只能以“我”来写。以前我写的小说的第一人称，总体上都是“我”，是吧？而且，以前我使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和这次的“我”这个第一人称之间有一定距离。那种距离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刻意的，同时又是自发的。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变化”。

——　这次采访一开始也听您讲了第一人称“我”。对现在的您来说，“我”这个主人公开始写“我”，像是十分水到渠成……

村上　唔，觉得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人公，这本小说就难以成立。最初选择第一人称的时候，这本小说的性质就好像已经完全确定下来。

——　用哪个人称写，直接关系到整个故事世界的氛围。

村上　以我的感觉来说，总体上“我”是观察者。“我”这个人，例如《寻羊冒险记》那个阶段是很典型的，被周围种种强大的力量引领着折腾着。可是这本小说的“我”，尽管也被引领着折腾着，但怎么说呢，多少是……

——　冷静的。

村上　观察，而且具有设法守护、保持自己立场的坚定意志。因此，较之《寻羊冒险记》第一人称的“我”，开始多少有了社会性。这方面稍有不同，我想。

——　性格也不一样。

村上　所以，写过几部第三人称小说，如今返回第一人称，却又觉得并未返回同一地方，好像开始了新的第一人称世界。

——　您用“我”写小说的时期不是很长的吗？甚至有人说村上小说第一人称的“我”是最大的发明。相当特殊的啊！

村上　也许。对于我倒是较为普通。

——　我想这也跟主人公对人对物的态度大有关系。有第三人称效果。反过来说，正因如此，才对活得酷酷的主人公怀有憧憬之情，也能同时把自己照射进去。接受《MONKEY》采访的时候我也把“我”具有如此功能这点讲了出来。那种由“我”讲述的世界里有一首主题曲在很多村上主题曲中是很重要的，表现出含有唯独对那个“我”才可能的“责任暂缓履行期”和娇宠构造的痛切感——只能说是痛切感。是吧？

村上　是的是的。

——　读者怀念那种痛切感，都说还是早期的好。和时代无关，一九九〇年代也好二〇〇〇年代也好，任何时候都会紧紧叩击在难以自拔的痛切感中活着的人的心弦。您本身不想再次用那时的“我”那样的感觉写点什么、不想再次领略那时的空气感吗？

村上　不想。我没有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如果问我：“现在能把你退回到三十岁，想不想退？”我只能回答：“不，可以了。那东西、一次足矣！”二者可能相似。

过去写的书老了，没办法重读

——　接受《MONKEY》采访那次，记得问您：“有没有因为采用第三人称而失去的什么？”您说不重读已经过去的东西。……

村上　不重读的。

——　实际上读一点点的吧？（笑）“还是我厉害，不得了！”没这么觉得？

村上　没有没有。所以嘛，《镜》和《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那类短东西是为了朗读才回头读的，有时要修改以便容易朗读。此外基本不读，觉得不好意思。

——　把《奇鸟行状录》什么的从书架上漫不经心地拿在手上，啪啦一声翻开，“啊——，这种张力……破城突围的到底是我！”这样的感觉没有？

村上　真不重读的，不骗你（笑）。

——　“剥皮场面，世界第一！”什么的（笑）。

村上　没有没有！时不时在哪里读得什么文章，心想：“嗬，相当不错的嘛！”原来那部分是从我的小说里引用的。这种情形是有的。

——　且慢！（笑）哦，是读什么当中发现好文章是自己的文章来着？（笑）

村上　不是要啪啪啦啦翻看文艺刊物和杂志什么的吗？那上面有什么霍地闪入眼睛，“噢，蛮好的嘛，谁写的？”结果是引用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笑）

——　有意思。（笑）引用得相当长吧？

村上　唔，相当长的引文。

——　没能马上看出是您自己的文章？

村上　没有，没那么容易。过去写的东西，不可能一一记得。

——　或者莫如说您真的什么也没记得。不过话说到这里，开始觉得您的确什么也没记得了。

村上　呃，确实忘得一干二净。不是接二连三写新东西吗！过去写的，不可能统统记得。怎么可能呢！

——　一旦温习这部分，您就把写过的事忘了。出版后过了一段时间，兴趣就没了。进一步说来，只对正写的东西感兴趣，只对“写”这件事和发掘它感兴趣。别人的评价也基本不放在心上。既不事先考虑故事本身是什么，写完后又不综合解答或概不考虑有何意义。

村上　基本上。

——　这一来，觉得村上先生您……像是索性任由故事通过的器官（笑）。

村上　不过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器官。

——　总好像让人觉得是那样一种存在。

村上　或者莫如说只要一读前不久写的东西，就觉得“已经老了啊”！

——　老了？

村上　比如读五六年前写的东西。一读就觉得什么呀老了哟！

——　是就局部而言，还是全部？

村上　全部。和时装一个样。“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了！”觉得不适合了，于是心想既然那样就写新的好了！

——　就是说新写适合的就是。

村上　嗯。例如《奇鸟行状录》，如今回头读起来，作为我觉得有些老了，读不下去。

——　所谓“老了”，感觉就是说现在不会那么写？

村上　是的是的。若是现在，想必使用不同的语句，有不同的展开，我有这个感觉。

——　不是说主题老了，出现的东西老了，不是这些？

村上　不是具体主题和布景什么的，像是皮肤感觉也未可知。

——　表现在细部上？比如人物造型某个小地方？

村上　过去，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读过评论家马丁·威廉姆斯采访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报道。戴眼罩放唱片听其感想。当时放的是迈尔斯·戴维斯本人的旧唱片。曲子大概是十多年前演奏的他的原创曲《Swing Spring》。结果，迈尔斯问：“这个、蛮不坏嘛，谁演奏的？谁的曲子？”采访者回答：“这个、是你十年前演奏的你自己的曲子。”“哦，我不记得有这东西啊！”读了，我心想这家伙又在扯谎（笑）。信口开河装腔作势，怎么可能呢？毕竟《Swing Spring》是名曲嘛！怎么可能一下子忘掉？但最近转而认为迈尔斯真可能忘了。读的时候倒是难以置信：扯谎！无可救药！

——　但现在理解了他的心情（笑）。

村上　与其说理解了，莫如说转而认为那种事也可能有的。迈尔斯怕是真的忘了。

——　那种“老了”的感觉，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大体较为早期开始就有的？

村上　某种程度上过去就有。但随着年龄的叠加、离过去越来越远，感觉可能更明显了。对自己以往写的东西实在提不起兴致，几乎完全不重读——这么说倒是也很少有人肯信……

——　短篇也不重读？

村上　除了用来朗读的时候不重读。当然也并不是说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无聊透顶一文不值。尽心竭力写的手感至今仍留在身上，也对此怀有类似自豪感的东西，得到夸奖当然高兴。看见自己的小说时隔三十年仍没绝版而摆在书店书架上，很有庆幸之感，也感谢读者。理所当然，作家嘛！但另一方面，的确上不来情绪重读自己写的小说。

——　例如您曾说过，让您举出自己心目中往日最佳短篇的时候——不限于卡佛作品中的——您还是举出卡佛的《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别人的小说，任何时期的您都一直读，是吧？却不能以同样的感觉读自己过去写的小说……

村上　别人写的东西和自己写的不一样。

——　对别人的小说，既然能作为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作品心平气和地看待，那么也该能够同样评价自己的写作履历或小说才是，而您做不到？

村上　自己写的东西难啊！比如卡佛的《大教堂》啦面包房的故事(5)啦《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等等，现在读也觉得出类拔萃，无懈可击。而自己的小说，无论如何也选不出自己写的短篇最佳前三来。即使选得出，读了大概也还是让人心焦意躁。

——　心焦意躁？……没有足以认为完美无缺的？

村上　我想没有。同一故事，如今也会写得不同。

——　唔——

村上　只是，即使以现在的感觉和现在的技术重写自己的短篇，我想读的人也未必就觉得变好了。那终究是我自身的感觉问题。所以尽可能不重读。读了，无论如何都想动手改动。

——　收录的版本改换的时候，短篇以相当大的概率加以修订……

村上　那种情况也是有的。收入讲谈社的全集的时候，重写了几个短篇。原始版本倒是不动，但全集里的，就以任选其一（alternative）的感觉做了修改。

——　《眠》也在写作“ねむり(6)”的时候重新写了一遍，《去中国的小船》也是。读起来，还是不由自主地非改不可？

村上　嗯。只是，也有的短篇懒得再读第二遍了，就那样原封不动。或者不如说大部分如此。

——　《下午最后的草坪》也是（注：收于一九八三年版《去中国的小船》）。

村上　那也有点儿无法重读。

——　好有意思啊！读者与作者的错位。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同一作品，评价却截然不同。不，不是同一作品，在那种意义上。

村上　和过去的自己自身相对，有时是很难受的事。读者的立场和作者的立场，差异可能相当大。比方说，有人尽管是英俊的男性或美丽的女性，却不愿意照镜子看自己的长相，说看的全是不顺眼的地方。而旁人看来哪里都好看。也许和这个稍有不同，但看自己自身和由别人看是两回事。

——　这个原理，我觉得也存在于“改写”。

村上　《去中国的小船》和《穷婶母的故事》，在杂志上发表时改写得相当厉害。（注：均收于前面的短篇集）那时还是新手，不大懂短篇的写法，反复摸索反复出错。

——　读了写《穷婶母的故事》当时的访谈，您说和编辑交涉了好几个回合。很少听说编辑和您就原稿促膝交谈的情形，心想那样的时代也曾有过啊！谈的是《穷婶母的故事》吧？莫非有什么特殊情况？

村上　完全不记得啊！

——　又忘了（笑）。

村上　不记得是不记得，但那时候跟编辑来回交涉还是有的。“这里这么写是不是更好”啦、“这里希望多写一些”啦等等。《去中国的小船》发表在《海》(7)上，《穷婶母的故事》是在《新潮》上发表的。《海》由安原显任责编，《新潮》责编是铃木力，这个那个没少交涉。细节倒是忘了。啊，安原好像对小说内容没表示什么意见，感觉上似乎是：噢——，随便写好了，无论什么。他是那一类型。中意了就照单全收。不中意就一概拒绝。记忆中，曾和铃木力在神宫球场外野席并排坐着看稿来着。十月日程消费游戏（笑）。

——　那种情形持续到《寻羊冒险记》吧？

村上　唔，是到《寻羊冒险记》为止。后来除了个别例外几乎不被说什么了。

——　从初登文坛到写长篇之间的新手作家，一般都是这样，都说是在交涉当中写完长篇。

村上　嗯。从那以后，和编辑就原稿内容的交涉就一年比一年少。小说写法方面，我个人的风格和体系之类也稳定下来。这样，就出现了往下只能自己思考自己负责的状态。在《群像》上面刊载《寻羊冒险记》的时候，编辑方面提了种种样样的要求。因是现在我才说，以我的眼光看来，有很多需要打问号的东西，这个那个焦头烂额。因此，后来我决定长篇小说原则上一律现写。因为我写的长篇小说和别人写的脾性相当合不来，只能一个人琢磨梳理。就算别人不能理解不能帮忙也没关系，只要不打扰就行。就是这样。

——　前面也提到了，有所谓“文学主流”那样的东西，您处于支流。以那种状况在文艺刊物上发表长篇或大型作品，有时难免和那一时期的文学模式发生摩擦，是吧？

村上　是的。所以，已经厌烦文艺刊物的稿约，几乎彻底放弃。短篇某种程度在那上面发表，长篇一逃了之。

——　当时您已有读者跟了上来，即使不立足于文艺刊物而靠现写的单行本长篇也感觉做得下去，想必。

村上　啊，还不至于那么心中有数。也巧，新潮社希望我为“纯文学新作”系列写点什么，于是写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自那以来一直走现写的路子。这样的做法对我的脾气。

对了，关于《去中国的小船》我想起一件事来。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收有一篇《纽约煤矿的悲剧》吧？那不是刊载在文艺刊物上，是在《Brutus》上面发表的，约稿。当时的《Brutus》是发表短篇小说的。写完交给责编，责编打来电话说：“村上先生，对不起，这个、我们的杂志好像不能刊发。”我问为什么。“题目是比吉斯（Bee Gees）(8)歌曲的名称，而比吉斯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回答说比吉斯落伍了，理由倒是够怪的！我应道明白了，没关系的。毕竟被《Brutus》拒绝了也还可以转到其他杂志。不料过了一会儿，对方又联系说：“抱歉，还是请让我们刊发吧！”原来是总编的意思。这样，最后在《Brutus》发表了。那个短篇，后来被翻译出来发表在《纽约客》上。不过险些被《Brutus》退稿，以题目“落后于时代”这个理由。（笑）

——　题目落伍还是不落伍……感觉非常八十年代。（笑）在那当中，《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写作是一大转机。

村上　是那样的。这本书的责编M君是个多少与众不同的人，我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个书名交稿，他说：“这、书名太长了，不能只叫‘世界尽头’吗？”这可有点儿……（笑）。

——　内容果真读了不成？（笑）

如同斯普林斯汀的自问

——　这倒也罢了，您本来具有“自己事自己做的精神”，大学在学期间就开酒吧也是那种表现。说是性格也好什么也好，反正一条道跑到黑，够厉害的！不和谁打成一片，不依赖别人。

村上　与其依赖别人，莫如珍惜自己的直觉，这样做事更能顺利——我大体有这样一个基本方针。再说我也不大适合协同作业。

——　比如小时候需要大家一起做的体育运动您可做了？

村上　棒球什么的当然也玩了。可你要问是不是穿统一队服玩的，那不是的，不那么玩。

——　不那么玩？

村上　不那么玩。是和附近孩子们玩足球游戏，但不喜欢像模像样穿着队服玩。

——　从小就不喜欢从属于什么、不喜欢在规则里面活动？

村上　不喜欢，明显不适合。

——　从一开始。

村上　嗯，只能说从一开始。啊，也可能跟独生子这点有关……

——　可也不是所有独生子都那样，也有和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做什么的人。

村上　那是。

——　不愿意被别人说什么？基本上。

村上　不，对别人说什么我是侧耳倾听的。不是多么自以为是的人，别人说了什么，还是倾听和思考的。可是一旦觉得合不来，就再也不听了，自己干下去。

——　觉得和这个人合不来的时候，想必是出于直觉。在某种意义上，我想一看长相就知道那种情况也是有的。（笑）还是说并不是那样，而是交谈当中感觉到的？是在什么火候上知道和这个人合不来的？

村上　合得来的感觉几乎没有，这东西不用怎么考虑。当然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错误也犯了很多。但我的想法同别人多少有所不同，所以老实说来，几乎没有觉得别人的建议有用的记忆。我说卖酒吧当专业作家的时候，周围所有人都反对，说那不可能顺利。（笑）只是，刚才也说了，假如说这里可能还是修改一下好，反正我是会努力修改的。对人家指出的地方大体修改一下。即使不言听计从，也要以某种形式加以改动。

——　那怕是那样的，毕竟是那么做过来的。

村上　过了那一时期，编辑就差不多不再说什么了。在那一时期之前这个那个提了不少建议，有的接受了有的没接受。而那一时期一过，就马上不吭声了。

——　希望说什么的心情多少是有的？

村上　没怎么有。

——　没怎么有！（笑）

村上　习以为常了。只是在事实方面，能被具体指出“这里怕有点不对头吧”，那是非常求之不得的。这个世界上不知道的事太多了。至于小说流程啦平衡啦这类大的东西，还是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下去。

——　自家领地。就这个再说几句。比如您要出新作了，那时候还没等读就有几十万本预订进来。

村上　好像是的。

——　那是怎样的心情呢？看了？《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9)那部好极了的电影……里边出现的不死乔、渴不可耐的大地正是出版界本身，就好像出版社、读者和代销店哇一声欢呼的地方有水哗啦从天而降。（笑）我想便是那样的感觉……

村上　看了，没厉害到那个程度。不过那个数字嘛，一旦过了十万，往下怕没什么区别的吧！（笑）

——　过了十万就没了区别？

村上　嗯。比如神宫球场顶多能进三万人。这样，去东京体育场，也不过是四万五千人左右，一眼就能看出。不至于心想“进来这么多人啊”或“大家真有闲工夫啊”。可是，一旦超过十万人，一眼看去那个感觉就消失了，是吧？

——　不可思议啊！东京体育场的演唱会，例如保罗·麦卡特尼公演我去来着，简直人挤人。就像佛像的螺形发似的，几万人全都紧紧挤在一起，分不清哪个人是哪个人。可这也才四五万人，而若是十万，到底不得了！想到如果这里所有人都拿一本书……

村上　说到底，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当上小说家，也不是特别想当。或者莫如说做梦都没想到。不料阴差阳错成了这样子。自己是小说家这件事本身是第一惊；起初是一边做买卖一边像搞副业似的写小说，一来二去成了专业作家，这是第二惊；书在海外卖得那么好是第三惊。不过是一惊又一惊叠积起来罢了。事到如今，再想什么也没用。怕是这么一种感觉。

——　从最初一惊开始，一惊又一惊叠积当中成就了现在的您……那么，“我也成了这样的世界性作家”这样的切实感受呢？

村上　没那东西。只是时不时觉得真是莫名其妙。我像一般人那样在那里走路、坐地铁坐大巴、进店买东西，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特殊。只是时不时蓦地产生奇妙之感。

——　但我还是要再问一句，抚今追昔，没有“我到底了不起，非同一般”这样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多多少少。（笑）

村上　啊，没有，没那个。（笑）近来读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自传《为跑而生》（Born to Run），这样的地方他也大同小异。“我为什么在这里？”他一直这样自问。现在搞现场演出，人也还是蜂拥而来。和我同岁，今年六十八了，至今仍现场演唱《人潮冲浪》（Crowd Surfing）。（笑）“在新泽西州清冷的街头，谁也不搭理我，女人也对我不屑一顾。度过如此人生的我，为什么成了这样的世界英雄？”他自始至终都在这样自己问自己。那本自传虽然很长很长，但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最后。我想那一定是他原原本本的心情，而不是对外故弄玄虚。

——　您也有同一心情？

村上　当然有。噢，当然不至于到斯普林斯汀那个程度。

——　没觉得有什么弄错了？

村上　弄错不至于，（笑）只是不可思议。

——　不可思议，而不是弄错。这里是关键。（笑）那么，“不可思议啊”那种心情里面，“哪里哪里，还没冲上顶峰”那样的心情可是有的？

村上　没有。

——　再没有了？

村上　再没有了。或者莫如说一开始就没有。

——　还是新手的时候……啊，不过，人总是这样，总有下一部作品要写得更好的心情。心情的确不够好。小说家就是这样。因为小说家的野心到那里才能打住。

村上　往下嘛，有一段时间在日本被乒乒乓乓敲打个没完，心想只能到外国去，就使性子出国了。

——　那是个现在很难想象的批评声音走强的年代……那么，对于所谓敲打自己的人，“哼，看现在的我，其奈我何？”这样的心情呢？

村上　唔……现在没有的。

——　一点点可有？对了，以居高临下的好意视线……（笑）

村上　哎呀呀，那个时候，“做给你看看”那个心情的确是有一点儿的，但实际做起来，那种心情就消失了，真的。毕竟做什么也好，努力做成什么也好，不想看的人是一概视而不见的。这种事单单一想都纯属消耗——明白的无非仅此一点。

——　所以，说到底不是什么谁胜谁负的问题。一旦到了某个点，“胜负场”那东西本身就消失不见了。也罢，那东西一开始就没有的……

村上　是啊，不是什么胜负问题。自己能写小说、能一定程度上在小说中获得满足，那是完全无可取代的幸福。数字什么的想也不顶用。喜欢写小说的时候只管写，又能以此维持生活，光是这点就觉得很幸福了。毕竟一般说来是很难做到的。

我不过负责产业链的生产罢了

——　话稍为说回来。住在日本在许多意义上让您渐渐觉得憋屈起来，加上另有种种想法，从而打算出国——您时常讲起这样的插曲。想必也是为了换个环境集中精力写作。但与此同时，您一直喜欢读的作家，菲茨杰拉德啦昆德拉啦——您想成为他们那样跨越语言障碍写出在世界上被广为阅读的小说的作家。这样的愿景您是有的吧？

村上　没有。或者莫如说没工夫想到那个地步。去意大利前不久，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说想翻译我的小说。那时我想，自己的小说就算翻译出来，在外国也未必受欢迎。就说：“也好，想译就译吧！”便是那样的感觉。

——　译者主动提议？

村上　正是。译者说能不能让他译。那是写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后的事。后来埃尔默·卢克（Elmer Luke）作为编辑进了讲谈社国际部（KI），埃尔默和阿尔弗雷德合作，打算首先作为英语文库从那里出《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的英译本。

——　最初是KI出的？

村上　伯恩鲍姆译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接着译了短篇小说，结果卖到了《纽约客》，作为我吓了一大跳。

——　《纽约客》最先刊登的是？

村上　什么来着……《眠》？《电视人》？

——　是一九九〇年的《电视人》吧？好像。

村上　不错。那个能在《纽约客》上露脸，惊得我目瞪口呆。毕竟是《纽约客》嘛！《纽约客》是我最最喜欢的杂志，那上面能发自己的小说，实在难以置信。

——　那时已经和文学经纪人宾基（阿曼达·厄本）(10)合作了？

村上　没有，还没和她见面。

——　即使日本也已有了动向，例如您的朋友柴田老师要翻译您的书。我听说过，搞翻译的人里边也有很多您的粉丝，都想翻译您的作品。

村上　归根结底，事情是因为《纽约客》发了短篇而动起来的。也借此势头见了宾基，和克诺夫出版集团（Knopf Publishing Group）也建立了联系。我去海外并不是想在海外推销，仅仅是想离开日本。我也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便是以那样的感觉自然动了起来。

——　《纽约客》之前您的英译也在小众文艺刊物上刊发过。但通往单行本市场的流程，《纽约客》刊发作品的因素很大。

村上　的确，突破口是《纽约客》。《纽约客》的存在很有分量。当时的总编是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是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的继任者。他十分欣赏我，非常欢迎我到出版社去，领我把出版社到处参观个遍。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后来出了《寻羊冒险记》，约翰·厄普代克为《纽约客》就我写了很长很长的评论，那也让我高兴啊！我在高中时代读了他的《马人》（The Centaur），很受感动。后来见了他一次。已经去世了。

——　《羊》最初出版是……

村上　首先是由讲谈社系统的KI出的。当时我住在罗马，之后搬去普林斯顿，KI在美国出了我的书，《纽约客》刊发了我好几个短篇。如此这般，我的名字渐渐为人知晓。接着我被介绍给了宾基。

——　那时已经找经纪人了？

村上　搬到美国后开始找经纪人，见了几个人。结果宾基最可我心意。大家都说她作为文学经纪人再好不过。还见了克诺夫出版集团的桑尼·梅塔（Sonny Mehta）和加里·费斯克强（Gary Fisketjon），商定在那里出书。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最强阵容。

——　唔，太好了！

村上　较之自己东奔西走做什么，周围人帮忙的时候更多。啊，想必是那种势头似的东西形成了。

——　见了好多经纪人，您认为其中宾基最好，那可有什么原由？

村上　什么理由呢？说话非常爽快这样的原由是有的，另外当过雷蒙德·卡佛的经纪人，这点也可能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她是所谓“卡佛团伙”的一员，这让我从一开始就感到十分亲切。

——　自那以来同宾基也合作了二十五年。

村上　较之经纪人，感觉上已经成了“同伴”。

——　也是因为是同一代人。

村上　我想，美国的，或者说外国的出版体系，要比日本的痛快，办事容易。

——　在哪方面感觉出来的呢？

村上　首先是有文学经纪人，其次是出版社的编辑也有足够的地位，此外加上作家。事情围着这三者转。日本嘛，出版社和作家是直接贴贴靠靠的关系。而且同几家出版社之间都有这种情况。那到底让人筋疲力尽啊！况且，编辑说到底是职员，部门很快有变动。例如写长篇小说当中编辑换了，全然无可奈何。而美国基本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较之职员，编辑更是专业人员。日本的出版社嘛，相比于和作家的关系，社内情由优先，作家实在受不了。

——　长期那么做过来的。关键时刻换了责编，或者再怎么拼命赶出稿来也来一句“原来是这样的东西”的感觉也是有的。另一方面，因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形成版税预付制度，所以先在文艺刊物上发表获得稿酬，对于大部分作家就成了重要程序。经纪人也很难作为工作做下去。这样，作家和编辑的关系就宝贵起来。

可是，如果所谓市场规模能变得像您那么大，尽管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但本人毕竟可以闷头写作。是吧？这方面的平衡是怎样的呢？

村上　作为自食其力的作家，我诚然是以自己喜好的步调这么写小说的。不过从经济体系的观点看来，不过是生产小说这一商业成品的一个生产者罢了。就是说，我已被纳入类似“村上春树产业链”的组织当中，有我的几名助手，有出版社，有经纪人，有书店，有亚马逊……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说到底，我不过是“村上春树产业链”中的生产责任科长罢了。（笑）至于产出的是金蛋、银蛋还是铜蛋，那可就不清楚了。这么一想，就好像有些透不过气来。

——　恨不得全都算了，返回一人状态——没有这样的心情？比如虽说并非什么都讨厌，但就是想回到最初可以不给任何人发工资的单单写作的归零状态……

村上　啊，那个嘛，只要书卖不动了，马上就能返回。告诉助手：“卖不动了，对不起！”然后解散公司，重新成为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只能这样。是吧？

——　可是不会卖不动的吧？您的环境怕是要一直持续到最后关头。

村上　那种事谁知道呢？脑袋哪里糊涂了也不一定。人生，往前一寸就漆黑一片。

——　那么，作为“村上春树产业链”的负责生产的好生了得的“科长”，要是发行册数稍微比上回少了，难免“哦”一声惊呼？

村上　不惊呼。那是家常便饭。

——　好比说少到这里的册数属于容许范围什么的。作为“科长”的底线那样的东西也没有的？

村上　没有，并没有。

——　从商品这个侧面看，发行量当然也是重要的。不过小说家嘛，说句实话，其他什么都不需要的吧？除了小说。

村上　概不需要。我喜欢写小说，不怎么外出游玩。过着早起早睡的生活，夜生活几乎是零。若问为什么能坚持过这样的生活，因为能写小说。我能在一定程度上写好小说。小说比我写得好的人，客观看来为数不多，世界上。

——　听得一句宝贵的话：小说比我写得好的家伙不多！

村上　非我自吹自擂，怕是没那么多的吧！毕竟是专业写东西的，大体。在第一线专业写了差不多四十年，书也能在某种程度卖出去，我想还是有两下子的。所以很开心的，写东西。想到比我做得好的人不是那么多，做起来就开心。例如做爱也不差，可是做爱比我做得好的人，这世界上肯定比比皆是。（笑）倒是不曾实际目睹……

——　那、那是那是……（笑）但小说家不同。

村上　小说家不同。这事恐怕只有我做得来——有这样的充实感。“如何，不至于对不起你的吧？”这种充实感绝对无可替代。（笑）

——　哲学家明显是那样的。确立命题阶段也不例外，有一种唯独自己才能就此命题思考到这一地步的自负。必定跨越迄今为止的学说，提出新的思考——没有这种“昂扬感”和“自大感”，知性作业就无从谈起。是吧？那是很大的驱动力，我想。

村上　所以没工夫想多余的事，不妨说。反正眼下我是因为喜欢才做小说家的，想继续做下去。因此，销量下降就下降好了，或者书写不动就不写好了，马上关门大吉，在青山一带开爵士乐酒吧就是。那也是我想做的事。

死了会怎么样

——　对了，村上先生，有没有过想死的念头呢？

村上　没有啊，那个。

——　一次也？

村上　我想没有。

——　青春期那时候也？

村上　不好意思。（笑）

——　就算没考虑过自杀，我猜想您也是有接近死那个东西的阶段的吧！实际上也好观念也好。对于死那个东西，可曾有过什么想法？哪怕一般性恐惧也无妨……

村上　啊，死是未经历的事，所以尽管设想过那是怎么回事，而关于死却没怎么深想。

——　没多大兴致？

村上　父亲死了，母亲也上了很大年纪。但面对死亡，并不觉得祖父祖母时代的死离自己很近，无非心想：“啊，人总是要死的！”不过面对自己父母这代人走向人生终点，还是觉得切近的，切实感到死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还记得父母年轻健康时的事，所以眼看那样的人慢慢年老体衰、走向死亡，还是有相应考虑的。因此并不是没有考虑死亡，只是现在想的更是活着的时候只能尽可能好好活下去。就我来说，就是只要能写就写小说。

呃，又要说起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他和我完全同龄。上次看了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演出，之后也一起吃了饭，她比我年龄大。可是他俩那样的人，精神年龄才三四十岁，绝口不提“我六十八了”，不提“我已经七十了”那样的话。也不让人感觉出来。倒也没打算刻意装年轻，但他们说的、感觉的、想做的，觉得也就三四十岁的样子。

——　那能明白？

村上　明白，切实明白。啊，这样的人也是有的！用不着装什么年轻，而只要对事物的看法、想法是三四十岁，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想。失去那样的活力、一步步走向死亡，想必是很难受的。但只要尚未失去，就不必苦苦想到那个地步。当然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只要持续……

——　毕竟父母是您最先见到的人，最先也一起生活最久的对象啊！

村上　假如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四五十岁了，势必把他们看成十分十分了不起的大人。

——　那怕是的。

村上　可是，自己实际四五十岁时一看，心想：“什么呀，他们也不过是这个程度嘛！”

——　比如我的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四十岁时候有二十岁的女儿，就要有三个孩子。那可真要吓人一跳。

村上　那么，就会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好好听话而时不时造反，现在想来。（笑）

——　您的父母这么渐渐变老，朝那个点走去。难免从父母身上见证或目睹那种衰老。是吧？不过此外也有朋友等人偶发性的死。那些死，到底是有差别的吧？

村上　嗯，同代人的死毕竟完全不同。和我过去经历的人变老死去，即所谓年代性的死相比，种类截然有别。尤其是年轻人，估计观念性色彩是非常浓的。在很多情况下，那要留下活生生的创伤。一如活树硬被劈裂。

——　就是说您现在还活着，活着期间首先要想活着的事。

村上　是那样的。一来还没有闲工夫考虑死，二来也多少有这样的心情——要把先死去的同代人那份儿好好活回来才行，作为活下来的人。

——　我们总是观察者啊，关于死。亲身体验那样的事，只要活着就无可能。所有人都一刻不停地老下去。但当下总是旧的。与此同时——说法倒是自相矛盾——当下又总是新的，只存在“当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死后如何那东西是不存在的。不过围绕死您是会想象什么的吧？是那样的吧？死后怎么样啦……

村上　塞满这板架的这么多唱片会怎么样呢。（笑）

——　会变得乱七八糟吧？（笑）您本来就不相信超自然性质的东西。所以基本觉得死了就一曲终了，是吧？

村上　就我个人感觉而言。还不曾死过，所以说不定真能上天。天上有审判席什么的，被拉去那里也未可知。

——　审判席。（笑）

村上　有人宣读我干的好事，有人宣读我干的坏事。如果宣读坏事的人占多数，那可就麻烦了。

——　但基本上不会有那种事吧？

村上　基本上死仅仅是个零。不过，仅仅是个零是怎样一个零也是没人见过的。

——　嗯，是不是仅仅是零也不知道。所以也有想法认为考虑死一事本身就很无聊。但终有一死。到底什么会怎么样呢？

村上　可要是真的死了，死如果像新干线快车停在岐阜羽岛和米原之间永远动弹不得，那就麻烦了！没有车站，开不出，又退不回去，直至永远。

——　那太糟糕了。（笑）

村上　厕所拥挤，盒饭也不来，空调失调，iPhone电池耗尽，手上有的书统统看完，剩下的只有“一时”。光这么一想都忍无可忍。

——　不怕，还有一本《WEDGE》。（笑）对了，您说死了唱片会怎么样，说的是够具体的。可您不是拿了很多文学奖吗？比如来个“村上春树奖”如何？

村上　毫无兴趣，对那种事。

——　设立也可以的吧？为了后人。

村上　NO！

——　明白了。“NO”写上了，照写不误。（笑）

村上　随你写好了。加上一句：冠我名字的奖切切不可。一想到谁来当评委就……算了，不说这个了。（笑）比如给奖学金什么的，这个我倒心甘情愿，唯独什么什么奖免谈。

——　以您本人的意志，那是总可以促成的。不过，作为伟大的“科长”，此外必须考虑的事也够多的吧？……实际上钱会动，人也会动。

村上　嗯。所以我认为，书卖几十万册啦，实际影响如何啦，那都是“村上产业链”的问题，不是“科长”个人问题。“科长”只是科长一个人默默干活，“产业链”在离开些的其他建筑物里。

——　本来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但随着事情越做越大，自己一一管理不过来了，这才成立事务所或雇用经纪人。是吧？我周围也有很多。当然，就资金方面来说，您大概没有任何担忧。而我问那样的其他人“不怕吗？是为了维持基础设施才开始工作的吧？”结果，大家都和您的回答一样：“不行了就来一声‘解散’，没什么好担惊受怕的！”

村上　一点不错！日产也好，夏普也好，东芝也好，雷曼兄弟也好，山一证券也好，都已经成了那样子。所以“村上春树产业链”某一天忽然土崩瓦解，那也毫不奇怪。倒不如说，这么连续存在近四十年已经是奇迹了，或许。

语言是独自行走的东西

——　好了，今天是采访最后一天了，啰啰嗦嗦问了很多。例如对死亡的恐惧。活着、死亡的另一侧、那个世界的状况，我甚至觉得说不定和这本小说里的“理念”和“隐喻”有关。

这回有“理念”和“隐喻”字眼出现了，并且成为举足轻重的概念。至于理念和隐喻是什么，以及双重隐喻究竟是什么……您自己也不明白。这点我懂了，不过还想多问几句。

上次采访，您说“理念”一词是忽然出现在自己脑海的，就用上了。可是，理念这个词用得相当普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类似“既成概念”。假如想回避使用此词造成的误解，我想您是可以造一个新词的。您在那里故意或者情不自禁地使用这个词是为什么呢？

村上　前面也说了，这本书中我使用的“理念”，同辞典释义的理念相当不同。如果把理念这个词往上抛，那么空中各种各样的东西势必飕飕贴附上来。那种贴附方式，因上抛的人不同而不同。就我来说，乃是容易吸附更多东西的、更为宽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理念。

所以那是和查辞典看到的“【理念】观念”之类含义有所不同的东西。那的确是观念性的，而又具有无限宽广的可动域的东西。假如造一个新词加以替代，那么可动域的含义就要减弱。因此，我很想把理念这个随处可见的既成语汇、进一步说来这个已经沾了不少手垢的语汇作为工具来使用。觉得这样反而能够变得自由。

“隐喻”也同样。并不全是原有“暗喻”含义上的隐喻，不妨视之为具有更广范围的磁性的什么，看作具有那种吸引力的什么。因此，对于我，这个语汇也是比较自然浮现出来的。例如骑士团长说“我是理念”，长面人说“我是隐喻”，但类似自我申报的身份那样的东西，同一般所说的理念和隐喻恐怕大有区别。

——　您是说需要的不是所谓“理念”和“隐喻”的原义，而是这两个字眼所具有的意象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的丰富性。话虽这么说，这本小说中出现的骑士团长和长面人的存在状态，其区别可是毫不含糊的，是吧？

村上　大概有所区别。我也不大清楚。（笑）

——　长面人不说自己是理念。

村上　不说是理念。

——　骑士团长不说是“隐喻”。

村上　不说。

——　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就是不同的存在。倒是我的心血来潮，我觉得理念的意象所在皆是无边无际，而隐喻则多少受到限制，或者说有所拘束。

村上　是啊。依据长面人本人的说法，隐喻只能存在于关联性之中。与此相比，理念和关联性无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物存在于任何地方。所以，隐喻是较理念约略等而下之的存在，“长面人”这样谦恭地表示。

——　双重隐喻的的确确是双重的。

村上　呃——，究竟是什么，我也几乎不晓得。（笑）不大晓得，但反正是相当危险的、不可随便对待的东西。

——　但出现在同一幅画中。

村上　那是的。

——　隐喻和理念。都涉及了。

村上　双重隐喻是隐喻脚下的东西，是吧？个中缘由，我也解释不好啊！我也和“长面人”一样，难的东西弄不清楚。（笑）

——　可是，“弄不清楚”的感觉，对于写作正当中的您来说，莫不是极有现实性的？

村上　呃。所以，理念和隐喻和双重隐喻这样的“用语”比较容易出现，出现得实在太容易了，以致未能正经考虑那是什么。写起小说来，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尽管自己坚信不疑，却哪里都没有坚信的根据。

——　没有方向性引导的意图？比如心想读者会这样读的啦要在广大范围内促使读者深度阅读啦什么的。写的本人也不知道在写什么，这是村上作品共通的结构，是吧？没有守护这点的意识？

村上　无关。只是想起了语言，而那些语言独自行走，就此写了下来。它是自行其是行走的，我什么都不好说。我不可能向独自行走的语言搭话：“喂，往下要去哪里啊？”“饭吃了吗？”等等。

——　例如《海边的卡夫卡》出现的隐喻。有“世界是隐喻”那个时候使用的隐喻……

村上　哦，我那么写来着？

——　是的，大岛说的。那个说法，即使在实实在在的现实性世界中也是无法否定的。真实的世界在那边，我们目睹的仅仅是那个什么的作为投影、预兆、隐喻的表现——这是为数相当多的人都相信的故事。那也是隐喻，这也是隐喻……对于理解的人自然成立。举个例子，您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使用的隐喻和这回的作品中使用的隐喻这个词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村上　有区别。

——　重要认证。

村上　那个嘛，看作部落名称即可。

——　部落名称？

村上　有“理念”这个部落，有“隐喻”这个部落——如果能这么看，就更容易理解了。或者认为有“理念团队”有“隐喻团队”，那些人就这么称呼自己。至于那是否真是理念真是隐喻则不得而知。只是本人那么自称而已，奈何不得。（笑）我们是“理念团队”、“隐喻团队”，请多关照——这样认为怕是要好一些的。

——　任凭多少都能深读啊！反正您的小说是有很多人深读的。

村上　好像。

——　反过来说，不妨说是同时具有只有深读才得以成立的结构。作为作者，心情怕是不坏的吧？

村上　不清楚啊！那终究是读的人的自由，不是我可以指手画脚的。

——　“作品、作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底蕴，好，只管干下去！”——这样的心情可是有的？村上即使不说明也能作为版本成立的东西，怕是没必要特意说明的吧？我是这样想的哟！不过，一来以此为职业的人也是有的，二来也有人有此兴趣，所以我想那不应该由我多嘴多舌。何况无需说明的东西偏要说明，那岂不是劳多益少的事？

——　在小说这种知性活动上也同样吧？就是说，深读和批评又可能有所不同。所谓批评性态度没有必要？

村上　是啊……比如音乐是最容易理解的。听一下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第三十二号第二乐章，那分明是美妙音乐，无需任何说明。一听就懂。可是评论家要一一说明。例如（仅仅是例如）有这样的说明：贝多芬的观念性达到一个高度，透彻的清冽性与少许诙谐残渣相互纠合，那宛如……这点即使不说明也是好端端自成一体的，然而非加说明不可。为什么呢？艺术文本——无论怎样的文本——都无法否认其商品属性，这是事实。而且其中也有“被说明”这一侧面。对于不需要这东西的人诚然无用，却又不能排除喝令停止。也没有排除的权利。我个人倒是对那东西没多大兴致。

想比真正的炸牡蛎还更能刺激食欲

——　是那样的吗？例如您在《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中是加以解读了的吧？指出一部部作品的结构，解读得别开生面。那对于读者也是极有意义的事，即使对您而言。

书中回避“这篇小说是这样的”等俨然正解的说教，而总是采用“也可以这样来读”的说法。此外还立足于也有读不懂的时候这一弹性之上，慎重地表示“自己是这样读的”。如您在书中所说，那里讲的也许不是批评和评论，但在显示一种文本可能性这点上，我想并没有多大差距。然而您时常采取无此必要的立场。

村上　我在《短篇小说导读》中做的，归根结底类似一种“艺”。读了这样一本书，比方说如此读法是可能的，把这个写出来……

——　披露出来。

村上　是的，披露出来。所以，与其说是评论，怎么说呢，倒不如说接近文章技艺。我想我是以文本为基石来讲述我自身的人生状态。

——　那么，那里写的，等于是您本身心目中的文章了？

村上　始终以我的文章为主。把读小说这一行为化为文章，确认能把文章化到什么程度。

——　不是评论，是写文章。

村上　嗯。所以我在那里没提出任何结论，是吧？“也有这样的读法，我是这样读的。但这么读也有意思”——说的是这种话，同批评和评论什么的相比，那是一种述说。

——　多数评论家和批评家，大概是与此无缘的。构造的指点也好主题的强调也好，若换成自己，可以这样读这部作品——基本上以某种置换来披露技艺这一意识，我想您是有的。

村上　对了，小说家如此这般写的同评论家评论的，二者无论如何都是有些差异的。

——　有差异感。

村上　总而言之，我在这本《短篇小说导读》中想做的，是展示“事物看法”的一个样品。读小说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读法——只是如此展示若干视角，而不是说小说要这样读、这个是这样的意思。这本书本来是以在美国一所大学里的讲义为基础写成的。就是说，相当于抛砖引玉：我是这么读这部作品、这么思考的，请让我听听你们的意见可好？实际大家也从那里叽里呱啦开始讨论来着。妙趣横生啊！美国大学的班级活跃。反正不是评论。读书当中我所追求的，是排除“什么什么主义”那类理论武装的自由。

——　当然批评也因读书自由这个前提而成为可能的。但您所说的自由，是作为目的的自由或者过程中的自由，是吧？

村上　我也相当喜欢写写音乐什么的。不是评论，单纯就听音乐的欢欣信笔涂抹。用文章来表达音乐是非常难的。例如如何把贝多芬的D大调钢琴协奏曲八五〇号置换为文章等等。其难度不亚于怎么写炸牡蛎。

——　出来了，炸牡蛎。（笑）

村上　炸牡蛎怎么炸才香？怎么炸才能发出吱吱诱人口水的声响？用文章描写这一情形我也喜欢。而不说：“不就炸牡蛎吗？自己炸一炸就知道了！”我要尽量用文章写得绘声绘色。那对我是写好文章的重要训练。

——　而且，用文章营造那种“炸牡蛎感”——炸牡蛎的真实体验——这很关键。

村上　是的是的。反正读了我的那篇文章，就对炸牡蛎垂涎三尺。或者读了那篇文章就想喝啤酒想得要死要活——总之我喜欢那种物理性反应。并且有进一步打磨那种技术的强烈冲动。反正想把物理性“欲求不满”嵌入读者心中，让读者非把炸牡蛎吃到嘴不可。喜欢那样的文章，我个人。

——　那时可有想超越现实炸牡蛎的心情？

村上　这个嘛——，电视上不是有看上去极好吃的炸牡蛎画面吗？不是那样的，而是光看字就想吃炸牡蛎想得昏天黑地——想写那样的文章。

——　有超越炸牡蛎的意志。

村上　嗯，想比现实中的炸牡蛎更能刺激读者的食欲。

——　明白。那就是文章纯粹的魅力。

村上　不错。所以，即使《短篇小说导读》也很想让读者产生反正就是想读这里点评的书，有这个心情。

——　大部分批评家，都用自己的技术和解读针对作品制造另一个结构，并为那种能力的精确感到自豪。而您在《短篇小说导读》中做的，是如何能用文章把自己感觉到的作品的妙处表达出来，仍希望读者读文章本身。有这种动机，是吧？那么读不对啦、逻辑有破绽啦、哪个论点更强有力啦——这些对于所谓一般批评的评价套不上。

村上　相比之下，“我是这么看的，你们的意见呢？”——这种类似班内讨论的氛围很浓。还有，明确说来，我不大想写自己讨厌的、不喜欢的东西。举出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好哟！毕竟好成了这个样子！”——尽可能以这种心情写文章。

——　那里不同的啊！

村上　不同，那里不同。所以我约束自己不写书评和影评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想写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　那么，不管喜欢不喜欢，反正就是想对评价低的东西说点什么，会这样想吗？

村上　想，当然。不过，那里需要幽默感。说是特赦感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必须有巧妙地轻轻闪过、擦肩而过的余裕才行。嗵一声撞个满怀是不成的。

——　那也是收敛成“文章”的问题吧？

村上　嗯，一点不错！

善的故事和远古洞穴相连

——　好了，这次的采访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第一次采访听您讲了村上作品中的“恶”——当然也可以说不存在恶本身——“类似恶的东西的形态”及其演变。最后希望您多少讲几句“恶”。

比如写“恶”那样的东西的时候，考虑过自己现在写的“恶”是何种程度的“恶”这样的问题吗？或者不妨说这是尚未描写过的恶的表现这样的认识。

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大部分作家都写了恶。我个人认为文学的“恶”含有总是指向最高形态的原则那样的东西。就是说，“恶”被书写的时候，“恶”开始指向最恶的“恶”。那是“善”所不具有的“恶”的魅力。令人兴味盎然的是，“善”没有那种指向性，但美里面似乎有，这是我的想法。这点姑且不论，而让人想看、想写谁也没见过、不曾存在的最恶的“恶”的，我认为在深层次上恐怕是和我们潜藏的欲望和暴力性那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您感觉您本身可以写“恶”那样东西的质感的时候，您意识到那是何种程度的“恶”呢？能不能对既往文学或者您本身一路写来的“恶”加以更新呢？在这点上。

村上　我还没有写过纯粹意义上的“恶”，可能也不想写了。所以那是怎样一个东西，就没怎么认真思考过。不过眼下我视为最大的“恶”的，仍是体制（system）。

——　你思考的“恶”之意象，是体制。

村上　再说明确些，是国家啦社会啦制度啦这类刚性体制的“恶”。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体制都是“恶”、不是说体制抽离的东西全都是“恶”。无可避免地酿造、抽离那里边善的东西当然也有许多。但是，一如所有东西都有影子，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恶”都纠缠不去。它既潜伏于教育体系，又藏身于宗教体系之中。那种“恶”实际正在伤害许许多多的人，有时甚至置人于死地。我是铁杆个人主义者，对于那种体制的“恶”强烈怀有敏感的戒心。很想再写一写那种东西的形态。问题是写起来势必成为政治诉求，而这点我是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那不是我所期望的诉求。

——　举个例子。刚才也说到奖了，您每年都为诺贝尔奖的事被议论纷纷，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估计年年都搞得您很心烦。在那样的议论或语流中，也有意见说日本的作家也应该全面书写政治性的东西。

村上　哦，真的？

——　嗯。就您而言，有意见说：“如果村上春树想拿诺贝尔奖，那么就有必要明确写政治。”还说毕竟奖项的基本性质是那样的。此外有人认为就算诺贝尔奖另当别论，刚才也说了，作家——即便不是政治型的——也应该把现实事件和社会性问题作为小说题材。还有人说尽管有想象力因素，但归根结底只在安全地带写自己的个人实感，那种温吞水似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当然您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可是您和所谓政治性东西划出一条界线，使之不至于成为政治诉求……

村上　我倒是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相当有政治性的……

——　当然也可以这么解读。可是，那终究是深藏在一层又一层的隐喻之中的。想读是能够读取的。以这本书为例，书中出现了德国纳粹和南京大屠杀。不过，“如果村上春树想拿诺贝尔奖”语境中的人所说的政治性，指的是作为日本作家眼下应该直截了当地面对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问题，或者反恐等等。

您不想把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问题直接作为小说主题吗？没有这样的愿望？

村上　没有的啊！那个。

——　是为了小说？还是您本身没有？

村上　就算写那样的东西，也不想直接放进小说里面，当然我是指以直接诉求那一形式。相比之下，更强烈的心情是：对许多事情隔一段时间、隔一些距离来看，以那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此时此地存在的事象。

——　纵然回顾过去的问题，也不是写实，而一定使之潜入故事之中，是吧？

村上　是的，那是我的基本小说观。

——　以前一次采访中，记得您曾使用“硬着陆”和“软着陆”加以回答？

村上　记忆中好像说过。

——　您说震灾啦社会形势啦，对这类所谓硬性现实，我们小说家能够做的事不多。故事能起到的作用是“软着陆”。至于具体是怎样的则无法说明。重要的不是把硬性东西进行硬性处理，而是以好像给透明人穿上外衣的形式看清问题的轮廓。

村上　是啊，是我自己说的，我想那大约是正当的见解。我曾就地铁沙林事件彻底进行调查采访，花了一年时间，觉得终究只能写非虚构作品。

——　没有把那一事件直接写进小说的心情？

村上　完全没有。

——　那是为什么呢？

村上　问为什么也无法说明。但本能地认为还是不写成小说为好。所以采用完全原模原样的形式，不加任何解释地把从受害者口中听得的话连续叠积下去。应该把我想讲的全部讲了出来。即使不刻意掺进自己的话语和解释，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我也是比什么都有意义的事。若在那里掺进自己的话语，就可能成了谎言，我觉得。小说这东西当然是捏造的，但我不想说谎。对于对方的述说我几乎没加入自己的反应。那本书受到了相当强烈的批评，说“没有主体性”什么的。但我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

不过，我把从那本书的调查采访中学得的东西后来悄悄穿插到好几本小说里边。那的确是弄成双重、三重隐喻使用的，或置换成其他形式，估计别人看不出来。但我在那里钻过的故事，在多种意义上成了我的小说的原动力。

——　能够在您身上语言化？

村上　某种程度上能够。

——　就是说不至于全都语言化？

村上　嗯。举个具体例子。《青蛙君救东京》里面有个在信用银行工作的人吧？被无赖团伙打了的人（注：收于二〇〇〇年版《神的孩子全跳舞》）。

——　片桐。

村上　是的。那个人的部分原型是我采访的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中的一个。他对我讲了事件发生时的事、工作上的事、自己生活的事，讲了很多。我听录音带写成原稿。给他看了，不料他说：“这不太合适，不希望弄成书。”我劝他说：“那个地方我处理一下。”但横竖不行，没能放进书里。而写《青蛙君救东京》的时候，那个人的几段话就成了素材。话虽这么说，故事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但不管怎样，毕竟青蛙君的出场与此有关。

——　那是唯独您晓得的核心要素，非虚构和虚构作品交融互汇。

村上　一旦让它从自己心中穿过而作为故事的一部分改头换面，将现实事物放进虚构作品中诚然可以，但放进活生生的诉求，我是很难做到的。不想那么做，即使那么做能拿到全世界的文学奖。（笑）

——　这也可以说是村上春树这位作家的一个伦理。

村上　说到底，以直接的形式写进小说，无论动机如何，结果都是小说性利用遭遇事件的人。我不愿意把有悲惨遭遇的人就那样以虚构形式加以利用。这不限于那类重大事件，在日常生活层面也是如此。

——　也有能够把重大事件和案件写进自己故事的作家啊！因为指向什么只有那个作家能看见，所以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对于村上春树这位作家来说，对那种做法有“利用”的感觉。——不能把时事性的东西、实际发生的事、真正在那里流血的事件，以及悲痛、愤恨那样的东西利用成为自己的故事。

村上　如果利用，莫如在演讲那样的场合利用为好。我想作为实际自己发声的演讲直接诉诸眼前的人们，想作为声明明确表达出来。作为我也还是那样容易承担责任。过去领耶路撒冷奖时也好，领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奖时也好，领柏林的《世界报》奖时也好，我自以为作为我发出了同时代相应的政治诉求来着。抵触当然有，但接受的人是完全接受了的：“讲得好！”

只是，无力感还是有的。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世界都不会发生变化，反倒好像慢慢变糟。见了，心想往下怕是只能写小说。比如，就算我具体做政治性发言，想必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要马上反唇相讥，用高音喇叭什么的。与其卷入这一层面看不见亮光的无聊争论，还不如厕身其外，把自己的小说、把故事那个东西迎面砸过去。只能使用同高音喇叭和“脸书”之类完全相反的办法。

——　小说家已经再没闲工夫参与那个了。

村上　纯属徒劳。

——　我们写小说，人们读我们写的故事，虽说不能马上作为信息传达给大家，但那只是战斗方式不同，而同是一种战斗的充实感是会有的。

村上　是的。以南京大屠杀问题为例，否定的一方备有预设问题集那样的东西。若这么说，对方就这么应对；这么驳斥，这回又这么反击——模式早已定下，无懈可击，一如功夫片。可是，如果换成故事这一版式，就能超出那种预设问题集，对方很难有效反击。因为对于故事或者对于理念和隐喻，对方还不知道如何反击好，只能远远围住嚎叫。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在这样的时代反而拥有百折不挠的力量，不妨说前近代的优势，如果那是顽强的“善的故事”的话。

——　前近代的优势。就是说能够幸免于难？

村上　说幸免也好什么也好，反正若不能凌驾其上，是不会有故事的力量的。

——　您催生了作为“善的故事”行之有效的小说，通过被无数读者阅读而使得——尽管不至于“大象重返平原”——同五花八门的邪恶势力和“恶”那样的丑类相抗争的战线作为某种力量存在于世。现实这个东西，乃是各自带来的故事的集结，或者由于集体无意识而形成的东西——可以这样说的吧？

村上　邪恶故事的一个典型，就是麻原彰晃捏造的故事。

——　是的。

村上　把人诱入四面合围的场所，在那里边彻底洗脑。最后令其滥杀无辜。在那里发挥作用的，是以最恶形式出现的故事。而作家必须创作广为开放的故事，而不是封闭线路的恶意故事。向世界提议、提供的必须是能够相互接受相互给予那样的状况，而不是把人圈在里面榨取什么的东西。我为《天黑以后》取材当中这种想法非常强烈，刻骨铭心。心想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　开放的故事。

村上　若说那种故事的“善性”的根据是什么，总之就是历史的重量——几万年前人在洞穴中讲述下来的故事、神话，那类东西至今仍在我们身上承继下来。那是“善的故事”的土壤、基盘，成为健全的底蕴。我们必须予以信赖和信用。那是具有足以承受漫长时间的强度和重量的故事，同遥远往昔的洞穴深处一脉相承。

——　您不认为神话和历史的重量本身正在失效吗？村上先生。它们所保证的善性本身……

村上　根本没有失去。

——　感觉上那还没有开始，是吧？

村上　或者莫如说，现实中一直延续至今，不间断地。故事的谱系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间断。据我所知，一次也不曾，哪怕一次。所以，可记得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的《华氏451》？雷·布拉德伯里原作。即使再焚书、再杀害作家、再把读书的人全部关进牢狱，即使再摧毁教育体系不教孩子识字，人也还是要躲在森林深处不断讲述故事，如果那是善的故事的话。

——　就算没有纸，而只要是善的故事也会延续。

村上　即使没有纸，人也要讲述下去。“脸书”啦高音喇叭啦的历史，连十年都谈不上。

——　将来变换怎样的形式持续多长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

村上　相比之下，故事大概已经持续了四万年五万年之久。积淀全然不同。无需惧怕，故事不那么容易消亡。

——　在这个意义上，您相信“善的故事”的力量，那也的确巍然矗立在那里。

村上　嗯。我要继续大声把自己的故事讲述下去。如果方便，请来我的洞穴好了！火要烧得旺旺的，还有烤焦的野鼠肉什么的。（笑）

——　好了，我想归纳一下。三次……不，还要多，加上《MONKEY》那次，四次采访下来，关于您的小说和您本人聆听了许许多多。而准备阶段预备的东西基本没有什么用。（笑）这也是因为，“那个是那样的、这个是这样的”那种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常识的“读解”，在谈论您和小说的时候几乎派不上用场。请看我的笔记本……年表当然是社会性事件的关联图，《刺杀骑士团长》的图也画了哟……一边画一边心想这可能毫无意义。但老实说，没以为会无意义到这个地步。（笑）

不过，一开始说的“请一起进入井下”那种心情或方法，到底一成未变。作为我看到了只能在交谈中看到的东西，得以有了我个人的下井体验。如果您也有一两次那样的瞬间，也有“啊没觉察到啊！”那样的体验……

村上　就像上广播节目似的。（笑）

——　……（笑）但愿能有。

不过，采访这东西想来真是不可思议的行为啊！虽是一问一答，但讲的全都是真话。我想被问的人应该，也必然老老实实回答。采访当中所讲述的，我想基本是真实的，尽管一个保证人也没有。本来怎么说谎都未尝不可……

村上　没说谎，下意识的捏造倒可能有……

——　当然我不认为你会说谎。（笑）怎么说呢，对于您的回答嘛，有人可能读取了更深层的东西，也可能有人接受的是和我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但愿这次的采访并未到此为止，而成为通向理解将来村上作品的“通道”，但愿起到这样的作用。采访就此结束。

村上　不过嘛，我时不时心想，若偶然读得我过去的访谈，讲的说不定和现在的完全相同，三十几年前的访谈中。

——　真的？

村上　问的回答了，没问的不回答。所以，尽管每次说的多少有所不同，但所强调的大同小异。是好是坏不清楚，反正那就是我。

但不管怎样，这都是够折腾人的采访啊！（笑）往下两年可能概不开口了。

——　那好，两年过后务必开口。（笑）实在谢谢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日于村上春树府上）

(1)　哈丝姬尔（Clala Haskill，1895—1960），罗马尼亚钢琴家。

(2)　塞尔金（Rudolf Serkin，1903—1991），美籍奥地利钢琴家，犹太人。

(3)　两千页：稿纸页数。出版后第1部、第2部书页合计为1048页。

(4)　《Mistress》：杂志名称。女士，太太。作为日语外来语多指后者。

(5)　此处指卡佛的另一部短篇小说作品《好事一小件》（A Small, Good Thing）。

(6)　ねむり：“眠”（眠り）的日语假名写法。

(7)　《海》：小型文艺刊物名称。下面的《新潮》是新潮社（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艺刊物。

(8)　比吉斯（Bee Gees），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迪斯科全盛时期最成功的乐队之一，由大哥Barry和双胞胎兄弟Robin、Maurice三人组成。

(9)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Mad Max：Fury Road），2015年上映的恐怖片。表现因水资源短缺而引发的血腥战争。不死乔为影片主人公。

(10)　阿曼达·厄本（Amanda Urban），美国知名文学经纪人，Binky是她的昵称。

写在访谈后

村上春树

“这么沉闷无聊的回答，很对不起！但对于沉闷无聊的提问，返回的只能是沉闷无聊的回答。”——海明威在哪里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我也在迄今为止的作家生活中接受了为数不少的采访，重复了几次恨不得这样说的体验（彬彬有礼的我当然没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来）。

不过这回和川上未映子一共做了四次访谈，完全说老实话，让我怀有如此体验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过。或者莫如说每次都有新鲜尖锐的（有时分外痛切的）提问直扑而来，每每让我不由得出一身冷汗。各位读者读这本书，想必也会切身感觉到那种“劈头盖脑之势”。

我不大喜欢作家之间的对谈。成为作家之初做了几次，很快作罢。但以访谈这一形态同其他作家交谈，我以为非常不坏。无论采访者，还是被采访者，都会因对方而使得内容变得相当有趣。这是因为，在访谈这一形式中，采访者的责任和被采访者的责任有明确区分。我中意这种勇于担当。

二〇一五年七月为《MONKEY》杂志以《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为中心，接受了以川上为提问者的长时间访谈。当时我很想“再和这个人长谈一番”。因为她把不同于我以前接受的任何采访的那类问题迎面砸了过来。并且毫不胆怯地从各个角度反复提问，直到自己释然为止。而在一个个回答那样的提问当中，我在自己心中发现了我本身迄今从未想到的意味和风景。

因此，当有人提议可不可以接受她进一步的采访，然后出一本书的时候，我心想那也许很有意思。但正值写《刺杀骑士团长》期间，于是暂且保留答复。终于写完时，答复说“如果仍然可以的话”。就这部作品好好坐下来交谈，那到底会成为怎样的访谈呢？作为我也兴味盎然。

结果如何呢？

“没有无聊的空儿”——作为我只能半叹息着这么说道。不不，完全没有无聊的余地！海明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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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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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哈特费尔德，再次……

47. 村上春树年谱

48.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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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一只神通广大的羊（译序）

6.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7. 第二章　一九七八年七月

1. 1. 关于十六步

2. 2. 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8. 第三章　一九七八年九月

1. 1. 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2. 2. 关于耳的开放

3. 3. 关于耳的开放（续）

9. 第四章　寻羊冒险记Ⅰ

1. 1. 奇妙来客·序

2. 2. 奇妙来客

3. 3. “先生”

4. 4. 数羊

5. 5. 汽车及其司机（一）

6. 6. 何谓线蚯蚓宇宙

10. 第五章　鼠的来信及其下文

1. 1. 鼠的第一封信　邮戳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 2. 鼠的第二封信邮戳日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日

3. 3. 一曲终了

4. 4. 她边喝SALTY DOG边讲海涛声

11. 第六章　寻羊冒险记Ⅱ

1. 1. 奇人怪事（一）

2. 2. 奇人怪事（二）

3. 3. 汽车及其司机（二）

4. 4. 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5. 5. 五千分之一

6. 6. 周日午后的郊游

7. 7. 关于被限定的执拗的思考方式

8. 8. 沙丁鱼的诞生

12. 第七章　海豚宾馆冒险记

1. 1. 在电影院结束移动，入住海豚宾馆

2. 2. 羊博士出场

3. 3. 羊博士能吃能说

4. 4. 再见，海豚宾馆

13. 第八章　寻羊冒险记Ⅲ

1. 1. 十二瀑镇的诞生和兴衰

2. 2. 十二瀑镇的进一步衰落和羊们

3. 3. 十二瀑镇的夜晚

4. 4. 不吉祥的拐弯处

5. 5. 她离山而去。以及汹涌的饥饿感

6. 6. 车库里边发现的，草场正中思考的

7. 7. 羊男来了

8. 8. 风的特殊通道

9. 9. 照在镜子里的，没照在镜子里的

10. 10. 时间在流逝

11. 11. 在黑暗中居住的人们

12. 12. 拧钟发条的鼠

13. 13. 绿线和红线，冻僵的海鸥

14. 14. 再过不祥角

15. 15. 十二点的茶话会

14. 尾声

15. 村上春树年谱

16.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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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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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村上或“我”在找什么？

6. 一九六九——一九七三

7. 弹子球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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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村上春树年谱

34.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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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九六九——一九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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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向小说可能性发起的一次冲锋（译序）

6. 1　冷酷仙境——电梯、无声、肥胖

7. 2　世界尽头——金毛兽

8. 3　冷酷仙境——雨衣、夜鬼、分类运算

9. 4　世界尽头——图书馆

10. 5　冷酷仙境——计算、进化、性欲

11. 6　世界尽头——影子

12. 7　冷酷仙境——头骨、劳伦·巴考尔、图书馆

13. 8　世界尽头——大校

14. 9　冷酷仙境——食欲、失意、列宁格勒

15. 10　世界尽头——围墙

16. 11　冷酷仙境——穿衣、西瓜、混沌

17. 12　世界尽头——世界尽头的地图

18. 13　冷酷仙境——法兰克福、门、独立组织

19. 14　世界尽头——森林

20. 15　冷酷仙境——威士忌、拷问、屠格涅夫

21. 16　世界尽头——冬季的到来

22. 17　冷酷仙境——世界尽头、查理·帕克、定时炸弹

23. 18　世界尽头——读梦

24. 19　冷酷仙境——汉堡包、爬山车、截止期限

25. 20　世界尽头——独角兽之死

26. 21　冷酷仙境——手镯、本·约翰逊、恶魔

27. 22　世界尽头——灰色的烟

28. 23　冷酷仙境——洞穴、蚂蟥、塔

29. 24　世界尽头——影子广场

30. 25　冷酷仙境——吃喝、象厂、圈套

31. 26　世界尽头——发电站

32. 27　冷酷仙境——百科事典棒、不死、回形针

33. 28　世界尽头——乐器

34. 29　冷酷仙境——湖水、近藤正臣、长筒袜裤

35. 30　世界尽头——坑

36. 31　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37. 32　世界尽头——垂死的影子

38. 33　冷酷仙境——雨日洗涤、出租车、鲍勃·迪伦

39. 34　世界尽头——头骨

40. 35　冷酷仙境——指甲刀、奶油调味酱、铁花瓶

41. 36　世界尽头——手风琴

42. 37　冷酷仙境——光、内省、洁净

43. 38　世界尽头——出逃

44. 39　冷酷仙境——爆玉米花、吉姆爷、消失

45. 40　世界尽头——鸟

46. 村上春树年谱

47.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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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冷酷仙境　——电梯、无声、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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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文体与视点：“突围”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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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村上春树年谱

23.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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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gital Lab简介

5.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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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村上春树年谱

22.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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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gital Lab简介

5. 追问暴力：从“小资”到斗士

6. 第一部　贼喜鹊篇

1. 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2. 2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3. 3　加纳马耳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与艾伦·金斯伯格与十字军

4. 4　高塔与深井、或远离诺门坎

5. 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6. 6　冈田久美子如何成长、绵谷升如何成长

7. 7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8. 8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考察

9. 9　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10. 10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11.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12. 12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13. 13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

7. 第二部　预言鸟篇

1. 1　尽可能具体的事情、文学里的食欲

2. 2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3. 3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4. 4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5. 5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6. 6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7. 7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8. 8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9. 9　井与星、绳梯是怎样消失的

10. 10　笠原May关于人的死与进化的考察、别处制作的东西

11. 11　作为疼痛的饥饿感、久美子的长信、预言鸟

12. 12　刮须时发现的、醒来时发现的

13. 13　加纳克里他未讲完的话

14. 14　加纳克里他的新起点

15. 15　正确的名字、夏日清晨浇以色拉油的燃烧物、不正确的隐喻

16. 16　笠原May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笠原May关于烂泥式能源的考察

17. 17　最简单的事、形式洗练的复仇、吉他盒里的东西

18. 18　来自克里特岛的信、从世界边缘跌落的人、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

8. 第三部　捕鸟人篇

1. 1　笠原May的视点

2. 2　上吊宅院之谜

3. 3　冬天里的拧发条鸟

4. 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5. 5　深夜怪事

6. 6　买新鞋、返回家中的

7. 7　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笠原May视点之二）

8. 8　肉豆蔻与肉桂

9. 9　井　底

10. 10　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

11.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笠原May视点之三）

12. 12　这铁锹是真铁锹吗？（深夜怪事之二）

13. 13　M的秘密治疗

14. 14　等待我的汉子、挥之不去的东西、人非岛屿

15. 15　肉桂奇特的手语、音乐的奉献

16. 16　有可能到此为止（笠原May视点之四）

17. 17　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神灯

18. 18　试缝室、继任人

19. 19　傻里傻气的雨蛙女儿（笠原May视点之五）

20. 20　地下迷宫、肉桂的两扇门

21. 21　肉豆蔻的话

22. 22　上吊宅院之谜（其二）

23. 23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变形报废的人

24. 24　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

25. 25　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26. 26　损毁者、熟透的果实

27. 27　三角形的耳朵、雪橇的铃声

28. 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29. 29　肉桂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

30. 30　房子不可信赖（笠原May视点之六）

31. 31　空屋的诞生、替换了的马

32. 32　加纳马耳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33. 33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34. 34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35. 35　危险的场所、电视机前的人们、虚幻人

36. 36　萤火虫的光、魔法的消解、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37. 37　普通的现实匕首、事先预言了的事情

38. 38　鸭子人儿的故事、影与泪（笠原May视点之七）

39. 39　两种不同的消息、杳然消失了的

40. 40　拧发条鸟年代记17（久美子的信）

41. 41　再　见

9. 村上春树年谱

10.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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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部　贼喜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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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永远的青春风景（译序）

6. 第一章

7. 第二章

8. 第三章

9. 第四章

10. 第五章

11. 第六章

12. 第七章

13. 第八章

14. 第九章

15. 第十章

16. 第十一章

17. 后记

18. 村上春树年谱

19.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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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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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孤独而无奈的舞

6. 1

7. 2

8. 3

9. 4

10. 5

11. 6

12. 7

13. 8

14. 9

15. 10

16. 11

17. 12

18. 13

19. 14

20. 15

21. 16

22. 17

23. 18

24. 19

25. 20

26. 21

27. 22

28. 23

29. 24

30. 25

31. 26

32. 27

33. 28

34. 29

35. 30

36. 31

37. 32

38. 33

39. 34

40. 35

41. 36

42. 37

43. 38

44. 39

45. 40

46. 41

47. 42

48. 43

49. 44

50. 后　记

51. 村上春树年谱

52.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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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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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序言

6. 另一种精神救赎之旅（译序）

7. 叫乌鸦的少年

8. 第1章

9. 第2章

10. 第3章

11. 第4章

12. 第5章

13. 第6章

14. 第7章

15. 第8章

16. 第9章

17. 第10章

18. 第11章

19. 第12章

20. 第13章

21. 第14章

22. 第15章

23. 第16章

24. 第17章

25. 第18章

26. 第19章

27. 第20章

28. 第21章

29. 第22章

30. 第23章

31. 第24章

32. 第25章

33. 第26章

34. 第27章

35. 第28章

36. 第29章

37. 第30章

38. 第31章

39. 第32章

40. 第33章

41. 第34章

42. 第35章

43. 第36章

44. 第37章

45. 第38章

46. 第39章

47. 第40章

48. 第41章

49. 第42章

50. 第43章

51. 第44章

52. 第45章

53. 第46章

54. 叫乌鸦的少年

55. 第47章

56. 第48章

57. 第49章

58. 村上春树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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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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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

1. 引　言

2. 1　假如表面似乎阴晦

3. 2　有可能都到月球上去

4. 3　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

5. 4　远看，大部分事物都很美丽

6. 5　气息奄奄，手脚冰凉

7. 6　眼下，是无面委托人

8. 7　无论好坏都容易记的姓氏

9. 8　改变形式的祝福

10. 9　互相交换各自的碎片

11. 10　我们拨开又高又密的绿草

12. 11　月光把那里的一切照得很漂亮

13. 12　像那位名也没有的邮递员一样

14. 13　眼下，那还不过是传说

15. 14　但是，奇妙到如此地步的奇事是第一次

16. 15　这不过是开端罢了

17. 16　比较美好的一天

18. 17　为什么看漏了这么关键的事

19. 18　好奇心杀死的并不仅仅是猫

20. 19　在我的身后看见什么了

21. 20　存在与非存在交相混淆的瞬间

22. 21　虽然小，但砍下去肯定出血

23. 22　请柬还好端端活着

24. 23　大家真的都在这个世界上

25. 24　仅仅收集纯粹的第一手信息而已

26. 25　真相将带给人何等深的孤独

27. 26　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构图

28. 27　尽管样式记得真真切切

29. 28　弗朗茨·卡夫卡热爱坡路

30. 29　那里边可能含有的不自然要素

31. 30　那上面怕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

32. 31　或者过于完美亦未可知

33. 32　他的专业技能大受重视

6. 刺杀骑士团长•第二部

1. 33　差不多和喜欢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一样喜欢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2. 34　那么说来，最近没有测过气压

3. 35　那个场所保持原样就好了

4. 36　根本就不谈比赛规则

5. 37　任何事物都有光明面

6. 38　那样子根本成不了海豚

7. 39　以特定目的制作的假容器

8. 40　那张脸不可能看错

9. 41　只在我不回头看的时候

10. 42　掉在地板上碎了，那就是鸡蛋

11. 43　那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梦了结

12. 44　类似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的特征那样的东西

13. 45　有什么即将发生

14. 46　坚固的高墙让人变得无力

15. 47　今天可是星期五？

16. 48　西班牙人不晓得爱尔兰海湾航行方法

17. 49　充满和它数量相同的死

18. 50　那要求牺牲和考验

19. 51　此其时也

20. 52　头戴橙色尖帽的人

21. 53　也许是拨火棍

22. 54　永远是非常长的时间

23. 55　那是明显违反原理的事

24. 56　似有若干必须填埋的空白

25. 57　我迟早要做的事

26. 58　好像在听火星上美丽运河的故事

27. 59　在死把两人分开之前

28. 60　如果那个人有相当长的手

29. 61　必须成为有勇气的聪明女孩

30. 62　那带有深奥迷宫般的情趣

31. 63　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32. 64　作为恩宠的一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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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刺杀骑士团长•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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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门外的村上（译序）

6.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7.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8.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9. 美国版“团块世代”

10. 在美国跑步　在日本跑步

11. 斯蒂芬·金与郊外恶梦

12. 谁杀死了爵士乐

13. 伯克利归来路上

14. 黄金分割与丰田·皇冠

15.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16.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17. 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18. 描绘“卡弗的国家”的罗伯特·阿特曼电影迷宫

19. 远离卷心菜卷

20. 从布鲁克斯兄弟到POWER BOOK

21. “金字塔”景观

22. 再见了　普林斯顿

23.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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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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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译者短语

6. 作为为了不健全的灵魂的体育运动的全程马拉松

7. 去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犰狳和尼克松之死

8. 吃人的美洲狮和变态电影和作家汤姆·琼斯

9. 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

10. 减肥，避暑地的猫

11. Scumbag，风琴爵士乐的妙趣

12. 写小说，开始打壁球，再去佛蒙特

13. 邮购种种，好玩的“吃睡玩”猫手表

14. 年底这么忙，何苦偷人家的车

15. 从雪乡波士顿一路奔向牙买加

16. 杰克·赖恩的购物，莴苣的价格，猫喜欢的录像带

17. 无可救药的塔尼亚，驯猫队，被发现的诗人

18. 幸太郎的去向，小猫莎夏的坎坷命运，再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19. 遭受无端攻击的鸭子，令人怀念的气味，可怕的朗戈里亚

20. 仍然活着的幸太郎，信天翁的危险命运，章鱼的赴死之路

21. 名叫彼得的猫，地震，时间不停顿地流去

22. 后记

23. 附录　和安西水丸谈寿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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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为了不健全的灵魂的体育运动的全程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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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译者短语

6. 关于西装

7. 有营养的音乐

8. 餐馆之夜

9. 火烧胸罩

10. 猫山君的前途

11. 鳗鱼

12. 在罗得岛上空

13. 胡萝卜君

14. 柿籽花生

15. 先看后跳也不坏

16. 奥布拉迪·奥布拉达（Ob La Di, Ob La Da）

17. 煮通心粉去

18. 苹果心情

19. 牛蒡胡萝卜丝音乐

20. 猫的自杀

21. 喜欢鸡素烧

22. 粗卷寿司和棒球场

23. 三十年前发生的事

24. 世界就是旧唱片店

25. 大衣里的小狗

26. 弗吉尼亚·伍尔夫真是可怕

27. 傍晚的剃须

28. 炸面圈

29. 版画

30. 相当有问题

31. 多此一举的飞机

32. 和炸肉饼的蜜月

33. 教不了

34. 啊，不妙

35. 人为什么爱寿司

36. 一塌糊涂的场景

37. 广阔的原野

38. 夹馅面包店

39. 袖珍晶体管收音机

40. 天上的血红玛丽

41. 白色的谎言

42. 奇怪的动物园

43. 这样就行了

44. 圆周率老伯

45. 中央公园的隼

46. 像恋爱的人一样

47. 有餐车多好

48. 长寿也……

49. 古董店奇谈

50. 不争吵

51. 柳树为我哭泣

52. 体重计

53. 高尔夫那么有意思吗

54. 只要有路

55. 说再见这回事

56. 后记

57. anan连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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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者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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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申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之于村上春树的音乐与“音乐观”（译序）

6. 塞达·沃尔顿——具有强韧文体的minor poet

7. 布莱恩·威尔逊——南加利福尼亚神话的丧失与再生

8. 舒伯特：“D大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850）——柔软混沌的当下性

9. 斯坦·盖茨的黑暗时代1953—1954

10.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他的美国

11. 塞尔金与鲁宾斯坦——两位钢琴手

12. 温顿·马萨利斯——他的音乐为何（如何）枯燥？

13. 菅止戈男——柔软的混沌

14. 星期日早上的弗朗西斯·普朗克

15. 作为国民诗人的伍迪·格斯里

16.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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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之于村上春树的音乐与“音乐观”（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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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Digital Lab简介

4. 版权申明

5. 《地下》与《1Q84》之间（译序）

6. 写在前面

7. 千代田线

8. 丸之内线（开往荻洼）

9. 丸之内线（开往池袋／区间车）

10. 日比谷线（中目黑始发）

11. 日比谷线（北千住始发，开往中目黑）

12. “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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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千代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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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Digital Lab简介

4. 版权申明

5. “黑匣子”：开启与解读（译序）

6. 写在前面

7. 采访

1. “说不定真是奥姆干的。”

2. “按照诺斯特拉达穆斯的伟大预言安排人生日程。”

3. “对我来说，尊师本应是最终解答疑问的人。”

4. “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

5. “说实话，我的前生是男性。”

6. “那时心想：‘留在这里绝对死掉。’”

7. “曾被麻原要求过性关系。”

8. “在法庭看到麻原的言行，感到作呕。”

8. 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

1. 围绕《地下》

2. 与“恶”共生

9.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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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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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权信息

3. 版权声明

4. Digital Lab简介

5. 写在前面

6. 第一章　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

1. 朗读会的回忆

2. “诉说”的变化

3. 文件柜的存在

4. 关于“人称”

5. 出场人物，不羁的灵魂们

6. 真正的现实性是超越现实的东西

7. 让故事“潜入”

8. 文章的节奏，取决于修改

9. 村上春树令人惊讶的“坦率”

10. 关于中上健次的回忆

11. “脑袋沸腾”的时候

12. 追求唯独自己才能做的事

13. 始于和书相遇的奇迹

14. 将来，爵士乐酒吧……

7. 第二章　地下二层发生的事

1. 书名和人称如何确定

2. 觉得“恶”的形式变了

3. 下到地下室的危险

4. 因为那是我的洞穴风格

5. 我不是艺术家类型

6. 要想“无计划”地写小说……

7. 猫头鹰和作家的文件柜

8. 引水员三十五六岁正好

9. 信用交易，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

10. 地下一层的“闷闷不乐室”问题

11. “渥美清和寅次郎”可不好办

12. 免色留下的谜

13. 我的理念和那个无关

14. 精神主义者同小说家的差异

15. 但愿是积极的结尾

16. 您本身因写作而有了变化吗？

8. 第三章　失眠之夜和胖邮差同样罕见

1. 只要语句不断改变，就无需害怕

2. 《挪威的森林》和虚幻脚本

3. 真正追求的，可能不是男性吧

4. 通过写作了解自己

5. 不让读者入睡的两个秘诀

6. 活法难教，写法也一样

7. 文体是心灵之窗

8. 拉手领去哪里的存在

9. 女性是否过于承担性方面的职责

10. 这样的女人，以前从未读过

11. 触摸地下潜藏的自身影子的瞬间

9. 第四章　即使没纸，人也不断讲述

1. 日记留不下，记录数字

2. 先适当跳过不写即可

3. 好像开始了新的第一人称世界

4. 过去写的书老了，没办法重读

5. 如同斯普林斯汀的自问

6. 我不过负责产业链的生产罢了

7. 死了会怎么样

8. 语言是独自行走的东西

9. 想比真正的炸牡蛎还更能刺激食欲

10. 善的故事和远古洞穴相连

10. 写在访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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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　优秀的鼓手不击打最关键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