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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村上春树长篇代表作品集（套装共10册）

作者：【日】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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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录

且听风吟

1973年的弹子球

寻羊冒险记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挪威的森林

舞！舞！舞！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奇鸟行状录

斯普特尼克恋人

海边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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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且听风吟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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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E NO UTA O KIKE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79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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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版权申明

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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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费尔德，再次……

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

林少华

《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第一部作品，即处女作，不长，译成中文不到七万字。然而正是这七万字让村上从默默无闻的爵士乐酒吧小老板成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因此无论村上本人还是读者和评论家都很看重这部小说。2001年8月，村上应笔者的要求以《远游的房间》为题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谈到《且听风吟》（以下简称《风》）的诞生：

说起来十分不可思议，三十岁之前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还是大学生时结的婚，那以来一直劳作，整日忙于生计，几乎没有写字。借钱经营一家小店，用以维持生活。也没什么野心，说起高兴事，无非每天听听音乐、空闲时候看看书罢了。我、妻、加一只猫，一起心平气和地度日。

一天，我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何以动这样的念头已经不清楚了，总之想写点什么。于是去文具店买来自来水笔和原稿纸（当时连自来水笔也没有）。深夜工作完后，一个人坐在厨房餐桌旁写小说（类似小说的东西）。也就是说，独自以不熟练的手势一点一点做我自己的“房间”。那时我没有写伟大小说的打算（没以为写得出），也没有写让人感动的东西的愿望。我只是想在那里建造一个能使自己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房间——为了救助自己。同时想道，但愿也能成为使别人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场所。这样，我写了《且听风吟》这部不长的小说，并成了小说家。

进一步具体说来，《风》虽然发表是在1979年，但写的是1978年村上29岁的时候。自1974年开酒吧以来，也是因为想尽快还债的关系，村上一直起早贪晚，忙得不亦乐乎。但那年闲得不行——按村上的说法，大凡开店总会遇上一段低谷——时间多得不知如何打发，于是他去神宫球场（家就在球场旁边）看棒球。那天风和日丽，从中午开始他就歪在外场喝着啤酒看一场开幕赛。他喜欢的是益力多（YAKULT）队。第一局下半场，这支队里一位名叫希尔顿的来自美国的球员一下子把球击去左场——就好像击在了他的脑袋上，让他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写小说！至于二者有什么关联，村上也不晓得。反正那天他喜欢的球队碰巧获胜了，而他碰巧冒出写小说的念头，并且写出了获奖了——获得了日本有名的纯文学杂志《群像》设立的“新人奖”。

获这个奖其实也有偶然性。《风》从四月写到夏日，期间他在准备参加征文活动。因为不知如何应征，就去住处附近一家书店翻阅文学刊物，正好看到《群像》要求征文的长度在二百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左右，而他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写短篇，于是根据《群像》的要求，以二百页左右把握长度。“就《且听风吟》这部小说来说，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总之这里边写的大部分都是极为下意识地冒出来的。几乎没有算计怎么写，不曾有总体构思什么，反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路写了下来。这么说或许过于夸张，感觉上就像‘自动记录’似的。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是——结果如何另当别论——很有福气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返工了一次，二百页全部写完后撕掉扔了，又从头写了二百页。重写时只用了原来的故事梗概，其他无论比喻还是什么，再不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只管随心所欲或者说开玩笑似的写下去。写着写着，他觉得“全身的筋肉开始舒展自如”，有了得心应手之感。每天夜里在厨房餐桌边喝啤酒边写，顶多写一个小时，但“很开心”。第二次写完，直接寄给了《群像》编辑部，结果获奖了。“老实说，我没以为会通过。我只是因为想写才写的，写出来的东西放在手上也没用，心想寄出去再说吧。所以复印都没有复印。”

获奖当然让村上高兴和庆幸。而且五名评审委员是以全票通过的，给的评语也饶有兴味，下面引用两段看一下。评委之一、著名作家吉行淳之介这样写道：

爽净轻快的感觉下有一双内向的眼，而主人公又很快将这样的眼转向外界，显得那般漫不经心（nonchalant）。能把这点不令人生厌地传达出来，可谓出手不凡。不过，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技艺，也有作者强调的品性融入其间，对此我予以好评。叫“鼠”的那个少年，归根结蒂想必是主人公（作者）的分身，却大体写得像是另一个人，从中亦可见其手腕。每一行都没多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此人生死攸关的分界，在于重心是否转移到“技走”上面。

另一位评委、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指出《风》的风格深受库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和理查德·布罗提根（Richard Brantigan）等当代美国作家的影响，认为小说是学习美国作家的成功范例，而因其才华，在借鉴的同时也保持了个人特色。丸谷才一接着称赞道：

这方面的处理方式有一种或许应该称之为日本式抒情那样的情调。当然，说是作者个性的表现也未尝不可。如果发挥得好，这种以日本式抒情涂布的美国风味小说不久很可能成为这位作家的独创。

总之才华甚是了得。尤其出色的是小说的流势竟全无滞重拖沓之处。二十九岁的青年写出这样的作品，说明当今日本的文学趣味开始出现大的变化。这位新人的登场固然是一个事件，但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恐怕是来自其背后（我估计）存在的文学趣味的变革。

应该说，这两位评委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村上日后的发展程度不同地为其提供了佐证。总之，《风》的获奖使村上的人生风帆彻底改变了航向。“假如落选，那以后恐怕就不会写了。倒是说不清楚，但不先获个奖就难以写下去这一面我想是有的。”小说获奖着实让村上周围的人吃了一惊，与其说是刮目相看，莫如说难以置信，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小说，甚至有人当面说他获奖是阴差阳错，也有人劝他适可而止别再写下去，好好开酒吧算了。村上当然没听，幸亏没听。哪个国家都不缺少开酒吧的生意人，缺少的是能够提供新颖文学文本的作家。不管怎么说，作家、文学家永远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是一个民族心灵花园的导游及其自证性（identity）的代言人。

那么，这部小说作为文学文本的新颖之处表现在哪里呢？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它的文体或者说语言风格：简洁明快，爽净直白，节奏短促，切换快捷。如《风》第一节所说的，“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简直像“一览表”。小说当然是用日语写的，却又不像日语，不像传统的日本文学作品，或者说日语味儿很淡，这点同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人比较一下就清楚了。村上认为日本小说过于利用“日语性”，以致“自我表现这一行为同日语的特质结合得太深了，没了界线”，而这对他来说实在过于沉重（heavy）。也正因如此，他原来几乎没有当小说家的念头，没以为可以用日语写出小说。“说老实话，写这个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写才好。起始用现实主义大致写了一遍，同一故事梗概同一模式，但文体是用既成文体或者说普通小说文体写的。写完一读，实在太差了，觉得该是哪里出了毛病……所以索性推倒重来，开始按自己的喜好写。先用英语写一点点，再翻译过来。结果觉得很顺手，那以后就一直用这种文体。”换言之，《风》的文体一开始乃不得已而为之，尝到甜头后才开始刻意经营——“别人怎么看待我是不大清楚，但如今想来，我觉得自己是将贴裹在语言周身的各种赘物冲洗干净……洗去汗斑冲掉污垢，使其一丝不挂，然后再排列好、抛出去”。他又说将语言洗净后加以组合是他的一个出发点，“我想我是有能力从这里出发组合得更好的，尽管那是非常不完全的、原初性的东西”。日本文学评论界虽然对村上作品议论纷纭，褒贬不一，但对于其文体的看法大体一致，认为有创新性，近乎透明，了无阻翳，可谓开一代新风，甚至认为其文体的新颖意味着他对世界理解的新颖，并非语言的新颖（关井光男）。

《风》还有一个新颖之处或者特点，那就是距离感。可以认为，这部小说一共四十节，最重要的是开篇第一节，这一节点出了村上小说的主要特色，点出了其基本走向和几乎所有的可能性。村上自己也谈到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风》尽管作为小说还很稚嫩，回头读起来让自己觉得脸上发热，但其中毕竟大体提示了他想采用的风格（style）、方向和结构（structure）等等。“所谓处女作在原理上大概便是这么一种东西，有时自己都为之吃惊……另外，关于这部小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想说的几乎全部写在第一节那几页里面了。”而其中写的最多的就是“距离”。村上借虚拟的美国作家哈特费尔德之口这样说道：“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随后又提起一次：“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由此可见，村上创作之初就对距离或尺度异常执着，后来发展成了其文学世界一以贯之的整体特色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把这点看在眼里：“村上春树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观照世界的神秘和距离有所感悟。”也正因为村上如此看重距离、尺度而并不看重感性，所以当别人特别关注其作品的感性，认为他是感性至上主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不快。

那么，距离感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对语言和对人两个方面。首先看他同语言之间的距离。一般认为，以往的日本小说，语言和作家基本捆在一起，作家即语言，语言即作家。语言在作家这个大抽屉里挤得满满的，无论拿出哪一个都带有作家的体温、汗味和喘息，看得读者透不过气翻不过身。但村上不是这样，一如大约最早研究村上的日本文学评论家川本三郎所指出的，村上即使对他使用的语言也采取一种不介入姿态，在自己同语言之间设置开阔地间，保持适当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村上不是将语言视为自身的血肉或心声，而是当成与己无关的独立存在。说得极端些，不是用语言表现自己，而是用语言表现语言。而他像隔岸观火一样看着由语言自身叠积成的小说这一建筑物，甚至对语言同自己的距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不过，按村上自己的说法，至少在《风》这部处女作中他并非刻意这样做的。之所以出现距离感，“说到底那是因为尽管我身上有想写什么的欲望，却又没什么东西可写的缘故。这也不想写，那也不想写，如此一来二去，题材就一个也没剩下——虽说不是剥洋葱皮——总之不知道写什么合适，于是心想那么就随意排列语言好了，看它们到底能表现什么。”结果竟成就了他文体的一大特色。话又说回来，随意为之的文字往往发自内在的天性，而天性无疑最为恒久和稳定，所以这种距离感成为村上始终一贯的文体特色也并不奇怪。

其次，距离感还表现在主人公（村上）和他人的关系方面。村上深知现代人每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或隐痛，很难诉诸语言。正如《风》第一节所说，“直言不讳是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尝试都可能是徒劳的，甚至伤害对方。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同对方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更不要动辄强加于人。在这个意义上，距离就是理解，就是温情，就是关心。这是村上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贯的做法和姿态。《风》中，“我”把在杰氏酒吧喝得烂醉倒在卫生间地上的女孩开车送回她的宿舍后，陪着赤身裸体的女孩过了一夜，即使这时“我”仍执着于距离：“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八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一米五八。”实际上他也保持了距离，尽管同人事不省且脱得光光的女孩躺在一张床上，但我“什么也没做”。不仅如此，对女孩的内心世界“我”也无意介入，尽量拉开距离。例如后来女孩说她并未旅行，坦言为此说谎骗了“我”。而当女孩问我是否“想听真实的”的时候，我则把话岔开：“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女孩很快明白了：“什么也不说就是。”“我”便是通过这种佯作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了他特有的关心。问题是，如果只能以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表达关心，那未尝不可以说是现代人、现代社会的一种悲剧，一种矛盾，而这恰恰是村上作品中常见的奇妙张力。

耐人寻味的是，村上对人的距离感或疏离感，甚至不排除自己本身——村上的小说几乎从不直接写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不写家庭。他说：“如果说《风》这部小说作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有效成立的话，那么我想是由于把当时能写的和不能写的、应该写的和不应该写的本能地区分筛选的缘故。例如家庭问题和名字问题等一般小说里普遍出现的要素在这里都省略掉了。”这不限于《风》，村上其他作品也几乎同样不出现家庭。出现动物，如猫、狗、袋鼠、大象等等，但不出现家人，如父母和兄弟姐妹等等。妻即使出场也长久不了，不是明确离婚了就是暗中消失了或跟别的男人跑了再不回来。在《风》和后来的《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青春三部曲”中，村上宁肯写杰氏酒吧的中国调酒师杰对自己的呵护和关照。如《风》接近尾声时，要离开家回东京上学的“我”特意提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杰氏酒吧：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平静的淡淡的语气中自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情，可以说，杰身上甚至带有几分母爱色彩。

村上为什么把本来最容易写的家庭、家人列入“不能写”或“不该写”的事项而有意同其保持距离呢？村上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个人不把家庭看得那么重，而这来自他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反正我有相当坚定的意志，不愿意受‘家庭’这个团体——不单单家庭，而是所有团体、组织——的束缚。所以至今都一直没要孩子，因为光是老婆和我就不能称为家庭。这在结果上或许意味着拒绝日本式土壤。说得夸张些，这等于同土著性血脉一刀两断，至少不是仅仅不写什么那样轻描淡写的问题，这点可以断定。”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写个人经历和体验，村上说他极端讨厌写这个。“例如男女的爱情纠葛就不是什么漂亮玩意儿，总的说来黏乎乎让人不好受。生活本身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单调的、不是滋味的……这些深深沁入骨髓，但我不想写。讨厌的人周围也有，讨厌的事情也堆积如山，这个那个啰啰嗦嗦……可有这种感受的不止我一个，不好意思大声把它说出来。不得不默默忍受自己处境的人毕竟也是有的。”应该说，这段话村上说得相当坦率。的确，不写个人体验和经历，不写家庭，不写人与人之间黏乎乎湿漉漉的感情冲突，尽可能与之保持距离——其结果，势必导致同“日本式土壤”保持距离，进而同日本这个社会保持距离甚至逃离。距离产生自由，自由是最可贵的。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村上长时间旅居国外的一个原因。

距离感或疏离感，连同虚无感、孤独感、幽默感，构成了村上作品的基本情调。它无法捕捉，又无所不在，轻盈散淡，又叩击心扉，凉意微微，又温情脉脉，似乎轻声提醒在人生旅途中昼夜兼程疲于奔命的我们：且听风吟……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桃红柳绿芳草萋萋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1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话，但我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倒是至少能给我以某种安慰——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从何写起。

八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焦虑和苦闷——八年，八年之久。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二十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二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治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无意自我辩解。至少这里表述的是现在我所能表述的一切。别无任何补充。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表述这个世界。

∗∗∗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行文诘屈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他的所谓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的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三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三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成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

“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感到格外恐惧。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柏油路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情。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有时又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艰难，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竟惊愕得一星期都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早已抛弃的、付诸牺牲的、辜负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画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的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意儿。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寻找电冰箱里的食品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

而那就是我。

2

故事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开始，结束于十八天后，即同年的八月二十六日。

3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着吧台，满心不快似的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豆研磨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并肩而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计较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

“寄生虫！”说着，鼠不胜厌恶似的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财大气粗满脸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的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一般喝光了足以灌满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足以按五厘米的厚度铺满杰氏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杰氏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了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俨然用来进行罗夏测验⁽¹⁾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调酒师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

“可象征什么呢？”我问。

“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

“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对有钱人也是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

“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

“真那样？”

“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你说是为什么？”

“这——”

“没有必要嘛！当然啰，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塞子的尺寸。对吧？”

“啊。”

“就是这样。”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地擤了把鼻涕，一副无聊的样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话里有多少正经成分。

“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五十年要活。这个那个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五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1)　瑞士精神病医生罗夏发明的一种性格测验方法。用左右对称的墨迹图版让受测验者回答所看到的为何物，据以判断其性格特征。

4

我同鼠初次相见，是三年前的春天。那年我们刚进大学，两人都醉到了相当得了的程度。清晨四点多，我们一起坐进鼠那辆涂着黑漆的菲亚特600型小汽车，至于由于什么碰到一起的，我实在记不得了。大概有一位我俩共同的朋友吧。

总之我们喝得烂醉，时速仪的指针指在八十公里上。我们锐不可当地冲破公园的围墙，压倒盆栽杜鹃，气势汹汹地朝着石柱一头撞去。而我们居然丝毫无损，实在只能说是万幸。

我震醒过来。我踢开撞毁的车门，跳到外面一看，只见菲亚特的引擎盖一直飞到十米开外的猴栏跟前，车头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猴们怒不可遏。

鼠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弯成两折，但并未受伤，只是把一小时前吃的比萨饼吐到了仪表板上。我爬上车顶，从天窗窥视驾驶席：

“不要紧？”

“嗯。有点过量，竟然吐了。”

“能出来？”

“拉我一把。”

鼠关掉发动机，把仪表板上的香烟塞进衣袋，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车顶。我们在菲亚特的顶棚并肩坐下，仰望开始泛白的天空，不声不响地抽了几支烟。不知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顿主演的坦克电影。至于鼠在想什么，我自然无从知晓。

“喂，咱们可真算好运！”五分钟后鼠开口道，“瞧嘛，浑身完好无损，能信？”

我点点头：“不过，车算报废了。”

“别在意。车买得回来，运气可是千金难买。”

我有些意外，看着鼠的脸：“你是阔佬不成？”

“算是吧！”

“那太好了！”

鼠没有应声，不大满足似的摇了摇头。“总之我们交了好运。”

“是啊。”

鼠用网球鞋跟碾灭烟头，然后用手指把烟蒂朝猴栏那边弹去。

“我说，咱俩合伙如何？保准无往不胜！”

“先干什么？”

“喝啤酒去！”

我们从附近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六听罐装啤酒，走到海边，歪倒在沙滩上一喝而光，随即眼望大海。天气好得无可挑剔。

“管我叫鼠好了。”他说。

“干吗叫这么个名字？”

“记不得了，很久以前的事。起初给人这么叫，心里是不痛快，现在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习惯嘛。”

我俩将空啤酒罐一古脑儿扔到海里，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脸上，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睁眼醒来，觉得一股异样的生命力充满全身，甚是不可思议。

“能跑一百公里！”我对鼠说。

“我也能！”

然而当务之急是：将公园维修费分三年连本带利交到市政府去。

5

鼠惊人地不看书。除了体育报纸和直邮广告，我还没有发现他看过其他铅字。我有时为了消磨时间看书，他便像苍蝇盯视苍蝇拍似的盯着书问：

“干嘛看什么书啊？”

“干嘛喝什么啤酒啊？”

我吃一口醋腌竹荚鱼，吃一口蔬菜色拉，看都没看鼠一眼地反问。鼠沉思了五分钟之久，开口道：

“啤酒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全部化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垒双杀，什么也没剩下。”

说罢，鼠看着我，我兀自吃喝不休。

“干嘛老看书？”

我把最后剩下的竹荚鱼连同啤酒一起一口送进肚里，收拾一下碟盘，拿起旁边刚读个开头的《情感教育》，啪啦啪啦翻了几页：

“因为福楼拜早已经死掉了。”

“活着的作家的书就不看？”

“活着的作家一钱不值。”

“何以见得？”

“对于死去的人，我觉得一般都可原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吧台里手提式电视机的重播节目“66号国道”。

鼠又思忖多时。

“我问你，活生生的人怎么了？一般都不可原谅？”

“怎么说呢，我还真没认真想过。不过，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或许是那样的。或许是不可原谅。”

杰走过来，把两瓶新啤酒放在我们面前。

“不原谅又怎么着？”

“抱枕头睡大觉。”

鼠困惑地摇摇头。

“奇谈怪论，我可是理解不了。”鼠说。

我把啤酒倒进鼠的杯子。鼠再次缩起身子陷入沉思。

“我读最后一本书是在去年夏天。”鼠说，“书名忘了作者忘了，为什么读也忘了，反正是个女人写的小说。主人公是有名的女时装设计师，三十来岁，一门心思以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什么病？”

“忘了，癌什么的。此外还能有不治之症？……这么着，她来到海滨避暑，从来到去一直手淫个不停。在浴室，在树林，在床上，在海里，简直不分场所。”

“海里？”

“是啊。……你能信？何苦连这个都写进小说，该写的题材难道不多的是？”

“怕也是吧。”

“我可不欣赏。那种小说，简直倒胃口。”

我点点头。

“要是我，可就来个截然不同。”

“比如说？”

鼠用指尖来回拨弄着啤酒杯，思索起来。

“你看这样如何：我乘坐的船在太平洋正中沉没了，于是我抓住救生圈，一个人看着星星在夜海漂游。静静的、美丽的夜。正漂之间，发现对面也有一个年轻女子抓着救生圈漂来。”

“女的可漂亮？”

“那是的。”

我呷了口啤酒，摇头道：

“像有点滑稽。”

“老实听着好了。接着，我们两人就挨在一起，边漂边聊。聊来时的途径，聊以后的去处，还有爱好啦，睡过的女孩数量啦，电视节目啦，昨天做的梦啦，等等等等。并且一块儿喝啤酒。”

“慢着，哪里能有啤酒？”

鼠略一沉吟：

“漂浮着的，从轮船食堂里漂来的罐装啤酒，和油炸沙丁鱼罐头一起。这回可以了吧？”

“嗯。”

“喝着喝着，不一会儿，天亮了。女的问我往下怎么办，说她往估计有海岛的方向游。我说估计没有岛屿，还不如就在这儿喝啤酒，飞机肯定来搭救的。可是女的一个人游走了。”鼠停了一下，喝口啤酒。“女的连续游了两天两夜，终于爬上一个孤岛；我么，醉了两天后给飞机救出。这么着，好多年后两人竟在山脚下一家小酒吧里不期而遇。”

“又一块儿喝啤酒了？”

“不觉得感伤？”

“或许。”我说。

6

鼠的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

“莫非是我错了？”女的问。

鼠喝了口啤酒，缓缓摇头道：“说白啦，大家都错了。”

“为什么那样认为？”

“噢——”鼠只此一声，用舌头舔了舔上唇，并未作答。

“我拼命往岛上游，胳膊都差点儿累断了，难受得真以为活不成了。所以我好几次这样寻思：说不定是我错你对。我如此拼死拼活地挣扎，而你却干脆一动不动地只是在海上漂浮。这是为什么呢？”

女的说到这里，淡然一笑，转而不无忧伤地揉了一会眼眶。鼠忸忸怩怩在衣袋里胡乱摸来摸去。三年没吸烟了，馋得不行。

“你是想我死了才对？”

“有点儿。”

“真的有点儿？”

“……忘了。”

两人沉默片刻。鼠觉得总该谈点什么才好。

“喂，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

“谁的话？”

“约翰·F·肯尼迪。”

7

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少年。父母很担心，把我领到一个相识的精神科医生家里。

医生的家位于看得见大海的高坡地段。刚在阳光朗朗的客厅沙发上坐下，一位举止不俗的中年妇女便端来冰镇橘汁和两个甜甜圈。我小心地——以免砂糖粒落在膝部——吃了半个甜甜圈，喝光了橘汁。

“再喝点儿？”医生问。

我摇摇头。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人面面相觑。莫扎特的肖像画从正面墙壁上如同胆怯的猫瞪着我，似乎在怨恨我什么。

“很早以前，有个地方有一只非常逗人喜爱的山羊。”

精彩的开头。于是我闭目想象那只逗人喜爱的山羊。

“山羊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只沉甸甸的金表，呼哧呼哧地到处走个不停。而那只金表却重得出奇，而且坏了不能走。这时兔子朋友赶来说道：‘喂小羊，干嘛总是挂着那只动都不动一下的表啊？又重，又没用，不是吗？’‘重是重，’山羊说，‘不过早已习惯了，重也好，坏了也好。’”

说到这里，医生喝了口自己的橘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等待下文。

“一天山羊过生日，兔子送来一个扎着礼品带的漂亮盒子，里面是一只光闪闪的又轻巧走时又准的新表。山羊高兴得什么似的，挂在脖子上到处走给大家看。”

话头突然就此打住。

“你是山羊，我是兔子，表是你的心。”

我感到被人愚弄了，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每个周日下午，我都乘电车再换公共汽车去一次这位医生家，一边吃咖啡面包卷、苹果酥、薄烙饼和沾蜜糖的羊角包，一边接受治疗。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我也因此落得个再找牙医的下场。

“文明就是传达。”他说，“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懂吗？就是零。比方说你肚子饿了，只消说一句‘肚子饿了’就解决问题。我就会给你曲奇，你吃下去就是（我抓了一块曲奇）。可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那就没有曲奇（医生故意使坏似的把曲奇藏在桌子底下），就是零，明白？你是不愿意开口，但肚子空空。这样，你势必想不用语言而表达出来，也就是借助肢体动作。试试看！”

于是我捂着肚子，做出痛苦的神情。医生笑了，说那是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接下去是自由讨论。

“就猫说点什么，什么都行。”

我佯装思索，转圈摇晃着脑袋。

“想到什么说什么。”

“猫是四脚动物。”

“象也是嘛！”

“猫小得多。”

“还有呢？”

“猫被人养在家里，高兴时捕老鼠。”

“吃什么？”

“鱼。”

“香肠呢？”

“也吃。”

便是如此一唱一和。

医生讲得不错，文明就是传达。需要表达、传达之事一旦失去，文明即寿终正寝：咔嚓……OFF。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四岁那年春天我突然犹如河堤决口说了起来。说什么倒已全不记得，总之我就像要把十四年的空白全部填满似的一连说了三个月。到七月中旬说完时，发起四十度高烧，三天没有上学。烧退之后，我终于成了既不口讷又不饶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

8

大概因为喉咙干渴，睁开眼睛时还不到早晨六点。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给人把别的灵魂硬是塞进别的躯体里似的。我勉强从狭窄的床上爬起身，走到门旁的简易洗涤槽，像马一样一口气喝了好几杯水，又折身上床。

从大敞四开的窗口，可以隐约望见海面：粼粼细波明晃晃地折射着刚刚腾起的太阳光。凝目细看，只见脏兮兮的货轮无精打采地浮在水上。看样子将是个大热天。四周的住户仍在酣然大睡，所能听到的，唯有时而响起的电车轨道的碾轧声，和广播体操的微弱旋律。

我赤身裸体地倚着床背，点燃支烟，打量睡在旁边的女郎。从南窗直接射入的太阳光线，一下子洒满了她的全身。她把毛巾被一直蹬到脚底，睡得很香很死。形状姣好的乳房随着不时变得粗重的呼吸而上下摇颤。身体原本晒得恰到好处，但由于时间的流逝，颜色已开始有点黯淡。而呈泳装形状的、未被晒过的部分则白得异乎寻常，看上去竟像已趋腐烂一般。

吸罢烟，我努力回想她的名字，想了十分钟也没想起，甚至连自己是否晓得她的名字都无从记起。我只好作罢，打了个哈欠，重新打量她的身体。年龄离二十还差几岁，总的说来有点偏瘦。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八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剩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一米五八。

右乳房的下边有块浅痣，十元硬币大小，如洒上的酱油。小腹处茸茸的耻毛，犹如洪水过后的小河水草一样生得整整齐齐，倒也赏心悦目。此外，她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

9

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后，她才睁眼醒来。醒来后到多少可以理出事物的头绪，又花了五分钟。这时间里，我兀自抱拢双臂，目不转睛地看着水平线上飘浮的厚墩墩的云絮，看它们变换姿影，向东流转。

过了一会，当我回转头时，她已把毛巾被拉到脖梗，裹住身体，一边抑制胃底残存的威士忌味儿，一边木然地仰视着我。

“谁……你是？”

“不记得了？”

她只摇了一下头。

我给香烟点上火，抽出一支劝她，女孩没有搭理。

“解释一下！”

“从哪里开始？”

“从头啊！”

我弄不清哪里算是头，而且也不晓得怎么说才能使她理解。或许出师顺利，也可能中途败北。我盘算了十秒钟，开口道：

“热固然热，但一天过得还算开心。我在游泳池整整游了一个下午，回家稍稍睡了个午觉，然后吃了晚饭，那时八点刚过。接着开车外出散步。我把车停在海边公路上，边听收音机边望大海。这是常事。

“三十分钟过后，突然很想同人见面。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真是怪事。这么着，我决定到杰氏酒吧去。一来想喝啤酒，二来那地方一般都能见到朋友。不料那些家伙不在。于是我自斟自饮，一个小时喝了三瓶啤酒。”

说到这里，我止住话，把烟灰磕在烟灰缸里。

“对了，你可读过《热铁皮房顶上的猫》？”

她不予回答，眼望天花板，活像被捞上岸的人鱼似的把毛巾被裹得严严实实。

我只管继续说下去：

“就是说，每当我一个人喝酒，就想起那段故事，满以为脑袋里马上会咔嚓一声变得豁然开朗。当然实际上没这个可能，从来就没有声音响过。于是一会儿我就等得心烦意乱，往那小子家里打电话，打算拉他出来一块儿喝。结果接电话是个女的……我觉得纳闷儿，那小子本来不是这副德性的。即使往房间里领进五十个女人，哪怕再醉得昏天黑地，自己的电话也肯定自己接。明白？

“我装作打错电话，道歉放下。放下后心里有点怏怏不快，也不知是为什么，又喝了瓶啤酒，但心情还是没有畅快。当然，我觉得自己这样是有些发傻，可就是没奈何。喝罢啤酒，我喊来杰，付了账，准备回家听体育新闻，听完棒球比赛结果就睡觉。杰叫我洗把脸，他相信哪怕喝一箱啤酒，只要洗过脸就能开车。没办法，我就去卫生间洗脸。说实话，我并没有洗脸的打算，做做样子罢了。因为卫生间大多排不出水，积一洼水，懒得进去。出奇的是昨晚居然没有积水，你替积水倒在地板上。”

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往下呢？”

“我把你扶起，搀出卫生间，挨个问满屋子的顾客认不认得你，但谁都不认得。随后，我和杰两人给你处理了伤口。”

“伤口？”

“摔倒时脑袋给什么棱角磕了一下。好在伤势不重。”

她点点头，从毛巾被里抽出手，用指尖轻轻按了按伤口。

“我就和杰商量如何是好。结果是由我用车送你回家。把你的手袋往下一倒，出来的有钱包、钥匙和寄给你的一张明信片。我用你钱包里的款付了账，依照明信片上的地址把你拉来这里，开门扶你上床躺下。情况就是这样。发票在钱包里。”

她深深吸了口气。

“为什么住下？”

“？”

“为什么把我送回之后不马上消失？”

“我有个朋友死于急性酒精中毒。猛猛地喝完威士忌后，道声再见，还很有精神地走回家里，刷完牙，换上睡衣就睡了。可到早上，已经变凉死掉了。葬礼倒满够气派。”

“……那么说你守护了我一个晚上？”

“四点左右本想回去来着，可是睡过去了。早上起来又想回去，但再次作罢。”

“为什么？”

“我想至少应该向你说明一下发生过什么。”

“倒还蛮体贴的！”

她这话里满是毒刺。我缩了缩脖子，没加理会，然后遥望云天。

“我……说了什么？”

“一点点。”

“是什么？”

“这个那个的，但我忘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闭目合眼，喉头里一声闷响。

“明信片呢？”

“在手袋里。”

“看了？”

“何至于。”

“为什么？”

“没什么必要看嘛！”我兴味索然地应道。

她的语气里含有一种让我焦躁的东西。不过除去这点，她又带给我几分怀旧的心绪。我觉得，假如是在正常情况下邂逅，我们说不定会多少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然而实际上，我根本记不起在正常情况下邂逅女孩是怎么一种滋味。

“几点？”她问。

我算是舒了口气，起身看一眼桌上的电子闹钟，倒了杯水折回。

“九点。”

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直起身，就势靠在墙上一口喝干了水。

“喝了好多酒？”

“够量。要是我肯定没命。”

“离死不远了。”

她拿起枕边的香烟，点上火，随着叹气吐了口烟，猛然把火柴杆从开着的窗口往港口那边扔出。

“递穿的来。”

“什么样的？”

她叼着烟，再次闭上双眼。“什么都行，求求你，别问。”

我打开床对面的西服柜，略一迟疑，挑了一件蓝色无袖连衣裙递过去。她也不穿内衣，整个从头套了进去，自己拉上背部的拉链，又叹了口气。

“该走了。”

“去哪儿？”

“工作去啊！”

她极不耐烦地说罢，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起。我依然坐在床边，茫然地看着她洗脸、梳头。

房间里收拾得倒还整齐，但也就那个程度，荡漾着一股类似无可奈何的失望气氛，这使得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一应堆着廉价家具，所剩空间仅能容一个人躺下。她便站在那里梳头。

“什么工作？”

“与你无关。”

如其所言。

一支烟燃完了，我仍一直沉默不语。她背朝着我，只顾面对镜子用指尖不断挤压眼窝下的青晕。

“几点？”她又问。

“九点十分。”

“没时间了，你也快穿衣服回自己家去！”说着，她开始往腋下喷洒雾状香水。“当然有家的吧？”

我道了声“有”，套上T恤，依然坐在床沿不动，再次观望窗外。

“到什么地方？”

“港口附近。怎么？”

“开车送你，免得迟到。”

她一只手紧握发刷，用马上要哭出来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我想，如果能哭出来，心里肯定畅快。但她没哭。

“喂，记住这点：我的确喝多了，醉了，所以即使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是我的责任。”

说罢，她几乎事务性地用发刷柄啪啪打了几下手心。我没作声，等她继续说下去。

“是吧？”

“或许。”

“不过，同人事不省的女孩睡觉的家伙……分文不值！”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

她停顿一下，似乎在平抑激动的情绪。

“那，我为什么身子光光的？”

“你自己脱的嘛。”

“不信。”

她随手把发刷往床上一扔，把钱包、口红、头痛药和一些零碎东西塞进手袋。

“我说，你能证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自己检查好了。”

“怎么检查？”

她似乎真的动了气。

“我发誓。”

“不信。”

“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的柏油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地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环，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吗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的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巾擦拭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沾在过滤嘴上的口红似的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F·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一千元钞票塞进后视镜背后。

10

夜里异常热，简直可以把鸡蛋蒸个半熟。

我像往常那样用脊背顶开杰氏酒吧沉重的门扇，深深吸了一口空调机凉飕飕的气流。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薯片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我照例拣吧台尽头的座位坐下，背靠墙壁，四下打量：三个身穿罕见制服的法国水兵及其两个女伴、一对二十岁光景的恋人，如此而已。没有鼠的身影。

我要了啤酒和咸牛肉三明治，掏出书，慢慢地等鼠。

大约过了十分钟，一个叩着一对葡萄柚般的乳房、身穿漂亮连衣裙的三十岁模样的女子进来，在同我隔一个座位的地方坐下，也像我一样环视一圈之后，要了占列鸡尾酒，但只喝了一口便欠身离座，打了个长得烦人的电话。打罢电话，又夹起手袋钻进厕所。总之，四十分钟时间里她如此折腾了三遭：喝一口占列，打一个长电话，夹一次手袋，钻一次厕所。

调酒师杰走到我面前，神色不悦地说：不把屁股磨掉才怪！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

那女子第三次从厕所返回后，扫一眼四周，滑到我身旁低声道：

“嗯，对不起，能借一点零币？”

我点点头，把衣袋里的零币搜罗出来，排在桌面上：十元的共十三枚。

“谢谢，这下好了。再在店里兑换的话，人家会不高兴的。”

“无所谓，身上的负担倒因此减轻了嘛！”

她微笑点头，麻利地收起硬币，消失在电话机那边。

我索性放下书本，请求把手提式电视机摆在吧台上面，边喝啤酒边看棒球转播。比赛好生了得：光是前四局便有两名投手被打中六球，包括两个本打垒。一个外场投手急出了贫血症，晕倒在地。换投手的时间里，加进六个广告：啤酒、人寿保险、维生素剂、民航公司、炸薯片和卫生巾。

那个像是没女伴的法国水兵手拿啤酒杯来到我身后，用法语问我看什么。

“棒球。”我用英语回答。

“棒球？”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棒球规则：那个男的投球，这个家伙用棒子猛打，跑一圈得一分。水兵盯着看了五分钟，广告开始时，问我为什么没有自动唱片点唱机和约翰尼·哈利迪的唱片。

“没人喜欢。”我说。

“那么，法国歌手里哪个受人喜欢？”

“阿达姆。”

“那是比利时人。”

“米歇尔·波纳雷夫。”

“狗屎！”

说罢，水兵返回自己的桌子。

棒球打到第五局时，那女子总算转回。

“谢谢。让我招待点什么？”

“不必介意。”

“有借必还嘛，我就这个性格，好也罢不好也罢。”

我本想微笑，但未能如愿，只好默默点头。女子用手指叫来杰，吩咐为我来啤酒，给她拿占列。杰准确地点了三下头，消失在柜台里。

“久等人不至，对吧，您？”

“好像。”

“对方是女孩？”

“男的。”

“和我一样。看来我们话能投机。”

我无奈地点头。

“喂，看我像是多少岁？”

“二十八。”

“说谎。”

“二十六。”

女子笑了。

“不过我倒不至于不快。像是单身？还是已有丈夫？”

“猜中有奖不成？”

“未尝不可。”

“已婚。”

“喔……对了一半。上月离的婚。以前跟离婚女子交谈过？”

“没有。不过碰到过患神经痛的牛。”

“在哪里？”

“大学实验室。五个人把它推进教室的。”

女子笑得似乎很快意。

“学生？”

“嗯。”

“过去我也是学生来着，六十年代，蛮不错的时代。”

“什么地方不错？”

她什么也没说，嗤嗤一笑，喝了口占列鸡尾酒，继而像突然想起似的觑了眼表。

“还得打电话。”说着，她提起手袋站起来。

她走掉之后，我的提问因为没得到回答，在空中徘徊了一会儿。

啤酒喝至一半，我叫来杰付账。

“你是要逃？”

“是的。”

“讨厌大龄女人？”

“与年龄无关。总之鼠来时代我问好。”

出店门时，那女子已打完电话，正往厕所里钻第四次。

回家路上，我一直吹着口哨。这是一支不知在哪里听过的曲子，但名字却总也记不起来。是很早以前的老歌了。我把车停在海滨公路上，一面望着黑夜中的大海，一面竭力想那歌名。

是《米老鼠俱乐部之歌》。歌词我想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喜欢的口令，

MIC·KEY·MOUSE⁽¹⁾。”

说不定真的算是不错的时代。

(1)　英语，意为“米老鼠”。

11

〖ON〗

喂，诸位今晚都好？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神气得不得了，恨不能分给诸位一半共享。N.E.B广播电台，现在是大家熟悉的“通俗歌曲电话点播节目”时间。从现在开始到九点，周六夜晚愉快的两小时中，将不停地播放诸位中意的热门歌曲。撩人情思之曲、怀念往昔之曲、舒心惬意之曲、欲舞欲蹈之曲、心烦意乱之曲、令人作呕之曲，一律欢迎，只管打电话点来。电话号码大家知道吧？好吧，注意不要拨错。打的人晦气、接的人烦恼——错误电话千万别打。好了，六点开始受理，受理一个小时，台里的十部电话一阵紧似一阵响个不停。对了，不听听电话铃声？……怎么样，够厉害吧？好——咧，就这声势。尽管打电话，打到手指断掉为止。上星期打来的电话实在太多，多得保险丝都飞了，给诸位添了麻烦。不过这回不要紧，昨天换上了特制电缆，有大象腿那般粗。不，比大象腿、长颈鹿腿还要粗得多，尽管打来就是，放心大胆地打，歇斯底里地打。即使电台里的人全都歇斯底里，保险丝也绝对不会跳开。好么？好——咧，今天实在热得叫人心烦，让我们听一支流行音乐冲淡一下，好吗？音乐的妙处就在这里，同可爱的女孩一样。OK，第一支曲！安安静静地听着，实在妙不可言，热浪一扫而光。布鲁克·本顿：《佐治亚的夜雨》。

〖OFF〗

……啊……简直热死了……

……喂，空调不能再放大点？……这里快成地狱了……喂喂，算了算了，我都给汗浸透了……

……对对，是那样的……

……喂，喉咙渴得冒烟了，有谁给我拿瓶透心凉的可乐来？……放心，小便什么的无从谈起。我这膀胱特别强韧……对，无论如何……

……谢谢，由美子，这下可好了……嗬，凉得很……

……喂，没有开瓶器呀……

……胡说，怎么好用牙齿来开？……喂喂，唱片快放完了，没时间了，别开玩笑……听着，开瓶器！

……畜生……

〖ON〗

妙极了，这才叫音乐。布鲁克·本顿，《佐治亚的夜雨》，凉快点了吧？对了，你猜今天最高气温是多少？三十七度，三十七度！就算夏天也热过头了，简直是火炉！三十七度这个温度嘛，说起来与其一个人老实待着，还不如同女孩抱在一起凉快些。不相信？OK，闲话少叙，快放唱片好了。克里登丝·清水再现：《香柠檬之恋》。来吧，宝贝！

〖OFF〗

……喂喂，可以了，我已经用麦克风底座打开瓶盖了……

……唔，好喝……

……不要紧，不至于打嗝的，你也真是好担心……

……我说，棒球怎么样了？……其他台正在转播吧？……

……喂，等一下，为什么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这是犯罪……

……明白了，好了好了，这回想喝啤酒了吧，冰凉冰凉的……

……喂，不得了，要打嗝……

……唔……

12

七点十五分，电话铃响了。

此时我正歪在客厅的藤椅上，一边一口接一口喝罐装啤酒，一边抓奶酪椒盐饼干。

“喂，晚上好。我是N.E.B广播电台的通俗歌曲电话点播节目。听听广播可好？”

我赶紧把嘴里剩的奶酪椒盐饼干就着啤酒冲进胃袋。

“广播？”

“对，广播。就是文明孕育的……唔……最好的器械。比电动吸尘器精密得多，比电冰箱玲珑得多，比电视机便宜得多。你现在做什么呢？”

“看书来着。”

“咦呀呀，不行啊，那。一定要听广播才行！看书只能落得孤独，对吧？”

“噢。”

“书那玩意儿是煮意大利细面条时用来打发时间才一只手拿着看的，明白？”

“嗯。”

“好——咧……唔……看来我们可以交谈了。我说，你可同不断打嗝的播音员交谈过？”

“没有。”

“那么，今天算首次，听广播的诸位怕也是头一遭。话说回来，你晓得为什么我在播音当中打电话给你？”

“不晓得。”

“实话跟你说，有个……呃……有个女孩要送给你一支点播歌曲。可知道她是谁？”

“不知道。”

“点播的歌曲是沙滩男孩乐队的《加利福尼亚少女》，好个叫人怀念的曲子，怎么样，这回该想起来了吧？”

我沉吟片刻，说根本摸不着头脑。

“哦……这不好办。要是猜对的话，可以送你一件特制T恤。好好想想嘛！”

我再次转动脑筋。觉得记忆的角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时隐时现——尽管极为缥缈。

“加利福尼亚少女……‘沙滩男孩’……怎么，想起来了？”

“如此说来，大约五年前好像一个女孩儿借给我一张同样的唱片。”

“什么样的女孩？”

“修学旅行时我替她找到隐形眼镜，作为回报，她借给了我一张唱片。”

“隐形眼镜？……那唱片你可还了？”

“没有，弄丢了。”

“那不大好。即使买新的也要还回才是。女孩借而不还倒也罢了……呃……自己可不能有借无还，意思明白？”

“明白。”

“那好！五年前修学旅行中失落隐形眼镜的她，当然正在听广播，对吧？噢——她的名字？”

我报出好容易想起的名字。

“啊，看来他准备买唱片送还，这很好……你的年龄？”

“二十一。”

“风华正茂。学生？”

“是的。”

“……唔……”

“哦？”

“学什么专业？”

“生物。”

“嗬……喜欢动物？”

“嗯。”

“喜欢动物什么地方？”

“……是它不笑吧。”

“嘿，动物不笑？”

“狗和马倒是多少笑点儿的。”

“嗬嗬，什么时候笑？”

“开心时。”

我突然感到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气愤。

“那么说……噢……狗来当相声演员也未尝不可！”

“你想必胜任。”

“哈哈哈哈哈哈。”

13

《加利福尼亚少女》：

东海岸少女多魅力，

时装都会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说话是组装式。

中西部少女多温柔，

一见心脏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爱，

令人浑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14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来了。

下面是其样式。

15

翌日早晨，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崭新的T恤，在港口一带随便转了一圈，然后推开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门。店内没有顾客，只见一个女孩坐在柜台里，以倦慵的神情一边清点单据一边喝可口可乐。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蓦地发现女孩有点面熟：原来是一星期前躺在卫生间的那个没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声，对方不无惊愕地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的T恤，随后把剩的可乐喝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做工？”她无奈似的说道。

“偶然，我是来买唱片的。”

“什么唱片？”

“沙滩男孩乐队的《加利福尼亚少女》。”

她不大相信似的点头站起，几大步走到唱片架跟前，像训练有素的狗一样挟着唱片折回。

“这个可以吧？”

我点了下头，手依然插在衣袋没动，环视店内道：

“另外要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3号。”

她没有作声，这回拿了两张转来。

“格伦·古尔德⁽¹⁾演奏和巴克豪斯⁽²⁾演奏的，哪个好？”

“格伦·古尔德。”

她将一张放在柜台，另一张送回。

“还要吗？”

“收有《白衣少女》的迈尔斯·戴维斯。”

这回她多花了一些时间，但还是挟着唱片回来了。

“此外？”

“可以了，谢谢。”

她把三张唱片摊开在柜台上。

“这，你全听？”

“不，送礼。”

“倒大方。”

“像是。”

她有点尴尬似的耸耸肩，说“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钱，接过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么说，上午算托你的福，卖掉了三张。”

“那就好。”

她吁了口气，坐在柜台里的椅子上，开始重新清点那扎单据。

“经常一个人值班？”

“还有一个，出去吃饭了。”

“你呢？”

“她回来替我再去。”

我从衣袋里掏香烟点燃，望了一会她操作的光景。

“喏，可以的话，一起吃饭好么？”

她眼皮也没抬，摇头道：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我也是。”

“是吗？”她不耐烦地将单据推到一边，把“神奇的竖琴师”合唱团重新谱曲的唱片放在唱机上，落下唱针。

“那为什么邀我？”

“偶尔也想改变一下习惯。”

“要改一个人改去，”她把单据换在手上，继续操作，“别管我。”

我点了下头。

“我想上次我说过：你分文不值！”言毕，她撅起嘴唇，用四根手指啪啦啪啦地翻动单据。

(1)　加拿大钢琴家（1932—1982）。擅长演奏巴赫作品和现代音乐。

(2)　德国钢琴家（1884—1969）。被称为“键盘狮子王”。

16

我走进杰氏酒吧时，鼠正臂肘支在桌上，苦着脸看亨利·詹姆斯⁽¹⁾那本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

“有趣？”

鼠从书上抬起脸，摇了摇头。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不知道。”

“罗杰·瓦迪姆，法国的电影导演。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同时拥有与聪明才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谁说的，这是？”

“忘了。你以为这真能做到？”

“骗人。”

“为什么？”

“假如半夜三点醒来，肚子里饥肠辘辘，打开电冰箱却什么也没有，你说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继而放声大笑。我喊来杰，要了啤酒和炸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递给鼠。

“什么哟，这是？”

“生日礼物。”

“下个月呀！”

“下个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来。

“是啊，寂寞呀，你不在的话。”说着，鼠打开包装，取出唱片，注视良久。“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格伦·古尔德，伦纳德·伯恩斯坦⁽²⁾。哦……都没听过。你呢？”

“没有。”

“总之谢谢了。说白啦，十分高兴。”

(1)　美国小说家（1843—1916）。后加入英国籍。作品有《美国人》、《鸽翼》等。

(2)　美国指挥家、作曲家（1910—1990）。纽约爱乐乐团指挥。

17

我一连花了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沙滩男孩”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五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谢后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到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所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味好美”色拉调味酱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宜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十五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三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接着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18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着早已打开的书本。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了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杰氏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了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沉默。

“大家都挺没趣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她的身后传来鲍勃·迪伦⁽¹⁾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地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八点在杰氏酒吧，好么？”

“遵命。”

“……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1)　美国歌星、作曲家（1941—　）。

19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二十一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世界经济危机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帝国大厦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二十一，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睡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十七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褐色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周日版的《朝日新闻》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理由已经忘了——是那种可以忘掉的理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有时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嬉皮士女孩。年方十六，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暴发声势最为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检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里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吃苦头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检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棉条。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次年春假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20

她看上去不大舒适似的坐在杰氏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啤酒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真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会乐出眼泪的。”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啤酒。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一样，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不跟人家讲自家的琐事，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十五秒。

“想当正经人，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听了。”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三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五年前死于脑肿瘤，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她？”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

“三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地笑笑，把姜汁啤酒的酒杯拨到一边。“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看上去笑得很开心——像是很多年不曾笑过。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啤？”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冰透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另一瓶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戴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八岁以前。八岁那年我只剩下九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的时候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上并拢，我拿过她的左手，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着。那是一只像鸡尾酒杯一般的凉冰冰的小手，四根手指令人心情愉快地并列在一起，极为自然，俨然如与生俱来。这种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并列在一起远为得体。

“八岁时小拇指夹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了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¹⁾一只有名的豹三年吃了三百五十个印度人。”

“真的？”

“包括那只豹在内，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上校八年时间里杀死了一百二十五只老虎和豹。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的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

(1)　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城市。

21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¹⁾的《女巫》。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区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女巫，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的正义播撒太甚，以致日前被捕的十六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筱田浩一郎译）

“由于我的正义播撒太甚”，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1)　法国历史学家（1798—1874）。著有《法国史》等。

22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冷冷的炉甘石洗脸液洗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而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地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棉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应道。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你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再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TOP 40”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十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热水仔细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再送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些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灵犬莱西》，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的轻轻摇头道：

“巴斯德⁽¹⁾具有科学直觉力。”

“科学直觉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于C，证明完毕。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巴斯德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只有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詹纳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觉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三十六只猫）、游行示威、罢课之类。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摩登爵士四重奏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地看见乳头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文·盖伊⁽²⁾。时针已近八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再擦，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话。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都更加好笑似的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给我的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

“我时常想：假如活着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

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

归途车中，我蓦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感觉上，幽会时间里她似乎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我们看了普莱斯利⁽³⁾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

(1)　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1822—1895）。

(2)　美国黑人歌手、作曲家（1940—1984）。

(3)　美国摇滚乐歌手（1935—1977），俗称猫王。

23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阴茎为“你存在的理由”。

∗∗∗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终归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段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八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三日之间，我听课三百五十八次，性交五十四次，吸烟六千九百二十一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阴茎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影自怜。

∗∗∗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正在吸第六千九百二十二支烟。

24

这天夜里，鼠一滴啤酒未沾。这绝非好的征兆。他因而一口气喝了五杯冰镇占边威士忌。

我们在酒吧的幽暗角落里玩弹子球来消磨时间。这玩艺儿实在毫无价值可言：花几枚零币，换取它提供僵死的时间。然而鼠对什么都一本正经。因此我在六局之中能赢上两局已近于奇迹。

“喂，怎么搞的？”

“没什么。”鼠说。

我们返回餐桌，继续喝啤酒和占边威士忌。

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只是默默地、不经意地听着自动唱机继续播放的唱片：《普通人》、《伍德斯托克》、《天空中的精灵》、《来呀孤独的少女》……

“有事相求。”鼠开口道。

“什么事？”

“希望你去见个人。”

“……女的？”

鼠略显犹豫，然后点了点头。

“为什么求我？”

“舍你有谁？”鼠快速说罢，喝下了第六杯威士忌的第一口。“有西装和领带？”

“有。可是……”

“明天两点。”鼠说，“喂，你知道女人到底靠吃什么活着？”

“皮鞋底。”

“哪里会！”

25

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刚出锅的热蛋糕，他将几块重叠放在一个深底盘内，用小刀整齐地一分为四，然后将一瓶可口可乐浇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时，他正在五月暖融融的阳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冲灌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优点，”鼠对我说，“是将吃的和喝的合二为一。”

宽敞的院子里草木葱茏，各式各样的野鸟从四面飞来，拼命啄食洒满草坪的爆米花。

26

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我甚至时常觉得每隔一小时便长了一岁。而可怕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

她绝对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这种说法也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不是长得对她来说相得益彰的那种类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的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日期，一九六三年八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她坐在一处像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波堤上，有点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头发剪得很短，颇有赛伯格⁽¹⁾风度（总的说来，那发型使我联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身穿下摆偏长的红方格连衣裙。她看上去带有几分拘泥，却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够触动对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轻轻合拢的双唇，犹如纤纤触角一般向上翘起的鼻子，似乎是自己修剪的刘海不经意地垂挂在宽宽的前额，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脸颊之间，散布着粉刺淡淡的遗痕。

她十四岁，这是她二十一载人生中最美的一瞬间。接着，美就突然逝去了——我只能这样认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我无法捉摸，别人也全然不晓。

∗∗∗

她一本正经地（不是开玩笑）说她上大学是因为受到天的启示。当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我们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问所谓天的启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晓得呢，”她说。稍顷，又补充道：“不过，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从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飘落大学校园的情景。远远看去，宛如一方卫生纸。

∗∗∗

关于她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人恐怕也不明了。

(1)　美国电影演员（1938—1979）。

27

我做了个噩梦。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块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

我从床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洗涤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料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季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十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十二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叫人可怜，从海边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鳞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栏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上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五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柏油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温存，过时的摇滚乐，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杳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杰氏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赞扎基斯⁽¹⁾的《基督最后的诱惑》。

“她在哪儿？”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一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

(1)　希腊诗人、小说家（1883—1957）。

28

谈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长，并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觉的城市。

前面临海，后面依山，侧面有座庞大的港口。其实城市很小。从港口回来，如果驱车在国道上疾驰，我是概不吸烟的。因为还不等火柴擦燃，车便驰过了市区。

人口七万略多一点，这个数目五年后恐怕也不会变。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带有小院的二层楼里，都有小汽车，不少人家还有两辆。

此数字并非我的随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统计科每年年底正式发表的。拥有二层小楼住房这点确实够开心的。

鼠的家是三层楼，天台上还带有温室。车库是沿斜坡开凿出来的地下室，父亲的“奔驰”和鼠的“凯旋TRⅢ”相亲相爱地并排停在那里。奇怪的是，鼠家里最有家庭气氛的倒是这间车库。车库甚是宽敞，似乎连小型飞机都停得进去，里面还紧挨紧靠地摆着型号过时或厌弃不用的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成套餐具、音响、餐柜等什物。我们经常在这里喝啤酒，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听人说，鼠的父亲从前好像穷得一塌糊涂，那是战前。战争快开始时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学药物工厂，卖起了驱虫膏，效果如何虽颇有疑问，但碰巧赶上战线向南推进，那软膏便卖得如同飞起来一般。

战争一结束，他便把软膏一古脑儿收进仓库，这回卖起了不三不四的营养剂。待朝鲜战场停火之时，又突如其来地换成了家用洗涤剂。据说成分却始终如一。我看有这可能。

二十五年前，在新几内亚岛的森林里，浑身涂满驱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积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又堆有贴着同样商标的厕所用管道洗涤剂。

如此这般，鼠的父亲成了阔佬。

当然，我的朋友里也有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市营公共汽车的司机。有钱的公共汽车司机也未必没有，但我朋友的父亲却属于穷的那一类。因为他父亲几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时常去那里玩。他父亲不是开车就是在赛马场，母亲则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们成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来我身旁解开裤口。我们没有交谈，差不多同时结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东西。”他一边往裤子屁股上擦手一边说。

“噢。”

“给你看看？”他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原来是女人的裸体照，张大了腿，那儿插着一个啤酒瓶。“厉害吧？”

“的确。”

“来我家还有更厉害的哩！”他说。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这城市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十八年时间里，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已经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我几乎所有的回忆都同它联系在一起，但上大学那年春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却从心底舒了口长气。

暑假和春假期间我都回到这里，但大多靠喝啤酒打发日子。

29

大约有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

鼠不在时，我抓住杰寻根摸底：

“喂，你说鼠怎么了？”

“这个——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为夏天快要完了？”

随着秋天的降临，鼠的心绪总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书，我同他搭话，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应付了事。而到暮色苍茫凉风徐来，四周氤氲几丝秋意的时分，鼠便一下子停止了喝啤酒，气急败坏似的大喝冰镇波旁威士忌，无尽无休地往吧台旁的自动唱机里投硬币，在弹子球机前手拍脚刨，直到亮起警告红灯。杰被弄得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种被抛弃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杰说。

“是吗？”

“大家都一走了之，有的返校，有的回单位。你也是吧？”

“是啊。”

“要理解才行。”

我点点头。“那个女孩呢？”

“不久就会淡忘的，肯定。”

“有什么不愉快不成？”

“怎么说呢？”

杰含糊了一句，接着去做别的事。我没再追问，往自动唱机里投下硬币，选了几支曲，回桌旁喝啤酒。

过了十多分钟，杰再次来我跟前问：

“怎么，鼠对你什么也没说？”

“嗯。”

“怪呀。”

“真的怪？”

杰一边反复擦拭手中的玻璃杯，一边深思起来。

“应该想找你商量才是。”

“干嘛不开口？”

“难开口嘛。好像怕遭抢白。”

“哪里还会抢白！”

“看上去像是那样，以前我就有这个感觉。倒是个会体贴人的孩子。你嘛，怎么说呢，好像有些地方已经看破红尘了……可不是把你往差里说。”

“知道。”

“只不过是我比你大二十岁，碰上的晦气事也多。所以，怎么说好呢……”

“苦口婆心。”

“对啰。”

我笑着喝了口啤酒：

“鼠那里由我说说看。”

“嗯，那就好。”

杰熄掉烟，转身回去做事。我起身走进厕所，洗手时顺便照了照镜子，然后又怏怏不快地喝了瓶啤酒。

30

曾有过人人都试图冷静生活的年代。

高中快毕业时，我决心把内心所想的事项只说出一半。起因我忘了，总之好几年时间里我始终秉持这一念头，并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果真成了仅说一半话的人。

我并不知道这同冷静有何关系。但如果将一年到头都得除霜的旧式冰箱称为冷静的话，那么我也是这样。

由此之故，我用啤酒和香烟把即将在时间的积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识踢打起来，同时续写这篇文字。我洗了不知多少次热水淋浴，一天刮两回胡须，周而复始地听旧唱片。此时此刻，落后于时代的彼得、波罗和马丽就在我背后唱道：

“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

31

第二天，我邀鼠来到山脚下一家宾馆的游泳池。由于夏季将逝，且交通不便，池里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一半是美国住客：他们与其说是游泳，莫如说是在专心晒日光浴。

这座由旧华族⁽¹⁾别墅改建成的酒店，有一方芳草萋萋的庭院，游泳池与主建筑之间隔着一道蔷薇篱笆，沿篱笆爬上略略高出的山坡，海面、港口和街市尽收眼底。

我和鼠在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里竞相游了几个来回，然后并排躺在轻便折叠椅上，喝着冰镇可乐。我调整完呼吸抽罢一支烟的时间里，鼠愣愣地望着一个独自尽情游泳的美国少女。

万里无云的晴空，几架喷气式飞机留下几缕冻僵似的白色航迹线，倏然飞去。

“小时候天上的飞机好像更多来着。”鼠望了眼天空说。

“几乎清一色是美军飞机，有一对螺旋桨的双体家伙。记得？”

“P-38？”

“不，运输机。比P-38大得多，有时飞得很低很低，连空军标志都能看到……此外记得的有DC-6、DC-7，还见过佩刀式喷气机哩。”

“够老的了！”

“是啊，还是艾森豪威尔时代。巡洋舰一进港，就满街都是美国宪兵和水兵。见过美国宪兵？”

“嗯。”

“好些东西都失去了。当然不是说我喜欢军人……”

我点点头。

“佩刀式喷气机真是帅气，只要不投凝固汽油弹。见过凝固汽油弹下落的光景？”

“在战争片里。”

“人这东西想出的名堂真是够多的，而且又都那么精妙。再过十年，恐怕连凝固汽油弹都令人怀念也未可知。”

我笑着点燃第二支烟。“喜欢飞机？”

“想当飞行员来着，过去，可惜搞坏了眼睛，只好死心。”

“真的？”

“喜欢天空，百看不厌。当然不看也可以。”鼠沉默了五分钟，蓦然开口道，“有时候我无论如何都受不了，受不了自己有钱。恨不能一逃了事。你能理解？”

“无法理解。”我不禁愕然，“不过逃就是喽，要是真心那么想的话。”

“……或许那样最好。跑到一处陌生的城市，一切从头开始，也并不坏。”

“不回大学了？”

“算了。也无法回去嘛！”鼠从太阳镜的背后用眼睛追逐仍在游泳的女孩。

“干嘛算了？”

“怎么说呢，大概因为厌烦了吧。可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就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也在考虑别人，像考虑自己的事一样，也因此挨过警察的揍。但到时候人们终究要各归其位，唯独我无处可归，就像玩‘抢椅子’游戏没了椅子。”

“往后做什么？”

鼠用毛巾擦着脚，沉吟多时。

“想写小说，你看如何！”

“还用说，那就写嘛！”

鼠点头。

“什么小说？”

“好小说，对自己来说。我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才能，我想如果写，起码得写足以使自己本身受到启发的东西才行，否则没有意思。是吧？”

“是啊。”

“或是为自己本身写……或是为知了写。”

“知了？”

“嗯。”鼠捏弄了一会悬挂在裸胸前的肯尼迪硬币垂饰，“几年前，我同一个女孩去过奈良。那是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午后，我俩在山路上走了三个小时。途中遇到的活物，只有留下一声尖叫拔地飞走的野鸟，和路旁不停振翅的知了。因为太热了。

“走了一大阵子，我们找到一处夏草整齐茂密的缓坡，弓身坐下，在沁人心脾的山风的吹拂中擦去汗水。斜坡下面横着一条很深的壕沟，对面是一处古坟，小岛一般高，上面长满苍郁的树木，是古代天皇的。看过？”

我点点头。

“那时我想：干嘛要建造这么个庞然大物呢？……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坟墓都自有意义，就是说它告诉人们，无论什么样的人迟早都是一死。问题是那家伙过于庞大，庞大有时候会把事物的本质弄得面目全非。说老实话，那家伙看上去根本就不像墓，是山，壕沟的水面上到处是青蛙和水草，周围栅栏挂满蜘蛛网。

“我一声不响地看着古坟，倾听风掠水面的声响。当时我体会到的心情，用语言绝对无法表达。不，那压根儿就不是心情，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完完全全被包围的感觉。就是说，知了也罢青蛙也罢蜘蛛也罢风也罢，统统融为一体在宇宙中漂流。”

说到这里，鼠喝掉泡沫早已消失的最后一口可乐。

“每次写东西，我都要想起那个夏日午后和树木苍郁的古坟。并且心想，要是能为知了、青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该是何等美妙！”

说罢，鼠双手抱在颈后，默然望着天空。

“那……你是写什么了？”

“哪里，一行也没写成，什么也没写成。”

“是吗？”

“汝等乃地中之盐。”

“？”

“倘盐失效，当以何物为盐？”鼠如此说道。

黄昏时分，阳光黯淡下来。我们离开游泳池，跨进荡出曼托瓦尼⁽²⁾的意大利民谣旋律的宾馆小酒吧，端起凉啤酒。宽大的窗口外面，港口的灯火历历在目。

“女孩怎么样了？”我咬咬牙问。

鼠用手背拭去嘴边沾的酒沫，沉思似的望着天花板。

“说白啦，这件事原本打算什么也不告诉你来着。简直傻气得很。”

“不是想找我商量一次么？”

“那倒是。但想了一个晚上，还是免了。世上有的事情是奈何不得的。”

“比如说？”

“比如虫牙：一天突然作痛，谁来安慰都照旧痛个不止。这一来，就开始对自己大为气恼，并接着对那些不对自己生气的家伙无端气恼起来。明白？”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你认真想想看：条件大伙都一样，就像同坐一架出了故障的飞机。诚然，有的运气好些有的运气差些，有的坚强些有的懦弱些，有的有钱有的没钱。但没有一个家伙怀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大家一个样，拥有什么的家伙生怕一旦失去，一无所有的家伙担心永远一无所有，大家一个样。所以，早些觉察到这一点的人应该力争使自己多少怀有自信，哪怕装模作样也好，对吧？什么自信之人，那样的人根本没有，有的不过是能够装出自信的人。”

“提个问题好么？”

我点点头。

“你果真这样认为？”

“嗯。”

鼠默然不语，久久盯着啤酒杯不动。

“就不能说是说谎？”鼠神情肃然。

我用车把鼠送回家，而后一个人走进杰氏酒吧。

“说了？”

“说了。”

“那就好。”

杰说罢，把炸薯片放在我面前。

(1)　旧时日本有爵位的人，位于平民、士族之上。

(2)　英国指挥家、作曲家（1905—1980）。生于意大利。

32

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他的作品尽管量很庞大，却极少直接涉及人生、抱负和爱情。在比较严肃的（所谓严肃，即没有外星人或怪物出场之意）半自传性质的作品《绕虹一周半》（一九三七年）中，哈特费尔德以混合着嘲讽、冷言恶语、开玩笑和正话反说的语气，极为简洁地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我向这房间中至为神圣的书籍、即按字母顺序编印的电话号码簿发誓：写实，我仅仅写实。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的。至于如何辛苦、如何磨损，在此不一一叙述。因为很麻烦。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那么请去阅读罗曼·罗兰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切都写在那里。”

哈特费尔德之所以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大为欣赏，原因之一是由于书中对一个人由生至死的过程描写得无微不至、有条不紊；二是由于它是一部长而又长的长篇。他一向认为，既然小说是一种信息，那就必须是可以用图表和年表之类表现出来的，而且其准确性和量堪成正比。

对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往往持批评态度。他说，问题当然不在量的方面，而在于其中宇宙观念的阙如，因而作品给人的印象不够谐调。他使用到“宇宙观念”这一字眼时，大多是意味着该作品“不可救药”。

他最满意的小说是《佛兰德的狗》。他说：“喂，你能相信狗是为一幅画而死的？”

一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这样问哈特费尔德：

“您书中的主人公瓦尔德在火星上死了两次，金星上死了一次，这不矛盾么？”

哈特费尔德应道：

“你可知道时间在宇宙空间是怎样流转的？”

“不知道，”记者回答，“可是又有谁能知道呢？”

“把谁都知道的事写成小说，那究竟有何意味可言？”

∗∗∗

哈特费尔德有部短篇小说叫《火星的井》，在他的作品中最为标新立异，仿佛在暗示莱伊·布拉德贝利的即将出现。书是很早以前读的，细节已经忘了，现将梗概写在下面：

那是一个青年钻进火星地表无数个无底深井的故事。井估计是几万年前由火星人挖掘的。奇特的是这些井全都巧妙地避开水脉。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挖这些东西出于什么目的。实际上，除了这些井，火星人什么都未留下，没有文字没有住宅没有餐具没有铁没有墓没有火箭没有城镇没有自动售货机，连贝壳也没有。唯独有井。至于能否将其称为文明，作为地球人的学者甚难判断。的确，这些井建造得委实无懈可击，虽经几万年的岁月，而砖块却一块都未塌落。

不用说，曾有好几个探险家和考察队员钻进井里。携带绳索者，由于井纵向过深和横洞过长而不得不返回地面；未带绳索者，则无一人返回。

一天，一个在宇宙中往来彷徨的青年钻入井内。他已经厌倦了宇宙的浩渺无垠，而期待悄然死去。随着身体的下降，青年觉得井逐渐变得舒服起来，一股奇妙的力开始温柔地包笼他的全身。下降大约一公里之后，他觅得一处合适的横洞，钻入其中，沿着曲曲折折的路漫无目的地走动不止。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表早已停了。或许两小时，也可能两天。全然没有饥饿感和疲劳感，原先感觉到的不可思议的力依然包笼着他的身体。

某一时刻，他突然觉察到了日光，原来是横洞同别的井连在了一起。他沿井壁攀登，重新返回地面。他在井边弓身坐下，望着无遮无拦的茫茫荒野，又望望太阳。是有什么出了错！风的气息、太阳……太阳虽在中天，却如夕阳一般成了橙色的巨大块体。

“再过二十五万年，太阳就要爆炸。啪……OFF。二十五万年，时间也并不很长。”风向他窃窃私语，“用不着为我担心，我不过是风。假如你愿意，叫我火星人也没关系，听起来还不坏嘛！当然话语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可你是在讲话。”

“我？讲话的是你。我只是给你的心一点提示。”

“太阳是怎么回事，到底？”

“老啦，奄奄一息。你我都毫无办法。”

“干嘛突如其来地……”

“不是突如其来。你在井内穿行之间，时光已流逝了约十五亿年，正如你们的谚语所说，光阴似箭啊。你所穿行的井是沿着时间的斜坡开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时间之中彷徨，从宇宙诞生直到死亡的时间里。所以我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是风。”

“有句话问一下好么？”

“愿闻。”

“你学得了什么？”

大气微微摇颤，风绽出笑容，须臾，亘古不灭的沉寂重新笼罩了火星的表面。青年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用枪口顶住太阳穴，轻轻扣动了扳机。

33

电话铃响了。

“回来啦。”她说。

“想见你啊。”

“现在出得来？”

“没问题。”

“五点钟在YWCA⁽¹⁾门前。”

“在YWCA做什么？”

“法语会话。”

“法语会话？”

“OUI⁽²⁾。”

我放下电话，冲罢淋浴，喝起啤酒。快喝完的黄昏时分，瀑布般的阵雨从天而降。

来到YWCA时，雨已完全止息。走出门的女孩们满脸疑惑地抬头打量天空，有的撑伞，有的收拢起来。我在门口的对面把车刹住，熄掉引擎，点燃一支烟。被雨淋得黑乎乎的门柱，看上去活像荒野中矗立的两块墓石。YWCA寒碜凄然的建筑物旁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然而廉价的出租楼宇，天台上竖着巨幅的电冰箱广告板，一个身扎围裙的三十岁光景的女子向前倾着身子，尽管看起来十足患有贫血症，但仍然喜不自胜地打开冰箱门，里边的贮藏品也因此得以窥见。

第一层是冰块和一公升香草冰淇淋，以及一包冰冻虾；第二层是蛋盒、黄油、卡门贝干酪、无骨火腿；第三层是鱼和鸡腿；最下边的塑料箱里是西红柿、黄瓜、龙须菜、莴苣、葡萄柚；门上是可口可乐和啤酒各三大瓶，以及软包装牛奶。

等她的时间里，我一直俯在方向盘上逐个琢磨电冰箱里的内容。不管怎样，我总觉得一公升冰淇淋未免过多，而没有色拉调料是致命的疏漏。

五点稍过，她从门里出来：身穿法国鳄鱼牌淡红色开领半袖衫和一条白布迷你裙，头发在脑后束起，戴副眼镜。一星期不见，她看上去老了三四岁。大概是发型和眼镜的关系。

“好猛的雨。”一钻进助手席她便说道，并且神经质地拉了拉裙摆。

“淋湿了？”

“一点点。”

我从后排座席拿出上次去游泳池以后一直放在那里的海水浴毛巾，递到她手里。她用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抹了几把头发，还给我。

“开始下的时候在附近喝咖啡来着，发大水似的。”

“不过变得凉快啰！”

“那倒是。”

她点了下头，把胳臂探出窗外，试了试外面的温度。同上次见面时相比，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不大融洽的气氛。

“旅行可愉快？”我试着问。

“哪里去什么旅行，说谎骗你。”

“为什么说谎？”

“一会儿告诉你。”

(1)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之略，基督教女青年会。

(2)　法语“是”之意。

34

我有时说谎。

最后一次说谎是在去年。

说谎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勾当。不妨说，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我们实际上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

然而，倘若我们一年四季都喋喋不休，而且喋喋不休的无不真实，那么真实的价值势必荡然无存。

∗∗∗

去年秋天，我和我的女友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而且两人都饥不可耐。

“没什么吃的？”我问她。

“找找看。”

她赤条条地翻身下床，打开电冰箱，找到一块旧面包，放进莴苣和香肠简单做成三明治，连同速溶咖啡一起端到床上。那是一个就十月来说多少有点偏冷的夜晚，上床时她身上已经凉透，宛如罐头里的大马哈鱼。

“没有芥末。”

“够高级的了！”

我们裹着被，边嚼三明治边看电视上的老影片。

《桂河大桥》。

最后桥被炸毁时，她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何苦那么死命架桥？”她指着茫然伫立的亚历克·吉尼斯向我问道。

“为了继续保持自豪。”

“唔……”她嘴里塞满面包，就人的自豪问题沉思多时。至于她脑袋里又起了什么别的念头，我无法想象，平时也是如此。

“嗳，爱我么？”

“当然。”

“想结婚？”

“现在、马上？”

“早晚……早着呢。”

“当然想。”

“可在我询问之前你可是只字未提哟！”

“忘提了。”

“……想要几个孩子？”

“三个。”

“男的？女的？”

“女的两个，男的一个。”

她就着咖啡咽下口里的面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说谎！”她说。

但她错了，我只说过一个谎。

35

我们走进港口附近一家小餐馆，简单吃完饭，随后要了血色玛莉和波旁威士忌。

“想听真实的？”她问。

“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

“是么？”

“划开肚子一看，胃里边只有一把草。我把草装进塑料袋，拿回家放在桌上。这么着，每当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就对着那草团想：牛何苦好多遍好多遍地反复咀嚼这么难吃又难看的东西呢？”

她淡淡一笑，撅起嘴唇，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

“明白了，什么也不说就是。”

我点点头。

“有件事要问你来着，可以么？”

“请。”

“人为什么要死？”

“由于进化。个体无法承受进化的能量，因而必然换代。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现今仍在进化？”

“一点一点地。”

“为什么进化？”

“对此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宇宙本身在不断进化。至于是否有某种方向性或意志介入其中，可以暂且不论，总之宇宙是在进化。而我们，归根结蒂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我放下威士忌酒杯，给香烟点上火。“没有任何人知道那种能量来自何处。”

“是吗？”

“是的。”

她一边用指尖反复旋转杯里的冰块，一边出神地盯视白色的桌布。

“我死后百年，谁也不会记得我的存在了吧？”

“有可能。”我说。

出得店门，我们在鲜明得近乎不可思议的暮色之中，沿着幽静的仓库街缓缓移步。并肩而行，可以隐约感觉出她头上洗发水的气味。轻轻摇曳柳叶的风，使人多少想到夏日的尾声。走了一会儿，她用那只五指俱全的手抓住我的手问：

“什么时候回东京？”

“下星期。有考试的。”

她悄然不语。

“冬天还回来，圣诞节前。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我生日。”

她点点头，但似乎另有所思。

“山羊座吧？”

“嗯。你呢？”

“一样。一月十日。”

“总好像星运不大好。和耶稣基督相同。”

“是啊。”说着，她重新抓起我的手，“你这一走，我真有些寂寞。”

“后会有期。”

她什么也没说。

每一座仓库都已相当古旧，砖与砖之间紧紧附着光滑的苍绿色苔藓。高高的、黑洞洞的窗口镶着似乎很坚牢的钢筋，严重生锈的铁门上分别贴有各贸易公司的名签，在可以明显闻到海水味儿的地段，仓库街中断了，路旁的柳树也像掉牙似的现出缺口。我们径自穿过野草茂密的港湾铁道，在没有人影的防波堤的仓库石阶上坐下，望着海面。

对面造船厂的船坞已经灯火点点，旁边一艘卸空货物而露出吃水线的希腊货轮，仿佛遭人遗弃似的漂浮不定。那甲板的白漆由于潮风的侵蚀已变得红锈斑驳，船舷密密麻麻地沾满贝壳，犹如病人身上脓疮愈后的硬疤。

我们许久许久地缄口不语，只是一味地望着海面望着天空望着船只，晚风掠过海面而拂动草丛的时间里，暮色渐渐变成淡淡的夜色，几颗银星开始在船坞上方闪闪眨眼。

长时间沉默过后，她用左手攥起拳头，神经质地连连捶击右手的掌心，直到捶得发红，这才怅然若失地盯着手心不动。

“全都讨厌透顶！”她冒出这么一句。

“我也？”

“对不起，”她脸一红，恍然大悟似的把手放回膝头，“你不是讨厌的人。”

“能算得上？”

她浅浅地露出笑意，点了点头，随即用微微颤抖的手给烟点上火。一缕烟随着海面上吹来的风，掠过她的发侧，在黑暗中消失了。

“一个人呆着不动，就听见很多很多人来找我搭话……熟人，陌生人，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各种各样的人。”

我点头。

“说的话大都不很入耳，什么你这样的人快点死掉算了，还有令人作呕的……”

“什么？”

“不想说。”她把吸了两三口的香烟用皮凉鞋碾灭，拿指尖轻轻揉了下眼睛，“你不认为是一种病？”

“怎么说呢？”我摇摇头，表示是不明白。“如果担心，最好找医生看看。”

“不必的，别介意。”她点燃第二支烟，似乎想笑，但没笑出来，“向别人谈起这种话，你是第一个。”

我握住她的手。手依然颤抖不止，指间已渗出冷汗，湿漉漉的。

“我从来都不想说谎骗人！”

“知道。”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只是听着微波细浪拍击海堤的声响。沉默的时间很长，竟至忘了时间。

等我注意到时，她早已哭了。我用手指上下抚摸她泪水涟涟的脸颊，搂过她的肩。

好久没有感觉出夏日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肌体的感触，洗发水的柠檬味儿，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夏日的梦境……

然而，这一切宛如挪动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有位置有着少许然而无可挽回的差异。

36

我们花三十分钟走到她的宿舍。

这是个心情愉快的良宵，加之已经哭过，她的情绪令人吃惊地好。归途中，我们走进几家商店，买了一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零碎物品：带有草莓芳香的牙膏、花里胡哨的海水浴毛巾、几种丹麦进口的智力玩具、六色圆珠笔。我们抱着这些登上坡路，不时停止脚步，回头望一眼海港。

“嗳，车还停在那里吧？”

“过后再取。”

“明天早上怕不大妥吧？”

“没关系。”

我们接着慢慢走剩下的路。

“今晚不想一个人过。”她对着铺路石说道。

我点了下头。

“可这一来你就擦不成皮鞋了。”

“偶尔自己擦也无妨。”

“擦吗，自己？”

“本分人嘛。”

静谧的夜。

她缓缓翻了个身，鼻尖触在我右肩上。

“冷啊。”

“冷？三十度咧！”

“管它，反正冷。”

我拉起蹬在脚下的毛巾被，一直拉到肩头，然后抱住她。她的身体瑟瑟颤抖不止。

“不大舒服？”

她轻轻摇头：

“害怕。”

“怕什么？”

“什么都怕。你就不怕？”

“有什么好怕！”

她沉默着，一种仿佛在手心上确认我答话分量的沉默。

“想和我性交？”

“嗯。”

“原谅我，今天不成。”

我依然抱着她，默默点头。

“刚做过手术。”

“孩子？”

“是的。”她放松搂在我背上的手，用指尖在我肩后画了几个小圆圈。

“也真是怪，什么都不记得了。”

“真的？”

“我是说那个男的。忘得一干二净，连长的模样都想不起了。”

我用手心抚摸她的头发。

“好像觉得可以喜欢他来着，尽管只是一瞬间……你可喜欢过谁？”

“啊。”

“记得她的长相？”

我试图回想三个女孩的面庞，但不可思议的是，居然一个都记不清晰。

“记不得。”我说。

“怪事，为什么？”

“因为或许这样才好受。”

她把脸颊贴在我赤裸的胸部，无声地点了几下头。

“我说，要是十分想干的话，是不是用别的……”

“不不，别多想。”

“真的？”

“嗯。”

她手臂再次用力搂紧我的背，胸口处可以感觉出她的乳房。我想喝啤酒，想得不行。

“从好些好些年以前就有很多事不顺利。”

“多少年前？”

“十二、十三……父亲有病那年。再往前的事一件都不记得了。全都是顶顶讨厌的事。恶风一直在头上吹个不停。”

“风向是会变的嘛。”

“真那么想？”

“总有一天。”

她默然良久。沙漠一般干涸的沉默，把我的话语倏地吞吸进去，口中只剩下一丝苦涩。

“好几次我都尽可能那么想，但总是不成。也想喜欢上一个人，也想坚强一些来着。可就是……”

我们往下再没开口，相互抱在一起。她把头放在我胸上，嘴唇轻轻吻着我的乳头，就那样像睡熟了一样久久未动。

她久久、久久地一声不响。我迷迷糊糊地望着幽暗的天花板。

“妈妈……”

她做梦似的悄然低语。她睡过去了。

37

噢，还好吗？N.E.B广播电台，现在是流行音乐电话点播节目时间。又迎来了周末夜晚。往下两个小时，只管尽情欣赏精彩的音乐。对了。今年夏天即将过去，怎么样，这个夏天不错吧？

今天放唱片之前，介绍一封你们大家的来信。我来读一下。信是这样的：

您好！

每个星期都饶有兴味地收听这个节目。转瞬之间，到今年秋天便是住院生活的第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诚然，对于从有良好空调设备病房的窗口观望外面景色的我来说，季节的更迭并无任何意义。尽管如此，每当一个季节离去，而新的季节降临之时，我心里毕竟有一种跃动之感。

我十七岁。三年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不能散步……不仅如此，连起床、翻身都不可能。这封信是求一直陪伴我的姐姐代写的，她为了看护我而中断了大学学业，我当然真诚地感谢她。三年时间里，我都在床上学习。事情无论多么凄惨，也还是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天一天生存下来。

我的病听说叫脊椎神经症，是一种十分棘手的病，当然康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尽管只有百分之三……这是医生（一个极好的人）告诉我的同类病症康复的比例。按他的说法，较之新投手面对巨人队高手击球得分，这个数字是够乐观的。或者说基本上相当于把对方完全封死那个难度。

有时想到要是长此以往，心里就怕得不行，真想大声喊叫。就这样像块石头一样终身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看书，不能在风中行走，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几十年后在此衰老，并且悄悄死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已。半夜三点睁眼醒来，时常觉得好像听见自己的脊梁骨一点点溶化的声音，说不定实际也是如此。

算了，不说这些不快的事了。我要按照姐姐一天几百回向我说的那样，尽可能只往好的方面想，晚上好好睡觉，因为不快的事情大半是在夜晚想到的。

从医院的窗口可以望见港口。我不禁想象：假如每天清晨我能从床上起来步行到港口，满满地吸一口海水的清香……倘能如愿以偿——哪怕只有一次——我也会理解世界何以这般模样，我觉得。而且，如果真能多少理解这点，那么纵使在床上终老此生，恐怕我也能忍耐。

再见，祝您愉快！

没有署名。

收到这封信是昨天三点多钟。我走进电台里的咖啡室，边喝咖啡边看信。傍晚下班，我走到港口，朝山那边望去。既然从你病房可以望见港口，那么港口也应该可以望见你的病房，是吧？山那边的灯光真够多的。当然我不晓得哪点灯光属于你的病房。有的属于贫家寒舍，有的属于深宅大院，有的属于宾馆酒楼，有的属于校舍或公司。我想，世上的的确确有多种多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活着。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实在好久未曾哭过了。不过，好么，我并非为同情你而哭。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只说一次，希望你听真切才好：

我、爱、你们！

十年以后，如果还能记得这个节目，记得我放的唱片和我这个人，那么也请想起我此时说的这句话。

下面我放她点播的歌曲，普莱斯利的《好运的咒符》。曲终之后，还有一小时五十分，再回到平时的狗相声演员上来。

谢谢收听。

38

准备回东京这天的傍晚，我抱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杰氏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杰把我让到里边，拿出啤酒。

“今晚坐大巴回去。”

杰一边给用来做炸薯片的马铃薯削皮，一边连连点头。

“你不在，我要寂寞的。猴子的搭档也散伙了。”杰指着柜台上挂的版画说道，“鼠也肯定觉得孤单。”

“呃。”

“东京有意思？”

“哪儿都一个德性。”

“怕也是。东京奥运会以来，我还没离开过这座城市一步呢。”

“喜欢这城市？”

“你也说了，哪儿都一个德性。”

“嗯。”

“不过过几年想回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我都这样想。”

“我叔叔是在中国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都是兄弟。”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酒吧八月二十六日这天的日历下面，写有这样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我买了张夜班大巴的票，坐在候车室凳子上，专心望着街上的灯火。随着夜迟更深，灯火渐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灯和霓虹灯。汽笛夹带习习的海风由远而近。

大巴门口，两个乘务员站在两边检查车票和座号。我递出车票，他说道：“21号中国⁽¹⁾。”

“中国？”

“是的。21号C席，C是第一个字母。A是美国，B是巴西，C是中国，D是丹麦。听错了可不好办。”

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确认座位表的同伴。我点头上车，坐在21号C席上，开始吃还热乎乎的炸薯片。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1)　原文中用的是“中国”的英文发音China。

39

我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自然有尾声。

我二十九岁，鼠三十岁，都已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杰氏酒吧在马路扩建时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杰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满一桶马铃薯；常客们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是从前好，一边不停地喝啤酒。

我结了婚，在东京过活。

每当有萨姆·佩金帕⁽¹⁾的电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电影院去，回来的路上在日比谷公园喝两瓶啤酒，给鸽子撒些爆玉米花。萨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惊天动地抢人头》，妻子则说《护航队》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欢《钻石与灰烬》，她欣赏《修女乔安娜》。生活时间一长，连趣味恐怕都会变得相似。

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

鼠仍在写他的小说，每年圣诞节都寄来几份复印本。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

其原稿纸的第一页上经常写着：

“生日快乐

并

圣诞幸福”

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四日。

那位左手只有四个手指的女孩，我再未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亚少女》那张唱片，依然待在我唱片架的一角。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边是一张桌子，上方悬挂着干得一如木乃伊的草团——从牛胃里取出的草。

死去的法文专业女孩的照片，在搬家时弄丢了。

沙滩男孩乐队时隔好久以后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1)　美国电影导演（1925—1984）。

40

最后再谈一下哈特费尔德。

哈特费尔德一九〇九年生于俄亥俄州一座小镇，并在那里长大。父亲是位沉默寡言的电信技师，母亲是善于星占和烤曲奇的微胖的妇女。哈特费尔德生性抑郁，少年时代没有一个朋友，每有时间就浏览漫画书和通俗刊物，吃母亲做的曲奇，如此从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在镇上的邮局工作，但时间不长。从这时开始，他确信只有当小说家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他的第五个短篇投给《Weird Tales》⁽¹⁾是在一九三〇年，稿费二十美元。第二年整一年时间里，他每月平均写七万字，转年达十万字以上，去世前一年已是每月十五万字。据说他每半年便要更换一部雷明顿打字机。

他的小说几乎全是冒险和妖魔鬼怪方面的，二者熔为一炉的有《冒险儿瓦尔德》系列小说。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共有四十二部。在那里边，瓦尔德死了三次，杀了五千个敌人，同包括火星女人在内的三百七十五个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其中几部我们可以读到译作。

哈特费尔德憎恶的对象相当之多，邮局、高中、出版社、胡萝卜、女人、狗……数不胜数。而合他心意的则只有三样：枪、猫和母亲烧制的曲奇。除去派拉蒙电影公司和FBI⁽²⁾的研究所，他所收藏的枪支恐怕是全美国最齐全的，除高射炮和反坦克炮以外无所不有。其中他最珍爱的是一把枪柄镶有珍珠的38口径左轮手枪，里面只装一发子弹。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迟早用它来给自己一发。”

然而，当一九三八年他母亲去世之际，他特意赶到纽约爬上帝国大厦，从天台上一跃而下，像青蛙一样瘪瘪地摔死了。

按照他的遗嘱，其墓碑上引用了尼采这样一句话：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1)　美国主要刊发科幻、魔幻小说的刊物。

(2)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之略。（美国）联邦调查局。

哈特费尔德，再次……

（代跋）

我无意说假如我碰不上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恐怕不至于写什么小说，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将完全与现在不同，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想。

高中时代，我曾在神户的旧书店里一气买了好几本估计是外国船员丢下的哈特费尔德的平装书。一本五十日元。如果那里不是书店，绝对不会被视为书籍。花花绿绿的封面脱落殆尽，纸也成了橙黄色，想必是搭乘货轮或驱逐舰下等船员的床铺横渡太平洋，而后经过漫长的时光来到我桌面上的。

∗∗∗

几年以后，我来到了美国。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目的只是为了探访哈特费尔德之墓。墓所在的地点是一位（也是唯一的）热心的哈特费尔德研究专家托马斯·麦克卢尔先生写信告诉的。他写道：“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从纽约乘上如巨大棺材般的大型公共汽车出发，到达俄亥俄州这座小镇时是早上七点。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在这里下车。穿过小镇郊外一片荒野，便是墓地。墓地比小镇子还大。几只云雀在我头上一边盘旋一边歌唱。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我才找到哈特费尔德的墓。我从周围草地采来沾有灰尘的野蔷薇，对着墓双手合十，然后坐下来吸烟。在五月温存的阳光下，我觉得生和死都同样闲适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

这部小说便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而止于何处我却不得而知。“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蚯蚓的脑髓而已。”

但愿如此，但愿。

∗∗∗

最后，我要感谢上面提到的麦克卢尔先生——在哈特费尔德的事迹记述方面，有若干处引自先生的力作《不妊群星的传说》（Thomas Mcclure; The Legend of the Sterile Stars: 1968）。谢谢。

一九七九年五月

村上春树

版权信息

书名：1973年的弹子球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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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NEN NO PINBORU

by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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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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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村上或“我”在找什么？

一九六九——一九七三

弹子球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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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或“我”在找什么？

林少华

村上春树有个“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率先，《寻羊冒险记》殿后，这部《1973年的弹子球》居中（以下称《球》）。《球》写于1980年，和前一年的《且听风吟》一样，都是开酒吧期间半夜趴在厨房餐桌上写的，每晚吭哧吭哧写一两个小时，同时也是除《挪威的森林》外唯一有直子出现的长篇。写《且听风吟》，大体是由于心血来潮，还没有创作自觉；但写《球》的时候，则已明显意识到自己想写的东西，即有了创作主题，有了创作自觉。

村上后来在《球》收入作品全集时写的后记中这样回顾道：

这部作品夹在处女作《且听风吟》和第三部长篇《寻羊冒险记》之间，感觉上总好像有些模糊（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但这里首次出现了在我以后小说中展开的种种要素。在总体上它固然和《且听风吟》同样未能走出习作阶段，不过我自己对这部小说还是有些偏爱的。在这部作品中，我第一次得以将自己的情思聚敛于一个对象，那就是虚拟的弹子球机。主人公“我”外出寻找那台游戏机。这样的构思或结构同我的心情一拍即合。

这部作品也是一边开店一边写的。和写《且听风吟》时一样，都是半夜伏在厨房桌子上写的。全然没有写得辛苦的记忆，越写越想写。和写《且听风吟》那时不同，感觉上写得十分顺畅。一个命题（在结果上的命题）在此得到释放——因为已经写得无需命题了。随着命题的淡出，自发性情节（story）开始支配我的脑袋，小说开始自立、开始独立行走。我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当然，知道做不到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可是有一种让人心里温暖（heart warming）的乐观情绪——文学新手是需要这个的——在它的支撑下，我顺顺利利写完了这部小说。小说本身的力量那样的东西开始破壳而出。那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

而且，这是我半夜在厨房餐桌上写的最后一部长篇。此后我彻底改变了生活，走上全职专业作家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最初这两部小说怀有深切的个人挚爱。这两本书里沁有我种种样样的回忆。有的愉快，有的则不太愿意想起。收入全集之际，大部分短篇都多少有所改动，但这两部原封未动。一来一旦动起来就没完，二来也不想动，不想动的心情要更强些——前面也写了——我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成立是同某种不完美性互为表里的。读者朋友或许也有所不满，但希望理解我——这就是我，我只能是这样的我。（《村上春树全作品·创作谈》，讲谈社，1990年）

如果说，村上在《且听风吟》中把自己的情思、意念、体验和思考之网任其自然地、消费性地散向四周，在《球》中则渐渐收拢起来，而将其集中抛向或“聚敛于”弹子球机这一对象——“我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也就是说，创作开始由不自觉向自觉过渡，由无主题向有主题过渡。那么，其作品的主题或自觉旨趣是什么呢？就是寻找！

村上在1985年接受川本三郎的特别采访（《文学界》1985年8月号）和1991年在《文学界》增刊号“村上春树BOOK”中以《我这十年》为题撰文当中两次提到寻找，说自《球》开始出现寻找什么这一模式（pattern），寻找是《球》的着眼点，明确表示以寻找什么为中心是受到了雷蒙德·钱德勒（Raimond Chandler）的影响。“钱德勒的菲力浦·马洛为寻找某条线索见一个人，往下再见一个人——我的确如法炮制来着，因为我非常喜欢钱德勒。结果一发不可遏止，见此人之后，往下去哪里自然水到渠成。”

其实，寻找是很寻常的行为模式。小时候找妈妈，上学后找老师，长大了找对象，毕业后找工作找房子找车子找票子找门路……应该说，人的一生就是寻找的一生。在文学世界中，寻找也是最初的形态和模式。但村上笔下的寻找——方式也好目标也好结果也好——大多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基本与生计无关。比如在《球》中，一开始是找狗。不是自家走失的狗也不是朋友委托的狗，而是火车站月台上的狗——直子一次提起小镇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于是“我”来了兴致，无论如何都想找那条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当然，寻找内容主要还是找弹子球机。三年前“我”上大学时曾迷上弹子球游戏：“我真正陷入弹子球这个可诅咒的世界是在1970年冬天。那半年感觉上我好像是在黑洞中度过的。我在草原正中挖一个大小同自身尺寸相适的洞，整个人钻进洞去，塞起耳朵不听任何声响，什么都引不起我半点兴致。”“我”玩得很好，“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后来“我”不再玩了，常去的娱乐中心突然倒闭了，自己玩的那台名叫“宇宙飞船”的弹子球机随之去向不明。于是“我”在1973年的某一天忽有所感，决心去找那台弹子球机，找弹子球机上的“她”：

某一天有什么俘获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巾、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那年秋天一个星期天黄昏俘获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

在一位教西班牙语的大学讲师的帮助下，“我”终于在荒郊野外一座由养鸡场冷库改成的仓库里找到了弹子球机，找到了那台名叫“宇宙飞船”的“俘获我的心”的弹子球机，时隔三年和“她”度过了短暂的几分钟。那确是极有意味的不寻常的几分钟。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弹子球机中的什么俘获了主人公的心？或者说，“我”找弹子球机到底是找弹子球中的什么？作品中“我”打交道的人并不多：直子、鼠、双胞胎女郎、同宿舍楼的长发少女、西班牙语讲师。而且不难看出，主人公几乎同任何人都保持距离，甚至似乎谈过恋爱的直子和一起在床上嬉戏的双胞胎女郎都不曾俘获过他的心，没有任何人让他等待过或寻找过。同直子之间，根本没有描述恋爱过程；双胞胎离去时，他也没有挽留，仅仅在送行路上说了一句“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相比之下，月台上那条狗却让他西装革履——西装革履仅此一次——再三独自找到那座小站，对狗说“等得我好苦”。而更让他心里割舍不下的无疑是弹子球机：

常想你来着，我说。心情于是一落千丈。

睡不着觉的夜晚？

是的，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重复道。

……

找得我好苦。

找得我好苦！正因为找得好苦，主人公才格外注意观察作为弹子球机的“她”的表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观察出了对方几种表情：“终于睡醒似的朝我微笑／令人想起往日时光的微笑／哧哧地笑，笑脸真是灿烂／妩媚地一笑。”可见双方何等两情相悦。而对于作为真正的“她”，“我”却始终保持克制。在小说中，“我”同主动送上门的一对双胞胎姐妹一起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而且“我”睡在两人中间。按理，这方面应该有很多美妙的事情发生，然而没有发生。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是关于配电盘的。三人竟煞有介事地为配电盘举行葬礼，“我”甚至搬出康德语录来致悼词。不妨说，208和209这对双胞胎姐妹尽管也具个性，但并不是作为具有血肉之躯的活生生的人出现的。与她们相比，作为无机物的配电盘和弹子球机反而更为生动，更有感情，更有特点，更能俘获主人公的心。极端说来，人与器械产生了“互文性”，人像器械，器械像人——村上由此点化出了社会中人的疏离性。因而，主人公只能转而同动物甚至同无机物即无情之物进行情感交流，踏上寻找弹子球之路。这大约是寻找弹子球行为的第一层寓义。

不仅如此，主人公自身也产生了疏离性，对自己有了疏离感。这同经济状况无关。他大学毕业后同朋友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经营意外顺利，译件源源不断，运转资金绰绰有余，还雇了个双腿修长的女孩做事务员，女孩又对“我”颇有情意。“咱们是成功人士，”朋友说。的确可谓成功人士。然而“我”产生了乖戾感（日语为“違和感”）。“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拼片混在一起的两套拼图同时拼接起来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甚至觉得自己的脸根本不像自己的脸，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如何把握自身。因此当务之急是把疏离了的自身黏合起来，找回我之所以为我的证据。而最好的证据就是那台弹子球机——“她”是“我”的过去的见证人，“我”的自豪、我的荣光的见证人。“只有我理解她，唯独她理解我。”“我”必须去找“她”，“她”也在哪里连连呼唤“我”。只有同“她”的重逢才能将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合为一体。最后，“我”在七十八台废弃的弹子球机队列中间缓缓走过后同“她”再次相遇：

三蹼“宇宙飞船”在队列的大后方等我。她夹在浓妆艳抹的同伴中间，显得甚是文静，好像坐在森林深处的石板上等我临近。我站在她面前，细看那梦绕魂萦的板面。黛蓝色的宇宙，如深蓝墨水泼洒的一般。上面是点点银星。土星、火星、金星……最前面飘浮着纯白色的“宇宙飞船”。船舱里闪出灯光，灯光下大约正是一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另有几道流星划破黑暗。

找到弹子球机之后，“弹子球机的呼唤从我的生活中倏然远逝。空落落的心情也已消失”。“我”基本上终结了身心撕裂的痛苦和不知自己是谁的惶惑，开始期待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原上静听风声，开始“走我应走的路”。不妨说，寻找弹子球机就是寻找同自我疏离性相对立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这应该是寻找第二层寓义。

其第三层寓义，在于作者对于彼岸世界的关注。不用说，作为弹子球机的“她”并没有生命，通往弹子球机所在场所的路无异于死亡之旅。那是初冬时节的某个周三夜晚，显然是东京的城郊笼罩在黑暗之中。但那完全是不具日常性的另一种黑暗：

四下彻底黑尽。并且不是单一的黑，而是像涂黄油一样把各种颜色厚厚地涂上去的那种黑。

我脸贴出租车窗玻璃，静静地注视着这样的黑暗。黑暗呈平面，平展得不可思议，仿佛用快刀将不具实体的物质一片片薄薄切开的切面。奇妙的远近感统治着黑暗。巨大的夜鸟展开双翅，轮廓分明地挡在我们面前。

房舍越走越稀，后来只剩下地底轰鸣般涌起几万只秋虫的鸣声的草原和树林。云层如岩石沉沉低垂，地面上的一切无不耸肩缩首似的在黑暗中屏息敛气。

“我”便是在这样的黑暗中乘车前行。旁边的西班牙语讲师一支接一支吸烟，出租车司机也在吸烟——烟仿佛是维持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关系性”的唯一物品——“我”不吸烟（尽管“我”平时吸烟，作者本人当时也吸烟），“我”不想用烟来证明自己仍置身于此岸世界。然而“我”到底惶恐不安，恨不得推开车门逃回温暖的被窝。但“我”当然没有那样做。到达目的地后，“我”下车告别西班牙语讲师，独自沿铁丝网走向三百米开外的仓库。前面也说了，仓库原是养鸡场的冷库。养鸡场倒闭了，鸡没了，但仍有鸡味儿，下雨天味儿更大，甚至可以听到鸡扑棱棱扇动翅膀的声音。“我”打开仓库铁门，打开灯。

一扇窗也没有的墙壁和天花板涂着有浮光的白色涂料，但已布满污痕，有黄色的有黑色的，及其他莫名其妙的颜色。一看就知道墙壁厚得非同一般。我觉得自己简直像被塞进了铅箱，一种可能永远出不去的恐怖钳住了我，使我一再回头看身后的门。料想再不会有第二座如此令人生厌的建筑物。

极其好意地看来，未尝不可看成象的墓场，只是没有四肢蜷曲的象的白骨。

显而易见，无论场景还是气氛都属于彼岸的死亡世界，何况作者已明确表述为“象的墓场”。村上1949年出生，1980年写《球》时年龄刚过三十。而且前一年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刚刚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正值踌躇满志之时，然而他笔下现出了如此富有质感的、“逼真”的死亡世界。这当然同他的年龄和处境无关，而大约源于他的文学观。2003年初我在东京和村上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道：“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想这不妨概括为村上的文学观。这同他一再强调的写小说是为了“自我治疗”在实质上应是一回事。换言之，小说之于村上是“自我治疗”或“使灵魂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作为小说这一手段的手段，其一，选择同彼岸世界、异界或死亡世界对话；其二，选择同另一个自己、即自己的分身对话。在《球》中，前者即弹子球机，后者就是“鼠”。可以说，这两个选择乃是村上伸出的两支触角，以此搜索现实时空的外层即自己灵魂的底层隐秘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村上的寻找也是在寻找灵魂的出口，两支触角也是通向出口的两条隧道。在这部作品中他借助弹子球机，在《寻羊冒险记》中借助羊，在《舞！舞！舞！》中借助喜喜……村上一路如此寻找下去。而作为同另一个自己对话的这支触角，在《球》和《寻羊冒险记》中表现为“鼠”，在《舞！舞！舞！》表现为“羊男”，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表现为“叫乌鸦的少年”，在《天黑以后》中表现为主人公的姐姐浅井爱丽……与此同时，这两支触角又合并演化为两条线，使得故事分为阴阳、虚实两个平行向前推进，其最为典型的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亦一脉相承。

说回《球》。日本学者研究《球》的论文不算很少。如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根据主人公喜欢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通过同大江健三郎《死者的奢侈》的比较，指出“村上的‘我’通过没来由地热衷于无谓之物来确保对于有意义有目的热衷于某物之人的优越性——‘我’即这一姿态中存在的超越论式自我意识”，同时指出作品中基于“我”这一“超越论式主观”的世界观。柄谷行人还将村上同大江健三郎进一步加以比较，认为大江为“意义”的崩溃感到痛苦并力图予以寓言（allegory）式重建，而村上则处之泰然（参见柄谷行人：《村上春树的“风景”》，载《村上春树STUDIES》第1辑，若草书房，1999年）。

日本海外学者中大约以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的研究最为出色。他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柄谷行人的“泰然”之说，同时以富于个性的文字这样表述道：

虽然村上春树这些充满爵士乐味道的作品初看之下与最典型日本气质的小说家川端康成（1899—1972）笔下的那些艺伎和茶道并无多少不同，两者都是作者力图挽住将人生无情地卷往过去的时间之流的结果，而且都将“超然”作为一种对抗之途。在他“失去”双胞胎姐妹时，他眼看着白天从他窗前离去，“一个如此安静的十一月的周日，似乎一切很快就将完全透明。”（拙译为“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十一月的星期日”）他再次处于超然状态，他的追求安全抵达了一个终点，那个“真实”的世界慢慢抽离出自己的色彩。这一结局不禁令人想起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的结局：主人公在流尽热泪后慢慢遁入禅宗的虚无。（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原题“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文体——在《球》中，文体分外重要——请看开头一段（考虑到有的读者朋友懂日语，容我把日语也照录于此）：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有的说得洋洋自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不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砰”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实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見知らぬ土地の話を聞くのが病的に好きだった。……彼らはまるで枯れた井戸に石でも放り込むように僕に向かって実に様々な話を語り、そして語り終えると一様に満足して帰っていった。あるものは気持ち良さそうにしゃべり、あるものは腹を立てながらしゃべった。実に要領良くしゃべってくれるものもいれば、始めから終わりまでさっぱりわけのわからぬといった話もあった。退屈な話があり、涙を誘うもの哀しい話があり、冗談半分の出鱈目があった。それでも僕は能力の許す限り真剣に、彼らの話に耳を傾けた。

理由こそわからなかったけれど、誰もが誰かに対して、あるいはまた世界に対して何かを懸命に伝えたがっていた。それは僕に、段ボール箱にぎっしりと詰め込まれた猿の群れを思わせた。僕はそういった猿たちを一匹ずつ箱から取り出しては丁寧にほこりを払い、尻をパンと叩いて草原に放してやった。彼らのその後の行方はわからない。きっと何処かでどんぐりでも齧りながら死滅してしまったのだろう。結局はそういう運命であったのだ。

不难看出，这不长的一段文字里容纳了村上文体几乎所有要素。新颖别致，洗尽铅华，节奏明快，一气流注，而又峰回路转，机警诙谐，曲尽其妙。简约、韵律和幽默联翩而出各呈风姿，日本式抒情和美国风味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没有川端康成低回缠绵的咏叹，没有三岛由纪夫近乎自恋的执著，没有大江健三郎去而复来的滞重，没有村上龙无法稀释的稠浓——确如村上所说，“日本语性”基本被“冲洗”干净，了无“赘疣”，从而形成了在传统日本文坛看来未尝不可以说是异端的异质性文体——来自日语又背叛日语，是日语又不像日语。而村上作品之所以成为国人阅读视野中一道恒常性迷人风景线，之所以从中学生放学路上偷偷交换的“涉黄”读物跃入主流文坛和学术话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文体的异质性。读村上，明显有别于读以往的日本小说及其同时代的日本文学作品，却又和村上师承的欧美文学尤其美国当代文学不尽相同。而作为中文译本，无论行文本身多么纯粹，也并不同于中文原创，不混淆于任何中国作家。近乎王小波的知性，但比王小波多了一分绅士般的从容；近乎王朔的调侃，但比王朔多了都市人的优雅。这就是村上，就是所谓村上文体。

2008年4月15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晴空丽日绿柳樱花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六九——一九七三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

有一段时间——十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问其生身故乡和成长期间住过的地方的事。那个时代似乎极端缺乏愿意听人讲话那一类型的人，所以无论哪一个都对我讲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哪里听说我这个嗜好而特意跑来一吐为快。

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有的说得洋洋自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不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砰”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实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桩事倍功半的活计。如今想来，假如那年举办“热心听他人讲话者世界大赛”，毫无疑问我将荣获冠军。作为奖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谈对象中有一个火星出生的和一个土星出生的。两人的话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最先讲的是土星。

“那里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说，“一想都发、发晕。”

他属于某个政治性团体，该团体占据了大学校园的九号楼。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决定思想，反之则不可”。至于什么决定行动，却无人指教。可九号楼里有饮用水冷却器、电话和洗澡的热水，二楼甚至有蛮别致的音乐室，里边有两千张唱片和“剧院之声”A5音响系统，堪称天堂（较之有一股自行车赛场厕所那种味道的八号楼）。他们每天早上用热水齐刷刷地刮去胡须，下午兴之所至地一个接一个打长途电话，到了晚上聚在一起听唱片，以至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个个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

十一月间一个天晴气朗的午后，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说里边正用最大音量播放维瓦尔迪⁽¹⁾《谐和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却是一九六九年的温馨传说之一。

我从堆得摇摇欲坠的用来作路障的长椅下面钻过时，正隐约传来海顿的G小调钢琴奏鸣曲。那撩人情怀的气氛，同爬上开满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时一模一样。他劝我坐在最漂亮的一把椅子上，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弄来的烧杯里。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继续讲土星，“一个家伙踢在从口里吐出的香口胶残渣上，竟踢裂了脚背。地、地狱啊！”

“是够意思。”我隔了两秒附和道。那时候我早已学到了各式各样——不下三百种——附和方式。

“太、太阳小得很，小得就像从外场看放在本垒上的一个橘子，所以总是黑麻麻的。”他叹息一声。

“大家干吗不离开呢？”我问，“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总之我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样贮存着好几个这样的地方。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现出房舍，传来人语，甚至感觉得到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徐缓然而实实在在的生之潮流。

* * *

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烦地说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上的两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们都正二十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了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烟雾，足足望了三十秒。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地碾灭在纸杯里。

“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无法想象！”

“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我试着说了一句。

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边的柴郡猫。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

对了，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

* * *

四年后，一九七三年五月，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为了看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

* * *

我从车上——从只有两节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郊游气息。五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若扬起脸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鸣叫。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永无休止的dé jà vu，⁽²⁾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睡在一起。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道一声对不起，随即传来小便声。周而复始。

我松了松领带，嘴角仍叼着香烟，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底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

狗没出现。

* * *

乖戾感……

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拼片混在一起的两套拼图同时拼接起来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睁眼醒来，两侧有双胞胎女孩。同女孩睡觉虽说以前经历过几次，但两侧睡有双胞胎女孩毕竟头一遭。两人把鼻尖触在我两肩，很惬意似的睡个不醒。一个十分晴朗的周日清晨。

一会儿，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毛手毛脚地穿上脱在床下的衬衫和蓝牛仔裤，不声不响地在厨房煮咖啡，烤面包片，从电冰箱里拿出奶油摆上餐桌。动作甚是训练有素。不知名的鸟儿落在窗外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上，机枪扫射般叫个不止。

“贵姓？”我问两人。醉意仍未消失，弄得我脑袋像要涨裂。

“不配有名有姓。”坐在右侧的说道。

“实际上也不是了不得的姓名。”左边的说，“明白？”

“明白。”我说。

我们隔桌而坐，嚼烤面包片，喝咖啡。咖啡十分够味儿。

“没名字不方便？”一个问。

“方不方便呢？”

两人想了一阵子。

“无论如何都想要名字的话，你适当给取一个好了。”另一个提议。

“随你怎么叫。”

两人一唱一和，活像调试调频立体声广播。于是我脑袋愈发痛了。

“比如说？”我问。

“右和左。”一个说。

“竖和横。”另一个道。

“上和下。”

“表与里。”

“东和西。”

“进口与出口。”我也不甘落后，好歹加上一句。

两人相视而笑，一副满意的样子。

* * *

有进口必有出口，事物大多如此：邮筒、电动吸尘器、动物园、酱油壶。当然也不尽然，如捕鼠器。

* * *

我在宿舍洗涤槽下面放过捕鼠器，饵料用的是薄荷香口胶。找遍房间，大凡能称为食品的仅此一物，是从冬令大衣口袋里连同电影票根一起发现的。

第三天早上，一只小鼠撞上机关。鼠的颜色就像伦敦免税店里堆积的开司米羊毛衫，年龄还小，以人比之，也就十五六岁吧。多愁善感的年龄。一小截香口胶掉在脚下。

逮自是逮住了，可我不晓得如何处置。于是任凭夹子夹着它的后腿。鼠第四天早上死了。它那样子留给我一个教训：

事物必须兼具进口与出口，此外别无选择。

* * *

铁路沿着丘陵，就好像用格尺画好似的，一个劲儿笔直地伸延开去。遥远的前方那模模糊糊的绿色杂木林，小得像一团废纸。两条钢轨钝钝地反射着日光，紧挨紧靠地消失在绿色中。无论走去哪里，这光景恐怕都将无尽无休地持续下去。如此一想，便有些烦了，心想地铁倒强似许多。

吸罢烟，我伸个懒腰仰望天空。好久没望天空了，或者不如说慢慢观望什么这一行为本身，于我已经久违了。

天空无一丝云絮，然而整体上还是罩有一层春天特有的朦朦胧胧的不透明面纱，天空的湛蓝便力图透过这虚无缥缈的面纱一点点渗出。阳光如细微的尘埃悄无声息地从空中降下，不为任何人注意地积于地表。

温吞吞的风摇晃着光。空气恰似成群结队在树木间飞行的鸟一般缓缓流移。风掠过铁路线徐缓的绿色斜坡，越过钢轨，不经意地震颤树叶、穿过树林。杜鹃鸟的叫声成一直线横穿柔和的光照，消失在远处的山脊线。一座座山丘起伏着连成一排，如熟睡中的巨猫匍匐在时光的向阳坡面。

* * *

脚愈发痛了。

* * *

讲一下井。

十二岁的时候直子来到这个地方。以西历说，就是一九六一年，纳尔逊唱《哈啰，玛丽·露》那年。当时，这平和的绿色谷地里不存在任何引人注目的东西。几户农舍，一点点农田，一条全是小龙虾的河，单线市郊电车和催人打哈欠的小站，仅此而已。农户院子里大多有几棵柿树，院角搭着随时可能倒塌的任凭风吹雨淋的小棚棚。小棚棚面对铁路一侧的墙壁钉着花花绿绿的铁皮广告板，内容不是粗卫生纸就是香皂。便是这么一个地方。狗都没有的，直子说。

她迁来住下的房子是朝鲜战争期间建造的西式二层楼。大并不怎么大，但由于立柱粗实硕壮，加之其他木料选得考究各得其所，因此房子看上去甚是沉稳气派。外墙涂成深浅三个层次的绿色，分别给太阳和风雨褪色褪得恰到好处，同周围风景浑融一体。庭院宽大，院内有几块树林和一个不大的池塘。树林中有一间当画室使用的工致的小八角亭，凸窗上挂着全然看不出原来是何颜色的花边窗帘。池塘里水仙开得正盛，每天早晨都有小鸟聚在上面戏水。

最初的主人——亦是此座房子的设计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油画家，在直子搬来的前一年冬季患肺病死了。一九六〇年。鲍比唱《皮球》那年。冬季雨水多得出奇。这个地方雪倒是几乎不下，而代之以下雨，极冷极冷的雨。雨渗入土地，整个地面潮乎乎凉津津的。地下则充满带甜味的地下水。

沿铁路走五分钟，有一户以掘井为生的人家。那里位于河边湿漉漉的洼地，一到夏天，房子便给蚊子和青蛙围得严严实实。井匠五十光景，脾气古怪，落落寡合，但在掘井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天才。每次有人求他掘井，他都先在那户人家的房前屋后转上好几天，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一边捧起泥土嗅来嗅去。一旦找到自己认可的掘井点，便叫来几个要好的同行笔直地挖将下去。

这么着，这一带的住户得以畅饮上好的井水。水又清又凉，连拿杯子的手都好像透明起来。人们说是富士山的雪水。笑话！距离上不可能。

直子十七岁那年秋天，井匠被电车轧死了。倾盆大雨，加上又喝了冷酒又耳朵不灵的缘故。整个人被轧成万千肉片飞溅到四下的荒野，用铁桶回收了五桶。那时间里七个警察不得不用顶端带钩的长竿驱赶饿狗群，但还是有大约一桶分量的肉片落进河中冲入池塘，成为鱼食。

井匠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未继承父业，离开了此地。剩下的房子谁也不靠近，成了空房，经过漫长的岁月化为废墟。自那以来，这一带出好水的井就变得宝贵了。

我喜欢井。一见井就往里投石子。再没有比石子打在深井水面时的那一声令我心怀释然了。

* * *

一九六一年直子一家迁来此地，完全是她父亲的主意，一来她父亲和死去的画家是好友，二来当然也是因为他中意这个地方。

他在他那个领域大约是个小有名气的法国文学专家。不料直子上小学时他突然辞去了大学里的工作，开始兴之所至地翻译莫名其妙的古书，过起无拘无束的日子来。所译之书俱是堕落天使、破戒僧、驱恶魔、吸血鬼方面的。详情不得而知，只在杂志上看过一次他的照片。据直子讲，他年轻时候人生打发得还是蛮有滋味的。那气氛从照片上的风貌中多少窥得出：头戴鸭舌帽，架一副黑边眼镜，紧紧盯视照相机镜头往上一米左右的位置。想必发现了什么。

* * *

直子一家迁来的当时，此地还聚集着此类神神经经的文化人，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人部落，正如沙俄时代思想犯集中的西伯利亚流放地。

关于流放地，读托洛茨基传记时多少读到一些。不知何故，里边的蟑螂和驯鹿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也罢，就谈谈驯鹿……

托洛茨基趁着夜色偷得驯鹿拉的雪橇，逃离流放地。冰封雪冻的白茫茫的荒野上，四头驯鹿奔跑不止。它们呼出的气变成白团，蹄子刨起处女雪。两天后跑到火车站时，驯鹿们累倒了，再未爬起。托洛茨基抱起驯鹿，泪流满面地对天发誓：我一定给这个国家带来正义带来理想带来革命！红场上现在仍矗立着四头驯鹿的铜像。一头向东，一头向北，一头向西，一头向南。甚至斯大林都未能毁掉驯鹿们。去莫斯科的人周六早上到红场看一眼就知道了。应该能看见脸颊红扑扑的中学生吐着白气用拖布清扫驯鹿的赏心悦目的场景。

……回头说一下文人部落。

他们避开距车站近的交通便利的平地，特意选在山半腰建起了风格各异的房舍。每座房的院子都大得异乎寻常，杂木林、池塘、小山包就依原样留在院子里。有的人家庭院内甚至有小溪淙淙流淌，河里游动着原生鲇鱼。

每天早晨他们给斑鸠的鸣声叫醒，咔嚓咔嚓踩着山毛榉树籽巡视院落，不时停下来仰视树叶间泻落的阳光。

星移斗转，由城中心急速扩展开来的住宅现代化浪潮多少波及了这里。时值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从山上俯视，俨然无边大海的桑田被推土机推得人仰马翻，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平板板的街道渐次成形。

新居民基本是公司里的中坚职员，早上五点刚过就飞身爬起，三两把洗罢脸，挤上电车，夜里很晚才像死了一般返回。

所以，他们能慢慢观望街道和自家住宅的时间仅限于周日下午，而且他们竟像有约在先似的家家养狗。狗们一次接一次交配，小狗成了野狗。过去狗都没有——直子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 * *

等了一个多小时，狗仍未出现。我点燃十多支香烟，又抬脚踩灭。我走到月台中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了如利刃割手一般凉的很好喝的水。狗还是没露面。

车站旁边有个很大的湖。湖又弯又细，形状如截流的河段。四周水草丰茂，不时有鱼跃出湖面。岸边有几个男人等距离坐着，闷头把钓线垂向浑浊的水面。钓线竟如扎进水面的银针一般纹丝不动。懒洋洋的春日阳光下，估计是垂钓客领来的大白狗乐此不疲地来回嗅着三叶草的气味儿。

狗来到离我十来米远时，我从栅栏上探出上身招呼它。狗抬起脸，以颜色浅得令人伤感的褐色眼珠看我，摇了两三下尾巴。我打个响指，狗马上跑来，从栅栏缝里挤过鼻头，伸长舌头舔我的手。

“过来呀！”我后退几步招呼道。

狗犹豫不决似的回头看看，不知所措地摇尾不止。

“过里边来嘛！等得我好苦。”

我从衣袋掏出香口胶，剥下包装纸给狗看。狗目不转睛看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钻过栅栏。我摸了几下狗的脑袋，而后用手心团起香口胶，用力往月台尽头掷去。狗径直跑去。

我心满意足地扭头回家。

* * *

在回家的电车中，我好几次自言自语：全部结束了，忘掉好了！不是为这个才到这里来的么？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对直子的爱，包括她的死。因为，归根结底，什么都未结束。

* * *

金星是一颗云层笼罩的炎热的星。由于热由于潮气，居民大半短命。活上三十年就成传说了。唯其如此，他们富于爱心，全体金星人爱全体金星人。他们不怨恨他人，亦不羡慕，不蔑视，不说坏话，不争斗不杀人。有的只是爱和关心。

“就算今天有谁死了，我们也不悲伤。”一个金星出生的文静的男子这样说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已尽量爱了，以免后来懊悔。”

“就是说要先爱喽？”

“不大懂你们的语言啊！”他摇头。

“真能顺利做到？”我试着问。

“若不那样，”他说，“金星将被悲哀淹没。”

* * *

返回宿舍，双胞胎活像罐头里橄榄油炸的沙丁鱼一般并排钻在被窝里，正哧哧对笑。

“您回来了？”一个说。

“去哪儿了？”另一个说。

“车站。”说着，我解开领带，钻到双胞胎中间，闭上眼睛。困得要死。

“哪里的车站？”

“干什么去了？”

“很远的。看狗去了。”

“什么样的狗？”

“喜欢狗？”

“大大的白色的狗。不过对狗倒不怎么喜欢。”

我点燃一支烟。两人保持沉默，直到我吸完。

“伤心？”一个问。

我默默点头。

“睡吧。”另一个说。

我睡了。

* * *

这既是“我”的故事，又是被称为“鼠”的那个人的故事。那个秋天，“我”们住在相距七百公里的两个地方。

一九七三年九月，这部小说始于那里。那是进口。若有出口就好了，我想。倘没有，写文章便毫无意义。

(1)　一译维伐尔地。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约1675—1741）。

(2)　法语。意为未曾经历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既视感）。

弹子球的诞生

大概不至于有人对雷蒙德·莫洛尼这个名字有所记忆。

其人存在过，并且死了，如此而已。关于他的生涯，任何人都不了解。了解也超不过对深井底部的豉母虫的程度。

不过，弹子球发展史上的一号机是一九三四年由此人之手从高科技黄金云层之间带到这个秽物多多的地面，却是一个史实。那也是阿道夫·希特勒远隔大西洋这个巨大水洼把手搭在魏玛阶梯第一阶的那年。

可是，这位雷蒙德·莫洛尼的一生并非如赖特兄弟和贝尔那般涂满神话色彩，既无少年时代情调温馨的插曲，又没有戏剧性的EUREKA⁽¹⁾，仅仅在为好事读者而写的好事专门书的第一页上留下了名字：一九三四年，弹子球一号机由雷蒙德·莫洛尼发明出来。连张照片都没有，肖像铜像自然更谈不上。

也许你这样想：假如不存在莫洛尼，弹子球机的历史恐怕与现在的截然不同，甚至都不会出现。而这一来，我们对这个莫洛尼的不当评价岂不成了忘恩之举？可是，你若真有机会面对莫洛尼发明的弹子球一号机“巴里夫”，这一疑念肯定灰飞烟灭。因为个中没有任何足以激发我们想象力的要素。

弹子球机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个共同点：双方都作为时代泡沫连同某种可疑性产生于人世，比之存在本身，其进化速度更是使之获得了神话式的光环。进化的动力当然不外乎三个车轮，即高科技、资本投入以及人类的本源性欲望。

人们以可怕的速度赋予这台原本同泥偶人大致无异的弹子球机以五花八门的能力。有人叫“发光”，有人喊“通电”，有人叫“安蹼”，于是光照亮盘面，电用磁力弹击球体，蹼（flipper）的双臂将球掷回。

记分屏（score）将操作伎俩换算成十进法数值，警示灯对剧烈的摇晃做出反应。继而预定程序（sequence）这一形而上学式概念诞生了，奖分灯（bonus light）、加球（extra）、重来（replay）等各种各样的学派从中产生出来。实际上弹子球机也在这一时期带上了某种巫术色彩。

* * *

这就是关于弹子球的小说。

* * *

弹子球研究专著《奖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除了换成数值的自尊心，从弹子球机中你几乎一无所得，而失去的却不可胜数。至少失去了时间——失去了用足以建造所有历届总统铜像（当然是说如果你有意建造理查德·M·尼克松铜像的话）的铜板都换不来的宝贵时间。

在你坐在弹子球机前持续消耗孤独的时间的过程中，也许有人阅读普鲁斯特，有人一边观看车内电影《勇敢跟踪》一边同女友沉浸在性爱抚的快感中。而他们很可能成为洞察时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满的夫妻。

然而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

关于永恒性我们所知无多，但可以推测其投影。

弹子球的目的不在于自我表现，而在于自我变革；不在于扩张自己，而在于缩小自己；不在于分析，而在于综合。

假如你想表现自我和扩张、分析自己，那么你恐怕将受到警示灯的无情报复。

祝你玩得愉快！

(1)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得想到黄金纯度测量方法时的惊叫之语：“妙哉，正是它！”

1

识别双胞胎姐妹的办法当然有好几种，遗憾的是我一种都不知晓。五官也好声音也好发型也好，全都毫无二致。加之既没黑痣又无胎记，真个叫人束手无策。完美的复制。对某种刺激的反应程度也毫厘不爽，就连吃的喝的唱的以至睡眠时间、月经周期都如出一辙。

双胞胎这一状况是怎样一种状况，乃是远远超出我想象力的问题。如果我有双胞胎兄弟，且我俩全都一模一样的话，我想我肯定会陷入可怕的狼狈境地。也许因为我本身存在某种问题。

可她们两人却全然相安无事。当她们意识到我无法区分她们时，两人大为惊讶，甚至气急败坏。

“截然不同的嘛！”

“压根儿就是两个人。”

我一声没吭，耸耸肩。

至于两人闯入我房间已过去了多少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自从同这两人一起生活后，我身上对时间的感觉已明显钝化，恰似通过细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对时间所怀有的那种感觉。

* * *

我和我的朋友在涩谷去南平台的坡路旁的一座商品楼里租个套间，开了一家专门搞翻译的小事务所。资金是朋友父亲出的，但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款额。除了付去房间的预付租金，还买了三张铁桌、十来本辞典、电话机和半打波本威士忌。剩下的钱定做了一块铁招牌，琢磨出个合适名称雕刻上去，挂到外面，又在报纸上发了一条广告。之后两人便四条腿搭在桌面上，边喝威士忌边等顾客。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事。

数月过后，我们发现自己一锹挖在了富矿上。数量惊人的委托件涌进了我们小小的事务所，我们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购置了空调机、电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们是成功人士。”朋友说。

我也踌躇满志。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从别人口里听到如此温暖的话语。

朋友同一家他熟悉的印刷厂拉上关系，让对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译件，还拿了回扣。我在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科招来几个成绩好的学生，把我们忙不过来的交给他们译第一稿。雇了个女事务员，负责杂务、会计和对外联系。是个双腿修长的乖巧的女孩，刚从商校毕业出来，除却每天哼唱二十遍《佩尼基》（这也是掐头去尾的）这一点，其他没什么明显的缺点。“碰上她，算我们好运！”朋友说。于是给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资，另有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奖金，夏冬两季各放十天假。这么着，我们三人都过得心满意足，快快乐乐。

这个套间是两室带一个厨房兼餐室。莫名其妙的是厨房兼餐室竟位于两室之间。我们用火柴杆抽签，结果我得里面的房间，朋友得靠外门的房间。女孩坐在中间的厨房兼餐室里唱着《佩尼基》整理账簿，或做对水威士忌，或鼓捣捕捉蟑螂的机关。

我用必备品经费买来的两个文件柜置于桌子两侧，左侧放未译的，右侧放译毕的。

译件的种类也罢委托人也罢，委实多种多样。有《美国科学》上刊载的关于滚珠轴承耐压性的报告，有一九七二年度全美鸡尾酒专刊，有威廉·斯蒂伦⁽¹⁾的小品文，有安全刮须刀说明书。凡此种种，一律贴上期限日期标签堆在桌子左侧，经过一段时间后移到右侧。每译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么宽的威士忌。

搞我们这个档次的翻译的好处，就是无须加进什么想法。左手拿硬币，啪一声放到右手，左手腾空，右手留下硬币，如此而已。

十点上班，四点离开。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家迪斯科舞厅，边喝J&B边跟着冒牌桑塔纳乐队跳舞。

收入不赖。从收入中扣除事务所租金、一点点必需的经费、女孩工资、临时工酬金及税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为事务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诚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额排开现金确是令人开心的活计，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轻人》里的斯蒂文·麦克奎因和爱德华·G·罗宾逊玩扑克牌的镜头。

他五我四这一配额，我想是十分妥当的。因为实质性经营推给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过量他也默默忍耐，毫无怨言。再说他还要负担体弱多病的妻和三岁的儿子和一辆水箱老出毛病的“大众”。即使这样也还是入不敷出，总有什么让他郁郁寡欢。

“我也要养一对双胞胎女孩的哟！”一天我这样说道。他当然不肯信，依旧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这般，我二十五六岁的季节就流逝过去了。午后阳光一般温煦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写的东西，”我们那三色印刷的宣传册上有这么一句光彩夺目富有蛊惑性的广告词，“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半年转来一次的闲得发慌的时候，我们三人便站在涩谷站前散发这小册子打发无聊。

时间也不知流过了多少，总之我在横无际涯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双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读《纯粹理性批判》⁽²⁾，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译一九七一年九月号《埃斯加亚》刊载的肯尼斯·泰纳写的《波兰斯基论》的时间里，脑袋里一直在琢磨滚珠轴承。

好几个月好几年，我一个人持续坐在深水游泳池的底部。温暖的水，柔和的光，以及沉默、沉默……

* * *

识别双胞胎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她们身上的运动衫。完全褪色的海军蓝运动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数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侧乳峰之上，“8”或“9”位于左侧乳峰的上端。“0”被孤单单夹在二者之间。

头一天我就问这号码意味着什么。什么也不意味着，她们说。

“像是机器的出厂编号。”

“具体说来？”一个问。

“就是说，和你们同样的人有好几对，就用No.208和No.209区分开来。”

“不至于吧。”209说。

“生来就一对。”208道，“再说这衫是领来的。”

“在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的开业庆典上，白送给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个顾客。”209说。

“我是第208个顾客。”208说。

“两人买了三包纸巾。”

“OK，这样好了，”我说，“你叫208，你是209。这就区别开了。”我依序指着两人。

“行不通的。”一人说。

“为什么？”

两人默默脱下运动衫，交换后套进头去。

“我208。”209说。

“我209。”208道。

我喟叹一声。

尽管如此，在必须区分两人时，还是不得不靠编号。因为此外实在找不出识别办法。

除了这运动衫，两人几乎没别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闯入他人房间直接住下来的，实际上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给两人一点钱，叫她们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两人除了保证吃饭，只买咖啡奶油饼干。

“没衣服不好办吧？”我试着问。

“没什么不好办。”208回答。

“对衣服没有兴趣。”209说。

每周两人在浴室不胜怜爱地洗衫一次。我在床上看《纯粹理性批判》，时而抬眼，便瞧见两人赤裸裸并坐在瓷砖上洗衫的身姿。这种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远方。原因我不明了。自从去年在游泳池跳水台下失去一颗假牙以后，便屡屡有如此感觉。

下班回来，常常看见208、209号衫在南面窗口摇来晃去，这时我甚至会涌出泪水。

* * *

至于两人为何住进我的房间，打算住到何时，至少是何人物，年龄几何，生于何地……我都一概没问。她们也没提起。

我们三人或喝咖啡，或傍晚一边找丢失的高尔夫球，一边在高尔夫球场散步，或在床上嬉闹，如此一天天过去。主要节目是新闻解说，每天我用一个小时给两人解说新闻。两人无知得出奇。连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混为一谈。让她们明白越南正分为两部分在打仗花了三天，解释尼克松轰炸河内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声援哪边？”208问。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追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喽？”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1)　美国小说家（1925—　）。

(2)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

2

一九七三年秋天总好像暗藏着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到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九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杰氏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了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钟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草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了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喂、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上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他开口道，如果有话忘说了，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唯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 * *

从大学退学的这个富有青年同孤独的中国调酒师，俨然一对老年夫妇，肩靠着肩度过自秋至冬这个冷飕飕的季节，年年如此。

秋季总不讨人喜欢。夏日回乡休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不等九月来临便留下三两句告别话返回遥远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场所。当夏天的阳光宛如越过肉眼看不见的分水岭而微微改变色调的时候，如天使光环般极其短暂地包笼鼠的某种闪耀也消失了。温馨梦境的残片恰似一缕河水渗入秋天的沙地，完全无迹可寻。

另一方面，对杰来说，秋天也绝非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九月一过半，店里的顾客便明显减少了。其实那年秋天的萧索也不无可欣赏之处——一如往年，但杰也好鼠也好都不明所以。每到关门时间，都还有用来炸薯片的半桶剥皮马铃薯剩下来。

“马上要忙了，”鼠安慰杰，“这回又该发牢骚说忙得晕头转向了哟！”

“会不会呢……”

杰一屁股坐在吧台里的小凳上，一边疑惑地说着，一边用破冰锥弄掉面包烤箱上沾的黄油。

往后如何谁都无从知晓。

鼠悄悄翻动书页，杰一面擦酒瓶子，一面用粗糙的手指夹起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吸着。

* * *

对鼠来说，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均衡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从大学退学那年春天开始。

鼠离开大学自然有若干理由。其若干理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砰一声保险丝断了。有的剩下，有的弹飞，有的死了。

他没向任何人解释不再上大学的理由。一五一十解释起来怕要五个钟头。如向一个人解释，说不定其他人都要听，而不久就要落到向全世界解释的地步。于是他打心眼厌烦起来。

“不中意正院草坪的修剪方式。”横竖要解释一两句时，他便这样说道。

事实上还真有女孩跑去看学校正院的草坪，并说也不那么糟啊，倒是多少扔着点儿纸屑……鼠回答说属于口味问题。

“互相喜欢不来，我也好学校也好。”心情多少开朗时鼠这样说道。但也仅此一句，往下再不开口。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已过去，以快得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一段时间在他心里剧烈喘息的几种感情也很快偃旗息鼓，蜕化为无谓的旧梦。

鼠上大学那年离开家，住进父亲一度当书房使用的公寓套间。父母也没反对，一来买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给儿子，二来认为眼下叫他体验单身生活的辛劳亦非坏事。

不过，无论谁怎么看那都算不上什么辛劳，就如同香瓜看上去不是蔬菜。两个房间带厨房兼餐室，设计得宽宽敞敞，有空调有电话，有十七英寸彩电，有带淋浴的浴室，有趴着Triumph⁽¹⁾的地下车库，还有正适合做日光浴的别具一格的阳台。从东南角最上层的窗口可以眺望市容和海。敞开两侧窗扇，树木浓郁的清香和野鸟的鸣啭便随风而来。

风和日丽的午后，鼠每每在藤椅上度过。迷迷糊糊闭起眼睛，时间恍若缓缓流动的河水穿过自己的身体。鼠便是这样打发时光——好几个小时，好几天，好几星期。

时而有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他的胸际，这时鼠便合起眼睛，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退去。往往是在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浪头退去后，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1)　英国产小轿车商标名，原意为“胜利”。

3

除了报纸推销员，基本上没什么人敲我房间的门，所以用不着开门，甚至应声都不曾有过。

不料，那个周日早上的来访者连续敲了三十五次。无奈，我半闭着眼睛从床上爬起，靠在门上似的打开门。只见一个身穿灰工作服的四十光景的男子，手俨然怀抱小狗崽似的拿着安全帽伫立在走廊。

“电信局的，”男子说，“更换配电盘。”

我点点头。来人肤色极黑，胡须怕是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甚至眼窝都长了胡须。自知有点儿过意不去，可我就是困得不行。昨晚同双胞胎玩西式双六棋来着，玩到凌晨四点。

“下午不行吗？”

“非现在不可。”

“为什么？”

来人从大腿外袋窸窸窣窣地摸出一本手册给我看：“一日的工作量已经定下了，这地段完了马上去别的地段，喏！”

我从对面细瞧那手册。果不其然，这地段剩下的只有这座宿舍楼了。

“怎么一种操办？”

“简单。取下配电盘，割线，接上新的，就行了。十分钟完事。”

我略一沉吟，仍摇头道：

“现有的没什么不妥。”

“现有的是老式的。”

“老式的无所谓。”

“喂，我跟你说，”来人思索片刻，“不是那类问题。大家非常麻烦的。”

“如何麻烦？”

“配电盘全都同本公司庞大的电子计算机相连，单单你家的发出不同信号，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懂么？”

“懂。硬件和软件统一的问题啰。”

“懂就让我进去，好吗？”

我不再坚持，开门让他进来。

“不过，配电盘怎么会在我房间呢？”我试着问，“不在管理员房间或别的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来人边说边仔细查看厨房墙壁，搜寻配电盘，“不过么，大家都十分讨厌配电盘。平时不用，又占地方。”

我点点头。来人只穿袜子登上厨房餐椅查看天花板，还是找不见。

“简直像寻宝。大家都把配电盘塞到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可怜的配电盘。可是又在房间里放傻大傻大的钢琴，放偶人玻璃箱，不可思议。”

我无异议。他不再搜寻厨房，摇着头打开里面房间的门。

“就说上次去的那座公寓吧，配电盘真够可怜的了。你猜到底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我都……”

说到这里，来人屏住了呼吸：房间一角放着一张特大的床，双胞胎依然在中间空出我的位置，从毛巾被下并排探出脑袋。电工目瞪口呆，十五秒钟没说出话来。双胞胎也一声不响。只好由我打破沉默。

“喂，这位是电信局的。”

“请关照。”右侧说。

“辛苦了。”左侧说。

“啊——哪里。”电工开口了。

“换配电盘来了。”我说。

“配电盘？”

“什么，那是？”

“就是司掌电话线路的器具。”

“不明白。”两人说。于是电工接过我的下文：

“唔……就是，电话线有许多条集中在这里，怎么说呢，就像一只狗妈妈，下面有好几只小狗。喏，明白了吧？”

“？”

“不明白啊。”

“呃——这么着，狗妈妈要养小狗们……狗妈妈死了，小狗就活不成。所以，假如妈妈快死了，就得换上新妈妈。”

“妙。”

“棒。”

我也心悦诚服。

“这样，今天我就来了。正睡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不碍事儿。”

“可得好好看看。”

来人放松下来，拿毛巾擦汗，环视房间：

“好了，得找配电盘了。”

“用不着找。”右侧说。

“就在壁橱里嘛。掀开板就是。”

我大吃一惊：

“喂喂，你们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

“不就是配电盘么？”

“名牌嘛。”

“得得。”电工道。

* * *

配电盘十来分钟就换完了。这时间里，双胞胎额头对着额头边嘀咕什么边哧哧笑，笑得电工配线配错了好几次。配完，双胞胎在床上鼓捣着穿上运动衫和蓝牛仔裤，去厨房给大家冲咖啡。

我劝电工吃我们剩下的丹麦酥皮饼，他乐不可支地接过，和咖啡一起送进肚里。

“对不起啊。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

“没有太太？”208问。

“有，有的。问题是，星期天早上不给你起来。”

“可怜。”209道。

“我也不乐意星期天还出工的。”

“不吃煮鸡蛋？”我也有些不忍，遂问道。

“啊，可以了。再白吃下去就更对不住了。”

“没关系，”我说，“反正都要煮的。”

“那就不客气了。中等软硬度的……”

来人边剥鸡蛋壳边继续说道：

“二十一年里我转过的人家各种各样，可这样的还是头一遭。”

“什么头一遭？”我问。

“就是，这……跟孪生姐妹睡觉。我说，当丈夫的不容易是吧？”

“倒也不是。”我啜着咖啡说。

“真的？”

“真的。”

“他嘛，厉害着哩！”208说。

“一头野兽。”209道。

“得得。”电工说。

* * *

真够得上“得得”了——这不，他把旧配电盘忘下了。或是早餐的回报也未可知。总之，双胞胎同这配电盘整整耍了一天。一个当狗妈妈，另一个当狗女儿，互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我不理睬二人，下午一直闷头翻译带回来的资料。翻译初稿的打工学生正值考试阶段，致使我的工作堆积如山。进展本来不坏，不料过了三点竟如电池缺电似的减慢了速度。及至四点彻底死火，一行也译不下去了。

我不再勉强，双臂拄在桌面玻璃板上，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烟在静静的午后光照中宛如灵的外质⁽¹⁾一般缓缓游移。玻璃板下压着银行派送的小月历卡。一九七三年九月……恍若梦境。一九七三年，我从未认为真正存在那样的年头。这么想着，不由觉得滑稽透顶。

“怎么了？”208问。

“像是累了。不喝咖啡什么的？”

两人点点头，去了厨房，一个咔哧咔哧碾豆，一个烧水烫杯。我们在窗前地板上坐成一排，喝着热咖啡。

“不顺手？”209问。

“像是。”我说。

“伤脑筋。”208说。

“什么？”

“配电盘啊。”

“狗妈妈。”

我从胸底叹了口气：“真那么想？”

两人点头。

“快死了。”

“是啊。”

“你们看怎么办？”

两人摇头：

“不晓得。”

我默默吸烟：“不去高尔夫球场散散步？今天星期天，丢失的球可能多些。”

我们玩了一个小时西式双六棋，之后翻过球场铁丝网，在傍晚空无一人的高尔夫球场走动。我用口哨吹了两遍米尔德雷德的《乡间每一个人都那么平静》。好曲子，两人夸奖说。可丢失的球一个也没拾到。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想必整个东京城单差点选手全都集中起来了吧？或者球场养起了专找丢失球的英国猎兔犬亦未可知。我们灰心丧气地折回宿舍。

(1)　一种据说是灵媒在降神时发出的黏性体外物质。

4

无人灯塔孤零零矗立在七拐八弯的长长的防波堤的端头。高约三米，不很大。在海水开始污染、鱼从岸边彻底消失之前，几只渔船利用这灯塔来着。倒也算不上有港口。海滩铺有钢轨样的简单木框，渔夫用绞盘缆绳把渔船拖上海滩。海滩附近有三户渔民。防波堤内侧有木箱，箱里装满了早上捕来的小鱼，晾在那里。

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三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便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了躲避浓雾台风而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晖中有黛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中那恰到好处的临界点。无论是绚丽的晚霞，还是沉沉的雾雨，灯塔捕捉的瞬间总是相同的——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旧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在意外清澈的海面上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出来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地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浮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侧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工业地带一列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十岁的鼠来说，那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荚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公寓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的海水上来。公寓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的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公寓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没什么鱼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页窗。一住你就知道了。

细沙击窗。

5

学生时代我住的那个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上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三十二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词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而来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怵。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吗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四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无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到死神的到来。咚、咚。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一九七〇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 * *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的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十五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音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之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叽叽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擦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 * *

她在宿舍里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了“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每次回到宿舍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蹿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着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 * *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三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也快十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了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音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叽叽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在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未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

我点点头。的确一无所有，只窗前一张床。作为单人床偏大，作为小双人床又过小。其实床也不是我买的。朋友送的。我和他不怎么亲密，想象不出为何送我张床。两人几乎没说过话。他是地方上一个有钱人的儿子，在校园里给另一伙人打了，脸被施工靴踢得够呛，眼睛都踢坏了，遂退学离校。我带他去校医室的时间里，他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烦。几天后，他说回老家去，床送给了我。

“没什么热乎东西可喝？”她问。

我摇了下头。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咖啡没有红茶没有粗茶，壶都没有。仅有一个小锅，每天早晨用来烧水刮须。她叹息一声站起，说声等等，走出房间，五分钟后两手抱着一个纸壳箱折回。箱里有够喝半年的袋泡红茶和绿茶，两袋饼干、细砂糖、水壶和一套餐具，还有两个印有史努比漫画的大号玻璃杯。她把纸壳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壶烧水。

“你到底怎么过的日子？岂不成《鲁宾孙漂流记》了？”

“是不怎么有滋味。”

“想必。”

我们默默地喝红茶。

“全给你。”

我惊得呛了口茶：

“为什么给？”

“劳你传了好多好多电话，算是谢意吧。”

“你也是需要的嘛。”

她摇了几下头：

“明天搬走，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我默默地思索事情的演变，但想象不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好事？还是坏事？”

“不怎么好啊，退学回老家。”

洒满房间的冬日阳光阴暗下来，很快又变亮了。

“不过，你不想听的吧？换上我也不听，不愿意用留下不快记忆的人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细雨，可还是透过雨衣弄湿了我的毛衣。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说别把行李放在车座上。车内空气给空调和烟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机正大声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跟跳跃式方向指示器差不多。树叶脱尽的杂木林宛如海底珊瑚在路两侧展开湿漉漉的枝条。

“第一眼就没喜欢上东京的景致。”

“是么？”

“土太黑，河又脏，又没山……你呢？”

“没注意过什么景致。”

她叹气笑道：

“你肯定能顺利活到最后。”

东西放在月台后，她对我说实在谢谢了。

“往下一个人回去。”

“回哪里？”

“大北边。”

“冷吧？”

“不怕，习惯了。”

列车开动时，她从车窗招手。我也把手举到耳朵那里。车消失后，手不知往哪儿放，顺势插进了雨衣袋。

到天黑雨也没停。我在附近酒铺买两瓶啤酒，倒在她给的玻璃杯里喝着。简直要冻透骨髓。玻璃杯上画的是史努比和糊涂塌客在小狗舍上面快乐嬉闹的场景，表示人物说话内容的泡泡圈里印着这么一句：

“幸福就是有温暖的同伴。”

* * *

双胞胎睡熟后我睁眼醒来。后半夜三点。从卫生间窗口可以看见亮得近乎不自然的秋月。我在洗涤槽横头坐下，喝两杯自来水，用煤气灶给香烟点上火。月光照亮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数千只秋虫拥作一团似的鸣叫不已。

我把竖在洗涤槽旁边的配电盘拿在手上，专心致志地细看。再翻来覆去地看，也终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并无意义可言的板。我不再看，放回原位，拍去手上沾的灰，大吸一口香烟。月光下，一切都显得苍白，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影子都若有若无。我把烟在洗涤槽里碾灭，紧接着点燃第二支。

去哪里才能找到属于我自身的场所呢？到底哪里呢？双座鱼雷攻击机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想到的唯一场所，可它又傻里傻气。何况鱼雷攻击机那玩艺儿至少落后于时代三十年，不是么？我折身上床，钻进双胞胎中间。双胞胎分别蜷起肢体，头朝外睡得呼呼有声。我拉过毛巾被，打量天花板。

6

女子关上浴室门。随后传来淋浴声。

鼠在褥单上坐起，心神不定地叼上一支烟，找打火机。桌面上和裤袋里都没有。连根火柴都没有。女子的手袋里也没有类似的玩艺儿。他只好打开房间的灯，逐个搜查桌子抽屉，找出一盒印有宾馆名称的旧纸盒火柴，点燃烟。

窗边藤椅上整齐地叠放着她的长筒袜和内衣，椅背上搭着做工精良的芥末色连衣裙，床旁茶几上放着虽然不新但保养得很好的LABAGAGERIE挎包和小巧的手表。

鼠坐在对面藤椅上，叼着烟怔怔地眼望窗外。

他住的公寓位于山半腰，可以真切地俯视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夜色中的人们的活动。鼠不时双手叉腰，俨然站在下坡球道上的高尔夫球选手，好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看这番光景。斜坡拾带着三三两两的人家灯火，朝脚下缓缓伸展。黑魆魆的树林，小小的山包，白色水银灯不时照出私人游泳池的水面。斜坡好歹不算太斜的地方，高速公路宛如地面上编织的光带一般蜿蜒而去。从那里到海边一公里宽的地带，便由呆板的街区占据了。黑暗的海面。海的黑色与天空的黑色难分难解地融在一起。灯塔的橙色光芒从中闪出，继而消失。在这些错落有致的断层之间有条球道一以贯之：

河！

* * *

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天空多少保留着夏日光耀的九月初。

鼠看报纸地方版每周刊载的剩余物品交易栏时，在婴儿安全护圈、“灵格风”和儿童自行车之间找出了电动打字机，遂打电话联系。接电话的女子用事务性的声音说用了一年再保用一年、按月分期付款不行、要就请来取。买卖谈成。鼠开车去那女子公寓，付了款，接过打字机。夏天打零工赚了点钱，数目正好用来付这笔款。

女子长得小巧玲珑，穿一件蛮别致的无袖连衣裙。门口一盆挨一盆摆着形形色色的赏叶植物。脸形端庄，头发束在脑后。年龄看不确切，二十二到二十八，说出哪个数字都只能认可。

三天后有电话打来，女子说打字机色带有半打，需要的话请过来取。鼠于是去取，顺便邀她去杰氏酒吧，招待几杯鸡尾酒算是对色带的回礼。话倒没说几句。

第三次见面是在那四天后，地点是市区一家室内游泳池。鼠开车把她送回住处，并且睡了。鼠也不明白何以那样，谁先有意的也记不得了。大概类似空气的流移吧。

几天过后，同她交往的实感像打进日常生活的软楔子一般在鼠的体内膨胀开来。有什么在一点点捅他。每当想起女子搂在他身上的细弱的手臂，便觉得有一种久已遗忘的温柔感在自己心里化开。

的确，看上去她在她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努力构筑某种完美，而且鼠知道那种努力非比寻常。她总是身穿虽不醒目却很得体的连衣裙，整洁清爽的内衣，往身上喷清晨葡萄园那般清香的科隆香水，说话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问多余的问题，微笑方式就像对着镜子练过多少次似的。而这每一种都让鼠心里泛起些许悲哀。见了几次之后，鼠估计她二十七岁，结果一岁不差。

她乳房不大，没有多余脂肪的苗条身段晒得甚是耐看，那晒法就像是在说原本没打算晒似的。高颧骨和薄嘴唇显示出其良好的教养和刚强的个性，但牵动全身的细微的表情变化却又表明她骨子里全无戒心的单纯。

她说她从美术大学毕业，在设计师事务所工作。出生地？不是这里。大学毕业后来这里的。每星期去一次游泳池，星期天晚上乘电车去学中提琴。

两人每星期六晚上见一次。星期天鼠空落落地度过一天，她拉莫扎特。

7

感冒休息三天，工作堆成了山。口中“沙啦沙啦”作响，全身像给砂纸打磨过。小册子、文件、薄本书、杂志如蚁冢一般高高堆在我桌子周围。合伙人进来向我咕咕哝哝地说了句大约是注意休息的话，说完折回自己房间。管杂务的女孩按常规在桌上放下热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转身不见了。我忘了买烟，跟合伙人讨了一包“七星”，掐掉过滤嘴，在另一头点燃吸起来。天空灰蒙蒙地阴了，分不清截止哪里是空气、哪里开始是云层。四下散发出拼命焚烧湿落叶的气味儿。或者是自己发烧的关系也未可知。

我做了个深呼吸，之后开始捅最前面的蚁冢。全部盖有“特急”橡胶印，下端用毡头笔标明期限。所幸“特急”蚁冢只此一堆。更庆幸的是没有要两三天内赶出来的，期限均为一两周。看来若把一半交给译初稿的临时工，还是完全应付得来的。我一册册拿在手上，按处理顺序重新堆放。结果蚁冢较刚才不稳定得多，形状像是报纸整版刊登的性别年龄内阁支持率图表。不仅形状，内容搭配本身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

①查尔斯·兰金著

·《科学疑问箱》动物篇

·P68“猫为什么洗脸？”至P89“熊如何捕鱼？”

·10月12日前完成

②美国护理协会编

·《与绝症患者的谈话》

·共16页

·10月19日前完成

③弗兰克·迪西特·乔尼亚著

·《作家病历》第三章“患花粉过敏症的作家们”

·共23页

·10月23日前完成

④鲁涅·克列克著

·《意大利的草帽》（英语版，剧本）

·共39页

·10月26日前完成

万分遗憾的是没写委托人姓名。猜不出是何人出于何种原因求译如此篇章的（且为特急）。大概熊正站在河边衷心盼望我赶快译完，也可能守护绝症患者的护士正不声不响地一等再等。

我把单爪洗脸的猫照片扔在桌上不理，只管喝茶，吃了一个羊角面包。面包竟有一股黏土状纸浆味儿。吃罢，脑袋多少清醒过来，但手指尖脚趾尖仍有发烧造成的酸麻感。我从桌子抽屉里取出登山刀，充分投入时间一丝不苟地削了六支F铅笔，之后不紧不慢地动手翻译。

我边译边用盒式磁带听斯坦·盖茨，如此译到中午。斯坦·盖茨、阿尔·黑格、吉米·雷尼、丁狄·柯蒂克、泰尼·坎恩，乐队登峰造极。我随着磁带用口哨全部吹了一遍盖茨的独奏曲《跳吧，随着交响乐》，吹完心情畅快多了。

午休时我下楼出门，顺下坡路走了五分钟，在人多拥挤的餐馆吃了炸鱼，在汉堡包台前接连喝了两杯橙汁，然后顺路走进宠物店，从玻璃缝探进手指，同阿比西尼亚猫玩了十分钟。一如往常的午休。

返回房间，在时针指向一点之前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晨报，为下午重新削好六支铅笔，一一掐掉所剩“七星”烟的过滤嘴，在桌面上排开。女孩端来热乎乎的日本茶。

“心情如何？”

“不坏。”

“翻译呢？”

“更妙。”

天空又沉沉地阴了下来，那灰色比上午似乎还浓了些。从窗口伸出脖子，有一丝下雨的预感。几只秋鸟横空飞过。都市特有的沉闷的声响（地铁声、烤汉堡包声、高速公路汽车声、自动门开合声，如此无数声响的组合）笼罩四周。

我关好窗，一边用盒式磁带听查利·帕克的《正合其意》，一边翻译下一项：“候鸟什么时候睡觉？”

四时结束工作，把一天译好的原稿递给女孩，走出事务所。没带伞，遂穿上一直放在这里的薄雨衣。在车站买份晚报，登上拥挤的电车晃了一个小时。电车里都有雨味儿，却一滴也没下。

在车站前超市快买完东西的时候，雨下了起来。雨细小得难以看清，但脚下人行道一点点变成了雨淋的灰色。我确认了公交车时间，走进旁边一家饮食店喝咖啡。店很挤，这回才真真正正有了雨味儿，无论店里打工女孩的衬衫还是咖啡都漾出雨味儿。

暮色中，环绕公交车总站的街灯开始一盏一盏闪亮，其间有好几辆巴士如在溪流中上上下下的大马哈鱼一般开来开去，车上满满挤着工薪族、学生和主妇，分别消失在淡淡的夜色中。一个中年妇女牵一条黑黑的德国牧羊犬从窗外穿过。几个小学生边走边“砰砰”地在地面拍皮球。我熄掉第五支烟，咽下最后一口冰镇啤酒。

接下去，我定定地注视着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由于发烧，眼睛约略下陷，由它去吧。傍晚五时半的胡须弄得脸有点儿发暗，也不管它了。问题是这根本不像我的脸，而是碰巧坐在通勤电车对面座位上的二十四岁男人的脸。无论我的脸还是我的心，都不过是对任何人都无意义可言的尸骸罢了。我的心同某人的心相擦而过。啊，我说。噢，对方应道。如此而已。谁也不举手。谁都不再回头。

假如我在两个耳孔插上栀子花并在两手的指头安上脚蹼，说不定会有几个人回头。但也不过尔尔。走上两三步就都忘个精光。他们的眼睛什么也没看，包括我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说不定再不可能给任何人以任何东西了。

* * *

双胞胎在等我。

我把超市的褐色纸袋递给其中一个，叼着烟进浴室淋浴。香皂也没打，一任喷头冲洗，茫然盯视瓷片墙壁。电灯没开，黑暗的浴室墙壁有什么往来彷徨，俄尔消失。影子。我不能触摸不能唤回的影子。

我就那样从浴室出来，用浴巾擦罢身体，歪倒在床上。珊瑚蓝床罩刚刚洗过晾干，一道褶也没有。我一边对着天花板吸烟，一边在脑海中推出一天发生的事。这时间里，双胞胎切菜、炒肉、煮饭。

“喝啤酒？”一个问我。

“啊。”

穿208衫的把啤酒和杯子拿到床前。

“音乐？”

“来点好。”

她从唱片架上抽出亨德尔的木箫奏鸣曲，置于唱盘，移下唱针。唱片是好几年前一个情人节女友送的。炒肉片的声音如通奏低音一般加进木箫声和中提琴声和羽管键琴声之间。我和我的女友有好几次在放这张唱片的时间里做爱。唱片放完、只有唱针唧唧吱吱转动之后，我们仍不声不响地久久抱在一起。

窗外，雨悄无声息地洒落在黑暗中的高尔夫球场上。当我喝完啤酒，汉斯马尔廷吹完F大调奏鸣曲最后一个音节的时候，饭做好了。晚饭桌上我们三人一反常态地寡言少语。唱片已经转完，除了雨打房檐声和三人嚼肉声以外，房间别无其他声响。吃罢饭，双胞胎收拾餐具，在厨房烧咖啡。三人又喝起热咖啡。咖啡像被赋予生命一般芳香扑鼻。一人起身放唱片。“甲壳虫”的《橡胶灵魂》。

“没买过这种唱片呀！”我惊叫。

“我们买的。”

“你给的钱一点点攒了起来。”

我摇头。

“讨厌‘甲壳虫’？”

我默然。

“遗憾呐，以为你喜欢呢。”

“对不起。”

一个站起撤下唱片，小心拂去灰尘塞进唱片套。三人陷入沉默。我叹息一声。

“不是那个意思。”我解释说，“只是有点累，心烦意乱的。再听一次。”

两人对视一笑。

“用不着客气，你的家嘛。”

“别介意我们。”

“再听一次好了！”

最终，我们边听《橡胶灵魂》——两面都听了——边喝咖啡。我的心情多少得以舒缓下来。双胞胎也喜滋滋的样子。

喝完咖啡，双胞胎量我的体温。两人左一次右一次瞧体温计。三十七度五，比早上高半度。脑袋昏昏沉沉。

“刚淋浴的关系。”

“躺下好了。”

言之有理。我脱去衣服，拿起《纯粹理性批判》和一盒烟钻进被窝。毛巾被有一点太阳味儿。康德依然那么出类拔萃，香烟却有一股用煤气炉点燃潮乎乎的报纸卷的味道。我合上书，漠然听着双胞胎的话声，听着听着，像被拖入黑暗似的闭起了眼睛。

8

灵园建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宽宽大大的台地上，很有些面积。铺着细沙的甬道在墓间纵横交错，整齐修剪过的杜鹃花以吃草的羊的姿势点缀各处。俯视着这方宽阔的灵园用地的、如弹簧一般弯曲的许多根高个子水银灯列成一排，将白得有欠自然的白光投向任何一处。

鼠在灵园东南角树林里刹住车，搂着女子的肩头俯视眼下横亘的城区夜景。城区看上去仿佛是注入平板铸模的稠糊糊的光，又像是巨大的飞蛾洒下的金粉。

女子睡过去似的闭目靠着鼠。鼠的肩和侧腹承受着女子体重，觉得沉甸甸的。不可思议的重量。这是一个存在——一个爱男人、生小孩并将年老死去的存在的重量。鼠单手拿过香烟，点燃。来自海面的风不时吹上眼下的斜坡，摇响松林的针叶。女子可能真睡着了。鼠把手贴在女子脸颊，用一根手指碰了碰女子的薄嘴唇。可以感觉出她潮润润热乎乎的呼吸。

较之墓地，这灵园更像是废弃的街区。地一多半空着，因为预定在那里安息的人还活着。他们时不时在周日午后领家人前来确认自己将来长眠之所，从高台观望一番。唔，风景不错，四时花草一应俱全，空气清新，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喷水管都不缺，没有等吃供品的野狗。尤其，他们想道，尤其难得的是阳光灿烂、情调健康。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在长凳上吃罢盒饭，重返忙乱的日常安排中去。

一早一晚，管理人用头上安一块平板的长竿扫平沙道，把到灵园中央来逮池塘鲤鱼的儿童们撵回去。此外，一天三次（九时、十二时、六时）通过园内扩音器播放八音盒里的《老黑奴》。鼠弄不明白播放音乐有何意义。不过，傍晚六时的无人墓地里流淌《老黑奴》旋律倒也不失为一景。

六点半，管理员乘公交车返回人间。于是灵园笼罩在彻头彻尾的沉默之中。数对男女开车来此拥抱。每到夏天，树林里就排开好几辆展示如此光景的小汽车。

对鼠的青春来说，灵园也可谓深具意义的场所。在还不会开车的高中时代，鼠用250cc的摩托驮着女孩，不知沿河岸坡道往返了多少次，而且总是望着同一街区的灯火同她们抱在一起。种种清香缓缓飘过鼠的鼻端，消失远去。有多种多样的憧憬，有多种多样的愁苦，有多种多样的誓言，而最终无不烟消云散。

回首望去，广阔的灵园中，死植根于各自的地面。鼠时而拉起女孩的手，漫无目的地在故作庄重的灵园沙子路上走动。曾负有各所不一的姓名、年华以及各所不一的过往生涯的死，恰如植物园的灌木丛，以相等的间距无限铺展开去。它们没有随风摇曳的叶片低吟，没有清香，也没有理应伸向黑暗的触角，看上去仿佛是时光不再的树木。情思也好，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也好，它们都已失去，而全部交付给继续生存的男女。两人折回树林，紧紧抱在一起。夹带海潮味的风，树叶的芬芳，草丛间的蟋蟀——唯独生生不息的世界的悲哀充溢四周。

“睡了好久？”女子问。

“不，”鼠说，“没多长时间。”

9

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说不定会产生错觉。

那一天也一整天荡漾着秋日气息。我按平日时间下班，回到宿舍。不料双胞胎不见了。我袜子也没脱就歪在床上，呆呆地吸烟。我试图思考很多很多事，但脑袋里一个都不成形。我叹口气，在床上坐起，久久盯视对面白色的墙壁，我不知做什么好。我对自己说不能永远盯视墙壁，但还是不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确实会说：行文不错，论点明确，但没有主题。我就是这样。时隔好久剩下自己一人，弄不清该如何把握自身。

莫名其妙。多少年来我都是一个人生活，不是过得蛮好嘛！却又想不起如何好法。二十四年——这并非短得可以转眼忘掉的岁月。感觉上就好像正找东西时忘了找什么一样。到底在找什么呢？螺丝锥、旧信、收据、掏耳勺？

我放弃思考，拿起枕边的康德著作时，书里掉出一个纸条，双胞胎的，写道去高尔夫球场玩耍。我担心起来。我对她们说过不跟我一块儿不要进球场。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傍晚的球场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有球飞来。

我穿上网球鞋，把运动衫缠在脖子上，走出宿舍，翻过高尔夫球场铁丝网。我向前走去。走过徐缓的斜坡，走过十二号球区，走过休憩用的凉亭，走过树林。夕晖透过西边一大片树林的空隙，洒在草坪上。在靠近十号球区的呈哑铃形状的沙坑里，我发现了料想是双胞胎扔下的咖啡奶油饼干的空盒。我拾起团了团揣进衣袋，倒退着把三人留在沙地上的脚印抹平，然后走上小河上的小木桥，在山冈上坡那里瞧见了双胞胎。两人并排坐在山冈另一侧斜坡上的露天自动扶梯的中间，玩西式双六棋。

“我不是说过光两人来危险的吗？”

“晚霞太漂亮了么！”一个辩解道。

我们走下扶梯，在长满芒草的草地上弓身坐下，眺望鲜明亮丽的火烧云。的确漂亮得很。

“不要往沙坑里扔垃圾哟！”我说。

“对不起。”两人道。

“过去，在沙坑里受过一次伤，念小学的时候。”我伸出左手食指给两人看，上面有约七毫米长的白线头样的细痕。“有人把打裂的破汽水瓶埋在沙子里。”

两人点点头。

“当然不会有人给饼干盒割破手。不过么，还是不要往沙坑里扔什么。沙坑是圣洁的。”

“明白了。”一个说。

“以后注意。”另一个说，“此外还受过伤？”

“那还用说！”我露出浑身伤痕给两人看。简直成了伤痕样品集。“首先是左眼，足球比赛时给球砸伤了，现在视网膜都有问题。其次是鼻梁，也是足球搞的，脑袋顶球时撞在对方牙齿上。下唇也缝了七针：骑自行车摔的，躲卡车没躲好。还有，牙齿也给人打断了……”

我们并排躺在凉丝丝的草上，耳听芒草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

天完全黑下来后我们才回宿舍吃饭。我在浴室泡着澡喝完一瓶啤酒的时候，三条马哈鱼烧好了。鱼旁放了罐头芦笋和大条水芹。马哈鱼的香味儿甚是撩人情怀，有如夏日的山阴道一般。

我们慢慢花时间吃个精光。盘子里只剩下马哈鱼的白刺，铅笔那么长的大条水芹也只剩一个硬头。两人马上洗碗，煮咖啡。

“谈一下配电盘吧，”我说，“心里总好像放不下。”

两人点点头。

“为什么快死了呢？”

“吸的东西太多了吧，肯定。”

“撑坏了。”

我左手拿咖啡杯，右手夹烟，沉思片刻。“怎么办好呢，你们看？”

两人对视摇头：

“怎么都办不好。”

“回到土里。”

“见过患败血症的猫？”

“没有。”我说。

“全身整个变硬，石头一样硬，一点一点变硬的。最后心脏停止跳动。”

我喟然叹息：

“不愿意它死去。”

“心情能理解。”一个说，“可你负担就太重了。”

说得实在轻松之至，就像在说今冬雪少别去滑雪了。我于是作罢，转而喝咖啡。

10

星期三。晚间九点上床，醒来十一点。往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了。有什么在紧勒脑袋，活像戴了一顶小两号的帽子，令人心烦。鼠不再睡了，一身睡衣爬起，去厨房一口气喝了杯冷水。喝罢想那女子。站在窗前看灯塔的光，视线沿黑暗中的防波堤移行，望女子公寓所在的一带。他想那拍击夜幕的波涛声，想那叩击窗扇的沙尘声。但不管怎样想，他都一厘米也前进不得。于是一阵自我厌恶。

同女子幽会以来，鼠的生活变了，变为同一星期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日期意识荡然无存。几月？大概十月吧，不清楚……星期六同女子相会，星期日至星期二这三天沉浸在其回忆里。星期四、星期五加上星期六半天用来制订周末计划。只有星期三无所事事，心神不定。前进不得，又后退不成。星期三……

怔怔吸了大约十分钟烟，鼠脱去睡衣，穿好防风夹克，下楼到地下停车场。半夜十二时过后的街上几乎空无人影，唯独街灯照着黑麻麻的人行道。杰氏酒吧的卷帘门早已落下，鼠抬起一半钻进身去，走下楼梯。

杰刚把洗过的一打毛巾晾在椅背上，正一个人坐在吧台里吸烟。

“光喝瓶啤酒可以么？”

“当然可以。”杰看上去情绪蛮好。

关门后的杰氏酒吧还是第一次来。仅吧台这里留着灯，其他都熄了。换气扇和空调机的声音也已消失。空气中唯有长年累月沁入地板和墙壁的气味微微荡漾。

鼠走进吧台，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倒进杯子。顾客座位上的空气似乎分若干层沉淀在黑暗之中，温吞吞、潮乎乎的。

“今天本打算不来了，”鼠解释道，“但醒了再睡不着，想喝啤酒想得不行。马上回去。”

杰在吧台上折起报纸，用手拍去掉在裤子上的烟灰。“慢慢喝好了。肚子饿了给你做点什么。”

“不，可以了。别介意。光啤酒就行。”

啤酒非常可口。鼠一口气喝干一杯，叹了口气。剩下的一半倒入杯中，静静注视着泡沫消敛。

“可以的话，一块儿喝点？”鼠询问。

杰不无困窘地笑笑：“谢谢。我是滴酒不沾。”

“不知道啊。”

“生来就这种体质，喝不得酒。”

鼠点了几下头，默默地自斟自饮。他再次吃了一惊：关于这位中国店主，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当然，任何人对杰都一无所知。杰这个人沉静得出奇，绝口不谈自己的事，有人问起也像开抽屉一样小心翼翼地道出绝不犯忌的答话。

杰是中国出生的中国人这点，固然尽人皆知，但在这座城市外国人并不怎么稀奇。鼠就读过的高中的足球队，前锋和后卫就各有一个中国人，谁都不以为意。

“没音乐寂寞吧？”说着，杰把投币点唱机的钥匙扔给鼠。

鼠选了五支曲，折回吧台，接着喝啤酒。音箱里淌出韦恩·牛顿的老曲子。

“不快点回家不要紧？”鼠这样向杰问道。

“无所谓。又不是有人等着。”

“一个人生活？”

“嗯。”

鼠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拉直点燃。

“就一只猫。”杰孤零零地冒出一句，“一只老猫，不过陪我说话没问题。”

“能说话？”

杰点了几下头：“啊，相处久了，互相知道心思。我晓得猫的心思，猫也懂我的心思。”

鼠叼着烟发出赞叹。投币点唱机“咔嚓”一声，唱片换成了《麦克阿瑟公园》。

“我说，猫想的是什么？”

“五花八门，跟我和你一样。”

“怕也够累的。”鼠说着，笑了笑。

杰也笑了。隔了一会儿，用手指划了下台面。

“少了只手。”

“少只手？”鼠反问。

“猫爪。跛子！四年前的冬天，猫浑身是血地回来了。一只爪子像橘皮果脯似的完全没了形状，惨不忍睹。”

鼠把手里的杯子放在台面上，看着杰的脸道：

“怎么搞的？”

“弄不清。也曾猜想是给车轧的。可那也太厉害了。若是车轮轧的，不会那样。就好像给老虎钳子夹过似的，不折不扣的肉饼。也可能是谁恶作剧。”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过滤嘴香烟在台面上磕了几下，衔在嘴里点上火。

“是啊，根本没必要糟蹋猫爪。猫老实得很，丁点儿坏事都没干过。再说糟蹋猫爪谁也占不到便宜。毫无意义，又残忍之极。不过嘛，世上还真有很多很多这种无端的恶意。我理解不了，你也理解不了，可就是存在，说四下里全是恐怕都不为过。”

鼠仍眼盯啤酒瓶，再次摇头：“我可是想不明白。”

“算了。若是想不明白也无妨，倒比什么都强。”

如此说罢，杰朝黑幽幽空荡荡的客席那边吹了口烟，目视白烟完全消失在空气里。

两人默然良久。鼠盯着啤酒杯怔怔沉思，杰依旧在台面上划动手指。投币点唱机开始播放最后一盘唱片：法尔赛特·鲍易斯甜腻腻的安魂曲。

“哎，杰，”鼠盯着杯子说，“我活了二十五年，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学到。”

杰许久没有应声，兀自看着自己的指尖，而后耸耸肩。

“我花了四十五年时间只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人只要努力——无论在哪方面——肯定能有所得。哪怕再普通平凡的项目，只要努力必有所得。‘即使剃头也有哲学’——在哪里读到过。事实上，若不那样谁都不可能活下去，不可能的。”

鼠点点头，喝干杯底剩的三厘米高的啤酒。唱片转完，唱机“咔嗒”一声，店里随即一片沉寂。

“我好像能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说到这里，鼠吞下了话头。说出口也无济于事。鼠微笑着站起，道声谢谢款待。

“用车送你回去吧！”

“不，不啦。家近，我又喜欢走路。”

“那，晚安。问候猫。”

“谢谢。”

爬上楼梯来到外面，但觉凉丝丝的秋意。鼠边走边拿拳头逐棵轻捶行道树。走到停车场，毫无目的地定定注视了一会停车计时表，然后钻进车去。略一迟疑，驱车朝海边驶去。驶上可以望见女子公寓的海滨公路后把车停住。公寓楼有一半窗口仍亮着灯。几幅窗帘里晃动着人影。

女子的房间黑着。床头灯也已熄了。大概已经入睡。光景甚是凄寂。

涛声似乎在一点点增大，感觉上就像即将越过防波堤，连车带鼠一起冲往遥远的什么地方。鼠打开车内广播，一边听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无聊调侃，一边放下座席靠背，双手叉在脑后闭起眼睛。身体筋疲力尽，致使无可言喻的种种情感没有找到归宿便杳然消失。鼠舒了口气，放下空空如也的脑袋，半听不听地听着已混进涛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睡意姗姗而至。

11

星期四早上，双胞胎把我叫醒，比往常提早约十五分钟。但我没有理会，用热水刮须，喝咖啡，看早报——报纸的油墨真像要黏乎乎地沾在手上，直看遍边边角角。

“求你件事。”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星期天能借辆车来？”另一个说。

“能吧。”我说，“不过要去哪里？”

“水库。”

“水库？”

两人一齐点头。

“去水库干什么？”

“葬礼。”

“谁的？”

“配电盘的啊。”

“倒也是。”说罢，我继续看报。

不巧，星期天一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当然，我无由知晓什么天气适合配电盘的葬礼，双胞胎对雨只字不提，我便也闷头不语。

星期六晚上我从合伙人那里借来天蓝色“大众”。他问是不是有了女人，我支吾了一声。“大众”后座到处是大约他儿子粘的奶油巧克力糖的遗痕，俨然枪战留下的血污。车内音响用的盒式音乐磁带没一盒像样的，单程跑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就不再听音乐了，只管默默驱车前进。一路上，雨有规律地一会大，一会小；一会小，一会大。催人打哈欠的雨。柏油路上，唯有汽车高速擦过时的“咻咻”声单调地响个不止。

双胞胎一人坐在助手席，另一人怀抱购物袋里的配电盘和热水瓶坐在后排。两人神色肃然，正是葬礼表情。我效之仿之。甚至中途休息吃烤玉米时我们都绷着脸。只有玉米粒脱离玉米棒时的“嚓嚓”声扰乱寂静。我们把啃得一粒不剩的三支玉米棒留在身后，再度驱车疾驰。

这一带狗多得不得了，简直如水族馆里的鱼群，在雨中没头没脑地窜来窜去，弄得我必须一个劲儿按响喇叭，而它们则一副对雨对车兴味索然的神气，并且大部分都对喇叭声显出露骨的不耐烦，不过还是灵巧地躲开了。当然雨是躲不开的。狗们连屁股眼都淋得一塌糊涂，看上去，有的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水獭，有的像冥思苦想的僧侣。

双胞胎之一让我叼住烟，给我点上，并用小手心在我棉布裤的内侧上下抚摸几次。较之爱抚，更像是要确认什么。

雨看样子要永远持续下去。十月的雨总是如此下法，非连续下到将一切都淋透不可。地面已经湿漉漉的了。树木、高速公路、农田、汽车、房屋、狗——大凡一切都吸足雨水，整个世界充满无可救药的阴冷。

沿山路爬行了一会，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来到水库跟前。由于下雨，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广阔的水面触目皆是下泻的雨丝。水库遭雨淋的光景比想象中的凄惨得多。我们在水库岸边停住车，坐在车中喝热水瓶里的咖啡，吃双胞胎买的小甜饼干。饼干分咖啡、奶油和蜂蜜味儿三种。为了一视同仁，我三种都吃，且平均地吃。

这段时间里，雨仍往水库不停地洒泻。雨下得很静很静，音量也就是把细细撕开的报纸屑撒在厚地毯上的那个程度。勒鲁什的电影中常下的雨。

吃罢饼干，各自喝完两杯咖啡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拍打膝盖。谁都没开口。

“好了，该做事了。”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另一个点点头。

我熄掉烟。

我们伞也没打，就朝尽头处探向水库一侧的桥头走去。水库是人们为截断河流建造的，水面弯得不自然，样子就像要冲洗山腰似的。根据水的色调，可以感觉出水深得令人怵然。雨在水面上溅起细微的波纹。

双胞胎之一从纸袋取出那个配电盘递给我。配电盘在雨中显得比平时饥寒交迫。

“说一句祷词。”

“祷词？”我一声惊叫。

“葬礼嘛，要祈祷的。”

“没想到。”我说，“现成的一句也没有。”

“什么都行。”

“无非形式。”

我冒着从头顶淋到脚趾尖的雨，搜索合适的词句。双胞胎神色不安地交替看着我和配电盘。

“哲学的义务，”我搬出康德，“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配电盘哟，在水库底安息吧！”

“扔！”

“扔？”

“配电盘啊。”

我猛劲儿向后抡起右臂，以四十五度角拼尽全力扔出配电盘。配电盘在雨中划出动人的弧形，打在水面上。波纹缓缓地漂漾开来，荡到我们脚下。

“好精彩的祷词。”

“你想出来的？”

“当然。”我说。

三人淋成了落水狗，靠在一起久久地注视水库。

“多深？”一个问。

“深得吓人。”我回答。

“有鱼？”另一个问。

“凡水必有鱼。”

从远处看我们，我们肯定像一座造型不俗的纪念碑。

12

那个星期四的早上，自入秋以来我第一次穿上了毛衣。普普通通的灰色“赛特兰”毛衣，腋窝开线了，但穿起来挺舒服。我比往常略为用心地刮了胡须，穿上厚些的布裤，又拉出旧得发黑的沙漠靴登上。鞋看上去竟像蹲在脚前的一对狗崽。双胞胎满房间翻来翻去，找出我的香烟、打火机、钱夹和月票递过来。

在事务所的桌前坐定，边喝女孩斟的咖啡边削六支铅笔。房间里到处都是铅笔芯味儿和毛衣味儿。

午休时在外面吃完饭，再次逗阿比西尼亚猫玩。从橱窗玻璃一厘米左右的缝隙伸入小指尖，两只猫马上扑过来咬我的指头。

这天宠物商店的店员让我抱了猫。摸起来手感像在摸高档开司米羊毛衫。猫把凉津津的鼻尖触在我嘴唇上。

“非常愿意和人亲近。”店员介绍说。

我道过谢，把猫放回橱窗，买了盒派不上用场的猫食，店员整齐地包好递给我。我夹起猫食包走出宠物店时，两只猫像注视一片残梦似的定定地看我。

回到事务所，女孩为我拍去毛衣上沾的猫毛。

“逗猫玩来着。”我随口解释说。

“腋窝开线了。”

“知道，去年就那样。抢现金押运车时给后视镜刮的。”

“脱下。”她并无兴致似的说道。

我脱下毛衣，她在椅旁架起长腿，开始用黑线缝腋窝。这段时间里我折回桌前，削罢午后用的铅笔，投入工作。不管谁说什么，在工作方面我这人却是无可挑剔的。我的做法是：从良心上尽最大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规定的工作。若在奥斯威辛⁽¹⁾，我肯定大受赏识。问题是，我想，问题是适合我的场所无不落后于时代。我想这是奈何不得的。不必追溯到什么奥斯威辛和双座鱼雷攻击机。没有人再穿什么迷你裙，让·保罗和詹姆斯·迪思也不再听了。最后一次看穿连袜健美裤的女孩是什么时候来着？

时针指在三点，女孩照例把热日本茶和三块糕点端到桌上。毛衣也灵巧地缝好了。

“嗯，跟你商量点事儿可好？”

“请。”说着，我吃了块糕点。

“十一月旅行的事，”她说，“北海道怎么样？”

我们三人总是在十一月旅行。

“不坏。”我说。

“那就定了。没有熊？”

“有没有呢？”我说，“该冬眠了吧。”

她放心似的点了下头：“对了，陪我吃晚饭好么？附近有一家餐馆，虾蛮够味儿的。”

“好好。”我应道。

餐馆位于幽静的住宅街的正中，从事务所搭出租车只要五分钟。刚一落座，一身黑服的男侍悄无声息地踩着椰树纤维地毯走过来，放下两块爬水板般大小的菜谱。我要了两瓶饭前啤酒。

“这儿的虾特好吃，活着煮的。”

我喝着啤酒“嗬”了一声。

女孩用纤纤手指摆弄了好一会脖子上挂的星形项链坠儿。

“有话想说，最好饭前说完。”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如此说话。总是这样。

她微微一笑。由于懒得把约四分之一厘米的微笑退回去，微笑便在嘴角逗留下来。店里空得很，连虾抖动胡须的声音都似乎听得到。

“现在的工作，中意？”她问。

“怎么说呢，对工作从没有这样考虑过。不满倒是没有。”

“我也没有不满。”这么说着，她啜了口啤酒，“工资不错，你们两人又和蔼，休假也享受得到……”

我沉默不语。已经许久没认真听人说话了。

“可我才二十岁啊，”她继续道，“不想就这样到此为止。”

上菜的时间里，我们的谈话中断了。

“你是还年轻，”我说，“往下要恋爱，要结婚，人生一天一个花样。”

“哪会有什么花样。”她用刀和叉灵巧地剥着虾壳，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没有人喜欢我的。我这辈子也就缝缝毛衣、做个破玩艺儿逮蟑螂罢了。”

我喟叹一声，觉得陡然老了好几岁。

“你可爱、有魅力、腿又长，脑袋也够灵，虾壳都剥得精彩——肯定一帆风顺。”

她全然不声不响，闷头吃虾。我也吃虾，边吃边想水底的配电盘。

“你二十岁时做什么来着？”

“追女孩啊！”一九六九年，风华正茂的岁月。

“和她怎么样了？”

“分手了。”

“幸福？”

“从远处看，”我边吞虾边说，“大多数东西都美丽动人。”

我们进入尾声的时候，店里开始一点点进人，刀叉声椅子吱扭声此起彼伏。我点了咖啡，她点了咖啡和柠檬蛋奶酥。

“现在怎么过？有恋人？”她问。

我思忖片刻，决定把双胞胎除外。

“没有。”我说。

“不寂寞？”

“习惯了，通过训练。”

“什么训练？”

我点一支烟，把烟朝她头上五十厘米高处吹去：“我是在神奇的星辰下出生的。就是说，想得到的东西——不论什么——肯定到手。但每当把什么弄到手时，都踩坏了别的什么。可明白？”

“一点点。”

“谁都不信。但真是这样。三年前我就意识到了，并且这样想：再不想得到什么了。”

她摇头说：“那么，打算一生都这样过？”

“有可能。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果真那么想的话，”她说，“活在鞋箱里最好。”

高见。

我们往车站并肩前行。由于穿了毛衣，晚间挺让人惬意的。

“OK，努力就是。”她说。

“没帮上什么忙。”

“谈谈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们从同一月台乘上方向相反的电车。

“真不寂寞？”最后她又问了一次。

我正找词回答，车进站了。

(1)　Auschwitz，波兰南部的工业城市。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大量关押、残害犹太人的集中营。

13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衣、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彷徨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那年秋天一个星期天黄昏俘虏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我和双胞胎一同去高尔夫球场八号洞区的草坪上观看火烧云。八号洞区是理想的打五杆长的长洞区，一无坡二无障碍，唯独小学走廊一般平坦的草地径直铺展开去。七号洞区有住在附近的学生学吹长笛。在撕心裂肺般的双高八度音阶练习的伴奏声中，夕阳在丘陵间即将沉下半边。就在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弹子球俘虏了我的心。

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弹子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急速膨胀开来。一闭上眼睛，缓冲器击球的声音、记分屏蹦出数字的声音便在耳畔响起。

* * *

一九七〇年，正是我和鼠在杰氏酒吧大喝啤酒的时期。那时我绝不是个执著的弹子球玩家。杰氏酒吧里的弹子球机在当时是一台罕见的三蹼（3 flipper）标准机，称之为“宇宙飞船”。球区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有一蹼，下部有两蹼。那是固体电路给弹子球世界带来通货膨胀之前那段和平时光的标准机。鼠疯狂地迷上弹子球的时候，曾和弹子球机一起照了张相来纪念92 500分这一他的最佳战绩。鼠面带微笑靠在弹子球机旁边，机也面带微笑，上面弹出92 500这组数字。这是我用柯达袖珍相机拍摄的唯一温馨的照片。看上去鼠俨然二战中的空战英雄，而弹子球机像是一架老式战机——地勤人员用手转动螺旋桨，起飞后飞行员“啪”一声拉合防风窗的那种劳什子。92 500这组数字将鼠和弹子球机结合在一起，酿出妙不可言的融洽气氛。

弹子球公司的收款员兼维修员每星期来一次杰氏酒吧。此人三十上下，异常瘦削，几乎不同任何人搭话。进店看也不看杰一眼，直奔弹子球机，用钥匙打开机台下的盖子，让零币哗哗啦啦淌进帆布囊。之后拿起一枚硬币，投进机内做性能检查，确认两三下活塞弹簧，漫不经心地弹了弹球。继而把球击在缓冲器上检验磁石，让球通过所有的球道，击落所有的球靶。再检查曲靶、开球孔、巡回靶，最后打开奖分灯，这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让球落进外球道，鸣金收兵。随后向杰点下头——像是在说毫无问题——走出门去。所花时间也就半支烟工夫。

我忘了磕烟灰，鼠忘了喝啤酒，两人总是这么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华丽的技术表演。

“像梦一样。”鼠说，“他那技术，十五万分不在话下，二十万都有可能。”

“那自然，专门干这行的嘛。”我安慰鼠。

然而鼠那空战英雄的自豪仍未失而复得。

“同他比，我这两下子也就握了下女人小指那个程度。”说罢，鼠不再吭声。鼠梦寐以求的就是记分屏上的数字超过六位。

“那是工作。”我继续相劝，“起初可能有趣，但从早到晚尽干那个，谁都要生厌的。”

“哪里，”鼠摇头，“我就不至于。”

14

杰氏酒吧坐满了顾客，已经许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差不多全是没见过的新客，但客人总是客人，杰当然不至于不快。冰锥破冰块的声音，咯喳咯喳摇晃加冰威士忌杯的声音，笑声，投币点唱机里杰克逊五人组的歌声，如漫画书上对话泡泡圈那样飘上天花板的白烟——好一个盛夏再来一般的酒吧之夜。

尽管这样，鼠看上去仍像出了什么毛病。他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吧台一端，把一直翻开的一本书的同一页反复看了几遍，这才作罢合上。看那样子，可能的话，他很想喝干最后一口啤酒回去睡觉。如果真能睡着的话……

那一星期时间，鼠同任何开心事都毫不沾边。睡觉睡睡醒醒，啤酒，烟，一切昏天黑地。冲刷过山坡的雨水冲进河流，进而把海水染上斑驳的褐色和灰色。讨厌的景观。脑袋里简直就像塞了一团旧报纸。睡眠既浅又短，同牙科医院暖气过热的候诊室里的瞌睡无异，每有人开门便醒来，并且看表。

一星期过得一半，鼠喝着威士忌做出一个决定：暂且冻结一切思考。他让思维的每一道空隙都结上一层厚得足以走过白熊的厚冰。他估计这回可以熬过本星期的下一半了，于是睡了。然而醒来时仍一切照旧，不外乎头有点痛。

鼠怅怅地看着摆在眼前的六只空啤酒瓶。从其空隙可以看见杰的背影。

也许正值退潮时分，鼠想。初次在此喝啤酒是十八岁。数千瓶啤酒，数千包炸薯片，数千张投币点唱机的唱片。一切都像拍打舢板的波浪一样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啤酒我不是已经喝了个够么？当然，三十瓶也罢四十瓶也罢，啤酒任凭多少都能喝。不过，他想，不过在这里喝的啤酒是另一回事……二十五岁之于急流勇退，是个不坏的年龄。就乖觉之人来说，正是大学毕业当银行信贷员的年龄。

鼠往空瓶队列里又加了一瓶。杯子满得险些溢出，他一口气喝去一半，条件反射地用手背擦一下嘴，又把弄湿的手在布裤屁股上抹了一把。

喂，想想看。鼠自言自语。别躲闪，想想，二十五岁……该想点事的年龄了。这可是两个十二岁男孩加在一起的年龄哟！你有那样的价值么？没有，一人份儿的都没有，连空泡菜瓶里的蚁巢那点儿价值都没有……算了吧，无聊的隐喻！完全无济于事！想想看，你是哪里出了问题的。想出来呀！……鬼晓得怎么回事！

鼠不再想，喝干剩下的啤酒，旋即扬手让再来一瓶。

“今天喝多了哟！”杰说。但还是在他面前放上了第八瓶啤酒。

头有点痛。身体随波逐流似的上上下下。眼窝深处有酸懒感。吐啊，脑袋里发出声音，快吐，吐完慢慢想！快，起来到卫生间去！……不行，一垒都走不到……然而鼠还是挺胸走到卫生间，打开门，赶走对着镜子重描眼线的年轻女郎，朝马桶弓下身去。

多少年没吐了？吐法都忘掉了。要脱裤子？……开哪家混账玩笑！默默地吐，胃液都吐净！

胃液都吐净之后，鼠坐在马桶上吸烟。吸完用香皂洗脸洗手，对着镜子用湿手理齐头发。脸色是有点过于阴沉，但鼻子下巴的形状还过得去。给公立中学的女教师看中都有可能。

离开卫生间，走到眼线只描了一半的女郎座位前郑重道歉。之后折回吧台，把啤酒倒进杯子喝去一半，又把杰给的冰水一饮而尽。他摇了两三下头，给烟点上火。这时脑袋的机能开始正常运转。

好了，这回好了！鼠说出声来。夜长着呢，慢慢想！

15

我真正陷入弹子球这个可诅咒的世界是在一九七〇年冬天。那半年感觉上我是在黑洞中度过的。我在草原正中挖一个大小同自身尺寸相适的洞，整个人钻进洞去，塞起耳朵不听任何声响。什么都引不起我半点兴致。傍晚时分，我醒来穿上风衣，在娱乐厅的一个角落消磨时间。

好容易找到一台同杰氏酒吧里的三蹼“宇宙飞船”一模一样的机子。我投进硬币。一按开机钮，机器便浑身发抖似的发出一连串声响，升起十个弹靶，熄掉奖分灯，把记分退为六个“0”，向球道弹出第一个球。无数硬币被弹子球机吞进肚去。恰好一个月后，在那个冷雨飘零的初冬傍晚，我的得分像热气球甩掉最后一个沙袋一样超过了六位数。

我把颤抖的手指揪也似的从操纵钮上移下，背靠着墙，一边喝冰冷的易拉罐啤酒，一边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记分屏上出现的105 220这六位数字。

我同弹子球机短暂的蜜月就这样开始了。在大学校园里我几乎不露面，打工钱大半投进了弹子球机，跳击、顺击、拦击、停击等大多数技巧也学得出神入化。后来，我打时背后总有人观战了，一个涂口红的女高中生还把软乎乎的乳房压在我胳膊上。

得分超过十五万时，真正的冬天来临了。在人影稀疏的冷飕飕的娱乐厅里，我裹上加厚风衣，把长围巾一直围到耳朵，继续守着弹子球机鏖战。偶尔觑一眼卫生间的镜子，发现自己的脸形销骨立，皮肤粗糙不堪。每打完三局，我就靠墙休息，哆哆嗦嗦喝啤酒。最后一口啤酒老是有一股铅味儿。香烟头扔得脚下到处都是，衣袋里塞着“热狗”，饿时啃上一口。

她出类拔萃。三蹼“宇宙飞船”……只有我理解她，唯独她理解我。我每次按下开机钮，她都以不无快感的声音在记分屏上弹出六个“0”，随即冲我微笑。我把活塞拉到精确得毫厘不爽的位置，将银光闪闪的球从球道弹向球区。球在她的球区急速转动的时间里，我的心就好像吸了优质大麻一样彻底舒展开来。

各种各样的意念在我脑海里杂乱无章地时而浮现时而消失，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罩住球区的玻璃屏上时而消失时而浮现。玻璃屏像映出梦境的双层镜子一样照出我的心，使其随着缓冲器和奖分灯的光点闪闪烁烁。

不是你的责任，她说，并摇了好几下头。根本不怪你，你不也是尽最大努力了么！

不然，我说。左蹼、连续进球孔、九号球道。不对。我一无所能。手指一根未动，但想做还是做得到的。

人能做到的事非常有限，她说。

或许，我说，可什么都没结束，肯定永远如此。回球道、阻击、开球孔、反弹、六号靶……奖分灯，121 150。结束了，全部结束了，她说。

* * *

转年二月，她消失了。娱乐厅拆毁一空，下个月变成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甜甜圈专卖店。身穿窗帘布一般的制服的女孩用花纹相同的盘子端着干巴巴的炸面圈走来蹿去。摩托车排在店外的高中生、夜勤司机、不合时令的嬉皮士和酒吧女郎们以千篇一律的无奈表情啜着咖啡。我要了味道糟得可怕的咖啡和肉桂炸面圈，问女侍应生知不知晓娱乐厅。

对方以不无狐疑的眼神看我，就像看一个掉在地上的炸面圈。

“娱乐厅？”

“前不久在这里来着。”

“不晓得。”她想睡觉似的摇头。

一个月前的事都无人记得，这个城市！

我心情抑郁地在街头转个不停。三蹼“宇宙飞船”，无人知其去向。

这么着，我终止了弹子球游戏。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6

连绵数日的雨在星期五晚上突然停了。从窗口下望，大街小巷吸够了雨水，吸得全身浮肿。夕阳把开始出现断层的云变成不可思议的颜色，而其返照又把房间也染成同一色调。

鼠在T恤外面套一件防风夹克，走上街头。柏油路上到处是静止的水洼，黑亮亮地无限伸展开去。街上一股雨后黄昏的气息。河边一排松树浑身湿淋淋的，细小的水珠从绿叶尖滴落下来，变成褐色的雨水涌进河流，顺着水泥河床向大海滑去。

黄昏倏忽过去，满含湿气的夜幕压向四周。而湿气转眼间又变成了雾。

鼠把臂肘探出车窗，沿街慢慢兜风。白雾沿着山脚坡路向西飘移。鼠最后沿河边下到海滨。他把车停在防波堤旁，放倒车座靠背吸烟。沙滩也好护岸水泥预制块也好防沙林也好，一切都湿得黑乎乎的。女子房间的百页窗透出温馨的黄光。看表，七时十五分，正是人们吃罢晚饭溶入各自房间的温煦的时分。

鼠双手抱在脑后，闭上眼睛，竭力回想女子房间的情形。仅去过两回，记不确切。一开门是六张榻榻米大的餐室兼厨房……橙黄色桌布，盆栽赏叶植物，椅子四把，橙汁，餐桌上的报纸，不锈钢茶壶……一切井然有序，了无污痕。里面是拆除两个小房间的隔墙形成的一个大房间。铺着玻璃板的狭长写字台。台上……特大号瓷啤酒杯三个，里面一个挨一个插着各种铅笔、尺、制图笔。文具盘里有橡皮擦、镇纸、修正液、旧收据、透明胶带、五颜六色的曲别针，还有铅笔刨、邮票。

写字台横头有用了许久的制图板、长臂灯。灯罩的颜色……是绿的。靠墙一张床，北欧风格的小白木床。两人上去，会发出公园小艇般的吱扭声。

雾越往后越浓。乳白色的夜霭在海边悠悠游移。路的前方不时有黄色的雾灯驶近，减速从鼠的车旁开过。从车窗涌进的细细的水滴打湿了车中所有物件。车座、车前玻璃、防风夹克、衣袋里的香烟，大凡一切。海湾里停泊的货轮雾笛，发出离群牛犊般尖刺刺的鸣叫。雾笛长短交替的音阶穿过夜幕，向山那边飞去。

左边墙壁呢，鼠继续想，有书架、小型音响组合机、唱片，还有立柜、两幅本·沙恩⁽¹⁾复制画。书架上没有像样的书。基本是建筑专业的，此外就是旅行方面的：导游手册、游记、地图。还有若干册畅销小说、莫扎特的传记、乐谱、几本辞典……法语辞典的扉页上写有一句什么表彰的话。唱片差不多都是巴赫和海顿和莫扎特。另有几张带有少女时代的梦痕……帕特·布恩、博比·达林、五黑宝。

鼠的回想至此卡住。缺少了什么，而且是关键的，以致整个房间失去了现实感，在空中飘飘忽忽。什么来着？OK，等等，这就想起。房间的灯和……地毯。灯什么样式？地毯什么颜色？……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鼠涌起一股冲动，恨不得推开车门，穿过防沙林敲她的房门以确认灯和地毯的颜色。荒唐！鼠重新靠回座席背，转而望海。除了白雾，黑暗暗的海面一无所见。远处灯塔的橙色光芒执著地闪烁不已，如心脏的跳动。

她那失去天花板和地板的房间隐约浮现在黑暗中。过了好一会，细小部位逐渐淡出，最后全部消遁。

鼠仰头向上，缓缓闭合眼睛，所有的灯光如被关掉一般从他脑海中熄灭，把他的心掩埋在新的黑暗之中。

(1)　美国知名画家、图案设计师（1898—1969）。作品于哀愁中含有社会批判意味。

17

三蹼“宇宙飞船”……她在某处连连呼唤我，日复一日。

我以惊人的速度向堆积如山的待译件发起总攻。不吃午饭，也不逗阿比西尼亚猫，跟谁也不开口。管杂务的女孩不时来看望一眼，又愕然摇头离去。两点，我处理完一天分量的工作，把原稿往女孩桌上一扔，马上跑出事务所。我转遍东京城所有的娱乐厅寻找三蹼“宇宙飞船”，但一无所获。没人看过没人听说过。

“四蹼‘地下探险’不行？刚刚进来的哟！”一个娱乐厅老板说。

“不行，抱歉。”

他显得有点失望。

“三蹼左撇子的也有，一人包打就能出来奖分球的。”

“对不起，只对‘宇宙飞船’有兴趣。”

但他还是热情地告诉了我他所认识的一个弹子球爱好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这个人有可能知道一点你找的那台机。是个产品目录爱好者，对机型怕是最熟悉了。人倒是有一点儿古怪。”

“谢谢。”

“不客气，但愿能找到。”

我走进静悄悄的咖啡馆，拨转号码盘。铃响五遍，一个男子接起。他声音沉静，身后传来NHK⁽¹⁾七点新闻和婴儿的动静。

“想就一台弹子球机请教一下。”我报出姓名后这样开口道。

电话另一头沉默片刻。

“什么样的机型？”男子问。电视音量低了下来。

“三蹼‘宇宙飞船’。”

男子沉思似的“噢”一声。

“机身画有行星和宇宙飞船……”

“我很清楚，”他打断我的话，清了清嗓子，用俨然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讲师般的腔调说道，“芝加哥的吉尔巴特父子一九六八年出品。以惨遭厄运而小有名气。”

“厄运？”

“怎样，”他说，“见面再说不好么？”

我们约定明天傍晚见。

* * *

我们交换名片后，朝女侍应生要了咖啡。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还真是大学讲师。年纪三十过不了几岁，而头发已开始变稀。身体给太阳晒黑了，甚是健壮。

“在大学教西班牙语，”他说，“往沙漠里洒水那样的活计。”

我钦佩地点点头。

“你的翻译事务所不搞西班牙语？”

“我搞英语，另一人搞法语，已经手忙脚乱了。”

“遗憾。”他抱着双臂说。不过看样子并不怎么遗憾。他摆弄了一会领带结。“西班牙去过？”他问。

“没有，遗憾。”我说。

咖啡端来，关于西班牙就此打住。我们在沉默中喝咖啡。

“吉尔巴特父子公司是一家后发展起来的弹子球机制造厂。”他突然开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朝鲜战争之前，主要生产轰炸机的投弹装置。以朝鲜停战为契机，转而开拓新的领域。弹子球机、bingo机⁽²⁾、自动赌博机、投币点唱机、爆玉米花机、自动售货机……即所谓和平产业。首台弹子球机是一九五二年完成的。不赖，结结实实，价格也便宜，但缺乏娱乐性。借用《弹子球》杂志上的评语，就是‘如苏联陆军女兵部队的官方配给乳罩般的弹子球机’。当然，作为生意是成功的。向墨西哥等中南美国家出口。那些国家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所以较之机械性能复杂的，还是少有故障结实耐用的受欢迎。”

喝水的时间里，他沉默不语。看样子，他为没有放幻灯用的幕布和长教鞭而感到十分遗憾。

“问题是——如您所知——美国、也就是世界上的弹子球产业处于由四家企业垄断的状态。戈德利普、巴里、芝加哥制币、威廉姆斯，也就是所谓四巨头吧。而这时吉尔巴特突然冲杀进来。激战持续了大约五年。在一九五七年，吉尔巴特撤退不再搞弹子球机。”

“撤退？”

他点头喝了口似乎并不想喝的咖啡，用手帕一再擦拭嘴角。

“嗯，败下阵来。当然，公司本身是赚了一把，通过向中南美出口赚的。所以撤退，是因为不想让伤口开得太大……总之，制造弹子球机需要极其复杂的专门技术，需要许多名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统领他们的策划者，需要覆盖全国的营销网。还需要贮存常备零件的代理商，需要任何地点的弹子球机出故障时都能在五小时内赶去排除的维修工。遗憾的是，新加盟的吉尔巴特公司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于是他们含泪撤军，其后大约七年时间里继续制造自动售货机和克莱斯勒汽车的自动雨刷。但他们根本没有对弹子球机死心。”

说到这里，他缄口打住，从上衣袋取出香烟，在桌面上橐橐地磕齐，用打火机点燃。

“是没有死心，他们有他们的自尊。这回在秘密工厂研制。他们把四巨头的退休人员悄悄拉来成立了课题组，给予巨额研究经费，并下达这样一道命令：五年内造出不次于四巨头任何产品的弹子球机！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公司方面也有效利用了这五年的时间。他们利用其他产品，建立了从温哥华到怀基基的完整的营销网。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卷土重来的第一台机按计划在一九六四年推出，这就是‘巨浪’。”

他从皮包里取出黑色剪贴夹，打开递给我。上面有大约从杂志上剪下的“巨浪”整机图，有球区图，有外观设计图，甚至指令卡都贴了上去。

“这台机的确别具一格，史无前例的妙笔无所不在。仅以连环模式为例，‘巨浪’采用的模式来自其独有技术。这台机受到了欢迎。

“当然，吉尔巴特公司这一千奇百怪的手法在今天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时绝对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制作得非常精心。首先是结实。四巨头的使用年限大约为三年，而它是五年。第二是投机性的淡化，而以技巧为主……那以后，吉尔巴特公司按此思路生产了几种名机。‘东方快车’、‘空中导航’、‘横渡美洲’……无不受到爱好者的高度评价。‘宇宙飞船’成了他们的最后机型。

“‘宇宙飞船’同前四种大异其趣。前四种以追求新奇为能事，而‘宇宙飞船’极其正统而简便。采用的无一不是四巨头已经采用的机械装置。正因如此，可以说反倒成了极具挑战性的机型。确有这个自信。”

他像给学生讲课似的娓娓而谈。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喝咖啡。咖啡喝完了喝水，水喝完了吸烟。

“‘宇宙飞船’的确匪夷所思，乍看并无优势可言，可是操作起来却有与众不同之处。球蹼相同，球道相同，但就是有什么与其他机不同。而那个什么如毒品一般把人吸住不放。至于为什么却无由得知……我所以说‘宇宙飞船’惨遭厄运，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它的超卓不凡没有为人们所理解，及至人们终于理解了又为时已晚；二是公司倒闭了。制作得太用心了。吉尔巴特公司被多元化大型联合企业兼并了。总部说不需要弹子球机部门，如此而已。‘宇宙飞船’一共生产了一千五百余台，故而如今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名机。美国‘宇宙飞船’收藏家的交易价已达两千美元，但估计从未成交。”

“为什么？”

“因为无人脱手。谁也不肯放手。不可思议的机型。”

说罢，他习惯性地觑一眼手表，吸烟。我要了第二杯咖啡。

“日本进口了几台？”

“调查了，三台。”

“够少的。”

他点点头：“因为日本没有吉尔巴特公司产品的经销渠道。一家进口代理店尝试性地进口了一点，于是有了这三台。想再追加时，吉尔巴特父子公司已不复存在了。”

“这三台的去向可晓得？”

他搅拌了几下咖啡杯里的砂糖，“咯吱咯吱”搔了搔耳垂。

“一台进入新宿一家小娱乐厅。前年冬天娱乐厅倒闭，下落不明。”

“这我知道。”

“另一台进了涩谷一家娱乐厅，去年春天失火烧了。当然，因为买了火灾保险，谁也没受损失，无非一台‘宇宙飞船’从这世上消失罢了……如此看来，只能说是惨遭厄运。”

“就像马耳他的鹰。”我说。

他点头：“可是，最后一台的下落我不清楚。”

我把杰氏酒吧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不过现在没有了，去年夏天处理掉了。”我说。

他不胜怜惜地记在手册上。

“我感兴趣的是新宿那台。”我说，“弄不清去向？”

“可能性有几种，最一般的可能性是废弃了。机器的周转期非常之快，通常三年就折旧。与其花钱修理，还不如更新省钱。当然也有流行问题。所以要废弃……第二种可能性是作为二手货上市交易。型号虽老但仍可利用的那类机往往流入哪里的餐饮酒吧，在那里陪伴醉酒者和生手终了此生。第三——此情况非常罕见——也可能由收藏家买去了。不过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是废弃。”

我把没点火的烟夹在指间，黯然沉思。

“关于最后一种可能性，你能进行调查吗？”

“试试是可以的，但难度很大。收藏家之间几乎没有横向联系，没有花名册没有会刊……不过试试好了，我本人对‘宇宙飞船’多少有些兴致。”

“谢谢。”

他把背沉进深凹的圈椅里，吐了口烟。

“对了，你的‘宇宙飞船’最佳战绩？”

“十六万五千。”我说。

“厉害，”他不动声色地说，“非比一般。”说着，又搔了下耳垂。

(1)　日本广播协会。

(2)　一种室内游戏机。盘面有许多方格，将球投入格内，之后合计投中数字与手中牌上的数字。

18

此后一周时间，我是在平稳与静谧——平稳与静谧得近乎奇妙——当中度过的。虽然弹子球的声音仍多少在耳畔回响，但病态呻吟——那如同落在冬日向阳地方的蜜蜂的嗡嗡声的病态呻吟——已杳然消失。秋意一天浓似一天，高尔夫球场周围的杂木林把干枯的叶片叠在地面。郊外徐缓的丘陵到处在焚烧落叶，升起的细烟如魔术绳一般笔直地指向天空，这从宿舍窗口也看得很清楚。

双胞胎一点点变得沉默、变得温柔起来。我们散步、喝咖啡、听唱片、在毛巾被里抱在一起睡觉。周日我们花一小时走到植物园，在柞树林里吃香菇菠菜三明治。黑尾巴野鸟在树梢上很响亮地叫个不停。

空气逐渐变凉。我给两人买了两件新运动衫，连同我的旧毛衣一起送给她们。这样，两人不再是208和209，而变为橄榄绿圆领羊毛衫和浅驼色对襟羊毛衫。两人都无怨言。此外又给她们买来袜子和新的轻便运动鞋。我觉得自己像是成了长腿叔叔⁽¹⁾。

十月的雨真是令人叫绝。针一样细、棉一般软的雨浇注在开始枯黄的高尔夫球场草坪上，没有形成水洼，而由大地慢悠悠地吮吸进去。雨过天晴的杂木林荡漾着潮湿落叶的气息，几道夕晖射进林中，在地面上描绘出斑驳的花纹。林间小道上，几只鸟儿奔跑一样穿过。

事务所里的每一天也大同小异。工作高峰已过，我用盒式磁带一边听比克斯·贝德贝克、伍迪·赫尔曼、巴尼·贝利根等人的老爵士乐，吸烟，一边悠然自得地干着活儿。每隔一小时喝一次威士忌，吃一次糕点。

唯独女孩似乎很匆忙地在查看时刻表、预订飞机票和旅馆，还补了我两件毛衣，重钉了轻便西服上的金属扣。她改变了发型，口红改涂淡粉色，穿一件可以明显看出胸部隆起的薄毛衣。并且完全融入秋天的空气中。

一切都像要使其姿影永驻。痛快淋漓的一星期。

(1)　美国女作家简·韦伯斯特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喜欢照顾女孩子。

19

很难向杰开口说离开这座城市。不知为什么，总之就是非常难以启齿。酒吧连去三天，三天都没顺利说出口。每次想说，嗓子都干得沙沙作响，只好喝啤酒。而一喝就连喝下去，一股恼人的瘫软感俘虏了鼠。他觉得无论怎么挣扎都寸步难行。

时针指在十二点时，鼠放弃了努力，不无释然地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向杰道声晚安离去。夜风已彻底变凉。回到宿舍，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电视，又拉开易拉罐啤酒，点一支烟。荧屏上是旧西部片、罗伯特·泰勒、广告、天气预报、广告、白色噪音……鼠关掉电视，淋浴。之后又开一罐啤酒，又点一支烟。

至于离开后去哪里，鼠不知道。好像无处可去。

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心底涌起恐惧，黑亮黑亮的地底虫般的恐惧。它们没有眼睛，没有悲悯，企图将鼠拖入它们栖居的地底层。鼠全身上下都有它们的滑溜感。他拉开一罐啤酒。

三四天时间里，鼠的房间扔得到处都是空啤酒罐和香烟头。他很想见那女子，想用整个身体感受女子肌肤的温暖，想进入她体内永不出来。但他无法重回女子住处。不是你自己把桥烧掉的吗，鼠想，不是你自己砌了墙又将自己关入其中的吗？

鼠眼望灯塔。天光破晓，海面开始呈银灰色。及至鲜明的晨光像抽掉桌布一样驱走黑暗的时候，鼠上床歪倒，带着无处可去的苦恼进入梦乡。

* * *

鼠离开这座城市的决心，是花了很长时间经过各种各样的角度探讨才得出的结论，曾一度坚不可摧固不可破。他觉得哪里都好像没有空隙。他擦燃火柴，把桥烧掉。这样，让他挂念的东西也消失了。城里也许残留着一点自己的身影，但谁也不会注意。城市在变，身影不久也将归于消失……一切都像在勇往直前。

杰……

鼠不明白为什么杰的存在会扰乱自己的心。我要离去了，多保重——本来这样打声招呼就完事了。何况完全互不了解。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如此而已。然而鼠的心在作痛。他仰面躺在床上，几次在空气中举起紧攥的拳头。

* * *

鼠向上推起杰氏酒吧的卷帘门，已是星期一的后半夜了。杰一如往常坐在熄掉一半照明的店堂的桌旁，懒懒地吸烟。见鼠进来，他略略一笑，点了下头。暗幽幽的灯光下，杰看上去格外苍老，黑胡须如阴翳布满脸颊和下颏，双眼下陷，窄小的嘴唇干得出了裂纹，脖颈的血管历历可见，指尖沁有黄尼古丁。

“累了吧？”鼠问。

“有点儿。”杰说。沉默片刻，又说，“这样的时候也是有的，无论是谁。”

鼠点头拉过一把椅，在杰对面坐下。

“有一首歌说，雨天和星期一，人人心里都阴暗。”

“一点不错。”杰定定地注视着自己夹烟的手指说。

“早些回家睡吧！”

“不，不用。”杰摇摇头，摇得很慢，像在赶蚊虫。“反正回家也很难睡得着。”

鼠条件反射地看一眼手表：十二时二十分。时间似乎在阒无声息的地下昏暗中彻底断了气。落下卷帘门的酒吧中不再有他多年来一直寻求的光耀，一丝都没有。看上去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切都疲惫不堪。

“给我杯可乐好么？”杰说，“你喝啤酒好了。”

鼠站起身，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和可乐，连杯子拿到桌上。

“音乐？”杰问。

“算啦，今天什么声响都不要。”鼠道。

“像葬礼。”

鼠笑了，两人不声不响地自管喝可乐、喝啤酒。鼠放在桌上的手表开始发出大得有些造作的走针声。十二时三十五分。所过时间竟好像极其漫长。杰几乎纹丝不动。鼠静静地看着杰的烟在玻璃烟灰缸中一直烧到过滤嘴，化为灰烬。

“为什么那么累？”鼠问。

“为什么呢……”说着，杰突然记起似的架起腿，“原因么，肯定没任何原因。”

鼠喝去杯中大约一半啤酒，叹了口气，把杯放回桌上。

“我说杰，人都要腐烂，是吧？”

“是啊。”

“烂法有许许多多。”鼠下意识地把手背贴在嘴唇，“但对于一个一个的个人来说，可选择的数量却好像非常有限。至多……两三个。”

“或许。”

泡沫出尽的剩啤酒如水洼一般沉在杯底。鼠从衣袋里掏出瘪了的烟盒，将最后一支衔在嘴上。“可我开始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总之是要腐烂，对吧？”

杰斜拿着可乐杯，默默地听鼠讲话。

“不过人还是不断变化的。至于这变化有什么意义，我始终揣度不出。”鼠咬住嘴唇，望着桌面沉思，“并且这样想：任何进步任何变化终归都不过是崩毁的过程罢了。不对？”

“对吧。”

“所以对那些兴高采烈朝‘无’奔跑的家伙，我是半点好感都没有，没办法有……包括对这个城市。”

杰不语，鼠也不语。他拿起桌上的火柴，慢慢让火烧到火柴杆，点燃烟。

“问题是，”杰说，“你自身将要变。是吧？”

“确实。”

静得不能再静的几秒钟流过，大约十秒吧。杰开口道：

“人这东西，天生笨得出奇，比你想的笨得多。”

鼠将瓶里剩的啤酒倒进杯子，一气喝干。“犹豫不决啊！”

杰点几下头。

“很难下决心。”

“感觉出来了。”如此说罢，杰说累了似的现出微笑。

鼠慢慢站起，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时针已指过一点。

“晚安。”鼠说。

“晚安。”杰说，“对了，有谁这么说过：慢走路，多喝水。”

鼠向杰一笑，开门，上楼。街灯明晃晃地照出空无人影的大街。鼠弓腰坐在铁路护栏上，仰望夜空，心里想：到底喝多少水才算够呢？

20

西班牙语讲师打来电话，是在十一月连休刚结束的星期三。快午休时，合伙人去了银行，我在事务所的餐厨两用房间里吃女孩做的意大利面条。意面多煮了两分钟，又没用罗勒⁽¹⁾调味，而是用切细的紫苏撒在上面，但味道不坏。正当我们讨论意大利面做法时，电话铃响了。女孩接起，说了两三句，耸耸肩把听筒递给我。

“‘宇宙飞船’的事，”他说，“去向弄清楚了。”

“哪里？”

“电话里不好说。”他说。

双方沉默片刻。

“您的意思是？”我问。

“就是：电话中说不明白。”

“就是说不如一见喽？”

“不，”他嗫嚅道，“即使摆在您眼前，也说不明白。”

我一下子上不来词，等他继续下文。

“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开玩笑，反正想面谈。”

“好的。”

“今天五点可以吗？”

“可以。”我说，“不过能玩么？”

“当然能。”他说。

我道谢放下电话，接着吃面条。

“要去哪儿？”

“打弹子球去。去哪不知道。”

“弹子球？”

“嗯，用球蹼弹球……”

“晓得。可干吗打什么弹子球……”

“这——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以我辈的哲学无法推测的东西。”

她在桌上手托下巴思索。

“弹子球打得很好？”

“以前。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

“我却什么都没有。”

“也就无所谓失。”

她再度沉思。我吃最后一部分面条，吃罢从电冰箱里拿出姜汁清凉饮料喝着。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谁的话？”

“谁的话忘了，不过所言不差。”

“世上有不失去的东西？”

“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努力就是。”

“我也许过于乐观，但不怎么傻。”

“知道。”

“非我自吹，这比相反情况好得多。”

她点点头：“那么，今晚是要去打弹子球啰？”

“嗯。”

“举起双手。”

我朝天花板举起双手。她仔细检查了腋窝。

“OK，去好了。”

* * *

我和西班牙语讲师在上次那家咖啡馆碰头后，马上钻进出租车。顺明治大街一直走，他说。出租车起跑后，他掏香烟点燃，也给我一支。他身穿灰西服，扎一条有三道斜纹的蓝色领带。衬衣也是蓝色，比领带略浅。我则灰毛衣蓝牛仔裤加一双旧得发黑的沙漠靴。活活一个被叫到教导处的差生。

出租车穿过早稻田大街的时候，司机问还往前吗？讲师告以目白大街。出租车前行不久，驶入目白大街。

“相当远吧？”我问。

“相当之远。”他说着，找第二支烟。我用视线跟踪了一会窗外闪过的商业街景。

“找得够辛苦的了。”他说，“第一步是逐个查询收藏者名录。问了二十人左右——不仅东京，全国都问了。但收获是零。任何人知道的情况都没超过我们。第二步是问做旧机器生意的人。人数不多。只是，查阅品种目录花了不少精力，数字太大了。”

我点点头，看他给烟点火。

“但知道时间这一点很有帮助——是一九七一年二月间的事。请人家查了：是有吉尔巴特父子、‘宇宙飞船’、序列号165029。一九七一年二月三日废弃处理。”

“废弃处理？”

“废品。就像《金手指》里的那玩艺儿。压成方形回炉，或沉到港湾里去。”

“可是你……”

“啊，请听下去。我灰心丧气，向对方道谢回家。可心里总有什么放不下，类似直感的感觉告诉我：不对，不是那样的。第二天我再次跑到旧机器商那里，去了废铁仓库，看了三十来分钟拆废作业，然后进办公室摸出名片——大学讲师这名片对不知底细的人多少有些作用。”

他说话的速度比上次略快。不知何故，这点使我有点不快。

“我这样说道：正在写一本小书，为此想了解一下废品处置的情况。

“对方提供了方便，但对于一九七一年二月的那台弹子球机一无所知。理所当然。两年半的事了，又没有一一核查，收来咣当一放，就算完事。我又问了一点：假如我想要那里堆放的洗衣机或摩托车的车体之类的东西并付相应款额，那么可不可以转让，他说没问题。我又问这种情况此外有过没有。”

秋日的黄昏很快过去了，夜色开始笼罩路面，车眼看要进入郊外。

“他说如想了解详情，请问二楼负责管理的人。于是我上二楼问一九七一年前后有没有人买过弹子球机，负责管理的人说有。我问是怎样一个人，对方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情况像是那个人求他一有弹子球机进来就打电话告知——有点走火入魔了。我就问那个人买了几台弹子球机，他想了想说：看来看去最后有时买下、有时也不买，记不确切。我说大致数字即可，他告诉说不下五十台。”

“五十台！”我叫道。

“这样，”他说，“我们就要拜访那个人。”

(1)　一种有薄荷味的香辛调味。

21

四下彻底黑尽。并且不是单一的黑，而是像涂黄油一样把各种颜色厚厚地涂上去的那种黑。

我脸贴出租车窗玻璃，静静地注视着这样的黑暗。黑暗呈平面，平展得不可思议，仿佛用快刀将不具实体的物质一片片薄薄切开的切面。奇妙的远近感统治着黑暗。巨大的夜鸟展开双翅，轮廓分明地挡在我们面前。

房舍越走越稀，后来只剩下如地底轰鸣般涌起几万只秋虫的鸣声的草原和树林。云层如岩石沉沉低垂，地面上的一切无不耸肩缩首似的在黑暗中屏息敛气。唯独秋虫遮蔽地表。

我和西班牙语讲师再不做声，只是一支接一支吸烟。出租车司机也紧盯着路上的车前灯光吸烟。我下意识地用指尖“啪啪”叩击膝盖，并且不时涌起一股冲动，很想推开车门一逃了之。

配电盘、沙坑、水库，高尔夫球场、毛衣破绽，加上弹子球机……到底去哪里才好呢？我怀抱一堆乱了顺序的卡片，一筹莫展。我恨不得立即返回宿舍，一头钻进浴室，而后喝啤酒，拿着香烟和康德缩进温暖的被窝。

我何苦在黑暗中疲于奔命呢？五十台弹子球机，简直荒唐透顶。梦，虚无缥缈的梦。

尽管如此，三蹼“宇宙飞船”仍在不停地呼唤我。

* * *

西班牙语讲师让车停下的地方是离道路五百米开外的一片空地的正中。空地很平，及踝软草如浅滩一样无边无际。我下了车，伸腰做了个深呼吸。一股养鸡场味儿。纵目四望，了无灯火，唯独路灯依稀照出其四周一小块景物。无数的虫鸣声包围着我们。简直像被人从脚下拖进了什么地方。

好一阵子我们默不作声，让眼睛习惯黑暗。

“这里还是东京吗？”我这样问道。

“当然。看起来不像？”

“像世界尽头。”

西班牙语讲师以一本正经的表情点了下头，没有应声。我们嗅着草香和鸡粪味儿吸烟。烟悠悠低回，作狼烟状。

“那里有铁丝网。”他练习射击似的笔直伸出胳膊，指着黑暗的纵深处。

我凝眸细看，认出铁丝网样的东西。

“请沿铁丝网直行三百米左右，尽头有座仓库。”

“仓库？”

他并不看我，兀自点头道：“嗯，大仓库，一眼即可看出。以前是养鸡场的冷库，早已不用了。养鸡场倒闭了。”

“可是有鸡味儿。”我说。

“味儿？……啊，沁到地里去了嘛。雨天更厉害。扑棱棱的振翅声都好像听得到。”

铁丝网里边简直伸手不见五指，黑得可怖。连虫鸣都像要窒息似的。

“仓库门一直开着。仓库主人给打开的。你要找的那台机就在里边。”

“你进去了？”

“一次……获准进去的。”他叼着烟点点头，橘红色的火在黑暗中闪烁，“进门右侧就有电灯开关。注意阶梯。”

“你不去？”

“你一个人去。这样讲定的。”

“讲定？”

他把烟头扔在脚下的草丛里，小心踩灭：“是的。说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离去时把灯关上。”

空气一点点凉下来。泥土特有的凉气拥裹了我们。

“见到仓库主人了？”

“见到了。”少顷，他回答道。

“怎样一个人物？”

讲师耸耸肩，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擤了下鼻子：“也没什么特征，至少没有显眼的特征。”

“干吗收藏弹子球机达五十台之多呢？”

“这个嘛，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此而已，对吧？”

我觉得并非如此而已，但还是向讲师道了谢，离开他独自沿养鸡场铁丝网前行。并非如此而已。收藏五十台弹子球机同收藏五十张标签情况有所不同。

仓库看上去俨然蹲着的动物，周围草长得很高，密密麻麻的，拔地而起的墙壁上一扇窗也没有。死气沉沉的建筑。对开的铁门上写着大约是养鸡场的名称，字迹是厚厚地压了一层的白漆。

我从相距十步远的地方抬头看一会这座建筑。无论怎么想都上不来好念头。我不再想，走到入口，推开冰凉冰凉的铁门。门无声地开了，另一种类的黑暗在我眼前张开。

22

我摸黑按了下贴墙的开关，隔了数秒，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咔咔”地交相闪烁，白光顿时弥漫仓库。荧光灯总共约有一百盏。仓库比外面看时感觉宽敞得多，但更可观的还是灯的数量，晃得我闭上眼睛。稍后睁开时，黑暗早已消失，只留下沉寂和清冷。

仓库看上去确像冷库的内部，考虑到建筑物的本来用途，也可说是理所当然的。一扇窗也没有的墙壁和天花板涂着有浮光的白色涂料，但已布满污痕，有黄色的有黑色的，及其他莫名其妙的颜色。一看就知墙壁厚得非同一般。我觉得自己简直像被塞进了铅箱，一种可能永远出不去的恐怖钳住了我，使我一再回头看身后的门。料想再不会有第二座如此令人生厌的建筑物。

极其好意地看来，未尝不可看成象的墓场，只是没有四肢蜷曲的象的白骨。目力所及，唯见弹子球机齐刷刷地排列在水泥地板上。我立于阶梯，凝然俯视这异乎寻常的场景，手下意识地摸向嘴角，又放回衣袋。

数量惊人的弹子球机。准确数字是七十八台。我花上时间清点了好几遍。七十八，没错。弹子球机以同一朝向编成八列纵队，一直排到仓库尽头墙壁。简直像用粉笔在地板上画过线似的，队列整齐得分厘不差。四下里所有物体全都一声不响，一动不动，恰如琥珀里的苍蝇。七十八个死和七十八个沉默。我条件反射地动了下身体，若不动，觉得自己都有可能被编进这兽头排水口的阵列中。

冷。果真有冻鸡味儿。

我缓缓走下狭窄的五阶水泥楼梯，楼梯下更冷，却有汗冒出。讨厌的汗。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揩汗。唯独腋下的汗奈何不得。我坐在楼梯最下一阶，用颤抖的手吸烟……三蹼“宇宙飞船”——我不愿意这副样子见她。作为她也是如此……想必。

关上门后，虫鸣一声不闻。无懈可击的沉寂如滞重的浓雾积淀于地表。七十八台弹子球机将三百一十二只脚牢牢地支在地上，静静地承受别无归宿的重量。凄凉的场景。

我坐着吹起口哨，吹了《跳吧，随着交响乐》的开头四小节。那般悦耳动听的口哨声回荡在无遮无拦空空荡荡的冷库中。我心情有所好转，接着吹下面四小节。又吹了四小节。似乎所有东西都在侧耳倾听。当然谁也不摇头晃脑，谁也不按拍跺脚。但我的口哨声还是被整个仓库——包括边边角角——吸进去消失了。

“好冷！”吹了一通口哨，我嘟囔道。回声听上去根本不像自己的话声。那声音撞上天花板，又雾一样旋转着落回地面。我叼着烟叹了口气。总不能永远坐在这里唱独角戏。一动不动，便觉寒气同鸡肉味儿一起沁入五脏六腑。我站起身，用手拍掉裤子沾的冷土，抬脚踩灭烟头，投进白铁皮罐。

弹子球……弹子球。来此不就是为这个么？寒冷简直像要冻僵我的思维。想想看！弹子球机，七十八台弹子球机……OK，找开关！建筑物的某个位置应该有让七十八台弹子球机起死回生的电源开关……找开关，快找！

我双手插进牛仔裤袋，沿墙慢慢走动。呆板板的混凝土墙上到处垂着象征冷库时代的断头配线和铅管。各种器械、仪表、连接盒、开关，就像被大力士强行扭掉一样留下一个个空洞。墙壁比离远着看时滑溜得多，仿佛给巨大的蛞蝓爬过。这么实际走起来，建筑物真是大得很，作为养鸡场冷库未免大得反常。

我下罢楼梯，正对面又是一座同样的楼梯，爬上楼梯有同样的铁门，什么都一模一样，我差点以为自己转一周转回了原处。我试着用手推门，门纹丝不动。没有门闩没有门锁，但就像用什么封住了似的岿然不动。我把手从门扇收回，下意识地用手心抹脸上的汗。一股鸡味儿。

开关在此门旁边。拉杆式大开关。一推，宛如从地底涌起一般的低吼声顿时传遍四周。令人脊梁骨发冷的声响。随即，数万只鸟一齐展翅般的“啪嗒啪嗒”声响起。回头看去，但见七十八台弹子球机吸足电流，发出弹击声向记分屏弹出数千个“0”，弹击声止息后，剩下的唯有类似蜂群嗡嗡声的沉闷的电流声。仓库里充满着七十八台弹子球机短暂的生机。每台机的球区都闪烁着形形色色的原色光芒，板面上描绘出各自淋漓畅快的梦境。

我走下楼梯，像阅兵一般在七十八台弹子球机中间缓缓移步。有几台仅在照片上见过，有几台在娱乐厅见过，令人发怀旧幽情。也有的早已消隐在时间长河中，不为任何人所记忆。威廉姆斯的“友谊7”，板面上的宇航员名字是什么？格列？……六十年代初。巴里的“大沙皇”、蓝天、埃菲尔铁塔、快乐的美国游客……戈德利普的“国王与皇后”，有八条螺旋上升球道的名机。仁丹胡子刮得潇洒有致而神情淡漠的西部赌徒，袜带里藏的黑桃王牌……

盖世英雄、怪兽、校园女郎、足球、火箭、女人……全部是光线幽暗的娱乐厅中千篇一律的褪色朽梦。各种各样的英雄和女郎从板面上朝我微笑致意。金发女郎、金银发各半女郎、浅黑发女郎、红发女郎、黑发墨西哥女郎、马尾辫女郎、长发及腰的夏威夷女郎、安·玛格莉特、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没有一个不洋洋得意地挺起勾人魂魄的乳房——有的从衣扣解到腰间的薄质短衫里，有的从上下相连的游泳衣下，有的从尖尖突起的乳罩底端……她们永远保持着乳房的形状，而色调却已褪去。指示灯像追随心脏跳动似的一闪一灭。七十八台弹子球机，一座往日旧梦——旧得无从记起——的墓场。我在她们身旁缓缓穿行。

三蹼“宇宙飞船”在队列的大后方等我。她夹在浓妆艳抹的同伴中间，显得甚是文静，好像坐在森林深处的石板上等我临近。我站在她面前，细看那梦绕魂萦的板面。黛蓝色的宇宙，如深蓝墨水泼洒的一般。上面是点点银星。土星、火星、金星……最前面飘浮着纯白色的“宇宙飞船”。船舱里闪出灯光，灯光下大约正是一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另有几道流星划破黑暗。

球区也一如往日。相同的黛蓝色。球靶雪白，如微笑时闪露的牙齿。呈星形叠积的十个柠檬黄色奖分灯一上一下缓缓移动。两个重开洞是土星和火星，路标是金星……一切安然静谧。

你好，我说……不，也许我没说。总之我把手放在她球区的玻璃罩上。玻璃冷冰冰的，我的手温留下白蒙蒙的十个指印。她终于睡醒似的朝我微笑。令人想起往日时光的微笑。我也微笑。

好像许久没见了，她说。

我做沉思状屈指计算，三年了！转瞬之间。

我们双双点头，沉默有顷。若在咖啡馆里，该是啜一口咖啡，或用手指摆弄花边窗帘的时候。

常想你来着，我说。心情于是一落千丈。

睡不着觉的夜晚？

是的，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重复道。她始终面带微笑。

不冷？她问。

冷啊，冷得要命。

最好别待太久，对你肯定过于冷了。

好像，我说。随即用微微发抖的手掏出香烟，点上火，深吸一口。

弹子球不打了？她问。

不打了，我回答。

为什么？

165 000是我最佳战绩，记得？

记得，也是我的最佳战绩嘛。

不想玷污它，我说。

她默然。唯有十个奖分灯慢慢上下，闪烁不止。我望着脚下吸烟。

为什么来这儿？

你呼唤的嘛。

呼唤？她现出一丝困惑，旋即害羞似的莞尔一笑。是啊，或许是的，或许呼唤你来着。

找得我好苦。

谢谢，她说，讲点什么。

很多东西面目全非了，我说，你原先住的娱乐厅后来成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甜甜圈专卖店，咖啡难喝得要死。

就那么难喝？

过去迪士尼动物电影上快死的斑马喝的正是那种颜色的泥水。

她哧哧地笑。笑脸真是灿烂。倒是座讨厌的城市啊，她神情认真地说，一切粗糙不堪，脏乱不堪……

就那么个时代啊。

她连连点头。你现在干什么？

翻译。

小说？

哪里，我说，全是泡沫，白天的泡沫夜晚的泡沫。把一条脏水沟的水移到另一条里罢了。

没意思？

怎么说呢，没考虑过。

女孩呢？

也许你不信：眼下跟双胞胎过日子。做的咖啡是非常够味。

她妩媚地一笑，眼睛朝上看了一会儿。有点不可思议啊，好像什么都没实际发生过。

不，实际发生了。只是又消失了。

不好受？

哪里，我摇摇头，来自“无”的东西又各归原位，如此而已。

我们再度陷入沉默。我们共同拥有的仅仅是很早很早以前死去的时间的残片，但至今仍有些许温馨的回忆如远古的光照在我心中往来彷徨。往下，死将俘获我并将我重新投入“无”的熔炉中，而我将同古老的光照一起穿过被其投入之前的短暂时刻。

你该走了，她说。

的确，寒气已升到难以忍耐的程度。我打了个寒战，踩熄烟头。

谢谢你来见我，她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多保重。

谢谢，我说，再见！

我走过弹子球机队列，走上楼梯，拉下拉杆开关。弹子球机电源如漏气一般倏忽消失，完全彻底的沉寂与睡眠压向四周。我再次穿过库房，走上楼梯，按下电灯开关，反手关上门——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头，一次也没回。

* * *

拦出租车赶回宿舍已经快半夜了。双胞胎正在床上做一本周刊上的拼字游戏。我脸色铁青，浑身一股冻鸡味儿。我把身上的衣服一古脑塞进洗衣机，转身泡进放满热水的浴缸里。为恢复正常意识，我泡了三十分钟，然而沁入骨髓的寒气还是没有驱掉。

双胞胎从壁柜里拉出煤气取暖炉，点上火。过了十五六分钟，寒战止住了。我嘘了口气，热一罐洋葱罐头汤喝了。

“不要紧了。”我说。

“真的？”

“还挺凉的。”双胞胎抓着我的手腕，担心地说。

“很快暖过来的。”

之后，我们钻进被窝，把拼字游戏图拼上最后两块。一块是“虹鳟”，一块是“甬路”。身体很快暖和过来，我们几乎同时坠入沉沉的梦乡。

我梦见托洛茨基和四头驯鹿。四头驯鹿全都穿着毛线袜。冷得出奇的梦。

23

鼠已不再同女子相会，也不望她房间的灯了，甚至窗前都不再靠近。他心中的什么在黑暗中游移了一段时间，而后消失，犹如蜡烛吹灭后升起的一丝白烟。继之而来的是沉默。沉默。一层层剥去外皮后到底有什么剩下，这点鼠也不知道。自豪？……他躺在床上反复看自己的手。若没有自豪，人大约活不下去。但若仅仅这样，人生未免过于黯淡，黯淡之至。

同女子分手很简单，某个周五晚上不再打电话给她即可。也许她等电话等到半夜，想到这点鼠很不好受。几次朝电话机伸出手，又都忍住没打。他戴上耳机，调高音量听唱片。他知道女方不会打电话过来，但还是不愿意听见电话铃响。

等到十二点她会死心的吧。之后他洗脸刷牙，上床躺倒，暗想明天早上肯定有电话打过来，便熄灯睡觉。结果周六早上电话也没响。她打开窗，做早餐，给盆栽植物浇水，然后等到偏午。这回恐怕真的死心了，随即笑笑——那种像是对着镜子边梳头边练习几次的笑。结局理应如此，他想。

鼠在百页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眼望墙上的电子挂钟过了这许多时间。房间空气凝然不动。虚浅的睡眠几次滑过他的身体。时针已毫无意义。无非黑之浓淡的几度反复罢了。鼠静静地忍耐着自己的肉体一点点失去实体，失去重量，失去感觉。他想，自己如此经过了多少小时、到底多少小时了呢？眼前的白墙随着他的呼吸而徐徐摇晃。空间有了某种密度，开始侵蚀他的肢体。鼠测定这已是自己忍耐力的临界点，遂翻身下床，洗澡，在神志朦胧中刮须，然后擦干身体，喝电冰箱里的橙汁，重换睡衣上床。事情至此完结，他想。沉沉的睡意袭来，睡得昏死一般。

24

“定了，离开这座城市。”鼠对杰说。

傍晚六点，店门刚开。吧台打了蜡，店里所有的烟灰缸里一只烟头也没有。酒瓶擦得发亮，标签朝外摆成一排。连尖角都折得线条分明的新纸巾、红辣椒牌调味汁以及小盐瓶齐整整地放在浅盘里。杰分别在三个小深底钵里搅拌三种调味汁。大蒜味如细雾四下飘移——鼠进来时正值这一小段时间。

鼠一边用杰借给的指甲钳把指甲剪在烟灰缸里，一边这样说道。

“离开？……去哪里？”

“没目标。去陌生的城市，不太大的为好。”

杰用漏斗把调味汁注入一个个大长颈瓶里，注罢放进电冰箱，拿毛巾擦手。

“去那里干什么？”

“干活。”鼠剪完左手的指甲，一再看那手指。

“这里就不成？”

“不成。”鼠说，“想喝啤酒。”

“我请客。”

“领情。”

鼠把啤酒慢慢倒进冰镇过的玻璃杯里，一口喝去一半：“怎么不问为什么这里不成呢？”

“因为好像可以理解。”

鼠笑了，笑罢咂了下舌：“跟你说，杰，不成的。即使大家都那样不问不说地相互理解，也哪里都到达不了。这种话我本不愿意说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那样的世界里逗留得太久了。”

“可能。”杰沉思片刻说道。

鼠又喝了口啤酒，开始剪右手指甲：“想了很多，也想过去哪里到头来还不一样。但我还是要去，一样也好不一样也好。”

“再不回来了？”

“当然迟早总要回来，迟早！又不是出逃。”

鼠出声地剥开小碟里的花生，把满身皱纹的壳扔在烟灰缸里。打过蜡的吧台护板上积了几滴啤酒的冷水珠，他用纸巾揩了。

“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后天，说不准，大致这三四天里吧。准备妥当了。”

“风风火火的。”

“唔……尽给你添麻烦了，这个那个的。”

“啊，事情是够多的了。”杰一边用抹布擦壁橱上排列的酒杯，一边频频点头，“一旦过去，都像做梦。”

“也许是的。可我好像花了好长时间才真正这么认识到。”

杰停了一会，笑道：“是啊，我时常忘记和你相差二十岁。”

鼠把瓶里剩的啤酒往杯里倒空，慢慢喝着。啤酒喝这么慢还是头一遭。

“再来一瓶？”

鼠摇一下头：“不，可以了。我是作为最后一瓶喝的，在这里喝的最后一瓶。”

“再不来了？”

“打算是的。怕不好受。”

杰笑了：“迟早要相见的。”

“下次见时说不定认不出来了。”

“闻味儿知道。”

鼠又慢慢看了一遍剪干净的手指，把剩下的花生揣进衣袋，拿纸巾揩揩嘴，离开了座位。

* * *

风如在黑暗中的透明断层上滑行一般悄无声息地流过。风微微摇颤头上的树枝，有规则地将叶片抖落在地面。落在车顶的叶片发出干巴巴的声响彷徨了一会，之后顺着前车窗玻璃，积在挡泥板上。

鼠一个人在灵园树林里，失去了所有的话语，只管透过车前玻璃望着远处。车前几米远的地面被齐整整地切去了，而横亘着黑暗的天宇、海和城市夜景。鼠身体前倾，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纹丝不动地盯视着空中的某一点。夹在指尖的没有点火的香烟，其端头在空间不断勾勒出若干复杂而又无意义的图形。

跟杰说过以后，一种不堪忍受的虚脱感朝他袭来。勉强汇拢一处的种种意识流，突然散向四面八方。至于去何处才能见到它们重新合而为一，鼠无由得知。迟早要流进茫茫大海，别无选择。黑暗的河流！也可能没机会重逢了。他甚至觉得二十五年时间只是为此而存在的。为什么？鼠质问自己。不知道。问得是好，但无答案。好的提问屡屡没有答案。

风又多少加大了。风将人们的种种活动所聚敛起来的些许温暖带往某个辽远的世界，而留下凉浸浸的黑暗，让无数星辰在黑暗深处熠熠闪光。鼠从方向盘上撤下双手，在唇间转动了一会儿香烟，而后突然想起似的用打火机点燃。

头略略作痛，较之痛，更接近于被冰凉的指尖按压两侧太阳穴的奇异感。鼠摇头驱赶纷纭的思绪。总之结束了。

他从小格箱里取出全国公路行车图，慢慢翻动图页，依序朗读几个镇的名称。镇很小，几乎从未听过。这样的镇子沿路绵绵不断。读了几页，几天来的疲劳如滔天巨浪遽然朝他压来，温吞吞的块状物开始在血液中徐徐巡行。

困。

睡意似乎将一切抹除得干干净净。只消睡上一觉……

闭上眼睛时，耳底响起涛声——冬日的海涛拍击着防波堤，穿针走线一般从混凝土护坡预制块之间撤离。

这样，不向任何人解释也可以了，鼠想。海底大概比任何城镇都温暖，充满安宁和静谧。算了，什么都别想了，什么都已经……

25

弹子球机的呼唤从我的生活中倏然远逝。空落落的心情也已消失。当然，“大团圆”不至于因此像“亚瑟王和圆桌骑士”那样到来。那是更以后的事。马倦、剑折、盔甲生锈之时，我躺在长满狗尾草的草原上静听风声好了。哪里都可以——水库底也好养鸡场也好冷库也好——我走我应走的路就是。

对我来说，这短暂的尾声只不过如露天晾衣台一般微不足道。

如此而已。

一天，双胞胎在超市买了一盒棉球棒，有三百支装在盒里。每次我洗澡出来，双胞胎都坐在我左右同时掏两侧的耳朵。两人耳朵掏得着实够水平。我闭目合眼，边喝啤酒边在耳里听两支棉球棒窸窸窣窣的动静。不料，一天晚上正掏耳时，我打了个喷嚏。这一来，两耳一下子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

“听得见我的声音？”右侧说。

“一丁点儿。”我说。自己的声音是从鼻内侧传来的。

“这边呢？”左侧说。

“同样。”

“打喷嚏打的。”

“傻小子。”

我叹息一声。简直就像从保龄球道的端头听裂开的七号瓶和十号瓶说话一样。

“喝水会好的吧？”一个问。

“何至于！”我气恼地吼道。

然而双胞胎还是让我喝了一铅桶分量的水，结果无非弄得肚子不适罢了。痛并不痛，肯定是打喷嚏时把耳屎捅到里头去了，只能这样认为。我从抽屉里掏出两支手电筒，让两人查看。两人像窥视风洞似的把光射进耳内，看了好几分钟。

“一无所有。”

“一尘不染。”

“那为什么听不见？”我又一次吼道。

“过期失效了。”

“聋了。”

我不理睬二人，翻开电话簿，给最近处的耳鼻科医院打电话。电话声听起来甚是吃力。也许这个原因，护士似乎多少有点同情，说一会儿开门，叫马上过去。我们火急火燎地穿好衣服，出得寓所沿街走去。

医生是个五十上下的女医生，发型虽如一团乱铁丝，但给人的感觉不错。她打开候诊室门，“啪啪”地拍了两下手示意双胞胎别出声，然后让我坐在椅子上，不无冷漠地问怎么了。

我讲完情况，她说明白了，叫我别再吼了。接着拿出没带针头的大号注射器，满满抽了糖稀色液体进去，递我一个白铁皮喇叭筒样的玩艺儿，让贴在耳朵下面。注射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体在耳孔中如斑马群一般狂奔乱跳，又从耳朵里淌出，落进喇叭筒。如此反复三次，之后医生用细棉球棒往耳孔深处捅了捅。两耳弄完时，我的听力恢复如初。

“听见了。”我说。

“耳垢。”她言辞简洁，像在做接尾令⁽¹⁾。

“可刚才看不见的啊。”

“弯的。”

“？”

“你的耳道比别人的弯曲得多。”

医生在火柴盒背面画出我的耳道，形状像是桌角钉的拐角铁。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过这个角，任谁怎么呼唤都回不来了。”

我哼了一声：“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时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别人弯这点，不会带来别的什么影响？”

“别的影响？”

“例如……精神上的。”

“不会。”她说。

我们绕了十五分钟的弯路，横穿高尔夫球场，回到宿舍。第十一球洞的狗后腿形球道使我想起了耳道，标志旗让我想起棉球棒。还有，遮挡月亮的云使我想起B52轰炸机的编队，西边郁郁葱葱的树林让我想起鱼形镇纸，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发霉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总之耳朵在无比敏锐地分辨着全世界的动静，就好像世界掀掉了一层面纱。数公里外夜鸟在鸣叫，数公里外人在关窗，数公里外有人在卿卿我我。

“这下好了。”一个说。

“太好了。”另一个说。

* * *

田纳西·威廉斯这样写道：过去与现在已一目了然，而未来则是“或许”。

然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来的暗路时，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辨的“或许”。我们所能明确认知的仅仅是现在这一瞬间，而这也只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为双胞胎送行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体是这样的东西。穿过高尔夫球场往两站远的汽车站行走之间，我一直默不作声。时值星期天早上七点，天空蓝得掉底一般。脚下的结缕草已充分预感到开春前那短暂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积雪了，它们将在澄澈的晨光中闪烁清辉。泛白的结缕草在我们脚下飒飒作响。

“想什么呢？”双胞胎中的一个问。

“没想什么。”我说。

她们身穿我送给的毛衣，腋下夹个纸袋，纸袋里装着运动衫和很少几件替换衣服。

“去哪里？”我问。

“原来的地方。”

“只是回去。”

我们穿过球场的沙坑，走过八号洞笔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数量多得惊人的小鸟从草坪和铁丝网上注视着我们。

“倒是表达不好，”我说，“你们走了，我非常寂寞。”

“我们也是。”

“寂寞啊。”

“可还是走吧？”

两人点点头。

“真有地方可回？”

“当然。”一个说。

“没有就不回去了。”另一个说。

我们翻过高尔夫球场的铁丝网，穿过树林，坐在汽车站长凳上等车。周日早晨的汽车站静得那般令人惬意，铺满恬适的阳光。我们在阳光中玩接尾令。玩了五分钟，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车票钱递给两人。

“在哪里再会吧。”我说。

“再会。”一个说。

“再会！”另一个说。

声音如空谷足音在我心中久久回荡。

车门“啪嗒”一声关上，双胞胎从车窗里招手。一切周而复始……我一个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间里听双胞胎留下的《橡胶灵魂》，煮咖啡，一整天望着窗外飘逝的十一月的这个星期日，这个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静静的十一月的星期日。

(1)　日本的一种文字游戏，前面的人说一句，后面的人以其最后一字为起始，接下来造句，如此连接下去。

版权信息

书名：寻羊冒险记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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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HITSUJI O MEGURU BOKEN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1982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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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版权申明

一只神通广大的羊（译序）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第二章　一九七八年七月

1. 关于十六步

2. 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第三章　一九七八年九月

1. 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2. 关于耳的开放

3. 关于耳的开放（续）

第四章　寻羊冒险记Ⅰ

1. 奇妙来客·序

2. 奇妙来客

3. “先生”

4. 数羊

5. 汽车及其司机（一）

6. 何谓线蚯蚓宇宙

第五章　鼠的来信及其下文

1. 鼠的第一封信　邮戳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 鼠的第二封信邮戳日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日

3. 一曲终了

4. 她边喝SALTY DOG边讲海涛声

第六章　寻羊冒险记Ⅱ

1. 奇人怪事（一）

2. 奇人怪事（二）

3. 汽车及其司机（二）

4. 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5. 五千分之一

6. 周日午后的郊游

7. 关于被限定的执拗的思考方式

8. 沙丁鱼的诞生

第七章　海豚宾馆冒险记

1. 在电影院结束移动，入住海豚宾馆

2. 羊博士出场

3. 羊博士能吃能说

4. 再见，海豚宾馆

第八章　寻羊冒险记Ⅲ

1. 十二瀑镇的诞生和兴衰

2. 十二瀑镇的进一步衰落和羊们

3. 十二瀑镇的夜晚

4. 不吉祥的拐弯处

5. 她离山而去。以及汹涌的饥饿感

6. 车库里边发现的，草场正中思考的

7. 羊男来了

8. 风的特殊通道

9. 照在镜子里的，没照在镜子里的

10. 时间在流逝

11. 在黑暗中居住的人们

12. 拧钟发条的鼠

13. 绿线和红线，冻僵的海鸥

14. 再过不祥角

15. 十二点的茶话会

尾声

一只神通广大的羊（译序）

林少华

1979年村上春树30岁的时候写了处女作《且听风吟》，转年写了《1973年的弹子球》，1981年动笔写《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是为青春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侧重于文体的创新，即“使用与人不同的语言”，第二部大体为探索性过渡性作品，第三部《羊》则转向情节的经营（Story·Telling），故事性大大增强了，篇幅也长得多，是村上第一部真正够长度的长篇小说。也是最先被译成英文的作品（1989年）。在中国，最先翻译和最受欢迎的是《挪威的森林》，在西方，则是这部《羊》和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写前两部作品的时候村上还在经营爵士乐酒吧，是深更半夜趴在酒吧台上写的。而在动笔写《羊》之前，村上感到开酒吧和写小说无法兼顾，不可能记完账马上写小说，脑袋不同于冷热水开关，转换不了那么快，时间也怎么都挤不出来。而且他不愿意每天为了生意而同那么多不确定的人打交道，那让他心烦。于是他一咬牙把原本相当红火的酒吧整个卖了，离开东京，搬到千叶县乡下专事写作。当时周围人都劝他最好别轻举妄动，一来买卖顺利，二来当专业作家风险大。但作为他决心在更好的环境中一试身手，“不行再说不行的，不行时重操旧业不迟。我还年轻，在哪里都能混一碗饭吃，这个自信还是有的”。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是村上成为专业作家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对于他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冒险”。

写《羊》期间，村上每天的时间安排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因为开酒吧，半夜两三点才能休息，不开酒吧后生活走上了正轨。晚上十点准时睡觉，早上六点起来跑步。酒不去外面喝了，同周围人不再交往了，烟不久也戒了，开始听西方古典音乐了，还在自建住宅的院里栽了茄子和西红柿，过起了中规中矩甚至不无隐居味道的中产阶级生活。《羊》从秋天开始写起，翌年初春脱稿，写了四个月。天天写，从早到晚写个不停。除了偶尔去一次东京，几乎整天闷在家里不动。家务也不做，和夫人阳子也不说话，彻底进入创作状态。“写长篇小说实在是很微妙的作业，往往需要削骨般孤独的精神集中力。一点点小事都足以毁掉力量的平衡。”

作为三部曲之一，《羊》当然同《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有相通之处：背景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主人公都是“我”，“鼠”和杰氏酒吧的中国人杰也再度出场。但写作风格相当不同，人物的性格、生活态度和行动模式也有所改变，由消极趋于积极，其孤独开始带有战斗姿态，带有使命意识。村上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谈及风格的变化：

在这部小说中，我的风格经历了一次巨大改变——或者说两大改变。句子更长了，更连贯了；与前两本书相比，叙事成分起到了重要得多的作用。

在我提笔写《寻羊冒险记》之际，我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故事，一个“物语”，并非你的创造。它是从你内心“拽”出来的某种东西。那个故事已经在你内心存在着了。你无法创造它，你只能把它表现出来。至少对我而言这是真的：这就是故事的自发性。对我而言，一个故事就是一辆将读者带往某处的车子。不论你想传达何种信息，不论你想使读者产生何种情感，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读者进入你那辆车。而那辆车——那个故事，那个“物语”——必须具有使读者信以为真的本事。以上这些是一个故事必须满足的条件。

当我提笔写《寻羊冒险记》时，我脑子里并无预设的计划。开篇的第一章我几乎是兴之所至信笔写下的。之后的故事将如何衍生发展下去，我依然毫无概念。但我丝毫没感到焦虑，因为我感觉——我知道——那个故事就在那儿，在我内心。我就像个手持占卜杖的寻水者。我已经感觉到——我知道——水就在那儿。于是我开始挖下去。

《寻羊冒险记》的结构深受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影响。我是他的热心读者，他有的书我读了很多遍。我当时想把他的情节结构应用在我的新小说中。这首先意味着，小说的主人公将是个孤独的城市中人。他就要开始寻找某样东西。在他追寻的过程中，他将纠缠到各种复杂的情境中。当他终于找到他寻找的那样东西时，它要么已经毁掉要么永远失去了。这显然是钱德勒的方法，我在《寻羊冒险记》中就想采用这样的方式。（《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村上本人显然对以如此风格和方式写成的这部小说感到满意。“写完《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因此获得了自己往下可以作为小说家干下去的自信。”这种自信或者说“击中感”使他不再介意别人的评价。否则——他认为——即使所有媒体都赞不绝口，作为作家也还是要惶惶不可终日。总之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至于成功的原因，村上认为或许就在于他自己也不明白羊究竟意味什么，不知晓其隐喻什么或其寓意何在，而他又恰恰在羊身上感觉出了写故事妙不可言的乐趣。

但读者还是要问：村上为什么写羊呢？

是的，村上喜欢动物，喜欢动物园，去外国旅行也常去动物园。1994年6月去中蒙边境采访路过长春时还特意去了动物园，抱着小老虎照了相。村上说他所以喜欢动物，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动物不能说话，这点让他喜欢得不得了。“虽然拥有某种自我，但是不能将其化为语言——对这样的存在我怀有极大的同情。”另一个原因在于有时能够以动物为基轴传达许许多多的事情。因而他的作品屡屡有动物出现，如猫、狗、马、熊、象、袋鼠、独角兽，等等。问题是，羊作为一种日常性动物在日本并不具有日常性，笔者旅居日本五年从来没见过羊，连羊的图片也没见到。日本只有去北海道才能见到羊。然而村上突如其来地对羊发生了兴趣。究其原因，他说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把羊这一概念（concept）植入了自己的脑袋，思来想去之间，忽然涌起一个念头：对了，就以羊为主题写一部小说好了！随即去了北海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座上讲了这一过程：

我跑到北海道去看真的羊。日本几乎所有大型养羊的牧场都集中在北海道。在那儿，我得以亲眼看到真正的羊，跟养羊的人交谈，并在政府部门查阅关于羊的一些资料。我得知日本本土原来并没有羊。它们是明治早期作为一种稀罕动物进口到国内的。明治政府曾制定过鼓励养羊的政策，但如今羊差不多已经被政府当作一项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投资完全放弃了。换句话说，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我知道这些之后，就马上决定我要写一部以“羊”为关键词的小说。（同前）

村上回东京后写的开头部分同羊毫无关系，不料写着写着，感觉“整部作品的空气开始奇异地朝羊方向倾斜”，仿佛是羊拖着笔尖一路疾书。很快，整个故事脱离他的打算而独自行走起来，不知不觉之间写成了比前两部作品加起来还要长的长篇——可以说，不是村上写羊，而是羊让村上写，羊写村上。果然是一只神通广大的羊。

那么羊到底意味什么、隐喻什么、象征什么呢？这是围绕这部作品争论的焦点，也是读者最感兴趣或最为关注的问题。日本评论家方面，有人认为“象征蒙古式的征服世界的强权意志”（川村二郎），有人视之为“外国种意识形态”（佐伯彰一），有人看作“‘他者性’的象征”（井口时男），有人认为“既象征西欧近代的文化力量，又象征日本近代致力于西化的意志”（关井光男），有人视为“溶解个人轮廓而使社会结构依原样膨胀的日本近代的象征”（今井清人），有人看作“针对否定个体的观念表现带有超越论性质的自己的媒体”（柄谷行人）。美国不少读者则“将羊把握为神话性土著性存在的表象，而对这样的历史意志同全球化世界发生关系之际的类似‘发烧’的东西怀有极浓的兴趣”（村上春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村上一方面说他自己也不明白羊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又在上面那段引文中说得相当明白：“羊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府不顾一切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众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极力推进的现代化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性质，所谓“不顾一切”，当然包括侵略扩张在内。不妨说，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侵略扩张进程：甲午中日战争、霸占台湾、吞并朝鲜、日俄战争，直至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在这个意义上，羊既然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象征”，那么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黑暗和邪恶的象征。这只背部带有星状斑纹的褐色绵羊钻进“先生”即右翼团体首领的脑袋，使他成为一个神通广大的谜一样的人物，在“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有可能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进而在整个中国大陆兴风作浪，在苏联即将出兵中国东北时带着无数金银财宝返回日本，战后虽然一度作为甲级战犯被捕，但因为“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而被免予起诉，随即用巨额钱财构筑了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控制了包括政界、财界、舆论界、官僚集团和文化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没。乘客们肯定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而现在，“先生”因为脑袋里一个大血瘤而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羊离开“先生”的脑袋不知去向。因此之故，“先生”的黑西服秘书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发“我”去寻找那只羊，以便自己成为羊的新的宿主继续控制地下王国。于是“我”开始去北海道寻找那只羊，开始了“寻羊冒险记”。在这个意义上，寻羊就是寻找邪恶的所在，就是寻找始终伴随明治以来的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前面提及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也从村上在美国的讲话及其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在他那部专著（英文原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村上藉此赋予当代日本消费文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以邪恶的动机，并将其与隐藏在日本注定走向毁灭的大陆侵略扩张企图之后的同样驱动力联系到一起。而在老板（即“先生”——笔者注）无所不包的影子帝国之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吞噬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意志’，其化身就是一只‘背部有星斑的褐色羊’。”

寻找这样的羊当然要冒险，而冒这样的险是需要勇气的。这说明村上已启步走出个人心灵的腹地和被称为“全共斗”的学生运动的狭窄地带，而开始摸索着进入日本近现代史极其黑暗的隐秘部位，致力于发掘“恶”的形态和根源，表现出同日本官方历史观及其历史文本相抗衡的决绝的战斗姿态。这一姿态越来越鲜明地贯穿到后来的《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以及《天黑以后》等作品之中，从中不难看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担当意识。可以说，这才是真正对历史和日本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而这无疑是从《寻羊冒险记》迈出的第一步。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步迈得那么义无反顾：在作品最后，“我”替已经死去的“鼠”接好炸药引线，把那个想成为羊的宿主的阴险的黑西服秘书炸死——“远处传来爆炸声……只见圆锥形山那里升起一道黑烟”。言外之意，恶必须终结！

最后说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的文体本身。我想为此引用两段文字。一段仍然来自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他这样写道：

村上春树在记忆的内部世界进行的冒险目的就是步普鲁斯特之后尘，力图捕获时间之流，但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不同：村上一点都不沉闷。你可以轻松地读完全书。他像艾勒里·奎因一样轻松有趣——是为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低胆固醇时代提供的一种清新的低卡路里式的普鲁斯特趣味。他处理的都是那些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但采取的是一种易于消化的形式，不沉闷、不冗赘、不压抑，但又十足真诚，绝不故弄玄虚。他面向现今的我们讲话，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活在这个世上所具有的全部好处和乐趣既敏于感受又秉持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另一段引自《羊》第三章，主要是关于女孩耳朵的工笔描绘：

有的曲线以超越任何想像的奔放将画面一气切开，有的曲线以不无神秘的细腻勾勒出片片精微的阴翳，有的曲线则如古代壁画描绘出无数传说。而耳垂的圆滑胜过所有的曲线，其厚墩墩的肌肤凌驾着所有的生命。/她美丽得恍若梦幻。那是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美丽。一切如宇宙一般膨胀开来，同时又全部凝缩在厚实的冰河里。一切被夸张得近乎傲慢，同时又全部被削落殆尽。它超越我所知道的所有观念。她和她的耳朵浑融一体，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光的斜坡。

这就是村上的文体，再补充什么都是饶舌的了。是为序。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灯下于窥海斋
时青岛垂柳初绿梅花飘香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一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卡车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工作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上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的。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¹⁾。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褐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十五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十六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所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三十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穿黑色西服的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二十岁，她十七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边听摇滚乐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却总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在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大门”、“滚石”、飞马、“深紫”、忧郁布鲁斯——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性交，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六十年代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了。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条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今日，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吗，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睡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睡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睡觉，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所有的男人睡了的。

一次，我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三十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最终我也许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睡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 * *

一九六九年冬到一九七〇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一九七〇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乐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睡了，是第一次。

* * *

她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致是说高中一年级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也跑出高中），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上是同对方睡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²⁾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³⁾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来了又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二十一岁，再过几周就二十二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到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里我都未能踏出新的一步。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一九七〇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甚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梦都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闷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坐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 * *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个奇特的下午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被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的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在大衣袋里，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人脚踩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不好的梦？”

“总做不好的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了笑，手放在我膝头上，又缩了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上“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中。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了下头，“说不准，或许一年，也可能花上十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嗳，你不认为十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啃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的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的形象，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在大衣袋里，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一眼钟：凌晨二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嘛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在呼呼大睡时间里。”

“我不是杀人的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二十五，”她说，“然后死掉。”

* * *

一九七八年七月她死了，二十六岁。

(1)都营电车：东京都经营的电车——译者注，下同。

(2)FEN：Far East Ne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矶。

(3)ICU：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之略，（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

第二章　一九七八年七月

1. 关于十六步

确认电梯关门的那“咻”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着走廊朝门那边走了十六步。闭眼十六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十六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地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而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十六步。

在这十六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了“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灰椋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五、六、七……

到第八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六时三十分。看海的理想季节，理想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十六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地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里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里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上。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露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现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里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遇见她之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音，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似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子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着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上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吗？”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碾罢豆粒，发现其实是想喝加冰红茶。我总是事后才接二连三想起许多事。

收音机一首接一首播放极为适合清晨的无害流行歌曲。听这样的歌，我觉得十年来世界好像一成未变，无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罢了，我增加十岁罢了。

确认壶水开了，我关掉煤气，等了三十秒钟，把水浇在咖啡末上。粉末吸足热水，缓缓膨胀，温暖的香气开始在房间里荡漾，外面好几只蝉叫了起来。

“昨晚来的？”我手拿水壶问道。

她的头发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摇了摇。

“一直在等我？”

她没回答。

水壶的蒸汽和强烈的日光使房间变得闷气了，我关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开空调器，把两个咖啡杯摆在桌面上。

“喝呀！”我说。声音一点点变回了自己的语音。

“……”

“喝点好。”

足足隔了三十秒，她才以缓慢而均衡的动作从桌面上扬起脸，怅怅地盯视着枯萎的盆栽，几根细发紧贴在湿脸颊上，微微的湿气如光环一般在她四周游移。

“别介意，”她说，“没打算哭的。”

我递过纸巾盒，她拿来无声地擤把鼻涕，不无厌烦地用手指拨开脸颊上的头发。

“本来想在你回来之前离开来着，不愿意见面。”

“改变主意了？”

“哪里。只是哪儿都懒得去。不过会马上离开的，别担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边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边啜咖啡，用剪刀剪开两封信的封口。一封是家具店的通知，说若在指定期间购买家具可全部减价两成。另一封是一个不愿意想起来的人来的不愿意看的信。我把两封信揉成团扔进脚下的废纸篓，嚼了一块剩下的奶酪饼干。她像在驱寒似的双手拢住咖啡杯，嘴唇轻贴杯边定定地看着我。

“电冰箱里有色拉。”

“色拉？”我抬头看她。

“西红柿和扁豆，只剩这个了。黄瓜变坏扔了。”

“唔。”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装有色拉的蓝色深底冲绳玻璃盘，把瓶底仅剩五毫米的色拉调味料全部淋到上面。西红柿和扁豆冻得如阴影似的瑟缩着，索然无味。饼干和咖啡也没有味道，怕是晨光的关系。晨光把所有的东西都分解开来。我不再喝咖啡，从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擦燃完全陌生的火柴点上。烟的端头“嚓嚓”发出干燥的响声。紫色的烟在晨光中勾勒出几何花纹。

“参加葬礼去了。然后去新宿喝酒，一直一个人喝。”

猫从哪里走来，打个长长的哈欠，然后一跳上了她的膝盖。她搔了几遍猫的耳背。

“不必解释什么，”她说，“那已跟我无关。”

“不是解释，说说而已。”

她略微耸下肩，把胸罩吊带塞进连衣裙。她脸上全然没有称得上表情的东西，使我想起在照片上见到的沉入海底的街市。

“过去一个一般的熟人，你不认得的。”

“是吗？”

猫在她膝头尽情摊开四肢，“呼”地吐出一口气。

我缄口不语，望着烟头的火光。

“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骨头折了十三根。”

“女孩？”

“嗯。”

七点定时新闻和交通信息结束，收音机开始重新播放轻摇滚乐。她把咖啡杯放回碟子，看着我的脸。

“嗳，我死时你也会那么喝酒？”

“喝酒跟葬礼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开头一两杯。”

外面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新的炎热的一天。从洗碗槽上面的窗口可以望见高层建筑群，它比平日远为炫目耀眼。

“不喝冷饮吗？”

她摇摇头。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罐冰得很透的可乐，也没往杯里倒，一口气喝光。

“跟谁都睡觉的女孩。”我说。简直像悼词，故人是跟谁都睡觉的女孩。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

我也不知为什么。

“总之是跟谁都睡觉的女孩子？”

“的的确确。”

“但跟你是例外喽？”

她的声音里带有某种特殊意味。我从色拉碟子上抬起头，隔着枯萎的盆栽看她的脸。

“这么认为？”

“有点儿。”她低声道，“你嘛，是那种类型。”

“那种类型？”

“你身上有那么一种味道。和沙钟一个样。沙子流光了，必定有人把它倒过来。”

“大概是吧。”

她嘴唇绽开一点点，又马上复原了。

“来取剩下的东西的。冬天用的大衣、帽子，等等。已经整理好装在纸板箱里了，有空儿替我运到运输社那里可好？”

“运到你家去。”

她静静地摇摇头：“算了，不希望你来，明白？”

的确如此。不着边际的话我是说得太多了。

“地址晓得？”

“晓得。”

“这就完事了。打扰这么久，抱歉。”

“文书那样就可以了？”

“唔，都结束了。”

“真够简单的。还认为啰嗦得多呢。”

“不知道的人都那么认为。其实很简单，一旦结束的话。”这么说着，她再次搔了搔猫的脑袋。“两次离婚，差不多成专家了。”

猫闭着眼伸了下腰，脖子轻轻枕在她手腕上。我把咖啡杯和色拉碟放进洗碗槽，拿账单当扫帚把饼干渣扫在一起。太阳光刺得眼球里面一剜一剜地痛。

“小事都写在你桌子的便笺上了——各种文书放的地方啦，收垃圾的日期啦，不外乎这些。不清楚的就打电话。”

“谢谢。”

“想要孩子来着？”

“哪里，”我说，“不想要什么孩子。”

“我相当犹豫。不过既然如此，没有也好。或者说有小孩不至于如此吧？”

“有小孩离婚的也多的是。”

“是啊，”说着，她摆弄了一会我的打火机，“现在也喜欢你的，不过，肯定也不是那种问题。这我自己也非常清楚。”

2. 她的消失，照片的消失，长筒裙的消失

她走后，我又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冲热水淋浴刮须。香皂也好，洗发液也好，剃须膏也好，什么都开始变少了。

淋浴出来，梳发、抹香水、掏耳朵，接着去厨房热了热剩下的咖啡。餐桌对面再也没有人坐。静静望着谁也没坐的椅子，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基里柯油画的奇异而陌生的街道上。但我当然不是小孩子。我什么也不想地啜着咖啡，慢慢花时间喝罢，发了一会呆，之后点燃一支烟。

整整二十四小时没睡，却莫名其妙地不困。体内倦倦的、懒懒的，唯独脑袋犹如熟悉环境的水生动物，在纵横交错的意识水路中无目的地往来穿梭。

怔怔地打量无人的椅子的时间里，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本美国小说：妻子离家后，丈夫把妻子的筒裙在饭厅对面椅子上挂了好几个月。如此想着，开始觉得这构思不坏。倒不是能解决什么，但总比放早已枯萎的天竺葵盆栽聪明得多。即使拿猫来说，若有她的东西也可能多少安稳些。

逐个拉开她的卧室抽屉，哪个都空空如也。一块虫子咬过的旧围巾，三只衣挂，几包卫生球，别无他物。她把什么都席卷一空。原先逼仄地摆在卫生间里的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卷发夹、牙刷、吹风机、莫名其妙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凉鞋、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取下了，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的单人照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三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为止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了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接受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从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以来，已过去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果冻的一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变化发生，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七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一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四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相同，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能发生并且实际上也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六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她就二十六岁了。与此后将要到来的东西的大小相比，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四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二十五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

第三章　一九七八年九月

1. 鲸的阴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同女孩睡觉，我觉得既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又好像相反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说，有作为自我疗养行为的交合，有用来消磨时间的交合。

有的交合始终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有的交合一贯是为了消磨时间。既有起初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最后算是消磨时间的，又有相反的情况。怎么说呢，我们的性生活同鲸鱼的性生活有着根本差异。

我们不是鲸鱼——就我的性生活而言，这乃是极重要的命题。

* * *

小时候，从家里骑自行车大约三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个水族馆。水族馆内总是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的沉默的一统天下，只有时而“哗啦”溅起的水花声从哪里传来。暗幽幽的廊角仿佛有人鱼在屏息敛气。

一群金枪鱼在巨大的水池里往来游动，鲟鱼沿狭窄的水路逆流而上，水虎鱼朝肉块龇出尖牙利齿，电鳗一闪一闪亮起小里小气的电珠。

水族馆里有无数的鱼。它们名字不同鳞片不同鳃鳍不同。我实在不明白地球上何以存在如此种类繁多的鱼。

当然，水族馆里没有鲸。鲸过于庞大，即使把水族馆毁掉弄成一个大大的水槽也没办法养它。但水族馆里放有鲸的阴茎，也就是所谓代表物。这么着，整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我都没看过原原本本的鲸而一个劲儿看鲸的阴茎。在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甬路上散步散腻了，我便坐在寂无声息的、天花板极高的展厅的沙发上，对着鲸的阴茎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

它看起来有时像一株干枯的小椰树，有时像一穗巨大的玉米棒。如果那里不竖着“鲸鱼生殖器·雄”的标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便是鲸的阴茎。那与其说是南极的产物，莫如说更有中亚沙漠出土文物的意味。它不同于我的阴茎，也有异于此前我见过的任何阴茎，并且那上面漾出一种哀戚，一种被割阴茎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

第一次同女孩性交后想起的，也是这巨大的鲸鱼阴茎。想到它是沿着怎样的命运之路经过怎样的过程来到这水族馆空空荡荡的展厅的，不由一阵心痛。我觉得这里边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十七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

我们不是鲸！

我在床上一边用指尖捏弄新女友的头发，一边不断考虑着鲸。

我所记起的水族馆总是时值秋末。水槽的玻璃冰一样冷，我身裹厚厚的毛衣。从展厅大玻璃窗望见的海呈深铅色，无数白浪使人想起女孩身上连衣裙的白色花边。

“想什么呢？”她问。

“往事。”我说。

* * *

她二十一岁，拥有苗条姣好的身段和完美得足以使人入魔的一对耳朵。她在一家小出版社当临时校对员，又是耳模特，还是仅由有教养的圈内人士组成的小俱乐部所属的应召女郎。至于三个之中哪个是她的本职，我不清楚，她也不清楚。

但若从哪个是其本来面目这点来看，耳模特是她最为自然的面目。我这样认为，她也这么想。只是耳广告模特大派用场的领域极其有限，所以无论作为模特的地位还是酬金都低得不能再低。一般广告代理商、摄影师、制作人和杂志记者都仅仅把她作为“耳持有者”来对待，耳以外的她的肉体和精神被完全抛弃完全置之不理。

“其实不是那样的，”她说，“耳朵就是我，我就是耳朵。”

作为校对员的她和作为应召女郎的她绝对——哪怕一瞬之间——不向人出示耳朵。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我。”她解释道。

她所在的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事务所（名义上大致为演员俱乐部）位于赤坂，大家称为埃克斯夫人的经营者是个满头银发的英国妇女。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年，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基本汉字也差不多都认得。

埃克斯夫人在距应召女郎俱乐部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开了一间专间，作为招收女性的英语会话教室，在那里她把看起来有天分的女孩挑到应召女郎俱乐部去。反过来，应召女郎也有几个人在英语会话教室学习，她们当然得以免除几成学费。

埃克斯夫人把应召女郎称为“Dear”⁽¹⁾。她口中的“Dear”有一种春日午后般的绵柔韵味。

“要穿像样的花边内裤去才行哟，Dear，连裤袜是不行的。”或者说：“你往红茶里放冰淇淋了吧，Dear！”——便是这么一种气氛。顾客来历也把握得一清二楚，几乎全是四五十岁的富有商人。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其余是日本人。埃克斯夫人讨厌政治家、老人、变态分子和穷人。

我的新女友在这一打无不如花似玉的应召女郎中相貌最逊，衣着也很一般。实际上掩起耳朵的她给人的印象也极为普通，不清楚埃克斯夫人为什么竟看中她。或许看出她的平常中有特殊的光点，也可能仅仅觉得有一两个平常女孩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埃克斯可谓独具慧眼，她也有了几个坚定的顾客。她衣着平常，化妆平常，内衣平常，带着平常的香皂味儿前往希尔顿或大仓宾馆或王子饭店，一星期跟一两个男人睡，得到足够一个月吃喝的收入。

此外，一半夜晚她无偿地同我睡觉，另一半怎么过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作为出版社临时校对员的生活是再平常不过的。每星期只到神田一栋小楼三楼上的一家出版社上三天班。早上九点到傍晚五点，或看校样，或泡茶，或下楼梯（没有电梯）买橡皮。虽然她是唯一的单身女性，但没有什么人调戏她。她像变色蜥蜴一样根据场所和情况或潜伏不动或出声发光。

* * *

我见到她（或见到她的耳朵），是在与妻刚刚分手的八月初。我承揽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广告词拟稿工作。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她的耳朵。

广告代理店的经理把策划书和几张大幅黑白照片放在桌子上，让我一周内为这照片拟就三组广告主题词。三张照片均是硕大的耳朵。

耳朵？

“怎么是耳朵呢？”我问。

“那谁知道！反正就是耳朵，一星期你只考虑耳朵就行了。”

这么着，一星期我只看耳朵过日子。我用透明胶带把三张照片粘在桌前墙上，边看照片边吸烟喝咖啡吃三明治剪手指甲。

一星期工作好歹交差了，但那以后照片仍贴在墙上没动。也是因为揭下来麻烦，加之看耳朵照片已成了我的日常习惯。不过我未将照片揭下塞进抽屉尽头的真正缘由，是因为那耳朵在所有方面都征服了我。耳形简直如梦如幻，称之为百分之百亦无不可。人体被放大的一部分（当然包括生殖器）竟有如此摧枯拉朽的魅力，这种体验对我还是第一次，使我想起某种宿命性的巨大漩涡。

有的曲线以超越任何想象的奔放将画面一气切开，有的曲线以不无神秘的细腻勾勒出片片精微的阴翳，有的曲线则如古代壁画描绘出无数传说。而耳垂的圆滑胜过所有的曲线，其厚墩墩的肌肤凌驾着所有的生命。

几天后，我给摄此照片的摄影师打电话，问了耳朵持有者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那又怎样？”摄影师问。

“有兴趣。耳朵实在漂亮无比。”

“那倒是，耳朵的确是的。”摄影师支支吾吾地说，“不过人倒不见得怎么样。要是想和年轻女孩约会，把最近拍摄泳装的模特介绍给你好了。”

“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 * *

两点、六点、十点给她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看来她也以她的方式活得很忙。

好歹逮住她已是翌晨十点了。我简单做了自我介绍，说想就前几天广告上的事稍微谈谈，提议一起吃晚饭如何。

“听说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

“工作是已经结束了。”我说。

她似乎有点惶惑，但没再问什么。我们讲定明天傍晚在青山大街一家咖啡馆碰头。

我给以前去过的餐馆中最为高级的法国风味店打电话预订了桌子，然后拿出一件新衬衫，花时间挑选领带，穿上只上过两次身的外衣。

如摄影师好意地告诉的那样，她确实是个不甚起眼的女孩。衣着长相都稀松平常，俨然二流女子大学合唱队队员。当然，对我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我失望的是她把耳朵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梳成流线型的头发里。

“耳朵藏起来了？”我若无其事地说。

“嗯。”她也若无其事地应道。

由于比约定时间到得早，我们成了晚餐时间的第一批客人。灯光洒泻下来，男侍者划着长柄火柴四处点燃红蜡烛，领班以鲱鱼样的眼神仔细检查餐巾、餐具和盘子的摆法。铺成人字形的橡木地板擦得一尘不染，男侍者的鞋底在上面“嗑嗑”地发出惬意的声响，那皮鞋看样子比我脚上的贵得多。花瓶里的花是新鲜的，白墙上挂着一眼即可看出是原作的现代绘画。

我扫视了葡萄酒单，尽可能选淡些的白葡萄酒，开胃菜要了冷盘、鸭肉糜、凉过的烤鲷鱼和黄鱼肝酱。她认真研究菜谱之后，点的是海龟汤、蔬菜水果色拉和牛舌鱼酱。我独自点了海胆汤、荷兰芹味烤乳牛和西红柿色拉。估计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将化为乌有。

“店很高级嘛，”她说，“常来？”

“只是偶尔兼谈工作时来。总的说来，一个人的时候很少来饭店，大多边喝酒边吃酒吧里现成的东西。还是那样好，免得胡思乱想。”

“在酒吧一般吃什么？”

“样式倒不少，但大多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煎鸡蛋卷和三明治，”她说，“在酒吧天天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不是天天，每三天自己做一次。”

“那么，三天里有两天在酒吧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喽？”

“是啊。”我说。

“为什么老是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因为好的酒吧有可口的煎鸡蛋卷和三明治供应。”

“唔，”她说，“怪人！”

“怪什么？”我说。

我不知到底应怎样提起话头，一时默默吸烟看着桌面。

“不是要谈工作么？”她开始套话。

“昨天也说了，工作已彻底结束，不存在问题，所以没什么谈的。”

她从手袋的小隔袋里掏出细细的薄荷烟，拿店内的火柴点燃，用仿佛催促下文的眼神看着我。

我正要开口，领班踏着充满自信的皮鞋声来到我们餐桌跟前。他像是在出示独生子照片似的面带动人的微笑把葡萄酒标签转向我。我点下头，他便拔下软木塞——软木塞发出令人舒坦的低音——往杯中各斟了一口。一股浓缩了的伙食费味儿。

领班刚一退下，两名男侍者旋即赶来，往桌上排出三个大盘和两个小碟。男侍者离去后，又只剩我们两人。

“无论如何想看看你的耳朵。”我直言相告。

她不声不响地将鸭肉糜和黄鱼肝酱取到碟里，喝了口葡萄酒。

“麻烦吧？”

她轻微地一笑：“美味法国菜并不麻烦。”

“谈耳朵麻烦？”

“倒也不是。要看谈的角度。”

“从你喜欢的角度谈。”

她边把叉子送往口中边摇头：“实话实说——这是我最喜欢的角度。”

我们沉默了一会，接着喝葡萄酒，吃菜。

“我转弯。”我说，“于是我前面有谁正在转下一个弯。是谁看不见身影，只见白色裙摆一闪。而这裙摆的白色却烙在了眼底永不离去。这样的感觉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

“从你耳朵得到的，便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们又继续默默进食。我往她杯里斟葡萄酒，往自己杯里斟葡萄酒。

“你是说并非这样的情景浮现在脑海，而是有这样的感觉，是吧？”她问。

“正是。”

“以前曾这样感觉过？”

我想了一会，摇头说：“没有。”

“那就是说，是我耳朵的关系？”

“并没有把握敢这么明确断言，甚至什么把握也无从谈起。耳朵的形状会使人产生特定的情感——这事听都没听说过的。”

“每次看见法拉·福赛特·梅杰斯的鼻子都打喷嚏的人倒是有的。喷嚏嘛，精神因素比较大。原因和结果一旦结合就很难分开。”

“法拉·福赛特·梅杰斯的鼻子我不大清楚……”说着，我喝了口葡萄酒。忘记往下想说什么了。

“和那个多少有点不同？”她问。

“呃，多少有点不同。”我说，“获得的情感十分十分模糊，却又十分实在。”我两手拉开一米，又拉近到五厘米。“表达不好。”

“基于模糊动机的凝缩现象。”

“完全如此，”我说，“你脑袋比我聪明七倍。”

“受过函授教育。”

“函授教育？”

“嗯，心理学函授教育。”

我们把剩下的鸭肉糜分了。我又忘记自己想说什么了。

“你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我的耳朵同你那种情感的相互关联吧？”

“不错。”我说，“就是说，是你的耳朵直接作用于我，还是别的什么以你的耳朵为媒介作用于我，我还没把握住。”

她两手放在桌上，轻轻耸了下肩。“你所感觉到的——你的情感——在种类上属于美好的，还是讨厌的？”

“两者都不是，又两者都是。不明白。”

她双手拢住葡萄酒杯，看一会我的脸。“看来，你还是多少学一点情感表达方式为好。”

“描述能力也没有。”我说。

她微微一笑：“不过没关系，你说的我大体明白。”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她久久沉默不语，似乎在考虑别的什么。桌上摆着五个空盘子，俨然已然消亡的行星群。

“我说，”沉默好半天她开口道，“我想我们最好成为朋友。当然喽，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

“当然可以。”

“而且要成为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她说。

我点点头。

这么着，我们成了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尽管初次见面不到三十分钟。

* * *

“作为亲密的朋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我说。

“问好了。”

“一个是你为什么不露耳朵，另一个是这以前除我之外你的耳朵是否还对其他人发挥过特殊能量。”

她什么也没说，定定地注视着置于桌面的两只手。

“不一而足。”她沉静地说。

“不一而足？”

“嗯。不过简单说来，应该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不露耳朵时的我自己。”

“就是说露耳时的你与不露耳时的你是不同的啰？”

“是的。”

两名男侍者撤去我们的碟盘，端来汤。

“谈一下露耳时的你好么？”

“很早以前的事了，说不大好。说实在的，自十二岁以来还一次也没露出过耳朵。”

“但当模特时是要露的吧？”

“那是。”她说，“可那不是真正的耳朵。”

“不是真正的耳朵？”

“那是封闭了的耳朵。”

我喝了两口汤，抬起头看她的脸。

“关于封闭了的耳朵，能详细告诉我一点吗？”

“封闭了的耳朵就是死掉的耳朵。我自己杀死了耳朵。就是说在意识上切断了通路……明白？”

我不大明白。

“那就问嘛！”她说。

“所谓杀死耳朵，指的是耳朵听不见东西？”

“不不，耳朵照样听得见。然而耳朵死掉了。你也能做到。”

她把汤匙放在桌上，一下挺直了腰，双肩上提五至六厘米，下颏使劲往前一探，如此姿势保持了十秒，而后突然放下双肩。

“这样耳朵就死掉了。你也试试！”

我慢慢重复和她同样的动作，但没办法得出死掉这一印象，不过葡萄酒劲儿上来快一点罢了。

“我的耳朵好像死不利索啊！”我失望地说道。

她摇摇头：“不怕的。如果没必要让耳朵死掉，死不掉也一点都不碍事。”

“再问一点可好？”

“好的。”

“把你说的综合起来，我想情况是这样的：十二岁以前你是露耳朵的，后来有一天你把耳朵藏了起来，从那时到现在你一次也没露过耳朵。迫不得已要露的时候就把耳朵同意识之间的通路封闭起来。是这样的吧？”

她莞尔一笑：“是这样的。”

“十二岁时你耳朵发生什么了？”

“莫急，”说着，她隔桌伸出右手，轻轻碰了下我的左手指。“求求你。”

我将剩下的葡萄酒倒进两个杯子，把自己的杯子缓缓喝干。

“首先是想了解你。”她说。

“了解我什么？”

“全部。如何长大的，年龄多大，什么工作，等等。”

“不值一提，根本不值一提。听着听着你肯定困得不行。”

“我嘛，喜欢不值一提的。”

“我的可是任何人都喜欢不来的不值一提。”

“可以的，讲十分钟。”

“出生日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夕。这圣诞节前夕，可不是怎么理想的生日。因为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赶在一起，大家都想便宜点应付过去。星座是山羊座，血型A，这种组合适合银行职员和区政府工作人员。同猎户座天秤座宝瓶座合不来。不认为这人生没滋没味的？”

“好像挺有滋味。”

“在不值一提的城市长大，从不值一提的中小学毕业。小时沉默寡言，长大百无聊赖。和一个不值一提的女孩相识，有了不值一提的初恋。十八岁那年上大学来到东京。大学出来后和朋友两人开了一间小小的翻译事务所，好歹混口饭吃。大约三年前染指PR⁽²⁾刊物和广告方面的工作，这方面也算进展顺利。同一个在公司工作的女孩相识，四年前结了婚，两个月前离了。原因一言难尽。养一只老公猫。每天吸烟四十支，死活戒不掉。有三套西装六条领带，还有过时唱片五百张。埃勒里·奎因小说里的犯人姓名全部记得，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一本不缺，但只读了一半。夏天喝啤酒，冬天威士忌。”

“并且三天有两天在酒吧吃煎鸡蛋卷和三明治？”

“是的。”我说。

“活得有滋有味嘛。”

“始终百无聊赖，以后也一个样。并非对此不满，总之无奈罢了。”

我觑了眼手表：过了九分二十秒。

“但现在你所讲的并不是你的全部吧？”

我望了一会我放在桌面上的手，“当然不是全部。再无聊的人生也不至于十分钟就能说尽。”

“我谈谈感想可以么？”

“请。”

“大凡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人，我都让对方讲十分钟，并且以同对方所讲的完全相反的观点来分析对方。这样的做法你认为不对？”

“不不，”我摇了下头，“我想你大概是对的。”

一个男侍者过来把盘子摆在桌上，另一个把菜放上去，沙司员浇上调味汁。浇法大致像棒球赛：由游击手到二垒手，由二垒手到一垒手。

“把这个做法套在你身上，我想是这样的，”她边说边把刀子一下子插进牛舌鱼酱。“就是说，恐怕并非你的人生无聊，而是你在追求无聊的人生。不对？”

“或许如你所说，或许并非我的人生无聊，而是我在追求无聊的人生。但结果是同一个——不管怎样我已把它弄到了手。人们都想从无聊中逃脱出来，我却想深入到无聊里边去，就像在交通高峰期开倒车。所以，我并未因自己的人生变得无聊而发什么牢骚，无非老婆跑掉那个程度罢了。”

“同太太就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刚才也说了，一言难尽。但正如尼采讲的那样：在无聊面前即使神也会卷旗而去。如此而已。”

我们慢慢吃菜。吃到一半她重新浇了调味汁，我多吃了块面包。在主食吃完前，我们各自考虑别的事。碟盘撤下，吃罢乌饭树浆果雪糕，意大利特浓咖啡上来，这时我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空气中略一彷徨，即被无声换气装置吸了进去。已经来了有几桌客人。天花板扩音器流淌出莫扎特的协奏曲。

“想再听你讲一下耳朵。”我说。

“你想问的，是不是我的耳朵有没有特殊能量？”

我点点头。

“这点希望你自己确认，”她说，“即使我就此对你说什么，也只能诉诸极为有限的形式，而且我不认为对你有帮助。”

我再次点点头。

“为你露出耳朵也可以的，”她喝罢咖啡说道，“只是，我也不知道那样是否真的对你有好处，说不定你将后悔。”

“为什么？”

“因为你的无聊或许并没有你认为的那般顽固。”

“没办法。”我说。

她隔桌伸过手，放在我的手上面。“另外还有一点：一段时间里——往后几个月——不要从我身边离开，可以？”

“可以。”

她从手袋里取出黑色发带，衔在嘴上，双手把头发像抱起来似的拢到脑后，一转打个弯，迅速束起。

“如何？”

我屏住呼吸，愣愣地看着她。口干得沙沙作响，身体任何部位都出不来声音。白石灰墙壁刹那间仿佛迎面涌来。店内说话声餐具相碰声变成一抹微云样的东西，又重新复原。涛声传来，有一种撩人情思的黄昏韵味。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我在几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感受到的极小一部分。

“不得了！”我勉强挤出声音，“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嘛！”她说。

2. 关于耳的开放

“就是这样！”她说。

她美丽得恍若梦幻。那是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美丽。一切如宇宙一般膨胀开来，同时又全部凝缩在厚实的冰河里。一切被夸张得近乎傲慢，同时又全部被削落殆尽。它超越我所知道的所有观念。她和她的耳朵浑融一体，如一缕古老的光照滑泻在时光的斜坡。

“你是不得了！”我好歹透过一口气来。

“知道的，”她说，“这就是耳朵开放时的状态。”

几个客人回过头，神思恍惚地望着我们的餐桌。来添咖啡的男侍者未能斟好咖啡。没有人说话，一句也没有。只有音乐磁带的走带轴在缓缓转动。

她从手袋掏出薄荷香烟衔在嘴上，我赶紧用打火机点燃。

“想和你睡觉。”她说。

于是我们睡了。

3. 关于耳的开放（续）

但是，属于她的真正伟大时代尚未到来。此后只断断续续露了两三天耳朵，她便再次把那奇迹般的辉煌造型深深藏进发底，重新成为普普通通的女孩。感觉上简直像三月初试着脱去风衣。

“还不是露耳的时候。”她说，“自己还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能量。”

“没什么关系的。”我说。藏起耳朵的她也相当动人。

* * *

有时她也出示耳朵，但几乎都在同交欢有关的场合。和亮出耳朵的她交欢好像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妙趣。下雨时分明有雨的气息，鸟叫时分明听得见鸟的鸣啭。用语言表达不好，总之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和别的男人睡觉时不亮耳朵？”一次我问她。

“那当然，”她说，“甚至都好像不知道我还有耳朵。”

“不露耳朵时的性交是怎么一种感觉？”

“非常义务性的。就像嚼报纸似的什么都感觉不出。不过也可以，尽义务也不算坏。”

“但露出耳朵时要厉害得多吧？”

“那是。”

“那就露出来嘛，”我说，“没什么必要特意跟自己过不去嘛！”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我的脸，叹了口气，“你这人，真的还什么都不明白。”

的确，我很多事情都一点也不明白，我想。

不说别的，她为什么对我高看一眼我就不明白。因为我怎么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拥有特殊的优势或不同之处。

我这么一说，她笑了。

“非常简单，”她说，“因为你需要我。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假如别人需要你呢？”

“至少现在你需要我。而且，你比你自己认为的要好得多。”

“为什么我老是那么认为？”我试着问。

“因为你只活了你自身的一半。”她说得很干脆，“另一半还留在那里根本没动。”

“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无相似。我掩住耳朵，你只活了一半。不这么觉得？”

“就算那样，我剩的那一半也没你耳朵那么闪光。”

“也许，”她淡淡一笑，“你真的还什么都不明白。”

她依然面带笑意，把头发撩起，解开半袖衫的纽扣。

* * *

夏日接近尾声的一个九月的下午，我没去上班，躺在床上一边摆弄她的头发一边一个劲儿想鲸的阴茎。海面呈浓重的铅色，狂风拍打玻璃窗。天花板那么高旷，展厅除我别无人影。鲸的阴茎从鲸鱼身上永远被切割下来，已彻底失去作为鲸的阴茎的意义。

接着，我再次思索妻的筒裙，但我连她有没有筒裙都已无从记起，唯独筒裙搭在厨房餐椅那虚幻的依稀的画面还紧紧附在我的脑际。它到底意味什么我竟也想不起来了，就好像长期以来我一直作为另外一个什么人活过来似的。

“喂，你不穿筒裙的？”我别无深意地向女友问道。

她从我的肩头扬起脸，以茫然的眼神看我。“没有啊。”

“呃。”

“不过，要是你觉得那样能更方便的话……”

“不不，不是的，”我慌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用不着顾虑哟！出于工作，我已经习惯这个了，半点都不害什么羞的。”

“什么都不要，”我说，“光你和你这耳朵就足够了。别无他求。”

她兴味索然地摇了下头，脸伏在我肩上。约十五秒后，再次抬起脸来。

“对了，再过十分钟有个重要电话打来。”

“电话？”我的目光落在床头的黑色电话机上。

“是的，电话铃要响的。”

“知道？”

“知道。”

她把头枕在我胸口吸薄荷烟。稍顷，把烟灰磕在我肚脐上。她噘起嘴往床外吹了口烟。我用手指夹她的耳朵，感触妙不可言。脑袋昏昏沉沉，各种无形的图像时隐时现。

“羊，”她说，“很多羊和一只羊。”

“羊？”

“嗯。”

她把吸了约一半的烟递给我。我吸了一口，戳进烟灰缸碾灭。

“冒险即将开始。”她说。

* * *

过了一会，枕边电话响起。我看了她一眼，她已在我胸口酣然睡去。铃响过四遍，我拿起听筒。

“马上到这里来好么？”我的同伴说，声音紧张得很，“事情至关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来就知道了。”他说。

“不就是关于羊的事吗？”我试着说道。本不该说的。听筒变冷，如冰河一般。

“何以晓得？”同伴问。

总之，寻羊冒险记就这样开始了。

(1)Dear：英语，亲爱的。

(2)PR：Public Relations之略，宣传广告。

第四章　寻羊冒险记Ⅰ

1. 奇妙来客·序

导致一个人习惯性大量饮酒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原因虽多种多样，结果却大同小异。

一九七三年，我的合作伙伴是个快乐的酗酒者。一九七六年他多少有点抑郁，而一九七八年夏天则像所有初期酒精中毒者那样，放在门拉手上的手变得笨拙起来。一如多数嗜酒者所表现的，脸色正常时的他纵使不能说头脑敏锐，也可谓地道的正人君子。任何人都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纵然算不得头脑敏锐。他本身也这样认为，所以才饮酒。酒精一进入身体，他便觉得同自己乃正人君子这一认识完全融为一体。

当然，起初很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酒量的增大，其间出现了微妙的误差，这微妙的误差不久又变成了鸿沟。他的地道正人君子一面推进得过于神速，连他自己都追赶不及。此乃常有的情况。问题是一般人都不认为自己本身属于此类情况，不敏锐之人尤其如此。为了重新找到业已失却的东西，他开始在酒精的迷雾中彷徨，状态每况愈下。

但至少现在，在日落之前他还是地道的。我已有好几年留意着在日落后不同他见面，因此起码对于我来说他是地道的。诚然，他日落后不地道这点我是心中有数的，他本人也清楚。我们对此概不谈及，只是相互心照不宣。我们依然合作得很好，不过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朋友了。

即使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相互理解（百分之七十也很可怀疑），但至少他是我大学时代唯一的朋友，而就在旁边看着这样的人变得不地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然而归根结蒂，所谓年纪大了便是这么一回事。

我到事务所时，他已喝了一杯威士忌。倘若一杯为止，他还是地道的。但毕竟同样是喝了，早晚可能喝第二杯。这样，我势必离开事务所，去找其他工作。

我站在空调机喷气口下一边吹汗，一边喝女孩拿来的冷麦茶。他一言不发，我也一声不响。午后强烈的阳光如带有梦幻意味的飞沫一般倾泻在漆布地板上，眼下铺展着公园的绿色，可以看见人们躺在草坪上悠然晒太阳的小小的身影。同伴用圆珠笔尖戳着左手心。

“听说你离婚了？”他开口道。

“都两个月了。”我眼望窗外回答。摘下太阳镜，眼睛有些作痛。

“因为什么离的？”

“这是我的私事。”

“知道，”他耐住性子说，“还没听说有不是私事的离婚。”

我默不作声。不触及各自私事是我们多年的默契。

“不是我想刨根问底，”他辩护道，“因我和她也是朋友来着，对我也算是个震动。再说，以为你们一直处得很好。”

“是一直处得很好，并非吵着闹着分开的。”

同伴满脸困惑，沉默下去，仍拿圆珠笔尖往手心里戳个不停。他身穿深蓝色衬衫，打一条黑领带，头发齐整整过了梳子，一并漾出科隆香水味儿和洗发水味儿。而我身上是带有史努比怀抱冲浪板图案的T恤和洗得白刷刷的“李维斯”，脚上是沾满泥巴的网球鞋。无论谁看都是他显得地道。

“记得我们和她三个人工作时的事吗？”

“历历在目。”我说。

“那时够开心的啊！”同伴说道。

我从空调机前离开，走到房间中央，在瑞典进口的软乎乎的天蓝色沙发上坐下，从待客用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带过滤嘴的“长红”，用颇有重量的台式打火机点燃。

“你是说……”

“一句话，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

“你指的是广告和杂志？”

同伴点了下头。想到他开口之前肯定相当苦恼来着，心里有些不忍。我掂了掂台式打火机的重量，转动砂轮调节火苗长度。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把打火机放回茶几，“可你好好回忆一下，事情本来就不是我找来的，也不是我提议干的。是你找来是你提议的，对吧？”

“一来情理上不便拒绝，二来当时正好闲着无事……”

“钱也赚了。”

“钱是赚了。事务所也因此换成大的，还增加了人手。车也换了，公寓也买了，两个小孩也进了花钱颇多的私立学校。作为三十岁的人，我想算是有钱的。”

“你挣的，问心无愧。”

“愧当然不愧，”说罢，他把扔在桌上的圆珠笔拿在手里，往手心里轻点几下。“不过，想起往事，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两人靠借债到处找翻译活儿做，还在站前散发传单来着。”

“要是想干，现在两人散发传单也可以嘛！”

同伴抬起脸看我：“喂喂，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哟！”

“我也不是嘛！”

我们默然良久。

“好多东西都变了，”同伴说，“生活节奏变了，想法变了。不说别的，我们到底赚了多少，连我们自己都稀里糊涂。税务顾问来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文件，什么扣除什么折旧什么纳税对策，尽干这玩意儿了。”

“哪里都这么干！”

“知道。非干不可我也知道，实际上就在干。可还是过去那时候开心。”

“马齿年年增，牢影日日长。”我顺口道出两句古诗。

“什么呀，那是？”

“什么也不是。”我说，“那么说……”

“现在总觉得像是在剥削。”

“剥削？”我惊讶地抬起头。我们之间有两米左右的距离，由于椅子高的关系，他的头比我高出二十厘米。他脑后挂一幅石版画。没有见过的新石版画，画的是生有翅膀的鱼。看上去鱼对自己脊背生出翅膀并不很满意，大概不大懂其用场吧。“剥削？”我再一次——这次是自己问自己。

“剥削！”

“从谁身上剥削，到底？”

“从很多地方分别榨取一点。”

我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恰好位于我眼睛高度的他的手，和他手中圆珠笔的动作。

“反正我们变了，你不认为？”同伴说。

“一样，谁也没变，什么也没变。”

“真那么认为？”

“那么认为。不存在什么剥削，那玩意儿纯属虚构。你也不至于以为救世军的号角果真会拯救世界吧？你想过头了。”

“也罢，一定是我想过头了。”同伴说，“上星期，你、也就是我们为人造黄油拟了个广告词。其实是很不错的广告词，反应也满好。可这几年你吃过人造黄油？”

“没有。讨厌人造黄油。”

“我也同样。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至少过去我们做的是足可拍拍胸脯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自豪之处。而现在不然，不过到处卖弄空洞词句罢了。”

“人造黄油对健康有益。植物性脂肪，不含胆固醇，不易得成人病，再说味道也不坏，又便宜，又耐放。”

“那你自己吃去！”

我沉进沙发，缓缓舒展手脚。

“一码事。人造黄油我们吃也罢不吃也罢，归根结蒂一码事。老老实实的翻译也好，自欺欺人的人造黄油广告词也好，在根本上是一码事。不错，我们是到处卖弄空洞词句。跟你说，真诚的话语哪里都没有，如同哪里都没有真诚的呼吸真诚的小便。”

“你过去可挺单纯哩！”

“也许。”说着，我把烟碾灭在烟灰缸里。“肯定哪里有座单纯的城镇，单纯的肉店老板在那里切单纯的火腿。如果你认为大白天就喝威士忌单纯的话，只管放开肚皮喝去好了。”

圆珠笔敲击桌面的“嗑嗑”声久久统治着房间。

“是我不好，”我道歉说，“本来没打算这么说。”

“无所谓，”同伴说，“或许真是那样。”

空调的恒温器“咔嗒”响了一声。一个静得出奇的午后。

“要有信心！”我说，“我们不是自力更生干到这个地步的么？不借谁不欠谁。同那些只靠后台靠头衔飞扬跋扈的家伙可不一样。”

“过去我们是朋友来着。”同伴说。

“现在也是朋友，”我说，“一直同心合力奋斗过来的。”

“不希望你离婚的。”

“知道。”我说，“对了，该谈羊了吧？”

他点头把圆珠笔放回笔盘，用指尖擦了下眼皮。

“那个人来时是今天上午十一点。”同伴说。

2. 奇妙来客

那个人来时是上午十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小事务所来说，有两种上午十一点：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闲得百无聊赖。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居其中者。所以，上午十一点我们或者专心致志“啪嗒啪嗒”忙个不停，或者不思不想呆呆愣愣继续做梦。而不慌不忙的工作（如果有那玩意儿的话）留给午后即可。

那个人来时是在属于后者的上午十一点，而且是闲得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上午十一时。九月上中旬连续忙得发疯，忙完，工作一下子停顿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休了一个晚休一个多月的暑假，而留下来的人仍然除削铅笔外别无事干。同伴去银行兑换支票，独自在附近音响公司的试听室听了一打新唱片以消磨时间。单独留在事务所里的女孩守着电话翻阅妇女杂志的“秋季发型”专页。

那个人无声地推开事务所的门，又无声地关上。来客并非有意蹑手蹑脚，一切都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以致女孩甚至未能察觉有人进来。察觉到时，来客已站在桌前俯视着她。

“麻烦您找一下负责人。”来客说。语气仿佛用手套拂去桌面上的灰。

女孩完全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扬脸注视来客。作为客户，来人眼神未免过于敏锐；作为税务署人员，衣着又过于考究；作为警察，则过于斯文。而此外的职业女孩又想不出。来客犹如一则文字洗练的坏消息突然挡在她眼前。

“刚才外出不在。”她慌忙合上杂志说，“说三十分钟后回来。”

“等一下好了。”来客毫不迟疑地应道。似乎这已在他意料之中。

女孩不知该不该问来客姓名，稍顷把他让进会客室。来客坐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光落在正面墙壁的电子钟上，再也不动了。多余动作一概没有。稍后给他端去麦茶时，他也是这副姿势，纹丝未动。

“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同伴说，“整整三十分钟坐在那里以同一姿势看钟。”

我打量自己坐的沙发的凹陷，又抬头看钟，然后再次注视同伴。

就九月中下旬来说，外面是异常之热，然而来客穿得十分郑重其事。白衬衣从做工精良的灰色西服的袖口里不多不少探出一点五厘米，色调微妙的斜纹领带小心翼翼地调得左右约略不够对称，科尔多瓦皮鞋闪闪发光。

年纪三十五六至四十之间，身高超过一米七五，多余的肉一克也未附身，细长的手一道皱褶也没有，纤细的十指使人联想起尽管经过长期训练长期受制于人但仍未放弃原始记忆的群生动物。指甲被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精心打磨得完美无缺，指尖勾画出十个漂亮的椭圆形。好看固然甚是好看，但总好像给人一种奇异感。那双手显然具有从事领域极其狭窄的工作的高度专业性，而怎样的领域则无人知晓。

来客的脸上并不比他的手表现得更多。脸型虽然端庄，但没有表情，平板板的。鼻梁和眼睛像用切刀修整过似的棱角分明，嘴唇又窄又干。整个人晒成浅黑色，但一眼即可看出，那并非是在哪里的海滩或网球场半开玩笑地晒成的，而是由我们不知道其种类的太阳悬挂在我们所不知道场所的上空大放光芒所造成的结果。

时间的脚步惊人的慢。硬邦邦冰冷冷的三十分钟，仿佛朝天高耸的巨型机械设备上的一个螺栓。同伴从银行回来时，感觉上房间空气已重到了一定程度。说极端一点，房间里所有物件都好像被钉在地板上了。

“当然，只是感觉上如此。”同伴说。

“当然。”我说。

单独守电话的女孩早已紧张得筋疲力尽。同伴稀里糊涂地走进会客室，告知自己是经营者。来客这才改变姿势，从胸袋里取出细细的香烟点燃，不胜其烦似的朝上吐出一口。四周空气多少松缓下来。

“时间不多，长话短说好了。”来客静静地说道。旋即从名片夹里拈出一张足以削手的硬挺挺的名片，放在桌上。名片是类似塑料的特殊纸制作的，白得有欠自然，上面用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没有职务没有住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姓名四个字，光看都觉得眼痛。同伴翻过来看，背面彻底是空白。如此确认完毕，同伴又看一次正面，看来客的脸。

“这位先生的姓名晓得吧？”来客道。

“知道。”

来客动了几毫米下颏尖，微微点了下头，唯独视线一动未动。“请烧掉。”

“烧掉？”同伴怔怔地盯视对方的眼睛。

“请马上把这张名片烧掉！”来客一字一顿地说。

同伴慌忙拿起台式打火机，点着白名片一端，另一端拿在手上，烧了大约一半，投入大大的水晶烟灰缸，两人相对着看它烧为白色的灰烬。名片完全成灰后，房间里笼罩着好像刚发生过一场大规模屠杀的滞重的沉默。

“我来这里得到他全部授权，”稍后，来客开口道，“就是说请您这样理解：往下我向您说的，全部出于他的意志、他的希望。”

“希望……”

“所谓希望，是对某种有限目标所取基本态度的最完美的表达。当然，”来客说，“也有其他表述方式。明白吗？”

同伴在头脑中将来客的道白转换成现实性日语。“明白。”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要谈的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政治，而彻头彻尾是生意。”来客格外注意地发出“生意”两个音节。大概是第二代日侨之类。

“你是生意人，我也是生意人。现实地说，我们之间除了生意没其他可谈。非现实的东西交给别的什么人好了。是吧？”

“正是。”同伴回答。

“我们的使命就是使那种非现实因素以无懈可击的面目出现并使之植根于现实大地。人们往往对非现实心驰神往。为什么呢，”来客以右指尖点着左手中指戴的绿宝石戒指，“因为那东西看上去简单。在某种情况下非现实容易给人以压倒现实的印象。然而非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生意。换言之，我们属于迎难而上的人种。所以如果……”来客就此打住，再次摆弄戒指，“往下我所谈的纵使要求付出某种艰苦的努力或决断，也要请你给予谅解。”

同伴并不完全理解，只管默默点头。

“那么，下面提出我方的希望。第一，请立即中止发行你们制作的P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

“可是……”

“第二，”来客打断同伴的话，“我想直接见见负责这个专页的人。”

来客从西装内口袋里摸出一个白信封，从中取出叠为四折的纸页递给同伴。同伴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事务所为人寿保险公司制作的凹版彩色摄影图片的复印件。北海道普通风景照：云、山、羊、草场以及从哪里借用的一首蹩脚的牧歌情调的诗。仅此而已。

“这两点是我们的希望。第一点希望，与其说是希望，莫如说是既成事实。正确说来，我们所希望的决定已被作出。有不清楚之处，请打电话问广告宣传科长。”

“原来是这样。”同伴说。

“不难想象，这场争端给你们这等规模的公司带来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所幸我们——如您所知——在同业界拥有一定势力。所以，如果能满足我们的第二点希望，如果那位负责人能提供足以使我们满意的情报，我们愿意对你们遭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很可能大于补偿。”

沉默占据了房间。

“倘若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来客说，“你们就算玩完。这个世界上往后永远不会有你们的插足之地。”

再度沉默。

“有什么想问的么？”

“就是——是那张照片出了问题？”同伴战战兢兢地问。

“是的。”来客说。他在掌心上仔细地斟酌词语，“是那样的。但更多的无可奉告。因为我未被授予那种权限。”

“打电话跟负责人联系。我想他三点会在这里。”同伴说。

“那好，”来客看一眼手表，“那么四点钟派车过来。另外——这点很重要——此事一概不许告诉他人，能做到么？”

两人事务性地告别。

3. “先生”

“事情就是这样。”同伴说。

“完全莫名其妙，”我口叼仍未点火的香烟说，“首先，名片上那个人到底是谁就不清楚，其次，那个人何以对羊的照片耿耿于怀也不清楚。最后不清楚的是，那个人为什么能够停下我们发行的刊物。”

“名片上的人是右翼大人物。由于几乎不通名报姓不出头露面，一般人不大知晓，但在这个行业无人不知。不知道的恐怕只有你这样的。”

“不谙世事。”我自我辩护道。

“说是右翼，却又不是右翼，或者说甚至右翼都不是。”

“愈发莫名其妙！”

“说真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既不出著作集，也不当众讲演，采访和摄影也概不接受，甚至是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五年前一个月刊记者刚要报道他参与的一起非法贷款事件，马上就给搞掉了。”

“相当详细嘛！”

“和那个记者间接认识。”

我拿打火机点燃烟，“那个记者现在干什么？”

“调到营业部，从早到晚整理传票。传播媒介那种地方意外狭小，无非为了杀一儆百，就像非洲土著人部落的大门口挂着骨骸。”

“有道理。”

“但关于他战前简历，一定程度上还是清楚的。一九一三年生于北海道，小学毕业后来到东京，职业换来换去，结果换成了右翼。估计进过一次监狱，从监狱出来转去满洲，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机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从这时开始他一跃成了谜一样的人物。传说他从事贩毒，恐怕实有其事。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

“怎么说呢，时机真是绝妙！”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善于捕捉时机，熟知进攻火候和撤退火候。眼力也非同一般。他也作为甲级战犯给占领军逮了起来，不料审查不了了之，没有起诉。理由说是有病，但这里边不清不楚。估计同美军之间做了什么交易——麦克阿瑟眼睛盯在中国大陆。”

同伴又一次从笔盘里抽出圆珠笔，夹在指尖团团转动。

“从巢鸭出来后，他把藏在什么地方的财宝分成两份，一份整个收买了保守党的一个派系，另一份收买了广告业。那可还是人们认为广告业不过是散发几张传单的时代哟！”

“应该说有先见之明吧。不过所藏资产上面没什么风声？”

“行了吧，你！人家可是全部收买了保守党一个派系的！”

“那倒是。”我说。

“总之他用那笔钱控制了政党和广告，这个构架现在也原封不动。他所以不登台亮相，是因为没有登台的必要。只要控制了广告业和执政党，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控制广告业是怎么回事你可明白？”

“不明白。”

“控制了广告业，就差不多等于控制了出版和广播电视。没有广告就不存在出版和广播电视，同没有水的水族馆是一回事。你眼睛看到的信息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用金钱买下并经过挑选的。”

“我还不明白，”我说，“那个人物掌握了信息业，至此我明白了。可是他为什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PR刊物都能行使权力呢？那不是没通过大型代理店的直接合同么？”

同伴清清嗓子，喝了口已彻底温吞的剩麦茶。“股票！那家伙的资金来源是股票——操纵、包买、垄断股票，没有别的。他的情报机关为此收集情报，由他分析取舍，而分流给传播媒介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其余都被先生留为己用。当然也干类似威胁恐吓的勾当——尽管不直接下手。威胁不起作用时，情报就捅给政治家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就是说任何公司都有一两个痛处喽？”

“哪个公司都不希望股东大会上出现炸弹式发言，所以他所提出的人家基本还是听的。也就是说，先生稳坐在政治家、信息业、股票这三位一体之上。因此我想你不难明白，对他来说，捏死一本PR杂志和把我们搞成失业者，比剥熟鸡蛋壳还来得容易。”

“唔，”我说，“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对一张北海道风景照耿耿于怀呢？”

“问得妙！”其实同伴并未露出如何感动的神情，“我也正要这么问你。”

我们一时默然。

“对了，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关于羊的？”同伴问，“怎么回事？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房檐下一个无名小卒摇纺车来着。”

“不能说得明确点？”

“第六感觉。”

“得得！”同伴喟叹一声，“反正最新情况有两个——打电话从刚才提到的那个月刊记者口里探听来的——一个是先生患了中风什么的，永远卧床不起，不过还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个是关于那个来客的，他是先生的第一秘书，负责安排日常运作，即所谓第二号人物。日侨第二代，来自斯坦福，已在先生手下干了十二年。人固然莫名其妙，但脑袋好使得不得了。知道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什么。”同伴看也不看我地说。

他只消酒不喝过头，任凭怎么看都比我地道得多、亲切纯真得多、想法有条理得多，但迟早他要酩酊大醉，想到这点我很难过。大多数比我地道的人都将先于我报销。

同伴走出房间后，我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威士忌，一个人喝着。

4. 数羊

我们甚至可以漫无边际地在偶然的大地上彷徨，恰如某种带翅的植物种子被倏忽而至的春风吹走。

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偶然性。业已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事无疑还未发生。亦即，我们乃是被身后的“一切”和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存在，既无偶然性，又无可能性。

其实这两种见解并无多大差异，它类似（正如大多数对立见解那样）有两个不同叫法的同一盘菜。

这是比喻。

对于PR刊物凹版画页上刊登的羊照片，以观点（a）观之属于偶然，从观点（b）来看则不是偶然。

（a）我为PR刊物凹版画页物色了一张合适的照片。我桌子抽屉里偶然放有一张羊照片。于是我使用了这张照片。和平世界中和平的偶然。

（b）羊照片始终在桌子抽屉里等着我。即便不用在那个刊物的画页上，迟早也将用在别的什么上面。

想来，这个公式有可能适用于我此前人生的所有层面。若再训练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用右手操纵（a）式人生，左手可以驾驭（b）式人生。算了，怎么都无所谓。同油炸面圈的圆孔是一回事。将那个孔视为空白也罢视为存在也罢，归根结蒂都是形而上的问题，油炸面圈的味道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

同伴出去办事后，房间骤然变得空空荡荡，唯独电子钟的指针无声地转动不已。到四点车来接仍有些时间，要做的事却一件也没有。隔壁办公室同样鸦雀无声。

我坐在天蓝色沙发上喝威士忌，在空调机那仿佛蒲公英软软的白絮一样的令人快意的凉风吹拂下注视电子钟的指针。看着这电子钟，至少知道世界依然在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反正仍持续在动。而只要认识到世界持续在动，我就得以存在。即使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存在，我也在存在。人只能通过电子钟的指针确认自身存在这点，使我觉得很有点奇妙。世上应该有其他确认方法才是。但无论我怎么绞尽脑汁，都一个也想不出来。

我只好作罢，又啜一口威士忌。热乎乎的感触通过喉咙，顺着食管壁灵巧地下至胃底。窗外舒展着夏日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絮。天空诚然很美，但看上去总好像被用得半旧不新了似的。拍卖之前用药用酒精棉擦拭得漂漂亮亮的半旧天空。我为这样的天空，为曾经崭新的夏日天空，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满不错的苏格兰威士忌。天空看惯了也并不坏。巨型喷气式客机从左而右缓缓划过窗口，宛如包有闪闪发光的硬壳的飞虫。第二杯威士忌喝尽时，我油然产生一个疑问：我究竟因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羊！

我从沙发上站起，拿起同伴桌面上的凹版画页的复印件，折回沙发，一边舔着仍带有威士忌味儿的冰块一边将照片看了二十秒，反复思索这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

照片上出现的是羊群和草场。草场断处横亘着白桦林。北海道特有的大白桦树，不是附近牙医门旁点缀的小个子白桦。粗大的白桦足以供四只熊同时磨爪子。从树叶的茂密程度看，季节像是春天。后面山头仍有残雪，山腰峡谷也剩有几道。时节当是四五月之交——雪融了，地面泥泞打滑，天空蔚蓝（大概蔚蓝，从黑白照片上无法断定，是橙红色亦未可知），白云在山顶上依稀抹下一笔。再冥思苦索，也是羊群意味着羊群，白桦林意味着白桦林，白云意味着白云。如此而已，其他什么也谈不上。

我把照片扔在茶几上，吸支烟，打个哈欠，而后重新拿起照片，这回是清点羊的只数。但草场过于辽阔，羊像郊游吃午餐时似的零星分布各处，越远越难以清点，甚至是羊还是一个白点都辨别不清。看着看着，是一个白点还是眼睛错觉也莫可分辨，最后竟至是眼睛错觉抑或纯属虚无也糊涂起来。于是我只好用圆珠笔尖单单清点可以基本断定是羊的东西。所得数字为三十二。三十二只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风景照。构图不新颖，有什么韵味也谈不上。

然而上面的确有什么。火药味儿！看第一眼我就感觉出了，三个月来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这回我倒在沙发上举起照片，重新清点羊的只数：三十三只。

三十三只？

我闭目摇头，让大脑处于空白状态。算了，我想。就算会发生什么，毕竟还什么也没发生。而若发生了什么，那么业已发生。

我躺在沙发上没动，重新向羊的只数挑战。而后沉入偏午时分第二杯威士忌式的深深的睡眠之中。入睡前，新女友的耳朵倏忽掠过我的脑际。

5. 汽车及其司机（一）

接人的汽车四点按时开到，简直跟鸽鸣报时挂钟一样分秒不差。女孩把我从睡眠的深洞中拖出。我在洗脸间洗了两三把脸，可是困意全然没有消去，坐电梯下楼的时间里竟打了三个哈欠，打法像是在向谁控诉什么，但控诉的和被控诉的都是我。

庞大的小汽车犹如潜水艇一般浮现在楼门前的路面上。车的确够大，小户人家足可在车盖下过活。车窗玻璃为深蓝色，从外面看不见里边。车身涂着漂亮的黑漆，从防撞器到挡泥板无一处污痕。

车旁以立正姿势站着身穿洁白衬衣打橙色领带的中年司机。货真价实的司机。我一走近，他无言地打开车门，看我完全坐稳后才把门关上，接着自己坐上驾驶席关门。从头到尾声音都只有一张张翻动新扑克牌那个程度。较之友人转让给我的那辆用了十五年的“大众·甲壳虫”，安静得就像戴耳塞坐在湖底。

车内设备也非比一般。虽然也像大部分车那样在附件上绝对算不上有什么品味，但无疑是高档货。宽大的后排座位的正中间嵌着漂亮的按键式电话机，旁边摆着银制的打火机和香烟盒和烟灰缸。驾驶席靠背安有折叠桌和微型柜，可用来写东西和简单进餐。空调风静谧而自然，脚下铺的地毯软软的。

注意到时，车已开动，感觉上就像坐进金属盆在水银的湖面上滑行。我琢磨这辆车究竟花掉多少钱，但琢磨不出。一切都已超出我的想象范围。

“听点音乐好么？”司机提议。

“尽可能催人入睡的。”我说。

“明白了。”

司机从座位下面摸索着挑出盒式音乐磁带，按下仪表板上的键。从巧妙地藏在什么地方的扩音器中静静淌出大提琴奏鸣曲。无可挑剔的曲子，无可挑剔的音质。

“经常用这车迎送客人？”我问。

“是的。”司机小心翼翼地回答，“近来一直是的。”

“呃。”

“本来是先生的专车。”过了一会司机说道。司机比外表要容易接近得多，“但他今年春天身体不好以后已不再外出，又不好叫车白白闲在那里。而且您想必也知道，车这东西不定期出动的话性能会降低的。”

“那是的。”我说。如此看来，先生身体不好并非机密事项。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看了看，烟很独特，没商标名，没带过滤嘴，凑近鼻子一闻，味道近似俄国烟。我不知是吸好还是放进衣袋好，迟疑了一阵，转念放回原处。打火机和烟盒中央都刻有一个图案：羊。

羊？

我觉得想什么都好像无济于事，遂摇头闭上眼睛。似乎从第一次看见那张耳照片那个下午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得棘手了。

“到目的地要多长时间？”我问。

“三十至四十分钟。要看路面是不是拥挤。”

“那么请把冷气调弱一点好么？想接着睡午觉。”

“好的。”

司机调好空调，按了仪表板的一个键。于是一块厚厚的玻璃板“嘶嘶”拱出，挡在驾驶席和后座之间。除了巴赫音乐，后座基本上笼罩在沉默中。但我这时已不再大惊小怪，只管把脸颊歪在靠背上睡了过去。

睡梦中出来一头奶牛，样子还算干净利落，但还是属于吃过不少苦的那种类型。我们在宽阔的桥面擦身而过。时值春日午后，令人心旷神怡。奶牛单手拎一个旧电风扇，问我买不买，买的话可以便宜点。我说没钱。真的没有。

那么用钳子换也可以，奶牛说。建议倒也可取。我同奶牛一起回家，拼命找钳子，却找不到。

“怪事！”我说，“昨天还有的嘛。”

正当我搬来椅子找上面壁橱时，司机拍肩把我叫醒。

“到了。”司机简单地说。

车门打开，傍晚的太阳照在我脸上。几千只知了拧钟发条一般叫着。一股土味儿。

我下了车，伸腰做了个深呼吸，并祈祷梦境不是象征性的那种。

6. 何谓线蚯蚓宇宙

有象征性的梦，有这样的梦所象征的现实。或者说有象征性的现实，有这样的现实所象征的梦。可以说，象征是线蚯蚓宇宙的名誉市长。在线蚯蚓宇宙里，纵然奶牛需要钳子也丝毫不足为奇。奶牛恐怕迟早会把钳子弄到手。这问题与我不相干。

然而，倘若奶牛想利用我把钳子弄到手，那么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势必被抛入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的宇宙之中。被抛入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的宇宙之后最伤脑筋的是说起话啰嗦。我问奶牛：“你为什么想要钳子呢？”奶牛回答：“肚子饿得不行。”我问：“肚子饿为什么想要钳子呢？”奶牛回答：“把它系在桃树枝上。”“为什么系在桃树上呢？”奶牛回答：“所以不是不要电风扇了吗？”如此无尽无休。无尽无休的过程中我开始憎恶奶牛，奶牛亦开始憎恶我。这便是线蚯蚓宇宙。若想从中脱身，只能再做一次象征性的梦。

一九七八年九月一天下午一辆巨大的四轮车把我拉到的地方，恰恰就是这线蚯蚓世界的中心。总之，祈祷未被接受。

我环顾四周，不由一声叹息——叹息的价值是有的。

车停在不高不低的山丘正中。背后伸展着一条似乎刚才上来的沙石路，故意拐来拐去似的通往远处的门。路两旁丝柏和水银灯如铅笔插一般等距排列开去。慢步走到门那里估计需十五分钟。数不胜数的知了紧紧贴着每一棵丝柏树的树干，鸣声大作，仿佛在宣告世界已开始向末日运转。

丝柏树外侧是修剪得平平整整的草坪。山丘的斜坡上乱七八糟地点缀着满天星、绣球花及其他莫名其妙的植物。一群白头翁如喜怒无常的流沙一般在草坪上从右向左移动。

山丘两侧有狭窄的石阶。沿右侧的下去，是有石灯笼和水池的日本式庭园；沿左侧的下去，是个不大的高尔夫球场。球场边建有朗姆葡萄酒冰淇淋颜色的供人休憩的凉亭，再往前有希腊神话风格的石像。从石像过去有个巨大的车库，别的司机正在用软水管向别的车喷水。什么车看不清楚，但并非半旧“大众”是毫无疑问的。

我抱着手臂，再次转身环视庭园。庭园诚然无可挑剔，但看得我有点头痛。

“信箱在什么地方呢？”出于慎重，我问道。因为早晚谁去门那里取报纸有点叫人放心不下。

“信箱在后门。”司机说。理所当然，理应有后门。

看罢庭园，我转向正面，仰看那里矗立的建筑物。

怎么说呢，建筑物实在孤独得可以。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概念，其中无须说多少存在着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例外如污痕一般扩展开来，最后竟成了另外一个概念，而其又产生一个新的例外——简而言之，便是给人这么一种感觉的建筑，又像是不知归宿而一味盲目进化的远古物种。

一开始大约是带有明治特色的西式建筑，天花板高高吊起，大门古风犹存，整体上是一座奶油色的二层楼。窗口开得很高，是旧时那种上下扇式，油漆已重涂过几遍。屋顶当然铺的是铜片，导雨管如罗马上水道一样坚牢。建筑物并不差，的确可以使人感觉出美好往昔的流风遗韵。

但主楼右边像有一个轻薄的建筑师意在与之呼应似的加了一栋同一倾向同一色调的侧楼。意图倒也不坏，然而两栋楼全然驴唇不对马嘴，恰如果子露和花椰菜搭配在一个银盘里。如此几十年光阴悄然流逝，其旁边又加了一座类似石塔的东西。塔顶有一个装饰性避雷针，此乃谬误之源，或许早应被雷击毁才是。

从塔身伸出一道带有煞有介事的顶盖的游廊，笔直地连往配楼。这配楼虽说不伦不类，但至少能使人感受到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即所谓“思想的背反性”。那上面荡漾着这样一种悲哀——就好像一头驴因左右两边放有同样多的草料、不知先吃哪边好而饿得奄奄一息。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楼左边铺展着的一大串日本式平房。有树篱，有精心修整过的松树，得体的檐廊犹如保龄球道一直持续下去。

总之，这些建筑物如同带预告的三部连放的影片铺陈在山丘上。作为景观颇值得一看。假如这是为一举驱除某人的醉意和困意而花费许多年月按部就班设计出来的话，那么其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可是，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如此景观的出现，无非是从各种不同的时代产生的各种不同的二流人才同巨额资金相结合的结果。

我看这庭园和楼房无疑看了很久。回过神时，司机正站在我身旁看表，动作显得很熟练。大概他接来的客人都和我一样会伫立在这个位置上愕然地打量周围的景致。

“想看您只管慢慢看，”他说，“还有八分钟才到时间。”

“真够大的！”我说。此外想不出合适的字眼。

“三千二百五十坪⁽¹⁾。”司机道。

“要是有座活火山可就锦上添花了。”我开玩笑道。当然玩笑行不通。这里没有人开玩笑。

如此过去了八分钟。

* * *

我被带入的是紧靠楼门右侧的一个八张榻榻米大小的西式房间。天花板高得异乎寻常。天花板与墙的连接处饰有雕花木线。沙发和茶几是格调沉稳的陈年旧物。墙上挂着堪称现实主义景致的静物画，有苹果有花瓶有裁纸刀。也许是用花瓶将苹果分割开后再用裁纸刀削皮，苹果籽苹果核亦可投进花瓶。窗口挂着厚布和白纱双层窗帘，均被同色束带横向挽起。从窗帘之间可以看到庭园较为顺眼的那一部分。地板是橡木嵌花地板，光泽恰到好处。占地板一半面积的地毯尽管颜色已旧，但毛都挺实得很。

房间不坏，的确不坏。

身穿和服的上年纪的女佣走进房间，在茶几上放一杯葡萄汁，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门在她身后“喳”一声关上。旋即一切悄无声息。

茶几上放有同在车上看到的一样的银制打火机和烟盒和烟灰缸，而且每个都刻有一只羊，一如刚才所见。我从衣袋里掏出自己的过滤嘴香烟，用银打火机点燃，冲高高的天花板喷了一口，然后喝葡萄汁。

十分钟后门再次打开，走进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高个子男人。男人没说“欢迎”没说“让您久等了”，我也什么都没说。他默默地在我对面躬身坐下，略微歪起脖子鉴定似的看了一会我的脸。确如同伴所说，此人不具有可谓表情的表情。

时间又过去了一阵子。

(1)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3.306平方米。

第五章　鼠的来信及其下文

1. 鼠的第一封信
邮戳日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还好吗？

好像很久没见到你了。到底多少年没见了？

多少年没见了？

对岁月的感觉渐渐变得迟钝起来，就好像有一只平扁扁的黑鸟在头上乱蹬乱刨，没办法数过三个数。抱歉，希望你能数一数。

瞒着大家离开故乡那座城市恐怕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或者你对连你也瞒着这点怏怏不快。我几次打算向你解释，却怎么也未做到。写了好多信撕了好多信。说是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对自己都解释不好的事，不可能向别人解释清楚。

大概。

我向来不擅长写信。或顺序颠三倒四，或把词意完全弄反，写信反倒使自己陷入混乱。另外由于缺乏幽默感，写着写着便自我厌恶起来。

不过，写信写得好的人也就没了写信的必要，因为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文脉中活下去，但这当然只是我的个人偏见，所谓活在文脉中云云或许根本无从谈起。

现在冷不可耐，手已冻僵，简直不像自己的手，就像我的脑浆也不像自己的脑浆。此刻正在下雪，如他人脑浆的雪，并如他人脑浆一样越积越厚（文字游戏）。

除去寒冷，我活得还挺精神。你怎么样？我的地址不告诉你，希望你别介意。并非我有意向你隐瞒什么，这点你一定得理解。无非是说这对我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似乎一旦把地址告诉你，在那一瞬间自己身上将有什么彻底改变——我表达不好。

我觉得你能很好地理解我表达不好的事情。问题好像是你越能很好地理解，我便越表达不好。肯定天生什么地方有缺陷。

当然，任何人都有缺陷。

只是我最大的缺陷在于我的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变大。就是说自己体内好像养了一只鸡，鸡产蛋，蛋又变鸡，变的鸡又产蛋。人能在如此抱有缺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吗？当然能。而问题最终也就在这里。

反正我还是不写我的地址。肯定这样合适，无论对我还是对你。

或许我们应该出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我弄个什么什么公爵，你弄个什么什么伯爵，两人狩猎，决斗，争风吃醋，怀有形而上的烦恼，在黑海岸边望着晚霞喝啤酒，晚年因株连“什么什么叛乱”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死在那里。你不认为这样很美很妙？若生于十九世纪，估计我也能写出更有起色的小说来，即使比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肯定能挤进也还说得过去的二流。你怎么样呢？你恐怕始终停留在什么什么伯爵上，停留在什么什么伯爵上也并不坏，都很有十九世纪意味。

不过算了，还是返回二十世纪吧。

谈谈城市。

不是我们出生的城市，是各种各样别的城市。

世界上的城市实在五花八门。每个城市都各有莫名其妙的名堂吸引我。因此，近年来我走了为数相当不少的城市。

随便在哪个站下车，那里都必有交通岛，必有市区交通图，必有商业街，无一例外。甚至狗的长相都一样。先在街上转一圈，然后找不动产商介绍便宜住处。当然我是外地人，小的城市又排外，很难马上取得信任。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只要情绪上来，待人接物还是颇有两下子的，有十五分钟即可同大多数人套到近乎。这么着，住处定下，小城信息也纷纷入手。

接下去便是找工作。这也同样得益于我广交朋友。若是你，肯定不胜其烦（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心烦），不过反正也住不上四个月。其实交朋结友并非什么难事。首先找一家城里年轻人集中的咖啡馆或快餐店（哪座城市都不缺这玩意儿，犹如城市的肚脐），当那里的常客，培养熟人请其介绍工作。当然，姓名履历须适当编造。所以，我眼下有很多你所想不到的名字和履历，甚至原本的我是什么样子都常常忘却脑后。

工作实在林林总总。差不多都很单调，但我还是干得兴致勃勃。干得最多的是加油站，其次是快餐店调酒师。也在书店值过班，在广播局干过。还当过土木小工，当过化妆品推销员。当推销员时的反应相当不错。另外同好多女孩睡觉。用不同名字不同身份跟女孩睡觉，滋味的确不坏。

也就这样，这样周而复始。

我已二十九，再过九个月就三十岁。

至于这样的生活是否完全适合自己，我还说不清楚，喜欢浪迹萍踪这种性格是否有普遍性也不得而知。或许如某人写过的那样，长期流浪生活所需要的是下列三种性格倾向之一，即宗教性倾向、艺术性倾向、精神性倾向。若哪一种都不存在，长期流浪便无从谈起。但我觉得哪一种于我都对不上号（勉强说来……不不，算了）。

也可能我开错了门却又后退不得。但不管怎样，既然门已打开，就只能进去。毕竟不能总赊账买东西。

如此而已。

开头就已说过（说了？），一想起你来我便有点自危。大概你使我想起我较为地道的年代的缘故吧。

又及：

随信寄去我写的小说。对我已经没有意义，适当处理就是。

这封信是快信，以便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寄到你手里，但愿一路顺风。

总之祝你生日快乐！

并

拥有一个白雪皑皑的圣诞节！

* * *

鼠的信寄到已是临近新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了，皱皱巴巴地塞在我宿舍的信箱。转寄纸签都贴了两个，因为是寄往我原来住处的。但这总怪不着我，我没有办法通知。

淡绿色信笺满满写了四张。我反复读了三遍，然后拿起信封，查看已一半模糊的邮戳。邮戳上的地名我闻所未闻，遂从书架上抽出地图册查找。从信上看，我猜想可能是本州北端一带。果不其然，位于青森县，从青森乘火车要一个小时的小镇。看时刻表，每天有五班车在那里停靠。早上两班，午间一班，傍晚两班。十二月间的青森我去过几次，冷得不得了，信号机都结冰。

我把信给妻看。她说了句“可怜的人儿”。也许她的意思是“可怜的人们”，当然时至如今怎么都无所谓了。

小说有二百多页原稿纸，我连名也没看便塞进了桌子抽屉。不知为什么我不想看。对我来说，信已足够了。

之后我坐在炉前椅子上吸了三支烟。

* * *

鼠下一封信是翌年五月来的。

2. 鼠的第二封信邮戳日期：一九七八年五月？日

上一封信我可能有点说多了，但说的什么却早已忘光。

我换了地方，这个地方同上次的完全不同，这里非常幽静，或许有点幽静过头了。

但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算是我的一个归宿。我觉得我似乎来到了应该来的地方，又好像逆所有河流来到了这里。对此我无法作出判断。

这几句写得实在不成样子，过于模棱两可，想必看得你如坠云雾。或者是否你觉得我对自己的命运赋予了过多的意义亦未可知。当然，责任完全在我。

但有一点希望你理解：事实是，我越是想向你汇报我现在的处境，我笔下的文字越是如此的支离破碎。可我本身是地道的，比以前还要地道。

谈点具体的吧。

开头也说了，这一带实在幽静之极。因为无所事事，每天只是看书（这里有十年也看不完的书），听调频广播音乐节目和唱片（唱片这里也相当之多）。已有十年不曾如此集中地听音乐了。没想到“滚石”和“沙滩男孩”至今仍风靡乐坛，令人惊愕不已。看来时间这东西无论如何都是连续不断的。我们习惯按自家尺度切割时间，险些发生错觉。而时间的确是连在一起的。

这里则不存在所谓自家尺度，也没有人依据自家尺寸去赞赏或贬低他人尺度。时间如透明的河流原原本本长流不息，置身此地，不时觉得自己的原形质都被解放出来了。就是说，眼光蓦然落到汽车上时，有时需花数秒钟才认识到那是汽车。当然，某种本质性认识还是有的，但不能同经验性认识很好地吻合。而这种情况最近渐渐多了起来，大约是因为孤单单生活的时间太长了。

这里离最近的镇子开车也要一个半小时。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镇，小得不能再小，镇之残骸罢了。你肯定想象不出。但是，镇总归是镇，可以买到衣服、食品、汽油。想看的话，人的面孔也可看到。

冬天里道路冰封雪冻，车几乎跑不成。路两旁是沼泽地带，封冻的地表俨然果子露。上面若再有雪落下，哪里是路都分辨不出了，景象颇像世界的尽头。

我是三月初来这里的。吉普车轮缠上铁链，从如此景象中开来。简直同流放西伯利亚无异。现在是五月，雪已杳无踪影。四月山谷里一直有雪崩声传来。你可听过雪崩？雪崩停止后，接踵而至的即是真正完美无缺的沉默，百分之百的沉默，以致自己究竟位于何处都闹不清楚。万籁俱寂。

由于一直闷在山里不动，差不多三个月没同女孩睡觉了。坏固然不坏，但若长此以往，很可能彻底丧失对人本身的兴趣，而这并非我希望的。所以，天气再暖和些，我准备出山到哪里去物色个女孩。非我自吹，找女孩对我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我有意——好像我生活在“只要我有意”的世界里——是可以发挥一点所谓性感之类的吸引力的，从而较为轻易地把女孩搞到手。问题是我还没有完全熟悉我自身的这种能力。就是说，我弄不清到哪里为止是我自身，从何处开始是我的性感。同弄不清哪里开始是劳伦斯·奥利弗，哪里开始是奥赛罗是同一回事。所以，势必中途回收不尽而统统抛弃不管，这使很多人遭受困扰。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即是这种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

所幸（实在三生有幸）现在的我已没有可以抛弃的任何东西——心情委实妙不可言。假如有，充其量只是我自身。抛弃我自身这一念头十分可取。噢，这样写未免过于悲凉。尽管作为念头丝毫也不悲凉，但形成文字就有了悲凉气氛。

伤脑筋！

我到底谈什么来着？

谈女孩吧？

每一个女孩都带有漂亮的抽屉，里面满满塞着几乎毫无价值可言的破烂。这样子我非常喜欢。我可以把那些破烂一件一件抽出拍掉灰尘，为其找出相应的价值。我想所谓性感的本质，简言之便是这么回事。但若问这样会怎么样，则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往下只能放弃我之所以为我。

所以，现在我仅仅考虑性交。而若将兴致仅仅集中在性交这一点上，那么便无须考虑什么悲凉与否。

同在黑海之滨喝啤酒无异。

写到这里，我从头看了一遍。虽说有文理欠通之处，但就我来说还是够顺畅的了，起码没有无聊的地方。

而且，无论怎么看这信甚至都不是写给你的信，怕是写给邮筒的。不过别责备我。这里去邮局开吉普也要一个半小时。

往下是真正写信给你的。

有两件事相求。两件都不属着急那类事，你情绪好时再办不迟。办了可帮我一个大忙。若在三个月之前，我想我恐怕都求你不得，而现在可以相求。仅这点就是个进步。

求你办的第一件事，相对说来带有感伤味道——是关于“过去”的。五年前我离开故乡那座城市时，头脑乱成一团，加之走得匆忙，忘了跟几个人道声再见。具体说来，有你有杰及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孩。对于你，我觉得还有可能重逢好好话别，而另两个人或许再没机会了。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返回那个城市，希望替我说声再见。

当然，我知道这样求你实在过于自私，本来我想该由我写信过去，但老实说来，我是希望你回去实际面见那两个人的。较之信，我觉得这样更容易传达我的心情。她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另一张纸上。倘已搬走或结婚，那就算了，就不要见她。但若至今仍住在那里，希望你见她并代我问好。

另请问候杰，把我那份啤酒也喝掉。

这是第一件。

另一件有点反常。

随信寄一张照片。羊照片。希望你拿到人们能看到的地方，哪里都可以。这样求你也够自私的，但除你无人可求。把我所有所有的性感让给你都可以，这件事无论如何得替我办到。原因还不能说。这照片对我非同儿戏。我想迟早——更后一些——是可以向你说明的。

封一张支票给你。随你怎么使用。钱完全不必担心。住在这里没办法花钱，并且眼下我能做到的惟此而已。

千万不要忘记代我喝那份啤酒。

* * *

去掉转寄纸签留下的浆糊，邮戳便看不清晰了。信封中另有十万日元的银行支票、写有她名字住址的便条和一张羊的黑白照片。

我出家门时把信从信箱取出，带到事务所办公桌拆阅。信笺和上次一样，淡绿色的，开具支票的是札幌银行。这么说，鼠应该是去了北海道。

虽然关于雪崩的记述还有一点费解，但如鼠自己写的那样，作为整封信我觉得还是非常通达顺畅的，何况任何人都绝不至于开玩笑寄来十万日元支票。我打开抽屉，连同信封一起扔了进去。

也是由于我同妻的关系开始解体，对于我这是个不怎么开心的春天。她已四天没有回家。电冰箱里牛奶发出讨厌的气味。猫总是瘪着肚子。洗脸间里她的牙膏如化石般又干又硬。春天淡漠的阳光泻入如此的家中。唯独阳光是免费的。

被拉长了的死胡同——她说的或许不错。

3. 一曲终了

返回故乡那座城市已是六月了。

我找个理由请了三天假，一个人乘上周二早上的新干线列车。身穿白色半袖运动衫和膝部开始褪色的绿棉布裤，脚上是白网球鞋。没带行李，早上起来胡子都忘记刮了。网球鞋久未上脚，鞋跟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磨歪了。肯定我在不知不觉的时间里走路方式变得极不自然了。

不带行李乘长途列车实在令人快意，简直就像在晃晃悠悠散步时被卷入变形时空的鱼雷歼击机。这里边绝对什么都没有。没有牙医的预诊，抽屉中没有等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无可挽回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信赖感所强求的一点好意。我将这一切都扔进临时地狱的底层。我所拥有的只是胶底磨歪的旧网球鞋，别无长物。它如同有关另一时空的依稀记忆紧紧附于我的双脚，但这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那玩意儿有几听易拉罐啤酒和一块干巴巴的火腿三明治即可烟消云散。

我已有四年没回来了。四年前那次回乡，是为了办理我结婚方面的所谓事务性手续，但终归成了一次无意义的旅行，因为我所认为的事务性手续没得到任何人认同。总之是看法不同。对某个人已然终结之事，对另一个人尚未终结。就是这么个事。就是这么个事，到了轨道的前头，就产生了大得厉害的差异。

从那以后，我就没了“故乡”。哪里都不存在我的归宿。如此一想，我打心眼里舒了口气。谁也不再想见我，谁也不再需求我，谁也不希望被我需求。

喝罢两罐啤酒，我睡了三十分钟。醒来时，刚开始那轻松的解脱感荡然无存了。随着列车的行进，天空被梅雨时节迷蒙的灰色涂抹起来，下面延展的永远是同样单调无聊的风景。车开得再快，也没办法甩掉这单调和无聊。相反，车开得越快我越是快步踏入无聊的正中央。所谓无聊便是这么一种东西。

邻座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职员几乎岿然不动地专心看经济新闻。无一折痕的藏青色夏令西装和黑幽幽的皮鞋，刚从洗衣店返回的白衬衣。我望着车厢顶吞云吐雾。为消磨时间，我逐个回想甲壳虫乐队灌制的歌曲的名字。到七十三时卡住了，一步也前进不得。保罗·麦卡特尼到底记得多少首呢？

我望了一会窗外，目光又落到车顶。

我二十九岁，再过六个月我的二十岁年代就要落下帷幕。一事无成，绝对一事无成的十年。我所到手的全部没有价值，我所成就的全部毫无意义，我从中得到的唯有无聊。

最初有什么来着？如今忘得一干二净。不过那里边的确有什么，有什么曾摇撼我的心并通过我的心摇撼别人的心。归根结蒂，一切都已失去。该失去的失去了。除此以外，除了放弃一切以外，我又能干什么呢？

至少我还活了下来。即使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最优秀的印第安人，我还是要苟延残喘。

为什么？

为了把传说讲给石壁听？

何至于！

* * *

“干嘛住什么酒店？”

我把酒店电话号码写在火柴盒背面递过去后，杰以不解的神情这样说道，“有自己的家嘛，住家里不就行了！”

“已不再是我的家。”我说。

杰再没说什么。

眼前摆出三样下酒菜，我们喝着啤酒。喝了一半，我取出鼠的信递给杰。杰用毛巾擦擦手，眼睛在两封信上大致扫了一遍，然后从头开始慢慢逐字细看。

“唔。”他有些感动，“可好好活着？”

“活着！”我喝口啤酒，“对了，我想刮刮胡子，借用一下剃刀和剃须膏可好？”

“好好！”说着，杰从柜台下面递过一套便携式的，“洗脸间可以用，但出不来热水。”

“冷水就成。”我说，“但愿地板上别躺着一个醉倒的女孩——刮胡子不方便的。”

杰氏酒吧彻底变样了。

杰氏酒吧以前在国道旁边一栋旧楼的地下室里，水汽潮乎乎的，夏夜里空调机吹出的风几乎成了细雾。喝的时间一长，连衬衫都湿了。

杰的原名是中国名，又长又难发音。杰这个名字是他战后在美军基地做工时美国兵给取的。一来二去原名竟被忘了。

据我过去从杰口中听来的情况，一九五四年他辞去基地工作，在那附近开了一间小酒吧，即第一代杰氏酒吧。酒吧相当红火，来客大半是空军军官一级，气氛也不坏。酒吧走上正轨时杰结了婚，五年后对方死了。对死因杰只字未提。

一九六三年越南战争升级时杰卖掉酒吧，远远来到我的“故乡”，开了第二代杰氏酒吧。

以上是我就杰知道的一切。他养猫，一天吸一盒烟，酒则一滴不沾。

和鼠相识之前，我经常一个人跑去杰氏酒吧，一小口一小口啜啤酒，吸烟，往自动唱机箱里投币听唱片。当时的杰氏酒吧比较冷清，我和杰隔着柜台天南地北地闲聊。聊什么全然记不得了。一个十七岁沉默寡言的高中生同一个光棍儿中国人之间又能有什么话题呢？

我十八岁离开这个城市后，鼠接班继续喝啤酒喝个不止。一九七三年鼠离去后，就再没人接班了。那以后过了半年，酒吧因道路拓宽迁移。这样，我们关于第二代杰氏酒吧的传说便到此为止。

第三代酒吧位于河畔，距原先那栋楼五百来米远。大并不很大，在一栋有电梯的四层楼房的三楼。乘电梯去杰氏酒吧也真是有些奇妙。从柜台的高椅上可以一览街市夜景也够妙的。

新杰氏酒吧西侧和南侧有很大的窗户，从中可以望见连绵的山脉和往日海的遗址。海在几年前全给填埋了，上面逼仄地竖起墓碑般的高层建筑。我站在窗旁望了一会夜景，折回柜台。

“以前可以望见海来着。”我说。

“是啊。”杰应道。

“常在那儿游泳的。”

杰“唔”了一声，叼起烟，用似乎颇有分量的打火机点燃。“心情完全理解，劈山建房，拉来山土填海，填完海又建房子。可还有人认为这是在干好事。”

我默默地喝啤酒。天花板扩音器中淌出鲍兹·斯卡格茨新走红的歌曲。投币唱机不知去了哪里。来客几乎全都是大学生情侣，他们身穿清清爽爽的衣服，像模像样地一小口一小口啜着兑水酒或鸡尾酒。没有险些醉倒的女孩，没有周末刺耳的喧哗。回到家他们肯定换上睡衣，认真刷牙睡觉。这样也好。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十分令人欣赏。世界也好酒吧也好，原本就不存在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时间里，杰一直跟踪着我的视线。

“怎么样，店变了心里不踏实吧？”

“哪里。”我说，“混沌改变了其形态而已。熊毅然甩掉帽子，换上了斑马的围脖。”

“老样子。”杰笑道。

“时代变了，”我说，“时代一变，什么都变。不过终归还是变好。全都花样翻新，无可指责。”

杰一声未响。

我又来了一杯啤酒。杰又来了一支烟。

“日子如何？”杰问。

“不坏。”我简单地回答。

“和太太怎么样？”

“不知道，毕竟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有时觉得可能风平浪静，有时不是这样。夫妻，也就这么回事吧？”

“怎么说呢，”杰不大舒服似的用小指尖搔着鼻子，“婚姻生活是怎么个东西都忘光了，许久以前的事了。”

“猫还好？”

“死四年了，你结婚后不久，肠胃出了毛病……其实也是到寿数了，毕竟活十二年了，比和老婆处的时间还长。活十二年也算够意思吧？”

“是啊。”

“山上有动物陵园，埋在那里了，可以俯视高楼大厦。这地方，如今去哪里都只能看高楼大厦。当然，对于猫倒恐怕怎么都无所谓的。”

“寂寞吧？”

“嗯，那当然。任何人死了我都不至于那么寂寞——这样子怕是够反常的吧？”

我摇摇头。

杰为别的客人做考究的鸡尾酒和恺撒色拉。这段时间里，我玩弄柜台上的北欧进口拼图，要在玻璃罩里组合三只蝴蝶在三叶草地上飞的图形。我弄了不到十分钟，便作罢放在那里。

“不要孩子？”杰返回问道，“年纪该差不多了吧？”

“不想要。”

“真的？”

“要是生出我这德性的孩子，我肯定不知所措的嘛！”

杰好笑似的笑笑，往我杯里倒啤酒：“你想得太超前了。”

“哪里，不是那个问题。我是说，我不清楚生出生命是否属于真正正确的行为。孩子们长大，新老换代。情况将如何呢？更多的山被劈开，更多的海被填埋，速度更快的车被发明出来，更多的猫被压死。不外乎如此吧？”

“那是事物阴暗的一面。好事也会发生，好人也会有的。”

“你若能举出三个例子来，我也可以相信。”我说。杰想了一会，笑道：“不过，判断这一点是你们的孩子那代，不是你。你们这代……”

“已经完了？”

“在某种意义上。”杰说。

“歌曲完了，但旋律仍在回荡。”

“你就是会说。”

“故弄玄虚。”我说。

* * *

杰氏酒吧开始混杂的时候，我向杰道一声晚安走出店门。九点，冷水刮过的胡须还一刺一刺作痛，这也是因为用伏特加朗姆酒代替刮须水的缘故。让杰说来都好像差不多，但弄得满脸都是伏特加味儿。

夜晚暖和得出奇，天空依然阴沉沉的。潮乎乎的南风徐徐吹来。一如往日。海潮味儿同要下雨的味儿混在一起。四周充满令人倦怠的亲切。河道的草丛中虫声四起。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下的将是看不出下还是不下的牛毛细雨，却会把身体上下淋透。

在水银灯隐约的白光中可以看见河流。水很浅，刚可没踝，同以往一样清澈。是打山上直接下来的，无从污染。河床里铺满打山上冲下来的石子和沙拉拉的沙砾，处处有阻止流沙的飞瀑。瀑下有深水坑，小鱼在里面游动。

水少时河流整个被沙地吸进去，唯有散发着微微潮气的白沙路剩在那里。我曾借散步之便沿这条白沙路溯流而上，寻觅河水被河床吸入的起点。河流的最后一条细涓像忽然发现什么似的止住不动，而下一瞬间即已不见。地底的黑暗把它们吞了进去。

我喜欢这条河边路。我同水流一道行走，边走边感觉水流的呼吸。它们活着，建成这座城的是它们。它们用几万年时间劈山运土填海，使这里树木葱茏。这座城原来是它们的，将来恐怕也一直是。

梅雨时节，流水未被河床吸入，一直流向大海。沿河栽植的树木释放出嫩叶的气息。绿色仿佛融融沁入周围空气之中。草地上几对情侣肩靠肩坐着，老人在遛狗，高中生停下摩托吸烟。一如往日的初夏之夜。

我在路边酒铺买了两罐啤酒装入纸袋，拎着走到海边。河像小小的海湾，又好像被填掉一半的运河，汇入到海中。那只不过是被切得只剩五十米的昔日海岸线的残影。沙滩倒与往昔一般模样，细微的波浪涌来，冲上没有棱角的木片。海水的气息。混凝土防波堤上剩有钉子和往日使用喷漆的涂鸦。总算留下了这五十米发人幽思的海岸线，但已被高达十多米的混凝土堤夹得动弹不得。而这堤便是这样夹着狭窄的海笔直伸往几公里远的前方。那里是成片的高层住宅。唯独这五十米被留下，被彻底抛弃。

我离开河，沿往日的海边路往东走。不可思议的是旧防波堤还在。失去海波的防波堤看起来很是奇异。我在过去时常停车看海的地方止住脚步，坐在防波堤上喝啤酒。眼前没有海，但见高层公寓横陈开去。看上去，那呆板板的楼群仿佛想要构筑空中都市，既像是被半途弃置的不幸的桥梁，又好像怅然等待父亲归来的尚未懂事的孩子。

楼与楼之间穿针走线一般纵横交错着柏油路，点点处处分布有很大的停车场和汽车站。此外有自选商场，有加油站，有宽阔的公园，有满气派的集会场所。一切都那么新，那么造作。山上运来的土呈现出填埋地特有的冷色。尚未规划整修的部分蓬勃生长着风传播来的荒草，它们以惊人速度在新土地扎下根，并且铺天盖地一阵疯长，仿佛根本不把柏油路两旁人工移植的花草树木放在眼里。

令人凄惘的景色。

可是我到底能说什么呢？这里已按新的规则开始了新的游戏，谁都无可奈何。

喝罢两罐啤酒，把空罐分两次朝曾是海面的填埋地使劲抛去。空罐落入随风起伏的荒草中不见了。接着，我开始吸烟。

快吸完的时候，发现一个拿手电筒的男人缓步往这边走来。四十上下，灰衬衫灰长裤，加一顶灰帽。必定是这一地段设施的保安员。

“刚才扔什么了是吧？”来人站在我身旁问。

“扔了。”我说。

“扔什么了？”

“圆圆的、金属做的、带盖的东西。”

保安员似有点惶惑：“干吗扔？”

“没什么理由。十二年前一直扔，有时一扔就是半打，谁都没说个‘不’字。”

“以前是以前，”保安员说，“如今这里是市有土地，禁止随便往市有土地投掷垃圾。”

我沉默一会。刹那间体内有什么发颤，旋即停止。

“问题就在于，”我说，“你所说的合乎道理。”

“法律这样规定的。”来人说。

我叹口气，从衣袋掏出那盒烟。

“怎么办呢？”

“总不能叫你捡回来吧？周围又黑，又要下雨，所以别再扔了。”

“再不扔了。”我说，“晚安。”

“晚安。”保安员说罢离去。

我躺在防波堤上仰望天空。如保安员所说，眼看就要下毛毛雨了。我又吸了支烟，回想着刚才同保安员的对话。我觉得自己十年前要强硬些来着，但也可能只是一种感觉。怎么都无所谓。

返回河边路拦住出租车时，已下起雾一般的雨。我说去酒店。

“旅行么？”半老的司机问。

“嗯。”

“第一次来这里？”

“第二次。”我说。

4. 她边喝SALTY DOG⁽¹⁾边讲海涛声

“有你的信在我这里。”我说。

“我的？”她问。

电话极不清晰，加上串线，说话须特别加大音量，以致双方的话语都失去了微妙的韵味，就好像站在四面来风的山冈上竖起大衣领说话。

“本来是给我的信，但总觉得像是给你的。”

“是觉得对吧？”

“是的。”我说。说罢，觉得自己似乎在干一件十分滑稽的傻事。

她沉默片刻。这工夫不再串线了。

“你同鼠之间有什么我并不清楚，但他托我见你，所以才打这个电话，而且我想这封信还是请你看看为好。”

“就为这个特意从东京赶来？”

“是这样的。”

她清下嗓子，道声对不起，“你们是朋友？”

“我想是的。”

“可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的确言之有理。

“不明白。”我老实回答。

“我也不明白。好些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或者说还没结束？”

那我也不明白。“不明白。”我说。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手握听筒望着天花板。心情就好像躺在海底清点鱼影，全然不知晓数多少条才能数完。

“他消失不见是五年前的事，那时我二十七岁。”语声非常温和，只是听起来仿佛是从井里传上来的。“时过五年，很多事情都完全变样了。”

“呃。”

“说实话，就算什么都没变，我也不能那样认为，不想那样认为。如果那么认为，哪里都去不成。所以，我是迫使自己认为什么都变样了的。”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

我们稍稍沉默。先开口的是她：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的春天。不久他就消失了。”

“跟你说什么了吧？也就是离开的缘由……”

“没有。”

“悄悄消失的？”

“是那样的。”

“当时怎么觉得的？”

“指对悄悄消失？”

“嗯。”

我从床上坐起，靠住墙，“这个嘛，本以为半年一过准保回来，毕竟他不是干什么都持之以恒那种类型。”

“但没回来。”

“是啊。”

她在电话另一端犹豫良久。耳畔一直有她静静的喘息。

“现在住哪儿？”她问。

“……酒店。”

“明天五点去酒店的咖啡厅，在八楼吧？可以？”

“知道了。”我说，“我穿白运动衫绿棉布裤，头发很短……”

“猜得出来的，可以了。”她温和地打断我的话。电话随即挂断。

放回听筒，我思索所谓猜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得而知。我不知道的事情委实太多。大概也并非年纪增长了人就一定变得聪明。一个俄国作家写道：性格会有所改变，而平庸却是万劫不变的。俄罗斯人说话不时有睿智的警句，或许是冬日里想的。

我钻进淋浴室，洗了被雨淋湿的头，洗罢腰缠浴巾看电视上的美国电影。电影是关于旧潜水艇的。舰长和副舰长势同水火，潜水艇老朽不堪，又有人得了幽闭恐惧症。情节一塌糊涂，但结局皆大欢喜。如果都如此皆大欢喜，战争也并不那么糟——电影竟给人这么一种感觉。不久或许会冒出一部电影告诉人们：核战争毁灭了人类，结局却皆大欢喜。

我关掉电视，钻进被窝，十秒钟就睡了过去。

* * *

毛毛细雨到翌日五时仍下个不停。初夏明朗朗的晴天持续了四五天，人们以为梅雨终于过去了，而就在这时候下起雨来。从八楼窗口望去，地表每一个角落都黑乎乎湿漉漉的。高架高速公路由西向东塞车塞了好几公里。定睛看去，路和车仿佛一点点融化在雨中。实际上城里的一切都已开始融化。港湾的防波堤融化，起重机融化，鳞次栉比的楼宇融化，人们在黑雨伞下融化，山上的绿色也融化着无声无息流下山去。但闭目几秒后重新睁开眼睛时，景致依然如故。六台起重机高高耸立在昏暗的雨空，车列突然心血来潮似的不时向东涌流，伞阵穿过柏油路，山的绿色心满意足地尽情吮吸六月的雨。

轩敞的咖啡厅正中低一截的地方，有一架涂着海青色的卧式大钢琴，一个身穿粉红色华丽连衣裙的女孩在弹奏。弹的是充满急速和弦与切分音的典型的酒店咖啡调曲子。弹奏得不坏。乐曲最后一个音节被空气吸走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五点过了她也没有出现。我无事可做，一边喝第二杯咖啡，一边茫然看着弹钢琴的女孩。她二十岁左右，披肩长发如蛋糕上抹的起泡奶油一般修得整整齐齐。头发随着音乐节奏不无得意地左右摆动，一曲终了，又归回正中。随即又一曲响起。

她那样子使我想起过去认识的一个女孩。那是我小学三年级还在学钢琴时的事。我和她无论年龄还是水平都差不了许多，几次一起弹过。姓名长相全都忘了。记得的，唯独她纤细白皙的十指、漂亮的头发和软蓬蓬的连衣裙，此外便一样也想不起来了。

如此一想，我总有点不可思议，就好像我剪掉剥掉她的手指她的头发她的连衣裙，而其残余至今仍生存在什么地方似的。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世界就当我不存在似的运转，人们就当我不存在似的过马路，削铅笔，由西向东以每分钟五十米的速度移动，将彻底打磨过的零音乐洒向咖啡厅。

世界——这一字眼总是令我联想起象与龟拼命支撑的巨型圆板。象不理解龟的角色，龟不理解象的职责，而双方又都不理解世界为何物。

“对不起，来晚了。”身后传来女子的语声，“工作粘在手上，怎么也脱离不开。”

“没关系，反正今天一天没什么要干的。”

她把存伞钥匙放在桌上，没看食谱，径自要了橙汁。

她年龄一眼看不明白。若没在电话中问过，我敢保证永远弄不明白。

既然说是三十三岁，她便是三十三岁。如此一想果然像是三十三岁。但如果她说二十七岁，看上去无疑二十七岁。

她衣着格调淡雅，很让人舒坦。宽大的白棉布裤，橙色间黄色方格衬衫，袖子卷到臂肘，肩上垂着皮挎包。哪样都不新，但都保养得很好。没戒指没项链没手镯没耳环。额前短发不经意地顺往一边。

眼角细小的皱纹，看上去与其说是年龄所致，莫如说是生下来便附在那里。唯独从解开两颗纽扣的衬衣领口探出的细细白白的脖颈和桌面上的手背在微妙地暗示她的年龄。人是从小地方、的确是从小地方长年纪的，并如抹不掉的污痕逐渐布满全身。

“工作，什么工作呢？”我问。

“设计事务所。做很久了。”

话未能继续下去。我慢慢掏烟，慢慢点火。女孩已合上钢琴盖站起身，撤回哪里休息去了。我多少有些羡慕她。

“什么时候和他成朋友的？”她问。

“十一年了。你呢？”

“两个月零十天。”她当即回答，“从第一次见到他到他消失，两个月零十天。有日记，没错。”

橙汁端来。我喝空的咖啡杯被拿走了。

“那个人消失之后，我等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最冷的日子。那年冬天是很冷吧？”

“记不得了。”我说。从她嘴里听来，五年前冬天的寒冷就像昨天的气温似的。

“你可那么等过女孩？”

“没有。”我说。

“集中在一定时间里等待，往下可以怎么都无所谓的。五年也罢，十年也罢，一个月也罢，一回事。”

我点点头。

橙汁被她喝去一半。

“第一次结婚也是那样。总是由我等，等得不耐烦了，就怎么都无所谓了。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之后来到这个城市。”

“和我妻子一样。”

“一样什么？”

“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

她看一会我的脸，随后用长柄匙一圈圈搅拌橙汁。我觉得自己好像说了多余的话。

“年轻时结婚又离婚，是相当不好受的。”她说，“简单说来，人将变得追求非常平淡而又非现实性的东西。不过，非现实性东西持续不了多久——是这样吧？”

“或许。”

“离婚以后到见到他之前，我在这座城市孤身一人过着可以说是非现实性的生活。几乎没有熟人，也不怎么想外出游玩，没有情人，早上起来去公司画图，回来路上去自选商场采购，一个人在家吃饭。调频广播一直开着不关，看书，写日记，在浴室洗长筒袜。公寓楼在海边上，终日有海涛声传来。冷飕飕的日子。”

她把剩下的橙汁喝下去。

“这话好像够无聊的吧？”

我默默摇头。

时过六点，咖啡厅进入鸡尾酒时间，厅顶照明暗了下来。街灯开始闪亮。起重机顶端也亮起红灯。淡淡的暮色中，细针般的雨继续下着。

“不喝点酒什么的？”我问。

“伏特加兑葡萄柚汁叫什么来着？”

“SALTY DOG。”

我叫来男侍者，点了SALTY DOG和冰镇CUTTY SARK⁽²⁾。

“说到哪里了？”

“冷飕飕的日子。”

“不过说真的，也并非那么冷飕飕的。”她说，“只是海涛声多少给人那样的感觉。公寓管理人说住进来很快就会习惯，并不是那样的。”

“海已经没有了。”

她温和地微微一笑，眼角皱纹略略动了动。“是啊，如你所说的，海已经没有了。可至今仍时不时觉得有海涛声传来，肯定是长期贴在耳朵边响的缘故。”

“而且鼠出现在那里，对吧？”

“不错。但我不那么叫他。”

“怎么叫？”

“叫他名字。不是谁都这样叫的么？”

经她一说，也的确如此。鼠即使作为绰号也太孩子气了。“那是的。”

饮料端来。她喝口SALTY DOG，用餐巾纸擦去嘴唇上沾的盐，餐巾纸带了点口红下来。她用两只手指灵巧地把餐巾纸叠好。

“他这人，怎么说呢……带有十足的非现实味儿。我说的你明白吧？”

“我想明白。”

“我觉得我需要他的非现实性来摧毁自己的非现实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所以才喜欢上。也可能喜欢上后才产生那样的感觉，反正一码事。”

女孩从休息室返回，开始弹电影音乐。听起来仿佛是为错误的镜头而配的错误的背景音乐。

“我时常想，从结果上看大概是我利用了他，而他说不定一开始就觉察到了这点。你说呢？”

“说不清楚，”我说，“那是你和他之间的问题。”

她再没说什么。

沉默了二十秒后，我发觉她的话已经完了。我喝下最后一口威士忌，从衣袋里取出鼠的信，放在桌面正中。两封信就这样在桌上放了好一会。

“必须在这里看么？”

“拿回家去看吧。不愿看就请扔掉。”

她点头把信收进挎包，金属卡“咔”一声发出惬意的声响。我点燃第二支烟，要了第二杯威士忌。第二杯威士忌我最喜欢。第一杯威士忌心情舒缓下来，第二杯脑袋变得正常，第三杯开始就索然无味了，无非往胃里倾倒而已。

“为这点事专门从东京跑来？”

“基本是的。”

“够热心的。”

“我倒没那么想过。惯性。要是处境对调，我想他也同样会这样做的。”

“请他做过？”

我摇摇头。“不过长时间里我们总是给对方添非现实性麻烦的。至于是不是从现实角度处理，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恐怕没人那样去想。”

“或许。”

她莞尔一笑，起身拿起账单，“账我来付，何况迟到了四十分钟。”

“如果那样合适，我就不客气了。”我说，“另外问个问题好吗？”

“好啊，请。”

“电话中你说猜得出我的外貌，是吧？”

“我指的是根据气氛。”

“一下子就猜到了？”

“一下子。”她说。

雨仍以同一程度不停地下着。从宾馆窗口可以看到旁边大楼的霓虹灯。无数雨线在彩色的人工光照中朝地面飞奔。站在窗旁俯视，雨线似乎只朝地面一个部位下泻。

我躺在床上吸罢第二支烟，往服务台打电话预约了翌晨的火车票。在这座城市我再没有可做的事情了。

只有雨一直下到深夜。

(1)SALTY DOG：意为“咸味狗”。

(2)CUTTY SARK：一种苏格兰威士忌。

第六章　寻羊冒险记Ⅱ

1. 奇人怪事（一）

一身黑西服的秘书在椅子上坐定，一声不响地看着我。那视线既不是在左右审视，又不是在上下扫描，也并非尖锐得足以穿透身体，温度不冷也不热，甚至冷热之间也不是——视线中不含有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感情。仅仅是在看我而已。也许是看我身后的墙壁，但墙壁的前面有我，归根结蒂是在看我。

他把茶几上的银烟盒拿在手上，打开盒盖，捏出一支不带过滤嘴的烟，指甲往一头弹了几下弹齐，用打火机点燃，朝斜对面吐了口烟，之后把打火机放回桌面架起二郎腿。这时间里视线丝毫没有移动。

此人与我的同伴讲述的一模一样。衣着整齐得过分，脸庞端庄得过分，手指修长得过分。假如没有切成锐角的眼睑和玻璃工艺品般冷冰冰的瞳仁，保准给人看成同性恋者。但由于眼睛的关系，此君连同性恋者都不像，什么都不像，不同任何人相似，不容人产生任何联想。

细看之下，瞳仁呈不可思议的颜色。黑中带有茶色，又约略掺进些许蓝，且左右掺的程度不一样，简直就像左右各想其事。手指在膝头不住地动。我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那十指马上就要离开他的手朝我这边走来。莫名其妙的手指。那莫名其妙的手指慢慢伸向茶几，碾死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的烟。冰块在玻璃杯里融化了，透明的水混入葡萄汁，混得很不均匀。

房间笼罩在无可言喻的沉默中。走进大房间时常遭遇类似的沉默。较之房间的大，沉默更来自其中人数的少。然而占据这个房间的沉默，其质则又有所不同——它是那样地滞重，有一种强加于人的味道。记得过去我曾在哪里体验过这样的沉默，而具体想起却花了一点时间。我像翻动旧影集似的捋着记忆，想了起来：原来那是笼罩垂危病人的沉默，里边蕴含无可回避的死的预感。空气里总好像弥漫着灰尘，带有别样的意味。

“都要死，”他依然凝视着我，静静地说道，一种像是完全把握了我心理活动的口气，“谁都要死，早早晚晚。”

如此言毕，对方再次陷入令人窒息般的沉默。蝉鸣不止。它们拼命地摩擦身体，力图唤回行将逝去的季节。

“对于你，我准备最大限度地坦诚相告。”他说。说法好像在直译什么公文。用词和语法固然确切无误，但语言缺乏活气。“但坦诚相告同如实相告又是两个问题。坦诚与如实的关系，好比船头与船尾的关系。先显露坦诚，后现出真相。其时间差同船的大小成正比。庞大事物的真相是不易显露的，有时甚至要等到我们生命终止之后才好歹露出。所以，即使我不向你出示真相，也并非我的责任和你的责任。”

我没有办法回答，遂默然不语。对方见我默然，继续说道：

“特意请你来，是为了把船开向前去，我和你开。双方坦诚交谈，一步步接近真相。”他就此打住，清下嗓子，瞥一眼自己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但这么说未免过于抽象，所以从现实问题开始好了——就是你制作的PR刊物问题。此事已经听说了吧？”

“听说了。”

对方点点头，停顿片刻，之后继续下文：“对此我想你恐怕也很意外。自己辛苦制作的东西被弃若敝屣，任何人心里都不会好受。而那若是一种生活手段，就更加如此。现实损失也很大嘛，是吧？”

“是的。”我说。

“我想就现实损失这点听一下你的说明。”

“我们这种工作，现实损失无可避免。做好的东西仅仅因广告商一时心血来潮而被退回的时候也是有的。而那对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为了避免损失，我们百分之百顺从广告商的意向。说得极端一点，杂志的每一行都是同委托人一起敲定的。我们便是这样力求避开风险。工作是没多大意思，可我们缺乏财力，而且单枪匹马。”

“大家也都是从那种地方爬上来的。”对方安慰我说，“啊，这个暂且不说了。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为你的公司由于我掐死你的杂志而在财务上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正是。已经印刷制版了，纸费和印刷费必须在一个月内支付，还有外约稿的稿费。金额虽然不过五百万左右，但不巧的是我们是打算用来偿还贷款的——一年前我们咬牙进行了设备投资。”

“知道的。”他说。

“另外还有同广告商的日后合同问题。我们处于弱者地位，广告商又不愿意同惹过麻烦的代理店打交道。我们同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发行PR刊物一年的合同，倘若此次纠纷致使合同作废，我们公司实质上将整个覆灭。虽说公司小，又没什么门路，但信誉不错，是靠口碑发展起来的。一旦信誉受挫，只有坐以待毙。”

我说完后，对方也一声不响地看我的脸，稍后开口道：“你说得非常坦诚，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这点我表示欣赏。那么，如果我劝说保险公司无条件支付作废杂志所需费用并且今后继续履行合同，事情会怎么样呢？”

“往下不存在任何问题。无非带着何以至此的朴素疑问重返单调的日常工作。”

“而且，另付报酬也未尝不可。只要我在名片背后写上一句，你的公司即可拿到十年份额的事情做，并且不是散发传单式的。”

“总之就是交易啰？”

“好意的交换。我向你的搭档好意提供了PR刊物停止发行的信息。你若对此表示出好意，我也待你以好意——希望你能这样理解。我的好意是伴随着实惠的，你也总不至于同脑袋迟钝的醉鬼永远合作下去吧？”

“我们是朋友。”我说。

小石子落入无底深井般的沉默持续了片刻。石子落抵井底需三十秒。

“也罢，”对方说，“那是你的问题。我相当详细地调查了你的经历，还是满有意思的。人这东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实性平庸的，一类是非现实性平庸的。你显然属于后者。这点你最好记住。你的命运也将是非现实性平庸的命运。”

“记住就是。”我说。

他点了下头。我把冰已融尽的葡萄汁喝去一半。

“那么谈具体的好了。”他说，“关于羊的。”

* * *

对方动了动身体，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对着我放在茶几上。房间中似乎多少挤进了一点现实空气。

“这是你们杂志刊载的照片。”

没用底片而只是直接放大杂志图片便弄得如此清晰，实在令人吃惊。想必用的是特殊技术。

“据我了解，照片是你个人从哪里弄到手，用在杂志上的，不错吧？”

“不错。”

“据我们调查，照片是在此前六个月内由彻头彻尾的外行人拍摄的。照相机是廉价的袖珍型。不是你拍的。你有一架单透镜尼康，应该拍得更好。这五年你也没去北海道，是吧？”

“那又怎么样？”我说。

“唔。”对方沉默一会，仿佛在鉴定沉默的质量。“也罢，我们需要的是三个情报：你是在何处从何人手中取得这照片的，到底以何目的将这蹩脚照片用在杂志上的？”

“无可奉告。”我干脆得自己都有些吃惊，“新闻工作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的权利。”

对方紧紧盯视着我，用右手中指碰了碰嘴唇。反复碰几次后，手又放回膝头。沉默又持续了一阵。但愿哪里有布谷鸟的鸣叫。但当然没有布谷鸟叫。布谷鸟傍晚不叫。

“你真是个怪人！”他说，“只要我有意，足可以使你们公司关门大吉。那一来，你也就谈不上是新闻工作者了。当然喽，我是说假定你现在编造的无聊小册子和无聊传单也算是所谓新闻工作的话。”

我再次考虑布谷鸟。布谷鸟何以傍晚不叫呢？

“并且，有几种办法可以让你这样的人开口。”

“或许如此。”我说，“可是那需要时间，不到时间我不会开口，即使开口也不会全部道出。而你又不晓得多少算是全部，不对吗？”

一切都是虚张声势，然而一发命中。随之而来的不安稳的沉默，告诉我得分的是我。

“和你交谈很有趣，”对方说，“你的非现实性里有一种悲凉味。算了算了，谈别的吧！”他从衣袋里掏出放大镜，放在茶几上，“仔仔细细看一看这照片。”

我左手拿照片，右手拿放大镜慢慢细看。几只羊头朝这边，几只羊朝另一个方向，几只羊自管吃草。感觉上仿佛没上来气氛的同窗会的速成照片。我一只只数羊，看草的丰茂，看远处的白桦，看更远处的山峦，看天空悬浮的云。无任何异常。我从照片和放大镜上抬起眼睛注视对方。

“没看出有什么异常之处？”他问。

“没看出。”我说。

对方倒也没显得怎么失望。

“你在大学大概是学生物的吧？”他问，“对于羊知道多少呢？”

“等于一无所知。我学的几乎全是专业性质的，派不上用场。”

“说说看，知道多少说多少。”

“偶蹄目，食草，群居性。大约明治初期传入日本，用于产毛和食肉——也就这么多。”

“是那样的。”他说，“只是要纠正一个小地方：羊传入日本不是明治初期，是安政⁽¹⁾年间。而在那之前，如你所说日本是不存在羊的。也有说法认为平安时期就已从中国传入。即便实有其事，后来也在哪里灭绝了。所以明治维新以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曾看到过羊这种动物，也谈不上了解。尽管它也在十二生肖里边，算是较有名气的，但谁都不晓得羊到底是怎样一种动物。不妨说，当时人们以为羊差不多和龙和貘同属想象中的动物。事实也是如此，明治以前日本人画的羊全都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可以说，同H·G·威尔斯对于火星人的了解差不多一个程度。

“即使今天，日本人对于羊的认识也是极其肤浅的。总之，从历史上看，羊这一动物一次也没有在生活层面上同日本人有过关系。羊被国家从美国引进、饲养，并被弃之不理。这便是羊。战后由于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自由进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养羊几乎无利可图。不觉得羊够可怜的？说起来，这也就是日本现代本身。

“当然，我并不想向你宣讲日本现代的空虚性。我要说的只是两点：一点是日本直到幕府末期想必都不存在一只羊，另一点是其后进口的羊逐只受到政府的严格检验。知道这两点的含义吗？”

这是在问我。“是要一一把握日本存在的羊种吧？”我说。

“正是。补充一点，和赛马会上用的马一样，羊的关键也在于配种。因此日本的羊几乎都可以简单上溯到几代之前，也就是说，羊是被彻底管理的动物。杂交也可以一一把握。没有走私，因为不存在特意走私羊的好事者。就羊种来说，有食用羊、西班牙美利奴羊、科沃特羊、中国羊、休罗普沙羊、科利德尔羊、切维奥特羊、罗马诺夫斯基羊、奥斯特夫里加羊、博达列斯塔羊、罗幕尼马苏羊、林肯羊、道塞特荷羊、萨福克羊，大体是这个程度。所以，”对方说，“希望你再好好看一遍。”

我再次把照片和放大镜拿在手里。

“请好好看一下前排右数第三只羊。”

我把放大镜对准前排右数第三只羊，又看两边的羊，然后重新看右数第三只羊。

“这回看出什么了？”他问。

“种类不同。”我说。

“这就是了。除去右数第三只羊，其余都是普通的萨福克种，只此一只不同，比萨福克短粗壮实得多，毛色也不一样，脸也不黑。怎么说呢，给人的感觉要远为强健有力。这照片我给几个绵羊专家看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不存在这样的羊，甚至世界上也不存在。所以，你现在是在看不可能存在的羊。”

我拿放大镜重新观察右数第三只羊。细看之下，原来背部正中间那里有污痕，颜色很浅，犹如滴落的咖啡点。由于十分模糊不清，看上去既像胶片的伤痕，又仿佛眼睛的错觉。说不定真的是谁把咖啡洒在羊背上。

“背部好像有浅色污痕。”

“不是污痕，”对方说，“是星状斑纹。和这个比较一下。”

他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复印件直接递到我手上。上面画的是羊，似乎是用深色铅笔画的，空白处有黑色指痕。总体上很稚拙，但有一种颇能打动人的东西。细小部位画得异常认真。我交替看着照片上的羊和画上的羊。显然是同一只羊。画上的羊背有星状斑纹，同照片上的羊的污痕两相呼应。

“再瞧这个！”说着，对方从裤袋里掏出打火机递给我。是都彭⁽²⁾特制的银烟具，沉甸甸的，上面刻有和我在车上见到的同样的羊，背上清楚地带有星状斑纹。

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

2. 奇人怪事（二）

“刚才我对你谈到平庸，”他说，“但并不是指责你的平庸。简单说来，正因为世界本身是平庸的，所以你也才平庸。你不这么认为？”

“不明白。”

“世界是平庸的，这点毫无疑问。如此说来，莫非世界一开始就是平庸的不成？不然。世界原本是混沌的，而混沌并非平庸。平庸化始于人类生活和生产手段的分化。卡尔·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界定而将平庸固定下来。惟其如此，斯大林主义才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对马克思我是肯定的，因为他是记得原始混沌的少数天才之一。在同样意义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态度，然而我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那实在太平庸了。”

他喉咙深处发出一个低音。

“我现在谈得非常坦诚，算是我对你刚才坦诚的回报。往下我将对你怀有的所谓朴素疑问作出答复。不过，在我答复结束的时候，恐怕留给你的选择余地将是极其有限的了，这点希望给予谅解。简言之，是你把赌注抬起来的。听清楚了？”

“没别的办法嘛！”我说。

* * *

“现在，这座公馆中有一个老人奄奄一息。”对方说道，“原因很清楚：脑袋里有个极大的血瘤，大得足以使脑袋变形。你对脑医学知道多少？”

“基本上一无所知。”

“简单说来就是血炸弹。血流受阻，畸形隆起，就像吞进高尔夫球的蛇。一旦爆炸，脑的功能即刻终止。然而又不能做手术，因为稍一刺激就会爆炸。说得现实些，唯有等死而已。或许一周死去，也可能要一个月，无人知晓。”

对方噘起嘴唇徐徐吐气。

“死并没有什么奇怪，毕竟年迈之人，病名也已清楚。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活到现在。”

此人到底想说什么呢？我全然揣度不出。

“说实话，三十二年前死了也毫不奇怪。”

他继续道，“大约四十二年前的事了。最初发现这个血瘤的是为甲级战犯检查健康状况的一个美国军医，时间是一九四六年秋，东京审判即将开始之前。发现血瘤的医生目睹X光照片深受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脑袋里带有如此之大的血瘤的人居然活着且活得比正常人还精力充沛——这一现象已远远超出医学常识。于是他从巢鸭转入当时被作为军队医院接收的圣路加医院，接受全面检查。

“检查持续了一年，最后什么也没查清——除了什么时候死都无足为奇和活着本身便不可思议这两点之外。那以后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继续活得神气活现，头脑运转也完全正常。原因不得而知。盲点！理应死去之人却活着到处行走。

“不过，几个小症状是搞清了：每隔四十天发生一次剧烈的头痛，一次痛三四天。据本人说，头痛始于一九三六年，估计是血瘤形成期间。由于实在痛不可耐，痛时曾服用止痛药，坦率地说就是大麻。大麻的确可以缓解痛苦，却又带来奇妙的幻觉。那是高度浓缩了的幻觉，具体情形只有本人才知道，但不管怎样，滋味肯定不好受。关于幻觉的具体记录全部留在美军那里，是医生详细记述下来的。我曾非法弄到手读了几次。尽管是以事务性笔调记载的，但仍令人不寒而栗。实实在在地将其作为幻觉加以定期体验并能忍受得住的人大概几乎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幻觉也不明白。据推测是有一种血瘤周期性释放的能量，头痛是肉体对它的反应。而当反应壁拆除之时，能量便直接刺激脑的某一部分，结果产生幻觉。当然，这仅仅属于假设。对这一假设美国军部也怀有兴趣，开始彻底调查。是由情报部门主持的绝密调查。至于美国情报部门何以对一个人的血瘤进行调查，至今仍不清楚。但可以设想有这样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借医学调查之名听取属于敏感范畴的情况，也就是把握中国大陆的谍报网和鸦片网。因为，由于蒋介石的节节败退，美国正步步失去在中国的门路，从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先生掌握的网络。毕竟不便就此正式问讯。事实上，先生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之后，未经审判就被释放了。不难认为其中有秘密交易——情报与人身自由的交换。

“第二个可能性是企图澄清他作为右翼头目的古怪性格同血瘤之间的关系——等会儿再对你说明——这是个很有趣的构想。但我想他们最终什么也没弄明白。活着本身都已不可思议，又怎么能明白那种情况呢？除非解剖。所以，这也是个盲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有关洗脑的。设想通过给脑以一定的刺激波来找出特定的反应，当时这种做法很流行。事实表明，美国当时成立了那种洗脑研究小组。

“至于三个可能性之中情报部门主要着眼于哪一个还不清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也不清楚。一切都已埋葬在历史沉积层里，知道真相的只有美军上层少数人和先生自己。先生迄今没向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提起此事，以后恐也不会提起。所以，现在我向你说的不外乎一种推测。”

说到这里，对方轻轻咳嗽一声。我已全然闹不清进这房间已过去多长时间了。

“但是，关于血瘤形成期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情况，我知道得稍许详细一点。一九三二年冬先生因涉及暗杀政要计划而被关进监狱，铁窗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三六年六月。这个有监狱正式记录和医务记录，先生有时也跟我们谈起。扼要说来是这样的：先生入狱不久就得了严重的失眠症，严重得已达到极为危险的地步。而且不是一般失眠，有时三四天有时甚至近一星期都一觉不睡。当时的警察不让政治犯睡觉以迫使其坦白，尤其先生牵涉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抗争，审讯格外严厉。犯人一要入睡，就泼水，用竹刀殴打，用强光照射，从而把犯人的睡眠弄得支离破碎。如此折腾几个月，多数人都要报销。睡眠神经给破坏掉了，或死，或发狂，或严重失眠。先生走的是最后一条路。失眠症彻底消除是一九三六年春，即同血瘤形成为同一时期。对此你怎么看？”

“极端失眠以某种缘故阻碍脑血的运行，以致形成血瘤——是这样的吧？”

“这是最为常识性的假设，外行人也想得到。美国军医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仅此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里边缺少一个重要元素，而血瘤现象恐怕是那个元素的从属物。因为长血瘤的还有几个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症状，并且仅这样解释也无法证明先生何以继续生存。”

他讲的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关于血瘤还有个奇特的现象：先生以一九三六年春为界判若两人。那以前先生总的说来只是个平庸的现行右翼分子，生于北海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三，十二岁离家去朝鲜，因不顺利又返回国内加入右翼团体。充其量不过血气方刚，动不动舞一通日本刀，字恐怕都认不得几个。可一九三六年夏出狱之时，先生在所有方面都一跃成为右翼首领。他具有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严谨的逻辑性，唤起狂热反响的讲演才能，以及政治远见、决断力，尤其有了以民众弱点为杠杆驱动社会的能力。”

对方吁了口气，轻咳一声。

“诚然，他那作为右翼思想家的理论和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值一驳的，但这个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多大程度上组织实施，就像希特勒将生存空间和优等民族等不值一驳的思想以国家规模付诸实施那样。但先生没走那条路。他走的是后路——幕后之路。他不登台表演，而从背后驾驭社会。为此他于一九三七年去了中国大陆。不过算了，还是回到血瘤上来。我想说的是：血瘤形成期同他奇迹般地实现自我变革的时间完全一致。”

“按照你的假设，”我说，“血瘤同自我变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说有一个位置上平行的、谜一样的元素在里边？”

“你的理解能力实在非比一般，”他说，“简洁明快！”

“那么羊是在哪里参与的呢？”

对方从银制烟盒里取出第二支烟，用指甲弹齐一端，衔在嘴上，没有点火。“按顺序来。”他说。

滞重的沉默持续有顷。

“我们构筑了一个王国，”对方说，“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我们控制所有东西，政界、财界、舆论界、官僚集团、文化，以及其他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甚至敌对者都在我们的网内。从权力到反权力，无所不包，而其大多数却连受控于我们这点都未意识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老奸巨猾的组织，而这组织是战后先生一个人创建的。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没。乘客们肯定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

他点燃烟。

“但这组织有个极限：国王的死。国王一死，王国就土崩瓦解。为什么呢？因为王国是靠一个天才的天资构筑并维持下来的，按我的假设，是靠谜一样的元素构筑并得以维持的。一旦先生归西，一切就寿终正寝。因为我们的组织不是官僚组织，是以一个大脑为顶点的一架机器。这里有我们组织的意义，有它的弱点，或者说有过。先生一死，组织迟早分裂，如同被大火包围的布尔哈拉宫殿那样沉没于平庸之海。谁都做不了先生的继承人。组织将被分割，就好像拆毁庞大的宫殿而在遗址上面建起林立的公寓，成为均衡与概率的世界，不知意志为何物。也许你认为这是对的，分割是对的。可你想想看，整个日本变成一马平川，没有山没有海岸没有湖泊，唯独均衡的公寓鳞次栉比——这难道是对的吗？”

“不明白，”我说，“如此设问本身是否合适都不明白。”

“你是聪明人，”说着，他在膝头叉起十指，指尖缓缓打着拍子。“公寓当然是比喻。说得准确些，组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前进，一部分使之前进。此外当然还有发挥种种职能的部分，但大致分来，我们的组织是靠这两部分得以存在的。其他部分几乎无任何意义。前进部分称为‘意志部分’，使之前进部分称为‘收益部分’。人们议论先生时提出的只是这‘收益部分’。而且，先生死后人们群起而分割之的也只是这‘收益部分’。‘意志部分’谁都不感兴趣，因为无人理解得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割的含义。意志无法分割，或者百分之百继承，或者百分之百消失。”

他手指依然在膝头缓缓打着拍子。此外一切都与开始时相同。无可捉摸的视线，冷冰冰的眸子，没有表情的端庄的脸。脸始终以同一角度对着我。

“所谓意志是什么呢？”我试着问。

“统率时间统率空间统率可能性的观念。”

“不懂。”

“当然不懂，任何人都不懂。唯独先生本能地理解它。说得极端些，是自我认识的否定。只有在这里完全的革命才能实现。换个你们也容易理解的说法：一场劳动包含资本、资本包含劳动的革命。”

“听起来好像幻想。”

“正相反。认识才是幻想。”他说得斩钉截铁。“当然，我现在口中的只是语言。而无论怎样罗列语言都根本不可能向你述说先生怀有的意志的形态。我的说明仅仅是以另一种语言性关联表示出我同那一意志之间的关联。这也关系到对语言的否定。当个人认识同进化连续性这两根西欧人文主义支柱失去意义的时候，语言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存在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混沌状态存在。你这一存在就不是独立独特的存在，而不过是混沌罢了。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存在就是交流，交流即是存在。”

房间似乎陡然变得奇冷，而我身旁备有一张暖床，有人诱我到床上去。这当然是错觉。时值九月，外面仍有无数秋蝉鸣噪不已。

“你们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展的或准备开展的意识扩大化，因其植根于个体而一败涂地。也就是说，倘若个体质量未变，而仅仅一味扩大意识，那么最后等待你们的只能是绝望。我所说的平庸即是这个意思。不过，恐怕无论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理解。况且我也不是在寻求你的理解，只是尽力坦诚相告罢了。”

“刚才递给你的那幅图，”他说，“是美国陆军医院医务记录的复印件。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那是先生应医师要求亲笔绘制的——作为记述幻觉作业的一环。事实上，根据医务记录，这只羊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生的幻觉中。以数字说，大约是百分之八十，也就是五次中有四次出现羊，而且不是普通的羊，是这背部带星纹的栗色羊。

“另外，这打火机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作为自己的印记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医务记录上的羊图完全一致，并且同你现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样。你不认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事实？”

“不会是巧合吧？”我说。我打算尽可能说得听起来很轻松，但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对方继续道，“先生热心搜集了国内外大凡关于羊的所有资料和信息，每星期都要花很长时间亲自确认一次从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报刊上剪辑下来的关于羊的报道。我一直帮他做这件事。先生热心得很，简直像在搜寻什么似的。卧床不起之后，我便极为私人性质地继续这项作业。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到底会出现什么呢？结果你出现了，你和你的羊。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机的重量。重量委实令人惬意，既不太重，也不过轻。世上竟有这等重量。

“先生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寻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说，“还是问先生来得快吧？”

“能问早问了。先生近两个星期昏迷不醒，估计再不会清醒过来。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纹的羊的秘密也就永远埋葬在黑暗中，而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不是出于个人得失，是为了更大的大义。”

我打开打火机盖，推砂轮点火，又合上盖。

“你大概觉得我的话荒唐无聊。或许那样，或许真的荒唐无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点：剩给我们的除此无他。先生死去，一个意志死去，意志周围的一切也将死绝。剩下来的唯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东西。此外一无所剩。所以现在我想找到那只羊。”

他第一次沉默着闭了几秒眼睛。“说一下我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是假设——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认为正是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说动物形小甜饼。”我说。

对方未予理会。

“羊大约已进入先生体内。估计是一九三六年进入的。那以后羊在先生体内住了四十多年。那里肯定有草场，有白桦林，恰如那张照片上的。你以为如何？”

“作为假设甚是有趣。”

“特殊的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为此需要你的协助。”

“找出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我恐怕是无可奈何。我若做什么，对我来说实在太力不胜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亲眼确认那东西的消失。如果那只羊有什么需求，我准备竭尽全力。因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就几乎再没什么意义可言了。”

接下去他一阵沉默。我也默然。只有蝉仍在叫。傍晚的风吹得庭园树木的叶片簌簌作响。房间里依旧寂寂无声。死之粒子恰如防不胜防的传染病满房间飘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脑袋里的草场，草枯羊逃后的荒漠的草场。

“再说一遍：希望你告诉我照片是怎样到手的。”对方说。

“不能告诉。”我回答。

他叹口气：“我以为我对你是开诚布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诚相告。”

“从我的角度不可能讲出。我一讲出，有可能给送我照片的人带来麻烦。”

“那么说，”对方道，“你是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在羊上面会给那个人带来某种麻烦了？”

“证据谈不上，只是那么觉得罢了。里边有什么名堂——听你述说时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有什么名堂。这类似一种直觉。”

“所以不能讲。”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烦方面我多少是个权威，也熟知给人添麻烦的方法——这点不亚于任何人。所以生活中尽量注意不给人添麻烦。但终归却因此给人添了更多麻烦。怎么折腾都一回事。虽说如此，一开始却不能那样做。这是原则问题。”

“我不大明白。”

“就是说，平庸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

我叼起烟，用手中的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心里多少舒坦了一点。

“既然不愿意讲，不讲也可以。”对方说，“但你要把羊找到，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从今天算起两个月内如果你找到了羊，我们按你说的数目付给报酬。但若找不到，你的公司和你就彻底玩完。可以吗？”

“只好如此！”我说，“不过，若是一切都源于某种误解，压根儿就不存在背部带星纹的羊呢？”

“结果也是一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或找到羊或找不到，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我也有些不忍，但反正正如刚才所说，是你把赌注抬起来的。既然拿了球，就只能跑到终点——纵使没有终点。”

“也罢。”我说。

对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墩墩的信封放到我面前：“做费用好了。不够来电话，马上追加。有什么疑问？”

“疑问没有，感想倒是有的。”

“什么感想？”

“总体上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你口中听来，又好像有某种真实性。今天的话即使我说出去也肯定没人相信，我想。”

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尝不可视为笑意。“明天就开始行动！刚才说了，今天算起两个月。”

“事情没那么容易。两个月可能解决不了。毕竟是从广袤无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

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视我的脸。给他盯视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荡荡的游泳池，池里又脏又有裂缝，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眼睛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三十秒，之后慢慢开口道：

“可以走了。”

的确该走了。

3. 汽车及其司机（二）

“回公司？还是去哪里？”司机问。还是来时那个司机，但比来时多少和蔼些。肯定属于容易和人混熟那类性格。

我在宽大的坐席上尽情舒展四肢，考虑去哪里合适。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释一番就觉得头痛——到底该怎样向他解释呢？何况我正是休假之身，却又没心思回家，总觉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两条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说。

也是因为黄昏的关系，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车塞得一塌糊涂。过了某一临界点，车便如抛锚一般几乎寸步难移，感觉上就像在波涛的摇撼下时不时移动几厘米。我想了一会地球自转的速度。这条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时速在宇宙中旋转呢？我在头脑中大致计算出概数，但不知道较之游乐场的空中飞车是快还是慢。我们不大知晓的事情委实太多了。似懂非懂罢了。倘有宇宙人来我这里问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时速旋转，我将异常狼狈，就连星期二之后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来。他们笑我不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我分别读了三遍，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读了一遍。圆周率都能数到小数点以下十六位。这样他们也还要笑我？大概会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听听音乐什么的？”司机问。

“好啊。”我说。

车内流淌出肖邦的叙事曲，酝酿出一种婚礼大厅休息室般的气氛。

“我说，”我问司机，“知道圆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儿吧？”

“嗯。小数点以下能说出几位？”

“三十二位。”司机无所谓似的说，“再往下把握不大。”

“三十二位？”

“是的。有个记牢的办法。那又怎么？”

“啊，不怎么。”我泄气地说，“没什么的。”

随后我们听了一会肖邦，车往前开了十来米。四周的小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一个劲儿打量我们乘坐的这辆怪物车。虽说知道窗是特殊玻璃，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给别人这么盯视起来，仍然不是个滋味。

“真够拥挤的。”我说。

“是啊，”司机应道，“不过正如没有不亮的黑夜一样，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没有的。”

“那自然。”我说，“可你觉得着急的时候也是有的吧？”

“当然有。着急，甚至气恼，尤其是有急事的时候。但我尽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说，着急等于自己的败北。”

“你这关于塞车的解释听起来满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没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声，“可是，身为基督教徒同身为右翼大头目司机，这两点不矛盾吗？”

“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见过的人当中，先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

“见过上帝？”

“那还用说。每晚都打电话。”

“但是，”我有点困惑，脑袋又开始混乱，“但是，大家都给上帝打电话，不会挤得总是占线？比如就像午后的查号台一样。”

“那不必担心。可以说上帝是共时性存在。所以，即使一百万人一齐打电话，上帝也会同时跟一百万人通话。”

“我是不大明白，这可是正统解释？就是说——怎么说呢——从神学角度而言。”

“我是激进派，同教会不对脾气。”

“唔。”

车大约行驶了五十米。我叼香烟准备点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递给我的这个带有羊徽的都彭烟具下意识地带了出来。银打火机已完全适应了我的手心，就像生来始终在我手心里似的。无论重量还是手感都无可挑剔。我想了一会，最终决定据为己有。打火机少一两个谁都不至于不便。我开关两三次，然后给烟点上火，揣进衣袋，而将一次性打火机投进车窗袋里。

“几年前先生告诉我的。”司机突然说。

“告诉什么？”

“上帝的电话号码。”

我轻叹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我脑袋不正常，还是他们神经出问题了呢？

“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

“是的，只悄悄告诉我自己。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那我说给您听：东京九四五……”

“等一下。”说着，我掏出手册和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

“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诉，但您像个好人。”

“谢谢。”我说，“可是向上帝说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您如实地说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恼的就行。哪怕再无聊无谓的话，上帝都绝对不会厌倦、不会嘲笑的。”

“谢谢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说。

车开始顺利行进，前方已现出新宿的楼宇。车到新宿之前我们再没说什么。

4. 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车到目的地时，街头已笼罩在淡蓝色的暮霭之中。告知夏日结束的凉爽的风滑过楼宇间的空隙，拂动着下班归来的女孩们的裙子。她们凉鞋的“咯噔”声回荡在瓷砖贴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厦的最顶层，走进轩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³⁾。等啤酒等了十分钟。这时间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颐合目。什么也想不起来。闭上眼睛，响起几百个小人拿扫帚在我脑袋里清扫般的声音。他们扫个没完，谁也没想到用垃圾铲。

啤酒端来，我两口就喝光了。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闻扫帚声。我走进收款机旁边的电话间，给耳朵漂亮的女友打电话。她不在她的房间也不在我的房间。大概到哪里吃饭去了。她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接着，我拨动分手的妻子的新公寓电话号码。铃响两次时，我转念放下了听筒。想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没有神经之人。

此外便没地方可打电话了。在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动往来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电话的对象只有两个，且一个是离婚的妻子。无奈，我把十元硬币放回衣袋，走出电话间，向身旁走过的男侍者要了两瓶HEINEKEN。

一天即将这样过去。有生以来似乎还没有过如此无趣的一天。夏日的最后一天本应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这一天竟给人拉扯得团团转，拨弄得团团转。窗外阴冷的初秋夜色横陈开来，地上小小的黄色街灯永无尽头地列队而去，从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将它们一脚脚踩灭。

啤酒端来。我拿起一瓶打开，把两碟花生豆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将下去。邻桌四个学游泳归来的中年妇女一边唧唧喳喳说着什么，一边啜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鸡尾酒。男侍者站得笔直，唯脖颈稍歪，打着哈欠。另一个男侍者在向一对中年美国夫妇介绍菜谱。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没事可干。

我从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开，一张张数着这捆万元钞票。扎着纸条的新钞捆，与其说是钞票，莫如说更像扑克牌。数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数到九十六时，一个年老的男侍者走来撤下空瓶，问我再来一瓶如何。我数着钞票默默点头。看起来他对我数钞票毫无兴趣。

数罢一百五十张，装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这工夫新啤酒上来了。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为什么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个：肚子饿了。想来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块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谱给我看。煎蛋卷没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黄瓜三明治。问附加物，说是炸马铃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马铃薯片，让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顺便问有没有指甲钳。当然有指甲钳。宾馆里的酒吧实在应有尽有。一次我曾在宾馆酒吧借过《法日辞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烟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给指甲打锉。如此时间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时间方面，我正往专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扩音器呼唤我的名字。一开始没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钟后，我的名字才渐渐带有我的名字的固有性质，不久在我头脑中变成纯粹的我的名字。

我扬手做个手势，男侍者把手提式无线收发报机送到桌前。

“原定计划有所变更，”一个听过的声音说道，“先生情况急转直下，已经没多少时间。所以，给你的时间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个月。不能再等。一个月后羊找不到，你就万事皆休，哪里都不存在你的归宿。”

一个月，我转了下脑筋。但我头脑中时间观念如一团乱麻，一个月也罢两个月也罢，似乎无甚区别。原本就没有基准说找一只羊一般需多长时间。

“居然知道这地方！”我试着说。

“一般事情我们都知道。”对方道。

“除羊所在地点以外。”

“是那么回事。”他说，“总之你得动！你太浪费时间。最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将你逼入如此处境也是你自己本身。”

的确如他所说。我用信封中最上面的万元钞票付罢账，乘电梯下到地面。地面情形依旧，地道之人以两条腿地道地行走，但这光景并未使我怎么释然。

5. 五千分之一

回到家，信箱里连同晚报一起进来三封信。一封是银行存款余额通知；一封是百般无聊的晚会请柬；一封是半旧车销售中心直接邮寄的广告，大意是说如换一辆高一档次的车，人生将多少变得鲜亮。多管闲事！我把三封信摞在一起从正中撕开，扔进纸篓。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果汁倒进玻璃杯，坐在厨房餐桌旁喝着。桌上有女友留的便条，写道：出去吃饭，九点半回来。桌子上的数字电子钟显示现在时间是九点半。注视当中，数字变成三十一，稍顷变为三十二。

看钟也看得腻了，遂脱衣淋浴，洗头。浴室有四种洗发香波和冲发剂。她每次去超级商场必买一点新的杂物回来，进浴室每次都增加一点什么。一数，刮须膏有四种，牙膏有五管。依序组合起来，数字十分了得。我走出浴室，换上慢跑用的短裤和T恤，于是身上挥之不去的不快感不翼而飞，好歹神清气爽起来。

十时二十分，女友拎着超级商场的购物袋回来了。她总是夜间去超级商场。纸袋里装有三把打扫用的刷子和一盒曲别针和六罐彻底冰镇过的啤酒。我又可以喝啤酒了。

“羊的事。”我说。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她应道。

她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盒香肠罐头，用平底锅炒了。我吃三条，她吃两条。凉爽的夜风从厨房窗口吹来。

我说公司发生的事，说车，说那座公馆，说那个奇妙的秘书，说血瘤，说背部带星纹的短粗壮实的羊。说了很久，说罢时钟已指在十一点。

“情况就是这样。”我说。

我说完后她也没显得怎么吃惊。边听边一直掏耳朵，连打了几个哈欠。

“什么时候出发？”

“出发？”

“不是找羊去吗？”

我手指依然挂在啤酒罐易拉环上，抬脸看她。

“哪里也不去。”我说。

“不去不会不妙？”

“没什么不妙。反正我早就打算离开公司，不管谁怎么找麻烦，饭碗总还是找得到的。总不至于连命都搭上吧？”

她从盒子里抽出一支新棉球棒，用指头旋转着摆弄了一会。“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总之找到一只羊不就可以了么？满有意思的嘛！”

“谈何容易！北海道比你想的大得多，羊也有几十万只，如何能从中找出一只羊来？笑话！就算那只羊背上有什么星纹！”

“五千只。”

“五千只？”

“北海道的羊的只数。昭和二十二年⁽⁴⁾有二十七万只，如今只有五千只。”

“何以晓得？”

“你出去后我上图书馆查的。”

我叹口气：“你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是。不知道的要多得多。”

“唔。”我打开第二罐啤酒，往她杯子和自己杯子里各倒一半。

“反正北海道如今只有五千只羊，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怎么样，心情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回事。”我说，“五千只也好，二十七万只也好，没有多大差别，问题在于是从天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来。更何况一点线索也没有。”

“线索不是没有。有照片，另外不是还有你朋友么？我想从哪个渠道都可以有所收获。”

“两个都虚无缥缈。照片上的风景随处可见，鼠的信封邮戳都模糊不清。”

她喝了口啤酒，我也喝了一口。

“讨厌羊？”她问。

“喜欢。”我说。

脑袋又开始乱套了。

“不去这点，已经决定了。”我说。原本是说给自己听的，结果却不像。

“不喝咖啡？”

“也好。”我答道。

她拿下空啤酒罐和玻璃杯，用水壶烧水。等水开的时间里，她在隔壁听音乐磁带，约翰尼·里弗斯连续唱了《夜半专题》和《超越贝多芬》，接着唱《秘探》。水开后，她边冲咖啡边随着磁带哼唱《乔尼·B你好》。这时间里我一直看晚报。十足的家庭光景。只要没有羊的问题，我本可以满心欢喜。

在磁带转完传来“咔”的一声之前，我们一直默默地喝咖啡，嚼几片薄饼干。我继续看晚报，全部看罢又重看同一地方。政变，某电影演员死了，有猫擅耍杂技。全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事。这时间里约翰尼·里弗斯接着唱旧摇滚曲。磁带转完，我叠起晚报，目视女友。

“我还不大清楚。不错，较之什么也不做，还是四下找找羊为好，哪怕是一场徒劳。只是，我可不愿意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

“可是，大家活着都多多少少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嘛。何况，也可能没有要找的东西。”

“或许。”稍顷我说道。

她继续默默地掏耳朵，发间不时闪出丰满的耳垂。

“眼下北海道再妙不过了，游客少，气候好，羊也都跑到外面来。正是好季节！”

“可能。”

“如果，”她咀嚼最后一片饼干，“如果你带我一块去，我想肯定对你有帮助。”

“干嘛对找羊那么起劲儿？”

“我也想看那羊嘛！”

“很可能为一只平平常常的羊白白折腾一场，再说连你也要卷进这场啰嗦事里去。”

“没关系的，你的啰嗦事就是我的啰嗦事嘛。”她微微一笑，“我非常喜欢你。”

“谢谢。”我说。

“只一声谢谢？”

我叠起晚报推到茶几一端。窗口徐来的风把我吐出的烟带走了。

“老实说，我对这件事提不起兴致。有名堂的。”

“有什么名堂？”

“什么都有。”我说，“总体上尽管荒唐可笑不值一提，而细部却清晰无比，而且难解难分。感觉不好。”

她什么也没说，指头转动着桌上的橡皮筋套。

“再说找到羊又能怎么样？假如果真如那小子说的那样是只特殊的羊，找到它说不定会使我卷入比现在远为严重的麻烦事里去。”

“可你的朋友大概已经卷入那场严重的麻烦事里去了吧？不然怎么会特意给你寄来那张照片呢？”

言之有理。我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在桌子上，结果统统输给了对方——似乎全给人家猜中了。

“看来只好去了。”我泄了气。

她莞尔一笑：“这样肯定对你最好也不过了。羊会顺利找到的，我想。”

她掏好耳朵，用纸巾把棉球棒包起扔掉，然后拿起橡皮筋套，在脑后扎起头发，露出耳朵。房间空气好像焕然一新了。

“睡吧！”她说。

6. 周日午后的郊游

醒来已经早上九点了。身旁不见了她。想必出去吃饭，吃完直接回自己宿舍去了。没留纸条。洗脸间晾着她的手帕和内衣。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橙汁喝，把三天前的面包放进电烤箱。面包发出墙土一样的味儿。从厨房窗口可以看见邻居院子的夹竹桃。谁在远处练钢琴，指法好像从上行电动扶梯往下降落。三只胖得圆滚滚的鸽子蹲在电线杆上空洞地鸣叫不止。不，其叫声里有某种含义亦未可知，很可能因脚掌上的水泡疼而连续鸣叫。在鸽子眼里，说不定我才是空洞而不具含义。

待两片烤面包塞进喉咙深处，鸽子已没影了，唯独电线杆和夹竹桃剩了下来。总之是周日的早晨。报纸周日版上刊登了一幅马越树篱的彩色照片。马背上戴黑帽子的脸色欠佳的骑手正以厌恶的眼神盯视相邻的版面。相邻的版面上不厌其烦地交代兰花栽培法，说兰花有数百个品种，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历史，说某国王侯甚至为兰花而丧身殒命，还说兰花不由使人想起命运云云。什么东西都有哲学，都有命运。

由于已下了决心不管怎样都要去找羊，心情顿时畅快起来，指尖都好像充满生机。自越过二十岁那道分水岭以来，如此心情还是第一次体验。我把餐具放进洗碗槽，给猫喂了早餐，之后拨通黑西服男子的电话号码。铃响六遍，那人接起。

“但愿没有吵醒你。”我说。

“别担心，早上都很早的。”他说，“有事？”

“报纸，你看什么报？”

“所有全国性大报和八种地方报。地方报不到傍晚送不来的。”

“全都看喽？”

“工作的一项内容嘛。”对方耐住性子说，“你问什么？”

“周日版也看？”

“周日版同样看。”

“今天早晨的周日版上马的照片看了？”

“马的照片看了。”他回答。

“马和骑手不像是各自考虑完全不同的事？”

沉默通过听筒如新月一般潜入房间，连呼吸声都全然听不到。沉默得那样彻底，以致耳朵都像开始作痛。

“就这事？”对方问。

“不，随便聊聊。有个共同话题不也挺好吗？”

“我们的共同话题此外还有的，例如羊的问题，”他清了清嗓子，“对不起，我不像你那么有闲工夫，简明扼要地说说事情好么？”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简要说来，我明天想去找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这样干。但是，既然干，就要以我的步调干。想说的时候就说个够，闲聊的权利在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愿意所有行动都给人监视，不愿意给名字都不晓得的人拨弄得团团转——只此一事。”

“你误解了你所处的立场。”

“你也误解了我所处的立场。听着：我认真想了一个晚上，这才想明白我几乎没有怕失去的。老婆已经分手，工作今天也打算辞去。房子是租的，家具什物也没值钱货。财产只有二百万存款和一辆半旧车，再加一只到岁数的猫。西装全都是过时物，拥有的唱片也基本成了古董。没有名气，没有社会信誉，没有性魅力，没有才华，年龄也已不轻，说话总是不伦不类，说完就后悔。借你的话说，即是平庸之人。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有的话，但请指点。”

沉默良久。这时间里，我拉掉缠在衬衫纽扣上的线头，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了十三个星形。

“任何人都有一两件不愿失去的东西，包括你，”对方说，“在找出那种东西方面我们可谓行家里手。人必然有位于欲望与自尊的中间点的东西，如同所有物体都有重心。我们可以找出它来。现在你也心中有数。失去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曾存在。”短暂的沉默。“不过也罢，那是更下一阶段才出场的问题。眼下你演说的主题未尝不可理解。接受你的要求就是。不指手画脚，随你怎么干。时间是一个月，这样可以吧？”

“可以。”我说。

“那好。”

电话挂断。挂得颇叫人不快。为消除这不快，我做了三十个俯卧撑和二十个仰卧起坐。之后刷洗餐具，洗了三日量的衣服。心情于是得以平复下来。九月一个心旷神怡的周日。夏天已如难以忆起的旧日记一般遁往了什么地方。

我穿上新衬衫，穿上没沾番茄酱的那条牛仔裤，蹬上左右色调一致的袜子，拿梳子理了理头发。然而十七岁时所感受的周日早晨的气氛还是未能找回。理所当然。无论谁怎么说，我毕竟增加了岁数。

接着，我从公寓车库开出濒于报废的“大众”，开到超级商场买了一打猫食罐头和猫大小便用的沙子，买了一套旅行剃须刀和内衣，而后坐在油炸面圈店的柜台前喝几乎无味道可言的咖啡，嚼一个肉桂炸面圈。柜台正面的墙壁是块大镜子，映出我嚼炸面圈的嘴脸。我手拿刚开始吃的炸面圈望了一会自己的脸，猜想别人将对我的脸作何感想。当然我不晓得别人作何感想。我吃掉剩下的炸面圈，喝干咖啡，走出店门。

站前有家旅行代理店，我在那里订了两张明日去札幌的机票，然后走进车站大楼，买了可以挎带的帆布旅行包和雨帽。每次都从裤袋信封抽出一张嘎嘎新的万元钞付账。似乎怎么花那捆钞票都不见少，磨得约略见少的只是我自身。世上就是存在如此类型的钱款——拿在手上来气，花的时候晦气，花光时自己生自己的气，于是又想花钱，但那时已无钱可花。无可救药。

我坐在站前长椅上吸两支烟，不再想钱。周日早晨的站前处处是一家老小或年轻情侣。如此怅怅观望的时间里，不由想起妻临分手时说的一句话——或许该要个孩子才是。的确，我这年纪有若干个孩子都无足为奇，然而想到为人父的自己，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觉得若是孩子，恐怕是不愿意给我这样的父亲当儿子的。

我双手抱着购物纸袋，又吸了支烟，吸罢穿过人群走去停车场，把东西放进车后座。在加油站加油换油时，我进附近书店买了三本袖珍书。这么着，两张万元钞票没了踪影，衣袋里哗啦啦挤满了零币。返回公寓，把零币一古脑儿投进厨房一个玻璃碗里，用冷水洗把脸。早上起来好像过去了很长很长时间，但一看钟，到十二点还有些时候。

女友返回是下午三点。她身穿花格衬衫芥末色棉布裤，戴一副一看就叫我头痛的深色太阳镜，肩上挎一个和我一样的大帆布包。

“做旅行准备去了。”说着，她用手心拍拍鼓鼓囊囊的旅行包。“要打持久战吧？”

“势所难免。”

她太阳镜也不摘就歪倒在窗前旧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吸薄荷烟。我拿来烟灰缸放在她旁边，抚摸她的头发。猫赶来跳上沙发，下颌和前肢搭在她脚脖上。吸够了，她把剩下的烟插在我两唇之间，打个哈欠。

“去远处高兴？”我问。

“嗯，非常高兴，尤其是能和你一起去。”

“可要是找不到羊，我们就无处可归了，说不定一辈子都四处流浪。”

“像你朋友那样？”

“是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同小异的同类。不同的是他属自愿逃开，我是被弹出去的。”

我把烟碾死在烟灰缸里。猫伸长脖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打完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你旅行准备妥当了？”她问。

“哪里，刚开始。不过也没什么东西，替换衣服洗漱用具罢了。你也用不着拿那么一大包，需要的话在那边买就行了，钱绰绰有余。”

“喜欢这样，”她嗤嗤笑道，“不带一大包东西，上不来旅行的感觉。”

“真那样？”

大敞四开的窗口外传来尖锐的鸟鸣，未曾听过的鸣声。新季节里的新鸟。我把窗口射进的午后阳光用手心接住，轻轻贴在她脸颊。如此姿势保持了很久。我呆呆望着白云从窗这一端飘到另一端。

“怎么了？”她问。

“这么说或许奇怪——我怎么也不认为现在即是现在，总觉得我好像不是我，这里好像不是这里。时常这样。要很久很久以后二者才好歹合在一起。这十年来始终如此。”

“为什么是十年？”

“因为再无法切割。没别的原因。”

她笑着抱起猫，轻轻放在地板上，“抱我！”

我们在沙发上抱在一起。从旧货商店买来的昔日沙发，每次把脸贴近布面都有一股昔日气味。她柔软的肢体同那气味融合起来，如依稀的记忆一般亲切而温馨。我用手指悄悄拨开她的秀发，吻在她耳朵上。世界微微摇颤。小小、小而又小的世界。时间在那里如温和的风一般流逝。

我解开她所有的衬衫扣，手心贴在乳房下面，就那样注视她的腰肢。

“简直就像活的吧？”她说。

“指你？”

“嗯。我的身体，和我自身。”

“是啊，”我说，“的确像是活的。”

那样的静。周围没有一丝声息。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到什么地方庆祝秋天第一个周日去了。

“嗳，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她小声低语。

“喔。”

“就好像来郊游似的，心里美极了。”

“郊游？”

“是呀！”

我两手绕到她后背，紧紧抱住她。我用嘴唇拂去她额前的头发，再次吻住她的耳朵。

“十年很长？”她在我耳畔轻声问。

“是啊，”我说，“觉得十分漫长。漫长得很，却什么也没落实。”

她枕在沙发扶手上的脖颈略微歪了歪，淡然一笑。一种在哪里见过的笑法，而在哪里却想不起来，是谁也不记得了。脱光身子的女孩实在惊人地相似，每每弄得我不知所措。

“找羊吧！”她仍然闭着眼睛，“找到羊，很多事情就顺利了。”

我久久地看着她的脸，看她两只耳朵。午后柔和的阳光悄然包笼她的身体，俨然一幅古老的静物画。

7. 关于被限定的执拗的思考方式

六点一到，她马上穿好衣服，对着浴室镜子梳理头发，往身上喷雾状香水，刷牙。这时间里我坐在沙发上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开头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华生的想法，虽然囿于狭隘的范围，但又有极其执拗之处。”开头委实突兀不凡。

“我今晚回来得晚，你先睡吧。”她说。

“工作？”

“嗯。本来该休息的，没有办法。明天开始请长假，事情要提前处理。”

她走出门去。不一会儿，门又开了。

“我说，不在时猫怎么办？”她说。

“你不说我忘得死死的。想法安排就是。”

门随即关上。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和干酪条喂猫。猫很费力地吃着干酪。牙已彻底不顶用了。

电冰箱里没有一样我可以吃的东西，只好边看电视新闻边喝啤酒。周日没有堪称新闻的新闻，这种日子的晚间新闻大多出现动物园的景致。大致看罢长颈鹿、大象和熊猫，我关掉电视，拨动电话盘。

“猫的事。”我对那小子说。

“猫？”

“养有一只猫。”

“猫又怎样？”

“不托付给谁没办法出远门。”

“那一带不是有好多猫旅馆么？”

“年老体衰。关进笼子，不出一个月就呜呼哀哉。”

传来指甲“嗑嗑”敲桌面的声响。“那么？”

“想寄养在你们那里。你们那儿院子大，寄养一只猫的空地总是有的吧？”

“难办呐！先生讨厌猫，院里又在招鸟。猫一来鸟就不上前了。”

“先生人事不省，猫又没机灵到可以捕鸟。”

指甲又敲了几下桌子，停下。“好吧。猫明早十点派司机去取。”

“猫食和大小便用的沙子准备好了。另外，猫食只吃一个牌子的，吃完请买同样的。”

“具体的直接跟司机讲可好？我想我以前也说过，我没有时间。”

“窗口只设一个，这也是为了明确责任所在。”

“责任？”

“就是说，我不在期间猫要是没了或死了，即便找到羊，我也概不告诉的。”

“唔。”对方说，“也罢。虽说有点不着边际，但你作为生手，的确真有两下子。我做记录，你慢慢讲。”

“请别喂肥肉，那会全部吐出来。牙齿不好，硬东西不成。早上一瓶牛奶和猫食罐头，傍晚一把煮鱼干和肉或干酪条。大小便处请每天换沙，它讨厌不卫生。时常泻肚，如果两天都不好，请到兽医那里拿药给它喝。”

如此言毕，倾听听筒另一端沙沙响起的圆珠笔声。

“此外？”

“开始生耳虱了，每天请用蘸上橄榄油的棉球棒掏一次耳朵。它不高兴掏，乱扭乱动的，小心别捅破耳膜。还有，如果担心抓伤家具，每星期请剪一次爪子，普通的指甲钳就可以。跳蚤我想没有，但为了慎重起见，最好不时用除蚤剂洗洗。除蚤剂宠物商店有卖的。洗完后用毛巾好好擦干梳理，最后用吹风机吹一下，否则会感冒。”

沙沙沙。“其他的？”

“就这么多了。”

对方对着电话机念了一遍记录下来的事项。记录很有条理。

“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了。”

“再见。”说罢，电话挂断。

周围完全黑了下来。我把零钱、香烟和打火机塞进裤袋，蹬上网球鞋，出门走进常去的一家快餐店，要了炸鸡排和漩涡形面包。端来之前，我边听布莱萨斯·约翰逊的新唱片边喝啤酒。约翰逊唱完，换成彼尔·维萨斯。我边听彼尔·维萨斯边吃炸鸡排。接着边听梅纳德·弗格逊的《星球大战》边喝咖啡。感觉上好像没怎么吃东西。

咖啡杯拿走后，我往粉红色电话机里投三枚十元硬币，拨同伴家的电话号码。他的小学生长子接起电话。

“下午好！”我说。

“晚上好！”他纠正道。

我觑一眼表，是他正确。

稍后，换上同伴。

“情况如何？”他问。

“现在说可以么？怕是正吃饭什么的吧？”

“吃饭倒正吃饭，没关系。反正也不是好饭菜，再说还是那边情况有趣。”

我把同那个黑西服男子的谈话简要说了一遍——大大的小汽车，大大的公馆，行将就木的老人。羊则没有涉及。一来我不认为能使他相信，二来说起来太长。结果，我的话理所当然叫人摸不着头脑。

“简直摸不着头脑。”同伴说。

“不能讲给你听的。讲了要给你添麻烦。就是说你有家室……”我边说边在脑海中浮现出他那分期付款尚未付完的四室一厅高级公寓和他的低血压妻子及其卖弄小聪明的两个儿子，“问题就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总之明天就必须踏上旅途。得离开很长时间，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也可能再也不回东京。”

“唔——”

“所以嘛，公司就请你一手负责。我抽身走开，不愿意给你添麻烦。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况且虽说是共同经营，重要部分都是你坐镇的，我多半是东游西逛。”

“可你不在，现场具体事情我弄不明白。”

“缩短战线，回到过去！广告、编辑之类一律退掉，回到原先的翻译事务所去，就像近来你说的那样。留下一个女孩，其余临时工全部辞退，用不着那么多人了。作为退职金多付两个月工资，大概谁都不至于抱怨。事务所迁到更小的地方去。收入减少，支出也得减少。我不在时，不拿的那部分由你拿，对你来说没什么大变化。税金也罢你所担心的剥削也罢，都要少许多。适合你的。”

同伴沉思良久。

“不成，”他说，“肯定顺利不了。”

我口叼香烟正找着打火机，女侍者擦火柴给点上了。

“不要紧的。我一直跟你一起干过来的，我说不要紧就不要紧。”

“和你两人没问题。”他说，“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想干什么就顺利干成的先例。”

“喂，听着，我不是叫你扩展事业规模，是叫你缩小。就是过去干的产业革命以前的手工翻译。你一个女孩一个，外请五六个初稿翻译临时工和两个熟手翻译。不至于干不来吧！”

“你还不完全了解我。”

十元硬币“咔嗒”一声掉下，我又投入三枚硬币。

“我和你不同。”他说，“你可以一人单干，我却干不来。我不跟谁发牢骚、商量，就前进不了。”

我捂住受话口叹息一声。车轱辘话。黑山羊吃掉白山羊的信，白山羊吃掉黑山羊的信……

“喂喂！”

“听着呢。”我说。

电话另一端传来两个小孩为电视频道争吵的声音。

“想想孩子好了，”我试着说。这么展开虽不公正，但别无良策。“怎么好说泄气话呢！你要是觉得不行，大家可就同归于尽了。要是对世界有怨言，就别生什么小孩！好好工作，少喝什么酒！”

他长时间沉默不语。女侍者端来烟灰缸。我打手势要啤酒。

“的确如你所言。”他说，“努力就是，能否顺利没把握。”

“肯定顺利。六年前不是一没钱二没门路踢打出来的么！”我把啤酒倒进杯子，喝了一口说道。

“你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我有多么放心。”同伴说。

“过些天再打电话。”

“嗯。”

“在一起这么多年，谢谢了，很愉快的。”我说。

“事情办完回东京，再一起搭伙干！”

“是啊！”

我随即放下电话。

然而我不至于再重操旧业了，这点他明白我也晓得。一起工作了六年，这点事自然心中有数。

我拿起啤酒瓶和杯子折回餐桌，继续自饮。

失业使我心情畅快起来。我正在一点点简化。我失去了故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妻子，再过三个月二十九岁也将失去。到六十岁时我究竟会怎么样呢？我想了一会。但想也没用。一个月以后的事都无从预料。

我回到家，刷牙，换睡衣，上床继续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十一点熄灯睡觉。睡得很香，一觉睡到天亮。

8. 沙丁鱼的诞生

上午十点，那辆潜水艇一般笨头笨脑的车停在了公寓楼门口。从三楼俯视，与其说是潜水艇，看上去更像扣在地上的金属甜饼干模具，大约可压出足够三百个小孩吃两个星期的巨型甜饼干来。我和她靠着窗框往下看车看了半天。

天空晴朗得有些令人不快，使人联想起战前表现主义电影中的场面。高空中飞行的直升机渺小得近乎不自然。万里无云的天空犹如被切去眼睑的巨大眼睛。

我把房间的窗扇全部关好锁定，电冰箱切断电源，查看了一遍煤气闸。洗涤物已全部收回，床盖上了床罩，烟灰缸洗了，洗脸间数量繁多的药瓶归拢得整整齐齐。两个月的房租提前付了，报纸也打招呼中止了。从门口望去，无人的房间静得有点别扭。我边望房间边想在这里度过的四年婚姻生活，想我同妻之间本有可能生的孩子。电梯门开了，她招呼我。我把铁门关上。

等我们的时间里，司机用干布忘我地擦拭车的前窗玻璃。车依旧无半点污痕，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异常耀眼，仿佛只消手一碰，皮肤就会出现症状。

“早上好！”司机说。还是前天那个富有宗教意味的司机。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我的女友说。

她抱着猫，我拎着装有猫食罐头和猫便用沙的纸袋。

“好天气啊！”司机抬头望天，“怎么说呢，简直晴得透明。”

我们点头。

“晴到这个程度，上帝的旨意大概容易传到吧？”我说。

“没那回事。”司机笑眯眯应道，“旨意已在万物之中，花里石头里云絮里……”

“车呢？”她问。

“车里也有。”

“可车是工厂制造的嘛。”我说。

“不管谁制造的，上帝的意志都要进入万物之中。”

“像耳虱那样？”她问。

“像空气那样。”司机纠正。

“那么说，比如沙特阿拉伯生产的汽车就有真主进入里边了？”

“沙特阿拉伯不生产汽车。”

“真的？”我问。

“真的。”

“那么，美国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沙特阿拉伯，有什么神进到里边呢？”女友问道。

问得很难。

“对了，要讲一下猫的事。”我解围道。

“多可爱的猫啊！”司机如释重负地说。

其实猫绝不可爱，甚至莫如说处于可爱的对立面。毛像磨损的地毯一样沙沙拉拉，尾尖弯成六十度角，牙齿发黄，右眼三年前受了伤，现在还不住流脓，几乎已丧失了视力，能否认清是运动鞋还是马铃薯都是疑问。脚掌如同干硬干硬的水泡，耳朵宿命般地附有耳虱，由于年纪的关系每天要放二十个屁。妻从公园长椅下领回来时还是年轻力壮的花猫来着，可它就像放在下坡路上的保龄球，沿着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斜坡迅速跌向深谷。况且连名字也没有一个。至于没有名字这点是减少还是助长猫的悲剧性，这我不太清楚。

“乖乖！”司机对猫说道，但毕竟没有伸手，“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字。”

“那么平时怎么称呼呢？”

“不称呼。”我说，“只是存在。”

“问题是它并非一动不动，而是由意志驱动的吧？由意志驱动的东西没有名字，总觉得有些奇怪。”

“沙丁鱼也受意志驱动，可谁也没给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鱼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况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当然喽，取不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说，由意志驱动、可以同人进行情感交流且有听辨能力的动物是具有被赋予名字的资格的，是吧？”

“是那么回事。”司机自以为是地点几下头，“如何，我随便给取个名字可以么？”

“完全可以。取什么名字？”

“沙丁鱼怎么样？因为这以前它等于是被当作沙丁鱼来对待的。”

“不坏。”我说。

“是不坏吧？”司机露出得意的神色。

“你看呢？”我问女友。

“不坏。”她也赞成，“天造地设似的。”

“沙丁鱼在此！”我说。

“沙丁鱼，过来！”司机抱过猫。猫怯生生地咬司机手指，继而放了个屁。

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去机场。猫在助手席上老老实实地蹲着，不时放屁，这从司机不时开一下窗户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关照猫——掏耳方法、出售粪便除臭剂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请您放心，”司机说，“注意爱护就是，毕竟是我给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车如产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一般向机场一路疾驰。

“为什么船有名，而飞机没名呢？”我问司机，“为什么只叫九七一航班或三二六航班，而不分别命名为‘铃兰号’或‘雏菊号’什么的呢？”

“肯定是与船相比数量太多的缘故，大批量生产的玩意儿。”

“是吗？船也算大批量生产的么，数量比飞机还多。”

“不过，”司机停顿数秒，“作为现实问题，东京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车要是一一命名该多有意思！”女友插进来。

“但那样一来，乘客岂不是要挑肥拣瘦？比如从新宿去千驮、谷，要乘‘羚羊号’而不坐‘骡子号’。”司机说。

“你说怎么样？”我问女友。

“的确，是没人坐‘骡子号’。”女友回答。

“那一来‘骡子号’司机就可怜了。”司机作司机式发言，“而‘骡子号’司机是没有罪过的。”

“是的是的。”我说。

“是啊，”女友说，“但我还是坐‘羚羊号’。”

“喏，”司机说，“问题就在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原理上同给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被当作马来使用的飞机就是自有其名号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乐的爱诺拉’等等，显然有意识交流在里边。”

“就是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属于有生命的喽？”

“正是。”

“那么，目的性这东西对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仅有目的性，用番号就可以了，就像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干掉那样。”

“果然。”我说，“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识交流作业这一前提而言。为什么车站和棒球场有名字呢？尽管不是生命体？”

“车站没有名字不好办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从目的而是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司机认真沉思起来，以致没注意信号变绿，后面紧跟的房车式样的“丰田海狮”按响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没有互换性的缘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个，不能同涩谷站相替换——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归结为这两点如何？”司机说。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驳。

“可要是小田急线也一起带去呢？”

“话说回来吧，”我说，“假如车站具有互换性会怎么样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国营电气列车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折叠式，新宿站同东京站可以整个替换的话呢？”

“简单：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东京就是东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附属于作用的。这不还是目的性吗？”

司机沉默下来。但这次沉默没那么长。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东西多少投以温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说，城镇啦公园啦道路啦车站啦棒球场啦电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为它们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赋予名字。”

新见解。

“那么，”我说，“假定我完全放弃意识而牢牢固定化于某处，我怕也会得到像模像样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视镜中的脸，眼神充满狐疑，仿佛在说莫非哪里设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冻起来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样。”

“您不是已经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说，“忘了。”

我们在服务台领了登机牌，向跟过来的司机道声再见。看样子他想送到最后，但距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只好作罢返回。

“人真够特殊的。”女友说。

“有个地方专门住这类人。”我说，“在那里奶牛到处找钳子。”

“有点像《岭上我的家》。”

“或许。”我说。

我们走进机场餐厅，提前吃午饭。我点了炸虾奶汁烤菜，她要了意大利面条。窗外波音747以令人想起某种宿命的庄重感飞上飞下。她不无怀疑地一条条检查着吃面条。

“我一直以为飞机上供饭呢。”她似乎满肚子意见。

“哪里。”我等口里的烤菜块儿稍凉些后吞进去，赶紧喝口凉水。光是热，味道几乎谈不上。“供饭的是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若是远距离也有提供盒饭的，只是不怎么可口。”

“电影呢？”

“没有。札幌一个钟头多一点点就到了。”

“那，岂不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坐在座位上看一会书就到目的地，跟公共汽车一样。”

“没有信号？”

“嗯，没有信号。”

“得得。”她叹息一声，随后放下叉子，用纸巾擦拭嘴角。面条剩下一半。“也用不着取名字？”

“是啊，无聊得很。无非时间大大缩短罢了。坐火车要十二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哪里去了？”

我也吃一半不吃了，又要了两杯咖啡。“剩下的时间？”

“坐飞机不是节省十多个小时么？那么长的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时间哪里也没去，加算上去而已。我们可以在东京或札幌自由支配这十个小时。十小时可以看四部电影，吃两次饭。对吧？”

“要是一不想看电影二不想吃饭呢？”

“那是你的问题，时间没有责任。”

她咬起嘴唇，观望了一会虎背熊腰的747机体。我也一起望着。747总使我想起以前在家附近住的肥胖的丑老太婆。没有张力的硕大的乳房和浮肿的双腿，干巴巴的脖颈。机场俨然是她们的集会广场。几十个之多的这般模样的“老太婆”一个个赶来又一个个离去，在候机楼大厅里走来走去的颈项笔挺的飞行员和空中小姐好像给她们掰去了身影，显得异常平板而单薄。DC7和双涡轮螺旋桨客机时代似乎没有这种情形。但究竟如何我已无从记起。大概因为747太像肥胖的丑老太婆了，致使我有如此感觉。

“喂，时间会膨胀？”她问我。

“不，时间不膨胀。”我回答。话本是我自己说的，听起来却不像自己的话音。我清清嗓子，喝一口端来的咖啡。“时间不膨胀。”

“可实际上时间是增加的吧？就像你说的——加算上去。”

“只不过花在路途的时间减少罢了。时间总量不变。无非可以看多几部电影。”

“如果想看的话。”她说。

实际上我们一到札幌就看了两部轮放的电影。

(1)安政：日本年号，一八五四至一八六〇年。

(2)都彭：法国打火机品牌。

(3)HEINEKEN：一种荷兰啤酒，一般译为“喜力”，酒精含量较低。

(4)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

第七章　海豚宾馆冒险记

1. 在电影院结束移动，入住海豚宾馆

坐飞机的时间里，女友一直在窗口旁眺望下面的风景，我在她身旁一直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寥廓的长空万里无云，地面始终印有飞机的身影。准确说来，因为我们坐在飞机上，所以在山野上移动的机影中应该包括我们的影子。而这样，我们也被烙在了地上。

“我喜欢那个人。”她边喝纸杯里的橙汁边说。

“哪个人？”

“司机呀。”

“喔，”我说，“我也喜欢。”

“还有，沙丁鱼是个满不错的名字。”

“是啊，名字的确不错。较之我来养，说不定在那里猫更幸福。”

“不是猫，是沙丁鱼。”

“对，沙丁鱼。”

“为什么一直没给猫取名字呢？”

“为什么呢？”我用带羊徽的打火机点燃烟，“一定是不喜欢名字那东西吧。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不挺好的么，我觉得。”

她“唔”了一声，“我倒喜欢我们这个词儿，很有点冰河时代的韵味是吧？”

“冰河时代？”

“例如我们应往南行，我们应捕捉猛犸什么的。”

“可也是。”我说。

到千岁机场领完行李来到外面，空气比预想的冷。我把缠在脖子上的粗棉布衫套在T恤外面，她在衬衣外加了件毛背心。秋天比东京早一个月在这里落座。

“我们恐怕应在冰河时代相遇，”她在开往札幌的公共汽车上说，“你捕捉猛犸，我抚育孩子。”

“真像是很妙。”我说。

不一会她睡了。我从车窗望着路两旁绵绵不断的密林。

一到札幌，我们马上进饮食店喝咖啡。

“首先决定基本方针，”我说，“要分工负责。我负责照片上的风景，你负责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似乎很合理。”

“如果顺利的话。”我说，“总之希望你调查北海道主要羊牧场的分布情况和羊的种类。去图书馆或政府即可弄清楚，我想。”

“图书馆我喜欢。”她说。

“那好。”

“现在就动身？”

我看一眼表：三点半。“不，晚了，明天不迟。今天放松一会儿，把住处定下，吃饭洗澡睡觉。”

“想看电影。”

“电影？”

“特意坐飞机节约了时间嘛！”

“那倒是。”我说。于是我们走进第一家进入视野的电影院。

我们看的是两部轮放。一部讲凶杀，一部讲恶魔。观众席人数寥寥无几。许久没进如此空荡的电影院了。为消磨时间，我数了下观众人数。连我们八个。银幕上的人物倒多得多。

不过电影方面也一塌糊涂。在MGM⁽¹⁾的狮子吼完和片名在银幕上现出的那一瞬间，我便恨不得扭头离座而去。居然存在这等电影。

不料她却以专注的眼神饿虎扑食一般盯住银幕不放，找不出时间搭话。于是我也只好看起了电影。

第一部讲鬼怪，讲一个统治某座城市的恶魔。恶魔住在教堂一间小得可怜的地下室里，让一名腺病体质的医生当下手。我不大理解恶魔何以产生君临城市的念头，因为那座四周是玉米地的城市委实寒伧得不成样子。

但恶魔对这城市甚是执着，并且为一个——唯独一个——少女不服从自己的支配而气恼。恶魔发起火来，浑身颤抖得俨然稠得发颤的绿色果冻。发怒方式颇令人忍俊不禁。

我们前座一个中年男人打鼾打个不停，鼾声如雾笛一般凄凄然。右侧角落有两人极尽相互爱抚之能事。后头不知谁惊天动地地放一个响屁，响得足以让呼噜声一时止息，惹得两个女高中生嗤嗤直笑。

我条件反射地想起沙丁鱼。想起沙丁鱼，这才好歹想起自己已离开东京置身札幌。反过来说，在听到有谁放屁之前我未能实际感觉到自己已远离东京。

不可思议。

如此想来想去，我睡了过去。梦中出来一个绿色的恶魔。梦中的恶魔一点儿也不惹人笑，只在黑暗中默默逼视我。

第一部电影放完亮灯时，我也睁眼醒来。观众们像事先商量过似的轮流打起哈欠。我在小卖部买了两支冰淇淋跟她吃着。冰淇淋硬邦邦的，活像去年夏天卖剩下的。

“一直在睡觉？”

“嗯。”我说，“有趣？”

“妙趣横生！城市最后爆炸了。”

“嗬。”

电影院静得不得了。或者不如说我四周静得不得了。感觉上很怪。

“嗳，”她说，“你不觉得身体好像现在还在移动？”

经她一说果然是那样。

她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儿移动，怪担心的。”

“噢。”

“就好像要移去别的什么地方，移去别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场内变暗开始放电影预告时，我拨开她的头发，在她耳朵上吻一下：“不要紧，不必担心。”

“如你所说，”她低声道，“还是该乘坐有名字的交通工具才是。”

在第二部电影由始至终的一个半钟头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如此静静地移动。她脸颊一直贴在我肩头。肩头给她的呼吸弄得潮潮的暖暖的。

* * *

走出电影院，我搂着她的肩漫步在暮色笼罩的街头。我觉得我们比以前亲密了。来往行人的嘈杂声很是叫人快意。天空眨闪着淡淡的星。

“我们真的是在正确的地方？”她问。

我仰首望天。北极星处于正确的位置。不过看上去也有点像假北极星，太大，太亮。

“是不是呢？”我说。

“总像有什么误差似的。”

“初来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身体还没适应过来。”

“很快就会适应？”

“大概两三天吧。”我回答。

走累了，我们便跨进第一眼看到的餐馆，各饮两杯生啤，吃马铃薯和大马哈鱼。虽说是盲目闯进来的，但味道相当可以。啤酒十分可口，白调味汁清淡而又有余味。

“对了，”我边喝啤酒边说，“住处该定了。”

“关于住处我已经有了设想。”她说。

“什么设想？”

“反正你按顺序念一下宾馆名称。”

我叫态度冷淡的男侍者拿来按行业排列的电话号码簿，翻到“旅馆·宾馆”那页逐个朗读起来。一口气念到四十个左右时，她叫我停住：

“可以了。”

“可以？”

“你最后念的宾馆。”

“DOLPHIN HOTEL。”我念道。

“什么意思？”

“海豚宾馆。”

“就住那里。”

“名都没听说过。”

“除它以外没有可住的宾馆，我觉得。”

我道谢把电话簿还给男侍者，往海豚宾馆打电话。一个口齿不灵的男人接起电话，说双人房或单人房有空的。出于慎重，我问除双人房单人房还有什么房，回答除双人房和单人房原本没其他房。我脑袋有点混乱，但还是先订了双人房，问了房费。房费竟比我预想的便宜百分之四十。

从我们刚才进去的电影院往西走过三条马路，再往南走下一条，便是海豚宾馆。宾馆很小，无个性可言。如此无个性的宾馆我想未必能找出第二家。其无个性之中甚至荡漾着一种形而上的氛围。既无霓虹灯又无招牌，连像样的门面也没有，只在餐厅工作人员出入口模样的冷冰冰的玻璃门旁嵌着一块刻有“DOLPHIN HOTEL”字样的铜牌。连一幅海豚画也见不到。

建筑物虽是五层，却如一个竖放的巨型火柴盒一样呆板。近前一看，并不怎么古旧，却又十足旧得令人侧目，想必建造时即已旧了。

这就是海豚宾馆。

不料她对这海豚宾馆却好像一见钟情。

“看样子不是蛮好的么？”她说。

“看样子蛮好的？”我反问。

“小巧玲珑，没有多余物。”

“多余物，”我说，“你说的多余物指的可是不带污痕的床单、不漏水的洗漱台、容易调控的空调机、柔软的卫生纸、新的香皂、没晒旧的窗帘之类？”

“你看事物的阴暗面看得太多了！”她笑道，“总之我们可不是来观光旅游的。”

打开门，里面是大得出乎意料的大厅。厅中央有一套待客沙发和一台大屏幕彩电。开着不关的电视上播映的是知识问答节目。空无人影。

门两侧摆着大大的赏叶盆栽植物，叶子一半已变色。我关上门，站在两盆植物之间打量了一会大厅。细看之下，厅并没那么宽敞。所以显得宽敞，是因为家具极端之少。待客沙发、挂钟和大镜子，此外别无他物。

我近墙看了看挂钟和镜子。两个都是哪里赠送的。钟误差七分之多，照在镜子里的我的脖子也多少偏离我的躯干。

待客沙发也和宾馆本身一样旧。橙色布面已橙得相当奇妙——就好像晒足太阳又给雨淋了一个星期，之后放进地下室故意使其生出霉斑。在极为原始的彩色影片时代曾见过如此色调。

近前一看，待客用的长沙发上，一个开始秃头的中年男人以烘鱼干的姿势躺着。起初以为他死了，原来是在睡觉，鼻子不时抽动一下。鼻梁上有眼镜压痕，眼镜却不知去了何处。看来，似乎并非看电视看着看着睡过去的。不得其解。

我站在服务台前往里窥视。一个人也没有。女友摇铃。“叮铃”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大厅。

等了三十秒，仍无任何反应。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也未醒来。

她再次摇铃。

长沙发上的中年男人呻吟一声，仿佛是在责备自己，随后睁开眼睛茫然看着我俩。

女友催促似的摇响第三遍铃。

男人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穿过大厅，从我身旁擦也似的进入服务台。原来是负责服务台的。

“对不起，”他说，“实在对不起。等着等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抱歉，把你吵醒了。”我说。

“哪里哪里。”说着，他朝我递来住宿登记卡和圆珠笔。他左手小指和中指第二节往上竟没有了。

我在卡片上一度写了真名实姓，又转念揉成一团塞进衣袋，换一张卡片写下胡编的名字和胡编的住址。不起眼的名字不起眼的住址，但作为一闪之念的产物两个都说得过去。职业填作不动产业。

服务台负责人拿过电话机旁的假象牙框眼镜戴上，甚是用心地看我填的住宿登记卡。

“东京都杉并区……二十九岁，不动产业……”

我从衣袋掏出纸巾，擦去手指上沾的圆珠笔油。

“这次来是为商务上的事？”

“嗯，啊。”我回答。

“住几晚？”

“一个月。”

“一个月？”他以注视一张雪白画纸时的眼神注视我的脸。“一个月一直住在这里？”

“不欢迎？”

“不是不欢迎，只是每三天要劳客人结算一次。”

我把旅行包放在地上，从衣袋掏出信封，点出二十张嘎嘎新的万元钞票置于台面。

“不够再添。”我说。

服务台负责人用左手三根手指拿钞，以右手指点了两遍，然后在收据上填好金额递给我。“对房间有什么要求请不要客气。”

“可能的话，最好安排在远离电梯的拐角处的房间。”

负责人背对着我盯视钥匙板，踌躇好一会儿，这才摘下带有四〇六编号的钥匙。钥匙几乎全部挂在钥匙板上。看来，这海豚宾馆很难说深谙经营之道。

海豚宾馆不存在男服务员，我们必须自己拿行李上电梯。如女友所说，此宾馆概无多余之物。电梯犹如患肺病的巨犬咔嗒咔嗒摇晃不已。

“久住还是这样小而整洁的宾馆合适。”她说。

小而整洁的宾馆——的确概括得不坏，足可作为广告词用在“安安”旅行专页上：若是久住，不管怎么说，这种无拘无束的小而整洁的宾馆乃是最佳选择。

然而，走进这小而整洁的宾馆房间，我首先要做的，是用拖鞋把在窗台上爬的蟑螂打死，再捏起落在床脚的两根阴毛扔到纸篓里去。在北海道还是第一次看见蟑螂。这时间里女友调节热水温度准备洗澡。水龙头的声音简直震耳欲聋。

“住高级些的宾馆去好了！”我打开卫生间的门对她吼道，“反正钱有的是。”

“不是钱的问题。我们找羊要从这里开始。总之非这里不可。”

我歪在床上吸烟，打开电视，各频道转一遍后关掉。唯独电视图像还像那么回事。热水声停止，她的衣服从门里甩出，传来淋浴声。

打开窗帘，发现路对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同这海豚宾馆一样的千篇一律的不伦不类的楼宇。哪栋楼都像挂了一层灰，脏兮兮的，一闻便有一股小便味儿。尽管时近九点，亮灯的窗口却寥寥无几，有人在里边像是很忙地动来动去，做什么工作我不晓得，反正看上去像不怎么开心。当然，在他们眼里，我恐怕也不甚开心。

我拉合窗帘，转身回床，躺在浆得像柏油路面一样硬的床单上，想同我分手的妻，想和她一起生活的男子。提起那个男子，我对他相当熟悉。原本是我的朋友，不可能不熟悉。他二十七岁，是个不很有名气的爵士吉他手。就不甚有名气的吉他手来说，他算是较为地道的。性格也过得去，只是其貌不扬。有的年份彷徨于肯尼·巴雷尔和B·B·金之间，有的年份徘徊在拉里·科里埃与吉姆·霍尔之间。

至于她何以继我之后选择此人，我不大明白。不错，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种所谓倾向。他优于我的地方仅仅是会弹吉他，我优于他的地方只是会洗盘子。大部分吉他手都不洗盘子，一旦弄伤手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接下去，想我同她的做爱，计算四年婚姻生活中为消磨时间进行的做爱次数。但最终得出的数字是不确切的，而不确切的数字很难认为有多大意义，或许应在日记本上记下才是，至少应在手册上做个记号。这样，我便可以准确把握四年期间我所进行的做爱次数了。我需要的是能够用数字反映的现实性。

同我分手的妻则拥有做爱的精确记录。她并未写日记。她从第一次来月经就开始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准确无误地记录月经，作为参考资料，性交记录也包括在内。笔记本共八册，同她珍惜的信和照片一并藏在上锁的抽屉里，任何人都不给看。我无从晓得她的做爱记录写到什么程度，而在同她分手后的现在，更是永远无法晓得了。

“我要是死了，”她经常这样说，“把那笔记本烧掉。多多浇上汽油，彻底烧成灰埋到土里。一个字都绝对不许你看！”

“可我一直和你睡觉的嘛，全身上下几乎没我不知道的部位。现在还害羞什么呢？”

“细胞每个月更新一次。即使就现在来说，”她把纤纤十指的背面伸到我眼前，“你自以为知道的也差不多都不过是记忆中的我罢了。”

她——除去离婚前一个月——便是头脑如此地道的女子。她毫厘不爽地把握着其人生中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她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门一旦关闭便再也无法打开，却又不可能一切都永远大敞四开。

我现在对她所了解的，仅仅是关于她的记忆。而那记忆又如坏死的细胞迅速远离了，连同她做爱的准确次数都不得而知。

2. 羊博士出场

翌晨八时醒来，我们穿衣坐电梯下楼，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吃优惠价早点。海豚宾馆没有餐厅和酒吧。

“按昨天说的，我们分头行动。”说着，我把复印的羊照片递给她。“我以照片上的山背景为线索找场所，你以养羊的牧场为中心找羊。方法明白吧？无论多么小的暗示都不要放过。毕竟比在北海道到处乱窜好些。”

“放心，交给我好了。”

“那，傍晚宾馆房间见。”

“别太担心，”她戴上太阳镜，“保准手到擒来。”

“但愿。”我说。

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我去了道政府观光科，转了各种观光点和旅行社，访问了登山协会，大凡同旅游观光和山有关的地方也都去转了，但没有一个人对照片上的山有印象。

“山形太普通了，”他们说，“况且照片上的只是局部。”

我转了一整天只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看局部是很难推断山的名字的，除非是很有特征的山。

路上我进书店买了北海道全道地图和一本叫《北海道的山》的书，又进咖啡馆喝了两瓶干姜水。北海道山多得令人无法置信，并且山色山形个个难分彼此。我把鼠的照片上的山逐个对照书中照片上的山，不出十分钟就头痛起来。问题首先是书中照片拍摄的山仅仅是北海道所有的山的一小部分，而且纵使同一座山，只消改变一下角度印象也截然不同。“山是活的。”作者在书序言中写道，“角度、季节、时间抑或心情的些微变化都会使山大改其观。所以我们须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我们通常仅能把握山的一部分、山的一个断片。”

“得得！”我不由出声叹道。叹罢重新开始这已认为是徒劳的作业。听报时钟打响五点，我坐在公园长椅上和鸽子一起嚼玉米花。

女友收集情报的作业在质量上比我稍强，但在徒劳这点上并无不同。两人在海豚宾馆后面的一家小饭馆边吃简单的晚饭边交换今天一天各自的遭遇。

“道政府畜产科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就是说羊已是被弃置不管的动物。养羊划不来，至少是大量放养。”

“那么，也可以说养得少故而容易找。”

“也并不是那样的。如果绵羊饲养业兴旺，就会有独立的协会活动，政府部门就可以掌握相对完整的脉络；而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摸不清零星绵羊饲养业的现状。因为大家像养猫养狗似的随便养那么几只。大致晓得的绵羊饲养者的住址有三十处左右，这已是四年前的资料了，四年时间应该有不小变化。因为日本的农业政策每三年就猫儿眼似的变一次。”

“得得！”我边喝啤酒边叫苦，“看来出师不利啊！北海道有一百多座样子相仿的山，绵羊饲养业的实况又完全摸不着头绪。”

“不是才过去一天么，一切刚刚开始。”

“你耳朵没捕捉到灵感？”

“灵感暂时来不了啦，”说着，她夹起煮鱼，喝口酱汤，“这个我已多少知道的。灵感的到来只限于我为了什么而迷惘的时候或感到精神饥渴的时候。现在不同的。”

“就是说，不到快淹死时救生绳不来？”

“是的。我现在和你这么活着感到十分充实，充实的时候灵感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力量找到羊。”

“真弄不明白，”我说，“现实中我们已被追赶得气喘吁吁，要是羊找不到，我们将被逼入十分狼狈的境地。至于如何狼狈我也并不知道。但既然那伙人说要把我们逼入狼狈境地，那指的就是真正的狼狈境地。毕竟他们是老手。即便先生死了，也还有组织剩下。那个组织在日本全国如下水道一般无处不在，企图把我们逼入困境。我也觉得事情来得荒唐，但现实已经那样。”

“那么说，岂不像电视《宇宙入侵者》了？”

“在荒唐这点上。总之我们已经被卷了进去，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你和我。一开始是我自己，中途你加入进来。这还不能说是快要淹死了？”

“哎哟，我喜欢这样的。比同陌生人上床、露出耳朵照镁光灯、校对人名辞典好多了。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说，“你没有快要淹死，救生绳也不会来。”

“是那么回事。我们要以自己的努力找羊。我也好你也好，肯定并非那么窝囊废。”

或许。

我们回宾馆性交。我非常欣赏性交这个词，它使人联想起某种形式被限定的可能性。

* * *

但我们在札幌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也一无所获。我们八点钟起床吃优惠价早点，分头度过一天，傍晚边吃晚饭边交换情报，回宾馆性交睡觉。我扔掉旧网球鞋买了双新轻便鞋，到处给几百个人看照片。她以政府部门和图书馆的资料为基础开列了一个长长的绵羊饲养者一览表，一个接一个打去电话。然而收获是零。没有一个人对山有印象，没有一个绵羊饲养者晓得背部带星纹的羊。倒是有一位老者说记得在南萨哈林岛见过这样的山，但很难设想鼠到过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和东京不通快信。

第五天第六天过去，十月一屁股坐在札幌街头。阳光固然温煦，但风已夹带凉意。黄昏时分我便穿上带有薄棉絮的运动服。札幌街道宽阔，且直得令人厌倦。这以前我不知道在仅由直线构成的街道上行走竟如此消耗人的体力。

我确实在消耗自己。第四天东南西北的感觉消失了，开始觉得东的对面是南，于是在文具店买了指南针。手拿指南针转悠起来，街道迅速化为非现实性存在。建筑物看上去俨然如摄影棚里的布景，路上行人如同用纸壳剪下来似的扁平扁平。太阳从呆板板的大地的一边升起，如炮弹一般在天空画着弧形落往另一边。

我一天喝七杯咖啡，每隔一小时小便一次，食欲渐次减弱。

“在报纸登则启事如何？”女友提议，“我是说希望你朋友跟我们联系。”

“主意不赖。”我说。有无效果自当别论，起码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

我转了四家报社，在第二天的早报上登了三行启事。

往下两天，我在宾馆房间等电话。电话打进三个。一个是一位市民的，问鼠是什么意思。

“我朋友的绰号。”我回答。

他满意地放下电话。

一个是开玩笑电话。

“啾啾，”打电话的人说，“啾啾。”

我放下电话。城市真是个怪地方。

另一个是话音极为细小的女士打来的。

“大家都管我叫鼠。”她说。从话音听来，远处的电线似乎在随风飘摇。

“特意劳您打来电话，不好意思。我找的是男的。”我说。

“估计是男的。”她说，“不过反正我也给人叫鼠，所以想最好还是打个电话……”

“实在谢谢。”

“啊，不用谢。那位可找到了？”

“还没有。”我说，“遗憾。”

“我要是就好了……可终归不是。”

“是啊，遗憾。”

她沉默不语。这时间里，我用小指尖搔耳根。

“真的想和您说说话。”她说。

“和我？”

“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今早看到报纸上的启事就一直心神不定，不知好不好给你打个电话。我想肯定会打扰您的……”

“那么说，人家管你叫鼠是说谎喽？”

“是的。”她说，“谁也没管我叫什么鼠。说到底连个朋友也没有。所以很想找人说说话。”

我叹口气：“也罢，反正谢谢了。”

“对不起。您是北海道的？”

“东京。”我说。

“从东京来这里找朋友？”

“不错。”

“他多大年纪。”

“刚三十。”

“您呢？”

“差两个月三十。”

“独身？”

“是的。”

“我二十二。年龄一大，好多事情都会变得开心是吧？”

“会不会呢，”我说，“不清楚。有的变得开心，也有的相反。”

“要是能吃着饭慢慢聊就好了……”

“对不起，我必须一直在这里等电话。”

“是啊，”她说，“啰啰嗦嗦，请原谅。”

“总之谢谢你打来电话。”

电话挂断。

细想之下，又像是手法巧妙的妓女拉客电话，但也可能的的确确是孤独女孩打来的。对我来说，怎么都一回事，总归毫无线索。

翌日电话只有一个。一个脑袋不正常的男子打来的：“鼠的事交给我好了！”他用十五分钟向我讲了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期间对付老鼠的事。故事妙趣横生，但不成其为线索。

我坐在窗边弹簧开始探头的软椅上，一边等待电话铃响，一边观望对面三楼一家公司的劳动场景，观望了一天。但整整一天也全然没弄明白那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十一二个人，就像进行篮球比赛似的始终出出入入。某人把文件递给某人，某人在上面盖印，某人把它装入信封跑去外面。午休时一个乳房肥硕的女事务员给每人斟茶。午后有几个人从外边要来咖啡。我也想喝咖啡，遂请服务台代为留言，到附近一家饮食店喝咖啡，顺便买两罐啤酒回来。回来一看，公司人员减为四个。乳房肥硕的事务员同年轻男职员有说有笑。我边喝啤酒边以她为中心打量公司活动情况。

我越看越觉得她的乳房大得反常。乳罩一定是用金门大桥的钢缆做成的。几个年轻职员看样子想同她睡觉。他们的性欲隔着两层玻璃和一条马路传导过来。感觉别人的性欲也真是奇妙。如此时间里竟涌来一股错觉，以为是自己本身的性欲。

五点，女事务员换上红连衣裙回去后，我拉合窗帘，看电视里重放的《兔八哥》。在海豚宾馆的第八天就这样迎来了夜幕。

* * *

“得得！”这“得得”已逐渐成为我的口头禅。“一个月过完三分之一，可我们什么边际也没摸着。”

“是啊。”她说，“沙丁鱼怎么样了呢？”

晚饭后，我们在海豚宾馆大厅那个质量差劲的橙色沙发上休息。除了我俩，便只有服务台那个三指负责人了。他或用梯子换电灯泡，或擦窗玻璃，或折叠报纸。我俩以外也还该有几个住客，但似乎都像背阴处的木乃伊，悄无声息地闷在房间里不出来。

“工作方面怎么样了？”服务台负责人边给盆栽植物浇水边战战兢兢地问我。

“不怎么样啊。”我说。

“好像在报上登启事了。”

“登了。”我说，“为土地遗产继承的事找人。”

“遗产继承？”

“嗯。继承人下落不明。”

“是这样。”他表示理解，“您这职业好像很有意思。”

“那也不是。”

“挺有《白鲸》情调的。”

“白鲸？”我问。

“是白鲸。寻觅什么是很有趣的作业。”

“例如猛犸？”我的女友问。

“是的，都一样。”服务台负责人说，“我所以给这里取名为DOLPHIN HOTEL，其实就是因为麦尔维尔的《白鲸》里有海豚出现的场面。”

“呃。”我说，“既然那样，索性叫鲸鱼宾馆岂不更好！”

“鲸鱼形象不大美好。”他露出遗憾的神情。

“海豚宾馆，蛮漂亮的名字。”女友说。

“非常感谢。”服务台负责人微微笑道，“对了，承蒙如此长期留住，也是一种缘分，我想送瓶葡萄酒表示一点谢意……”

“真高兴。”她说。

“谢谢，谢谢。”我说。

他钻入里面房间，一会儿拿出一瓶冰镇白葡萄酒和三个玻璃杯返回。

“算是干杯吧，虽是工作时间，我也来一点。”

“请请。”我们说。

我们喝起葡萄酒。酒虽不很高级，但味道干爽，很叫人畅快。杯子也十分考究，带有透明葡萄纹。

“喜欢《白鲸》是吧？”我问。

“嗯。所以从小就想当水手来着。”

“现在经营宾馆？”她问。

“这不，指头残缺了。”他说，“卸货轮时卷进了起重机绞盘。”

“可怜。”她说。

“当时眼前一片漆黑。可人生这东西是捉摸不定的。如今也算有这么一家宾馆了。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宾馆，但总可以维持生计。已经十年光景了。”

这么说，他不是一般的服务台负责人，而是老板。

“宾馆好得无与伦比。”女友鼓励道。

“非常感谢。”说着，老板给我们倒第二杯葡萄酒。

“就十年来说，怎么说呢，建筑物够有风格的，是吧？”我断然问道。

“嗯，战后不久建造的。有点特殊关系，就低价买了下来。”

“那以前做什么用来着？”

“名称叫北海道绵羊会馆，处理所有有关绵羊的事务和资料……”

“绵羊？”我问。

“羊。”他说。

* * *

“建筑物是北海道绵羊协会的，直到昭和四十二年⁽²⁾。也是因为道内绵羊饲养业不景气，后来闭馆了。”说着，他喝口葡萄酒。“说起那时当馆长的，正是家父。家父说他不忍心自己心爱的绵羊会馆就这么关门大吉，就以保存绵羊资料为条件，以较低价格把这座建筑连地皮一起从协会手里买了下来。所以，至今二楼也全都是绵羊资料室。当然啰，虽说是资料，早已陈旧得毫无用处，无非是老人的一种爱好罢了。其余部分我用来做宾馆房间。”

“巧了！”我说。

“巧了？”

“其实我们找的人同羊有关。线索嘛，倒只有他寄来的一张羊照片。”

“哦，”他说，“可以的话，想看一下。”

我取出夹在手册里的羊照片递过去。他从服务台拿来眼镜，细细端视照片。

“有印象。”他说。

“有印象？”

“的确有的。”如此说着，他拿开一直竖在电灯下的梯子，靠在对面墙上，爬上去在靠近天花板那里摘下一副镜框，下来用抹布擦去框上的灰尘，递给我们。

“场景不是和这个一样么？”

镜框本身已十分陈旧，但里面的照片更旧，已变成褐色。照片上同样有羊，共约六十只。有栅栏，有白桦林，有山。白桦林的形状虽然同鼠的照片全然不同，但背后的山确实一样。构图也毫无二致。

“得得，”我对她说，“我们天天在这照片下通过。”

“所以我不是说应该住这海豚宾馆的嘛！”她不以为然地说。

“那么，”我喘口气问老板，“照片上的风景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他说，“照片从绵羊会馆时期就一直挂在同一位置。”

“唔——”

“但有知道的办法。”

“什么办法？”

“请问问家父。家父房间在二楼，在那里起居。差不多一直躲在二楼看羊资料。我快有半个月没见他面了。饭菜放在门口，三十分钟后空了——看来的确是还活着。”

“问你父亲就能弄清照片上的风景在哪里？”

“想必可以弄清。刚才也说了，家父当过绵羊会馆的馆长，羊的事无所不知，以致世人都叫他羊博士。”

“羊博士。”我说。

3. 羊博士能吃能说

据羊博士的儿子海豚宾馆老板介绍，羊博士迄今为止的人生绝对算不上幸福。

“家父一九〇五年作为长子出生于仙台一个旧士族⁽³⁾家庭。”儿子说，“以公元纪年来说，可以么？”

“请请。”

“虽不特别富裕，但有些房地产，再说毕竟是曾经做过城代家老⁽⁴⁾的世家。幕府末期还出过著名的农学家。”

羊博士学习成绩小时就出类拔萃，在仙台城是无人不晓的神童。不但学业，小提琴也拉得出色。上中学时曾在来仙台的皇族面前拉过贝多芬的奏鸣曲，得到一块金表。

家人希望他攻读法律，往法律方面发展，但羊博士一口拒绝。

“对法律没有兴趣。”年轻的羊博士说。

“那么，走音乐那条路可以吧？”父亲说，“一家出个音乐家也好嘛。”

“对音乐也没兴趣。”羊博士回答。

沉默有顷。

“那么，”父亲开口道，“你打算往什么路上发展呢？”

“对农业有兴趣，准备学农政。”

“好吧。”稍顷父亲说道。不得不这么说。羊博士性格诚然坦率温和，但话一出口决不收回，就连父亲也无法插嘴。

第二年羊博士如愿以偿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他那股子神童劲儿进了大学也始终不衰。任何人——甚至教授——都对他高看一眼。学业依然出类拔萃，人缘也好，总之是无可挑剔的精英。并且没有不检点的行为，有时间就看书，看累了便去操场拉小提琴。校服口袋里总不离那块金表。

以首屈一指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出来，径直作为超级精英进入农林省。其毕业论文题目，简单说来是有关日本本土、朝鲜、台湾一体化实行大规模计划农业的。虽然多少有过于理想主义之嫌，但在当时一时成为话题。

羊博士在农林省本部锻炼两年之后，赴朝鲜半岛研究水稻种植，提交一份“朝鲜半岛水稻种植业试行方案”，得到采用。

一九三四年羊博士奉调回京，安排他同陆军一个年轻军官见面。军官请他设法保证羊毛自给自足以配合在中国大陆北部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羊。羊博士归纳出日本本土及满洲内蒙古绵羊增殖计划大纲之后，翌年春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他的沦落即是从那里开始的。

一九三五年春在平稳中过去了。事情发生在七月：羊博士在一个人骑马悠悠然出去视察绵羊时失踪了。

三四天过去了，羊博士仍未回来。搜查队——军队也参加了进去——在荒野中四处搜寻，但哪里也不见他的踪影。人们猜想不是被狼吃了就是给土匪带走了。一周后人们彻底放弃希望时，羊博士憔悴不堪地返回暮色中的宿营地。他双颊下陷，负了几处伤，唯独眼睛炯炯有神。并且马也没了，金表也不见了。他解释说迷了路，马受伤了，大家也就信以为真。

但此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机关里出现了一种奇妙的传闻，说他同羊之间“有了特殊关系”。而“特殊关系”是何含义则无人知晓。于是他被上司叫去房间询问实情。在殖民地社会，传闻是不能听之任之的。

“你同羊之间真的有了特殊关系？”上司问。

“有了。”羊博士回答。

以下是两人问答内容。

Q. 特殊关系可是性行为？

A. 不是。

Q. 解释一下。

A. 是精神行为。

Q. 不成其为解释。

A. 找不出合适字眼，大概接近于所谓灵交，我想。

Q. 和羊进行灵交？

A. 是的。

Q. 就是说一星期的失踪时间里你和羊灵交了？

A. 是的。

Q. 你不认为这是擅离职守行为？

A. 我的职守是研究羊。

Q. 灵交不能视为研究事项，以后要注意。你可是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毕业的，进入农林省后也表现出色——可以说，是将来担负东亚农政重任的人物。这点你应该认识到。

A. 明白了。

Q. 灵交的事忘掉！羊不过是家畜。

A. 忘掉是不可能的。

Q. 解释一下原因。

A. 因为羊已在我体内。

Q. 不成其为解释。

A. 没办法再解释。

一九三六年二月，羊博士被召回国内。几经询问后，那年春天被安排在农林省资料室，工作是编写目录，整理书架。一句话，他被逐出了东亚农政的中枢。

“羊从我体内离去了。”当时的羊博士对要好的朋友说，“但它曾经在我体内。”

一九三七年，羊博士从农林省辞职，利用他曾主要负责的日满蒙三百万只绵羊增殖计划，从农林省获得民间贷款，去北海道养羊。羊五十六只。

一九三九年，羊博士结婚。羊一百二十八只。

一九四二年，长子出世（即现在的海豚宾馆老板）。羊一百八十一只。

一九四六年，羊博士的绵羊牧场被美国占领军作为演习场接收。羊六十二只。

一九四七年，任职于北海道绵羊协会。

一九四九年，夫人因肺结核去世。

一九五〇年，就任北海道绵羊会馆馆长。

一九六〇年，长子在小樽港绞断手指。

一九六七年，北海道绵羊会馆关闭。

一九六八年，“DOLPHIN HOTEL”开业。

一九七八年，青年不动产商关于羊照片的提问——即我的提问。

* * *

“得得。”我说。

* * *

“无论如何都想见见你的父亲。”我说。

“见是没有问题。可是父亲讨厌我，所以对不起，就二位上去好么？”羊博士的儿子说。

“讨厌？”

“因为我缺了两根手指，脑袋上又没了头发。”

“是这样，”我说，“人像是有些古怪。”

“由做儿子的我说是不大好——实在古怪。自从和羊发生关系后，整个人完全变了。非常难以接触，有时甚至残酷。但实际上他是个内心温和的人，这点听他拉小提琴即可听出来。是羊伤害了父亲，又通过父亲伤害我。”

“你喜欢父亲吗？”女友问。

“嗯，是的，是喜欢。”海豚宾馆老板说，“但父亲讨厌我。出生以来他一次也没抱过我，也没给过我一句温暖的话。我缺了手指秃了脑袋之后，还时不时拿这个欺负我。”

“肯定不是存心欺负。”她安慰道。

“我也那样认为。”我说。

“谢谢。”

“我们直接去见，能见到么？”我问。

“不清楚。”老板说，“不过有两点如果能注意的话，大约是可以见到的。一点是明确地说想问有关羊的事。”

“另一点呢？”

“不要说是从我口里听来的。”

“好的。”我说。

我们向羊博士的儿子道谢后爬上楼梯。楼梯上凉乎乎的，空气潮湿。电灯若明若暗，拐角处积满灰尘。旧纸味和体臭味充溢四周。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按老板说的，敲响尽头处的一扇旧门。门上端贴着一块写有“馆长室”字样的塑料牌。没有回音。我们又敲一次，仍无回音。敲第三遍时听得里面有人哼哼。

“讨厌！”里面传出语声，“讨厌！”

“我们就羊的事向您请教来了。”

“滚一边去！”羊博士在里面吼道。就七十三岁来说，声音相当铿锵有力。

“请您务必接见一下。”我隔门喊道。

“羊没什么好说的，混账！”

“还是应该说的，”我说，“关于一九三六年不见了的那只羊。”

沉默片刻。之后门霍地打开，羊博士站在我们面前。

羊博士头发很长，雪一样白。眉毛也白了，如冰柱挂在眼前。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体格健壮。脸上棱角分明，鼻梁以滑雪场跳台般的角度挑衅性地从脸中间突向前去。

房间里荡漾一股体臭。不，那甚至不能称为体臭。在越过某一临界点之后，便已不再是体臭，而同时间、同光融为一体。宽大的房间里逼仄地堆满书籍，几乎见不到地板。书大多数是用外语写的学术著作，哪一本都满是污痕。右边靠墙有一张沾满污垢的床，正面窗前安放着大大的硬红木写字台和转椅。台面收拾得比较整齐，书上压一个羊形玻璃镇纸。灯光昏暗，唯独落满灰尘的台灯把六十瓦的光柱投在台面上。

羊博士上身是灰色衬衫和黑色对襟毛衣，下面穿一条几乎没了形状的人字呢肥筒裤。灰衬衫和黑对襟毛衣在光线作用下成了白衬衫和灰对襟毛衣。说不定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羊博士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用手指示意我们坐在床上。我们怕踩响地雷似的跨书挪步到床前坐下。床实在很脏，我真担心自己的牛仔裤永远沾在床单上移动不得。羊博士在桌上交叉着十指，凝目注视我们。手指连关节都生出黑毛，那黑毛同令人目眩的白发形成奇妙的对比。

只见羊博士拿过电话，对听筒吼道：“快拿饭来！”

“那么，”羊博士说，“你们是来谈一九三六年不见的羊来了？”

“是的。”我说。

他“唔”了一声，接着用手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想说什么？还是想问什么？”

“都想。”

“那，先说好了。”

“我知道一九三六年春从你身上逃走的羊的以后去向。”

“噢，”羊博士抽了下鼻子，“你是说你知道我四十二年来不惜一切代价到处寻找的东西？”

“知道。”我说。

“瞎说吧！”

我从衣袋里掏出银打火机和鼠寄来的照片置于台面。他伸出长毛的手拿起打火机和照片，对着台灯光审视了很长时间。沉默如粒子一般在房间飘移。厚重的双层玻璃窗把城市的噪音挡在外面，只有旧台灯的“嘶嘶”声使得沉默更显滞重。

老人看完打火机和照片，“咔嗤”一声关掉台灯，用粗手指揉着双眼，简直像要把眼球揉进头盖骨里。手指拿开时，眼睛如兔眼一般又红又浑浊。

“抱歉，”羊博士说，“一直给蠢货们包围着，弄得我再不相信人了。”

“没关系。”我说。

女友莞尔一笑。

“你能想象只有思想存在而表现手段却被连根拔除的状态是怎么回事吗？”羊博士问。

“不明白。”

“地狱！唯有思想团团打着旋涡的地狱，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线生机的十八层地狱。而那就是我四十二年来的生活。”

“因为羊的关系？”

“是的，是羊的关系。羊把我抛弃在那种状态中。那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事。”

“从农林省辞职是为了找羊？”

“当官的，全都是混蛋。那些家伙根本不懂事物真正的价值，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那只羊具有的重大意义。”

有人敲门，一个女子的声音道：“饭菜送来了。”

“放下！”羊博士吼道。

传来托盘放在地上的咣啷声，随即脚步渐渐远去。我的女友开门把饭菜端到羊博士的写字台上。托盘上放有给羊博士的汤、色拉、卷形面包和肉丸子，以及两杯给我们准备的咖啡。

“你们吃了？”羊博士问。

“吃过了。”我们回答。

“吃的什么？”

“葡萄酒炖乳牛。”我说。

“炸虾。”她说。

羊博士“唔”了一声，然后喝汤，“嗑嗤嗑嗤”嚼汤上漂浮的油炸面包块。“对不起，边吃饭边说好么？肚子饿了。”

“请请。”我们说。

羊博士喝汤，我们啜咖啡。喝汤时羊博士总是盯着汤碗喝。

“照片上的地方您知道吗？”我问。

“知道，一清二楚。”

“可以告诉我们吗？”

“等等，”羊博士把喝空的汤碗推去一边，“事情这东西有个顺序。先从一九三六年说起吧。我先说，我说完你说。”

我点头。

“简单说来，”羊博士讲道，“羊进入我体内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满蒙边境附近调查放牧情况时迷了路，钻进偶然看见的山洞里过了一夜。梦中出来一只羊，问我可不可以进入我体内，我说无所谓。当时自己没当回事，因为心里明白是在做梦。”老人咯咯笑着吃色拉，“那是过去从未见过的一种羊。由于职业关系，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羊，但那只羊是特殊的。犄角弯的角度甚是奇妙，四肢短粗壮实，眼睛如地下水一般清澈透明。毛是纯白色的，背部生有星纹褐毛。这样的羊哪里都没有。所以我才说进入我体内也无所谓。我又是研究羊的人，不可能眼睁睁地放过如此珍稀的品种。”

“羊进入体内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没什么特殊的，只是感觉到有羊。早上一起来就感觉到，知道有羊在自己体内。一种非常自然的感觉。”

“头痛的经历呢？”

“生来从未有过。”

羊博士把肉丸子整个蘸满调味汁塞入口中，闭口大嚼。“羊进入人体在中国北方和蒙古地区并非什么稀罕事，他们以为羊进入人体是神赐予的恩惠。例如元朝出版的书上写道，成吉思汗体内进入一只‘背负星星的白羊’。怎么样，有趣吧？”

“有趣。”

“能够进入人体的羊被视为长生不死之羊，而体内有羊的人也长生不死。然而羊一旦逃离，就无所谓长生不死了。一切取决于羊。它要是中意，几十年都在同一个地方；而若不中意，就一下子离开。羊离开后的人一般被称作‘羊壳’，也就是我这样的人。”

他闭口大嚼。

“羊进入体内后，我一直研究有关羊的民俗学和传说。问当地人，或查古书。一来二去，羊进入我体内的说法在人们中间越传越广，最后传到我的上司耳朵里。上司不满意这个，把我贴上‘精神错乱’的标签送回国内，即所谓殖民地痴呆症。”

羊博士消灭掉三个肉丸，开始进攻面包。从旁边看谁都知道他吃得开心。

“构成日本近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亚洲其他民族的交流当中没学到任何东西。羊的问题也是同样。日本绵羊养殖的失败，就是简单地从羊毛羊肉自产自足这个观点出发所造成的。缺乏日常生活层面的思想认识，只知道高效盗取脱离时间的结论。一切皆然。也就是说，脚没站在地上。战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羊也一起来到了日本？”我把话拉回。

“是的。”羊博士说，“从釜山乘船回来的，羊也一起跟回。”

“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羊博士冲口而出，“不知道啊！羊没有告诉我。但那家伙野心勃勃，这点我是知道的。它有个庞大的计划，想彻底改变人和人世。”

“由一只羊来干？”

羊博士点了下头，把最后一块面包塞入口中，“啪嗒啪嗒”地拍手。“无足为奇。想想成吉思汗干的好了。”

“那倒是。”我说，“可为什么羊时至今日才干、并选在日本干呢？”

“大概是我把羊弄醒了吧。羊肯定在那山洞睡了好几百年之久。是我、是这个我把它弄醒过来的。”

“不是你的责任。”我说。

“不不，”羊博士说，“是我的责任，我本来该早些意识到才是。那样，我也有办法可想。但我意识到这点费了些时间，等我意识到时，羊已经跑掉了。”

羊博士沉默下来，用手指揉了揉冰柱般的白眉毛。看来四十二载的时间重量已吃进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了。

“一天早上醒来，羊已经不见了。我这才知道所谓‘羊壳’是怎么个东西。地狱！羊只留下了思想，而若没有羊又无法把那思想释放出去。这便是‘羊壳’。”

羊博士再次拿手纸擤了把鼻涕：“好了，下面轮到你讲了。”

我讲了羊离开羊博士以后的情况——羊进入狱中一个右翼青年的体内，他出狱后成了右翼大头目，后来去中国大陆建立情报网和搜刮钱财。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以提供中国大陆情报网为交换条件获得释放。释放后以从大陆带回的财宝为杠杆控制了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信息广告业的阴暗面，等等。

“这个人物听说过。”羊博士无限厌恶似的说，“看来羊总算找到了合适人物。”

“不料今年春天羊离开了他的身体。本人眼下人事不省奄奄一息，而在此之前羊一直在掩饰他的脑疾。”

“幸运啊！对‘羊壳’来说，半清不清的意识还是没有为好。”

“羊为什么离开他身体了呢？本来他已花费了漫长岁月，构筑了那么庞大的组织。”

羊博士喟然长叹：“你还不明白？那个人物的情形和我一样：没有了利用价值嘛！人是有极限的，而到达极限的人对羊便无用处了。估计他还没能完全理解羊真正有求于他的是什么。他的作用就是构筑庞大的组织，完成之后他便被抛开，正如羊把我作为交通工具来利用那样。”

“那么，羊在那以后怎么样了呢？”

羊博士拿起台面上的照片用手指啪啪敲着：“在日本全国往来彷徨，寻找新的宿主。想必羊将用某种手段找出一个新的人物把他置于组织之上吧。”

“羊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刚才也说了，遗憾的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羊追求的只能是羊式思想的具体外观。”

“那可是善的？”

“对羊式思想来说当然是善的。”

“对您呢？”

“不清楚，”老人说，“真不清楚。羊离去后，就连哪部分是我自己哪部分是羊的影子都不清楚了。”

“您刚才说的有办法可想指的是什么呢？”

羊博士摇头道：“这个不打算讲给你听。”

沉默再次笼罩房间。窗外下起了急雨。来札幌的第一场雨。

“最后，请您把照片上的地方告诉我们。”我说。

“那是我生活了九年的牧场，在那里养羊来着。战后很快被美军接收，还的时候作为带牧场的别墅用地卖给一个有钱人了。现在也应该是那个人所有。”

“现在还在养羊？”

“不知道。但从照片上看，好像现在也还在养。那地方远离人烟，举目不见人家，冬天交通都断绝，一年恐怕也就使用两三个月。倒是个安静的好地方。”

“不使用时由谁管理呢？”

“冬天大概一个人也没有。除了我，不至于有人愿意在那里度过一冬。至于羊，只要花钱，委托给山下的镇营绵羊饲养场即可。屋顶的雪设计上可以自然滑落地面，盗窃也无须担心——在那样的山中就算盗得什么也很难走到镇上，毕竟雪量大得惊人。”

“眼下有什么人在吗？”

“这——怕没有吧！快下雪了，又有熊到处寻找越冬食物……打算去一趟那里？”

“我想是要去的。此外没别的指望。”

羊博士闭起嘴巴，久久没有做声。嘴角沾着肉丸番茄酱。

“其实在你之前还有一个人就那牧场来问过我，大约是今年二月。大致年龄嘛，对了，和你差不多。说是看到宾馆大厅里的照片来了兴致。我也正闲得无聊，就这个那个告诉他不少。他说打算用来做小说素材。”

我从衣袋掏出我和鼠的合影递给羊博士。那是一九七〇年夏天杰在杰氏酒吧给照的。我歪头吸烟，鼠冲着照相机竖起大拇指。两人都年轻，都晒得黑黝黝的。

“一个是你，”羊博士打开台灯细看，“比现在年轻。”

“八年前的照片。”我说。

“另一个像是那个人。倒是上了点年纪长了胡须，应该不会看错。”

“胡须？”

“上嘴唇上的很整齐，其他乱糟糟的。”

我试着想象留胡须的鼠的脸，但想象不好。

羊博士给画了牧场详图。在旭川附近换乘专线，大约三小时到达山脚的一座小镇。从镇子到牧场开车还要三小时。

“承蒙指教，十分感谢。”我说。

“实话跟你说，那只羊最好不要再去理会了，我就是一个例证。和那羊弄在一起的人没一个幸福，因为在羊这一存在面前，一个人的价值观是绝对软弱无力的。不过嘛，你也有很多具体情况。”

“是啊。”

“小心！”羊博士说，“把碟碗放到门外去。”

4. 再见，海豚宾馆

我们花了一天时间作出发准备。

在体育用品店买齐登山装备和便携食品，在百货大楼买了厚厚的菲舍曼毛衣和毛袜，在书店买了牧场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一本地域史。鞋买的是结结实实的适合走雪路的钉鞋，内衣买的是硬撅撅的防寒用内衣。

“这买卖好像不大适合我。”她说。

“到雪地里，就没工夫考虑这么多了。”我说。

“打算住到积雪时节？”

“说不准。不过十月末就开始下雪，准备工作还是先做了好。谁也不晓得发生什么。”

回到宾馆，我们将这些物体塞进大背囊，把从东京带来的用不着的东西装在一起托海豚宾馆老板保管。事实上她的旅行包里装的基本上是闲物：化妆品一套，五册书和六盒盒式音乐磁带，连衣裙和高跟鞋，满满一纸袋长筒袜和内衣，T恤和短裤，旅行闹钟，速写本和一套二十四色铅笔，信纸和信封，浴巾，小急救箱，吹风机，棉球棒。

“干嘛把连衣裙和高跟鞋带来了？”我问。

“要是有晚会不就麻烦了？”她说。

“哪里会有什么晚会！”

最终，她还是把小心叠好的连衣裙和高跟鞋塞进我的背囊。化妆品则在附近商店重新买了旅行用的。

老板愉快地把行李保管下来。我算清了到明天为止的住宿费，说一两个星期回来。

“家父可有帮助？”老板不无担心地问。

我说帮了大忙。

“我也时常心想要是能寻找点什么就好了。”老板说，“但找之前自己都不知到底找什么好。家父那人始终在寻找什么，现在仍在找。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家父说过梦见一只白羊的事。所以，我一直以为人生就是那么一种东西，就是要四处寻找什么，那才是真正的人生。”

海豚宾馆的大厅一如往日寂然无声。上了年纪的女勤杂工拿着拖把在楼梯上上上下下。

“但家父七十三岁了，羊还没找到。我不知道羊是否真的存在。我觉得对他本人来说，人生并不怎么幸福。我希望家父幸福，即使从现在开始也好。可他瞧不起我，我说什么都不肯听。这也是因为我的人生没有目标。”

“你有海豚宾馆嘛。”我的女友热情安慰道。

“再说你父亲找羊也可能告一段落了，”我补充说，“未完成的部分由我们继续下去。”

老板微微一笑：“那样可就再好不过了。往后我们两人应该可以过得幸福。”

“祝福你们。”我说。

* * *

“那两个人真能过得幸福？”过一会剩我们两人时，她问我。

“或许得花点时间，但肯定不成问题。毕竟四十二年的空白被填补上了，羊博士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羊往后的足迹必须由我们寻找。”

“我很喜欢那对父子。”

“我也喜欢。”

收拾完东西，我们性交了一次。然后上街看电影。电影里也有很多男女跟我们一样性交。我觉得看别人性交也并不坏。

(1)MGM：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之略。其注册商标“狮子大吼”极有名。

(2)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

(3)士族：日本一八六九年赋予武士出身之人的称号，一九四七年废除。

(4)家老：日本幕府时期诸侯的家臣之长。城代家老，指诸侯不在藩国时总理藩国事务的家老。

第八章　寻羊冒险记Ⅲ

1. 十二瀑镇的诞生和兴衰

在札幌开往旭川的早班列车上，我边喝啤酒边看那本有套封的厚书《十二瀑镇的历史》。十二瀑镇是羊博士牧场所在之地。作用或许不大，但看一看也没什么损失。书中介绍著者一九四○年生于十二瀑镇，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毕业后作为乡土史学者活跃至今。虽说活跃，著作却仅此一本。一九七○年五月刊行，当然是初版。

书上说，第一批拓荒人进入现今为十二瀑镇的这片土地是在明治十三年⁽¹⁾初夏。他们总共十八人，全部是津轻的贫苦佃农，论财产无非几件农具、衣服、被褥以及锅碗菜刀之类。

他们走到札幌附近的一座阿伊努族村落，拿出所有的钱雇了一位阿伊努小伙子当向导。小伙子身材瘦削，眼神黯淡，名字的阿伊努语含义是“月之圆缺”（著者推测他大概有焦躁抑郁症倾向）。

但作为向导，他远比给人的印象出色得多。他率领语言几乎不通且疑心极重脸色阴沉的十八个农民沿石狩川北上。他完全清楚去哪里能找到肥沃的土地。

第四天一行人来到一块地方：一望无边，美丽的鲜花到处怒放，又得河水之利。

“好地方！”小伙子心满意足地说，“野兽少，土地肥，又能捕到大马哈鱼。”

“不成，”领头的一个农民摇头道，“再往里一些好。”

小伙子心想，大概这些农民以为越往里走越有好地方。那好，再往里去就是。

一行人又往北走了两天。这回发现了一片高地，虽没有那片地那么肥沃，但不用担心水灾。

“怎么样？”小伙子问，“这里也好。可以吧？”

农民们摇头。

这样的问答反复几次之后，他们终于来到现在的旭川。从札幌出发走了七天，大约一百四十公里。

“这里怎么样？”小伙子并没抱什么希望。

“不成。”农民们回答。

“可再往前要爬山啰！”小伙子说。

“不怕。”农民们高兴地说。

于是他们翻过了盐狩岭。

农民们避开肥沃的平原而故意寻找未开垦的腹地，自然有其原因。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欠了一屁股债没还，简直夜逃一般背井离乡，必须极力避开容易被人发现的平原地带。

阿伊努小伙子当然不晓得个中缘故，见他们拒绝肥田沃土而一味北上，自然感到惊愕、苦闷、困惑、狼狈，以至丧失了自信。

但小伙子性格似乎十分复杂。等到越过盐狩岭时，他已经彻底为自己把这些农民一直带向北去这不可思议的宿命般的使命所俘虏了。为了使农民们高兴，他故意选择荒僻的路和危险的沼泽地。

越过盐狩岭往北走了四天，一行人遇到一条河由东向西流去。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向东前进。

那儿的确地不成地，路不成路。他们拨开海洋般茂密的山白竹，花半天时间穿过草比人高的草地，穿过泥水及胸的湿地，爬过石山，坚决向东挺进。夜晚在河边拉起帐篷，听着狼嚎入睡。手被山白竹扎得满是血迹，蠓虫和蚊子劈头盖脑扑上身来，甚至钻进耳孔里吸血。

向东走到第五天，他们来到有山挡住再也前进不得的地方。小伙子宣布总之再往前走人很难居住了，农民们这才好歹止住脚步。时间是明治十三年七月八日，地点是距札幌二百六十公里。

他们查看地形，查看水质，查看土质，发现这里相当适于农耕。于是他们每一家分好土地，在地中间用圆木搭建了共同生活的木屋。

阿伊努小伙子叫住正好来附近打猎的一伙阿伊努人，问这地方叫什么名字。“这种屁眼地方哪里会有什么名字呢！”他们回答。

这么着，这片拓荒地那以后一段时间里连个名也没有。方圆六十公里荒无人烟（纵使有也不愿同其交往），居民点也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名字。明治二十一年道政府官员前来给全体拓荒民办理户籍，说没有地名不好办，但拓荒民们谁也没觉得不好办。不仅如此，他们还拿着镰刀锄头在公用木屋集会，做出“不给居民点取名”的决议。那官员也没办法，只好根据居民点旁边一条河有十二道瀑布，取名为“十二瀑居民点”上报道政府。自那以来“十二瀑居民点”（后改为十二瀑村）便成了这里的正式名称，但这当然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还是回到明治十四年来。

这地带夹在两座呈六十度角的山之间，正中有一条很深的河谷穿过，光景的确像“屁眼”。地面上拉拉扯扯地长满毛竹，高大的针叶树在地下盘根错节。狼、虾夷鹿、熊、野鼠以及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鸟到处走来晃去，寻找不可多得的树叶、肉和鱼。苍蝇蚊子实在多得不行。

“你们真要在这里住下来？”阿伊努小伙子问。

“那当然。”农民们回答。

原因自不清楚，总之阿伊努小伙子没有返回出生的故乡，直接同拓荒民们一起留了下来。著者推测是出于好奇心（著者屡屡推测）。不过倘若没有他，拓荒民们能否度过那个冬季都大可怀疑。小伙子教给拓荒民们冬季野菜的采集方法，防雪的方法，在冰河上捕鱼的方法，狼套制作的方法，驱逐即将冬眠的熊的方法，根据风向判断天气的方法，防冻伤的方法，巧烧山白竹根的方法，按一定方向砍伐针叶树的诀窍。这样，人们接受了小伙子，小伙子也恢复了自信，后来他同一个拓荒民姑娘结婚，有了三个孩子，改姓日本姓。他已不再是“月之圆缺”了。

可是，尽管有阿伊努小伙子如此大力帮助，拓荒民们的生活也还是极其艰苦的。八月，每家每户都建好了自己的小屋，但也不过是用长短不一的劈开的木桩架起来的罢了，冬天里雪花毫不留情地吹进屋来，早上起来枕旁积雪一尺多厚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棉被一家基本上只有一条，男人们生起火，就在火堆前和衣睡在席上。手头粮食吃光后，人们刨出河鱼，挖开积雪寻找变黑的蜂斗菜和薇菜来吃。这年冬天格外寒冷，但没一个人死去，也没发生争吵和抱怨。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与生俱来的贫穷。

春天来了。两个孩子降生，居民点人口成了二十一人。孕妇产前两小时还在田野里劳动，第二天早上即已上工。新田地里种上了玉米和马铃薯。男人们砍树烧根垦荒。生命从地表探头，长出嫩嫩的果实，人们舒了口气。而就在这时，一群蝗虫飞来了。

成群结阵的蝗虫翻山而来，起初看上去犹铺天盖地的乌云，继而伴随着“呜呜”的地鸣声。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唯有阿伊努小伙子清楚，他命令男人们在田里四处生火，叫把所有的煤油浇在所有的家具上点火烧着，又叫妇女们拿锅用擂槌猛敲。他做了大凡能做的一切（如事后人们公认的那样），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几十万只蝗虫落在田里把庄稼一阵大嚼，什么也没剩下。

蝗虫离去后，小伙子伏在地上大哭。农民们无任何人掉泪。他们把死蝗虫收在一起烧了，烧罢马上接着垦荒。

人们又靠吃河鱼吃薇菜蜂斗菜熬过一冬。又一个春天转来时有三个孩子降生，人们照样外出种地。夏天蝗虫再次飞来把庄稼吃个精光。阿伊努小伙子这回没哭。

蝗虫的袭击到第三年总算停止了。霪雨浇烂了蝗虫卵，但同时也给庄稼带来灾害。转年发生大规模金龟子虫害，下一年的夏天异常阴冷。

看到这里，我合上书，喝一罐啤酒，从旅行包里掏出咸鲑鱼子盒饭吃了。

她在对面座位上抱臂打瞌睡。从车窗泻入的秋晨阳光在她膝头悄然铺上一层淡淡的光布。不知从哪里飞进来的小飞蛾如风中的纸屑忽上忽下地飘着，不久落在她乳房上休憩了一会，又不知飞去了哪里。飞蛾离去后，看上去她多少老了一点。

吸完一支烟，我重新打开书，继续看《十二瀑镇的历史》。

第六年，拓荒村终于开始现出活力。庄稼丰收，公用木屋得到修整，人们习惯了寒冷地区的生活。圆木屋换成整齐的木板房，垒起了炉灶，吊起了马灯。人们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鱼干和虾夷鹿角装上船，花两天时间运到镇上，换取食盐、衣服和油。有几个人学会用垦荒时砍倒的木头烧炭。河下游出现了几座相似的村落，有了交流。

随着拓荒的进展，人手不足成了突出问题。村民们开会讨论了两天，决定从故乡叫几个人来。关于欠债，写信悄悄问了一下，回信说债权人看样子早已死心塌地了。这样，最年长的农民写信给往日几个同村伙伴，问他们想不想来这里一起开荒。这是明治二十一年，同户口普查时由官员将这里命名为十二瀑居民点是同一年。

翌年，有六户人家十九口人迁来这里。他们被迎进修整过的公用木屋，人们流着眼泪分享重逢的欢乐。新居民分得了土地，在先来居民的帮助下种了庄稼盖了房子。

明治二十二年迁来四户，十六口人。明治二十九年迁来七户，二十四口人。

居民如此地不断增加，公用木屋扩建成了像样的集会场所，旁边还修了一座小神社。十二瀑居民点改名为十二瀑村。人们的主食仍是玉米饭，但有时掺进了白米。邮局投递员——尽管不定期——也可以见到了。

当然，不快的事也不是没有。当官的不时前来征税征兵。尤其感到不快的是那个阿伊努小伙子（当时已三十五六岁了），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纳税和征兵的必要性。

“还是以前那样好啊！”他说。

尽管如此，村子仍在不停地发展。

明治三十五年，人们得知村旁的高地适于放牧，在那里建了村营绵羊牧场。道政府来人指导如何围栅栏如何引水如何修筑羊圈。随后，沿河道路由犯人整修完毕。不久政府以等于白给的价格卖给他们的羊群沿路走来。农民们全然闹不明白政府为何对自己如此关心，多数人认为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苦，偶尔好事也还是有的。

政府当然不是出于关心而把羊送给农民的。军部为了将来进攻中国大陆，企图做到防寒用羊毛自给自足，为此向政府施加压力，政府命令农商省扩大绵羊养殖，农商省将任务派给北海道政府——如此而已。日俄战争正日益迫近。

村里对绵羊最感兴趣的是那个阿伊努小伙子，他从道政府人员那里学得饲养法，成为牧场负责人。至于他为什么对羊有那么大兴趣则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不大习惯村里随着人口增加而急剧复杂起来的集体生活。

来牧场的有食用羊三十六只，休罗普沙羊二十一只，以及两只苏格兰边界牧羊犬。阿伊努小伙子很快成为养羊能手，羊和狗逐年增加。他打心眼里喜欢羊和狗。政府人员很满意。小狗崽作为良种牧羊犬被各地牧场抱走了。

日俄战争开始后，村里有五名青年被征入部队，派往中国大陆前线。五人都在同一部队。在争夺一座山丘的战斗中，敌方一颗炸弹在部队右边爆炸，两人丧命，一人失掉左臂。三天后战斗结束，活着的两人把炸得四分五裂的同乡尸骨收在一起。他们都是第一批和第二批拓荒者的儿子。战死的一人是现已成为牧羊人的阿伊努人的长子。他们是穿着羊毛军大衣死的。

“为什么要跑到外国打仗呢？”阿伊努牧羊人到处问人。当时他已四十五岁了。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阿伊努牧羊人离开村子，躲进牧场同羊一起生活。妻子五年前因肺炎去世，剩下的两个女儿已经嫁人。村里给他一点点薪金和食物以作为牧羊的报酬。

失去儿子以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老人。六十二岁时死了。帮他放羊的男孩在冬天一个早晨发现了他躺在牧舍地上的尸体——是冻死的。相当于第一代苏格兰边界牧羊犬的孙子的两条狗在他尸体两旁以绝望的眼神“咕咕”地抽着鼻子。羊们什么也不知道，兀自吃着圈里铺的草。羊们牙齿摩擦的“嗑嗑”声如响板合奏一般回荡在静静的牧舍中。

十二瀑镇的历史仍在继续，但那个阿伊努小伙子的历史至此为止。我起身去厕所小便，泄出相当于两罐啤酒的尿液。返回座位，她已醒来，正茫然望着窗外风景。窗外是舒展的水田，时而也可见到圆筒形粮仓。河渐渐靠近，又远离开去。我边吸烟边看风景，看她眼望风景的侧脸，看了好一会。她一句话也没说。吸完烟，我又回到书本。铁桥的影子在书上一闪一闪地跳跃。

后来成为牧羊老人的那个不幸的阿伊努小伙子的故事结束后，下面的历史就相当枯燥了。一年羊因胀肚死了十只，水稻因霜害一时受挫——除此之外，村子继续顺利发展，到大正时期⁽²⁾升格为镇。镇富裕后，设施越发完备。建了小学，有了镇公所，邮局代办所也有了。北海道拓荒时代基本结束。

耕地再无法扩大之后，小户农民的子弟也有离开镇子去满洲和萨哈林岛谋求发展的。一九三七年项下有关于羊博士的记载：作为农林省技术官员在朝鲜及满洲反复钻研……三十二岁时因故退休，在十二瀑镇北边山上的盆地开办绵羊牧场。关于羊博士的记载前后只有这几行。作为乡土史专家的著者似乎也对进入昭和时期后的镇史不感兴趣，记述断断续续，例行公事一般。文笔也失去鲜润，远不如讲叙阿伊努小伙子之时。

我跳过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二十七年时间，阅读“现在的镇”项下的内容。书中的“现在”指一九七○年，不是真正的现在。真正的现在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不过，既然写一个镇的通史，那么确实有必要最后端出“现在”来，因为即使那个现在即将失去现在性，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现在乃是现在的事实。而现在一旦不成其为现在，历史也就不再是历史。

根据《十二瀑镇的历史》，一九六九年四月当时镇人口为一万五千人，较十年前减少六千人。减少部分几乎都是弃农者。经济起飞时期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加之北海道农业有其寒冷地带的特殊性，造成了异常惊人的弃农率。

那么，他们离弃的农田做什么用了呢？变成了林地。曾祖父们流着血汗砍树开拓的土地，又由子孙们栽上了树木。事情也真是不可思议。

这样，现在的十二瀑镇的主要产业是林业和木材加工。镇上有几家小加工厂，人们在那里制作电视机木壳、镜台以及作为土特产的木熊和阿伊努偶人。过去的公用木屋如今成了拓荒资料馆，陈列当时的农具餐具等物。也有日俄战争中战死的村里青年的遗物，还有带罴棕熊齿型的饭盒。寄往故乡打听债权人消息的信也保存在那里。

不过坦率说来，现在的十二瀑镇实在百无聊赖。大多数人下班回来，都是平均看四小时电视睡觉。选举投票率固然很高，但当选人物一开始便心中有数。镇的口号是“丰美的自然中的丰美的人性”。至少站前竖有这样的标语牌。

我合上书，打个哈欠，睡了。

2. 十二瀑镇的进一步衰落和羊们

我们在旭川换车，继续乘列车向北越过盐狩岭，同九十八年前阿伊努小伙子和十八个贫苦农民所走的大体是同一路线。

秋日的阳光清晰地辉映出原生林的残姿和通红欲燃的斑斓的花楸树⁽³⁾。大气寂寂然纤尘不染。凝眸看去，但觉眼睛作痛。

车厢一开始很空，中途给上学的男女高中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吵嚷声欢笑声头皮味儿莫名其妙的话语无可排泄的性欲充溢四周。如此状况约持续三十分钟后，他们在一个站忽然了无踪影了。列车重新归于空空荡荡，不闻任何话声。

我和她各分一半巧克力嚼着，各自观望外面的风景。阳光静静地倾泻在地表。感觉上各种物体是那样遥远，就好像倒过来看望远镜一样。女友用沙哑的口哨低声吹了一会《乔尼·B你好》的旋律。我们久久地——从来没有这么久——沉默不语。

下车已经十二点多了。下到月台，我用力挺直身体，做了个深呼吸。空气清澈得几乎使肺叶猛然向上一缩。太阳光暖洋洋舒坦坦地抚摸着肌肤。但气温无疑比札幌低了两度。

铁路沿线排列着几座砖瓦结构的旧仓库，旁边直径达三米的圆木呈金字塔形摞了上去，黑乎乎的，吸足了昨夜的雨水。我们乘来的列车开走后，再无一个人影，唯有花坛里的万寿菊在清冷冷的风中摇头晃脑。

从月台看去，这是个典型的地方小城。有不大的商店，有乱糟糟的主街，有汇集十条线路左右的公共汽车总站，有导游图。一看就觉得了无情趣。

“这就是目的地？”她问。

“不，不是。还要在这里换一次车。我们的目的地要比这里小很多很多。”我打个哈欠，再次做个深呼吸，“这是中转站，第一批拓荒者在这里往东边转向。”

“第一批拓荒者？”

我在候车室没有生火的炉前坐下，在等下班车的时间里向她扼要介绍了十二瀑镇的历史。由于年号复杂，我以《十二瀑镇的历史》卷末资料为基础，在手册空白页上列了个简单的年表。手册左边写十二瀑镇的历史，右边写日本史上的主要事件——满不错的历史年表。

例如，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旅顺俄军投降，阿伊努人之子战死。据我的记忆，这也是羊博士出生那年。历史在某处总会有点儿联系。

“这么看来，日本人好像是在战争夹缝中活过来的。”她对比看着左右年表说道。

“有点儿。”我说。

“为什么那样呢？”

“比较复杂，一两句说不清。”

“唔——”

跟大多数候车室一样，这儿的候车室也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长椅难坐得很，烟灰缸里满满地挤着吸足水的烟头，空气闷乎乎的，墙上贴着几张观光景点的广告画和通缉犯名单。除去我俩，只有一个身穿驼色毛衣的老人，一个领着四五岁男孩的母亲。老人丝毫不改变一度摆好的姿势，专心看一本小说杂志，翻书页时简直像在揭橡皮膏，翻罢这页到翻下一页竟花了十五分钟。那对母子看上去颇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

“归根结蒂，大家都穷，以为弄得好可以从贫穷中挣扎出来。”我说。

“像十二瀑镇人那样？”

“是的。所以大家才拼死拼活地耕田。可是差不多所有拓荒者都是在贫穷中死去的。”

“为什么？”

“土地的关系。北海道是冷土地，几年必遭一次霜害。庄稼收不上来，自己吃的都没有。没有收入，煤油买不起，来年种苗也买不起。这样，只有以土地为担保从高利贷那里借钱。但这里农业生产率不高，不足以偿还高利贷利息。结果地被没收，很多农民就这样沦落成了佃农。”

我啪啦啪啦地翻动《十二瀑镇的历史》。

“一九三○年自耕农比例跌到十二瀑镇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昭和初期经济严重萧条，再加上霜害。”

“就是说，辛辛苦苦开出土地，终归还是没能完全摆脱借债的命运，对吧？”

* * *

车来还有四十分钟，她一个人去街上散步。我留在候车室一边喝咖啡一边打开已经读了开头的书。试看了十分钟，转念作罢，把书放回衣袋。脑袋里什么也进不去。十二瀑镇的羊们在我的脑袋里，把我输入的铅字“咔喳咔喳”逐个吞进肚去。我合目喟叹。过站的货车拉响了汽笛。

* * *

开车十分钟前她买了一袋苹果回来。我们当午餐吃了。吃罢上车。

列车简直是濒于报废。地板软些的部位已磨出波纹，在通道走时身体左右摇摆。座位面的绒毛几乎磨光，弹簧垫如一个月前的面包。掺杂着厕所和油腻味儿的无可救药的空气充斥车厢。我花了十分钟抬起车窗，放一会外面的空气进来。但车开动后，由于有细沙涌进，又花了差不多和开时一样多的时间把窗关上。

列车只两节车厢，一共约十五名乘客，而且所有人都被冷漠与倦慵的缆绳紧紧捆在一起。驼色毛衣老人仍在看杂志。以他的阅读速度，看的是三个月前的旧杂志也无足为奇。肥胖的中年妇女以一副倾听斯克里宾钢琴奏鸣曲的音乐评论家的神气盯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偷偷随其视线看去，却什么也没有。

小孩儿们都很安静，谁也不大声喧哗，谁也不到处乱跑，甚至外面的风景也懒得看。有个人不时咳嗽，声音如用火筷子敲木乃伊的头。

列车每次靠站都有人下去。有人下时列车长也一起下去收票，列车长一上来车就开动。列车长毫无表情，纵使不蒙面也绝对可以去当抢银行的强盗。新上车的乘客一个也没有。

窗外一条河绵延不断。由于汇集了雨水，河水浑浊，成了褐色，在秋日阳光下，看上去俨然如光闪闪的牛奶咖啡在一路流淌。沿河有条柏油路时隐时现。虽然不时有装木材的大卡车向西飞驰，但总的来说，交通状况极为寡淡冷清。路两旁的广告板面对空无一物的空白不停地发送漫无目的的信息。为了解闷，我开始打量接踵闪入眼帘的散发出都市味儿的时髦广告板——或晒得微黑的比基尼女郎喝可口可乐，或中年性格演员在额头蹙起皱纹斜握苏格兰威士忌杯，或潜水表淋漓尽致地挂满水花，或女模特在一掷千金的新潮房间里往指甲上涂指甲油。看来名为广告产业的那种新拓荒者们委实在无孔不入地开拓着大地。

列车到达终点站十二瀑镇站时已经两点四十分了。我们两人都不知不觉地酣然睡去，列车员报站大概也没听见。柴油发动机像勉强吐出最后一息似的排泄一空后，随之而来的只有百分之百的沉默。让皮肤丝丝作痛般的沉默催我睁开眼睛，原来车厢里除了我俩已别无乘客。

我慌忙从网式行李架上取下行李，拍几下她的肩叫醒她下车。掠过月台的风冷飕飕的，令人想到秋天的结束。太阳早已滑过中天，驱使黑魆魆的山影犹如无可奈何的污痕匍匐在地面上。方向不同的两道山脉在镇前汇合，仿佛为了不让风吹灭火柴的火苗而合拢的手掌一般，将镇子整个包笼起来。细细长长的月台恰似迎头扎向滔天巨浪的一条可怜的小艇。

我们目瞪口呆地看了一会这一景象。

“羊博士过去的牧场在哪里？”她问。

“山上。汽车要三个小时。”

“马上去？”

“不，”我说，“马上去，到那里也半夜了。今天找地方住下，明早出发。”

正对着车站有一个空无人影的环形交通岛。出租车候车场不见车影，交通岛正中鸟状喷水塔无水喷出，但见鸟干张着嘴只管毫无表情地仰视天空。喷水池周围是个圆形的万寿菊花坛。一眼即可看出，镇子比十年前萧条得多。路上几乎没人走动，偶尔擦肩而过的人，脸上浮现的也是萧条山镇居民特有的散漫神情。

交通岛左侧排列着六七座旧仓库，分明是靠铁路搞运输的时代的遗物。仓库是旧砖砌就的，房脊很高，铁门不知重涂过多少次漆，现在已被扔下不管了。仓库房脊上蹲着一排硕大的乌鸦，无言地俯视着镇子。仓库旁边的空地上，一枝黄花⁽⁴⁾犹如密林一般繁茂，正中间有两辆小汽车在任凭风吹雨淋，哪一辆都没了轮子，引擎盖大敞四开，内脏俱被拽出。

俨然业已关闭的滑雪场一般的交通岛上竖着一块镇导游图，几乎所有的字都被风雨吹打得无法辨认。能够真切认出的仅有“十二瀑镇”和“大规模水稻栽培最北作业区”等字样。

交通岛对面有条小小的商业街。商业街固然同一般镇上的并无不同，只是道路宽得出奇，使得镇子愈发给人以寒伧凄清的印象。宽阔的路旁排列的花楸树红得很是鲜艳，但路面还是显得寒伧、凄清。花楸树同镇的命运无关，兀自尽情享受生命的快乐，唯独在此居住的男女及其日常琐碎的活动被一古脑儿吞进了这寒伧、这凄清之中。

我背着背囊沿五百米左右的商业街走到尽头，寻找旅馆。但没有旅馆。商店的三分之一落着卷帘门。钟表店门前的招牌滑下半边，在风中“啪嗒啪嗒”晃动不已。

商业街陡然断掉的地方有一方杂草丛生的大停车场，停着奶油色的尼桑Fairlady和赛车型的红色丰田Celica，均是新车。说来也是不可思议，这种无个性的新和镇上空旷的气氛却不无谐调之感。

商店街再往前基本上没什么了。宽阔的道路沿着徐缓的斜坡向河边伸去，同河碰头后，呈T字形左右分开。坡两侧排列着小小的木结构平房，院子里灰溜溜的树木向天空举起粗糙不堪的枝杈。哪棵树枝都奇形怪状。家家门口都放有大煤油罐和千篇一律的牛奶箱。每家屋脊上都竖了一根高得惊人的电视天线，天线仿佛向镇后耸立的山脉挑战似的在空中张开银色的触手。

“不会有什么旅馆吧？”她担心地问。

“放心，哪座城镇都必有旅馆。”

我们折回车站问站务员旅馆在什么地方。年纪相差如父子的两个站务员看样子正无聊得要命，热情得不能再热情地告以旅馆地点。

“旅馆有两个。”年长的那位说，“一个贵些，一个便宜些。贵的那个道政府大人物来时或开正规宴会时使用。”

“伙食好得很。”年轻的那位说道。

“另一个是行脚商、青年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住的。样子倒不大好，但不是不卫生什么的。浴室就很考究。”

“不过墙壁薄。”年轻人说。

随即两人就墙壁厚薄议论一番。

“住贵的。”我说。信封里的钱还剩不少，又不存在必须节约的任何理由。

年轻的站务员撕下一页便笺，画出去旅馆的路线。

“谢谢。”我说，“同十年前相比，镇子寂寞多啦！”

“嗯，是啊。”年长者应道，“木板厂如今只有一家，没有像样的产业，农业每况愈下，人口也少了。”

“学校编班都伤脑筋。”年轻的站务员说。

“人口有多少呢？”

“大致七千，实际七千也没有，也就是五千左右吧。”年轻人回答。

“就说这条铁路线吧，跟你说，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废掉。全国第三位赤字线！”年长者说。

比这还惨的铁路线居然还有两条，令人吃惊。我道了谢离开车站。

旅馆位于河边，走下商业街前头的缓坡，往右拐三百米就是。是一座看上去满舒服的老旅馆，仍保存着镇子充满活力时期的面影。面对河面，很大的庭园修剪得整整齐齐，角落里一条小牧羊狗正一头扎在食盆里提前吃晚食。

“登山？”带我们去房间的女佣问。

“登山。”我简单回答。

二楼只两个房间。房间很宽敞。来到走廊，可以俯视和从火车窗口看到时一样的牛奶咖啡色河流。

女友说想洗澡，那时间里我决定一个人去镇公所看看。镇公所在商业街往西拐过两条路的空荡荡的街上，比想象的新得多整洁得多。

在镇公所畜产科窗口，我递上约两年前学当自由记者时用的带有杂志名称的名片，提出想了解一下绵羊饲养情况。妇女周刊采访绵羊情况未免奇妙，但对方满口答应，把我让进里边。

“镇上现有二百余只绵羊，全是萨福克羊，也就是肉用羊。肉推销给附近的旅馆和饮食店，非常受欢迎。”

我掏出手册，适当做做记录。想必往下几周时间里他将一本接一本买这妇女周刊。想到这里，不由心情黯然。

“是为了羊肉菜肴吧？”介绍了一阵子绵羊饲养情况之后，对方问道。

“那也是有的。”我说，“不过总的说来，我们主要想把握羊的全貌。”

“全貌？”

“就是性格、生态，等等。”

“噢。”

我合上手册，喝一口端上来的茶：“听说山上有过去的牧场？”

“嗯，有的。战前是很正规的牧场。战后给美军接收过去，现在没有使用。归还十多年了，由哪里来的一个有钱人当别墅使用来着。但由于交通不便，不久谁也不来了，等于空在那里，所以租借给了镇子。本该买下来做观光牧场，但镇子穷，想不出办法，况且首先需要修桥筑路。”

“租借？”

“夏天镇上绵羊牧场的人带了五十只左右的羊上山，一来那里作为牧场实在难能可贵，二来只靠镇营牧草地草不够用。九月中下旬气候开始变糟的时候，又把羊领下来。”

“那里有羊的时间您知道吗？”

“每年多少有所不同，一般是从五月到九月中旬。”

“带羊上山的人有几个呢？”

“一个。十年来一直是同一个人。”

“想见一见那个人。”

这位职员给镇营绵羊饲养场打电话。

“现在去可以见到。”他说，“用车送你去好了。”

起初我谢绝了，但仔细听来，原来去饲养场除用车送外别无办法，镇子既无出租车又无车可租，走路需一个半小时。

职员驾起轻型汽车，从旅馆门前向西开去。通过长长的混凝土桥，穿过阴冷冷的沼泽地，爬上徐缓的进山坡路。轮胎卷起的沙土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从东京来，不觉得这地方像死了似的？”他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

“实际也快死了。铁路通的时候还算好，一旦不通，就真的呜呼哀哉了。镇子呜呼哀哉，实在有些奇妙。人呜呼哀哉不难明白，镇子却也来个呜呼哀哉……”

“镇子呜呼哀哉怎么办呃？”

“怎么办？天晓得！不等晓得人们就全跑光了。如果全镇人口低于一千——这也大有可能的——我们的工作也就几乎没了，说不定我们也该逃走才是。”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带羊徽的都彭银打火机点燃。

“去札幌能有好工作。我叔父开一家印刷公司，人手不够。印学校用的东西，经营上也稳定。实际上这是最好不过的，强于在这地方调查什么羊呀牛啦的出栏头数。”

“是啊。”我说。

“只是，真要离开镇子，却又犹豫不决了。明白吗？就是说镇子这东西如果真的呜呼哀哉，心情上我还是想亲眼看到它咽最后一口气才行。”

“你是这镇上出生的？”我问。

“是的。”接下去他再没说什么。脸色阴沉的太阳已有三分之一落下山了。

绵羊饲养场入口处立着两根柱子，柱子之间横着一块招牌：“十二瀑镇绵羊饲养场”。招牌往前，有一条坡路渐渐隐没在五颜六色的杂木林中。

“穿过树林就是牧场，管理人住处在后头。回去怎么办？”

“下坡路，可以走回去。实在谢谢！”

车完全看不见以后，我从两根立柱中间穿过，爬上坡路。刚才被太阳最后的余晖染黄的枫树叶又染上了橙色。树很高，斑驳的夕晖在林间沙路上一闪一闪地摇曳。

走过树林，细细长长的牧舍出现在山坡上，有一股家畜味儿。牧舍屋顶为复折式，贴着红漆马口铁皮，突起三个通风烟囱。

牧舍入口有个狗窝，一头用铁链拴着的苏格兰边界牧羊犬看见我，汪汪了两三声。狗很老了，睡眼惺忪，叫声里没有敌意。一摸它的脖子，马上就老实下来。狗窝前面放一个装着食物和水的黄塑料盆。我拿开手后，狗很满足似的直接钻回狗窝，齐齐地并好前肢趴在地上。

牧舍中一片幽暗，不见人影。中间有一条颇宽的水泥通道，两侧是关羊的栅栏。紧挨通道，一边有一条U形沟用来放水冲洗羊尿和脏物。木板墙壁上随处开有玻璃窗，从中可以望见山的曲线。

夕阳染红了右侧的羊，而将蓝幽幽的暗影投在左侧羊们的身上。

一进牧舍，两百只羊一齐朝我转过脑袋，约有一半站着，另一半趴在铺着枯草的地上。它们的眼睛蓝得近乎不自然，俨然脸两端有装满水的小井。光从正面照去，那眼睛竟如假眼一般晶亮晶亮。它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哪个都纹丝不动。有几只“嗑嗤嗑嗤”不停地咀嚼嘴里的枯草，此外不闻任何声响。另有几只脑袋探出栅栏喝水，见我进来，便不再喝了，就那样抬头望着我。它们简直像在集体思考什么，其思考由于我在门口站定而一时中断。一切都停顿下来，每一只都不做判断。我移步后，它们的思考作业亦随之开启，开始在分成八个的栅栏里移动。大多是母羊的圈里，母羊们聚在种羊周围；光是公羊的圈里，公羊们一边后退一边各自摆好架势，仅有几只好奇心强的并不移动，径自盯视我的行动。

羊们脸的两侧水平支起的细长的黑耳朵上系着一块塑料牌，有的系蓝色的，有的系黄色的，有的系红色的，背部也系有大大的彩色标志带。

为了不惊动羊们，我蹑手蹑脚慢慢迈步，尽可能装出对羊不感兴趣的样子接近栅栏，悄然伸手摸一只小公羊。羊只是陡然哆嗦了一下，并未跑开。其他羊满腹狐疑地往我这边定定地看着。小公羊恰如一只从整个群体中悄悄伸出的稚嫩的触角，紧张地注视我，身体僵挺挺的。

萨福克这种羊总好像有一种奇妙气氛。除了毛是白的外，其余什么都黑黑的。一双大耳朵如蛾翅一般横向支出。在幽暗中闪光的蓝眼睛和挺拔的长鼻梁漾出无可言喻的异国风情。它们对我这一存在既非拒绝亦非接受，只是作为突如其来的情景打量不已。有几只淋漓酣畅地“哗哗”小便，尿水顺地板流进U形沟，流过我的脚下。太阳即将坠入山后，淡蓝的暮色犹如被水稀释的墨水罩住山坡。

离开牧舍时，我再次抚摸那只苏格兰边界牧羊犬的脑袋，然后做了个深呼吸，绕到牧舍后面，走过小河上的木桥，朝管理人住处踱去。管理人住的是座规规矩矩的小平房，旁边连着一座放牧草和农具等物的大大的仓房，仓房比住人的房子大得多。

管理人正在仓房山墙旁一条宽一米深一米的水泥渠旁堆积装有消毒药的塑料袋。他从远处瞥一眼正往前接近的我，旋即漠不关心似的继续干活。我走到渠边，他这才停住手，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脸上的汗。

“明天羊要全部消毒。”说着，他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支挤压得不成样子的香烟，用手指拉直后点燃，“把消毒液倒进这里，让羊一只接一只游过去。不然，关一冬天浑身都是虫子。”

“一个人干？”

“何至于。来两个帮忙的，加上我和狗。狗最能干，羊也信任它。不被羊信任，也当不了牧羊狗的。”

对方比我矮五至六厘米，但身材魁梧。年纪四十五六，又短又硬的头发宛如发刷一般直直竖起。他把工作手套像扯掉皮肤似的从手指上拉下，在胸上“啪啪”拍打两下，塞进带补丁的裤袋里。看上去，他与其说是绵羊饲养员，莫如说更像个下级军官。

“对了，是想问什么吧？”

“是的。”

“问好了！”

“这个工作干很长时间了吧？”

“十年。”对方说，“说长就长，说不长就不长。不过关于羊可是无所不知。以前在自卫队来着。”

他把毛巾缠在脖子上仰首望天。

“冬天也一直在这里？”

“算是吧，”他说，“就算是的。”他清了清嗓子，“没地方可去，再说冬天也有不少杂活儿。这一带积雪差不多两米深，离开不管的话，屋顶塌下来羊就全成肉饼了。要喂料，又要清扫牧舍，各种各样的事。”

“一到夏天，就赶一半羊到山上去，是吧？”

“不错。”

“赶羊不好走吧？”

“简单得很！很早以前的人就一直那样干过来的。牧羊人在牧场安顿下来不过是近来的事。那以前是一年到头领着羊四处走动。十六世纪西班牙全国到处布满了只有牧羊人才能走的路，连国王都不得进去。”对方往地上吐了口痰，用工作鞋底碾开。“总之只要不受到惊吓，羊是很老实的动物，只是不声不响地跟在狗屁股后面。”

我从衣袋摸出鼠寄的照片，递给对方：“这就是山上的牧场吧？”

“对。”他说，“没错儿，羊也是我们的。”

“你看这个怎么样？”我用圆珠笔尖点着背部带星纹的那只敦敦实实的羊问。

对方瞪视了一会照片：“不对头，这不是我们的羊。可是奇怪呀，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进来。四周用铁丝网围着，每天早晚我都一只只清点一遍，再说有莫名其妙的进来，狗会发觉的，羊也会骚动。何况，有生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个种类的羊。”

“今年五月赶羊上山到回来期间，没发生什么怪事？”

“什么也没发生。”对方说，“平安无事。”

“夏天就你一个人在山上吧？”

“不是我一个。镇上的职员隔两天就来一次，当官的有时也来视察。每周有一天我下山到镇里去，羊由另一个人替我照看。因为必须补充食品和杂货一类的东西。”

“那么说，你并不是一个人一直闷在山上不动了？”

“那自然。只要不下雪，开吉普车用不上一个半小时就到牧场，和散步差不多。当然，一旦下雪，车开不了，那可真叫猫冬了。”

“现在山上一个人也没有吧？”

“除了别墅主人。”

“别墅主人？听说别墅一直没有使用……”

管理人把烟扔在地上，抬脚踩死。“过去一直没有使用，现在有人使用。想用随时都可以用。房屋维修我向来很尽心，电也好煤气也好电话也好，马上可以使用，窗户玻璃一块也没打破。”

“镇公所的人说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那些家伙不知道的多着哩！我个人——与镇上的工作无关——一直受雇于别墅主人。多余的事跟谁也不讲，人家不让我讲。”

他从工作服口袋掏烟，烟盒空了。我把吸剩半盒的“云雀”附加一张对折的万元钞票递过去。他注视片刻，接过抽一支叼在嘴上，剩下的揣进胸袋。“不好意思！”

“别墅主人什么时候来的呢？”

“春天。雪还没开始化——三月份吧。怕是有五年没来了，不晓得干嘛到现在才来。不过，那是人家的自由，用不着我多嘴多舌。既然叫我别讲给任何人听，想必自有情由。反正那以后就一直在山上。食物煤油等等由我悄悄买好，用吉普一点点送上去。有那么多储备，再用一年都用不完。”

“那个人年纪和我差不多，没留胡子吧？”

“嗯，”管理员说，“正是。”

“得得！”照片都不必给他看。

3. 十二瀑镇的夜晚

由于给了钱，同管理员的交涉真可谓一帆风顺。说好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来旅馆接我们，把我们送去山上的牧场。

“也罢，给羊消毒下午开始也来得及的。”管理员说，委实干脆而又现实。“但有一点叫人不放心，”他说，“昨天下雨把地面弄软了，有块地方很可能车过不去，那时可就得劳驾走路了，怪不得我的。”

“没关系。”我说。

回来走在山路上，我终于想起鼠的父亲在北海道拥有一处别墅。鼠过去几次向我提起。山上有宽广的草场，陈旧的两层楼。我总是事后很久才想起关键的事情，原本一开始接到他信时就该想起才是。只要一开始时想起来，查找办法任凭多少都有。

我很有些自我厌恶，沿着一刻比一刻昏黄的山路有气无力走回镇子。一个半小时只碰到三辆汽车。两辆装木材的大卡车，一辆小拖拉机。三辆都是下山去的，谁也没打招呼问我搭不搭车。当然这对我倒也求之不得。

赶回宾馆已七点多了，四下一片漆黑。身上一直冷到体内。小牧羊狗从狗窝探出脑袋，朝我“咕咕”抽响鼻子。女友在蓝粗布衣服外面套一件我的圆领毛衣，在靠近门口的电子游戏机室里如醉如痴地打游戏机。游戏机室看样子是用旧接待室改建的，留有够气派的壁炉，且是烧木柴的地地道道的壁炉。里边有四台电子游戏机和两架弹子球台。球台是西班牙制造的，便宜货，又旧，几乎没办法玩。

“肚子饿得快死了！”她说，看上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请旅馆准备饭，然后三两下洗个澡。擦身体时称了好久没称的体重：六十公斤。和十年前一样。侧腹的赘肉也在这一周时间里彻底淘汰了。

回到房间，饭已做好。我一边夹火锅里的东西喝啤酒，一边讲绵羊饲养场和那个自卫队员出身的管理员。女友为没看到那些羊感到遗憾。

“不过这回好像总算摸到了球门跟前。”

“但愿。”我说。

* * *

我俩看罢电视里希区柯克的电影，钻进被窝熄灯。楼下的钟打响十一点。

“明天得早起啊。”我说。

没有回答。她已经打起了有规则的鼾声。我调好旅行闹钟，在月光下吸上一支烟。除了河的流水声，不闻任何声籁，仿佛整个镇子都睡了过去。

奔波了一天，身体筋疲力尽，而意识却很亢奋，怎么也睡不着。刺耳的杂音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寂静的黑暗中屏息不动，镇上的风景开始在我周围融化。房屋老朽不堪，路轨锈得面目全非，农田杂草葳蕤——镇子就这样结束了百年短暂的历史，沉没于大地之中。时间如倒转的胶卷向后退去。虾夷鹿、熊、狼在大地出没，一大群蝗虫黑压压遮天蔽日，漫无边际的山白竹在秋风中此起彼伏，蓊郁的针叶林不见一线阳光。

人的一切活动如此荡然无存之后，羊们——唯独羊们——剩留下来。它们在黑暗中亮亮地闪烁着眸子，定定地注视着我。它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只是盯住我不动。羊有几万只之多。“嗑嗤嗑嗤”单调的齿音覆盖了整个地表。

随着挂钟打响十二点，羊们消失了。

我睡了过去。

4. 不吉祥的拐弯处

一个阴沉沉冷飕飕的早晨。我很同情这种天气在凉冰冰的消毒液里被迫游动的羊们，也许它们并不把寒冷当一回事——应该不当回事的。

北海道短暂的秋天已接近尾声，厚厚的灰色云层预示着雪的降临。我是从九月的东京飞到十月的北海道的，觉得几乎没有领略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仅有秋天的开始和秋天的尾声，没有秋天的正中。

六点我睁眼醒来，洗罢脸，饭好之前一直独坐在檐廊里看着河流。水位比昨天回落了一点，浑浊也已全部消失。河对岸是一片舒展的水田。一眼望去，结粒的稻穗在不规则的晨风中勾勒出奇妙的波纹。一辆拖拉机驶过混凝土桥往山上开去，拖拉机“突突突”的引擎声久久地低低地随风传来。三只乌鸦从叶子变红的白桦林中间飞出，在河流上空画出一个圆圈后落在栏杆上。落在栏杆上的乌鸦们看起来俨然是上演现代剧的剧场里的旁观者。这一角色也当腻了，它们便一只接一只飞离栏杆，往河流上游飞去。

* * *

八点整，绵羊管理员的旧吉普车停在旅馆门前。吉普是厢形带篷的，大概是处理品，引擎盖一侧淡淡地留有自卫队所属部队的名称。

“奇怪呀，”管理员一见到我就说，“为慎重起见，昨天给山上打了电话去，却根本不通。”

我和她坐进后排座，车内微微有股汽油味儿。“最后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我问。

“什么时候呢？上个月！上个月二十号前后。那以后再没联系过。一般是对方有事打过来，如告诉购物清单什么的。”

“铃也没响？”

“啊，什么声音也没有。说不定哪里线断了。下起大雪来，断线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可并没下雪。”

管理员脸朝车篷，“咯嘣咯嘣”转动脖子。“反正去看看吧，去了就知道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汽油味弄得我脑袋昏昏沉沉。

车驶过混凝土桥，沿昨天的路线往山上开去。经过绵羊牧场时，三个人看了看两根立柱间的招牌。饲养场一片沉寂。羊们大概正以那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各自的沉默空间。

“消毒是下午开始？”

“噢，是吧。不过也不用那么着急，下雪前完成就行。”

“雪什么时候开始下呢？”

“下星期下也不奇怪。”管理员一只手仍搭在方向盘上，脸朝下咳嗽了一阵子，“积雪要在进入十一月以后。知道这一带的冬天么？”

“不知道。”我回答。

“一旦开始积雪，就决堤似的积个没完。那一来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只能在家里缩起脖子不动。原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可你不是一直住着吗？”

“喜欢羊。羊是脾气好的动物，对人的模样也记得清楚。怎么说呢，照料起羊来，一年时间一晃儿就没有了，不过一年年团团转过去罢了。秋天配种，熬过一冬，春天生羔，夏天放牧。羊羔长大，秋天又是配种，就这么反反复复。羊每年换一茬，只有我上岁数。上了岁数，就更懒得离开镇子了。”

“冬天羊干什么呢？”女友问。

管理员似乎这才注意到她，双手握着方向盘一下子转过头，一眨不眨地看她的脸。好在是笔直的柏油马路，对面又无车来，但我还是淌出了冷汗。

“冬天羊一直待在牧舍里不动。”管理员总算把脸转向前方说道。

“还是挺无聊的吧？”

“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无聊？”

“不清楚啊。”

“羊的情况也差不多。”管理员说，“压根就没想那个，想也想不清楚。吃干草，小便，打打架，想想肚里的羔——一冬就这么过去了。”

山坡一点点陡了起来，道路也随之画出S形。田园风光渐渐消失，绝壁般挺立的黑魆魆的原生林开始占据路旁。原生林时而断开，可以望见平野。

“积起雪来，这一带就根本别想跑车了。”管理员说，“当然也没有跑车的必要。”

“没有滑雪场和登山路什么的？”我问。

“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都没有，也就没有游客。所以镇子一天比一天衰落。直到五十年代后期还作为寒冷地带农业的样板镇热闹过，但粮食过剩后，就再也没人对在电冰箱里搞农业感兴趣了。噢，这倒也是理所当然。”

“木材厂怎么样？”

“人手不够，搬到方便些的地方去了。眼下镇上仍有几家小厂，都不成样子，山上砍下的木料都路过镇子直接去了名寄或旭川。所以，只有道路像模像样，镇子却荒凉下去了。安上大大的钉齿轮胎的重型卡车一般雪路都不在乎。”

我下意识地叼起一支烟，又怕汽油味儿，遂装回烟盒。衣袋里剩有柠檬糖，我决定含糖。柠檬味儿和汽油味儿在口中混在一起。

“羊打架吗？”女友问。

“经常打架。”管理员说，“大凡群体行动的动物都是这样，羊的社会也有具体座次，每只都有。一个圈里有五十只，羊就从一号排到五十号。它们全都清楚自己的序号。”

“真够可以的！”女友道。

“这样对我来说也容易管理。只要抓住最厉害的头羊，其他的就只管默默跟在后面。”

“既然座次已经排定，那么还打什么架？”

“某只羊受伤体力下降，座次就不稳定起来。下面的羊就挑战想要升级，结果三四天折腾来折腾去。”

“可怜！”

“也是轮流坐庄。被一脚踢开的，年轻力壮时也是靠踢开别的羊上来的。一旦落到刀口下，第一也好第五十也好，统统没有了，都和和气气成了烤羊肉。”

她“唔”了一声。

“不过最可怜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头羊。晓得羊的两性关系吗？”

不知道，我们说。

“养羊最关键的就是交配管理。所以要公母分开，公是公，母是母。母羊圈里只放进一只公羊，一般都是最强壮的头号公羊。就是说，把最佳的种传下来。一个来月事完之后，种羊又返回原来全是公羊的圈里，但那期间羊圈里已形成新的顺序。种羊由于交配，体重减轻一半，打架也根本打不赢。然而其他羊却合伙一起找它厮打。够可怜的！”

“羊怎么打架呢？”

“脑袋和脑袋对撞。羊的额头铁一样硬，里边是空的。”

她默然思考着什么，大概是在想象羊头顶头争斗的情景。

行驶了三十分钟，柏油路突然消失，路面也窄了一半。两旁黑沉沉的原生林如惊涛骇浪一齐朝车涌来。气温降了几度。

路糟糕透顶，车身如地震仪一样上下摇摆。脚前塑料筒里的汽油开始发出不吉祥的声音，竟如脑浆在头盖骨里四溅开来一般，一听都令人头痛。

这样的路大约持续了二十至三十分钟，连表针都看不确切。这时间里谁也没再开口。我牢牢抓住车座靠背上的皮带，她紧紧抓住我的右臂。管理员精力集中在方向盘上。

“左！”过一会儿管理员吐出一字。

我不解其意地把视线投向路的左侧。黑沉沉滑溜溜的原生林壁犹如从地表被削掉了一般荡然无存，大地陷入虚无之中：巨大的峡谷！光景自是壮观，但没有一丝暖意。如切如削的悬崖峭壁将所有的生命体抖落一空，却仍不尽兴，又把不吉利的气息吐向四周。

沿峡谷伸展的路的前方，出现了一座异乎寻常的光秃秃的圆锥形山，端头扭曲，简直像是被一股巨力拧歪的。

管理员紧握摇摇晃晃的方向盘，朝那座山扬扬下巴说：

“要转到那后面去。”

从谷底吹来的滞重的风由下而上抚起右面斜坡茂密的绿草。细沙打在车窗玻璃上“啪啪”作响。

经过几个急拐弯，随着车向圆锥体上端接近，右侧斜坡变成陡峭的石山，不久又变成垂直的石壁。我们那样子就好像勉强匍匐在被雕刻于巨幅石壁的狭窄的突起物上。

天气急转直下。搀杂着些许绿色的淡灰就像厌倦了这种不稳定的微妙色调，变为暗幽幽的灰色，其间又涌入煤炭般的不均匀的黑。周围山峦也随之暗影沉沉。

风在研钵形部位打着漩涡，发出卷起舌头吐气般的讨厌的声响。我用手背抹去额上的汗。毛衣里也冷汗直流。

管理员紧闭嘴唇，向右又向右不断拐着大弯，并且以仿佛要听取什么的神情往前探着身子，一点点减缓车速，在路面约略宽些的地方踩下刹车踏板。引擎停下来后，我们被抛弃在冻僵般的沉寂中，唯独风声在大地彷徨。

管理员双手搭在方向盘上，久久沉默不语。之后从吉普车下来，用工作鞋底“橐橐”磕响地面。我也下车站在他身旁，望着路面。

“到底不行啊！”管理员说，“雨比我想的厉害得多。”

我觉得路并没有那么湿，相对说来，倒像又干又硬。

“里边湿，”他解释道，“所以人们才受骗上当。这地方很有点特别。”

“特别？”

他没有回答，从上衣袋里掏出烟，擦燃火柴。“反正先走走看吧。”

我们往下一个拐弯处走去，步行了二百多米。令人不快的寒气就像缠在身上似的。我把防风运动服的领口竖起，拉链一直拉到下巴，还是无济于事。

管理员在拐弯处停住，嘴角叼烟，静静地盯视着右侧的悬崖。悬崖正中有水涌出，向下淌成一条小溪，慢慢穿过路面。水含有黏土，很浑，呈淡褐色。用手指摸了摸悬崖湿漉漉的地方，表层扑簌簌崩落下来。岩体比眼睛看到的要酥脆得多。

“这个弯最叫人讨厌。”管理员说，“地面也脆，但不止这个，总好像凶多吉少，连羊到这里都犯怵。”他咳嗽好一阵子，把烟扔在地上。“对不起，我不想冒险。”

我默默点头。

“走路可以吧？”

“走没有问题，主要是怕震动。”管理员再次用鞋底猛磕地面。稍隔一点时间，传来了钝重的回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呃，走是不要紧的。”

我们回头往吉普车走去。

“离这儿还有四公里。”管理员边和我并肩走边说，“领女的走一个半小时也到了。一条路，坡也不怎么陡。不能送到最后，抱歉。”

“可以的。谢谢你了。”

“一直在上边？”

“难说。或许明天就回来，也可能一个星期，就看情况了。”

他又叼起一支烟，这回没等点火就呛了。“当心些好。看这情形，今年雪来得早。雪一厚起来，可就休想从这里出去了。”

“当心就是。”我说。

“门前有个信箱，钥匙藏在箱底。要是没人，可以住进去。”

我在阴沉沉的天空下从吉普车里拿下行李，脱去薄些的防风运动衣，从头顶套上厚些的登山派克服，但还是抵挡不住彻骨的寒气。

管理员在狭窄的路面上弄得车体在山崖上磕磕碰碰，好歹把吉普掉过头去。每次相碰，崖土都哗啦啦掉下来。掉过头后，管理员按响喇叭挥手，我们也挥手。吉普车一转弯不见了，只留下孤零零的我们两个，就像被抛在了世界的最边缘。

我们把背囊放在地上，也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只管一齐眺望四周的景致。眼下深深的谷底，一条银色山溪描出徐缓而纤细的曲线，两侧覆盖着厚厚的绿色树林。隔谷朝对面望去，红叶点缀的低矮的山脉连绵起伏，远处平野若隐若现。稻谷已经割毕，田里升起几缕烧稻草的烟。作为景观诚然非同一般，但无论怎么观望都上不来兴致。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带有一股异教意味儿。

天空给潮乎乎灰蒙蒙的云遮得严严实实。云看起来更像是色彩均匀的布料，乌黑的云团在其下面低回流移，仿佛一伸手，指尖即可触及。它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向东流去，那是从中国大陆越过日本海穿过北海道向鄂霍次克海涌动的重云。如此凝望纷至沓来又联翩离去的云阵的时间里，我们立脚之处的不稳程度变得无可忍耐起来。它们只消心血来潮地一吹，甚至就可把我们连同这紧附岩壁的脆弱的弯路拽进虚无的谷底。

“抓紧吧！”说着，我扛起沉重的背囊。我打算在雨或雨夹雪下起来之前快点赶到有房屋的地方，哪怕多赶一步也好。我可不想在如此阴冷的地方给淋成落汤鸡。

我们匆匆通过“讨厌的拐弯处”。管理员说得不错，这拐角确有不吉利的地方。先由身体感觉出模模糊糊的不吉利意味，继而这模模糊糊的不吉利意味又叩击脑袋某个部位发出警告，感觉上就像过河时一脚踩进了温度骤然不同的泥潭。

走五百多米的时间里，碾踩地面的鞋音几次发生变化。几条像蛇扭来扭去一般的小溪水横过路面。

通过拐弯处后我们也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以便尽可能远离那个地方。走了三十分钟，石崖的倾斜度舒缓下来，零零星星现出了几棵树木，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走到这里，前面的路就不成问题了。路变得平坦起来，四周和我们作对的气氛也渐趋淡薄，开始慢慢往温和的高原风光过渡。鸟也开始出现了。

又走了三十分钟，我们完全离开了那座奇妙的圆锥山，来到桌面一般平展展宽敞敞的台地。台地四周簇拥着陡峭的山体，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上半端整个陷没了似的。叶片变红的白桦林海永无休止地伸向前去。白桦林间茂密地生长着色彩亮丽的灌木和绵软的杂草。随处可见被风吹倒的白桦变褐变朽。

“地方像是不错嘛！”她说。

经过那个拐弯处，这里看上去的确像是很不错。

一条笔直的路穿过白桦林，宽度仅可容一辆吉普通过，直得几乎令人头痛，没有转弯，没有陡坡。往前看去，一切都收缩为一个点。乌云在那一点的上方飘流。

那么安静，甚至风声也被无边的林海吞噬一尽。一只黑黑的圆滚滚的鸟不时伸出红色的舌尖尖锐地撕裂四周的空气。鸟消失不见后，岑寂便如软软的果冻塞满那条裂缝。铺满路面的落叶吸足两天前的雨水，潮乎乎的。除了鸟，再无任何东西打破沉寂。白桦林不见尽头，笔直的路也不见尽头。刚才还那般压迫我们的低云，从林间望去，竟有些像虚构之物。

大约走了十五分钟，碰见一条清澈的小河。河上用并排的桦木架起一座带栏杆的结结实实的小桥，周围是一片休憩用的空地。我们在这里放下东西，下河喝水。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水，凉得手发红，很甜，一股软土味儿。

云势虽然依旧，但天气总算挺了过来。她整理好登山鞋的鞋带，我坐在栏杆上吸烟。下游传来瀑布声。从声音听来，瀑布似乎不很大。阵风从路的左侧吹来，吹得地上的落叶泛起涟漪，旋即遁往右侧。

吸罢烟，用鞋底踩死。这时发现旁边另有一个烟头。我拾起细细查看，是被踩扁的“七星”。从没有潮气这点分析，应该是雨后吸的，也就是昨天或今天。

我努力回想鼠吸什么牌子的烟，却想不出，甚至吸不吸烟都想不起来。于是转念把烟头扔进河里，水流转眼间把它带去下游了。

“怎么了？”她问。

“发现一个新烟头。”我说，“大概近两天有谁坐在这里和我一样吸烟来着。”

“是你那个朋友？”

“是不是呢，说不准。”

她挨我身旁坐下，两手撩起头发给我看耳朵——已好久没给我看了。瀑布声在我的意识中忽而远去，接着又返回。

“还喜欢我的耳朵？”她问。

我微笑着伸出手，用指尖碰她的耳朵。

“喜欢！”我说。

又走了十五分钟，路突然终止，白桦林海也像被切掉似的再也不见了：在我们眼前展开着湖水般广阔的草场。

* * *

草场四周每隔五米打一根桩，桩间拉着铁丝网。网旧了，已经生锈。看来我们是折腾到了牧羊场。我推开已然磨损的对开门进入里边。草软绵绵的，地面又黑又湿。

草地上空有乌云流移。顺着云的流向，可以看见高耸的山。尽管观看的角度不同，但无疑跟鼠的照片上的是同一座山，无须抽出照片核对。

但实际目睹曾几百次从照片上看到的这片风景，觉得甚是奇妙。其纵深竟是那样的造作，与其说是赶到了这里，倒不如说是谁按照片匆忙在这里造出了一片临时风景。

我靠着木门叹了口气。不管怎样，我们是找到了。找到这点意味什么暂且不论，反正我们是找到了。

“到了啊！”她把着我的胳膊说。

“到了。”我应道。此外无须多言。

隔着草场的正前方，有一座美国乡村风格的两层木结构旧楼，那是羊博士四十年前建造而由鼠的父亲购得的建筑物。因为没有参照物，无法从远处凭视觉准确把握房子的大小，只觉得呆呆板板敦敦实实，白漆在阴晦的天空下显得模模糊糊，给人以不祥之感。近乎锈色的芥末色复折房顶的正中，一个方形砖砌烟囱朝天竖起。房子四周没有围墙，代之以久经岁月的一片常青树。树展开枝桠，保护建筑物免受风雨雪的袭击。房子丝毫感觉不出人气，一看便觉得莫名其妙。既非给人的印象欠佳或显得凄冷，也非建筑样式格外奇特，更不是说古旧得不成样子，而仅仅是莫名其妙，俨然一个在无法顺利表达情感的过程中年老体衰下去的巨大活物。问题不是如何表达，而是不知表达什么。

四下荡漾着雨味儿。幸亏抓紧了时间。我们朝着那建筑物径直穿过草场。厚厚的夹雨云层——并非刚才那种支离破碎的云絮——从西边渐渐压来。

草场宽广得令人不耐烦，无论怎么快步行走都感觉不出是在前进，距离感根本无从把握。

回想起来，在如此宽广平坦的大地上行走还是第一次。就连极远处的风势都好像拿在手心一样清晰可见。鸟群和云流交叉似的从头顶向北移去。

当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到建筑物跟前时，雨已经淅淅沥沥落下来了。房子比从远处看时大得多，也旧得多。白漆犹如疱痂似的到处卷起、剥落，剥落部分经过长期风吹雨打已经变黑。漆剥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必须把旧漆全部除掉才能重涂。而想到那番麻烦，虽然与己无关，但我还是觉得厌倦。无人住的房子势必变朽，这座别墅显然已经越过了可以挽回的临界点。

同房子的破旧形成对照的是树木。树木一个劲儿猛长，宛如电影《瑞士的鲁滨孙》中的树屋一样把建筑物团团围在中间。由于长期没有剪枝，树枝只管横七竖八舒展开来。

考虑到那条山路的危险，我很难想象在四十年前的过去羊博士是怎样把建房材料运到这地方来的，恐怕把所有体力和钱财都投进了这里。想到闷在札幌那家宾馆二楼黑麻麻的房间里的羊博士，我很有些不忍。假如作为一种类型存在着一种所谓得不到回报的人生，那么羊博士就是个例证。我站在冷雨中仰视建筑物。

同在远处看时一样，根本感觉不到有人活动的气氛。套在窄窄高高的上下两扇窗外侧的木百叶窗上沾了厚厚一层细小的沙尘。雨使沙尘以奇妙的形状固定下来，上面落下新沙尘后，新雨又同样把它固定住。

房门齐眉高处开一个十厘米见方的玻璃窗，内侧挡着窗帘。球形钢门拉手的缝隙也挤满了沙尘，手一碰就啪啪啦啦掉了下来。门拉手虽如老年人的槽牙一般晃晃荡荡，门却拉不开。三块橡木板拼成的旧门远比其外观结实，试着用拳头敲了几次，理所当然地没有回音，只有手痛。巨大的米槠树枝在头上随风摇曳，发出沙山崩塌般的声响。

我按管理员教的去摸信箱底。钥匙悬在内侧一个挂钩上。是老式的钥匙，手摸部位已经白白的了。

“钥匙总放在这地方不危险吗？”她问。

“没有人专门跑到这里偷东西又扛回去的。”我说。

钥匙近乎不自然地同锁孔正相吻合。钥匙在我手中“咕噜”打了个转，随着“咔嗤”一声令人快意的响动，门锁开了。

* * *

由于百页窗长期关闭，房间暗得不正常，好半天眼睛才适应过来。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沉浸在幽暗之中。

房间很大。又大又静，一股老仓房味儿。小时候闻过的味儿。旧家具和弃置不用的地毯坐垫之类酿出往昔时光的味儿。我伸手关上门，风声立时消失。

“你好！”我试着大声叫道，“没有人吗？”

当然叫也没用，不可能有人。只有壁炉旁边的挂钟“嗑嗑”地刻录着时间。

我脑袋混乱了几秒。黑暗中时间前后颠倒，几个场所重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的感情记忆如沙般崩溃。但这只是一瞬之间。睁开眼睛，一切恢复正常，眼前惟有异常呆滞的灰色空间壅塞四周。

“不要紧？”她担心地问。

“没什么。”我说，“进去再说吧。”

在她寻找电灯开关的时间里，我在幽暗中细看挂钟。挂钟是由三条细链吊起三根砣管来上发条的。三根砣管都已下落得不能再下落，但挂钟仍拼出最后气力运转不已。从细链的长度来看，砣管落到下面大约需一周时间。就是说一周前有人在这里给钟上过发条。

我把三根砣管上到顶端，然后坐在沙发上伸开腿。沙发很旧，看样子战前即已使用，但坐起来满舒服。不软不硬，与身体浑然一体。有一股人手心那样的气味儿。

过了一会，随着“咔”一声低响，电灯亮了，女友从厨房出来。她手脚麻利地这里那里检查完客厅后，在长沙发上坐下来吸薄荷烟。我也吸薄荷烟。同她交往以来，我也一点点喜欢上了薄荷烟。

“看情形你的朋友准备在这里过冬。”她说，“大致看了下厨房，燃料食品足够过一冬的。简直成了超级商场。”

“可本人不在。”

“去二楼看看。”

我们登上厨房横头的楼梯。楼梯中途一下子转成了不可思议的角度。上到二楼，空气好像差了一层。

“头有点儿痛。”她说。

“很痛？”

“不，不怕的，别介意。已经习惯了。”

二楼有三个卧室。夹着一道走廊，左边是个大房间，右边是两个小房间。我们逐个打开三个房间的门，哪个都只有最低限度的家具，空荡荡暗幽幽的。大房间里有张双人床和一个地橱，床只是空架子。一股僵死的时间气味。

仅有里头的小房间残留着人的气息。床拾掇得整整齐齐，枕头略微留有凹坑，纯蓝色的睡衣叠放在枕旁。床头柜上放一盏古色古香的台灯，旁边扣着一本书，康拉德的小说。

床旁有个橡木做的结结实实的衣柜，抽屉中整齐地塞满了男人用的毛衣、衬衫、长裤、袜子和内衣。毛衣和衬衫都是旧的，尽管有的磨损了，有的开线了，但东西地道。其中几件有印象，是鼠的。三十七号衬衫和七十三腰围的裤子，没错儿。

靠窗摆着近来不易见到的式样简练的旧桌旧椅。桌子抽屉里装着廉价的自来水笔和三瓶备用墨水，还有写信用品，信纸全是白的。第二格里有吃了一半的罐装止咳糖和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第三格是空的。没有日记没有手册，什么也没有。多余之物看来全给他归在一起处理掉了。一切整理得过于井然有序，这使我有些不快。手指在桌面一划，指尖沾上了白灰。灰不太厚，同样不过一周时间。

我把面对草场的上下扇窗推一扇上去，打开外侧的百页窗。掠过草场的风增加了强度，乌云流得更低了。草场犹如痛苦翻滚的活物在风中扭着身子。远处有白桦，有山，同照片毫无二致，只是没有羊。

* * *

我们下楼，又坐在沙发上。挂钟响了一阵子前奏，打响十二点。我们沉默到最后一响消失在空气中。

“往下什么打算？”她问。

“好像只有等侍，”我说，“一个星期前鼠还在这里，东西也都剩着，肯定会回来。”

“不过要是那之前下起雪来，我们可就得在这过冬了，况且你那一个月期限也要过期了。”

如她所言。

“你耳朵没感觉到什么？”

“没有。一张开耳朵就脑袋疼。”

“那，就在这慢慢等鼠回来好了。”

总之此外没其他办法。

她在厨房煮咖啡的时间里，我在宽敞的客厅里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墙壁正中有个地地道道的壁炉。没有最近用过的痕迹，但已做好用的准备，想用随时可用。几片橡树叶从烟囱钻进炉膛。还有一个大煤油炉，以便没有冷到需烧木柴时使用。燃料计显示里边注满了油。

壁炉旁边是带有玻璃门的固定式书橱，满满排列着多得惊人的旧书。我拿出几本啪啦啪啦翻了翻，全都是战前出的，基本无甚价值。地理、科学、历史、思想、政治方面的书占了大部分，除了用来研究四十年前一般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之外，根本派不上用场。战后刊行的书固然也有，但就价值而言可谓大同小异。唯有《普鲁塔克英雄传》和《希腊戏剧选》及其他几本小说免遭风化而存活下来。在漫长的冬季里即使这样的东西也可能用处不小。不管怎样，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无价值的书籍如此济济一堂。

书架旁边有同样固定的博古架，上面摆着一套六十年代中期流行的小书架形扩音器、增音器和电唱机。大约两百张唱片，哪一张都伤痕累累，但至少并非毫无价值。音乐没有思想那么容易风化。我按下真空管增音器的电源开关，随手拣一张唱片放上唱针。纳特·金·科尔在唱《国境以南》。房间的空气似乎倒回了五十年代。

墙壁对面等距排列着四扇高一米八左右的上下扇窗。从窗口可以看见草场上灰蒙蒙的雨。雨下大了，山脉在远处变得朦朦胧胧。

房间里铺的是木地板，中间铺一块六榻榻米大小的地毯，上面是一套接待客人用的沙发茶几和落地灯。坚不可摧的餐桌餐椅被挤在一个角落，落满白灰。

房间里确实算得上空空如也。

墙上有一扇不显眼的门，打开门，是个六榻榻米大小的储藏室。里面逼仄地堆着多余的家具、地毯、餐具、整套高尔夫用品、装饰品、吉他、褥垫、大衣、登山鞋、旧杂志等物，连初中应试参考书和无线电操纵的飞机模型都有，大部分是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产物。

在这座建筑物里，时间以奇妙的方式流逝着，一如客厅里的旧式挂钟。人们心血来潮地前来把砣管拧上去。只要砣管上去，时间便“嗑嗑”流移。当人们离去砣管下来以后，时间便驻步不动，由这静止的时间块体在地板上堆积黯然失色的生活层。

我拿了几册旧电影杂志返回客厅打开。凹版相片介绍的是《阿拉莫》，说这是约翰·韦恩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约翰·福特也全面声援。约翰·韦恩说要拍摄一部留在美国人心中的杰作，但那顶海狸帽子戴在约翰·韦恩头上简直不伦不类。

她端着咖啡出来，我们面对面喝着。雨点断断续续地敲打着窗扇。时间一点点增加重量，掺和着冷清清的幽暗浸满房间。电灯黄色的光犹如花粉在空中飘移。

“累了？”她问。

“有可能。”我怅怅地望着外面的雨景说，“一直找个不停，一下子停下来的关系。一定是还不适应。加上辛辛苦苦赶到照片上的地方，却鼠也没有羊也没有。”

“睡吧。你睡时我准备饭。”

她从二楼拿来毛毯，盖在我身上，又打开煤油炉，把烟夹在我唇间点上火。

“提起精神，保准顺利的。”

“谢谢。”我说。

随后她消失在厨房里。

剩下一个人，身体好像突然重了。我吸了两口把烟碾灭，毛毯拉到脖子闭起眼睛，不出几秒便睡了过去。

5. 她离山而去。以及汹涌的饥饿感

钟打六点时，我在沙发上醒来。灯熄了，房间笼罩在浓重的暮色中。麻木感从体内一直麻到指尖。蓝墨水般的暮色仿佛透过皮肤深深沁入了体内。

雨大概早已停了，隔窗传来夜鸟的叫声。唯独煤油炉的火苗在房间白色的墙壁上勾勒出长得出奇的淡影。我从沙发起身，打开落地灯，进厨房喝了两杯冷水。煤气灶上放着装有奶油炖菜的锅。锅还微微有些余温。烟灰缸里立着女友吸剩的两个薄荷烟头，两个像是一起碾死的。

我本能地感到她已经离开了这座房子。她已经不在这里。

我两手拄在烹调台上试着清理思绪。

她已经不在这里，这是确切无疑的。不是出于分析推理，是实际上不在。屋子里空荡荡的空气告诉了我这点。在妻子离开公寓到遇见她之前的两个月时间里，我算是领教够了这样的空气。

出于慎重，我上二楼查看了三个房间，立柜门也打开看了。没有她的身影。她的挎包和羽绒夹克也不见了，门口的登山鞋亦无踪影。她的的确确走掉了。逐个找了她有可能留言的地方，留言条也没有。从时间上看，恐怕已经到了山下。

我一下子很难理解她下山这一事实。刚刚爬起，脑袋还运转不灵。即使运转得灵，对自己周围发生的种种事情一一作出像样的解释也是远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说到底，对事物的发展只能听之任之。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这时突然发觉肚子饿得不行，一股异乎寻常的饥饿感。

我从厨房走下楼梯，进入贮藏食品的地下室，拿起一瓶适中的红葡萄酒拔下软塞尝了尝。虽有些过凉，但味道纯正。折回厨房，在烹调台切开面包，顺便削个苹果。给炖菜加热的时间里我喝了三杯葡萄酒。

菜热以后，我把葡萄酒和炖菜摆在客厅餐桌上，边吃晚饭边听珀西·费思交响乐团的《帕菲迪亚》。饭后喝深底锅里剩下的咖啡，拿来在壁炉上发现的扑克玩单人游戏。这游戏十九世纪由英国人发明以来一时广为流行，但由于过于复杂，不知不觉便销声匿迹了。据某位数学家计算，成功概率大概为二十五万分之一。我玩了三回，当然没有得手。收拾完扑克和餐具，继续喝瓶里大约剩下三分之一的葡萄酒。

窗外已降下夜幕。我关上百页窗，躺在长沙发上又听了几张“咔咔”作响的旧唱片。

鼠会回来吗？

大概会回来。这里已储存好他过一冬用的食品和燃料。

但终归只是大概。鼠也可能对一切都厌烦起来而返回“故乡”，或者决定跟哪个女孩在山下生活亦未可知。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果真如此，我将陷入被动境地。一个月期限里鼠没找到羊没找到，这样一来，那个穿黑西服的小子势必把我拖进他的所谓“众神的黄昏”之中。纵令明知拖进去对我也毫无意义可言，他也肯定照拖不误。他就是那种货色。

讲定的时间即将整整过去一半，十月的第二周，是城市看上去最成其为城市的时节。若什么事也没有，我现在想必应在某个酒吧边吃煎鸡蛋卷什么的边喝威士忌。美好时节的美好时刻，秋雨洗过的暮色，“喳喳”有声的冰块和结结实实的独板吧台面，如平稳的河水般流移的时间。

如此呆想的时间里，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存在另一个我，那个我正在一间酒吧里舒舒服服喝威士忌，并且越想越觉得那个我才像现实的我。不知什么地方错了位，真正的我已不是现实的我了。

我摇摇头，把幻想赶跑。

外面，夜鸟低声叫个不停。

* * *

我爬上二楼，在鼠没使用的那个小房间里整理一下床铺。褥子、床单、毛毯都整齐地叠放在楼梯旁边的柜里。

房间家具同鼠房间里的一模一样：床头柜、桌、地橱、台灯。样式虽已过时，但都是只考虑功能而把东西做得结实耐用的那个时代的遗物。多余物一概没有。

从枕旁窗口同样可以望尽草场。雨已完全止息，厚厚的云层处处现出裂缝。清秀的弯月从裂缝中露出脸，使得草场风景历历浮现出来，恍若探照灯照出的深海底。

我和衣上床，久久望着这若隐若现的风景。拐过那个不吉利的弯处独自下山的女友的图像与之重合了片刻。消失后，这回现出的是羊群和摄此照片的鼠的姿影，但当月亮隐入云层又露出时，这个也消失了。

我在台灯光下看《福尔摩斯探案集》。

6. 车库里边发现的，草场正中思考的

种类从未见过的鸟群像装饰圣诞树似的扑在门前的米槠树上鸣啭。一切都在晨晖中湿润润光闪闪的。

我用样式令人很感亲切的手动式烘烤炉烤了面包，往平底锅抹黄油煎鸡蛋，喝了两杯电冰箱里的葡萄汁。她不在诚然寂寞，但我觉得能感觉出寂寞也多少是个慰藉。寂寞是一种不坏的心绪，就像小鸟飞走后的那棵寂寂的米槠树。

洗完盘子，在洗脸间把嘴角沾的鸡蛋黄洗掉，刷牙足足刷了五分钟。犹豫良久，还是把胡子也刮了。洗脸间有简直像刚买来的刮须膏和“吉列”刮须刀，牙刷牙膏香皂化妆水香水也一应俱全，架子上齐整整地叠放着十多条颜色不一的毛巾。不愧是鼠，如此一丝不苟。镜子和洗面台也不见一道污痕。

厕所和浴室也大体相同，瓷片的接缝用旧牙刷和洗涤剂刷磨得白白净净。可钦可敬。厕所里放的香料盒漾出在高级酒吧喝的那种杜松子酒、莱姆果汁般的芳香。

走出洗脸间，坐在客厅沙发上吸了一支晨烟。背囊里还有三盒“云雀”，吸完就没了。吸罢那三盒，往下只有戒烟。这么想着又吸了一支。晨光实在令人惬意，沙发同身体极为融洽。如此眨眼过去一个小时。挂钟悠悠然打响九点。

我似乎可以理解鼠了。理解他何以把家具什物收拾整齐，何以把厕所瓷片接缝弄得雪白，何以尽管没可能与人相约却仍熨衬衫刮胡须。在这里倘若不连续动弹身体，势必失去对时间的正常感觉。

我从沙发站起，抱拢双臂在屋子里迅速转了一圈。简直想不出眼下应干点什么。需要清扫的地方鼠已清扫完毕，就连高高的天花板上的蛛丝灰也已一除为快。

行了，现在总该思考些什么。

我决定先在房子周围散散步再说。天气好得不得了，空中流移着几条宛如用毛刷曳出的白云，鸟鸣此起彼伏。

房后是一间大车库。两扇对开的旧门前落有一个烟头。“七星”。这回的烟头已有些时日了，烟纸剥裂，过滤嘴蹿出。我想起屋子里仅有一个烟灰缸，而且是看样子经久未用的旧烟灰缸。鼠不吸烟。我在手心里转动了一会过滤嘴，又扔回原处。

拉开笨重的门闩，打开车库门。里面宽敞得很，从板缝泻进的阳光在黑土上鲜明地勾勒出几道平行线。一股汽油味儿和泥土味儿。

车是旧的丰田牌“陆地巡洋舰”。车身也好车轮也好，全无一道泥痕，汽油接近满箱。我试着用手往鼠常藏钥匙的地方摸了摸，果然在那里。插进钥匙一扭，引擎立即发出快意的声响，在汽车保养上，鼠总是那么身手不凡。我关掉引擎，放回钥匙，仍坐在驾驶席上四下环顾。车里边没什么像样的东西，行车地图、毛巾和半盒巧克力而已。后座是一捆铁丝和一把大钳。就鼠的车来说，后座倒是出奇的脏了。我打开后座车窗，把座位上的垃圾拢在手心，对着从木板墙节孔透进的阳光看了看：既像弹簧垫冒出的填充物，又像羊毛。我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包了，揣进衣袋。

鼠为什么不用车呢？我无法理解。既然车库有车，那么他是走路下山的不成？或者没有下山呢？两个都解释不通。三天前山崖下的路理应还畅通无阻，很难认为鼠抛开自己的房子而在这台地的什么地方持续野营。

我不再思索，关上车库门，走进草场。从怎么想都情理不通的情形里，不可能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

随着太阳的升高，草场开始腾起水蒸气。透过水蒸气，可以隐约望见正面的山。到处是草的气息。

我踏着湿乎乎的草走到草场中间。正中央扔着报废的旧轮胎，橡胶已彻底变白开裂。我在上面坐下，环顾四周。我离开的房子看上去仿佛探出海岸的白色石崖。

一个人在草场正中的轮胎上静坐下来，不由想起小时参加过的远程游泳比赛。从这个岛游往另一个岛大约正当一半的途中，我时常停下来观望周围景致，而每每觉得莫名其妙。位于两点的正中间总使人觉得有些奇异，人们此刻仍在远离了的大地上继续日常营生这点也令人不可思议，而最妙不可言的是社会竟然在我抽身离开的情况下照样正常运转。

怔怔地坐了十五分钟，我返回房子，坐在客厅沙发上接着看《福尔摩斯探案集》。

两点，羊男来了。

7. 羊男来了

挂钟刚刚打完两点，响起了敲门声。起始两下，停了两拍又敲三下。

认识到这是敲门声花了好一会时间。我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敲这座房子的门。若是鼠，应该直接开门才是——毕竟是鼠的家；若是那个管理员，估计敲过一遍不等回音便闯进门来；若是她——不不，不可能是她，她恐怕会从厨房门悄声进来一个人喝咖啡，不是敲正门的那一类型。

开门一看，是羊男站在那里，样子看上去无论对开了的门还是对开门的我都无甚兴趣。他像看什么罕见之物似的定睛盯视着离门两米远的立式信箱。羊男个头比信箱略高一点，也就一米五十左右吧，况且驼背，腿也不直。

加之我站立的位置同外面地面相差十五厘米，所以我简直像从窗口在俯视。羊男一副蔑视这决定性落差的神气，兀自偏头专注地盯视信箱。信箱里当然什么也没有。

“进去可以吗？”羊男仍歪头问我。听语气像是对什么感到气恼。

“请。”我说。

他弓下腰，三下两下解开登山鞋的鞋带。登山鞋沾满硬泥，如夹馅面包的表皮。羊男把脱掉的鞋拿在手上，以熟练的手势“嘣嘣”对敲。厚泥巴倒也爽快地哗哗落下。之后，羊男就像要告诉我他对这房子了如指掌似的穿上拖鞋迈起大步，自行在沙发上坐下，现出释然的神情。

羊男把羊皮一直披到头顶，他敦敦实实的体形同那衣裳正相吻合。四肢部分则是接上去的仿制品，头罩也是仿制品，其顶端探出的两根环状角则是真的。头罩两侧像是用铁丝连接的两只平扁扁的耳朵水平支出。遮住上半边脸的面罩和手套、袜子统统是黑的。衣裳从脖颈到胯部带有拉链，很容易脱下。

胸前口袋同样带拉链，袋里放有香烟火柴。羊男口衔“七星”，用火柴点燃，“忽”地吁了口气。我把烟灰缸拿去厨房洗完拿回。

“想喝酒啊！”羊男说。我再次去厨房，找出剩有一半的“四玫瑰”，拿来两个杯子和冰块。

我们各自往威士忌里加冰，没说干杯，只管喝着。羊男喝第一杯时嘴里含含糊糊地嘀咕着什么。较之身体，羊男的鼻子要大些，每次呼吸鼻腔都如翅膀一般左右鼓胀。面罩外露出的两只眼睛左一眼右一眼不安地打量着我周围的空间。

喝光一杯，羊男看样子多少镇定下来。他熄掉烟，两手的手指伸到面罩下面揉眼睛。

“毛进眼睛了。”羊男说。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默不作声。

“昨天上午到这里的吧？”羊男揉着眼睛说，“一直看着的。”羊男往已融化了一半的冰块上咕嘟嘟倒威士忌，也不搅拌便喝了一口。“下午女的一人离开了。”

“你也看见了？”

“不是看见了，是我撵回去的。”

“撵回去的？”

“嗯。我从厨房窗口伸进脑袋，告诉她最好回去。”

“为什么？”

羊男闹别扭似的闷声不响。“为什么”这种问法大概不适合于他。但在我转念考虑换个问法的时间里，他眼睛里慢慢闪出异样的光。

“女的回海豚宾馆了。”羊男说。

“她那么说来着？”

“她什么也没说。反正就是回海豚宾馆了。”

“何以见得？”

羊男不语，双手放在膝上，默默地盯着茶几上的玻璃杯。

“的确是回海豚宾馆了吧？”我问。

“嗯。海豚宾馆是一家好宾馆，有羊味儿。”羊男说。

我们再度沉默。仔细看去，羊男缠的羊皮污秽不堪，毛给油渍弄得硬撅撅的。

“她离开时没留什么话没说什么？”

“没有。”羊男摇头道，“女的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

“就是说你叫她回去，她就默默离去啰？”

“是的。女的本来想回去，所以我才说回去好。”

“她是自愿来这里的。”

“不对！”羊男吼道，“女的是想离去，但她自己头脑乱成一团，所以我把她撵了回去。是你把女的脑袋搞乱的。”羊男站起来用右手心“砰”地拍了下茶几。威士忌杯往一旁滑动了五厘米。

羊男以那样的姿势站了一会，随后眼睛的光芒暗淡下来，瘫软似的坐在沙发上。

“是你把女的脑袋搞乱的。”羊男这回沉静地说，“这是十分不应该的。你什么也不明白。你只想自己的事。”

“那么说她是不该来这里的了？”

“不错。她是不该来这里的。你只想自己的事。”

我缩进沙发，舔了口威士忌。

“不过，算啦。反正已经结束了。”羊男说。

“结束了？”

“你再也见不到那个女的了。”

“因为我只想自己的事？”

“是的。是因为你只想自己的事。自作自受！”

羊男起身走到窗边，用一只手猛地往上推开重重的窗扇，呼吸外面的空气。力气甚是了得。

“这么晴的天要开窗才行。”羊男说。继而在房间转了半圈，在书架前站定，抱臂注视书脊。衣裳的屁股部位竟生有短短的秃尾巴。从身后看去，只能看成是真正的羊用后肢站立。

“在找朋友。”我说。

“喔。”羊男显得兴味索然，依然背对着我。

“他应该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直到一星期前。”

“不晓得。”羊男站在壁炉前，啪啦啪啦翻动板架上的扑克牌。

“也找背部带星纹的羊。”我说。

“没见过。”羊男应道。

但羊男显然知道鼠和羊的某些情况。他的漠不关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回答得也太快，语气也不自然。

我改变战术，装出对对方已毫无兴致的样子打个哈欠，拿起桌上的书翻动。羊男有点惶惶然，折回沙发，默默地注视我看书。

“看书有意思？”羊男问。

“嗯。”我简单回答。

羊男仍在磨磨蹭蹭。我不理他，继续看书。

“抱歉，刚才太大声了。”羊男低声说，“羊那一面和人这一面时常碰撞，就成了这样子。倒也不是有什么恶意。再说，你也说了像是怪罪我的话。”

“可以了。”我说。

“你再不能同那女的相见我也觉得不忍，可那不是我的责任。”

“噢。”

我从背囊口袋里掏出三盒“云雀”递给羊男。羊男有点惊讶。

“谢谢。这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可你不要么？”

“戒了。”我说。

“呃，那好。”羊男认真地点点头，“的确对身体无益。”

羊男把烟甚是小心地放进胳膊口袋里，那里于是隆起了一个四方形。

“无论如何我都得见到朋友，大老远跑来为的就是这个。”

羊男点点头。

“羊也同样。”

羊男又点点头。

“这方面你什么也不知道？”

羊男神情凄寂地左右摇头，仿制的耳朵飘飘然晃动不已。但这次的否定比刚才弱了许多。

“这里是个好地方。”羊男转换话题，“风景漂亮，空气清新。我想你也一定中意。”

“好地方！”我也赞同。

“到冬天更好。四下里除了雪还是雪，冻得硬邦邦的。动物都睡着了，人也不来。”

“一直在这里？”

“嗯。”

我决定再不多问。羊男跟动物一个样，我进他退，我退他进。既然一直在这里，也就不必着急，慢慢花时间探听不迟。

羊男用左手把右手戴的手套从拇指开始逐个拔出。拔了几次，手套整个掉下，现出粗糙的浅黑色的手。手不大，但肉厚，从拇指根到手背中间有烧伤的疤痕。

羊男目不转睛地看着手背，又翻过来看手心。这跟鼠的习惯性动作一模一样。但鼠不可能是羊男，身高相差不止二十厘米。

“一直在这里？”

“不，找到朋友或找到羊就离开。为这个来的。”

“这儿的冬天不错，”羊男重复道，“白花花亮晶晶的，无论什么全都冻僵。”羊男独自嗤嗤地笑，硕大的鼻腔鼓胀起来。张嘴时有脏兮兮的牙露出，门牙掉了两颗。羊男的思维频率总好像不大均衡，弄得房间的空气一伸一缩。

“该回去了，”羊男突然说，“谢谢你送我烟。”

我默然点头。

“你的朋友和那只羊要是能快些找到就好了。”

“是啊，”我说，“你要是知道什么，告诉我可以么？”

羊男浑身不自在似的扭动了一会，“呃，可以，会告诉的。”

我觉得有点滑稽，勉强忍住没笑。看来羊男真的不善于说谎。

羊男戴完手套，站起身来。“还会来的。几天后说不准，反正还来。”随即眼神变暗，“不打扰吗？”

“何至于。”我慌忙摇头，“非常愿意见到你。”

“那，还来的。”说着，羊男啪一声随手把门关上。尾巴险些夹住，好在没事儿。

我从百页窗空隙往外看，羊男同来时一样，站在信箱跟前一动不动地盯视漆已剥落的白箱，而后窸窸窣窣地扭动着让羊皮衣裳贴住的身体，朝东边的森林快步穿过草场。水平支出的耳朵如游泳池跳板一般摇摇颤颤。身影随其远离变为一个模糊的白点，最后被同样颜色的白桦吸进树干之间。

羊男消失后，我也一直定定地看着草场和白桦林，越看越觉得对羊男刚才还在房间这点难以置信。

但茶几上剩有威士忌酒瓶和“七星”烟头，对面沙发上沾着几根羊毛。我把它和在“陆地巡洋舰”后座发现的加以比较：一样的。

* * *

羊男回去后，我清理一下思绪，进厨房做汉堡牛肉饼，把元葱切得碎碎的用平底锅炒，同时从电冰箱拿出牛肉解冻，用中孔绞肉机绞碎。

总的说来，厨房够空的，但一应烹调用具和调味料还很齐全。只要好好铺条路，足可以直接在此开一家山乡风格的小餐馆。窗户全部打开，边吃边看羊群和蓝天，应该相当不坏。一家老小可以在草场上同羊嬉戏，恋人们不妨进白桦林散步。肯定生意兴隆。

鼠搞管理，我来做菜。羊男也有事可做。既是山乡餐馆，他那怪里怪气的衣裳也自然而然会为人接受。再把那个很现实的绵羊管理员作为羊倌算进来也可以。现实性人物有一个未尝不可。狗也有用。羊博士想必也会来散心。

我一边用木铲搅拌元葱，一边如此呆想。

想着想着，可能永远失去那个耳朵极妙的女友的担忧重重压上心头。或许如羊男所说，我该一个人来这里才是。我应该……我摇下头，让自己继续想餐馆。

杰！若是杰在这里，各种事情肯定一帆风顺。一切都应以他为核心运转，以宽容、怜爱、容纳为中心。

在等元葱变凉的时间里，我坐在窗边，再次眼望草场。

8. 风的特殊通道

此后三天无所事事地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羊男也没出现。我做饭，吃饭，看书，傍晚喝威士忌后睡觉。早上六点起床，绕草场跑个半月形，之后淋浴刮须。

草场清晨的空气骤然增加了冷意。白桦灿烂的红叶一点点稀疏起来。冬天第一阵冷风钻过凋零的树枝，掠过台地，向东南方向吹去。跑步途中我在草场中间一站，可以真切听到那样的风声，似乎在宣告秋天的一去不复返。短暂的秋光已然逝去。

由于运动不足和戒烟，最初三天胖了两公斤，跑步掉了一公斤。不能吸烟诚然不大好受，但方圆三十公里没有烟铺，除了忍耐别无他法。每当要吸烟时我就想她和她的耳朵。我觉得较之此前我所失去的，失去烟简直不值一提。实际上也是如此。

闲着无事，我做了很多菜，还用烘箱做了烤牛排，把冷冻的大马哈鱼弄软切开，做了腌鱼。由于新鲜蔬菜不足，便从草场找来大约可以食用的野菜，削鲣鱼干做了炖菜，用甘蓝简单腌了咸菜，还做了几种下酒的干菜以便羊男来时之需。然而羊男没来。

下午大部分时间用来看草场。草场看得久了，竟产生一种错觉，恍惚觉得那白桦林之间有人飘然而至，直接穿过草场朝这边走来。一般情况下是羊男，也有时候是鼠或女友，或是背部带星纹的羊。

但终归谁也没有出现，唯有风吹过草场，就好像草场成了风的特殊通道。风跑得很快，头也不回，仿佛在说因负有重要使命而需日夜兼程。

来到台地第七天，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从早上开始便异乎寻常地没有风，天空给沉甸甸的铅色云遮得严严实实。跑步回来淋浴完毕，喝着咖啡听唱片时雪下了起来。奇形怪状的硬雪，打在窗玻璃上时“嗑嗑”地发出响声。风也多少吹来，雪片带着三十度的斜线快速落在地上。雪片疏落时，斜线看起来像是百货商店包装纸上的斜纹；而不久下得紧了，外面便白蒙蒙一片，山也罢林也罢什么都隐形不见。那不是东京时而飘洒的适可而止的雪，是真正北国的雪。雪覆盖万物，一直冻彻地底。

如此定睛看雪，眼睛很快就痛了。我放下窗帘，在煤油炉旁看书。唱片转完自动唱针退回之后，四周悄悄然无一丝声息，沉寂得令人悚然，就好像所有活物都已死绝。我放下书，无缘无故地把房间逐个转了一遍。从客厅进厨房，继而储藏室、浴室、洗脸间、地下室一一加以巡视，二楼房间也打开看了。谁也没有。独有沉寂如油一般沁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因房间大小不同而沉寂感多少有所不一样罢了。

我孤身一人。有生以来好像还从来不曾如此形单影只。这两三天我才那么强烈地渴望吸烟，烟当然没有。

没有烟，只好不加冰干喝威士忌。倘若如此度过一冬，很可能落个酒精中毒。好在屋子里酒的数量还没有多到足以导致酒精中毒的程度。威士忌三瓶、白兰地一瓶、易拉罐啤酒十二箱，如此而已。想必鼠考虑得和我一样。

我的同伴莫非还在不停地喝酒？能够把公司清理妥当，如愿以偿地回到过去那种小翻译事务所去吗？大概没有问题。没有我恐怕也会干得蛮好。不管怎样，我们已来到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折腾了六年时间又回头退守原地。

偏午时分，雪停了。同下时一样，停得很唐突。厚敦敦的云层如干黏土随处裂开，从中泻下的阳光成了壮观的光柱，在草场上四下移动。好漂亮的景致！

来到外面，地上到处散着小砂糖果般的硬碴碴的雪粒。它们分别缩起身子，像是在抗拒融化，但钟打三点时，差不多都已化掉。地面湿湿的，傍晚的太阳以柔和的光芒笼罩大地。鸟如获释一般放声歌唱。

* * *

吃完晚饭，我从鼠的房间拿来《面包烤制法》连同康拉德的小说，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看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碰到鼠代替书签夹的一张十厘米见方的剪报。日期不清楚，但从颜色看是较新的报纸。所剪内容是本地新闻：探讨高龄化社会对策的学术报告会在札幌一家宾馆召开；旭川市附近举行接力长跑比赛；还有关于中东危机的演讲会。里边没有任何能够引起鼠或我感兴趣的东西。背面是报纸广告。我打个哈欠，合上书，去厨房煮咖啡喝了。

久未看报，一看报才发觉自己已被世界潮流抛开整整一个星期了。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就在这一瞬的时间里，东京说不定给核弹夷为平地，瘟疫说不定席卷山下人世，火星人是否占领澳大利亚亦未可知。纵然如此，我也完全无从知晓。去车库里的“陆地巡洋舰”，倒是可以听车上配的广播，但我也不是特别想听。不知道也无所谓的话，那就没必要特别设法知道，况且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头疼事。

但有什么在我脑袋徘徊不去。感觉上就像眼前有什么通过却因沉思而没注意到时一样。然而视网膜已经烙下了有什么通过的下意识的记忆……我把咖啡杯塞进洗碗槽，返回客厅，重新拿起剪报细看。我所寻找的东西到底是在背面：

我把剪报夹回书，身体埋进沙发。

鼠知道我在找他。疑问在于：他是怎样发现这则启事的呢？下山时偶然发现的吧？抑或为寻找什么一起读几周来的报纸时发现的不成？

尽管知道，却未同我联系（也许他得到这则启事时我已退房离开了海豚宾馆，或者联系时电话已经死掉）。

不，不对。鼠不是不能跟我联系，而是不想联系。估计鼠已根据我住在海豚宾馆这点预料我迟早要来这里。而他若有意见我，理应在此等待，或至少留个纸条才离开。

总而言之，鼠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想同我见面。可是，他并没有拒绝我。假如他不愿意我留在这里，将我赶走的办法在他任凭多少都有。因为，这里是他的家。

我怀抱这两个命题，看着挂钟的长针绕钟盘缓缓转动一周。转完一周后我也未能摸到这两个命题的核心。

羊男知道什么，毫无疑问。同一个人，既然一眼就发现我来这里，就不可能不知道差不多在此住了半年的鼠。

越想越觉得羊男的行为反映出鼠的意志。羊男把我的女友赶下山，弄得我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出场想必是某种前兆。我身旁的的确确有什么正在进行。外围被清除干净，即将发生什么。

我熄灯上楼，躺在床上看月亮，看雪和草场。云层断处，星星闪烁着冷冷的光。我打开窗，嗅了嗅夜的气息。随着树叶的摩擦声，有什么叫声从远方传来。叫声很奇特，既不像鸟叫又不像兽叫。

我就这样在山上度过了第七天。

* * *

醒来去草场跑步，淋浴，吃早餐。一如往日的早晨。天空跟昨天一样阴沉沉的，气温则略有上升。看光景雪是不会下了。

我在蓝牛仔裤和毛衣外面套上登山服，穿上运动鞋穿过草场，从羊男消失的地方走进东边的树林，在林里走来走去。没有像样的路，人的足迹也没有。时而有倒在地上的白桦。地面很平，到处有既像干涸的河道又像昔日战壕的一米左右宽的沟。沟弯弯曲曲，在树林里拐了好几公里长。有时深，有时浅，沟底积有厚及踝骨的枯叶。沿沟前行，不久走上一条马背般陡峭的路。路两旁是坡面徐缓的无水枯谷。枯叶色的圆滚滚的鸟“嚓嚓嚓”穿过路面，消失在斜坡草丛中。满天星犹如升腾的火焰把红色镶嵌在林间处处。

大约转了一个小时，彻底转丢了方向感，哪里还谈得上找羊男！我沿枯谷行走，一直走到听见水声。见到河，这回沿河而下。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应碰上瀑布，而我们走过的那条路就在瀑布附近。

走了十分钟，有瀑布声传来。溪流被岩石弹得转来转去，到处留下冰一般冷的水洼。没有鱼，几片枯叶在水洼上面款款地画着圆圈。我接连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走下瀑布，爬过光溜溜的斜坡，走上有印象的那条路。

羊男坐在桥边看着我，肩上挎一个装满烧柴的大帆布袋。

“那么瞎转一气，会碰上熊的！”他说，“这一带像有只熊走散了，昨天下午发现行踪来着。要是怎么都想转的话，就像我这样腰上系个铃。”

羊男“铃铃”地摇响用安全扣固定在腰间的小铃。

“找你呢！”我叹口气说。

“知道。”羊男道，“看见你找来着。”

“那为什么不招呼我呢？”

“以为你想自己找来，就没吭声。”

羊男从衣袋掏出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我在羊男身边坐下。

“住在这儿？”

“嗯。”羊男说，“不过你谁也不要告诉。因为谁都不知道。”

“可我的朋友知道吧？”

沉默。

“事关重大。”

沉默。

“如果你跟我的朋友是朋友，那么我跟你也是朋友吧？”

“是啊，”羊男十分谨慎地说，“一定是那样的。”

“既然你是我的朋友，你就不会对我说谎，是吧？”

“嗯。”羊男很为难似的说。

“不能讲给我听吗？作为朋友。”

羊男用舌头舔了舔干干的嘴唇：“不能讲的，实在对不起，讲不得的，说好不能乱讲。”

“嘴给谁封住了？”

羊男如海贝一样闷声不语。枯树间响起了风声。

“没人偷听的。”我悄声道。

羊男盯住我的眼睛：“这地方你难道什么也不了解？”

“不了解。”

“听着，这不是普通地方，这点你最好记住。”

“可你前几天还说是好地方啊！”

“对我来说，”羊男道，“对我来说只能住在这里。被赶出这里，就再也无处可去了。”

羊男沉默下来。看情形很难再从他口中套出什么话。我看着塞满烧柴的帆布袋。

“冬天用这个取暖？”

羊男默然点头。

“没看见有烟嘛。”

“积雪之前，不生火。不过即使积雪后生火你也看不见烟——有那样的生火办法。”说着，羊男得意地一笑。

“雪从什么时候积起呢？”

羊男仰脸看天，又看我的脸。“今年要比往年早，再过十来天就差不多了。”

“再过十来天路就封冻了吧？”

“可能。谁也上不来，谁也下不去，好季节！”

“一直住在这里？”

“一直。”羊男说，“直到永远。”

“吃什么呢？”

“蜂斗叶、柴萁、树上的果子，鸟、小鱼和螃蟹也逮得到。”

“不冷？”

“冬天冷的哟。”

“有什么东西不够，可以分些给你。”

“谢谢。眼下还不缺什么。”

羊男忽然站起，朝着草场的方向在路上走起来。我也起身跟在他后面。

“为什么偷偷住在这里？”

“你肯定笑。”羊男说。

“我想不至于。”我说。猜不出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谁也不告诉？”

“谁也不告诉。”

“因为不愿意去打仗。”

之后我们默默走了一会。肩并肩走，羊男的头在我肩头那儿晃来晃去。

“和哪国打？”

“不知道。”羊男“咳咳”咳了两声，“反正不乐意去打仗。所以才这样保持着羊形，而保持羊形就不能从这儿出去。”

“十二瀑镇出生的？”

“嗯。不过别讲给任何人听。”

“不讲。”我说，“讨厌镇子？”

“山下的镇子？”

“嗯。”

“不喜欢，遍地是兵。”羊男又咳嗽一声，“你从哪儿来？”

“东京。”

“听说打仗了没有？”

“没有。”

羊男于是像对我失去兴趣，在走到草场入口之前我们什么也没说。

“顺便到你家可以么？”我问羊男。

“要做过冬准备，”他说，“忙得很，下次吧。”

“想见我的朋友，”我说，“下周内无论如何得见到他才行。”

羊男凄然摇头，耳朵啪嗒啪嗒晃动着。“抱歉，刚才也说了，我是爱莫能助。”

“转告一声就成，可以的话。”

“嗯。”

“实在谢谢。”我说。

我们就此告别。

“出来走动别忘了带铃哟！”临走时羊男说。

我径直回家，羊男和上次一样消失在东边的树林里。

冬意黯然的无声无息的绿草场把我们分隔开来了。

* * *

下午我烤面包。在鼠的房间发现的《面包烤制法》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封面上写道“只要认得字你也能很快烤出面包”，实际上也是如此。我按书上的指点，的确很快烤出了面包。满屋子充溢着诱人的面包香，酿出温馨的氛围，味道就生手来说也相当不坏。厨房里面粉和酵母多的是，即使在这里过一冬，面包——至少面包——也不成问题。大米和意大利式面条也绰绰有余。

傍晚，我吃了面包、色拉和火腿鸡蛋，饭后吃了桃子罐头。

第二天早上煮饭，用马哈鱼罐头、裙带菜和蘑菇做了个西式炒饭。

午间吃冷冻过的乳酪蛋糕，喝浓奶茶。

三点，淋上君度力娇酒吃了支榛果冰淇淋。

晚间，用电烤箱烤了带骨鸡，喝了金宝汤。

* * *

我开始再次发胖。

* * *

九日下午看书架上的书时，发现一本旧书最近好像有谁看过。只有那里一点灰都没有，书脊套封也蹿出一点。

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坐在沙发上翻开书页。书名叫《亚细亚主义溯源》，是战争期间刊行的。纸张质量极差，每翻一页都有一股霉味儿。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内容偏执无聊，每看三页就几乎叫人打一个哈欠。然而还是好多地方开了天窗，关于“二·二六事件”⁽⁵⁾竟只字未提。

啪啦啪啦漫不经心地翻看的时间里，发现最后面夹有一张白色便条。看了半天全是发黄的旧纸，因此这白色便条看上去很像是个奇迹。夹这便条的右边那页是卷末资料，上面排列着有名的或无名的亚细亚主义者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头依序看去，在大约正中间处碰到了“先生”的名字，就是把我弄到这里来的“羊附体”先生。其原籍是北海道××郡十二瀑镇。

我把书扣在膝头，茫然良久。语言在头脑中成形花了很长时间，就好像有人给我后脑壳以狠狠一击。

本该注意到的，本该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本该最初听到“先生”是北海道贫农出身时就该核对清楚才是。纵使“先生”再巧妙地抹杀过去，也肯定是有某种调查方法的，那个黑西服秘书就必定马上调查。

不，不对。

我摇摇头。

他不可能没做过调查。他不是那种马虎人。无论多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正像核查我的反应和行动的所有可能性那样。

他一切都已经了如指掌。

此外无从设想。而他却故意不厌其烦地说服以至威胁我，把我送到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就算要做什么，他也应当远比我做得得心应手。即便出于某种缘由必须利用我，也应一开始就把场所告诉我才是道理。

头脑的混乱平复后，我开始气恼起来，觉得一切都那么离奇古怪，那么阴差阳错。鼠明白什么，穿黑西服的那小子也明白什么，唯独我一个人莫名其妙地被置于漩涡之中。我的所思所想全部偏离靶心，我的所作所为无不自以为是。当然，或许我的人生一贯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恐怕不能责备任何人。可是至少他们不该这样利用我。他们所利用所榨取所摧毁的，乃是剩给我的最后、真正最后一滴清露。

我恨不得抛开一切马上下山，却又不能那样。我已陷得太深，没办法一走了之。最简单的是放声大哭一场，然而又哭不得。我觉得我该真正大哭的还在后头。

我走进厨房，拿来威士忌酒瓶和杯子，喝去五厘米。除了喝威士忌，我再想不出别的事可干。

9. 照在镜子里的，没照在镜子里的

第十天早上，我决定忘掉一切。应该失去的已然失去。

早晨正跑步时，下起了第二场雪。湿漉漉黏糊糊的雨夹雪变成冰片，又变成不透明的雪。同第一场爽快雪不一样，这回下得很讨厌，附在身上不肯落下。跑到半路只好不再跑了，回家烧洗澡水。在等水开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炉前，但身体暖和不过来，潮乎乎的寒气无可抗阻地浸入体内，摘下手套手指也回不过弯，耳朵像针刺般痛得像要掉下来。整个身体如质量糟糕的纸粗糙不堪。

在热水里泡了三十分钟，又喝了杯加进白兰地的红茶，身体总算恢复常态。不时袭来的发冷感竟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便是山上的冬季。

黄昏时雪仍在下，草场白茫茫一片。及至夜色笼罩四周，雪终于停了，深沉的静寂如浓雾再次压来。一种无法抗御的沉寂。我把唱机调到自动反复功能，听了二十六遍平·克劳斯比的《白色圣诞节》。

雪当然没有久积不化。如羊男所料，到大地封冻还有一些时间。翌日晴空万里，久违的太阳慢慢花时间融化着积雪。草场上的雪于是斑斑驳驳，刺眼地反射着阳光。复折式房顶的雪大块大块从斜坡滑下，出声地掉地摔碎。雪水一滴滴落在窗前。一切都那么清晰那么灿烂。每一片橡树叶的尖端都光闪闪地噙着水珠。

我双手插进衣袋，站在窗前凝望如此景致。一切都与我无关地拓展开去，一切都在与我无关——与任何人无关——的情况下生生不息。雪下了，又化了。

我一边听雪的融化声或塌落声一边打扫房间。由于下雪的关系，身体彻底迟钝下来，加之形式上我算是擅自入住别人家里的，房间还是应该给打扫打扫才是。何况我本来就不讨厌做饭和扫除。

但偌大的房子打扫起来比我想的辛苦得多。跑十公里倒轻松些。每个角落都过一遍掸子之后，用大型吸尘器吸尘，木地板蘸水轻擦一遍，又蹲下打蜡。大约打了一半就累得气喘吁吁。不过由于戒了烟，喘也不觉痛苦，没有如痰在喉的那种厌恶感。我在厨房喝了杯葡萄汁，平息一下呼吸，而后赶在午前一气把蜡打完，打开所有的百叶窗，房间由于打蜡而显得熠熠生辉，令人怀念的大地湿润的气息和蜡味儿美妙地融合在一起。

洗完打蜡用的六条抹布晾去外面，我烧水煮意大利面条，淋了足够多的鳕鱼子、黄油，又浇了白葡萄酒和酱油上去。好久没有吃这般悠然自得的午餐了。附近树林里传来大斑啄木鸟的鸣啭。

意大利面一扫而光，洗盘子，继续打扫房间。刷了浴盆和洗面台，洗了马桶，擦了家具。因为鼠很精心，脏得不甚厉害，家具用喷雾器一喷就变得干干净净。之后我把塑料软管拉去外面，把玻璃窗和百叶窗上的灰尘用水冲掉。整座房子于是变得清清爽爽。返回屋子擦罢玻璃窗内侧，扫除即告结束。傍晚前两个小时用听音乐打发掉了。

薄暮时分去鼠的房间取另一本书时，发觉楼梯口一面大穿衣镜脏得一塌糊涂，便拿抹布和玻璃清洗剂和喷雾器擦拭，但怎么擦污渍都去不掉。我不明白鼠为什么竟任凭这面镜子脏着不管。我用桶打来温水，用尼龙刷来刷，刮去镜面沾的油腻，又用湿抹布擦拭。结果水桶里的水变得黑乎乎的，镜子竟脏到这个地步。

这木框考究的古董式镜子，一看就知身价不凡，擦完后一道阴翳也没有。不歪不斜，无伤无疵，从头到脚端然把人映入其中。我站在镜前全身上下照了一阵子，并无什么特殊变化，我还是我，表情仍是平时那不怎么样的表情，只不过镜中图像异常真切而没有镜中像特有的呆板。看上去，与其说我在注视映在镜中的我，倒不如说我是镜中图像，而由作为图像的呆板的我注视真实的我。我将右手抬到脸前用手背擦了下嘴角，而镜中的我也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也可能我在重复镜中我的举止。时至如今，我已弄不清我是否真正以自己的意志擦拭嘴角了。

我将“自由意志”这四个字眼输入脑海，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朵。镜中的我也做同一动作，看来他也同样把“自由意志”一词输入脑海。

我无可奈何地从镜前离开，他也同样从镜前离开。

* * *

第十二天下了第三场雪。睁眼醒来，雪已经下了。一场静得出奇的雪，不硬，也没有黏糊糊的湿气。它慢慢从空中翩然降下，不等积存便化掉了，如合目一般无声无息。

我从储藏室抽出旧吉他，好容易调了弦，弹了支老曲子。边听本尼·古德曼的《特别航空信》边练习，不觉到了中午。我厚厚地切开自己烤的变硬了的面包，夹上火腿，喝着啤酒吃了。

大约练了三十分钟吉他，羊男来了。雪仍在静静地下。

“打扰的话就出去。”羊男开着房门道。

“哪里，进来嘛。正无聊着呢。”我把吉他放在地板上说。

和上次一样，羊男脱下鞋，在门外把鞋上的泥磕掉才进来。下雪天，那身厚厚的羊皮衣裳同他的身体正相吻合。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两手置于扶手，窸窸窣窣挪动几下身子。

“雪还剩不下？”我问。

“还剩不下。”羊男回答，“有剩得下的雪和剩不下的雪，这是剩不下的雪。”

“唔。”

“剩得下的雪要等到下星期。”

“不喝点啤酒什么的？”

“谢谢。可以的话，最好是白兰地。”

我去厨房为他准备白兰地，为自己准备啤酒，连同奶酪三明治拿进客厅。

“弹吉他了？”羊男钦佩地说，“音乐我也喜欢，乐器倒是一件也摆弄不来。”

“我也不会，快十年没弹了。”

“没关系，再弹一段可好？”

为了不损坏羊男的情绪，我大致弹了一遍《特别航空信》，随后随意地弹起一支合唱团曲子，但不久弄不清小节的数目，只好作罢。

“满好的嘛！”羊男认真地夸奖道，“会弹乐器很好玩吧？”

“如果弹得好的话。不过必须耳朵灵才弹得好。耳朵灵，就不至于对自己弹的声音沾沾自喜。”

“是那么回事吧。”羊男说。

羊男把白兰地倒进酒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我拉掉啤酒罐的易拉环，直接喝了起来。

“话没能捎到。”

我默然点头。

“就来告诉你这个的。”

我望着墙上的挂历。到带有红色标记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天时间了。不过时至现在，已怎么都无所谓了。

“情况变了。”我说，“我非常生气，有生以来还从没这么生气过。”

羊男手拿白兰地酒杯默默不语。

我抄起吉他，将背板朝壁炉砖狠狠砸去，随着巨大的不协调音，背板四裂开来。羊男从沙发一跃而起，耳朵摇颤不止。

“我也有生气的权利！”我说——像是在对自己说，“我也有权利生气！”

“什么忙也帮不上，是很抱歉。但希望你能明白，我是喜欢你的。”

两人不声不响望了一会雪。雪很轻柔，宛如零零碎碎的云絮从天上飘落下来。

我去厨房取另一罐啤酒，经过楼梯口时看见镜子。另一个我同样正去取啤酒，我们面面相觑，喟然叹息。我们住在不同世界里想着相同的问题，一如《鸭羹》里边的格尔查·马科思和哈波·马科思。

镜子里还有我后面的——或者说他对面的——客厅。我后面的客厅同他对面的客厅是同一客厅，沙发地毯挂钟绘画书架等全都一模一样。客厅尽管不那么富有情调，感觉却并不坏，但有什么有所不同，或者说我觉得有什么有所不同。

我从电冰箱取出绿罐的“卢云堡”啤酒，拿着折回客厅时又看了一眼镜中的客厅，而后看真正的客厅。羊男依然坐在沙发上怔怔地看雪。

我想确认镜中的羊男。但羊男不在镜子里，空无一人的客厅里只摆着一套沙发。镜中世界里我一个人孑然独立，只听得脊梁骨吱嘎作响。

* * *

“脸色不好。”羊男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一声不响地拉开啤酒罐盖喝了一口。

“肯定感冒了。对不习惯的人来说，这里的冬天是很冷的。空气湿度又大。今天最好早点睡。”

“不，”我说，“今天不睡，在这里等朋友，一直等。”

“知道他今天会来？”

“知道。”我说，“今天夜里十点来。”

羊男没做声，只管看着我。面罩外露出的两只眼睛没有丝毫表情。

“今晚收拾行李，明天开拔。碰到他就这样转告他——想必没这个必要了。”

羊男像是表示答应似的点了下头：“你这一走可就寂寞了，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对了，这奶酪三明治可以拿走么？”

“可以。”

羊男用纸巾包起三明治，揣进衣袋，戴上手套。

“但愿能见到。”临走时羊男道。

“能见到。”我说。

羊男往草场东面走去。不一会，雪幕把他整个包笼了，唯有沉默剩下。

我往羊男的杯里倒进二厘米白兰地，一饮而尽。喉头发热，顷刻胃也热起来。大约过了三十秒钟，身体不再发抖，只闻挂钟的脚步声在脑袋里夸张地回响不已。

恐怕该睡一觉。

我从二楼拿下毛毯，在沙发上躺倒。我像在森林里彷徨了三天的孩子，浑身筋疲力尽。一闭眼，马上睡了过去。

我做了个不快的梦，几乎无从记起的十分不快的梦。

10. 时间在流逝

黑暗如油一样钻进我的耳朵。有人正在用巨大的铁锤企图把地球敲开。铁锤不多不少敲了八下。地球没有裂，只现出一点点裂纹。

八点，晚间八点。

我摇头睁开眼睛。四肢麻木，脑袋作痛，好像有人把我和冰块一起装进鸡尾酒搅拌器里胡乱摇动。再没有比在黑暗中醒来更叫人生厌的了，似乎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做起。醒来最初一会儿总觉得自己活的是别人的人生，花好半天才使其和自己的人生重合起来。将自己的人生作为别人的人生来审视也真是有些奇妙。有这种人生存本身即已不可思议。

我用厨房自来水洗把脸，顺便喝了两杯。水如冰一样冷，然而脸上的烧仍没有退。我重新坐回沙发，在黑暗与沉寂中一点点聚敛自己人生的残片。虽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但至少那是我的人生。我渐渐返回我自身，我无法向别人确切说明我如何是我自身，别人恐怕也不感兴趣。

似乎有人在注视我，我没太在乎。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每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细胞想了想。如妻所说，一切终归都将失去。自己本身也将失去。我用手心按自己的脸。黑暗中，自己手心感觉到的脸仿佛不是自己的脸，而是以我的脸形出现的他人的脸。连记忆都已模糊不清。所有东西的名字都在溶解，都被黑暗吸尽。

钟在黑暗中打响了八点半。雪停了，厚厚的云依然布满天空。彻头彻尾的黑暗。我久久沉在沙发里咬着拇指甲。自己的手都看不清。炉子关了，房间里阴冷阴冷的。我裹着毛毯，怅然望着黑暗深处，好像蹲在深深的井底。

时间在流逝。黑粒子在我的视网膜上描绘出奇异的图形。不出片刻，原来的图形悄悄崩溃，由别的图形取而代之。水银般静止的空间里，唯独黑暗在动。

我止住思考，把自己交给时间的河流。时间不断地冲着我走。新的黑暗描绘新的图形。

钟打响九点。第九下钟被黑暗慢慢吞噬之后，沉默立时钻进其空隙。

“谈谈好么？”鼠问。

“当然好。”我说。

11. 在黑暗中居住的人们

“当然好。”我说。

“比约定时间早到一个小时。”鼠不无歉然地说。

“无所谓。你也看见了，我一直闲着。”

鼠静静地笑了。他在我背后，就像背靠背坐着。

“好像回到了过去。”鼠说。

“肯定是咱们俩只能在闲得无聊时才能互相畅所欲言。”我说。

“真像是那样的。”鼠微微一笑。即使在漆黑中背靠背，我也知道他在微笑。仅凭空气的流动和气氛便可知道种种情况。我们曾是朋友，那已是几乎记不起的往事了。“不过有人说能够用来消磨时间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你说的吧？”

“你的直觉还是那么好。一点不错。”

我叹了口气。“可是对眼下这场风波，我的直觉可是糟糕透顶，气得我真想不活了——尽管你们给我那么多提示。”

“没办法的。你算是干得好的了。”

我们沉默下来。鼠大概又在盯视自己的手。

“给你添了很大麻烦。”鼠说，“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此外别无他法。除了你没有靠得住的人——信上也写了。”

“这得听你说一下。眼下这样我摸不着头脑。”

“那当然，”鼠说，“当然要说。不过说之前得喝啤酒。”

鼠按住我不让我站起。

“我去拿来。”鼠说，“我的家嘛。”

鼠摸黑快步走去厨房。我一边听他从电冰箱里取出一打易拉罐啤酒的声响，一边时而闭起时而睁开眼睛。房间里的黑暗和闭眼时的黑暗黑的程度略有不同。

鼠折回来，往茶几上放下几罐啤酒。我摸索着抓起一罐，拉开易拉环，喝进一半。

“眼睛看不见，像不是啤酒似的。”我说。

“对不起，不摸黑不妥的。”

我们默默喝了一会啤酒。

“那么……”鼠清清嗓子。我把空了的啤酒罐放回茶几，照样裹着毛毯静等对方开讲，但没有下文。黑暗中只听得鼠为确认啤酒还剩多少而左右摇晃易拉罐的声响。他一向的毛病。“那么，”鼠又说一遍，而后把所剩啤酒一口喝干，咣啷一声把易拉罐放回茶几，“首先讲一下我为什么来这里，可以么？”

我没有回答。

知道我不想回答之后，鼠继续道：

“我父亲买这块地是一九五三年，我五岁的时候。至于为什么特意来这地方买地，我不大清楚。我想肯定是通过美军方面的关系压低价买下来的。你也见到了，实际上这里交通极其不便。夏天还好，一旦积雪就根本派不上用场。占领军也好像打算修路做雷达基地什么的使用来着，但考虑到时间和费用而终归作罢。当然镇子也穷，不可能鼓捣什么道路。因为修路也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么着，这片地就成了没人理的闲地。”

“羊博士不是想回这里的吗？”

“羊博士始终住在他的记忆里，那个人哪里都不想回去。”

“也许。”

“再来点啤酒！”鼠说。

我说不要了。由于关了炉子，简直像要冻彻五脏六腑。鼠打开盖，一个人喝着。

“父亲对这块地十分中意，自己修了几条路，房子也维修了。钱我想是花了不少。好在这样一来，只要有车，至少夏天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了。有了暖气、冲水厕所、淋浴、电话和备用的自家发电装置。真不晓得羊博士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鼠发出不知是打嗝还是叹气的声音，“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每年夏天我们都来这里。父母、姐姐和我，还有一个做杂活儿的女孩。想来，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地道的岁月。草场租出去了，一到夏天这里到处是镇上的羊，除了羊还是羊，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关于夏天的记忆总是同羊连在一起。”

我不大明白拥有别墅是怎么一回事，大概一辈子都明白不了。

“但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一家人就基本不来这里了。一来在离家近些的地方另有了一座别墅，二来姐姐出嫁，我和父母又合不来，加上父亲的公司人仰马翻了一阵子，这个那个的事情好多。总之，这地方就这样再次被丢开不管了。我最后一次来大约是一九六七年，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鼠像想起什么似的缄口停了一会。

“不寂寞？”我试着问。

“寂寞什么！可能的话，很想一直在此住下去，却又不能。因为这是父亲的房子，我不愿意求父亲关照。”

“现在也不？”

“也不。”鼠说，“所以这里我是不打算来的。但在札幌海豚宾馆大厅里偶然发现那幅照片时，无论如何都想来看上一眼。总的说来，是由于有些感伤。你有时候不也同样吗？”

我“嗯”了一声，想起那被填埋了的海。

“于是从羊博士口里听了一些情况——关于梦中那只背部带星纹的羊的。这个知道的吧？”

“知道的。”

“往下简单些说好了。”鼠说，“听说那只羊，我突然很想在这里过冬，这个心情怎么都抛舍不掉。至于父亲如何如何，那已经怎么都无所谓了。这样，我就打点行装来到了这里，就好像是受了什么诱惑才来的似的。”

“见到那只羊了？”

“见到了。”鼠说。

* * *

“往下说起来非常痛苦。”鼠说，“那痛苦无论怎么说我想你都很难理解。”鼠用手指把第二个喝空的易拉罐捏扁。“可能的话，你来提问好么？大致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吧？”

我默然点头：“提问顺序颠三倒四，这也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已经死了吧？”

鼠等了惊人之长的时间才回答。或许仅几秒钟亦未可知，但对我来说的确长得惊人。口中干得沙拉拉的。

“是的。”鼠沉静地说，“我是死了。”

12. 拧钟发条的鼠

“在厨房梁上吊死的。”鼠说，“羊男把我埋在车库旁边。死并不怎么痛苦——如果你担心这一点的话。不过这实际上已怎么都无所谓了。”

“什么时候？”

“你来的一个星期前。”

“那时你拧钟发条了，对吧？”

鼠笑道：“也真是不可思议，三十年人生干的最后一桩事竟是拧钟发条！将死之人干嘛给钟拧什么发条呢？莫名其妙啊！”

鼠一住嘴，四周静悄悄的，只闻钟的嘀嗒声。雪将此外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就好像宇宙间仅我们两人存留下来。

“假如……”

“算了吧！”鼠打断我的话，“已经没有假如了。这你也该明白，是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

“就算你提前一个星期来，我也还是一死。或许能在明亮些温暖些的地方见到我，但到头来是一回事，我同样必须死掉，无非加重痛苦罢了。而那样的痛苦我肯定忍受不了。”

“干嘛非死不可呢？”

黑暗中响起了手心对搓的声响。

“这点我懒得讲，因为终归只能落得个自我辩护。你不认为再没有比死人自我辩护更俗不可耐的了？”

“可你不讲我不会明白的嘛！”

“再来点啤酒！”

“冷啊。”我说。

“没那么严重。”

我用颤抖的手拉开易拉环，喝了口啤酒。一喝，的确不觉得怎么冷了。

“简单说吧——如果你肯保证不讲给任何人听的话。”

“讲又有谁能相信呢？”

“那倒也是。”鼠笑道。

“肯定没一个人相信，事情这么荒唐！”

钟打响九点半。

“让钟停住可以么？”鼠问，“太吵。”

“当然可以，你的钟嘛。”

鼠站起来打开挂钟门，止住钟摆，将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时间从地表消灭。

“简单说来，我是吞进羊死的。”鼠说，“等羊完全睡熟以后，我把绳子拴在厨房梁上吊住脖子，没给那家伙逃跑的时间。”

“真的必须那么做？”

“真的必须那么做。因为再晚一点，羊就要彻底控制我。那是最后的机会。”

鼠再次对搓手心：“本来我想作为原原本本的我自身见你，作为有着我自身的记忆和我自身的懦弱的我自身。给你寄去那张暗号般的照片也为的是这个——假如能凑巧把你引到这个地方来，我也就最后得救了。”

“现在可得救了？”

“得救了。”鼠静静地说。

* * *

“关键在于我的懦弱。”鼠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懦弱你保准不能理解。”

“人都是懦弱的。”

“这是泛泛之论。”说着，鼠打了几个响指，“泛泛之论罗列再多也无济于事。我现在跟你谈的是非常私人性质的。”

我默然。

“懦弱这东西要在体内变质腐烂，就像坏疽一样。早在十五六岁我就感觉到了这点，所以经常焦躁不安。自己体内确实有什么在腐烂而本人又能持续地感觉到——这个你明白吗？”

我裹着毛毯不做声。

“我想你是不明白的。”鼠继续道，“因为你没有这一面。总而言之，我就是懦弱。懦弱这玩意儿跟遗传病是一码事。心里再明白也无法自行医治，又不可能碰巧消失，只能越来越糟。”

“对什么懦弱呢？”

“一切。道德上的懦弱，意识上的懦弱，以及存在本身的懦弱。”

我笑了，这回笑得十分自然。“不过如果那么说，可是没有人不懦弱的哟！”

“少来泛泛之论。刚才也说了，当然人人都有懦弱之处，但真正的懦弱和真正的坚强都同样是少而又少的。你不晓得不断把人拖入黑暗的懦弱是怎么一个东西，而它就实实在在存在于这个世上。泛泛之论不可能把一切都概括进去。”

我沉默不语。

“所以我才离开故乡。我不想把更加狼狈的自己暴露在人前，包括你。一个人在陌生地方转悠起来，至少可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归根结蒂，”说到这里，鼠在黑幽幽的岑寂中沉默片刻，“归根结蒂，我未能逃出羊的阴影也是由于我的懦弱。我自己是无可奈何的。即便你那时马上赶来，我怕也只能束手就擒，即使决心下山也在所难免，我也肯定会重返原处。懦弱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羊要得到你什么呢？”

“一切，统统在内。我的身体、我的记忆、我的懦弱、我的矛盾……这些对羊都顶中意不过。那家伙有很多很多触手，伸进我的耳穴我的鼻孔，像用吸管吮吸一样把我吸干。那情景一想不都叫人毛骨悚然？”

“代价呢？”

“我会成为一个与我不相称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当然羊并没有向我显示它的全部形体。我看见的终归只是极小一部分。尽管这样……”鼠沉默下来，“尽管这样，我还是被打翻在地，无可逃避。那无法用语言来诉说，正好比是个吞掉一切的壶，美丽得令人眩晕，邪恶得令人战栗。身体一旦陷入其中，就整个消失了。意识也好、价值观也好、感情也好、痛苦也好，全部无影无踪，近乎所有生命之源出现在宇宙某一点时的动态。”

“可你拒绝了？”

“是的。连同我的身体全都埋葬了。还差一项作业，做完就永远被埋葬掉。”

“还差一项？”

“还差一项。往下要请你来做。不过现在不谈这个。”

我们同时喝啤酒。身体逐渐暖和过来。

“血瘤那东西像鞭子似的吧？”我问，“羊用来驾驭宿主的鞭子？”

“正是。那东西一旦形成，就别想从羊那里逃开。”

“先生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疯了。肯定忍受不住那个壶里的风光。羊利用他筑造了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为此羊才进入他体内。可以说他是个牺牲品，思想上他是零。”

“先生死后是要利用你来继承那个权力机构吧？”

“是的。”

“往下将发生什么呢？”

“百分之百的无政府观念王国。所有的对立都在那里融为一体，我和羊就在其核心。”

“干嘛拒绝？”

时间已经窒息。雪无声地落在窒息的时间上面。

“我喜欢我的懦弱，痛苦和难堪也喜欢。喜欢夏天的光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些，喜欢得不得了。还有和你喝的啤酒……”鼠咽下话语，“说不清啊！”

我寻找词句，但找不到，只管裹着毛毯凝视黑暗的深处。

“看来我们是用同样的材料制作了截然不同的东西。”鼠说，“你相信世界会变好？”

“天晓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鼠笑了：“也真是，要是存在泛泛之论的王国，你肯定能当那里的国王。”

“作为羊壳！”

“是作为羊壳。”鼠一气喝干第三罐啤酒，空罐咣啷一声扔在地上。“你最好早些下山，趁着没给雪封住。不想在这地方过一冬吧？估计再有四五天就开始积雪，结冰的山路翻越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怎么办？”

鼠在黑暗中无不开心地笑道：“我已经没有什么以后了，只消一冬就消失不见了。至于一冬长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得而知，反正一冬就是一冬。能见到你真叫人高兴。可以的话，真想在暖和些明亮些的地方相见……”

“杰向你问好。”

“也替我问候他。”

“她也见了。”

“如何？”

“挺精神的。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那么说还没结婚？”

“是啊。”我说，“想要问问你完了还是没完？”

“完了。”鼠说，“即便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没办法使它完，反正也是完了。我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借用你无疑十分喜欢的泛泛之论来说，就是任何人的人生都毫无意义可言，是吧？”

“是的。”我说，“最后问两点。”

“一是关于羊男。”

“羊男那家伙不错。”

“来这里时的羊男是你吧？”

鼠咯吱咯吱转动脖颈：“不错。借了他的身体。你还真看出来了？”

“中途看出来的。”我说，“一开始不行。”

“老实说，你摔吉他时我吓了一跳。头一回看你发那么大火，再说那是我最先买的吉他，倒是便宜货。”

“对不起。”我道歉说，“只是想吓唬你，把你引出来。”

“也罢。反正到明天什么都消失了。”鼠倒也干脆，“那么，另一点要问的是关于你女朋友的吧？”

“是的。”

鼠沉默良久，双手对搓，随后听得一声叹息，“可能的话，我本不想谈她，因为她是计算外的因素。”

“计算外的？”

“嗯。作为我原本打算开一个内部晚会，结果那孩子钻了进来。我们是不该把她卷进来的。你也知道，那孩子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可以把很多很多东西引诱出来。可是她不该来这里，这里远远超出她力所能及的范围。”

“她怎么样了？”

“她不要紧的，精神着呢。”鼠说，“只是她恐怕再也不能吸引你了，我也觉得不忍。”

“为什么？”

“消失了，她身上的什么完全消失了。”

我沉默下来。

“你的心情我理解，”鼠继续道，“但那早早晚晚都是要消失的，就如某种东西已经从你我以及好些女孩身上消失掉一样。”

我点点头。

“差不多我该走了。”鼠说，“不能待得太久。肯定还会在哪里相见的。”

“是啊。”我说。

“可能的话，最好在明亮些的地方见，季节但愿是夏天。”鼠说，“最后一件事：明早九点把挂钟对好，把钟后面的软线接上，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九点半希望你离开这里下山。十二点我们同一伙人在这里有个茶话会。好么？”

“就那样。”

“能见到你真高兴。”

沉默一瞬间包裹了我们两人。

“再见！”鼠说。

“再见吧。”我说。

我照样裹着毛毯，闭目倾听。鼠发出单调的脚步声缓缓穿过房间，打开门，直欲将人冻僵的冷气挤进房间。无风，水一般沉沉浸入的冷气。

鼠开门在门口伫立了一会。他似乎在静静地看着什么，不是看外面景致，不是看房间内部，也不是看我，而是在看完全另外的什么，感觉上就像在看球形门拉手或自己的鞋尖。之后“嚓”的一声低音，他把门关上，一如关上时间之门。

剩下来的唯有沉默，除了沉默什么也没剩下。

13. 绿线和红线，冻僵的海鸥

在鼠消失后不久，我浑身一阵难以忍受地发冷，在洗脸间吐了几次，但除了游丝般的气息什么也没吐出。

我爬上二楼，脱下毛衣钻进被窝。发冷与高烧交替袭来，房间也随之一胀一缩。毛毯和内衣给汗水浸得一塌糊涂，而一冷，又冷得叫人缩成一团。

“九点给钟上发条，”有谁在我耳畔低语，“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九点半离开这里……”

“不要紧，”羊男说，“会顺利的。”

“细胞在更新嘛。”妻说。她右手攥着带白色花边的长筒裙。

我下意识地把脖子左右摇了十多厘米。

红线接红线……绿线接绿线……

“你简直什么都不明白。”女友说。是的，我是什么都没闹明白。

涛声传来。冬天滞重的波涛。铅色的大海和女人后颈般莹白的海波。冻僵的海鸥。

我置身于门窗紧闭的水族馆展厅。厅里陈列着好几根鲸鱼阴茎。热得令人窒息。该有人开窗才是。

“不成，”司机说，“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果真那样，我们都要一命呜呼。”

有人开窗。冷不可耐。海鸥声传来。它们尖锐的叫声撕裂我的皮肤。

“你记得猫的名字吗？”

“沙丁鱼。”我回答。

“不，不是沙丁鱼。”司机说，“名字早已换了。名字说换就换。你不也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晓得的么？”

冷得出奇。且海鸥数量过多。

“平庸使人走漫长的路。”那个黑西服小子说，“绿线即红线，红线即绿线。”

“关于战争听到什么没有？”羊男问。

本尼·古德曼开始演奏《特别航空信》。查理在独唱。他头戴奶油色呢帽。那是我所记得的他的最后形象。

14. 再过不祥角

鸟在啼叫。

阳光从百页窗缝隙中呈条纹状落在床上。掉在地板上的手表指在七时三十五分。毛毯和衬衫像从装满水的桶里捞出来一样湿漉漉的。

头虽还有点发晕，但烧已退去。窗外一派雪景。鲜亮的晨光下，草场闪烁着银辉。空气冷得皮肤很是舒坦。

我下楼用热水淋浴。脸色异常苍白，一个晚上脸颊就明显塌陷下去了。我把比平时多两倍的刮须膏满满涂了一脸，一丝不苟地刮胡须。刮完后小便，尿水多得自己都难以置信。

小便之后，身上没了气力，穿着浴衣在沙发上足足躺了十五分钟。

鸟继续叫个不停。雪开始融化，从房檐上一滴滴落下水珠。远处不时传来锐利的“噼啪”声。

到八点半，我喝了两杯葡萄汁，整个儿啃了一个苹果，然后收拾东西。从地下室拿了一瓶白葡萄酒和一大块“好时”巧克力，又拿了两个苹果。

收拾好东西，房间里笼罩着悲凉的空气。一切即将结束。

看准表到九点，把挂钟三根砣管拧了上去，时针对在九点。又移开沉重的钟，把钟后现出来的四根软线接好。绿线……接绿线，红线接红线。

软线是从钟后板四个锥孔里拉出来的。上边一对，下边一对。软线是用和吉普车里相同的铁丝牢牢固定在钟内的。我把挂钟放回原来位置，站在镜前向我自身做最后的寒暄：

“祝你顺利！”我说。

“祝你顺利！”对方说。

* * *

我和来时一样从草场正中穿过，雪在脚下“沙沙”作响。草场上一个脚印也没有，俨然银色的火山口湖。回头一望，我的一行脚印一直连到那座房子。脚印意外地弯曲。径直走路并非易事。

离远看去，房子简直像个活物。它身子局促地一抖，雪便从复折式房顶落下。雪块出声地滑下房顶斜坡，掉在地上摔碎了。

我继续前行，穿过草场，穿过长长的白桦林，过桥，沿圆锥形山转了一圈，来到那个讨厌的弯角。

好在弯角积的雪没有结冰，但无论怎么用力踩雪，我都无法从仿佛被拽进十八层地狱的那种讨厌感觉中挣脱出来。我几乎是贴在哗啦哗啦崩落的崖体上走过那个弯角的。腋下满是汗水，一如儿时噩梦醒来。

平野从右边闪出。平野同样被雪覆盖着，从中流淌的十二瀑河闪着耀眼的光。似有汽笛声远远传来。一个漂亮的晴天。

我歇口气，背起背囊，走下徐缓的坡路。拐过下一个弯角时发现一辆没印象的新吉普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那个黑西服秘书。

15. 十二点的茶话会

“等你呢，”黑西服说，“不过也就等了二十来分钟吧。”

“何以晓得？”

“地点？还是时间？”

“时间。”我放下背囊。

“你以为我究竟凭什么当上先生秘书的？努力？智商？反应快？何至于！原因是我有能力。是直觉，用你们的话来说。”他身穿驼色羽绒服和滑雪裤，架一副RAY BAN牌遮光镜。“我和先生之间有过很多共同部分，比如在超越理性、逻辑以及伦理那类东西方面。”

“有过？”

“先生一周前去世了。葬礼十分气派。现在东京为挑选接班人吵得热火朝天。平庸之辈正在东奔西忙上蹿下跳——倒也够辛苦的。”

我叹了口气。对方从上衣袋里掏出银色的香烟盒，抽出无过滤嘴烟点燃。

“不吸？”

“不吸。”我说。

“你的确干得漂亮，超过我的期待，坦率地说，我很吃惊。当然，如果你走投无路，我也打算提供一点暗示来着。居然能碰上羊博士，令人叫绝！可以的话，真希望你在我手下出力。”

“一开始就晓得这里？”

“还用说！你以为我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问个问题好么？”

“好好，”对方显得兴致勃勃，“简短些。”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在这里呢？”

“因为希望你以自己的意志自动自觉地来这里，并且把他从地窖里拉出。”

“地窖？”

“精神地窖。人一旦被羊附体，精神就暂时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类似所谓shell shock⁽⁶⁾。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从中拉出。但为了使他信任你，你就必须是白纸一张。就是这么回事。如何，简单吧？”

“是啊。”

“亮出底牌来什么都简单，而编制程序却非同小可。因为电脑不肯连人的感情波动都计算进去。手工活儿！而若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程序能够如愿以偿，当然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

我耸耸肩。

“好了，”对方继续道，“寻羊冒险记正走向尾声，由于我的计算和你的纯真。我已把他搞到手了，是吧？”

“好像。”我说，“他在那里等着，说十二点整有个茶话会。”

我和他同时看表：十时四十分。

“我该走了。”对方说，“不好叫他久等。你嘛，叫司机用吉普车送到山下。噢，这是你的报酬。”

对方从胸袋里掏出一张支票递过来，我没看金额就揣进了衣袋。

“不确认一眼？”

“没那个必要吧。”

对方开心地笑了：“能跟你一起做事，真是愉快。对了，你的同伴把公司解散了，可惜啊！本来前途无限。广告业以后还要发展，你自己干好了。”

“你是疯了！”我说。

“希望还能和你见面。”说罢，他沿着弯角朝台地走去。

* * *

“沙丁鱼精神着哩！”司机开着吉普车说，“胖得圆滚滚的。”

我坐在司机旁边。看上去他同乘坐那辆怪物车时判若两人。他这个那个地讲起先生的葬礼和如何照料猫，我几乎没听。

吉普开到车站时是十一点半。镇子死一般静。一个老人用铁锹铲交通岛的雪，一只瘦狗在他身旁摇晃尾巴。

“谢谢你了！”我对司机说。

“不用谢。”他说，“对了，上帝的电话号码可试过了？”

“没有，没时间。”

“先生去世以后，打不通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肯定太忙。”我说。

“也许。”司机说，“那么，保重！”

“再见。”

* * *

上行列车准十二点发车。月台上空无人影，车上乘客加我共四个人，但久违了的人的形象还是使我舒了口气。不管怎样，我返回到了生的世界。尽管这世界平庸且百无聊赖，但毕竟是我的世界。

我边嚼巧克力边听开车铃声。当铃声响罢列车发出“咣啷”声时，远处传来爆炸声。我猛地推开窗户，脖子探到外面。爆炸声间隔十秒又响一次。列车开动了。约三分钟后，只见圆锥形山那里升起一道黑烟。

我凝望着那道烟，望了三十分钟之久，直到列车向右拐弯。

(1)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年。

(2)大正时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

(3)花楸树：一种蔷薇科落叶乔木，秋天叶子变为红色。

(4)一枝黄花：一种菊科植物，顶部为黄色。

(5)“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的事件。

(6)shell shock：爆炸性精神打击。由战争遭遇引起的一种丧失自控力和记忆力的精神障碍。

尾声

“一切休矣。”羊博士说，“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我说。

“必须感谢你才是。”

“我失去了很多。”

“不，”羊博士摇头道，“你不是刚刚活过来嘛！”

“那也是啊。”

走出房间时，羊博士趴在写字台上失声恸哭。我夺走了他失去的时间。至于正确与否，我最后也未明白。

* * *

“她不知去哪里了。”海豚宾馆老板凄然说道，“没说去哪里，身体像是不大舒服。”

“不怕的。”我说。

我接过行李，仍住上次那个房间，从房间窗口仍可看见上次那个莫名其妙的公司。乳房肥硕的女孩不见了。两个年轻男职员吸着烟伏案工作，一个念数字，一个用尺子在很大一张纸上画图表。由于没了巨乳女孩，公司看上去完全成了别的公司，唯独根本弄不清是什么公司这点依旧。六点，全员撤离，楼宇一片漆黑。

我打开电视看新闻，没有报道山上爆炸事故。是的，爆炸事故是发生在昨天。昨天一天我究竟在哪里、干什么了呢？刚一回想，头又开始作痛。

总之过去了一天。

我将这样一天天远离了“记忆”，直到某一天漆黑中再次传来远处的声响。

我关掉电视，鞋也不脱就倒在床上，孤零零地望着满是污痕的天花板。天花板的污痕使我想起很久以前死去且被所有人遗忘的人们。

不知是什么颜色的霓虹灯改变了房间色调。耳畔响着表针的走动声。我脱下表扔在地板上。汽车喇叭声柔和地重合在一起。我想睡，但睡不着。根本不可能带着无法诉诸语言的心情入睡。

我穿上毛衣，上街走进最先看到的迪斯科舞厅，听着不停顿的黑人音乐，喝了三杯六十毫升的加冰威士忌。于是我多少变得正常起来。也必须变得正常。大家都要求我趋于正常。

返回海豚宾馆，三根手指的老板坐在长沙发上看电视里的最后新闻。

“明天九点动身。”我说。

“回东京吧？”

“不，”我说，“那之前要顺便去个地方。八点请叫醒我。”

“好的好的。”他说。

“添了好多麻烦，谢谢了！”

“哪里。”老板随即叹口气，“父亲还不吃饭。再不吃，要没命的。”

“有伤心事。”

“知道。”老板悲戚地说，“可父亲什么也不告诉我。”

“一切很快会变得顺利的，”我说，“只要时间过去。”

* * *

翌日午饭是在飞机上吃的。飞机先降落在羽田机场，又重新起飞。左侧始终有大海闪闪生辉。

杰还在剥土豆皮。一个打短工的女孩一会儿给花瓶换水，一会儿擦桌子。从北海道返回故乡，秋意尚未逝去。从杰氏酒吧望去，山上红叶红得正艳。我坐在尚未营业的吧台前喝啤酒，用一只手剥花生，那破裂声很叫人惬意。

“好不容易才弄到剥起来这么好听的花生。”杰说。

“噢。”我嚼着花生应道。

“怎么，还在休假？”

“不干了。”

“不干了？”

“说来话长。”

杰把土豆全部剥完，用大笊篱洗了晾干。“往下怎么办？”

“不清楚。有点退职金和出让共同经营权的收入，虽然不是什么大数目。还有这个。”我从衣袋掏出支票，没看金额就递给杰。

杰看着摇摇头：“好厉害的金额，不过总好像来路不明。”

“实际上也是。”

“说来话长吧？”

我笑了笑：“放在你这里，放到店里的保险柜里去。”

“哪有什么保险柜！”

“现金出纳机不就行了。”

“放进银行出租的保险柜吧。”杰担心地说，“可怎么处理呢？”

“我说杰，迁这店时花钱了吧？”

“花了。”

“借款呢？”

“还有不少。”

“这支票可能还清？”

“还有剩。不过……”

“怎么样，用这笔钱把我和鼠算作共同经营者可好？不要分红不要利息，光添上名字就行。”

“那可不妥。”

“没关系。只是，我和鼠有什么难处时希望能收留我们。”

“以前不也一直这样的吗？”

我端着啤酒杯盯住杰的脸：“知道，但还是想这样做。”

杰笑着把支票揣进围裙袋：“你第一次喝醉时我还记得。过去多少年了？”

“十三年。”

“那么久了！”杰少见地谈了三十分钟往事。等客人三三两两进来时，我站起身。

“不是刚来吗？”杰说。

“有教养的孩子不久坐。”我说。

“见到鼠了吧？”

我把双手放在吧台上做了个深呼吸：“见了。”

“那也说来话长？”

“你没听说过的那么长。”

“不能省略？”

“省略就没味儿了。”

“还好？”

“还好。说想见你。”

“迟早能见吧？”

“能见，共同经营者嘛！那笔钱是我和鼠挣的。”

“那太好了！”

我从吧台的高凳上下来，吸一口店里令人亲切的空气。

“不过作为共同经营者，希望能有弹子球和投币式自动唱机。”

“下次来之前准备好就是。”杰说。

* * *

我沿着河边走到河口，在最后剩下的五十米沙滩上弯腰坐下，哭了两个小时。哭成这个样子生来是头一次。哭罢两个小时，我好歹站起身来。去哪里还不知道，但反正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拍去裤子上沾的细沙。

太阳早已隐没。移步前行时，身后传来细微的涛声。

版权信息

书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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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AI NO OWARI TO HADO BOIRUDO WANDA RANDO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1985 by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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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版权申明

向小说可能性发起的一次冲锋（译序）

1　冷酷仙境——电梯、无声、肥胖

2　世界尽头——金毛兽

3　冷酷仙境——雨衣、夜鬼、分类运算

4　世界尽头——图书馆

5　冷酷仙境——计算、进化、性欲

6　世界尽头——影子

7　冷酷仙境——头骨、劳伦·巴考尔、图书馆

8　世界尽头——大校

9　冷酷仙境——食欲、失意、列宁格勒

10　世界尽头——围墙

11　冷酷仙境——穿衣、西瓜、混沌

12　世界尽头——世界尽头的地图

13　冷酷仙境——法兰克福、门、独立组织

14　世界尽头——森林

15　冷酷仙境——威士忌、拷问、屠格涅夫

16　世界尽头——冬季的到来

17　冷酷仙境——世界尽头、查理·帕克、定时炸弹

18　世界尽头——读梦

19　冷酷仙境——汉堡包、爬山车、截止期限

20　世界尽头——独角兽之死

21　冷酷仙境——手镯、本·约翰逊、恶魔

22　世界尽头——灰色的烟

23　冷酷仙境——洞穴、蚂蟥、塔

24　世界尽头——影子广场

25　冷酷仙境——吃喝、象厂、圈套

26　世界尽头——发电站

27　冷酷仙境——百科事典棒、不死、回形针

28　世界尽头——乐器

29　冷酷仙境——湖水、近藤正臣、长筒袜裤

30　世界尽头——坑

31　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32　世界尽头——垂死的影子

33　冷酷仙境——雨日洗涤、出租车、鲍勃·迪伦

34　世界尽头——头骨

35　冷酷仙境——指甲刀、奶油调味酱、铁花瓶

36　世界尽头——手风琴

37　冷酷仙境——光、内省、洁净

38　世界尽头——出逃

39　冷酷仙境——爆玉米花、吉姆爷、消失

40　世界尽头——鸟

向小说可能性发起的一次冲锋（译序）

林少华

1979年至1982年写完《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这“青春三部曲”之后，村上有了自信，觉得可以作为专业作家干下去了——就像“游泳游了很久很久，手总算碰到岸了”。于是他想喘一口气，长篇暂且放一放，就写了许多短篇，结集为《去中国的小船》（1983）、《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3），以及《萤》（1984），同时在《周刊朝日》开了随笔专栏，还翻译了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卡佛、欧文一些作品，并对翻译津津乐道，说“翻译让我从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能从侧面“补充”自己。可以说，在动笔写这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前的三四年时间里，村上生活得非常充实，做了许许多多事。当然这里面也有维持日常生计的需要，当时纯文学不景气，《寻羊冒险记》卖了15万册，已经算畅销了，但作为“生活费”则远远不够。这期间他卖了千叶船桥相当时髦的房子，搬到神奈川县海滨小城藤泽居住，还去希腊参加了马拉松，去美国旅行了六个星期，哪一桩“生活费”都不是小数。

说起来，他是从卖掉酒吧专事写作后才开始跑步的。从三公里跑起，越跑越长，直到参加马拉松。搬到藤泽后，早上起来就跑，太阳出来在海边晒太阳，还学了冲浪，总之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说写长篇小说需要高度的精神集中力，是非常累人的活计，没有健康的身体根本吃不消。在这点上，写长篇和长跑四十二公里差不多，都需要孤独的耐力和坚定的自信。他说能不能写长篇，较之问自己的脑袋，更应问自己的身体。“许多人都说作为文学创作者太健康了不好，我看未必。我认为人的精神这东西生来就是不健康的。以为自己健康是一种错觉。只是，有了肉体的健康才能表现精神的不健康。天生健康的人根本不存在……至少创造东西的人是不健康的，健康的人创造不出来。”村上也确实健康。2003年初笔者在东京见他时他已年过五十，但体形同小伙子不相上下，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块隆起，手掌十分粗硕，很难想像这样的手会捣鼓出那般精巧细腻的文字。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下简称《世》）大约是1984年8月动笔的，翌年3月脱稿，写了半年，恰好在他36岁生日那天傍晚写完最后一行。“又写得很辛苦，再没有那么辛苦的了。好在那时天天跑步，跑得相当有距离，所以精神集中力完全跟得上，体力也有，这才坚持得住。”这部小说译成中文都不止三十万字，是他当时最长的长篇。据村上1991年总结“十年创作”时介绍，在他当时出的几部作品中，有很多人说最喜欢《世》。此书继《寻羊冒险记》之后不久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读过的美国人也都说好，英译者伯恩鲍姆就说最中意这部。在中国虽发行不到10万册，但据笔者了解，读者不喜欢则罢，一喜欢就喜欢得不得了。日本文学评论界也大体给了肯定性评价，颁给了谷崎润一郎文学奖，村上也成了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战后出生的作家。五名评审委员中，丸谷才一给的评价最高：这部长篇的成功之处在于“几乎天衣无缝地构筑了一个优雅而抒情的世界。许多作家都已意识到我们的小说必须从现实主义中解脱出来，可是一旦脱离现实主义，又往往写得乱七八糟。而村上氏却在舍弃现实主义的同时写得丝丝入扣，有一种独特的清新格调。其甘美的忧伤底层潜藏着对于现实的狂放态度。这位作家通过游离世界而创造世界，通过逃避而面带羞涩地完成果敢的冒险，通过扮演‘虚无’的传达者而探求生之意义”。同为评委的大江健三郎也为“年轻的”村上经营这一富有冒险精神的文学实验而获奖感到“欢欣鼓舞”，不过这位十年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又认为，小说未能“超越对于年轻人生活风尚的影响，无法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以对日本现状与未来的表现引起知识分子读者的兴趣”。

不管怎么说，《世》可以断定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成功之作，村上本人也颇为之踌躇满志，他说到了这一阶段，自己也渐渐知晓自己所做的事与众不同。写完《寻羊冒险记》之后一直想来个正面突破，而《世》是“正面突破的第一步”。

“正面突破”最显而易见的体现，是大胆而严谨的双线平行结构（parallel world）。虽然类似结构或手法在“青春三部曲”中就已使用，但那里面的两条线还有主次隐显之别，而《世》则完全并驾齐驱，恰如两条钢轨平行伸展开去。当时日本的编辑要求村上压缩为“世界尽头”，美国的编辑要求压缩为“冷酷仙境”，而村上都拒绝了，坚决认为应该采用这个或许有点冗长、荒谬的书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时谈到了这一点：

之所以用这个“双重”标题，是因为小说包含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叫“冷酷仙境”，另一个叫“世界尽头”，交互以间错的章节平行展开。最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相互重合、合二为一。这种叙述技巧一般用于神秘故事或科幻小说。像肯·弗莱特（Ken Follett）就经常援用类似手法。我想将这一手法用于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

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对我而言像是某种游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我自己也没概括这两个故事将如何融为一体。那种经历真是刺激，同时也让我筋疲力尽。我明白自己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去做类似的尝试了。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在日文原作里，虽然“冷酷仙境”（Hard-boiled Wonderland）和“世界尽头”的主人公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但前者是较正式场合用的“わたし”，后者则是一般场合用的“ぼく”，看人称即可区别前者与后者。而译成中文，就都成了“我”。或者后者译为“俺”也未尝不可，却又觉得方言味儿太浓，只好放弃。英译本似乎也有同样问题，即都成了“I”。另外，原作为世界尽头那个小镇画了一张地图，状如大脑，在漆黑的底色上用白线勾勒出城墙、运河、树林、湿地、田野、街道，以及钟塔、图书馆、旧兵营、民居等建筑物，城墙外是山岭、苹果林和独角兽的栖居地。村上说地图是他写作当中画的，以便牢牢记住自己凭空想像出来的这个特殊的小镇。

“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明显是以东京为舞台的高科技现代大都会，后者则是以独角兽为主体的不无中世纪风情的小天地。作为特点，前者是存在的或现实的，后者是不存在的或非现实的。有趣的是，在村上笔下，存在的现实的东西似乎是不存在的非现实的——读者很难从中想像出东京是怎样一座城市，完全没有具象、没有质感、没有生机；而不存在的非现实的反而成了存在的、现实的东西，可观可闻，可感可触，甚至有专门的地图，描写也细致入微，有很强的临场感，充分显示了村上“无中生有”的写作本领。小说出版不久，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详细描写不存在之物的细部，那种快乐是无可替代的……比较说来，那是一种宁静的快乐——不存在之物的存在感从自己体内渗出的快乐，就像是‘同未知的邂逅’。”存在的不存在感，不存在的存在感，这一特色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也屡屡出现，甚至贯彻始终，就本质而言，不妨说是他的一种生命体验和人生态度。换个角度看，“冷酷仙境”中的“我”（わたし）和“世界尽头”中的“我”（ぼく）“感觉上是我自身存在中的存在与不存在，二者平行存在。那也可以说是意识和无意识，或者理解为现实性存在与内在性存在”。一句话，乃是同一人的虚实两面。

“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的另一特点是一动一静，形成鲜明的对照。村上一开始就打算玩花样，以双涡轮（Twin Turbo）向前推进，一个沉稳平和安然静谧，一个起伏跌宕富有动感。“而且我喜欢钱德勒，想以冷酷（Hard-boiled）这条线展开，想让很多很多离奇古怪的人出场，想让莫名其妙的东西层出不穷”，以此作为快速驱动情节的动力。相比之下，“世界尽头”基本局限在城墙以内，寂寥、整齐而又不无神秘，使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兼田园风光。村上说这点受到特吕弗电影的影响：“特吕弗有部影片叫《华氏451》吧？里面有很多人为避免焚书而在脑袋里默诵着，在森林中静静地生活。写的时候我倒不是想着特吕弗的电影写的，但有那样的场所进来还是再好不过的——我觉得自己十分渴求那种能够抚慰自己的场所。”那个场所即“世界尽头”。那里的居民长生不死，而作为代价，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影子，必须抛弃自己的心和思想，从此四大皆空，没有感情，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希望，没有绝望。主人公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和影子一起逃离的惟一机会，决定留下不走——“我想留在这里”。

村上为什么要让主人公留在“世界尽头”呢？我想这恐怕同村上对“冷酷仙境”所象征的现实世界的认识有关。这里我们不妨粗略探讨一下“冷酷仙境”的寓义或隐喻（metaphor）所在。如果说“世界尽头”强调的是心（心的有无），那么“冷酷仙境”强调的是脑——脑的正常与否或人脑与电脑的关系。“我”（计算士）的遭遇是电脑造成的——老博士出于所谓的科研需要，往“我”脑袋里擅自植入电脑“中继站”和电脑线路，后来“中继站”由于一点点失误而融化了，电脑线路也取不出来了，致使“我”的生命只剩下二十九小时三十五分钟。这里最大的问题或者教训在于：电脑线路是由人植入人脑的，结果却由电脑控制了人脑。即使科研能力那般出类拔萃的老博士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一方面感叹“电脑这玩意儿实在可爱得很”，一方面向“我”表示由衷的歉意，“现在已发展到了我束手无策的地步。我已无计可施，你也无法可想。车轮越来越快，谁都不能使它停下。”换言之，现代社会已进入“脑化”时代——较之人脑化更是电脑化时代。始而电脑受制于人脑，继而人脑受制于电脑。电脑成了独立存在，人脑遭到放逐。这便是作为现实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呢？莫如留在“世界尽头”为好，而那无疑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在这里，村上显然对一味追逐高科技而疏于人性复归的现代社会感到担忧、无奈和怀有警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也从另一角度谈及了“脑化”问题，认为《世》“是村上对于大脑及其接受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一次最深刻入微的探索”。可以说，《世》是一部故事荒诞而主题严肃的作品。

就文体而言，“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也略有不同。前者多少带有冷酷的幽默，后者则于宁静中酿出无奈。且各举几行为例。“冷酷仙境”开篇第一章这样描写电梯：

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骇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条深水河在静静流逝。

而在随后的“世界尽头”之中，描写金毛兽（独角兽）的笔调则是这样的：

当号角声弥漫小镇的时候，兽们便朝太古的记忆扬起脖颈——超过一千头之多的兽们以一模一样的姿势一齐朝号角声传来的方向昂首挺颈……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不动。动的惟有晚风中拂卷的金色兽毛。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它们在思考什么凝视什么。兽们无不朝同一方向以同一角度歪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天空，全身纹丝不动，侧耳谛听号角的鸣声。稍顷，号角最后的余韵融入淡淡的夕晖。它们随即起身，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开始朝一定的方向起步前行。

换言之，前者确像冷冷的、酷酷的、后现代的钱德勒式电影镜头，后者则仿佛一幅静静的、幽幽的中世纪油画。

此外，村上在关于这部长篇的访谈中有两段话颇耐人寻味。一段是关于节奏（rhythm）的。他说他写小说的一个“诀窍”就是拒绝预设框架（structure），不然文章的流势势必受阻，或者说节奏就“死掉了”。这同音乐是一回事，假如钢琴手弹一个音时考虑下一个音，音就乌乎哀哉了。“我认为，所有的艺术行为和创作行为都取决于节奏的连续性，音乐最典型。所以，一旦中途断掉就完了，而一开始就想好也同样完了。总之失去自身内部涌起的类似自发性（spontaneous）那样的东西是不可以的。”另一段是关于小说的“可能性”的。他说现今不同以往，看小说的人少了。这并非由于小说读者智能水准下降，而是人们兴趣多样化造成的。较之读书，很多人更愿意做运动、听音乐、看电视、看录像。尽管如此，还是有只能以小说这一形式来表达的认识系统，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提供这一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小说仍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虽说差不多所有类型的‘物语’都给人写过了，但使用新的认识系统逐个清洗那些‘物语’还是可能的。同其他领域相比，这方面无需人手，无需资本。在这点上小说家是蛮舒服的。如果总是紧紧抓住原有价值——我是说原有价值而不是说原有类型（type）——必然堕落为小圈子艺术。必须经常清洗自己本身才行。”事实上村上也不断清洗自身，不断清洗“物语”，不断向小说可能性的极限地带发起冲锋——《世》就是咄咄逼人的一次——从而使小说这一形式未被边缘化，仍然能够在当下信息时代眼花缭乱的众多媒体中突围而出，为读者提供一种认识系统，显示其无可取代的生存空间。这点从村上小说的印行量也可得到证明：据《朝日新闻》统计，截至2004年11月中旬，他的13部主要作品在日本行销2 414万册之多。

越写越长了，就此打住，是为新序。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黄昏于窥海斋

时青岛梅鸣喜鹊连翘流金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太阳为什么还金光闪闪？

鸟们为什么还唱个没完？

难道它们不知道么，

世界已经走到尽头。

——“THE END OF THE WORLD”

1
冷酷仙境
——电梯、无声、肥胖

电梯以十分缓慢的速度继续上升。大概是上升，我想。不过我没有把握。其速度实在过于缓慢，以致我失去了方向感。或者下降也未可知，抑或不上不下也不一定。我只不过斟酌前后情况而姑且算它上升罢了。仅仅是推测，无半点根据。也可能上至十二楼又下到第三楼——绕地球一周又返回原处。总之无从知晓。

这电梯同我公寓中那进化得如同提水桶一般了无装饰的廉价电梯毫无共同之处。由于差异太大，我竟怀疑二者并非为同一目的制造的具有同一功能且冠以同一名称的机械装置。两架电梯的差距之大，恐已达到了人们想象力的极限。

问题首先是面积。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骇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条深水河在静静流逝。

还有一点，那便是这电梯上缺少很多作为电梯本应装备的附件。没有安装各种按钮和开关的控制盘，没有楼层按钮没有开门钮关门钮没有紧急停止装置，总之一无所有。因此我觉得自己缺少任何保护。不光是按钮，楼层显示灯也没有，定员数量和注意事项也没有，甚至厂家名称标牌也无处可寻，更不晓得安全门位于何处。确确实实同棺木无异。无论如何这等电梯都不可能得到消防署的许可，电梯自有电梯的规范。

如此静静盯视这光秃秃平滑滑的四面不锈钢壁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小时在电影上看到的霍迪尼⁽¹⁾奇迹。此人被绳索和铁链五花大绑了塞进一个大衣箱中，又在外面缠了好多道铁链，连人带箱子从尼亚加拉瀑布上端推落下来，或者投入北冰洋冻成冰块。我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将自己的处境同霍迪尼的处境冷静地加以比较。身体未遭束缚这点我倒是得天独厚，而不明所以然却使我被动。

仔细想来，别说所以然，就连电梯是停是动都不得而知。我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也有点奇怪，因为不像是咳嗽应有的声音——没有立体感，犹如一把软糊糊的泥巴甩在平板板的水泥壁上。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动静。出于慎重，我又咳嗽一声，结果同样。于是我灰心丧气，不再咳嗽。

我以静止不动的姿势呆呆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男人与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会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在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的。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在本质上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妄加变通。只是，将地球视为巨大咖啡桌的权宜式观点，事实上势必一举排除因地球是球状体而产生的诸多繁琐问题——例如引力、日期变更线和赤道等无关紧要的事项。对于过普普通通生活的人来说，非与赤道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由此之故，我便尽可能从权宜式角度来观察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这东西委实含有各种各样的简言之即无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对可能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决定的。所谓世界，便是由浓缩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话又说回来，用右手和左手同时进行两种截然有别的计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精通此术的。一旦精通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掌握其诀窍之后，这一能力便不至于轻易得而复失。这同会骑自行车会游泳是同一道理。当然不是说无需练习，惟有通过不断练习能力才会提高，方式才会更新。正因如此，我才总是注意在衣袋里揣上零币，一有时间就计算不止。

此时，我的衣袋中有：五百元硬币三枚，一百元硬币十八枚，五十元的七枚，十元的十六枚，合计金额三千八百一十元。计算起来毫不费事。如此程度，比数手指还要简单。我心满意足地靠着不锈钢壁，眼望正面的门。门依然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电梯门何以这么久都不打开。略经沉吟，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器故障之说和操纵人员忘却我的存在的疏忽之说这两种可能性即使基本排除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不现实。当然我不是说机器故障和操纵人员疏忽的情况实际上不能发生，相反，我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意外发生确很频繁。我想说的是，在特殊的现实当中——当然是指在这种滑溜溜傻乎乎的电梯里边——不妨将非特殊性作为逆论式特殊性姑且排除在外。在机械维修方面疏忽大意之人或把来访者关进电梯后便忘记操作程序的马虎人如何会制作出如此考究的离奇电梯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此事绝无可能。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十二分地神经质，十二分地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事无巨细，他们一律不肯放过，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测量一下。一进楼门我便被两个卫士拦住，问我找谁，然后核对预约来访者名单，查看驾驶证，用中央电脑确认身份，又用金属探测器全身探了一遍，这才把我推进电梯，即使参观造币局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检查。而我现在却落到这般地步，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他们的小心谨慎现在会突然丧失。

这样一来，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们有意使我身陷此境。大概他们不想让我察觉电梯的运行，所以才开得如此徐缓，以至我无法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甚至装有摄像机都有可能。门口警卫室里监视屏一字排开，其中一个映出电梯里的光景——果真如此也无足为奇。

由于百无聊赖，我很想找一找摄像机的镜头。但转念一想，即使找到于我也毫无益处，恐怕只能促使对方提高警惕，进而更加缓慢地操纵电梯。我可不愿意触此霉头，本来都已误了约会时间。

结果，我只能无所事事地悠然呆着不动。我是为了完成正当任务才来这里的。用不着胆怯，也无需紧张。

我背靠墙壁，两手插入衣袋，再次计算零币。三千七百五十元。转眼算毕，毫不费事。

三千七百五十元？

计算有误。

某处出了差错。

我感到手心沁出汗来。衣袋里的零币居然算错，最近三年可是从未有过，一次也没有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不好的征兆。趁这不好的征兆尚未作为实实在在的灾难出现，我必须彻底收复失地。

我闭上眼睛，像洗眼镜片一样将左右两半球大脑清洗一空，随后将双手从衣袋里掏出，张开手心，让汗水蒸发。我像《瓦劳克》⁽²⁾电影中面对亡命之徒时的亨利·方达那样干净利落地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我特别喜欢《瓦劳克》这部影片，尽管这并无所谓。

确认左右手心完全干爽以后，我重新将手插进两个衣袋，开始计算第三遍。如果第三遍计算的结果同前两次中的某一次结果相符，那么就不存在问题。任何人都有出错的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人人都会变得神经质，同时也必须承认多少有点过于自信。我的初步性错误便是由此造成的。总之我要得出准确的数字，也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救赎。不料在此之前，电梯门开了。开得毫无前兆毫无声响，倏地分往两侧。

由于精神仍然集中在衣袋中的零币上面，一开始我未能及时意识到门已打开。或者准确地说来，虽然目睹门已打开，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状况的具体含义。无需说，门开意味着被门剥夺了连续性的两个空间因此而连为一体，同时也意味着我所乘的电梯到达了目的地。

我停止衣袋中手指的动作，往门外看去。门外是走廊，走廊里立着一个女郎。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质地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确认似的对我端视良久，然后猛然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这边来。我于是不再数钱，双手从衣袋里掏出，走出电梯。刚一走出，电梯门便急不可耐地在我身后合上。

我站在走廊上四下巡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暗示我此刻处境的东西。我能明白的仅仅是此乃楼内走廊这一点，而这点连小学生都一清二楚。

一言以蔽之，这是座内部装修得异常平滑的大厦。正如刚才乘的电梯，所用材料倒是高级，只是滑溜溜的没有抓手。地板是打磨得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壁白里透黄，犹如我每天早上吃的黄油酥饼。走廊两侧排列着结实厚重的木门，上面分别带有标明房间号码的金属牌。房号颠三倒四，混乱不堪。“936”的旁边是“1213”，再往下又成了“26”。如此乱七八糟的房间编排顺序真是见所未见，其中显然出了什么问题。

女郎几乎不言不语。朝我说了句“这边请”，但那只是口形做如此变化，并未出声。我从事此项工作之前曾参加过两个月的读唇术讲习班，因而好歹得以理解她表达的意思。起始我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家耳朵失灵。电梯无声，咳嗽和口哨又声不像声，弄得我在音响面前全然没了主见。

我试着咳嗽一声。其声依然畏畏缩缩，但终究比电梯中的像样多了。于是我心怀释然，对自己耳朵恢复了少许自信。不要紧，耳朵还不至于不可救药。耳朵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她嘴巴方面。

我跟在女郎后面走着。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咔咔”作响，犹若午后采石场发出的声音。两条裹着一层长筒袜的大腿清晰地映在大理石地板上。

女郎圆鼓鼓地胖。固然年轻固然漂亮，但她委实胖得可观。年轻漂亮的女郎身体发胖，我总觉得有点奇妙。我跟在她后头边走边一直打量她的脖颈、手腕和腿脚。身体胖墩墩的全是肉，仿佛夜里落了一层无声的厚雪。

每次同年轻漂亮而又肥胖的女郎在一起我都感到困惑，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也可能是我极为自然而然地想象出对方饮食生活的光景所致。每当见到肥胖的女郎，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她喳喳有声地大吃大嚼盘中剩的凉拌水田芥，以及不胜依依地用面包蘸起最后一滴乳脂汤的光景。我无法不这样想。这么着，我的脑海里便像酸物侵蚀金属一样充满了她吃饭的场面，脑的其他种种功能则变得迟钝起来。

倘若光是胖倒也罢了。光是胖的女郎像空中的浮云，无非漂浮在那里而已，与我毫不相干。而若是又年轻又漂亮又肥胖的女郎，问题则另当别论。我不能不决定自己对她应取何种态度，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可能同她睡觉。我想大约是这点将我的脑袋弄得如一团乱麻。带着麻木不仁的脑袋同女人睡觉可不是件容易事。

但绝不是说我讨厌胖女郎。困惑和讨厌并非同义词。这以前我曾同好几个肥胖而年轻貌美的女郎睡过，总的来看那种体验绝对不坏。困惑若被往好的方向引导，必然产生通常得不到的美妙结果。当然有时候也并非一帆风顺。性交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行为，同星期天去商店买暖水瓶不是一码事。即使同样年轻貌美而又体胖的女郎，其脂肪的附着方式也各所不一。某种胖法可以将我带往惬意的方向，而另一种胖法则将我遗弃在表层困惑地带。

在这个意义上，同胖女郎睡觉对我是一种挑战。人的胖法和人的死法差不多同样多姿多态。

我跟在年轻貌美且胖的女郎后面，边在走廊行走边如此思绪纷纭。她那格调高雅的粉红色西装的领口处缠着一条白色围巾，胖乎乎的一对耳垂上悬着长方形金耳环，随着她的步履如信号灯一般闪闪烁烁。就整体而言，她胖固然胖，但体态轻盈。当然，也许是紧绷绷的内衣卓有成效地使她的体形看起来收敛有致的缘故。不过即便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其腰肢的摆动也称得上优雅得体，赏心悦目。于是我开始对她怀有好感。她的胖法似乎很适合我的口味。

不是我辩解，能使我怀有好感的女性并不很多，总的说来还是相反的情况更多一些。因此，一旦对谁怀有好感，便很想就这好感测试一番。一来想确认这好感是否真实无误；如若真实无误，那么二来就想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其将发生怎样的效应。

这样，我上前与她并肩而行，对自己迟到八九分钟表示道歉。

“想不到进门手续费那么多时间。”我说，“况且电梯又慢得要命。本来是提前十分钟到达这座大厦的。”

她轻快地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知道了，其脖颈漾出一股古龙香水味儿，犹如夏日清晨站在香瓜田边所闻到的芬芳。这芬芳使我涌起莫可名状的奇妙情绪，那是一种仿佛两类不同的记忆在我不知晓的场所交融互汇一般的虽有欠谐调却又撩人情思的感觉。这在我是常有的事，而且大多时候是由特定气味所引起，至于何以如此我则无从解释。

“走廊真够长的。”我以闲聊的口气向她搭话。

她边走边觑了一眼我的脸。我看得出来，她不是二十就是二十一，眉目清秀，前额饱满，肤色媚人。

她看着我的脸，说了声“普鲁斯特”⁽³⁾。其实她并未准确发出“普鲁斯特”这串音节，只不过我觉得其嘴唇嗫嚅的形状像是“普鲁斯特”。声音依然完全无法捕捉，连吐气声都听不出，活像隔着一堵厚玻璃墙交谈。

普鲁斯特？

“马赛尔·普鲁斯特？”我问。

她以不无诧异的眼神望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普鲁斯特”。我只好放弃努力，退回原来位置，尾随其后拼命寻找同“普鲁斯特”这一唇部动作相符的词语。“妇人私通”、“北南西东”、“肥猪耳聋”——我试着把这些无聊字眼一个个发出声来，但哪个都不正相吻合。我觉得她确实说的是“普鲁斯特”，问题是到何处去寻求这长长的走廊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之间的关联呢？我如坠五里云雾。

也许她是作为漫长走廊的暗喻而搬出马赛尔·普鲁斯特来的。果真如此，其构思未免过于唐突，措辞也不够友好。假如把长长的走廊暗喻为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倒还可以理解。而反过来则实在莫名其妙。

如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作品一般长的走廊？

不管怎样，我得跟在她后头在这长廊上行走。走廊的确够长，拐了好几个弯，上下了好几次五六级的短楼梯，足有普通楼宇的五六倍长。说不定我们是在爱莎的迷宫图那样的地方来回兜圈不止。总之无论怎么行走周围景致都一成不变。大理石地板，卵黄色墙壁，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和带有不锈钢圆形拉手的木门。窗口全然不见。她的高跟鞋始终以同样的节拍有规则地在走廊上奏出足音。我则拖着轻便鞋以熔化的橡胶沾在地上般的脚步声紧追不舍。我的鞋音黏糊糊地响得过于夸张，以至我真的担心鞋的胶底已开始熔化。当然，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穿轻便鞋走大理石地板，搞不清如此鞋音正常还是异常。想必一半正常，另一半异常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切都似乎是以这个比例运行的。

她陡然止步。我因为一直把全副神经集中在轻便鞋的声音上，不知不觉“嗵”一声撞在她脊背上。她的脊背如一方大小适中的雨云一般绵软惬意，脖颈里散发出古龙香水味儿。这一撞差点把她往前撞倒，我赶紧双手抓住其双肩把她拉到恢复原位。

“对不起，”我道歉说，“正在想点事情。”

胖女郎脸上飞起些许红晕看着我。虽然我不敢断定，但她好像并未生气。“塔兹西尔。”说着，她极其轻微地一笑。随后耸了耸肩，说了声“西拉”。尽管她并未真的口出其言——我已啰嗦过好几次——但口形是这样的。

“塔兹西尔？”我自言自语试着发出声，“西拉？”

“西拉。”她信心十足地重复一遍。

发音有点像土耳其语，但问题在于我从未听到过土耳其语，所以我又想可能不是土耳其语。脑袋渐渐混乱，于是我决定放弃同其对话的努力。我的读唇术还远未达到娴熟的程度。读唇术这玩意儿是一项非常复杂微妙的作业，不是通过两个月的市民讲习班便可彻底掌握的。

她从上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门卡，将平面紧紧贴在带有“728”标牌的木门锁孔上。只听“咔嗤”一声，门锁开了。这机关十分了得。

她打开门，站在门口手推门扇，对我说了声“索穆托·西拉”。

我自然点头入内。

(1)　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1879—1926）。

(2)　美国西部片，1959年摄制。

(3)　法国小说家（1871—1922）。代表作有《追忆逝水年华》，擅长描写人的深层心理。

2
世界尽头
——金毛兽

秋天一到，它们全身便披满金色的长毛。这是绝对的金色，其他任何一种色调都无法介入其中。它们的金色作为金色发生于世，存在于世。它们位于所有的天空和所有的大地之间，披一身纯正的金毛。

我最初来到这镇上时——那还是春天——兽们身上有的只是五颜六色的短毛。有黑色，有褐色，有白色，有的褐中泛红，也有的几种颜色斑斑驳驳地混在一起。如此身披颜色斑驳的毛皮的兽们在嫩绿的大地上风流云散一般悄然往来不息。这是一种安静的动物，安静得近乎冥想，连呼吸都像晨雾一样悄然安然。它们无声无息地吃着青草，饱了便弯起腿蹲在地上，沉入短暂的睡眠。

而当春天逝去夏日终了，光线开始带有几分透明的初秋的风微微吹皱河面之时，兽们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起初，金色的体毛仿佛偶然冒出嫩芽的错过节气的禾苗一般斑斑点点地出现在身上，不久便变成无数条触角连成一片短毛，最后遍体金黄，闪闪生辉。这一过程从头到尾只需一周时间，所有的兽都几乎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只消一周时间，它们便一头不剩地摇身变为金毛兽。旭日东升，世界一派新黄——金秋由此降临大地。

它们的额头正中探出一只长角，也只有这只长角全部呈柔和的白色。角非常之细，纤纤欲折。较之角，倒更令人想起由于某种偶然的机会陡然刺破皮肤支出体外而后就势固定下来的一条细骨。除去角的白色和眼睛的蓝色，兽的其他部位统统一色金黄。它们试穿新衣似的上下抖动几次脖子，朝着寥廓的秋空高扬起角尖，继而把脚浸进日益发凉的河流，伸长脖颈吞食树上红色的果实。

每当夜色染蓝街头时，我便爬上西围墙角楼，眺望看门人吹响号角召集兽们的仪式。号角声为一长三短，这是定律。一听号角吹响，我就闭目合眼，将那温情脉脉的音色悄然溶入体内。号角的音响同其他任何一种音响都有所不同，它像一条略微泛青的透明鲜鱼一样静静穿过暮色苍茫的街头，将路面的鹅卵石、民舍的石壁以及与河旁路平行的石头围墙沉浸在其音响之中。音响静静地笼罩所有的街头巷尾，犹如漫进大气中肉眼看不见的时间断层。

当号角声弥漫小镇的时候，兽们便朝太古的记忆扬起脖颈——超过一千头之多的兽们以一模一样的姿势一齐朝号角声传来的方向昂首挺颈。勉为其难地咀嚼金雀草的停止咀嚼，蹲在卵石路面用蹄甲橐橐叩击地面的停止叩击，仍在最后一袭夕照中午睡未醒的睁眼醒来，分别朝空中伸长脖颈。

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不动。动的惟有晚风中拂卷的金色兽毛。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它们在思考什么凝视什么。兽们无不朝同一方向以同一角度歪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天空，全身纹丝不动，侧耳谛听号角的鸣声。稍顷，号角最后的余韵融入淡淡的夕晖。它们随即起身，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开始朝一定的方向起步前行。魔咒转瞬而逝，小镇淹没在兽们无数蹄子击出的声浪中。这蹄声使我联想起从地层深处涌起的无数细小的水泡。水泡漫过路面，爬上家家户户的墙壁，就连钟塔也被它整个个包笼起来。

但这仅仅是暮色中的幻想。一睁眼水泡即杳然逝去，有的只是兽的蹄音，小镇仍一如往常。兽们的队列如河水流过弯弯曲曲的卵石路面。没有哪一个带头，也没有哪一个领队。兽们低眉垂首，瑟瑟抖动肩头，默默向前涌动，但看上去每一头之间仍被无可消除的亲密记忆的纽带紧紧相连，尽管并不显而易见。

它们由北向下走过旧桥，同从东边沿河流南岸走来的同伴汇合后，顺着运河穿过工厂区，向西走过铸铁工厂的檐廊，翻过西面的山麓。在西山坡等待队列临近的是无法离门太远的老兽和幼兽。它们在那里向北通过西桥，抵达门口。

走在前头的兽们刚到门前，看门人便把门打开。门是用纵横交错的厚铁板加固过的，一看就知其又重又结实。门高四至五米，上面针山一般密密麻麻排列着尖钉，以防有人越门而过。看门人十分轻快地将这沉重的门扇朝前拉开，把云集而来的兽们放出门外。门是对开的，但看门人总是只开一扇，左边那扇始终岿然不动。兽们一头不剩地过完之后，看门人又把门关严，上好锁。

据我所知，西门是这座小镇惟一的出入口。镇的四周围着高达七八米的长墙，惟独飞鸟可过。

清晨来临，看门人再次开门，吹响号角将兽们放入门内。待兽们全部进来后，仍如上次那样关门上锁。

“其实也用不着上锁。”看门人对我解释说，“因为即使不上锁，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打开这么笨重的门，几个人也打不开。不过既然有这个规定，也只好照章办事。”

看门人如此说罢，把毛皮帽拉到紧挨眼眉的位置，再不言语。如看门人这般牛高马大的汉子我还从未见过，一看就知其肌肉厚实，衬衫和外衣眼看几乎就要被肌肉疙瘩胀破鼓裂。然而他时常闭目合眼，陷入巨大的沉默之中。不知是某种抑郁症样的病症所使然，还是身体功能由于某种作用而发生了分裂，对此我无从判断。但不管怎样，每当他陷入沉默，我便只能静等其意识的恢复。意识一旦恢复，他就缓缓睁开眼睛，用茫然空漠的眼神久久盯视我，手指在膝头再三揉来搓去，仿佛力图弄清我存在于此的理由。

“为什么傍晚把兽们集中起来赶去门外，而早上又叫到里边来呢？”我见看门人的意识已恢复如初，便试着询问。

看门人以不含有任何感情的神色定定地看了我一会。

“这样规定的嘛。”他说，“这样规定了就得这样做，和太阳东出西落是一个道理。”

除去开门关门以外的时间，他好像几乎都在修理刀具。看门人的小屋里摆着大大小小种种样样的斧头、柴刀和小刀，每有时间他便在磨石上不胜怜爱地磨个不停。磨出的刀刃总是闪着冰冻般的令人惧怵的白光。我觉得那白光并非反射外来光线所致，而是潜藏于内的某种内在性发光体。

当我观看那一排刀具的时候，看门人的嘴角每每浮现出不无满足的微笑，眼睛紧紧追随我的一举一动。

“当心，手一碰就会给整个削掉的。”看门人用树根般粗糙不堪的手指指着刀具阵列，“这些家伙在做法上同别处堆成一堆的那类货色可不一样，统统是我自己一把把敲打出来的。以前我当过锻工，这活计手到擒来。手工无懈可击，平衡也恰到好处。挑选同刀的自重完全相符的手柄可不是件简单事。拿哪把都可以，你只管拿起看看，注意别碰刀口。”

我从桌面上摆放的刀具中挑一把最小的斧头拿在手上，轻轻挥了几下。只消往手腕加一点点力，或者只消一动此念，刀刃便像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样做出敏锐的反应，“嗖”地发出一声干涩的声响，将空间劈成两半。难怪看门人自吹自擂。

“柄也是我做的，用的是已生长十年之久的梣树。用什么木做柄各有所好，我喜欢十年树龄的梣木。太年轻的不行，太老的也不好用，十年的最好不过，有硬度，有水分，有张力。去东边树林就能找到这种优质梣木。”

“这么多刀具，是干什么用的呢？”

“用处多着呢，”看门人说，“冬天一来就能大大派上用场。反正，到冬天你就明白了。这儿的冬天长着呢。”

城门外是为兽们准备的宿营地。夜晚它们在那里睡觉。有一条小溪流过，饮水不成问题。再往前是一望无际的苹果林，简直像大海一样横无际涯。

西围墙设有三座角楼，可用梯子爬上去。角楼带有简易的防雨顶棚，透过铁格子窗口可以俯视兽群。

“除了你，谁都不会观看什么兽群。”看门人说，“也是因为你初来乍到。等过段时间在这里安顿下来，你就对它们毫无兴致了，和别人一个样。当然喽，初春那一周时间另当别论。”

看门人说，人们仅仅在初春那一周时间里上楼观望兽们争战的场面。雄兽们只在这一期间——刚刚换过毛、雌兽产仔前一个星期——一改往日的温和形象，变得意外暴戾，它们自相残杀起来，于是新的秩序和新的生命便从这血流成河中诞生出来。

秋天的兽们则老老实实地蹲在各自的位置上，金毛在夕阳下灿烂生辉。它们如固定在大地上的雕像一样凝然不动，只管翘首长天，静等最后一缕金晖隐没于苹果林海之中。旋即，日落天黑，夜的青衫盖上它们的身体。于是兽们垂下头，把白色的独角置于地面，闭起眼睛。

小镇的一天便这样落下了帷幕。

3
冷酷仙境
——雨衣、夜鬼、分类运算

我被领进去的是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墙壁是白的，天花板是白的，地毯为深褐色——颜色无不透出高雅的情趣。同样是白的，却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二者很有区别。窗玻璃是不透明的，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但隐约射进的光线肯定是太阳光无疑。如此看来，这里不是地下室，说明电梯刚才上升来着。弄清这一点，我略微舒了口气。我的想象不错。女郎做出要我坐在沙发的姿势，我便在房间正中的皮沙发上坐下，架起双腿。我刚一坐定，女郎就从另一个与进来时不同的门口走了出去。

房间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与沙发配套的茶几上放着瓷质打火机、烟灰缸和香烟盒。我打开烟盒盖看了看，里面竟一支烟也没有。墙上没有画没有挂历没有照片，多余之物一概没有。

窗旁有个大大的写字台。我从沙发上站起走到窗前，顺眼打量了台面。写字台敦敦实实，是用一整块厚板做成的，两边都带足够大的抽屉。上面有台灯有台历有大号圆珠笔三支，边角处有一堆回形针。我觑了眼台历的日期，日期豁然入目：正是今天。

房间一角排列着三个随处可见的铁制文件柜。文件柜同房间的气氛不大谐调，显得过于事务性过于直截了当。若是我，放置的肯定是同这房间相配的风格典雅的木柜。问题是这不是我的房间，我只不过是来此工作的，鼠灰色的铁制文件柜也罢，浅红色的投币式自动唱机也罢，全都与我无关。

左侧墙有一个凹陷式壁橱，带有狭窄的立式折叠门，算是这房间里惟一的家具，也是所有的家具。没有时钟没有电话没有铅笔削没有水壶，书架和信插也没有。我全然想不明白这房间的建造目的及其功能所在。我折回沙发，重新架起腿，打个哈欠。

大约过了十分钟，女郎回来了。她看也没看我一眼，径直打开一个文件柜，从中拖出一个滑溜溜的黑东西，搬上台面。原来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橡胶雨衣和长胶靴，最上边放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戴的那种航空镜式的风镜。眼下正在发生什么呢？我根本摸不着头脑。

女郎向我说了句什么，但嘴唇动得太快，我未能揣摩出来。

“请慢一点说好么？读唇术我可不怎么拿手。”我说道。

于是她这回张大嘴慢慢说了一遍。她的意思是“把那个套在衣服外面”。可能的话，我真不想穿什么雨衣，但解释起来又嫌麻烦，只好默默照她说的做了。我脱去轻便鞋，换上长胶靴，把雨衣披在运动衫外面。雨衣沉甸甸地颇有分量，靴子的尺寸大了一两号。对此我也决定不说三道四。女郎走到我跟前，为我扣上长达踝骨的雨衣的纽扣，把风帽整个扣在头上。扣风帽的时候，我的鼻尖碰在她滑润的额头上。

“好香的气味儿！”我夸奖她的古龙香水。

“谢谢。”说着，她把我风帽的子母扣咔咔有声地一直扣到鼻端，将风镜戴在风帽外面。这一来，我活脱脱地成了一副雨天木乃伊的模样。

接下去，她打开一扇壁橱门，拉起我的手把我推到里边，拉开灯，反手把门关上。门内是个西服柜，却不见西服，只悬挂着几个空衣架和卫生球。我猜想这并非一般的西服柜，而是伪装成西服柜的秘密通道之类，否则毫无必要让我穿上雨衣后再把我推到西服柜里去。

她窸窸窣窣摆弄了一会墙角处的金属拉手。稍顷，正面墙壁果然闪出一个小型卡车后备厢般大小的空洞。洞内漆黑一团，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股凉丝丝潮乎乎的风从中吹来，吹得并不令人痛快。还可听到水流一般“哗哗”的持续声响。

“里面有河流。”她说。

由于水流声之故，她的无声说话法似乎多少有了一点现实感，仿佛她本来是出声的，只不过声音被水流声淹没而已。这一来——或许精神作用——我觉得自己好像容易领会她的话语了，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

“顺河一直往上，有一条很大的瀑布，只管钻过去就是。祖父的研究室就在那里边。到那里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你祖父在那里等我吗？”

“不错。”说罢，她递给我一支有背带的大号防水手电筒。

我实在不大情愿走进这漆黑的深处，但现在已不容我说这等话了，只好咬紧牙关，一只脚迈进黑洞，随即向前屈身，把头和肩也送了进去，最后收进另一只脚。由于身上裹着并不驯服的雨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好歹把自己的身体从西服柜折腾到墙的对面，然后看着站在西服柜中的胖女郎。从黑洞中透过风镜看去，觉得她甚为可爱。

“小心，不要偏离河道拐去别处，一直走！”她弓下身子细看着我说。

“一直走就是瀑布！”我加大音量。

“一直走就是瀑布。”她复述一遍。

我试着不出声地做出“西拉”的口形。她莞尔一笑，也说了声“西拉”，旋即“砰”的一声把门关严。

关门之后，我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这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黑暗，连针尖大的光亮也没有，一无所见。连自己贴近脸前的手也全然不见。我像遭受过巨大打击似的茫然伫立良久。一种虚脱感——犹如包在保鲜纸里被投进电冰箱后马上给人关门封死的鱼一样冷冰冰的虚脱感袭上全身。任何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抛入厚重的黑暗，都会即刻感到浑身瘫软。她本应该在关门前告知一声才是。

我摩挲着按下手电筒开关，一道温馨的黄色光柱笔直地向黑暗冲去。我先用来照了照脚下，继而慢慢确认了周围场地。我站立的位置为三米见方的混凝土台面，再往前便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既无栅栏又无围墙。我不由生出几分气忿：这点她本应事先提醒我才是道理。

台的旁边立着一架铝合金梯子，供人攀援而下。我把手电筒的带子斜挎在胸前，小心翼翼地顺着滑溜溜的铝梯一格一格往下移步。越往下去水流声越是清晰。大楼一室的壁橱里侧居然是悬崖峭壁，且下端有河水流淌，这种事我还闻所未闻，更何况是发生在东京城的市中心！越想越觉得头疼。一开始是那令人心悸的电梯，接着是说话不出声的胖女郎，现在又落到这步田地。或许我应该就此辞掉工作赶紧掉头回家，一来险象环生，二来一切都出格离谱。但我还是忍气吞声，爬下漆黑的绝壁。我这样做有我职业性自尊心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考虑到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之故。我对她总有点念念不忘，不想就此一走了之。

下至第二十格，我稍事休息，喘口气，之后又下了十八格，落到地面。我站在梯下用手电筒仔仔细细照了照四周。脚下已是坚固而平坦的石岩，宽约两米的河水在稍前一点的地方流着。在手电筒光的探照之下，河水的表面如旗帜一般，一面猎猎作响地飘舞一面向前流去。流速似乎很快，看不出水的深度和颜色，看得出的只是水的流向——由左向右。

我一边小心照亮脚下，一边贴着巨石朝上流前进。我不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体四周绕来绕去，而用手电一照，却什么都没发现。目力所及，只有河两旁陡峭的岩壁和汩汩的水流。大概是周围的黑暗弄得神经过敏所使然。

走了五六分钟，从水声听来洞顶已陡然变低。我把手电筒往头顶晃了晃，由于黑暗过于浓重，无法看清。再往前去，正如女郎提醒过的那样，两侧峭壁出现了岔路般的迹象。不过准确说来，与其说是岔路，莫如说是岩缝更合适，其下端不断有水探头探脑地冒出，汇成涓涓细流注入河去。我试着走近一条岩缝，用手电照了照，竟什么也没看到，只知道较之入口，里边似乎意外地宽敞，但想深入看个究竟的心绪却是半点也没有的。

我把手电筒死死攥在右手，以一条正处于进化过程中的鱼那样的心情往上流行进。巨石湿漉漉的，很容易滑倒，我沉住气，一步步向前踏去。万一在这暗中失足落下河去或碰坏手电筒，势必坐以待毙。

由于我一味注意脚下，对前方隐约摇曳的光亮未能马上觉察出来。蓦地抬眼一看，已经到了离光七八米的近处。我条件反射地熄掉电筒，把手插进雨衣的衩口，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把小刀，摸索着亮出刀刃。黑暗和“哗哗”的水流声把我整个包笼起来。

刚一熄掉手电筒，那隐隐约约的黄色光亮也同时止住了晃动，在空间两次划出大大的圆圈，大概是向我示意，叫我壮起胆子，别怕。但我依然不敢大意，保持原来的姿势看对方如何动作。不一会儿，那光亮又开始摇晃，恰似一只具有高度发达大脑的萤火虫在空中飘忽不定地朝我飞来。我右手握刀，左手拿着已经熄掉的手电筒，定定地逼视着那光亮。

光亮在距我三米左右处停住，顺势一直上移，再次止住不动。光亮相当微弱，一开始我没大看清它照的是何物件，待定睛细看，才明白像是一张人脸。那脸与我同样戴着风镜，被黑色风帽包得严严实实。他手上提的是体育用品商店出售的那种小型气灯，并且一边用气灯照自己的脸一边拼命说着什么，但水流的回声使得我什么也没听清，而且由于黑暗及其口形的不明显，我的读唇术也无法派上用场。

“……是因为……由于你的……不好，还有……”男子似乎这样说道。

我完全不知其所云。不过看样子并无危险，我便打开手电筒，照亮自己的侧脸，用手指捅捅耳朵，表示什么也没听清。

男子理解似的点了几下头，放下气灯，两手伸进雨衣口袋摩挲起来。这时间里，潮水似乎急剧退去，充溢四周的轰鸣声骤然减弱。我感到自己开始明显变得神志不清。意识模糊，声音因而从头脑中消失。至于何以处于这种状态，我自是不得其解。我只是收紧身体各部位的肌肉，以防跌倒。

几秒钟后我仍然好端端站着，心情也大为正常，惟独周围的水声变小了。

“接你来了。”男子说。现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我晃了下头，将手电筒夹在腋下，收起刀刃，把刀揣进衣袋。我预感到今天将是彻底莫名其妙的一天。

“声音怎么的了？”我问来人。

“呃，声音嘛，你不是嫌吵吗？就把它弄小了。对不起，已经没事了。”男子边说边频频点头。水流声小得如小溪的低吟。“好了，走吧！”男子一下子把后背转向我，迈开稳健的步伐朝上流走去。我用手电筒照着脚下，跟在他后面。

“声音都可以弄小——莫非是人工声音不成？”我对着估计有男子后背的地方大声询问。

“不不，”男子说，“声音是天然的。”

“天然的声音为什么会变小呢？”

“准确说来并非使声音变小，”男子回答，“而是将其消除。”

我有点费解，但不再追问。我的处境容不得自己向别人絮絮发问。自己是来完成工作的，我的委托人将声音消掉也罢排除也罢，抑或到处洒伏特加果汁饮料也罢，都不关我生意上的事。因此我只管默不作声地继续走路。

不管怎样，由于水流声已被消除，四下一片寂然，就连长胶靴的“唧唧”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头顶上响起两三次仿佛有人对搓石子的声响，转瞬即逝。

“看形迹好像有夜鬼混进过这一带，我放心不下，就赶来这里接你。按理，那些家伙是绝对到不了这里的，但毕竟偶尔也有发生，伤透脑筋。”男子说。

“夜鬼……”

“在这种地方冷不防撞上夜鬼，你恐怕也是吃不消的。”男子说着，以极大的声音“嗬嗬”地笑了起来。

“啊，那倒是。”我附和道。无论夜鬼还是其他什么，我可不愿意在这么黑的地方碰见不伦不类的东西。

“所以才来迎你。”男子重复一遍，“夜鬼可不是儿戏。”

“亏您想得周到。”我说。

往前走了一阵，听得前面有水龙头喷水样的声响。瀑布！我用手电筒大致晃了一下，具体看不清楚，反正像是来头不小。假如声音未被消除，想必相当了得。往前一站，飞沫顿时让风镜溅上了水珠。

“是要从中钻过去吧？”我问。

“是的。”男子再未多言，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转眼在瀑布中消失得了无形影。无奈，我也急急追了过去。

好在我们钻的路线正是瀑布流量最薄弱的地方。尽管如此，身子还是险些被击倒在地。虽说严严实实地裹着雨衣，但也还是要冒着瀑布的枪林弹雨方能进入研究室——这点无论怎么从好意看来都未免荒唐。如此做法估计是为了保守机密，可也应该采用多少与人为善的方法才是。我在瀑布中跌了一跤，膝盖重重地撞在石头上。由于声音已被消除，声音与造成声音的现实之间完全失去了平衡，致使我不知所措。瀑布本来应该有与其本身相应的音量的！

瀑布里边，有个大小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进去一直往前，尽头是一扇铁门。男子从雨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计算器样的玩意儿插入铁门的空隙，操作片刻，铁门悄然从内侧闪开。

“啊，到了，请进。”男子先让我进去，他自己也进来把门锁上。

“够受的吧？”

“怎么也不能说不至于。”我慎重地应道。

男子用绳子把气灯吊在脖子上，风帽风镜没摘就笑了起来，笑得很奇特，阴阳怪气。

我们走进的房间相当宽大，如游泳池的更衣室，毫无生活气息。搁物板上整整齐齐放着的，全是与我穿的一样的黑色雨衣、长胶靴和半打风镜。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挂在衣架上，长胶靴放在搁物板上，手电筒挂在壁钩上。

“抱歉，让你受这么多折腾。”男子说，“不过也真是马虎不得。一些家伙前前后后盯着我们，不能不加这些小心。”

“是夜鬼吗？”我若无其事地放出引线。

“是的。夜鬼是其中之一。”说罢，男子独自点了下头。

接着他把我领进更衣室里边的客厅。脱下黑色雨衣后，男子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质彬彬的小老头。胖倒不胖，但长得结结实实，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脸上神采奕奕，从衣袋掏出无框眼镜一戴，完全是战前大政治家的风度。

他让我在沙发上落座，自己则在办公桌后面坐定。房间布置同我最初进的那个房间毫无二致，地毯颜色一样灯具一样墙纸一样沙发一样统统一样，茶几上放着同样的烟盒，办公桌上有台历，回形针同样散乱地撒在那里，使人觉得好像绕一圈后又返回了同一房间。或许果真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况且我也不可能一一记得回形针散乱的样子。

老人打量了我一会，然后捏起一枚回形针拉得笔直，用来捅指甲的根部。捅的是左手食指。捅罢指甲根，把已拉直的回形针扔进烟灰缸。我心中思忖，下辈子我托生成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当这回形针，居然被这莫名其妙的老人捅完指甲后顺势扔进烟灰缸——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据我掌握的情报，夜鬼和符号士正在握手言和。”老人说，“不过这些家伙当然不至于因此而同仇敌忾。夜鬼老谋深算，符号士野心勃勃，所以他们的勾结只限于一小撮。但也不是好的苗头。本来不该来这里的夜鬼在这一带偷偷出没一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如此下去，迟早要变成夜鬼一统天下，到那一天我可就大事不妙了。”

“言之有理。”我说。

至于夜鬼究竟是何形体，我自然揣度不出，不过要是符号士们同某种势力狼狈为奸，对我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因为我们同符号士们原本处于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相互僵持不下，哪怕有一点点外力介入，都可能使一切变得不可收拾。不说别的，单单是我不知道夜鬼为何物而对方知道这点，已经使平衡土崩瓦解了。当然，我之所以不知道夜鬼是因为我是基层现场的独立工作人员，而上头那伙人很可能早已了如指掌。

“啊。这个就不去管它了。只要你可以，就请马上开始工作好了。”老人说。

“好的。”

“我委托代理人派一名最能干的计算士过来，你怕是有些名声，大家都夸你。有本领，有胆识，做事干练。除去缺乏协调性这点，听说无可挑剔。”

“过奖。”我谦虚一句。

老人又阴阳怪气地放声大笑。“协调性那玩意儿怎么都无所谓，关键在于胆识。要当上一流计算士必须有胆识，报酬相应也高。”

我无话可说，默默听着。老人又笑了，笑罢把我领到隔壁工作间。

“我是生物学者。”老人说，“说是生物学，可我干的范围非常之广，一言难尽。从脑生理学到音响学、语言学、宗教学，都有所涉及。由自己来说是不大好——我从事的是极富独创性的有重大价值的研究。眼下正进行的主要是哺乳动物口腔上颚的研究。”

“口腔上颚？”

“就是嘴巴，嘴巴的结构。研究嘴巴如何运动、如何发音等等。请看这个！”

说着，他按下墙壁上的开关，打开工作间的灯。只见房间靠里的墙壁整面都做成了搁物架，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所有哺乳动物的头盖骨。从长颈鹿、马、熊猫到老鼠，大凡我能想到的尽皆汇聚于此。数量估计有三四百之多，当然也有人的头盖骨，白人的黑人的亚洲人的印第安人的，男女各一。

“鲸鱼和大象的头盖骨放在地下仓库。如你所知，那东西太占地方。”

“是啊。”我说。的确，假如放鲸鱼脑袋，只一个就可能挤满整个房间。

动物们像早已有约在先似的一齐张开大嘴，两个空洞洞的眼穴死死盯住对面的墙壁。虽说全是供研究用的标本，但置身于如此众多的骨头的包围之中，仍觉心里不是滋味。别的搁物架则齐刷刷地陈列着——虽然数量没有头盖骨多——浸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耳唇喉舌。

“如何，了不起的收藏吧？”老人不无得意地开口道，“世上有人收藏邮票，有人收藏唱片，有的在地下室里摆满葡萄酒，也有的富翁喜欢把装甲车摆在院子里，我则收藏头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所以才情趣盎然。你不这样认为？”

“恐怕是的。”我说。

“我从还算年轻时就对哺乳动物的头骨怀有不小的兴致，开始一点点收集，差不多四十年了。理解骨头这东西，需经漫长的岁月，长得难以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还是理解有血有肉的活人容易得多，我是深有体会。当然喽，像你这般年轻的人，我想还是对肉体感兴趣。”老人又阴阳怪气地连声笑了一通。“我嘛，整整花了三十年才达到听懂骨头所发之声的境地。三十年！可不是一朝一夕，嗯？”

“声音？”我问，“骨头能发声音？”

“当然能。”老人说，“每块骨头都有其固有的声音。怎么说呢，怕是一种潜在的信号吧。这不是比喻，骨头的的确确是会说话的。我现在正在搞这项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解析这种信号。如获成功，那么下一步就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了。”

“噢——”详情我还不能理解，不过果真如老人所言，倒确实像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很像一项难能可贵的研究。”我说道。

“一点不错。”老人点头道，“正因如此，那帮家伙才来盯梢刺探，消息灵通得很。他们想滥用我的研究。比如，一旦能从骨头里收集情报，就省去了拷问的麻烦，只消把对手杀死，去肉洗骨就万事大吉。”

“岂有此理！”我说。

“当然，研究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时还是要取脑后才能获得明确的记忆。”

“得，得。”骨也罢脑也罢，去掉哪个都一回事。

“所以才求你计算。注意不要被符号士们窃听，偷去实验数据。”老人神情肃然，“科学的滥用和善用同样使现代文明面临危机。我坚信科学应为科学本身而存在。”

“信念那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说，“只有一点请明确一下，是事务性的：这次要我来工作的，既非‘组织’总部，又不是法定代理人，而是你直接插手。情况很不正常。再说得清楚一点，这有可能违反就业规则。果真如此，我将被没收执照。这点你明白吗？”

“明明白白。”老人说，“你担心也不无道理。不过这属于通过‘组织’的正式委托，只不过为保密起见没有履行事务性手续而由我个人直接同你联系罢了。不至于让你受到连累。”

“能保证吗？”

老人拉开桌子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我翻了翻，里面果然有“组织”的正式委托书，式样和签字也无懈可击。

“那好吧。”我把文件夹还给对方，“我的级别是双料级，这也可以么？所谓双料级……”

“就是普通薪金的两倍吧？没问题。这回再加上奖金，来个三料级。”

“够大方的。”

“计算内容重要，再说又劳你钻了瀑布，嗬嗬嗬。”老人笑道。

“请先让我看一下数值。”我说，“方式等看完数值再定。电脑方面的计算谁来负责？”

“电脑用我这里的。前后都请你负责，不介意吧？”

“可以。我也省事。”

老人离开坐椅，在背后的墙壁上捣鼓了一会，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墙面豁然闪出缺口。名堂委实够多的。老人从中取出另一个文件夹，合上门，于是那里又变成了没有任何特征的普通白墙。我接过文件夹，看了长达七页的蝇头数值。其本身没什么特别问题，一般数值而已。

“若是这个程度，用分类运算就足够了。”我说，“这个程度的频度类似性，无需担心架假设桥。理论上当然是行得通的，但是假设桥的正当性无法说明。无法说明其正当性，就不可能去掉误差的尾巴。这就好像横穿沙漠时不带指南针一样。摩西倒是这样做了。”

“摩西连海都过了。”

“老掉牙的往事。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还从未有过遭受符号士骚扰的先例。”

“那么说，一次转换就可保万无一失喽？”

“二次转换危险太大。的确，那样可以彻底排除假设桥介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阶段还形同杂技。转换程度都还不稳定，处于探讨过程。”

“我并没有说要二次转换。”说着，老人又用回形针捅起指甲根来。这回捅的是左手的中指。

“你是说……”

“模糊，我说的是模糊。想请你进行分类运算和模糊运算，因此才把你叫来。如果只是分类，也没有必要叫你。”

“不明白，”我架起腿，“你怎么会知道模糊呢？那是绝密事项，局外人不可能知道。”

“可我知道。我同‘组织’的上层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请你通过关系询问一下好吗？模糊系统现已完全冻结。原因我不清楚，大概出现什么故障了吧。反正不能使用那个系统。使用后一旦被发现，光是受罚恐怕很难了结。”

老人又把收有委托书的文件夹递过来：

“请好好看最后一页，那上面应该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

我按其所说，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上面的确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看了好几遍都看不出破绽。签名就有五个。我实在不晓得上头那伙人打的什么主意。挖出洞来叫埋上，刚刚埋上又叫挖出！左右为难的总是我这样的下层人员。

“请把委托书全部彩色复印一份给我。没这东西，关键时刻我将非常狼狈。”

“当然当然，”老人说，“当然复印一份给你。手续正正规规，毫无疑点。酬金今天支付一半，另一半结束时支付，可以吧？”

“可以。分类运算马上在此着手，然后将获得的数值拿回家，在家模糊。模糊要做很多准备的。模糊完毕，再把数值拿回这里。”

“三天后的正午时分无论如何我得使用……”

“绝不延误。”我说。

“千万千万，”老人叮嘱道，“延误了可就要坏大事。”

“世界崩溃不成？”我问。

“在某种意义上。”老人说得高深莫测。

“放心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延误过。”我说，“方便的话，请准备一壶浓些的热咖啡和冰镇白水，再来一点可随便抓食的晚饭。干起来估计很费时间。”

不出所料，实际花了很长时间。数值排列本身固然比较单纯，但情况设定的阶段数很多，计算时远比预想的繁琐。我将所给数值输入大脑右半球，转换成完全不一样的符号后再移入大脑左半球。继而将移入左半球的符号作为截然不同的数字取出，打在打字纸上。这就是分类运算，最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至于转换的代码，每个计算士各所不一，而代码同乱数表完全不同之点则表现在图形上面。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当然是权宜之计，并非真的一分为二）。不妨用图表示如右。

总之，只有使图中犬牙交错的断面正相吻合，才能将得出的数值复原。然而符号士们企图通过架假设桥的办法来解读其从计算机上窃来的数值。就是说，他们通过分析数值将犬牙交错的情形在全息图上再现出来。这样做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若我们提高技术，他们也提高对抗技术。我们保护数据，他们盗窃数据——纯属古典式警察和小偷的套数。

符号士们将非法获取的数据大多捅到黑市上去，牟取暴利。更糟糕的是，他们将情报最重要的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为自己的组织服务。

我们的组织一般称为“组织”，符号士们的组织则被称为“工厂”。“组织”原本是私营性质的联合企业，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提高，现已带有半官方色彩。作为内部结构，大概同美国的贝尔公司相似。我们这些基层计算士像税务顾问和律师那样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要有国家颁发的执照，任务要由“组织”或由“组织”认可的正式代理人来安排，否则一律不得接受。这是为了不使技术为“工厂”所滥用而采取的措施。一旦违反，势必受到惩罚，吊销执照。至于措施是否正确，我则揣度不透。因为，被剥夺计算士资格的人往往被“工厂”招去，潜入地下当起符号士来。

我不知道“工厂”的结构是怎样的。一开始是家小型技术性企业，随后急速膨胀起来。也有人称之为“数据黑手党”。在同各种非法团伙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这点上，的确和黑手党难分彼此。若说有不同之处，那便是他们只兜售情报。情报既文雅，又赚钱。他们将视为猎物的电脑毫厘不爽地监听下来，攫取情报。

我一边喝着一整壶咖啡，一边不停地进行分类运算。我的规则是干一小时休息三十分钟。否则，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接缝便模糊不清，致使出来的数据一塌糊涂。

在三十分钟休息时间里，我同老人天南海北地闲聊。聊的内容无所谓，只要鼓动嘴巴说话就行，这是排除大脑疲劳的最佳方法。

“这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数值呢？”我问。

“实验测定数值。”老人说，“是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种是各个动物头盖骨和口腔上颚容积的三维图像所转换成的数值，一种是其发音的三要素分解，二者合一。刚才我已说过，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听懂骨骼固有的声音。这项计算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而不是根据经验将声音分离出来。”

“那就能够人为地加以控制喽？”

“是这样的。”老人说。

“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到底将发生什么呢？”

老人用舌尖舔着嘴唇，沉吟片刻。

“发生的事多着呢，”他开口道，“实在很多。而且有的你无法想象——这点我还无可奉告。”

“消除声音是其中之一吧？”我问。

老人洋洋得意地“嗬嗬”笑了几声。“是的，是那样的。可以结合人类头盖骨固有的信号，消除或增大声音。每个人头盖骨的形状各有不同，所以不能彻底消除，但可以相当程度地使其缩小。简单说来，就是使声音和反声音的振动合起来发生共鸣，声音的消除在研究成果中是最为无害的一种。”

如果说这个无害的话，那么往下可想而知。想到世人各自随心所欲地消除声音或增大声音，我不由有点心烦意躁。

“声音的消除可以从发音和听觉两方面进行。”老人说，“既可以从听觉上将声音消去，又能够从发音上根除。发音属个人行为，可以百分之百地消除。”

“打算公之于世？”

“何至于！”老人挥了下手，“我无意将如此妙趣横生的事情告知他人，只是为了私人赏玩。”

说着，他又“嗬嗬”地笑了，我也一笑。

“我打算把研究成果仅仅发表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对于声音学，还没有任何人怀有兴趣。”老人说，“况且世间那些笨蛋学者也不可能看懂我的理论。学术界原本就对我不屑一顾。”

“不过符号士可不是笨蛋。在解析方面他们堪称天才，你的理论恐怕也不在话下。”

“这点我也加了小心，所以才把数据和程序全部略去，只将理论用设想的形式发表出来，这样就无需担心他们弄懂弄通。在学术界我或许遭受冷落，但我并不在乎，一百年后我的理论必将得以证实，那就足矣！”

“唔。”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分类和模糊运算。”

“原来如此。”我说。

往下一个小时，我全神贯注地进行计算。而后又到了休息时间。

“提个问题好么？”我说。

“什么问题？”

“就是门口的年轻女郎，那个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身段丰满的……”

“是我的孙女。”老人说，“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帮我搞研究。”

“所以我想问：她是天生说不出话来呢，还是声音被消除了……”

“糟糕！”老人用一只手“啪”地拍了下膝盖，“忘得一干二净。做过消音实验后还没有复原，糟糕糟糕，得马上为她复原！”

“似乎这样为妥。”我说。

4
世界尽头
——图书馆

成为小镇中心的，是位于旧桥北侧的半圆形广场。另一个半圆即圆的下半部分，在河的南侧。这两个半圆被称为北广场和南广场，被视为一对，但实际上二者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北广场空气滞重得出奇，仿佛镇上所有的沉默从四方汇聚于此。相比之下，在南广场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特殊的东西。其间荡漾的惟有类似极为淡漠的失落感的氛围，人家没有桥北侧那么多，花坛和石卵路也无人精心照料。

北广场中央有个高大的钟塔，以直刺青天的架势巍然屹立。当然，与其说是钟塔，倒不如说是保留钟塔形状的物体或许更为确切。因为，钟的指针永远停留在同一位置，已经彻底放弃了钟塔本来的职能。

塔为石头砌就，四方形，分别显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越往上越细。顶端四面俱是钟盘，八根针分别指在十时三十五分的位置，纹丝不动。钟盘稍下一点开有小窗。由此观之，塔的内部大概是空洞，可以借助梯子之类攀援而上。问题是哪里也找不见供人进去的门样的入口。由于异乎寻常地高高耸立，要看钟盘必须过旧桥走到南侧才行。

北广场周围，石建筑和砖瓦建筑众星捧月一般呈扇面状辐射开去。每座建筑都没有明显的特征，更谈不上装饰和招牌，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见不到有人出入。不妨说好像是失去邮件的邮局，或失去矿工的矿山，或失去死尸的火葬场。然而如此寂无声息的这些建筑居然没给人以废弃的印象，每次从这样的街道通过，都觉得似乎有陌生人在四周建筑中屏息敛气地继续一种我所不知晓的作业。

图书馆也位于如此寂静的街道的一角。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极为平庸的石砌建筑，与其他建筑并无区别，看不出任何足以说明此乃图书馆的外部特征。颜色变得死气沉沉的古旧石墙、狭窄的檐廊、嵌铁棍的窗口、牢不可破的木门——说是粮食仓库都有人相信。假如看门人不把详细路线标在纸上，我恐怕永远也不会认出它是图书馆。

“等你安稳下来，就得请你到图书馆去。”来到这镇子的第一天看门人便对我说道，“那里有个女孩值班。镇上已安排你阅读镇上古老的梦。到那里后女孩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事情。”

“古老的梦？”我不禁反问，“古老的梦是怎么回事？”

看门人正手拿一把小刀将木条削为圆楔式木钉样的东西。此时他停下手，归拢桌上散落的木屑，投进垃圾箱。

“古老的梦就是古老的梦嘛！图书馆里多得都叫人头疼，只管拿在手上好好看好了。”

接着，看门人专心审视自己削好的圆尖木条，然后满意地放在身后的搁物架上。架上摆着一排同样形状的木条，有二十多根。

“你提出什么是你的自由，回答与否是我的自由。”看门人双手抱在脑后说道，“毕竟其中有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反正以后每天要去图书馆阅读古老的梦，这也就是你的工作。傍晚六点钟去，读到十点或十一点。晚饭由女孩准备，此外的时间悉听尊便，无任何限制。明白？”

我说明白。“不过，这工作要什么时间才算结束呢？”

“何时结束？这——我也说不准。在应该结束的时候到来之前你就坚持好了。”说罢，看门人又从柴禾堆中抽出一支合适的木棍，用刀削了起来。

“这座镇子又小又穷，养活不起游手好闲的人。大家都在各自的场所各自劳动。你就是要在图书馆里阅读古梦。你总不至于以为可以在这里逍遥自在才来的吧？”

“劳动不是苦差事，总比无所事事好受些。”我说。

“那好，”看门人盯着刀尖点点头，“那就请你尽快着手工作吧。从今往后你将被称为‘读梦人’。你已经没有名字，‘读梦人’就是你的名字，正如我是‘看门人’一样。懂吗？”

“懂了。”我说。

“这镇上看门人只我自己，同样，读梦人也惟你一个，因为读梦要有读梦的资格。我现在要给你这个资格。”

说着，看门人从餐橱里拿出一枚白色小碟放在桌上，倒了一点油进去，划根火柴点燃。随后从摆着一排刀具的木板格里拿起一把类似黄油刀的形状扁平的怪刀，在火苗上把刀刃烧热。最后吹灭火，使刀冷却。

“只是做个标记。”看门人说，“一点也不痛的，用不着害怕，转眼就完。”

他用手指翻开我右眼的眼皮，将刀尖朝眼球刺去。的确如其所说，并无痛感，也不觉得心慌，不可思议。刀尖就像刺入果冻一般软软地扎进我的眼球，一点声音也没有。接下去对我左眼也做了同样手术。

“读完了梦，伤痕自然消失。”看门人边收拾碟子小刀边说，“这伤痕就算是你读梦的标记。不过这期间你必须当心光线，记住：不能用眼睛看阳光！否则必然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你只能在夜间或阴天的白昼外出。晴天要尽可能把房间弄暗，老老实实待在里边。”

说罢，看门人给我一副黑色眼镜，嘱咐我除了睡觉时间都要戴着别摘。我便是这样地失去了阳光。

几天后的傍晚，我推开图书馆的门。沉重的木门“吱”的一声打开，里面是条长长的走廊，笔直朝前伸去。空气浑浊，灰尘浮动，仿佛在这里不知被遗弃了多少年。地板已被人们踩磨得凹凸不平，白灰墙壁在电灯光下一片昏黄。

走廊两侧有几扇门，拉手都上着锁，且落了一层白色的灰尘。没有上锁的只限于尽头一扇式样玲珑典雅的门，门上不透明玻璃的里边闪着灯光。我敲了好几下，不闻回声，于是握着古旧的黄铜圆把手悄悄转动，门静静地从内侧开了。里边没有人影。房间简朴，空空荡荡，比车站候车室还要大一圈。没有窗口，没有像样的饰物，只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三把座椅，以及烧煤的老式铁炉，此外便是挂钟和柜台。铁炉上面，一只斑驳掉漆的黑搪瓷壶冒着白色的蒸气。柜台后面是一扇与入口同样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里面同样闪着灯光。我思忖是不是应该再敲敲那扇门，但最后还是作罢，决定在这里稍等片刻，等人出来。

柜台上散落着银色回形针。我拿起一只摆弄一番，然后坐在桌旁椅子上。

等了十至十五分钟，女孩从柜台后面那扇门内闪身出来。她手里拿着剪刀样的东西，看见我，吃惊似的脸颊微微一红。

“对不起，”女孩对我说，“不知道有人来，您敲下门就好了。正在里边房间收拾东西，好多东西都乱七八糟的。”

我默不作声地定睛看着女孩的脸，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她的脸在促使我想起什么。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在静静摇晃着我意识深处某种软绵绵的沉积物，但我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语言已被葬入遥远的黑暗。

“如您所知，这里早已没有任何人光顾。这里有的只是‘古老的梦’，此外别无他物。”

我轻微地点了下头，目光依然未从她脸上移开。我力图从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宽额头她脑后束成一束的黑发上看出什么，却又觉得越是注视其局部，其整体印象越是依稀远逝。我只好作罢，闭起眼睛。

“恕我冒昧，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一带的建筑物全都一模一样的。”说着，她把剪刀放在柜台上的回形针旁边。“能进入这里读古梦的只限于读梦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进来。”

“我就是来此读梦的。”我说，“镇上这样交代的。”

“请原谅，能把眼镜摘下来么？”

我摘掉黑眼镜，把脸对着她。她目不转睛地盯视我的眸子——因有了读梦标记而颜色变淡的眸子。我真担心她会盯穿我的身体。

“好了，请戴上眼镜。”她说，“喝咖啡吗？”

“谢谢。”

她从里面房间拿来两只咖啡杯，把壶里的咖啡倒进去，坐在桌子对面。

“今天还没准备好，读梦从明天开始吧。”她对我说，“就在这里读好么？封闭的阅览室是可以打开的。”

我答说可以。“你可以帮我的吧？”

“嗯，是的。我的任务一是为古梦值班，二是当读梦人的帮手。”

“以前没在哪里见过你？”

她抬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的脸，看样子是在试图搜寻记忆，把我同什么联系起来，最后还是泄了气，摇头道：“如您所知，在这个镇上，记忆这东西是非常模糊多变的。有时记得起来，有时则记不起。关于你也好像归为记不起的那一类了。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当然也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一直在这镇上，镇子又小。”

“我是几天前刚来的哟！”

“几天前？”她有些愕然，“那么你肯定认错人了。因为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走出过这个镇子，同我相像的人怕也不至于有的。”

“或许。”我啜了口咖啡，“不过我时常这样想：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大家恐怕都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度过完全不同的人生来着，而这段往事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被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大家便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如此打发时光。你就没有这么想过？”

“没有。”她说，“你之所以那么想，大概因为你是读梦人吧？读梦人的想法和感觉跟普通人有着很大区别。”

“想必。”

“那么，你可想得起自己过去在哪里干过什么？”

“想不起来。”说着，我走到柜台跟前，从三三五五散在那里的回形针中抓一个拿在手里，细细看了半天。“但我总觉得发生过什么，这点我敢肯定，而且恍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图书馆的天花板很高，房间静得简直同海底无异。我手里拿着回形针，不经意地茫然环顾房间。她则坐在桌前，一个人安静地喝着咖啡。

“就连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都稀里糊涂。”我说。

细看之下，天花板泻下的黄色电灯的光粒子似乎在时而膨胀时而收缩，大约是因为瞳仁受伤的缘故。我的双目已经被看门人改造过，以便洞察特殊之物。墙上古旧的大挂钟在沉默中缓缓移动时间的脚步。

“来这里估计事出有因，但我现在无从记起了。”

“这镇子非常安静。”女孩说，“所以我想，假如你是来这里寻求安静的，那么你应该称心如意了。”

“或许。”我应道，“今天我在这里干什么好呢？”

她摇了下头，慢慢从桌旁站起，撤下两只喝空的咖啡杯。

“今天这里没什么可给你干的。工作从明天开始。现在请回家好好休息吧，到时候再来。”

我再次看了眼天花板，又看看她的脸。不错，我觉得她确实同我心目中的某种印象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确有什么在轻轻拨动我的心弦。我闭起眼睛，在自己迷迷蒙蒙的心海中搜寻起来。刚合上眼睛，我便感到沉默犹如细微的尘埃落满自己的身体。

“明天六点来。”

“再见。”她说。

我离开图书馆，凭依旧桥的栏杆，倾听河水的流声，眼望兽们消失后的镇容。环绕钟塔和小镇的围墙，河边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锯齿形的北尾根山脉，无不被入夜时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蓝。除了水流声，没有任何声响萦绕耳际。鸟们早已撤得无影无踪。

假如你是来这里寻求安静的——她说。但我无法证实这点。

不久，四下彻底黑暗下来，河边路的一排街灯开始闪出光亮。我沿着空无人影的街道朝西山岗踱去。

5
冷酷仙境
——计算、进化、性欲

为了使被消除声音的孙女恢复正常，老人返回地面。这时间里，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一个人默默计算。

我不知道老人离开房间有多长时间。我调好电子表的响铃，使之按一小时——三十分——一小时——三十分的周期反复鸣响，我随之计算、休息、再计算、再休息。我熄掉灯，以使自己看不见表盘数字。因为若把时间挂在心头，计算便很难顺利。无论现在是何时刻，都与我的工作毫不相干。我着手计算时便是工作的开始，停止计算时即是工作的结束。对我来说，所需时间只是一小时——三十分——一小时——三十分这个周期。

老人不在的时间里，自己大概休息了两次或三次。休息时我或者歪在沙发上胡思乱想，或者上厕所或者做屈臂撑体运动。沙发躺上去很舒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脑袋下面的软垫也恰到好处。每次外出计算，我都在沙发上躺倒休息。几乎没有碰上躺起来舒服的沙发，大多是随便买来的粗制滥造的用品，即使看上去堂而皇之的沙发，往上一躺也都大多令人失望。搞不清人们为什么竟挑选不好沙发。

我总是确信——或许出于偏见——在沙发的选择上，往往能够反映出人的品位。沙发本身便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壁垒森严的世界，这点只有在好沙发上长大的人才体会得到，这同成长当中看好书听好音乐是一回事。一个好沙发生出另一个好沙发，一个坏沙发则生出另一个坏沙发，无一例外。

我知道好几个人虽然坐着高级轿车往来奔波而家里放的却是二三流的沙发，对这样的人我是不大信任的。高级车或许不失其应有的价值，但终归不过是高级车而已，只要花钱谁都能手到擒来。而买好沙发则需要相应的见识、经验和哲学。钱固然要花，但并非只消花钱即可。就沙发而言，头脑中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是不可能得到好货的。

而此时此刻我所躺的沙发的的确确是一级品，由此我得以对老人怀有好感。我倒在沙发上闭目合眼，开始就这位老人那奇妙的说话方式和奇妙的笑法思来想去。当思路又转回除音上面时，我认定老人作为科学家无疑属于最高档次，普通学者根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消除或植入声音，甚至想都不可能想到。另外，此人相当偏执这点也无可否认。科学家为人古怪或遭人讨厌这种情况固然不乏其例，然而总不至于达到为掩人耳目而在地层深处的瀑布里面建造研究室的程度。

我想，如果能使除音增音这项技术商品化，笃定可以大发其财。首先，音乐厅中的PA音响装置当可销声匿迹，因为已无需使用庞大的机械设备增加音量。其次，相反却可以将噪音一举根除。若在飞机上安装除音器，机场附近的居民必然欢天喜地。问题是，除音增音这项成果同时势必以各种形式用于军工生产和犯罪活动。显而易见，无声轰炸机、消音枪、以惊人音量破坏人脑的炸弹将接二连三诞生出来，有组织的大屠杀也将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或许老人对此了然于心，所以才不肯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而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我愈发对老人产生了好感。

当我进入第五回或第六回工作周期的时候，老人回来了，手臂上挎着一个大篮子。

“带来了新做的咖啡和三明治。”老人说，“黄瓜、火腿和奶酪，怎么样？”

“谢谢。都是我喜欢的。”

“马上吃饭如何？”

“等这个计算周期结束吧。”

手表铃响之时，我刚好把七页数值表中的五页分类完毕。胜利在望，我煞好尾，起身伸个大大的懒腰，开始吃东西。

三明治足有普通饭馆和快餐店里的五六盘那么多，我一个人闷头吃掉三分之二。分类运算时间一长，不知什么缘故，只觉得饥肠辘辘。我将火腿、黄瓜片、奶酪依序投入口腔，把热咖啡送进胃袋。

我吃掉三个的时间里，老人只动了一两下。他好像喜欢黄瓜，卷起面包片，在黄瓜片上小心翼翼地撒上适量的盐，喳喳有声地——声音很小——嚼着。吃三明治时的老人，看起来很有点像一只彬彬有礼的蟋蟀。

“随便吃好了，能吃多少吃多少！”老人说，“到了我这把年纪，可就越吃越少了，吃一点点，动弹一点点。但年轻人应放开肚皮猛吃，只管猛吃猛胖就是。世上的人都好像讨厌胖，依我看那是因为胖的方式有问题，所以才胖得使人失去健康失去漂亮。但若胖得恰如其分，就绝对不至于那样，反而使得人生充实，性欲旺盛，头脑清晰。我年轻时也相当胖着哩，如今倒是看不出来了。”老人合拢嘴唇，“嗬嗬”笑了几声，“如何，这三明治味道够可以的吧？”

“嗯，好吃得很。”我赞赏道。味道的确不同凡响。如同我对沙发挑三拣四一样，我对三明治的评价也相当苛刻。可这次的三明治刚好触及我既定的标准线。面包新鲜，富有弹性，用锋利洁净的切刀切得整整齐齐。其实制作好的三明治绝对不可缺少好的切刀，而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无论材料多么高级多么齐全，若无好的切刀也做不出味道鲜美的三明治。我有很久没吃过如此可口的三明治了。芥末纯正地道，莴苣无可挑剔，蛋黄酱也属手工制作或接近手工制作。

“是我孙女做的，说是对你的谢意。”老人说，“做三明治是那孩子的拿手好戏。”

“了不起！专业厨师也望尘莫及。”

“谢谢。那孩子听了也肯定高兴。毕竟家里不见什么人来，也就几乎没有聆听别人食后感的机会。就算做了饭菜，吃的也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两个人生活？”我问。

“是的，已经很长时间啦。我一直没同社会打交道，那孩子也染上了这个毛病，我也够伤脑筋的。她就是不想到外界去。头脑聪明伶俐，身体也极为健康，但横竖不乐意接触外界。年轻时这样是不成的。性欲也必须以合适的形式处理才行。怎样？那孩子具备女性的魅力吧？”

“嗯，的确是的，的确。”我说。

“性欲这东西是光明正大的能量，这点无可怀疑。如果将性欲死死禁锢起来不给出路，头脑势必失去冷静，身体势必失去平衡，这方面男女都一样。女的将出现月经失调，而一旦失调，精神就焦躁不安。”

“嗯。”

“那孩子应当尽快同种类地道的男子交合才是，无论作为监护人还是作为生物学者，我都对此深信不疑。”老人边说边往黄瓜片上撒盐。

“那个、声音可顺利地加到她身上去了？”我问。我不大愿意在工作时间里听别人讲什么性欲。

“噢——这点倒忘了。”老人说，“当然已经恢复如初。幸亏你提醒，要不然那孩子得在无声状态下过好几天。我一来到这里，短时间很难返回地面。那种无声生活可不是开玩笑的。”

“大概是吧。”我附和一句。

“刚才说过，那孩子几乎不同社会发生关系，因此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处。但有电话打来就很麻烦。我从这里打过几次，谁都不肯接，弄得我莫名其妙。咳，我也真够马虎大意的。”

“开不了口，买东西不好办吧？”

“不，买东西倒无所谓。”老人说，“世间有一种叫超级商场的地方，那里不开口也照样可以采购，便利得很。那孩子又最喜欢超级商场，时常在那里买东西，她可以说是在超级商场同事务所之间往来生活。”

“不回家？”

“她喜欢事务所。里面有厨房，有浴室，一般生活足可应付。至于回家，顶多一周一次吧。”

我适当地点下头，啜口咖啡。

“不过你居然能和那孩子沟通，”老人说，“怎么沟通的？靠心灵感应还是其他什么？”

“读唇术。以前去市民讲习班学过读唇术。一来当时闲得无事可干，二来心想也许能有点用场。”

“原来如此。读唇术嘛，”老人大彻大悟似的频频颔首，“读唇术这东西的确是一门行之有效的技术，我也略知一二。怎么样，我们两人不出声地交谈一会如何？”

“不不，免了吧。还是正常交谈为好。”我慌忙劝阻。一天之中如此折腾几次我实在无法消受。

“诚然，读唇术是一门极为原始的技术，有很多不足之处。若是四下黑暗，就完全不知所云，况且必须一个劲儿盯住对方嘴唇不放，不过作为过渡性手段还是有效的。应该说，你掌握读唇术是有先见之明的。”

“过渡性手段？”

“是的。”老人又点了下头，“好吧，我只告诉给你一个人：将来，世界必定成为无声世界。”

“无声世界？”我不由反问。

“对，彻底无声。因为，声音对人类进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无益，所以声音迟早都要消亡。”

“呃。那么说，鸟的叫声河的流水声和音乐之类，统统都将消失喽？”

“当然。”

“可那好像挺寂寞的。”

“所谓进化就是这么回事。进化总是苦涩而寂寞的，不可能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进化。”说着，老人起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指甲钳，又折回沙发，从右手的拇指到左手的小指，按部就班地将十个指甲修剪整齐。“眼下正处于研究阶段，详情还无可奉告，大致是这个情况。请不要透露给外界。一旦传到符号士耳朵里，可就要大祸临头。”

“放心。在严守机密这方面，我们计算士不亚于任何人。”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老人用明信片边角把桌面上散落的指甲屑归拢在一起，扔进垃圾箱。然后又拿起一块夹黄瓜片的三明治，撒上盐，津津有味地嚼着。“由我说是不大好，不过这的确够味儿。”

“擅长烹饪？”我问。

“不，那倒不是。只是做三明治的手艺出类拔萃。其他菜肴做的也绝不算差，但味道比不上三明治。”

“堪称地道的天才。”

“不错，”老人道，“的确如此。依我看，你倒像是对那孩子十二分地理解。若是你，我看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她托付过去。”

“托付给我？”我吃了一惊，“就因为我夸她三明治做得好？”

“对三明治你不中意？”

“三明治我非常中意。”说罢，我在不影响计算的限度内回想了一番胖女郎，喝了口咖啡。

“我感觉，你有什么，或者说缺少什么，总之都一样。”

“自己也时常这么想。”我如实相告。

“我们科学家将这种状况称为进化过程。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进化是严峻的。你认为进化中最严峻的究竟是什么？”

“不明白，请指教。”

“就是无法自由选择。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进化，它属于洪水雪崩地震一类，来临之前你不得而知，一旦临头又无可抗拒。”

“噢。”我说，“这进化莫非还同你说的声音有关？就是说，我将变得不能说话不成？”

“准确说来不是这样的。能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本质上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一个台阶而已。”

我说不大明白。总的来说我是个老实人，明白就说明白，不明白就说不明白，而不含糊其辞。我认为纠纷大部分起因于含糊其辞，并相信世上很多人之所以说话含糊，不外乎他们内心在无意识地寻求纠纷，此外我找不出其他解释。

“也罢，这话就到此为止吧。”老人说着，又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说得过于深入，难免干扰你计算，适可而止为好。”

我对此也并无异议，正好手表铃也响了，便继续分类运算。老人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对不锈钢火筷样的东西，用右手拿着在排列头盖骨的架前走来走去，时而用火筷“橐橐”轻敲某块骨头，倾听其声音，俨然小提琴大师在巡视史特拉第瓦里⁽¹⁾制作的小提琴收藏品，并拿起其中一把品听琴弦的音色。只闻其声都能感受到老人对头盖骨怀有非同寻常的执著之情。我觉得，虽说同是头盖骨，但其音色的确千差万别，有的如叩威士忌酒杯，有的如敲巨型花盆。我一时思绪纷纭：其中每一个都曾有皮有肉，都曾盛满脑浆（尽管重量有别），都曾有食欲和性欲，但终归这些都荡然无存，剩下的惟有各种各样的声响，而声响不过同酒杯同花盆同饭盆同铅管同水壶的动静一般无二。

我想象自家头颅被剥去皮肉掏空脑浆后摆在架上承受老人的火筷“橐橐”叩击的情景，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老人到底将从我的头盖骨声响中读取什么呢？是读取我的记忆，还是读取我记忆以外的东西呢？不管怎样，我都感到惶惶然。

死本身并非那么可怕。莎士比亚说过，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想来也真是简单之极。但死后被置于架上用火筷敲击则未免令人怏怏不快。一想到死后都要被人敲骨吸髓，心底就涌起一阵悲凉。生存尽管也决非易事，但毕竟可以由我量力自行把握，因此也就罢了。同《瓦劳克》里的亨利·方达一个样。可是死后还是请容许安息为好。古代的埃及国王之所以要深深躲进金字塔中，原因我觉得似乎不难理解。

又过了几小时，好歹分类完毕。我说不准用了几个小时，因为没用手表计时，不过从身体的疲劳判断，大约用了八九个小时。量还是不小的。我从沙发站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按摩一下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发给计算士的小册子上，用图解形式标出了总共二十六块肌肉的按摩方式。计算完后一定要好好按图操作一番，这样才能消除大脑疲劳。只有消除大脑疲劳，计算士的寿命方能得以延长。计算士这一制度产生还不到十年时间，因此谁也搞不清这种职业性寿命的长短程度。有人说十年，有人说二十年，有人说可以干到死，有人说迟早沦为废人，但无一不是推测。而我所能做的惟有好生照顾二十六块肌肉，推测交给适于推测的人好了。

我按摩完肌肉，坐回沙发闭起双眼，把大脑左右两半球缓缓合为一体。至此工作全部告终，操作程序准确无误。

老人将俨然巨犬形状的头骨置于桌面，用游标卡尺测量局部尺寸，拿铅笔记录在头骨相片的复制品上。

“完了？”老人问。

“完了。”我说。

“辛苦了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这就回家睡觉，明后天在家里进行模糊运算，大后天正午保证送来这里，可以吧？”

“可以可以。”老人点头道，“务必准时，迟过中午可就麻烦了，非同小可。”

“明白了。”我说。

“另外千万注意别让人把数值表抢去。万一抢去，我受不了，你也吃不消。”

“不要紧。这方面受过严格训练，计算妥当的数据不至于轻易被人夺走。”

我从裤子内侧的特殊口袋里掏出用来装重要文件的钱夹样的软金属夹，将数值表放进去锁好。

“这锁除我以外没有人能打开。若是别人开锁，里面的文件就会消失。”

“倒还真有心计。”老人说。

我把文件夹放回裤子内侧的口袋。

“对了，三明治不再吃一点？还多少有剩，而我研究当中几乎不吃不喝，剩下怪可惜的。”

由于肚子又饿了，我便乖乖把剩下的三明治一扫而光。老人只集中吃一样，因此黄瓜已片甲不留，剩的全是火腿和奶酪。反正我对黄瓜并不甚感兴趣，没有在意。老人又给我倒了杯咖啡。

我重新穿好雨衣，戴上风镜，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返回地道。这回老人没有跟来。

“夜鬼已被我用声波赶走了，短时间不可能卷土重来，只管放心。”老人说道，“夜鬼其实也不大敢来这里，只是禁不住符号士的花言巧语才偶一为之，一吓就缩了回去。”

话是这么说，但在知道夜鬼栖身于这地下的某处之后，一个人摸黑行走毕竟有些不快，更何况我对夜鬼究竟为何物还不了解，其习性形状以及防御措施也一无所知，因而更加深了这种不快。我左手打开手电筒，右手握刀，沿地下河退回原路。

由于这个缘故，当我在刚才爬下的长铝梯下面发现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胖女郎身影时，不由得顿生绝处逢生之感。她将手电筒光朝我这边轻轻摇晃。我走到跟前时她好像说了句什么，但一来因为水声太大——河流大概已被解除音量限制——根本无法听清，二来黑漆漆地看不见其口形，所以全然不知所云。

不管怎样都要爬梯子，爬到光亮地方再说。刚开始爬，女郎便跟了上来。梯子极高，下的时候因一片漆黑什么也没看见而未感到害怕，但现在一格一格向上攀登起来，其高度尽在想象之中，脸上和腋下便不由沁出汗珠。若以楼房作比，足有三四层楼高。加以铝梯沾满潮气，脚下一跐一滑，稍一疏忽，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途中我本想休息一下，但想到她尾随上来，只好一鼓作气爬上梯子顶端。考虑到三天后将重蹈故辙去研究室，不由心情黯然。然而别无他法，毕竟这点也已被计入酬金。

穿过壁橱进入最初来过的房间后，女郎为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我则脱掉长胶靴，把手电筒放在旁边。

“工作可顺利？”女郎问。声音柔和清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看着她的脸点点头：“不顺利是不会回来的。我们是干这行的嘛！”

“谢谢你把声音消除的事告诉了祖父，实在帮了大忙。已经那样熬了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不用笔谈告诉我呢？那样岂不早就万事大吉了？何苦吃那个苦头！”

女郎并不应声，绕桌子转了一圈，然后正了正两边的大耳环。

“这是规矩。”她说。

“不能笔谈？”

“那也是规矩之一。”

“唔——”

“禁止一切同退化相关的做法。”

“原来如此。”我心悦诚服。果然一丝不苟。

“你有多大？”女郎问。

“三十五。”我说，“你呢？”

“十七。”女郎回答，“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计算士。当然符号士也没见过。”

“真的十七？”我有些愕然。

“嗯，是十七。不骗你，真的十七。看上去不像十七？”

“不像。”我坦率相告，“怎么看都二十朝上。”

“我也不情愿被人看成十七。”她说。

“没上学？”

“不想谈学校的事，至少现在不想。下次见面时再统统告诉你。”

“呃。”其中必有奥妙，我想。

“我说，计算士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

“计算士也好，符号士也好，不工作的时候和世人一个样，普普通通，地地道道。”

“世人普普通通倒有可能，但并不地地道道。”

“噢，这种看法也是存在的。”我说，“但我所说的是平平常常的意思——在电车中坐在你身旁也不引人注意，和大家同样吃饭，也喝啤酒。对了，谢谢你做的三明治，好吃极了。”

“真的？”她粲然一笑。

“那么好吃的三明治是难得碰到的。三明治我可是吃过不少。”

“咖啡呢？”

“咖啡也够味道。”

“那就在这儿再喝一点可好？也好再聊一会儿。”

“不了，咖啡可以了。”我说，“在下边喝得太多，一滴也喝不进去，只想快点回家睡觉。”

“遗憾呐。”

“我也遗憾。”

“也罢，反正送你到电梯口好了。一个人走不到吧？走廊像迷宫似的。”

“怕是走不到。”我说。

女郎拿起桌上一个圆帽盒样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掂了掂重量，同盒的体积相比，并不算重。若真是帽盒，里面的帽子恐怕相当不小。盒的四周贴满宽幅胶带，不大容易打开。

“什么呢，这是？”

“祖父给你的礼物。到家后再打开。”

我双手捧盒，轻轻摇了摇，不闻任何声响，手心亦无重感。

“祖父说，容易打碎，让你小心。”女郎说。

“是花瓶吧？”

“我也不知道。回家一看自然晓得。”

接着，她打开粉红色手袋，把装在信封里的银行支票递给我。上面的金额比我预想的略微多些。我放进钱夹。

“打收条吧？”

“不用。”女郎说。

我们离开房间，在与来时同样长的走廊里拐来拐去上上下下，终于走到电梯口。女郎的高跟鞋一如上次，在走廊中敲出“咯噔咯噔”令人不无惬意的声响。较之初次见面，她的肥胖也不那么使人介意了，一起行走之间甚至忘了她的胖。想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开始对此习以为常。

“结婚了？”女郎问。

“没有。”我回答，“以前结过，现在没有。”

“因为当计算士才离婚的？人们常说计算士是不成家的。”

“没那回事。计算士也都成家，有些人甚至表现相当不错，我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不成家对工作更为有利，这点也是事实。一来我们这行极费脑筋，二来风险也大，有妻室有时候是不大方便。”

“你是怎么样来着？”

“我是离婚后才当计算士的，所以同工作无关。”

“呃——”她说，“对不起，问得不大得体。毕竟第一次遇到计算士，这个那个很想问问。”

“没关系的，没什么。”

“嗳，听人说计算士处理完一项工作之后，性欲强得不得了——可是真的？”

“怎么说呢，也许真有此事。因为工作当中费的脑筋很是与众不同。”

“那种时候和谁睡觉？有固定恋人吧？”

“没有。”我说。

“那怎么办？总不至于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是同性恋吧？不愿意回答？”

“哪里。”我的确不是那种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私生活的人，但若有人问起，还是一一作答，因为没有什么秘不可宣之事。于是我说：“那种时候要和很多女孩睡觉的。”

“包括我？”

“不包括，应该不包括。”

“为什么？”

“我的原则是：一般不同熟人睡觉。同熟人睡觉往往节外生枝。此外也不同工作有联系的人睡觉。我从事的毕竟是替人保密的职业，需要在这方面划条界线。”

“不是因为我又胖又丑？”

“你并不那么胖，而且丝毫不丑。”

“噢。”她说，“那么跟谁睡呢？莫非随便搭腔找个女孩子来睡？”

“偶一为之。”

“或者说用钱买个女孩？”

“也不否认。”

“如果我提出给我钱我和你睡，你就会睡不成？”

“未必从命。”我回答，“年龄相差悬殊。同这样的女孩睡觉，心里总好像不踏实。”

“我例外。”

“或许。但作为我，不想再多找麻烦。可能的话，还是想平平稳稳地过日子。”

“祖父说，第一个睡觉的对象最好是三十五岁以上的男人。说是性欲积攒到一定程度后会损害头脑的清晰度。”

“这话从你祖父口里听说了。”

“果真如此？”

“我不是生物学家，不大清楚。”我说，“况且性欲强弱因人而异，其间差别很大。很难一概而论。”

“你属于强的？”

“怕是一般吧。”我沉吟一下回答。

“我还不大了解自己的性欲。”胖女郎说，“所以很想寻根问底。”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不一会来到电梯跟前，电梯如训练有素的犬，正开门以待。

“下次见。”女郎说。

我刚一踏入，电梯门便悄然合上，我靠在不锈钢壁上，叹息一声。

(1)　安东尼奥·史特拉第瓦里（1644—1737），意大利17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制作师。其现存作品享有世界声誉。

6
世界尽头
——影子

女孩把第一个古老的梦放在桌上的时候，我一时未能认出这便是所谓古梦。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良久，然后抬起脸，望着站在身旁的女孩。她一言不发，只顾俯视桌上的古梦。我觉得这物体不大符合“古梦”这个名称。我从“古梦”这一字眼的韵味中联想到的是古书，或者形状远为模糊不清的什么物体。

“这就是古梦！”女孩开口道。口气淡然漠然，飘然无依，与其是对我加以说明，莫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地确认什么。“准确说来，古梦在这里边。”

我不得其解，但仍点了下头。

“拿起来看看。”她说。

我轻轻拿在手上，用目光仔细扫描。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古梦的蛛丝马迹，没有任何可供捕捉的线索，不过是一块动物头骨而已。动物不大，骨的表面大概由于日光长期照射的关系而变得十分干燥，褪去了固有的颜色。向前长长突起的下颚微微张开地固定着，仿佛在倾诉什么的时候突然冻僵了。两个小小的眼窝尽管已失去眼球，却仍在盯视着往里扩展的虚无的房间。

头骨轻得异乎寻常，因此作为物体的存在感已丧失殆尽，从中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余温。所有的血肉、记忆、体温尽皆荡然无存。额头中间有个手感粗糙的小坑，我把指头贴在坑上摩挲着观察了半天，推想可能是角被拔除的遗痕。

“是镇上独角兽的头骨吧？”我试着问。

她点点头，静静地说：“古梦就渗入这里边被封闭起来了。”

“从这里可以读出古梦？”

“这就是读梦人的工作嘛。”

“读出来的梦怎么处理好呢？”

“无所谓处理，只消读出来就行了。”

“这可不大好明白。”我说，“从中读取古梦这点我明白，但就此为止却叫人莫名其妙。若是这样，我觉得这工作毫无意义。大凡工作总该有个目的才是——譬如把梦抄写出来，依序整理分类。”

女孩摇摇头：“至于意义，我也解释不好意义在哪里。我想你只要不断读下去，恐怕就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出来。但不管怎样，意义那东西对你的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我把头盖骨放回桌面，从远处再次审视，令人联想起虚无的深深的沉默将头骨整个包笼起来，但是这沉默并非来自外部，而有可能如烟雾一般从头骨内部喷涌而出。总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沉默，简直像要把头骨紧紧连接在地球的核心。头骨则默然无语，径自把没有实体的视线投向虚空的一点。

越看我越强烈地感到这头骨在向我诉说什么，周围甚至漾出令人伤感的气氛。而我却不能将充斥于此的伤感对自己准确地表达出来。我已经失去贴切的语言。

“读就是了。”说着，我再次把桌上的头骨拿在手里，用手心测了测重量。“反正我好像已别无选择。”

女孩微微一笑，从我手里接过头骨，用双层抹布小心擦去表面的灰尘，使其增加了亮度，又放回桌面。

“那好，向你说一下古梦的读法。”她说，“当然，我只是做个样子，实际上是读不出来的，能读出来的仅限于你。好好看着：首先头骨要正面对着自己，两手的指头轻轻放在太阳穴位置。”

她把手指贴在头骨两侧，强调似的看着我。

“其次，定定地注视头骨前额。注视时不要用力，要轻轻地、柔和地，但不能移开视线，无论怎么晃眼都不能移开。”

“晃眼？”

“嗯，是的。盯视之间，头骨开始发光发热，你可以用指尖静静触摸那光线，那一来你就可以读取古梦了。”

我在头脑里把女孩说的顺序重复一遍。我无法想象她所说的光是怎样一种光，感触如何，但大致顺序已了然于心。在久久凝视她放在头骨上的纤细手指的时间里，一股强烈的感觉向我袭来——以前我恍惚在某处看过这头骨！那如被漂洗过的骨骼的白色和额头的小坑，使我产生了奇妙的心灵震颤，一如第一次目睹女孩面庞之时。至于这是准确的记忆断片，还是时间和空间的瞬间扭曲带来的错觉，我无从判断。

“怎么了？”女孩问道。

我摇摇头：“没怎么，想点事情。你刚才说的顺序我想可以记住。往下只剩下实际操作了，是吧？”

“先吃饭吧。”她说，“工作起来可就挤不出时间了。”

她从里面小厨房端来一只锅，放在炉上加温。锅里是杂烩菜，有元葱和马铃薯。不一会，锅热了，发出惬意的声响。女孩把菜盛进盘子，连同夹有核桃仁的面包一起端上桌来。

我们相对而坐，一声不响地往嘴里送东西。饭菜本身很简单，调味料也全是我过去从未尝过的，但决不算坏，吃罢觉得全身暖融融的。接着来了热茶，深色，带有中草药般的苦味。

读梦并不像女孩嘴上说的那么轻松自在。那光线实在过于细弱，且如迷宫一样紊乱，不管怎样往指尖集中精力都无法顺利触摸下去。但我还是能在指尖清楚地感觉出古梦的存在，它犹如向前涌动的图形序列。可是我无法将其作为明确的形象加以把握，只不过感觉到它的确存在而已。

当我好歹读罢两个梦时，时间已过了十点。我把释放出古梦的头骨还给女孩，摘下眼镜，用手指慢慢揉了揉早已滞涩的眼球。

“累吧？”女孩问。

“有点儿。”我回答，“眼睛还不适应，看着看着，眼睛就把古梦的光吸了进去，以至脑袋里开始作痛，尽管痛得不很厉害。总之眼睛变得模模糊糊，没有办法紧盯不放。”

“起初都是如此。”她说，“一开始眼睛是不习惯，很难读得顺利，但不久就会习以为常。别担心，慢慢干一段时间再说。”

“怕是那样为好。”

把古梦放回书库后，女孩开始做下班的准备。她打开炉盖，用小铲把烧得通红的煤块取出，放进装有细沙的桶里埋好。

“不能把疲劳装在心里。”她说，“我妈妈总是这样告诉我。她说身体或许对疲劳奈何不得，但要使心解脱出来。”

“完全正确。”

“不过说实话，我还不大懂得心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它的准确含义，不明白该如何使用，仅仅记住这个字眼罢了。”

“心不是使用的。”我说，“心只是存在于那里，同风一样，你只要感觉出它的律动即可。”

她盖上炉盖，把搪瓷壶和杯子拿去里边冲洗，洗罢穿上蓝得如同被切割下来后长久失去原来记忆的一方天宇的粗布外套，若有所思地在已熄火的炉前伫立良久。

“你是从别处来这里的？”女孩忽然想起似的问。

“是的。”

“那里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对不起，实在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好像在身影被剥夺时关于古老世界的记忆也一起不知去向了一样。反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可懂得什么是心？”

“我想是懂得的。”

“我妈妈也曾有心来着，”她说，“不料在我七岁时消失了。这肯定因为妈妈和你同样拥有过心。”

“消失？”

“嗯，是消失。不过不谈这个了。在这里谈论消失的人是不吉利的。讲讲你住过的地方，一两件总想得起来吧？”

“想得起来的只有两件。”我说，“一是那里没有围墙，二是我们都是拖着影子走路的。”

不错，我们是拖着影子走路的，而我来到这里时，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影子交给看门人保管。

“带着影子是不能进入这座镇子的。”看门人说，“或者舍弃影子，或是放弃进镇，随你选择。”

于是我舍弃了影子。

看门人叫我站在门旁空地上。下午三时的太阳将我的身影清清楚楚地印在地面。

“老实别动！”说着，看门人从衣袋里掏出小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影子与地面间的空隙，忽左忽右地划动了一会，便把身影利利索索地从地面上割去了。

影子抵抗似的略微颤抖了几下，但由于已同地面分离，最后还是没了气力，瘫软地坐在凳子上。离开身体的影子看上去要比预想的寒伧得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看门人收回刀刃，同我一起久久注视着脱离本体的影子。

“如何，独立后的影子挺怪的吧？”他说，“影子那玩意儿毫无用处，徒增分量而已。”

“抱歉，看来不得不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了。”我凑到影子旁边说道，“原本没这个打算，实在是迫不得已。你就暂时忍耐一下，一个人待在这里，好么？”

“暂时指多长时间？”影子问。

我说不知道。

“往后你怕是要后悔的吧？”影子低声说，“详细的我倒不清楚，不过人和影子分开，总像不大对头。我觉得这里有问题，这个场所也有问题。人离开影子无法生存，影子离开人也无以存在。然而我们两个却在两相分开的情况下安然无事，这肯定有问题。你就不这样认为？”

“我也认为确实不自然。”我说，“但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一切都不自然。在不自然的地方，只能迁就不自然，别无良策。”

影子摇摇头：“纯属大道理，可大道理我以前就懂。这里的空气不适合我，跟其他地方的空气不一样，对我对你都没有益处。你不应该抛弃我。这以前我们两个不是合作得很好吗？干嘛偏要把我甩掉？”

归根结蒂，事情为时已晚。影子已经被人从我身上剥离掉了。

“过些日子安顿下来，我再来领你。”我说，“这终归是权宜之计，不至于长此以往。两人总还会朝夕相伴的。”

影子低低喟叹一声，用有气无力的散焦的目光向上看着我。午后三时的太阳照着我们两人。我失去了影子，影子失去了本体。

“那恐怕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推测罢了。”影子说，“事情不会称心如愿的。我总有一种不良预感。还是找机会逃离这里，两人一起重返原来的世界！”

“老地方回不去了，不晓得如何回去。你也同样不晓得吧？”

“眼下是这样。但我要全力找出回去的途径。我想时常跟你谈谈，什么时候来见我？”

我点点头，手放在影子背上，然后往看门人那里走去。我同影子交谈的时间里，看门人一直在拾广场上的石子，把它们扔到与人无碍的场所。

我一到身旁，看门人便用衬衣襟擦去手上沾的白土，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背部。我分辨不出这是亲密程度的表现，还是为了让我认识其手力的强劲。

“你的影子我来小心保管就是。”看门人说，“一日三餐保证供应，每天还让外出散步一次，所以你只管放心，根本用不着担心。”

“可以时常相见么？”

“这个嘛，”看门人说，“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无拘无束，但也不是不可以见面，如果时机到来，情况允许，我有兴致的话。”

“要是我想请你归还影子，结果会怎么样呢？”

“看来你还不大明白这儿的体制。”看门人依然把手放在我背部，“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有影子，一旦进来就再也不得出去。也就是说，你刚才的问话毫无意义。”

这么着，我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走出图书馆，我提出送女孩回家。

“不必送我，”她说，“我不怕夜黑，再说又和你住的方向相反。”

“很想送送。”我说，“好像挺兴奋的，回去也不能马上入睡。”

我们两人并肩向南走过旧桥。仍然带有寒意的春风摇曳着河中沙洲的柳枝，直剌剌泻下的月光为脚下的卵石路镀上一层闪亮的银辉。空气湿润润沉甸甸地在地面往来徘徊。女孩把一度松开的头发重新扎成一束，往前盘了一圈后塞到风衣里面。

“你的头发非常漂亮。”我说。

“谢谢。”

“过去也有人夸过你的头发？”

“没有，你是第一个。”

“被人夸是怎样一种心情？”

“不知道。”她望着我的脸，双手插在风衣袋里，“我知道你在夸我的头发，但实际并不完全如此。我的头发在你心中构成了别的什么——你莫不是在说那个吧？”

“不不，我是在说你的头发。”

女孩淡淡一笑，仿佛在空中寻觅什么。“别见怪，我只是还不大习惯你的说话方式。”

“没关系，很快就会习惯的。”我说。

女孩的家在职工住宅区。这个区位于工厂区的一角，颇有些荒凉。其实厂区本身也一片凄凉光景。往日大运河绿水盈盈，货轮和游艇往来穿梭，如今已水门紧闭，水干见底的河段随处可见。白花花硬邦邦的泥块，犹如巨大古生物布满皱纹的死尸一样鼓胀出来。河岸用来装卸货物的宽大石阶现已派不上用场，惟见丰茂的杂草顺着石缝盘根错节。旧瓶子和生锈的机器零件在泥土中探头探脑，平甲板的木船在一旁日益腐朽。

运河岸边，寂无人息的废工厂接连不断。门扇紧闭，窗口玻璃荡然无存，墙壁爬满常春藤，安全楼梯的扶手锈迹斑斑，杂草丛生。

穿过沿河排列的工厂，便是职工住宅。清一色是五层旧楼。女孩告诉我：原本是有钱人住的格调典雅的公寓，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已被分割成条条块块，供贫苦的职工居住。但这些职工今天已不是职工，他们赖以就业的工厂差不多都已关门大吉，一身技术也已无用武之地，顶多按照镇上的要求做一点零碎活计。女孩的父亲也是职工中的一员。

过得运河最后一座带有矮扶手的石桥，便是女孩家所在的地段。楼与楼之间以长廊连接，使人联想起中世纪攻城用的云梯。

时近午夜，几乎所有的窗口都已没了灯火。她拉着我的手，活像逃避头上吃人巨鸟的视线似的，快步穿过迷宫样的甬路，随后在一栋楼前站定，向我道声再见。

“晚安。”

言毕，我一个人走上西山坡，返回自己的住处。

7
冷酷仙境
——头骨、劳伦·巴考尔、图书馆

我是乘出租车回到住处的。走到外面时天已黑尽，街上到处挤满了下班的男男女女，加之细雨霏霏，好半天才拦住一辆出租车。

即便不遇上这种情况，我拦出租车也颇费时间。为了避开危险，我要至少放过两辆空车才行。据说符号士们往往开出几辆伪装的出租车，把刚刚结束工作的计算士挟上车去，直接拉去什么地方。这当然不过是传闻，无论我还是身边任何人都未有过如此遭遇，不过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因此，平时我尽可能利用地铁或公共汽车。但此时实在人困马乏，况且天又下雨，一想到要挤傍晚正值下班高峰时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便觉不寒而栗，于是花时间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车当中好几次险些昏睡过去，勉强咬牙挺住。心想车上万万睡不得，在车上睡过于危险，要睡等回到住处睡个够好了。

这样，我把精神集中在车内收音机中的棒球赛转播上。职业棒球我不大懂行，姑且决定声援正在进攻的一方，而怨恨防守的球队。可惜我声援的队以一比三落后。从二出局二垒倒击中两球，但由于奔跑的人在二三垒间失足跌倒，以致成为三出局，未能得分。解说员大为惋惜，我也感同身受。谁都可能忙中跌倒，但不该在棒球比赛当中跌倒在二三垒之间。或许士气受此影响，投手竟对对方的一号击球员投出自讨苦吃的直球，结果被对手往左打入本垒，以一比四失利。

车开到我公寓跟前时，比分仍是四比一。我付了车费，抱着帽盒和昏昏沉沉的脑袋推门下车。雨差不多已经停了。

信箱里什么邮件也没有，录音电话也没留下口信，看来没有一个人有求于我。也好，我也无求于任何人。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冰块，做了一大杯加冰威士忌，又放了少许苏打，然后脱衣上床，靠在床背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酒来。虽说现在昏昏欲睡，但这一天中最后的美好节目却是省略不得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上床到入睡前的这短暂时刻，一定要拿饮料上床，听听音乐或看看书。我分外钟爱这一片刻，如同钟爱美丽的黄昏时分的清新空气。

威士忌刚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电话机放在离床头两米多远的圆形茶几上。好容易才钻上床，我实在懒得特意起身走过去。因此只是呆呆地注视着那电话机不动，任凭它响个不停。铃响了十三四遍。我满不在乎。过去的动画片上，曾有过电话机随着铃响而瑟瑟发抖的场面，其实根本没那回事。电话机稳稳当当地伏在茶几上，任由铃响不止，我则边喝威士忌边看着它。

电话机旁边放着钱夹、小刀和作为礼物拿回来的帽盒。我蓦地想道：此刻是不是该打开看看里面是何货色，说不定应放进电冰箱，也有可能是活物，或者是稀世珍品也未可知。问题是我实在累得一塌糊涂，况且，若果真如此，对方也该向我负责地交代一句才合情理。等电话铃响完，我一口喝干剩下的威士忌，熄掉床头灯，闭起双眼，旋即，睡意如同一张早已张口以待的黑色巨网自天而降。我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管它三七二十一。

睁眼醒来，四下若明若暗。时针指在六点十五分。我弄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便穿上裤子走到门外，往隔壁房间门上看了看：门上插着一份晨报，由此知道现在是早上。订报在这种时候大有好处，看来我也该订份报纸才是。

就是说，我几乎睡了十个钟头。本来身体还在要求休息，加上反正今天整日无事，再睡一觉其实也无所谓。但我还是决心起床。同崭新的纤尘不染的太阳一同醒来时的惬意之感是任凭什么都无法替代的。我用淋浴精心洗罢身体，刮了胡须，又一如往常地做了大约二十分钟体操，开始吃现成的早餐。电冰箱里已空空如也，需要补充食品。我坐在厨房餐桌前，一边喝橘汁，一边用铅笔在便笺上开列购物清单，一页写不下，又写了一页。反正超级商场尚未开门，外出吃饭时顺便采购即可。

我把卫生间衣篓里的脏衣物扔进洗衣机，拧开水龙头哗哗啦啦洗网球鞋。这当儿，我陡然想起老人送的那件谜一样的礼物，于是把右脚那只尚未洗完的网球鞋扔在一边，用厨房毛巾擦擦手，折回寝室拿起帽盒。较之体积，盒子依然那么轻，轻得令人不无生厌，委实轻得出格。有东西触动了我头脑中的那根弦。这并非有什么具体根据，不妨说只是一种职业性敏感。

我转身环视房间。房间静得出奇，仿佛声音已被消除殆尽。我试着咳嗽一声，咳嗽声倒还真真切切。我掏出小刀，用刀背敲敲茶几，同样橐橐有声。一旦体验过消音事件之后，一段时间里总是难免对寂静疑神疑鬼。打开阳台窗扇，车声鸟鸣随即传来，我这才一阵释然。进化也罢什么也罢，世界还是得充满各种音响才对头。

接着，我用小刀划开包装胶带，划得很小心，以防损伤里面的东西。盒的最上边塞满揉成一团团的报纸。我展开两三张看了看，全是三周前的《每日新闻》，不见任何特征，便从厨房里拿来塑料垃圾袋，将报纸一古脑儿扔了进去。报纸着实塞了不少，足有两个星期的份数，无不是《每日新闻》。除掉报纸，下面是小孩小指大小的软绵绵的东西，不知是聚乙烯还是泡沫塑料。我用双手捧起，一捧接一捧放进垃圾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虽不晓得，麻烦事却是添了不少。去掉一半聚乙烯或泡沫塑料之后，从中又落出一个报纸包。我不由有些厌烦，折回厨房从冰箱里拿来一罐可口可乐，坐在床沿不紧不慢地喝着，用小刀尖不经意地削着指甲。阳台飞来一只黑胸脯小鸟，像往常一样咚咚有声地啄食茶几上散落的面包屑。一个祥和的清晨。

不久，我又鼓起精神面对茶几，从盒中轻轻掏出报纸包裹的物体。报纸上左一圈右一圈地缠着胶带，使人联想起一件现代派美术作品，形状如同长得细长的西瓜，仍无重量可言。我把盒子和小刀从茶几上撤去，在宽大的茶几上小心翼翼地剥去报纸，里面出现的竟是一块动物头骨。

莫名其妙！老人怎么居然想到我会为接受一块头骨而兴高采烈呢？何况以动物头骨送人一事本身就已相当荒唐，无论怎么看都断非神经正常者所为。

头骨的形状与马相似，但尺寸比马小得多。总之，根据我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判断，这头骨应当存在于生有蹄甲、面部狭长、食草而又个头不很大的哺乳动物的肩上，这点大致不会有误。我在脑海中推出几种此类动物：鹿、山羊、羊、羚羊、驯鹿、驴……此外也许还有一些，但我已无从想起。

我决定暂且把头骨放在电视机上，虽然不大雅观，可又想不出其他位置。若是海明威，必定把它同壁炉上的大鹿头并放在一起，而我这房间当然没有什么壁炉。别说壁炉，连地柜也没有，鞋柜也没有。因此除了电视机，再没有可放这莫名其妙的头骨的位置了。

我把帽盒底所剩的填充物统统倒进垃圾袋，发现最下面有个同样用报纸包着的细细长长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老人用来敲头骨的不锈钢火筷。我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火筷与头骨相反，沉甸甸的，且颇具威严，恰如威廉·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用的象牙指挥棒。

我情不自禁地拿着火筷站在电视机前，轻轻敲了敲动物头骨的额头部位。“咕”——一声类似巨犬鼻音的声响。我本来预想的是“嗵”或“砰”那样硬物相撞之声，因此可以说颇感意外，但毕竟不便因此而说三道四。既然作为现实问题发出的是如此声响，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一来声音不至于因说三道四而出现变化，二来纵使出现变化也不会带来整个情况的转变。

头骨看得厌了敲得烦了，我离开电视机坐在床沿，把电话机放在膝头，拨动“组织”正式代理人的电话号码，以确认工作日程。负责我的人接起电话，说四天后有一项任务，问我有无问题。我说没有，为确保日后万无一失，我很想向他强调使用“模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说来话长，只好作罢。反正文件正确无误，报酬也够可观，而且老人说过为了保密未曾通过代理人，没有必要弄出节外生枝的事来。

况且从个人角度说我不大喜欢负责我的这个人。此君三十光景，瘦瘦高高，总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我可不愿意使自己陷入必须同这等人物交涉棘手事的境地，除非万不得已。

三言两语商谈完事务性工作，我放下电话，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一罐啤酒，放录像带看亨佛莱·鲍嘉的《拉戈岛》。我非常喜欢里边的劳伦·巴考尔。《射击能手》里的巴考尔固然不坏，但我觉得《拉戈岛》中的她似乎多了一种其他作品里所见不到的特殊气质。为了弄清到底是怎样的气质，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但终究未得出正确答案。或许类似一种将人这一存在简单化所需要的寓言性。我无法断言。

老实看录像的时间里，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电视机上的动物头骨处。这么着，我再也不能如平时那样聚精会神地盯视画面了。我在片中飓风来临时关掉录像，转而边喝啤酒边愣愣地看电视机上的头骨。凝眸之间，我发觉对那头骨似乎有点印象，可又全然想不出究竟是怎样一种印象。我从抽屉里掏出T恤，把头骨整个罩起，继续看《拉戈岛》。这才总算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劳伦·巴考尔身上。

十一点，我走出公寓，在车站附近的超级商场随手买了些食品，又去酒店买了红葡萄酒、汽水和橘汁，接着在洗衣店取了一件上衣和两条床单，在文具店买了圆珠笔、信封和信笺，在杂货店买了纹路最细的磨石。还到书店买了两本杂志，在电器商品店买了灯泡和盒式磁带，在照相馆买了拍立得照相机用的胶卷，顺路进唱片店买了几张唱片。结果我这辆小型车的后座给购物袋堆得满满的。我大概是天生喜欢购物吧，偶尔上街一次，每次都像十一月的松鼠一样买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物品。

就拿我这辆车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购物车。所以买车，就是因为购物太多拿不过来。当时我抱着购物袋，走进刚好撞见的旧车出售场，发现车的种类实在令人眼花缭乱。我不大喜欢车，加之不懂行，便说什么样的无所谓，只想要一辆不是很大的。

接待我的中年男子为便于决定车种，拿出了很多样本给我看。我告诉他自己没心思看什么样本，我需要的纯属购物车，既不跑高速公路，又不拉女孩子兜风，更不为全家旅行之用。既不需要高效引擎，又无需空调无需随车音响无需天窗无需高性能轮胎。要的只是转弯灵活、少排废气、噪音不大、故障不多、足可信赖、性能良好的小型车，颜色以深蓝色为最佳。

他推荐的是一辆黄色小型国产车。颜色诚然不甚理想，但坐上一试性能不坏，转弯也相当敏捷，设计简练毫无多余设备这点也适合我的口味，而且由于是旧款样车，价格也便宜。

“车这东西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中年推销员说道，“不客气地说，人们头脑都有点神经兮兮。”

我说我也有同感。

这样，一辆购物专用车到手了。很少用于购物以外的目的。

采购完毕，我把车开进附近一家餐馆停车场，要了啤酒、鲜虾色拉和洋葱片，一个人闷头吃着。虾太凉，洋葱片水分过大。我环顾一圈餐厅，没有发现哪个食客抓住女侍发牢骚或往地板上摔碟摔碗，便也不声不响地一扫而光。有期望才有失望。

从饭店窗口可以看见高速公路。路上各种颜色和型号的汽车奔流不息。我一边看车，一边回想昨天打交道的奇妙老人和他的胖孙女。无论怎样善意地看，我觉得两人都是远远超越我想象的另一个异常世界的居民。那傻里傻气的电梯，那壁橱后面巨大的洞穴，那夜鬼那消音作业，没有一样不异乎寻常。不仅如此，还居然把动物头骨作为回家礼物送给我。

饭后等咖啡的时间里，由于闲得无聊，我逐一回想了胖女郎身上的有关部位——方耳环、粉红色西服裙、高跟鞋，以及腿肚和脖颈的脂肪附着状况、面部神态等等。我可以使以上每个细节历历浮现在眼前，然而当把这些归纳为一个整体时，其印象却意外地依稀起来。我猜想这恐怕是最近我未同胖女性睡过觉的缘故，惟其这样，我才无法完整地想象出胖女性的身段。我最后一次同胖女性睡觉，已是差不多两年前的事了。

但正如老人所说，同样是胖，而胖法却千差万别。往日——大约是发生联合赤军事件那年——我曾同一个腰和大腿胖得堪称离谱的女孩睡过。她是银行职员，我们经常在窗口面面相觑，一来二去便亲切地搭起话来，一道出去喝啤酒，顺便睡了。直到同她睡觉时我才发觉她的下半身委实胖得超乎常规。因为，平时她总是坐在柜台里面，根本瞧不见其下半身。她解释说是学生时代一直打乒乓球造成的，我却不明了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从未听人说打乒乓球只胖下半身。

不过她胖得极富魅力。把耳朵贴在她胯骨上，竟觉得像在天晴气清的午后睡在春日原野一般。大腿绵软得如干爽的棉絮，顺势划一个轻盈盈的弧形可以静静地通往隐秘之处。我一赞美她的胖法——我每次遇到开心事都马上出声赞赏——她便说一句“真的吗”，看样子不大信以为真。

自然也同浑身胖得不成体统的女性睡过，同全身长满结结实实肌肉的女性也睡过。前一个是电子琴教师，后一个是天马行空的文体评论家。的确，胖法林林总总，各有千秋。

在同如此众多女子睡觉的过程中，人似乎越来越具有学术性倾向。性交本身的欢愉随之一点点减退。当然，性欲本身无所谓学术性。然而性欲若沾着特定水路而上，前头势必出现性交这一瀑布，作为其结果将抵达充满某种学术性的瀑布渊源，在此期间，将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生出由性欲直达瀑布渊源的意识线路。但归根结蒂，这一切或许只是我年龄越来越大的缘故。

我不再围绕胖女郎的裸体想入非非，付罢款离开餐馆，然后走到附近的图书馆。参考文献室的桌旁坐着一个苗条的长发女孩，我问她有没有关于哺乳类动物头盖骨的资料。女孩正专心看一本袖珍读物，此时扬起脸来看着我：

“什么？”

“关于哺乳类动物、头盖骨的、资料。”我一字一板地重复一遍。

“哺乳类动物头盖骨。”女孩像唱歌一般鹦鹉学舌道。经她如此一说，听起来绝对像一首诗的标题——俨然诗人在朗读诗之前向听众宣布标题。我暗自思忖：莫非她谁来询问都要如此重复一句不成？

木偶剧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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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倘若真有如此标题的诗，倒也饶有兴味。

女孩咬着下唇沉吟片刻，说道“请等一下，查查看”，便迅速向后一转，在电脑键盘打下“哺乳类”三字。于是屏幕上出现二十多个书名。她用光笔消去其中的三分之二，尔后储存下来，这回打出“骨骼”一词。随即现出七八个书名。她只留下其中两个，排列在所储书名的下面。图书馆也不同以往了，借阅卡装在纸袋里贴于书后页的时代竟如一场梦。我曾特别喜欢在小时候用过的借阅卡上寻找借书日期来着。

女孩动作娴熟地操作键盘的时间里，我一直打量着她苗条的背和长长的黑发。我相当困惑，不知是否该对她怀以好意。她容貌俊俏，态度热情，头脑似也不笨，而且讲话像朗诵诗歌的标题。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对她怀有好意。

女孩按下复印键，将电脑显示屏上的内容打印下来递给我，说：“请从这九册中挑选。”

1. 《哺乳类概论》

2. 《图解哺乳类》

3. 《哺乳类的骨骼》

4. 《哺乳类动物史》

5. 《作为哺乳类的我》

6. 《哺乳类的解剖》

7. 《哺乳类的脑》

8. 《动物骨骼》

9. 《谈骨骼》

我的借书卡最多可借三册，我挑选了二、三、八三册。《作为哺乳类的我》和《谈骨骼》等估计也很有趣，但同眼下的问题似无直接关系，留待日后再借不迟。

“十分抱歉，《图解哺乳类》禁止带出，不能外借。”女孩边说边用圆珠笔搔太阳穴。

“喂喂，”我说，“此书事关重大，就请借我一天好吗？保证明天上午归还，不会给你添麻烦。”

“可图解系列受人欢迎，再说事情一旦暴露，上边的人肯定要狠狠训我。”

“就一天，没那么快暴露。”

女孩左右为难，踌躇了好一会。她把舌尖贴在下齿内侧，舌尖粉红，极为动人。

“OK，就借你一次，下不为例。明天上午九点半前务必带来！”

“谢谢。”

“不客气。”她说。

“我想对你表示一点私人的谢意，你喜欢什么？”

“对面有‘三十一种冰淇淋’，能买来一支？双头圆筒形，下边是意大利奶酪，上边是咖啡——可记得住？”

“双头圆筒形，上边是咖啡，下边是意大利奶酪。”我确认一遍。

之后，我走出图书馆，朝“三十一种冰淇淋”那里走去，她则到里面为我取书。我买好冰淇淋回来时，女孩尚未转出，我只得手拿冰淇淋在桌前乖乖等候。不巧的是，凳子上正有几个看报纸的老人，好奇地轮番看着我的脸和我手上的冰淇淋。好在冰淇淋十分坚挺，不至于马上溶化。问题是不吃冰淇淋而仅仅拿着不动，看起来未免如一尊被弃置的铜像，令人心里格外不是滋味。

桌面上她已开读的袖珍书活像一只熟睡的小兔趴着。书是H·G·威尔斯的传记《时间旅人》下册。看来不是图书馆的，是她自己的书。书旁排列着三支削得整整齐齐的铅笔，此外还散放着七八个回形针。为什么到处都有回形针呢？实在不得其解。

或许是由于某种缘故而致使回形针满世界流行，也可能纯属偶然，而自己却过于耿耿于怀。不过，我总觉得这有欠自然，有些不合常理。这回形针简直就像早有预谋似的，散落在我所到之处的最显眼位置。是有什么碰上了我头脑中的弦。近来碰上那根弦的东西实在太多——野兽头骨、回形针，不一而足，其中似乎有某种关联，但若问野兽头骨同回形针之间有何关联性，却又浑然不觉。

一会，长发女孩捧着三本书转来。她把书递给我，反过来从我手中接过冰淇淋。为了不使外人瞧见，她在柜台里面低头吃着。从上面俯视，其脖颈一览无余，十分好看。

“太谢谢了。”

“该谢你才是。”我说，“对了，这回形针是干什么用的？”

“回形针？”她唱歌似的重复道，“回形针就是固定纸张用的呀，你不知道？哪里都有，谁都在用。”

确系如此。我道过谢，夹起书走到图书馆外面。回形针哪里都有，花一千元足可买到一辈子的用量。我跨进文具店，买了一千元的回形针，返回住处。

一进房间我就把食品收入电冰箱。肉和鱼用保鲜纸严实包好，该冷冻的送进去冷冻。面包和咖啡豆也冷冻起来。豆腐放进盛着水的大碗。啤酒也放进电冰箱，蔬菜把旧的摆在前面。西服挂在立柜里，洗洁剂摆在厨房木架上面。最后，把回形针撒在电视机上的头骨旁边。

奇妙的搭配。

奇妙得犹如羽绒枕和搅冰勺、墨水瓶和莴苣一类组合。我走上阳台，从远一点的地方望了望，得到的仍是同样印象，找不见任何共通点。然而，在某处应该有我所不知道或想不起来的秘密通道相连着。

我坐在床沿上，久久地盯视电视机，但什么都无从想起，惟觉时间倏忽逝去。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右翼宣传车从附近驶过。我很想喝威士忌，但还是忍了。眼下必须开动完全清醒的头脑。不一会，右翼宣传车又转回原路，大概跑错路了。这一带的路弯弯曲曲，不易辨认。

我泄气地站起身，坐在厨房桌前翻了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决定首先查阅草食性中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再逐一确认其骨骼。草食性哺乳动物的数量之多远远出乎我的预料，光是鹿就不下三十种。

我从电视机上面拿来那块头骨，置于餐桌上，对照书上的每一幅画加以比较。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对照看了九十三种动物的头盖骨，但没有任何一种同桌上的相吻合。在这方面我也陷入了困境。我合上三本书，叠放在桌面一角，扬起双臂伸个懒腰。一筹莫展。

我索性歪倒在床，看约翰·福特导演的录像带《沉默的男子》。正看着，门铃响了。透过门上的猫儿眼一瞧，见外面站着一个身穿东京煤气公司制服的中年男子。我打开门（没解防盗链），问有何事。

“煤气定期检查，看有无泄漏。”男子道。

“等等。”我应了一声，返回卧室把桌上的小刀揣入裤袋，这才打开门。定期检查煤气的人上个月刚刚来过。此人的神态总有些不大自然。

但我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继续看《沉默的男子》。那男子先用血压计样的仪器测试一下卫生间里的煤气，之后拐进厨房。厨房餐桌上依然摆着那块骨头。我开大电视音量，蹑手蹑脚走到厨房门口一看，不出所料，男子正要把头骨塞进黑塑料包。我亮出刀刃，飞身跃入厨房，绕到男子后面一把掐住其脖子，把刀刃对准其鼻下。男子赶紧把塑料包扔在桌上。

“没别的意思。”男子声音颤抖地辩解，“一看就恨不能马上搞到手，所以就装到包里去了。纯属心血来潮。请饶了我吧！”

“不饶！”我说，还从没听说过有哪个煤气检测员看见人家厨房餐桌上的动物骨头就心血来潮得想据为己有。“要是不从实招来，看我割断你的喉咙。”在我听来，这话无疑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但男子却无此感觉。

“对不起，我老实交代，请高抬贵手。”男子说，“其实是有人告诉我偷来这东西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当时我正走路，突然贴上来两条汉子，问我想不想打工，随手给了我五万元，又说如果偷成功再给五万。作为我也不想干这勾当，但见其中一个长得牛高马大，若说个‘不’字难保不倒大霉，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干了。求你别杀死我，我有两个上高中的女儿。”

“两个都上高中？”我觉得不大对头，问道。

“是的，一年级和三年级。”

“噢，哪所高中？”

“大的在都立志村高中，小的在四谷双叶。”男子回答。

搭配倒不自然，但惟其如此，才有真实性。于是我决定相信男子的话。

为慎重起见，我依然把刀刃贴着他的脖颈，从其裤后口袋里掏出钱夹看里面装的什么。现金六万七千元，其中5万元是顶呱呱的新钞。此外有东京煤气公司的职员证和全家彩照，彩照上两个女儿穿的都是新年盛装，长相都不算特别漂亮，而且个头不相上下，分不清哪个在志村哪个在双叶。还有巢鸭至倍浓町区间的电车月票。由此看来，此人不像为非作歹之徒，我收起刀将他放开。

“可以走了。”我把钱夹还给他。

“谢谢！”男子说，“可往下怎么办呢？拿了人家钱却空手而归。”

我说我也不知怎么办。符号士们——想必对方是符号士——往往随机应变地采取荒唐行动，他们故意如此，以免被人摸出其行动规律。他们或许会用小刀剜去这男子的双眼，也可能再犒劳五万元。天晓得他们的鬼把戏！

“一个长得牛高马大对吧？”我问。

“对对，体格十分了得，另一个瘦瘦小小，个头顶多一米五十。小个子穿着倒像模像样。不过哪个都一看上去就不地道。”

我指点他如何从停车场走往后门。公寓后门连接的是条狭窄的胡同，从外面很难发现。弄得好，有可能瞒过那两人直接回家。

“真是太感谢了。”男子得救似的说，“请别把此事告诉公司好么？”

我告诉他绝不声张就是，说罢放他出门，扣好锁，加上铁链，然后坐在厨房椅子上，把收回刀刃的小刀放在桌面，从塑料包里取出头骨。有一点显而易见：符号士们正在对这头骨虎视眈眈。这就是说，头骨对他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眼下，我同他们处于僵持阶段。我拥有头骨却不知其含义，他们知其含义——或猜得其大概——却不拥有头骨。势均力敌，彼此彼此。我现在可以选择两种行动。一是同“组织”取得联系，说明情况，请其保护我不受符号士威胁或将头骨转移到其他地方，二是同那个胖女郎取得联系，求她解释头骨的含义。但我不大情愿现在就把“组织”拖入同一境地，如若那样，我很可能受到恼人的盘问。我实在不善于应付庞大的组织，那里刻板守旧，蠢货甚多，格外让人费时费力。

同胖女郎联系实际上也难以办到。我不知道她事务所的电话号码。直接去办公楼倒不失为一策，问题是现在出门有危险，况且那办公楼戒备森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不可能轻易让我进去。

最终，我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

我拿起不锈钢火筷，再次轻轻叩击头骨的顶部。“咕”，声音一如前次，且透出一丝凄楚意味，宛如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动物的悲鸣。何以发出如此奇妙的声响呢？我将头骨拿在手上细细观察，并再一次用火筷轻敲，结果还是那声“咕”。细看之下，声音似乎发自头骨的某个部位。

一连敲了几次，终于找出其准确位置——那“咕”的一声，原来是从头骨前额那个直径约两厘米的浅坑中传出的。我用指肚往坑内轻轻一摸，觉得多少有点粗糙，不同于普通骨头，好像被人强行拧掉什么之后形成的。什么呢？譬如角……

角？

果真是角，那么我手中的便是独角兽的头骨。我重新翻开《图解哺乳类》，试图找出一角仅存的哺乳动物。然而一无所获。惟有犀牛勉强类似，但从大小和形状来看，不可能是犀牛头骨。

无奈，我只好从电冰箱里拿出冰块，兑在国产O牌威士忌里喝着。天已暮色沉沉，喝酒似也未尝不可。接着，又吃了盒龙须菜罐头。我最喜欢白色龙须菜，很快一扫而光。又把熏牡蛎夹在面包里吃了。最后喝了第二杯威士忌。

我决定姑且把这头骨的昔日持有者视为独角兽。否则事情很难进展。

我得到了独角兽头骨

我心里暗暗叫苦。为什么屡屡发生此等莫名其妙的事呢？我难道做了什么坏事不成？自己不过是个极为讲究现实且独善其身的计算士而已。既无甚狼子野心，又不贪得无厌。既无妻室，又没有朋友没有恋人。我只是想攒钱，多多益善，等从计算士任上退下之后学学大提琴或希腊语，优哉游哉地打发余生。而眼下偏偏同独角兽和声音消除之类不伦不类的东西纠缠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喝干第二杯加冰威士忌，我走进卧室翻阅电话号码簿，给图书馆打电话，说要找参考文献室负责借阅的人。十秒钟后，那个长头发女孩出来接起。

“《图解哺乳类》。”我说。

“谢谢你的冰淇淋。”女孩道。

“不用谢。”我说，“对了，现有一事相求，可以么？”

“相求？”她反问，“那要看求的是哪一类事。”

“求你查阅一下独角兽。”

“独角兽？”她重复一遍。

“求不得的？”

沉默持续片刻。估计她在咬着下唇沉思。

“查独角兽的什么呢？”

“全部。”

“跟你说，现在已经四点五十了，闭馆前忙得团团转，哪里查得过来。为什么不能明天一开馆就来？独角兽也好，三角兽也好，明天来随便你怎么查，是吧？”

“十万火急，事关重大。”

“呃——重大到什么地步？”

“涉及进化。”我说。

“进化？”女孩复述一次，听起来毕竟不无吃惊。我猜测在她眼里，我恐怕不是纯粹的狂人便是发狂的纯粹人。但愿她选择后者，那样，或许多少可以对我怀有富于人情味的兴趣。犹如无声钟摆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会。

“进化？你指的是长达几万年的那种进化吧？我是不大明白，不过那玩意儿果真急得刻不容缓？连一天都等不得的？”

“进化既有长达数万年的进化，又有只需三小时的进化，很难在电话中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希望你相信：这的确事关重大，关系到人类新的进化！”

“就像《二〇〇一年太空漫游》那样？”

“一点不错。”我说。《二〇〇一年太空漫游》我已在录像机中看了好多次。

“嗳，你可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或是品质好的神经病或是品质坏的神经病，究竟算哪个你恐怕还在犹豫不决吧？我是有这个感觉。”

“基本正确。”

“从自己口中说出是不大好——其实我人品没那么糟糕。”我说，“说实话，我甚至算不上神经病。我固然多少有点偏激多少有点固执多少过于自信，但并非神经病。这以前被人讨厌倒有可能，但从未给人说成神经病。”

“或许。”她说，“不管怎样，说起话来还算条理清晰。人看上去也不那么坏，再说又吃了你的冰淇淋。也罢，今天六点半在图书馆附近的酒吧里见面好了，在那里把书交给你。这样可以吧？”

“可问题没那么简单。一句话，事情复杂得很，现在没办法离家走开。实在抱歉。”

“那么就是说，”女孩像在用指尖“嗵嗵”地叩击前齿，至少声音是如此。“你是要求我把书送你家里去啰？叫人难以理解。”

“坦率说来有这个意思。”我说，“当然不是要求，是请求。”

“利用人家的好意？”

“是的。”我说，“事情的确千头万绪。”

长久的沉默。但我知道这并非消音造成的——通知闭馆的《安妮·劳里》⁽¹⁾旋律正在图书馆内回荡——是女孩在沉默。

“我在图书馆工作了五年，很少碰见像你这样厚脸皮的人。”她说，“居然叫人把书送上门去，何况才一面之交。你不觉得自己够厚脸皮？”

“的确觉得，但现在束手无策，走投无路。总之只能利用你的好意。”

“好了好了，”女孩说，“把去你家的路线告诉我可以吧？”

我一阵欣喜，赶紧把路线告诉给她。

(1)　苏格兰民歌。

8
世界尽头
——大校

“你恐怕已经失去了恢复影子的可能性。”大校边啜咖啡边说。如同长年习惯于向别人发号施令的人大多表现的那样，他说话时也是正襟危坐，下颏拘谨地向内收起。但他没有强加于人的意味。长期军旅生涯赋予他的，仅仅是一丝不苟的姿势、自高自大循规蹈矩的生活和堆积如山的回忆。作为邻居，大校可说是理想人选，他和蔼可亲，沉静内向，国际象棋也下得不俗。

“确实如看门人所说，”老大校继续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你收回自己影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只要你身在这个地方，就别想拥有影子，也别想离此而去。这镇子就是军队中所说的单向地穴，只能进不能出，除非镇子从围墙中解脱出来。”

“我压根儿没想到将永远失去影子，”我说，“以为不过是暂时性措施罢了。谁也没告诉我竟是这样。”

“这镇上任何人都不会告诉你什么。”大校说，“镇子以镇子特有的方式运转。至于谁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全与镇子无关。我也觉得你有点可怜。”

“影子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无非呆在那里，直到死。那以后可见过影子？”

“没有。去了几次，看门人就是不准见。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那怕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老人摇摇头道，“保管影子是看门人的任务，全部责任由他一人承担。我也是爱莫能助。看门人原本就是个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的人，别人说什么几乎都充耳不闻。只能耐住性子，静等他回心转意。”

“就按你说的做。”我说，“可他究竟担心什么呢？”

大校一口喝干咖啡，把杯放回碟子，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角。手帕也像他身上的衣服一样旧，一样久经沙场，但保护得很好，干干净净。

“担心你和你的影子合为一体。那一来就得从头返工。”言毕，老人把注意力重新收到棋盘上。这国际象棋的棋子种类和走法同我所知道的多少有所不同，一般总是老人获胜。“猴取僧正，不要紧么？”

“请请。”说着，我移动壁，挡住猴之退路。

老人频频点头，死死盯着棋盘。其实胜负基本已定，老人笃定制胜，然而他死活不肯长驱直进，还在深思熟虑。对他来说，下棋并非要打败对方，而是向自己本身的能力挑战。

“同影子分别并使之死去是令人难过的。”说着，老人斜走骑士，巧妙地卡在壁与王之间。于是我的王实质上成了光杆司令，再差三步即全军覆没。

“难过对谁都一个滋味，我也不例外。如果在还不懂事的小时候，在相互还没交往的时候同影子分开任其死去倒也罢了，而等上年纪以后，可就吃不消了。我的影子是在我六十五岁那年死的。到了那把年纪，回忆也多得数不胜数。”

“影子被剥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呢？”

“因影而异。”老人说，“有的影子生机勃勃，有的死气沉沉。但不管怎样，一旦被剥离开来，在这镇上是活不长久的。这儿的水土不适合影子生存，冬季漫长难熬，几乎没有哪个影子能见到第二个春天。”

我凝视一会棋盘，终于放弃了取胜希望。

“还有五步呢，”大校说，“拼一下还是值的吧？五步之间很可能找出对方的闪失。胜负这东西，只有到最后关头才能见分晓。”

“那就试试看。”

我思考的时间里，老人踱到窗前用指头稍稍拨开厚布窗帘，从狭窄的空隙观赏外面的景致。

“往后一段时间，对你是最难熬的日子。同换牙一样：旧牙没了，新牙尚未长出。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是指影子虽被剥离却还没有死掉吧？”

“正是。”老人点了下头，“我也有过体验。过去的和未来的无法很好地保持平衡，所以才不知所措。但新牙长齐之后，旧牙就会忘掉。”

“你是说心的消失？”

老人哑然不答。

“对不起，光是一个劲儿提问了。”我说，“可我对这镇子还一无所知，以至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镇子以怎样的机制运转，不知何以有那般高的围墙，不知为什么每天有独角兽出入，不知古梦是怎么回事，总之没有一样不令人费解，而能问的对象又惟有你一人。”

“我也并非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老人沉静地说，“有些事情还无法言喻，有的则不便言喻。但你什么也不必担心。在某种意义上，镇子是公平的。关于你所需要你所应该知道的，镇子以后将一一在你面前提示出来，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们一个个学到手。记住，这里是完全的镇子。所谓完全，就是说无所不有。但是，假如你不能充分理解，那么就一无所有，完全的无。这点要牢记在心。别人传授的东西即传即灭，而以自身努力学得的东西，则终生相随，并给你以帮助。你要睁大眼睛侧起耳朵开动脑筋来揣度镇子提示之物的含义。你要是有心，那么就趁有心之时让它发挥作用。我能教给你的只有这些。”

如果说女孩居住的职工区是往日的辉煌早已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场所，那么镇子西南边的官舍区则是正在干涩的光照中失去辉煌的地段。春天带来了生机，夏天则将其分解，冬日的季风将其吹干。两层高的白色官舍，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被称为“西山”的徐缓而广阔的斜坡上。原本是按每栋住三户的标准设计的，惟独正中突出的门厅由各户共有。无论外墙上镶嵌的杉木板还是窗框，抑或狭窄的檐廊和窗上的栏杆，一律涂以白漆。放眼望去，白白的一片。西山坡上，大凡白色无所不有：刚刚涂得近乎不自然的闪闪耀眼的白，被太阳长期晒得发黄的白，仿佛在风吹雨淋中失去一切的虚无的白。凡此种种，无不沿着环山沙路无尽无休地绵延开去。官舍没有围墙，只在狭窄的檐廊下有一道一米来宽的细长花坛。花坛修剪得井然有序，春天开番红花、三色紫罗兰和金盏草，秋天开大波斯菊。花开时，建筑物更加形同废墟。

往日，这一带想必堪称洒脱优雅的地段。在山坡悠然漫步之间，不难觅出其过去的光景。路两旁想必儿童嬉戏，琴声悠扬，荡漾着晚餐温馨的香味。我可以在肌肤上感受到这些记忆，犹如穿过几道透明的玻璃门。

所谓官舍亦非徒有其名，以往确实有官吏们住在这里。官吏的地位虽不很高，但也不是下级职员，而属中间阶层，他们力图在这里保持风平浪静的生活。

然而这些人已不复存在，一去杳然。

后来者都是退役军人。他们丢掉身影，如同在暖洋洋的阳光下吸附于墙壁的蝉壳，在季风劲吹的西山坡各得其乐地打发时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卫。每栋楼里住着六至九名年老的昔日军人。

看门人指定我住的，便是这等官舍中的一室。我这栋官舍住有一名大校两名少校两名中尉，另有一名中士。中士做饭打杂，大校发号施令，一如军营生活。老人们往日一味忙于备战、作战、停战，忙于应付革命、反革命，以至失去了成家的机会。一群孤独者。

他们每天早早醒来，习惯性地三口两口吃罢早饭，便自动自觉地投入各自的工作。有的用小竹板样的东西刮建筑物的旧漆，有的拔前院的杂草，有的修理家具，有的拉车去山下取定量供应的口粮。老人们把早上的工作如此干完，之后便聚在朝阳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

分配给我的是二楼朝东的房间。一山横前，视野不大开阔，但仍可望见边上的河流和钟塔。房间看样子经久未用，白灰墙壁上到处是黑乎乎的霉斑，窗棂落了一层泛白的灰尘。里面有一张旧床、一张小餐桌和两把椅子。窗口垂着发出一股霉气味儿的厚窗帘。木地板已磨得相当厉害，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

清晨，隔壁的大校进来，两人共进早餐，下午便在这拉合窗帘的昏暗房间里下国际象棋。晴朗的午后，除下棋外，别无消磨时间的办法。

“这么大好天气还拉着窗帘憋在黑房间里，对你这样的年轻人肯定难以忍受吧？”大校道。

“是啊。”

“对我来说，有人陪我下棋自是求之不得。这里的人几乎都对下棋兴味索然，如今还想下棋的，怕只有我这样的人。”

“你是为什么抛弃影子的呢？”

老人盯视着自己被从窗帘空隙射进的阳光照亮的手指，过了一会离开窗口，往餐桌的我那一边走来。

“问得是啊！”他说，“大概是因为保卫这镇子时间太长的缘故吧。一旦离开这里出去，我觉得我的人生恐怕就要彻底失去意义了。咳，事到如今，倒是怎么都无所谓了。”

“抛掉影子后，可感到后悔过？”

“不后悔。”老人摇了几下头，“一次也没后悔。因为没有什么可值得后悔。”

我用壁压住猴，打开一条可供王活动的通路。

“妙手妙手！”老人道，“可以用壁防角，王也重获自由。不过与此同时，我的骑士也可大展身手喽！”

在老人慢慢思考下一步的时间里，我煮了壶开水，加进新的咖啡。我思忖，以后无数个午后都将如此度过。在这四面围有高墙的镇上，没有什么可供我选择。

9
冷酷仙境
——食欲、失意、列宁格勒

等女孩时，我做了简单的晚饭。拿研钵将梅干弄碎，用来做了色拉调味汁，炸了沙丁鱼、豆腐和一些山芋片，还煮了西芹和牛肉，效果均不坏。由于还有时间，我一边喝啤酒，一边用水煮蘘荷做了凉拌菜，又做了个芝麻拌扁豆。然后歪在床头，欣赏罗贝尔·卡萨顿什弹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这是张旧唱片。我觉得莫扎特的音乐还是用旧唱片听起来更令人心旷神怡。当然这很可能是偏见。

时过七点，窗外完全黑了下来，她仍然没有出现，结果我从头到尾听完了第23号和24号钢琴协奏曲。或者她改变主意不来我这里也未可知。果真如此，我也无从责备她。无论怎么看，还是不来更地道。

不料，正当我找下一张唱片之时，门铃响了。从猫眼里一望，见图书馆参考文献室那个女孩抱着书站在走廊上。我打开依然连着铁链的门，问走廊上有无其他人。

“谁也没有呀。”她说。

我卸掉铁链，开门让她进来。她刚进门，我便赶紧把门关死锁上。

“好香的味道！”她一下下抽着鼻子说，“看看厨房可以么？”

“请。不过，公寓大门口有可疑的人么？比如进行道路施工的，或坐在停车场车里的？”

“都没有。”说着，她把两本书随手放在餐桌上，一个个揭开煤气炉上的锅盖，“都是你做的？”

“是的。”我说，“要是肚子饿了，招待就是。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哪里，我顶喜欢不过。”

我把东西摆上餐桌，心悦诚服地看着她一一发起进攻。见她吃得如此动情，我深感这餐饭做得值得。我往一只大杯里加冰调了O牌威士忌，把厚牛排用强火大致一烤，撒上刚切好的生姜末，作为下酒菜喝起威士忌来。女孩一言不发，只顾闷头进食。我劝她喝酒，她说不要。

“那厚牛排，能给我一点？”

我把剩下的一半推到她面前，自己只喝威士忌。

“需要的话，还有米饭和梅干，大酱汤也可马上弄好。”我试着询问，以防她吃不尽兴。

“那好极了！”

于是我用干松鱼简单调味，加裙带菜和鲜葱做了个大酱汤，连同米饭和梅干端上桌来。她转眼间一扫而光，桌上只剩下梅干核。全部消灭之后，她这才总算满足地吁了口气，说：

“多谢招待。太好吃了。”

如此窈窕淑女吃东西竟这般狼吞虎咽，这光景我还是初次目睹，说是动人也算动人。直到她完全吃罢，我仍在半是钦佩半是惊愕地看着她的脸出神。

“喂，你总是这么能吃不成？”我咬咬牙问。

“嗯，是啊，总是这样的。”女孩神态自若地说。

“可看上去根本不胖。”

“胃扩张。”她说，“所以吃多少都胖不起来。”

“嗬，伙食上怕是开销不小吧？”实际她一个人已把我明天午间那份都吃了进去。

“那是够可观的。”她说，“在外面吃的时候，一般都得连吃两家。先用面条或饺子什么的垫垫底，然后再正正规规吃一顿。工资差不多都填到伙食费里去了。”

我再次问她喝不喝酒，她说想喝啤酒。我从电冰箱里拿出啤酒，又试着抓了两大把香肠，用平底锅炒了。原以为她已鸣金收兵，不料除了我吃的两根以外，其余又被她劫掠一空。食欲真可谓锐不可当，如用机关炮摧毁小仓房一般。我作为一周用量买来的食品眼看着就锐减下去了。我本打算用这种猪牛肉混合香肠做一盘美味佳肴来着。

我端出现成的马铃薯色拉和裙带菜拌金枪鱼，她又连同第二瓶啤酒一起席卷而去。

“跟你说，我十分幸福！”她对我说。

我却是几乎什么也没进肚，只喝了三杯冰镇威士忌。看她吃看得呆了，全然上不来食欲。

“可以的话，还有甜食和巧克力蛋糕。”我提议。

不用说，这个她也吃了。光是看着我都觉得食物直顶嗓子眼。我是喜欢做吃的东西，但总的说来，饭量却不大。

或许由于这个缘故，我未能像样地挺起。精神全都集中在胃上了。应该挺起之时居然垂头丧气，自东京奥林匹克以来还是头一遭。这以前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身体功能可以说始终怀有绝对的自信，因此这对我委实是不小的打击。

“喂，没关系，别放在心上，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安慰道。

长头发、胃扩张的女孩。图书馆参考文献室负责借阅的女孩。我们吃完甜点心，边喝威士忌、啤酒，边听唱片。听了两三张，然后上床躺倒。迄今为止我可谓同各种各样的女孩睡过，但同图书馆员还是初次，而且如此轻而易举地同对方进入性关系也是第一回。大概因为我招待了晚饭。可惜终归如上面说过的，我全然无能为力，觉得胃膨胀得犹如海豚肚子，小腹无论如何也运不上力气。

女孩赤条条地紧贴在我身旁，用中指在我胸口正中划了几次，几次都划了十多厘米。“这种情况嘛，谁都会偶尔碰上的，不必过于烦恼。”

然而她越是好言抚慰，不争气这一事实越是伴随着分外具体的现实感沉沉压在我心头。我想起读过的一本书，书中有一段说古代认为较之勃起的阳物，不勃起的更富于美感。但这也没给我以多少慰藉。

“这以前和女孩睡觉是什么时候？”她问。

我打开记忆之箱的封盖，在里面窸窸窣窣摸索了半天。“两周前，肯定。”

“那时可一气呵成来着？”

“当然。”我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每天似乎都有人问起我的性生活，或许是眼下世间正流行的把戏。

“和谁？”

“应召女郎，打电话叫的。”

“和那种女人睡觉时，对了，没有负罪感什么的？”

“不是女人，”我纠正道，“是女孩，二十或二十一岁。谈不上什么负罪感，干脆利落，义无反顾，况且又不是第一次找应召女郎。”

“之后手淫来着？”

“没有。”我说。之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今天还找不出时间去洗衣店取那件心爱的西装，何况什么手淫之类。

听我这么一说，女孩领悟似的点点头：

“肯定因为这个。”

“因为没有手淫？”

“傻瓜，何至于！”她说，“因为工作嘛。不是忙得昏天黑地么？”

“是啊，前天足有二十六个小时没睡。”

“什么工作？”

“电脑方面的。”我回答。每当问到工作，我往往如此应对，一来基本上不算说谎，二来因为世上大多数人对电脑业务不具备很深的专业知识，不至于寻根问底。

“肯定长时间用脑，疲劳越积越多，所以才一时不听使唤的，常有之事。”

我“嗯”了一声。也许真是这样。筋疲力尽，加上两天来接二连三总是碰上别扭事，弄得多少有点神经质，况且又目睹了摧枯拉朽般的进食场面，性功能难免一时败下阵去。大有可能。

可是我又觉得问题没这么简单，不是如此三言两语解释得尽的。此外还可能有某种因素。以前即使同样疲劳同样神经质，也都把性功能发挥到了相当淋漓尽致的地步。这次可能起缘于她身上的某种特殊性。

特殊性。

胃扩张，长发，图书馆……

“喂，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说着，女孩把毛巾被蹬到脚下。

她的身子十分动人，珠滑玉润，颀长苗条，多余的肉一片都没有。乳房大小也过得去。我顺从地将耳朵贴在她乳房同肚脐之间如画布一样平坦的部位。尽管填充了那么一堆食物，肚子却全然没有鼓起，的确堪称奇迹，俨然哈勃·马科思那件贪婪地吞掉所有东西的大衣。女孩的皮肤又薄又软，十分温煦。

“嗯，听到什么了？”她问。

我屏息谛听。除了心脏缓缓地跳动，不闻任何声息，使人恍惚觉得像躺在静悄悄的森林里，侧耳倾听远方传来的伐木的斧声。

“什么也听不到。”

“没听到胃的动静？”她说，“就是消化食物的声响。”

“具体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恐怕不至于弄出声响，只是用胃液催化而已。当然，蠕动多少是有的，但不会有明晰的动静。”

“可我总感觉自己的胃在拼命动个不停，感觉非常明显。再好好听听！”

我按原来的姿势把精神集中到耳朵上，茫然地注视着她的小腹及其下面蓬蓬隆起的毛丛。然而还是全然听不见类似胃动的声响，听到的只有按一定间隔跳动的心音。《水下之敌》中似乎有这样的镜头。在我全神贯注的耳朵下面，她巨大的胃宛如库尔特·尤尔根斯乘坐的潜艇一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消化活动。

我一阵气馁，把脸从她身上移开，枕在枕头上伸手搂过女孩的肩。她头发的气味扑鼻而来。

“有汽水？”她问。

“电冰箱里。”

“想喝兑伏特加的汽水，可以么？”

“当然。”

“你也喝点什么？”

“同样。”

她光身下床，去厨房调制伏特加汽水。这时间里，我把收有《今晚告诉你》的约翰尼·马西斯的唱片放在唱机上，折回床小声跟着哼唱。我，我垂头丧气的阳物，约翰尼·马西斯。

“天空是一块巨大的黑板……”

正唱着，她用关于独角兽那本书代替托盘托着两杯饮料进来了。我们边听约翰尼·马西斯，边一小口一小口呷着浓烈的伏特加汽水。

“你多少岁？”她问。

“三十五。”我回答。准确而简洁的事实是世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离婚很久了，现在单身。无小孩，无恋人。”

“我二十九。再过五个月三十。”

我重新端详她的脸。怎么也看不出有这么大年纪。至多二十二或二十三。臀部完美地隆起，无一道皱纹。我觉得自己判断女性年龄的能力正在迅速土崩瓦解。

“看上去年轻，真二十九了。”她说，“你其实是棒球选手什么的吧？”

我惊得险些把喝了几口的伏特加汽水洒在胸口。

“哪里，”我说，“棒球那玩意儿有十五年没打了。为什么想到这个？”

“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你。我看电视只看棒球转播和新闻。或者，莫不是在新闻中看到的？”

“我没上过新闻。”

“广告？”

“更谈不上。”

“那么肯定是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不过，怎么看你都不像搞电脑工作的。”她说，“张口进化如何，闭口独角兽，裤袋里还有弹簧刀。”

她指了指我掉在地板上的裤子。果然后裤袋里有刀探出头来。

“我在处理有关生物学的数据。这是一种生物工程学，牵扯到企业利润，因此才很小心。抢夺数据的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唔。”她一副难以信服的神情。

“你也在操作电脑，可看起来也绝对不像电脑工作者嘛。”

她用指尖“喀喀”敲了一会前齿。“我这完全是事务性的，只处理终端。把藏书目录分门别类地输入进去，需要参考时再调出，查看利用情况，如此而已。当然也能够计算……大学毕业后读了两年电脑操作专科学校。”

“你在图书馆使用什么样的电脑？”

她把电脑型号告诉给我。属最新型中级办公电脑，性能要比给人的外观印象好得多，若使用得当，也可进行相当复杂的运算。我也只用过一次。

我闭上眼睛考虑电脑。这时间里她又调了两杯伏特加汽水端来。于是两人并靠在枕上，开始喝第二杯。唱片听罢，全自动唱机把唱针倒回，重新从头播放约翰尼·马西斯的密纹唱片，我便再次哼唱“天空是一块巨大的黑板……”

“嗳，你不认为我俩是天生一对？”她对我说。她手中的伏特加杯底不时碰到我的侧腹，凉丝丝的。

“天生一对？”我反问。

“还不是？你三十五，我二十九，你不觉得年龄正合适？”

“年龄正合适？”我重复一遍。她的鹦鹉学舌彻底传染给了我。

“到了这样老大不小的年龄，有很多事可以互相心领神会，再说双方都是单身一人，怕是很可以默契的。我不干涉你的生活，我也我行我素……莫非讨厌我？”

“哪里讨厌，还用说。”我应道，“你是胃扩张，我是性功能障碍，或许真个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她笑着伸出手，轻轻抓住我那软软的东西。那只手刚拿过伏特加酒杯，凉得我差点一跃而起。

“很快就会神气起来的。”她在我耳畔低语，“我保证让它神气如初。但不必操之过急。较之性欲，我的生活更以食欲为中心，即使现在这样也无所谓。对我来说，性交同做工考究的甜点心差不了许多，有则最好不过，没有也不碍事——如果其他方面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话。”

“甜点心。”我再次重复。

“甜点心。”她也重复一遍。“不过这个下次再详细告诉你，先谈独角兽好了。你找我来的本来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点下头，拿过两只喝光的杯子，放在地板上。她松开手，抄起两本书。一本是伯特兰·库珀的《动物考古学》，一本是沃尔赫斯的《幻兽辞典》。

“来之前我大致翻了一下。简单说来，这本书（说着，她把《幻兽辞典》拿在手上）认为独角兽这种动物类似龙和人鱼那样的人们幻想的产物。而这本（她拿起《动物考古学》）则从独角兽未必就不存在这一观点出发，力图进行实际考证。但遗憾的是，两本书关于独角兽的记述都不太多，比龙和小鬼方面的记述要少，少得令人意外。我猜想这恐怕是因为独角兽这一存在过于默默无闻的缘故……实在抱歉，我们图书馆能查得到的只有这么点。”

“足矣足矣，只要弄清独角兽的概况即可。谢谢。”

她把两本书朝我递来。

“方便的话，你现在把书上内容挑主要的读一下好么？”我说，“还是从耳朵进来容易抓住要点。”

她点点头，首先拿起《幻兽辞典》，翻开第一页。

“如同我们对宇宙含义的无知一样，对龙的含义也同样无知。”她读道，“这是书的序言。”

“噢。”

接下去，她打开在后面夹书签的地方：“首先必须清楚了解独角兽有两种。一种是发端于希腊的西欧独角兽，另一种是中国的独角兽。两种形状不同，人们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比如希腊人对独角兽是这样描写的：

“‘胴体似马，头似雄鹿，足似象，尾则近乎猪。吼声粗犷。独角为黑色，从前额正中突起三英尺。据说此动物不可能生擒。’

“相比之下，中国的独角兽则是这般模样：

“‘鹿体、牛尾、马蹄。短角从前额突起，肉质。背部皮毛五色混杂，腹部则为褐色或黄色。’

“嗯，大有差别吧？”

“果然。”我说。

“不单单是外形，性格和寓意方面东西方也截然不同。西方人眼中的独角兽极其凶猛，富有攻击性，毕竟长有三英尺、也就是将近一公尺的长角嘛。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说法，捕获独角兽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利用它的性欲：把一名妙龄少女放在独角兽跟前，它由于性欲过强而忘记攻击，把头枕在少女膝头，人们乘机将其捕获。这角的用意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想。”

“与此相比，中国的独角兽则是吉祥神圣的动物。它同龙、凤、龟并称四大瑞兽，在三百六十五种地上走兽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性格极其敦厚温和，走路十分小心，生怕踩了弱小的生灵。不吃活着的草，只吃枯草。寿命约为一千年。独角兽的出现意味着圣人临世，例如孔子的母亲怀他之时便见到了独角兽。

“‘七十年后，一伙猎人杀了一头麒麟，角上还带有孔子母亲缚的彩绳。孔子去看这独角兽，并掉了眼泪。这是因为，孔子感到这头纯真而神秘的动物的死具有某种预言性，那条彩绳上有着他的过去。’

“如何，有趣吧？即使到了十三世纪，独角兽仍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成吉思汗为征服印度而派出的一支先头远征队在沙漠正中遇到了独角兽。其头似马，额上有一只角，满身绿毛，很像鹿，讲人语，而且这样说：尔等主君回国的时候到了。

“成吉思汗的一名汉人大臣告诉他，这个动物叫‘角瑞’，是麒麟的一种。‘四百年间，庞大的军队一直在西线征战，’大臣说，‘而上天讨厌流血，所以通过角瑞予以警告。请多开恩，挽救帝国吧！惟有中庸方能给人以无限快乐。’皇帝于是取消了征战计划。

“虽然统称为独角兽，东方的和西方的却如此不同，在东方意味着和平与静谧，在西方则象征攻击与情欲。但无论如何，独角兽都是子虚乌有的动物。惟其子虚乌有，才被赋予了各种特殊的寓意。在这点上，我想东西方是共通的。”

“独角兽真的就不存在？”

“海豚当中固然有一种叫独角，但正确说来那并非角，而是头顶上长出的一颗上颌门牙。长约二点五米，笔直，上面刻有钻头状螺纹。不过这属于特殊的水生动物，中世纪的人们不大可能有机会目睹。就哺乳类来说，中新世倒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而又纷纷消失，其中类似独角兽的则一种也没有。举例说……”

讲到这里，她拿起《动物考古学》翻过大约三分之二的页数，说：“这是中新世——约二千万年前——在北美大陆生息过的两种反刍动物，右边的叫希恩特肯拉斯，左边的是克拉尼奥肯拉斯。确实生有独立的单角，尽管是三角形。”

我接过书，看着上面的图片。希恩特肯拉斯类似小型马和鹿合二为一的动物，额头有两只牛角样的角，鼻前则生出一只尖端呈Y字形的长角。克拉尼奥肯拉斯的头部则比希恩特肯拉斯略微圆些，额头有两只鹿角样的角，另有一只弯弯长长的尖角折往身后探出。二者都给人以奇异之感。

“问题是，这些角为奇数的动物，最终全都消失殆尽。”说着，她从我手里拿过书，继续道，“就哺乳类这一分野而言，角为单只或奇数的动物是极为稀罕的存在。结合进化的过程来看，这属于一种畸形。换言之，不妨称之为进化途中的孤儿。即使不局限于哺乳类——例如生有三只角的巨型恐龙恐怕倒是有过——这种存在也是非常例外的。这是因为，角乃攻击力高度集中的武器，无需三只。举个浅近的例子，比如肉叉，若有三只分叉势必增加阻力，扎起来费时费事。而且，若其中一只碰上硬东西，在力学上就将产生三只无法同时触及物体的可能性。

“此外，在同多数敌人争斗的情况下，若是三只角，就很难准确扎中一个拔出后再扎另一个。”

“阻力大自然花时间。”我说。

“一点不错。”她把三根手指竖在我胸口上，“这是多角兽的弱点。命题一：多角兽的角功能逊于双角兽或独角兽。下面分析独角兽的弱点。不，恐怕最好还是先简单说明一下双角兽的必然性。双角兽的有利之点，首先来自动物身体的左右对称。所有动物的行动模式都取决于左右平衡的控制，即取决于力量的一分为二。小至鼻孔有两个，口也是左右对称，实质上也就是一分为二地发挥功能。肚脐倒是只有一个，但那是退化器官。”

“阳物呢？”我问。

“阳物和阴物合起为一对，就像面包卷和香肠。”

“那倒也是。”果然言之有理。

“最重要的莫过于眼睛。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要靠眼睛发挥控制塔的作用。因此，角紧贴眼睛而生是最为合理的。犀牛便是好例子。犀牛在原理上是独角兽，但它严重近视，而这又起因于独角。就是说形同残废。犀牛之所以在有如此弱点的情况下得以传宗接代，是因为它是草食兽，且全身覆有坚硬的皮甲，这样就几乎没有防御的必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犀牛在形体上也同三角恐龙相差无多。可是独角兽不属于这一系列，至少在图片上找不到。身上也没有皮甲，全然……怎么说好呢……”

“没有武装。”我说。

“正是。在防御这点上同鹿差不多，况且近视，这是致命点。哪怕嗅觉和听觉再发达，在被堵住退路时也一筹莫展。所以，袭击独角兽同用高效霰弹打飞不起来的鸭子是一回事。此外，独角的另一弱点，就是一受伤就是致命的。总之，就跟不带备用轮胎而横穿撒哈拉沙漠一个样。意思可明白？”

“明白。”

“独角还有一个弱点——很难用力。这点只要比较一下前齿和后齿就不难理解。后齿比前齿容易用力，是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力量平衡问题。末端重，越往那里用力整体就越稳定。怎么样？这回该明白独角兽是相当严重的残次商品了吧？”

“明明白白。”我说，“你解释得非常妙。”

她莞尔一笑，手指摸着我的胸口。“不过，不仅仅如此。从理论上考虑，独角兽免于灭绝的可能性只有一种，这是至为重要之点。可猜得出来？”

我双手在胸口合拢，沉思了一两分钟。结论只有一个。

“没有天敌。”我说。

“正确。”说着，她吻了一下我的唇。“那么你假设一种没有天敌的状况。”

“首先要将活动场所隔绝开来，以防其他动物侵入。”我说，“譬如该地块像柯南道尔《失去的世界》里那样高高隆起，或深深下陷，或者如外轮山那样用高墙团团围起。”

“妙！”她用食指在我心口窝“砰砰”敲着说道，“还真有在这种状况下发现独角兽头骨的记载。”

我不由得咽了口唾液：不知不觉之间，谈话正向核心逼近。

“是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战线发现的，一九一七年九月。”

“十月革命的前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克伦斯基内阁。”我说，“布尔什维克起义前夕。”

“在乌克兰战线，一个俄军士兵挖战壕时发现的。他以为不过是牛或大鹿的骨头，随便扔在了一边。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那头骨也就被埋葬在历史的万丈深渊之中了，但碰巧指挥该部队的大尉原来是彼得格勒大学的生物学研究生，于是他把头骨带回营房仔细察看。他发现这是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动物头骨，便马上同彼得格勒大学的生物学主任教授联系，等待调查人员的到来。但没有人来。这也难怪，当时的俄国已极度混乱，连粮食、弹药和药品都难以保证运到前线，而且到处爆发抗议活动，学校调查队根本到不了前线。退一步说，即使到达前线，我想他们也几乎没时间进行现场勘查。因为俄军节节溃退，前线连连后撤，那个地方早已被德军占领。”

“大尉怎么样了？”

“那年十一月，他被吊死在电线杆上。从乌克兰到莫斯科电线杆齐刷刷地一根连着一根，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大多被吊在了上面。尽管他本人不过是丝毫没有政治性的生物学专业的一个普通学生。”

我眼前浮现出俄罗斯平原上一字排开的电线杆分别吊着一个个军官的情景。

“不过他在布尔什维克即将掌握军队实权之前，已把头骨交给了一个将被转移到后方的可以信赖的伤员。他跟伤员讲定：如果能把头骨送交给彼得格勒大学的某某教授，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酬金。但伤员得以从军医院出来带着头骨找到彼得格勒大学，已是转年二月的事了。当时大学已暂时关闭，学生们整天忙于革命，教授们大多被流放或逃亡，根本谈不上办大学。无奈，为日后换钱起见，他把头骨连同包装箱托付给在彼得格勒开马具店的堂兄保管，自己从彼得格勒返回三百公里开外的故乡。但不知什么缘故，此人再未去彼得格勒，以至头骨被长期遗忘在马具店的仓库里默默长眠。

“头骨再次得见天日已经是一九三五年了。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列宁去世，托洛茨基被流放，斯大林掌权。列宁格勒已几乎没有人坐什么马车，马具店老板把店卖掉一半，用剩下的部分开了一间卖曲棍球用品的小店。”

“曲棍球？”我问，“三十年代的苏联会流行曲棍球？”

“不知道，这里是这么写的。不过列宁格勒在革命后也是比较时髦的地方，曲棍球之类人们还是打的吧？”

“也许。”

“反正清理仓库时，他发现了一九一八年堂弟留下的箱子。打开一看，见最上面有一封写给彼得格勒大学某某教授的信，信上写道由某某人捎去此物，望付给相应的报酬。不用说，马具店老板把箱子带去大学——就是现在的列宁格勒大学——求见那位教授。但教授因是犹太人，在托洛茨基倒台时已被一起送去了西伯利亚。这么着，马具店老板失去了可望领取酬金的对象，即使将这块莫名其妙的动物头骨珍藏一辈子也得不到一分一文。于是他找到另一位生物学教授，讲了事情的原委，领了一点少得可怜的酬金，把头骨放在学校里回来了。”

“不管怎样，经过十八年头骨总算来到了大学。”我说。

“再说，”她接着道，“那位教授把头骨上上下下细细察看一番，结果得出的结论同年轻大尉十八年前的看法完全一致——这头骨同现存的任何动物头骨都不相符，同可以设想一度存在过的任何动物头骨也不一样。头骨的形状最接近鹿，从颌的形态可以推断为草食性有蹄类，而双颊较之鹿则多少有些鼓胀。但与鹿差别最大的地方，主要在于额正中有一只独角。一句话，是独角兽。”

“长角来着？头骨上？”

“嗯，是的，是长角，当然不是完整无缺的角，只是角的残余。角在长约三厘米的地方利利索索地折断了，但从所剩部分推测，角大概长二十厘米，直线形，同羚羊角很相似。基部的直径嘛，呃——约两厘米。”

“两厘米！”我重复一遍。我从老人那里得到的头骨上的小坑，直径也恰恰是两厘米。

“彼洛夫教授——那位教授的名字——领着几名助手和研究生赶到乌克兰，在年轻大尉的部队曾挖过战壕的一带做了一个月的现场调查，遗憾的是未能找见相同的头骨。但在这个地方他们澄清了很多令人深感兴趣的事实。此地一般被称为伏尔塔费高地，状如小山，在多为一马平川的乌克兰西部成了为数不多的天然军事要塞，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和奥地利军队同俄军在这里反复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二次大战中那里又遭到了两方面军队的炮击，致使高地几乎面目全非，这当然是那以后的事了。当时伏尔塔费高地引起彼洛夫教授兴趣的，是从高地发掘出的各种动物骨骼同那一带动物的分布情况有相当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假设：在古代，该高地并非呈台地形，而是像外轮山一样，其中存在过特殊的生命体系，也就是你说的‘失去的世界’。”

“外轮山？”

“嗯，就是外圈围着悬崖峭壁的圆形高地。经过数万年岁月，峭壁逐渐塌落，成为极其常见的坡势徐缓的山丘，而作为进化落伍者的独角兽便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丘中间。高地有丰富的泉水，土质也肥沃，在理论上这一设想是成立的。因此教授列举了共计六十三项涉及动植物和地质学上的例证，附以独角兽头骨，以《伏尔塔费高地生命体系的考察》为题向苏联科学院提交论文。这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事情。”

“评价大概不会好吧？”我问。

“是啊，人们几乎不屑一顾。更倒霉的是，当时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之间正围绕科学院领导权争执不下，列宁格勒方面形势相当不妙，结果这种‘非辩证法式’的研究彻底坐了冷板凳。不过对于独角兽头骨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毕竟这东西不同于假设，而是作为实实在在的实物摆在那里的。于是几个专家花了一年时间对这头骨进行了考证，他们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头骨并非赝品，的的确确是独角动物的头骨。最后，科学院委员会认为它不外乎是同进化无缘的畸形鹿头骨，不具有作为科研对象的价值。头骨退还给了列宁格勒大学的彼洛夫教授，再无下文。

“彼洛夫教授那以后也始终怀着希望等待时来运转，以便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承认。可惜随着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一希望化为泡影，教授于一九四三年在失意中去世，头骨也在一九四一年列宁格勒攻防战的白热化阶段下落不明。因为列宁格勒大学在德军炮击和苏军的弹雨之下沦为一片废墟，何况头骨！就是这样，足以证明独角兽存在的惟一证据杳无踪影了。”

“就是说完全成了一团迷雾？”

“除了照片。”

“照片？”我问。

“照片，头骨照片。彼洛夫教授摄了近百张照片，其中一部分躲过战火，今天仍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资料馆里。”

我从她手中接过书，眼睛盯在她指的照片上。照片相当模糊，但大致轮廓还看得出。头骨放在铺着白布的桌面上，旁边摆着一块手表以示其大小。额正中画有一个白圈，标明角的位置。不错，的确和我从老人处得到的头骨同种同类。除了角的根部残存与否的不同之外，其他一切看上去都毫无二致。我的目光落在电视机上的头骨处，它被T恤包得严严实实，从远处看去活像一只熟睡的懒猫。我颇费踌躇，不知该不该把自己有块如此头骨的事告诉她，终究还是决定不告诉。所谓秘密，正因为了解它的人少才成其为秘密。

“头骨真的在战争中毁掉了？”

“呃，实情如何呢？”她边用小指尖摆弄额前的头发边说，“按书上的说法，列宁格勒战役异常惨烈，就像用压路机把大街小巷统统依序碾过一遍一样，而大学又是其中损失最重的地方，因此恐怕还是认为头骨被毁掉较为稳妥。当然，彼洛夫教授在战斗打响之前把它偷偷拿出去藏在哪里也是可能的，或者被德军作为战利品带往某处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后来再无人目睹过那块头骨。”

我再次看了看那幅照片，而后“砰”的一声合上书，放在枕边。我开始沉思，现在我手上的头骨果真就是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的那块呢，还是在其他地方发掘出的另外一块独角兽头骨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询问老人——你是在哪里搞到这块头骨的？为什么赠给我？反正送交模糊完毕的数据时要再见老人一次，届时询问即可，眼下冥思苦索也无济于事。

我眼望天花板，怔怔地想着。正想之间，女孩把头放在我胸口，身体紧紧从旁贴来。我伸手抱过她。随着独角兽问题告一段落，心情多少畅快了，但阳物仍毫无起色。好在起也罢不起也罢，她看样子都不介意，只管用指尖在我肚皮上窸窸窣窣地画着莫名其妙的图形。

10
世界尽头
——围墙

一个阴天的下午，我来到看门人小屋跟前。我的影子此时正在帮看门人修理木板车。两人把车拉到广场正中，拆下旧垫板和侧板，把新的换上。看门人用熟练的手势把新木板刨光，影子则用锤子敲打。看来影子的模样较之与我分别时几乎没什么变化，身体情况也不像很糟，但动作总好像有点不大自然，眼角现出了似乎不快的皱纹。

我一走近，两人便停手抬起脸来。

“有什么事？”看门人问。

“嗯，有句话要说。”

“工作马上就完，在里边等一下。”看门人往下看着刚才刨的木板说道。

影子瞟了我一眼，旋即继续工作，估计对我满肚子意见。

我走进看门人小屋，坐在桌前等待看门人返回。桌上一如往常地乱七八糟。看门人收拾桌面只限于磨刀之时。脏乎乎的碟盘、水杯、烟斗、咖啡末儿和木屑一片狼藉，惟独壁架上排列的刀具井然有序，倒也赏心悦目。

看门人好久都没返回。我胳膊搭着椅背，百无聊赖地望着天花板消磨时间。镇上时间多得令人忍无可忍，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各自学会了打发时间的方法。

外面，刨木声敲锤声一直响个不停。

又过了一会，门开了，但进来的不是看门人，是我的影子。

“没工夫慢慢谈，”影子在我身旁边走边说，“只是来仓库取钉子。”

他打开里面的门，从右侧仓库取出钉盒。

“注意，好好听着，”影子一面比试盒中钉子的长度一面说，“先绘一张镇子的地图。不要问别人，要用你自己的脚自己的眼睛实地勘察。大凡眼睛看到的，一律绘下，不得漏掉，哪怕再微不足道。”

“可要花时间的哟！”我说。

“赶在秋天结束之前交给我，”影子快速说道，“再配上文字说明。尤其要注意围墙的形状、东面的森林、河的入口和出口。就这些，记住了？”

言毕，影子看也没看我一眼，径自开门离去。影子走后，我将他的话复述一遍：围墙的形状、东面的森林、河的入口和出口。绘制地图——主意的确不错。这样既可把握镇的基本结构，又能有效地利用剩余时间，更可欣慰的是影子仍信赖我。

稍顷，看门人来了。他进屋先用毛巾擦了把汗，又擦去手上的污垢，这才一屁股坐在我对面。

“那么，什么事啊？”

“来见见影子。”我回答。

看门人连连点头，给烟斗装满烟，划火柴点燃。

“现在不行。”看门人说，“抱歉，还为时太早。时下这个季节影子还很有力气，要等白天再短一点才成，我不会亏待他的。”

说罢，他用手指把火柴杆折为两段，扔进桌上的碟子里。

“这也是为了你好。要是在中间阶段同影子藕断丝连，日后会有很多麻烦，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不至于为难他，你就再忍耐些日子。”

我默默点头。一来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理睬，二来反正我已同影子大致谈过了，往下只消等待看门人给我机会就是。

看门人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走到水龙头前用大大的瓷杯喝了好几杯水。

“工作可顺利？”

“啊，一点点习惯了。”我说。

“那就好。”看门人接着说道，“做工作最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工作不踏实，人难免想入非非。”

外面继续传来影子敲钉子的声音。

“如何，不一块散散步去？”看门人提议，“让你见识一下有趣的东西。”

我随着看门人走到门外。广场上，影子正在车上敲打最后一块木块。除去支柱和车轴，车已焕然一新。

看门人穿过广场，把我领到围墙瞭望楼下。这是个闷热而阴沉的下午，从西面鼓胀上来的乌云遮掩了围墙上空，看情形马上就要下雨了。看门人身上的衬衫已被汗水整个浸透，紧紧裹着他巨大的躯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是围墙。”看门人用手心像拍马一样拍了几下墙壁，“高七米，把镇子团团围住。能翻越它的只有飞鸟。出入口仅这一道门。过去还有东门，现在已被封死。你都看见了，墙是用砖砌的，但不是普通砖，任何人都甭想碰伤它毁坏它，无论大炮还是地震、狂风。”

说罢，看门人从脚下拾起一截木棍，用刀削尖。刀快得简直富有诗意，转眼间木棍就成了小楔子。

“好么，注意看着。”看门人说，“砖与砖之间没有黏合物，因为无此必要。砖块相互紧贴紧靠，其缝隙连一根头发丝都别想伸进。”

看门人用锐利的楔尖在砖块之间戳了戳，竟连一毫米也戳不进去。继而，看门人扔开楔子，用刀尖划着砖块表面。声音尖锐刺耳，却留不下丝毫伤痕。他看了看刀尖，然后收起刀放入衣袋。

“对这围墙任何人都奈何不得，爬也爬不上。因为这墙无懈可击。记住：谁都休想从这里出去，趁早死了那份心思。”随后，看门人把大手放在我背上，“晓得你心里不好受，但这过程任何人都要经历，你也必须学会忍耐。那以后就会时来运转，就再也不会烦恼不会痛苦，四大皆空。什么瞬间心情之类，那东西一文不值。忘掉影子，我不会为难他。这里是世界尽头。世界到此为止，再无出路，所以你也无处可去。”

如此言毕，看门人又拍了一下我的背。

回来的路上，我在旧桥正中靠在栏杆上，眼望流水思索看门人的话。

至于我是何以抛弃原来世界而不得不来到这世界尽头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无从记起，记不起其过程、意义和目的。是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是某种岂有此理的强大力量将我送到这里来的！因而我才失去了身影和记忆，并正在失去心。

水流在我脚下发出舒心惬意的声响。河中有块沙洲，上面生着柳树，依依长垂的柳枝随着水波得意地摇曳不止。河水妩媚多姿，晶莹澄澈，深处的岩石附近，游鱼历历可数。看河的时间里，我不知不觉恢复了平素沉静的心情。

桥下是石阶，可以下到河中沙洲。柳树荫下有一凳，周围常有几头独角兽歇息。我时常下到那里，掏出衣袋里的面包，撕成一块块喂它们。它们几经迟疑，终于悄然伸长脖子，在我手心舔起面包屑来，而这往往只限于年老者或幼小者。

随着秋意日深，它们那使人联想到一泓深湖的眼睛渐渐增加了悲哀之色。树叶褪绿，百草凋零，告诉它们忍饥挨饿的漫长冬季正一天天逼近。而且如老人所预言的，那对我恐怕也是漫长而难熬的季节。

11
冷酷仙境
——穿衣、西瓜、混沌

时针指到九点半时，女孩翻身下床，拾起掉在地板的衣服，慢慢悠悠地穿到身上。我在床上躺着，枕着胳膊用眼角呆呆地瞧她穿衣。那一件件衣服裹上身体的光景，使得她宛如冬日里瘦削的小鸟一样动作流畅而得体，充满静谧感。她向上拉起裙子拉链，依序扣好衬衣扣，最后坐在床沿穿上长筒袜，末了，吻了吻我脸颊。脱衣服的方式富有魅力的女孩想必为数不少，而穿衣服时给人以美感的则寥寥无几。她穿罢所有衣服，用指尖往上撩起长发理了理，于是房间里的空气仿佛置换一新。

“谢谢你招待的美餐。”

“不客气。”

“你经常那样自己做东西吃？”她问。

“要是工作不很忙的话。”我说，“工作忙时做不来。随便吃点剩的，或到外面吃。”

她坐在餐椅上，从手袋里掏香烟点燃。

“我自己不怎么动手。从根本上说我不很喜欢弄锅弄勺，一想到七点前要赶回家做一大堆东西再逐个打扫到肚子里，就觉得头痛。你不觉得那一来活着就像只为这张嘴巴似的？”

“或许。”我也有同感。

我穿衣服的时候，她从手袋里取出小记事簿，用圆珠笔写了点什么，撕下递给我。

“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要是想见我或有好吃的剩下，就请打个电话，我即刻报到。”

女孩带着该还的三本哺乳类书走后，房间里顿时寂静得出奇。我站在电视机前，取下T恤罩，再次细看那独角兽头骨。尽管堪称证据的东西一件也未掌握，但我还是开始觉得这头骨很可能就是那位薄命的青年步兵大尉在乌克兰前线掘得的谜一样的头骨本身。越看越恍惚觉得头骨在漾出某种类似奇特因缘的氛围。当然，或许是由于刚刚听过那段叙述才有如此感觉罢了。我几乎下意识地用不锈钢火筷再度轻叩头骨。

之后，我归拢碟碗杯子，放在水槽里洗了，用抹布擦净餐桌。差不多到了该开始“模糊”的时间。为免受干扰，我把电话转到录音服务功能，拔掉门铃接线，除了厨房外熄掉家里所有的灯。我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自己一人集中全副精力进行模糊运算作业。

我进行模糊作业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我根据“世界尽头”这一标题下带有高度私人意味的剧情，将分类运算完毕的数值转换为电脑计算用语。当然，虽说是剧情，却同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相比之下更为混乱、更无明晰的情节，无非姑且称之为“剧情”而已。但不管怎样，全然没有人教给我它具有怎样的内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这个标题。

决定“剧情”的是“组织”里的那伙科学家。我为当计算士经受了一年训练，通过最终考试后，他们把我冷冻了两个星期。这时间里，他们把我的脑波巨细无遗地审查了一遍，从中抽出我的意识核，将其定为我进行模糊作业时的通行令，又反过来输入我的脑中，然后告诉我：这便是你用于模糊的通行令，标题叫“世界尽头”。由此之故，我的意识彻底成了双重结构。就是说，首先具有作为整体混沌状态的意识，而其中有个如同梅干核那样的集约混沌状态的意识核。

但是他们没有将意识核的内容教授给我。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他们对我解释道，“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无意识性更正确的了。到达一定年龄——我们经过缜密计算设定为二十八岁——之后，人的意识就整体来说基本不再变化。我们一般所称呼的意识变革，从整个脑功能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表层误差。所以，‘世界尽头’这个意识核，在你停止呼吸之前将始终不渝准确无误地作为你的意识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你可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

“所有种类的理论分析，都好比用短小的针尖切西瓜。他们可以在表皮划出痕迹，但永远无法触及瓜瓤。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将瓜皮和瓜瓤利索地分离开来。当然，世上也有光啃瓜皮而沾沾自喜的怪人。”

“总而言之，”他们继续道，“我们必须使你的通行令永远免受你自身意识的表层摇晃的干扰。假如我们教给你所谓世界尽头是如此这般一回事，也就是说像削西瓜皮一样，那么你肯定要这样那样摆弄个没完——什么这里这样合适啦，那里再加进那个啦等等。而一旦真的这样，作为通行令的普遍性必然转眼之间全部消失，模糊也就无以成立。”

“所以我才给你的西瓜包上厚厚的皮。”另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将其呼叫出来，因为那是你本身，但你不能知道。一切在混沌的大海中进行。就是说，你将空手潜入混沌之海并空手而归。我的意思你懂吧？”

“我想是懂的。”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那就是：人是否应该明确知道自己的意识核？”

“不懂。”我回答。

“我们也不懂。”他们说，“可以说，这是个超越科学的问题。这和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碰到的是同一类问题。”

“恐怕比洛斯·阿拉莫斯还要重大。”一个人说，“就经验而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实验。”

“实验？”我问。

“实验。”他们说，“再不可告诉你更多的了，对不起。”

随后，他们教给我模糊作业的方法：一个人单独进行，半夜进行，不可空腹或满腹，反复听三遍业已确定的发音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呼叫出“世界尽头”的剧情。但在它呼出的同时我的意识即沉入混沌之中。我在这片混沌中模糊数值。模糊完毕，“世界尽头”的呼叫便被解除，我的意识也从混沌中浮出。模糊作业固然结束，而我什么也不记得。逆反模糊则不折不扣是逆反，为此需听逆反模糊的声音模式。

这就是输入我脑中的程序。可以说，我不过类似无意识的隧道而已，一切从这隧道中通过。所以进行模糊作业时，我每每感到极度惶惑不安。分类运算则不同，虽然费事，但可以对当时的自己怀有自豪感，因为必须将全部才能集中于此。

相比之下，在模糊作业方面则谈不上任何自豪和才能。自己无非是被利用。有人在利用我所不知道的我的意识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处理什么。在模糊作业上面我觉得自己甚至不能算是计算士。

然而无须说，我无权选择自己中意的计算方式。我仅仅被赋予分类和模糊这两种方式，并严禁我擅自改变。若不满意，只能放弃计算士这一职业，而我又无意放弃。只要不同“组织”发生龃龉，作为个人还真找不到比当计算士更能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职业，且收入可观。若干上十五年，即可积攒一笔足够日后悠闲度日的钱款，为此我才不止一次地攻破几乎令人头晕的高倍率考试，忍受住了严格的训练。

醉酒对模糊作业并无妨碍。总的说来，上边的人往往示意适当喝点酒以消除紧张情绪，但作为我个人，则原则上在开始模糊之前要把酒精从体内排泄干净。尤其自模糊方式被“冻结”以来，我已有两个月未曾接触这项作业，眼下就更得小心从事。我用冷水洗了淋浴，做了十五分钟大运动量体操，喝了两杯浓咖啡，这样醉意即可大致消失。

然后，我打开保险柜，取出打有转换数值的纸和小型录音机摆在餐桌上，准备好五支削得恰到好处的铅笔，在桌前坐定。

首先要调好录音带。我戴上耳机，转动录音带，让数字式磁带计数器向前转至16，返回到9，再前进到26。如此静止十秒以后，计数器上的数字即告消失，从中发出信号音。若进行与此不同的作业，则录音带的声音自动消失。

调好录音带，我把新记录本放于右侧，左侧放转换数值。至此一切准备就绪。安装在房间的门和所有可能进入的窗口上的报警器亮起红灯“ON”。毫无疏漏。我伸出手，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信号音旋即传出。俄尔，温吞吞的混沌状态无声无息地涌上前来，将我吞入其中。

（将我）

吞入——俄尔　　　　　　混沌→

12
世界尽头
——世界尽头的地图

同影子相见的第二天，我就迅速着手绘制镇子地图。

每天傍晚，我首先爬上西山顶眺望四周。可惜山不高，无法将镇子尽收眼底，加之视力大大下降，不可能把围绕镇子的高墙形状一一看得真真切切，充其量只能把握住镇子的大致走向。

镇子既不太大也不很小。就是说，既不大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认识能力，又没有小到足以轻易把握其全貌的程度——这就是我在西山顶上了解的全部情况。高高的围墙把镇子团团圈在里边，河流将镇子切为南北两半，晚空为河面镀上一层浓重的灰色。不久，街头响起号角，兽们四起的蹄音如泡沫一般笼罩四野。

结果，为了弄清围墙形状，我只好沿墙步行，而这绝对算不得美差。我只能在阴云密布的白天或傍晚外出，又要加很多小心才能走到远离西山的地方。路上，有时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晴空万里，有时又相反下起了倾盆大雨。因此，我每天早上都要请大校观察天象，大校对天气的预测基本上百发百中。

“我还从没有为天气伤过脑筋。”老人不无得意地说，“只消看一眼云的流向，就知道个十之八九。”

但是，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即使在老人眼里），我的远行仍旧伴随着危险。

况且，围墙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丛、树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难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过镇中心的河的两岸，甚至偏离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仅有的一条可以摸索前进的小路也半途而废，被密密麻麻的荆棘丛吞得无迹可寻。每当这时我就得不辞劳苦地绕道而行，或折回原路。

勘察从镇的西端即看门人小屋所在的西门一带开始，而后顺时针方向巡视街道。起始阶段的作业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得大大出乎意料。从城门往北延伸的围墙附近全是长着齐腰高的密草的平坦原野，一望无边，没有任何堪称障碍的障碍，一条像模像样的小道穿针走线一般在草丛中伸向前去。原野上，可以见到同云雀极为相似的小鸟的巢，它们从草丛中展翅飞起，在空中盘旋觅食，然后又返回原处。也有为数不多的独角兽，兽们像在水里漂浮一样在草原中清楚地探出脖颈和脊背，一面寻找食用绿芽一面缓缓移动。

向前走上一会，沿墙往右一拐，已开始崩塌的旧兵营便在南边出现了。这是三栋不带装饰色彩的简朴的双层建筑物。稍离开一点，建有一群像是军官用的比官舍略小的住宅楼。楼与楼之间长着树木，四周围着低矮的石墙。但眼下则遍地高草，不闻人声。想必官舍里的退役军人往日曾在这兵营中的某栋中住过，而后由于某种原因移往西山官舍，致使兵营沦为废墟。广阔的草原看样子当时也作为练兵场使用来着，草丛中堑壕遗址随处可见，还有竖旗杆用的石礅。

继续向东前行不久，平坦的草原渐渐消失，代之以树林。草原中开始出现一丛丛孤零零的灌木，继而变为正规的树林。灌木大多向上直立，纤细的树干难解难分地相抱而生，正好在我肩部至头部的高度蓬蓬地展开枝叶。树下杂草萋萋，点点处处开放着指尖大小的深色小花。随着树木的增多，地面起伏也明显起来。灌木中甚至有种高大的树木突兀而起。除了在树枝间往来飞跃的小鸟的鸣啭，四下不闻任何声籁。

踏着羊肠小道行走之间，树木的长势渐次繁茂蓊郁，头上遮满了高举的树枝，视野也随之闭塞起来，无法继续追寻围墙的外形。无奈，我走上往南拐的小径，走回镇子，过桥返回住处。

结果，直到秋天降临，我绘出的仍仅仅是极其模糊粗糙的镇子轮廓。大致说来，地形以东西向为长，北面的树林和南面的山丘南北向翼然鼓出。南山东侧的斜坡上，一片高低错落的怪石沿围墙伸展着。较之北面的树林，镇子东侧的树林要剽悍阴森得多，顺河边蔓延开去。这里边几乎无路可寻，勉强有条小径可以沿河行至东门，看到周边高墙的光景。如看门人所说，东门已被水泥样的东西牢牢堵死，任何人都休想从中出入。

从东大山汹涌而下的河流，由东门旁边穿过墙脚出现在我们面前，经镇中心向西一直流去，在旧桥那里冲积出几块漂亮的河中沙洲。河上架着三座桥：东桥、旧桥和西桥。旧桥最旧最大，也最美观。河过西桥之后，急不可耐地向南拐弯，以多少转头返东的流势抵达南面围墙，并在墙前淘出一道深谷，切开西山脚。

然而河并未穿开南墙，而是在墙前不远的地方汇成一泓水潭，从那里泻入石灰岩生成的水底洞。按大校的说法，墙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石灰岩旷野，其下面布满网眼般的地下水脉。

自然，这期间我也始终没停止读梦工作。六点钟推开图书馆门，同女孩一起吃晚饭，饭后读梦。

如今一晚上我能读五六个梦了。手指可以驾轻就熟地捕捉纷纭复杂的光线，可以真切地感觉出其形象和反响。尽管我还不能理解读梦工作的意义所在，甚至不明白古梦赖以形成的原理，但从女孩的反应来看，她对我的工作颇为满意。我的双眼已不再在头骨放出的光线面前感到疼痛，疲劳也大为减轻。女孩把我读完的头骨一个个摆在台面上，而当我翌日傍晚来图书馆时，台面上的头骨全都消失不见了。

“你进步可真够快的！”女孩说，“作业进展好像比预想的快得多。”

“头骨到底有多少？”

“多得不得了，一两千吧。不参观参观？”

她把我领进柜台深处的一间书库。书库很大，空空荡荡，如学校的教室，里面摆着几排书架，架上触目尽是白色的独角兽头骨。这光景，与其说是书库，莫如说是墓场更合适。死者发出的凉丝丝的空气静静地弥漫在整个房间。

“啧啧，”我说，“这要何年何月才能全部读完？”

“用不着全部读完。”她说，“只读你所能读的就行了，剩下的由下一个读梦人接着读，反正古梦一直在这里沉睡。”

“你还要给下一个读梦人当助手？”

“不不，我帮忙的仅限于你。一个司库只能帮一个读梦人。所以如果你不再读梦，我就得离开图书馆。”

我点下头。理由倒不清楚，但我觉得这样做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我们望着摆在靠墙书架上的白色头骨阵列，望了许久。

“你可去过南面的水潭？”我问。

“嗯，去过，很多年以前了。还是小时候母亲领去的。一般人是不大去那种地方的，母亲有点怪。南面的水潭怎么了？”

“只是想看看。”

她摇头道：“那里比你想的危险得多。你不应该靠近水潭。没必要去，去也没什么意思。何苦要去那里？”

“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这个地方，包括每一个角落。你不带我，我就独自一个人去。”

她看了一会我的脸，妥协似的叹了口气。

“也罢。看样子，我再说你也听不进去，可又不能叫你一个人去。不过有一点你好好记住：我非常害怕那个水潭，再不想去第二次。那里的确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

“没关系，”我说，“两人一起去，多加小心，有什么好怕的！”

女孩摇了摇头：“你没见过，自然不晓得水潭的真正厉害。那里的水不是普通水，是能把人叫进去的水。不骗你。”

“保证不靠近，”我握着她的手保证道，“只从远处看，看一眼就行。”

十一月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们吃罢午饭，往南面的水潭赶去。河在水潭前一些的地方往西山拐去，把西山脚切出一道深谷，四周灌木丛生，封闭了小路。我们不得不从东面绕到南山后坡。由于早晨下过雨，每迈一步，地面厚厚的落叶便在脚下发出湿重重的声响。途中，有两头对面走来的独角兽同我们交错而过，它们慢悠悠地左右摇晃着金黄色的脖颈，表情麻木地踱过我们的身旁。

“吃的东西少了。”女孩说，“冬天眼看就到，都在拼命寻找树上的果实，所以才来这种地方。平时兽们是不来这里的。”

离开南山坡不远，再看不到兽的出没，清晰可辨的道路也到此为止。到处是渺无人烟的荒凉原野和早已废弃的村落。如此西行之间，水潭的声响开始隐隐约约地传到耳畔。

它与我以往听过的任何声响都有所不同。既不同于瀑布的轰鸣，又有异于风的怒号，亦非地动之声，而类似巨大喉咙吐出的粗重喘息。其声时而低回，时而高扬，时而断断续续，甚至杂乱无章，如咽如泣。

“简真像有人对我们吼叫什么。”我说。

女孩只是回头看我一眼，一声未吭，用戴手套的双手拨开灌木丛，继续带头前行。

“路比以前糟多了！”她说，“过去来时还没有这么狼狈，恐怕还是回去为妙。”

“好容易来到这里，走吧，走到哪算哪。”

我们循着水声，在高高低低的灌木丛中往前走了十多分钟，眼前豁然一片开朗：漫漫的灌木丛到此结束，平展展的草原在我们面前沿河铺向远方。右边可以望见河流劈开的深谷。穿过深谷的河流舒展胸怀，淌过灌木丛，流到我们站立的草地，随后拐了最后一个弯，便陡然放慢流速，颜色亦随之变成给人以不祥之感的深蓝色，缓缓推进其前端膨胀得宛似吞掉一头小动物的蛇腹，在那里形成一泓巨大的水潭。我沿河朝水潭那边走去。

“近前不得哟！”女孩悄然抓过我的胳膊，“表面上水波不兴，显得老老实实，而下面的漩涡可凶着哩。一旦被拉将进去，就休想重见天日。”

“有多深？”

“不堪设想。漩涡像锥子似的一个劲儿地扎向潭底，肯定越来越深。听说过去往里投异教徒和罪犯来着……”

“后来如何呢？”

“被投进去的人，再没有浮出来的。地洞听说过吧？潭底有好几个地洞，张着嘴把人吸进去，人就只能永远在黑暗中彷徨。”

如蒸气一般从水潭中涌出的巨大喘息统治着周围，仿佛是地底回响的无数死者的痛苦呻吟。

女孩拾起一块掌心大小的木块，朝水潭中央扔去。打中的木块在水面漂浮了五六秒，而后突然瑟瑟发抖，就像被什么拖住后腿似的沉入水中，再未浮出。

“刚才说了，水下翻腾着强有力的漩涡。这回明白了吧？”

我们坐在离水潭十多米远的草地上，啃着衣袋里的面包。从远处看，那一带的风景倒是充满平和与静谧。秋日的野花点缀着草原，树木红叶欲燃，其中间便是没有一丝波纹的镜面般的水潭。水潭前面耸立着白色的石灰岩悬崖，黑乎乎的砖墙劈头盖脑地盘踞在上面。除去水潭的喘息，四下一片岑寂，连树叶都静止不动。

“你干嘛那么想要地图？”女孩问，“就算有地图，你也永远离不开这个镇子的哟！”她弹去膝头的面包屑，视线移往水潭那边。“想离开镇子？”

我默然摇头。摇头是表示否定，还是表示犹豫，我也不得而知，连这点都稀里糊涂。

“不知道。”我说，“仅仅想了解罢了：镇子的形状如何，结构如何，何处有何生活，是什么在限制我，控制我，如此而已。至于将来还要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女孩慢慢左右摇头，盯住我的眼睛。

“没有将来的。”她说，“你还不明白？这里是真真正正的世界尽头，我们只能一辈子待在这里。”

我仰面躺倒看天。我所能看的，只是阴暗的天空。清晨淋过雨的地面又潮又凉，但大地那沁人心脾的清香仍荡漾在四周。

几只冬鸟扑棱棱地从草丛中飞起，越过围墙消失在蓝天之中。惟独鸟才可飞越围墙！低垂而厚重的云层，预告着严酷的冬季已迫在眉睫。

13
冷酷仙境
——法兰克福、门、独立组织

像往常那样，我的意识从视野的角落依序回归。首先捕捉我的意识的是视野右端的卫生间门扇和左端的台灯，一会儿，它们渐次转往内侧，如湖面结冰时一样在正中汇合。视野的正中间是闹钟，钟针指在十一时二十六分。这闹钟是在一个人的婚礼上得到的。要止住钟的闹声，必须同时按下其右侧的红钮和左侧的黑钮，否则便会闹个不停。这一设计很独特，目的在于防止尚未彻底醒来便条件反射地按钮止住闹声而旋即昏睡过去这种世间习惯性动作。的确，每次铃响，我都不得不好好地从床上坐起，把闹钟放在膝部，这样才能同时按下左右两个钮。这样一来，我的意识也就被迫一步步踏入觉醒的世界。我已啰嗦过几次，这闹钟是在一个人的婚礼上得到的，至于谁的婚礼则想不起了。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我周围还有相当一些可称为朋友或熟人的男女，一年中要碰上几次婚礼，这闹钟便是在其中某一次得到的。若我自己买，绝不至于挑这种必须同时按住两个钮才可止住闹声的繁琐闹钟。相对说来，我算是起床痛快的。

当我的视野同放闹钟的地方相结合的时候，我反射性地拿起闹钟放在膝头，双手按下红黑两钮。随即我发现闹钟根本没响，我刚才并非睡觉，自然没有调钟，不过偶然把闹钟置于餐桌而已。我是在进行模糊运算来着，无需中止钟的闹声。

我把闹钟放回桌面，环视四周。房间的状况较之我开始模糊运算前毫无改变。报警器的红灯显示“ON”，餐桌一角放着空咖啡杯。代替烟灰缸的玻璃碟上直挺挺躺着她最后吸剩的半截香烟，牌子是“万宝路”，没沾口红。由此想来，她全然没有化妆。

接下去，我仔细看了眼前的手册和铅笔。原本削得细细尖尖的五支F铅笔，两支断了，两支贴根写秃了，惟有一支原封未动。右手中指还残留着长时间写东西造成的轻度麻痹感。模糊运算已经完成。手册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六页蝇头数值。

我按手册上的要求，将分类转换数值和模糊运算后的数值逐项合算，然后将最初用的一览表拿去水槽烧掉，把手册装进安全盒，连同录音机一起放入保险柜。最后，坐在沙发上吁了口气。任务已完成一半。至少下一天可以好好休养生息。

我往杯里倒了大约二指高的威士忌，闭目分两口饮下。温吞吞的酒精通过喉头，经肠道进入胃中。俄尔，温吞感沿血管扩散到身体各个部位，首先胸口和脸颊变暖，继之双手变暖，最后脚也暖和起来。我去卫生间刷了牙，喝了两杯水，小便，又进厨房重新削尖铅笔，整齐地摆在笔盘上。之后把闹钟放在床头枕旁，调回电话自动应答装置。时针指向十一点五十七分。明天还完整无缺地保留未动。我匆匆脱去衣服，换睡袍钻进被窝，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熄掉床头灯，准备美美地睡上十二个钟头。要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足足睡十二个小时。鸟鸣也罢，世人乘电车上班也罢，天底下什么地方火山喷发也罢，以色列的装甲师毁掉中东某个村庄也罢，反正我要大睡特睡。

我开始考虑辞去计算士工作以后的生活。我要存一大笔钱，加上退休金，从从容容地打发时光，学习希腊语和大提琴。把琴盒放在小汽车后座，开上山去一个人尽情尽兴地练琴。

如果顺利，说不定能在山上买一幢别墅——一座带有像样厨房的整洁漂亮的小房，在那里读书，听音乐，看旧电影录像，烧菜做饭。提起饭菜，不由想起图书馆负责参考文献的长头发女孩，觉得和她一起在那里——那座小房——倒也不坏。我做，她吃。

如此思考饭菜的时间里，我坠入了梦乡。睡意如同天空塌落一般突然降临我的头顶。大提琴也好小房也好饭菜也好，统统烟消云散，了无踪影，惟独我存留下来，如金枪鱼一样沉沉睡去。

有人用钻头在我头上打洞，塞进一条硬纸绳般的东西。绳似乎很长，源源不断地塞入头中。我挥手想把绳拨开，但怎么拨都无济于事，绳依然连连进入头内。

我翻身坐起，用手心摸了摸脑袋两侧，并无绳，也无洞。有铃在响，持续地响。我抓起闹钟放在膝头，双手按下红钮黑钮，然而铃还是响个不停。是电话铃！时针指在四点十八分。外面尚黑——凌晨四点十八分。

我下床走去厨房，拿起话筒。每次半夜电话铃响，我都下定决心，睡前一定把电话移回卧室，但事后总是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小腿肯定又要撞上桌腿或煤气取暖炉之类。

“喂喂。”

电话另一端无声无息，犹如电话机整个埋进了沙地。

“喂喂！”我大声吼叫。

但话筒仍寂无声息，既不闻喘息，又听不见“咯噔”声，静得险些使我也顺着电话线陷入沉默之中。我气呼呼地放下话筒，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咕嘟嘟喝了，重新上床躺下。

电话铃再度响起是四点四十六分。我爬下床，沿同样路线摸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听不出是谁。“刚才真对不起，音场乱套了，声音不时被整个消除。”

“声音消除？”

“嗯，是的。”女子说，“音场刚才突然混乱起来，肯定祖父身上发生了什么。喂，听得清？”

“听得清。”我说。原来是送给我独角兽头骨的那位奇特老人的孙女，那个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祖父一直未归，音场又一下子乱成一团，情况肯定不妙。往实验室打电话也没人接……定是夜鬼对祖父下了毒手。”

“不会弄错？不会是祖父埋头实验而没有回来吧？上次不也是有一个星期忘记给你消音的事了？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情绪一上来就把其他一切忘到了脑后。”

“不同的，情况不一样，这我心里清楚。我同祖父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每当对方发生意外就有所感觉。祖父肯定发生了什么，肯定非同小可。况且声音护栏都已被毁掉，毫无疑问。所以地下音场才混乱不堪。”

“什么？”

“声音护栏，一种防止夜鬼靠近的发出特殊声音的装置。而这装置已被狠命弄坏，以致周围声音完全失去谐调。绝对是夜鬼偷袭了祖父。”

“为什么？”

“因为都在盯着祖父的研究，夜鬼啦符号士啦等等。这伙家伙一心把祖父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他们向祖父提出过做交易的事，祖父一口拒绝，因此怀恨在心。求求你，请你马上过来，肯定事情不妙，帮我一把，求你了！”

我脑海中推出夜鬼在可怖的地道中得意徘徊的情景。想到现在要钻到那种地方，我立时毛骨悚然。

“我说，实在抱歉，我的工作是负责计算，其他事项合同中没写，再说我也无能为力。当然，假如我力所能及，自然乐意从命，但我不可能通过同夜鬼搏斗而把你祖父抢救出来。那应该由警察或‘组织’上的行家里手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干才是。”

“警察除外，要是求那伙人帮忙，无疑会弄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而要是眼下就把祖父的研究公之于世，世界可真就完了。”

“世界完了？”

“拜托了，”女郎道，“快来帮我，要不然就无可挽回了。这次袭击我祖父，下次就轮到你。”

“怎么会轮到我呢？若是你倒情有可原，我对你祖父的研究却是一无所知的呀！”

“你是钥匙，缺你打不开门。”

“不理解你说的什么。”

“详情没工夫在电话里说，反正事情至关重要，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总之相信我好了，对你很重要哟！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迟一步就统统报销，不是我危言耸听。”

“罢了罢了，”我看看表，“不管怎样，你也最好离开那里。如果你的预感不错，那里就太危险了。”

“到哪儿去呢？”

我把青山一家昼夜营业的超级商场位置告诉她。“在里面一间咖啡屋等我，我五点半前赶到。”

“我怕得很，总好像……”

声音再次消失。我朝话筒吼了几次，都无反应。沉默如同枪口冒出的烟一般从话筒口袅袅升起。音场混乱。我放回话筒，脱去睡袍，换上运动衫和棉布裤。而后去卫生间用电动刮须刀三下五除二刮了胡须，洗了把脸，对镜梳理头发。由于睡眠不足，脸肿得活脱脱成了廉价奶酪饼。我真想尽情酣睡，睡好后精神抖擞地开始普通地道的生活。为什么人们偏偏不准我休养生息呢？独角兽也罢夜鬼也罢，与我有何相干！

我在运动衫外面套上尼龙风衣，把钱夹、零币和小刀装入衣袋。略一迟疑，又把独角兽头骨用两条毛巾团团包起，连同火筷一起塞入旅行包，再把已装进安全盒的模糊运算完毕的手册贴在其旁边投入包中。这间公寓套房绝对算不上安全，若是老手，不消洗一块手帕的工夫便可把房门和保险柜全部打开。

我穿上那双只刷洗了一只的网球鞋，夹起旅行包走出房间。走廊里不见人影。我避开电梯，沿楼梯下楼。天色尚未破晓，公寓里一片寂然，地下停车场也空无人影。

情况有点蹊跷，实在太静了。他们一直打我头骨的主意，有一两个放哨的人其实未尝不可，然而没有。看来彻底忘了我的存在。

我拉开车门，旅行包放在助手席，打开引擎。五点眼看就到。我一面巡视左右，一面驱车驶出停车场往青山赶去。路面空空荡荡，除了匆匆返回的出租车和夜行卡车，几乎不见车影。我不时瞄一眼后视镜，未发现有车跟踪。

事情的发展未免反常。我素知符号士们的惯用伎俩，他们不干则已，一干必定彻底，全力以赴，一般不至于收买什么虎头蛇尾的煤气检修员，不至于放松监视既定的目标，而总是选择最快捷最正确的方法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两年前他们曾逮住五名计算士，用电锯把头盖骨上端整个锯下，从中读取活的数据，结果尝试失败，致使被掏空脑浆、掀去天灵盖的五具计算士尸浮东京湾。他们做事便是如此一不做二不休，而这次却一反常态。

五点二十八分时我把汽车开进超级商场的停车场，马上就到约会时间了。东方天际隐隐泛白。我夹着旅行包走入商场，空旷的商场内人影寥寥，收款台那里一个身穿条纹制服的年轻男店员正坐在椅子上翻阅待售周刊，一个年龄和职业都不易估计的女子独自推着装满罐头和速食品的购物车在过道上东张西望。我拐过摆满酒类的货架，走到咖啡屋。

柜台前排列的大约一打小圆凳上都没有她的身影。我在最靠边的凳子坐下，要来冷牛奶和三明治。牛奶冷得品不出什么滋味，三明治则是保鲜纸里的现成品，面包片黏糊糊地贴在一起。我慢悠悠地一小口一小口啃着三明治，滋滋有声地啜着牛奶。为了消磨时间，我看了好一会墙上贴的法兰克福观光广告画：季节为秋天，河边树木红叶纷披，河面天鹅戏水，身穿黑外套头戴鸭舌帽的老人在给天鹅喂食，河上有座颇为壮观的古石桥，远处可望到圣保罗教堂的塔。凝目细看，桥两头各有一座借用桥栏建的小石屋，开有几扇小窗，不清楚是何用途。蓝天，白云。河畔椅子上坐着很多人，全都裹着外套，女性则大多头戴围巾。照片相当漂亮。一看都觉得身上发冷。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的秋景显得凄凉萧瑟，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缘故——我一看见高耸的尖塔就觉得寒意袭身。

于是，我把目光落在对面墙上贴的香烟广告。一个脸色光鲜的年轻男子指间夹着点燃的过滤嘴香烟，以茫然的眼神斜望前方。香烟广告模特为什么总是千篇一律地做出渺无所见了无所想的神情呢？

看香烟广告比不上看法兰克福广告花费时间，我便转过头去打量空荡荡的商场。柜台正面，水果罐头如庞大的蚁冢一般高高堆起，一堆桃，一堆葡萄柚，一堆柑橘，其前面摆着一张试尝桌。但天刚放亮，尚未开始试尝服务。没有人清早五时四十五分便试尝什么水果罐头。桌旁贴着一张题为“USA水果博览”的广告：游泳池前放着一套白色的庭园桌椅，一位女郎从装有各种水果的盘子里拿水果来吃。女郎长得很美，碧眼金发，双腿修长，晒得恰到好处。水果广告中出现的无一不是这样的金发女郎，无论注视多长时间，只消稍一转脸，就再也无从记起她们长得是何模样——便是这种类型的美女。而这种美世间的确存在，如葡萄柚一般无法分清彼此。

卖酒处的收款台是独立的，没有店员。正经人绝对不可能早餐前来买酒，所以这一角既无顾客又无店员，惟有酒瓶犹如刚刚栽好的小针叶树一般安分守己地各就各位。惟一可贵的是这里的墙上贴满广告画。略一数点，计有白兰地和波旁威士忌和伏特加各一张，苏格兰威士忌和国产威士忌各三张，日本酒二张，啤酒四张。我不晓得何以酒广告如此之多，或许因为在所有食品当中酒最具有喜庆意味吧。

不管怎样，正好用来打发时间。我从头到尾依序看去。看罢十五张，我发觉所有酒中惟独加冰威士忌在视觉上最富有诗情画意。简言之，是摄影技术高超。一个宽底大玻璃杯里投进三四块菱形冰，再往里倒入沉稳的琥珀色威士忌。这么着，冰块溶出的白水同威士忌的琥珀色在交融之前漾出瞬间优美的泳姿，委实美不胜收。再注意细看，原来威士忌广告几乎全用加冰镜头。若是兑水的，恐怕印象淡薄；而若是纯威士忌，又大概不耐观赏。

另一发现，就是没有一张广告出现下酒菜。广告中喝酒之人，谁都不吃下酒菜，一律干喝。想必认为把下酒菜摄进画面会影响酒的纯粹性，也可能担心下酒菜会框定酒的形象，或顾虑看广告的人为下酒菜见异思迁。这似乎不难理解，我觉得任何做法都自有其相应的理由。

观看广告之间，不觉到了六点。胖女郎仍未出现。为什么这么久还迟迟不来呢？真令人纳闷。本来我让她尽快赶来，但这个问题怎么想都无济于事。我是以最快的速度来了，往下是她本身的事情。说起来此事原本就与我并无瓜葛。

我要了杯咖啡，没放糖没加奶地慢悠悠喝着。

时过六点，顾客三三两两多了起来。有来买早餐面包和牛奶的主妇，有来找东西聊以充饥的夜游归来的学生，也有来买卫生纸的妙龄女郎，以及来买三种报纸的白领职员。还来了两个肩扛高尔夫球具袋的中年男士，买了小瓶威士忌。虽说是中年，其实不过三十五六岁，同我不相上下。想来我也算是中年人了，只是因为没有穿那种怪里怪气的高尔夫运动服才略显年轻。

我庆幸自己是在超级商场里等她。若是别的场所，不可能如此轻松地消磨时间。我最喜欢超级商场这块天地。

等到六点半，我到底失去了耐性，驾车来到新宿站，开进停车场，夹起旅行包走到短时行李寄存处前，求其代为保管。我说里面装的是易碎物品，请多加小心。值班男子于是把写有“小心易碎”字样并带有鸡尾酒杯图案的红色卡片别在提手处。我看着他把耐克牌蓝色旅行包认真地放在架上的合适位置以后，接过了提货证。接着，去报摊买了二百六十日元的信封和邮票，把提货证放入信封粘好，贴上邮票，写上以子虚乌有的公司名义设置的秘密私人信箱名称，用快信寄了出去。这样，除非有相当特殊的情况，否则不可能暴露实物。出于慎重，我时常使用这个办法。

把信投进邮筒之后，我开车离开停车场，返回住处。想到这回已无东西担心被盗，心情豁然开朗。我把车停进车场，上楼回到房间，冲罢淋浴上床，一身轻松地酣然入睡。

十一点有人进来。从事态发展分析，我想此时也该有人来，因此没太惊慌。不料来人没按门铃，竟直接体撞门扇，并且实际上远远超过一般撞门那种无所谓的程度，简直像用拆毁楼房的铁锤一般劈头盖脑地往门上猛砸，弄得地板上下颤抖，实在非比寻常。既然有如此力气，还不如勒死管理员抢走万能钥匙开门进来省事。就我来说，也还是由来人用万能钥匙开门为好，免得花钱修门。况且，经过如此一番胡乱折腾，我说不定会被逐出公寓。

来人以身撞门的时间里，我穿上长裤，把运动衫从脑袋套下，刀藏在腰带后面，去卫生间小便。为防万一，我打开保险柜按动录音机上的非常键，消去里边磁带的声音，随后从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和土豆色拉，当午餐吃了。阳台上备有应急梯，若想逃走自然不在话下，但我已心力交瘁，懒得抱头鼠窜，再说逃窜也解决不了我面临的任何问题。我已面临或被卷入一种十分棘手的境地，靠一己之力无论如何都奈何不得，这点上我需要找人认真商谈。

我受一位科学家之托，去其地下实验室处理数据，其时接受了一件类似独角兽头骨样的东西。拿回家不久，便来了一个想必被符号士收买的煤气检修员，企图偷那头骨。翌日早晨，委托人的孙女打来电话，告知祖父遭夜鬼袭击求我前去救助。而我赶到约会场所，却不见她出现。我拥有两件重要物品。一件是头骨，一件是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均被我暂时寄托在新宿站。

一切都莫名其妙，但愿能有人给自己一点暗示。否则，我很可能在如此状态下抱着头骨永远逃遁不止。

喝罢啤酒，吃完土豆色拉，刚透过一口气，只听铁门发出一声爆炸般的巨响，陡然朝里打开，一个见所未见的大块头汉子闯进屋来。汉子身穿式样时髦的夏威夷衫，一条沾满油腻的土黄色军裤，脚上一双潜泳用的足鳍大小的白色网球鞋。和尚头，蒜头鼻，脖子粗如常人的腰，眼皮厚似深灰色铁片，眼球白色部分分外醒目，却不透明，浑如假眼。但仔细看去，发现黑眼珠不时晃动，知是天生如此。身高恐怕足有一米九五，肩甚宽，夏威夷衫尽管大得俨然两折床单围身，但仍显得紧紧绷绷，胸口纽扣几乎一触即开。

大块头用打量我拔掉的葡萄酒瓶塞那样的眼神扫了一眼他自行破坏的门扇，然后把目光转向我。看上去他对我个人并不怀有种类特别复杂的感情。他像打量房间设备一样看着我。可能的话，我还真恨不得变成房间里的设备。

大块头把身体靠到我身旁，后面又闪出一个小个子男人。小个子身高不足一米五十，单薄瘦削，五官倒还端正。他身穿浅蓝色鳄鱼牌开领半袖衫和驼色粗布裤，脚上浅褐色皮鞋，估计是在某处高级儿童服装店买的。劳力士手表在手腕上闪闪发光——当然没有儿童用的劳力士——显得格外之大，活像《星球大战》或其他什么电影里出现的通讯装置。年纪大约在三十往后四十往前。身高倘若增加二十厘米，在电视剧中扮演奶油小生似也未尝不可。

大块头鞋也没脱就踏进厨房，绕到餐桌另一侧，拉过椅子。小个子随后踱着方步走来，坐在上面。大个头则在烹调台坐定，把足有常人大腿根粗的手臂紧紧抱在胸前，将滞涩的目光定在我脊背的肾脏偏上一点位置。我后悔自己未借助应急梯从阳台逃走。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判断力显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失误。恐怕还是去加油站让人打开引擎盖检查一遍为好。

小个子看也没正眼看我一眼，更谈不上打招呼。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盒和打火机，摆在桌上。烟是本森&黑吉斯牌，打火机是金色的“杜蓬”，见此二物，我觉得所谓贸易不平衡大半是外国政府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把打火机用两只手指夹着，熟练地转动不已，倒像是登门访问的马戏团演员，但我当然并无发过此项邀请的记忆。

我在电冰箱的最上层摸索了一会，找出很久以前酒店给的带有美国百威啤酒标记的烟灰缸，用手指拂去灰尘，放在小个子眼前。小个子以短促而悦耳的声响为香烟点火，眯细眼睛往上喷了一口。他身体小得给人以奇妙之感，脸和手脚一齐小，如同将普通人的形体均匀地缩小复印下来一般。那支香烟也因而看起来大得仿佛一支崭新的彩色铅笔。

小个子闷声不响，只顾目不转睛地盯着燃烧的烟头。若是让·吕克·戈达尔⁽¹⁾的电影，应当出现“他正在盯视燃烧的香烟”这样的字幕，但不管是有幸还是不幸，那影片毕竟大大落后于时代了。烟头化作为量不少的烟灰后，他用手指“嗵嗵”敲了几下，磕落于桌面，对烟灰缸则全然不屑一顾。

“那扇门嘛，”小个子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开口道，“有必要搞坏它，所以搞坏了。当然喽，如果乖乖用钥匙来开也是可以开的。希望别见怪才好。”

“家里空空如也——你一搜我想就知道了。”我说。

“搜？”小个子不无惊讶地说，“搜？”他口叼香烟，嚓嚓有声地搔了搔手心。“搜？搜什么？”

“噢，那我倒不知道，反正你不是来搜查的吗，破门而入地？”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小个子说，“你肯定是误解了什么。其实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来和你说话，别无他图。什么也不搜，什么也不要。要是有可口可乐，倒想解解渴。”

我打开冰箱，拿出两罐为兑威士忌而买来的可口可乐，同杯子一起放在桌面，随后为自己拿出一罐惠比须啤酒。

“他不也喝点？”我指着后面的大块头问。

小个子弯起手指示意，大块头悄然趋前，拿起桌上的可乐。长得虽牛高马大，动作却如风吹杨柳。

“喝完了干那个。”小个子对大块头说，然后转向我，说出两个字：“余兴。”

我背过身，看大块头一口喝干可乐。喝毕，他把罐头倒过来，确认再无一滴可乐后，放在手心里一攥，那罐头便不动声色地被攥得面目全非——只见红色的可乐罐发出风吹报纸般的瑟瑟声响，顿时变作一枚普普通通的金属片。

“这个嘛，哪个都会。”小个子说。

或许哪个都会，可我不会。

继而，大块头用两指夹起瘪平的金属片，嘴唇稍稍一扭，金属片便齐刷刷地纵向裂开。把电话簿一撕两半的光景我见过一次，而撕开瘪平的金属罐还是头一遭目睹。没试自然不明白，不过恐怕非同儿戏。

“百元硬币都能弄弯。这点却没什么人能如法炮制。”小个子说。

我颔首赞同。

“耳朵都能撕掉。”

我点头同意。

“三年前是职业摔跤手来着。”小个子说，“出类拔萃的选手。要不是膝盖受伤，拿冠军如探囊取物。年纪轻，有实力，别看他这样，腿脚快着哩。可惜伤了膝盖，一切顿成画饼。摔跤须有速度才行。”

见他看我的脸，我赶紧点头。

“那以后就由我照顾，他是我堂弟嘛。”

“你们这个家族就不出中间体型的人？”我问。

“再说一遍！”小个子死死盯住我。

“没什么。”我说。

小个子显得有些困惑，沉吟片刻，索性把烟掷在地上，用鞋底碾灭。对此我毫无怨言。

“你也必须再宽心些才行。要舒展心胸，放松心情，否则说话很难推心置腹。”小个子说，“双肩不要绷得太紧。”

“再从冰箱里拿罐啤酒可以么？”

“可以，当然可以。你的房间，你的冰箱，你的啤酒，不是么？”

“我的门。”我补充道。

“门就忘掉好了。老想那个，身体自然绷紧。不就是不值几个钱的一扇小门吗？你钱也挣得不少，该搬到门好些的住处才是。”

我只好不再想门，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喝着。小个子往杯里倒了可乐，等泡沫消失后，喝掉一半。

“啊，让你受惊，实在抱歉。不过一开始就已说了，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破门而入地？”

听我如此一说，小个子的脸急剧涨红，鼻孔骤然鼓大。

“不是跟你说把门忘掉吗，嗯？”他的语气极为沉静，接着把同样的问话向大块头重复一遍，大块头点头肯定。此人看来非常性急，我是不大乐意搭理如此性急之人的。

“我们来此是出于好意，”小个子说，“你正在不知所措，所以前来详加指点。不知所措这个说法如不合适，改说无所适从也可以，如何？”

“是不知所措，是无所适从。”我说，“无任何知识，无任何暗示，无门，门无一扇。”

小个子抓起桌上的打火机，端坐未动地朝冰箱门摔去。一声不祥的闷响，我的冰箱上随即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坑。大块头拾起落于地上的打火机，放回原处。一切恢复常态，惟独冰箱门落下一块伤痕。小个子像要平静自己心情似的喝掉另一半可乐。每次面对性急之人，我倒多少想试验一下其性急的程度。

“充其量不过是一两扇那副德性的门。想想事态的严重性好了！把这座公寓整个炸掉都在所不惜，看你还敢再说一句什么门！”

门——我在心中说道。问题不在于是否值钱，门是一种象征。

“门的事倒也罢了。问题是出了这种事我很可能被逐出这座公寓。毕竟这里住的全是正人君子，一向安安静静。”

“要是有谁向你说三道四把你撵走，就往我那里打电话，我保证想办法好好收拾他一顿。这回可以了吧？不给你找麻烦。”

我觉得，果真如此，事情难免更加复杂化。但我不想进一步刺激对方，便默默点头，接着喝啤酒。

“也许是多余的忠告——年过三十五，最好改掉喝啤酒的习惯。”小个子说，“啤酒那玩意儿是学生哥儿或体力劳动者喝的，一来使肚皮突起，二来使人粗俗。到了如此年纪，还是葡萄酒或白兰地有益于健康。小便排泄过频会损坏身体新陈代谢的功能。适可而止吧！喝贵一点的酒，要是每天都喝两万元一瓶的葡萄酒，你自觉神清气爽。”

我点头喝了口啤酒。多管闲事！喝啤酒归喝啤酒，腹部脂肪我是通过游泳或跑步来去掉的。

“不过，我也不能光说人家，”小个子道，“谁都有弱点。就我来说，就是嗜烟和偏爱甜食。尤其甜食，吃起来简直不要命。对牙不好，又容易得糖尿病。”

我点头赞同。

小个子又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

“我是在巧克力工厂旁边长大的，喜欢甜食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说是巧克力工厂，但并非森永或明治那样的大厂，一家默默无闻的街道小厂罢了。对了，生产的就是小糕点铺或超级商场中削价处理的那类粗糙不堪没滋没味的货色。这么着，工厂每天每日都散发出巧克力味儿。好些东西都感染了这种味道，窗帘也好，枕头也好，猫也好，数不胜数。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巧克力，一嗅到巧克力味儿，就想起小时候的事。”

小个子扫了一眼劳力士表盘。我本打算再次提那扇门，又担心说来啰嗦，遂作罢。

“好了，”小个子说，“时间不多，闲言少叙。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点点。”

“那就言归正传。”小个子说，“刚才讲过了，我此行的目的，在于多多少少为你排忧解难。所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只管发问，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随后，小个子朝我做出催问的手势：“问什么都行。”

“首先，我想了解你们是什么身份，对事态把握到什么程度。”我说。

“问得好！”说着，小个子寻求赞同似的望着大块头。大块头点头后，他又把目光收回到我身上。“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不讲废话。”

小个子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这么想好了：我是为帮助你而来这里的。至于属于哪个组织，眼下都没关系。同时，我们已经把握了大致事态。博士、头骨、模糊运算后的数据，基本上了如指掌，连你不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下一个疑问？”

“昨天下午可曾买通煤气检修员来盗窃头骨？”

“前面说了，”小个子道，“我们不稀罕什么头骨，我们什么都不稀罕。”

“那么又是谁呢？是谁买通煤气工的？是梦幻不成？”

“那个我们不知道。”小个子说，“此外还有不知道的，那就是博士正在搞的实验。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固然一一心中有数，但不晓得其目标是什么。这点很想了解。”

“我也蒙在鼓里。”我说，“却惹了一身麻烦。”

“这我全都知道。你是一无所知，无非被人利用。”

“既然如此，来我这里也一无所获嘛。”

“只是来拜访一下。”说着，小个子用打火机角“咚咚”敲击桌面，“我们认为还是告知一声为好，而且相互汇拢一下信息和看法对今后很有益处。”

“想象一下可以吧？”

“请便。想象如小鸟一样自由，像大海一般浩瀚，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你们既非‘组织’里的，又不属于‘工厂’里的，做法和哪方面都不相同。估计是独立的小组织，而且瞄准新的市场。大概是想侵占‘工厂’的地盘吧，我想。”

“你瞧你瞧，”小个子对大块头说，“刚才我说了吧，脑袋清醒着咧！”

大块头点头。

“住这种廉价房间的，脑袋好使得出奇；老婆跟人私奔的，脑袋也灵得不一般。”小个子道。

被人这么夸奖，作为我也时隔好久了。脸上一阵发热。

“你的推测大体不错。”小个子继续道，“我们是打算把博士开发的新方法搞到手，以便在这场情报大战中一鸣惊人，且已做了相应的准备，资金也不缺，为此需要得到你这个人和博士的研究成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打破‘组织’和‘工厂’的两极结构。这也正是情报战好的地方，平等得很。谁能搞到新的先进系统，谁就稳操胜券，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券。和实绩什么的完全无关。况且目前的状况也不正常，岂非彻头彻尾的垄断！情报中的光照部分由‘组织’垄断，阴影部分由‘工厂’独吞，谈不上竞争。这无论如何都有违自由主义经济的法则。如何，你不认为不正常？”

“与我无关。”我说，“我这样的小喽啰不过像蚂蚁一样干活罢了，此外概不考虑。所以，如果二位是来这里拉我入伙的话……”

“你好像还懵懵懂懂，”小个子咂咂舌，“我们压根儿就没想拉你入伙，只是说想得到你。再下一个疑问？”

“想了解夜鬼。”我说。

“夜鬼是在地下生活的。住在地铁、下水道那样的地方，靠吃城里的残羹剩饭和喝污水度日，几乎不同人发生关系，所以很少有人晓得夜鬼的存在。一般不至于加害于人，但偶尔也把单独误入地下的人逮住吃掉，地铁施工当中就不时发生作业人员下落不明的事件。”

“政府不知道？”

“政府当然知道。国家这东西是不会那么傻的。那帮家伙一清二楚——不过也仅仅限于最高领导层。”

“那为什么不提醒大家，或让大家躲开？”

“第一，”小个子说，“如让国民知道，势必引起一场大混乱。不是么？要是大家晓得自己脚下有一群莫名其妙的活物动来动去，谁都心里不是滋味。第二，欲除无法。自卫队也不大可能钻到整个东京城的地下去把夜鬼全部斩尽杀绝，黑暗是它们最得意的场所。如果真的动手，必是一场恶战。

“第三，还会有这种情况：它们在皇宫下面筑有极大的巢穴，一旦事情不妙，就会捅开地面爬出，甚至能把地上的人拖入地下。那样一来，日本势必乱成一团，对吧？所以政府才不同夜鬼对阵，而是听之任之。再说，若和它们携手合作，反倒可以控制一股巨大的势力。政变也好，战争也好，只要同夜鬼协同作战，就绝对不会失利。因为纵使发生核战争，它们也会死里逃生。不过目前阶段，谁也没同夜鬼结为同党，因为它们疑心太重，决不轻易同地上的人交流。”

“听说符号士同夜鬼打得火热？”我说。

“倒是有此风声。即使实有其事，也不过是极少一部分夜鬼由于某种缘故暂时被符号士笼络住了，不会有更深的发展。不能设想符号士同夜鬼会结成永久性同盟。不必当一回事。”

“可是博士被夜鬼劫走了呀！”

“这也的确听说了。详情我们也不晓得。也可能是博士为掩人耳目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这种可能性也并非就不存在。毕竟情况过于错综复杂，发生什么都无足为奇。”

“博士是想做什么的吧？”

“博士在从事一项特殊研究，”说着，小个子开始从各个角度端详打火机，“为了同计算士和符号士这两大组织分庭抗礼而在推进自己独特的研究。符号士想超过计算士，计算士想排挤符号士，博士则在二者的夹缝中开展足以使整个世界结构彻底颠倒的研究，为此才需要你的帮助，而且需要的不是你作为计算士的能力，而是你本身。”

“我？”我愕然道，“为什么需要我？我又没什么特殊能力，平庸无奇。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自己会在颠覆世界方面推波助澜。”

“我们也在寻求这个答案。”小个子在手里团团转地玩弄着打火机，“有所觉察，但不明确。总之他把研究焦点对准了你。这已做了长时间准备，现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在你本身不知不觉之间。”

“等这攻坚战一完，你们就把我和研究成果搞过去，对吧？”

“可以这样说吧。”小个子道，“问题是形势渐渐蹊跷起来，‘工厂’嗅到了什么并开始活动，因此作为我们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伤脑筋啊！”

“‘组织’可晓得此事？”

“估计还没有察觉到。当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士周围加以监视也是事实。”

“博士是何许人物呢？”

“博士在‘组织’中干了好几年。他干的当然不是你那种事务性工作，是在中央研究室。专业是……”

“‘组织’？”情况愈发微妙愈发复杂。尽管置身于话题的中心，却惟独我茫无所知。

“是的。也就是说博士曾是你的同事。”小个子说，“见面机会想必没有，仅仅隶属同一组织罢了。诚然，这组织——计算士组织——也的确过于庞大过于复杂，加之奉行近乎恐怖的秘密主义，因此只有一小撮头头才了解什么地方在进行什么。总之，右手干什么左手不知道，右眼看的与左眼看的不是同一物体。一句话，情报量太大，任何人自己都无法处理。符号士企图窃为己有，计算士则全力守住不放。然而即使再扩大组织，哪一方都不可能把握洪水般汹涌的情报信息。

“这样，博士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退出计算士组织，埋头搞自己的研究。他的专业面很广，大脑生理学、生物学、骨相学、心理学——大凡关于控制人类意识的研究，他都堪称出类拔萃的角色。在当今时代，不妨说是文艺复兴式的世界罕见的天才学者。”

想到自己曾对如此人物解释过何为分类运算何为模糊运算，不由自觉汗颜。

“现在计算士设计出的计算系统，即使说几乎全是他一人之功我想也不为过。你们不过是把他开发的秘密技术付诸实施的工蜂而已。”小个子说，“这样说不大客气吧？”

“没关系，不用客气。”

“话说回来，博士退出了组织。退出以后，不用说，符号士组织马上前来拉拢。毕竟退出组织的计算士大部分当了符号士。但博士拒绝了，说自己有必须独自开展研究的项目。这样一来，博士就成了计算士和符号士共同的敌手。因为，对计算士组织来说他过于了解秘密，对符号士组织而言他是敌阵中的一员。在那些家伙眼里，非友人即敌人。博士对此也了然于心，于是紧挨在夜鬼巢穴旁建造了实验室。实验室可去了？”

我点下头。

“这实在是条妙计。任何人都甭想靠近那个实验室。夜鬼就在那一带成群结队，无论计算士组织还是符号士组织都不是夜鬼的对手。他本人往来时则发出一种夜鬼讨厌的声波，使得夜鬼倏忽间无影无踪，就像摩西横渡红海时一样。堪称万无一失的防御系统。除去那个女郎，你是第一个得以进入实验室的人，或许。这就是说，你这一存在已重要到了如此地步。不管从哪方面看，博士的研究都到了最后关口，叫你去就是为了突破这道关口。”

我“唔”了一声。有生以来自己本身还从未曾如此举足轻重，这一点总使我觉得有些不很自然，不大习惯。“那么说，”我开口道，“博士让我处理的实验数据不外乎是叫我前去的诱饵，实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博士的目的在于把我叫去？”

“那也不尽然。”小个子扫了一眼手表，“那数据是严密设计出来的程序，好比定时炸弹，到时间就轰隆一声爆炸。当然这纯属想象，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要直接问博士本人才行，呃——时间越来越少了，谈话就到此为止如何？往下还有个约会。”

“博士的孙女怎么样了？”

“那孩子怎么样？”小个子不可思议似的问，“我们也不晓得，又不可能一一监视不放。莫非对她有意思？”

“没有。”我想大约没有。

小个子离座站起时依然不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他抓起桌上的打火机和香烟揣进裤袋。“双方的立场我想大致你已了解了。再补充一点：我们现在有个计划，就是说眼下我们掌握的情报要比符号士的详细，已经抢先一步。问题是我们的组织较之‘工厂’弱小得多，假如他们真的加大马力，我们恐怕难免被甩在后面，被打得溃不成军，所以作为我们必须在此之前牵制住符号士。这层意思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明明白白。

“但是单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若是你，也是要借助别人力量的吧？”

“‘组织’。”我说。

“啧啧，”小个子对大块头说，“我说他头脑清醒吧。”随即又注视我的脸，“这是需要诱饵的。没有诱饵谁都不肯上钩。拿你做诱饵好了。”

“兴致不大。”

“这不是兴致大不大的问题。”小个子说，“我们也志在必得。这回我倒有一点要问——这房间中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一样值得珍惜，清一色便宜货。”

“这我知道。不过，不希望被人破坏的东西总有一两件吧？哪怕再便宜，毕竟也靠它在此生活嘛。”

“破坏？”我吃了一惊，“破坏是怎么回事？”

“破坏……就是破坏嘛，比如门的下场。”说着，小个子指了指拉手和锁已不翼而飞的扭曲变形的门。“为了破坏的破坏。全都弄它个稀巴烂！”

“为什么？”

“一两句解释不清，再说不管解释与否反正都要破坏。所以，要是有不希望破坏的只管说。不乱来的。”

“录像机，”我只好直言，“监控电视。这两件贵，又刚买。还有壁橱上贮存的威士忌。”

“此外？”

“皮夹克和新做的三件套西装。皮夹克是美国空军轰炸机型的，领上带毛。”

“此外？”

我沉思片刻，看另外还有没有值钱之物。再没有了。我家不是保管贵重物那类场所。

“仅此而已。”

小个子点点头，大块头也点点头。

大块头首先逐个打开壁柜和抽屉，从抽屉中拉出锻炼肌肉的对拉弹簧链，绕到背后，贴着脊背拉直。我还从未见过把这弹簧链完全贴背拉直的人物，也算开了眼界。真个十分了得。

他像拿棒球棍一样双手握着对拉弹簧链，到卧室去了。我探长身子，看他做何举动。大块头在监控电视机前站定，将肩上的弹簧链对准电视荧屏狠命抡去。随着显像管粉身碎骨之声，以及浑似一百个闪光灯同时烧毁的声响，三个月前新买的二十七英寸电视机便如西瓜一般被砸得一塌糊涂。

“等等……”说着，我急欲起身。小个子啪地一拍桌面，把我止住。

继而，大块头举起录像机，把平面部分对准电视机角咬牙切齿地摔打不止。几个按键四下飞溅，拉线短路，一缕白烟犹如被超度的魂灵浮在空中。确认录像机已惨遭彻底毁坏之后，大块头将报废的机体扔在地板上，这回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刀，随着“咔”一声单纯明快的声响，明晃晃的刀身一闪而出。他随即拉开立柜，将两套加起来差不多价值二十万元的服装——轰炸机式夹克和三件套西服利利索索地划裂开来。

“怎么好这样胡来，”我对小个子吼道，“不是说不破坏贵重物吗？”

“我可没那么说，”小个子泰然自若地回答，“只是问你最珍惜什么，没有说不破坏。破坏就是要从珍贵的开始，岂非明摆着的事！”

“得得。”说着，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喝着，一面和小个子一起观看大块头破坏我这两室一厅的小而富有格调的住房。

(1)　法国电影导演（1930—　）。

14
世界尽头
——森林

不久，秋光杳然逝去。一天早晨睁眼醒来，但见秋天已经完结。天空已不复见金秋那潇洒飘逸的云影，而代之以阴晦厚重的云层。那云层俨然带来凶信的使者从北大山顶探出头来。对镇子来说，秋天是令人心情怡然的美的天使，可惜其逗留时间过于短暂，而其动身启程又过于猝然。

秋天远逝之后，有一段为时不长的空白。那空白很奇妙，静静的，既不似秋天又不同于冬日。包裹兽体的金毛渐渐失去光泽，恰如被漂白过一般明显地泛起白色，告诉人们寒冬即将来临。所有生物所有事象都为抵御冰雪季节而缩起脖颈，绷紧身体。冬天的预感犹若肉眼看不见的薄膜覆盖全镇，就连风的奏鸣、草木的摇曳、夜的静谧和人的足音都仿佛蕴含某种暗示一般滞重而陌生，甚至原来使我感到心旷神怡的河中沙洲的琮声，也不再抚慰我的心灵了。一切一切都为保全自己而紧紧闭起外壳，而开始带有一种完结性。对它们来说，冬天是不同于任何其他季节的季节。小鸟的鸣啭也变得短促变得尖锐，惟见其时而拍动双翅摇颤着这冰冷冷的空白。

“今年冬天怕是要冷得特殊，”老大校道，“一望云形就晓得。喏，你看。”老人把我领到窗边，指着压在北大山上的又黑又厚的云层说，“以往每到这一时节，北大山就有预示冬日来临的云片出现。它好比先头部队，我们可以根据当时云的形状来预测冬天寒冷的程度。若是呆板板平展展的云，说明是温暖的冬季，越厚则冬天越冷。而最糟糕的是状如大鹏展翅的云，有它出现，冬天肯定冷得滴水成冰。就是那种云！”

我眯缝起眼睛望着北大山的上空。尽管有些迷离，但还是能辨出老人所说的云形。云片横向拉长，足以遮蔽北大山的两端，中间则如山一样翼然膨胀开来，形状确实很像老人说的大鹏展翅。那是一只飞越山顶而来的不吉利的灰色巨鸟。

“滴水成冰的冬天五六十年才有一次。”大校说，“对了，你恐怕没有大衣吧？”

“嗯，没有。”我说。我有的只是进镇时发给的不很厚的棉衣。

老人打开立柜，从中拽出一件藏青色军大衣递到我手中。大衣重如石头，粗羊毛直扎皮肤。

“重是重了点，总比没有强。是近来专为你搞来的。但愿大小合适。”

我把胳膊伸进衣袖。肩部有点宽。真不习惯，重得真可以使人东倒西歪。不过看来还算合身。况且正如老人所言，总比没有强。我道了谢。

“你还在绘地图？”老大校问。

“嗯，”我说，“还剩下几部分，可能的话，想把它最后绘完。好容易绘到这个地步。”

“绘地图倒没什么要紧，那是你的自由，又不妨碍别人。不过，不是我说话不中听，冬天来到后不要出远门，不可离开房子附近。尤其像今年这么严寒的冬天，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分。这里虽说地方不大，但冬天里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危险地带。绘地图要等明年春天再动手完成。”

“明白了。”我说，“可冬天要什么时候开始呢？”

“下雪。飘过一片雪花，冬天就算开始。而河中河洲的积雪化尽之时，便是冬天结束之日。”

我们一面望着北大山上的云层，一面啜着早间咖啡。

“另外还有一件要事。”老人说，“入冬后尽量别接近围墙，还有森林，冬天开始后它们的力量大得很。”

“森林里到底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老人略一沉吟，“什么也没有的。至少那里没有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森林是多余的场所。”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老人打开炉盖，扒去灰，添了几根细柴棍和煤块。

“估计今晚就要生炉子了。”他说，“这柴棍和煤块取自森林，蘑菇和菜等吃的东西也来自森林。在这个意义上，森林于我们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此而已，再无他用。”

“既是这样，那么森林里该有人掘煤拾柴采蘑菇？”

“不错，那里是有人居住，他们搞来煤块柴禾蘑菇供应镇子，我们给他们粮食服装之类。这种交换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所每周进行一次。此外概无交往。他们不靠近镇子，我们不走近森林。我们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什么地方不同？”

“在所有意义上。”老人说，“大凡可以想到的方面他们全与我们不同。不过要注意：切不可对他们发生兴趣。他们危险，他们很可能给你某种不良影响。因为——怎么说呢——你这人还没有安稳下来。在适得其所地完全安稳下来之前，最好对无谓的危险避而远之。森林不外乎森林，你在地图上只消标明‘森林’即可。明白了？”

“明白了。”

“还有，冬天的围墙更是危险无比。一到冬天，围墙便愈发森严地围紧镇子，监视我们是否被万无一失地围在其中。大凡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逃过围墙的眼睛。所以，无论你采取何种形式，都万万不可同围墙发生关系，切勿接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人还没有安稳下来。你迷惘你困惑你后悔你气馁，对你来说，冬天是最危险的季节。”

问题是，我必须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横竖去一次森林，去看个究竟。已经到了向影子交地图的原定期限，并且他交待过我要察看森林。只要看了一次森林，地图就算完成。

随着北大山上的云层缓慢而稳健地展开双翼漫上镇子上空，太阳光骤然减弱了金辉。天空如罩上细细的粉尘，一片迷濛，阳光沉淀其中，奄奄一息。对我受伤的双眼来说，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季节。天空再也不会晴得万里无云，呼啸的风也无力吹走这样的云层。

我从河边小路进入森林。为避免迷路，我决定尽可能沿墙根来窥看森林里面的情景，这样也才能够把包笼森林的围墙形状绘入地图。

但这场探索决不轻松。途中有深似地面整个下沉的陡陷的深壑，有比我个头还高出一截的茂密巨大的野莓丛，有挡住去路的沼泽。而且到处挂满黏糊糊的大蜘蛛网，缠绕我的脸、脖子和手臂。四周树丛里不时传来什么东西蠢蠢欲动的沙沙声。高耸的树枝遮天蔽日，使得森林如海底一般幽暗。树阴下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蘑菇，宛如令人毛骨悚然的皮肤病的预兆。

尽管如此，当我一度离开围墙而踏入森林里面时，眼前仍然展现出近乎不可思议的静谧而平和的天地。没有任何人染指的神秘的大自然所生成的大地那清新的气息充溢四周，静静地抚慰着我这颗心。在我眼里，根本看不出这就是老大校忠告以至警告过我的危险地带，这里有树木青草和各种微小生命组成的无休无尽的生命循环，哪怕一块石头一抔土都令人感觉出其中不可撼动的天意。

离开围墙后，越是深入森林，这种印象就越强烈。不吉祥的阴影淡然远逝，树形和草叶的颜色也仿佛变得沉稳而柔和，鸟的叫声听起来也悠扬悦耳。随处闪出的小块草地也好，缝线一般在密树间穿行的小溪也好，都未使人产生围墙附近森林所给予的那种紧张感和压抑感。我不明白何以有如此霄壤之别。或许由于围墙以其强力扰乱了森林的空气，也可能仅仅是地形上的原因。

但是无论森林里边的行走如何令我惬意，我仍然不敢完全离开围墙。森林毕竟深无尽头，一旦过于深入，甚至辨别方向都不可能。既无路可走，又无标识可循。所以，我总是在保持眼角可以瞥见围墙那样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森林对我是朋友还是敌人，这点我还难以判断。再说，这种恬适与惬意乃是要把我诱入其中的幻景也未可知。不管怎么说，正如老人所指出的，我对于这个镇子来说还是个摇摆不定的弱小存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分。

我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尚未真正走进森林的纵深处，没发现任何有人居住的迹象。既无脚印，又不见摸过什么的手痕。对于在林中同他们相遇，我半是感到害怕，半是怀着期待。但如此转了几日，全然没有发现暗示他们存在的现象。我猜想他们很可能住在林中更深远的地方，或者巧妙地躲着我。

探索到第三天或第四天时，在恰好东墙向南大幅度转弯的地方，我发现墙根处有一小块草地。在围墙拐角的胁迫下，草地呈扇面形舒展开来。周围密密麻麻的树林居然停止进犯而留出了这块小小的空间。奇怪的是，墙根景致所特有的令人心慌意乱的紧张感在这一角也荡然无存，漾溢着的是林中的安详与静谧。潮润而绵软的小草如地毯一般温柔地覆满地面，头上是一方被断然切成异形的天宇。草地的一端遗留着几块石基，说明这里曾有过建筑物。踏着一块块石基踱去，发觉原来的建筑布局相当工整相当正规，起码并非临时凑合的小屋。曾有三个独立的房间，有厨房有浴室有门厅。我一边循着遗址踱步，一边想象建筑物存在时的情形。至于何人出于何动机在林中筑此屋宇，之后又缘何尽皆拆毁，我则揣度不出。

厨房后侧剩有一口石井，井中填满了土，上面杂草葳蕤。埋井者想必是当时撤离这里的人，为什么我自是不得而知。

我在井旁弓身坐下，倚着古旧的石栏仰望天空。只见从北大山吹来的风微微摇曳着将这残缺的天宇围成半圆形的树枝沙沙作响，满含湿气的积云不紧不慢地横空而过。我竖起上衣领，注视着流云蹒跚的脚步。

建筑物遗址后面耸立着围墙。在森林中我还是第一次这般切近地目视围墙。挨近看来，的确可以感到墙在喘息不已。如此坐在东面林中豁然闪出的野地，背靠古井谛听风声之间，我觉得看门人的话还是可信的。倘若这世上存在完美无缺之物，那便是这围墙。想必它一开始便存在于此，如云在空中游移，雨在大地汇川。

围墙过于庞大，无法将其纳入一页地图。其喘息过于剧烈，曲线过于优美。每次面对围墙写生，我都觉得有一种漫无边际的疲软感席卷而来。围墙还能根据视角的不同而难以置信地明显变换表情，致使我难以把握其真实面目。

我决定闭目小睡。尖锐的风声持续不停，树木和墙壁密实地护拥着我，使我免受冷风的侵袭。睡前我想到影子，该是把地图交给他的时候了。诚然，细部还不准确，森林内部仍几近空白，但冬天已迫在眉睫，且入冬后反正也没有可能继续勘测。我已在速写本上基本勾勒出了镇的形状及其中存在物的位置和形态，记下了我所掌握的全部事实，往下就轮到影子以此为基础进行策划了。

虽然我对看门人让不让我同影子会面心中无数，但他到底同我讲定，允许我在白昼变短影子体力变弱之后同其相见。如今冬季即将来临，条件当已具备。

接下去，我仍然闭眼想着图书馆的女孩。然而越想我越觉得心中的失落感是那样的深重。它来自何处如何产生我固然无法确切地把握，但属于纯粹的失落感却是千真万确。我正在眼睁睁地看着她身上在失去什么，持续不断地。

我每天同她见面，可是这一事实并未填补我心中广大的空白。我在图书馆一个房间里阅读古梦时，她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身旁。我们一块儿吃晚饭，一块儿喝温吞吞的饮料，我还送她回家，两人边走路边拉拉杂杂地闲聊。她谈她父亲和两个妹妹的日常起居。

但当我把她送到家门口分手之后，我的失落感似乎比见面前还要深重。对这片茫无头绪的失落感我实在束手无策。这口井太深，太暗，任凭多少土都无法填满空白。

我猜测，这种失落感说不定在某个地方同我失去的记忆相关相连。记忆在向她寻求什么，而我自身却做不出相应的反应，以致其间的差距在我心头留下无可救药的空白。这问题眼下的确使我感到棘手。我本身这个存在过于软弱无力风雨飘摇了。

终于，我把这些纷纭的思绪统统赶出脑海，沉入睡眠之中。

一觉醒来，周围气温低得可怕。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用上衣紧紧裹住身体。已是日暮时分。我从地上站起，抖落大衣上的草屑。这当儿，第一场雪轻飘飘地触在我脸上。仰首望天，云层比刚才低垂得多，且愈发黑了，透出不祥之感。我发现几枚形状硕大而依稀的雪片自上空乘风款款地飘向地面。冬天来了！

我离开前再次打量了一番围墙。在雪花飞舞阴晦凝重的天宇下，围墙更加显示出完美的丰姿。我往墙的上头望去，竟觉得它在俯视我，俨然刚刚觉醒的原始动物在我面前巍然矗立。

它仿佛在对我说：你为什么待在这里？你在物色什么？

然而我无法回答。低气温中短暂的睡眠从我体内夺走了所有温煦，向我头脑内注入了形态奇妙而模糊的混合物样的东西，这使我觉得自己的四肢和头脑完全成了他人的持有物。一切都那么沉重，却又那般缥缈。

我尽量不让目光接触围墙地穿过森林，急切切地往东门赶去。道路长不见头，暮色迅速加深，身体失去微妙的平衡感。途中我不得不几次止住脚步喘息换气，不得不聚拢继续前进的体力，把分散迟钝的精神集中在一起。暮色苍茫中，我觉得有一种异物劈头盖脑地重重压迫着自己。森林里恍惚听见有号角声传来，但听见也罢不听见也罢，反正它已不留任何痕迹地穿过了自己的意识。

勉强穿过森林来到河边时，地面早已笼罩在凝重的夜色中。星月皆无，惟有夹雪的冷风和寒意袭人的水声统治四野。背后耸立着在风中摇晃的森林。我已无从记起此后我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走回图书馆的，我记得的只是沿着河边路永不间断地行走不止。柳枝在黑暗中摇曳，冷风在头顶呼啸。无论怎样行走，道路都漫不见头。

女孩让我坐在炉前，手放在我额头上。她的手凉得厉害，以致我的头像磕在冰柱上似的作痛。我条件反射地想把她的手拨开，但胳膊抬不起来。刚要使劲抬起，却一阵作呕。

“烧得不得了！”女孩说，“到底去哪里干什么来着？”

我本想回答，但所有语言都从意识中遁去。我甚至无法准确理解她的话语。

女孩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好几条毛毯，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包起，让我躺在炉旁，躺倒时她的头发碰到了我的脸颊。我不由涌起一股愿望：不能失去她！至于这愿望是来源于我本身的意识，还是浮自昔日记忆的断片，我则无以判断。失却的东西过多，我又过于疲劳。我感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这虚脱感中一点点分崩离析。一种奇异的分裂感——仿佛惟独意识上升而肉体则全力予以遏止的分裂感俘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应寄身于哪个方向。

这时间里，女孩始终紧握着我的手。

“睡吧。”我听到她说。声音恍惚来自冥冥的远处。

15
冷酷仙境
——威士忌、拷问、屠格涅夫

大块头在水槽里把我贮存的威士忌打得一瓶不剩——的确一瓶也不剩。我同附近酒店的老板成了熟人，每次削价处理威士忌时，对方都送一两瓶过来，结果我现在的库存量相当可观。

大块头首先打烂了两瓶威尔德·泰西，接着开始摔苏格兰C·S，毁掉了三瓶I·W，粉碎了两瓶杰克·丹尼，埋葬了劳塞斯，报销了赫格，最后把半打芝华士一起送上西天。声音震天动地，气味直冲霄汉。毕竟同时打碎的是足够我喝半年的威士忌，气味当然非同小可，满屋子酒气扑鼻。

“光是待在这里都能醉过去。”小个子感慨道。

我万念俱灰，支着下巴坐在桌旁，眼看支离破碎的酒瓶在水槽中越积越高。在上的必然掉下，有形的必然解体。伴随着酒瓶的炸裂之声，大块头打起刺耳的口哨。听起来那与其说是口哨，莫如说是用牙刷摩擦空气裂缝那参差不齐的剖面所发出的声响。曲名则听不出来，或者没有旋律，不过是牙刷或上或下地摩擦剖面或在中间出入而已。一听都觉得神经大受磨损。我频频转动脖颈，把啤酒倒入喉咙。胃袋硬得活像银行外勤职员的公文包。

大块头继续进行并无意义可言的破坏。当然，对他俩来说也可能有某种意义，对我却是没有。他将床一把掀翻，用刀割裂床垫。又把立柜里的衣服一古脑儿掏空，把桌子抽屉统统摔在地上。接着掀掉空调器的配电盘，踢翻垃圾筒，将抽屉里的东西用不同的办法一一砸毁摔碎。雷厉风行，干脆利落。

卧室和客厅沦为废墟之后，即刻移师厨房。我和小个子则转到客厅，把靠背割得七零八落且上下倒置的沙发弄回原处，坐下观看大块头在厨房大发淫威。沙发坐垫几乎完好无缺委实堪称不幸中的一幸。这沙发坐上去极为舒坦，是我从一个摄影师熟人手里低价买下来的。那摄影师在广告摄影方面乃一把好手，可惜神经不知哪里出了故障，偏要躲进长野县的深山老林，临行前把事务所的沙发处理给了我。对他的神经我固然深感惋惜，但还是为能搞到这个沙发而暗自庆幸，至少可以不必另买。

我坐在沙发右端双手捧着罐装啤酒，小个子在左端架腿靠臂。尽管声音如此之大，左邻右舍却无一人前来过问。此层楼住的差不多都是单身，若非有相当例外的原因，平日白天几乎空无一人。这两人想必晓得个中情况才如此肆无忌惮地弄得震天价响。有此可能。他俩全都了然于心。表面上似嫌鲁莽，行动起来却精打细算，无一疏漏。

小个子不时觑一眼劳力士，确认作业进展状况，大块头则稳准狠地在房间里往来砍杀，片甲不留。给他如此搜查一遍，恐怕连一支铅笔都无处藏身。然而他们——如小个子起始宣称的那样——什么也没搜查，只是一味破坏。

为什么？

莫非想让第三者以为他们已统统搜过不成？

第三者是谁呢？

我不再思考，喝干最后一口啤酒，将空罐置于茶几。大块头拉开餐柜，将玻璃杯扫落在地，又向碟盘发起攻击。带过滤器的咖啡壶、茶壶、盐瓶、白糖罐、面粉罐，全部粉身碎骨。大米撒了一地，冷冻箱里的冷冻食品也惨遭同一下场。约有一打的冻虾、一大块牛脊肉、冰淇淋、最高级的黄油、长达三十厘米的大块咸大马哈鱼子和试做的番茄汁，全都发出陨石群撞击沥青路面般的声响，零乱不堪地滚落在漆布地板上。

进而，大块头双手抱起冰箱，先往前拉，然后将冰箱门朝下推倒在地。散热器的配线大概断了，溅出细小的火花。我大为头疼：该如何向前来维修的家电修理工说明故障原因呢？

破坏戛然而止，一如其开始之时。既无“可是”“如果”，又无“然而”“不过”，破坏于倏忽间完全止息，长时间的沉默笼罩四周。大块头不再打口哨，立在厨房与客厅间的门口处以空漠的目光望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房间变成这般狼狈模样花了多长时间，大约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比十五分钟长，较三十分钟短。但从小个子目视劳力士表盘时现出的满意神情看来，我猜想这可能近乎破坏两室一套住房所需标准时间。从全程马拉松所需时间到卫生纸一次所用长度，世上实在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标准值。

“收拾怕是很花时间。”小个子说。

“算是吧，”我说，“而且花钱。”

“钱不钱当前不在话下，这是战争！算计钱是打不赢战争的。”

“不是我的战争。”

“至于是谁的战争倒无所谓，谁的钱也无所谓。所谓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听天由命。”

小个子从衣袋掏出雪白的手帕，捂住嘴咳嗽两三声。又察看一会手帕，揣回原来的衣袋。也许出于偏见，我是不大相信身上带手帕的男人。我便是如此存在着为数甚多的偏见，所以不很受人喜欢，因为不受喜欢，偏见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走后不久，‘组织’那帮人就会赶来。他们要调查我们，看我们闯入你房间搜寻什么，问你头骨在哪里。但你对头骨一无所知。明白么？不知道的事无法告诉，没有的东西拿不出来，纵使受到拷问。所以我们同来时一样空手回去。”

“拷问？”

“免得你受怀疑。那些家伙不知道你去过博士那里，知道这点的眼下只有我们，所以你不至于受害。你是成绩优秀的计算士，那些家伙肯定相信你的话，而以为我们是‘工厂’的，并开始行动。我们早已算计好了。”

“拷问？”我问，“拷问，如何拷问？”

“过会儿告诉你，别急。”

“假如我把分类运算的实情告诉给本部的人呢？”我试着问。

“那一来，你就会被他们干掉。”小个子说，“这不是骗你，真的！你瞒着组织去博士那里做了被禁止的模糊运算，光是这一件就已非同小可，何况博士又拿你来做实验。这可不是儿戏！你现在的处境比你自己想象的危险得多。听着，坦率地说，你一只脚已经站在桥栏，要好好想一想往哪边落才行。摔伤后可就追悔莫及了。”

我们在沙发左右两端面面相觑。

“有一点想问问，”我说，“我帮着你们对‘组织’说谎究竟有何好处？作为现实问题，计算士毕竟属于‘组织’，而关于你们我则毫不了解。我何苦非得同外人勾结来欺骗自己人呢？”

“简单得很，”小个子说，“我们掌握了你所面临的大致境况，正在利用你。而你的组织对你的处境还几乎浑然不觉，一旦发觉，很可能除掉你。我们的估算百发百中。简单吧？”

“可是，‘组织’迟早总要发觉的，无论境况如何。‘组织’极其庞大，而且不傻。”

“或许。”小个子说，“但那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在那一时间里，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也好你也好说不定可以解决掉各自的问题。所谓选择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要尽量选择可能性多的，哪怕仅多百分之一。这和下国际象棋一样，受挫的时候就逃，逃的过程中对方很可能出错。纵使再厉害的对手也不能保证不出错。那么……”

说着，小个子看了下表，朝大块头“啪”地打个响指，大块头旋即像接通电源的机器人一般猛地扬起下颏，三步两步来到沙发跟前，屏风似的在我面前稳稳站定。不，与其说是屏风，莫如说更接近于露天电影场的巨型银幕，挡得前面一无所见。天花板的灯光整个被他遮住，淡淡的阴影包笼着我。我蓦然想起小时在校园里观看日蚀的情景，大家把蜡烛的黑色油烟涂在玻璃板上，用来代替过滤镜观望太阳。差不多已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往事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似乎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场所。

“那么，”小个子重复道，“往下需要你稍微难受一下。稍微——或者说相当难受也未尝不可。这是为你本人着想，只能请你忍耐。我们其实也不是想干才干的，实属迫不得已。脱下裤子！”

我无可奈何地脱下裤子。反抗也于事无补。

“跪在地上！”

我乖乖地撤离沙发，在地毯上跪下。以只穿运动衫和短裤的形象跪在地上实在有些奇妙，但还没容我深想，大块头便绕到背后两手插进我腋下，拦腰攥住我的手腕，其动作一气呵成，恰到好处。被勒得特紧的感觉自是没有，但若想多少动一动身子，肩和手腕便如被拧一般作痛。接下去，他又用他的脚把我的脚腕死死固定住。这么着，我便如同射击游戏室壁架上摆的假鸭子，全然动弹不得。

小个子去厨房拿回大块头放在桌子上的快刀，将刀身弹出大约七厘米，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仔细烧了烧刀刃。刀本身倒也小巧玲珑，不给人以凶残之感，但我一眼即看出并非附近杂货铺卖的那类便宜货。就切割人体来说，其大小已绰绰有余。人体与熊体不同，绵软如桃，有七厘米管用的刀刃基本可以随心所欲。

用火消罢毒，小个子静候片刻，以便刀刃降温。随后，他把左手放在我白色短裤的腹部橡皮带处，往下拉到阳物露出一半的部位。

“有点痛，咬牙忍着。”他说。

我觉得有个网球大小的块状空气从胃涌至喉咙，鼻尖沁出汗珠。我很怕，害怕自己的阳物受伤。如若受伤，将永无勃起之日。

但小个子丝毫没有伤害我的阳物，而是在我肚脐往下约五厘米的地方横向切了一道六厘米左右的口子。仍有些发热的锋利刀刃轻轻吃进我的小腹，如用直尺画线一般往右一拉。我想收腹，但由于大块头顶在背部而纹丝动弹不得，更何况小个子还用左手紧紧握着我的阳物。我直觉得浑身所有的汗毛孔一齐冒出冷汗。稍顷，一股滞重的痛感猛然袭来。小个子用纸巾擦去刀口上的血，收起刀身，大块头随即离开我的身体。血眼看着把我的白色短裤染得通红。大块头从卫生间另拿来一条毛巾，我接过捂住伤口。

“缝七针就行。”小个子说，“多少会留下伤疤，好在那个位置别人看不见。可怜固然可怜，毕竟人有旦夕祸福，就忍耐一下吧。”

我把毛巾从伤口处拿开，看被割成什么样子。伤口不算很深，但仍可见到带血的淡粉色的肉。

“我们一离开，‘组织’就有人赶来，你就亮出这伤口，说我们威胁你，逼你道出头骨下落，否则割得还要深，但由于实在不知头骨在什么地方，无法说出，所以我们才无可奈何地走了。这就是拷问。我们认真起来，干得比这还要厉害咧，不过有现在这个程度也足矣。要是还有几次机会，肯定叫你好好瞧瞧更厉害的。”

我用毛巾捂着小腹，默默点头。原因我说不清，总之觉得还是言听计从为妙。

“不过，那位可怜的煤气检修员果真是你们雇的吧？”我问，“莫非你们故意马失前蹄，以便我多加小心，好把头骨和数据藏起来不成？”

“聪明，”小个子说着，看了眼大块头的脸，“脑袋就该这样运转。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活下去，如果幸运的话。”

言毕，两人离开房间。他们无需开门，无需关门。我房间那扇拉手不翼而飞四框扭曲变形的不锈钢门，现在向全世界开放了。

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同样一扔了之。接着，我在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了半天，挑出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恤和一条算是最小的三角裤穿了。这也费了不小的麻烦。

然后，我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三十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扮成这副不引人注目的模样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敲门，穿着鞋径直登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活动铅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调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地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就说明他们有你房间存在头骨的证据。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那么就请告诉头骨所具有的意义吧。”我说。

联络员用活动铅笔的笔尖“嗵嗵”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无法预测。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了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有一样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注意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道，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将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我就算坦白交待，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簿，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却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

我乘电梯下楼，坐在门口树下等出租车开来。表针指在下午一时半，距那两人破门而入才不过两个半小时。然而这两个半小时却异常之长，仿佛过了十个钟头。

提着购物篮的主妇络绎不绝地从我眼前走过。大葱和萝卜在超级商场购物袋口探头探脑。我不由得有点羡慕她们，她们既不会被砸坏冰箱，又不至于被刀子划破肚子，只消考虑一下葱和萝卜的调理方式和小孩的成绩，岁月即可风平浪静地流过。她们无需抱住独角兽头骨不放，脑袋不必遭受莫名其妙的密码和复杂程序的困扰。这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

我想到厨房地板上现在大约正在融化的冻虾冻牛肉和黄油番茄汁。今天一天务必全部吃完，可我根本没有食欲。

邮递员骑着超级两用自行车赶来，把邮件熟练地分别放进大门口旁排列的信箱。观看之间，发现有的信箱已塞得满员，有的则一无所获，我那信箱他连碰都没碰，不屑一顾。

信箱旁边有一株盆栽橡胶树，盆内扔着冰淇淋棍和香烟头。看上去橡胶树也和我同样疲劳。人们随意往里扔烟头，随意撕叶片。此处何时开始有盆栽橡胶树的呢？我全然无从记起。从其脏污程度看，想必已经摆了很久。我每天都从前面经过，但在落得刀子划破肚皮而在门口等出租车的下场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医生看罢我的伤口，问我何以弄成这样。

“在女人身上出现一点麻烦。”我说。此外无法解释。谁看都显然是刀伤。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院方有报告警察的义务。”医生道。

“警察不好办。”我说，“也怪我不好，所幸伤还不深，想私了算了。拜托了！”

医生口中嘟囔了一会，终究不再坚持，让我躺在床上，给伤口消了毒，打了几针，拿出针线麻利地缝合伤口。随后，护士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瞪着我，“啪”的一声把厚厚的纱布贴在受伤部位，用橡胶皮带样的东西拦腰固定。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

“尽可能别做剧烈运动。”医生说，“也不要喝酒，不要性交，不要过分地笑。最好看看书，轻松些日子。明天再来。”

我道过谢，在窗口付款，领了消炎药返回住处，并且遵从医嘱，歪在床上看屠格涅夫的《罗亭》。本来想看《春潮》，但在这形同废墟的房间里找到这一本已费了好一番折腾，再说细想之下《春潮》也并不比《罗亭》好出许多。

于是我腰缠绷带，天还未晚就倒在床上看屠格涅夫富有古典情调的小说。看着看着，我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找的，一切都是主动找上门的，我不过受连累而已。

我走进厨房，在高高隆起于水槽中的威士忌瓶子碎片堆上专心拨弄。几乎所有的酒瓶都被击得粉身碎骨，残片四溅，惟见一瓶帝王牌居然下半端幸免于难，里边尚存大约一杯分量的威士忌。斟进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没发现玻璃屑。我持杯上床，一边干喝温吞吞的威士忌一边继续看书。第一次看《罗亭》时还在读大学，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后我腰缠绷带重读此书。重读之间，我意识到较之从前，自己开始对罗亭怀有类似好意的心情。人不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脾性这东西大约在二十五岁前便已成定局，此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本质，问题是人们往往拘泥于外界对自身脾性的反应。也是借助醉意，我有些同情罗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几乎都不令人同情，而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则马上会产生同情之心。我甚至同情《八十七分署》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这恐怕是因为我本身在人性上有诸多缺点，缺点多的人常常同情同样缺点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身上的缺点很多时候很难使人视为缺点，因而我不可能对他们的缺点倾注百分之百的同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点则往往过于明显过于静止。

读罢袖珍本《罗亭》，扔到书架上面，又去水槽物色像样的威士忌残骸。发现有块瓶底剩有一点点杰克·丹尼黑牌威士忌，赶紧倒入杯中，折回床开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总之我好像喜欢看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当今时代到底有几多年轻人看《红与黑》呢？不管怎样，读着读着我又同情上了于连·索雷尔。在于连·索雷尔身上，缺点在十五岁以前便大局已定，这一事实也激发了我的同情心。人生的种种要素仅在十五岁便固定下来，这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不忍的事。他自行投入监牢也是如此。他蜷缩在四面墙世界里，不断地朝毁灭行进。

有什么打动我的心。

是墙壁！

那世界四面皆壁。

我合上书，把仅有的一点黑牌威士忌倒入喉咙，就四面墙世界思索良久。我可以较为容易地在脑海中推出墙壁和门的样式，墙非常之高，门非常之大，且一片沉寂，我便置身其中。然而我的意识十分朦胧，看不清周围景致。整座城市的景致——甚至细微之处都历历在目。惟独自己周围扑朔迷离。有谁从这不透明的轻纱的对面呼唤我。

这简直同电影镜头无异。我开始回忆以前看过的历史影片中有无这样的场面。可是《无敌大将》也好《宾虚》也好，《十戒》也好《圣衣》也好《斯巴达克思》也好，均无如此镜头。那么，这景致恐怕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幻想。

那墙壁所暗示的，我想肯定是自己被框定的人生。一片沉寂则是消音后遗症。四周之所以迷迷蒙蒙，是因为想象力面临毁灭性的危机。呼唤我的大约是那位粉红色女郎。

分析完这瞬间涌起的幻想之后，我又翻开书，但注意力再也无法集中在书上。我想，我的人生是零，是无，是彻底的无。迄今我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使谁幸福了？没使任何人幸福。拥有什么？什么也不拥有。我没有妻室，没有朋友，没有门，一扇也没有。阳物垂头丧气，甚至工作也朝不保夕。

作为我人生最终目标的大提琴和希腊语那片祥和的世界正面临危机，假如工作就此失去，我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使之实现的经济余力。况且若被“组织”追至天涯海角，自然无暇背诵希腊语的不规则动词。

我闭目合眼，吸了一口深如印加水井的空气，再次回到《红与黑》上。失去的业已失去，再多思多想也无可挽回。

注意到时，天已完全黑尽。屠格涅夫并司汤达式的夜色在我周围合拢。或许由于静卧未动，肚皮的刀伤多少不那么痛了，犹如远方击鼓般的迟钝而隐约的痛感虽然不时从伤口驰往侧腹，而一旦过去，往下便太平无事，足可使人忘却伤口。时针已指在七点二十分，我依然没有食欲。早上五点半用牛奶送下去一个不管用的三明治，其后在厨房吃了一点土豆色拉，到现在还什么也没进肚。一想到食物胃就似乎变硬。我筋疲力尽，睡眠不足，加之肚皮开裂，房间又如被小人国的工兵队实施爆破一般四处狼藉，根本没有产生食欲的余地。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描写世界垃圾遍布以至沦为废墟的科幻小说，而我的房间光景与之毫无二致。地上散乱扔着形形色色种种样样的废物：被割裂的三件套西服，毁掉的录像机、电视机，打碎的花瓶，折断脖子的台灯，踩烂的唱片，沧海横流的番茄汁，断断续续的扩音器软线……扔得到处都是的衬衫和内衣大多或被穿鞋的脚踩得污七八糟，或溅上墨水，或沾上葡萄汁，几乎不堪再用。原来床头柜上一盘我三天前开始吃的葡萄，被扔得满地开花，踩得体无完肤。约瑟夫·康拉德和托马斯·哈代自甘寂寞的作品集被花瓶里的脏水淋得一塌糊涂。剑兰插花也像献给阵亡者一样落在浅驼色的开司米毛衣胸口，袖子被西德佩利康公司专门生产的蓝墨水染上了高尔夫球大小的污痕。

全部化为废品。

一堆无处消化的废品。微生物死了变石油，大树倒了成煤层，而这里的一切全都是没有归宿不折不扣的废品。毁掉的录像机又能去哪里呢？

我又一次走进厨房，拨弄水槽里的威士忌瓶子碎片，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一滴威士忌。剩下的威士忌未能进入我的胃袋，而像俄耳浦斯⁽¹⁾一样统统顺着下水道流入地下的虚无，流入夜鬼横行无忌的世界。

在水槽里不断拨弄之间，右手中指尖被玻璃片划破了。我看着血从指肚溢出，继而一滴滴落在威士忌商标上，看了好久。受过一次大伤后，这小伤便不足为奇了。没有人由于指尖出血而一命呜呼。

我任凭血液流淌，直至把劳塞斯商标染红。但血流个无休无止，我只好不再看，拿纸巾擦净伤口，用药用胶布缠好。

厨房地板上躺着七八个啤酒罐，犹如一场炮战后的弹壳。我于是拾起。罐的表面早已变得不凉不热，但终究强过没有。我一手拿一罐啤酒上床，一边滋滋有声地啜着，一边接着看《红与黑》。作为我，很想借助酒精排除三天来体内积蓄的紧张，顺势大睡一场。不管明天如何纠纷四起——基本可以断言会发生的——我都要尽情睡一大觉，至少睡到地球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旋转一周那样长的时间。新的纠纷让新的绝望感来迎接好了。

时近九点，睡魔袭来。我这如月球背面一般荒芜的斗室，睡意居然也肯光顾。我把读了四分之三的《红与黑》扔在地上，按下幸存的床头灯的开关，侧身弓腰，沉入梦乡。我是这荒芜房间中的小小胎儿，在应该苏醒之前，任何人都无从打扰。我是处于纠纷包围中的绝望的王子，我将一直沉沉昏睡，直到“大众”高尔夫大小的癞蛤蟆来同我接吻。

然而出乎意料，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半夜十一点，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走来摇我的肩膀。看来我的睡眠成了价格低得惊人的拍卖品，众人依序近前，像敲打半旧车轮胎似的踢动我的睡眠。他们不该有如此权利。我并非半旧车，尽管半新不旧。

“躲开！”我说。

“喂，求求你，起来，求你了！”女郎道。

“躲开躲开！”我重复道。

“不是睡觉的时候！”女郎说着，用拳头咚咚捶打我的侧腹。一股打开地狱之门般的剧痛穿过我的全身。

“快起来，”她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

(1)　希腊神话中的弹竖琴少年，相传其因所爱的少女欧律狄刻死去而一直追到冥府。

16
世界尽头
——冬季的到来

睁眼醒来，我躺在床上。床发出熟悉的气味。床是我的床，房间是我的房间，可我觉得一切都与以前多少有些异样，活像照我的记忆复制出来的场景。天花板的污痕也好，右灰墙的伤痕也好，无一例外。

窗外在下雨。冰一样清晰入目的冬雨连连洒向地面。亦可听到雨打房顶之声，但距离感难以把握。房顶似乎近在耳畔，又好像远在一公里之外。

窗前有大校的身影。老人拿一把椅子端坐窗前，一如往常挺胸直背、岿然不动地注视着外面的雨。我不理解老人何以看雨看得如此执著，雨不外乎是雨，不外乎是拍打房顶淋湿大地注入江河之物。

我想抬起胳膊，用手心摸下脸颊，但抬不起来。一切都重得要命。想出声告知老人，声音也发不出。肺叶中的空气块也无从排出。看来身体功能已全线崩溃，荡然无存。我睁眼看窗看雨看老人。自己的身体何故狼狈到如此地步呢？我无法想起，一想脑袋便痛得像要裂开。

“冬天啦，”老人说着，用指尖敲敲窗玻璃，“冬天来了，这回你可以晓得冬天的厉害了。”

我微微点了下头。

不错，是冬天之壁在让我吃苦受罪。我是穿过森林赶到图书馆的。我蓦地记起女孩头发触摸脸颊的感触。

“是图书馆女孩把你带到这里的，请看门人帮的忙。你烧得直说胡话。汗出得不得了，足有一水桶。前天的事。”

“前天……”

“是的，你整整睡了两天两夜。”老人说，“还以为永远醒不来了呢。是到森林里去了吧？”

“对不起。”我说。

老人端下在炉子上加温的锅，把东西盛进盘子，随后扶我坐起，靠在床头靠背上。靠背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首先得吃！”老人说，“思考也好道歉也好都放到后头去。可有食欲？”

“没有，”我说，“甚至对吸气都感到厌烦。”

“不过这个横竖得喝下去。三口就行，喝完三口，剩下的不喝也成。三口就完事。能喝吧？”

我点点头。

汤加了草药进去，苦得令人作呕，但我还是咬牙喝了三口。喝罢，直觉得浑身上下软成一团。

“好了，”老人把汤倒回盘子，“苦是有点苦，但能把恶汗从你身上排出去。再睡一觉，醒来心情会大有好转。放心地睡吧，醒时有我在这里。”

睁开眼睛时，窗外一片漆黑。强风把雨滴打在窗玻璃上。老人就在我枕旁。

“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

“好像比刚才舒服了不少。”我说，“现在几点？”

“晚上八点。”

我急欲从床上爬起，但身体仍有点不稳。

“去哪儿？”老人问。

“图书馆。得去图书馆读梦。”

“瞎说，这样子连五米也走不了。”

“可我不能休息。”

老人摇摇头：“古梦会等你的，再说看门人和女孩都知你寸步难行，图书馆也没开门。”

老人叹息着走去炉前，倒了杯茶转来。风每隔一些时候便来拍窗。

“依我看，你怕是对那女孩有些意思。”老人说，“我没打算听，但不能不听，一直陪在你身边嘛。发烧时人总要说梦话，没什么难为情的。青年人谁都恋爱，对吧？”

我默默点头。

“女孩不错，对你非常关心。”说着，老人呷了口茶，“不过，就事态发展来说，你对她怀有恋情恐怕是不合适的。这种话我原来不大想说，但事已至此，还是多少透露一点才好。”

“为什么不合适呢？”

“因为她不可能回报你的心意。这怪不得任何人，既不怪你，又不怪她，大胆说来，乃是世界的体制造成的，而这体制又不能改变，如同不能使河水倒流。”

我从床上坐起，双手摸腮。脸好像小了一圈。

“你大概指的是心吧？”

老人颔首。

“我有心她没心，所以无论我怎样爱她都毫无所得，是吧？”

“不错。”老人说，“你也正在失去。如你所言，她没有心，我也没有，谁都没有。”

“可是你十分关怀我呀，不是吗？你那样把我放在心上，不睡觉地护理我，这难道不是心的一种表现？”

“不，不对。关怀和心还不是一回事。关怀属于独立的功能，说得再准确一点，属于表层功能。那仅仅是习惯，与心不同，心则是更深更强的东西，且更加矛盾。”

我闭起眼睛，把四下飞散开去的思绪一个个拾到一起。

“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人们心的失去，大概是影子的死去造成的，对吧？”

“完全正确。”

“就是说，她的影子已经死去，所以心也就不能失而复得，是吧？”

老人点头道：“我去镇公所查过她影子的档案，所以不会弄错。那孩子的影子是她十七岁时死的，按规定埋在苹果林里。埋葬记录也还保留着。更详细的直接问她本人好了，总比听我说更容易使你理解。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孩子还未懂事时就同影子分离了，因此甚至自己曾有过心这点都稀里糊涂，和我这样年老后自愿抛弃影子的人不同。我毕竟还能够察觉出你心的动态，那姑娘却无动于衷。”

“可是她对自己的母亲记得一清二楚，说她母亲好像仍然有心，即使在影子死了之后。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不过这点不能有所帮助吗？她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心的残余。”

老人摇晃几下杯中的凉茶，缓缓地一饮而尽。

“跟你说，”大校道，“围墙是任何心的残渣剩片都不放过的。纵令有那么一点点残留下来，围墙也要统统吸光，如果吸不光，就把人赶走，女孩的母亲便是如此下场。”

“你是说不能抱任何希望？”

“我不过是不想让你失望。这镇子坚不可摧，你则渺小脆弱。通过这次的事情你也该有所体会了。”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空杯，盯了好一阵子。“不过你可以把她搞到手。”

“搞到手？”我问。

“是的，你可以同她一起睡觉，一同生活。在这个镇上，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问题是其中没有心存在？”

“心是没有。”老人回答，“不久你的心也将消失。心一旦消失，也就没有失落感，没有失望，没有失去归宿的爱。剩下的只有生活，只有安安静静无风无浪的生活。你想必喜欢她，她也可能喜欢你。你若有意，那便是你的，谁都没有办法夺走。”

“不可思议啊！”我说，“我还有心，却有时找不见心，或者不如说找得见的时候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怀有心终究要复归这样坚定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维持着支撑着我这一存在。所以，我很难设想失去心是怎么回事。”

老人沉静地频频点头：“再好好想想，还有时间供你去想。”

“试试看。”我说。

此后很长时间都不见太阳。刚一退烧，我便下床开窗，呼吸窗外的空气。起床后两三天里还是四肢乏力，甚至不能自如地抓紧楼梯扶手和门的球形把手。这期间大校仍每晚让我喝那苦涩的草药汤，做粥样的东西给我吃，还在枕旁讲往日的战争故事给我听，关于女孩和围墙则只字未提，我也不便询问，如有该指点我的，他早该指点了。

第三天，我恢复得可以借助老人的手杖沿官舍四周慢慢散步了。散步之间，我发觉身体变得非常之轻，想必体重因发烧而下减了，但又似乎并不尽然。是冬天给了我周围一切以不可思议的重量，惟独我一人尚未进入有重量的世界。

从官舍所在的斜坡看出去，可以把镇的西半边纳入视野：河、钟塔、围墙，最远处的西门也依稀可见。我戴着墨镜，视力不佳，无法一一辨认更加细小的景致，但仍可看出冬季的空气已给了镇子以前所未有的明晰轮廓，俨然北大山刮下的季风将街头巷尾所有色调暧昧的灰尘一古脑儿吹得无影无踪。

眺望镇景的时间里，我想起了必须交给影子的地图。由于卧床不起，已超过了交图期限近一个星期。影子或许在为我提心吊胆，也可能因为认定我已抛弃他而灰心丧气。想到这里，我不由黯然神伤。

我请老人找来一双旧工作鞋，撕开鞋底，把叠小的地图塞进去，又按原样缝好。我确信影子肯定会为了找地图而把鞋底拆得零零碎碎。之后我求老人前去面见影子，把鞋直接交到他手里。

“影子只穿双薄薄的运动鞋，一有积雪难免冻伤脚。”我说，“看门人是信不过的，我去恐怕不会让我们会面。”

“这点事不成问题。”说着，老人接过鞋。

日暮时分老人返回，告诉我已直接把鞋交给了影子。

“很为你担心的。”老大校说。

“他样子如何？”

“好像有点冷。不过不要紧，别担心。”

发烧后第十天傍晚，我勉强走下斜坡，来到图书馆。

推开图书馆门时，也许是神经过敏，总觉得里面的空气比从前浑浊滞重，犹如长久弃置未用的房间，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炉火熄了，水壶也已凉透。打开壶盖，见里面的咖啡又白又浑。天花板好像比以前高出了许多，灯也全部关了，惟有我的脚步在幽暗中发出踩灰般的奇妙声响。女孩不在，柜台上落了一层薄灰。

我怅怅地坐在木椅上，等待她的到来。门没锁，她必来无疑。我冻得瑟瑟发抖，独自静静等待。但左等右盼仍不见她出来，暮色倒是越来越浓。恍惚间，似乎整个世界只有我和图书馆存留下来，其他一切均已灰飞烟灭。我在这世界尽头孑然一身，纵然手伸得再长，也什么都触摸不到。

房间里同样带有冬的压抑，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被牢牢钉于地板和桌面。一个人在黑暗中枯坐，竟觉得身体各个部位失去了正常重量，而正在随意伸缩，恰如站在哈哈镜前做着微小动作。

我欠身离椅，按下电灯开关，把桶里的煤扔进炉膛，擦根火柴点燃，又折回椅子坐下。打开电灯，黑暗似乎愈发浓了；生起炉火，反倒像加重了寒气。

或许是我过深地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之中，也可能是残存在体内类似麻痹的感觉将自己拖入了短暂的睡眠。蓦地清醒过来时，女孩正站在我面前，悄然俯视着我。由于黄色粉末般的灯光照射着她的背部，其轮廓带有一圈若隐若现的阴影。我久久地仰视着她。她一如平日地身穿蓝色风衣，扎成一束的秀发绕到前边掖进领口，身上透出一股寒冷气息。

“以为你不来了呢，”我说，“一直在这等你。”

女孩把壶里的剩咖啡倒进水槽，冲洗后注入新水放在炉子上，随即将头发从领口拽出，脱下风衣挂在衣架上。

“为什么以为我不来？”她问。

“不知道，”我说，“只是那样觉得。”

“只要你需要，我就会来的。你还需要我吧？”

我点点头。我的确需要她。同她见面加深了我的失落感，但无论怎样加深我都需要她。

“希望谈谈你影子的事。”我说，“说不定我在往日世界里见到的就是你的影子。”

“嗯，是啊。最初我也想到这一层，在你说或许见过我的时候。”

她在炉前坐下，望了一会炉火。

“我四岁的时候，影子离开我到围墙外面去了。影子在外面的世界生活，我在里面的世界度日。我不晓得她在那里做什么，如同她对我也一无所知一样。我十七岁的时候，影子从外面回到镇上，死了。影子大凡临死前总要返回这里。看门人把她埋在了苹果林里。”

“于是你成为镇上地道的居民了？”

“是的。影子是同剩下的心一起被埋葬的。你说过心和风差不多，但我想与风相似的恐怕更是我们本身吧？我们什么也不想，一路通过而已。既不年老，又不死去。”

“影子回来时你可见到她了？”

女孩摇摇头：“不，没见。我觉得好像已没有必要见她，她肯定已同我毫不相干了。”

“不过那也有可能是你本身。”

“或许。”她说，“但不管怎样，如今都是一码事。早已加箍封盖了。”

水壶开始在炉子上咕咕作响。在我听来，那仿佛是几公里外传来的风声。

“即使这样你也仍然需要我？”

“需要。”我回答。

17
冷酷仙境
——世界尽头、查理·帕克⁽¹⁾、定时炸弹

“快起来，”胖女郎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

世界完蛋更好，我想。肚子上的伤口痛得像有恶魔作怪，又如有一对健壮的双胞胎男孩在用四只脚猛踢我有限而狭窄的想象力边框。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女郎问。

我静静地做个深呼吸，拿起身旁的T恤，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有人用刀在我肚皮上切了个六厘米左右长的口子。”我像呼出空气似的说。

“用刀？”

“刀口很像贮币盒的投币口。”

“谁干的这种缺德事？为什么？”

“不明白，不知道。”我说，“事后我一直在想，就是想不出所以然。我倒还想发问呢——为什么大家都像踩门口的擦鞋垫一样践踏我？”

女郎摇头。

“我想，那两人是你的熟人或同伴也未可知，那两个拿刀的家伙。”

胖女郎脸上浮现出莫名其妙似的表情，久久地凝目注视着我。“为什么这么想？”

“不知道。大概是想怪罪谁吧——把这种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一个人头上，心里才舒服点。”

“可是什么也解决不了。”

“是什么也解决不了。”我说，“但那不是我的责任，事情不是我惹起来的。是你祖父加的油拧的开关，我不过遭受连累。干嘛非让我解决不可？”剧痛再次袭来。我紧闭双唇，像铁道口值班员等车通过一样。“今天的事也不例外。是你一大清早先打来电话，说你祖父去向不明，求我帮忙。我出去了，你却不见影。刚回家躺下睡觉，就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毁我房间，割我肚皮。接着，‘组织’来人对我好一阵盘问。最后你又来了。这难道不像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吗？这和篮球队阵容有何区别！你到底了解情况到什么程度？”

“老实说，我想我了解的同你了解的怕没什么差距。我不过是为祖父帮忙，他怎么说我怎么做——打打杂，跑跑腿，写写信，挂电话，如此而已。至于祖父究竟搞的什么名堂，我也和你一样蒙在鼓里。”

“可你在帮助他搞研究吧？”

“所谓帮助，无非是处理数据等一些纯技术性活计。我几乎不具有专业知识，就算看到听到也根本摸不着头脑。”

“刚才你不是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么，此话从何谈起？世界为什么完蛋，怎么样完蛋？”

“不知道。祖父这么说的，说一旦我身上发生什么世界就完蛋了。祖父不是说这种笑话的人，他说世界要完蛋，基本上就是完蛋无疑。真的，世界是要完蛋。”

“莫名其妙啊，”我说，“世界要完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祖父果真一字不差地说‘世界要完蛋’来着？而不是说‘世界将消失’或‘世界要毁掉’？”

“千真万确，是说‘世界要完蛋’。”

我再度叩击门牙，思索何谓世界尽头。

“那么……就是说……我是在什么地方同世界尽头连在一起喽？”

“是吧。祖父说你是关键，说他好几年前就以你为核心进行研究来着。”

“你再多想起一些来，”我说，“那定时炸弹又是怎么回事？”

“定时炸弹？”

“用刀划我肚皮的人这样说的。说我为博士处理的数据就像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就爆炸，一声巨响。这究竟是什么把戏？”

“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胖女郎说，“祖父一直在研究人的意识，在完成模糊程序后从未间断。他好像觉得模糊程序是一切的开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祖父在开发出模糊程序之前，这个那个跟我说了很多，什么现在做什么啦，往下做什么啦等等。刚才我也说了，我几乎不具有专门知识，但我还是听得蛮有意思，也还听得懂。我最喜欢两人谈论这一话题。”

“可是在完成模糊程序以后就突然一声不吭了？”

“嗯，是的。祖父整天闷在地下实验室里，再不跟我谈专业方面的问题，守口如瓶，我要是问他，他也只是随口敷衍了事。”

“所以感到孤独？”

“是的，是孤独，十分孤独。”她又紧紧盯视一会我的脸，“喂，上床可以么？这里实在太冷。”

“如果不碰伤口不摇晃我的话。”我说。似乎全世界的女孩子都想钻到我床上来。

女郎绕到床的另一侧，没脱粉红色西服裙就毛手毛脚地钻进被窝。我把两个叠放在一起的枕头递过去一个，她接过“砰砰”拍了几下，使之鼓胀后塞到颈下，其脖颈发出初次见面时的那种香瓜味儿。我吃力地翻过身去面对着她，于是我们面对面地同床而卧。

“我嘛，跟男人这么亲近还是头一次。”她说。

“唔。”

“街都似乎没上过，所以没能找到碰头地点。本想再仔细问问路线，不料声音消失了。”

“把地点告诉出租车司机不就行了？”

“钱夹等于空的。走得太匆忙，哪里还想到要用什么钱。结果只好一路走来。”女郎说。

“家里没其他人？”我问。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和兄弟都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了。坐车时被一辆卡车从后面压上来，汽油起火，都烧死了。”

“只你一人幸免？”

“我当时正住院，大家去看我，结果路上出了大祸。”

“竟是这样。”

“那以后我一直跟祖父生活。没上学，几乎不上街，也没有朋友……”

“没上学？”

“嗯。”女郎若无其事地说，“祖父说没有必要上学，课程全是祖父教的，从英语、俄语到解剖学。此外阿姨还教了烹饪和裁缝等等。”

“阿姨？”

“一位搞家务打扫房间的阿姨，就住在我家。人好得很，三年前患癌症去世了。阿姨去世后，就剩下祖父和我两个人了。”

“就是说，从六岁起你一直没有上学？”

“是啊，那又有什么呢？我什么都会，光外语就会四门。会弹钢琴，会吹中音萨克斯管，会组装通讯仪器，还学过航海和踩钢丝，书也看了一大堆。三明治也做得可口吧？”

“可口。”

“祖父说，学校无非是花十六年时间来消耗脑浆的地方。祖父也差不多没进校门。”

“不简单！”我说，“不过，没有同龄朋友不寂寞？”

“怎么说呢，我特别忙，没时间想那么多。再说，反正我跟同龄的人怕也说不到一起。”

“呃。”或许如此。

“但对你极有兴趣。”

“为什么？”

“你看上去很疲劳，而疲劳却又像是一种精力。这点我不明白，我认识的人里边没有一个是这种类型。祖父绝不疲劳，我也同样。咦，真的很疲劳？”

“确实疲劳。”我恨不得反复说二十遍。

“疲劳是怎么一回事？”女郎问。

“感情有很多侧面都不明确。对自己的怜悯，对他人的愠怒；对他人的怜悯，对自己的愠怒——凡此种种，都是疲劳。”

“哪种都叫人糊涂。”

“最后一切都变得稀里糊涂，和转动各色圆球是同一回事：转速越快，越是辨不出彼此，终归一片混沌。”

“有趣。”女郎说，“对这种情况你肯定十分清楚，肯定。”

“不错。”关于蚕食人生的疲劳感，或者从人生的中心气喘吁吁地涌出的疲劳感，我可以做出上百种解释，这也是学校教育所不能教授的内容之一。

“你会吹中音萨克斯管？”女郎问我。

“不会。”

“可有查理·帕克的唱片？”

“有，我想是有，但眼下乱糟糟的，绝对找不出来，何况音响也坏了，总之欣赏不成。”

“会哪样乐器？”

“一样也不会。”

“碰一下身体可以么？”

“不行，”我说，“要是碰得不妥，伤口可就遭殃了。”

“伤好后可以碰吧？”

“如果伤好而世界又没完蛋的话。现在还是接着说要紧事吧。你祖父自从开发出模糊系统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是讲到这里吧？”

“嗯，是的。那以后祖父变得判若两人。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自言自语。”

“他——你的祖父——在模糊系统方面说过怎样的话？想不起来？”

胖女郎用手指摸着金耳环，一阵沉思。

“他说模糊系统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虽然那是为重新组合输入电脑里的数据而开发的辅助性手段，但若运用得法，很可能使之发挥出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结构的威力，正如原子物理学产生原子弹一样。”

“就是说，我将成为开启模糊系统通往新世界之门的钥匙？”

“总的说来，怕是这样的吧。”

我用指甲尖敲着门牙。我很想用大玻璃杯喝加冰块的威士忌，可惜冰块和威士忌早已在房间里销声匿迹了。

“你认为你祖父的目的就是使世界完蛋？”我问。

“不，不是那样。祖父的确脾气古怪我行我素惹人讨厌，但实际上又是个很好的人，同你我一样。”

“谢谢。”生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而且祖父非常担心自己的研究被人盗去滥用。他本人不至于用来干坏事吧？祖父离开‘组织’也是因为担心若在那里继续研究，‘组织’势必滥用其研究成果。所以他才辞职，一个人继续研究。”

“可是‘组织’毕竟站在世上好的一方，与盗窃电脑情报兜售给黑市的符号士团体相对抗，维护情报的正当所有权。”

胖女郎定定地注视我的脸，耸了耸肩。

“至于哪一方善哪一方恶，祖父倒似乎不大在意。善与恶是人类根本素质上的属性，不能同所有权的归属趋向混为一谈。”

“唔，或许是那么回事。”我说。

“另外，祖父不信赖任何种类的权力。不错，祖父是曾一度从属于‘组织’，但他说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丰富的数据、实验材料和大型模拟实验设备。所以，在完成复杂的模糊系统之后，还是觉得一个人独自研究舒心得多有效得多。一旦开发出模糊系统，便再也用不着设备，剩下的只是意念性作业。”

“噢，你祖父退出‘组织’时，没有把我的私人数据复印下来带走？”

“不晓得。”她说，“不过，要是有意，想必手到擒来。毕竟祖父作为‘组织’里的研究所所长，对数据的占有和利用拥有一切权限。”

大概不出我所料，我想。博士带走我的私人数据，用于其个人研究，把我作为主要标本而将模糊理论大大推向前进。这样，情况即可大致理顺。如小个子所说，博士由于触及研究的核心而把我叫去，给我以适当的数据，让我进行模糊运算，从而使我的意识对其中潜在的特定语言作出反应。

果真如此，那么我的意识——或无意识——已经开始作出反应。定时炸弹，小个子说。我在脑袋中快速计算自己搞好模糊运算后到现在的时间。运算完毕睁眼醒来是昨晚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二十四个小时，时间相当之长。不知定时炸弹到底在几小时后爆炸，反正时针已走过了二十四个小时。

“还有一个疑问，”我说，“你是说世界要完蛋了吗？”

“嗯，是的，祖父那么说的。”

“你祖父说世界要完蛋，是在开始研究我的私人数据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她答道，“大概是之后。不过祖父准确地说出世界要完蛋则是最近几天的事。怎么？有什么关联？”

“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令人生疑：我进行模糊运算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这实在难以认为是偶然巧合。”

“你那个‘世界尽头’，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尽管是我的意识，却藏在我鞭长莫及的地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

“不能复原？”

“不可能吧。”我说，“即使动用一个师，也休想从‘组织’的地下保险柜里抢走。戒备森严，且有特殊装置。”

“祖父利用职权带出来的？”

“想必。不过这仅是猜测，往下只有直接问你祖父才行。”

“既然如此，你肯把祖父从夜鬼手中搭救出来？”

我手捂伤口从床上坐起。脑袋针刺般作痛。

“恐怕别无选择。”我说，“你祖父口中的世界尽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自然不清楚，但总不能放任自流，一定得设法阻止。否则会有人倒大霉的，我觉得。”所谓有人，十之八九是我本身。

“不管怎样，为此你必须解救我祖父。”

“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好人？”

“是的。”胖女郎说。

(1)　美国中音萨克斯演奏家（1920—1955）。

18
世界尽头
——读梦

我无法明确认识自己的心，而就这样重新开始了读梦。寒冷一天胜似一天，工作不能永远拖延下去。至少，在集中精力读梦的时间里，我可以暂且忘记心中的失落感。

然而另一方面，越是读梦，一种形式不同的虚脱感越是在体内膨胀。究其原因，在于我不能理解古梦所倾诉的形象性语言，无论我读得如何专心。我可以读它，却不能理解其含义，如同日复一日地阅读不知所云的文章，又如每天观看流逝的河水。哪里也没有我的归宿。读梦技术固然有所提高，但不能给我以慰藉。技术的提高仅仅使得我可以卓有成效地提高读梦的数量，而继续这种作业所带来的空虚却一发不可遏止。为了进步，人可以持续付出相应的努力，问题是无处可供我进步。

“我不明白古梦到底意味什么。”我对女孩说，“以前你说过我的工作就是从头骨中解读古梦，是吧？但那仅仅是从我体内通过而已，其实根本无从理解，越读越觉得自己本身受到了严重磨损。”

“话虽这么说，可你读起来简直就像走火入魔似的，什么缘故呢？”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有时是为了排遣失落感而忘我工作，但连我自己都觉得原因并不单单是这个。如她所言，我读起梦来的确像走火入魔一般。

“恐怕也是因为你本身的问题，我想。”女孩道。

“我本身的问题？”

“我想你应该进一步敞开心扉。关于心我倒不大明白，不过我觉得它好像处于严密封闭的状态。正如古梦希求你解读一样，你本身大概也在希求古梦。”

“何以见得？”

“因为读梦就是这么回事。就像鸟随着季节南来北往，读梦人也在不断地追求读梦。”

随后，她伸出手，隔桌放在我手上，莞尔一笑，笑得如云间泻下的一缕柔和的春光。

“敞开心扉！你不是犯人，你是空中逐梦飞翔的鸟！”

结果，我只能把古梦一个个拿在手里潜心阅读。我从书架上触目皆是的古梦中拿起一个，轻轻抱在怀里运往桌面。女孩帮着用微湿的抹布擦去灰尘，再用干布富有节奏地慢慢擦。细细磨罢，古梦便如积雪一般通体莹白。正面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看上去犹如一对不知深有几许的幽幽古井。

我用双手轻轻掩住头骨上端，等待头骨在我体温的作用下开始微微发热。及至达到一定温度——如冬日里的阳光，并不很热——被磨得雪白的头骨便开始叙述其上面镌刻的古梦。我则闭目合眼，深深吸气，开启心扉，用指尖摸索头骨叙述的故事。但其语声过于细微，映出的图像犹如黎明时分空中的远星一样扑朔迷离。我从中读出来的，不过是几个不确切的片断，无论怎样拼凑，都不可能把握整体。

这里绵亘着不曾看见的风景，流淌着不曾听见的音乐，低吟着理解不了的话语。它时而突然跃上顶峰，时而急剧沉入黑谷。一个断片同另一断片之间不存在任何共通之处，恰如快速转动收音机的调频钮，从一个台调往另一个台。我试图用各种方法尽量将精神集中于指尖，结果纯属徒劳。我觉察得出古梦是想向我倾吐什么，而我却无法将其作为故事解读出来。

或许我的解读方式有某种缺陷，也可能由于他们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中已彻底磨损和风化，抑或他们构思的故事同我所构思的之间在时间性和背景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也未可知。

不管怎样，我只能眼睁睁地默默看着这些异质片断忽而浮现忽而消失。当然，其中也有几幅我已司空见惯的极其平常的景致：青草在风中摇曳，白云在空中飘移，阳光在河面跳跃，毫无特色可言。然而这些平庸无奇的景致却使我心里充满无可名状不可思议的悲哀。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这些景致何以蕴含着令我如此黯然神伤的要素，一如窗外驶过的船，出现却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杳然远逝。

大约持续十分钟后，古梦开始像退潮一样渐渐失去体温，不一会变回原来冷冰冰的纯粹的白骨。古梦于是再度长眠。所有的水滴都从我两手的指间滴落到地上。我这读梦作业永远周而复始。

等古梦彻底凉透，我便递给女孩，由她摆在柜台上。这时间里我双手拄着桌面，休息一下身体，放松一会神经。我一天所能解读的古梦顶多也就是五六个，超过此数，注意力便无法集中，指尖解读出的只是微乎其微的片言只语。房间里的挂钟指向十一点时，我已心力交瘁，好半天都不能从椅子上直起身来。

此时她总是端来最后一杯热咖啡，也有时从家里带来白天烤的曲奇饼、面包和水果等作为夜宵。一般我们都几乎不再开口，面对面地喝咖啡，吃饼或啃面包。我累得好久说不出像样的句子，她也清楚这点，和我同样沉默不语。

“你打不开心扉是因为我的关系？”女孩问道，“我无法回应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才闭得紧紧的？”

我们一如往常地坐在旧桥正中通往沙洲的石阶上眼望河水。一弯凄冷清白的小小的月在河面瑟瑟发抖。不知谁系在沙洲木桩上的小舟让水声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并肩坐在狭窄的石阶上，我的肩一直感觉着她的体温。人们往往把心比做体温，然而心与体温之间却毫不相干，不可思议！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的心不能充分打开估计是我本身的问题，怪不得你。我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心，所以才惶惑不安。”

“心这东西你也捉摸不透？”

“有的时候。”我说，“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大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尚未清楚认识自己的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因而感到迷惘和困惑。”

“我觉得心这东西似乎是非常不健全的。”女孩微笑着说。

我从衣袋里掏出双手，在月光下注视着。被月光染白的手看上去宛如一对雕像，一对完美地自成一统而又失去归宿的雕像。

“我也同样，也觉得它是非常不健全的。”我说，“不过会留下痕迹，我们可以顺着痕迹一路返回，就像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行走。”

“走去哪里？”

“我自身。”我答道，“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没有心哪里也走不到。”

我抬头看月。冬月不自量力地散发出鲜亮亮的光，悬挂在高墙包围下的镇子的上空。

“没有一样可以怪你。”我说。

19
冷酷仙境
——汉堡包、爬山车、截止期限

我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找地方填肚子。我虽然没有食欲，但由于往下不知何时能吃上饭，所以似乎还是吃点什么为妙。啤酒和汉堡包之类或许能勉强送入胃去。女郎说她中午只吃了一块巧克力，实在饥肠辘辘，她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块巧克力。

为了不刺激伤口，我小心翼翼地把两腿插进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上运动衫，并加了一件薄毛衣。出于慎重，我又打开衣箱，拿出登山用尼龙防寒衣。女郎那套粉红色西装裙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适于地下探险，遗憾的是我衣箱里又没有适合她体型的衣裤。我比她高十来厘米，她大概比我重十多公斤。当然最理想的是去商店买一套容易施展拳脚的装备，但正值深更半夜，所有商店都已关门闭户。好在我以前穿过的一件美军处理的厚作战夹克还算符合她的尺寸，便递给了她。高跟鞋也成问题，她说事务所里有运动鞋和长胶靴可用。

“粉红色的运动鞋粉红色的长胶靴。”她说。

“喜欢粉红色？”

“祖父喜欢，他说我穿粉红色衣服恰到好处。”

“是恰到好处。”我说。不是随口敷衍，的确恰到好处。胖女人配粉红色衣服，往往如硕大的草莓糕给人以臃肿暧昧之感，而她却相得益彰。莫名其妙。

“你祖父喜欢胖女孩？”我不失时机地问。

“嗯，那还用说。”胖女郎道，“所以我才总是注意保持肥胖，吃东西也是如此。一旦掉以轻心，一下子就瘦下去的。黄油啦奶酪啦只管放开肚皮来吃。”

“唔。”

我打开壁橱，掏出背包，判认未被割裂之后，塞进两人用的外衣、手电筒、指南针、手套、毛巾、大号小刀、打火机、绳索和固体燃料。接着走进厨房，从一片狼藉的食品中拣出两个面包、咸味牛肉罐头、香肠、桃和葡萄柚罐头，装进背包。水筒满满装了一筒子水。最后抓起家里所有的现金塞入裤袋。

“活像去郊游。”女郎说。

“的的确确。”

出发前，我再度巡视一周我这浑如大块垃圾堆放场的房间。维持生存的活动莫不如此：构筑起来劳心费时，而毁坏则在顷刻之间。三个小房间之中，曾有过尽管不无疲惫却又自满自足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已在喝光两罐啤酒的时间里如晨雾般了无踪影。我的职业我的威士忌我的平稳我的孤独我的毛姆和约翰·福特影片集，统统化为毫无意义的废品。

草原的金辉，鲜花的荣光——我不出声地念念有词，随后伸出手，拉掉门口的电闸，切断家中所有的电源。

由于肚皮伤口痛得过分加之累得过分，我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去想。与其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不思不想。我大模大样地乘上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打开车门把东西放进后座。有人监视就监视好了，想盯梢也悉听尊便，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了。因为首先，我到底该对谁提高警惕？符号士还是“组织”？抑或那两个持刀之徒？对现在的我来说，若以此三伙人为敌，虽说不至于落荒而逃，但毕竟体力不支。肚皮被横向划开六厘米的口子，睡眠不足，况且又要领着胖女郎在黑洞洞的地下同夜鬼殊死搏斗，这已足以使我焦头烂额。谁要干什么，只管下手就是。

可能的话，车也不想驾驶。我问女郎能否开车，她说不能。

“请原谅。马倒是能骑。”

“也好，说不定迟早有需要骑马的那一天。”我说。

我确认燃料显示计的指针贴近F，将车开出，穿过七拐八弯的住宅地段，驶上大街。虽是夜半，车辆仍铺天盖地，大约一半是出租车，其余是卡车和客车。我实在想不明白这芸芸众生何以偏要在深更半夜乘车满街乱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六点下班回家十点前钻进被窝关灯睡觉？

但归根结蒂，这是别人的问题。无论我怎样左思右想，世界都将按其自身规律扩大下去，也不管我想什么，阿拉伯人都仍要挖油不止，人们都仍要用石油制造电气和汽油，都要在子夜街头设法满足各自的欲望。相比之下，我必须解决好当务之急。

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在等信号的时间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前面停的是辆大型卡车，纸捆简直像要堆到天上去。右侧一辆赛车型白色山地观光车上坐着一对年轻男女。不知是去夜游途中还是归来路上，两人都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女的把戴两个银手镯的左腕伸出窗外，瞥了我一眼。她并非对我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没什么可看的才看了我的脸。迪斯尼广告也罢，交通标识也罢，我的脸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我也瞟了一眼她。还算是漂亮，不过这等面孔似乎随处可见，在电视剧里不外乎充当女主人公同伴那类角色——在酒吧里一边喝茶一边问什么“怎么了？近来总好像无精打采的”云云。一般只出场一次，消失后便再也无从想起是何模样。

信号灯变绿后，我前面的卡车仍在磨磨蹭蹭，而白色山地观光车早已发出一串潇洒的排气声，随着车内组合音响“嘭嚓嚓”的旋律逃离了我的视野。

“留意一下后面的车好么？”我对胖女郎道，“要是有一直咬住不放的，报告一声。”

女郎点头注视后面。

“你以为会有人跟踪？”

“不晓得。”我说，“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吃的东西汉堡包可以吧？那东西节省时间。”

“什么都行。”

我把车停在第一个扑入眼帘的路边汉堡包店前。身穿红色短连衣裙的女侍走来，把托盘贴在两旁车窗上问吃什么。

“两个奶酪饼一份炸薯条外加热巧克力。”胖女郎说。

“普通汉堡包和啤酒。”我说。

“对不起，不备啤酒。”女侍道。

“普通汉堡包和可乐。”我改口道。路边汉堡包店是不备有啤酒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

等食物的时间里，我注意着后面有无来车，结果一辆也未跟来。当然，假如真的盯梢，怕也不至于开进同一停车场，而应该埋伏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场所静等我们的车开出。我转而不再张望，将端来的汉堡包、炸薯条和高速公路通行证大小的莴苣叶同可乐一起机械地送入胃中。胖女郎则慢吞吞地细细咀嚼，津津有味地咬着奶酪饼，抓着炸薯条，啜着热巧克力。

“不吃点炸薯条？”女郎问我。

“不要。”

女郎将盘中物一扫而光，喝掉最后一口热巧克力，又舔净手指上沾的番茄酱和芥末，用纸巾擦了擦指头和嘴巴。从旁看来都觉得她吃得十分香甜。

“关于你祖父的事，”我说，“首先该去地下实验室看看吧？”

“恐怕是的。那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我也可以帮忙。”

“问题是能从夜鬼巢穴旁边通过吗？夜鬼干扰器已被弄坏了吧？”

“不碍事，还有小些的可供紧急时使用。威力虽不很大，带在身上夜鬼还是不敢靠近的。”

“那就没问题了。”我放下心来。

“没那么简单，”女郎说，“由于电池的关系，便携式干扰器只能连续使用三十分钟，时间一到就要关掉开关充电才行。”

“唔。充电要花多长时间？”

“十五分钟。工作三十分钟，休息十五分钟。在事务所和研究室之间往返一次，这时间绰绰有余，所以容量搞得较小。”

我没了情绪，不再言语。毕竟比束手无策好，况且也只能凑合使用。我驱车驶出停车场，中途找见一家深夜营业的自选商场，买了两罐啤酒和一小瓶威士忌，而后停车把两罐啤酒喝光，威士忌则喝了四分之一。这么着，心情总算略有好转。剩下的威士忌拧好瓶盖，交给女郎装进背包。

“何苦这么喝酒？”女郎问。

“因为心里紧张吧。”

“我也紧张，可并不喝酒。”

“你的紧张和我的紧张是种类不同的紧张。”

“不大明白。”

“人上了年纪，无可挽回的事情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疲劳？”

“不错，”我说，“所以疲劳。”

她转向我，伸手碰了下我的耳垂。

“不要紧，别担心，我一直守在你身边。”

“谢谢。”我说。

我把车开进女郎祖父事务所所在大厦的停车场，下车背起背包。伤口每隔一定时间就闷痛一阵子，如有一辆满载干草的板车缓缓碾过自己的肚皮。我姑且认定：这仅仅是普通的痛，是表层的痛，与我自身的本质并不相干。犹如阵雨，雨过天晴。我将所剩无几的自尊心尽皆收集起来，把受割之辱逐出心头，步履匆匆地跟在女郎后面。

大厦入口有个大个头年轻门卫，要求女郎出示本楼居住证，女郎从衣袋掏出塑料卡，递给门卫。门卫把卡塞进桌上电脑的吞吐孔，确认荧屏上出现的姓名和房间号之后，按动开关打开大门。

“这是座非常特殊的建筑物。”女郎穿过宽敞的大厅时对我解释道，“进入这里的人都有某种秘密，为保守秘密而建立了特殊的警卫体制。开展重大研究或秘密聚会时等等，在门口要像刚才这样检查身份，还通过监控电视看你去的是不是早已预定的场所。所以，就算有人尾随跟踪也别想进来。”

“那么，你祖父在这楼下挖地洞的事他们也知道？”

“呃——怎么样呢？我想未必知道。这座楼施工时祖父叫人搞了个特别设计，以便从房间直接进入地下。知道此事的仅限于极少几个人，不外乎楼主和设计师。对施工人员说是下水道，图纸申报方面也处理得天衣无缝。”

“肯定花了一大笔钱吧？”

“可能。不过祖父有的是钱。”女郎说，“我也同样，我也是个十分了得的阔佬。父母的遗产和保险都买了股票，越积越多。”

女郎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电梯，两人跨进上次那个空荡荡的奇妙电梯。

“股票？”

“嗯。祖父教过我如何玩股票。如情报的取舍、行情的分析、逃税的办法、海外汇款的方式等等。股票很有意思，你可玩过？”

“遗憾。”我连定期都没存过。

“祖父成为科学家之前做过股东，靠股票攒钱。攒得太多了，这才不做股东，而当了科学家。厉害吧？”

“厉害厉害。”我赞同道。

“祖父干什么都是一流人才。”女郎说。

电梯运行速度同上一次一样，不知是上升还是下降，花的时间依然很长。想到这时间里一直受到电视摄像机的监视，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祖父说学校教育效率太差，培养不出一流人才。你怎么看？”

“是吧，大概是的。”我说，“我上了十六年学，是觉得没起太大作用，弄得我不会说外语，不会玩乐器，不晓得股票，不能够骑马。”

“那为什么不退学？要退不是随时可以退的吗？”

“噢，那倒是。”我思忖了一会。不错，想退学什么时候都能一退了之。“可我当时没想到这点。我家同你那里不同，是平平常常的普通家庭，从来就没想过什么自己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一流角色。”

“不对，”女郎说，“任何人都具有某种成为一流的素质，问题只在于能否把它充分发掘出来。很多人之所以成不了一流，是因为一些不懂发掘方法的人一齐上前把它扼杀掉磨损掉了。”

“好比我。”

“你不同。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的感情外壳非常坚硬，很多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剩在里面。”

“感情外壳？”

“是啊，”女郎道，“所以现在也为时不晚。嗳，等这件事完了，和我一块儿过好么？不是什么结婚，只是共同生活。去希腊啦罗马尼亚啦芬兰那样悠闲的地方，两人一起骑马一块唱歌。钱任凭多少都有。那期间保准你脱胎换骨，大放异彩。”

“唔。”我应了一声。这话听起来不坏。反正我作为计算士的生活已经由于此次事件而处于微妙境地，何况在国外悠然度日也确有魅力。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会真的成为一流角色。一流角色一般都具有坚定的自信，这也是成为一流的前提。倘若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流，那么很难仅仅由于势之所趋而荣登一流宝座。

正如此呆呆思考之间，电梯门开了。女郎走出门，我也随之出来。她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咯噔咯噔”地带着高跟鞋声在走廊里匆匆急行，我则紧随其后，形状令人愉悦的臀部在我面前摇来摆去，金耳环闪闪发光。

“不过，就算真的那样，”我对着她的背部说，“也只是你这个那个地给予我，我却什么也给不了你。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也不自然。”

她放慢脚步，同我并肩而行。

“真那样认为？”

“是的。”我说，“不自然，不公平。”

“我想你肯定有东西给我。”

“举例说？”

“例如你的感情外壳。我实在想了解这一点：它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怎样的功能？等等。这以前我还几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外壳，兴趣实在大得很。”

“没那么神乎其神。”我说，“每一个人的感情都包有一层外壳，程度不同罢了。如有兴趣，随便多少都能发现。你没有踏上社会，不理解普通人的普通心态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

“你这人真的一无所知，”胖女郎说，“你不是具有模糊运算的能力么，是吧？”

“当然有。不过那终归是作为工作手段而由外部赋予的能力，是接受手术和训练的结果，只要训练，绝大多数人都能胜任愉快。和打算盘弹钢琴没多大差别。”

“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她说，“的确，起初大伙都那么想来着。如你所说，以为只要接受训练，任何人——当然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考试选拔出来的——都能毫无例外地掌握模糊能力。祖父也曾这样认为。况且事实上也有二十六个人接受与你同样的手术和训练，获得了模糊能力。这一阶段没有任何欠妥之处，问题发生在后来。”

“没听说，”我开口道，“据我听到的情况，计划进展一切顺利……”

“宣传上。其实并非如此。掌握模糊能力的二十六人中，竟有二十五人在训练结束后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死了，你算是硕果仅存。惟独你一个人活过三年，并且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作业。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你现在成了至关重要的人物！”

我依然双手插在衣袋里，默默在走廊上移动脚步。事态似乎已超过我个人能力的范围无休无止地膨胀开去，至于最终膨胀到何种地步，我已经无法判断。

“为什么都死了？”我问女郎。

“不知道。死因不清楚。死于脑功能障碍倒是知道，但何以如此则弄不明白。”

“假设总还是有的吧？”

“呃，祖父这样说来着：普通人大概承受不住意识核的照射，因而脑细胞试图制造与之作战的某种抗体，但反应过于剧烈，结果置人于死地。情况原本更为复杂，简单说来是这样。”

“那么，我又是因为什么活下来的呢？”

“你恐怕具备自然抗体，就是我说的感情外壳。由于某种缘故，那东西早已存在于你的脑中，使得你能够存活。本来祖父打算人为地制作那种外壳以保护大脑，但终究好像过于薄弱，祖父说。”

“所谓保护，作用就像瓜皮那样？”

“简而言之是。”

“那么，”我说，“抗体也罢保护层也罢外壳也罢瓜皮也罢，是我身上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的？”

“大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吧？往下祖父什么也没告诉我，怕我知道太多反而招致过大的风险。只是，以祖父的假设为基础加以计算，像你这样具备自然抗体的人，大约每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中才有一个，而且在目前阶段，只有在赋予模糊能力之后方能发现。”

“那么说，如果你祖父的假设正确的话，我能包括在二十六人之中纯属侥幸喽？”

“所以你才有作为标本的贵重价值，才成为开门的钥匙。”

“你祖父到底想对我做什么？他叫我进行模糊运算的数据和独角兽头骨究竟意味什么？”

“我要是知道，马上就可以把你解救出来。”女郎说。

“解救我和世界。”我说。

尽管不像我的房间那样严重，但事务所里也被糟蹋得相当狼狈。各种文件扔得满地都是，桌子掀得四脚朝天，保险柜撬得大敞四开，壁橱抽屉纷纷落马，被割得七零八落的沙发床上散乱着博士和女郎原本装在柜里的备用西服。她的西服的确一律粉红色：从深的粉红到浅的粉红，大凡粉红无所不有。

“不像话！”她摇头道，“估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夜鬼干的？”

“不，不是，夜鬼一般上不到地面，即使上来也有气味留下。”

“气味？”

“像鱼像烂泥那样的土腥味。不是夜鬼下的手，估计和搞乱你房间的是同一伙人，手法也相似。”

“有可能。”说着，我再次环视房间：被掀翻的桌前，一盒回形针四溅开来，在荧光灯下闪闪生辉。以前我就对回形针有些耿耿于怀，便装出察看地板的样子，抓一把揣进裤袋。“这里有什么重要东西？”

“没有。”女郎道，“放在这里的几乎全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账簿啦收据啦不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啦等等，没什么怕偷的。”

“夜鬼干扰器可平安无事？”

柜前散乱地堆着好多零碎物品，有手电筒有收音机有闹钟有胶带切刀有瓶装止咳糖浆，林林总总。女郎从中挑出一件紫外线探测仪样的小仪器，反复按了几下开关。

“不要紧，完全能用。他们肯定以为是什么闲杂东西。而且这仪器的原理十分简单，小摔小打根本不碍事。”

随后，胖女郎走去墙角，蹲在地上打开插座盖，按下里边的小电钮，起身用手心悄然推了一下墙壁，墙壁随之敞开电话号码簿大小的空间，闪出状似保险柜的东西。

“喏，这样一来就找不到了吧？”女郎不无得意地说着，调整四位号码，打开保险柜的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摆上桌面好么？”

我忍住伤痛，把四脚朝天的桌子重新放好，拿出保险柜里的东西，在桌上摆成一排：有缚着胶皮带的足有五厘米厚的一叠存款折，有股票和证书，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元现金，有装进布袋的沉甸甸的重物，有黑皮手册，有褐色信封。她把信封中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原来是旧欧米茄手表和金戒指。欧米茄的玻璃表盘布满细小的裂缝，已整个变得焦黑。

“父亲的遗物。”女郎说，“戒指是母亲的。其他烧得精光。”

我点点头。

她把戒指和手表装回褐色信封，抓起一捆钞票塞入衣袋。“真的，早忘记这里还有现金了。”说罢，她解开布袋，取出一包用旧衬衣团团包着的东西，打开来给我看：一支自动手枪。从古旧的式样来看，显然并非玩具，而是打实弹的真家伙。对枪我所知无多，估计是布朗宁或贝莱特。枪身旁有一支备用枪筒和一盒子弹。

“枪打得可好？”

“何至于，”我吃了一惊，“摸都没摸过。”

“我可有两手哩！练了好几年。去北海道别墅时一个人在山里射击。十米左右的距离，明信片大小的目标保准穿透。厉害吧？”

“厉害。”我说，“这玩意儿从哪里搞来的？”

“你真是个傻子，”女郎显得不胜惊愕，“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手到擒来，这点都不知道？不过反正你不会用，我带着好了，可以吧？”

“请请。只是黑乎乎的，希望你别错打到我身上才好。再增加一处伤口，恐怕站都站不稳了。”

“哎哟，不要紧的，放心就是。我这人做事滴水不漏。”说着，她把手枪揣进上衣袋。也真是奇怪，她的衣袋任凭揣多少东西都一点也不见鼓胀，也不扭曲变形。可能有什么特殊机关，或者仅仅由于做工精良。

接着，女郎翻开黑皮手册正中那页，在电灯下神情肃然地盯视多时。我也往上面瞟了一眼，但见排列的全是莫名其妙的暗号和字母，我能看懂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这是祖父的手册，”女郎说，“上面的暗号只有我和祖父才看得明白，记载的是预定事项和当天发生的事。祖父告诉我，每当他身上发生什么，就看这手册。喔——等等。九月二十九号你分类运算数据完毕，是吧？”

“是的。”我回答。

“上面有①这个标记。大概指第一阶段吧。此后三十号夜间或十月一号早上你结束了模糊运算。不错吧？”

“不错。”

“这是②，第二阶段。其次，呃——十月二号正午，这是③，写道‘程序解除’。”

“原定二号正午见博士，想必要在那里解除为我编制的特殊程序，以免世界完蛋。然而情况整个发生了变化，博士有可能遇害，或被拉去什么地方，这是当务之急。”

“等一下，再往下看看，暗号复杂得很。”

她看手册的时间里，我整理了背包，把手电筒电池换成新的。立柜里的雨衣和长筒靴都被胡乱扔在地板上，所幸并未损坏到不堪使用的程度。倘若过瀑布时不穿雨衣，无疑将淋成落汤鸡，冷到心里去。若身上发冷，伤口势必再度作痛。接着，我拾起一双同样扔在地板上的女郎粉红色的运动鞋装进背包。表盘的数字告诉我已时近半夜十二点，到程序解除的最后期限正好还有十二个钟头。

“往下是专业性相当强的计算，什么电气量、溶解速度、抵抗值、误差之类，我看不懂。”

“看不懂的跳过去，时间不多了，”我说，“只挑能看懂的看。解读一下暗号好么？”

“没必要解读。”

“为什么？”

她递过手册，指着那部分。那里什么暗号也没有，只有一个大大的X和日期时刻。较之周围几乎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个X实在大得出格，加之形状的失调，愈发给人以不祥之感。

“这大概指的就是最后期限吧？”她说。

“想必。恐怕也就是④。假如③解除程序，那么不至于出现这个X。问题是程序因某种原因未能解除，反而迅猛发展，终于导致X印的出现，我想。”

“那么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在二号正午之前面见祖父喽？”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的话。”

“能正确么？”

“能吧。”我放低声音。

“就算是吧。还有多少时间？”女郎问我，“到世界完蛋或宇宙爆炸之时？”

“三十六个小时。”我说。无需看表。不过是地球自转一周半的时间。这时间里，可接到两次晨报和一次晚报，闹钟可响两回，男人们可刮两遍胡须，运气好的人可性交两场至三场。三十六小时的用场无非如此而已。假定人活七十，也就是人生的一万七千零三十三分之一。而这三十六个小时过后，某种状况——大概是世界尽头——就要到来。

“往下如何行动？”女郎问。

我从躺在立柜前的急救箱里找出止痛药，连同水筒里的水一起吞下，背起背包。

“下地道，别无选择。”我说。

20
世界尽头
——独角兽之死

兽们已经失去了几头同伴。第一场大雪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翌日清晨便有几头老兽发白的金色躯体被掩埋在五厘米厚的积雪下面。朝阳从支离破碎的云隙间泻下光线，给冻僵的景物涂上一层鲜亮的光泽。超过一千头的兽群吐出的气，在这片光泽中白濛濛地跃动不已。

天还没亮我就睁眼醒来，得知镇子已被白雪包得严严实实。这光景煞是好看。一片莹白之中，钟塔黑乎乎地拔地而起，如深色衣带般的河水从其脚下流向前去。太阳尚未升起，空中彤云密布，不见半点缝隙。我穿上大衣，戴好手套，下到寂寂无人的街道。看样子雪在我刚刚入睡便开始飘洒，一直飘到我快醒之时。雪上一个脚印也没有，抓一把在手中看，浑如细白糖一样柔软爽手。沿河的水洼结了层薄冰，上面斑斑驳驳点缀着积雪。

除了我呼出的白气，街上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动态。没有风，甚至没有鸟影，惟独鞋底踏雪之声犹如合成的效果音响一般近乎不自然地大声回荡在房屋的石壁之间。

快到城门口时，在广场前见到了看门人。他钻进曾和影子一起修理过的板车底下，正在给车轴加机油。车板上并立着几个装菜籽油的油壶，用绳子紧紧缚于侧板以防歪倒。我感到纳闷，这么多油，看门人到底用来干什么呢？

看门人从车下立起身，扬手跟我打招呼。看上去情绪蛮好。

“起床好早啊！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来看看雪景，”我说，“从山冈上看漂亮得很咧！”

看门人放声大笑，一如往常地把手放在我背部。他连手套也没戴。

“你这人也够有意思的。雪景往后就怕你看厌了，何苦特意下到这里来看。真个与众不同。”

说罢，他一边吐着俨然蒸汽机一般的大团白气，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城门那边。

“不过，你来得怕也正是时候。”看门人说，“上瞭望楼看看，可以看到奇特的冬日初景。过一会就吹号角，你好好往外看就是。”

“初景？”

“一看自然知晓。”

我懵懵懂懂地爬上门旁的瞭望楼，观看墙外景致。苹果林挂满白雪，恰似云片飘然落下。北大山和东大山也都差不多银装素裹，惟有隆起的岩石描出几道伤疤样的棱线。

瞭望楼脚下，独角兽们仍像往日那样沉睡未醒。它们对折似的弯着腿，纹丝不动地伏在地面上，雪一样纯白的独角笔直地向前伸着，各自尽情沉浸在静静的睡眠之中。兽们的脊背上积了厚厚的雪，但它们似乎全无感觉，睡得实在太死太沉了。

稍顷，头上的云层一点点裂开，阳光开始射向地面。我仍然在瞭望楼上伫立不动，继续观看周围光景。一来阳光不过像聚光灯似的仅有一束，二来作为我也很想亲眼见识一下看门人说的奇特景致。

不久，看门人打开城门，吹响号角，照例是一长三短。第一声吹得兽们睁开眼睛，抬头往角声传来的方向张望。从其呼出的白气的量，可以看出它们的身体已开始新一天的活动，而入睡时兽们的呼吸量是微乎其微的。

及至最后一声号角消失在大气中，兽们便欠身站起。首先尝试似的慢慢伸长前腿，挺起前半身，接着伸直后腿，继而把角朝空中晃几下，最后仿佛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抖抖身体，把积雪抖落到地面，开始向城门移步。

等兽们进入门内，我才明白看门人叫我见识的是何景象。原来像是酣睡的几头兽，已经就势冻死过去了。看上去，那几头兽与其说是冻死，莫如说更像在深思着什么重要命题。但对它们来说已不存在答案了。它们的鼻腔和口中已不见任何一缕白气升起，肉体已停止活动，意识已被吸入无边的黑暗。

在其他兽们朝城门走光之后，那几具死尸便如大地生出的小瘤一样剩在了那里。白雪寿衣裹着它们的身体，仅有独角依旧分外神气地刺向天空。活下来的兽们从它们身旁经过时，大多深深垂首，或低声刨蹄——是在悼念死者。

太阳高高升起，墙影往前拖得很长。我望着兽们悄无声息的尸体，直到阳光开始悄悄溶化大地的积雪。我觉得，朝阳仿佛连它们的死也一并溶化了，使得看似死去的兽们蓦然立起，开始平日那种晨光中的行进。

然而它们并未立起，任凭雪水浸湿的金毛在阳光下闪耀光辉。俄尔，我眼睛开始作痛。

走下瞭望楼，过得河，爬上西山坡返回房间，我发觉早晨的阳光刺激眼睛的程度远比自己料想的强烈。一闭眼睛，泪水涟涟而下，出声地落在膝头。用冷水洗了洗，没有效果。我拉合厚厚的窗帘，紧闭双眼，在失去距离感的黑暗中望着时而浮出时而遁去的奇形怪状的线条和图案，望了几个小时。

十点，老人端着咖啡托盘敲门进来，见我俯卧在床，便用冷毛巾擦拭我的眼皮。耳后火辣辣地作痛，但眼泪到底减少了些许流量。

“到底怎么搞的？”老人问，“早上的阳光比你想的强烈得多，尤其是积雪的早晨。明明知道‘读梦’的眼睛承受不住强光，为什么还跑到外面去？”

“看兽去了，”我说，“死得真不少，八九头还不止。”

“往后死得更多，每当下雪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容易死掉呢？”我仰面躺着，把毛巾从脸上拿开，询问老人。

“身体弱，饥寒交迫嘛。向来如此。”

“不会死绝么？”

老人摇摇头：“这帮家伙已经在此生息了好几万年，以后也还将生息下去。寒冬期间固然死去不少，但春天一到就有小东西降生，更新换代而已。因为这地方生长的草木所能养活的数量有限。”

“它们为什么不迁往别处呢？森林里草木取之不尽，往南去又不怎么下雪。我看没有必要在这里坐以待毙。”

“我也不明白。”老人说，“但兽们就是不肯撤离。它们属于这座镇子，脱离不得，正如你我一样。兽们显然知道无法靠自己的本能逃出这个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只能食用这里生长的草木，或者翻越不了南面路上无边无际的石灰岩荒野。说千道万，兽们离不开这里。”

“尸体怎么处理？”

“烧掉，看门人烧。”老人用咖啡杯温暖着自己粗糙不堪的大手，“往后一段时间，那是看门人的中心工作。先把死兽的脑袋割下，取出脑浆眼珠，用大锅熬煮，制成漂亮的头骨。剩下的肢体堆起来浇上菜籽油，付之一炬。”

“然后把古梦放入头骨，摆到图书馆的书库里，是吧？”我依然闭目合眼，向老人问道，“为什么？头骨为什么干这个用？”

老人哑然不答，只听见他踩动木板的“吱呀”声。“吱呀”声由床头缓缓离去，在窗前止住。又是一阵沉默。

“等你理解古梦为何物时就明白了，”老人说，“明白为什么要把古梦放入头骨。这个是不能告诉的。你是读梦人，答案要自己来找。”

我用毛巾擦罢泪，睁开眼睛。老人在窗边的身影看起来模模糊糊的。

“冬天会使形形色色的事物现出本来面目。”老人继续道，“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总之就是这样。雪要继续下，兽要继续死，谁都无可奈何。一到午后，就能望见焚烧兽们的灰色的烟。整个冬季天天如此，天天有白雪和灰烟。”

21
冷酷仙境
——手镯、本·约翰逊、恶魔

壁橱里面仍像上次那样黑洞洞的。也许因为知道夜鬼存在的关系，更加觉得阴森森冷冰冰。至少在其他地方见不到这般完整无缺的黑暗。在城市使用街灯霓虹灯和陈列窗灯具撕裂大地黑幕之前，想必满世界都是这种令人窒息般的黑暗。

女郎领头爬下梯子。她把夜鬼干扰器揣进雨衣的深口袋里，斜挎大号手电筒，吱吱有声地踩着长胶靴一个人快速滑下黑暗的底部。片刻，语声随着水流声从下面传来：“好了，下来吧！”旋即有黄色灯光摇晃。看样子这地狱之底比我想象的深得多。我把手电筒插进衣袋，开始沿梯下爬，梯格仍然湿漉漉的，稍不注意就可能一脚踩空。边爬边回想爬山车上那对男女和“嘭嚓嚓”的旋律。他们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我怀揣手电筒和大号小刀、带着肚皮创伤正下往漆黑的洞底。他们头脑中有的，只是时速表的数字、性关系的预感以及从排名榜上一落千丈的不咸不淡的流行歌曲。当然我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仅仅不知道罢了。

我如果也一无所知，也可以免遭这份苦难。我想象自己坐在山地观光车驾驶席上，身边载着女孩，随同“嘭嚓嚓”的旋律在夜幕下的都市里风驰电掣的光景。女孩在做爱时是否摘掉左腕上两只细细的银手镯呢？但愿不要摘掉。即使脱得一丝不挂，也不要摘去两只手镯，就像它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问题是她很有可能摘掉，因为女孩淋浴时要卸去所有附件。这样，我势必要在淋浴前同她发生关系，或者央求她别摘掉手镯。我不知哪种做法合适，但不管怎样，务必千方百计地使她戴着手镯同我交合，这是关键。

我想象同戴着手镯的她同衾共枕的场面。面部全然无从想起，于是我调暗室内照明，暗了自然看不清面孔。扯掉藤色或白色或淡蓝色的玲珑剔透的三角裤，手镯便成了她身上惟一的附着物。朦胧的灯光下，手镯泛着白光，在床单上发出令人心神荡漾的清脆声响。

如此想入非非地往下爬梯之间，我感觉阳物开始在雨衣下勃起，莫名其妙！何苦偏偏选在这种地方冲动？为什么在同图书馆女孩——那个胃扩张女孩——上床时它垂头丧气，却在这不伦不类的梯子正中神气活现？充其量不过两只银手镯，到底有何意味可言？况且正值世界即将完蛋即将步入尽头之际！

我爬下梯子，在盘石上站定。女郎把手电筒四下一晃，照亮了周围景象。

“夜鬼真的像在这一带转悠，”她说，“听得见声音。”

“声音？”我问。

“用腮叩击地面的‘噗噗’声。很小，但注意听还是听得出的。还有气味。”

我侧耳倾听，又抽了抽鼻子。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

“不习惯不行的，”她说，“习惯了就能略微听出它们的语声。说是语声，其实不过近似声波罢了。跟蝙蝠类似，不同的是，一部分声波可涉及人的可听范围。它们之间则完全可以沟通。”

“那么符号士们是怎样同它们打交道的？语言不通岂非打不了交道？”

“那种仪器可以随便造出来，就是说可以把它们的声波转换成人的语声，同时把人的语声转换成它们的声波。估计符号士已经造了出来。祖父如果想造，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但一直没有动手。”

“为什么？”

“因为不想和它们交谈。它们是邪恶的，语言也是邪恶的。它们只吃腐肉和变质的垃圾，只喝发臭的水。过去住在坟场下面吃死人肉来着，直到实行火葬。”

“那么不吃活人喽？”

“抓到活人要用水泡几天，先从腐烂部位开始吞食。”

“罢了罢了，”我叹息一声，“真想就此回去，管它天塌地陷！”

但我们还是沿着河边继续前进。她打头，我随后。每次把手电筒照在她背上，那邮票大小的金耳环便闪闪发光。

“总戴那么大的耳环，不觉得重？”我从后面开口问道。

“在于习惯。”她回答，“和阳物一样，你觉得阳物重过？”

“没有，没有的，没那种感觉。”

“同一码事。”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阵子。看来她十分熟悉落脚点，边用手电筒东晃西照，边大步流星地迈进。我则一一确认脚下，鼓足了劲尾随其后。

“我说，淋浴或泡澡时你也戴那耳环？”为了使她免受冷落，我又搭腔道。她只有说话时才多少放慢步履。

“也戴。”她应道，“脱光时也只有耳环还戴着。你不觉得这挺富有挑逗性？”

“那怕是吧，”我有些心虚，“那么说倒也可能是的。”

“干那种事你经常从前面干？面对面地？”

“啊，基本上。”

“从后面干的时候也有吧？”

“唔，有是有。”

“此外还有很多花样吧？比如从下面干，或坐着干，或利用椅子……”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合。”

“那种事，我不很清楚。”女郎说，“没看过，也没干过。又没人教我是怎么回事。”

“那东西不是别人教的，是自己发现的。”我说，“你有了恋人同他睡过之后，也就如此这般地自然明白了。”

“我不大喜欢那种套数。”她说，“我喜欢更加……怎么说呢，喜欢更加排山倒海式的。排山倒海般地被干，排山倒海般地接受，而不是如此这般地自然明白。”

“你恐怕同年长的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同天才的、具有排山倒海式素质的人。可是世上并非全部是那样的人，都不过是凡夫俗子，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像我这样。”

“你不同。你OK。上次见面时我也说了吧？”

但不管怎样，我决心把有关性的场景从脑海中一扫而光。勃起仍然势头未减。问题是在这黑漆漆的地下勃起也毫无意义，首先就影响行走。

“就是说，这干扰器发出夜鬼讨厌的声波喽？”我试着转移话题。

“正是。只要在发声波，大约十五米内夜鬼就别想靠近。所以你也得注意别离开我十五米，要不然它们会把你抓进地穴，吊入井里，先从腐烂部位大吃大嚼。你要从肚皮伤口烂起，肯定。它们的牙齿和爪子尖锐得不得了，简直是一排尖锥。”

听到这里，我赶紧贴在她身后。

“肚皮伤口还痛？”女郎问。

“敷过药，好像有点麻木了。身体动得厉害了倒是一剜一剜地痛，一般情况下还过得去。”我回答。

“要是能见到祖父，估计会把你的疼痛去掉。”

“你祖父？那怎么会？”

“简单得很。我也求他处理过几次，脑袋痛不可耐的时候。只要把促使忘却疼痛的信号输入到意识里边即可。本来疼痛对于身体是个重要的信息，是不可以采用这种做法的，但眼下处于非常事态，也未尝不可吧？”

“果真那样可就帮大忙了！”我说。

“当然这要看能否见到祖父。”

她左右摇晃着强有力的光柱，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地下河的上流继续行进。左右岩壁布满了裂缝豁然闪出的岔路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横洞。岩隙到处有水浸出，汇成细流淌入河中。河旁密密生着泥一样滑溜溜的地苔，地苔鲜绿鲜绿的，绿得近乎不自然，我不理解无法进行光合成的地苔何以有如此颜色。大概地下自有地下的奇妙规律吧。

“喂，夜鬼知道我们现在正这么走路么？”

“当然知道。”女郎一副轻描淡写的语气，“这儿是它们的领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它们。此时就在我们周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我一直听见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我把手电筒往四周岩壁晃了晃，除了凹凸不平怪模怪样的岩石和地苔，别的一无所见。

“全部藏在岔路或横洞那样光照不到的暗处。”女郎说，“也有的跟在我们后头。”

“打开干扰器有多少分钟了？”我问。

女郎看了下表，答说十分钟。“十分二十秒。不要紧，再有五分钟就到瀑布。”

我们恰好用五分钟赶到瀑布跟前。消音装置似乎还在运转，瀑布几乎同上次一样无声无息。我们牢牢地戴好雨帽，系紧帽带，扣好风镜，钻进无声的瀑布。

“奇怪，”女郎说，“消音装置还在运转，说明研究室没遭破坏。要是夜鬼们袭击过，该把里边搞得一塌糊涂才是，本来就对研究室恨得要死。”

不出其所料，研究室的门好端端地上着锁。假如夜鬼闯入，断不可能离开时重新锁好。突袭这里的定是夜鬼以外的什么势力。

她很久才对准数码锁，用电子钥匙打开门。研究室里冷飕飕黑幽幽的，有一股咖啡味儿。她火速关门上锁，确认万无一失之后，按开关开了房间的灯。

研究室中的光景，同上面事务所和我住处的惨状大同小异。文件遍地，家具仰翻，碟碗粉碎，地毯翻起，上边洒有一桶分量的咖啡。博士何以煮这么多的咖啡呢？我自是揣度不出。再怎么嗜好咖啡，独自一人也绝对喝不下去的。

但研究室的破坏，较之其他两个房间有一点根本不同：破坏者将该破坏的东西和不该破坏的严格区分开来。他们将该破坏的糟蹋得体无完肤，而对另外的东西则全然不曾染指。电脑、通讯装置、消音装置和发电设备完完整整地剩在那里，按下电源开关便可迅即起动。惟独大型夜鬼干扰声波发射机被扭掉了几个部件，不堪再用。但若安上新部件，也可马上投入工作。

里面房间的情形也相差无几。乍看好像混乱得无可救药，其实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才动手的。搁物板上的头骨安然无恙，研究所需的计量器具也一样不缺。被捣毁得面目全非的，仅限于可以买到替代品的廉价器械和试验材料。

女郎去墙壁保险库那里打开门，查看里面的情况。门没有锁，她双手满满地捧出白色的纸灰，洒在地上。

“看来紧急自动燃烧装置相当灵验，”我说，“那帮家伙落得个空手而归。”

“你看是谁干的？”

“人干的。”我说，“符号士或其他什么人勾结夜鬼来这里打开门，而进去翻东翻西的则只有人。他们为使自己事后能利用这里——我想大概是为了让博士能继续在此研究——而把关键设备完整保留下来，并重新把门锁好，以免夜鬼乱来。”

“可是他们没能得到重要东西呀！”

“有可能。”说着，我环视了一遍房间，“不过他们反正把你祖父弄到手了。若说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吧。这样我已无从得知博士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完全束手无策。”

“不不，”胖女郎说，“祖父绝不至于被抓，放心好了。这里有条秘密通道，祖父一定从那里逃走了，使用和我们的同样的夜鬼干扰器。”

“何以见得？”

“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我心中有数。祖父为人十分谨慎，不可能轻易被俘。一旦有人企图撬门进屋，必定从通道一逃了之。”

“那么说，博士现在已在地上了？”

“不，”女郎说，“没那么简单。通道出口如同迷宫，加之和夜鬼老巢相连，再急也要五个小时才能出去。而夜鬼干扰器只能坚持三十分钟，因此祖父应该还在里边。”

“也许落入了夜鬼之手。”

“不用担心。为防万一，祖父在地下还保有一处夜鬼绝对无法靠近的安全避难所。估计祖父是藏在那里，静等我们到来。”

“果真无懈可击。”我说，“你晓得那个场所？”

“嗯，我想晓得。祖父详细告诉过我去那里的路线，而且手册上也有示意图，标明了好多应注意的危险点。”

“什么危险？举例说？”

“我想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女郎道，“再打听下去，人会变得过于神经兮兮的。”

我喟叹一声，只好不再询问即将落到自己头上的危险。我现在就已变得相当神经过敏了。

“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夜鬼无法靠近的那个场所？”

“二十五分至三十分钟可走到入口。从入口到祖父存身的场所还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只要到入口就再也不用担心夜鬼，问题出在抵达入口之前。必须走得很快，否则夜鬼干扰器的电池就会用完。”

“真用完怎么办？”

“那就只能凭运气了。”女郎说，“可以用手电筒光往身体上下左右照个不停以防止夜鬼接近，逃离危险。因为夜鬼讨厌光亮。可是只要光亮略一间断，夜鬼就会伸手把你我抓走。”

“糟糕糟糕。”我有气无力地说，“干扰器可充好电了？”

女郎看了看干扰器的电平表，又觑了眼手表：“还要五分钟。”

“事不宜迟。”我说，“如果我的推断不错，夜鬼恐怕已经把我们来到这里的消息通报给了符号士，混蛋们马上会卷土重来。”

女郎脱去雨衣和长胶靴，穿上我带来的美军夹克和运动鞋，说：

“你也最好换一下。现在要去的地方，不轻装简行是通不过去的。”

于是我和她一样脱去雨衣，把防寒服套在毛衣外面，拉链一直拉到领口，然后背起背包，脱掉长胶靴换穿运动鞋。时针已接近十二点半。

女郎走去里面房间，拿出壁柜里的衣挂放在地上，双手抓住衣挂的不锈钢柄来回旋转不止。正旋转间，听得“咔”一声齿轮吻合的响动。女郎仍朝同一方向继续旋转，壁柜右下端随即闪出一个七十厘米见方的洞口。往里看去，但见一色浓黑，黑得像要把人的手吞噬进去，一股带有发霉气味的凉风直冲房间。

“巧妙至极吧？”女郎依然双手攥着不锈钢柄，转过头问道。

“的确妙极，”我说，“这地方居然有出口，一般人哪里想得到。实在偏执得可以。”

“哎哟，哪里谈得上偏执！所谓偏执，指的是死死拘泥于一个方向或倾向的人吧？祖父可不是那样，他在所有方面都超群出众，从天文学、遗传学到这种木工技术。”她说，“世上再无第二个祖父这样的人。电视荧屏和杂志封面倒出来不少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全是冒牌货。真正的天才则是在自家领域安分守己的人。”

“问题是，即使本人安分守己，周围的人也不容你如此。他们偏要攻破你安分守己的壁垒，挖空心思利用你的才能，所以才发生了眼下这场横祸。无论怎样的天才怎样的蠢货，都不可能真正自成一统。哪怕你深深地潜身于地下，纵令你高高地筑墙于四周，迟早也还是有人会赶来捣毁，你祖父同样不能例外。惟其如此，我才被人用刀划破肚皮，世界才将在三十五小时后走入尽头。”

“只要找到祖父，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说着，她贴在我身旁踮起脚尖，在我耳下轻吻一口。被她如此一吻，我全身多少暖和了些，伤痛也好像有所减弱。或许我耳下有这种特异之点，也可能仅仅是好久未被十七岁女孩吻过之故。此前接受十七岁女孩的吻已是十八年前的往事了。

“如果大家都相信会万事如意，世上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她说。

“年龄一大，相信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我说，“和牙齿磨损一个样。既非玩世不恭，又不是疑神疑鬼，只是磨损而已。”

“怕么？”

“怕的。”我再次弓身往洞里窥看，“向来不习惯又窄又黑的地方。”

“不过已有进无退，是吧？”

“从道理上。”我说。我开始渐渐觉得自己的身体已非自己所有。高中时代打篮球时便常有这种感觉。球速过快，越是想使身体与之适应，意识就越是跟不上来。

女郎定定地看着干扰器的刻度，对我说声“走吧”。充完电了。

和刚才一样，女郎打头，我随后。一进洞，女郎赶紧回身，飞快地转动洞口旁的手柄，关上洞门。随着门扇的闭合，呈正方形射进的光亮一点点变细，进而成为一缕竖线，倏忽消失不见。于是比刚才还要完全彻底的、从未经历过的浓重黑暗从四面朝我拥来。手电筒光束也无法打破这黑暗的一统天下，只能钻开一个隐隐约约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小小光穴。

“真有些不可思议，”我说，“你祖父何苦非要把逃跑通道选在连接夜鬼老巢的地方？”

“因为这样最为安全。”女郎用手电筒照着我身上说，“夜鬼老巢对它们来说是圣域，它们没有办法进入。”

“宗教性的？”

“嗯，想必。我自己没见过，祖父那么说的。祖父说由于实在令人厌恶，无法称之为信仰，但定是一种宗教无疑。它们的神是鱼，巨大的无眼鱼。”说罢，她把手电筒照向前面，“反正往前走吧，没多少时间了。”

地道的顶很低，必须弯腰行进。岩壁基本平滑，较少凹凸，但有时脑袋还是重重地磕在突起的岩石棱角上，而这又计较不得，毕竟时间有限。我把手电筒不偏不倚地照着女郎背部，盯准她，拼命前行。她身体虽胖，动起来却很敏捷，脚步也快，耐力也好像相当可以。总的说来，我也算身强体壮的，无奈一弯腰小腹伤口就阵阵作痛，如有一把冰锥嵌入腹部，衬衣早已被汗水浸透，浑身冷汗涔涔。但较之离开她而一个人孤零零地剩在这黑暗之中，这点伤痛还是可以忍耐的。

越往前走，身体并非自己所有的意识越是一发不可遏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不能看见自己身体的缘故。可谓伸手不见五指。

不能看见自己身体这点总有些叫人觉得奇妙。假如长期处于如此状态，很可能觉得身体这东西不过是个假设。不错，头撞洞顶即觉疼痛，腹部伤口连连吃紧，脚心感觉出地面。然而这单单是痛感和触感，单单是建立在身体这一假设之上的概念。所以，身体业已消失而独有概念发挥功能这一情况也不是不能发生的。就像手术截腿之人，截去后仍存有关于趾尖感触的记忆。

好几次我都想用手电筒探照自己的身体以确认其是否还存在，但终因害怕找不见她而作罢。身体依然存在，我自言自语。万一身体消失而惟独所谓灵魂存留下来，我应该变得更加逍遥自在。如果灵魂不得不永远背负我的腹伤我的胃溃疡我的痔，那么将去何处寻求解脱呢？而若灵魂不能从肉体分离，那么灵魂存在的理由又究竟何在呢？

我一边如此思索，一边追逐胖女郎身上的橄榄绿作战夹克和其下探出的正合身的粉红色西裙以及耐克牌粉红色运动鞋。她的耳环在光束中摇曳生辉，俨然一对围绕其脖颈往来飞舞的萤火虫。

女郎全然不回头看我，径自缄口疾行，仿佛早已把我这个存在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她边走边借助手电筒光迅速观察岔道和横洞，每到岔路口便止住脚步，从胸袋里掏出地图，用光束照着确认该往哪边前进，这时我便可赶上来。

“不要紧？路走得可对？”我问。

“没问题，眼下一点不差。”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何以知道不差？”

“不差就是不差。”说着，她用手电筒照了照脚下，“喏，看这地面！”

我弓腰盯视她照射出的圆形地面，发现岩石凹陷处散落着几枚银光闪闪的小东西，拿在手里一看，原来是金属制的回形针。

“瞧，”女郎说，“祖父经过了这里，他估计我们会随后追赶，才留下这东西做标记。”

“果然。”我说。

“过了十五分钟了，得快走！”

前边又有几条岔路，但每次都有回形针指点，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往前急赶，这也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有时地面豁然闪出深不可测的地穴。好在地图上用红签字笔标出地穴的位置，我们便在那附近稍微减慢速度，用手电筒小心照着地面前进。穴的直径有五十至七十厘米，或一跃而过或从旁绕行，很容易通过。我捡起身旁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试着投下去，但无论多久都无声响传出，简直就像一直掉到巴西或阿根廷去了。万一失足掉进穴内——光这么一想胃部都有痉挛之感。

道路蛇一般左右拐来拐去，分出几条岔路之后，一直向下伸去。坡并不陡，只是一直下斜，似乎每走一步，地面那光朗世界便从脊背上被剥去一层。

途中我们拥抱了一次。她突然停止，回头关掉手电筒，双臂抱住我的身体，用手指摸到我嘴唇，吻在上面。我也把胳膊搂在她的腰肢上，轻轻抱拢。在一片漆黑中相抱甚是无可名状。司汤达好像写过什么黑暗中拥抱的事，书名我忘了，想也想不起来。莫非司汤达在黑暗中抱过女人？假如我能活着走出这里，并且世界还没完蛋的话，一定要找找司汤达的这本书。

女郎的脖颈已不再有香瓜型古龙香水味儿，而代之以十七岁女孩特有的气息。颈下发出我自身的气味，那是我沾在美军夹克上的生活气味，我做的饭菜我煮的咖啡我出的汗水等等的气味，它们已紧紧附在夹克上面。而在地下黑暗中同十七岁女孩相抱的时间里，我恍惚觉得那样的生活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幻影。我可以记起它的一度存在，却无法在脑海中推出回到那里去的情景。

我们长时间地静静抱在一起。时间飞速流逝，但我觉得这并非了不得的问题。我们在通过相抱来分担对方的恐惧，而这是此时此刻最为重要的。

进而，她把乳房紧紧贴在我的胸口，张开嘴唇，软绵绵的舌头随着热乎乎的呼气探进我的口腔。她用舌尖舔着我舌头的四周，指尖抚弄着我的头发，但持续不过十秒便突然离开了，以致我活像独自留在太空的宇航员，顿时跌入绝望的深渊。

我按亮手电筒，见她站在那里。她也打开自己的手电筒。

“走吧。”言毕，她猛地转身，以同样的步调开始前行。我的嘴唇还剩有她唇部的感触，胸口仍然感受到她心脏的律动。

“我的，很不错吧？”女郎头也不回地问。

“很不错。”我说。

“意犹未尽是吧？”

“是的，”我回答，“是有些意犹未尽。”

“什么意呢？”

“不知道。”我说。

此后沿平坦的路向下走了五六分钟，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场所。这里空气的味道变了，脚步声也随之一变。一拍手，中央发出膨胀般的异样反响。

女郎掏出地图确认位置时，我始终在用手电筒四下照来照去。顶部恰呈穹隆形，四周也相应呈圆形，并且显然是经人工改造过的流畅的圆形。墙壁甚为光滑，无坑无包。地中间有个直径约一米的浅底坑，坑内堆积着莫名其妙的滑溜溜的东西。虽不臭气扑鼻，但空气中却飘有一股口臭般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大概是圣域的入口。”女郎道，“这下可以喘口气了，再往前夜鬼进不来的。”

“夜鬼进不来倒求之不得，可我们通得过么？”

“这就交给祖父好了，祖父定有办法。再说把两架干扰器交替使用，也可以一直把夜鬼排斥开来，是吧？就是说，一架干扰器工作时，另一架充电。这样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用不着担心时间。”

“有道理。”

“勇气可上来一点了？”

“一点点。”我说。

圣域入口的两旁饰有精致的浮雕，图案是两条巨大的鱼口尾相连地簇拥着圆球。一看就知是不可思议的鱼。头部宛如轰炸机的防风罩一般赫然隆起，无目，代之以两条又粗又长的触角如藤蔓一般卷曲着突向前去。较之身体，口大得很不谐调，一直开裂到靠近鳃的地方，下面鳍根处跃出短粗而结实的器官，如同被截断的前肢。乍看以为是具有吸盘功能的部件，细瞧原来其端头生有三只利爪。带爪之鱼我还是初次目睹。背鳍则呈异形，鳞片如毒刺一样突出体外。

“这是传说中的生物？还是实有其鱼？”我问女郎。

“这——怎么说呢，”女郎弓身从地上拾起几枚回形针，“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没有走错路。好了，快进去吧！”

我再次用手电筒照了照鱼浮雕，跟上女郎。夜鬼们居然能在如此无懈可击的黑暗中完成这般精美工致的雕刻，对我是个不小的震动。即使我心里知道它们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东西，但实际目击时的惊骇也不曾因此而减轻。说不定，此刻它们正从黑暗深处目不转睛地监视我们呢。

步入圣域之后，道路转为徐缓的土坡，顶部亦随之骤然升高。不一会，手电筒光便够不到顶部了。

“这就进山。”女郎说，“登山可习惯？”

“过去一周登一次来着，倒是没有摸黑登过。”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山，”她把地图塞入胸袋，“算不得山的山，也就是小山包吧。不过对它们来说则是山，祖父说。这是地下惟一的山，神圣的山。”

“那我们不是要玷污它了？”

“不，相反。山一开始就是脏的，所有的脏物全都在这里集中。整个世界就像被地壳封住的潘多拉匣子，我们马上要从其中心穿过。”

“简直是地狱。”

“嗯，不错。真的可能像地狱。这里的大气通过下水道等各种各样的洞穴和钻孔吹上地表。夜鬼虽不能爬上地表，但空气可以上去，也可进入人们的肺叶。”

“进入后我们可还能存活？”

“要自信！刚才说过了吧，只要自信就无所畏惧。愉快的回忆、倾心于人的往事、哭泣的场景、儿童时代、将来的计划、心爱的音乐——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一类东西在头脑中穿梭不息，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想本·约翰逊可以么？”我问。

“本·约翰逊？”

“约翰·福特导演的旧影片中出场的善于骑马的演员，马骑得简直出神入化。”

她在黑暗中喜不自胜地吃吃笑道：“你这人妙极了，非常非常喜欢你！”

“年纪相差悬殊，”我说，“且一样乐器也不会。”

“从这里出来，我教你骑马。”

“谢谢。”我说，“你在想什么？”

“想和你接吻，”她说，“所以刚才和你接吻了。不知道？”

“不知道。”

“可知道祖父在这里想什么？”

“不知道。”

“祖父什么也没想。他可以使头脑呈现一片空白。这也是他的天才。若使头脑一片空白，邪恶空气便无法进去。”

“原来如此。”

如她所言，越往前走，道路越是崎岖难行，终于成了不得不借助两手攀援的陡峭石崖。这时间里我一直考虑本·约翰逊，骑马的本·约翰逊形象。《阿帕切要塞》、《黄绶带》、《大篷车》以及《里奥格拉德城堡》中都有本·约翰逊骑马的镜头，我尽可能使之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出来。骄阳朗照荒野，天空飘浮着浑如毛刷勾勒出的纯白的云絮，野牛群聚在山谷。女人们在门口用白围裙擦拭双手。水流潺潺，风摇光影，男女放歌。本·约翰逊便在这片风光中箭一样疾驰而过。摄影机在轨道上无限移行开去，将其雄姿纳入镜头。

我一边在石崖上物色落脚点，一边思索本·约翰逊和他的马。不知是否因此之故，腹部伤痛居然奇迹般地消失，可以在排除受伤意识困扰的情况下坦然前行了。如此想来，女郎所说的将特定信号输入意识可以缓和肉体痛苦也未必是言过其实。

从登山角度看，这种攀登绝对算不上艰苦。落脚点稳稳当当，又没有悬崖峭壁，适于抓扶的石坑伸手可及。用外面世界的标准衡量，可谓安全路线——适合初学登山者，星期天早晨小学生一个人攀登亦无危险。但若处于地下黑暗之中，情况就不同了。不用说，首先是什么也看不见。不知前面有什么，不知还要爬多久，不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不知脚下是何情形，不知所行路线是否正确。我不晓得失去视力竟会带来如此程度的恐怖。在某种情况下，它甚至夺去了价值标准，或者附属于价值标准而存在的自尊心和勇气。人们试图成就某件事情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把握住以下三点：过去做出了哪些成绩？现在处境如何？将来要完成多少工作量？假如这三点被剥夺一空，剩下的便只有心惊胆战、自我怀疑和疲劳感。而我眼下的处境恰恰如此。技术上的难易并非重要问题，问题是能自我控制到何种地步。

我们在黑暗中登山不止。手拿电筒无法攀登石崖，便把手电筒塞进裤袋。她也像挂绶带似的把手电筒挎在背后。我们的眼前于是一无所见，惟有她腰部摇摇荡荡的手电筒在朝漆黑的空中射出一道虚幻的光束，我则以此为目标默默攀登。

为了确认我是否跟上，她不时向我搭话——“不要紧？”“马上就到。”等等。

“不唱支歌？”片刻，女郎道。

“什么歌？”我问。

“什么都行，只要有旋律带词就行。唱好了！”

“在人前唱不出来。”

“唱嘛，怕什么。”

无奈，我唱起《壁炉》：

燃烧吧，可爱的壁炉

在这雪花纷飞的夜晚

燃烧吧，壁炉

听我们讲那遥远的过去

下面的歌词记不得了，就自己随口编词哼唱。大意是大家正烤壁炉的时候有人敲门，父亲出去一看，原来是只受伤的驯鹿站在门外，说它肚子饿了，央求给一点东西吃，于是开桃罐头让它充饥。最后大家一起坐在壁炉前唱歌。

“这不挺好的么，”女郎夸奖说，“非常精彩，抱歉的是不能鼓掌。”

“谢谢。”

“再来一支。”她催促道。

我唱起《白色圣诞节》：

梦中的白色圣诞节

皑皑的白雪

温馨的情怀

送你一个

古老的梦

那是我的礼物

梦中的白色圣诞节

如今闭起眼睛

依然萦绕在心怀

雪橇的铃声

雪花的莹白

“好极了！”她说，“歌词是你作的？”

“信口开河罢了。”

“冬天呀雪呀为什么总唱这个？”

“这——怎么解释呢？怕是因为又黑又冷吧，只能联想起这个。”我把身体从一个岩窝提升到另一个岩窝。“这回轮到你了。”

“唱《自行车之歌》可好？”

“请请。”

四月的清晨

我骑着自行车

沿着陌生的路

蹬往林木森森的山坡

刚刚买来的自行车

全身粉红色

车把粉红车座粉红

统统粉红色

就连车闸的胶皮

也是粉红色

“好像唱的你自己。”我说。

“那当然，当然唱我自己。”女郎说，“不中意？”

“正中下怀。”

“还想听？”

“当然。”

四月的清晨

最合适的是粉红色

其他颜色

一律不合格

刚买的自行车粉红

皮鞋粉红帽子粉红

毛衣也粉红

全是粉红色

裤子粉红内衣粉红

统统是粉红色

“你对粉红色的感情，我完全理解了。继续往下进行好么？”

“这部分必不可少。”她说，“嗳，你看太阳镜可有粉红色的？”

“爱尔顿·约翰好像什么时候戴过。”

“呃，”她说，“无所谓的。听我往下唱。”

骑车路上

我遇见了祖父

祖父的衣服

全是蓝色

好像忘了刮胡须

胡须也是蓝色

深蓝深蓝

犹如长长的夜晚

长长的夜晚

总是一片蓝色

“指的是我？”我问。

“哪里。不是你，你不在歌中出场。”

祖父告诉我

森林去不得

森林里面

是野兽的居所

即便四月的清晨

河水也绝不会倒流

也绝对倒流不得

但我主意已定

依然蹬着自行车

驶往林木森森的山坡

在粉红色的自行车上

在四月晴朗的早晨

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用害怕

只要不下自行车

不是红色不是蓝色不是褐色

而是不折不扣的粉红色

她唱罢《自行车之歌》不大一会儿，我们终于像是爬到了崖顶，来到一片高台般宽阔的平地。稍事歇息，两人用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看样子高台面积相当大，俨然桌面一样平光光的地面无限延展开去。女郎在高台入口那里蹲了半天，发现了六七枚回形针。

“你祖父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问。

“马上到，就这附近。这高台听祖父不止提起过一次，大体不致弄错。”

“那么说，你祖父以前也来过这里好多次？”

“那还用说。祖父为了绘制地下地图，这一带点点处处全都转过。没有他不知道的，从小岩洞的出口到秘密通道，无所不知。”

“就一个人到处转？”

“嗯，是的，当然。”女郎说，“祖父喜欢单独行动。倒不是说他本来就讨厌人不信任人，不过是别人跟不上他罢了。”

“似乎可以理解。”我赞同道，“对了，这高台又是怎么回事呢，究竟？”

“这座山原来有夜鬼们的祖先居住来着。它们在山间掘了洞，全都住在洞里。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平地，是它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它们的神居住的地方。祭司或巫师站在这里，呼唤黑暗之神，献上牺牲。”

“所谓神，莫不是那个怪模怪样的带爪鱼？”

“不错，它们深信是那条鱼统治着这片黑暗王国，统治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形形色色的物象、理念、价值体系以及生死等等。它们传说其最初的祖先是在那条鱼的引导下来到这里的。”她用手电筒照亮脚下，让我看地面上挖出的深约十厘米宽约一米的沟。这道沟从高台入口处一直朝黑暗深处伸去。“沿这条路一直过去，就是古代的祭坛，我想祖父大概就藏在那里。因为即使在这圣域之中，祭坛也是至为神圣的，无论哪个都靠近不得。只要藏在那里，就绝对不用担心被俘。”

于是两人顺着这沟一样的路径直前行。路不久变为下坡，两旁的石壁亦随之陡然增高，简直像要左右拥来把我们夹成肉饼。四下依然如井底一般死寂，不闻任何动静，惟独两人胶底鞋踩地的声响在壁与壁的夹缝中奏出奇异的节奏。行走之间，我几次朝上仰望。人在黑暗中，总是习惯性地搜寻星光和月光。

然而无须说，头上星月皆无，只有黑暗重叠地压在身上。亦无风，空气沉甸甸地滞留在同一场所。我觉得环绕我的所有东西都比先前沉重得多，就连我自身也似乎增加了重量。甚至呼出的气和足音的回响以至手的上下摆动都像泥巴一样被吸往地面。与其说是潜身于地底深处，莫如说更像降落于某个神秘的天体。引力也好空气密度也好时间感也好，一切一切都与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

我举起左手，按下电子表的显示灯，细看一眼时间：两点十一分。进入地下时正值子夜，因此不过在黑暗中逗留了两小时多一点点，但作为我却好像在黑暗中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就连电子表那点微光，看久了眼睛里也针扎似的作痛。想必我的眼睛正被黑暗慢慢同化。手电筒光也同样刺眼。长此以往，黑暗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而光亮反倒令人觉得是不自然的异物。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沿着狭窄的深沟样的路不断往下移步。路平坦笔直，且无撞头之虞，我便关上手电筒，循着她的胶底鞋声不停地行走。走着走着，渐渐弄不清自己是闭目还是睁眼。睁眼时的黑暗同闭目时的黑暗毫无二致。我试着时而睁眼时而闭眼走了一会，最后竟无法判断二者的区别。人的一种行为同一种相反的行为之间，本来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而若差异全部消失，那么隔在行为A与行为B之间的墙壁也就自动土崩瓦解了。

我现在所能感觉到的，仅有女郎那在我耳畔回荡的足音。由于地形、空气和黑暗的关系，她的足音听起来甚是异乎寻常。我试图将这奇异的动静化为标准发音，然而任何发音都与之格格不入，简直同非洲或中东我所不知晓的语言无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日语发音的范围内将其框定下来。若用法语德语或英语，或许能勉强与之接近。我暂且用英语一试。

最初听起来似乎是：

Even — through — be — shopped — degreed — well

但实际说出声来，却又发觉与足音迥然有别。准确的应该是：

Efevén — gthǒuv — bge — shpèvg — égvele — wgevl

而这又很像芬兰语，遗憾的是我全然不知芬兰语为何物。就语言本身印象而言，似乎是“农夫在路上遇上了年老的恶魔”，但这终归是印象，无任何根据。

我边走边以各种词汇同这足音相配，并在脑海中想象她那粉红色耐克牌运动鞋在平坦的路面上交替落地的情景：右脚跟着地，重心移向脚尖，左脚跟在右脚尖离地前着地，如此无穷尽地循环反复。时间的流逝遽然放慢，仿佛螺丝脱落的表针，迟迟移动不得。粉红色的运动鞋则在我朦朦胧胧的头脑中一前一后地缓缓前行。足音回响不已：

Efevén — gthǒuv — bge — shpèvg — égvele — wgevl

Efgvén — gthǒuv — bge — shpèvg — égvele — wgevl

Efgvén — gthǒuv — bge ……

年老的恶魔在芬兰乡间小道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身来。恶魔有一两万岁，一看就知道已经疲惫不堪，衣服和鞋沾满了灰尘，胡须都磨损得所剩无几。“急急忙忙的到哪里去？”恶魔向农夫搭话道。“铁锹尖缺了个口，赶去修理。”农夫回答。“忙什么，”恶魔说，“太阳还高挂中天，何苦忙成那个样子！坐一会听我说话好了。”农夫警觉地注视恶魔的脸。他当然知道和恶魔打交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但由于恶魔显得十分穷困潦倒心力交瘁，农夫因而……

有什么打我的脸颊——软乎乎，平扁扁，不大，温煦可亲。是什么来着？正清理思绪，又一下打来。我想抬起右手挡开，却抬不动。于是又挨了一下。眼前有个令人不快的发光体在晃动。我睁开眼睛。这以前我没意识到自己原来已闭起双眼。我是闭着双眼的。我眼前的是女郎那大号手电筒，打我脸颊的是她的手。

“住手！”我吼道，“那么晃眼睛，又痛。”

“说什么傻话！在这种地方睡过去，你不想活了？好好站起来！”

“站起来？”

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四周。原来不觉之间我已靠墙坐在地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地面和石壁全都湿漉漉的，如水淋过一般。

我慢慢直身站起。

“怎么搞的，稀里糊涂睡过去了？既没觉得坐下，又没有要睡的感觉。”

“那些家伙的阴谋诡计，”女郎说，“想让我们就势在这里昏睡过去。”

“那些家伙？”

“就是住在山上的嘛。是神是鬼不晓得，反正有什么东西存心陷害我们。”

我摇摇头，抖落掉头脑里残存的疙疙瘩瘩的感觉。

“脑袋昏昏沉沉，越走越搞不清是睁眼还是闭眼，而且你的鞋发出的声响又很怪……”

“我的鞋？”

我告诉她年老的恶魔如何在她的足音中粉墨登场。

“那是骗术，”女郎道，“类似催眠术。要不是我发现，你肯定会在这里一直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无可挽回？”

“嗯，是的，无可挽回。”但她没有解释是怎样性质的无可挽回。“绳子大概你装在背包里了吧？”

“唔，一条五米来长的绳子。”

“拿出来。”

我从背后放下背包，把手插进去，从罐头威士忌水筒之间掏出尼龙绳递给女郎。女郎把绳的一端系在我的腰带上，另一端缠在她自己腰上，而后顺绳拉了拉双方的身体。

“这回不怕了，”她说，“这样绝不会走散。”

“如果两人不一起睡着的话。”我说，“你不怎么困吧？”

“问题是不要造成可乘之机。要是你由于睡眠不足而开始同情自己，邪恶势力必然乘虚而入。明白？”

“明白。”

“明白就走吧。没工夫磨磨蹭蹭。”

我们用尼龙绳拴住双方的身体，继续前进。我尽量把注意力从其鞋音上移开，并把手电筒光照准她的脊背，盯着橄榄绿美军夹克挪动脚步。记得这夹克是一九七一年买的。一九七一年越南战场仍在交火，当总统的是长着一副不吉利面孔的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所有的人都留长发穿脏鞋，都听神经兮兮的流行音乐，都身披背部带和平标记的处理的美军作战服，都满怀彼得·方达般的心情。一切恍如发生在恐龙出没的远古时代。

我试图想起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一件也无从想起。无奈，便在脑海中推出彼得·方达驾驶摩托飞驰的场面。俄顷，这场面便同斯特佩·沃尔夫的《让人生充满野性》重合起来，而《让人生充满野性》不觉之间又变成了马文·盖伊的《悲哀的谣言》。大约是序曲相近的缘故。

“想什么呢？”胖女郎从前面投过话。

“没想什么。”我说。

“唱支歌？”

“歌就算了。”

“那，你看做什么好？”

“说话吧。”

“说什么？”

“说下雨如何？”

“好的。”

“你记得的雨是怎么样的呢？”

“父母兄弟死的那天下雨来着。”

“说点愉快的吧。”

“不要紧，是我想说。”女郎道，“况且除了你，我也没人可说这种话……要是你没情绪听，当然不说也可以。”

“既然想说，还是一吐为快的好。”我说。

“那是一场分不清下还是不下的雨。从一大清早便一直是那样的天气。满天空是灰濛濛的云，一动也不动。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始终仰望天空。时间是十一月初，窗外长着樟树，很大的樟树，叶子差不多落了一半，从树枝空隙能望到天空。可喜欢看树？”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算不上讨厌，只是没特别注意看过。”

老实说，我还真分不出柯树与樟树有何区别。

“我顶喜欢看树。一向喜欢，现在也喜欢。一有时间就坐在树下，或摸树干或仰望树枝，就那样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当时我住院的那家医院院子里长的，也是一棵相当气派的树。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只顾看那棵樟树枝和天空，一看就是一整天，最后连每条树枝都一一印在了脑海里。对了，就像铁道迷对线路名和站名能够倒背如流一样。

“樟树上常有鸟飞来。各种各样的鸟：麻雀、伯劳、白头翁，还有不知名的颜色好看的鸟，有时鸽子也来。飞来的鸟在树枝上歇一会脚，又不知飞去了哪里。鸟对下雨十分敏感，知道？”

“不知道。”我说。

“每当下雨或快要下雨的时候，鸟们绝对不会出现在树枝上。但雨一停就马上飞来，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简直像在一齐庆贺雨过天晴。不明白是为什么。或许雨过后虫子马上爬出地面，也可能单单因为鸟喜欢雨停。这么着，我得以知道天气的变化，见不到鸟便是有雨，鸟一来叫雨就停了。”

“住院时间很长？”

“嗯，将近一个月。以前我心脏瓣膜有问题，必须动手术。据说手术非常难做，家里人都对我不抱多大希望，结果却只有我活下来并活得好好的，其他人都死了，也真是不可思议。”

她就此止住话头，默默前行。我边走边想她的心脏、樟树和小鸟。

“所有人都死了的那天，也是鸟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天。因为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知是下是停，鸟便随之忽儿飞来忽儿离去折腾个没完。那天很冷，像冬天来临的预告。病房里通了暖气，窗玻璃迷濛一片，我不得不再三擦拭。从床上爬起，用毛巾擦罢，又折身回来。本来是不能下床的，但我很想看树看鸟看天空和雨。住院时间久了，那些东西竟成了命根子。你住过院？”

“没有。”我说。总的说来，我健康得如春天的熊。

“有一种红翅膀黑脑袋的鸟，行动时总是成双成对。相形之下，白头翁的装束朴实得活像银行职员。但它们都同样雨一停便来树上啼叫。

“那时我这样想来着：世界这东西是多么神奇啊！世界上长着几百亿几千亿棵樟树——当然也可以不是樟树——上面有阳光照射有雨水浇淋，有几百亿几千亿只鸟儿歇息或飞离。每当想起这幅光景，我就不由涌起莫可名状的感伤。”

“为什么？”

“世界上大概有不可胜数的树木不可胜数的小鸟不可胜数的雨珠，而我却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好像理解不了，永远理解不了。或许将在这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年老死去。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无可救药的怅惘，独自掉下泪来，边掉泪边盼望有人紧紧搂抱自己。然而没有这样的人，只好孤零零地在床上哭个不止。

“哭着哭着，日落了，天黑了，鸟们也看不见了，我也再不能确认雨下还是不下。就在这天傍晚，我的家人全都死了，而我知道这个噩耗则是那以后很久的事。”

“知道时很难过吧？”

“记不确切。当时也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记得的只是没有任何人能在那个秋雨飘零的黄昏紧紧拥抱自己。对我来说，那简直就像是世界的尽头。在又黑暗又孤寂难过渴望别人拥抱的时候周围却没有人拥抱自己——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

“知道，我想。”

“你失去过所爱的人？”

“不止一次。”

“所以如今只身一人？”

“那也不是。”我一边用手指撸着腰带上系的尼龙绳一边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只身独处。大家都在某处多少相接相触。雨也下，鸟也叫，肚皮也被割，也有时在一团漆黑中同女孩接吻。”

“不过，如同没有爱世界就不存在一样，”胖女郎说，“如果没有爱，那样的世界就和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没什么区别，既不能用手抚摸，又不能嗅到气味。即使花钱买很多很多女郎同床，即使同很多很多萍水相逢的女孩睡觉，也都不是实实在在的，谁都不会紧紧搂抱你的身体。”

“我可没动不动就买女孩，也没见谁和谁睡觉。”我表示抗议。

“一回事。”

也许，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紧紧搂抱我，我也不会紧紧搂抱别人。我就这样一年老似一年，像贴在海底岩石的海参一样孤单单地一年年衰老下去。

由于想得入神，没有注意到女郎已在前面站定，我撞到了她软乎乎的背部。

“对不起。”我说。

“嘘！”她抓住我的手腕，“有什么声音，注意听！”

我们定定地站在那里，侧耳倾听黑暗深处传来的声音。声音似乎发自我们所行道路前面很远的地方。音量很小，不注意察觉不到，既像微乎其微的地动之声，又如沉重的金属块相互摩擦的音响。但不管怎样，声音持续不断，并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点点加大音量。声音给人以阴森森冷冰冰的感觉，仿佛一条硕大的虫子蠕动着爬上自己的背脊。而且音量很低，勉强触及人耳的可听范围。

就连周围的空气也好像开始随其声波摇摇颤颤。混浊而滞重的风俨然被水冲卷的泥沙一般在我们身旁由前而后地缓缓移动。空气也似乎饱含水分，湿漉漉凉浸浸。一种预感——正在发生什么的预感弥漫在四周。

“莫不是要地震？”我说。

“哪里是什么地震，”胖女郎道，“比地震严重得多！”

22
世界尽头
——灰色的烟

如老人所言，烟天天不断。灰濛濛的烟从苹果林一带升起，直接融入上空阴沉沉厚墩墩的云层。静静观望之间，不由会产生一阵错觉，以为所有的云絮都是从苹果林里产生的。升烟时刻为下午三点整，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死兽的数量。若是风雪交加或骤然降温之夜的翌日，那令人联想起山火的粗大烟柱便一连持续几个小时。

人们为什么就不想方设法使它们免于一死呢？委实令人费解。

“干嘛不找地方给它们搭窝棚呢？”我利用下国际象棋的间隙询问老人，“干嘛不保护兽们免受风雪和严寒的摧残呢？其实也费不了多少麻烦，只要稍微有围墙，带个顶棚，就不知可以挽救多少生命了。”

“无济于事。”老人头不抬眼不撩地说，“就算搭窝棚兽们也不肯进去。自古以来它们就始终露天睡觉，即使丢掉性命也不改初衷。它们宁愿顶风冒雪寒流袭身。”

大校把僧正放在王的正面，森森然加固阵角，两侧用双角埋下火线，静等我挥兵进击。

“听起来好像兽们自愿找死似的。”我说。

“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的确如此。但对它们来说则是自然而然的，寒冷也罢痛苦也罢。在它们身上，或许不失为一种解脱。”

见老人再不言语，我将猴塞到壁的旁边，以诱使壁移位走开。大校始而中计，继而猛醒，将骑士撤后一步，把防御范围如针山一般缩于一处。

“你也似乎渐渐狡猾起来了嘛！”老人笑道。

“还远远不是你的对手。”我也笑着说，“不过你说的解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们可能由于死而得到拯救。不错，它们是死了，但到春天又重新降世，获得新生。”

“新生儿长大后又再次痛苦地死去，对吧？它们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

“命中注定。”老人说，“该你走了。你要是不消灭我的僧正，可就输定喽！”

雪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三夜，之后魔术般地朗然大晴。太阳把久违的光线投在冰封雪掩的镇子上，于是积雪消融，水声四起，银辉闪烁，炫目耀眼。到处传来雪团从树枝落到地上的声响。为了避光，我拉合窗帘蜷缩在房间里不动。我可以把身体藏在拉得严严实实的厚窗帘后面，然而无法逃避光线。银装素裹的镇子如一块切割得恰到好处的巨大宝石，从所有角度反射着阳光，把锐不可挡的光线巧妙地投入屋内，刺激我的双眼。

在这样的下午，我只好俯卧在床，把眼睛贴在枕头上，倾听着鸟鸣。鸣声各种各样的鸟时而飞来我的窗边，时而飞去别的窗口，它们知道住在官舍的老人每人都在窗台上撒有面包屑。也可以听到老人们坐在官舍朝阳处聊天的语声，惟独我一人远远避开太阳温煦的爱抚。

日落时分，我从床上爬起，用冷水洗了下浮肿的眼睛，戴上墨镜，走下积雪的山坡，来到图书馆。在这明晃晃的阳光刺痛眼睛的日子，我读的梦没有往常那么多。处理罢一两个头骨，古梦发出的光便刺得眼睛如针扎一般痛，眼球里面渺茫的空间也变得滞重起来，仿佛填满了沙子，指尖亦随之失去了平素微妙的感觉。

每当这时，女孩就用湿冷的毛巾轻揉我的眼睛，热一些清汤或牛奶让我喝下去。而清汤也好牛奶也好，都似乎异常滞涩，舌感不适，味道也不够柔和。但喝得多了，便渐渐习惯了，能品味出其特有的香味。

我这么一说，女孩不无欣慰地微微一笑。

“这说明你已开始慢慢习惯这个地方了。”她说，“这地方的食物和别处的略有不同。我们用种类极少的材料做出很多花样，看似肉而不是肉，看似蛋而不是蛋，看似咖啡而不是咖啡，一切都做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汤对身体大有好处。怎么样，身体是暖和过来了，脑袋里也好受些了吧？”

“的确。”我说。

由于汤的作用，身体确实恢复了温暖，头重之感也比刚才减轻了许多。我闭起眼睛道谢，放松四肢休息脑袋。

“你现在怕还需求什么吧？”女孩问。

“我？除你以外？”

“说不明白，只是突然这样觉得。如果还有需求，说不定你封闭的心会由于冬天的关系而多少开启一点。”

“我需要的是阳光。”我摘下墨镜，用布擦墨镜片，重新戴上，“可这又得不到，眼睛承受不了阳光。”

“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打开你心扉的微不足道的事。如同刚才我用手指按摩你眼睛一样，应该有什么办法打开你的心。想不起来？在往日居住的地方，心变硬闭紧时你做什么来着？”

我耐住性子逐一搜寻所剩无几的记忆残片，可惜一无所获。

“不成啊，一样也想不起来。固有的记忆已丧失殆尽。”

“哪怕再小的也好，想起来只管脱口而出。两人一块儿想想看，我很想多少帮你一把。”

我点点头，再次集中全副神经来发掘埋葬在往日世界里的记忆，但是岩盘太硬，无论我怎样用力都丝毫奈何不得。脑袋又开始痛了。想必我这个自我在同影子分离时便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颗虚而不实的、杂乱无章的心，并且这样的心也正因冬日的寒冷而紧紧关闭起来。

她把手心贴在我太阳穴上，说：“算了，以后再想吧，说不定无意间会猛然想起什么。”

“最后再读一个古梦。”我说。

“你看上去很累，还是明天再继续吧，嗯？别勉强，反正古梦多久都会等你的。”

“不，总比没事闲待着好受，至少读梦时间里可以什么都不想。”

女孩看着我的脸，稍顷点下头，从桌旁起身，消失在书库里。我在桌面上手托下巴，闭起眼睛，沉浸在黑暗中。冬天将持续多长时间呢？老人说冬天漫长而难熬，而眼下冬天才刚刚开始，我的影子能够挺过这漫长的冬季吗？不光影子，就连我本身能否在如此纷纭复杂忐忑不安的心境中度过冬日都是疑问。

她把头骨放在桌上，一如往常地拿湿布拭去灰尘，再用干布磨擦。我依然支颐坐着，定定地注视她手指的动作。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她蓦地抬起脸来。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说。

她停下擦头骨的手，坐在椅子上，迎面看着我：“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比如睡到你床上。”

我摇摇头说：“不，不是想同你睡觉。你这么说我倒高兴……”

“为什么？你不是需要我吗？”

“当然需要，但起码现在不能同你睡觉。这跟需要不需要不是同一回事。”

她略一沉吟，再次开始慢慢磨擦头骨。这时间里，我抬头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和黄色的吊灯。纵使我的心再封闭僵化，也无论冬天如何使我痛苦，现在我都不能同她在此睡觉。如果那样，我的心势必比现在还要困惑得多，失落感也将更为深重。我觉得，大概是这镇子希望我同她睡觉，对他们来说，这个办法最容易掌握我的心。

她将磨完的头骨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动手，只是看着她桌面上的手指。我试图从那手指中读出某种意味，但不可能，终不过是纤纤十指而已。

“想听一下你母亲的情况。”我说。

“什么情况？”

“什么都行。”

“是啊——”她边摸桌上的头骨边说，“我对母亲怀有的感情是不同于对其他人的。当然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很难记得真切，但我总有这个感觉。那种感情也好像不同于我对父亲对妹妹的感情，至于为什么倒是不晓得。”

“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绝对不会一视同仁，就像河流，流势会随着地形的不同而不同。”

她淡淡一笑：“那似乎不大公平。”

“正是这样。”我说，“你现在不是仍然喜欢母亲吗？”

“不知道。”

她在桌上不断地转换着头骨的角度，目不转睛地看着。

“问得太笼统了吧？”

“嗯，或许，或许是的。”

“那，谈其他的好了。”我说，“你母亲喜欢什么可记得？”

“呃，记得一清二楚：太阳、散步、夏天游泳，还喜欢以动物为伴。天气暖和的日子，我们经常散步来着。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散步的。你也喜欢散步吧？”

“喜欢。”我说，“也喜欢太阳，喜欢游泳。其他还有想得起来的？”

“对了，母亲时常在家里自言自语，不知她是否喜欢这样，总之常常自言自语。”

“关于什么的？”

“不记得了。不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言自语，我解释不好，反正对母亲来说像是件特殊事。”

“特殊？”

“嗯。似乎语调非常奇妙，用词一会拉长一会缩短，就像被风吹得忽高忽低似的……”

我看着她手中的头骨，再次在依稀的记忆中往来搜寻。这回有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

“是歌！”我说。

“你也会说那个？”

“歌不是说的，是唱的。”

“唱唱看。”

我做了个深呼吸，想唱点什么。可是，居然一首也无从想起。所有的歌都已离我远去。我闭目喟叹一声。

“不行，想不起来。”

“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要是有唱片和唱机就好了。啊，这恐怕不大现实。哪怕有乐器也好，有乐器弹奏之间，说不定会想起支什么歌。”

“乐器是什么形状的？”

“乐器有几百种之多，一两句概括不了。由于种类不同，使法也不同，声音也不一样。既有四个人才勉强抬得动的，又有可以放在手心里的，大小和形状千差万别。”

如此说罢，我发觉记忆之线正在——尽管是一点点——松缓开来。或许事情正往好的方面发展。

“说不定这座楼尽头处的资料室里有那样的东西。说是资料室，现在塞的全是过去的破烂货，我也只是一晃看过一眼。如何，不找找看？”

“找找看。”我说，“反正今天看来读不成古梦了。”

我们穿过一排排摆满头骨的大书库，进入另一条走廊，打开一扇镶着与图书馆大门上一样的不透明玻璃的门。门的圆形黄铜拉手薄薄地落了层灰，但没有锁。女孩按下电灯开关，迷濛濛的黄色光线照亮细细长长的房间，将地上堆着的各式物体的阴影投在白墙上。

地上的东西大多是旅行箱和手提包，也有带外壳的打字机和带套网球拍之类，不过这是个别存在，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堆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皮包，约有一百个吧，而且皮包命中注定似的积满了大量灰尘。我不知道这些皮包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这里的，逐个打开怕是件相当费劲的差事。

我蹲下身，打开一台打字机的外壳，白灰顿时像雪崩时的雪烟一般向上蹿去。打字机大小如收款机，键是圆形，型很旧，看样子用了很久，黑漆斑斑驳驳的。

“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女孩站在我身旁抱着臂说，“没见过，是乐器？”

“哪里，打字机。印字用的，很老很老了。”

我关上打字机外壳，放回原处。这回打开旁边一个藤篮，篮里有一整套野餐用具，刀叉、杯碟、一套发黄褪色的旧餐巾齐整整叠放在里面。同样是颇有年代之物，在铝碟和纸杯问世之后，谁都不会带这套东西郊游。

猪皮大旅行箱里装的主要是衣物。西装、衬衫、领带、袜子、内衣——大多被虫子蛀得惨不忍睹。还有牙具袋和装威士忌用的扁壶，牙膏刮须膏早已变硬结块，扁壶打开壶盖也闻不出一丝酒味。此外再无别物，没有书没有笔记本没有手册。

我一连开了几个旅行箱和手提包，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衣物和最低限度的日用品，仿佛是赶在出门旅行之前急匆匆随手塞进去的。每个旅行者都缺少某件一般应备的随身用品，给人一种不甚正常的印象。任何人旅行时都不至于仅仅携带衣物和牙具。总之，箱里包里找不到任何使人感觉到其持有者的人品和生活的东西。

相对而言，西服也全是极为普通的货色，既无特别高级的，又没有过于寒伧的。种类和样式固然因时代、季节、男女及其年龄的不同而不尽一致，但没有一件给人留下特殊印象，甚至气味都很难区分。衣服十有八九被虫蛀过，并且都没标名字，仿佛有个人把所有名字和个性从每件衣物上逐个一丝不苟地剔除一净，剩下来的无非每个时代所必然产生的无名遗物而已。

打开五六个旅行箱和手提包之后，我便失去了兴趣。一来灰尘势不可当，二来哪个看上去都绝对不可能有乐器。即使镇上什么地方有乐器，也不会在这里，而应在截然不同的另一场所，我觉得。

“走吧，”我说，“灰尘太厉害，眼睛都痛了。”

“找不到乐器，失望了？”

“那倒也是。还是到别处找找吧！”我说。

和女孩分手后，我一个人爬上西山。凛冽的季节风像要把我卷走似的从背后吹来，在树林中发出撕裂长空般的尖锐的呼啸声。回头看去，但见几乎缺了半边的冷月，形单影只地悬浮在钟塔的上方，周围涌动着厚厚的云团。月光之下，河面黑乎乎的，犹如流动的焦油。

蓦地，我想起在资料室旅行箱中发现的似乎很暖和的围巾，尽管被虫子蛀出几个大洞，但若多围几层，仍足以御寒。我想不妨问问看门人，那样许多事都可了然于心。包括那些货物的所有者是谁，我能否使用里边的东西。围巾也不缠地站在这寒风之中，耳朵痛得真如刀割一般，明天就去见看门人。况且也需要了解一下我影子的情况。

我重新转身，沿冰冻的山坡路朝官舍走去，把镇子抛在后面。

23
冷酷仙境
——洞穴、蚂蟥、塔

“哪里是什么地震，”胖女郎道，“比地震严重得多。”

“比如说？”

一瞬间，她深深吸了口气，似乎想告诉我，但旋即作罢，摇摇头道：“现在没时间解释，反正只管往前走好了，此外别无出路。想必你肚皮上的伤口有点痛，但总比死了好吧？”

“或许。”

我们依然用绳子系着双方的身体，全力以赴地沿坑道朝前奔跑。她手中的电筒随着她的步调大幅度地上下摇晃，在坑道两侧刀削般地笔直高耸的壁面上绘出犬牙交错的曲线。我背上背包里的东西“叮叮咣咣”地摇来摆去，有罐头有水壶有瓶装威士忌，不一而足。可能的话，我真想只留下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他统统甩掉，但不容我停住脚步，只能跟在她后面一个劲地跑，甚至想一想腹部伤痛的工夫都挤不出来。既然两人的身体被绳子拴在两头，那么就不可能由我单方面放慢一下速度。她的呼气声同我背包的摇晃声在这切割得细细长长的黑暗里富有节奏地回荡开来，不久，地动声也凑热闹似的一声高似一声。

愈往前行，那声音愈大，愈清晰，这是因为我们径直朝声源逼近，加之音量本身也逐渐加大。起始听起来仿佛发自地层深处，就像肺叶排出的大量气体在喉咙里面变成不成声音的声音时的那种动静。无独有偶，坚固的岩盘也随之发出连续的呻吟，地面开始不规则地震颤。是什么还不清楚，总之我们的脚下正在发生不吉祥的变异，企图将我们一口吞没。

我实在不情愿继续朝声源那边跑，无奈女郎已认准了那个方向，由不得我挑挑拣拣，只好孤注一掷，跑了再说。

所幸坑道不拐弯，又无障碍，平坦得如飞机跑道，我们得以放心大胆地跑个不停。

呻吟声慢慢缩短间隙，仿佛在急剧摇撼地底的黑暗，朝着不容选择的目标一路突进。时而传来巨大的岩石以排山倒海之力相互挤压相互摩擦的声响，似乎封闭在黑暗中的所有的力都在为撬开一丝裂缝而拼命挣扎。

声音响了一阵后戛然而止。旋即，四周又充满了像是几千个老人聚在一起同时从牙缝吸气般的奇妙的嘈杂声，此外不闻任何声响，地动声也罢，喘息声也罢，岩石摩擦声也罢，岩盘呻吟声也罢，统统屏息敛气，惟独“嘘嘘嘘”这种刺耳的空气声在一片漆黑中回响，听起来既像是养精蓄锐静待猎物步步走近的猛兽那兴奋的呼吸，又像是地底无数条毛虫在某种预感的驱使下如手风琴一般蠕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躯体。不管怎样，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充满强烈恶意的可怖声响。

这声响之所以在我听来可怖至极，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在挥手招呼——而并非拒绝——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走近，邪恶之心为此兴奋得颤抖不已。想到这里，我吓得脊梁骨都好像冻僵了一般。的确远非地震可比，如她所说，是比地震还要可怕，而我又完全猜想不出其为何物。事态的发展早已超出我所能想象的范围，或者说已达至意识的边缘。我已根本无法想象，只能最大限度地驱使自己的肉体，一个接一个跳过横在想象力与事态之间的无底深沟。较之什么也不做，毕竟继续做点什么强似百倍。

我觉得我们持续奔跑的时间相当之长，准确的弄不清楚，既像三四分钟左右，又好像三四十分钟。恐怖以及由此带来的迷乱麻痹了体内对正常时间的感觉。无论怎么跑都感觉不出疲劳，腹部伤口的痛感也已被排挤出意识之外，只是觉得两个臂肘分外地发酸发硬，这也是我奔跑当中惟一产生的肉体上的感觉。可以说，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不断奔跑。双脚极为机械地跨向前去，踏击地面，简直就像有浓厚的空气团从背后推动我，迫使我不停顿地勇往直前。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实我两肘的酸硬之感是由耳朵派生出来的，因为我无意中把耳朵肌肉绷得很紧，以便使其不去注意那可怖的空气声响，于是这种紧张感从肩部扩展到臂肘。而觉察到这点，是我猛地撞在女郎肩上把她撞倒在地并且自己飞也似的倒在她前头的时候。她吼叫着发出警告，但我的耳朵已分辨不清。不错，是好像听到了什么，但由于我已在耳朵所能分辨的物理声响同由此产生的分析其含义的能力之间的连接线路上加了封盖，所以无法把她的警告作为警告来把握。

这就是我在一头栽倒在坚硬地面上的一瞬间首先想到的。我不知不觉地调节了听力，简直有点同“消音”无异，我想。看来一旦身陷绝境，人的意识这东西便可发挥出各种奇妙的功能。或者我正在一步步接近进化也未可知。

其次——准确说来应该是同时——我感觉到的绝对可以说是一侧头部的疼痛。仿佛黑暗在我眼前飞珠泻玉般地四溅开来，时间止步不前，身体随即被这扭曲的时空弄得严重变形——便是如此程度的剧痛。我真以为头骨肯定不是开裂就是缺边，不然就非塌坑不可，抑或脑浆飞得了无踪影，我本身已因此一命呜呼。然而独有意识依然循着支离破碎的记忆犹如一条蜥蜴尾巴在痛苦地挣扎不已。

但这一瞬间过后，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仍然活着，仍在活生生地继续呼吸。作为其结果我可以感觉出头部的痛不可耐，感觉出泪水涟涟而下打湿脸颊。泪珠顺颊滴在石地上，也有的流进嘴唇。有生以来头部还是头一次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我原以为自己真的会就势昏死过去，不料有一种东西把我挽留在了痛苦与黑暗的世界，那便是记忆碎片——关于我正在从事什么的模模糊糊的记忆碎片。是的，我是正在从事什么，为此跑到半路绊倒在地。我企图逃离什么。不能在此昏睡。尽管记忆模糊不清得不成样子且零零碎碎，但我仍在拼出浑身力气用双手紧抓其碎片不放。

我的的确确在抓住它不放。片刻，随着意识的恢复，我才觉察到自己抓住不放的不过是记忆碎片罢了。尼龙绳结结实实地拴在身上。刹那间，我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件随风飘摆的沉甸甸的洗涤物，风、重力及其他一切都急欲将我击落在地，而我硬是不从，偏要努力完成自己作为洗涤物的使命。至于何以有如此想法，自己也浑然不晓，大概由于沾染了一种习惯，习惯于把自身的处境权且改换成各种各样的有形物。

再其次我感觉到的，是下半身所处状态不同于上半身这一事实。正确说来，下半身几乎没有任何感触。我基本上已经可以充分体察上半身的感触：头痛，脸颊和嘴唇紧贴着冰冷坚硬的石地，双手紧攥绳索，胃蹿到喉咙，胸口垫着一块有棱角的东西。至此固然一清二楚，但再往下则全然不得而知，不知究竟是何状况。

我想，下半身很可能已不复存在。由于摔倒在地的重创，身体从伤口处一分为二，下半身不翼而飞，包括我的脚（我想是脚）、我的趾尖、我的肚子、我的阳物、我的睾丸、我的……但无论怎么想都不合乎常理。因为，假如下半身荡然无存，我感到的疼痛当不止这个程度。

我试图更为冷静地分析事态：下半身应该依然完好无损，只不过处于麻木不仁的状况。我紧紧闭起眼睛，把波涛一般前仆后继的头痛感弃之不理，而将神经集中于下半身。我觉得这种努力同设法使阳物勃起的努力颇有些相似。就好像往什么都没有的空间狠命用力一样。

与此同时，我想起图书馆那个胃扩张长发女孩。啧啧，我又不禁想道，为什么同她上床时阳物死活不肯挺起呢？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失去章法的，可是不能总是对这点耿耿于怀，毕竟使阳物勃起不是人生的惟一目的，这也是我很久以前读司汤达《巴马修道院》时的一点感受。于是我将勃起之事逐出脑海。

我认识到，下半身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似乎悬于半空。对对，下半身悬在岩盘前面的空洞中，上半身则在勉为其难地阻止下落，两手为此牢牢地抓住绳索。

一睁开眼睛，发现刺目的光束正对着我的面孔。是胖女郎在用手电筒照我。

我一咬牙，狠命拉着绳索想把下半身搭上岩盘。

“快！”女郎吼道，“再不快点，两人都没命了！”

我力图把脚搭在岩石地面，但未能如愿，也没有凸起处可搭。无奈，我使劲扔开手中的绳索，两臂稳稳支在地上，以便把整个身体用悬垂的办法向上提升。身体重得出奇，地面格外地滑，似乎满地血污。我不晓得何以如此光滑，也无暇去想。腹部伤口由于擦在岩角上，痛得简直像重新被刀子割开一般。似乎有人用鞋底狠狠践踏自己的身体，要把我的身体我的意识我这一存在踩成粉末而后快。

尽管如此，我大约还是成功地把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向上提起。我感觉皮带刮在岩角，同时系在皮带上的尼龙绳急欲将我往上拉拽。然而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在协助我，莫如说在刺激腹部伤口从而妨碍我意识的集中。

“别拉绳子！”我朝光束射来的方向吼道，“让我自己来，别再拉绳子！”

“能行吗？”

“不要紧，总有办法。”

我在岩角仍挂住皮带扣的情况下使出吃奶力气抬起一只脚，终于逃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黑洞。我确认自己安全脱险之后，女郎来到我旁边，像检查我身体各部位是否完好似的用手摸着我的全身。

“对不起，没能把你拉上来。”她说，“我死命抓住一块岩石，这才使得两人没有一起掉下去。”

“这倒也罢了，可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这里有地洞呢？”

“没时间啊。所以我不是停下大声喊叫了么？”

“没听见。”

“算了，得尽快逃离这里。”女郎说，“这里有很多洞，脚下当心。走出这里，目的地很快就到，可要是不抓紧，血就会被吸干，就此睡着死去。”

“血？”

她用电筒照了照刚才我险些掉下去的地洞。洞像用圆规画出似的十分之圆，直径约一米。随着光束的四下晃动，我发现目力所及之处，地面到处布满同样大小的洞穴，令人联想起巨大的蜂窝。

路两侧一直拔地而起的岩壁早已无影无踪，惟见缀着无数洞穴的地面。地面如在洞穴之间飞针走线一般延展开去，最宽的地方有一米，最窄处是仅有三十厘米的通路，给人以岌岌可危之感。不过只要小心，通过估计还是可以通过的。

问题是地面看起来摇摇晃晃，情景甚是奇特。原本应该坚硬牢固的岩盘，居然浑身扭来扭去。同流沙无异。最初我怀疑由于脑袋遭到重创致使眼神经出了故障，便用电筒照照自己的手，手一不摇动二不扭摆，一如往常。由此看来，并非神经受损所致，而的确是地面在动。

“蚂蟥！”女郎说，“蚂蟥群从洞里爬上来了。再不快点，血就要被吸光，身体就成空壳啦！”

“糟糕糟糕！”我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更厉害的？”

“不不，蚂蟥不过是先兆，真正可怕的随后才到，快走！”

我们依然用绳子连着身体，踏上满是蚂蟥的岩盘。网球鞋底踩上无数蚂蟥那种滑溜溜的感触从脚板一直爬上脊背。

“脚别打滑！掉进洞里可就再没救了。里边全是蚂蟥，蚂蟥的海洋。”

女郎紧紧抓住我的臂肘，我死死攥牢她的夹克衣襟。从宽仅三十厘米且滑溜溜容易摔倒的岩盘通过实在非同儿戏。被踩碎的蚂蟥那黏糊糊的液体如果冻一般厚厚地沾在脚底，很难牢牢站稳。大概是刚才跌倒时附在衣服上的蚂蟥在脖子和耳朵周围爬来爬去吮吸不止，尽管我明显感觉得出，却不能将其打掉，因为我左手握着电筒，右手抓着女郎衣襟，两只手都放松不得。如此用电筒确认脚下行走之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蚂蟥群。数量多得简直令人头晕，而且仍在不断地从黑洞中爬出。

“肯定夜鬼们过去把牺牲品扔进地洞里了，是吧？”我问女郎。

“是的。你还真挺明白。”

“这点事总看得出来。”我说。

“蚂蟥被视为某种鱼的使者，也就是鱼手下的喽啰吧。所以夜鬼像把牺牲品献给鱼那样同时献给蚂蟥。那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牺牲品哟！一般都是从哪里抓来的地面活人。”

“这风俗现在没有了吧？”

“嗯，想必。祖父说，人肉由它们自己食用，仅仅把脑袋作为牺牲品的象征割下来献给鱼和蚂蟥。至少这里成为圣域之后，再也没有谁进来过。”

我们穿过了几个地洞，鞋底碾碎的滑溜溜的蚂蟥估计有几万条之多。我也罢女郎也罢有好几次险些失足，每次我们都撑住对方的身体，勉强躲过灾难。

“嘘嘘嘘”那种讨厌的空气声似乎是从黑洞底部涌出来的。它犹如夜间的树木一般从洞底伸出触手，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侧耳倾听，确乎是嘘嘘嘘之声，就像被砍去头颅的一大群人用全方位开放的喉咙在鸣冤叫屈。

“水快到了。”她说，“蚂蟥仅仅是先兆。蚂蟥消失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水。所有的洞穴马上有水喷出，这一带全成沼泽。蚂蟥晓得这点，所以不再出动。无论如何得在水来之前赶到祭坛。”

“你这不是知道底细吗？”我说，“干嘛不一开始就告诉我？”

“说老实话，我也不很清楚。水并非每天都喷，一个月才喷一两回，没想到今天偏巧赶上。”

“祸不单行啊！”我把这句从一清早起便萦绕在我脑际的话说出口来。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地洞边缘之间继续前进，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地洞群，一直连到地的尽头也未可知。鞋底沾足了死蚂蟥，以致几乎失去了脚板落地的感触。如此每迈一步都绷紧神经，脑袋便不由晕乎起来，身体的平衡也渐渐难以保持。虽说肉体功能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往往有超常发挥，但精神的集中力却比本人预想的有限得多。无论情况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只要同样情况持续个没完没了，集中力也必然开始下降。时间拖得越久，应付危机的具体判断力和对死的想象力越是迟钝，意识中出现了明显的空白。

“快了快了，”女郎招呼道，“很快就到安全地带。”

我已懒得开口，默默点了下头。点罢头，才发觉在黑暗中点头毫无意义。

“听清楚了？不要紧？”

“不要紧。只是有点恶心。”

恶心已开始好久了。地面蠢蠢欲动的蚂蟥，它们释放的奇臭，及其黏糊糊的体液，令人恐怖的空气声，浓得化不开的黑暗，身体的疲劳和对睡眠的渴望——凡此种种结成一体，如铁环一般勒紧我的胃，致使臭得叫人作呕的胃液一直涌到舌根。神经集中力似乎正在接近极限。我觉得好像在弹一架只有三个音阶且五年都未调音的钢琴。我到底还要在这黑暗中走几个小时呢？外面的世界现在是几点呢？天空已泛白了么？晨报已开始派发了吗？

就连看一眼手表都不可能。光是用电筒照着地面一点点挪动双脚都已搞得我无暇别顾。我很想看到渐次泛白的黎明时分的天宇，想喝热气蒸腾的牛奶，想闻早晨树木的清香，想翻晨报的版面。黑暗蚂蟥地洞早已使我忍无可忍。我体内一切器官所有细胞都在追求光明，都想看并非什么电筒光的真正光亮，哪怕再微乎其微也好，再支离破碎也好。

一想到光，我的胃便像被什么抓了一把似的收缩起来，口中充满讨厌的臭味，臭得就像腐烂变质的意大利式蒜味香肠。

“走出这里让你吐个够，再忍耐一会。”女郎说着，用力抓紧我的臂肘。

“不吐。”我呻吟似的说道。

“相信我，”她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或许真的是祸不单行，但终归要过去的，不会长此以往。”

“相信。”我回答。

然而地洞仍绵延不断，甚至觉得始终在原地兜圈子。我再次想起刚刚印出的晨报。晨报十分之新，墨迹几乎可以印在指肚上。中缝有广告，极厚。晨报无所不登，囊括地球上生命体的所有活动。从首相起床时间、股票行情、全家自杀到夜宵的制作方法、裙子的长度、唱片评论、不动产广告，应有尽有。

问题是我没有订报。大约三年前就戒掉了读报的习惯。至于何以不再读报，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是不再读了，大概因为我的生活涉及的范围同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毫不相干吧。我同社会的联系仅限于将所给的数据在头脑中揉搓转换成其他形式之时，其余时间只管一个人看过时的小说，用录像机看往日的好莱坞电影，喝啤酒喝威士忌打发时光。因此用不着看什么报纸杂志。

但是，在这失去光亮的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在无数地洞无数蚂蟥的包围之下，我却如饥似渴地想看报。我要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像猫舔奶碗那样一字不漏地把报纸上下看遍左右看遍，然后把世人在阳光下开展的各种生之片断吸入体内，滋润每一个细胞。

“祭坛出现了！”她说。

我刚想抬起眼睛，不料脚下一滑，没能扬起脸来。管它祭坛是何颜色呈何形状，反正要走到跟前才能计议。我最后动员起注意力，亦步亦趋地朝前移步。

“还有十来米。”女郎说。

就在她说这句话之时，地穴深处传出的空气嘘嘘之声即告消失。消失得甚是唐突甚是不自然，简直就像地底下有人抡起锋利的大刀一举斩断声源。没有任何前兆，亦无半点余韵，这从地底涌出又久久压在地面上的刺耳的空气声转瞬间尽皆消失。与其说是消失，莫如说仿佛含有这声音的空间本身整个归于毁灭。由于消失得过于始料未及，刹那间我的身体也险些失去平衡滑倒。

沉寂——几乎使耳朵变痛的沉寂笼罩了四周。漆黑中突然出现的沉寂比任何不快而可怕的声音都不吉利。在声音面前——无论什么声音——我们都可以保持相对的立场。然而沉寂是零，是无，它包围着我们，但它并不存在。我的耳中产生了类似气压改变时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耳部肌肉无法很好地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从而力图提高功效，在沉默中捕捉某种信号。

可是这沉默是不折不扣的沉默。声音消失后再未出现。我和她都保持原来姿势，在沉默中侧耳倾听。为了缓解耳朵的压迫感，我咽了口唾液，但无甚效果，只在耳内发出类似唱针碰在唱盘边角时的那种不自然地夸大的声响。

“水退了不成？”我试着问。

“往下才喷水。”女郎说，“刚才的空气声是弯弯曲曲的水道里的空气被水压排挤出去的声音。全部排光之后，就再没有东西能阻止水流了。”

女郎拉起我的手，穿过最后几个洞穴。也许是精神作用，觉得石板上蠕动的蚂蟥好像略少了一些。穿过五六个洞穴，我们再度来到空旷的平地。这里没有洞穴没有蚂蟥。蚂蟥看来也逃到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去了。我总算脱离了险象环生的地带。纵令在这里溺水而死，也比掉进蚂蟥洞里丧命要好得多。

我几乎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把贴在脖子上的蚂蟥扯掉。女郎一把抓住我的手制止了我。

“别管那个，先上塔，免得淹死。”说着，她抓着我的手腕急步前行。“五六条蚂蟥死不了人，再说强拉硬扯会把皮肤也扯掉的。不晓得？”

“不晓得。”我说。我就像航标灯底下的沉砣一样又暗又笨。

走了二三十步，女郎把我拉住，用手里的大号电筒照出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巨大的“塔”。“塔”呈光秃秃的圆筒形，笔直地朝头顶黑暗伸去，像一座灯塔一样从基座往上渐次变细。我不知道它实际上有多高，因为它过于庞大，无法用电筒上下照遍而把握其整个构造，况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女郎只往“塔”的表面刷地一照，随即不声不响地跑到跟前，沿着塔侧的阶梯向上爬去。我当然也赶忙尾随而上。

从稍远的地方用不很亮的光束照着看去，这“塔”很像一座人们花费了漫长岁月和叹为观止的技巧构筑成的精致而宏伟的纪念碑。然而近前用手一摸，原来不过是凹凸不平形状怪异的巨石，是自然侵蚀作用的偶然产物。

夜鬼们在这巨石周身凿出的螺纹状的螺旋阶梯，作为阶梯未免过于粗糙马虎，不整齐不规则，宽窄勉强能放下一只脚，且不时缺少一阶，缺的部分可以借助附近凸起的石棱放脚。但由于我们不得不用双手抓住石块来支撑身体以防止跌落，因此没有办法用电筒光一一确认下一个石阶，抬起的脚有好几次悬在半空，险些跌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的夜鬼倒也罢了，对我们则是伤透脑筋的不便之物。两人紧贴石壁，活像蜥蜴一步一挪，不敢有半点疏忽。

登至三十六级——我有数阶梯的毛病——脚下黑暗中响声骤起，仿佛有人将一枚巨大的烤牛肉狠狠摔在平壁上，声音扁平而似带潮气，并且蕴含着不由分说的强烈意志。随后便是一瞬间的沉默，如同正欲下落的鼓棰突然止住而有意留下的一拍间歇。这是分外令人厌恶的静寂的间歇。我双手死死抓住石棱，紧贴石壁，等待意外的发生。

随即发生的是地地道道的水声，是水从我们穿过的无数洞穴中一齐喷出的声音。水量非比寻常。我想起上小学时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的水库开闸庆典的场面。一个知事模样头戴安全帽的人一按电钮，闸门打开，粗大的水柱伴随着水烟和轰隆声鼓涌而出，直冲霄汉。那还是电影院上映新闻片和动画片时代的事。我一边看纪实镜头，一边想象假如自己由于某种缘故而置身于如此翻江倒海般的水库下面该落得何种下场，幼小的心灵于是不寒而栗。但在其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实际上自己从来也未设想过万一身陷此境的情景。小孩子总是习惯性地以为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最终会将自己从世间可能发生的几乎所有种类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至少我在儿童时代是如此。

“水到底要上升到什么程度呢？”我问上面距我两三步远的女郎。

“相当程度。”她简短地回答，“如果你想活命，只能再往上一点。水总不至于上到顶端。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到顶还有多少阶？”

“相当不少。”她答道。答得巧妙，可以诉诸想象力。

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沿着螺旋“塔”攀登。据水声判断，两人身体紧贴着的这个“塔”大概矗立于空旷平地的正中央，周围则是黑压压的蚂蟥洞穴。果真如此，我们便是在这恰好建在无数巨型喷水孔中间的装饰性立柱上一步步爬向顶端。若女郎说得不错，那么这广场般空荡荡的空间势必水积如沼，惟有这“塔”作为孤岛在水中露出上半端或顶端。

女郎身上斜挎的电筒在她腰间不规则地摇摆着，光束在黑暗中画出零乱的圆形。我则以这光亮为目标攀援不止。途中已数不清爬了多少阶，不过也就在一百五十至二百阶之间。最初猛然撞击脚下石壁而厉声呼啸着从空中摔下的水流，不久转而发出落入水潭般的声响，继之变为“咕嘟咕嘟”沉闷的声音，似被封上了盖子。水位稳步上升。看不见脚下，不晓得水面到达的位置，但我觉得即使冷冰冰的水马上冲刷脚腕也不足为奇。

所有一切都像是心情不快时做的一场噩梦：有什么朝我追来，而双腿却不能驱动自如，追击者迅速逼近身后，伸出滑溜溜的手要抓住我的脚腕。纵使作为梦也是令人绝望的梦，而若是活生生的现实，自然更为严重。我不再理会什么阶梯，只管双手紧抓石棱，将身体悬空向上提去。

蓦然心生一计：如果等水涨上来借水势游上顶端如何？这样即不费力，又无跌落之虞。如此在脑袋里估算半天，作为一条独创之计，似乎并无不好。

但告知女郎时，她当即断言行不通。

“水面下水流很强，又卷着漩涡，一旦被卷进去还哪里谈得上什么游泳，浮都浮不起来。就算碰巧浮上来，如此黑漆漆的，哪里也游不到。”

总之一句话：再怎么着急也只能这么一步步爬。水声犹如一点点减速的马达，音阶一刻低于一刻，最后变成粗重的呻吟，水位则不停顿地持续上升。我想，要是有真正的光就好了，哪怕再微弱也好。只要有真正的光，爬这等石壁根本不在话下，也可确认水到了什么地方，总之可以免受不知脚腕何时被抓这场噩梦的可怕折磨。我对黑暗这东西算是深恶痛绝，追得我透不过气的并非水，而是横亘在水面与我脚腕之间的黑暗，是黑暗把凉沁沁不知底细的恐怖灌入我的体内。

新闻纪录片仍在我脑海里转换。银幕上那巨大的拱形水库朝我眼下这研钵状的石底永远排水不止。摄影机以各种角度执著地捕捉这幅光景。镜头或从上方或从正面或从侧面如整个舔遍似的对准奔腾飞溅的水流。水流映在水泥坝壁上的影子清晰可见。水影浑如水本身那样在扁平的白色混凝土上飞舞弄影。凝视之间，水影居然成了我自己的身影。是我的身影在鼓出的水库坝壁上跳跃不已。我坐在电影院椅子上，目不转睛地观看自己的身影。是我自己的身影这点当即看出来了，但作为电影院的一名观众，我不知应相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我还是个九岁或十岁软弱无力的少年。也许我应该跑上银幕把影子收回，或者冲进放映室将胶片一把夺走。至于这样做是否得当，我则无从判断。这么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继续观看自身的影子。

身影永无休止地在我眼前跳跃，浑如扑朔迷离的地气中不规则地袅袅摇曳的远景。影子看上去不能开口讲话，也不能用手势表达什么，然而他确实想向我倾诉。影子完全知道我坐在这里注视他的形象，可惜他同我一样软弱无力，毕竟只是影子而已。

除我以外，任何观众都似乎未觉察到水库坝壁上的水流之影实际上是我的身影。哥哥就坐在我旁边，他也无动于衷，如果他觉察到，绝对会向我耳语告之，因为哥哥看电影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耳语不止。

我也丝毫无意把那便是自己身影一事告诉别人，估计他们不会信以为真。看情景影子只想对我一个人传达某种信息，他是在不合适的场所不合适的时间借助电影银幕这个媒体对我诉说什么。

在那鼓出的混凝土坝壁上，我的影子孤苦伶仃，谁都不予理睬。我不知道他如何来到坝壁，也不知其此后的打算。想必不久他将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消失不见。他很可能被汹涌的水流冲入大海，在那里继续履行作为我身影的职责。想到这里，不由黯然神伤。

很快，水库新闻放完，画面换成某国国王加冕大典的光景：好几匹头顶饰物的马拉着美轮美奂的马车穿过石板广场。我在地面上寻觅自己的身影，却只有马、马车和建筑物的影子。

我的回忆至此为止。但我无法判断这是否真的曾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刚才在这里蓦然想起之前，我从未把这一事实作为往日的记忆在脑海中推出。也可能是我在这异乎寻常的黑暗中耳听水声之间心血来潮地描绘出的意念性图像。以前我在一本心理学书中看过有关此类心理作用的叙述，那位心理学家认为：当人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境地时，往往在脑海中描绘出白日梦场面以保护自己免受严酷现实的摧残。但若称之为心血来潮式的意念性图像，那浮现于眼前的场景未免过于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对我的存在本身未免过于息息相关。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记起当时环绕我的气息和声响，可以切身感受到九岁或十岁的我所感觉的困惑、慌乱和无可名状的恐怖。无论谁怎么说，那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尽管它已被某种力封闭在意识深处，但其封条已由于我身陷绝境而脱落，从而使其浮上表面。

某种力？

肯定起因于为掌握模糊能力而施行的脑手术。是他们把我的记忆推上意识之壁，长期以来是他们从我身上夺走了我的记忆。

如此想来，我渐渐气愤起来。任何人都不具有剥夺我记忆的权利。那是我自身的记忆！剥夺他人的记忆无异于劫掠他人的岁月。随着怒气的上升，我觉得什么恐怖云云都不足挂齿。不管怎样，反正我要活下去，决心活下去。我一定要活着走出这个令人神经错乱的黑暗世界，要使被剥夺的记忆重归己有。世界完蛋也罢完好也罢，关我何事！我必须作为完全的自我获得再生！

“绳子！”女郎突然叫道。

“绳子？”

“喂，快来，有绳子垂下。”

我急步跨上三四阶，到她身旁用手心摸石壁。果然有条绳子。绳子是登山用的，不太粗，但很结实。绳头已垂到我胸部。我抓在手里，小心地稍微用力拉了拉。根据手感，应该是牢牢实实地拴在什么上面。

“肯定是祖父，”女郎说道，“是祖父为我们垂下了绳子。”

“为慎重起见，还是再爬一圈吧。”我说。

我们急不可耐地物色下脚处，绕这螺旋“塔”爬了一周。绳子仍垂在同一位置。绳子每隔三十厘米打一个结，以便于我们搭脚。如果绳子果真直通“塔”顶，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是祖父，毫无疑问。他那人心细得很。”

“果然。”我说，“能爬绳子？”

“当然，”女郎道，“爬绳子从小就很拿手。没说过？”

“那么你先爬。”我说，“爬到顶朝下晃晃电筒，我再开始爬。”

“那样水可就淹上来了，还是一起爬好，不好么？”

“爬山时原则上一条绳子一个人。因为绳子强度有限，再说两人一起爬不容易，时间也花得多。况且就算淹上来，只要抓住绳子也总可以爬上去。”

“真看不出你这人倒挺勇敢的。”女郎说。

我猜想她可能再吻我一下，便在黑暗中静静等着，不料她没有理睬，已开始迅速上爬。我双手抓住岩角，仰望她随着胡乱摇晃的电筒光束往上爬去，那光景恰似酩酊大醉的灵魂踉踉跄跄地返回天空。凝望之间，我很想喝一口威士忌，但威士忌装在背部的背包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如此摇摇欲坠的状态下扭过身体卸下背包从中取出威士忌瓶子，于是打消这个念头，而代之以在脑海中想象自己喝威士忌的情景。整洁幽静的酒吧，装着核桃的大碗，低声流淌的摩登爵士四重奏的《旺多姆》旋律，60 ml双份冰镇威士忌。我把酒杯置于台面，袖手注视良久。威士忌这东西一开始是要静静观赏的，观赏够了才喝，同对待漂亮女孩一样。

想到这里，我发觉自己没有西服和轻便风衣。我所拥有的像样西服全被那两个神经病用刀子割得体无完肤。糟糕！该穿什么衣服去呢？去酒吧之前需要先解决西服。我打定主意：做一套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好了。青色要格调高雅，纽扣三个，肩部要浑然天成，腋下要不收紧的传统样式，就是六十年代初乔治·佩帕德穿的那种货色。衬衫要蓝色的，蓝得沉稳而略带漂白之感。质地为厚实的牛津布，领口色调则尽可能普通正规。领带双色条纹即可。红与绿。红为赭红，绿则如怒涛翻腾的大海，或者蓝也未尝不可。我要去一家时髦的男士用品店购置齐全，穿戴好再走进一间酒吧，要双份苏格兰冰镇威士忌。蚂蟥也好夜鬼也好带爪鱼也好，任凭它们在地下世界横行霸道，我可要在地上世界身穿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品味苏格兰进口的威士忌。

蓦地注意到时，水声已经停了。大概洞穴已不再喷水。或许水位过高而听不到水声。但对于我，似乎怎么都无所谓。水想上来就上来好了。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并使记忆失而复得。任何人都再也别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我恨不得对全世界高喊：任何人都再也别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

可是，在这黑洞洞的地底下体附岩石之时，即使高喊也全无效用。于是我并不喊，而歪头向上打量。女郎爬得比我想的高得多，不知已拉开几米距离，若以商店楼层计算，怕有三四层了——已到女服柜台或和服柜台。我无可奈何地想，这石山究竟有多高呢？我和她已经爬过的那部分都已有相当的高度，而若继续扶摇直上，其整个高度必然十分了得。我曾一度兴之所至地徒步登上过二十六层高楼，但这次登攀似乎还不止那个高度。

不管怎样，黑漆漆望不见下面反倒不失为好事。虽说我是登山老手，但若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只穿普通网球鞋危危乎爬到如此高处，也必定吓得不敢俯视。这无异于在摩天楼正中不借助安全绳和吊车来擦拭玻璃。什么也不思不想地一个劲向上攀登当中倒还算好，而一旦停住脚步，不容我不为这高度而渐感心神不安。

我再次歪头仰望。看样子她还在奋力攀援，电筒光同样摇来晃去。较之刚才，位置已高出许多。她的确善于爬绳，如她本人所说，但也实在高得可观，高得近乎荒谬。归根结蒂，那老头儿何苦逃窜到这等神乎其神的场所来呢？如能挑一个简便易行的地方静等我们到来，我们也大可不必遭此劫难。

如此呆呆思考之间，头上好像传来人的语声。抬头一看，但见小小的黄色光点如飞机尾灯一般缓缓闪烁。估计她总算到顶了。我一只手抓绳，一只手拉过电筒，朝上边送出同样的信号，又顺便往下照了照，想看看水面升到多高，但电筒光很弱，几乎什么也看不清。黑暗过于浓重，除非相当靠近，否则根本看不出究竟。手表指在凌晨四时十二分。天还未亮，晨报尚未派发，电车尚未启动，地上的人们应当还在酣然大睡。

我双手攥紧绳索，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向上攀援。

24
世界尽头
——影子广场

一连三日光朗朗的晴天，在这天早晨睁眼醒来时便结束了。天空被厚厚的乌云遮蔽得不见一丝缝隙，好容易爬上地面的太阳早已被夺去固有的温煦与光辉。在这灰濛濛阴沉沉冰冷冷的天光中，树木将摇尽叶片的枝条如海中鱼栅一般刺向空中，河流将冻僵的水声播往四方。看云势，随时都可飘下雪来，却没有下。

“今天怕不至于下雪，”老人告诉我，“那不是下雪的云。”

我打开窗户再次仰望天空，但分不清什么样的云可以降雪什么样的云不能。

看门人正坐在大铁炉跟前脱鞋烤脚。火炉和图书馆里的一般形状，上面是足可放两个水壶或锅的炉盖，最下面有块掏灰用的活动铁板，正面像西式装饰橱似的有两个大金属把手。看门人坐在椅子上，双脚搭于把手。房间被水壶蒸汽和廉价烟斗的气味——想必是代用烟——弄得潮气弥漫，直令人窒息。当然其中也混杂着他脚上的臭味。他坐的椅子后面有张大大的木桌，上面整齐地摆着磨石、柴刀和斧子，无论哪把刀斧都使得相当厉害，以致手握部分完全变了颜色。

“围巾的事，”我开口道，“没有围巾脖子实在冻得受不住。”

“啊，那怕是那样的。”看门人煞有介事地说，“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图书馆里头的资料室有谁也不用的衣物，如果可以使用一部分的话，我想……”

“噢，那个么，”看门人说，“那个随便你怎么用。你用是没有问题的，围巾也罢大衣也罢悉听尊便。”

“没有物主么？”

“物主你不必介意，就算有也早忘了。”看门人说，“对了，你好像在找乐器？”

我点下头。此君无所不知。

“原则上本镇不存在乐器这种东西，”他说，“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你工作勤勤恳恳，要件乐器怕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可以去发电站问问那里的管理员，说不定会找到一件。”

“发电站？”我讶然。

“发电站之类还是有的。”说着，看门人指指头上的电灯，“你以为这电是从哪里来的？总不至于以为是苹果树上结的吧？”

看门人笑着勾勒出去发电站的路线：“沿河南边的路一直往上游走。约走三十分钟右边会出现一座旧粮仓，粮仓既无房盖又没门扇。往右拐再走一会，有一座山，山那边是森林，往森林里走五百米就是发电站。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我说，“不过冬天进森林不危险吗？大家都那么说，我本身吃过苦头。”

“啊，是的是的，这点我倒忘个干净，还是我用板车把你推上坡去的呢。”看门人说，“现在可好了？”

“不要紧了。谢谢。”

“有点心有余悸吧？”

“嗯，是有点。”

看门人狡黠地一笑，调换一下搭在火炉把手上的双脚。“心有余悸是好事，这样人才会变得小心谨慎，免得进而皮肉受苦。出色的樵夫身上只有一处伤，不多不少，仅仅一处。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点点头。

“不过发电站那里你尽可放心前去。森林边上有入口，路也只是一条，不会迷路，而且碰不上森林里的人。危险的是森林深处和围墙旁边。只要避开这两处就无需担惊受怕。只是切切不可偏离道路，不可到发电站里边去，去的话又要倒霉。”

“发电站管理员可是住在森林里的人？”

“不，那家伙不是。他既不同于森林住户，又不和镇上的人一样，是个半吊子男子。他深入不得森林，也返回不了镇子，无危害，无胆量。”

“森林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看门人歪起脖子，默然看了一会我的脸，说道：“一开始我就有言在先，问什么是你的自由，答不答是我的自由。”

我点下头。

“算了吧，反正我不乐意回答。”看门人说，“对了，你不是一直说想见你的影子么，怎么样，这就见见如何？已是冬天，影子虚弱了许多，见面怕也没什么不妥。”

“情况不妙么？”

“不不，生龙活虎。每天都放到室外几个钟头让他运动，食欲也旺盛得很。只是冬季昼短夜长越来越冷，不论什么样的影子都上不来情绪。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属于极为正常的自然规律，既怪不了我也怨不得你。马上让你去见，和本人直接面谈。”

看门人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揣进上衣袋，边打哈欠边穿上结结实实的系带皮鞋。鞋看上去极重，鞋底打了铁钉，以便于雪中行走。

影子的住处介于镇子与外界的中部地带。我不能走去外界，影子不能进入镇子，所以说“影子广场”是失去影子之人与失去人之影子相见的惟一场所。走出看门人小屋的后门即是影子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徒有其名，占地不大，仅比普通人家的院子略微宽敞一点，四面围着阴森森的铁栅栏。

看门人从衣袋里掏出钥匙串打开铁门。先让我进去，自己随后进来。广场为端端正正的正方形，尽头处是镇子的围墙。一个墙角有一株古榆，下面摆着一条简易凳子。榆树已经发白，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

另一墙角有用旧砖和废料临时搭的小房子。窗口没有玻璃，只有上下推拉式的木板套窗。没有烟囱。由此观之，恐怕也没有取暖设备。

“你影子就住在那里。”看门人说，“看上去不大舒服，其实没那么糟。基本上有水，有厕所，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一点风也挤不进去。宾馆固然谈不上，遮风蔽雨还是绰绰有余。进去看看？”

“不，在这儿见就可以了。”我说。由于看门人小屋空气极端恶劣，我有些头痛，哪怕稍冷点也还是能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好得多。

“也罢，就领来这里。”言毕，看门人独自走进小房子。

我竖起大衣领，坐在榆树下的凳子上，用鞋后跟刨着地面等待影子到来。地面很硬，到处是硬邦邦的残雪，墙脚处因阳光照射不到，雪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片刻，看门人领着影子从小房子出来，他像要用打有铁钉的皮鞋底踏烂冰冻地面似的大踏步穿过广场，后面缓缓跟着我的影子。看起来影子并不像看门人说的那么神气活现，脸比以前瘦了些，眼睛和胡须格外引人注目。

“两人单独待一会吧，”看门人说，“想必攒了一肚子话，慢慢说好了。不过时间不可太长。弄不好再贴在一起，重新分开可就费事了。况且你们那么做也是徒然，只能给双方增加麻烦。对吧？”

我点头表示赞同。想必如其所说，合为一体也还是要被分开，无非给他故伎重演的机会。

我和我的影子用眼睛瞄着看门人，看他锁好门往看门小屋走去。鞋钉“咔哧咔哧”啃咬地面的声响渐离渐远，俄顷传来沉重的木门关合声。看门人不见之后，影子在我身旁坐下，和我一样用鞋跟在地面刨坑。他上身穿着坑坑洼洼的粗眼毛衣，下面是工作裤，脚上是那双我送的旧工作鞋。

“身体可好？”我试着问。

“谈不上好。”影子说，“太冷，伙食又差。”

“听说每天运动。”

“运动？”影子费解地看着我的脸，“噢，那哪里称得上运动！不过是每天被看门人从这里拽出去帮他烧独角兽。把尸体堆到板车上，拉去苹果林，浇油焚烧。点火前看门人用柴刀把兽头一刀砍掉。你也见过他收藏的那些漂亮柴刀吧？那小子怎么看都不地道，只要情况允许，他笃定想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砍个稀巴烂。”

“他也是镇上的人？”

“不，不是。那家伙是雇来的。专门以烧独角兽为乐，而镇上的人是不感兴趣的。入冬后已烧了好多好多。今早死了三头，一会就得去烧。”

影子和我一样用鞋跟刨了一阵子冻得硬如石头的地面。冬季的鸟儿尖刺刺地叫着从榆树枝上腾空飞去。

“地图找到了。”影子说，“比预想的画得好，文字说明也得要领，只是迟了一步。”

“把身体搞坏了。”

“听说了。不过入冬后就太晚了，本想早些拿到手，那样事情办得就会更为顺利，计划也可更快制定出来。”

“计划？”

“从这里逃跑的计划，还用说！此外还能有什么计划？莫非你以为我要地图是为了消磨时间不成？”

我摇头道：“我还以为你想教给我这座奇特镇子有什么名堂哩。因为我的记忆差不多全都给你带走了。”

“不是那样的。”影子说，“不错，我是拥有你的大部分记忆，但不能够充分地利用，那必须在我们合为一体后才能办到，而这又不现实。果真那样，我们就再也别想相见，计划也随之落空。所以眼下我只能一个人琢磨，琢磨这座镇子的名堂所在。”

“琢磨明白了？”

“一点点。还不能对你讲。因为还没有说服力，要把细节补充完整才行。再让我考虑考虑。我觉得再考虑不久就可有所领悟。问题是届时很可能为时已晚。毕竟进入冬天以来，我的身体的确一天不如一天。照此下去，即使搞出逃跑计划我恐怕也没力气实行了，所以我才想赶在入冬前得到地图。”

我仰望头上的榆树。从粗大的树枝之间，可以看到分崩离析的冬日阴云。

“这里是逃不出去的。”我说，“地图仔细看了吧？哪里都没出口，这里是世界尽头。后无退路，前无通途。”

“说世界尽头倒有可能，但出口必有无疑，这点我清清楚楚。天空上这样写着，写着有出口。鸟飞越围墙是吧？飞去哪里？外部世界嘛。墙外必定别有天地，惟其如此才用墙把镇子围起来不让人们出去。外边要是一无所有，也就无需特意修筑围墙。而且肯定有出口。”

“或许。”我说。

“我一定要找到它，同你一道逃走。我可不想在这么凄惨的地方死去。”说罢，影子沉默下来，接着刨击地面。“记得一开始就对你说过，这镇子是不自然不正常的，”影子说，“现在我仍坚信不疑：不自然，且不正常。但问题在于这座镇子就是如此不自然不正常地自成一统。因为一切都扭曲都不自然，所以结果上又一切都正相吻合，无懈可击。它就是这样天造地设。”

影子用鞋跟在地面画着圆圈，继续道：“我们被关在这里面，天长日久，这个那个考虑起来反倒会渐渐觉得它们正确而自己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看上去简直浑然天成一般完美无缺。我说的你可明白？”

“明明白白。我也时常有此感觉，觉得较之这座镇子，自己恐怕过于渺小、软弱、不知所措。”

“但这是错的。”影子在圆圈旁边画着看不出意思的圆形，“正确的是我们，它们才是错误的。自然的是我们，那帮家伙才是不自然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坚信不疑。否则，势必会在自己都不知不觉之间被这镇子吞噬。被吞噬后可就悔之莫及了！”

“可是，何为正确何为错误毕竟是相对的，更何况我已被剥夺了作为比较二者的尺度的记忆。”

影子点头道：“我十分清楚你的迷惑。不过这样想好了：你可相信永恒运动的存在？”

“不，理论上不存在永恒运动。”

“同一道理。这镇子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永恒运动是一回事。理论上所谓的完整无缺的世界根本不存在，而这里却是完整无缺的。这样，必定某处做了手脚。就像看上去仿佛处于永恒运动状态的机器在背后利用肉眼看不见的外来动力一样。”

“你发现了那个？”

“还没有。刚才也跟你说了，这是我的一个假设，还必须补充具体东西，为此还需要一段时间。”

“把假设告诉我好么？说不定我也可以在具体补充方面助一臂之力。”

影子从裤袋里掏出两手，往上面哈口热气，在膝盖搓了起来。“不，那怕是难为你。我伤的是身体，你伤的是心，应该首先修复的是你，要不然等不到逃走两人就要同归于尽。这方面我来考虑，你想法救你自己，这是当务之急。”

“我的确不知所措。”我看着地上画出的圆圈说，“你说得很对。该往哪边前进都看不准，甚至对自己过去曾是怎样一个人都稀里糊涂。一颗迷失的心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况且是在这拥有如此强大力量和价值标准的镇子里。自从进入冬季，我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一天不如一天。”

“不不，不是那样。”影子说，“你并未迷失自己，不过是记忆被巧妙隐匿起来而已，所以才导致你不知所措。然而你并没有错。即使失去记忆，心还是朝着既定方向前进的。心这东西本身就具有导向能力，那才成其为自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否则你就将随波逐流地置身于莫名其妙的场所。”

“尽力而为吧。”我说。

影子点点头，遥望阴沉沉的天空，稍顷沉思似的闭起眼睛。

“想不明白的时候我总是看鸟。”影子说，“一看鸟就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并不错。对鸟来说，镇子的无懈可击也罢什么也罢了不相干，围墙城门号角也毫无关系。这种时候你也不妨看鸟。”

栅栏口传来看门人喊我的声音。会面时间已过。

“往后一段时间别来看我。”分别时影子对我耳语，“必要时我想办法见你。看门人生性多疑，见得多了肯定提防我们，怕我们搞什么名堂，那一来我的事情就难办了。要是问起你就装出和我话不投机的样子，懂么？”

“懂了。”

“怎么样啊？”刚进小屋看门人就问我，“阔别重逢，其乐融融吧？”

“说不清楚。”说着，我摇头表示否定。

“就那么回事。”看门人露出不无满足的神情。

25
冷酷仙境
——吃喝、象厂、圈套

爬绳不知比登梯舒服多少倍。绳上每隔三十厘米就打一个牢牢实实的结，而且粗细恰到好处，容易把握。我双手紧握绳索，身体略微前后摇晃着，有节奏地一步步向上爬去。自觉颇像荡秋千的电影镜头。诚然，秋千绳是不打什么结的，因为打结会遭到观众的轻蔑。

我不时仰望一眼，但由于电筒光迎面直射，很晃眼，很难看清距离。想必她担心我，正在静静地从顶端看我往上爬。腹部伤口随着心脏的跳动而闷闷地阵阵作痛。跌倒时跌伤的头依然痛个不止。虽说不至于影响爬绳，但痛毕竟是痛。

越是接近顶端，她手中的电筒越是将我的身体及周围情形照得光亮起来。但这总的说来是一种多余的关心，因我早已习惯摸黑攀援，给这光线一照，反而乱了步调，脚登空了好几次。我无法把握光照部分同阴影部分之间距离的平衡，看上去光照部分比实际突出得多，阴影部分则凹陷得多，而且过于耀眼炫目。人的身体可以很快适应任何环境，纵使很久很久以前潜入地下的夜鬼们能改变身体使之适应黑暗，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我觉得。

爬到六七十个绳结的时候，总算摸到了类似顶端的东西。我两手扣住石沿，像游泳运动员爬上游泳池那样向上爬去。由于绳子太长，胳膊早已累得没有了力气，花了好长时间才爬上顶部。竟好像游了两三公里自由泳。她抓住我的皮带，帮我最后一把。

“好险的地方！”她说，“再晚四五分钟我们两人就都报销了。”

“这下可好了。”说着，我躺在岩石平面上，深深吸了几口气。“水到什么地方了？”

她放下电筒，一点点往上拉绳子。拉过大约三十个结时，把绳子递到我手里。绳子湿得一塌糊涂：水已涨到相当高度。再晚爬四五分钟，可就非同小可。

“可你能找到你祖父么？”我问。

“没问题，”她说，“就在祭坛里边。不过脚扭伤了，说是逃跑时脚踩进深坑来着。”

“脚扭伤还能来到这种地方？”

“当然能。祖父身体好，我们这个家族都身体好。”

“像是。”我说。我也算是身体好的，但较之他们还是望尘莫及。

“走吧，祖父等着呢。他说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我也一样。”

我重新背起背包，跟着她往祭坛那边走去。所谓祭坛，其实不过是岩壁上一个圆洞而已。洞内状似大房间，洞壁凹陷处放着一个气瓶样的灯盏，放出朦朦胧胧的黄色光亮，使得参差不齐的石头洞壁上爬满无数奇形怪状的阴影。博士身裹毛巾被坐在灯旁，脸有一半背光。由于灯光的关系，眼睛看上去深深下陷，但实际上可以说精神十足。

“噢，怕是死里逃生吧？”博士不无欣喜地对我说，“出水我是知道的。本以为能早些赶到，也就没怎么在意。”

“在街上迷路来着，爷爷。”胖孙女说，“差不多整整晚了一天才见到他。”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了。”博士道，“事到如今，费时间也罢省时间也罢都是同一码事了。”

“到底为什么是同一码事？”我问。

“算啦，这话说起来啰嗦得很，以后再说吧。还是先坐下，把脖子上的蚂蟥弄掉，要不然可就要留下痕迹啰！”

我坐在稍离开博士一点的地方，他孙女坐在我旁边，从衣袋掏出火柴擦燃，把附在我脖子上的蚂蟥烧掉。蚂蟥早已喝饱了血，鼓胀得足有葡萄酒瓶塞那么大，被火一燎，“滋”地发出一声带水汽的声响，落在地上还扭动了一会，女郎用运动鞋底一脚碾碎。皮肤被火烧了一下，紧绷绷地作痛。我使劲往左歪了歪脖子，觉得皮肤好像熟过头的西红柿的薄皮似的直欲开裂。这种生活不消一个星期，我的全身恐怕就要变成受伤的标本，就像挂在药店墙上的脚癣病例图那样制成精美的彩色版分发给大家。肚皮伤口，头部肿包，蚂蟥吮吸的红瘢，甚至性功能不全都可能包括进去。也只能这样才生动逼真。

“没带来什么吃的东西？”博士对我说，“情况紧急，没时间带够食物，从昨天就只吃巧克力来着。”

我打开背包，拿出几个罐头、面包和水壶，连同罐头刀一起递给博士。博士首先不胜怜爱地喝了水筒里的水，然后像察看葡萄酒年代似的一一仔细检查了罐头，把桃罐头和咸牛肉罐头打开。

“你们也来一个如何？”博士问我们。

我们说不要，在这种地方哪里上得来食欲。

博士把面包撕成片状，卷上咸牛肉，大口大口吃得十分香甜。又吃了几块桃，把罐头盒对在嘴上吱吱有声地喝里面的汁。这时间里，我拿出小瓶威士忌喝了两三口。由于威士忌的作用，身体各部位多少没那么痛了。这倒不是痛感减轻，而是因为酒精麻痹了神经，使我觉得痛感仿佛成了同我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独立生命体。

“啊，谢天谢地！”博士对我说，“这里一般备有应急食品，能保证两三天不饿。可这回因一时马虎没有补充，自己都感到窝囊。一旦过惯了舒服日子，就难免放松警惕，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晴天糊伞备雨时——古人说得实在妙极。”

博士独自嗬嗬嗬笑了半天。

“现在饭也算吃完了，”我说，“差不多进入正题吧。从头按顺序说好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结果如何？我应该怎么办？一五一十地。”

“恐怕专业性很强，我想。”博士不无怀疑地说。

“专业性强的地方从略就是。明白基本轮廓和具体方案也可以了。”

“要是全部捅出，估计你会生我的气，这可实在是……”

“不生气。”我说。事到如今，生气也于事无补。

“首先我恐怕必须向你道歉。”博士道，“虽说是为了研究，但毕竟欺骗了你利用了你，把你逼得走投无路，对此我正在深刻反省。不光是口头，我从内心觉得对你不起。不过话说回来，我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相当可贵的，几乎无与伦比的，这点无论如何得请你理解。科学家这种人，在知识宝藏面前眼睛是看不到其他东西的。也惟其如此，科学才得以取得不间断的进步。说得极端些，科学这东西正因为有其纯粹性才获得繁殖……呃，可读过柏拉图？”

“几乎没有。”我说，“不过还是请你抓住要点。关于科研目的的纯粹性已经完全明白了。”

“抱歉抱歉，我只是想说科学纯粹性这东西有时往往损伤很多人。这和所有纯粹的自然现象都在某种情况下给人们造成损害是一样的：火山喷发掩埋居民点，洪水把人们冲走，地震毁掉地面的一切。但如果说这类自然现象一律有害的话……”

“爷爷，”胖孙女从旁插嘴了，“能不能说得快点？要不然来不及的。”

“对对，说得对。”博士拉过孙女的手，啪啪拍了几下，“可是，啊——从哪里说好呢？我很不善于按纵向顺序把握事态，不知该说什么如何说。”

“你不是给我数据让我进行模糊运算了么？这里有什么名堂？”

“说明这点要追溯到三年前。”

“请追溯好了。”

“当时我在‘组织’的研究所工作来着。不是正式研究员，也就类似个体别动队吧。我手下有四五名人员，有堂而皇之的设备，钱也随便使用。我对钱无所谓，性格上也不愿意受制于人，但‘组织’提供用于研究的丰富实验材料却是得天独厚的，而更有魅力的，是能够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那时‘组织’的处境相当危急。具体地说，他们为保护情报所编排的各种数据保密系统，可以说已被符号士们破译殆尽。‘组织’如果将方法复杂化，符号士便用更复杂的手段破译，如此反复不止。这简直同争建高墙无异，一家建了高墙，另一家就斗气建得更高。几个回合之后，墙便由于建得过高而失去实用性。然而哪一家又都不肯罢手，因为一罢手就等于失败。一旦失败，势必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于是，‘组织’决定依据全新的原理来开发无法破译的数据保密方式，我便是作为这一开发项目的负责人而应聘的。

“他们选我是非常英明之举。因为，当时——当然现在也是——我在大脑生理学领域是最有能力最有干劲的科学家。我没有干发表学术论文或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那样的傻事，所以在学会里始终不引人注意，但在大脑知识的深度上任何人都无可与我匹敌。‘组织’知道这一点，正因如此才把我作为合适人选聘去。他们希望搞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想，不是将既成方式复杂化或改头换面，而是从根本上改弦易辙。而这种作业，那些在大学研究室里从早到晚埋头写无聊论文或计算工资的学者是无能为力的。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科学家必须是自由人。”

“可你是由于加入‘组织’而放弃自由人立场的吧？”我问。

“不错，是那样的，”博士道，“你说得不错。对此我也在以我的方式反省。不后悔，而是反省。并非自我辩解——我急欲得到能够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场所。那时我头脑中已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理论，只是苦于无法实际验证。这也是大脑生理学研究方面的困难所在，不可能像其他生理学研究那样用动物进行实验。这是因为，猴脑不具备对人的深层心理和记忆做出反应的复杂功能。”

“所以你，”我说，“就拿我们做人体实验对吧？”

“喂喂，别急于下结论，先让我简单阐述一下我的理论。暗号上有个一般性理论，即‘没有不能破译的暗号’。这固然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暗号这东西是基于某种原则才成立的，而原则这东西无论多么复杂和精细，归根结蒂精神上都有一个共通点，即能为大多数人所掌握。所以，只要掌握了这个原则，暗号就不难破译。暗号中信赖度最高的，是书对书系统，即互发暗号的两个人具有同一版的同一本书、以页数和行数决定单词的系统。但即使是这一系统，只要找到书也就算寿终正寝了，这就首先要求时刻把那本书留在手头，可是这样危险太大。

“于是我这样想：万无一失的暗号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用任何人都无法掌握的系统进行保密，也就是要通过万无一失的黑匣子来保存情报，又反过来把经过处理的东西通过同样的黑匣子加以保存。对黑匣子里的内容和原理，甚至本人都蒙在鼓里，可以使用，却不知其为何物。因为本人都不明白，所以他人便不可能凭借暴力窃取情报。如何，万无一失吧？”

“你说的那黑匣子就是人的深层心理？”

“是的，正是。再让我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依照各所不同的原理行动的，不存在相同的人。总之这是Identity的问题。何谓Identity？就是每一个人由于过去积累的体验和记忆而造成的思维体系的主体性。简言之，称为心也未尝不可。每个人的心千差万别，然而人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大部分思维体系，我如此，你也不例外。我们所把握的——或者说以为把握的——部分不过是其整体的十五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罢了，连冰山一角都称不上。譬如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你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有时候可以勇敢，有时候则是怯懦的，无法一言定论。”

“所谓思维体系恰恰是这么一种东西，无法一言定论。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你可以在一瞬间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在勇敢和怯懦之间选定一个点。这种缜密的程序早已在你身上形成，可是你几乎不了解程序的具体区划和内容，也没有必要了解。即使不了解，作为你本身也可以照常使之运转，这跟黑匣子完全是同一道理。就是说，我们头脑中埋藏着一个犹如人迹未至的巨象的墓场般的所在。应该说，除去宇宙，那里是人类最后一块未知的大地。

“不不，象的墓场这一说法并不贴切。那里并非死去记忆的堆放场。准确说来，称为象厂倒也许接近。因为无数记忆和认识的断片在那里筛选，筛选出的断片在那里被错综复杂地组合起来制成线，又将线错综复杂地组合为线束，由线束构成体系。这正是一家‘工厂’，从事生产的工厂。厂长当然是你，遗憾的是你不能去那里访问。就像漫游仙境的艾丽丝，要进入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药才行。路易斯·卡罗尔的这个故事实在编得精彩。”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方式是由象厂发出的指令来决定的了？”

“完全正确。”老人道，“换言之……”

“请等等，”我打断老人的话，“让我提个问题。”

“请请。”

“大致意思我是明白了，但不能把行动方式扩展到属于表层的日常性行为的决定上面去。例如早晨起床是吃面包喝牛奶还是喝咖啡喝红茶，岂不是兴之所至的琐事么？”

“言之有理。”博士深深点了下头，“另一个问题是人们的深层心理总是处于递变之中。打个比方，就像每天都出修订版的百科全书。为了使人们的思维体系稳定下来，就需要将这两个故障清除掉。”

“故障？”我问，“什么地方算是故障？难道不是人们极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吗？”

“这个嘛，”博士安抚似的说，“深究起来，会涉及到神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决定论吧。就是说人的行为这东西是由神早已决定了的，还是彻头彻尾属于自发的这个问题。进入近代以后，科学当然是以人类的生理性思维结构为重点发展过来的，但若问何谓自发性，谁都无法提供圆满的回答，因为任何人都未能把握我们体内象厂的秘密。弗洛伊德和荣格倒是发表过各种各样的推论，但其发明的终究不过是能够对此加以表述的术语而已，方便固然方便，却未能确立人类的思维结构。依我看来，那无非是在心理科学外面涂上一层繁琐哲学的油彩罢了。”

说到这里，博士又嗬嗬嗬笑了一通。我和女郎静等他笑完。

“相对说来，我的思维方式富有现实性。”博士继续道，“借用一句古语，属于神的归神，属于恺撒的归恺撒。所谓形而上学，归根结蒂不外乎关于符号的家常闲话。在热衷于这玩艺之前，需要在有限的场所完成的事项简直堆积如山。例如黑匣子问题。仅仅把黑匣子作为黑匣子而不去管它诚然可以，直接利用黑匣子的性能也未尝不可，可是……”说着，博士竖起一个指头，“可是，必须解决刚才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表层行为这一档次中的偶然性，另一个是黑匣子伴随新体验的增加所出现的变化。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绝非轻而易举。为什么呢？因为正如你刚才所说——就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只要生命不息，人就要经历某种体验，这种体验就要分秒不停地积蓄于体内，喝令其停止就如同令人死掉。

“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设想：在一瞬间把人当时的黑匣子固定下来如何。如果其后出现变化，只管听之任之，不必理会。只是固定黑匣子时要固定得完整无缺，以便呼叫时可以毫不走样地呼叫出来，类似瞬间冷冻。”

“等等，”我说，“那就是让同一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是吧？”

“正是正是，”老人道，“诚哉斯言。你理解得很快，我没有看错。恰恰如你所说。思维体系A是恒定不变的。在另一状态下，它则是A′、A″、A‴不断变化着的。这就像右边裤袋里装停止不走的表，左边裤袋里装走动的表。可以根据需要随便取出哪一只。这样，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用同一原理来解决另一问题是可能的。就是说，把原始思维体系A表层上的选择性去掉即可。明白吧？”

我说不明白。

“一言以蔽之，就是像牙医削珐琅质那样削掉表层而只留下具有必然性的中心要素即意识核。这样一来，便不至于产生可称为误差的误差。进而将削掉表层的思维体系冷冻起来投入水井，‘扑通’一声。这就是模糊运算方式的原型。我在加入‘组织’之前建立的理论大致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要做脑手术？”

“脑手术是需要的。”博士道，“若研究再推进一步，做脑手术的必要性也可能逐渐失去，而用类似某种催眠术的方法通过外部操作制造出同样状态。但在目前阶段还做不到这一步，只能给脑以电刺激，即人为地改变脑的环状流程。这并没有什么稀罕，不过是多少运用一点现在仍对精神性癫痫患者施行的定位脑手术而已，以便将脑的扭曲变态所产生的放电一举消灭……专业性部分省略掉可以吧？”

“可以。”我说，“只说要点即可。”

“总之就是设置脑波流程的中继站，也算是分流点吧。在其旁边埋入电极和小型电池，并用特定信号来‘咔哧咔哧’转换中继站。”

“那么说，我的脑袋里也已埋入电池和电极了？”

“当然。”

“乖乖！”

“不不，它既没你想得那么可怕又没什么特殊，大小也只有小豆粒那个程度，体内带着这么大的东西走来走去的人世上多的是。此外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原始思维体系即停止不走的那只表的线路是盲线。一旦进入盲线，你就再不能认识自己思维的所有流程。就是说，那时间里你根本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做什么。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你就会自行改变思维体系。”

“另外还有已削掉表层的纯粹意识核的照射问题吧？手术后从你的一个助手那里听说来着，说那种照射有可能给人脑以强烈影响。”

“是的，是有这个问题。不过并非在这点上已经有了明确见解，当时还仅仅是个推论，就是说没有试过，只是估计有此可能。

“刚才你提到过人体实验，坦率地说，这种实验我们已做过不止一例，因为不能一开始就让你们这些身为宝贵人材的计算士遭遇不测。‘组织’找来十个合适人选，我们对他们施行了手术，看了结果。”

“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们无可奉告，反正是身强力壮的健康男性。条件是没有精神病史，智商在一百二十以上。至于是如何将这些人带来的，我们并不了解。实验结果还说得过去。十人之中有七人中继站运转良好，其余三人则全然无动于衷，思维体系或单一或相互混合。好在七人没出差错。”

“混合的人怎么了？”

“当然使之复原了，害处是没有的。剩下的七人在继续训练过程中明显暴露出几个问题点。一是技术问题，二是被实验者本身的问题。首先是中继站的转换呼号容易混淆。最初我们用任意的五位数编排呼号，但不知为什么，有几个人竟因天然葡萄汁的气味而致使中继站自动发生转换。这是午餐供应葡萄汁时看出来的。”

胖女郎在旁边“哧哧”作笑，但对我则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拿我来说，在接受模糊处理之后，有时也对各种气味敏感得不行，例如一闻到她那带香瓜味的古龙香水味儿，脑袋里就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似的。倘若每次嗅到什么思路都发生转换，那可不是儿戏。

“这个问题，通过将特殊声波夹入数字之间的办法获得了解决。这其实很像某种嗅觉因呼号而做出的反应。另一点是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人即使在中继站发生转换的情况下，其原始思维体系也不能很好地运转。经详细察看，结果发现是被实验者本人的思维体系存在问题。因为被实验者的意识核本身在质上不稳定而且稀薄。尽管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但精神主体性尚未确立。也有相反的例子：自控能力不足。主体性固然绰绰有余，但若不做出有条理的安排，也是不能加以利用的。总之，并非任何人只要接受手术就能胜任模糊运算，也还是有适应不适应这个问题。这点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二去，最后只剩下三个人。这三个人可以按照指定呼号准确无误地进行转换，从而可以使冻结的原始思维体系卓有成效地稳定地发挥功能。一个月时间里在他们身上一再实验，获得了成功的信号。”

“再往下我们就接受了模糊运算处理？”

“不错。通过反复考试和面谈，我们从将近五百名计算士中录取了二十六人。二十六人都具有坚定的精神主体性，身体健康，没有精神病史，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和情绪。这是一项非常麻烦的作业，因为有的部分光通过考试和面谈是无法澄清的。随即，‘组织’分别汇编出了这二十六人的详细资料：童年情况、学习成绩、家庭、性生活、饮酒量……总之无所不包。就是说你们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被整个洗了一遍，所以我对你了如指掌。”

“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说，“据我听到的情况，我们的意识核即黑匣子是保存在‘组织’的图书馆里。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将你们的思维体系无一遗漏地扫描下来，进行模拟试验，将其结果作为主要备用品加以保存。因为若不这样处理，一旦你们身上发生意外就将全然动弹不得。可以说类似一种保险。”

“模拟试验结果可是完整的？”

“啊，当然不至于完整，因为只有有效地去掉表层部分才容易模拟。不过功能上还是近乎完整的。说得详细点，模拟结果是由三种平面坐标和全息摄影构成的。以往的电子计算机当然不能胜任，而当今新的计算机由于其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象厂式机能，因此可以适应意识的复杂构造。一句话，问题在于影像的固定性。这点说起来啰嗦，免了吧。最浅显地说来，扫描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将你意识的几种放电方式输入电脑。放电方式此一时和彼一时存在着微妙差异，因为要调整扫描线中的末端，编排光束中的扫描线。编排过程中，既有计测上无意义的，又有有意义的。这点由电脑判断。无意义的剔除，有意义的作为基本方式编排进去。这要以百万次为单位不知重复多少次，如同一张张叠放塑料纸。在确认任何一张都不再里出外进之后，将其方式作为黑匣子保存下来。”

“再现大脑不成？”

“不，不是。大脑是绝对再现不出来的。我们从事的不过是把你的意识系统用影像固定住，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间性范围内。对于时间性和大脑功能的灵活性，我们是完全无可奈何的。但我做的并不止于此，我还在黑匣子图像化上面取得了成功。”说着，博士交替看了看我和胖孙女的脸。“意识核的图像化。这点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人染指。因为不可能。但我使之成为可能。你猜我如何进行的？”

“猜不出。”

“让实验对象看某种物体，分析由视觉产生的脑电反应，再转换为数字，进而转换成点。起始浮现的图形极为粗糙，经过反复修整和具体补充，才将实验对象所目睹的图像显现在电脑屏幕上。实际作业可没有嘴说这么轻松，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如此翻来覆去，电脑终于吃透了程序，将脑电反应自动绘成图像。电脑这玩艺实在可爱得很，只要我这里发令不止，它就工作不息。

“其次，要把黑匣子输入业已吃透程序的电脑之中。这么着，意识核的状况便被奇迹般地制成了图像。诚然，图像还极其支离破碎，混沌不堪，而这样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此需要编辑，对了，正如电影剪辑那样。剪贴图像集成，有的去掉，有的进行各种组合，使之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故事？”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吧。”博士说，“优秀的音乐家可以将意识转换为旋律，画家可以转换成色彩和形状，小说家则可转换为故事，同一道理。当然，既是转换，便算不得真正准确的模拟，不过对于把握意识的大致状况的确便利。因为纵令再准确无比，而若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的图像罗列，也绝对不可能充分把握全貌。此外，由于并非要使用可视图像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没必要非弄得全都毫厘不爽不可。这种视觉化终究只是作为我个人爱好进行的。”

“爱好？”

“过去——还是战前——我干过电影编辑助理。因为这个关系，这方面的作业我非常得心应手。也就算是赋予混沌以秩序的工作吧。这样，我不用其他人员，只管独自一头扎在研究室里忙个不停，估计大家都不晓得我在搞什么名堂。我就把图像化了的数据作为私有物偷偷带回家中，归为私有财产。”

“二十六人的所有意识都图像化了？”

“是啊，基本上。而且每个都取了名称，同时也是每个黑匣子的名称。你的大概是‘世界尽头’。”

“是的，是‘世界尽头’。我时常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何以取这么一个名称。”

“这个以后再说吧。”博士道，“反正没有人晓得我将二十六个意识成功地制成了图像，我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很想把这项研究在不同‘组织’发生关系的地方进行下去。我已经完成了‘组织’委托的项目，我所需要的人体试验也已结束，再没心思为别人的利益研究下去。我渴望重返随心所欲的生活，多方面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不大属于潜心于单项研究那种类型，而适合平行推进几个项目：例如那边研究骨相学，这边研究音响学，再加上脑医学等。而若受雇于人，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我在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向组织申请辞职，说交给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技术性工作，自己差不多该走了。然而他们死活不肯答应，因为我对那个项目了解得过多，他们担心我可能跑到符号士那里去，而致使目前阶段的模糊计划化为泡影。对他们来说，非友人即敌人。‘组织’求我再等三个月，让我只管在研究所里自己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工作一点不干也没关系，还付给特别奖金，告诉说在这三个月时间里叫人完成严格保密系统，之后我即可离开。我生来喜欢自由自在，如此受人束缚自然感到极其不快，但作为事情倒也不坏。于是我决定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生活三个月。

“问题是人一悠闲起来，必然节外生枝。由于时间太多，我便心生一计，想在实验对象——也就是你们——大脑中继站里追加一条不同的线路，即第三条思维线路，并把我重新编排的意识核加进线路。”

“为什么做这种事？”

“一来我想观察这将给实验对象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了解由他人重新安排编制的意识在实验对象身上如何发挥功能。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类明确的例证。二来——当然是心血来潮——我想既然‘组织’允许我随心所欲，我何不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做几个他们不知晓的功能。”

“就因为这个，”我说，“你就把电气机车线路那样无事生非的东西塞到我脑袋里来了？”

“哎呀，那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实在无地自容。不过你恐怕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好奇心这东西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对于那些协助纳粹的生物学家在强制收容所里进行的无数活体实验，我当然深恶痛绝，但内心深处也这样想过：反正是干，为什么不能干得巧妙干出成效来呢？以活体为对象的科学家所朝思暮想的，其实完全是同一内容。况且我所干的决非危及生命的勾当，不过把两个东西变成三个罢了，只是稍微改变一下环形流程罢了。这并不特别增加大脑负担，无非是使用同样的字母卡造出另一单词而已。”

“可是，事实上除我以外所有接受模糊运算处理的人都死了，这点你作何解释？”

“我也不知道，”博士说，“如你所说，二十六个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中，的确死了二十五人。死法如出一辙，晚上躺下，早上死了。”

“那么，我也同样，”我说，“说不准明天就同样一命呜呼，对吧？”

“情况没那么简单。”博士在毛巾被里慢吞吞地蠕动着身体，“那二十五人的死时间集中在半年里，也就是手术后一年零两个月到一年零八个月之间。二十五人全部死于那一期间，而惟独你在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今天还能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运算。这样，不能不认为只你一人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素质。”

“特殊是什么样意义上的特殊呢？”

“且慢。手术之后，你可出现过某种奇异症状？如幻听、幻觉、神志不清等等？”

“没有，”我说，“幻听幻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对某种气味十分敏感，大多像是水果味儿。”

“这点所有人无一例外。特定水果味对中继站是有影响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有影响。但作为结果，没造成幻觉、幻听和神志不清，是吧？”

“是的。”我回答。

“唔。”博士沉吟片刻，“别的呢？”

“这倒是我刚刚感觉到的：有时好像逝去的记忆重新回来了。此前由于是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没怎么注意，而刚才出现的则相当清晰而且持续时间长。原因我晓得，是水声诱发的。但不是幻觉，是地地道道的记忆，毫无疑问。”

“不，不是的。”博士斩钉截铁，“也许你觉得像是记忆，其实只是你本身捏造的人为的桥梁。总而言之，在你自身的主体性同我编排输入的意识之间存在极为情有可原的误差，而你为使自身存在正当化而力图在这误差之间架设桥梁。”

“不好理解。过去一次也没发生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因为我在转换中继站时解放了第三条线路。”博士说，“不过还是按顺序讲好了，否则很难讲清，你也不易明白。”

我又掏出威士忌喝了一口。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第一批八个人接连死去时，‘组织’把我叫去，要我查明死因。老实说，作为我虽然不愿意插手这桩事，但毕竟是我开发的技术，加之事关人的生死，不容我袖手旁观。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他们向我介绍了八人死亡的经过和脑解剖结果。如我刚才所说，八人的死法一模一样，全都死因不明。躯体和大脑毫无损伤，都如静静熟睡一般咽的气，简直同安乐死无异，脸上也全然没有痛苦的痕迹。”

“死因弄不明白？”

“弄不明白。当然推论和假定之类还是做得出的，毕竟接二连三死去的八人全是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不可能以偶然情况视之，而必须尽力采取对策。无论如何这是科学家的义务。我的推论是这样的——是否脑中设置的中继站功能迟滞、烧毁或消失，从而导致思维体系发生混淆和大脑功能承受不住其力量的冲击？倘若中继站没有问题，那么根本症结是否在于解放意识核（尽管时间很短）本身？而这对于人脑是否不胜负载？”说到这里，博士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停顿一会，“这是我的推论。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根据前后情况再三斟酌，死因或是二者之一，或二者都是。我觉得这样推测是最为稳妥的。”

“做脑解剖也没搞清？”

“脑这东西不同于电烤炉，又有别于洗衣机，看不见接线和开关，改变的只是肉眼看不见的放电流程。所以人死之后，不可能取出中继站来检查。活脑出现异常可以判明，对死脑则只有徒呼奈何。当然，若有损坏或脓肿，自然一目了然，但无此症状，完好无缺，十全十美。

“于是，我们把活着的十名实验对象叫进研究室复查了一遍。取出脑波，转换思维体系，确认中继站运转是否顺利，并详细进行了面谈，询问身体有无异常，有无幻觉幻听。然而没发现任何堪称问题的问题，身体全都健康，模糊运算作业也一帆风顺。这样，我们估计死的人可能大脑有某种先天性缺陷，不适合从事模糊运算。至于何种缺陷尚不明了，但可以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澄清，赶在施行第二代模糊手术之前解决。

“但终归还是失算了，因为此后一个月又死了五人，其中三人还是我们彻底复查过的实验对象。复查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为时不久也那般轻易地死了，这对我们实在是沉重打击。二十六人中，已有一半莫名其妙地死去。如此下去，适合不适合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将带来一个根本性问题，亦即将两套思维体系交相转换使用这点对于大脑来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据此，我向‘组织’提议冻结这个项目，就是说将中继站从依然存活的人的脑中取出，中止模糊运算作业，若不然，说不定会全军覆没。但‘组织’说此事办不到，拒绝我的提案。”

“为什么？”

“他们说，模糊系统运行得极有成效，事实上已无法就此刹住而将整个系统重归于零。若果真如此，‘组织’机能势必瘫痪。况且又不是说肯定全体死光，如果有人活下来，不妨将其作为有说服力的标本进行下一步研究。于是我退下来了。”

“而且只我一个逃生。”

“是这样的吧。”

我把后脑壳贴在岩壁上，怅怅地望着洞顶，用手心摩挲着脸颊茁壮的胡须。我记不准上次是什么时候刮的须，想必我的面目十分怕人。

“那我为什么没死？”

“终归是一种假设，”博士说，“假设又加假设。不过，依我的直觉，还不至于不着边际。具体说来是这样：你原本就是将数套思维体系区分使用的，当然是无意识的，是在自己都不知不觉之间将自身的主体性一分为二。用我前面那个比喻来说，就是右边裤袋的表和左边裤袋的表。你本来就有中继站，因而已经具有精神上的免疫力。这是我作的假设。”

“可有什么根据？”

“有的。还是在两三个月以前，我把已制成图像的二十六人的黑匣子即思维体系重新一一看了一遍，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你那部分最为完整，没有破绽，脉络清晰。一句话，完美无缺，几乎可以改编成小说或电影。但其他二十五人则不是这样，统统紊乱不堪，浑浊不清，一盘散沙，无论怎么修改编排都不成条理，难以收拾，就像拼接梦境。而你的却截然相反，不可同日而语，好比拿专业画家的画比幼儿习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此想了很多。结论只有一个：你是用自己的手归纳整理过的，所以才有如此井井有条的结构存在于图像集成之中。再打个比方，就好像你亲自下到自己意识底层的图像工厂亲手制作图像，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难以置信，”我说，“何以发生这种情况呢？”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博士答道，“儿时体验、家庭环境、自我的过于客体化、犯罪感……尤其要指出的是你性格上有过于自我封闭的倾向。不是吗？”

“或许。”我说，“这到底将会怎样呢，假如我真是这样的话？”

“顺其自然。如果顺利，你也许就这样长命百岁。”博士说，“但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一切顺利的。对吧？你的处境是：无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你已经成为左右这场荒唐的情报战趋势的关键。‘组织’恐怕不久就要以你为典型开发第二项目，你将被彻底解析，用各种方式搅拌不已。具体如何我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你肯定要遭遇种种倒霉之事。我是不甚了解社会，但这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作为我也很想拉你一把来着。”

“得得。”我说，“你再不参加那个研究项目了吗？”

“我再三说过，我是不喜欢为别人一点点耗费自己的学问的，更不想参与将来不知牺牲多少人的研究项目。我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反省。正因为这些琐事弄得我心烦意乱，我才把研究室设在避开世人的地下。‘组织’倒也罢了，符号士们居然也在打我的主意。总之我这人不大喜欢大的组织，组织考虑的只是自身利益。”

“那你为什么在我身上搞小动作？说谎把我叫来，故意让我计算？”

“因为我想赶在‘组织’和符号士把你抓去胡乱糟蹋之前来验证我的假设。这点一旦弄清，你也不必被折腾得一塌糊涂了。我给你的计算数据之中，含有转换为第三思维系统所需的暗号。就是说，你在转换成第二思维系统之后换了一个点，而用第三思维系统进行了计算。”

“所谓第三思维系统，就是你在经过图像化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的系统？”

“完全正确。”博士点头道。

“可是这何以证明你的假设呢？”

“误差问题。”博士说，“你是无意间一一把握自己的意识核的，所以在使用第二思维系统阶段没有任何问题。但第三线路是我重新编排的，二者之间自然存在误差，而这种误差应该给你造成某种反应。作为我，就是想计测一下你对误差的反应。根据计测结果，应当可以进一步具体推测出封存于你意识底部的那个东西的强度、性质及其成因。”

“应当？”

“是的，是应当。可惜眼下一切都落空了。符号士们和夜鬼沆瀣一气，把我的研究室破坏得面目全非，所有资料都被洗劫一空。那伙浑蛋撤离后我回去看过一次，重要资料一点也没剩下，误差计测已根本无从谈起，就连制成图像的黑匣子也被带走了。”

“这点与世界完蛋有什么关系呢？”

“准确地说，并非现存的这个世界完蛋，而是世界在人们心中完蛋。”

“不明白。”我说。

“一句话，那就是你的意识核。是你意识所描绘的世界归于终结。至于你的意识底层何以藏有这种东西我不清楚，反正是世界在你的意识中走到尽头。反过来说，你的意识是在世界尽头中生存的。那一世界里缺少这个现存世界中应有的大部分东西。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生死，没有正确含义上的价值观和自我，而由兽们来控制人的自我。”

“兽？”

“独角兽。”博士说，“那座镇子有独角兽。”

“莫非独角兽同你给我的头骨有某种关系？”

“那是我复制的，惟妙惟肖吧？依照你的意识图像制作的，费了好大的劲。倒也没什么特殊用意，只不过出于对骨相学的兴趣罢了。送给你。”

“请停一下，”我说，“自己意识深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这点我基本明白了。你以更显而易见的形式将其编排出来，作为第三线路植入我的脑中，之后送进暗号，将我的意识注入这条线路，使之模糊起来。至此没有失误吧？”

“没有。”

“随着模糊作业的完成，第三线路自动关闭，我的意识返回原来的第一线路。”

“不对。”说着，博士“咔咔”搔了几把后颈，“若是那样事情自然简单，但并非那样。第三线路不具有自动关闭功能。”

“那么说，我的第三线路一直开放着？”

“可以这样认为。”

“但我现在是按第一线路思考、行动的呀。”

“因为第二线路已经封口。用图来表示，结构是这样的。”博士从衣袋掏出便笺和圆珠笔，画了张图递到我手里。

“是这样。这就是你的通常状态。中继站A连接输入点1，中继站B连接输入点2。但现在是这样的。”

博士在另一张纸上又画了幅图。

“明白吗？中继站B连接第三线路，在这种情况下将中继站A通过自动转换同第一线路相连。这样，你可以用第一线路思考和行动。但这终究是暂时性的，而必须尽快将中继站B转换到线路2。这是因为，准确说来第三线路并非属于你自己的。如果听之任之，势必产生误差能，烧毁中继站B，致使永远同第三线路连在一起，以其放电将中继站A拉向点②，进而烧掉那个中继站。我本应该在此之前计测误差能，使之完全复原。”

“本应该？”我问。

“现在已经无能为力。刚才说过，我的研究室已被那帮浑蛋毁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我已无可奈何，十分抱歉。”

“如此下去，”我说，“我将永远嵌在第三线路之中，无法复归原位了？”

“想必是的，想必要在世界尽头中生活。我也觉得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我一阵茫然，“这可不是光于心不忍就能了结的问题吧？你说于心不忍或许未尝不可，可我到底如何是好？事情本来是你惹起的，不是吗？开哪家的玩笑！还没听说过如此恶毒的勾当！”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符号士会同夜鬼狼狈为奸。那帮家伙晓得我在着手干什么，一心想把模糊系统的秘密窃为己有。而且目前‘组织’恐怕也已知道此事。对‘组织’来说，我们两人是双刃剑。明白么？他们认为我和你搭档瞒着‘组织’开始另搞名堂，并晓得符号士们正对此虎视眈眈。其实符号士们是有意让‘组织’知道的，这样‘组织’就会为保守机密而设法把我们除掉。不管怎么说，我们已背叛了‘组织’。就算模糊方式暂时受挫，他们也还是不想放过我们。因为你我二人是第一次模糊计划的关键，一旦我们同时落入符号士之手，必然惹出一场大祸。另一方面这也正是符号士的阴谋所在。如果我们被‘组织’斩草除根，模糊计划也就寿终正寝；假如我们脱险投奔符号士，自然正中其下怀。总之符号士一无所失。”

“一塌糊涂。”我说。闯入我房间胡作非为、割开我肚皮的到底是符号士。他们之所以大动干戈，目的就在于把“组织”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果真如此，我正好落入他们设下的圈套。“那么说，我已经山穷水尽了？符号士和‘组织’两面夹击，如此下去，我这一现实存在肯定化为乌有。”

“不，你本身不会完蛋，不过进入另一世界罢了。”

“半斤八两。”我说，“听着，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人渺小得几乎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出。过去就是这样，看毕业照也要花好半天时间方能找到自己。我一无家室，二无朋友，马上乌有也没人受累没人悲伤，这我完全清楚。不过说来你也许奇怪，我已经基本满足于这个世界，原因倒不清楚。或许我在与我自身一分为二又相互争执的凄惨情况下依然会自得其乐也未可知，说不明白。反正我还是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心里踏实。我是讨厌世上存在的大多数东西，对方想必也讨厌我，但其中也有我中意的，而且中意的就非常中意，这和对方中意不中意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这样生存于世的。我哪里也不想去，也不需要死。年纪的增长固然有时令人伤感，但这不光我一个人，任何人年纪都同样越来越大。独角兽和围墙也不稀罕。”

“不是围墙，是墙壁。”博士纠正道。

“什么都无所谓。围墙也罢墙壁也罢，哪样都不需要。”我说，“可以发一点火么？我很少发火，可现在越来越难以克制。”

“这种时候，怕也是情有可原。”老人搔着耳垂说。

“归根结蒂，责任百分之百在你身上。我毫无责任。策划的是你，实施的是你，把我卷进去的是你。是你在人家脑袋里擅自编织线路，出具假委托书令我做模糊运算，让我背叛‘组织’，使我遭受符号士的围追迫害，把我领进莫名其妙的地下，现在又要使我进入世界尽头。如此惨无人道的勾当闻所未闻。你就能对此无动于衷？反正请为我复原好了！”

老人“唔”了一声。

“人家说的不错，爷爷，”胖女郎插嘴道，“你有时候太热衷于自己的事情，以致连累别人。搞足鳍实验时不也是这样的么？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才行。”

“我的出发点原是好的，后来越来越糟实在是由于迫不得已的情况。”老人歉然说道，“现在已发展到了我束手无策的地步。我已无计可施，你也无法可想。车轮越来越快，谁都不能使它停下。”

“一塌糊涂！”我叹道。

“不过，你大概可以在那个世界里挽回你在这里失去的东西，已经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

“我失去的？”

“是的。”博士说，“挽回你失去的一切，一切都在那里。”

26
世界尽头
——发电站

读罢古梦，我提起要去发电站的事，女孩的脸阴暗下来。

“发电站可是在森林里的哟！”她边说边把烧得红彤彤的煤块埋进沙里熄掉。

“只是入口。”我说，“看门人都说没什么问题。”

“天晓得看门人想的什么。就算是森林入口也还是危险的。”

“横竖我想去看看，无论如何得弄到一件乐器。”

她把煤块全部掏出，打开下面炉口，将里面堆积的白灰倒入桶内，摇了好几下头。

“我也跟去。”她说。

“为什么？你不是不想靠近森林吗？再说我也不愿意拖累你。”

“因为不能放你一个人出去，你还没有充分了解森林的厉害。”

我们在阴晦的天空下沿河边向东走去。这是个使人联想到和煦春光的早晨。没有风，水流声听起来也似乎带有缠绵的柔情，一改往日冰冷的明快。走了十或十五分钟，我摘掉手套，解下围巾。

“像是春天。”我说。

“是啊。可惜只有一天，向来如此。冬天马上回头杀来。”

穿过桥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侧映入眼帘的便只有农田了，石子路也随之变成了狭窄的泥路。田垄之间，几道结冻发白的积雪如搔伤遗痕似的存留下来。左边河岸排列着柳树，柔软的枝条依依垂向河面。小鸟落在弱不禁风的枝上，为保持平衡而摇动了几次树枝，终于改变主意，往别的树飞去。阳光淡淡的，轻柔而和煦。我几次扬起脸，享受这静静的温馨。女孩右手插在自己的大衣袋里，左手放进我的大衣袋。我左手提着一个小皮箱，右手在衣袋里抓着她的手。皮箱里装着我们的午餐和给管理员的礼物。

春天来了，各种事情肯定会变得愈加开心，我握着她暖和的小手心想。如果我的心能熬过这个冬季，影子也同样挺过去的话，我就有可能以更为正确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心。如影子所说，我必须战胜冬天。

我们一边观赏周围风光，一边漫步往上游行走。这时间里我和她都几乎没有开口，倒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说的必要。沿着大地坑洼处的白皑皑的积雪，口衔小红果的鸟儿，田里战战兢兢的厚叶冬菜，河的流水在各处形成的清澈水洼，白雪覆盖的山脊——两人边走边确认似的一一打量不已。目力所及，所有景物都仿佛尽情呼吸着这突如其来的短暂的温暖气息，将其传往全身每一个部位。遮蔽天空的阴云也不似往日那样沉闷压抑，而给人一种莫可名状的亲昵感，俨然以柔软的手合拢我们这个小小的天地。

也可以碰到在枯草地上往来觅食的独角兽。他们身上披满泛白的淡黄色的毛，毛比秋天的长得多也厚得多，但一眼即可看出远比以前衰弱，形销骨立，犹如从旧沙发里支出的弹簧。嘴角的肉也松弛下垂得不成样子，令人目不忍睹。眼睛黯淡无光，四肢关节球一样膨胀起来。一成不变的惟有前额凸起的一支白角，角始终如一且不无自豪地直刺长天。

它们三三五五顺着田垄从一小片树丛走往另一小片树丛。树上的果实和适于食用的绿叶已经寥寥无几，高高的树枝上虽还剩有几颗果，可惜以它们的个头是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的。它们徒劳无益地在树下寻找掉在地面的果实，或用可怜巴巴的眼神一动不动地望着鸟儿啄食树果的情景。

“兽们为什么不动地里的农作物呢？”我问女孩。

“一向如此，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回答，“兽们决不动人吃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给，有时也是吃的，否则决不轻举妄动。”

河边有几头兽跪下前腿，弓身喝水洼里的水。我们从近旁走过时，它们也依然头也不抬地喝水不止。水面历历映着它们的白角，恰似掉在水里的白骨。

看门人告诉的不错，沿河岸走三十分钟跨过东桥时，有条小道向右拐去。道很小很细，不注意很容易忽略。这一带同样没有农田，道两旁惟见又高又密的野草，在东部森林和田地之间像有意把二者分开似的伸展开去。

沿荒草间的小径前行不久，迎来一段徐缓的坡路，草也随之疏落起来。继而坡路变成山坡，终于成了石山。好在虽是石山，但并非光秃秃的需要攀援，而有颇为正规的石阶。岩石是较软的沙岩，石阶的边角已被踩圆了。登了十多分钟，我们上到山顶，就整体高度来说，恐怕多少低于我住处所在的西山。

石山南侧不同于北侧，坡势缓缓而下，山脚连着一片相当宽阔的草地，再往前便是黑压压的东部森林，如海洋一般推向远方。

我们在山顶坐下歇息，观望了一会四周风景。从东面看去，镇景与我平时得到的印象有很大差别。河流直得令人吃惊，全然没有沙洲，直挺挺地流动不息，活像是人工渠。河对面是北部那片沼泽。沼泽右侧隔河是飞地一般蚕食大地的东部森林。河的这一侧左边，可以望见我们刚刚走过的农田。极目远眺，渺无人烟，东桥也寂寂无人，令人不由怆然。凝目细览，可以认出职工住宅区和钟塔，但那更像从远方过来的虚无缥缈的幻影。

歇息片刻，我们下坡朝森林走去。森林入口有一泓浅可见底的水池，中央立着半截白骨样的枯树桩，上面落着两只白色的鸟，定定地看着我们。雪很硬，鞋踩上去丝毫不留脚印。漫长的冬日已使林中景色大为改观，里面不闻鸟鸣，不见蝉影，惟有大树从不可能结冻的地层深处汲取着生命力，向阴沉沉的天宇刺去。

沿着林中路行走之间，耳畔传来一种奇妙的声音，近乎林中流窜的风声，而四周却又没有一丝刮风的样子，况且作为风声未免过于单调而缺少速度变化。越往前行，声音越大越清晰。我们不解其义。女孩来这发电站附近也是头一次。

透过巨大的柞树，可以望见前面空空荡荡的广场。广场尽头有一座类似发电站的建筑物，然而又没有任何足以表示其为发电站的功能性特征，简直像座巨大的仓库，既没有独具一格的发电设备，又没有高压线拉出。我们捕捉到的奇妙声响总好像是从这座砖瓦建筑中传出的。入口是两扇对开的坚固铁门，墙的最上端有几个小小的窗口。道路通到广场为止。

“看来这就是发电站了。”我说。

正门似乎上着锁，两人一起推也岿然不动。

我们绕建筑物转了一圈。发电站正面到后面有一定长度，两侧墙壁同正墙一样高高排列着窗口，窗口传出奇异的风声。但没有门，只有无任何抓手的平光光的砖墙拔地而起，看上去同镇上的围墙毫无二致。但近前细看，发现这里的砖同围墙用砖的质量截然不同，纯属粗制滥造，手感也相当粗糙，缺陷触目皆是。

后面相邻的是同为砖瓦建筑的不大的住宅，大小同看门人小屋差不多，开有极为普通的窗户，窗上挂的不是窗帘，而是装谷物的布袋，房顶立着熏黑的烟囱。至少这边可以感觉出少许生活气息。我在木门上每次三下地敲了三次，没有回音。门锁着。

“对面发电站有入口。”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往她指的那里看去，果然建筑物后面拐角处有个小门，铁门朝外开着。

往门口一站，风声愈发大了。建筑物内部比预想的黑暗得多。用双手罩着往里看，直到眼睛适应黑暗才看出名堂：里面一个灯也没有——发电站居然全无灯盏真有点令人称奇——仅有高高的窗口射进的微弱光线好歹投在天花板上。风声在这空空的房间里肆无忌惮地东奔西窜。

瞧这光景，打招呼也不会有人听到，我便站在门口不动，摘下眼镜，静等眼睛习惯黑暗。女孩站在我稍后些的地方。看样子她想尽可能离这建筑物远点，风声和黑暗已足以使她战战兢兢。

由于我平时就熟悉黑暗，没费多长时间就看清了房间地板正中站着一个男子。男子又瘦又小，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面前直径约三四米的直捅天花板的大圆铁柱。除了这个圆柱，再无其他像样的设备和机器，房间如室内跑马场一样空空如也。地板和墙壁也同样用砖铺就砌成，浑似巨大的炉灶。

我把女孩留在门口，独自进入里面。从门口走到中间圆柱，男子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存在。他身体纹丝不动，只把脸对着这边，静静地注视着我的临近。男子很年轻，大概比我小几岁，外表在所有方面都同看门人形成鲜明对比，手脚和脖颈细细的，脸皮白皙滑润，几乎没有刮须痕迹，头发一直退到宽额头的最上端，衣着也利利落落整整齐齐。

“你好！”我说。

他双唇紧闭，凝视我的脸，稍顷微微点了下头。

“不打扰吗？”因风声很大，我不得不提高嗓门。

男子摇摇头，表示并不打扰，然后指着圆柱上明信片大小的玻璃窗，意思像是叫我往里看。细看之下，原来玻璃窗是门的一部分。门用螺栓固定得结结实实。玻璃窗里面，贴地安着一台巨大的风扇，势不可当地飞速旋转，似乎内部有一台不知几千马力的驱动马达。想必风扇是借助某处吹来的风力旋转而发电的。

“是风吧？”我问。

男子点头称是，接着拉起我的胳膊朝门口走去。他比我大约矮半个脑袋。我们像一对要好的朋友并肩走向门口，门口站着女孩，年轻男子像对我那样朝女孩轻轻点了下头。

“你好！”女孩寒暄道。

“你好！”男子也应了一声。

他把我们领到几乎听不到风声的地方。屋后有片树林拓出的农田，我们坐在排列成一片的几个树墩上。

“对不起，我不能大声说话。”年轻管理员自我辩解似的说。“你们是镇上的人吧？”

我答说是的。

“您都看到了，”年轻男子说，“镇子的电力是靠风力供应的。这儿的地面开有一个特大的洞，利用里面吹出的风来发电。”男子缄口沉默了一会，盯着脚下的农田。

“风每隔三天吹上来一次。这一带地洞很多，里面风来水往。我在这里负责设备保养，没风的时候拧紧风扇螺栓，涂润滑油，或采取措施防止开关上冻，发出的电通过地下电缆输往镇子。”

说罢，管理员环视了一遍农田。农田四周被森林像高墙一般团团围住，田里的黑土被细细整过，尚无农作物的影子。

“闲的时候我一点点砍树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只我一个人，大事当然干不成。大树就绕过去，尽可能选择容易下手的地方。不过自己动手干点什么的确不坏，春天来了可以种瓜种豆。你们是来这里见习的么？”

“正是。”我说。

“镇子里的人一般是不来这里的，”管理员说，“森林中也没人进来。当然送东西的人除外，那人每周来送一趟粮食和日用品。”

“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我问。

“嗯，是的，已经很久了。光听声音都晓得机器的一举一动，毕竟每天都同机器对话，天长日久，这点事自然了然于心。机器运转正常，我本身也心里坦然。此外还通晓森林的动静。森林发出的声音可多着哩，简直像活物似的。”

“孤零零住在森林里不难受吗？”

“难受不难受这问题我不大明白。”他说，“森林位于这里，我住在这里，如此而已。总得有人在此照看机器才行。况且我所在的不过是森林入口，里面的情形不很清楚。”

“此外还有像你这样住在森林里的人么？”女孩问。

管理员沉思片刻，微微点了几下头道：“知道几个人。住在很远很远的里边。是有几个。他们挖煤、开荒、种田。但我遇到的只是极少数几个，而且极少搭话，因为他们不接受我。他们在森林里度日，我在这里过活，两不相干。或者森林里有更多的人，可是我只了解这么多。我不到森林里边去，他们几乎不来这入口。”

“见到过女的吗？”女孩问，“三十一二岁的。”

管理员摇头道：“没有，女的一个也没见到。见到的清一色是男子。”

我看了一眼女孩的脸。她再未开口。

27
冷酷仙境
——百科事典棒、不死、回形针

“一塌糊涂！”我说，“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么？依你计算，眼下情况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你是说你脑袋里的情况？”博士问。

“那还用说！”此外又能有什么情况。“我的大脑已毁坏到了什么程度？”

“我试着算了一下：恐怕中继站B已经在大约六小时前溶解了。这里所说的溶解，当然只是权宜性说法，实际上并非脑的一部分溶化，就是说……”

“第三线路被固定，第二线路死了，是吧？”

“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我刚才所说，你大脑中已开始架设辅助桥。总之已开始生产记忆。打个比方，连接那里和表层意识的管道正在根据你意识底层象厂式的变化而得到修补。”

“那么说，”我接道，“中继站A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意识底层的线路泄露情报了，对吧？”

“准确说来不是那样。”博士说，“管道是固有的。虽说思维线路发生分化，也不可能连管道都一举堵塞。这是因为，你的表层意识即线路1是吸收你深层意识即线路2的养分才得以存在的。管道既是树根，又是地线，没有它人的大脑就别想运转。所以我们才留下了管道，当然压缩在最低限度，压缩在正常情况下不至于有不必要的漏电和逆流的程度以内。不料，中继站B的溶解所引发的放电能给了管道以非正常冲击，致使你大脑由于受惊而开始了维修作业。”

“那一来，记忆的再生产往后要一直持续下去啰？”

“有可能。简言之，有些类似dájà vu⁽¹⁾。原理上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这种情况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不久你将迈向新记忆重新构成的世界。”

“重新构成的世界？”

“是的。眼下你正为迁往另一世界作准备。所以你现在目睹的世界也随之一点点变化。认识这玩意儿就是这样的，世界的变化完全取决于认识。不错，世界是实实在在的。但从现象角度来看，世界不过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罢了。具体说来，在你为迈右脚还是迈左脚而踌躇之间世界即已大为改观。世界因记忆的变化而变化——这完全不足为奇。”

“听起来像是诡辩。”我说，“实在过于主观。你忽视了时间性，那种情况成为问题只限于时间自相矛盾之时。”

“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时间的自相矛盾。”博士说，“你通过生产记忆而创造了属于你私人的多元世界。”

“那么说，我现在体验的世界正在一点点脱离我本身固有的世界不成？”

“这点无法核实，谁都不能证明，我只能说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当然这里指的并非科幻小说那种荒诞不经的多元世界，而终究只是认识上的问题，那是通过认识所把握的世界。我想它在各方面都处于变化之中。”

“经过变化，中继站A发生转换，出现迥然不同的世界，我就在那里边生存，是吧？而且我不能逃避这种转换，只能坐以待毙，嗯？”

“是这么回事。”

“这个世界持续到何时为止？”

“无休无止。”

“不明白，”我说，“何以无休无止？肉体应该是有期限的。肉体死大脑即死，大脑死意识也随之告终，不是吗？”

“不是。思维是没有时间的。这也是思维同梦的区别所在。思维这东西一瞬间可以洞察一切，可以体验永恒，可以闭合电路永远在其中绕行不止，这才成其为思维，而不至于像梦一样中断。它类似百科事典棒。”

“百科事典棒？”

“所谓百科事典棒，是某处一位科学家想出的理论游戏，就是说把百科事典刻在一支牙签上。知道怎么刻？”

“不知道。”

“简单得很。把信息也就是百科事典的文字全部置换成数字。每一个字用两位数表示，A为01，B为02，00为空白，标点符号也同样数字化，并在其最前面置以小数点。这样，就会出现如下无限长的小数点：0.173 200 063 1……然后，把这个数字刻在牙签与数字正相符的位置。具体地说，就是把与0.500 00……相符的部分刻在牙签正中，若是0.333 3……则刻在距前端三分之一处。意思可明白？”

“明白。”

“这样，无论信息多长，都可以一古脑儿刻在一支牙签上。诚然，这毕竟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以当今技术还不可能刻得那么细致。不过作为思维这玩艺的性质你还是可以理解的吧？时间就是牙签的长度，所容纳的信息量同牙签长度无关，它可以任意延长，也可以无限缩短。若诉诸循环数字，更是无尽无休，永无终止。明白吗？问题在于软件，同硬件毫无关系。牙签也罢二百米长的木头也罢赤道也罢，都无所谓。即使你的肉体死了意识没了，你的思维也将把那一瞬间的一点捕捉下来，永远分解下去。想想古代关于飞箭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好了。大概说是‘飞箭停止’。肉体之死就是飞箭，朝着你的脑笔直飞去，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人迟早会死亡，肉体必然毁灭。时间把箭推向前去。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思维这东西将永无休止地把时间分解下去。所以那种自相矛盾事实上是成立的。箭射不中。”

“就是说，”我应道，“不死。”

“是的。进入思维中的人是不死的。准确说来，纵使并非不死，也无限接近于不死，永恒的生。”

“你研究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

“不，不是这样。”博士说，“最初我也没注意到。起始只是出于些许兴趣开始这项研究的，研究过程中才碰到这点发现了这点。人并非通过扩延时间达到不死，而是通过分解时间获得永生。”

“于是你就把我拖入了这个不死世界？”

“不不，这纯属事故，我原本没那种打算，请你相信。真的，我真的没有那样做的念头。但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能使你免进不死世界办法只有一个。”

“什么办法？”

“马上死掉。”博士用事务性口气说，“在中继站A连线之前死去，这样就什么也剩不下来。”

深重的沉默笼罩着石洞。博士咳嗽一声，胖女郎喟然叹息，我喝了口威士忌，谁都默不开口。

“那是……是怎样的世界呢？”我问博士，“就是那不死的世界？”

“刚才已经说过，”博士道，“那是个静谧安宁的世界，你自身创造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成为你自身。那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那样的世界你可想象得出？”

“想象不出。”

“然而你的深层意识可以把它创造出来。这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有的人将永远彷徨在矛盾交织莫名其妙的混沌世界里，惟独你不同，你适合于不死。”

“这世界的转换什么时候发生啊？”胖女郎问。

博士看表，我也看表：六时二十五分。天已大亮。晨报已送发完毕。

“据我的初步计算，还有二十九个钟头三十五分钟。”博士回答，“也许有四十五分钟误差，基本差不多。为容易掌握，我已经调到正午：明天正午。”

我摇了下头。容易掌握？随即又喝了口威士忌，但无论怎么喝体内都全然没有酒精进入之感，甚至威士忌的味道都品味不出。胃袋竟像成了化石，也真是奇怪。

“往下打算怎么办？”胖女郎把手放在我膝头问道。

“这——不知道。”我说，“反正想到地面上去。我可不愿意在这等地方听天由命。到有太阳的地方去，往下的事出去再说。”

“我的解释还算充分？”博士问。

“充分。谢谢。”

“生气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生气也无济于事，况且事出突然，实际上还不能彻底融会贯通。时间再长一点，或许更为生气，当然那时候我恐怕已不在这个世上了。”

“说实话，我真不想说得这么详细来着。”博士道，“因为这种事如果不知道也就在不知道中过去了，说不定这样精神上更好受些。但是，这不是死，只是意识永远丧失。”

“半斤八两。”我说，“但不管怎样我都想弄明白情况，至少是我的人生嘛，我可不愿意稀里糊涂地被人随便转换开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请告知出口在哪里。”

“出口？”

“这里到地面的出口。”

“很花时间，又要从夜鬼巢穴旁经过，不要紧的？”

“不要紧。落到如此地步，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好！”博士说，“下这座石山就是水面。水已经完全平静，游泳没问题。游的方向是西南偏南。方位我用电筒照着。一直游过去，对面岸壁离水面稍上一点有个洞，钻过洞是下水道，下水道直通地铁轨道。”

“地铁？”

“是地铁，地铁银座线外苑前站和青山一丁目站的正中间。”

“为什么通到地铁？”

“因为夜鬼们控制着地铁。白天倒也罢了，一到夜晚它们就在地铁沿线飞扬跋扈。东京的地铁工程大大扩展了夜鬼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为它们建设的通道。它们时常抓护路员吃掉。”

“为什么不报道呢？”

“因为一旦报道势必惹出一场乱子：社会上知道了谁还肯在地铁工作？谁还肯乘地铁？当局当然心中有数，就加厚墙壁，堵塞漏洞，增加照明，严阵以待。但这点措施是不足以抵御夜鬼的，它们一到晚上就打穿墙壁，咬断电缆。”

“既然出去便是外苑前站和青山一丁目的中间，那么这一带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呃——大约是明治神宫的表参道附近吧。确切位置我也不清楚，总之只此一条路。路窄，又相当弯曲，要多花些时间，但不至于迷路，是吧？你首先从这里往千驮谷方面去，记住：夜鬼巢穴大致靠近国立体育场，所以路是往右拐的，往右拐往神宫球场方向，从那里也就是从绘画馆上到青山大道的银座线。到出口约需两小时。大致明白了吧？”

“明白了。”

“夜鬼巢穴那里尽量快些通过，在那种地方磨磨蹭蹭的话凶多吉少。另外小心地铁，有高压线，电车又川流不息。毕竟正是上班高峰，好容易爬出去，要是给电车轧死可就前功尽弃了。”

“小心就是。”我说，“可你往后怎么办呢？”

“脚扭伤了，眼下出去也摆脱不掉‘组织’和符号士的追捕，就先在这里藏一段时间，这里谁也追不来。好在有你送的食物，我吃得少，足可保证三四天饿不死。”博士说，“请先出去好了，不必担心我。”

“夜鬼干扰器怎么解决？我去出口需要两个，那一来你手头就只剩一个了。”

“让孙女领你出去。”博士说，“那孩子送走你再回来领我。”

“好的好的。”他孙女满口答应。

“万一她发生什么如何是好，例如被抓走？”

“抓不走的。”她说。

“放心。”博士说，“她年纪轻轻，但老练得很。我信得过。再说万一出事，也不是没有非常手段。其实只要有干电池、水和薄铁片，当即就可把夜鬼赶跑。原理很简单，效力也不如干扰器，不过我熟悉这里的地理，甩掉它们不成问题。对了，来这里的路上我不是撒下铁片了么？夜鬼是很讨厌那玩意儿的。效力倒是只能保持十五至二十分钟。”

“铁片指的是回形针？”我问。

“对对。回形针最合适不过。便宜，不占地方，能很快带磁，又可以连环戴在脖子上。总之这东西最理想。”

我从防寒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回形针递到博士手里：

“这回可以了吧？”

“太好了太好了！”博士又惊又喜，“真是雪中送炭。说实话我在来路上撒多了些，正担心数量不够呢。你这人真是聪明过人，可敬可佩。如此机警的人实属罕见。”

“差不多该出发了，爷爷，”他孙女道，“时间不多了。”

“千万当心，”博士说，“夜鬼那东西可马虎不得。”

“不碍事，保准安全归来。”说着，孙女在博士额头上轻轻一吻。

“就结果而言，我觉得十分对你不起。”博士转向我说，“如能替换，我真想替你受过。反正我已经尽情享受了人生，别无遗憾，对你则或许有点为时过早。事出突然，心理准备还没完成，留在世上没做完的事也怕多的是。”

我默然点头。

“但不必过于害怕。”博士继续道，“用不着怕。好么，这不是死，是永恒的生，而且在那边你可以成为你自身。相比之下，现在这个世界无非徒具其表的幻景而已。这点请别忘记。”

“好了，走吧。”女郎拉起我的胳膊。

(1)　法语。意为从未经验过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验过的错觉，既视感。

28
世界尽头
——乐器

发电站的年轻管理员将我们两人领进小屋。一进屋他就查看炉火，拿起煮沸的水壶走去厨房，又端茶折回。我们已给森林的寒气冻透了全身，能喝上热茶委实求之不得。喝茶时间里，风声一直响个不停。

“茶叶是森林里采的。”管理员说，“用整个夏天阴干，足够喝一冬。既有营养，又暖和身子。”

“好喝得很！”女孩说。

清香四溢，带有质朴的甜味。

“是什么植物的叶片？”我问。

“啊，名称还真不晓得。”年轻人说，“森林里的一种草。因味道好闻，就试着采来当茶。草很矮，绿色，七月开花，开花时掐小叶晒干。独角兽喜欢吃花。”

“独角兽也来这里？”我问。

“嗯，直到初秋。冬天一临近它们就再不靠近森林了，暖和的时候三五成群地赶来同我玩耍，我分东西喂它们吃嘛。但冬天不行，即使知道能得到吃的，它们也不接近森林，所以整个冬天我都孤单单一个人。”

“可以的话，一起吃午饭好么？”女孩说，“带来了三明治和水果，两人吃像是多了些。怎么样？”

“那当然好。”管理员说，“好久没吃过别人做的东西了。我这里有用林中蘑菇做的炖菜，尝尝如何？”

“恕不客气。”我说。

于是三人吃女孩做的三明治，吃炖蘑菇，吃饭后果子，喝茶。吃喝时我们差不多没有开口。沉默起来，风声仿佛透明的水浸入房间，淹没了沉默。刀叉碟盘相碰的声音夹杂在风声里，听起来带有某种非现实韵味。

“不走出森林么？”我问管理员。

“不走出。”他静静摇头，“这是早已安排好的：我始终守在这里管理发电站。或许迟早会有人前来接替，什么时候自然不晓得，但只有那时我才能离开森林返回镇子。一步也不能走出森林，在此等待每三天来一次的风。”

我点头喝掉杯里的剩茶。风声响起到现在没有多长时间，估计还将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此静听风声，恍惚觉得身体都被一点点拖往那边了。一个人在林中空荡荡的发电站里听这种风声，想必寂寞难耐。

“对了，二位恐怕不是为看发电站才来这里的吧？”年轻人问我，“刚才也说过，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来这里的。”

“我们是来找乐器的。”我说，“别人告诉说来你这里可以知道乐器在什么地方。”

他点了几下头，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盘子上叠放的刀叉。

“不错，这里是有几件乐器。很老了，不知能不能用，要是能用，尽管拿去就是。反正我也不会弹拉，摆着观赏罢了。看一下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他拉开椅子立起，我也随之起身。

“请这边来。在卧室里摆着。”

“我在这儿收拾碟碗，煮点咖啡。”女孩说。

管理员打开通往卧室的门，拉亮电灯，把我让进里边。

“就这儿。”他说。

沿卧室墙壁摆着各种各样的乐器，全都旧得堪称古董。大部分是弦乐器：曼陀林、吉他、大提琴、小竖琴等等。几乎所有的弦都生了红锈、断掉了或全然不见了，镇子上恐怕很难找到替代品。

其中也有我没见过的乐器。有件木制乐器俨然洗衣板，上面立着一排指甲样的金属突起物。我拿在手里试了一会，毫无声音发出。还摆着几个小鼓，甚至带有专用鼓棰，但似乎不可能击出鼓点。也有状似低音笛的大型管乐器，看样子我也无能为力。

管理员坐在小木床上，注视着我一件件查看乐器。床单枕头都很干净，收拾得整整齐齐。

“可有能用的？”他搭话道。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毕竟全是旧的。找找看。”

他欠身离床，去门口关上门转回。卧室没有窗口，关门后声音变小了。

“我收集这些东西，你不觉得蹊跷么？”管理员问我，“镇上没人对这东西感兴趣。镇上的任何人都不对东西怀有兴趣。当然生活必需品是人人都有的，如锅碗菜刀床单衣服之类，但即使这类东西只要有也就满足了，够用即可，谁都没有更多的欲望。可我不是这样，我对这些东西极感兴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偏偏被这些东西迷住了——形状精致的或漂亮好看的。”

他一只手放在枕头上，另一只手插进裤袋。

“所以说实话，这发电站我也喜欢。”他继续道，“喜欢风扇喜欢各种仪表和变压器。或许我身上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所以才被派到这里，也可能来后在单独生活的过程中染上了这一倾向。来这里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以前的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恐怕很难重返镇子。估计只要我有这种倾向，镇子就绝不会接纳我。”

我拿起一把仅剩两根弦的小提琴，用手指弹了下弦，小提琴发出一声干巴巴的断奏声。

“乐器从哪里搜集来的？”我问。

“四面八方。”他说，“是托送粮人找来的。很多人家的抽屉里仓库中往往藏有乐器，大部分都已派不上用场，被当做木柴烧了，但仍有小部分剩下，我就托他找到带来。乐器这东西形状都那么精美，我不懂使法，也不想使，但光是看就足以叫人动心。巧夺天工，恰到好处。我时常坐在这里呆呆欣赏。仅此足矣。这种感受你不觉得奇怪？”

“乐器这东西是非常好看的东西，”我说，“谈不上什么奇怪。”

我目光落到躺在大提琴和大鼓之间的一把手风琴上，便拾起查看。式样很老，用按钮代替键盘，蛇腹管已经硬了，到处布满了细小的裂缝，不过看上去不至于漏气。我把手插进两头的皮带，伸缩了几次。虽然用力比预想的要大，但若键不出问题，看样子还能使用。手风琴这东西只要不漏气，很少有其他故障，即使漏气也容易修好。

“可以弄出声音么？”我问。

“请请，随便。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青年说。

我把蛇腹管左右伸缩着，从下端依序按键。其中有的只能发出很小的声音，但音阶基本准确。我再次从上往下按了一遍。

“不可思议的声音。”青年饶有兴味地说，“声音简直像变色了似的。”

“按这个键发出的声音波长不同。”我说，“每一个都不一样。因波长有的吻合有的不吻合。”

“吻合不吻合这点我不大明白。吻合是怎么回事？互有所求不成？”

“是那样的。”说着，我按了一段和音。尽管音阶不甚准确，但还不算刺耳。至于歌曲却无从记起，只能按和音。

“这就是吻合的音？”

我说是的。

“我是外行，”他说，“听起来这声音还不仅仅是不可思议。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既不同于风声，又不同于鸟叫。”

如此说罢，他双手置于膝头，比较似的看着手风琴和我的脸。

“反正这乐器送给你就是，随你用多长时间。这东西还是放在懂得使用的人手上最好。我拿着也没用。”说到这里，他侧耳听了一会风声。“我再去看一眼机器，每隔三十分钟就得检查一次，看风扇转动是否正常，变压器运作有无问题。在那边房间等我好么？”

青年出去后，我返回餐厅兼卧室，喝女孩端上的咖啡。

“这就是乐器？”她问。

“乐器的一种。”我说，“乐器五花八门，声音各不相同。”

“活像风箱。”

“同一原理嘛。”

“可以摸摸？”

“当然可以。”我把手风琴递过去。她像对待容易碰伤的幼小动物似的用双手轻轻接住，细细打量起来。

“真有点不可思议。”她不安地微微笑道，“不过还好，总算搞到了乐器，高兴吧？”

“算是不虚此行吧。”

“那个人没能完全去掉影子，还剩有一点点。”她小声说，“所以在森林里。他胆子不很大，不敢走进森林深处，可又不能返回镇子，够可怜的。”

“你以为你母亲也在森林里？”

“也许，或者未必。”她说，“实情不得而知，一闪之念罢了。”

七八分钟后青年回到小屋。我感谢他赠送的乐器，打开皮箱，取出里边的礼物摆在桌上：小旅行钟，国际象棋，充油打火机。都是从资料室旅行箱里搜罗的。

“这是乐器的回礼，请收下。”我说。

一开始青年固辞不受，终归还是收了下来。他看了钟，看了打火机，又一个个看了国际象棋子。

“用法知道吗？”我问。

“没关系，没那个必要。”他说，“只这么看着就觉心旷神怡，用法慢慢自己会摸索出来的，最富有的就是时间嘛。”

我说该告辞了。

“那么急吗？”他有些不舍地说。

“天黑前要赶回镇子，睡一觉好开始工作。”

“倒也是。”年轻人说，“明白了。送到门口吧。本该送到森林入口，但工作当中，脱不开身。”

三人在小屋外面告别。

“以后请再来，也请让我听听那乐器的声音。”年轻人说，“随时恭候。”

“谢谢。”我说。

随着发电站的远去，风声也一点点减弱下去，快到森林出口时便完全消失了。

29
冷酷仙境
——湖水、近藤正臣、长筒袜裤

游泳的时候，为避免弄湿，我和胖女郎把东西卷成一小团包在备用衬衣里，固定在头顶上。一看就觉得好笑，却又没时间一一发笑。食品、威士忌和多余的装备都已留下，因此包裹还不算高，里面无非电筒、毛衣、鞋、小刀和夜鬼干扰器之类。她的东西也大同小异。

“一路平安！”博士说。

在幽暗的光线中看去，博士比最初见时苍老得多了，皮肤松弛，头发活脱脱像栽错地方的植物似的乱蓬蓬一团，脸上到处是褐色斑痕。如此观看，他竟成了不折不扣的疲惫的老人。天才科学家也罢什么也罢，人都要衰老、死去。

“再会。”我说。

我们在黑暗中顺着绳子下到水面。我先下，下去后用电筒发出信号，女郎跟着落下。摸黑把身体泡进水里，实在有点叫人不是滋味，心灰意懒，可又容不得说三道四。我首先伸一只脚进去，接着把肩浸入。水冰凉冰凉的，好在水质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极普通的水，不像有混杂物，比重也不特殊。四周如井底一般阒无声息，空气也好水也好黑暗也好，全都凝然不动，惟有我们激起的水声极为夸张地在暗中回响，仿佛一头巨大的水生动物在咀嚼什么猎物。下水后，我才想起把请博士治疗伤痛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里大概不至于有那带爪鱼游来游去吧？”我朝女郎可能在的方位询问。

“没有，”她说，“估计没有。应该只是传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那条庞大的鱼冷不防从水底冒出把我的脚一口咬掉，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个念头逐出脑海。黑暗这东西实在助长着各种各样的恐怖。

“蚂蝗也没有？”

“有没有呢？不会有的吧？”她回答。

我们依然把身体系在绳子两头。为了不浸湿东西，我们用慢速绕“塔”蛙泳一周，在背面恰好发现博士照出的电筒光束。光束宛如倾斜的灯塔一般笔直地穿透黑暗，将一处水面染成淡淡的黄色。

“一直朝那边游就可以了。”她说。也就是说，使自己同水面上的手电筒光并为一列即可。

我游在前头，她随后跟着。我的手的划水之声同她的手的划水之声交相起伏。两人不时停下回头张望，以确认方向，调整路线。

“注意别让东西沾水。”女郎边游边提醒我，“弄湿干扰器可就不能使用了。”

“放心！”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必须付出很大努力才能保证东西不湿。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哪里有水面都无从判断，有时甚至自己的手在何处都浑然不知。游着游着，我想起俄耳甫斯为赴死亡之国而必须渡过的那条冥界的河流。世上有数不胜数林林总总的宗教和神话，但围绕人死所想到的基本千篇一律。俄耳甫斯乘船渡过暗河，我则头顶包裹蛙泳而渡。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比我潇洒得多。伤口令人担忧，担忧也于事无补。所幸大概由于紧张的关系，没有觉得怎么痛，再说即使缝口裂开也不至于断送性命。

“你真的没生祖父的气？”女郎问。由于黑暗和奇特的反响，我全然搞不清她在哪里离我多远。

“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我朝她可能在的方向吼道。就连自己的声音也似乎来自莫名其妙的方向。“听你祖父叙说的时间里，我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

“怎么都无所谓？”

“既不是了不起的人生，又不是了不起的大脑。”

“可你刚才还说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呀！”

“玩弄词句而已。”我说，“任何军队都要有一面战旗。”

女郎思考了一会我话中的含义。这时间里我们只管默默游泳。像死本身一般深重的沉默支配着这地下湖面。那鱼在什么地方呢？我开始相信，那条怪模怪样的带爪鱼肯定就在某处。莫非在水底静静酣睡不成？还是在其他洞窟里往来游动呢？抑或嗅到我们的气息而正在朝同一方向游来呢？想到鱼爪抓住我脚时的感触，不禁打了个寒战。哪怕不久的将来我将死掉或消失，我也必须免使自己葬身鱼腹——至少不在这般凄惨的地方。既然终有一死，还是想在自己熟悉的阳光下死去。尽管两臂已被冷水弄得沉甸甸的软弱无力，但我依然奋力向前划动。

“你真是个顶好不过的人。”女郎道。语声里听不出半点疲劳，如同进浴池时那样朗然明快。

“很少人这样认为。”我说。

“我这样认为。”

我边游边回头。博士射出的手电筒光已被我远远抛在后头，但手仍未触到所要到达的岸壁。为什么这么远呢？我有些厌战了。若是如此之远，也该交待一声才是道理，那样我也好相应地下定决心。鱼的动向如何呢？还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吗？

“不是我为祖父辩护，”女郎说，“祖父并无恶意，只是一旦执著起来，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事物了。就这件事来说，原本也是出于好心，是打算赶在‘组织’对你胡乱下手之前尽可能弄明白你的秘密以便挽救你。祖父也在以祖父的方式为协助‘组织’做人体实验而感到羞愧，那是错误的。”

我继续游泳。事到如今，承认错误也为时已晚。

“所以请你原谅祖父。”

“我原谅也好不原谅也好，反正跟你祖父都没有关系，我敢肯定。”我回答，“可是你祖父为什么将那个项目半途而废呢？既然感到自己难辞其咎，本应该在‘组织’里边继续研究下去以避免出现更多的牺牲品，不对吗？就算再讨厌在大组织里工作，毕竟其研究所及，人一个接一个都死了嘛！”

“祖父变得不再相信‘组织’这种存在了。”女郎说，“他说无论计算士的‘组织’还是符号士的‘工厂’，不外乎同一人的左右手。”

“何以见得？”

“就是说‘组织’也罢‘工厂’也罢，所干之事在技术上几乎是同样的。”

“那是技术上，目的则截然不同：我们保护情报，符号士盗窃情报。”

“不过，”女郎说，“假如‘组织’和‘工厂’是由一人之手操纵的呢？就是说左手偷东西右手来保卫。”

我一边摸黑游泳，一边反复思索女郎的话。此事固然难以置信，但也并非绝无可能。不错，我是在为“组织”工作，但若问我“组织”内部结构如何，我实在一无所知。因为“组织”过于庞大，而且采取秘密主义来控制内部情报，我们只是接受上头的指令将其逐一消化完毕的渺小存在。至于上头的所作所为，我这样的小喽啰完全蒙在鼓里。

“如果你说得不错，真是桩大发横财的买卖。”我说，“通过唆使双方竞争，使价格无限上涨，只要让二者势均力敌相持下去，就不必担心跌价。”

“祖父在‘组织’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觉察出了这点。说千道万，‘组织’不过是把国家拉进来的私营企业罢了。私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为了利润什么都干得出来。‘组织’对外挂的是保护情报所有权的招牌，无非装潢门面。祖父预测：要是自己继续研究下去，事态恐怕将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如果让可以随便改造乃至改变大脑这项技术发展下去，整个世界和人类势必混乱不堪，必须适可而止才行。然而‘组织’和‘工厂’全无这个念头，所以祖父才退出了研究项目。是很对不起你和其他计算士，但研究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否则往下还会有许多人成为牺牲品。”

“有一点想问问，你从头到尾了解整个过程是吧？”

“嗯，了解的。”女郎略一迟疑后如实相告。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盘告诉我呢？那样我就大可不必特意跑来这种鬼地方，又可节省时间。”

“因为想让你面见祖父从而正确了解情况。”她说，“况且即使我告诉了你，你也肯定不会相信的吧？”

“有可能。”的确，就算有人风风火火地告诉我什么第三线路什么不死之类，我也怎么都不会信以为真。

此后游了不一会儿，手尖突然触及硬物。由于正想着问题，脑袋一时转不过弯，不知硬物意味着什么，但马上恍然大悟：是岩壁！我们总算游完了地下湖。

“到了！”我说。

女郎也来到身旁确认岩壁。回首望去，手电筒光如一颗小星在黑暗中微微闪烁。我们顺着那光线往右移动了十多米。

“大约是这里了。”女郎说，“水面往上约五十厘米的地方应该有个洞。”

“不会淹到水下去么？”

“不会。水面总这个样子，不上不下。原因倒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保持五十厘米不变。”

我们在注意不使东西“噼里啪啦”落下的状态下从头顶的包裹里取出小手电筒，一只手搭在岩壁凹陷处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往五十厘米高的上边照了照。岩石在耀眼的黄色光照中显现出来。眼睛等了好久才适应光亮。

“好像没有什么洞啊！”我说。

“再往右移移看。”

我把手电筒在头上照着沿岩壁移动，还是没有发现。

“真是右边不成？”我问。

一旦停止游泳在水中静止不动，便觉得冰凉彻骨，阵阵生寒，浑身上下的关节都仿佛冻僵似的难以活动，嘴巴也无法开闭自如。

“没错，再往右一点。”

我簌簌发抖地继续右移，不久贴在岩壁的手碰到了感触奇特的物体。它如盾一样圆圆地隆起，整个有密纹唱片大小。用指尖一摸，表面原来有人工雕琢过的痕迹。我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查看。

“浮雕！”女郎说。

我已不能出声，便默默点头。浮雕图案的确同我们进入圣域时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两条怪里怪气的带爪鱼首尾相连地搂抱着世界。这圆形浮雕浑如海面摇摇欲坠的月轮，三分之二浮在水上，三分之一潜入水中，同来时看的那个同样精雕细刻。在如此起伏不定、没有踏脚处的场所居然创作出这般精美之物，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力气。

“这就是出口。”她说，“估计入口和出口都有这块浮雕。往上看看！”

我用手电筒依序照出上面的岩壁。岩体略微前倾，影影绰绰的看不清楚。不过终于看出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把手电筒递给女郎，然后往上攀登。

浮雕上面恰好有可以搭手的槽。我使出所有力气提起发硬的身体，脚登在浮雕上，而后伸右手抓住岩石棱角，把身体往上一提，脑袋探出岩壁之上。那里果然开有一个洞口。黑乎乎看不真切，但可感觉出微风的流动。风很凉，带有类似檐廊底下发出的恼人气味，不过这点是清楚的：反正有洞在此。我将双臂搭于岩角，把身体撑到上面。

“有洞！”我忍住伤痛朝下面叫道。

“得救啦！”

我接过手电筒，抓住她的手把她拉上来。我们并坐在洞口，任凭全身抖了好一阵子。衬衣和裤子早已水淋淋地湿透了，冷得像进了电冰箱，仿佛刚刚游过一个巨大的冰镇酒杯。

我们从头上卸下包裹解开，换上衬衣。我把毛衣让给女郎，将湿漉漉的衬衣和外衣一扔了之。下半身依然湿着，但也无可奈何，没有带备用长裤和内裤。

她校正夜鬼干扰器的时间里，我把手电筒光交替闪灭了几下，通知“塔”上的博士我们已平安到达洞口。那孤零零地浮现在黑暗中的小小的黄色光点也随之闪灭两三下消失了。于是世界再度恢复了彻头彻尾的黑暗，恢复了无的世界——距离也罢厚度也罢深度也罢全都无从知晓。

“走吧！”女郎说。

我按下手表的显示灯觑一眼时间：七点十八分。电视台正在一齐播放早间新闻，地面上的人们正在边吃早餐边把天气预报、头痛药广告以及对美出口汽车问题的进展情况塞入睡意犹存的脑袋。谁也不会知道我已摸索着在地下迷宫中整整奔波了一夜，不知道我在冰水中游泳不知道我被蚂蝗饱饱地吮吸了一顿不知道我在忍受腹部伤口的疼痛，不知道我的现实世界即将在二十八小时四十二分以内告终。电视新闻节目根本不会报道这种事。

洞穴比这以前我们通过的窄小得多，只能爬似的弓腰前进，而且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如内脏一般弯弯曲曲。也有的像竖井，必须直下直上。又有的浑似游乐场的过山车轨道一般兜着复杂的圆圈。恐怕这并非夜鬼们挖掘而成，而是自然侵蚀作用的结果。夜鬼们即使再诡谲莫测，也断不至于不厌其烦地如此操办。

走了三十分钟，换了夜鬼干扰器。之后又走了十来分钟，蜿蜒曲折的通道突然终止，来到一处高挺宽敞的场所，这儿寂静幽暗，如旧楼的门厅，荡漾着发霉的气息。通道呈丁字形左右伸开，徐缓的风从右向左流去。女郎用大号手电筒交互照了照左右两条路，路笔直地分别融入前面的黑暗。

“往哪边走好呢？”我问。

“右边。”她说，“作为方向是右边，风也从右边吹来的。祖父说过，这一带是千驮谷。往右拐大约通往神宫球场。”

我头脑中浮现出地面的情景。如果她说得不错，那么这上边该有两家面食店、河出书房和胜利照相馆。我常去的理发店也在这附近，那里我已去了十年。

“这附近有我常去的理发店。”我说。

“是吗？”女郎显得兴味索然。

我觉得，赶在世界完蛋之前去一次理发店理理发倒也不坏。反正二十四个小时也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情，顶多洗个澡，换件干爽清洁的衣服，去一趟理发店。

“小心，”她说，“眼看接近夜鬼巢穴了，都听到声音了，怪味也嗅到了，紧贴着我，别离开！”

我侧耳倾听，又抽了抽鼻子，但觉察不出有什么动静和气味。“唏唏嘘”的声响倒若有所闻，但无从辨别清楚。

“那些家伙知道我们走近不成？”

“那还用说，”女郎道，“这里是夜鬼的领地嘛！没有它们不知道的。而且都很恼火——因为我们穿过它们的圣域并向其巢穴逼近。说不定会抓住我们给点厉害看看，千万别离开我哟！哪怕离开一点点，它们都会伸出胳膊把你拖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们把连着两个人的绳子缩得很短，保持五十厘米左右的距离。

“注意，这边的壁没有了。”女郎用尖声说道，用手电筒照着左侧。

如她所说，左侧的壁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而代之以浓黑浓黑的空间。光线如箭一般穿透黑幕，消失在前方更浓重的黑暗里。这黑暗宛似喘息的活物一般在不停地蠕动，黑得是那般令人毛骨悚然，犹如稠稠的果冻。

“听见了？”她问。

“听见了。”

现在我也可以真切地听见夜鬼的声音了。不过准确说来，那较之声音更近乎耳鸣。是穿过黑暗如钻头一般直刺耳鼓的无数飞蛾的呻吟。呻吟声在洞壁之间剧烈地回响，以奇异的角度旋转着钻进我的耳鼓。我恨不得当即扔开手电筒，蹲在地面用双手死死捂住耳朵。似乎全身上下所有的神经都在遭受仇恨的锉刀的折磨。

这种仇恨不同于迄今为止我体验过的任何一种仇恨。它们的仇恨如地狱之穴刮出的疾风一般试图将我们一举摧毁，毁得粉身碎骨。我感到将地下的黑暗一点点收集浓缩起来的阴暗念头和在失去光和眼睛的世界里被扭曲污染的时间河流正聚成巨大的块体，劈头盖脑地朝我们压来。我还从不知道仇恨居然有如此的重力。

“不要停步！”她朝我耳朵吼道。声音干巴巴的，但不发颤。

经她如此一吼，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止住了脚步。

她使劲一拉系在两人腰间的绳子，说：“不能停，停下就完了，就要被拖到黑处去。”

然而我的脚还是没动。它们的仇恨将我的双脚牢牢固定在地面。我觉得时间正朝着怵目惊心的太古记忆倒流，自己则无处可去。

黑暗中她狠狠打了我一个嘴巴，一瞬间使我耳朵都聋了。

“右边！”我听到她在大声吼叫，“右边，迈右脚，右边！笨蛋！”

我好不容易向前抬起簌簌发抖的右脚，同时觉察出它们的声音里混杂着一丝失望。

“左边！”

在她吼叫之下，我迈出左脚。

“对了，就是这样，就这样一步步往前移动。不要紧？”

我答说不要紧。其实自己也搞不清说没说出声来。我所知道的，只是夜鬼像女郎警告的那样力图把我们拖入更浓郁的黑暗，为此它们把恐惧通过我们的耳朵潜入体内，首先把脚固定，再慢慢拉到手里。

一旦起步，这回我不由得涌起一股大步快跑的强烈冲动，恨不能马上逃离这个险境。

女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情，伸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腕。

“照着脚下，”她说，“背贴墙，一步步横走，明白？”

“明白。”

“千万别往上照。”

“为什么？”

“夜鬼就在那里，就在头顶。”她窃窃私语似的说，“绝对不能看夜鬼，看见就再也别想迈步了。”

我们在手电筒光下确认着落脚处，一步步横走。不时掠过脸颊的冷风送来一股死鱼般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每次我都要屏住呼吸，恍惚进入巨鱼那内脏溢出蛆虫蠕动的腹腔。夜鬼的声音仍响个不停。声音很令人不快，仿佛从不该出声的地方勉强挤压出来似的。我的耳鼓依然敞着被钻开的洞，口中酸臭的唾液连连涌出。

但我还是机械地横迈脚步，全神贯注地交替移动左脚和右脚。女郎有时向我说句什么，可惜我的耳朵听不确切。我猜想，恐怕只要我还活着，就无法把它们的声音从记忆中抹除。它们的声音不知何时将再度连同黑暗朝我袭来，并且迟早会用黏糊糊的手牢牢抓住我的脚腕。

我已弄不清进入这噩梦般的世界后过了多长时间。她手中的夜鬼干扰器上，表示还在运作的小绿灯依旧亮着，时间应当不会很久，但我还是觉得有两三个小时了。

不一会，我突然感到空气的流势遽然一变。腐臭减弱，耳朵里的压力如潮水般退去，声响也有变化。觉察到时，夜鬼的声音也已变成遥远的海啸。最险恶的地段已经穿过！女郎把手电筒往上照去，光亮重新照出岩顶。我们靠着岩壁，深深吁了口气，用指尖抹去脸上黏糊糊凉丝丝的汗水。

两人都久久缄口不语。夜鬼遥远的声音也很快消失，沉寂再次笼罩四周。惟有某处水滴落地的低微声响在传向虚幻之中。

“它们恨什么恨得那么厉害呢？”我问。

“恨光明世界和住在那里的我们。”

“很难相信符号士会同它们一个鼻孔出气，即便有利可图的话。”

她没有回答，只是猛地攥紧我的手腕。

“嗳，可知道我现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

“我想，要是我也能跟你一起去那个你即将去的世界该有多妙啊！”

“抛弃这个世界？”

“嗯，是的。”她说，“这世界没什么意思。在你的意识中生活倒美好得多。”

我默默摇头。我可不愿意在自己的什么意识中生活，不愿意在任何人的意识中生活。

“反正先往前走吧。”她说，“不能总待在这里，得找到当出口用的下水道才行。现在几点？”

我按下手表上的小钮亮起表盘灯。手指仍在微微发颤，不知何时才能恢复。

“八点二十。”我说。

“该换干扰器了。”说着，女郎打开新的干扰器，将用过的切换成充电状态，随手揣进衬衫与裙子之间。如此看来，进洞后刚好过了一小时。按博士的说法，再稍走一会，该有一条路向左拐往绘画馆林荫路方向。到了那里，地铁就在眼皮底下。至少地铁是文明的延伸线，这样我们即可好歹脱离夜鬼之国。

走了一阵子，路果然呈直角向左拐去。估计来到了街旁银杏树的下面。初秋时节，银杏应该缀满了依然密密麻麻的绿叶。我在脑海中推出暖洋洋的太阳光线、绿茵茵的草坪气息和乍起的秋风。我真想在那里躺几小时仰望长空——去理发店理完发就直接去外苑，倒在草坪上仰望白云蓝天，然后尽情喝一通冰镇啤酒，在世界完蛋之前。

“外面是晴天？”我问走在前面的女郎。

“是不是呢？搞不清。也是没法搞清的吧？”

“没看天气预报？”

“没看。我不是整整找了一天你的住处嘛！”

我力图回想昨晚离开家门时空中有无星星，但想不起来，想得起来的只有坐在山地观光车上用车内音响听“嘭嚓嚓”的青年男女。根本想不出星斗的有无。想来我已有好几个月未曾抬头望过星星了，纵使三个月前星星全部撤离天空，我也肯定毫不知觉。我看的记的无非是女孩手腕上的银镯、橡胶树栽培盆里扔的冰淇淋棍之类，如此而已。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已送走的人生委实荒唐而空虚，不由蓦地浮起疑念：说不定我是在南斯拉夫乡下作为牧羊童而降生于世，每晚看着北斗七星长大的。山地观光车也罢“嘭嚓嚓”也罢银手镯也罢藏青色苏格兰呢西装也罢，一切都恍若遥远的梦境。所有种类的记忆都奇异地变得扁平扁平的，犹如被超级压力机压成一张铁板的汽车。记忆在纷纭杂陈的状态下成了一枚信用卡样的薄片，虽然从正面看去仅仅给人以稍欠自然之感，但横看则不过是几乎无意义的一条细线。里面固然压缩着我的一切，而其本身不外乎一枚塑料卡片，解读时除非插进专用装置的吞吐口，否则全然不知所云。

我想象，大概第一线路正在逐渐变薄，所以我才觉得自己的实际记忆如此扁平如此与己无关。想必意识正在离开我此时的自身远去。我的主体性卡片必将越来越薄，薄成一张纸，进而了无踪影。

我跟随在她后面一边机械地移动脚步，一边再次回想山地观光车上的那对男女。我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对这两人如此念念不忘。总之除此之外一概无从想起。那一男一女现在干什么呢？早晨八点半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我完全想象不出。或许依然在床上酣然大睡，也可能乘通勤电车奔赴各自的公司。我无法判断，现实世界的动向同我的想象力已经不能谐调自如。若是电视剧作家，笃定可以编出像模像样的情节：女的赴法留学期间同一法国男子结婚，婚后不久丈夫遭遇交通事故成了植物人。女的于是心力交瘁忍无可忍抛下丈夫返回东京，在比利时或瑞士大使馆工作。银手镯是结婚纪念品。这里插入冬日尼斯海岸的倒叙镜头。她总是把银手镯戴在手腕，洗澡和性交时也不例外。男方是从安田讲堂动乱中死里逃生的，像《钻石与灰烬》⁽¹⁾中的主人公那样经常戴一副太阳镜。他是电视台正走红的节目主持人，做梦总是梦到催泪弹，妻子五年前割腕自杀了。此处再次出现倒叙镜头。总之这部电视剧倒叙镜头纷至沓来。每当他看到女方左腕上晃动的手镯，便不由想起妻子那被血染红的割开的手腕，因此他请求女方把银手镯换到右手腕。

“不嘛，”女方说，“我只戴在左腕上。”

其实可以像《卡萨布兰卡》那样出现一个钢琴手，嗜酒如命的钢琴手。钢琴上面总是放一杯只加柠檬片的纯杜松子酒。此君是两人共同的朋友，知道两人的秘密，原本是才华横溢的爵士乐钢琴手，可惜被酒精搞垮了身体。

想到这里，到底觉得傻气，就此打住。这样的情节同现实毫无关联，可是若问究竟何为现实，头脑却更加乱成一团。现实如塞满大纸箱的砂料一样滞重，且无头绪可言。我甚至好几个月都没看见星星了。

“好像忍无可忍了。”我说。

“对什么？”她问。

“对黑暗、腐臭、夜鬼，一切一切，湿裤子和肚皮上的伤口也算在内。连外面什么天气都不晓得。今天星期几？”

“马上就到，”女郎说，“马上就过去。”

“脑袋里乱糟糟的。”我说，“别的事偏偏记不起来，想什么就想到歪道上去。”

“想什么呢？”

“近藤正臣、中野良子和山崎努。”

“忘掉好了！”她说，“什么也别想，再坚持一会就让你离开这里出去。”

于是我决定什么也不再想。而这样一来，又觉得裤子冰冷冷地裹着大腿，以致浑身发冷，腹伤又开始木木地作痛。奇怪的是，尽管身上如此冷不可耐，却感觉不出有必要小便。此前最后一次小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上下左右搜遍所有的记忆，结果一无所获。想不起曾什么时候小便。

起码进入地下后一次也没有小便。之前呢？之前我开汽车来着。吃汉堡牛肉饼，看山地观光车上的一男一女。再往前呢？再往前我睡觉来着，胖女郎赶来把我叫醒。那时小便了吧？可能没有。女郎像往皮包里塞东西似的将我打醒领出。连小便工夫都没有。再再往前呢？再再往前发生什么我已记不确切。去找医生了，大概。医生为我缝合肚皮。但已忘了医生是何模样，总之是医生无疑。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我阴毛偏上一点的部位缝合伤口。那前后我小便了没有呢？

不知道。

也许没有吧？假如那前后果真小便了，我该清楚地记得小便时伤口的疼痛程度才合乎道理。既然没记得，那么我肯定未曾小便。如此说来，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小便。几个小时？

一考虑起时间，头脑便又乱成了天明前的鸡舍。十二小时？二十八小时？三十二小时？我的小便到底何处去了？那期间我喝了啤酒，喝了可乐，喝了威士忌——那么多水分跑去哪里了呢？

不不，我被割开肚皮去医院或许是前天的事，而昨天则似乎是截然与此不同的另外一天。可昨天是怎样的日子呢？我却又如坠五里云雾。所谓昨天，不过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时间集合体罢了，其形状同吸足水分膨胀起来的巨大元葱毫无二致。哪里有什么，哪里会一摁就出来什么，统统捉摸不定。

形形色色的事件犹如旋转木马一般忽儿拉近忽儿离远。那两个歹徒划破我肚皮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黎明时分我在超级商场的酒吧里一人独坐——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呢？我什么时候小便的呢？还有，我何苦对小便一事如此耿耿于怀呢？

“有啦！”说着，女郎回过头一把拉住我的臂肘，“下水道！出口！”

我把小便的事从脑海里赶走，看着她手电筒照出的一方岩壁。只见那里开有一个垃圾滑槽样的四方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勉强通过。

“可这不是下水道呀！”我说。

“下水道在这里边。这是直通下水道的洞。喏，有泥腥味！”

我把脸探进洞口使劲抽了几下鼻子，果然有熟悉的泥腥味。在地底迷宫转来转去转到最后，甚至对这泥腥味都产生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亲昵感，同时感到有明显的风从里边吹出。稍顷，地面有节奏地微微发颤，洞穴深处传来地铁电车驶过钢轨的声音。声音持续十至十五秒后，如关水龙头那样渐细渐微以至消失。毫无疑问，这是出口。

“总算像是到了。”说罢，女郎在我脖子上吻了一口。“什么心情？”

“别问这个，”我说，“说不大清。”

她率先一头扎进洞口。等她柔软的臀部消失在洞中，我随后进入。洞穴很窄，笔直地向前伸展。我的手电筒只能照出她的臀部和腿肚子，那腿肚子使我联想起珠滑玉润的中国菜。裙子早已湿透，像无依无靠的孩子一样紧紧贴着她的大腿。

“喂，没事儿吗？”她吼道。

“没事儿。”我也吼了一声。

“地上有鞋。”

“什么鞋？”

“黑色男皮鞋，单只。”

不一会我也找到了。鞋很旧，后跟已经磨歪，鞋尖沾的泥已经发白变硬。

“这地方怎么会有鞋呢？”

“这——说不明白。或许是被夜鬼抓到的人掉在这里的吧。”

“有可能。”我说。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看，我便边走边观察她的裙子下摆。裙子不时卷到大腿往上的地方，闪出没有沾泥的白生生胖乎乎的肌肤。用过去的说法，就是长筒袜金属吊环的部位。过去长筒袜上端边缘同吊环之间是有一道露出肌肤的间隙的。那还是内裤和长筒袜合二为一以前的物品。

一来二去，她那白色肌肤使我想起很久以前——吉米·亨德利克斯、“奶油”、甲壳虫乐队以及奥蒂丝·茱迪格那个时代的事。我打起口哨，吹了皮特与戈登《我去皮塞苏》的开头几小节。很不错的歌，甘美凄婉，比什么“嘭嚓嚓”强似百倍。不过也许因为我年纪大了才有如此感受，毕竟是二十年前流行的东西。二十年前又有谁能预见内裤长筒袜会合二为一呢？

“干吗吹口哨啊？”她吼道。

“不知道，想吹罢了。”我回答。

“什么歌？”

我告以标题。

“不晓得。那种歌！”

“你出生以前流行的嘛。”

“内容怎样？”

“身体土崩瓦解七零八落。”

“为什么用口哨吹这个？”

我想了想，想不出所以然。兴之所至而已。

“不知道。”我说。

我正想着其他歌曲，两人来到了下水道。说是下水道，其实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粗水泥管，直径约一米半，底部流淌着深约两厘米的水，水以外的地方长有滑溜溜的青苔样的东西。前方几次传来地铁电车通过的声音，声音现在已清晰得近乎嘈杂，甚至可以窥见隐隐约约的黄色光亮。

“下水道为什么同地铁相连？”我问。

“准确说来，这不是下水道，”她说，“而是这一带集中流进地铁路沟的地下水。只是结果上由于渗入了生活废水，水也就脏了。现在几点？”

“九点三十五。”我告诉她。

女郎从裙子里抽出夜鬼干扰器，按下开关，把刚才用的换掉。

“好了，马上就到。不过也别马虎大意，这地铁也是夜鬼的势力范围。刚才看见鞋了吧？”

“看见了。”

“吓一跳？”

“差不多。”

我们沿着水泥管内的水流前进，胶鞋底溅起的水声回响在周围，如舔舌头的“吧唧”声。与此同时，电车声不时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对地铁行车声感到如此欢欣鼓舞，听起来像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吵吵嚷嚷，充满了绚丽的光彩。各种各样的人挤上车去，一边看书看报一边奔赴各自的岗位。我想起车中悬吊的五颜六色的广告，以及车门上方的行车路线图。路线图上，银座线总是以黄色表示，至于何以用黄色我却不得而知，反正必是黄色无疑，所以每逢想起银座线便想到黄色。

到出口所花时间不多。出口处横着铁栅栏，已被破坏得刚好可容一人出入。混凝土被凿个深坑，铁条拔得一根不剩。这显然系夜鬼所为，但这次——惟有这次——我不能不感谢它们。倘若铁栅栏原封未动，我们便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徒呼奈何。

圆形出口外面，可以望到信号灯和工具箱样的四方木箱。隔在轨道与轨道之间的颜色发黑的水泥立柱如桩子一般等距排列开去。立柱上的灯盏迷迷濛濛地照着地铁坑道，但在我眼里，那光线却格外耀眼炫目。由于长时间潜入无光的地下，眼睛已完全习惯了黑暗。

“在这等一等，让眼睛习惯光亮。”女郎说，“这种光亮，等上十分或十五分钟就会习惯的。习惯了就往前走几步，然后再等眼睛习惯更强的光亮。否则就会双目失明。这时间有电车通过也绝对不能看，懂了？”

“懂了。”

她挽住我的胳膊，让我坐在水泥地干燥的地方，自己也贴在我身旁坐下，双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抓住我右臂肘略微偏上的部位。

听到电车声越来越近，我们低头朝下紧紧闭起眼睛。黄色光亮在脸皮外一晃一晃闪烁不已，须臾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消失了。眼睛晃得涌出好几颗大大的泪珠，我用衬衫袖口擦了一把脸颊。

“不要紧，很快就适应的。”女郎说。她的眼睛也流出了泪水，泪水顺颊而下。“再过三四趟车就可以了，眼睛就习惯了，我们就可走到车站近旁。那时夜鬼即使再凶也无法靠前，而我们则可走上地面。”

“上次也有同样感觉。”我说。

“在地铁里走来着？”

“哪里，不是指那个。我说的是光，光晃得眼睛流泪。”

“谁都不例外。”

“不尽然，跟这不是一回事。那属于特殊的眼睛，特殊的光，而且非常寒冷。我的眼睛和刚才同样由于长时间习惯于黑暗而见不得光线。眼睛极其特殊。”

“其他的能想起来？”

“只这么多，只能想起这么多。”

“定是记忆倒流。”女郎说。

她靠在我身上，我的胳膊能感觉出她乳房的丰满。由于仍穿着湿裤子，我已经全身凉透，惟独贴住她乳房的部位暖融融的。

“这就要上地面了，你有什么打算——去哪里？想干什么？想见谁？”说着，她看了看表。“还有二十五小时五十分钟。”

“回家洗澡，换衣服，也可能去一次理发店。”我回答。

“时间还有剩。”

“往下的事到时候再想。”

“我也一道去你家可好？”女郎问，“我也想洗个澡换衣服。”

“没关系。”

第二列电车从青山一丁目方向开来，我们脸朝下闭起双目。光依然闪闪炫目，但眼泪已没那么多了。

“头发还没长得非去理发店不可。”女郎用手电筒照着我脑袋说，“而且你肯定适合留长发。”

“长发早留腻了。”

“反正还没长到必须去理发店的地步。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不清楚。”我说。实在记不起上次去理发店的时间了。连昨天什么时候小便都稀里糊涂，何况几周前的事。简直同古代史无异。

“你那里可有适合我身体尺寸的衣服？”

“有没有呢？大概没有。”

“算了算了，总有办法可想。”她说，“你用床？”

“用床？”

“就是说是否找女孩子同床。”

“啊，这事还没想。”我说，“恐怕不至于。”

“那，我睡在上面可以？想睡一觉再赶回祖父那里。”

“那倒无所谓。问题是我的房间很可能有符号士或‘组织’杀来。毕竟我最近好像突然成了风云人物，加上门又锁不上。”

“哪里顾得上那么多！”

也许真的顾不上，我想。每人顾及的对象各不相同。

从涩谷方向驶来的第三列电车从我们眼前疾驶而过。我闭目合眼在脑袋里慢慢数点。数到十四时，电车最后一节车厢掠过。眼睛已几乎不再痛了。这样，走上地面的第一阶段总算得以完成，再也不会被夜鬼抓去吊在井里，再也不会被那巨鱼咬碎嚼烂。

“好了！”说罢，女郎放开我的胳膊站起身，“该动身啦。”

我点头立起，跟在她后面迈下路轨，朝青山一丁目走去。

(1)　波兰导演瓦依达的名片，1959年摄制，描写二战末期一位波兰抵抗运动战士的经历。

30
世界尽头
——坑

早晨醒来，觉得森林中发生的一切都恍若梦境。但又不可能是梦，那部古旧的手风琴宛如一头衰弱的小动物一般楚楚可怜地蜷缩在桌上。一切都实有其事：利用地底吹来的风旋转的扇片也罢，满脸不幸神情的年轻管理员也罢，五花八门的乐器藏品也罢。

然而我的头脑里一直鸣响着另一种非现实的声音，是一种似乎一个劲儿把某种东西刺入我的脑袋的声音。声音无休无止地把一种扁平之物刺进头内。头并不痛。头极其正常。只是非现实而已。

我在床上环视房间，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天花板、方壁、略微变形的地板、窗帘，全都一如昨日。有桌子，桌上有手风琴。墙上挂有大衣和围巾，手套从大衣袋里探出。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动了动自己的身体，所有部位都活动自如，眼睛也不痛。无任何可疑之处。

尽管如此，那扁平的声音依然在脑袋里响个不停。声音很不规则，是混合的，几种同质声响交织在一起。我力图弄清这声音来自何处，但无论怎样侧耳谛听都辨不出方向。声音仿佛发自自己的脑袋。

为慎重起见，我下床往外观望。这时我才明白声音的起因：窗口下面的空地上，三位老人正在用锹挖一个很大的坑，声音即是锹尖啃咬冰冻的地面时发出来的。由于空气紧绷绷的，声音奇异地颤抖着，以致弄得我莫名其妙。各种各样的怪事接踵而来，神经多少有些亢奋，而这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时针已指向近十点。这种时候睡觉还是第一次。大校为什么没叫醒我呢？除我发烧之时，他一天不少地九点钟将我叫醒，把装有两人分量早餐的托盘端进房间。

直到十点半，大校仍未出现。无奈，我自己去下面厨房领了面包饮料，拿回房间独自吃了，也许因为长时间都是两人共进早餐，自己吃起来总觉得索然无味。我只吃了一半面包，其余留给独角兽，然后围着大衣坐在床上，等待炉火烘暖房间。

果不其然，昨天神话般的温煦一夜之间便尽皆逝去，房间里一如往日地充满着滞重阴冷的空气。周围景致已彻底恢复了冬日本来的面目，挟雪的阴云铺天盖地地低垂在北大山和南面荒野之间。

窗前空地上，四位老人仍在挖坑不止。

四人？

刚才看时好像仅有三人，是三位老人在挥锹挖坑，而现在成了四人，想必中途加进了一人。这也不足为奇，官舍里老人多得数不胜数。四位老人分别在四个位置不声不响地挖着脚下的坑。时而掠过的冷风猛然掀起老人们薄薄的外衣底襟，但老人们看上去全然不以为意，双颊红红的一下接一下用锹触着地面。甚至有人出汗脱去了外衣，外衣浑如秋蝉的空壳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摆。

房间烘暖后，我坐在椅子上拿起桌上的手风琴，试着慢慢伸缩蛇腹管。带回自己房间一看，发现比在森林里看时的印象要精致得多。琴键和蛇腹管尽管已完全变旧褪色，但木琴盘的涂漆一处也未剥落，周边细腻的云卷式花纹也完好无损，与其说是乐器，莫如说更像一件美术工艺品。蛇腹管的伸缩固然有些僵硬，但还不至于影响使用，想必是经年累月放在那里无人触动的缘故。至于它以前曾被何人弹奏过，经过怎样的途径到达那里，我无法得知，一切都是谜团。

不仅是装饰面，就乐器性能而言这手风琴也相当考究。首先是小巧玲珑，折叠起来完全可以整个装入大衣口袋，可又并未因此而牺牲乐器性能，大凡手风琴应具有的它都有。

我伸缩了好几次。熟悉蛇腹管的伸缩状况后，依序按了按右边的琴钮，同时按了一遍左右的和音钮。等其全部发出音来，我停下手来倾听周围动静。

老人们挖坑之声仍在响个不停。四把锹尖啃咬冻土的声响汇成杂乱无章的韵律，异常真切地涌入房间。风时而吹响窗扇，窗外残雪点点的斜坡触目可见。我不知道手风琴声是否传至老人们的耳畔，大概不至于，一来声小，二来逆风。

拉手风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新键盘式的，因此好半天才得以熟悉这老式结构和按钮的序列。由于小巧玲珑，按钮也小，且间距极近，妇女或小孩倒也罢了，而男人的大手要弹奏自如远非易事，更何况还要一边注意旋律一边有效地控制好蛇腹管。

尽管如此，一两个小时过后，我终于能够随机应变地准确弹奏出几个简单的和音了。不过，旋律却横竖浮现不出。我翻来覆去按动琴钮，力图回想起类似旋律的声音，结果想起的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音阶的罗列，无法把我带入音乐境界。时而也有几个音的偶然组合使我蓦然为之动念，可惜即刻就被空气吞噬得无影无踪了。

我觉得，自己所以搜刮不出任何旋律，恐怕也同老人们的锹声不无关系。当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不过他们发出的声响妨碍我集中精神也是事实。锹音那样清晰地声声入耳，以致我竟开始恍惚觉得老人们大概是在我的脑袋里挖坑。他们挖得起劲，我脑袋里的空白也在一点点扩大。

时近中午，风势愈发凶猛，并夹杂着雪粒。雪粒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噼里啪啦”干巴巴的声响，而后变得冰一般坚硬的小白粒落在窗棂上不规则地排开，稍顷被风吹走。虽不是能积留下来的雪，但不久恐怕就将变成潮乎乎软绵绵的雪团，向来如此，随后大地将再度银装素裹。硬雪粒一般都是大雪来临的前奏。

然而老人们仍在继续挖坑，看样子根本没把雪放在心上，甚至根本就不晓得雪从天降。谁也不望天，谁也不停手，谁也不开口，挂在树枝上的衣服仍在原先位置任凭狂风猛吹。

老人已增至六位，后加进的两人使用的是丁字镐和手推车。拿丁字镐的老人跳入坑内刨开硬邦邦的地面，推手推车的老人用锹把掘出坑外的土铲进车内，推往斜坡卸下。坑已挖到齐腰深。风声再大也已无法消除他的挥锹抡镐的声响。

我打消回忆歌曲的念头，将手风琴放在桌上，去窗边观看了一会老人们的作业。作业现场似乎没有指挥模样的角色，大家平等地劳作，没有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手持丁字镐的老人卓有成效地摧毁冻土，四位老人用锹铲土到坑外，另外一人默不作声地推车把土运往山坡。

如此静静观望挖坑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几个疑问。其一，作为垃圾坑未免过大，无需那么大；其二，眼看就要下雪。也许用于其他什么目的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雪无疑要被吹入坑内，明天一早恐怕坑就会被埋得了无痕迹，而这点老人一看云势即当了然于心，持续飘落的雪已封到了北大山的腰部，山腰依稀莫辨。

如此思来想去，终究不能明白老人们作业的意义何在，便折回炉前在椅子上坐下，不思不想地怅怅看着通红的煤块火苗。我想，自己恐怕再也记不起歌曲了，乐器有没有都是一回事。纵使音发得再好，若不成曲也终不过是音的罗列，桌面上的手风琴也终不过是精美的物体而已。我似乎理解了发电站那位管理员所说的话。他说：没有必要出声，光看就足以叫人动心。我闭目合眼，继续倾听雪打窗扇的声音。

中午，老人们终于停止作业返回了官舍，地面剩下的只有随手扔开的锹和丁字镐。

我在窗前椅子上坐下，望着空无人影的坑。望着望着，隔壁大校来敲我房间的门。他依旧身穿那件厚大衣，带檐的工作帽拉得很低，大衣和帽子都厚厚落了一层白色雪粒。

“看样子今晚会有相当厚的积雪。”他说，“午饭拿过来？”

“那当然好。”我说。

十分钟后，他双手端锅返回，放在炉子上，然后像甲壳动物随着季节更迭而脱壳那样慎之又慎地逐一脱去帽子、大衣和手套，最后用手指捋着纵横交错的白发，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对不起，没能来吃早饭。”老人道，“一大早就有事非做不可，没工夫吃饭。”

“该不会是挖坑吧？”

“挖坑？啊，你指的是那个坑吧。那不是我的工作，尽管我不讨厌挖坑。”说着，大校“哧哧”笑了起来，“在镇里做事来着。”

等锅温热，他把里面的食物分在两个盘里放在桌上。青菜煮面条。他一边吹气，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那坑到底干什么用的？”我问大校。

“不干什么用。”老人把汤送进嘴里，“他们是为挖坑而挖坑。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极其纯粹的坑。”

“费解啊。”

“十分简单，他们是想挖坑才挖的，此外谈不上任何目的。”

我嚼着面包，思索这所谓纯粹的坑。

“他们经常挖坑，”老人说，“大概和我迷上国际象棋是同一道理吧。既无意义，又无归宿。但无所谓，因为谁也不需要什么意义，更不想找什么归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分别挖着纯粹的坑。没有目的的行为，没有进步的努力，没有方向的行走——你不认为这样很好？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受谁伤害；谁也不追赶谁，谁也不被谁追赶。没有胜利，没有失败。”

“你说的我好像可以理解。”

老人点了几下头，把盘里最后一口面条倒进嘴里。

“在你眼睛里，或许这镇子的几种情况有欠自然，但对我们来说则是自然的。自然、纯粹、安详。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恍然大悟，也希望你大悟。我曾作为军人送走了漫长的岁月，这也罢了，并不后悔，毕竟自得其乐。现在还有时想起那硝烟那血腥那刀光剑影那冲锋号声，然而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驰骋沙场却无从记起，包括什么名誉呀爱国精神呀斗志呀仇恨呀等等。可能眼下你在为心的失去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也惶恐不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大校略略顿了顿，寻觅词句似的注视着室内，“但一旦丢掉心，安详即刻来临。那是一种你从来不曾体味过的深切的安详感——这点你可不要忘记。”

我默默点头。

“对了，在镇里听到了你影子的消息。”老人用面包蘸起面条汤说道，“听说你影子相当无精打采，吃进去的几乎呕吐一空，好像已经整整卧床三天，或许将不久人世。你要是不嫌弃，就去见他一次好么？对方估计也很想见你。”

“是啊，”我装出不无迷惘的样子，“我倒无所谓，可看门人能允许见吗？”

“当然允许，影子快不行了嘛。本人有见影子的权利，这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的。对于镇子，影子之死是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看门人再厉害也不得阻拦，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那么，我这就去见见。”过了一会，我说道。

“是啊，这就对了。”说着，老人凑到身旁拍了下我的肩膀，“趁还没有天黑积雪时去。不管怎么说，影子对人是再亲近不过的，要好好体谅他的心情，以免留下遗憾，让他死得舒畅些。或许你会难过，但终究是为你本身。”

“完全明白了。”说罢，我穿好大衣，缠上了围巾。

31
冷酷仙境
——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线路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方便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喜出望外。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十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星期天不外乎是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上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亮脚下，空调器保持着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是开往涩谷的电车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在地铁线路上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在于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向的电车进站台停下，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的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的话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以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在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着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不是一百二十元就是一百四十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二十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属浪费。”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其实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天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黯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的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的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都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初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解决不了什么，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十月二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雨停，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场的赛马，而这一场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益力多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益力多以二比六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方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于皮肤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喂，喜欢给人喝精液？”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仪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经过。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都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里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间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淌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座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怕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不让放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意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牙买加音乐也蛮好。你看呢，牙买加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情歌。仪表板上堆满了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手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十年十五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死了十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大门”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化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放的永远是歌曲节目或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放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努人⁽¹⁾打开洞窟盖子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里的光景给人看见，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仔细检查的话，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已被统统扔掉，剩下的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刷毛巾洗发水基本剩在那里，淋浴没有问题，浴巾也在。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那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得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里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地看着她的裸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会险些忘记她长得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乳房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身体不坏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坏。”

“让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十一点半，剩余时间仅有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能让人生的最后二十四小时稀里糊涂地过去。

外面仍在下雨，静静的细细的雨，几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没有雨滴顺檐滴下，甚至下没下雨都无从知晓。汽车不时从窗下驶过，传来溅起路面薄薄积水的声响。也可听到几个小孩招呼谁的声音。女郎在卫生间里哼着听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创作的。

躺到床上不久，睡意汹涌袭来。但不能就势睡去，一睡必是几个小时，什么也做不成。

但若问不睡干什么，自己也全然不知干什么好。我取下床头灯伞上的橡胶圈，摆弄了一会又放了回去。反正不能呆在房里不动，闷在这里一无所得。要去外面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走到外面再作打算不迟。

想来，人生仅剩二十四个小时这点颇有点妙不可言。该干的事原本堆积如山，实际上却一个也想不起来。我又取下台灯伞的橡胶圈，用手指来回旋转。蓦地，我想起超级商场墙壁上贴的法兰克福旅游宣传画：有河，河上有桥，河面浮着天鹅。地方似乎不坏。去法兰克福终此一生倒也十分可取。问题是二十四小时以内不大可能赶到，即使可能也要被塞在飞机座位上十几个小时，不得不吃下机上那索然无味的食品，况且亲眼目睹时又未必有画上的那么好看。看来无论如何只能如此心灰意冷地结束此生了，无可回避。既然这样，也就无需计划旅行。旅行太费时间，而且大多不如预想的那般开心惬意。

结果我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同女孩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喝上一通，此外没有任何感兴趣的事。我翻开手册，找到图书馆电话号码，拨动转盘，唤来负责参考文献的那个女孩。

“喂喂。”女孩招呼道。

“最近有关独角兽的书，实在谢谢了。”我说。

“哪里哪里，应该谢谢你的招待才是。”

“如果方便的话，今晚再吃一顿如何？”我放出引线。

“吃一顿？”她重复道，“今晚有研究会呀！”

“研究会？”我也复述一遍。

“关于河流污染的研究会。噢，例如合成洗衣粉造成鱼类灭绝等等，就研究这个。今晚轮到我报告研究成果。”

“倒像很实用的研究。”我说。

“嗯，那当然。所以如果可能，吃饭的事最好改到明天，好么？明天星期一，图书馆休息，尽可慢慢来。”

“明天下午我已不在。电话中说不清楚，总之我要远离一段时间。”

“远离？旅行不成？”她问。

“算是吧。”

“对不起，等一下。”

女孩似在接待来参考文献室商谈什么的人。从听筒里不难感觉出周日图书馆大厅的光景：一个小女孩大嚷大叫，父亲则好言劝慰。电脑键盘声也传来了。看来世界安然无恙。人们在图书馆借书，站务员向无票乘车者投以火眼金睛，赛马场的马在雨中飞奔。

“关于民房拆迁的资料，”女孩解答对方提问的语声清晰可闻，“F5号书架上有三册，请到那边看看。”

接着又听得对方就此说了什么。

“抱歉抱歉，”女孩返回拿起听筒，“OK，好了，研究会就算啦。肯定得给大家说三道四。”

“对不起。”

“没什么。反正这一带河里鱼已死绝，我的研究成果迟一周报告也无所谓。”

“兴许是那样。”我说。

“在你那里吃？”

“不不，我的房间报废了。电冰箱一命呜呼，餐具也几乎荡然无存。做不成饭菜。”

“知道。”她说。

“知道？”

“嗯，不是收拾得很整齐吗？”

“你收拾的？”

“当然。不行么？今早上班顺路前去送另一本书，发现门掉了，里面乱七八糟，就打扫了一下，上班倒是晚了点儿。也算是对你招待的回报吧。帮倒忙了？”

“哪里哪里，”我说，“实在求之不得。”

“那，傍晚六点十分左右能来图书馆门前接我？只有星期日是六点闭馆。”

“好的。”我说，“谢谢。”

“不客气。”说罢，女孩放下电话。

我正在寻找吃饭时穿的衣服，胖女郎从卫生间出来了。我把毛巾和浴巾递给她。女郎接过后却不动，在我面前伫立片刻。洗过的头发紧紧贴着额头和脸颊，尖尖的耳朵从中直挺挺地竖起，耳垂上仍戴着金耳环。

“总是戴着金耳环洗澡？”我问。

“那自然。上次不是说过么？”女郎答道，“绝对掉不下来，别担心。喜欢这耳环？”

“是不错。”我说。

卫生间里晾着她的内衣、裙子和衬衫。粉红色胸罩粉红色三角裤粉红色裙子粉红色衬衫。泡在浴槽里一瞧见这些物件，两个太阳穴便一剜一剜地作痛。我本来就不喜欢什么内衣长筒袜晾在卫生间里。原因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喜欢。

我三下五除二洗了头发，洗了身体，刷了牙，刮了须。而后走出卫生间拿浴巾擦干身体，穿上裤头和长裤。尽管鲁莽的行动接二连三，但腹部伤痛却比昨天轻了许多，洗澡前我甚至想不起还有伤口在身。胖女郎坐在床上，一面用吹风机吹头发一面继续看巴尔扎克。窗外细雨依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如此目睹卫生间晾着内衣、床上坐着女孩用吹风机吹发看书、外面细雨飘零的时间里，我恍若回到了几年前的婚姻生活。

“不用吹风机？”女郎问。

“不用。”

吹风机还是妻子离家出走时留下的。我头发短，用不着吹风。

我坐在她身旁，背靠床头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便有各种颜色时闪时灭。回想起来，我足有好几天没像样睡过觉了，每次躺下都有人来把我叫醒，以致现在一合眼皮，睡意顿时急不可耐地将自己拖进深重的黑暗，犹如夜鬼之手企图把我拉入暗处。

我睁开眼睛，双手搓脸。由于时隔好久才洗脸刮须，皮肤紧如鼓面，搓脸简直像在搓别人的脸，被蚂蟥叮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痛。想必两条蚂蟥没少吸我的血。

“嗳，”女郎把书放在一边，“真的不想让人喝精液？”

“现在不想。”

“没那个情绪？”

“嗯。”

“不想同我睡觉？”

“现在不想。”

“嫌我胖？”

“哪里，”我说，“你的身子十分诱人。”

“那干嘛不想睡？”

“不明白。”我说，“原因我不明白。总觉得现在不该同你睡。”

“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还是因为违背你的生活伦理？”

“生活伦理。”我重复一句。这四个字眼很是不同凡响。我眼望天花板思索了一会。

“不，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两码事。可能近乎本能或直觉吧，或者同我的记忆倒流有关，很难解释清楚。其实我现在极想同你睡觉，但有什么从中作梗，说眼下不到时候。”

女郎胳膊支在枕头上凝视我的脸。

“不是说谎？”

“这方面是不说谎的。”

“真那样想？”

“那样感觉。”

“可有证据？”

“证据？”我愕然反问。

“就是说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相信你想同我睡觉？”

“已经勃起。”我说。

“看一眼！”

我略一迟疑，终归还是脱掉裤子亮相。我实在筋疲力尽，无心继续争辩，况且我已不久人世，即使向十七岁女孩出示勃起的健全的阴茎，我也不认为会发展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唔。”女郎看着我说，“可以摸摸？”

“不行。”我说，“作为证据总可以了吧？”

“也罢，算啦！”

我提起裤子。外面传来重型卡车从窗下缓缓驰过的声响。

“什么时候返回你祖父那里？”我试着问。

“睡一会，等衣服干了就走。”女郎说，“水要到傍晚才能消，消了才好再经地铁返回。”

“这种天气晾衣服，得等到明天才能干。”

“真的？”她说，“那如何是好？”

“附近有家自动洗衣店，去那里烘干就是。”

“可我没出门的衣服啊！”

我歪头想了想，但想不出好办法，看来只好由我跑去自动洗衣店把她的衣服扔进烘干机了。我走进卫生间，将她的湿衣服塞入汉莎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然后从剩下的衣服中挑出橄榄绿棉布裤和蓝色带扣开领衫穿了，鞋穿的是褐色乐福平底鞋。这么着，剩给我的宝贵时间的几分之一便将在自动洗衣店那寒伧的电镀椅上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时间已指向十二点十七分。

(1)　欧洲的史前人种。

32
世界尽头
——垂死的影子

打开看门人小屋，看门人正在后门口劈柴。

“看样子要下大雪喽，”看门人手持斧头说道，“今早死了四头，明天估计死得更多。今冬冷得特殊。”

我摘下手套，走到炉前烤手。看门人把劈得细细的木条捆起搬进仓库，关好后门把斧头放回墙根，而后来到我身旁同样烤手。

“看来往后一段时间我得一个人烧独角兽的尸体了。那些家伙活着的时候倒没少给我乐趣。不过也没办法，毕竟是我的工作嘛。”

“影子的情况相当不妙？”

“不能说是很妙。”看门人在肩头上一圈圈地摇晃着脖子说，“不大理想，三天卧床不起了。我当然打算尽我的努力照料，可寿命这东西是谁也奈何不得的，人能办到的事有限。”

“可以见影子么？”

“啊，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仅限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后我得去烧独角兽。”

我点下头。

看门人从墙上摘下钥匙串，打开通往影子广场的铁门，在我前头快步穿过广场，打开影子小屋让我进去。小屋里空空荡荡，一件家具也没有，地上铺着冰冷冷的砖块。寒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空气仿佛都要冻僵了似的。简直同冷库无异。

“这怪不得我，”看门人自我辩解似的说，“不是我故意把影子塞进这种地方的。让影子住这里是早已有之的规定，我不过照章办事罢了。你的影子还算幸运的，糟糕的时候甚至两三个影子一起住在这里。”

反正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便默默点头。我是不应该把影子丢在这种地方不理不管的。

“影子在下面。”他说，“往下去，下面多少暖和些，只是有点臭味。”

看门人走到墙角，拉开潮乎乎的黑木拉门。里面没有楼梯，仅有架简易梯子。看门人自己先爬下几格，然后招手让我跟下。我拍掉大衣上的雪，跟他下去。

一进地下室，粪便味首先扑鼻而来。由于没窗，臭气全都憋在里面。地下室大小如贮物室，床就占了三分之一，彻底消瘦下去的影子脸朝我这边躺在床上，床下可以瞥见瓷马桶。有一张东摇西晃的旧木桌，桌上点着一支已燃烧多时的蜡烛，此外见不到一个灯盏或暖气片。地面就是泥地，满屋子潮湿的寒气，几乎冷入骨髓。影子把毛毯一直拉到耳根，用毫无生气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看着我。老人说得不错，怕是活不长久了。

“我这就走了。”看门人大概受不了臭气，“往下你们两个聊吧，聊什么都行，影子已没有力气同你合为一体了。”

看门人消失后，影子注意了一会动静，招手把我叫到枕旁，低声道：“麻烦你看一下看门人是不是站着偷听，好么？”

我点头爬上梯子，开门观望外面的情形，确认没有任何人影，然后返回。

“谁也没有。”我说。

“有话跟你说。”影子开口道，“其实我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衰弱，不过是为了蒙混看门人而演的一场戏。身体相当虚弱固然不是假象，但呕吐卧床纯属逢场作戏。站起来走路完全不成问题。”

“为了逃走吧？”

“那还用说！要不然何苦这么折腾。我已经赚了三天时间，三天内要逃出才行，三天后我可能真的再也站不起来。地下室的空气对身体非常有害，冷得要命，骨头都像吃不消。外面天气怎么样？”

“下雪。”我仍然双手插在大衣袋里说，“入夜会变得更冷。这次寒流恐怕非比一般。”

“一下雪独角兽就死很多。”影子说，“一死很多看门人的工作量就增大，我们就趁此时逃离这里，趁那家伙在苹果林里烧独角兽的时候。你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开门，两人一起逃。”

“从城门？”

“城门不行。门外上着锁，再说逃出去也免不了当即给看门人逮住。围墙也没办法，高得只有鸟飞得过。”

“那么从哪里逃呢？”

“交给我好了。计划已经周密得不能再周密了，毕竟充分收集了有关这镇子的情报。你的地图我差点看出洞来，从看门人那里也了解了许多情况。那家伙以为我不会逃走，不厌其烦地讲了镇上的事情。幸亏你麻痹了那家伙的警惕性。时间倒比起初预想的花得多，不过计划本身一帆风顺。看门人说得不错，我是没了同你合为一体的力气，但跑去外面即可恢复如初，那时再同我合成一个人。如果成功，我就可以不在这种地方送命，你也能使记忆失而复得，恢复原来的你自身。”

我一声不响地盯视着蜡烛的火苗。

“怎么样，到底？”影子问。

“所谓原来的自身究竟又是什么呢？”

“喂喂，怎么搞的，你总不至于还在执迷不悟吧？”

“是执迷不悟，真的执迷不悟。”我说，“首先我想不起原来的自身是怎么回事。那个世界果真值得我回去，那个自身果真值得我恢复不成？”

影子刚要开口，被我扬手制止了。

“等等，让我说完。对过去的自身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现在的自身已经开始对这镇子产生了一种类似眷恋的感情。一来倾心于在图书馆认识的女孩，二来大校也是个好人。冬天诚然冷不可耐，而其他季节则风景十分迷人。在这里，大家互不伤害，相安无事。生活虽说简朴，但并不缺什么，而且人人平等。没有人飞短流长，更不争夺什么。劳动倒是劳动，但都觉得乐在其中。那是纯粹为了劳动的劳动，不受制于人，不勉强自己，也不羡慕他人。没有忧伤，没有烦恼。”

“也不存在金钱、财产、地位，既无诉讼，又无医院。”影子补充道，“而且不必担心年老，无需惧怕死亡，对吧？”

我点头道：“你怎么看？我到底又有什么理由非离开镇子不可呢？”

“是啊。”说着，影子从毛巾毯里拿出手，用指头揉了揉干巴巴的嘴唇，“你说得很有些道理。假如存在那样的世界，那便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要你喜欢，你怎么做都行，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在此处了。问题是，有几件事你忽视了，而且事关重大。”

影子开始不住声地咳嗽。我等着他平息下来。

“上次见面，我就说这镇子是不自然不正常的，并且不自然不正常得自成一统。刚才你说的是它的一统性和完全性，所以我要说它的不自然性和不正常性。注意听着：首先，世上是不存在完全性的——尽管它是一个中心命题——如同理论上不存在永动机一样，这点上次已经说过。熵总是不断增大，而镇子究竟将其排往何处呢？的确，这里的人们——看门人另当别论——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怨恨谁，谁都清心寡欲。大家自我满足，和平共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心这个东西。”

“这点我也是清楚的。”我说。

“镇子的完全性建立在心的丧失这一基础上。只有使心丧失，才能将各自的存在纳入被无限延长的时间之中。也惟其如此，人才不会衰老，不会死亡。第一步就是将影子这个自我的母体剥离开来，等待他死去。一旦影子死了，往下便没有太大问题了，只消把每天生出的类似心的薄膜样的东西汲出即可。”

“汲出？”

“这点一会儿再说。首先是心的问题。你说这镇子上没有争夺没有怨恨没有欲望，这固然可钦可佩，若有力气，我也想为之鼓掌。可是，没有争夺没有怨恨没有欲望，无非等于说也就没有相反的东西，那便是快乐、幸福和爱情。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没有绝望的终极幸福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其次当然还有爱情这个问题。你提到的那个图书馆女孩也不例外。你或许真心爱她，但那种心情是没有归宿的，因为她已经没有心了。没有心的人不过是行走的幻影，将这幻影搞到手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你在追求那种永恒的生不成？你自身也想沦为幻影不成？我如果死在这里，你也势必与他们为伍，永远别想离开这座镇子。”

令人窒息般的冰冷的沉默久久笼罩着地下室。影子又咳了几声。

“可我不能把她丢在这里不管。无论她是什么，我都爱她需要她。我不能违背我的心。若现在逃走，事后必然后悔。而一旦离开，就不可能重新返回了。”

“罢了罢了，”影子欠起身靠在床头，“说服你看来要花不少时间。我们是旧交，我完全知道你这人相当顽固不化，但也没想到事到如此紧急关头还缠上这等伤脑筋的琐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我再加上女孩三人逃离这里却是不可能的，没有影子的人无法在外面生活。”

“这个我完全清楚。”我说，“我是说你一个人逃离这里如何？我来帮忙。”

“不，你还是不大明白。”影子头靠墙壁说道，“如果我独自离开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势必陷入绝望的境地，这点看门人已经告诉我了。影子这东西无论是谁都必定死在这里。即使跑到外面的影子临死时也要返回这里而死。不死在这里的影子，即使死了也只能是不完全的死。就是说，你必须永远带着心活下去，而且是在森林里。森林里居住的都是未能彻底抹杀影子的人们。你将被赶去那里，永远带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森林里彷徨。森林知道吗？”

我点点头。

“但你不能把她领进森林，”影子继续道，“因为她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她已没心。完全的人住在镇上，而不能住森林。所以你将孤身一人。既然这样，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的心都去哪里了？”

“你不是在读梦么？”影子不无惊讶地问，“读梦为什么还不知道？”

“反正不知道。”我说。

“那么我教给你：心已经由独角兽带出墙外。这也就是汲出一词的含义。独角兽吸收、回收人们的心，带往外面的世界，及至冬日来临，便将那样的自我贮存在体内死去。杀死它们的既非冬天的寒冷也不是食物的匮乏，而是镇子强加于它们身上的自我的重量。等春天一到，便有小独角兽降生。出生的小独角兽同死去的大独角兽数量相等，而小独角兽长大之后，又同样背负着人们被清扫出去的自我走向死亡，这便是完全性的代价。这种完全性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把一切推到弱小者身上加以保存不成？”

我缄口不语，只管注视着鞋尖。

“独角兽一死，看门人便切下头骨，”影子继续说，“因为头骨中精确地镌刻着自我。头骨被处理干净之后，埋入地下一年，等其能量平稳下来便送进图书馆的书库，通过读梦人的手释放到大气中。所谓读梦人——就是指你——是影子尚未死掉的新来镇子的人所担任的角色。读梦人读出的自我融入大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所谓‘古梦’。总之一句话，你的作用就像电的地线。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影子一死，读梦人便不再读梦，而同镇子打成一片。镇子便是如此在十全十美的环境中永远运转不止。把不完全的部分强加给不完全的存在，然后通过吮吸其经过沉淀的清液维持生命。难道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是真正的世界？是事物应有的面目？好么，你要从弱小者不完全者的角度看问题，立场要站在独角兽和森林居民一方。”

我久久凝视蜡烛的火苗，直到眼睛作痛。然后我摘下眼镜，用手背拭去溢出的泪水。

“明天三点钟来。”我说，“你说得对，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

33
冷酷仙境
——雨日洗涤、出租车、鲍勃·迪伦

正值周日，又是雨天，四台自动烘干机塞得满满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购物袋挂在各自的烘干机把手上。烘干室里有三个女子，一个是三十六七岁的主妇，另两个看样子是附近女子大学宿舍里的女生。主妇百无聊赖地坐在电镀椅上俨然看电视似的定定地看着旋转的洗涤物，两个女大学生则在并肩翻看《JJ》。我进去时她们朝我这边瞟了几眼，旋即把目光收到自家洗涤物和自家杂志上去。

我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置于膝头，坐在椅上排号等待。女大学生两手别无他物，看来东西已全部投入烘干机转筒了。这样，四台烘干机若有一台空出，便非我莫属了。估计不至于久等，我松了口气。在这等场所眼望旋转的洗涤物消磨一个小时——光这么一想都令人扫兴。剩给我的时间已仅有二十四小时。

我在椅子上放松身心，茫然注视着空间中的一点。烘干室荡漾着由衣服干燥过程中特有的气味和洗衣粉味儿混合而成的奇异气味。身旁两个女大学生在谈论毛衣图案。两个都算不上漂亮。乖觉的女孩断不至于周日午后在烘干室里看什么杂志。

出乎意料，烘干机怎么也停不下来。烘干机自有烘干机的法则，“等待过程中烘干机半永久性地旋转不已”便是其一。从外面看去洗涤物已彻底烘干，然而它硬是不肯停转。

等了十五分钟，转筒还是不停。这时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的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大纸袋进来，将一大包婴儿尿布塞入洗衣机，打开洗衣粉袋撒进去，合上盖子往机器里投硬币。

我原想闭目打个瞌睡，又担心睡着时转筒停转而由后来者投入衣服，果真那样，又要白白耗费时间了，只好勉强打起精神。

我不由后悔：带本杂志来就好了。若看点什么，便不至于昏昏欲睡，时间也可转瞬即逝。不过我弄不清快速打发时间到底正确与否。对现在的我来说，大约应该慢慢受用时间才对，可问题是在这烘干室里慢慢受用时间又有何意义呢？大概只是扩大消耗而已吧？

一想到时间我就头痛。时间这一存在委实过于空洞。可是，一旦将一个个实体嵌入时间性的框架中，随后派生出来的东西究竟是时间属性还是实体属性又令人无从判断。

我不再思考时间，转而盘算离开烘干室后如何行动。首先要买衣服，买像样的衣服。裤子已无暇修复，在地下决心定做的苏格兰呢料西装也难以实现。固然遗憾，但只好放弃。裤子可用身上这条凑合，就买件轻便西服、衬衫和领带算了。另外要买件雨衣，有了它去任何地方的饭店都不在话下。购齐衣服约需一个半小时。三点之前采购结束。到六点约会时还有三小时空白。

我开始思索这三小时的用法。居然全无妙计浮上心头。睡意和疲顿干扰思路的运转，而且是在我鞭长莫及的远处干扰。

我正在一点点清理思绪，最右边那台烘干机的转筒停止了旋转。确认并非眼睛的错觉之后，我环视四周：无论主妇还是女大学生都只是朝转筒投以一瞥，她们坐着岿然不动，全无从椅子上欠起身来的意思。于是我按照烘干室的规则打开烘干机的盖子，把躺在烘干机底部的暖乎乎的洗涤物塞进挂在门把手上的购物袋，再将我这航空袋里的东西倾倒一空，然后关门投币，返回椅子。时针指在十二时五十分。

主妇和女大学生一直在背后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继而目光落在我已放入洗涤物的烘干机转筒上，又瞥了下我的脸。我也抬起眼睛，看了看容纳我带来的衣物的转筒。根本问题在于我投入的洗涤物的数量非常之少，又清一色为女人的外衣和内衣，而且无一不是粉红色，不管怎么说都未免过于惹人注目。我烦躁得不行，便把塑料袋挂在烘干机把手上，到其他地方消磨这二十分钟。

霏霏细雨一如清晨绵绵地下个不停，仿佛在向世界暗示某种状况的出现。我打着伞在街上兜来转去。穿过幽静的住宅地段，便是商店鳞次栉比的马路。有理发店，有面包店，有冲浪器材店（我揣度不出世田谷区何以有这种商店），有香烟店，有糕点店，有录像带出租店，有洗衣店。洗衣店前一块招牌写道：雨天光顾降价一成。为什么雨天洗东西便宜呢？我无法理解。洗衣店里边，秃脑袋店主正神情抑郁地在衬衫上烫熨斗。天花板上垂着好几条粗常青藤般的熨斗拉线。店主居然亲手熨衣服——此店显然古风犹存。我对店主油然生出好感。若是这样的洗衣店，想必不会用钉书器在衬衫底襟钉上取衣编号，我很讨厌这点，所以才不把衬衫送去洗衣店。

洗衣店前有个长条凳样的木台，上面摆着几盆花，我细心看了一会，竟无一种花叫得出名。至于为什么叫不出花名，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盆花一看就知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品种，我觉得若是地道的人，应该一一晓得才对。从房檐落下的雨滴拍打着盆中的黑土。凝神注视之间，不禁一阵感伤：在这世上活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居然叫不出一种极为普通的花的名称。

仅看了一家洗衣店自己就有不少新的发现，对花名的无知即是其一，雨天洗衣便宜又是一个。几乎每天在街上行走，竟连洗衣店前有长条凳这点都视而未见。

长条凳上爬有一只蜗牛。对我来说又多了一项新发现。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蜗牛这东西仅仅梅雨时节才有，不过仔细想来，假如蜗牛惟独梅雨时节出现，那么其他季节它又在何处做什么呢？

我把十月的蜗牛投入花盆，又放在绿叶上。蜗牛在叶片上东摇西晃地摆动了一会，打斜安顿下来，一动不动地环视着四周。

接着，我转回香烟店，买了一盒百灵鸟牌长过滤嘴和一只打火机。本来烟五年前便已戒了，但在这人生最后一天吸一两盒怕也无甚害处。我在香烟店前叼上一支“百灵鸟”，用打火机点燃。好久不吸烟了，嘴唇有一种始料未及的异物感。我慢慢吸入一口，缓缓吐出。两手指尖微微发麻，脑袋晕晕乎乎的。

往下我又去糕点店买了四块糕点，哪一个上面都带有一长串法文名称，装入盒子后竟想不出到底买了什么。法语那玩意儿一出大学校门便忘个精光。西式糕点店的店员清一色是冷杉树一般的高个子女孩，和服带子的扎法实在惨不忍睹，我还从未碰到过个高而手巧的女孩。不过我不晓得这一理论能否世间通用，仅仅是我个人的巧合也未可知。

相邻的录像带出租店是我常去之处。店主夫妇年纪同我相仿，太太长得甚为漂亮。店门口一台二十七英寸电视荧屏正在播放沃尔特·希尔的《拳击者传奇》。查尔斯扮演拳击手贝尔，詹姆斯扮演其经纪人。我进去坐在沙发上，看拳击场面来打发时间。

里头的柜台内，店主太太一个人在值班。见她一副无聊的样子，我劝其吃块糕点。她挑了洋梨馅饼。我捡了块夹心乳酪饼，边吃边看查尔斯同秃脑袋大汉对打的场面。观众大多数预测大汉获胜，我因几年前看过一次，坚信查尔斯必胜无疑。吃罢糕点，开始吸烟。吸到半截，查尔斯便将对方彻底打翻在地了。看清之后，我离开了沙发。

“再慢慢看一会嘛！”太太劝道。

我说很想看，但洗涤物已经放进了投币式自动烘干机，不能不管。一看表，一点二十五分。烘干机早已停转。

“糟糕糟糕！”我连声叫苦。

“没关系，肯定有人好好取出收进袋子，绝对没人偷你的内衣内裤。”

“那倒是。”我颓然应道。

“下周来时，会有三部希区柯克导演的旧片子进来。”

走出录像带出租店，我沿同一路线返回烘干室。所幸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我放的衣服躺在烘干机底部静等我的归来。四台烘干机仅有一台在转。我将衣服收进塑料袋，提回住处。

胖女郎在我床上睡得正香。或许由于睡得太实，乍看我还以为她死了过去。凑上耳朵一听，尚在微微喘息。于是我从袋里掏出衣服放在枕边，将糕点盒放在床头灯旁。如果情况允许，我真想钻到她身旁大睡一场，偏偏不能。

我去厨房喝了杯水，又蓦地想起小便。便后坐在餐椅四下环顾，但见厨房里水龙头、煤气热水器、换气扇、煤气灶、各种规格的锅和壶、电冰箱、电烤箱、餐橱、菜刀、焊接的大铁罐、电饭锅、咖啡豆粉碎机等等，不一而足。“厨房”二字说起来简单，却是由各种各样的器具、物品构成的。如此重新审视厨房之间，我从世界井然有序的构成上感到了一种异常费解的静谧。

搬进这套公寓时，妻子还在。已是八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经常坐在这餐桌旁独自看书到深夜，妻子睡觉也十分安静，以致我往往担心她死在床上。尽管我这人并不健全，但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

回想起来，我已在这公寓里住了八年。八年前这房间里住着我、妻子和猫。最先弃我而去的是妻，其次是猫，而今我也即将离去。我把失去托盘的咖啡杯当作烟灰缸，吸了支烟，接着又喝了杯水。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住八年之久呢？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既非特别称心如意，房租又绝对算不上便宜。太阳过于西晒，管理员也不和蔼可亲，况且住进之后人生并未因此而变得如花似锦，就人口而言也是急剧下降。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将打上句号。

永恒的生——我想。不死。

博士说我将进入不死之国。他说这个世界的完结并不意味着死，而是新的转换。在那里我将成为我自身，重新见到业已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或许果真如此。不，可以说是必然如此。那位老人无所不晓。既然他说那是不死的世界，笃定不死无疑。然而博士的话还是一句也不能让我心悦诚服。那些话过于抽象，过于空洞。即使是现在这样，我已十足地觉得这便是我自身，至于不死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不死性，这个问题实在远远超出了我贫乏的想象力。倘若有独角兽和高墙出现，我更是无法想象，恐怕还是《OZ国历险记》略为现实一点。

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抓耳挠腮地思索。不错，我是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详细开列起来，说不定有一本大学听课笔记那么厚。既有失去的当时不以为意而事后追悔莫及的，又有相反的情形，而且似乎仍在继续失却各种各样的人、事以及感情。象征我这一存在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洞，任何针线都不能缝合。在这个意义上，纵令有人打开我房间窗扇伸进头来朝我吼道“你的人生是零”，我也无法否认，没有否认的根据。

可我又好像觉得，即使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恐怕也还是要走老路。因为那——继续失去的人生——便是我自身。我除了成为我自身别无选择。哪怕有更多的人弃我而去，或我弃更多的人而去，哪怕五彩缤纷的感情出类拔萃的素质和对未来的企盼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我也只能成为我自身，岂有他哉！

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设想过成为自身以外的什么的可能性，甚至以为能够在卡萨布兰卡开一间酒吧同英格丽·褒曼相识，或者现实一点——实际上现实与否另当别论——度过与我自身的自我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为此我也进行过变革自我的训练。《绿色革命》读了，《轻骑兵》也看了三遍。不料还是像船舵弯曲的小艇一样终归驶回原处。这就是我自身。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待在这里，总是等待着我的归来。

人们难道必须将其称之为绝望？

我不得而知。或许是绝望。屠格涅夫可能称之为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称为地狱，毛姆恐怕称之为现实。但无论何人如何称呼，那都是我自身。

我无法想象不死之国是何模样。在那里，也许我真的会找回失去的一切，确立崭新的自身。也许有人拍手有人祝福，也许会幸福地度过同自己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可是不管怎样，那已是与现在的我无关的另一自身。现在的我拥有现在的我自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历史事实。

如此思来想去，终于得出结论：恐怕还是假定自己将在二十四小时多一点之后死去较为合乎逻辑。而若以为迁往不死之国，事情难免像《唐璜遗训》那样虎头蛇尾。

我将死去——我决定姑且这样认为。这样远为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心情多少开朗起来。

我熄掉香烟，走进卧室看了看女郎熟睡中的脸，然后确认裤袋里是否装有我需要的一切。不过仔细一想，眼下的我已几乎不存在需要的东西。除了钱夹和信用卡，还需要什么呢？房间钥匙已无用处。不需要计算士执照，不需要手册，汽车已经扔掉，车钥匙也不需要。不需要小刀，不需要零币。我把裤袋里的零币统统掏出摊在桌上。

我先乘电车来到银座，在“保罗·斯图尔特”买了衬衫、领带和轻便西服，用美国运通卡付了款。穿好往镜前一站，形象相当不坏。橄榄绿棉布裤的裤线快要消失这点多少不尽人意，但一切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藏青色法兰绒轻便西服加深橙色衬衫这一搭配，赋予我好似广告公司年轻有为的职员那样的氛围，起码看不出是刚在地下往来爬行并且将在二十一小时后从世上消失之人。

摆正姿势一看，发现轻便西服的左袖比右袖短了一点五厘米。正确说来并非衣袖短，是我左臂过长。不知何以至此。我通常惯用右臂，不曾有勉强使用左臂的记忆。店员说两天内可将衣袖改好，劝我不妨一试。我当然加以拒绝。

“您打棒球什么的吧？”店员边递回信用卡边问。

我说不打什么棒球。

“大多数体育活动都会使身体变形。”店员告诉我，“对西服来说，最好避免过度运动和过量饮食。”

我道谢走出店门。看来世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法则。的的确确每步都有新的发现。

雨仍在下着，我已没心思买衣服，不再物色雨衣，便走进啤酒屋喝生啤吃生牡蛎。不知何故，啤酒屋居然在播放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听不出是第几交响曲，任何人一般都听不出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编号。反正啤酒屋放布鲁克纳是头一遭。

除我以外，啤酒屋里只有两张桌子有顾客：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戴帽子的瘦小老人。老人戴着帽子一口一口喝啤酒，年轻男女则只顾悄悄低语，啤酒几乎没动。雨天午后的啤酒屋大多如此。

我边听布鲁克纳边往五个牡蛎上挤柠檬汁，按时针转动方向依序吞进肚去。喝了不大不小一杯啤酒。啤酒屋巨大挂钟上的指针指向三点差五分，钟盘下端有两只狮子面对面站着，扭着身子对抱针芯，两只都是雄性，尾巴卷成披大衣样的形状。不一会，布鲁克纳长长的交响曲放完，换上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奇特的组合。

要来第二杯啤酒后，我去厕所再次小便。小便怎么等都不结束，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小便如此之多。不过反正没什么急事，任其慢慢倾泻就是。估计小便花了两分钟左右。背后接连传来“波莱罗”。一面听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面小便颇有些不可思议，恍惚觉得将永远小便下去。

完成漫长的小便，感到自己好像彻底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我洗了洗手，对着变形镜照罢自家嘴脸，返回桌旁喝啤酒。想吸支烟，发现那盒“百灵鸟”忘在了公寓厨房，便叫来男侍买了盒“七星”，讨了火柴。

在这空荡荡的啤酒屋中，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但时间实际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动。狮子继续相对转体一百八十度，时针已推进到三点十分的位置。我注视着钟针，臂肘支在桌上喝啤酒吸“七星”。无论怎么想，眼盯时针打发时间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办法。人们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以自己仍将生存下去这一点为前提的，倘若去掉这一前提，便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从衣袋里掏出钱夹，逐一清点里面的东西：万元钞五张，千元钞数张。另一侧衣袋里，二十张万元钞同回形针混在一起。除了现金，还有美国运通卡和维萨卡，另有银行现金支票两张。我把两张现金支票折为四折扔进烟灰缸，横竖已无用处。室内游泳池会员证、录像带出租店会员证和买咖啡豆时给的优惠券也同样扔了。留下驾驶证后两枚旧名片也一扔了之。烟灰缸中满满堆着我的生活的残骸。这样，最后剩下来的便只有现金、信用卡和驾驶证。

时针指到了三点半时，我欠身离座，付款出店。喝啤酒当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伞留在伞筒内。征兆不错。雨过天晴，神清气爽。

去掉伞后，顿觉如释重负。我很想移身别处，而且最好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厦那里同阿拉伯游客一起观看了一会一字排开的电视的画面，然后下到地铁，买了张丸之内线去新宿的车票。刚一入座，睡意立时袭来，等睁开眼睛，电车已驶进新宿站了。

走出地铁出站口时，想起了保管在行李寄存处的头骨和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虽然事到如今那玩意儿已全无用场，而且没带取货凭证，但反正无所事事，遂决定将其领出。我登上车站台阶，走到行李暂存处窗口，说取货凭证弄丢了。

“仔细找过了？”男职员问。

我说找得好苦。

“什么样的？”

“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提包。”

“耐克标记是什么样的？”

我借用便笺和铅笔，画出如被压得变形的弧形飞标样的耐克标记，在上边注以NIKE字样。男职员半信半疑地看罢，拿起便笺去货架转了一圈，片刻提着我的包折回。

“这个？”

“是的。”我说。

“可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递过驾驶证，男子将其同提包上的标牌对比着看了看，然后摘下标牌连同圆珠笔一起放在柜台上，叫我签名。我在标牌上签了名，接过提包道声谢谢。

东西自是成功地领出来了，但这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包怎么看都与我这身装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着耐克运动包同女孩去吃饭，买包替换倒不失为一计，问题是只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龄球箱那样大的东西才容得下这头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着保龄球箱，还不如索性提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间，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方法而言，恐怕还是租一辆小汽车把这包扔在后座上最为地道稳妥。这样既无提包走路的麻烦，又无需顾虑它同衣服的谐调。如果可能，最好租气度不凡的欧洲车，倒不是我对欧洲车情有独钟，但毕竟是我一生中相当特殊的一天，还是相应地乘坐考究些的车为好。生来至今，除了几欲报废的“大众”或国产微型车，我还没开过别的。

我走进饮食店，借来按行业编排的电话号码簿，用圆珠笔在新宿站附近的四家租车代理店的号码处画上记号，依序拨动电话。哪家代理店都没有欧洲车。这种季节的星期天，一般都不会有车剩在店内，再说压根就不备有进口车。四家店中，有两家根本就没剩下冠以“乘用车”字样的车。另一家剩一辆本田思域。最后一家各剩一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和马克Ⅱ，服务台的女子说都是新车，车内均有音响。我再懒得打电话，决定租那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其实怎么都无所谓，本来我对车也没有多大兴趣，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马克Ⅱ是何样式都一无所知。

接着去唱片店买了几盒磁带，有约翰尼·马西斯的最佳选曲、杰宾指挥的阿诺德·贝尔克的《净夜》、肯尼·巴雷尔的《周日暴风雨》、埃林顿公爵的《大家的埃林顿》、多列巴·皮诺克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鲍勃·迪伦的包括《像一块滚石》的磁带。这种搭配固然杂乱无章，但也只好凑合——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在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上想听怎样的音乐。其实坐进车座后，想听的说不定是詹姆斯·泰勒，或许是维娜·华尔兹，也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嘭嚓嚓”也未可知。抑或干脆什么都不想听。总之无从预料。

我将六盒磁带放进提包，去租车代理店看了汽车，递过驾驶证签了名。较之平时常用的车，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的驾驶席竟同宇宙飞船上的毫无二致。若坐惯这卡利那1800GT的人再去坐我的车，很可能以为是竖井式民居。我把鲍勃·迪伦的磁带塞进音响机，一边听《看水奔流》，一边不慌不忙地逐一确认仪表盘上的开关。开车时按错开关可非同小可。

我正在车内逐个检查按钮，接待我的那位态度和蔼的年轻女郎离开办公室走来车旁，问我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女郎的微笑显得冰清玉洁，楚楚可人，极像电视上演技娴熟的广告模特。牙齿莹白，口红颜色得体，双腮毫不松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只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明白了。”说罢，她又莞尔一笑。她的笑容使我想起高中时代的一个女孩。那是个聪明爽快的女孩，听说后来同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革命活动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后扔下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无人晓得去了哪里。租车代理店的女郎的微笑使我想的便是这位高中同学。有谁能预料这个喜欢J·D·塞林格和乔治·哈里逊的十七岁女孩几年后居然为革命活动家生下两个孩子并就此下落不明呢？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小心驾驶，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她说，“近来车上的电脑式操纵盘，不习惯的人很难应付自如。”

我点下头。不习惯的人并非只有我。

“求185的平方根，答案按这个钮可以知道？”我问。

“在下一个新车型出现之前怕是难以如愿。”她笑着说，“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二十年，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因为口琴比史蒂维·旺德吹得差？”

她笑了。逗她笑出来委实令人惬意。我还是可以逗女孩笑的。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她说，“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凝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她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说不好，只是这样感觉的。”

“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想写小说。”她说。

“一定能写出佳作。”

“多谢。”

“不过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喜欢听鲍勃·迪伦也真是稀罕。”

“喜欢往日的音乐。鲍勃·迪伦、甲壳虫、‘大门’、‘飞鸟’、吉米·亨德利克斯等等。”

“很想再跟你慢慢聊一次。”我说。

她嫣然一笑，微微侧首。脑袋转得快的女孩晓得三百种回答方法，即使对于离过婚的三十五岁疲惫男人也一视同仁。我道过谢，驱车前进。鲍勃·迪伦开始唱《再度放歌孟菲斯》。遇见她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到底没有白选。

仪表板上的电子表打出四点四十二分。街上失去太阳的天空正在向黄昏过渡。我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沿着拥挤不堪的道路朝自己所住方向驶去。正值周日，加上拥挤，不巧又有一辆绿色小赛车一头扎在载有混凝土预制块的八吨卡车的腰部，致使交通处于近乎无可救药的瘫痪状态。绿色赛车严重变形，俨然被谁不小心一屁股坐瘪了的纸壳箱。身穿黑雨衣的几名警察围在旁边，急救车正在连接赛车后面的挂钩。

花了很长时间才穿过事故现场。距会面时刻还有段时间，我便悠悠然吸着香烟，继续听鲍勃·迪伦的磁带，并思索同革命活动家结婚是怎么一回事。能把革命活动家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吗？准确说来革命当然不是职业。但既然政治可以成为职业，革命也该是其变种才是。这方面的事情我还真不好把握。

莫非下班归来的丈夫在餐桌上边喝啤酒边谈论革命的进展不成？

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我们都将年老，这同下雨一样，都是明白无误的。

34
世界尽头
——头骨

我看到了飞鸟。鸟紧贴着冰雪覆盖的西山坡飞去，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一边在炉前烤手烤脚，一边喝老人泡的热茶。

“今天也要读梦去？瞧这光景雪要积得很深，上下坡有危险，就不能歇一天工？”老人问。

“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歇工。”我说。

老人摇头走出，一会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双雪地鞋。

“穿这个去，这样在雪路上不会滑倒。”

我穿上试了试，大小正相应。兆头不错。

时间一到，我缠上围巾，戴上手套，借老人的帽子戴好，又把手风琴折起放进大衣袋。我中意这个手风琴，好像一刻都分离不得。

“当心，”老人说，“眼下这时候对你至关紧要，现在出意外可就再也无可挽回了。”

“嗯，我懂。”

不出所料，坑里吹进了不少雪，周围已不见老人的身影，工具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如此下去，明天早上坑肯定被雪埋得了无痕迹。我站在坑前久久看着吹进坑内的雪，然后离开那儿走下山坡。

雪下得很大，几米开外便模糊一片。我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把围巾一直缠到眼窝下，走下了斜坡。脚下雪地鞋的鞋钉发出快意的声响，林中不时传来鸟鸣。我不知鸟对雪有何感觉。独角兽们又如何呢？它们在沸沸扬扬的雪中到底思考什么呢？

到图书馆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女孩已生起炉子烘暖房间等着我了。她拍去我大衣上的积雪，磕掉沾在鞋钉之间的冰块。

本来昨天也同样在这里来着，可我仍对图书馆中的光景感到无比亲切。不透明的玻璃上映出的昏黄的灯光、火炉上腾起的依依温煦、热气腾腾的咖啡的香气、浸透房间每个角落的古老时间那静静的记忆、她文雅得体的举止——一切都使我有一种阔别重逢之感。我放松身体，一动不动地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觉得自己即将失去这静谧安然的世界。

“饭现在吃？还是稍后一会？”

“饭不要了，肚子不饿。”我说。

“也好。饿了随时说。来杯咖啡？”

“谢谢。麻烦你了。”

我脱掉手套，搭在炉耳上烘烤，而后坐在炉前像一根根清点手指似的烤手，同时望着女孩取下炉上的水壶往杯里倒咖啡的情景。她递给我一杯，随即独自坐在桌前喝自己的咖啡。

“外面雪下得很大，眼前都几乎看不清了。”我说。

“呃，要连下好几天呢。直到空中厚厚的云层把雪一古脑儿下完。”

我把咖啡喝了一半，端起杯子走到她对面的椅子坐下，杯子放在桌上，不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她的脸。如此凝视之间，我不由黯然神伤，仿佛自己被吸进了什么地方。

“等到雪停的时候，雪肯定积得很厚，厚到你看都没看到过的程度。”

“不过我或许看不到了。”

她从杯子上抬起眼睛看着我。

“为什么？雪谁都能看到的嘛！”

“今天就不读古梦了，两个人说说话。”我说，“事情非常重要。我有很多话要说，希望你也说说。不碍事吧？”

她揣摸不出我想说什么，只是在桌上交叉着双手，用迷惘的眼神看着我点了下头。

“我的影子已奄奄一息。”我开口道，“想必你也知道，今冬冷得厉害，我想他熬不了多久，无非是时间问题。影子一死，我就将永远失去心，所以我现在必须在此决定好些事：我自身的事，你的事，和其他所有这类事情。能够用来思考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即使能够长时间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我想也是一样。结论已经得出。”

我喝了口咖啡，再次在头脑中确认自己得出的结论有无错处。没有错。然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我都将决定性地失去很多东西。

“我大概明天下午离开这个镇子。”我说，“从哪里如何出去我还不知道，影子会告诉我的。我和影子一道离开这里返回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生活。我将像从前那样拖着影子，在喜怒哀乐当中年老体衰，直至死去。也许那个世界适合于我，我想。我将在心的操纵支配下生存。这点你可能不会理解……”

女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那样子与其说是注视，莫如说是窥看我的脸所在的空间。

“你不喜欢这镇子？”

“你一开始就说过，假如我来此是为了寻找安宁，那肯定正中下怀。我的确中意这里的静谧与安详。而且我也知道，要是我彻底失去了心，这种静谧与安详就会变得十全十美。镇子上不存在任何使人痛苦的东西。也许我将因失去这镇子而抱憾终生。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在这里裹足不前，因为我的心不允许我以牺牲自己的影子和独角兽为代价留在这里。无论我得到怎样的安详平稳，我都不能欺骗自己的心，纵使那样的心在近期内将完全消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东西一旦受损，即便彻底消失也仍将永远处于破损状态。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她沉默良久，凝神注视自己的手指。杯中的咖啡已不再有热气腾起。房间中一切都静止不动。

“一去不复返了？”

我点点头：“一旦离开，就永远回不来这里，这点确切无疑。就算我想回来，城门怕也不会敞开。”

“这样你也可以的？”

“失去你是非常难过的事。但是我爱你，这种心理状态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在不惜使之扭曲变形的情况下得到你。与其那样，还不如趁有心之时失去你，这总还可以忍受。”

房间再度陷入沉默，惟独煤块的毕剥声在不无夸张地回荡着。炉旁挂着我的大衣、围巾、帽子和手套，每一件都是这镇子给我的，虽说质朴无华，但都沁有我的心。

“我也设想过只让影子逃走而我独自留下。”我对女孩说，“问题是这样一来，我势必被赶到森林里去，再也无法同你相见，因为你不能住在森林里。能住在森林里的只限于影子尚未全部消除而体内仍有心存留之人。我有心，你没有，因此你甚至追求我都不可能。”

她悄然摇头道：“不错，我是没心。母亲有过，我没有。母亲由于有心剩下来而被赶进了森林。我还没对你说过，母亲被赶进森林时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如今有时还想：如果我有心，恐怕会永远同母亲在森林里相依为命。而且，如果有心，我也可以正常地追求你。”

“即使被赶进了森林，你还是认为有心的好？”

她出神地盯着在桌面上攥起的手指，随后把手指松开。

“记得母亲说过，只要有心，去什么地方都一无所失。可是真的？”

“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是否果真那样。不过你母亲是那样相信的吧？问题是你相信与否。”

“我想我可以相信。”她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说。

“相信？”我愕然反问，“这个你能够相信？”

“或许。”

“喂，好好想想，这点至关重要。”我说，“你能够相信什么——无论是什么——这点显然是心的作用，懂么？假定你相信什么，相信的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如若适得其反，必然有失望随之而来。这便是心的活动。莫非你还有心？”

她摇头道：“不清楚。我只是回想母亲的事，再往前的事从没想过。我想我仅仅是能够相信罢了。”

“估计你身上还残留着某种同心的存在有关的东西，只是被紧紧关在里面出不来，所以才一直没有被围墙发现。”

“我身上还残留着的东西，指的可是我也像母亲那样未能彻底消除影子？”

“不，大概不是的。你的影子的确已死在这里，被埋进了苹果林，这点有案可查。但在你身上，以你对母亲的记忆为媒介，有着类似心的残影或断片的东西残留下来，想必是它使你摇摆不定。如果顺这条路走下去，应该可能到达某个地方。”

房间里静得近乎不自然，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外面飘舞的雪花吸尽了。我觉得围墙似乎在某处屏息敛气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实在过于寂静了。

“谈谈古梦好了。”我说，“你们每天生成的心都被独角兽吸去成了古梦，对吧？”

“嗯，那是的。影子死后，我们的心便被独角兽们吸得一点不剩。”

“既然那样，我应当可以从古梦中一点点解读你的心吧？”

“不，那不可能。我的心并非被归结为一个整体吸进去的，而是支离破碎地被很多独角兽吸入体内的。那些碎片同别人的碎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你不可能认出哪个是我的思绪哪个属于别人。不是吗？这以前你一直在读梦，不是猜不出哪个是我的梦吗？所谓古梦便是这么一种东西，谁都不能将它解开，它就是要在这混沌状态中归于消失。”

她说的话我完全领悟。我虽然每天读梦不止，却丝毫把握不住古梦的含义。而现在剩给我的时间仅有二十一小时，我必须在二十一小时内设法找出她的心。也真是不可思议：在这不死之镇，所有的选择都要求我在有限的二十一小时内作出。我闭目合眼，做了几次深呼吸。我必须集中全副神经，找出解开谜团的突破口。

“去书库吧。”我说。

“书库？”

“去书库边看头骨边想。说不定能想出妙计。”

我拉起女孩的手离开桌子，绕到柜台后面，打开通往书库的门。她按下电灯开关，昏黄的光线立时照出架上的无数头骨。头骨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在幽暗中浮现出已褪色的白色。它们以同样角度张着嘴，用黑洞洞的眼窝同样凝视着前方的虚空，它们吐出的冰冷冷的沉默化为透明的雾霭笼罩着书库。我们背靠墙壁，久久看着头骨阵列。冷气砭人肌肤，彻骨生寒。

“我的心真的可以解读出来？”她盯着我的脸问。

“我想我可以读出你的心。”我沉静地回答。

“怎么个读法？”

“那还不晓得。”我说，“但肯定读得出，这点我有把握。肯定会有好的办法，而且我肯定找得到。”

“你想辨别落在河里的雨珠？”

“听我说，心这东西同雨珠不同。它既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同别的相混淆。如果你能相信我，就相信我好了。我一定找得到。这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我保准能找出我渴求的东西。”

“找出我的心！”稍顷，她这样说道。

35
冷酷仙境
——指甲刀、奶油调味酱、铁花瓶

车开到图书馆是五点二十分。时间还绰绰有余，我决定下车在雨后的街上游逛一会。我走进柜台式啤酒屋，边喝啤酒边看电视里转播的高尔夫球，又在娱乐中心玩电子游戏机来打发时间。那是一场用装甲炮歼击渡河而来的坦克阵的游戏，起初我方占上风，但随着战斗的进展，敌方坦克多得竟如铺天盖地的北极鼠群，终于攻陷了我方阵地。阵地陷落之际，画面犹发生核爆炸一般全是耀眼的白热光。旋即打出这样一行字：GAME OVER — INSERT COIN。我顺从地往投币口投入一枚百元硬币，于是音乐四起，我方阵地完好无损地再现。这是一场不折不扣为失败而进行的战斗，若我方不败，游戏便永无休止，而永无休止的游戏是索然无味的，那样不但娱乐中心吃亏，我也伤脑筋。不久，我方阵地再次被攻陷，画面又闪出白热光，继而又现出那行字：GAME OVER — INSERT COIN。

娱乐中心旁边是一家五金店，橱窗里煞有介事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有扳手、扳紧器、套装螺丝刀，连电动打钉机、电动螺丝刀也在此一展风姿。还有装在皮套里的一套德国进口的便携式工具，皮套只有女式钱包大小，里边却满满塞着小锯、小锤和电笔。旁边摆着三十种一套的雕刻刀。这以前我从未想过雕刻刀竟有三十种变化，因此这三十种一套的雕刻刀给了我不小的震动。三十种刀每种都略有差异，其中几种的形状真叫我猜不出该如何使用。较之娱乐中心的嘈杂，五金店永远静得如冰山的背后，光线幽暗的店内柜台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男子，正用螺丝刀拆卸着什么。

我蓦然心动，走进店里物色指甲刀。指甲刀摆在刮须刀旁边，如昆虫标本一般整整齐齐的，其中一个的形状甚是不可思议，如何用法全然也叫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挑了它拿到柜台。这是一块长约五厘米的不锈钢片，扁平扁平的，想象不出按什么地方才能剪掉指甲。

我一到柜台，店主便把螺丝刀和已拆开的小型电气起泡器放到柜台下，教我如何使用这指甲刀。

“好么，请注意看着。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喏，这不就剪下来了？”

“果然。”我说。

的确是一把极妙的指甲刀。他把指甲刀又恢复成钢片，交还给我。我按他说的，再次使之变为指甲刀。

“东西不错。”他俨然泄露天机似的说，“赫格尔产品，终生受用。旅行时方便得很。不生锈，刀刃结实锋利，剪狗爪都没问题。”

我花了二千八百日元买下来。指甲刀装在小小的黑皮套里。向我付罢零币，他又开始拆那起泡器。很多螺丝钉分别按大小放在好看的白碟里，碟中排列的黑色螺丝钉看上去显得喜气洋洋。

买罢指甲刀，我回到车上边听《勃兰登堡协奏曲》边等她，并思索碟中的螺丝钉何以显得喜气洋洋。很可能因为螺丝钉已不再是起泡器的一部分而重新恢复了自己作为螺丝钉的独立性所使然，或者是因为主人提供了白色碟子这一堪称破格的漂亮居所也未可知。不管怎样，看上去喜气洋洋毕竟令人快慰。

我从衣袋里掏出指甲刀，再次组合起来略略剪了一下指甲尖，又装回皮套。剪切感不坏，五金店这地方颇有点像受人冷落的水族馆。

临近六点闭馆时分，从图书馆大门走出很多人来。看样子大部分是在阅览室用功的高中生。他们大多手提和我的同样的人造革旅行包。细细打量之下，高中生这类存在总好像有点不大自然，其某一部位过于膨胀，而另一部位又略嫌不足。诚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这一存在恐怕显得更不自然。所谓人世便是这么一种东西，人们称之为代沟。

在高中生里边也夹杂着老人。老人们在杂志阅览室里看杂志或浏览四大报纸打发完周日午后，便如大象一样贮存好知识，返回等吃晚饭的各自家中。老人们的模样倒不似高中生那样给人以有欠自然之感。

这些人走光后，传来蜂鸣器的响声：六点。听到这响声，我不由觉得饥肠辘辘——我实在好久不曾有这种感觉了。回想起来，从清早到现在我只吃了半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小饼和生牡蛎，昨天也差不多没有进食。空腹感犹如巨大的空洞，又黑又深，即使投入在地底下见到的石块也不会有任何反响。我放倒椅背，望着低垂的车顶考虑吃什么东西。所有种类的食物在脑海中忽儿浮现忽儿消失。若浇上白色酱汁再辅以水田芥，螺丝钉也能看上去显得美味可口。

参考文献室的女孩走出图书馆大门时是六点十五分。

“你的车？”她问。

“不，租的。”我说，“不大相称？”

“嗯，不大相称。这种式样怕该更年轻些的人用吧？”

“租车公司只剩这辆了。并非看中才租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她“唔”了一声，鉴赏似的绕车走了一圈，然后从另一侧车门钻进座席细细检查，打开烟灰盒，窥看后座。

“《勃兰登堡》？”

“喜欢？”

“嗯，非常喜欢，常听。最好的我认为是卡尔·里希特的，不过这个录音较新。呃——谁演奏的？”

“多列巴·皮诺克。”

“喜欢皮诺克？”

“谈不上有多喜欢。”我说，“看见了就买了。倒也不坏。”

“卡萨尔斯演奏的《勃兰登堡》可听过？”

“没有。”

“值得一听。或许算不得正统，但绝对够味儿。”

“下次听。”有没有这个时间我都不知道。时间只剩下十八小时，还要稍睡一觉。人生纵令剩得再少，也不能眼皮不合地熬到天亮。

“吃什么去？”我试着问。

“意大利风味如何？”

“可以。”

“我知道个地方，去那里好了。挺近的，用料新鲜得很。”

“肚子饿了。”我说，“螺丝钉好像都能吃进去。”

“我也是。”她说，“咦，好一件衬衫！”

“谢谢。”

那个饭店从图书馆开车去要十五分钟。沿着弯弯曲曲的住宅街躲人躲自行车缓缓行驶之间，坡路上突然闪出意大利风味饭店。一座白木洋房，大概是将住宅直接改成饭店的，招牌也小，不注意怎么也看不出是饭店。店四周是围着高高围墙的住宅地段，高耸的喜马拉雅杉和松树的枝条在薄暮的空中浓墨重彩地勾勒出树的轮廓。

“这种地方居然有饭店，实在不易发现。”我边说边把车停在店前。

店内不很宽敞，只有三张餐桌和一张可兼作餐桌的柜台。身扎围裙的男侍把我们领进最里面的餐桌。桌子靠窗，窗外可望见梅枝。

“喝的东西，葡萄酒可好？”女孩问。

“随你。”

葡萄酒不比啤酒，我所知无多。她就葡萄酒絮絮叨叨地同男侍商议的时间里，我观赏着窗外的梅树。意大利风味饭店的院里栽梅树，这点总像有些不伦不类，实际上也许不足为奇。意大利也可能有梅树，连法国都有水獭。葡萄酒定下后，我们打开菜单研究起来。点菜很费时间。先来个冷盘加小虾色拉（淋草莓汁的），又要了生牡蛎、意式牛肝酱、炖墨鱼、奶油茄瓜、醋渍公鱼。面食我要了通心粉，她挑了细面条。

“嗳，再另要个浇鱼酱的通心面，每人一半怎么样？”她提议。

“好啊！”我说。

“鱼今天什么样的好？”她问男侍。

“有新鲜的鲈鱼进来。”男侍说，“来个巴旦豆焖鲈鱼如何？”

“好的。”

“我也同样。”我说，“再加个菠菜色拉和蘑菇饭。”

“我加个清煮菜和意式番茄炒饭。”

“炒饭里有相当分量……”男侍不无担心地说。

“没关系，我从昨天早上就几乎没吃东西，她是胃扩张。”我说。

“就像黑洞。”她说。

“明白了。”男侍说。

“饭后要葡萄汁、柠檬酥和蒸馏咖啡。”她加上一句。

“我也是。”我说。

男侍花了好些时间才写好菜单。他离开后，女孩粲然一笑，看着我的脸。

“不至于为配合我才点那么多东西吧？”

“真的是饿了。”我说，“好久都没饿到这个程度了。”

“妙极！”她说，“我不相信饭量小的人，总怀疑那种人在别的地方补充给养。你说是不？”

“不大明白。”我说。是不大明白。

“不大明白是你的口头禅，肯定。”

“或许。”

“或许也是口头禅。”

我无话可说，只好默默点头。

“为什么？因为所有思想都飘忽不定？”

不大明白，或许——我正在头脑中窃窃私语，男侍走来以御用接骨医为皇太子矫正脱臼的姿势毕恭毕敬地拔下葡萄酒瓶的软木塞，斟酒入杯。

“‘怪不得我’这句话是《局外人》主人公的口头禅吧，大概。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呃——”

“姆鲁松。”我说。

“对，是姆鲁松。”她重复道，“高中时代读过。如今的高中生却根本不读什么《局外人》，近来图书馆做过调查。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算不得很了不起的作家，又落后于时代。”

“或许。”我说，“可我喜欢。福楼拜和哈代也蛮不错。”

“新的不看？”

“毛姆有时读一下。”

“毛姆算新作家？这么以为的人如今没几个。”她斜拿着葡萄酒杯说，“就跟投币式自动唱机里不放古德曼的唱片一样。”

“不过挺有意思的。《刀锋》我读了三遍。虽说不很出色，但读得下去，比相反的好得多。”

“唔——”她显得有些费解，“也罢。这件橙色衬衫你穿倒很适合。”

“多谢。”我说，“你这连衣裙也无与伦比。”

“太谢谢了。”

她穿一件深蓝色天鹅绒连衣裙，领口镶条细细的白边，颈戴两条银项链。

“接到你电话后回家换的。家离单位近也真是便利。”

“有道理。”我说。是有道理。

冷盘上来不止一个，我们便闷头吃了一会。味道清淡质朴，材料也够新鲜。牡蛎像刚从海底捞出来一般缩成一团，带有其赖以生息的大海的气息。

“对了，独角兽的事进行得可顺利？”她边用叉子剥壳里的牡蛎边问。

“一般。”我用餐巾擦去口角沾的墨鱼汁，“基本告一段落。”

“独角兽在哪里来着？”

“在这里。”说着，我用指尖戳了下自己的头，“独角兽在我脑袋里，一大群哩。”

“象征性的？”

“不，不是，几乎没有象征性意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意识中。一个人替我发现的。”

“这倒像很有趣。想多听听，说呀！”

“不怎么有趣的。”说着，我把茄子盘推给她，她则把公鱼盘转过来。

“但我想听，非常想。”

“事情是这样的：每人意识底部都有个本人感觉不到的类似核的东西。就我来说，那是座镇子。镇上有一条河，四周围着高高的砖墙。镇上的居民不能外出，能外出的只有独角兽。独角兽像吸水纸一样把人们的自我和自私吸光带往镇外，所以镇上既无自我又无自私。我便住在这样的镇上。其实我并没有亲眼看过，更多的我也不知道。”

“极有独创性。”她说。

向她说明完后，我才发觉老人一句也未提及河流。看来我正在被一步步拽往那个世界。

“这可不是我故意捏造出来的。”我说。

“即便不是故意，捏造的也是你吧？”

“那倒是。”

“这公鱼不错吧？”

“不错。”

“不过，你不觉得这同我为你读的那段俄国独角兽的故事有些相似？”女孩用刀切着茄子说，“乌克兰独角兽也是在四面都是绝壁的共同体中生息来着。”

“相似。”

“说不定有某种共同点。”

“是的。”说着，我把手插进衣袋，“有礼物送你。”

“我顶喜欢礼物的。”

我从衣袋掏出指甲刀递给她。她从皮套中取出，惊奇地看着：“什么，这是？”

“我来试试。”我从她手里拿过指甲刀，“看好：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

“指甲刀？”

“对。旅行时方便。恢复原状时把顺序颠倒过来即可。喏！”

我将指甲刀重新变回金属片，还给她。她自己组合成指甲刀，又还原回去。

“有意思，多谢多谢。”她说，“你经常送女孩指甲刀不成？”

“哪里，送指甲刀是头一回。刚才在五金店里想买样东西，就买了它。雕刻刀太大。”

“指甲刀可以，谢谢。这玩意儿很容易丢到什么地方去，得时时塞在挎包的小兜里才行。”

她把指甲刀装回皮套，藏进挎包。

冷盘撤掉后，面条端了上来。强烈的饥饿感仍在持续。六个冷盘几乎未在我体内空洞留下任何痕迹。我在较短时间里将相当多的通心粉送入胃袋，又把鱼酱通心面吞了一半。吃掉这许多之后，一团漆黑中才好像现出一线灯光。

吃罢面食等鲈鱼端来的时间里，我们接着喝葡萄酒。

“对了，”女孩嘴唇贴在酒杯口上说道。她的语声因而听起来格外瓮声瓮气，仿佛憋在杯中，“你那被破坏的房间，破坏时用的是某种特殊机器吧？还是很多人一哄而上搞的？”

“没用机器，一个人干的。”我说。

“那人怕是健壮得可以。”

“不知疲劳为何物。”

“是你认识的人？”

“头一次见。”

“哪怕在房间里打橄榄球，也不至于弄得那么狼狈。”

“想必。”

“莫不是和独角兽有关？”她问。

“有可能。”

“解决了？”

“没有。至少对他们来说没有解决。”

“对你来说是解决了。”

“可以说解决了，也可以说没解决。”我说，“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可以说解决了；因为并非自己选择的，所以可以说没解决。在这一事件上，我的主体性从一开始便没被人放在眼里，就像孤零零一个人加入海驴水球队。”

“于是从明天开始出门远去？”

“算是吧。”

“肯定卷进复杂事件里了吧？”

“太复杂了，我根本摸不着头脑。世界一天比一天复杂：什么核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什么电脑进化什么人工授精什么间谍卫星什么人造器官什么脑白质切除手术……就连汽车仪表板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得而知。就我而言，简单说来是被卷入了一场情报大战。总之就是电脑具有自我之前的过渡。赶不上潮流啊！”

“电脑迟早会有自我？”

“有可能。”我说，“那样一来，电脑就可以自行组合数据自行计算，谁也偷不去。”

男侍走来，在我们面前放下鲈鱼和炒饭。

“我不大理解，”她边说边用鱼刀切鱼，“因为图书馆这地方十分风平浪静。有很多很多书，人们都来阅读，如此而已。情报向所有人公开，谁也不争不抢。”

“我也在图书馆工作就好了。”我说。实际也本该如此。

我们吃掉鲈鱼，饭也吃得一粒不剩。我的饥饿感的空洞终于见底了。

“鲈鱼真香！”她心满意足地说。

“奶油调味酱在做法上是有诀窍的。”我说，“把青葱切得细细的，和奶油拌在一起，再小心翼翼地烧好。烧时稍一疏忽味道就报销了。”

“喜欢烧菜？”

“自十九世纪以来，烧菜这东西几乎没有进化，至少美味佳肴的做法是这样。材料的鲜度、工序、味道、美感，这些永不进化。”

“这里的柠檬酥很好吃，”她说，“还能吃？”

“没问题！”若是柠檬酥，吃五个都不在话下。

我喝了葡萄汁，吃了柠檬酥，喝了蒸馏咖啡。柠檬酥确实可口。饭后甜品这东西必须这样才行。蒸馏咖啡口感甚是厚润，仿佛可以盛在手心里。

我们刚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投入各自巨大的空洞，领班厨师便前来致意。我们告诉他吃得非常满意。

“承蒙吃了这么多，作为我们也算做得值得。”厨师说道，“即使在意大利，能吃这许多的也没有几位。”

“谢谢。”我说。

领班厨师回制作间后，我们叫来男侍，又各自要了一杯蒸馏咖啡。

“食量上能同我分庭抗礼而又泰然自若的人你是第一个。”女孩说。

“还能吃哩。”

“我家有冷冻比萨饼和一瓶帝王牌威士忌。”

“不坏。”我应道。

她的家果然离图书馆很近，房子是小型商品住宅，独门独院。大门像模像样，还有块足可供一人睡觉那么大的院子。院里看样子几乎见不到阳光，但一角仍好端端地长着一棵杜鹃，一直长到二楼。

“房子是结婚时买的。”她说，“分期付款，用丈夫的人寿保险金支付。本打算要个孩子，一个人住太大了。”

“是嘛。”我坐在沙发上打量房间，她从电冰箱里拿出比萨饼放进电烤箱，然后把帝王酒和杯子、冰块放在客厅茶几上。我打开组合音响，按下盒式磁带放唱键。我随意挑选的磁带里有杰克·马克林、迈尔斯·戴维斯和维顿·凯莱等人的音乐。饼烤好之前，我一个人边喝威士忌边听《后卫队员》和《带装饰的四轮马车》，她则为自己打开葡萄酒。

“喜欢旧爵士乐？”她问。

“上高中时在爵士乐酒吧净听这玩意儿来着。”

“不听新的？”

“从‘警察’到“嘭嚓嚓”，什么都听。人家让我听的。”

“自己不大听？”

“没必要。”我说。

“他——去世的丈夫——也总是听过去的音乐。”

“像我。”

“是啊，确有点像。是在公共汽车里给人打死的，用铁花瓶。”

“因为什么？”

“在车上看了一眼使发胶的小伙子，对方手拿铁花瓶劈头就打。”

“小伙子干嘛拿什么铁花瓶？”

“不知道。”她说，“想不出来。”

我也想不出来。

“居然被人打死在公共汽车上，你不认为死得太惨了？”

“的确，是够可怜的。”我表示赞同。

比萨饼烤好后，我们各吃一半，并坐在沙发上喝酒。

“想看独角兽头骨？”我试着问。

“嗯，想看。”她说，“真带来了？”

“复制的，不是真品。”

“那也想看。”

我走到外面停车处，从车后座取回旅行包。十月初平和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原来布满天空的云断断续续地散开，从中透出近乎圆满的月，看来明天是个好天。我折回沙发，拉开旅行包，取出用浴巾缠着的头骨递给她。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头骨。

“不简单！”

“头骨专家做的。”我喝着威士忌说。

“简直和真的一样。”

我停住磁带，从包里掏出那双火筷敲了敲头骨，“咕——”的声音一如上次，干巴巴的。

“这是怎么回事？”

“头骨的声音各不相同。”我说，“头骨专家能够从声音中读解出各种各样的记忆。”

“妙！”说着，女孩自己也用火筷敲了下头骨，“不像复制品。”

“一个相当执著的怪人制作的。”

“我丈夫的头盖骨完全碎了，声音肯定发不准确。”

“难说，不好估计。”

她把头骨放在桌上，举杯喝葡萄酒。我们在沙发上肩靠肩干杯，眼望头骨。血肉尽失的独角兽头骨看上去既像在朝我们发笑，又像在尽情地大口吸气。

“放一首音乐！”她说。

我从磁带堆里抽出一盒大致合适的，塞进音响，按下键，返回沙发。

“这儿可以么？要不然到二楼床上去？”她问。

“这儿可以。”

扩音器中流出帕顿的《故乡行》。时间似乎在流往错误的方向，不过错对都无所谓了，只管流往它喜欢的方向就是。女孩拉合临院窗口的花边窗帘，关掉室内电灯，在月光中脱衣服。她摘掉项链，取下手镯式手表，脱去天鹅绒连衣裙。我也取下手表扔到沙发背后，随即脱上衣，解领带，喝干杯底的威士忌。

当她把长筒袜裤一圈圈卷着往下脱时，音乐正换成雷·查尔斯的《我心中的佐治亚》。我闭起眼睛，两脚搭在茶几上，像搅拌酒杯里的冰块似的搅拌脑袋里的时间。恍惚所有事情都一度发生在遥远的往昔，只有脱的衣服、背景音乐和台词有一点点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无什么了不得的意义，飞速旋转几圈，又跑回原处，恰如骑着旋转木马赛跑。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会被超过，终点只此一处。

“好像一切都发生在过去。”我闭着眼睛说。

“当然。”说着，她从我手中拿下酒杯，像掐扁豆筋那样一个个慢慢解开衬衫扣。

“何以见得？”

“因为知道。”言毕，她一口吻在我赤裸的前胸，长长的头发落在我的腹部。“统统都是过去一度发生的。不过来回兜圈子而已，对吧？”

我依然闭着眼，把身体交给她的嘴唇和头发的感触。我想鲈鱼，想指甲刀，想洗衣店门前长凳上的蜗牛。世界充满了数不胜数的暗示。

我睁开眼睛，悄然搂过她，手绕到背后解她胸罩的挂钩。没有挂钩。

“前面。”她说。

世界的确在进化。

我们做爱三次，然后冲了淋浴，一起裹着毛毯听平·克劳斯比的唱片。心情畅快至极。我的勃起像吉萨的金字塔一样完美，女孩的头发漾出洗发水的味儿。沙发虽然弹簧稍硬，但仍不失为上等沙发，乃是做工讲究时代的遗物，散发着往昔时代的阳光的气息。的确存在过极其理所当然地提供这种沙发的美好时代。

“好沙发！”我说。

“又旧又寒伧，本想换掉来着。”

“还是这样的好。”

“那就不动它。”

我随着平·克劳斯比哼唱《小伙子丹尼》。

“喜欢这首歌？”

“喜欢。”我说，“上小学时一次口琴比赛吹过这首歌，还得了奖，拿了一打铅笔。过去口琴吹得无懈可击。”

她笑道：“人生这东西也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她再一次为我放起《小伙子丹尼》，我又随着哼唱了一次。唱完第二次，心头不由一阵悲凉。

“走后能写信来？”她问。

“能写，”我说，“如果能从那里寄信的话。”

女孩和我每人一半喝掉瓶底最后剩的葡萄酒。

“现在几点？”我问。

“半夜。”她回答。

36
世界尽头
——手风琴

“是那样感觉的？”女孩问，“你感觉可以读出我的心？”

“感觉非常强烈。本来你的心近得伸手可触，而我却视而不见。解读的方法本应提示在我面前。”

“既然你那样感觉，那就是正确的。”

“但我还不能找到。”

我们坐在书库地板上，一起靠在墙上抬头望着头骨阵列。头骨鸦雀无声，什么也不说给我听，哪怕只言片语。

“你那种强烈感觉恐怕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的吧？”她说，“你逐个回想一下影子衰弱之后你身边发生的事情，里边或许藏有一把钥匙——能用来找到我的心的钥匙。”

我在这冷冰冰的地板上闭起双眼，侧耳谛听了一会头骨沉沉的静默。

“今早老人们在房前挖坑来着，不知用来埋什么，非常之大。锹声把我吵醒，简直就像在我脑袋里挖坑。下的雪已经把坑埋上了。”

“其他呢？”

“和你一起去了森林发电站。这事你也晓得吧？见了年轻管理员，谈了森林。还参观了风洞上面的发电设备。风的声音很烦人，活像从地狱底层吹上来的。管理员年轻、文静、瘦削。”

“此外？”

“从他那里拿了把手风琴，折叠式的，小巧玲珑。很旧，但发音还准。”

女孩在地板上静静沉思。我觉得书库的气温正在一刻刻下降。

“大约是手风琴。”她说，“钥匙定是它！”

“手风琴？”

“逻辑上说得通。手风琴同歌有关，歌同我母亲有关，我母亲同我心的残片有关。不是么？”

“的确如你所说，”我接道，“顺理成章。手风琴有可能是关键。问题是重要一环已经脱落：我连一首歌也想不起来。”

“不是歌也行。让我多少听听手风琴的声音也好，可以么？”

“可以。”说着，我走出书库，从挂在炉旁的大衣口袋里掏出手风琴，拿来坐在她身边。我双手插进琴盘两侧的皮带，按了几个和音。

“真是动听！”她说，“声音像风？”

“风本身。”我说，“制作出能发各种声音的风，再加以组合。”

她一直闭着眼在倾听这和音。

我在能想起的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弹奏和弦，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动音阶。旋律固然无从记起，但无所谓，只消像风一样让她听手风琴声音即可，像鸟一样把心交给风即可，别无他求。

我不能抛弃心，我想。无论它多么沉重，有时是多么黑暗，但它还是可以时而像鸟一样在风中曼舞，可以眺望永恒。我甚至可以使自己的心潜入这小小手风琴的声音之中。

建筑物外面刮风的声音似乎传到我的耳畔。是冬天的寒风在镇上往来流窜。风绕过高高耸立的钟塔，穿过桥下，摇曳着排列在河岸的垂柳。它拂动森林无数的枝条，掠过草原，吹响厂区的电线，拍打门扇。独角兽们在风中冻僵，人们在家里悄然屏息。我合上眼睑，在脑海中推出镇上的诸多场景：河中沙洲，西墙角楼，林中电站，老人们坐在其中的官舍门前的阳光，河中水深流缓之处，独角兽们俯身饮水，运河石阶上随风起伏的青青夏草。我可以清楚记起我和她去过的南面的水潭。此外还记得电站后面的小块农田，旧兵营西面的草地，东面森林围墙脚下残存的房屋和古井。

继而又想在此见到的各色人等：邻室的大校，官舍中居住的老人，电站管理员，还有那个看门人——他们大概正在各自的房间里谛听窗外呼啸的夹雪寒风。

我将永久失去这一幅幅景致和一个个人，当然也包括她。但我将一如昨日那样铭记着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们，直到永远。纵使这个镇子在我看来不自然且不正常，纵使这里的人们失去了心，那也绝非他们的过错。我甚至可能怀念那个看门人，他也不过是连接在镇子这条牢固锁链中的一环。某种力量建造了牢不可破的围墙，人们只是被吞噬在里面而已。我恍惚觉得自己可以爱镇上的所有风景和所有人。我不能住在这里，但我爱他们。

这当儿，有什么在微微拨动我的心弦。一个和弦简直像在寻觅什么似的蓦地驻留在我心中。我睁开眼睛，再度按出这个和弦，并用右手探寻其中的音。花了好些时间，终于找出了和弦开头的四个音。这四个音宛如太阳温柔的光线，从空中款款飘落到我的心中。这四个音寻求着我，我寻求着这四个音。

我按住一个和弦键，反复依序弹这四个音。四个音寻求下面几个音和另外的和弦。我首先试着找另一和弦。和弦当即找出。捕捉旋律多少遇到点麻烦，好在开头四个音把我引向其次五个音。别的和弦和三个音又接踵而来。

这是歌曲。不是完整的歌曲，是开头一节。我再三按动这三个和弦和十二个音。那是我应该熟悉的歌。

《小伙子丹尼》！

我闭上眼睛，接着往下弹。一旦想起歌名，后面的旋律与和弦便水到渠成地从指尖连连涌出。我一口气弹了几次。我清楚地感觉出旋律在滋润心田，整个紧绷绷的身体为之释然。听到这许久没有听过的乐曲，我得以深深感到自己的身体是何等由衷地在渴求它。由于失去音乐的时间过于长久，以致我甚至已不能对它产生饥渴之感了。音乐使我被漫长的冬季冻僵的身心舒展开来，赋予我的眼睛以温煦亲切的光芒。

我似乎可以感觉出镇子本身在音乐中喘息。镇中有我，我中有镇。镇子随着我身体的晃动而呼吸而摇摆，围墙也在动，也在一起一伏。我觉得围墙简直就是我自身的皮肤。

我久久、久久地反复弹着这支曲子，然后放开乐器置于地板，靠着墙闭上眼睛。我再次感觉出身体的晃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恍若我的自身，围墙也罢城门也罢独角兽也罢河流也罢风洞也罢水潭也罢，统统是我自身，它们都在我体内，就连这漫长的冬季想必也在我体内。

我放开手风琴后，女孩仍然闭着眼睛，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她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我把手搭在她肩头，吻着她的眼睛。泪水暖暖的，带给她以温馨的湿气。隐隐约约的柔光照着她的脸颊，使她的泪水莹莹闪光。可是那光并非发自垂悬于书库天花板的昏黄的灯盏，它比星光更白，更温和。

我起身熄掉电灯。于是我找到了光源：是头骨在发光！房间变得亮同白昼，那光芒如春天阳光一般温情脉脉，如月光那样安然静谧。架上无数头骨中沉睡的古光此刻正在觉醒。头骨阵列浑似用细碎的光拼凑而成的清晨的海面一样悄无声息地灿灿生辉。然而我的眼睛即使面对这样的光也毫无晕眩之感。光给我以慰藉，使我的心充溢着往昔记忆所带来的温煦。我可以感觉出自己的眼睛已经痊愈，无论什么都再也不能刺痛我的双眼。

何等美妙的光景！所有地方都银光点点。它们像一清见底的水中宝石一样释放着早已成就的沉默的光。我把一块头骨拿在手中，用指尖轻轻摸了摸表面。我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她的心，她的心就在那里，在我的指尖隐约浮现。那一个个光粒子虽然只有微乎其微的暖意和光芒，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

“那里有你的心。”我说，“惟独你的心浮现出来，在那里闪光。”

她轻轻点头，以泪花晶莹的眼睛凝视着我。

“我能够读出你的心，能够将其合而为一。你的心并非失落的支离破碎的断片，它就在那里，谁也夺不去。”

我再次吻她的眼睛。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呆一阵子，”我说，“我想在早晨到来之前读出你的心，再小睡一会。”

女孩又点了下头，打量了一遍光闪闪的头骨阵列，走出书库。门关上后，我背靠墙壁，许久许久地凝视着在头骨上交相闪烁的无数光粒。那光既是她怀抱的旧梦，同时也是我自身的旧梦。我在这围墙环绕的镇子上走了漫长的路，而今终于和它不期而遇了。

我拿起一块头骨，把手贴在上面，闭上眼睛。

37
冷酷仙境
——光、内省、洁净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有人摇我的肩膀。最先感觉到的是沙发气味，接着那人开始为我的迟迟不醒感到焦躁。任何人都想剥夺我犹如秋日蝗虫般恬适的睡眠。

不过，我体内也有某种东西强行要我起来，告诉我已无暇再睡，并用铁花瓶打我的头。

“起来，求你起来！”她说。

我从沙发上坐起，睁开眼睛。我身穿橙色浴衣，她穿着男式白色T恤，几乎扑在我身上摇我肩膀。她那只穿白T恤和白内裤的苗条身段宛如站不稳的小孩，仿佛只消一阵强风便可将她吹为委地的尘埃。我所吞食的一大堆意大利风味消失到何处去了呢？我的手表又去哪里了呢？四周还是一片黑暗。若非眼睛出了问题，便是天还未亮。

“看那茶几！”女孩说。

我往茶几看去，上面放着小圣诞树样的东西，却又不是圣诞树。作为圣诞树未免太小，况且现在刚交十月。不可能是圣诞树。我依然双手压住浴衣底襟，目不转睛地看着茶几上的物体。原来是我放的头骨！不，也可能是她放的，这点我已记不起了。谁放的都无所谓，反正茶几上如圣诞树一般闪闪烁烁的是我带来的独角兽头骨。光点点散布在头骨的顶端。

一个个光点非常细小，光本身并不强，小小的光点如满天星斗缀满头骨。光色莹白，微弱柔和。每个光点周围都仿佛包笼着模模糊糊的光膜，轮廓绵软，扑朔迷离。或许由于这个缘故，那光看起来与其说是头骨表面在闪烁，莫如说是连片浮出于头骨之上。我们并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久久凝视着小小的光之海。她的双手轻轻握住我的胳膊，我的双手仍放在浴衣底襟。夜半更深，四下阒无声息。

“这里有什么机关不成？”

我摇摇头。我曾同头骨一起过了一夜，那时它根本没有发光。倘若那光是由某种夜光漆或光苔一类东西发出的，肯定不至于有时亮有时不亮，应该一暗下来必有光亮现出才是，何况两人睡前头骨并未发光。不会是什么机关，而是某种超越人力的特殊物。任何人为的努力都不可能制造出如此柔和如此怡然的光。

我悄悄拿开她抓住我右臂的手，把手伸向茶几上的头骨，静静地拿起来放上膝头。

“不怕的？”她低声询问。

“不怕。”我说。何怕之有。这玩意儿说不定在某处连着我的自身，谁都不会害怕自己本身。

我用手心罩住头骨，手心生出残火般微弱的温煦感，甚至指尖也好像包笼在淡淡的光膜中。我闭目合眼，将十指浸入这柔弱的余温，于是纷纭的昔日回忆如遥远的云絮浮现在我心头。

“不像复制品。”她说，“莫不是真的头骨？带着远古的记忆而来……”

我默默颔首。可我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它是什么，反正现在它在发光，光在我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那光在朝我倾诉着什么，这点我可以直接感觉出来。它恐怕在向我暗示着什么，那既像是应该到来的新天地，又似乎是留在我身后的旧世界，我还不能充分领悟。

我睁开眼，再次审视染白了手指的光。我虽然难以把握光的含义，但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并无恶意和敌对因素。它收敛于我的手心，并对此显得心满意足。我用指尖轻轻跟踪其中浮现的光。根本无需害怕，我想。全然没有理由惧怕自己本身。

我把头骨放回茶几，用指尖触摸女孩的脸颊。

“暖乎乎的。”她说。

“光暖和嘛。”

“我摸摸也不要紧？”

“没问题。”

女孩将双手置于头骨上面，闭起眼睛。她的手指也和我一样被镀上了一层莹白的光膜。

“有所感觉。”她说，“是什么倒说不清，总之像是过去在什么地方感觉过的：空气、光线、声音等等。表达不好。”

“我也表达不好。”我说，“嗓子渴了。”

“啤酒可以么？还是喝水？”

“啤酒可以。”

女孩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连同杯子拿到客厅。趁这时间我拾起躺在沙发背后的手表看了眼时间：四点十六分。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天将放亮。我拎过电话机拨动自己住处的号码。还从来没往自己房间打过电话，好一会才想起号码。无人接起。等铃响到十五次我放下话筒，再次拨通让铃响了十五次，结果同样，无人接起。

莫非胖女郎回到她那在地下等待的祖父那里去了？还是被来我房间的符号士或“组织”的人抓住带往什么地方去了？不管什么情况，我想她都能够顺利应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的应变能力都是我的十倍，而其年龄却仅及我一半。实非等闲之辈！我放下话筒，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那女郎了，不禁生出几分怅惘，就像在观看一个个沙发和吊灯从倒闭的宾馆中被运出，一扇扇窗口被关合，一幅幅窗帘被卸下。

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喝啤酒边注视着头骨闪闪烁烁的白光。

“头骨是同你发生感应才发光的不成？”女孩问。

“不晓得。”我说，“不过有那个感觉。也可能不是我，而同别的什么发生感应。”

我把剩下的啤酒全倒进杯里，从从容容地喝干。黎明前的世界万籁无声，同森林中无异。地毯上东一件西一件扔着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我的轻便西服、衬衫、领带、长裤，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小背心之类。我觉得地上的衣服摊似乎是我这三十五载人生的一个总结。

“看什么呢？”

“衣服。”我回答。

“干嘛看什么衣服？”

“刚才还是我的一部分来着，你的衣服也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则不然，活像别人的别的衣服。看不出是自己的。”

“怕是做爱的关系吧？”她说，“做爱之后，人往往变得内省起来。”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手拿空杯说，“并非变得内省起来，只是注目于构成世界的许多琐碎部件而已。蜗牛、雨帘、五金店的商品阵列——对这类东西十分敏感。”

“不收拾衣服？”

“不必，那样蛮好，那样使人坦然。用不着收拾。”

“再讲讲蜗牛。”

“蜗牛是在洗衣店门前看见的。”我说，“没想到秋天里还有蜗牛。”

“蜗牛一年到头都有的。”

“想必。”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她说，“外壳意味着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着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敲打外壳使它从里面出来亮相。这事可做过？”

“没有。”我说，“你懂的还真不少。”

“在图书馆工作嘛，自然知道很多。”

我从茶几上拿起那盒七星烟，用啤酒屋的火柴点燃，再次眼望地毯上的衣服。她的淡蓝色长筒袜上压着我的衬衫袖，天鹅绒连衣裙腰部像拧劲似的扭歪着，旁边薄薄的小背心如垂头丧气的旗帜。项链和手表扔在沙发上，黑皮挎包躺在屋角的咖啡桌上。

她脱掉的衣服看上去比她本身还像她。也许我的衣服看上去比我本身还像我。

“干嘛在图书馆工作？”我问。

“喜欢图书馆。”她回答，“安静，到处是书，知识成堆。我不愿意在银行或贸易公司工作，也懒得当老师。”

我朝天花板喷出一口烟，注视其行踪。

“想了解我？”她问，“例如哪里出生，少女时代如何，读哪所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处女、喜欢的颜色等等。”

“不，”我说，“现在不急。想一点点了解。”

“我也多少想了解一点你。”

“在大海附近出生的。”我说，“每次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早上都跑去海滩，海滩都有许多许多东西，海浪打上来的。好些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从瓶子、拖鞋、帽子、眼镜盒到桌椅板凳，无所不有。为什么有这种东西打上来呢？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喜欢物色这些，来台风是一大乐事。怕是别处海滩扔的东西被卷进海里，又被浪打上岸来。”

我把烟在烟灰缸里熄掉，空杯放在茶几上，继续道：“奇怪的是，大凡被海水打上来的东西全都干干净净。虽说无一不是没用的垃圾，但一律洁净得很，没有一件脏乎乎的碰不得。海这东西也真是特殊。每当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想起海滩上的垃圾。我的生活便总是这样：把垃圾收集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弄干净，再扔去其他地方——只是派不上用场，徒然朽化而已。”

“不过那样做——就是说弄干净——要借助某种形式吧？”

“可形式到底又有什么用呢？若说形式，蜗牛也同样具备。而我无非是在海滩上到处走来走去罢了。那期间发生的各种事固然清楚记得，但也仅限于记得，同现在的我毫不相干。仅仅记得，如此而已。洁净，然而无用。”

女孩用手搭住我肩膀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打开电冰箱，取出葡萄酒斟上，连同一瓶啤酒一起用盘子托来。

“我喜欢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她说，“因为洁净而无用，肯定。”

“但这段时间过得飞快。天一亮，就开始送报送奶，电车也投入了运行。”

她滑溜溜地钻到我身旁，把毛毯拉到胸口，喝了口葡萄酒。我把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拿在手里打量着茶几上尚未失去光芒的头骨。头骨朝茶几上的啤酒瓶、烟灰缸和火柴盒投以淡淡的光。女孩把头靠在我肩上。

“刚才看你从厨房往这边走来着。”

“怎样？”

“腿很迷人。”

“中意？”

“非常。”

她把杯放在茶几上，往我耳下吻了一口。

“嗯，知道么？”她说，“我，顶顶喜欢别人夸奖。”

随着天光破晓，头骨的光像被阳光冲掉了似的慢慢减弱下去，不久变回毫无奇异之处的光滑滑的白骨。我们在沙发上拥抱着观望窗帘外面的世界被晨光夺去黑暗的情景。她热辣辣的呼吸弄得我肩头潮乎乎的，乳房娇小而柔软。

喝罢葡萄酒，她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蜷起身子静静地睡了。阳光明晃晃地照亮了相邻人家的房脊。鸟飞来院子，转而飞离。电视新闻的播音传来了。不知何处传来了汽车发动的声响。我已再无睡意。我记不清自己到底睡了多少个小时，总之睡意全消，醉意也没剩下。我把她搭在自己肩上的头轻轻放下，离开沙发走去厨房，喝了几杯水，吸了支烟，然后关紧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打开餐桌上的小收录机，调低音量听立体声广播。本想听鲍勃·迪伦的歌曲，遗憾的是没有播放，而代之以罗杰·威廉姆兹弹的《枯叶》。秋天了！

她家的厨房同我家的很相似，有水槽有换气扇有电冰箱有热水器，大小、功能、使用年头、用具数量也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没有煤气烤炉，而以微波炉代替，还有电动咖啡豆粉碎机。菜刀也按不同用途准备了好几种，不过磨法多少有点毛病，女的很少有人能磨好菜刀。烹调用的盘子清一色是容易在微波炉中使用的硼硅酸玻璃盘。长柄平底锅油光光地毫无污痕。水槽中的垃圾篓也清扫得一干二净。

我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别人家的厨房如此关心备至。其实我无意查看他人的生活细节，不过是厨房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映入自己的眼帘。罗杰·威廉姆兹的《枯叶》放完，换成弗兰克管弦乐队的《纽约之秋》。我在秋日的晨光中出神地望着餐桌上排列的锅、碗和调味瓶等物。厨房俨然世界本身，一如莎士比亚那句台词：世界即厨房。

乐曲放罢，主持人说了声“已是秋天了”，随即谈起秋日初次所穿毛衣的气味，说厄普代克的小说对这种气味做过出色的描写。下一支乐曲是伍迪·赫尔曼的《昔日秋光》。餐桌上的钟已指向七时二十五分。十月三日，上午七时二十五分，星期一。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开一般深邃而透彻。作为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天，场景似乎不错。

我用锅烧了开水，从电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蔬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嘟咕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了个色拉。又把咖啡放入咖啡壶，在法国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微波炉加热。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

“好味道！”她说。

“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

“当然可以，请。”说着，女孩脱下自己的T恤。晨光在她的乳房和腹部照出淡淡的阴影，汗毛闪着光泽。她以这样的姿势欣赏了一会自己的身体。“不坏呀！”她说。

“不坏。”

“没有多余的肉，腹部不见皱纹，皮肤仍有弹性——还可风流一段时间。”说到这里，她双手拄在沙发上，转向我说，“不过这些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吧，是这样的吧？就像一条线断了，再也不能恢复。我总有这个感觉。”

“吃饭吧。”我提议。

她去隔壁披上黄色运动衫，穿上旧得褪色的牛仔裤。我穿上长裤和衬衫。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吃着面包、香肠、色拉，喝着咖啡。

“你能马上这样习惯别人家的厨房？”她问。

“本质上每家的厨房都大同小异。”我说，“做东西吃东西，不存在大的差别。”

“一个人生活不厌烦？”

“不太清楚，因为从来没这样考虑过。婚姻生活倒是持续了五年，但如今已根本记不起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好像一直单身生活过来的。”

“无意再婚？”

“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反正都一回事，就像有出口和入口的狗窝，从哪个口进去都差不多。”

她笑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西红柿汤汁：“把婚后生活比喻成狗窝的人，你是第一个。”

吃完饭，我把壶里剩的咖啡热了热，斟了两杯。

“西红柿酱汤非常可口。”她说。

“要是有月桂叶和牛至⁽¹⁾，会做得更好。”我说，“煮的东西也差十分钟火候。”

“不过已经很好吃了。好久都没吃这么讲究的早餐了。”她说，“今天往下怎么安排？”

我看了看表：八点半。

“九点离开这里。”我说，“找一处公园，两人晒太阳喝啤酒。十点半开车把你送去什么地方，之后就动身。你怎么办？”

“回家洗衣服，清扫房间，独自沉浸在交欢的回忆里。不坏吧？”

“不坏。”我说。是不坏。

“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任何人都立刻上床的哟！”她补充似的说。

“知道。”

我在冲洗台洗餐具的时间里，她一面淋浴一面哼唱。我用几乎不起泡的植物性油脂洗锅刷盘，用抹布擦干摆在餐桌上，然后洗洗手，借用厨房里的牙膏刷了牙，又去浴室问她有没有刮须用具。

“打开上边右侧的壁柜看看，记得有他以前用过的。”

壁柜里果然有柠檬香型刮脸膏和漂亮的刮须刀。刮脸膏已少了半盒，盒口沾有已干燥的白沫。所谓死，便是将刮脸膏剩下半盒。

“有了？”她问。

“有了。”我拿起刮须刀、刮脸膏和一条新毛巾折回厨房，烧水刮须。刮完须，把刀片和刀架冲洗干净。于是我的胡须同死者胡须在洗面盆里混在一起，沉入盆底。

她穿衣服时，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晨报。出租车司机开车途中心脏病发作，车子一头扎进高架桥栏杆，死了。乘客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女性和一个四岁女孩，双双身负重伤。某市议会午间吃外购盒饭时因油炸牡蛎变质致使两人身亡。外务大臣对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表示遗憾。美国银行家会议讨论对中南美贷款的利息。秘鲁财政部长指责美国对南美实行经济侵略。西德外长强烈要求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叙利亚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反唇相讥。十八岁儿子向父亲行凶，就此事刊登了大家谈一类的文章。报上刊载的，没有一样对我最后几小时有所裨益。

女孩身穿驼色棉布裤加褐色格子开领衫，站在镜前用梳子梳理头发。我系好领带，穿上外衣。

“独角兽骨头怎么处理？”她问。

“送给你。”我说，“放在什么地方当装饰算了。”

“电视机上如何？”

我拿起已不发光的头骨走到房间角落，放在电视机上。

“怎么样？”

“挺好的。”我回答。

“还会发光？”

“没问题。”说罢，我再次把她搂在怀里，将这份温煦刻入脑海中。

(1)　oregano，一种草本植物，是墨西哥菜肴中使用的香草。

38
世界尽头
——出逃

随着晨光的熹微，头骨之光渐渐朦胧暗淡下去。及至开在书库天花板边缘的采光小窗射进一缕灰濛濛的晨光，模模糊糊地照出周围墙壁之时，头骨便一点点失去光亮，连同漆黑的记忆一个接一个遁往别处。

等到最后的光亮消失之后，我在头骨上移动手指，将其温煦深深渗入体内。我不知夜间读出的光占其中几成。要读的头骨数量实在太多，而给我的时间又极其有限。我尽可能不把时间挂在心上，耐心而仔细地逐一用手指摸索下去。每一瞬间我都可以在指尖真切地感觉出她心的存在。仅此足矣，我觉得。数、量和比例等都不是问题。无论怎样努力，无一遗漏地读出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不可能的。那里确实有她的心，我可以感觉出来。此外还能求什么呢？

我将最后一个头骨放回架子，靠墙坐在地板上。采光窗位于头顶很高的地方，无法窥测外面的天气，仅能根据光线知道四下阴晦重重。淡淡的暗影如绵软的液体在书库里静静游移，头骨们沉入重新降临的睡眠。我也闭起双眼，在清晨的冷气中休息头脑。一摸脸颊，得知手指依然存留着光的温煦。

我凝然不动地坐在书库一角，静等着沉默和冷气使我亢奋的心平静下来。我能感觉到的时间是不均一而且杂乱无章的。窗口射进的微光好久都静止不变，影子亦停在同一位置。我觉得，女孩那渗入我体内的心正在上下巡行不止，同有关我自身的各种事项交融互汇，沁入我身体的每一部位。想必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她的心具有明确的形式，而传达给她使之进入她的身体恐怕又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无论花多长时间我也要把心赋予她，哪怕形式并不完整。我相信：她肯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心具有更完美的形式。

我从地板上站起，走出书库。女孩孤零零地坐在阅览室桌旁，等待着我。由于晨光迷濛，其身体的轮廓看上去似比平时略微淡薄了些。无论对我还是对她，这都是个漫长的夜晚。见到我，她一声不响地离开桌旁，把咖啡壶放在火炉上。我趁着热咖啡的时间去里面水槽洗了手，拿毛巾擦干，折回坐在炉前暖和身子。

“怎样，累了吧？”她问。

我点了下头。身体重得像一摊泥，连举手都十分困难。我连续不停地读了十二小时古梦。但疲劳并未渗入我的心。如女孩在我最初读梦时所说，无论身体多么疲劳，也不能把心牵连进去。

“回家休息多好，”我说，“你本来没必要守在这里的。”

她往杯里倒入咖啡，递到我手上。

“只要你在这里，我就守着不动。”

“有这条规定？”

“我定的。”她微微笑道，“再说你读的又是我的心。我不能把自己的心丢开不管，对吧？”

我点点头，啜了口咖啡。古老的挂钟指在八点十五分。

“准备早餐？”

“不用。”我说。

“可你从昨天起不就什么也没吃么？”

“不想吃。倒想好好睡一觉。两点半叫醒我。两点半之前希望你坐在我身边看我睡觉。不碍事吧？”

“如果你需要的话。”她依然面带微笑。

“比什么都需要。”

她从里面房间拿来两床毛毯，包住我的身体。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地轻拂我的脸颊。我一闭上眼睛，耳畔便传来煤块“毕毕剥剥”的声响。女孩的手放在我肩上。

“冬天会永远持续下去么？”我问。

“不晓得。”她回答，“谁也不晓得冬天什么时候结束，但应该不至于持续很久，肯定。有可能是最后一场大雪。”

我伸出手，把指尖触在她面颊上。女孩闭起眼睛，品味了一会这份温煦。

“这是我的光的温煦？”

“什么感觉？”

“好像春天的阳光。”

“我想我可以把心传给你。”我说，“也许花些时间，但只要你肯相信，我保证迟早传给你。”

“明白。”说着，她把手轻轻贴在我眼皮上，“睡吧！”

我睡了。

两点半，她准时把我叫醒。我站起身，把大衣、围巾、手套和帽子穿戴起来，她则默默无言地喝着咖啡。由于挂在火炉旁边，落过雪的大衣早已干透，热乎乎的。

“手风琴放在这里好么？”我说。

她点下头，拿起桌上的手风琴，确认重量似的掂量了一会，又放回原处。

“放心，保管妥当就是。”她应道。

走到外面，才知雪已变小，风也停了。肆虐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风雪似乎几个小时前便已止息，但天空依然彤云低垂，告诉人们真正的大雪随时都可能袭来，眼下不过是短暂的间歇。

朝北过了西桥，发现灰色的烟已开始从围墙那边升起，一如平日。起始是白烟迟疑不决地断断续续爬向天空，俄顷转为大量焚尸的浓烟。看门人在苹果林里。我在几乎齐膝深的积雪上留下清晰得自己都为之吃惊的脚印，急急赶往小屋。镇子一片沉寂，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已被雪吸尽。没有风声，甚至不闻鸟鸣，惟有鞋底钉子踩碾新雪的声音在四周激起不无夸张的奇妙回响。

看门人小屋里空无人影，一如往常地散发着酸臭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但周围尚有余温，看来刚熄不久。桌上散乱地扔着脏盘子和烟斗，靠墙摆着一排白亮亮的柴刀和斧头。环视房间，我不由产生了一种错觉，总好像看门人会蹑手蹑脚地从身后走来把大手贴在自己脊背。那排刀具、水壶、烟斗等四下里的东西，都似乎在默默谴责我的背信弃义。

我像躲避刀具阵列似的小心伸出手去，迅速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紧紧攥在手心里，从后门走到影子广场的入口。影子广场的皑皑白雪上尚无任何人的脚印，惟独那棵黑乎乎的榆树矗立在中央。刹那间，我觉得这是一片人们不得涉足玷污的神圣空间。一切各得其所地聚拢在这谐调的岑寂之中，浑然天成一般地沉浸于恬适的睡眠中。雪地带有美丽的风纹，全身缀满白雪的榆树枝将弯曲的手臂停在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动态，雪也几乎偃旗息鼓，只有风偶尔想起似的低声一掠而过，它们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用皮靴蹂躏这短暂而平和的睡眠。

但时间已不容我犹豫不决。事到如今，已经无法转身后撤。我拿着钥匙串，用冻僵的手将四把钥匙轮流往锁孔里插去，然而哪一把都不相吻合。我腋下沁出冷汗，再次回想看门人开门时的情景，当时钥匙同样是四把，这点毫无疑问，我一一数过，其中必有一把能打开锁才是。

我把钥匙串放回衣袋，揉搓着使其充分变暖，然后依序试插，结果第三把整个探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很大的干涩的响声。在这阒无人息的广场，金属声听起来格外清晰尖锐，仿佛全镇的人都可听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观察周围动静，似乎无人朝这边走近。不闻任何人的语声任何人的足音。于是我把重重的铁门打开一条小缝，挤过身体，把门悄然合上。

广场的积雪如泡沫一样绵软，把我的脚整个吞没。脚底的“吱吱”声犹如一头巨兽在小心翼翼地咀嚼捕到的猎物。我把两行笔直的脚印留在广场上，从雪积得老高的木凳旁通过。榆树枝从头上恫吓似的俯视着我。某处传来刺耳的鸟鸣。

小屋内比外面还冷，险些把人冻僵。我打开拉窗，顺梯下到地下室。

影子坐在地下室的床上等我。

“担心你不来了呢。”影子吐着白气说。

“约定好了嘛！我可是守约的。”我说，“好了，赶快动身吧，这里臭得很。”

“爬不上梯子。”影子叹息道，“刚才试过，爬不上去。看来我要比自己预想的衰弱得多，真是哭笑不得。原本是伪装虚弱，结果装着装着居然搞不清自己虚弱到了什么地步。尤其是昨晚的低温，简直冻入骨髓。”

“拉你上去。”

影子摇摇头：“拉上去也没用。我已经跑不动了，无论如何也跑不到逃路出口。怕是要坐以待毙了。”

“你一手策划的，现在打退堂鼓怎么行！”我说，“我背你，横竖要逃离这里活下去。”

影子用凹陷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既然你那么说，我当然拼死一搏。”影子道，“问题是背着我跑雪路可不是好玩的哟！”

我点下头；“一开始就没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我把浑身瘫软的影子拉上梯子，用肩支着他穿过广场。左面高耸着的冷森森黑乎乎的围墙默不作声地定定俯视着我们两人和我们的脚印。榆树枝不胜重荷似的把雪条抖落在地，枝条随即弹起。

“两腿差不多麻木了，”影子说，“为了躺倒后不至于一蹶不振，自以为做了不少运动，但不管用。毕竟房间太小。”

我拖着影子走出广场。为慎重起见，我进入看门人小屋把钥匙串挂回墙壁。如果运气好，看门人或许不会很快发现我们出逃。

“这回朝哪边走？”我问在早已熄火的炉前战栗不止的影子。

“去南水潭。”

“南水潭？”我不禁反问，“南水潭到底有什么？”

“南水潭有南水潭嘛，我们跳进潭里逃走。这种时节，很可能感冒，但考虑到你我处境，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潭下水流很急，跳下去要被卷进水底即刻丧命的！”

影子瑟瑟发抖，频频咳嗽。“啊，不会的。怎么想出口都只此一处。所有地方我都详详细细研究过了，出口在南水潭，别无他处。你的担心自然不无道理，但反正眼下还是相信我交给我好了。我也是拿这仅有一条的性命打赌，不会盲目地孤注一掷。详情路上讲给你听。再过一两个小时看门人就要回来，那家伙一回来就会发觉我们出逃而跟踪追击，不能在这里磨磨蹭蹭。”

看门人小屋外渺无人影。地上只有两道脚印，一道是我进屋前留下的，一道是看门人出屋往城门走去时踩出的。也有板车辙。我在此背起影子。影子已经形销骨立，分量轻了许多，不过背他翻越山冈恐怕仍是相当重的负担。我早已习惯于不带影子的轻松生活，因此能否承此重担，自己心里也没底。

“去南水潭有相当一段距离，要翻过西山冈的东坡，再绕过南山冈，穿过灌木丛。”

“吃得消么？”

“既已至此，便有进无退。”我说。

我沿着雪路东行。来时的脚印依然真真切切地剩在路上，给我以仿佛同往昔的自身擦肩而过的印象。除了我的脚印，只有独角兽小小的足迹。回头看去，又粗又直的灰烟仍在围墙外升腾。笔直的烟柱被云层吞去了端头，俨然不吉利的灰塔。从烟柱的粗细分析，看门人烧的独角兽恐怕不在少数。夜间一场大雪冻死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独角兽，全部烧掉那些尸体无疑需要很长时间，这意味着看门人的追击将大大推迟。我觉得我们计划的实施是得益于独角兽们静静的死。

然而与此同时，深雪又妨碍了我的行走。深深吃进鞋钉而又牢牢粘住的雪使我的双脚变重打滑，我后悔没有找来滑雪鞋托或滑雪板一类的器具。这地方雪如此之大，必有这类东西无疑，估计看门人小屋的仓库里就会有，那里边各种用具无所不有。但现在不可能返回了，我已经来到西桥头，况且返回要相应占掉一部分时间。走着走着，身体开始发热，额头渗出汗珠。

“这脚印，使得我们的去向一目了然。”影子回头道。

我一边在雪中拖着步子，一边想象看门人跟踪追来的情景。想必他将像恶魔一般跑过雪地。他身强力壮，又无负担，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说不定他随身还带有某种装备，可以使他在雪中健步如飞。我必须在他返回小屋之前争分夺秒地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

我想起在图书馆炉前等我的女孩。桌上有手风琴，炉火烧得通红，水壶冒着热气。我想她秀发拂在脸颊的感触，想她放在我肩上手指的体温。我不能让影子死于此地。假如给看门人逮住，影子难免再次被带回地下室，在那里死掉。我拼出全身力气一步步向前迈进，不时回头确认围墙那边升起的灰烟。

途中，我们同许多独角兽擦肩而过。它们在深深的雪中寻觅着匮乏的食物，茫然四顾。兽们以湛蓝色的眼睛静静地看我喘着白气背负影子从其身旁走过，看上去它们完全懂得我们行动的含义。

爬坡时，我开始气喘吁吁了。影子的重量吃进身体，脚步在雪中踉踉跄跄。回想起来，我已有好长时间没做过像样的运动了。白气越来越浓，眼睛被再次降下的雪花打得模模糊糊。

“不要紧？”影子在背上招呼道，“不歇会儿？”

“抱歉，就让我歇五分钟吧。有五分钟就能恢复。”

“没关系，别介意。我跑不动是我的责任，你只管休息就是。一切都像是我强加给你似的。”

“不过这也是为了我。”我说，“是吧？”

“我也那么认为。”

我放下影子，蹲在雪地上喘粗气。身体燥热，甚至感觉不出雪的寒冷，其实两只脚已经从脚跟到脚尖都冻得如石块一般。

“有时候我也困惑，”影子说，“如果我什么也不对你说而悄悄死去，说不定你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下去。”

“有可能。”

“就是说我妨碍了你。”

“这点早该知道的。”我说。

影子点下头，继而扬起脸，朝苹果林方向腾起的灰烟望去。

“看那光景，看门人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独角兽烧光。”他说，“而我们再过一会就可登上山坡，往下只消绕到南山冈后坡就行。到那里就能出口长气：看门人再也追不上我们了。”影子说着捧起一把柔软的雪，又“啪啦啪啦”抖到地面。“一开始我就凭直觉感到这镇子必有隐蔽的出口。不久变得坚信不疑。为什么呢？因为这镇子是完全的镇子，所谓完全必然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里甚至不能称为镇子，而是更富于流动性和综合性的东西，它提示了所有可能性而又不断改变其形式，并且维持着其完全性。换言之，这里绝不是固定的封闭世界，而是在运动过程中自成一统的世界。所以，如果我要找出逃路的出口，出口就会出现。我说的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这点我昨天刚意识到，就是说这里是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

影子坐在雪中盯视我的脸，稍顷默默点了几下头。雪势一点点增大，看来一场新的大雪正朝镇子逼近。

“假如某处存在着出口，那么往下就是运用排除法了。”影子继续道，“首先把城门排除。即使能够从城门跑出，也难免被看门人马上抓住。那小子对那一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何况城门那个地方，大凡有人策划逃走，最先想到的必是那里，出口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人想到。围墙也不行，东城门更不行，那里堵得严严实实，河流入口也拦着粗栅栏，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得。这样一来，剩下的便只有南水潭——可以同河流一起逃离镇子。”

“绝对有把握？”

“绝对，凭直感看得出来。其他所有出口都无隙可乘，惟有南水潭听之任之地扔在那里，围栏也没有。你不觉得蹊跷？他们是用恐怖围起水潭的。只要置恐怖于不顾，我们就能战胜这座镇子！”

“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第一次看见那条河的时候。看门人曾带我到西桥附近去过一次。一看见河我就觉得这条河根本没有敌意，水流充溢着生命感，进而心想只要沿着这条河置身于水流之中，我们就一定能离开镇子，以原来的面目返回原来的生命。你肯信我的这些话吧？”

“可以相信。”我说，“我可以相信你的话。河流有可能通向那里，通向我们离开的世界。如今我也能够一点点记起那个世界了，记起空气、声音和阳光。是歌曲使我记起来的。”

“至于那个世界是否美好，我也不得而知。”影子说，“但起码是值得我们生存的世界。既有好的，又有坏的，还有不好不坏的。你是在那里出生的，并将在那里死去。你死了我也消失。这是最为自然而然的。”

“你说的大约不错。”我说。

接着，我们又一起俯视镇容。钟塔也好河也好桥也好围墙也好烟也好，统统银装素裹。目力所及，只有瀑布一般自长空洒向大地的茫茫雪幕。

“你要是可以，继续前进好么？”影子说，“看这情形，估计看门人已不再烧独角兽，提前收工回去了。”

我点头起身，拍掉帽檐上的雪。

39
冷酷仙境
——爆玉米花、吉姆爷、消失

去公园的路上，我走进酒店买了罐装啤酒。我问什么牌子的啤酒合适，女孩回答只要起沫并有啤酒味，什么牌子都无所谓。我的想法也大体一致。天空晴得万里无云，竟如今晨刚刚生成的一般。季节刚交十月。饮料那玩意儿，的确只要起沫有啤酒味即可。

但钱还有剩余，便买了六罐进口啤酒。带有上流社会生活情调的金色罐体闪闪生辉，如浑身披满了阳光。埃林顿公爵的音乐也同秋高气爽的十月清晨相得益彰。不过，埃林顿公爵的音乐或许更适合于除夕之夜的南极基地。

我合着《我对你无话可说》那首劳伦斯·布朗别具一格的长号独奏曲打起口哨驱车前进，之后又合着约翰尼·霍金斯的《温柔女郎》独奏曲打口哨。

开到日比谷公园旁边，我把车停下，躺到公园草坪上喝啤酒。星期一早上的公园犹如飞机全部起飞后的航空母舰甲板一般空旷而静谧，只有鸽群在草坪上四处踱步，俨然在做某项比赛的准备活动。

“一片云也没有。”我说。

“那里有一片。”女孩指着日比谷公园稍上一点的地方。不错，是有一片。樟树的枝梢处，挂着一片宛如棉絮的白云。

“并非正规的云，”我说，“不能进入云的行列。”

她手搭凉棚，凝望着那片云道：“是啊，确实很小。”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望着那一小片云，望了许久。望罢，打开第二罐啤酒喝了。

“为什么离婚？”她问。

“旅行时没捞到靠窗座位。”

“开玩笑吧？”

“J·D·塞林格的小说里有这样的道白，上高中时读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

“简单得很：五六年前的一个夏天，她离家出走了。一去不复返。”

“再没见过？”

“呃——”我含了口啤酒，缓缓咽下，“没有理由非见不可。”

“婚后生活不顺利？”

“一帆风顺。”我看着手中的啤酒罐继续道，“不过这同事物的本质关系不大。就算两人同睡一床，闭上眼睛也是孤身一人。我说的你明白？”

“嗯，我想明白。”

“作为整体的人是不能单一框定的。人们所怀有的梦想我想大致可分为两种：完全的梦想和有限的梦想。相对而言，我是生活在有限梦想中的人。这种有限性是否正当不是大不了的问题，因为必须在某处有条线，所以那里有条线。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即便是这样认为的人，恐怕也是在想方设法把那条线向外扩张。”

“或许，但我例外。大家没有理由必须一律用组合音响来听音乐。纵使左边传来小提琴右边听到低音大提琴，音乐性也不至于因此而特别加深，无非唤起想象的手段变得复杂而已。”

“你怕是过于固执了吧？”

“她也同样说来着。”

“太太？”

“是的。”我说，“主题明确则通融性欠缺。不喝啤酒？”

“谢谢。”

我拉开第四罐富有上流社会生活情调的罐装啤酒的易拉环，把啤酒递给她。

“对于自己的人生你是怎样考虑的？”女孩问。她并不把啤酒罐送往嘴边，只是凝目注视罐顶的小孔。

“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问。

“读过。很早以前读过一次。”

“劝你再读一次。书里写了好多事情。小说快结束时，阿辽沙对一个叫科里亚·克拉索托金的年轻学生这样说道：‘喂，科里亚，你将来将成为非常不幸的人。不过作为总体，还是要为人生祝福。’”

我喝干第二罐啤酒。略一迟疑，又打开第三罐啤酒。

“阿辽沙懂得很多事理。”我说，“可是读的过程中我很有疑问：从总体上祝福非常不幸的人生是可能的吗？”

“所以要限定人生？”

“或许。”我说，“想必我应该代替你丈夫被人用铁花瓶打死在公共汽车上才对。我觉得这种死法才适合于我——形象结束得直截了当，即刻瓦解，无暇他顾。”

我躺在草坪上抬起脸来，遥望刚才云片所在的位置。云已消失，藏到了樟树浓荫的背后。

“咦，我也可以进入你那有限的梦想不成？”女孩问。

“人人可以进入，个个可以出去。”我说，“这也正是有限梦想的优越之处。进来时擦好皮鞋，出去时关紧门扇即可。谁都不例外。”

她笑着站起身，拍掉沾在棉布裤上的草屑。

“差不多该走了。到时间了吧？”

我觑了眼表：十时二十二分。

“送你回家。”我说。

“不必了。”她说，“去附近商店买买东西，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还是这样好。”

“那就在这里分手。我再待一会儿，这里舒坦极了。”

“谢谢你送的指甲刀。”

“不客气。”

“回来时能给个电话？”

“去图书馆。”我说，“喜欢看别人工作的情形。”

“再见。”女孩道。

我像《第三个人》中的约瑟夫·科顿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公园笔直的路上渐渐远去。等她在树荫里消失了，我开始观看鸽子。鸽的走路姿势每一只都微妙地各有不同。须臾，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领着一个小女孩走来撒下爆玉米花，我周围的鸽子便一齐朝那边飞去。女孩有三四岁，像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张开双手去抱鸽子。鸽子当然捉不住。鸽子自有鸽子不起眼的生存方式。衣着得体的母亲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之后便不屑一顾了。周一清早躺在公园里排出五六个空啤酒罐之人，显然算不得正人君子。

我闭起眼睛，试着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三兄弟名字：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还有同父异母的斯美尔佳科夫。能够一口气说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名字的人，世间又能有几个呢？

凝望之间，我不由觉得自己像是在浩瀚海面上漂浮的一叶小艇。风平浪静，惟独我悄然漂浮其中。大海中漂浮的小艇总好像有些特殊——说这话的是康拉德。语出《吉姆爷》中风暴袭船那部分。

长空寥廓，一片朗然，仿佛不容任何人怀疑的绝对观念。从地上仰望，天空似乎集一切存在于一身。大海也是如此。连看几天大海，往往觉得世界只有大海。康拉德的想法恐怕同我一样。从船这一雷同产品中分离出来而被抛弃在横无际涯的海面上的小艇，的确有某种特殊之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种特殊性。

我依旧躺着不动，喝掉最后一罐啤酒，吸了支烟，把文学联想逐出脑海。我必须稍微现实一点才行。余下的时间仅仅一小时多一点点。

我站起身，抱着空啤酒罐走至垃圾筒扔了进去，然后从钱夹里抽出信用卡，在烟灰缸中烧掉。衣着得体的母亲又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正经人断断不至于周一早上在公园里烧信用卡。我首先烧的是美国运通卡，继而把维萨卡也烧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烟灰缸中化为灰烬。我很想把保罗·斯图尔特牌领带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又作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

接下去，我在小卖部买了十袋爆玉米花，九袋撒在地上喂鸽，一袋自己坐在椅上吃着。鸽群像十月革命记录片里那样铺天盖地而来，啄食着爆玉米花。我同鸽子一起吃爆玉米花。好久没吃这玩意了，好吃得很。

衣着得体的母亲和小女孩在观赏喷泉。母亲年纪大概与我相仿。我打量着她。打量之间，再次想起那个同革命活动家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去向不明的同学，她甚至连领孩子逛公园都已无从谈起。我当然不知晓她对此作何感想，但在自己的生活尽皆消失方面，我觉得我或许可以同她就某一点相互理解。不过，她也可能——大有可能——就这某一点拒绝同我相互理解。毕竟我们已近二十年未曾见面，而这二十年间实在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各自处境不同，想法也不相同。再说就算是同样清算人生，她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我则不然，我不过是在酣睡之时被人突然抽掉床单而已。

我觉得她说不定会因此而谴责我，问我到底选择了什么。言之有理，我的确什么也没选择。要说我以自己意愿选择的，那只有两件事：原谅了博士，未同其孙女睡觉。然而这对我又有何作用呢？难道她会因这点小事而积极评价我这一存在对我这一存在的消失所发挥的作用吗？

我不得而知。近二十年之久的岁月把我们远隔开来。她评价什么如何评价，其基准已超出了我的想象框架。

我的框架内几乎一无所剩。映入眼帘的只有鸽子、喷泉、草坪和母女俩。但在观望如此光景的时间里，几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不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念头。至于往下去某某世界，这点已不足为虑。纵令我人生之光的百分之九十三已在前半生三十五年间全部耗尽也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依依怀抱着剩下的百分之七看个究竟——看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模样。因为什么我不清楚，总之我觉得这似乎是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的确，我是从某一阶段开始扭曲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而这里边自有其缘故。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理解，我也不能不那样做。

可是，我不想丢下这被扭曲的人生而从此消失，我有义务将其监护到最后。否则，我势必将失去对我自身的公正性。我不能这样置自己的人生于不顾。

即便我的消失不足以使任何人悲伤，不能给任何人心里带来空白，或者不为任何人所注意，那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委实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现在我几乎不再具有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体内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缕残照如沉渣一般剩留下来，而且是它使我存活至今。

我不愿意从这世界上消失。闭上眼睛，我可以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摇摆，那是超越悲哀和孤独感的、从根本上撼动我自身存在的大起大伏。起伏经久不息。我把胳膊搭在椅背上，忍受着这种起伏。谁都不救我，谁都救不了我，正如我救不了任何人。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一般静静沉积在心底。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三根。我接连擦燃三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地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不，不能，我想。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意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内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的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以想象那儿电话铃声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铃响至第三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那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把你祖父救出来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想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了？”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在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鲍勃·迪伦是谁？”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便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了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意识都没了，还指望什么。”我指出，“你真能冷冻我？”

“没问题，放心好了。我嘛，冷冻是拿手好戏。做动物实验时，曾把猫狗之类活着冷冻过很长时间。把你也好好冷冻起来，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点。”她说，“所以，如果顺利，你的意识就会失而复得。那时肯定同我睡觉？”

“当然！”我说，“如果届时你仍然想同我睡的话。”

“会好好做那种事？”

“尽一切技能。”我说，“不知要等多少年。”

“反正那时我不会是十七岁了。”

“人总要上年纪的，”我说，“哪怕被冷冻起来。”

“多保重。”女郎道。

“你也好自为之。”我说，“能和你说上话，心情像多少好了些。”

“因为有了重返这世界的可能性？不过能否如愿以偿还不得而知，只不过……”

“不，不是那样的。当然，有那种可能性自是求之不得，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能同你交谈实在令人高兴，包括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再多说一会？”

“不，到此为止吧，时间不多了。”

“跟你说，”胖女郎道，“别害怕。即使永远失去你，我也会怀念你一辈子。你不会从我心中失去。记住这点！”

“记得住。”说罢，我放下电话。

时至十一点，我在附近厕所解了手，走出公园，随即发动引擎，一边围绕着冷冻思绪纷纭，一边驱车向港口行进。银座大街到处挤满了身着西服的人们。等信号时，我用眼睛搜寻应该在街上买东西的图书馆女孩，遗憾的是未能找见。触目皆是陌生男女。

开到港口，把车停在空无人影的仓库旁，一面吸烟，一面把车内音响调至自动反复播放功能，开始听鲍勃·迪伦的磁带。我把车座后背放倒，双脚搭在方向盘上，静静地呼吸。本想再喝点啤酒，但已经没了，在公园里同女孩喝得一罐不剩。阳光从前车窗射入，把我包拢起来，闭上眼睛，感觉得出那光线在暖暖地抚摸着我的眼睑。太阳光沿着漫长的道路抵达这颗小小的行星，用其一端温暖我的眼睑——想到这点，我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宇宙运行规律并未忽略我微不足道的眼睑。我好像多少明白了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心情。或许有限的人生正在被赋予有限的祝福。

我也顺便向博士及其胖孙女和图书馆女孩给予了我特有的祝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给予别人祝福的权限，但反正我是即将消失之人，不怕任何人往下追究责任。我把“警察”·“牙买加”出租车司机也列入祝福名单之内，是他用车拉了满身泥浆的我们，没任何理由不将他列入名单。想必他正用车内音响听着流行音乐在某条路上载着年轻乘客风驰电掣。

迎面是大海，可以见到卸完货而露出吃水线的旧货轮。海鸥如点点白痕四下敛羽歇息。鲍勃·迪伦在唱《轻拂的风》。倾听之间，我想到蜗牛、指甲刀、奶油焖鲈鱼、刮脸膏。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启迪。

初秋的太阳随波逐浪一般在海面上粼粼生辉，俨然有人将一面巨镜打成万千碎片。由于打得过于细碎，任何人都无法使之复原，无论是哪个国王的军队。

鲍勃·迪伦的歌使我想起租车办公室的那个女孩。对了，也必须向她祝福。她给了我极佳的印象，不能把她从名单中漏掉。

我试着在脑海中推出她的形象。她身穿色调令人联想到初春时节棒球场草坪的绿色运动夹克，白衬衫上打一个黑色领结。估计是租车公司的制服。她听鲍勃·迪伦的过时歌曲，想到了下雨。

我也想了一会下雨。我所想到的雨是霏霏细雨，分辨不出下还是没下。但实际上雨确实在下。雨淋湿蜗牛，淋湿墙根，淋湿牛。谁都无法制止，谁都别想避开。雨总是公正地下个不停。

片刻，雨变成模糊不清的不透明雨帘，罩住我的意识。

睡意降临。

这样我即可寻回我失落的一切，我想。那些虽然曾一度失落，但决未受损。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还在唱着《骤雨》。

40
世界尽头
——鸟

到南水潭时，雪下得又急又猛，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看这势头，仿佛天空本身都变成了一枚枚碎片在朝地面狂泻不止。雪也落在水潭上，被蓝得骇人的蓝色潭面吮吸进去。在这染成一色的纯白大地上，惟独水潭圆圆地敞开俨然巨大眸子的洞穴。

我和我的影子瑟瑟地站在雪中默不作声，只顾久久凝视着这片光景。同上次来时一样，周围弥漫着令人惧怵的水声，或许因为下雪的关系，声音沉闷了许多，仿佛远处传来的地鸣。我仰望未免太低的天空，继而把目光转向前方在纷飞的雪片中黑乎乎地隐约浮现的南围墙。围墙不向我们诉说任何话语，显得荒凉而冷漠，名副其实是“世界尽头”。

木然伫立之间，雪在我的肩上和帽檐上越落越厚。如此下去，我们留下的脚印必将消失得无可寻觅。我打量了一眼稍离开我些站着的影子。影子不时用手拍落身上的雪，眯细眼睛盯视潭面。

“是出口，没错。”影子说，“这一来，镇子就再也不能扣留我们，我们将像鸟一样自由。”

影子仰脸直视天空，旋即闭起眼睛让雪花落在脸上，俨然在承受甘露。

“好天气，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说罢，影子笑了。看样子影子如被卸去了重枷，原来的体力正在恢复。他轻快地拖着脚步独自朝我走来。

“我感觉得出，”影子说，“这水潭的另一方肯定别有天地。你怎么样，还怕跳进这里面去？”

我摇摇头。

影子蹲下身，解开两脚的鞋带。

“站在这里都快要冻僵了，尽快跳进去好么？脱掉鞋，把两人的皮带连在一起。出去了再失散，可就白白折腾一场了。”

我摘掉大校借给的帽子，拍掉雪，拿在手里望着。帽子是过去的作战帽，帽布有很多处都已磨破，颜色也已变白。想必大校如获至宝地一直戴了几十年。我把雪拍净，又戴在头上。

“我想留在这里。”我说。

影子怔怔地看着我的脸，眼神似已失去焦点。

“我已考虑成熟。”我对影子说，“是对不住你，但我从我的角度仔细考虑过了，也完全清楚独自留下来将是怎样的下场。如你所说，按理两人应一道返回原来的世界，这点我也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那才是我应回归的现实，而逃离那现实属于错误的选择。可是我不能离开这里。”

影子双手插进衣袋，缓缓地摇了几次头：“为什么？最近不是讲好一齐逃走的吗？所以我才制定计划，你才把我背到这里，不是么？究竟什么使你突然变心的？女人？”

“当然有这个原因，”我说，“但不完全如此。主要是因为我有了一项发现，所以才决定留下不走。”

影子喟然长叹，再次仰首望天。

“你发现了她的心？打算同她一起在森林里生活，而把我赶走是吧？”

“再说一遍：原因不尽如此。”我说，“我发现了造就这镇子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留下来，你不想知道这镇子是什么造就的？”

“不想知道。”影子说，“因为我已知道，这点我早已知道。造就这镇子的是你自身。你造出了一切：围墙、河流、森林、图书馆、城门、冬天、一切一切。也包括这水潭、这雪。这点事我也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一旦告诉你，你岂不要就这样留下来了？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带到外面。你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在外面。”影子一屁股坐在雪中，左右摇了好几次头，“可是在发现这点之后，你再也不会听我的了吧？”

“我有我的责任。”我说，“我不能抛开自己擅自造出的人们和世界而一走了之。我是觉得对不住你，真的对不住你，不忍心同你分手，可是我必须对我所做之事负责到底。这里是我自身的世界。围墙是包围我自身的围墙，河是我在自身中流淌的河，烟是焚烧我自身的烟。”

影子站起身来，凝视着水波不兴的潭面。纹丝不动地伫立于联翩而降的雪花中的影子，给我以仿佛渐渐失去纵深而正在恢复原来扁平形状的印象。两人沉默良久，惟有口中呼出的白气飘往空中，倏忽消失。

“我知道阻拦也无济于事。”影子说，“问题是森林生活远比你预想的艰难。林中的一切都不同于镇子。为延续生命需从事辛苦的劳作，冬天也漫长难熬。一旦进去，就别想出来。你必须永远待在森林里。”

“那也仔细考虑过了。”

“仍不回心转意？”

“是的。”我回答，“我不会忘记你。在森林里我会一点点记起往日的世界。要记起的大概很多很多：各种人、各种场所、各种光、各种歌曲……”

影子在胸前几次把双手攥起又松开。他身上落的雪片给了他以难以形容的阴影，那阴影仿佛在他身上不断地缓缓伸缩。他一边对搓双手，一边像倾听其声音似的将头微微前倾。

“我该走了。”影子说，“也真是奇妙，往后竟再也见不到你了。不知道最后说一句什么好。怎么也想不起简洁的字眼。”

我又一次摘下帽子拍雪，重新戴正。

“祝你幸福。”影子说，“我喜欢你来着，即使除去是你影子这点。”

“谢谢。”我说。

在水潭完全吞没了我的影子之后，我仍然久久地凝视着水面。水面未留下一丝涟漪。水蓝得犹如独角兽的眼睛，且寂无声息。一旦失去了影子，我觉得自己恍惚独自留在了宇宙的边缘。我再也无处可去，亦无处可归。此处是世界尽头，而世界尽头不通往任何地方。世界在这里终止，悄然止住了脚步。

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该有镇子，有河流，有她和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

版权信息

书名：挪威的森林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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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UUEI NO MORI

by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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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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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永远的青春风景（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永远的青春风景（译序）

林少华

自不待言，《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是村上春树最有名的小说，也是其作品中最容易看和写实的一部。没有神出鬼没的迷宫，没有卡夫卡式的隐喻，没有匪夷所思的情节，只是用平净的语言娓娓讲述已逝的青春，讲述青春时代的种种经历、体验和感触——讲述青春快车的乘客沿途所见的实实在在的风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可能是另一番风景，孤独寂寞、凄迷哀婉而又具有可闻可见可感可触的寻常性。可以说，描写如此风景的小说，在村上文学世界中仅此一部。在它之前，巍然矗立着《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座寒气逼人的神奇的冰峰；在它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舞！舞！舞！》那永远停不下来的舞步。

据村上介绍，《挪》的诞生有其必然性。写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后，村上筋疲力尽，感觉上就像整个人被掏空了，所有的库存——包括“自己尚未认可的、不完全的甚至污秽的”东西——尽皆耗费一空。更主要的是他有些写烦了，想换个手法来点与以往不同的东西。这倒不是说他对以往的作品缺少自信，莫如说相反，他认为自己作为作家已经进入“稳定期”，有了固定的读者群，生活因而有了保障。尤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问世使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多了起来，自己随之有了自信。但他有些焦躁。对以往的写作模式和手法感到不满足，想另起灶炉，开辟一片新天地。新天地是什么呢？

那就是现实主义（realism），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从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又有所不同的角度来个“正面突破”。不过，尝试现实主义这个欲望自从写完《且听风吟》之后一直就是有的，渐渐发展成势在必得的决心。我不想把自己框死，所以才想用现实主义来一场与以往不同的“正面突破”。这便是《挪》的创作动机。

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我眼看就四十了，想趁自己的三十年代还拖着青春记忆尾巴的时候写一部类似青春小说的东西。记得当时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要写一部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的小说。（《村上春树访谈：我这十年》，载于《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村上春树BOOK》）

也就是说，《挪》是村上在手法上改弦更张和怀有青春危机感的必然产物。前者他在《村上春树全作品1978—1989》第6卷中也说过，后者则在《挪》开头第一章中借主人公之口再次提起：“……记忆到底还是一步步离我远去了。我忘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死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认为村上想对青春时代——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青春时代做一个总结性交待，而这样的交待也的确适合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至于能否写出来，村上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期间他搬了几次家，从神奈川县的藤泽搬回东京，又搬去大矶。虽说他不讨厌搬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具什物越来越多，渐渐搬得不耐烦起来。更头痛的是由于不擅长应付日常琐事，无论搬去哪里都难以静下心集中精力写作。“在写东西这点上，我是个相当神经质的、笨拙的人，不是在哪里都能进入状态那一类型。”这样，为了写这部设想中的小说，他决定出国，开始了第一次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

第一次降落在罗马机场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那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初晴朗温暖的一天。阳光强烈，空气明晃晃炫目耀眼，但和清澄得仿佛天空掉底般的日本秋空不同，那里总好像有一层迷迷濛濛的东西，犹如音乐的通奏低音，轻柔而又宿命地笼罩着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时间。阿皮亚大道的松树也好，宫殿泛红的墙壁也好，特韦雷河的水面也好，都蒙着无可形容的秋雾样的过滤网。南欧的秋天有一种无端地让人感伤的地方。

（《村上春树全作品1978—1989⑥·创作谈》，
讲谈社1991年3月版）

这是村上谈《挪》的创作那篇文章的第一段。而《挪》的开头同样写的是机场：“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二者虽然地点不同，景色不同，但都那么令人感伤，而且年龄完全一致。村上一九八六年是三十七岁（一九四九年出生），《挪》的主人公“我”也是三十七岁。这应该不纯属巧合。村上到达南欧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写《挪》是在其后不久的十二月——村上难免把当时的感伤和异国生活的孤独带入作品之中，作品时间也设定在与之相近的十一月，地点是同在欧洲的汉堡。即使就这点来说，这部小说也如村上在《挪》后记所说的，“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在旅欧游记《远方的鼓声》中村上也说《挪》和《舞！舞！舞！》“命中注定地涂上了异国标记”。换言之，村上是在南欧生活特有的感伤和孤独气氛的包围中一边回忆已逝的青春一边创作这部长篇的，作品的情境和村上实际置身其间的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而这无论对于村上本人还是对于他的作品都是个例外。

那么，如此产生的《挪》到底是怎样性质的小说呢？这个对作品本身其实并不很重要的问题在日本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多大程度上属于自传；其二，是否属于“恋爱小说”。先看第一点。关于这点的争议村上本人也有责任。他一方面说《挪》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且一再强调“现实主义”，一方面又再三表白主人公渡边与他本人无关，同时又并不否认多少有相似之处。例如他在接受东京大学副教授柴田元幸采访时这样说道：

这部小说出来后，接到很多信。大家为什么都把我的小说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捆在一起考虑呢？不错，时代背景我是和小说相同。而且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写小说也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有人也真是太抄近路了。

……（出场人物的喜好和我本身重合）那样的部分我想是有的。但那终归只是一个视点。因为主人公是第一人称，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感情移入”，在某种程度上。这样，我的喜好也好想法也好直接融入其中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就拿小说里出现的“料理”来说吧，较之我的喜好，不如说游戏成分更多些——实际上我只做极其单一的东西。如切干萝卜丝啦羊栖草啦煮蒟蒻等等。但若光写这个，“料理”谈资很快就枯竭了。所以就要适当编造。明知那玩意儿做不来，但还是往下写。不是全部一丝不苟。因此，这些细小地方读者如果一一信以为真可就糟了。再比如音乐，我个人向来不怎么喜欢“甲壳虫”。倒也不是说讨厌，听还是听的。不过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和自己重合的。另外，也有的融入主人公以外的人物身上。

……（我在永泽身上的投影）多少有一点吧。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那种极端部分。那个人物对我是极有趣的人物。或者说有很多很多感同身受的部分。对于“我”也是这样。有的地方有同感，有的地方没有。

（村上春树访谈：《在像山羊邮信一般迷宫化的世界中》，
载于《村上春树的世界》，《Eureka》1989年临时增刊号）

此外也有不少和村上本人经历类似的地方。例如书中出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学潮”是村上亲身经历的，渡边住的宿舍是以村上当年实际住的宿舍为原型的，主人公就读的大学显然指村上和夫人阳子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村上学的即是戏剧专业，绿子身上多少带有村上夫人阳子的影子；主人公喜欢读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一些美国当代作家正是村上同样喜欢的等等。可是不管怎样，《挪》是虚构的。即使“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即使主人公是作者的“分身”，《挪》也不是自传体小说，更不等同于自传。“但小说感觉起来就像一部自传，它偏重活生生的经验而非超自然的智力游戏和头脑风暴，而且远比其他作品更加直接地告诉我们年轻的村上第一次从神户来到东京时的真实生活状态。……《挪》最了不起的技巧上的成就也许正在于村上将自传体的日本私小说技巧创造性地用于一部完全虚构的长篇小说”（《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

再看一下《挪》是否属于“恋爱小说”。如果说上面类似“原型研究”的探讨主要在读者（村上迷）中间展开，那么这次探讨以至争议则主要发生在文学批评界。其实，若以村上本人的说法为准，这点本来是不存在争议的。因为日文原版上下册的金色腰封上明确强调是恋爱小说。红色封面的上册写的是：“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一次也没写过的那一种类的小说，也是我无论如何都想写一次的小说。这是恋爱小说。虽然称呼十分老套，但此外想不出合适的说法。一部动人心魄的、娴静的、凄婉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绿色封面的下册写的是：“他们所追求的大多已然失去，永远消失在进退不得的黑暗的森林深处……一部描写无尽失落和再生的、时下最为动人心魄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其中上册的“恋爱小说”和下册“百分之百”字样的下面打了横线以示重要。既然作者本人如此言之凿凿地断定《挪》是“恋爱小说”且是“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那么别人何必在这上面争论不休呢（当然不是说不可以争论）？何况原本不是大不了的问题。问题首先在于村上本人另有说法。他在前引《创作谈》中这样写道：

我之所以在腰封加入“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这句话，说起来，那其实是自己对于出这样一种小说一事本身的辩解（excuse）。我想说的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这不是偏激的（radical）不是新潮的（chic）不是知性的（intellectual）不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不是实验性的小说，而是普普通通的现实主义（realism）小说——请就这样读好了！”问题是，毕竟不好在腰封上写这东西，于是绞尽脑汁搬来“恋爱小说”这个说法。因此，虽说《挪》被人从“恋爱小说”这一观点加以评论是自己招致的，但老实说，即使现在我也非常困惑。这是因为，在准确意义上《挪》不能说是恋爱小说。或者不如说我连恋爱小说到底意味什么都不晓得（现在也不晓得）。我看过许多小说，其中大半都写的是爱，处理的始终是如何给予（不给予）爱和如何接受（不接受）爱，但我几乎没有把那样的小说看作恋爱小说。而我自己在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种种样样的爱，我想也没有超越那种意义上的爱的形式。所以，如果有批评说《挪》这部小说中没有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因而不能称为恋爱小说，我想那大约是对的。

如果勉强下个定义，我认为将这部小说称为“成长小说”还是接近的。我之所以最终未能按最初计划把《挪》作为“轻小说”收住，原因也在这里。……我不能不对这个故事负起全面责任。一如《挪》中的出场人物对爱或对道德负起责任一样，我也势必对故事负起责任。

紧接着，村上在一篇访谈文章中再次强调腰封上的广告词本来不是想写“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而想写“百分之百的现实小说”。但担心那样写谁都不会买来看。而若代之以“青春小说”，一来不是“青春小说”，二来“青春小说”这个词早已落入俗套，只好姑且用“恋爱小说”。“可我并不是作为恋爱小说来写的，那不过是广告词罢了。作为我，真想宣称这是我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随后村上坦言没想到《挪》卖得那么火，否则根本不至于用“恋爱小说”作广告词（参见前引《村上春树BOOK》）。一句话，所谓“恋爱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商业操作方面的考虑，是违心的说法。加之村上第一次以“现实主义”文体写成的这部长篇差不多没有人从文体角度加以评论，也几乎没有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恋爱小说”四个字，使得村上感到自己的作品被误读了，苦衷被漠视了，为之感到委屈。既然别人不说，只好自己一再出场表白。他还怕别人不理解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特意说了他“所考虑的现实主义”的三个要素，一要简洁，有速度；二要行文不妨碍故事的流程，不对读者做更多的物理及心理上的要求；三要尽量不使感情“自立”，转而托付给关系不大的东西（前引《谈创作》）。他还强调《挪》不是用传统日语而是用“现代语言”写成的。然而大部分人偏偏不肯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他在《挪》中苦心经营的文体。于是村上在解释之余，开始有些不平了，埋怨日本主流文坛总是把眼光盯在“古已有之的规范上面”，“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如此轻视文体”。

客观地说，大多数人的确是把《挪》作为描写“三者关系”的“恋爱小说”看待的，评论也多以恋爱的“关系性”为主轴展开，但不同的声音也明显存在。如筑波大学教授黑古一夫就指出《挪》不是“恋爱小说”，因为其中不存在爱，没有涉及爱的内心纠葛，充其量只能算作甜美的“青春物语”（黑古一夫：《“丧失”或“恋爱”的物语——〈挪威的森林〉》，载于《村上春树：The Lost World》，六兴出版1989年12月）。三枝和子把恋爱的基准定为“具有自我的男性与具有自我的女性之间的对等的男女关系”，而《挪》中的主人公“自我”并不明确。而且，《挪》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精神恋爱因素，但其“比重几乎都同肉体相关，离开肉体的精神全然不存在”，因此，“只能得出一个奇妙的结论：恐怕根本不是恋爱小说”，至多定义为“新型恋爱小说”，但“那早已不能称为恋爱”（《〈挪威的森林〉与〈青梅竹马〉》，载于《村上春树studies》第3卷，栗坪良树、拓植光彦编，若草书房1999年8月）。尽管含义不同，但在结论上两人是同村上不谋而合的。此外还有称之为“自杀小说”、“自慰小说”的（千石英世）等等。

至于“现实主义”，确乎极少有人——几乎没有——从这一角度把握《挪》的文体。有人称之为“翻译腔文体”（樱井哲夫），有人称之为“酒吧老板文体”（ねじめ正一）。即使提及现实主义的，其评价也往往倾向于否定。如认为《挪》虽然讲的十八年前的记忆，但并非以“记忆的准确性”为目的，而且故事是从“现实与语言之间的信赖关系受到损坏”这一点启步的（远藤仲治，见《村上春树studies》第3卷）。黑古一夫还认为“性与爱的分离对于七十年代的青年人应该不具普遍性”。这些都对《挪》的“现实主义”构成质疑。当然村上自有村上的说法，一来村上指的主要是文体，二来村上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没有必要限定其必须是“实事”，“即使写的事不够自然，而只要读者觉得自然，也就是现实主义”。就《挪》而言，村上认为不自然的地方虽然也有很多，但读起来应该觉得自然，“因为已经赋予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属于现实的因素”（前引《村上春树的世界》）。相比之下，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基本认同《挪》是现实主义小说这一说法，他在前引《倾听村上春树》中说：“村上应对写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挑战’的最基本的回应是用确切的、描述性的细节填充每一个场景，相对于他一贯边缘、抽象的文学风景这的确很稀罕。对于宿舍生活和东京周边的描写都基于第一手经验，包含于其间的不但有象征价值或情节上的重要性，更有从记忆中重现他青春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用意：1968—1970年学运的狂暴岁月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

依我之见，作为手法和风格（文体），我认为《挪》是现实主义的，而作为内容，说是“恋爱小说”或“青春小说”也未尝不可，不大赞成在恋爱小说、青春小说和“成长小说”之间还要明确划一条非此即彼的界线，仿佛势不两立。一般来说，青春时代谁都要恋爱，谁都要成长，或者说爱情和成长是青春时代的主旋律，再加以区分又有多大意义可言呢？况且“恋爱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也并不矛盾，前者指内容或性质，后者指风格或手法——完全可以粗线条归纳说成现实主义风格的恋爱小说（中文更习惯说爱情小说或言情小说）。原因很明显，《挪》基本没有演示此前和此后作品经常出现的大跨度的想像力，没有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怪诞描写，而是大体老老实实讲述主要在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用村上的说法，读起来“觉得自然”。何况还有“极重的个人性质”——不妨理解为无论情感倾向还是人物本身抑或特定场面都较其他作品有更多的作者本人的投影，也就是说，多多少少含有传记性因素。

归根结底，《挪》之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卖得那么好，影响那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通俗而完整的故事，而且是爱情故事、独特的爱情故事。所以说通俗，是因为里面没有不知何所来不知何所去的双胞胎女郎，没有神神道道的羊男和同样神神道道的海豚宾馆，更没有莫名其妙的夜鬼和忽然比例失调的大象，读起来无须劳心费神。毫无疑问，只有通俗才能为更广泛的普通读者所接受。所以说完整，是因为不像村上其他作品那样采用拼图式、双轨式或交错式、跳跃式结构，基本按照时空顺序和人物性格逻辑步步推进。而且村上显然很会讲故事，有条不紊，娓娓道来，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让人享受到一种阅读特有的快感。关于这一点，日本的美国文学专家越川芳明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表述，引用如下：

自不待言，《挪威的森林》在风格上同村上春树以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不是创作初期那种片断叠加式的小说，而是一部无懈可击的一气呵成的长篇。或者如村上本人所自负的那样，确是他一生仅有一次的“成功之作”。例如，此故事向彼故事的推进与跨越竟如抹了油的钢轨一样光滑流畅。翻开书页，我们就像坐在下坡时的喷气式过山车一般体味到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感。

情节推进的自然流畅，反过来说，也就是阅读时感觉不出“摩擦”与“抵抗”，或者说书中没有令人不由得止步不前那种生涩的措辞和使人生厌的跳跃。作者并不仅仅回避这类“摩擦”，而且如木匠推刨子一般将表面削得平滑如镜。应该说，这是作为小说家的一种刻意操作——就连拐往岔路的时机以至拐的方式都力求妙造自然，同时又注意使整部小说的主题愈发丰满充实。

（越川芳明：《村上春树：美国式罗曼司的可能性》，
载前引《村上春树的世界》）

据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这是学者当中对《挪》以至村上春树最富于激情和想像力的肯定和赞赏，很切合中国读者的感觉。无论如何，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完整而流畅的故事最容易接受。在村上所有作品中，只有后来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在这点上同《挪》较为接近。

更吸引人的是，这个通俗而完整的故事还是个爱情故事。不管村上本人和部分批评家如何否认，是个爱情故事或“青春物语”这点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几乎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青春元素：连带与孤独，开朗与感伤，追求与失落，坚定与彷徨，充实与寂寞，纯情与放荡，时尚与乡愁，奔走与守望，无奈与救赎，忏悔与迷惘……青春离不开爱，《挪》也是如此，从而构成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能说渡边同直子和绿子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或者没有恋爱吗？如果那不是恋爱，便只能是友爱。但那明显超越了友爱程度。直子或许没有真正爱过渡边——“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但渡边对直子的感情应该出自于爱。不错，如渡边自己所说，他和直子之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直子应尽的责任。而那种责任感，较之友情，更多的还是来自爱情。第十章有这样几句话：“……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为直子保留了相当一片未曾被人染指的园地。”紧接下去，在就绿子的事写给玲子的信中仍写道：“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娴静典雅而澄澈晶莹的爱。”渡边最大的优点就是坦诚，他说爱，便是真的在爱。因为爱，才产生责任感，才一直希望直子出来和自己住在一起，才会在直子离开人世后独自失魂落魄流浪一个月之久。

另一方面，渡边对绿子的爱或许是有所犹豫和保留的，但绿子对渡边的爱则是那样汹涌澎湃，没有怀疑的余地：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虚拟语气，又能解数列，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不可？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吗？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俊的男孩，但没办法，就是看中了你。”

……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认为这是大甩卖？你要是不买，我很快就到别处去。”

（第十章）

在《挪》中，我们既不能否认爱的存在，又不能否认这种爱或者恋爱呈现为非同一般的特殊形态。最突出的表现，是性与爱的分离，或者说爱未能归结为身心合一即肉体和精神融为一体这一传统“恋爱小说”的形式。直子真心爱着木月，而肉体却违背其意愿，拒绝同木月做爱；相反，直子未必真心爱渡边，而身体却“等待”对方的进入。这种性与爱的分离是直子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同时未尝不是她自杀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表现是，虽然小说写的是所谓“三角恋爱”，但就三人的“关系性”而言，丝毫没有此类小说中常见的类似争风吃醋的心理纠葛及相应的行为模式。绿子知道渡边另有喜欢的人，却没有不快的表示，只是说“我等你，因我相信你”。作为直子，她固然不晓得渡边和绿子的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即使晓得，也不至于妒火中烧——渡边曾在信中提到绿子和绿子的父亲，她回信淡淡说道：“绿子那个人看来很有趣。读罢那封信，我觉得她可能喜欢上了你。”当然，心理纠葛不是完全没有，但只发生在渡边一个人身上，两个女子基本置身其外。或许正因如此，正因为恋爱采取了新的形式，这个爱情故事或者青春物语才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刻骨铭心。

不过，细想之下，渡边心目中最理想的女子，恐怕既不是直子又不是绿子，而是初美：“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尤其在第八章吃饭时永泽同初美吵嘴后他送初美搭出租车回宿舍途中，渡边愈发感到初美身上有一种引起他“感情震颤”的东西，一直在思索着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当我恍然领悟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就好像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到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没有记起。而初美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不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至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也就是说，初美之所以是渡边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主要是因为初美是他“少年时代的憧憬”的象征，而少年时代的憧憬总是纯真的。从中不难窥见渡边身上除了坦诚之外的又一个优点：向往纯真。这点也可从他对待其他几个人的态度上看出。他喜欢和欣赏死去的木月，木月是他绝无仅有的朋友，“除了他，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而木月是纯真——至少是单纯——的男孩，纯真得“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木月之死无论对直子还是对我的冲击都是震撼性以至毁灭性的，因为木月的死不仅仅意味一个朋友的失去，而且意味至高无上的纯真客体的毁灭。之于初美也是一样，所以渡边在得知初美自杀之后，同永泽彻底绝交。对于敢死队，较之反感，莫如说感到求之不得，因为敢死队“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而且不会谈恋爱，买衣服嫌麻烦，讨厌裸体画，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变化之类。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纯真，至少不失纯真。惟其如此，渡边才在作为笑料对直子讲起敢死队后感到内疚：“……说心里话，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那么对于永泽是怎样的态度呢？渡边对他怀有好感，是因为“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而从来没向他“交心”、从未将他视为朋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永泽缺乏纯真情怀——“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甚至捉弄作为恋人那么难得的初美。用村上的话说，永泽是一个“在道德意义上破产”的人。另外，渡边爱不释手——“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也是个历经坎坷而始终不失纯真的典型人物，为了与往日情人黛西重温旧梦而不惜任何代价，而死于阴谋时也带着诱人的迷梦。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渡边向往和追求纯真的倾向，而追求纯真的过程，无疑是精神成长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村上认为的“成长小说”。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和价值所在。

读者或许要问：渡边同那么多女孩同床，怎么还能说是纯真呢？该说是放荡才对。但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那是发生在他去“阿美寮”确认自己对直子的感情之前，第二，他在确认对绿子的感情之前，刻意避免同绿子发生性关系，即使和绿子躺在一张小床上，即使“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渡边也极力克制了自己，待绿子响起睡熟的声音后，溜下床去厨房看《在轮下》。可以说，渡边一旦确认了对对方的感情，对待性就变得严肃起来，开始有了责任感。而这未尝不可视为他对纯真、对纯真爱情的追求，不宜同一味放荡（比如永泽）划等号。

下面再就读者来信较多的几个疑问谈一下。

1. 为什么要有性描写？

《挪》之前的《且听风吟》、《1973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几乎没有性描写，而《挪》陡然出现这么多，难怪许多读者感到困惑。这同村上的心情变化有直接关系。他在前引《创作谈》写道：

写《挪》时我想做的事有三件。第一是用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文体写，第二是就性和死一吐为快，第三是消除《且听风吟》那部小说含有的类似处女作性质的羞涩那样的东西，而正面推出“反羞涩”。就这三点进一步详细说明是非常困难的，作为我只能说作为心情是这样的。

针对日本有人说《挪》色情，村上在接受采访时反唇相讥，说性场面根本就性感，“居然还有人说是色情”。他接着说：

我是想把它写得纯净些的。生殖器也好性行为也好，越是如实地写就越是没有腥味。我是以这个想法写的，但不少意见认为并非如此，说是色情，说现代年轻人难道是那样的不成？可若是连那个都算是色情，我倒是想问那些人到底过的是怎样的性生活。

（前引《我这十年》）

2.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死去？

关于这一点村上自己有个说法：

在这部小说中，很多出场人物一个接一个死去消失，有不少批评说这怕也太巧了吧。但不是我辩解，老实说，那是故事要求我那么做的，作为我，除此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这个故事基本上是关于casulties（没有确切译法，或许可以说是战斗人员的“减损”）的故事。就是说我身边有许多人死掉或失去，或者说有许多人在心中死掉或失去。在这里我真正想描写的不是恋爱姿态，莫如说是casulties姿态，是cusulties之后剩下来不得不活下去的人们或事物的姿态。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受伤、失落、失去却又要活下去。

（前引《创作谈》）

简言之，村上写死是被迫的，那是成长或活下去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挪》中，木月死了，直子死了，初美死了，直子的姐姐死了。总的说来，死在村上作品中并不少见，但相比之下，《挪》中的死者都具有突出的正面特点，木月那么“热情公道”，直子那么温柔漂亮，初美简直近乎完美，直子的姐姐品学兼优，因而他们的死都那么令人怀念，小说的题词写的就是“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可以说，《挪》既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铭。同时死又给生者留下只有通过死才能够学到和体会的东西。渡边通过木月的死——以木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为界——得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通过直子的死，明白任何哲理都不可能治愈失去所爱之人造成的悲伤，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悲哀中挣脱出来。事实上渡边也最后穿越了那片无边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开始同现实世界接轨，摸索新的人生——借用村上的话，“所谓成长恰恰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一点需格外注意。那就是，至少直子和她的姐姐死于类似抑郁症、自闭症的心理或精神疾患，而其症状在木月自杀之后就在直子身上出现了。直子姐姐周期性一连两三天闭门不出，而且持续四年之久，但都没引起家人和周围人足够的警觉——没以为那是精神疾患，以致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直子姐姐自杀年龄也是十七。自杀前和直子同样没有任何征兆，然而自杀了。类似情形在当下中国社会（包括大学校园）也时有发生，应该予以重视并尽可能争取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设立“阿美寮”那样的特殊医疗康复机构。

3. 渡边和绿子结婚了吗？

这也是读者感兴趣的一个疑问。其实，小说一开始就对这个疑问做出了否定性回答。“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尽管不能据此明确断定，但一般说来，此时的“我”应该没有旅伴。“为了不使脑袋涨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假如有旅伴即绿子作为夫人陪在身边，按常识应由绿子首先问“我”表示关心，无需劳空姐特意过问。“飞机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若有绿子随行，那般活泼好动的绿子早拉“我”抢先冲出机舱了，就像当年一声“走吧”拉“我”离开教室一样，怎么可能把“我”独自留在“那片草地之中”不管呢？显然，渡边后来并没有和绿子结为夫妻。不过，作为现实情况，村上倒是同据考证为绿子原型的阳子结婚了，即村上阳子夫人，而且婚后也十分要好——“我，妻，加一只猫，一起安安静静地生活”。

岁月如流。《挪》日文原版一九八七年在日本问世，距今已过去了二十六年。《挪》的中译本一九八九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距今也过去了二十三载。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中外畅销书被冲出记忆的围墙，而《挪》依然在文艺百花园里弥散着其特有的芬芳，据统计，二〇〇一年《挪》改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以来，各种版本印数达二百六十多万册，重印七十多次。其间无数读者来信朝我这个译者手里飞来，每三封就有两封谈《挪威的森林》，或为故事的情节所吸引，或为主人公的个性所打动，或为韵味的别具一格所感染，或为语言的洗炼优美所陶醉。有人说像小河虾纤细的触角刺破自己的泪腺，有人说像静夜如水的月光抚慰自己孤独的心灵，有人说引领自己走出四顾茫然的青春沼泽，有人说让人刻骨铭心地懂得了什么叫成长……当年的《挪》迷如今已经三四十岁——又一代人跟着她涉入青春的河床。

美国华人学者李欧梵教授曾将《挪》列为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译著之一。其根本原因，我想不妨引用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十多年前的话加以概括：《挪》“以纪实的手法和诗意的语言”，注重表现“少男少女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对于纯真爱情和个性的双重追求……超出了一般爱情描写的俗套，而具有更为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未尝不可断言，《挪》将作为青春旅程中的一段凄婉而迷人的风景线，陪伴一代又一代人走向成长，走向远方。

最后请允许我这个老翻译匠啰嗦几句翻译本身。《挪》是我一九八九年初翻译的，同年七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后一再修订，不包括这次即有六次，时间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〇〇〇年三月、同年九月、二〇〇一年三月。或通读译作斟酌中文表达，或据读者来信做个别订正，但哪一次修订也没有这次费时费力，这次是对照日文全面校阅的。

校阅当中，一方面为自己的漏译误译感到羞愧和惊诧，一方面又每每思忖：就技术精确性来说，我可能比过去多少有所提高，但问题是，技术精确性对于艺术未必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挪》幸亏是我二十几年前翻译的。那时自己也还算年轻，译笔似乎更有生机和灵性。换言之，倘今天翻译，译文或许较为圆熟老到，但往日那一往情深的执著、那冲击语法藩篱的锐气、那惟有年轻才有的骄傲与洒脱恐怕很难出现了。因此，在“形似”与“神似”之间，此次校阅不强求“形似”——一般不做规范性修剪，不强制其就范。何况，之于拙译四十一部村上作品，《挪》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纵使后面的再优秀，第一个也总是最让人偏爱的。或者莫如借用村上春树的话说，《挪》倾注了我过多的“充满个人偏见的爱”。村上在题为《翻译与被翻译》那篇文章中具体这样说道：“我本身搞翻译（英文→日文）搞了相当长时间，相应晓得翻译这东西是何等艰苦而又何等愉快的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知晓一个个翻译家使得文本固有的滋味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是语言能力，但同时需要的还有——尤其文学作品——充满个人偏见的爱。说得极端些，只要有了这点，其他概不需要。说起我对自己作品的翻译的首要希求，恰恰就是这点。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一个对象。”（载《远近》2006年8、9月合刊号）

概而言之，文学翻译需要两点，一是来自个人偏见的爱，一是基于语言能力的精确。而出色的翻译，无疑是爱与精确的完美结合。其结合的结果或二者相加之和，是我奉为圭臬的“审美忠实”带来的审美感动。任何规范、制度甚至思想都可能过时，可能灰飞烟灭，惟美永存。

写到这里，不知何故，脑海里倏然闪出一座瓜园小屋。四十多年的事了。那时我正在乡下耕作。从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去生产队（屯）队部的河边小路经过一片瓜园，满地香瓜，从很远就能闻到香瓜才有的瓜香。那是八月的乡村最好闻的香味儿。不过更让我动心的倒不是瓜香和吃香瓜，而是瓜田那座小屋。也是因为锄地割地等活计累人和我比较懒的关系，我极想当瓜田小屋的主人，为生产队看瓜。有人买瓜我就提篮下田摘瓜，摸摸这个瓜的下巴弹弹那个瓜的脑门，然后在四周懒洋洋的知了声中摘一篮瓜回来。多美啊，多幸福啊！可以说，我绝对是那个看瓜人的“粉丝”，并时刻准备取而代之……

十七八年后梦想成真，我果然成了那座小屋的看瓜人。瓜园就是“挪威的森林”——森林瓜园，奇香异果，美不胜收，而又扑朔迷离，这当然让我感到快乐。快乐之余，困惑亦多：瓜园是外国的，瓜是外国的，有时不能准确判断瓜已熟透还是半生不熟。有的瓜还相当“狡猾”，躲藏在叶伞之下或蒿草之间，一时难以找见。因此，我摘进篮里的瓜未必个个熟得恰到好处，甚至缺斤短两。所幸总有热心人帮忙，把生瓜拣出去，把躲藏的瓜找来补足。不用说，他（她）们就是为拙译纠错补漏的读者朋友。举个有趣些的例子：

身为男性的您，身边大概没有女人点拨关于妇女用品的名称，只好由过分热心的读者不耻下教。《挪》P65的“卫生带”，除了极少数穷人已没人用了，那是用布做的可更换卫生纸的带子，现在城市已很罕见了，想来在日本更早绝迹。应译为“卫生巾”。多常用的词呀！此外，“药棉”和“止血塞”即“内置卫生棉条”，如“丹碧丝”、“OB”。您的译法让人觉得那东西是用来堵鼻子的，连女孩都看不懂，别说男的了。想通后大笑一气……说实话，您的译文很精彩，就差这一点儿“专业知识”。如果您对“摇滚文化”或女性问题还有疑问，请和我联系。

这位帮我“敲瓜”的热心读者果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姓名：100081北京外国语大学208#信箱郑明娟。写信时间为“1999.1.12凌晨”。一晃儿十几年过去了。这位学英语的女生，你在哪里？做什么呢？可一切都好？

十几年后的今天，又有幸得到上海李小青先生、青岛纪鑫君和我曾经的研究生蔡鸣雁的热情帮助。他们对照日文通读拙译全书，一一帮我找出误漏之处，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尚希读者诸君继续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二日（癸巳正月初二）

据二零零七年六月中旬稿改定于窥海斋

时青岛瑞雪纷飞炮竹声声

［附白］　去年金秋时节去上海参加《外国文艺》编委会，上海译文出版社吴洪副总编辑和责编沈维藩先生告诉我，村上十部小说将出精装本，希望我将译文全面校订一遍，而《挪威的森林》是重中之重，如果可能，最好写一篇针对性强些的精装版译序。作为我，十余年来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感想、新的思考，也想把自己读得的关于这部作品的背景资料及评价要点介绍给读者。于是趁此良机，整合敷演，率尔成文，权为新序。

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

第一章

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扁平扁平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MW⁽¹⁾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般。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于是她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比利·乔尔的曲子。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飞机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It’s all right now, thank you, I only felt lonely, you know.）”我微笑着说道。

“well, I feel same way, same thing, once in a while. I know what you mean.（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摇了下头，起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I hope you’ll a nice trip. Auf wiedersehen！（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Auf wiedersehen！）”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穹。凝眸望去，长空寥廓，但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抚过草地，微微拂动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丛中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脚步，一边向我讲水井的故事。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艺儿似乎是无所谓的。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像回飞镖⁽²⁾一样转回到自己手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微寒，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描摹下来。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情形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一时间竟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总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以及紧靠其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地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冈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而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现出的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歪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不过，让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如此浮现出来，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时间越来越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五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十秒、三十秒、一分钟。它延长得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置，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那风景，惟独那片十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拗地连连踢着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想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不痛，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其他一切归终尽皆消失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更有力地往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必须诉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至于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跟我讲过那口井以后，只要看不到那口井，我就想不起那片草地的景致。虽然未曾实际目睹，但井的样子已作为无法从脑海中分离的一部分同那风景浑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豁然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穴，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又不见略微高出的石沿，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口，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浑浊的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的小蜥蜴“吱溜溜”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内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有多深；里面充塞着浓密的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虽说肯定在这一带无疑。”说着，她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口袋，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在说自己并非撒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嗖——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三年两载就有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说：准保掉进野外的井里了。”

“死法怕有点不大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颈骨，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爬来爬去的蜈蚣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全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想想都让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可千万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抽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什么都不担心。即使深更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到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会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无意把我拉去。”

“那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我说。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肩上，目不转睛地迎面盯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便是那样一对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她踮起脚尖，轻轻地把脸颊贴在我脸颊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一下子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纭，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良久，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嗳，假定、假定我和你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你出差的时候，有谁能守护我呢？难道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早早晚晚也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到底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那样。那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把手放在她背上，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另作商量不迟，商量往下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毕竟不是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用我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吗，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肩膀绷得紧，才这样拘板地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轻些。”

“你为什么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啊！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崩离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能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和我睡？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

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干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就好像寻觅失物似的，眼睛看着地面在松林小路上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臂，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伤害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有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步站在那里，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鞋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天空。直子两手插在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前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中送炭，即使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待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回答。

她就再没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微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隆起的地方，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缓坡。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到这儿来，那边可能有井。”我冲着她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臂，两人肩并肩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也还是一步步远离了。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在如此追踪记忆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失去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安置所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化为一摊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更早些时候，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有过几次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十分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派不上用场。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蒂——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我才越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记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

(1)　BMW：Bayerische Motoren Werk之略，即“宝马”，德国名车。——译注，下同。

(2)　回飞镖：澳大利亚土著人使用的飞射武器，若不击中目标会自行飞回。

第二章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给我找了这个住处。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十八岁少年，也总可以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需添置什么了。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蛮不错的高地上，占地面积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树迂回一样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许多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决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乳黄色的，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间会议室。另外不知做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舍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院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作为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借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块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此中包藏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在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求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孰对孰错，我无从判断，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反正这里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一九六八年春到一九七〇年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住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位于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住的楼）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又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之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入住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六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六时，那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器同步在院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运动服，脚穿白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把旗递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仪式大同小异，只是顺序与早上正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即可。晚间国旗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夜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夜间，国家也照样存在，工作之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招待、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等——这些夜间工作的人们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舍我别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室，三四年级每人一间。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对背放着学习用的两套桌椅，门内左侧放一架双层铁床。每件家具，其结构都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除了桌椅铁床，还有两个立柜、一张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无论怎么爱屋及乌，都难以恭维是富有诗意的空间。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一些日用品：半导体收音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以及用来处理速溶咖啡、袋装茶、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平凡冲击力》上的美人照，以及不知从哪儿撕下来的色情电影广告画。其中也有开玩笑贴的猪交配照片，但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间贴的都是裸体照，或年轻女歌手照和女演员照。桌上的书档里排列着教科书、辞典、小说之类。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粘着已经发霉长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里边一冒烟，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是黑糊糊的，里外粘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扔着速食面包装袋、空啤酒瓶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到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再用垃圾铲投进垃圾篓。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水，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沌不堪的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过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染，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是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谁都不知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和“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照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照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就很想贴裸体照，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那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当玩笑说的，大家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呼哧呼哧”嗅嗅味道，劝我最好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了，该剪一剪鼻毛了。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所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心生感慨：世上果然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人生目的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有诸多感慨，此乃其一。不错，假如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的热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的。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回答。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选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煞有介事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之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抖毛巾，小心翼翼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刷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到很晚，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得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平台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六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就六点半吗？六点半对我来说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在这里做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也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讶，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再没心思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日本广播协会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板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去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活气死人的收音机趁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会像打开地狱之门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对自己的东西极其在意。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做体操不就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吃吃”笑了。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噼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没到中午就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无影无踪了，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一个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位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夏天的阳光降临，但两人也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十五分钟，背上渗出汗来。于是我脱去厚些的棉质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确实记得不很多。

“集体生活怎样？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个月刚过一点嘛。”我说，“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袋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啰啰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六点半就做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思索了一会儿什么，然后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视我的眼睛。仔细看去，我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着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有盯视直子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宿舍寄宿？”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到。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儿距离跟在后面。

差不多有一年没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几乎变得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了好多。但她这种瘦削，丝毫不给人以骨感啦不健康啦那类印象。她的瘦法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悄然藏身时间里体型自行变得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想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知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不存在。

出得车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着一米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儿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一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她的背影和笔直的黑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来说，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法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¹⁾线往驹込走去。路程真是长得可以。到得驹込，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像突然察觉到似的问道。

“驹込。”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麦面馆，简单吃了点儿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点完东西到吃完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也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込的，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吃完荞麦面，我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爬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她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以后再见面好吗？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是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的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退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我好像多少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口的时候，头脑更加混乱得找不出词儿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一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扬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又不能表达得确切，以致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儿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闲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山手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一间小公寓。

“喂，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儿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统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没品位”。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是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是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过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来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对我来说却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但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大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得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而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同样搭话，同样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沉默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当见他这样，总觉得他煞费苦心，虽然实际上多半并非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气氛的变化，从而挥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都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型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他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只对仅仅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对于他为何把我选为朋友，我也不明所以。我这人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某种值得木月刮目相看并主动攀谈的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费昂贵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来可爱的女孩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啊！”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呢，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谈。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咖啡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跟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有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点儿生气，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里不期而遇，其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生我的气，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可理解。如果可能，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五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趣，我们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的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道。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雨刷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又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我对负责询问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和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大概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事件就算了结了。那辆红色的N360车被处理掉了。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她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账。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²⁾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做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询问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一团恍若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洁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那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在镇纸中，还是在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之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这个事实是无论怎样力图忘掉都将归于徒劳的。因为在十七岁那年五月的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送走了十八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词。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背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永无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1)　都营电车：东京都经营的电车。

(2)　电车：日本的电气列车。

第三章

第二个星期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家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大体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星期都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当时我看的尽是她的后部，这点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一点点对直子产生了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漂亮的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都该进再时髦些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似的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仿麂皮皮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们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咖啡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直子问我——只问过一次——有没有一度喜欢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大概因为这个，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偎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本身，于是我总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归宿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情。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却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寻求语言。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星期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需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每次我都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语言彷徨症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人少，一片寂静。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中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飘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我固然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一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厄普代克、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¹⁾。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²⁾、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同一本书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把书的香气深深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约翰·厄普代克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但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读第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道。

我们果真成了朋友。那是十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上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³⁾、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啊！”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与你，其余全是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脑袋里算了一下：“可菲茨杰拉德才死了二十八年啊！”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会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外务省，当外交官。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求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复杂难测的部分，我的确怀有兴趣，至于他成绩优异、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也许颇为稀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的这种内在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了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后，我就决定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传着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条蛞蝓。其次是说他的阳物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人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条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摩擦。大概是九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干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条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是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条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也承认。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条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找不出的吧。”我说。

确认其阳物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寻常。睡过一百个女人怕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大致有七十五个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个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保证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或咖啡馆（地方大体是固定的），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听得入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士。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点头频频或笑意盈盈。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华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的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非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一股酒味儿。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情人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弄得头脑仍然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十二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待到早上，满怀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惫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儿。”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消遣。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到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之所以寄宿，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院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守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归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她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中意，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课余活动小组里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适当敷衍几句便把话引开了。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干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

我也有同感。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高，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西尼的收有《心上人》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涩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也待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没有想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年糕，简单做了个杂煮。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一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好直子一同去。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似乎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唔，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

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甩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平息了事态，我只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四月中旬，直子满二十岁。我十一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后再十八——如此固然理想，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二十岁了，总该稍稍庆贺一下。我思忖，如果过生日的是我，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支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儿蛋糕，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儿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才十九。”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有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他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时不时忍不住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榻榻米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比尔·埃文斯的《献给黛比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尽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些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的末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喝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好，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只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继续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有什么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了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随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草席，身体前屈，号啕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微微颤抖不止。之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某种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着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地相互抚摸身体。我吻她的嘴唇，温和地用手扪住她的乳房。直子握住我变硬的东西。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探到最底部，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见她镇静下来，我开始缓缓拉动，花很长时间射精。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亢奋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了一切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久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部，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榻榻米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地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散乱在榻榻米上的东西归拢在一起，收拾好，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凉湿凉的，凑近一闻，漾着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上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电话，因此周日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到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缈。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五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自己总有办法。如果要我帮忙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

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了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暂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夜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正躺在床上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六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了。

六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睡觉，两次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刨脚蹬，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倒自己主动贴上身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所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国外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乳头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咖啡。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喂，能再见面吗？”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得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睡觉。而我同她们睡觉的时候，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直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裸体，想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一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我觉得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这种百无聊赖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藏于何处。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一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上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十点一到，我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黑色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黑色的宽底旅行包里塞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只亮一半，右半边是黑的，只亮左半边，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炖菜的气味。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在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儿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久久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向外侧探出大约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萤火虫大概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圈，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帽，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就好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久很久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3)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路障，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路障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要肢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九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损。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科的办公楼未被焚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路障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般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肢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愈发孤立了。当点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九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九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且敢死队也绝对不会旷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刷，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便由我清扫房间。一来这一年半时间里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就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着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积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自得其乐。

周一十点，有“戏剧史Ⅱ”课，讲欧里庇得斯，十一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十分钟的一家小餐馆，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吃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三个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打零工的女孩。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时间里，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

不大工夫，我发现一个女孩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棉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叫出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没谁来，请。”

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唔，”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订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伊莱克特拉》。‘不，甚至神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Ⅱ”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十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个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她用手心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朝我莞尔一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五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头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发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嘛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恼，或惊讶或气馁。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呃，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唔——”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子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裸体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片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睛看着我将食物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咖啡。老板娘撤去盘子，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亨弗莱·鲍嘉⁽¹⁾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

“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潟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有时也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托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眼镜腿衔在嘴里，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怎么？”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入，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Ⅱ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的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十二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十二点在此相见。”

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似的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少顷妩媚地丢下一笑，离座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觑了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十二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小餐馆。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十二点三十五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一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书，然后去上二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科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Ⅱ”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六九年度入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唔，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唔，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那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八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十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不是傻瓜蛋就是变态分子。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喽？”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地说，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

“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家酒吧喝酒，一直喝到九点。

“嗳，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

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从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Ⅱ”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就在最前排老位置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同你是何等难分难舍。大学里诚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过了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Ⅱ”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²⁾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讲到一半左右，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戏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高高，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圆脸盘，黑黝黝的，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高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高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站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只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的盒饭专卖店。我们在桌旁坐定，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相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脱身不得，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餐馆打个电话，但忘了餐馆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倒还挺会关心人的。”

“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蹙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科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儿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最好还是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走出四谷站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了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经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地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五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将与现在大为不同。但又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于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也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着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地升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带有一种灰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往厕所的垃圾桶里扔，女校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们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这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个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桶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可不行。”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去普通公立学校来着，去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去的普普通通的学校，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就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老师说了一通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之类的话，结果就被硬塞到那里去了。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我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面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三十九度，我爬也要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一点，在大学里才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要赞助，修学旅行住的都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³⁾，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丰岛区的学生只有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町、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十五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了，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附近。车上配有专门司机，模样活像《青蜂侠》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顶制服帽，还戴着白手套。尽管这样，那女孩儿还自愧不如人。真叫人难以相信，你能信？”

我摇摇头。

“住在丰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有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里想的，是像纪伊国屋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太太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星期日跳跃杂志》。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性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入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收款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⁴⁾，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吃饭是绰绰有余。没有欠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啰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又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辆丰田花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蛮舒服，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所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你可就要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啰，哪怕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反过来，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六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确确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咧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卖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吗？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就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一点进去。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由于修建水库而有个村庄在这里淹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太阳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了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是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的房间里或喝酒或手淫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手淫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手淫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闲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闲。只是六点钟要去做工。”

“要是愿意，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吃午饭吗？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十二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学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星期天早上，我九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蜻蜓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太阳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不见人影，就好像人都死得一干二净，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屐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柏油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营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往里瞄准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个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入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喱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缝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蜿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个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我在大冢站下了电车，按地图中所示，沿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了。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扩建或修修补补，但这些房子大多反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了，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脏乎乎。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十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了一条小商业街，正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由绿子的话而想象出来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和我小时候迫不及待地跑去买少年杂志的书店没什么两样。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感：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十二点大约还有十五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业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十五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当”响起了开窗声。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儿，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儿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一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像是购物后算账的数字。

“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呷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又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又把用过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紧身蓝色牛仔裤，上穿海军蓝T恤，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商标。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窈窕，简直像在使腰肢壮实起来的发育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跳过了这个阶段：便是窈窕到这个程度。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的样子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从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儿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来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里喜欢，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性，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所以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少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朵水仙花》呢。知道吗，《七朵水仙花》？”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歌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朵水仙花》，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⁵⁾风味腌鲅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得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你爸你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儿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了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正宗的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若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觉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是既不知又不想知，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这么一说，你猜怎么着，他们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敲骨吸髓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使劲儿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莼菜汤一边点头。

“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副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比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

“怕也是的。”我笑着说。

“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也许对不住妈妈——我倒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了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两万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菜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水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冢站前的水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托着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灭，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了。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副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优雅不起来。有时开玩笑做一做，但总不到位。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为什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上的两只手紧紧合在一起，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六月份戒了。”

“干吗戒？”

“太麻烦了。比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啦，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她默默地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停了一会，绿子说。

“呃。”

“爸爸他去年六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倒是傻气得可以。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俩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里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的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太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好像。”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太太爱得甚至当着女儿的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了。”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三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儿。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居然还画着一头蠢驴！真是够神经的，那个人！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也没提。最后写道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那以后就再无音信了，我们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蛮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太太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看热闹，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卖乖，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的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声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煳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上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卖门窗的店，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身朝那边张望。不巧出事地点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看不出个究竟，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拾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西。”绿子说。

“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了也不跑？”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好了，不妙时再考虑不迟。”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都实在不敢恭维，而她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草莓恋曲》、《离家500里》、《鲜花哪儿去了》、《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声，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跑开，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取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器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色灰状物朝我们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古脑儿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顿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斜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也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没那么悲伤罢了。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家里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多多伤心……”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完完全全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啊！”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草莓蛋糕，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草莓蛋糕。’可我又说：‘我已经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砰’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草莓蛋糕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草莓蛋糕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奶油冻，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

“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报答他。”

“我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可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非常无聊的小事开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拨弄指甲根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会这样想，我不过是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可是每当我敞开心扉时，大家都觉得我是开玩笑或故弄玄虚。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是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过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儿也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捱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三十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的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业街，只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俯视着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疲惫不堪，她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了。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一下子。”

我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了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映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稳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望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馨，变得亲密，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的接吻一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

“有的。”

“可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瞬间的魔力已经杳然逝去了。

五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了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下去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第二天上“戏剧史Ⅱ”，课堂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又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一样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似的；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纳德·巴斯蒂的密纹唱片。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一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把腰弯得像趴下似的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呢？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如有一股冷空气硬生生地横插进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看校园的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心想说不定碰巧能见到绿子，但这天她到底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星期六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回答说可以。一星期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在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在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子，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等待合适的女孩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集中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可以说几乎是零，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在吧台旁坐下，要了GIMLET鸡尾酒和MARGARITA鸡尾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个女孩便去那边了。

永泽提出换一家，把我领进另一处酒吧。这是个稍微拐入巷内的小酒吧，大部分客人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正在乱哄哄地胡闹。尽头处的桌旁坐着三个女孩，我们加进去，五个人说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的。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儿时，女孩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女孩都压根儿没有靠近的意思。

熬到十一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睡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人们释放出来由性欲和酒精等混合而成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我不由得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么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找个时间将功折罪。”说罢，他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而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看过一遍，我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四点了，我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就挤满了同我一样等头班电车的人。男侍应生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年纪同我相仿，长得虽然都不算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五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她们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才未赶上末班电车的。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显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昨晚又刮了胡子，何况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灰色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珑，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绿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似乎有个习惯——不时摘下眼镜用指尖按一下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奶咖和蛋糕，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高大女孩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几次头。由于马宾·盖伊和比吉斯小组的音乐放得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在为什么恼怒，而高大女孩则在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怀抱挎包去卫生间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五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五点二十分了，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了。”

“可我，要乘早上七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么，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在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去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经历过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五点二十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生来头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菜，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来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今年都刚从短期大学毕业，很要好。小巧女孩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于是她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只能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

小巧女孩一边一点一滴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一边一把把拔草，一边恨恨地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的时间里，高大女孩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站台票送她上车。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了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啤酒。女孩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皙，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马上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体，大声呻吟。我进入时，她的指甲死死地抠进我的后背，随着高潮的逼近，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为了迟些一泻而出，拼命地数着次数。之后，我们就势睡了过去。

十二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的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驱除睡意，刮了胡子，然后赤身裸体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出一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缈，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十五次也没人接。二十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寄来的。

(1)　鲍嘉（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

(2)　解围之神：拉丁语deus ex machina的译词，古希腊和罗马戏剧中的天神，用舞台机关送出，作用为及时解决戏剧中的纠结。

(3)　“怀石料理”：日本京都地区一种别具风味的斋菜。

(4)　《性的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5)　西京：即日本京都。

第五章

“谢谢你的来信。”直子写道。信是从直子父母家直接转到“这里”的。直子继续下文：“你的来信根本不是什么打扰。老实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其实自己也正想给你去信。”

读到这里，我打开窗户，脱去上衣，坐在床沿上。附近鸽舍里传来“咕咕”的鸽叫声。风吹动着窗帘。我把直子寄来的七页信纸拿在手里，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只读罢开头几行，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了。我闭上眼睛，花了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读下去。“来这里已快四个月了。”直子接着往下写道。

“在这四个月时间里，我就你想了很多很多，并且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对你有欠公正。对于你，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健全的人予以公正对待的。

“但是，这种想法也许不太正常。因为，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是不使用‘公正’这类字眼的。对一般年轻女孩来说，事情公正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较之什么是公正的，普通女孩更多考虑的则是什么是美好的，以及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等等。‘公正’一词，无论怎么想都是男人所使用的。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使用‘公正’这个词却似乎再确切不过了。这或许因为：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之类，对我毋宁说是个十分烦琐而错综复杂的命题，这使我因而转求其他标准，诸如公正、正直、普遍性等。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对你都是不够公正的，以致使你茫然不知所措，心灵遭受创伤。但同时我本身也同样陷入了迷惘和自我伤害的境地。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辩护，确实如此。倘若我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创伤，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的创伤。所以，请你不要怨恨我，我是不健全的人，比你想的不健全得多。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愿被你怨恨。如若被你怨恨，我势必真正归于土崩瓦解。我不像你，不可能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你是否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眼中你总显得如此。因此，我时时羡慕你。过度地拖累你，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也许有太多的分析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不是说这里的治疗是分析式的，但处在我的境地，接受了几个月治疗之后，喜欢也罢，讨厌也罢，难免多多少少受到分析的熏染——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而它又意味什么，为什么等等。至于这种分析是将世界简单化还是条理化，我却是不明不白。

“但不管怎样，同以往一度严重时相比，我感觉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周围人也同样承认。如此平心静气地给你写信，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七月间给你发的那封信，我真是咬紧牙关才写成的（老实说，我完全记不起写了什么，怕是前言不搭后语吧）。而这回却写得十分从容自得。新鲜的空气、同外界隔绝的寂静世界、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的运动，这些对我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能够给别人写信，实在是件快意的事情。能够如此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字诉说给别人听，真是再开心不过了。当然，一旦落实到文字，自己想说的事只能表达出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能产生想给谁写点什么的心情，对于时下的我便已足够幸福了。惟其如此，现在我才给你写信。现在是晚间七点半，刚刚用完晚餐，从浴室出来。四下万籁无声，窗外夜幕沉沉，全无一点光亮。平日那般动人的星光，今晚也由于阴天而概不露面。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对星星了如指掌，告诉我哪个是处女座，哪个是射手座。这或许是因为天黑以后无所事事才变得如此熟悉的吧——尽管可能并不情愿。由于同一缘故，这里的人对花、鸟、昆虫也都如数家珍，和他们交谈起来，我得以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竟那样无知，而意识到这点又是那样惬意。

“这里一共生活着七十人左右，此外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医生、护士、事务员等）。这儿的面积非常大，因此这个数字绝不算多——甚至不妨可以使用‘闲散’这一字眼。在满目自然风光的广阔天地里，每个人都在优哉游哉地打发时光。由于过于悠闲了，有时我甚至觉得大概这里才是活生生的正常世界，当然这是错觉。我们是在某种前提下生活在这里的，以至于有这种感受。

“我在打网球和篮球。篮球队是由患者（我并不愿这样称呼，但没有办法）和工作人员混合组成的。但玩到兴头上，我便分辨不清谁是患者谁是工作人员了。这么说倒是有些荒诞，虽说荒诞，可一旦玩起来，看周围却又的确觉得任何人都有些反常。

“一天，我把这话讲给主治医生听，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让我们住进这里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正这种反常，而在于适应它。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反常，他说，正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无不有其习惯姿势一样，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也都有其习惯性倾向，即使想加以改正也并非当即可以奏效的。如若操之过急，反而会影响到其他方面。不用说，他这种解释完全是粗线条的，涉及的只是我们身上所有问题中的某一个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话中的含义我还是若有所悟。我们或许果真未能自然而然地顺乎自己的反常特性，因此才无法确定由这种反常特性所引发的痛苦在自身中的位置，并且为了对其避而远之住进这里。只要身在这里，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人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正如印第安人头上戴有表示其部族的羽毛一样，我们身上也带有反常。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相互伤害。

“除了体育运动，我们还种菜。有西红柿、茄子、黄瓜、西瓜、草莓、葱、甘蓝、萝卜及其他好多品种。一般东西我们都种，还使用温室。这里的人们对种菜非常熟悉和热心，看书，请专家指导，从早到晚议论的全是什么肥料合适啦、土质如何啦等等。我也爱上了种菜，看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一天天长大，感到分外欣慰。你培育过西瓜么？西瓜这东西，膨胀起来活像小动物似的。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这种新摘下来的蔬菜和水果。肉和鱼自然也是有的，但在这里久了，想吃那种东西的心情渐渐淡薄起来。因为每一样蔬菜都水灵灵的，鲜嫩可口。有时也到外面采山菜和蘑菇，那时总有专家在场（想来这里无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结果我来这里后已胖了三公斤，体重可说是正好。这都是由于体育运动和饮食有规律、讲究营养搭配的缘故。

“其余时间里，我们或看书，或听音乐唱片，或织东西。电视机和收音机虽然没有，但有个相当充实的图书室，也有唱片资料馆。唱片资料馆里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应有尽有。我经常在这里借唱片，带回房间听。

“这座疗养机构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然变得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已经康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如此接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主治医生说我现阶段已经可以慢慢开始同外界的人接触了。所谓‘外界的人’，是指正常世界中的正常人。然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惟你而已。老实说，我不大想见父母。他们被我搅得心慌意乱，见面交谈恐怕也只能使我黯然神伤，况且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向你解释。能否解释圆满我没把握，但那是举足轻重、不容回避一类的大事。

“虽说如此，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沉重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重负。我感受出了你对我的好意，并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想把这种心情如实地告诉你。或许我现在极为渴求这样的好意。如果我写的某一点使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向你道歉。请原谅我。我前面已经写过，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的人。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与你在极为理所当然的普通情况下相遇，且相互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将会怎样呢？假如我是认真的，你也是认真的（一开始就是认真的），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可是，这‘假如’过于漫无边际了。至少我是在尽可能使自己变得公正、变得诚实。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做，并想以此把我的心情多少传达给你。

“这座机构和普通医院的不同，原则上会面自由。只要提前一天来电话联系，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可以一同吃饭，也有住的地方。请在方便的时候来见我一次，我期待着。随函寄上地图。信写得长了，请别见怪。”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重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上。淡红色的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是“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ami（朋友）。

我把信收进抽屉，换衣服出门。因为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问我有什么事。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下午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谢放下听筒，把替换衣服和洗漱用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入睡时，已过半夜一点了。

第六章

一觉醒来，已是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匆匆洗了把脸，刮了刮胡子，早饭也没吃就跑到管理主任房间，告诉他我要用两三天时间去登山。这以前我也往往一有空就出去做短途旅行，因此管理主任只“啊”了一声。我乘上拥挤的通勤电车赶到东京站，买了张去京都的新干线自由席票，而后飞快地跳上最快的“光”号电车，用热咖啡和三明治代替了早餐。然后迷迷糊糊大约睡了一个小时。

快到十一点时，电车抵达京都站。我按直子的指示，乘市营公共汽车到三条，步行到附近一个私营铁路的巴士终点站，问十六号公共汽车从哪个站台、几时发车，答说十二时三十五分从对面第一个候车亭出发，抵达目的地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售票处买了车票，之后走入近处一家书店，买张地图，坐在候车亭的凳子上查找“阿美寮”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看，“阿美寮”委实位于深山老林之中，公共汽车需向北翻越几座山头，行到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后，再从那里掉头拐回市区。直子信上说：我下车的停车站往前几步便是终点。停车站前有条登山道，步行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阿美寮”。我想，去的地方既是深山，那里必定安静。

上了大约二十名客人后，公共汽车当即出发，沿鸭川经京都市区向北驶去。越向北行，街景越是凄凉，田园和荒地开始闪入眼帘。黑色的屋脊和塑料棚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闪闪耀眼。不久，汽车钻入山中。道路蜿蜒曲折，司机紧握方向盘，忽左忽右地转动不止。我有点晕车，早晨喝的咖啡味儿还留在胃里。这时间里，拐角渐渐少了，正当松一口气时，汽车突然蹿入阴森森的杉树林中。杉树简直像原始林一般拔地而起，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幽暗的树影之中。从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湿气砭人肌肤。车沿着溪流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正当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都将永远埋葬在杉树林中的时候，树林终于消失，我们来到四面环山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升起。随处可见的晾衣竿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叫着。家家户户的门前，烧柴一直堆到房檐，猫在上面睡午觉。如此农户人家在路两侧延续了好久，而人影却一个未见。

这样的光景重复出现几次之后，汽车再次驶入杉树林。穿过杉树林驶入村落，穿过村落又驶入杉树林。每次停在村落时，都有几人下车，上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从市区开出大约四十分钟，汽车上到一座视野开阔的山顶。司机刹住车，告诉乘客要等五六分钟，想下车的不妨下车。乘客算我才四个人，便一齐下了车，伸懒腰、吸烟或眺望眼下伸展的京都市容。司机站着小便。一个五十上下的晒得黝黑的男子把大大的绳捆纸箱弄进车厢，问我是否爬山，我懒得啰嗦，便答说“是”。

一会儿，一辆公共汽车从对面上来，停在我们车旁，司机跳下车。两个司机没交谈几句，便各自钻进车里，乘客们也都返回座位。随即，两辆车开始往各自的方向前进。我马上明白了我们的车为什么在山顶等待另一辆车的理由：从山顶下行不远，道路忽然变窄，根本错不过两辆大型客车。我们的车迎面遇到过几辆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汽车，每次都由其中一方后退，把车身紧紧贴在拐角处凸出的地方。

溪流沿岸排列的村落比刚才小得多，可供耕种的平地也不大。山势险峻，迎面逼来，只是狗多这一点倒是村村相同，汽车一到，狗便竞相叫个不止。

我下车的这个站，周围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家，又无田地，唯见站标孑然独立，一条小河流过，一个登山路口闪出。我把帆布包挎在肩头，沿着溪流往上爬山路。路的左侧水流淙淙，右侧杂木林连绵不断。顺着这徐缓的坡路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右边出现一条车辆似可勉强通行的岔路，路口立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阿美寮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

杂木林中的路面历历印着车轮碾过的痕迹，四下不时传来小鸟“扑棱扑棱”展翅的声响。那声响听起来格外真切，仿佛被部分放大了似的。“砰”一声，远方响起类似枪响的声音，但在这边听来声音又闷又低，像被好几张过滤纸过滤了一般。

穿过杂木林，一堵白色石墙出现在眼前。虽说是石墙，但充其量只有我个头般高，上面又没有栅栏或铁丝网，若是有意，可以随便翻墙而入。黑色大门倒是铁铸的，一副坚不可摧的派头，却大敞四开，门卫室里又无门卫的身影。门旁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木牌：“阿美寮非有关人员谢绝入内”。看来门卫室几分钟前还有人待过：烟灰缸里有三只烟头，茶杯里有没喝几口的茶，搁物架上有晶体管收音机，墙上挂钟“嚓嚓”响着干巴巴的声音，留下时间的轨迹。我在这里等了一会，想等门卫返回，但看动静根本不像会有人来，便按了两三下旁边门铃样的东西。门内就是停车场，停着面包车和4WD长途客车、深蓝色的“沃尔沃”⁽¹⁾牌轿车。场里足可以停三十辆，但停着的只有这三辆。

两三分钟后，身穿藏青色制服的门卫骑着黄色自行车从林中路赶来了。来人六十上下，高个头，秃顶。他把黄色自行车往小屋墙上一靠，转向我说：“呀，实在抱歉得很！”但那语调，似乎并不含有什么抱歉的意味。自行车挡泥板上用白漆写着“32”。我道过姓名，他抓起电话，重复了两遍我的姓名。对方说了什么后，他答说“好，好，明白了”，旋即放下听筒。

“请去主楼，找石田老师。”门卫说，“沿这条林中路一直往前，有个转盘式交叉路口。左数第二条——记住了么，走左数第二条路，不远就是一座旧建筑，从那里再往右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那就是主楼。一路都有指示牌，想必不至于走丢的。”

我按他说的，拐进转盘式交叉路口的左数第二条路，尽头处果然有一座俨然老式别墅的格调优雅的旧建筑，院子里点缀着形状别致的石块和石雕灯笼等物，草木也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看来这地方以前可能是某人的别墅园地。由此右拐穿过树林，眼前出现了一座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说是三层，但由于建在仿佛地面被掘开的凹陷处，并没有特别给人以威严之感。建筑物造型简练，显得十分洁净。

大厅在二楼。我上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大大的玻璃门闪身进去，见服务台里坐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郎。我告以自己的姓名，说门卫叫我见石田老师。她好看地一笑，指着大厅里的褐色沙发，低声叫我坐在那儿等一会，然后拨动电话。我放下肩上的帆布包，坐在软得几乎把人陷进去的沙发上，打量四周。大厅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有几盆赏叶植物，墙上挂着情趣健康的抽象画，地板擦得油光发亮。等候的时间里，我把目光转落到自己那双在地板上映出影子的鞋上，凝视良久。

这当中，那位负责接待的女郎对我说了一次“一会就来”。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真是静得出奇。四周没有任何声息，恍若午睡时间——人、动物，以及昆虫草木统统酣然大睡，好一个万籁俱寂的下午。

但没过多久，传来了胶底鞋轻柔的步履声，一位梳着短发——头发似乎相当坚挺——的中年女士出现了。她快步到我身旁落座，架起腿，同我握手，一边握一边反复观察我的手。

“你没有、至少这几年没有摆弄过乐器吧？”这是她开口第一句话。

“嗯。”我吃了一惊。

“一看手就知道。”她笑着说。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性。她脸上有很多皱纹，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然而并没有因此而显得苍老，反倒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通过皱纹被强调出来。那皱纹宛如与生俱来一般，同她的脸配合默契。她笑，皱纹便随之笑；她愁，皱纹亦随之愁。不笑不愁的时候，那皱纹便不无玩世不恭意味地温顺地点缀着她的整个面部。她年纪在三十五岁往上，不仅给人的印象良好，还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我一眼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头发剪得相当草率，长短不一，到处都有几根头发卓尔不群地横冲直闯，前面的头发也参差不齐地搭在额头，但这发型对她却是恰到好处。白色半袖圆领衫外面罩一件蓝工作服，下身穿一条肥肥大大的奶油色布裤，脚上一双网球鞋。身材瘦削，几乎没有什么乳房，嘴唇不时嘲弄人似的往旁边一扭，眼角皱纹微动不已，俨然一个多少看破红尘的、热情爽快而技艺娴熟的女木匠师傅。

她略微收一下下颏，依旧扭着嘴角，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好半天，我真担心她马上从衣袋里掏出卷尺，动手测量我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

“可会一种乐器？”

“不，不会的。”我回答。

“遗憾呐，要是会一种该多有意思！”

我说了声“是啊”。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张口闭口总离不开乐器。

她从胸口衣袋里摸出七星牌香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有滋有味地吐了一口。

“嗯——是渡边君吧？在你见直子之前，我想最好还是由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所以首先，你我两人要这么谈一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如果事先一无所知，我想很可能闹出不大不小的洋相。嗳，你对这里的事还不怎么清楚吧？”

“唔，几乎是零。”

“那好，让我从头讲起……”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么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余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有点儿像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菜单上有放鸡蛋挂面的炖马铃薯、蔬菜色拉、橙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蔬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扫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你不要，我就吃。”我说。

“我呢，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她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家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老师⁽²⁾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老师，所以也有人就叫我老师，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活计，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房，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

“对了对了，得先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玲子根本没理会我的问话，“首先第一点希望你理解的是，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简单说来，这里不是治病的地方，而是疗养的场所。当然，有几位医生，每天有一小时左右的查房，但那只是像测体温似的确认一下，而不是像其他医院那样进行所谓积极治疗。因此，这里没有铁栅栏，连门都是经常开着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人，根据病情要去专科医院的。这些可听明白了？”

“好像能明白。可是，这疗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果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待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了，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

我说想喝。于是她熄掉烟，欠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二十年前。看见那座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

“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五年前又建了这座主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在其他地方不行的人从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就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护士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无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待七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三十八，眼看四十了，和直子不一样。我就算从这里出去了，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受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七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七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即使现在出去，也不知如何是好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你愿意，下次慢慢讲给你听。”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条理，我们都不知会怎么样，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摇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嘛，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思考，但现在也还是糊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断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相待以诚、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试。”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一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就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蹙起眼角的皱纹，久久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七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肯掏心的人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我们走出主楼，翻过一座小山冈，从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旁边通过。网球场上，有两个男子在练习网球。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两人球艺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却俨然在玩一种与网球截然不同的什么游戏，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在打球，莫如说是对球的弹性感兴趣而正在加以研究。他们一边神情肃然冥思苦想着什么，一边执著地来回击球，而且两人都汗流浃背。眼前的那个小伙子瞥见玲子，便停止打球，走过来笑嘻嘻地同玲子搭了几句话。网球场旁边，一个手扶大型割草机的男子面无表情地修剪草坪。

再往前走，便是树林。林中散布着十五六栋西洋风格的小巧的住宅，相互都保持一定距离，几乎所有住宅门前都停着门卫骑的那种黄色自行车。玲子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工作人员的家属。

“即使不进城，需要的东西也能得到，这里一应俱全。”玲子边走边向我介绍，“食物嘛，刚才已经说了，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有养鸡场，鸡蛋手到擒来。有书有唱片有运动设施，也有类似自选商场的售货店，每个星期有理发师来。周末放电影。要买特殊东西可以委托进城的工作人员，西服之类可以通过广告目录订购。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能进城吗？”我问。

“那是不行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去看牙医等等，但原则上是不允许的。离开这里本身完全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可是一旦离开就回不来了，这同自断后路是一回事。进城两三天后又重新返回是行不通的，不是吗？要是那样的话，这里就尽是出来进去的人了。”

穿过树林，走上一面徐缓的斜坡，斜坡上不规则地排列着带有奇妙气氛的双层木房。若问奇妙在哪里，自是解释不好，总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建筑有些奇妙，它类似我们常常从力图情调健康地描绘非现实境界的画中得到的那种情感。我蓦地想到，如果沃尔特·迪斯尼以蒙克的画为基础创作动画片，说不定就是这副样子。每一座建筑物都呈同样的外形，都涂同样的颜色，造型大致接近正方体，左右对称，门口很宽，窗口有好多个。建筑物相互之间的道路弯弯曲曲，活像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教练路线。所有建筑物的前面都种植花草，修剪得井然有序。了无人影，窗口都挡着窗帘。

“这里称为C区，住的全是女性，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建筑物有十栋，每栋分四个单元，每单元住两个人。所以全部可住八十人。现在只住三十二人。”

“实在太静了！”我说。

“这个时间谁也不在的。”玲子说，“我受特殊优待，现在才这样自由自在。一般人都要按日程表活动。有锻炼身体的，有拾掇院子的，有进行集体治疗的，有去外面采山菜的。日程安排由自己定。直子现在干什么呢？大概是在换墙纸或重新涂漆吧，记不确切了。这样的活动一般要进行到五点左右。”

她迈进标有C—7编号的楼，爬上尽头的楼梯，打开右侧的门。门没有上锁，玲子领我在房里转了一圈。有四个房间，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简洁明快，给人的感觉不坏。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不谐调的家具，但并不给人以凄清之感。在房间里一待，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就像面对玲子时一样感到身心舒展、轻松愉快。客厅只有一个沙发和一张茶几，另有一把摇椅。厨房里有餐桌。一桌一几都放有大烟灰缸。卧室里有两张床、两张书桌，还有立柜。床上的枕旁有矮桌和读书灯，一册小开本的书兀自伏在上面。厨房里有小型的微波炉和电冰箱，可做简单的饭菜。

“浴槽没有，只能淋浴，不过还算可以吧？”玲子说，“澡堂和洗涤设备是公用的。”

“可以得过分了！我住的那宿舍只有天花板和窗户。”

“你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才这样说。”玲子拍了下我的脊背，叫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我旁边，“这里的冬天又漫长又难熬，四下看去，到处是雪、雪、雪。阴冷阴冷的，把心都冷透了。一到冬天我们每天都要扫雪。在那个季节，我们就把房间弄得暖暖和和的，听音乐、聊天、打毛线。所以，要是没这么大的空间，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忍不下去。你如果冬天来就晓得那番滋味了。”

玲子仿佛想起了漫长的冬日，深深地叹息一声，两手在膝头上搓着。

“把它放倒给你当床好了，”她“嘣嘣”敲着两人坐的沙发说，“我们在卧室睡，你在这儿睡，可以吧？”

“我没意见。”

“那，就这样定了。”玲子说，“我们大约五点钟回来，我和直子都还有事要做。你得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不要紧吧？”

“不要紧，反正可以学德语。”

玲子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合上眼睛，不知不觉就沉浸在这岑寂之中了。良久，我蓦地想起我同木月骑摩托车远游的情景。如此想来，好像也是这样一个秋日。几年前的秋日来着？四年前。我想起了木月那件皮夹克的气味儿和那辆一路狂吼乱叫的125cc红色雅马哈。我们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海岸，傍晚才带着一身疲劳回来。其实也并没发生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而我却对那次远游记得一清二楚。秋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我双手死死搂住木月的夹克。抬头望天，恍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要被卷上天空似的。

好半天时间里，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知为什么，在这房间里一躺，过去几乎未曾想起过的事情居然纷至沓来地浮上脑海，有的令人心神荡漾，有的则带有一丝凄楚。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完全淹没在出乎意料的记忆的泉水里（那确实如同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泉水），就连直子悄然推门进来也丝毫没有察觉。突然睁眼时，直子已经站在那里了。我抬起头，定定地看着直子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她坐在沙发扶手上，也看着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记忆编织的形象，但的确是活生生的直子。

“睡着了？”她问我，声音非常低微。

“没有，只是想点儿事。”我坐起身，“身体可好？”

“嗯，还可以！”直子微微笑道。那微笑恍若淡淡的远景。“我马上就得走。本来不该到这儿来，挤一点时间跑来的，要马上回去才行。喏，我这发式好笑吧？”

“哪里，非常可爱。”我说。

她像小学生一样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一侧仍像以往那样用发卡一丝不乱地拢住。这发型委实与直子相得益彰，看上去宛如中世纪木版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

“我嫌麻烦，就请玲子剪掉了。你真觉得很可爱？”

“半点不假。”

“可我妈妈偏说不三不四。”直子说。她取下发卡，松开头发，用手指梳了几下重新卡好。发卡是蝶形的。

“我，在三人一起见面前想单独看你一眼。也不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只是想看看你的脸，习惯一下。要不然会觉得不习惯，我这人笨得很。”

“习惯一点了？”

“一点点。”说着，她又把手放在发卡上，“可现在没有时间。我，这就得过去了。”

我点头。

“渡边君，谢谢你到这里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要是你觉得在这里是一种负担的话，尽管直说。这个地方有点特殊，管理方式也特殊，里边还有根本不能习惯的人。果真那样觉得，就坦率地说出来，我决不会因此失望的。我们在这里都很诚实，无话不谈。”

“我会说实话的。”我说。

直子这回在沙发上挨我坐下，靠住我。我搂住她的肩，她便把头搭在我肩上，鼻尖贴着我的脖颈，一动不动，仿佛在确认我的体温。我顺势轻轻抱着她，胸口荡过一阵暖流。俄而，直子一声不响地站起身，仍像进来时那样悄然开门离去。

直子走出后，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本来没想睡，但终于在直子的存在感当中少有地沉沉睡去。厨房里有直子使用的餐具，卫生间有直子使用的牙刷，卧室里有直子睡的床。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睡得死死的，就像要把疲劳感从每一个细胞中一滴一滴挤出去似的。我做了梦，梦见蝴蝶在昏暗的夜色中翩然飞舞。

一觉醒来，表针已指向四点三十五分。天光的颜色有点变了，风声早已止息，云的形状也略有不同。我睡出了汗，从帆布包里掏出毛巾擦把脸，换了件新衬衣，然后进厨房喝了口水，站在水槽前眺望窗外。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口。那个窗口里用细绳吊着几个剪纸艺术品，有鸟、云、牛、猫，剪得相当精巧，组合在一起。四周依然不见人影，阒无声息。我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五点一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C区”。从厨房窗口望去，只见三个女士从窗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了个弯消失了。不久，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气氛。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的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五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一片欢声笑语。

六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蔬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大酱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似的说。

食堂里有大约二十个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我们吃饭时，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除去年龄不同外，食堂的光景同寄宿院内的没什么两样。另一点与我那里的食堂不同的是，每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又无人扬手招呼，每一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声交谈。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吃饭，每组三到五个人。一个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就侧耳倾听，频频点头。这个人讲完后，其他人便接着讲一会。讲的什么我自然弄不清楚，但他们的交谈使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打网球场面。我猜想，直子和他们在一起时，恐怕也是这样讲话。说来奇怪，一瞬间，一股夹杂着嫉妒的寂寥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身后那张桌上，一个身穿白大褂、俨然医生派头的头发稀疏的男子，正面对一个戴眼镜的神经质模样的小伙子和一个栗鼠脸型的中年女士，不厌其烦地说明什么是无重力状态下的胃液分泌情况。小伙子和中年女士或“啊”或“是吗”回应着。但听了一会那讲话方式，我开始怀疑那没有几缕头发的白大褂男子是否真的是医生。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入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入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大褂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三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玲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星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得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压低了。”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让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好像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C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卫生间。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抽出书架上排列的比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了好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或许是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变得异乎寻常了。

月光十分皎洁，我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比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一层淡墨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筒，倒进嘴里一些，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里慢慢下移，继而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去。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了。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蛮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支粗大的白蜡烛。我给它点上火，在烟灰缸里滴下烛泪把它立起来。玲子对着烛火点燃香烟。四周依旧一片寂静，在这寂静中，我们三人围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禁愕然。

“实际上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一点点买回来的。”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用螺旋栓拔出软木塞，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甜爽口，简直就像在后院里酿造的。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娴熟，但感情充沛，疾徐有致，温馨亲昵，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之间身心放松下来。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极其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在无边无际的草原。”

接着，她弹了《独行者》，弹了《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目摇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财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盒里。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里面又冷，又黑，又没一个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得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之后，玲子弹了几支勃萨诺瓦舞曲。这时间里，我端详着直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她显得比以前健康，晒黑了不少，由于锻炼和野外作业，体型紧绷绷的。那湖水一般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的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风韵。往日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使人为之颤栗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独特的娴静。我为这样的娇美而怦然心动，同时又有些感到惊愕：不过半年时间，一个女人居然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直子这富有新意的娇美确实一如往日或甚于往日，使我为之倾心，为之痴迷。尽管如此，一想到她所失却的东西，我还是不无遗憾。那思春期少女所特有的，或者不妨称之为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潇洒，在她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直子说想知道我的生活，我便讲了大学里的罢课学潮，讲了永泽。向直子提起永泽还是第一次，他那奇妙的人格、独特的思考方式、偏颇的道德观——对这些确切地加以说明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直子还是大致理解了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我隐瞒了和他去物色女孩的部分，只说我在寄宿院里唯一来往密切的人是这等天马行空式的人物。这时间里，玲子怀抱吉他，又练习了一遍刚才那首赋格曲。她仍然不时找间隙喝一口酒，吸一下烟。

“倒像个不可思议的人。”直子说。

“是不可思议。”我说。

“可你喜欢他？”

“说不清楚。”我说，“大概说不上喜欢。他那人，不属于喜欢不喜欢的范畴，而且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弄虚作假的人、极其清心寡欲的人。”

“同那么大堆女人睡觉还算清心寡欲？你可真有意思。”直子笑道，“你说睡过多少个来着？”

“八十个左右总还是有的吧。”我说，“不过，在他身上，睡的人数越多，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含义就越模糊淡薄。我想这就是所谓他的追求目标。”

“清心寡欲就指这个？”直子问。

“就他而言。”

直子开始思索我的话。良久，她开口说：“那个人，脑袋要比我不正常得多。”

“我也那样想。”我说，“不过，他是把自己身上的不正常因素全部系统化、理论化，脑袋好使得很。把他领来这里试试，保准两天就出去。说什么这个也懂，那个也晓得，没一个不明白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才会在社会上受尊敬。”

“肯定是我脑袋不好。”直子说，“这里的情况还不大明白呢。就像连对我自己本身都还稀里糊涂一样。”

“不是脑袋不好，是普通一般。我对我自己也有好多好多不明白的，普通人嘛！”

直子把两脚放在沙发上，支起膝盖，下颏搭在上边，说：“嗳，渡边君，我很想再多知道一些你的事。”

“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普通的事情。”我说。

“呃，你最喜欢的菲茨杰拉德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将自己说成普通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对吧？那本书，我从你手里借来看了一遍。”直子调皮地说。

“的确，”我承认，“不过我不是有意给自己贴这么一张标签，是从内心里这么认为的，真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你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不普通的东西了？”

“那还用说！”直子惊讶地说，“你连这点还看不出来？不然我怎么和你睡？难道你以为我喝醉了和谁都可以睡，所以才和你睡了不成？”

“哪里，我当然没那么想。”我说。

直子盯着自己的脚尖，一阵沉默。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顾喝葡萄酒。

“渡边君，你和多少女的睡过？”直子突然想起似的低声问道。

“八九个。”我老实回答。

玲子停止练习，吉他“嘣”一声掉在膝上。“你还不到二十吧？到底过的怎么一种生活，你这是？”

直子一言未发，用清澈的眸子盯住我。我向玲子说了我同第一个女孩睡觉、后来又分手的过程。我说对那个女孩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接着又讲了被永泽拉去左一个右一个同女孩乱来的缘由。

“不是我狡辩，我实在痛苦。”我对直子说，“每个星期都同你见面，同你交谈，可你心中有的只是木月。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痛苦得不行，所以才和不相识的女孩胡来的。”

直子摇了几下头，扬起脸看着我的脸：“对了，那时候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没同木月君睡么，还想知道？”

“还是知道好吧。”我说。

“我也那样想。”直子说，“死的人就一直死了，可我们以后还要活下去。”

我点点头。玲子在反复练习一段有难度的乐曲的过门。

“同木月君睡也未尝不可，”直子取下蝶形发卡，放下头发，把发卡拿在手中摆弄着。“当然他也想和我睡来着，我俩不知尝试了多少回，可就是不行，不成功。至于为什么不行，我却一点也弄不清，现在也弄不清。本来我那么爱木月，又没有把处女贞操什么的放在心上。只要他喜欢，我什么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他。可就是不行。”

直子撩起头发，卡上发卡。

“一点也不湿润。”直子放低声音，“打不开，根本打不开。所以痛得很。又干又痛。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俩。但无论怎样就是不行，用什么弄湿了也还是痛。这么着，我一直拿手指和嘴唇来安慰木月……明白么？”

我默然点头。

直子眼望窗外的明月。月亮看上去比刚才更大更亮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不愿说这种事，渡边君。如果可能，我打算把这事永远埋在自己心底。但没有办法啊，不能不说。我自己也束手无策。可是跟你睡的时候，我湿润得很厉害，是吧？”

“嗯。”我应道。

“我，二十岁生日那天晚上，一见到你就湿来着，一直想让你抱来着，想让你抱，给你脱光，被你抚摸，让你进去。这种欲望我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来，本来我那么真心实意地爱着木月！”

“就是说尽管你并不爱我？”

“原谅我。”直子说，“不是我想伤你的心，但这点希望你理解：我和木月确确实实是特殊关系。我们从三岁开始就在一起玩。我们时常一块儿说这说那，互相知根知底，就这样一同长大的。第一次接吻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真是妙极了。头一回来潮我去他那里哇哇直哭。总之我俩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他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甚至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爱上一个人。”

她伸手去拿桌上的酒杯，但没拿稳，酒杯落到地上，打了几个滚，葡萄酒洒在地毯上。我弯腰拾起酒杯，放回桌子。我问直子是不是想再喝一点，她沉默了半天，突然身体颤抖起来，开始啜泣。直子把身体弓成一团，双手捂脸，仍像上次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剧抽泣。玲子扔开吉他，走过来轻轻抚摸直子的背，当她把手放在直子肩上的时候，直子像婴儿似的一头扎在玲子胸口。

“喂，渡边君，”玲子对我说，“抱歉，你到外边转二十来分钟再回来好么？我想等一会儿她就会好起来的。”

我点头起身，把毛衣套在衬衫外面。

“对不起。”我对玲子说。

“别介意。这不怪你，别往心里去。你转回来，她就会完全镇静下来的。”说着，她朝我闭起一只眼睛。

我踏着梦幻般奇异的月光下的小路，进入杂木林，信步走来走去。月光之下，各种声音发出不可思议的回响。我的足音就像在海底行走的人的足音那样，引起了从截然相反的方向传来的瓮声瓮气的回声。身后时而响起低微而干涩的“咔嚓”声。林中充满令人窒息的沉闷，仿佛夜行动物正在屏息敛气地等待我的离去。

我穿过杂木林，在一座小山包的斜坡上坐下身来，望着直子居住的方向。找出直子的房间是很容易的，只消找到从未开灯的窗口深处隐约闪动的昏暗光亮即可。我静止不动，久久凝视那微小的光亮。那光亮使我联想到犹如风中残烛的灵魂的最后忽闪。我真想用两手把那光严严实实地遮住，守护它。我久久地注视那若明若暗摇曳不定的灯光，就像盖茨比整夜整夜守护对岸的小光点一样。

三十分钟后，我折身回去。走至楼门口，里面传来玲子弹吉他的声响。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敲了下门。走进房间，不见直子，玲子一个人坐在地毯上弹吉他。她指了指卧室的门，仿佛说直子在里边。随后玲子放下吉他，坐在沙发上，叫我坐在旁边，并把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分倒在两个杯里。

“她不要紧的。”玲子轻轻拍着我的膝头说，“独自躺上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别担心，只是心情有点激动。喂，我们两人到外面散散步可好？”

“好的。”我说。

我和玲子沿着路灯下的路面缓缓移动脚步，走到网球场和篮球场那里，在长凳上坐下。她从长凳底下取出橙色的篮球，捧在手中团团转动。少顷，她问我会不会打网球，我说会倒是会，只是非常差劲儿。

“篮球呢？”

“也不怎么拿手。”

“那么，你拿手的到底是什么呢？”玲子堆起眼角的皱纹笑着问，“除了同女孩子睡觉以外？”

“那也算不得什么拿手。”我有点不悦。

“别生气，开个玩笑。嗳，到底怎样？什么东西拿手？”

“没有称得上拿手的啊。喜欢的倒是有。”

“喜欢什么？”

“徒步旅行、游泳、看书。”

“喜欢一个人做事啰？”

“嗯——或许。”我说，“以前我就对同别人配合的活动提不起兴致。那类活动，无论哪样我都沉不下心，觉得怎么都无所谓。”

“那么冬天来这儿好了。冬天我们搞越野滑雪，你保准喜欢。在大雪中扑腾扑腾一走一整天，弄得浑身是汗。”玲子说道。然后在路灯下像检查乐器似的定定细看自己的右手。

“直子经常那样吧？”我问。

“是啊，不时地，”玲子这回看着自己的左手说，“不时出现那种情况，亢奋、哭泣。不过不要紧。这样还好，因为可以把感情宣泄出去。可怕的是感情泄不出去。那一来，就会憋在心里，越憋越多，各种感情憋成一团，在体内闷死，那可就要坏事了。”

“我刚才没什么失言吧？”

“根本没有。不要紧，就算有什么失言也用不着担心，只管照实直说，那样再好不过。即使那样互相有所伤害，或者像刚才那样一时使对方情绪激动，长远看来也还是那样做最好。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想使直子康复，就那样做好了。你刚来时我就向你说过，不是想帮助那孩子，而是想通过使她恢复而同时恢复自己自身，这就是这里的医疗方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你必须推心置腹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外面的世界，不是什么话都不能和盘托出吗？”

“是啊。”我说。

“我在这里待了七年，亲眼看见很多人进来出去。”玲子说，“也许我看得太多了吧，因此我只要看上一眼，凭直觉就能看出这个人是能好还是不能好。但对于直子，我完全琢磨不透。那孩子到底将怎么样呢，我实在把握不住。也许下个月就能出院，也许年复一年在这里长住下去。因此在她身上我对你提不出什么建议，提也只能是极为泛泛的，例如要诚实啦要互相帮助啦，等等。”

“为什么偏偏对直子看不出来呢？”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那孩子的缘故吧，以致不能一下子看透，感情因素掺杂太多。我说，我喜欢那孩子，真的。另外，她身上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挺复杂的，就像一团找不着头绪的乱麻，关键是要一根一根地清理出来。而清理，既可能花很多时间，又有可能因某种偶然原因而忽然各就各位。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她再次把篮球捧在手里，团团转动一会，“砰”一声拍了一下。

“最重要的呢，是不急不躁。”玲子对我说，“这是我对你的又一个忠告。急躁不得。即使事物再错综复杂，甚至叫人无计可施，也不能灰心丧气，不能急于求成强拉硬扯。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一根根耐心清理。做得到？”

“试试看。”我说。

“也许花时间，也许花时间还不能全好。这点你可想过？”

我点点头。

“等待是痛苦的。”玲子一边拍球一边说，“尤其对你这样年龄的人。唯有耐着性子等待她的康复，而且又没有任何期限上的保证。你能办到？你爱直子爱到那个程度？”

“不清楚啊。”我直言不讳，“甚至爱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都不大清楚，当然意义上与直子不同。但是，我准备竭尽全力，若不然，我对自己都不知何去何从了。所以，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同直子必须互相拯救，除此之外别无共渡难关的途径。”

“还同路上随便碰见的女孩睡觉？”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说，“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该一直通过手淫等待下去不成？对我本身都没办法处置，这样下去。”

玲子把球放在地上，轻拍一下我的膝部，说：“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同女孩子睡觉有什么不妥。如果你觉得那样可以，也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决定。我要说的，只是希望你不要用不自然的方式磨损自己。懂吗？那是最得不偿失的。十九二十岁，对人格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无谓地糟蹋自己，到老时会感到痛苦的，这可是千真万确。所以，要慎重考虑。你要是想珍惜直子，那么也要珍惜自己。”

我说想想看。

“我也有二十岁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玲子说，“信吗？”

“信，当然信。”

“打心眼里信？”

“打心眼里。”我笑着说。

“虽说比不上直子，可我也是蛮可爱的咧，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皱纹。”

我说我非常喜欢那皱纹，她说谢谢。

“不过，往后你可不要对女人夸她的皱纹有魅力，虽然我给你这么一说倒是高兴的……”

“一定注意。”我说。

她从裤袋里取出钱包，从该装月票的那栏里拈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个十来岁女孩的彩色照。女孩身穿时髦的滑雪衫，脚蹬滑雪板，在雪地上动人地微笑着。

“长得很漂亮吧？我女儿。”玲子说，“今年初寄来的。现在，怕是小学四年级了。”

“笑的样子很像。”我说着，把照片还给她。她把钱包揣回裤袋，轻声抽了一下鼻子，叼烟点燃火：

“我年轻时，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来着。才能也还过得去，周围人也都那样认为，听的夸奖话可多得很哩。音乐会上拿过名次，音乐大学里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去德国留学也大体定了。可以说，真是一帆风顺的青春时代。干什么都一帆风顺，即使不一帆风顺，周围人也都会设法使我一帆风顺。但出了一件怪事，整个世界在一天里就颠倒过来了。那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比较重要的音乐会，我为此练习了很长时间。不料左手的小指突然不会动了，也不知为什么不会动的，反正一点也动不得了。于是又是按摩，又是用热水泡，又是停练两三天，可还是毫不见效。我吓得脸都青了，跑到医院去，做了好多种检查。结果医生也莫名其妙，说手指完全正常，神经也毫无问题，不该不会动的，所以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我就又找精神科，然而在那里也还是查不出确切起因，只说大概是音乐会前的紧张造成的，建议我无论如何要离开钢琴一段时间。”

玲子深深吸了口烟吐出，歪了好几下头：

“就这样，我决定到伊豆祖母那里静养一些时日。就是说，放弃音乐会，好好轻松一下，两个星期不接触钢琴，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偏偏不成。无论做什么，头脑里出现的都尽是钢琴，除了钢琴别的什么也想不出来。小手指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动弹不得呢？果真那样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呢？头脑里反复想的全是这些。其实也难怪，在那以前的人生中钢琴就是我的一切。我四岁开始练琴，生活中想的除了琴还是琴，此外我几乎什么都没考虑过。怕弄坏手指，家务事一点没做过。也就因为钢琴弹得好，周围人都对我倍加小心。你想想看，从如此长大的女孩手里夺走钢琴，还能剩下什么？这么着，‘砰’！脑袋的发条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脑袋里一团混乱、一片漆黑。”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又歪了几下脖子：

“于是，当钢琴演奏家的美梦化为泡影了。住了两个月院才出来。住院不久，小手指可以动了，便去音乐大学复学，总算毕了业。然而，一种东西已经消失了，一种像活力凝聚体那样的东西已经从我身上永远消失了。医生也说我神经太衰弱了，不适宜当职业钢琴家，劝我死了那份心。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家里收学生教课。可那多么叫人难受啊！就像我的人生被突然拦腰截断了一样，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二十年刚过就彻底报销了。你不认为这太残酷了？我曾经把所有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等明白过来时却已两手空空。谁也不再鼓掌，谁也不再娇惯，谁也不再夸奖，只是日复一日在家里教附近的小孩，除了初级教程就是小鸣奏曲。心里难过死了，动不动就哭一场，窝囊啊！才能比我明显差一大截的人在哪里的音乐会上获得了第二名，又在哪里的音乐厅举行独奏会——每当听到这类消息，我就懊恼得泪流不止。

“父母也对我小心翼翼，就像生怕触到脓肿似的。其实我也明白，他们一定很失望。直到前不久还为自家女儿自豪来着，可如今却成了精神病院的归来者，婚事都很难谈拢。在一起生活，他们的这种心情我感受得是那样真真切切，难受得不知怎样才好。而一出门，似乎附近的人都在议论我，吓得我门都不敢出。于是就又‘砰’一声，发条飞了，线团乱了，一时天昏地暗，那是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当时我在疗养院住了七个月。不是这里，是围着很高的院墙、大门紧闭的地方。又脏又没有钢琴……那时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一心想离开那里，拼死拼活地配合治疗。七个月——长啊！就这样，皱纹一条条爬了上来。”

玲子咧下嘴角笑了笑：

“出院后不久和丈夫相识结婚了。他比我小一岁，在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当工程师，是跟我学钢琴的学生。好人呐！话语虽然不多，但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差不多学了半年钢琴后，突然问我能不能同他结婚。是一天练完琴喝茶时突如其来提出的。嗯，你能相信？那以前我们既没约会过，甚至连手都没握过。我吃了一惊，就说不能跟你结婚。我说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也怀有好感，但由于多种缘由不能同你结婚。他说他想听那缘由，我就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他，说自己曾因脑子不正常住过两次院，连细节也一一讲了。我告诉他导致那种情况出现的是什么原因，以后也有可能反复。他说让他再想一下，我说尽可以慢慢考虑，万万仓促不得。但下一星期他来的时候，还是说想结婚。于是我说：‘等我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交往一下。之后若你还是有想结婚的心情，那时两人再商谈一次。’

“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每周幽会一次，去了很多地方，说了很多话。这一来，我不折不扣地喜欢上了他。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重新归来了。只要两人在一起，我心里就豁然开朗，各种恼人事一扫而光。虽说当不成钢琴家，住过精神病院，但人生并未因此告终，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我所不知道的美好事物——是他使我产生了这种心情，仅凭这一点我就衷心感谢他。三个月过后，他说还是想同我结婚。‘如果想和我睡是可以睡的。’我对他说，‘我，还没同任何人睡过，但因为我顶喜欢你，要是你想抱我，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同我结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同我结婚，势必就要连同我的麻烦事都包揽过去，而这要比你想的严重得多。这也不要紧吗？’

“他说不要紧，说他不是单单想同我睡，而是想同我结婚，和我共同承担我身上的一切。而且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真这样想他是不会说出口的，而一旦说出口就信守诺言，他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说好吧，那就结婚吧。实际上也只能这样说。结婚大概是在那以后四个月。他因此和他父母吵翻了，断绝了关系。他家是四国乡下有些来历的家族，父母对我进行了彻底调查，知道我住过两次院，就反对这门婚事，吵了起来。反对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连婚礼也没有举行，只去区政府办了结婚登记，到箱根住了两个晚上。但是真叫幸福啊，一切的一切！这么着，我直到结婚还是处女，到二十五岁。像是在说谎吧？”

玲子喟叹一声，重新捧起篮球。

“只要在这个人身边，就问题不大，我当时想，”玲子说，“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就不至于旧病复发。知道吗，对我们这种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赖感。一切交给这个人好了！每当我的情况稍有不妙，也就是发条刚一开始松动，他就会当即察觉，精心地不厌其烦地予以纠正——拧紧发条，解开线团——只要有这种信赖感，我的病一般是不会反复的。只要存在这种信赖感，那‘砰’一声就不会发生。我是那么高兴，心想人生是多么美好啊！那感觉，就像被人从狂暴而冰冷的海潮中打捞出来、用毛巾被裹着放到温暖的床上一样。婚后两年有了孩子。从那以后一心扑在照料孩子上。自身的病什么的，也因此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早上起来，做家务，照看孩子，他回来时就让他吃饭……每天都是这样。但我感到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持续几年来着？持续到三十一岁。而后又‘砰’一声，断裂了！”

玲子给烟点上火。风已经停了，烟直线上升，消失在夜色中。不觉之间，空中已闪出无数银星。

“遇上什么了？”我问。

“呃——”玲子说，“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简直就像一个圈套或一口陷阱似的在那里静等着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她抬起没夹烟的那只手，揉了揉太阳穴。“对不起呀，光听我说了。本来你是来看直子的。”

“真的想听。”我说，“可以的话，讲给我听听好么？”

“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又开始多少弹几下琴。”玲子接下去说，“不是为别人，是为我自己弹的。弹巴赫、莫扎特、斯卡拉蒂，从他们的小乐曲开始弹。当然，因为有好长时间的空白，乐感很难恢复。手指同以前相比也不能乖乖听从使唤。但我仍很高兴，毕竟又能弹钢琴了。每次一弹起来，我就深深地由衷地感到自己是何等热爱音乐，何等渴求音乐。真是太美妙了，能为自己演奏。

“前边我已说过，我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但想起来，却连一次都没为自己弹过。或者为通过考试，或者因为是课题曲，或者为使别人感动，弹来弹去为的就是这些。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人掌握一种乐器。但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人就不能不为自己演奏，所谓音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我从音乐尖子沦为落伍者，到了三十一二岁之后，才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我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抓紧干完家务，便动手弹自己心爱的曲子，一弹一两个钟头。这期间什么问题也没有，没有吧？”

我点头。

“不料有一天，一位太太，一位只是在路上碰见时打声招呼那种关系的太太登门找我，说她有个女儿想跟我学钢琴，问我能否指教一下。说是附近，其实还是有不算短的距离的。按那太太的说法，那孩子从我家门前路过时经常听到我弹钢琴，感动得不得了，而且认得我，还很崇拜。孩子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这以前从师学过好几次，由于不止一个的原因总是进展不顺利，眼下没跟任何人学。

“我拒绝了。我说一来我有好些年空白，二来若完全是初学者倒另当别论，而从中途教一名已练过几年的人是十分困难的。况且要照料小孩，忙得抽不出时间。再说——当然这点我没向对方说出——动不动就换老师的孩子，谁接手都伤脑筋。可是那太太非让我见见她女儿，说哪怕只见一面也好。我见这人有点死求活磨的味道，心想不大容易一口回绝，加上对只求见面也不好拒之门外，便说如果仅仅见一面倒也无妨。隔了三天，那孩子一个人来了。漂亮得活像个小天使，而且是近乎透明的漂亮。那么漂亮的孩子，那以前和以后都没见过。头发像刚刚研出的墨一样油黑油黑，长长地披散下来。十指纤纤，眼睛忽闪忽闪的，小小的嘴唇，看上去十分柔软，简直像刚刚做出来似的。刚见到她时，我半晌都忘了开口——太漂亮了！往我家客厅沙发上一坐，顿时满室生辉，判若别境。细细看去，直觉得炫目耀眼，甚至要把眼睛眯缝起来才行。就是这么个女孩儿，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玲子眯起眼睛好半天，仿佛眼前真的出现了女孩的那张脸。

“我们边喝咖啡边谈，这个那个，谈了一个多小时，包括音乐方面的、学校里边的。看一眼就知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说话有条有理，意见也一针见血，具有吸引对方的天赋才能。甚至有些吓人。至于吓人的到底是什么，当时的我却捉摸不透，只是蓦然间觉得她机灵得令人生畏。不过，当面同那孩子谈起来，便会不知不觉地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就是说，对方太年少、太妩媚了，以致被其气势压倒，大为自惭形秽，因而即使一晃闪出否定的念头，也会转而怀疑那定然出自一种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

她摇了几下头：

“假如我像那孩子那样聪明漂亮的话，我会成为一个更地道的更有作为的人。既然那般聪明漂亮，还别有何求呢？既然受到大家如此的宠爱，还何苦要欺侮、蹂躏不如自己的弱者呢？不是根本就不存在非做此手脚不可的客观原因吗！”

“她做什么让你难堪的事了？”

“啊，让我按顺序说吧。那孩子是个病态的扯谎鬼，完全是一种病。无论什么，开口就编造谎话。在编造的时间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为了使编造的谎言不露出破绽，甚至把周围相关的事物统统改头换面。若是一般情况，肯定让人生疑，而由于那孩子脑袋转得飞快，早抢在别人生疑之前就弥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对方根本察觉不出。这就是所谓扯谎。而且一般说来，谁也不会以为那么漂亮的孩子居然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大扯其谎，包括我在内。那孩子扯的谎话，半年间我听得真可谓数不胜数，但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尽管从根到梢全是谎话。傻瓜呀，纯属傻瓜！”

“都说什么谎呢？”

“无所不包。”玲子不无嘲讽意味地笑道，“刚才说了吧，人若要在某件事上扯谎，就势必为此编造出一大堆相关的谎言。这就是说谎症。问题是，说谎症患者的谎言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无罪一类，因为周围人大多心中有数。而那孩子不同：为了保护自己，她可以满不在乎地任意造谣中伤，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东西。扯不扯谎，她也看对象。在母亲或亲朋好友等容易识别其谎言的对手面前，她不大扯谎，非扯谎不可的时候也认真考虑再三，绝对不至于让对方发觉。而万一被发觉了，她便从那美丽的眼睛里一滴接一滴挤出眼泪，或解释或道歉，用那小鸟依人般的声音。这一来，谁都不好再发火了。

“至于那孩子为什么选择了我，至今我也不大明白。是把我作为她的牺牲品选择的，还是为寻求某种解脱选择的，今天我也不得而知，全然不知。当然喽，事到如今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了，我又落到了这步田地。”

短暂的沉默。

“她又把她母亲的话重复说了一遍。说在我家门前路过时听到我的钢琴声，大为感动。在外面遇到过我几次，很是崇拜。说的可是‘崇拜’哟。结果我脸都红了，怎么好让一位布娃娃一般漂亮的女孩崇拜呢！不过，我想她这也并非完全说谎。当然，我已年过三十，又没她那么漂亮那么聪明，又没什么特殊才能。但我身上肯定有一种吸引那孩子的什么东西——或许是她所缺乏的一种什么。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对我发生兴趣。嗳，这可不是自吹自擂哟！”

“明白，我能明白。”我说。

“她拿来了乐谱，问我可不可以弹几下试试。我说可以，请弹好了。她就弹了巴赫的创意曲。那个嘛，怎么说呢，弹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不可思议，总之不一般。当然，技术并不怎么好。毕竟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从师练习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她自己的手法，一听就知没经过专业训练。如果在音乐学校的实践考试上这么弹的话，只消一声就会立遭淘汰。可她弹的还是值得一听。就是说，尽管百分之九十一塌糊涂，但剩下的百分之十还是发挥得相当可以的。这也就是巴赫的创意曲。于是我对那孩子发生了极大兴趣，心想这孩子究竟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世上弹巴赫弹得更好的孩子多的是，弹得比那孩子好上二十倍的孩子怕也不是没有。问题是那种演奏十之八九都没什么内涵，干巴巴空洞无物。可那孩子呢，虽然弹得并不高明，却多少有一种足以打动我的东西。因此我想：这孩子或许有教的价值也未可知。当然，现在把她重新训练成职业性的为时已晚，但培养成像当时的我——现在也如此——那样自弹自娱的快乐的钢琴手估计还是可能的。结果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这女孩，不是一声不响为自己本身做事的那一类型的人，而是个为了让别人倾心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工于心计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人产生好感，怎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夸奖——这一套她了然于心。包括怎样的演奏风格才能打动我，也都经过精心算计，并将值得一听的那部分不知拼命练习过多少次，这完全想象得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纵使在一切都真相大白的现在，我也还是认为那演奏相当不错。现在再让我听上一遍，我一定仍那样想——除去她的狡黠、扯谎等缺点。知道吗，世上偏偏就有这样的事。”

玲子声音干涩地清了清嗓子，止住话头，沉默良久。

“那么你收她做学生了？”我问。

“是的。每星期一次，星期六上午，那孩子的学校星期六休息。她一回也没缺课，从不迟到，蛮理想的学生啊！练习也很专心。练完后，我们就吃蛋糕、聊天。”说到这里，玲子突然意识到似的看看表。“噢，我们差不多该回房间了，有点放心不下直子。你怕是把直子忘在脑后了吧？”

“哪里会忘，”我笑道，“只是给你的话吸引住了。”

“要是你想接着听，明天再讲吧。话长，一次讲不完的。”

“简直是《一千零一夜》。”

“哦，那你可就回不了东京喽！”玲子也笑了。

我们穿过来时的那条杂木林小道，回到房间。蜡烛熄了，客厅的电灯也没开。卧室的门开着，里面亮着床头灯，昏黄的光线洒进客厅。就在这若明若暗的灯光中，直子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她已换上长睡衣样子的衣服，领口紧紧扣到脖子上，脚蹬沙发，支起膝盖坐着。玲子走到直子跟前，手放在她头顶上：

“好了？”

“嗯，好了，对不起。”直子低声说。然后转向我，害羞似的又说了声对不起。“你吓了一跳？”

“有一点儿。”我微笑着说。

“到这儿来。”直子说。我挨她身旁坐下。直子依然在沙发上拱着膝盖，像要说悄悄话似的把脸凑近我的耳边，在耳垂上悄悄一吻，再次小声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声“对不起”，随即移开身体。

“有时候我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直子说道。

“我有时也那样的。”

直子浅浅地露出笑容，看着我的脸。

“嗳，可以的话，想听听你的情况，”我说，“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人。”

于是直子以清晰的语言缓缓谈起自己一天的生活。早上六时起床，在这里吃早餐、清扫鸟舍，之后便大多去农场劳动，侍弄蔬菜。午饭前或午饭后有一小时同主治医生单独会面的时间，或者进行集体讨论。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讲座、野外作业或体育项目。她选听了几个讲座，有法语，有编织，有钢琴，有古代史，等等。

“钢琴由玲子姐教，”直子说，“此外她还教吉他。我们都互为师生，擅长法语的教法语，做过社会科教师的教历史，编织拿手的教编织。只就这点来说，差不多成了一所学校。遗憾的是我没一样东西可教别人。”

“我也没有。”

“反正我在这里要比在大学时学得起劲。很用功，而且用起功来觉得很有意思，可好着哩！”

“晚饭后一般做什么呢？”

“与玲子姐聊天、看书、听唱片，或到别人房间玩。就这些。”直子说。

“我练吉他、写自传。”玲子开口了。

“自传？”

“说句玩笑。”玲子笑道，“我们十点左右就上床了。如何？这生活很利于健康吧？睡觉睡得才香呢。”

我看了下表，差不多九点。“那，怕是快要睡了吧？”

“不，今天没关系，哪怕晚一些。”直子说，“好久没见了，想再谈一会。你说点什么可好？”

“刚才只我一个人的时候，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我说，“记得以前我同木月两人去看望你的情形么？在海边医院。大概是高中二年级那年夏天吧。”

“是做胸腔手术时的事吧，”直子淡淡一笑，“记得很清楚啊！你和木月骑摩托去的，提着化得软绵绵的巧克力，吃得我好辛苦。不过总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似的。”

“是啊。那时，你还写了一首长诗呢。”

“那个年龄的女孩谁都写的。”直子哧哧笑道，“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一时想起。海风的气味儿、夹竹桃，这个那个忽然涌上心头。”我说，“对了，木月那时常去探望你吧？”

“哪里谈得上探望，几乎没去。过后我们还因此吵了一架呢。开始时去一次，再就是和你两个，往下就没影了。你说过分不？一开始去那次像有什么急事似的心不在焉，不到十分钟就走了。带橘子去的，嘟嘟囔囔胡乱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剥开橘子让我吃，接着又嘟嘟囔囔了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就一晃儿人不见了，还说什么他一进医院就头疼。”说到这里，直子笑了。“在这方面他那人还一直停留在小孩阶段。还不是，哪里会有什么人喜欢医院呢！也正因为这个，人们才去看望，让病人振作起来。可这些，他竟然莫名其妙。”

“不过和我两人去的时候可不是那个样子，和普通人做的没什么两样。”

“那是在你面前嘛。”直子说，“他那人，在你面前总是那样，拼命掩饰自己弱的一面。他肯定喜欢你，所以才尽可能只让你看他好的那方面，但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可就不同了，那逞能劲头就没有了，真是个心情说变就变的人。举例说吧，本来一个人口若悬河地说得好端端的，不料一瞬间突然一言不发了。这事经常发生，从小就一直这副德性，尽管他想改变自己、提高自己。”

直子在沙发上调换了一下叠架的双腿：

“他总是想改变、提高自己，却总是不能如愿，又是着急又是伤心。本来他拥有十分出色和美好的东西，却直到最后都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个也要干，这里也得改——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尽是这些。可怜的木月！”

“不过，如果他真有意只让我看到他好的一面的话，那么他的努力像是成功的。我看到的确实只是他好的方面。”

直子微微笑道：“他要是能听见，肯定高兴。你是他唯一的朋友啊！”

“而对我来说，木月也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我说，“除了他，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

“所以我很乐意和你、木月三人待在一起，那样我不是也能只看到木月好的一面了吗？那一来，我心里非常快活，也放得开。因此我很喜欢三个人在一块儿。至于你怎么想，我倒是不知道。”

“我倒是担心你会怎么想。”说着，我轻轻摇了下头。

“可问题是这种状态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那小圈子般的东西不可能维持到永远。这点木月明白，我也明白，你也心里清楚，不错吧？”

我点头。

“不过，老实说来，我甚至连他那人弱的一面都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喜欢他好的一面那样。不是吗？他没有一点坏心和恶意，只是软弱罢了。可我这么说时他不信，并且这样说道：‘直子，那是因为你我从三岁就形影不离，你对我知道得太多了，以致什么是缺点什么是优点都分辨不清，很多东西都一锅粥搅在一起了。’他时常这么说。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他，对除他以外的人几乎连兴致都提不起来。”

直子把脸转向我，凄然漾出浅浅的笑意：

“我们同普通的男女关系有很大区别。那关系就像肉体的某个部分紧紧相连似的。即使有时离得很远，也像有一种特殊引力会重新把我们拉回原来位置。所以我同木月发展成为恋人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考虑和选择的余地。十二岁时我们接了吻，十三岁时就已经相互爱抚过了。或我去他房间，或他来我房间玩，我用手处理他的那个来着……可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们早熟，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要上上下下摸我，任他摸我也满不在乎，要是他想一泄为快，我会帮助他而丝毫不以为意。因此，假如有人为此责备我们，我肯定会大为意外，或者生气的：我们也没做什么错事，做的不过是应该做的罢了。我们俩，相互细细看过对方的身体，像是双方共有似的，真是这种感觉。但相当长时间里，我们控制自己，没有往前迈一步。一来怕怀孕，二来当时又不清楚该怎样避孕……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手拉手长大的。普通处于发育期的孩子所体验的那种性压抑和难以自控的苦闷，我们几乎未曾体会过。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对性一贯是开放的。至于自我，由于可以相互吸收和分担，也没有特别强烈地意识到。我说的意思你明白？”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我们两人是一种不能分离的关系。如果木月还在人世，我想我们一定仍在一起、相亲相爱，并且一步步陷入不幸。”

“何以见得？”

直子用手指理了几下头发。发卡已经摘掉，每一低头，头发便落下遮住她的脸。

“或许，我们不能不把欠世上的账偿还回去。”直子扬起脸说，“偿还成长的艰辛。我们在应该支付代价的时候没有支付，那笔账便转到了今天。正因为这个，木月才落得那个下场，我才关在这里。我俩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肚子饿了吃香蕉，寂寞了就相抱而眠。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我们一天一天长大，必须到社会上去。所以对我们来说，你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你的意义就像根链条，把我们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链条。我们力图通过你来努力使自己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

我点头。

“不过我们可压根儿没想利用你。木月的的确确喜欢你。对我们来说，与你的巧遇是我们同外界人的初次交往，并且现在仍在继续。虽然木月死去不在了，但你仍是我同外部世界相连的唯一链条，即使现在。正像木月喜欢你那样，我也喜欢你。尽管我们完全没那个意思，可是在结果上我们恐怕还是伤了你的心。真是一点儿都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直子沉下头，一阵沉默。

“如何，喝点可可好么？”玲子开口道。

“嗯，想喝，非常想。”直子说。

“我想喝带来的白兰地，可以吗？”我问。

“请请。”玲子说，“可能给我一口？”

“那还用说！”我笑道。

玲子拿来两个杯子，我和她干了一杯，然后玲子去厨房做可可。

“讲点儿叫人高兴的事儿？”直子说。

可是我并没有令人高兴的现成话题。我惋惜地想，要是敢死队还在就好了。只要那家伙在，笑料就会源源不断产生，而只要一提那笑料，人们便顿时心花怒放。遗憾之至！无奈，只好不厌其烦地大讲特讲大家在宿舍里过着怎样不讲卫生的生活。由于太不讲卫生了，我讲起来都心生不快，但她们两人都似乎觉得十分希罕有趣，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玲子又模仿各类精神病患者的神情举止，这也十分好笑。十一点时，直子眼睛里透出睡意，玲子便把沙发背放倒当床，拿来褥单、毛毯和枕头。

“半夜过来玩也可以，只是别弄错对象哟！”玲子说，“左边床上没有皱纹的身体是直子的。”

“胡说，我在右边。”直子说。

“噢，明天下午安排了几项活动，我们去野游好了，附近有个很不错的地方。”玲子道。

“好啊。”我说。

她们轮流去卫生间刷完牙走进卧室后，我喝了一点儿白兰地，倒在沙发床上依次回想今天一早到现在发生的事，觉得这一天格外长。月光依然银灿灿泻满房间。直子和玲子睡的卧室里悄无声息，四下几乎不闻任何声响，只是偶尔传来床的轻微吱呀声。闭上眼睛，黑暗中仿佛有小小的图形一闪一闪地往来飞舞，耳畔仍有玲子弹吉他的袅袅余音。但这没有持续多久，不一会睡意袭来，把我拖入温暖的泥沼之中。我梦见了柳树。山路两旁齐刷刷排列着绿柳，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风吹得并不弱，柳枝却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呢？原来每条树枝上都蹲着一只小鸟，压得树枝摇动不得。我拿起一根棍子往眼前的树枝敲去，想把鸟赶走，让柳枝恢复摇动。然而鸟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变成了一个个鸟状铁疙瘩，“啪嗒啪嗒”纷纷落地。

睁眼醒来时，我恍惚觉得仍置身梦境。在月光辉映下，房间里隐约泛着白光。我条件反射地在地板上寻找鸟状铁疙瘩，当然无处可寻。只见直子孤单单坐在床脚前，静静地凝视窗外。她怀抱双膝，如同饥饿的孤儿，下颏搭在膝头上。我想看看时间，伸手摸枕边的手表，本该放在那里，却没有。从月光的样子看来，估计是两三点钟。我感到喉头干渴难耐，但还是一动未动，只管盯视直子。直子仍穿着刚才那件蓝色睡衣，头发的一侧照例用蝶形发卡拢住。因此，那娇好的前额被月光照得清晰可见。我心中生疑：睡前她是取下发卡的呀！

她保持着原有姿势，凝然不动，看上去活像被月光吸附的夜间小动物。因月光角度的关系，她嘴唇的阴影被夸大了。那阴影显得分外脆弱，随着她心脏的跳动或心的悸动，一上一下微微起伏——仿佛面对黑夜倾诉无声的话语。

为了缓解喉头的干渴，我吞了一口唾液。在夜的岑寂中，那声响听起来非常大。于是直子像回应这声响似的倏然立起，带着衣服的摩擦声走来，跪在我枕边的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细看我的眼睛，我也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什么也没说，瞳仁异常澄澈，几乎可以透过它看到对面的世界。然而无论怎样用力观察，都无法从中觅出什么。尽管我的脸同她的脸相距不过三十厘米，我却觉得她离我几光年之遥。

我伸出手，想要摸她。直子倏地往后缩回身子，嘴唇略略抖动，继而，抬起双手，开始慢慢解睡衣的纽扣。纽扣共有七个，我好像还在做梦似的，注视着她用娇嫩的纤纤玉指一个接一个解开。当七个小小的白扣全部解完后，直子像昆虫蜕皮一样把睡衣从腰间一滑褪下，全身赤裸裸的，睡衣下面什么也没穿。她身上唯一有的，就是那个蝶形发卡。脱掉睡衣后，直子仍然双膝跪地，看着我。沐浴着柔和月光的直子身体，宛似刚刚降生不久的崭新肉体，柔光熠熠，令人不胜怜爱。每当她稍微动一下身子——虽然是瞬间微动——月光照射的部位便微妙地滑行开来，遍布身体的阴影亦随之变形。浑圆鼓起的乳房，小小的乳头，小坑般的肚脐，构成腰骨和阴毛的粗粒子阴影，这些都恰似静静的湖面上荡漾开来的水纹一样改变着形状。

这是何等完美的肉体啊——我想。直子是何时开始拥有如此完美的肉体的呢？那个春夜我所拥抱的她的肉体何处去了呢？

那天夜晚，我轻轻地、缓缓地给哭泣不已的直子脱衣服时，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她的肢体并不完美。乳房硬硬的，乳头像是安错位置的突起物，腰间也总有些不够圆熟。当然，直子是美丽的姑娘，肉体也富有魅力，这使我爆发性的冲动，一股巨大的力量劈头朝我压来。尽管如此，我在抱着她的裸体爱抚、亲吻的同时，仍不免对肉体这一物件的不匀称和不够精巧蓦然产生奇妙的感慨。我抱着直子，想对她这样解释：我在同你交欢，进入你的体内。但实际并没有什么，本来就是无所谓的，无非是身体间的一种接触罢了，我们不过是在相互诉说只有通过两个不完美的身体的相互接触才能诉说的情感而已，并以此分摊我们各自的不完美性。当然这种解释不可能很好地说出口来。于是我只好默不作声地紧紧搂住直子。一抱住她的身体，我便从中感到有一种类似未经过彻底驯化的异物仍留在她身体表面那种粗糙而生硬的感触，而那种感触又激起我的情欲，使我的阳物硬得异乎寻常。

然而，此刻我眼前的直子身体与那时截然不同。我想，那肉体已经变迁，如今已变得无比完美而降生在月华之中。首先，少女的轻盈柔软已于木月去世前后骤然消去，而随后代之以成熟的丰腴。由于直子的肉体完成得过于完美无缺了，我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只是茫然注视着她腰间美丽的曲线、丰满而光洁的乳房、随着呼吸静静起伏的平滑的小腹，以及小腹下软软的、黑黑的毛丛。

她把这裸体在我眼前展露了大约五六分钟，而后重新穿起睡衣，由上而下扣好衣扣。全部扣罢，她倏地站起身，悄然打开卧室门，消失在里面。

我在床上许久静止未动，而后转念下床，拾起落在地上的手表，对着月光一看：三点四十分。我去厨房喝了几杯水，折身上床，结果直到天光大亮——洒满整个房间的阳光完全抹去青白的月色——之后还未合眼。在似睡非睡的恍惚之中，玲子过来，在我脸颊上“啪啪”拍了两下，叫道“天亮了天亮了”。

玲子给我收拾床铺的时间里，直子站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她朝我嫣然一笑：“早上好！”我也回了句“早上好”。直子一边哼着什么一边烧水、切面包，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根本看不出昨晚在我面前赤裸过的任何蛛丝马迹。

“喂，眼睛好红啊，怎么搞的？”直子边倒咖啡边对我说。

“半夜醒了一次，往下没睡好。”

“我们没打呼噜？”玲子问。

“没有。”我答。

“那就好。”直子说。

“他，倒蛮规矩的咧！”玲子打着哈欠说。

最初我以为直子当着玲子的面故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者是出于害羞。但在玲子从房间消失后，她的神情仍毫无变化，眼睛依然那么晶莹清澈。

“睡得可好？”我问直子。

“嗯，死死的。”直子回答得十分轻松。这回拢住头发的是不带任何装饰的素雅的发夹。

我这难以释然的心情在吃饭时间也未改变。我往面包上涂黄油，剥煮鸡蛋，同时像要寻找什么痕迹似的坐在直子对面，不时瞟她一眼。

“我说，渡边君，今早你干嘛总看我的脸？”直子好笑似的问道。

“他么，怕是在热恋着一个人。”玲子说。

“你热恋一个人？”直子问。

“或许。”我也笑着说。

于是两个女子就此拿我开起了玩笑。我听着听着，决定不再思索昨晚发生的事，闷头吃面包、喝咖啡。

早饭后，两人说要去鸟舍给鸟喂食，我也打算跟去。她俩换上工作服，穿上白色长靴。鸟舍在网球场后面一个不大的公园内，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鸟，从鸡到鸽子都有，还有孔雀、鹦鹉。四周有花坛，有观赏树，有长凳。同是患者模样的两名男子用扫帚在路上清扫落叶，两人看上去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玲子和直子走到两人跟前寒暄一句，玲子还说了句什么笑话，逗得两个男子直笑。花坛里开着大波斯菊，观赏树修剪得整整齐齐。鸟儿一见到玲子，马上唧唧喳喳欢叫着在栏里扑来扑去。

她们钻进鸟舍旁边的小仓房，拿出饵料袋和橡胶软管。直子把软管接在水龙头上，拧动开关，然后在注意不让鸟跑出的同时进入栏内，清洗脏物。玲子用硬刷“嚓嚓”刷洗地板。飞溅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耀眼，孔雀们生怕溅到身上，在栏里“扑扑通通”一阵逃窜。火鸡则扬起脖子，像老大不高兴的老人似的拿眼珠瞪着我。鹦鹉在横杆上似乎心怀不满，弄出很大声音拍打着翅膀。玲子对着鹦鹉学了声猫叫，鹦鹉便钻到角落里缩起肩，少顷叫道：“谢谢，神经病，臭屎蛋。”

“谁这么教的？”直子叹息道。

“不是我哟，我哪里会教这种歧视人的话。”玲子说。随即又学了声猫叫，鹦鹉这回没再出声。

“这小家伙，有一次给猫吓个半死，那以后就怕猫怕得什么似的。”玲子笑道。

打扫完毕，两人放下清扫用具，接着把饵料投进一个个饵槽。火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扑打地面的积水，跑过来一头扎进槽内，直子拍打它的屁股，它也顾头不顾腚地只管猛啄不止。

“每天早上都做这活儿？”我问直子。

“是啊。新来的女的，一般都做这个。简单嘛。想看兔子？”

“想看。”我说。

鸟舍后面是兔舍，十来只兔子趴在草堆上。她拿扫帚把兔粪扫在一起，往食槽放完食，抱起一只小兔贴在脸上。

“可爱吧？”直子欣欣然说道，然后让我抱。那暖乎乎的小圆团儿在我怀里一动不动地蜷缩着，两耳一抖一抖地动。

“放心，这人不用怕的。”说着，直子用手指抚摸小兔的脑袋，看着我的脸甜甜地一笑。那张笑脸没有一丝阴翳，甚至晴朗得有些耀眼，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并且思忖，昨晚的直子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千真万确是直子本人呀，绝非什么梦境——她确实在我面前脱光身子来着……

玲子一边打口哨悠扬地吹着《骄傲的玛莉》，一边归拢垃圾，装进塑料袋，扎上口。我帮忙把清扫工具和饵料袋收进小仓房。

“我最喜欢早晨。”直子说，“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似的。中午时间一到我就有些伤感，晚上最最讨厌。每天每日我都是这么想着度过的。”

“而且那么想着的时间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上年纪——就是在朝朝暮暮的时间里哟！”玲子不无得意地说，“快得很哩！”

“不过玲子姐看起来倒是挺高兴上年纪似的。”直子说。

“上年纪我是并不高兴，可也不想再年轻一次。”玲子应道。

“那为什么？”我问。

“嫌麻烦呗，那不明摆着。”玲子回答。随后继续吹着《骄傲的玛莉》，把扫帚放进仓房，关好门。

返回房间，她们脱下长胶靴，换上普通运动鞋，说这就去农场，玲子劝我留在这里看书或做点什么算了，因为去看也没大意思，而且是跟其他人共同作业。

“看完书，卫生间的桶里满满装着我们脏了的内衣内裤，洗洗可好？”玲子说。

“开玩笑吧？”我吃了一惊，反问道。

“那还不是，”玲子笑着说，“当然是开玩笑嘛，这种话。你这人倒蛮可爱的，是吧，直子？”

“是的吧。”直子笑着赞同。

“我学德语好了。”我叹了口气。

“乖孩子，我们等不到中午就回来，可得好好用功哟！”玲子说。随即两人呵呵笑着离开房间。窗下传来一伙人走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我走进卫生间，重新洗了把脸，拿她们的指甲钳剪了指甲。就两位女子居住这点来说，这卫生间真是朴素利落得可以。润肤霜、唇膏、防晒霜、洗发水一类东西倒是零零碎碎排列了不少，而类似化妆品的东西却几乎见不到。剪罢指甲，我去厨房倒杯咖啡，坐在桌前边喝边打开德语课本。我拣了一块暖洋洋的向阳处，只穿圆领半袖衫，逐个往下背德语语法表。这时我不由得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觉：德语不规则动词同这餐桌之间，似乎隔着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十一点半，两人从农场回来，轮流进去淋浴，换上洁净衣服。接着三人去食堂吃午饭，饭后步行到大门口。这回门卫倒正好在门卫室的桌前津津有味地吃着想必是从食堂端来的午饭。搁物架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播放着歌曲。我们走到时，他“呀”一声扬手寒暄，我们也道了声“您好”。

玲子说三个人这就出去散步，大约要三个小时后回来。

“噢，随便，随便。嗯，天气蛮好嘛！沿河谷那条路因最近一场大雨，有塌方危险，其他的尽管放心，没问题。”门卫说。

玲子在一张外出登记表样的纸上写下直子和自己的姓名以及外出时间。

“路上注意些！”门卫嘱咐道。

“挺热情的嘛！”我说。

“那人这地方有点小故障。”玲子用手指戳着脑袋说。

不管怎样，天气确如门卫所说，果然不错。晴空如洗，一片湛蓝，只有断断续续的云片依稀抹下几缕淡白，宛如漆工试漆时涂出的几笔。我们沿着“阿美寮”低矮的石围墙走了一会，之后离开墙，顺着一条又陡又窄的坡路一列攀援而上。打头的是玲子，直子居中，我最后。玲子在这羊肠小道上步子迈得甚是坚定，一副对这一带的山势无所不知的派头。我们几乎没再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搬动脚步。直子身穿白衬衫蓝布裤，外衣脱了拎在手中。我边爬边望着直子肩头飘来摆去的垂直秀发。直子不时地回过头，和我目光相碰时便微微一笑。坡路长得简直令人发晕，但玲子的步调居然一点不乱。直子时而擦把汗，随后紧追不舍。倒是我因好久没跟山打交道了，不免气喘吁吁。

“经常这么爬山？”我问直子。

“一星期差不多一次吧。”直子回答，“够累的吧？”

“不轻松。”我说。

“三分之二了，不多了。你是男孩子吧？顶得住才行！”玲子说。

“运动不足嘛。”

“光顾和女孩厮混了。”直子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本想反驳一句什么，但透不过气，未能顺利出口。头上生着一根装饰性羽毛的红色小鸟不时从眼前掠过，它们那以蓝色天空为背景飞行的身影十分赏心悦目。周围草丛里盛开着各色野花，白的、蓝的、黄的，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到处都有蜜蜂的嗡嗡声。我一边观赏眼前景致，一边一步步往上移动，什么也不去想。

又爬了十多分钟，山路没有了，来到高原一般平坦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歇息片刻，擦汗，喘气，喝水筒里的水。玲子找来一种什么叶片，做成笛子吹着。

下坡路便徐缓了，两侧芒草已经抽穗，又高又密。大约走了十五分钟，路过一处村庄。村里空无人影，十二三座房子全都废弃了，房前屋后长满齐腰高的荒草，墙上的窟窿里沾着白花花的干鸽子粪。有的房子塌得只剩下立柱，有的却似乎只消打开木板套窗便可以马上住人。我们从这早已断绝烟火的无声无息的房子中间的道路穿过。

“其实也就是七八年前，这里还有几个人居住来着。”玲子告诉我说，“四周全是庄稼地。可终归都跑光了，生活太难熬啦。冬天大雪封山，人动弹不得，再说土地也不是那么肥沃，还是去城里干活能赚钱。”

“可惜啊，本来有的房子还完全可以使用。”我说。

“嬉皮士住过一阵子，冬天也都冻得逃之夭夭了。”

穿过村庄，前行不一会，便是一片草地，像是一座四周有围栏的像是牧场的开阔地带，远处可以望见几匹马在吃草。沿围栏走了不久，一只大狗“啪嗒啪嗒”甩着尾巴跑来，扑到玲子身上，在她脸上嗅了嗅，然后又扑向直子摇头晃脑。我一打口哨，它又跑过来伸出长舌头左一下右一下舔我的手。

“牧场的狗。”直子摸着狗的脑袋说，“估计快有二十岁了，牙齿不中用，硬东西几乎啃不动。总在店前躺着，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蹿上来撒娇。”

玲子从帆布包里掰下一块干奶酪。狗嗅到那气味儿，便奔过去一口叼住，高兴得什么似的。

“和这东西再也见不了几天了。”玲子拍着狗脑袋说，“到十月中旬，就要把马和牛装上卡车，运到山下的牧舍里去。只是夏季在这里放牧，让它们吃草，还开了一个小咖啡店招待游客。说起游客，一天跑来的顶多也就二十来个。怎么，你不喝点什么？”

“好啊！”我说。

狗带头把我们领到那家咖啡店。那是一座正面有檐廊的小建筑物，墙壁涂着白漆，房檐下悬挂着一块咖啡杯形状的褪色招牌。狗抢先爬上檐廊，“忽”地躺倒，眯起眼睛。我们刚在檐廊的桌旁坐定，一个身穿运动衫白布裤、梳着马尾辫的女孩闪出，亲热地向玲子和直子寒暄。

“这是直子的朋友。”玲子介绍我。

“您好。”女孩说。

“您好。”我应道。

在三个女士一阵闲聊时间里，我抚摸着桌下面狗的脖子。那脖子的确老了，硬邦邦的几根筋。我在那硬筋上搔了几把，狗于是十分舒坦似的闭上眼，“哈哧哈哧”喘着气。

“叫什么名字？”我问店里的女孩。

“贝贝。”她说。

“贝贝。”我叫了一声，狗完全无动于衷。

“耳聋，得再大点声才能听见。”女孩的话带有京都腔。

“贝贝！”我扯着嗓门喊道，狗这回“霍”地立起身，“汪汪”两声。

“好了好了，慢慢睡，好长命百岁。”女孩说罢，贝贝又在我脚前来了个就地卧倒。

直子和玲子要了冷藏牛奶，我要了啤酒。玲子请女孩放立体声短波，女孩便按下放大器开关，选放立体声，里面传出“血汗泪”乐队的歌：《纺车》。

“说实话，我是为听立体声才到这儿来的。”玲子一副满足的神情，“我们那儿连个收音机也没有，要是再不来这里几次，连世上现在唱什么歌都不晓得了。”

“一直住在这里？”我询问女孩。

“那怎么成，”女孩笑着回答，“这种地方，夜晚会把人孤单死的。傍晚由牧场的人用那个送回市内，早上再赶来。”她指了指稍远一点牧场办公室前停着的四轮机动车。

“这里怕也快到闲时候了吧？”玲子问。

“嗯，就要一点点地收摊了。”女孩说。玲子掏出烟，两人抽起来。

“你不在可就寂寞啦。”玲子又说。

“来年五月还来呀！”女孩笑道。

“奶油”的《绝尘室》播完后，有一段商业广告，接着是西蒙和加丰凯尔乐队演唱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歌。歌曲播完，玲子说她喜欢这首歌。

“这电影我看了。”我说。

“谁演的？”

“达斯汀·霍夫曼。”

“这人我不知道啊。”玲子不无伤感地摇摇头，“世界一天变一个样儿，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

玲子请那女孩借吉他用一下，女孩答应着，关掉收音机，从里边拿出一把旧吉他。狗抬起头，“呼哧呼哧”嗅了嗅吉他。“可不是吃的哟，这个。”玲子像讲给狗听似的说。带有青草芳香的阵风吹过檐廊，山脉的棱线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简直像《音乐之声》里的场面。”我对调弦的玲子说。

“你说的是什么呀？”她问道。

她弹起刚刚播过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曲。听起来她没见过乐谱，是第一次弹，未能一下子准确把握和音。但反复摸索之间，终于捕捉住那种流行的风格，把全曲弹了下来。而到第三遍时，已经可以不时地加入装饰音，弹得很流畅了。

“我的乐感不错。”玲子朝我挤下眼睛，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只要听上三遍，没乐谱也大致弹得下来。”

她一边低声哼着旋律一边弹，直到把这首主题曲完整地弹完。我们三人一齐拍手，玲子彬彬有礼地低头致谢。

“过去弹莫扎特的协奏曲时，掌声更大着哩！”她说。

店里的女孩说，如果肯弹甲壳虫乐队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冷藏牛奶可算店里请客。玲子伸出拇指，做出OK的表示，随即边哼歌词边弹《太阳从这里升起》。音量并不大，而且大概由于过度吸烟的关系，嗓音有些沙哑，但很有厚度，娓娓动人。我喝着啤酒，望着远山，听着她的歌声，恍惚觉得太阳会再次从那里探出脸来——心境实在太温馨、太平和了。《太阳从这里升起》一曲唱罢，玲子把吉他还给女孩，再次让她打开立体声短波，然后叫我和直子到附近一带散步一个小时。

“我在这儿听收音机，和她聊天，三点前转回就可以了。”

“两个人单独待那么久没有关系么？”我问。

“照理是有关系的，也就算了吧。我又不是守护婆，也想一个人轻松一下。何况你大老远来一趟，也攒了一肚子话要说吧？”玲子边说边重新点燃一支香烟。

“走吧！”直子说着，立起身。

我便也起身跟在直子后面。狗睁开两眼，随后跟了几步，终于觉得自讨没趣，跑回了老地方。我们在牧场围栏旁边平坦的路上从容自得地走着。直子不时拉起我的手，或挽住我的胳膊。

“这样子走路，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直子说。

“哪里很久，今年春天嘛！”我笑道，“直到今春还这么来着。这要算很久，十年前岂不成了古代史啦！”

“真有点像古代史似的。”直子说，“昨天真对不起，精神又有点激动。你特意跑来的，都怪我。”

“不要紧的。我想恐怕还是把各种情感发泄出来好些，你也罢，我也罢。所以，如果你想向谁发泄那些情感的话，那么就向我身上发泄好了，这样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

“理解我又怎么样呢？”

“噢，你不明白。”我说，“这不是怎么样的问题。世界上，有人喜欢查时刻表一查就整整一天，也有的人把火柴棍拼在一起，准备造一艘一米长的船。所以说，这世上有一两个要理解你的人也没什么不自然的吧？”

“或许类似一种什么爱好？”直子好笑似的说。

“说是爱好也未尝不可。一般而言，头脑精明的人称之为好意或爱情。你要想称为爱好也是可以的。”

“嗳，渡边君，”直子说，“你喜欢木月？”

“当然。”我回答。

“玲子呢？”

“那人也极喜欢，好人啊！”

“我说，你喜欢的怎么都是这样的人呢？”直子说，“我们这些人，可全都是哪里抽筋儿、发麻、游也游不好、眼看着往水下沉的人啊！不论我、木月还是玲子，没一个例外。你为什么喜欢不上更健全的人呢？”

“因为我并不那样想。”我略一沉吟，这样答道，“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你、木月和玲子有什么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那帮家伙全都在神气活现地东奔西蹿。”

“可我们是不正常啊，我心里明白。”直子说。

我们默默走了一会。道路离开围栏，通到一片形状如小湖一般圆圆的、四面围有树林的草地。

“夜里我时不时醒来，怕得不得了。”直子偎依着我的胳膊说，“万一就这样不正常下去，恢复不过来的话，岂不要老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我就心都凉透了。太残酷了！心里又难受，又冰冷。”

我把手搭在她肩头，拢紧她。

“觉得就像木月从黑暗处招手叫我过去似的。他嘴里说：喂，直子，咱俩可是分不开的哟！给他那么一说，我真不知怎么才好了。”

“那种时候怎么办呢？”

“嗯，渡边君，你可别觉得奇怪哟。”

“好的。”我说。

“让玲子抱我。”直子说，“叫醒玲子，钻进她被窝，求她紧紧抱住，还哭。她抚摸我身体，直到心里都热乎过来。这——不奇怪？”

“不奇怪。只是想由我来代替玲子紧紧抱你。”

“马上就抱，就在这。”直子说。

我们坐在草地的干草上，抱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草丛中，除了天空和白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把直子慢慢放倒在草上，紧紧搂住她。直子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双手摸索着我的身子。我和直子接了一个深情的吻。

“嗳，渡边君？”直子在我耳边说。

“嗯？”

“想和我睡？”

“自然。”我说。

“能等？”

“当然能等。”

“在那以前，我想再调理一下自己。恢复得好好的，成为一个符合你口味的人。能等到那时候？”

“当然等的。”

“现在变硬了？”

“脚底板？”

“傻瓜！”直子哧哧笑道。

“要是你问的是冲动没有，那倒是的，还用问。”

“嗯？不说那个‘还用问’好不好？”

“好，不说。”我说。

“那滋味，不好受？”

“什么？”

“冲动啊。”

“不好受？”我反问。

“就是，是不是……憋得不舒服。”

“看怎么想。”

“给你放出来好么？”

“用手？”

“嗯。”直子说，“老实说，刚才就一挺一挺弄得我怪痛的。”

我移开一点身体：“这样可好些？”

“谢谢。”

“我说，直子？”

“什么？”

“给人家做嘛。”

“可以呀！”直子迷人地微微一笑，拉开我裤子的拉链，把硬硬的东西握在手里。

“热乎乎的。”直子说。

直子刚要动手，我制止了她。我解开她半袖衫的纽扣，手绕到背后摘下胸罩的挂钩，嘴唇轻轻吻在她粉白色的乳房上。直子合上眼，开始缓缓移动手指。

“蛮行的嘛！”我说。

“乖孩子，别吭声。”直子说。

事完后，我温柔地抱住她，又接了次吻。直子整理好半袖衫和胸罩，我把裤链拉上。

“这回走路能好受点儿了吧？”

“亏你帮忙。”我回答。

“那么，再走一会儿好么？”

“好的。”我说。

我们穿过草地，穿过杂木林，又穿过草地。直子边走边讲她死去的姐姐。她说，这话还几乎没向任何人讲过，但认为还是向我讲了为好。

“我们年龄相差六岁，性格什么的也很不相同，但关系处得非常融洽。”直子说，“一次架也没吵过，真的。当然，也有水平差距等方面的原因，水平差距大，也是吵不起来的。”

直子接着说：

“姐姐属于无论让干什么都拿第一那一类型。学习第一，体育第一，又有威望又有领导才能。性格热情开朗，在男孩子中间也很有人缘，也很受老师喜爱，得的奖状足有一百张。哪所公立学校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女孩。不过，倒不是因是自家姐姐才这样说，我姐姐可不是别人一宠就自以为好了不起或对人摆出一副不冷不热面孔的人，她不喜欢哗众取宠，只不过是不论干什么都自然而然干得最好罢了。

“这么着，我从小就决心当一个可爱的女孩。”直子一边来回旋转着芒草穗一边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直听着周围人夸姐姐脑袋又好使又会体育又有人缘这些话长大的，觉得自己再怎么死追活赶也撵不上姐姐。加上要是光论长相，倒是我稍漂亮一点儿。父母也像是打算让我在他们的疼爱下长大，因此一上小学就把我送入那样的学校：天鹅绒连衣裙、镶花边的短罩衫、漆皮鞋，还学钢琴和芭蕾舞。不过因此姐姐可喜爱我了，喜爱得不得了，真像对待可爱的小妹妹似的，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送给我，领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教我怎样用功，同男朋友约会时也带我一起去来着。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姐姐。

“至于她为什么自杀，谁也弄不明原因，和木月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年龄也是十七，直到事件发生前也没有自杀的征兆，遗书也没有——一样吧？”

“倒是的。”我说。

“大家都说那孩子聪明过分了，看书看过头了。可也是，确实手不离书，有好大一堆书。姐姐死后我也看了不少，心里很难过。书里有她写的字，夹着标本花，还夹有男朋友的信。为此我哭了好几场。”

直子停了一下，默然转动着芒草穗。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一手处理，几乎没找过谁商量或求人帮忙。也不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不过是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父母也对此习以为常，说这孩子撒手不管也不要紧。我倒是经常找姐姐商量，她非常热心地教这个教那个，可自己不找任何人商量，全都一个人解决。既不发脾气，又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女人嘛，例如来月经的时候不是心情烦躁得要冲人发火吗，或多或少。姐姐连那种情形也没有。在她身上，是用消沉来代替不高兴的。往往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一连两三天闷在自己房间睡觉。学校不去，东西也几乎不吃。把房间光线弄得暗暗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但不是不高兴。我一放学回来，就把我叫到房间里，让我挨她坐下，一一问我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外乎和同学做什么游戏了、老师讲什么了、测验成绩如何了等等。姐姐都听得很专心，还谈感想，提建议。可要是我不在——例如去跟朋友玩或出去练芭蕾，她就继续一个人发呆。这两三天一过，她就一下子恢复得和平时一个样，神采飞扬地上学去。这种情形，嗯——好像是持续了四年。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放心，大概找医生商量过。但她总是两三天一过就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父母后来就以为反正不管也会自然好起来的，说她是个聪明刚毅的孩子。

“可是姐姐死后，我无意中听过父母的谈话。谈的是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的事。说那个人也是脑袋好使得很，十七到二十一岁在家里一关四年，结果一天突然说要外出，就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了。所以父亲这样说来着：‘还是血统关系吧，我这方面的。’”

直子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用指尖一点点掐掉芒草穗，撒在风中吹走。全部掐光以后，便把草梗像缠细绳似的一圈圈缠在手指上。

“发现姐姐死的是我。”直子接着说，“小学六年级的秋天，十一月，天下着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当时姐姐读高中三年级。我练完钢琴回来是六点半，母亲正在准备晚饭，让我叫姐姐吃饭。我跑上二楼，敲姐姐房间的门，喊声吃饭了。可是，没应声，静静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又敲了一下开门进去。本来我以为她睡着了呢，不料姐姐没睡，站在窗口前，脖子稍歪，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就像在思考什么。房间里一片昏暗，灯也没开，所有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我招呼说：‘干什么呢，吃饭喽！’但说完后，发觉她的个子比平时高。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呢？是穿高跟鞋，还是蹬在什么台子上了呢？我就走到跟前，刚要开口时，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脖子上有一根绳。绳从天花板梁上笔直地垂下来——那可是真直，直得可怕，简直像用墨斗在空间‘嘭’地打下的一条线。姐姐穿着白色的短罩衫——对了，正是我现在身上这件便式的，下身一条灰裙子。脚尖像跳芭蕾舞一样紧绷绷地伸着，地面与脚尖之间有二十厘米左右没有任何阻碍的空间。那情形，我看得可真切着呢。还有脸，脸也看了，不能不看。我心想得赶紧到下边告诉母亲，得大声喊叫，可身体偏偏不听使唤，偏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本来我的意识要赶快下去，身体却要擅自把姐姐的身体从绳子上解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我在那里愣了五六分钟，处于虚脱状态，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像体内什么东西僵死了似的。我一动没动待在那里，直到母亲来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没动，和姐姐一起，在那又暗又冷的地方……”

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

“可我或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记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去，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住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快到三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的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一个人影的空旷草地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大提琴开头的旋律。

“巴克豪斯和伯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也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呷咖啡边说。

晚饭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喋喋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再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椰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做财务的女孩，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地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

“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九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至于耽误晚上打工了。”

“遗憾呐！时间再充裕些就好了！”

“那一来，我也怕要赖在这里不走喽。”我笑道。

“啊，可也是。”玲子说，然后转向直子，“对了，得去阿冈的家讨葡萄吃，忘得死死的了。”

“一块儿去？”直子问。

“噢，借渡边君一用好么？”

“好好。”

“那么，两人再来个夜间散步吧。”玲子拉起我的手说，“昨天还差那么一点点，今晚搞利索算了。”

“请请，悉听尊便。”直子哧哧笑道。

风凉浸浸的，玲子在衬衫外面套了件对襟羊毛衫，双手插进裤袋。她边走边望天，像狗似的抽鼻子嗅了嗅，说“有一股雨气味儿”。我也同样嗅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嗅到。不过天空云层确实多了起来，月亮也被掩到后面去了。

“在这里待久了，光嗅空气的味道就能大致捉摸出天气。”

走进工作人员住宅所在的杂木林后，玲子叫我稍等一会儿，独自走近一户房前按了下门铃。一位主妇模样的妇女出来，同玲子站着聊了几句，然后嘻嘻笑着折身转回，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玲子接过，对她说了声“谢谢，晚安”，朝我这边赶回。

“瞧，葡萄要来了！”玲子举起塑料袋给我看。袋里的葡萄相当有分量。

“喜欢葡萄？”

“喜欢！”我说。

她取出最上头的一串递给我：“已经洗过，吃好了。”

我边走边吃，皮和籽随口吐在地上。葡萄着实水灵得很。玲子吃着自己那份。

“三天两日教那家男孩一次钢琴。作为酬谢，那家人这样那样给了我不少东西，这两天喝的葡萄酒就是。还可以托他们在市内买一点零碎用品。”

“昨天你没讲完，想接着听下去。”我说。

“好啊。”玲子说，“不过要是每晚都回去得那么迟，直子怕要怀疑你我的关系吧？”

“就算那样也想接着听完。”

“OK，那就到有屋顶的地方讲好了，今天有点凉。”

她从网球场往左拐，走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几个像筒屋一样排在一起的小仓库跟前，打开头排一座的门，进去拉开电灯。

“进来吧，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仓库里靠墙整齐排列着越野滑雪板、雪杖和靴子，地上堆着扫雪工具和除雪剂等物。

“以前每当想一个人待一会的时候，就常来这里练吉他。小地方不错吧？有条不紊的。”

玲子弓身坐在除雪剂袋子上，叫我坐在旁边。我乖乖落座。

“房间里有点憋烟，可以吸烟么？”

“别客气，请。”

“戒不了，就这个戒不了。”玲子蹙起眉头说，旋即如饥似渴地吸了一口。吸烟吸得如此香甜的人怕是为数不多。我一粒一粒揪着葡萄，细嚼慢咽，把皮和籽扔进当垃圾箱用的白铁皮罐里。

“昨天讲到哪儿了？”玲子问。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爬上悬崖峭壁掏燕窝，是这里吧？”我说。

“你这人也真怪，开玩笑还一本正经的。”玲子有些愕然。

“讲到每周六上午那女孩来练一次钢琴，大概。”

“对对。”

“如果把世人分为善为人师和不善为人师两类的话，我可能属于前一类。”玲子说，“年轻时并没那样想，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去想的关系。可是一旦上了一定年纪，有了自知之明，就开始这样认为了。就是说，自己擅长教别人东西，我，真的很有两手咧！”

“我也那样看。”我表示同意。

“较之对自己本身，对别人我要耐心得多，而且容易找出对方好的一面，我是这一类型的人。总之就像火柴盒侧面那块粗糙的擦火皮，不过这没关系，无所谓的。我也并不厌恶自己的这副德性，同二流火柴杆相比，我还是更乐意当一流火柴盒。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呃——还是在教那女孩之后。那以前，年轻时我也短期教过几个人，但当时没怎么在意，而在教那女孩后就意识到了。嗬，真没想到自己教别人教得那么得心应手。就是说，钢琴教得非常顺利。

“昨天就说过，在技巧这点上，那孩子弹得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况且她本人也没想当音乐家，这样我教起来也格外轻松省力。加上她就读的学校差不多是一所预科式女校，只要成绩说得过去，就可直接升入大学，用不着拼死拼活用功，她母亲也叫她只管尽情学点课外的算了。所以，对那孩子，我没有啰啰嗦嗦指手划脚。而她也讨厌别人这样做，这点刚见面我就看出来了。尽管她口头上百依百顺，可骨子里绝对一意孤行。这么着，我首先让那孩子喜欢怎么弹就怎么弹，百分之百地。然后我才用各种弹法演奏同一支曲子，两人一起探讨哪种弹法好以及喜欢哪一种等等，之后让她重弹一遍。结果，她比前次弹得大有长进。她能敏锐地捕捉一种弹法的高明之处。”

玲子停了一下，看着香烟头上的火亮。我则继续默默吃葡萄。

“我自以为自己的乐感已相当不错，可那女孩还在我之上。真替她惋惜啊，假如从小就跟好老师接受系统训练，将会很有出息，可惜不是那样。不过归根结蒂，那孩子也经受不住系统训练。世上是有这种人的：尽管有卓越的天赋才华，却承受不住系统训练，而终归将才华支离破碎地挥霍掉。我就亲眼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一开始果真叫人拍案叫绝，例如对十分深奥的乐谱，有人只消扫一眼就能一气流注地弹奏下来，而且相当精彩，使听的人大为倾倒、自愧不如。但他们仅此而已，而不会再往前迈步。为什么呢？因为不付出努力，不肯下功夫刻苦训练，在宠爱中忘乎所以。小时候凭一点儿小聪明，不用功也弹得不错，对此大家免不了夸奖一番，于是本人便把用功看成了无聊勾当。他们不是可以把其他孩子花三周练的曲子只用一半时间就练完吗，老师势必说这孩子行，叫他往下练习。结果他们又一次只用一半时间弹下来，还是能往下跑。就这样，他们不懂得下苦功夫，忽略了对人格形成必不可少的这一主要因素。这是悲剧。说起来，我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形，幸亏我的老师管得严，才保住了这个程度。

“不过，教那女孩练琴是很开心的事，就像乘着一辆性能良好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般。手指稍稍一动，便接二连三地顺流而下，尽管有时速度过快。教这种孩子的诀窍首先不要夸奖过头，因为从小就听惯夸奖话了，再多夸她也不会在意，有时掌握好分寸夸两句就可以了。其次不要强加于她，让她自己选择。不是让她贪多求快，而是让她停下来回味。就这几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抓出实效。”

玲子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深深吸了口气，似乎想使感情平静下来。

“练完琴后，就喝茶聊天。有时我也模仿爵士钢琴教她，告诉她这是巴德·鲍威尔，这是塞洛尼斯·蒙克。但大多时候是听那孩子滔滔不绝。她那嘴巴也实在灵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昨天我也提到过，大部分话都是无中生有，但有趣还是蛮有趣的。观察准确敏锐，表达恰如其分，有挖苦有幽默，很能挑动人的感情。总之，她是个非常会耍手腕来刺激别人感情的孩子。她本人也知道自己有这种才能，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巧妙而有效的利用，或使人恼怒，或使人悲伤，或使人同情，或使人沮丧，或使人欣喜，随心所欲地刺激别人的感情。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却无谓地操纵了别人的感情。当然这点是后来才揣度出来的，当时并不晓得。”

玲子摇一下头，吃了几颗葡萄。

“一种病啊！”玲子说，“是在患病。那种病，就像一个烂苹果要把周围的苹果都毁掉一样。而且她的病谁都无药可医，要一直病到死才能解脱。所以，换个角度想，她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假如我不是受害者，我也会那样想，认为她同样是个牺牲品。”

接着玲子又吃起葡萄来，仿佛在思索应该怎样表述。

“半年时间里，尽管她的话听起来有时会不觉一怔，有时会感到纳闷儿，但总的来说还是蛮愉快的。在深入交谈的时间里，我又发觉她不论对谁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恶意，而那恶意无论怎么看都只能是毫无道理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对此我有时不寒而栗，有时又觉得这孩子太机灵太敏感了，叫人弄不清她心里的真实想法。但转念一想，人谁没有缺点呢？再说我毕竟不过是一个钢琴教师，何苦计较那么多呢，她人品如何性格好坏与我有何相干呢？只要她能乖乖练琴，作为我不就OK了么？何况我毕竟挺喜爱那孩子的，说心里话。

“只是，我注意对那孩子轻易不讲我个人的事，我本能地觉得还是不讲为妙。因此，尽管她在我身上这个那个盘问再三——她着实渴望知道——我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例如怎么长大的啦，在哪里上学啦。她说还想多知道些，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呢，无非在虚度人生，有个普普通通的丈夫，有个孩子，整天操持家务。‘但我就是喜欢老师您’，她说，还定定地看着我的脸，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给她那么一看，我心里真有些发怵，倒不是觉得不舒服。可我还是适可而止，没告诉她更多的事。

“大概是五月份吧，一次正练琴的时候，那孩子突然说心里难受。一看脸，果然面色苍白，直冒汗。我就问她，怎么办？回家？她说先让她躺一下，躺一躺就会好的。我说可以，让她过来躺在我的床上。我几乎是把她抱到卧室去的。家里的沙发小得可怜，只能让她进卧室躺下，她说对不起，添麻烦了。我说没关系，别介意。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了，只要我在旁边陪一会儿。我说好的，陪多久都可以。

“不大工夫，她像很吃力地说：‘对不起，给我搓一下背好么？’一看，汗出得很厉害，我就使劲给她搓背。不料她又说：‘实在抱歉，能把胸罩解掉吗？怪难受的。’我只好动手替她解。她只贴身穿件衬衫，我便解开纽扣，摘下背部的胸罩挂钩。就十三岁女孩来说，乳房真够大的，有我的两倍。胸罩也不是小孩用的，不折不扣的大人用品，而且相当高级。但我没在意这些，只是一味替她搓背，傻子似的。那孩子好像非常过意不去，一再道歉，每次我都说没关系，别客气。”

玲子接连把烟灰点落在脚前。这时我已不再吃葡萄，出神地听着。

“这时间，那孩子竟抽抽搭搭哭出声来。

“‘喂，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不会没什么吧？照实告诉我！’

“‘我时常这个样子，自己也没办法控制。又孤单，又伤心，没一个人可依靠，谁也不理睬我。所以一难过起来，就这德性。晚间觉也睡不好，饭也不想吃。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到老师这里来。’

“‘哦，怎么会那样呢？好不好讲给我听听？’

“‘家庭不和，’她说她爱不起父母来，父母也不爱她。说父亲外面有女人，动不动就夜不归宿，母亲气得要死要活，就拿她出气，她几乎天天挨打。她说就怕回家。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招人怜爱的眼睛里充满泪水。那样子，神仙看了都会动情。于是我跟她说：既然那么不乐意回家，那么练琴时间以外也来我家玩好了。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说：‘真对不起。要是没老师您，我真不知怎么才好。别嫌弃我，要是您都嫌弃，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无奈，我抱着她的头抚摸着，连声答应说好的好的。这当儿，她把手绕到我背部抚摸起来，摸着摸着，我渐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也难怪——和那简直像从画上剪下来一般的漂亮女孩在床上抱在一起，她又来回摸我的背，而且摸法极能挑起性欲。相比之下，丈夫那两下子根本不值一提。每被她抚摸一下，身体就像肢解了一点，就是那么厉害。等我明白过来时，她已经脱掉我的衬衫，摘下我的胸罩，摸我的乳房。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这孩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同性恋者。以前我也曾经历过一次，高中时跟一个高年级女生。我对那女孩子说不行，快住手。

“‘求求您，一会就行。我，实在太寂寞了，不骗人，真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个人，别嫌弃我。’说着，她抓起我的手贴在她胸前。那乳房形状好看得不得了，手一接触，就连同性的我，胸口都禁不住一阵酥麻。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傻呆呆地一个劲儿说不行、那可不行。但不知什么缘故，身体却一点儿动弹不得。高中时还可以把对方一把推开，可那时就是身不由己。对方用左手抓住我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部上，嘴唇在我乳头上轻轻地舔吮，右手在我后背、侧腹、臀部上摸来摸去。结果在拉合窗帘的卧室里被这十三岁女孩脱得光光的——衣服不知什么时候给她一件件脱掉了——由她爱抚。现在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可当时就好像着了魔似的。那孩子一边吸我的乳头，一边一声接一声地说‘我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人，别嫌弃我，我实在太寂寞了’。而我只是一口一个‘不行、不行’。”

玲子止住话，吸了口烟。

“知道吗，我对男人提起这事还是第一次。”玲子看着我的脸说，“我觉得还是对你说了好，可毕竟难以启齿得很，这种事。”

“对不起。”我说。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样持续了一会，她右手慢慢下滑，隔一层三角裤触摸那里。那时我已受不住了，湿得一塌糊涂，这话实在不好意思出口。湿到那个程度，前前后后只那一回。相对说来，那以前我觉得自己对性方面是比较淡的。因此，当时连自己也有些茫然不解，为什么会湿到那个地步。接着，她把细细软软的手指探进三角裤内，就……嗳？明白吧？接下去我真的说不出口，无论如何。那感觉，和男人粗糙的手指完全不同。不得了，真的，就像被羽毛撩拔似的。我脑袋里的保险丝眼看就要断掉。然而，尽管血冲头顶，我还是意识到这样万万使不得。一来这种勾当一旦开头往后势必持续下去，而如果背上这个秘密包袱，我的脑袋肯定又要四分五裂；二来我还考虑到孩子，这种场面被孩子撞见可怎么办？虽说孩子星期六去我娘家玩，要到三点才能回来，但要是突然赶回来可怎么收场呢？这么一想，我就拿出吃奶力气翻身坐起，叫一声‘快住手’！

“可她没停。那时她已经脱了我的三角裤，把脸凑上去。因为难为情，连丈夫也没让那么做，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却在那里肆无忌惮。我实在吃不消，哭了。好像又一次升上了天国。

“‘住手！’我又一声大叫，打了她一个嘴巴，狠狠地。她这才总算作罢，抬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一丝不挂，坐在床上面面相觑。她十三，我三十一……但我一看那女孩的身体，真有些自惭形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十三岁女孩的身子，现在都不能相信。往那女孩面前一站，自己这身子算什么东西呀，简直惨不忍睹，恨不得呜呜哭上一场，真的。”

我不好说什么，默然。

“女孩问我为什么叫她停止。她说：‘老师也喜欢这个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是喜欢吧？看得出来，那滋味，比和男人做好得多吧？你都湿成这样了。我还会让你更舒服些，不骗你，能让你舒服得像溶化了一样，好吗，嗯？’事实也真如那孩子说的，确确实实。同丈夫相比，那女孩实在让人销魂，也想让她继续，但又不能那样。‘我们一星期来一次吧，一次就行。谁也不会觉察，作为我和老师两人的秘密，嗯？’那女孩说。

“我站起来，披上睡衣，叫她回去，并说再别登我家门。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却不同往日，变得毫无生气，简直就像颜料在纸板上涂的两个圆点，平板呆滞，没有纵深感。她定定地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归拢衣服，像有意给我看似的一件一件慢慢穿起，接着返回钢琴间，从手提包里拿出梳子，梳好头发，用手帕擦去嘴唇的血，穿鞋出门。临出门时她这么跟我说的：‘你是同性恋者，这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真是那样吗？”我试着问。

玲子扭起嘴唇沉吟片刻：“既非是，又非不是。因为较之同丈夫之间，跟那个女孩那次更为兴奋，这是事实。所以我一度真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来着，深深苦恼过，而那以前我并没意识到。但近来我改变了想法。当然不能说身上不存在那种倾向，可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并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女孩时，我自己这方面并未积极动过情欲，懂吗？”

我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我即使搂着直子，也几乎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尽管直子的身子是那样娇美动人，但是，呃——仅此而已。知道吗，我们做过一次同性恋游戏呢，直子和我。这话你不想听吧？”

“请说下去。”

“我向直子提议的时候——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直子试着用各种技巧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两人都脱得光光的，但就是不行，根本不行。只觉得痒痒的，痒得要死要活，现在想起来都不是滋味。这方面，直子实在笨得可以！怎么样，多少放心了吧？”

“嗯，的确是。”我说。

“喏，大致就是这样。”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走出门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那个女孩摸过舔过的身体洗得一干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掉不了。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我让丈夫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起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那么厉害的冲动，婚后还是头一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女孩手指的感觉还留在体内，就因为这个。咳，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还说什么‘干呀’、‘妙啊’。”玲子翘起嘴唇笑道，“可是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那女孩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一个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都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星期，再再下一星期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淡忘的，却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神态却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躲闪惟恐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在同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外面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谣言，我说不知道。

“‘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定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谣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就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她也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的父母深信不疑，对左邻右舍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道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到底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自己呜呜把眼睛哭得红红的，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能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都相信女孩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一边抽抽搭搭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我思前想后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动手动脚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叫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一千道一万，有谁能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会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发条再次飞掉，即使现在，我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在公司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找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不，’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着天花板上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发条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现在无论去哪里，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同样要求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了。’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觉察出自己恐怕得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来说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六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砰’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白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山雨欲来的气息，那气息里掺杂着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味儿。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再没作声。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洒落下来，灯光宛如细粉末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长谈过后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那么富于青春活力。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了下直子的脑袋。

“两个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说不出口的事。”我说。

直子哧哧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奴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

“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雨继续下着，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香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变调》和《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之后弹了巴卡拉克，弹了列农与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喝起葡萄酒，之后又把薄金属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妙。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十一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十二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下。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你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乳房的形状。我隔着睡衣，用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反复缓慢地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入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入了静静的梦乡。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蒙，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雾霭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鸟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防水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挤在鸟舍尽头避雨。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于到来年春天才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鸟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个人都穿着直子和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的东西都显得色调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是唯一被允许在下雨的早晨彷徨于地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息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大概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犹豫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一颗引力略有差异的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心里不由得生出悲戚。

回到宿舍，已经四点半了。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六点到十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怅怅地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青春女郎，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托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唱片店隔壁，是一家成人玩具店。一个总像睡不醒的中年男子在卖怪模怪样的性器官模型。在我看来，无一不是不知何人做何用的玩艺儿，但买卖居然相当兴旺。店斜对面的胡同里，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学生在大反其胃。马路对面的娱乐厅里，附近一家餐馆的厨师在玩一种需投入现金的排五点⁽³⁾游戏，以此消磨时间。脸色污黑的流浪汉蜷缩在已经关门的店檐下一动不动。一个涂着淡粉色口红、怎么看都只能是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跨进店来，问我能否放滚石乐队的《闪光的爆竹》给她听。我便拿来唱片放上，她打着响指伴奏，扭动腰肢跳起来，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抽出一支店长留下的“百灵鸟”递过去，女孩抽得有滋有味。唱片放完后，连声谢谢也不说便扬长而去。每隔十五分钟传来一阵救护车或警车的怪叫声。三个醉得五十步笑百步的公司职员冲着一个正在打公共电话的长发漂亮女孩连声叫“傻×”，嬉笑不止。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纭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店长吃完晚饭回来，对我说：“喂，渡边，前天我和那边服装店的女的干了一家伙。”他很早就看中了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工的女孩，经常拿店里的唱片当礼物送给她。我说那不错嘛，他便从头到尾细讲一遍。“要是想搞女人嘛，”他得意洋洋地开导我，“反正就是要送东西，接下去反正就是不管死活地给她灌酒，要灌醉，一杯接一杯灌，反正。再接下去就只剩下动干戈了。简单吧？”

我抱着混乱不堪的脑袋乘电车返回宿舍，拉合窗帘，熄灯上床。刚一躺下，恍惚觉得直子即将钻进自己被窝。而一合眼，便感到她那柔软丰满的乳房紧贴着自己胸口，耳边响起她的呢喃细语，手心腾起她身体的曲线。借助冥冥夜色，我得以重返直子那狭小的天地。我呼吸草地的清香，倾听暗夜的雨声，回味月光下目睹的直子裸体，想象那被黄色雨衣拥裹的丰腴匀称的胴体清扫鸟舍、照看蔬菜的情景。于是我握住勃起的东西，一边想着直子一边自慰。一泄而出之后，混乱的头脑似乎有所平息，但还是毫无睡意。本来折腾得够疲乏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眠。

我翻身下床，在窗口前对着升旗台茫然注视良久。那没有挂旗的白色旗杆，活像一具划破夜幕的巨大的白骨。直子现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睡觉吧？是在那不可思议的狭小天地的暗影中安然入睡吧？但愿她别再陷入痛苦的梦境。

(1)　沃尔沃：一种瑞典制造的轿车。

(2)　日语中，医生和老师都写作“先生”，发音相同，故有此误解。

(3)　排五点：一种用纸牌拼凑方块的赌博。

第七章

第二天是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些了，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卖套餐的店里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不料在路上碰到了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最终，我还是和绿子走进了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长袖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线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迪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喱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绿子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噢——”

“这‘噢——’是什么，到底？”

“也不是非是什么不可，一种回答方式罢了。”我说，“怎样，这几天可又失火了？”

“唔，那次好玩极了。没发生多大伤亡，烟倒是铺天盖地冒得可观，太有现实性了，真叫人开心。”说罢，绿子又咕嘟咕嘟大喝其水，然后透过一口气，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咦，渡边君，怎么搞的？表情好像有点发呆，眼珠也聚不起光来。”

“刚旅行回来，有点累。其实没什么。”“瞧你那脸，活像见过幽灵了。”

“噢——”

“嗳，渡边君，下午有课？”

“德语、宗教学。”

“不能逃课？”

“德语不成，今天考试。”

“几点完？”

“两点。”

“那，完了一起上街喝酒好不？”

“下午两点就喝？”我问。

“偶一为之嘛。你那样半死不活的，一块儿喝酒提提神，再说我也想借着同你喝酒振作一下。嗯，没问题吧？”

“好吧，那就去喝。”我叹口气说，“两点在文学院的中院里等你。”

德语课一结束，我们就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新宿，钻进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地下爵士乐酒吧间，各自喝了两杯伏特加。

“我常来这里。这里即使白天喝酒，也觉得心安理得。”

“大白天就这么喝？”

“偶尔的。”绿子哗哗啦啦摇着杯里剩的冰块。“每当社会叫我不快，就来这儿喝伏特加。”

“社会叫你不快？”

“偶尔。”绿子说，“我自身也问题蛮多哩。”

“举例说？”

“家里、恋人、月经不调——多着呢！”

“再来一杯？”

“那自然。”

我扬手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伏特加。

“咦，上次那个星期日你吻我了吧？”绿子说，“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那很好，好极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绿子又学舌起来，“你这人，说话的方式真是古怪。”

“是吗？”我说。

“是不是先不管。当时，我这么想来着：假如这是生来同男孩子的第一个吻，那该有多棒！假如可以重新安排人生的顺序，我一定把它排为初吻，绝对。之后就这样想着度过余下的人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晾衣台上吻过的那个叫渡边的男孩如今怎么样了呢，在这五十八岁的今天？如何，你不觉得棒极了？”

“是很棒吧。”我边剥开心果边说。

“我说，你干嘛老那么呆愣愣的，再问你一次。”

“大概是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吧。”我沉吟一下说，“总觉得这并不像是现实中的世界，男男女女也罢，周围景致也罢，都似乎脱离了现实。”

绿子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看着我的脸说：“吉姆·莫里森的歌里好像有这么一句。”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 are a stranger.⁽¹⁾”

“结束。”绿子说。

“结束。”我也应道。

“同我一起去乌拉圭算了。”绿子依然一只胳膊拄着台面说，“什么恋人呀，家呀，大学呀，统统抛开不管。”

“那也不坏嘛。”我笑道。

“摆脱一切纠缠，跑到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地方去——你不认为这样好得很？我可总是跃跃欲试。所以，要是你一下子把我领去遥远的地方，我保准为你生一大堆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大家一块儿无忧无虑地过活，抱在地上打滚，叽里咕噜的。”

我笑了笑，端起第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你还不大想要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吧？”绿子问。

“兴趣倒是极浓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说。

“无所谓，不想要也无所谓。”绿子边吃开心果边说，“我这人也怪，下午一喝起酒来就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说什么要抛开一切一走了之。就算跑到乌拉圭去，恐怕除了臭驴粪还是臭驴粪。”

“呃，或许。”

“到处都是臭驴粪，留在这里也罢，去那地方也罢，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喏，这硬的给你。”绿子递给我一个壳更硬的开心果，我费了好大劲才剥开。“不过，上次那个星期天，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和你两人在晾衣台上看火灾，喝酒，唱歌。的的确确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哼，别人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见面就叫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起码你什么也没强加于我。”

“大概对你的了解还没达到要强加什么的程度。”

“那么说，如果再多一些了解，你也要这个那个强加于我啰？和别人一样？”

“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吧。”我说，“现实世界里，很多方面人们都在互相强加，以邻为壑，否则就活不下去。”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这我看得出来。在分析强加于人和被人强加这点上，我还算是个小小的权威。你不属于那一类型，所以同你在一起才心里安然。嗳，你知道么，世上喜欢强加于人或被人强加的人有相当一大批哩！他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扯皮，并且乐此不疲。可我就是不喜欢，除非非那样不可。”

“你强加给人什么或别人强加给你什么了，你？”

绿子把冰块放进口里，含了一会说：

“你想进一步了解我？”

“有兴趣，多多少少。”

“咦，我在问你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我’。你这么回答，不认为太冷酷了？”

“是想进一步了解你。”我说。

“当真？”

“当真。”

“即使我不愿理解你？”

“那么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着，绿子皱起眉头，“再来一杯。”

我叫过男侍应生，让他拿第四杯来。等酒的时间里，绿子臂肘拄着台面，支颐凝坐。我默默听着塞洛尼斯·蒙克弹的《金银花》。店里有五六个客人，但喝酒的只我们俩。咖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午后幽暗的店里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这个星期天，你有空？”绿子问我。

“以前也说过，星期天总是闲着没事，除了六点钟要去做工。”

“那，这个星期天能陪陪我？”

“好的。”

“星期天早上去宿舍接你，时间倒说不准。可以么？”

“可以，完全可以。”

“嗳，渡边君，可晓得我现在想干什么？”

“这——想象不出。”

“想躺在一张大大的、软绵绵的床上，首先。”绿子说，“喝得大醉，而且醉得舒舒服服，周围臭驴粪半点儿也没有。身旁有你躺着，你一点一点脱我的衣服，轻手轻脚地，就像母亲给婴儿脱衣服一样小心翼翼。”

“唔。”

“脱到中间我还觉得怪舒服的，迷迷糊糊地不动。但我突然清醒过来，叫道，‘不行，渡边君！’我说：‘我是喜欢你，可我另有相处的人，万万使不得，这方面我还相当保守。快别那样，求求你。’可你偏偏不听。”

“听的呀，我。”

“知道。这是幻想场面，就这样好了。”绿子说，“接着，你把那家伙亮出来，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我马上闭起眼睛，但还是瞥了一眼，并且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么大那么硬，怎么也进不去的。’”

“不怎么大呀，一般。”

“行了，你。幻想嘛！那一来，你显得十分沮丧。我看你太可怜了，只好慰劳一下说，‘好好，瞧你那馋样儿。’”

“这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是啊。”

“得得！”我说。

总共喝罢五杯，我们才起身。我刚要付款，绿子“啪”一声把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²⁾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让女人请客，那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因为又硬又大。”

“就是，”绿子说，“因为又硬又大。”

绿子有点醉了，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了。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打量着商店橱窗一路逛着。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停住脚，细细看着我的眼睛：“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五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嗳，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脸对脸五花大绑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门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十五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着看。”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咦，这里的人莫非全都手淫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女孩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边搞的。”

“苏伊士运河？”

“比方说。”

“就是说想的是特定的女孩？”

“我说，这个你问你男朋友去好不好？”我说，“我干嘛星期天一大早就非得给你一五一十介绍这个不可？”

“只是想知道一下嘛！”绿子说，“何况问他这个他肯定大发雷霆的，说女人不可以对这种事刨根问底。”

“言之有理。”

“可是想知道呀，我。纯属好奇心。告诉我，手淫时想的是特定的女孩子？”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别人如何不大清楚。”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可想着我搞过？老实交待，我不生气。”

“没有过，说实话。”我如实答道。

“为什么？莫非我缺少魅力？”

“不然。你有魅力，又可爱，富于挑逗性的样子也绝对合适。”

“那为什么没想我？”

“首先我把你当朋友，不想把你卷到那里边去，不想把你卷到性幻想之中；第二……”

“因为另有供你想的人？”

“也可以那样理解。”我说。

“在这种事上你倒也蛮守礼节。”绿子说，“我，喜欢你这点。不过，能不能叫我也扮演一次？哪怕一次都好。就是进到性的幻想或妄想之中。我很想出场试试，我们是朋友，所以才求你。这事不好求别人——总不能开口说今晚手淫时想着我点儿吧？正因为把你当作朋友才求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例如都做了哪些。”

我叹息一声。

“不过进去可不成哟！我们毕竟是朋友，嗯？只要不进去，其他随你便，怎么想都行。”

“行不行呢……居然还有限制，这可没尝试过。”我说。

“能想我一次？”

“想就是。”

“我说，渡边君，你别认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啦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仅仅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的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妇女杂志的附录上面写的，和这不是一码事。我只是作为一种case study⁽³⁾。”

“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脾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什么性爱抚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音乐演奏会什么的吗？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吗，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得应允。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扽一扽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绿子左手攥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虚拟语气和过去虚拟语气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可有什么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什么具体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虚拟语气什么微积分什么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啰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觉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觉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觉，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什么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莫非有什么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拉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虚拟语气有何用处，但没有一个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那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激进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英语虚拟语气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没懂。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作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鸣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IBM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气人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每人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乖乖地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紫菜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都放有马哈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嘛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紫菜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六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特伦，看帕索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虚拟语气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⁴⁾。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结束。”我说。

“结束。”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作声，默默移动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的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踩响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似的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大约看了十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的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好像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又马上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⁵⁾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了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叨叨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说两三天内会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摩托车摔个跟头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吃。”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回答。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在喷云吐雾，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之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不饶人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一件掉在路上的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让你来这样的地方不好意思——能再多陪陪我？”

“五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夏尔·茹尔当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有趣有趣。”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够快活的。”

“由于欲火中烧，大凡能干的概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君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噼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顶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

回到病房，绿子又向父亲天南海北絮絮不止，父亲或“啊”或“唔”应和着，不然就缄口不语。十一点时，邻床男子的太太来了，给丈夫换睡衣、削果皮。这圆脸太太看来人很随和，同绿子这个那个闲话家常。护士进来，换上一瓶新点滴，同绿子和邻床太太交谈几句，便走开了。这时间里我无所事事，怔怔地四下打量病房，或看窗外的电线。电线上不时有麻雀飞来歇脚。绿子则向父亲搭话，给他擦汗、取痰，同旁边的太太和护士交谈，还找些话跟我说，不时看看点滴状况。

十一点半，医生进来查房，我和绿子到走廊等候。医生一出来，绿子便问：

“大夫，情况怎么样？”

“手术刚完不久，正采取止痛措施，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医生说，“不经过两三天时间，我也弄不清手术结果。如果顺利就顺利，若不顺利到那时候再想办法。”

“不至于还打开脑袋吧？”

“这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医生回答，“喂，今天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

“好看吧？”

“可上楼梯怎么办，这？”医生问道。

“不怎么办啊，亮相就是。”

后面的护士哧哧直笑。

“我说你呀，过几天最好来住院打开脑袋看看。”医生惊讶地说，“另外，在医院里尽量乘电梯，我可不愿再增加病人，现在都已忙得不亦乐乎。”

查完房后不多会儿，到了开饭时间。护士推着装饭菜的小车逐个病房分发。绿子父亲那份，是肉汁汤、水果、煮得很软的去骨鱼肉和捣成果酱状的蔬菜。绿子把父亲仰面放平，转动脚下的手柄，把床头升起，用汤匙喂汤。父亲喝了五六口，便侧过脸说“不要了”。

“这点都吃不完怎么行啊，你？”

“过会儿。”父亲说。

“这哪成，不好好吃东西，哪里能有精神。”绿子说，“小便还不要紧？”

父亲“啊”了一声。

“渡边君，我们到下面食堂吃饭去？”

“也好。”我说。

不过说实在话，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食堂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又是来探病的客人，搅得天翻地覆。这本是地下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个窗口也没有，摆着一排排餐桌餐椅。人们一边吃饭，一边七嘴八舌议论什么——大概是有关病情方面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地道中说话似的，发出“嗡嗡”回声还不时响起比这回声还大的广播，呼叫医生护士。在我占据餐桌的时间里，绿子用铝盘端来两人的套餐。有奶油炸肉饼、土豆色拉、生甘蓝丝、炖菜、米饭和大酱汤，装在患者用的那种白塑料碟碗里。我吃一半剩了一半，绿子则吃得很香，一扫而光。

“渡边君，你肚子不怎么饿？”绿子边呷绿茶边问。

“呃，不怎么。”我说。

“医院的关系。”绿子环顾四周说，“不习惯的人都这样。味道、噪音、沉闷的空气、病人的面孔、紧张、焦躁、失望、痛苦、疲劳——就是这些造成的。是这些东西勒紧人的胃袋，把食欲搞没了。不过一旦习惯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不好好填饱肚皮，照看病人也无从谈起，真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的病都是我一直照看下来的，经验丰富着哩。要是遇到意外，下顿饭吃不上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能吃的时候务必吃饱喝足才行。”

“有道理。”我说。

“亲戚来探望的时候，不也一起在这里吃饭嘛，结果他们也都吃一半就放下筷子，和你同样。见我吃得干干净净，就说‘绿子这么好胃口，我可难受得根本吃不下东西’。问题是，看护的是我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别人偶尔来一趟，充其量不过是同情！接屎接尿接痰擦身子都是我一个人干。要是光同情就能解决屎尿，我可以比他们多同情五十倍。尽管这样，他们见我吃饭吃得一点不剩，都拿斜眼珠看我，说什么‘绿子这么好胃口’。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我是头拉车的傻驴。一个个老大不小的，干嘛那么不通情达理，那些人？嘴皮子上说什么都轻巧得很，关键是能不能给端屎端尿。我有时也伤心，我有时也筋疲力尽，我有时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本来已无可救药，医生们却聚在一起把脑袋掀开搅来拌去，而且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越重复就越恶化，神经也给弄得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你一直守在眼前看着试试，根本吃不消，吃不消的。还有，存款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后这三年半大学我能不能读完都在两可之间，姐姐在这种状况下婚礼都办不成。”

“你一星期来这儿几天？”我问。

“四天。”绿子说，“这里原则上是特级护理，但实际上光靠护士也干不过来。那些人的确尽心尽力，但人手不够，而要做的事又堆成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得有家人来陪。姐姐要管店里的事，就只好由我找课余时间来。就算这样姐姐每星期也还是得来三天，我四天。又要见缝插针地去幽会，我们超负荷运转啊！”

“既然忙成这样，为什么还时常找我？”

“喜欢和你在一起呀。”绿子摆弄着空塑料茶杯说。

“你一个人去附近散散步吧，两个小时。”我说，“你父亲我来照看一会儿。”

“为什么？”

“最好离开一会儿医院，一个人轻松轻松。别和任何人说话，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说：“倒也是，或许这样好些。不过你懂得做法吗？就是护理方法？”

“看了，大致差不多少：确认点滴、给水喝、擦汗、取痰、尿壶在床下、肚子饿了给吃午间剩的东西。其他不明白的问护士。”

“知道这些差不多也就可以了。”绿子微笑着说，“只是，他脑袋已开始不大正常，常说怪话，叫你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了，可别太往心里去。”

“没问题。”我说。返回病房，绿子对父亲说自己有点事稍出去一下，这时间里由我照料。她父亲对此似乎没什么想法，或者根本没理解绿子说的也有可能。他仰面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若非不时眨巴一下，说死了都有人信。眼睛如同喝得烂醉一般充满血丝，深呼吸的时候，鼻翼微微鼓胀。他已经全然动弹不得，无论绿子说什么都无意回答。他那混沌的意识底下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

绿子走后，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怎么说好，终究未能开口。不大工夫，他闭上眼睡了过去。我坐在他枕旁的椅子上，一边祈祷他千万别就这样死去，一边观察他不时一鼓一鼓的鼻翼。并且思忖，要是这人在我陪伴的时间里溘然长逝，那可太富有戏剧性了——我同他刚刚初次见面，把我和他联结起来的是绿子，而绿子跟我的关系不过同在一班学“戏剧史Ⅱ”罢了。

好在他还算不得临终，只是昏昏沉睡。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脸，尚可听见微弱的喘息声。于是我放下心来，同旁边那位太太搭话。她似乎以为我是绿子的恋人，对我说的尽是绿子。

“那孩子，真是好样的。”她说，“照顾父亲照顾得可周到了，对人热情，脾气又好，心眼转得快，又有主意，还一副俏模样。你呀，可得好好待她，千万撒手不得，上哪儿找那么好的女孩子家。”

“好好待她。”我适当地应了一句。

“我家有个二十一岁的女儿，还有个十七岁的儿子，可医院里压根儿见不到两人的影儿。一有时间就去冲浪呀幽会呀，反正不知跑到哪里厮混去了，简直不成样子。要钱花嘛，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就一溜烟不见人了。”

一点半时，那太太说去买点东西，离开了病房。两个病人都睡得很实。午后柔和的阳光泻满房间，我也不由得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窗边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黄白两色菊花，告诉人们已是秋天时节。病房里荡漾着午间原封不动剩下来的炖鱼的腥味儿。护士们依然“咯噔咯噔”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有时她们也进病房看看，见两名患者都在沉睡，便向我可爱地微微一笑，转身消失了。我想读点什么，但病房里一无书刊二无报纸，唯有日历挂在墙上。

我想起直子。想她那全身只剩一个发卡的裸体，想她那腰间的曲线和毛丛的暗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脱光身子呢？莫非直子那时处于梦游状态不成？抑或仅仅是我的幻觉呢？时间越是流逝，那狭小的天地越是远离开去，我便越是怀疑那天夜里发生的是否实有其事。若以为是幻觉便似乎是幻觉。但就幻觉而论，细节又过于宛然在目，而如果实有其事，又过于完美无缺——无论直子的形体还是明月的银辉。

绿子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咳嗽，我的思路就此中断了。我用纸巾接下痰，拿毛巾擦他额头的汗。

“喝水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大约四毫米幅度的下颏。我拿起小小的玻璃壶，慢慢往他嘴里倒一点点。那干巴巴的嘴唇颤抖一下，喉咙上下动了动，终于把壶里的温吞水全部喝了。

“还喝吗？”我问。

我见他似乎想说什么，便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用干涩而微弱的声音说“可以了”。那声音比刚才还要干涩，还要微乎其微。

“不吃点什么？肚子饿了吧？”我又问。

绿子父亲再次略略点了下头。我便学绿子的样子，摇动手柄把床头升高，用汤匙交替舀起蔬菜羹和炖鱼肉，一口口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吃去一半。然后他微微摆下头，仿佛说可以了。他的头摆得的确十分轻微，可能摆得大会引起头痛。我问水果如何，他说不要。我拿毛巾给他擦擦嘴，重新把床放平，把碟碗放到走廊里。

“好吃么？”我试着问。

“不好。”他说。

“嗯，的确不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道。

这位父亲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眼神有些迷惘，似乎不知是睁开还是闭上好。我陡然想起，他可能不晓得我是谁。但同绿子在时相比，和我单独在一起他倒像是更轻松一些，或许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了，果真如此，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外头好天气，好得很。”我坐在圆椅上，架起腿说，“秋天，星期日，天气又好，去哪里都人山人海。这种日子还是这样在房间里闲聊再好不过，免得辛苦。到人堆里挤来挤去，只落得浑身疲劳，空气又糟糕。星期天我差不多总是洗东西，早上洗，晾到楼顶天台去，傍晚收回，一件一件熨好。我不讨厌熨衣服。眼看着皱皱巴巴的东西变得平平展展，心里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真的。说起熨东西，我还真有两手咧。当然喽，刚开始那阵子不行，简直不像话，咳，反倒弄得除了摺子没别的。可过了一个月后，就上手了。这么着，对我来说，星期天就成了洗东西熨东西的日子。今天是不成了，遗憾呐，这么大好的洗衣服天气。

“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早点儿起来再干就是，用不着介意。反正星期天也没其他要干的事。

“明天一早洗完衣服晾好，十点钟去上课。这门课同绿子一起上，是‘戏剧史Ⅱ’，眼下正讲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您知道吗？是古希腊人，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并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据说最后在马其顿被狗咬死了，但也有别的说法。这是说欧里庇得斯，我倒更喜欢索福克勒斯。这恐怕是各有所好的问题，很难说是因为什么。

“他的戏剧的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古脑儿搅在一起，人在里边根本施展不开身手。明白么？就是很多人一齐出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缘由和道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幸福。这么着，大家都进退维谷。这可以理解。所有人的正义都大行其道、所有人的幸福都圆满获得，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出现。后来你猜怎么样，解决起来倒也非常简单：最后神粉墨登场，整顿交通秩序，发号施令：你去那边，你来这里，你和他一起，你先在那里老实待着别动！就像中间调解人一样。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神的名字叫解围之神。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经常出现解围之神。也就在这点上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存在分歧。

“要是现实世界中也有解围之神出现，那该有多妙啊！每当遇到难处进退不得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飘然降下，一一排忧解难——再没比这更开心的事了。总而言之这就是所谓‘戏剧史Ⅱ’，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大致就是这种东西。”

我说话的时间里，绿子的父亲一声未吭，目光迟滞地看着我。至于我说的他是否多少有所理解，从那眼神中是无从判断的。

“结束。”我说。

说罢这些，肚子一下瘪了下来。早餐几乎颗粒未进，午间套餐也只吃了一半。我着实后悔午间没好好吃饭，但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找了放东西的地方，看有什么可吃的没有。里面只有紫菜罐、止咳糖浆和酱油。纸袋里有黄瓜和葡萄柚。

“肚子饿了，把黄瓜吃掉可以么？”我问。

绿子父亲什么也没说。我去洗脸间把三根黄瓜洗了，往碟子里倒了点酱油，用紫菜卷起，蘸酱油“咔嚓咔嚓”咬起来。

“好吃好吃，”我说，“质朴、新鲜，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好黄瓜，比什么猕猴桃地道得多。”

吃罢一根，又抓起第二根。整个病房都响起“咔嚓咔嚓”令人愉悦的声声脆响，连皮吃完两根黄瓜，我才总算缓过一口气，之后用走廊里的煤气炉烧了点水，沏茶喝起来。

“不喝点果汁或水什么的？”我问。

“黄瓜。”他说。

我由衷地一笑：“好好，卷紫菜么？”

他略一点头。我又把床头升高，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容易吞食的形状，卷上紫菜，蘸点酱油，用牙签扎起，递到他嘴里。他几乎没改变表情地反复咀嚼不止，吞了下去。

“怎么样，好吃吧？”我问。

“好吃。”他说。

“吃东西香是好事，是有生命力的证据。”

终于，他吃了一整根黄瓜。吃完后想喝水，我又拿起小水壶让他喝了一点。喝罢水说要小便，我从床下拿出尿壶，把口对准他的阳物。我去厕所倒出小便，用水把壶冲洗干净，然后折回病房喝没喝完的茶。

“心里舒服些吧？”我试着问。

“稍微。”他说，“头。”

“头有点痛？”

他露出一丝苦相，似乎说是的。

“刚做完手术，不可能不痛。我没做过什么手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票。”他开口道。

“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以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猜测。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那只没打点滴的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危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她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三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相反话的人倒多的是。”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星期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脾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乱七八糟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站……”绿子沉思着。“上野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收银机里拿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城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簌簌发抖。父亲居然莫名其妙，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就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觉。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一百零五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四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五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六点到十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星期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咚咚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没说，你说的。”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但下星期日我终究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星期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六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披上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一次都没有。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星期日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一个同班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蛮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照看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然后走出宿舍到学校去。此前我一般要‘咔咔’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也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的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势必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了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日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日无事可干。星期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有时也逐一回忆你在东京时星期日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日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写完信，我把它投进二百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秋意的加深，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多的那种游戏。

到了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说不定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星期五早晨魂归黄泉，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家位于商业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般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里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听起来声音开到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内特·科尔曼和巴顿·鲍维尔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翻看刚买的书。五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得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日我是不上发条的。

(1)　英语，大意是：当你是个陌生人时，别人也会陌生。

(2)　万元钞：一万日元的钞票。

(3)　case study：事例分析。事例研究方法。

(4)　寿司：日本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米饭用醋和盐调味，再拌上或卷上鱼肉、蔬菜或紫菜制成。

(5)　猕猴桃的发音在日语中同黄瓜相似。

第八章

这星期刚过一半，手心被玻璃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其实唱片架上的一块玻璃档格早已打裂，而我没注意到。血流得很多，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居然一滴接一滴地滴落下来，把脚前的地板染得红红一片。店长拿来好几条毛巾，代作绷带紧紧缠住，旋即拿起电话，询问晚间也开业的急诊医院在什么地方。这人虽说不地道，但处理起这种事来十分麻利。幸好医院就在附近，去的路上血已把毛巾里外染透，涌出的血滴在柏油路面上。人们慌忙闪开路，大概他们以为是打架打伤的。痛倒不觉得怎么痛，只是血接二连三流个不止。

医生丝毫不当回事地取下浸透血的毛巾，勒紧手腕，止住血，给伤口消毒，用针缝合，告诉说明天再来。返回唱片店，店长说：“你回去吧，算你出勤。”我便乘公共汽车回到宿舍，拐去永泽房间。一来由于受伤的缘故，心情有些亢奋，想找人聊聊，二来觉得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他在房间，正在边喝易拉罐啤酒边看电视里的西班牙语讲座。见我手包着绷带，问我怎么搞的。我说受了点伤，不要紧的。他问我喝不喝啤酒，我说不喝。

“马上就结束，等等。”永泽说完，便练习起西班牙语的发音。我自己动手烧水，用袋装茶泡了红茶喝。一位西班牙女子朗读例句：“这么厉害的雨还是头一次，巴塞罗那有好几座桥被冲跑了。”永泽自己也读那例句，发完音后，“好凶的例句，”他说，“外语讲座的例句怎么全是这类货色，荒唐！”

西班牙语讲座结束后，永泽关掉电视，从小冰箱里又取出一瓶啤酒喝起来。

“不打扰你么？”我问。

“我？有什么好打扰的，正无聊着呢。真的不要啤酒？”

我说不要。

“对了对了，上次那场考试发榜了，中了。”永泽说。

“外务省考试？”

“嗯。正式名称叫外务公务员录用考试。滑稽吧？”

“祝贺你！”我伸出左手同他握手。

“谢谢。”

“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噢，倒是理所当然。”永泽笑道，“不过，正式定下来毕竟是好事，不管怎么说。”

“出国吗，报到以后？”

“不。开始第一年是国内进修，接下去就要被派往国外了。”

我啜着红茶，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啤酒。

“这电冰箱，要是你不嫌弃，我搬出这里时就给你好了。”永泽说，“想要吧？有这家伙可以喝冰镇啤酒。”

“可以的话自然求之不得。不过你也要用吧？反正都要在公寓里生活。”

“别说糊涂话了。离开这鬼地方，我要买台大冰箱，过过豪华生活才是，在这寒酸地方已足足熬了四年嘛！凡在这里用过的东西，我一概不想再看第二眼。统统奉送，电视也罢，暖水瓶也罢，收音机也罢，只要你喜欢。”

“噢，什么都可以的。”我说，随后拿起桌上的西班牙课本看了看。“开始学西班牙语了？”

“嗯。语言这东西还是多学一种有好处，再说这是我天生的拿手好戏。法语也是自学的，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和玩一个道理，只要摸到一条规律，往下任凭多少都是一个模式。喏，和搞女人也是一码事。”

“你这生活态度倒是蛮有反省意味嘛。”我挖苦道。

“对了，下次一起吃饭去好么？”永泽说。

“莫不是又去勾引女人？”

“不不，这回不是，纯属吃饭。加上初美，三个人去饭店聚餐，庆祝我即将上任。尽量去高级地方，横竖老头子掏钱。”

“若是那样，和初美两人单独去岂不更好？”

“还是有你在快活些，对我也好，对初美也好。”

得，得，我想。这一来，不是同木月、直子那时候如出一辙了？

“饭后我去初美那里过夜，饭还是三人一块儿吃。”

“噢，要是你们二位都觉得那样合适，我奉陪就是。”我说，“不过，初美的事你怎么办呢？进修之后要出国工作，几年也回不来吧？她可如何是好？”

“那是初美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把脚搭在茶几上喝着啤酒，打了个哈欠。

“就是说，我没有同任何人结婚的念头。这点对初美也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嘛，初美如果想同某人结婚也是可以的，我不干涉；要是不结婚而想等着我，那她就等。就这个意思。”

“呃——”我不由得佩服起来。

“你认为我不近人情吧？”

“是啊。”

“社会这东西，从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这不能怪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可是一次都没有骗过初美。在这个意义上，我这人是可谓不近人情，我早已告诉她，如果不愿意，那就各奔东西。”

喝罢啤酒，永泽叼上一支烟点燃。

“你对人生没有产生过恐怖感？”我问。

“我说，我并不那么傻。”永泽说，“固然，有时也对人生怀有恐怖感，这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并不将它作为前提条件来加以承认。我要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达到极限绝不罢休。想拿的就拿，不想拿的就不拿，就这样生存下去。如果不行，到不行的时候再另行考虑。反过来想，不公平的社会同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

“这话像是有些我行我素的味道。”我说。

“不过，我并不是仰脸望天静等苹果掉进嘴里，我在尽我的一切努力，在付出比你大十倍的努力。”

“恐怕是的。”我承认。

“所以，有时我环顾世人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家伙为什么不知道努力呢？不努力何必还牢骚满腹呢？”

我惊讶地看着永泽的脸：“在我的印象中，世上的人也都在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忙个没完，莫不是我看错了？”

“那不是努力，只是劳动。”永泽断然说道，“我所说的努力与这截然不同。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

“举例说，就是在职业确定之后其他人无不只顾庆幸的时间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是这样的吧？”

“正是这样。我要在春天到来之前完全掌握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早已会了，意大利语也基本可以。如果不努力，这些能得到吗？”

他吸着烟，我则想起绿子的父亲。我想绿子的父亲恐怕从来就未曾想过要跟电视学什么西班牙语，恐怕根本就未曾考虑过努力和劳动的区别在哪里。他恐怕太忙了，忙得来不及考虑这样的事情。工作本身就忙，又得跑去福岛领回离家出走的女儿。

“吃饭的事，这个星期六如何？”永泽问道。

“可以。”我说。永泽选的饭店位于麻布后面，是一家安静而高雅的法国风味餐馆，永泽道出姓名后，我们被领到里面的单间。房间不大，墙上挂有十五六幅版画。等初美的时间里，我们边喝美味的葡萄酒边谈论康拉德的小说。永泽身穿显然相当高级的灰色西装，我穿的则是普通的海军蓝便上装。

过了十五分钟，初美赶来了，妆化得相当精心，一对金耳环，一身漂亮的深蓝色连衣裙，脚上一双式样别致的红色船形皮鞋。我夸她连衣裙的颜色好，她教给我说是“midnight blue”⁽¹⁾。

“好气派的地方。”初美说。

“父亲每次来东京都在这里吃饭，还领我来过一次。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耍派头的菜式。”永泽说。

“瞧你，偶尔吃一次也不坏嘛。是吧，渡边君？”初美说道。

“嗯。只要不用自己掏腰包。”

“老头子差不多每次都带女的一块儿来。”永泽说，“他在东京有女人。”

“真的？”初美问。我装作没听见，喝着葡萄酒。

少顷，侍者走来，我们要了菜，先点了冷盘和汤，主菜永泽点了烤鸭，我和初美点了鲈鱼。菜上得非常之慢，我们边喝葡萄酒边聊天。永泽首先讲起外务省考试的事。他说应试者几乎全是扔进无底泥潭也不足惜的废物，不过其中也有几个正路货。我问那比率同社会上的相比孰高孰低。

“一样，还用说。”永泽一副毋庸置疑的神色，“这种比率，哪里都一样，一成不变。”

葡萄酒喝完，永泽又要了一瓶，另外为自己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

接着，初美谈起准备介绍给我的女孩子。这是初美同我之间永恒的话题。她很想把“课外活动小组一个极其可爱的低年级女孩”介绍给我，而我总是惟恐躲闪不及。

“确实是个好孩子，人又漂亮。下回领来谈一次，保准你一见钟情。”

“不行不行。”我说，“同你那所大学的女孩子交往，我是太穷困潦倒了。囊空如洗，也谈不拢。”

“哎哟，没那事儿。那女孩淡泊得很，根本不会介意。”

“那就见一次算了，渡边。”永泽说，“又不是非干不可。”

“那自然。动手动脚还得了，人家可是黄花闺女。”

“像你以前一样。”

“嗯，像我以前一样。”初美莞尔一笑，“不过，渡边君，穷也罢富也罢，跟这没什么关系。确实，班里有好几个神气活现的阔女孩，其余像我们都不过普普通通，午间在学生食堂吃二百五十元的套餐……”

“我说初美，”我插嘴道，“我那学校食堂的套餐，分A、B、C三等，A一百二十元，B一百元，C八十元。我偶然吃一次A，大家还没好眼色瞅我。C都吃不起的家伙，就只好吃六十元的拉面。这么一所学校，你说能谈得来？”

初美大笑起来：“太便宜了，我去吃一次怎么样。不过，渡边君，你人不错，肯定能和她情投意合。她也未见得就不喜欢一百二十元的套餐。”

“不至于吧。”我笑道，“其实哪个人也谈不上喜欢，都是迫不得已的。”

“别用那种眼光看待我们，渡边君。就算是一所娇滴滴千金小姐学校，认真思考人生的正经女孩也还是不在少数。别以为每个女孩都愿意同开赛车的小伙子交往。”

“这我当然明白。”我说。

“渡边有喜欢的女孩。”永泽开口道，“可这小子就是只字不提，嘴巴牢得很。简直是个谜。”

“真的？”初美问我。

“是真的，不过谜倒谈不上。只是事情非常复杂，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

“莫非是见不得人的恋爱？嗳，让我参谋参谋好么？”

我端起酒杯，掩饰过去。

“如何，我说他嘴巴牢嘛！”永泽边喝第三杯威士忌边说，“这家伙一旦决定不说，就绝对守口如瓶。”

“遗憾呐。”初美把冷盘熏鱼切成小块，用叉子送进嘴里，“要是那女孩和你处得顺利，我们原本可以来个双重约会的。”

“喝醉了还能相互交换。”永泽说。

“别说怪话。”

“怪什么，渡边喜欢你的嘛！”

“那和这是两回事。”初美声音沉静地说，“他不是那类人，对自己的东西十分珍惜，这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才想给他介绍女孩子。”

“我同渡边可是玩过一次换女孩游戏的哟，以前。喂，不错吧？”永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喝干威士忌，叫再上一杯。

初美放下刀叉，用餐巾轻轻擦下嘴，然后看着我的脸问：

“渡边君，你真做那种事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没有作声。

“你就交待嘛，那有什么。”永泽说。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喝起酒，永泽往往变得居心不良。况且，今晚他那居心不良并非对我，而是针对初美的。这点显而易见，作为我就更加居中为难了。

“我很想听听，怕是有趣得很。”初美对我说。

“喝醉的关系。”我答道。

“没什么，不必顾虑，又不是要责备你。我只是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在涩谷一家酒吧同永泽君喝酒的时候，和两个搭伴来的女孩子混熟了，两人都在一所短期大学念书。对方也挺有意的，后来一起进到附近一家旅馆。开的房间我同永泽君是隔壁，结果半夜时他来敲我的门，说‘喂，渡边，换女孩喽’，我就去他那里，他到我这边来。”

“女孩也没生气？”

“她俩也都醉醺醺的。再说怎么都无所谓，即使作为她们。”

“那么做也是有那么做的理由的。”永泽说。

“什么？”

“那对女孩，实在天地之差。一个如花似玉，一个奇丑无比，我觉得这有失公道。就是说，我要的是漂亮的，对不住渡边，所以才交换一下。对吧，渡边？”

“啊，是的。”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倒蛮喜欢那个不漂亮的。说话风趣，性格也好。我和她完事后，躺在床上谈得相当开心。正说着，永泽说要交换。我问她同意不同意，她说：“也罢，要是你愿意的话。”她大概以为我很想要那漂亮的女孩。

“开心？”初美问我。

“交换的事？”

“反正那一切。”

“也不怎么开心。”我说，“无非干罢了。那样跟女孩睡觉，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开心的。”

“那又何苦？”

“是我拉他去的。”永泽说。

“我问的是渡边君。”初美斩钉截铁，“何苦做那种事？”

“有时候非常想同女孩子睡觉。”我回答。

“既然有意中人，那么不能同她想想办法？”初美沉吟一下说。

“这里边很复杂。”

初美叹息一声。

这时门开了，侍者端菜进来。永泽面前摆的是烤鸭，我和初美面前各放上一盘鲈鱼，盘里盛有加热过的蔬菜，上面淋有调味汁。侍者退下后，又只剩下我们三人。永泽用刀切开烤鸭，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喝口威士忌，我尝了尝菠菜，初美则没有动手。

“渡边君，具体缘由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那种事不适合你做，你做不合适，是不是？”初美说着，把手放在桌面上，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脸。

“是啊，”我说，“我也常那样想。”

“那为什么不改呢？”

“有的时候需要得到温暖。”我老实回答，“如果没有体温那样的温暖，有时就寂寞得受不了。”

“总之我想就是这样，”永泽插嘴道，“渡边虽说有他喜欢的女孩，但由于某种缘故干不了，所以只好在别人身上发泄性欲。这又有什么不好，情理上也说得通嘛！总之不能整天闷在屋子里不停地手淫吧？”

“不过，如果你真心喜欢她，还是可以忍耐的吧，渡边君？”

“或许。”说着，我叉起一块淋有奶油柠檬酱的鲈鱼肉，放进嘴里。

“你无法理解男人性欲那种东西。”永泽对初美说，“举例说吧，我和你相处了三年，在这期间我同不少女人睡过觉。但对那些女人，我却什么都不记得。既不知道姓名，又不记得长相。而且和任何人都只睡一次，见面，干，分手，如此而已。这有什么不妥？”

“我不能忍受的是你那种傲慢态度。”初美平静地说，“问题不在于你同女人睡不睡觉。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计较过你的拈花惹草，是吧？”

“也不是你所说的拈花惹草，仅仅是一种游戏，谁也不受伤害。”永泽说。

“我受伤害。”初美说，“为什么光有我还不够？”

永泽摇晃着威士忌酒杯，默然良久：“并非不够，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体内有一种类似饥渴的感觉，总在寻求那种东西。如果你因此而受到伤害，我觉得很抱歉。决不是什么光有你不够。我这个人只能在那种渴望下生活，不那样不成其为我，有什么办法呢！”

初美总算拿起刀叉，开始吃鲈鱼：“只是，你至少不该把渡边君拉进去。”

“我和渡边有相似的地方。”永泽说，“他和我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只不过在傲慢不傲慢上有所差别。自己想什么、自己感受什么、自己如何行动——除此之外对别的没有兴趣，所以才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来考虑。我喜欢渡边也无非喜欢他这一点。只是他这小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这点，以致感到迷惘和痛苦。”

“不迷惘和痛苦的人哪里能找得到！”初美说，“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迷惘和痛苦过？”

“我当然也迷惘也痛苦，只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减轻。就拿老鼠来说，如果让它触电的话，它也要设法使自己少受损害。”

“可老鼠并不恋爱。”

“老鼠并不恋爱。”永泽重复一句，然后看了看我，“好！听一段背景音乐如何？管弦乐队加两把竖琴……”

“别当玩笑，我可是认真的！”

“现在正吃饭，”永泽说，“再说渡边又在，认真的话还是另找机会再说才合礼节，我想。”

“我离开吧？”我说。

“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了。”初美劝阻道。

“好容易来一趟，点心还没吃咧！”永泽说。

“我倒无所谓。”

随后，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我把鲈鱼吃得一干二净，初美剩了一半。永泽那份烤鸭早已吃光，继续喝威士忌。

“鲈鱼真够味道。”我开口道。但谁也没搭腔，如同小石子掉进了无底洞。

盘子撤去后，端来柠檬汁和蒸馏咖啡。永泽每样都浅尝辄止，随即吸起烟来。初美则根本没动柠檬汁，我不由庆幸，一口气把柠檬汁喝光，接着啜咖啡。初美望着自己并排放在桌面的双手。那手同她身上所有的东西一样，显得非常高贵，楚楚动人。我想起直子和玲子——她俩现在做什么呢？想必直子躺在沙发上看书，玲子用吉他弹《挪威的森林》吧。我油然腾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恨不能马上返回那小小的房间。我在这里到底干的是什么？

“我同渡边的相近之处，就在于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永泽说，“这点与其他人不同，那些家伙无不蝇营狗苟地设法让周围人理解自己。但我不那样，渡边也不那样，而觉得不被人理解也无关紧要。自己是自己，别人归别人。”

“是吗？”初美问我。

“难说。”我答道，“我不是那样的强者，也并不认为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无所谓，希望相互理解的对象也是有的。只不过对除此以外的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理解也无可奈何，这是不可强求的事。因此，我并不是像永泽君说的那样，认为人家不理解也无关紧要。”

“我说的也差不多是同一意思。”永泽拿起咖啡勺说，“真的是同一回事，不过是晚一点的早饭和早一点的午饭之间的区别罢了。吃的东西一样，吃的时间相同，不同的仅仅是名称。”

“永泽，你认为不被我理解也可以？”初美问。

“你好像还没最后明白，人理解某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人希望对方理解所使然。”

“那么说，我希望某人理解自己莫非错了不成？譬如希望你？”

“不不，那并不是什么错。”永泽回答，“正人君子称之为爱，假如你想理解我的话。我的人生观和别人的相当不同。”

“就是说不爱我？”

“所以你要对我的人生观……”

“人生观，人生观，管什么人生观不人生观！”初美发起火来。她的发火，前前后后我只见过这一次。

永泽按一下桌旁电铃，侍者拿来账单，永泽取出信用卡送过去。

“今天对不起，渡边。”他说，“我送送初美，你一个人回去吧。”

“没关系的，我。美美吃了一顿。”我说。但两人对此都没再接话。

侍者把信用卡拿来，永泽确认一下款额，用圆珠笔签了名。然后，我们离席出店，永泽走到路中准备叫一辆出租车，初美制止道：

“谢谢。但今天再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你就不必送了。多谢招待。”

“随便。”永泽说。

“让渡边君送我一段。”

“随便。”永泽道，“不过渡边君也差不多，和我。亲切热情倒是不假，但就是不能打心眼里爱上某个人，而总是有个地方保持清醒，并且有一种饥渴感，如此而已——这我看得明白。”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让初美先上去。

“反正送送就是。”我对永泽说。

“对不起。”他道了声歉，但脑袋里似乎已开始思考全然不相干的事。

“去哪里？回惠比寿？”我问初美，因为她的公寓在那里。

初美摇摇头。

“那么，找地方喝一杯？”

“嗯。”她点头道。

“涩谷。”我告诉司机。

初美抱臂闭目，靠在车座的角落里。随着车身的晃动，小小的金耳环不时闪闪烁烁。她那深蓝色的连衣裙，简直就像比照车座角落那片黑暗做成的一样。涂着淡淡颜色的形状娇美的嘴唇不时陡然一动，仿佛独自欲言又止。目睹她这副风度情态，我似乎明白了永泽所以选择她作为特别对象的缘由。比初美漂亮的女子不知会有多少，永泽不知会搞到多少那样的女子，但初美这位女性身上却有一种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那绝非足以撼倒对方的巨大力量。她所发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然而却能引起对方心灵的共振。车到涩谷之前，我一直注视着她，一直在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这种感情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直到最后也未能明了。

当我恍然领悟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附近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盘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就好像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没有记起。而初美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怆至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无论永泽还是我都未能使她幸免。当初美她——如同我的许多熟人那样——来到人生某一阶梯的时候，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自行中断了生命。她在永泽去德国两年后和一个男子结了婚，又过了两年便用剃刀割断了手腕动脉。

向我告知她的死的自然是永泽。他从波恩给我写来信，信上说：“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受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我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信。

我们走进小酒吧，各自喝了几杯。我也罢，初美也罢，几乎都没开口。两人就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默默对饮，嚼着花生米。很快，店里人多了起来，我们就准备离开，出去稍事散步。初美说要自己付款，我说是我邀的，抢先付了。

走到外边，晚间的空气彻骨生寒。初美披上一件灰色羊毛衫，仍旧一声不响地在我身旁走着。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双手插进裤袋，在这夜晚的街头缓缓移动脚步。我不由得心想：这简直同直子并行时一模一样。

“渡边君，知道这一带可有打桌球的地方？”初美突如其来地说。

“桌球？”我吃了一惊，“你会打桌球？”

“嗯，还相当不错哩。你怎么样？”

“四个球的，打是能打，就是打不大好。”

“那就去吧。”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桌球室，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位于胡同尽头的小店。初美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我则是海军蓝休闲装和便式领带——我俩的这副打扮在桌球室里极为显眼，初美却不甚在意，挑了支球杆，握住中间，用擦粉“嚓嚓”擦了几下杆头，随即从挎包里取出发卡，别在额旁，以免头发影响击球。

我们玩了两局四个球的。初美果然如她自己说的，球技相当娴熟。我因为缠着厚厚的绷带，击球总有些不够灵便，结果两局都她赢了。

“打得不错嘛！”我甘拜下风。

“人不可貌相，是吧？”初美一边认真测算球的位置，一边嫣然笑道。

“到底是在哪里练出来的？”

“我爷爷从前专门喜欢玩这个，自家就有球台。小时候每次去那里，都和哥哥两人捅来捅去。稍大一些后，爷爷就教给正规的击球方法。是个好人呐，又时髦又潇洒，已经死了。他最得意的，就是说自己过去在纽约见过迪亚娜·达宾。”

她接连赢了三回，第四回输了。我好不容易捞回一回，但随后便打歪了几个很容易打的球。

“都怪绷带。”初美安慰道。

“好久没打的关系，两年零五个月没打了。”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力度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下子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动人的手指按住球台台面，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惟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第三局她也全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很。”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吗？”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寿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十五分钟。公寓算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她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课余活动小组里低年级女生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蛮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一定。”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非常适合脸上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头脑更为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三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我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我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什么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话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什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个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是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在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初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姿影。

回到宿舍，已经十一点半了。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次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上，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明天又是星期日，得得！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日。再过两个星期日，我将满二十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星期日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伏在桌上给直子写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听迈尔斯·戴维斯的旧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族馆一般凉意侵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还残留着樟脑丸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停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太阳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条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围着花坛团团转，粗声大气地逐个嗅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不可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握笔的右手一作痛，便茫然打量院里的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的最后一个球。那其实是个需要反弹的相当难的球，没想到他竟然一击成功。不过我想大概是一种巧合，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台面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前，我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有同样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十七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的意思是说，我即将满二十岁，我同木月在十六岁和十七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星期天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东倒西歪。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而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也写过，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1)　midnight blue：英语，深蓝色。

第九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以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前几天真是抱歉。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吗？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啊！”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了！”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胀鼓鼓的。一看表，六点十五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六点十五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六点十八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的。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儿？”

“上野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儿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爵士乐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吧台尽头处自斟自饮了。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在喝什么？”我问。

“汤姆·柯林斯。”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威士忌苏打水，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火：

“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叮当”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汤姆·柯林斯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一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遍：谁是傻瓜、谁是混蛋、谁是癞皮狗、谁是蠢猪、谁是伪君子、谁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

“想必是的。”

“喝得天旋地转，然后钻到被窝里大睡特睡，睡得香极了，当中有电话打来也装作压根儿没听见，只管呼呼大睡。一觉醒来，两人叫来寿司吃了，商定先闭店一段时间，随心所欲地休整一番。两人拼死拼活忙到现在，也算是够意思了。姐姐和她那位去卿卿我我，我想和他旅行，尽情大干两个晚上。”说到这里，绿子抿了抿嘴，出声地搔着耳朵那里。“别见怪，说粗话了。”

“没关系。所以就去奈良了？”

“嗯，奈良以前就喜欢。”

“干了两个晚上？”

“一次也没干。”她叹了口气，“到旅馆刚一扔下挎包，月经就来了，涨潮似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

“还笑呢，你！提前了一个星期，哭都哭不过来，真是！大概这个那个弄得太紧张了，以致月经也乱了套。他也气呼呼的。那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可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想来就来的。而且，我那东西一来就相当厉害，头两三天什么都没心思做。那种时间你可不要见我。”

“不见倒可以，可怎么能知道呢？”我问。

“月经一来，我就戴两三天红帽子。这回能知道吧？”绿子笑道，“我一戴上红帽子，你在路上遇见也别打招呼，赶紧逃命。”

“世上的女人索性都这么做就好了。”我说，“那么在奈良干什么来着？”

“无奈，只好逗鹿玩，在那一带散散步，就回来了，凄凉得很。还同他吵了一架，那以后再没见面。返回东京后，游逛了两三天，这回想一个人无拘无束地旅行一趟，就去了青森。弘前有一位朋友，在她家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去下北和龙飞兜了一圈。好地方，好极了！我给那一带的地图写过解说词。你去过？”

“没有。”我说。

“这么着，”说着，绿子啜了口汤姆·柯林斯，剥开一颗开心果。“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一直想你来着，心想要是你在身边该有多好。”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像盯视幻景一样看着我，“为什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就是，你为什么想起我呀？”

“那还用说，因为喜欢你嘛！此外你说还能有什么？能有哪个人乐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你有恋人，不是没有必要想我吗？”我一边慢慢品味威士忌苏打水一边说。

“你是说有恋人就不能想你不成？”

“不不，也不是那样的意思……”

“喂，渡边君，”绿子把食指对着我，“我警告你，我心里现在乱糟糟的，乱得很，足足一个月攒下的东西全都憋在里边。你可别再说气人话！要不然我就在这里号啕大哭，一旦哭起来，整个晚上都收不住。这你也觉得没关系吗？我会肆无忌惮地像野兽那样哭叫，不骗你。”

我点点头，再未开口，接着又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嚼着开心果。店里充满鸡尾酒搅拌器的搅拌声、酒杯相碰声、从制冰机捞取冰块的“哗啦”声，其间夹杂着莎拉沃恩唱古典情歌的唱片声。

“大体说来，自卫生棉条事件以来，我和他的关系就有点剑拔弩张了。”绿子说。

“卫生棉条事件？”

“嗯。大约一个月前，我同他和他的朋友五六个人一块儿喝酒，我提起我家附近一位阿姨，她打喷嚏一下子把下面的卫生棉条打了出来。好笑不？”

“好笑。”我笑着赞同。

“大家也觉得十分好笑。可他竟发起火来，叫我别扯下流话，结果不欢而散。”

“唔。”

“人倒是好人，就是这种地方很偏激。”绿子说，“例如我一穿白色以外的内裤，他就发脾气。你说偏激不偏激？”

“唔——不过这属于各有所好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有些诧异，那般人物居然会喜欢上绿子，这本身就不可思议。但我没说出口。

“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老样子。”随即，我想起那个约定——想着绿子手淫的事。为了不使旁边人听见，我压低嗓音讲给绿子听。

绿子满面生辉，打个指响：

“如何？顺利？”

“中间总觉得难为情，半途而废。”

“没挺起来？”

“算是吧。”

“那怎么行。”绿子斜眼看着我说，“别有什么不好意思，最大限度地想入非非就是，我说行就行嘛！对了，下次打电话给你，我就说：啊……就那里……妙得很……不得了，我，我不行了……啊，别那样……你就一边听一边来你的。”

“宿舍的电话在门厅里，大家都从那里出出进进。”我解释道，“在那地方做，保准给管理主任打个半死，毫无疑问。”

“是吗？伤脑筋。”

“别伤脑筋，过两天我再一个人想法试试。”

“加油哟！”

“嗯。”

“是我没什么性感吧，我这人本身？”

“不，不是那回事。”我说，“怎么说好呢，怕是立场问题吧。”

“我么，背部非常敏感，如果用手指抚摸的话。”

“我当心就是。”

“喂，这就去看黄色电影如何？挑个绝对黄色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去鳗鱼店吃了鳗鱼，之后走进在新宿也数得上门庭冷落的一家电影院，看那种一连放三部的电影。因为买来报纸一查，只有这里上映变态电影。场内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怪味。碰巧的是我们进去时那变态场面刚开始。讲的是当女职员的姐姐和上高中的妹妹被几个男人抓住，监禁在一个地方，百般遭受淫虐。男的威胁姐姐说要糟蹋妹妹，随即对姐姐大发兽性，如此一来二去，姐姐竟也成了性变态者，而妹妹在一一目睹眼前场面的时间里，头脑也渐渐不正常起来。电影不仅气氛离奇、光线幽暗，而且千篇一律，看到中间我就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要是里边的妹妹，神经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而要看得更加真切。”绿子对我说。

“很有可能。”

“不过那个妹妹，作为处女和高中生，你不觉得乳头太黑？”

“有道理。”

她看得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我不由暗暗感叹：看得如此入迷，票钱可是一点没有赔本。绿子每当想起什么，都一一向我报告。

——“喂喂，厉害厉害，竟有那种干法。”

——“不得了，三个人一起来，会搞坏的哟！”

——“喂，渡边君，我也想和谁那么试一下。”

较之看电影，看绿子要有趣得多。

休息时间里，四下一片通明。环视场内，除绿子外，好像没一个女性。邻座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了绿子，赶紧远远躲开。

“喂，渡边君，”绿子问我，“看这玩艺儿，会挺起来？”

“啊，一时一时的吧。”我说，“这种电影，本来就是为这个拍的嘛。”

“那么说，那样的镜头一出现，这里所有人的那东西全都一齐竖起来啰？三十条或四十条，齐刷刷地？想到这点，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说怕倒也是。”我应道。

第二部影片较为正规些，惟其如此，比第一部还要无聊。口交镜头纷至沓来，还满场响起了很大的模拟音。听到这种声音，我便产生莫可名状的感慨——自己居然活在如此奇妙的行星上。

“这声音是哪个琢磨出来的呢？”我问绿子。

“我倒极喜欢的哟！”绿子说。

其间也夹杂着抽送时的声音，我还从来没注意到竟有这样的声音。男的气喘吁吁，女的呻吟不止，说什么“好啊”、什么“再来”等等。还可听到床的吱呀声。这种做爱场面绵绵不断持续了很久。起始绿子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到底显得扫兴起来，提议出去。于是两人欠身离座，到外面深深吸了口气。新宿街头的空气竟然如此沁人心脾，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有趣有趣。”绿子说，“下回再看一次。”

“看多少次演的都是同一码事。”我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干的也始终是同一码事嘛！”

经她这么一说，也的确如此。

我们又走进一家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绿子喝了三四杯品不出成分的鸡尾酒。出了店，绿子说想爬树。

“这一带根本就没树。再说你喝得晕头晕脑的，哪里爬得上去。”我说。

“你这个人，总是用一大串说教让人扫兴。我是想醉才喝醉的，醉了又有什么，再醉爬棵树也没问题，哼！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爬上去，像知了那样从最顶端往人们头上撒尿。”

“我说，你怕想上厕所吧？”

“不错。”

我把绿子领到新宿站的收费厕所，付了零币让她进去。我在小卖店买了份晚报，边看边等她出来。但左等右等硬是不出来。过了十五分钟，我有些担心，刚想去看看怎么回事，碰巧她终于走了出来，脸色有几分苍白。

“对不起，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绿子说。

“心情怎么样？”我边给她披外套边问。

“不大舒服。”

“送你回家。”我说，“回家慢慢洗个澡，睡上一觉就好了。你太累了。”

“回什么家！回家也空荡荡没人，我不愿意在那种地方一个人睡。”

“得得，”我说，“那怎么办？”

“在附近找家情人旅馆，进去和你抱在一起睡，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在那一带随便哪里吃顿饭，然后两人一道上学。”

“你叫我出来，一开始打的就这主意？”

“当然。”

“那么就不该叫我，叫他不就行了。怎么想都是叫他才地道，恋人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但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可不成。”我断然拒绝，“首先，十二点前我必须赶回宿舍，否则就犯了擅自夜不归宿之戒。以前闹过一次，啰嗦透了。第二，一旦同女孩子睡觉，我当然也想干的，我可不乐意憋得死去活来。说不定真的强行大动干戈。”

“莫非把我五花大绑了从后面硬干？”

“我说，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种事。”

“可我觉得孤单，孤单得要命。我也自知对不住你，什么也没给予，光是没完没了地对你指手划脚。又是叫你听我信口开河，又是找你出来，拉着你团团转。不过，能允许我这样做的人只有你一个。在以往二十年人生当中，我连一次、哪怕一次都没撒娇任性过。爸爸妈妈压根儿不理我这个碴儿，他也不是那种类型，我一任性一撒娇他就发脾气，吵得不欢而散。因此，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加上我现在的确筋疲力尽，实在想在夸我可爱夸我漂亮的甜言蜜语中睡一觉，别无他求。醒来以后就彻底来个精神焕发，再也不求你干这干那，绝对！一定做个非常乖的乖孩子。”

“可我还是不好办。”我说。

“求你了。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呜呜哭一晚上，谁向我第一个搭话，就跟谁睡去。”

事既至此，我只好给宿舍打电话叫出永泽，请他做点手脚，使我看起来像是已经归宿。

“和女孩子在一起呢。”我说。

“好好，此事我乐意效劳。”他应道，“我把姓名卡巧妙地换在你‘在室’位置上，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明早从我窗口爬进来。”

“太劳你费心了，实在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安排妥了？”绿子问。

“嗯，总算是。”我喟然长叹一声。

“那么，时间还早，去跳迪斯科吧。”

“你不是累了么？”

“既然这样就全然不在话下了。”

“瞧你瞧你！”我说。果不其然，进舞厅跳迪斯科时，绿子似乎多少打起了精神。她喝了两杯威士忌可乐，在舞池里一直跳到额头冒汗。

“痛快极了！”绿子在桌旁喘口气说，“许久没这么跳了。四肢一动起来，觉得精神也好像解放了。”

“你看起来总像是解放的嘛。”

“哎哟，没那事儿。”她微微一笑，歪了下脖子说，“这一来精神倒是精神了，可肚子瘪了。不去吃点比萨饼？”

我把她领到我常去的一家比萨饼店，要了生啤和鳀酱比萨饼。我并不怎么饿，十二块我只吃了四块，其余给绿子一扫而光。

“你恢复得可真够快的，刚才还脸色发青，东摇西晃。”我愕然说道。

“因为那些无理要求你都满足我了嘛，”绿子说，“心里的闷气也就跑得精光。不过这比萨饼还真挺够味儿。”

“我说，你家里真的谁也没有？”

“嗯，没有。姐姐不在，在朋友家住着。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要是不在，她不敢一个人睡在家里。”

“那就别去什么情人旅馆了。”我说，“去那种地方只落得一场空虚。还是去你家算了，我盖的被褥总该有吧？”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道：“也罢，那就到我家住。”

我们乘上山手线电车，来到大冢，抬起小林书店的卷闸门。门上贴了张纸，写着“暂停营业”。门大概好久都没打开过，昏暗的店内荡漾着一股旧纸气味。书架有一半空空如也，杂志几乎全部打捆，准备退回，整个书店比第一次来时还要空荡凄凉，俨然一只被冲上岸的废船。

“书店不想再办下去了？”我试着问。

“决定卖掉。”绿子不无凄然地说，“卖了，我好和姐姐分钱。以后就独立生活，不用任何人保护。姐姐来年结婚，我再读三年大学——这点钱总卖得出来吧。另外我还打工。书店一旦脱手，我就和姐姐去哪里租间公寓，暂时两人过活。”

“店卖得掉？”

“差不多。有个熟人想要开店经营毛线，不久前还问过这里卖不卖。”绿子说，“可怜的父亲，玩命操劳一辈子，才弄了这么间小破店，贷款也一点点还了，结果却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像泡沫一样消失了。”

“你留下了。”我说。

“我？”绿子觉得滑稽似的笑了笑，然后深深吸口气吐出。“到上面去吧，这儿冷。”

爬上二楼，她叫我坐在餐桌旁边，便去烧洗澡水。这时间里，我用水壶烧了水，泡了茶。洗澡水烧开之前，我和绿子隔着桌子，对坐饮茶。她手托着腮，目不转睛地在我脸上盯视良久。房间里除了钟的嘀嗒声和电冰箱恒温器时动时停的声响，其他什么也听不见。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你这个人，细看起来，一张脸还蛮有味道的。”绿子说。

“是吗？”我有点不悦。

“我对人的长相已够挑剔的，但你这张脸，嗬，仔细看去，渐渐觉得跟你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时也那么想——即使我也未尝不可。”

“嗳，我说话可能不大中听，我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时常被人误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刚才也说了吧？”

“说了。”

“就是说，我在一点点研究男人。”绿子拿来一盒万宝路香烟，吸上一支。“一开始一无所知，反倒能弄懂很多东西。”

“有可能。”我说。

“啊，对了，为我父亲上炷香好么？”

于是我跟在她后头，走到供奉亡灵的房间，上了炷香，合掌致意。

“我，前些天在父亲这张遗像前脱光来着，脱得一丝不挂，让他看个一清二楚。像做瑜伽功似的。我说爸爸，这是乳房，这是那个东西。”绿子说道。

“那又何苦？”我不无惊诧地问。

“反正就是想给他看看。我身体的一半不是父亲的精子么？给他看看也是正当的嘛：这就是你女儿！当然，也同醉意有关。”

“唔。”

“姐姐进来吓一大跳。也难怪，我正在父亲遗像前赤条条张开腿，难怪她吃惊。”

“啊，那自然。”

“这么着，我就向她解释用意：这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劝她也来我旁边脱光，一起给父亲开开眼，可她不干，吓得赶紧跑出去。这方面她相当保守。”

“是比较地道。”我说。

“嗳，渡边君，对我父亲你怎么看的？”

“在初次见面的人跟前，我一般都有些不知所措。但和他单独相处，却没觉得不自在，而感到相当愉快，说了好多话。”

“说什么来着？”

“欧里庇得斯。”

绿子笑得极其开心：“你这人也真逗儿，居然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垂死挣扎的病人突然大谈什么欧里庇得斯，少见少见。”

“对着父亲遗像张开大腿的女儿也怕不多。”我说。

绿子哧哧笑了，然后摇了一下灵前小铃：

“爸爸，晚安。我俩这就寻欢作乐，您放心睡就是。不再痛苦了吧？已经死了，应该不会痛苦。要是现在还痛苦的话，那就找上帝算账去，就说这也太和人过不去了。在天国里见到我妈，两人好好云雨去吧。接尿时看见你的小鸡鸡了，蛮神气的嘛。要干尽兴哟！晚安！”我们轮流洗过澡，换上睡衣。我借她父亲穿了没几次、差不多还是崭新的睡衣穿上，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绿子在摆着灵位的房间里摊开客用卧具。

“在灵位前不害怕？”绿子问。

“怕什么，又没干什么坏事。”我笑道。

“可以在旁边抱我，一直到我睡着？”

“可以。”

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她，好几次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我右手搂着她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头，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头痒痒的。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的。”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绿子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

“当然。”

“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

“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起她像小男孩那般的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可我就是怕。”绿子说。

我温柔地搂住她的肩。不一会儿，她肩头开始有规律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于是我溜下床，去厨房取了瓶啤酒喝。由于全无睡意，想看本什么书。但四处查看一下，根本见不到书本样的东西。本想去绿子房间从书架上找一册来，又怕扑扑腾腾把她吵醒，只得作罢。

我怔怔地喝啤酒。喝着喝着，我猛然想起：对了，这里是书店！我下楼拉开灯，在文库丛书架上找来找去。我想读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已读过。但由于反正必须读点什么，便挑了一本书脊已经变色、似乎长期滞销的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把书钱放在电子收款机旁边。小林书店的库存至少可以因此减少一点。

我边喝啤酒，边对着厨房餐桌看《在轮下》。最初看这本书，还是刚上初中那年。就是说，时过八年，我又在一个少女家的厨房里，半夜穿着她亡父穿过的尺寸不够大的睡衣读同一本书。我总觉得有些鬼使神差。若非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至于重读什么《在轮下》。

可话又说回来，《在轮下》尽管有的地方未免过时，但仍不失为一本不错的小说。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半厨房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行行细读下去。搁物架上有一瓶落满灰尘的白兰地，我拿下来往咖啡杯里斟了一点。白兰地喝得我身上一阵暖和，但睡意硬是不肯光顾。

时近三点，我去看了看绿子。她大概确实很累，正酣然大睡。窗外商业街上路灯的光亮宛如一片月华，给房间镀上了一层若明若暗的银辉。她以背光姿势睡着，身体仿佛冻僵一般一动不动。凑近耳前，只听见喘息声。我发觉那睡姿竟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床旁依然放着旅行包，白外套搭在椅背上。桌子拾掇得整整齐齐，桌前的墙上挂着史努比月历。我拨开一点窗帘，俯视阒无人息的街道。所有的店都落着卷闸门，惟独酒店前排列的自动售货机瑟缩着身子静等黎明的来临。长途卡车胶轮的呻吟声时而滞重地摇颤一下周围的空气。我折回厨房，又喝了杯白兰地，继续读《在轮下》。

书读完时，天已开始放亮。我烧水冲了杯速溶咖啡，拿起圆珠笔在桌面便笺上写了几句：喝了些白兰地。《在轮下》我买了。天已放亮，我这就回去。再见。我踌躇一下，又补上一句：“熟睡中的你非常可爱。”之后，我洗净咖啡杯，熄掉厨房灯，下楼悄悄抬起卷闸门，走出门外。我担心被附近的人发现招致怀疑，好在清早六点之前的街上尚无任何人通过，只有乌鸦照例蹲在房顶睥睨四周。我抬头望了一眼绿子房间那垂有粉红色布帘的窗口，往都营电车站走去，乘到终点下来，步行赶回宿舍。一家供应早餐的套餐店已经开了，我进去用了份热腾腾的米饭、大酱汤和咸菜加煎蛋。之后绕到宿舍后院，轻声敲了敲一楼永泽房间的窗户。永泽马上开窗，我爬进他的房间。

“喝杯咖啡？”他问道。我说不要，谢过他后，回到自己房间。刷过牙，脱去裤子，钻进被窝狠狠闭上眼睛。少顷，那铅门一样沉重的无梦睡意便迎面压来。

我每周都给直子写信，直子也来了几封信，信都不很长。进入十一月后，直子信上说早晚渐渐冷了起来。

秋意的加深是与你返回东京同时开始的，因此我许久都捉摸不透自己心里仿佛出现一个大洞的感觉是由于你不在造成的，还是时令的更迭所致。我同玲子时常谈起你，她再三让我向你问好。玲子依然待我十分亲热。假如没有她，我恐怕很难忍受这里的生活。孤寂起来我就哭。玲子说能哭是好事。不过，孤寂这滋味着实不好受。每当孤寂难耐，夜晚就有各种各样的人从黑暗中对我说话，说话声如同夜风吹得树木飒飒作响。同木月和姐姐也往往这样说话。他们也同样感到寂寞，渴望得到说话的对象。

在寂寞而苦闷的夜晚，我时常反复读你的来信。外边来的东西大多使我惶惶不安，而你笔下的在你周围发生的一切却给我心灵以莫大慰藉。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翻来覆去地读，玲子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两人还谈论里边的内容。信中写绿子父亲那部分我十分中意。对我们来说，你每周一次的来信是为数极少的娱乐之一——读信娱乐。它使我们在这里充满欢欣与期待。

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挤时间回信，但眼前一摊开信笺，情绪就总是消沉下去。这封信也是我拿出吃奶力气写的，因为玲子非叫我回信不可。但请你不要误解。其实我有满肚子话要告诉你，只是不能得心应手地写成文字。所以我非常害怕写信。

绿子那人看来很有趣。读罢那封信，我觉得她可能喜欢上了你。跟玲子一说，玲子说：“那还不理所当然，连我都喜欢渡边。”我们每天采蘑菇拾栗子吃。栗子饭、松菇饭已经连续吃好久了，但还是吃不厌，香得很。玲子还像以往那样，吃得不多，一个劲儿吸烟。小鸟和小兔也都活蹦乱跳。再见。

过罢二十岁生日的第四天，接到直子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一件圆领紫色毛衣和一封信。

“祝你生日快乐。”直子写道，“祝你二十岁成为幸福的一年。我的二十岁看来势必在这凄凉光景中度过了，而你一定要活得幸福，把我那份也活出来，那样我才高兴，真的。这件毛衣是我和玲子织的，每人一半。我一个人织要到明年情人节了。织得好的那一半出自她的手，不好的那一半是我织的。玲子这人干什么都心灵手巧。在她面前，我时常自我厌恶得不行。我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豪的——哪怕一点。再见。保重身体。”

玲子也附了一封短信：

“好吗？对你来说，直子或许是至高无上的天使；而在我眼里，只不过是笨手笨脚的普通女孩。但不管怎样，总算把毛衣按时赶出来了。怎样，漂亮吧？颜色和式样是两人商定的。祝你生日快乐。”

第十章

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总是让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那般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

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得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经遥遥领先，惟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科尔特兰⁽¹⁾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我已年满二十。秋去冬来，而我的生活依然如故。我仍旧浑浑噩噩地到校上课，每周打三次零工，时而重读一回《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到星期天就洗衣，给直子写长信。还时常同绿子相会，一起吃饭、逛动物园、看电影。出售小林书店的事进展顺利，她和姐姐在地铁茗荷谷站那里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公寓，两人同住。绿子说，姐姐结婚就搬出那里，去别处另租一间。我被叫去那里吃过一次午饭，见公寓很漂亮，光线又好，绿子也显得比在小林书店时快活开朗得多。

永泽几次找我出去玩，每次我都推说有事拒绝了。其实我只是嫌麻烦。当然并非不想同女孩睡觉，但想到在夜晚的街上喝酒、物色合适女孩、搭讪、进旅馆这一整套过程，便有些厌倦。而永泽却能不厌其烦其倦地坚持不懈，我对这小子不免重新生出几分敬畏。或许被初美开导过的关系，我也觉得与其同素不相识的无聊女孩睡觉，倒不如想直子更为惬意。直子的手指在草地上给我的感触，无比真切地留在我身上。

十二月初，我给直子写了封信，告诉她寒假想去探望，问可不可以。玲子写来回信，让我只管去，她俩翘首以待，无比高兴。信上还写道：“直子眼下写信有所不便，由我代笔。但并不是说她的情况有什么不妙，别担心。只不过波浪般时起时伏罢了。”

学校一放假，我就打点行装，穿上雪靴，往京都进发。正如那位奇妙的医生说的，银装素裹的山景的确妖娆动人。我仍像上次那样在直子和玲子的房间住了两夜，度过同上次大同小异的三个白天。暮色降临，玲子便弹起吉他，三人一起聊天。白天没去郊游，而代之以越野滑雪。只消脚蹬滑雪板在山里奔波一小时，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身热汗。闲下来的时候，就去帮助大家扫雪。姓宫田的那个医生又来我们餐桌，围绕“为什么手的中指比食指长，而脚趾则相反”的问题讲授一番。守门的大村再次提起东京的猪肉。玲子对我这次代替礼物送给她的唱片大为高兴，把其中几支的乐谱写下来，用吉他弹奏一遍。

同秋天来时相比，直子沉默寡言多了。三人在一起时她几乎不开口，只是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而由玲子替她说个不停。“别介意，”直子说，“正赶上这种时期。听你们说比我自己说有趣得多。”

玲子借口有事出门离开后，我和直子在床上抱在一起。我轻轻吻着她的脖颈、肩头和乳房。直子仍像上次那样用手指帮我疏导出去。之后我搂住直子，告诉她两个月来自己一直记着她手指的感触，并且一边想她一边自慰。

“没和其他任何人睡觉？”直子问。

“没有。”我答道。

“那好，这个也记住。”说着，她身体下滑，轻轻用嘴唇含住我那东西舔着。直子笔直的秀发垂在我的小腹上，随着她嘴唇的移动“刷刷”地摇晃着。于是我又来了第二次。

“能记住？”直子问道。

“当然能，永远记着。”我说。我搂过直子，把手指伸进内裤试了试那儿，但那儿是干的。直子摇摇头，拿开我的手。我们默默相抱了许久。

“这学年结束后，我想搬出宿舍，另找住处。”我说，“寄宿生活已经有点过腻了，再说生活费反正靠打工也总能维持。这样，可以的话，两人一同生活好么？上次我也说过。”

“谢谢。你这么说，我不知有多高兴。”

“我也认为这里并不坏，安安静静，环境也理想，玲子人又好，但终究不是久居之地。如想久居，这场所未免过于特殊。在这里住得越久，我想就越不容易动弹。”

直子一言未发，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惟见白雪皑皑，阴云沉沉，一身银装的大地同苍穹之间只有些许空隙。

“慢慢想一想。”我说，“反正我到三月才搬。只要你有意去我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

直子点点头。我像端起一件容易损坏的玻璃工艺品那样，双臂轻轻抱住直子。她把胳膊搂在我脖子上。我赤身裸体，直子只穿一条小小的白色三角裤。直子的身段十分娇美，令人百看不厌。

“我为什么就不湿呢？”直子低声道，“我出现那种状态，真的只有那一回，只有二十岁生日那天，只有你抱我那个晚上。以后为什么就不行呢？”

“精神作用，时间一长自然会好的，不用性急。”

“我的问题全部是精神方面的。”直子说，“假如我一生都不湿，一辈子都性交不成，你也能一直喜欢我？你也能一直靠手和嘴唇忍耐？或者通过和别的女人睡觉来解决性欲问题？”

“从本质上讲，我这人属于乐天派。”我说。

直子在床上坐起身，把T恤从头上套进，穿上法兰绒衬衫。我也穿上衣服。

“让我慢慢想想。”直子说，“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好。”我说，“你的嘴唇真够厉害。”

直子有点脸红，妩媚地笑了笑。“木月也这样说来着。”

“我和他不论想法还是爱好都不谋而合。”说完，我也笑了。

之后，我们在厨房餐桌上边喝咖啡边谈往事。她可以多少谈一点木月了，慢条斯理地斟酌着词句。雪下下停停，三天都没见到一次晴。分别时我告诉她：“我想三月份还会来的。”然后隔着厚厚的外套抱住她接了一吻。“再见！”直子说。

一九七〇年这一陌生年轮转来了，我的二十岁已彻底告终，踏入了新的沼泽地带。学年末有考试，我比较轻松地一一过关。因为别无他事，几乎天天到校，即使不特别用功，应付考试也是轻而易举的。

宿舍院内闹了几场纠纷。自成一派的一伙人把安全帽和铁棍藏在宿舍里，结果同管理主任豢养的体育会派系的学生短兵相接，两人受伤，六人被逐出宿舍。这一事件余波所及，此后每天总有地方吵吵闹闹，宿舍院内始终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险些惨遭体育会派系学生的毒手，幸亏永泽居中调解，才免受皮肉之苦。总之，是到退出宿舍的时候了。

考试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认真物色住处。花了一星期时间，总算在郊外吉祥寺那里找到了合适房间。交通虽有些不便，但难得的是单独一座房子，可谓捡来的便宜。一块莫大的地皮的一角，孤零零立着一座类似耳房或岗楼的小房，同正房之间隔着一片相当荒芜的宽阔庭园。房东走正门，我走后门，隐私也可得到保护。里面一个房间，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还带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壁橱。窗口临院，居然还有檐廊。房东提的条件是：明年他孙子可能到东京来，届时得搬出才行。自然，房租也因此比时价便宜不少。房东是对看上去满和气的老夫妇，告诉我他们不会说三道四，只管随便就是。

搬家是永泽帮的忙。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轻型卡车，并且履行诺言，把电冰箱、电视机和暖水瓶送给了我。这对我确实是宝贵的礼物。两天后，他也离开宿舍，迁往三田一座公寓。

“短时间怕不能见面了，多保重！”分手时他说，“不过以前我也说过，总觉得遥远的将来会在某个意外地方见到你的。”

“我期待着。”我说。

“对了，上次跟你调换的那个女孩，还是不漂亮的好。”

“同感同感。”我笑道，“另外，永泽君，你要好好待初美才是。一来那样好的人实在难遇，二来她感情其实很脆弱，光看表面不行。”

“噢，这我知道。”他点点头，“所以，说句实在话，最好的办法是继我之后你来接收初美。我想你们是会十分融洽的。”

“别开玩笑！”我不禁讶然。

“是玩笑。”永泽说，“祝你幸福。困难不会少，但你这人也固执得可以，我想总会成功的。给你个忠告可以么？”

“请。”

“不要同情自己！”他说，“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我一定牢记。”我说。然后我们握手分别。他奔往新的天地，我则退回自己的泥沼。

搬迁后三天，我给直子写信。我写了新居的情形，告诉她自己终于从乱糟糟的寄宿院里挣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必受那些无聊家伙的无聊算盘的干扰。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胜欣喜和坦然，准备在此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窗外是一大片庭园，附近的猫们将其作为集会场所。我一得闲，就歪倒在檐廊中观望那些猫。具体多少只倒不甚清楚，反正数目相当之多，而且都在横躺竖卧地晒太阳。它们似乎不大欢迎我住在这所独房里，但我拿出几块吃剩下的干酪后，便有几只挪步上前，战战兢兢地吃了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同它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有一只耳朵少了半边的花纹公猫，这家伙同我原来宿舍的管理主任相似得惊人，我真担心庭园里会马上有国旗升起。

距学校是远了些，但进入专业课程之后，早上的课大为减少，算不得什么大问题。而且可以在电车中悠然看书，因祸得福也未可知。最后就只剩下在吉祥寺附近找一份每周可干三四天而又不甚辛苦的零工了。到那一天，我就可以重返每天都要上发条的生活。

我并不想催你仓促做出决定，但春天毕竟是适合从头做事的季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四月开始共同生活，我觉得恐怕再好不过。倘若顺利，你还可以去大学复学。假如一起住有问题，也不妨在附近为你另找住处。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当然，也不是非在春季不可。如果你以为夏季合适，夏季也OK，没有问题。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能来信告诉我么？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好好找时间打一段工，得把搬迁费挣出来。一个人生活，各种开销相当不少。锅碗瓢盆也必须一应俱全。但三月份有时间，一定前去看你。请告诉我合适日期好么？届时也想去一趟京都。我是多么希望同你见面啊！等待你的来信。

此后两三天时间，我在吉祥寺街上一件件买来杂货，开始在家里做简单的饭菜，另外从附近木材店里买了木料，请其锯好，做了一张学习用桌，吃饭也暂且用它。还做了个碗橱，买齐了调味品。一只半岁左右的白毛母猫已和我混熟，开始在我这儿吃饭。我给这猫取了个名字，叫“海鸥”。

如此安顿下来后，我上街在油漆店找了份工，整整当了两个星期油漆店的帮手。工钱自是不错，但活也十分了得。脑袋给信纳水熏得昏昏沉沉。收工后在专售套餐的小饮食店吃顿晚饭，喝罢啤酒，回家逗猫玩，而后便死一般睡去。两星期过后也没接到直子的回音。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以后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脾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一把推开我似的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入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得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快信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信。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祥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星期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喝完茶，他让我看了看仓房，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仓房里的确满满地堆着形形色色的物件，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

我花了一天时间把自行车的锈去掉，抹上油，给轮胎充气，调好齿轮，请自行车店把离合器钢丝更新。这一来，整个自行车焕然一新，如同换了一辆。至于餐桌，我把灰擦得一干二净，重新涂上清漆。吉他嘛，把旧弦全部换成新的，用黏合剂把几欲开裂的板粘住，还用钢丝刷把锈一古脑儿除净，螺丝也校正一番。吉他虽不高级，但发出的音大致还算准确。想来，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是头一次摸吉他。我坐在檐廊中，一边回忆往日练过的德里夫塔兹的《在屋顶上》，一边缓缓弹着，居然还记得基本和弦。

之后，我用余下的木料做了个信箱，涂上红漆，写上名字，竖在门前。而投入的邮件，直到四月三日，只有一张转投的高中同窗会的通知。其他东西还好，惟独这东西我不愿接触，因为那是我和木月所在的同窗会。我当即扔进了废纸篓。

四月四日的下午，信箱里终于出现了一封信。是玲子来的，信封后面写有石田玲子的名字。我用剪刀整齐地剪去封口，坐在檐廊里读起来。一开始我就有预感，估计内容可能不妙，一读果真如此。

信的开头，玲子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她写道，直子始终在为写回信而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玲子几次提议由她代笔，以免延误。但直子坚持说这属于私事，一定要自己写。于是拖到现在，以致让我担惊受怕，要我原谅。

一个月来，想必你在苦苦盼望回信。对直子来说，这一个月也非同小可。请你谅解她。坦率地说，她眼下的情况不甚理想。她总想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但目前尚未出现预期效果。

回想起来，她最初的征兆反映在写不好信上，这是从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开始的。继而一点点出现幻听。每当她提笔写信，便觉得有很多人向她说话，干扰她遣词造句。不过直到你第二次来访，这种症状还比较轻微，老实说，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这一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然而自从你回去后，就变得相当严重了。现在，她连日常交谈都觉得困难，找不出词句。因此直子眼下心里非常混乱，而且有恐怖感，幻听也日益加重。

我们每天都同专科医生碰头。直子、我，加上医生，三个人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试图准确地找出她头脑中出故障的部分。我提议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你也加进这碰头会里，医生也表示赞成，但直子反对。按她的说法，理由是“见面就要以完美的身体出现”。我劝她说问题不在那里，而是要争分夺秒地恢复健康，但她不肯改变想法。

记得以前就对你说过，这里并非专科医院。诚然，也有不错的专科医生，治疗也有效，但集中性治疗是有难度的。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为患者自我医疗创造良好的环境，准确说来，并不包括医学上的治疗。因此，倘若直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势必要转去别的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我也很难过，但终究爱莫能助。当然，纵令那样，也可能以短期治疗——“出差”为由重返这里。如果治疗得顺利，说不定能直接从那边痊愈出院。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直子也在全力以赴。请你祝愿她早日康复，并且一如既往地写信来。

石田玲子　三月三十一日

读罢信，我仍坐在檐廊不动，望着已经春意盎然的庭园，园里有株古樱，花开得几近盛开怒放。微风轻拂，光影斑驳，而花色却异常黯然。稍顷，“海鸥”不知从何处走来，在檐廊地板上“嚓嚓”搔了几下爪子，便挨在我身旁怡然自得地伸腰酣睡。

我觉得应该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才好。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我想那不得不思考的时刻恐怕不久就将来临，届时再慢慢思考好了。至少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整整一天，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眼望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发，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嫩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他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房间，拉合窗帘。房间里还是有春天的气味。春天的馨香无所不在。然而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奇特，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一样。谁向我说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向别人说话对方也不明所云。我觉得自己浑身仿佛紧紧贴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接触，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我靠着墙壁眼望天花板出神，肚子饿了就嚼一点随手摸得到的东西，喝口水，悲戚起来就喝杯威士忌睡觉。既不洗澡，又不刮须。如此过了三天。

四月六日绿子来了封信，信上说四月十日去登录选课，届时要我在学校前院等她一同吃午饭。她说：“拖这么久才回信，这样也就彼此彼此了，还是和解吧。因为见不到你，毕竟感到寂寞。”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四遍，还是不解其意。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脑袋麻木得不行，无法准确把握上下句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在“登录选课”那天同她相见就是“彼此彼此”？为什么她要同我“吃午饭”？我不由怀疑：恐怕连我的脑袋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神志濒于瓦解，如同暗室植物的根须一样蓬蓬松松。不能这样！我在昏沉沉的脑袋里想道。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要同情自己，”我猛然记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真有你的，永泽，你是好样的！我长吁一声，欠身站起。

三天来我第一次洗衣服，去澡堂洗澡刮胡子，打扫房间，买来东西，做顿像样的饭菜吃了，又喂了饿瘪肚子的“海鸥”，喝些啤酒。这回只喝啤酒，接着做了三十分钟体操。刮胡子时我对镜一看，才发现瘦得两腮全陷了下去，两眼倒是光亮得出奇，活像别人的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兜了一圈风，回家吃罢午饭，把玲子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冷静思考往下该怎么办。我之所以从玲子信中受到沉重打击，根本原因在于我那种以为直子日趋好转的乐观估计一瞬间归于破灭。其实直子本人已说她的病根很深，玲子也说过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我两次去见直子，得到的印象都是她正在恢复，便以为惟一的问题无非是使她重新鼓起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认为只要她重鼓勇气，我们两人就能齐心合力地顺利步入坦途。

岂料，我这座构筑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幻想之城，由于玲子的一封信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剩下的惟有死气沉沉的平板地基。我现在必须设法使自己重新站稳。直子的再度恢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纵使恢复了，她恐怕也要比以前更衰颓虚弱，更没有信心。而我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当然也不是我坚强起来就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我心里清楚。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自己的士气，只有耐心等待她的康复。

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不骗你。这也是你留下直子死去造成的！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更加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永远十七、十八，但现在我不那样想。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喂，木月，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十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把住我的双肩，定定地逼视我的眼睛，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一笑：“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店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怪我不对，有什么办法。”我说。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噢，大概是吧。”

“可干嘛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

“可我的又硬又大。”

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我们都选了，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们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捞回来。”

“啊，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她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了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瞎猜的嘛！”绿子意外似的说道，“干嘛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

“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中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女孩，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又看见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银莲花。

两个女孩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小饭店，在街上散步。我们转了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厅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罐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三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坐同一条凳子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多少该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说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跌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像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

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街头转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三周四可以从五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再没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我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坐在桌前盯着看了半天。这封信虽说比以往简短得多，但我自忖这样反倒能更好地传情达意。我往杯里倒了三厘米高的威士忌，两口喝光，栽倒睡觉。

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一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餐馆当侍应生，条件虽一般，但供应午餐，还给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还是绿子的姐姐出来接，用疲倦的声音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她自己也想知道绿子去了哪里，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绿子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五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一百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人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四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四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四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说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总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在一起，此外便是同一个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腿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四月过去，轮来五月。五月比四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五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似的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项、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餐馆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龄，两人不时攀谈。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终于可以下班后在附近餐馆里喝一杯啤酒畅所欲言了。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情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乔治·巴塔耶和鲍里斯·维昂，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一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堆满了画架和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皇家芝华士酒，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伯特·卡萨德修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儿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的勾当嘛！”他说，“一上二十或二十一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

“呃——恐怕是。”伊东承认道，“再说，我没心思当什么美术教师，不愿意教那些像群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猴子似的调皮鬼初中生，不愿意那样了此一生。”

“说到底，还是同她分手为好吧？对双方来说。”

“我也那样想。但说不出口，张不开嘴。因为她是打定主意同我结合的，我怎么好说：分开吧，我已看不上你了呢！”

我们没有加冰块，干喝芝华士。柳叶鱼吃完后，便把黄瓜和芹菜切成长条，蘸酱油嚼起来。“咔嚓咔嚓”嚼黄瓜的时间里，我不由得想起绿子的父亲，痛切地感到失去绿子的生活对我是何等枯燥无味。不知不觉地，她的存在已在我心目中急剧膨胀起来。

“你有恋人？”伊东问。

“有是有。”我吁口气回答，“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天各一方。”

“但心情是相通的吧？”

“但愿如此，否则如何活得下去。”我半开玩笑地说。

随后，他语气沉静地谈起莫扎特的伟大。如同乡下人对山路了如指掌一样，他对莫扎特音乐的伟大之处如数家珍。他说他父亲喜欢听，他从三岁开始就一直听。我对古典音乐所知无多，但在一边听他充满感情而恰到好处的点评——“听，这个地方……”“如何，这里……”——一边倾听莫扎特协奏曲的时间里，一种久违了的怡适舒展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我们望着井头公园树林上方浮出的一弯新月，把那瓶皇家芝华士喝到最后一滴。好香醇的酒！

伊东叫我住下，我说还有点事，谢过他招待的皇家芝华士，九点前离开了他的住所。归途中，我进电话亭给绿子打电话，这回居然是她本人接的。

“对不起，现在不想同你说话。”绿子说。

“这我知道，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我不想就这样中断同你的关系。你确实是我屈指可数的朋友之一，见不到你实在憋得难受。到什么时候才能和你说话？只告诉我这点也好。”

“由我来打招呼，到那时候。”

“活得可好？”

“凑合。”说着，她放下听筒。

五月中旬，玲子来了封信。

谢谢你时常来信。直子看了非常高兴。我也看了，我看也可以吧？

好久未能写信，请多原谅。实不相瞒，一来我有点感到疲劳，二来也没什么可喜的消息。直子的情况还是不怎么好。前几天她母亲从神户来，加上专科医生和我，四个人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同意转去专科医院集中治疗一段时间，然后再酌情决定是否返回这里。直子说如果可能，她想一直在此医疗，作为我也觉得离开她寂寞，而且放心不下。不过坦率说来，她已经渐渐不容易控制了。平素倒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但有时候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那种时候身边就离不开人，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子的幻听已十分严重，她拒绝接受一切，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所以，我认为直子还是暂时转院为好，去合适的地方接受治疗。这固然遗憾，但别无他法。以前我也对你说过，对待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不放弃希望，把相互纠缠的线索一一理出头绪。无论事态看上去多么令人悲观，也必定在某处有突破口可寻。倘若周围一团漆黑，那就只能静等眼睛习惯黑暗。

这封信寄到你手头的时候，直子该已经转去那家医院了。拖这么久才告诉你，觉得抱歉得很，但这一切都是仓促忙乱之间定下的。新医院是一家有定评的医院，条件很好，也有高明的医生。地址写在下面，请往那边写信。我这边也会得到直子的情况，届时再告诉你，但愿有好消息可写。想必你很难过，但不要灰心。直子不在以后，仍希望能给我写信来——即使不经常也好。再见。

这年春天我着实写了好多信。每周给直子写一封，给玲子也写，还给绿子写了几封。在大学教室里写，在家把“海鸥”放在膝头伏在桌子上写，间休时对着意大利餐馆的餐桌写，简直就像要通过写信来把我几乎分崩离析的生活好歹维系在一起。

“由于不能同你说话，我送走了十分凄楚而寂寞的四月和五月。”我在给绿子的信中写道，“如此凄楚寂寞的春天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早知这样，让二月连续重复三次有多好。现在对你说这话我想为时已晚——那新发型的确对你非常合适，非常可爱。眼下我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从厨师那里学会了做意大利面条，十分好吃，很想日后请你品尝一次。”

我每天去学校，每周在意大利餐馆打两三次工，同伊东谈论书和音乐，从他手里借来几本鲍里斯·维昂看，写信，同“海鸥”玩，做意大利面条，整理庭园，边想直子边自慰，一场接一场看电影。

绿子向我搭话是六月快过完一半的时候。两人足有两个月没开口了。上完课，绿子来我邻座坐下，手托下巴，半天没有吭声。窗外雨下个不停。这是梅雨时节特有的雨，没有一丝风，雨帘垂直落下，一切都被淋得湿漉漉的。其他同学全部离开教室后，绿子也还是以那副姿势默然不动。一会儿，她从棉布上衣袋里掏出“万宝路”衔在嘴上，把火柴递给我。我擦燃一根给她点上。绿子圆圆地噘起嘴唇，把烟缓缓喷在我脸上。

“喜欢我的发型？”

“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她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把右手伸出。我握住它。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如释重负。绿子把烟灰抖落在地板上，倏地起身立起。

“吃饭去吧，前胸贴后背了。”绿子说。

“去哪儿？”

“日本桥高岛屋商店的餐厅。”

“干嘛特意去那种地方？”

“隔些日子我就想去一次那里。”

于是我们乘地铁来到日本桥。也许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的关系，商店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影。整个店内充溢着雨的气味，店员也因无所事事而显出无聊的神情。我们走到设在地下室的餐厅，细细看了一遍陈列的样品，两人都决定吃盒饭。虽是午饭时间，但餐厅里人并不很多。

“在商店的餐厅吃饭，这可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我一边说一边端起几乎只有在商店餐厅才能见到的光溜溜的白瓷茶杯，喝了一口。

“我喜欢这样。”绿子说，“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特殊事情。这大概同小时候的记忆有关，小时候很少很少由大人领着逛商店。”

“我倒好像常逛，我妈喜欢逛商店的。”

“真好。”

“也谈不上好不好，我本来不乐意去什么商店。”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好是指在大人关怀下长大。”

“噢，独生子嘛！”我说。

“小时候我就想好了，长大后一定一个人来商店餐厅饱饱吃上一顿。”绿子说，“不过也够无聊的，独自在这种地方草草地吃顿饭，哪里能有什么意思。既不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又乱哄哄的让人心烦意乱，空气又糟，光是地方宽敞。但我还是时常想来这里。”

“这两个月好难熬啊！”我说。

“从你信上知道了。”绿子面无表情地应道，“反正先吃饭吧，除此以外我现在考虑不了别的。”

我们把半圆形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喝了汤，饮了茶。绿子吸了支烟，吸罢，一言不发地迅速立起，拿伞在手。我也随之欠身，拿起伞。

“这回去哪里？”我问。

“来商店餐厅吃完饭，往下当然是去天台喽！”绿子说。

雨中的天台一个人也没有。宠物用品专柜看不见售货员，小卖部和乘用物售票处也都落着卷闸门。我们撑着伞，在湿漉漉的木马、花木架、摊床之间散步。东京的闹市区中心居然有此等荒凉的场所，我有些意外。绿子说要看望远镜，我投进一枚硬币，她看的时候我为她撑伞。

天台角落里有一小块带凉棚的娱乐场，摆着几台儿童游戏机。我和绿子在里边一个歇脚凳模样的矮台上坐下，观望雨景。

“说点什么呀！”绿子说，“总该有话说吧，你？”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不过上次我确实心绪很糟，头脑木木的，对好多事都心不在焉。”我说，“但见不到你后我才深深意识到——只因有你，我才得以好歹坚持到现在。而失去你之后，我实在孤独得好苦。”

“可你不知道吧，渡边君？由于不得见你，这两个月我是多么寂寞，度日如年。”

“不知道，没想到。”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生我的气，所以才不想见我。”

“你这人脑袋怎么这么简单？我肯定想见你的嘛！我不是说过喜欢你的吗？我并不会随随便便喜欢上一个人，或轻而易举抛弃一个人。这点你还看不出来？”

“那当然是那样……”

“不错，我是生你气来着，恨不得狠狠踢你一百八十脚。还不是，好久才见一次面，你却呆愣愣地只顾想别的女人，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我就是生这个气。不过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想，恐怕还是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为好，即使为了把种种事情弄清楚。”

“种种事情？”

“就是我同你的关系。具体说来，我已经渐渐觉得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较之同他相处。你不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都不够稳妥？当然我是喜欢他。虽然他多少有点固执、偏激，有点法西斯，但优点也多的是，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经认真考虑才喜欢他的。但是，对我来说，你这人总像有些与众不同。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再称心如意不过。我信赖你，喜爱你，不愿放弃你。一句话，自己对自己都逐渐没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他那里开诚布公地商量，看如何是好。他叫我别再找你，说如果再找你就得同他一刀两断。”

“那怎么办了？”

“和他断交了，利利索索的。”说着，绿子把一支“万宝路”衔在嘴上，用手拢着划火柴点燃，猛猛吸了一口。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虚拟语气，又能解数列，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不可？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吗？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俊的男孩，但没办法，就是看中了你。”

我想说句什么，但喉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时未能出口。

绿子把烟扔进水洼：“喂喂，别阴沉着脸，叫我看着难受。你放心，知道你另有心上人，我什么都不指望。不过抱一抱我总可以吧？这两个月我也真熬得够呛！”

我们在娱乐场后头撑着伞抱在一起。身体紧紧贴住，嘴唇急切切合拢。她的头发、她的棉布牛仔夹克的领口都发出一股雨的气味。我不禁心想：少女的身体是何等柔软，何等温暖！隔着一层夹克衫，我胸口明显感到了她的乳房，觉得自己确实好久都未曾接触如此充满生机的肉体了。

“上次和你见面那天的晚上，我就跟他讲了，就此各奔东西。”绿子说。

“我非常喜欢你。”我说，“打心眼里喜欢，不想再撒手。问题是现在毫无办法，进退两难。”

“因为那个人？”

我点点头。

“嗯，告诉我，和她睡过？”

“只一次，一年前。”

“那以后再没见面？”

“见了两次，但没干。”我说。

“那又为什么？她不是喜欢你吗？”

“无可奉告。”我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责任，作为某种人的责任，并且我不能放弃这种责任。起码现在我是这样感觉的，纵使她并不爱我。”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以为这是大甩卖？你要是不买，我很快就到别处去。”

“需要时间。”我说，“需要思考、归纳、判断的时间。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但现在只能说到这里。”

“但你是喜欢我，是不想再撒手吧？”

“那当然是的。”

绿子离开我的身子，嫣然一笑，看着我的脸。“那好，我等你，因为我相信你。”她说，“只是，要我时就只要我，抱我时就得只想我。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明白白。”

“还有，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但千万别做伤感情的事。在过去的生活里我已经被伤害得够厉害了，不想再被伤害下去，我要活得快活些。”

我搂过绿子，吻着她。

“还不快把那破伞放下，拿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她说。

“放下伞不淋成落汤鸡了？”

“管它什么落汤鸡！求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只管死死抱住我。我都整整忍耐两个月了。”

我把伞放在脚下，顶着雨把绿子紧紧搂在怀中。惟有车轮碾过高速公路的沉闷回响仿佛缥缈的雾霭一般笼罩着我们。雨无声无息，执著地下个不停，我们的头发已被彻底淋透，雨滴犹如泪滴顺颊而下，她的棉布牛仔夹克和我的黄色尼龙风衣全被染成了深色。

“到能避雨的地方去吧？”我说。

“去我家！家里谁也不在。这样非伤风不可。”

“百分之百。”

“瞧，咱俩活像从河里游过来的。”绿子边笑边说，“痛快！”

我们在毛巾柜台买了条大号毛巾，轮流进洗手间擦干头发，之后乘地铁来到她在茗荷谷的公寓。绿子马上让我淋浴，然后她才进去。我穿上她借给我的浴衣，等待衣服干透。她自己换上马球衫和裙子。两人在厨房餐桌喝咖啡。

“讲讲你的事。”绿子说。

“我的什么事？”

“呃……你讨厌什么？”

“讨厌鸡肉、性病和饶舌的理发匠。”

“此外？”

“四月孤独的夜晚和镶花边的电话机罩。”

“此外？”

我摇摇头：“再想不起特别的。”

“我的他——以前那个他——讨厌的东西多得很。例如我穿超短裙啦，吸烟啦，每喝必醉啦，口出脏话啦，讲他朋友不好啦……所以，如果在我身上有你讨厌的，尽管提出。能改的我改就是。”

“没有什么。”我想了一会说，“什么也没有。”

“真的？”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

我和绿子在她房间的床上相抱而卧。我们边听滴雨声边在被窝里亲嘴，接着从世界的构成一直谈到煮鸡蛋的软硬度，简直无所不谈。

“下雨天蚂蚁到底干什么呢？”绿子问。

“不知道，”我说，“估计是打扫洞穴或整理贮藏物什么的吧。蚂蚁很勤快。”

“那么勤快为什么还不进化，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是蚂蚁？”

“说不清。大概身体结构不适合进化——同猿猴相比。”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多一问三不知。”绿子说，“我还以为渡边其人大凡世事无所不通咧！”

“世界大无边。”

“山高海又深。”说罢，绿子把手伸进我的浴衣下摆握住那勃起的东西，然后倒吸一口凉气，“喂，渡边，可别见怪，老实说真的不成。这么大这么硬！”

“开玩笑吧？”我叹息一声。

“是玩笑。”绿子哧哧笑着，“不要紧，放心好了。这个尺寸的完全进得去。喂，细看看可好？”

“随便你。”我说。

绿子缩进被里，摆弄了好半天，翻翻包皮，用手掌掂掂分量，然后从被窝探出头来，吁了口气。

“可我十分十分中意你这玩艺儿，不是奉承你。”

“谢谢。”我老实道谢。

“可是你不想和我干吧？在各种事情弄清之前？”

“不至于不想干吧，”我说，“想得都快发神经了。但又不能干。”

“死脑筋！我要是你就一干为快。干完再考虑不迟。”

“真那样做？”

“骗你。”绿子小声道，“我也不会干的，我想，我要是你同样不会干的。我就喜欢你这种地方，真的好喜欢。”

“怎么个喜欢法儿？”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紧紧地贴住我，嘴唇吻在我乳头上，握着那东西的手开始在下边缓缓地动。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手的动作和直子相当不同。两者都充满温存，妙不可言，然而总有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体验。

“喂，渡边君，又在想别的女人吧？”

“没想。”我撒谎道。

“真的？”

“真的。”

“这种时候可不许你想别的女人。”

“想不成的。”我说。

“想碰碰我的胸部或那地方？”绿子问。

“想的，但还是不碰的好。一次搞许多名堂，刺激太强了。”

绿子点点头，在被子里窸窸窣窣脱了内裤，对准我那东西：“排在这里。”

“要弄脏的。”

“人家眼泪都要出来了，别说蠢话。”绿子带着哭腔说，“洗洗就完了。别客气，尽管排好了！要是过意不去，就买新的当礼物送我。或者说你是不中意我才排不出？”

“哪儿的话。”我说。

“那就排吧，没关系，排吧。”

我排完后，她检查了那摊东西。“上面都沾满了呢，”她不无钦佩地说。

“太多了？”

“没关系，不怎么多。傻子，尽管排就是。”绿子笑着和我接吻。

傍晚时分，绿子去附近买东西，做了晚饭。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啤酒吃炸虾，最后是吃青豆饭。

“吃得饱饱的，造得多多的。”绿子说，“我替你好好排放出去。”

“多谢。”

“我嘛，知道好多好多方法。开书店时从妇女杂志上学来的。跟你说，妇女怀孕时干不成那事，为了使丈夫那期间不在外头胡搞，就搜集各种各样的处理办法。也确实有很多方式。感兴趣？”

“感兴趣。”我说。

离开绿子后，我乘上电车回家。在车中我打开一份从车站买来的晚报。但我还沉浸在思考中，一行也读不下去，读了也不知所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莫名其妙的版面，继续思索以后自己将何去何从，我周围的环境将出现何种变化。我不时感到世界的脉搏在我身旁突突悸动不已。我喟然长叹，旋即合上双目。对于今天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觉后悔，倘若能再过一次今天，所作所为也一定毫无二致——仍在雨中天台上拥抱绿子，仍被淋成落汤鸡，仍在她床上被其手指疏导出去。对此我不存任何疑问。我喜欢绿子。她肯重新投入我的怀抱，使我感到乐不可支。若同她结为伴侣，想必能相安无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孩，那热乎乎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中。作为我，何尝不想把绿子剥得精光，分开下肢进到其温暖的缝隙中去——为克制这种强烈的冲动，我不知做了多大努力。当她握住我那件东西的手指缓缓移动的时候，我实在不能加以制止。我渴求她，她也渴求我，我们已经在相爱。有谁能制止得了呢？是的，我是爱绿子，这点恐怕更早些时候就已了然于心，只不过自己长期回避做出结论而已。

问题在于我无法很好地向直子解释这种局面的发展。若在其他时期倒也罢了，而对眼下的直子，我根本不可能说我已喜欢上了别的女孩。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中为直子保留了相当大一片未曾被人染指的园地。

我所能做的，就是给玲子写一封毫无保留的信。我回到住处，坐在檐廊里，眼望夜幕笼罩下的雨中庭园，头脑中推出几行词句。于是我开始伏案直书：“我不能不向您写这封信——这封对我来说万般痛苦的信。”写罢开头，我大致叙述了我同绿子迄今为止的关系，以及今天两人间发生的事。

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但我同绿子之间存在的东西带有某种决定性，在她面前我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并且恍惚觉得自己势必随波逐流，被迅速冲往遥远的前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娴静典雅而澄澈莹洁的爱，而绿子方面则截然相反——那是站立着的，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我的身心。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绝非自我开脱，我自以为生来至今始终以诚为本，对任何人也未曾文过饰非，时刻小心不误伤任何人，然而到头来自己反被抛入这迷宫般的境地，我全然不知何以如此。我到底应怎么办呢？这点我只能同您商量，此外别无他人。

我贴上速递邮票，当天夜里就把信投进了邮筒。

玲子的信的到来是此后第六天。

恕不客套。

首先报告好消息。

直子好转得听说比预想的快。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听起来她说话已清楚多了。很可能短期内返回这里。

其次是关于你的。

依我之见，你大可不必把许多事情想得那么严重，爱上一个人是难得的好事，倘若那爱情是真诚的，谁也不至于被抛入迷宫，要有自信。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第一，如果你被叫绿子的那个人所强烈吸引，你同她坠入情网便是理所当然的。这或许一帆风顺，也可能一波三折。所谓恋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一旦坠入情网，一切听之任之或许不失为自然之举。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形式。

第二，至于你是否同绿子发生性关系，这纯属你自身的问题，我不便表态。最好同绿子畅所欲言，以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

第三，此事请瞒着直子。如果到了非对她挑明不可的地步，届时再由你我两人考虑万全之策。所以你暂时不要透露给那孩子，交给我处理好了。

第四，过去你在很大程度上是直子的精神支柱。即使你不再对她怀有作为恋人的感情，你能为直子做的事也应当还有很多。所以，你不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对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统而言之的总称）是生息在不健全世界上的不健全的人，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或用分度器测量角度、如同银行存款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对吧？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绿子倒像是个非常可贵的女孩。你为她倾心这点，从信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你对直子的一片痴情，我也明明白白。这并非什么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里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这样说未免大言不惭——你也差不多到了学习这种人生方式的年龄。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就连我这样孱弱而不健全的女人，有时都觉得人生是多么美好。真的！所以，你也务必加倍追求幸福，为追求幸福而努力。

当然我很遗憾，遗憾你同直子未能迎来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归根结蒂，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好结局呢！因此你无须顾忌谁，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那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

我每天都在没有任何听众的情况下弹吉他，这的确有点百无聊赖。也不愿过下雨的黑夜。真想什么时候再次在有你和直子的房间里边吃葡萄边弹吉他！

就此搁笔。

石田玲子　六月十七日

(1)　科尔特兰（1926—1967），美国黑人爵士乐演奏家。

第十一章

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了。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抔灰烬。

八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然后，我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首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而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体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借给我蚊香；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金。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个星期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就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十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深处爬出来，但仔细端详，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棍升起篝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了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耳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棺盖的叮当声，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五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肢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它们甚至撬开一点缝隙，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是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我一个人剩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浑似汗珠的泪珠自行其是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熟知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泪流满面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称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荡。他打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一升装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十六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遥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瑕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啰啰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不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嶙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篝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三十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又一瓶一升装清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是紫菜饭卷和油炸豆腐，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三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得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在废船旁边呕吐起来。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心情更加不堪。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卷起睡袋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我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该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回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几个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了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盼打电话来。早上九点和晚上九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九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还好？”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八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三点二十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三点二十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黑色的吉他盒子。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说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倒霉透了。”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

“相隔八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不怕，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乐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挺有情调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盒。

“我恐怕要自己的身体习惯一下，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着嘴角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祥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到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乐大学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一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十七，直子依然二十一，永远地。“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烧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蛮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让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盒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二十多分钟玲子也没回来。终于回来时，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二十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在脸上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她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了下弦，弹起卡洛斯·乔宾的《变调》。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她的外衣里面穿着一件马德拉斯格纹半袖衬衫。

“瞧，这衣服蛮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经她一说，她的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指响，“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八月十日前后……”

“信看了。”

“八月二十四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二十五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了。我们三人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吟吟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若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病彻底治好。’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下定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

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得要命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做爱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己如何湿润，如何被侵入，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做爱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做爱，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他进去的时候，痛啊痛啊痛得我不知怎么才好。’直子说，‘是我的初次。因为湿了，进倒是一下子进去了，但反正就是痛。痛得头都晕了。他一直插到最里边，我以为这回可以了，不料他把我的腿稍稍抬起，插得更深。这一来，浑身倏一下子变凉了，就好像浸到了冰水里，手脚麻酥酥地一阵发冷。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这样死掉不成？心想死掉就死掉好了。可他知道我痛了，就插在里边再不动，温柔地抱着我的身体吻我，头发、脖子、胸部，一直吻个不停，吻了好久。这么着，温暖渐渐回到我身上，而后他开始缓缓地动……嗳，‘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那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那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了。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体围住，以免汗水贴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脸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六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着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棠棣、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过场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

“火锅。”她说，“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没吃火锅了，做梦都梦见吃火锅。肉、大葱、鬼芋粉丝、煎豆腐、茼蒿，一古脑儿放进去煮，咕嘟咕嘟……”

“吃是可以，可问题是没有吃火锅用的锅，我这儿没有。”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找房东借来就是。”

她一溜风走去正房，借来一个蛮高级的火锅、一个小煤气炉、一段煤气软管。

“如何，不错吧？”

“真行！”我心悦诚服。

我们去附近小商业街买了牛肉、鸡蛋、青菜和豆腐，在酒店买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付款时我坚持由我付，但终归还是她全付了。

“给人家知道买食品时叫外甥付钱，我在亲戚中岂不成块笑料了！”玲子说，“再说我还没沦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你别担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来哟！”

回到住处，玲子淘米做饭，我接上煤气软管，拉到檐廊里准备火锅。准备妥当后，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倚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可以和你说话么？”我问。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我肚子饿了。”玲子说。

“不去见见丈夫和女儿？是在东京吧？”

“横滨。但我不能去，以前也说过吧，他们还是不同我发生联系好。他们有他们新的生活，我见了无非徒增痛苦。最好就是不见。”

她把七星烟的空盒捏成一团扔开，从挎包里取出一盒新的，启封叼上一支，但未点火。

“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不过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罢了。”

“不过我是特别喜欢现在的你，记忆残片也罢什么也罢。另外，或许这不值一提——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非常高兴。”

玲子好看地一笑，用打火机点燃香烟：“你人虽年轻，倒是蛮懂得讨女人欢心。”

我觉得有点脸红：“我只是怎么想怎么说。”

“知道。”玲子笑道。

这时间里，饭烧好了。我便往锅里倒上油，升起火锅。

“这，怕不是做梦吧？”玲子一边使劲地吸着香味一边说。

“百分之百现实火锅，依我的经验。”

我们都未怎么开口，只顾不声不响地吃火锅、喝啤酒、盛米饭。“海鸥”闻得香味跑来，我们分了点肉给它。吃饱肚子后，两人背靠檐廊柱子，眼望月亮。

“满足了么，这回？”我问。

“非常。不折不扣地。”玲子不无吃力地回答，“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个程度。”

“往下怎么办？”

“休息一会后，想去趟澡堂。头发乱蓬蓬的，得洗洗才行。”

“没问题，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君，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你已经同绿子那个女孩睡过了？”玲子问。

“你指是否性交过？还没有。我已定下决心，在各种事情一一落实之前不干那事。”

“这回不是算落实了么？”

我摇摇头，表示还有疑问：“你是说由于直子的死，事情算是已经落实到该落实的地方了？”

“不是那个意思。直子还没死时你不就已经拿定主意，说不能离开绿子那个人？直子生也罢死也罢，不是都不相干么？你选择了绿子，直子选择了死。你也已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要不然一切都将不可收拾。”

“但我无法忘却。”我说，“我已对直子说过永远等她，然而我没等，而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这并非是谁的过失或不是谁的过失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不中途变卦，我想结果也可能如此，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选择死。但我所感到的与此无关，我感到的是我自身应负的难以饶恕的罪责。对此你会说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变化，无法勉强，可是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肤浅。如今想来，我俩一开始就相处相连于生死边缘。”

“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但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我就是为了对你说这番话，才特意从疗养院跑来这里——大老远坐着那棺材样的电车。”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的，你也好我也好。”

我们沿着河边路走了五分钟，去澡堂洗了澡，以多少开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然后打开葡萄酒，在檐廊对饮。

“渡边君，再拿一个杯子来可好？”

“好的。可是干什么用？”

“咱俩这就给直子举行葬礼。”玲子说，“举行个不凄凉的。”

我拿来杯子。玲子往里斟了满满一杯，放在院里的石灯笼上，随后坐在檐廊里，背靠柱子抱起吉他吸烟。

“有火柴拿一盒来？尽可能拿大盒的。”

我从厨房拿来一盒廉价火柴，在她身旁坐下。

“我弹罢一曲，你就拿一根火柴摆在那里，好么？我现在就弹，可劲儿弹。”

她首先弹起亨利·曼其尼的《心上人》，弹得轻盈舒展，娓娓动听。“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前年圣诞节时送的。她顶喜爱这支曲子。”

“我也喜爱，非常委婉感人。”她又轻轻弹了几小节《心上人》的旋律，呷了口葡萄酒。“喝醉之前能弹几首呢？嗯，这样的葬礼不凄凉，还可以吧？”

玲子转向甲壳虫。弹了《挪威的森林》，弹了《昨日》，弹了《米歇尔》，弹了《有一件事》，边唱边弹了《太阳从这里升起》，弹了《山丘上的傻瓜》。我排出了七根火柴。

“七首，”玲子说着，呷口酒，吸口烟。“这几个人对人生的伤感和温情确实深有体会啊。”

这几个人当然是J·列农、P·麦卡特尼，加上G·哈里森。

她吐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潘尼小巷》，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独行者》，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嘿，裘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在屋顶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啜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献给逝去公主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巴卡拉克的曲子：《靠近你》、《雨点滴在我头上》、《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乐大学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啜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雷·查尔斯、卡洛尔·金、“沙滩男孩”和史蒂夫·旺达，弹了《寿喜烧》、《蓝天鹅绒》、《绿地》，总之倾其所知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摇头，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杯中的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泼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艾琳·卢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我点点头。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为理所当然似的相互拥抱。我脱去她的衬衫、裤子，取下内衣。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没想到要让一个比自己小十九岁的男孩脱三角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遇到皱纹就用舌尖舔一下，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乳房上，轻轻吮着乳头，手指放进那温暖湿润之处，慢慢地动着。

“喂，渡边君，”玲子在我耳边说，“那里不对，那只是皱纹。”

“这种时候你也能开玩笑不成？”我惊讶地说。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十七岁的女孩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我的手指探进皱纹里边，将她从脖颈吻到耳朵，抓紧了乳头。当她喘息得越来越厉害、喉头开始微微颤抖的时候，我分开她苗条的双腿，缓缓地进去了。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不要紧，放心！”我说。

探至底端时，她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我一边动一边搔痒似的轻轻抚摸她的背。没动几下，突然毫无预感地射了出去，而且来势凶猛，一发不可遏止。我死死搂紧她，持续射了几次。

“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

“傻小子，想那个干什么。”玲子拍着我的屁股说道，“和女孩做爱时你也那么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时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时候只管射好了。怎样，感觉可好？”

“好极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么忍，蛮好的嘛！我也好极了。”

“嗳，玲子。”

“什么？”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然你这么好的本事就浪费了。”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过了一会儿，我那东西又硬了，便又探了进去。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敛气地扭动着。我抱住她，一边悄悄地抽动，一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在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的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说笑话逗她，她忍不住笑时，其震动就传递到那地方。我们就这样久久地抱在一起。

“这样实在舒服得很。”玲子说。

“动起来也不坏。”我说。

“再来几下。”

我抱起她的腰，一直探到尽头，让这种感触扩散到全身，细细地玩味，直到心满意足才泄出。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夹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乎乎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去哪里，我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继续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久久默然不语，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般的沉默在持续。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从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不断呼唤着绿子。

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收于短篇集《萤》）。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轻松”的小说。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所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个人性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个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个人性质的小说。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完成。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 little help⁽¹⁾。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

村上春树　1987年6月

(1)　a little help：英语，一点帮助。

版权信息

书名：舞！舞！舞！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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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U, DANSU, DAN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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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而无奈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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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孤独而无奈的舞

林少华

村上春树1987年写了《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相隔不到一年就开始创作《舞！舞！舞！》（以下简称《舞》）。书名来自The Dells乐队演唱的一首名叫《舞！舞！舞！》的布鲁斯歌曲。歌曲悠扬舒缓的节奏在他心头盘旋之间，他忽然打定主意要写《舞》这部长篇。小说于1987年12月17日动笔，翌年3月24日写毕。其大部分是在罗马写的，收尾是在伦敦，是村上旅欧期间继《挪》之后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另外还写了一部名为《电视人》的短篇集）。他在旅欧游记《远方的鼓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写作情景：

写长篇小说时我一向抛开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事上，这样也才能写得快些。而旅居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另一部为《挪》——笔者注）命中注定地涂上了异国标记。在那些异国城市，我们（即我和妻）孤独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又不足以结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许多花些时间，也能写出同样的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只是，若在日本写，这两部作品很可能带有与现在不同的色彩。明确说来，我恐怕不至于垂直“深入”到这个程度，好也罢坏也罢。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这段话，我想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是“必然”，二是“深入”。

先看“必然”。为何《挪》和《舞》是村上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呢？《挪》显然是因为作者很早就想以现实主义笔法写一部“足以让全国少男少女流干红泪”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舞》则相反，是想尽快逃离现实主义的心情所使然。之所以想逃离，一是因为他觉得《挪》对自己来说是“另类”小说，同他的任何作品都没有多少关联，而且现实主义毕竟不是他感兴趣的创作方向。于是他想在短时间内证明《挪》“不是我”，想返回自己原来的天地，“想回老家（Home Ground）”。第二个想逃离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挪》畅销后发生的使他的心情变得很糟的种种麻烦事。“说起来匪夷所思，小说卖到十几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这使他想尽快忘掉和逃出“挪威的森林”，想消除《挪》给人的印象。事实上在罗马写《舞》时他也心烦意乱，《远方的鼓声》关于嗡嗡嗡飞来飞去的“两只蜂”的描述未尝不可以看作对那些“憎恨和讨厌”他的评论家们的影射，他们的嗡嗡声吵得要死，致使他想东西都想不成——“去哪里都一回事，他们对我说。无论跑多远都一成不变，嗡嗡嗡嗡嗡嗡。哪怕你跑去天涯海角，我们也紧随不舍，所以你一筹莫展，归根结底。你将在一筹莫展的时间里年届四十，就那样变老变衰。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大家都要憎恨你，写小说也什么作用都起不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些所谓嗡嗡声不仅让村上即使远在罗马也心力交瘁，还使得他开始脱发，每天洗澡时浴缸活塞周围都淤着黑乎乎好些头发，本来密实的头发明显变薄，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有所好转。当然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从好的方面来说，就是促使他迅速夺路而逃，一头扎进《舞》的写作之中。

使得村上“必然写”《舞》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寻羊冒险记》留下的尾巴。在《寻羊冒险记》中，“我”按鼠的指示接上炸弹引线，炸死了那个企图成为羊的下一任宿主以便继续操纵地下王国的阴险的黑西服秘书，之后从北海道返回东京。但没有交代在北海道失踪的耳模特女友的下落，神秘的羊男也不了了之。“有很多很多东西我都想写。海豚宾馆啦羊男啦主人公‘我’啦，都很想很想写。那以后怎么样了呢？一直让我牵挂。连我也对羊男是什么怀有极大的疑问……想有个尾声。”于是《舞》开篇就写道“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把话题拉回六年前的《寻羊冒险记》。“有人在此流泪，为我流泪”的那个人和“旁边有时躺着”的那个女子显然是《寻羊冒险记》里那个耳朵极漂亮的女友。关于“我”，作者特意以后记形式强调《舞》的“主人公‘我’原则上同《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的‘我’是同一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舞》是《寻羊冒险记》的续篇。顺便说一句，《舞》是村上用电子文字处理机（后来改用电脑）写的第一部小说，在此之前都是用自来水笔写在四百字稿纸上的。

下面探讨一下村上所说的“深入”的含义，看他到底在《舞》中深入挖掘了什么。这里我想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其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说的一段话：“如果说《寻羊冒险记》是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及大陆冒险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一击，那么《舞！舞！舞！》就是一次更为系统化的努力，希望在一种其意义由大众媒介支配的文化中追问找一份职业和谋生到底意义何在的问题。虽然村上依然着迷于生命、死亡和记忆这类有关存在的重大问题，但与以往相比，这次他将火力更加集中于现代社会的弊病上。《舞》在严肃性上又上了个新台阶，一种愈加强烈的关于作家一定要对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担当起特定责任的意识和关注。”

引文中说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作为作品背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上第一次把作品背景推进到八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而此时的日本社会已是《舞》反复强调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概括起来，《舞》可以说是村上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一次垂直的、深入的、系统化的透视和挖掘，或者说是一次批判。

在村上眼中，他置身其间的日本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具体形象就是以新海豚宾馆（DOLPHIN HOTEL）为代表的房地产业。政府部门把老海豚宾馆所在地段将要进行二次开发的情报透露给了这家房地产业，其属下的新海豚宾馆当即不择手段地抢占黄金地皮。“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金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投资这一行为本身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有人拒绝出让或转卖土地，便不知从哪里冒出一群为虎作伥的恶棍。恶棍中不仅有常见的地痞无赖和黑社会团伙，甚至还包括权倾一方的政治家。即使有人持刀攻上门来威胁以至殴打拒绝搬迁的凄凄惶惶的小老板等原住户，警察也迟迟不出面制止，因为早有话通到警察上司那里去了——那等事甚至算不上腐败，算不上内幕，而是“一种体制”，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老海豚宾馆的小老板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去向，新海豚宾馆则对此讳莫如深，致使“我”终究没有找到六年前在北海道认识的那个小老板，勉强找到的只有已换成带有海豚浮雕且用英文宣示的同名招牌。尽管人们对此无不心知肚明，但全都守口如瓶，全都无动于衷。有谁会把一个受迫害的小老板下落放在心上呢？“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虽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攫取利润这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把这一常识援引到当今那般生机勃勃那般“富有神话色彩”的、早已高度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并不多见——至少在日本——而且一针见血：“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商品性（这点实质上同第一个特点密切相关）。村上在《舞》中借主人公“我”之口说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卖春也罢，卖身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征女郎。”西武百货店如何尚不知晓，而作为事实，至少可以通过专门俱乐部打电话叫应召女郎。“我”的朋友五反田就打电话一起叫来两个女孩，同“我”睡的咪咪“雍容华贵”，同五反田睡的“甚是妩媚”。五反田告诉“我”找女孩花的钱可以从经费里开销：“就是这么一种体制。那俱乐部的招牌是晚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发票，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睡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我”随即接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有甚者，可以通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睡觉——牧村拓居然为“我”付了三次的钱，以致我不得不解掉女郎手腕上的红绸礼品带（表示她是牧村拓花钱买下送我的“礼品”），在女郎的引导下完成最后动作。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制度下，一切都可以成为或被迫成为商品，成为消费品。而且只有能成为商品的才有价值，商品性是价值的前提，否则便一钱不值。不仅女孩可以成为商品，就连五反田那样的电影明星其实也是商品，一切都处于公司或经纪人严密监控之下，几乎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自由。用五反田本人的话说，“就连自己领带的花纹都几乎不能选择。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和自以为情趣高雅的俗物随心所欲地对我指手划脚——什么那边去，什么这儿来，什么坐那辆车，什么跟这个女人睡……”就连五反田因不堪忍受这些而自杀之后，媒体仍不放过他的商品性，在他身上大做文章，把他的死作为猎物肆无忌惮地大嚼特嚼，“如同鼻虫咀嚼腐肉那样咀嚼得津津有味”。这便是村上笔下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榨取利润和人为制造商品性从而进一步榨取为宗旨的、物欲横流的社会。“我”深深憎恶这个社会，“从心底从根源上深恶痛绝”。

再憎恶也无济于事，再憎恶也只能在这样的社会里活下去。那么怎样活下去呢？羊男出场指教了：跳舞，不停地跳舞，“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跳舞！什么也别想，争取跳得好些再好些，你必须这样做。”不用说，如此跳舞只能让“我”感到孤独、无奈和厌倦。实际上孤独、无奈和厌倦也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流情绪，村上以很大篇幅让主人公反复体验和诉说这种情绪，由此完成了一个个性化都市生活者形象的塑造。这一形象始于《且听风吟》，继而由《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中的“我”发展到《挪》里的渡边，及至《舞》中的“我”才最后完成。2002年村上在为中文版《海边的卡夫卡》写的序言中对这一形象做过一个概述，他说：“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来，决不是评价高的人，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以前我所描写的大体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个人经过的人与事、他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的形态。”应该说，这些特征在《舞》中“我”的身上都有集中而典型的表现，而这也正是“我”以至《舞》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孤独而又不失真诚和温情，无奈而又不失豁达与幽默，厌倦而又从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身处社会边缘而又拥有自成一统的价值观和付诸行动的良知和勇气。这既是“我”面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生存策略，又是一种自我救赎行为，同时不难发现村上回归社会即正面介入社会问题的萌芽。

当然，作为文学作品，无论深入的主题还是富于魅力的人物都有赖于语言，即要写得别致和有趣。就《舞》来说，至少里面的比喻足够别致和有趣。试举数例：

○　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湿的一只三条腿的黑狗。

○　公路上方飘浮着一弯白骨般的晓月。

○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

○　女孩们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我粲然而笑。

○　五反田无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树丛间漏出的最后一缕夕晖。

○　男子用兽医观察小猫跌伤的前肢那样的眼神，瞥了一眼我腕上的迪士尼手表。

○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

○　他先看我看了大约五分之一秒，活像在看门口的擦鞋垫……

如何，够有趣的吧？不言而喻，文本的独特性首先取决于语言的独特性或不可复制性，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二零零七年四月七日午时于窥海斋
时青岛海雾轻笼春雨如烟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九八三年三月

1

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

而且总是栖身其中。就是说，我是作为某种持续状态栖身其中的。梦境显然提示了这种持续性。海豚宾馆在梦中呈畸形，细细长长。由于过细过长，看起来更像是个带有顶棚的长桥。桥的这一端始于太古，另一端绵绵伸向宇宙的终极。我便是在这里栖身。有人在此流泪，为我流泪。

旅馆本身包容着我，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出它的心跳和体温。梦中的我，已融为旅馆的一部分。

便是这样的梦。

终于醒来。这里是哪里？我想。不仅想，而且出声自问。“这里是哪里？”这话问得当然毫无意义。无须问，答案早已一清二楚：这里是我的人生，是我的生活，是我这一现实存在的附属物。若干事项、事物和状况——其实我并未予以认可，然而它们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我的属性而与我相安共处。旁边有时躺着一个女子，但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房间的正对面是一条高速公路，隆隆不息；枕边放一只杯（杯底剩有五毫米高的威士忌）；此外便是怀有敌意——不，那或许只是一种冷漠的——充满尘埃的晨光。时而有雨。每逢下雨，我便索性卧床不起，愣愣发呆。若杯里有威士忌，便径自饮下。接下去只管眼望檐前飘零的雨滴，围绕这海豚宾馆冥思苦索。我缓缓舒展四肢，确认自己仍是自己而未同任何场所融为一体。自己并未栖身于任何场所。但我依然记得梦中的感触。只消一伸手，那将我包容其间的整幅图像便随之晃动不已，如同以水流为动力的精巧的自动木偶，逐一地、缓缓地、小心翼翼地、有条不紊地依序而动，并且有节奏地发出细微的响声。若侧耳倾听，不难分辨出其动作进展的方向。于是我凝神谛听。我听出有人在暗暗啜泣，声音非常低沉，仿佛来自冥冥的深处。那是为我哭泣。

海豚宾馆并非虚构之物，它位于札幌市区一处不甚堂皇的地段。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哦，还是让我好好想想，说得准确一点。是几年前来着？四年前。不，精确说来是四年半以前。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和一个女孩一起在那里投宿。宾馆是女孩选定的，她说就住在这儿好了，务必住这家旅馆。假如她不这样要求，总不至于住什么海豚宾馆，我想。

这家宾馆很小，且相当寒伧。除我俩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住了一个星期，结果只在门厅里见到两三个人，还不知是不是住客。不过，服务台床位一览板上挂的钥匙倒是不时出现空位，想必还是有人投宿——尽管不多，几个人总会有的。不管怎样，毕竟在大都市占一席之地，且挂了招牌，分类电话号码簿上也有号码赫然列出，从常识上看也不可能全然无人问津。可是，即使有其他住客，恐怕也是极其沉默寡言而生性腼腆的人。我俩几乎没有目睹过他们的身影，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动静，甚至感觉不出他们的存在。只是床位一览板上钥匙的位置每天略有变化。大概他们像一道无声无息的影子顺着墙壁在走廊里往来穿行。电梯倒是时而拘谨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升降声响，而那声响一停，沉寂反倒更加令人窒息。

总之，这是家不可思议的宾馆。

它使我联想起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停滞状态：遗传因子的退化，误入歧途而又后退不得的畸形生物，进化媒介消失之后在历史的烛光中茫然四顾的独生物种，时间的深谷。这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任何人都无责任，任何人都束手无策。问题首先是他们不该在这里建造旅馆，这是所有错误的根源。起步出错，步步皆错。第一个电钮按错，必然造成一系列致命的混乱。而试图纠正这种混乱的努力，又派生出新的细小——不能称之为精细，而仅仅细小——的混乱。其结果，一切都似乎有点倾斜变形，如同定睛注视那里有什么时自然而然地几次歪起脑袋的倾斜度一样。虽说倾斜，但不过是略略改变一下角度罢了，既无关大局，又不显得矫揉造作。若长此以往，恐怕也就习以为常，但毕竟叫人有点耿耿于怀（若果真对此习以为常，往后观察正常世界怕也难免歪头偏脑）。

海豚宾馆便是这样的宾馆。它的不正常——已经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的将来必定被时间的巨大漩涡一口吞没——在任何人看来都毋庸置疑。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十二月的冷雨淋湿的一只三条腿的黑狗。当然，可怜的宾馆世上所在皆是，问题是海豚宾馆与那种可怜还有所不同。它是概念上的可怜，因而格外可怜。

不用说，特意选择这里投宿的，除去阴差阳错之人，余者理当寥寥。

海豚宾馆并非正式名称。其正式名称是“多尔芬⁽¹⁾酒店”，但由于它给人的印象实在名不副实（多尔芬这一名称使我联想起爱琴海岸那砂糖糕一般雪白的避暑宾馆），我便私下以此呼之。宾馆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刻有“多尔芬酒店”的铜制招牌。若无招牌，我想绝对看不出是宾馆。甚至有招牌都全然不像。那么像什么呢？简直像一座门庭冷落的旧博物馆——馆本身特殊，展品特殊，怀有特殊好奇心的人悄然而至。

不过，即使人们目睹海豚宾馆后产生如此印象，那也决不是什么想入非非。事实上这宾馆的一部分也兼做博物馆之用。

一座部分兼做莫名其妙的博物馆的宾馆，一座幽暗的走廊尽头堆着羊皮和其他落满灰尘的毛皮、散发霉气味的图书资料，以及变成褐色的旧照片的宾馆，一座绵绵无尽的思绪如同干泥巴一般牢牢沾满各个角落的宾馆——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所有的家具都漆色斑驳，所有的桌几都吱吱作响，所有的带锁把手都拉不拢。走廊磨得坑坑洼洼，电灯光线黯然，洗漱台面盆的活塞歪歪扭扭，水很难存住。体形臃肿的女佣（她的腿使人联想到大象）在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发出不祥的咳嗽声。总是蜷缩在账台里的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眼神凄惶，指头少了两根。只消看上一眼，便知此君属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一类——俨然这一类型的标本。如同在淡蓝色的溶液里浸泡了一整天之后刚刚捞出来似的，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印有受挫、败阵和狼狈的阴翳，使人恨不得把他装进玻璃箱放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去，并且贴上“时运不济者”的标签。大多数人看见他之后都会程度不同地产生怜悯之情，也有些人会发火动气，这类人只要一看见那副可怜相便会无端地大动肝火。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然而我们住了。我们应该住这里，她说。此后她便杳然无踪，只剩下我顾影自怜。告诉我她已走掉的是羊男。她早就走了，羊男告诉说。羊男知道，知道她必走无疑。现在我也已经明白。因为她的目的就在于把我引到这里。这类似一种命运，犹如伏尔塔瓦河流入大海。我一边看雨一边沉思。命运！

我自从梦见海豚宾馆之后，首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便是她。我不由想到，是她在寻求我，否则我为什么三番五次做同样的梦呢？

对她，我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尽管同她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实际上我对她一无所知。我仅仅知道她是一家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的就业人员。俱乐部采用会员制，接待对象只限于身份可靠的客人，即高级妓女。此外她还兼做好几样工作。白天平时在一家小出版社当校对员，还临时当过耳朵模特。总之，她忙得不可开交。她当然不至于没有名字，实际上也不止一个，但同时又没有名字。她的持有物——尽管形同虚无——任何持有物上都不标注姓名。既无月票和驾驶证，又没有信用卡。袖珍手册倒有一本，但上面只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记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暗号。她身上没有任何线索可查。妓女大概也该有姓名才是，而她却生息在无名无姓的世界中。

一句话，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原籍何处，不知她芳龄几何，不知她出生年月，更不知她文凭履历和有无亲人。统统不知。她像阵雨一样倏忽而至，悄然失踪，留下的惟有记忆而已。

但我现在感到，关于她的记忆开始再次在我周围带来某种现实性。我觉得她是在通过海豚宾馆呼唤我。是的，她在重新寻求我，而我只有通过再度置身于海豚宾馆，方能同她重逢。是她在那里为我流泪。

我眼望雨帘，试想自己置身何处，试想何人为我哭泣。那恍惚是极其、极其遥远的世界里的事情，简直像是发生在月球或其他什么地方。归根结蒂，是一场梦。手伸得再长，腿跑得再快，我都无法抵达那里。

为什么有人为我流泪呢？

无论如何，是她在寻求我，在那海豚宾馆的某处，而且我也从内心里如此期望，期望置身于那一场所，那个奇妙而致命的场所。

不过返回海豚宾馆并非轻易之举，并非打电话订个房间，乘飞机去札幌那样简单。那既是宾馆，同时也是一种状况，是以宾馆形式出现的状况。重返宾馆，意味着同过去的阴影再次相对。想到这点，我的情绪陡然一落千丈。是的，这四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甩掉那冷冰冰、暗幽幽的阴影而竭尽全力。返回海豚宾馆，势必使得我这四年来一点一滴暗暗积攒起来的一切化为乌有。诚然我并未取得什么大不了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废料。但我毕竟尽了我最大的力气，从而将这些废料巧妙组合起来，将自己同现实结为一体，按照自己那点有限的价值观构筑了新的生活。难道要我再次回到那空荡荡的房子里不成？要我推开窗扇把一切都放出去不成？

然而归根结蒂，一切都要从那里开始，这我已经明白。只能从那里开始。

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深深叹息一声。死心塌地吧，我想。算了吧，想也无济于事。那已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无论怎么想方设法都只能从那里开始。已经定了，早已定了！

∗∗∗

谈一下我自己吧。

自我介绍。

以前，在学校里经常搞自我介绍。每次编班，都要依序走到教室前边，当着大家的面自我表白一番。我实在不擅长这一手，不仅仅是不擅长，而且我根本看不出这行为本身有何意义可言。我对我本身到底知道什么呢？我通过自己的意识所把握的我，难道是真实的我吗？正如灌进录音带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一样，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恐怕也是自己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扭曲物……我总是这样想。每次自我介绍，每次在众人面前不得不谈论自己时，便觉得简直是在擅自改写成绩单，心跳个不停。因此这种时候我总是尽可能只谈无须解释和评点的客观性事实（诸如我养狗，喜欢游泳，讨厌的食物是干奶酪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似乎是在就虚构的人罗列虚构的事实。以这种心情听别人介绍，觉得他们也同样是在谈论与其自身不同的其他什么人。我们全都生存在虚构的世界里，呼吸虚构的空气。

但不管怎样，总要说点什么，一切都是从自我说点什么开始的。这是第一步。至于正确与否，可留待事后判断，自我判断也可以，别人来判断也无所谓。总之，现在是该说的时刻，而且我也必须会说才行。

近来我喜欢吃干奶酪，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不知不觉之间就喜欢上了。原来养的狗在我上初中那年被雨淋湿，得肺炎死了，从那以后一只狗也没养。游泳现在仍然喜欢。

完毕。

然而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完毕。当人们向人生寻求什么的时候（莫非有人不寻求？），人生便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数据，要求他提供更多的点来描绘更明确的图形，否则便出不来答案。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按取消键，画面变白。全教室的人开始向我扔东西：再说几句，关于自己再说几句！教师蹙起眉头。我瞠目结舌，在讲台上木然伫立。

再说！不说的话，一切都无从开始。而且要尽量多说，对与不对事后再想也不迟。

∗∗∗

女孩不断地来我房间过夜，一起吃罢早饭，便去公司上班。她依然没有名字。之所以没有名字，不外乎因为她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很快就会消失。这样，为了避免混乱，我没有给她冠以名字。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以为我蔑视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欢她，即使在她了无踪影的现在也同样喜欢。

可以说，我和她是朋友。至少对我来说，她是惟一具有可以称为朋友的可能性的人。她在我之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恋人。她在电话局工作，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电话费。单位里的事我没有细问，她也没怎么谈起，但我猜想无非是按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逐一统计电话费，开具通知单等等。因此，每月在信箱里发现电话费通知单时，我就觉得是收到了一封私人来信。

而她却不管这些，只是同我睡觉。每个月两回或三回，如此而已。在她心目中，我怕是月球人或什么人。“嗯，你不再返回月球了？”她一边哧哧笑着，一边赤条条地凑上身子，把乳房紧贴在我的侧腹。黎明前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如此交谈。高速公路上的噪音时断时续。收音机中传出“人类联盟”的歌声。“人类联盟”，何等荒唐的名字！何苦取如此索然无味的名字呢？过去的人为乐队取名尽可能取得得体地道，诸如“帝国”、“至高无上”、“火烈鸟”、“猎鹰”、“印象”、“大门”、“四季”、“沙滩男孩”。

听我如此说，她笑了，说我这人不正常。我不晓得我哪里不正常，而以为自己思维最正常，人最正常。“人类联盟”。

“喜欢和你在一起，”她说，“有时候，恨不得马上见到你，比如在公司干活的时候。”

“唔。”

“是有时候，”她一字一板地强调，而后停顿了三十秒钟。“人类联盟”的音乐播完，代之以一支陌生乐队演奏的乐曲。“问题就在这里，你的问题。”她继续说道，“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你我两人在一起，但并不乐意从早到晚都守在一起。怎么回事呢？”

“唔。”

“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感到心烦，只是恍惚觉得空气变得稀薄起来，简直像在月球上似的。”

“这不过是小小的一步……”

“我说，别当笑话好不好，”她坐起身子，死死地盯视着我的脸，“我这样说是为你好，除了我，可有说话是为你着想的人？嗯？可有说那种话的人，除我以外？”

“没有。”我老实回答。一个也没有。

她便重新躺下，乳房温柔地摩擦我的肋部。我用手掌轻轻抚摸她的脊背。

“反正我有时觉得空气变得像在月球上一样稀薄，和你在一起时。”

“不是月球上空气稀薄，”我指出，“月球表面压根儿就没有空气。所以……”

“是稀薄，”她小声细气地说。不知她对我的话是没听进去，还是根本没听，其声音之小却让我心情紧张，至于为什么倒不清楚，总之其中含有一种令我紧张的东西。“是有时候变得稀薄。而且我觉得你呼吸的空气和我的截然两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数据不足。”我说。

“我大概对你还什么都不了解，是吧？”

“我本身对自己也不大了解，”我说，“不骗你。我这样说，不仅从哲学意义上，而且从实际意义上。整个数据不足。”

“可你不是都三十三岁了？”她问道。她二十六岁。

“三十四岁，”我纠正道，“三十四岁零两个月。”

她摇了摇头，然后爬下床，走到窗前，拉开帘布。窗外可以看见高速公路，公路上方飘浮着一弯白骨般的晓月。她披起我的睡袍。

“回到月亮上去，你！”她指着月亮说。

“冷吧？”我问。

“冷，月亮上？”

“不，你现在。”我说。时值二月。她站在窗前口吐白气。经我提醒，她才好像意识到寒意。

于是她赶紧回身上床。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睡衣凉冰冰的。她把鼻尖顶在我脖颈上，鼻尖凉得很。“喜欢你。”她说。

我本想说点什么，终未顺利出口。我对她怀有好感，两人如此同床而卧，时间过得十分惬意。我喜欢温暖她的身体，喜欢静静地爱抚她的秀发，喜欢听她睡着时轻微的喘息，喜欢早上送她上班，喜欢收取她计算的——我相信是——电话费通知单，喜欢看她穿我那件肥大的睡袍。但这些很难一下子表达得恰如其分。当然算不得爱，可也不单单是喜欢。

怎么说好呢？

最后我什么也未出口，根本想不起词来。同时我感到她在为我的沉默而暗自伤心。她竭力不想使我感觉出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在隔着柔软的肌肤逐节触摸她脊骨的时候，我觉察到了这一点，清清楚楚地。我们默默地拥抱良久，默默地听着那不知名称的乐曲。

“去和月球上的女人结婚，生个神气活现的月球人儿子。”她温柔地说，“那是再好不过。”

月亮从豁然敞开的窗口探进脸来。我抱着她，从她的肩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月亮。高速公路上，不时有载着极重货物的长途卡车发出类似冰山开始崩溃般的不祥吼声疾驰而过。到底运载的是什么呢？我想。

“早饭有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新玩意儿，老一套：火腿、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色拉，还有咖啡。再给你热杯牛奶，来个牛奶咖啡。”我说。

“好！”她微微浅笑，“做个火腿蛋，烤面包要加咖啡，可以吗？”

“遵命。”

“你猜我最喜欢什么？”

“老实说，真猜不出来。”

“我最喜欢的么，怎么说好呢，”她看着我的眼睛，“就是，冬天寒冷的早晨实在懒得起床的时候，飘来咖啡味儿，阵阵扑鼻的火腿煎蛋味儿，还有面包片烤好弹起的咔嚓声，闻着听着就忍不住了，霍一声爬下床来——就是这个。”

“好，试试看。”我笑道。

∗∗∗

我这人决没有什么不正常。

我的确如此认为。

或许不能说是和一般人完全一样，但并不是怪人。我这人地道之至，且正直之极，直得如同一支箭。我作为我自己，极其必然而自然地存在于世。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大介意，因为别人怎么看与我无关。那与其说是我的问题，莫如说是他们的问题。

较之我的实际，有人认为我更愚蠢迟钝，有人认为我更精明狡黠。怎么都无所谓。我所以采用“较之我的实际”这一说法，不过是同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相比而已。我在他们看来，现实中或许愚蠢迟钝，或许精明狡黠，怎么都不碍事，不必大惊小怪。世上不存在误解，无非看法相左。这是我的观点。

然而另一方面，又有被我心目中那种地道性所吸引的人，尽管寥寥无几，但确实存在。他们或她们，同我之间，恰如冥冥宇宙之中飘浮的两颗行星，本能地相互吸引，随即各自分开。他（她）们来我这里，同我交往，然后在某一天离去。他（她）们既可成为我的朋友，又可成为我的情人，甚至妻子。在某种场合双方也会僵持不下。但不管怎样，都已离我而去。他（她）们或消极或绝望或沉默（任凭怎么拧龙头都不再出水），而后一走了之。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不能换用。从入口出不来，自出口进不去，这点毫无疑问。人们从入口进来，由出口离去。进来方式很多，离去办法不一，但最终无不离去。有的人出去是为尝试新的可能性，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有的人命赴黄泉。没有一人留下来，房间里空空荡荡，惟我自己。我总是意识到他们的不在，他们的离开。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喘息，他们哼出的谣曲，如尘埃一般飘浮在房间的每个角落，触处可见。

我觉得自己在他们眼睛中的形象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惟其如此，他们才统统直接来到我这里，不久又纷纷告离。他们认识到了我身上的地道性，认识到了我为保持这种地道性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我想不出其他说法。他们想对我说什么，向我交心。他们几乎全是心地善良的人，而我却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即使能给予，也无法使其满足。我总是不断努力，给了他们我所能给的一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也很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但终于未能如愿以偿。不久，他们远走高飞了。

这当然是痛苦的事。

但更令人痛苦的，是他们以远比进来时悲戚的心情跨出门去，是他们体内的某种东西磨损掉了一截。这点我心里清楚。说来奇怪，看上去他们的磨损程度似乎比我还要严重。为什么呢？为什么总是我留守空城？为什么总是我手中剩有别人磨损后的阴影？这是为什么？莫名其妙。

是数据不足。

所以总是出不来正确答案。

是缺少什么。

一天，谈完工作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张明信片。信上的图案是幅照片：宇航员身着宇航服在月球表面上行走。尽管没有发信人的名字，但出自谁手却是一目了然。

“我想我们还是不再见面为好。”她写道，“因为我想近期内我可能同地球人结婚。”

传来门扇关闭的声响。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画面变白。

这种事将持续到何时为止呢？我已经三十四岁，难道就一直这样不成？

我倒并不伤心，但责任明显在我。她弃我而去是理所当然的，这点一开始就已明白，我明白，她也明白。但双方又都在追求一种小小的奇迹，希望出现偶然的契机促使事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这当然不可能实现。于是她走了。失去她以后我深感寂寞，但这是以前也品尝过的寂寞，而且我知道自己会巧妙地排遣这种寂寞。

我正在习以为常。

每想到这里，我就满怀不快，仿佛一股黑色液体从五脏六腑里被挤压出来，一直顶到喉头。我站在卫生间的镜前，心想原来这就是我自己，这就是你。你一直在磨损自己，磨损得比你预想的远为严重。我的脸比以前脏污得多，憔悴得多。我用香皂把脸洗了又洗，将洗发水狠狠地揉进皮肤，又慢慢地洗手，用新毛巾把脸和手仔细擦干。之后去厨房拿了罐啤酒，边喝边清理冰箱。淘汰萎缩的西红柿，把啤酒排列整齐，更换容器，开列购物清单。

天快亮时，我独自呆呆望着月亮，心想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也许不久我还将在什么地方同其他女子萍水相逢，并且仍将像行星那样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仍将渺茫地期待奇迹，仍将消耗时间，磨损心灵，分道扬镳。

这将何时了结呢？

(1)海豚一词的英语音译（dolphin）。

2

接到她那张月球明信片一个星期后，我要到函馆出公差。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从我的角度又很难对工作挑三拣四。况且轮到我头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无甚差别，幸也罢不幸也罢，一般来说越是接触事物的边缘，其质的差别越是难以分辨。如同频率一样，一旦过了某一点，就很难听出相邻的两个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清楚，自然也就无须听了。

这次公差的内容，是为一家妇女杂志调查介绍函馆美食店。我和摄影师两人去，转几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摄影，预计占五页篇幅。妇女杂志这类刊物总需要这方面的报道，也就必须有人去写，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总得有人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积雪清扫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合开过一家事务所，因故停业后，半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我没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间，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离婚；死别，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见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当这一切终结之时，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静寂之中。一种久无人居的特有氛围充满房间，几乎令人窒息。半年间我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这房间里，除非购买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在阒无人息的黎明时间里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开始在街上出现，便返回房间倒头睡大觉。

傍晚醒来，简单做点东西吃下，再给猫喂点食物。吃罢饭，便坐在地板上，反复回顾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并加以归纳整理。或编排序号，或将其中可能存在过的选项分门别类，或就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然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来彷徨，踽踽独行。

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到六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如此，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塞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他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双胞胎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五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了。死的好处即在这里。

我将猫的尸骸装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放到汽车后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锹，而后打开久违了的收音机，边听电子音乐边向西驶去。音乐大多不值一提。弗里特伍德·麦克、阿巴、梅里莎·曼彻斯特、比·基斯、KC与阳光乐队、唐娜·萨默、“雄鹰”、波士顿、“海军上尉”、约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罗杰斯……这样的音乐如同泡沫，漂浮几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费的音乐垃圾，不过是为了搜刮年轻娃娃们的腰包罢了。

但接着我还是不由悲从中来。

时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着方向盘，试图记起我们青少年时代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几支无聊乐曲。西纳特拉——噢，这家伙糟糕极了。“猴子”也一塌糊涂。就连“猫王”埃尔维斯也整天价大唱那些百无聊赖的东西。还有个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丽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费彼安、波比·赖迪尔、阿艾特，当然还有“赫曼隐士”，统统是灾难。接下去便是层出不穷的枯燥乏味的英国乐队，个个长发披肩，一色奇装异服。还能想起几多？“蜂窝”、戴夫·克拉克、盖里和“韵律操”、弗莱迪和梦想者……数不胜数。使人想起僵尸的杰弗逊飞机，一听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汤姆·琼斯及其拙劣复制品恩格伯特·亨帕迪克，无论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广告音乐的赫布·阿尔珀特和蒂芙娜·布维斯，假惺惺的西蒙·加丰凯尔，神经兮兮的杰克逊五兄弟。

统统一路货色。

一切都一成不变。任何时候、任何年月、任何时代，事物的发展方式都如出一辙。变的只是年号，只是交椅上的面孔。这种无聊至极的破烂音乐哪个时代都存在过，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

如此陷入沉思的时间里，我已驱车跑出很远。途中我打开“滚石”的《棕糖》，听得我不由一阵欣喜，这才是正经音乐，这才叫地道，我想。《棕糖》的流行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我推算了一会，终于未能算准。不过这无所谓，一九七一年也好，一九七二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没有关系，自己何苦煞费苦心地一一考虑这些呢？

差不多车到深山的时候，我驶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适当的树林，准备葬猫。在树林深处，我用锹挖了一个一米来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纸袋里的“沙丁鱼”投进坑内，往上压土。我对“沙丁鱼”最后说道：对不起，我也算尽了你我相应的情分了！填坑的时间里，一只小鸟不知在哪里一直叫个不止，那音色竟如长笛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填好后，我把锹扔进车后的行李厢，折回高速公路，边听音乐边朝东京方向疾驰。

这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倾听音乐。

收音机里传出罗德和丁·盖格尔斯乐队的乐曲。之后播音员说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尔斯的《小艇慢慢划》，歌曲哀怨凄婉。“我出生以来便一直失去，”查尔斯唱道，“现在即将失去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停进路旁服务区，进饭店要了一份蔬菜三明治和咖啡。我进卫生间把沾在手上的土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两杯咖啡。

那猫现在如何呢？我想，那里该是漆黑一团吧？我记起土块碰击西友商店纸袋的声音，不过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我坐在饭店里呆呆地盯视着装有蔬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个小时。刚盯到一小时，一个身穿紫色制服的女侍走来，客气地问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点点头。

好了，我想，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3

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份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以前的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广告杂志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甚价值，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蛮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证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改得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两点半打电话来要求六点以前写出二十页四百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钟表的优点，关于三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五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六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也觉得大概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广告杂志，一般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妇女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广告杂志，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由于杂志的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艺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经纪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十七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经纪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如果离开经纪人，十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当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的顺序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的——或者可能无聊的——事务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斯巴鲁四轮驱动客货两用车⁽¹⁾。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的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同她是在一个年末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二手“斯巴鲁”，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睡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而这种关系哪里也到达不了，这点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了一种久违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乐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而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夜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的失落感意外的大，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惟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三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蒂，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乳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四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轻飘飘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因为喜喜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曾经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一一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

(1)Subaru。一种日本产的汽车，又译“富士”（因其生产厂家为日本富士重工）。斯巴鲁为音译。意译为“昴星”。

4

两天里我租了辆小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函馆街头同摄影师两人挨门逐户地访问起餐馆来。

我采访一贯讲究系统性和高效率。此类采访最关键的是事先调查和周密安排日程，可以说这是成功的全部。采访之前，我要彻底地搜集资料，而且也有专门为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进行各种调查的组织。只要是其会员并每年交纳会费，一般的调查都会协助。譬如我提出需要函馆各家餐馆的资料，他们便会提供相当的数量。就是说，他们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从信息的迷宫中有效地把所需部分汇拢在一起，然后复印妥当，装订在文件夹里送来。当然这需要相应地花些钱，但从换取时间和减少麻烦这点来说，费用决不为高。

与此同时，我还自己走街串巷，独自搜集情报。这里既有旅游资料方面的专用图书馆，又有汇总地方报纸和书刊的图书馆。若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然后从中选出可能有用的餐馆，事先打去电话，确认营业时间和休息日。如此准备就绪再去现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还要在手册上排好当天的计划，在地图上标出行动路线，将无把握的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

到达现场后，同摄影师两人一路逐家转过去，一共大约有三十家餐馆。当然只是浅尝辄止，只是品味儿，可谓消费的集约化。在此阶段不暴露我们是采访的，也不摄影。出门之后，摄影师和我便讨论味道如何，以十分制打分。好的留下，差的甩掉，一般要甩掉一半以上。同时和当地的小型广告性刊物取得联系，请其推荐五六家未上名单的餐馆。接着再转，再选。等最后选定，分别给对方打去电话，道出杂志名称，申请采访和摄影。这些两天即可结束，晚间在旅馆把文稿大致写完。

翌日，摄影师把菜样三下五除二地摄入镜头，我则听取老板的简单介绍。这一切用三天完成。当然也有同行完成得更快，但他们根本没做调查，挑几家有名的餐馆转一圈而已，甚至有人什么也没品尝便动手写稿。写是可以写的，完全可以。老实说，像我这样认真采访的人想必为数不多。一丝不苟地做势必吃很多苦，若想偷工减料也尽可蒙混过关。而且一丝不苟也好，偷工减料也好，写出的报告基本相差无几。表面上半斤八两，但要细看则有所不同。

我说这些并非自吹自擂。

我只是希望对我的工作的概况给予理解，理解我所进行的消耗是怎样性质的消耗。

这位摄影师以前同我一起工作过几次，双方很合得来。我们是行家里手，如同戴着雪白手套、脸蒙大口罩、脚穿一尘不染的网球鞋的死尸处理员一样。我们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不说废话，互相尊重。双方都晓得这是迫于生计才干的无聊行当，但无论如何，既然干，就要干好。我们便是这个意义上的行家。第三天夜里，我把稿子全部写出。

第四天是预留下来的休息日。工作都完了，没有特别要干的事。于是我们借了一辆出租车，开去郊外，来个一整天的越野滑雪。晚间，两人戳着火锅慢慢喝酒，算是放松了一天。我把稿件托他带回。这样，即使没有我别人也可以接着做下去。睡觉前我给札幌电话查询处打电话，询问海豚宾馆的号码，当即一清二楚。我坐回床边，缓缓吁一口长气。呃，这么说海豚宾馆还没有倒闭，可谓放下一颗心来。那宾馆本来无论何时倒闭都无足为奇的。我深深吸了口气，拨动电话号码。即刻有人接起，即刻——仿佛专门等在那里似的。这使得我心里有点困惑，觉得未免有点过于周到。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女孩？慢着，我想，海豚宾馆可不是服务台有女孩的宾馆。

“海豚宾馆。”女孩开口道。

我感到有些蹊跷，出于慎重，叮问了一遍地址。地址一如往日。莫非新雇了女孩？想来也不是什么值得介意的事，便说想预订房间。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马上转给预约部。”女孩用开朗明快的声音对我说。

预约部？我又困惑起来。看来情况愈发无法解释了。海豚宾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您久等了，我是预约部。”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怪年轻的，语声亲切热情，痛快干脆，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宾馆专业管理人员。

不管怎样，我先预订了三天单人房间，报了姓名和东京住所的电话号码。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订单人房，三天时间。”男子确认一遍。

我再想不起什么可说的，便道声谢谢，依然困惑地放下电话筒。放下后我更加困惑起来，呆呆地盯了电话机好久，觉得似乎会有人打来电话，就此解释一番。但没人解释。算了，我想，由它去好了。到那里实际一看一切都会恍然大悟。只能动身前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此外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我给所住宾馆的服务台打电话，查询开往札幌方向列车的始发时刻，得知上午最佳时间里有一班特快。随后，给客房服务员打电话要来半瓶威士忌，边喝边看电视里的午夜电影。是一部西部片，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登场表演。克林特居然一次都没笑，连微笑都没有，甚至苦笑也见不到。我朝他笑了好几次，可他完全无动于衷。电影放完，威士忌也差不多喝光了，我熄掉灯，一觉睡到天亮。半个梦也没做。

∗∗∗

从特快列车窗口望去，除了雪还是雪。这天万里无云，往外望了不多会儿，双目便隐隐作痛。除了我，没有一个旅客向外看。人家都晓得，晓得外面看到的只有雪。

因为没吃早点，不到十二点我便去餐车用午餐。我喝着啤酒，吃着煎蛋卷。对面坐着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像模像样地扎着领带，一身西装，同样在喝啤酒，吃蛋卷三明治。看上去蛮像个机械技师，实际果然不错。他向我搭话，说自己是机械技师，工作是为自卫队装备飞机，并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起了苏联轰炸机和战斗机侵犯领空的事。不过对这一事件的违法性他倒似乎不甚在乎，他更关心的是鬼怪F-4的经济性，告诉我这种飞机紧急出动一次将吃掉多少燃料。“浪费太大了，”他说，“要是让日本飞机厂制造，燃料要节省得多，而且性能不次于F-4。不管什么喷气式战斗机，想造就能造出来，马上能！”

于是我开导他，所谓浪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最大的美德。日本从美国进口鬼怪喷气式，用来紧急出动，白白消耗燃料——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世界经济更快地运转，只有其运转才能使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假如大家杜绝一切浪费，肯定发生大规模危机，世界经济土崩瓦解。浪费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得经济充满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费。

或许，他想了一下，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争期间度过的，大概因为这点，对我说的这种社会结构很难作为实际感受来把握。

“我们和你们年轻人不同，对那种复杂的东西一下子熟悉不来。”他苦笑着说。

其实我也绝对算不上熟悉，但再说下去恐引出不快，便没再反驳。不是熟悉，只是把握、认识。二者之间有根本性差别。最后，我吃完煎蛋卷，向他寒暄一句，起身离座。

在开往札幌的车中，我大约睡了三十分钟。到函馆站，在附近一家书店买了本杰克·伦敦的传记。同杰克·伦敦那波澜壮阔的伟大生涯相比，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橡树顶端的洞穴里头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来临的松鼠一样安然平淡，至少一时之间我是这样觉得的。所谓传记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世上究竟有哪个人会对平平稳稳送走一生的川崎市立图书馆馆员的传记感兴趣呢？一句话，我们是在寻找补偿行为。

一到札幌站，我便慢慢悠悠往海豚宾馆一路踱去。这个下午没有一丝风，况且我随身只有一个挂包。街上到处是高高隆起的脏乎乎的雪堆，空气似乎绷得紧紧的，男男女女留意着脚下的路，小心而快捷地移动着脚步。女高中生个个脸颊绯红，畅快淋漓地向空中吐着团团白气。那气确实很白，白得似乎可以在上面写出字。我一边观赏着街头景致，一边悠然漫步。上次来札幌，至今不过时隔四年半，但这景致却使我恍若隔世。

我走进一间咖啡厅稍事休息，要了杯掺有白兰地的又热又浓的咖啡喝着。我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无非城里人的老套数：情侣嘤嘤细语，两个贸易公司的职员摊开文件研究数字，三五个大学生聚在一起，谈论滑雪旅行和“警察”乐队新灌的唱片等等。这是目前日本任何一座城市都司空见惯的光景，即使把这咖啡厅内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去横滨或福冈，也不至于感到任何异样。尽管如此，不，正因为外表完全一样，才使得坐在里面的我在喝咖啡的时间里产生一股刻骨铭心般的强烈孤独感。我觉得惟独我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我不属于这里的街道，不属于这里所有的日常生活。

诚然，若问我难道属于东京城的咖啡厅的哪一部分不成，也根本谈不上属于。不过在东京的咖啡厅里我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孤独感。我可以在那里喝咖啡，看书，度过普普通通的时间。因为那是我无须特别深思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这札幌街头，我竟感到如此汹涌而来的孤独，简直就像被孤苦伶仃地丢弃在南极孤岛上一样。情景一如往常，随处可见，可是一旦剥掉其假面具，则这块地面同我所知晓的任何场所便无相通之处，我想。相似，但是不相同。如同一颗别的行星，一颗有着决定性差别的——尽管上面人的语言、衣着、长相无不相同——另一颗行星，一颗某种功能完全不能通用的其他行星。若要弄清何种功能能够通用，何种功能不能通用，那么只能一一加以确认。而且一旦出现一个失误，我是外星人这点就将真相大白，众人势必对我群起而攻之：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不着边际地浮想联翩。纯属妄想。

但我孤独一人——这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同任何人发生关系，而我的问题也在这里。我正在恢复自己，却未同任何人发生关系。

这以前倒真心爱过一个人，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很久很久以前，某个冰川期与某个冰川期之间。反正很久以前。早已流逝的历史。侏罗纪一类的往昔。一切都以消失告终。恐龙也好猛犸也好刀虎也好，射入宫下公园的子弹也好。接下去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而自己在这种社会里孑然一身。

我付罢款，走到外面。这回什么也不再想，径直往宾馆赶去。

海豚宾馆的位置，我早已记忆依稀，有点担心一下子找不到。结果担心完全多余，宾馆一目了然：它已摇身变成二十六层高的庞然大物。包豪斯风格的时髦曲线，金碧辉煌的大幅玻璃和不锈钢，避雨檐前齐刷刷排开的旗杆以及顶端迎风飘舞的万国旗，身着笔挺制服正在向出租车招手示意的车辆调度员，直达最高楼层的观光电梯……如此景观有谁能视而不见呢？门口大理石柱上嵌着海豚浮雕，下面的字样赫然入目：

“海豚宾馆”

我木木地站立了二十秒钟，半张着嘴，瞠目结舌地仰望着宾馆，随即深深吁了口长气——长得如果一直延伸，足可到达月球。保守地说，我非常吃惊。

5

总不能在宾馆门前永远呆立下去，先进去看看再说。地址相符，名称一致，且已订好房间，只有进去。

我走上避雨檐下徐缓的斜坡，闪身跨入打磨得光闪闪的旋转门。大厅足有体育馆那般大，天井直抵云霄，玻璃贴面由下而上，天衣无缝，阳光一气泻下，粲然生辉。地板上，价格显然昂贵的宽大沙发整齐排开，其间神气活现地摆着赏心悦目的观叶植物。大厅尽头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咖啡屋。在这种地方点三明治来吃，端出来的四枚火腿三明治只有名片大小，装在绰绰有余的银制盘子里，炸马铃薯片和西式泡菜富有艺术性地点缀其间。若再要一杯咖啡，其价格足够中等消费程度的一家四口吃一顿午餐。墙上挂着一幅相当于三张垫席大小的油画，画的是北海道一块沼泽地，虽然算不上很有艺术水准，但其画面的阔绰和堂而皇之却毋庸置疑。大厅里似乎有什么聚会，显得有些拥挤。一伙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背靠沙发，或频频颔首，或昂扬而笑。他们一模一样地翘起下巴，一模一样地架着二郎腿。估计是一群医生或大学教师。另外——莫非同一团体不成——有一伙衣着华丽的女士。一半和服，一半连衣裙。有几名外国人。也有西装笔挺、领带色调稳重的贸易公司职员，抱着手提公文箱静等某人。

一言以蔽之，这新海豚宾馆一片兴隆景象。

恰到好处地投入资本，恰到好处如数收回——这种宾馆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我倒是心中有数。我办过一次旅馆行业的广告性刊物，得知建造这种旅馆之前，需要里里外外全部精确计算一番。行家们聚在一起，将所有的信息输入电脑，进行彻底的预算，就连厕所卫生纸的批量购入价及其用量都要输进去。同时雇用学生临时工普查札幌各条街道的通行人数，还要调查适婚年龄的男女数量以便计算婚礼次数。总之什么都要调查，以大幅降低经营风险。他们花大量时间周密制订计划，成立项目筹备组，收购土地，招揽人才，广为宣传。只要可以用金钱解决并且确信这笔钱早晚可以收回，他们便不惜工本。这就是所谓做大买卖。

能够做这种大买卖的，只有旗下有各类企业的大型集团企业。这是因为，无论怎样减少风险，其中都有些潜在因素无法估算，而足以承受这些风险的，惟有大型集团企业。

坦率说来，新海豚宾馆并不适合我的口味。

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我不至于自己掏腰包住这等场所。一来价格昂贵，二来无用的摆设太多。但是无可奈何。虽已面目全非，但毕竟是海豚宾馆。

我走至服务台前报出姓名。一律罩有天蓝色坎肩的女孩们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我粲然而笑。这种微笑方式的训练也是投资的一环。她们全都身穿初雪一般洁白的白衬衫，发式整整齐齐。女孩有三个，只有来到我跟前的女孩戴着一副眼镜。她很适合戴眼镜，看上去蛮舒服。她的近前使我多少舒了口气。三人之中她长得最为漂亮，第一眼我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其笑容之中似乎有一种让我为之动心的东西。她简直就像是集宾馆应有形象于一身的宾馆精灵，仿佛只要轻轻一挥手中那小小的金手杖，便会像迪士尼电影中那样飞出神奇的金粉，从中掉出一把房间钥匙来。

但她没有用金手杖，用的是电脑。她用键盘把我的姓名和信用卡号码熟练地输进去，确认一下显示屏，然后莞尔一笑，把卡式钥匙递给我。上面写着1523，即我房间的号码。我让她给我拿了一本宾馆指南，并问这宾馆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她条件反射似地回答说去年十月。还不到五个月时间。

“喏，想打听件事。”我也把营业时用的无懈可击的微笑在脸上得体地浮现出来——这东西我也是随身携带的。“以前在这一位置有个同叫‘海豚宾馆’的小宾馆，是吗？你可知道它怎么样了？”

她的笑容稍微有点紊乱，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时所激起的静静的波纹在她脸上荡漾开来，稍纵即逝。消逝时，笑脸比刚才略有退步。我饶有兴味地观察着这种细微而复杂的变化，不由觉得很可能有清泉精灵从眼前闪出，问我刚才投入的是金瓶盖还是银瓶盖。当然，这场面并未出现。

“这——怎么说好呢？”她用食指轻轻碰了一下眼镜框，“因为是开业前的事情，我们有点不大……”她就此打住，我等她继续说下去，但没有下文。“对不起。”她说。

“唔。”这时间里，我开始更加对她怀有好感。我也很想用食指碰一下眼镜框，遗憾的是我没戴眼镜。“那么，问谁能清楚呢，这方面的情况？”

她屏息敛气，沉思良久，笑容已经消失。这也难怪，边笑边屏息远非易事，不信你就试试。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说着，她退入里间。大约过了三十秒钟，她领着一位四十岁光景的黑制服男子返回。这男子一看就知是宾馆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同这等人物在工作中打过好几次交道，全是些奇妙分子。他们差不多总是面带笑容，但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做出二十五种笑脸，从彬彬有礼的冷笑到适度抑制的满意的笑，而且全部编有等级标号，从1号到25号。他们像选择高尔夫球俱乐部似的酌情区别使用——这男子便属于此类角色。

“欢迎欢迎！”他向我转过中间等级的笑脸，客气地低头致意。我这身打扮似乎给他的印象不大好，笑脸陡然降了三个等级。我上身穿里面带毛的猎装短大衣（胸前别着一枚亨林格徽章），头戴一顶毛线帽（奥地利陆军阿尔卑斯部队用的那种），下穿到处有口袋的厚布裤，脚登一双走雪路用的结结实实的工作靴。没有一件不是堂堂正正的实用之物，但在这宾馆的大厅里，则未免显得滞重有余。可这不是我的过错，不过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罢了。

“听说您对敝宾馆有垂询之处……”他毕恭毕敬地开口道。

我两手置于台面，把问过女孩的话重复一遍。

男子用兽医观察小猫跌伤的前肢那样的眼神，瞥了一眼我腕上的迪士尼手表。

“恕我冒昧，”他略一停顿，说，“您是因为什么才想了解以前那家宾馆的呢？可以的话，能否允许我恭听一下其中缘由？”

我简单解释几句：“几年前在那家宾馆住过，同那经理关系很熟。不料这次久别后回来，竟成了这么一副模样。所以想知道他的下落。不管怎样，完全属于私人性质。”

他点了好几次头。

“坦率地说，详情我也不很清楚。”男子字斟句酌地说道，“简而言之是这样：我们收买了以前那座宾馆所在的这块地皮，在其旧址上新建了一家宾馆。名称的确相同，但经营上完全是两回事，没有任何具体关系。”

“名称为什么一样呢？”我问。

“很抱歉，至于这方面情况……”

“原先的经理去哪里也不知道喽？”

“对不起。”他的笑脸换到第16号。

“问谁才能知道呢，这些事？”

“这个……”他歪了歪头，“我们都是现场工作人员，对开业以前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您说问谁才能知道，突然之间实在有些为难。”

他所说的的确不无道理，但总有一点不大对头。男子的应对也好，女孩的回答也好，都有点人工的痕迹。不是说哪里不对，只是难以令人由衷信服。搞采访搞久了，自然会产生这种职业上的敏感，那秘而不宣时的语调，那编造谎言时的表情。至于证据却是无处可寻。不过是瞬间直感——其中肯定有难言之隐。

我心里清楚，再追问下去也不可能有结果，于是道了声谢，他也轻轻还以一礼，退入里间。黑制服男子不见之后，我向女孩问了就餐和房间服务的事，她耐心地做了回答。她说话的时间里，我一直注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十分漂亮，细细看去，似乎可以看出什么来。同我视线相碰时，她马上满脸绯红。我便愈发对她怀有好感。为什么呢？为什么她看起来俨然是宾馆精灵呢？我来不及多想，说声谢谢，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上到房间。

1523号房间非常气派。就单人房来说，无论床铺还是浴槽都很阔绰宽敞。电冰箱里几乎囊括一切。信纸信封尽可使用。写字台也相当高级。浴室里从洗发水、护发素、剃须膏到浴袍，应有尽有。壁橱也非常宽大。地毯崭新，柔软之至。我脱去外套和皮靴，坐在沙发上，翻看宾馆指南。这小册子也很考究，无可挑剔——我搞过这玩意儿，一眼就看得出来。

指南册上写道：海豚宾馆是完全新型的高级城市宾馆，拥有一切现代化设备，二十四小时提供万无一失的周全服务。每个房间具有充分的空间。精选的家具，安谧而温馨的家居氛围，富有人情味的天地。

总之就是说要花钱，要多花钱。

再细看这指南，得知这宾馆的确无所不有：地下有大型购物中心，有室内游泳池，有蒸汽浴室，有日光浴室，有室内网球场，有配备各种运动器材并有教练指导的健身俱乐部，有同声传译会议厅，有五间餐厅和三间酒吧，有昼夜营业的自助餐，有负责机场、车站以及市内车辆联系的交通服务处，还有配备各种文具、办公用品的学习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大凡能想到的无一或缺。平台上甚至有直升机场。

应有尽有。

最新式的设备，最豪华的装饰。

问题是，这座宾馆是由哪家企业所领属并经营的呢？我把小册子以及凡是带文字的什物无一遗漏地看了一遍，但哪里也没提到经营主体，委实不可思议。如此超一流的豪华宾馆，其建造和经营者只能是拥有系列宾馆的专业性企业，而若是这种企业，必然写上名称，同时为其他所属宾馆做宣传。例如住王子饭店，其指南册上肯定印有全国各地其他王子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也是通常做法。

再说，这等出类拔萃的宾馆何苦偏要袭用以往那个寒伧可怜的“海豚宾馆”旧称呢？

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小册子扔到茶几上，背靠沙发，伸直双腿，眼望十五楼窗外寥廓的长空，也只有蔚蓝的天空可看。静静观天的时间里，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只老鹰。

无论如何，我还是怀念往日的海豚宾馆，从那个窗口中可以望到很多种景致。

6

为了消磨时间，我在宾馆里东转转西看看，直到日暮。我巡视了餐厅和酒吧，窥看了游泳池、蒸汽浴室、健身俱乐部和网球场，去购物中心买了本书，在大厅里张望一番后，去娱乐中心玩了几场电子游戏。如此一来二去，不觉到了黄昏时分。简直同游乐园无异，我想，世间居然有这等消磨时间的方式。

之后，我走出宾馆，在暮色苍茫的街头慢慢行走。走着走着，关于这一带环境的记忆渐渐复苏过来。在过去那家海豚宾馆投宿的时候，我每天百无聊赖地在街上走来转去，连哪里拐弯、是何所在都大致记得。老海豚宾馆没有餐厅——即使有恐怕也不至于产生在那里用餐的情绪——我和她（喜喜）时常同去周围饭馆吃饭。此时，我以一种偶然路过旧居附近的心情，沿着依稀记得的街道一路走去，走了一个小时。天色渐黑，已经明显地感到寒意，紧紧附在路面上的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好在没有风，走路不无快意。空气凛然而澄澈，街头到处如蚁冢般隆起的、被汽车废气染成灰色的雪堆，也在夜晚的街灯下显得那般洁净而富有幻想意味。

较之往日，海豚宾馆所在地段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当然，这里说的往日也只是四年多一点之前。当时我见过或出入过的商店饭店大致是老样子，街头的气氛也基本一如既往，然而一眼即可看出，这周围一带正处于蜕变过程中。好几家店铺已经关门，门上挂着“准备拆建”的木牌。事实上也有正在施工的大型建筑物。不下车即可购得所需食物的汉堡牛肉饼店、名牌服装店、西方汽车陈列馆、院子里栽有莎罗树的全新造型咖啡店、大量使用玻璃建材的式样新颖的写字楼……这些以前所没有的新型店铺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平地而起，气势不凡，仿佛要把旧有建筑物——古色苍然的三层楼房、布帘飘摇的小吃店、经常有猫在火炉前睡午觉的糕点铺等——一举挤走为快。这些建筑如小孩换牙那样新旧共存，在街头形成一种奇妙的景观。银行也开设了分理处，恐怕都是新海豚宾馆的波及效应。那庞大的宾馆突如其来地降生在这几乎沦为遗忘角落的再普通不过的街道上，自然要使这里的平衡大受影响。人流递变，活力萌生，地价上涨。

这种变化或许是综合性的。就是说，新海豚宾馆的出现只是街道变化的一个环节，而并非它的出现给街道带来变化，譬如实施长期计划的城市再开发便是如此情形。

我走进以往曾来过的饮食店，喝了点酒，简单吃了点东西。店里又脏又吵，但味道可口，而且便宜。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往往尽可能选择嘈杂的地方，这样才觉得心里坦然，又不寂寞，独自说点什么也不至于被人听去。

吃罢饭，还是觉得不大满足，又要了壶酒。我一边把热乎乎的日本酒缓缓送入胃中，一边思忖：自己在这种地方到底算干什么的呢？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不管我对它有怎样的需求，反正海豚宾馆早已荡然无存。不复存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像《星球大战》中的秘密基地一般滑稽好笑的高度现代化宾馆。一切都只是烟消云散的梦幻。我不过做了一场梦，梦见被毁坏得形迹全无的海豚宾馆，梦见出走后下落不明的喜喜。不错，很可能有人在那里为我哭泣，但那也早已成为过去。那个场所早已空无一物。夫复何求？

是啊——我想（也可能是自言自语），的确是这样。这里已空无一物，这里已没有任何我所希求的东西。

我双唇紧闭，久久地盯视着台面上的酱油壶。

长期过单身生活，势必养成多种习惯：盯视各样东西，有时自言自语，在人声嘈杂的饭店里吃饭，对二手“斯巴鲁”依依情深，而且一步步沦为时代的落伍者。

走出饮食店，赶回宾馆。虽然走了很远，但没费事就找到了回头路。因为只要一仰头，即可望见海豚宾馆。就像东方三博士以夜空中的星星为目标顺利走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一样，我也很快返回了海豚宾馆。

进房间洗过澡，一边等头发风干一边观赏窗外的札幌市容。说起来，以前住那个海豚宾馆的时候，窗外可以看见一家小公司。至于什么公司倒全然不晓，反正是家公司无疑，人们忙忙碌碌地做着什么。当时我从窗口看那光景，一看就是一整天。那家公司怎么样了呢？有一个漂亮女孩来着，女孩又怎么样了呢？话说回来，那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因无事可干，我在房间来回兜了好几圈，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电视。节目清一色糟糕得很，就像在看各种呕吐方式的表演。因是表演，脏自然不脏，但静静地看上一会儿，便觉得真在呕吐一般。我关掉电视，穿衣服上到二十六楼酒吧，要了一杯对有苏打水和柠檬汁的伏特加。酒吧四壁全是玻璃窗，札幌夜景一览无余。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宇宙都市。除了这点，这酒吧还算是个令人惬意的安静场所。酒的配制够水平，杯子也是上等货。杯与杯相碰，其声十分悦耳。顾客除我之外只有三个人。两个中年男子在里面的座位上边喝威士忌边悄声低语，内容自是不得而知，看样子怕是在研究至关紧要的大事，或者在制订达维·维达⁽¹⁾的暗杀计划也未可知。

我右侧的桌旁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她耳朵上扣着微型单放机的耳机，用吸管吸着饮料。她长得相当好看，长长的头发近乎不自然地直垂下来，轻盈而柔软地洒在桌面上。睫毛长长，眸子如两汪秋水，澄明得令人不敢触及。手指有节奏地“橐橐”叩击着桌面。较之其他印象，只有那柔嫩纤细的手指奇妙地传达出孩子气。当然我不是说她有大人气。不过这女孩身上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质——既无恶意，又不具有攻击性，只是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君临一切，就像从窗口俯视夜景一样。

然而实际上她什么也没看，似乎周围景物全在她的视野以外。她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康伯丝牌白色旅游鞋，上身一件带有“GENESIS”字样的运动衫，挽至臂肘。她“橐橐”敲着桌面，全神贯注地听单放机里的磁带，小小的嘴唇不时做出似有所语的口形。

“是柠檬汁，她喝的。”侍者像做解释似的，来我面前说道，“那孩子在那里等母亲回来。”

“唔。”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想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夜里十点在宾馆酒吧里独自边听单放机边喝饮料，这光景的确不大对头。不过在侍者如此说之前，我倒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妥。我看她的眼光，如同看其他司空见惯的光景一样。

我换了杯伏特加，同侍者闲聊起来。天气、景气，拉拉杂杂，漫无边际。之后，我漫不经心似的试着说了一句：“这一带也变喽！”结果男侍者困窘地笑笑，说他原先是在东京一家宾馆工作，对札幌还几乎一无所知。这当儿有新顾客进来，谈话就此打住，毫无实质性收获。

我一共喝了四杯兑苏打水的伏特加。本来任凭多少都不在话下，但没有休止也不好，便喝四杯作罢，在付款单上签了字。起身离席时，那女孩仍坐在那里听单放机。母亲尚未出现，柠檬汁里的冰块早已融化，但她看上去毫不在乎。我站起时，她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三秒钟，然后极其轻微地漾出笑意。其实说不定仅仅是嘴角的颤动，不过在我看来，却是在朝我微笑。于是——说来好笑得很——我不由怦然心动，觉得自己似乎被她一眼选中了。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妙的心灵震颤，仿佛身体离开了地面五六厘米。

困惑之间，我乘电梯下到十五层，回到房间。何以如此怦怦心跳呢？朝自己发笑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罢了，年纪上完全可以当自己的女儿！

GENESIS——又一个无滋无味的乐队名称。

不过，这字样印在她穿的衣服上，倒像是非常有象征意味：创世纪。

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非要给这摇滚乐队安一个如此故弄玄虚的名称呢？

我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闭目回想那个女孩。微型单放机、叩击桌面的白皙的手指、GENESIS、融化的冰块。

创世纪。

我闭目静止不动。我感觉得出，酒精正在体内缓缓地来回运行。我解开鞋带，脱去衣服，钻进被子。我似乎比自己感觉到的要疲劳得多，沉醉得多。我等待身旁的女孩说一声：“喂，有点喝多了！”但谁也没有说。我只身一人。

创世纪。

我伸手关掉电灯。又要梦见海豚宾馆吧？黑暗中我不由想道。结果什么也没梦见。早上睁眼醒来时，油然升腾起一股无可遏止的空虚感。一切都是零。梦也没有，宾馆也没有。我在意想不到的场所做着意想不到的事情。

床尾那双鞋，活像两只趴在地上的小狗，懒懒地横在那里。

窗外阴云低垂，天空显得十分清冷，一副将要下雪的样子。目睹这样的天空，我提不起任何兴致。时针指向七点零五分。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缩在床上看了一会晨间新闻。播音员正在报道即将来临的选举。我看了十五分钟，便改变念头，起床去浴室洗脸刮须。为打起精神，我哼起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哼了一会，发觉可能是《魔笛》的。于是我便想两个序曲的区别，越想越分辨不清。哪个是哪个呢？看来今天做什么都不可能如意。刮胡须时刮破了下巴。拿起衬衫刚一上身，袖口的纽扣掉了。

吃早餐时，又见到昨晚见过的女孩，正和她母亲模样的人在一起。这回她没有带单放机，仍穿着昨晚那件“GENESIS”运动衫，勉为其难似的啜着红茶。她几乎没动面包和牛奶黄油炒蛋。她母亲——大概是吧——个头不高，四十四五岁光景，白衬衫外面穿一件开司米毛衣，眉毛形状同女儿一模一样，鼻子端庄典雅。她往面包片上涂黄油时那笨拙的手势，叫人有些动心。其风度举止，说明她显然属于那种习惯于受人注目的女性。

我从其桌旁经过时，女孩蓦地抬起眼睛看着我的脸，而且粲粲地绽出微笑。这回的微笑比昨晚正规得多，是不折不扣的微笑。

我本来打算吃早餐时独自想点什么，但在被女孩报以微笑之后，便什么也想不成了。无论想什么，脑海中只有同样的语言旋转不止。我只好愣愣地注视着胡椒瓶，什么也不想地吃早餐。

(1)达维·维达：《星球大战》的主要角色，别名黑武士。

7

无所事事。既无应干的事，又无想干的事。我是特意前来海豚宾馆的，但魂梦所系的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徒唤奈何，别无良策。

不管怎样，我先下到大厅，坐在那神气活现的沙发上制订今天一天的计划。但计划无从制订。一来我不想逛街，二来没地方要去。看电影打发时间倒不失为一策，可又没有想看的电影。况且特意跑来札幌，却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未免荒唐可笑。那么，干什么好呢？

没什么好干。

噢，对了，我突然想起理发。在东京时工作忙得连去理发店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已经将近一个半月没有理发了。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而又健全的念头。因为有时间，所以去理发——这一构想完全合乎逻辑，任凭拿到哪里都理直气壮。

我走进宾馆理发室，里面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本来指望人多等一会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当然没有什么人。青灰色的墙壁上挂着抽象画，音响中低声传出杰克·罗西演奏的巴赫乐曲。进这样的理发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已经不宜再称为理发室了。过不久说不定可以在洗澡堂里听见格里高里圣歌，在税务署接待室里听见坂本龙一的演唱。为我理发的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理发师，他也不甚了解札幌的情况，我说这座宾馆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宾馆来着，他只是“啊”了一声，显得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怎么都无所谓。冷淡！何况他竟穿着MEN'S BIGI⁽¹⁾。不过他手艺还不坏，我颇为满意地离开了那里。

走出理发室，我又返回大厅考虑往下干什么好。刚才不过消磨了四十五分钟。

一筹莫展。

无奈，只好坐在沙发上久久地茫然四顾。昨天戴眼镜的那个女孩在总服务台出现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马上显得有点紧张。什么原因呢？莫非我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么不成？莫名其妙。不一会儿，时针指向十一点，到了完全可以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刻。我走出宾馆，边走边思考去哪里吃饭，但哪家饭店都不能使我动心。实际上我根本就上不来食欲。没办法，便随便走进眼前一家小店，要了意大利面条和凉拌菜，喝了点啤酒。本来看天色像要马上下雪，却迟迟未下。云块一动不动，如同《格列佛游记》中出现的飞岛，沉甸甸地笼罩着都市的上方。地面上的东西一律被染成了灰色。无论刀叉还是凉拌菜、啤酒，统统一色灰。碰上这种天气，根本想不出什么正经事。

最终，我决定拦辆出租车到市中心，去商店买东西消磨时间。我买了袜子和内衣，买了备用电池，买了旅行牙膏和指甲刀，买了三明治做夜宵，买了小瓶白兰地。哪一样都不是非买不可之物，买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如此总算打发掉了两个钟头。

之后我开始沿着大街散步。路过商店橱窗，便无端地窥看不已，看得厌了便走进饮食店喝杯咖啡，读上一段杰克·伦敦传记。如此一来二去，好歹暮色上来了。这一天过得活像看了一场又长又枯燥的电影。看来消磨时间简直是活受罪。

返回宾馆从服务台前经过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那个负责接待的戴眼镜女孩，是她从那里叫我。我走过去，她把我领到稍稍离开服务台的角落里。那里是租车服务处，标牌旁堆着很多小册子，但没有人。

她手中拿着一支圆珠笔，来回转动不已，转了一会儿，用似有难言之隐的神色看着我。她显然有些困窘，加上羞赧，一时不知所措。

“对不起，请做出商量租车的样子。”说着，她斜眼觑了一下服务台，“这里有规定，不准同顾客私下交谈。”

“可以。”我说，“我打听租车的租金，你回答，算不得私下交谈嘛。”

她脸微微一红：“别见怪，这家宾馆的规定啰嗦得很。”

我笑了笑，说：“你非常适合戴眼镜。”

“失礼？”

“这眼镜非常适合你戴，可爱极了。”我说。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下眼镜框，旋即清了清嗓子。她大概属于容易紧张那种类型。“其实是有点事想问您，”她强作镇定，“是我个人方面的。”

可能的话，我真想抚摸她的脑袋，使她心情沉静下来。但我不能那样，便默默注视她的脸。

“昨天您说过，说这里以前有过一家宾馆，”她低声说道，“而且同名，也叫海豚……那是一座怎样的宾馆呢？可是地道的吗？”

我拿了一份租车指南的小册子，装出翻阅的模样，“所谓地道的宾馆是什么含义呢，具体说来？”

她用指尖拉紧白衬衫的两个襟角，又清了清嗓子。

“这个……我也说不大好，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奇特因缘呢？我总有这种感觉，对那个宾馆。”

我细看她的眼睛。不出所料，那眼睛确很漂亮，一清见底。我盯视的时间里，她又泛起红晕。

“你所感觉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我捉摸不大清楚。但不管怎样，我想从头说来三言两语是完不了的，而在这里说恐怕又不大方便，对吧？你看样子又忙。”

她眼睛朝同事们工作的服务台那边忽闪了一下，露出整洁的牙齿，轻轻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后，俨然下定决心，点点头。

“那么，我下班后可以同您谈谈吗？”

“你几点下班？”

“八点。不过在这附近见面不成，规定限制得很死。远点倒可以。”

“远点要是有个能够慢慢说话的地方，我去就是。”

她点头想了想，随即在台面备用的便笺上用圆珠笔写下店名，简单勾勒出方位图，说：“请在这里等我，我八点半到。”

我将便笺揣进短大衣口袋。

这回是她盯视我的眼睛：“请别以为我这人有什么古怪，这样做是头一次，头一次违反规定。实在是没办法不这样做，原因过会儿再讲。”

“谈不上有什么古怪，只管放心好了。”我说，“我不是坏人，虽然算不得很讨人喜欢，但做事还不至于使人讨厌。”

她快速转动手中的圆珠笔，沉思片刻，但似乎未能完全领会我话里的含义，嘴角浮现出暧昧的微笑，又用食指触了下眼镜框。“一会见。”说罢，对我致以营业用的点头礼，折回服务台。好一个妩媚的少女，一个情绪略有不安的女孩。

我回到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吃着从商店地下食品柜买来的烤牛肉三明治，吃了一半。好了，我想，这回总算有事干了。齿轮进了变速挡，尽管不知驶向哪里，但情况终究在缓缓变化，不错！

我走进浴室，洗脸，刮须，默默地、静静地、不哼任何小曲地刮。而后我抹了剃须润肤霜，刷了牙齿，然后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脸，我已经好久没照过镜子了。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也没有透出多少英风豪气，一如往日。

七点半，我离开房间，在大门口钻进出租车，把她那张便笺递给司机。司机默然点头，把我拉到那家咖啡店前停下。路不太远，车费才一千元。咖啡店位于一座五层楼的地下，小巧整洁。一开门，里面正播放格里·穆里根的旧唱片，恰到好处的音量回荡在房间里，格里·穆里根流行得较早，当时正时兴留平头，穿领口带扣的衬衫。切特·贝克和鲍勃·布鲁克迈尔过去我也常听。那时，这家什么“亚当·安东”咖啡店还没有问世。

亚当·安东。

何等无聊的名字！

我在台前坐下，一边欣赏格里·穆里根抑扬有致的歌声，一边慢慢悠悠地啜着兑水的J&B⁽²⁾。八点四十五分时她还没有出现，但我不大在意，大概是工作脱不开身吧。这间店气氛不错，再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消磨时间。我边听音乐边喝酒，一杯喝罢，又要了一杯。由于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只好盯住面前的烟灰缸。

她到来时已经差五分九点了。

“请原谅，”她语气急促地道歉，“给事务缠住了。一下子多成一堆，加上换班的人又没准时到。”

“我无所谓，别介意。”我说，“反正我总得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她提议去里边座位，我拿起酒杯移过去。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围巾，脱掉灰大衣，露出黄色的薄毛衣和暗绿色的毛料裙。只剩得毛衣后，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预想的丰满得多。耳朵上坠一副别致的金耳环。她要了一杯血色玛莉。

酒端来后，她先啜了一口。我问吃过饭没有，她答说还没有，不过肚子不饿，四点时稍吃了一点。我喝口威士忌，她又啜了口血色玛莉。她像是路上赶得很急，用半分钟时间默默地调整呼吸。我捏起一粒坚果，看了一会儿，投进嘴里咬开，然后又捏起一粒看罢咬开，如此周而复始，等待她心情平复下来。

最后，她缓缓地吁了口气，特别长的一口气。或许她自己都觉得过长。随后抬起脸来，用有点神经质的眼神看着我。

“工作很累？”我问。

“嗯。”她说，“是不轻松。一些事还没完全上手，而且宾馆开张不久，上头的人总是吆五喝六的。”

她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合拢。只有小指上戴着一枚很小的戒指，一枚质朴自然、普普通通的银戒指。我俩看这戒指看了好半天。

“原来那座海豚宾馆。”她开口了，“不过，你这人大概不至于和采访有关吧？”

“采访？”我吃了一惊，反问道：“怎么又是这话？”

“随便问问。”她说。

我缄口不语。她仍旧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点。

“情况像是有点复杂，上头的人对舆论神经绷得很紧，什么土地收买啦等等，明白么？那事要是被捅出去，宾馆可吃不消，影响声誉，是吧？毕竟是招揽客人的买卖。”

“这以前被捅出去过？”

“有一次，在周刊上。说同渎职事件有关，还说雇用黑社会或右翼团伙把拒绝转卖地皮的人赶走……”

“那么说，这些啰嗦事同原来的海豚宾馆有关？”

她微微耸下肩，呷了口血色玛莉：“有可能吧。所以当那家宾馆的名字报出来的时候，经理才那么紧张，我想。也包括你那次，紧张吧，是不？我确实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只不过听说过这宾馆之所以叫海豚，是同原来的宾馆有关。听别人说的。”

“听谁？”

“一个黑皮人。”

“黑皮人？”

“就是穿黑制服的那帮人。”

“是这样。”我说，“此外可还听说过有关海豚宾馆的传闻？”

她连连摇头，用左手指抚弄着右手小指上的戒指。“我怕，”她自语似的悄声说，“怕得不行，不知怎么才好。”

“怕？怕被杂志采访？”

她略微摇了下头，嘴唇轻轻贴着酒杯口，许久没动，看样子颇为踌躇，不知如何表达。

“不，不是的，杂志倒怎么都无所谓，反正那上面写什么都和我无关，对吧？发慌的只是上头那些人。我要说的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是整个宾馆里面的。就是说，那宾馆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不地道……不正派的地方。”

她不再做声。我一口喝干威士忌，又要了一杯，并给她要了第二杯血色玛莉。

“你觉得它怎样不正派，具体来说？”我试着询问，“我是说要是有什么具体东西的话。”

“当然有。”她意外爽快地说道，“有是有，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至今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感觉到的非常具体，可是一旦要形成语言，那种类似具体性的东西就好像很快七零八落了，我觉得，所以表达不好。”

“像一场真实的梦？”

“和梦还不同。梦那玩意儿我也常做，但时间一长，也就淡薄了。但这个不是那样，时间多长都毫无变化，哪怕时间再长再久、再久再长，都还是那么实实在在，永远存在，一晃从眼前浮现出来。”

我默然。

“好吧，我说说看。”她啜了口酒，用纸巾擦了下嘴，“那是一月份，一月初，新年过完没几天的时候。那天我值晚班——我很少值晚班，但那天缺人，没办法——反正下班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那个时间下班，都由宾馆叫出租车，把每个人轮番送回家去，电车已经没有了。这样，我十二点前处理完事务，然后换上常服，乘上职工专用电梯去十六楼。十六楼有职工小睡室，我有本书忘在那里。本来明天取也可以，但刚刚读个开头，加上和我同车回去的女孩手头事情没完，就想上去取下来。十六楼有职工专用设施，如小睡室，喝口茶休息一会儿的房间等，和客房不同，所以时常上去。

“这么着，电梯门打开后，我就像往常那样，不假思索地走出电梯。你说，这种情况常有吧？事情一旦做熟，或地方一旦去熟，行动时往往不加思考，条件反射似的，对吧？我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一步跨出——现在记不起了，但脑袋里是思考什么来着，肯定。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到走廊才突然发现，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一愣，回头看时，电梯门已经合上。我想大概是停电，当然，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首先宾馆里有万无一失的独立发电设备，一旦发生停电，马上就会接应上去，自动地、一下子、瞬间地。我也参加过那种演习，完全晓得。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停电现象。更何况，就算自备发电机出了故障，走廊里还有应急灯射出绿色灯光，而不至于一团漆黑。无论怎样考虑，情况都只能是这样。

“不料，那时走廊里的确漆黑一团。看得出光亮的，只有电梯按钮和显示楼层的红色数字。我当然按了按钮，但电梯直线下降，不肯返回。我心里叫苦，四下张望。不用说，很怕，但同时也觉得是一场麻烦。这个你可明白？”

我摇摇头。

“就是说，变得这么黑暗，无非意味着宾馆功能上出了问题，对吧？机械上的，或结构上的。这样一来，势必折腾一番。又是连续加班，又是成天演习，又是上司训话。这苦头早已吃够了，这才刚刚安稳下来呀。”

我点头称是。

“想到这里，我渐渐气恼起来，同害怕相比，气恼更占了上风。于是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慢慢地，试着走了两三步。这一来，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就是脚步声和平时不一样。当时我穿的是平底鞋，但脚底的感觉和平时不同，不是平时踩地毯的感触，而要粗糙得多。我对这个很敏感，不会弄错，真的。而且空气也和平时不同，怎么说好呢，好像有点发霉，和宾馆的空气根本不一样。我们宾馆，完全用空调控制，空气讲究得很。不是普通的空调，而是制造新鲜空气输送进来。它不同于其他宾馆那种干燥得使鼻孔发干的空气，而是自然界里的那种。因此，不能想像有什么发霉气味。而当时那里的空气，吸上一口就知道是陈旧的空气，几十年前的空气，就像小时候去乡下祖父家里玩时打开老仓库嗅到的那股气味——各种陈腐味儿混在一起，沉淀在一起，一动不动。

“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电梯，这回连开关显示灯也消失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死了，彻底死了。这下我可怕了，还能不怕？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真叫害怕。不过也怪，周围竟是那样的静，死静死静的，半点声息也没有，怪不？因为平时停电变黑，人们肯定大吵小嚷的吧？况且宾馆里住得满满的，出这种事不可能不叫苦连天。然而那时却静得很，静得叫人毛骨悚然。这下更把我搞糊涂了。”

这时侍者把酒端来了，我和她各啜一口。她放下杯子，扶了扶眼镜。我默默无语，等她继续说下去。

“我这些感觉你可明白？”

“大致上明白。”我点点头说，“在十六楼下的电梯，四下漆黑，气味不同，静得要命，情况异常。”

她叹息一声，说：“不是我夸口，我这人还真不怎么胆小，起码在女孩里算是勇敢的，不至于因为停电就像别的女孩那样扯着嗓子叫个不停。怕固然怕，但我想不能怯阵，无论如何要看个究竟，所以我就用手摸索着在走廊里前进。”

“朝哪边？”

“右边。”说罢，她抬起右手，表示不会记错。“是的，是向右边走，一步一步地。走廊是笔直的，顺着墙壁走了一会，便向右拐弯。这当儿，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实在微弱得很。看样子是从尽头处泻出的蜡烛光。我估计是有人找到了蜡烛点起来，便打算上前看看。走近一看，发现烛光是从微微裂开的门缝里泻出来的。那门很奇特，从没见过，我们宾馆应该没有那样的门，但反正光是从那里泻出的。我站在那门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里面有谁，担心出来怪人，再说门又完全没有见过。这么着，我就试着小声敲了敲门，声音小得几乎不易听见，‘橐橐’。结果因四周太静了，那声音却比我预想的大得多。里面没任何反应。十秒，十秒时间里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不知所措。不一会儿，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怎么说呢，就像一个穿着很多衣服的人从地上爬起时的动静。接着传出脚步声，非常非常迟缓，‘嚓……嚓……嚓……’像是穿着拖鞋，拖鞋拖着地面，一步一挪地朝门口靠近。”

她似乎想起了那声响，眼睛看着空间，摇了摇头。

“听见那声响的一瞬间，我浑身不寒而栗，觉得那恐怕不是人的脚步声。根据倒没有，但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人的足音。也只是这时，我才晓得所谓脊梁骨冻僵是怎么一种滋味，那可真叫冻僵，不是修辞上的夸张。我拔腿就跑，一溜烟地。中间可能摔了一两跤，因为长统袜都破了，但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跑啊跑啊，能记得起来的只有跑。跑的时间里，脑袋里想的尽是电梯仍然不动可怎么办。幸好电梯还在动，楼层显示灯也还亮着。我见它停在一楼，便猛按电钮，电梯开始向上动了，但上的速度慢得要死，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二楼……三楼……四楼……我在心里一个劲儿祷告快点、快点，可是不顶用，它偏偏那么磨磨蹭蹭，像有意让人着急似的。”

她停了一下，呷了口血色玛莉，不停地转动着戒指。

我静等下文。音乐停了，有人在笑。

“不过那脚步声是听得清楚的。‘嚓……嚓……嚓……’地走近，很慢，但一步是一步。‘嚓……嚓……嚓’迈出房间，走到走廊，朝我逼近。真怕人，不，也还不是什么怕，是胃一下一下地往上蹿，一直蹿到嗓子眼。而且浑身冒汗，冒冷汗，味儿不好闻，凉飕飕的，活像蛇在皮肤上爬来爬去。电梯还是没上来，七楼……八楼……九楼……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她停顿了二三十秒，仍然不紧不慢地转动戒指，像是在调整收音机波段。酒柜那边的座位上，女的说着什么，男的又笑出声来。怎么还不快放音乐呢，我心里直着急。

“那种恐怖感，不亲身体验是不可能知道的。”她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

“等我注意到时，电梯门已经开了。”她耸了耸肩，“门开着，熟悉的电灯光从里面射出。我一头扎了进去，哆哆嗦嗦地按下一楼的电钮。回到大厅，大家都吓了一跳。可不是，我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差点儿说不出话来。经理过来问我怎么搞的，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始解释，说十六楼有点不对头。经理刚听了一句，就叫过一个小伙子，和我一共三人上到十六楼，确认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料十六楼什么都没发现。灯光通明，更没什么怪味儿，一切照常。去小睡室问那里的人，那人一直没睡，说根本没有停电那回事。为慎重起见，把十六楼那里走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反常之处，简直走火入魔似的。

“回到楼下，经理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间。我认为他肯定会发脾气，但他没有，而是叫我把情况详详细细说一遍。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括嚓嚓响的脚步声，尽管觉得有点荒唐。我认为他准会取笑我一番，说我白日做梦。

“但他没笑。不仅没笑，还一副格外严肃认真的神情。他这样对我说：‘刚才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还用和蔼的语气叮嘱似的说：‘可能出了什么差错，但弄得其他人都战战兢兢的也不好，别声张就是。’我们那经理，原本不是个和风细雨的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脑地训人一顿。因此当时我想，说不定经历这种事的我是第一个。”

她讲完了，我把她的话在头脑里归纳一番。看这气氛，我该问点什么才好。

“我说，你没有听见其他人讲起过这样的事？”我问，“例如同你这经历相类似的不一般的事、蹊跷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哪怕风言风语也好。”

她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想没有。但感觉是有的，总觉得宾馆里有什么东西不同寻常，经理听我讲述时的表情就是这样。而且宾馆里风言风语也实在够多的。我说是说不大好，但总觉得有些反常。我以前工作过的那家宾馆就绝对不一样，虽然规模没这么大，情况也有不同，但这方面毕竟太悬殊了。那家宾馆也有离奇古怪的传闻——哪家宾馆都多少免不了——我们都一笑了之。但这里不行，这里没有一笑了之的气氛，所以才格外害怕。当时要是经理一笑置之或大发雷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说不定也会真以为是自己闹出了差错。”

她眯缝起眼睛，出神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以后还去过十六楼？”我问。

“好几次。”她淡淡地说，“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不乐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于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种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经跟上头说了，明确说我不愿意。”

“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四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经理，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了，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你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胀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难道不有些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二十三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培训，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蛮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啰，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没关系吗？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女孩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不？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三十四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斯巴鲁’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蛮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十五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光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慢慢承受日常生活的侵蚀，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血色玛莉，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清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十一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十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走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五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所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十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由得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她害怕，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五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作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作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说谎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十五厘米宽的缝，她闪出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会有时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

回到房间，我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的后悔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三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面圈店，吃了两个黄油甜面圈，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面圈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续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去了。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十月二十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走进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纭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事情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的。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还配有从空中拍摄的接近完工的海豚宾馆照片。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土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六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个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集团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连锁、电影公司、食品连锁、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订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伥的恶棍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了。庞大的企业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了。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保时捷”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意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方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再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一九六九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的警察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恓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经理，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女侍正好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

(1)MEN'S BIGI：男装知名品牌。

(2)一种美国威士忌的名称，有人译为“珍宝”。

8

我从房间里给过去的合伙人打电话。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电话问我的名字，又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问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来。想必很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没通话了，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现在也一如既往，但结果上，他对我（或我对他）只是属于“已经通过的领域”。不是我把他强行推往那里，也并非他自行投身进去，总之我们所走的路不同，且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吗？他问。

还好，我说。

我说现在札幌，他问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问。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过头，我说。

近来没怎么喝，他说。

那边现在正下雪吗？他问。

这工夫什么也没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连三对踢了一阵子礼仪球。

“现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题，很早以前他欠过我一笔账，他记得，我也记得。况且我又是轻易不开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蛮痛快。

“以前一起做过旅馆行业报纸方面的活计吧，”我说，“大约五年前，记得？”

“记得。”

“那方面的路子还没断？”

他略一沉吟。“没什么往来，断倒是没断。打火升温不是不可能。”

“里边有个记者对产业界内幕了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来了。瘦瘦的，经常戴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和他还能接上头？”

“我想接得上。想了解什么？”

我把有关海豚宾馆丑闻的那篇报道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记下周刊名称和发行日期。接着我讲了大海豚宾馆之前那家小海豚宾馆的情况，告诉他想了解下边几件事：首先，新宾馆为什么袭用“海豚宾馆”这一名称？其次，小海豚宾馆经营者的命运如何？再次，那以后丑闻有何进展？

他全部记下，对着听筒复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说。

“急用吧？”他问。

“是啊。”我说。

“争取今天就联系上，能把你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讲了宾馆的电话号和我的房间号。

“好，回头再说。”言毕，他放下电话。

我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简单吃了午饭，下到大厅，眼镜女孩正在服务台里。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椅子上，静静地注视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许意识到而佯装不知也不一定。但怎么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看，一边心想当时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须这样不时地给自己增加勇气。

看她看了十分钟，然后乘电梯上到十五楼，回房间看书。今天同样阴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进一点光亮的纸笼子里。因随时可能有电话打来，我不想出门，而待在房间里便只有看书这一桩事可干。杰克·伦敦的传记最后读罢，接着拿起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书。

这一天好像尽是黄昏，无限延长的黄昏。没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蒙，其间开始一点点掺进黑色，很快夜幕降临，但也不过是阴郁的程度略有改变而已。天地间仅有两种色调：灰与黑。变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时更迭。

我利用房间服务项目要来三明治。我逐个地、细嚼慢咽地吃着三明治，并从电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无事可干的时候，势必在各种琐事上磨磨蹭蹭，打发时间。七点半时，合伙人打来电话。

“联系上了！”他说。

“费不少劲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费了一番周折。“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个问题早已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盖子。已经被封盖捆好送到保险柜里去了。再也不会有人去捅它动它，一切都已过去。丑闻已不再存在。政府内部和市机关大楼里也许有两三处非正常变动，但方式隐蔽，再说也不是大的变动，微调罢了。再不可能往上触动任何人物。检察厅倒是有一点动作，但没抓到确凿证据。错综复杂得很。禁区。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

“纯属我个人私事，决不连累任何人。”

“跟对方也是这样交代的。”

我拿着听筒去冰箱取了瓶啤酒，单手启开瓶盖，倒了一杯。

“别嫌我啰嗦——你可别轻举妄动，弄不好会吃大亏。”他说，“这可是庞然大物。什么原因使你盯上它我倒不知道，反正最好别深入。也许你有你的情由，但我想还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为好，虽然我不是一定叫你像我这样。”

“知道。”我说。

他干咳一声，我喝了口啤酒。

“老海豚宾馆直到最后阶段也不肯退让，吃了不少苦头，乖乖退出自然一了百了，但它就是不肯，看不到寡不敌众这步棋。”

“他就是那种类型，”我说，“跟不上潮流。”

“被人整得好苦。例如好几个无赖汉住进去硬是不走，胡作非为——在不触犯法律的限度内。还有满脸横肉的家伙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厅里，谁进来就瞪谁一眼。这你想像得出吧？但宾馆方面横竖不肯就范。”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海豚宾馆的主人早已对人生的诸多不幸处之泰然，轻易不会惊慌失措。

“不过最终，海豚宾馆提出一个奇妙的条件，并且说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它未尝不可让步。你猜那条件是什么？”

“猜不出。”我说。

“想想嘛，稍想想。”他说，“这也是对你那个疑问的答案。”

“莫非要求袭用‘海豚宾馆’这个名称？”

“就是，”他说，“就这个条件。收买一方也应承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名称并不坏，是吧？‘海豚宾馆’，蛮不错的名称嘛。”

“算是吧。”我说。

“也巧，A产业正计划建造新的宾馆系列——最高级系列，超过以往任何一级，而且尚未命名。”

“海豚宾馆系列。”我说。

“正是，足以同希尔顿或凯悦分庭抗礼的宾馆系列。”

“海豚宾馆系列。”我重复一遍。一个被继承和扩大的梦。

“那么，老海豚宾馆的主人怎样了呢？”

“天知道！”他说。

我又喝了口啤酒，用圆珠笔搔搔耳轮。

“离开时，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估计用它做什么去了吧。但没办法查，一个过路人一样无足轻重的角色。”

“怕也是的。”我承认。

“大致就这样。”他说，“知道的就这些，再多就不知道了。可以吗？”

“谢谢，帮了大忙。”

“噢。”他又干咳了一声。

“花钱了？”我问。

“哪里，”他说，“请吃顿饭，再领到银座夜总会玩一次，给点车费，也就行了吧！不必介意，反正全部从经费里出，什么都从经费里出。税务顾问叫我只管大大开销。所以这事不用你管。要是你想去银座夜总会的话，也带你去一次就是，也从经费里出。没去过吧？”

“那银座夜总会，里边有什么景致？”

“酒，女郎。”他说，“去的话，保准要受到税务顾问的夸奖。”

“和税务顾问去不就行了？”

“去了一次。”他兴味索然地说。

我们寒暄一句，放下电话。

放下电话之后，我回顾了一番我这位合伙人：他和我同岁，但肚子已微微凸出；桌上放着好几种药；郑重其事地考虑什么选举；为孩子的上学煞费苦心，常和老婆吵架拌嘴，但基本上珍爱家庭；有一点怯懦；时常喝酒过量；但总的来说工作热心，一丝不苟——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个地道正统的男子汉。

我们一走出大学便合伙搭档，很长时间里两人配合默契，从小小的翻译事务所开始，一点一滴地扩展事业规模。虽说两人原来的关系不甚亲密，但有时也情投意合。朝夕相处，而从未发生过口角。他有教养，谦和稳重，我也不喜欢争争吵吵。虽说程度略异，两人毕竟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但终究我们在最佳时期分道扬镳了。在我突然离开之后，他独自干得蛮好，坦率地说，甚至比我在时干得还好。工作不断取得成果，公司也发展壮大起来。又招了新人，得心应手地驾驭他们。精神方面在独立后也安详得多。

我想问题也许在我这方面，也许我身上的某一种东西没有给他以健全的影响，所以我离开后他才干得那么左右逢源、舒心惬意：对部下连哄带骗，使得他们俯首帖耳；在管财务的女孩面前还开几句粗俗的玩笑；大把大把地利用经费把别人拉到银座夜总会，尽管他总觉得这样无聊透顶。假如同我在一起，他势必顾虑重重，无法如此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脚；势必总是察看我的眼色，每做一件事都考虑我会有何想法。他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当时无论他在旁边做什么，我都不曾介意。

在所有的意义上，他这个人还是独立合适，我想。

一句话，我的离开使得他做事开始同年龄相符。是同年龄相符，我想道，并且发出了声：“同年龄相符。”一旦出声，竟又觉得他与我毫不相干。

∗∗∗

九点，电话铃响了一次。我压根儿没料到会有人打电话来，一时搞不清那铃声是何含义。总之是电话。铃声响第四遍时，我拿起听筒贴在耳朵上。

“今天你在大厅眼盯着看我吧？”是服务台那女孩的声音。从声音听来，似乎既未生气，也不算高兴，平平淡淡。

“看了。”我承认。

她沉默片刻。

“工作中给你那么一看就紧张，我。紧张得很。结果事情办得一团糟，就在你看的时间里。”

“再不看了，”我说，“看你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勇气，想不到你竟那么紧张。往后注意再不看了。现在你在哪里？”

“在家。准备洗澡睡觉。”她说，“对了，你要多住几天？”

“嗯，事还有点没完。”我说。

“以后可别那么看我哟，搞得我狼狈不堪。”

“再不看了。”

短时沉默。

“你说，我是有点过于紧张？整个人？”

“怎么说呢，说不好，因为这东西因人而异。不过给人家那么盯视起来，恐怕任何人都多少会感到紧张，你不必放在心上。再说我这人有一种有意无意盯视什么的倾向，无论什么都盯住不放。”

“怎么会有那种倾向呢？”

“倾向这东西很难解释。”我说，“不过往后注意不看就是。我不想让你把事情办糟。”

她沉默了一会，似乎在思索我的话。

“晚安。”她终于开口道。

“晚安。”

电话挂断了。我进浴室洗罢澡，在沙发上看书看到十一点半，然后穿上衣服，来到走廊。走廊很长，迷宫般地拐来拐去。我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最尽头处有职工专用电梯，设计得有意避开住客的视线，但并非躲藏。朝着“紧急出口”的箭头方向走不远，并排有几扇门没写客房编号，其拐角处有一电梯，上面贴有“货物专用”字样的标签，以防住客乘错。我在职工专用电梯前观察多时，电梯一直停在最下一层，这时间里几乎无人乘用。天花板的音箱中小声播出背景音乐，是保尔·莫里亚的《蓝色的爱情》。

我试按一下电钮。一按，电梯如大梦初醒一般抬头爬将上来。楼层显示数字于是次第变换：1、2、3、4、5、6……徐缓但不含糊地渐渐临近。我一面听《蓝色的爱情》，一面注视数字。假如里面有人，谎说一句看错电梯就是了。反正宾馆住客这号人总是不断出错。电梯继续上升：11、12、13、14。我挪后一步，双手插兜，等待门开。

15——数字的变换停止了。一瞬间悄无声息，旋即电梯门倏地分开：空无一人。

好个悄然无声的电梯，同老海豚宾馆里那个气喘吁吁的家伙大不相同。我走进去，按“16”钮。门悄然合上，刚有微微动感，门又打开。十六楼。但十六楼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一团漆黑。灯光朗然，天花板里依然流淌着《蓝色的爱情》。没有任何怪味。我试着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十六楼的结构同十五楼全无二致。走廊九曲十折，客房排列得似乎永无尽头，其间留有安放自动售货机的位置。客用电梯不止一台。有的房间门前放着好几个晚餐（打电话叫送到房间里）用的碟盘。猩红地毯，柔软舒适，不闻足音。周围一片寂静。背景音乐换成费斯的管弦乐《夏日之恋》。及至走到尽头，我向右拐弯，中途折回，乘客用电梯返回十五楼。然后重复一次。乘职工专用电梯上到十六楼，面对的仍是灯光明亮的毫无异样的楼层，听到的仍是《夏日之恋》。

我于是打消念头，下到十五楼，喝了两口白兰地，上床躺下。

∗∗∗

薄明时分，天色由黑转灰，下起雪来。今天干什么好呢？我暗自思忖。

仍没什么可干——一如昨日。

我冒着雪，走到油炸面圈店，吃了个炸面圈，喝了两杯咖啡，随后拿起报纸。报纸上有选举方面的报道，电影预告栏里还是没出现想看的电影。有一部电影由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担任准主角，名字叫《一厢情愿》，是部以校园为背景的青春片，主角由一个正走红的十七八岁女演员和同样走红的偶像歌手担纲，而我那位同学扮演的角色不想我也知道，肯定是年轻英俊、乖觉机敏的教师无疑：身材颀长，体育全能，女生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被他叫上一声名字都会晕乎过去。那演主角的女孩也不例外，对这位老师一片痴情，星期天自做小甜饼拿去老师宿舍。而有个男孩对这女孩一往情深，那是个非常普通的、性格稍有点怯懦的男孩……情节肯定是这样，不想我也知道。

他当上演员不久，我也是出于好奇，看了有他出演的好几部电影，后来便一部也不看了。作为电影，哪一部都无聊至极，况且他扮演的角色翻来覆去总是同一模式：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双腿修长、体育全能。起初多是大学生，而后则大部分是教师、医生和少年得志的白领阶层。然而内容千篇一律，不外乎女孩为之荡神销魂的偶像。一笑便露出整齐的牙齿——即使我看也印象不坏，但我不愿意为这等影片掏腰包。我当然并非只看费里尼或塔尔科斯基那类片子的认真而又庸俗的电影迷，问题是他出演的影片实在百无聊赖。情节可想而知，对话平庸苍白。估计没有投入多大资本，导演也敷衍了事。

转而一想，他当演员之前其实便属这种类型，给人的感觉良好，但内在的东西却难以捉摸。初中有两年我和他同班，做物理实验同使一张桌子，得以常在一起交谈。那时他的一举一动就活脱脱像在演电影一样完美无缺。女孩都为他迷得神魂颠倒，每次他向女孩搭话，对方无不现出痴迷的神态。做物理实验时，女孩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一有问题便问他。当他用优雅的手势给煤气喷灯点火之时，大家用犹如观看奥林匹克开幕式的眼神看着他，而我的存在则压根儿没有人注意。

成绩也出色，在班上经常数一数二。热情、诚实、不骄不躁。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整洁潇洒、文质彬彬，就连上厕所小便也很优雅，而小便的姿势看起来优雅的男子实在少而又少。当然，在体育方面也是全才，当班委同样是一把好手。听说他同班上一个最得人缘的女孩要好，实情不得而知。老师也对他欣赏备至。每逢父母来校，母亲们也对他心驰神往。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男子。至于他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我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演电影也是如此。

我又何苦花钱看这种影片呢？

我把报纸扔到垃圾桶里，冒雪返回宾馆。路过大厅时往服务台扫了一眼，她不在。大概是休息时间。我走到有电子游戏机的厅角，分别玩了几场《蒙面人》和《“银河”运输机》。这玩意儿相当神经过敏，且极其好战，但可用来消磨时间。

玩罢，回房间看书。

这一天一无所获。书看腻了，便看窗外雪花。雪整整下了一天没停，我不由心生感慨：雪这东西居然有如此下法！十二点，去宾馆自助餐厅吃了午饭，而后又回房间看书，看窗外雪花。

不过这天也并非毫无所获。我正在床上看书，四点钟听得有敲门声。打开一看，是她，服务台那位身穿天蓝色坎肩的眼镜女孩。她从稍微打开的门缝中犹如扁平影子似的倏地溜进房间，迅速把门带上。

“在这里给人撞见，饭碗可就丢了。这家宾馆，对这种事严厉得很。”她说。

她打转环视一圈房间，坐在沙发上，一扽一扽地拽裙角，随即吁了口气，说她现在是休息时间。

“不喝点什么？我是喝啤酒。”

“算了，没多少时间。咦，你一整天闷在房间里做什么？”

“算不上做什么，虚度光阴而已。看书，看雪。”我从冰箱里拿出瓶啤酒，边往杯里倒边说。

“什么书？”

“西班牙战争的。一五一十写得相当详细，而且含有各种各样的启发性。”西班牙战争的确是极富启发性的战争，过去确曾有过这样的战争。

“我说，可别以为奇怪。”她说。

“奇怪什么？”我反问道，“你说的奇怪，指的是你来这里？”

“嗯。”

我手拿酒杯在床边坐下。“奇怪不觉得，吃惊倒有一点，主要还是高兴。正闷得发慌，巴不得有个人说话。”

她站在房间正中，一声不响地脱掉天蓝色坎肩，搭在写字台前的椅背上，以免弄皱。然后走到我身旁，并拢双腿坐下。脱去外装后，她显得有些弱不禁风。我把手搂在她肩上。她把头靠在我肩头，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鼻而来。洁白的衬衣棱角分明。两人这样待了五分钟。我纹丝不动地搂她的肩，她靠着我的肩闭目合眼，仿佛睡熟似的静静呼吸。雪花仍然飘飘洒洒，淹没了街上的一切声响，四下万籁俱寂。

我想她大概很累，想找地方稍事歇息，而我就像棵落脚树似的。她的疲劳使我感到有些不忍。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疲劳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不过转念想来，疲劳这东西的降临与美丑、与年龄并无关系，如同暴雨、地震、雷电、洪水的发生一样。

五分钟后，她扬起脸，离开我身边，拿起衣服穿上，重新坐回沙发，摆弄小指上的戒指。穿上外衣，她看上去又有点紧张，而且给人一种陌生感。

我依然坐在床边看着她。

“对了，你在十六楼碰见怪事那回，”我试着问，“当时你有没有做和平时不同的事？上电梯之前，或上电梯之后？”

她略歪起脖子想了想。“这……有没有呢？我想没做什么不一样的事……记不起来了。”

“没有什么和平常不同的征兆之类？”

“没有呀，”说着，她耸了耸肩，“没有任何反常。乘的是普普通通的电梯，只是门开时一片黑暗，没别的呀！”

我点点头：“噢，今天找个地方一块儿吃饭可好？”

她摇头说：“对不起，请原谅，今天有个约会。”

“明天呢？”

“明天要去游泳学校。”

“游泳学校，”我说着，笑了笑，“古代埃及也有游泳学校，知道吗？”

“哪里知道那么多！”她说，“骗人吧？”

“真的。因为工作关系，查过一次资料。”我说。但就算是真的，于现在也毫无关系。

她瞥一眼表，起身说了声“谢谢”，然后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溜出门外，走了。这是我今天惟一的收获。微不足道的收获。然而古代埃及人恐怕也是从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发掘喜悦，度过微不足道的人生，最后告别尘世的。同时也练习游泳，或做木乃伊。而诸如此类的积累，人们便称之为文明。

9

十一点时，终于无事可做了，能做的都已彻底做完：指甲剪了，澡洗了，耳垢清除了，电视新闻看了，俯卧撑和伸腰运动做了，晚饭吃了，书也看到最后一页了。就是没有睡意。本打算再乘一次职工专用电梯，但为时尚早。要等职工销声匿迹，得过十二点才行。

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到二十六楼酒吧去。在这里，我一边观赏窗外雪花飘舞的沉沉夜幕，一边喝着马丁尼酒遥想古代的埃及人。古埃及人的生涯究竟是怎样的呢？到游泳学校去的是一些怎样的人呢？大约是法老家族和贵族那些达官贵人吧？时髦而有钱的埃及人。人们或许是为这些人而把尼罗河截留一段或用其他办法修建游泳池，并在那里教授高雅优美的游泳姿势吧？大概有位如同我那位当电影演员的朋友一般举止得体的教师，以煞有介事的神情对那些显贵说道：“很好，殿下，这样很好。不过我想如果您能把做自由泳姿势的右手再略微伸直一些，恐怕就尽善尽美了。”

那场面我想像得出来：墨水一般黛蓝色的尼罗河，金光闪闪的骄阳（当然那一带可能有芦苇棚），驱逐鳄鱼和平民的持枪武士，随风起伏的芦苇，法老的王子们。还有王女，她们怎么样呢？女孩也学游泳？例如克娄巴特拉，俨然朱迪·福斯特一般正值妙龄的克娄巴特拉，她在看见我的朋友——那位游泳教师——时也会魂不守舍吗？恐怕也在所难免，因为那才是他存在的理由。

最好拍制这样一部影片，我想，那样的话，看一遍也值得。

其实游泳教师并非出身低贱之人。以色列或亚述一带有个王子，战败后被押往埃及，沦为奴隶。但即使沦为奴隶之后他也丝毫不减其迷人的风采。这方面同查尔顿·赫斯顿以及柯克·道格拉斯之流大不一样。他露出莹白的牙齿，微微而笑，小便也不失优雅。仿佛即将拿起尤克里里琴，站在尼罗河畔唱起《夏威夷草裙舞少女》。这种角色非他莫属。

某日，法老一行从他面前通过。当时他正在河边割芦苇，突然见一条船翻在河心。他毫不犹豫地“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以华丽的自由泳游上前去，在同鳄鱼搏斗当中将小女孩抢回，其姿势委实潇洒，恰如他在科学实验小组上点燃煤气喷灯时一样。法老看在眼里，不禁为之动情，于是决定让这位青年担任王子们的游泳教师。前任教师由于出言鄙俗，一周前刚被投入无底井中。这样，他成了王子游泳学校的老师。他风流倜傥，众人无不一见倾心。每到夜晚，宫女们便浑身上下涂满香料，蹑手蹑脚钻到他床上。王子王女们也对他心悦诚服。于是，银幕推出《泳装女王》和《王子和我》合而为一那样的美轮美奂的场面。他和王子王女们展示水上芭蕾般的泳姿，庆贺法老的生日。法老乐不可支，他的身价亦随之上升。但他从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始终谦恭如一，并且总是面带笑容，小便也优雅脱俗。每次宫女上床，他都百般爱抚，达一小时之久，使其心满意足，结束后还不忘抚摸其头发说一声“太幸福了”，其关切可谓无微不至。

与埃及宫女同衾共枕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想了一下，未出现具体场景。勉力想像良久，浮现出来的也不外乎二十世纪福克斯的《埃及艳后》，那是由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伯顿和雷克斯·哈里逊出演的影片，糟糕得简直令人作呕：一群好莱坞式的卖弄异国情调的长腿黑皮肤女郎，手拿长柄扇子“呼啦呼啦”地为伊丽莎白·泰勒扇风送凉。就是她们做出各种寡廉鲜耻的色情姿势供他寻欢作乐。埃及女子干这种勾当倒是拿手好戏。

于是，福克斯版的克娄巴特拉为他心醉神迷，难以自持。

情节也许无足为奇，但舍此不能成其为电影。

他对克娄巴特拉也同样钟情。

不过，钟情于克娄巴特拉的并非他一人。肤色漆黑的阿比西尼亚王子也因为迷恋她而心神不定，甚至一想起她便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这一角色无论如何只能由迈克尔·杰克逊扮演。那王子痴情之至，竟远从阿比西尼亚穿过大沙漠赶来埃及。途中，在沙漠商队的篝火前，手拿铃鼓边唱《比利·金》边摇身起舞，眼睛在银星的辉映下闪闪发光。自不待言，游泳教师同迈克尔·杰克逊之间发生了一场纠葛，情场上短兵相接。

正想到这里，男侍走来，很难为情地告诉我快到关门时间了，并道歉说对不起。我一看表，已经是十二点十五分。没走的客人只我自己。四周已被男侍大体拾掇妥当。罢了罢了，我不由心想，自己怎么花如此长的时间想如此无聊的东西，荒唐透顶，怕是神经出了问题。我在账单上签了字，端起剩下的马丁尼酒一饮而尽，起身走出酒吧，双手插进衣袋，等待电梯开来。

问题是，按传统习俗，克娄巴特拉必须同弟弟结婚——这幻想中的电影镜头不仅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排除，反而层出不穷。弟弟性格懦弱而孤独多疑，应该是谁呢？莫非艾伦？那一来就成了一场喜剧。此人在宫中不时讲些不好笑的笑话，并用塑料锤敲击自家头颅，不行。

弟弟以后再说吧。法老还是劳伦斯合适。此君先天性头痛，无时不用食指尖按压太阳穴。对于不合其意之人，或投入无底深井，或使之在尼罗河里同鳄鱼死拼。狡黠而残酷。甚至把人割去眼皮后放逐沙漠。

想到这里，电梯门开了，悄然而倏然地。我步入其中，按十五楼钮，随后继续遐想。本来不愿再想，却硬是控制不住。

舞台一转，出现渺无人烟的沙漠。沙漠纵深处的洞穴里，一个被法老驱逐出来的预言者，默默地生活着，孤苦伶仃，无人知晓。尽管被割去眼皮，但他终于挣扎着横穿沙漠，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他身披羊皮，以遮蔽火辣辣的阳光。他终日生活在黑暗里，食昆虫，嚼野草，并用心灵的眼睛预言未来，预言法老即将到来的没落，预言埃及的黄昏，预言世界的嬗变。

是羊男，我想。为什么羊男突然出现在这等地方呢？

门又一次悄然而倏然地打开，我茫然而木然地思考着跨到门外。难道羊男自古埃及时代便已生存于世不成？抑或这一切统统不过是我在头脑中编造出来的无聊幻觉？我依然双手插兜，站在黑暗中冥思不已。

黑暗？

等我意识到时，眼前已漆黑一片，半点光亮也没有。随着电梯门在我身后闭合，四周亦落下了黑漆漆的屏幕。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背景音乐也听不见。《蓝色的爱情》也好，《夏日之恋》也好，全都杳无声息。空气凉飕飕的，夹杂一股霉气味儿。

如此黑暗中，我一个人呆然伫立。

10

这是地地道道的黑暗，地道得近乎可怕。

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无法识别，包括自己的身体，甚至有东西存在这点都感觉不出来，有的只是黑色的虚无。

置身于如此彻底的黑暗，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恍惚成了空洞的概念——肉体融入黑暗而不再拥有实体这一概念，如同外层灵质一般在空中浮现出来。我已经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但尚未觅得新的去处，而在虚无缥缈的宇宙中，在恶梦与现实奇妙的分界线上往来彷徨。

我静立多时，想动也动不得，手脚麻痹了似的，失去了原来的感觉，简直像被压入了深海底层。浓重的黑暗向我施加莫可言喻的压力，沉寂在压迫我的耳鼓。我力图使自己的眼睛多少习惯于黑暗，然而枉费心机。这种黑暗并非眼睛可以逐渐习惯的隐隐约约的黑暗，而是百分之百的黑暗，黑得深不可测，黑得了无间隙，如同用黑色的油画涂料抹了不知多少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袋。右边装着钱夹和自有钥匙，左边是房间钥匙、手帕和一点零币。但这些在黑暗中完全派不上用场。我第一次后悔自己戒烟，否则身上总会带有打火机或火柴。追悔莫及。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往估计有墙壁的那边伸去，黑暗中我感觉到了硬邦邦的竖式平面：是墙壁。墙壁滑溜溜、凉冰冰的，作为海豚宾馆的墙壁未免温度过低。海豚宾馆的墙壁并没有这般冰凉，因为空调设施无时无刻不将空气保持得和煦如春。我对自己说道：要冷静，慢慢想想看。

冷静思考。

于是我首先想到，眼前的事态同女孩遭遇的一模一样，自己不过步其后尘，故无须害怕。她都能做到一个人临阵有余，更何况我，当然不在话下。要冷静，只要像她那样行动即可。这家宾馆里潜伏着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又可能与我本身有关。毫无疑问，它同原来的海豚宾馆密不可分。惟其如此，我才来到这里，是吧？是的。我必须像她那样行动，把她没看到的东西弄个水落石出。

怕吗？

怕。

罢了罢了，我想。是怕，货真价实的怕，宛若被人剥得精光。心烦意乱。凝重的黑暗使得暴力的粒子飘浮在我的周围，并且像海蛇一样飞快地扭动身子偷偷朝我袭来，而我连分辨都不可能。一股无可救药的虚脱感俘虏了我，我觉得似乎身上所有的毛细孔都在黑暗中暴露无遗。衬衣吃透了冷汗，几乎滴下水来。喉头干得冒烟，连吞口唾沫都远非易事。

到底是哪里呢？不是海豚宾馆。绝对不是，绝对！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现已翻山越岭，完全走进了某个奇特的场所。我闭上眼，反复做了几次深长的呼吸。

说来荒唐，我真想听一听保尔·莫里亚那由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的《蓝色的爱情》。假如现在能够听到那首背景音乐，该是何等幸福，该获得何等大的勇气！理查德·克莱德曼也可以，眼下倒可以忍受。罗斯·英迪奥兹·塔巴赫拉斯也好，胡塞·菲里西亚诺也好，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好，塞尔西奥·门迪斯也好，“帕特里克家庭”也好，1910水果胶姆糖公司也好，眼下都可忍受，只要是音乐就想听。太寂静了！即使米琪·米拉合唱团也可忍受，哪怕安迪·威廉姆斯和阿尔·玛尔蒂诺的二重唱也不妨一听。

算了！我喝令自己。简直胡思乱想。然而又不能什么都不想。只要想即可，总得用什么将脑袋里的空白填满。恐怖之故。恐怖已潜入空白之中。

在篝火前手敲铃鼓跳《比利·金》的迈克尔·杰克逊。甚至骆驼们都听得忘乎所以。

头脑有点混乱。

头脑有点混乱。

我的思考在黑暗中发出轻微的回响。思考发出回响。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将所有无聊的意象从头脑中一扫而空，如此永无休止如何得了！必须采取行动，对吧？不是为此才来到这里的吗？

我下定决心，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向右慢慢迈步。但腿脚还是不能运用自如，似乎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肌肉和神经也不能巧妙配合。本来我想动腿，而腿实际却没动。墨汁般的黑暗将我紧紧包在中间，进退不得。黑暗无尽无休地延展开去，怕要一直达到地球的核心。我是朝着地核迈进，而且一旦到达，便再也无法重返地表。还是想点其他的吧！如若什么也不想，恐怖感势必变本加厉地纠缠不放。接着想那电影情节好了。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到羊男出场那里。但沙漠画面又到此为止，镜头重新拉回法老宫殿，金碧辉煌的宫殿，整个非洲的财富尽皆集中于此。努比亚奴隶黑压压地跪倒在地，正中端坐着法老。画外回响着类似米克洛斯·鲁兹风格的音乐。法老显然焦躁不安。“埃及有什么正在腐败，”他想，“而且就在这宫殿里，宫殿里正在发生异常现象。我已清楚感觉到了，务必一追到底！”

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并且思忖，那女孩居然能做到这般地步，实在令人佩服。在猝不及防地被投入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后，居然能独自前往黑暗深处探个究竟。就连我——况且我已事先听说过有这样一个离奇的冥冥世界——都如此心惊胆战，假如在事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闯入这等境地，恐怕一步都前进不得，只能大气不敢出地久久呆立在电梯门前。

我开始想她，想像她身穿游泳比赛用的滑溜溜的黑色泳衣，在游泳学校练习游泳的情景。那里也有我那位当电影演员的老同学，而且她也对他痴情得不可收拾。每次他纠正自由式游泳的右手伸展姿势，她都用痴迷的眼神看着我的朋友。夜晚便也钻到他床上去。我伤心，甚至很受打击。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她对他还丝毫谈不上了解。他仅仅风度优雅，对人亲切而已。可能对你甜言蜜语，使你进入极乐园地，但终究只是亲切，只是云雨前的爱抚。

走廊向右拐。

如她所言。但在我脑海里，她仍在和我的同学睡觉。他轻手轻脚地脱去她的衣服，对她身体的每一部位都赞不绝口，那也并非溢美之词。乖乖，这家伙真有两手。但转而又气愤起来：阴差阳错！

走廊向右拐。

我继续手扶墙壁，向右拐弯。远处现出小小的光亮，若明若暗，犹如透过好几层窗纱泄露出来的微光。

如她所言。

我的同学开始百般温存地吻她的裸体。从脖颈到乳房，缓缓而下。镜头对着他的脸和她的背。随即镜头一转，推出她的脸，然而不是她，不是海豚宾馆服务台的那个女孩，而是喜喜的脸，是过去同我一起住海豚宾馆、有一对绝妙耳轮的高级妓女喜喜，是从我的生活中默然消逝的喜喜。我的同学在同喜喜睡觉。这是电影中一个实实在在的画面，剪接也十分得当，甚至无懈可击——说是平庸也未尝不可。两人在公寓房间里相抱而卧。光线从百页窗泻入。喜喜。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时空混乱。

时空混乱。

我朝着光亮前进。刚一迈步，脑海中的图像倏然消失。

淡出。

我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扶壁前行。我决意什么也不再想，想也无济于事，无非把时间拉长罢了。我摈除一切思虑，全神贯注地向前移动脚步，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光亮隐约映照四周，但还不至于看清是何场所。只见有一扇门，未曾见过的门。不错，如她所言。木制的门，门上有号码牌。但数字无法辨认，光线太弱，牌又太脏。总之这里不是海豚宾馆，海豚宾馆不会有如此古旧的门，而且空气的质量也不同。这是一股什么气味呢？简直同废纸堆的味道无异。光亮不时地摇摇晃晃，估计是烛光。

我站在门前，对着那光亮相看了半天。

接着又想回服务台那女孩身上。我蓦地后悔起来：当时索性同她睡了或许更好。难道我还能重返那个现实中去吗？还能够同那个女孩约会一次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对现实世界以至游泳学校感到嫉妒。准确说来也许不是嫉妒，而是被扩大被扭曲了的后悔之念，但从表面看来却同嫉妒无异，至少我在这黑暗中是这样感觉的。罢了罢了，我怎么会在这等场所产生妒意呢？我已经好久不知嫉妒为何物了。我是一个几乎不具有嫉妒情感的人，我只关注我自己，谈不上所谓嫉妒，然而现在却腾起一股意想不到的强烈妒意，而且是对游泳学校。

傻瓜！有哪个人会嫉妒游泳学校呢？闻所未闻。

我咽了口唾液，声音居然大得犹如铁棍敲击油桶。其实充其量不过咽口唾液而已。

声音发出奇妙的回响，如她所言。对了，我得敲门，敲门。于是我敲了敲——毅然决然地、微乎其微地，细微得生怕里边听见。不料发出的声音却极其巨大，且如死本身那样滞重、那样冷峻。

我屏息静等。

沉默。同她那时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或许五秒，或许一分。时间在黑暗中也不循规蹈矩，或摇摆，或延长，或凝缩。我本身也在黑暗中摇摆、延长、凝缩。随着时间的变形，我本身也在变形，活像哈哈镜照出来的。

随后，传来了那声音——加重了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衣服相摩擦的声音。有什么从地上站立起来。脚步响。朝这边缓缓接近。“嚓——嚓——”拖鞋拖地般的声响。有什么走来，“但不是人”，她说过。如她所言。确不是人的脚步声，是别的什么，现实中不存在的什么——然而这里存在。

我没有逃跑，只觉得汗流浃背。奇怪的是随着那足音的逼近，恐怖感反而减弱下来。不要紧，我想。并且可以清楚地感到这不是邪恶之物。无须害怕，只管见机行事，不足为惧。于是我沉浸在温暖的漩涡中。我紧紧握住门的把手，闭目、敛气。不要紧，不用怕。黑暗中我听到巨大的心音，那是我自己的心音。我被包容在自己的心音之中。我自言自语：何足惧哉！无非相连而已。

脚步声停止了。那个就在我身旁，且看着我。我闭上眼。相连，我想。我同所有的场所相连——尼罗河畔，喜喜，海豚宾馆，过去的摇摆舞曲，浑身涂遍香料的努比亚宫女，定时器“咔咔”作响的定时炸弹，昔日的光亮，昔日的音响，昔日的语声，一切的一切。

“等着你哩！”那个说话了，“一直等着你，进来吧。”

不用睁眼我也知道那个是谁。

是羊男。

11

我们隔着小小的旧茶几交谈起来。小茶几呈圆形，上面只有一支蜡烛，竖在一只没有任何图案的粗糙碟子上。如果说房间还有家具，也不过如此了。椅子也没有，我们只好以书代椅，坐在地板的书堆上。

这是羊男的房间，细细长长。墙壁和天花板的格调同旧海豚宾馆略略相似，但细看之下，则全然不同。尽头处开一窗口，但内侧钉着木板。木板钉上至今，大概经历了很多年月，板缝里积满灰尘，钉头早已生锈。此外别无长物。只是个四角盒子似的房间。没有电灯，没有地毯，没有浴室，没有床。想必他裹着羊皮席地而睡。地板上留一道仅可供一人通过的空间，其余地方全都堆满了旧书旧报旧资料剪辑，而且其颜色全部成了褐色，有的被虫蛀得一塌糊涂，有的七零八落。我大致扫了一眼，全是有关北海道绵羊史方面的，估计是把旧海豚宾馆里的资料一古脑儿集中到了这里。旧海豚宾馆有个资料室模样的房间，里面净是关于羊的资料，由宾馆主人的父亲管理。那两人流落到何处去了呢？

羊男隔着闪动不已的烛光打量我的脸。他那巨幅身影在污迹斑驳的墙壁上摇摇晃晃，那是被放大了的身影。

“好几年没见面了，”他从面罩里看着我说，“可你还没变。瘦了点？”

“是吧，大概瘦了点。”我说。

“外面世界情况怎么样？没发生不寻常的事？在这里待久了，搞不清外面出了什么事。”他说。

我盘起腿，摇摇头说：“一如往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顶多世道复杂一点罢了，还有就是事物的发展速度有点加快。其他大同小异，没有特别变化。”

羊男点点头：“那么说，下次战争还没有开始啰？”

羊男思想中的“上次战争”到底意味着哪一场战争自是不得而知，但我还是摇了一下头。“还没有，”我说，“还没有开始。”

“但不久还是会开始的。”他一边搓着戴手套的双手，一边用没有抑扬起伏的平板语调说道，“要当心。如果你不想被杀掉，那就当心为好。战争这玩意儿笃定有的，任何时候都有，不会没有，看起来没有也一定有。人这种东西，骨子里就是喜欢互相残杀，并且要一直杀到再也杀不动的时候。杀不动时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再杀。这是规律。谁都信任不得，这点一成未变。所以无可奈何。如果你对这些已经生厌，那就只能逃往别的世界。”

他身上的羊皮比以前多少脏了些，毛也变得一缕一条，整个腻乎乎的，脸上的黑色面罩也比我记忆中的破旧寒伧得多，好像临时粗制滥造出来的假面具。不过那也许是这地穴般潮湿的房间和似有若无的微弱灯光映衬的缘故，况且记忆这东西一般都是不准确甚至偏颇的。问题是不仅衣着，羊男本人看上去也比过去疲倦。我觉得四年时间已使他变得苍老憔悴，身体整整缩小了一圈。他不时喟然长叹，且叹声奇妙，有些刺耳，“咕嘟咕嘟”的，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气管里，听起来叫人不大舒坦。

“以为你早会来的，”羊男看着我的脸说，“一直在等你。上次有个人来，以为是你，结果不是。肯定是谁走错路了。奇怪，别人就是走错路也不至于错到这里。也罢，反正我以为你会更早些来的。”

我耸了耸肩：“我以为我早晚要来这里，也不能不来，但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见海豚宾馆，经常梦见，但下决心来这里，却是想了很长时间。”

“是想忘了这里？”

“半途而废。”我老实招供，看了看自己那双烛光摇曳中的手。我有些纳闷，大概是哪里有风进来。“我本来想把大凡可能忘掉的都忘个一干二净，斩断和这里的一切联系，但终究是半途而废。”

“因为你死去的朋友的关系？”

“嗯，我想是他造成的。”

“可归根结蒂，你还是来了。”羊男说。

“是啊，归根结蒂我还是回来了。”我说，“我不可能忘掉这个地方。刚开始忘，便必定有什么让我重新记起。或许这里对我来说是个特殊场所吧。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反正我觉得自己被包含在了这里。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但我是真真切切地这样感觉到的。在梦里我感到有人在这里为我流泪，并且寻求我，所以我才最后下定来这里的决心。喂，这里到底是哪里？”

羊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摇了摇头：“详细的我也不知道。这里非常宽敞，也非常幽暗。至于有多宽敞有多幽暗，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房间，其他场所一概不知。因此，详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总而言之，你是在该来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对此你大可不必想得过多。大概是某人通过这个场所为你流泪吧，大概是某人在寻求你吧。既然你是那样感觉到的，肯定就是那样。不过这个且不管，反正你现在返回这里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小鸟归巢一样自然而然。反过来说，假如你不想返回，也就等于这地方根本不存在。”说着，羊男嚓嚓有声地搓着双手。墙上的阴影随着他身体的活动而大幅度地摇晃不止，宛如黑色的幽灵劈头盖脑朝我压来，又仿佛是过去的动画片。

“就像小鸟归巢”——经他这么一说，我也似乎觉得确实如此。我来这里不过是随其波逐其流而已。

“喂，说说看，”羊男声音沉静地说，“说说你自己，这里是你的世界，不必有任何顾虑。想说的尽管一吐为快。你肯定有话要说。”

我一面望着墙上的阴影，一面在昏昏然的烛光中向他讲了自己的处境。我确实很久没有如此开怀畅谈自己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如同融化冰块那样缓缓地、逐一地谈着自己，诸如自己怎样维持生计，怎样走投无路，怎样在走投无路之中虚度年华，怎样再不可能衷心爱上任何一个人，怎样失去心灵的震颤，怎样不知道自己应有何求，怎样为同自己有关的事情竭尽全力而又怎样无济于事等等。我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僵化，肌肉组织正在由内而外地逐渐硬化，我为之惶惶不安，而好歹感到同自己相连的场所惟此一处而已。我说我觉得自己似乎包含于此栖身于此，至于这里是何所在却是稀里糊涂，我只是本能地感到，感到自己包含于此栖身于此。

羊男一声不响地倾听我的叙说。他看上去差不多是在打瞌睡，但我刚一止住话头，他立即睁开眼睛。

“不要紧，用不着担心。你的确是包含在海豚宾馆里。”羊男平静地说，“以前一直包含其中栖身其中，以后也将继续栖身下去。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在这里完结。这里是你的场所，始终是。你连着这里，这里连着大家。这里是你的连接点。”

“大家？”

“失去的，和没有失去的，加起来就是大家。一切都以此为中心连在一起。”

我思考了一会羊男的这些话，但未能真正理解话的含意。过于抽象模糊，无法捕捉。我便请他说得具体点，但他没有回答，缄口不语。这是无法加以具体说明的。他轻轻摇了摇头。一摇头，那双假耳朵便呼啦呼啦地摇摆起来，墙上的影子也随之大摇大摆，摇摆得相当厉害，我真担心墙壁本身会猝然倒塌。

“很快你就会理解的，该理解的时候自然会理解。”他说。

“对了，另外还有一点百思不解的，”我说，“就是海豚宾馆的主人为什么偏让新宾馆使用相同的名称呢？”

“为你，”羊男说，“为了使你随时都可以返回。事情很明白：一旦名称换了，你还怎么搞得清该去哪里呢？而现在海豚宾馆就在这里！建筑物变了也好什么变了也好，那些都无所谓，它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等你。所以才把名字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我笑道：“为我？这偌大的宾馆是为我一个人才取名为‘海豚’的？”

“正是。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摇了摇头：“不，不是说奇怪，只是有点吃惊。事情太离谱了，太不像是现实了。”

“是现实。”羊男平静地说，“宾馆是现实，‘海豚宾馆’这块招牌也是现实。对吧？这是现实吧？”他用手指“橐橐”敲着茶几，烛光随之闪闪烁烁。

“我也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大家都很好，都在期望你回来，期望大家整个连成一片。”

我久久地注视着摇曳不定的烛光，一时很难信以为真：“何苦特意为我一个人如此操办？专门为我一个人？”

“因为这里是为你准备的世界。”羊男断然地说，“不必想得那么复杂。只要你有所求，必然有所应。问题在于这里是为你准备的场所，明白？这点你要理解才行，这的确是特殊的事。所以我们才努力管好它，没有遗弃它，以便你顺利找回。如此而已。”

“我真的包含在这里边不成？”

“当然。你包含在这里，我也包含在这里。大家都包含在这里，而这里是你的世界。”羊男说着，朝上竖起一根手指，于是一根巨大的手指在墙壁上赫然现出。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什么？”

“我是羊男嘛。”他发出嘶哑的笑声，“就是你所看到的：披着羊皮，活在人们看不到的世界里。也曾被撵进森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久得快想不起来了。在那以前我曾经是过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从那以来我就不再接触人，尽可能避人耳目。如此一来二去，自然也就接触不到人了。而且不知几时开始，离开森林住进了这里。住在这里，守护这里。我也需要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嘛。就连森林里的野兽都要找地方打盹才行，对吧？”

“那当然。”我随声附和。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连接。对了，就像配电盘似的，可以连接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里是连接点——所以我在这里连接，连得结结实实，以保证不出现七零八落的状态。这就是我的作用。配电盘，连接。将你寻求并已到手的东西连接起来。明白吗？”

“有点儿。”我说。

“那么，”羊男道，“而且，现在你需要我。因为你在困惑，不知道自己寻求什么。你处于抛弃和被抛弃的交界地带，你想去却不知该去的地方。你遗失了很多，把很多连接点一一解开，却又没物色到替代之物，所以你感到困惑感到惶恐，觉得自己无所连接飘零无寄，实际也是如此。你所能连接的地方只有这里。”

我思考了一会，说：“大概是那样的，如你说的那样。我是在抛弃和被抛弃的交界地带，困惑，无所连接，只能连接在这里。”我停顿一下，看着烛光下的手，“其实我也有所感觉，感觉到有什么要同我连接，所以梦中才有人寻求我，为我流泪。我也一定是想同什么相连接，我觉得是这样。喏，我准备从头开始，为此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羊男没有作声，而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于是一股十分滞重的沉默袭来，使人犹如置身于深不可测的洞底。那沉默的重力死死地压进我的双肩，以致我的思维都处于这重力——湿漉漉的重力——的压迫之下，从而裹上了一层深海鱼般令人不快的硬皮。烛火不时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摇曳不已。羊男眼睛朝着烛光那边。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羊男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我。

“为了将自己同某种东西稳妥地连接在一起，你必须尽一切努力。”羊男说，“能否一帆风顺我不知道。我也已经老了，精力不如以前充沛了，不知道能帮你到什么地步，尽力而为就是。不过，就算一帆风顺，你也未见得幸福，这点我无法保证。也许那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处你应该去的地方，底细无可奉告。总之如同你自己刚才说的那样，你看起来已经变得十分坚固。坚固过的东西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况且你也不那么年轻了。”

“如何是好呢，我？”

“这以前你已经失却了很多东西，失却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谁的责任，而在于你所与之密切相连的东西。每当你失去什么，你肯定紧接着把其他什么东西扔在那里，像要留作标记似的。你不该这样做，不该把应留给自己的东西也扔在那里。结果，你自身也因此一点点地受到侵蚀。为什么呢？你何苦做这种事情呢？”

“不明白。”

“可能是迫不得已吧。就像宿命——怎么说呢，想不起合适字眼……”

“倾向。”我试着说。

“对，对对，是倾向，我赞同。即使人生再重复一次，你也必定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倾向。而且倾向这种东西，一旦超过某一阶段，便再也无法挽回，为时已晚。这方面我已经无能为力，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看守这里和连接各种东西。此外一无所能。”

“如何是好呢，我？”我重复刚才的问话。

“刚才我已说了，尽力而为就是，争取把你连接妥当。”羊男说，“但光这样还不够，你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光是静坐空想，那样你永远走投无路，明白吗？”

“明白。”我说，“那么我到底如何是好呢？”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要是考虑这个，脚步势必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就再也爱莫能助了，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部消失，永远消失。那一来，你就只能在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进这边的世界。因此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如何觉得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酥软，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救药。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为惧的。你的确很疲劳，精疲力竭，惶惶不可终日。谁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视墙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继续道，“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这样，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总之一定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思考又发出回响。

“哦，你所说的这边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你说我一旦变得坚固不化，就会从那边的世界陷进这边的世界。可这里不是为我准备的世界吗？这个世界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吗？既然如此，我进入我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妥呢？你不是说这里是现实吗？”

羊男摇摇头，身影又大幅度摇晃起来：“这里所存在的，与那边的还不同。眼下你还不能在这里生活。这里太暗，太大，这点我很难用语言向你解释。刚才我也说了，详情我也不清楚。这里当然是现实，现在你就是在现实中同我交谈，这没有疑问。但是，现实并非只有一个，现实有好几个，现实的可能性也有好几个。我选择了这个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战争，再说我也没有任何应该丢弃的东西。你却不同，你显然还有生命的暖流。所以这里对现在的你还太冷，又没有吃的东西。你不该来这里。”

给羊男如此一说，我感觉到房间的温度正在下降。我把双手插进衣袋，微微打个寒战。

“冷？”羊男问。

我点点头。

“没多少时间了。”羊男说，“时间一长会更冷的，你差不多该走了。这里对你太冷。”

“还有一点无论如何想问一下，刚才突然想到、突然意识到的——我觉得自己在以往的人生中似乎一直在寻求你，似乎在各种场所看到过你的身影，似乎你以各种形式在那里。你的身影朦胧得很，或者只是你的一部分也说不定，但现在回头想来，似乎那就是你的全部，我觉得。”

羊男用手指做了个暧昧的形状：“是的，你说得不错，你想得不错。我始终在这里，我作为影子、作为片断在这里。”

“但我不明白的是，”我说，“今天我如此真切地看到了你的脸面和形体，以往看不见的，现在都看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平静地说，“而且你可以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你才看见了我。”

我不大明白他话里的含意。

“这里难道是死的世界？”我鼓起勇气问道。

“不，”羊男说道，使劲晃了晃肩，吁了口气，“不是的，这里不是什么死的世界。你也罢，我也罢，都好端端地活着，我们两人同样确凿无误地活着。两个人在呼吸、在交谈，这是现实。”

“我不能理解。”

“跳舞就是了，”他说，“此外别无他法。我是很想把一切给你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我无能为力。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跳舞！什么也别想，争取跳得好些再好些，你必须这样做。”

温度急剧下降。我浑身瑟瑟发抖，蓦然觉得这种冷好像经历过，以前在哪里经历过一次这种彻骨生寒的潮乎乎的冷，在久远而遥远的地方，但究竟是哪里则无从记得了。以为依稀记得，结果却忘个精光。脑袋有点麻痹、麻痹而僵化。

麻痹而僵化。

“该走了。”羊男说，“再待下去，身体要冻僵的。不久还会相见，只要你有所求。我一直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他拖着双腿将我送到走廊拐弯处。他一挪步，便发出“嚓——嚓——嚓——”的声响。我对他道声再见，没有握手，没有寒暄，只是道声再见，我们便在黑暗中分手了。他折回细细长长的房间。我朝电梯那边走去。一按电钮，电梯缓缓上升。随即门悄然分开，明亮而柔和的灯光泻进走廊，包拢了我的身体。我走入电梯，靠着电梯壁，一动不动。电梯门自动闭合后，我仍然倚壁呆立。

那么——我想，但“那么”之后就想不下去了。我置身于思考的巨大空白之中，无论去哪里到哪里，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接触不到。如羊男所说，我累了，精疲力竭，惶惶不安，而且孑然一身，如同迷失在森林里的孤儿。

跳吧舞吧！羊男说。

跳吧舞吧！思考发出回声。

跳吧舞吧！我喃喃自语。

接着，我按动十五楼电钮。

从电梯下到十五楼，镶嵌在天花板里的扩音器传出亨利·曼其尼的《月亮河》——是它在迎接我。于是我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到了既不能使我幸福又不肯放我离开的现实世界。

我条件反射地看了看手表，回归时刻是凌晨三时二十分。

那么——我想，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思考发出回声。我喟然叹息。

12

我返回房间，首先在浴缸里放满热水，脱光身子，慢慢沉入水底。但身体很难马上暖和过来。由于已经彻底冷到心里，在热水中一泡，反而更觉得寒冷。我本打算在热水里泡到冷意消失，不料被热水熏得昏昏沉沉，只好爬出浴缸。之后把头顶在窗玻璃上，待稍微凉快一些，拿白兰地倒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旋即上床躺下。我什么也不去想，把头脑清扫一空，一心想睡个好觉，不料事与愿违。入睡绝对没有希望。无奈，只得在僵挺的意识中辗转反侧。不久天光尽晓。这是个阴沉沉的灰色早晨。雪固然未下，但整个天空被阴云遮掩得严实无缝，所有的大街小巷也统统被染得灰蒙蒙一片。触目皆是灰色——落魄之人滞留的落魄街市。

我并不是因为考虑问题才睡不着。我什么也没考虑，也考虑不下去，我的脑袋太累了，然而又无法入睡。我身心的几乎所有部分都渴望入睡，惟独脑袋的一小部分僵固不化，执著地拒绝睡眠，致使神经异常亢奋，焦躁不安，焦躁得就像企图从风驰电掣的特快列车的窗口看清站名时的心情一样——车站临近，心想这回一定要瞪大眼睛看个明白，但无济于事，速度过快，只能望到模模糊糊的字形，看不清具体是何字样。目标稍纵即逝，如此循环往复。车站一个接一个迎面扑来，一个接一个尽是边远的无名小站。列车好几次拉鸣汽笛，其尖厉的回声犹如蜂刺一般刺激我的神经。

如此熬到九点。看准时针指在九点后，我没好气地翻身下床。没办法，这觉无法睡。我进浴室剃胡须，为了彻底剃净，我不得不对自己反复说道：“我现在是在剃须。”剃完，我穿好衣服，梳理几下头发，去宾馆餐厅吃早餐。我在靠窗的座位坐下，要了一份西式早点。我喝了两杯咖啡，嚼了一片烤面包片。面包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咽下去。灰色的云层甚至把面包片也染成了灰色，口里竟有一股灰絮味儿。这是个仿佛预告地球末日来临的天气。我边喝咖啡边看早上的菜谱，总共看了五十遍，但头脑的僵固度还是没有缓解。列车仍在突飞猛进，汽笛仍萦绕耳畔。那种僵固，感觉起来就像牙膏风干后紧紧附着在物体表面一般。我周围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他们把砂糖放入咖啡，往面包上涂黄油，用刀叉切着火腿鸡蛋。碟碗相碰的嘎嘎声此起彼伏，简直同调车场无异。

我猛然想起羊男，此时此刻他也是存在的，他待在这座宾馆某处一个变形的空间里。是的，他是在的，而且想教给我什么，问题是我理解力跟不上。速度太快，而头脑却僵化，无法辨认字迹，能辨认的只有静止的东西。（A）西式早点——果汁饮料（橘汁、葡萄柚汁、番茄汁）、烤面包片，或……有谁在向我搭话，要我回答。是谁呢？我抬起眼睛，见是男侍。他身穿雪白的上衣，手拿咖啡壶，俨然捧一个奖杯。“您要不要换一杯咖啡？”他殷勤地问道，我摇摇头。待他离开，我起身走出餐厅。嘎嘎声仍然在我身后起伏不已。

回到房间，我又一次进入浴室。这回已不再感到冷了。

我在浴槽里缓缓地伸直身子，就像解开绳扣似的徐徐舒展全身每一个关节，指尖也逐个屈伸一番。不错，这是我的身体，我现在是在这里，在真实房间中的真实浴槽里，而没有乘什么特快列车，耳边不闻汽笛声响，无须辨认站名，无须前思后想。

走出浴室上床看表，已经十点半了。也罢也罢，干脆不睡觉，到街上逛逛算了。正如此呆呆思忖之间，睡意陡然袭来，形势于是急转直下，恰如舞台由明转暗一般。一只巨大的灰猿手持大锤，不知从何处闯入房间，不容分说地朝我后脑壳重重一击，我顿时气绝似的坠入昏睡的深渊。

好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四下漆黑，毫无所见。没有背景音乐，没有《月亮河》，没有《蓝色的爱情》，惟有一泻千里的睡眠。“16的下一位数是几？”——有人问我。“41。”——我回答。“睡觉。”——灰猿说。对，我是在睡觉，在坚不可摧的铁球里把身子缩为一团，像只松鼠那样大睡特睡，那是拆毁楼房时用的铁球，中间掏空，我便睡于其中，酣畅淋漓，一泻千里……

有谁在呼唤我。

莫非汽笛？

不，不是，不是的，海鸥们说。

听那声音，似乎有人想用高温炉将铁球烧毁。

不，不是，不是的，海鸥们异口同声地说。竟如希腊戏剧里的合唱团一般。

是电话，我恍然大悟。

海鸥们已无影无踪，没有任何回声。海鸥们为什么无影无踪了呢？

我伸手拿起枕边的电话筒，说了声“喂”。但只听得“嘟”的一声便再无声息，却转而从另一空间发出一连串响声——“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是门铃！有人按门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门铃。”我出声说道。

但海鸥们已不复见，全然不闻一声“正确”的回应。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我披上睡衣，到门口一声没问地打开门。服务台女孩迅速闪身进来，关上门。

后脑壳被灰猿敲击的部位仍在作痛。何必用那么大的劲呢，我想。真狠。我觉得似乎整个脑袋都凹陷了进去。

女孩看看我的睡衣，又看看我的脸，蹙起眉头。

“为什么下午三点钟睡觉？”她问。

“下午三点，”我重复一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呢？”我自己问自己。

“几点睡的，到底？”

我开始想，努力想，但仍是想不起来。

“算啦，别想了。”她失望似的说，然后坐在沙发上，用手轻轻碰一下眼镜框，仔仔细细地审视我的脸，“我说，你这脸怎么这副德性！”

“噢，想必不怎么漂亮。”我说。

“气色难看，还浮肿。莫不是发烧？不要紧吧？”

“没关系。好好睡上一觉就没事了。别担心，原本身体就好。”我说，“你现在休息？”

“嗯。”她说，“来看一眼你的脸，挺有兴趣的。不过要是打扰你，我可这就出去。”

“打扰什么，”说着，我坐到床上，“困得要死，但谈不上打扰。”

“也不胡来？”

“不胡来。”

“人人嘴上都那么说。你可是真的规规矩矩？”

“也许人人胡来，但我不胡来。”我说。

她略一沉吟，像是确认思考结果似的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太阳穴。“或许，我也觉得你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她说。

“况且现在太困，也做不成别的。”我加上一句。

她站起身，脱去天蓝色坎肩，仍像昨天那样搭在椅背上。但这回她没来我身边，而是走到窗前立定，一动不动地望着灰色的天宇。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只穿一件睡袍，脸上又那副德性的缘故。但这没有办法，我毕竟有我的具体情况。我活着的目的并非为了向别人出示一张好看的脸。

“我说，”我开口道，“上次我也说来着，你我之间，总好像有一种息息相通之处，尽管微乎其微。”

“当真？”她不动声色地说，接着大约沉默了三十秒钟，补上一句，“举例说？”

“举例说——”我重复道，但大脑的运转已完全停止，什么也想不起来，哪怕只言片语也搜刮不出，况且那不过是我偶然的感觉——觉得这女孩同我之间有某种尽管细微然而相通的地方。至于举例说、比方说，则无从谈起，不过一觉之念罢了。

“举不上来。”我说，“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进一步归纳，需要阶段性思考、总结、确认。”

“真有你的。”她对着窗口说。那语气，虽无挖苦的含义，但也算不得欣赏，平平淡淡，不偏不倚。

我缩回床，背靠床头注视她的背影。全然不见皱纹的雪白衬衫，藏青色的紧身西装裙，套一层长统丝袜的苗条匀称的双腿。她也被染成灰色，仿佛一张旧照片里的人物像。这光景看起来委实令人心旷神怡。我觉得自己正在同什么一触即合。我甚至有些勃起。这并不坏，灰色的天宇，午后三时，勃起。

我对着她的背影看了许久许久。她回头看我时，我仍然没把视线移开。

“怎么这样盯着人家不放？”

“嫉妒游泳学校。”我说。

她略一歪头，微微笑道：“怪人！”

“怪并不怪，”我说，“只是头脑有些混乱，需要清理思路。”

她走到我旁边，手放在我额头上。

“嗯，不像是有烧。”她说，“好好睡吧，做个美梦。”

我真希望她一直待在这里，我睡觉时她一直待在身旁，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看着她穿上天蓝色坎肩走出房间。她刚一离开，灰猿便手握大锤随后闯进，我本来想说“不要紧，我可以睡了，不用再费那样的麻烦”，但就是开不了口。于是又迎来重重一击。“25的下一位数？”——有人问。“71。”——我回答。“睡了。”——灰猿说。那还用说，我想，受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岂有不睡之理！准确说来是昏睡。旋即，黑暗四面压来。

13

连接点，我想。

那是晚上九点钟，我一个人吃晚饭的时候。晚上八点，我从酣睡中醒来，是突然醒来的，同入睡时一样。不存在睡眠与觉醒的中间地带。睁开眼时，已经处于觉醒的中枢。我感到大脑的活动已彻底恢复正常，被灰猿敲击的后脑壳也不再疼痛。身体全无疲劳之感，寒意也一扫而光。所有一切都可以历历在目。食欲也上来了——莫如说饥不可耐。于是我走进宾馆旁边那家我第一天晚上去过的饮食店，喝酒，吃了好几样下酒菜：烧鱼、炖菜、螃蟹、马铃薯等等，不一而足。店里仍像上次那样拥挤，那样嘈杂。各种烟、各种气味四下弥漫。每个人都在大声吼叫。

需要清理，我想。

连接点？我在这混沌状态中自我询问，并且轻声说出口来，我在寻求，羊男在连接。

我无法充分理解其中的具体含意。这一说法太富于比喻性了，也许只有用比喻手法才能表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羊男不可能故意用这种比喻手法捉弄我并引以为乐。想必他只有用这一字眼才足以表述他的意思，他只能向我示以这种形式。

他说，我通过羊男的世界——通过他的配电盘——同各种人各种事连接起来，而且连接方式正在发生混乱。为什么发生混乱呢？因为我不能准确地寻求，以致无法正常发挥连接功能。

我一边喝酒，一边久久盯视眼前的烟灰缸。

那么喜喜怎么样了呢？我在梦中曾感到过她的存在，是她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她曾经寻求我，惟其如此，我才来到海豚宾馆。然而她的声音再也不能传到我的耳边。呼叫已经中断，无线发报机的插头已被拔掉。

为什么各种情况变得如此模糊不清呢？

因为连接发生了混乱。也许。我必须明确我自己是在寻求什么，然后借助羊男的力量逐一连接妥当。即使情况再模糊不清，也只能咬紧牙关加以整理：解开、接合。我必须使之恢复原状。

到底从哪里开始好呢？哪里都没有抓手。我趴在一堵高高的墙上，周围壁面犹如镜子一般光滑，我无法向任何一处伸手，没有东西可抓，一筹莫展。

我喝了好几瓶酒，付罢款，走到外面。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翩然落下。虽然还算不上地道的大雪，但街上的声响已因之而听起来不同平日。为了醒酒，我决定绕着附近一带走一圈。从哪里开始好呢？我边走边看自己的脚。不成，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求什么，不晓得前进的方向。我已经生锈，锈得动弹不得。如此只身独处，必定逐渐失去自己，我觉得。罢了罢了，现在从哪里开始好呢？总之必须从某处开始才行。服务台那个女孩如何？我对她怀有好感，她和我之间隐约有一种心心相印之处。而且若我有意，同她睡觉也有可能。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从那里可以去哪里呢？估计哪里也去不成，只落得更加失去自己的下场，因为我尚未把握自己寻求的目标。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必然如以前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伤害各种各样同我交往的人。

我在这附近转罢一圈，开始转第二圈。雪静悄悄地下个不停。雪花落在外套上，略一踌躇，随即消失了。我边走边清理脑袋。人们在夜色里吐着白气从我身旁走过。脸冻得有些痛，但我仍像时针一样绕着这一带继续行走，继续思考。妻子的话如同咒语一样粘在我头脑里不走。不过事实也是这样，她并非胡言乱语。如此下去，我难免永远刺激、永远伤害同我往来的人。

“回到月亮上去，你。”说罢，我的女友便一去不回，不，不是去，而是回归，回归到现实这一伟大的世界中去。

于是我想到喜喜。她本来可以成为第一个抓手，然而她的呼叫声已经中断，杳如烟消云散。

从哪里开始好呢？

我闭目合眼，寻求答案。但头脑空空如也，既无羊男，又无鸥群，甚至灰猿也没有，空空荡荡。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形影相吊，没有谁回答我。我将在房里衰老，干瘪，心力交瘁。我已再不能跳舞，一片凄凉光景。

站名怎么也辨认不清。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但答案第二天下午从天而降，仍像往日那样毫无任何预兆，突如其来，犹如灰猿的一击。

14

奇妙的是——或许不那么奇妙——这天晚上十二点，我一上床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是早晨八点。觉睡得乱了章法，但醒来的时间却恰到好处，好像转了一周又回到原地。但觉神清气爽。肚子也饿了。于是我走到炸面圈店，喝了两杯咖啡，吃了两个炸面圈，然后在街上信步而行。路面冰封雪冻，柔软的雪花宛似无数羽毛，无声无息地飞飞扬扬。天空依然阴云低垂，了无间隙。虽说算不上散步佳日，但如此在街上行走之间，确乎感到精神的解脱和舒展。这段时间里一直使我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不翼而飞，就连凛冽的寒气也叫人觉得舒坦，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边走边感到不可思议。事情并未获得任何解决，为什么心情如此之佳呢？

走了一个小时后返回宾馆，眼镜女孩正在服务台里，除她以外，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在接待客人。她在打电话，把话筒贴在耳朵上，面带营业性微笑，手指夹着圆珠笔，下意识地转来转去。见她这副样子，我不由很想向她搭话——无论什么话。最好是空洞无聊的废话，插科打诨的傻话。于是凑到她跟前，静等她把电话打完。她用疑惑的目光掠了我一眼，但那恰到好处的营业性人工微笑犹然挂在脸上。

“请问有什么事吗？”放下电话，她向我持重而客气地问道。

我清了清喉咙：“是这样，我听说昨天晚上附近一所游泳学校里有两个女孩被鳄鱼吞到肚里去了，这可是真的？”我尽可能装出郑重其事的表情信口胡诌。

“这——怎么说好呢？”她仍然面带浑如精美的人造花一般的营业性微笑答道，但那眼神分明显示出愠怒，脸颊微微泛红，鼻翼略略鼓起，“那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听到。恕我冒昧，会不会是您听错了呢？”

“那鳄鱼大得不得了，据目击者说，足足有沃尔沃⁽¹⁾牌旅游车那么大。它突然撞破天窗玻璃飞扑进来，一口就把两个女孩囫囵吞了进去，还顺便吃掉半棵椰子树，这才逃之夭夭。不知逮住没有？假如逮不住而让它跑到外面去……”

“对不起，”女孩不动声色地打断我的话，“您若是乐意，请直接给警察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如何？我想那样更容易问得清楚。或者出大门往右拐一直走过去有个派出所，去那里打听也是可以的。”

“倒也是，那就试试好了。”我说，“谢谢，智力看来与您同在。”

“过奖过奖。”她用手碰一下眼镜腿，冷冷地说道。

回到房间不一会儿，她打来电话。

“什么名堂，那是？”她强压怒火似的低声说，“前几天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工作当中不要胡闹。我不喜欢我工作时你无事生非。”

“是我不对，”我老实道歉，“其实只是想和你说话，说什么都好，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也许我开的玩笑无聊透顶，但问题不在于玩笑的内容。无非是想同你说话，以为并不至于给你造成很大麻烦。”

“紧张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工作时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你别干扰。不是说定了吗？不要盯住看我。”

“没盯住看，只是搭话。”

“那，往后别这样搭话，拜托了。”

“一言为定。不搭话，不看，像花岗岩一样乖乖地一动不动。哦，今晚你可有空？今天可是去登山学校的日子？”

“登山学校？”她说着叹息一声，“开玩笑，是吧？”

“嗯，是玩笑。”

“我这人，对这类玩笑有时候反应不过来的。什么登山学校，哈哈哈。”

她那三声“哈哈哈”十分枯燥单调，活像在念黑板上的字，随后，她放下电话。

我坐着不动等了三十分钟，再没电话打来。是生气了！我的幽默感往往不被对方理解，正如我的一丝不苟精神时常被对方完全误解一样。由于想不出有别的事可做，只好又去外头散步。若时来运转，说不定会遇到什么，或有新的发现。较之无所事事，还是动一动好，试一试好。但愿智力与我同在。

马不停蹄地走了一个小时，居然一无所获，只落得个四肢冰冷。雪仍下得方兴未艾。十二点半，我走进麦当劳快餐店，吃了一块奶酪牛肉汉堡和一份炸薯条，喝了一杯可口可乐。本来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吃，而有时却又稀里糊涂地用来大饱其腹。大概我的身体结构需要定期摄取低营养食品。

跨出快餐店，又走了三十分钟。惟有雪势变本加厉。我把外套的拉链一直拉到顶，把围巾一圈圈缠到鼻子上端，但还是不胜其寒。小便又憋得够呛，都怪我不该在这么冷的天气喝哪家子的可口可乐。我张望四周，寻觅可能有公厕的所在。路对面有家电影院，虽说破旧不堪，但一处厕所估计总可提供。再说小便之后边看电影边暖暖身子倒也可取，反正时间多得忍无可忍。我便去看预告板上有何电影。正上映的是两部国产片，其中一部叫《一厢情愿》。乖乖，是老同学出演的片子。

处理完一大泡小便后，我在小卖部买了一罐热咖啡，拿进去看电影，果不其然，场内空空荡荡，煦暖如春。我落下座，边喝咖啡边看那银幕。原来《一厢情愿》开映已有三十分钟，不过开始那三十分钟即使不看，情节我也能猜得万无一失。实际也不出所料：我那同学充当双腿修长、眉清目秀的生物教师。年轻的女主人公正对他怀有恋情，并同样恋得神魂颠倒。而剑术部的一个男孩又对她如醉如痴。那东西说是déjà-vu⁽²⁾也未尝不可。如此影片，我当然也造得出来。

不同的是我这老同学（本名叫五反田亮一，当然另有堂而皇之的艺名。说来遗憾，这五反田亮一云云确实不易唤起女孩的共鸣）这回领到的角色比以前略微有了点复杂性。他固然漂亮、固然潇洒，但此外还有过心灵上的创伤。诸如什么参加过学生运动，什么致使恋人怀孕后又将其抛弃等等。创伤种类倒是老生常谈，但毕竟比什么都没有略胜一筹。此等回忆镜头不时插入，手法笨拙得浑如猿猴往墙壁上抹黏土一般。间或有安田礼堂攻守战的实况镜头出现，我真想小声喊一声“赞成”，但自觉未免滑稽，便吞声作罢。

总而言之，五反田演的是那种受过心灵创伤的角色，而且演得甚卖力气。问题是剧本本身差到了极点，导演的才能更是等于零。台词有一半简直拙劣得近乎蒙羞，令人哑然的无聊场面绵绵不断，加之女孩的面孔不时被无端地推出特写镜头，因此无论他怎样显示表演技能，都无法收到整体效果。渐渐地，我感到他有些可怜，甚至不忍再看下去。但转念一想，他送走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向来都是如此令人目不忍视的。

有一处床上戏。周日早上五反田在自己寓所的房间里同一个女郎同床共枕之时，主人公女孩拿着自己做的甜饼什么的进来。好家伙，同我想像的岂非如出一辙。床上的五反田也同样没超越我的想像，极尽爱抚之能事。不失优雅之感的交合，仿佛有香气漾出的腋下，兴奋中零乱不堪的秀发，五反田抚摸时的女性裸背。之后镜头猛然一转，推出那女子的脸。

我不由屏息敛气：déjà-vu。

是喜喜。我在座位上浑身僵固了一般。后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瓶子滚地声响。喜喜！同我在黑暗的走廊中空想的情景一模一样。喜喜的的确确在同五反田贪枕席之欢。

连接上了，我想。

∗∗∗

喜喜出现的镜头只此一组：星期天早上她同五反田睡觉。周六晚间五反田在一处喝得酩酊大醉，遂将萍水相逢的她领到自己房间睡了，早上再温存一番。正当此时，主人公女孩——他的学生突然赶来，不巧的是门忘了锁死。就是这一场面。喜喜的台词也只有一句：“你这是怎么了？”是在主人公女孩狼狈逃走后、五反田茫然若失时，喜喜这样说的。台词平庸粗俗，但这是她吐出的惟一话语。

“你这是怎么了？”

至于这声音是否出自喜喜之口，我无法肯定。一来我对喜喜声音的记忆不很准确，二来电影院扩音器的音质也一塌糊涂。但我对她的身体记忆犹新。背部的形状、颈项以及光洁的乳房一如我记忆中的喜喜。我依然四肢僵挺地盯视着银幕。从时间来说，那组镜头我想差不多有五六分钟。她在五反田的拥抱、爱抚下，心神荡漾似的闭目合眼，嘴唇微微颤抖，并且轻轻叹息。我判断不出那是不是演技。想必是演技，毕竟是演电影。然而我又绝对不能接受喜喜演戏这一事情本身，心里迷惘混乱。因为，倘若不是演技，那便是她果真陶醉在五反田的怀抱里；而如果是演技，则她在我心目中存在的意义就将土崩瓦解。是的，不应该是什么演技。不管怎样，反正我对这电影嫉妒得发狂。

游泳学校、电影，我开始嫉妒各种东西。莫非是好的征兆不成？

接下去是主人公女孩开门的场面，目睹两人赤裸裸地相抱而卧，屏息，闭目，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五反田茫然神情的特写。淡出。

喜喜的出场仅此而已。我不再理会什么情节，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不放。可惜她再未出现。她在某处同五反田相识，同他睡觉，参与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随即消失——其角色便是如此。同时和我一样，蓦地出现、瞬间参与、倏忽消失。

影片放罢，灯光复明，音乐流出。但我依然僵僵地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白色的银幕。这难道是现实？电影放完后，我觉得这全然不是现实。为什么喜喜出现在银幕上？况且同五反田在一起！天大的笑话！我有地方出了差错。线路乱了。想像与现实在某处交叉混淆。难道不是只能这样认为吗？

走出电影院，在四周转了一会儿，而头脑一直在想喜喜。“你这是怎么了？”——她在我耳畔反复低语。

这是怎么了呢？

总之那是喜喜，这点毫无疑问，我抱她的时候，她也是神情那般恍惚，嘴唇那般颤抖，喘息那般短促。那根本不是演技，事实便是那样，然而毕竟又是电影。

莫名其妙。

时间过得越长，我的记忆越是变得不可信赖。难道纯属幻觉？

一个半小时后，我再次走进电影院，这回从头看了一遍这《一厢情愿》。周日早晨，五反田怀抱一个女郎，女郎的背影。镜头转过，女郎的脸。是喜喜，千真万确。主人公女孩进来，屏息，闭目，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淡出。

完全相同的重复。

可是电影结束后我还是全然不信。肯定阴差阳错，喜喜怎么能和五反田睡到一个床上呢？

翌日，我三进电影院，再次正襟危坐地看了一遍《一厢情愿》。我急不可耐地静等那组场面的来临。终于来了：周日早晨，五反田抱着一个女郎，女郎的背影。镜头转过，女郎的脸。是喜喜，千真万确。主人公女孩进来，屏息，闭目，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

黑暗中我一声叹息。

好了，是现实，千真万确。连接上了。

(1)Volvo。一种瑞典生产的汽车。

(2)déjà-vu：法语，既视感，似曾相识。

15

我深深蜷缩在电影院的座位上，双手在鼻前交叉，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样的问题：今后如何是好呢？

问题诚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应做之事进行冷静思考，缜密归纳。

要排除连接上的混乱。

的确有什么东西陷入了混乱，这无可怀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织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会出现这种状态，但交织总是事实。必须理清头绪。通过恢复现实性来恢复自己。或许这并非连接上的混乱，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连接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作为我只能抓住这条线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断。这是线索。总之要动，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断跳舞，并跳得使大家心悦诚服。

要跳要舞，羊男说。

要跳要舞，思考发出回声。

不管怎样，我得返回东京。在这里再待下去也于事无补。探访海豚宾馆的目的尽已达到，必须回东京重整旗鼓，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拉上衣链，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围巾缠上鼻端，走出电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个街市如同冻僵的尸体一样没有半点活气。

回到宾馆，我当即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打电话，预订下午飞往羽田⁽¹⁾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临起飞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吗？”负责订票的女性说道。我答说不要紧。一旦决定回去，恨不得马上飞到东京。接着，我收拾好东西，去下边结账。然后走到服务台前，将眼镜女孩叫到租借处那里。

“有点急事，得马上回东京。”我说。

“多谢您光顾，下次请再来。”女孩脸上漾起精美的营业性笑容说道。我以为突然提出回去对她可能多少是个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说，“还会来的，不久的将来。那时两人慢慢吃顿饭，尽情畅谈一番。我有很多话要好好跟你谈谈，但眼下必须回东京归纳整理，包括阶段性思考，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综合性展望。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结束，我就回到这里。不知要花上几个月，但我肯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对我……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特殊场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这一声，相对而言，更带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这一声，总的来说更趋向于肯定，“我这些话，在你听来怕是傻里傻气的啰？”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说，“只不过对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考虑不好罢了。”

“我想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还会相见的。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力图说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说服。“你不这样感觉？”我问。

她只是拿圆珠笔头在桌面上“咚咚”敲着，没有回答我的话。“那么说，下一班飞机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这样，只要肯起飞的话。不过赶上这种天气，情况很难预料。”

“要是乘下一班飞机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应？”

“没问题。”

“有个十三岁小女孩必须单独回东京。她母亲有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剩这孩子一个人在宾馆里。麻烦你一下，把这孩子一道带回东京去好吗？一来她行李不少，二来她一个人坐飞机也叫人放心不下。”

“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得得！”

∗∗∗

她给全日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的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她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意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十二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十分钟后，小女孩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十三岁女孩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²⁾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鲁亚克⁽³⁾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鲁亚克。他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说。

“不像看上去那么坏。”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有愧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吝啬鬼爷爷。

吝啬鬼爷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三十四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侍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开往机场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场，她始终没朝我这边斜视一眼。

不像话，我想。后来才得知，雪确实是她的真名，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是她信口胡说，因而颇有些不悦。她时而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个人咀嚼不已，让都没让我一下，其实我并非馋什么口香糖，只是觉得出于礼节也该让一下才是。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伧不堪的老不死。无奈，只好深深缩进座席，闭起双眼回想往事，回想像她那般年纪的岁月。说起来，当时自己也搜集流行音乐唱片——四十五转速的唱片来着。有查尔斯的《旅行去，杰克》，有纳尔逊的《浪迹萍踪》，有布伦达的《难道我孤独》等等，足有一百张之多。每天都翻来覆去地听，听得歌词都能背下来。我在头脑中试着想了一下《浪迹萍踪》，居然全部记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歌词本身倒是无聊透顶，但现在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年轻时的记忆力委实非同小可，无谓的东西竟记得这般一清二楚。

And the China doll

Down in old Hong Kong

Waits for my return⁽⁴⁾

同脱尔金·黑兹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⁵⁾。

∗∗∗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概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却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十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三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袖珍本的福克纳⁽⁶⁾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四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要在这等地方等四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积极思考的力量。如此积极想了五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车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但租的是辆“皇冠”。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五分钟赶到租车公司服务处，领出“皇冠”的钥匙。服务处距机场开车十来分钟。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三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吗？”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车后，随即在雪花飘舞的路上漫无目的地缓缓驱车前行。雪从挎包里取出磁带，放进车内音响，按动开关。大卫·鲍伊唱的《中国少女》，其次是菲尔·科林斯、“星船”、托马斯·杜比、汤姆·佩蒂和“伤心人”、霍尔和欧茨、“双子座”、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几岁女孩喜欢听的音乐。“滚石”唱了《跳摇摆舞去》。“这支歌我知道，”我说，“过去由米拉库尔兹唱来着，斯莫基·罗宾逊和米拉库尔兹。那还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呃。”雪显得兴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摇摆舞。”我随声唱道。

接下去是麦卡特尼和迈克尔·杰克逊唱的《说哟说哟快说哟》。路上跑的车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车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扫落下去。车内很暖和。摇摆舞曲听起来蛮舒服，就连杜兰·杜兰也令人心神荡漾。我感到一阵身心舒展，不时地附和着哼唱几句，在笔直的路上驱车前往。雪看上去情绪也有所好转。这盘九十分钟的磁带听完，她的目光落在我从租车处借来的磁带上：“那是什么？”我答说是“老歌”里的，在返回机场的路上用来听着消磨时间。“想听一下。”她说。

“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全是旧曲子。”

“无所谓，什么都行。这十多天听的全是同一盘磁带。”

于是我将磁带塞进去。首先是萨姆·库克的《美妙世界》——“管它什么历史，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支歌不错。萨姆，在我初中三年级时他遇枪击而死。接下去是巴迪·霍里的《男孩》，巴迪也死了，死于空难；博比·达林的《在海上》，博比也死了；“猫王”埃尔维斯的《猎狗》，埃尔维斯也死了，死于吸毒。都死了。再往下是查克·贝里唱的《甜蜜可爱的十六岁》，艾迪·克库拉西的《夏令布鲁斯》，埃弗利兄弟的《起来哟，思齐》。

我碰到记得的部分，便随之哼唱。

“你还真记得不少。”雪钦佩似的说。

“那当然。过去我也和你同样喜欢听摇滚乐。”我说，“差不多和你同样年龄的时候，整天抱着收音机不放，攒零花钱去买唱片。摇滚乐——当时以为天底下再没有比它更美妙的东西了，一听就忘乎所以。”

“现在呢？”

“现在也还听，还是有我喜欢的，但不至于倾心到背得下歌词的地步，不像过去那样激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告诉我。”雪说。

“大概是因为听得出好的不多吧。”我说，“真正好的少之又少。什么都是这样。书也好电影也好音乐会也好，真正好的不多，摇滚乐也是。听一个小时收音机至多能听到一支好的，其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垃圾。但过去可没想得这样认真，听什么都觉得开心。年轻，时间多的是，还谈着恋爱。再无聊的东西，再细小的事情，都可以用来寄托自己颤抖的心灵和情思。我说的你可明白？”

“多多少少。”

迪尔·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来》旋律响起，我跟着唱了一会。“挺无聊吧？”我问。

“不，还可以。”她说。

“还可以。”我重复道。

“现在还没谈恋爱？”雪问。

我认真思考片刻。“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说，“你有喜欢的男孩子？”

“没有，”她说，“讨厌的家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说。

“还是听音乐开心。”

“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说着，雪眯缝起眼睛，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理解。”我说，“人们称之为逃避行为。那也无所谓，由人们说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那就尽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那样的家伙干脆喂大鳄鱼去好了。过去在你这样的年纪我就这样想，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或许因为我作为一个人还没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远正确。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吉米·吉尔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从唇间吹着口哨，驱车前行。路的左侧，雪白的原野横无涯际。“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馏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一九六四年。

“喔，”雪说，“你好像有点与众不同。别人不这样说？”

“哪里。”我否定道。

“结婚了？”

“一次。”

“离了？”

“嗯。”

“为什么？”

“她离家跑了。”

“真的，这？”

“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怜。”她说。

“谢谢。”

“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么个理解法儿？”我问。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我其实也并非想听。

“嗯，吃口香糖？”雪问。

“谢谢。可我不要。”

我们的关系稍有改善，一块儿唱起“沙滩男孩”的《冲浪USA》。挑简单的唱，如“inside-outside-U.S.A”等，但很惬意。还一起唱了《救救我，琳达》。我还不至于百无一能，不至于是吝啬鬼爷爷。这时间里，雪花渐渐由大变小。我开车回机场，把钥匙还给租车服务处，然后把行李办了托运，三十分钟后登上机舱。飞机总共晚了五个小时才起飞。起飞不久，雪便睡过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妩媚，仿佛是用现实中所没有的材料制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会毁于瞬间——她属于这种类型的美。空姐来送饮料时，看见她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诧异的神色，并朝我莞尔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掺有汽水的杜松子酒，边喝边想喜喜，在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拥抱的场面。摄影机来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这是怎么了？”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思考发出回声。

(1)东京的机场，主要从事国内航班业务。

(2)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3)美国小说家（1922—1969），“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4)歌词大意：一个中国姑娘，彷徨在古旧的香港，等待我的归航。

(5)与上句意思相同。

(6)美国小说家（1897—1962）。

16

在羽田机场取出行李，我问雪家住哪里。

“箱根。”

“真够远的。”我说。晚上八点都过了，无论乘出租车还是乘什么，从这里回箱根都不是闹着玩的。“在东京没有熟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哪个都行。”

“这些人都没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妈妈来东京时用的。可以去那里住，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家人？除妈妈以外？”

“没有，”雪说，“就我和妈妈两人。”

“唔。”看来这户人家情况颇为复杂，但终究不关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车去我那里，找地方一起吃顿晚饭，吃完用车送你回公寓。这样可好？”

“怎么都好。”她说。

我拦了辆出租车，赶到我在涩谷的寓所，叫雪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房间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装，换上普通衣服：普通轻便运动鞋、普通夹克和普通毛衣。然后下去让雪钻进“斯巴鲁”，开车跑了十五分钟，到得一家意大利风味餐馆吃饭。我吃的是肉丸和蔬菜色拉，她吃贝肉末儿意大利面和菠菜。又要了一盘鱼肉松，两人一分为二。这鱼肉松量相当不小，看样子她饿得够呛，转眼间一扫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馏咖啡。

“好香！”她说。

我告诉她，我最清楚哪里的饭店味道好，并且讲了自己到处物色美食店的工作。

雪默默地听着我的话。

“所以我很了解。”我说，“法国有一种猪，专门哼哼唧唧地寻找地下的蘑菇。我和那猪一样。”

“不大喜欢工作？”

我点点头，说：“不行，怎么也喜欢不来。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饭店，登在刊物上介绍给大家，告诉人家去那里吃那种东西。可是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呢？人家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就行了吗？对吧？为什么偏要你一一指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为什么偏要你连怎样看菜谱都指手划脚一番呢？况且，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为供求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每当发现什么，就把它无微不至地贬低一番。一发现洁白的东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们称之为信息，称把生活空间底朝天过一遍筛子是什么信息的集约化。这种勾当简直烦透人了——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雪一直从桌子对面看着我，活像看什么珍奇动物。

“可你还在干吧？”

“工作嘛。”我说。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对面的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搞的，瞧我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些什么！“走吧！”我说，“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斯巴鲁”，雪拿起身旁随便扔着的磁带，塞进音响。那是我自己转录的老歌乐队的带子，常常一个人边开车边听。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面车少人稀，很快来到赤坂，我便向雪问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诉你。”雪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不想回去。”

“喂，夜里十点都过了。”我说，“整整折腾了一天，比狗还困。”

雪从旁边座席上盯视着我的脸。尽管我一直注视着前方路面，还是感觉得出落在我左侧脸颊上的视线。那视线很不可思议：其中并不含有任何感情，却又使我悸动不已。如此盯视良久，她才转向另一侧车窗的外面。

“我不困。再说现在回房间也是一个人，很想再兜兜风，听听音乐。”

我沉吟一下，说：“一个小时。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觉，好吗？”

“好的。”

我们一面听音乐，一面在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如此做法，带来的结果无非是加速空气污染，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噪音增多，人们神经紧张，地下资源枯竭。雪把头偎在靠背上，一声不响地茫然望着街头夜景。

“听说你母亲在加德满都？”我问道。

“嗯。”她懒慵慵地回答。

“那么，母亲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喽！”

“回箱根倒是有一个帮忙的老婆婆。”

“唔，”我说，“常有这种情况？”

“你指的是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常有的呀，她那人，脑袋里装的全是她的照片。人是没有坏心，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只考虑她自己，有我没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好比一把伞，她走到哪忘到哪。兴致一来说走就走。一旦起了去加德满都的念头，脑袋里就只有加德满都。当然事后也反省也道歉，但马上又故伎重演。这次心血来潮地把我带去北海道，带去自然好，可我只能整天在宾馆房间里听单放机，妈妈几乎顾不得回来，吃饭也我一个人……但我已经习惯了。就说这回吧，她说是说一个星期后回来，实际也指望不得，谁晓得从加德满都又去什么地方！”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问。

她说出母亲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好像没听说过。”我说。

“另有工作用名。”雪说，“工作中一直用‘雨’这个名字，所以才把我搞成‘雪’。你不觉得滑稽？就是这样的人。”

提起雨我倒是晓得，任何人都晓得，这是个大名鼎鼎的女摄影家，但她从不在电视报纸上抛头露面，从不介入社会，本名叫什么几乎无人知晓，只知道她独来独往，自行其是，摄影作品角度尖锐，富有攻击性。我摇了摇头。

“那么说，你父亲是小说家？叫牧村拓，大致不错吧？”

雪耸了耸肩：“那人也不是坏人，才华可是没有。”

雪的父亲写的小说，过去我读过几本。年轻时写的两部长篇和一部短篇集的确不坏，文笔和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书也还算畅销，本人也俨然成了文坛宠儿，接连不断地出现在电视杂志等各种画面场面，对所有的社会现象评头品足，并和当时崭露头角的摄影家雨结了婚。这是他一生的顶点，后来便江河日下。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缘由，而他却突然写不出像样东西来了。接着写的两三本，简直无法卒读。评论家们不赞一词，书也无人问津。此后，牧村拓一改往日风格，从浪漫纯情的青春小说作家突然变成大胆拓新的超前派人物，但内容的空洞无物却并无改变。文体也是拾人牙慧，不过是仿照法国一些超前卫派小说，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而已，简直惨不忍读。尽管如此，几个想像力枯竭的新型好事评论家居然赞扬了一番。两年过后，连这几个评论家大概也觉得自讨没趣，再不鼓吹了。至于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我固然无从知晓，总之他的才华已在最初三本书里耗费一空。不过文章还做得出来，因此仍在文坛周边团团打转，犹如一条被阉割的狗只凭过去的记忆在母狗屁股后嗅来嗅去。那时雨已经同他离婚——准确说来，是把他甩了，至少社会上都这样认为。

然而牧村拓并未就此鸣金收兵，而以探险家这块招牌向新的领域施展拳脚。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滚蛋去吧超前派，如今时髦的是行动与探险。于是围绕世界上鲜为人知的地带大做文章。他同爱斯基摩人一起吃海豹，在非洲同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去南美采访游击战，并且咄咄逼人地抨击书斋型作家。起始这样还未尝不可，但十年一贯如此——怕也在所难免——人们自然厌烦起来。况且世界上原本也没那么多险可探，又并非利文斯顿和阿蒙森时代。探险色彩渐次淡薄，文章却愈发神乎其神起来。实际上，那甚至已算不上探险。他的所谓探险，大多同制片人、编辑以及摄影师等拉帮结伙。而若电视台参与，势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赞助人加入队伍。还要拍演，而且愈是后来拍演愈多。这点同行之间无人不晓。

估计人本身并不坏，只是缺乏才华，如她女儿说的那样。

对她这位作家父亲，我再没有说什么，雪也似乎懒得说，而其他话我又不愿开口。

我们默默地欣赏音乐。我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面行驶的蓝色宝马⁽¹⁾的尾灯，雪则一边用靴尖踩着所罗门·巴克歌唱的节拍，一边观望街景。

“这车不错。”稍顷，雪开口道，“什么牌子？”

“‘斯巴鲁’，”我说，“半新不旧的老型号。世上不大会有人故意夸它还夸出声来。”

“也不知为什么，坐起来总像感到很亲切。”

“大概是因为这车得到我喜爱的缘故吧。”

“那样就会产生亲切感？”

“谐调性。”

“不大明白。”雪说。

“我和车是互相配合的，简单说来，就是说，我进入车内空间，并且爱这辆车。这样里边就会产生一种气氛，车会感受到这种气氛。于是我变得心情愉快，车也变得心情愉快。”

“机械也会心情愉快？”

“不错。”我说，“原因我说不清，反正机械也会心情愉快，或烦躁不安。理论上我无法解释，就经验来说是这样，毫无疑问。”

“和人的相爱是一回事？”

我摇摇头：“和人不同，对机械的感情是固定在同一场合的，而对人的感情则根据对方的反应而经常发生微妙的变化。时而动摇，时而困惑，时而膨胀，时而消失，时而失望，时而不悦。很多场合很难从理论上加以控制，而对‘斯巴鲁’则不一样。”

雪略加思索，问道：“你和太太没能沟通？”

“我一直以为是沟通的。”我说，“但对方不那样认为，见解不同罢了。所以才离家出走。或许对她来说，同别的男人出走比消除见解上的差异来得方便、来得痛快。”

“不能像跟‘斯巴鲁’那样和平共处？”

“可以这样看。”说罢，我不由心中叫道：乖乖，瞧我跟一个十三岁女孩说些什么？

“嗳，你对我是怎么看的？”雪问。

“我对你还几乎一无所知。”我回答。

她又定定地看着我的左脸，那视线甚是尖锐，我真有点担心把脸颊盯出洞来。明白了——我想。

“在我迄今为止约会过的女孩当中，你大概是长得最为漂亮的。”我看着前面的路面说，“不，不是大概，确实最为漂亮。假如我回到十五岁，非跟你恋爱不可。可惜我都三十四岁了，不可能动不动就恋爱。我不愿意变得更加不幸。还是‘斯巴鲁’更叫人开心。这样说可以吧？”

雪又盯了我一会，但这回视线已平和下来，说了声“怪人”。经她如此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怕是果真成了人生战场上的败北者。她想必并无恶意，但对我确是不小的打击。

∗∗∗

十一点十五分，我们返回赤坂。

“那么……”我不由自言自语。

这回雪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公寓的位置。那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红瓦建筑，位于乃木神社附近一条幽静的街道上。我把车开到门前刹住。

“钱款的事，”她在座席上稳坐未动，沉静地开口道，“机票啦饭钱什么的……”

“机票等你妈妈回来再付也可以。其他的我出，不必介意。花钱分摊那种约会我是做不来的。只是机票除外。”

雪未作声，耸耸肩，推开车门，把嚼过的口香糖扔到植树盆里。

“谢谢。不客气。”我喃喃有声地自我寒暄完毕，从钱夹里取出名片递过去，“你母亲回来时把这个交给她。另外，要是你一个人有什么为难的，就往这儿打个电话。只要我力所能及，肯定帮忙。”

她捏住我的名片仔细看了一会，放进大衣口袋。

“怪名。”她说。

我从后座拉出旅行箱，推上电梯运到四楼。雪从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我把旅行箱推入室内。里面只有三个空间：厨房兼餐厅、卧室和浴室。建筑物还较新，房间里如样板房似的拾掇得整整齐齐。餐具、家具和电器一应俱全，且看上去都很高级而清雅，只是几乎感觉不到生活气息，想必是出钱请人在三天内全部购置齐全的。格调不错，但总好像缺乏现实感。

“妈妈偶尔才用一次的，”雪跟踪完我的视线，说，“这附近她有工作室，在东京时几乎都住在工作室里，那里睡那里吃。这里偶尔才回来。”

“原来如此。”好个忙碌的人生。

她脱去皮大衣，挂上衣架，打开煤气取暖炉。随后，不知从哪里拿来一盒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取一支叼在嘴上，无所谓似的擦火柴点燃。我认为十三岁女孩吸烟算不得好事。有害健康，有损肌肤。不过她的吸烟姿势却优美得无可挑剔，于是我没有表示什么。那悄然衔上过滤嘴的薄薄的嘴唇，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点火时那长长的睫毛犹如合欢树叶似的翩然垂下，甚是撩人情怀。散落额前的几缕细发，随着她细小的动作微微摇颤——整个形象可谓完美无缺。我不禁再次想道：我若十五岁，肯定堕入情网，堕入这春雪初崩般势不可挡的恋情，进而陷入无可自拔的不幸深渊。雪使我想起我结识过的一个女孩——我十三四岁时喜欢过的女孩，往日那股无可排遣的无奈蓦地涌上心头。

“喝点咖啡什么的？”雪问。

我摇摇头：“晚了，这就回去。”

雪把香烟放在烟灰缸上，起身送我到门口。

“小心烟头上的火和炉子。”

“活像父亲。”她说。说得不错。

∗∗∗

我折回涩谷寓所，歪在沙发上喝了瓶啤酒，然后扫了一眼信箱里的四五封信：都是工作方面的，而那工作又无关紧要。于是我暂且不看内容，开封后便扔到了茶几上。浑身瘫软无力，什么也不想干，然而心情又异常亢奋，很难马上入睡。漫长的一天，一再拖延的一天。似乎坐了一整天游乐园里的过山车，身体仍在摇晃不已。

到底在札幌逗留了几天时间呢？我竟无从记起。各种事情纷至沓来，睡眠时间又颠三倒四。天空灰蒙蒙一片。事件与日期纵横交错。首先同服务台女孩有一场约会，然后给往日的同伴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海豚宾馆。接下去是同羊男见面交谈，去电影院观看有喜喜和五反田出场的电影，同十三岁的漂亮女孩同唱“沙滩男孩”，最后返回东京。一共几天来着？

计算不出。

一切有待明日，可以明天想的事明天再想好了。

我去厨房倒了杯威士忌，什么也没加地喝着。随即拿过原来剩下的半包椒盐饼干，嚼了几片。饼干有点发潮，像我脑袋似的。然后拿起旧唱片，拧小音量放唱起来。那是令人怀念的莫达西亚兹和汤米·多西的歌，但已落后于时代，像我脑袋似的，而且有了噪音。但不连累任何人，闭门不出，自成一体，像我脑袋似的。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在我脑袋里说道。

镜头迅速一转：五反田匀称的手指温情脉脉地抚摸着她的背，犹如在探寻其中隐藏的水路。

你说这是怎么了，喜喜？我的确相当迷惘相当困惑。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当然爱与半旧“斯巴鲁”除外。是吧？我嫉妒五反田匀称的手指。雪已经把烟头完全熄灭了吗？完全关好煤气炉开关了吗？活像父亲，一点不错。我对自己缺乏自信。难道我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如同大象墓场的地方如此喃喃自语地沦为老朽吗？

但，一切有待明日。

我刷了牙，换上睡衣，把杯里剩的威士忌喝干。刚想上床，电话铃响了。我站在房间正中定定地看着电话机，最终还是拿起了听筒。

“刚把炉子关掉。”雪说，“烟头也完全熄了，这回可以了吧？还不放心？”

“可以了。”我说。

“晚安。”

“晚安。”

“喂，”雪略一停顿，“你在札幌那家宾馆里看见身披羊皮的人了吧？”

我像要孵化一只有裂纹的鸵鸟蛋似的怀抱电话机，在床边坐下。

“我知道，知道你看见了。我一直没吭声，但心里知道，一开始就知道。”

“你见到羊男了？”我问。

“哦——”雪含糊其辞，打了个响舌，“等下次吧，下次见面再慢慢说。今天困了。”

言毕，“咔”一声放下电话。

太阳穴开始涨痛。我又去厨房喝威士忌。身体仍在不由自主地摇摇晃晃。过山车发出声响，开始启动。连接上了——羊男说。

连接上了——思考发出回声。

一切开始逐渐连接。

(1)Bayerishe Motoren Werke。一种德国生产的汽车。

17

我靠着厨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问她何以晓得羊男，但太累了，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句“等下次”。看来只好等下一次，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上了床。横竖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看了十至十五分钟。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只要时间一到。再仔细看去，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时未曾注意，现在端详起来，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电话！

我想到电话局，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给安科雷季⁽¹⁾打电话，可以给海豚宾馆、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其可能性无可限量。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通过编排数码使连接点发生转换，实现通讯。我们通过电线、地下电缆、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但是，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精良，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它就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并且，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或忘了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也无法连在一起。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这样一来，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可以说，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不止于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对方丢过一句“我现在不想说，再见”，旋即“咔”一声放下电话。这样，通话也无从实现，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肘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我们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了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串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了，但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

“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实际上是其真心话。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她说，“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

最终我和谁也没睡。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

时过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睡，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滑稽透顶！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过了十二点也未中止，摩托车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使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连接我的人生，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电话机看得厌了，我合起双眼。

刚一合眼，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十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大牌制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现了。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能给联系上，作为我，我想也会在工作上提供方便。”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是没有能力提供方便的。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叹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十点。

上午，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斯巴鲁”停在“绅宝”⁽²⁾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斯巴鲁”，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说来好笑，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样。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谁也没打电话来。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题》，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那男的是谁？沙夫特！

之后，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遍《一厢情愿》，已经是第四遍了，但还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走进电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场景始终如一：周日的早上，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页帘，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床头枕旁摆着威士忌酒瓶。玻璃杯两只，烟灰缸一个，七星烟一盒。房间里有组合音响，有花瓶，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还可以看到书架。镜头迅速一转，喜喜！我不由闭起眼睛，旋即睁开：五反田正抱着喜喜，轻轻地、温柔地。“岂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旁边一个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主人公女孩出场了。她梳着一束马尾辫，身穿乘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牛仔裤，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斯运动鞋，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她跨进房间，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从床上坐起，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走后留下的空间。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忧郁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

我走出电影院，在涩谷街头踯躅。

由于已进入春假，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他们看电影，在麦当劳吃一些宿命性低营养食品，在《大力神》、《热狗报》和《橄榄》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把零花钱扔在娱乐厅里。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史蒂夫·旺德、霍尔和欧茨的唱片、弹子房进行曲、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所有的声响浑融一团，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

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的那修长而匀称的十根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后，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术馆，从《费加罗报》前面通过后，再次走到纪国屋，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距离相当不短，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大马哈鱼群，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

回到房间，发现录音电话的红灯亮着。我打开灯，脱去风衣，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后在床边坐下，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回放键。于是磁带卷回，送出五反田的声音：

“噢，好久没见了！”

(1)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城市，国际航空中转站。

(2)Saab。一种瑞典生产的跑车。

18

“噢，好久没见了！”五反田说道。声音爽朗清晰，既不快又不慢，既不大又不小，既无紧张之感又不过于轻松，一切恰到好处。一听就知道是五反田的声音，那是一种只消听过一次便不易忘记的声音，就像他的笑容、洁白整齐的牙齿和挺秀端庄的鼻梁一样令人难以忘怀。这以前我从来未曾注意过和想起过他的声音，尽管如此，其声音还是犹如夜半鸣钟一般，使得埋伏在我脑海一隅的潜在性回忆刹那间历历浮现出来。

“今天我在家，请往家里打电话好了，反正我通宵不睡。”接着重复两遍电话号码，道一声“再会”，放下电话。从电话号码的局号看来，其住处同我的寓所相距不远。我记下他的号码，慢慢拨动电话。铃响第六次时，响起录音电话磁带上的女性声音：现在不在家，请将留言录进磁带。我便道出自己姓名、电话号码和打电话时间，并说自己一直待在房间里。这世道也真是忙乱得够呛。放下电话，我进厨房细细切了几棵芹菜，拌上蛋黄酱，边嚼边喝啤酒。这工夫，有电话打来，是雪的。雪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厨房嚼着芹菜喝啤酒。她说那太惨了，我说也没什么惨的。更惨的事多着呢，只不过她不知道罢了。

“现在你在哪儿？”我问。

“还在赤坂公寓嘛，”她说，“一会儿不出去兜兜风？”

“对不起，今天不成。”我回答，“正在等一个有关工作的重要电话，下次再去吧。唔，对了，昨天你说看见那个披羊皮的人了？我想好好听听，那可是件顶大顶大的事。”

“下次吧。”言毕，只听“咔”的一声，电话毅然决然地放下了。

好家伙——我不由在心里叫道，看着手里的听筒发呆了半天。

∗∗∗

嚼罢芹菜，我开始琢磨晚饭吃点什么。意大利面条不错，把两头大蒜切得粗些放入，用橄榄油一炒。可以先把平底锅倾斜一下，使油集中一处，用文火慢慢来炒。然后将红辣椒整个扔进去，同大蒜一起炒，在苦味尚未出来时将大蒜和辣椒取出。这取出的火候颇难掌握。再把火腿切成片放进里边炒，要炒得脆生生的才行。之后把已经煮好的意大利面条倒入，大致搅拌一下，撒上一层切得细细的香芹。最后再另做一个清淡爽口的西红柿奶酪色拉。不错不错！

不料刚烧开煮面条的水，电话铃又响了，我关掉煤气，到电话机那里拿起听筒。

“噢，好久没见了，”五反田说，“怪想念的。身体还好？”

“凑合。”我说。

“经理告诉我，说你有什么事。总不至于又要一起去解剖青蛙吧？”他似乎很开心地嗤嗤笑道。

“啊，有句话想问问。估计你很忙，就打了个电话去。事是有点蹊跷，就是……”

“喂喂，现在忙着？”五反田问。

“没有，没忙什么。闲得正要做晚饭。”

“那正好。怎么样，一起到外面吃顿晚饭如何？我正准备拉个人做伴儿。一个人闷头吃不出个滋味。”

“这合适么，风风火火给你打电话就……就是说……”

“客气什么！反正每天到一定时间肚子就要饿，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总得填肚子，又不是专门陪你勉强吃。只管慢慢吃，边喝酒边聊聊往事，已经好久没见到老熟人了。我可是真想见面，只要你方便。还是说不方便？”

“哪里，提出有话要说的是我嘛。”

“那好，我这就去接你。在哪儿，你？”

我说出地址和公寓名。

“唔，就在我附近，二十分钟后到。你准备一下，我到你就出来。现在肚子饿得够受的，等不及。”

我答应一声，放下电话。随即歪头沉思：往事？

自己同五反田之间有什么往事可谈呢？我全然不知。当时两人关系又不特别亲密，甚至话都没正经说过几句。人家是班上金光万道的全智全能人物，而我说起来只是默默无闻的存在。他还记得我名字这点已足以使我觉得是个奇迹，更何往事之有？何话题之有？但不管怎样，较之碰一鼻子冷灰，当然是眼下这样好似百倍。

我三下五除二刮去胡须，穿上橙黄色斜纹衬衫，外加克莱恩粗花呢夹克，扎上那条昔日女朋友在我生日时送的阿玛尼针织领带。然后穿上刚刚洗过的蓝牛仔裤，登上那双刚刚买来的雪白的雅马哈网球鞋。这是我衣箱中最潇洒的一套装备，我期待对方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潇洒。迄今为止，还从来未曾同电影演员一起吃过饭，不晓得此时此刻应该如何装束。

二十分钟刚过他便来了。一位五十岁光景的说话礼貌得体的司机按响我的门铃，说五反田在下边等我。既然有司机来，我估计开的是“奔驰”，果不其然。而且这“奔驰”特别大，银光熠熠，俨然汽艇一般。玻璃从外边看不见里面，随着“沙”一声令人快意的声响，司机拉开车门，让我进去，五反田坐在里面。

“嗬——到底是老同学！”他微微笑着说道。因没有握手，我顿感一阵释然。

“好久没见了。”我说。

他穿一件极为普通的鸡心领毛衣，外罩一件防寒运动服，下身是一条磨得很厉害的奶油色灯心绒长裤，脚上登一双阿西克斯轻便鞋。这身打扮实在别具一格，本来是无所谓的衣物，然而穿在他身上却显得十分高雅醒目，倜傥不群。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的衣服。

“潇洒，”他说，“有审美力。”

“谢谢。”

“像个电影明星。”他并非揶揄，只是开玩笑。他笑，我也笑了。于是两人都轻松下来。接着五反田环顾一下车中，说：“如何，这车够派头吧？必要的时候制片厂借给你使用，连同司机。这样不会出事故，也可避免酒后开车，万无一失。对他们也好，对我也好，皆大欢喜。”

“有道理。”我说。

“如果自己用，就不开这样的家伙。我还是喜欢更小一点的车。”

“‘保时捷’⁽¹⁾？”我问。

“玛莎拉蒂⁽²⁾。”

“我喜欢更小的。”

“‘思域’⁽³⁾？”

“‘斯巴鲁’。”

“‘斯巴鲁’，”五反田点点头，“说起来，这车我以前用过，是我买的第一辆车，当然不是用经费，自己掏的腰包。是半旧车，花掉了演第一部电影的酬金。我十分开心，开着它去制片厂上班，但在我当准主角演第二部影片的时候，马上被提醒说不能坐什么‘斯巴鲁’，如果想当电影明星的话。于是我换了一辆。那里就是这样的世界。不过那车是不错，实用、便宜，我很喜欢它。”

“我也喜欢。”我说。

“你猜我为什么坐‘玛莎拉蒂’？”

“猜不出。”

“因为要使用经费。”他像透露丑闻似的皱起眉头说道，“老板叫我大把大把地使用经费，说我用得不够劲儿，所以才买高级车。买了高级车，经费一下子用掉好多，皆大欢喜。”

乖乖，难道这伙人脑袋里考虑的全是经费不成？

“肚子瘪了，”他摇摇头，“很想吃上几块厚厚的烤牛肉。能陪陪我？”

我说随便。他便把去处告诉司机，司机默默点头。五反田看着我的脸，微微笑道：“好了，还是谈点个人生活吧。你一个人准备晚饭，这么说是独身喽？”

“是的。”我说，“结婚，离了。”

“哦，彼此彼此。”他说，“结婚，离了——付了笔安慰费？”

“没付。”

“分文没付？”

我点点头：“人家不要。”

“幸运的家伙！”他笑吟吟地说，“我也没付安慰费，结婚把我搞得一文不名。我离婚的事多少知道？”

“大致。”

他再没说什么。

他是四五年前同一个走红女演员结婚的，两年刚过便以离异告终。周刊上就此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真相照例无从知晓。不过总的说来好像是因为他同女演员家人关系不好的缘故，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女方在公私两方面都有远非等闲之辈的三亲六戚前呼后拥。相比之下，他则是公子哥出身，一直无忧无虑，顺顺当当，处事不可能老练。

“说来奇怪，本来还在想一起做物理实验的事，可再见面时却双双成了离过婚的人。不觉得离奇？”他笑容可掬地说道，随后用食指尖轻轻摸了下眼皮，“我说，你是怎么离的？”

“再简单不过：一天，老婆出走了。”

“突然地？”

“是的。什么也没说，突然一走了之，连点预感也没有。回到家时，人不见了。我还以为她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做好晚饭等她，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见回来。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离婚申请表。”

五反田沉思片刻，吐出一声叹息，说：“这么讲也许使你不悦，但我想你还是比我幸福的。”

“何以见得？”

“我那时候，老婆没有出走，反而把我赶出家门，不折不扣地。就是说有一天我被轰了出来。”他隔着车窗玻璃眼望远方，“太不像话了！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而且蓄谋已久，简直是诈骗。不知不觉之间，好多东西全被做了手脚，偷梁换柱。做得十分巧妙，我丝毫也没察觉。我和她委托的是同一个税务顾问，由她全权处理，太信任她了。原始印章、证书、股票、存款折——她说这些东西申报纳税时有用，让我交给她，我就毫不怀疑地一古脑儿交了出去。对这类啰嗦事我本来就不擅长，能交给她办的全部交给了她。想不到这家伙同她家里人狼狈为奸，等我明白过来时早已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简直是被敲骨吸髓。然后把我当成一条没用的狗一脚踢出门去。可算领教了！”说着，他又露出微笑，“我也因此多少长成了大人。”

“三十四岁了，愿意不愿意都是大人。”

“说得对，一点不错，千真万确。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一瞬之间就长了好多岁。莫名其妙！过去我还以为人是一年一年按部就班地增长岁数的哩。”五反田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说，“但不是那样，人是一瞬间长大变老的。”

∗∗∗

五反田领我去的牛肉馆位于六本木街边僻静的一角，一看就知是高级地方。“奔驰”刚在门口停住，经理和男侍便从里面迎出。五反田叫司机大约一个小时后再来，于是“奔驰”犹如一条十分乖觉的大鱼，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我们被引到稍微往里的靠墙座位上。店内清一色是衣着入时的客人，但只有穿灯心绒长裤和轻便鞋的五反田看上去最为洒脱。原因我说不上来，总之他就是令人刮目相看。我们进去后，客人无不抬头，目光在他身上闪闪烁烁。但只闪烁了两秒便收了回去，大概觉得看久了有失礼节吧。这世界也真是复杂。

落下座，我们先要了两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提议为离婚前的老婆们干杯，当即喝了起来。

“说来傻气，”他提起话头，“我还在喜欢她，尽管倒了那么大的霉，但我仍旧喜欢她，念念不忘。别的女人死活喜欢不来。”

我一边点头一边望着平底水晶杯中形状优雅的冰块。

“你怎么样？”

“你是问我怎么看待离婚前的老婆？”我问。

“嗯。”

“说不清。”我直言相告，“我并不希望她出走，然而她出走了，说不清怨谁。总之事情已经发生，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我力图花时间适应这一事实，除此之外我尽可能什么都不想。所以我说不清楚。”

“唔，”他说，“这话不使你痛苦？”

“有什么好痛苦的，”我说，“这是事实，总不能回避事实。因此谈不上痛苦，只是一种莫名之感。”

他“啪”地打了一声响指。“对，对对，莫名之感，完全正确！那是一种类似引力发生变化的感觉，甚至无所谓痛苦。”

侍者走来，我们要了烤牛肉和色拉，烤牛肉都要三分熟的。接着要来第二杯兑水威士忌。

“对了，”他说，“你说找我有什么事，先让我听听好了，趁着还没醉过去。”

“事情有点离奇。”

他朝我转过楚楚动人的笑脸——虽说这笑脸训练有素，但绝无造作之感。

“我就喜欢离奇。”

“最近看了一部你演的电影。”

“《一厢情愿》，”他皱着眉低声道，“糟糕透顶的影片。导演糟糕透顶，脚本糟糕透顶，一如过去。所有参与过那部电影的人都想把它忘掉。”

“看了四遍。”我说。

他用窥看幻景般的眼神看着我。“打赌好了，我敢说在银河系的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会看那电影看上四遍。赌什么由你。”

“电影里有我知道的一个人。”我说。然后补上一句，“除去你。”

五反田把食指尖轻轻按在太阳穴上，眯细眼睛对着我。

“谁？”

“名字不知道。就是星期天早上同你一起睡觉的那个角色，那个女孩。”

他呷了口威士忌，频频点头道：“喜喜。”

“喜喜，”我重复一次。好离奇的名字，恍若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她的名字，至少还有人晓得她这个名字。这名字只在我们独特的小圈子里通用，而且这就足矣。”

“能和她联系上？”

“不能。”

“为什么？”

“从头说起吧。首先，她不是职业演员，联系起来很麻烦。演员这号人有名也罢无名也罢，都从属于固定的一家制片厂，所以很快就能接上头，大部分人都坐在电话机前等待有人联系。但喜喜不同，她哪里都不属于，只是碰巧演了那一部，百分之百的临时工。”

“为什么能演上那部电影呢？”

“我推荐的。”他说得很干脆，“我问喜喜演不演电影，然后向导演推荐了她。”

五反田喝了口威士忌，撇了撇嘴。“因为那孩子有一种类似天赋的东西。怎么说呢，存在感——她有这种感觉，感性好。一不是出众的美人，二没有什么演技，然而只要有她出现，画面就为之一变，浑然天成，这也算是一种天赋。所以就让她上了镜头，结果很成功，大家都觉得喜喜身上有戏。不是我自吹，那组镜头相当够味儿，活龙活现！你不这样认为？”

“是啊，”我说，“活龙活现，的确活龙活现。”

“这么着，我想就势把那孩子塞进电影界，我相信她会干下去。但是没成，人不见了，这是第二点。她失踪了，如烟，如晨露。”

“失踪？”

“嗯，不折不扣地失踪。有一个月没来试演室了，哪怕只来一次，就可以在一部新影片里得到一个蛮不错的角色，事先我已打通了关节，并且提前一天给她打去电话，同她约好了时间，叫她不要迟到。但喜喜到底没能露面。此后再无下文，石沉大海。”

他竖起一根手指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兑水威士忌。

“有句话要问，”五反田说，“你可同喜喜睡过？”

“睡过。”

“那么，唔，就是说，如果我说自己同她睡过的话，对你是个刺激吧？”

“不至于。”

“那好，”五反田放心似的说，“我不善于说谎，照实说好了。我和她睡过好几次。是个好孩子，人是有一点特别，但有那么一种打动人的魅力。要是当演员就好了，或许能有个不错的归宿。可惜啊！”

“不晓得她的住址？真名就叫那个？”

“没办法，查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叫喜喜。”

“电影公司的财务部该有支出凭证吧？”我问，“就是演出费支出存根。那上面是应该写有真名和住址的，因为要代征税款。”

“那当然也查过，但还是不行。她压根儿没领演出酬金。没领钱，自然没存根，空白。”

“为什么没领钱呢？”

“问我有什么用，”五反田喝着第三杯威士忌说道，“大概是因为不想让人知道姓名住址吧？不清楚。她是个谜。不过反正你我之间有三个共通点：第一中学物理实验课同班，第二都已离婚，第三都同喜喜睡过。”

一会儿，色拉和烤牛肉端来。牛肉不错，三分熟，火候恰到好处，如画上的一般。五反田兴致勃勃地吃着。他吃饭时看上去很不拘小节，若是上宴会礼仪课，恐怕很难拿到高分。但一块儿吃起来却很叫人愉快，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如果给女孩看见，很可能说成富有魅力。做派这东西可谓与生俱来，不是想学就能马上学到的。

“哦，你是在哪里认识喜喜的？”我边切肉边问。

“哪里来着？”他想了想说，“噢——是叫女孩的时候她来的。叫女孩，对了，就是打电话叫，知道吗？”

我点点头。

“离婚后，我基本上一直跟这种女孩睡觉，省得麻烦。找生手不好，找同行又容易被周刊捅得满城风雨，而这种女孩只消打个电话就到。价钱是高，但可以保密，绝对。都是专门组织介绍来的，女孩一个强似一个，其乐融融。训练有素嘛，但并不俗气世故，双方都开心。”

他切开肉，有滋有味地细嚼慢咽，不时啜一口酒。

“这烤牛肉不错吧？”他问。

“不错不错，”我说，“无可挑剔，一流。”

他点头道：“不过每月来六回也就腻了。”

“干嘛来六回？”

“熟悉嘛。我进来没人大惊小怪，店员也不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客人对名人也习以为常，不贼溜溜地往脸上看。切肉吃的时候也没人求签名。如果换一家别的饭店，就别想吃得安稳。我这是实话。”

“看来活得也够艰难的。”我说，“还要大把花经费。”

“正是。”他说，“刚才说到哪里了？”

“叫应召女郎那里。”

“对，”五反田用餐巾边擦一下嘴角，“那天，本来叫的是我熟悉的女孩，不巧她不在，来的是另外两个，问我挑哪个。我是上等客，服务当然周到。其中一个就是喜喜。我一时犹豫不决，加上觉得麻烦，索性把两个都睡了。”

“唔。”

“受刺激？”

“没关系。高中时代倒也许。”

“高中时代我也不会干这种事。”五反田笑道，“总之，是同两个人睡的。这两人的搭配也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雍容华贵，华贵得令人目眩，人长得十分标致，身上没有一处不值钱，不骗你。世上的漂亮女孩我见得多了，在那里边她也属上等。性格又好，脑袋也不笨，说话头头是道。喜喜则不是这样。好看也好看，但算不上美女。说起来，那种俱乐部里的女孩，个个都长得如花似玉。她怎么说好呢……”

“不拘小节。”我说。

“对，说得对，是不拘小节，的确。衣装随随便便，说话三言两语，妆也化得漫不经心，给人的感觉是一切无所谓。但奇怪的是，我却渐渐被她吸引住了，被喜喜。三人干完之后，就一起坐在地板上边喝酒边听音乐、聊天。好久都没那么畅快过了，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很长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过那么开心的光景。那以后，三人睡了好几次。”

“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离婚已有半年，算起来，应该是一年半前的事。”他说，“三人一起睡，我想大约有五六次。没和喜喜两人单独睡过。怎么回事呢？本来可以睡的。”

“那又为什么呢？”

他把刀叉放在盘子上，又用食指轻轻按住太阳穴，想必这是他考虑问题时的习惯。女孩见了，恐怕又要说是一种魅力。

“也许出于害怕。”五反田说。

“害怕？”

“和那孩子单独在一起，”说着，他重新拿起刀叉，“喜喜身上，有一种撩拨人挑动人的东西，至少我有这种感觉，尽管十分朦胧。不，不是挑动，表达不好。”

“暗示、诱导。”我试着说。

“嗯，差不多。说不清，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无法准确表达。反正，我对单独同她在一起不太积极，尽管对她要倾心得多。我说的你大致明白？”

“好像明白。”

“一句话，我觉得同喜喜单独睡恐怕轻松不起来，觉得同她打交道会使自己走到更深远的地方。而我追求的并不是那个，我同女孩睡觉不过是为了轻松轻松。所以没同喜喜单独睡，虽然我非常喜欢她。”

之后，我们默默地吃着。

“喜喜没来试演室那天，我给那家俱乐部打了电话，”稍顷，五反田陡然想起似的说道，“指名要喜喜来。但对方说她不在，说她不见了，失踪了，不知不觉地。或许我打电话时对方故意说她不在，搞不清，没办法搞清。但不管怎样，她从眼前消失了。”

男侍过来撤下盘子，问我们要不要饭后咖啡。

“还是酒好一些。”五反田说，“你呢？”

“奉陪就是。”

于是上来了第四杯兑水威士忌。

“你猜今天白天我做什么了？”

我说猜不出。

“当牙医助手来着，逢场作戏。我一直在正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牙医。我当牙科医生，中野良子当眼科医生。两家医院在同一条街上，两人又是青梅竹马，但偏偏结合不到一起……大致就是这么个情节。老生常谈，不过电视剧这玩意儿大多是老生常谈。看了？”

“没有。”我说，“我不看电视，除了新闻。新闻也一周才看一两次。”

“明智！”五反田点头称是，“俗不可耐。要不是自己出场，我绝对不看。不过居然很受欢迎，受欢迎得很。老生常谈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每周都接到一大堆来信。还接到全国各地牙科医生的来信，有的说手势不对，有的说治疗方法有问题，鸡毛蒜皮的抗议多得很。还有的说看这样的节目急死人。不愿意看，不看不就完了！你说是吧？”

“或许。”我说。

“不过，每有医生或学校老师的角色，还是总把我叫去。也不知扮演了多少个医生，只差肛门医生没演过，因为那东西不好上电视。连兽医、妇产科医生都当过。至于学校老师，各种科目的统统当过。你也许不相信，家政科的老师都当过。什么缘故呢？”

“因为你能给人以信赖感吧！”

五反田点点头：“想必、想必是这样。过去扮演过一次境遇不幸的旧汽车推销员——有一只眼是假眼，嘴皮子的功夫十分了得。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演得很来劲，自觉演得不错。但是不行。接到很多来信，说让我演这种角色太不像话，欺人太甚。还说要是再分配我演这等人物，他们就不买节目赞助商的产品。当时的赞助商是谁来着？大概是‘狮王’牙膏，不然就是‘三星’，记不得了。总之我这角色演到一半就没了，消失了，本来是个相当有分量的角色，却稀里糊涂地消失不见了，真可惜，那么有意思的角色……从那以来，演的就全是医生、教师，教师、医生。”

“你这人生够复杂的。”

“或许又很单纯。”他笑道，“今天在牙科医生那里当助手的时候，又学了些医疗技术。那里已经去好多次了，技术也有相当的进步，真的，医生都夸奖来着。老实说，简单治疗我已经担当得起。当然要戴上口罩，使得谁也看不出是我。不过和我交谈起来，患者都显得很是轻松愉快。”

“信赖感。”我说。

“唔。”五反田说，“我自己也那样想。而且那样做的时候，自己也感到胜任愉快。我时常觉得自己恐怕真的适合当医生或老师，假如真的从事那种职业，我这人生该是何等幸福！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想当就能当上。”

“现在不幸福？”

“很难回答。”五反田说着，把食指尖按在额头正中，“关键是信赖感问题，如你所说。就是说自己能否信赖自己。观众信赖我，但信赖的不过是我的假象，我的图像而已。关掉开关，画面消失之后，我就是零。嗯？”

“呃。”

“但要是我当上真正的医生或老师，就没有什么开关，我永远是我。”

“可是现在当演员的你也总是存在的嘛！”

“经常为演出累得筋疲力尽，”五反田说，“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搞不清真正的自己为何物，分不出哪个是我本人哪个是扮演的角色，辨不清自己同自己影子的界线。自我的丧失！”

“任何人都多少有这种情况，不光你。”我说。

“那当然，我当然知道，谁都有时候失去自己，但在我身上这种倾向过于强烈，怎么说好呢，致命的！向来如此，一直如此。坦率地说，我很羡慕你来着。”

“我？”我吃了一惊，“不明白，我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摸不着头脑。”

“怎么说呢，你看上去好像我行我素，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你好像不大放在心上，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设法做得容易些。就是说，你确保了完整而独立的自己。”他略微举起酒杯，看着里面透明的酒，“我呢，我总是优等生，从懂事时起就是。学习好，人缘好，长相好，老师信赖父母信赖，在班里总当干部。体育又好，打棒球时只要我一挥棒，没有打不中的。搞不清为什么，总之百发百中。这种心情你明白吧？”

“不明白。”

“这样，每次有棒球比赛，大家就来叫我，我不好拒绝。讲演比赛必定让我当代表，老师让我上台，我不能不上，而一上就拿了名次。选学生会主席时我也逃脱不了，大家都以为我肯定出马。考试时大家也都预料我必然名列前茅。上课当中有难解的问题，老师基本上指名要我回答。从来没迟到过。简直就像我自身并不存在，我做的仅仅是我以为自己不做就不妥当的事。高中时代也是这样，如出一辙。噢，高中不和你同校，你去公立，我上的是私立实验学校。那时我参加了足球队。虽说是实验学校，足球还是蛮厉害的，差一点儿就能参加全国联赛。我和初中时差不多，算是个理想的高中生。成绩优异，体育全能，又有领导能力，是附近一所女校学生追逐的对象。恋人也有了，是个漂亮女孩，棒球比赛时每次都来声援，那期间认识的。但没有干，只是相互触摸一下。一次去她家玩，趁她父母不在用手搞的，急急忙忙，但很快意。在图书馆幽会过。简直是画上画的高中生，同青春题材电视剧里的没什么两样。”

五反田啜了口威士忌，摇摇头。

“上大学后情况有点不同了。闹学潮，总决战，我自然又成了头目。每当有什么举动我必是头目无疑，无一例外。固守学潮据点，和女人同居，吸大麻，听‘深紫’。当时大伙都在干这种勾当。机动队开进来，把我抓进拘留所关了几天。那以后因没事可干，在那个和我同居的女郎劝说下，试着演了一场戏。最初是闹着玩，演着演着就来了兴致。虽说我是新加入的，但分到头上的角色都不错。自己也发觉有这方面的才能，演什么像什么，直率自然。大约干了两年，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那时自己着实胡闹了一番，酒喝了又喝，睡的女人左一个右一个，不过大家也都这个德性。后来电影公司的人找上门，问我愿不愿意演电影。我出于兴趣，便去一试。角色不坏，是个多愁善感的高中生。紧接着分得第二个角色，电视台也有人来找，往下你可想而知。于是忙得不亦乐乎，只好退出剧团。退出时当然费了好一番口舌，但没有办法，我总不能永远光演先锋派戏剧。我的兴趣在于开拓更广阔的天地，结果便是今天这副样子，除了当医生就是当老师。广告也演了两个，胃药和速溶咖啡。所谓广阔天地也不过尔尔。”

五反田叹息一声，叹得十分不同凡响，但叹息毕竟是叹息。

“你不认为我这人生有点像画上画的？”

“不知有多少人还画不了这么巧妙。”我说。

“倒也是。”他说，“幸运这点我承认。但转念一想，又好像自己什么都没选择。半夜醒来时每次想到这点，都感到十分惶恐：自己这一存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这一实体又在哪里呢？我只不过是在恰如其分地表演接踵而来的角色罢了，主体上没做出任何选择。”

我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没用，我觉得。

“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吧？”

“没什么，”我说，“想谈的时候就谈个够。我不会到处乱讲的。”

“这个我不担心。”五反田看着我的眼睛说，“一开始就没担心，刚接触你时我就信任你。原因讲不出，就是信任你。觉得在你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我并非对任何人都这样说话，或者说，几乎对谁都没这样说过。跟离婚前的老婆说过，一五一十地。我们经常一起交谈，和和气气，相互理解，也相亲相爱来着，直到被周围那群混蛋蜂拥而上挑拨离间时为止。假如只有我和她两人，现在也肯定相安无事。不过，她精神上确实有极其脆弱不稳之处。她是在管教严厉的家庭长大的，过于依赖家庭，没有自立能力。所以我……不不，这样扯得太远了，要扯到别的事情上去。我想说的是在你面前我可以开怀畅谈，只怕你听得耽误正事。”

“没什么可耽误的。”我说。

接着，他讲起物理实验课。讲他如何心情紧张，如何想万无一失地做完实验，如何必须给理解力差的女孩一一讲清，如何羡慕我在那时间里悠然自得地熟练操作等等。其实，初中物理实验时间里自己做了些什么，我已全然记不得了，因此我根本搞不清他羡慕我什么。我记得的只有他动作娴熟而洒脱地进行实验操作的情景，他点煤气喷灯和调整显微镜时那极其优雅的手势，以及女生们犹如发现奇迹般地盯视他一举一动的眼神。我之所以能悠然自得，无非是因为他把难做的都包揽下来了。

但我对此没表示什么，只是默默听他娓娓而谈。

过不一会儿，一个他熟人模样的衣冠楚楚的四十多岁男士走来，“忽”地拍了一下五反田的肩膀，口称“哟——很久不见了”。此人腕上戴一块劳力士表，金辉闪闪，耀眼炫目。他先看我看了大约五分之一秒，活像在看门口的擦鞋垫，旋即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尽管我扎着阿玛尼领带，但他在五分之一秒时间里便看出我并非什么名人。他同五反田闲聊了半天，什么近来如何啦，很忙吧，再去打高尔夫球呀之类。之后劳力士男士又“嘭”一声拍了下五反田的肩膀，道声再会，扬长而去。

男士走后，五反田把眉头皱起五毫米，竖起两指叫男侍结账。账单拿来后，他看也没看就用圆珠笔签了名。

“不必客气，反正是经费。”他说，“甚至不是钱，只是经费。”

“多谢招待。”我说。

“不是招待，是经费。”他淡漠地说。

(1)Porsche。一种德国生产的跑车。

(2)Maserati。一种高级跑车，由意大利菲亚特汽车集团旗下的法拉利公司生产。

(3)Civic。日本本田公司生产的跑车。

19

五反田和我乘上他的“奔驰”，到麻布后街一家酒吧喝酒。我们拣吧台尽头处的位置坐下，喝了几杯鸡尾酒。五反田看来酒量蛮大，怎么喝都全然没有醉意，语调也好表情也好都毫无变化。他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讲了电视台的庸俗无聊，讲了节目主持人的愚不可及，讲了演员们令人作呕的低级趣味，讲了新闻专题中评论家的信口雌黄。讲得妙趣横生，语言生动，独具慧眼。

之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情况，问我这以前的所作所为。于是我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讲了大学毕业后开事务所做广告当编辑，讲了结婚与离婚，讲了正当工作顺利时因故离职而眼下当自由撰稿人，讲了钱虽不多却无暇使用……如此概略地讲来，一切都似乎风平浪静，不像我自己的人生。

这时间里，酒吧渐渐人多起来，谈话变得不大方便。有人鬼鬼祟祟地看他的脸。“到我家去吧，”说着，五反田站起身来，“就在这附近，谁也没有，有酒。”

他的公寓从酒吧转过两三个拐角就是。他告诉“奔驰”司机可以回去了。公寓派头十足，连电梯都是两部，有一个需有专用钥匙。

“公寓是离婚后被撵出家门时事务所给买的。”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有名的电影演员，被老婆轰出家门后身无分文地住在廉价宿舍里很是不妙，有损形象。当然租金由我出。形式上是事务所借给我的，而租金从经费里扣，何乐不为！”

他的房间在最顶层，客厅宽宽大大，起居室两个，有厨房，有阳台。从阳台望去，东京塔历历在目。家具格调不错，简洁明快，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客厅是木地板，上面铺着好几张波斯地毯，花纹都很别致。沙发很大，软硬适中。几盆大型观叶植物配置得赏心悦目。天花板垂下的枝形灯和桌子上的台灯都是一派意大利式现代风格。饰物不多，只有酒柜上面摆着几枚俨然中国明代的瓷盘。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大概是登门女佣每天来给打扫一次。茶几上放着《GQ》和建筑方面的杂志。

“好房间。”我说。

“用来摄影都可以吧？”

“有那种感觉。”我再次环视房间道。

“请室内装饰专家设计起来，都是这个样式。简直成了摄影棚，照起相来倒不错。我时不时地敲敲墙壁，真怀疑是纸扎成的。没有生活气息，徒具其表。”

“那，你来创造生活气息不就行了！”

“问题是没有生活。”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拿一张唱片放在B&O唱机上，落下唱针。音箱里传出亲切的JBL唱片公司的P88。JBL是神经质的斯坦迪奥·莫尼坦尚未将其歌声撒向世界、音箱声响仍保持原声那一时代制造的精品。他放的这张是博普·库巴的旧唱片。

“不喝点什么？什么好些？”他问。

“什么都无所谓。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他走去厨房，拿来几瓶伏特加和汽水，一个装满冰块的小桶，还有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个切开的柠檬。于是我们一边欣赏美国西海岸冷峻而清冽的爵士乐，一边喝着放有柠檬片的汽水伏特加。我暗自思忖，这里的生活气息的确稀薄——不是说一定缺少什么，只是觉得稀薄。虽说稀薄，但并无拘谨之感，关键是想法问题。对我来说，倒是个十分坦然的房间。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心情愉快地喝着伏特加。

“有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五反田把酒杯举过头，边说边隔着酒杯看天花板上的吊灯，“如果想当医生也能当上，上大学时还选修了教职课，也可以在一流公司工作。结果却是这样，却是这种生活，莫名其妙。本来眼前排列着很多张牌，选任何一张都可以，选任何一张我想都能打得漂亮，我有这个信心。结果反而没能选择。”

“我还没看见过什么牌。”我老实告诉他。他眯起眼睛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

他又斟了杯酒，把柠檬用力一挤，之后将皮扔到垃圾桶里。“连结婚都是水到渠成。我和她一起演电影，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曾在外景地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借车兜风。影片拍完后还约会了好几次。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俩天造地设，肯定结婚无疑，实际上也随波逐流似的结了婚。也许你不明白，干我们这行其实活动范围很小，和在胡同尽头的简易长棚里生活没什么两样。一旦形成什么潮流，便带有不容抗拒的现实性。不过，我倒是真心喜欢她。在我前半生搞到手的东西里面，那孩子是最地道的一个，婚后我认识到了这点，一心想把她牢牢拴在身边。但是不行。我越是想选择对象，对象越是要挣脱跑掉，无论是她还是角色。如果对方找上门，我会处理得无与伦比的漂亮；但若我主动追求，则肯定从手指间溜之乎也。”

我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示。

“不是我想得悲观。”他说，“我还在对她恋恋不舍，如此而已。我时常这样想：我不当演员，她也辞去工作，两人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该有多好！不要高级公寓，不要‘玛莎拉蒂’，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个平凡的工作，有个平凡的小家，就再好不过了。也想要个孩子。下班路上同朋友去酒店喝点酒，发发牢骚，回到家里有她。用工资买辆‘思域’或‘斯巴鲁’——就是这样的生活，细想起来我希望的不外乎这么一种生活，只要有她就行。但是不成。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她家里人都在指望她。她母亲是典型的幕后人物，父亲见钱眼开，哥哥搞什么管理，弟弟经常惹是生非，要用钱来收场，妹妹是个正走红的歌手。根本不容脱身。况且她从三四岁开始便被灌输了这种价值观，她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当小演员，一直在被限定的形象中生活，同你我截然不同，不理解现实世界为何物。不过她心地纯洁，清丽高雅，我懂得这点。但就是不行，无法挽回。嗯，知道吗？上个月我同她睡来着。”

“离婚以后？”

“是的。觉得反常？”

“也没什么太反常。”我说。

“到这房间里来的。为什么来不知道。事先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来玩，我说当然可以。两人仍像过去那样喝酒聊天，并且睡了。好极了。她说她还喜欢我，我说那就言归于好该有多妙，她一声没吭，只是含笑听着。我讲起平平凡凡的家庭生活，如刚才跟你讲过的一样。她仍然含笑听着，其实恐怕什么也没听进去，压根儿就没听。无论怎么说都无动于衷，对牛弹琴。她只是寂寞得想找个人抱一抱，而又恰好找到我头上而已。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她同你同我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寂寞，对她来说不过是需要由别人化解的情绪，只消有个人给化解就行，就万事皆休，然后便哪里也不去了。可我不是这样。”

唱片转罢，代之以沉默。他提起唱针，沉吟片刻。

“喂，不叫个女郎来？”五反田问。

“我无所谓，随你的便。”我说。

“花钱买过女人？”

“没有。”

“为什么？”

“想不到。”

五反田耸耸肩，稍微想了一下。“今晚你就陪陪我，”他说，“叫和喜喜来过的那个女孩来，说不定能知道她一点什么。”

“随你。”我说，“恐怕不至于经费里开销吧？”

他边笑边往杯里放冰块。“你也许不相信，还真的是从经费里出。就是这么一种体制。那俱乐部的招牌是晚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发票，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睡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说。

∗∗∗

等待女孩的时间里，我蓦地想起喜喜那对形状绝佳的耳朵，问五反田看过没有。

“耳朵？”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没有，没看过。也许看过，记不得了。耳朵怎么？”

我说没什么。

∗∗∗

十二点刚过，两个女孩来了。一个就是五反田称之为“雍容华贵”的那个同喜喜搭过伴儿的女孩。“雍容华贵”在她身上的确当之无愧，看上去就像曾在某处不期而遇，尽管当时未打招呼却又觉得一见如故。就是说，她属于唤起男性永恒之梦那种类型的女孩，不假修饰，清逸脱俗。束腰的双排扣大衣里面是一件绿色开司米毛衣，下面是一条极为普通的毛料西裙，首饰只有一对不事雕琢的小耳环。俨然举止得体的四年级女大学生。

另一个女孩一身冷色连衣裙，戴眼镜。我以为妓女不至于戴什么眼镜，居然真有戴的，她虽算不得雍容华贵，但也甚是妩媚。四肢苗条，被太阳晒得恰到好处。她说上周一直在关岛游泳来着。头发很短，用发卡拢得齐齐整整。戴着一副银手镯。动作干脆利落，肌肤滑润光洁，如肉食动物那样绷得紧紧的，显得健美而洒脱。

看见这两个女孩，我不由想起高中班上的同学来。程度固然不同，但每个班级都至少有一两个这种类型的女生。一种容貌漂亮，娴静优雅，一种生机勃勃，魅力四溢。看这气氛，很像同窗联谊会——就像同窗会开完之后，同几个合得来的同学找个轻松随便的地方一起喝第二次酒。这未免想入非非，但的确有这种感觉。五反田看上去也似乎品味出了轻松的意味。他以前可能同两个人都睡过，相互不见外地打着招呼：“噢——”“还好？”然后把我介绍给两人，说我是他初中同学，舞文弄墨为生。女孩们笑着说声请多关照，那笑容像是在告诉我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见到这类微笑的。我便也寒暄一句。

我们或坐地毯或歪在沙发上，喝着兑汽水的白兰地，一边说笑一边听杰克逊、希克和阿兰·帕森斯的唱片，气氛十分融洽。我和五反田沉浸在这气氛里，两个女孩也似乎其乐陶陶。五反田为戴眼镜的女孩表演如何装扮牙医。表演得确实好，比真牙医还像牙医，真乃天赋所使然。

五反田坐在戴眼镜的女孩身边，向她小声说着什么，对方不时嗤嗤直笑。不一会，雍容华贵的女孩轻轻偎依着我的肩膀，拉起我的手。她身上发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味儿，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我不由再次觉得像是参加同窗会，对方仿佛在对我嘤嘤低语：那时候不好说出口，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为什么你不跟我约会呢——一场男孩的梦，无尽的遐想。我搂住她的肩。她默默闭起眼睛，用鼻尖在我耳下探来探去，随后吻在我的脖颈上，柔柔地吸了一口。等我注意时，五反田和另一个女孩已经不见，大概是到卧室里去了。她问我能否把灯调暗一点，我便关掉壁灯，只留一盏小型台灯。再注意一听，唱片已经换成鲍勃·迪伦唱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怜的宝贝儿》。

“给我慢慢脱掉。”她在我耳畔低声说道。于是我为她轻手轻脚地脱去毛衣、裙子、衬衫、长统袜。我条件反射地想把脱去的东西叠好，但转念一想无此必要，旋即作罢。她也为我脱衣服：阿玛尼领带、深蓝色牛仔裤、半袖衫，然后在我面前站起只剩得圆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裤的裸体，笑盈盈地问道：

“怎样？”

“好极了！”我说。她有一个十分好看的身子，匀称动人，充满活力，通体光洁，富有性感。

“怎么个好法？”她问，“说得具体些。要是说得确切，我让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高中时代。”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不可思议似地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挺独特的。”

“答得差劲儿吧？”

“正相反。”说罢，她来到我身旁，为我做起了我在三十四岁的人生中谁也不曾为我做过的事情，做得精细、大胆、不易想到。不过，也会有人想到的。我放松身体，闭起眼睛，任由她处置。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性体验。

“不坏吧？”她在我耳边悄声问道。

“不坏。”我说。

那动作像美好的音乐一样抚慰心灵，按摩肉体，麻痹对时间的感觉。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浓缩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的谐调，只是一定形式下的尽善尽美的信息传导，而且是从经费里报销。“不坏”——我说。鲍勃·迪伦在唱着什么。唱什么来着？《大雨将至》！我轻轻地搂过她，她顺从地钻进我的怀里。一边欣赏迪伦一边用经费搂抱雍容华贵的少女，这在我总觉得有点非同寻常，在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这不过是一种图像，我想，只要一按开关就会全部消失。一种立体的性场面，一种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儿，一种柔软肌肤的感触和炽热的喘息。

我按照固定程式射精完毕，两人一起去浴室洗了身子，然后围着大浴巾回到客厅，一边啜着白兰地，一边听达亚·斯特莱茨还有什么人的唱片。

她问我舞什么文弄什么墨，我把工作的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她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说这要看写什么，并说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说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接着笑着提议：两人再来一次扫雪。我们便又在地毯上云雨一番。这次做得十分简单而缓慢。但无论采取怎样简单的形式，她都晓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很纳闷。

之后，两人并排躺在又长又宽的浴槽里，我开始向她探听喜喜的事。

“喜喜，”她说，“好熟悉的名字。你认识喜喜？”

我点点头。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叹息一声：“她已经不见了，突然失踪了。我们俩，相当要好来着，时常一起出去买东西、喝酒。可她竟不辞而别，一下子无影无踪，在一两个月前。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干我们这行的，用不着提交什么辞职申请，不乐意干悄悄离开就是，只是她的离去叫人遗憾，我同她很合得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不是当女童子军”。她用又长又漂亮的手指抚摸我的小腹，轻碰我的阳物。“你和喜喜睡过？”

“过去一起生活来着，大约四年前。”

“四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四年前我还是个乖乖听话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见上喜喜一面？”我问。

“难呐！真的不晓得她去了哪里。刚才说过，只是失踪不见了，就像被墙壁吸进去似的。什么线索也没有，想找怕也没法找到。咦，你至今还喜欢喜喜？”

我在水中缓缓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还喜欢喜喜不成？

“说不清楚。不过想见她倒与这个无关，只是非要见她不可。我总是觉得喜喜想要见我，总是在梦里见到她。”

“奇怪，”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时常梦见喜喜。”

“什么梦？”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尔一笑。她说想要喝酒，我们便返回客厅，坐在地板上听音乐、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搂着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个女孩大概睡了，一次也没从里边出来。

“嗳，也许你不信，我觉得现在和你这样很开心，真的。这跟应付事务呀逢场作戏什么的不相干，开心就是开心，不骗你。肯信吗？”她说。

“信。”我说，“我现在也开心得很，轻松得很，就像开同窗会似的。”

“你是有点特别！”

“喜喜的事，”我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摇了摇头：“我们之间，几乎不谈这个。大家的名字都是随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个女孩叫玛咪，都是两个字。至于个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听，这是礼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大家关系很好，一团和气，搭伴儿出去游玩。但这不是现实，不是。根本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们没有现实生活，怎么说呢，有的只是一种幻觉，空中飘浮的幻觉，轻飘飘的。名字无非是幻觉的代号，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对方的幻觉。这个，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们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做这事不仅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也是一种快乐。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客人品质可靠，并且都会使我们享受到快乐，我们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觉中。”

“快乐的扫雪工。”

“对，快乐的扫雪工。”说着，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时不时打雪仗。”

“咪咪，”我说，“过去我真认识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家，在我事务所旁边一家牙科医院当收发员。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长得有点黑，又瘦，倒是个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兑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四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奇妙的又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然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六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T恤。四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罗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七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着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经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的——尽管程度有别——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名实姓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褐色“玛莎拉蒂”，把我送回涩谷公寓。本来我说搭出租车回去，但他说相距近，执意送我回来。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20

此后几天风平浪静。每天都有几个有关工作的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接，只管由录音电话录下了事。看来我的人缘尚未彻底衰竭。我自己做饭，每天去涩谷街上看一次《一厢情愿》。正值春假，电影院虽然算不上满员，但也相当拥挤。观众几乎都是中学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个。他们来电影院，只是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红歌星的风采，至于电影的情节和水平如何，则全然不加理睬。每当他们心目中的影星出现时，便“叽里哇啦”地扯着嗓门大吼大叫，简直同野狗收容所里的光景一般。而出现的影星如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咔嘣咔嘣”地嘴里吃个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声音骂不绝口——什么“缩回去”、“滚你的吧”之类。我心中不由闪过一个念头：要是一把火连电影院烧个干净岂不人心大快！

《一厢情愿》开始后，我定定地注视着片头字幕，里边果然用小字印着“喜喜”。

喜喜出场的镜头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线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宫球场、青山墓地、表参道、仁丹大厦、涩谷。途中有时也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坚定地光临大地，到处洋溢着令人亲切的春天气息，地球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绕太阳公转。神秘的宇宙！每当冬去春来，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为什么春天的气息岁岁相同呢？每年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且年年如一。

街头巷尾，竞选宣传画泛滥成灾，且每张面孔都丑陋不堪。竞选宣传车也到处狂奔乱窜，根本听不清讲些什么，徒增噪音而已。我一边回想喜喜一边在街上不停地行走。这时间里，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开始一点点恢复了原有步调。步履变得轻松而踏实，而且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三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贝西“伯爵”的演奏而出名的四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根结蒂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的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遐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是在说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睡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惟独咪咪的个人发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请教。和我同居时，总的说来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动的。我每次抱她，她都温顺地予以配合，但从来不曾主动出击，或做出某种积极的表示。被我搂抱之时，我感到喜喜是瘫软的，将全副身心沉浸在欢娱之中。我对此也未曾有过不满足，因为尽情地搂她抱她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柔软的肢体，恬适的呼吸，温暖的下部。对我这已足够了。所以我怎么也想像不好她向别人——例如五反田——积极提供技艺高超的性服务的场面。当然，这也许是因为我想像力贫乏的缘故。

妓女对私生活和职业两方面的性活动是怎样区分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说过的那样，这以前我一次也没同妓女睡过。我同喜喜睡过，喜喜是妓女。但我当时并非同作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为个人的喜喜睡。与此相反，就咪咪来说，我是同作为妓女的咪咪睡，而并非同作为个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对比，恐怕也没多大意思。这一问题越是深究越是费解。说起来，性活动这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技术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情，多大程度上属于做戏呢？充分的前戏是发自精神，还是出于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欢的快感之中吗？她在电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还是由于五反田手指抚摸背部而心荡神迷呢？

真相与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医生形象不过是假相，却比真正的医生还要像模像样，还要使人信赖。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么呢？我身上有没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说，而且要跳得优美动人，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悦诚服，那么我恐怕也该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对我的假相心悦诚服吗？也许能的，我想。但又有谁肯对我的真相心悦诚服呢？

睡意袭来，我用水冲冲杯子，刷牙睡觉。待睁眼醒来，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而过，开始迎来四月，迎来四月上旬——比杜鲁门·卡波蒂的文章还要纤弱细腻、流转不居、多情善感、风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纪国屋商场买调配妥当的蔬菜，买一打罐装啤酒和三瓶葡萄酒，买咖啡豆，买用来做三明治的熏鲑鱼，买豆酱和豆腐。回到家里，打开录音电话一听，里面出来雪的声音。她用无所谓有气无力或无气有力的声音说十二点再打一次电话，让我在家等候，随即“咔”一声挂断电话。这“咔”一声对她来说大概是一种身体语言。钟已指向十一时二十分，我去厨房煮了一杯又浓又热的咖啡，坐在地板上一边喝一边翻阅新出版的埃德·麦克贝恩的87分局系列推理小说，早在十年以前我便下决心不再读这玩意儿了，但每次有新书出来，又总是买回一本。就算是惰性，十年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十二点零五分，电话打来——雪的。

“还好？”她问。

“好得很。”

“现在做什么呢？”

“正准备做午饭。把早已调配妥当的脆生生的莴苣和熏鲑鱼切得像剃刀刃一样薄，再加冷水浸过的洋葱和芥末做三明治来吃。纪国屋的黄油很适合用来做这东西。弄得好，说不定可以赶上神户三明治熟食店里的熏鲑鱼三明治的味道。也有时候弄糟。但凡事只要树立目标并加以不屈不挠地努力，总会取得成功。”

“傻气！”

“不过味道极好。”我说，“不信去问蜜蜂，去问三叶草好了。真的可口无比。”

“什么呀，你说的？干吗扯到蜜蜂和三叶草？”

“比如嘛。”

“瞧你这人！”雪叹着气说，“你要多少长大些才行，三十四岁了吧？在我眼里都有点傻里傻气。”

“是叫我世俗化不成？”

“想去兜风，”她不理会我的提问，“今天傍晚有空？”

“想必有空。”我想了想说。

“五点钟来赤坂公寓接我。位置还记得？”

“记得。”我说，“喂喂，你一直待在那里，一个人？”

“是啊，回箱根也什么都没有。家里空空荡荡，又在山顶尖。那种地方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还是这儿有意思。”

“妈妈呢？还没回来？”

“不晓得，谁晓得她。杳无音信。也许还在加德满都吧！所以我不是说了么，那个人根本指望不得，天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花钱呢？”

“钱没问题，提款卡随我使用，早就从妈妈的钱夹里抽了一张。她那人，提款卡少一张根本觉察不到。况且我也得自卫嘛，总不能坐以待毙。她就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人，没什么奇怪。你不那样认为？”

我避而不答，搪塞说：“饭吃得可好？”

“吃啊。这叫什么话，不吃饭岂不死了？”

“我是问你吃得可好？”

雪清了清嗓子说：“肯德基、麦当劳、冰雪皇后，还有热气腾腾的盒饭。”

低营养食品。

“五点去接你。”我说，“去吃点正经东西。你那饮食生活实在太马虎。青春期女孩应该吃得像样些。那种生活时间长了，长大要月经不调的，当然你可以说调不调是你自己的事。问题是，你要是月经不调，周围人都跟着倒霉，也该为周围人着想才是。”

“傻气。”雪低声道。

“对了，要是不讨厌的话，把你赤坂公寓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为什么？”

“眼下这种单线联系是不公平的。你知道我的电话，我却不知道你的。你高兴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我高兴时却不能打电话给你，这不公平。再说比如今天这场约会，一旦有急事要变更，联系不上就大不方便。”

她略微犹豫似的哼了哼鼻子，最终还是把号码告诉了我。我记在手册通讯录中五反田的下边。

“不过可别随意变更哟，”雪说，“那种风风火火的人有妈妈一个就足够了。”

“放心，我不会随意变更，不骗你。不信你去问蝴蝶、去问苜蓿好了。像我这样严格守约的人怕没有几个。当然喽，世上有突发事故的存在，就是说会突然发生始料未及的事，世界毕竟广大而复杂。那时我也许应付不了，如果同你联系不上就非常狼狈。我说的你可明白？”

“突发事故。”她重复道。

“晴天霹雳。”

“最好别发生。”雪说。

“但愿如此。”

然而确实发生了。

21

他们是下午三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八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四十有余，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身材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¹⁾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直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得得，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RENOMA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RENOMA。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等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神色一成不变，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得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登上深蓝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

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于是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四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挨得太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上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八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硕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鲁图》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鲁图》，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五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得他同意之后请他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词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五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你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六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三十秒钟谁也没有作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保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桶，“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一九七〇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噼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五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是胡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憋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利，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意儿啰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

“别误解，这不是吓唬你。”渔夫道，“他是忠告你。我们也不愿意让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地看着烟灰缸。这烟灰缸没有任何标记，又旧又脏。最初玻璃也许还透明，但如今则不尽然，而呈浑浊的白色，底角还有油腻。我揣摩它恐怕在这桌子上已经放了不知多少岁月——十年吧。

渔夫久久地摆弄着塑料尺。

“也罢，”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说明一下事由。实际我们提问也是该讲究顺序，你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顺序来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毕，将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夹，啪啪翻了几页，拿起一个信封，从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这三张照片拿在手中审视。照片是真的，黑白两色，一看便知不是艺术摄影。照片上是个女子。第一张照的是裸背，女子俯卧床上，四肢修长，臀部隆起，头发像扇面一样摊开，掩住头部。两腿略微分离，下部隐约可见，胳膊向两侧随意伸出。女子看来是在睡觉。床无甚特征。

第二张更逼真。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张照片。这张是面部特写。是咪咪，毫无疑问。但她已不再雍容华贵，而显得冻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周围有一道仿佛被揉搓过的痕迹。我一时口干得不行，连咽唾液都很困难，手心皮肤阵阵发痒。咪咪，那场绝妙的欢娱！曾和我快活地扫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达亚·斯特莱茨，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现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摇头，但没摇。我把三张照片重叠收好，若无其事地交还给渔夫。两人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看照片时的反应。我用催问的神情看了看渔夫的脸。

“认识这个女孩吧？”渔夫开口道。

我摇头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认识，势必将五反田卷入进去，因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将他卷进去。或许他已经卷入，这我无从推断。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说我同咪咪睡过，那么我的处境就相当尴尬，等于说制造伪供。那样一来，可就非同儿戏。这是一次赌注。但不管怎样，不能从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况不同。如若说出他来，必然舆论大哗，周刊蜂拥而至。

“再仔细看一遍！”渔夫以颇含不满的缓慢语调说道，“事关重大，再仔细看一遍，然后请回答。如何？对这女子可有印象？请不要说谎。我们可是老手，谁个说谎当即一目了然。对警察说谎，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三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腐肉冒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种臭味受用不了，没法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的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目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人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也有生存的权利，才二十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脑袋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罪犯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罪犯，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罪犯还可能继续杀害其他女孩。”

“昨天午间，这女孩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订了一间双人房，五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六点时要了一个人吃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七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牌子。第二天十二点是退房时间，十二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上上下下，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三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六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十二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九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十二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四分之一左右。还吃了个桃子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子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夜晚。我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咪咪却在这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静静夜晚被人用长统袜勒死了。

“想不起来。”我说。

“喂，最好认真想想嘛，”文学干咳一声，“你现在可是处于不利位置哟？”

“随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无所谓利与不利。”我说，“我是个靠自由撰稿为生的人，因工作关系，名片也不知散发了多少。至于那女孩怎么会有我的名片，我却是没办法搞清——总不至于说是我杀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会只特意挑出一张珍藏在钱包最里头吧？”渔夫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个是这女子同你们那个行业有关，在宾馆里同一男子偷情而被对方杀了。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东西清洗一空，惟独这张名片因藏在钱包最尽头而未能带走。另一个假设是，这女子是风月老手、娼妓、高级娼妓，使用一流宾馆的那类。这类人身上不会带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杀害。罪犯没有取钱，估计非比一般。可以推导出这两种假设吧？如何？”

我默默地歪一下头。

“不管怎样，你的名片是个把柄。因为现阶段我们手里除此外没有任何线索。”渔夫一边用圆珠笔头“橐橐”地敲击桌面，一边再三强调似的说道。

“名片那东西不过是印有名字的纸片而已。”我说，“成不了证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凭这纸片什么也证明不了。”

“此时此刻，”一直用圆珠笔头敲击桌面的渔夫说道，“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确证明不了。现在鉴别人员正在房间里对遗物进行检查，同时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会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间的脉络。只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时间里希望你再好好想一想。可能要熬个通宵，反正要搞彻底才行。时间一长，有很多东西便可能回忆起来。让我们再从头来一次，请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动仔细过一遍筛子，从早到晚一个不漏地……”

我觑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懒洋洋地指向五点十五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约会。

“能借电话用一下吗？”我问渔夫，“原定五点钟有个约会，很重要的约会，得告诉一声才好。”

“和女孩？”渔夫问。

“嗯。”

他点点头，把电话推到我这边来。我掏出手册，找到雪的电话号码，拨动号码盘。铃响到第三遍，她接起电话。

“是要说有事来不了吧？”雪先发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释说，“倒不是我的责任，但实在脱身不得，被领来警署，正接受询问，是赤坂署。解释起来话长，总之看样子轻易解脱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什么也没搞。只是作为杀人案的参考人给警察叫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滑稽。”雪听起来无动于衷。

“是的。”我承认。

“喂，总不会是你杀的吧？”

“当然不是我杀的。”我说，“我是屡遭失败屡出差错，但绝没杀人。不过是问问情况，提问接二连三。反正对你不起，另外找时间将功赎罪就是。”

“滑稽透顶！”言毕，雪“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也放下听筒，把电话还给渔夫。两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和雪的对话，似乎并无所得。假如他俩知道我是同一个十三岁女孩约会，必定进一步加深对我的怀疑。说不定以为我是个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来说，三十四岁的男子断不会同十三岁女孩幽会。

两人就我昨天一昼夜的坐卧行止无微不至地叮问一遍，并记录在案——把厚纸垫在底下，在便笺样的纸张上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东西实在毫无意义，真正的滑稽透顶，纯属浪费时间浪费劳力。上面不厌其详地写着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记着我晚饭所吃的蒟蒻的煮法。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了松鱼的削法。但玩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结果搞成了一份相当厚实的文稿，可惜全无价值可言。六点半，两人叫近处一家饭店的外卖点送来盒饭。盒饭不怎么高级，和低营养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鱼肉卷之类，无论味道还是用料都不敢恭维，油腻腻咸滋滋的。咸菜用的是人工着色剂。然而两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扫而光。原以为折腾得饭也难以下咽，看来那只是一时的气恼。

吃罢饭，文学端来淡而无味的温吞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又大过烟瘾。狭小的房间里烟雾蒸腾，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询问即刻开始。无聊提问的无尽循环。诸如《审判》从哪里读到哪里，何时换的睡衣等等。我向渔夫介绍了卡夫卡小说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兴致。对他来说，那情节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饭。我不由担心，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能否流传到二十一世纪。不管怎样，他竟连《审判》的主要情节也记录下来。何苦一一把这东西记录在案呢？我实在感到纳闷。端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式。我逐渐觉得傻气觉得厌倦起来。况且也累了，脑袋开始运转不灵。这一切太鸡毛蒜皮，太没有意义了。然而他们依然穷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项的间隙喋喋不休，且将我的答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有时碰到不会写的字，渔夫便问文学。对如此作业，两人似乎毫无厌烦情绪。估计疲劳还是有的，但决不懈怠。哪怕是再琐碎的事，也竖耳倾听，目光炯炯，以便随时找出漏洞。两人不时交替出去五六分钟，然后转回。坚韧不拔的斗士！

时值八点，询问人由渔夫换成文学。渔夫的两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劳，站着伸展挥舞一番，并转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烟。文学开问前也先吸了一支。换气不良的房间里，活像天气预报的气象图一般云遮雾绕，迷蒙一团。低营养食品和香烟云雾。我真想去外面尽情来个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厕所。文学指点说出门向右，到头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缓缓踱回。在厕所里做深呼吸说来未免反常，实际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拣四。起码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从厕所回来，文学重开战局。他详细地问了昨晚打来电话那个人的情况。和我算什么关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识的？打电话为哪桩事？为什么没有马上回电话？为什么休那么长的假？经济上支撑得了吗？税金申报了没有？如此啰嗦个没完没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渔夫一样花时间用工整的楷书记录在纸上。莫非他真的以为这种作业有意义不成？我无从判断。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日常工作，无须考虑有无意义。不折不扣的弗兰茨·卡夫卡式。两人之所以无休无止地把这无聊的事务性作业故意拖延下去，说不定是存心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我已经筋疲力尽，有问必答，答无不尽。总之我一心想早早结束了事。

但十一点时作业仍未终止，连终止的征兆也没有。十点渔夫走出房间，十一点折回。看样子是打了个盹，眼睛有点发红。他将自己不在时记录的内容过目一遍，然后将文学取而代之。文学端来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营养食品。

我早已无心恋战。

十一点半时我又累又困，遂宣布我不再开口说话。

“麻烦透了！”文学一边在桌上咔嗤咔嗤地挤压手指关节，一边俨然真的为难似地说，“此事刻不容缓，对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话，我想坚持最后搞完算了。”

“这种询问，我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我说，“坦率说来，我看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鸡毛蒜皮到后来也相当有用。根据鸡毛蒜皮侦破的案例不在少数，相反，因为忽视鸡毛蒜皮而事后追悔莫及的情况也并非个别。因为这毕竟是杀人案，一个人因杀致死。我们也都在严肃对待。对不起，请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有意，完全可以让上级批准把你作为重要参考人拘留起来，但那样会使双方增多麻烦，对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们想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们就不至于采取强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会如何？”渔夫从旁插话，“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么。”

我点点头，哪里都好，总比待在这烟味熏人的房间里强。

渔夫把我领往休息室。走过阴冷的走廊，迈下更阴冷的楼梯，又进入走廊，到处充满阴森森的气息。他们说的休息室原来竟是拘留所。

“这地方在我眼里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涩的微笑说道，“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

“只有这个地方，对不起。”

“纯属笑话！我回家。”我说，“明早再来。”

“喂喂，不上锁的。”渔夫说，“就算求你了，就忍耐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锁也是普通房间嘛。”

我再懒得同他舌来唇去，凑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锁的确也是普通房间。况且我已累得一塌糊涂，困得一塌糊涂，再没心思同任何人讲话，懒得开口。我摇摇头，不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触。湿乎乎的床垫和廉价毛巾被。厕所的气味。绝望感。

“不上锁的。”渔夫说罢，关上门，门咣地发出冷冰冰的声响。上锁也好不上锁也好，反正声音同样冰冷。

我喟叹一声，盖上毛巾被。有谁在什么地方大声打鼾，鼾声听起来既像是十分遥远，又似乎很近。仿佛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分裂成无数块互不往来的无可挽回的薄薄断层，鼾声便是从那断层的缝隙中发出来的，哀怨凄婉，飘忽不定，而又真切可闻。是咪咪！如此说来，昨晚我还想起你来着，那时不知你仍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是想起你来着，想起同你的欢娱，想起为你轻轻脱衣服的光景。怎么说呢，那简直像是同窗会。我是那样地轻松快活，犹如世界上所有的螺丝都松缓下来。我已好久未曾体味过这种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现在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对不起，什么都无能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的人生都是极其脆弱的。作为我，不能把五反田卷到丑闻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里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觉并作为杀人案参考人被传唤的事公诸于世，其形象必将受到损害，其主演的电视节目和广告便很可能跌价。说无聊便也无聊，无聊的形象，无聊的世道。但他将我视为朋友并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为朋友来对待。这是信义问题。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能和你相抱而卧我是那般惬意，简直是童话。我不知道那对你是不是一种慰藉，反正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记着你。我们俩扫雪一直扫到早上——官能式扫雪。我们使用经费在幻觉天地里相依相偎，黑熊扑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时想必痛苦万状，你不想告别人世吧，大概，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为你做。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体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休息吧，我说。

休息吧，思考发出回声。

正是，咪咪应道。

(1)指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

22

第二天的内容几乎是第一天的重复。早上三人又在同一房间集中，闷声喝咖啡，吃面包。这回的面包还凑合，羊角形的。吃完，文学把电动剃须刀借我一用。我原本不喜欢电动的，也只好用来应付一下。没有牙刷，只得在漱口上下了番功夫。接下去就是询问。无聊而无关紧要的询问。合法的拷问。这名堂犹如上发条的蜗牛玩具，断断续续持续到中午。大凡能问的两人都已问了，看样子已再无问题可问。

“啊，也就这样子了。”渔夫把圆珠笔置于桌面，说道。

两名刑警不约而同地呼出一口长气，我也长吁一声。我揣摩，两人把我扣在这里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取时间。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仅凭被害女子钱包里有张名片这一点就取得拘留许可，纵使我提供不出我不在现场的有力证据。所以他们只能设下这傻里傻气的卡夫卡式迷宫，把我牵制住不放，直到指纹和尸体解剖的结果证明我不是罪犯时为止。荒唐透顶！

但不管怎样，询问算是到此为止。我可以回家，洗澡，刷牙，像样地刮胡须，喝像样的咖啡，吃像样的饭食。

“好了，”渔夫直起身，通通地敲着腰部说道，“该吃午饭了吧？”

“询问像是完了，我这就回家。”

“那还不成。”渔夫难以启齿似的说。

“为什么？”

“需要签名，证明你是这么说的。”

“可以可以，签名好了。”

“签之前请确认一遍内容有无出入，要一行一行地看，事关重大嘛。”

于是我拿起三四十页之厚而又写得密密麻麻的公用笺，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起来。我边读边想，二百年过后，这等文章也许具有风俗研究的资料价值，其近乎病态的详细而客观的叙述，对研究人员想必有所帮助——城里一个三十四岁独身男性的生活光景不难在其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虽说没有代表性，但毕竟是时代的产儿。问题是此时在警署询问室里阅读起来，却是平添烦恼。花了十五分钟才读完。好在是最后一关，读完签上名，即可回家了事。读毕，我把记录纸在桌面上橐橐地蹾齐。

“可以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内容上我没有异议。签名就是，签在哪里？”

渔夫用手指飞快地转动圆珠笔，看着文学。文学拿起桌面上的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蹙起眉头盯着烟火。我腾起一种极其不快的预感。

“没有那么简单。”文学用分外徐缓的语调说道，如同内行人向外行人再三叮嘱什么，“这类材料，须是亲笔才行。”

“亲笔？”

“也就是，务必亲手抄写一遍，由你，用你的字。否则法律上无效。”

我往那叠公用笺上扫了一眼。我连发火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很想发火，很想骂一声岂有此理，很想拍案声称自己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告诫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很想起身一走了之。正确说来他们也明白没有阻挡我的权利。但我太累了，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争辩，无论对谁。我觉得与其争辩，莫如言听计从为好，那要省事得多。权当傀儡好了，累得当傀儡。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要好好发一顿火的。低营养食品也罢，香烟云雾也罢，电动剃须刀也罢，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年龄大了，变得懦弱起来。

“不抄。”我说，“累了，回家。我有权回家，谁也挡不了。”

文学发出模棱两可的语声，既像呻吟又像打哈欠。渔夫仰望天花板，用圆珠笔头通通地敲击桌面，且颇有节奏：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话要那么说，事情可就麻烦了。”渔夫开口道，“也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申请拘留许可就是。那样一来，可就再不可能这么和风细雨了。噢，也好，那样倒好办一些。嗯，是吧？”他问文学。

“是啊，那样反而好办。好，就那样好了。”文学应道。

“随便。”我说，“但在许可批下来之前我是自由的。就待在家里不动，批下来上门找我就是。横竖我得回家，在这里闷得慌。”

“拘留许可批下来之前，可以暂时约束人身自由。”文学说，“这条法律是有的。”

我本想叫他把六法全书搬来，把那条指给我看，可惜精力体力现已耗费一空。虽然明明晓得对方是虚张声势，也无力同其两军对垒。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就按你们说的办。不过得让我打个电话。”

渔夫把电话推过。我给雪打了第二次电话。

“还在警署，”我说，“看来得待到晚上，今天你那里去不成了，对不起。”

“还在那里？”她惊愕道。

“滑稽！”我抢先说出。

“怕不正常吧！”雪换个说法，词汇倒还丰富。

“干什么呢，现在？”

“没干什么，”她说，“闲得没什么可干。躺着听音乐，吃蛋糕，翻翻杂志什么的，就是这样。”

“噢——”我说，“反正出来就打电话过去。”

“能出来就好。”雪淡淡地说。

两人依然侧耳倾听我在电话中的言语，但似乎依然一无所获。

“那，反正先吃午饭吧！”渔夫说。

午饭是荞面条。面条脆弱得很，刚用筷子挑起便断成两截。犹如病人用的流质，带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两个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学其样子吃了下去。吃罢，文学又端来不凉不热的茶水。

午后如同深不可测的浑水河，静静流逝，房间里惟闻挂钟走动的喀喀声。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铃声。我只管在公用笺上奋笔疾书。两名刑警轮流歇息，时而到走廊小声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驱动圆珠笔，把这百无一用的无聊文章从左往右直录下来：“六点十五分左右，我准备做晚饭，首先从电冰箱里取出蒟蒻……”纯属消耗。傀儡！我对自己说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无怨言。

但也不尽然，我想。不错，我是有点当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争，自己的所作所为果真正确吗？难道不应该放弃对五反田的包庇而如实说明真相协助警方破案吗？我是在说谎。而说谎，任何种类的说谎都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纵使为了朋友。我可以讲给自己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使咪咪获得再生。我诚然可以这样说服自己，然而腰杆硬不起来，因而只好闷头抄写不止。傍晚，抄出二十页。长时间用圆珠笔写这么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劳作。渐渐地，手腕变酸，臂肘变重，手指变痛，头脑变昏，于是下笔写错，写错须用横线勾掉，并按以指印，不胜其烦。

晚间又是盒饭。我几乎提不起食欲，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卫生间对镜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为之吃惊。

“结果还没出来？”我问渔夫，“指纹、遗物和尸体解剖的结果？”

“没有，”他说，“还得一会儿。”

我好歹熬到十点，差五页没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多一个字也写不出了——我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于是渔夫又把我领去拘留所，到那里歪身便睡。没刷牙也好，没换衣服也好，统统顾不得了。

早上起来，我又用电动剃须刀刮了胡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想起还剩五页，便用两个小时抄了，然后逐页工整地签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学拿起检查一遍。

“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问。

“再回答一点点问题就可以回去了。”文学说，“放心，很简单，是我想起要补充的。”

我叹口气：“不用说，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当然。”文学说，“很遗憾，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没有材料没有印鉴，等于什么也没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阳穴，里边似乎有什么硬硬的异物钻了进去，在头脑里膨胀起来，且已无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几天，本来可以顺利取出。可怜之至！

“别担心，花不了多少时间，马上就完。”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琐碎提问时，渔夫返回房间，叫出文学。两人在走廊里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头，观察天花板边角处污痕一般附着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尸体照片上的阴毛无异。从那里往下，沿着墙壁裂缝渗出许多斑斑点点，仿佛瓷窑里烧出来的。那霉斑我想大约沁有无数出入这房间之人的体臭和汗味儿，也正是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而成为如此黑乎乎的斑点。这么说来，我好像已经好久没见到外面的风景，好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冷酷绝情的场所！这里，他们企图调动所有手段来扼杀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严人的信念。为了不致留下看得见的外伤，他们在心理战术上大做文章，巧妙地布下形同蚁穴的官僚主义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不安，使其避开阳光，使其吃低营养食物，使其出汗，从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上整齐地合拢双手，闭目回想雪花纷纷的札幌街头，回想庞大的海豚宾馆和服务台那个女孩。她现在怎么样了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务台里嘴角挂着闪闪耀眼的营业性微笑吧。现在我很想从这里打电话同她交谈，很想开一句下里巴人的玩笑。然而我连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无法打电话。是个可爱的女孩，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样的撩人心弦。宾馆精灵。她喜爱宾馆里的工作。与我不同，我从未喜爱过什么工作。工作起来倒也一丝不苟，但一次也未喜爱过。而她却喜爱工作本身。离开工作岗位，她便显得弱不禁风，显得惶惶不安。当时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没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谈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杀害。

趁她尚未失踪。

23

片刻，两名刑警折回房间。这回都没有落座。我仍呆呆地眼望霉斑。

“你可以回去了，已经可以了。”渔夫声音淡漠，“辛苦了。”

“可以回去？”我愕然反问。

“询问结束了，完事了。”文学接道。

“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渔夫说，“已经不便继续把你留在这里了。可以回去了，辛苦了。”

我穿上满是烟味儿的茄克，离座站起。缘故尚不明了，但看来还是趁对方变卦之前快快溜走为妙。文学送我到门口。

“跟你说，昨天晚间就已看出你不是罪犯。”他说，“鉴别和解剖的结果，证明你同此案毫无瓜葛。所剩精液的血型不符，也没发现有你的指纹。不过，你有所隐瞒，所以才留住不放，以便从你嘴里敲打出点什么。你有所隐瞒这点我们看得出来，凭直觉，凭职业直觉。那女子是谁，提示一下你总可以做到吧？然而你由于某种理由隐瞒了下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没那么容易蒙混，老手嘛，况且人命关天。”

“对不起，你说的我莫名其妙。”我说。

“也可能还要劳你前来。”他从衣袋里掏出火柴，用火柴杆按着指甲根说，“动起真格来，我们可是要一追到底的。这回要准备得万无一失，即使你把律师拉来，我们也眼皮都不眨一下。”

“律师？”我问。

但此时他已消失在建筑物里边了。我拦辆出租车赶回住处，往浴槽里放满水，慢慢地将身体沉入其中。然后刷牙、刮须、洗头。浑身全是烟味儿。鬼地方，蛇洞一样。

洗罢澡，我煮了些花椰菜，边吃边喝啤酒，接着放上一张阿萨·普拉依索库在贝西“伯爵”管弦乐队伴奏下演唱的唱片。唱片华丽无比，十六年前买的，一九六七年。听了十六年，百听不厌。

随后我稍睡了一觉。出门拐弯，又转了回来——便是这种睡法。约睡了三十分钟。睁眼醒来，看表才不过一点。我拿起游泳衣和毛巾塞进手提袋，乘上“斯巴鲁”赶去千驮谷室内游泳池，畅畅快快游了一个小时。如此好歹恢复了人的心绪，食欲也多少上来了。我给雪挂去电话，她在。我告诉说已经从警署脱身出来，她冷冷地说那好。我问吃了午饭没有，她说还没有，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两块奶油馅点心。饮食生活照样不成体统，我想。我说这就去接，一起去吃点什么。她嗯了一声。

我驾起“斯巴鲁”，绕过外苑，沿着绘画馆前的林荫道，从青山一丁目驶至乃木神社。春意一天浓似一天。在我滞留赤坂警署两个晚上的时间里，风的感触已变得温情脉脉。树的叶子愈发青翠迎人，光线已失去棱角，变得和蔼可亲，就连城市的噪音也如田园交响曲一般娓娓动听。世界如此美好，肚子也觉得饿了。太阳穴里边硬硬的异物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我刚一按门铃，雪便跑下楼来。她今天穿一件鲍伊运动衫，外套褐色真皮茄克，肩上一个帆布挎包。挎包上别着斯特雷、斯特利和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好个奇妙的搭配，不过也无所谓。

“警署有意思？”雪问。

“一塌糊涂，”我说，“和乔治男孩的歌唱同样一塌糊涂。”

“唔。”她无动于衷。

“下回给你买个猫王纪念章，替换一下。”我指着挎包上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说道。

“怪人。”她说。果然词汇丰富。

我首先把她领进一家像样的饭馆，让她吃了用全麦粉面包做的烤牛肉三明治和蔬菜色拉，喝了真正新鲜的牛奶。我也吃了同样的食物，喝了杯咖啡。三明治味道不错，酱汁清淡爽口，肉片柔软滑嫩，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山萮末和西洋芥末，味道冲得势不可挡。这才叫吃饭。

“喂，往下去哪里？”我问雪。

“辻堂。”

“那好，”我说，“就去辻堂。不过为什么去辻堂呢？”

“我爸爸住在那里，”雪答道，“他说想见你。”

“见我？”

“他人并不那么坏的。”

我喝着第二杯咖啡，摇摇头说：“我不是说他人不好，是想说你爸爸为什么要特意见我。你向爸爸提起我了？”

“嗯，在电话里。告诉他是你把我从北海道领回来的，还说你给警察带去回不了家。结果爸爸就通过一个认识的律师向警察打听了你的情况。他在这方面交游很广，相当讲究现实。”

“原来如此，”我说，“是这样！”

“顶用吧？”

“顶用，顶用得很。”

“我爸说了，说警察没权利扣住你不放，你要是想回去，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在法律上。”

“知道的，这个。”

“那干吗不回去？说声回去不就完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我稍想一下说，“或许是自我惩罚吧。”

“不一般。”她支着下颏说。词汇确够丰富。

我们坐着“斯巴鲁”往辻堂驶去。偏午时分，路上车少人稀。雪从挎包里掏出很多磁带，放进音响。从鲍勃·马里的《去国离乡》到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各色音乐在车内流淌不止。有的兴味盎然，也有的单调无聊，但都同窗外景致一样稍纵即逝。雪几乎没有开口，舒舒服服靠着座席欣赏音乐。她拿起我放在仪表板的太阳镜戴上，吸了一支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我则默默地集中精力开车，不时地变换车挡，眼睛盯视远处的路面，仔细地辨认每一个交通标识。

有时候我很羡慕雪，她今年才十三岁。在她眼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包括音乐、风景和世人，想必同我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在过去也是如此。我十三岁的时候，世界要单纯得多。努力当得报偿，诺言当得兑现，美当得保留。但十三岁时的我并不是个特别幸福的少年。我喜欢一个人待在一边，相信孤单时的自己，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容不得只有我自己。我被禁锢在家庭与学校这两大坚不可摧的樊笼之中，感到一阵阵焦躁不安。一个焦躁的少年。我恋上了一个女孩，这当然不可能如愿。因为我连恋爱为何物都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同她说过几句话。我性格内向，反应迟缓。我很想对老师和父母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大唱反调，却吐不出相应的言词。无论干什么都干不顺当。同无论干什么都左右逢源的五反田恰成对比。不过，我可以捕捉到事物新鲜的风姿，那实在是令人快慰的时刻。香气四下飘溢，泪水滴滴灼人，女孩美如梦幻。摇滚乐永远是摇滚乐，电影院里的黑暗是那样的温柔而亲切，夏日的夜晚深邃无涯而又撩人烦恼。是音乐、电影和书本陪我度过这几多焦躁的日夜晨昏，于是我记住了萨姆·库克和纳尔逊唱片里的歌词。我构筑了独有我自己的小天地，并生活其中。那时我十三岁，与五反田在同一个物理实验班。他在女孩们热辣辣的目光中擦燃火柴，优雅地点燃煤气喷灯，忽地一闪。

他为什么偏偏羡慕我呢？

令人费解。

“喂，”我跟雪搭话，“给我讲讲穿羊皮那个人的事好吗？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又怎么晓得我见过他？”

她朝我转过脸，摘下太阳镜，放回仪表板，然后微微耸下肩：“那之前能先回答我的提问？”

“可以。”

雪随着菲尔·科林斯的歌声——犹如醉了一整夜后醒来见到的晨光那样迷蒙而哀婉的歌声——哼唱了一会儿，随后又把太阳镜拿在手里，摆弄着眼镜腿的弯钩。“以前在北海道时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说我在你幽会过的女孩当中是最漂亮的。”

“是那样说过。”

“那是真的，还是为了讨我欢心？希望你坦率地告诉我。”

“是真的，不骗你。”我说。

“同多少人幽会过，这以前？”

“数不胜数。”

“两百个？”

“不至于。”我笑了笑，“我没有那么好的人缘，倒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总的来说仅限于局部。幅度窄，又缺乏广度。充其量也就十五个左右吧。”

“那么少？”

“惨淡人生。”我说，“暗，湿，窄。”

“限于局部。”

我点点头。

她就我这人生沉思了一会，但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勉为其难，年纪太小。

“十五个？”她说。

“大致。”我再次回顾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三十四年人生之旅，“大致十五个。顶多不超过二十个吧。”

“才二十个！”雪失望似的说，“就是说在那里边我是最漂亮的啰？”

“嗯。”

“没怎么同漂亮女孩交往过？”她问。接着点燃第二支烟。我发现十字路口站着警察，便抢过扔出窗口。

“同相当漂亮的女孩也交往过的。”我说，“但数你顶漂亮，不骗你。这么说不知你能不能理解：你的漂亮是自成一格的漂亮，和别的女孩不同。不过求求你，别在车里吸烟。从外面看得见，而且熏得车子满是烟味。上次也跟你讲过，女孩小时吸烟吸过量，长大会变得月经不调。”

“滑稽！”

“讲一下披羊皮那个人。”我说。

“羊男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你说的呀，前几天的电话里。说是羊男。”

“那样说的？”

“是啊。”

道路有些堵塞，等信号灯等了两次。

“讲讲羊男，在哪里遇见的？”

雪耸耸肩：“我，并没见过羊男，只是一时的感觉。看见你以后，”她把细细长长的头发一圈圈缠在手指上，“我就有那种感觉，感觉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你身上有那种气氛。每次在宾馆见到你，我都产生那种感觉。所以才那么问你，并不是说我特别了解什么。”

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思考着雪的这番话。有必要思考，有必要拧紧头脑的螺丝，拧得紧紧的。

“所谓一时的感觉，”我问道，“就是说你心目中出现了他的身影，羊男的身影？”

“很难表达，”她说，“怎么说好呢，反正并不是说羊男那个人的身影真真切切地在眼前浮现出来，你能明白？只是说目睹过那一身影的人的感觉像空气一样传到我身上，眼睛是看不见的。虽说看不见，但我可以感觉到，可以变换成形体——准确说来又不是形体，类似形体罢了。即使能够将其原封不动地出示给别人，我想别人也根本摸不着头脑。就是说，那形体独有我一个人明白。哎，我怎么也解释不好。傻气！喂，我说的你明白？”

“模模糊糊。”我坦率地回答。

雪皱起眉头，咬着太阳镜的弯钩。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呢，”我试着问，“你感觉到了我身上存在或依附我而存在的某种感情或意念，并且可以将其形象化，就像描绘象征性的梦境一样？”

“意念？”

“就是思想冲动。”

“嗯，或许，或许是思想冲动，但又不完全如此。还应该有促使思想冲动形成的东西，那东西又非常之强——大约可以称为意念驱动力。而我便感觉出了它的存在，我想是一种感应。并且我可以看见它，但不像梦。空白的梦，是的，是这样的，空白的梦。其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身影。对了，就像把电视荧屏的亮度忽儿调得极亮忽儿调得极暗时一样。虽然上面什么也看不见，但若细细分辨，肯定有谁存在其中。我感觉出了那个，感觉出了那里边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不是坏人，不，甚至不是人，但并不坏。只是看不见，像明矾画似的，有是有的，知道有，但看不见。只能作为看不见的东西看，没有形体的形体。”她伸下舌头，“解释得一塌糊涂。”

“不，你解释得很好。”

“当真？”

“非常出色，”我说，“你想说的我隐约明白，但理解还需要时间。”

穿过町中，来到辻堂海滨后，我把车停在松林旁边停车场的白线内。里面几乎没有车。我提议说稍微走一阵。这是四月间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下午。风似有若无，波平浪静。海湾那边就像有一个人轻轻拉曳床罩一般聚起道道涟漪，旋即荡漾开去。波纹细腻而有规则。冲浪运动员只好上陆，仍穿着简易潜水服坐在沙滩上吸烟。焚烧垃圾堆的白烟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左边，江之岛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依稀可辨。一只大黑狗满脸沉思的神情，沿着水岸交际处以均匀的小快步从右往左跑去。海湾里渔舟点点，其上空海鸥如白色的漩涡，悄无声息地盘旋不止。海水似也感觉到了春意。

我们沿着海边的人行道，朝着藤泽方向一路慢慢走去，不时同慢跑者或骑着自行车的女高中生擦肩而过。到得一处合适的地方，两人便坐在沙滩上观海。

“时常有那种感觉？”我问。

“不是时常，”雪说，“偶尔。只是偶尔感觉得到。能使我感觉得到的对象没那么多，寥寥无几。而且我尽量避免那种感觉。一旦感觉到什么，我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每当意识到可能有所感觉，我就‘啪’一声关闭起来。那种时候凭直觉意识得到。关闭之后，感觉就不至于陷得那么深。这和闭上眼睛是一回事。只不过关闭的是感觉。那一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有什么是知道的，但看不见。如此坚持一会儿，便再也看不见什么，对了，看电影时，当预感要出现恐怖场面的时候，不是会闭起眼睛吗？和那一样，一直闭到那场面过去，闭得紧紧的。”

“为什么要闭？”

“因为不愉快。”她说，“过去——更小些的时候——是不关闭的。在学校也是，一感觉到什么就说出口来。但那样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就是说，我连谁将要受伤都晓得，于是对要好的同学说‘那人要受伤的’。结果那人真的受了伤。这样有过几次，大家都把我当成什么妖怪，甚至管我叫‘小妖’，风言风语的。我当然伤心得不得了。从那以后就什么也不再说了，对谁也不说。每当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我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可我那时候没有关闭吧？”

她耸耸肩：“像是太突然了，来不及。那图像冷不防地浮现出来——在第一次见到你时，在宾馆酒吧里。当时我正在听音乐，听摇滚乐……什么都听，杜兰·杜兰也好，鲍伊也好……嗯，反正是我正听音乐的时候。我没怎么提防，整个身心放松下来。所以我喜欢音乐。”

“就是说你大概有预知能力吧？”我问，“比如你可以事先知道谁将要受伤等等，对吧？”

“说不准。我觉得好像和这个还不大一样。我不是预知什么，只是感觉得出其中存在的征兆。怎么表达好呢，每当发生什么之前，总有一种相应的气氛吧？明白不？譬如玩单杠摔伤的人，总有粗心大意、盲目自信的表现吧？或者得意忘形什么的。对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非常非常敏感。它像块状空气一样，危险——每当我闪过这一念头，那空白梦境般的图像便倏地产生出来。是产生，是发生，而不是预知。尽管图形模糊得多，但毕竟发生了，而且我能看见，但我再不能说什么。一说什么，大家就管我叫妖怪。我只是看着。我觉得此人可能烧伤，结果真的烧伤了。但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滋味很不好受吧？自我厌恶！所以我才关闭起来。一旦关闭，也就避免了自我厌恶。”

她抓起砂子玩着。

“羊男真有其人？”

“真有。”我说，“那宾馆里有他住的地方。宾馆之中还有另一个宾馆，那是一般人看不见的场所，但的的确确保留在那里。为我保留，为我存在。他就在那里生活，把我同许多事物连接在一起。那场所是为我设的，羊男在那里为我工作。假如没有他，我和许许多多的东西就连接不好。他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像电话接线员一样。”

“连接？”

“是的。当我寻求什么，打算同其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就为我接上。”

“不大明白。”

我也学雪的样子，捧起细砂，让它从手指间漏下去。

“我也不大明白，是羊男对我那样解释的。”

“羊男很早以前就有了？”

我点点头：“嗯，很早就有的，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存在，觉得那里有什么。不过其成为羊男这一具体形体，则是不久前的事。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羊男开始一点点定型，其所在的世界也开始定型。什么缘故呢？我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有那种必要吧。年龄增大以后我失却了很多很多东西，因而才有那种必要。就是说，为了生存下去，恐怕需要那种帮助。但我还搞不清楚，也许有其他原因。我一直在考虑，但得不出结论。傻气！”

“这事跟谁说过？”

“没，没有。说了估计也没人肯信。没有人理解的。再说我又说不明白。提起这话今天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同你可以说得明白。”

“我也是头一次说得这么详细。这以前始终没有说过。爸爸妈妈倒是知道一些，但我从未主动说起过。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话还是不说为好，本能地。”

“这回能互相说出来，真是难得。”

“你也是妖怪帮里的一个哟！”

返回停车场地的路上，雪讲起她的学校，告诉我初中是何等惨无人道的地方。

“从暑假开始一直没有上学。”她说，“不是我讨厌学习，只是讨厌那个场所。忍受不了。一到学校心里就难受得非吐不可。每天都吐。一吐就更受欺侮了，统统欺侮我，包括老师在内。”

“我要是和你同班，绝不会欺侮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雪久久地望着大海：“不过因为漂亮反遭欺侮的事也是有的吧？况且我又是名人的女儿。这种情况，或被奉为至宝，或被百般欺侮，二者必居其一，而我属于后者。和大家就是相处不来，我总是紧张得不行。对了，我不是必须经常把自己的心扉偷偷关闭起来吗？这也就是我整天战战兢兢的起因。一旦战战兢兢，就像个缩头缩脑的野鸭子似的，于是都来欺侮，用那种低级趣味的做法。简直低级趣味得叫人无法相信，羞死人了，实在想不到会那么卑鄙。可我……”

我握住雪的手。“没关系，”我说，“忘掉那种无聊勾当，学校那玩意儿用不着非去不可，不愿去不去就是。我也清楚得很，那种地方一塌糊涂，面目可憎的家伙神气活现，俗不可耐的教师耀武扬威。说得干脆点，教师的百分之八十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或者是无能之辈兼虐待狂。满肚子气没处发，就不择手段地拿学生出气。繁琐无聊的校规多如牛毛，扼杀个性的体制坚不可摧，想像力等于零的蠢货个个成绩名列前茅。过去如此，现在想必也如此，永远一成不变。”

“真那样看待？”

“那还用说！关于学校的低俗无聊，足足可以讲上一个钟头。”

“可那是义务教育呀，初中。”

“那是别的什么人认为的，不是你那样认为。你没有义务非去受人欺侮的场所不可，完全没有。而讨厌它的权利你却是有的，你可以大声宣布‘我讨厌’。”

“可往后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不成？”

“我十三岁时也曾经那样想过，以为人生就将这样持续下去。但不至于，车到山前必有路。要是没有路，到那时再想办法也不迟。再长大一点，还可以谈恋爱，可以让人买胸罩，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会有所改变。”

“你这人，真是傻气，”她吃惊似的说，“告诉你，如今十三岁的女孩，胸罩那东西任谁都有的。你怕是落后半个世纪了吧？”

“噢。”

“嗯，”雪再次定论，“你是傻透了！”

“有可能。”

她不再说什么，在我前头往停车处走去。

24

雪的父亲的房子靠近海边，到达时已是薄暮时分。房子古色古香，宽宽大大，院子里草木葳蕤，有一角还保留着湘南作为海滨别墅地带时期的依稀面影。四下悄然无声，春日沉沉西坠，气氛十分和谐。点点处处的庭院里，株株樱树含苞欲放。樱花开罢，玉兰花不久便将绽开花蕾。此种色调和芳香每天都略有不同的朝朝暮暮，可以使人感觉到季节的交相更迭。这等场所居然被保存下来了。

牧村家四周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是古式的，带有顶檐，惟独名牌十分之新，黑色的墨迹赫然勾勒出“牧村”二字。一按门铃，稍顷出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高个男子，把我和雪让进里边。男子一头短发，彬彬有礼，对我对雪都很客气，看样子已经与雪相见多次了。他笑的方式同五反田差不多，给人以玉洁冰清的愉悦之感，当然远不及五反田那般炉火纯青。他一边带我们往院子里头走，一边说他是给牧村先生当助手的。

“开车，送稿，查资料，陪着打高尔夫球、打麻将、出国，总之无所不做。”其实并没有问他，他兀自乐在其中似的向我介绍起来，“用句老话，就算是伴读书童吧。”

“唔。”我应道。

雪看样子很想说他一句“傻气”，但未出口。她说话大概也是要看对象的。

牧村先生正在内院练高尔夫球。在两棵树之间拉了张网，瞄准正中目标猛地将球击出。可以听见球棒挥起时那“嗖”的一声——那是世上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听起来十分凄凉幽怨。何以如此呢？很简单：偏见而已。我是无端地厌恶高尔夫球这项运动。

我们进去后，他回头把球棒放下，拿起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去脸上的汗，对雪说了句“你来啦”。雪倒像什么也没听见，避开目光，从茄克袋里掏出口香糖，剥掉纸投入口中，咕嘎咕嘎地大嚼起来，随手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到树盆里。

“‘您好’总要说一句吧？”牧村道。

“您好！”雪勉强地说完，双手插进茄克口袋，一转身不见了身影。

“喂，拿啤酒来！”牧村先生粗声大气地命令书童。书童声音洪亮地应罢，快步走过院子。牧村先生大声咳嗽一声，“呸”地往地面吐了一口，又拿起手巾擦脸上的汗。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只管目不转睛地盯视绿色的网和白色的目标，仿佛在综合观察什么。我则茫然地看着长有青苔的石块。

此时此地的气氛，我总觉得有点不大自然，有点造作，有点滑稽好笑。并不是说哪里有什么欠妥，也不是谁有什么差错，只是觉得有一种模仿性的拙劣痕迹。表面看来大家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作家与书童。但若放在五反田身上，我想会表演得更加妙造自然，更加富于魅力。他那人干什么都干得漂亮，无论脚本多么糟糕。

“听说你关照了雪。”先生开口了。

“算不得什么，”我说，“不过一起乘飞机回来罢了，什么也没做的。反倒是我劳您在警察那边费了心，帮了大忙，实在谢谢。”

“唔，啊，不，哪里哪里。反正算是再不互欠人情。别介意。况且是女儿求的我，她有求于我可是稀罕事。没有什么。我也向来讨厌警察，一九六○年害得我也好苦。桦美智子死的时候，我在国会外面来着。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以前……”

说到这里，他弯腰捡起高尔夫球棒，转向我，边用球棒通通地轻敲腿部，边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的脚，再看着我的脸，俨然探索脚和脸之间的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心里一清二楚。”牧村拓说。

我点点头，未表现出很大热情。

“打高尔夫球？”

“不打。”

“讨厌？”

“无所谓讨厌喜欢，没有打过。”

他笑道：“不存在无所谓讨厌喜欢吧。大体说来，没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属于讨厌那一类，百分之百。直言相告好了，很想听听直言不讳的意见。”

“不喜欢，直言相告的话。”

“为什么？”

“哪一样都使我觉得滑稽。”我说，“比如神乎其神的用具，故弄玄虚的入场券、旗子、衣着和鞋，以及蹲下观察草地时的眼神、侧耳的方式，总之，没有一样合我的意。”

“侧耳方式？”他满脸疑惑地反问。

“随便说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大凡同高尔夫球有关的一切我都看不顺眼。侧耳方式是开玩笑。”

牧村又用空漠的眼神看了我好半天。

“你这人有点不同一般吧？”他问。

“完全一般。”我说，“再普通不过的人，只是玩笑开得不够风趣。”

不大工夫，书童拿着两瓶啤酒和托有两只杯子的盘子走来。他把盘子放在檐廊上，用开瓶器打开瓶盖，往杯里斟满啤酒，又快步离去。

“噢，喝喝！”他去檐廊上躬身坐下，说道。

我客气一下，拿起酒杯。喉咙正又干又渴，喝起来格外可口。不过还要开车，多喝不得，只限一杯。

牧村的年龄，确切的我不清楚，应在四十五岁上下。个头并不很高，但由于身材长得魁伟，看上去块头很大。胸脯厚实，胳膊粗脖子粗。脖子粗得有点过分，倘稍细一些，说是运动员也未尝不可。可惜粗得几乎同下颏直接相连，耳朵下边的肉又松弛得无可救药，显然是多年忽视运动的结果。如此状态，纵使再打高尔夫球也于事无补。而且年龄越来越大，毕竟岁月不饶人。过去我从照片上见到的牧村拓则正当青年，端庄秀气，目光炯炯。虽然算不得英俊，但总有一种引人注目之处，俨然一副文坛新秀风采，前途无可限量。那是多少年前来着？十五六年以前吧？如今眼神仍带些许锐气，在光线与角度的作用下，看上去有时依然顾盼生辉。头发很短，白发已随处可见。或许是打高尔夫球的关系，皮肤晒得同红葡萄酒色的鳄鱼牌马球衫难分彼此。衬衫自然没扣纽扣。脖颈太粗，马球衫在他身上相当局促。脖子这东西，太细显得饥寒交迫，过粗则显得热不可耐，个中分寸甚难把握。若是五反田，我想肯定会穿得潇洒有致。喂喂，老想五反田怎么成！

“听说你靠写什么东西为生。”牧村说。

“谈不上是写，”我说，“提供补白填空的只言片语而已。内容不论，只要写成文字就行。那东西总得有人来写，由我来写罢了。同扫雪工一样，文化扫雪工。”

“扫雪工，”说着，牧村瞥了一眼身旁的高尔夫球棒，“好幽默的说法！”

“多谢。”

“喜欢写文章？”

“对我眼下干的事，既说不上喜欢也算不上讨厌，不是那种档次上的工作。不过，有效的扫雪方法这玩意儿确实还是有的，例如诀窍啦技巧啦姿势啦用力方式啦等等。琢磨这些我并不讨厌。”

“答得痛快。”牧村赞叹似的说。

“档次越低，事物越单纯。”

“哪里！”接着沉默了十五秒，“扫雪工这说法是你想出来的？”

“是啊，我想是的。”

“我借用一下如何？用一下这个‘扫雪工’。这词儿很风趣。文化扫雪工。”

“完全可以，请请。又没申请什么专利。”

“你想说的我也感同身受。”牧村一边捏弄耳轮一边说，“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又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可不这样认为。那时世界更小，叫人有奔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把握得住，别人追求什么，也完全了然于心。传播媒介本身很小，像个小村子，大家见面都相识。”

他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拿起瓶子把两个人的杯子斟满。我说不要，他没理。

“可现在不同。所谓正义云云，谁都不懂，全都不懂。所以只能应付好眼前的事。扫雪工，如你所说。”说罢，他又盯住两棵树干之间那张绿色的网。草坪上落有三四十个白色高尔夫球。

我啜了口啤酒。

牧村开始考虑往下该说什么。考虑需要时间，但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点。因为他已习惯众人静等他的谈话。无奈，我也只好静等他重开话题。他一直用手指摆弄着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

“女儿同你很合得来，”牧村说，“她并非同任何人都合得来，或者说几乎同任何人都合不来。和我没有几句话好说。和她母亲虽也说不上几句，但起码还算尊敬。对我则连尊敬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甚至瞧不起我。她压根儿没有朋友，好几个月连学也没上，光是闷在家里一个劲儿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音乐。可以说很成问题，实际上班主任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和别人格格不入，同你却合得来——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脾气相投？”

“或许。”

“对我女儿，你怎么看？”

回答之前，我踌躇了一下，这简直同面试无异，不知该不该直言无忌。“正值棘手的年龄。本来就棘手，家庭环境又恶劣得几乎无可收拾。谁也不照看她，谁也不负责任。没有人和她交谈，没有人能掏出她的心里话。心灵严重受创，而这创伤又无人可医。双亲过于知名，脸蛋过于漂亮，负担过于沉重，而且有与众不同之处，似乎过于敏感……总之有点特殊。原本是个乖觉的孩子，如果照看得当，可以茁壮成长。”

“问题是没人照看。”

“是啊。”

牧村喟然一声长叹，然后把手从耳边收回，久久凝视指尖：“你说得不错，完全正确。不过我是束手无策。首先，离婚时已经明明白白地立下字据，讲明我对雪一概不得插手。没有办法，当时我到处寻花问柳，态度硬不起来。准确地说，现在这么同雪会面其实也要征得雨的许可才行。这名字要命吧，雨雪交加！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其次，刚才我也说了，雪根本不靠近我，我说什么她都当耳旁风。实在叫人无可奈何。我喜欢女儿，当然喜爱，就这么一个孩子嘛！但就是不行，一筹莫展。”

说罢，他又盯视绿网。暮色渐深，四下苍然，散在草地上的白色高尔夫球仿佛满满一筐关节骨撒得满地都是。

“虽说如此，总不能完全袖手旁观吧？”我说，“她母亲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满世界飞来飞去，没时间考虑孩子，甚至连有孩子这点都忘到九霄云外。钱也不给就把孩子扔到北海道宾馆里一走了之，而记起这一点又花了三天时间，三天！领回东京又怎么样呢，一个人整天憋在公寓房间里，哪里也不去，只是听摇滚乐，一味靠吃干炸鸡肉和糕点打发日子。学校也不去，同伴也没有，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当然，这是别人家的事，我这也许是多管闲事。可实在看不下去。莫非我这想法过于注重现实，过于流于常识，过于中产阶级不成？”

“不不，百分之百正确。”牧村缓缓点头，“完全正确，无可指责，百分之二百正确。所以才有件事和你商量，也正因如此才特意把你请到这儿来。”

不祥之感掠过心头。马死了，印第安人的鼓声停止了。一片沉寂。我用小指尖搔搔太阳穴。

“就是，能否请你照看一下雪。”他说，“这里说的照看也不特别麻烦，只要你不时地见她一下，一天两三个小时。两人说说话，一起吃顿像样的饭就可以的，就足矣。我作为请人工作来付酬金。换句话说，你把自己看作不教课的家庭教师就是。你现在挣多少？我想可以基本保证那个数字。其余时间随便你干什么，只希望你一天见她两三个小时。活计还不算差吧？我同雨也在电话里商量过了。她如今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我大致讲了一下情况，雨已同意拜托给你。她还是以她的方式认真考虑了雪的问题。只不过人有点奇特，神经不地道，才能倒是有，出类拔萃。脑袋一时一个变化，像保险丝跳闸似的。什么都给她忘得一干二净。而若论起现实问题，那简直提不起来，加减法都稀里糊涂。”

“不大理解。”我有气无力地笑道，“那样合适么？那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爱，是对方真正打心眼里爱自己的明证。而这个我无法给予，能给予的只有父母。对这点你和你的太太应该有个明确认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年代的女孩子无论如何都需要同年代的同性朋友，需要能唤起感情共振的、畅所欲言的同性朋友，光是有这样的朋友本身就会感到十分开心。而我，一来是男的，二来年纪相差悬殊。再说，你也好，太太也好，对我还一无所知吧？十三岁的女孩，在某种意义上已是大人了。而且那么漂亮，精神上又不大稳定，把这样的孩子托付给素不相识的男子合适吗？你对我了解什么呢，到底？我刚才还因为杀人嫌疑被扣在警署里呢！假如我是罪犯怎么办？”

“你杀的？”

“何至于！”我叹息道。父女俩的问话一模一样，“杀可是没杀。”

“所以不就行了！既然你说没杀，那恐怕就是没杀。”

“何以如此相信？”

“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不是强奸幼女的类型，这个我一看就晓得。”牧村说，“而且我相信雪的直感。那孩子身上，向来有一种特别敏锐的直感，与一般所说的敏锐还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有时敏锐得令人不快，像有什么神灵附体似的。和她在一起，有时我看不见的东西她都能看见，不容你不佩服。明白我这种感觉？”

“多多少少。”我说。

“是她母亲的遗传，那种古怪之处。不同的是她母亲将其集中用于艺术，于是人们称之为天赋；而雪不具有使之集中的对象物，任凭它漫无目的地流溢，一如水从桶里淌出，一如神灵附体。是她母亲的血统，那个。我可是没有，根本没有。我不古怪。所以母女两个才不正经理睬我。我也觉得和她俩生活有些辛苦。短时间里我不想看到女人。你肯定不明白，不明白和雨雪两个一起生活是怎么回事。雨和雪哟，活活要命！简直成了天气预报！但我当然喜欢她俩，现在也时不时给雨打电话交谈，不过绝不想再在一起生活。那简直是地狱。即使我有当作家的才华——有过的——也被那种生活折磨得精光，坦率地说。时下，才华诚然没有了，但我自以为还干得不错。扫雪，高效率扫雪，如你所说，说得真妙。讲到哪里来着？”

“讲到我可不可以相信。”

“对对。我相信雪的直感，雪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好了。我人并不那么坏，有时是写一些不地道的文章，但人不坏的。”他又咳嗽一声，往地面吐一口，“怎么样，不能帮帮忙？帮忙照看一下雪？你说的我也完全明白，那的确是父母的职责。问题是她那个人不大正常，而我又无计可施，刚才已经说过。能指望的人只有你。”

我久久望着自己杯中的啤酒泡沫。何去何从呢？我拿不定主意。不可思议的一家。三个怪人和一个书童忠仆，犹如宇宙家族鲁滨孙。

“时常见见她是没有关系的。”我说，“但不能每天都见。一来我也有我要做的事，二来我不喜欢义务性地同人见面。想见的时候才见。钱我不要。眼下我不缺钱花，而且，既然我把她作为朋友交往，那笔开销我自然付得起——如果答应，只能以这种条件答应。我喜欢她，见面恐怕对我也是乐趣。只是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可以吗？关于她将来的发展，不用说，最终责任在你们身上。即使为了明确这点，我也是不能拿钱的。”

牧村点点头，耳下的肉摇摇颤颤。靠打高尔夫球那肉是去不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而这点在他是做不到的。倘能做到，早该做了才是。

“你的意思我十分理解，也合乎情理。”他说，“我不是想往你身上推卸责任，不必顾虑什么责任。除你以外，我们无人可选，所以才这样低头相求，根本不会提起什么责任之类。钱的事到时候再考虑也好，我这人可是有借必还的，这点请你记着。但眼下恐怕你说得有道理，就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办理。要是用钱，我也好雨也好，同哪边联系都行。哪边都不缺钱，不必客气。”

我没表示什么。

“看上去你这人也非常固执。”

“不是固执，只是我也有我的思维体系。”

“思维体系？”他又用手指摆弄起耳轮，“那东西没多大意思，和手工做的真空管扩音器一个样。与其花时间费那个麻烦，不如去音响器材商店买个新的晶体管扩音器，又便宜音质又好。坏了人家马上上门来修，更新时甚至可以把旧的折价。现在不是议论什么思维体系的时代。那东西有价值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今天不同。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得到，思维也买得到。买个合适的来，拼凑连接一下就行了，省事得很。当天就可使用，将A插进B里即可，瞬间之劳。用旧了，换个新的就是，换新的更便利。假如拘泥于什么思维体系，势必被时代甩下。是非曲直搬弄不得，那只能让人心烦。”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归纳道。

“一针见血。”

随后陷入沉默之中。

周围已经相当暗了。附近有只狗神经质地叫着。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牧村拓盘腿坐在檐廊上，若有所思地喝着啤酒。我暗想，自回东京以来，见到的全是些奇特分子——五反田、两名高级妓女（一名死了）、一对死缠活磨的刑警、牧村拓和书童忠仆。我一边打量暮色深重的庭园，一边侧耳倾听狗的吠声和钢琴的旋律，蓦然觉得现实渐次解体，最后融入夜色之中。诸多物体失去本来面目，失去原有意义，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混沌世界。五反田那抚摸喜喜裸背的优雅手指也罢，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也罢，口说“正是”的山羊咪咪也罢，在刑警手中啪嗒啪嗒作响的塑料尺也罢，在漆黑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羊男也罢，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莫非疲劳了？没有疲劳，不过是现实悄然消融，融为一个圆圆的混沌球体——恰似某种天体的形状。继而，钢琴响起，犬吠不止，有人说话，在对我说话。

“我说，”是牧村向我搭话。

我抬头看他。

“你怕是知道那女子的事吧？”他说，“就是被害的那个女子。从报上看了。是在宾馆里被杀的吧？报上说是身份不明，只有一张名片在钱包里，因而向名片上的那个人询问情况。没有出现你的名字。据律师说，你在警署里针锋相对，一口咬定毫无所知。但不至于什么也不知道吧？”

“何以那样认为？”

“一闪之念，”他像拿刀那样把球棒笔直地向前伸出，盯视不动，“隐约之感，蓦地觉得你可能隐瞒着什么。和你交谈之间，我渐渐有这么一种感觉：对枝节问题你顾虑重重，对大的方面却格外宽宏。从你身上不难发现这种模式。蛮有趣的性格。这点同雪很相似。为生存而焦虑不安，而又不为人理解。一旦跌倒便无可挽回。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同类。这次也是如此。警察可不是好惹的哟，这次顺利过关，下次就不一定！思维体系好是好，但针锋相对往往以负伤告终。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喽！”

“不是针锋相对，”我说，“这跟舞步差不多，是习惯性的，不由自主的。一听见音乐就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周围环境改变也视而不见。而且舞步考究繁琐得很，不容你把周围情况一一放在心上。如要一一考虑，势必跳错舞步。这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反应迟钝。”

牧村仍旧默默地盯着高尔夫球棒。

“与众不同。”他开口道，“你使我联想起什么，什么呢？”

“什么呢？”我问。什么呢？莫不是毕加索的《荷兰风格的花瓶与三个蓄胡骑士》？

“不过我对你是相当中意，相信你这样的人。对不起，务必照看一下雪。迟早我会酬谢你，我这人是有情必报，刚才说过了吧？”

“听见了。”

“那好！”牧村说罢，把球棒轻轻靠墙立定，“好了！”

“报纸上没提其他的？”

“几乎没有。只说是被长统袜勒死的，说一流宾馆是城市的死角。根本没出现姓名。另外说眼下正在调查身份。就这么多。常有的案件，很快会被忘掉的。”

“是吧。”

“也有人忘不掉。”

“或许。”我说。

25

七点，雪一晃儿转回来，说到海边散步去了。牧村问她是否吃了饭再走，雪摇摇头，回答说肚子不饿，这就回去。

“也罢，高兴时再来玩就是，这个月我一直待在国内。”牧村说。然后对我致谢，感谢我特意前来，并为未能招待什么表示歉意。我说没有什么。

书童忠仆送我们出来。里边停车场中，可以看见切诺基吉普，本田750cc和越野摩托。

“生活好像很有活力嘛！”我对忠仆说。

“不平静，”忠仆想了想说，“他不属于作家那种类型，喜欢动，凡事必动。”

“傻气！”雪低声道。

我和忠仆都装聋作哑。

∗∗∗

钻进“斯巴鲁”，雪马上说她肚子饿了。我在海滨“饿虎”饭店停住车，吃了烤牛肉，喝了无酒精啤酒。

“说什么了？”雪边吃餐后布丁边问。

没有理由隐瞒，我大致叙述了一遍。

“不出所料，”她蹙起眉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来。那，你怎么回答的？”

“拒绝了，还用说。那种事情不适合我，而且事情本身也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不时地见见面也好，为了我们自己，同你爸爸说的无关。我们年龄相差悬殊，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也或许大不相同，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话题上都谈得来。你不这样认为？”

她耸耸肩。

“要是想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人和人谈不上义务性地见面，想见就见，想见才见。我们可以相互公开对任何人都绝口不提的事情，秘密共有。怎么样？不好？”

她略一踌躇，“嗯”了一声。

“那种东西要是听任不管，有时会在体内迅速膨胀起来，最后无法控制。要经常放放气，否则，会憋得爆炸，‘嘭’的一声，懂吗？那样一来，人生就变得沉重。一个人有话闷在心里是件痛苦的事。你痛苦，我有时也不好受。向谁也说不得，谁也不理解。但我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畅所欲言。”

她点点头。

“我对你什么也不强求，如果你有话想说，尽管打电话给我就是。这同你父亲所说的毫无关系。我也不是想在你面前扮演什么通情达理的兄长或叔父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对等的，我们同舟共济——即使为了这点也最好不时见见面。”

她没有应声，吃罢点心，“咕嘟咕嘟”喝了一杯冷水，然后瞟了一眼邻桌一家胖人狼吞虎咽般进食的情景。一家四口：父母、女儿和一个小男孩，都胖得可观。我臂肘支在桌子上，边喝咖啡边端详雪的脸。的确长得漂亮，细细看去，竟觉得好像有颗小石子砰然抛入心田尽头。心的表面沟壑纵横，且是纵深之处，一般很难接近，然而她却能将石子准确地抛入其间——她的美便属于这种类型。我再次想——已经想了二十多回——倘自己年方十五，笃定堕入情网之中。不过，十五岁的我恐怕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心情。现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可以尽我的能力袒护她。但我已三十四岁，绝不至于恋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不可能发展那种关系。

班上同学欺负她的心情也并非不可理解。想必因她太漂亮了，漂亮得超出了他们的日常感觉。且太敏感，又绝不肯主动向他们靠近。所以他们才感到惶恐，才歇斯底里地捉弄她欺负她。他们觉得自身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由于她的存在而有可能遭受不当的损害。这点与五反田不同。五反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给予他人印象的强烈，而适当地加以削弱，加以控制。他绝对不会给别人带来惶恐。当其存在不知不觉地过于高大完美之时，他便笑容可掬地开句玩笑。玩笑不必很高明，只消给人以愉快给人以轻松的普通玩笑即可，于是大家顿感释然陶然，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实际上五反田大概也不错。然而雪则不然，雪心目中只有一个自我，为此而活得焦头烂额。她无暇一一顾及周围人情感的变化并一一采取对策。其结果，既伤害了别人，又通过别人反过来殃及自身。同五反田迥然有别。沉重的人生，对十三岁女孩未免过于沉重，甚至对大人都不胜重荷。

将来她将怎样呢？我无从预料。发展得好，或许可以像她母亲那样发现并掌握某种适于表现自己的方式，在艺术领域施展才华，也可能在除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里找到适合自己天赋的某种工作，并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并无根据，只是一种感觉。如牧村拓所说，她有才华，有能力，如有神助，出类拔萃，远非扫雪工所能企及。

也许，她到十八九岁时会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这种例子我见过好几个。十三四岁时水晶一般千娇百媚、顾盼生辉的女孩，随着青春期的进展而渐次失去其照人的光彩，其可远观而不可近狎的锐利锋芒也日趋迟钝，成为“漂亮而不出众”的少女，但其本人却显得怡然自得。

雪将沿着哪一条道路成长呢？我当然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人这东西有着各所不同的所谓顶峰期，一旦越过，便只能走下坡路，非主观愿望所能左右。至于那顶峰位于何处，任何人都预料不到。以为为时尚早之时，分水岭却倏然而至，惟听天由命而已。有的人十二岁时便达到顶峰，之后碌碌无为；有的人则顶峰期一直持续到辞世；还有的人在顶峰期死去。不少诗人和作曲家，生如疾风骤至，却因过于登峰造极而享年不过三十。毕加索不同，八十岁过后仍画风雄健，挥笔不止，终于在画布前安详离世，这种情况就必须盖棺方能论定。

我将如何呢？

顶峰——这东西于我根本不曾有过。回首望去，甚至觉得人生都无从提起。起伏自是有一点，匆匆爬上，草草跑下。如此而已，一无所成，一无所获，一无所有，既爱过别人，又被人爱过。道路平坦之至，场景单调之极。仿佛在电子游戏机荧屏上往来彷徨，犹如大力士那样不断张大嘴巴吃掉迷途中的虚线。途中漫无目的，惟死确凿无疑，迟早罢了。

你未见得获得幸福，羊男说，因此只有跳下去，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我停止思考，略微闭起眼睛。

睁开眼睛时，雪正从桌子对面盯着我。

“不要紧？”她说，“你好像很没精神，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笑着摇头：“不，你什么也没说。”

“想不快的事了？”

“或许。”

“经常？”

“有时。”

雪叹了口气，在桌面上不停地摆弄纸餐巾：“有时寂寞得很？就是说，半夜里或什么时候会突然想起不快的事？”

“当然。”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想起？”

“怕是因为你太漂亮了。”我答道。

雪用同她父亲一样空漠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接着轻轻摇了摇头，再没说什么。

∗∗∗

晚饭钱是雪付的。她说爸爸给了好多好多钞票，拿起账单便走到收款机前，从衣袋里掏出五六张万元现钞，用其中一张付了款，找回的零钱数也没数就塞进皮茄克口袋。

“那个人，以为只要给我钱就行了。”她说，“傻气！所以今天由我招待好了。我们是对等的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让你破费，我偶尔来一次也可以嘛！”

“谢谢招待。”我说，“为了将来起见，有句话要提醒你一下：你这种做法不大符合古典式男女约会的礼仪。”

“是吗？”

“男女约会吃饭时，饭后女孩不能自己抓起账单就去付款，应该先让男方付，事后再还钱给他。这是常规，若不然会损伤男方的自尊心。我当然无所谓，因为从任何观点来看我都不是在乎常规的人，但世上还有相当多的男人忌讳这一点，毕竟世界还有常规可循。”

“滑稽！”她说，“我才不同那种男人约会呢！”

“啊，那怕也是一种见识。”说着，我把“斯巴鲁”开出停车场。“男女之恋有时未见得合乎常规，未见得可以选择，所谓恋爱也正是这么一种东西。你到了可以让人买胸罩的年龄，想必可以懂得。”

“我说过我有的。”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点儿撞在涂得通红的大垃圾桶上。

“开玩笑，”我刹住车说，“大人们之间常开玩笑，也许那玩笑不怎么文雅，但你总要适应才行。”

“哦。”

“哦。”

“滑稽！”

“滑稽！”

“别鹦鹉学舌！”她说。

我停止鹦鹉学舌，把车最后开出车场。

“不过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防地打开车的人，这回不跟你开玩笑。”我说，“那样会撞在什么上面，两人同归于尽。这是男女约会的第二条常规，要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声。

∗∗∗

归途车中，雪几乎没有开口，浑身瘫软地靠着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时看上去似已睡着。她睡与没睡无多大区别。已经不再听磁带。我小心放上约翰·科尔特伦的民谣，她也没有抱怨，甚至根本没注意是何声响。我一边小声随之哼唱，一边驱车疾驰。

夜间从湘南回东京，路上相当单调。我全副神经集中于前面车辆的尾灯，也没说什么。驶上高速公路后，雪欠身坐起，不断咀嚼口香糖。之后吸了烟，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说她两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么，懂得适可而止。

到得赤坂她公寓门前，我停下车，招呼说：“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在仪表盘上，懒洋洋地开门下车，扬长而去。再见也没说，车门也没关，头也没回。神出鬼没的年龄！或许仅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过这倒同五反田所演电影的情节不谋而合。一个正处于复杂年龄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来得得心应手，而雪也多半对他一见倾心，否则也无以成其为电影。接下去……罢了罢了，怎么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摇摇头，挪身到副驾驶席，伸手嘭地拉合车门，然后哼着弗雷迪·赫巴德的《漠漠红土地》，赶回住处。

∗∗∗

早上起来，去车站买报纸。时近九点，涩谷站前给上班男女卷起无数漩涡。尽管已是春天，但面带笑容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那也可能并非微笑，而仅是面部的痉挛。我在小卖部前买了两份报纸，坐在“唐恩都乐”炸面圈店里边吃炸面圈喝咖啡边看报。哪份报都没报道咪咪之死，通篇累牍讲什么迪士尼乐园开园，什么越柬战争，什么东京都知事竞选，什么中学生不法行径等等，惟独一行也未提及赤坂一家宾馆里一个美丽少女被人勒死的惨案。如牧村拓所说，纯属司空见惯，根本不足以同什么迪士尼乐园开园相提并论。此案有过也罢没有也罢，早已被人忘到脑后，当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杀人者，那两名刑警大概也不至于忘掉。

我想看场电影，便打开电影栏目。《一厢情愿》已经过去。于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码应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声。万一不巧他也受到调查而道出我的名字来，我的处境便十分狼狈。一想到还要给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为头痛。

我用炸面圈店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五反田的住处。他当然不在，呼应的是录音电话。我说有要事相告，请他同我联系。之后我将报纸扔进垃圾桶，返回住处，边走边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干吗非动武不可。莫名其妙，这世界确乎变幻莫测。

这是用来调整的一天。

要处理的事堆积如山。谁都会有这样一天，有同现实中的现实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六盒空白磁带。返回后边听FEN⁽¹⁾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页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

“能不能直接面谈？电话里有点不大合适。”我说。

“可以。不过是否很急？现在事情多得脱身不得，电影和电视片碰在一起了。两三天后我想可以轻松下来慢慢谈。”

“知道你忙，对不起。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他在电话另一头默不作声。一种岑寂而雄辩的沉默。过去我以为沉默无非是缄口不语，但五反田的沉默则不然，而同其所具备的其他所有素质一样洒脱豁达、机敏睿智。这样说或许离奇：倘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其大脑以最快速度运转的声响。“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见。也许很晚，不影响你？”

“没关系。”

“大概一两点时打电话过来。那之前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抱歉。”

“可以，不要紧，等着就是。”

放下话筒，我把刚才的对话整个回想一遍。

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这岂不简直成了犯罪片！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变得和电影镜头无异。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现实似乎在一步步后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特异功能所使然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五反田戴着墨镜、竖起双排扣大衣从“玛莎拉蒂”上下来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辐射层轮胎广告。我摇下头，把剩下的百页窗擦完。别再想了，今天是面对现实的一天。

∗∗∗

五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猫王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也好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党”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猫王。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的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咂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之后，我在“钓冈”饭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虾面。如此一来二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到了黄昏时分。日出日落，晓暮晨昏。我作为一个平面性质的大力士，无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虚线。我觉得事态毫无进展，自己没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无数伏线，而同关键的喜喜却彻底线断缘绝。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长驱直进，只是在接触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处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无事可干，七点钟去涩谷一家电影院看了保罗·纽曼的《裁决》。电影不坏，但由于几次思想溜号，情节给我看得支离破碎。眼睛注视银幕的时间里，蓦地觉得上面出现了喜喜的裸背，于是在她身上一阵胡思乱想。喜喜，你寻求我什么呢？

电影放完，我昏头昏脑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会，跨进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边嚼坚果，一边喝伏特加，喝了两杯。十二点过后，返回住处看书，等待五反田的电话。我不时地往电话机那边扫视一眼，因我觉得电话机似乎在盯着我不放。神经病！

我扔开书本，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想那只埋在土里的叫沙丁鱼的猫。想必它已完全成了骨头，想必土中寂无声息，骨头也寂无声息——刑警曾说过骨头洁白而漂亮，而且无言无语。是我把它埋在树林中的，装在西友商店的纸袋里埋的。

无言无语。

从沉思中醒来时，虚脱感如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浸满整个房间。我拨开虚脱感，走进浴室，一边吹着《漠漠红土地》口哨，一边冲淋浴。冲罢去厨房站着喝了罐啤酒。然后闭上眼睛用西班牙语从一数到十，出声地说道“完了”，并啪地拍了下手，于是虚脱感像被一阵风吹跑似的无影无踪了。这是我的咒语。过单身生活的人往往会在无意中掌握很多种能力，否则便无法将生命延续下去。

(1)以美军为收听对象的远东广播网，Far East Network之略。

26

五反田的电话是十二点半打来的。

“对不起，如果可以，用你的车到我这儿来好吗？”他说，“我这儿还记得？”

我说记得。

“闹腾得天翻地覆，实在抽不出整块儿时间。不过我想可以在车上谈，所以还是你的车合适，给司机听见怕不合适吧？”

“啊，那是的。”我说，“这就出门，二十分钟后到。”

“好，一会儿见。”他放下电话。

我从附近停车场里开出“斯巴鲁”，直奔他在麻布的公寓。只花了十五分钟。一按大门口写有“五反田”字样的门铃，他马上下楼出来。

“这么晚真是抱歉。忙得不可开交，好一天折腾！”他说，“必须马上赶去横滨，明天一大早要拍电影。还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宾馆已经订妥。”

“那就送你到横滨好了。”我说，“路上也好说话，节省时间。”

“那可帮了大忙。”

五反田钻进“斯巴鲁”，不无稀奇地环顾车内。

“心境坦然。”他说。

“同感。”我接道。

“言之有理。”

吃惊的是，五反田果真身穿双排扣风衣，穿得极为得体。墨镜没戴，戴的是透明光片的普通眼镜，同样恰到好处，一派知识分子味儿。我沿着深夜空旷的路面，向着京滨第三入口处驱车疾驰。

他拿起仪表板上的“沙滩男孩”磁带，看了半天。

“让人怀念啊！”他说，“过去常听来着，初中时代。‘沙滩男孩’——怎么说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声音，一种亲昵甜蜜的声音。听起来总是让人想起明晃晃的阳光，想起清凉凉的大海，而且身旁躺着一个漂亮的女孩。那歌声使人觉得世界的确是真实的存在。那是神话的世界，是永恒的青春，是纯真的童话，在那里边人们永远年轻，万物永远闪光。”

“呃，”我点点头，“不错，一点不错。”

五反田俨然权衡重量似的把磁带放在手心。

“不过，那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都要上年纪，世界也要变。之所以有神话，就是因为每个人迟早要死。什么永世长存，纯属子虚乌有。”

“不错。”

“说起来，从《愉快的摇颤》之后，几乎没再听‘沙滩男孩’，不知怎么就不想听了，而开始听更加强烈更加刺激的东西。奶油乐队、费伊、莱德·泽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总之进入了追求刺激的时代，欣赏‘沙滩男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至今仍记忆犹新，例如《冲浪女郎》等等。童话，可是不坏。”

“不坏，”我说，“其实《愉快的摇颤》之后的‘沙滩男孩’也并不坏，有听的价值。比如《20/20》、《荒唐情人》、《荷兰》和《浪花飞溅》，都是不坏的唱片。我都喜欢，当然没有初期那么光彩夺目，内容也七零八落，但可以从中感受到坚定的意志。而布莱恩·威尔逊则逐渐精神崩溃，最后几乎对乐队不再有什么贡献，但他仍竭尽全力地生存下去，从中不难感受得出殊死的决心。毕竟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但并不坏，如你所说。”

“现在听一次试试。”他说。

“肯定不中意的。”

他将磁带塞进随车音响。《玩吧玩吧玩吧》荡漾开来，五反田随之小声吹起口哨。

“亲切得很。”他说，“喂，你能相信，这东西的流行居然是二十年前的事！”

“简直像是昨天。”我说。

五反田一时用疑惑的神情望着我，随后笑盈盈地说道：“你开的玩笑，有的跳跃性还真够大的。”

“人们都不大理解，”我说，“我一开玩笑，十有八九都被当真。这世道也真是了得，连句玩笑都开不得。”

“不过比我所处的世界强似百倍。”他边笑边说，“我那个地方，把玩具狗的粪便放进饭盒里才被看成高级玩笑！”

“作为玩笑，把真正的粪放进去才算高级。”

“的确。”

往下，我们默默欣赏“沙滩男孩”音乐。《加利福尼亚少女》、《409》、《追波逐浪》，全是往日的纯情歌曲。细雨飘零下来，雨刷开开停停。雨不大，温情脉脉的春雨。

“提起初中时代，你想起的是什么？”五反田问我。

“自身存在的猥琐与凄惶。”

“此外？”

我略一思索：“物理实验课上你点燃的煤气喷灯。”

“干吗又提那个？”他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点灯时的姿势，怎么说呢，极其潇洒。给你那么一点，仿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桩伟大的事业。”

“未免言过其实。”他笑道，“不过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要说……指的是卖弄吧？是的，好几个人都这样说过，以致我当时很伤心。其实我本人完全没有卖弄的意思，但结果还是那样做了，大概，不由自主地。从小大家就一直盯着我，关注我，对此我当然意识得到，言行举止难免带一点演技，这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句话，是在表演。所以当演员时我着实舒了口气：往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表演了。”他在膝盖上紧紧地合拢双手，注视良久，“但我人并不那么糟糕，真的，或者说原本就不是糟糕的人。我也还算坦率正直，也受过刺激伤过心，并非始终戴假面具生活。”

“当然，”我说，“而且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你点喷灯的姿势十分潇洒，恨不能再看一遍。”

他欣慰地笑笑，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擦的手势甚是优美。“好，再来一次就是。”他说，“可要把喷灯和火柴准备好哟！”

“晕过去时用的枕头也一同带去。”

“高见高见！”嗤嗤笑罢，他又戴上眼镜，然后想了想，调低音响的音量，说：“要是可以，谈一下你说的那件死人的事如何？时间也差不多了。”

“咪咪，”我盯着雨刷的对面说，“是她死了！给人杀死的，在赤坂一家宾馆里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罪犯还没下落。”

五反田用茫然的眼神看着我，三四秒钟才反应过来。反应过来后，脸形当即扭歪了，如同大地震中的窗棂。我斜眼瞥了几次他表情的变化，看来很受震动。

“被杀是哪一天？”他问。

我告以具体日期。五反田沉默多时，似在清理心绪。“不像话！”他连连摇头，“太不像话！凭什么杀死她？那么好的女孩，而且……”他再次摇头不止。

“是个好女孩。”我说，“童话似的。”

他浑身瘫软，喟然长叹，疲劳不可遏止似的骤然布满他的脸——那疲劳本来压抑在体内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奇特的家伙，居然有这本事！疲劳终于外露的五反田看上去比平时多少有些憔悴。但即使是疲劳，在他身上也不失其魅力，一如人生的小配件。当然这样说是不够公允的，他的疲劳和伤感也并非演技。这点我看得出来，只不过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显得优雅得体，恰如传说中点物成金的国王。

“三个人时常一聊聊到天亮，”五反田静静地说，“我、咪咪和喜喜。真是一种享受，关系融洽得很。你说是童话，而童话是不可能轻易得到的。所以我很珍惜，可惜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之后我们都没做声。我注视前方路面，他盯着仪表板。我不时地开几下雨刷。“沙滩男孩”低声唱着过去的老歌：太阳、冲浪和赛车。

“你是怎么知道她死的？”五反田问。

“给警察叫去了。”我解释道，“她有我一张名片，就是上次给的那张，告诉她有喜喜的消息就通知我一声，咪咪把它放在钱包的最里头。她为什么带它到处走呢？总之她是带在身上来着。不巧的是这名片成了确认她身份的惟一遗物。所以才把我叫去。拿出尸体照片，问我认不认识。蛮厉害的两个刑警。我说不认识，说了谎。”

“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我应该说经你介绍两人买了女人不成？那样说将落下什么后果，你以为？喂，怎么搞的，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

“是我不好，”他乖乖道谢，“脑袋有点混乱，问的是废话，这种事想想就该明白的。糊涂虫！后来怎么样？”

“警察根本不相信。老手嘛，哪个说谎一闻就知道。折腾了三整天，在不违法不触及皮肉的限度内，折腾得昏天黑地。真有点吃不消。年龄不小了，今非昔比。又没睡觉的地方，在拘留所过的夜。倒是没有上锁，没上锁拘留所也是拘留所。弄得心灰意懒，垂头丧气。”

“可想而知。我也进去过两个星期。一声没吭，人家叫我一声别吭。很可怕的。两个星期一次太阳也没见到，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心情糟得很。那帮家伙还会打人，像用啤酒瓶子打肉饼似的。他们知道用怎么样的手段使你就范。”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指尖，“三天折腾下来你什么也没说？”

“那还用问！总不至于中途来上一句‘其实是这样’吧？那一来可就真的别想回去了。那种场所，一旦说出口就只能一咬到底，横竖都要一口咬定。”

五反田脸又有点扭歪：“对不起，都怪我把她介绍给你，让你倒了霉，落得个不清不浑。”

“用不着道歉。”我说，“当时是当时，当时我也很快活，此一时彼一时。她死又不是你的责任。”

“那倒是。不过你是为我才在警察面前说谎的，为了不连累我而一个人忍气吞声。这是我造成的，是我搭桥牵线的。”

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看着他的眼睛向他说了对我至关重要的部分：“喂，那件事就过去了，别放在心上，不必道歉，不必感谢。你有你的处境，这个我理解。问题是无法查明她的身份。她也有亲人，也希望能把罪犯逮住。我真恨不得一吐为快，但是不能。这很使人痛苦，咪咪连名字都没有地孤零零死去——她能不寂寞么？”

五反田紧紧闭起眼睛，陷入沉思，几乎像是睡过去了。“沙滩男孩”的磁带已经转完，我按键取出。周围一片寂然，只听得车轮碾压路面积水那均匀的沙沙声。夜半更深。

“我给警察打个电话。”五反田睁开眼睛低声道，“打匿名电话，说出她所属俱乐部的名称。这样既可查明她的身份，又对破案有帮助。”

“妙计！”我说，“你真聪明，的确有此一手。这么着，警察就会调查俱乐部，搞清被杀几天之前给你指名叫到家里去过。当然你免不了被警察传去。这样一来，我挨三天折腾而始终守口如瓶又意义何在呢？”

他点点头：“说得对。唔，我这是怎么搞的，头脑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我说，“这种时候只消静等就行，一切都会过去，无非时间问题。无非一个女子在宾馆里被人勒死。这是常有之事，现在人们就已忘记。情理上你也不必感到有什么责任，悄悄缩起脖子即可。什么也不必做。眼下你要是轻举妄动，反而弄巧成拙。”

也许我的声音过于冷漠，措词过于尖刻。其实我也有感情，我也……

“请原谅。”我说，“我不是埋怨你。我也很不好受，但对那孩子爱莫能助。如此而已。不是说是你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沉默愈发滞重，于是我放进一盘新磁带，是本·E·金唱的《西班牙女眷》。我们再未出声，直至进入横滨市区。然而由于沉默的关系，我得以对五反田怀有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亲密感情。我很想把手放在他背上，安慰说“算啦，反正过去了”。但我没有说。毕竟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被冷冷地埋葬了。这事情带有一种我难以承受的沉重。

“谁杀的呢？”过了很久，他开口道。

“这——”我说，“干那种买卖什么人都碰得到，什么事都能发生，不完全是童话。”

“可那家俱乐部只以身份可靠的人为对象啊！况且又有组织从中牵线，对方是谁一查马上就晓得。”

“那次大概没有通过俱乐部吧，我是这样觉得的。或是工作以外的私客，或是不为俱乐部所知的临时性接客，非此即彼，肯定。无论哪一种，都怪她选错了对象。”

“可怜！”

“那孩子过于相信童话了。”我说，“她所相信的是幻觉世界，但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要想使之持久必须有相应的运作程序，但人们不可能全都遵守那种程序。一旦看错对象就非同小可。”

“也真是费解，”五反田说，“那么漂亮聪明的女孩为什么当妓女呢？不可思议。那样的女孩原本应该活得多彩多姿，正经工作也好，有钱的男人也好，都应该找得到。当模特都当得来。何苦非当妓女不可呢？那确实赚钱，但她对钱并没多大兴趣。或许像你说的那样，是在追求童话不成？”

“有可能。”我说，“你也好我也好任何人也好，每人都在追求，只是追求方式不同。所以才不时发生摩擦和误解，甚至死人。”

我把车开到新丽宾馆前停住。

“喂，今晚你也住下如何？”他问我，“房间我想还有。要酒，让送到房间来，两人喝一会儿。反正看这情形也睡不着。”

我摇摇头：“酒下次再喝，我也有点累了。还是想马上回去，不思不想地睡上一觉。”

“明白了。”他说，“送我这么远，实在谢谢！今天我一路说的好像全是没头没脑的话。”

“你也够累的了。”我说，“死去的人不必急于考虑。不要紧，反正一直死着。等有精神时再慢慢考虑也不迟。我说的你明白？反正已经死了，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已经被解剖、被冷冻起来。你感到内疚也罢什么也罢，都不能使她起死回生。”

五反田点头道：“你的话我完全明白。”

“晚安。”我说。

“添麻烦了，谢谢。”

“只要下次点一回喷灯就行了。”

他微笑着刚要下车，突然又像改变主意似的看着我的脸：

“说来奇怪，除你以外我还真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尽管相隔二十年才见面，算今天才不过见两次。不可思议！”

说罢，下车走了。他竖起双排扣风衣领，在濛濛春雨中跨进新丽宾馆的大门，犹如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镜头。美好友情的开始……

其实我对他也怀有同样的感觉，很能理解他的话。我也觉得惟独他才可称之为朋友，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看起来所以像《卡萨布兰卡》，并非他单方所使然。

我听着施莱和斯通兄弟，随曲拍打着方向盘返回东京。撩人情怀的《普通人》：

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你我彼此彼此难解难分。

虽然干的活计不一样，

但同样平平庸庸没没无闻。

哎——呀呀，我们都是普通人。

雨依然不紧不慢地悄然下个不停。温柔多情的雨丝，催促万物在黑夜里探出嫩芽。“完全地、彻底地死了”——我对自己说道。继而心想，刚才或许应当在宾馆里同五反田喝酒才是。我同他之间有四个共同点：物理实验课同班，都已离婚独身，都同喜喜睡过，又都同咪咪睡过。咪咪已经死了，完全地、彻底地。值得同他一起喝酒。陪陪他本不碍事，反正有时间，明天也没定下要干什么。是什么使我没有那样做呢？我终于得出结论：恐怕是我不愿意同那电影场面混为一谈。从另一角度想来，五反田又是个令人同情的人，他太富于魅力了，而这又不是他的责任，或许。

返回涩谷住所，我透过百页窗望着高速公路，喝了一杯威士忌。快四点时觉得困了，便上床躺下。

27

一周过去了。这是春光以坚定的步履向前推进的一周。春光义无反顾。现在同三月全然不同。樱花开了，夜雨将其打落。竞选结束了，学校里新学期开始了，东京迪士尼乐园开园了，比昂·波尔古引退了。广播歌曲中高居榜首的一直是迈克尔·杰克逊，死者永远是死者。

对于我，则是昏头昏脑的一周。日复一日，无所事事。去了两次游泳池，一次理发店。时而买张报纸，终未发现有关咪咪的报道，想必仍未搞清身份。报纸每次都在涩谷站小卖部买，拿去“唐恩都乐”炸面圈店翻看，看完即扔进垃圾箱，没什么了不起的内容。

周二和周四同雪见了两次面，聊天，吃饭。这周过后的周一，我们听着音乐驾车远游。同她相见很有意思。我们有个共通点：空闲。她母亲仍未回国。她说不同我见面的时候，除了周日白天几乎不外出，担心闲逛之间被人领去教养。

“嗯，下次去迪士尼乐园怎么样？”我试着问。

“那种地方半点儿都不想去。”她皱起眉头，“讨厌的地方！”

“那地方又温情又热闹又适合小孩子口味又富有商业气息又有米老鼠，你还讨厌？”

“讨厌。”她的话斩钉截铁。

“总闷在家里对身体不好的。”

“对了，不如去夏威夷？”

“夏威夷？”我吃了一惊。

“妈妈来电话，想让我去夏威夷。她现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大概把我扔开久了，突然担心起来，才打来电话。反正她短时间回不来，我又不上学，嗯，去一趟夏威夷也不坏。她还说如果你能去，那份开支由她出。还用说，我一个人不是去不了吗？一周时间，就去散散心好了，保准好玩。”

我笑道：“夏威夷跟迪士尼乐园有什么区别？”

“夏威夷没有教养员呀，至少。”

“嗯，想法不错。”我承认。

“那，一块儿去？”

我想了一会儿。越想越觉得去夏威夷未尝不可，或者说希望远离东京而置身于截然不同的环境。我在东京城已走投无路，半条妙计也浮不上心头。旧线已断，新线又无出现的征候。自己似乎在阴差阳错的场所做着阴差阳错的事情，无论干什么都别别扭扭，永无休止地吞食错误的食物，永无休止地购买错误的商品，心境一片灰暗。况且死人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死了。一句话，我有些疲劳，被刑警折腾三天的疲劳尚未全部消除。

过去曾在夏威夷逗留过一天。当时是去洛杉矶出差，途中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滞留夏威夷，在火奴鲁鲁住了一个晚上。我在航空公司安排的宾馆的小卖部里买了太阳镜和游泳衣，在海边躺了一天。痛快淋漓的一天。夏威夷，不坏！

在那里轻松一个星期，尽情游泳，喝“克罗娜”⁽¹⁾，疲劳顿消，心境怡然，皮肤晒黑，换个角度重新观察思考事物，从而茅塞顿开——嗯，不坏！

“不坏。”我说。

“那，一言为定，这就去买票。”

买票之前，我向雪问了电话号码，给牧村拓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那位书童忠仆，我告以姓名，他热情地把主人唤上来。

我向牧村说明事由，问可不可以将雪带去夏威夷。他说求之不得。

“你最好去外国放松放松。”他说，“扫雪工也要有休假才行，也可免受警察捉弄之苦。那种事还不算完结吧？那些家伙还会找到头上的，肯定。”

“有可能的。”

“钱的问题你不必考虑，尽管随便就是。”他说。和此君交谈，最后总是转到钱字上面，现实得很。

“尽管随便使不得的，顶多一个星期。”我说，“我手上也有不少活计要做。”

“怎么都成，只要你喜欢。”牧村说道，“那么几时动身？噢，宜速不宜迟，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心血来潮马上动身。这是诀窍。行李之类用不着多少，又不是去西伯利亚。不够在那边买，那边无所不卖。嗯，明后天的票能够弄到，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我的票钱我自己出，所以……”

“别啰嗦个没完！我是干这行的，买机票便宜得不得了，好座位手到擒来。只管交给我好了！人各有各的本事。废话少说，别又来什么思维体系。宾馆也由我来订，两个房间的，你一套雪一套。如何？带厨房的好吧？”

“嗯，能自己做饭对我倒合适……”

“好去处，我知道的，海滨，幽静、漂亮，以前住过。暂且先安排两个星期，一切随你的便。”

“可是……”

“其他的概不用想，一切我代办。放心，她母亲那边由我联系。你只要去火奴鲁鲁，带雪去海边打滚吃喝就行。反正她母亲忙得团团转，一工作起来女儿也罢什么也罢，统统置之度外。所以你什么都不用顾忌，舒展身心，尽兴玩耍，别无他虑。啊，对了，护照可有？”

“有的，可是……”

“明后天，记住！只带游泳衣、太阳镜和护照就算完事，其他的随用随买，省事得很。又不是去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不得了，那地方非同儿戏。阿富汗也够意思。至于夏威夷，和迪士尼乐园一个样，转眼就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你可会英语？”

“一般会话之类……”

“足矣！”他说，“毫无问题，满分，十全十美。明天叫中村把票拿过去，还有上次从札幌回来的机票钱。去之前打电话。”

“中村？”

“书童，上次见到了吧，那个住在我这里的小伙子。”

书童忠仆。

“有什么要问的？”牧村问。我觉得像有很多东西要问，但一个也想不起来，便答说没什么了。

“好，”他说，“是个明白人，对我的脾气。啊，对了，我还有个礼物要送你，务必接受。至于是什么，去了那边就可知道——解开绸带后的乐趣。夏威夷，好地方，游乐场，寻欢作乐，不用扫雪，空气清新，尽兴而归。改日见！”

电话挂断。

社交型作家。

我折回餐桌，告诉雪大概明后天动身。“好哇。”她说。

“一个人准备得了？行李、提包、游泳衣什么的。”

“不就是夏威夷吗？”她满脸惊讶地说，“和去大矶有什么两样，又不是去加德满都。”

“那倒是。”我说。

话是这么说，但我在临行前还是有几件事要办。第二天，我去银行取款，办了旅行支票。存款还剩不少，由于上个月的稿费转来，反而有所增加。然后去书店买了几本书，从洗衣店把衬衣拿回，又整理好电冰箱里的食品。三点钟忠仆打来电话，说他眼下在丸之内，马上送机票过来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在一家商店里的咖啡屋见面。见面时，他递过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从札幌至东京的雪的机票钱，有日航班机的两张头等舱机票，有两打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此外还有一张火奴鲁鲁一家宾馆的交通图。“到那里只要报出您的名字就可以的。”忠仆转告牧村的话，“预订了两周，期限可以缩短或延长。另外，支票请签上大名，随便用好了。不必客气，反正从经费里报销。”

“什么都从经费里报销？”我不禁愕然。

“全部恐怕不大可能，不过能开收据的请尽量开收据。因为过后要我来办理，所以这样对我很有帮助。”忠仆笑着说。那笑容决不令人生厌。

我答应下来。

“旅途愉快！”

“谢谢。”

“好在是夏威夷，”忠仆笑眯眯地说，“又不是津巴布韦。”

说法各所不一。

∗∗∗

傍晚，我把电冰箱里的东西打扫出来，做了晚饭。正好够做一份蔬菜色拉、煎蛋和大酱汤。想到明天就要去夏威夷，颇有些不可思议。对我来说，和去津巴布韦没什么不同，大概是因为没去过津巴布韦的缘故吧。

我从壁橱里拉出一个不很大的塑料旅行包，往里塞进牙具袋、书和备用内衣、袜子，塞进泳衣、太阳镜和防晒霜，装进两件半袖衫、马球衫、短裤和瑞士军刀，把双色方格夏令上衣小心叠放在最上边。最后把拉链拉好，检查一遍护照、旅行支票、驾驶证、机票和信用卡。此外还有没有应带的呢？一样也想不起来。

去夏威夷再简单不过，的确和去大矶相差无几。去北海道行李倒多得多。

我把装好的旅行包放在地板上，开始准备随身穿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半袖衫、带风帽的外衣、防寒运动服。一一叠放好后，再无事可干，一时闲得发慌。无奈，只好洗澡、喝啤酒、看电视。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新闻。播音员预言明天起可能变天。这很好，我想，反正明天起在火奴鲁鲁。我关掉电视，歪在床上喝啤酒，转念又想起咪咪，完全地、彻底地死了的咪咪。她现在置身于冰冷冰冷的场所，身份不明，无人认领，斯特莱茨也好鲍勃·迪伦也好，她都再也听不见了。而我明天即将去夏威夷，且用别人的经费——世界难道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我摇摇头，将咪咪的形象从脑中驱逐掉。另找时间想好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个问题过于深刻，过于沉重，过于炽热。

我想到札幌海豚宾馆那个女孩，那个总服务台里戴眼镜的女孩，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孩。最近有好几天很想很想同她说话，甚至梦见她。这怎样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打电话过去呢？难道只说想同服务台那个戴眼镜的女孩讲话就可以吗？不成。那不可能如愿以偿，甚至理都没人理。宾馆是个一丝不苟的严肃场所。

我思索了半天。应该有条锦囊妙计。意志产生办法。十分钟后，我终于心生一计。能否顺利暂且不论，尝试的价值总是有的。

我给雪打电话，商量一下明天的日程，告诉她早上九点半乘出租车前去接她。然后换上不经意的口气，问她知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对了，就是服务台那个把你托付给我的人，戴眼镜的人。

“唔，应该知道，名字好像非常奇特，所以记在日记里了。现在想不起来，看日记才能知道。”她说。

“马上看看好吗？”

“正看电视呢，过一会不好？”

“对不起，急用，急得很。”

她嘟囔两句，但还是翻看了日记，说是叫“由美吉”。

“由美吉？”我问，“汉字怎么写？⁽²⁾”

“不知道。所以我不是说非常奇特么，不知写什么字。大概是冲绳人吧，名字上没那种感觉？”

“不，冲绳没有这样的名字。”

“反正就那么叫，就叫由美吉。”雪说，“喂，好了吗？看电视喽！”

“看什么呢？”

她答也没答，“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拿起东京的电话簿，从头到尾查阅有没有姓由美吉的。难以置信的是，这东京都居然有两个。一个写作“弓吉”，⁽³⁾另一个是照相的，开了个“由美吉照相馆”。世上的姓氏真是花样繁多。

接着，我给海豚宾馆打去电话，问由美吉小姐在不在。本来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对方马上把她唤了上来。“是我，”我说。她还记得我，看来我还不无可取之处。

“现在正忙着，”她低低地、冷冷地、干脆地说道，“过会儿回电话。”

“好的，过会儿。”

等待由美吉电话的时间里，给五反田打了个电话，对录音电话说我马上去夏威夷几天。

五反田大约在家，很快打电话过来。

“好事嘛，真叫人羡慕。”他说，“换换空气，再美不过。能去我都想去。”

“你还不能去？”

“噢，没那么简单。事务所里有债款。又是结婚又是离婚，折折腾腾欠了不少债。跟你说过我身无分文吧？为了还这笔债我正拼死拼活地干，不愿演的广告也得演。说来荒唐，经费可以大肆挥霍，而借款却偿还不上。这世道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可捉摸，连自己是穷鬼还是富翁都搞不清。东西琳琅满目，想要的却没有；尽可挥金如土，想用钱的地方却没得用；漂亮女郎召之即来，而喜欢的女人却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

“借款数目多少？”

“相当之多。”他说，“我只知道相当之多，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连我这个当事人都摸不着头脑。不是我自吹，大凡事情我都能干得在一般人之上，惟独这算账一窍不通。一看见账簿上的数字，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就要背过脸去。我家是传统式家庭，从小受的就是传统式教育。什么君子不言利，什么不要关注数字，只管拼命劳动安分守己；什么不要拘泥细节，而应从大节着眼，光明正大等等。这不失为一种想法，至少当时还行得通。但在安分守己的观念早已消失的今天，便没有任何意义，事情也就难办起来。大节没有了，只剩下厌恶数字这一细节，糟糕到了极点！这个那个的，我根本理不出头绪。事务所的税务顾问给我解释得倒很详细，但我听不进去，也实在理解不了。一会儿钱去那里来这里，一会儿名目上的债款，一会儿名目上的贷款，一会儿经费如何如何，简直一团乱麻。我就让他说得简单一点，他说那样谁都做不来。我说那就只告诉结果算了。告诉就告诉，他说，这倒简单：债款还为数不少，减了一些，还剩这么多这么多，所以得干！不过经费尽可大把大把地用，就是这样。无聊！和蚁穴地狱差不多。我说，干活倒可以，我并不厌恶，伤脑筋的是捉摸不透其中的机关，有时都感到有些可怕。噢——又说过头了，对不起。一和你聊起来就聊过头。”

“那有什么，没关系。”我说。

“毕竟和你无关，下次见面再慢慢聊吧。”五反田说，“一路平安！你不在我会寂寞的。一直想找时间和你喝一次。”

“夏威夷，”我笑道，“又不是去象牙海岸，一个星期就回来。”

“啊，那倒是。回来能打电话给我？”

“好的。”

“你在火奴鲁鲁海水浴场躺着歪着的时候，我可正在模仿牙医还债哟。”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我说，“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⁴⁾。”

“施莱和斯通兄弟！”五反田啪地打了个响指。和同时代的人交谈，的确可以省去某种成分。

由美吉快十点时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下班，是从住所打来的。我蓦然想起她那雪花纷飞中的公寓。明快简练的外观，明快简练的楼梯，明快简练的门扇，还有她那神经质的微笑。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地令人不胜依依。我闭起眼睛，想像夜色中静静飘舞的雪花，心头涌起一缕缱绻的柔情。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她首先发问。

我说是雪告诉的。“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窃听，没有逼供，我彬彬有礼地向那孩子请教，于是得以指点迷津。”

她疑惑似的沉默一会。“那孩子怎么样？安全送到了？”

“太平无事。”我说，“稳稳当当护送到家，现在还不时相见。精神得很，只是有点与众不同。”

“和你一个样。”由美吉无甚情感地说，像是在说一件世人无不昭昭的确切事实，例如猴子喜欢香蕉，撒哈拉沙漠很少下雨等等。

“喂，为什么一直对我隐瞒名字？”我问。

“那不是的。我说过下次来时告诉你的吧？谈不上隐瞒。”她说，“不是隐瞒，是嫌告诉起来啰嗦。又是问写什么字，又是问这名字常不常见，又是问老家哪里，每人都要这么问一番，啰啰嗦嗦，我也就懒得再告诉别人名字了。比你想的要心烦得多，这事。一个劲儿地重复同一种答话嘛！”

“不过这名字不错。刚才查了一下，这东京都内也有两个姓由美吉的。知道？”

“知道。”她说，“我不说以前在东京住过的么，早都查看过了。姓氏姓得奇特，到一个地方往往首先查电话簿，都成了习惯，到一处查一处——由美吉、由美吉地。京都也有一个。呃，找我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我实话实说，“明天要去旅游，离开几天，走之前想听听你的声音，别的事没有。有时候非常想听你的声音。”

她又沉默起来。电话有点串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语音，仿佛从长长走廊的另一端发出的。声音又微弱又干涩，带有奇特的回响，内容听不真切，但似乎很痛苦这点则听得出来——痛苦地时断时续。

“哎，上次我说过有一回下电梯时眼前突然漆黑的事吧，向你？”

“嗯，听到过。”我说。

“又碰上一回。”

我默然，她也默然。那女人又开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絮絮不止，同她交谈的对方不时随声附和，声音十分含糊，估计是“啊”“嗯”之类。总之是只言片语，不清不楚。女人像慢慢往上爬梯子似的痛苦地倾诉不已。我陡然觉得像是死者在讲话，死者从长长走廊的尽头处讲话，讲死是何等的痛苦。

“喂，听着没有？”由美吉问。

“听着呢，”我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不过你真的相信当时我说的话？不是仅仅随口应和？”

“相信的。”我说，“还没有对你说，后来我也去过同样的场所，同样乘电梯，同样漆黑一片，经历了和你完全同样的体验。所以你说的我全部相信。”

“去了？”

“这个另找机会说，现在还归纳不好，因为好多事情都没着落。下次见面时从头到尾有条有理地给你好好讲一遍，即使为了这点也必须见你一面。现在先放在一边，还是让我听听你的故事，这是至关重要的。”

沉默良久。串线时的对话再也听不到了，有的只是电话式的沉默。

“好几天前，”由美吉开口了，“大概十天前吧，我乘电梯准备去地下停车场。晚上八点前后，不料又撞进了那个地方，同上次一样。迈出电梯，意识到时已经在那里了。这回一不是半夜，二不是十六楼，但其他的一模一样。黑洞洞、潮乎乎，一股霉气味。那气味那黑暗那潮湿，和上次完全一样。这回我哪里也没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电梯返回，好像等了好长时间。电梯终于回来，乘上赶紧离开。就这么多。”

“这事跟谁也没讲过？”我问。

“没有。”她说，“第二次了，是吧？这次我想最好再不跟任何人讲。”

“这样好，最好对谁也别讲。”

“喂，到底如何是好呢？近来一上电梯就害怕，怕开门时又是一团黑，怕得不行。毕竟这么大的宾馆，一天里总不能不乘几次电梯。你说怎么办好？这件事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商量，除了你。”

“跟你说，由美吉，”我说，“为什么不早些打电话来呢？那样我早就对你解释清楚了。”

“打过好几次，”她悄声自语似的说，“可你总是不在。”

“不是有录音电话吗？”

“那个，我很不喜欢，紧张得很。”

“明白了。那好，现在简单说几句：那片黑暗不是邪恶之物，对你不怀恶意，不必害怕。那里是有什么居住着——你听见过脚步声吧——但决不会伤害你，那不是攻击性的存在。所以以后再遇上黑暗，你只管闭起眼睛，站在那里静等电梯返回即可。明白？”

由美吉默默咀嚼着我的话：“坦率说点感想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对你还不大清楚。”由美吉十分沉静地说，“时常想起你，但对你这个人的实体还把握不住。”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我虽然已经三十四岁，但遗憾的是不明朗的部分过多，保留事项过多，同年龄很不相称。眼下我正一点点解决，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因此再过些时间，我就可以将各种事情向你准确地解释清楚，而且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互相加深理解。”

“但愿如此。”她的声音犹如局外人一般，使我蓦地觉得很像电视里的新闻播音员：“但愿如此。好了，下一条新闻……”那么，下一条新闻……

我说明天去夏威夷。

她无动于衷地“呃”了一声。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相互道声再见，放下电话。我喝了杯威士忌，熄灯睡觉。

(1)一种用菠萝、椰子的果汁调成的朗姆酒。

(2)“由美吉”原文为日文假名。

(3)“弓吉”日语发音和“由美吉”相同。

(4)与前句意思大致相同。

28

那么，下一条新闻。我躺在泰勒西堡的海滨，一边望着广袤的蓝天、椰子树叶和海鸥一边如此失声说道。雪就在我身边。我在草席上仰面而卧，雪则俯身闭起眼睛。她身旁放着一台超大型三洋盒式收录机，里面流出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新曲。雪身穿橄榄绿比基尼游泳衣，身上涂满椰子油，一直涂到脚趾甲，浑身圆润光滑，宛似一条身段苗条的小海豚。年轻的萨摩亚人怀抱冲浪板从前面穿过，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救生员在瞭望台上动来动去，铁链的吊环随之发出冷冷的幽光。街上到处弥漫着鲜花味儿果味儿和防晒油味儿。

那么，下一条新闻。

各种事件相继发生，各色人等陆续登场，场面不断变换。不久前我还漫无目的地漫步在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而现在则躺在火奴鲁鲁海滨仰望长空。这便是所谓趋势。顺点划线，结果便成了这副样子；按拍起舞，便到了脚下这个地步。我跳得很精彩吗？我在头脑里对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逐个清查，一一确认自己所相应采取的行动。还算可以，我想。也许不那么好，但并不坏。倘若再次处于同样的境遇，我多半仍将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也就是所谓思维体系。脚已经在动，已经踩上了舞点。

现在我在火奴鲁鲁，是休假时间。

休假时间——我不由脱口说出。本以为声音微乎其微，但大约还是给雪听见了。她咕噜一声朝我转过身，摘下太阳镜，迷惑不解地眯细眼睛盯着我，声音嘶哑地问道：“喂，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大事，零零碎碎。”

“大事小事无所谓，问题是别在旁边嘟嘟囔囔的。要嘟囔回房间一个人嘟囔好了。”

“抱歉，再不嘟囔。”

雪转而换上平和的目光，“傻气，你这人。”

“呃。”

“活像孤苦伶仃的老人。”说罢，又咕噜一声背过身去。

从机场钻进出租汽车，一路往火奴鲁鲁宾馆赶去。到得房间，我放下行李，换上短裤和半袖衫。往下干的头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商店街买一台大型盒式收录机。是雪要的。

“尽量买个大家伙，声音大大的。”

我用牧村拓给的支票，买了一台算是够大的三洋牌，又买了足够的电池和几盒音乐磁带。我问她还要什么，要不要衣服和游泳衣什么的，她说什么也不稀罕。每次去海滨，她必定带上这收录机，这当然成了我的任务。我像电影《人猿泰山》里那剽悍的土著居民一样把它扛在肩上（“亲爱的，我不想再往前了，前边有魔鬼。”）尾随其后。音乐节目主持人永无间歇地播放着流行音乐，我因而得以熟悉了今春流行的乐曲。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喉犹如清洁的瘟疫一般蔓延了整个世界，而略显平庸的霍尔和欧茨则为别开生面而奋勇出击，此外如想像力贫瘠的杜兰·杜兰，尽管具有某种闪光天赋却缺乏（在我看来）将其大众化能力的约翰·杰克逊，无论如何都前途无望的普里特达兹，时常唤起中立式苦笑的特兰普和柯兹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流行歌手和歌曲。

确如牧村所说，房间相当不错。诚然，家具、装修以及墙上的画与情趣相差甚远，但给人的感受却意外地舒服（夏威夷群岛上，又有何处能觅得情趣呢），而且离海边很近，往来方便。房间开在第十层，安静，且视野开阔。站在阳台上，可以一边眺望大海一边接受日光浴。厨房宽敞整洁，功能齐全，从微波炉到洗碗机，应有尽有。隔壁是雪的房间，比我的房间小些，带有一间小型厨房。电梯里或服务台前所见之人，个个衣着得体，气度不凡。

买完收录机，我独自走到附近的自选商场，买了好多啤酒、加利福尼亚葡萄酒、水果和果汁饮料，又买了可够简单做一次三明治的食品。而后同雪一起来到海滩，并排躺下，看海，看天，直到黄昏。这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开口，只是把身体翻上翻下，任凭时间悄然流失。太阳异常慷慨地把光线洒向地面，射进沙滩。亲昵柔和而夹有水汽的海风，不时忽然想起似的摇曳着椰树的叶片。有好几次我晕晕乎乎地打起瞌睡，又被脚前通过的男女的话语声或风声猛然惊醒。每当这时我便思忖自己现在位于何处，往往花一些时间才能说服自己，使自己确信身临夏威夷这一事实。汗水和防晒油交相混合，从脸颊经耳根啪嗒啪嗒落在地面。各种各样的声响宛如波浪时涌时退。有时可以从中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音律，似乎心脏也是地球这一巨大运营机构中的一分子。

我拧松脑袋的螺丝，全身舒展开来——现在是休假时间。

雪的表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走下飞机接触到夏威夷特有的甘甜温润空气那一瞬间发生的。她迈下扶梯，十分怕光似的闭起双目，深深吸了口气，而后睁开眼睛望着我。此时此刻，那犹如薄膜般一直蒙在她脸上的紧张遽然消失，惊惧和焦躁也不翼而飞。她时而用手摸摸头发，时而把口香糖揉成一团扔开，时而无端地耸耸肩膀——就连这些日常性的小小动作也显得生机勃勃，流畅自然。于是我反过来感到这孩子此前过的是一种何等反常的生活。不仅反常，而且显然是谬误。

她把头发在头顶盘紧，戴着太阳镜，身穿小号比基尼。如此躺在那里，很难看出她的年龄。体型本身固然还是孩子，但她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而带有某种自我完善韵味的新的举止做派，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四肢苗条，但并不显得楚楚可怜，反倒透露出强劲的力度，使人觉得假如她两手两脚猛地伸直，四周空间都会因此而骤然四下绷紧拉长。我想，她现在正在通过成长过程中最富有活力的阶段，正在急速地发育成大人。

我们相互往背上抹油。雪先给我抹，说我的背大得很。让人说自己背大这还是第一次，轮到我抹时，雪痒得扭来动去。由于头发撩起，那雪白的小耳朵和脖颈显露无余，惹得我现出微笑。从远处看去，有时连我都惊讶地觉得躺在海滩上的雪俨然是个成年人。惟独这脖颈安错位置似的同年龄成正比，分明带有孩子的稚嫩。毕竟还是孩子，我想。说来奇怪，女性的脖颈竟如年轮一般秩序井然地记载着年龄。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其间差别我也无法解释准确。反正少女有少女的脖颈，成熟女子有成熟女子的脖颈。

“一开始要慢慢地晒。”雪以老练的神情开导我，“先在阴凉处晒，然后去向阳处稍晒一会儿，再回到阴凉处来。要不然会一下子晒伤的，发肿起泡，甚至留下疤痕，可就成了丑八怪了。”

“阴凉、向阳、阴凉……”我一边往她背上抹油一边口中重复不已。

这么着，夏威夷第一天的下午，我们基本上都在椰树阴下躺着听调频音乐。我时而跳到海里游几圈，在海滨柜台式酒吧里喝一气冰凉冰凉的“克罗娜”。她不游，说要先放松再说。她喝一口菠萝汁汽水，慢慢咬一口夹有大量芥末和泡菜的热狗面包。不久，巨大的夕阳冉冉西沉，把水平线染成番茄汁一样的红色。继而，夕晖从船的桅杆上隐去，桅灯发出光亮——直到这时我们还躺在那里，她甚至连最后一束光照也不肯放过。

“回去吧，”我说，“天黑了，肚子也瘪了，散会儿步就去吃汉堡牛肉饼吧。要吃地地道道的牛肉饼，里面的肉要‘咔咔’爽口，番茄酱要鲜得彻头彻尾，洋葱要香得不折不扣，焦得恰到好处。”

她点头起身，但未站起，一动不动地蹲着，仿佛品味一天中的最后片刻。我卷起草席，扛起收录机。

“好了，还有明天，不要想什么了。明天完了还有后天。”我说。

她扬起脸，嫣然一笑。我伸出手，她拉住站立起来。

29

翌日早上，雪说去见母亲。她只知道母亲住所的电话，我便用电话简单寒暄几句，打听了去那里的路线。原来她母亲在马加哈附近借了一座小型别墅，从火奴鲁鲁乘车需花三十分钟。我说大约一点钟登门拜访，然后去近处一家租车公司租了一辆三菱蓝瑟。这是一次快活无比的兜风。我们把车内音响开到很大音量，窗口全部打开，沿着海滨高速公路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风驰电掣。到处都充溢着阳光海风花香。

我突然想起，问她母亲是否一个人生活。

“不至于。”雪微微抿起嘴唇，“她那人不可能一个人在外国待这么久，超现实人物嘛！没有人照料，她一天也过不下去。打赌好了，肯定同男友一起，又年轻又潇洒的男朋友。这点和爸爸一样。忘了，我爸爸那里不也有吗？有个油光光的一看就叫人不舒服的同性恋男友？那男的肯定一天洗三回澡，换两次内衣。”

“同性恋？”我问。

“不知道？”

“真不知道。”

“傻气，一眼不就看出来了！”雪说，“爸爸有没有那个兴致倒不晓得，总之是同性恋无疑，不折不扣，百分之二百。”

新奥尔良爵士乐响起时，雪再次加大音量。

“妈妈那人，向来喜欢诗人，或者希望当诗人的男孩子，洗相片时或做其他什么事的时候，让人家在身后朗诵诗。这是她的嗜好，古怪的嗜好。只要是诗就行，是诗就会被迷住，命中注定。所以，要是爸爸能写诗该有多好，可他打滚儿也憋不出来……”

我不由再次感叹：匪夷所思的家族，宇宙家族，行动派作家、天才女摄影家、神灵附体的少女和同性恋书童及诗人男友，厉害厉害！那么我在这精神陶醉式的扩大家族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担任怎样的角色呢？神经兮兮少女的勇猛剽悍的贴身男保镖？我想起忠仆对我现出的动人微笑，莫非是将自己视为其同类的会心之笑不成？喂喂，算了算了！这不过是暂时性的，是休假时间，明白？休假结束完后，我还将重操扫雪旧业，也就再没余暇陪你等游玩。这的的确确是暂时性的，好比一段同主题无关的小插曲。很快就会结束，届时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我还是喜欢简洁明快的世界。

我按照雨的指点，在马加哈前面不远的地方往右拐，朝山的方向行进。路两边稀稀落落地散列着独院民宅，房檐长长探出，我真担心一阵大风将其吹上天空。不一会，这些民宅也没了，雨所说的集团式住宅地带出现在眼前。值班房里有个印度人模样的看门人，问我找哪儿，我告以雨的住所号码。他打过电话，向我点头道：“可以，请进。”

进得大门，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在眼前豁然伸展，几乎望不到边际。几个坐着高尔夫车样小车的园艺师默默地修整草坪和树木。一群黄嘴小鸟在草坪上蚂蚱似的轻快地蹦来蹦去。我把写有雨住所的纸条给一个园艺师看，打听在哪里。他简单地用手一指：“那边。”顺其指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游泳池、树木和草地，一条黑乎乎的柏油路朝游泳池后侧拐了一个大弯。我道过谢，径直驱车向前，下坡，再上坡便是雪母亲的小别墅。这是一座具有热带风格的时髦建筑。门口探出一截避雨檐，檐下摇晃着风铃。周围茂密地长着不知名的果树，结着不知名的果实。

我刹住车，登上五级台阶，按响门铃。风铃在懒洋洋的微风吹拂下，不时发出干涩的低音，同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的维伐尔地的音乐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倒也舒服。大约十五秒钟，门无声地开了，闪出一个男子。是个美国白人，左臂从肩部开始便没有了，皮肤晒得很厉害，个头不很高，但身材魁梧，蓄着给人以足智多谋之感的胡须。身穿夏威夷衫，下配慢跑短裤，拖着胶拖鞋。年龄看起来同我相仿，长相虽算不上英俊潇洒，也还讨人喜欢。作为诗人，外表未免粗犷，但外表粗犷的诗人世上也是有的，大千世界，不足为奇。

他看看我，再看看雪，又看看我，略歪一下下颏，露出微笑。“哈啰”——他沉静地说。接着用日语重新说了句“您好”，同雪握手，同我握手，手握得不甚有力。“请，请进。”他的日语蛮漂亮。

他把我们让进宽宽大大的客厅，让我们坐在宽宽大大的沙发上，从厨房拿来两罐普里莫啤酒、一瓶可口可乐和一只托有三个玻璃杯的盘子。我和他喝啤酒，雪则什么也没动。他站起来走到组合音响前，拧小维伐尔地的音量，又转身折回。这房间似乎在毛姆小说中出现过，窗口很大，天花板上有电风扇，墙上挂有南洋民间工艺品。

“她正在洗相片，大约十分钟后出来。”他说，“请在这稍等一下。我叫笛克，笛克·诺斯。和她住在这里。”

“请多关照。”我说。雪一声不响地观望窗外景致。从果树的空隙间可以望见碧波粼粼的大海。水平线上孤零零飘浮着一朵如猿人头骨似的云。云纹丝不动，也没有要动的样子，给人一种执迷不悟的感觉，颜色极白，如漂白过一般，轮廓甚为清晰。黄嘴小鸟不时鸣啭着从云前掠过。维伐尔地放完，笛克·诺斯提起唱片针，单手取下唱片，装进套里，放回唱片架。

“日语讲得不错嘛！”我没话找话。

笛克点点头，动了动单侧眉毛，闭起眼睛，微微一笑：“在日本住很久了。”他停了一会，“十年。战争期间——越南战争期间第一次来到日本，就喜欢上了，战后进了日本的大学，是上智大学。现在写诗。”

到底如此！既不年轻，又不甚潇洒，但终究是诗人。

“同时也搞点翻译，把日本的俳句、短歌和自由诗译成英语。”他补充道，“很难，难得很。”

“可想而知。”我说。

他笑盈盈地问我再喝一罐啤酒如何，我说好的。他又拿来两罐啤酒，单手以难以置信的优雅手势拉开易拉环，倒进玻璃杯，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摇了几次头，俨然验收似的细细看着墙上的广告画。

“说来令人费解，”他说，“世上没有独臂诗人，这是为什么呢？有独臂画家，甚至有独臂钢琴家，就连独臂棒球投球手都有过。为什么偏偏没有独臂诗人呢？写诗这活计，一条手臂也罢，三条手臂也罢，我想都毫无关系的。”

言之有理。对写诗来说，胳膊的多少确实关系不大。

“想不出一个独臂诗人？”笛克问我。

我摇了下头。坦率说来，我对诗差不多处于诗盲状态，就连两条手臂一条不少的诗人都想不出个完整的名字来。

“独臂冲浪运动员倒有好几个，”他接着说，“用脚控制滑行板，灵巧得很，我也多少会一点。”

雪欠身站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噼里啪啦”翻了一会唱片架上的唱片，看样子没有发现她喜欢的，便皱起眉头，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音乐停下后，四周静得似乎睡熟了一般。外面时而传来割草机呜呜喔喔的轰鸣声。有人在大声招呼对方。风铃叮叮咚咚低吟浅唱。鸟声啁啾。但岑寂压倒了一切。任何声音都稍纵即逝地隐没在这片岑寂之中，不留半点余韵。房子周围仿佛有几千名默然无语的透明男子，使用透明的消音器将声音吞噬一空，只要有一点点声音，便一齐聚而歼之。

“好静的地方啊！”我说。

笛克点点头，不胜珍惜地看着那条独臂的手心，又一次点点头：“是啊，是很静。静是首要大事，尤其对于干我们这行的人来说，静是必不可少的。hutsle-bustle可是吃不消，该怎么说来着——对，喧嚣、嘈杂。那不行的。怎么样，火奴鲁鲁很吵吧。”

我倒没觉得火奴鲁鲁很吵，但话说多了惹麻烦，便姑且表示赞同。雪依然以不屑一顾的神情打量外面的风景。

“考爱岛是个好地方，幽静、人少，我真想住在考爱。瓦胡岛不行，游客多，车多，犯罪多。但由于雨工作的关系，也就住在这里。每周要到火奴鲁鲁街上去两三次。要买器材，需要很多样器材。另外住在瓦胡岛联系起来方便，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她现在摄取各种各样的人，摄取现实生活中的人。有渔夫，有园艺师，有农民，有厨师，有筑路工，有鱼铺老板……无所不摄。出色的摄影家。她的摄影作品含有纯粹意义上的天赋。”

其实我并未怎么认真地看过雨的摄影，但也姑且表示赞同。雪发出一种极其微妙的鼻音。

他问我做什么工作。

我答说自由撰稿人。

他看样子对我的职业来了兴致，大概以为我和他算是近乎表兄弟关系的同行吧。“写什么呢？”他问。

我说什么都写，只要有稿约就写，一句话，和扫雪工差不多。

扫雪工？说着，他神情肃然地思索多时，想必理解不透其中的含义。我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较为详细地做一番解释。正当这时，雨走了进来，我们的谈话遂就此打住。

雨上身穿一件粗棉布半袖衫，下身是一条皱皱巴巴的白色短裤。没有化妆，头发也像刚刚睡醒似的乱蓬蓬一团。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透露出一种不妨称之为高傲脱俗的气质，一如在札幌那家宾馆餐厅见面之时。她一进屋，人们无不切实感觉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存在——无须由人介绍，亦无须自我表白，纯属瞬间之感。

雨一声不响地径直走到雪跟前，把手指伸进女儿的头发，搔得蓬蓬松松，然后将鼻子贴在女儿太阳穴上。雪虽不显得很感兴趣，但并未拒绝，只是摇了两三下头，把头发恢复到原来垂直披下的形状，眼睛冷静地看着博古架上的花瓶。但这种冷静完全不同于和父亲相见时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冷漠，从她细小的举止，可以一闪窥见其感情上不甚自然的起伏摇摆。这母女之间确乎像有某种心的交流。

雨与雪。的确有些滑稽，的确别出心裁，如牧村所言，简直是天气预报。若是再生一个孩子，又该叫什么名字呢？

雨与雪一句话也没说，既无“身体好吗”，又无“怎么样”。母亲仅仅是把女儿的头发弄乱，把鼻子挨住对方的太阳穴。之后，雨走到我这边，在我身旁坐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沙龙”，擦火柴点燃一支。诗人不知从哪里找来烟灰缸，手势优雅地“通”一声放在茶几上，俨然将一行绝妙的装饰性诗句插入恰到好处的位置。雨将火柴杆投进去，吐了口烟，抽了下鼻子。

“对不起，工作脱不开手。”雨说，“我就这种性格，干就干到底，中间停不下来。”

诗人为雨拿来啤酒和玻璃杯。又用单手巧妙地拉开易拉环，把酒倒进杯子。雨等泡沫消失后，一口喝了半杯。

“在夏威夷，能待到什么时候？”雨问我。

“不清楚，”我说，“还没定。不过也就是一周左右吧。眼下休假，完了必须回国开始工作的……”

“多住些日子就好了，好地方。”

“好地方倒是好地方。”乖乖，她根本没听我说什么。

“饭吃了？”

“路上吃了三明治。”

“我们怎么办，午饭？”雨转问诗人。

“我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小时之前做意大利面条吃来着。”诗人慢条斯理地回答，“一小时前也就是十二点十五分，普通人大概称之为午饭，一般说来。”

“是吗？”雨神色茫然。

“是的。”诗人断言，然后转向我，盈盈笑道，“她工作一入迷，现实中的一切就统统给她忘到了脑后。比如吃没吃饭，工作前在哪里做了什么，一古脑儿忘光，大脑一片空白，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不由心想：这与其说是注意力集中，莫如说是属于精神病范畴的症状——当然没有说出口，而只是在沙发上彬彬有礼地默默微笑。

雨用空漠的目光打量着啤酒杯，许久才恍然大悟似的拿在手上喝了一口。“喂喂，那个且不管，反正肚子饿了。我们是没吃早饭的嘛！”

“我说，不是我一味指责你的不是，如果准确地叙述事实的话，那么你在早上七点半是吃了一个大烤面包和一串葡萄以及一杯酸牛奶。”笛克解释道，“而且你还说真好吃来着，说好吃的早餐是人生主要乐趣之一。”

“是那样的吗？”雨搔了搔鼻侧，接着又用空漠的目光往上看着，思索良久，活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面。于是我渐渐分辨不出孰真孰伪，判断不出何为正常何为错乱。

“反正我肚子饿得厉害。”雨说，“吃点也并不碍事吧？”

“当然不碍事。”诗人笑道，“那是你的肚子，而不是我的。想吃尽管吃就是。有食欲毕竟是好事。你总是这样：工作一顺手食欲就上来。做个三明治好吗？”

“谢谢。还有，同时再拿一瓶啤酒来可好？”

“Certainly⁽¹⁾。”说罢，消失在厨房里。

“你，午饭吃了？”雨问我。

“刚才在路上吃了三明治。”我重复道。

“雪呢？”

雪说不要。倒也干脆。

“笛克是在东京遇到的。”雨在沙发上盘起腿，看着我的脸说，但我觉得似乎是解释给雪听的。“他劝我去加德满都，说那里能激发灵感。加德满都，是个好去处。笛克是在越南搞成独臂的，给地雷炸掉了。是重型地雷，人一踩上去就被掀到空中，在空中爆炸，轰隆隆。旁边人踩的，他赔了条胳膊。他是诗人，日语不错吧？我们在加德满都住了些天，随后来到夏威夷。在加德满都待上一段时间就想到热地方去了。这房子是笛克找的，是他朋友的别墅。我们把客用浴室改成暗室。嗯，好地方。”

如此说罢，她长长地吸了口气，伸了个懒腰，意思像是说该说的已全部说完。午后的沉默很是滞重，窗外强烈的光粒子犹如尘埃一般闪闪飘浮，并兴之所至地移行开去。如猿人头骨似的云仍以一成不变的姿态悬在水平线上，依然显得那么执迷不悟。雨那支香烟放在烟灰缸里后几乎再没动过，已燃烧殆尽。

我想道：笛克是怎样以一条胳膊做三明治的呢？又是怎样切面包的呢？用右手拿刀，当然是右手。那么面包该怎样按呢？莫不是用脚什么的？我无法想像。抑或是押上一个好韵而使得面包自动自觉地裂开不成？他为什么不安一条假臂呢？

过不多会，诗人端着一个盘子出现了，盘子上十分高雅地摆着三明治，里面夹的是黄瓜和火腿，都切得非常之细，甚至还有橄榄，一派英国样式，看上去十分可口。我不禁惊叹，居然切得这般漂亮。他打开啤酒，倒入杯中。

“谢谢，笛克。”雨说，然后转向我，“他做菜相当拿手。”

“假如举行以独臂诗人为参加对象的做菜比赛，我绝对第一名。”诗人闭起一只眼睛对我说。

雨劝我尝尝，我便拿起一块。果然甚是可口，仿佛有一种诗趣。材料新鲜，手艺高超，音韵准确。“好吃！”我说。但惟有面包如何切这点想不明白。很想问，当然是问不得的。

笛克像是个勤快人。雨吃三明治的时间里，他又去厨房为大家煮了咖啡。咖啡也煮得出色。

“喂，我说，”雨问我，“你和雪在一起没有什么？”

我全然不能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便问没有什么指的是什么。

“当然指音乐，摇滚乐。你不感到痛苦？”

“倒也不怎么痛苦。”

“一听见那玩意儿我就头疼，三十秒都忍受不了，咬牙也不行。和雪在一起我愿意，只是那音乐吃不消。”说着，她用手指一顿一顿地揉着太阳穴，“我听得了的音乐极为有限。巴罗克音乐，部分爵士乐，加上民族音乐。总之是能使心境获得安宁的音乐，这个我喜欢。诗也喜欢。和谐与静谧。”

她又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一口放在烟灰缸上。估计又要忘在那里，事实果真如此。我真奇怪为何未曾引起火灾。牧村说和她那段生活损耗了他的人生和天赋——现在我觉得似可理解。她不是为周围人做出奉献的那种类型，恰恰相反，她要为调整自身的存在而从周围一点点索取，而人们也不可能不为她提供。因为她具有才华这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她将这种索取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和谐与静谧——人们为此可要连手带脚都向她奉献出去。

我真想高叫一声：好在和我没关系。我在这里，是因为与我的休假巧合，如此而已。休假一结束，我便将重新扫雪。眼下这奇妙的状况很快就要极为自然地成为过去。因为我首先不具有足以向她那辉煌的才华做出奉献的任何本事。纵使有，我也必须为己所用。我不过是被命运之河中一小股迷乱的波流临时冲到这里，冲到这莫名其妙的奇特场所来的。倘若可能，我很想如此大声疾呼。不过又有谁能予以倾听呢？在这个扩大家族里，我还只是个二等公民。

云絮仍以同样的形状飘浮在水平线稍上一点的空中。如若撑船过去，似乎一伸竿即可触及。一块巨大的猿人头骨，想必从某个历史断层掉到了火奴鲁鲁的上空。我对那云团说道：我们或许属于同类。

雨吃罢三明治，又走到雪跟前把手伸进头发里抓弄一番。雪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茶几上的咖啡杯。“好漂亮的头发，”雨说，“我也想有这样的头发，油黑油黑，笔直笔直。我这头发一转身就乱成一团，理不开梳不动。是不，小公主？”她又把鼻尖贴在女儿的太阳穴上。

笛克把空啤酒罐和盘子撤走，放上莫扎特的室内乐唱片。“啤酒怎么样？”他问我。我说不要。

“是这样，我想和雪单独谈谈家庭内部的事。”雨声音有些发尖地说，“家里事，母女间的事。笛克，请你把他带到海边走走好么？呃——大约一个小时。”

“好的好的，那自然。”诗人说着动身，我也站起。诗人在雨的额头上轻吻一下，然后扣上帆布帽，戴上绿色雷朋太阳镜。“我们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两位慢慢聊好了。”他拉起我的臂肘，“好，走吧。有块非常妙的海滩。”

雪缩了缩肩，目光淡然地向上看着我。雨从烟盒里抽出第三支。我和独臂诗人把她们留下，打开门，走进午后有些呛人的阳光中。

我开起那辆三菱蓝瑟，往海岸驶去。诗人告诉我，安上假臂很容易开车，但他想尽量不安。

“不自然。”他解释说，“安上那东西心里总不安然。方便肯定方便，但觉得别扭，好像不是自己。所以我尽可能使自己习惯这独臂生活，尽可能靠自有的身体干下去，尽管略嫌不足。”

“面包是怎么切的呢？”我下决心问道。

“面包？”他想了一会，一副费解的样子，稍顷总算明白过来我问话的用意，“啊，你是说切面包的时候，倒也是，问得有理。一般人怕是很难想像，其实很简单，单手切就是。正常拿刀当然切不了，拿刀方式上有窍门。要用手指按住面包，同时夹紧刀片，这样通通通地切。”

他用手比划给我看，但我还是不得要领，仍觉得勉为其难。何况他切的比正常人用双手切的还要高明得多。

“真的没问题。”他看着我笑道，“大多事情用一只手都能应付下来。鼓掌固然不成，其他就连俯卧撑、玩单杠都可以。锻炼嘛！你怎么以为的？以为我怎么切面包的？”

“以为你用脚什么的来着。”

他开心地笑出声来。“有趣有趣，”他说，“可以写成诗，关于独臂诗人用脚做三明治的诗，一首妙趣横生的诗。”

对此我既未反对又没赞成。

我们沿着海岸高速公路行驶了一会儿，把车停下，买了六罐冰镇啤酒（他硬要付钱），步行到一处稍远些的几乎不见人影的海滩，躺着喝啤酒。由于溽暑蒸人，怎么喝也无醉意。这海滩不大像夏威夷风光，树木低矮茂密，参差不齐，海岸也不规整，给人以犬牙交错之感，但至少没有游客的喧闹。再过去不远处，停着几辆小型卡车，几个人家的一家老小都在水里嬉戏。海湾里有十多个人冲浪。头骨云仍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势凝然悬浮不动。海鸥如洗衣机里的漩涡一般在空中团团飞舞。我们似看非看地看着这片光景，喝啤酒，断断续续地聊天。笛克讲他对雨怀有怎样的敬意，说她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讲雨的时间里，他自然而然地由日语换成了语速缓慢的英语，用日语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感情。

“同她相识之后，我对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怎么说呢，她的摄影作品把诗剥得精光。我们搜肠刮肚字斟句酌地编造出来的东西，在她的镜头里一瞬间便被呈现出来——具体显现。她从空气从光照从时间的缝隙中将其迅速捕捉下来，将人们心目中最深层的图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的你能理解吧？”

“大致。”

“她的摄影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看她的作品，有时甚至感到战栗，似乎自身存在与否都大可怀疑。dissilient⁽²⁾这个词晓得吗？”

我说不晓得。

“用日语怎么说好呢，就是一种什么东西突然裂开弹开的感觉。世界没有任何预兆地一下子弹裂开来，时间、光照等等全都dissilient，一瞬之间。天才！与我不同，与你也不同。失礼，请原谅，我对你还没什么了解。”

我摇摇头：“没关系，你说的我完全理解。”

“天才人物是极其罕见的。一流才能并非到处都可发现。能邂逅能在眼前见到，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不过……”他略一沉默，以摊开双手的姿势将右手向外伸出，“在某种意义也是痛苦的体验，有时我的自我如遭针刺般地作痛。”

我似听非听地侧起耳朵，眼睛眺望着水平线及其上边的云。这段海滩波涛汹涌，海水凶猛地撞击着海岸。我把手指伸进热乎乎的沙子，攥了一把，让它从指缝间哗哗淌下，如此反复不止。冲浪运动员们追波逐浪地靠近岸来，而后又返回海湾。

“可是我已经被她吸引住了，并且爱上了她，已不容我再强调自我。”他“啪”地打了个响指，“就像被巨大的漩涡吸进去了一样。知道么，我有妻子，是日本人，也有孩子。我爱妻子，真心地爱，即使现在。但从第一眼见到雨的时刻起，就被她吸引住了，被卷进了她的漩涡，别无选择，无法抵抗。我知道，知道这种事一生中只有一次，这种邂逅此生不会再有，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想：同她在一起，恐怕早晚我会后悔的；但若不同她在一起，我这一存在本身将失去意义。这以前，你可曾这么想过？”

我说没有。

“真是不可思议。”笛克继续道，“我历尽千辛万苦才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妻子孩子和小家，加上工作。工作虽然收入不很大，但很有意思。写诗，也搞翻译。就我来说，也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人生了。战争使我失掉了一条胳膊，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为此我费了很长时间，也付出了努力。心境的平和——实现这一点很不容易，然而我实现了。但是……”说着，他手心朝上举起，缓缓平移，“失掉它却是一瞬间，刹那间。我已经没有归宿。回不了日本的家，美国也没地方可回，我离开祖国太长太久了。”

我很想安慰他一句，但想不起适当的话，只好玩弄着沙子，抓起撒下。笛克站起身，走出五六米远，在密密蓬蓬的树丛阴处解罢手，缓缓踱回。

“不打自招，”他笑道，“很想找人倾吐一番。你怎么看？”

我不好表示什么。双方都已是年过三十的成年人，同谁睡觉之类只能由自己抉择。漩涡也罢，龙卷风也罢，沙漠风暴也罢，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只能设法坚持下去。笛克这个人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对他用一条胳膊克服各种困难的努力甚至怀有敬意，但对他这句问话到底应如何回答呢？

“首先我不是搞艺术的人，”我说，“因此对艺术灵感的产生和其间的关系体会不深。这超出我的想像。”

他以悲戚凄然的神色望着大海，似乎想说什么，但终未开口。

我闭起眼睛。本来是想稍闭一会，不料却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大概是啤酒作怪吧。醒来时，树影已移到我的脸上。由于热，脑袋有些昏昏沉沉。一看手表，已经两点半了。我晃晃头，坐起身来。笛克在水边逗一条狗玩。但愿我没伤他的心才好——谈话当中我丢开他自管睡了，况且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谈话。

但我到底能说什么呢？

我又抓起沙子，目视他逗狗玩的身影。诗人把狗的脑袋抱在怀里。海涛呼啸着拍上岸来，又余威未尽地退下阵去。雪沫闪闪，炫目耀眼。莫非自己过于冷漠？其实我并非不理解他的心情。独臂也罢，双臂也罢，诗人也罢，非诗人也罢，所面临的这个世道同样都是严峻而冷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我们已是成年人，我们已经熬到了这个地步，至少不应该向初次见面的人提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属于基本礼节。过于冷漠，我想。我摇摇头——尽管摇头也毫无用处。

∗∗∗

我们乘三菱蓝瑟返回小别墅。笛克一按门铃，雪打开门，脸上既不显得高兴也不显得不高兴。雨衔支香烟盘腿坐在沙发上，用坐禅似的眼光定定地向上看着。笛克走上前，又在她额上吻了一下。

“谈完了？”他问。

“噢噢。”雨依然衔着烟，给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在海滩上一边观察世界的尽头一边愉快地接受日光浴。”笛克说。

“该回去了。”雪用极其平板式的声音说。

我也有同感，是到返回嘈杂、现实、熙熙攘攘的火奴鲁鲁的时候了。

雨从沙发上欠身站起：“再来玩，还想见你的。”说着，走到女儿跟前，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脸颊。

我向笛克致谢，感谢他的啤酒等等。他微微一笑，说不客气。

我让雪坐进三菱蓝瑟副驾驶席。这时雨拉过我的臂肘，说有句话要跟我说。我和她并肩走到前边一处小公园模样的地方，里边有架简易滑梯，她在旁边靠定，抽出一支烟塞在嘴里，不耐烦似的擦火柴点燃。

“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她说，“所以有件事相求，希望你尽可能把她带来这里。我，喜欢那孩子，想见她，明白吗？想见她和她说话，想交朋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在成为母女之前。所以想趁她在这里时两人多谈一些。”

说罢，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我想不起有什么话好说，但又不能不说点什么。

“这是你同女儿之间的问题。”我说。

“当然。”

“所以如果她想同你相见，我当然领来。”我说，“或者你作为母亲叫我领来，我也会领来，两种情况都可以。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能说。所谓朋友关系是自发的，无须第三者介入。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

雨开始沉思。

“你说想同女儿交朋友，这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不过恕我直言，对雪来说，你是朋友之前首先是母亲。”我说，“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客观就是如此。况且她才十三岁，她还需要母亲，需要在黑暗寂寞的夜晚无条件地紧紧拥抱她的存在。请原谅，我是毫不相干的外人，说这样的话也许缺乏考虑。但她所需要的并非不生不熟的朋友，而首先是全面容纳自己的世界。这点应首先明确。”

“你不明白的。”雨说。

“是的，我不明白。”我说，“不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心灵已经受到创伤。应该有人保护她，棘手是有些棘手，但必须有人这样做。这是责任，明白吗？”

她当然不明白。

“我不是叫你每天都领来这里。”她说，“在那孩子同意来的时候领来即可，我也不时打电话过去。我不愿意失去那孩子，长此以往，我真担心她随着逐渐长大而离我越来越远。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纽带。我可能不是个好母亲，可是较之当母亲，我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毫无办法。这点那孩子也该理解。所以，我寻求的是超乎母女之上的关系，是血缘相连的朋友。”

我叹口气，摇摇头——尽管摇头也无济于事。

∗∗∗

归途车中，我们默默地听着广播音乐，我有时低声吹几声口哨。此外便是无尽的沉默。雪转过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窗外，我也没什么话特别想说。如此行驶了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产生了轻微的预感，一种如无声弹丸般的预感倏然掠过我的脑际。那预感好像用小字写道：“最好找地方停车。”

于是我按照预感把车停在前面一处海滨车场，问雪是否心情不好，“没什么？不要紧？不喝点什么？”雪一阵沉默。暗示性沉默。我再没说什么，而是密切注视暗示的发展。年纪一大，往往可以多少领悟暗示的暗示性，知道此时应该等待，直到暗示性以具体形式出现时为止，犹如等待油漆变干一样。

两个身穿同样的小号黑游泳衣的女孩肩并着肩，在椰子树下缓缓行走，脚步迈得很轻，活像在围墙上挪动的猫。泳装的样子很滑稽，仿佛是用几块小手帕连接而成，几乎一阵强风便可从身上掀跑。两人恍若被压抑的梦幻，氤氲着既现实而又非现实的奇妙氛围，从右向左横穿过我们的视野，消失了。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唱起《饥饿的心》。娓娓动听。看来世界还不至于漆黑一团。音乐节目主持人也说这歌不错。我轻咬一下手指，纵目长空。那块头骨云絮命中注定似的仍在那里。夏威夷，天涯海角！母亲想同女儿交朋友，女儿寻求的则是朋友之外的母亲。失之交臂。欲去无处。母亲身边有男友——失去归宿的独臂诗人；父亲家中也有男友——同性恋书童忠仆。无处可去。

十分钟后，雪把脸靠在我肩头开始哭泣，起始很平静，随后哭出声来。她把两手整齐地放在自己膝头，鼻尖贴住我肩部哭着。理所当然，我想。若我身临她的处境也要哭，当然要哭！

我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哭个痛快。我的衬衣袖不久便湿透了。她哭了相当长的时间，肩头颤抖不止，我默默地把手放在那上面。

两名戴着太阳镜、左轮手枪闪闪发光的警察从停车场穿过。一条德国牧羊狗热不可耐地伸长舌头四下转了一圈，消失不见。一辆轻型福特卡车在附近停住，走下一个身材高大的萨摩亚人，领着漂亮的女郎沿海边走去。收音机播出盖茨唱的《跳舞天国》。

雪哭过一阵，渐渐平静下来。

“喂，以后再别叫我小公主。”她依然把脸靠在我肩部说道。

“叫过？”我问。

“叫过。”

“忘了。”

“从辻堂回来的时候，那天晚上。”她说，“反正再别叫第二次。”

“不叫。”我说，“一言为定，向乔治男孩和杜兰·杜兰发誓，再不叫第二次。”

“妈妈总那么叫，管我叫小公主。”

“不叫了。”

“她那人，总是一次次地伤害我，可她本人一点儿也觉悟不到，而且喜爱我，是不？”

“是的。”

“我怎么办才好呢？”

“长大。”

“不想。”

“别无他法。”我说，“谁都要长大，不想长大也要长大。而且都要在各种苦恼中年老体衰，不想死也要死去。古来如此，将来同样如此。有苦恼的并非只你一个人。”

她扬起带有泪痕的脸看着我：“嗯，你就不会安慰人？”

“我以为是在安慰你。”

“绝对两码事。”说罢，她将我的手从其肩头移开，从手袋里掏出纸巾擦擦鼻子。

“好了，”我拿出现实声音说道，随即将车开出停车场，“回去游一会儿，然后做顿美餐，和和气气地吃一顿。”

我们游了一个小时，雪游得很好。我们游到海湾那边，潜进水里，相互抓脚嬉闹。上岸后冲罢淋浴，去自选商场采购。买了牛肉和蔬菜。我用洋葱和酱油烧了一盘清淡爽口的牛肉，做了蔬菜色拉，又用豆腐和葱做个大酱汤。一顿愉快的晚餐。我喝了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雪也喝了半杯。

“你很会做菜。”雪钦佩地说。

“不是会做，不过倾注爱意、认真去做罢了。如此就能产生大不相同的效果，这是态度问题。凡事只要尽力去爱，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爱起来；只要尽可能心情愉快地活下去，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

“再往上难道不行？”

“再往上得看运气。”

“你这人，挺会蒙混人的，那么大的一个大人！”雪诧异地说。

两人洗完碟碗拾掇好，到华灯初上的卡拉卡乌大街悠然漫步，一路窥看各种各样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加以评头品足，审视各色男女行人的风姿，最后走进人头攒动的罗亚尔夏威夷饭店，在里边的临海酒吧坐下歇息。我还是喝“克罗娜”，她喝的是果汁汽水。笛克·诺斯想必对这人声鼎沸的夜晚街市深恶痛绝，我倒没那么严重。

“嗯，对我妈妈你是怎么看的？”雪问我。

“初次见面，坦率地说，还把握不住。”我想了想说，“归纳、判断起来很花时间，脑袋不好使嘛。”

“可你有点生气了吧？没有？”

“是吗？”

“是的。看脸就知道。”

“可能。”我承认。随即眼望海面呷了口“克罗娜”，“经你一说，或许真的有点生气。”

“针对什么？”

“针对没有任何人肯认真对你负起应负的责任这件事。不过这怕是不妥当的。一来我没有生气的资格，二来生气也毫无作用。”

雪拿起碟子上的炸薯条，“咯吱咯吱”地咬着：“肯定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都认为必须做点什么，又都不知怎么做。”

“大概是吧。都好像懵懵懂懂。”

“你明白？”

“我想不妨静等暗示性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后再采取对策，总而言之。”

雪用指尖捏弄着T恤衫的下角，想了一会儿，似仍不解其意，便问：“这，怎么回事？”

“无非是说要等待。”我解释说，“水到渠成。凡事不可力致，而要因势利导，要尽量以公平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解决的办法。大家都太忙，太才华横溢，要干的事情太多，较之认真考虑公平性，更感兴趣的还是自己本身。”

雪在桌上支颐静听，用另一只手把粉红色桌布上的炸薯条残渣扫开。邻桌坐着一对美国老夫妇，分别穿着同样花纹的夏威夷男衫和夏威夷女衫，手拿硕大的玻璃杯，喝着颜色鲜艳的鸡尾酒，看上去十分美满幸福。饭店的院子里，一个身穿同样花纹的夏威夷衫的年轻女郎，边弹电子琴边唱《唱给你》。不很动听，但的确是《唱给你》。院子里处处摇曳着呈松明状的煤气灯火苗。一曲唱罢，两三个人“吧唧吧唧”鼓掌助兴。雪拿起我的“克罗娜”喝了一口。

“好喝！”

“支持动议，”我说，“好喝两票！”

雪现出惊讶的神色，定定地看着我的脸：“真有点捉摸不透你是怎样一个人物。既像是个地地道道的正经人，又像是个不着边际的荒诞派。”

“地道正经同时也是放纵不羁，不必放在心上。”说罢，我招呼态度极为热情的女侍再来一杯“克罗娜”，女侍旋即摆动腰肢把饮料端来，在账单上签完字，留下波斯猫一般的大幅度微笑，转身离去。

“那么，我到底该怎样才好呢？”

“母亲想见你。”我说，“细节我不晓得，别人家的事，况且人又有些与众不同。但让我简单说来，她恐怕是想超越以往那种磕磕碰碰的母女关系，同你结为朋友。”

“人与人成为朋友是很困难的事，我想。”

“赞成。”我说，“困难两票。”

雪把臂肘拄在桌面上，目光迟滞地看着我。

“对那点是怎么想的？对我妈妈的想法？”

“我怎么想全无所谓，问题是你怎么想。不用说，这里边恐怕既有自以为是的利己主义一面，也有可取的建设性姿态一面。偏重哪方面取决于你自己。不过不用急，慢慢想好再下结论不迟。”

雪仍旧手托着腮，点头同意。柜台那边有人放声大笑。弹电子琴的女郎返回座位，开始弹唱《蓝色夏威夷》：“夜色刚刚降临，我们都还年轻，喂，快来呀，趁着海面上明月莹莹。”

“我和妈妈俩，关系闹得很僵很僵来着。”雪说，“去札幌前就很僵，因上不上学的事吵来吵去，满屋子火药味。后来干脆不怎么开口，面对面的时间也很少，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她那人考虑问题不成系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转身忘个精光，说的时候倒蛮像那么回事，但说完就再不记得，可是有时又心血来潮地惦记着尽母亲的责任，我真给她折腾得焦头烂额。”

“不过……”我仿佛成了连接词。

“不过，是的，她确实有一种非同一般的优点长处。作为母亲是一塌糊涂，糟糕到了极点，我也因此满肚子不快，可是不知为什么偏又被她吸引。这点和爸爸截然不同，说不出为什么。现在她又风风火火提出交朋友，也不看看她和我之间力气差得多远。我还是孩子，她已经是强有力的大人。这点谁都一清二楚吧？可妈妈就是不开窍。所以，即使妈妈要和我交朋友，也不管她付出多大努力，结果也只能一次次刺激我伤害我，而她又不醒悟。比如在札幌时就是这样，妈妈有时要向我走近，我便也向妈妈那边靠拢——我也在努力，这不含糊——可这时她已经一转身到别处去了，脑袋已经给别的事情塞得满满的，早把我忘了。一切都是心血来潮。”说着，雪把咬去一半的炸薯条弹到地上，“领我一起去札幌，到头来还不一个样。一忽儿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跑加德满都去了，一连三天都没想起还把我扔在那里。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而且又不理解我心里因此受到多大刺激。我喜欢妈妈，我想是喜欢的，能成为朋友想必也是好事，但我再不愿意给她甩第二回，不愿被她兴之所至地这里那里带着跑。已经够了。”

“你说的全对。”我说，“论点明确，非常容易理解。”

“可妈妈不理解。即使这样讲给她听，她也肯定莫名其妙。”

“我也觉得。”

“所以烦躁。”

“也可以理解。”我说，“那种时候，我们大人是借酒消愁。”

雪拿起我的“克罗娜”，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去一半。杯子足有金鱼缸那般大，因此量相当不小。喝完后，她依然手托着腮，无精打采地看着我的脸。

“有点儿怪，”她说，“身上暖烘烘的，又困困的。”

“好事。”我说，“心里还舒服？”

“舒服，挺舒服的。”

“那好。这么长的一整天，十三岁也罢，三十四岁也罢，最后舒服一下的权利总是有的。”

我付过账，拉起雪的胳膊沿海边走回宾馆，给她打开房间的门。

“喂。”

“什么？”我问。

“晚安。”

第二天也是不折不扣夏威夷式的一天。吃罢早餐，我们立即换上游泳衣，走到海滨。雪提出冲浪，我便租了两块冲浪板，同她一起冲到舍拉顿湾。过去一位朋友曾教过我基本技术，我照样教给雪，无非浪的捉法、脚的踏法之类，雪记得很快，加上身体柔软，捕捉浪头的时机掌握得很妙。不到三十分钟，她便在浪尖上玩得比我还远为熟练，连说“有趣有趣”。

午饭后，我带她去阿拉莫阿纳附近一家冲浪器材店，买了两块半新的中档冲浪板。店员问我和雪的体重，分别给选了两块相应的，还问我们是不是兄妹，我懒得费唇舌，便说是的。总还算好，没被看成父女。

两点我们又去海边，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其间游了一阵，睡了一会，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愣愣地躺着。听音乐，“啪啦啦”翻书，打量男人女人的身影，倾听椰树叶的摇摆声。太阳按既定轨道一点点移动。日落时分，我们返回房间洗淋浴，吃意大利面条和色拉，然后去看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出了电影院，跨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旁的酒吧坐下，我仍喝“克罗娜”，她要了果汁饮料。

“嗳，我再喝一点可好？”雪指着“克罗娜”问。我说可以，便换过杯子，雪用吸管喝了大约两厘米。“好喝！”她说，“好像和昨天那家酒吧里的不太一样。”

我叫过男侍，让他再送来一杯“克罗娜”，把它整杯推过去。“都喝掉好了。”我说，“每晚都陪我，一周后你就成为全日本最熟悉‘克罗娜’的中学生了。”

游泳池畔一支大型舞池乐队正在演奏《弗列涅西》。一位年纪大些的单簧管手中间来了一段独奏，那段独奏抑扬有致，不禁使人想起亚泰的手法。舞池里大约有十对衣着考究的老夫妇翩翩起舞，俨然从水底透射出来的灯光辉映着他们的脸庞，像涂上了一层虚幻色彩。跳舞的老人们看上去十分陶然自得。他们经过各自不同的漫长岁月，暮年终于来到了这夏威夷。他们优雅地移动脚步，一丝不苟地踩着舞点。男士们伸腰收颏，女士们转体画圈，长裙飘飘。我们出神地看着他们的舞姿。不知何故，那舞姿使我们心里漾起恬适的涟漪，大概是因为老人们的神情无不透露出安然的满足吧。乐曲换成《月光》时，他们把脸悄然贴近。

“又困了。”雪说。

但这回她可以一个人安稳地迈步走回——进步了。

∗∗∗

我回到自己房间，拿起葡萄酒瓶和酒杯踱进客厅，打开电视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演的《把他们高高吊起》。又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又没有一丝笑容。我边看边喝了三杯葡萄酒，睡意渐渐上来，只好关掉电视，去浴室刷牙。这一天到此为止了，我想，是有意义的一天吗？不见得，但还凑合。早上教了雪如何冲浪，然后买了冲浪板。吃罢晚饭，看了《E.T.》⁽³⁾，去哈勒克拉尼酒吧喝“克罗娜”，观赏老人们优雅的舞姿。雪喝醉了领她返回宾馆。凑合，不好也不坏，典型的夏威夷式。总之这一天算至此结束。

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只穿圆领衫和短裤，上床熄灯不到五分钟，门铃“叮铃”一声响了。糟糕，都快十二点了！我打开床头灯，穿上长裤走到门口。这时间里门铃又响了两次。估计是雪，此外不能想像有什么人找我，所以我也没问是谁便拉开门。不料站在那里的不是雪，一个年轻女郎！

“您好！”女郎说。

“您好！”我条件反射地应道。

一看就像是个东南亚人，泰国、菲律宾或越南。我对微妙的人种差别分辨不清，反正是其中一种。女郎蛮漂亮，小个头，黑皮肤，大眼睛，一身质地光滑的浅红色连衣裙，手袋和鞋也是浅红色，左手腕上手镯般地缠了一条浅红色宽幅绸带。活像什么礼品。为什么缠这东西呢？我不得其解。她单手扶门，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叫琼。”她用有点土味儿的英语介绍说。

“噢，琼。”

“可以进去吗？”她指着我身后问。

“等等，”我慌忙说道，“我想你大概找错门了，你以为你来到了谁的房间？”

“呃——等一下，”说着，从手袋里拿出张纸条念道：“唔……先生房间。”

是我。“是我，那个人。”我说。

“所以没找错。”

“慢来，”我说，“名字的确相符，可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是哪位？”

“反正让我进去好吗？站在这里让别人看见不好，以为搞什么名堂，对吧？不要紧，放心好了，总不至于进去抢劫。”

的确，如此在门口僵持不下，把隔壁的雪惊动出来就麻烦了。于是我把她让进门内。任其自然发展好了，最好任其自然。

琼走进里边，没等我让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问喝点什么，她说和我一样即可。我去厨房做了两杯兑汽水的杜松子酒端来，在她对面坐下。她大胆地架起腿，美美地喝了一口。腿很漂亮。

“喂，琼，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我问。

“别人打发的。”她一副理直气壮的神气。

“谁？”

她耸了耸肩：“对你怀有好意的一位匿名绅士。那位付的钱，从日本，为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是牧村拓！这就是他所说的“礼物”，所以她才缠着一条红绸带。他大概以为找个女郎塞给我，雪就会万无一失。现实，现实得出奇！我与其说是气恼，莫如说腾起一阵感激：这成了什么世道，都在为我花钱买女人。

“通宵的钱我都拿了，两人尽管痛痛快快地玩到早上。我的身子好得很。”

琼抬脚把浅红色的高跟鞋脱掉，不胜风骚地歪倒在地毯上。

“喂，对不起，这事我干不来。”我说。

“为什么哟，你是搞同性恋的？”

“不，那不是。因为我同那位付钱的绅士之间想法有所不同，所以不能和你睡。这是情理问题。”

“可是钱已经付过了，不能退还。再说你同我干也好不干也好，对方没办法知道，我又不至于打国际电话向他汇报，说什么‘我和他干了三次’。所以嘛，干与不干是一回事，没什么情理不情理。”

我叹了口气，喝了口杜松子酒。

“干！”她倒单刀直入，“舒服着哩，那个。”

我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也懒得再一一清理思绪，一一加以解释。好歹对付完一天，刚刚关灯上床，正要昏昏睡去之时，不料突然闯进一个女人，口口声声说“干”。这世界简直乱了套。

“喂，每人再来一杯可好？”她问我。我点下头，她便去厨房调了两份兑汽水的杜松子酒拿来，又打开收音机，俨然在自己房间一样随便。硬摇滚于是响起。

“妙极了！”琼用日语说道，随即坐在我旁边，倚在我身上，啜了口饮料。“别想得那么复杂。”她说，“我是专家，在这种事情上比你精通。这里边没什么情理好讲。包给我好了！这同那个日本绅士已经再没关系，已经从他手里完全脱离，纯属你我两人的问题。”

说罢，琼用手指轻轻地柔柔地触摸着我的胸部。这诸多事件实在搞得我厌倦起来，甚至觉得既然牧村拓非得让我同妓女睡觉他才安心，那么听其安排也未尝不可。较之费这唇舌，还是干来得省事。不过是性交而已。勃起，插入，射精，完事。

“OK，干。”我说。

“这就对了。”琼把杜松子酒喝干，将空杯放在茶几上。

“不过我今天累得够呛，多余的事什么也做不来。”

“我不是说包给我好了么，从头到尾我整个包下了，你躺着不动就行。只是一开始有两件事希望你动手。”

“什么？”

“一是关掉房间里的灯，二是把绸带解掉。”

我关掉灯，解下她手腕上的绸带，走进卧室。熄灯后，可以看见窗外的广播电视塔，塔尖一盏红灯闪闪烁烁。我躺在床上，呆呆望着那灯光。收音机仍在播放硬摇滚。不似现实又是现实。尽管带有离奇色彩，仍是现实无疑。琼手脚麻利地脱去连衣裙，又替我脱掉。虽然不如咪咪，但仍是技艺熟练的妓女，而且似乎为自己的技巧而自豪。她很快使我兴奋起来，在异国乐曲声中引导我完成了最后动作。刚刚入夜，海面上悬浮着一轮明月。

“怎样，好吧？”

“好。”我说。确实不错。

我们又各喝了一杯兑汽水的杜松子酒。

“琼，”我突然想起，“上个月你莫不是叫咪咪来着？”

琼哈哈笑道：“有趣有趣。我喜欢开玩笑，下个月叫杰莉，八月叫奥吉。”

我很想告诉她我不是在开玩笑，上个月真的同一个叫咪咪的女孩睡来着，不过说也无济于事，便沉默不语。沉默时间里，她又施展特技使我再度兴奋。第二次真的完全无须我操作，只消随意躺着即可，一切由她包办。一如服务周到的加油站，停车后只要递上钥匙，对方便给加油、洗车、检查气压、确认润滑油、擦窗玻璃、打扫烟灰缸，无微不至。我真怀疑如此程序能否称之为性交。总之全部完工时已经两点多了，我们也都困了。快到六点时我睁眼醒来。收音机一直没关。外面天光尽晓，早起的冲浪手们已在海边排好了轻型卡车。一丝不挂的琼在身旁弓着身子睡得正香。浅红色衣服浅红色皮鞋和浅红色绸带散落在地板上。我关掉收音机，把她推醒。

“喂，起来起来。”我说，“有人来的，有个小女孩要过来吃早饭，有你在不大好，对不起。”

“OK，OK。”她说着爬起来，仍然赤裸着身子，拎起手袋，到浴室洗漱梳理，穿起衣袜。

“我不错吧？”她边涂口红边问。

“不错。”我说。

琼粲然一笑，把口红装进手袋，啪的一声合上。“那么，下次什么时候？”

“下次？”

“付了三次的钱哩，所以还剩两次。什么时候合适？还是换口味找别的女孩？那也没关系，我完全不介意的。男人嘛，想跟各种各样的女孩睡，对吧？”

“当然还是你好。”我说，也不好说别的。三次！这个牧村拓存心要榨干我最后一滴精液不成？

“谢谢。决不使你后悔的。下次要更好更妙地让你受用一番，保准！期待着好了。You can rely on me⁽⁴⁾。咦，后天晚上怎么样？后天我得闲，可以彻底提供服务。”

“也好。”说完，我递过一张十美元钞票，说是给她做车费。

“谢谢。那么再见，拜拜！”言毕，开门走出。

∗∗∗

我赶在雪来吃早餐之前，将所有的杯子细致地清洗一遍。烟灰缸冲了，床单皱纹拉平了，浅红色绸带扔到垃圾桶里了——应该万无一失。不料雪迈进房间的一瞬间便锁起眉头，显然有什么不合其意。直感敏锐得很，肯定有所察觉。我佯作不知，边吹口哨边准备早餐。煮了咖啡，烤了面包，削了水果，一一端上桌来。雪满脸狐疑，眼睛一闪一闪地四下巡视，闷声喝冷牛奶，嚼面包片，我搭话也根本不理。我暗暗叫苦，房间里一时剑拔弩张。

吃罢神经紧张的早餐，她两手置于桌面，目光凛然地盯视着我说：“喏，这里昨晚进来女人了吧？”

“果真瞒不过你。”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说。

“谁，到底？从哪里勾引来的女孩？”

“岂敢！我没那么多心计，是对方主动送上门的。”

“说谎，哪有那种事！”

“不是说谎，当你面我不会说谎。的的确确是人家主动送上门的。”接着，我一五一十交代一遍：牧村拓如何为我买女孩，那女孩如何造次来访，我如何不胜愕然，以及我猜想牧村大概以为只要满足我的性欲，便可保女儿人身安全等等。

“荒唐，真是荒唐。”雪深深叹了口气，闭起眼睛，“他那个人怎么脑袋里尽是这些离奇古怪的念头呢？怎么尽干这些自以为得计的事情呢？真正的大事他麻木不仁懵懵懂懂，而在这些多余无谓的小事上却考虑得滴水不漏。妈妈一个人已经够了，爸爸虽然方式不同，可也同样神经兮兮，尽干些自以为是的蠢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说得对，确实自以为是。”我同意道。

“不过你干嘛让她进来？让到房间里了吧，把那女人？”

“让进了。情况不明，有必要和她交谈。”

“不至于做那种事吧？”

“没有那么简单。”

“难道你……”她闭住口，大概想不起合适的字眼，脸颊微微泛红。

“是的。解释起来话长，总之一下子很难拒绝。”

她闭起眼睛，双手托腮。“不能相信，”雪用微弱而干涩的声音说，“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居然会干那种勾当。”

“一开始当然拒绝来着，”我实言相告，“但转而觉得怎么都无所谓，懒得再思来想去。不是我辩解，你的父母的确有某种威力，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给别人以影响。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两人有这么一种气质。你可以不怀有敬意，却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因而觉得既然你父亲以为那样可以，我又何必认真呢！况且那女孩又不坏。”

“可那也太过分了。”雪声音有些嘶哑，“你是在让我爸爸替你买女人！你以为无所谓？那是不地道的，荒谬可耻的。你不这样认为？”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我说。

“非常非常可耻。”雪再次强调。

“是的。”

早餐后，我们拿起冲浪板走去海边，到舍拉顿海湾玩到中午。这时间里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搭腔她也不吭声，只是不得已地点下头或摇下头。

我说差不多该上岸吃午饭了，她点头同意。我问是回房间做点什么，她摇头；于是我说那就在外面随便吃点吧，她点头。我们便坐在福特·德拉西草坪上吃热狗。我喝啤酒，她喝可乐。她还是一言不发，已经沉默了三个小时。

“下次拒绝。”我说。

她摘下太阳镜，就像观看天空裂缝似的盯住我的脸，盯了三十秒钟，而后抬起晒得恰到好处的手，拨开额角的头发。

“下次？”她显得不可思议，“下次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牧村拓已经预付了下两次的钱，而且第二次定在后天。她攥起拳头在草坪上连连捶了几拳。“难以置信，简直荒唐透顶！”

“不是我袒护你父亲，其实你父亲也是为你着想。就是说因为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我解释道，“懂吧？”

“荒唐透顶，透顶！”她带着哭腔说，之后钻进自己房间，直到晚上也没出来。

我稍睡了一个午觉，醒后一边翻阅在附近自选商场买来的《花花公子》，一边在阳台上晒日光浴。四点时云层开始出现，徐徐遮蔽天空，五点多时化为真正的热带暴雨，来势十分凶猛，我真担心如此连续下个一个小时，会将我连同整个岛子冲到南极去。有生以来头一次目睹到这般凶狠的雨。五米开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椰子树发疯似的“啪啦啪啦”上下抖动着叶片，柏油路转眼成河。几个冲浪人把冲浪板顶在头上当伞，从窗下疾步跑过。俄尔雷声大作，夏威夷塔一带海面上空划过几道闪电。旋即轰隆隆一阵巨响，直震得空气发颤。我关上窗，去厨房煮咖啡，考虑今晚的菜谱。

当再次电闪雷鸣时，雪悄然闪进，靠着厨房墙角看我。我向她投以微笑，她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我拿起咖啡杯，带她去客厅并坐在沙发上。雪脸色不大好，大概讨厌雷声之故。为什么女孩子无不讨厌雷声和蜘蛛呢？雷声不外乎空中声音稍大些的放电现象，蜘蛛除去样子特殊这点也无非是只无害的小虫。又一道闪电划过时，雪一下子双手抓住我的右臂。

我们遂用这样的姿势望着暴雨和闪电。她抓着我的胳膊，我喝着咖啡。不大工夫，雷声远去，雨停云散，偏西的太阳露出脸来。举目四望，只见地面到处留下水池般的水洼，椰树叶上水滴闪闪发光，海面则若无其事地依然白浪翻卷。避雨的游客开始三三五五走到海边。

“我的确不该做那样的事，”我说，“无论如何都该拒绝，都该把她打发走。但当时我有些累，脑袋也已迟钝。我是个极其不健全的人。不健全，经常出差错。但吃一堑长一智，每次都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还是不少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愚昧、不健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有些厌恶自己，并决意不犯第三次。于是取得一点点进步。尽管一点点，但毕竟是进步。”

雪许久没有反应。她把手从我胳膊上挪开，不声不响地注视外面的景致。我甚至搞不清她听没听见我的话。夕阳西坠，沿海边一字排开的街灯开始发出白光。雨后的黄昏，空气清新，光亮也格外醒目。广播电视塔在深蓝色天幕的衬托下高高耸立，顶端的红灯犹如心脏跳动一般规则地、缓缓地时明时灭。我走去厨房，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嚼了几块椒盐饼干。莫非我真的一点点进步了？想到这点，我完全没了信心。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犯了十六次同样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并未对她说谎，况且也只能那样解释。

折回客厅，雪仍以同样姿势望着窗外。她拱起腿，两手抱膝，坐在沙发上，下颏固执地向里收起。我不由想起那段结婚生活。如此说来，婚后也碰到好几次类似情况。我好几次惹得妻子伤心，好几次向她赔礼道歉。每次妻子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不对我开口。我常常觉得纳闷，她何苦伤那么大的心呢？本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当时我总是耐住性子道歉、解释，努力治愈她的伤口。随着这种事态的反复，我自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有了改善，然而结果证明，恐怕一丝一毫也谈不上改善。

她使我伤心则只有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她同别的男人私奔之时。我想，婚后生活这东西也真是奇妙得很，形同漩涡一般——如笛克·诺斯所说。

我在雪身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住。

“不是原谅你。”雪说，“不过暂且言和。那事确实不地道，我非常不痛快，明白？”

“明白。”

随后，我们开始吃晚饭。我用虾和扁豆做了炒饭，用煮蛋、橄榄和西红柿做了色拉。我喝葡萄酒，她也喝了一点。

“看见你，我有时想起离婚前的老婆。”我说。

“就是同你过腻了跟别的男子跑掉的那位太太？”

“嗯。”

(1)意为“当然、好的”。

(2)意为荚果等成熟时爆裂开来。

(3)《外星人》，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美国影片，Extra-Terrotrial之略。

(4)意为“你可以信任我”。

30

夏威夷。

这以后连续几天太平无事。虽说不是极乐世界，也够得上和平时光。我郑重其事地拒绝了琼。我说有些感冒发烧，还咳嗽（“咳、咳”），暂时实在无此兴致，然后递给她十元车费。她说这怎么可以，病好后往这儿打个电话。说着从手袋取出自动铅笔，在门板上写下电话号码。随即一声“拜拜”，扭着腰肢走了。

我领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几次。每次我都同笛克一同去海边散步，去游泳池游泳。他游得不错。同一时间里雪便同她母亲单独交谈。我不晓得两人谈些什么。雪没说，我也没问。我租辆汽车把她运到马加哈就算完事。之后就同笛克闲聊、游泳、看冲浪、喝啤酒、小便。最后再把她带回火奴鲁鲁。

我听过一次笛克朗诵的弗罗斯特⁽¹⁾的诗。诗的内容我当然不懂，不过朗诵确实出色，音调铿锵，感情饱满。也看过雨刚刚冲洗出来的潮乎乎的照片。照的是夏威夷人像。本来是极为普通的人物，但从她的镜头里出来后，那表情真可谓栩栩如生，生命之核鼓涌而出。生息在这南方海岛上的男男女女那直率的温情，那粗俗，那冷冰冰的刻薄，那生存的喜悦，无不在其照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刻有力，而又安谧温馨。天才！笛克说“和我不同，和你也不同”——千真万确，一看便知。

如我照看雪一样，笛克在照看雨。当然是他那方面艰巨得多，他要打扫，要洗衣服，要烧菜做饭，要买东西，要朗诵诗，要说笑话，要跟踪熄灭烟头，要问刷牙了没有，要补充卫生巾（我陪他买过一次东西），要汇集照片，要用打字机把她的作品目录打印出来。而这些全要靠他那一条胳膊完成。我怎么也无法想像他做完这诸多事情之后还能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不过转念一想，我还真不具备同情他的资格——我在照看雪，反过来又由她父亲出钱买机票，出钱订宾馆，甚至出钱买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同他都是半斤对八两。

∗∗∗

不到她母亲那里去的时间里，我们便练习冲浪，游泳，百无聊赖地躺在沙滩上辗转反侧或者去购物，租小汽车在岛上四处兜风。晚上，我们去散步，看电影，去哈勒克拉尼或罗亚尔夏威夷饭店的花园酒吧里喝“克罗娜”。我利用充足的时间做了很多菜。我们轻松愉快，连指尖都给太阳镀上了美丽的光彩。雪在希尔顿服装店买了带有热带风情的新比基尼泳装，往身上一穿，活脱脱一个夏威夷少女。冲浪的本领也大有长进，我无论如何都捕捉不到的轻波细浪她都驾驭得得心应手。她买了几盒“滚石”的磁带，每天反复听个不止。有时我去买饮料而把她一个人扔在沙滩上，这时间里便有各种各样的男士同她搭话。但由于她不会说英语，那些男士百分之百地落得个自讨无趣。见我回来了，便一个个道声“失礼”（或者出言不逊地），纷纷逃离。她黝黑健美，每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

“喂，男人想得到女人的愿望就那么强烈？”一天躺在沙滩上的时候，雪突然问我。

“是较强烈。程度固然因人而异，但从本能上从肉体上来说，男人都是想得到女人的。关于性大致知道吧？”

“大致知道。”雪用干巴巴的声音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性欲，”我解释说，“就是说想同女孩睡觉——这是自然规律，为了保持种族——”

“我不要听什么保持种族，别讲生理卫生课上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是在问性欲，问那东西是怎么回事。”

“假定你是一只鸟，”我说，“假定你喜欢在天上飞并感到十分快活，但由于某种原因你只能偶尔才飞一次。对了，比如因为天气、风向或季节的关系有时能飞有时不能飞。如果一连好些天都不能飞，气力就会积蓄下来，而且烦躁不安，觉得自己遭到不应有的贬低，气恼自己为什么不能飞。这种感觉你明白？”

“明白。”她说，“经常有那种感觉的。”

“那好，一句话，那就是性欲。”

“这以前你什么时候在天上飞来着？就是——我爸爸最近给你买那个女人之前？”

“上个月末吧。”

“快活？”

我点点头。

“总那么快活？”

“也不一定。”我说，“因为是两个不健全的生物在一起合作进行的事，所以不一定每次都顺利成功。有时失望，也有时快乐得忘乎所以，以致不小心撞到树干上。”

雪“唔——”了一声，陷入思索。多半是在想像空中飞鸟因左顾右盼而不小心撞在树干上的光景吧。我有点不安：以上解释果真合适不成？弄不好，我岂不是在向一个进入敏感年龄的女孩传授荒谬至极的东西？但也无所谓，反正长大后自然而然要明白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功率会有所提高。”我继续解释，“因为可以摸到诀窍，可以预测阴晴风雨。但在通常情况下，性欲反而随之逐渐减退。性欲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可怜！”雪摇头道。

“的确。”我说。

∗∗∗

夏威夷。

我在这岛子上到底住多少天了？日期这一概念已经从我头脑里彻底消失，昨天的次日是今天，今天的次日是明天，日出日没，月升月落，潮涨潮退。我抽出手册，用月历计算一下日期：已来此十天，四月份已近尾声。我暂定一个月的休假已经过去。是怎样过去的呢？脑袋的螺丝早已放松，彻底放松。天天冲浪，天天喝“克罗娜”。这并无不可。但我本来是寻找喜喜行踪的，那是一切的开始。我按照那条路线，一路随波逐流而来。当我蓦然醒悟时，却不知不觉到了这等地步。奇妙的人一个接一个出场，事物的流程已完全偏离方向。于是我现在得以在椰子树阴下边喝热带风味的饮料，边听卡拉帕纳音乐。必须对流程加以矫正。咪咪死了。被勒死了。警察来了。对了，咪咪命案究竟怎么样了呢？文学和渔夫澄清她的身份了吗？五反田又如何呢？他看起来极度疲劳，心力交瘁。他是想同我说什么呢？反正一切都半途而废，然而又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差不多该返回日本了！

但我不能动身。这些天不仅对雪，对我也同样是得以摆脱紧张的一段久违的时光。这时光雪需要，我也需要。我每天几乎什么也不想。只是晒太阳，游泳，喝啤酒，只是听着“滚石”和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岛上开车兜风，只是在月光下的海滨散步，去宾馆酒吧喝酒。

我心里当然清楚不可能长此以往，只是不忍马上起身离开。我身心舒展，雪也乐在其中。见她这副样子，我怎么也说不出“喂，回去吧”。这也成了自我原谅的口实。

两个星期过去了。

∗∗∗

我和雪一起驱车兜风。这是傍晚的闹市区，道路很挤。反正没什么要紧事，我们便慢慢行驶，也好看看两边景致。色情电影院、削价商品专门店、越南人卖越式长裙布料的服装店、中国食品店、旧书店以及旧唱片店等，一路鳞次栉比。有家店前，两个老人搬出桌椅在下围棋。火奴鲁鲁一如往日的闹市风情。到处都可见到目光游移迟滞的男子无所事事地呆立不动。这街头很有意思。也有价廉味美的饮食店。不过女孩单独行走并不合适。

离开闹市区，临近港口一带，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办公楼等多了起来，街面上显得有些冷清，索然无味。下班急于回家的人们在等公共汽车，咖啡店已经亮起缺笔少画的霓虹灯。

雪说她想再看一次《E.T.》。

我说可以，吃完晚饭去看。

接着她谈起《E.T.》，说我要是像《E.T.》该有多好，并用食指尖轻触了下我的额角。

“不行的，就算那么做，那里也好不了。”我说。

雪嗤嗤地笑着。

就在这时！

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了我一下，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咔”一声连接上了。显然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刹那间我无从判断。

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踩闸刹车。后面的“科迈罗”⁽²⁾几次拉响刺耳的汽笛，超车时从车窗里朝我骂不绝口。是的，我是看见了什么——重大发现！现在，在这里！

“喂喂，怎么搞的，一下子？多危险！”雪说，或者大概这样说过。

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是喜喜，我想，没错，刚才我是在这里看见了喜喜，在这火奴鲁鲁的商业区。我不晓得她何以置身此地，但确是喜喜无疑。我同她失之交臂——她是从我车旁一闪而过，近得伸手可触。

“喂，把车窗全部关好锁上，不得下车，谁说什么也别开门，我就去就回。”说罢，我跳下车。

“等等，我不嘛，一个人在这地方……”

我只顾沿路跑去，撞上好几个人，我已顾不得这许多。我必须抓住喜喜。我不知为何抓她，但务必抓住她，同她说话。我顺着人流向前猛跑，穿过了两三条横道。奔跑之间，我记起她的衣着：蓝色连衣裙、白色挎包。前边很远处出现了蓝色连衣裙和白色挎包。苍茫的暮色中，白色挎包随着她的脚步一摇一摆，她朝人多热闹的地方走去。我跑上主干大街，行人顿时增多，无法跑得很快，一个体重看上去足有雪三倍之多的巨大女人挡住去路。但我还是一点点缩短了同喜喜间的距离。她只是不停地走，速度适中，不快不慢，既不回头又不斜视，也似无乘车的打算，只是径直向前步行。本以为可以马上追上，但奇怪的是那段距离很难缩得更短。信号灯竟一次也未使她止步。仿佛她早已计算妥当，一路全是绿灯。为了不使她消失，一次我不得不闯红灯，险些被车撞上。

当已缩至二十米左右的时候，她突然朝左拐弯。我当然也跟着左拐。这是一条人影寥寥的窄路，两旁排列着不甚气派的办公楼，中间停着脏兮兮的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吨位卡车。路面已不见她的身影，我止住脚步，气喘吁吁地凝目细看。喂，怎么搞的，又消失了不成？但喜喜并未消失，只是被一辆运输车挡住了一会。她仍以同样的步调继续前行。暮色渐深，她那如同钟摆一般在腰间匀速晃动的挎包看得分外清晰。

“喜喜！”我大声叫道。

她似乎听见，朝我一闪回过头来。是喜喜！虽说我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虽说路面昏暗——路灯因余晖未尽而未全部放光——但足以使我确信那必是喜喜，毫无疑问。而她也知道是我，甚至朝我漾出一丝微笑。

喜喜没有止步，只是回眸一望，脚步也没放松，继续前行，走进一排办公楼中的一座。我相差二十秒钟也抢入其中，但迟了一步，大厅里的电梯已经闭合。用老办法表示楼层的指针已开始缓缓旋转，我喘息未定地盯视那针尖的指向。指针慢得令人心焦，好歹指在“8”时，颤抖一下，再不动了。我按了下电梯钮，旋即改变主意，沿旁边的楼梯向上跑去，险些同一个提水桶的管理人模样的萨摩亚人撞个满怀。

“喂，哪里去？”他问。我说了声“回头见”，一步不停地往上冲去。楼内弥漫着灰尘味儿，不像有人办公。四下寂然，杳无人迹，惟有我“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訇然回响。跑上八楼，左右张望，无任何动静，无任何人。只有公司办公室模样的普通门扇沿走廊排开。门有七八扇，每扇都有编号和单位标牌。

我逐个看那标牌，但那名称对我毫无帮助。贸易公司、法律事务所、牙科诊室……每块标牌都破旧不堪，脏污不堪，就连名称本身都给人以古旧脏污之感，无一堂而皇之。寒伧的街道，寒伧的楼宅，寒伧的楼梯，寒伧的办公室。我再次从前往后慢慢确认一遍如此名称，仍然没有一个同喜喜连接得上。无奈，只好静静站定，侧耳细听。全无任何声响，整座楼犹如废墟般一片死寂。

稍顷，有声音传来，是高跟鞋敲击硬地板的声音——咯噔咯噔。鞋声在天花板高悬而又不闻人声的走廊里发出异样大的回声，仿佛远古的回忆，滞重而干涩，竟使得我对现在这一概念发生怀疑，而觉得自己似在早已死去风干的巨大生物那迷宫般的体内彷徨不已——我不巧通过时间之穴遽然掉入这空洞之中。

由于鞋声过大，我一时难以判断来自哪个方向。好一会儿，才知是从右侧走廊的尽头处传来的。于是我尽可能不使网球鞋发出声响，快步朝那边赶去。鞋声从尽头处的门的里边发出，听起来似乎相当遥远，实际上却只有一门之隔。门上没有标牌。奇怪，我想，刚才我挨门看时，明明也有标牌。写的什么倒记不清了，反正门有标牌无疑。假如存在没有标牌的门，我绝对不至于错过。

莫非做梦？不是梦，不可能是梦！一切有条不紊，环环相扣。我本来在火奴鲁鲁商业区，追喜喜追到这里。并非梦，是现实。虽然不无离奇，但现实还是现实。

不管怎样，敲门再说。

一敲，鞋声即刻停止，最后的回声被空气吸收之后，四周重新陷入彻底的沉寂之中。

我在门前等了三十秒，什么也没发生，鞋声依旧杳然。

我握住球形拉手，果断地一拧。门没有锁。把手轻轻旋转，随着微弱的“吱呀”声，门向内侧打开。里面很暗，隐隐有一股地板清洗剂的味道。房间里空无一物，既无家具，又无灯盏，惟有一片若明若暗的夕晖将其染上淡淡的蓝色。地板上散落着几张褪色的报纸。无人。

随即响起鞋声，准确说来是四步。接下去又是沉寂。

声音似乎从右上端传来。我走到房间尽头，发现靠窗有一门，同样没锁，门后是楼梯。我扶着冷冰冰的金属扶手，一步步摸黑攀登。楼梯很陡，大约是平常不用的紧急通道。上至顶头，又见一门。摸索电灯开关，无处可寻。只好摸索着找到球形把手，把门拧开。

房间幽黑，虽然算不上漆黑一团，但基本看不清里面是何模样，只知道空间相当之大，料想是阁楼或棚顶仓库之类。一个窗口也没有，或有而未开。天花板正中有数个采光用的小天窗，月亮尚未升高，无任何光亮从中射进。隐隐约约的街灯光亮几经曲折，终于从那天窗爬入少许，几乎无济于事。

我把脸探入这奇异的黑暗中，喊了一声：“喜喜！”

静等片刻，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呢？再往前去又过于黑暗，无可奈何。我决定稍等一会。这样也许眼睛会适应过来，而有新的发现也未可知。

不知曾有几多时间在此凝固。我侧起耳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暗。不久，射进房间的光线由于某种转机而稍微增加了亮度。莫不是月亮升起，或者街上的灯光变亮不成？我松开把手，蹑手蹑脚往房间正中趋前几步。胶底鞋发出沉闷而干涩的“嚓嚓”声，同我刚才听到的鞋声差不许多，带有一种似乎不受空间限制的非现实性的奇妙余韵。

“喜喜！”我又喊了声，仍无回音。

如同我一开始凭直感所意识到的那样，房间十分宽敞。空空如也，空气静止一团。居中环顾四周，却发现角落里零星放有家具样的什物。看不真切，但从其灰色轮廓想来，大约是沙发桌椅矮柜之类。这光景也真是奇特，家具看上去居然不像家具。问题在于这里缺乏现实感。房间过大，家具则相形之下少得可怜。这是一个以离心方式被扩大了的非现实性生活空间。

我凝神细看，试图找出喜喜的白色挎包。那蓝色的连衣裙想必隐没在房间的黑暗里，但挎包的白色则应当看得出来。也许她正坐在某张椅子或沙发上。

但我未能发现挎包。沙发或椅子上只有一摊白布样的东西，估计是布罩之类。近前一看，根本不是布，而是骨头。沙发上并坐着两具人骨，而且都非常完整，无一欠缺。一具大些，另一具稍小，分别以生前的姿势坐在那里。大些的人骨将一条胳膊搭在沙发靠背上，稍小的则两手端放膝头。看起来两人是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的，而后失去血肉，只剩得骨骼。他们甚至像在微笑，且白得惊人。

我没有感到恐怖。原因不知道，只是并不害怕。我想，一切都已在此静止，在此静止不动。那警察说得不错，骨头是清洁而文静的。他们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死了，无须什么害怕。

我在房间里巡视一圈。原来每张椅子上都坐有一具人骨，总共六具。除一具外，全都完好无缺，死后已过了很长时间。每具的坐姿都非常自然，似乎当时根本没觉察到死的降临。其中一具仍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已经关了，可他（从骨骼很大这点，我揣度是个男子）继续在盯视荧屏，视线笔直地同其相连，如同被钉在虚无图像上的虚无视线。也有的是伏着餐桌死去的，餐桌上还摆着餐具，里边无论当时装着什么，如今都一律成了白灰。也有的是躺在床上死的——惟独这具人骨不完整，左臂从根部断掉了。

我闭起眼睛。

这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让我看什么？

鞋声再度响起，来自别的空间。我分辨不出它来自哪个方向，仿佛是从什么方位也不是的方位、从什么地方也不是的地方传来的，然而看上去这个房间已是尽头，哪里也通不出去。脚步声持续响了一阵便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沉寂几乎令人窒息。我用手心擦了把脸上的汗。喜喜再次消失。

我打开来时的门，走到外面。最后一次回头望时，只见六具骨骼在蓝色的幽暗中隐隐约约地、白生生地浮现出来，似乎马上就要悄然起身，似乎在静等我的离去，似乎我离去后电视马上打开，碟盘中马上有热腾腾的菜肴返回。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生活，我轻轻带上门，从楼梯走下，回到原来空荡荡的办公室。办公室同刚才见到时一样，空无一人，只有地板那同一位置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

我靠着窗沿向下俯视。街灯发出白光，路面仍然停着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型卡车。没有人影，早已日落天黑。

继而，我在积满灰尘的窗框上发现了一张纸片，有名片大小，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像是电话号码的七位数字。纸片较新，尚未变色。对这号码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翻过背面觑了一眼，什么也没写，一张普通白纸。

我把纸片揣进衣袋，出至走廊。

站在走廊里凝神细听。

不闻任何声响。

一切死绝。沉寂，不折不扣的沉寂，如被切断电线的电话机。我无奈地走下楼梯。到大厅后寻找刚才那位管理人，想打听这到底是怎样一座办公楼，但没有找见。我等了一会。等的时间里渐渐担心起雪来。我计算自己把她扔开了多长时间，但计算不出。二十分钟？一个小时？反正天色已由微暗而黑尽。再说我是把她扔在环境有欠稳妥的道路上。反正得赶回才是，再等下去也一筹莫展。

我记住这条街的名称，急匆匆地返回停车的地方。雪满脸不情愿的神情，歪在座席上听广播。我一敲，她扬起脸，打开门锁。

“抱歉！”我说。

“来了好多人，又是骂，又是敲玻璃，又是抓着车身摇晃。”她以没有起伏的声音说，关掉收音机。“怕得不行。”

“对不起。”

她看着我的脸。刹那间，那眼神冻僵了一般。瞳仁顿时失去光泽，如平静的水面落入一片树叶，轻轻泛起波纹。嘴唇若有所语地微微颤动。

“咦，你到底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不知道。”我说。我这声音听起来也像是从方位不明的场所里传来，同那足音一样不受任何空间的制约。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慢慢擦汗。汗水在我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又凉又硬的膜。“真的说不清楚，到底干什么了呢？”

雪眯细眼睛，伸手轻轻触摸我的脸颊，指尖又软又滑。与此同时，她像嗅什么气味一样用鼻子“嘶——”地深深吸气，小小的鼻翼随之略微鼓胀，仿佛有些变硬。她紧紧地盯着我，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一公里之外注视自己。

“不过，是看见什么了吧？”

我点点头。

“那是说不出口的，是语言不能表达的，是对任何人也解释不清楚的。可是我明白。”她偎依似的把脸颊贴在我脸上，一动不动地贴了十秒或十五秒。“可怜！”她说。

“怎么回事呢？”我笑道。本来并没心思笑的，却又不能不笑，“无论怎么看我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可为什么总是被卷进这种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中呢？”

“噢，那是为什么呢？”雪说，“别问我。我是孩子，你是大人。”

“的确。”

“但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我不很明白。”

“软弱感，”她说，“一种无可奈何地被庞然大物牵着鼻子走的心情。”

“或许。”

“那种时候大人是借酒消愁的。”

“不错。”

我们走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畔以外的另一家酒吧坐下。我喝马丁尼酒，雪喝柠檬汽水。一位长着一副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般高深莫测的面孔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钢琴手，面对一架卧式钢琴默默弹奏基本乐曲。顾客只有我们两个。他弹了《小星团》，弹了《但不是为了你》，弹了《佛蒙特州的月亮》。技术无懈可击，但演奏不甚有趣。最后，他弹了肖邦的一首前奏曲，这回弹得十分精彩。雪鼓掌时，他投以两毫米左右的微笑，随即转身离去。

我在这酒吧里喝了三杯马丁尼，然后闭目回想那个房间里的光景。那似乎是一场活生生的梦——大汗淋漓地睁眼醒来，舒一口长气说“终究是场梦”。然而又不是梦，我知道不是梦，雪也知道不是梦。雪知道的，知道我看见了那光景。风干了的六具白骨。它意味着什么呢？那缺少左臂的白骨莫非是笛克·诺斯？而另外五具又是何人呢？

喜喜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恍然记起衣袋里那张在窗框上发现的纸片，赶紧掏出去电话亭拨动号码。没有人接。铃声仿佛垂在无底深渊中的秤砣，持续不断地呼叫不止。我返回酒吧，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如果能买到机票，我明天回国。”我说，“在这里待得太久了。休假是很快活，但现在觉得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也有事要回去处理。”

雪点点头，似乎我开口之前她已有预料。“可以的，别考虑我。你想回去就不妨回去。”

“你怎么办？留下？还是同我一道回去？”

雪略一耸肩，说：“我准备去妈妈那里住些天，还不想回日本。我提出要住，她不会拒绝吧？”

我点下头，将杯里剩的马丁尼酒一口喝干。

“那好，明天开车送你去马加哈。噢，再说，我也恐怕还是再最后见一次你母亲为好。”

之后，我们去阿洛哈塔附近一家海味饭店吃最后一顿晚饭。

她吃龙虾。我喝罢威士忌，开始吃牡蛎。两人都没怎么开口，我脑袋昏昏沉沉，恍惚觉得自己吃牡蛎时便可能酣睡过去，变成一具白骨。

雪不时地看我一眼，饭后对我说道：“你最好回去睡一下，脸色很不好看。”

我回房间打开电视，拿起葡萄酒自斟自饮。电视里正在转播棒球比赛，扬基队对奥尔良队。其实我并不太想看棒球比赛，只不过想打开电视——作为一种同现实物相连接的标识。

我喝酒一直喝到困意上来。突然想起那张纸片，便又拨动了一次号码，还是没人接。铃声响过十五遍，我放下听筒，坐回沙发盯着电视荧屏不动。威弗尔德进入击球位。随后我觉得有什么刮了我脑袋一样，是有什么。

我边盯着电视边思索那究竟是什么。

什么与什么相似，什么与什么相连。

我将信将疑，但值得一试。我拿起那张纸片走到门前，将琼写在门板上的电话号码同纸片上的电话号码加以对照。

完全相同。

一切都连接上了，我想，一切都已连接妥当，惟独我不晓得其接缝位于何处。

∗∗∗

翌日一早，我给日航售票处打去电话，订了下午的机票，然后退掉房间，准备开车把雪送到她母亲在马加哈的小别墅。我先给雨打电话，告诉她今天因急事回国，她没有怎么惊讶，说她那里供雪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可以带雪过去。今天从一早开始天空便意外地阴沉下来，随时都可能有暴风雨袭来。我驾驶那辆近来常用的三菱蓝瑟，像往日那样边听广播，边沿着海滨公路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一路疾驰。

“活像大力士。”雪说。

“像什么？”我反问。

“你心脏里像有个大力士。”雪说，“大力士在吃你的心脏，唧、唧、唧，唧、唧、唧。”

“理解不透你这比喻。”

“有什么被腐蚀。”

我一面开车一面思索。“有时我感觉得到死的阴影。”我说，“那阴影非常之浓，就像死即将靠近我身边，而且已经悄然伸出手，眼看就要抓住我的脚踝似的。我并不怕。因为那始终不是我的死，那只手抓住的始终是别人的脚踝。但我觉得每有一个人死去，我自身便也受到一点损耗。为什么呢？”

雪默然耸肩。

“为什么我固然不知道，但死总是在我身旁，一旦机会来临，就从一道空隙里闪出原形。”

“那怕就是你的关键所在吧？你是通过死这种东西同世界发生联系的，肯定。”

我思索良久。

“你使我很悲观。”我说。

笛克·诺斯为我的离去大为感伤，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可言，但正因如此，才感到无拘无束。对他那种富有诗意的现实性，我甚至怀有类似尊敬的情感。我们握手告别。同他握手时，我见过的白骨蓦地掠过我的脑际。难道那真的是笛克·诺斯？

“我说，你可考虑过死的方式？”我问道。

他笑着想了想说：“打仗时常想来着，因为战场上什么样的死法都有。但近来不大想，也没有工夫想这么复杂的事情。和平要比战争忙碌得多。”他笑了笑，“为什么想起问这个？”

我说没什么缘由，不过一时想到而已。

“让我想想看，下次见时告诉你。”他说。

之后，雨邀我去散步，我们并肩沿着漫步用的小路缓缓移动步履。

“谢谢你帮了这么多忙。”雨开口道，“真的十分感谢。这种心情我总是表达不好，不过……唔，呃，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有你在才得以顺利解决。不知什么缘故，有你在中间事情的进展就能变得顺畅。现在，我和雪可以单独谈很多话，互相之间好像多少有了理解，而且她也能像今天这样搬到这里住了。”

“太好了！”我说。我使用“太好了”这句台词，只限于想不出其他任何用于肯定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又不便沉默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雨当然觉察不到这点。

“遇到你后，我觉得那孩子精神上安稳多了，焦躁情绪比以前少了。肯定你和她脾性合得来，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你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吧。嗯，你怎么认为？”

我说不大清楚。

“上学的事怎么办好呢？”她问我。

我说既然本人不愿意去，那么也不必勉强。“那孩子是很棘手，又易受刺激，我想很难强迫她干什么。相比之下，最好请一位像样的家庭教师教给她最基本的东西。至于什么突击性考前复习什么百无聊赖的俱乐部活动什么毫无意义的竞争什么集体生活的约束什么伪善的规章制度，无论怎么看都不适合那孩子的性格。学校不愿意去，不去也未尝不可。独自搞出名堂的人也是有的。恐怕最好发掘她特有的才能并使之充分发挥出来。她身上是有足以朝好的方面发展的素质的，我想。也有可能将来主动提出复学，那就随她便就是。总之一句话，要由她自己决定，是吧？”

“是啊，”雨沉思片刻，点头道，“恐怕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根本不适合群体生活，也没有正经上过学，很能理解你的话。”

“既然理解，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到底问题在哪里呢？”

她喀喀有声地摇晃了几下脖颈。

“问题倒也没什么。只是在那孩子面前我缺乏作为母亲的坚定自信，所以才这么优柔寡断。别人说不上学也未尝不可也好什么也好，可我总是心里不踏实，觉得还是要上学才行，否则到社会上恐不大合适……”

社会上——我接下去说：“当然，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作为结论是否正确，因为任何人也不晓得未来的事。或许结果并不顺利。但是，假如你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地体现出你同那孩子之间——作为母亲也罢作为朋友也罢——休戚相关，并且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类似敬意的情感的话，那么我想以后她会自己设法好自为之的，因为她感受力很强。”

雨依然把手插在短裤口袋里，默默走了一会。“你对那孩子的心情可说是了如指掌，怎么回事呢？”

我想说因为我尽力去理解的缘故，当然没有出口。

之后，她说想酬谢我一下，感谢我对雪的照料。我说不必，因为牧村拓那边已经给了充分的报偿。

“我还是要表示表示。他是他，我是我，我作为我向你酬谢。现在不马上做，转身就忘的，我这人。”

“这个忘了倒真的无所谓。”我笑道。

她低身坐在路旁一条凳子上，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香烟吸着。“沙龙”蓝色的烟盒由于汗水的浸润，已变得软软的。一如往常的小鸟以一如往常的复杂音阶啁啾不已。

雨默默地吸烟。实际上她只吸两三口，其余全部在她手指间化为灰烬，一段段落在草坪上。这使我想起时间的尸骸，时间在她手中陆续死去并被烧成白色的灰烬。我耳听鸟鸣，眼望“叮叮咣咣”在下面路上滚动的双轮马车，马车上坐着园艺师。从我们到马加哈时开始，天气便渐趋好转。其间听到过一次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但仅此而已。厚重的灰色云层如同被一股不可抗阻的巨大力量驱赶着，渐次变得七零八落，于是势头正猛的光和热又重新洒向大地。雨穿一件粗布衬衫（工作中她基本上穿同样的衬衫，胸袋里装着圆珠笔、软笔、打火机和香烟），也没戴太阳镜，只管坐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刺眼也好酷热也好，对她来说似乎都不在话下。我想她热还是热的，因为脖颈上已滚动着几道汗流，衬衣也点点处处现出湿痕。但她无动于衷。不知是精神集中，还是精神分散，总之如此过了十分钟。这是只有瞬间性时空移动而无实体存在的十分钟。她俨然根本不知时间流逝这一现象为何物，或许时间始终没有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因素，或者说即使成为，其地位也极其低下。但对我则不同，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差不多该回去了。”我看看表说，“到机场还要还车结账，可能的话，想提前一点去。”

她再次用重新对焦似的茫然目光看着我。这同雪有时表现出的神情十分相似，是一种表示必须同现实妥协的神情。我不禁再度心想，这母女两人果然有共同的气质或禀性。

“啊，是的是的，是没时间了，对不起，没注意。”说着，她把头慢慢地向左右各歪一次，“想事来着。”

我们从凳子上站起，沿来时的路返回别墅。

我走时，三人送出门来。我提醒雪别吃太多低营养食品，她只是对我噘起嘴唇。不过不要紧，因为有笛克在身边。

并排映在汽车后望镜里的三人身影甚是显得奇特。笛克高高举起右手挥舞；雨双臂合拢，目光空漠地正视前方；雪则脸歪向一边，用拖鞋尖辗着石子。看上去确乎是被遗留在不完整的宇宙角落里七拼八凑的一家，实难相信刚才我还置身其中。我旋转方向盘，向左拐弯，三人的身影倏地消失不见。于是只剩下了我自己——好久没有只身独处了。

∗∗∗

只身一人很觉快意。当然我并不讨厌同雪在一起，这是两回事。一个人的确也不坏。干什么都不必事先同人商量，失败也无须对谁解释。遇到好笑之事，尽管自开玩笑“嗤嗤”独自笑上一气，不会有人说什么玩笑开得庸俗。无聊之时，盯视一番烟灰缸即可打发过去，更不会有人问我干嘛盯视烟灰缸。好也罢坏也罢，我已经彻底习惯单身生活了。

剩得我一人后，我觉得甚至周围光的色调和风的气息都多多少少——然而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深深吸入一口空气，仿佛体内的空间都扩展开来。我把收音机调到爵士乐立体声广播，一边听科尔曼和莫根，一边悠然自得地驱车向机场进发。一度遮天蔽日的阴云犹如被乱刀切开似的支离破碎，现在惟独天角处孤零零地飘着几片，而摇曳着椰树叶掠过的东风又把这几片残云往西吹去。波音747宛似银色的楔子，以急切的角度向下俯冲。

剩得我一人后，我遽然变得什么也思考不成了。似乎头脑里的重力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我的思路却无法很快适应。不过，什么也想不成也是一桩快事。无所谓，就什么也不想好了。这里是夏威夷，傻瓜，何苦非想什么不可！我把头脑扫荡一空，集中精力开车，随着《热煞人》和《响尾蛇》乐曲，吹起音色介于口哨与唇间风之间的口哨来。我以一百六十公里的时速开下坡路，只听周围风声呼啸。坡路拐弯之时，太平洋浮光耀金的碧波顿时扑面而来。

下一步怎么办呢？休假到此结束。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

我把车开到机场附近的租借处还了车，随即去日航服务台办理了登机手续。然后，利用机场里的电话亭最后一次拨动那个一团谜的电话号码。不出所料，仍无人接，只有铃声响个不停。我放下电话，久久盯着亭中的电话机，而后无可奈何地走进头等舱候机室，喝了一杯兑汽水的杜松子酒。

东京！往下是东京。然而我已很难记起东京是何模样。

(1)美国诗人（1874—1963）。著有诗集《少年的心》等。

(2)美国产小汽车名。

31

返回涩谷住处，拿出不在家时寄达的函件，大致过目一遍。然后打开录音电话，把内容放出：重要事项一个也没有，照旧全是工作方面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非下月号的稿件进展如何啦，我的失踪害得对方好苦啦，新的稿约等等。我嫌啰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个解释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时间，与其如此，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立即着手工作来得痛快。不过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旦干上扫雪工这行，此外便什么也干不下去，因此只能暂且置之不理。当然这在情理上多少说不过去。所幸时下不缺钱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办法可想。说起来，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按对方的指令闷头苦干，未曾有过半句怨言，现在多少有点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胆大妄为。这份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后，我给牧村拓打去电话，忠仆接起，马上换牧村上来。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告诉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无任何问题。

“那好，”他说，“感激不尽。明后天就给雨打电话。对了，钱够用？”

“够的够的，还有剩。”

“花就是，随便。”

“有件事想问问，”我说，“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个。”他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

“应召女郎组织嘛。那东西一想就该明白的吧，你也不至于和那女郎整个晚上都打扑克吧？”

“不不，我是问怎么能从东京买得火奴鲁鲁的女郎？想知道那种渠道——纯属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这好奇心有无杂质。“比方说，和国际特快专递差不多。给东京的组织打去电话，请其在何日何时把女郎送到火奴鲁鲁的何处。这样，东京的组织就同火奴鲁鲁有合同关系的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在指定时间把女郎送到。我从东京付款。东京扣除手续费后，把剩下的钱汇往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再扣除手续费后，剩下的交给女郎。方便吧？世上什么机构都有。”

“好像。”我说。国际特快专递。

“噢，花钱是花钱，但方便。好女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从东京可以预订，不必到那边费劲去找，而且保险。中间又不会冒出什么争风吃醋的来，况且用经费报销。”

“能把那组织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么？”

“这可万万使不得，绝对秘密。除了会员概不接待，而要成为会员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有金钱、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过，死心塌地好了！我把这渠道告诉给你都已犯规，违反了对局外人严守秘密的规定。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意。”

我对他这番纯粹的好意表示感谢。

“女郎够味儿吧？”

“嗯，不错。”

“那就好。交代过要送好女郎过去来着。”牧村说，“叫什么名字？”

“琼。”我说，“六月的琼⁽¹⁾。”

“六月的琼。”他重复道，“白的？”

“白的？”

“白人。”

“不，东南亚。”

“下次去火奴鲁鲁，我也试试。”

其他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接着，给五反田打电话。照例是录音电话。我留话说我已经回国，请同我联系。如此一来二去，不觉暮色上来。于是我驾起“斯巴鲁”，去青山大街采购，又在纪国屋买了调配妥当的蔬菜。或许长野县的大山里头有一处专门供应纪国屋的调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就是《大逃亡》电影中那样的铁丝网，纵使有架着机关枪的岗楼也无足为奇。那里面有人对莴苣和芹菜施以某种动作，肯定。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非蔬菜式训练。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买菜买肉买鱼买豆腐买咸菜。买完回来。

五反田没来电话。

翌日早晨，在“唐恩都乐”炸面圈店用过早点，去图书馆翻看半个月来的报纸。这自然是为了确认咪咪案件的侦破有何突破。我仔细翻阅了朝日、每日和读卖三份大报，均只字未提她的死。连篇累牍尽是什么竞选结果，什么雷夫契克谈话，什么初中学生不良行为等等。还报道说“沙滩男孩”由于其音乐不相宜，原定在白宫举行的音乐会被取消。荒唐！假如“沙滩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宫，那么米克·贾格尔即使三次被投进火炉也毫不足惜。总之，未能从报纸上发现有关一女子在赤坂某宾馆被人勒死的报道。

随后，我又把过期周刊统统翻看一遍。只有一份有一页关于咪咪惨死的报道，标题是《赤坂Q宾馆·美女全裸勒杀案》，哗众取宠的标题！上面没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约某专门画家根据尸体画的肖像。恐怕是因为杂志不能登载尸体照吧。细细端详，还真有点像咪咪。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咪咪，倘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目睹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脸的细部画得很像，然而关键之处却相差甚远——没有传达出她表情的主要特点。这是死的咪咪，活着的咪咪却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她始终怀有希望，始终抱有幻想，始终动脑思索。她曾是个温情而熟练的官能扫雪工，所以我们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说出了“正是”。然而画上的咪咪却比她本人寒伧得多，猥琐得多。我摇摇头，闭起眼睛，缓缓叹了口气。面对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确已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尸体照片还要更真实、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虚无之中。想到这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近乎凝固而干涩的悲哀。

报道本身也同肖像画一样猥琐不堪——赤坂一流宾馆Q里，发现一名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被人用长统袜勒死。女子全裸，随身没有任何足以证明其身份之物。在服务台使用的是假名等等。内容同我从警察口中听来的相差无多。我所不知道的只是文章最后写了一点：警方认为此案同色情组织，即以一流宾馆为活动场所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等组织有关，并已就此开始调查。看罢，我把过期杂志放回刊物架，坐在大厅椅子上前思后想。

警方为什么单单对色情组织进行调查呢？莫非掌握了确凿证据？但我不能够给警署打电话，叫出渔夫或文学，询问后来进展如何。我走出图书馆，在附近简单吃了午饭，沿街游游逛逛。本以为游逛时间里会突然计上心来，结果纯属徒劳。春日的空气淡漠而滞重，使得皮肤阵阵发痒。到底应怎样分析呢？思路一片混乱。我走到明治神宫，在草坪上仰望天空，开始思考色情组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睡觉。自成一统，简便易行，老谋深算，无懈可击，且堂堂正正。无论何等乌七八糟的名堂，只要越过某一临界点，便很难以单纯的善恶尺度加以衡量，因为其中已经产生特有的、独立的幻想。一旦产生幻想，势必作为纯粹的商品开始发挥作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幻想，此乃关键词。卖春也罢、卖身也罢、阶层差别也罢、个人攻击也罢、变态性欲也罢、什么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召女郎。You can rely on me。

呆呆仰望春日天空的时间里，不由腾起想同女孩睡觉的欲望，可能的话，最好是同札幌的由美吉。嗯，这并非绝对不可能。我想像自己把一只脚插进她公寓房间门缝——就像那个神情抑郁的刑警——使之不得关门的情景，并且对她说：“你必须同我睡觉，这是你应该做的。”接下去恐怕就会如愿以偿。我轻轻地、像解开礼品绸带似的脱去她的衣服。解开外衣，摘去眼镜，脱掉毛衣。脱光后，却成了咪咪。“正是。”咪咪说，“我的身子很动人吧？”

我刚要回答，不料天已大亮。而且身旁躺着喜喜，五反田的手指在喜喜的背部优雅地往来移动。这时雪开门进来，撞见我同喜喜相抱而卧的场景。那不是五反田，而是我。手指是五反田的，但同喜喜做爱的是我。“难以置信，”雪说，“实在难以置信。”

“不是那样的。”我说。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重复道。

白日梦。

粗俗、混乱、无聊的白日梦。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想睡觉的对象是由美吉。但是不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我首先必须清理头绪，否则一切都无从着手。

我走出明治神宫，在原宿后街一家供应美味咖啡的小店喝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慢慢悠悠踱回住处。

薄暮时分，五反田打来电话。

“喂，现在没时间。”五反田说，“今晚见面如何？八点或九点？”

“可以，正闲着。”

“吃饭，喝酒！过去接你。”

我开始整理旅行包，把旅行期间的收据归拢起来，又分成两份，一份算在牧村头上，一份我自己掏腰包。餐费的一半和租车费可以划归他，再加上给雪个人买的东西（冲浪板、收录机、游泳衣等）。我把明细账写在一张纸上，装入信封，将剩下的旅行支票也整理好，以便在银行换成现金后一并寄出。我处理这类事务是很快捷麻利的，倒不是出于喜欢，没有人喜欢干这个，只不过我不愿意在钱财上不清不白。

清算完毕，我煮了把菠菜，同小白鱼干拌在一起，洒上点醋，边吃边喝“麒麟”生啤酒。我慢慢地重新看了佐藤春夫的一个短篇。这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春日良宵。苍茫的暮色犹如被一把透明的刷子一遍遍地越涂色调越浓，最后变成了黑幕。看书看得累了，便放上唱片来听。唱片是斯坦·罗茨演奏的舒伯特作品100号三重奏。从很多年前开始，每到春天我就听这张唱片。我觉得春夜蕴含的某种哀怨凄苦同这首乐曲息息相通。春夜，甚至把人的心胸都染成柔和的黛蓝色的春夜！我闭起眼睛，于是白色的人骨从黑暗的深处隐约浮现出来。生在深沉的虚无中沉没，骨则如记忆一般坚硬，而且近在眼前。

(1)英语中“六月”（June）的发音同“琼”相似。

32

八点四十分，五反田开着他说过的那辆“玛莎拉蒂”赶来。停在我公寓门前的“玛莎拉蒂”，看上去甚不谐调。这不是人为的，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的不谐调可以说是命中注定。那辆庞大的“奔驰”便显得同这里格格不入，“玛莎拉蒂”也不例外。无可救药。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

五反田身穿灰色鸡心领毛衣，一件无扣衬衫，下面是条极为普通的棉布裤，但仍很醒目，就像艾尔顿·约翰身穿橙色衬衫和紫色外衣跳高那样引人注目。听见他敲门，我马上打开，他立时微微一笑。

“不进来看看再走？”我招呼道，因为见他流露出想看看我房间的神色。

“好的。”他不无羞赧地眯眯笑道。那笑容给人以愉悦之感，像是在说可以的话住上一周也无妨。

房间很狭小，但这狭小似乎给他以很深的印象。“叫人怀念啊！”他说，“以前我也住过这样的房间，在我还不卖座的时候。”

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听起来未免不快，但经他一说，却觉得是一种直言不讳的夸奖。

简单介绍起来，我这套公寓分四个部分：厨房、浴室、客厅、卧室。哪一部分都很窄。厨房与其说是房间，莫如说是宽一点的走廊更为接近事实，放上一个细长的餐具橱和一张两人用的餐桌之后，便再也放不进任何东西。卧室也差不多，仅容得三件家具：床、立柜和写字台。客厅好歹保有一处空间，因为几乎什么也没放，只有书架、唱片架和一个小型组合音响。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有两个马利梅克牌大靠垫，用来垫腰靠墙而坐，倒也舒服得很。必要时，可以从壁橱里取出折叠式写字矮桌当茶几。

我把靠垫的使用方法教给五反田，放上矮桌，拿出黑啤酒、杯子和菠菜鱼干，然后重放舒伯特的三重奏。

“不错不错！”五反田说。而且像是真心话，不是社交辞令。

“再做点下酒菜好了。”我说。

“不麻烦？”

“麻烦什么，手到擒来，眨眼之时，又不是大操大办，一点下酒菜总做得来。”

“在旁边看看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说。

我把大葱和干梅肉拌在一起撒上松鱼干，用裙带菜和虾做了个醋拌凉菜，把山萮菜和用擦板擦得极细的鱼肉山芋丸搅拌均匀，用橄榄油、大蒜和少量的意大利式腊肠炒了一盘土豆丝，把黄瓜切细做成即食咸菜，还有昨天剩的羊栖菜，还有豆腐。调味料用了不少生姜。

“不错不错！”五反田叹道，“天才！”

“简单得很，哪样都毫不费事，熟悉了一会儿就完。关键是能用现成的东西做出几个花样。”

“天才天才！我是怎么也做不来。”

“我也模仿不来牙医嘛！各人有各人的生存方式——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确实。”他说，“算了，今天不到外面去了，就在这儿舒服舒服。不妨碍你吧？”

“我无所谓。”

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吃我做的小菜。啤酒喝完，接着喝苏格兰威士忌，听唱片。听了施莱和斯通兄弟，听了“大门”、“滚石”和平克·弗洛依德，听了“沙滩男孩”的《浪花飞溅》。恍若回到了六十年代的夜晚。还听了“爱之匙”乐队和斯里·德哥·纳特。假如有一本正经的外星人在场，说不定会以为是什么时间倒转。

外星人固然没来，十点过后雨倒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温柔安然的雨，听到从房檐落地的雨声才恍然得知其存在的雨，如死者一般寂无声息的雨。

夜深后，我停止放音乐。我这房间同五反田那墙壁厚实的寓所不同，过了十一点仍放音乐，会遭人埋怨。音乐消失后，我们边听滴滴答答的雨声边谈论死者，我说咪咪案件后来好像没大进展，他说知道。原来他也在根据报刊确认破案情况。

我打开第二瓶苏格兰威士忌，把最初的一杯为咪咪举起。

“警方在集中搜查应召女郎组织，”我说，“我想在这方面可能有所突破，这样，说不定从那方面把手伸到你那里去。”

“可能性是有的。”五反田略微蹙起眉头，“不过问题不大。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去事务所随便探听过，就问那个组织是否真的绝对保守秘密。对方说那组织似乎同政界的关系不一般，有几个上头的政治家染指其间。所以，即使警察查到头上，也不可能深入到内部，无法下手。况且，我们事务所本身也有一点政治背景，拥有好几个头面人物，一般门路还不成问题，同应急组织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无论怎么样都捂得住。而且对事务所来说，我是棵摇钱树，这点忙当然会帮。万一我被卷进丑闻而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吃亏的首先是事务所，事务所在我身上投资不算少了。当然，要是你当时说出我的名字，我肯定被带走无疑，谁都爱莫能助。因为你是惟一直接有关系的人，政治力量也来不及施展手脚。不过再也无须担心，往下已经是关系网与关系网之间的力量较量问题了。”

“肮脏的世界。”我说。

“千真万确，”五反田说，“臭不可闻。”

“臭不可闻两票！”

“失礼？”他反问。

“臭不可闻两票，采纳动议！”

他点头笑道：“对，是要投臭不可闻两票。没有一个人为被害女子着想，统统想保全自己，当然包括我在内。”

我去厨房加冰，拿出椒盐饼干和干奶酪。

“有一事相求，”我说，“有件事想请你给那个组织打电话问一下。”

他用手指捏着耳垂：“了解什么？关于案件的可不成，守口如瓶。”

“同案件无关，是火奴鲁鲁应召女郎方面的。听说可以通过那个组织买外国的应召女郎。”

“听谁说的？”

“无名氏。他讲的组织同你讲的，我猜想是同一个。因为他说没有地位、信用和钱财就加入不了那个俱乐部，像我这样的连边都甭想沾上。”

五反田微微一笑：“不错，我也听说过有此系统，一个电话就能在外国买得女郎，试倒没有试过。大概是同一组织吧。那，你想了解火奴鲁鲁应召女郎的什么？”

“了解有没有一个叫琼的东南亚女孩。”

五反田稍事沉吟，再没问什么，掏出手册记下名字。

“琼。姓呢？”

“什么姓，一个应召女郎！”我说，“就叫琼，六月的琼。”

“明白了，明天就联系。”

“感恩不尽。”

“不必。同你为我做的相比，我这简直不足挂齿。别放在心上。”他把拇指和食指尖捏在一起，眯缝起眼睛问，“好了，你一个人去夏威夷的？”

“哪有一个人去夏威夷的。当然是跟女孩搭伴。漂亮得不得了，才十三岁。”

“和十三岁女孩睡了？”

“怎么会！胸脯还没怎么隆起咧。”

“那你和她去夏威夷做什么？”

“传授赴宴礼仪，阐述性欲原理，挖苦乔治男孩，观看《E.T.》，内容丰富多彩。”

五反田注视了一会我的脸，然后将上下嘴唇略略抿起笑道：“与众不同，你这人做事总是与众不同。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呢？”我说，“我也不是要故弄玄虚，事态所趋而已，同咪咪一样。她也怪不得谁，只是令人惋惜，落得那个下场。”

“唔。”他说，“夏威夷好玩？”

“当然。”

“晒日光浴了？”

“当然。”

五反田喝口威士忌，咬一口饼干。

“你不在期间，我又同以前的老婆见了几次。”他说，“很投机。说来好笑，同那家伙睡觉着实快活得很。”

“心情可以理解。”

“你也同往日的夫人见见如何？”

“见不成的，人家又要结婚了。没和你说过？”

他摇摇头：“没听说。遗憾呐！”

“不，还是这样好，没什么遗憾。”我说。还是这样好。“那么，你打算同夫人怎么办呢？”

他又摇摇头：“无可救药，无可救药——此外想不出词来形容。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我们两人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系融洽，悄悄见面，去不可能有人认出的汽车旅馆睡觉。两人在一起，双方都轻松愉快。和她睡觉真是妙极了，刚才我也说过。用不着语言，心灵自然相通。相互理解对方，比结婚当初理解得还深刻。准确说来，是在相爱。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永远持续下去。在汽车旅馆偷偷相会纯属消耗，迟早要给记者知道。知道了就是一场丑闻。那样一来，那帮家伙就要将我们敲骨吸髓，不，甚至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们是在踩钢丝，筋疲力尽。我跟她说不要这样，提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同她一起像模像样地生活。这是我的愿望。一起自由自在地做饭、散步，也想要个孩子。但这怎么都行不通。我和她家人绝对不能言归于好。那些家伙缺德事做尽，我也把话说到了家，再不可能讲和。假如她能同家里一刀两断，事情就再好办不过。问题是她做不到这一点。她家里人坏得出奇，不榨干她的油水不能罢休。她也知道这一点，但就是断不了关系。她和家人就像一对鸳鸯枕，紧紧贴在一起，分不开的。走投无路。”

五反田举起玻璃杯，来回摇晃里面的冰块。

“也真是不可思议，”他微笑着说道，“想弄到手的基本都到手了，但真正希望的却得不到。”

“事情恐怕就是这样。”我说，“当然就我来说，能弄到手的东西极其有限，不敢奢望。”

“不，不是那样。”五反田说，“这不过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是吧？比如说，难道你想得到什么‘玛莎拉蒂’和麻布的高级公寓？”

“那倒不怎么想，因眼下也没那个必要。‘斯巴鲁’和这鸽子笼也过得心满意足。说心满意足怕是有点言过其实，总之还算快活，和身份相符，没什么不满。当然，日后如果产生那种必要性，想得到也未可知。”

“不，不对。必要性这东西不是那样的，它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譬如说，我本来住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板桥也罢、龟户也罢、中野区都立家政也罢，真的哪里都不在乎。只要有房顶、能住人就行。但事务所里的人不这样认为，而是说你是明星，得住港区，于是在麻布找了一套高级公寓，胡闹！港区到底有什么好？不外乎服装店经营的价高质次的饭店、怪模怪样的东京塔、东张西望到第二天早上的莫名其妙的混账女人。‘玛莎拉蒂’也一样。本来我中意‘斯巴鲁’，足矣，足够跑的。东京这道路‘玛莎拉蒂’能有什么用？简直开玩笑！可事务所那批家伙偏偏给你找一辆来。又说你是明星，‘斯巴鲁’啦‘蓝鸟’啦‘皇冠’什么的万万坐不得，务必坐‘玛莎拉蒂’。虽说不是新车，价格也相当昂贵，我前边是一个哪里的演歌⁽¹⁾歌手坐过的。”

他往冰块已经融化的杯里倒进威士忌，喝了一口，半天蹙起眉头。

“我所处的就是这么个世界，以为只消把港区、把欧洲车、把劳力士表拿到手就算一流。无聊透顶，毫无意思！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必要性这玩意儿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如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其实无非是把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涂上十分需要的幻想色彩。容易得很，只要大量制造信息即可。住则港区，乘则‘宝马’，戴则劳力士——如此反复宣传。于是大家深信不疑——住则港区，乘则‘宝马’，戴则劳力士。有一种人以为只要把这些东西搞到手就高人一等，就与众不同，却意识不到惟其如此才到头来落得个与众相同。缺乏想像力。那东西无非人为宣传而已，幻想而已。我对这把戏早已烦透了，对自己自身的生活烦透了。真想过一种像样的日子。但是不行，我的一切都给事务所控制得死死的，和能更换衣服的布娃娃一个样。因为有债在身，半句牢骚也发不得。即使我说想如何如何，也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住着港区英姿飒爽的公寓，出入‘玛莎拉蒂’，戴着百达翡丽手表，抱着高级应召女郎睡觉——有些人恐怕是不胜羡慕，但并非我所追求的东西。而我所追求的又无法得到，除非逃离目前这种生活。”

“例如爱。”我说。

“是的，例如爱，以及平和安稳、美满的家庭，单纯的人生。”说着，五反田在脸前合起双手，“嗯，知道吗？假如当时我想得到，这些是可以得到的。不是我自吹。”

“知道，谈不上什么自吹，完全客观。”

“只要我想干，没有办不到的事。我拥有一切可能性，也有机会，有能力。但结果呢，无非傀儡而已。那些半夜里东张西望的女郎，可以说手到擒来，不骗你，真的。可是同真心喜欢的女人却睡不到一起。”

五反田像已醉得相当厉害。虽然脸色丝毫未变，但较之往常多少有些饶舌。他想一醉方休的心情我并非不能理解。因时针已过十二点，我便问他时间是否没关系。

“噢，明天整个上午没事，忙不了的。不影响你？”

“我无所谓，照样无所事事。”

“让你陪着，我也觉得过意不去。可我除了你没有人能说上话，真的，跟谁都谈不来。我一说什么不想坐‘玛莎拉蒂’想坐‘斯巴鲁’，人家多半以为我是神经出了问题。弄得不好，会给领到精神病院里去，眼下正流行这招数。无聊！什么专门接待演员的精神科医生，同呕物清扫专家是一路货色！”他闭目良久。“不过，我来这里好像尽发牢骚了。”

“‘无聊’说了二十次。”

“果真？”

“要是不够，尽管说下去好了。”

“足矣足矣，谢谢。抱歉，尽叫你听牢骚话。话又说回来，我身边那些家伙，全部全部全部都是干屎蛋那样的无聊之辈，纯粹令人作呕，百分之百无可救药的呕物一直顶到嗓子眼。”

“吐出就是。”

“庸俗无聊的家伙铺天盖地。”五反田不屑一顾地说道，“全都是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里投机钻营的混蛋、吸血鬼！当然也不是全都如此，正人君子也有几个，但更多的是败类，是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骗子，是利用地位捞钱捞女人的丑类。这些明里暗里的家伙靠着吮吸这丑恶世界的油水，眼看着越来越肥，丑陋臃肿，而又耀武扬威。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道。也许你不晓得，这样的混账家伙实在是漫山遍野。有时我还不得不跟这些家伙喝酒干杯，那时我始终要提醒自己：喂，即使气不过也掐死不得哟，对这些家伙，掐死本身就是一种能源消耗。”

“用铁棍打死如何？掐死是费时间。”

“高见！”五反田说，“不过可能的话，还是恨不得掐死。一瞬间打死太便宜了他们。”

“高见！”我首肯赞成，“我们是高见对高见。”

“实在是……”说到这里，他缄住口，然后叹息一声，双手再次在脸前合起，“心里畅快多了。”

“那好。”我说，“就像《国王的耳朵是骡子的耳朵》一样。蹄子刨坑大声吼叫。说出口来心里畅快。”

“完全正确。”

“不吃碗泡饭？”

“谢谢。”

我烧开水，用海菜、梅肉干和裙带菜简单做了泡饭。两人默默吃着。

“在我眼里，你像是生活得津津有味，嗯？”五反田说。

我背靠墙壁，听了一会雨声。“就某部分来说是这样，或许津津有味，但绝对称不上幸福。如同你缺少某种东西一样，我也缺少某种东西。所以，也过不上正经像样的生活，不过单纯踩着舞步连续跳动而已。身体已经熟悉了舞步，可以连跳不止。其中也有人夸我跳得不错，但在社会上则完全是个零。三十四岁了还没结婚，又没有响当当的职业，得过且过罢了。连分期付款买一套住房的计划都没有眉目，更谈不上睡觉的对象。后三十年会怎么样呢，你以为？”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或许，”我说，“或许有路，或许没路，无人知晓，彼此彼此。”

“可我现在甚至对已拥有的部分也不津津有味。”

“那或许是的。不过你干得可是很出色。”

五反田摇头道：“干得出色的人难道会这样没完没了地发牢骚？或给你添麻烦？”

“这种时候也是有的。”我说，“我们是在谈论人，不是谈论等比数列。”

一点半时，五反田说要回去。

“在这儿住下也可以哟！客用卧具还是有的，天亮再给你做顿美味早餐。”

“不了。你这么说倒是难得，可我酒也醒了，得回去。”五反田连连摇头，看上去的确酒已醒来，“有件事求你，挺怪的事。”

“可以，说说看。”

“对不起，可以的话，能把你那‘斯巴鲁’借我用一段时间？我把‘玛莎拉蒂’留给你。说老实话，开这家伙去和以前的老婆幽会未免太惹人耳目。无论去哪里，只要看见这车在就马上知道是我。”

“‘斯巴鲁’任凭借多少天都没问题。”我说，“悉听尊便。眼下我没事做，用不着几次车，借给你一点都不碍事。不过坦率说来，你那辆时髦漂亮的超一流跑车留下来我可是非常头疼。一来我这停车场是按月租的场地，晚间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恶作剧；二来驾驶当中有个一差二错把车弄出毛病，我实在赔偿不起，负责不起。”

“放心，一切全由事务所负责。早已入了保险。你就是碰伤了也不要紧，反正有保险金下来，不必担心。你要是有兴趣，投到海里去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哟，下次好买辆‘法拉利’。有个色情读物作家想卖‘法拉利’。”

“‘法拉利’……”

“你的意思我明白，”他笑道，“不过算了。或许你想像不到，在我们那个天地里有修养的人混不下去。所谓有修养的人，在我们那里和‘性情古怪的穷小子’是同义词，有人同情，但无人欣赏。”

最终，五反田开着我的“斯巴鲁”回去了。我把他的“玛莎拉蒂”开进停车场。这车敏感好斗，反应敏捷，力大无穷。哪怕稍一踩加速板，都可以蹿到月球上去。

“用不着那么逞能，四平八稳地慢慢来好了！”我咚咚敲着仪表板，大声叮嘱“玛莎拉蒂”。但它好像全然听不进去。连车也看人下菜碟。罢了罢了，我想，连“玛莎拉蒂”都是一路货色。

(1)日本传统歌谣风格的流行歌曲。

33

翌日早晨，我去停车场看“玛莎拉蒂”有何动静。我担心昨晚有人乱搞或被盗。还好，安然无恙。

以往“斯巴鲁”所在的位置现在趴着“玛莎拉蒂”，总觉得有点异样。我钻进车中把身体陷进座席试了试，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就像睁眼醒来发现身旁躺着一个陌生女子时一样。女子诚然妩媚，但就是令人不安，使人紧张。我这人无论对何人何事，熟悉起来很花时间，亦性格所使然。

结果我这天一次也没有开车。白天在街上散步，看电影，买了几本书。晚上接到五反田的电话。他对昨晚的招待表示感谢，我说大可不必。

“啊，关于火奴鲁鲁，”他说，“我问了那个组织。嗯，的确可以从这里预订火奴鲁鲁的女孩。这世界也真是便利，简直就是个绿色窗口⁽¹⁾，顶多加问一句可不可以吸烟。”

“一点不错。”

“于是我就打听叫琼的那个女孩，就说我有个熟人通过他们的介绍接触过琼，告诉我那女孩好得很，劝我也试试，所以打听一下能否预约——那女孩叫琼，东南亚人。对方查了好一阵子。本来是不一一给查这种事的，但我例外。不是我吹，我是他们难得的顾客，可以强求。结果真的查到了，说的确有个叫琼的，菲律宾人，但三个月以前就已不见了，不干了。”

“不见了？”我反问，“洗手了不成？”

“喂，你就算了吧，我就是再有面子，人家也不会给查到那个地步的。应召女郎那行当，有出有进是常事，哪里能逐个跟踪调查，她不干了，不在那里，如此而已，遗憾。”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水落石出，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又到街上散步。

琼三个月前便已不见，而两周前还的的确确同我睡过觉，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没有任何人接的电话号码。不可思议！这么着，应召女郎便有三个人：喜喜、咪咪和琼。都消失不见了。一个被杀，两个下落不明。消失得如同被墙壁吸进了一般，杳无踪影。况且三个人都同我有瓜葛，我与她们之间存在着五反田和牧村拓。

我走进饮食店，用圆珠笔在手册上就我周围的人际关系画了一幅图。关系相当复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列强关系图无异。

我半是感慨半是厌倦地注视着这幅图。注视多久也无良计浮上心头。三个消失的妓女、一个演员、三个艺术家、一个美少女和一个神经质的宾馆女接待员。无论怎么来看，都称不上是地道的交游关系，同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差不多。“明白了，管家是罪犯！”我说道。但谁也没笑。笑话不好笑。

老实说，已再无办法可想。无论顺哪条线索摸去到头来都弄巧成拙，根本理不出头绪。起始只有喜喜、咪咪和五反田这条线，如今又多了一条：牧村拓和琼。且喜喜与琼在某处相连。因为琼留下的电话号码和喜喜留下的全无二致，接线突然转回。

“难呐，华生！”我对桌面上的烟灰缸说道。烟灰缸当然毫不理会。还是烟灰缸头脑聪明，采取概不介入的态度。烟灰缸也好咖啡杯也好白糖罐也好记账单也好，全部聪明乖觉，谁都不搭不理，置若罔闻。愚蠢的只我自己，接二连三地同蹊跷事扯在一起，每次都弄得焦头烂额。如此心旷神怡的春夜，居然没有幽会的对象。

我返回住所给由美吉打电话。她不在，说今天值早班，已经回去。说不定今晚是去游泳学校的日子。我始终如一地嫉妒那个游泳学校，嫉妒像五反田那样漂亮潇洒的教师把着由美吉的手耐心教她游泳的光景。因由美吉一人之故，我憎恶世界上从札幌到开罗等等所有的游泳俱乐部。臭屎蛋！

“统统无聊透顶，简直是臭屎蛋，干巴巴的臭屎蛋，百分之百叫人作呕！”我学着五反田的样子出声痛骂。不料奇怪的是，心情居然多少痛快起来。五反田要是当宗教学家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早晚领大家念念有词：“统统无聊透顶，简直是臭屎蛋，干巴巴的臭屎蛋，百分之百地叫人作呕！”很可能会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我实在想见由美吉，想得不得了。她那不无神经质的谈吐和干脆利落的举止，是那样地令人怀念。那用指尖按一下眼镜框的动作，那闪身潜入房间时一本正经的神情，那脱去天蓝色坎肩坐在我身旁时的姿势，是那样地讨人喜欢。如此浮想联翩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多少温煦平和下来，她身上有一种极其直率的气质，我被其深深吸引。莫非我们俩可以同舟共济不成？

她从宾馆服务台的工作中发掘乐趣，每周抽几个晚间去游泳俱乐部。我则从事扫雪，喜欢“斯巴鲁”和过时唱片，从做一手像样的饭菜当中寻求微乎其微的喜悦——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也许同舟共济，也许中途闹翻。数据过于缺乏，全然无法预测。

假如我同她在一起，还会伤害她刺激她吗？如原来的妻子所预言的那样，难道凡是同我往来同我相处的女性到头来都将在心灵上受到我的伤害吗？难道因为我是个只考虑自己的人而没有资格去喜欢别人吗？

如此思来想去，不由恨不得马上飞往札幌，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数据或许有所不足，但很想向她表白，说自己反正喜欢她。不行！在那之前必须把接缝清理出来，不能半途而废。否则，由此形成半途而废的习性势必带进下一阶段，致使事物的进展全部笼罩在半途而废的阴影之中，而这并非我所理想的状态。

问题在于喜喜，是的，喜喜位于一切的核心。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企图同我取得联系。从札幌电影院到火奴鲁鲁商业区，她如影子在我眼前一掠而过，并向我传递某种消息。这点显而易见。只是那消息传递得过于隐晦，我无法理解。喜喜到底向我寻求什么呢？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该怎么办。

等待，等待即可。

静等事态的来临。向来如此。走投无路之时，切勿轻举妄动，只宜静静等待。等待当中肯定有什么发生，有什么降临，只要凝目注视微明之中有何动静即可。这是我从经验中学得的。迟早必有举动，倘有必要，必有举动无疑。

好，那就静等。

∗∗∗

每隔几天我便同五反田见面、喝酒、吃饭，如此一来二去，同他见面竟成了一种习惯。每次见面他都为借用我的“斯巴鲁”表示歉意。我说无所谓，不必介意。

“还没把‘玛莎拉蒂’投到海里吗？”他问。

“遗憾，找不出时间。”我说。

我和五反田并坐在酒吧台旁喝兑汽水的伏特加。他喝的频率比我稍快。

“真的投进去该是相当痛快吧？”他把酒杯轻轻挨在嘴唇上说道。

“大概如释重负。”我说，“不过‘玛莎拉蒂’没了还不接着就是‘法拉利’！”

“那也如法炮制。”

“‘法拉利’之后是什么呢？”

“什么呢？不过要是如此投个没完，保险公司必然兴师问罪。”

“管它那么多，心胸再放宽一些！反正这一切都是幻想，不过两人借助酒兴胡思乱想而已，不同于你常演的低预算电影。空想无须预算。什么中产阶级的忧患意识，忘它一边去好了。丢掉鸡毛蒜皮，只管扬眉吐气！‘兰博基尼’⁽²⁾也罢，‘保时捷’也罢，‘美洲豹’也罢什么也罢，一辆接一辆投进去，用不着顾虑。海又深又大，容纳几千辆没问题。发挥想像力呀，你！”

五反田笑道：“和你谈起来，心里真是爽快。”

“我也爽快。别人的车，别人的想像力。”我说，“对了，最近和太太可水乳交融？”

他啜了口伏特加，点点头。外面雨潇潇，店内空荡荡，顾客只我俩。领班无事可干，擦起了酒瓶子。

“水乳交融。”他沉默地说，抿起嘴唇笑了笑，“我们在相爱。我们的爱由于离婚而得以确认，得以加深。如何，罗曼蒂克吧？”

“罗曼蒂克得差点儿晕过去。”

他嗤嗤笑着。

“真的哟！”他神情认真地说。

“知道。”我说。

∗∗∗

我和五反田见面时基本都谈论这些。我们口气虽然轻松，但内容都很严肃，严肃得甚至需要不时以玩笑作添加剂。玩笑大多不够高明，但这无所谓，只要是玩笑即可，是为玩笑而玩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玩笑这一共识。至于我们严肃到何种地步，惟有我们自身晓得。我们都已三十四岁，这和十三岁同样是棘手的年龄，当然其含义不同。两人都已多少开始认识到年龄增大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而且已经进入必须对此有所准备的时期，需要为即将来临的冬季备妥足以取暖的用品。五反田用简洁的语言对此进行了表述。

“爱！”他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有激情！”我说。我也同样需要。

五反田默然片刻。他在默默地思索爱。我也在思索，间或想到由美吉，想起那个雪花飘舞的夜晚她喝光五六杯血色玛莉的情景。她喜欢血色玛莉。

“女人睡得太多了，腻了，够了！睡多少都一个样，干的事一个样。”五反田随后说道。“需要爱，喂，向你坦白一件重大事项：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我啪地打一声响指：“一针见血！简直是神的语言，金光四射。应该开个记者招待会，庄严宣布‘我想睡的只有老婆’。人们笃定感动莫名，受到总理大臣表彰也未可知。”

“不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都有可能。因为我可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想睡的只有老婆’的哟！这不是常人所能轻易做到的。”

“领诺贝尔奖怕是需要礼服大衣吧？”

“买嘛！反正从经费里报销。”

“妙极！典型的神明用语。”

“领奖致辞在瑞典国王面前进行，”五反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睡的对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动热潮，此起彼伏。雪云散尽，阳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有激情！”

我们又沉默下来，分别思考爱。在爱方面值得思考的太多了。我想，把由美吉请到我住处做客的时候，一定得准备好伏特加、西红柿汁、倍灵调味汁和柠檬。

“不过，你也许什么奖也捞不到，”我说，“而仅仅被当作变态分子。”

五反田想了一会儿，缓缓地频频颔首。

“是啊，这有可能。我这言论属于性反革命，多半要被情绪激昂的群众踢得一命呜呼。”他说，“那样我就成了性殉教者。”

“成为第一个为性而殉教的演员。”

“要是死了，同老婆可就再也睡不成喽。”

“高见。”

我们又默默地喝酒。

便是这样谈论严肃的话题。如若有人从旁听见，恐以为全是笑谈，而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肃都认真。

他一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或到外面的酒吧，或来我住处聚餐，或去他公寓碰头。如此一天天过去。我横下心不做任何工作。工作那东西做不做一个样。没了我世界也照样发展。我静等事态发生就是。

我把余款和旅行所用那部分的发票给牧村拓寄去。忠仆马上打来电话，告诉我钱要多收一些。

“先生说这样过意不去，而我也不好处理。”忠仆说，“交给我办好吗？保证不给你增加负担。”

我懒得争执不休，便说明白了，这回就任凭你们处置好了。于是牧村拓很快把三十万日元的银行支票寄了过来。里面有张收据，上面写道“取材调查费”。我在收据上签字盖章，然后寄出。什么都能用经费报销，这世界也真是可爱。

我把三十万日元支票装入票夹，放在桌面上。

∗∗∗

连休转眼过去了。

我同由美吉通了几次电话。

通话时间的长短由她决定。有时颇长，有时说声“忙”就放下，有时久久沉默，有时突然挂断。但不管怎样，我们得以通过电话相互交谈，也相互交换一点情况。一天，她把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这可是扎扎实实地跨进了一步。

她每周去两次游泳学校。每当她提起游泳学校时，我的心就像心地单纯的高中生一样时而颤抖时而伤感时而黯然。好几次我都想问起她的游泳教师——什么样子，多大年龄，英俊与否，待她是否过于殷勤等等，但终未出口。我怕她看出我的嫉妒，怕她这样对我说道：“喂，你是嫉妒游泳学校吧？哼，讨厌，我顶讨厌这样的人，居然嫉妒游泳学校，作为男人简直一钱不值。我说的你明白？真的一钱不值，再不想看见你第二次。”

所以，在游泳学校上面我绝对缄口不语。越是缄口不语，关于游泳学校的妄想越是急剧膨胀。练习结束之后，教师将她单独留下进行特别训练，那教师当然是五反田。他把手贴在由美吉的胸部和腹部，教她练习自由式游泳。他手指抚摸她的乳房，擦过她的大腿根，还告诉她别介意。

“不必介意，”他说，“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他抓过由美吉的手，使之握住自己的阳物。水中勃起的阳物，宛如珊瑚。由美吉显得心荡神迷。

“不必介意，”五反田说，“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游泳学校妄想曲。

傻气！然而我无法将其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每次给由美吉打电话，我都要被这妄想折磨半天。而且这妄想渐渐复杂起来，各色人物接连登场。喜喜、咪咪和雪。盯视五反田在由美吉身上游移的手指的时间里，由美吉不知何时变成了喜喜。

“喂，我可是个再平庸不过的普通人哟！”一天，由美吉说道。那天夜里她一点精神也没有，“与人不同的只有名字，其余全都一样，不过每天每日在这宾馆服务台里做工来白白浪费人生罢了。再别给我打电话，我，不是值得你花长途电话费那样的人。”

“你不是喜欢在宾馆里做工吗？”

“嗯，是喜欢，做工本身倒不感到怎么痛苦。只是我有时觉得好像被宾馆一口吞掉，时不时地。每当这时我就想自己到底算什么，我这样的同没有一个样。宾馆好端端地在那里，而我却不在，我看不见我，自我迷失。”

“对宾馆你怕是考虑得过于认真了。”我说，“宾馆是宾馆，你是你。我时常考虑你，有时也考虑宾馆，但从不混为一谈。你是你，宾馆是宾馆。”

“知道的，这点。可就是经常混淆，分不清界线。我的存在我的感觉我的个人生活全被拖入宾馆这个宇宙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任何人都这样，任何人都被拖入某处，看不到其中的分界线。不光你一个人，我也同样。”我说。

“不一样，根本不一样。”

“是的，根本不一样。”我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喜欢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吸引我。”

由美吉沉默良久，她置身于电话式的沉默之中。

“嗳，我非常害怕那片黑暗。”她说，“总觉得还要碰上。”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由美吉抽抽搭搭的哭泣声。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渐渐地，我察觉到那无论如何只能是抽泣。

“喂，由美吉，”我说，“怎么了？不要紧？”

“有什么要紧？不就是哭么，哭还不行？”

“啊，没什么不行，只是担心。”

“喂，别再吭声！”

我便闭住嘴巴，一声不响。由美吉哭泣了一阵，放下电话。

五月七日，雪打来电话。

“回来了！”她说，“这就出去玩玩可好？”

我开出“玛莎拉蒂”，到赤坂去接她。雪一看见这车，脸立时阴沉下来。

“这车怎么回事？”

“不是偷来的。车掉到泉眼里去了，于是出现一位伊莎贝尔·阿佳妮那样的泉水精灵，问我刚才掉进去的是金‘玛莎拉蒂’，还是银‘宝马’。我说都不是，而是半新不旧的铜‘斯巴鲁’。这么着……”

“别开无聊玩笑了！”她神色认真地说道，“问你正经事，这到底怎么回事？”

“和朋友暂时交换，”我说，“对方说非常想坐‘斯巴鲁’，就和他换了。这位朋友有很多很多理由。”

“朋友？”

“不错。或许你不相信，一两个朋友在我也是有的。”

她坐进副驾驶席，四下环顾，又皱起眉头，“怪车！”她十分厌恶似的说，“荒唐！”

“车主也这样说来着。”我说，“措词倒稍有不同。”

她闷声不语。

我仍朝湘南方向行进。雪一直保持沉默。我小声放上斯特李·丹的磁带，小心翼翼地驾驶“玛莎拉蒂”。天气极好。我穿一件夏威夷衫，戴着太阳镜。她身穿薄布短裤，粉红色拉尔夫·劳伦马球衫，同晒过太阳的皮肤甚为谐调，令人觉得好像仍在夏威夷。我前面是一辆运载家畜的卡车，猪们从木栅栏的缝隙里鼓起红红的眼睛盯着我们乘的“玛莎拉蒂”。猪恐怕是分不出“斯巴鲁”和“玛莎拉蒂”有何区别的。猪不可能知道异化为何物。麒麟不知道，鳝鱼也不知道。

“夏威夷怎么样？”

她耸耸肩。

“和母亲处得可好？”

她耸耸肩。

“冲浪大有进步？”

她耸耸肩。

“你好像很有精神。被太阳晒得绝对迷人，简直就是牛奶咖啡精灵。要是在背部安一对漂亮的翅膀，肩上扛一把长勺，真就和牛奶咖啡精灵一模一样。如果由你来为牛奶咖啡做宣传，什么摩卡什么巴西什么哥伦比亚乞力马扎罗⁽³⁾，三个捆在一起都绝对不是你的对手。肯定全世界的人一起大喝咖啡，整个世界都给牛奶咖啡精灵迷得神经兮兮——你给太阳晒得实在太有魅力了。”

搜肠刮肚而又心直口快地大力赞赏一番，不料还是毫无效果。她依然只是耸肩而已。适得其反？我这心直口快莫非出了问题？

“来例假了还是怎么？”

她耸耸肩。

我也耸耸肩。

“想回去。”雪说，“掉头回去好了。”

“这可是东名高速公路哟，即使是尼基·拉乌达⁽⁴⁾，在这里也无法回头的。”

“找地方下来。”

我看看她的脸，果然显得疲惫不堪。两眼黯淡无神，视线飘忽不定。脸色也许苍白，由于晒黑的关系，看不清色调的变化。

“不在哪里休息一会？”我问。

“不了，没心思休息，只想回东京，越快越好。”

我从横滨出口驶下高速公路，返回东京。雪说要在外边坐一下，我便把车留在她公寓附近的停车场，两人并坐在乃木神社的凳子上。

“请原谅。”雪竟意外地道起歉来，“心情糟到了极点，差点儿忍受不住。但我不愿意说出口，就一直忍着。”

“何必忍着呢，没有关系的。女孩子常有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了。”

“我不是指这个！”雪大声吼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和这个不同。把我心情搞糟的是那辆车，是由于坐了那辆车！”

“可那‘玛莎拉蒂’究竟哪点不可以呢？”我问。“那车绝不差劲。性能好，坐着又舒服。要是自己出钱买，价格还真有些嫌高，我想。”

“‘玛莎拉蒂’，”她似乎讲给自己听，“不是车种类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车的种类，问题是那车本身。那车里有一股讨厌的气氛。是它——怎么说呢——在压迫我，使我不快，使我胸闷，像有什么东西捅进胃里，像被一团乱棉絮堵住胸口。你坐那车就没这种感觉？”

“我想没有。”我说，“我确实觉得对它有点不大习惯，但我想那恐怕是因为我太熟悉‘斯巴鲁’了，一下子换车适应不了。这属于感情问题，不同于你所说的压迫感。”

她摇摇头：“我说还不是那个，而是十分特殊的感觉。”

“是那东西？就是你经常感到的——”我想说灵感，但就此打住。不同于灵感。怎么表达好呢？精神感应？总之很难付诸语言，怎么说都有低俗猥琐之嫌。

“对，是那东西，我所感到的。”雪静静地说。

“怎么感觉的？对那辆车？”我问。

雪耸耸肩：“要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倒也简单，但不可能。因为眼前没有浮现出具体图像，我所感到的只是虚无缥缈的类似不透明块状空气样的东西，又沉闷，又让人讨厌得不行。是它压迫我，那是非同小可的。”雪两手放在膝头，搜索着词句，“具体的我不清楚，反正是非同小可的，荒谬的，扭曲的。在那里我实在透不过气来，空气沉重得很，简直就像被一个灌满铅的箱子压进海底一般。最初我还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以为是自己刚旅行回来身上还疲劳的缘故，所以勉强忍住。结果不对头，情况越来越严重。那车我再不想坐第二回了，请把你那辆‘斯巴鲁’换回来。”

“被诅咒的‘玛莎拉蒂’。”我说。

“喂，不是跟你开玩笑。你也最好少坐那辆车。”她一本正经地说。

“不吉利的‘玛莎拉蒂’。”我接着笑道，“明白了，知道你不是在说笑话，尽量不坐那车就是。或者说最好沉到海里去？”

“可能的话。”雪的神情很认真。

为了等雪恢复过来，我们在神社凳子上坐了一个小时。雪一动不动地支颐合目，我则不经意地打量眼前往来的行人。偏午时分来神社这里的，大多是老人、带小孩的母亲、脖子上挂照相机的外国游客。哪类人都寥寥无几。有时也有外勤营业员模样的公司职员过来坐在凳子上歇息。他们身穿黑色西装，手提塑料包，目光茫然，焦点游移，休息十或十五分钟后便起身离去，不用说，这时候正经大人都在老实做工，正经孩子都在乖乖上学。

“你妈妈呢？”我问，“一起回来的？”

“嗯。”雪说，“现在箱根那边，和那独臂诗人。在整理加德满都和夏威夷的照片。”

“你不回箱根？”

“高兴时再回去，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反正回箱根也没什么可干。”

“向你提一个问题，纯粹出于好奇心。”我说，“你说回箱根也没什么可干而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可是，在这里又有什么可干的呢？”

雪耸耸肩说：“和你玩。”

片刻的沉默，悬在半空般的沉默。

“妙！”我说，“完全是神的语言。单纯，而又富有启示性。两人一直玩下去，像在游乐园里一样。你我二人摘五颜六色的蔷薇，在黄金池子里划船戏水，为栗色小狗梳理柔柔的毛，就这样打发时光。肚子饿了，上边掉下番木瓜；想听音乐时，乔治男孩从天上为我们歌唱。美妙至极，别无挑剔。但从现实角度想来，我也必须开始做工，不可能永远把同你玩当日子过，而且也不能从你爸爸那里拿钱。”

雪抿嘴看了我一会：“你不乐意从爸爸妈妈手里拿钱的心情我很理解，可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叫人过不去。这样拖着你缠着你，作为我有时也觉得非常于心不忍。总觉得在打扰你，给你添麻烦。所以，要是你……”

“要是我拿钱的话？”

“那样至少我心里安然一些。”

“你不明白。”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意作为工作来同你交往，想交往就作为私人朋友交往。我可不愿意在你的婚礼上被司仪介绍说什么‘这位是新娘十三岁时的职业男性乳母’。那一来，众人必然要问职业男性乳母是怎么回事。相比之下，我还是想被介绍为‘这位是新娘十三岁时的男友’。这样要体面得多。”

“傻气！”雪一阵脸红，“我不举行什么婚礼的。”

“那好！我正不愿意出席婚礼那玩意儿。听什么拿腔作调的致辞，拿什么破砖头一样的蛋糕当礼物，我最深恶痛绝，纯属浪费时间。我当时也没搞，所以这不过是打比方。总之我想说的是：朋友用金钱买不到，用经费更买不到。”

“用这个主题写篇童话倒不错。”

“好主意！”我笑道，“不折不扣的好主意。你也慢慢掌握谈话技巧了，再提高一步完全可以和我演一场出色的相声。”

雪耸耸肩。

“我说，”我清了清嗓子道，“和你说正经话。如果你想每天都找我玩，那就天天玩好了，工作不干也不碍事，反正是混饭吃的扫雪工，怎么都无所谓。但有一点需要明确：我不是拿钱才和你交往的。夏威夷是例外，那是特殊情况，让你爸爸出了旅费，也给买了女人，但因此而开始失去你的信任。我厌恶自己，那种事情再不重复第二次，已告结束。这以后我要自行其是，不允许任何人插嘴，也不允许给钱。我和笛克·诺斯不同，和书童忠仆也不同。我是我，不受雇于任何人。要来往就和你来往，你要和我玩，我就和你玩，你不必考虑钱的问题。”

“真的肯和我玩？”雪看着脚趾甲说。

“没关系。我也罢、你也罢，都正在迅速沦为人世的落伍者，事到如今更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尽情游玩就是。”

“为什么这么亲切？”

“不是亲切。”我说，“我就是这种性格，事情一旦做开头就不能中途撒手不管。如果你想同我玩，只管玩个彻底。你我在札幌的宾馆里相遇也是某种缘分。既然干，就要尽兴。”

雪用拖鞋尖在地上画出小小的图案，如四角形漩涡。我注视着。

“我是在给你添麻烦吧？”雪问。

我想了想说：“也许。但你不必放在心上。况且归根结蒂，我也是喜欢同你相处才相处的，并非出于义务。我为什么喜欢这样呢——尽管年龄相差悬殊，共同语言也并不多——为什么呢？这恐怕是因为你使我想起什么，唤起我心中一直潜伏着的感情，就是我十三四或十四五岁时所怀有的感情。假如我十五岁，我会不由分说地恋上你。以前说过吧？”

“说过。”

“所以才这样。”我说，“和你在一起，那种感情有时会重新回到身上。可以使我再度感受到往日雨的声音、风的气味，而且近在身旁。这委实不坏。不久你也将体会到那是何等的妙不可言。”

“现在也心领神会，你所讲的。”

“真的？”

“我在这以前也失却了很多东西呢。”

“心照不宣！”

她沉默了十分钟。我又开始打量神社中男男女女的身影。

“除了你，我再没有谈得来的人。”雪说，“不骗你。所以不和你一起的时候，我几乎跟谁也不开口。”

“笛克·诺斯如何？”

雪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彻头彻尾的傻瓜蛋，那人。”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那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尽然。他那人绝对不坏，你也应该这样看待。虽然只有一条胳膊，却比那帮人干得漂亮得多，而且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当然，同你母亲相比，档次也许低一些，才能也许没那么多样。然而他是在真心地为你母亲着想，也可以说是爱吧。是可以信赖的人。菜又做得可口，态度又和蔼。”

“那倒也许，不过还是傻瓜蛋。”

我再没说什么。雪有雪的处境，有她自己的感情。

关于笛克的谈话至此为止。接下去我们谈了一会夏威夷纯情的阳光、海浪、清风以及“克罗娜”。之后雪说肚子饿了，便走进附近一家小吃店，吃了水果冻糕和薄饼，吃罢乘地铁去看了场电影。

这周过后，笛克·诺斯死了。

(1)日本长途客运汽车售票窗口（均为绿色）。买票或订票十分方便。

(2)一种意大利生产的跑车。

(3)咖啡品牌名。

(4)著名赛车选手。

34

笛克·诺斯死于车祸。星期一傍晚他去箱根一条街上买东西，当抱着自选商场的购物袋出门时，被卡车轧死了。是头碰头事故。卡车司机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下坡那样视野不好的地方居然没有减速，只能说是邪魔附体。当然，笛克方面也有些疏忽大意。他只顾往路左方向看，而未能及时确认右边。在外国久居后初回日本时，很容易出现这种瞬间的闪失。因为神经还不习惯车辆行车靠左的情况，往往左右确认颠倒。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惊无险，但偶尔也会导致大祸，笛克便是如此。他被卡车撞到一旁，而被对面开来的客货两用车压在车轮下，当场死亡。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首先想起他在马加哈自选商场购物时的情景，想起他动作熟练地选好物品，神情认真地挑拣水果，将一包卫生巾悄悄放在小推车上的身影。可怜！想来，他终生命途多舛——身旁士兵踩响地雷使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从早到晚跟踪熄灭雨吸了一两口便扔开的烟头，最后又怀抱自选商场的购物袋被卡车轧死。

他的葬礼在其太太和孩子所在的家里举行。雨也好雪也好我也好，当然都没去。

星期二下午，我用五反田归还的“斯巴鲁”拉着雪去箱根。雪说不能把妈妈一个人扔在家里。

“她那人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来。倒有一位帮忙的老婆婆，但人已上了年纪，想不那么周全，再说晚上还得回去。不能让她一个人的。”

“最好还是陪母亲住些日子。”我说。

雪点点头，接着“啪啦啪啦”翻了一会行车地图。“嗳，上次我说他说得太过分了，是吧？”

“指笛克·诺斯？”

“嗯。”

“你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蛋。”

雪把行车地图插回车门口袋，臂肘支在车窗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的景致。“现在想来，他人并不坏。待我也亲切，无微不至。还教我冲浪来着。虽说只有一条胳膊，却比两条胳膊的人活得还有劲儿，对我妈妈也一片真心。”

“知道，是个不错的人。”

“可我偏想把他说得那么过分，当时。”

“知道。”我说，“是禁不住那样说的，这不怪你。”

她一直目视前方，一次也没看我。初夏的风从全开的窗口涌进来，吹得她齐刷刷的头发如草叶一样摇摆。

“也真是可怜，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我说，“人不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值得尊敬，但往往被人当成好使好用的垃圾箱，各种各样的人投进各种各样的东西。只因为容易投，至于为什么则不知道。大概他天生便有这么一种倾向吧，正如你母亲不作声也要被人高看一眼一样。”平庸这东西犹如白衬衣上的污痕，一旦染上便永远洗不掉，无可挽回。

“不公平啊。”

“从根本上说人生就是不公平的。”

“可我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

“对笛克？”

“嗯。”

我叹口气，把车靠路旁刹住，转动钥匙熄掉引擎，随后把手搭在方向盘上注视她的脸。

“我认为你这种想法是无聊的。”我说，“与其后悔，莫如一开始就公平地、像样地对待他。起码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然而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不具备后悔的资格，完全不具备。”

雪眯细眼睛看着我。

“也许我这说法过于尖刻。但别人且不论，对你我还是希望你摆脱这种无聊的想法。嗯，知道么，有的东西是不能说出口来的。一旦出口，事情也就完了，再也无可收拾。你对笛克感到后悔，口里也说后悔。但真的后悔吗？假定我是笛克，就不需要你这种廉价的后悔，更不愿意你把做得过分这句话说出口来。这是礼节问题，分寸问题，你应该学会把握。”

雪一言未发，臂肘贴着窗口，指尖一动不动地按在太阳穴上，轻轻地闭起眼睛，仿佛睡了过去。只有睫毛不时地微微抖动，嘴唇略略发颤。想必在体内哭泣，无声无泪地暗泣不止。我不由心想，自己恐怕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期望过高了。而且，我有资格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吗？但没有办法。无论对方年老年幼，也无论其自身是怎样的人，对某种事情我都不能够放纵姑息。无聊的我就认为无聊，无法克制的我自然无法克制。

雪许久地保持这种姿势，纹丝未动。我伸手轻轻摸着她的手腕。

“不要紧的，也怪不得你。”我说，“大概是我过于偏激。公平地看来，你也做得蛮好。别往心里去。”

一道泪水顺着她的脸颊落在膝头，但就此止住，再没流泪，也没出声。不简单！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又过了一会儿，雪开口道。

“怎么办也不怎么办，”我说，“把不能诉诸语言的东西珍藏起来即可，这是对死者的礼节。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明白。该剩下的自然剩下，剩不下的自然剩不下。时间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解决不了的你再来解决。我说得过于深奥？”

“有点。”雪微微一笑。

“的确深奥。”我笑着承认，“我说的，一般人基本理解不了。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和我的还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我的最为正确。具体细细说来是这样：人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去，人的生命要比你想的远为脆弱。所以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应该不给日后留下懊悔，应该做到公平，可能的话，还应该真诚。不付出这种努力而只会在人死后简单哭泣后悔的人——这样的人我不欣赏，从个人角度而言。”

雪靠在车门上久久看着我的脸。

“我觉得这好像十分难以做到。”她说。

“是很难，非常。”我说，“但值得一试。连乔治男孩那种煤气罐一样肥胖的家伙都能当上歌星，努力就是一切。”

她淡淡一笑，点头说：“你的意思我好像领会了。”

“理解力不错。”我发动引擎。

“可你为什么总把乔治男孩当作眼中钉呢？”雪问。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实际上心里喜欢？”

“让我慢慢考虑考虑。”我说。

∗∗∗

雨的家位于一家大型不动产公司开发的别墅地带。院门很大，门口附近有个游泳池和一家咖啡馆，咖啡馆旁边是一家小型自选商店，里边小山一般堆着低营养食品，但笛克那样的人拒绝在这种临时应急性的小店里采购，就连我对这等场所都不屑一顾。道路弯弯曲曲，尽是上坡，我引以为自豪的“斯巴鲁”毕竟有点气喘吁吁起来。雨的住宅坐落在一座山冈的腰部。就母女两人住来说，地方相当之大。我停下车，提起雪的东西，登上石墙旁边的台阶。透过并立在坡面上的杉树的空隙，可以俯视小田原的海面。空气迷蒙，海水闪着春日特有的暗淡的光波。

阳光明朗的宽敞客厅里，雨手夹点燃的香烟踱来踱去。或断或弯的烟头从一个水晶玻璃制的大烟灰缸里漫出，而又像被人猛猛吹了一口似的，弄得满桌面都是烟灰。她将吸了两口的香烟扔进烟灰缸，走到雪跟前胡乱地抚弄着女儿的头发。她身穿沾有洗相药水污痕的橙色大号运动衫，下面是一条褪色的蓝牛仔裤，头发散乱，两眼发红，大概是一直没睡而又连续吸烟的缘故。

“不得了！”雨说，“太糟了，怎么净发生这些糟糕事呢？”

我也说真是糟糕。她讲了昨天事故的经过，她说由于事出突然，自己简直一蹶不振，无论精神上还是体力上。

“偏巧帮忙的老太婆又说今天发烧不能来，净赶这种时候！干嘛偏赶这种时候发烧？真是天昏地暗。警署又来人，笛克的太太又打电话来，我实在晕头转向。”

“笛克的太太怎么说的？”我试着问。

“根本弄不清，”雨叹口气说，“一味地哭，间或小声嘟囔两句。几乎听不明白。再说我在这种时候也不知该怎么说……是吧？”

我点点头。

“我只说尽快把他在这里的东西送过去。但她光是哭个没完，没有办法。”

说罢，她喟叹一声靠在沙发上。

“不喝点什么？”我问。

她说可以的话想喝点热咖啡。

我先把烟灰缸收拾好，拿抹布擦去桌面上散落的烟灰，撤下粘有可可残渣的杯子，然后三下两下拾掇完厨房，烧开水，冲了杯浓浓的咖啡。笛克为了劳作方便，把厨房整理得井井有条，但他死后不到一天时间，这里便现出崩溃的势头：水槽里乱七八糟地扔满餐具，白糖罐的盖子没盖上，不锈钢计量器上粘了一层可可粉，菜刀切完干奶酪或其他什么东西就势躺在那里。

我涌出一股怜惜之情。想必他在这里全力构筑了他所中意的秩序，然而相隔一天便一下子土崩瓦解，面目全非。人这东西往往在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场所留下影子，就笛克来说，那场所便是厨房。而且他好歹留下的依稀之影，也将很快荡然无存。

可怜！

此外我想不起任何词语。

我端去咖啡。雨和雪正相依相偎地并坐在沙发上。雨眼睛潮润，黯然无神，把头搭在雪的肩头。她似乎由于某种药物的作用而显得萎靡不振；雪则面无表情，但看上去并未对处于虚脱状态的母亲偎依自己而感到不快或不安。我心中思忖，这真是对不可思议的母女。每当两人凑在一起，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气氛——既不同于雨单独之时，又有别于雪只身之际，似乎很难令人接近。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气氛呢？

雨双手捧起咖啡杯，不胜珍惜似的慢慢呷了一口，并说“好香”。喝罢咖啡，雨多少镇定下来，眼睛也恢复了些许光泽。

“你喝点什么？”我问雪。

雪愣愣地摇头。

“一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事务上、法律上的琐碎手续之类？”我向雨问道。

“呃，已经完了。事故的具体处理也没什么特别麻烦的，毕竟是极为普通的交通事故，警察只是前来通知一声。我请那警察同笛克的太太联系。笛克太太好像很快就来了，由她一手办理具体手续。因为无论法律上还是事务上我都同笛克毫无关系。后来她给这里打来电话，光是哭，几乎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抱怨，什么都没有。”

我点点头。极为普通的交通事故。

三个星期过后，眼前这女人恐怕就会将笛克忘得一干二净——容易忘的女人，容易被忘的男人。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么？”我问雨。

雨扫了我一眼，随即目光落在地板上，视线空洞而淡漠。她在沉思，而她沉思起来很花时间。眼神迟滞，不久又恢复了几分生气，仿佛摇摇晃晃往前走了很远，又突然想起什么重新折回。“笛克的行李，”她自言自语似的说，“就是我对他太太说要送过去的东西。刚才对你也说了吧？”

“嗯，听到了。”

“昨天我已整理出来。有稿件、打字机、书和衣服，全都塞到他旅行箱里去了。不很多，他那人不怎么带东西，只是一个中号旅行箱。麻烦你送到他家去好吗？”

“好的，这就送去。住什么地方？”

“豪德寺。”她说，“具体的不清楚，能查一查？估计写在旅行箱的什么地方。”

旅行箱放在二楼走廊尽头处的房间，姓名标签上工工整整地写着笛克·诺斯及其在豪德寺的门牌号码。雪把我领到那里。房间如阁楼，又窄又长，但气氛不坏。雪告诉我，以前有住宿佣人的时候，用的便是这个房间。笛克把里边收拾得井然有序，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有五支铅笔，每支都削得细细尖尖，同一块橡皮摆在一起，俨然静物画。墙上的挂历写有很小很密的字。雪倚着门，默默地四下打量。空气沉寂得很，除鸟鸣外别无声响。我想起马加哈的小别墅，那里也是这么静，而且也只闻鸟鸣。

我把旅行箱抱下楼。里面可能装了很多原稿和书，比看上去重得多。这重量使我联想到笛克之死的沉重。

“这就送去。”我对雨说，“这类事还是越快越好。其他还有什么要我干的？”

雨迷惘地看着雪的脸，雪耸耸肩。

“食品快没有了。”雨低声说，“他出去买，结果落得这样。所以……”

“那好，我买些回来。”

我查看了冰箱的存货，把需要买的记在纸上，然后去下面的街市，在笛克在其门前丧命的那家自选商场采购了一些，估计可供四五天之用。我将买来的食品逐一用包装纸包好，放进冰箱。

雨向我致谢，我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也是小事一桩，无非把笛克未竟之事接过做完而已。

两人送我到石墙外，同在马加哈时一样。但这次谁也没有招手。朝我招手是笛克的任务。两个女子并站在石墙外面，几乎凝然不动地朝下看着我，这光景很有点神话味道。我把灰色的塑料旅行箱放进“斯巴鲁”后座，钻进驾驶席。她俩兀自站在那里，直到我拐弯不见。夕阳垂垂西沉，西方的海面开始染上橙色。不知那两人将怎样度过即将来临的夜晚。

继而，我想起在火奴鲁鲁商业区那昏暗的奇妙房间里看见的那具独臂白骨，恐怕到底还是笛克，我想。估计那里是死的集中之地。六具白骨——六个死人。其余五个死人是谁呢？一个大概是鼠——我死去的朋友。一个是咪咪。还剩三个。

还剩三个。

可为什么喜喜把我引往那种场所呢？为什么喜喜提示给我六个死人呢？

我下到小田原，进入东名高速公路，然后从三轩茶屋驶下首都高速公路，看着行车地图在世田谷七弯八拐的路上转悠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笛克家门前。房子本身是极其普通的商品房，可以说无任何独特之处，两层楼，布局紧凑，无论门窗还是信箱和门灯，都显得小里小气。门旁有间狗舍，一条拖着锁链的杂种狗惴惴然来回兜圈子。房里亮着灯，可以听到人声，狭窄的门口整齐摆着五六双黑皮鞋，以及吃完待取的订餐饭盒。笛克遗体停在这里，里边正在守夜。至少他死后还有个归宿，我想。

我把旅行箱从车中拖出，搬到门口。一按门铃，出来一位中年男子，我说别人托我把这箱子送来，而后做出其他概不知晓的样子。男子看了看箱上的姓名标签，似乎马上明白过来了。

“实在感谢！”他郑重地道谢。

我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返回涩谷住处。

还剩三个！

∗∗∗

笛克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喝酒边思索。我觉得他的猝死似乎不具有任何意味。对于我这七巧板上出现的几处空白，那几个断片根本不符，横竖都格格不入。恐怕二者属于不同范畴。不过我又隐约觉得，纵使他的死本身没有任何意味，也将给事态的发展带来某种巨大变化，并且是朝不甚理想的方向。原因我不清楚，只是有这种直感。笛克本质上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连接着什么，但现已消失。变化肯定会有，而事态恐怕将变得比过去更为严峻。

例如？

例如——我不大喜欢雪同雨在一起时那呆呆的眼神，也不喜欢雨同雪在一起那黯然无神的目光。我觉得那里边含有不祥的东西。我喜欢雪，是个聪慧的孩子，虽然有时固执得很，但天性耿直。对雨我也怀有近乎好意的情感。同她单独相谈时，她仍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才华横溢，胸无城府，有的地方甚至比雪还远为幼稚。问题是母女两人在一起——这种搭配委实弄得我疲惫不堪。牧村拓说其才华由于同这两人生活而消耗一空，对此现在我很可以理解。

噢——由此将产生直接冲击。

在此之前，她俩之间有笛克，现已不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将和两人短兵相接。

例如——例如上面那样。

我给由美吉打了几次电话，同五反田见了几次面。由美吉的态度虽说总体上依然那么冷淡，但从口气听来，似乎对我的电话多少有了兴致，至少没怎么表现出不耐烦。她说她每周去两次游泳学校，一次不少；休息的日子时常同男友约会，上星期天还一同开车去什么湖边兜风来着。

“不过，和他之间没有什么，我们只是朋友。高中同班，他也在札幌工作，别的谈不上。”

我告诉她不必那么介意。实际上也没什么要紧，我耿耿于怀的只是游泳学校，至于她同男友去湖边也罢爬山也罢，我并不感兴趣。

“但我觉得还是跟你说清楚好，”由美吉说，“因为我不愿意有所隐瞒。”

“完全不必介意。”我重复道，“我准备再去札幌同你当面谈一次，若说问题也只有这个。至于约会，你随便同谁约会都可以的，这同你我之间的事毫不相干。我始终在考虑你，如上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

“比如？”

“比如宾馆，”我说，“那里既是你的场所，又是我的场所。对我们两人都可以说是特别场所。”

“噢——”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既不肯定又不否定。不偏不倚。

“同你分手后，我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境况，但从根本上说我一直在考虑你。时常想同你见面，可惜动身不得，很多事没处理完。”

我这解释尽管充满诚意，但缺乏逻辑性——这也倒是我之所以为我之处。

接下去是中等长度的沉默。感觉上是从中立多少向积极方向倾斜的沉默，但最终不过是普遍的沉默。或许我考虑事物时经常带有过分的好意。

“作业可有进展？”她问。

“我想是有的，多半是有的，但愿是有的。”我回答。

“明春之前能处理完就好了。”

“诚如所言。”

∗∗∗

五反田显得有点疲倦。一来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二来又要见缝插针地同已离异的太太幽会，且要设法避人耳目。

“总不能长此以往，这点毋庸置疑。”五反田深而又深地叹了口气，“我本来就过不惯这种投机生活。总的说来，我还是适合家常生活。所以每天都搞得筋疲力尽，神经像绷得很紧很紧。”

他像拉松紧带那样把两手左右一摊。

“应该和她去夏威夷休假。”我说。

“可能的话，”他有气无力地微微笑道，“能去该有多好！什么也不思不想，两个人在海滩上滚上几天。五天就行，不，不多指望，三天就可以，有三天就能把疲劳抖掉。”

这天晚上，我同他一起去他麻布的寓所，坐在时髦沙发上边喝酒边看他主演的电视广告专辑的录像，是有关胃药的广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画面是某办公楼电梯。电梯全方位开放，无门无壁无间隔，四架并列，以相当快的速度上上下下。五反田身穿深色西装，怀抱公文包乘上电梯，十足一副高级职员风度。他轻快地在电梯间跳来蹦去；发现那边电梯上有上司站立，当即过去商量工作；这边电梯上有漂亮的女职员，便上去同其约定何时幽会；对面电梯上有工作没完，又飞快地过去处理完毕。也有时对面两架电梯上电话铃同时响起。在高速上下穿梭的电梯间飞步跳跃决非易事。五反田脸上不动声色，而又显得十分吃力。

其间解说词是这样的：“每天疲劳不堪，胃里积劳成疾，温情的肠胃妙药，献给百忙中的你……”

我笑道：“有趣，这玩意儿。”

“我也觉得有趣。当然，广告本身是无聊至极，那东西从根本上说全是渣滓，不过拍摄得十分出色。说来可怜，质量比我主演的大部分影片都要高级。拍广告其实花钱不少，布景啦特技摄影啦等等。广告部那些家伙在这些细小地方可舍得花钱咧。构思也蛮有意思。”

“而且暗示出你眼下的处境。”

“说得好，”他笑了笑，“诚哉斯言。的确维妙维肖。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由此处跳到彼处，又从彼处跳回。劳心费神，全力以赴，胃里积劳成疾。而药却于事无补，我拿过一打来试，结果毫无效用。”

“动作确实无与伦比。”说着，我用遥控器把这广告录像倒回重放一遍。“很有些巴斯特·基顿⁽¹⁾式的幽默意味。想不到你对这种味道的演技倒一拍即合。”

五反田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点头道：“恐怕是的，我喜欢喜剧，有兴趣，也自信演得好。一想到我这种直率型的演员能够巧妙传递出由直率产生出来的幽默之感，便觉甚是开心。我力图在这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世界上直率地生存下去，但这生存方式本身就似乎是一种滑稽。我说的你可理解？”

“理解。”我说。

“用不着去故意表现滑稽，只消做些日常性举止即可——仅此便足以令人好笑。对这种演技我很有兴致，当今日本还真没有这种类型的演员。喜剧这东西，一般人都演得过火，而我的主张则相反：什么也不用演。”他啜口酒眼望天花板，“但谁也不把这种角色派到我头上，那帮小子想像力枯竭到了极点。派到我事务所里的角色，没完没了地全是医生、教师、律师，千篇一律。烦透了！想拒绝又不容我拒绝。胃里积劳成疾。”

由于这个广告反应良好，便又拍了几个续篇，套数都是一样。仪表堂堂的五反田一身笔挺西装，在即将迟到的一瞬间飞步跨上电气列车、公共汽车或飞机。也有时腋下夹着文件，或附身于高楼大厦的墙壁，或手抓绳索从这一房间移至另一房间，无不拍得令人叹为观止，尤其那不动声色的表情更为一绝。

“一开始导演叫我做出筋疲力尽的表情，装出累得要死要活的架势，我说不干。我争辩说不应该那样，而要不动声色，也只有这样才有意思。那帮愚顽的家伙当然不肯相信。我没有让步。又不是我乐意拍什么广告，为了钱没办法罢了。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东西可以成为有趣的小品，所以硬是坚持到底。结果便拍了两种给大家看。不用说，是按我主张拍的那种大受欢迎，取得了成功。不料功劳全部被导演窃为己有，据说获得了一个什么奖。这也无所谓，我不过是个演员，谁怎么评价与我无关。不过，我却看不惯那帮家伙完全心安理得目中无人的威风派头。打赌好了，那批混账至今还深信那部广告片的构思从头至尾是从他们脑袋里生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群家伙。越是想像力贫瘠的家伙，心理上越是善于自我美化。至于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刚愎自用的漂亮大萝卜而已。”

“不是我奉承，我觉得你身上确实有一种不同凡响的东西。”我说，“坦率说来，在同你这样实际接触交谈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出这点。你演的电影倒看了好几部，程度固然不同，但老实说哪一部都不值一提，甚至对你本人都产生了这种感觉。”

五反田关掉录像机，重新调了酒，放上比尔·埃文斯的唱片，折回沙发呷了口酒。这一系列动作都显得那么优雅洒脱。

“说得不错，一点不错。我也知道，那种无聊影片演多了，自己都渐渐变得庸俗无聊，变得猥琐不堪。但是——刚才我也说过——我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什么也选择不了。就连自己领带的花纹都几乎不容选择。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和自以为情趣高雅的俗物随心所欲地对我指手划脚——什么那边去，什么这儿来，什么坐那辆车，什么跟这个女人睡……无聊电影般的无聊人生，而且永不休止绵绵不断，又臭又长。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呢，自己都心中无数。已经三十四岁了，再过一个月就三十五岁！”

“下决心抛开一切，从零开始就可以吧？你完全可以从零开始。离开事务所，做自己喜欢的事，把债款一点点还上。”

“不错，这点我也再三考虑过。而且要是我独身一人，也肯定早已这么做了。从零开始，去一个剧团演自己喜欢的戏剧，这我并不在乎，钱也总有办法可想。问题是，我如果成为零，她必然抛弃我。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只能在那个天地呼吸。而和成为零的我在一起，势必一下子呼吸困难。好也罢坏也罢，反正她就是那种体质。她生存在所谓明星世界里，习惯在这种气压下呼吸，自然也向对方要求同样的气压。而我又爱她，离不开她。就是这点最伤脑筋。”

进退维谷。

“走投无路啊！”五反田笑着说，“谈点别的好了，这东西谈到天亮也找不到出路。”

我们谈起喜喜。他想知道喜喜和我的关系。

“原本是喜喜把我们拉到一起来的，可是想起来，好像几乎没从你口里听说过她。”五反田说，“属于难以启齿那类事不成？若是那样，不说倒也不勉强。”

“哪里，没什么难以启齿的。”我说。

我谈起同喜喜的相见。是一个偶然机会使得我们相识并开始共同生活的。她从此走进了我的人生，恰如某种气体自然而然地悄悄进入某处空间。

“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我说，“很难表达明白，总之一切都水到渠成，所以当时没怎么觉得奇怪。但事后想来，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够现实，缺乏逻辑性。诉诸语言又有些滑稽，真的。这么着，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我喝口酒，摇晃着杯中晶莹的冰块。

“那时她当耳朵模特来着。我看过她耳朵的照片，对她发生了兴趣。怎么说呢，那耳朵真够得上十全十美。当时我的工作就是用那张耳朵照片做广告，要把照片复制出来。什么广告来着？记不得了。反正照片送到了我手头上。那照片——喜喜耳朵的照片放大得十分之大，连茸毛都历历可数。我把它贴在办公室墙上，每天看个没完。起初是为了获取制作广告的灵感，看着看着便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广告做完后，我仍然继续看。那耳朵的确妙不可言。真想给你看看，一定得亲眼目睹才行，嘴是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那是完美至极的耳朵，其存在本身似乎便是一种意义。”

“如此说来，你好像说过一次喜喜的耳朵。”五反田道。

“嗯，是的。于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见那耳朵的持有者，觉得假如见不到她，我这人生便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为什么我不知道，总之有这种感觉。我就给喜喜打电话，她见了我。并且第一次见面她便给我看了私人耳朵。是私人的，而不是商用的耳朵。那耳朵比照片上的还漂亮，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为商业目的出示耳朵时——就是当模特时——有意识地将耳封闭起来，所以作为私人性质的耳朵，与前者截然不同。明白么，她一向我亮出耳朵，周围空间便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甚至整个世界都为之一变。这么说听起来也许十分荒唐无稽，但此外别无表达方式。”

五反田沉思片刻。“封闭耳朵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把耳朵同意识分离开来，简而言之。”

“噢——”

“拔掉耳朵的插头。”

“噢——”

“听似荒唐却是真。”

“相信，你说的我当然相信。我只是想理解得透彻一些，并非以为荒唐。”

我靠在沙发上，望着墙上的画。

“而且她的耳朵有一种特殊功能，可以把什么分辨开来，将人引到应去的场所。”

五反田又想了一会儿。“那么，”他说，“当时喜喜把你引到什么地方了呢？领到应去的场所了？”

我点点头，没再就此展开。一来说起来话长，二来也不大想说。五反田也没再问。

“就是现在她也还是想把我引往某个地方。”我说，“这点我感觉得很清楚，几个月来一直有这种感觉。于是我抓住这条线索，一点点地。线很细，好几次差点中断，终于挪到了这个地步。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你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核心人物中的一个。但我仍然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中途已有两人死去，一个是咪咪，另一个是独臂诗人。有动向，但去向不明。”

杯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五反田从厨房里拿出一个装满冰块的小桶，新调了两杯威士忌，手势依然优雅。他把冰块投入杯中发出的清脆响声，听起来十分舒坦。简直和电影画面一般。

“我也同样走投无路。”我说，“彼此彼此。”

“不不，你和我不同。”五反田说，“我爱着一个女人，而这爱情根本没有出路。但你不是这样，你至少有什么引路，尽管眼下有些迷惘。同我这种难以自拔的感情迷途相比，你不知强似多少倍，而且希望在前，起码有可能寻到出口。我却完全没有。二者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

我说或许如此。“总之我现在能做到的，无非是想方设法抓住喜喜这条线，此外眼下没别的可做。她企图向我传递某种信号或信息，我则侧耳谛听。”

“喂，你看如何，”五反田说，“喜喜是否有被害的可能性呢？”

“像咪咪那样？”

“嗯，她消失得过于突然。听到咪咪被杀时，我立刻想到了喜喜，担心她也落得同样结果。我不愿意把这话说出口，所以一直没提。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吧？”

我默不作声。我遇到了她，在火奴鲁鲁商业区，在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我确实遇到了她，雪也晓得此事。

“我只是讲可能性，没其他意思。”五反田说。

“可能性当然是有。不过她仍在向我传递信息，我感觉得真真切切。她在所有意义上都不同一般。”

五反田久久地抱臂沉吟，俨然累得睡了过去。实际上当然没睡，手指时而组合时而分离。其他部位则纹丝不动。夜色不知从何处悄悄潜入室内，如羊水一般将他匀称的身体整个包拢起来。

我晃动杯里的冰块，啜了口酒。

此刻，我蓦地感到房间里有第三者存在，似乎除我和五反田外房间里还有一个人。我明显地感觉出了其体温其呼吸及其隐隐约约的气味，但不是人的气味，而犹如某种动物所引起的空气的紊乱。动物！这种气息使我脊背掠过一道痉挛。我赶紧环顾房间，当然一无所见。有的只不过是气息而已，一种陌生之物潜入空间之中的硬质气息，但肉眼什么也看不见。房间只有我，和静静闭目沉思的五反田。我深深吸口气侧耳细听——是什么动物呢？但是不行，什么也听不出来。那动物恐怕也屏息敛气地蜷缩在什么角落里。稍顷，气息消失，动物遁去。

我放松身体，又喝了口酒。

两三分钟后，五反田睁开眼睛，朝我漾出可人的微笑。

“对不起，今晚好像够沉闷乏味的。”他说。

“大概因为我们两个本质上属于沉闷乏味的人吧。”我笑道。

五反田也笑了，没再开口。

两人大约听了一个小时音乐，酒醒后我便开“斯巴鲁”返回住处，上床后我还不由想道：那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1)无声电影时代的美国演员（1895—1966）。擅演喜剧。

35

五月末，我偶然——大概是偶然吧——遇到了文学，就是因咪咪案件盘问我的那两名刑警中的一个。我在涩谷的东急商店买完熨斗，刚要出门，偏巧同他走个碰头。这天热得几乎同夏日无异，而他依然裹着厚厚的粗呢上衣，且满脸理所当然的神气。或许警官这等人物对气温有独特的感觉。他也和我一样手提东急商店的购物袋。我佯装未见，刚想抽身走过，文学却不失时机搭腔了。

“喂喂，怕是太冷淡了吧？”文学半开玩笑地说，“又不是素不相识，怎么好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呢？”

“忙啊。”我简单地说。

“嗬。”文学看来根本不相信我居然会忙。

“准备着手工作，有很多事要干。”

“那怕是的。”他说，“不过一点点时间总可以吧？十分钟。怎么样，不一块儿喝点什么？很想和你聊一次，聊工作以外的。真的十分钟就行。”

我随他走进人多嘈杂的咖啡店。何以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因为我本来可以拒绝，可以径自回去。但我没有那样，而是随他进店内喝起咖啡。周围净是年轻情侣，或三五成群的学生。咖啡味道极差，空气也相当恶劣。文学掏出香烟吸起来。

“很想戒烟，”他说，“可是只要干这行当，就没办法戒掉，绝对。不想吸也得吸，费脑筋嘛！”

我默然。

“费脑筋，讨人嫌。干上几年刑警，也的确让人讨厌。眼神退化，皮肤都变得脏乎乎的。也不知什么缘故，反正就是脏。脸面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连讲话方式都怪里怪气。总之好事不沾边。”

他往咖啡里放了三小勺白糖，又加牛奶认真搅拌一番，津津有味地细细呷了一口。

我看看表。

“啊，对了，时间，”文学说，“还有五分钟吧？放心，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就是那个被害女孩的事，那个叫咪咪的女孩。”

“咪咪？”我反问。我哪里会轻易上钩。

他咧了咧嘴角笑道：“嗯，是的，那孩子叫咪咪。名字搞清了，当然不是真名，是所谓源氏名⁽¹⁾，到底是妓女，我的眼力不错，不是一般女子。乍看怎么都是一般女子，其实不然。近来很难辨别。以前容易，一眼就知是妓女还是不是，根据衣着、化妆和相貌等等。这两年不灵了。看上去一身清白的女孩也当妓女，或为了钞票，或出于好奇。这很不地道，何况有危险，是吧？往往要跟素不相识的男子相会，关在密室之中。世上什么样的家伙都有，有变态的，有神经的，千万马虎不得。你不这样认为？”

我只好点头。

“但年轻女孩浑然不觉。她们以为世上所有的幸运全都朝自己微笑。这也情有可原，到底年轻嘛。年轻时以为一切都会称心如意，到恍然大悟时却悔之晚矣，已经被长统袜缠住脖子了，可怜！”

“那么说罪犯有下落了？”我问。

文学摇摇头，皱起双眉：“遗憾，还没有。一系列具体事实已经查清，只是还没有在报纸上发表，因正在调查之中。例如：她的名字叫咪咪，是职业妓女。本名……噢，也用不着本名，这不是大问题。老家在熊本，父亲是公务员。虽说市不大，毕竟担任的是副市长一类的角色。是正正经经的家庭，经济上没有问题。甚至给她寄钱，而且数目不算小。母亲每月来京一两次，给她买衣服什么的。她跟家里人似乎讲的是在时装行业做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已经跟一名医生结婚，弟弟在九州大学法学系读书。美满家庭！何苦当什么妓女呢？家里人都很受打击。当妓女的事丢人，没有对她家人讲，但在宾馆被男人勒死也够叫人受不了的。是吧？原本那么风平浪静的家庭。”

我不作声，任凭他滔滔不绝。

“她所属的应召女郎组织，也给我们查出来了。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摸到了门口。你猜我们怎么干的？我们在市内高级宾馆的大厅里撒下网，把两三个妓女模样的人拉到警署，把你看过的照片拿给她们看，紧紧追问不放。结果一个吐口了，并非人人都像你那样坚韧不拔。再说对方身上也有不是。于是我们搞清了她所属的组织。是高级色情组织，会员制，价码高得惊人。你我之辈只能望洋兴叹，根本招架不住。不是吗？干一次你能掏得出七万元？我可是囊中羞涩，开不得的玩笑！与其那样，还不如跟老婆干去，留钱给孩子买辆新自行车。噢，瞧我向你哭起穷来了。”他笑着看我的脸，“而且，就算能掏得出七万，我这样的人家也绝对不接待。要调查身份的，彻底调查，安全第一嘛，不可靠的客人一概不要。刑警之类的，别指望会被吸收为会员。也不是说警察一律不行，再往上的当然可以，最上头的，因为关键时刻会助一臂之力。不行的只是我这样的小喽啰。”

他喝干咖啡，叼上烟，用打火机点燃。

“这样，我们向上头申请强行搜查那俱乐部，三天后获准批下。不料当我们拿着搜查证跨进俱乐部时，事务所里早已什么都没有，成了地地道道的空壳，一空如洗。走漏了风声。你猜是从哪里走漏的？哪里？”

我说不知道。

“当然是警察内部。上头有人不清不白，把消息走漏出去了。证据固然没有，但我们现场人员心里明明白白，知道从哪里走漏的。肯定有人通知说警察要来搜查，赶快撤离。这是可耻可鄙的事，万不该有的事。俱乐部方面也已习以为常，转眼间就全部撤离，一个小时便逃得无影无踪。接着另租一处事务所，买几部电话，开始做同样的买卖。简单得很，只要有顾客名单，手中掌握着像样的女孩，在哪里都买卖照做。我们又无法追查，晚了一步，线索断得一干二净。假如知道她接的是什么客人，还能有些进展。眼下是一筹莫展。”

“不明白啊。”我说。

“什么地方不明白？”

“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是采用会员制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那么客人为什么会杀害她呢？那样岂不马上露了马脚？”

“言之有理。”文学说，“所以杀害她的那个人不是顾客名单上的。或是她个人的恋人，或是不通过俱乐部而想私吞手续费那类，搞不清。她的住处也搜过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毫无办法。”

“不是我杀的。”我说。

“这个知道，当然不是你。”文学说，“所以不是说过了么，知道不是你杀的。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这一眼就看得出。所谓不杀人那种类型，是真的不至于杀人的。但你知道什么，这点凭直觉看得出来，我们毕竟是老手。所以想请你告诉我，好么？别无他求，告诉即可，不会再刨根问底说三道四，保证，真的保证。”

我说什么也不知道。

“罢了罢了，”文学说，“完啦，怕是完啦！说实在的，上头对破案也不大积极。不过一个娼妓在宾馆被杀罢了，用不着大惊小怪——对他们来说。甚至认为妓女那种人被杀了才更好。上头那帮人几乎没看过什么尸体，根本想像不出一个漂亮女孩被赤裸裸地勒死是怎样一种情景，想像不到那是何等可怜凄惨。另外，这家色情俱乐部不仅同警方眉来眼去，同政治家也藕断丝连。冥冥之中不时有金徽章突然一闪。警方这东西对那种闪光敏感得很，只消稍微一闪，他们就即刻像乌龟似的缩回脖子不动，尤其是上头的人。由于这些情况，咪咪看来是白白断送了一条性命，可怜！”

女侍撤下文学的咖啡杯。我只喝了一半。

“我嘛，不知为什么，对咪咪那个女孩有一种亲近感。”文学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的，从在宾馆床上看到那孩子被赤裸裸地勒死时起，我就下了决心，非把这个凶手捉拿归案不可。当然，这类尸体我们看得多了，也看得腻了，现在再看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什么样的都看过，支离破碎的，焦头烂额的。但独有那个尸体特别，漂亮得出奇。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她冻僵似的躺在那里，睁着眼睛，舌头在嘴里卷曲着，脖颈上套着长统袜，像打领带那样套着。两脚分开，小便失禁。我一看到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女孩是在向我寻求解决，在我解决之前，她将一直保持那种奇妙的姿势僵冻在清晨的空间里。是的，现在还在那里僵冻着。只要不把凶手逮住了结案件，那孩子就不会放松身子。我这感觉奇特不成？”

我说不知道。

“你好久不在，去旅行了吧？晒得挺厉害的。”刑警说道。

我说去夏威夷出差来着。

“不错啊，真叫人羡慕！我也想改行去观赏风光。从早到晚净看死尸，自己都变得死气沉沉了。哦，可看过死尸？”

我说没有。

他摇头觑一眼手表：“对不起对不起，时间过得真快。不过，俗话说碰袖之交也是前世因缘嘛，别再计较啦！我偶尔也想找人聊聊心里话。对了，买的什么，在东急商店？”

我说熨斗。

“我的是捅排水管用的，家里的水槽好像有点堵塞。”

他付了饮食店的账钱。我坚持付自己那份，他再三推辞不要。

“这有什么呢，我拉你来的。再说不过是喝杯咖啡的钱，不必介意的吧！”

走出饮食店，我突然想起，问他这种妓女被害案是否常有。

“这个嘛，总的说起来还算是常见案。”说着，他目光略略一闪，“既非每天都有，也不是年中年尾各有一次。对妓女被害案有什么兴趣？”

我说谈不上兴趣，顺便问一下罢了。

我们告别分开。

他走后，我胃中还存有不快之感，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未消除。

(1)妓女除本名以外取的名字。

36

如同长空中缓缓流动的云，五月从窗外逝去了。

我不工作已经两个半月了。工作方面的电话较之过去一段时间减少了许多。我这一存在势必被世人逐渐淡忘。银行户头上当然也就不再有进账，好在还有足够的余额，而我的生活又花钱不多。饭自己做，衣物自己洗，没什么特别要买的东西。加之无债，对衣着和车子也不怎么讲究，所以时下还用不着为钱伤脑筋。我用计算器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大致算出，用存款余额一除，得知尚可维持五个月。那就先过五个月好了，我想。纵使山穷水尽，届时再作打算也不为迟。更何况桌面上还有牧村拓给的三十万元支票，硬是摆在那里没动。暂且无饿死之虞。

我注意不打乱生活步调，同时静等某种事态的发生。每周去几次游泳池，一直游到累得不能再游，然后买东西精心调理饭菜，晚间则边听音乐边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我在图书馆逐页翻看报纸的缩印本，详细查阅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杀人案件，当然只限于女性，从这个角度看来，世界上被杀的女性不在少数，有被捅死的，有被打死的，有被勒死的，但任何一个被害女性都不像是喜喜。起码尚未发现她的尸体。当然，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不让人发现尸体，将其缚以重石沉入海底或运到山中埋上均可，如我掩埋“沙丁鱼”一样，那样谁也不会发现。

也可能死于事故，像笛克那样在街上被车轧死也是可能的。于是我又查阅了事故——死于事故的女性。世上果然有很多事故，有很多女性在事故中丧生。有的死于车祸，有的死于火灾，有的死于煤气中毒，但这些遇难者中亦未发现同喜喜相似的女性。

莫非自杀？或心脏病发作猝死？这类死是不登报的。各种各样的死充斥于世，报纸不可能一一详加报道，莫如说被报道的死倒是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没无闻地死去的。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喜喜或许死于他人之手，或许死于某起事故，或许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许自杀。

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既无死的证据，又无生的证据。

兴之所至，我便给雪打个电话去。我问可好，她答凑合。她说话语气总是那样漫不经心，含糊其词，犹如对不准焦距的镜头。对此我不甚中意。

“没有什么的，”她说，“不好也不坏……普普通通，活得普普通通。”

“你妈妈呢？”

“……愣愣地发呆，不大做事，整天坐在椅子上发呆，失魂落魄的。”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比如买菜？”

“不用了，老婆婆可以买，有时也让商店送来。我们两人光是对着发呆。跟你说……在这里好像时间都停止了。时间还照样在动？”

“一如往常，很遗憾。时间不舍昼夜。过去增多，未来减少；希望减少，懊悔增多。”

雪沉吟良久。

“声音好像没精神，嗯？”我说。

“是吗？”

“是吗？”我重复道。

“什么哟，瞧你！”

“什么哟，瞧你！”

“别鹦鹉学舌！”

“不是学舌，是你本人心灵的回声。为了证明通讯的缺欠，比昂·波尔古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一路摧枯拉朽！”

“还是那么神经，”雪讶然道，“和小孩子有什么两样！”

“两样，不一样。我这种是以深刻的内省和实证精神为坚实基础的，是作为暗喻的回声，是作为信息的游戏。同小孩子单纯的鹦鹉学舌有着本质区别。”

“哼，傻气！”

“哼，傻气！”

“算了！够了，已经。”

“算了。”我说，“言归正传，声音好像没精神，嗯？”

她叹了口气。“嗯，或许。”她说，“和妈妈在一起……无论如何都受妈妈情绪的影响。因为她是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有影响力，肯定。她那人，压根儿不考虑周围人会怎么样，心目中惟有自己，而这种人是强有力的。明白吗？所以我才被她拖着走，不知不觉之间。她若是蓝色，我也是蓝色的。她有精神时我也在她的触发下恢复生机。”

传来用打火机点烟的声响。

“偶尔出来和我玩玩会好一些吧？”我问。

“有可能。”

“明天去接？”

“嗯，好的。”雪说，“和你这么交谈几句，好像有点精神了。”

“那好！”我说。

“那好！”雪开始鹦鹉学舌。

“算了！”

“算了！”

“明天见。”说罢，没等她模仿我便挂断电话。

雨的确无精打采。她坐在沙发上，姿势优美地架着腿，空漠而呆滞的目光落在膝头摊开的摄影杂志上，浑如一幅印象派绘画。窗开着，但由于无风，窗帘和杂志纸页均静止不动。我走进时，她略略扬起脸，递出一缕虚弱无力的微笑，淡淡的，如空气的一颤。继而将纤细的手指抬起约五厘米，指示我坐在对面椅子上。帮忙的女佣端来咖啡。

“东西已经送到笛克家去了。”我说。

“见到她太太了？”

“没有，交给来门口的人了。”

雨点点头：“谢谢，谢谢了。”

“不用谢，小事一桩。”

她闭目合眼，双手在脸前合拢。然后睁开眼睛环视室内。室内只有我和她。我端起咖啡啜了一口。

雨也并非总是一身粗布衫加皱皱巴巴短布裤的装束。今天她穿的是一件高雅的镶边白衬衣，下面是浅绿色西服裙。头发齐整整地拢起，甚至涂着口红，甚是端庄秀美。以往一发而不可遏止的旺盛生命力不翼而飞，代之以楚楚可怜的妩媚，如氤氲的蒸汽将她笼罩其中。这种蒸汽看上去飘忽不定，仿佛即将散去，但这终究属于视觉印象，实际上一直依稀存在。她的美与雪的美种类全然不同，不妨说是两个极端。雨的美由于岁月与阅历的磨砺，透露出炉火纯青的成熟风韵。可以说，美就是她自己，就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深谙驾驭之术，使这种美卓有成效地为己所用。与此相比，雪的美在多数情况下则是漫山遍野地挥洒，甚至自己都为之困惑。我时常想，目睹漂亮妩媚的中年女性风采，实是人生一大快事。

“为什么呢？”雨开口了。那口气，仿佛把什么东西孤零零地放飞于空中，而又久久盯视不动。

我默默地等待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一蹶不振呢？”

“怕是因为一个人死去了吧。这也难怪，人死毕竟是个大事件。”我说。

“是啊。”她有气无力。

“不过——”

雨看着我的脸，摇头道：“你想必不至于麻木不仁，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吧？”

“你是说本来不该这样？”

“是啊，嗯，是的。”

“他不是很了不起的人，没有多大才能，然而为人真诚，尽职尽责。他为你抛弃了花费很多年月才挣到手的宝贵东西，并且死了。死后你才觉察到他的可贵之处。”我很想这样说，但没有出口。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为什么呢？”她一边说一边盯视空间某个飘浮物，“为什么和我在一起的男人都变得不行了呢？为什么一个个都落得奇特的下场呢？为什么我什么也剩不下呢？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好呢？”

这甚至算不得疑问。我望着她衬衣领口上的花边，看上去仿佛高雅动物那玲珑剔透的内脏的皱襞。烟灰缸里，她的“沙龙”静静地升起狼烟般的青烟。烟升得很高，然后分散开来，融入默默的尘埃。

雪换完衣服进来，对我说走吧。我站起身，对雨说这就出去。

雨充耳不闻。于是雪大声嚷道：“妈，我们走了！”雨扬起脸，点点头，又抽出支烟点燃。

“出去兜一圈，不回来吃晚饭。”雪说。

我们把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雨扔在身后，出门而去。那房子里似乎还留有笛克的气息，我身上也有。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笑脸，记得我问是否用脚切面包时他脸上浮起的俨然十分好笑的笑容。

真是个怪人！死后反倒更让人感觉出他的存在。

37

我同雪如此见了几次面，准确说来是三次。对于在箱根山中和母亲两人的生活，她似乎并不怀有特别的兴致，不感到欣喜，也算不得讨厌。她同母亲生活似乎并非出于多大的关心，即认为母亲在男友去世后孤单单地需要有人照料。她仿佛被一阵风刮去那里并且住了下来，如此而已。对那里生活的所有侧面她都无动于衷。

只是在同我见面时，才多少恢复一点生气。我说笑话，她略微有所反应，声音也重新带有冷峻的紧张感。而一回到箱根家里，便马上故态复萌，声音有气无力，目光毫无生机，犹如为节约动力而停止自转的行星。

“喂，独自在东京生活是否会好些呢？”我试着说，“换换空气。时间不必长，三四天即可，改变一下环境总没有坏处。在箱根好像越待越没有精神。同在夏威夷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没有办法的，”雪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但眼下正赶上这种时期，在哪里都一样。”

“因为妈妈在笛克死后变成那副样子？”

“呃——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想。不是离开妈妈身边就可以解决的，靠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怎么说呢，归根结蒂是大势所趋。星运越来越糟，现在在哪里都一回事。身体和脑袋结合不好。”

我们卧在海滩上眺望大海。天空阴云沉沉，带有腥味的海风拂动着沙滩上的野草。

“星运。”我说。

“星运！”雪不无勉强地淡淡一笑，“不骗你，星运不济。我和妈妈好像是同一个频率。刚才说过，她有精神我也活泼，她消沉起来，我也渐渐萎靡不振。有时我还真闹不清谁个在先。就是说，不知是妈妈影响我，还是我影响妈妈。但不管怎样，我和她好像是拴在同一条绳上。贴在一起也好，两相分离也好，都一回事。”

“同一条绳？”

“嗯，在精神上。”雪说，“有时我讨厌起来又是反驳又是抗争，有时又觉得怎么都无所谓而不声不响。听天由命吧。怎么表达好呢——有时候我变得不能够很好控制自己，就像被一股巨大的外力操纵着，以致我分不清哪个是自己哪个不是自己，只好听天由命，只好什么都不理会。我已经厌烦了！我真想叫一声我还是孩子，然后蹲在墙角里一动不动。”

傍晚，我把她送回箱根，自己返回东京。每次雨都留我一起吃饭，而我总是谢绝。我也自觉对人不起，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和这两人同桌进餐的气氛。目光呆滞空漠的母亲，对一切都毫无反应的女儿。死者的阴影。沉闷的空气。施加影响的和受影响的。沉默。万籁俱寂的夜晚——这种情景光是想像起来都令人胃痉挛。相比之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帽店疯老板举办的茶会倒好似百倍，席间虽然条理欠佳，但毕竟有活气有动作。

我打开汽车音响，听着往日的摇滚乐驱车返回东京。然后边喝啤酒边做晚饭，做好后一个人默默地受用一番。

∗∗∗

和雪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节目。我们或者听着音乐开车兜风，或者躺在海滩上呆呆仰望云天，或者在富士屋酒店吃冰淇淋，或者去芦湖划船。然后在时断时续的闲聊当中送走一个又一个下午，日复一日地盯视日月运行的轨迹。简直同退休老人的生活无异。

一天，雪提出看电影。我下到小田原，买报纸来查看。没有什么像样的片子，只有五反田演的《一厢情愿》在二号馆上映。我介绍说五反田是我初中同学，如今也时常见面。雪于是对此片产生了兴趣。

“你看了？”

“看了。”我说，当然我没说看了好几回。若说看了好几回，又要把个中缘故重新说明一遍。

“有意思？”

“没意思。”我当即回答，“俗不可耐。说得客气点，纯属浪费胶卷。”

“你朋友怎么说的，对这片子？”

“他说无聊透顶，白白消耗胶卷。”我笑道，“演的人自己都这么说，大致不会有误。”

“我很想看。”

“好啊，这就去看。”

“你不要紧的，看两遍？”

“无所谓。反正没有别的什么事干，再说又不是有害电影，”我说，“连害处都谈不上的。”

我给电影院打电话，问清《一厢情愿》开场的时间，然后去旧城堡中的动物园消磨时间。旧城堡中有动物园的城区，恐怕除小田原外别无他处。一个有特色的所在。我们基本是看猴子，百看不厌。大概这光景使人联想到社会的一个侧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爱管闲事，有的争强好胜，一个又丑又肥的猴子蹲在假山尖上雄视四方，态度不可一世，而眼睛却充满畏惧和猜疑，而且污秽不堪。我心中纳闷，为什么那般肥胖臃肿，那般丑陋阴险呢？这当然不能向猴子发问。

因是平日的午间，电影院里自然空空荡荡。椅子很硬，四下有一种犹如置身壁橱的气味。开映之前我给雪买来巧克力。我也打算吃点什么，遗憾的是小卖部里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食欲，卖货的女孩也不是积极推销那种类型，于是我只吃了一块雪的巧克力。差不多有一年没吃巧克力了。我这么一说，雪“咦”了一声。

“不喜欢巧克力？”

“没有兴趣。”我说，“既不喜欢又不讨厌，只是没有兴趣。”

“怪人！”雪说，“对巧克力都没兴趣，肯定神经有故障。”

“一点不怪，常有之事。你喜欢达赖喇嘛？”

“什么呀，那？”

“西藏最厉害的和尚。”

“不知道，不认识。”

“那么你喜欢巴拿马运河？”

“既不喜欢又不讨厌。”

“或者，对日期变更线你喜欢还是讨厌？圆周率如何？反垄断法你可中意？侏罗纪你喜欢还是讨厌？塞内加尔国歌如何？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八日你喜欢还是讨厌？”

“吵死人了！真是傻气。居然一连串想起这么多。”雪不胜其烦地说，“好了，明白了，对巧克力你既不喜欢又不讨厌，只不过没有兴趣。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不久，电影开始。情节我了如指掌，因此没怎么看银幕，只管东想西想。雪也像是觉得这电影实在太差，不时地叹口气，或哼一下鼻子。

“傻气！”她忍无可忍地低声嘟囔道，“哪里的傻瓜蛋拍的？故意拍这么拙劣的片子？”

“理所当然的疑问，哪里的傻瓜蛋故意拍这么拙劣的片子？”

银幕上，一表人才的五反田正在讲课，其教法——尽管是演技——相当不同凡响。他在讲解文蛤的呼吸方式，讲得通俗易懂，细致入微，妙趣横生。我出神地看着他这讲课光景。担任主角的女孩手托下巴，忘情地盯着讲台上的五反田。我看了好几场，注意到这个场面还是初次。

“那就是你的朋友？”

“是的。”

“看上去有点傻里傻气。”

“不错，”我说，“不过本人要地道得多，本人可没有这么差劲儿，头脑聪明，谈吐幽默。电影是太糟了。”

“何苦演这么糟的电影？”

“有理！问题是那里边情况复杂得很，讲起来话长，算了。”

电影按照可想而知的平庸情节向前推进。台词平庸，音乐平庸，真应该将其装进时间容器⁽¹⁾，贴上“平庸”字样的标签埋入地下。

不一会儿，喜喜出场的那组镜头到了。这是此部电影中举足轻重的画面。五反田同喜喜相抱而卧。星期天的早晨。

我深深吸口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周日的晨光透过百页窗射进房间。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光照，同样的色调，同样的角度，同样的亮度。我对那房间的一切了如指掌，甚至可以呼吸其中的空气。五反田出现了。其手指在喜喜背部游移，仿佛在探寻记忆的细纹，十分优雅地、轻轻地抚摸着喜喜的背。喜喜的身体做出敏感的反应，浑身略略颤抖，犹如蜡烛的火苗随着皮肤感觉不到的细弱气流微微摇曳。那颤抖使得我屏住呼吸。特写：五反田的手指和喜喜的裸背。稍顷镜头移动，喜喜的脸面闪出。主人公女孩赶来。她登上公寓楼梯，咚咚敲门，门被推开。我再度为之费解，门为什么不锁上呢？不过也挑剔不得，毕竟是电影，且是平庸之作。总之她推门进入，目睹五反田同喜喜在床上抱作一团。她闭目屏息，装有甜饼之类的盒子掉在地上，旋即转身跑出。五反田从床上坐起，神色茫然地注视门口。喜喜开口道：“嗯，你这是怎么了？”

同样，与以往一模一样。

我闭起眼睛，脑海中再次推出周日的晨光，五反田的手指，喜喜的裸背，觉得那仿佛是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一个飘浮于虚构时空的世界。

等我注意到时，雪已经躬身俯首，额头搭于前排座椅的靠背，两臂御寒似的紧紧在胸前抱拢。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甚至气都不出，一如冻僵死去。

“喂，不要紧？”我问。

“不是不要紧。”雪勉强挤出声音。

“到外面去吧，怎样，动得了？”

雪微微点下头。我抓住她发硬的胳膊，沿席间通道走出电影院。我们身后的画面上，五反田仍站在讲台上讲生物课。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濛濛细雨。海面方向似有风吹过，隐隐送来一股海潮味儿。我手抓她的臂肘以支撑其身体，朝停车的地方一步步走去。雪紧咬嘴唇，一声不响。我也没有说话。从电影院到停车处充其量不过两百米，却使人觉得十分遥远，我真怀疑能否坚持走到。

(1)英语为time capsule。在容器中装进代表当代文明的资料等物埋入地下，五千年后再挖出打开。

38

我扶雪坐进副驾驶席，打开车窗。雨悄然下个不停。雨很细，细得几乎看不清，却将柏油路面一点点涂上淡淡的墨色，也可闻到下雨的气息。有人撑伞，也有人不在乎地兀自前行——便是如此程度的雨。几乎没有可称之为风的风，于是雨下得很静，且径直从空中落下。我把手心伸到窗外试了一会，略觉有点湿润。

雪把胳膊放在车窗下端，下颏搭在胳膊上，歪着脖颈，脸探到外面半边。她如此久久地纹丝不动，只有脊背随着呼吸而有规则地颤动，且也微乎其微。呼吸很轻，稍稍吸进，略略呼出。但毕竟是呼吸。从后面看去，似乎只要施加一点点力，臂肘和脖颈都会咯嘣一声折断。我心想，她为什么显得如此脆弱如此毫不设防呢？莫非因为我是以大人的眼光看她不成？我尽管不够成熟不够健全，但终究掌握了相应的生存之术，而这孩子恐怕尚未达到这个地步。

“我可以做点什么吗？”我问。

“不用的。”雪小声说道，依旧俯着头，吞了口唾液，吞下时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声响，“领我到没人的安静地方，不要太远。”

“海边好吗？”

“哪里都行。慢慢开，摇晃大了很可能吐出。”

我像手捧快要裂开的鸡蛋似的将她的脑袋收回车内，靠在头托上，然后把车窗关上半边。我把车开得很慢——只要交通情况允许——一直开到国府律海岸。停下车，把雪领到沙滩。她说想吐，旋即吐在脚下的沙滩上。胃里几乎没有什么，没有多少值得吐的东西。吐罢巧克力黏糊糊的褐色液体，再出来的只是胃液或空气。这种吐法最为辛苦，身体光是痉挛，却什么也出不来，就像整个身体被挤干油水，胃袋收缩得只有拳头般大小。我轻轻抚摸她的后背。雾样的雨仍在不停地下，雪似乎没甚注意到雨。我用指尖轻按她胃部后侧的部位，发现她肌肉硬得竟如化石一般。她身穿夏令布衫和褪色的蓝牛仔裤，脚上是红色篮球鞋——现在则以这样的装束四肢着地，闭目合眼。我将她的头发束起缠在脑后，以防弄脏，继续上下摩擦她的后背。

“好难受！”雪双眼渗出泪水。

“晓得，”我说，“完全晓得。”

“怪人！”她皱起眉头说。

“以前我也这么吐过，难受得很，所以晓得。但很快就会过去，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点点头，身上又掠过一阵痉挛。

约十分钟后，痉挛消失。我掏手帕给她擦拭嘴角，将呕吐物用沙子盖严，而后挽起她的胳膊，扶她去防波堤，那里可以靠坐。

两人便在雨中久久坐着。背靠防波堤，耳听西湘支线公路上疾驶而过的车轮声，眼望海面烟雨。雨依然很细，但比刚下时势头急了些。海岸站着两三个垂钓人，看样子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连头都不回。他们头戴鼠灰色雨帽，身上紧紧裹着雨衣，像打标语似的将长长的钓竿竖在水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海湾方向。此外了无人影。雪把头软绵绵地搁在我肩上，什么也不说。若有陌生人远望过来，必定以为我们是热恋中的情人。

雪闭着眼睛，呼吸还是那么轻微恬静，仿佛睡了过去。湿乎乎的头发贴在额角一缕，鼻腔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脸上还留有一个月前被太阳晒过的淡淡遗迹，在阴晦的天空底下，似乎带有不健康的色调。我用手帕擦拭她被雨淋湿的脸，抹去泪痕。无遮无拦的海面上，雨继续静悄悄地下着。自卫队的形如水虿的对潜侦察机发出沉闷的声响，几次穿过头顶。

过了一阵，她睁开眼睛，头依然搁在我肩上，把模糊的眼光转向我，然后从裤袋里抽出烟，擦根火柴，却怎么也擦不起火——擦火柴的力气也没有了。但我置之未理，也没说现在吸烟不好。她好歹点燃香烟，用手指弹开火柴杆，吸了两口便皱起眉头，同样用手指将其弹开。香烟落在水泥地上，冒了一会烟，被雨淋灭了。

“胃还痛？”我问。

“一点点。”

“那就再稍坐一会。不冷？”

“不要紧。被雨淋淋心情反倒好些。”

垂钓人仍在凝望太平洋。钓鱼到底什么地方有意思呢？不就是引鱼上钩么？何苦为此而一整天站在水边冒雨面对大海呢？不过这属于个人爱好问题。而我同一个神经兮兮的十三岁女孩并坐海岸淋雨——说是好事之徒又何尝不可！

“你的、你的那个朋友……”雪小声道，声音意外拘谨。

“朋友？”

“嗯，刚才电影里的人。”

“本名叫五反田。”我说，“和山手线一个车站同名。就是目黑的下站，或大崎的前站。”

“他杀了那个女的。”

我眯缝起眼睛看着雪的脸。她脸色显得十分疲劳，呼吸急促，肩头不规则地上下抖动，活像被刚刚救上岸的即将溺死之人。我全然揣度不出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杀了？杀了谁？”

“那个女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和他睡觉的人。”

我还是莫名其妙，脑袋一团乱麻。有一种错误的外部力量破坏了事物的固有流程，而我又判断不出这种错误力量来自何处和如何而来。我几乎下意识地笑了笑，说：“那部电影里可是谁也没死呀，你弄错了吧？”

“我不是说电影，而是说在现实中他杀了她。我一清二楚。”雪说着，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可怕，就像胃里猛然被什么重重的东西捅进来似的难受得透不过气，怕得透不过气。喂，那个又来了，我知道，清楚地知道。是你的朋友杀了那个女的。不说谎，真的。”

我这才明白了她的意思，刹那间背脊掠过一道寒流。我再也无法开口，只是在霏霏细雨中泥塑木雕般地看着雪的脸。到底如何是好呢？一切都已致命地扭曲变形，一切都已使我无能为力。

“请原谅，也许我本人不该对你说这种话。”雪喟然一声叹息，松开紧握在我手腕上的手，“老实说，我也不明白。我是感觉到那是事实，但是否真的属实，我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说这话有可能使得你像其他人那样憎恨我厌恶我，可我又不能不说。属实也罢不属实也罢，反正我是看到了，而且不可能一个人装在心里。怕人，太怕人了，我一个人实在承受不住。所以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过于责怪我，我真不知该怎么好。”

“哪里，哪里会责怪你，镇静下来说，”我轻轻握住雪的手，“你看见了？”

“是的，看得清清楚楚，头一次这么清楚。他杀了人，勒死了电影中那个女的。然后用那辆车把尸体拉走，拉得很远很远。就是你让我坐过一次的那辆意大利车。那车是他的吧？”

“是，是他的车。”我说，“其他还有知道的？慢慢想想，别着急。哪怕再小的事都好，凡是知道的都告诉我，好吗？”

她把头从我肩膀上移开，左右摇晃两三次，用鼻子深深吸了口气：“大的方面我也不知道。泥土味儿、铁锹、夜晚、鸟叫，如此而已。他把那女的勒死，然后用车运到哪里埋上，就这么多。不过说来奇怪，从中竟一点也感不到有什么恶意。感不到那是犯罪，就像举行某种仪式似的，安静得很，杀的和被杀的都安安静静，静得出奇，静得就像在世界的终点，我形容不好。”

我久久地闭目沉思，力图在黑暗中将思想归纳出来，但是不行。我设法把两脚定定地站牢，同样不行。头脑中记录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事态，似乎都在顷刻之间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对雪所言，我仅仅是接受而已，既不全信，又非不信，只是把她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渗入自己心中。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然而这可能性中蕴含的力量却是致命的、劈头盖脑的。这对她来说不外乎随口之言的可能性，将我心目中几个月来模模糊糊形成的某种体制一举击得粉碎。尽管那体制尚属混沌未分的雏形，严密说来还缺乏客观性，但毕竟使我产生了坚实的存在感和均衡感，而现在均已告吹，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能性是有的，我想。同时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如此想的一瞬间完结了，微妙地、决定性地完结了。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什么都不愿去想，过后再想好了。不管怎样，我又孤独起来。尽管同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并肩坐在雨中的沙滩上，我仍然涌起一股无可排遣的孤独感。

雪柔柔地握住我的手。

握了相当久的时间。手玲珑而温暖，但我以为似乎有些不现实，而觉得这种感触不过是往日记忆的再现。是的，是记忆，温煦的记忆。然而无济于事。

“回去吧，”我说，“送你回家。”

我往箱根她家的方向开去。两人都没开口。沉默难忍。于是我把随眼看到的磁带放进汽车音响。音乐从中荡出，至于什么音乐则浑然不觉。我集中精力开车，把握住手脚动作的协同，及时变换挡速，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雨刷咔嗒咔嗒发出单调的声响。

我不想见雨，遂在她家的石阶下同雪告别。

“我说，”雪站在车窗外，发冷似的紧抱双臂，“我说的你可别就那么信以为真，我不过是看见罢了。刚才也已说过，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否属实。嗯，千万别因此怨恨我。要是给你怨恨，那可就麻烦透了。”

“有什么好怨恨的。”我笑了笑，“你说的我也不会整个相信。其实信也罢不信也罢，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迷雾总会散去。这点我心里有数。即使你说的属实，也不外乎一种巧合——即真相通过你而大白于世。这不怪你，完全知道不怪你的。归根结蒂，我得自己来澄清这点，否则什么也解决不了。”

“去找他？”

“当然。当面问他，别无选择。”

雪耸耸肩：“生我的气？”

“哪里，怎么会！”我说，“有什么可生你气的呢？你没有做任何错事。”

“你真是个大好人。”她说。我发觉她这个“是”用的是过去时，“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女孩。”

“再见！”说罢，她定定地看着我，显得有点犹豫，似乎想再说句什么，或想握一下我手以至吻一下我的脸颊。当然她并未这样做。

归途，车中似乎荡漾着她口中那种是非莫辨的可能性。我听着不明所以的音乐，打起精神目视前方，一路驱车返回东京。驶下东名高速公路后，雨停了。但直到把车开进涩谷平时用的停车场，我也没有关掉雨刷。雨停注意到了，却没想到要关雨刷。头脑混乱，得设法整治。我在已经刹车的“斯巴鲁”中仍旧手握方向盘，呆坐了好久，好久才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

39

清理心绪所花时间则更长更久。

首先的问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雪的话。我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分析时将感情因素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彻底剔除。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我的感情早已迟钝麻木得如同被蜂蜇过。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想。随着时间的延展，这一可能性在我心中迅速地膨胀、繁殖，开始带有某种确切性，且势不可挡。我站在厨房里把水烧开，把咖啡豆碾碎，缓慢地、仔细地煮好咖啡，然后从餐具橱取下杯子，斟上咖啡，坐在床边喝着。及至喝完之时，可能性已发展到近乎确信的地步。想必是那样的吧！雪看到了正确的图像——五反田杀害了喜喜后将其尸体运到哪里埋上或用其他办法处理了。

奇怪！原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一个敏感的少女看电影时产生的感觉而已，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却无法存有疑念。这对我当然是个打击，但我还是几乎凭直感相信了雪所见到的图像。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竟如此深信不疑呢？不明白。

不明白归不明白，反正事情得由此展开。

下一步，下一个问题：五反田何以非杀喜喜不可？

不明白。再一个问题：杀害咪咪的同样是他不成？果真如此，原因何在？五反田何以非杀咪咪不可？

仍不明白。怎么想也想不出五反田必须杀害喜喜或杀害喜喜和咪咪两人的理由。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之处太多了。

最终，只有按我跟雪说过的那样：找五反田当面询问。但如何开口呢？我试着设想自己向他质问的情景——“是你杀了喜喜？”这未免滑稽可笑，无论如何悖乎常情常理，而且龌龊卑劣。光是设想自己口出此言都觉得龌龊，龌龊得几乎作呕。其中显然含有错误的因素。可是不这样做，事情便寸步难行，且又不可能适当暗示一点信息后静观事态发展。现在不容我做出其他选择。悖乎情理也好，含有错误因素也好，总之势在必行。所谓势在必行，也就是必须使其行之有效。我几次想给五反田打电话，几次都欲打而止。我坐在床沿，深深吸气，把电话机放在膝盖上慢慢拨动号码，但每次都不能最后拨完，只好把电话机放回原位，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对我来说，五反田这一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远远比我想的要大。是的，我和他是朋友。纵令是他杀了喜喜，他也仍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他，我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不能，我怎么也不能给他打电话。

我打开录音电话的开关，无论铃怎么响我都绝对不拿听筒。因为即使从五反田方面打电话过来，就我现在的状态来说也不知对他讲什么好。一天里电话铃响了几次，不晓得是谁打来的。也许是雪，也许是由美吉，横竖我一律置之不理。现在我不想同任何人讲话，无论是谁。电话铃每次都响七八遍才停止。每次响起，我都想起曾在电话局工作的女友。她对我说：“回到月亮上去，你！”不错，她说得不错，我恐怕的确该返回月球，这里的空气对我未免过浓，重力未免过重。

我如此连续思索了四五天时间，思索为什么。这几天里我只吃了一点点食物，睡了一点点觉，滴酒未沾。我自觉把握不住身体功能，几乎足不出户。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失去，在继续失去，剩下的总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永远这样。我也好五反田也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种人。处境不同，想法和感觉不同，但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继续失去的人，现在又将失去对方。

我想起喜喜，想起喜喜的脸。“你这是怎么了？”她说。她已死去，躺在地穴里，上面盖着土，一如死去的“沙丁鱼”。我觉得喜喜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这感觉很是不可思议，但此外没有别的感觉。我感觉到的是无奈，静静的无奈，犹如在广袤海面上落下的无边细雨。我甚至感觉不到悲哀。粗糙的奇妙感触，犹如手指轻轻划掉魂灵的表面：一切悄然逝去，犹如阵风吹没画在沙滩上的标识。无论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这样，尸体怕又增加一具。鼠、咪咪、笛克，加上喜喜。四具。还剩两具。往下谁个将死呢？反正谁都得死，或迟或早。谁都得变成白骨，运往那个房间。各种奇妙的房间连着我的世界：火奴鲁鲁商业区汇集尸体的房间，札幌那家宾馆中羊男幽暗阴冷的房间，周日早上五反田拥抱喜喜的房间。到底哪个是现实呢？难道我脑袋出了故障不成？我还正常吗？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非现实的房间，都是经过彻底的艺术变形处理后被移植到现实中来的。那么原始性现实又在哪里呢？我越想越感到真相弃我远去。雪花纷飞的三月札幌是现实吗？不像。同笛克坐在马加哈海岸是现实吗？也不像。与其类似的事情场景是有的，但都不像原始性现实。可是独臂人为什么能把面包切得那般精致呢？火奴鲁鲁的应召女郎为什么把喜喜领我去的那个死者房间的电话号码写给我呢？这应该曾是现实。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现实，假如不承认其为现实，那么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本身必将失去根基。

莫非我在精神上出现错乱症状？

还是现实本身出现错乱症状呢？

不明白，不明白的太多了。

但不管怎样，不管何者错乱何者患病，我都必须将这半途而废的混乱状况认真整顿一番，无论其中包含的是凄苦还是愠怒抑或无奈，我都必须使之到此为止。这是我的职责，是所有事物向我暗示的使命。惟其如此，我才邂逅了这许多人，才涉足这奇妙的场所。

那么，我必须再度重蹈舞步，必须跳得精彩，跳得众人心悦诚服。舞步，这是我惟一的现实，确凿无疑的现实，已作为百分之一千的现实铭刻在我头脑之中。要跳要舞，且要跳得潇洒跳得飘逸！我要给五反田打电话，问他是否杀了喜喜。

然而不行，手不能动。仅仅往电话机前一坐心就突突直跳。身体摇晃，甚至呼吸困难，如遇横向掠过的强风。我喜欢五反田，他是我惟一的朋友，是我自身，是我这一存在的一部分。我能够理解他。我几次拨错电话，几次都无法拨准数码。如此五六次后，我把听筒扔到地上。不行，做不来，怎么都踩不上舞点。

房间的沉寂使得我心烦意乱，连电话铃声都觉不堪入耳。于是我走到外面，沿街东游西转，如同大病初愈之人那样边走边一一确认自己的步履，以及横穿马路的方式。在人群中走了一阵之后，开始坐在公园里打量男女身影。我实在孤独难耐，很想抓住点什么。环视四周，却无任何东西可抓。我置于光秃秃滑溜溜的冰雕迷宫之中。黑暗泛着莹莹白光，声音发出空洞的回响。我恨不得一哭为快，而又欲哭不得。是的，五反田是我自身，我即将失去自身的一部分。

我始终未能给五反田打成电话。

在那之前，五反田自己跑到我住处来了。

仍是个雨夜。五反田身穿同那天和他去横滨时一样的白色雨衣，架着眼镜，头戴和雨衣颜色相同的雨帽。雨下得相当厉害，他却未撑伞，雨滴从帽子上连连滴下。看到我，他马上现出微笑，我也条件反射地还以一笑。

“脸色非常不好，”他说，“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跑来了。身体不舒服？”

“是不大舒服。”我慢慢地斟酌词句。

他眯缝起眼睛，仔细在我脸上端详了一会：“那么下次再来好么？还是那样合适。这么贸然来访是不地道。等你有精神时再来好了。”

我摇摇头，吸口气搜刮话语，却怎么也搜刮不出。五反田静静地等待。“不，也不是说身体有什么毛病。”我说，“没怎么睡觉没怎么吃喝，所以看起来憔悴不堪。已经好些了，而且有话跟你说，这就出去，很想吃顿好饭，马虎很久了。”

我和五反田乘“玛莎拉蒂”驶上大街。这车使得我很紧张。他在雨中五色迷离的霓虹灯下漫无目的地驱车跑了好久。他车子开得很好，换挡准确而顺畅，车身毫无震动，加速均匀，刹车平稳。街市的噪音如被劈开的山崖壁立在我们周围。

“哪里好呢？东西要好吃，又要能避开戴劳力士的同行，两人好安安静静地说话。”他瞥了我一眼说。我没有作声，出神地望着窗外景致。转圈兜了三十分钟，他终于泄了气。

“糟糕糟糕！怎么搞的，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五反田叹了口气，“你怎么样，知道有什么地方？”

“不，我也不行，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说。实际上也是如此，脑筋同现实尚未接上线。

“也罢，那就让我们反过来考虑！”五反田声音朗朗地说道。

“反过来考虑？”

“到彻底嘈杂的地方去。那样两人岂不就能放心说话了？”

“不坏。哪里呢，例如？”

“新骑士。”五反田说，“不吃意大利比萨饼？”

“我无所谓，比萨饼也并不讨厌。问题是你去那种地方不就露馅了？”

五反田无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树丛间漏出的最后一缕夕晖。“过去你可在新骑士见过名人？”

由于是周末，新骑士里人很多，满耳喧嚣。有块舞台，一支身穿一色斜纹衬衣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虎袭来》。一群看样子啤酒喝过量的学生大嚷大叫，像是同乐队一争高低。光线幽暗，没有人注意我们。店内飘着烤比萨饼的香味儿。我们要了饼，买来生啤，在最里边一张悬着蒂芬尼吊灯的桌旁坐下。

“喏，我说得不错吧？反而叫人心里安然，无拘无束。”五反田说。

“果然。”我承认。看来这里的确容易说话。

我们默默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开始吃刚刚出炉的比萨饼。几天来我第一次感到肚子饿。意大利比萨饼这东西原本不大喜欢，但咬了一口，竟觉得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食物，也许是饥肠辘辘所使然。五反田也似乎饿了，于是我们只顾闷头喝酒吃饼，比萨饼吃完，每人又喝了杯啤酒。

“好味道！”他说，“三天以前就想吃这饼，做梦都梦到了，比萨饼在烤炉里吱吱直响，看得我垂涎三尺。只梦见这么个片段，无头无尾。荣格⁽¹⁾会怎么解释呢？我是解释为想吃意大利比萨饼。对了，你有话对我说？”

时候到了，我想。但一下子很难启齿。五反田显得十分轻松快活，如欢度良宵一般，尤其那纯真的微笑，更使我有口难言。不行，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出口，至少现在不能。

“你怎么样？”我说。同时心里嘀咕道：喂。一拖再拖怎么行啊！然而就是不行，就是开不了口，横竖不行。“工作啦，太太啦？”

“工作是老样子，”五反田翘起嘴角笑道，“老样子。我想干的不来，不想干的来一大堆，雪崩似的涌到头上。我对那雪崩大吼大叫，但谁也听不见，只落得嗓子痛。老婆嘛——我也真是成问题得很，离婚了还一直叫老婆——那以后只见了一次。喂，你在汽车旅馆或情爱旅馆里同女人睡过？”

“没有，几乎没有。”

五反田摇摇头：“那地方很怪，那种地方去多了是很累的。房间里非常暗，窗口全被封死。因为只是为了干，用不着窗口，用不着有光线进来。说得痛快点，只要有浴盆和床就行，其次是音响电视冰箱，这就足够了。主要是要实用，不必摆多余的东西。当然，那地方干起来是方便，我和老婆就在那地方干，纯粹是干，在感觉上。唔，和她干是真不错。心安理得，快活自在，而且充满温情。干完半天还想紧紧地温柔地搂在怀里。就是光线射不进来，四下密封，一切都是人工的。那种地方，我一点也喜欢不来，但又只能在那里同老婆相会。”

五反田喝口啤酒，用纸巾擦下嘴角。

“我不能把她领到我公寓里来，那样马上就在周刊上曝光，真的。那些家伙对这种事嗅觉灵得很，百发百中，不知什么缘故。又不能两人外出旅行。没有那样整块的时间，况且去哪里都会当即给人识破面目。干我们这行，是不能够把私生活全都张扬出去的。归根到底，就只能到廉价的汽车旅馆里去，这种日子简直……”五反田止住话，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又是牢骚！”

“没关系，牢骚也罢什么也罢，想说就说个痛快。我一直在听，今天我更愿意听，自己说不说无所谓。”

“不，不光今天，你是一直听我发牢骚，我还没听你发过。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不多，都想自己说，尽管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奥尔良爵士乐队奏起《你好，多莉》。我和五反田倾听片刻。

“喂，不再吃块饼？”五反田问，“一半还吃得下吧？不知怎么搞的，今日饿得出奇。”

“好，我也还没吃饱。”

他去柜台订了鳀鱼比萨饼。饼烤好后，我们再次闷头吃饼，每人一半。那群学生仍在大吼大叫。不大工夫，乐队奏完最后一支乐曲。班卓琴、小号长号被分别收入盒内，音乐家们从台上遁去，只剩下一架立式钢琴。

饼吃完后，我们好半天仍旧不声不响地盯视着空荡荡的舞台。随着音乐的消失，人们的话语声似乎带上了奇妙的硬质。那是一种涣散的硬质，实体柔软，而其存在状况却是硬的。走近之前看似十分硬挺，而用身体一碰则变得支离破碎。它像波涛一样拍打我的意识，缓缓袭来，倏然退去，如此反复不止。我侧耳谛听这波涛的声响，仿佛自己的意识离我远去，去得很远。遥远的浪涛拍击遥远的意识。

“你为什么杀害喜喜呢？”我问五反田。不是想问而问，而是突然脱口而出。

他用注视远景般的视线看我的脸，嘴唇微张，其间透出莹白的牙齿。他这样注视了我许久。喧嚣声在我脑海中忽大忽小，一如我同现实的距离忽远忽近。他匀称的十指在桌面上整齐地交叉一起，当我同现实的距离拉长之时，那手指看上去仿佛是精巧的工艺品。

接着，他微微一笑，笑得十分恬静。

“我杀了喜喜？”他一字一顿地说。

“开玩笑，”我也轻轻笑了，“只是无端地想这么说一句，心血来潮。”

五反田把视线落在桌面上，看着自己的手指：“不，不是什么玩笑。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我杀了喜喜吗？这是要认真考虑的。”

我看着他的脸。嘴角虽然挂着微笑，但眼神认真。他不是在开玩笑。

“你为什么要杀喜喜？”我问。

“我为什么要杀喜喜？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杀了她呢？”

“喂喂，说得我好糊涂，”我笑道，“你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所以我正在就此考虑嘛！我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五反田啜了口啤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撑下巴。“我也没有把握断定。这么说，你以为我发傻吧？可确实如此，没有把握断定。我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喜喜。在我房间里掐住喜喜的脖子，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同喜喜单独在那房间里呢？本来我是不愿意同她单独在一起的呀！不行，想不起来。反正同喜喜两人在我房间来着——我把她的尸体开车运到哪里埋起来，运到一座山里。然而我不能确信这是事实，不认为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一种感觉，无法证实。这点我一直在想，但是不行，想不明白，关键的东西已经消融在空白之中，于是我想找出某种具体证据。比如铁锹，我埋她是应该使用铁锹的。如能找到铁锹，就可以认定为属实。但同样落空。我又试着整理支离破碎的记忆。我在一家园艺店里买了把铁锹，挖坑把她埋起来，埋完把铁锹扔到了什么地方。有这种感觉，但具体情节则无从想起。到底在哪里买的锹，又扔在哪里了呢？没有证据。首先，我把她埋在什么地方了呢？只记得埋在山里。像梦一样零零碎碎。话头一会儿跑来这里一会儿窜到那里，错综复杂，不可能循序渐进顺藤摸瓜。记忆是有的，但果真是客观记忆吗？还是事后我根据情况自行编造出来的呢？我总有些怀疑。同老婆分手之后，这种倾向越发展越严重，弄得我心力交瘁，而且绝望，彻头彻尾地绝望。”

我默然。停了一会，五反田继续说道：

“究竟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妄想呢？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演技呢？我很想确认清楚。我觉得很可能在同你交往的过程中把问题澄清，从你第一次问起喜喜时我就一直这么以为，以为你可以消除我的混乱，就像打开窗口放入新鲜空气一样。”他又交叉起手指，并定定地看着，“假如是我杀了喜喜，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呢？我喜欢她，喜欢同她睡觉。在我绝望的时候，她和咪咪是我惟一的慰藉。我怎么会起杀心呢？”

“咪咪也是你杀的？”

五反田久久地盯着桌面上自己的手，摇摇头说：“不，我想我没有杀咪咪。所幸那天晚上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那天傍晚我在电视台配音来着，直到深夜。然后同老板一起开车到水户。所以不会惹是生非。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无人证明我那天夜晚一直在电视台，我很可能认真考虑自己是否杀害了咪咪，为此而大伤脑筋。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咪咪的死强烈地感到负有责任。为什么呢？本来有我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但我还是感到就像自己动手杀了她，觉得她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又是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他一直看着自己的十根手指。

“你累了，”我说，“只是累了。你恐怕谁也没杀。喜喜不过自行消失罢了。跟我在一起时她也是那样突然消失的。不是第一次。你这是一种自责心理，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过错。”

“不是的，不尽如此，没这么简单。喜喜十有八九是我杀的。咪咪多半不是，但喜喜我觉得是我杀的。这两只手还剩有掐她脖子的感触，拿铁锹往里铲土时的手感也还记着。是我杀的，实质上。”

“可你干吗要杀喜喜呢？不是没有意思的吗？”

“不知道。”他说，“大概出于某种自我毁坏欲吧。从前我就有这种欲望。那是一种压力。当现实中的自己同表演中的自己之间的裂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往往发生这种情况。我可以亲眼见到这条裂沟，就像地震中出现的地缝那样赫然横在那里，里面又黑又深，深得令人目眩。这一来，我就会下意识地把什么搞坏，等觉察到时已经坏掉了。从小我就经常这样，就是要把什么弄坏：折铅笔，摔杯子，踩塑料组合模型。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然在人前不做，自己一个人时才搞。上小学时，一次我从背后把一个同学推下山崖。也不知为什么推的，意识到时已经推了下去。好在山崖不高，只受了点轻伤。被推的同学也以为是事故，说身体碰到了什么。谁也不至于认为我故意干那种勾当嘛！但实际上不同，我自己明白，是我亲手故意把同学推下去的。这类事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读高中时烧邮筒就烧了好几次，把点燃的布投到邮筒里，纯属卑劣无聊的行径。但就是要干，注意到时已经干完，不能不干。我觉得似乎是通过干这种事，通过干这种卑劣无聊的勾当来勉强恢复自己。属于下意识行为。但感触却是记得的，每个感触都紧紧地粘在双手上，怎么洗也洗不掉，至死洗不掉。悲惨人生！我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叹口气。五反田摇下头。

“不过我无法确认。”五反田说，“找不到我杀人的确凿证据。没有尸体，没有铁锹，裤子没沾土，手上没起茧——当然挖一个埋人的坑也不至于起茧——也不记得埋在哪里。即使去警署自首又有谁肯信？没有尸体，甚至不能算是杀人。我连补偿都不可能，她已经消失。我所清楚的只是这些。有好几次我都想向你如实说出，但不能出口。因为我觉得一旦把这种事说出，我们之间的亲密气氛很可能消失。知道么，跟你在一起我变得非常轻松快活，感觉不到那种裂沟，而这对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失去这种关系。所以一天天拖延下来，每次都想下次再说，拖一拖再说……结果拖到现在。本来我早该如实相告才是。”

“不过，如实相告也好什么也好，不是如你所说没有证据吗？”我说。

“问题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我早应该主动讲给你听，而我却把它隐瞒下来，这才是问题所在。”

“即使真有其事，即使你杀了喜喜，你也并不存在杀人的动机。”

他张开手心盯视着，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我何必杀喜喜呢？我喜欢她。尽管形态极其有限，我和她毕竟是朋友。我们谈了很多，我向她讲了我老婆的事，喜喜听得很认真，我何苦要杀她呢？！然而我杀了，用这双手。杀心是一点没有。我像掐自己影子似的掐死了她。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以诸事如意。但并非影子，而是喜喜。事情已经在黑暗世界中发生了，那是和这里不同的世界。懂吗？不是这里。而且怂恿我的是喜喜。她说‘掐死我吧，没关系，掐死我好了’。她怂恿的，她同意的。不骗你，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呢？一切都像一场梦，越想真相越模糊，为什么喜喜怂恿我呢？为什么叫我杀她呢？”

我把已经变温的剩余啤酒喝干。香烟的云雾在屋子上方连成一片，随着气流摇曳不定，宛似一种心灵象征。有人碰了下我的后背，道声“对不起”。店内广播在呼叫烤好比萨饼的号码。

“不再来杯啤酒？”我向五反田问道。

“想喝啊！”

我去柜台买两杯啤酒折回，两人默不作声地喝着。店内沸沸扬扬，混乱不堪，一如正值旅客高峰期的秋叶原车站。我们桌旁不断人来人往，但无人注意我们，无人听我们谈话，无人看五反田的面孔。

“我说了吧，”五反田嘴角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这里是死角，新骑士是不搭理什么名人的。”

他端起剩有三分之一啤酒的杯子，像摇晃试管似的晃来晃去。

“忘了吧，”我用平静的声音说，“我可以忘掉，你也忘掉！”

“我能忘掉？嘴上说说是简单。毕竟不是你用手掐死她的嘛。”

“喂，算了好么，反正没有你杀害喜喜的任何证据，犯不上为没有证据的事那么折磨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你把自身的犯罪感同她的失踪联系起来而无意做戏的结果。有这种可能性吧？”

“那就谈一下可能性好了。”说着，五反田把手扣在桌面上，“近来我经常考虑可能性。可能性有很多种。比如也有我杀老婆的可能性，是吧？假如她像喜喜那样叫我掐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会一样把她掐死。最近我脑袋里装的全是这东西。越想这种可能性膨胀得越厉害，无法遏止。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不只烧邮筒，还杀过好几只猫。用好几种方法杀的，不由自主。半夜里用弹弓把附近人家的窗玻璃打碎，然后骑上自行车逃跑，简直鬼使神差。在此以前这事没向任何人讲过，这次是头一次。讲完心里也就畅快了。但也不是讲完就停止不干，止不住的。只要做戏的我与本来的我之间的鸿沟不被填平，就将永远持续下去。这点我自己也清楚。我当上专业演员之后，这鸿沟眼看着越来越大。随着演技的愈发夸张，其反作用力也变本加厉。无可奈何。说不定我马上就会把老婆杀掉，无法自控。因为那不发生在这里的世界，我束手无策。那是遗传因子造成的，毫无疑问。”

“想得过于严重了，”我强作笑容，“追溯到遗传因子上面去，可就钻不出来喽！最好抛开工作休息一下。抛开工作，一段时间里避免见她，只能这样做。一切都抛开不管，和我一起去夏威夷！每天躺在海滩上喝‘克罗娜’。那可是个好地方。什么也不用想，一大早就开始喝酒，游泳，再买两个女孩。租辆‘野马’牌汽车，以一百五十公里的时速开车兜风，边听音乐边兜风，‘大门’也好，‘斯莱和斯通兄弟’也好，‘沙滩男孩’也好，什么都听。只管敞开心胸。如要认真地考虑什么，过后再考虑也不迟。”

“不坏。”他眼角聚起细小的皱纹，笑道，“再叫两个女孩，四个人玩到早上。当时真叫开心！”

正是，我说。官能扫雪工。

“我随时可以动身。”我说，“你呢？工作收尾要多长时间？”

五反田不可思议似的微笑着看我：“你还一无所知。我那工作是永远也收不了尾的，除非一古脑儿抛开。果真那样，我无疑要被永久逐出这个世界，永久地！同时失去老婆，永久地。以前也跟你说过。”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干。

“不过也无所谓，什么都失去也不怕，死心塌地就是。你说得对，我是累了，该是去夏威夷清洗头脑的时候了。OK，一切都甩开不管，和你一起到夏威夷去。以后的事等把脑袋清洗一空之后再考虑。我——对对，还是要当个地地道道的人。也许当不成，但尝试一次总还是值得的。交给你了，我信赖你，真的，从你打来电话时我就一直信赖你，不知为什么。你有非常地道的地方，而那正是我始终追求的。”

“我谈不上什么地道，”我说，“只不过严守舞步而已，不断跳舞而已。完全没有意义。”

五反田在桌面上把两手左右拉开五十厘米。“哪里有意义？我们生存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他笑了笑，“算了，管它呢，怎么都无所谓，想也没用。我也学你的样子好了。从这个电梯跳到那个电梯，一个个跳下去干下去。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想干无所不能。我毕竟是聪明漂亮又讨人喜欢的五反田。好，去夏威夷！明天就订票，头等舱两张。可要订头等舱哟，别的不成！乘则‘奔驰’，戴则劳力士，住则港区，飞机则头等舱。明后天收拾一下东西就起飞，当天就是火奴鲁鲁。我是适合穿夏威夷衫的。”

“你什么都合适。”

“谢谢。多少残存的自我是有点发痒。”

“先去海滩酒吧喝‘克罗娜’，喝透心凉的。”

“不坏。”

“不坏。”

五反田盯视我的眼睛：“我说，你真可以忘掉我杀喜喜的事？”

我点点头：“我想可以。”

“还有件事我没说，有一次我说过被关进拘留所两个星期而只字未吐的事吧？”

“说了。”

“那是撒谎。实际上我是一古脑儿和盘托出，马上就给放出来了。倒不是因为害怕，是想给自己抹黑，想使自己心灵蒙受创伤。卑鄙！所以得知你为我始终守口如瓶，我实在非常高兴，觉得连自己的卑鄙都像得到了冲洗，我也觉得这种感觉不正常，但确实是这样感觉的，觉得你把我卑鄙的污点冲洗得一干二净。今天一天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很多事情，总清算！不过能说出来也好，心里也就安然了。你可能感到不快的。”

“没有的事。”我说，我心想：我觉得似乎比以前更接近你了。而且也许应该这样说出口去，但我当时决定往后推迟一些再说。尽管无此必要，然而我就是觉得还是这样为好，觉得不久会碰到使这句话说起来更有力的机会。“没有的事。”我重复一次。

他拿起椅背上的雨帽，看湿到什么程度，随即又放下，“看在友情的分上，有件事要你帮忙。”他说，“我想再喝杯啤酒，可现在没有力气走去那边。”

“可以可以。”说着，我去柜台又买了两杯啤酒。柜台前很挤，等了一会才买到。当我双手拿杯折回里头的餐桌时，他已经不见了。雨帽消失了，停车场里的“玛莎拉蒂”也没有了。我暗暗叫苦摇头，但已无可挽回，他已经消失。

(1)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

40

“玛莎拉蒂”从芝浦海打捞上来是在翌日偏午时分。因在意料之中，我没有惊讶。从他消失时我便已有预感。

不管怎样，尸体又增加了一个。鼠、喜喜、咪咪、笛克，加五反田。共五个。还差一个。我摇摇头。不妙的势头。再往下将有什么事发生呢？将有谁死去呢？我陡然想起由美吉。不不，不可能是她，那太残酷了！由美吉，不应该死去或消失。不是由美吉是谁呢？雪？我摇头否定。那孩子才十三岁，不能让她去死。我在脑海里排列出可能化为死者的人的名单。排列的时间里，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死神。我在无意中选定了死者的顺序。

我去赤坂警署找到文学，告诉他自己昨晚同五反田在一起来着。我觉得还是向他说了为好，当然没讲他可能杀了喜喜。那事已经完结，连尸体都没有的。我说自己在五反田死前不一会还同他在一起，看上去他极度疲劳，神经有些亢奋。说他身负重债，不得不干不愿干的事，而且为离婚而深感苦恼。

他把我说的简单记录下来，和上次不同，这回草率得多。然后我签上名，前后没用一个小时。之后，他指间夹着圆珠笔看我的脸。“你周围实在是经常有人死掉，”他说，“这样的人生是得不到朋友的，人人避而远之。那样一来，眼神势必不佳，皮肤势必粗糙。不是好事哟！”

他喟叹一声。

“总之是自杀，这点已经清楚，有目击者。不过可惜呀，就算是电影明星，也大可不必把‘玛莎拉蒂’都投到海里去嘛，投‘思域’或‘皇冠’足矣。”

“入了保险，没关系的。”我说。

“哪里，自杀除外吧，任凭怎样都下不来保险金的。”文学说，“无论如何都够糊涂的。我这样的因为没钱，一想就想到给孩子买自行车上去了。三个孩子，个个得花钱，都想自己有一辆自行车。”

我默然。

“可以了，回去吧。贵友真是不幸。特意跑来报告，谢谢了。”他把我送到门口，说，“咪咪的案件还没有水落石出。侦查还在进行，早晚会有着落的。”

好长时间里我都觉得是自己害了五反田。我怎么都无法从这种苦闷沉重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我一句句回忆同他在新骑士里的谈话，每一句都使我觉得假如我回答得巧妙一些或许可以救他不死。那样，两人现在就可以躺在毛伊岛海滩上喝啤酒了！

但转念一想也未必尽然。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他一直在考虑把“玛莎拉蒂”投入大海。他知道那是自己惟一的出口，而始终将手放在那出口的门把手上等待时机。他在头脑中不知多少次描绘出“玛莎拉蒂”沉入海底的场面，以及水从车窗涌入使得自己无法呼吸的情景。他通过把玩自我毁坏的可能性而将自己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但不可能长此以往。他迟早都要打开门扇，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明明白白。他不过在等待时机。

咪咪之死带给我的是旧梦的破灭及其失落感；笛克之死带给我的是某种无奈；而五反田之死带来的则是绝望，如没有出口的铅箱般的绝望。五反田的死是无可挽救的，他不能够将自己内在的冲动巧妙地同自身融为一体，那种发自本源的动力将他推向进退维谷的地段，推向意识领域的终端，推向其分界线对面的冥冥世界。

相当一段时间里，周刊、电视和体育新闻等都将他的死作为猎物肆无忌惮地大嚼特嚼。他们如象鼻虫吞噬腐肉那样咀嚼得津津有味，光是扫一眼那类标题我都要呕吐，至于其内容不听不看也猜得出来。我恨不得把这些混蛋逐个掐得一口气不剩。

五反田说过用铁锤打杀，说那样又简单又快。我不同意，说死得那么快太便宜了他们，得一点点地勒死才好。

我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咪咪从黑暗深处说道“正是”。

我躺在床上憎恶这世界，从心底从根源上深恶痛绝。这世界里到处充斥着死——令人不忍回味的、莫名其妙的死。我软弱无力，并被这生之世界上的秽物污染得满身臭气。人们从入口进来，由出口离去。离去的人再不返回。我望着自己这双手。手心里同样沾满死的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五反田说。喂，羊男，这就是你连接世界的方式？莫非我只有通过永无休止的死才能同世界相连相接不成？这以后我还将失却什么呢？或许如你所言我再也不能获得幸福，那倒也罢了，可如此状况则实在过于残酷。

蓦地，我想起小时看过的科学读本。其中有一项是“假如没有摩擦世界将会怎样”。那书上解释道：“假如没有摩擦，自转的离心力将把地球上的一切统统甩到宇宙中去。”而我正是这种心境。

“正是”——咪咪说。

41

五反田把“玛莎拉蒂”沉入海里后的第四天，我给雪打去电话。老实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惟独同雪不能不说。她萎靡不振，形单影只，而且还是个孩子，能庇护她的人又舍我无他。更何况首先她还活着。我有责任使她活下去，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雪没在箱根家里。雨接起电话，说女儿前天便去了赤坂公寓。她大约刚从打盹中被叫醒，说话含糊不清，而且话语不多，对此我正中下怀。我便往赤坂打电话，雪大概正在电话机旁，马上接起。

“你不在箱根能行吗？”我问。

“不知道啊。反正我想一个人待些时间。怎么说妈妈都是大人吧？我不在她也完全过得了。我想多少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也到了认真对待这类问题的时候了。”

“差不多。”我同意道。

“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朋友死了。”

“嗯。被诅咒的‘玛莎拉蒂’，如你所说。”

雪一阵沉默。那沉默如水一样浸满我的耳朵。我把听筒从右耳换到左耳。

“不出去吃点东西？”我问，“没吃什么像样东西吧？两人去吃点好些的。说实话，这几天我也没怎么吃喝，一个人吃上不来食欲。”

“两点有个约会，那之前可以的。”

我看看手表，十一点刚过。

“好，这就收拾一下去接你。三十分钟后到。”

我换上衣服，从冰箱里取出橙汁饮料喝罢，将车钥匙和钱夹装进衣袋，刚要出门，又觉得忘了一件什么事。对，是忘了刮须。我走进卫生间，仔仔细细把胡须刮净，边照镜子边想：我这模样说是二十来岁还有人信吧？应该有人信。不过我像二十来岁也罢不像也罢，这等事怕是没人关心的。像不像都无所谓。刮完须我又刷了遍牙。

外面天朗气清，夏日已光临此地。只要不下雨，倒是个蛮舒服的季节。我身穿半袖衫和薄布裤，戴着太阳镜，往雪住的公寓驱动“斯巴鲁”。甚至吹起了口哨。

正是，我想。

夏季。

我边开车边想起林间学校⁽¹⁾。林间学校规定三点午睡，而我怎么也睡不成什么午觉，叫睡也睡不成。但一般人都睡得很香。于是这一小时我一直眼望天花板，一直望的时间里，竟感觉天花板是个独立的世界，仿佛走去那里，便可进入一个与此处不同的天地，一个价值相反上下颠倒的世界，犹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般。我一直如此思来想去，因此想到林间学校时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天花板。正是。

后面的“尼桑公爵五”⁽²⁾按了三次喇叭。信号灯已变为绿色。要冷静！急也没用，急也去不成什么好地方不是？我慢慢把车开起。

反正是夏天。

到公寓一按门铃，雪即刻下来。她身穿格调清雅的半袖印花连衣裙，脚上是凉鞋，肩上挎着深绿色挎包。

“今天焕然一新嘛！”我说。

“不是说两点有约会吗？”

“十分得体，飘逸脱俗。”我说，“很有成年人风度。”

她只是淡然含笑，并不作声。

我们迈进附近一家饭店，吃了鲑鱼沙司佐味的意大利面条、鲈鱼和色拉，喝了汤。由于不到十二点，店里很空，味道也够纯正。十二点过后公司职员们拥上街头，我们已出店上车。

“去哪儿？”我问。

“哪也不去，就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存心同社会作对，浪费汽油！”我说。但雪不予理会，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也罢，我想，反正这一带本来就一塌糊涂，即使空气再污染一点，交通再混乱一点，又有谁会介意呢！

雪按下汽车音响的键，里面放有脱尔金·黑兹的磁带，大概是《音乐博览会》。到底谁放进去的呢？很多事都从记忆中失落了。

“我，准备请家庭教师。”她说，“今天去见那人，女的，爸爸给物色的。我对爸爸说想学习，他第二天就给找好了，说是很负责的人。说来奇怪，看了那部电影后就有点想学习。”

“哪部电影？”我反问，“《一厢情愿》？”

“是的，是它。”雪有点脸红，“连自己也觉得滑稽。总之看完那部电影就一下子产生了学习的念头。大概是因为看到你那位朋友在上面演教师的缘故吧。那人么，看的当时觉得他傻气，但还是像有一种感召力，想必有才华的。”

“是啊，有某种才华，的的确确。”

“嗯。”

“当然那是演技，是虚构，和现实不同。明白？”

“知道。”

“牙医也演得出色，维妙维肖。但那终究是逢场作戏，维妙维肖不过是看时的感觉，是图像。实际上干一件事是非常辛苦非常折腾人的，因为没有意思的部分太多。不过你想干什么毕竟是好事，没有这种愿望也不可能活得充实自如。五反田听了恐怕也会高兴的。”

“见他了？”

“见了。”我说，“见了交谈了。他谈了很多很多，谈得十分坦诚，谈完就死了。和我说完话就把‘玛莎拉蒂’开到海里去了。”

“怪我？”

我缓缓摇头：“不怪，任何人都不怪。人死总是有其相应的缘由的。看上去单纯而并不单纯。根是一样的。即使露出地面的部分只是一点点，但用手一拉就会接连出来很多。人的意识这种东西是在黑暗深处扎根生长的。盘根错节，纵横交织……无法解析的部分过于繁多。真正的原因只有本人才明白，甚至本人都懵懵懂懂。”

他始终将手放在出口的门把手上，我想，他在等待时机。谁也怪罪不得。

“可你肯定因此而恨我。”雪说。

“没什么恨的。”

“就算现在不恨，将来也一定恨。”

“将来也不恨，我不会那样憎恨别人。”

“即使不恨，也必定会有什么消失的。”她低声道，“真的。”

我瞥了一眼她的脸：“奇怪，你和五反田说的话一模一样。”

“是吗？”

“是的。他一直对将有什么消失这点耿耿于怀，其实何必那样呢？任何东西迟早都要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在移动当中生存，我们周围的东西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终究归于消失，这是我们所无法左右的。该消失的时候自然消失，不到消失的时候自然不消失。比如你将长大成人，再过两年，这身漂亮的连衣裙就要变得不合尺寸，对Talking Heads你也可能感到陈腐不堪，而且再也不想和我一起兜什么风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随波逐流，想也无济于事。”

“可我会永远喜欢你的，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想。”

“这么说真让我高兴，但愿如此。”我说，“不过说句公平话，你还不懂得时间为何物，很多事情最好不要过早定论。时间同腐败是一回事。意料不到的东西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变化，任何人都无从知晓。”

她沉吟良久。磁带A面转完，翻到B面。

夏天。街头街尾，夏日风情触目皆是。无论警察还是高中生抑或公共汽车司机，全都换上了半袖衫，也有的女孩竟然只穿背心。喂喂，我想，前不久可还下雪来着！在纷飞的雪花中我曾和她同唱《救救我，琳达》！那时至今，也不过两个半月。

“真不恨我？”

“当然！”我说，“当然不恨，何至于那样。在这一切都真假莫辨的世界上，惟独这点我可以保证。”

“绝对？”

“绝对，百分之两千五。”

她微微一笑：“就想听这句话。”

我点点头。

“喜欢五反田吧？”雪问。

“喜欢呐！”说着，突然喉头哽咽，泪水在眼窝里打转，我好歹忍住没让流出，接着深深吸了口气，“每见一次，喜欢程度就加深一层，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尤其到我这等年纪之后。”

“他杀了她？”

我透过太阳镜注视一会街景。“这个谁都不知道。不过怎么都无所谓了。”

他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

雪凭依车窗，手托脸颊，边听Talking Heads边张望外面的景色。她比第一次见面时，看上去多少老成了一点。不过这很可能只是我的主观感觉，毕竟才仅仅过去两个半月。

夏天！我想。

“这往后有什么打算？”雪问。

“怎么说呢？”我说，“还一切都没决定。做什么好呢？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一次札幌，明后天。有件事必须回札幌处理。”

我务必找到由美吉，还有羊男。那里有为我保留的场所，我包含在那里，那里有人在为我哭泣，我必须返回那里把卸掉的轮子上紧。

到代代木八幡车站附近时，雪要在这里下车：“乘小田急线去。”

“开车送你到目的地，反正今天下午闲着。”我说。

她微微笑道：“谢谢。不过可以了，挺远的，还是电气列车快。”

“怪哉！”我摘下太阳镜，“你说‘谢谢’是吧？”

“说也没什么不行吧？”

“当然。”

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十至十五秒。脸上终未浮现出可以称之为表情的表情。她居然是个没有表情的孩子，只有眼神和唇形的些许变化。嘴唇略略噘起，眼睛敏锐地忽闪着，透出灵气和生机。这双眼睛使我想起夏日的光照——夏日里尖锐地刺入水中而又摇曳着闪闪散开的光照。

“只是有点感动。”我说。

“怪人！”说罢，雪躬身下车，砰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我目送着雪苗条的背影，直至在人群中消失。消失后，我不由十分伤感，颇有失恋的意味。

我一边用口哨吹着“爱之匙”的《都市之夏》，一边沿表参道开至青山大街，准备在纪国屋采购。刚要开进停车场，突然想起明后天去札幌，没有必要做饭，更没必要采购食品。于是我当下无事可干，至少没有该干之事。

我重新漫不经心地在街上兜了一圈，而后返回住处。房间显得格外空荡。罢了罢了！想着，一头倒在床上，眼望天花板。这种心态可以取个名字——失落感。我出声说了一次，发觉这三个字并不令人欣赏。

正是，咪咪说道。其声音在这空空的房间里朗朗地荡漾开来。

(1)类似我国的少儿夏令营。

(2)一种日本产的汽车。

42

（梦遇喜喜）

我梦中遇到了喜喜。我想那应该是梦，不是梦也是类似梦的状态。“类似梦的状态”又是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总之有这么回事。在我们意识的边缘地带，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命名的，但我决定将其简单地称之为梦。因为我想还是这一说法最为接近实体。

∗∗∗

我在黎明时分梦见了喜喜。

梦中的时间也是黎明。

我打电话。国际电话。我拨动电话号码——仿佛是喜喜的女子留在火奴鲁鲁商业区那个房间窗框上的电话号码。听筒里传来咔嗒咔嗒的接线声。接上了，我想，一个数码一个数码依序连接。稍顷，铃声响起。我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数点那沉闷的铃声：五次、六次、七次、八次。数到十二次，有人接起，与此同时我也置身于那个房间——那个火奴鲁鲁商业区空荡冷清的死的房间。时间仿佛是白天，阳光从天花板的采光孔中直直地泻下，光线恍若几根粗大的柱子拔地而起，其间飘浮着细微的尘埃。那光柱如刀削一般棱角分明，将南国强劲的日光注入屋内，没有光照的部分则阴冷幽暗，恰成鲜明对比。大有置身海底之感。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耳贴听筒。电话的软线长拖拖地穿过地板延伸开去。它穿过昏暗，穿过光照，消失在隐隐约约的淡影之中。软线极长，我还没见过如此之长的软线。我把电话机放在膝头，四下打量房间。

家具放的位置仍同上次一样。床、茶几、沙发、椅子、电视机、落地灯，杂乱无章地安放着，显得很不谐调。房间的气味也一如上次。一股房间久闭不开的气味。空气沉淀浑浊，夹杂着霉气味。只是六具白骨已不复可见，床上的沙发上的电视机前椅子上的以及餐桌旁的全无踪影。餐桌上刚被用过的餐具也已消失。我把电话机放在沙发上欠身站起。头隐隐作痛，似乎一声巨响引起的脑弦震颤。于是我又落下身来。

恍惚间，最远处笼罩在淡影中的椅子上仿佛有什么在动。我凝目细看，但见已悄然站起，带着那种“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朝这边走来。喜喜！她款款地走出昏暗，穿过光照，坐在餐桌旁椅子上。她仍是从前那身打扮：蓝色连衣裙加白色挎包。

喜喜坐在那里定定地注视我，表情分外柔和。她坐在既非光照又非昏暗——恰恰介于二者之间的位置。我很想起身走过去，但又怯怯地作罢，而且太阳穴仍有余痛。

“白骨去哪里了？”我开口道。

“这个——”喜喜微微含笑，“大概消失了吧。”

“你搞的？”

“不，自行消失。怕是你搞的吧？”

我倏地看了一眼身旁的电话机，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六具白骨？”

“是你本身呀，”喜喜说，“这里是你的房间，这里所有的都是你本身，所有一切。”

“我的房间！”我说，“那么海豚宾馆呢？那里是怎么回事？”

“那里也是你的房间，当然是。那里有羊男，而这里有我。”

光柱岿然不动，硬挺、均衡，只有其间的空气微微浮动。我不经意地看着那浮动。

“到处都有我的房间。”我说，“哎，我总是做梦，梦见海豚宾馆，那里有人为我哭泣。天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海豚宾馆细细长长，那里有人为我哭泣，我以为是你，所以我才动了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你的念头。”

“大家都在为你哭泣。”喜喜说。她的声音十分沉静，仿佛在抚慰神经。“因为那是为你准备的场所嘛！在那里，任何人都为你哭泣。”

“可是你在呼唤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跑到海豚宾馆找你见面。于是从那里……好多事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和从前一样。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人死了。喂，是你在呼唤我吧？是你在引导我吧？”

“不是的。呼唤你的是你本身。我不过是你本身的投影。你本身通过我来呼唤你，来引导你。你将自己的影子作为舞伴一起跳舞。我不过是你的影子。”

“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五反田说，“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诸事如意。”

“可为什么大家都为我哭泣呢？”

她没有回答。她倏然站起，带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走到我面前站定，然后双膝跪地，伸出手，把指尖贴在我嘴唇上。手指又滑又细。接着又抚摸我的额角。

“我们是为你不能为之哭泣的东西哭泣。”喜喜低低地说，像在嘱咐我似的说得一字一板，“我们是为你不能为之流泪的东西流泪，为你不能为之放声大哭的东西放声大哭。”

“你耳朵还那样？”我问。

“我的耳朵——”她粲然地一笑，“还是那样，老样子。”

“能再给我看一次？”我说，“我想再品味一次当时的感受，品味一次你在饭店里让我看耳朵时那种仿佛世界都为之一变的感受。我始终怀有这个愿望。”

她摇摇头。“另找时间吧。”她说，“现在不成。那并非随时都可以看的。真的，那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看，当时便是。但现在不是。早晚会再给你看的，在你真正需要看的时候。”

她又站起，走进从天窗笔直射进的光柱，纹丝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在刺眼的光尘之中，其身体看上去似乎即将分解消失。

“我说，喜喜，你死了吗？”

她在光柱中飞快地朝我转过身。

“指五反田？”

“是的。”

“我想是五反田杀的我。”喜喜说。

我点头道：“是吧，他是那样认为的。”

“或许是他杀了我，对他来说是那样。对他来说，是他杀的我。那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杀我才能解决他自己，杀我是必要的，否则他走投无路。可怜的人！”喜喜说，“不过我并没有死，只是消失而已，消失。转移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就像转乘到另一列并头行驶的电车上，这也就是所谓消失。懂吗？”

我说不懂。

“很简单，你看着！”

说罢，喜喜横穿地板，朝对面墙壁快速走去，直到墙壁跟前也没放慢脚步，随即被吸入墙壁消失了。鞋声也随之消失。

我一直望着将她吸入其中的那部分墙壁。那只是一般的墙壁。房间里阒无声息，惟独光柱中的尘埃依然缓缓飘浮。太阳穴又开始隐隐作痛，我用手指按住，仍旧盯住墙壁不放。想必当时——火奴鲁鲁那次——她也是这样被吸入墙壁之中的。

“怎么样，简单吧？”喜喜的声音传来，“你不试试？”

“我也能行？”

“我不是说简单吗？试试嘛！径直往前走就行，那样就会走到这一侧来。不要怕，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拿着电话机从沙发上站起，拖着软线朝将她吸入其中的那面墙壁走去。接近壁面时我略有犹豫，但没有放慢速度，兀自将身体朝墙壁碰去，不料却无任何碰撞感，不过是穿过一堵不透明的空气隔层，而仅仅觉得其空气的构成有点异样而已。我提着电话机再次穿过那隔层，返回我房间的床前。我在床边坐下，把电话机放在膝头。“是简单，”我说，“简单至极。”

我将听筒贴在耳朵上，电话已经挂断。

莫非是梦？

是梦，多半是梦。

然而这种事又有谁晓得呢？

43

走进海豚宾馆时，总服务台里站着三个女孩。她们的装束同样是绝无任何皱纹的天蓝色坎肩和雪白的衬衣，同样向我转过可人的笑脸，但里边没有由美吉。我深感失望，甚至可谓绝望。我一心以为一到这里即可理所当然地见到由美吉。因而我不禁瞠目结舌，连自己姓名的发音都吐不清楚，以致接待我的女孩的笑容失控似的僵在脸上。她不无怀疑地审视着我的信用卡，将其插进计算机，确认是否为盗窃物。

我迈进十七楼的一套房间，放下行李，去卫生间洗过脸，又转回大厅。我坐在松软的高级沙发上，装作翻阅杂志的样子不时地往服务台里打量一眼，我想由美吉或许只是小憩。但四十分钟过后她还是没有露面，仍是那三个梳同样发式、相互难以分辨的女孩在忙个不停。等了差不多一小时，只好作罢。看来由美吉不会是小憩。

我上街买了份晚报，走进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看。我看得很细，以为可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报道。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无论五反田还是咪咪，都一字未提，只有别的杀人和自杀方面的报道。我边看报纸，边心想现在返回宾馆的话，由美吉大概已经——也应该——站在服务台里了。

但一小时后由美吉仍未见踪影。

我不由思忖：莫非她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犹如被墙壁吸进去一样？想到这里，我心里七上八下，便给她住处打电话，没有人接。接着给服务台打电话，问由美吉在不在。另一个女孩说由美吉昨天开始休假，后天才能上班。我暗暗叫苦，为什么来之前不给她打个电话呢？为什么就没想到打电话呢？

当时我脑袋里装的只是快快飞来札幌，并深信来札幌便可见到由美吉。荒唐可笑！如此说来，这以前何时给她打过电话来着？五反田死后一次也未打，不，那之前也没打的。自从雪在沙滩上呕吐，对我说五反田杀了喜喜之后，就一直未曾打过。时间相当之长。已经把由美吉抛开很久了，不晓得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而且发生得十分容易。

但我又能说什么呢，实际上什么都不能说。雪说五反田杀了喜喜。五反田把“玛莎拉蒂”扎进大海。我对雪说“没关系，这不怪你”。喜喜对我说“我不过是你的影子”。而我到底能说什么呢？什么也说不来。我首先想见到由美吉，然后再想应该向她说什么。电话中什么也说不来。

我还是心神不定。难道由美吉已被吸入墙壁，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吗？是的，那白骨是共有六具。有五具已明白是谁，此外只剩一具。这具是谁呢？想到这里，我陡然变得坐立不安，胸口里突突地跳得几乎透不过气，心脏也似乎在急剧膨胀，几欲穿肋而出。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心情。我爱由美吉？不知道。见面之前我什么都想不成。我往由美吉住处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手指都打痛了，但就是没有人接。

我无法安然入睡，汹涌的不安感几次打断我的睡意。我擦汗睁眼，开灯看表：两点、三点十五分、四点二十分。四点二十分后，我终于失眠了。我坐在窗前，边听心脏的跳动边凝视渐亮的街景。

喂，由美吉，别再让我这么一个人孤孤单单。我需要你，我再不想孤身一人。没有你，我就像被离心力抛到了宇宙的终端。求求你，让我看到你，把我连接到什么地方，把我同现实世界维系在一起。我不想修炼成仙，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三十四岁男子。我需要你。

从早晨六点半起，我便开始拨她房间的电话号码。每隔三十分钟就坐在电话机前拨一次，每次都没人接。札幌的六月委实是美妙的季节。冰雪早已融尽，几个月前还冰封雪裹的大地现在一片乌黑，充盈着柔和的生机。树木缀满青翠的叶片，在徐来清风的吹拂下轻摇微颤，长空寥廓，一碧万里，云朵的倩影分外清晰。这景致使我感到骚动不安，但我还是关在宾馆房间里不动，只管拨打她住处的电话号码。每隔十分钟我便自言自语一次：明天她就会回来，等到明天即可。然而我等不到明天，谁能保证明天一定到来呢？我坐在电话前连续拨号，拨得累了，便躺在床上打盹，或无端地盯视天花板。

以前这里有座老海豚宾馆来着，我想，那宾馆的确破旧不堪，但那里有很多东西滞留下来。人们的思绪、时间的残渣，全部融入一声声地板的“吱呀”声中，黏附于墙壁的一条条污痕上。我深深坐进沙发，抬腿放在茶几上，闭目回想老海豚宾馆里的光景：门口的形状，磨损的地毯，变色的钥匙，角落里积满灰尘的窗框。我可以沿走廊前行，开门进入室内。

老海豚宾馆早已消失，但其阴影其气氛仍然留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出它的存在。老海豚宾馆潜伏于这座庞大的新“海豚宾馆”之中，我闭眼便可以闪身入内，便可以听见老犬一般发出“吭吭吭吭”咳响声的电梯。它在这里。无人知晓，但仍在这里。这里是我的连接点。我对自己讲道：不要紧，这里是为我而设的场所，她必定返回，耐心等待就是。

我让服务员把晚饭送来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着。八点钟又给由美吉打电话，仍没人接。

我打开电视，看棒球比赛的现场直播看到九点。我消掉声音，只看画面。比赛大失水准，而且我原本也无甚兴致，不过想看一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动作。羽毛球也好水球也好，什么都无所谓。我并不注意比赛的进展，只看运动员的投球、击球和跑动。我把它当作某个与己无关的人的生活片断，一如观看空中飘逝的流云。

九点，我又打了次电话。这回铃声只响一次她便接起。我一时很难相信接电话的竟会是她，似乎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波将我同世界之间的纽带冲为两段。四肢瘫软无力，硬硬的空气块儿涌上喉头。由美吉在那里！

“刚刚旅行回来。”由美吉十分冷静地说，“请假去东京来着，住在亲戚家里。给你打了两次电话，没有人接。”

“我到札幌来了，来后一直给你打电话。”

“失之交臂。”

“失之交臂。”说罢，我紧握听筒，盯视电视画面，半天想不起词语，脑袋乱成一团。说什么好呢？

“喂，怎么了？喂喂！”由美吉呼唤道。

“好端端地在这里呢！”

“声音好像有点怪。”

“紧张的关系。”我解释说，“说不好，除非见面谈。我一直紧张，电话中放松不下来。”

“明天晚上我想可以见面。”她停了一下说。我想像她大概用手指碰了一下眼镜框。

我耳贴听筒在地板坐下，背靠着墙。“我说，明天好像迟了些，想今天就见。”

她发出否定的声音——其实尚未出声，不过是带有否定意味的空气传来。“今天太累了，筋疲力尽，我不是告诉你刚刚回来么？今天实在不行。明天一早就得上班，现在只想睡觉。明天下班后见，可以吧？或者说明天不在这儿了？”

“不，我要在这儿住些天。我也知道你很累，可说句老实话，我总有些担心，担心等到明天你怕已经消失。”

“消失？”

“就是说从这世界上消失。失踪。”

由美吉笑道：“哪里会那么简单地消失呢！不要紧，放心！”

“跟你说，不是那样的，你并不明白。我们在一刻不停地移动，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东西随着这种移动而归于消失。这是无可奈何的，没有一样会滞留下来。滞留也是滞留在我们的意识里，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我就是对这点担心。喂，由美吉，我需要你，非常现实地需要你。我几乎从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过什么。所以希望你不要消失。”

由美吉沉吟片刻。“好个怪人！”她说，“向你保证：我不消失，明天肯定同你见面。请等到明天。”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也不能再坚持。我对自己说道：知道她尚未消失就已经很不错了。

“晚安！”说罢，她放下电话。

我在房间里四下转了一会，然后去二十六楼酒吧喝伏特加。这是我同雪初遇的地方，里边人很多。柜台前有两个年轻女郎在喝酒，两人衣着甚为华丽，且都很得体。其中一个腿形长得动人。我坐在桌旁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并无其他意味地打量这对女子。随后欣赏夜景。我用手指按住额角，尽管并不痛。继而开始摸索头盖骨的形状，我自己的头盖骨。良久确认完毕，转而想像柜台前那两个女子的骨骼：头盖骨、脊椎骨、肋骨、骨盆、四肢和关节，以及动人双腿里的动人白骨。其骨洁白如雪，绝无杂质，且毫无表情。腿形动人的女子一闪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察到了我的视线。我很想向她说明，就说我不是看她的肢体，而只是在想像她的骨骼。当然我没有这样做。喝完三杯伏特加，回房间睡觉，或许由于由美吉已得到确认的缘故，我睡得很香。

∗∗∗

由美吉来到时是凌晨三点。听得门铃响，我拧亮床头灯，看了看表，然后披上睡衣，未加思索地把门打开。此刻睡意浓，也不容我思索。我只是机械地起床、移步、开门。开门一看，见是由美吉站在那里。她身穿天蓝色坎肩，仍像上次那样从门缝里闪身溜入。我关上门。

她站在房间正中，深深吁了口气，接着悄然脱去坎肩，整齐地搭在椅背上以免弄出皱纹，动作一如上次。

“怎么样，没有消失吧？”她问。

“是没消失。”我声音有些迟疑。我还把握不好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惊讶都无从谈起。

“一个人不至于那么简单地消失的。”由美吉一字一板地说。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无论什么。”

“反正我在这里嘛，反正我没消失。你不承认？”

我环视四周，深吸一口气，又看看由美吉的眼睛。是现实！“承认。”我说，“你是好像并未消失。可半夜三点怎么会跑到我房间来呢？”

“睡不着，睡不稳。”她说，“放下电话就马上睡了，但一点钟一下子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心里总想你说的话，怕弄不好真的就这么消失掉。所以就叫辆出租车到这儿来了。”

“半夜三点你来上班，人家不觉得蹊跷？”

“不怕的，没人发现，这时间都在睡觉。说是二十四小时服务，但毕竟是深夜三点，没什么事要做。坐而待命的只是总服务台和房间服务方面的。从地下停车场通过职工专用门上来，没有人会发觉。即使发觉也无所谓，因为这里职工多，值班的和不值班的不可能一一搞清。况且只要说一句来小睡室里睡觉，也就蒙混过去了，毫无问题。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几次。”

“以前也？”

“嗯。半夜睡不着就悄悄到宾馆里来，一个人转来转去。转一会儿心情就稳定下来了。你觉得发傻？可我喜欢，喜欢这样。一进宾馆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次也没被发现过，放心好了。一来没人发现，二来发现也能随便搪塞过去。当然，如果被发现进这房间，问题是有点麻烦。此外万无一失。在这里待到早上，到上班时间就蹑手蹑脚地出去。可以吧？”

“我自然可以。你上班是几点？”

“八点。”她看了看表，“还有五个小时。”

她用有些神经质的手势从手腕摘下表，“橐”地轻声放上茶几，随即坐在沙发上，把裙角拉得笔直，抬脸看着我。我在床边坐下，意识已经有所恢复。

“那么——”由美吉开口道，“你是说你需要我？”

“强烈地需要。”我说，“好多事情转了一轮，整个转了一轮。而我需要你。”

“强烈地？”说着，她又拉了拉裙角。

“是的，非常强烈。”

“转一轮后回到哪里了？”

“现实。”我说，“花了好些时间，终于回到现实中来了。我从很多奇妙事件中脱身出来。很多人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混乱不堪，而且仍未消除，估计将继续混乱下去。但我觉得我已转完了一轮，现在返回了现实。这一轮转得我筋疲力尽，浑身瘫软。但我好歹坚持跳个不停，一步也没踩错舞点。也正因如此，才得以重返这里。”

她看着我的脸。

“具体的我现在很难说得明白，不过请你相信我。我需要你，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对你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不骗你！”

“那么我该怎样好呢？”由美吉不动声色地说，“难道我应该感动得同你睡觉不成？就说太好了，说你需要我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是这样不成？”

“不是，不是那样的。”我寻找合适的词句，当然寻找不出，“怎么说好呢？这其实早已定下，我一次也没怀疑过。一开始我就以为你可以同我睡的。但最初那次未能睡成，因为那时还不合适。所以才等待转回一轮。并且已经转了一轮。现在并非不合适。”

“你是说我现在应该同你睡？”

“逻辑上的确不通，作为说服的方法也再糟不过。这点我承认。不过我是很想对你推心置腹，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也只能这样表达。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循循善诱地说服你，那类方法我也是知道的。效果如何且不论，就方法来说我是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得心应手的。问题是情况不同。这件事单纯得很，简直不言而喻，所以只能如此表达。问题不在于能否进行得顺利。我同你睡，这是既定之事。我不想在既定之事上面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因为那样会毁掉其中关键的东西。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由美吉久久地看着自己放在茶几上的表。“不能说是地道啊！”她叹息一声，开始解上衣纽扣。

“别看。”她说。

我歪倒在床上目视天花板的一角。那里别有天地，但我现在置身此处。她不慌不忙地脱衣服，不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似乎每脱掉一件，便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什么地方。一会传来“咯噔”一声眼镜放在茶几上的声音，那声音让人心里痒痒的。接着，她走近前来，熄掉床头灯，上床，滑溜溜、静悄悄地钻到我身旁躺下，像闪身溜进屋时那样。

我伸手搂抱她的身子，她的肌肤和我的肌肤贴在一起。其身子非常滑润，而且沉甸甸的。现实，与咪咪不同。咪咪的身子梦一般美妙，她生活在幻想之中，生活在她本身的幻想和包容她的幻想这种双重幻想之中。正是。但是由美吉的身体却存在于现实世界，其温馨其重量其颤动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一边抚摸由美吉一边思绪联翩。五反田那爱抚喜喜的手指也在幻想之中。那是演技，是画面上光点的移动，是从一个世界滑向另一个世界的阴翳。然而此刻不同。这是现实。正是。我现实的手指抚摸着由美吉现实的肌体。

“现实。”我说。

由美吉把脸埋在我脖颈上，鼻尖的感触是那样的真切。我在黑暗中逐一确认她身上的每个部位：肩、臂肘、手腕、手心，直至十个指尖，哪怕再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我用手指依序摸去，并像按封印那样不住地吻着。接下去是乳房、腹、侧腹、背、腿——我逐一确认其形状，按以封印。我需要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然后我用手心轻轻抚摸她软软的毛丛，在上面吻了一口。正是。那关键部位当然不会放过。

是现实，我想。

我什么也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只是静静地呼吸，但她也同样需求我，我感觉得出。她知晓我在需求什么，相应地微妙地变换姿势。浑身上下确认一遍之后，我重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的双臂也紧紧地搂住我，其呼吸温暖而潮润，将不成其为语言的语言倾吐出来。随即我进入她体内。我的阳物那么硬又那么热。我便这样强烈地需求她，如饥似渴的。

最后，由美吉使劲咬在我胳膊上，差点儿咬出血痕来。随她咬好了。这才是现实：痛和血！我抱着她的腰缓缓倾泻，缓而又缓地，就像在确认顺序。

“好厉害。”稍过一会，由美吉说道。

“所以我说早已定下了嘛。”

由美吉在我怀中就势睡了过去，睡得十分恬静。我没睡，一来全然没有睡意，二来因为怀抱熟睡中的她实在惬意。不久，天空放亮，些许晨光淡淡地透进屋内。茶几上放着她的手表和眼镜。我注视着由美吉不戴眼镜时的脸。摘去眼镜时的她也显得千娇百媚。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我再次气势汹汹地勃起，想再次进入她体内。但她睡得那么香甜，我不忍心捣乱。我依然搂着她的肩，观察房间里的变化，只见晨光逐渐涌满各个角落，幽暗后退消失。

椅子上叠放着她的衣服。裙子、衬衫、长统袜和内衣，椅下整齐摆着黑色的皮鞋。是现实。现实的衣服现实地叠着，以免弄皱。

七点时，我把她叫醒：

“由美吉，该起来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再次把鼻子触在我脖颈上。“好厉害。”她说。然后鱼跃下床，赤身站在晨光之中，竟如刚充过电一般生机勃发。我把一条胳膊支在枕头上，望着她的裸体——几小时前确认过的裸体。

由美吉冲罢淋浴，用我的梳子理好头发，简洁而又认真地刷了刷牙，然后细心地穿起了衣服。我看着她穿衣服的光景。她小心翼翼地扣好白衬衫的每一个纽扣，罩上坎肩，站在可以照出全身的衣镜前检查有无皱纹或污点。这一切她做得一丝不苟，从旁观看都甚觉快意，使人油然腾起清晨来临之感。

“化妆品在小睡室的柜里呢。”她说。

“这样就很漂亮。”

“谢谢。不过不化妆要挨训的。化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站在房间正中抱了一次由美吉。抱穿制服戴眼镜的她同样妙不可言。

“天亮后还需求我来着？”

“非常需求，”我说，“比昨天还强烈。”

“跟你说，被人这么强烈地需求还是第一次。”由美吉说，“我完全感觉得出来，知道自己被你需求。感觉到这点也是第一次。”

“这以前谁也没需求过你？”

“没人像你那样。”

“被人需求是怎样一种心情？”

“十分轻松。”由美吉说，“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觉得就像待在充满温情的房间里似的。”

“一直在这里好了。”我说，“谁也不出去，谁也不进来。只有我和你。”

“在这里住下？”

“是的，住下。”

由美吉稍离开一点看着我的眼睛：“嗳，今天晚间来住也可以的？”

“你来住我是没有问题。但对你来说我想过于冒险。一旦暴露，说不定会被解雇的哟！相比之下，恐怕还是去你住处或其他旅馆好些，嗯？那样会更舒心吧？”

由美吉摇摇头：“不，这里好，我喜欢这个场所。这里既是你的场所，同时又是我的场所。我乐意在这里给你抱，只要你可以的话。”

“我一点都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那好，今晚见，在这儿。”说完，她把门开条小缝，向外窥看一下，然后身子一闪消失在门外。

∗∗∗

我刮完胡须，冲罢淋浴，出外在早晨的街上散步，去“唐恩都乐”炸面圈店吃了炸面圈，喝了两杯咖啡。

街上到处是上班的人流。见此光景，我也觉得该开始工作了。如雪已开始学习一样，我也该开始工作才是。这是很现实的。在札幌找工作来做？也不错，我想。而且要同由美吉共同生活。她去宾馆上班，我做我的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别担心，总找得到。找不到也无所谓，几个月的吃喝还维持得了。

写点东西怕是不错。我不讨厌写文章。我扫雪差不多连续扫了三年时间，往后应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了。

对，我需求的是这个。

写普通文章，既非诗歌小说又非自传信函那样的普通文章，没有稿约没有期限那样的普通文章。

不错！

继而，我想起了由美吉的肌体。她身体的任何部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曾一一确认，一一按以封印。我带着幸福的心情在初夏的街头漫步、吃午饭、喝啤酒，然后返回宾馆，坐在大厅里，从盆栽的树阴处看了一会由美吉工作的身姿。

44

傍晚六点半，由美吉来了。仍是那身制服，但衬衣换成了另一种式样。她这次提来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备换的内衣、洗漱用具和化妆品。

“迟早要露马脚。”我说。

“放心，绝无疏漏。”由美吉嫣然一笑，脱下坎肩，搭于椅背。我们在沙发上抱在一起。

“嗳，今天一直考虑你来着。”她说，“我这样想：每天我白天在这宾馆里做工，晚上就悄悄钻到你房间里两人抱着睡觉，早上再出去做工。这样该有多好啊！”

“单位住所合二而一。”我笑道，“不过遗憾的是，一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长住在这里，二来天天如此，迟早必被发现无疑。”

由美吉不服气似的在膝盖上低声打了几个响指：“人生在世很难称心如意，是不？”

“完全正确。”我说。

“不过你总可以在这里再住几天吧？”

“可以，我想可以的。”

“那么几天也好，两人就在这宾馆里过好了！”

之后她开始脱衣服，又一件件叠好放好。习以为常。手表和眼镜摘下放在茶几上。我们亲昵了一个小时，我也罢她也罢都折腾得一塌糊涂，却又觉得极为舒坦和愉快。

“是够厉害的！”由美吉说，说完便在我怀中昏昏睡去。显然是开心之故。

我冲了个淋浴，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独自喝了，坐在椅子上端视由美吉的脸。她睡得十分安然甜美。

将近八点，她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我们查阅房间服务项目的菜谱，要了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她把衣服皮鞋藏在壁橱里，男侍敲门时迅速躲进浴室。等男侍把盘子放在茶几上离开，我小声敲浴室门把她叫出。

我们各吃了一半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喝了啤酒，然后商量日后的安排，我说打算从东京搬来札幌。

“住在东京也就那么回事，已经没有意思。”我说，“今天白天我一直在想，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再找一件我干得来的工作，因为在这里可以见到你。”

“留下？”她问。

“是的，留下。”我说。要搬运的东西估计不是很多，无非音响、书和厨房用具之类，可以统统装进“斯巴鲁”用渡轮运来。大的东西或卖或扔，重新购置即可。床和冰箱差不多也到更新换代的时候了。总的说来我这人用东西用的时间过长。

“在札幌租套房子，开始新的生活。你想来时就来，住下也可以。先这么过一段时间。我想我们可以相安无事。我已回到现实之中，你也心怀释然。两人就在新居住下去。”

由美吉微笑着吻了我一下，说是“妙极”。

“将来的事我也不清楚，不过预感不错。”

“将来的事谁都不清楚。”她说，“现在可实在是美极妙极，无与伦比！”

我再次给房间服务部打电话，要了一小桶冰块。她又躲进浴室。冰块来了后，我拿出白天在街上买的半瓶伏特加和番茄汁，调了两杯血色玛莉。虽说没有柠檬片和倍灵调味汁，毕竟也算是血色玛莉，我们暂且用来相互干杯。由于要有背景音乐，我打开枕旁有线广播的开关，把频道调至“流行音乐”。曼托瓦尼管弦乐队正在演奏《诱惑之夜》，声音优美动听。别无他求，我想。

“你真是善解人意，”由美吉佩服道，“实际上我刚才就想喝血色玛莉来着。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呢？”

“侧起耳朵就可以听见你所需求之物的声音，眯起眼睛就可以看见你所需求之物的形状。”

“像标语似的？”

“不是标语，不过把活生生的形象诉诸语言而已。”

“你这人，要是当标语制作专家就好了！”由美吉哧哧笑道。

我们各自喝了三杯血色玛莉，而后又赤身裸体地抱在一起，充满柔情地云雨一番。我们都已心满意足。抱她的时候，我恍惚听到一次老海豚宾馆那座旧式电梯“哐哐当当”的震动声响。不错，这里是我的连接点，我被包容在这里。这是最为现实的现实。好了，我再也不去别处，我已经稳稳地连接上了。我已重新找回连接点，而同现实相连相接。我寻找的就是这个，羊男将我同其连在一起。十二点，我们都有了困意。

∗∗∗

由美吉把我摇醒。“喂，起来呀！”她在耳畔低语。她不知何时已经穿戴整齐。四下还一片昏暗，我大脑的一半还留在温暖泥沼般的无意识地带。床头灯亮着，枕边钟刚过三点。我首先想到的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莫不是她来这里被上司发现了？因为由美吉摇晃我肩膀的神态极为严肃，又是半夜三点，加之她已穿好衣服。看来情况只能是这样。怎么办好呢？但我没再想下去。

“起来呀，求你，快起来！”她小声说。

“好的好的。”我说，“发生什么了？”

“别问，快起来穿衣服。”

我不再发问，迅速穿起衣服，把半袖衫从头套进去，提上蓝色牛仔裤，登上旅行鞋，套上防风外衣，将拉链一直拉到领口。前后没用一分钟。见我穿罢衣服，由美吉拉起我的手领我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小缝，两三厘米的小缝。

“看呀！”她说。我从门缝向外窥看。走廊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黑得像果子冻一样稠乎乎凉丝丝，且非常深重，仿佛一伸手即被吸入其中。同时有一股与上次相同的气味儿：霉味儿，旧报纸味儿，从古老的时间深渊中吹来的风的气味儿。

“那片漆黑又来了。”她在我耳边低语。

我用手臂揽住她的腰，悄悄搂过。“没关系，不用怕。这里是为我准备的世界，不会发生糟糕的事。最初还是你向我提起这片黑暗的，从而我们才得以相识。”不过我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我也怕得难以自已。那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根深蒂固的恐怖，是一种铭刻在我的遗传因子之中、从远古时代便一脉相承的恐怖。黑暗这种东西无论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仍然可怕可怖的。它说不定会将人一口吞没，将其扭曲、撕裂，进而彻底消灭。到底有谁能够在黑暗中怀有充分的自信呢？所有一切都将在黑暗中猝然变形、蜕化以至消失。虚无这一黑暗的袒护者在这里涵盖一切。

“不要紧，没什么好怕的。”我说，同时也是自我鼓励。

“怎么办？”由美吉问。

“两人一起到前边去。”我说，“我回到这宾馆的目的是为了见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此人。他在黑暗的尽头，在那里等我。”

“那个房间里的人？”

“是的，是他。”

“可我怕，怕得不得了。”由美吉的声音颤抖得发尖。没有办法，连我都战战兢兢。

我轻轻吻了一下她的眼睑。“别怕，这回我和你在一起。让我们一直手拉手，不松手就没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松手，紧紧靠在一起。”

我返回房间，从皮包里掏出事先准备的钢笔式手电筒和大号打火机，装进外衣袋，然后慢慢开门，移步走廊。

“去哪儿？”她问。

“向右。”我说，“一直向右，向右没错。”

我用钢笔式手电筒照着脚下，沿走廊向前走。如上次所感，这里并非海豚宾馆的走廊，而要陈旧得多。红色地毯磨得斑斑驳驳，地板凸凹不平，石灰墙布满了老人斑似的无可救药的污痕。是老海豚宾馆，我想，准确说来又不是一如原样的海豚宾馆。这里是类似它的某一部分，是老海豚宾馆式的一处所在。径直走了一会儿，走廊仍像上次那样向右拐弯。我于是拐过。但与上次又有不同——见不到光亮，见不到从远处门缝中透出的微弱烛光。出于慎重，我熄掉手电筒，但还是没有光。完整无缺的黑暗犹如狡猾的水，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包容其中。

由美吉猛地捏了下我的手。“看不见光亮。”我说。声音嘶哑得很，根本不像是我的声音。“那里的门透出光亮来着，上次。”

“我那时也是，我也看见了。”

我在拐角处伫立片刻。心里想道：羊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睡着了不成？不，不至于。他应该时刻待在那里时刻点着灯才是，像守护灯塔那样。那是他的职责。即使睡着烛光也该常明不熄，不可能熄灭。我掠过一丝不快的预感。

“嗯，就这样回去吧！”由美吉说，“这回太暗了。回去另等机会吧。还是那样好，别太勉强。”

她说的不无道理。的确过于黑暗，并使人觉得可能发生不测。但我没有回头。

“不，我放心不下，想去那里看个究竟。他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在寻求我，所以才把我们同这个地方连接起来。”我再次打亮电筒，细细的黄色光柱倏地划破黑暗。“走，拉紧我的手。我需求你，你需求我。不必担心，我们已经留下，哪里也不去，保证返回，放心好了。”

我们盯着脚下一步一步地缓缓迈进。黑暗中我可以感觉出由美吉头上隐约的洗发液味儿，这气味使我紧张的神经得到甘美的滋润。她的小手又暖又硬。我们在黑暗中连在一起。

羊男住过的房间很快找到了。因为只有这里开着门，门缝中荡出一股阴冷发霉的空气。我轻声敲门，仍像上次那样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回响，一如叩击巨大耳朵之中的巨大鼓膜。我“通通通”敲了三下，开始等待。等了二十秒、三十秒，但全无反应。羊男怎么了？莫不是死了？如此说来，上次见面时他就显得极度疲劳和衰老，使人觉得即使死去也并不反常。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但毕竟也要衰老，并总有一天死去，同其他所有人一样。想到这里，我陡然一阵不安。假如他离开人世，还有谁能够把我同这世界连接起来呢？谁肯为我连接呢？

我推开门，拉着由美吉的手轻轻走入房间，用手电筒往地板上照了照。房间里同上次见到时一样。地上到处堆着旧书，空地所剩无几。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个代作蜡烛台的烟灰缸，蜡烛已经熄灭，还剩五厘米左右。我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蜡烛，关掉手电筒，塞进衣袋。

房间中哪里也见不到羊男的身影。

他是去了哪里，我想。

“这里到底有谁来着？”由美吉问。

“羊男。”我回答，“羊男管理这个世界。这里是连接点，他为我进行各种连接，像配电盘一样。他身穿羊皮，很早以前就生在这里住在这里躲在这里。”

“躲避什么？”

“什么呢？战争、文明、法律、体制……总之躲避一切不合他脾性的东西。”

“可他已经不在了啊！”

我点点头。一点头，墙上被扩大的身影便随之大摇大摆起来。“嗯，是不在了。怎么回事呢？原本是应该在的。”我恍惚觉得站在世界的尽头，古人设想的世界尽头，使得一切变成瀑布落入其中的地狱底层般的世界尽头。而我们两人——仅仅我们两人正站在这尽头的最边缘。我们前面一无所见，惟有冥冥的虚无横无际涯。房间里的空气彻骨生寒，我们仅靠对方手心的温度相互取暖。

“他或许已经死了。”我说。

“在黑暗中不能想不吉利的事，得把事情往好处想。”由美吉说，“很可能不过是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吧？也许蜡烛没有存货了。”

“或许去取所得税的退款也未可知。”说着，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脸，她嘴角微微漾出笑意。我熄掉电筒，在若明若暗的烛光中搂过她的身体。“休息日两人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嗯？”

“当然！”她说。

“把我的‘斯巴鲁’运来。车是半新不旧，式样也老，但还不错，我很中意。‘玛莎拉蒂’我也坐过，不过老实说，还是我那‘斯巴鲁’好得多。”

“当然！”

“有空调，有车内音响。”

“无可挑剔。”

“十全十美！”我说，“我们开它去好多好多地方，看好多好多景致。”

“那自然。”她说。

我们拥抱了一会，然后松开。我又打开手电筒。她弯腰从地上拾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是《关于约克夏绵羊改良的研究》，封面积了一层乳膜样的白灰。

“这里的书全是养羊方面的。”我说，“老海豚宾馆里有个关于羊的资料室。经理的父亲是研究羊的专家，资料是他收集的。羊男是接他的班管理来着。本来已毫无用处，如今没有人读这个，但羊男还是将其保留下来了，大概这些书对这个场所至关重要吧。”

由美吉拿过我的电筒，翻开小册子，靠着墙读起来。我则一边看墙上自己的身影一边呆呆地想羊男。他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呢？我蓦地掠过一阵极为不祥的预感，心脏一下子跳到喉咙。有什么阴差阳错有什么不妙的事即将发生，到底是什么呢？我对这什么集中起全副神经。旋即猛地一惊：糟糕，糟了！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把手从由美吉身上松开。本来是不能松开的，绝对不能。刹那间，我冒出一身冷汗。我急忙伸手去抓由美吉的手腕，但为时已晚。在几乎与我伸手的同时，她的身体被倏然吸入墙壁之中，一如喜喜被吸入死之房间的墙壁。由美吉的身体一瞬间无影无踪，她消失了，手电筒的光亮也消失了。

“由美吉！”

无人应答。惟有沉默与寒气主宰着房间。我觉得黑暗愈发深重。

“由美吉！”我再次叫道。

“喏，这还不简单！”墙的另一侧传来由美吉瓮声瓮气的话音，“实在简单得很，一穿墙就过到这边来了！”

“胡说！”我大吼一声，“看起来简单，可一旦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那里不是现实，那是那边的世界，和这里的世界不同！”

她没有应声。深重的沉默重新涌满房间，紧紧压迫我的身体，使我恍若置身海底。由美吉已经消失，伸手摸向哪里也触摸不到。我与她之间横着那堵墙壁。太过分了，我想。太残酷了。我感到浑身瘫软。我和由美吉是应该在这边的，为此我才一直努力不懈，我才踏着变幻莫测的舞步终于赶到这里。

然而时间已不容我前思后想，已不容我犹豫不决。我迈步朝墙壁那边追赶由美吉，此外别无他法。因为我爱由美吉。我像遇见喜喜时那样穿墙而过。一切一如上次：不透明的空气层，粗糙的硬质感，水一般的凉意，摇摆的时间，扭曲的连续性，颤抖的重力。恍惚间，远古的记忆犹如蒸汽从时间的深渊中腾开起来。那是我的遗传因子。我可以感觉出自己体内进化的块体。我超越了纵横交织的自己本身巨大的DNA⁽¹⁾。地球膨胀而又冷缩。羊潜伏于洞穴之中。海是庞大的思念，雨无声地落于其表面。没有面孔的人们站在岸边遥看海湾。无尽无休的时间化为巨大的毛线球浮于空中。虚无吞噬人体，而更为巨大的虚无则吞噬这个虚无。人们血肉消融，白骨现出，又沦为尘埃，被风吹去。有人说：彻底地完全地死了。有人说：正是。我的血肉之躯也分崩离析，四下飞溅，又凝为一体。

穿过这堵混乱而扑朔迷离的空气层之后，我竟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周围黑得不行，而又不是漆黑，却又什么也看不见。我孑然一身。伸手摸去，旁边谁也没有。我形影相吊，孤孤单单地被丢在世界的尽头。“由美吉！”我扯着嗓门喊道。但实际上并未出声，不过是一缕干涩的气息。我想再喊一次，不料竟听到“咔”的一声，落地灯亮了，房间里一片朗然。

而且由美吉就在房间里。她身穿白衬衣、西服裙，脚穿黑皮鞋，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着注视我。写字台前的椅背上搭着天蓝色坎肩，俨然她的化身。于是我紧张得发硬的躯体开始像螺丝松动一样一点点弛缓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右手正紧紧抓着床单。我把床单放开，擦了把脸上的汗，心想这里可是这边？这光亮可是真正的光亮不成？

“喂，由美吉！”我声音嘶哑地喊。

“什么？”

“你真的一直在这里？”

“那还有假？”

“哪里也没去也没消失？”

“没有消失，人不可能那么轻易消失的。”

“我做梦了。”

“晓得。我一直看着你，看见你做梦并且喊我的名字，在一片漆黑中。知道么，如果真心想看什么，即使一片漆黑也看得真真切切。”

我看看表，时近四点，黎明前的片刻，正是思绪跌入深谷的时间。我身上发冷，尚未完全放松。那难道真的是梦？黑暗中羊男消失，由美吉也消失不见。我可以真切地回味起走投无路时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回味起由美吉手的感触，二者都还牢牢地留在我的身心，比现实还要真实。而现实还没有恢复其充分的真实性。

“我说，由美吉。”

“什么？”

“你怎么穿上衣服了？”

“穿上衣服看你来着，”她说，“不知不觉地。”

“再脱一遍可好？”我问。我想再确认一下，确认她是否真在这里，确认这里是否真是这边的世界。

“当然好的。”说罢，她摘下手表放在茶几上，脱掉鞋整齐地摆在地毯上。接着一个个解开衬衣纽扣，脱去长统袜，脱下裙子，一件件叠好放好。又摘下眼镜，像上次那样“咯噔”一声放在茶几上。然后光着脚悄然走过地毯，轻轻掀开毛毯躺到我身旁。我一把搂过她。她身上温暖而滑润，带有沉稳的现实感。

“没有消失。”

“当然没有，”她说，“我不是说了么，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消失的。”

果真如此？我抱着她想道，不，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这个世界既脆弱又危险，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很容易。况且那个房间里的白骨还剩一具。那是羊男的吗？还是为我准备的他人之死呢？不，也许那白骨就是我本身的。它很可能在那个遥远的昏暗房间里一直等我死去。我已经听见了远处老海豚宾馆的声音，那声音就像远处随风传来的夜班火车声。电梯发出“哐哐当当”的响声爬上来停住。有人在走廊里走动。有人开门。有人关门。是海豚宾馆，这我知道。一切都吱呀作响，一切声响听起来都很陈腐，而我便被包容在这个里面。有人为我流泪，为我不能为之哭泣的东西流泪。

我吻了吻由美吉的眼睑。

由美吉在我怀中酣然入睡，我却难以成眠。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如枯井一样睁着双眼。我静静地继续抱住她，像要把她整个包拢起来。我不时地吞声哭泣。我为失去的东西哭泣，为尚未失去的东西哭泣。但实际上我只哭了一小会儿。由美吉的身子是那样的柔软，在我怀中温情脉脉地刻算着时间。时间刻算着现实。不久，天光悄然破晓。我扬起脸，定定地注视着床头闹钟的指针按照现实时间缓缓转动。它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我胳膊的内侧承受着由美吉的气息，也只有这部分是温暖潮润的。

是现实，我想，我已在这里住下。

不多会儿，时针指向七点。夏日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射进，在地毯上描绘出一个略微歪斜的四角形。由美吉仍在酣睡。我悄悄地撩起她的头发，露出耳朵，轻轻吻了一下。怎么说好呢？我思考了三四分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和表达方式。我能够顺利发出声音吗？我的话语能够有效地震动现实的空气吗？我试着在口中嘟囔了几个语句，从中选出一句最简练的。

“由美吉，早晨来临了。”我低声说道。

(1)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之略。

后　记

这部小说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动笔，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脱稿。对我来说算是第六部长篇。主人公“我”原则上同《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的“我”是同一人物。

村上春树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伦敦

版权信息

书名：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责任编辑：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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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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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有什么

林少华

这部小说也许可以称为《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的翻版或者续篇。《挪》是三十七岁的“我”对于青春时代同直子和绿子恋爱过程的回顾，而在《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以下简称《国境》）中，故事主要发生在主人公三十六那年。这一年是主人公“我”（初君）结婚第六年，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两家酒吧开得红红火火，正是一般世人所说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中年男士。这时“直子”（岛本）忽然出现了，依然那么美丽动人，那么娴静优雅，那么若即若离，于是浪漫发生了。而在同“我”度过一个刻骨铭心荡神销魂的夜晚之后，“直子”悄然离去，再无消息……

不过，就写作情况来说，《国境》同《挪》基本没有直接关联，有直接关联的莫如说是《奇鸟行状录》。村上春树结束三年旅欧生活回到日本不久便去了美国，从1992年2月住到1995年8月。前两年半是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应邀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Visiting Lecturer），实际上更近似驻校作家。住处由学校提供，只偶尔给学日本文学的美国研究生讲讲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时间很充裕，加之环境幽静，不需要同更多的人打交道，得以专心从事创作，用一年多一点时间写出了《奇鸟行状录》第一部和第二部。写完后他总觉得若干地方有欠谐调，于是让夫人阳子看一遍谈谈感想——以往也经常这样——结果夫人也不很满意，说有趣固然有趣，但枝蔓太多，致使故事主干有些乱，劝他修剪一下。随即村上和夫人又看了好几次，反复讨论，最后决定删除三章，并根据夫人的建议以这三章为基础构思另一个故事，这就是《国境》。“从过程来看，《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恐怕同妻的suggestion（示意）有关……当然，若经过一段时间，即使没有她的建议，我想我也会进行同样的作业。或许多少有些反复弯路，但到达的地点必然是同一地点。不过她的意见可能大幅削减了我独自作业所需时间。具体说来，《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的主人公初君同《奇鸟行状录》的主人公冈田亨原本是同一人物。而且，《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第一章几乎照搬了《奇鸟行状录》原来的第一章。”因此，将二者联系起来读是饶有兴味的。自然，作为故事完全是两个故事。至少，《奇鸟行状录》是主人公的老婆有外遇，而《国境》是男主人公本人有外遇。

同村上其他小说相比，《国境》最明显的特点是其中出现了家庭。村上创作之初就宣称不写家庭，不愿意受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团体”的束缚，甚至为此而不要孩子，因为没有孩子光夫妻两人他认为是不能称之为家庭的。但这部小说、仅仅这部小说写了家庭，而且是相当完整的家庭，妻子直到最后也没有离婚或者失踪，属于地地道道的日本式贤妻良母。小孩也有了，一大一小两个女儿。“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可以说，这是一幅相当典型的中产阶级“雅皮”生活场景。连岳父也登场了，并且是很不错的岳父，借钱帮他开了酒吧，使他从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的不起眼的教科书编辑变成了雇用三十多名员工的两家酒吧的老板，甚至劝他不妨及时风流：“我在你这个年龄也蛮风流着哩，所以不命令你不许有外遇。跟女儿的丈夫说这个未免离谱，但我以为适当玩玩反倒有好处，反倒息事宁人。适当化解那东西，可保家庭和睦，工作起来也能集中精力。所以，即使你在哪里跟别的女人睡，我也不责怪你。”但要“我”记住不可找无聊女人，不可找糊涂女人，不可找太好的女人，并进一步提出三点注意事项：切不可给女人弄房子，回家时间最晚不超过半夜两点，不可拿朋友作挡箭牌。如此言传身教的岳父，在中国恐怕绝对找不出来，相反的倒比比皆是。村上把这个都写了进去，应该说对家庭及其周边写得相当深入了。

不久，主人公果真“风流”了，不过这并非岳父开导的结果，也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外遇，而是背景比较特殊的外遇，其中包含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不妨认为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首先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主人公的过去存在三个女子。一个是岛本，当时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两人在一起听了纳特·金·科尔唱的《国境以南》。小学毕业后，因所上初中不同，两人分开了。“不去见岛本之后，我也经常怀念她。在整个青春期这一充满困惑的痛苦的过程中，那温馨的记忆不知给了我多少次鼓励和慰藉。很长时间里，我在自己心中为她保存了一块特殊园地。就像在餐馆最里边一张安静的桌面上悄然竖起‘预订席’标牌一样，我将那块园地只留给了她一个人，尽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见到她了。”由于当时两人都还是小学生，交往不具有真正的性因素。第二个女子是“我”的高中同学泉。泉尽管“不会给我同岛本一样的东西”，也不怎么漂亮，但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毫不矫情的东西。加之年龄的关系，同泉的交往明显带有性方面的需求。“我”对泉说：“不想做那种事不做也可以，可我无论如何都想看你的裸体，什么也不穿地抱你，我需要这样做，已经忍无可忍了！”实际上“我”也那样做了。第三个女子是泉的表姐，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和她睡。实际交往两个月时间里，“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干特干，干得脑浆都像要融化了”——两人只有性关系，双方并不相爱，都没有发展恋人关系的念头。后来此事被泉知道了，两人关系就此终止。岛本、泉、泉的表姐，这三个女子构成了主人公的过去。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我”做什么，过去都如头顶的一片云一样投下阴影。

岛本在“我”三十六岁时蓦然出现在他的酒吧里而又暂时消失之后，他这样想道：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十全十美的人生，甚至在我自己眼里有时都显得十全十美。我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工作，获取了相当多的收入。在青山拥有三室一厅住房，在箱根山中拥有不大的别墅，拥有宝马和切诺基吉普，而且拥有堪称完美的幸福的家庭。我爱妻子和两个女儿，我还要向人生寻求什么呢？纵使妻子和女儿来我面前低头表示她们想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女儿、想更被我疼爱，希望我为此不客气地指出下一步她们该怎么做，恐怕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她们确实没有一点不满，对家庭也没有任何不满，想不出比这更为舒适的生活。

然而在岛本不再露面之后，我时不时觉得这里活活成了没有空气的月球表面。

岛本代表过去，或者说是主人公主要的过去。岛本即“过去”的出现和某一段时间“不再露面”，使得主人公“十全十美”的现在、现在的处境成了“没有空气的月球表面”。“我”必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岛本与妻之间——作出选择，没有中间，岛本一再强调“我身上没有中间性的东西”。一句话，非此即彼。而这样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或多或少都会碰到。在这个意义上，《国境》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很有日常性和现实性的故事。这点也和作者的大部分作品有所不同。

然而，《国境》又很难说是以《挪》那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小说。下面就第二个方面探讨一下：现实与虚幻的问题。写《国境》期间，村上一直在考虑《雨月物语》里面的故事。《雨月物语》是江户时期上田秋成（1734—1809）写的志怪小说，九篇故事中有六篇脱胎于《剪灯夜话》和《白蛇传》等中国古代传奇、话本，一个共通的特点是主人公自由游走于阴阳两界或者实境与幻境、自然与超自然之间。村上说，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恐怕是不可能的，也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我，想把那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界线或者觉醒与非觉醒之间的界线不分明的作品世界以现代物语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而《国境》便是收纳这一主题的恰到好处的容器。在这部小说中，说到底“我”的过去只能通过“岛本”这个喻体（metaphoric）才能呈现，只能通过这样的非现实非正常的存在加以勾勒。村上在为收入《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讲谈社2003年版）的《国境》写的后记（“解题”）中就此进一步写道：

岛本是实际存在的吗？这应该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她是否实际存在并非作者要在此给出具体答案的问题。在作品中岛本当然存在。她活着、动着、说话、性交。她推动故事的发展。至于她是否实际存在，则是作者无法判断或者没资格判断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岛本实际存在，她就实际存在于那里，有血有肉，一口口呼吸。倘若你感到她根本不存在，那么她便不在那里，她就纯粹成了编织初君的一个精致幻想。她实际存在与否，应该是由你和岛本（或者对于你的岛本式人物）之间决定的问题。作品这东西不过是凸显个性的一个文本而已。

于是我们在《国境》中看到了虚实两个岛本：一个是十二岁时握“我”的手握了十秒的岛本，一个是“我”二十八岁时在东京街头紧随不舍的穿红色风衣的仿佛岛本的岛本；一个是时隔二十三年忽然出现在酒吧里“笑得非常完美”的岛本，一个是拉“我”去远离东京的河边洒下婴儿骨灰的岛本；一个是在箱根别墅同“我”长时间实实在在交合的岛本，一个是翌日清晨在枕头上留下脑形凹坑而踪影皆无的岛本。一句话，一个是此侧现实世界中的岛本，一个是“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岛本。而我就随着两个岛本往来并迷失于现实和虚幻之间。其中有两个典型的细节。一个是那个谜一样的男人为了阻止他尾随岛本而给他的装有十万日元的信封后来从抽屉里不翼而飞；另一个是岛本送给他的那张旧唱片随着岛本从箱根别墅的消失而无从找见。这愈发使得他无法融入现实，感觉上就好像被孤零零地抛到没有生命迹象的干裂的大地，纷至沓来的幻影将周围所有色彩吮尽吸干。不仅如此，主人公还对自己本身和自己置身其间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虚幻之感：

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对贪婪地吞噬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的、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至少我是这样认识。那是处在社会转折点的灼灼发热之物。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依据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而成立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用说，这一连串的追问来自更大意义上的过去与现在的龃龉、现实与理想的错位。这样的追问只能进一步加深对自己、对自身处境和现实社会的幻灭感，激起从中逃离的欲望。那么逃去哪里呢？逃去“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那个虚幻的世界，而岛本无疑是那个世界的化身——“岛本，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自己缺少什么，我这个人、我的人生空洞洞缺少什么，失却了什么。缺的那部分总是如饥似渴。那部分老婆孩子都填补不了，能填补的这世上只你一人。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那部分充盈起来。充盈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前漫长的岁月中自己是何等饥饿何等干渴。我再也不能重回那样的世界。”换言之，主人公成长的过程就是力图填补自己缺失部分的过程。他所真正倾心的女子也都首先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他和十二岁时的岛本在一起，是为了弥补自己以至双方的“不完整性”；他高中时代的恋人泉虽然长得不算怎么漂亮，但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温情；他当初对妻有纪子所以一见倾心，也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因为从其长相中明确感觉到了“为我自己准备的东西”。而最能填补他缺失部分即心灵空缺——在物质生活上他并不缺少什么——的人当然仍是岛本，只有岛本才能使他彻底充盈起来。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同岛本从头开始，“再不重回那样的世界”。然而归终他不得不重回那样的世界。他和妻有纪子言归于好的夜晚，妻问他想什么，他说“想沙漠”。也就是说，重返原来的现实世界就是重返沙漠，因为“大家都活在那里，真正活着的是沙漠”。如果不回沙漠，那就只能忍受孤独，而他再不想孤独，“再孤独，还不如死了好”。很明显，村上在这里已不再欣赏和把玩孤独了，而在寻求“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而不得的情况下，在孤独与沙漠之间选择了沙漠，选择了现实世界。他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后记（“解题”）中最后这样写道：

我本身当然不认为《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属于“文学性退步”之作。我是在向《奇鸟行状录》那部超长小说攀登的途中作为间奏曲写这部作品的，由此得以一一确认自己的心之居所，在此基础上我才得以继续向《奇鸟行状录》的顶峰攀登。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在我的人生当中（请允许我说得玄乎一点，即我的文学人生当中）自有其价值、有其固有的意味。

丁亥仲春晴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丁香流霞樱花堆雪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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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即二十世纪下半叶第一年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说是有纪念性的日子也未尝不可。这样，我有了“初”这样一个名字。不过除此之外，关于我的出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父亲是一家大证券公司的职员，母亲是普通家庭主妇。父亲曾因“学徒出阵”⁽¹⁾被送去新加坡，战后在那里的收容所关了一段时间。母亲家的房子在战争最后那年遭到B-29的轰炸，化为灰烬。他们是被长期战争所损害的一代。

但我出生时，所谓战争余波已经几乎没有了。住处一带没有战火遗痕，占领军的身影也见不到了。我们住在这和平的小镇上由父亲公司提供的住宅里。住宅是战前建造的，旧是旧了些，但宽敞还是够宽敞的。院子里有高大的松树，小水池和石灯笼都有。

我们居住的镇，是十分典型的大都市郊外的中产阶级居住地。那期间多少有些交往的同学，他们全都生活在较为整洁漂亮的独门独户里，大小之差固然有之，但都有大门，有院子，院子里都有树。同学们的父亲大半在公司工作，或是专业人士。母亲做工的家庭非常少见。大部分人家都养猫养狗。至于住宿舍或公寓里的人，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虽然搬到了邻镇，但情形大同小异。所以，在去东京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以为一般人都系领带去公司上班，都住着带院子的独门独户，都养猫养狗。无从想象——至少不伴随实感——此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每家通常有两三个小孩。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两三个是平均数目。我可以在眼前推出少年时代和青春期结识的几个朋友的模样，但他们无一不是两兄弟或三兄弟里的一员。不是两兄弟即是三兄弟，不是三兄弟即是两兄弟，简直如一个模子复制出来的一般。六七个小孩的家庭诚然少，只有一个小孩的就更少了。

不过我倒是无兄无弟只我自己。独生子。少年时代的我始终为此有些自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谓特殊存在，别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的东西自己却没有。

小时候，“独生子”这句话最让我受不了，每次听到，我都不得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句话总是把指尖直接戳向我：你是不完整的！

独生子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这在我居住的天地里乃是不可撼动的定论，乃是自然规律，一如山高则气压下降、母牛则产奶量多一样。所以我非常不愿意被人问起兄弟几个。只消一听无兄无弟，人们便条件反射般地这样想道：这小子是独生子，一定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反应使我相当厌烦和受刺激。但真正使少年时代的我厌烦和受刺激的，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属实。不错，事实上我也是个被溺爱的体弱多病的极端任性的少年。

我就读的学校，无兄无弟的孩子的确罕有其人。小学六年时间我只遇上一个独生子，所以对她（是的，是女孩儿）记得十分真切。我和她成了好朋友，两人无话不谈，说是息息相通也未尝不可。我甚至对她怀有了爱情。

她姓岛本，同是独生子。由于出生不久便得了小儿麻痹，左腿有一点点跛，并且是转校生（岛本来我们班是五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这样，可以说她背负着很大的——大得与我无法相比的——精神压力。但是，也正因为背负着格外大的压力，她要比我坚强得多，自律得多，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叫苦示弱。不仅口头上，脸上也是如此。即使事情令人不快，脸上也总是带着微笑。甚至可以说越是事情令人不快，她越是面带微笑。那微笑实在妙不可言，我从中得到了不少安慰和鼓励。“没关系的，”那微笑像是在说，“不怕的，忍一忍就过去了。”由于这个缘故，以后每想起岛本的面容，便想起那微笑。

岛本学习成绩好，对别人大体公平而亲切，所以在班上她常被人高看一眼。在这个意义上，虽说她也是独生子，却跟我大不一样。不过若说她无条件地得到所有同学喜欢，那也未必。大家固然不欺负她不取笑她，但除了我，能称为朋友的人在她是一个也没有。

想必对他们来说，她是过于冷静而又自律了，可能有人还视之为冷淡和傲慢。但是我可以感觉出岛本在外表下潜伏的某种温情和脆弱——如同藏猫猫的小孩子，尽管躲在深处，却又希求迟早给人瞧见。有时我可以从她的话语和表情中一晃儿认出这样的影子。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岛本不知转了多少次校。她父亲做什么工作，我记不准确了。她倒是向我详细说过一回，但正如身边大多数小孩一样，我也对别人父亲的职业没什么兴趣。记得大约是银行、税务或公司破产法方面专业性质的工作。这次搬来住的房子虽说也是公司住宅，却是座蛮大的洋房，四周围着相当气派的齐腰高的石墙，石墙上长着常绿树篱，透过点点处处的间隙可以窥见院里的草坪。

岛本是个眉目清秀的高个子女孩，个头同我不相上下，几年后必定出落成十分引人注目的绝对漂亮的姑娘。但我遇见她的当时，她还没获得同其自身资质相称的外观。当时的她总好像有些地方还不够谐调，因此多数人并不认为她的容貌有多大魅力。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在她身上大人应有的部分同仍然是孩子的部分未能协调发展的缘故，这种不均衡有时会使人陷入不安。

由于两家离得近（她家距我家的的确确近在咫尺），最初一个月在教室里，她被安排坐在我旁边。我将学校生活所必须知道的细则一一讲给她听——教材、每星期的测验、各门课用的文具、课程进度、扫地和午间供饭值班，等等。一来由住处最近的学生给转校生以最初的帮助是学校的基本方针，二来是因为她腿不好，老师从私人角度把我找去，叫我在一开始这段时间照顾一下岛本。

就像一般初次见面的十一二岁异性孩子表现出的那样，最初几天我们的交谈总有些别扭发涩，但在得知对方也是独生子之后，两人的交谈迅速变得生动融洽起来。无论对她还是对我，遇到自己以外的独生子都是头一遭。这样，我们就独生子是怎么回事谈得相当投入，想说的话足有几大堆。一见面——虽然算不上每天——两人就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而且这一公里路走得很慢（她腿不好只能慢走），边走边说这说那。说话之间，我们发现两人的共同点相当不少。我们都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都最喜欢猫，都不擅长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能吃的食物都能列出长长一串，中意的科目都全然不觉得难受，讨厌的科目学起来都深恶痛绝。如果说我和她之间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她远比我有意识地努力保护自己。讨厌的科目她也能用心学且取得很不错的成绩，而我则不是那样。不喜欢的食物端上来她也能忍着全部吃下，而我则做不到。换个说法，她在自己周围修筑的防体比我的高得多牢固得多，可是要保护的东西都惊人地相似。

我很快习惯了同她单独在一起。那是全新的体验。同她在一起，我没有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时那种心神不定的感觉。我喜欢同她搭伴走路回家。岛本轻轻拖着左腿行走，途中有时在公园长椅上休息一会儿，但我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妨碍，反倒为多花时间感到快乐。

我们就这样单独在一起打发时间。记忆中周围不曾有人为此奚落我们。当时倒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如今想来，觉得颇有点不可思议。因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喜欢拿要好的男女开心起哄。大概是岛本的为人所使然吧，我想。她身上有一种能引起别人轻度紧张的什么，总之就是说她带有一种“不能对此人开无聊玩笑”的气氛。就连老师看上去有时都对她感到紧张。也可能同她腿有毛病不无关系。不管怎样，大家都好像认为拿岛本开玩笑是不太合适的，而这在结果上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岛本由于腿不灵便，几乎不参加体操课，郊游或登山时也不来校，类似夏季游泳集训的夏令营活动也不露面。开运动会的时候，她总显出几分局促不安。但除了这些场合，她过的是极为普通的小学生活。她几乎不提自己的腿疾，在我记忆范围内一次也不曾有过。即使在和她放学回家时，她也绝对没说过例如“走得慢对不起”的话，脸上也无此表现。但我十分清楚，晓得她是介意自己的腿的，惟其介意才避免提及。她不大喜欢去别人家玩，因为必须在门口脱鞋。左右两只鞋的形状和鞋底厚度多少有些不同——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大约是特殊定做的那种。我所以察觉，是因为发现她一到自己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鞋放进鞋箱。

岛本家客厅里有个新型音响装置，我为听这个常去她家玩。音响装置相当堂而皇之。不过她父亲的唱片收藏却不及音响的气派，LP⁽²⁾唱片顶多也就十五六张吧，而且多半是以初级听众为对象的轻古典音乐，但我们还是左一遍右一遍反反复复听这十五张唱片，至今我都能真可谓真真切切巨细无遗地一一记起。

照料唱片是岛本的任务。她从护套里取出唱片，在不让手指触及细纹的情况下双手将其放在唱片盘上，用小毛刷拂去唱针上的灰尘，慢慢置于唱片之上。唱片转罢，用微型吸尘器吸一遍，拿毡布擦好，收进护套，放回架上原来的位置。她以极其专注的神情一丝不苟地进行父亲教给她的这一系列作业，眯起眼睛，屏息敛气。我总是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注视她这一举一动。唱片放回架上，岛本这才冲我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而那时我每每这样想：她照料的并非唱片，而大约是某个装在玻璃瓶里的人的孱弱魂灵。

我家没唱机也没唱片，父母不是对音乐特别热心的那一类型，所以我总是在自己房间里，扑在塑料壳AM收音机上听音乐。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多是摇滚一类。但岛本家的轻古典音乐我也很快喜欢上了。那是“另一世界”的音乐。我为其吸引大概是因为岛本属于那“另一世界”。每星期有一两次我和她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她母亲端来的红茶，一边听罗西尼的序曲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培尔·金特》送走一个下午。她母亲很欢迎我来玩，一来为刚刚转校的女儿交上朋友感到欣喜，二来想必也是因为我规规矩矩而且总是衣着整洁这点合了她的心意。不过坦率地说，我对她母亲却总好像喜欢不来。倒不是说有什么具体讨厌的地方，虽然她待我一直很亲切，但我总觉得其说话方式里多少有一种类似焦躁的东西，使得我心神不定。

她父亲收集的唱片中我最爱听的是李斯特钢琴协奏曲。正面为1号，反面为2号。爱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唱片护套格外漂亮，二是我周围的人里边听过李斯特钢琴协奏曲的一个也没有，当然岛本除外。这委实令我激动不已。我知晓了周围任何人都不知晓的世界！这就好比惟独我一个人被允许进入秘密的花园一样。对我来说，听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无疑是把自己推上了更高的人生阶梯。

况且又是优美的音乐。起初听起来似乎故弄玄虚、卖弄技巧，总体上有些杂乱无章，但听过几遍之后，那音乐开始在我的意识中一点点聚拢起来，恰如原本模糊的图像逐渐成形。每当我闭目凝神之时，便可以看见其旋律卷起若干漩涡。一个漩涡生成后，又派生出另一个漩涡，另一漩涡又同别的漩涡合在一起。那些漩涡——当然是现在才这样想的——具有观念的、抽象的性质。我很想把如此漩涡的存在设法讲给岛本听，但那并非可以用日常语言向别人阐述的东西，要想准确表达必须使用种类更加不同的语言，而自己尚不知晓那种语言。并且，我也不清楚自己所如此感觉到的是否具有说出口传达给别人的价值。

遗憾的是，演奏李斯特协奏曲的钢琴手的名字已经忘了，我记得的只是色彩绚丽的护套和那唱片的重量。唱片沉甸甸的重得出奇，且厚墩墩的。

西方古典音乐以外，岛本家的唱片架上还夹杂纳特·金·科尔⁽³⁾和平·克劳斯比的唱片。这两张我们也着实听个没完。克劳斯比那张是圣诞音乐唱片，我们听起来却不管圣诞不圣诞。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居然那么百听不厌！

圣诞节临近的十二月间的一天，我和岛本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像往常那样听唱片。她母亲外出办事，家中除我俩没有别人。那是个彤云密布、天色黯淡的冬日午后，太阳光仿佛在勉强穿过沉沉低垂的云层时被削成了粉末。目力所及，一切都那么呆板迟钝，没有生机。薄暮时分，房间里已黑得如暗夜一般。记得没有开灯。惟有取暖炉的火苗红晕晕地照出墙壁。纳特·金·科尔在唱《装相》（《PRETEND》）。英文歌词我当然完全听不懂，对我们来说那不过类似一种咒语。但我们喜欢那首歌。翻来覆去听的时间里，开头部分可以鹦鹉学舌地唱下来了：

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re blu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现在意思当然明白了：“痛苦的时候装出幸福相，这不是那么难做到的事”。简直就像她总是挂在脸上的迷人微笑。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想法，但有时又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岛本穿一件圆领蓝毛衣。她有好几件蓝毛衣。大概是她喜欢蓝毛衣吧，或者因为蓝毛衣适于配上学时穿的藏青色短大衣也未可知。白衬衫的领子从毛衣领口里探出，下面是格子裙和白色棉织袜。质地柔软的贴身毛衣告诉了我她那小小的胸部隆起。她把双腿提上沙发，折叠在腰下坐着。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以注视远方风景般的眼神倾听音乐。

“嗳，”她说，“听说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关系都不大好，可是真的？”

我略微想了想，但弄不明白这种因果关系。“在哪里听说的？”

“一个人跟我说的，很早以前，说是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只能有一个孩子。听的时候伤心得不行。”

“是么。”我说。

“你爸爸妈妈关系可好？”

我一下子答不上来。想都没想过。

“我家嘛，妈妈身体不怎么结实。”我说，“倒是不太清楚，听说生孩子身体负担很大很大，所以不行的。”

“没想过有个兄弟该有多好？”

“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没想过？”

我拿起茶几上的唱片护套看。但房间太暗了，看不清护套上印的字。我把护套重新放回茶几，用手腕揉了几下眼睛。以前给母亲同样问过几次，每次我的回答都既未使母亲高兴也没让母亲难过。母亲听了我的回答后只是做出费解的神情，但那至少对我来说是非常坦率的、诚实的回答。

我的回答很长，但未能准确无误表达自己的意思。归根结蒂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我一直是在无兄无弟的环境中成长的，假如有个兄弟，我应该成为与现在不同的我。所以这里的我如果盼望有个兄弟，我想那是违背自然的。”因此我觉得母亲的提问总好像没什么意义。

我把那时的回答同样向岛本重复一遍。重复完，岛本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她的表情里有一种撩动人心弦的东西。那东西——当然这是事后回想时才感觉到的——带有肉欲意味，仿佛能把人心的薄膜一层层温柔地剥离下去。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她那伴随着表情变化而细微地改变形状的薄唇，记得那眸子深处一闪一灭的隐约光亮。那光亮令我想起在细细长长的房间尽头摇曳不定的小小烛光。

“你说的，我好像能明白。”她用满带大人气的平静的声音说。

“真的？”

“嗯。”岛本应道，“世上的事，有能挽回的有不能挽回的，我想。时间就是不能挽回的。到了这个地步，就再也不能挽回了啊。是这样看的吧？”

我点点头。

“一定时间过去后，好多好多事情都硬邦邦凝固了，就像水泥在铁桶里变硬。这么一来，我们就再也不能回到老地方了。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你这堆水泥已经完全变硬了，除了现在的你再没有别的你了，是吧？”

“大致是那么回事。”我的语气有些含糊。

岛本盯视了一会自己的手。“我嘛，时常想来着，想自己长大结婚时的事——住怎样的房子，做怎样的活计，生几个小孩儿，这个那个的。”

“嗬。”

“你不想？”

我摇摇头。十二岁的少年不可能想那种事。“那么，想要几个小孩儿呢，你？”

她把一直搭在沙发后背的手放在裙子膝部。我怔怔地注视着那手指慢慢顺着裙子的方格移动。那里边似乎有什么神秘物，看上去仿佛即将有透明的细线从指尖抽出，编织新的时间。而一闭上眼睛，黑暗中就有漩涡浮现出来。几个漩涡生成，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纳特·金·科尔唱的《国境以南》从远处传来。不用说，纳特·金·科尔唱的是墨西哥。但当时我听不明白，只是觉得国境以南这句话带有某种神奇的韵味。每次听这首歌我都遐想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睁开眼睛，岛本仍在裙子上移动手指。我觉得身体深处掠过了甘甜的微痛。

“也真是奇怪，”她说，“不知为什么，只能想象有一个小孩儿的情景。自己有小孩儿大致想象得出，我是妈妈，我有个小孩儿。但小孩儿有兄弟却想象不好。那孩子没有兄弟，独生子。”

她无疑是早熟的少女，无疑对我怀有作为异性的好意，我也对她怀有作为异性的好感。可是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岛本大概也一样。她握过一次——仅一次——我的手，握法就像当向导时说“快请这边来”那样。握手的时间也就十秒钟左右吧，但我却感到有三十分钟之久，她松手时我还希望她继续握下去。看得出，实际上她也很想握我的手，尽管她拉过我的手时显得很自然。

现在仍真切记得当时她的手的感触。它同我所知道的任何感触都不一样，同我其后所知道的任何感触也不一样。那是一个十二岁少女温暖的普通的小手，但那五根手指和手心中满满地装着当时的我想知晓的一切和必须知晓的一切，就像样品盒一样。她通过手拉手向我传达了这一点，告知我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那样的场所。在那十秒之间，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只无所不能的小鸟。我能在天空飞翔着感觉到风力，能从高空看远处的景物。由于太远了，具体有什么无法看得一清二楚，但我感觉得出它就在那里，我总有一天会到达那里。这让我透不过气，让我胸口悸颤。

回家后，我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前，久久盯视被岛本握过的那只手。非常高兴她握自己的手。那温柔的感触一连好几天都在温暖我的心，但同时也使我迷乱、困惑、难过。自己该如何对待那温情呢？该把那温情带去哪里呢？我不得而知。

小学毕业出来，我和她进了不同的中学。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房子，搬去另一个镇。虽说是另一个镇，其实不过相隔两个电车站，那以后我也去她家玩了几次。记得搬走后三个月里去了三四次。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不久我就不再去找她了。那时候我们正要通过非常微妙的年龄段。我感到，我们的世界仅仅由于中学不同、由于两家相距两站，就整个为之一变了。同学变了，校服变了，课本变了，自己的体形、声音以及对各种事物的感受方式也在发生急剧变化。我同岛本之间曾经存在的亲密空气也似乎随之渐渐变得别扭起来，或者不如说她那方面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正在发生比我还要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使我总有些坐立不安，同时我感到她母亲看我的眼神也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像是在说“这孩子怎么老来我家呀，又不住在附近，又不同校”。也可能自己神经过敏。但不管怎样，当时总觉得她母亲的视线里有文章。

这样，我的脚步渐渐远离了岛本，不久中止了交往。但那恐怕（大概只能使用恐怕这个词。因为归根结蒂，验证过去这一庞杂的记忆进而判断其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并非我的职责）是个失误。本来那以后我也应该和岛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然而我的自我意识太强，太怕受到伤害。自那以来，直到后来很久，我同她一次也没见过。

不去见岛本之后，我也经常怀念她。在整个青春期这一充满困惑的痛苦过程中，那温馨的记忆不知给了我多少次鼓励和慰藉。很长时间里，我在自己心中为她保存了一块特殊园地。就像在餐馆最里边一张安静的桌面上悄然竖起“预订席”标牌一样，我将那块园地只留给了她一个人，尽管我推想再不可能见到她了。

同她交往的时候我才十二岁，还不具有正确含义上的性欲。对她胸部的隆起、裙子里面的内容倒是怀有朦胧的好奇心的，但并不晓得那具体意味什么，不晓得那将把自己具体引向怎样的地点。我只是侧耳合目静静地描绘那里应该有的东西而已。那当然是不完整的风景。那里的一切都如云遮雾绕一般迷离，轮廓依稀莫辨。但我可以感觉出那片风景中潜藏着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什么，而且我清楚：岛本也在看同样的风景。

想必我们都已感觉到我们双方都是不完整的存在，并且即将有新的后天性的什么为了弥补这种不完整性而降临到我们面前。我们已站在那扇新门的前面，在若明若暗的光照下两人紧紧握住了手，十秒，仅仅十秒。

(1)　“学徒出阵”：特指二战末期日本下令在籍学生直接入伍参战。——译者注，下同

(2)　LP：Long Playing之略。即密纹唱片。每分钟33⅓转速的唱片。

(3)　科尔：美国黑人歌手（1917—1965）。

2

在高中时代，我成了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多岁少年。那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成为普通人。对于我来说，此乃是进化的一个过程。我不再特殊，成了普通人。不用说，若有细心人细心观察，应该不难看出我是个有其自身问题的少年。然而说到底，世界上又哪里存在没有其自身问题的十六岁少年呢？在这个意义上，在我走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走近了我。

无论如何，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已不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少年了。上初中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去了住处附近一所游泳学校，在那里我正式学会了自由泳，每星期游两个标准游程。我的肩和胸转眼之间因此宽大起来，肌肉也结实了。我不再是从前那个动辄发烧卧床的孩子了。我常常光身站在浴室镜前，花时间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显而易见，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我为之欢欣鼓舞。倒不是欣喜自己一步步向大人靠近，较之成长本身，不如说更是为自己这个人的蜕变而欣然。我高兴自己不再是往日的自己了。

我经常看书，听音乐。本来就喜欢书和音乐，而通过同岛本的交往，两个习惯都进一步得到促进，进一步完善起来。我开始跑图书馆，一本接一本看那里的书。一旦翻开书页，中途便再也停不下。书对于我简直如毒品一般，吃饭时看，电车上看，被窝里看，看到天亮，课堂上也偷偷看。不久，我搞到一部自己用的小音响装置，一有时间就关在房间听爵士乐唱片。不过，想跟谁谈论看书和听音乐的体会的欲望却是几乎没有。我就是我自身，不是别的什么人。对此我反倒感到心安理得，别无他求。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异常孤独而傲慢的少年。需要团队配合的体育项目我无论如何喜欢不来，同他人抢分的竞赛也不屑一顾。我喜欢的运动唯有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默默游泳。

话虽这么说，我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孤独。尽管为数不多，学校里我还是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老实说，学校那玩意儿一次也没喜欢过，总觉得校方总是企图把我捏瘪掐死，而我必须时刻保持防范姿态。假如身边没有那样的朋友，我在通过二十岁以前这段不安稳岁月的过程中难免受到更深的伤害。

而且由于开始做体育运动，我不吃的食品也比过去少了许多，同女孩说话无端脸红的情形也变少了。即使不巧暴露自己是独生子，好像也没人当回事了。看来我已经——至少表面上——挣脱了独生子这个紧箍咒。

同时，我有了女朋友。

她长得不算怎么漂亮。就是说，不是母亲看全班合影时会叹息“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好漂亮啊”那一类型的，但我从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她惹人喜爱。照片上倒看不出来，现实中的她却有一种自然打动人心的毫不矫饰的温情。确乎不是足以到处炫耀的美少女，但细想之下，我也并不具有值得向人吹嘘的那类东西。

高二我和她同班，幽会了几次。最初是四人双重幽会，往下就两人单独相处了。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心情能奇异地宽松下来。在她面前，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侃侃而谈，她也总是喜滋滋地听我讲述，听得津津有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内容，但她听得那么专注，俨然一副目睹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的神情。女孩子居然会专心听我说话，自从不见岛本以来这还是头一次。与此同时，我也想了解她，什么都想了解，哪怕细枝末节——例如她每天吃什么啦，在怎样的房间生活啦，从窗口可以看见怎样的景致啦。

她的名字叫泉。多好的名字啊，第一次见面说话时我对她说，就像往里扔进斧头就有精灵冒出来似的。听我这么说，她笑了。她有一个小三岁的妹妹和一个小五岁的弟弟，父亲是牙科医生，同样住独门独户，养一条狗。狗是德国牧羊狗，名字叫卡尔。她父亲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当然世间共产党员牙医也怕是不止一人，全部集中起来，说不定能坐满四五辆大巴。但我女朋友的父亲是其中一员这一事实，还是使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她的父母是相当执著的网球迷，每到星期日就拿起球拍去打网球。网球迷共产党员这点说奇妙也够得上奇妙，不过泉看上去倒并不怎么介意。对日本共产党她固然毫无兴趣，但她喜欢父母，常一起打网球，也劝我打网球，遗憾的是对网球这项运动我横竖喜欢不来。

泉羡慕我是独生子。她不太喜欢自己的弟弟妹妹。脑袋少根弦，无可救药的蠢货，她说，没有他俩该多么痛快，无兄无弟真是好上天了。“我可是总想成为独生子。那一来就没人打扰，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第三次幽会时，我吻了她。那天她来我家玩，母亲说要买东西，出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泉两个。我凑上脸，把嘴唇按在她嘴唇上，她闭目合眼什么也没说。我事先已准备了足足一打她生气或背过脸时的道歉辞令，结果没有用上。我吻着她，手臂绕到她背部把她搂得更近些。时值夏末，她穿一条泡泡纱连衣裙，腰部系条飘带，尾巴似的垂在后面。我手心碰在她背部的乳罩搭扣上，脖子感受到她的呼气，心脏怦怦直跳，跳得就像要一下子蹿出身体。那硬得险些胀裂的东西挨在她大腿根上，她稍稍挪了下身体。但仅此而已。看样子她并未有什么不自然和不快。

两人在我家沙发上就这样抱在一起。猫蹲在沙发对面椅子上。我们拥抱时猫抬眼看了一下，但一声未响，伸个懒腰又就势睡了过去。我抚摸她的头发，吻她的小耳朵。心想总得说点什么才好，脑子里却一个词也浮现不出。况且别说开口，连吸气都很困难。然后，我拉起她的手，又一次吻在她唇上。好长时间里她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说。

将泉送去电车站后，我甚是心神不定，回到家歪倒在沙发上一直眼盯天花板。我什么都思考不成。不一会母亲回来，说这就准备晚饭，可我根本没有食欲。我一声不吭地穿鞋出门，在街上转悠了两个小时。不可思议。虽然我已不再孤独，却又深深陷入了以前从未感觉到的孤独中。就好像生来第一次戴眼镜，无法把握物体的远近。远处的景物看起来近在眼前，本不该鲜明的东西历历在目。

分别时她对我说“太高兴了，谢谢”。我当然也高兴。女孩子竟会允许接吻，简直是难以相信的事。不可能不高兴。然而我无法拥抱这百分之百的幸福感。自己好比一座失去台基的塔，越是想登高远眺，心越是剧烈地摇摆不已。对象为什么是她呢？我自己问自己，我到底了解她什么呢？不过同她见过几次面随便说说话罢了。这么一想，我变得非常惶惶不安，觉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我蓦然想道：假如自己抱的吻的对象是岛本，就不至于如此不知所措了。我们会在无言之中水到渠成地接受对方的一切，而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安什么迷惘，什么都不存在。

然而岛本已不在这里。现在她在她自己的新世界中，正像我在我自己的新世界中一样。所以没办法将泉和岛本放在一起比较。比较也毫无用处。这里已是新世界，通往曾经存在的世界的门已经在背后关闭。我必须在我所置身的新世界中设法确立自己的坐标。

我眼睛一直睁到东方天空隐隐泛出白边，之后上床睡两个小时，冲个淋浴上学。我想在校园里找她说话，想重新确认昨天两人间发生的事，想清楚地从她口中听到她的心情是否还和那时一样。她确实最后对我说过“太高兴了，谢谢”，但天亮想来，觉得全是自己在脑袋里想入非非的幻觉。在学校终于未能找到同泉单独交谈的机会，休息时间她一直同一个要好的女孩子在一起，放学后马上一个人回去了。只有一次，在换教室时我得以在走廊同她打个照面，她迅速朝我莞尔一笑，我也报以微笑，如此而已。但我可以从那微笑中捕捉到昨天确有其事的意味，仿佛在说“别担心，昨天的事是真的”。乘电车回家的路上，我的疑惑差不多已不翼而飞。我真真切切地需要她，那是比昨晚怀有的疑虑和迷惘健康得多强烈得多的欲望。

我的需要其实很明确，那就是把泉剥光，就是脱掉她的衣服，和她干那事。这对我来说是异常遥远的路程。事物这东西要通过阶段性地叠加一个个具体图像方能获得进展。为了达到干那事的目标，首先必须从拉开连衣裙拉链开始。而干那事同连衣裙拉链之间恐怕存在着二三十个需要做出微妙判断和决断的程序。

我最先要做的是把避孕套弄到手。即便到达实际需要它的阶段还有很长距离，也无论如何都要弄到手才行。因为谁都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派上用场。但去药店买是绝对不成的。因为我怎么看都只能是高二学生，何况死活拿不出那个勇气。街上倒是有几台自动售货机，问题是买那玩意儿时若是给谁撞见难免惹出麻烦。三四天时间里，我为此绞尽了脑汁。

结果事情进展意外顺利。我有一个较为熟悉此中名堂的朋友，便一咬牙跟他说了：想弄个避孕套，不知怎么办最合适。“那还不容易，要的话给你一盒就是。”他说，“我哥哥他通过邮购什么的买了好大好大一堆。干嘛买那么多倒是不大清楚，反正壁橱里塞得满满的，少一两盒看不出来。”我说那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第二天他把装在纸袋里的避孕套带来学校给我。午饭我请客，叮嘱他此事得绝对瞒着别人。他说知道，哪里会讲给别人听。然而他当然没有守口如瓶。他把我要避孕套的事告诉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又告诉了其他几个人。就连泉也从一个女同学口里听说了。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学校楼顶的平台上。

“喂，初君，听说你从西田手里讨了避孕套？”她说。避孕套三个字她说得十分吃力，听起来就像是带来可怕瘟疫的不道德的病菌。

“啊，呃，”我努力搜寻合适字眼，却怎么也搜寻不出。“没什么特别意思。只是，以前就觉得有一两个怕也不坏。”

“可是为了我才弄来的？”

“也不能就这么说。”我说，“只是有点兴趣，想看看是怎么个东西。不过你要是为这个感到不愉快，我道歉就是。还掉也行，扔掉也可以。”

我们并坐在平台一角的小石凳上。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平台上除我俩无任何人。四下里那么静那么静。觉得平台那么静还是第一次。

学校位于山顶，从平台望去，街市和大海尽收眼底。一次我们从播音部的房间里偷来十几张旧唱片，像玩飞碟那样从平台抛出。唱片划着漂亮的抛物线飞去，仿佛获得了短暂的生命，洋洋得意地向港口方向乘风飞行。不巧有一张没有飞好，晃晃悠悠笨头笨脑地掉在网球场上，把在那里练习击球姿势的一年级女生吓了一跳，事后引起一场不小的麻烦。那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此刻我正在同一场所就避孕套接受女朋友的盘问。抬头望天，老鹰正缓缓划出漂亮的圆圈。身为老鹰肯定十二分美妙，我想道，它们只消在天空飞翔即可，至少不必为避孕操心费神。

“你真的喜欢我？”她用沉静的声音问。

“还用问，”我回答，“当然喜欢你。”

她把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从正面看我的脸，盯视了很久，以致我浑身有些不自在。

“我也喜欢你的。”又过了一会她说道。

“可是，”我想。

“可是，”她果然这样继续道，“不要着急。”

我点点头。

“性子不要急。我有我的步调。我不是那么乖巧的人，很多事情都要花不少时间做准备才行。你能等？”

我再次默默点头。

“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伤害我？”

“不伤害。”我说。

泉低头看了一会自己的鞋。一双普通的黑色平跟船鞋。同旁边我的鞋相比，小得活像玩具。

“好怕的。”她说，“近来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没壳的蜗牛。”

“我也怕。”我说，“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没蹼的青蛙。”

她扬脸看我的脸，略微一笑。

随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建筑物后面，抱在一起接吻。我们是没了壳的蜗牛，是丢了蹼的青蛙。我把她的胸部使劲贴在自己胸部，我的舌头和她的舌头轻轻相触。我手隔衬衫摸她的乳房。她没有反抗，只是静静闭目，叹息一声。她的乳房不很大，亲热地缩进我的手心，简直就像天生是为此而造的。她把手贴在我胸口，那手心的感触同我的心跳似乎正相合拍。她和岛本当然不一样，我想。这女孩不会给予我同岛本给予我的一样的东西。但这么一来，她就是我的了，并且想给我以她所能给予的什么。我有什么理由非伤害她不可呢！

但我那时还不懂，不懂自己可能迟早要伤害一个人，给她以无法愈合的重创。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

3

那以后我和泉继续交往了一年多。每星期幽会一次。看电影，去图书馆一块儿学习，或漫无目标地四处游逛。但在性关系上，两人未发展到最后阶段。父母出门不在时，我也不时把她叫到家里来。两人在我的床上抱在一起，一个月抱两三回吧，记得是。不过，即使家里只我们两人的时候，她也坚决不脱衣服。她说不知谁什么时候回来，有人回来见两人光溜溜的岂不狼狈。这一点上泉非常谨慎。我想她并非胆小，只是性格上难以忍受自己陷入难堪。

由此之故，我总是隔着衣服抱她，只能从内衣空隙探入手指，十分笨拙地爱抚。

“别急，”每当我现出失望的神情，她便这样说道，“再等等，等我做好准备。求你了。”

说老实话，我倒也不是着急，只是对许多事情都深感困惑和沮丧。我当然喜欢泉，感谢她肯做我的女朋友。若没有她，我的二十岁以前肯定苍白得多无聊得多。总的说来，她坦率正直，令人愉快，不少人都对她有好感。很难说我们趣味相投。我看的书、我听的音乐，我想她几乎是不理解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不曾以对等立场谈过这方面的内容。在这点上，我和泉的关系同我和岛本的关系有很大差别。

但是，只消坐在她身边碰一下她的手指，我心里就顿时油然充满温馨。即使是对别人不好开口的事，在她面前也能畅所欲言。我喜欢吻她的眼睑和嘴唇，喜欢撩起她的头发吻那小小的耳朵。一吻，她便哧哧地笑。如今想起她，星期日那静静的清晨都每每浮现在眼前。天朗气清、刚刚开始的星期日，作业没有、什么也没有、尽可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星期日——她屡屡让我产生如此星期日清晨般的心绪。

当然她也有缺点。对某类事情未免过于固执己见，想象力也不够丰富。她无论如何也不肯从迄今为止自己所属的所赖以成长的天地中跨出一步，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废寝忘食如醉如痴。她爱父母，尊敬父母。她道出的若干意见——今天想来，作为十六七岁的少女也是理所当然的——浮泛而缺乏深度，有时候听得我兴味索然。但是，我一次也没听她说过别人坏话，无谓的沾沾自喜也不曾有过。并且她喜欢我、珍惜我，认真听我说话、鼓励我。我就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将来这个那个对她说了许多——以后想干什么啦，想成为怎样的人啦等等，无非那个年代的少年大多挂在嘴上的不着边际的梦话罢了，可是她听得专心致志，甚至给我打气：“我想你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出类拔萃的东西。”而且是认认真真说的。对我说这种话的有生以来唯她一人。

再说能够抱她——尽管隔着衣服——也实在妙不可言。我感到困惑和失望的，在于我始终未能从泉身上发现为我而存在的东西。我可以列出她许多优点，优点一览表要比其缺点一览表长得多，大概比我的优点一览表都要长。然而她缺乏决定性的什么。如果我能从她身上找出那个什么，我恐怕早就同她睡了，绝对忍耐不了。就算花些时间我也要说服她，让她想通她为什么必须跟我睡。然而最终我没有一定得那样做的确信。无须说，自己不过是个满脑袋性欲和好奇心的十七八岁的鲁莽少年，但脑袋的某一部位也还是清醒的：如果她不情愿那样，那么是不宜勉强的，至少应该耐住性子等待时机成熟。

不过我抱过一次——仅仅一次——泉的裸体。我对着泉明确宣布自己再不愿意隔衣服抱她，“不想做那种事不做也可以，可我无论如何想看你的裸体，什么也不穿地抱你。我需要这样做，已经忍无可忍了！”

泉想了一下，说若你真有那个愿望，那也未尝不可。“不过一言为定，”她以一本正经的神情说，“只能让这一步，不能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休息日她来到我家。那是十一月初一个晴得令人舒坦但略有寒意的星期天。父母有事去了亲戚家——父亲方面的一个亲戚要做法事什么的。本来我也应参加，但我说要准备考试，一个人剩在家里。估计他们要很晚才回来。泉是偏午时来的，两人在我房间的床上抱在一起。我脱她的衣服，她闭上眼睛，一声不响地任由我处置。但我好一番折腾。本来就笨手笨脚，再加上女孩的衣服实在繁琐。结果，泉中途转念睁开眼睛，索性自己脱个精光。她穿一条淡蓝色小三角裤，乳罩与之配套。想必是她自己专门为这个时候买的，因为这以前她一直穿着一般母亲为高中生女儿买的那种。随后我脱去自己的衣服。

我搂着她一丝不挂的肢体，吻她的脖颈和乳房。我得以抚摸她滑溜溜的肌肤，嗅她肌肤的气味。两人赤条条紧搂紧抱委实痛快淋漓。我很想进去，想得险些疯了。但她断然阻止了我。

“对不起。”她说。

不过作为替代，她将我那东西含在嘴里，舌头动来动去。她这样做是第一次。舌头在顶端扫过几次之后，我顾不得细想什么，突然一泻而出。

之后我仍久久抱着泉的身子，上上下下慢慢抚摸不已。窗口射进的秋日阳光照在她的裸体上。我看着吻着，吻了很多很多地方。真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下午。我们一次又一次光身搂在一起。我射了几次。每射一次，她都去卫生间漱口。

“不可思议的感觉。”泉笑道。

我和泉交往一年多了，但这个星期日下午无疑是我们两人一起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双双脱光以后，感觉上再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了。我觉得比以往更能理解泉，泉想必也有同感。需要的是小小的积累，不仅仅是话语和许诺，还要将小小的具体的事实一个个小心积累起来，只有这样两人才能一步一步走向前去。她所追求的，我想归根结蒂便是这个。

泉久久地把脑袋枕在我胸口，仿佛在听我心跳似的一动不动。我抚摸她的秀发。我年已十七，健康，即将成为大人。这确实是件开心事。

不料快四点她准备回去时，门铃响了。一开始我没理会。谁来自是不知道，但只要不理会，一会儿他就会走的。然而铃声执拗地响个不停。讨厌。

“不是你家里人回来了吧？”泉脸色铁青地说，下床，归拢自己的衣服。

“不怕。不可能这么快回来，再说也不至于故意按什么门铃，带着钥匙呢。”

“我的鞋。”她说。

“鞋？”

“我的鞋脱在门口。”

我穿衣下床，把泉的鞋藏进拖鞋箱，打开门。姨母站在门外。母亲的妹妹。一个人住在离我家坐电车要一个小时的地方，时常来我家串门。

“干什么来着？按好半天了！”她说。

“戴耳机听音乐来着，所以没听见。”我说，“不过父母都出门不在，参加法事去了，不到晚上回不来。你也该知道吧，我想。”

“知道知道。正好来这附近办事，又听说你在家用功，就顺路过来做晚饭。东西都买来了。”

“我说姨母，晚饭那东西我自己能做的，又不是小孩子。”

“反正东西都买来了，那有什么。你不是忙吗？我来做饭，那时间你慢慢用功好了。”

得得，我心里叫苦，恨不能一下子死了。这一来，泉可就别想回去了。我家这房子，去房门必须穿过客厅，出门又必须从厨房窗前通过。当然也可以向姨母介绍说泉是来玩的同学。问题是我现在应该在家玩命地准备考试。所以，如果把女孩子叫到家来的事暴露了，后果相当尴尬。求姨母瞒住父母几乎是不可能的。姨母人并不坏，可就是肚子里装不住话，无论什么话。

姨母进厨房整理食品的时间里，我拎起泉的鞋跑上二楼自己的房间。她已穿好了全部衣服。我把情况向她说了。

她脸色发青：“我可怎么是好！一直出不了门可怎么办啊！我也要晚饭前赶回家的呀，回不去可麻烦透了。”

“不怕，总有办法可想。保你顺利，用不着担心。”我劝她镇定下来。可我也全然不知道如何是好，头绪都摸不着。

“对了，吊带袜上的小卡子哪里去了？找得我好苦。没在哪里看见？”

“吊带袜上的小卡子？”我问。

“小东西，这么大的金属卡。”

我床上床下寻找，但找不到。“算了，回去就别穿长筒袜了，抱歉。”

去厨房一看，姨母正在烹调台前切菜。说色拉油不够了，叫我去哪里买来。我没理由拒绝，骑上自行车去附近小店买色拉油。四下已有些暗了。我越来越担心，看这样子泉真可能走不出门。无论如何得赶在父母回来前采取行动。

“看来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趁姨母进卫生间时悄悄溜走。”我对泉说。

“能行？”

“试试好了。这么坐以待毙总不是个办法嘛。”

两人约定：我去楼下，姨母一进卫生间就大声拍两下手，她闻声即刻下楼穿鞋出去。若顺利逃脱，就从前面不远处的电话亭打电话给我。

姨母美滋滋地边唱歌边切菜、做酱汤、煎鸡蛋。问题是时间过去了许多，她却怎么也不肯上卫生间，弄得我焦躁得什么似的。我猜想这女人没准长了个特大号膀胱。好在正当我快灰心丧气的时候，姨母总算摘下围裙，走出了厨房。看准她走进卫生间，我冲进客厅使劲拍了两下手。泉提鞋下楼，迅速穿上，蹑手蹑脚走出房门。我进厨房确认她平安出门离去。几乎与此同时，姨母从卫生间闪出。我吁了口气。

五分钟后泉打来电话。我告诉姨母过十五分钟回来，说罢出门。她站在电话亭前等我。

“我再不愿意这样子了。”泉抢在我开口前说道，“这种事再不干第二次了。”

她有些气急败坏。我把她领去车站附近的公园，让她坐在长椅上，温和地握住她的手。泉在红毛衣外面穿了件驼色短大衣。我动情地想起那里边的内容。

“不过今天实在是美妙的一天，当然我是说姨母到来之前。你不这么认为？”我说。

“我当然也快活。和你在一起我总是很快活。可剩下我一个人，就很多事情都搞不清了。”

“例如什么？”

“例如以后的事，高中毕业后的事。你大概要去东京上大学，我留在这里上大学。往下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你到底打算怎么对待我？”

我已决定高中毕业后去东京上大学，认为有必要离开这里离开父母，一个人独立生活。从综合成绩看，我的学年排名不怎么令人鼓舞，但几个喜欢的科目没正经用功却取得了不算坏的成绩，所以上考试科目少的私立大学看来不会太费劲。可是她基本上没有可能和我一起去东京，泉的父母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很难认为泉会反抗，这以前她一次也没反抗过父母。因此不用说，泉希望我留下来。她说这里不是也有好大学吗，何苦非去东京不可。如果我说不去东京，想必她会马上同我睡的。

“瞧你，又不是去外国，三小时就能跑个来回。况且大学假期长，一年有三四个月待在这边。”我说。已经对她说了几十遍。

“可是一旦离开这里，你就会把我忘到脑后，去找别的女孩了。”她说。已经对我说了几十遍。

每次我都向她保证事情不可能那样。“我喜欢你，哪能那么快把你忘掉！”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没有那么足的信心。时间和感情的流程由于场所改变便遽然改变的情形毕竟是有的。我想起自己和岛本的两相分离。尽管两人那般息息相通，但在上初中搬家以后，我还是走上了与她不同的路。我喜欢她，她也叫我去玩，然而最终我还是不上她那儿去了。

“有的事我弄不大明白。”泉说，“你说喜欢我，也很珍惜我，这我明白。但我好些时候弄不明白你实际上在想什么。”

这么说罢，她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擦眼泪。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她哭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等待着她继续下文。

“你肯定喜欢一个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不大喜欢被人窥看。这也许因为你是独生子的关系。你习惯于独自考虑和处理各种事情，只要自己一个人明白就行了。”说着，泉摇了下头，“这点时常让我惶惶不安，总觉得自己被人扔开不管了似的。”

已经很久没听到独生子这个词了。小学期间这个词不知给了我多大伤害，而现在泉是以完全不同的含义用这个词的。她说我“因为你是独生子”时，并非说我是被宠坏了的孩子，而是指我有孤独倾向的个性，指我很难走出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她不是责备我，只是为此感到悲哀而已。

“能跟你那么拥抱我也高兴，说不定一切也都会这么一帆风顺，”分别时泉说，“问题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一帆风顺的。”

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她的话。她想说的我大体能够理解。我不习惯对别人敞开心扉。我想泉对我是敞开心扉的，而我做不到。我固然喜欢泉，但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接受她。

从车站到家这段路已走了几千遍，但这时在我眼里竟那么陌生。我边走边回想下午搂抱的泉的裸体，想那变硬的乳头，那弱不禁风的毛丛，那丰满柔软的大腿。想着想着，心里渐渐难受得不行。我在香烟铺的自动售货机买了盒烟，返回刚才同泉一起坐过的公园长椅，点燃一支烟让心情平复下来。

假如姨母不突然杀上门来，很可能一切都顺顺当当。若什么事也没有，想必我们分别时会愉快得多，获得更多的幸福感。不过，即使姨母今天不来，恐怕早晚也还是要发生什么。即使今天不发生，明天也要发生。关键问题是不能说服她。至于为什么不能说服她，是因为我不能说服我自己。

日落天黑，风陡然变冷，告诉我冬天正步步临近。而转过一年，高考季节眨眼就到，往下等待我的将是全新天地里的全新生活。想必新的环境将大大改变我这个人，而我正强烈希求——尽管也忐忑不安——那样的变化。我的身体和心灵都在希求陌生之地和清新的气息。那年很多大学均被学生占领了，游行示威的浪潮席卷东京城。世界即将在眼前发生沧桑巨变，我想用身体直接感受它的炽热。纵使泉热切希望我留在这里，纵使她作为交换条件答应同我睡觉，我也再不想留在这座静谧而幽雅的小城——哪怕因此而结束她和我的关系。倘留在这里，我身上的什么必定彻底消失。但那是不可以消失的。它好比朦胧的梦幻。那里有高烧，有阵痛，那是一个人只能在十七八岁这一有限的期间里怀有的梦幻。

那同时又是泉所不能理解的梦幻。那时她所追逐的是另一形式的梦幻，是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在新天地里的新生活实际开始之前，我和泉的关系最终还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破裂。

4

我最初睡的女孩是独生子。

她不是——也许应该说她也不是——一起上街时令擦肩而过的男人不由回头的那一类型，不如说几乎不引人注意更为准确。然而第一次同她相见，我就莫名其妙地被她深深吸引了。那简直就像在光天化日下走路时突然被肉眼看不见的闷雷击中一般，没有保留没有条件，没有原因没有交代，没有“但是”没有“如果”。

回首迄今为止的人生，除去极少数例外，我几乎不曾有过被一般意义上的靓女所强烈吸引的体验。和朋友一起走路，朋友有时说“喂喂，刚才过去的女孩真够漂亮”，而我听了，却想不出那种“漂亮”女孩什么模样，很有些不可思议。阅历中几乎不曾对美貌女演员和模特一见倾心。原因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甚至在十几岁时——现实与梦境的界线极其模糊且“憧憬”这一情思淋漓尽致地施展威力的时期——我也不曾仅仅因为美貌而对美貌姑娘想入非非。

能强烈吸引我的，不是可以量化、可以一般化的外在美，而是潜在的某种绝对的什么。一如某一类人暗自庆幸大雨地震全面停电，我则喜好异性对我发出的来势汹涌而又不动声色的什么。这里姑且将那个什么称为“吸引力”好了——不容分说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吸引人吞噬人的力。

或许可以将其比喻为香水的气味儿。在怎样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具有特殊魅力的气味儿，恐怕就连调制它的调香师也无法说明，化验想必也得不出结果。然而，能说明也罢不能说明也罢，某种香料的配合就是能如交尾期动物身上的气味儿一样吸引异性。某一气味儿百人中可能吸引五十人，另一气味也许会吸引百人中的另外五十人。但此外能在百人中摧枯拉朽地吸引一两人的气味儿世间也是存在的，那便是特殊气味儿。而我具有敏锐地嗅出如此特殊气味儿的能力。我知道那是专门为我而存在的宿命式的气味儿，即使相距迢迢我也能百发百中地嗅出。届时，我就跑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我已感受到了，“其他人或许感受不到，可我感受到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和她睡。说得更准确些，是必须和这女子睡。而且本能地感觉出对方也想同我睡。在她面前我真个浑身发颤。当着她的面就急剧地勃起了几次，走路都困难。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体验到的吸引力（在岛本身上我大约感觉过其雏形，但那时的我还远未成熟，所以那很难称之为吸引力）。碰上她时我是十七岁的高三学生，她是二十岁的大二学生，而且阴差阳错，居然是泉的表姐。她大致也有男朋友，但这对我们根本不成为障碍。即使她四十二岁有三个小孩且屁股生两条尾巴，我想我也不至于介意。其吸引力便是大到了这个地步。我明确认识到不可就这样放过这女子，否则我肯定抱憾终生。

总之我生来第一次干的对象就是我女朋友的表姐。并且不是普通的表姐，而是非常亲密的表姐，泉和她自小要好，平日往来不断。她在京都上大学，租住在御所西边一座宿舍楼里。我和泉去京都玩时叫她来同吃午饭。那是泉来我家两人赤身搂抱，但由于姨母来访而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个星期日之后第三个星期的事。

泉离座时，我说可能要打听她上的那所大学的事，问出了她的电话号码。两天后我往她宿舍打电话，说如果方便下星期日要见她一下，她停一下回答说可以啊，那天正好有空儿。听其声音，我坚信她也想同我睡，从语调中我清楚感觉出了这一点。于是下个星期日我独自去京都找她，下午就跟她睡上了。

其后两个月时间里，我同泉的表姐只管大干特干，干得脑浆都像要融化了。两人没去看电影，没散步。小说也罢音乐也罢人生也罢战争也罢革命也罢一概没谈。我们只是干、干。当然三言两语我想也还是聊过的，但聊的什么几乎无从记起。我记得的仅仅是那里具体的细小的物像——枕边的闹钟、窗口挂的窗帘、茶几上的黑色电话机、挂历上的摄影画、她脱在地板上的衣服，以及她肌体的气味儿、她的声音。我什么也没问她，她什么也没问我。不过仅有一次，一起躺在她床上的时候忽然心有所觉，问她是不是独生子。

“是啊，”她一副诧异的神情，“我是没有兄弟姐妹，可你怎么知道的呢？”

“怎么也不怎么，只是一种感觉。”

她注视了一会我的脸，“你怕也是独生子？”

“是啊。”

留在记忆中的两人的交谈只有这么多。我蓦地感到了一种气息：这女子说不定是独生子。

除去确有必要的场合，我们甚至吃喝都省略了。见面几乎口也不开便脱衣服，上床搂作一团，干。没有阶段，没有程序。我只是单纯地贪婪那里提示的一切，她恐怕也同样。每次见面我们都干上四五回。那可是毫不含糊地同她干到一滴精液不剩，干到龟头发肿作痛。尽管干得如此热火朝天，尽管都从对方身上感觉出汹涌澎湃的吸引力，但双方都没有成为恋人并快快乐乐长此以往的念头。对我们来说，那可谓一阵龙卷风，迟早总要一去不复返。我想我们都已察觉到如此情形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所以每次见面脑袋里都有疑虑，以为这次相抱是最后一次，而这疑虑又格外鼓起了我们的干劲。

准确地说，我并不爱她，她当然也不爱我。但爱与不爱对方对那时的我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是自己此时此刻被急剧地卷入了什么之中，而那什么对于我来说应该含有关键因素。我想知道那是什么，迫不及待。倘若可能，我甚至想把手伸进她的肉体直接触摸那个什么。

我喜欢泉。可是她一次也不曾让我体味如此横冲直闯的力。相比之下，对这女子我一无所知，也没感觉出爱情。然而她让我震颤，让我奋不顾身地接近。我们所以没有认真交谈，归根结蒂是因为没感到有此必要。如果有认真交谈的气力，我们就又用它来多干一次。

我想，在我们争分夺秒如醉如痴地将这种关系持续几个月之后，大概就要不约而同地互相远离。这是因为，那时我们所进行的，是极为自然极为正常极为必要的行为，没有被任何疑问插足的余地。至于爱情、罪恶感以及未来之类一开始便被排除在外，没有介入的可能性。

所以，假如我同她的关系不暴露（但实际上肯定很难，毕竟我同她干得太入迷了），那以后我同泉想必会将恋人关系保持一段时间，每年至少可以在大学放假的几个月时间里继续幽会。关系能保持多久我说不准，不过我觉得若干年后我们还是要自然而然——并非由于哪一方主动提出——分手的。我们之间有几个大的不同点，而且是随着成长、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扩大的那类不同点。现在回头看去，我看得十分清楚。不过，就算将来一定分手，如果没有我同她表姐睡觉那种事，我们会分手得更温和些，以更为健康的姿态踏入新的人生阶段，我猜想。

然而现实中并未那样。

现实中我严重伤害了她，损毁了她。她受到怎样的伤害怎样的损毁，我也大体想象得出。泉没有考上以她的成绩本应手到擒来的大学，而进了一所名字都不为人知晓的女大。同她表姐的关系败露后，我同泉见面谈了一次。两人在时常用来碰头的小咖啡馆里谈了很久。我设法做出解释，试图尽可能地开诚布公，小心斟酌词句向她诉说自己的心情——同她表姐之间发生的事决不是本质上的，不是既定路线上的，那只是一种物理性的吸引力导致的，自己心中甚至连背叛恋人的愧疚感都没有，那对两人的关系不具任何影响力。

但是泉当然不理解，说我是卑劣的扯谎鬼。也的确如她所说，我瞒着她偷偷摸摸同她表姐睡觉来着。况且并非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我一直在欺骗她。事情若理直气壮，自然无需欺骗。应该一开始就向她挑明：我想和你表姐睡，想大动干戈一直干到脑浆消融，想以各种体位干上一千回，但这和你毫不相干，所以希望你不要在乎。问题是作为现实不可能这么对泉直言不讳。所以我扯了谎，扯了一二百遍。我编造适当的理由拒绝同她幽会而去京都同她表姐睡觉，对此我没有辩解的余地。不用说，一切责任在我。

泉得知我同她表姐的关系，是一月已接近尾声时候的事，我的十八岁生日刚刚过去。二月几场高考我全部轻易过关，三月末将离开这里前往东京。离开前我给泉打了好几次电话，但她再不肯同我说话。长信我也写了几封，都没接到回音。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想，不能就这样将泉一个人扔下不管。但是，我就是再这样想，现实当中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泉已不想同我发生任何形式的往来了。

在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列车上，我一边惆怅地望着窗外风景，一边思考自己算是怎样一个人。我看放在膝头的自己的手，看映在窗玻璃上的自己的脸。位于这里的我到底算什么呢？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不过我明白，若再次置身同样状况，我还得重蹈覆辙。恐怕仍会对泉扯谎，仍同她表姐睡的，而不管那将怎样地伤害泉。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但实情如此。

当然，在损毁泉的同时，我也损毁了自己。我深深地——比当时我所感觉的还要深得多地——伤害了自己本身。从中我理应吸取很多教训。但经过若干年后重新回头审视的时候，我从中体验到的，仅仅是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终极本质上我这个人是可以作恶的。诚然我一次也没有动过对谁作恶的念头，然而动机和想法另当别论，总之我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变得自私变得残忍的，就连本应悉心呵护的对象我也可以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给予无可挽回的、决定性的伤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上大学后，我打算在新的城市获得新的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打算通过成为新人来改正错误。最初似乎还算顺利，然而归根结蒂，我无论如何只能是我，仍将重复同样的错误，同样伤害别人，同时损毁自己。

年过二十时我忽然心想：说不定自己再不能成为一个地道的人了。我犯过几个错误，但实际上那甚至连错误都不是。与其说是错误，或许莫如说是我自身与生俱来的倾向性东西。如此想着，我黯然神伤。

5

大学四年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事。

上大学第一年我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也同警察冲突过，还声援了校园里的罢课，参加了政治集会，认识了好几个蛮有兴味的人，但我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对那样的政治斗争投入全副身心。每次游行同旁边一个人手拉手，我都觉得有些别扭；不得不朝警察队伍投石块时，又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自己。我思忖，这就是自己真正追求的东西么？同他们之间，我无法怀有连带感。大街上弥漫的暴力气息、人们口中慷慨激昂的话语，渐渐在我心目中失去了光彩，我开始一点一滴地怀念同泉度过的时光。可是我已无法返回那里，我已将那个天地抛到身后去了。

而与此同时，对大学里教的东西又几乎无法上来兴致。我选的课大半索然无味，没有任何使我为之心动的东西。整天忙于打工，校园也没正经去，四年混得毕业应该说是万幸。女朋友也有了，三年级时同居半年，但最终不欢而散。那阵子我正彷徨，搞不清自己对于人生到底寻求什么。

回过神时，政治季节已然结束。一度仿佛足以摇撼时代的巨大浪潮也如失去风势的旗一般颓然垂下，被带有宿命意味的苍白的日常所吞没。

大学毕业出来，经朋友介绍，我进入一家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剪短头发，脚登皮鞋，身穿西服。公司看上去虽不甚起眼，但那年的就业形势对于文学院出身的人并不怎么温情脉脉。何况以我的成绩和门路而言，即使打更有趣的公司的主意也笃定要吃闭门羹，能进这里应该谢天谢地了。

工作果然单调。办公室气氛本身诚然不坏，但遗憾的是我几乎没办法从编教科书这项作业中觉出半点快乐。尽管如此，一开始半年左右我还是干得很卖力，以期从中发现乐趣，以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全力以赴总会有所收获，然而最终只能徒呼奈何。我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不管怎么折腾，自己都不适于干这个活计。我有些心灰意懒，觉得自己的人生已走到尽头，以后的岁月恐怕就要在这编造枯燥无味的教科书的过程中损耗掉。若无其他情况，退休前三十三年时间我都将日复一日地伏案看校样、计算行数、订正汉字注音，同时找个差不多的女人结婚生几个孩子，将一年两次的奖金作为惟一的乐趣。我想起过去泉对我说的话：“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你身上有一种出类拔萃的东西。”每次想起心里都一阵难受。我身上哪里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东西啊，泉！估计如今你也明白过来了。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谁都会阴差阳错。

在公司里，我几乎机械地完成派到自己头上的工作，剩下的时间独自看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我转而认为，工作这东西原本就是单调的、义务性的，因而只能将工作以外的时间有效地用于自己，以寻找相应的人生乐趣。我懒得和公司同事去外面喝酒，倒不是人缘不好或曲高和寡，只是不愿意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在公司以外的场所主动发展与同事的个人关系。可能的话，还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晃儿过去了四五年。其间结交了几个女朋友，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和她们相处几个月后我便这样想道：“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她们身上发现专门为我准备的什么。和其中几个人睡过，但已没有激情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从上大学至迎来三十岁这十二年时间，我是在失望、孤独与沉默中度过的。这期间几乎不曾同任何人有心灵上的沟通，对于我可谓冷冻起来的岁月。

我比过去还要深地蜷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游泳池，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习惯以后，也不怎么觉得寂寞或不好受。我时常想到岛本，想到泉。如今她们在哪里、做什么呢？说不定两人都已结婚，小孩都可能有了。不管两人处境如何，我都想见她们，想和她们说话，哪怕三两句也好，哪怕仅仅一个小时也好。若对象是岛本或者泉，我是能够准确述说自己心情的。我考虑同泉言归于好的方法，考虑同岛本相见的途径，以此打发时间，心想若是如愿以偿该有多好啊！但我没有为此做什么努力。说到底，她们已是远离自己人生的存在了。时针不可能倒转。我经常自言自语，夜晚自斟自饮，开始认为自己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是在那个时候。

进公司第二年，我同一个有腿疾的女孩幽会过。双重幽会，同事拉我去的。

“腿稍有毛病，”他有点儿难以启齿地说，“不过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好。见面你准会中意的。而且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老实说，假如他不道出腿有毛病，自己还未必前往。我讨厌所谓双重幽会和匿名幽会那类名堂。但在听说女孩腿有毛病时，我便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了。

——虽说腿有毛病，但并不明显，只是略微有一点点跛。

那女孩是我同事女朋友的同学——大概是高中时代同级。她个子不高，相貌端庄。那不是一种张扬的美，而是一种宁静含蓄的美，使我联想到密林深处怎么都不肯出来的小动物。我们看罢星期日早场电影，四人一块儿吃午饭，这时间里她几乎不开口，逗她开口她也只是默默微笑。之后分两对散步。我和她去日比谷公园喝茶。她拖的是同岛本相反的那条腿，扭摆的方式也略有不同。岛本多少有点画圆，她脚尖略略打横地直线前拖。尽管如此，走路方式还是多少相似的。她身穿红色高领毛衣和蓝牛仔裤，脚上是普通的沙漠靴。几乎没化妆，头发束成马尾辫。说是大学四年级，但看上去还要年轻些。好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至于是平时也这么沉默寡言，还是由于初次见面而紧张得说不好，抑或只是因为缺少话题，我自是揣度不出。反正一开始的交谈几乎不成其为交谈。我弄明白的，不外乎她在一所私立大学学药学。

“药学有意思？”我试着问。我和她走进公园里的咖啡馆喝咖啡。

我这么一说，她脸上隐隐泛红。

“没关系的，”我说，“编教科书也不是那么有意思的。世上没有意思的事多得堆成山，用不着一一放在心上。”

她思索片刻，总算开口了：“倒也不特别有意思。因我家是开药店的。”

“噢。关于药学可能告诉我点什么？药学我一无所知。说来你别见怪，六年来差不多一粒药也没吃过。”

“好身体啊。”

“这样，喝酒醉过夜也一次都没有过。”我说，“不过小时候身体弱，总闹病，药也吃了不少。我是独生子，父母肯定爱护过头了。”

她点了下头，往咖啡杯里窥视。到第二次开口又等了好些时间。

“药学嘛，我想确实不是太有意思的学问。”她说，“比一个个死记硬背药品成分更有意思的事，世上肯定有很多很多。同样是科学，但它既不像天文学那么浪漫，又不像医学那么有戏剧性。不过那里边有一种令人感到亲近的东西，说是如影随形也未尝不可。”

“有道理。”我说。这女孩想说还是蛮会说的，只是找词儿比别人费时间。

“可有兄弟？”我问。

“两个哥哥，一个已经结婚。”

“选学药学，就是说将来要当药剂师继承药店了？”

她又有点儿脸红了，随后又缄默有顷。“不清楚。两个哥哥都有工作了，也可能由我继承。不过也并没有定下来。如果我不打算继承，父亲说那也无所谓，自己能开到什么时候就开到什么时候，往下卖掉就是。”

我点点头，等她继续下文。

“不过我想我继承也可以的。我腿不好，工作没那么容易找。”

我们就这样单独聊着度过了一个下午。沉默的时候多，开口费时间，一问什么就脸红。但同她说话绝不枯燥，也没有困窘感，说令人愉快都可以。对于我这是很少有的事。如此在咖啡馆隔着桌子面对面说过话之后，我甚至觉得很久以前就已认识了她。那类似一种缱绻的情思。

但是，若说自己的心已被她强烈吸引，坦率地说，我想只能说尚不至于。当然我对她怀有好感，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下午。她又长得漂亮，如同事一开始所说，性格看来也不错。但若问是否通过这些事实的罗列而从她身上发现了强有力地摇撼自己心灵的某种东西，那么很遗憾，回答是否定的。

而岛本身上却有，我想。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时我一直在想岛本，尽管觉得不该想，但不能不想。一想到岛本，我的心现在都还摇颤。那里有兴奋，有仿佛轻轻推开自己心灵深处一扇门的带有低烧的兴奋。可是同那个有腿疾的漂亮姑娘在日比谷公园散步时，我却未能感觉出那种兴奋或震颤。在她身上我所感受的，仅仅是某种共鸣和平静的温情。

她的家、也就是药店在文京区小日向。我乘公共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两人并肩坐车时，她也几乎没开口。

几天后同事来到我跟前，“那孩子对你好像相当满意，”他说，“这个星期天四个人再上什么地方去可好？”但我适当找了个借口谢绝了。再次见面交谈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老实说，我也想再慢慢和她谈一次。假如我们在别的场合碰上，成为要好的朋友也未可知。问题是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双重约会，其行为的本来目的即是物色恋人。如果连续见面两次，势必产生相应的责任。而我不愿意——无论哪一种形式——伤害那个女孩。我只能谢绝。当然也就再未同她相见。

6

此外我还在有腿疾的女性方面有过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那时我已二十八。但由于事情过于奇特，至今我都难以弄明白那到底意味什么。

我在年末喧闹拥挤的涩谷街头见到一位同岛本跛得一模一样的女性。她身穿偏长的红色大衣，腋下夹一个黑色漆皮手袋，左手腕戴一个手镯样的银色手表。她身上的东西看上去十分高级。我在另一侧路面行走，偶然瞧见她后，立即穿过马路。路上人头攒动，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人来，不过追她倒没花多少时间，因为她腿不灵便，走不了那么快。那抬腿的方式同我记忆中的岛本实在像极了——她也像岛本那样左腿以稍稍画圆的姿势拖着。我跟在她后头，入迷地看着那被长筒袜包裹住的匀称动人的腿描绘出优美的曲线。那是唯有经过成年累月训练的复杂技术才能产生的优美。

我稍离开一点儿跟在她后面走了一阵子。配合她的步调（即以同人群流速相反的速度）行走并非易事。我不时打量橱窗或停下来装作搜摸风衣口袋的样子来调整行速。她戴一副黑皮手套，没拿手袋的那只手提一只商店里的红纸袋。尽管是阴沉沉的冬日，但她仍戴着大大的太阳镜。从她身后我能看到的，只有梳得整整齐齐的秀发（在肩那里向外卷起，卷得非常雅致），和给人以柔软暖和之感的红大衣后背。不消说，我很想确认她是不是岛本。要确认并不难，绕到前面好好看一眼即可。问题在于倘若是岛本，那时我该说什么呢？该怎样表现呢？何况，她还记得我吗？我需要做出判断的时间。我必须调整呼吸、清理思绪、端正姿态。

我在注意不让自己超过她的情况下紧随不舍。这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没有斜视，只是朝某个目的地径自行进不止。她走路时背挺得笔直，昂着头，岛本也总是那样。如果不看她左腿的移动而仅看其上身，肯定谁都看不出她腿有毛病，无非走路速度较普通人慢几拍而已。越看她走路的样子，我越是想岛本，走法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葫芦分出的两个瓢。

女子穿过拥挤的涩谷站前，一步不停地沿坡路朝青山方向走去。到了坡路，脚步就更慢了。她已走了相当远的距离。坐出租车都不奇怪的距离。即使腿没毛病的人走起来也够吃力的，可是她拖着一条腿持续行走不止。我拉开适当距离跟在后面。她依然一次也没回头，一次也没止步，甚至橱窗都没扫一眼。拿手袋的手同提纸袋的手换了几次。但除此之外，她始终以同一姿势同一步调前进。

一会儿，她躲开大街的人群，走进侧道。看来她对这一带相当熟悉。从繁华大街往里跨进一步，便是幽静的住宅地段。由于人少了，我更注意保持好距离跟上。

总共跟她走了大约四十分钟。在行人稀少的路段走一阵子，拐过几个路口，重新走上热闹的青山大街。但这回她几乎不在人群中走，就像早已打定主意似的，毫不迟疑地径直走进一家咖啡馆。那是一家西式糕点店经营的不大的咖啡馆。出于慎重，我在附近转了十分钟后才进去。

进去马上找到了她。里面热气扑人，但她仍身穿大衣，背对门口坐着。那件看上去相当昂贵的红大衣实在醒目。我坐在尽头处的桌旁，要了杯咖啡，然后拿起手边一份报纸，装作看报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观察她的动静。她桌上放着一只咖啡杯，但依我观察，她一次也没碰那杯子。除一次从手袋里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此外再无别的动作，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打量窗外景致。看上去既像纯粹的歇息，又像在考虑什么要紧事。我喝着咖啡，翻来覆去地看报上的同一则报道。

过了好半天，她像下定什么决心似的霍然离座，朝我这张餐桌走来。由于其动作过于突如其来，我的心脏差点儿停止跳动。但不是来我这里。她从我桌旁走过，直接去了门旁的电话那里，继而投入零币，拨动号码。

电话离我座位不太远，但由于周围人声嘈杂，加之音响在大声放圣诞歌，没办法听清她的说话声。电话打了很久，她桌上放的咖啡一碰没碰地凉在了那里。通过我旁边时，我从正面看了她的面孔，可还是不能断定她就是岛本。妆化得相当浓，而且近半边脸给大太阳镜遮了，眉毛被眉笔描得甚是分明，涂得又红又窄的嘴唇咬得紧紧的。毕竟我最后一次见岛本时双方都才十二岁，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脸形多少让我隐约记起岛本少女时代的面影，但说是毫不相关的别人似乎也未尝不可。我所看清的只是她是脸形端庄的二三十岁女性，身穿值钱的衣服，而且腿有毛病。

我坐在座位上冒出汗来，汗出得贴身衬衣都湿透了。我脱去风衣，又向女侍要了一杯咖啡。我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因为丢了手套来涩谷买新手套的，而发现这女子后，便走火入魔似的一路跟踪而来。按正常想法，理应直接问一句“对不起，您是岛本吗？”这样最为直截了当。可是我没那样做，只是默默地尾随其后，现在已经到了无法返回的地步。

打完电话，她直接折回自己的座位，然后背对着我坐下，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景物。女侍走到她身边，问凉了的咖啡可不可以撤去。声音我没听见，估计是那么问的。她回头点了下头，好像又要了一杯。但新端来的咖啡她依然没动。我一边不时抬眼打量一下她的动静，一边继续装作看报的样子。她几次把手腕举到面前，看一眼镯形银色手表。估计她在等谁。我心想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等那个谁来了，我就可能永远失去向她搭话的机会。然而我又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椅子上起身。不要紧，我说服自己，还不要紧的，不急。

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她一直在眼望外面的街道，之后忽然静静站起，挟起手袋，另一只手提起商店的纸袋。看来她已对等人不抱希望，或者本来就不是等人。看准她在收款机前付罢款走出门去，我也急忙站起，付了款朝她追去。眼见红色大衣从人群中穿过，我拨开人流朝她的方向冲去。

她扬手叫出租车。片刻，一辆出租车闪烁着方向指示灯靠上路旁。必须打招呼了！钻上出租车就完了。不料刚朝那边跨步，马上有人抓住我的臂肘，力气大得惊人。痛并不痛，但力气之大使我透不过气。回头一看，一个中年男子正看着我的脸。

对方比我矮五公分左右，但体格十分壮实，年龄大概四十五六，身穿深灰色大衣，脖子上围着开司米围巾，一看就知都是高档货。头发整齐地分开，架一副玳瑁框眼镜。看来经常运动，脸晒得恰到好处，想必滑雪来着，或者打网球也有可能。我想起同样晒成这个样子的喜欢打网球的泉的父亲。估计是正规公司身处高位的人，或是高级官员，这一点看其眼睛即可了然——那是习惯向许多人下达命令的眼神。

“不喝杯咖啡？”他声音平静地说。

我眼睛仍在追逐红大衣女子。她一边弯腰钻进出租车，一边从太阳镜里朝这边扫了一眼。我觉得她至少瞧见了这边的场景。出租车车门随后关上，她的身姿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她消失后，剩下我同那奇妙男子两人。

“不多占用时间。”男子说，语调几乎感觉不出起伏。看上去他一未生气，二未激动，简直就像为谁顶住门扇似的稳稳抓着我的臂肘，脸上毫无表情。“边喝咖啡边说吧！”

当然我也可以直接走开，就说自己不想喝什么咖啡，也没话跟你说，首先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对不起我有急事。然而我一声不响地盯着他的脸看，继而点下头，照他说的再次走进刚才的咖啡馆。可能是我害怕他握力中包含的什么，我从中感觉到了类似奇异的一贯性的东西。那握力既不放松，又不加强，如机器一般准确地紧抓住我不放。我无法判断如果拒绝的话，那时此人到底会对我采取怎样的态度。

但害怕之余，好奇心多少也是有的，想知道往下他究竟要对我说什么话，对此颇有兴致。那或许会带给我关于那个女子的某种信息。在女子消失的现在，这男子说不定将成为连接女子和我的惟一通道。何况毕竟在咖啡馆，总不至于对我动武。

我和男子隔桌对坐。女侍来之前两人都一言未发。我们隔着桌子目不转睛地对视。随后，男子要了两杯咖啡。

“你为什么一直跟在她后面呢？”男子用足够客气的语调问我。

我默然不答。

他以没有表情的眼神紧紧盯视我。“你从涩谷开始就紧跟不放，”男子说，“跟了那么长时间，任凭谁都要发觉的。”

我什么也没说。料想是女子意识到我在跟她，进咖啡馆打电话把这男子叫来了。

“不想说，不说也无所谓。你就是不说我也完全晓得怎么回事。”男子大约有些激动，但语调全然不失客气与平静。

“我可以干出几种事来。”男子说，“不骗你，想干就干得出。”

往下他便只是盯住我的脸，意思像是说不再解释也该明白吧。我依旧闷声不响。

“不过这次不想扩大事态，不想挑起无谓的风波。明白吗？仅此一次。”说着，他把放在桌面上的右手插进大衣口袋，从中掏出一个白信封，左手则一直置于桌面。是个工作信封，没有任何特征，雪白雪白。“所以只管默默收下。想必你也不过是受人之托，作为我也想尽量息事宁人。多余的话希望你一句也别说。你今天没有看见任何特殊情形，也没遇见我，明白了吗？若是我知道你说了多余的话，上天入地我也会找出你算账。所以盯梢的事请到此为止。双方都不愿意节外生枝吧？不是吗？”

如此说罢，对方朝我递出信封，就势站起，旋即一把抓起账单，大踏步离去。我目瞪口呆，依然坐在那里半天没动，之后拿起桌面上放的信封往里窥看：万元钞十张，一道折也没有的崭新的万元钞。我口中沙拉沙拉发干。我把信封揣入风衣袋，走出咖啡馆。出门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那男子后，拦出租车返回涩谷。

便是这么一件事。

我仍保留着那个装有十万元的信封，就那样藏在抽屉里没动。遇到不眠之夜，我时常想起他的脸，就好像每当发生什么事，不吉利的预言便浮上脑际。那男子到底是谁呢？还有，那女子是不是岛本？

事后我就此事件设想了几种答案，那类似没有谜底的谜语。设想完了又将其推翻，如此反复多次。那男子是她的情夫，把我当成了她丈夫雇用的摸底私人侦探之类——这是最具说服力的设想。而且那男子企图用钱收买我封我的口，或者以为我在跟踪前目睹了两人在一家旅馆幽会也未可知。这种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二来也合乎逻辑。然而我还是无法打心眼里认同这个假设。其中有几点疑问：

他说想干就干得出的几种事究竟是哪种事呢？为什么他抓我手臂的方式那么奇特呢？为什么那女子明知我跟踪却不坐出租车呢？乘出租车当场就可把我甩掉。为什么那男子在没弄清我是何人的情况下就满不在乎地递出十万之多的日元呢？

怎么想都是难解之谜。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一事件统统是自己幻觉的产物，是自己头脑中捏造出来的，或者是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长梦，而梦披上现实的外衣紧紧贴在我的脑际。然而实有其事。因为抽屉中实实在在有白色信封，信封里又装着十张万元钞。这无疑是一切乃已然发生之事的物证——实有其事。我不时把那信封放在桌面上盯视。完全实有其事。

7

三十岁那年我结了婚。暑假一个人外出旅行时遇上了她。她比我小五岁。在乡间小道上散步时突然下起急雨，跑去避雨的地方正好有她和她的女友。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心情也因此得以放松，于是在天南海北的闲聊中要好起来。如果天不下雨或当时我带伞（那是可能的，因为离开旅馆时我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带伞），那么就不会碰上她了。而若碰不上她，恐怕我现在都将在出版教科书的公司工作，晚上一个人背靠宿舍墙壁自言自语地喝酒。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认识到这样一点：其实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可能性中生存。

我和有纪子（她的名字）可谓一见倾心。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要漂亮得多，但吸引我的是有纪子，而且是不容分说的势不可挡的吸引。一种久违的吸引力。她也住在东京，旅行归来后也见了几次，越见越喜欢她。相对说来，她长相一般，至少不属于走到哪都有男人上前搭话那一类型。但我从她的长相中明确感受到了“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我中意她的相貌，每次见面都注视好大一会儿，强烈地爱着其中流露出的什么。

“那么定定地看什么呢？”她问我。

“你长得漂亮嘛！”我说。

“说这样的话的，你是头一个。”

“只有我才明白啊，”我说，“我是明白的。”

起初她怎么也不相信，但不久便相信了。

每次见面，两人都找安静去处说很多话。对她我什么都能畅所欲言。和她在一起，我得以深深感受到十多年来自己连续失却的东西的分量。我几乎白白耗掉了那许多岁月。不过为时不晚，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抓紧时间多少挽回一点。每次抱她，我都能感到令人怀念的心颤，而分别以后，便觉得十分无助和寂寥。孤独开始伤害我，沉默让我焦躁不安。连续交往三个月后，我向她求婚了，那天距我三十岁生日只差一个星期。

她父亲是一家中坚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一个很有风趣的人物，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但工作方面十分能干，又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有的问题其看法过于偏执，令我实难苟同，不过又不能不佩服其某种特有的洞察力——遇上此类人物我生来还是头一遭。虽说他乘坐配有驾驶员的梅赛德斯，但不怎么有盛气凌人的地方。我找上门，说要同其千金结婚。“双方都已不是小孩了，既然互相喜欢，结就结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世人眼里，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公司的一个不起眼的职员，但对于他这似乎无关紧要。

有纪子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准备继承父业，在公司里当副总经理。人诚然不坏，但同其父相比，总好像缺少分量。三姐弟中正在读大学的妹妹最为外向和新潮，习惯对人发号施令，以致我心想由她继承父业岂不更合适。

婚后过了大约半年，岳父把我叫去，问我打不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原来他已从妻口中得知我不大中意教科书出版社的工作。

“辞掉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问题是往下干什么。”

“不想在我的公司干？工作是辛苦点儿，工资可是不错的哟！”

“我的确不适合编教科书，不过建筑业恐怕更不适合。”我说，“受您邀请自然非常高兴，可是做自己不适合的工作，其结果是给您添麻烦的，我想。”

“那倒也是。不适合的事不能硬干。”岳父说。看样子他早已料到我会这样回答。当时两人正喝着酒。由于长子差不多滴酒不沾，所以他经常与我同饮。“对了，公司在青山有一栋楼。眼下正在建，下个月基本能竣工。位置不错，建筑物也不错。现在看起来是靠里一些，将来会有发展。愿意的话，不妨在那里做点买卖。因为是公司所有，房租和定金自然按行情收取。不过如果你真想干，钱多少都可以借给你。”

我就此想了一会儿。提议不坏。

这样，我在那座楼的地下开了一家放爵士乐的够档次的酒吧。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那种酒吧里打工，大致上的经营诀窍还是心中有数的。例如拿出怎样的酒食、将客人定位在哪一层次啦，播放怎样的音乐啦，什么样的装修合适啦，基本图像都已装在脑子里。装修工程全部由妻的父亲承担。他领来一流设计师和一流专业装修人员，以就行情来说相当便宜的工钱叫他们做得相当考究。效果确实不俗。

酒吧很兴旺，兴旺得远远超出预想。两年后在青山另开了一家。这个规模大，带钢琴三重奏乐队。时间花了不少，资金投入很多，但店办得相当有生机，客人也来得频繁。这么着，我总算喘过一口气，总算抓住别人给的机会办成了一件事。这时候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开始阶段我也进吧台调制鸡尾酒，后来开到两家，便再没有那样的工夫了，转而专门负责经营管理：洽谈进货，确保人手，记账，注意凡事不出差错。我想出了种种方案，并及时付诸实施，食谱也由自己多方改进。以前我没有意识到——看来自己很适合干这个活计。我喜欢做什么东西从零开始，喜欢将做出来的东西花时间认真改良。那里是我的店，是我的天地。而在教科书公司审稿期间，我绝对不曾品尝到这种快乐。

白天处理好各样杂务，晚间就在两家店里转。在吧台品尝鸡尾酒，观察顾客反应，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听音乐。虽然每月要偿还岳父借款，但收入仍相当可观。我们在青山买了三室一厅，买了宝马320。有了第二个小孩，也是女孩儿。我成了两个女儿的父亲。

三十六岁的时候，我在箱根拥有了一座小别墅。妻子为自己购物和小孩儿出行方便，买了一辆红色的切诺基吉普。两家店效益都相当不错，满可以用那些钱来开第三家，但我无意增加店数。店增加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照看得那么细，光是管理恐怕都要把我搞得筋疲力尽。而且，我不愿意为工作牺牲自己更多的时间。就此同妻的父亲商量时，他劝我把剩余资金投入股市和不动产，那样不费事也不费时间。我说无论股市还是不动产自己都可谓一窍不通。“具体的交给我好了，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不会有错，这方面我有一整套操作方法的。”于是我按他说的投资，结果短时间内便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

“如何，明白了吧？”岳父说，“事物自有其操作方法。若是当什么公司职员，一百年也别想这么顺当。成功需要幸运，脑袋必须好使，理所当然。不过光这个不够，首先要有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什么都无从提起。但比这更要紧的是掌握操作方法。不懂操作方法，其他的就算一应俱全，也什么地方都到达不了。”

“是啊。”我说。我很清楚岳父的意思。他所说的操作方法，指的是迄今为止构筑的体系——把握有效的信息，编织人事关系网，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便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牢靠的体系。由此获得的钱再巧妙地钻过五花八门的法律网和纳税网，或改换名目变更形式使其增值。他要告诉我的就是如此体系的存在。

的确，如果不碰上岳父，恐怕我现在仍在编教科书，仍住在西荻洼那个不怎么样的公寓里，仍开着那辆空调制冷差的二手丰田皇冠。我想我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干得有声有色，短时间内便使两家店走上正轨，雇用了三十多名员工，取得了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效益，连税务顾问都为之赞叹。店的声誉也不错。话虽这么说，这个程度头脑的人世上任凭多少都有。这点名堂，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也都能鼓捣出来。离开岳父的资金及其操作方法，凭我自己恐怕一事无成。这么一想，心里不能不生出一丝不快，就好像自己一个人通过邪门歪道、使用不公平手段而占了便宜。毕竟我们是经历过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风起云涌的校园斗争的一代，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们都是从那一时代活过来的。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对贪婪地吞噬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的、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至少我是这样认识。那是处在社会转折点的灼灼发热之物。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依据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而成立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可以说我还是过着大体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够称为不满的东西在我是没有的。我爱妻子。有纪子是个稳重的做事考虑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后多少开始发胖，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但我依然觉得她漂亮，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种抚慰我安顿我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岁期间寂寞孤独的生活。这里是我的场所，在这里我能得到爱、得到保护，同时我也爱妻女保护妻女。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是始料未及的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干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夏日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性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但我不记得这个名字。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塔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

“这里来了几次，以前。地点离公司近。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你开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说。

在高中时，总的说来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则学习好体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级委员那一类型。人也沉稳，不多嘴多舌，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很不错。他属于足球部，原本人高马大，现在又长了不少多余的脂肪，下巴成了双重，藏青色的西装背心显得有些吃紧。“都是应酬造成的，”他说，“贸易公司这地方真是干不下去。加班多，左一个接待右一个接待。动不动就调动。成绩糟的给踢屁股，成绩好的给上司层层加码，不是人干的差事。”他的公司在青山一丁目，下班路上可以走着来我酒吧。

我们聊了起来，都是时隔十八年才重逢的高中同学所聊的内容：工作怎么样啦，结婚后有几个小孩啦，在哪里见到谁啦等等。这时他提起了泉。

“当时有个女孩和你来往吧？常在一起的女孩子——是叫大原什么的吧？”

“大原泉。”我说。

“对对，”他说，“叫大原泉。最近见到她来着。”

“在东京？”我一惊。

“不不，不是东京，在丰桥。”

“丰桥？”我更为吃惊，“丰桥？爱知县那个丰桥？”

“是的，是那个丰桥。”

“莫名其妙，怎么在什么丰桥见到泉的呢？泉为什么在那样的地方？”

他似乎从我的声调中听出了某种硬邦邦不自然的东西。“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是在丰桥见到了她。”他说，“啊，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就连到底是不是她都没搞清。”

他又要了一杯加冰威士忌wild turkey⁽¹⁾。我喝着伏特加占列酒。

“不值得说也没关系，只管说。”

“或者不如说不光是这个。”他以不无困窘的声音说，“之所以说不值得说，是因为时不时觉得事情好像不是实际发生的，感觉非常奇妙，简直就像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梦。本来实有其事，却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不是真的——说不好怎么回事。”

“是实有其事吧？”我问。

“是实有其事。”

“讲来听听。”

他很无奈地点了下头，喝一口端来的威士忌。

“我去丰桥，是因为妹妹住在那里。去名古屋出差，加上星期五事就办完了，决定在丰桥妹妹家住一晚上。这么着，在那里见到了她。我一上妹妹公寓的电梯，她就在电梯里。一开始我心想世上真有相像的人，没想到真就是大原泉，哪里会想到在丰桥妹妹公寓的电梯里见到她呢，何况脸都变了许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一眼看出是她，一定是直觉的作用。”

“是泉不错吧？”

他点点头。“碰巧她和我妹妹住一个楼层。我们在同一层下电梯，往同一方向走。她走进和我妹妹房间隔两个门的前面的房间。我心里犯嘀咕，就过去看了名牌，上面写着大原泉。”

“对方没注意到你？”

他摇头道：“我和那孩子同班倒是同班，但没有近近乎乎说过话。况且同那时相比，我重了二十公斤，不可能认出我。”

“不过真是大原泉不成？大原这个姓不是怎么罕见的姓，长得相像的人也不在少数。”

“问题就在这里。这点我也想到了，就问了妹妹，问大原那人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妹妹把公寓住户名册拿给我看。喏，就是常有的那种，用来收取重新粉刷墙壁的公积金啦什么的。住户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分明写着大原泉，‘泉’是用片假名写的。姓用汉字写大原、名用假名写泉的不是很多的嘛。”

“那么说，她还独身？”

“这个妹妹也不知道。”他说，“在那座公寓里，大原泉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跟谁都不说话，走廊上碰见时打招呼也不应声，有事按门铃也不出来，在家也不出来。在左邻右舍中间不像很有人缘。”

“噢，那肯定看错人了。”我笑着摇头，“泉不是那种人。见了人，即使没必要，她都笑眯眯打招呼的。”

“OK，大概是看错人了。”他说，“名同人不同。反正别说这个了，没什么意思。”

“那个大原泉可是一个人住在那里？”

“想必是。没人看到有男人出入，连靠什么维持生计都无人知晓。全是谜。”

“那，你怎么看？”

“怎么看？看什么？”

“看她嘛，那个名同人不同什么的大原泉嘛。在电梯上瞧见她时你怎么想的？就是说，样子像是有精神，还是不大有精神——看这个嘛。”

他想了想说：“不坏啊。”

“不坏？怎么个不坏法？”

他咣啷咣啷地摇晃威士忌杯。“当然相应地也上了年纪。也难怪，三十六了嘛。我也好你也好，全都三十六了。新陈代谢也迟钝了，肌肉开始衰老。不可能老是高中生。”

“那自然。”我说。

“别再说这个了，反正人对不上号。”

我叹口气，手放在吧台上看着他。“跟你说，我是很想知道，也必须知道。实话跟你说，高中快毕业时我和泉分手分得很惨。我干了一桩糊涂事，伤害了泉，那以后就没办法知道她的情况了。不知她现在何处，不知她做什么。这件事一直堵在我胸口，所以希望你如实告诉我，什么都可以，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你已知道她就是大原泉的吧？”

他点点头，“那么我就直说好了：没错儿，是那孩子。当然，这么说有点对你不起。”

“那，她到底怎么样了？”

他沉默有顷。“跟你说，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也是同班，也觉得那孩子可爱来着。性格好，讨人喜欢，长得倒不特别漂亮，但怎么说呢，有魅力，有让人心动的地方，是吧？”

我点点头。

“真的实话实说可以么？”

“请请。”我说。

“也许你听了不太好受。”

“没关系，就是想了解实情。”

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看见你和她总在一起，我很羡慕。我也想有那样的女朋友的嘛——啊，到现在才能直言相告。正因如此，我才清楚地记得她的模样，已经真真切切烙在脑袋里了。所以十八年后在电梯中相遇才能一下子记起，尽管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自己没有讲那孩子坏话的任何理由。对我都是个不大不小的震动，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但我至少可以这样说：那孩子不再可爱了。”

我咬住嘴唇：“怎么不可爱呢？”

“公寓里好多孩子都害怕她。”

“害怕？”我摸不着头脑，定定地看他的脸，心想这小子是用词失当。“怎么回事？害怕是怎么回事？”

“算了，真的别再说这个了。本来就不该提起的。”

“她对孩子们说什么了？”

“她对谁都不开口——刚才也说了。”

“那么，孩子们是害怕她的脸了？”

“是的。”

“有伤疤什么的？”

“没有。”

“那怕什么？”

他喝口威士忌，将杯子悄然放回台面，然后往我脸上盯视片刻。看样子他既有点困窘，又像犹豫不决，但除了这些，他脸上还浮现出别的什么特殊表情，从中我可以倏然认出高中时代的他的面影。他扬起脸，静静地往远处看去，仿佛要看清河水流往何处。良久，他说道：“这个我说不好，也不想说。所以别再问我了。你亲眼看一看也会明白的，对于没亲眼看过的人是没有办法说明的。”

我再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下头，啜了口伏特加占列酒。他口气虽然平静，但含有断然拒绝继续追问的味道。

之后他讲了自己被公司派驻巴西工作两年的事。“你能相信？在圣保罗见到初中同学来着。那小子是丰田的工程师，在圣保罗工作。”

但我当然几乎没听进他讲的那些事。临回去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跟你说，岁月这东西是要把人变成各种样子的。那时候你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我是不知道，不过就算发生了什么，那也不是你的责任。程度固然不同，但谁都有过那样的经历，我也不例外，不骗你。我也有类似的记忆，可那是奈何不得的，那个。一个人的人生归根结蒂只能是那个人的人生。你不可能代替谁负起责任。这里好比沙漠，我们大家只能适应沙漠。对了，念小学的时候看过沃尔特·迪斯尼《沙漠奇观》那部电影吧？”

“看过。”我说。

“一码事，这个世界和那个是一码事。下雨花开，不下枯死。虫被蜥蜴吃，蜥蜴被鸟吃，但都要死去。死后变成干巴巴的空壳。这一代死了，下一代取而代之，铁的定律。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下来的唯独沙漠，真正活着的只有沙漠。”

他回去后，我一个人在吧台喝酒。门关了，客人没了，员工收拾好打扫好回去了，我仍留下不动。我不想就这么立刻回家。我给妻打电话，说今天店里有事迟点儿回去，然后熄掉店内照明，在一片漆黑中喝威士忌。懒得拿冰块，干喝。

陆陆续续都要消失的啊，我想。有的像被斩断一样倏忽不见，有的花些时间渐次淡出。剩下来的惟独沙漠。

黎明前出门离开时，青山大街正下着细雨。我已疲惫不堪。雨悄无声息地淋湿了墓石般岑寂的楼群。我把车留在酒吧停车场，徒步往家走去。途中在护栏上坐了一会儿，眼望在信号灯上啼叫的一只肥硕的乌鸦。凌晨四时的城区看起来甚是寒伧污秽，腐败与崩毁的阴翳触目皆是，我本身也包括于其中，恰如印在墙壁上的黑影。

(1)　wild turkey：英语“野味火鸡”之意。

8

由于《布鲁塔斯》刊出我的姓名和照片，其后十来天时间有几个往日熟人来酒吧找我，都是初中高中同学。以前我进书店目睹放在那里的一大堆杂志，每每觉得不可思议，心想到底有谁会一一看这玩意儿呢。及至自己上了杂志才明白过来，原来人们看杂志看得很来劲，远远出乎我的想象。意识到这点再环视四周，美容院、银行、咖啡厅、电车中，所有场所的人们都在走火入魔般地翻阅杂志。也许人们害怕空耗时间，故而姑且拿起身边的东西阅读，无论它是什么。

同往日熟人相见，结果上很难说有多开心。倒不是讨厌同他们见面交谈。我当然也是怀念老同学的，他们也为能见到我感到高兴，但他们谈的话题，对现在的我来说终归都已无关紧要。什么家乡那座城市怎么样啦，别的同学如今走怎样的道路啦，对这些我压根儿上不来兴致。我离开自己曾经生活的场所的时间毕竟太久了，而且他们的话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泉。每次他们讲起家乡往事，自己脑海中都浮现出泉一个人在丰桥小公寓里凄凄清清地生活的情景。她已不再可爱，他说。孩子们都害怕她，他说。这两句台词总是在我脑里回响不已。况且泉至今也没有宽宥我。

杂志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认认真真地后悔自己那么轻易地接受此类采访，虽说是为酒吧做宣传。我不希望泉看到这篇报道。倘她得知我完好无损地活得这般一帆风顺，心里到底会怎么想呢？

好在一个月过后，就再也没有人专门前来找我了。这也是杂志可取的地方：忽地声名鹊起，忽地被人忘光。我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泉没来说什么。她一定不看什么《布鲁塔斯》。

不料过了一个半月，就在我差不多快忘掉杂志的时候，最后一个熟人来到我这里，是岛本。

十一月初星期一的夜晚，她在我经营的爵士乐俱乐部（店名叫“罗宾斯·内斯特”，取自我喜欢的一首古典乐曲名）的吧台前，一个人静悄悄地喝代基里。我和她坐在同一吧台前，相隔三个座位，但根本没觉察出是岛本，心里还赞叹好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此前一次也没见过，见过一次肯定牢牢记得——便是这么容貌出众的女子。估计不一会儿相约的人就会到的。当然不是说女单客就不来，她们当中有的人已预料到会有男客上前搭讪，有时候还期盼这样，这点一看样子就大致了然。不过，从经验上说，真正漂亮的女子是绝对不一个人来喝酒的。因为男人搭讪对她们来说并非什么开心事，只是一种麻烦罢了。

所以，当时我对这女子几乎没有注意。起初扫一眼，后来有合适机会又看了几眼，如此而已。妆化得很淡，衣着看上去十分昂贵而得体。蓝色丝绸连衣裙外面罩了一件浅褐色开司米对襟毛衣，轻柔得同薄薄的元葱皮无异。台面上放着同连衣裙颜色十分谐调的手袋。年龄看不出究竟，只能说恰到好处。

她诚然漂亮得令人屏息，却又不像是演员或模特。店里常有这类人出现，但她们总有一种意识，知道自己被人注视，身上隐隐漾出自命不凡的氛围。但这个女子不同。她极其自然地放松下来，让自己同四周空气完全融为一体。臂肘拄在台面上，手托脸腮倾听钢琴三重奏，一小口一小口啜着鸡尾酒，俨然在品味华美的文章，不时朝我这边投出视线。我的身体已几次真切地感觉出她的视线，但没以为她真的看我。

我一如往常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阿玛尼领带和索巴拉尼·温莫西装，衬衫也是阿玛尼。鞋是罗塞蒂。对服装我不很讲究，基本想法是在服装上花费过多未免傻气。日常生活中，一条蓝牛仔裤一件毛衣足矣。不过我有我自己的一点点哲学：作为店的经营者，自身的打扮应该同自己所希望的客人来店时的打扮尽量一致，这样可以使客人和员工都产生相应的紧张感。因此，去店时我有意识穿上高档西装，而且必系领带。

我在这里一边品味鸡尾酒，一边注意客人，听钢琴三重奏。一开始店里相当挤，九点过后下起大雨，客流立时停止了。十点，有客人的桌面已屈指可数，但那位女客人仍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喝着代基里。我渐渐对她感到纳闷，看样子她不像是在等谁，眼睛既不觑表，又不往门口那边打量。

一会儿，发现她拿起手袋从高脚椅上下来。时针即将指向十一点，是时候了，若乘地铁回去，差不多该动身了。但她并非要回去。她不经意地慢慢走来这边，坐在我旁边的高脚椅上。香水味微微飘来。在高脚椅上坐稳后，她从手袋里取出一盒“沙龙”，衔上一支。我用眼角有意无意地捕捉她这些动作。

“店不错啊。”她对我说。

我从正在看的书上抬起脸看她，脑子仍转不过弯。但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击了我一下，胸腔的空气仿佛突然变得沉甸甸的。我想到吸引力一词。这就是那吸引力不成？

“谢谢。”我说。大概她知道我是这里的经营者。“你能中意，我很高兴。”

“呃，非常中意。”她盯住我的脸，微微一笑。笑得非常完美，双唇倏然绽开，眼角聚起别具魅力的细细的鱼尾纹。那微笑使我想起了什么。

“演奏也无可挑剔。”她指着钢琴三重奏乐队说，“不过可有火？”

我没带火柴和打火机，便叫来调酒师，让他拿来店里的火柴，为她点燃嘴上衔着的香烟。

“谢谢。”她说。

我从正面看她的脸，这才看出：原来是岛本。“岛本！”我以干涩的声音说。

“好半天才想起来的么。”停了一会，她不无好笑似的说，“有点过分了吧？还以为你永远想不起来了呢。”

我就像面对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极其珍贵的精密仪器一样，一声不响地久久凝视她的脸。坐在自己眼前的的确是岛本。但我无法将事实作为事实来接受，毕竟这以前我持续考虑岛本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并且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

“好漂亮的西服啊，”她说，“你穿起来真是合适。”

我默默点头，一时欲言无语。

“嗳，初君，你比过去潇洒了不少，身体也结实了。”

“游泳来着。”我好歹发出声来，“上初中以后一直游泳。”

“会游泳真不错啊。以前就总是这样想：会游泳该有多好啊！”

“是啊。不过，学一学谁都会游的。”我说。但说罢的一瞬间，我想起她的腿。瞧我说的什么呀！我一阵惶惑，想再来一句地道些的话，却未顺利出口。我把手插进裤袋找烟，旋即想起五年前自己就已戒烟了。

岛本不声不响地静静注视着我这些动作。然后她扬手叫调酒师，再来一杯代基里。她求别人做什么时，总是明显地报以微笑。好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笑得真想让人把那里的一切都装进盘里带走。若是别的女子效仿，很可能让人觉得不快，但她一微笑，仿佛全世界都在微笑。

“你现在还穿蓝色衣服。”我说。

“是的。过去就一直喜欢蓝的。你记得还挺清楚。”

“你的事差不多都还记得。从铅笔的削法到往红茶里放几颗方糖。”

“放几颗？”

“两颗。”

她略微眯起眼睛看我。

“嗳，初君，”岛本说，“为什么那时候你跟踪我？八年前的事了，大致。”

我喟叹一声：“看不清楚是你还是不是你。走路方式一模一样，但又好像不是你，我没有把握，所以才跟在后面。也不算是跟踪，准备找机会打招呼来着。”

“那为什么不打招呼？为什么不直接确认？那样岂不简单？”

“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直言相告，“反正当时怎么也做不到，声音本身都出不来。”

她略略咬起嘴唇。“那时候，我没觉察出是你。被人紧盯不放，脑袋里除了害怕没别的念头，真的，真的好怕。不过钻进出租车坐了一会儿，好歹喘过气后，突然醒悟过来：说不定是初君！”

“喂，岛本，”我说，“那时我还保存了一件东西。那人和你是什么关系倒不知道，不过我那时……”

她竖起食指贴在唇前，轻轻摇了下头，样子像是说那事就别提了，求求你，别问第二次。

“你结婚了吧？”岛本转换话题似的说。

“小孩都两个了。”我说，“两个都是女孩儿，都还小。”

“蛮好嘛。我想你肯定适合有女孩儿。你要问为什么，我说不好，反正就是有那样的感觉，觉得你适合有女孩儿。”

“是吗？”

“一种感觉。”说着，岛本微微一笑，“总之让自己的小孩不再是独生子了，对吧？”

“倒也没刻意追求，自然结果而已。”

“怎样一种心情呢，有两个女儿？”

“总好像怪怪的。大的上幼儿园了，那里的小孩儿一多半是独生子，和我们小时候大不一样。城市里只一个孩儿反倒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肯定出生得过早了。”

“可能。”我笑了，“看来世界是朝我们靠近了。不过看家里两个小孩儿总是一起玩耍，不知为什么，很有些不可思议。心里感叹原来还有这种成长方式！因为我从小就老是一个人玩，便以为小孩这东西都是一个人玩的。”

钢琴三重奏乐队演奏完《基督山》，客人啪啦啪啦拍手。平时也是这样，临近半夜，演奏也渐渐无拘无束，变得温情脉脉。钢琴手在曲与曲的间歇时间拿起红葡萄酒杯，低音提琴手点燃香烟。

岛本呷了口鸡尾酒。“嗳，初君，说老实话，为来这里我犹豫了好久，差不多犹豫苦恼了一个月。我是在什么地方啪啦啪啦翻杂志时知道你在这里开店的。最初还以为弄错了呢。毕竟怎么看你都不像经营酒吧那一类型嘛。可是名字是你，照片上的模样是你。的确是令人怀念的初君啊！离得又近。光是在照片上和你重逢都让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见现实中的你，觉得恐怕还是不见对双方有好处。晓得你干得这么有声有色，已经足够了。”

我默默地听着她的话。

“可是，好容易知道了你在哪里，还是想来一趟，哪怕瞧你一眼也好。这么着，我便坐在那把椅子上看你，你就坐在旁边。心想如果你一直看不出我来，我就一声不响地直接回去。但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住，不能不打招呼——往事如烟啊。”

“为什么呢？”我问，“为什么觉得还是不见我为好呢？”

她用手指摩挲着鸡尾酒杯的圆口，想了一会儿。“因为如果见到我，你难免想这个那个地了解我，比如结婚没有，住在哪里，这以前做什么了等等。是吧？”

“噢，交谈的自然趋势嘛。”

“当然我也认为是交谈的自然趋势。”

“可你不大想谈这些吧？”

她为难似的笑笑，点了下头。看来岛本谙熟许多种微笑。“是啊，我不大想谈那些，原因你别问，反正我不想谈自己的事。不过这的确是不自然的，奇怪的，好像故意隐藏什么秘密，又好像故弄玄虚。所以我想恐怕还是不见你为好。我不想被你看成故弄玄虚的女人。这是我不想来的一个原因。”

“其他原因呢？”

“因为不想失望。”

我看她手中的酒杯，继而看她笔直的齐肩秀发，看她形状娇美的薄唇，看她无限深邃的黑漆漆的瞳仁。眼睑上有一条透出深思熟虑韵味的细线，仿佛极远处的水平线。

“非常喜欢过去的你，所以不想见了现在的你以后产生失望。”

“我让你失望了？”

她轻轻摇头：“一直从那里看你。一开始好像是别人，毕竟人大了好多好多，又穿了西装。但细看之下，还是过去的初君，一点儿不差。嗳，知道么？你的举止和十二岁时候的相比，几乎没什么两样。”

“不知道的。”说着，我想笑笑，但没能笑成。

“手的动作，眼珠的转动，用指尖嗑嗑敲什么的习惯，让人难以接近的锁起的眉头——全都和过去一模一样。阿玛尼倒是穿了，可里边的内容没什么变化。”

“不是阿玛尼。”我说，“衬衣和领带是阿玛尼，西装不同的。”

岛本嫣然一笑。

“跟你说岛本，”我继续道，“我一直想见你，想和你说话，想和你说的话多得不得了。”

“我也想见你来着，”她说，“可是你不来了。你该明白的吧？上初中你搬去别处以后，我一直等你来，可你怎么也不来。我寂寞得不行，心想你肯定在新地方交了新朋友，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岛本把烟在烟灰缸里碾灭。她的指甲涂了透明指甲油，宛如精巧的工艺品，光溜溜的，别无赘物。

“我怕。”我说。

“怕？”岛本问，“到底怕什么？怕我？”

“不，不是怕你。我怕的是被拒绝。我还是孩子，想象不到你会等我。我真的怕被你拒绝，怕去你家玩给你添麻烦，非常怕，所以渐渐不去了。我觉得，与其在你家闹出什么不快，还不如只保留同你亲亲密密在一起时的回忆好些。”

她稍微歪了下头，转动手心里的腰果。“真是不顺当啊！”

“是不顺当。”我说。

“我们本该成为交往时间更长的朋友。说实话，我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都没交到朋友，一个也没有。在哪儿都是一个人。所以我总是心想，若你在身边该有多好啊！哪怕不在身边，光是通信也行。那样一来，很多事情就不大一样，很多事情就容易忍耐得多。”岛本沉默片刻。“也不知为什么，从上初中开始，我在学校里就怎么也干不顺当了。因为不顺当，就更加自我封闭起来。恶性循环啊。”

我点点头。

“小学期间我想还算顺当的，上了初中后简直昏天黑地，就像一直在井底生活。”

这也是我从上大学到和有纪子结婚十来年时间里一贯的感受。一旦情况别扭起来，这个别扭必然导致另一个别扭，如此越变越糟，怎么挣扎也无法从中脱身，直到有人赶来搭救。

“首先是我腿不好。普通人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其次我光知道看书，不想对别人敞开心扉，无论如何。还有——怎么说呢——外表显眼。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我是个精神扭曲的傲慢女子。或者果真那样也有可能。”

“不错，你或许是漂亮过头了。”

她抽出一支香烟衔在嘴里。我擦火柴点燃。

“真认为我漂亮？”岛本说。

“认为。肯定经常有人这么说，我想。”

岛本笑了：“不是的。说真的，我并不怎么中意自己的长相。所以，给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她说，“总之一般说来，我不被女孩子喜欢，遗憾是遗憾。我不知想了多少次：即使别人不夸漂亮也无所谓，只想当一个普通女孩，交普通朋友。”

岛本伸出手，轻轻碰了一下我放在台面上的手，“不过这下好了，你活得这么幸福。”

我默然。

“幸福吧？”

“幸福不幸福，自己也不大清楚。不过至少不觉得不幸，也不孤独。”停顿片刻，我又加上一句：“有时候会因为什么突然这样想来着：在你家客厅两人听音乐的时候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呃，那些唱片现在也都还保留着。纳特·金·科尔、平·克劳斯比、罗西尼、《培尔·金特》，还有好多其他的，一张不少。爸爸死时得到的纪念品。因为听得十分仔细，现在也一道刮痕都没有。我是多么精心爱护唱片，你还记得吧？”

“父亲去世了？”

“五年前患直肠癌死的，死得痛苦不堪。原本是那么精神的人。”

我见过几次岛本的父亲，壮实得像她家院里的橡树。

“你母亲还好？”

“嗯，我想还好。”

我觉出她语气中似乎含有什么。“和母亲处得不融洽？”

岛本喝干代基里，把杯子放在台面上招呼调酒师，接着问我：“嗳，没什么拿手鸡尾酒？”

“独创的鸡尾酒有几种。有一种名称和店名一样——‘罗宾斯·内斯特’。这个评价最好。是我琢磨出来的，底酒是朗姆和伏特加，口感虽好，但相当容易上头。”

“哄女孩子怕是正好。”

“跟你说，岛本，你好像不大晓得，鸡尾酒这种饮料大体上还真是干这个用的。”

她笑道：“那就来它好了。”

鸡尾酒上来后，她注视了一会儿色调，然后轻轻啜一小口，闭目让酒味沁入全身。“味道十分微妙。”她说，“不甜，也不辣，简单清淡，却又有类似纵深感的东西。不知道你还有这份机灵。”

“我做不出酒柜，汽车上的油过滤器也换不了，邮票都贴不正，电话号也时常按错。不过有创意的鸡尾酒倒配出了几种，评价也不错。”

她将鸡尾酒杯放在杯托上，往里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每次她举起酒杯，吸顶灯的光影都微微摇颤。

“母亲好久没见到了。十年前发生了很多麻烦事，那以来几乎再没见面。父亲葬礼上见面倒算是见面了。”

钢琴三重奏乐队演奏完原创布鲁斯哀歌，钢琴开始弹《STAR CROSSED LOVERS》⁽¹⁾的序曲。我在店里时钢琴手经常弹这支情歌，知道我喜欢听。在埃林顿创作的乐曲里边它不很有名，也引不出我个人的回忆，但偶然听过一次之后，长期以来一直让我难以割舍。无论学生时代还是在教科书出版社工作期间，每到晚间我就听收在埃林顿公爵密纹唱片《可爱的雷声》中的《STAR CROSSED LOVERS》，翻来覆去地听，没完没了地听。其中，约翰尼·霍吉斯有一段委婉而优雅的独奏，每当听到那不无倦慵的优美旋律，往事便浮上脑际：算不上多么幸福的时代，又有很多欲望得不到满足，更年轻、更饥渴、更孤独，但我确实单纯，就像一清见底的池水。当时听的音乐的每一音节、看的书的每一行都好像深深沁入肺腑，神经如楔子一样尖锐，眼里的光尖刻得足以刺穿对方。就是那么一个年代。一听到《STAR CROSSED LOVERS》，我就想起当时的日日夜夜，想起自己映在镜子里的眼神。

“说实话，初三时我去找过你。太寂寞了，寂寞得一个人受不了。”我说，“打过电话，没通。所以坐电车去了你家。不料名牌已是别人的了。”

“你搬走两年后，我们因父亲工作的关系搬去了藤泽，在江之岛附近。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上大学。搬家时给你寄了明信片，通知了新住处。没接到？”

我摇摇头。“接到我当然要回信的。怪事，肯定哪里出了差错。”

“也可能仅仅是我们运气不好啊。”岛本说，“总是出错，总是失之交臂。不过这个算了。谈谈你，让我听听这以前你怎么度过的。”

“没什么有意思的。”我说。

“没意思也行，讲来听听。”

我把迄今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粗线条地向她讲了一遍。高中时代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最后深深伤害了她——详情我没一一道出，只是解释说发生了一件事，而那件事既伤害了她，同时也伤害了我自身；去东京上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教科书出版社；二十至三十岁期间一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称得上朋友的朋友；结交了几个女性，但自己全然没得到幸福；高中毕业到快三十岁时遇到有纪子结婚之前，没有真正喜欢过任何人，一次也没有；那时自己常想岛本，心想若能同岛本见面交谈——哪怕一个小时也好——该是何等美妙。我这么一说，她微微一笑。

“常想我来着？”

“是的。”

“我也常想你来着，”岛本说，“常想，难过时就想。对我来说，你是我有生以来惟一的朋友，我觉得。”说罢，她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手托下巴，放松身体似的闭起眼睛。她手指上一个戒指也没戴，眼睫毛时而微微颤动。稍顷，她缓缓睁开眼睛，觑了眼手表。我也看自己的表。时间已近十二点。

她拿起手袋，以不大的动作从高脚椅上下来。“晚安。能见到你真好。”

我把她送到门口。“给你叫辆出租车好么？下雨了，路上很难拦到。”我问。

岛本摇摇头：“不怕，不劳你费心。这点事自己做得来。”

“真的没失望？”我问。

“对你？”

“嗯。”

“没有，别担心。”岛本笑道，“放心好了。不过，西装真的不是阿玛尼？”

随后，我注意到岛本不像过去那样拖腿了。移步不很快，仔细观察带有技巧性，但走路方式几乎看不出不自然。

“四年前做手术矫正了。”岛本辩解似的说。“不能说已经彻底矫正过来，但没以前严重了。很厉害的手术，好在还算顺利。削掉很多骨头，又接足了什么。”

“不过也好，看不出腿有毛病了。”我说。

“是啊。”她说，“恐怕还是矫正了好。可能有些迟了。”

我在衣帽间接过她的大衣，给她穿上。站在一起一看，她没那么高了。想到十二岁时她差不多和我一般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岛本，还能见到你？”

“大概能吧。”说着，她嘴唇上漾出淡淡的笑意，犹如无风的日子里静静升起的一小缕烟。“大概。”

她开门离去。大约过了五分钟，我爬上楼梯，到外面看她顺利拦到出租车没有。外面雨仍在下，岛本已不在那里了。路上渺无人影，惟独汽车前灯的光模模糊糊地沁入湿漉漉的路面。

或者我看到的是幻景亦未可知。我在那里伫立不动，久久打量降在路面的雨，恍若重新回到了十二岁的少年。小的时候，雨天里我经常一动不动地盯着雨看，而一旦怔怔地盯着雨看，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分解开来，从现实世界中滑落下去。大概雨中有一种类似催眠术的特殊魔力，至少当时我是那么感觉的。

然而这不是幻景。折身回店，岛本坐的位置上还剩有酒杯和烟灰缸。烟灰缸里几支沾着口红的烟头仍保持着被轻轻碾灭时的形状。我在其旁边坐下，闭起眼睛。音乐声渐次远离，剩下我孑身一人。柔软的夜幕中，雨仍在无声无息地下着。

(1)　意为“灾星下出生的（不幸的）恋人们”。

9

此后很长时间岛本都没出现。每晚我都在“罗宾斯·内斯特”吧台前坐上几个小时，一面看书，一面不时往门口扫一眼。但她没来。我开始担心，担心自己是否对岛本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是否说了多余的话伤害了岛本。我一句句回想那天夜里自己说出口的话，又回想她道出的话，但没有找出能和自己的担心对上号的语句。说不定岛本见到我真的失望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她那么妩媚动人，腿也没了毛病。想必她未能从我身上觅出任何可贵的东西。

岁末临近，圣诞节过去，新年来到。转眼间一月份就没了。我年满三十七岁了。我已放弃希望，不再等她了，“罗宾斯·内斯特”那边只偶尔露一下面，因为一去那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就会在顾客席上搜寻她的姿影。我坐在这边酒吧的吧台前，打开书页，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我觉得自己已很难对什么全神贯注了。

她说我是她惟一的朋友，有生以来仅此一个的朋友。我听了十分欣喜。我们可以重新成为朋友。我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想就此听听她的意见，即便她全然不想谈她自己也无所谓。只要能见到岛本同她说话，我就高兴。

然而岛本再也没有出现。或者她忙得没时间来见我也有可能，但三个月的空白也实在太长了，就算真的来不成，打个电话总该是可以的。说到底，她是把我忘在一边了，我想。我这个人对于她并非那么可贵的存在。想到这里，我一阵难受，就好像心里开了一个小洞。她不该把那样的话说出口，某种话语是应当永远留在心里的。

不料，二月初她来了，仍是一个下雨的夜晚。静悄悄冷冰冰的雨。那天夜晚我正好有事，很早就到了“罗宾斯·内斯特”。客人带来的伞散发出冷雨的气息。这天钢琴三重奏临时加进高音萨克斯管吹奏了几首。萨克斯手颇有名气，客人席位沸腾起来。我一如往常坐在吧台角落看书，这当儿岛本悄然进来，在我邻座坐下。

“晚上好。”她说。

我放下书看她，一时很难相信她真在这里。

“以为你再不来了呢。”

“抱歉。”岛本说，“生气了？”

“没生什么气，哪里会因为这个生气。我说岛本，这里是店，客人都是想来时来，想回去时回去。我只是等人来罢了。”

“反正向你道歉。说是说不好，总之我没能来成。”

“忙？”

“忙什么忙？”她平静地说，“不是忙。只是没能来成。”

她头发被雨淋湿了，几缕湿发贴在额上。我让男侍拿来新毛巾。

“谢谢。”她接过毛巾，擦干头发，然后取出香烟，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也许被雨淋湿发冷的关系，手指有点儿颤抖。“细雨，加上准备搭出租车，出门时只带了雨衣。可是走起来好像走了很久。”

“不喝点热的？”我问。

岛本窥视似的看着我的脸，嫣然一笑。“谢谢。不过不要紧了。”

看见她的微笑，三个月的空白一瞬间不翼而飞了。

“看什么呢？”她指着我的书问。

我把书递给她。这是一本历史方面的书，写的是越战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战争。她啪啦啪啦翻几页还给我。

“小说不再看了？”

“小说也看。但没过去看得那么多，新小说几乎一无所知。看的只限于过去的，差不多都是十九世纪的小说，而且大部分是重看。”

“为什么不看新小说？”

“怕是不愿意失望吧。看无聊的书，觉得像是白白浪费时间，又失望得很。过去不然。时间多的是，看无聊的书也总觉得有所收获。就那样。如今不一样，认为纯属浪费时间。也许是上年纪的关系。”

“也是啊，上年纪倒是不假。”说着，她不无调皮地一笑。

“你还常看书？”

“嗯，常看。新的也好旧的也好，小说也好非小说也好，无聊的也好有聊的也好。和你相反，肯定是我喜欢靠看书消磨时间。”

她向调酒师要了“罗宾斯·内斯特”，我也要同样的。她啜一口端来的鸡尾酒，轻轻点下头放回台面。

“嗳，初君，为什么这里所有的鸡尾酒都比别处的好喝呢？”

“因为付出了相应的努力，不努力不可能如愿以偿。”

“比如什么努力？”

“比如他，”我指着以一本正经的神情用破冰锥鼓捣冰块的年轻漂亮的调酒师，“我给那孩子很高很高的工资，高得大家都有点吃惊，当然我是瞒着其他员工的。为什么只给他那么高的工资呢？因为他具有调制美味鸡尾酒的才能。世人好像不大晓得——没有才能是调不出美味鸡尾酒的。当然，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达到相当程度。作为见习生接受几个月训练，都会调出足可以端到客人面前的东西。一般酒吧里的鸡尾酒就是这个程度的，这当然也行得通，可是再往前一步，就需要特殊才能了。这和弹钢琴、画画、跑百米是同一回事。我本身也调得出相当不错的鸡尾酒，下工夫琢磨、练习来着，但横竖比不上他。即使放同样的酒花同样的时间同样摇晃配酒器，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什么道理不晓得，只能说是才能，同艺术一个样。那里有一条线，有人能越过有人不能越过。所以，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就要好好爱惜抓住不放，付给高工资。这男孩是个同性恋者，因此这方面的人有时拥来吧台，但他们都很文静，我不怎么介意。我中意这个男孩，他也信赖我，干得很卖力气。”

“看不出你这人还有经营才能，是有吧？”

“经营才能我倒谈不上。”我说，“我不是实业家，仅有两家小店。没有增加店数的打算，没有再多赚钱的念头。这不能称作才能或手腕。只是，一有工夫我就想象，想象自己是个客人——若自己是客人，那么会跟谁去什么样的店，喝什么样吃什么样的东西；假如自己是二三十岁的独身男子，领着自己喜欢的女孩，会去什么样的店。还一个一个想象如此情形的细节，例如预算多少啦，住在哪里、几点之前要回去啦。设想好几种具体情况。如此设想叠加的过程中，店的图像就会渐渐明晰起来。”

岛本这天晚上身穿浅蓝色高领毛衣和藏青色半身裙，耳朵上一对小耳环闪闪生辉，贴身的薄毛衣将乳房的形状完美地凸显出来，这弄得我呼吸很不舒畅。

“再说点可好？”岛本脸上又漾出那令人愉悦的微笑。

“说什么呢？”

“说你的经营方针。”她说，“听你这么说话的确开心得很。”

我有点脸红，实在很久没在人前脸红过了。“那不能算是经营方针。只是，岛本，我想我过去就已习惯这样的作业。从小我就一直一个人在脑袋里想这想那，发挥想象力。推出一个虚拟场所，小心翼翼地一块块添砖加瓦——这里这样好了，那个用到这儿来，好比模拟试验。上次也说了，大学毕业我一直在教科书出版社工作，那里的工作实在无聊透顶，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我无法发挥想象力，不如说是扼杀想象力的活计。所以做起来闷得要死，上班讨厌得要死，就差没窒息过去。一上班我就觉得自己在渐渐萎缩变小，很快就会消失不见。”

我喝一口鸡尾酒，缓缓环视客席。雨天里反倒经常座无虚席。来玩的高音萨克斯手将萨克斯管收进箱内。我叫来男侍，让男侍把一瓶威士忌拿过去，再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

“可是这里不同。这里若不发挥想象力就休想活下去。我可以把脑袋里想到的即刻付诸实施。这里没有会议，没有上司，没有先例，没有文部省意向，实在美妙至极，岛本。你没在公司工作过？”

她仍面带微笑，摇头说“没有”。

“那就好。公司那地方不适合我，一定也不适合你。我在公司干了八年，一清二楚。在那里几乎白白耗掉了人生八年时间，而且正是二三十岁的黄金岁月。自己都佩服自己竟忍耐了八年。不过若没那八年，估计店也不能开得这么顺顺利利，我是这样想的。我喜欢眼下的工作，现在有两家店，但我不时觉得那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虚拟场所。就是说好比空中花园，我在那里栽花、造喷水池，造得非常精致非常逼真。人们去那里喝酒、听音乐、聊天，然后回家。你认为为什么那么多人每晚每晚大把花钱特意来这里喝酒？那是因为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在寻求虚拟场所。他们是为了看巧夺天工俨然空中楼阁的人造庭园，为了让自己也进入其中才来这里的。”

岛本从小包包里掏出一支“沙龙”，我赶在她拿打火机之前擦火柴为她点燃。我喜欢给她点烟，喜欢看她眯缝起眼睛、火苗的影子在她眼前摇曳的样子。

“直言相告吧，我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工作过。”她说。

“一次也没？”

“一次也没，既没打过工，又没就过业，没有体验过冠以劳动二字的东西，所以现在你讲的这些听得我非常羡慕。那种思考事物的方式我一次也没试过，我只知道一个人看书。我所思考的，总的说来只是花钱。”说到这里，她把两腕伸到我眼前：右手戴着两只纤细的金手镯，左手戴着看上去甚为昂贵的金表。她把两只手像出示商品样本似的在我眼前放了很久。我拉起她的右手，端详一会儿手腕上的手镯，我想起十二岁时被她握手的事。至今仍真真切切记得那时的感触，那感触曾怎样使我内心震颤也没有忘记。

“思考钱的花法说不定更为可取啊。”说罢，我松开她的手。一松开，竟产生一股错觉，好像自己就势飞去了哪里。“一思考钱的赚法，许多东西就要慢慢磨损掉——一点一滴地、不知不觉之间。”

“可你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也不创造是多么空虚。”

“我不那样认为。我觉得你在创造许许多多的东西。”

“比如什么东西？”

“比如无形的东西。”说完，我把视线落在自己膝头的手上。

岛本手拿酒杯久久望着我。“你说的可是心情什么的？”

“是的。”我说，“无论什么迟早都要消失。这个店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也无法晓得。如果人们的嗜好多少改变、经济流势多少改变的话，现在这里的状况一转眼就无影无踪了。这种例子我见了好几个，说没就没。有形的东西迟早都要没影，但是某种情思将永远存留下去。”

“不过初君，唯其存留才痛苦的情思也是有的。不这样认为？”

高音萨克斯手走来感谢我送的酒，我感谢他的演奏。

“近来的爵士乐手都变得彬彬有礼了。”我对岛本解释说，“我当学生那阵子不是这样。提起搞爵士乐的，全都吸大麻，一半左右性格有障碍。不过倒是可以时不时听到着实把人惊个倒仰的厉害演奏。我常去新宿的爵士乐俱乐部听爵士乐来着，去寻求惊个倒仰的体验。”

“你是喜欢那些人的吧，初君？”

“或许。”我说，“没有人会寻求相对好的并陶醉其中。虽然九个出格离谱，但有一个无与伦比——人们寻求的是这个。而推动世界前进的便是这个。我想这就是所谓艺术吧。”

我再次盯视自己膝头上的双手，然后扬起脸看岛本。她等待着我继续下文。

“但现在多少不同了。因为我现在是经营者，我所做的是投入资本加以回收。我不是艺术家，不是在创造什么，也不是在这里资助艺术。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没有人在这个场所寻求那样的东西。对经营方来说，彬彬有礼穿戴整洁的人要容易对付得多。这怕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不是说整个世界非充满查利·帕克不可。”

她又要了杯鸡尾酒，换了支烟。长时间的沉默，岛本似乎在一个人静静思考什么，我倾听低音提琴手悠长的独奏：《可拥抱的你》。钢琴手时而轻轻和音，鼓手时而擦一把汗喝一口酒。一位常客来我身边闲聊了几句。

“嗳，初君，”许久，岛本开口道，“不晓得哪里有条河？一条山溪一样清亮亮的河，不很大，有河滩，不怎么停滞，很快流进大海的河。最好是流得急的。”

我吃了一惊，看着岛本的脸。“河？”我吃不透她要说什么。她脸上没有任何堪称表情的表情。脸是对着我，却什么都不想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仿佛在眺望相距遥远的风景。感觉上真好像自己离她很远很远。她和我之间，或许隔着无法想象的距离。如此一想，我心中不能不泛起某种悲哀。她眼睛里含有让我泛起悲哀的什么。

“为什么突然冒出河来？”我试着问。

“只是偶然想到问问。”岛本说，“不知道有那样的河？”

学生时代，我一个人扛着睡袋到处旅行，整个日本各种各样的河都看过了，但怎么也想不起她要的河。

“日本海那边好像有这样一条河。”我想了一会儿说，“河名记不得了，大约在石川县。去了就知道。应该最接近你要的河，我想。”

我清楚地记着那条河。去那里是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那年秋天放假的时候。红叶姹紫嫣红，四周群山简直像被血染红了一般。山下就是海，河流清亮亮的，林中时闻鹿鸣。记得在那里吃过的河鱼十分够味儿。

“能把我领去那里？”岛本问。

“石川县哟！”我用干涩的声音说，“不是去江之岛。先坐飞机，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了就得住下——你也知道，现在的我无法做到。”

岛本在高脚椅上缓缓转身，从正面看着我。“跟你说，初君，我也完全知道这样求你是不对的，知道这对你是很大的负担。可除了你我没有可求的人，而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去那里，又不想一个人去。除你以外，对谁都不好这样相求。”

我看着岛本的眼睛。那眼睛仿佛是什么风都吹不到的石荫下的一泓深邃的泉水，那儿一切都静止不动，一片岑寂。凝神窥视，勉强可以看出映在水面上的物像。

“对不起。”她忽地排尽体内气力似的笑笑，“我不是为了求你做这件事才来的，只是想见你，和你说说话，没打算提起这个。”

我在脑袋里粗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一大早出门乘飞机往返，估计入夜前能赶回来——当然要看在那边花多长时间。”

“我想在那边花不了多少时间。”她说，“你真能腾出那样的时间？找出和我一起飞去那里又赶回来的时间？”

“差不多吧。”我想了想说，“现在还不好说定，不过我想问题不大。明天晚上打电话到这里来可好？届时我在这里。那之前我安排妥当。你的日程呢？”

“我什么时候都行，没什么日程。只要你方便，我随时可以动身。”

我点点头。

“啰啰嗦嗦真对不起。”她说，“或许我还是不该来见你。说不定最终我只能把一切弄糟。”

将近十一点她起身回去。我撑伞为她拦了一辆出租车。雨还在下。

“再见。添了很多麻烦，谢谢。”岛本说。

“再见。”

之后我折回店内，坐回吧台原来的座位。那里仍剩有她喝的鸡尾酒，烟灰缸里留着几支她吸剩的“沙龙”。我没叫男侍撤下，只是久久地注视着酒杯和烟头上沾的淡浅的口红。

回到家时，妻还在等我。她在睡衣外披了件对襟毛衣，用录像机看《阿拉伯的劳伦斯》。镜头是劳伦斯越过无数艰难险阻横穿沙漠，终于到达苏伊士运河。单我知道的，这部电影她就已看了三遍。她说看多少遍都看不腻。我坐在旁边，边喝葡萄酒边一起看那电影。

“这个星期日游泳俱乐部有个活动。”我对她说。俱乐部里有个成员拥有相当大的游艇，以前我们不时坐艇去海湾游玩，在那里喝酒、钓鱼。二月份玩游艇有点儿冷，但妻对游艇差不多一无所知，因此对此没什么疑问，况且星期天我极少一个人出去。她似乎认为最好还是偶尔出去见见其他方面的人，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

“一早就出去，估计八点前能回来。晚饭在家吃。”我说。

“行，星期天正好妹妹来玩。”她说，“要是不冷，大家就带盒饭到新宿御苑玩去，四个女人家。”

“那也蛮不错嘛。”

翌日下午，我去旅行社订了星期日的机票和要租的车。傍晚六点半有一班飞回东京，看来勉强可以赶回吃晚饭。之后我去店里等她的电话。电话十点打来了。“时间总可以找得出，忙倒是够忙的。这个星期日怎么样？”我说。

她说没问题。

我告以飞机起飞时间和在羽田机场的碰头地点。

“麻烦你了，谢谢。”

放下听筒，我坐在吧台旁看了一会儿书。店里太吵，吵得我实在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到书上，于是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洗手，细看镜子里自己的脸。我对有纪子说了谎。以前说过几次，和别的女人睡觉时也说了小谎，但那时我没认为是欺骗有纪子，那几次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消闲解闷罢了。然而这次不成。我固然没有同岛本睡的念头，但还是不成。我定定地审视镜子里自己的眼睛，那眼睛没有映出自己这个人的任何图像。我双手拄在洗面台上，喟叹一声。

10

那条河从岩石间飞快地穿过，点点处处或挂起小小的瀑布，或积成水潭静静歇息。水潭有气无力地反射着钝钝的太阳光。往下游看去，可以看见一座旧铁桥。说是铁桥，其实又小又窄，勉强能容一辆汽车通过。黑乎乎呆愣愣的铁架重重地沉浸在二月冰冷冷的岑寂中。走这座桥的只有去温泉的游客、旅馆员工和森林管理人员。我们过桥时没碰上任何人，过了桥往后看了几次，也没发现过桥人影。进旅馆吃罢简单的午饭，两人过桥沿河步行。岛本笔直地竖起厚厚的海军呢大衣领，围巾紧贴鼻端围了好几圈。她和平时不同，一身适合穿山越岭的轻装。头发在脑后束起，鞋也换上了结结实实的野外作业靴，肩上斜挎绿色尼龙包。这副打扮活脱脱成了高中生。河滩这一堆那一块地点缀着白皑皑硬邦邦的雪。铁桥顶端蹲着两只乌鸦在俯视河面，不时发出一声生硬而尖锐的啼叫，像在谴责什么。叫声在树叶脱尽的林中发出冷冷的回响，继而穿过河面，钻入我们耳底。

狭窄的沙土路沿河边长长地延伸开去，不知止于何处，不知通向哪里。杳无人影，阒无声息。四下里没有像人家的房舍，触目皆是光秃秃的农田。垄沟的积雪勾勒出几道清晰的白筋。乌鸦到处都有。见我们一路走来，乌鸦们就好像朝同伴们发什么信号似的短促地叫了几声，走到跟前它们也凝然不动，我得以切近地看清其凶器一般尖刺刺的嘴和颜色光鲜的爪。

“还有时间？”岛本问，“再这么走一会儿能行？”

我扫一眼手表，“没关系，时间还有。可以再待一个小时。”

“好幽静的地方啊。”她缓缓环视着四周说道。她每次开口，呼出的气便整个浮在空中，硬硬的，白白的。

“这条河可好？”

她看着我微微笑道：“看来你是真的明白我所寻求的，从里到外。”

“从颜色、形状到尺寸。”我说，“过去我看河流的眼光就不同一般。”

她笑了笑，用戴手套的手握住同样戴手套的我的手。

“还好。已经来了，就算你说这条河不好我也没办法。”我说。

“放心，对自己再多些信心，你是不至于有那么大失误的。”岛本说，“对了，两个人这么并肩走起来，不有点儿像过去？时常一块儿从学校走路回家来着。”

“你腿没过去那么糟了。”

岛本微笑着看我的脸：“听你这语气，好像是为我治好腿感到遗憾似的。”

“或许。”我也笑了。

“真那么想？”

“开玩笑。治好了腿当然是好事。只是有点儿怀念，怀念你腿不好的那段时光。”

“跟你说，初君，”她接道，“这件事我非常非常感谢你——知道的吧？”

“没什么的，”我说，“无非乘飞机来郊游罢了。”

岛本目视前方走了一会。“不过你是对太太说了谎出来的吧？”

“算是吧。”

“这对你相当不是滋味吧？不愿意对太太说谎吧？”

我不知怎么回答合适，没有应声。附近树林里乌鸦又尖利地叫了起来。

“我肯定扰乱你的生活了，我心里很清楚。”岛本低声道。

“好了，别说这个了。”我说，“特意跑来一趟，说点开心的吧！”

“比如说什么？”

“你这身打扮，看上去像高中生。”

“谢谢。”她说，“真是高中生该有多高兴。”

我们朝上游慢慢走去。接下去一段时间里，两人都一言未发，只顾集中注意力走路。她还走不了很快，但慢走看不出不自然。岛本紧紧握住我的手。路冻得梆梆硬，我们的胶底鞋几乎没踩出动静。

的确，假如像岛本说的那样，十几或二十几岁时两人能这样一块儿走路，该是何等美妙啊！星期日下午两人手拉着手，沿着河边一个人也没有的小路无休无止地走下去，该是多么幸福啊！然而我们已不是高中生了。我有妻子和女儿，有工作，而且要向妻说谎才能来这里。往下要乘车赶去机场，搭乘傍晚六点半飞往东京的航班急匆匆返回有妻等我的家。

走了一会儿，岛本停住脚步，搓着戴手套的双手缓缓环视四周，看上游，看下游。对岸群山绵延。左边，树叶落尽的杂木林一片接着一片。哪里也不见人影。我们刚才歇息的旅馆也好铁桥也好，此刻都已隐去山后。太阳不时像想起来似的从云隙间探一下头。除了乌鸦的啼叫和河水的流声，其他一无所闻。眼望如此风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想道，自己迟早肯定还将在哪里目睹同样的风景。这就是所谓既视感的反向——不是觉得自己以往什么时候见过与此相同的风景，而是预感将来什么时候仍将在哪里与此风景相遇。这一预感已伸出长臂死死抓住了自己意识的根。我已能感觉出其握力。而那长臂的前方便是我自身，将来应该还在的、增加了好几岁的我自身。当然，我无法看见我自身。

“这地方合适。”她说。

“合适干什么？”我问。

岛本浮起一如平日的一丝笑意看着我，“合适干我想干的事。”

随后，我们从堤坝下到河边，这里有个小小的水潭，表面结了层薄冰，潭底静静躺着几片一如扁扁的死鱼的落叶。我拾起河滩上的一粒圆石子，在手心里转动了一会儿。岛本摘下两只手套揣进大衣袋，继而拉开挎包链，取出一个用厚厚的上等布料做的小口袋样的东西，袋里有个小壶。她解开壶绳，轻轻打开壶盖，目不转睛地往里窥视良久。

我一声不响地凝目注视。

壶里装的是白灰。岛本慢慢往左手心倒灰，倒得十分小心，不让灰落到地上。倒到最后灰只有正好盛满她手心那么一点点。是什么的灰、什么人的灰呢？这是一个无风的宁静下午，白灰因而久久停在她手心不动。之后，岛本将空壶装回挎包，用食指尖沾一点灰，递到唇边轻轻舔了一下，继而看我的脸，想笑，但没能笑出。手指仍停在唇上。

她蹲在河边将灰放入水中的时间里，我站在旁边盯视其一举一动。她手中那一点点灰转眼间被水冲走了。我和岛本站在河边定睛注视水的行踪。她细看了一会儿手心，然后在水面上冲去余灰，戴上手套。

“真能流去大海？”岛本问。

“大概。”但我无法确信那点灰一定流到大海。到海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有可能沉入某处的水潭，就势滞留那里。当然，其中的些许恐怕还是会抵达大海的。

接下去，她开始用落在那里的一块木片挖掘发软的地面，我也帮忙。小坑挖出后，岛本将布袋里的壶埋在里面。乌鸦的叫声从哪里传来。估计它们自始至终在静静地目睹我们的作业。无所谓，想看就看好了，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不过是把烧的什么灰放进河流而已。

“会下雨？”岛本边用鞋尖抚平地面边问。

我抬头看天，“得一会儿。”我说。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孩子的灰会不会流到大海，混在海水里蒸发，再变云变雨落回地面？”

我再次望天，又朝水流看去。

“有可能那样。”我说。

我们驾驶租来的小汽车赶往机场。天气风云突变，头上彤云密布，刚才还点点现出的天空已经全然不见。眼看就要下雪了。

“那是我小孩的灰，我生的惟一婴儿的骨灰。”岛本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看她的脸，又往前看。卡车老是溅起融雪的泥水，我不得不一次次开动雨刷。

“生下第二天就死了。”她说，“仅仅活了一天，抱了两三回。极好看的婴儿，软乎乎的……原因不大清楚，呼吸不顺畅，死时脸色都变了。”

我说不出什么，伸出左手放在她手上。

“女孩儿，名字还没有呢。”

“什么时候死的？”

“正好去年这个时候。”岛本说，“二月。”

“可怜。”

“哪里也不想埋，不想放在黑乎乎的地方。想在自己手上保管一段时间，然后顺着河放流大海，乘云化雨。”

岛本沉默下来，沉默了许久。我也什么都没说，默默地驱车赶路。想必她有难言之隐，就让她安静一会儿好了。但这时间里，我发觉岛本的情形有点反常。她开始以古怪的声音喘息，要拿什么作比较的话，那声音有些像机器的响动，以至最初我还以为引擎出了故障。然而声音毫无疑问来自旁边座位。并非呜咽。听起来就好像支气管开了个洞，每次呼吸都从洞里漏气。

等信号灯时，我看了一眼岛本的侧脸。面如白纸。而且整张脸像涂了一层什么似的，硬撅撅的很不自然。她把头靠在椅背上，直视前方，全身一动不动，只是时而半义务性地微微眨一下眼皮。我往前开了一会儿，找合适地方把车停下。这里是已经停业的保龄球馆的停车场，俨然飞机库一般的空荡荡的顶盖下，竖着一块巨大的保龄球瓶招牌，荒凉得简直像来到世界尽头。偌大的停车场只停了我们这一辆车。

“岛本，”我招呼道，“喂，岛本，不要紧吗？”

她未回答。只是靠着椅背，以那古怪的声音喘息不止。我把手贴在她脸颊上。脸颊冷得就像受了这周围的凄凉光景感染似的，没有血色，额头也没有暖意。我紧张得透不过气：莫非她要这么死去不成？她眼睛里已全然没了神采。仔细窥看眸子，同样一无所见，深处僵冷黯淡，如死本身。

“岛本！”我再次大声叫她。没有反应，极细微的反应都没有。眼睛哪儿也没看，连有无意识都看不出。我想还是领去医院为好。而若去医院，恐怕很难赶上飞机，但情况已不容我考虑这些。岛本可能就这样死去，无论会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死去！

但我刚发动引擎，却发觉岛本想要说什么。我关上引擎，耳朵贴在她唇前，但还是听不清她说什么。较之话语，听起来更像是门缝里吹来的风。她拼出浑身气力似的重复说了好几遍，我全神贯注侧耳倾听——似乎说的是“药”。

“想吃药？”

岛本微微点头，委实微乎其微，几乎分辨不出。看来这已是她能完成的最大动作了。我摸她的大衣袋，里面有钱夹、手帕和带匙扣的几把钥匙，但没有药。接着我打开挎包。包的内格袋里有个纸药袋，里面有四粒胶囊，我拿出给她看：“是这个？”

她眼珠不动地点了下头。

我放倒椅背，张开她的嘴，塞进一粒胶囊。可是她口腔干得沙啦沙啦的，根本不可能将胶囊送入喉咙里。我四下打量，看有没有类似饮料自动售货机那样的东西，但没有见到。而要上哪里去找，又没有时间。附近带水汽的东西惟独雪。幸好雪这里要多少有多少。我下了车，挑选檐下看上去还干净的已变硬的雪，放进岛本戴的毛线帽里端回。我先含入自己口中一点儿。含化要花时间。含着含着，舌尖便没了感觉，却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含化后分开岛本的嘴唇，嘴对嘴送进水去。送罢捏住她的鼻子，硬让她把水咽下。她有些呛，但到底咽了进去。如此反复几次，看样子总算把胶囊冲进了喉咙。

我看那药袋，上面什么也没写，药名也好姓名也好服用须知也好一概没写。我有些纳闷，药袋上一般该注明这些以防误服才是，也好让人服用时心中有数。但不管怎样，我又把纸袋放回挎包内格袋，观察她的反应。什么药固然不知道，什么病也不晓得，但既然她这样随身携带，想必自有其效用。至少这并非突发事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预知的。

大约十分钟后，她脸颊上终于一点点泛出了红晕。我把自己的脸颊轻贴上去，尽管微乎其微，但毕竟原有的温煦失而复来了。我舒了口气，身体靠在椅背上。总算幸免于死了。我抱着她的肩，不时对贴脸颊，确认她缓缓地返回此侧世界。

“初君，”岛本用低低的干涩的声音叫我。

“喂，不去医院可以么？若去医院才行，急诊部还是找得到的。”

“不用去的。”岛本说，“已经没事了，吃了药就好。再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别担心。对了，时间不要紧？不快点去机场要误机的。”

“不怕，时间就放心好了。再静静待上一会儿，镇定下来再说。”

我用手帕擦她的嘴角。岛本拿过我的手帕，盯视了一会儿，说：“你对谁都这么亲切？”

“不是对谁都这么，”我说，“因为是你。并非对谁都亲切。我的人生实在太有限了，不可能对谁都亲切。对你一个人亲切都很有限。假如不很有限，我想我会为你做很多很多。但不是那样。”

岛本把脸转向我，凝然不动。

“初君，我可不是为了耽误飞机才故意这么做的。”岛本小声说。

我惊讶地看着她，“当然，不说我也知道。你情况不妙，没办法的事。”

“抱歉。”

“不必道歉。又不是你的错。”

“可我拖了你的后腿。”

我抚摸她的头发，弓身轻吻她的脸颊。可以的话，我真想把她整个人紧紧搂住，以我的肌肤确认她的体温。但我不能那样。我只吻了她的脸颊。她的脸颊暖暖的、软乎乎的、湿湿的。“用不着担心，最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到机场还汽车时，登机时间早已过了。所幸飞机推迟起飞，飞往东京的航班还在跑道上没有上客。我们一下子放下心来。可是这回要在机场等一个多小时。服务台说是检查引擎的关系，更多的情况他们也不知晓。“不知要检查到什么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降落时开始稀稀落落下起雪来，现在越下越大。瞧这光景，不起飞都大有可能。”

“今天要是回不了东京，你可怎么办呢？”

“不要紧，飞机肯定会起飞的。”我对她说。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保证飞机起飞。想到万一出现那种情况，我心里沉甸甸的。那样一来，我势必要巧妙地编造托辞，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跑来石川县。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慢慢考虑不迟，当务之急是考虑岛本。

“你怎么样？万一今天回不到东京的话？”我问岛本。

她摇摇头，“我你就别牵挂了。”她说，“我怎么都成。问题是你，你怕很为难吧？”

“多多少少。不过你不必放在心上，又不是一定飞不成。”

“我早就料想会发生这样的事。”岛本用仿佛说给自己听的沉静的声音说，“只要有我，周围保准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总是这样。我一参与，事情就全乱套，原本顺顺当当的局面会突然走投无路。”

我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考虑航班取消时必须打给有纪子的电话。我在脑海里排出种种辩解用词。恐怕无论怎么解释都终归无济于事，口称参加游泳俱乐部活动星期天一早离开家门，却被大雪封在石川县机场，无法自圆其说。倒是可以说“出得家门忽然想看日本海，所以直接去了羽田机场”，不过未免过于滑稽。与其那么说，倒不如索性什么也不说。或者不如干脆实话实说。如此思来想去，我愕然察觉到自己内心竟在期待飞机不起飞，在盼望被雪困在这里不动，在希求自己同岛本单独来此一事被妻子发现。而我将毫不辩解，不再说谎，就和岛本留在这里。往下只消随波逐流即可。

最终，飞机在延误一个半小时后起飞了。在飞机上，岛本一直靠在我身上睡觉或闭目合眼。我伸出胳膊搂着她的肩。看上去她好像睡着还在不时地哭。她始终默不作声，我也缄口不语。我们开口已是在飞机进入着陆状态之后了。

“喂，岛本，你真的没事儿了？”我问。

她在我的臂弯中点头道：“没事儿，吃了药就没事了。别介意。”她把头轻轻搭在我肩上。“什么也别问，别问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好好，什么也不问。”我说。

“今天实在谢谢了。”

“谢今天什么？”

“谢你领我出来，谢你嘴对嘴喂水，谢你容忍了我。”

我看她的脸。她嘴唇——刚才我喂水的嘴唇就在我眼前，看上去希望我再来一次。双唇微微张开，露出整齐莹白的牙齿。喂水时稍稍碰及的那柔软的舌头感触我仍记得。看着那嘴唇，我呼吸变得甚为困难，什么都考虑不成，浑身火烧火燎。我知道她需要我，而我也需要她。但我设法克制了自己。我必须在此止步。再往前去，很可能再也退不回来。但止步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我从机场往家里打电话。时间已是八点半。

“对不起，晚了。一时联系不上。这就回去，过一个小时到。”我对妻说。

“一直等你来着，后来实在耐不住，就先吃了。倒是火锅。”妻说。

我让岛本坐进我放在机场停车场的宝马，“送到哪里合适？”“可以的话到青山下来，从那里一个人随便回去。”岛本说。

“一个人真能回去？”

她微笑着点点头。

在外苑驶下首都高速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开口。我用低音量听亨德尔的风琴协奏曲磁带，岛本双手整齐地并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由于是星期天夜晚，周围的车上都是去哪里游玩归来的一家老小。我比平时频繁地上上下下换挡。

“嗳，初君，”快到青山大街时岛本开口了，“那时我这么想来着：飞机不起飞就好了。”

我想说我也那么想来着，但终于没说出来。口腔干得沙沙响，话语无法脱口而出。我只是默默点头，轻握一下她的手。我在青山一丁目拐角处停车让她下来——她要在此下车。

“再去见你可好？”下车时岛本小声问道，“还不讨厌我？”

“等你。”我说，“过几天见。”

岛本点了下头。

我沿着青山大街驱车前行。假如再也见不到她，脑袋肯定得出故障。她一下车，世界都好像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了。

11

和岛本去石川县回来后的第四天，岳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问我明天中午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可以可以。不过老实说我有点吃惊，因为岳父是个非常忙的人物，极少同工作关系以外的人吃饭。

岳父的公司半年前刚从代代木迁到四谷一座七层新楼。那楼虽是公司财产，但公司只用上面两层，下面五层租给别的公司以及餐馆店铺。来这里我还是头一次。一切都是新的，闪闪发光。大厅是大理石地面，天花板很高，硕大的瓷瓶里插满鲜花。在六楼下得电梯，接待处坐着一个足可出任洗发水广告代言人的秀发女孩，用电话将我的姓名告知岳父。电话机是深灰色的，形状像是带计算器的锅铲。随后她粲然一笑，对我说：“请，总经理在办公室等您。”笑容非常华丽，但同岛本相比多少有些逊色。

总经理室在最上层。通过大玻璃窗可以将市容尽收眼底。景色虽不能说令人心旷神怡，但室内采光好，面积绰绰有余。墙上挂着印象主义画，画的是灯塔和船。似乎出自修拉⁽¹⁾笔下，有可能是真品。

“形势看来不错嘛。”我对岳父说。

“不坏。”说着，岳父站在窗旁手指外面，“是不坏，并将越来越好，眼下正是发财的时候。对我们这行当来说，是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的天赐良机，现在发不了财就没机会发了。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建筑业我是门外汉。”

“喏，从这里看一眼东京城好了。看见到处都有空地吧——就像掉牙似的这一点那一块什么也没建的空地皮。从高处看一清二楚，走路是看不出的。那就是旧房旧楼拆出来的。近来地价飞涨，以前那样的旧楼渐渐没了收益。旧楼收不来高房租，租客数量也在减少，所以需要新的更大的空间。就拿私有房来说，城区地价一涨，固定资产税和继承税就付不起，就要卖掉，卖掉城里房子搬去郊外。买那类房子的基本上是专业不动产商，那帮小子拆除原来的旧房，建造更能有效利用的新楼。就是说，那一带的空地往下要接二连三地竖起高楼大厦，而且就在这两三年内，两三年工夫东京就要一改旧观。资金没问题，日本经济生机勃勃，股票节节上扬。银行的钱绰绰有余，有地抵押银行就借钱给你，借多少都不在话下。只要有地，钱随便你花。所以楼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建楼的是谁？当然是我们，当然！”

“原来如此。”我说，“不过建那么一大堆楼，东京究竟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会更朝气蓬勃，更美观气派，更方便快捷嘛！市容这东西，是如实反映经济形势的一面镜子。”

“更朝气蓬勃更美观气派更方便快捷固然不坏，我也认为挺好。问题是现在东京城都车满为患了，楼再增加，那可真要寸步难行了。下水道都很麻烦，下点雨就得往外冒水。再说，所有高楼大厦夏天一齐开空调，电恐怕都不够用。而电是靠烧中东石油发出来的，再来一场石油危机怎么办？”

“那是日本政府和东京都考虑的事，我们不是为此大把大把纳税了吗！让东大毕业的官僚们绞尽脑汁去好了。那些家伙总那么神气活现派头十足，就像在说是他们在驱动国家。所以偶尔开动一下那颗高档脑袋考虑考虑问题也是可以的嘛！与我无关，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泥水工，有人求盖楼就是——这就叫做市场原理，是吧？”

对此我没表示什么。毕竟不是来跟岳父讨论日本经济态势的。

“算了，别再谈深奥东西了，先填肚皮去吧，肚子瘪了。”岳父说。

我们钻进带电话的宽体黑色梅赛德斯，来到赤坂一家鳗鱼餐馆，被让进里面一个单间，两人面对面吃鳗鱼喝清酒。因是中午，我只象征性地喝一点点，岳父却喝得相当快。

“那么，要商量什么事呢？”我切入正题。若是糟糕事，还是先听了好。

“其实是有事相求。”他说，“啊，倒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想借你的名字一用。”

“借名字？”

“这次想办一家新公司，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创办人。虽说如此，也并不需要什么特殊资格，只消名字出现在那里即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而相应的答谢我是一定给的。”

“不用什么答谢。”我说。“真有必要，名字怎么借都无所谓。可那到底是什么公司呢？既然作为创办人之一连署名字，那么这一点还是想了解了解。”

“准确说来，什么公司也不是。”岳父说，“对你我才直言不讳：那公司什么也不做，徒有其名罢了。”

“总之就是‘幽灵公司’了？Paper Company，tunnel公司。”

“啊，算是吧。”

“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逃税？”

“不是。”他难以启齿似的说。

“黑金？”我一咬牙问道。

“差不多。”他说，“的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做我们这个买卖多少还是需要的。”

“若弄出什么问题我怎么办？”

“办公司本身是合法的。”

“问题在于那公司干什么。”

岳父从衣袋里取出香烟，擦燃火柴，朝天吐了一口烟。

“问题不至于有什么问题的。况且就算出现什么问题，谁一眼都会看出你不过出于对我的情面才借名字一用罢了——老婆的父亲相求，没办法拒绝。没有人会怪罪你。”

我就此思索了片刻。“那黑金到底流去哪里呢？”

“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想就市场原理知道一下具体内容，”我说，“流去政治家那儿？”

“那也多少有点儿。”

“是官僚？”

岳父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喂喂，那么干可就成贿赂了，手要给拗到背后去的！”

“不过同业界多多少少全都干的吧？”

“或多或少。”岳父现出为难的神色，“在手不至于拗到背后的限度内。”

“暴力团那边呢？收买地皮时那伙人怕是有用的。”

“那没有。我向来瞧不上那帮家伙。我不干垄断收买地皮的名堂。那倒是赚钱，但不干。我只是建造地皮上面的。”

我喟叹一声。

“这类事你肯定不中意的。”

“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反正您是把我打入算盘才往前铺展的吧？以我答应为前提？”

“那是那是。”他有气无力地一笑。

我叹口气说：“我说爸爸，坦率地说我是不大喜欢这类事情的。倒不是说要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您也知道，我是过着普普通通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可能的话，不想卷入背阴处的事情里去。”

“这个我也清楚，”岳父说，“清清楚楚。所以这边就交给我办好了。反正绝对不会做给你添麻烦的事。如果那样做，结果必然给有纪子和外孙女们也添麻烦。我是不可能那么做事的。你也该知道我是多么疼爱女儿和外孙女吧？”

我点点头。不管怎么说，我都不能处于可以拒绝岳父的立场。这么想着，心情沉重起来。我在被这世界一点一点拉下水去。这是第一步。这次就认了，但往下没准还有别的什么找到头上。

我们又继续吃了一会。我喝茶，岳父仍以很快的频率喝酒。

“喂，你三十几了？”岳父突然问。

“三十七。”

岳父定睛看着我。

“三十七么，正是风流年龄。”他说，“工作得心应手，自信也有了。所以女人也会主动凑上前来，对不？”

“遗憾的是还没那么多凑上前来。”我笑道，旋即观察他的表情。一瞬间我怀疑岳父知道了我和岛本的事，为此把我叫到这里来。但他口气里没有要盘问什么的紧张感，只是跟我闲聊而已。

“我在你这个年龄也蛮风流着哩，所以不命令你不许有外遇。跟女儿的丈夫说这个未免离谱，但我以为适当玩玩反倒有好处，反倒息事宁人。适当化解那种东西，可保家庭和睦，工作起来也能集中精力。所以，即使你在哪里跟别的女人睡，我也不责怪你。不过嘛，风流时最好选准风流的对象，稀里糊涂选错人，人生的路就要走歪。这样的例子我看到好几个了。”

我点点头。随后我蓦地想起有纪子的话，她说她哥哥夫妻关系不好。有纪子的哥哥小我一岁，别处有了女人，不常回家。我猜想岳父大概对这个长子有些看法，所以才跟我谈起这个。

“记住，别找无聊女人。和无聊女人风流，自己不久都会无聊。和糊涂女人厮混，自己都要糊涂起来。话虽这么说，可也不要同太好的女人搞在一起。和好女人深入下去，就很难再退出来了，而退不出来，势必迷失方向。我说的你懂吧？”

“多多少少。”

“注意这几点就行了。首先不可给女人弄房子，这是要命的东西。其次回家时间最晚不超过半夜两点，半夜两点是不被怀疑的底线。第三，不可拿朋友作挡箭牌。风流事有可能露馅，那也是没办法的，但不可连朋友都搭进去。”

“像是经验之谈啊。”

“那是。人只能从经验中学习。”他说，“也有不能从经验中学习的，但你不是那类。我想——你这人很有看人的眼光。这东西只有善于从经验中学习的人才能掌握。你的店我只去了两三次，但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找的人都很不错，又会用他们。”

我默默地听他讲下去。

“选老婆的眼光也有，婚姻生活迄今为止也一直风平浪静。有纪子也和你过得蛮幸福，两个孩子也都是好孩子。对此我表示感谢。”

看来他今天喝过量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只管默默听着。

“我想你恐怕还不知道，有纪子自杀过一回。吃安眠药。抬进医院两天没醒过来。当时我以为完了，全身发凉，呼吸都像没了，以为必死无疑，眼前一片漆黑。”

我抬脸看岳父，“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二岁时候，大学刚毕业。男人引起的。和那男的都已订婚了。一个无聊人物。有纪子看起来老实，但很有主意，脑袋也够用。所以，我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和那么个无聊人物搅和到一起。”岳父背靠壁龛柱子，叼烟点上火。“但对有纪子来说，那是第一个男人。大凡第一个，多多少少谁都要出差错。问题是有纪子受的打击大，想自杀不活了。自那以后，那孩子就同男人断绝了所有往来。那以前本来是个相当积极的孩子，但那件事发生后就很少外出了。寡言少语，总是闷在家里。想不到和你相识交往以后，变得非常开朗，人整个变了。是旅行途中遇上的吧？”

“是的，在八岳。”

“那次也是我劝的，差不多硬推出门的，我说一定得旅行一次。”

我点头道：“自杀是不知道的。”

“觉得还是不知道好，一直没有提起。不过差不多也该是知道的时候了。你俩往后日子还长，好的坏的最好大体了解清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岳父闭上眼睛，朝上吐了口烟。“由我这当父亲的说是不合适，不过她确实是个好女人，我是这么看的。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女人，看女人的眼光自以为还是有的，不管是自己女儿还是什么人，女人的好坏一眼就看得出。同是自己女儿，长相倒是妹妹好，但人的禀性截然不同。你有看人的眼光。”

我默然。

“对了，你是没有兄弟吧？”

“没有。”我说。

“我有三个孩子。你以为我对三个一视同仁？”

“不知道。”

“你怎么样？两个女儿同样喜欢？”

“同样喜欢。”

“那是因为还小。”岳父说，“再大些，就会有倾向性。对方有，我们也有。这你很快就会体验到的。”

“是吗？”

“也是因为对你我才说，三个孩子里边我最喜欢有纪子。这么说对另两个是不合适，但确实如此。和有纪子对脾气，信得过。”

我点点头。

“你有看人的眼力。有看人的眼力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要永远珍惜才是。我本身自是一文不值，但并非只生了一文不值的货色。”

我把已醉到相当程度的岳父扶上梅赛德斯。他一坐进后座，便叉腿闭上了眼睛。我拦出租车回家。回到家来，有纪子想听父亲和我说了什么。

“也没说什么正经话，”我说，“父亲只是想和谁喝酒。醉得挺厉害，不知道回公司还能不能工作，那个样子。”

“总是那样。”有纪子笑道，“大白天喝醉了，在总经理室沙发上午睡一个小时。可公司居然还没关门。所以别担心，由他去吧。”

“不过好像没以前那么能喝了。”

“是啊。你大概不晓得，母亲去世之前，怎么喝都绝不上脸，无底洞一样。也是没办法啊，都要上年纪的。”

她新做了咖啡，我们在厨房餐桌上喝着。为幽灵公司当名义上的创办人的事我没有讲给有纪子听，怕她知道后为自己父亲给我添麻烦感到不快。想必有纪子会说：“从父亲手里借了钱的确不错，但那个和这个是两回事。再说你不是连本带息都还了么！”但问题没那么简单。

小女儿在自己房间睡得很实。喝罢咖啡，我把有纪子拉到床上。两人脱光衣服，在明晃晃的天光下静静地抱在一起。我花时间给她的身体升温后探了进去。但这天进去后我一直在想岛本。我闭上眼，权当自己此时抱的是岛本，想象自己正进入岛本体内，随后汹涌地一泻而出。

冲罢淋浴，我重新上床，打算睡一会儿。有纪子已完全穿好了，见我上床，马上来身旁吻我背部。我闭上眼睛，一声不响。由于我是想着岛本同她做爱的，所以不免有些内疚，遂闭目沉默。

“嗳，真的好喜欢你。”有纪子说。

“结婚七年过去了，孩子都两个了，”我说，“差不多该到倦怠期了。”

“是啊，可我喜欢。”

我抱过有纪子，并开始脱她的衣服，脱去毛衣和裙子，拉掉内裤。

“喂，你莫不是还来一次……”有纪子吃惊地说。

“当然再来一次。”

“唔，这可要写进日记才行。”

这回我尽量不去想岛本。我搂紧有纪子，看有纪子的脸，只想有纪子。我吻有纪子的嘴唇、脖颈和乳头，射在有纪子体内。射完后仍搂着不动。

“嗳，你怎么了？”有纪子看着我说，“今天跟父亲有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我说，“完全没有。只是想这么亲热一会儿。”

“好好，随你怎样。”说着，她仍让我待在里面，就那样紧紧搂住我。我合起眼睛，身体紧贴她的身体，不让自己跑去别的地方。

抱着有纪子的肢体，我蓦然想起刚才从岳父口中听来的她自杀未遂的事。“当时我以为完了……以为必死无疑。”说不定只要出一点点差错，这肢体就会消失不见的，我想。我轻轻抚摸有纪子的肩、发、乳房。暖暖的，柔柔的，又实实在在。我的手心可以感觉出有纪子的存在，至于这能持续存在到什么时候，任何人都无由得知。有形的东西倏忽间就了无踪影，有纪子也好，我们所在的房间也好，墙壁也好天花板也好窗扇也好，注意到时都可能不翼而飞。接着，我一下子想起了泉。一如那个男的深深伤害有纪子一样，我大概也深深伤害了泉。有纪子其后遇上了我，而泉大概谁也没遇上。

我吻了一口有纪子柔软的脖颈。

“睡一会儿。”我说，“睡醒去幼儿园接小孩儿。”

“好好睡就是。”她说。

我只睡了很短工夫。睁开眼睛，下午三点刚过。从卧室窗口可以望见青山墓地。我坐在窗边椅子上，怔怔地望那墓地，望了许久。我觉得很多景物都以岛本出现为界而前后大不相同。厨房里传来有纪子准备做晚饭的声响，在我听来竟那般虚无缥缈，仿佛从辽远的世界顺着管道或其他什么传来的。

随后，我从地下停车场开出宝马去幼儿园接大女儿。这天幼儿园好像有什么特殊活动，女儿出来时已近四点。幼儿园门前一如往日停着一排擦得一尘不染的高级轿车，萨博、捷豹、阿尔法·罗密欧也在其中。身穿高档大衣的年轻母亲从车上下来，接过孩子，放进车里回家。由父亲来接的只我女儿。一看见女儿，我就叫她的名字，一个劲儿挥手。女儿认出我，也挥起了小手，正要往这边跑时，发现坐在蓝色梅赛德斯260E助手席上的小女孩儿，便喊着什么朝那边跑去。小女孩儿戴一顶红毛线帽，从停着的汽车窗口探出上身。她母亲身穿红色开司米大衣，戴一副足够大的太阳镜。我赶去那里拉起女儿的手，对方冲我微微一笑，我也回了个微笑。那红色开司米大衣和大太阳镜使我想起岛本——从涩谷跟到青山时的岛本。

“你好！”我说。

“你好！”她应道。

一个容貌俏丽的女子，怎么看都不超过二十五。车内音响正在放“传声头像”乐队的《燃烧的房子》。后座上放两个纪之国屋百货商店的纸袋。她的笑容十分动人。女儿和小朋友悄悄说了一会儿什么，然后说“再见”。那女孩儿也说声“再见”，说罢按一下钮，把玻璃窗“嘶”一声关上。我牵着女儿的手往宝马走去。

“怎么样，今天一天里有什么高兴事？”我问女儿。

女儿头一摆说：“哪里有什么高兴事，糟极了。”

“啊，都挺够呛的。”说着，我弯腰吻了一下女儿前额。她以煞有介事的法国餐馆经理接受美国运通卡时的表情接受我的吻。“明天会好起来的，肯定。”我说。

可能的话，我也想这样安慰自己：明天早晨睁开眼睛，世界肯定变得眉清目秀，一切都比今天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不可能那样。明天说不定事情更伤脑筋。问题是我在闹恋爱，而又这样有妻、有女儿。

“嗳，爸爸，”女儿说，“我嘛，想骑马。什么时候给我买匹马？”

“啊，好好，什么时候。”我说。

“这什么时候，哪年哪月？”

“等爸爸攒够钱。攒够钱就用来买马。”

“爸爸也有贮币盒？”

“嗯，有个很大的，汽车那么大的家伙。不攒那么多钱马是买不成的。”

“求姥爷，姥爷肯给买的？姥爷不是很有钱吗？”

“那是。”我说，“姥爷有个跟那儿的大楼一样大的贮币盒，满满的全是钱。可因为太大了，里边的钱怎么也取不出来。”

女儿独自沉思了好一会儿。

“问问姥爷怎么样？就说想请他买匹马。”

“是啊，问一次试试看。没准真能给你买的。”

我和女儿谈着马，把车开到了公寓停车场：要什么颜色的马，取什么样的名，骑马去哪儿，让马睡在哪儿，等等。把她从停车场送上电梯后，我直接赶去酒吧。明天究竟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闭起眼睛。我觉得自己似乎不在自己体内，我的身体仿佛是从哪里随便借来的临时性容器。明天我将何去何从呢？如果可能，我真想立刻给女儿买一匹马，在一切杳然消失之前，在一切损毁破灭之前。

(1)　修拉：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1859—1891）。

12

此后到开春前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和岛本见面。她不时一晃儿出现。那边的酒吧她也去，但还是来“罗宾斯·内斯特”的时候多。一般是九点多来，坐在吧台前喝两三杯鸡尾酒，十一点左右回去。她在的时候，我便坐在她旁边和她说话。员工们怎么看我和她的关系我不知道，不过我没怎么把这个放在心上，一如小学时没怎么介意同学们如何看我俩的关系。

有时候她往店里打来电话，提议明天中午在某处见面。我们大多在表参道一家咖啡馆碰头，两人简单吃一点饭，在那一带散步。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大致两个小时，长也不超过三个钟头。回去时间一到，她便看一眼表，看着我微微一笑：“好了，得回去啦。”微笑仍是以往那种妩媚的微笑，可是我无法从中读出当时她心中的感情涟漪，甚至读不出她对于必须离去是难过还是不怎么难过，抑或是否为同我分别感到释然，就连那时她是否有返回的必要我都无从确认。

不管怎样，分别时刻到来前那两三个小时，我们是谈得相当投入的，不过我搂她的肩或她拉我的手的情形再未出现。我们再未相互接触身体。

在东京街头，岛本又恢复了以往冷静而又迷人的笑容。二月那个寒冷的日子在石川县流露的剧烈的感情起伏我再没目睹第二次。当时两人之间产生的温煦而自然的亲昵已一去不复返，那次奇特的短暂旅行当中发生的事我们从没提起，尽管并无约定。

我一边同她并肩行走，一边捉摸她心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以及那东西今后将把她领往何处。我时而盯视她的眸子，但那里边有的只是平和的沉默。眼睑上那条细线依然使我想起远方的水平线。如今我觉得自己多少理解了高中时代泉对我大约怀有的孤独感。岛本心中有只属于她自身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那是惟独她知晓、惟独她接受的天地，我无法步入其中。门扇仅仅向我开启了一次，现在已经关闭。

每当我就此思索的时候，我就心乱如麻，不知何对何错。恍惚间似乎重新返回了遇事不知所措的懦弱的十二岁少年。在她面前，我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说什么好，无从判断。我想冷静，想开动脑筋，但都不成。感觉上自己总对她说错话做错事，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都浮现出仿佛将所有感情吞噬一尽的迷人微笑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没关系的，这样可以的”。

关于现在的岛本的处境，我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家住何处，不知她与谁同住，不知她收入从何而来，甚至结婚没有或结过婚没有都不知晓。只知她生过一次孩子，且孩子第二天就死了。那是去年二月的事。此外她说她迄今一次也没工作过。然而她总穿高档服装，总戴高档饰物，而这意味着她在某处获得高额收入。关于她，我算得上知道的仅此而已。生孩子时她该是结婚的吧？这当然也没有确切根据，无非推测罢了。不结婚也不是不能生孩子。

尽管如此，一来二去，岛本还是多少谈起了一些初中和高中时代的事，似乎她以为那个年代同现在的境况没有直接关系，谈也无碍。我由此得知当时她度过的是多么孤寂的日日夜夜。她尽可能对周围人一视同仁，遇上什么也不辩解。“我不愿意辩解。”她说，“人这东西一旦开始辩解，就要没完没了辩解下去，我不想活成那个样子。”然而那样的活法对于那个年代的她并没起多少作用，同周围人之间还是产生了诸多无谓的误解，而那些误解深深伤害了她的心，她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早上起床时常呕吐——因为讨厌上学。

她给我看过一次上高中时的照片。照片中，岛本坐在一座庭园的椅子上，庭园里开着向日葵花。时值夏季，她身穿粗斜纹布短裤和白T恤。她的确是漂亮，正朝镜头送出妩媚的微笑。虽比现在笑得不无生硬，但同样是无与伦比的笑。在某种意义上，唯其笑得不够释然，才更能打动人的心弦。看不出那是天天在不幸中生活的孤独少女的微笑。

“从这张照片上看，你可像是绝对幸福。”我说。

岛本缓缓摇头，像想起什么往昔场景似的在眼角聚起迷人的皱纹。“跟你说，初君，照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的，纯粹是影子罢了。真实的我却在另一个地方，没反映在照片上。”她说。

照片让我一阵心痛。它使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以前失去了多少时间——那是永远不可复得的宝贵时光，是任凭多少努力都无法挽回的时光，是只存在于当时当地的时光。我许久许久地凝视着照片。

“怎么看得那么专心？”岛本问。

“为了填补时间。”我说，“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见到你了，想填补那段空白，哪怕填一点点也好。”

她漾出仿佛费解的微笑看着我，就好像我脸上有什么异常。“也真是怪——你想填补那段岁月的空白，我却想多少把它弄成空白。”她说。

从初中到高中，岛本始终没有男朋友。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美貌少女，主动搭话的人不是没有，然而她几乎不同那些男孩子交往。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持续时间都不长。

“肯定是由于我喜欢不来那个年龄的男孩子。知道吧？那个年龄的男孩子都那么粗野，只想自己，脑袋里除了往女孩裙子里伸手没别的。一碰上那种情形，我就失望得不行。我追求的，是过去跟你在一起时存在的那种东西。”

“喂，岛本，十六岁时我也是只想自己，也是脑袋里只有往女孩裙子里伸手的念头的粗野男孩，千真万确。”

“那么说，幸亏那时候我们没见面喽，或许。”说着，岛本轻轻一笑，“十二岁时分开天各一方，三十七时如此不期而遇……对我们来说，怕是这样再合适不过。”

“真的？”

“如今的你也多少开始想往女孩裙子伸手以外的事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或多或少。不过，若是你对我脑袋里的念头放心不下，下次见面还是穿长裤保险。”

岛本两手放在桌面上，笑着注视良久。手指上依旧没戴戒指。她常戴手镯，手表也常换花样，耳环也戴，惟独不戴戒指。

“再说我不乐意成为男孩子的累赘。”她说，“晓得吧？很多事我都做不来。郊游啦游泳啦滑冰滑雪啦跳迪斯科啦，哪样我都不行。连散步都只能慢走。论起我能做的，只限于两人一起坐着说话或听音乐，而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没办法长时间忍耐。我不愿意那样，至少不想拖累别人。”

这么说着，她喝了一口加入柠檬的巴黎水。这是三月中旬一个暖洋洋的午后，在表参道步行的人群中，已有年轻人换上了半袖衫。

“即使那时候我同你交往，最后也肯定成为你的累赘，我想。你肯定要腻烦我的，你肯定想飞往更有动感更为广阔的天地，而那样的结果对于我怕是不好受的。”

“瞧你，岛本，”我说，“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想我不至于腻烦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特别的东西，这点我非常清楚。语言是无法表达，但那东西的确就在那里，而且非常非常宝贵。想必你也心里明白。”

岛本没有改变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东西，而且比过去比现在还要粗野、自大和麻木不仁。所以，也许很难说我这人适合你。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我决不会腻烦你。这点上我和别人不同。就你而言，我的确是个特殊存在，这我感觉得出。”

岛本再次把视线落在自己放在桌面上的一双手上，像检查十指形状似的轻轻摊开。

“嗯，初君，”她说，“非常遗憾的是，某种事物是不能后退的。一旦推向前去，就再也后退不得，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假如当时出了差错——哪怕错一点点——那么也只能将错就错。”

我们一起去听过一次音乐会，听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岛本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时间和她一块儿前往，演奏者是南美有名的钢琴手。我抽时间和她一同去了上野的音乐厅。演奏十分精彩，技术无可挑剔，音乐本身也委婉细腻，意境幽深，演奏者的激情无处不在。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沉醉其中，再闭目合眼聚精会神也没用。演奏者和我之间似乎隔着一层薄窗帘样的东西，尽管薄得若有若无，却使得我死活都到不了对面。音乐会结束后我这么一说，原来岛本也和我同感。

“你认为演奏者哪里有问题？”岛本问，“我倒是觉得演奏十分出色。”

“还记得吧？我们听的那张唱片，第二乐章最后部分有两次小小的唱针杂音，吱呀吱呀的。”我说，“而没那杂音，我怎么也沉不下心来。”

岛本笑道：“这可很难说是艺术创想哟。”

“管它艺术不艺术，那劳什子喂秃鹫去好了。不管谁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喜欢那唱针杂音。”

“或许真是那样。”岛本也承认，“不过秃鹫到底是什么？秃鹫？秃鹰我倒晓得，秃鹫不知是何物。”

归途的电车中，我向她详细说明了秃鹫和秃鹰有何不同：关于生息地的不同，关于叫声的不同，关于交尾期的不同。“秃鹫吃的是艺术，秃鹰吃的是无名众生的尸体，截然不同。”

“好个怪人！”笑罢，她在电车座位上把自己的肩轻轻碰在我肩上。这是两个月时间里我们仅有的一次身体接触。

如此三月过去，四月降临。小女儿也上了大女儿上的那所幼儿园。两个女儿都离手以后，有纪子参加了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在残疾儿童福利设施帮忙做事。通常由我送女儿去幼儿园再接回家，我若没时间，妻就替我接送。小孩儿一天天长大，我因而得知自己一天天变老。无论我怎么想，小孩儿反正要径自长大成人。我当然爱女儿们，眼看她们成长是我的一个巨大幸福。但在实际目睹她们一个月大似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就好像自己体内有棵树在伸根展枝茁壮生长并强行扩张，从而压迫我的五脏六腑、肌肉皮骨。这种感觉使我一阵阵胸闷，甚至无法成眠。

我每星期见一次岛本。送女儿接女儿，每星期抱几次妻。同岛本相见以后，我抱有纪子比以前频繁了。但不是出于内疚，而是想通过抱有纪子并被有纪子抱来将自己勉强拴在什么地方。

“嗳，怎么回事，近来你是有点不正常哟！”一天下午我抱完她之后，有纪子对我说道，“还没听说过男人三十七岁性欲突然变强的。”

“谈不上什么强不强，一般。”我说。

有纪子看了一会儿我的脸，轻轻摇了下头：“得得，真不知你脑袋里到底装的什么。”

空闲下来我便一边听西方古典音乐，一边从客厅窗口呆呆地打量青山墓地。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书了，埋头看书渐渐变得困难起来。

同开梅赛德斯260E的年轻女子那以后也碰上几次。在等女儿从幼儿园大门出来的时间里，两人不时聊几句。聊的大体是只有住在青山附近的人才能沟通的日常闲话：哪里的超市停车场哪段时间比较空啦，哪里的意大利餐馆因换了厨师而味道变差啦，明治屋百货商店下个月有进口葡萄酒减价日啦，等等。罢了罢了，我暗自思忖，这岂不成了主妇们的“井边聊天会”了！总之这类内容是我们交谈的惟一共同话题。

四月中旬岛本再次停止露面。最后那次见面，我们坐在“罗宾斯·内斯特”吧台旁说话来着。不巧快十点时，另一家酒吧打来电话，我必须过去一趟。“大约三四十分钟后回来。”我对岛本说。“好的，没关系，只管去就是。我看书等着。”岛本笑道。

处理完事急急赶回一看，吧台旁已没了她的身影。时针刚过十一点。她在店里的火柴盒背面给我写了留言放在台面上：“大概往后一段时间不能来这里了。这就得回去。再会。多保重。”

此后一段时间，我心里空落落的，不知干什么好。我在家里莫名其妙地转来转去，上街东游西逛，很早就去接女儿，并同260E女子闲聊，甚至同她去附近咖啡馆喝咖啡。聊的仍是那些：纪之国屋的蔬菜、天然屋的受精鸡蛋、米奇屋的减价日，等等。她说她是“稻叶贺惠”⁽¹⁾服装迷，季节到来之前通过样品目录将需要的全部买下。接着又谈起原先位于表参道派出所附近、现已不见了的一家美味鳗鱼餐馆。如此聊着，我们相当要好起来。从外表倒看不出来，其实她性格相当爽快。但我对她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不过是想找人——无论是谁——说话罢了。而且我需要的是尽可能不咸不淡的交谈，是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将我同岛本联系起来的交谈。

无事可干时，我便去商店购物。有一次买了六件衬衫。为女儿买玩具买偶人，为有纪子买服饰。还到宝马展销厅去了好多次，对着M5左看右看。本来无意购买，却听取了推销员不厌其详的介绍。

如此心神不定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又得以把精力投入工作之中。毕竟不能长此以往。我找来设计师和专业装修工，商量如何重新装修酒吧。已经到了改变装修样式、重新研究经营方针的阶段。大凡开店都有稳定期和求变期，同人一样。若同一环境持续太久，任何东西的活力都要逐步减退。稍前一些时间我便已隐约感到差不多该寻求变化了。空中花园是决不至于令人生厌的。我决定先部分改造第一家酒吧，更换实际用起来并不好用的设备，去掉原先出于设计风格优先的考虑而不得不保留的不便之处，以期更符合功能需要。音响设备和空调设备也到了必须全面检修的时候。另外食谱也要做大幅度调整。开工之前我听取了每一位员工的现场感受，就何处如何修改详细列了一份清单，结果清单相当之长。我把自己脑海中形成的新店具体图像细细讲给设计师听，让他据此画出图纸，画罢又提出要求，请其重新画图，如此反复了多次。我逐一琢磨材料，让材料商报出价格，依据价格一一核查材料品质。为挑选卫生间的一块台面板，我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三个星期里，我跑遍东京城所有店铺找那块理想的台面板。这类活计使我忙得一塌糊涂，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五月过去，六月转来，然而岛本仍未出现，我猜想她已一去不复返了。她写道“大概往后一段时间”不能来了。“大概”和“一段时间”这两个暧昧的说法以其暧昧性折磨着我。她有可能什么时候再次返回，但我总不能眼巴巴坐在那里枯等这“大概”和“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倘若持续下去，不久我势必变得失魂落魄。总之，我时刻让自己处于冗忙之中，以使神经高度集中。我比以前更频繁地去游泳池，每天早上都差不多一口气游完两千米，之后在楼上体育馆做举重运动。如此不到一星期，肌肉便叫起苦来，开车等信号灯时左腿痉挛，甚至无法立即踩动离合器踏板。但为时不久，肌肉便理所当然似的接受了这个运动量。紧张的工作使我没工夫想入非非，而每天坚持锻炼又给了我日常性的工作精力。于是我不再虚度光阴，无论做什么都尽可能全力以赴。洗脸时认真洗脸，听音乐时认真听音乐。其实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好端端地活下去。

到了夏天，周末我带上有纪子和孩子去箱根别墅过夜。离开东京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妻和女儿都显得怡然自得。母女三人或采花，或用望远镜观察小鸟，或追逐嬉戏，或在河里戏水，或只是一起悠悠然躺在院子里。不过，我想她们对实情一无所知。那个下雪的日子假如飞往东京的航班取消，没准我就一切抛开不管而直接同岛本两人远走高飞了。那天我是可以孤注一掷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钱财也好，一切都可以轻易地抛去九霄云外。即使现在我都还在想岛本，真真切切地记得搂岛本的肩和吻她脸颊时的感触，而且在同妻做爱的过程中，也无法将岛本的形象逐出脑海。谁也不知晓我真正何所思何所想，如同我不知晓岛本何所思何所想一样。

我把暑假时间用来改装酒吧。妻同两个女儿去箱根的时间里，我独自留在东京，在装修现场一一指点。得闲便去游泳池，继续在体育馆举重。周末去箱根，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富士屋宾馆的游泳池游泳，游罢吃饭，夜里拥妻睡觉。

虽说我即将进入人们称之为中年的年龄段，但身上全然没有多余脂肪，头发见疏的征兆也未出现，白发一根都没有。由于坚持体育运动的关系，体力上也没觉出怎么衰减。生活有条不紊，注意不暴饮暴食，病患从不沾身，从外表上看也就三十出头。

妻喜欢碰我的裸体。喜欢碰我的肌肉、摸我扁平扁平的腹部、摆弄我那东西。她也开始去体育馆认真锻炼，但她身上多余的脂肪横竖赖着不走。

“遗憾呐，到年纪了。”她喟叹一声，“就算体重减轻，侧腹的肉也怎么都掉不了。”

“不过我喜欢你这身子的，何苦费那么大劲减肥和锻炼呢。就这样也未尝不可嘛，又不是很胖。”我说，并且并非说谎。我喜欢她那多了一层薄薄脂肪的软乎乎的肢体，喜欢抚摸她的裸背。

“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啊，”说着，有纪子摇摇头，“就这样也未尝不可，说起来轻松。可为了维持‘就这样’，我不知费了多大力气。”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十全十美的人生，甚至在我自己眼里有时都显得十全十美。我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工作，获取了相当多的收入。在青山拥有三室一厅住房，在箱根山中拥有不大的别墅，拥有宝马和切诺基吉普，而且拥有堪称完美的幸福的家庭，我爱妻子和两个女儿。我还要向人生寻求什么呢？纵使妻子和女儿来我面前低头表示她们想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女儿、想更被我疼爱，希望我为此不客气地指出下一步她们该怎么做，恐怕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对她们确实没有一点不满，对家庭也没有任何不满，想不出比这更为舒适的生活。

然而在岛本不再露面之后，我时不时觉得这里活活成了没有空气的月球表面。岛本不在，我可以敞开心扉的场所便也不在了，纵然找遍天涯海角。不眠之夜，我不知多少次在床上静静地想起那雪花纷飞的小松机场。但愿记忆在反复想起的过程中磨损一尽。然而记忆丝毫没有磨损，反而愈发历历在目：机场显示牌上全日空飞往东京的航班推迟起飞的通知出现了。窗外雪花沸沸扬扬，五十米开外茫无所见。岛本紧抱双臂一动不动坐在长椅上。她身穿海军呢短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身上漾出泪水味儿和哀戚，这我现在都能嗅到。妻在身旁发出恬静的睡息。她完全蒙在鼓里。我闭目摇头。她完全蒙在鼓里。

我想起在停业的保龄球馆停车场里将融化的雪水嘴对嘴送入岛本口中的情景，想起飞机座位上搂在自己臂弯里的岛本，想起那闭合的眼睛和叹息似的微微张开的双唇。她的身体那般绵软那般有气无力。那时她的确是在需要我，她的心已为我打开。然而我在那里裹足不前，在月球表面一般空旷寂寥没有生命的世界里止住脚步。不久岛本告离，我的人生再次失去。

鲜明的记忆导致夜半失眠，有时深夜两三点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这时我便下床走去厨房，往杯里倒威士忌喝着。窗外可以望见黑魆魆的墓地和从窗下的公路疾驰而过的汽车前灯。我手拿酒瓶凝目注视眼前的光景。联结子夜和黎明的时间又黑又长，有时我甚至想道，若能哭上一场该何等畅快。但不知为何而哭，不知为谁而哭。若为别人哭，未免过于自以为是；而若为自己哭，年龄又老大不小了。

秋天接踵而至。秋天来时，我的心大体安稳下来了。这样的生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这是我的最终结论。

(1)　“稻叶贺惠”：日本知名服装设计师，1981年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这一品牌。

13

早上把两个女儿开车送去幼儿园，我一如往常去游泳池游了两千米，边游边想象自己成了鱼。普普通通的鱼，什么也不想的鱼，连游泳都不想的鱼，而仅仅存在于此、仅仅是我自身即可。这便是我之所以为鱼的意义。从游泳池上来就淋浴，换上T恤和短裤，举重。

之后去住处附近作为办公室租用的单间公寓，整理两家酒吧的账簿，计算员工酬金，修改预定来年二月开工的“罗宾斯·内斯特”改装工程。一点回家，照例同妻两人吃午饭。

“噢，对了，早上父亲打来电话。”有纪子说，“还是风风火火的电话，总之是关于股票的。叫买一只股票，说绝对赚钱。靠的仍是那个绝密股票情报。不过父亲说这个实在特殊得很，非同一般。这回不是情报，是事实。”

“既然保准赚钱，父亲何必告诉我，自己买下不就得了！干嘛没那么做呢？”

“说是对你的酬谢，纯属私人酬谢，父亲说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指的什么我倒不晓得。所以父亲特意把他自己的持有股转到这边来了，说大凡能动用的资金来个倾巢而出，别有顾虑，保证赚钱。若是不赚，亏的由他补上。”

我把叉子放在通心粉盘子上，扬起脸：“那么？”

“由于叫快买，越快越好，我就给银行打电话取出两笔定期存款，转给证券公司的中山先生，让他马上投到父亲指定的股票上去。眼下只动用了八百万。是不是多买些更好？”

我喝了口杯里的水，斟酌该说出口的词句。“我说，那么做之前怎么没跟我商量一句呢？”

“商量？你不是经常按父亲说的买股票的吗？”她露出诧异的神色，“何况让我买也不止一回两回，叫我只管照买就是，所以这回我才那么做的嘛。父亲说买得越快越好我才买的。再说你去了游泳池，没联系上。有什么不妥吗？”

“啊，算了，这回。不过今天早上买的全部卖掉可以么？”我说。

“卖掉？”有纪子像看什么晃眼东西似的眯细眼睛盯视我的脸。

“今天买的统统抛出，退回银行存定期。”

“可那样一来，光是股票交易手续费和银行手续费都要损失不少的哟！”

“无所谓。”我说，“手续费付了就行了嘛，损失也无所谓。反正把今天买的部分整个卖出就是。”

有纪子叹口气说：“我说你，上次跟父亲有了什么事情不成？莫非卷进莫名其妙的事里去了，因为父亲的缘故？”

我没有回答。

“是有什么了吧？”

“有纪子，坦率地说，对这类名堂我渐渐有些厌烦了，”我说，“没其他原因。我不想靠股票赚什么钱。我要自己劳动，用自己的手找钱。我不是一向这么干得挺好吗？花钱上从来没让你吃紧，不是吗？”

“嗯，那我当然清楚。你干得非常出色，一次我都没抱怨过。我感谢你，甚至尊敬你。但那是那，这次是父亲好意告诉的，他只是想关照你罢了。”

“这我知道。不过，你以为绝密情报到底是什么？绝对赚钱究竟怎么回事？”

“不知道。”

“就是股票炒作。”我说，“知道么？在公司内部故意炒作股票，人为地获取暴利，同伙瓜分，并使那部分钱流入政界，成为企业黑金。这和父亲以前向我们推荐的股票情形多少不同。以前的是大概能赚的股票品种，不过出自有利信息罢了。大体赚了，但也不是没有受挫的。可是这回的不一样，这回我觉得味道有点不对，我不愿意参与，可能的话。”

有纪子手拿叉子沉思良久。

“可那真是你说的那种不正当股票炒作不成？”

“要是真想了解，你去问父亲好了。”我说，“不过，有纪子，有一点可以断言：世上哪里也不存在绝对不亏的股票。如果有，那便是不正当交易的股票。我的父亲在证券公司干了差不多四十年，直到退休。起早贪晚干得非常卖力。可说起他身后留下的，只有小得不成样子的一座房子。肯定是天生脑袋不开窍的缘故吧。我母亲每天晚上盯着家庭开支簿算账，有一两百元收支对不上号都抱着脑袋发愁。知道么，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你说眼下才有八百万可动，可是有纪子，这可是实打实的钱，不是专卖游戏场上用的纸票。就一般人来说，整天挤满员电车上班，再尽量加班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也难挣到八百万。那样的日子我也过了八年。一年收入当然没有八百万，八年干完，那个数字也不过梦中之梦罢了。你想必不懂那是怎样的生活。”

有纪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咬紧嘴唇，定睛注视桌上的碟盘。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比平时高了，遂压低嗓门。

“你若无其事地说投资半个月钱就保准翻一番，八百万变成一千六百万。但我认为这种感觉有某种错误，而且我也在浑然不觉之间被这种错误一点点吞噬进去。大约我本身也在助长这种错误。近来我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变成空壳。”

有纪子隔着餐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不再说了，接着吃饭。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在颤抖，至于那是焦躁还是气恼，自己也不明白。但无论是什么，我都无法使颤抖中止下来。

“对不起。帮倒忙的念头我倒是没有的。”许久，有纪子以平静的声音说。

“可以了。我不是责怪你，也不是责怪任何人。”我说。

“这就打电话，把买的那份一股不剩卖掉。所以你不要那么生气。”

“哪里是生什么气。”

我们默默地继续吃饭。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有纪子盯着我的脸，“要是心里有什么想法，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了好么？即使不好开口的也没关系。只要我能做的，一定尽力而为。我自然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世事也好经营上的事也好都不大明白，可我反正不希望你变得不幸，不希望你一个人那么愁眉不展。眼下的生活你可有什么不遂心的地方？”

我摇头道：“不遂心的根本没有。我喜欢现在的工作，觉得有干头，当然也喜欢你。只是有时候跟不上父亲的节拍。从个人角度上讲我并不讨厌他，这次的事也还是把他的好意作为好意来接受。所以并非生什么气。只是有时候弄不清楚自己这个人，不知自己做的事究竟对还是不对，为此感到困惑不解。不是什么生气。”

“可看起来好像在生气。”

我叹了口气。

“还动不动这样叹气。”有纪子说，“总之看上去，你近来有点心烦气躁，时常一个人闷闷地考虑什么。”

“我也莫名其妙啊！”

有纪子视线没从我脸上移开。

“你肯定在考虑什么，”她说，“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要是能帮上忙就好了……”

我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恨不得向有纪子一吐为快。若能将憋在自己心里的话一五一十和盘托出该是何等痛快啊！那样我就再也无须遮遮掩掩，无须逢场作戏，无须说谎骗人。喂，有纪子，其实我是另外有了喜欢的女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她。好几次我都悬崖勒马，为了保护你和孩子所在的这块园地而悬崖勒马。但这已是最后极限，往下再也收勒不住。下次她再出现，天塌地陷我都非抱她不可，实在忍无可忍了。有时候一边抱你一边想她，甚至想着她自慰。

然而，我当然什么也没说。即使现在对有纪子如实道出也全然无济于事，说不定只能使全家陷入不幸。

饭后我回办公室继续工作。可是已经无法埋头工作了。自己对有纪子说话时采取了超出必要限度的高压姿态，而这使自己的心情糟到了极点。我所说的事情本身或许无可厚非，但那理应从更可钦佩的人口中说出。而我向有纪子说谎，背着她见岛本——我压根儿没资格对有纪子发那番堂而皇之的议论。有纪子真心实意地为我担心，这点显而易见，一以贯之。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果真存在着堪可称道的类似一贯性和信念的东西吗？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我已完全没了做事的心绪。

我脚搭桌面，手拿铅笔，怅然若失地久久眼望窗外。办公室窗外可望见公园，若天气好，公园里可以望见几个领小孩的大人。孩子们在沙坑或滑梯上玩耍，母亲们一边斜视照看一边聚在一起聊天。公园里玩耍的小孩子使我想起自己的女儿。我很想见两个女儿，想一只胳膊抱一个在路上散步，想切切实实感受她们温暖的肉团儿。但考虑女儿的时间里我想起了岛本，想起她那微微张开的嘴唇。岛本的图像要比女儿们的真切得多。而一考虑岛本，其他的便一概考虑不成了。

我离开办公室走上青山大街，步入常用来同岛本碰头的那家咖啡馆喝咖啡。我在此看书，看累了就想岛本，回忆在这家咖啡馆里同岛本交谈的片断，回忆她从手袋里取出“沙龙”用打火机点燃的情景，回忆她不经意地撩一把额前的头发、略微低头微笑的样子。但不久独自坐得累了，遂去涩谷散步。我原本喜欢在街上走着打量各式各样的建筑和店铺，喜欢看人们忙于生计的身姿，喜欢自己的双腿在街上移行的感觉。然而此时此刻环绕我的一切无不显得死气沉沉、虚无缥缈，似乎所有的建筑都摇摇欲坠，所有的街树都黯然失色，所有男女都抛弃了水灵灵的情感和活生生的梦幻。

我找人最少的电影院进去，纹丝不动地盯视银幕。电影放完后，我走上暮色中的街头，跨入眼睛最先看到的饭馆简单吃了晚饭。涩谷站前给下班的公司职员挤得水泄不通，电车宛如快镜头电影一般一辆接一辆赶来，吞进月台上的男男女女。如此说来，我就是在这一带发现岛本的，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二十八，还单身，岛本也还拖着腿。她身穿红色大衣，戴一副大太阳镜，从这里往青山走去。感觉上竟好像发生在久远的往昔。

我依序回忆当时看到的情景：年末的人群、她的脚步、一个个拐角、阴沉沉的天空、她手里提的商店纸袋、一下也没碰的咖啡杯、圣诞颂歌。我再次后悔：自己那时为什么没能果断地向岛本打招呼呢？那时的我没有任何羁绊，没有任何可以抛弃的东西。我甚至可以当场将她一把搂紧，两人直接跑去什么地方。就算岛本有什么具体情况，至少也是能够千方百计加以解决的。然而我彻底坐失良机，被那个奇特的男子抓住臂肘，岛本趁机钻进出租车一逃了之。

我乘傍晚拥挤的电车返回青山。我在电影院的时间里，天气陡然变坏，天空被含有水汽的沉甸甸的阴云遮蔽起来，看样子随时有可能下雨。我没有带伞，身上仍是早上去游泳时的装束：游艇用防风衣、蓝牛仔裤、轻便运动鞋。本该回家一次，换上平时穿的西装，但我懒得回家，心想免了吧，一两次不系领带进店也不至于损失什么。

七点雨下了起来，静悄悄的秋雨，看样子要稳扎稳打下个没完。我一如往常先去第一家酒吧看了一下上客情况。装修工程由于事前制定了详细计划，加之施工期间我一直在场，因此细小部位都实现了我的构思，使用起来比以前方便多了，格调沉稳多了。照明光线柔和，音乐与之浑然一体。我在新店最里边开设了独立的烹调室，请了专业厨师。食谱简单而考究，虽无多余的附属物，但外行人绝对做不出来。这是我的基本方针。而且必须是吃起来不费事的东西，因为终究是下酒菜。食谱每月全部更换一次。物色能做出我所希望的菜肴的厨师并非易事，最后找是找到了，但必须付给高额酬金，比预算高出许多。好在他不负酬金，我很满意他的工作。客人看上去也心满意足。

时过九点，我打着店里的伞去“罗宾斯·内斯特”。九点半岛本来了。不可思议，她每次来时都是静静的雨夜。

14

岛本在白连衣裙外面披了一件宽宽大大的海军蓝夹克，夹克领子上别一枚小小的鱼形银饰针。连衣裙虽然式样简单之极，又无任何装饰，但穿在岛本身上显得无比高雅和具有装饰意味。同上次见时相比，她似乎多少晒黑一点儿。

“以为你再不来了呢。”我说。

“每次见我都这么说。”岛本笑道。她仍像以往那样坐在我旁边的吧台高脚椅上，双手置于台面。“不是留言说大概一段时间来不成了吗？”

“这一段时间，岛本，对于等的人来说却是很难计算长度的。”我说。

“不过需要用这一说法的情况也是有的——只能用此说法的场合。”

“而且大概也很难计算重量。”

“是啊，”说着，她脸上浮现出以往那种淡淡的微笑，笑得仿佛远处什么地方吹来的轻柔的风。“是如你所说，抱歉。但不是我自己辩解，是没有办法。我只能用那样的说法。”

“用不着什么道歉。以前也说过，这里是店、你是客人，你想来时来就是，对此我已经习惯了。我只是自言自语罢了，你不必介意。”

她叫来调酒师，要了杯鸡尾酒，然后就像检查什么似的上上下下看了我半天，“少见，今天打扮得一身轻松嘛。”

“还是早上去游泳时那一身，没时间换。”我说，“不过偶一为之也不坏，觉得像是找回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显得年轻，怎么都看不出有三十七。”

“你也怎么都看不出有三十七嘛。”

“可也不至于像十二。”

“不至于像十二。”我说。

鸡尾酒端来，岛本啜了一口，像倾听什么低微声响似的悄然闭上眼睛。她一闭眼，我又得以看见她眼睑上那条细线。

“我说初君，我时常想这里的鸡尾酒来着，想喝。喝哪里的鸡尾酒都跟在这里喝的多少有所不同。”

“去很远的地方了？”

“何以见得？”岛本反问。

“看上去好像。”我说，“你身上总像有那样的气息——长时间去很远很远地方的气息。”

她扬脸看我，点了下头。“嗳，初君，长时间里我……”说到这里，她猛然想起什么似的打住了。我打量她搜肠刮肚的样子。但似乎未能找出词句。她咬住嘴唇，旋即又是一笑：“对不起，总之。本该联系一下才是。但某种东西我是不想触动的，想原封不动保存在那里。我来这里或不来这里——来这里时我在这里，不来这里时……我在别处。”

“没有中间？”

“没有中间。”她说，“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

“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我说。

“是的，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

“一如不存在狗的地方，狗舍也不存在。”

“是的，一如不存在狗的地方，狗舍也不存在。”岛本说。然后好笑似的看着我。“你这人还蛮有幽默感嘛。”

钢琴三重奏乐队开始演奏《STAR CROSSED LOVERS》。我和岛本默默听了一会儿。

“嗳，提个问题好么？”

“请。”

“这支曲可跟你有什么关系？”她问我，“好像你一来这里就必定奏起这支曲。是这儿的一项什么规定不成？”

“算不上什么规定，演奏它只是出于好意——他们知道我喜欢这支曲。所以我在的时候时常演奏。”

“好曲子！”

我点点头。

“好得很。不光好，还很复杂，听几遍就听出来了。不是谁都随便演奏得了的。”我说，“《STAR CROSSED LOVERS》，埃林顿公爵和彼利·斯特雷霍很早以前创作的，一九五七年吧。”

“《STAR CROSSED LOVERS》，”岛本说，“什么意思呢？”

“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不幸的恋人们。英语里有这样的说法。这里指罗密欧与朱丽叶。埃林顿和斯特雷霍为了在安大略莎士比亚节上演奏而创作了包括这支曲在内的组曲。原始演奏中，约翰尼·霍吉斯的中音萨克斯管演奏朱丽叶，保罗·贡萨维斯的高音萨克斯管演奏罗密欧。”

“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岛本说，“简直像为我们作的曲子，嗯？”

“我们是恋人么？”

“你认为不是？”

我观察岛本的表情。她脸上已不再有微笑现出，惟见瞳仁里闪着微弱的光。

“岛本，我对如今的你还一无所知。”我说，“每次看你的眼睛我都这样想，对你我还一无所知。勉强算是知道的，只是十二岁时的你，住在附近的、同班的岛本。这距今已过去了二十五年。还是流行扭摆舞、有轨电车跑来跑去年代的事，没有盒式磁带没有内置卫生棉条没有减肥食品年代的事，地老天荒了！而那时的你以外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

“我眼睛里那样写着了？写着你对我一无所知？”

“你眼睛里什么也没写的。”我说，“写在我眼睛里：我对你一无所知。只不过映在你眼睛罢了，用不着介意。”

“初君，”岛本说，“什么都不能跟你说，我实在过意不去，真这么觉得的。可那是没办法的事，一筹莫展啊。所以什么也别再说了可好？”

“刚才也说了，纯属自言自语。你别往心里去。”

她把手放在领口，手指久久摸着鱼形饰针，一声不响地倾听钢琴三重奏。演奏结束，她鼓掌，喝了口鸡尾酒，随后长叹一声，看我的脸。“六个月时间实在够长的了。”她说，“不过反正往后一段时间大概是能来这里的，我想。”

“magic word⁽¹⁾.”我说。

“magic word？”

“大概和一段时间。”

岛本浮起微笑看着我，然后从小手袋里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

“看你，有时觉得就像看遥远的星星。”我说，“看起来非常明亮，但那种光是几万年前传送过来的。或许发光的天体如今已不存在了，可有时看上去却比任何东西都有现实感。”

岛本默然。

“你在那里，”我说，“看上去在那里，然而又可能不在。在那里的没准只是你的影子，真实的你说不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或者已消失在遥远的往昔也未可知。我越来越不明白怎么回事。伸出手去确认，但每次你都用‘大概’和‘一段时间’的迷雾倏地掩住身体。我说，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不会久吧。”

“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幽默感。”说罢，我笑了。

岛本也笑了。那是雨后最初的阳光从悄然裂开的云隙中泻下般的微笑。眼角聚起的温馨的鱼尾纹，似乎给我以美好的承诺。“嗳，初君，有礼物给你。”

她把一件包着漂亮的包装纸、打着红色礼品结的礼物递到我手上。

“好像唱片嘛。”我掂掂重量说。

“纳特·金·科尔的唱片，以前两人经常一块儿听来着。亲切吧？让给你。”

“谢谢。可你不需要吗？父亲留下的纪念品吧？”

“另外还有好几张，没关系的。这个给你。”

我定睛细看这包在包装纸里打着礼品结的唱片。于是，人们的嘈杂声和钢琴三重奏恰如急速撤退的潮水一般远远遁去，留在这里的惟独我和岛本两人，其他一切无非幻影而已。这里既无一贯性又无必然性，不过是纸糊的舞台装置罢了。真正存在于此的只有我和岛本。

“岛本，”我说，“两人找地方听听这个好么？”

“真能那样，肯定妙不可言！”她说。

“我在箱根有座小别墅，那里谁也没有，又有唱机。这个时间，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

岛本看一眼表，转而看我：“这就去？”

“这就去。”我说。

她像看远处什么景物时那样眯缝着眼睛看我。“现在都十点多了。去箱根再回来可就相当晚了，你不要紧？”

“我不要紧。你呢？”

她再次看表，之后闭目十秒钟。再睁开时，脸上现出了某种新的神情，仿佛闭目时间里她去了远处什么地方，把什么放在那里后又赶了回来。“好的，去吧。”她说。

我叫来负有类似经理责任的雇员，交代说自己今天这就回去，往下的事由他负责，“关上现金出纳机，整理账单，把营业额放进银行夜间保险柜就可以了。”然后我走去公寓地下停车场开出宝马，又从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妻打电话，说这就去箱根。

“这就去？”她吃了一惊，“何苦现在去什么箱根？”

“想考虑点儿事情。”我说。

“那么就是说今天不回来了？”

“大概不回来了。”

“我说，”妻子说道，“今天的事很对不起。我想了很多，怪我不好。你说的的确有道理。股票已全部处理妥当，所以你还是回家来。”

“喂，有纪子，我不是在生你的气，根本没有生气，这件事你不必介意。我只是想考虑一些事情，让我考虑一个晚上就行了。”

她沉默一会儿，说明白了。声音听起来甚是疲惫。“那好，就去箱根吧。不过开车要小心，下着雨呢。”

“小心就是。”

“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妻子说，“你觉得我是在给你添麻烦？”

“哪里是添麻烦！你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责任。如果说有问题，是在我这方面。所以你不必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清理一下思绪。”

我挂断电话，开车回店。想必有纪子那以后一直在考虑午饭桌上我们谈的话，考虑我说的话，考虑她自己说的话。这从她的声调中听得出，声调疲惫而困惑。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受。雨仍在执拗地下着。我让岛本上车。

“你不跟什么地方联系一下行么？”我问岛本。

她默默地摇头，随后像从羽田回来时那样脸贴窗玻璃盯视窗外。

去箱根的路上车很少。我在厚木驶下东名高速，沿小田原厚木公路径直往小田原开去。时速表的指针总在一百三至一百四之间晃来晃去。雨不时加大势头，但毕竟是跑过多少次的路，我记得住途中所有的拐弯和上下坡。驶上高速公路之后，我和岛本差不多没再开口。我用低音量听莫扎特的四重奏，集中精神开车。她一动不动地眼望窗外，似乎在沉思什么，时而转向我，盯视我的侧脸。给她那么盯视起来，我口中不由干得沙沙直响，不得不连吞唾液使自己保持镇定。

“嗳，初君，”她说，这时我们正在国府津一带疾驰，“在店外你不怎么听爵士乐？”

“是的，不怎么听，一般听的是古典。”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我把爵士乐算到工作里去了吧，出了店门就想听点别的。除了古典，有时也听摇滚，但爵士乐很少听。”

“太太听什么音乐？”

“她自己基本不听音乐，我听时才一起听，主动放唱片的时候几乎没有过。估计唱片怎么放都不知道。”

她把手伸进磁带盒，拿起几盘细看。其中也有我和女儿一起听的儿歌，如《警犬》和《郁金香》之类，我们在去幼儿园或回来的路上时常随着哼唱。岛本把贴有史努比漫画标签的一盘磁带拿在手上好奇地看了半天。

看罢，她又盯视我的侧脸。“初君，”稍顷她开口道，“这么从旁边看你开车，有时很想伸手抓住方向盘猛地打转。那一来怕是要没命的吧？”

“笃定呜呼哀哉。时速一百三十公里嘛。”

“不愿意和我一块儿死？”

“那可算不上光明正大的死法。”我笑道，“再说唱片还没听呢。我们是来听唱片的吧？”

“别怕，不会那么做的。”她说，“不过是一闪之念，时不时地。”

虽是十月初，但箱根的夜晚还是相当凉的。到得别墅，我打开灯，打开客厅的煤气取暖炉，从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杯和白兰地。一会儿房间暖和了，两人便像过去那样并坐在沙发上，把纳特·金·科尔的唱片放在唱机盘上。炉火烧得正红，火光映在白兰地酒杯上。岛本把双腿提上沙发，折叠在臀下坐着，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放在膝头，一如往日。那时的她恐怕是不大想给人看见腿的，而作为习惯，即使在动手术治好了腿的现在也还保留着。纳特·金·科尔唱起《国境以南》，实在是久违了。

“说实话，从小听这首歌就觉得奇怪：国境以南到底有什么呢？”我说。

“我也是。”岛本应道，“长大以后看了英文歌词，不禁大失所望，不过是墨西哥一首歌曲罢了。原以为国境以南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呢。”

“比如说有什么？”

岛本抬手把头发撩到脑后轻轻挽起。“不知道啊。该是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吧。”

“非常漂亮、又大又柔软的东西，”我说，“能吃不成？”

岛本笑了，隐隐现出嘴里洁白的牙齿。“大概不能吃吧，我想。”

“能摸？”

“我想大概能摸。”

“大概好像太多了。”我说。

“那里是大概多的国家嘛。”

我伸出手，触摸她放在沙发背的手指。实在好久没碰她的身体了，在从小松机场飞往羽田机场的飞机上碰过，打那以后这是第一次。一摸她的手指，她略微扬脸看我一眼，又马上低下头去。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她说。

“什么呀，太阳以西？”

“有那样的地方。”她说，“听说过西伯利亚臆病么？”

“不晓得。”

“以前从哪本书上看过，初中时候吧。什么书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住在西伯利亚的农夫患的病。喏，想象一下：你是农夫，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荒原，每天每天都在地里耕作，举目四望一无所见。北边是北边的地平线，东边是东边的地平线，南边是南边的地平线，西边是西边的地平线，别无他物。每天早上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你就到田里干活；太阳正对头顶时，你收工吃午饭；太阳落入西边的地平线时，你回家睡觉。”

“听起来同在青山左近经营酒吧的人生模式大不相同嘛。”

“是的吧，”她微微一笑，稍稍歪了歪头，“是大不相同吧。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是这样。”

“可西伯利亚冬天能耕种吗？”

“冬天休息，当然。”岛本说，“冬天待在家里，做家里能做的活计。等春天一来就外出做田里的活儿。你就是那样的农夫，想象一下！”

“想象着呢。”我说。

“有一天，你身上有什么死了。”

“死了？什么死了？”

她摇头道：“不知道，反正是什么。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升起，划过高空落往西边的地平线——每天周而复始目睹如此光景的时间里，你身上有什么突然咯嘣一声死了。于是你扔下锄头，什么也不想地一直往西走去，往太阳以西。走火入魔似的好几天好几天不吃不喝走个不停，直到倒地死去。这就是西伯利亚臆病。”

我在脑际推出趴在地上就势死去的西伯利亚农夫。

“太阳以西到底有什么呢？”我问。她再次摇头：“我不知道。也许那里什么也没有，或者有什么也不一定。总之是个同国境以南多少不同的地方。”

纳特·金·科尔唱起《装相》，岛本也低声随着唱了起来，一如过去常唱的那样。

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re blu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喂，岛本，”我说，“你不在以后，我一直考虑你来着，差不多半年。六个来月每天从早到晚考虑你。也想停止考虑，但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最后这样想道：我再也不希望你去任何地方，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再也不想让你从我眼前失去，再也不想听到什么一段时间，大概也不想听。我就是这样想的。你说了句一段时间见不到就去了哪里，可你是不是还回来却不晓得，谁都不晓得，什么保证都没有。你很可能一去不复返，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你而了此一生。这么一想，我真有些坐立不安，周围一切都好像失去了意义。”

岛本默不作声看着我，始终面带一成不变的浅浅的笑意。那是绝对不受任何干扰的怡静的微笑，我无法读出其中的情感。这微笑深处应该潜在着什么，但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向我显露。每次面对这微笑，一瞬间我都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情感，全然搞不清自己位于何处，向何方行进。但我还是耐心找出自己应出口的话语。

“我是爱你的，确实爱你。我对你怀有的感情是任何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我说，“那是特殊的东西，是不可再次失去的东西，这以前我几次眼睁睁地失去了你，但那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我是不应该失掉你的。几个月来我彻底想通了：我的的确确爱你，我无法忍耐没有你的生活，再也不希望你去任何地方。”

听我说完，岛本好半天闭目一声不响。炉火继续燃烧，纳特·金·科尔继续唱老歌。我想补充点什么，却无话可说。

“嗳，初君，好好听我说，”岛本终于开口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事，好好听着。刚才我也讲了，在我是不存在所谓中间的。我身上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所以对你来说，或全部收留我，或全部舍弃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基本原则。如果你认为眼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没关系，我想是可以持续的。至于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为其持续而竭尽全力。如果我能来见你我就来见，为此我也会付出相应的努力。但不能来见时就不能来，而不可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点是很明确的。但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不希望我再去别处，那么你就必须全部收留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连同我拖曳的和我担负的。同时我也收留你的全部，全部！这个你可明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明明白白。”我说。

“那么你仍然真想同我在一起？”

“这我已经决定了，岛本。”我说，“你不在的时间里我不知就此考虑了多少次，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是初君，你太太和两个女儿怎么办？你不是爱太太和女儿的吗？你应当是很珍惜她们的。”

“我是爱她们，非常爱，非常珍惜，的确如你所说。同时我也明白——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有家室，有工作。两方面我都没有什么不如意，迄今为止两方面都顺顺利利。说很幸福也未尝不可。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明白这点。一年前见到你以后，我清楚地明白了这一点。岛本，我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自己缺少什么，我这个人、我的人生空洞洞缺少什么，失却了什么。缺的那部分总是如饥似渴。那部分老婆孩子都填补不了，能填补的这世上只你一人。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那部分充盈起来。充盈之后我才意识到：以前漫长的岁月中自己是何等的饥饿和干渴。我再也不能重回那样的世界。”

岛本双臂搂住我的身体，轻轻偎依，头搭在我肩上。我可以感受到她柔软的肌肤——暖融融地挤压我的肌肤。

“我也爱你的，初君，除了你，我生来还没爱过哪个人。我想你肯定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从十二岁时我就一直爱着你。即使在别人怀里，想的也总是你。正因为这样才不想见你，心里也知道见你一次势必很难收场，可是又不能不见。本打算看你一眼就马上回去，但实际见到你又忍不住要打招呼。”岛本依然把头搭在我肩上，“我从十二岁便想给你拥抱。你怕是不知道的吧？”

“不知道的。”我说。

“从十二岁起我就想脱光和你抱在一起，这个你也不知道的吧？”

我紧紧搂住她接吻。她在我怀中闭起眼睛一动不动。我的舌头同她的舌头搅在一起。她的心脏在乳房下跳动，那是急剧而温顺的律动。我闭上眼睛，想象那里鲜红的血流。我抚摸她柔软的秀发，嗅它的气味。她的双手在我背部仿佛寻觅什么似的往来彷徨。唱片转完，转盘停住不动，唱针返回针座。惟独雨声再次笼罩四周。稍顷，岛本睁开眼睛看我。“初君，”她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道，“那样真的可以？真要收留我？为我抛弃一切可以么？”

“可以。已经决定了。”

“可是，如果不遇见我，你不是会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不满没有疑问地平稳过下去吗？不那样认为？”

“或许那样，但作为现实我见到了你，而且已无法原路退回了。”我说，“如你上次讲的，某种事情是不可能重新复原的，只能向前推进。岛本，不管什么地方，两人能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了。两人从头开始！”

“初君，”岛本说，“能脱去衣服给我看看身体？”

“我脱？”

“嗯。你先脱，我先看你的裸体。不愿意？”

“哪里，既然你希望那样。”说着，我在炉前脱去衣服——防风衣、马球衫、牛仔裤、袜、T恤、内裤。岛本让脱光的我双膝跪在地板上。我那儿硬硬地长长地勃起，使得我很不好意思。她从稍离开点儿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看我的身体。而她连夹克都还没脱。

“只我脱光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我笑道。

“棒极了，初君！”说罢，岛本来到我身旁，用手指轻轻包拢我那儿，吻住我的嘴唇，随即摸我的胸。她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舔我的乳头、抚摸中间的毛丛。她耳贴我的肚脐，将睾丸含在嘴里，继而吻遍我的全身，甚至脚底都吻了。看上去她简直在对时间本身爱不释手，在爱抚、吮吸、舔舐时间本身。

“你不脱衣服？”我问。

“等会儿。”她说，“我要这么好好看你的身体，好好舔好好摸。可要是我这就脱光，你不是要马上碰我的身体？不准碰你也按捺不住的吧，大概？”

“大概。”

“我可不想那样，不愿意匆匆忙忙的。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我要把你的身体一一看在眼里、摸在手里、舔在嘴里。要慢慢一个一个确认。不这么做完，我就前进不了。嗳，初君，就算我做的看上去不大正常，你也不要见怪。我是因为有必要这么做才做的。什么也别说，任我处置好了。”

“那倒无所谓，随你怎么样。只是给你这么眼盯盯地看起来，总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说。

“可你不是我的么？”

“那是。”

“那不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

“的确是的。”我说，“肯定是还不习惯吧。”

“再忍耐一小会儿。这么做是我多少年来的一个梦。”岛本说。

“这么看我的身体是你的梦？你穿着衣服又看又摸我的裸体？”

“是啊。”她说，“很早以前我就想象你的身体，想象你的裸体到底什么样——小鸡鸡长的什么形状，能有多硬，能变多大。”

“为什么想这个呢？”

“为什么？”她说，“你为什么问这个呢？我不是说了我爱你么？想自己喜欢的男人的裸体有什么不可以？你就没想过我的裸体？”

“想来着。”

“想着我裸体自慰的时候不曾有过？”

“我想有过，初中高中那阵子。”说罢，我又补充一句：“啊，不光那阵子，前不久还做来着。”

“我也一样，也想象过你的裸体。女人也不是不做那种事的。”

我再次抱过她慢慢接吻。她的舌头伸进我口中。

“爱你，岛本。”我说。

“爱你，初君。”岛本说，“除了你一个，我也没有爱过的人。嗯，再看一会儿你的身体可好？”

“好好。”我说。

她用手心轻轻包拢我的阴茎和睾丸。“真棒，”她说，“恨不得一口咬掉。”

“咬掉可就麻烦了。”

“就是想咬。”说着，她像测量似的把睾丸久久托在手心一动不动，不胜珍爱地慢慢舔吸我那儿，之后看着我说：“嗳，一开始能随便让我怎么做？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随你，随便你怎么样。”我说，“只要不真的咬掉，怎么样都无所谓。”

“有点不太正常，别介意。你什么都不要说，我不好意思。”

“什么都不说。”

她让我跪在地板上，左手搂我的腰，穿着连衣裙一只手脱掉长筒袜，拉下三角裤。然后右手拿我的阴茎和睾丸用舌头舔着，将自己的手伸到裙子里面，一边吸我那儿，一边让手缓缓动来动去。

我什么也不说。她有她的做法。我看着她的唇、舌和伸进裙内的手的徐缓动作，同时不由想起在保龄球馆停车场那辆租用小汽车中变得僵挺而面色苍白的岛本。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她瞳仁深处窥见的东西——那是地下冰河般硬邦邦冷冰冰黑乎乎的空间。那里惟有沉默，吸入所有声响而再不容其浮出的沉默。冻僵的空气不可能传递任何种类的声籁。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的死亡场景。那以前我不曾经历身边任何人的死，亦不曾目睹任何人在眼前死去，所以无法具体想象死究竟是怎么一种东西。但那时，死以其原原本本的形态横陈在我的面前，与我的脸相距不过几厘米。这便是所谓死，我想。它告诉我：你也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任何人不久都将在无可避免无可救药的孤独中坠入这黑暗的深渊、这失却共鸣的岑寂中。面对死亡世界，我感到窒息般的恐怖。这黑暗之穴乃无底之穴。

我朝着冰封雪冻的黑暗深处呼唤她的名字：岛本！我呼唤了不知多少次，但我的声音都被吸入了无边无际的虚无。无论我怎样呼唤，她瞳仁深处的东西都纹丝不动。她依然持续着如空穴来风般的声音古怪的呼吸，那均匀的呼吸告诉我她仍在此岸世界，而其瞳仁深处则是一切死绝的彼岸世界。

在我凝视着她瞳仁中的黑暗、呼唤着岛本的名字的时间里，我渐渐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的身体正被拖入其中，那个世界就好像真空的空间吸入四周空气一样在吸引我的身体，我至今都能记起其力量的实实在在——当时，死是打算连我也拉进去的。

我紧紧闭起眼睛，将记忆逐出脑海。

我伸手抚摸岛本的秀发，碰她的耳朵，把手贴在她额头上。岛本的肢体温暖而柔软。她简直像要吮吸生命本身一样吮吸着我那儿。她的手像要传达什么似的抚摸裙子里的自己那个部位。过了一会儿，我在她口中一泻而出。她停止手的动作，闭上眼睛，将我的泻出物一滴不剩地舔尽吸净。

“对不起。”岛本说。

“用不着道歉。”

“一开始就想这样来着，”她说，“是不好意思，但不这样做上一次，心情就沉静不下来。对我们来说好比一种仪式。明白？”

我抱住她，脸颊轻贴她的脸颊，可以感到她脸颊上切切实实的温煦。我撩起她的头发，吻她的耳朵，凝视她的眼睛。我可以看出自己映在她瞳仁里的脸。其深处仍是深不见底的清泉，泉里闪着隐隐约约的光点，仿佛生命的灯火。或许总有熄灭的一天，但此刻灯火的确就在那里。她冲我微笑，一笑眼角就像平日那样聚起细细的鱼尾纹，我在那上面吻了一下。

“这回你来脱我的衣服，让你尽情尽兴。刚才由我尽情尽兴，这回任你尽情尽兴。”

“我做得非常一般，一般也可以么？可能是我缺乏想象力。”我说。

“可以的。”岛本说，“一般的我也喜欢。”

我脱去她的连衣裙，拉下内衣。我让她躺下，开始吻她的全身。我上上下下地看，上上下下地摸，上上下下地吻，一一印入脑海。我为此用足了时间。毕竟是经过漫长岁月才来到这里的。我也和她一样不焦不躁。我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再也克制不住时才慢慢进入她体内。

入睡已是黎明时分了。我们在地板上做了几次。开始时温情脉脉，继而汹涌澎湃。一次做到中间，岛本就像感情之线突然断掉一样大哭起来，用拳头使劲捶打我的背我的肩，这时间里我只管紧紧搂住她。若不搂紧，岛本很可能分崩离析。我哄劝似的一直抚摸她的背，吻她的脖颈，用手指梳她的头发。她已不再是自控力强的冷静的岛本了。长年累月在她心底冻硬的东西开始一点点融化、浮出表面。我可以感受到其喘息和隐隐的胎动。我整个搂紧她，将其颤抖收入自己的体内，这样才能使她一步步为我所有。我已经无法离开这里了。

“我想了解你。”我对岛本说，“想了解你的一切——这以前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现在住在哪里做什么？结婚了还是没结婚？什么我都想了解。没办法继续忍受你对我保密，无论什么样的秘密。”

“等明天吧，”岛本说，“等到明天，我什么都讲给你听，明天之前什么都不要问。今天你就仍蒙在鼓里好了。如果我这就全部说出，你就永远无法退回原处了。”

“反正我都退不回去了，岛本。说不定明天等不来了，万一明天不来，我就要在对你心中秘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终了此生。”

“明天要是真的不来就好了。”岛本说，“要是明天不来，你就可以永远一无所知。”

我刚要说什么，她一口吻住我的嘴。

“但愿明天给秃鹫吃掉。”岛本说，“由秃鹫来吃掉明天可以吧？”

“可以可以，再合适不过。秃鹫既吃艺术，又吃明天。”

“秃鹰吃什么来着？”

“无名众生的尸体。”我说，“和秃鹫截然不同。”

“秃鹫吃艺术和明天？”

“不错。”

“绝妙的搭配嘛，好像。”

“还把岩波书店的新书目录当甜食来吃。”

岛本笑了。“总之等到明天，”她说。

明天当然准时来到。但睁眼醒来时，只剩下了我一人。雨过天晴，明晃晃的晨光从卧室窗口倾泻进来。时针划过九点。床上不见岛本。我旁边的枕头依照着她的脑形微微凹陷。哪里都不见她的身影。我下床去客厅找她，看了厨房，小孩房间和浴室也看了，但哪里都没有她。她的衣服也没有了，她的鞋也从门口消失了。我做了个深呼吸，让自己再次融入现实。然而现实总好像叫人觉得别扭、叫人看不惯。现实已呈现为与我所想的现实不同的形式，是不应有的现实。

我穿衣服走到门外。宝马仍停在昨夜停的位置。没准岛本一大早醒来独自外出散步去了。我在房子周围打着转找她，之后开车在附近一带兜了一会儿，又开上外面的公路，一直开到宫下那里。岛本还是不见踪影。回到家里，岛本也没见返回。我里里外外搜寻一番，看有没有纸条什么的留下来，但根本没那玩意儿，连她待过的痕迹都无处可觅。

没了岛本的房子变得冷冷清清，令人窒息。空气中好像掺杂了粗粗拉拉的什么颗粒，每次吸气都刮嗓子。随后我想起唱片，她送给我的那张纳特·金·科尔的旧唱片，不料怎么找也找不到。看来岛本出去时连它也一起带走了。

岛本又一次从我眼前消失，这回既无大概又无一段时间。

(1)　magic word：魔语，魔术语。

15

这天四点前我回到东京。我在箱根的房子里等到偏午，以为岛本说不定会回来。老老实实枯坐是很难受的事，我便清扫厨房，整理放在这里的衣服，以此打发时间。四下一片沉寂，不时传来的鸟鸣和汽车排气声都有些不自然不均衡。周围所有的响动听起来都好像被某种外力或强行扭曲或整个压瘪。我等待其中发生什么。应该有什么发生才是，我想，事情不该这样不了了之。

然而什么也没发生。岛本不是那种过些时间就会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的那类人。我必须返回东京。假如岛本同我联系——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应该往店里联系才是。不管怎样，再在这里待下去的意义可谓是零。

开车途中，我不知多少次把意识强行拉回到驾驶上来。几次差点儿看漏信号、拐错岔路，走错车道。将车停进店里的停车场后，我用公用电话给家打了个电话，告诉有纪子我回来了，要直接去上班。对此有纪子什么也没说。

“这么晚，一直担心来着。打个电话总可以的吧？”她用硬硬的干干的声音说。

“不要紧，别担心。”我说。至于自己的声音在她耳里产生怎样的感觉，我无从判断。“没时间了，这就去办公室整理一下账簿，然后到店里去。”

我到办公室坐在桌前，无所事事地一个人待到晚上。我考虑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估计岛本在我睡着后也没睡过一觉，天一亮便起身离去了。不知她是如何从那里回去的。到外面的公路有相当一段路程，即使走上公路一大早恐怕也很难在箱根山中找到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何况她穿的是高跟鞋。

岛本为什么非要从我眼前消失不可呢？开车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这点。我说要她，她说要我，而且毫无保留地抱在一起了。然而她还是扔下我，一声招呼也不打地独自去了哪里，连说好给我的唱片也一起带走了。我试图去推测她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其中应当有某种含义有某种情由，岛本并非心血来潮那类性格。但我已无法系统地思考什么，所有思维都从我的脑中无声无息地纷然落下，硬要思考，脑袋里便隐隐作痛。我察觉自己已筋疲力尽，遂坐在地板上，背靠墙壁，闭起眼睛。而一闭眼，便再也睁不开了。我能做的惟有回想。我放弃思考，像反复放唱的磁带一样周而复始地回想事实。闭上眼睛回想岛本的身体，逐一回想她躺在炉前的裸体的所有部位——她的脖颈、乳房、侧腹、中间毛丛、隐秘处、背、腰、腿。这些图像委实过于切近过于鲜明了，甚至比现实还远为切近和鲜明。

我在狭小的房间里被这些栩栩如生的幻影团团围住。不久我忍耐不下去了，走出办公室所在的写字楼，漫无目的地在附近转来转去。转罢去店，进卫生间刮须。想来今天一天没有洗脸，仍穿着昨天那件防风衣。员工们虽然没说什么，但都以奇妙的神情一闪一闪地打量我。我仍不想回家。现在回去面对有纪子，很可能一五一十说得一点儿不剩——如何迷恋岛本，如何同她过了一夜，如何打算抛开家庭抛开女儿抛开工作统统抛开不管……

实际上恐怕也该如实说出才对，我想。可是我无能为力。现在的我不具有判断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的能力，甚至不能准确把握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所以我没有回家，来店等待岛本的出现。我完全清楚她不可能出现，却又不能不等。我去第一家酒吧搜寻她的身姿，之后来到“罗宾斯·内斯特”，坐在吧台前徒然等待，等到关门。几个常客一如往日地同我搭话，但我几乎充耳不闻，口头上随声应和，脑袋里却一直在想岛本。回想她是怎样温柔地将我迎入体内，怎样呼唤我的名字。每次电话铃响起，我都一阵心跳。

关门后大家全部走了，我仍一个人坐在台前喝酒。怎么喝都全然上不来醉意，反而越喝越清醒。无可救药啊！回到家，时针已过两点。有纪子仍在等我。我无法顺利入睡，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威士忌。正喝着，有纪子也拿来杯子喝同样的东西。

“放点什么音乐。”她说。

我把最先看到的盒式磁带放进去，按下启动键，调低音量以免把孩子吵醒。之后我们一言不发地隔桌喝了一会儿各自的杯中物。

“你是另外有了喜欢的女人吧？”有纪子定定地注视着我的脸问。

我点点头。我想有纪子此前不知已把这句话在脑袋里重复了多少遍，话语中带有明晰的轮廓和重量，从其回响中我感觉得出。

“而且你喜欢她——不是随便玩玩。”

“是的。”我说，“不是玩玩那种性质。不过和你想的多少有些不同。”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她问，“你以为你真正明白我所想的？”

我默然。无言以对。有纪子也久久缄口不语。音乐低声流淌着，维瓦尔第或泰勒曼，记不起它的旋律了。

“我所想的，我想、你恐怕、不明白。”她像对孩子解释什么似的缓慢而仔细地吐出每一个字。“你、肯定不明白。”

她看着我。但晓得我什么也不会说之后，便拿起杯子啜了一小口威士忌，缓缓摇一下脑袋。“跟你说，我也并不就那么傻的。我可是在和你一同生活、一同睡觉的。你有喜欢的女人这点事儿，我已看出相当长的时间了。”

我默不作声地目视有纪子。

“可是我并不责怪你。谁喜欢上谁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喜欢上的自然喜欢上。你肯定光我是不够的，这在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和和气气，你对我非常不错。和你生活我非常幸福。就是现在你也喜欢我，我想。但归根结蒂，我对于你不是个完完全全的女子。这点我多少有所觉察，料想迟早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奈何不得的，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你喜欢上别的女人而责怪你。说实话，生气都没生气，说来不可思议，是没怎么生气。我只是难过，只是难过得不行。本来我已做了想象，想象出现这种事心里怕要难过，但这难过远远超出了想象。”

“对不起。”我说。

“不必道歉。”她说，“如果你想和我分手，分手也没什么太要紧，什么也别说分开就是。想同我分手？”

“不清楚。”我说，“我说，能听我解释几句？”

“解释？关于你和那女人的？”

“嗯。”

有纪子摇头：“那个女人的事一句也不想听。别再加重我的难过。至于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和想干什么，那怎么都无所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想知道的，只是你想还是不想和我分手。房子也好钱也好什么我都不要。想得到孩子也给你。真的，不是开玩笑，这。所以，要是想分手，只说想分手就行。我只想知道这一点。别的概不想听。Yes或No，到底哪个？”

“不清楚。”我说。

“你是说想不想和我分手你不清楚？”

“那不是。我是不清楚能否回答本身。”

“什么时候能清楚？”

我摇摇头。

“那，慢慢想好了。”有纪子叹口气道，“我等着，不碍事，花时间慢慢想好定下。”

从这天夜里起，我开始拿被褥在客厅沙发上睡。孩子们半夜不时起床走来，问爸爸怎么在这儿睡。我解释说爸爸近来打鼾打得厉害，暂时同妈妈分开睡，不然妈妈睡不着。有时候女儿中有一个钻到我被窝里来，这时我就在沙发上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也有时听到有纪子在卧室里抽泣。

此后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始终生活在无休无止的记忆里。我逐一回想自己和岛本度过的最后夜晚发生的事，力图从中读出某种信息。回想自己怀里的岛本，回想岛本伸进白连衣裙里的手，回想纳特·金·科尔的歌声和炉里的火，一句一句再现她当时出口的话语。

“刚才我也说了，在我是不存在所谓中间的。”岛本在那里边说，“我身上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

“这我已经决定了，岛本。”我在里边说道，“你不在的时间里我不知就此考虑了多少次，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想起从助手席上盯视我的岛本的眼睛。那含有某种冲动的视线仿佛清晰地烙在了我的脸颊。大约那是超越视线的什么。现在我已能够感觉出当时她身上荡漾的死的气息了。她的确打算一死了之的，想必是为和我一起死才去箱根的。

“同时我也收留你的全部，全部！这个你可明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么说时，岛本是在需求我的生命。现在我可以理解了。就像我得出最后结论一样，她本也得出了最后结论。自己为什么就没领悟到呢？大概她已拿定主意：在同我相互拥抱一夜后，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猛然旋转宝马的方向盘，两人一起死掉。对她来说，恐怕此外别无选择，我想。然而那时有什么东西使她打消了这个念头，独自把一切藏在心里而销声匿迹了。

我向自己发问：岛本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境况呢？那是怎样的一条死胡同呢？到底是什么人以什么理由出于什么目的以什么方式将其逼入那步田地的呢？为什么逃离那里即必定意味着死亡呢？我就此考虑了许多许多次。我将所有线索排列在自己面前，进行大凡可能的推理。然而茫无头绪。她怀揣秘密消失了。没有大概没有一段时间，悄无声息地遁往某处了。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难受。归根结蒂，她拒绝同我共有秘密，尽管我们那般水乳交融、彼此一体。

“某种事情一旦向前推进，是不可能再复原的，初君。”岛本想必这样说。在这后半夜的沙发上，我可以捕捉到她如此述说的声音，可以清楚地听到这声音编织的话语。“如你所说，如果两人能单独去哪里重新开始新的人生，那该多么好啊！可遗憾的是不可能从这个场所脱身，物理上的不可能！”

在那里岛本是十六岁的少女，站在庭园的向日葵前不无拘谨地微笑着。“说到底我是不该去见你的。这点一开始我就知道，已经预想到了势必如此。可是我实在忍无可忍。无论如何都想看到你，而看到你又不能不打招呼。嗳，初君，那就是我。我原本没那个念头，结果却使一切前功尽弃。”

估计往后再不可能见到岛本了。她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她已从我面前消失。她曾经在那里，但现在已杳无踪影。那里是不存在所谓中间的。不存在中间性的东西的地方也不存在中间。国境以南或许有大概存在，而太阳以西则不存在大概。

我每日都一字不漏地看报，看有没有关于女性自杀的报道，但没发现类似的消息。世上每天都有不少人自杀，自杀的全是别人。能够面带绝妙微笑的三十七岁美貌女子，据我所知似乎尚未自杀。她只不过是从我面前消失了而已。

外表上我仍在继续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由我送小孩去幼儿园，再去接回。车上我同小孩一起唱歌。在幼儿园门前不时同那个开260E车的年轻女子说话，惟独同她说话的短暂时间里才得以忘却诸多烦恼。我同她依然只谈吃的和穿的，每次见面我们都带来关于青山附近以及自然食品方面的新见闻，乐此不疲地交流不止。

工作上我也恰到好处地履行着往常的职责，每天晚上系好领带到店里去，同要好的常客聊天，听取员工们的意见和抱怨，打工的女孩过生日送她一点小礼物，音乐家来玩时招待喝酒，请其品尝鸡尾酒的味道。时时提醒乐队调准钢琴，提醒酩酊大醉的客人别影响其他客人，有什么纠纷即时化解。店的经营近乎过分地风调雨顺，我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柳暗花明。只是，对店的经营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两家店满怀热情了。别人也许看不出来。外表上我同以前毫无二致，甚至比以前还要和风细雨、还要侃侃而谈。然而自己心中有数。坐在吧台的高脚椅上环视，较之过去，似乎很多东西都显得黯然失色、呆头呆脑，已经不再是色彩绚丽工艺精湛的空中花园了，无非随处可见的吵吵嚷嚷的普通酒吧。一切都那么造作那么浅薄那么寒伧，不过是以掏酒鬼口袋为目的而建造的舞台装置罢了。我脑海中的幻想不觉之间已荡然无存。为什么呢？因为岛本已不再出现，因为她再也不会微笑着要鸡尾酒。

家里的生活也同过去一样。我和她们一起吃饭，星期天领孩子外出散步、逛动物园。有纪子也对我——至少表面上——一如既往。两人依然说这说那。大体说来，我和有纪子像是碰巧住在同一屋顶下的老朋友一样生活着。这里有不宜诉说的话语，有不能提及的事实。但我们之间没有冷嘲热讽的气氛，只是不相互接触身体而已。晚间分开就寝，我睡客厅沙发，有纪子睡卧室。这或许是我们家里惟一有形的变化。

有时也认为一切最终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我们不外乎在一个接一个熟练地扮演派到自己头上的角色。所以，纵然有什么宝贵东西从中失去，恐怕也是可以凭借技巧而并无大错地度过一如往日的每一天的。如此想法使得我很不好受。这种空虚的技巧性生活难免伤透了有纪子的心，可是我仍无法对她的问话做出回答。我当然不想同有纪子分手，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已不具有如此表明的资格，毕竟我曾一度想抛弃她和孩子。不能因为岛本消失不再回来了，自己就顺理成章地重返原来的生活。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也不应那么简单。何况岛本的幻影犹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幻影是那般鲜明和生动，一闭眼就能历历记起岛本身体的每一细部。她肌肤的感触还真真切切地留在我的手心，语音还萦绕在我的耳畔，我不能带着如此幻影搂抱有纪子。

我想尽量只身独处，而又不晓得应做什么，于是天天早上都去游泳池。之后去办公室，独自眼望天花板，永无休止地沉浸在岛本的幻想之中。对这样的生活我也想在哪里画上句号。我是在将同有纪子的生活中途搁置的情况下、在保留对其作出回答的情况下生活在某种空白当中，而这样的状态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论怎么考虑都是不对的。我必须负起作为一个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然而实际上又全然无能为力，幻想总在那里，总是牢牢抓住我不放。若遇上下雨，情况就会更糟。一下雨，一股错觉便朝我袭来，以为岛本即将出现在这里，她夹带着雨的气息轻轻推开门。我可以想象出她浮在脸上的微笑。每当我说错什么，她便面带微笑静静地摇头。于是我的所有话语都颓然无力，恰如窗玻璃上挂的雨珠一般从现实领域缓缓地滴落下去。雨夜总是那么令人胸闷。它扭曲了现实，让时间倒流。

看幻影看累了，我便站在窗前久久打量外面的景致。感觉上就好像自己不时被孤零零地抛弃到没有生命迹象的干裂的大地，纷至沓来的幻影从周围世界将所有色彩尽皆吮尽吸干。目力所及，所有事物和景物都那么呆板那么虚无，就好像敷衍了事地建造出来似的，而且无不灰蒙蒙一片沙尘色。我想起告诉我泉的消息的那个高中同学，他这样说道：“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下来的惟独沙漠。”

接下去的一星期，简直就像等待我似的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星期一早上，我蓦然想起那个装有十万日元的信封，便开始寻找。倒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目的，只是心有所动。很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没动，上数第二个抽屉，上着锁。搬来这里时连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放进了这个抽屉，除了有时看看它在不在外，一直未曾触动。不料抽屉里没有信封。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离奇的。因为记忆中从未把信封移去别处，这点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出于慎重，桌子其他抽屉也全部拉出，翻了个底朝上，然而还是没找到，哪里也没有。

最后见到那个装钱的信封是什么时候呢？我记不起准确日期。虽然不太久远，但也并非最近。也许一个月前，也许两个月前，或者三个月前亦未可知，总之是在不甚久远的过去我曾拿出信封，清楚地确认它仍然存在。

我全然搞不清怎么回事，坐在椅子上定睛看了好一会儿抽屉。莫非有人进入房间打开抽屉而只偷走了信封不成？这种事基本上不会发生（因为桌子里除此之外还有现金和值钱东西），但作为可能性也并非绝对没有。也可能我记忆中有重大失误。说不定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处理了那个信封，而又将此记忆丢个精光。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会出现。也罢，怎么都无所谓了，我说服自己，本来就打算迟早要处理掉它，这样倒也落得省事。

然而在我接受信封消失的事实、在自己意识中将信封的存在与不在明确置换位置以后，理应伴随信封存在这一事实而存在的现实感也同样荡然无存了。这是类似眩晕的奇妙感觉。无论我怎样说服自己，这种不在感都在我体内迅速膨胀，气势汹汹地吞噬我的意识。它将明确存在过的存在感挤瘪压碎，并贪婪地吞噬进去。

比如，我们需要有足以证明某一事件即是现实的现实。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和感觉实在过于模糊过于片面，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觉得无法识别我们自以为认知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原原本本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认知为事实的事实”。所以，为了将现实作为现实锁定，我们需要有将其相对化的另一现实——与之邻接的现实。而这与之邻接的另一现实又需要有将它乃是现实一事相对化的根据。进而又需要与之邻接的另一现实来证明它就是现实。这种连锁在我们的意识中永远持续不止，在某种意义上不妨可以说我这一存在是通过连锁的持续、通过维持这些连锁才得以成立的。可是连锁将在某处由于某个偶然原因而中断，这样一来，我顿时陷入困境。断面彼侧的是真正的现实呢？还是断面此侧的是真正的现实呢？

当时我所产生的便是此种此类的中断感。我关上抽屉，力图忘掉一切。那笔钱一开始便应一弃了之，保存那玩意儿这一行为本身即是错误。

同一星期的星期三下午，我驱车沿外苑东大道行驶时，发现一个背影同岛本极其相似的女子。女子身穿蓝色棉布长裤和驼色雨衣，脚上是平底鞋，同样拖着一条腿行走。眼睛看到之时，一瞬间仿佛周围的所有景物全都冻僵，块状空气样的东西从胸口直顶喉咙。是岛本！我追到她前面，以便用后视镜确认她的面目，然而由于行人的遮挡，没能看清其面部。我踩下刹车，后面的车随即鸣声大作。那背影和头发的长度无论如何都同岛本一模一样。我想当场立即停车，但视野内的路面停满了车。向前开了大约两百米，找出一处勉强可以停一辆车的位置，把车硬开进去，而后跑回发现她的地方。可是她已不见了。我发疯似的在那里找来找去。她腿不好，应该走不很远，我对自己说道。我分开人群，违规横穿马路，跑上过街天桥，从高处观望来往行人的面孔。我身上的衬衫汗水淋漓。但如此时间里，我猛然意识到刚才目睹的女子不可能是岛本，那女子拖曳的腿同岛本相反，而且岛本的腿已没了毛病。

我摇头一声长叹。自己的确莫名其妙。我就像起立时突然头晕一样感到身体一阵瘫软。我背靠信号灯柱，往自己脚前盯视良久。信号灯由绿变红，又由红变绿。人们横穿路面，等信号灯，又横穿。这时间里，我只管背靠信号灯柱调整呼吸。

倏然睁眼，竟出现了泉的脸！泉坐在我前面停的出租车上，从后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出租车在等红灯，泉的脸同我的脸相距不过一米。她已不再是十七岁少女，但我一眼就看出这女子是泉，不可能是泉以外什么人。位于眼前的是我二十年前抱过的女子，是我第一次吻的女子，是我在十七岁秋天的下午脱去其衣服并弄丢其吊带袜的小卡子的女子。无论二十年的光阴使一个人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也不会认错她。同学说“孩子们都害怕她”。听的当时我弄不清怎么回事，领会不出这句话要表达什么。但在如此面对泉的此时此刻，我得以彻底理解了他要说的意思。她脸上已经没了表情。不，这样说不够准确。我恐怕应该这样表述——大凡能以表情这一说法称呼的东西一点儿不剩地从她脸上被夺去了。这使我想起被一件不留地搬走了所有家具的房屋。她脸上的情感就连哪怕一丝一毫都没浮现出来，宛如深海底一般一切悄然死绝。而且她以丝毫没有表情的脸一动不动地盯视着我——我想她在盯视我，至少其目光是笔直地对着我。然而那张脸什么也没有对我诉说。倘若她想向我诉说什么，那么她诉说的无疑是无边无际的空白。

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瞠目结舌，勉强能够支撑自己的身体慢慢呼吸。此时我彻头彻尾迷失了自己这一存在，一时间甚至自己是谁都无从知晓，就好像自己这个人的轮廓倏忽消失而化作了黏乎乎的液体。我没有思考的余地，几乎下意识地伸手触在车窗玻璃上，指尖轻轻抚摸其表面，至于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不得而知。几个行人止住脚步，往我这边惊讶地看着。但我没办法不那样做。我隔着玻璃在泉没有表情的脸上缓缓抚摸不已。她却纹丝不动，眼皮都不眨一下。莫非她死了？不，不至于死，我想，她是眼皮都不眨地活着，活在没有声音的玻璃窗里面的世界。那静止不动的嘴唇在倾诉着永无尽头的虚无。

俄顷，信号变绿，出租车离去。泉的脸直到最后都没有表情。我在那里木然伫立，眼看着那辆出租车裹在车流中消失不见。

我返回停车位置，把身体缩进驾驶席。反正得离开这里。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时，心情坏到了极点，上来一股汹涌的呕吐感，却又吐不出，只是想吐。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十五六分钟一动不动。腋下沁出汗珠，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释放难闻的气味。那不是被岛本温柔地舔遍的我的身体，而是散发不快气味的中年男人的身体。

过了一会儿，交警走来敲玻璃。我打开窗，警察往里窥看，说这里禁止停车，叫我马上移开。我点点头，转动引擎钥匙。

“脸色不好——不舒服？”警察问。

我默默地摇头，旋即把车开走。

之后几个小时我都无法找回自己自身。我成了纯粹的空壳，体内惟有空洞洞的声响。我知道自己真的变成了空无一物的干壳，刚才剩在体内的东西统统倾巢而出。我把车停进青山墓地，怅然望着挡风玻璃外的天空。我想泉是在等我来着。估计她经常在什么地方等待我。在哪个街角、在哪扇玻璃窗里面等待我的到来。她始终在注视我，只不过我注意不到罢了。

此后几天时间我几乎不同任何人说话。每次要张嘴说什么，话语便不翼而飞，就好像她所倾诉的虚无整个钻入了我的体内。

不过，在那次同泉奇妙地邂逅之后，将我团团围在中间的岛本的幻影和余音开始缓缓淡化撤离。眼中的景物似乎多少恢复了色彩，行走在月球表面般的寂寥无助之感渐渐收敛消遁。我就像隔着玻璃目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一样，朦朦胧胧地感到重力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紧紧附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被一点点一片片揭去了。

大约与此同时，我心目中原有的什么消失了，断绝了——无声无息地，然而决定性地。

乐队休息时，我走到钢琴手那里，告诉他今后可以不弹《STAR CROSSED LOVERS》了。我是微笑着很友好地这样告诉他的。

“已经欣赏得不少了，差不多可以了，心满意足。”

他像测算什么似的看了我一会儿。我和这名钢琴手相处得很好，可以说是私人朋友。我们常一起喝酒，有时还谈及私事。

“还有一点不大明白：你是说那支曲子不特别弹也可以，还是说再也不要弹了呢？两者可是有一定差异的。可以的话，我想明确下来。”他说。

“是不希望弹了。”我说。

“怕不是不中意我的演奏吧？”

“演奏毫无问题，很精彩。能像样地演奏那支曲的人是为数不多的。”

“那么就是说，是再不想听那支曲了，是吧？”

“是那么回事吧。”我回答。

“这可有点像是《卡萨布兰卡》，老板。”他说。

“的确。”

自那以来，他见到我出现，便时不时开玩笑地弹《像时间一样远离》。

我所以再不想听那支曲，并非因为一听便不由想起岛本，而是由于它不再如从前那样打动我的心了。什么缘故不知道，总之我曾经从中觅得的特殊东西已然消失，我在很长时间里寄托其中的某种心情已然消失。它依然是优美的音乐，但仅此而已。我不想再一遍又一遍听其形同尸骸的优美旋律。

“想什么呢？”有纪子过来问我。

时值深夜两点半，我还没睡着，躺在沙发上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

“想沙漠。”我说。

“沙漠？”她坐在我脚边看我的脸，“什么样的沙漠？”

“普通沙漠。有沙丘，点点处处长着仙人掌，各种各样的东西包含在那里，活在那里。”

“我也包含在那里，在沙漠里？”她问道。

“你当然也包含在那里。”我说，“大家都活在那里。但真正活着的是沙漠。和电影一样。”

“电影？”

“《沙漠奇观》——迪斯尼的玩意儿，关于沙漠的纪录片。小时没看？”

“没看。”她说。

我听了有点纳闷儿，因为那部电影我们都是由学校领去电影院看的。不过有纪子比我小五岁，想必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她还不到去看的年龄。

“我去出租店借一盘录像带回来，星期天全家一起看。电影不错，风景漂亮，出来好多动物和花草什么的。小孩子都能看懂。”

有纪子微笑着看我的脸。实在好久没见到她的微笑了。

“想和我分手？”她问。

“跟你说有纪子，我是爱你的。”

“那或许是的。可我在问你是不是还想和我分手。Yes或No，不接受其他回答。”

“不想分手。”说着，我摇了下头。“也许我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但我不想同你分手。就这么和你分开，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再不想孤独。再孤独，还不如死了好。”

她伸出手，轻轻放在我胸口上，盯住我的眼睛。“资格就忘掉好了。肯定谁都没有所谓资格什么的。”有纪子说。

我在胸口感受着有纪子手心的温煦，脑袋里在思考死。那天是有可能在高速公路上同岛本一起死掉的。果真那样，我的身体就不会在这里了，我势必消失、消灭，一如其他许许多多。但是现在我存在于此，胸口存在着带有有纪子体温的手心。

“嗯，有纪子，”我说，“我非常喜欢你。见到你那天就喜欢，现在同样喜欢。假如遇不上你，我的人生要凄惨得多糟糕得多。这点上我深深感谢你，这种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然而我现在这样伤害了你，我想我这人大概相当自私自利、不地道、无价值。我无谓地伤害周围的人，同时又因此伤害自身。损毁别人，损毁自己。我不是想这样才这样的，而是不想这样也得这样。”

“的确是的。”有纪子以沉静的声音说。笑意似乎仍留在她嘴角。“你的确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不地道的人，确确实实伤害了我。”

我注视了一会儿有纪子的表情。她话里没有责怪我的意味。既非生气，又不悲伤，仅仅是将事实作为事实说出口来。

我慢慢花时间搜寻词句：“在此前的人生途中，我总觉得自己将成为别的什么人，似乎总想去某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在那里获取新的人格。迄今为止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成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改头换面。但不管怎样，我是想通过成为另一个自己来将自己从过去的自己所怀有的什么当中解放出来。我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这样求索不已，并且相信只要努力迟早会实现的。然而最终我想我哪里也未能抵达，无论如何我只能是我。我怀有的缺憾无论如何都依然如故。无论周围景物怎样变化，无论人们搭话的声音怎样不同，我也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我身上存在着永远一成不变的致命的缺憾，那缺憾带给我强烈的饥饿和干渴。这饥饿和干渴以前一直让我焦头烂额，以后恐怕也同样使我烦躁不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缺憾本身即是我自身，这我心里明白。如果可能，现在我想为你而成为新的自己，这我应该是做得到的。可能并不容易，但努力下去，总还是可以获得新的自己的。不过老实说来，事情一旦发生一次，可能还要重蹈覆辙，可能还要同样伤害你，对你我无法做出任何保证。我所说的资格就是指这个。对这种力量，无论如何我都不具有战而胜之的自信。”

“这以前你始终想挣脱这种力量来着？”

“我想是的。”

有纪子的手仍放在我胸口未动。“可怜的人儿。”她说。声音就好像在朗读墙上写的大大的字。或者墙上果真那么写着也未可知。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不想同你分手，这点清清楚楚。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究竟对还是不对，就连这是不是我所能选择的都不知道。喏，有纪子，你在这里，并且痛苦，这我可以看到。我可以感觉出你的手。然而此外还存在看不到觉不出的东西——比如说情思那样的东西，可能性那样的东西。那是从什么地方渗出或纺出来的，而它就在我心中。那是无法以自己的力量来选择或回答的东西。”

有纪子沉默有顷。夜行卡车不时从窗下的路面上驶过。我目光转向窗外，外面一无所见，惟独联结子夜与天明的无名时空横陈开去。

“拖延的时间里，我好几次想到了死。”她说，“不是吓唬你，真是这样。好几次我都想死。我就是这样孤独寂寞。死本身我想大概没有什么难的。嗯，你该知道吧？就像房间空气一点点变稀变薄一样，我心中求生的欲望渐渐变小变淡，那种时候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甚至小孩儿都没考虑，几乎没考虑到自己死后小孩儿会怎么样。我就是孤独寂寞到这个地步。这点你怕是不明白的吧？没有认真考虑的吧？没有考虑我感觉什么、想什么、想做什么的吧？”

我默然无语。她把手从我胸口拿开，放在自己膝头。

“但终究我没有死，终究这样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你回到我身边，自己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接受的。所以我没有死。问题不在于什么资格，什么对与不对。你这人也许不地道，也许无价值，也许还要伤害我，但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肯定什么都不明白。”

“我想我大概什么都不明白。”我说。

“而且你什么也不想问。”她说。

我张嘴想说什么，但话未出口。我确实什么都不想问有纪子。为什么呢？我为什么就不想问问有纪子呢？

“资格这东西，是你以后创造的。”有纪子说，“或者是我们。也许我们缺少那东西。过去我们好像一起创造了许多东西，实际上可能什么都没创造。肯定是很多事情过于顺利了，我们怕是过于幸福了。不这样认为？”

我点点头。

有纪子在胸前抱起双臂，往我脸上看了一会儿。“过去我也有美梦来着，有幻想来着，可不知什么时候都烟消云散了，还是遇见你之前的事。我扼杀了它们，多半是以自己的意志扼杀了抛弃了它们，像对待不再需要的身体器官。至于对还是不对，我不知道，但我那时只能那样做，我想。我经常做梦，梦见谁把它送还给我，同样的梦不知做了多少次。梦中有人双手把它捧来，说‘太太，您忘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梦。和你生活，我一直很幸福，没有可以称得上不满的东西，没有什么更想得到的东西。尽管这样，还是有什么从后面追我。半夜一身冷汗，猛然睁眼醒来——我原本抛弃的东西在追赶我。被什么追赶着的不仅仅是你，抛弃什么失去什么的不仅仅你自己。明白我所说的？”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你有可能再次伤害我。我也不知道那时我会怎么样。或者下次我伤害你也不一定。保证之类任何人都做不出，肯定。我做不出，你也做不出。但反正我喜欢你，仅此而已。”

我抱过她的身子，抚摸她的头发。

“有纪子，”我说，“从明天开始好了，我想我们可以再一次从头做起。今天就太晚了。我准备从完完整整的一天开始，好好开始。”

有纪子好半天盯住我的脸。“我在想——”她说，“你还什么都没有问我。”

“我准备从明天再次开始新的生活，你对此怎么想？”我问。

“我想可以的。”有纪子淡然一笑。

有纪子折回卧室后，我仰面躺着久久注视天花板。没有任何特征的普通公寓的天花板，上面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但我盯住它不放。由于角度的关系，车灯有时照在上面。幻影已不再浮现。岛本乳峰的感触、语音的余韵、肌肤的气味都已无法那么真切地记起。时而想起泉那没有表情的面孔，想起自己的脸同她的脸之间的车窗玻璃的感触。每当这时，我便紧闭双眼想有纪子，在脑海中反复推出有纪子刚才的话。我闭目合眼，侧耳倾听自己体内的动静。大概我即将发生变化，而且也必须变化。

至于自己身上有没有足以永远保护有纪子和孩子们的力量，我还无由得知。幻想已不再帮助我，已不再为我编织梦幻。空白终究是空白，很长时间里我将身体沉浸在空白中，力求让自己的身体适应空白。那是自己的归宿，必须安居其中。而从今往后我势必为别的什么人编织梦幻了，对方要求我这样做。我不知道那样的梦幻到头来具有多大作用力。但是，既然我企图从当下的我这一存在中觅出某种意义，那么就必须竭尽全力继续这一作业，大概。

黎明时分，我终于放弃了睡眠。我把对襟毛衣披在睡衣外面，去厨房冲咖啡喝着。我坐在餐桌旁，眼望渐次泛白的天空。实在已有很久没看天明了。天空的尽头出现一道蓝边，如沁入白纸的蓝墨水一般缓缓向四面扩展。它竟是那样的蓝，仿佛汇聚了全世界大凡所有的蓝而从中仅仅抽出无论谁看都无疑是蓝的颜色用来划出一道。我以肘拄桌，有所思又无所思地往那边凝望着。然而当太阳探出地表以后，那道蓝色顷刻间便被日常性的白昼之光吞噬一尽。墓地上方只飘浮着一片云，轮廓分明的、纯白色的云，仿佛可以在上面写字的清清楚楚的云。另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至于这新的一天将给我带来什么，我却无从推断。

往下我将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接着去游泳池，一如往日。我想起初中期间去过的游泳池，想起那座游泳池的气味和天花板的回音，那时我正要成为新的什么。每当立于镜前，我都能够看出自己身体的变化，安静的夜晚里甚至能够听到肉体发育的响动。我即将身披新的自己这层外衣踏入新的场所。

我仍坐在厨房桌旁，仍静静地注视墓地上空飘浮的云。云纹丝不动，俨然被钉在天穹上完全静止了。我想差不多该叫醒女儿们了。天早已大亮，女儿们得起床了。她们比我更强烈更迫切地需要新的一天。我应当走到她们床前掀开被子，手放在柔软而温暖的身体上告知新一天的到来。这是我的当务之急。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从厨房桌前站起，似乎所有气力都已从身上消失，就好像有人悄悄绕到我背后轻轻拔去我的体塞。我臂肘拄着桌面，双手捂脸。

黑暗中我想到落于海面的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无声无息地、不为任何人知晓地降落的雨。雨安安静静地叩击海面，鱼们甚至都浑然不觉。

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大海，直到有人走来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

版权信息

书名：奇鸟行状录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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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追问暴力：从“小资”到斗士

第一部　贼喜鹊篇

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2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3　加纳马耳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与艾伦·金斯伯格与十字军

4　高塔与深井、或远离诺门坎

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6　冈田久美子如何成长、绵谷升如何成长

7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8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考察

9　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10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12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13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

第二部　预言鸟篇

1　尽可能具体的事情、文学里的食欲

2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3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4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5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6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7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8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9　井与星、绳梯是怎样消失的

10　笠原May关于人的死与进化的考察、别处制作的东西

11　作为疼痛的饥饿感、久美子的长信、预言鸟

12　刮须时发现的、醒来时发现的

13　加纳克里他未讲完的话

14　加纳克里他的新起点

15　正确的名字、夏日清晨浇以色拉油的燃烧物、不正确的隐喻

16　笠原May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笠原May关于烂泥式能源的考察

17　最简单的事、形式洗练的复仇、吉他盒里的东西

18　来自克里特岛的信、从世界边缘跌落的人、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

第三部　捕鸟人篇

1　笠原May的视点

2　上吊宅院之谜

3　冬天里的拧发条鸟

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5　深夜怪事

6　买新鞋、返回家中的

7　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笠原May视点之二）

8　肉豆蔻与肉桂

9　井　底

10　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笠原May视点之三）

12　这铁锹是真铁锹吗？（深夜怪事之二）

13　M的秘密治疗

14　等待我的汉子、挥之不去的东西、人非岛屿

15　肉桂奇特的手语、音乐的奉献

16　有可能到此为止（笠原May视点之四）

17　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神灯

18　试缝室、继任人

19　傻里傻气的雨蛙女儿（笠原May视点之五）

20　地下迷宫、肉桂的两扇门

21　肉豆蔻的话

22　上吊宅院之谜（其二）

23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变形报废的人

24　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

25　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26　损毁者、熟透的果实

27　三角形的耳朵、雪橇的铃声

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29　肉桂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

30　房子不可信赖（笠原May视点之六）

31　空屋的诞生、替换了的马

32　加纳马耳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33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34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35　危险的场所、电视机前的人们、虚幻人

36　萤火虫的光、魔法的消解、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37　普通的现实匕首、事先预言了的事情

38　鸭子人儿的故事、影与泪（笠原May视点之七）

39　两种不同的消息、杳然消失了的

40　拧发条鸟年代记17（久美子的信）

41　再　见

追问暴力：从“小资”到斗士

林少华

如果问我村上作品中最佩服哪一部，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奇鸟行状录》［直译应为“拧发条鸟年代记（编年史）”，以下简称《鸟》］。这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日文为上中下厚厚三大卷。时间跨越半个世纪，空间远至蒙古沙漠和西伯利亚荒原。出场人物众多，纷至沓来而各具面目；情节多头推进，山重水复，雾锁云笼。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村上完全走出寂寞而温馨的心灵花园，开始闯入波谲云诡的广阔沙场，由孤独的“小资”或都市隐居者成长为孤高的斗士。在这点上，我很赞同我几次提及的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Rubin）的见解：《鸟》“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

这部小说是在美国创作的。1991年初，村上应邀赴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VisitingFellow）。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时，在出租车上听得第一次海湾战争正式打响的消息，村上的心情顿时黯淡下来，他觉得这是个不好的前兆。虽说美国成为战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作为他，当然不想去正在打仗的“当事国”。但一来事情已经进展到不宜后退的地步，二来也不好给帮忙邀请他的朋友添麻烦，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准战时体制”之下，即使普林斯顿这样优雅安静的大学城也到处飘扬着星条旗，人们无不为开战而欢欣鼓舞，爱国浪潮汹涌澎湃。电视上反复播放空袭巴格达炮火连天的场面和英姿飒爽斗志昂扬的前线将士形象——一场“有组织的暴力同有组织的暴力的正面冲撞”就这样不容分说地开始了。

《奇鸟行状录》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动笔的。我想，无须说，这种“准战时体制”的紧张空气对我写的小说有不少影响。假如不去美国而是在日本写这部小说，那么很可能写成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的东西。人生中是没有什么“假如”的，这点我当然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个“假如”应具有很大的意义。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4卷“解题”，
讲谈社2003年5月版）

至于村上不去美国而在日本写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自是不得而知——正如村上所说，人生中是没有什么假如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部小说含有“美国”因素。

村上夫妇是1991年2月抵达美国的。所谓访问学者只是个虚衔，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无须专门演讲，无须带班上课，总之就像是“客人”，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正合村上心意，3月即投入《鸟》的写作。每天凌晨四点多起来，喝着咖啡聚精会神写到九点左右。他用来写作的房间朝北，窗外有一棵大树。“树的上方住着勤劳的松鼠一家，这一家子总是急匆匆搜集地面可吃的东西。附近有一只大猫赶来，时不时打松鼠的主意，但在我所见的时间里，一次也未能得手。青松鸦夫妇（我以为）大声叫着飞临，在树枝间往来飞跃，很快不知去了哪里。随着季节的更迭而从南向北或由北往南迁徙的加拿大鹅，成群结队落在院子里稍事歇息。那艳丽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青色的幽光……日后每当我看见《奇鸟行状录》这本书，脑海中就浮现出这幅田园牧歌式的光景。”也就是说，村上是看着这些鸟、听着鸟的叫声写这部长篇的。如果说第一次海湾战争是村上写《鸟》的大环境，院里的鸟则是其小环境。村上是个喜欢深度思考而又感性敏锐细腻的作家。可以推想，如此看鸟听鸟的时间里，难免对鸟发生特殊兴趣，由此形成了“拧发条鸟”的神奇想象——作品中，每当故事出现重大转机，都有拧发条鸟的叫声传来，“吱吱吱吱”不断拧紧世界的发条，于是下一个情节很快从作者笔下弹出。

如此写了四五个小时，村上暂且和鸟们告别，走出房间去附近散步或跑步。他跑得很远，往往跑十到十五公里。跑完去学校游泳池尽情游泳。作为运动量来说，的确十分了得。村上几次强调，写长篇莫如说是体力活儿，是同体力的较量，没有好的体力根本熬不住。“总之那时候一是锻炼身体，二是集中写小说，每天只考虑这两件事。”写了将近一年，第一部“贼喜鹊篇”和第二部“预言鸟篇”写完初稿。第三部“捕鸟人篇”则是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城（坎布里奇）写的。1993年7月村上从普林斯顿搬来这里，在塔夫兹大学当驻校作家。这最后一部大约于1993年底动笔，1995年4月脱稿，《鸟》三部曲至此大功告成，两个月后他动身返回日本。也就是说，旅美四年半时间大部分用来创作这部长篇，是村上花费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村上回忆说：

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书名还没决定。不久，得了《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个书名。没怎么为此伤脑筋，是很自然浮上脑海的。至于chronicle（年代记）一词到底从何而来，我则不很清楚。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只是作为普通词儿、作为音节一下子浮上脑海的。不过我想，既然取了chronicle这个书名，那么就应该有时间纵轴即历史那样的东西牵扯进来。也就是说，不是由内容设定一个词，而是反过来由一个词设定内容。而且，实际上《鸟》这部作品也成了历史色彩很浓的故事。那大概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我写那样一个故事。

（同上引）

在谈到《鸟》第三部的时候，村上这样写道：

关于那一时期是以怎样的心情写《鸟》第三部的，时至今日我已记不确切了，只记得写得非常投入，如醉如痴。那个故事在等待我写它，我所做的不外乎把它顺利地解放出来。既然故事的轮廓已经转动，那么我只要乘坐上去即可。我在第一部、第二部印行之后不久即推出第三部，所以写得相当入迷。那时我已不再使用电子文字处理机，而改用Macintosh电脑来写。新书房朝东，清晨的阳光闪闪耀眼。我同样早早四五点起床，一边用低音量听着巴罗克音乐一边写。那里有书写迄今自己从未书写过的东西那种静静的兴奋。我这样讲给自己听：我正在踏入新的领域，而这对我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写得太入迷了，以致最后阶段神志变得相当模糊，这点记得很清楚。离开桌子后身体东摇西晃，好半天开不了口。为了清醒脑袋，我时常去查尔斯河畔散步。

（同上引）

这两段引文中有一个共同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不是村上想写《鸟》，而是《鸟》让村上写。前面提到的大小两个环境影响，终究是外部影响，而这里透露的则是内在驱动力——是那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我写”，“等待我写”，是故事推动我“踏入新的领域”。换句话说，村上是在故事本身的召唤下甚至被动地写这部长篇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故事、是故事中的什么因素在深层次上召唤和促使作者非写不可呢？暴力！暴力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中心点。有两条线交叉穿过这个中心点：纵线是历史线（“时间纵轴”）亦即“年代记”，其主轴是诺门坎（又译“诺门罕”）战役；横线是现实线，现在进行时，主轴是一个男人到处寻找老婆，寻找下落不明的老婆。两条线都缀满暴力，或者说都是暴力这个中心点的延伸。在充分演示暴力的过程中，两条线共同指向一个靶心：“Violence, the key to Japan”（暴力，就是打开日本的钥匙）！这是村上明确说过的原话，引自前面提过的杰·鲁宾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毋庸置疑，此乃村上这部伟大作品的主题。

先看纵线，看作为主轴的诺门坎战役（日本习称“诺门坎事件”）。这场战役是1939年春夏之交在靠近内蒙新巴尔虎左旗诺门坎村的中蒙（日本当时称“满蒙”）国境地带展开的。交战方一方是日本关东军，一方是苏蒙联军。关东军投入六万兵力，结果在强大的苏军机械化部队势不可挡的反击下丢盔弃甲，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一个师团全军覆灭，致使关东军不得不重新考虑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样一场五十多年前的战役何以引起村上的特别注意呢？据村上在那篇“解题”中解释，他所去的普林斯顿大学有几个图书馆，他最常去的是“东洋学科”附属的图书馆，那里有很多关于日本的书籍。一次在历史书架上东找西找时间里，发现有不少图书写的是“诺门坎事件”。村上说他小时候在图书馆翻书时，有一本书上有形状奇特的飞机和坦克图片，看文字说明，得知是诺门坎战场用过的武器。不知何故，自那以来，他就对那场历时短暂然而异常血腥的战役怀有按捺不住的强烈兴趣，同时为“Nomonhan”（诺门坎）一词的异国声韵而心醉神迷。

而现在，我在同日本相距遥远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里，作为同少年时代相距遥远的一个中年人，手拿关于诺门坎战役的书啪啪啦啦翻动书页。我发觉自己至今仍为这个词的声韵而迷恋得无以自拔。于是我随意把这些书一本本拿在手中忘我地读了起来。这样的邂逅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

阅读之间，我忽然想到：这正是自己始终寻求的题材。那是一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哪一方都没获胜，哪一方都没失败。围绕一块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方的原本不存在的国境线投入大量军队和武器，众多士兵丢掉性命。最后由于政治决断而一切在暧昧之中结束战事。非现实战略催生非现实战斗，流出现实的血，然而将军们的大半都没有为此负责。我决心将这场战役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纵轴使用。我一边看书一边把自己带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听到了炮声，肌肤感受到了掠过沙漠的风。

（同上引）

不难看出，村上所以将诺门坎战役作为纵穿小说的一个基轴，除了偶然因素，还因为这场战役有四个特点：奇妙而残酷；决策的非现实性（草率）；暧昧（不了了之）；无人负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日本近现代史、日本式暴力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村上切切实实感觉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暴力至今仍在继续，不仅在国家组织或其理念中继续，甚至还在包括自己本身在内的个人身上继续。应当说，正是这种长期潜伏于内心底层的可怕的感觉、直觉“自然而然地本能地”要求村上拿起笔来，书写暴力，追究暴力，清算暴力，从而减少暴力以至拒绝暴力。

回顾起来，村上笔下很早就写过暴力和邪恶，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夜鬼”和“组织”，等等，但真正自觉地、深刻地、纵横交错淋漓酣畅地描写暴力并以暴力为中心点则是第一次——《鸟》的确堪称村上创作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就历史这条线来说，暴力主要集中在三个点：诺门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尤其集中在前两个点上。发生在诺门坎的暴力通过“间宫中尉的长话”加以表现，其中剥人皮的场面可谓暴力的极致，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每一个字都在滴血都在惨叫都闪着刀光，视线简直不敢再往下移动。间宫中尉本人被逼跳入茫茫沙漠正中的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在对苏军作战中被坦克压掉一只胳膊。虽然后来九死一生返回日本，但整个人已彻底成了“空壳”，不爱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爱，山本在他的梦境中不知被剥了多少次皮，耳畔不知多少次响起山本凄绝的惨叫。“沦为空壳的心和沦为空壳的肉体所产生的，无非是空壳人生罢了”，只是履行“继续存活这一职责”罢了。唯一让他略感安慰的是，他在即将“作为空壳从此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之前，终于有勇气把这段亲身经历的暴力讲给了主人公“我”听。也就是说，“我”是唯一了解间宫中尉的历史之人。由此不难看出暴力对人的伤害何等惨重：暴力不仅在肉体上使人“变成血肉模糊的块体”，而且在精神上使人沦为“空壳”，使人对历史缄口不语。换言之，历史在此中断，其真相被埋葬，民众无人知晓。民众知晓的乃是被官方修正液涂抹过的历史。唯其如此，村上才决心下到历史的深井，启封那段充满血腥味的黑色历史，回放暴力！

历史纵线的另一个暴力集中点就是侵华战争。主要通过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提起在“战前的满洲”即我国东北地区发生的暴力。在苏军即将攻入东北之际，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名中尉会计官奉命处理“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今长春市）的一座动物园里的动物，枪杀除了大象的所有动物之后，八个关东军士兵端枪押来四个中国人。四人是“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因杀死两个日本教官逃跑被抓而面临处决。其中三人被用刺刀刺死，“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血流满地”。最后一人被棒球棍打死（因为他用棒球棍打死了两名日本教官），一个士兵将棒球棍“全力朝中国人后脑勺砸下”。不料被砸死的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脸上有青痣的日本兽医的手腕，一起栽进事先挖好的坑中，即使脑袋两次被子弹打中也还是抓住兽医不肯松手。在场的中尉和士兵看得目瞪口呆。小说后来借间宫中尉之口明确说道：“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在“间宫中尉的长话”中同时还谈到中国其他战场发生的暴力：“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粮食给俘虏，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显然“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是指南京大屠杀。尤其难得的是，村上在第三部第二十八章指出了日本兵干“坏事”的原因：“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30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在这里，村上固然没有绕开天皇，点出了天皇对于二战中的日军暴力负有责任，但相对说来，其笔锋的指向更是以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暴力机器，即没有人对致使“众多士兵丢掉性命”的缺乏现实性的草率战略决策负责的、暧昧的封闭性国家组织。村上认为这才是暴力的源头，也是诺门坎战役吸引他的根本原因及这一题材的意义所在。

更危险和可怕的是，这一封闭性系统至今仍在，因此暴力仍在。而将其具象化的便是那条现实横线——主人公寻找失踪的老婆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怪事和阻碍。其最大的阻碍来自妻子久美子的哥哥绵谷升。绵谷升无疑是带有暴力性的邪恶人物。不过较之《寻羊冒险记》中的“先生”和剥皮鲍里斯等历史上暴力性邪恶形象，绵谷升显然更具欺骗性和时代特征：“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其职业当然不是军人而是大学老师，是写了厚厚一本经济学专著的学者。作为“变色龙”，绵谷升尤其擅长利用电视表现自己，面对摄像机显得风流倜傥游刃有余，穿一身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一条相得益彰的领带，架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神情和悦，语声安静，谙熟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且熟知如何才能操纵民众的情绪。事实上也博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喝彩，“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然而就是这个人以莫名其妙的手段害死了久美子的姐姐，以莫名其妙的方式玷污了加纳克里他，又以莫名其妙的招数将久美子从主人公手里夺走据为己有。总之，绵谷升“始终如一地损毁着各种各样的人，并且将继续损毁下去”。下一步情况更糟糕：这种暴力性邪恶人物当上了国会议员，成了政治家，其政治目标“是要使日本摆脱当今的政治边缘状态，将其提升到堪称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

令人惊异和沉思的是，以上种种描述竟同现实中的日本某些政治家形象如出一辙。而且其从政之路也毫无二致。绵谷升的叔父是国会议员，其当选是因为承袭叔父选区之故，而其叔父战前曾作为专门搞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于1932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考察满蒙地区羊毛供给情况，以便为进攻苏联的日军装备防寒服做准备。此人在奉天（沈阳）见到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陆军中将石原莞尔，两人谈得甚为投机，战后也未间断“亲密交往”。绵谷升的父亲是运输省精英官僚，“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芸芸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他把这种“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彻底灌入绵谷升的脑袋，绝对不允许儿子甘拜任何人下风。也就是说，战前那个暴力性国家组织或其理念仍然流淌在此人血液中并极力传给了儿子绵谷升。而绵谷升那个同二战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叔父又提供了政治地盘使其继承了国会席位——村上就是这样勾勒出了暴力的传承路线。一句话，暴力仍在！

因此，作者必须使主人公投入战斗。

《鸟》是妻子突然下落不明、作为主人公的丈夫寻找其下落的故事。我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motif）就是在很多场合“寻找丢失的什么”。例如《寻羊冒险记》中主人公寻找带有星形斑纹的特殊的羊和不见了的朋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主人公为寻找失踪的少女而进入没有影子的小镇。但《鸟》与此前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主人公积极主动地期盼寻找并为此进行战斗。我以前小说的主人公，总的说来被动“卷入”事物流程的色彩很浓，但是《鸟》的主人公冈田亨则具有“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妻子”的始终一贯的坚强意志。在世人眼里他决非强人，可他有个特点：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后退。所以无论他妻子的哥哥绵谷升说“你没必要找我妹妹”，还是妻子本身提出“你别找我”，他都不屈不挠地寻找下去。因为主人公完全清楚寻找妻子一事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本身。

我想，这种积极性或战斗性是贯穿整个作品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如此明确的积极向上的意志，要最后完成这么长的故事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鸟》这部作品在我作为作家的生涯中——特别是在获得第三部以后（这一经过容以后述说）——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也就是说，写这部作品之前同之后相比，我作为作家的姿态有很大不同。现在回头看去，毫无疑问，《鸟》以后的我的作品无不朝着逐渐失却都市式洗炼（sophistication）和轻俏的方向行进，一种类似“介入”意志那样的东西开始在出场人物身上一点点显现出来。

（同上引）

后来在为2003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5卷写的“解题”中，村上果然进一步强调了第三部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也只能是‘战斗’和‘救赎’。”说起来，按村上原来的设想或以往的创作风格，写完第一部和第二部就算写完了。但作为单行本出版之后村上脑袋里产生了一个疑问，而且疑问越来越大。他问自己：自己想写的东西在第一、二部完全写尽了么？他觉得没有写尽，还有东西确确实实剩了下来，也就是说，故事还在脑袋里继续。至少有几个谜团没有解开——主人公的妻子久美子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绵谷升在多大程度上同久美子的失踪有关？主人公如何同其“对决”？尤其最后一点让村上欲罢不能。在第一、二部里，主人公的“对决”或战斗姿态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还在“寻找”途中（包括井下）苦苦求索，真正的战斗尚未开始。应该说，主要是这点让当时的村上——若是以前的村上倒也罢了——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村上在相隔大约一年半之后开始第三部的创作。这回他旗帜鲜明地将重点置于“战斗性”，让主人公义无反顾地把久美子从作为邪恶象征的绵谷升手里夺回。

为此，冈田亨势必同阻挡他去路的一切障碍进行对决，势必通过战斗予以排除，这当中势必有暴力性发生。暴力这东西或人的活动所产生的恶性物的存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在某种情况下是无可回避的。所以，小说中，大约五十年前的间宫中尉和剥皮鲍里斯的对决同当代冈田亨和绵谷升的对决基本齐头并进。冈田亨怀着强烈的愤怒操起棒球棍在黑暗中打死“莫名其妙的东西”——间宫中尉未能做到的事情由他完成了。最后，尽管他已遍体鳞伤，但还是找回了同样遍体鳞伤的妻子。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5卷“解题”，
讲谈社2003年7月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思和创作第三部期间，村上实际去中蒙边境考察了诺门坎战役的战场遗址。考察时有两件事让他格外惊异，一是实际目睹的旧战场同他想象和在《鸟》第一部描写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二是当他捡起迫击炮弹残片和子弹带回宾馆后，半夜醒来发觉整个房间咔咔作响地剧烈摇晃，连走出房间都不可能。村上以为发生了地震，摸黑爬出房间，而刚一开门爬到走廊，摇晃戛然而止，平静如初。1995年11月他在同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对谈时就此这样说道：“我猜想这大概类似一种精神波段相互吻合的东西。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自己在故事中介入（commit）诺门坎介入到相应程度的关系。虽说我不认为这是超常现象什么的，但还是感觉到了那样的作用、那样的关联。”（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新潮社1996年1月版）此外村上在他的《边境　近境》中更具体地谈到了这一体验。对于村上的这番奇异体验，较之作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河合隼雄，倒是那位哈佛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的分析来得简洁明快：

换句话说，村上其实坐在超自然的界限之上。一方面他会斩截地否认其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意识这种东西不是科学能完全解释得了的。正因为如此，他对诺门坎的实地考察对于廓清他要写的东西意义匪浅，其成果就是《鸟》的第三部。也正是在这里，冈田邂逅了他内心深处的战争与暴力，仿佛它们一直潜伏在那里等着他去发现。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鲁宾还说：“只有第三部可以说受益于他对这个自学生时期就一直挥之不去的实地勘察（准确说来是自上小学的时候）。”所谓受益或者影响，一方面是活生生的战场给了村上更真切的触动，加深了他对诺门坎战役和暴力的认识——在海拉尔他实际看了“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海拉尔秘密要塞——另一方面就是他觉察出了那种鲁宾认为是“超自然的”奇异的“关联”（つながり）。在第三部他进一步写了那种“关联”。例如“满洲国”新京动物园的兽医（肉豆蔻的父亲、肉桂的祖父）脸上有一块青痣，主人公冈田亨从深井上来之后脸上也有了一块青痣。再如日本兵用棒球棍打死了中国人，冈田亨同样用棒球棍打死了绵谷升。拧发条鸟更是从五十年前的过去一直叫到现在：在新京动物园打死中国人的年轻日本兵听见了，冈田亨夫妇听见了，第三部第五章“深夜怪事”中的少年听见了。在这里，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村上较之强调生死轮回（虽说他相信“偶然”），毋宁说是暗示历史与现在之间的某种“关联”，亦即：历史不容割断，更不应忘记！当然，最主要的关联体现在绵谷升身上：

在冈田能够把久美子从黑暗中带回真实的世界之前，他必须直面他最深的恐惧：由绵谷升所代表的邪恶。绵谷升对大众传媒的娴熟操控使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他是其叔叔一辈大陆掠夺政策的继承人。他代表的邪恶正是《寻羊冒险记》中那种以右翼组织老板为化身的邪恶。村上将之与日本政府的独裁传统联系到一起，正是这种传统要为侵华战争中杀害的无数中国人及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日本民众以及镇压1960年代后期理想主义的学生运动负全责。这一因素大大扩展了小说的空间，使其远远超越了一个失败了的婚姻故事的范畴。冈田在追寻妻子及其自身过程中的发现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期。他发现了他的祖国近代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其最主要的成分是暴力和恐怖，而且就浅浅地隐藏于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喷薄欲出。当他用棒球棍几乎将一位民歌手打死时，他也发现了隐藏于自身的暴力倾向。

……《鸟》确确实实是一部编年史，故事的背景虽精确地设定于1980年代中期，却一直深挖至战争年代的暴力，亦即日本现代疾患的病根。

（同上引）

鲁宾不愧同时也是《鸟》英译本的译者（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在他这部专著中，看得出他对《鸟》的文本最为熟悉，对这只奇鸟情有独钟，因而评论也写得最为充分和最见功力，笔触独到，深刻犀利，尽管个别地方因过于得意而逻辑上略显芜杂。日本文学评论界也注意到了这种“暴力的传承”，不乏中肯的评论。如铃村和成认为村上是在纵览暴力以扭曲形式寻求排泄口的世界，村上从美国看日本时，日本看上去像是“翻卷着莫名其妙的暴力漩涡的国家”；重冈彻认为村上意在通过绵谷升来表现法西斯主义，“绵谷是潜藏于人的无意识暗处的弱小感、劣等感、积怨、憎恶、杀意等的显在化身，是将其正当化并作为对外暴力有组织地加以动用的力量”；风丸良彦认为村上是将绵谷升作为封锁真实历史之意义的“权力”世界的象征来塑造的，作品中含有以往不曾有过的政治信息；日置俊次认为小说对“暴力”的描写及作为史实的战争插曲、剥皮和井的象征性同《沉默的羔羊》的羊、刀、剥皮、井等意象难分彼此。不过相比之下，其评论力度似乎都不及鲁宾那样观点鲜明，一针见血。就这点而言，不妨认为，日本一些主流文学评论家缺乏借助《鸟》这样的契机直面和反思本国历史应有的良知、勇气和远见卓识。两相对照，也就更显出村上的卓尔不群和难能可贵。

确如鲁宾所说，正是村上的这种“发现”，或者说正是村上在诺门坎所感觉到的“关联”促使他写出了这部了不起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催生村上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村上本人已然就此说得相当肯定。他在写完第三部半年后同河合隼雄的那次对谈——上面已经提过——中强调：为了把久美子从黑暗世界拉回光明世界不得不使用暴力。这里所说的黑暗世界，就是不断积累的“历史性暴力”所在的世界，也就是有剥皮场面和残忍杀害中国人场面出现的世界。而为了将久美子从黑暗世界拉回光明世界使用的暴力，其中有一种“同历史性暴力遥相呼应的盖然性”——村上在这里再次确认了那种割不断的“关联”，他认为这似乎是自己的“历史认识”。随后村上毫不暧昧地断言：

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把那场战争的压倒性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偷梁换柱地以非常暧昧的言词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而没有哪个人对那个暴力装置负内在责任。

……我所以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后着眼于暴力性，也是觉得这大概是对于那种暧昧东西的决算。所以，说到底，往后我的课题就是把应该在历史中均衡的暴力性带往何处，这恐怕也是我们的世代性责任。

（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新潮社1996年1月版）

恕我重复，村上认为这种历史性“关联”或暴力的传承不仅表现在国家这一系统及其理念之中，还表现在——亦如鲁宾指出的——个体身上，存在于自己心中。因此，还必须清算自己自身内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渐渐明白，珍珠港也好诺门坎也好，这类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存在于自身内部。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察，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争结束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我想在《鸟》中写诺门坎的一个理由。”对谈快结束时，村上追问河合隼雄日本社会发生质变了么，河合再也无法回避了，回答说“这要看怎么看，换个看法，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通读两人对谈这本书，很容易看出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温差：村上十分明确，河合比较暧昧，甚至不无“狡猾”。相对说来，河合关注更多的是村上小说的“心灵治愈”（心の愈し）作用，而不是历史的、社会的治愈力。在这里，鲁宾这位美国学者再次显示出其行文的“战斗性”及其关注的重点：

在写第三部的过程中，村上在一次采访中被问道：“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要为你们出生前就已结束的战争负责？”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如此丧心病狂。那是我的父辈和祖辈的暴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显然，正是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成就了《鸟》这部之于村上的里程碑式力作，同时使村上从一般意义的作家转变为人文知识分子，从“小资”成长为斗士。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收尾之际，村上笔锋一转，再次提起中国：“轮廓分明的冬月冻僵似的悬在空中。上弦月，弧形尖锐，犹如一把中国刀。”这是村上在《鸟》中用的最后一个比喻，一个象征，一个意象。

《鸟》在艺术上也很成功，无论行文风格还是情节设计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小说，气势恢宏，时空辽阔，纵横捭阖，风起云涌。1996年获得了层次很高的“读卖文学奖”。评委、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在评语中这样写道：“这个格局庞大的故事尽管临近结尾部分不无紊乱，但仍极富魅力。若干小故事纵使收入《一千零一夜》亦不逊色，堪称奇才之作。这里有通过睿智而洗炼的独特笔调带来的不安、忧伤、残忍和温情。村上春树给我们的文学以新的梦境。”（加藤典洋等《群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学馆1997年5月版）据杰·鲁宾在他那部专著中介绍，在颁奖典礼上，评奖委员会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高声朗诵了《鸟》中关于间宫中尉在井底得到阳光“宠幸”从而参透生死的描述。大江说村上能够一方面严肃探索其内心深处的主题，一方面使众多读者产生共鸣。鲁宾这样描述了授奖仪式结束后的情景：

授奖仪式结束后，来宾们纷纷举杯祝酒，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丰盛的佳肴。但大江周围却被一大堆仰慕者团团包围，都想有亲炙大师的机缘，搞得大江几乎无缘享用美酒佳肴。然而大江一旦得以脱身，就主动走向村上，他周围那群仰慕者只得分列两旁，让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通过。

大江满面红光，显然因为有将自己介绍给村上的机会而真心高兴，而村上只回以紧张的微笑。当谈话转向两位作家都深深热爱的爵士乐时，紧张状态才基本上烟消云散。大江身着一套蓝色细条纹西装，戴着他那招牌似的圆眼镜，而前来受奖的村上则足蹬一双白色网球鞋，穿一件松松垮垮的运动外套和一条斜纹棉布裤。大群摄影师麇集周围捕捉这重要的一刻。在众目睽睽下，村上和大江几乎无法进行任何较为私密或深入的对话。两人热诚地交谈了十分钟左右即友好地分手，此后这两位作家再未谋面。

虽然大江与村上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的小说世界迥然相异，但这两位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点或许比双方乐于承认的都大得多。……这两位作家都在深入探讨记忆与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问题，并都继续深入到情感的黑暗森林，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

鲁宾还说村上景仰大江，认为大江尽到了作为一位“纯文学”作家肩负的职责，为他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示高兴。对于大江拒绝接受日本天皇随后授予的文化勋章以捍卫自己始终一贯的反主流文化立场，村上同样致以敬意。

村上和大江，这两位当今日本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作家，一位自称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一位是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两人似乎分属遥远的两极，但骨子里的东西都意外相近。至少在对待历史、对待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等封闭性暧昧性社会体制上，两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斗士。

2005年6月3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百花争艳万木葱茏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一部　贼喜鹊篇

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七月

1　星期二的拧发条鸟、六根手指与四个乳房

在厨房煮意大利面条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我正随着调频广播吹口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这首乐曲特别适合用来煮意式面条。

听得电话铃响，我本想不予理睬。一来面条正煮在火候上，二来克劳迪奥·阿巴多正准备将伦敦乐团驱往乐章的峰巅。但终归我还是拧小煤气，去客厅拿起听筒。说不定有朋友打电话介绍新的工作，我想。

“十分钟，我需要十分钟。”女郎劈头就是一句。

我对于音色的记忆颇具信心。这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您这是打给谁？”我客客气气地询问。

“打给您呀！只需十分钟，十分钟就行。那样，就会相互明白过来的。”女郎道。声音轻柔柔、飘忽忽的。

“相互明白？”

“心情啊！”

我从门口探头看一眼厨房。面条锅白气蒸腾，克劳迪奥·阿巴多继续指挥《贼喜鹊》。

“对不起，我正在煮意大利面条，过会儿再打来可以吗？”

“意大利面条？”女郎惊愕地说，“上午十点三十分煮面条？”

“这不碍您什么事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有点压不住火。

“那倒是的。”女郎以没了表情的干巴巴的声音说。看来感情稍一变化即会使其声调截然不同。“也好，过会儿再打就是。”

“等等，”我慌忙道，“您要是耍什么推销员手法，再打多少次也是枉然。我眼下是失业之身，根本没有购置新东西的余地。”

“知道知道，放心好了。”

“知道？知道什么？”

“不就是失业期间吗？知道的，那点事儿。还是快煮你那宝贝面条去好了。”

“喂喂，您到底……”没待我说完，对方挂断电话，挂得甚为猝然。

我一时无所适从，望着手中的听筒。良久，才想起锅里的面条，遂走入厨房。我关掉煤气，把意式面条捞进笊篱。由于电话的关系，面条多少有点儿过火，好在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相互明白？我边吃面条边想，十分钟能够相互明白对方的心情？我可是无法理解那女郎想说什么。很可能不过是捣乱电话，或许是一种新式推销招数。反正都与我无关。

话虽这么说，折回客厅坐在沙发看小说时，仍要不时觑一眼电话机，心里嘀咕：女郎说十分钟即可相互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十分钟到底可以明白什么呢？现在想来，十分钟是那女郎一开始便掐算好了的，对这十分钟推算似乎相当充满自信：九分钟太短，十一分钟过长。恰如煮意大利面条的标准火候。

如此思来想去之间，早已没了看书心绪，于是想熨烫衬衫。每次心慌意乱，我都要熨烫衬衫，老习惯。我熨衬衫的工序分12道，由（1）领（前领）开始，至（12）左袖（袖口）结束。我逐一数着序号，有条不紊地熨烫下去，也只有这样方觉得心应手。

熨罢三件衬衫，确认再无皱纹，挂上衣架。然后关掉熨斗，连同熨衣板放进壁橱，思绪这才有了些条理。

刚要进厨房喝水，电话铃再次响起。我略一迟疑，还是提起听筒。若是那个女郎第二次打来，只消说正在熨衣服挂断即可。

不料打电话来的是久美子。时针正指在十一点三十分。

“可好？”她问。

“还好。”我答。

“干什么呢？”

“熨衣服。”

“出什么事了？”声音里略带紧张感。她知晓我心情不佳时便要熨衣服。

“熨熨衬衫，没什么。”我坐在椅子上，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有事？”

“你会写诗吧？”

“诗？”我愕然反问。诗？诗是什么？到底？

“有熟人在的一家杂志社办了份面向年轻女孩的小说期刊，正在物色人评选和修改诗歌来稿，还要求每月写一首扉页用的短诗。事虽简单，报酬却不低。当然喽，也还超不出临时工标准。不过干得好，说不定有编辑工作落到你头上……”

“简单？”我说，“慢着，我要找的可是法律方面的工作。这诗歌修改却是从何而来？”

“你不是说高中时代写过什么的吗？”

“那是小报，高中校刊！什么足球赛哪个班踢赢了，什么物理老师跌下楼梯住院了，全是些无聊透顶的玩意儿。不是诗，诗我可写不来。”

“说是诗，不过是给女高中生看的。又不是让你写千秋传诵的名篇佳句，适当应付一下就行了。明白？”

“适当也罢什么也罢反正诗是绝对写不来。没写过，也没心思写。”我一口回绝。那东西如何写得来！

“噢——”妻透出遗憾，“不过法律方面的工作，可是不大好找的吧？”

“打过好些招呼，差不多到该有着落的时候了。万一不行，到时再作打算不迟。”

“是吗？那样也好。对了，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我沉吟一下回答。

“那，能去银行交一下煤气费电话费吗？”

“快要去买东西准备晚饭了，顺路去银行就是。”

“晚饭做什么？”

“还没定，买东西时再说。”

“我说，”妻一副郑重其事的语气，“我想了想，觉得你好像用不着那么急于找工作。”

“为什么？”我又是一惊。大约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打电话来让我不得心宁。“失业保险也快到期了，总不能老这么游游逛逛吧？”

“反正我工资也提了，兼职收入也一帆风顺，还有存款。只要不大手大脚，吃饭总没问题吧。或者说你不愿意像现在这样在家做家务？对这种生活不感兴趣？”

“说不清楚。”我直言相告。是不清楚。

“那就慢慢考虑好了。”妻说，“对了，猫可回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全未想起猫来。“哪里，还没回来。”

“去附近找找可好？都不见一个多星期了。”

我含糊应着，把听筒又换回左手。

“我想可能在胡同里头那座空屋的院子里，就是有石雕鸟的那个院子。在那里见过几次来着。”

“胡同？”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的胡同？这事你以前可一次都没……”

“对不起，电话得放下了。手头还有工作等着。猫的事儿拜托了。”

电话挂断。我又望了一会儿听筒，之后放下。

久美子何苦去什么胡同呢？进那胡同须从院里翻过混凝土预制块围墙，况且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费此周折。

我去厨房喝罢水，走到檐廊看了看猫食碗。碗里的煮鱼干仍是昨晚的样子，一条也未减少：猫还是没有回来。我站在檐廊里眼望涌进初夏阳光的自家小院。其实望也望不出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致。由于一天之中只很短时间有阳光照进来，土总是黑乎乎湿乎乎的。园木也仅有角落里两三丛不起眼的绣球花，而我又压根儿就不喜欢绣球花那种花。附近树上传来规则的鸟鸣，吱吱吱吱，简直同拧发条声无异，我们于是称其为“拧发条鸟”，是久美子命名的。真名无从知晓，连是何模样也不知道。反正拧发条鸟每天都飞临附近树上，拧动我们所属的这个静谧天地的发条。

罢了罢了，竟忘了找猫。我一向喜欢猫，对这只猫也很喜欢。猫自有猫的生活方式。猫绝非等闲之辈。猫的失踪，不外乎意味着猫想去某处。等它饿得饥肠辘辘，迟早自然返回。不过，最终我恐怕还是要为久美子找猫，除此别无事干。

我是四月初辞去已做了很久的法律事务所的工作的。没什么特殊缘由，也并非工作内容不合心意。虽说内容本身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薪水不薄，办公室气氛也够融洽。

谈起我在法律事务所的作用，简言之只是个专业性差役。可我觉得自己干得有声有色。自己说来未免不够谦虚——就履行那类事务性职责而言，我是相当精明强干的人选。头脑反应敏捷，行动雷厉风行，牢骚一句不发，想法稳妥现实。所以，当我提出辞职时，那位老先生也就是作为事务所主人的父子律师中的长者挽留说不妨加点工资。

然而我还是离开了那家事务所。倒也不是说辞职后有什么成竹在胸的鸿图大志，至于再一次闭门不出准备应付司法考试，无论如何都没那份心机。更何况时至如今也并非很想当律师。只不过是我不打算在那家事务所长此以往，而若辞职，正可谓此其时也。倘旷日持久，我这一生势必在那里消耗殆尽。毕竟已年届三十。

晚餐桌上，我开口说想辞去这份工作。久美子应了一声“是吗”。这“是吗”是何含义，我一时吃不大透。她则再无下文。

我也同样不语。

“既然你想辞，辞也未尝不可嘛，”她说，“那是你的人生，尽可随心所欲。”如此说罢，便只顾用筷子将鱼刺拨往盘边。

妻在一家专门介绍健康食品和天然食品的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也还过得去，而且有在其他杂志当编辑的朋友委托搞一点图案设计（她大学时代一直学设计，目标就是当一名不隶属于人的图案设计专家），故而收入相当可观。而我失业之后又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再说，我若在家老老实实做家务，诸如外餐费洗衣费等开销即可节省下来，同我上班挣钱相比，生活水准当没甚差别。

这么着，我辞去了工作。

食品采购回来正往冰箱里塞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我听来响得分外急迫。我把塑料盒才撕开一半的豆腐放在餐桌上，去客厅拿起听筒。

“意大利面条可结束了？”那个女郎问。

“结束了。”我说，“不过马上就得去找猫。”

“推迟十分钟也不要紧吧？找猫，又不是煮面条。”

不知为什么，我未能一下放下电话。女郎的语声里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吸引我。“也罢，要是仅仅十分钟……”我说。

“那样，我们就能互相明白喽，嗯？”女郎平静地说。那气氛，很可能在电话机的另一头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且架起二郎腿。

“能不能呢？”我应道，“就十分钟。”

“十分钟说不定比你想的长咧。”

“真认得我？”我试探道。

“那当然，见过好几次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某个时候，某个地点。”女郎说，“一五一十跟你细说起来，十分钟可是不够的哟！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对吧？”

“你得拿出个证据才行——认得我的证据。”

“例如？”

“我的年纪。”

“三十。”女郎应声回答，“三十岁零两个月。可以了吧？”

我默然。不错，她是晓得我。可是无论我怎么回想，记忆中都无此语声。

“那，这回你就对我想象一下如何？”女郎劝诱道，“根据声音想，想象我是个怎样的女人，如年纪多少，在哪里做着怎样的姿势……”

“想象不出。”我说。

“试试嘛！”

我觑了眼表：才一分零五秒。“想象不出。”我重复一句。

“那我告诉你就是，”女郎说，“我在床上呢，刚淋浴完毕，一丝不挂。”

得得，我想，岂不活活成了色情录音带！

“你说是穿三角裤好呢，还是长筒袜合适？哪种性感？”

“哪种都无所谓，悉听尊便。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想穿就光着。抱歉，我没兴致在电话中谈这个。一来有事等着我做……”

“十分钟即可。为我消费十分钟，你的人生也不至于蒙受致命的损失，不是吗？总之回答我的提问：是赤身裸体的好，还是穿上什么好？我嘛，应有尽有，带黑色花边的三角裤啦……”

“就那样算了。”我说。

“赤身裸体的好喽？”

“是的，赤身裸体的好。”我说。四分钟。

“下面还湿着呢，”女郎说，“没使劲用毛巾擦，所以还湿着。暖融融湿乎乎的，柔软得很咧。很黑很黑，毛毛茸茸，摸一下……”

“喂，对不起……”

“那里面要温暖得多哩，就像一块加热了的奶油糕，温乎乎暖乎乎的，不骗你。猜我现在什么姿势？右腿支起，左腿横放，用时针打比方，也就十时五分左右吧。”

从语气听来，显然她并非说谎。她真的是两腿开成十时五分角度，下部温暖而湿润。

“摸一下，慢慢地。再打开，慢慢地。用手指肚慢慢摸。对了，要很慢很慢。再用一只手抓乳房。从下往上轻轻抚摸，轻捏乳头，一遍又一遍地，直到我快冲顶为止。”

我再不言语，放下电话。随后倒在沙发上，望着座钟长吁了口气。电话中和那女郎大约谈了五六分钟。

十分钟后电话铃再度响起。这回我没提听筒。铃声响了十五次，止息了。止息后，冰冷的沉默深深地压将下来。

快两点时，我翻过预制块院墙，跳进胡同。说是胡同，其实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胡同，不过是别无其他称呼的代名词罢了。准确说来，连道路都算不上的。道路乃是一种通道，有入口有出口，顺其而行即可抵达某一场所。然这条胡同却一无入口二无出口，两头不通，甚至死胡同都当之有愧，因为死胡同至少有个入口。附近人们只不过姑且称其为胡同罢了。胡同飞针走线似的穿过各家后院，长约二百米。路面虽有一米多一点宽，但由于围墙外占，加之墙上放了诸多杂物，致使好几处须侧起身子方得通过。

听人说——说的人是我舅舅，他以惊人低的租金将房子租给我们——胡同也曾有过入口出口，作为捷径发挥过连接此路与彼路的功能。但随着经济起飞，原为空地之处建起了新的住宅之后，路面受压被挤，骤然变窄起来。而居民们也不喜欢别人在自家前檐后院出出入入，小径便被封死了。起始只是不甚起眼的掩体样的东西挡人视线，后来有户人家扩展院落，索性用预制墙将一端入口堵得严严实实，进而两相呼应似的另一端入口也被牢不可破的粗铁丝网封死，狗都休想钻过。居民们本来就很少利用这条通道，堵住两端也无人说三道四，何况又利于防盗。因此，如今这条通道已俨然被废弃的运河一般无人光顾，唯一作用便是作为缓冲地带将住宅与住宅分隔开来。路面杂草丛生，处处挂满黏乎乎的蜘蛛网。

妻是出于什么目的数次出入这种地方的，我全然揣度不出，连我以前也仅仅踏入这“胡同”两次。再说久美子原本就讨厌蜘蛛。也罢，我想，既然久美子下令去胡同找猫，找就是。较之守在家中等电话铃响，如此在外面四下游逛要快活许多。

初夏异常亮丽的阳光，将头顶树枝的阴影斑斑驳驳地印在地上。无风，树影看上去竟如生来便固定于地表的斑痕。周围阒无声息，仿佛草叶在阳光下呼吸的声音都可听到。天空飘浮着几片不大的云絮，鲜明而简洁，宛如中世纪铜版画上的背景。目力所及，所有物象无不历历然轮廓分明，竟使我感觉自家肉体似乎成了虚无缥缈的什么物件，且热得出奇。

我穿的是T恤、薄布裤和网球鞋，但头顶太阳行走多时，腋下胸口还是津津沁出汗来。T恤和裤子都是早上从塞满夏令衣物的箱子刚刚拉出来的，卫生球味儿直冲鼻孔。

四周房屋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新建的，二者判然有别。新房一般较小，院子也窄，晾衣竿有的甚至伸进胡同，须不时在毛巾衬衣床单的队列中穿梭般前行。房檐下间或清晰地传来电视和水冲厕所的声响，或飘来咖喱的气味。

相形之下，原有老房则几乎感受不出生活气息，院墙为掩人视线而栽植的各种灌木和贝冢圆柏，搭配得恰到好处，透过间隙可以窥见精心修整过的舒展的庭园。

一家后院墙角孤零零地扔着一棵早已枯焦的圣诞树。还有一家院里摆着种类齐全的儿童玩具：三轮车、套圈、塑料剑、皮球、龟形偶人、小棒球棍，应有尽有，俨然若干男女以此来传达他们对少年时光的留恋之情。也有的院子里安有篮球架。还有的摆有花园椅和瓷桌。白色的花园椅怕是闲置了好些个月（或好些年），上面满是灰尘。桌上粘着被雨打落的紫色的木兰花瓣。

还有一家，可以透过铝合金玻璃窗一览居室内部：一套皮沙发，一台大画面电视，一个博古架（上面有热带鱼水箱和两个什么奖杯），一盏装饰性落地灯，俨然电视剧中一组完整的道具。另一院落里有座养大狗用的偌大狗舍，里面却不见狗，门大敞四开。粗铁丝网胀鼓鼓的，大约有人从里面凭靠了数月之久。

久美子说的空屋在这有狗舍人家的稍前一点。是空屋这点一目了然，而且并非空两三个月那种一般的空。其实房子式样颇新，二层，唯独关得风雨不透的木板套窗显得格外旧，二楼窗外的铁栏杆也生出一层红锈。院落不大，安放着显然是展翅飞鸟形状的石雕。石雕鸟坐在齐胸高的台座上，周围是气势蓬勃的杂草，尤其是高个子的“一枝黄花”，尖头已触到了鸟爪。鸟——是何种属我固然不晓——看上去是在为尽早尽快逃离这难受的场所而展翅欲飞。除此石雕，院里再无像样的装饰。房檐下堆着几把旧塑料花园椅。旁边，山杜鹃缀着色彩鲜艳但又无端地缺乏实在感的红花。此外便是满目杂草了。

我靠着齐胸高的铁丝篱笆把这院子看了好一会。院子看来的确符合猫的口味，却不见猫，唯见房脊电视天线上落有一只鸽子在向四周播送单调的鸣声。石雕鸟则把姿影投在茂密的杂草叶片上，于是影子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从衣袋掏出柠檬糖，剥开纸投进嘴里。烟借辞职之机戒掉了，结果这柠檬糖便不得离手。“柠檬糖中毒，”妻说，“几天就满口虫牙！”而我却欲罢不能。在我看院子的时间里，鸽子始终站在天线上犹如办事员给一叠账单打编号一般以同样的调门有板有眼地叫个不停。我已记不清在铁丝篱笆上靠了多久，只记得柠檬糖在口中变得甚是甜腻而被我将剩下的一半吐在地上。之后我重新将视线投回石雕鸟，这时，像有人从背后叫我。

一回头，见对面人家后院站着一个女孩，个子不高，头发梳成马尾巴，戴一副米黄框深色太阳镜，穿一件天蓝色无袖T恤，从中探出的两条细细的胳膊，梅雨季节未过便已晒得完美动人。她一只手插进短裤袋，一只手扶着齐胸高的对开竹门并不安稳地支撑着身体，跟我相距不过一米左右。

“热啊！”女孩对我说。

“是热。”我附和道。

如此寒暄完毕，她以同样姿势看了我一会，然后从短裤袋里掏出一盒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嘴很小，上唇有点儿肿。她以熟练的手势擦了根火柴，点燃香烟。女孩低头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耳形。耳很漂亮，光溜溜的，仿佛刚刚生成。短短的茸毛在单薄的耳轮边缘闪着光。

女孩将火柴杆扔在地上，噘起嘴唇吐了口烟，突然想起似的抬眼看着我。镜片颜色太深，加上有反光功能，无法透视里边的眼睛。

“附近的？”女孩问。

“是啊。”我想指一下自家方位，却又搞不准究竟位于哪个方向。来时拐了好几个弯，且弯的角度均很奇妙。遂虚晃一枪，随便指了个方向。

“找猫。”我在裤子上蹭着出汗的手心，辩解似的说道，“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有人在这边看见过。”

“什么样的？”

“大公猫。褐色花纹，尾巴尖有点儿弯曲，还秃了。”

“名字？”

“阿升。”我回答，“绵谷·升。”

“就猫来说，名字倒蛮气派。”

“老婆哥哥的名字。感觉上类似，就开玩笑叫开了。”

“怎么个类似法？”

“反正有点类似。走路姿势啦，惺忪的眼神啦……”

女孩这才好看地一笑。一笑，远比一开始的印象有孩子气，也就十五六岁吧。略微发肿的上唇以莫可名状的角度朝上翘起。于是我好像听到了那声“摸一下”。那是电话女郎的语声。我用手背揩去额头的汗。

“褐色花纹，尾巴尖儿有点弯曲，是吧？”女孩确认似的重复道，“可有项圈什么的？”

“有个防虱用的，黑色。”

女孩一只手仍扶着对开门，沉思了十至十五秒，随后将吸短的香烟扔在脚下，用拖鞋底碾灭。

“那样的猫嘛，有可能见过。”女孩说，“尾巴怎么个弯法倒没看清，总之是虎皮色，大大的，项圈大概也戴着。”

“什么时候见的？”

“呃——，什么时候来着？也就这三四天吧。我家院子成了附近猫们的通道，很多猫时常走来走去。全都从瀑谷家穿过我家院子，进到那边宫胁家院子去了。”

女孩说着，指了指对面空屋。石雕鸟仍在那里展翅欲飞，“一枝黄花”仍在那里受用初夏的阳光，鸽子仍在电视天线上单调地鸣叫不已。

“嗳，怎么样，不来我家院里等等？反正猫要穿过我家院子往那边去的。再说总在这里东张西望的，会被人看成小偷报告警察的哟！这以前都有过好几次了呢。”

我迟疑不决。

“不怕，家里就我一个，两人在院子里一边晒日光浴一边等猫不就行了！我嘛，眼睛好使，正派上用场。”

我看了看表。二时三十六分。今天未完成的工作，只剩天黑前将洗涤物收回和准备晚饭了。

我打开栅栏门进去，随女孩走上草坪。这时才发觉她右腿有点儿跛。每走几步，女孩就停下回头看我。

“坐在摩托车后头甩下去摔的。”女孩无所谓似的说，“前不久的事儿。”

草坪边上有一棵大橡树，下面并放着两把帆布折叠椅。一把靠背上搭一条蓝色的大毛巾，另一把上面杂乱地放着一盒未开盒的“希望”、烟灰缸、打火机、大收录机和杂志。收录机扩音器正以低音传出节奏强烈的硬摇滚乐。女孩把帆布椅上散摆着的东西移到草坪上，叫我落座，关上收录机。坐在椅上，可以从树木空隙看到一胡同之隔的空房。石雕鸟、“一枝黄花”、铁丝网全部映入眼帘。女孩肯定坐在这里监视我来着。

院子蛮大，草坪呈徐缓的坡面舒展开去，到处点缀着树木。帆布椅左边有个相当大的混凝土水池，大约水已放空很久了，变成浅绿色的池底兀自对着太阳。身后树木的后边可以看到一座旧洋房式样的正房。房子本身并不很大，结构也不显豪华。唯独庭院宽阔，修整得无微不至。

“这么大的庭院，修整起来怕是够辛苦的吧？”我环顾着问道。

“辛苦吗？”女孩说。

“过去我给草坪修剪公司打过零工。”我说。

“噢。”女孩似乎并无兴致。

“总是你一个人？”我问。

“嗯，是啊。白天总我一个人在这儿。早晨和傍晚有个帮忙搞家务的阿姨来，剩下时间就我一个。你，不喝点什么冷饮？啤酒也有的。”

“不，不必了。”

“真不喝？用不着客气。”

我摇摇头，“你不去上学？”

“你不去工作？”

“去也没工作。”

“失业？”

“算是吧，最近辞了。”

“辞之前做什么来着？”

“给律师跑腿学舌。”我说，“或去政府和中央部门收集各类文件，或整理资料，或核对案例，或办理法院事务性手续，尽是些杂事。”

“干吗不做了？”

“这个嘛……”

“太太工作？”

“工作。”我说。

对面房顶鸣叫的鸽子不知何时去了哪里。注意到时，已陷入沉寂——大约是沉寂。

“猫常从那里经过。”女孩手指草坪的那一端说，“看得见瀑谷家院墙后面的焚烧炉吧？就从那旁边冒头，一直顺着这草坪走来，再从木板门下钻过，朝那边院子走去。路线就这一条。对了，那位瀑谷先生，是位有名的插图画家呢，叫托尼瀑谷。”

“托尼瀑谷？”

女孩向我介绍起托尼瀑谷来：本名叫瀑谷托尼，专门画工笔插图，太太死于交通事故，只一人住在房子里，几乎闭门不出，同附近任何人都不往来。

“不是坏人，”女孩说，“话是没说过。”

女孩把太阳镜推上额头，眯细眼睛打量四周，又拉下太阳镜，吐了口烟。移开太阳镜时，见她左眼旁有条两厘米长的伤疤，很深，恐怕一生都难以平复。想必是为掩饰伤疤才戴眼镜的。脸形并不特别漂亮，但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大概来源于活泼的眼神和有特征的嘴唇。

“晓得宫胁先生？”

“不晓得。”我说。

“在那空屋里住过的，是所谓地地道道的人。两个女儿，都在一所有名的私立女校上学。户主经营两三家适合全家人聚餐的饭馆来着。”

“为什么人没了？”

女孩噘了噘嘴，像是说不晓得。

“怕是负债什么的吧。夜逃似的手忙脚乱地不见了，有一年了。杂草长得发疯，猫又多，怪吓人的，妈常发牢骚。”

“有那么多猫？”

女孩口叼香烟仰脸望天。

“好多种咧，秃毛的，单眼的……眼珠掉了，那儿成了个肉块。不得了吧？”

我点点头。

“亲戚里还有六根指头的呢。是个比我年龄大点儿的女孩，小指旁又生出一根指头来，活像婴儿指头。不过平时总是灵巧地蜷起，不细心发现不了。好漂亮的女孩呢！”

“唔。”

“那东西你说可是遗传？怎么说呢……血统上。”

我说不大明白遗传上的事。

她默然良久。我一边含柠檬糖，一边定定地注视猫的通道。猫一只也没露面。

“嗳，你真的不喝点什么？我可要喝可乐喽。”女孩说。

我说不要。

女孩从帆布椅上起身，轻拖一条腿消失在树荫里。我拿起脚下一本杂志“啪啪啦啦”翻了翻。出乎意料，居然是以男人为对象的月刊。中间一幅摄影图片上，一个只穿三角裤隐约可见隐秘处形状和毛丛的女子坐在凳子上以造作的姿势大大张开两腿。罢了罢了！我把杂志放回原处，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重新对准猫通道。

过了好些时间，女孩才拿了可乐杯返回。这是个炎热的下午。如此在帆布椅上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脑袋不觉昏昏沉沉，懒得再去思考什么了。

“嗳，要是你晓得自己喜欢的女孩有六根手指，你怎么办？”女孩继续刚才的话题。

“卖给马戏团！”我说。

“当真？”

“说着玩嘛，”我笑道，“我想大概不会介意。”

“即使有遗传给后代的可能？”

我略一沉吟，“我想不至于介意。手指多一根也碍不了什么。”

“乳房要是有四个呢？”

我就此亦沉吟一番。“不知道。”我说。乳房有四个？看样子她还要絮絮不止，于是我转变话题：“你十几？”

“十六岁。”女孩道，“刚刚十六岁。高一。”

“一直没去上学？”

“走远了脚疼，况且眼旁又弄出块伤疤。学校可烦人着呢，要是知道是从摩托车上掉下去摔的，又要给人编排个没完……所以嘛，就请了病假。休学一年无所谓，又不是急着上高二。话又说回来，你是说同六指女孩结婚没什么要紧，但讨厌有四个乳房的，对吧？”

“我没说讨厌，是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想象不好嘛。”

“六根手指就能想象得好？”

“总可以的。”

“能有什么差别？六根手指和四个乳房？”

我想了想，但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哦，我是不是问多了？”

“给人这么说过？”

“有时候。”

我把视线收回到猫通道。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呢？我想。猫一只也未出现！我双手叉在胸前，闭目二十至三十秒。紧紧合起眼睛，觉得身体没一个部位不在冒汗。太阳光带着奇异的重量倾泻在我的身上。女孩晃了下玻璃杯，冰块发出牧铃般的响声。

“困了你就睡。有猫来我叫你。”女孩小声道。

我仍闭着眼睛，默默点头。

没有风，四下万籁俱寂。鸽子大概早已远走高飞。我想起那个电话女郎。莫不是我真的认识她？从语声和语气都无从印证。而女郎却对我一清二楚。活像基里柯⁽¹⁾画中的情景。女子唯独身影穿过马路朝我长长伸来，而实体却远在我意识之外。电话铃声在我耳畔响个不停。

“喂，睡过去了？”女孩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

“再靠近点可以？还是小声说话觉得轻松。”

“没关系的。”我一直闭着眼睛。

女孩把自己的帆布椅横向移过，像是紧贴在我的椅上，“咣”一声发出木框相碰的干响。

奇怪！睁眼听到的女孩声调同闭眼听到的竟全然不同。

“稍微说点什么好么？”女孩道，“用极小的声音说，你不应声也可以，听着听着睡过去也不怪你。”

“好的。”

“人死是很妙的吧？”女孩在我耳旁说，话语连同温暖湿润的气息静静沁入我的肌体。

“什么意思？”我问。

女孩一根手指放在我唇上，像要封住我的嘴。

“别问，”她说，“也别睁眼睛，明白？”

我微微点头。轻微得同她的语声同样微小。

女孩手指从我嘴唇移开，这回放在我腕上。

“我很想用手术刀切开看看。不是死尸，是死那样的块体。那东西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像垒球一样钝钝的、软软的，神经是麻痹的。我很想把它从死去的人身上取出切开看个究竟。里边什么样子呢，我常这样想。就像牙膏在软管里变硬，那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变得硬邦邦的？你不这样认为？不用回答，不用。外围软乎乎的，只有那东西越往里越硬。所以，我想先将表皮切开，取出里面软乎乎的东西，再用手术刀和刮刀样的刀片把软乎乎的东西剥开。这么着，那软乎乎的东西越往里去越硬，最后变成一个小硬芯，像滚珠轴承的滚珠一样小，可硬着呢！你不这样觉得？”

女孩低声咳了两三下。

“最近我时常这么想，肯定是每天闲着没事的关系。什么事都没得做，思想就一下子跑得很远很远。远得不着边际，从后面追都追不上。”

女孩把放在我腕上的手移开，拿杯子喝剩下的可乐。从冰块的声响可以知道杯已经空了。

“猫给你好好看着呢，放心。绵谷·升一亮相就马上报告，只管照样闭眼就是。这工夫，绵谷·升肯定在这附近散步呢，一会儿保准出现。绵谷·升穿过草地，钻过篱笆，时不时停下来嗅嗅花香，正步步朝这边走来——就这样想象一下。”

可我想象出来的猫，终不过是逆光照片般极为模糊的图像。一来太阳光透过眼睑将眼前的黑暗弄得摇摇颤颤，二来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准确地想出猫之形象。想出来的是一幅画得一塌糊涂的肖像画，不伦不类，面目全非。特征虽不离谱，关键部位却相去甚远，甚至走路姿态也无从记起。

女孩将手指再次放回我手腕，在上面画着变换不定的图形。而这样一来，一种和刚才不同种类的黑暗和图形与之呼应似的潜入我的意识。大概是自己昏昏欲睡的缘故，我思忖道。我不想睡，又不能不睡。在这庭院的帆布椅上，我觉得自己身体重得出奇，如他人的死尸。

如此黑暗中，唯见绵谷·升的四条腿浮现出来。那是四条安静的褐毛腿，脚底板软绵绵厚墩墩的。便是这样的脚无声无息地踩着某处的地面。

何处的地面？

只需十分钟！电话女郎说。不止，我想，十分钟并非十分钟，而可以伸缩，这骗不过我。

睁眼醒来，只剩我一人。旁边紧靠的帆布椅上已不见了女孩。毛巾、香烟和杂志倒是原样，可乐杯和收录机则消失了。

太阳略微西斜，橡树枝影探到了我的膝部。手表是四时十五分。我从椅上欠身打量四周：舒展的草坪、无水的水池、石雕鸟、“一枝黄花”、电视天线。无猫，亦无女孩。

我仍坐在帆布椅上，眼盯猫通道，等女孩回来。十分钟过去了，猫和女孩均无动静。周围一切都静止了。睡过去的时间里，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我站起身，朝正房那边望去。同样一片沉寂，唯独凸窗玻璃在西斜阳光下闪闪耀眼。无奈，我穿过草坪，走进胡同，返回家来。猫没觅得，但觅的努力我已尽了。

回到家，马上把晾的衣物收回，为晚饭做了下准备。五时三十分电话铃响了十二次，我没拿听筒。铃声止后，余韵仍如尘埃一般在房间淡淡的晚照中游移。座钟则以其坚硬的指甲尖“嗑嗑嗑”叩击着浮于空间的透明板。

蓦地，我想不妨写一首关于拧发条鸟的诗。然最初一节怎么也抓挠不出，何况女高中生们不至于喜欢什么拧发条鸟诗。

久美子回来是七时三十分。近一个月来，她回家时间一天迟于一天。时过八点已不足为奇，十点以后亦曾有过。也可能因为有我在家准备饭食而不急于返回。她解释说，原本人手不足，一个同事近来又时常请病假。

“对不起，工作老是谈不完。”妻说，“来帮工的女孩根本不管用。”

我进厨房做了黄油烧鱼、色拉和酱汤。这时间里妻坐在厨房桌前发呆。

“噢，五点三十分时你可出去了？”妻问，“打电话来着，想告诉你晚点回家。”

“黄油没了买去了。”我说谎道。

“顺便到银行了？”

“当然。”我回答。

“猫呢？”

“没找到。你说的那家空屋也去了，连个猫影也没摸着。怕是跑远了吧。”

久美子再没表示什么。

饭后我洗完澡出来，见久美子在熄掉灯的客厅黑暗中孤单单地坐着。穿灰色衬衫的她如此在黑暗中静静缩起身子，仿佛一件被扔错地方的行李。

我拿浴巾擦头发，在久美子对面沙发坐下。

“猫肯定没命了。”久美子小声道。

“不至于吧，”我说，“在哪里得意地游逛呢！肚子饿了就会回来的。以前不也同样有过一次吗？在高圆寺住时就……”

“这次不同，这次不是那样的，我知道的。猫已经死了，正在哪片草丛里腐烂。空屋院里的草丛可找过了？”

“喂喂，屋子再空也是人家的，怎么好随便进去呢！”

“那你到底找什么地方了？”妻说，“你根本就没心思找，所以才找不到！”

我叹了口气，又拿浴巾擦头。我想说点什么，知道久美子哭了，遂作罢。也难怪，我想，这只猫是一结婚就开始养的，她一直很疼爱。我把浴巾扔进浴室衣篓，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啤酒喝着。一塌糊涂的一天，一塌糊涂的年度中一塌糊涂的月份里一塌糊涂的一天。

绵谷·升啊，你这家伙在哪呢？拧发条鸟已不再拧你的发条了不成？

简直是一首诗：

绵谷·升啊，

你这家伙在哪呢？

拧发条鸟已不再拧

你的发条了不成？

啤酒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

“接呀！”我对着客厅里的黑暗喊。

“不嘛，你接嘛！”久美子说。

“懒得动。”我说。

没人接，电话铃响个不停。铃声迟滞地搅拌着黑暗中飘浮的尘埃。我和久美子此时都一言未发。我喝啤酒，久美子无声地啜泣。我数至二十遍，便不再数了，任铃声响去。总不能永远数这玩意儿。

(1)　意大利画家（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

2　满月与日食、仓房中死去的马们

一个人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果真是可能的吗？

也就是说，为了解某某人而旷日持久地连续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其结果能使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触及对方的本质呢？我们对我们深以为充分了解的对象，难道真的知道其关键事情吗？

我认真思索这个问题，大约是从辞去法律事务所工作一周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人生旅途中，一次都未曾真正痛切地怀有此类疑问。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维持生计这一作业本身已足以使自己焦头烂额，而无暇考虑自身。

如同世上所有重要事物的开端无不大抵如此一样，使我怀有此类疑问的起因也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久美子匆匆吃罢早餐出门之后，我把要洗的东西放进洗衣机。此间整理床铺，刷盘洗碗，给地板吸尘，接下来便是和猫坐在檐廊里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和减价商品广告。时至中午，随便弄一个人的午餐吃了，就去自选商场采购。买罢晚餐用料，在减价商品专柜买洗衣粉，买纸巾和卫生纸。然后回家为晚饭做好准备，便倒在沙发上边看书边等妻回来。

那还是刚失业不久的时候，那样的生活对我莫如说是新鲜的。再也不必挤电车去事务所上班，也不必见不想见的人。既无须接受某某的命令，也无须命令某某。用不着和同事一起在附近拥挤的餐馆吃什么套餐，用不着被迫听昨晚棒球比赛如何如何。读卖巨人队四号击球手二死满垒本打也罢三打也罢，早已与我了无干系。这委实令人惬意。更无比惬意的是可以在自己中意的时候看自己中意的书。至于这样的时光能维持多久我自是不知，反正一周来随心所欲的生活正合吾意，尽可不必去考虑将来。这好比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种休假，迟早会结束，但结束之前不妨尽情受用。

不管怎么说，纯粹出于自身兴趣看书尤其看小说是久违的享受了。这些年来看的书，不是法律方面的，便是通勤电车中可草草读毕的小开本，别无其他。倒也不是有人作出规定，但法律事务所里的人如若手捧多少有点看头的小说，纵然不被说成品行不端，亦被视为不宜之举。一旦此类书在自己公文包或抽屉中给人发现，人们势必视我如生癞的狗，并且无疑要说什么“嗬嗬，你喜欢小说，我也喜欢来着，年轻那阵子常看”。对他们来说，小说那东西是年轻时看的，犹如春天摘草莓秋季收葡萄。

然而，那天傍晚我却无法像往常那样沉浸在读书的愉悦中——久美子没有回来。她回家一般最晚不超过六点三十分，若再推迟——即使推迟十分钟——必定先打招呼。这类事情上她一向循规蹈矩得甚至不无迂腐。不料这天七点都过了也没回来，且连个电话都没有。晚饭准备我早已做好，以便久美子一回来即可下锅。其实也没什么太麻烦的东西：将薄牛肉片和元葱青椒豆芽推进中国式铁锅用猛火混炒，再洒上细盐胡椒粉浇上酱油，最后淋上啤酒即可。独身时代常这样做。饭已煮好，酱汤热过，菜已整齐地分列盘中只等下锅，可久美子就是不回来。我肚子饿了，很想做了自己那份先吃，却又不知何故提不起兴致。特殊根据自然没有，但总觉得此举不够光明正大。

我坐在餐桌前，喝了啤酒，嚼了几片餐橱里残存的发潮的咸苏打饼干。之后便茫然看着座钟，看钟的短针慢慢指向七时三十分，又划过七时三十分。

久美子回来时九点都已过了。她满脸倦容，眼睛发红，充血一般。征兆不妙。她眼睛红时，必有糟糕事发生。我提醒自己：冷静些，多余的话一句别说，静静地，自然地，别刺激她！

“对不起，工作怎么也做不完。也想打个电话来着，结果这个那个的没打成。”

“没关系，不要紧，别介意。”我若无其事地说。实际上我没怎么心生不快。我也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外出工作并不那么好玩，不如摘一朵院子里开得最鲜艳的蔷薇将其送至两路之隔的感冒卧床的老婆婆枕边从而度过一天那般平和那般美妙，有时还不得不同不地道的家伙一起干不地道的勾当。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往家里打电话的机会的时候也是有的。“今天晚些回去”这样的电话三十秒足矣，电话也无所不在，然而有时偏偏无可奈何。

我开始做饭。给煤气打火，往锅里倒油。久美子从冰箱里取出啤酒，从餐橱里拿下玻璃杯，检查一遍马上下锅的材料，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餐桌前喝啤酒。从其神情看，啤酒大概不甚可口。

“你先吃就好了！”她说。

“无所谓，又不是很饿。”我说。

我炒菜时，久美子起身进了卫生间，传来在洗漱台洗脸刷牙的响动。稍顷出来时，两手拿着件什么。原来是我白天在自选商场买的纸巾和卫生纸。

“怎么买这东西回来？”她声音疲惫地问。

我手端铁锅看久美子的脸，看她手里的纸巾盒和卫生纸卷。我揣度不出她想说什么。

“不明白，”我说，“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吗？没有了不好办吧？存货倒还有一点儿，可多一些也不至于腐烂嘛！”

“买纸巾和卫生纸是一点儿也不碍事的，还用说！我问的是为什么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我还是不明白，”我耐住性子，“不错，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是我买的。两种都是便宜货。用蓝纸巾擦鼻子鼻子也不至于变蓝，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不好嘛！我讨厌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讨厌可有理由？”

“理由不理由我也不清楚。”她说，“你不也是讨厌什么电话机罩什么花纹保温瓶什么带铆钉的喇叭筒牛仔裤么？我又不是讨厌染指甲，如何能一一道出理由，纯属个人好恶罢了。”

我自是可以阐释个中理由，当然我没阐释。“明白了，仅仅是你的好恶，完全明白了。不过，婚后六年时间难道就一次也没买过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

“没有。”久美子一口咬定。

“真的？”

“真的。”久美子道，“我买的纸巾或是白色或是黄色或是粉色，只这三色；我买的卫生纸绝对不带花纹。你同我生活这么久就没注意到，怪事！”

对我也是怪事。六年时间里我居然一次也未用过蓝纸巾和花纹卫生纸！

“还有一点要说，”妻继续道，“我顶顶讨厌青椒炒牛肉，可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讨厌，别问理由。理由我也不知道。总之两样东西炒在一个锅里味道受不了。”

“这六年从来就没青椒牛肉一起炒过？”

妻摇头道：“青椒色拉我吃，牛肉元葱可以一起炒，但青椒炒牛肉一次也没有过。”

“得得。”我说。

“你就一次也没纳闷过？”

“根本就没留意嘛。”我说。我开始回想婚后至今是否吃过青椒炒牛肉，但想不起来。

“你人和我一起生活，可实际上几乎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不是吗？你活着每天只想你自己，肯定。”妻说。

我关上煤气，锅放回煤气灶。“喂喂，慢着慢着，别这么把所有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错，或许我没注意纸巾和卫生纸，没注意牛肉和青椒的关系，这点我承认。但我想这并不等于说我始终没把你放在心上。事实上纸巾色调之类我全无所谓。当然，要是一团黑纸巾放在桌上是会让人吓一跳，而白的还是蓝的，我则没有兴趣，牛肉和青椒也如此。对我来说，牛肉和青椒一起炒也罢分开炒也罢，怎么都没关系。即使青椒炒牛肉这一搭配从世界上永久消失，我也毫不理会，因为这同你这个人的本质基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久美子再没开口，两口喝干杯里剩的啤酒，然后默然看着桌面的空瓶。

我将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牛肉、青椒、元葱和豆芽就势蜷缩在那里。不可思议，刚刚还是食品来着，现在却成了垃圾，普通垃圾。我打开啤酒瓶盖，对着瓶嘴便喝。

“怎么扔了？”妻问。

“你讨厌嘛。”

“你吃不就行了？”

“不想吃，”我说，“再也不想吃什么青椒炒牛肉！”

妻缩缩脖子，道了声“请便”。

之后，妻把双臂放在桌上，脸伏在上面，如此静止不动。既非哭，亦非打盹。我望着煤气灶上空空的锅，望着妻，将所剩啤酒一饮而尽。乖乖，我想，这算怎么回事，不就是纸巾和卫生纸和青椒吗！

我还是走到妻身旁，手放在她肩上。“好了，明白了，再不买蓝色的纸巾和带花纹的卫生纸了，一言为定。已买回来的明天去商店换成别的就是。不给换就在院子里烧掉，灰扔到大海里去。青椒和牛肉已做了处理，味道或许还有一点，那也马上消失干净。所以，全都忘掉好了！”

妻仍旧一声不吭。我想她若出门散步一小时回来心情完全好转该有多妙，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零。这是必须由我亲手解决的问题。

“你累了。”我说，“先休息一下，然后去附近小店吃比萨饼什么的，好久没吃了。凤尾鱼和元葱馅的，一人一半。偶尔到外面吃一次也遭不了什么报应的。”

然而久美子还是闷声不响，只管一动不动地伏着脸。

我再无话可说，坐在餐桌对面，注视妻的头。短短的黑发间闪出耳朵。耳垂上坠着我不曾见过的耳环，金的，小小的，鱼状。久美子何时在何处买的呢？我想吸烟。戒烟还不出一个月。我想象自己从衣袋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把一支过滤嘴香烟衔在嘴上点燃的情景。我大大地往胸里吸了口气。混有青椒元葱炒牛肉的闷乎乎气味儿的空气直刺鼻孔。老实说，我肚子已彻底瘪了。

接下去，目光不由落在墙壁挂历上。挂历上有月亮圆缺标记，眼下正向满月过渡。这么说，妻怕是快来月经了，我想。

实在说来，结婚后我才得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居住在地球这个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人类的一员。我住在地球上，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我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事情永远（相对于自己生命的长度而言，这里使用永远一词恐怕并无不可）如此。我的这一认识，始自妻大约每隔二十九天必来一次的月经，且其来临同月亮的圆缺巧妙地遥相呼应。妻的月经很厉害，来前几天精神便极不稳定，动辄极不耐烦。而对于我，虽是间接的，亦属相当重要的周期。我必须有所准备地处理妥当，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龃龉。结婚前我几乎未曾留神过月的圆缺。蓦然看天偶尔也是有的，但月亮呈何形状同我毫不相干。而婚后，我脑海里基本印有月亮的形状。

婚前我同几个女孩有过交往，当然她们也分别受困于月经，或重，或轻，或三天退潮了事，或整整折腾一周，或按部就班该来即来，或姗姗来迟达十天之久，弄得我胆战心惊。既有极度烦躁的女孩，也有几乎不当回事的。但在同久美子结婚之前，我一次也没和女性共同生活过。对我而言，所谓自然周期无非季节的周而复始。冬天来了拿出大衣，夏天到了掏出拖鞋，如此而已。然而结婚却使我不得不和同居人一起面对月之圆缺这一新的周期概念。妻有好几个月没了周期性，那期间她怀了孕。

“原谅我，”久美子抬起脸道，“不是我存心跟你发火，只是有点儿累，心烦意乱的。”

“没事儿，”我说，“别介意。累的时候最好找人发发火，发出去就畅快了。”

久美子缓缓吸气，憋在肺里好一会儿，然后徐徐吐出。

“你怎么样？”她问。

“什么我怎么样？”

“你累的时候也不对谁发火是吧？发火的好像全是我，怎么回事呢？”

我摇下头：“这我倒没注意。”

“你身上怕是有一眼敞开盖的深井什么的吧，只消朝里面喊一声‘国王的耳朵是驴的耳朵’，就一切烟消云散了。”

我就她的话想了想，“或许，”我说。

久美子再次看起空瓶子来。看标签，看瓶口，捏着瓶颈来回转动。

“我，快来月经了，所以才心烦意乱的，我想。”

“知道的。”我说，“不用介意。受此困扰的也不就你一个。马也是每逢满月就死好多好多的。”

久美子把手从啤酒瓶上拿开，张嘴看我的脸。“什么，你说？怎么突然冒出马来了？”

“近来看报看到的。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忘了。是一个兽医接受采访时说的。说马是受月亮圆缺影响非常大的动物，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随着满月的临近，马的精神波变得异常紊乱，肉体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每到满月之夜，必有许多马得病，死马的数量也远在平时之上。至于何以至此，谁也弄不明白。但统计数字的确是这样显示的。专门医马的兽医一到满月那天就忙得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妻“唔”了一声。

“不过，比满月更糟的是日食。日食之日马的处境更是悲剧性的。日全食那天有多少匹马死去，我想你肯定估算不出。总之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也有马在世界什么地方一匹接一匹死去。与此相比，你冲谁发发火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事用不着往心里去。想想死去的马好了：满月的夜晚在仓房稻草上横躺竖卧口吐白沫，痛苦地喘着粗气……”

她就仓房中死去的马们思索良久。“你的话的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服力，”她甘拜下风似的说，“无法不承认这点。”

“那好，换上衣服到外面吃比萨饼去！”我说。

夜里，我在熄了灯的卧室里躺在久美子身旁，看着天花板暗问自己对这个女子究竟了解多少。时钟已指向后半夜两点。久美子睡得正酣。我在黑暗中思考蓝色的纸巾、带花纹的卫生纸和青椒炒牛肉。我始终不知晓她忍受不了这种种物体。事情本身委实琐碎得不值一提，按理可以一笑置之，不值得大吵大闹。大概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把这场无聊的口角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我对这件事甚是耿耿于怀，就像扎在喉头的小鱼刺一样使我浑身不自在。说不定这乃是致命之事，这是可以成为致命之事的。有可能这实际上不过是更为重大更为致命事件的开端。这仅仅是个入口而已，入口里面说不定横亘着我尚不知晓的仅仅属于久美子一个人的世界。这使我在想象中推出一个漆黑巨大的空间，我手里攥着小小的打火机置身其间。借打火机光所能看见的，只是房间小得可怜的一部分。

何时我才能把握其全貌呢？莫非到老都对她稀里糊涂，并稀里糊涂地死去不成？果真如此，我这进行中的婚姻生活到底算什么呢？同这位并不了解的配偶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我的人生又算怎么回事呢？

以上便是那时我所考虑并且后来也一直断断续续考虑的。再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那时我的脚恰恰踏入了问题的核心。

3　加纳马耳他的帽子、果汁冰淇淋色调与艾伦·金斯伯格⁽¹⁾与十字军

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三遍，我用刀把面包切成两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十五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俨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起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陲。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的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你午饭吃了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底算什么呀，那？”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是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

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下午。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上午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三十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下午二时三十分。

“要很长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准，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四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三十一岁的女人不可以戴红塑料帽的理由倒是哪里都没有。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那么，为慎重起见，可以把您的外部特征讲给我听一下吗？”

我开始归纳自己的外部特征。我究竟有何外部特征呢？

“三十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六十三公斤，短发。没戴眼镜。”不不，这无论如何算不得特征，我边介绍边想。如此外表的人，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里很可能有五十人之多。以前我到过那里一次，是个十分宽敞的咖啡屋。恐怕要有较为不同寻常的醒目特征才行，可我又想不出任何那样的特征。我有迈尔斯·戴维斯签名的《西班牙素描》。脉搏跳动相当迟缓，一分钟通常四十七次，高烧三十八度五时也不过七十次。失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然而这些当然从外表上看不出。

“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女子询问。

“这个嘛……”我说。可我考虑不好。“说不准，还没定呢，事出突然嘛。”

“那就请系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来好了。”女子以一副不容分说的口气说，“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您是有的吧？”

“有的。”我说。我是有一条藏青色带奶油色小小水珠图案的领带，还是三年前过生日时妻送的。

“就请系那条领带。好了，四点钟见面。”言毕，女子放下电话。

我打开西服柜寻找水珠领带，不料领带架上没有。我又拉开所有的抽屉，壁橱的衣箱也全部打开看了，但哪里都没有水珠领带。倘若那领带就在家中，我绝对可以找它出来。在衣服整理方面久美子可谓一丝不苟，不能设想我的领带会被置于它平时所在场所以外的场所。西服——无论她的还是我的——一如往常整理得井井有条。衬衫一道褶也没有地躺在抽屉里。塞满毛衣的箱子里密密麻麻摆满卫生球，稍一开盖都觉眼睛作痛。一个箱子里装有她学生时代的衣服，带花的小连衣裙、藏青色的高中校服之类归纳得俨然旧日影集。我猜想不出她为何特意保存这些东西，或许始终没有扔弃的机会而随身带到现在。也可能打算某个时候捐给孟加拉国，或者留给将来作文化史料。总之，我的水珠形图案领带是哪里也无从觅得。

我手扶西服柜拉门，回想最后一次系此领带是什么时候，可偏偏想不起来。那是一条蛮有品位的漂亮领带，在法律事务所系出来多少有点浪漫过头。若系那样的领带到事务所上班，保准有人午休时凑到我跟前说什么“好漂亮的领带嘛，色调好，视觉明快”，而且说个没完没了。然而那是一种警告。我所在的事务所，被人夸奖领带绝对不是光彩事。因而我不曾系那条领带上班。系那条领带时仅限于属私人性质且较为讲排场的场合，如去欣赏音乐或去吃正儿八经的西餐，亦即妻提议我“今天出门要好好打扮打扮”之时。机会诚然不多，但那种时候我系的便是这水珠领带，与藏青色西装相得益彰，妻也对这条领带青眼有加。而最后系这条领带是什么时候呢？我硬是全无记忆。

我又检查了一遍西服柜，然后作罢。看来水珠领带是因某种缘故下落不明了，于是我只好穿上藏青色西装，往蓝衬衫上系了一条斜纹领带。到时再说就是。也许她看不出我，但只要我发现一个戴红帽子的三十一岁女人，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盯视墙壁多时。实在有好久没穿西装了。一般说来藏青色西装这个季节穿来未免有点过热，所幸这天因下雨的关系，就六月来说还稍带凉意。我最后上班那天（四月间的事了）穿的即是这同一件西装。蓦地心里一动，逐个往衣袋里摸去，在内胸袋底端发现一张日期为去年秋天的收据。是在哪里搭出租车的收据，原本是可以向事务所报销的，现在则为时过晚。我将收据揉成一个球扔进垃圾箱。

辞去工作以来两个月时间里，西装竟一次也没上身，时隔许久穿起西装来，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被紧紧箍在什么异质物里面，沉沉的硬硬的，同身体格格不入。我起身在房间里兜了一会儿，又去镜前拉了拉袖口和下襟，促使其同身体和平共处。我使劲伸直胳膊，使劲呼吸，弯腰屈体，检查这两个月时间里体型是否有所变异，而后重新坐回沙发，可还是心神不定。

直到今年春天我还每天穿西装上班来着，并未曾因此而感到有什么别扭。我供职的事务所是个对衣装相当挑剔的地方，就连我这等下级职员也被要求以西装革履。所以，我穿西装上班是极为顺理成章之举。

然而现在如此身着西装独自往客厅沙发上一坐，竟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搞什么违背规范的不良行为，有一种类似出于某种卑鄙目的伪造履历或偷偷男扮女装的负疚感，于是我渐渐呼吸不畅起来。

我走至门口，从鞋架上掏出褐色皮鞋，用鞋拔穿上。鞋面薄薄地积了层白灰。

无须找那女子，女子先找见了我。我一进咖啡屋便环顾四周搜寻红帽子，但头戴红帽子的女人一个也没有。看表，到四点尚有十分钟。我在椅子上坐定，喝了口送来的白水，向女侍点了个咖啡。这当儿，一个女子语声从背后叫我的名字：“是冈田亨先生吧？”我愕然回头。距我环顾四周坐定还不到三分钟。

女子白外衣黄色丝质衬衫，头上一顶红塑料帽。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同女子面面相觑。相对说来，女子还蛮漂亮，起码比我根据电话声想象的漂亮许多。身段苗条，化妆适可而止，穿着也无可挑剔。无论外衣还是衬衫都是手工考究的高档货，外衣领上羽毛状金饰闪闪生辉，纵然说是一流大公司的女秘书也未尝不可。唯独那红帽子无论如何都显得不伦不类。衣着上如此滴水不漏，何苦非特意冠以红塑料帽不可呢？我实在不明缘由。也可能每次与人约会都戴此红帽以为标识。主意似乎并不坏。就显眼而言，确实一目了然。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也重新落回自家座位。

“这么快就认出我了？”我不解地问，“水珠形图案领带没找到。绝对位于什么地方，就是找不出来。没办法，就系了条斜纹的。本想由我找你来着，可你是怎么认出是我的呢？”

“当然认得出。”女子道。她把手中的白漆皮手袋放在桌上，摘下红塑料帽扣在上面。手袋整个儿躲在了帽子底下。气氛活像要开始变什么戏法。莫非拿开帽子时下面的手袋会不翼而飞……

“可领带图案变了啊！”我说。

“领带？”说着，她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的领带，似乎在说瞧这人说的什么呀，尔后点了一下头：“没关系的，那种事儿，别介意。”

那眼神甚是无可捉摸，我想。居然没有纵深感。那般美丽的眼睛，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平板板的，犹如假目。可当然不是假目：无疑在动，在眨。

我全然不能理解她何以在如此混杂的咖啡屋一眼就认出从未谋面的我来。偌大的咖啡屋差不多座无虚席，而我这般光景的男人又比比皆是。我很想询问为什么能从这里边即刻辨出是我，但看情形还是少说废话为佳，所以我便没再问下去。

女子叫住忙得团团转的男侍，点了沛绿雅矿泉水，男侍说没有，无色奎宁汽水倒是有的。女子略一沉吟，说那就要那个吧。无色奎宁汽水端来之前，女子一声不响，我也默然以对。

片刻，女子拿起桌面上的红帽，打开下面手袋的金属卡口，从里边取出一个尺寸比盒式磁带稍小些的黑色发亮的皮盒。名片盒。名片盒居然也带卡口。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所谓带卡口的名片盒。女子有点舍不得似的从中拈出一枚名片递给我。我也想递名片，手插进西装口袋后，方才想起未带名片。

那名片是用薄薄的塑料制作的，像是微微漾出一股卫生香味儿。凑近鼻子一闻，卫生香味儿就更不容置疑了。确确实实是卫生香的气味儿。上面只以一行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

加纳马耳他

马耳他？

我又翻过来看。

背面什么也没写。

我开始反复思索这名片的含义。正思索间，男侍走来在她面前放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杯，注入仅及半杯的奎宁水。杯中有切成楔形的柠檬片。其后，一名手端银色咖啡壶和浅盘的女侍近前，在我面前放下咖啡杯，斟上咖啡，旋即就像把一支不吉利的坏签硬塞给别人似的把账单往账单插里一插走了。

“什么也没写的。”加纳马耳他对我说。

我再次呆呆地看着空无一字的名片背面。

“只有名字。电话号码和住址对我没有必要。因为谁也不给我打电话，而由我给别人打。”

“原来如此。”我说。这种无意义的腔调的附和像《格列佛游记》里那个悬浮空中的孤岛一样在桌面上方徒然地漂了好久。

女子双手支撑似的握住杯子，用吸管吸了小小一口，旋即皱起眉头，兴味索然地把杯子推到一边。

“马耳他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加纳马耳他说，“真名叫加纳。马耳他是职业用名，取自马耳他岛。冈田先生可去过马耳他？”

“没有，”我说。我没去过马耳他岛，近期内亦无去的安排，甚至没动去的念头。我关于马耳他岛的知识，仅限于哈布·阿尔巴特演奏的《马耳他岛的砂砾》。这曲子百分之百拙劣透顶。

“我在马耳他待了三年。三年住在那里。马耳他是个水不好喝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咽，跟喝稀释过的海水似的。面包也咸滋滋的。倒不是因为加盐，水本来就是咸的。不过面包的味道不坏。我喜欢马耳他的面包。”

我点点头，呷了口咖啡。

“马耳他那地方尽管水那么难喝，但岛上特定地点涌出的水却对身体的构成有极好的影响。那是一种不妨称之为神秘之水的特殊水，而且只涌现在马耳他岛那一个地方。位于山中，从山脚下的村落爬到那里要好几个小时。”女子继续道，“水带不走。只消换个地方，水就完全失效。所以，必须本人去那里才能喝到。十字军时代的文献里都有关于那水的记载，他们称为灵水。艾伦·金斯伯格就喝过那水，基恩·理查德也去过。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在山脚下一个小村子里，种菜、学织布。每天都去泉边喝水。从一九七六年喝到一九七九年。甚至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吃只喝水的时候也是有的。一周时间里除了那水什么都不得入口。这种训练是必要的，我想不妨称为修行，就是说以此净化身体。那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体验。这样，返回日本以后，我就选马耳他这个地名作为职业用名。”

“恕我冒昧，您从事的是怎样一种职业呢？”

加纳马耳他摇摇头道：“准确说来不是职业，因为并非以此挣钱。我只是提供咨询，就身体的构成同大家交谈。也研究水，对身体有作用的水。钱不成问题，我有一定的财产。父亲经营医院，以生前赠送的形式转让给我和妹妹一些股票和不动产，由税务方面的专家代为管理。每年还有不少数目的收入。也写了几本书，虽然不多，却也带来部分进款。我关于身体构成的工作完全是无偿的，所以没写电话号码和住址，由我打电话过去。”

我点下头，也唯有点头而已。她口中一词一句的意思我固然理解，但整体上意味着什么，我则无从把握。

身体的构成？

艾伦·金斯伯格？

渐渐地，我有些沉不住气。我绝非直觉出类拔萃那一类型的人，但这里边绝对含有某种新的纷争的征兆。

“对不起，能否多少说得条理清晰点儿？刚才听妻子说同您见面只是为了找猫。坦率地说，听您谈了这许多，我却还是弄不清事情的前后关联。莫非这同我家的猫有什么关系不成？”

“正是。”女子说，“但在此之前，有一点想向您交代一下。”

加纳马耳他再次打开手袋卡口，从中取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中有张照片，女子递过，说是她妹妹的。彩色照片上有两个女子。一个是加纳马耳他，相片上也同样戴着帽子，是黄色针织帽，且同服装搭配得有欠吉利。那个妹妹——从其谈话进展来看应该是她妹妹——身穿颇似六十年代初期流行的那种中间色西服套裙，戴一顶颜色同套裙相吻合的帽子。我觉得人们似乎曾将这样的颜色称为“果汁冰淇淋色调”。我猜测这对姐妹对帽子情有独钟。发型酷似身为总统夫人时代的杰奎琳·肯尼迪，暗示出喷洒了相当用量的发胶。化妆多少有些浓艳，好在脸型本身端庄得堪称美貌，年龄约在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我看了一会儿把照片还给加纳马耳他。她将照片放回信封，装入手袋，对上卡口。

“妹妹比我小五岁。”加纳马耳他说，“妹妹被绵谷升先生玷污了，是被强奸的。”

我暗暗叫苦，恨不能马上默默离席而去，但不可能。我从衣里袋摸出手帕，擦了下嘴角，又放回衣袋，故意咳了一声。

“详情我虽还不清楚，但若你妹妹因此受了伤害，作为我也深感痛心。”我开口了，“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同妻子的哥哥私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如果在这件事上……”

“我不是因此责备您，”加纳马耳他语气很干脆，“假如应该有谁因此受到责备的话，那么第一个受责备的应该是我。我没有充分提醒她。本来我必须全力保护妹妹，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尽到责任。听我说，冈田先生，这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您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暴力性的、混乱的世界，其内侧有的地方就更有暴力性更加混乱，明白吗？发生过的事就是发生过了。妹妹应该可以从创伤从玷污中重新站立起来。庆幸的是那不是致命性质的。我跟妹妹也说了：情况原本是可以更惨的。在这里我最注重的是妹妹身体的构成。”

“构成……”我重复道。看来她谈话的主题始终离不开身体的构成。

“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可能一一介绍。说来话长，复杂。这么说或许失礼——在现阶段您理解这样的事情的核心意义我想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由我们专门处理的领域。因此，把您叫出来并非为了向您发牢骚。您当然没有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请您知道，我妹妹的身体构成被绵谷先生玷污了，尽管是暂时性的。我估计日后您有可能同我妹妹以某种形式发生往来，因为妹妹的工作类似当我的助手，这点刚才已说过了。在那种情况下，您大致明了绵谷先生与我妹妹之间有过什么事还是有益处的。我们想请您做好精神准备：那样的事是能够发生的。”

往下是短时间的沉默。加纳马耳他完全陷入沉默，神情像是在说您思想上也要多少对此有所准备。我就此稍加思考——关于绵谷升对加纳马耳他妹妹实施的强奸，关于强奸同身体构成的关联，关于这些与我家猫之失踪的关系。

“就是说，”我战战兢兢开口道，“您和妹妹都没有将此事捅给外界或找警察报案啰？”

“当然。”加纳马耳他面无表情地说，“准确说来，我们没有怪罪任何人。我们仅仅想更为准确地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如果不了解不加以解决，甚至有可能发生更糟糕的事情。”

听到这里，我多少有些释然。纵使绵谷升被逮捕判罪收监，我也是不以为意的，甚至觉得罪有应得。不过，由于妻的哥哥在社会上算是混得颇为得意的名流，那样势必惹出一条小小的新闻，而久美子无疑将因此受到打击。作为我，即便出于心理卫生的需要，也不希望弄到那个地步。

“今天见面纯粹是为了猫的事，”加纳马耳他说，“是为猫而接受绵谷先生的咨询的。您的太太冈田久美子女士向她哥哥绵谷先生提起去向不明的猫，绵谷先生就此找我商量。”

原来如此，如此不难明白。她是有特异灵感的什么人物，能够就猫的下落提供咨询。绵谷一家以前笃信占卜、风水之类。那自然属于个人自由，想信什么信就是了。可是，为什么非特意强奸对方的妹妹不可呢？为什么非惹此不必要的麻烦不可呢？

“您专门寻找这类失物吗？”我试着发问。

加纳马耳他以其没有纵深感的眼睛盯视我的脸，仿佛从空屋的窗外往里窥视。由眼神判断，她好像完全不能领会我发问的用意。

“你住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啊！”她对我的问话置若罔闻。

“是吗？”我说，“到底怎么样地不可思议呢？”

加纳马耳他并不回答，她将几乎没碰的奎宁水又往一旁推了十厘米。“而且，猫那东西是极为敏感的动物。”

我同加纳马耳他之间笼罩了片刻沉默。

“我住的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猫是敏感的动物，这我明白了。”我说，“问题是我们已在此住了很久，我们和猫一起。为什么它如今才心血来潮地出走呢？为什么不早些出走呢？”

“这还不清楚，恐怕是水流变化造成的吧。大概水流因某种缘故受阻。”

“水流？”我问。

“猫是不是还活着我还不知道，但眼下猫不在你家附近则是确切无疑的。因此您在家附近怎么找猫都找不到，是吧？”

我拿起杯子，啜了口凉了的咖啡。可以看出玻璃窗外正飘着细雨。天空乌云低垂。人们甚为抑郁地打着伞在人行桥上上上下下。

“请伸出手。”她对我说。

我把右手心朝上伸到桌面。想必要看我手相。不料加纳马耳他对手似乎毫无兴致。她直剌剌地伸出手，将手心压在我手心上，继而闭起眼睛，一动不动保持着这个姿势，仿佛在静静地埋怨负心的情人。女侍走来，做出没有看见我和加纳马耳他在桌上默默对手心的样子往我杯里倒上新的咖啡。邻桌的人时而朝这边瞥上一眼。但愿没有哪个熟人在场才好。

“想出今天到这里之前看到的东西，一样即可。”加纳马耳他说。

“一样即可？”我问。

“一样即可。”

我想出妻子衣箱中那件带花纹的小连衣裙。不知为什么想出这个，反正蓦然浮上脑海。

我们的手心又默默对了五分钟。时间似乎极长。不光是因为顾虑周围人躲躲闪闪的目光，还因为她的对掌方式有某种令人心神不定的东西。她的手相当小，不凉也不热，感触既无情人小手那样的亲昵，也不带有医生之手那种职业功能。手的感触同她的眼神非常相似。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就像被她定定注视时的感觉一样——里面没有家具没有窗帘没有地毯，形同空空如也的壁橱。稍顷，加纳马耳他移开手，深深呼吸，频频点头。

“冈田先生，”加纳马耳他说，“您身上往后一段时间里我想将发生各种事情。猫恐怕仅仅是个开端。”

“各种事情？”我问，“是好事情吗？或者说是坏事情？”

加纳马耳他沉思似的略微歪了歪头。“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的吧。既有初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情，又有初看上去是坏事的好事情，大概。”

“这样的说法总的听来很有些笼统。”我想，“就没有稍微具体点的信息？”

“如您所言，我所说的听起来确实都很笼统，”加纳马耳他接道，“不过，冈田先生，事情的本质那种东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能笼统论之的，这点望您谅解。我们一不是算命先生，二不是预言家，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限于这些空泛模糊的东西。很多时候那是无须特意叙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甚至属于迂腐之论。但坦率说来，我们又只能进行到这一步。具体的事物或许的确光彩诱人，然而其大部分无非是鸡毛蒜皮的表象，也就是说类似某种不必要的捷径。而越是力图远观，事物便越是急剧地变得笼统起来。”

我默然颔首，但我当然完全未能理解她话里的含意。

“可以再给您打电话吗？”加纳马耳他问。

“嗯。”我应道。老实说来，我是不愿意任何人来电话的，但我又只能以“嗯”作答。

她麻利地抓过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拿起罩在下面的手袋站起身。我不知如何应对，兀自静坐不动。

“最后奉告一件无谓的小事，”加纳马耳他戴上红帽，鸟瞰般地看着我道，“你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应该在您家以外的场所找到。”

(1)　Allen Ginsberg（1926—　），美国诗人。代表作有反映现代社会悲惨景况的《吠》以及《美国的没落》等。

4　高塔与深井、或远离诺门坎

久美子回到家时情绪蛮好，甚至可以说极好。我见罢加纳马耳他回到家已快六点了，没时间在久美子下班前充分准备晚餐，便用冷冻食品简单做了一顿，两人边喝啤酒边吃。她像平日高兴时那样谈起工作，如这天在办公室见了谁，做了什么，哪个同事有能力哪个相反等等。

我边听边随口附和。话固然只听进去一半，但对听本身并不生厌。话的内容无所谓，我喜欢的是她在餐桌上热心谈论工作的神情举止。家！在这里我们履行着分到自己头上的职责，她谈单位里的事，我准备晚饭并当听众。这同我婚前在脑海里粗线条描绘的家庭场景相当不同，但不管怎样，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说，小时候也拥有自己的家，但那并非自行选择的，而是先天的、不由分说分配给自己的。相反，现在我是置身于以自己意志选定的后天性天地中。我的家！当然很难说是完美无缺的家，但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我基本上还是主动接受这个家的，因为说到底这是我自身的选择。假如里边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属于我自身在本质上包蕴的问题本身，我认为。

“对了，猫怎么样？”她问。

我简单说了在品川那家宾馆面见加纳马耳他时的情形，说了水珠领带，说了水珠领带不知何故未从西服柜里找到，说了尽管如此加纳马耳他仍然在人头攒动的咖啡屋一眼将我认出，说了她打扮怎样言谈如何等等。久美子对加纳马耳他那顶红塑料帽很有兴趣，但对于猫的下落未得到明确回答似乎很有些失望。

“就是说，那个人也不晓得猫怎么样了？”她脸上多云地问道，“晓得的仅仅是猫不在家附近是吧？”

“噢，怕是这样的吧。”我说。至于加纳马耳他指出我们居住的是所谓水流受阻之地一事有可能同猫的走失有关这点，我则隐去未谈，因我担心她对此耿耿于怀。我委实不想再增添麻烦。倘若她提出既然此地不妙那就搬家可不好办，以我们眼下的经济实力，根本别想搬去别处。

“猫已不在这附近——那个人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猫是再不能回家的了？”

“那我不知道。”我说，“说法非常暧昧，全都是暗示性的。倒是还说得知详情再联系来着。”

“你觉得可以信赖，那个人？”

“那可看不明白。这方面我是十足的门外汉。”

我给自己的杯子倒上啤酒，看着泡沫慢慢老实下来。这时间里久美子在桌上支颐坐着。

“钱呀什么的，人家不接受所有形式的酬谢。”

“那好，”我说，“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钱不要，灵魂不要，小公主也不领走，一无所失。”

“希望你意识到：那猫对我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妻说，“或者说，对我们的确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我想。那猫是我们婚后第二周两人一起发现的。还记得吗，捡猫时的情景？”

“记得，当然记得。”我说。

“还是个小猫崽，给雨打得湿淋淋的。那是个大雨天，我去车站接你，拿着伞，回来路上在小酒馆旁边发现一只小猫被扔在啤酒箱子里。那就是我生来第一次饲养的猫。对我来说，它简直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所以我不能失去那只猫。”

“这我十分理解。”我说。

“问题是无论怎么找——无论怎么请你找就是找不到。丢了都十天了，这才不得不给哥哥打电话，问他熟人里边有没有能卜善算或有特异灵感的人可以帮助找到猫。你也许不愿意求我哥哥帮忙，可他毕竟得到我父亲的遗传，对这类事了解得非常详细。”

“家庭传统。”我以荡过海湾的晚风般沉静的声音说，“可绵谷升同那女子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的熟人呢？”

妻耸了耸肩，“肯定在什么地方碰巧认识的么。他近来好像交游很广。”

“或许。”

“哥说那个人本领十分高强，相当与众不同。”妻一边用叉子机械地戳着奶汁通心粉一边说，“叫什么来着，那人的名字？”

“加纳马耳他，”我说，“在马耳他岛修行过的加纳马耳他。”

“呃，是那么个加纳马耳他。你怎么看的，对她？”

“这个——”我注视自己桌面上的手，“至少同她交谈并不无聊，不无聊可是不错的哟！反正莫名其妙的事这世上多的是，而且必须有人来填这个空白。既然必须有人来填，那么不无聊的人来填就比无聊的人好得多。是吧？比如本田先生那样的。”

听到这个，妻开心地笑了：“你说，那个人你不觉得是好人？我可是挺喜欢本田先生的。”

“我也是。”我说。

婚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每月去一位姓本田的老人家里一次。他是得到绵谷家高度评价的“神灵附体者”之一，耳朵严重失聪，听不大清我们说的什么。助听器固然戴了，还是几乎听不清楚。由此之故，我们必须用差不多震得窗纸发颤那么高的声音跟他说话。我曾想聋到那个地步岂非神灵之言都听不清么，或者说耳朵不好反而容易听清也未可知。老人耳朵的不好使，是打仗负伤造成的。他曾作为关东军下级军官参加了一九三九年发生于诺门坎的战役，在中国东北与外蒙古接壤地带同苏蒙联合部队作战时被大炮或者手榴弹震坏了耳膜。

我们之所以去见本田，倒不是因为什么相信特异神通。我对那东西并无兴趣，久美子对那种超自然能力的信仰也比其父母兄长远为淡薄，她有某种程度的迷信心理，遇到不吉利的预言也郁郁寡欢，但她不愿意主动介入。

我们去见本田，是秉承了她父亲的旨意。话又说回来，这本是他同意我们结婚的交换条件。作为结婚条件可谓相当奇特，但为避免无谓的纠葛，我们应允下来了。老实说，我也好久美子也好都没以为她父母会如此轻易地同意我们的婚事。她父亲是官吏，出身于新县一个不算富裕的农家，且是次子，但本人挣得奖学金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大学毕业出来，当上了运输省精英官僚。若仅仅如此，我也自是心悦诚服。然而正如此类人物每每流露出来的那样，他自视甚高，独断专行，习惯于下达命令，对自己所属世界的价值观丝毫不加怀疑。对他来说，等级制度就是一切，对高于自己的权威自然唯命是从，而对芸芸众生则毫不犹豫地践之踏之。我和久美子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如此人物会慨然接受我这等既无地位钱财又无可炫耀的门第、学历也不过硬、前途亦几乎不见光明，而且身无分文的二十四岁青年作为其千金的结婚对象。我们原本打算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时擅自结婚，不同他们发生关系。我们深深相爱，都还年轻，坚信纵然同家人绝交，纵然一文不名，两个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实际上我去她家求婚时，她父母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就像世界上所有冰箱同时大敞四开。随后他们就我的家庭背景进行了彻底调查。我家不好也不坏，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家庭背景，因而调查也是徒然落得费时费钱。在那之前我全然不晓得自己的先祖在江户时期干了些什么事。据他们调查，我的先祖总的倾向是以僧侣和学者居多，教育程度虽然整体上很高，但不甚具有现实功利性（即掘金才能），既无堪称天才之人，又没有作案犯罪分子，没人捞得勋章，也没人同女演员一起视死如归。其中仅有一人属新撰组⁽¹⁾成员，名字虽全然不见经传，却是明治维新之际因忧虑日本国前途而在某处寺院门口剖腹自杀的志士。这是我先祖中最具光彩的人物。不过，他们似乎没从我的诸位先祖身上得到特别美好的印象。

那时我已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参加司法考试，我说有此念头。事实上当时尽管相当犹豫，毕竟学了一场，也还是打算多少挣扎一下争取中榜的，然而若查阅我在大学的成绩，中榜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这点一目了然。总之，我是不适合同他们女儿结婚的人选。

但他们终究——尽管很不情愿——同意了我的求婚。这一近乎奇迹的转折得归功于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在听取了有关我的各种情况之后，断言若府上千金结婚，此人乃无与伦比的最佳郎君，既然千金本人有意，万万反对不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久美子父母当时百分之百信赖本田先生，自然唱不得反调，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为他们女儿的丈夫。

但归根结蒂，对他们来说我属于进错门槛的局外人，是未被邀请的来客。同久美子结婚之初，我们半义务性地每月去他们家聚餐两次。那乃是介于毫无意义可言的苦行与残忍的拷问的正中间的一种行为，委实令人难以忍受。吃饭时间里，感觉上他们用的好像是足可与新宿站等量齐观那么长的餐桌。桌的另一端他们在吃着什么说着什么，而我这一存在由于相距甚远，在他们眼里无疑相当渺小。婚后大约一年，我同她父亲惊天动地地吵了一架，此后再未见面。我因此总算从心里往外舒了口长气。再没有比无意义且不必要的努力更使人心力交瘁的了。

不过婚后起始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同妻的家人尽量保持良好关系。在诸多努力当中，每月一次同本田先生的见面显然是痛苦最少的。

本田先生的酬金全部由妻的父亲支付，我俩只消提一瓶一升装白酒，每月去坐落于目黑的本田家拜访一次即算完事。听他说话，听完回家，仅此而已。

而且我们很快喜欢上了本田先生。除去因耳聋总是把电视机开到最大音量（那实在吵得很）这点之外，他是位十分和蔼可亲的长者，喜欢酒，我们拿一升装酒瓶去，他便显出乐不可支的样子。

我们去本田家一般是在上午。无论冬夏，本田先生总是坐在客厅的坑式地炉旁，冬天上面蒙棉被下面生火，夏天则没有棉被也不生火。他虽说是很有名气的算卦先生，但生活极其简朴，莫如说近乎隐士生活。房子很小，门口空地仅可容一个人脱鞋穿鞋。榻榻米磨花了，打裂的玻璃窗上粘着胶带。房子对面是汽车修理厂，经常有人大声吆喝。身上穿的是既像睡衣又像工作服那样的东西，几乎找不出不久前洗涤过的痕迹。一个人生活，每天有个女佣前来清扫和做饭。不知何故，他好像坚决拒绝别人洗自己的衣服。瘦削的脸颊上稀稀落落长着不加修剪的白胡须。

室内陈设多少像模像样的，是那台不无威严之感的超大型彩电。荧屏上显示的总是NHK⁽²⁾节目。不知是本田先生特别钟爱NHK，还是仅仅因为懒得转换频道，抑或电视机特殊而只能接收NHK，总之我无从判断。

我们去时，他正面对壁龛里的电视坐着，在地炉上横七竖八地摆弄卜签。同一时间里，NHK分秒不停地大音量播送烹调讲座、盆栽花木修剪技巧、定时新闻和政治座谈会等等。我向来就怎么也听不惯NHK播音员的腔调，因此每次去本田家都有些烦躁。一听NHK播音员开口，就觉得好像某人正试图通过人为地磨损人们的正常感觉来将社会的不健全性施与他们的种种痛楚消除掉。

“你恐怕不大适合搞法律。”本田先生一天对我说——也许是对后面二十米开外的一个人说。

“是吗？”我问。

“法律这东西，一言以蔽之，是司掌人间事象的。这个世界里，阴即阴，阳即阳，我即我，彼即彼。所谓‘我即我彼即彼，秋日正西垂’。可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的是：其上或其下。”

“其上或其下，哪个好些呢？”我出于单纯的好奇心问。

“不是哪个好些的问题。”本田先生说，然后咳嗽了好一阵子，“呸”一声在粗草纸上吐了口痰。他盯视了一会儿自己的痰，团起草纸扔在垃圾箱里。“不是哪个好哪个坏那种性质的东西。不要逆流而动，该上则上，该下则下。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没有水流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若是逆流而动，一切都将干涸。一切都干涸了，人世就一片漆黑。‘我即彼彼即我，春宵何悠悠’。舍我方有我。”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问。

“什么？”

“现在是没有水流的时候吗？”久美子大吼大叫。

“现在没有，”本田先生径自颔首道，“所以乖乖待着别动即可，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最好注意水。你这人往后很可能在水方面遇到麻烦。该有水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地方有了。一句话，最好多注意水。”

久美子在旁边神情极其肃然地点头，但我知道她是强忍住笑。

“什么水呢？”我试着问。

“不知道，水就是了。”本田说。

电视荧屏上一所大学的老师正在讲什么日语文法的混乱同生活方式的混乱步调一致地里应外合，“准确说来不能称之为混乱。所谓文法，可以说和空气是同一道理，纵使有人在上面决定以后应如何如何，也不可能乖乖就范。”这话题听来蛮有意思，而本田则继续谈水。

“说实话，我也曾被水搞得好苦。”本田先生说，“诺门坎根本就没有水。战线错综复杂，给养接续不上。没有水，没有粮食，没有绷带，没有弹药。那场战役简直一塌糊涂。后方的官老爷只对快点攻占某地某处感兴趣，没有一个人关心什么给养。一次我差不多三天没喝到水。清早把毛巾放在外面沾一点露水，拧几滴润润嗓子，如此而已。此外根本不存在算是水的东西。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世上再没有比渴更难受的了，甚至觉得渴到那个程度还不如被一枪打死好受。腹部受伤的战友们喊叫着要水喝，有的都疯了。简直是人间地狱。眼前就淌着一条大河，去那里水多少都有，但就是去不成。我们同河之间一辆接一辆排列着苏联的大型坦克，都带有火焰喷射器。机关枪阵地就像针山一般排列着。山冈上还有一手好枪法的狙击兵。夜里他们接二连三打照明弹。我们身上只有三八式步枪和每人二十五发子弹。然而我的战友还是有不少去河边取水，实在渴得忍无可忍，但没有一个生还，都死了。明白吗？该老实别动的时候，就老实待着别动。”

他拿起一张粗草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又对着鼻涕审视一会儿，团了团扔了。

“等待水流出现诚然不是个滋味，但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权当那时间里死过去就是。”

“就是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当自己死过去啰？”我问。

“什么？”

“我在一段时间里最好当自己死过去啰？”

“对对，”他说，“死而后生！诺门坎！”

往下一个小时他讲的仍然全是诺门坎，我们只管听着。每月去一次本田家，持续去了一年。但我们几乎没得到他的“指示”。他几乎没怎么卜算，对我们讲的差不多全是诺门坎之战——什么身旁一个中尉的脑袋给炮弹削去半边，什么扑上去用火焰瓶烧苏联坦克，什么众人围追射杀误入沙漠的苏联飞行员，如此不一而足。故事固然每一个都妙趣横生惊险刺激，但作为人之常情，任何故事反复听上七八遍，其光度也未免有所黯然，何况并非是“讲故事”用的普通音量。那感觉，就像风大之日冲着悬崖对面大发雷霆，或者说犹如在城郊简陋电影院最前排看黑泽明早期的电影。我们走出本田家好些时候耳朵都几乎听不清什么。

不过，我们、至少我是乐意听本田先生说话的。那些话超越我们想象的范围，虽说大部分带有血腥味，但从一个一身脏衣服仿佛奄奄一息的老人嘴里听到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便觉得近乎一个童话，缺少真实感。而半个世纪前他们的确在中国东北与外蒙交界地带围绕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野展开过激战。在听本田先生讲起之前，我对诺门坎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那确是一场根本无从想象的酷烈的鏖战。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扑向苏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被其碾为肉饼。几支部队都零落不堪以至全军覆没。为避免全军覆没而下令后撤的指挥官被上级强迫自杀死于非命。被苏军俘虏的士兵大多因惧怕被问以临阵逃脱之罪而在战后拒绝作为交换俘虏返回，将骨头埋在了蒙古荒原。本田先生则因听觉受损退伍回来，成了算卦先生。

“但从结果上看，也许那倒不坏。”本田先生说，“我如果耳朵不受伤，很可能被派往南洋群岛死在那里。事实上，诺门坎战役死里逃生的大部分人都在南洋没命了。因为诺门坎之战对帝国陆军是活活受辱的战役，从那里活下来的官兵势必被派往最凶险的战场，简直等于叫人去那里送死。在诺门坎瞎指挥的参谋们后来爬到了中央，有的家伙战后甚至成了政治家，而在他们下面死命拼杀的人却十有八九硬是给弄死了。”

“为什么诺门坎战役对陆军就是奇耻大辱呢？”我问，“将士们不都打得很卖命很勇敢么，不是死了很多人么，为什么生还的人非受那样的歧视不可呢？”

但我的提问未能传到他耳朵。他重新“哗哗啦啦”摆弄起卜签来。

“注意水为好。”他说。

这是这天最后一句话。

同妻的父亲吵架之后，我们便再也没去本田先生那里。酬金是由妻的父亲支付的，自然不便持续下去；而若由自己支付（还真估计不出究竟多大数目），经济上又没有那样的余地。我们结婚时的经济景况，仅能维持两人在水面上勉强露出脑袋。这么着，不久我们就把本田先生忘了，如同大多数年轻而忙碌的人不觉之间忘掉大多数老人一样。

上了床，我还在想本田先生，将本田先生关于水的告诫同加纳马耳他关于水的说法捏在一起。本田先生叫我注意水。加纳马耳他为研究水而在马耳他岛修行不懈。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双方都对水甚是关心。这点让我多少有点儿放不下。随即我在脑海中推出诺门坎战场。苏联坦克机关枪阵地，对面流淌的河水，忍无可忍的极度口渴。黑暗中我真真切切听到了河水的流动声。

“喂，”妻低声说，“还没睡？”

“没睡。”我说。

“领带嘛——，总算想起来了。那条水珠形图案的领带是去年末送去洗衣店的。皱皱巴巴，想拿去熨烫一下。结果一直忘了取回。”

“去年末？”我问，“半年都过了！”

“嗯。这种事本不该有的。你知道我的性格吧？这样的事原本绝对不至于忘的。可惜，好漂亮的一条领带来着。”她伸手碰了下我的臂，“站前那家洗衣店，你说还能有么？”

“明天去看看，也许还有。”

“为什么以为还有？都过去半年了。一般洗衣店三个月不来取就处理了，那是正常的。为什么觉得还能有？”

“加纳马耳他说不要紧的。”我说，“说领带大概可以在家以外的地方找到。”

黑暗中我感觉出妻朝这边转过脸来。“你相信？相信她说的？”

“好像可以相信。”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会同我哥哥谈得拢哩。”妻用不无欣慰的语气说。

“或许。”我说。

妻睡过去后我还在想诺门坎战场。所有士兵都长眠在那里。头上满天星斗闪烁，地上无数蟋蟀齐鸣。我还听到了河水的流动声，就在这水流声中睡了过去。

(1)　日本幕府末期警备京都的浪人队伍。曾参与明治维新，后被镇压。

(2)　日本广播协会的略称。

5　柠檬糖中毒、不能飞的鸟与干涸的井

吃罢早餐收拾好，我骑自行车来到站前洗衣店。店主是个额头有很深皱纹的四十五六岁的瘦男人，正在用货架上的收录机听The PercyFaith交响乐团的磁带。那是个配有低音专用扩音器的JVC大型收录机，旁边一堆磁带。管弦乐队正驱使华丽的弦乐器演奏《Tara's Theme》，店主在里边一面随音乐吹口哨一面欢快地用蒸汽熨斗熨烫衬衣。我在柜台前站定，招呼说“对不起，去年年底送来一条领带一直忘取了”。对于他那清晨九时三十分静谧的小天地来说，我的出现无异于希腊悲剧中带来不幸消息的使者。

“当然是没有取货单的喽？”洗衣店主人发出极其缺乏重量的语声。他并非对我说，而是对着柜台一头墙上的挂历说的。挂历六月份的彩照是阿尔卑斯风光，上面翠绿的峡谷，牛群悠悠然啃着青草，远处马特霍恩山或勃朗峰上飘浮着明快的白云。随后，店主浮现出像是说要是忘了就一直忘着该有多好的表情看我的脸，表情甚是不加掩饰的斩钉截铁。

“去年年底？那怕不好办。半年前的事了嘛，找倒是可以找找。”

他关掉蒸汽熨斗，把它竖放在熨衣板上，随磁带吹着《夏日之恋》口哨，在里面房间的货架上“窸窸窣窣”搜寻着。

那部电影我是高中时代同女朋友两人一起看的。影片有特罗伊·德纳休和山德拉·迪出场。那是旧片重映，大约是同克尼·弗朗希思的《诱惑少年》（“BoyHunt”）两部连起来放的。在我的记忆中，《避暑地奇遇》并非怎么出色的电影，但相隔十三年在洗衣店柜台前听到这首主题音乐，浮上心头的却是当时快乐的回忆。看罢电影，两人走进公园自助餐馆喝咖啡、吃点心。既然《避暑地奇遇》同《诱惑少年》两部影片一起重映，那应该是暑假里的事。餐馆有小蜂，两只小蜂落在她的点心上——我记起了小蜂微弱的振翅声。

“喂，说的是水珠形图案的蓝色领带？”洗衣店主人问，“可姓冈田？”

“是是。”我应道。

“你运气不错。”他说。

回到家马上给妻单位打电话。“领带好端端的呢！”我说。

“不简单嘛！”妻说。

妻的语气听起来带有人工味儿，像在夸奖拿回好成绩的孩子，这使我有点儿不是滋味。看来电话还是等到午休时间打好。

“找到就放心了。哎，现在腾不出手，突如其来的电话嘛。中午重新打来可好？抱歉。”

“中午再打。”我说。

放下电话，我拿起报纸走进檐廊，像往常一样全身放松地趴在那里打开招聘广告版，不慌不忙地看这充满不可思议的暗号和暗示的广告，连角落都不放过。世界上存在着所有门类的职业，把个报纸版面弄得活像新辟墓地分配图，布满了井然有序的条条块块，可我觉得几乎没有可能从中发现适合自己的职业。因为，那些条条块块诚然在传达信息传达事实——尽管支离破碎——但那些信息那些事实终究未能同远景图像邂逅。密密麻麻罗列的名字、符号和数字由于过于零敲碎打过于分崩离析，在我眼里竟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动物骨骸，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

照例听得拧发条鸟在某处树上一连声鸣叫：吱吱吱吱吱吱。我放下报纸爬起身，靠在柱子打量小院。须臾，鸟又叫了一遍：吱吱吱吱吱吱吱。声音是从邻院松树上头传来的。我凝目细望，但找不出鸟影，唯独鸣声一如既往。总之全世界一日量的发条俱被如此拧紧了。

快十点时下起了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雨，细细微微，几乎分不出下还是不下。仔细看去，才晓得的确在下。世界上有下雨的情况和不下雨的情况，二者须在某处有条分界线才是。于是我在檐廊上坐下，久久盯视某处应有的分界线。

接着，我开始犹豫，不知去附近区营游泳池游到午饭时间好呢，还是该去胡同找猫。我背靠檐廊立柱，眼望院子里下的雨举棋不定。

游泳池／找猫

最终，我决定去找猫。加纳马耳他宣称猫已不在附近，但这天早上我还是觉得应该找猫。找猫已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说久美子若知我出去找猫，情绪也许会好些。我披上薄薄的雨衣——不带伞——蹬上网球鞋，把房门钥匙和柠檬糖揣进雨衣袋走出门去。穿过院子把手搭在围墙上时，听得有电话铃响。我便以如此姿势侧耳倾听，但分辨不出是自家电话铃响，还是别人家的。电话铃这种声响，只消离家一步，听起来全都一样。我不再听了，翻墙下到胡同。

草软绵绵的连网球鞋薄薄的鞋底都感受得出。胡同比往常安静。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屏息细听。不闻任何声响。电话铃亦已止息。不闻鸟鸣，不闻街上的噪音。天空被整个涂得一色灰，无一分间隙。我思忖如此天气的日子里云大概把地表所有声响都吸了进去。不止，它们吸的不仅仅是音响，还包括其他好些东西，甚至包括感觉之类。

我手插雨衣口袋穿过狭窄的胡同，侧起身子钻过被晾衣架挤窄了的院墙间的空隙，通过一户人家的房檐，在这犹如被废弃的运河一般的路上蹑手蹑脚地走着。网球鞋的胶底在草地上全无一丝声响。其间有一家开着收音机，是我听到的唯一算是声音的声音。收音机播放的是人生咨询节目。一个中年男人的语声，在列举其岳母的种种不是。我只听得只言片语。似乎岳母六十八岁，被赛马迷得魂不守舍。走过这家之后，收音机声渐次变小，俄而消失。也不光是收音机声，原本应存在于这世界某处的中年男子和赛马狂岳母也好像一点点依稀莫辨、杳无踪影了。

不多时，我来到空房跟前。空房依旧静悄悄地坐落在那里。木板套窗钉得风雨不透的这座二层楼房，以摇摇欲坠的灰色雨云为背景，心事重重地矗立不动，看上去仿佛是一艘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雨之夜在海湾触礁而被就势抛弃的货轮。倘若不是院里的杂草比上次看时长高了，即使说时间由于某种原因而单单在此停滞不前我或许也会相信。几天持续不断的梅雨，使得草叶闪着鲜亮的绿光，向四周释放出唯独植根于泥土的生物方能释放的肆无忌惮的气味。草浪正中间位置，石雕鸟仍以上次那个姿态展翅欲飞，但它当然已不存在飞的可能性。这点我明白，鸟也明白。鸟已被固定在那里，等待它的或是被搬或是被毁，此外它甭想离开这院子。若说还有动的东西，便是草尖上往来彷徨的落后于季节的白粉蝶。白粉蝶很像一个找东西却找着找着忘了找什么的人。迷迷糊糊找了大约五分钟后，蝶也不知去哪里了。

我口含柠檬糖，靠着铁丝网篱笆观望了一会儿院子。没有猫出现的动静，任何动静都没有。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力将自然移动的水流不容分说堵塞在了这里。

蓦地，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谁也没有。有隔着胡同的对面人家的院墙，有一扇小门，就是上次那个女孩手扶着的门。门扇关着，墙内院里亦无人影。一切一切都噙着微微的潮气，阒无声息。杂草和梅雨味儿。我身上的雨衣味儿，舌头底下融化了一半的柠檬糖。每当大口吸气时，各种味儿便合而为一。我再次环顾四周，还是空无一人。侧耳谛听，远处传来直升机沉闷的声响。它们大概在云层上面飞行。这声响也慢慢远逝，俄顷一切又被笼罩在原来的沉默中。

空屋四周的铁丝网篱笆上安着也是铁丝网做的门扇。试着一推，没费力就开了，简直像要请我进去。门仿佛在对我说：无所谓，容易得很，偷偷进来就行了嘛！不过，即便是空屋，擅自踏入别人的宅基地也属于违法行径。这点无须端出我不厌其详地积蓄了将近八年的法律知识我也知晓，假如附近居民发现我在空屋院里而心生诧异报告警察，警察马上就会前来盘问。而我大概回答是在找猫，养的猫下落不明了，在附近转圈找一找。估计警察还将问我的住址和职业。那一来，我势必交代正在失业。而这一事实肯定使对方提高警惕。警察最近被极左恐怖分子搞得甚为神经兮兮，他们坚定地认为东京无处不有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地板下藏着一批批来复枪和自制炸弹。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往妻单位打电话核实我所言的真伪。万一如此，久美子想必十分心烦意乱。

可我还是走进院子，用手麻利地带好门。管它呢！发生什么发生时再说。要是想发生什么，就请发生好了！管它那么多！

我一边观察周围动静一边缓缓穿越院子。踩在草上的网球鞋仍无一点足音。有几棵叫不出名的矮果树，有一方相当大的长势旺盛的草坪。但现在一切都被草淹没了，几乎分辨不出什么是什么。果树中有两棵给丑陋的转心莲缠得脱身不得，真担心就那么被缠死。沿铁丝网长成一排的金桂被虫卵污染得浑身雪白。小小的飞虫在耳畔令人心烦地嗡嗡了许久。

我从石雕鸟旁穿过，来到房檐下一摞白塑料圆椅前，拿起椅子看了看，最上面的满是污泥，而再下面一把的则没那么脏。我用手拂去表面灰尘，在这椅上落下身来。由于这个位置有茂密的荒草掩护，所以从胡同里看不见我，而且是在屋檐下面，不用担心淋雨。我坐在这里，一边观望霏霏细雨中的院落，一边低声吹着口哨。好半天没意识到吹的什么曲子，但那是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电话时我煮着面条吹的，也是这支曲。

如此坐在谁也没有的院子里眼望杂草和石雕鸟吹起这不怎么拿手的口哨，觉得好像返回了童年时光。我置身于谁也不知道的场所，谁也看不见我。想到这里，心情变得格外宁静，很想往哪里抛块石子，瞄准什么扔一颗石子过去。打石雕鸟恐怕正合适。扔时不要用劲，打中也只是“咕”一声低响。小时候常常一个人玩这游戏。远远放一个空罐，往里边扔石子扔满为止。我可以百扔不厌地扔好几个小时，可现在脚下没有石子。应有尽有的场所根本不存在。

我把腿搬到椅子上，弓膝支着下巴，尔后闭目良久。依然不闻音响。闭目时的黑暗颇似布满阴云的天空，但灰的色调较其浓些，而且每隔几分钟便有人前来改涂感觉上略为不同的灰色。有间杂金色的灰，有加进绿色的灰，有红色明显的灰。想不到竟存在这许许多多的灰。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只要闭目十来分钟，即可看到如此种类齐全的灰色。

就这样，我一边欣赏灰色的样品，一边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

“喂！”有人叫了一声。

我赶忙睁眼，向一旁探出身子，透过杂草的浓荫往铁丝网门口看去。门开了，大敞四开。有人随我进来。心跳陡然加快。

“喂！”又是一声。女人的声音。她从石雕鸟背后闪身朝我走来。原来是上次在对面人家院子里晒太阳的那个女孩。女孩上身同样是天蓝色阿迪达斯T恤，下面一条短裤，微微拖着一条腿。与上次不同的是没戴太阳镜。

“嗳，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她问。

“找猫。”我说。

“真的？”她说，“我看不像。再说，在这种地方呆呆坐着闭眼吹口哨，猫又怎么找得到呢？”

我有点儿脸热。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可给陌生人看见你这德性，会想你是不是变态了。当心点哟！”她说，“不是变态吧，你？”

“我想不是。”我说。

她走到我身边，从檐下一摞圆椅中花时间挑了一把污痕少的，又仔细检查一遍，这才放在地面坐下。

“还有，什么曲子不知道，可你那口哨，怎么也听不出旋律来。对了，你不至于是什么同性恋者吧？”

“我想不是。”我说，“怎么问起这个？”

“听说同性恋者吹不好口哨。那，可是真的？”

“是不是呢？”我说。

“你是同性恋者也好，变态者也好，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不知名字不好称呼。”

“冈田·亨。”我回答。

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我的名字。“名字不怎么响亮，是不？”

“可能。”我说，“不过冈田·亨这名字，很有点战前外务大臣的味道。”

“那种事我可不明白，历史我不拿手。算了算了，这个。可你还有什么外号没有，冈田·亨先生？有没有容易上口的什么……”

我想了想，外号却是一个也想不出来。生来至今，从来没被人取过外号。为什么呢？

“没有。”我说。

“例如黑熊啦青蛙啦？”

“没有。”

“瞧你瞧你，”她说，“就想一个嘛！”

“拧发条鸟。”我说。

“拧发条鸟？”她半张着口看我的脸，“什么呀，那是？”

“拧发条的鸟嘛，”我说，“每天早上在树上拧世界上的发条，‘吱吱吱吱吱吱’地。”

女孩再次凝视我的脸。

我叹了口气。“忽然想起的罢了。而且那鸟每天都来我家附近，在邻居树上‘吱吱吱吱吱吱’地叫。不过还没有人看见过它什么样。”

“唔——”她说，“也好。也够拗口的了，但总比冈田亨强好多，拧发条鸟！”

“谢谢。”我说。

她把腿提到椅上，下颏搭于膝盖。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笠原May。”她说，“五月的May。”

“五月出生的？”

“还用说！要是六月出生的，取个五月份名字，岂不多此一举！”

“那倒是。”我说，“你还没到学校去？”

“一直观察你呢，拧发条鸟。”笠原May所答非所问，“从房间里用望远镜看你打开铁丝门进这院子来着。我手上总带一个小望远镜，监视这胡同里的一切。你或许不晓得，其实这里有不少人出出入入呢。不光人，动物也不少。你一个人坐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到底？”

“闲得无聊。”我说，“想想往事，吹吹口哨。”

笠原May咬了下指甲：“你是有点怪。”

“没什么怪，人人如此。”

“也许，不过没有人特意进到附近空屋院子里吹什么口哨。只是闲得无聊，只是想回想往事，想吹口哨的话，在自家院里不也可以的么！”

的确言之有理。

“不管怎样，绵谷·升猫还没有回家喽？”她问。

我摇摇头说：“你就没有看见我家的猫，那以后？”

“褐色带花纹尾巴尖有点弯曲的家伙吧？一次也没看见。一直留神来着。”

笠原May从短裤袋里掏出短支“希望”，拿火柴点燃，不声不响吸了会烟，然后盯住我问：“你头发没有变稀？”

我下意识地摸了下头发。

“不对，”笠原May说，“不是那儿，是额头上边。你不觉得后退得过分了？”

“没太注意。”

“肯定从那儿秃上去，知道的，我。你这种情况，要这样一步步向后发展。”她一把抓起自己的头发往后拽，把露出的白额头对着我，“最好注意些。”

我试着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边那里。经她如此一说——也许神经过敏——额上的头发是好像比以前多少有所后退。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叫我注意，可怎么个注意法呢？”

“噢，实际上也是没办法注意的。”她说，“没有针对秃头的对抗性措施。秃的人秃，秃的时候秃。就是说，无可抗阻。不是常说精心护理就可以不秃的么？纯属扯谎骗人！不信你去新宿站观察一下那里横躺竖卧的流浪汉伯伯好了，一个秃的都没有。你以为那些人会每天每日用什么克里尼克什么萨森洗发香波洗头？会每天每日‘咔嗤咔嗤’涂什么护发剂？那玩意儿不过是化妆品厂家花言巧语存心用来从头发稀少的人口袋里掏钱罢了。”

“说的是。”我心悦诚服，“不过你对秃头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嘛，近来一直在假发公司打临时工。反正不上学，有时间。征询意见，搞调查什么的。所以对秃脑瓜的人了解得相当详细，情报无所不有。”

“呃。”

“不过嘛，”说着，她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打工的那家公司绝对不允许使用‘秃’这个词儿。我们必须说‘头发简约者’。这‘秃’字，喏，是歧视性字眼。一次我开玩笑说了句‘头发不如意者’，结果给狠狠训了一顿，告诉我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大家都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工作。知道不？世上的人大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哟！”

我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投一块进嘴，并问笠原May要不要，她摇摇头，又掏出烟来。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是失业了吧？还在失业？”

“还失业。”

“可有认真工作的打算？”

“有啊。”但我对自己的话有些没有信心。“不清楚，”我改口道，“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恐怕需要思考的时间。自己都稀里糊涂，所以说不好的。”

笠原May一时间边咬指甲边看我的脸。

“嗳，拧发条鸟，可以的话，下回和我一起去那家假发公司打零工可好？工钱虽不怎么样，但很轻松，时间上也相当随便。所以嘛，别想那么多，偶尔做点这样的事打发时光，说不定那时间里很多事情会变得明朗起来呢，又可换换空气。”

不坏，我想。“主意不坏。”我说。

“OK，下次去接你。”她说，“你家在哪儿？”

“不大容易说清，反正顺这胡同往前走，拐几个弯，左边有户人家停着一辆红色的思域牌本田汽车，车的前保险杠贴一道‘祈愿世界和平’字样的不干胶标语。再往前一户就是我家。没门对着胡同，得翻过预制块围墙。墙倒是比我稍矮一点儿。”

“不怕，那样的墙保准一越而过。”

“腿不痛了？”

她发出叹气似的声音，吐了口烟。“放心。是我不愿上学故意装瘸的，在父母面前摆摆样子罢了。岂料不知不觉之间成了习惯，没人看的时候和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竟也那么装起瘸来。我嘛，是完美主义者。要欺骗他人，必须先欺骗自己，是吧？拧发条鸟，你算是有勇气的？”

“没有多少。”我说。

“过去就一直没有？”

“过去一直没有，以后怕也一如既往。”

“好奇心有吗？”

“好奇心倒多少有一点。”

“勇气和好奇心不是彼此彼此的么？”笠原May说，“有勇气才有好奇心，有好奇心才有勇气，是不？”

“或许。确实像有类似的地方。”我说，“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好奇心和勇气彼此难分难解。”

“例如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的时候。”

“是的，”我把柠檬糖在舌面上打个转，“悄悄进入别人家院子这种情况，看上去是好像好奇心和勇气同时付诸行动。有时候，好奇心崛起甚至驱使勇气。但是好奇心这东西稍纵即逝，而勇气则必须坚持走完漫长的路程。好奇心这玩意儿同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上靠不住的朋友一个样，甚至有时候把你煎熬得死去活来，之后却伺机逃得无影无踪。那样一来，往下你就必须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勇气拼搏下去。”

笠原May沉思有顷。“是啊，”她说，“事情的确可以这样想。”然后她从椅子上起身，用手拍拍短裤屁股沾的灰，朝下看我的脸说，“嗳，拧发条鸟，不想看井？”

“井？”我问。井？

“有一眼枯井，这里。”她说，“我比较中意那井。你不想看看？”

井在穿过院子再拐过空屋山墙往里的地方。是直径一点五米左右的圆形井，上面盖着厚墩墩的圆木板盖，盖上压着作为镇石的两个水泥块。高出地面一米多的井裙旁，有一株老树摆出井之卫士样的架势。像是棵什么果树，名字不得而知。

井亦如这房子所属的其他物件，看上去已被搁置以至弃置相当之久，令人产生一种不妨称为“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当人们不再投以视线的时候，无生物说不定变得会更具无生物性质。假如以“被废弃的房子”为题将这儿的房子收进一幅画，这口井恐怕是省略不得的。看来它同塑料圆椅、石雕鸟、褪色板窗一样，将在被人遗忘、废弃的时间里沿着缓缓的时间斜坡朝着命中注定的毁灭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

但我近前仔细看时，原来这井实际上要比周围物件的制作年代久远得多。大概还没有房子的时候井便早早存在于此了，就盖板来说都已十分古色古香。井壁虽然牢不可破地抹了水泥，但那似乎是在原有的什么壁面上——想必为了加固——后抹上去的，就连井旁矗立的树都俨然在强调自己比其他树资格老得多。

我搬去水泥块，撤掉两块半月形木板中的一块，手扶井裙探身往里俯视。但怎么也看不到井底，井看来不是一般的深，没等到底便被黑暗整个吞没了。我嗅了嗅，多少有股霉味儿。

“没有水的，”笠原May说，“没有水的井。”

不能飞的鸟，没有水的井，我想，没有出口的胡同，加上……

女孩捡起脚前的小砖头，投下井去。过一会儿才“砰”一声传出低沉而干涩的声音，只此一声。声音干干巴巴，简直可以放在手心搓碎。我直起身看着笠原May道：“怎么会没有水呢？干涸的，还是谁埋的？”

她耸了下肩。“要是谁埋的，还不全埋上？这样半途而废只留个井口有什么意思，人掉下去岂不危险？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我承认。“那恐怕还是因为什么变故干涸的吧！”

我忽然想起以前本田先生的话：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井姑且在这里找到一眼了，我想。

我再次弯下腰，不自禁地静静俯视里边的黑暗。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大白天，竟有这般深沉的黑暗！我咳嗽一声，吞了口口水。咳嗽声在黑暗中发出仿佛他人咳嗽的回响。口水则残留有柠檬糖味儿。

我把井盖移回井口，水泥块也照原样压回去。快十一点三十分了，午间须给久美子打个电话。

“差不多该回家了。”我说。

笠原May略微蹙下眉头，说：“可以的，拧发条鸟，就回家好了。”

我们穿过院子时，石雕鸟仍旧以干枯的眼睛瞪视天空。天空依然灰云密布，不见一丝空隙，雨早已停了。笠原May揪一把草叶，撕碎抛向空中。无风，碎叶又按原路一片片落回她脚下。

“咳，这往下到天黑可还有好长时间哟！”她并不看我地说。

“是有好长。”我说。

6　冈田久美子如何成长、绵谷升如何成长

我没有兄弟，很难想象已经成人并各自开始独立生活的兄弟姐妹是以怎样的心情相互交往的。久美子提到绵谷升时，脸上每每现出不无奇妙的表情，就好像误吞了什么怪味东西。至于那表情背后潜伏怎样的感情，我自然揣度不出。久美子知道我对她哥哥没有一丝一毫堪称好感的感情，并认为那实属理所当然。就她本身而言，也绝对不欣赏绵谷升其人。所以，假如她同绵谷升之间不存在兄妹血缘关系，我想两人亲密交谈的可能性基本是零。但实际上两人是兄妹，遂使事态表现得有点复杂。

时下，久美子同绵谷升极少有实际见面的机会。我同妻的家人全无往来。前面说过，我是同久美子父亲吵了一架而彻底决裂的，吵得相当激烈。有生以来我同人吵架次数极其有限，但一旦交锋就十分投入，中间无法收兵。奇怪的是，在一吐为快之后，对她父亲倒没什么气了，只有如释重负——旷日持久的重负——之感。憎恶也罢气恼也罢尽皆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他的人生——不管采取在我看来如何不快如何愚昧的形式——恐怕也是相当不易的。“再也不见你父母了，”我对久美子说，“你想见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但久美子也无意去见。“也好，无所谓的。这以前原本也不是因为想见才见的。”久美子说。

绵谷升当时已经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丝毫没有参与我同其父亲的争吵，超然物外遁去了哪里。这也不足为怪：绵谷升对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怀有兴趣，他拒绝同我发生个人关系，除非迫不得已。故而，在同妻的娘家中断往来之后，我和绵谷升见面的起因就不复存在了。久美子也是同样。他忙，她也忙，况且两人的兄妹关系本来就不甚亲密。

尽管如此，久美子还是不时往学校研究室打电话找绵谷升说话，绵谷升也不时有电话打到她单位（往我们家是绝对不打的）。久美子每每向我汇报，什么今天给哥哥那里打电话啦，什么今天哥哥往自己单位打电话来啦之类。但我不知晓两人电话里谈的什么。我不特地问，她没必要也不特地说。

我并非对妻同绵谷升间的谈话内容有什么兴致，也并非对妻同绵谷升用电话交谈有什么不快。毋庸讳言地说，只是有点费解。久美子同绵谷升这两个无论怎么看都说不到一块儿的人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话题可谈呢？抑或那话题是通过所谓兄妹特殊血缘的过滤网方得以成立的不成？

我的妻同绵谷升虽是兄妹，但年龄相差九岁之多。也是因为久美子从小被祖父母领去抚育了好几年，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类似兄妹亲情的东西。

本来不单是绵谷升和久美子兄妹两人的，中间还有一个算是久美子姐姐的女孩，大久美子五岁。就是说原是兄妹三人。但久美子三岁时以近乎寄养的形式离开东京去了父亲的父母家，由祖母一手抚养。后来她被告知，寄养的原因是由于她天生身体不大好，而空气新鲜的乡下对发育有益处。但久美子对此则不大想得通，因为她并非那么弱不禁风，未曾患过什么大病，在乡下期间也不记得周围有人特别注意她的身体。“无非借口罢了，想必。”久美子说。

时隔很久才从一个亲戚口里得知，原来久美子祖母同久美子母亲长期严重不和，久美子的寄养于新老家，类似双方间的临时和约。久美子双亲暂时把她送过去以平息祖母的愤怒，而祖母也大概因为有个孙女留在身边而得以具体确认自己同儿子（即久美子父亲）间的纽带。久美子等于成了人质。

“况且，”久美子说，“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没我一个也没什么不便。当然父母不是要把我扔掉，但以为我还小没什么要紧那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是有的，所以才把我让了出去。这恐怕在多种意义上对大家都是最省事的方案。那种说法能让人相信？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将给小孩子带来多么糟糕的影响。”

她在新祖母膝下从三岁长到六岁。那绝非扭曲不幸的岁月。久美子是在祖母的溺爱下生长，且较之同年龄有距离的哥哥姐姐一起，同年龄相仿的堂姐妹一块儿玩耍反倒更为快活自在。直到该上小学时她才终于返回东京。当时父母对久美子长期不在身边渐渐感到不安，便趁着所谓为时不晚的时候硬把她领回东京。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晚了。决定返京前的几星期时间里，祖母气急败坏，情绪亢奋到了极点。绝食，几乎通宵失眠。时而哭，时而大发脾气，时而一声不吭。有时把久美子一把搂紧不放，有时却又突然拿尺子狠命打她胳膊，打得蚯蚓似的一道道肿起，继而对着久美子恶狠狠地咒骂她母亲如何不是好东西。一会儿说不愿意放你走，看不见你还不如一死了之；一会儿又说再不愿见你，赶快滚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拿出剪刀要扎自己的手腕。久美子全然闹不清自己周围到底要发生什么。

那时久美子所做的，便是把心暂时封闭起来，断绝同外界的联系，不再想什么不再期待什么。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她的判断能力。久美子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停止思考。此后几个月的事她几乎全无记忆。她说不记得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样也不记得。总之等她意识到时，她业已在新家里了。这是她本该在的家，这里有父母，有哥哥和姐姐。但又不是她的家，仅仅是新环境。

久美子尽管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离开祖母而被领回这里的，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已不可能重回新那个家了。问题是这新环境对于六岁的久美子来说几乎是她智能上无从理解的世界。同她迄今所在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一切都面目全非，即使看上去相似的东西，动起来也截然不同。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赖以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理，甚至不能同这个新家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久美子长成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触的少女。她分辨不出谁可以信任谁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偶尔被父母抱在膝上心也松不开来。父母身上的气味是她陌生的东西，那气味使她极度惶惶不安，甚至有时她憎恨那气味。家里唯一能勉强使她敞开心扉的是姐姐。父母对久美子的难以接近感到困惑，哥哥甚至当时便已开始对她的存在采取近乎漠视的态度，唯独姐姐知道她不知所措，知道她静静呆坐在孤独之中。姐姐极有耐心地照料她，同她在一个房间睡觉，同她一点点这个那个地说话，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来看她做功课。久美子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一连哭几个小时时，姐姐总是在身旁静静地抱紧她。姐姐是想尽可能打开一点妹妹的心，所以，假如姐姐不是在她回家第二年死于食物中毒的话，想必很多情况便明显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姐姐一直活着，我想我们一家会多少融洽些的。”久美子说，“姐姐当时虽是小学六年级，但已成为我们家的中枢性存在。如果她不死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都比现在地道些，起码我会比今天多少活得轻松。嗯，明白？从那以来我就始终在家人面前有一种负罪感，暗想自己为什么就没替姐姐死去呢？反正我这样活着对谁都没有帮助，不能使任何人开心。而我父母也好哥哥也好，明明觉察到我有这种想法，也从没对我说一句叫人心暖的话。不仅如此，还每有机会就提起死去的姐姐，说她如何漂亮，如何聪明伶俐，如何惹人喜爱，如何懂得体贴人，如何会弹钢琴。知道么，也让我学钢琴来着，因为姐姐死后留下一架钢琴在家里。可我对钢琴连兴趣都谈不上。我晓得自己不可能有姐姐弹得好，也不愿意一一证明自己所有方面都比姐姐低能。我当不了谁的替身，也不想当。但我的话家人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我的话谁也不听的。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从久美子口里听到这些话时，我对她家人气愤起来——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有过的行为，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没有过的行为。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相识也不过才两个月多一点点。那是一个周日宁静的早晨，两人躺在床上。她像解绳疙瘩似的一个个慢慢摸索着讲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此长时间谈自己对久美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那以前我对她的家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对久美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喜欢绘画，她笔直泻下的一头秀发，以及她右肩胛骨上的两颗痣。此外，对她来说，同我这次是第一次性体验。

说着说着，久美子轻轻哭了。我完全体会得出她想哭的心情。我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

“要是姐姐还活着，我想你也肯定喜欢她。任何人都会看一眼就喜欢上她的。”久美子说。

“也可能那样，”我说，“但我反正就是喜欢你。喏，这事再简单不过。这是我和你的事，同你姐姐毫不相关。”

之后，久美子好一会儿紧闭着嘴静静地在思索什么。星期日早上七点三十分，所有声响都含有柔和而虚幻的韵味。我听到宿舍屋脊上有鸽的足音，听到远处有人呼唤狗的名字。久美子盯视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实在盯视了许久。

“你喜欢猫？”久美子问。

“喜欢的，”我说，“非常喜欢。小时就一直养猫，跟猫一块儿玩，睡觉也一起睡来着。”

“那有多好啊！我小时候也很想养猫，想得不行。可就是不让养。妈讨厌猫。活这么大，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还一次也没到手过，一次也没有哟！不相信吧？你肯定想不出那是怎样的人生。而人一旦习惯了自己总是有求不得的人生，久而久之，甚至对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糊涂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过去或许的确是那个样子。但你已不是小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养猫，选择可以养猫的人生就是。简单得很。你有这样的权利。是吧？”我说。

久美子凝眸注视我的脸。“是啊，”她说。

几个月后，我和久美子谈到了结婚。

如果说久美子在这个家庭里送走了曲折复杂的少女时代，绵谷升则在另外的意义上度过了扭曲变形的少年岁月。他的双亲溺爱这个独生子，但并非仅仅是疼爱，还同时对他提出极多的要求。父亲的信念是：为了在日本这个社会中过上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极力争取优异成绩，极力把更多的人挤到一边去。这是他唯一的信念，对此深信不疑。

还是婚后不久从岳父口中直接听来的：人生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他说，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学校里教的官样文章，纯属梦呓。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爬一格也好。这属于极为健康正常的欲望，一旦人们失去这种欲望，这个国家便只有坐以待毙。对岳父这个见解我未发表任何感想，他也并非要征求我的意见或感想，而仅仅是倾吐自己万世不变的信念。

那时我心想，此后很长时期自己都恐怕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同这般人物呼吸相同的空气。这是第一步，而这一步不知将多少遍地重复下去。想到这里，我从骨髓里产生了一种疲惫感。这乃是浅薄的可怖的不可一世的哲学，其视野中不存在真正从根本上支撑这个社会的无名众生，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生意义的省察，缺乏想象力，缺乏怀疑的目光。然而此人由衷地相信自己正确，没有任何东西能撼动他的信念。

岳母是在东京山手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的高级官僚之女，不具有足以反驳丈夫意见的见解和人格。至少依我的观察，她对于大凡超越自己目力所及范围的事物（实际上她也是高度近视）不具有任何见解。在需要就相对广大的世界表达自己看法时，她总是借用丈夫的意见，或许这样可以免使她给任何人添加麻烦。而她的缺点——如此类女性常常表现的那样——就是无可救药的虚荣。既然不具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便只有借助他人的尺度和视角方能确定自己立足的位置。支配她头脑的仅仅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如此而已。这样，她便成了心目中只有丈夫在省⁽¹⁾内地位和儿子学历的心胸狭窄的神经质女人。而大凡未进入她视野的，对于她便毫无意义可言。对于儿子，要求他进最有名的高中上最有名的大学，至于儿子作为一个人其少年时代是否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则远在她的想象力之外。如果有人对此流露出哪怕半点怀疑，她恐怕都将认真地气恼一番。在她听来，那无异于无端的人身侮辱。

就这样，父母往绵谷升幼小的脑袋里彻底灌满了他们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两人的关心集中于儿子绵谷升一人身上。父母绝对不允许绵谷升甘拜任何人下风。在班级和学校这种狭小的空间都不能排名第一之人，如何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占鳌头呢！父亲如此训导说。父母总是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不懈地敲打儿子屁股。若是拿回优异成绩，作为奖赏儿子要什么买什么，儿子因此送走了物质上得天独厚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人生最为多愁善感的阶段，他无暇找女朋友，无暇跟同学纵情厮欢。他必须为继续保持第一名——仅仅为这一个目标而拼出吃奶力气。至于这样的生活绵谷升是否喜欢，我不得而知，久美子也不知晓。对她也好对父母也好以至对任何人也好，绵谷升都不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过，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怕除了这种生活他也别无选择。某种思维程序将因其片面性和单纯性而变得无可反驳，我认为。但不管怎样，绵谷升从名牌私立高中考入东大经济系，以接近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

父亲期望他大学毕业后当官或进入某大企业，但他选择了留校当学者的道路。绵谷升并不傻，较之踏入现实社会在集体中行动，还是留在需要系统性处理知识的技能和相对注重个人才学的天地里于自己更为适合。他去耶鲁的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返回东大研究生院，回国后不久依照父亲安排相亲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两年便告结束。离婚后他索性回家同父母住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时，绵谷升业已成了一个相当奇妙的令人不快的角色。

他在距今三年前即三十四岁时写出一本厚书出版了。书是经济学专著，我也拿到手翻过，老实说，完全如坠云雾。可以说每一页都令我不知所云，甚至文字本身都莫名其妙，无法卒读。不知是内容本身难以理解，抑或仅仅行文诘屈聱牙，总之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料此书在专家中间却成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几个评论家写了书评，推崇备至，说该书是“以全新观点撰写的全新品种的经济学”。而对于我，就连书评所云何物都全然不得其解。不久，媒体开始将他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加以介绍，甚至出现了几本专门阐释他这本书的书。他在书中使用的“性经济与排泄经济”一词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报纸杂志为此发了专版专刊，将其捧为新时代的智囊人物之一。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他们理解得了绵谷升这本经济学专著的内容，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翻开过一次。但对于他们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绵谷升年轻并独身，脑袋聪明得写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总之该书的出版使得绵谷升声名鹊起。他开始为五花八门的杂志写评论模样的文章，还上电视充任经济、政治问题评论员，又过不久居然成了“焦点讨论”节目的正式聘员。绵谷升周围的人（也包括我和久美子）谁都不认为他适合干如此风光无限的活计。大家认为他相对有些神经质，属于仅对专业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型人物。岂料一旦登上舆论宣传这方舞台，他居然将派给自己的角色演得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摄像机比面对现实世界远为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绵谷升如此神速的蜕变。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绵谷升身上包装着一看便知是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着相得益彰的领带，架着文质彬彬的玳瑁眼镜，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想必身边有服装发型方面的专门顾问，因为这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不过，纵令是去电视台等场所的临时装扮，他也算是一拍即合地习惯了这种装扮，就差没宣称自己一向如此风流倜傥。当时我暗忖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本来面目到底何处去了呢？

摄像机前他毋宁说是表现得沉默寡言。被问及意见时他使用的是浅显的词句和平明的逻辑，简明而扼要。人们高声争辩时他也总是那么沉着恬淡，不主动挑衅，让对手畅所欲言，最后才将对手论点一语击溃。神情和悦，语声安详，谙熟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且反映在电视画面上时，不知何故，看上去他远比“实物”富有才气值得信赖。长相虽算不得英俊潇洒，但身材颀长，显得发育极佳。一句话，绵谷升在电视这一舆论阵地找到了绝对适合自己的位置。媒体欢喜地接受了他，他也欢喜地接受了媒体。

然而我是讨厌读他的文章，讨厌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我也承认。他能够用简短的语句在短暂的时间里将对方一拳击倒在地，具有瞬间捕捉风向的动物性直觉。但若留心听他的意见看他写的东西，便不难发现其中缺乏连贯性。他不具有植根于深层信念的世界观，他所有的不过是将片面性思维系统进行整合组装而形成的货色。他可以根据需要刹那间将这一组装品改头换面。那是思维序列的巧妙组合，称为一门艺术亦未尝不可。但让我来说，那玩意儿纯属儿戏。如果说他的见解有连贯性可言，其连贯性无非是“他的见解始终没有连贯性”；如果说他尚有世界观可言，其世界观不外乎“自己不具有世界观”。但反过来说，此类缺点甚至又是他的睿智性资产。所谓连贯性及稳固的世界观这种劳什子，对于将世间切成细小条块的媒体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战是不必要的，而无须背负这样的重荷于绵谷升便成了一大优势。

他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故而可以调动全副神经投入纯粹的战斗行为。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大多是从某处现炒现买来的，在某种场合显然空洞无物。但他常如魔术师一般迅速而巧妙地取之于空中，要当场指出其空洞无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人们偶尔窥觉其逻辑的蒙骗性，也还是认为要比其他多数人阐述的正论（正论或许的确纯正地道，无奈要旨推进缓慢，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给视听众以平庸印象）远为新鲜，远为引人入胜。如此招法究竟得自何处我无从推测，但他确实熟知直接操纵民众感情的诀窍。大多数人易受何种逻辑驱使，他完全了如指掌。准确地说，这里无须逻辑，只要乔装打扮成逻辑即可。关键在于其能否调动民众的情绪。

他可以根据需要将深奥的学术用语之类的玩意儿源源不断地排列出来。当然几乎任何人都全然不懂其正确含义，而他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如果你们不懂，责任在于不懂的你们”这样的空气。也有时接二连三兜售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已一一铭刻在他脑子里，而数字自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事后细想，数字的出处果真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根据果真是可信赖的吗？对此从来没有过认真的讨论。数字那东西，或立或卧完全取决于引用方式，这点尽人皆知。然而由于其战术的天衣无缝，多数人不可能轻易发觉其危害性。

如此巧妙的战术使我十分不快，但我无法将这不快恰如其分地讲给别人听。我没有办法加以论证，恰如同不具实体的幽灵较量拳击，无论怎样出拳都只能扑空，因为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对手。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我为之不可思议为之坐立不安。

如此一来二去，绵谷升得以被视为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对世人来说，连贯性那东西大约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追逐的是电视画面上展开的学识性击剑比赛，人们想看的是那上面灿然流动的鲜血，纵令同一人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云牛头不对马嘴，恐也无人理会。

我同绵谷升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久美子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见她父亲之前见一次绵谷升，因我以为儿子自然比父亲同自己年龄接近，事先疏通一下，说不定能为我们周旋一二。

“我看还是别指望他好，”久美子有些难以启齿地说，“说我是说不好，总之他那人不是那种类型。”

“反正早晚得见面的吧？”我说。

“那倒是，倒的确是那样的……”久美子道。

“那就不妨试试，凡事试在先嘛！”

“怕也是，也许真的可行。”

打电话过去，绵谷升似乎对同我见面不大感兴趣，但还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见，三十分钟左右总可抽得出来。于是我们约定在御茶水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碰头。当时他还是没写出什么书的大学普通助教，衣着也不怎么光鲜。夹克口袋因长期插手而胀鼓鼓地平不下去，头发也长了两个星期的生长量。芥末色港衫配蓝灰色苏格兰花呢夹克，颜色根本不谐调，完全是哪所大学都有的年轻助教那副寒酸相。大约他一大早就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而现在稍稍抽身出来，眼睛似有些倦意，但仔细看去，眼底深处还是透出锐利而冷峻的光。

自我介绍后，我说不久打算同久美子结婚。我尽可能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时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准确说来这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尚处于自身摸索阶段。我这样的人要同久美子结婚也许近乎非分之想，但我爱她，自以为可以使她幸福，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几乎未被绵谷升所理解。他抱着胳膊，不声不响听我叙说，说完后他也良久一动未动，仿佛在沉思其他什么。

在他面前，一开始我就感到甚不舒坦，想必是自己所处位置的关系。实际上对着初次见面之人开口就说想同你妹妹结婚也的确不可能令人心里舒坦。但在同他面对面的时间里，我渐渐越过不舒坦之感而变得不快起来，一如释放酸臭气味儿的异物一点点沉积在胃底。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刺激了我，我厌恶的是绵谷升这个人的这张脸。当时我直观地觉得此人脸上蒙着一层别的什么。脸出了差错，不是他真正的脸，我觉得。

可能的话，很想当下离席而去。但既然话已开头，便不能如此不了了之。于是我呷着凉了的咖啡，就此打住，等他开口。

“直率地说，”他以俨然节约能源般低小的声音开腔了，“对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一不很理解，二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种类不同的东西，但我想你恐怕又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从结论上简而言之，既然你想同久美子结婚，久美子想同你结婚，那么我对此既无反对的权利，又无反对的理由，所以不反对，也无须考虑。但希望此后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不要再剥夺我个人的时间——这对我是再重要不过的。”

旋即他觑了眼表，欠身立起。也许他说法上多少有所不同，我未能连具体词句也一一记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当时发言的核心，十分简明扼要。没有多余部分，没有欠缺之处。对他要表达的我已豁然领悟，对他对我这个人有怎样的印象也大致了然。

我们就此告别。

同久美子结婚使我成了此人的妹夫，自然此后亦有几次同绵谷升交谈的机会。其实那也算不上交谈。两人之间确如他所说不存在共同基盘，所以不论怎么谈也不成其为交谈。我们似乎分别在用完全不同的语种说话。较之我们的所谓交谈，艾里克·杜尔菲⁽²⁾通过低音单簧管音色的变化来向行将就木的达赖喇嘛讲解选择汽车发动机油的重要性或许多少有益且有效一些。

因同某人交往而情绪长期遭受干扰的情况在我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心情不快而为某人感到气恼或焦躁当然也有，但都时间不长。我有能力（我想不妨称为能力。非我自吹，这绝不是轻易之举）将自身与他人作为分属截然不同领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就是说，当自己心生不快或焦躁不安之时，便将对方暂且移往同自己个人没有关系的另一领域，继而作如是想：好咧！今天我是不愉快不释然来着，但其原因已不在这里而打发去了别处，等以后慢慢查证慢慢处理好了！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情绪暂时冻结起来。事后解冻慢慢查证的过程中，情绪有时的确还受其困扰，但这已近乎例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大多东西都会挥发掉毒气而成为无害物，我自然迟早将其忘去脑后。

在已然过往的人生途中，我运用这种情感处理方式避免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使我的自身世界得以处于较为安详稳定的状态，以致我对自己拥有如此有效的方式感到不无自豪。

然而用在绵谷升身上，这一方式可以说毫不奏效。我无法将绵谷升其人一举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甚至适得其反，而由绵谷升将自己本身轻易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这一现实使我焦躁不安。不错，久美子父亲是傲慢是令人不快，但他终归是固守单一信念的视野狭隘的小人物，所以我可以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但绵谷升不同，他清楚地觉悟到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并且可能对我这个人的内涵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若他有意，他甚至足以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之所以未这样做，不外乎由于他对我毫无兴趣。我之于他，乃是个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打击的对手。我想我对绵谷升感到无奈和不安的原因即在这里。本质上他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华而不实的利己主义者，然而他显然比我本领高强。

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黏滞的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震荡。

其后见到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藏在其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最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就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也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1)　日本的“省”即内阁的部，如外务省相当于外交部等。

(2)　Eric Dolphy，美国爵士乐手（1928—1964）。

7　幸福的洗衣店、加纳克里他的出现

我将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拿去站前的洗衣店。平时我总是把要洗的东西送往附近一家洗衣店，并非出于偏爱，只是因为离家近。而妻上班路上时常利用站前的洗衣店，上班途中交出，回家路上捎回。她说价钱虽贵一点儿，但功夫比家附近的考究。于是大凡自己珍惜的衣服，即使麻烦些她也拿去站前。所以这天我才决定专门骑自行车跑一次站前。料想她对我把她衣服送去那里是乐意的。

我穿上薄些的绿色棉布裤，蹬上网球鞋，套上久美子从哪里拿回来的为唱片公司做广告用的范·海伦黄色T恤，抱起衬衫裙子走出家门。洗衣店的主人仍用上次那般大的音量听JVC收录机。今早听的是安迪·威廉姆斯的磁带。我推开门时《夏威夷婚曲》刚完，正接着放《加拿大落日》。店主一边用圆珠笔往本子上一个劲写着什么，一边合着旋律很幸福地吹口哨。货架上堆积的盒式音乐磁带中部分曲名可以看清，如《塞吉奥·梅迪斯》、《贝尔特·肯普斐特》和《101弦乐》。他大概是轻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不由心想，难道真有Albert Ayler、Don Cherry和Cecil Taylor的热烈追随者成为站前商业街洗衣店主人这类故事吗？有也未可知。只是他们恐怕不大可能成为幸福的洗衣店主。

我把绿花衬衫和鼠尾草色喇叭裙放在柜台上，他马上打开，粗粗看了一遍，以工整的字体在账单上写了衫裙字样。我喜欢字迹工整的洗衣店主，此外若再爱好安迪·威廉姆斯，简直是无可挑剔。

“是冈田先生吧？”他问。我说是的。他写上我的名字，把复写的那张撕下递给我。“下周二来取，这回请别忘取哟。”他说，“太太的衣服？”

“嗯。”我应道。

“蛮漂亮的颜色嘛。”他说。

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说有雨。现在九时三十分都过了，仍有拿着公文包和折叠伞上班的人朝车站楼梯快步赶路。怕是上班时间迟些的工薪阶层吧。早晨就很闷热，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全都煞有介事地裹着西装，煞有介事地扎着领带，煞有介事地穿着黑皮鞋。我见到不少同我年龄相仿的职员模样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身穿范·海伦T恤。他们西装领上别着公司徽章，腋下挟着《日本经济新闻》。月台铃响了，几个人跑上楼梯。我已经好久没目睹这类人的身影了。回想起来，这一个星期我只在家和自选商场和图书馆和附近区营游泳池之间走来走去。这星期我所见到的，全是主妇和老人和孩子和若干店主。我在这里站立片刻，怔怔地打量穿西装扎领带的人们。

好容易出来一次，我思忖是否该进站前的咖啡馆受用一杯早咖啡什么的，又嫌啰嗦作罢。其实也并非很想喝咖啡。我看了看自己映在花店橱窗里的姿影，T恤下襟不知什么时候染了番茄汁上去。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我情不自禁地用口哨吹起了《加拿大落日》。

十一时，加纳马耳他打来电话。

“喂喂。”我拿起听筒。

“喂喂，”加纳马耳他道，“是冈田先生府上吗？”

“是的，我是冈田亨。”第一声就听出打来电话的是加纳马耳他。

“我叫加纳马耳他，上次失礼了。请问，您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我说没有。如候鸟没有用来抵押的资产，我也没有所谓安排。

“那样的话，今天一点我妹妹加纳克里他去府上拜访。”

“加纳克里他？”我以干涩的声音问。

“我妹妹，前几天给您看过照片的，我想。”

“呃，你妹妹我倒是记得。不过……”

“加纳克里他是我妹妹的名字。妹妹作为我的代理前往拜访，一点钟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那就这样吧。”加纳马耳他放下电话。

加纳克里他？

我拿出吸尘器吸地板，整理房间。把报纸归在一处，用绳子捆了扔进壁橱，将散乱的音乐磁带放到架上排列好。在厨房把要洗的东西洗了，然后淋浴，洗头，换上新衣服。又新煮了咖啡，吃了奶油三明治和煮鸡蛋。吃罢坐在沙发上翻看《生活指南》，考虑做何晚餐。我在“羊栖菜·豆腐色拉”那里画了个记号，在采购备忘录上写下所需材料。打开调频收音机，迈克尔·杰克逊正在唱《比利·金》。我开始想加纳马耳他，想加纳克里他。见鬼，这对姐妹，双双取的什么名字？岂不简直成了相声搭档！加纳马耳他、加纳克里他。

毫无疑问，我的人生是在朝奇妙的方向发展。猫跑了。莫名其妙的女郎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同一个不可思议的女孩相识并开始在胡同一间空屋里进进出出。绵谷升强奸了加纳克里他。加纳马耳他预言领带失而复得。妻告诉我不工作也未尝不可。

我关掉收音机，把《生活指南》放回书架，又喝了杯咖啡。

一时整，加纳克里他按响门铃。果然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个儿不高，年纪大约不超过二十五岁，样子很文静，而且一看即知她惟妙惟肖地保持着六十年代初期的打扮。如果以日本为舞台拍摄《美国怀旧》，加纳克里他想必可以凭这副打扮被遴选为特约演员。她一如照片上那样头发蓬蓬松松，发端呈螺旋状。脑门上的头发被紧紧拽往脑后，卡了一把闪烁其辉的发夹。黑色的眉毛用眉笔勾勒得跃然脸上，睫毛油渲染出不无神秘意味的眼影，口红也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时的流行色。若让她拿起麦克风，很可能径自唱起《安琪儿乔尼》。

当然，她的衣着要比其化妆简朴得多普通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事务性的。上身是式样简单的白衬衫，下身是同样简单的绿色紧身裙，饰物之类一概没有。腋下一个白色的漆皮包，脚上白色的尖头船形鞋，是小号的，后跟尖尖细细如铅笔芯，同玩具鞋无异。我不由大为折服：穿这样的东西居然也能走到这里来。

较之照片，真人远为漂亮，漂亮得说是模特都不为夸张。看见她，恍惚在看往日的东宝电影：加山雄三和星由里子出场了，坂本九郎扮演送外销饭的伙计，这当儿哥斯拉⁽¹⁾扑上前来……

不管怎样，我把克里他让进家中，请她在客厅沙发坐下，热了咖啡端上。我问她吃了午饭没有，因看上去她总好像还空着肚子。她说还没吃。

“不必介意，”她慌忙补充道，“不用管我的，午间一般只吃一点点。”

“真的？”我说，“做三明治不费什么事，用不着客气。这类小东西我早已做惯了，手到擒来。”

她轻轻摇了好几下头，说：“谢谢您的好意。真的没有关系，请别再张罗。咖啡就足可以了。”

但我还是在碟子里装了巧克力小甜饼端出来。加纳克里他吃了四个，看上去吃得很香。我也吃了两个，喝了咖啡。

吃罢饼干喝完咖啡，她多少显得舒缓下来。

“今天我是代替姐姐来的。”她说，“我叫加纳克里他，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当然这不是我的原名，原名叫加纳节子。现在的名字是给姐姐当帮手之后才启用的。怎么说呢，算是职业用名吧，和克里特岛⁽²⁾没什么关系，也没去过克里特岛。只是姐姐用了马耳他那个名字，就适当选了个相关的称呼。克里他这个名字是马耳他选的。对了，冈田先生您去过克里特岛吗？”

很遗憾，没去过，我回答。没去过，短时间里也没去的打算。

“克里特岛迟早要去一次。”她说，旋即以甚为一本正经的神情点了下头。“克里特是希腊距非洲最近的海岛，是个大岛，古代文明很发达。姐姐马耳他也到了克里特岛，说那里好极了。风大，蜂蜜特别香甜。我特别喜欢蜂蜜。”

我点头。我不怎么喜欢蜂蜜。

“今天来有一事相求，”加纳克里他说，“请允许取一点府上的水。”

“水？”我问，“你是说自来水？”

“自来水就行。此外如果这附近有井，也想取一点井水。”

“我想附近没有井，但在别人家院子里倒是有一眼，不过干了出不来水。”

加纳克里他以颇有些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井真的出不来水么？的确是那样的？”

我想起女孩往井里扔砖块时那“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说：“的确干涸了，没错儿。”

“也罢。那就取府上自来水好了。”

我领她走进厨房。她从白漆皮包里拿出两个小药瓶样的容器，在一个里面装满自来水，小心翼翼拧紧盖子。然后她说想去浴室。我把她领进浴室。浴室里晾满了妻的内衣裤和长筒袜，加纳克里他并不介意，拧开水龙头往另一瓶里灌了水，拧好瓶盖，倒过来看是否漏水。两个瓶盖颜色不同，以区别浴室水和厨房水。装浴室水那个是蓝色，装厨房水那个是绿色。

折回客厅，她把两个小药瓶塞进小小的塑料冷藏盒，封上拉链式盒盖，很珍贵似的收入白漆皮包。随着“咔”一声脆响，皮包卡口合上。看那手势，不难知道同样作业她不知重复过多少次。

“这就行了？”我问。

“嗯，现在这就行了。”说罢，加纳克里他理一下裙摆，做出要挟包从沙发上站起的姿态。

“等等，”我说，我全然没料到她将如此唐突地离去，很有点狼狈，“请等一下，猫的下落那以后怎么样了？老婆很想知道。不见都快两个星期了，要是有一点点线索，务请指点才好……”

加纳克里他生怕被人抢走似的挟着漆皮包注视我的脸，随后微微点了几下头。一点头，下端卷起的头发像六十年代初期流行的那样蓬蓬松松地摇摇颤颤。而一眨眼，又黑又长的假睫毛便如黑奴手上的长柄扇一般慢慢一上一下。

“直言相告，姐姐说这话讲起来恐怕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比眼睛看到的还要长？”

“还要长”这一说法，使我联想起一望无际且一无所有的旷野上唯一高高耸立的木桩。随着太阳的西斜，桩影迅速伸长，前端肉眼早已看不见了。

“是的。因为这不仅仅限于猫的失踪。”

我有些困惑。“可我只是希望弄清猫的下落。仅此一点。猫找到就可以了。如果死了，我想核实一下。这怎么会变得还要长呢？我不明白。”

“我也不大明白。”说着，她把手放在头上闪闪发光的发夹上，稍稍往后推了推。“但请你相信我姐姐。当然不是说姐姐无所不知。不过既然姐姐说‘讲起来话长’，那么那里边就的确应有‘讲起来话长’的情由。”

我默然颔首，再无话可说。

“您现在忙吗？往下可有什么安排？”加纳克里他以郑重其事的语调问。

“一点也不忙，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犹如切根虫夫妇不具有避孕知识，我也不具有什么安排。不错，我是打算在妻回来之前去附近自选商场买几样东西，做“羊栖菜·豆腐色拉”和里加托尼虾番茄酱。但一来时间绰绰有余，二来并不是非做不可。

“那么，就稍微说说我自身的事好么？”加纳克里他道。她把手里的白漆皮包放在沙发上，手交叉置于绿色紧身裙的膝部。两手的指甲染成好看的粉红色，戒指则一个也没戴。

就请说吧，我说。于是我的人生——加纳克里他按门铃时我便已充分预料到了——愈发朝奇妙的方向伸展下去。

(1)　日本东宝制片厂1954年摄制的一部影片名称，亦为影片主人公的怪兽的名字。在海底沉睡的怪兽因原子弹爆炸醒来大肆毁坏城市。影片以其特殊摄影技巧在当时大受欢迎。

(2)　“克里特”和“克里他”在本书原文中为同一词。但在日语中，“克里特”之“特”与“马耳他”之“他”同音（ta），作者的原意是借此提示加纳马耳他与加纳克里他的姐妹关系，故译文中逢人名译作“克里他”，以体现作者此意。

8　加纳克里他的长话、关于痛苦的考察

“我生于五月二十九日。”加纳克里他开始讲述，“二十岁生日的晚上，我决心中断自己的生命。”

我把换上新咖啡的咖啡杯放在她面前，她往里放进牛奶，用羹匙缓缓搅拌，没加糖。我像平日那样不加糖也不放奶，干喝一口。座钟发出“嗑嗑嗑”的干涩声音叩击时间的墙壁。

加纳克里他目不转睛地逼视我说：“还是按顺序从更早一点讲起吧，也就是从我的出生地、家庭环境讲起，好吗？”

“请随便讲好了，无拘无束地、水到渠成地。”

“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三。”加纳克里他说，“姐姐马耳他上边有个哥哥。父亲在神奈川县开一家医院。家庭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普普通通的随处可见的家庭。父母崇尚勤劳，做人十分认真，对我们管教虽严，但在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情况下，小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允许我们有一定自主性的。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父母的方针是不铺张浪费，不给孩子不必要的钱，过的是莫如说更接近简朴的生活。

“姐姐马耳他比我大五岁，她从很小时候就多少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她可以说中很多事情：刚才几点几点病房有患者去世啦，不见了的钱包掉在哪里哪里啦，简直百发百中。起始大家觉得有趣，如获至宝似的，但不久就渐渐有点害怕起来。父母告诉她不可在别人面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况且父亲身为医院的院长，从这个角度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女儿具有这种超自然能力。从那以来马耳他就紧紧闭上了嘴巴，不仅不说（那种没有确切根据的事），就连家常话也几乎不参与了。

“只是，马耳他对我这个妹妹一向畅所欲言。我们姐妹很要好。她先说千万别跟别人说哟，然后悄悄告诉我什么附近不久会有火灾啦，住在世田谷的婶母病情要不妙啦等等。实际上也给她说中了。我还是个孩子，觉得好玩得不得了，根本就没感觉什么不是滋味什么不寒而栗。从我刚一懂事，就一直跟马耳他形影不离，一直听她的（预言）。

“马耳他这种特殊能力伴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但她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身上的这种能力，不懂得如何发挥，始终为此感到烦恼。她不能找人商量，不能请人指教。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她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马耳他必须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解决这一切，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出所有答案。在我们家里，马耳他生活得绝不幸福，心情一刻也松弛不下来。她必须抑制自己的能力，躲开别人的注意，正像一棵总想往大处长的植物被按在小花盆里栽培。这是不自然的，错误的。马耳他只明白一点，就是自己必须尽早尽快脱离这个家。她开始认为在世界某处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正常天地，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她必须乖乖忍到高中毕业。

“走出高中，马耳他没上大学，她决心单独去外国另辟新路。但我的父母过的都是极其常规的人生，不可能轻易答应她。于是马耳他千方百计攒钱，瞒着父母偷偷远走高飞。她先到夏威夷，在考爱岛住了两年。因为她从一本书上得知考爱岛北海岸有个水较好的地方。马耳他从那时就对水怀有极浓的兴趣，她坚信水的成分对人的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决定在考爱岛生活。考爱岛当时还有个不大的嬉皮士团体，她就作为团体的一员生活在那里。那里的水给马耳他的灵性以很大的影响。她可以将水纳入体内从而使肉体与灵性‘更加融合起来’。她写信告诉我那里实在妙不可言，我读了也十分高兴。但过了不久，她就不很满足于那个地方了。那里确实美丽而平和，人们摈除物欲追求精神的恬适，然而人们又过于依赖致幻剂和性的放纵，而这是加纳马耳他所不需要的。于是两年后她离开了考爱岛。

“接着她到了加拿大，在美洲北部各处转了转，然后去了欧洲大陆。她每到一地都喝那里的水，发现了好几处出水极好的地方，但都不是完全的水。马耳他就这样不断地旅行，钱用完了，就占卜算卦，从失物和寻人的人手里取得酬金。她并不喜欢拿酬金，将天赋能力换为物质绝不是好事，但当时她别无谋生手段。马耳他的卜算在哪里都得到好评，弄钱没费多少时间。在英国还帮了警察的忙，找出埋藏一个失踪小女孩尸体的场所，还在那附近找到犯人掉下的手套。结果犯人被捕，很快招供。这事还上了报纸呢！下次有机会给您看看那张剪报。就这样她在欧洲四处流浪，最后来到马耳他岛。到马耳他已是她离开日本第五个年头了，那是她找水的最后一站。那儿的情况您一定听马耳他讲过了吧？”

我点下头。

“马耳他流浪期间总给我写信——因故写不成的时候除外——一般每星期都写一封长信来，写她现在哪里干什么。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虽说天各一方，但信使我们息息相通，在某种程度上。信写得真好，您读了也会了解到马耳他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好人。我通过她的信了解了世界的丰富多彩，知道了形形色色有趣的人物。姐姐的信就是这样给我以鼓励，帮助我成长，在这点上我深深感谢姐姐，不想否认。不过，信总归是信。在我一二十岁最艰难的阶段最需要姐姐在身边的时候，姐姐始终远在天边，伸手摸哪里也没有姐姐。在家中我孤零零一人，我的人生是孤独的。我送走了充满痛苦的——这痛苦一会儿再细说——青春时代，没有人可以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姐姐同样孤独。假定那时有马耳他在旁边，我想我的人生肯定同现在多少有所不同。她会提供中肯的建议，把我救出困境，可现在再怎么说也是没用的了。正如马耳他必须自己一个人寻求自己的出路一样，我也必须自己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归宿。二十岁时我决心自杀。”

加纳克里他拿起咖啡杯，喝里面剩的咖啡。

“好香的咖啡嘛！”她说。

“谢谢。”我装作不经意地说，“有刚煮好的鸡蛋，可以的话，尝尝好么？”

她略一迟疑，说那就吃一个吧。我从厨房拿来煮蛋和盐末，往杯里倒咖啡。我和加纳克里他慢慢剥鸡蛋吃，喝着咖啡。这时间里电话铃响了，我没接。响了十五或十六次后戛然而止。加纳克里他看上去根本就没意识到电话铃响。

吃罢鸡蛋，加纳克里他从白色的漆皮包里掏出小手帕拭了下嘴角，还拉了拉裙摆。

“下决心死后，我准备写遗书。我在桌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想写下自己寻死的原因。我要留下话说自己的死不怪任何人，完全由于我自身的缘故。我不希望我死后有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我没能把遗书写完。我反复改写了好多次，但无论怎么改写，都觉得十分滑稽好笑。甚至越是认真地写，越觉得滑稽。最终，决定什么也不写。考虑死后如何又有什么用呢！我把写坏的遗书统统撕得粉碎。

“这其实很简单，我想，不外乎因为自己对人生失望罢了。我无法继续忍受自己的人生持续施与自己的种种样样的痛苦。二十年时间里我始终遭受这些痛苦。我的所谓人生，无非长达二十年的痛苦连续，而在那之前我一直努力忍受痛苦。对努力我绝对怀有自信，我可以拍着胸口在这里断言：我努力的程度敢和任何人相比。就是说我没有轻易放弃抗争。可是在迎来二十岁生日那天我终于这样想道：实际上人生并不具有我为之付出如此努力的价值，二十年简直活得一文不值，这些痛苦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

她一时沉默下来，摆正膝上白手帕的四个角。垂头时，黑黑的假睫毛在她脸上投下安详的阴影。

我清清嗓子，很想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遂默然不语。远处传来拧发条鸟的鸣声。

“我决心死完全由于痛苦。由于疼痛。”加纳克里他说，“但我所说的痛不是精神上的痛，不是比喻性质的痛，我说的痛纯粹是肉体上的痛，单纯的、日常的、直接的、物理的，因而实实在在的痛。具体说来，有头痛、牙痛、月经痛、腰痛、肩酸、发烧、肌肉痛、烫伤、冻伤、扭伤、骨折、跌伤……就是这类痛。我远比别人频繁而强烈得多地体验这种种痛苦。例如，我的牙似乎生来就有毛病，一年到头总有地方痛，即使刷得再仔细次数再多再少吃甜东西，也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怎么预防都必得虫牙。加之我又属于麻醉药不大见效的体质，看牙医对我真就像是噩梦。那实在是无可形容的痛苦，是恐怖！此外月经痛也非同小可。我的月经极端地痛，整整一个星期下腹部都像有锥子往里钻似的痛。还有头痛。您恐怕很难明白，那实在痛得叫人掉泪。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遭受这严刑拷打般的痛苦。

“坐飞机时，气压的变化总是把脑袋弄得像要裂开似的。医生说大概是耳朵结构的问题，说如果内耳结构对气压变化敏感，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乘电梯也经常如此。所以即使上很高的楼我也不乘电梯，一乘脑袋就痛得像要四分五裂像血要从里边喷出。另外，一星期还至少有一次胃痛，一绞一绞地痛，早上简直起不来床。去医院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医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造成的。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痛是照样痛。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坚持上学，因为要是一痛就不上学，差不多就别想上学了。

“撞上什么东西，身体必定留下痕迹。每次对浴室镜子照自己身体时，都恨不得哭上一场，身上就像开始腐烂的苹果，到处黑一块紫一块。所以我不愿意在人前穿游泳衣，懂事后就几乎没去游过水。脚的大小左右不一样，每次买新鞋都伤透脑筋，很难买到左右差那么多的。

“这么着，我极少参加体育活动。上初中时一次硬给别人拉去溜了一次冰，结果滑倒跌伤了腰，那以来每到冬天那个部位就一剜一剜地痛得厉害，就像一根粗针猛扎进去一样。从椅子起立都跌倒过好几次。

“还严重便秘，三四天排一次，除了痛苦没别的。肩酸也非比一般。酸起来肩简直硬成一块石头，站都站不稳，可躺下也还是受不了。过去从什么书上得知中国有一种刑罚，把人好几年关在狭窄的木笼里，我想那个痛苦大概就是这种滋味。肩酸最厉害时几乎气都喘不上来。

“此外不知还能举出多少自己感受过的痛苦，不过没完没了尽说这个您怕也觉得枯燥，还是适可而止吧。我想告诉您的是：我的身体百分之百是一部痛苦记录簿。所有所有的痛苦都降落在我头上。我想自己是在被什么诅咒。无论谁怎么说，我都认为人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同我一样背负痛苦活着，我也未尝不能忍受。可是并非如此。痛是非常不公平的东西。关于痛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但谁都不晓得真正的痛是怎么回事。世上大多数人平时都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痛。得知这点（明确认识到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悲伤得差点儿落泪。为什么单单我一个人非得背负如此残酷的重荷活下去不可呢？可能的话，真想一死了之。

“但同时我也这么想来着：不怕，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肯定哪天早上醒来时痛苦会不告而辞地突然消失，而我将开始无忧无虑无苦无痛的全新的人生。可我毕竟对此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一咬牙如实告诉了姐姐，说自己不情愿活得这么辛苦，问到底怎么办才好。马耳他想了一会，对我这样说道：‘我也觉得你确实出了什么差错，至于错在哪里，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还不具有做出那种判断的能力，我能说的只是——无论如何你都最好等到二十岁，熬到二十岁再决定各种事情。’

“这样，我就决定死活熬到二十岁再说。可好几年过去，情况半点也不见好转。不但不好转，反而痛得变本加厉。我明白过来的只有一点，就是‘伴随着身体的长大，痛苦的量也相应增大’。但八年时间我都挺过来了，我尽量注意去发掘人生美好的一面。我已不再对任何人发牢骚，再痛苦我也总是努力面带微笑，哪怕痛得站立不稳我也迫使自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反正哭也罢发牢骚也罢都减轻不了痛苦，只有徒然使自己更加窝囊委屈。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开始受到很多人喜欢。人们认为我是个老实和气的姑娘，比我大的人信赖我，同年龄的人不少和我成了朋友。要是没有痛苦，我的人生我的青春真可能充满阳光。可惜痛苦总跟着我，就像我的影子。每当我稍稍开始忘记的时候，痛苦就马上赶来猛击我身体某个部位。

“上大学后我有了个恋人，大学一年级时失去了处女的贞洁。但那对我——当然在预料之中——彻头彻尾是一种痛苦。有过体验的女友告诉我忍耐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痛了，不要紧。然而事实上忍耐多久痛苦都不肯离去。每次和恋人睡我都痛得直流泪，对性交也就完全没了兴致。一天我对恋人说我固然喜欢你，但这种痛我再不想遭受第二次了。他大为意外，说哪有这么荒唐的事。‘肯定是你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他说，‘放松一点就行了，痛就没有了，甚至觉得舒坦。大家不都在干么，怎么可能就你干不了呢！你努力不够，说到底是太姑息自己了。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疼痛，啰嗦这个强调那个又顶什么用呢！’

“听他这么说，以前的忍耐一下子山洪暴发。‘开什么玩笑！’我说，‘你懂得什么叫痛苦！我感到的痛可不是一般的痛，我知道大凡所有种类的痛。我说痛时就真正地痛！’接着我一古脑儿说了以前自己体验过的所有的痛，但他似乎一样也理解不了。真正的痛这东西，没有体验的人是绝对理解不了的。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随后我迎来了二十岁生日。我苦苦忍耐了二十年，总以为会有一个根本上的光辉转折，然而不存在那样的奇迹。我彻底绝望了，后悔不如早死！我不过绕着弯路延长自己的痛苦罢了。”

一气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她面前放着盛蛋壳的盘子和喝光了的咖啡杯，裙子膝部放着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她陡然想起似的觑了眼搁板上的座钟。

“抱歉，”加纳克里他用低涩的声音说，“话比预想的长多了。再占用时间恐怕您也为难。废话连篇，不知怎么道歉才好……”

说着，她抓起白漆皮包带，从沙发上站起。

“请等等，”我慌忙劝阻。不管怎样，我不愿意她这么有头无尾地就此结束。“如果介意我的时间，那没有这个必要。反正今天下午有空闲，既然说到这里了，就请说到底如何？还有很长没说吗？”

“当然很长。”加纳克里他站着俯视我道。她双手紧攥包带。“不妨说，这还只算是序言吧。”

我请她稍等一下，走进厨房，对着洗碗池做两次深呼吸，从餐橱里拿出两个玻璃杯，放冰块进去，斟上冰箱里的橙汁，将两个杯放到小托盘上，端起折回客厅。这些动作是慢慢花时间进行的，但折回时加纳克里他仍凝然伫立未动。当我把橙汁杯放在跟前时，她这才改变主意似的在沙发上坐下，把皮包放在旁边。

“真的不要紧吗？”她确认似的问，“把话彻底讲完？”

“当然。”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橙汁喝了一半，开始继续下文。

“不用说，我没有死成。我想您也知道，要是死成了，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坐在这里喝橙汁。”说罢，加纳克里他盯住我的眼睛。我用微笑表示同意。她继续说：“我要是按计划死去，问题也就最后解决了。死了，永远没了意识，也就再感觉不出疼痛了，而这正是我希望的。不幸的是我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九点，我去哥哥房间提出借车用一下。刚买的新车，哥哥脸色不大好看。我没管那么多。买车时他也向我借了钱，没办法拒绝。我接过车钥匙，钻进那辆闪闪发光的丰田MR2，开车跑了三十分钟。新车，才跑了一千八百公里，很轻快，一踩加速板就忽地冲向前去，正合我意。快到多摩川大堤的时候，我物色到一堵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石墙，那是一座公寓楼的外墙，又碰巧位于丁字路口的横头。为了加速，我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后将加速板一踩到底，驱车一头扎向墙壁。我想时速应有一百五十公里。车头撞墙的一瞬间，我失去了知觉。

“然而对我来说不幸的是，墙壁远比外表酥软得多。大概工匠偷工减料没打好墙基，墙壁倒塌，车头一下成了馅饼。但仅此而已。墙壁不够硬，承受不住车撞。而且，也许我脑袋乱套了——竟忘了解安全带。

“这样，我剩了条命。不光命剩了，身上还几乎完好无损。更奇怪的是，痛也几乎没有感到。真有点儿鬼使神差。我被送去医院，折断的一条肋骨很快接好了。警察来医院调查，我说什么也不记得。也许说过把加速板错当刹车板踩了。警察对我的话全部信以为真，毕竟我才二十岁，拿驾驶执照还不过半年，再说表面上我怎么也不像想自杀那种类型，何况根本就没有系着安全带自杀的。

“但出院后有几个伤脑筋的现实问题等着我。首先我必须代还那辆报废MR2车的分期付款。糟糕的是由于同保险公司在手续上有一点出入，车还没进保险范围。

“早知如此，借保险手续完备的外租车就好了！但当时没想到什么保险，更不至于想到哥哥那辆傻车没入保险而自己又自杀未遂。毕竟以一百五十公里时速冲向石墙，能这么活下来已很是不可思议。

“不久，公寓管理协会来单子讨修墙费。付款通知单上写着1 364 294日元。这个我必须支付，须用现金马上支付。无奈，我向父亲借钱付了。但父亲这人在金钱上一丝不苟，叫我分期偿还。他说事故说到底是你惹出来的，钱要一元不少地好好还！实际上父亲也没什么钱，当时医院扩建，他也正为筹款伤脑筋。

“我再次考虑去死，这回一定要死得利利索索。我打算从大学主楼十五层跳下，死保准不成问题。我察看了好几次，找准一个可以跳下的窗口。说实话，我真险些从那儿跳下。

“但当时有什么把我制止了，有什么发生了变异，有什么爬上了心头。‘有什么’在紧急关头恰如从后面拦腰抱住我似的将我制止了。但我意识到这‘有什么’到底是什么却花了相当长时间。

“疼痛没有了。

“自那次事故住院以来，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事情一个接一个，一时天昏地暗，致使我未能觉察到。但疼痛那东西的确从我身上不翼而飞了，头痛没有了，胃痛也没有了，连折断的肋骨也差不多感觉不出痛。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总之所有疼痛都消失了。

“于是我想暂且活着试试。我来了兴致，想多少体味一下没有疼痛的人生是怎么一码事。死反正随时可死。

“但对我来说，活着不死也就意味着还债。债款总共超过三百万日元。这样，为还债我当了妓女。”

“当妓女？”我愕然道。

“是的，”加纳克里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要在短时间内搞到钱。我想尽快还清债款，而此外我又别无立竿见影的弄钱手段。这完全没有什么好踌躇的。我认真地想死过，而且迟早也还是要死。那时也无非是对于没有疼痛的人生的好奇心使我暂且活着。同死相比，出卖肉体算不得什么。”

“那倒也是。”

加纳克里他用吸管搅拌着冰已融化的橙汁，呷了一小口。

“问个问题可以吗？”我问。

“可以，请说好了。”

“你没有就此跟姐姐商量过么？”

“马耳他那时一直在马耳他岛修行。修行期间姐姐绝对不告诉我她的地址，怕分散注意力，妨碍修行。所以，姐姐在马耳他三年时间，我几乎没能给她写信。”

“是这样。”我说，“不再喝点咖啡？”

“谢谢。”加纳克里他说。

我去厨房热咖啡。这时间我望着排气扇，做了几次深呼吸。咖啡热好后，倒进杯子，同装有巧克力小甜饼干的碟子一起放在盘上端回客厅。我们吃着小甜饼喝了一会儿咖啡。

“你想自杀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问。

“二十岁时，距今六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事。”加纳克里他回答。

一九七八年五月是我们结婚的月份。其时正值加纳克里他要自杀，加纳马耳他在马耳他岛修行。

“我到热闹场所跟合适的男人打招呼，谈好价，就去附近旅馆上床。”加纳克里他说，“对性交我再也感觉不到任何肉体痛苦。不痛了，不像以前。快感也丝毫没有，但痛苦没有了，只是肉体的动作罢了。我为钱性交，对此没有任何负罪感。我被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感笼罩着。

“进款非常可观。第一个月我就存了差不多一百万。如此持续三四个月，还债应该绰绰有余。大学上课回来，傍晚上街，最迟不超过十点干完回到家里。对父母我说是在饭馆当女侍。谁也没有怀疑我。一次还钱太多难免惹人生疑，我就一个月只还十万，其余存入银行。

“不料一天晚上，我仍像往常那样来到车站附近，正要向男人打招呼时，胳膊突然被两个男的从背后抓住了。我以为是警察，但细看之下，原来是这一带的地痞。他们把我拉进小胡同亮出匕首样的东西，直接把我带到附近的事务所。他们将我推进里边一个房间，扒光绑了，然后慢慢花时间强奸我，并把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那时间里我紧闭眼睛，尽量什么也不想。这不难做到，因为既无痛感又无快感。

“之后，他们给我看了录像，说若我怕被公开，就得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没收了我钱包里的学生证，说要是说个不字，就把录像带拷贝寄到我父母那儿，把钱统统榨干。我别无选择。我说无所谓，照你们说的做就是。当时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错，加入到我们团伙里边做，或许到手的钱少些，’他们说，‘因为我们拿进款的七成。但你省去拉客时间，也不用担心给警察抓走，还给你找品质好些的客人。像你这样没个分晓地向男人打招呼，早晚要给人勒死在旅馆里！’

“我再不用站街头了，只消傍晚到他们事务所报到，按他们说的去指定旅馆就行。他们给我找的确实是上等客，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我受到特殊对待。外表上我是怯生生的，还似乎比其他女孩有教养，想必有不少客人喜欢我这种类型。别的女孩一天一般至少接三个客，我一天一两个也可以的。别的女孩手袋里装有BP机，一听事务所叫必须急忙赶到哪里一座低档旅馆，同来路不明的男人上床。而我大体上都是事先约好了的，场所也基本上是一流旅馆，也有时去什么公寓的套间。对象大多是中年人，个别时候也有年轻人。

“每星期去事务所领一次钱。款额是没有以前多，但若加上客人单独给的小费，也还是够可以的。提出格要求的客人当然有，但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求越是出格，他们给的小费就越多。有几个客人好几次指名要我，他们通常都是出手大方的人。我把钱分存在几家银行里。实际上那时候钞票已不在话下了，不过是数字的罗列罢了。我大约只是为确认自己的麻木感而一天天活着。

“早上醒来，躺在床上确认自己身上是否有可以称为疼痛的感觉。我睁开眼睛，慢慢集中注意力，从头顶到脚尖依序确认自己肉体的感觉。哪里也不再痛。至于是疼痛不存在，还是疼痛本身存在而我感觉不到，我无由判断。但不管怎样，疼痛消失了。不仅痛感，任何种类的感觉都荡然无存。确认完起床，去卫生间刷牙。我脱掉睡衣，光身用热水淋浴。我觉得身体轻得很，轻飘飘的，感觉不出是自己的身体，就好像自己的灵魂寄生于不属于自己的肉体。我对着镜子照了照，但照在里边的人仿佛距自己很远很远。

“没有疼痛的生活——这是长期梦寐以求的。然而实现之后，我却不能够在新的无痛生活中很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里边有一种类似错位——显然是错位——的东西。这使我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这个人好像同世界的任何场所都格格不入。以前我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日甚一日地憎恶它的不公平不公正。然而至少在那里边我是我，世界是世界。可现在呢，世界甚至不成其为世界，我也甚至不成其为我了。

“我开始变得好哭了。白天一个人去新宿御苑或代代木公园，坐在草坪上哭。有时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哭出声来，往来的人直盯盯地看着我也不在乎。我后悔那时没有死成。要是五月二十九日晚上一死了之该有多妙！而眼下在这麻木感的笼罩中，我连自行中断生命的气力都没有了。那里没有疼痛没有欢喜，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了。”

加纳克里他深深吸了口气，拿起咖啡杯，往杯里俯视有时，尔后轻轻摇下头，把杯放回托碟。

“见绵谷升先生也是那期间的事。”

“见绵谷升？”我一惊，“作为客人？”

加纳克里他静静地点头。

“可是，”我停了一会，默默斟酌词句，“不好明白啊！你姐姐跟我说你好像是被绵谷升强奸了的。莫不是另外一回？”

加纳克里他拿起膝上的手帕，再次轻擦一下嘴角，继而窥视似的看我的眼睛，瞳仁里有一种让我困惑的东西。

“对不起，能再来一杯咖啡？”

“好的好的。”说着，我把茶几上的杯子撤到盘里，去厨房热咖啡。我双手插进裤袋，倚着控水台等咖啡煮沸。当我手拿咖啡杯折回客厅时，沙发上的加纳克里他不见了，她的皮包她的手帕一切都不见了。我去门口看，她的鞋也不见了。

糟糕！

9　电气的绝对不足与暗渠、笠原May关于假发的考察

早上送走久美子，我去区营游泳池游泳，上午是游泳池人最少的时间。游罢回家，在厨房煮了咖啡，边喝边反复思索加纳克里他尚未讲完的奇妙身世。我依序一一回想她的话，越想越觉得奇妙。但想着想着脑袋运转不灵了。困了，要晕过去似的困。我倒在沙发上闭起眼睛，很快睡了过去。我做了个梦。

梦中加纳克里他出现了。但最先出现的是加纳马耳他。梦境中的加纳马耳他戴一顶蒂罗尔式帽，帽上有一支又大又鲜艳的羽毛。尽管那里（大约是宽敞的大厅）人多拥挤，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头戴新潮帽子的加纳马耳他，她一个人坐在吧台那里，眼前放一个大玻璃杯，杯里好像装着热带果汁饮料。但加纳马耳他沾没沾嘴唇，我还看不清楚。

我身穿西装，扎着那条带水珠形图案的领带。见到她，想立即过去，但被人堆挡着前进不得。好歹挤到柜台前时，加纳马耳他已不见了，唯独热带果汁饮杯孤零零地放着。我在邻座坐下，要了杯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吧侍者问苏格兰要哪种，我说要CuttySark⁽¹⁾。牌子什么都无所谓，只是最初浮上脑际的是CuttySark。

还没等要的酒上来，背后有人像抓什么易碎器皿似的悄悄抓起我的胳膊。回头，见是一个没有面孔的男子。是否真的没有面孔我闹不清楚，反正该有面孔的部位被阴影整个遮住，看不清阴影下有什么。“这边请，冈田先生。”男子说。我想说句什么，他却不给工夫开口。“请到这边来，时间不多，快点！”他抓着我的胳膊快步穿过嘈杂的大厅，来到走廊。我没怎么挣扎，由他领着沿走廊走去。此人起码知道我的姓名，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做此举动，其中必有某种缘由和目的。

无面男子沿走廊走了一会，在一扇门前止住脚步。门上房号牌写着208。“没锁，你来开门。”我顺从地打开门。里面房间很大，颇像旧式酒店的套间。天花板很高，垂着古色古香的枝形吊灯。但吊灯没开，只有小小的壁灯发出幽幽的光。所有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

“威士忌那里有，你要喝的是CuttySark吧？别客气，只管喝好了。”无面男子指着门旁的酒柜道，旋即把我留下，悄悄关上门。我全然摸不着头脑，在房间正中久久伫立不动。

房间墙上挂着大幅油画，画的是河。为了平复心情，我看了一会油画。河上一轮月亮，月亮隐隐约约照着河对岸。对岸到底是怎样的风景我无法把握。月光过于朦胧，所有轮廓都扑朔迷离。

如此时间里，我开始特别想喝威士忌。我准备按无面男子的吩咐开酒柜喝威士忌，可是酒柜怎么也打不开。原来看似拉门的，全是足可乱真的装饰门。我试着推拉大凡凸起的部位，还是没办法打开。

“没那么好开的哟，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道。我这才发觉加纳克里他也在。她依然那身六十年代初期装束。“打开需要花费时间。今天是不可能了，别再费劲了！”

当着我的面，她像剥豆荚一样三下五除二脱光身子。没有声明没有解释。“喂，冈田先生，抽不出足够的时间，尽快完事吧！事情很复杂，来这一次都好不容易的。”言毕，她来到我跟前拉开我裤前拉链，极其顺理成章似的取出我那东西，随即悄然俯下粘有假睫毛的眼睛，整个放入口中。

她的口比我想的大得多。我那东西马上在她口中变硬变大。她每次动舌头，卷曲的头发都有如微风吹拂般地轻轻摇颤，发尖触摸着我的大腿根。我所看见的，只有她的秀发和假睫毛。我坐在床沿上，她跪于地板，把脸埋在我的小腹。“不行了。”我说，“绵谷升马上就要来了，碰在一起可不得了。我可不愿意在这种地方见到那小子。”

“不怕。”加纳克里他把嘴移开，“那点时间还是有的，别担心。”

接着，她再次把舌尖舔在那里。我不想射，却不能不射。感觉上就好像被什么吞没了一样。她的嘴唇和舌头一如滑溜溜的生命体牢牢钳住我不放。我一泻而出，旋即醒来。

简直一塌糊涂！我去浴室洗内裤，又用热水细细冲洗身体，以便将黏糊糊的感触去掉。多少年没遗精了？最后一次遗精是什么时候？我努力回想，但想不起来。总之是久远得无从想起的往事了。

淋浴出来正用浴巾擦身时，电话铃响了，是久美子打来的。刚刚梦里在别的女人身上发泄过，同久美子说话多少有点紧张。

“声音怪怪的，出什么事了？”久美子说。她对这类事敏感得可怕。

“没什么的，”我说，“晕乎乎打了个盹，刚醒。”

“唔。”她满腹狐疑地说。那狐疑从听筒里传导过来，弄得我愈发紧张。

“对不起，今天要晚点儿回去，很可能九点以后，反正饭在外边吃。”

“好的，晚饭我一个人随便对付一顿。”

“请原谅。”她说，像蓦然想起补充上去似的。尔后稍停一下，放下电话。

我注视了一会儿听筒，然后走进厨房，削个苹果吃了。

自六年前同久美子结婚到现在，我一次也没同别的女人睡过。倒也不是说自己对久美子以外的女性全然感觉不到性欲，也并非压根儿没这样的机会，不过是我没刻意追求罢了。原因我解释不好，大约类似人生途中事物的先后顺序吧。

只有一次由于偶然的势之所趋在一个女孩宿舍住过。我对那女孩怀有好感，她也觉得同我睡觉未尝不可。对方这个心思我也看得出来，但我并未同她睡。

她在事务所和我一起工作了几年，年龄比我小两三岁。她负责接电话，协调大家的工作日程。在这方面她确实能干，直觉好，记忆力出色。谁现在何处做何工作，有何资料入何卷柜——她几乎有问必答。所有约定也由她安排。大家喜欢她，信任她。我和她个人之间也算要好的，两人单独出去喝了几次。很难说长得漂亮，但我中意她的脸形。

她因准备结婚而辞去工作的时候（男方由于工作关系调往九州），最后一天我同单位其他几个人一起邀她去喝酒。归途乘同一电车，时间也晚了，我便把她送到宿舍。到宿舍门口，她问我可否进去喝杯咖啡。我虽然记挂末班电车时间，但一来往后说不定见不到了，二来也想借咖啡醒醒酒，便进到里边。的确像是单身女孩住的房间，里面有一个人用不无豪华的大冰箱和缩在书柜里的小组合音响。她说冰箱是一个熟人白送的。她在隔壁换上便服，进厨房做了咖啡，两人并排坐在地板上说话。

“嗳，冈田，你可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具体点儿说。”交谈中顿时，她突如其来地问。

“没什么特别害怕的，我想。”我略一沉吟答道。害怕的倒可能有几样，但若说到特别，还想不起来。“你呢？”

“我害怕暗渠。”她双臂搂着膝盖说，“暗渠知道吧？不露出地面的水渠，盖着盖子的黑漆漆的暗流。”

“知道。”我说，但我想不起字怎么写。

“我是在福冈乡下长大的。家附近淌着一条小河，就是常见的灌溉用的小河。河淌着淌着就成了暗渠。那时我两三岁，和附近年龄比我大的孩子一起玩耍来着，同伴们让我坐上小船顺流而下，那肯定是他们常玩的游戏。可是当时下雨涨水，小船从同伴手中挣脱开来，带着我射箭似的朝渠口冲去。要不是附近一位老伯伯正巧路过那里，我想我保准被吞入暗渠，世上再没有我这个人了。”

她用左手指碰了下嘴角，仿佛在再次确认自己是否活着。

“那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仰面朝天躺着，两边是石墙似的河岸，上面是无边无际的很好看的蓝天。我就这样一个劲儿一个劲儿顺流而下，不知道情况有什么变化。但过了一会我忽然明白前头有暗渠，真的有！暗渠很快就要临近，把我一口吞下。一股阴森森冰冷冷的感触即将把我包笼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记忆。”

她啜了口咖啡。

“我害怕，冈田，”她说，“怕得不行，怕得受不了，和那时候一样。我被一个劲儿冲去那里。我没有办法从那里逃开。”

她从手袋里掏出烟衔上一支，擦火柴点燃，慢慢吐了一口。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吸烟。

“你是说结婚的事？”

她点下头：“是，是结婚的事。”

“结婚上可有什么具体问题？”我问。

她摇摇头：“倒也没什么可以称为具体问题的问题，我想。当然细节性的说起来是说不完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气氛上我又必须说点什么。

“即将同谁结婚这种问题，任何人恐怕都多多少少有着差不多同样的心情，例如担心弄不好自己会犯大错什么的。莫如说感到不安是正常的，毕竟决定同谁生活一辈子不是个小事。但那么害怕我想是不必要的。”

“那么说倒简单。什么任何人都如此，什么全都差不多……”

时针已转过十一点，必须设法适当结束谈话离开。

不料没等我开口，她突然提出希望我紧紧拥抱她。

“这是为何？”我吃了一惊。

“给我充电嘛！”她说。

“充电？”

“身体缺电，”她说，“好些天来，我几乎每天都睡不实。刚睡就醒，醒就再也睡不着。什么都想不成。那种时候我就很想有个人给我充电，要不然很难活下去，不骗你。”

我怀疑她醉得厉害，便细看她的眼睛，但眼睛和往常一样机灵而冷静，丝毫没有醉意。

“可你下周要结婚了哟！叫他抱不就行了，怎么抱都行，每天晚上抱都行。结婚那玩意儿为的就是这个。往后就不至于电气不足了。”

她不应声，双唇紧闭，定定地看着自己的脚。两只脚整齐地并在一起。脚白白的，很小，生着十只形状姣好的脚趾。

“问题是现在，”她说，“不是什么明天什么下周什么下个月，是现在不足！”

看样子她是的的确确想得到谁的拥抱，于是我姑且搂紧她的身体。事情也真是奇妙。在我眼里，她是个能干而随和的同事，在一个房间工作，开玩笑，有时一块儿喝酒，然而离开工作在她宿舍抱起其身体来，她不过是暖融融的肉团儿。说到底，我们仅仅是在单位这个舞台上扮演各自的角色，一旦走下舞台，抹去在台上相互给予对方的临时形象，我们便不过是不安稳不中用的普通肉团儿，不过是具有一副骨骼和消化器官和心脏和大脑和生殖器的半热不冷的肉团儿。我搂着她的背，她把乳房紧紧贴在我身上。实际接触起来，她的乳房比我想的要丰满柔软。我在地板上倚墙坐着，她全身瘫软地靠住我。两人一声不响，就这样久久抱在一起。

“这回可以了吧？”我问。听起来不是自己的声音，好像别的什么人在替我说话。我察觉她点了下头。

她身穿一件运动衫和一条及膝的薄裙，但我很快得知她那下面什么也没有穿。于是我几乎自动勃起。她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勃起。她热乎乎的气息一直呼到我脖颈上。

我没和她睡，但最终给她“充电”充到两点。她请求我不要丢下她回家，要我在这里抱她抱到她睡着。我把她带到床上，让她躺下，但她总是睡不着。我就一直抱着已换穿睡衣的她“充电”。我感觉到她的脸颊在我的臂弯里变热，胸口怦怦直跳。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地道，但此外又找不出处理这种情况的办法。最简单不过的是同她睡，而我尽量将这一可能性逐出脑海。我的本能告诉我不应该那样。

“嗳，冈田，别为今天的事讨厌我，我只是缺电缺得不知怎么好。”

“没什么，我很理解。”我说。

我本想往家打个电话。问题是该如何向久美子解释呢？说谎我不愿意，而逐一道明原委我也不认为就能得到久美子的理解。想了一会，索性作罢。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两点离开她房间，回到家已三点了。找出租车费了时间。

无须说，久美子很生气。她没有睡，坐在厨房餐桌旁等我。我说和同事喝酒了，喝完又打了麻将。她问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能打，我说没想起来。她当然不信，谎言马上露了马脚。因为我有好几年没打什么麻将了，况且我这人天生就不会说谎。最终，只好如实招供，从头到尾招供——只省略了勃起部分。我说真的和她什么事也没有。

久美子三天没和我开口，全然没有开口。睡觉分两个房间，饭各吃各的。可以说是我们婚姻生活遭遇的最大危机。她对我真的动了气，我也十分理解她所以动气的心情。

“如果你处于我这个角度，你会怎么想？”沉默三天后，久美子对我这样说道。这是她第一句话。“如果我一个电话也不打，星期天下半夜三点才回来，回来说刚才跟一个男的躺在一张床上，但什么事也没干放心好了相信我，只是给那个人充电，这就吃早餐吃完好好睡个大觉，你能不生气你能相信？”

我默然。

“你可是比这还严重！”久美子说，“你起始说谎来着！起始你说跟某某喝酒打麻将。不折不扣的谎话！又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没和那人睡？怎么能让我相信你那不是谎话？”

“一开始说谎是我的不对，”我说，“所以说谎，是因为说实话太麻烦，三言两语说不清。但这点希望你相信：的确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久美子在桌上趴了一会。我觉得周围空气似乎正一点点稀薄下去。

“我说不好，除了说希望你相信，说不出别的来。”我说。

“既然你说希望我相信，相信就相信吧。”她说，“不过有一点你记住：我也许迟早会对你做出同样的事，那时你可得相信我。我有这样做的权利。”

她还没有行使这个权利，我不时想她行使时我会怎样。或许我会相信她，但恐怕同样是以一种复杂而无奈的心情。何苦非特意那样做不可呢？而那无疑是久美子当时对我怀有的心情。

“拧发条鸟！”有谁在院子里喊我。原来是笠原May。

我边用浴巾擦头发边走进檐廊。她坐在檐廊里咬着拇指指甲，戴一副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的深色太阳镜，乳黄色棉布裤，黑色港衫，手里拿着资料夹。

“从那儿跳墙过来的。”笠原May手指砌块墙，拍了拍裤子的灰，说，“估计差不多才跳的，幸好真是你家。跳错跳到别人家可就不大妙了。”

她从衣袋掏出短支“希望”点燃。

“噢，还好？”

“凑合吧。”我说。

“跟你说，我马上就去打工，可以的话不一块儿去？这工作要两人一组，和认识的人一起做，我也轻松些。不是么，第一次见面的人总是问这问那，什么十几岁啦，干吗不上学啦，啰啰嗦嗦的。弄不好，还可能碰上变态分子，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的吧？所以，要是你肯同我搭档，作为我也松了口气。”

“可是上次你说过的假发公司那项调查？”

“正是，”她说，“一点到四点在银座数秃脑袋瓜子的个数罢了，容易着哩。再说对你也有帮助。你这光景，早晚也要秃的，趁现在多多观察研究一番，岂不很有好处？”

“可你大白天不上学在银座做这个，不会给抓去教养？”

“只消说是社会实践课搞调查就行了嘛。总是用这手蒙混过关，没事儿。”

我没有特别要做的事，于是决定与她同行。笠原May往公司打电话，说马上就过去。电话中她说话还是很像样的：是的，我想和那个人搭伴儿一起做。嗯，是那样的。没关系。谢谢。知道了，明白了，我想十二点多可以赶到。考虑到妻可能提前回来，我留了个字条，说六时返回，然后同笠原May一块儿出门。

假发公司位于新桥。笠原May在地铁中简单介绍了调查内容。她说就是站在街头数点来往行人中秃脑袋（或称头发简约者）的人数，并根据秃的程度分成三个等级。梅——看上去头发约略稀疏者；竹——相当稀疏者；松——彻底光秃。她打开资料夹，取出调查用的小册子，给我看里面的各种秃例，果然根据程度将所有秃法划分为松竹梅三级。

“基本要领这就明白了吧？就是说秃成什么样的人归为哪一等级？细说倒多得说不完的，大致哪种属哪级该心中有数了吧？差不多就行。”

“大致是明白了。”我信心不大足。

她旁边坐着一个明显达到“竹”级的职员模样的胖男人，显得很不自在地不时往那小册子斜上一眼。笠原May则全然不当回事。

“我负责区分松竹梅，你在旁边，当我说松说竹时往调查表上记录就成，怎么样，容易吧？”

“倒也是。”我说，“不过这项调查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那我就不晓得了。”她说，“那帮人四处搞这调查的，新宿呀涩谷呀青山呀，怕是调查哪条街上秃头人最多吧，或许调查松竹梅人口比例也不一定。反正不管怎样，那帮人有余钱，所以才往这方面开销。毕竟假发是赚钱行当，奖金比那一带的贸易公司还多出好多。晓得为什么吗？”

“这——”

“因为假发的寿命实际上相当有限。你也许不知，一般都超不过两三年。最近的假发做得十分精巧，消耗也就格外厉害。顶多两三年一过，就要换新的了。由于紧贴头皮，压得假发下面的原生发比以前更薄，必须换戴更为严实合缝的。这么着——总之就是说——要是你用假发用两年不能再用了，你难道会这么想：呃，这假发玩完了，报销了，可买新的又花钱，也罢，明天开始我就不戴假发上班好了！你会这么想不成？”

我摇摇头：“大概不至于。”

“就是嘛，不至于的嘛。就是说，人一旦启用假发，就注定要一直用下去，所以假发公司才发财的。一句话，跟药品经销商一回事，一旦抓住客人，那人就一直是客人，恐怕一直到死。不是么，你听说哪个秃脑瓜子一下子生出黑油油的头发来？假发那玩意儿，价格差不多个个都五十万，最费工的要一百万哩！两年就更新一个，活活要命，这。汽车还开四五年嘛！而且不是还能以旧换新吗？可假发周期比这还短，又没什么以旧换新。”

“有道理。”我说。

“再说假发公司还直接经营美容院，人们都在那里洗假发剪真发。还用说，总不好意思去普通理发店往镜前一坐，道一声‘好咧’取下假发叫人理发吧，话说不出口嘛。光是美容院这项收入都好大一笔。”

“你知道的事可真不少！”我叹服道。她身旁那位“竹”级职员模样的人物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谈话。

“噢，我嘛，跟公司关系不错，问了好多好多事，”笠原May说，“那些人赚得一塌糊涂嘛。让东南亚那种低工资地方做假发，毛发都是当地收购的，泰国啦菲律宾啦。那地方的女孩们把头发剪了卖给假发厂。有的地方女孩嫁妆钱就是这么来的。世界也真是变了，我们这儿哪位老伯伯的假发，原本可是长在印度尼西亚女孩头上的哟！”

给她这么一说，我和那位“竹”级职员不由得条件反射地环视车厢。

我们两人到新桥那家假发公司领了装在纸袋里的调查表和铅笔。这家公司销售额据说在同行业排名第二，但公司门口简直静得鸦雀无声，招牌一个也没挂，以便顾客无拘无束地出入，纸袋和表格上也只字未印公司名称。我把姓名住址学历年龄填在临时工登记表上交给调查科，这里也静得出奇，没有人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没有人挽起衣袖物我两忘地猛敲电脑键盘。个个衣着整洁，工作悄无声息。或许理所当然吧，假发公司见不到有人秃头。其中说不定有人头上扣着自己公司的产品，但我分不清哪个戴假发哪个没戴。在我此前见过的公司中，这里的气氛最为奇妙。

我们从这里乘地铁来到银座大街。还有点时间，肚子也饿了，两人进“日日皇后”吃了汉堡包。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要是秃了，戴不戴假发？”

“戴不戴呢，”我沉吟道，“我这人凡事就怕麻烦，秃就秃吧，或许就那样算了。”

“嗯，肯定那样合适，”她拿纸巾擦去嘴角沾的番茄酱，“秃那玩意儿，我觉得并不像本人想的那么惨，用不着放在心上。”

我“唔”了一声。

吃罢，两人来到和光前面的地铁入口处坐下，数了两三个小时头发稀疏者人数。坐在地铁入口往下看上下阶梯的人的脑袋，确实最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头发的态势。笠原May一报松或竹，我就记在纸上。看来她对此项作业甚为熟练，一次也没迟疑、含糊或改口过，极其迅速而准确地将发疏程度分为三级。为了不引起步行者注意，她以低而短促的声音报出“松”、“竹”。有时一次好几个头发稀疏者通过，这时她就要“梅梅竹松竹梅”地快嘴快舌。一次有一位颇有风度的老绅士（他本身一头银发）观看了一阵子我俩的作业，然后向我问道：“请问，二位在此做的是什么呢？”

“调查。”我简短回答。

“什么调查？”他问。

“社会调查。”我说。

“梅竹梅。”笠原May低声对我说。

老绅士以不解的神情又看了一会，终于作罢离去。

一路之隔的三越百货大楼的时钟告知四点，两人结束调查，又去“日日皇后”喝咖啡。工作倒像不费什么力气，但肩部和脖颈异常酸硬。也可能是我对暗暗数点秃头人数这一行为有某种类似愧疚的感觉所使然。乘地铁返回新桥公司途中，一看见秃头者就反射性地区分以松以竹。这很难说是令人惬意的事，却又怎么也控制不住，犹势之所趋。我们将调查表交给调查科，领了酬金。就劳动时间和内容而言，款额相当可以。我在收据上签了字，将钱装入衣袋。我和笠原May乘地铁到新宿，转小田急线回家。差不多到下班高峰了，我实在有好久没挤电车了，但并无什么亲切感。

“工作不坏吧？”笠原May在电车上开口道，“轻松，报酬也过得去。”

“不坏。”我含着柠檬糖道。

“下回还一起去？一周就一次。”

“去也无所谓。”

“喂，拧发条鸟，”沉默了一会，笠原May突然想起似的说，“我这么想来着，人们所以怕秃，大概因为秃容易使人想起人生末日什么的。就是说，人一开始秃，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正在遭受磨损，觉得自己朝着死亡朝着最后消耗跨进了一大步。”

我就此想了想，说：“这种想法的确有可能成立。”

“嗯，拧发条鸟，我时常心想：慢慢花时间一点点死去，到底是怎么一种滋味呢？”

我不大明白她究竟要问什么，依然抓着吊环，换个姿势盯视笠原May的脸：“慢慢一点点地死去，这具体指哪种情况呢，比如说？”

“比如说吧……对了，比如被单独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没吃没喝，一点一点地渐渐死去。”

“那恐怕确实难受、痛苦，”我说，“尽可能不要那样的死法。”

“不过，拧发条鸟，人生在根本上或许就是那样的吧——大家都被关进一个黑洞洞的地方，吃的喝的都被没收了，慢慢地、渐渐地死去，一点一点地。”

我笑道：“以你这个年纪，就时不时有这么极为pessimistic⁽²⁾的念头！”

“pess ……什么意思？”

“pessimistic。就是只找世间阴暗面来看。”

pessimistic，她在口中重复了几遍。

“拧发条鸟，”她扬起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道，“我才十六岁，不太晓得世上的事，但有一点可以充分断定：假如我是pessimistic的，那么世上不pessimistic的大人统统都是傻瓜蛋！”

(1)　原为神话中的妖婆名，十九世纪曾用为英国运茶商船名。

(2)　英语“悲观厌世”之意。

10　魔感、浴缸中的死、遗物分发者

搬来现在这座独门独院的房子，是婚后第二年秋天。那以前住的高圆寺公寓因要改建，不得不从中迁出，我们到处物色又便宜又方便的住房，但不超过预算的很不容易找到。我舅舅听说此事，便问暂时住到他在世田谷的自有房子去如何。那是他还年轻的时候买下的，自己住了十几年。舅舅本打算把变旧的房子拆了，另建一座更好用些的新房，但由于建筑规定的关系未能称心如愿。有消息说不久将放松规定，舅舅就一直等着。但那期间若无人入住成为空屋，势必被课以税金。而若租给陌生人，又怕不再租时惹出麻烦。所以舅舅说，为了避免征税，作为名义上的租金只付给此前所付公寓租金（那是相当低廉的）那个数目就行了，只是需搬出时得在三个月内搬出。对此我和妻亦无意见。税金上的事固然不大明了，但能以低租金住上独门独院——即使为期不长——实在是求之不得的。距小田急线是有相当一段路，好在房子四周环境好，位于幽静的住宅地段，虽小也还有个院子。房子诚然是人家的，但实际搬来一住，很有一种我辈也“自立门户”的实感。

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此人从不说三道四，性格基本算得上爽快开通。但唯其不多说话，也就多少有点高深莫测的地方。然而亲戚中我对这位舅舅最有好感。他从东京一所大学毕业出来就进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连续播了十来年后，道一声“腻了”辞职离开，在银座开了一间酒吧。酒吧小而朴实无华，却以配制地道的鸡尾酒而小有名气，几年工夫便另外拥有了几家饮食店。他似乎具有适合做此买卖的才智，每家店都相当红火。当学生时一次我问舅舅你开的店怎么都那么一帆风顺呢，例如在银座同一地段几家看上去同样的店有的热火朝天有的关门大吉，其中缘故我不明白。舅舅摊开双手给我看：“魔感。”舅舅一脸认真的神情，此外再没说什么。

舅舅身上真可能有类似魔感的东西，但不止于此，他还有到处发掘优秀人才的本事。舅舅以高薪优待那些人，那些人也仰慕舅舅而勤恳工作。“对正合心意的人要舍得花钱，舍得给机会。”舅舅一次对我说，“大凡能用钱买下的，最好别计较得失，买下就是。剩下的精力花在不能用钱买的方面不迟。”

舅舅晚婚，到四十五岁经济上取得成功后才终于成家。对方比他小三四岁，离过婚，也有相当的资产。至于在何处如何同其相识的，舅舅不说，我也揣度不出。总之一看便知是个有教养的敦厚的女性。两人没有子女。似乎她前次婚姻也未生育，也许因此不欢而散亦未可知。不管怎么说，舅舅作为四十五岁之人，即使称不上阔佬，也算到了不为钱玩命劳作也未尝不可的地步。除店里的收益之外，还有出租房屋和公寓的收入，投资分红亦非小数。由于在生意场中周旋的关系，在我们这个以从事保守性职业和生活节俭而为人知的家族中，舅舅多少有点被视以白眼，而他本人原本也不喜与亲戚交往，唯独对我这个外甥向来没少关照，自我上大学那年母亲去世而同再婚的父亲闹别扭之后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大学生在东京过清苦日子的时候，舅舅常让我在他设在银座的几家店里白吃白喝。

舅舅舅母说独门独院住起来麻烦，便搬到麻布坂上的一座公寓居住。舅舅不甚追求奢华的生活，唯一的嗜好是买罕见的小汽车。车库里有老式的美洲豹和阿尔发罗密欧，两辆都已近乎古董了，但由于保养十分精心，竟如初生婴儿一般通体焕然。

因事给舅舅打电话时，顺便问起笠原May家——有件事我不大释然。

“笠原——”舅舅沉吟了一会，“笠原这个姓记忆中没有。在那里住时我独身一人，和近邻根本没往来。”

“同笠原家隔条胡同的后面，有座空房子。”我说，“以前像有个姓宫胁的人住，现在空着，木板套窗上钉了钉子。”

“宫胁我很清楚，”舅舅说，“那人过去开了几家饭店，银座也有一家。也是生意上的关系，见面聊过几次。老实说，店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店，但位置好，经营上我想还是顺利的。宫胁那个人脾性随和得很，公子哥儿出身吧！不知他是不晓得辛苦还是辛苦与他无缘，总之属于总长不大那种类型。被什么人引诱着玩起了股票，好家伙，行情不妙的时候扔了好些钱进去，结果遭殃了，土地房子饭馆全都得脱手。事也不巧，当时他为开新店刚把房子土地抵押进去，正好比撤了顶梁柱又遭横来风。好像有两个正是好年纪的女儿吧……”

“那以来房子就一直没人住吧？”

“哦，”舅舅说，“没人住？那，肯定是所有权上出了差错，资产处于冻结状态或有其他什么吧。不过，那房子再便宜也最好别买哟！”

“当然，再便宜也买不起的。”我笑道，“可又是为什么呢？”

“我买自己房子时大致查问过，那里有很多蹊跷事。”

“闹鬼什么的不成？”

“闹不闹鬼我不知道，反正在宅基方面听不到什么吉利话。”舅舅说，“战前那里住着一个什么相当有名的军人。大校，是陆军顶呱呱的拔尖人物，战争期间在华北来着。他率领的部队在那边立了不少战功，同时也好像干了很多丧尽天良的勾当。一次就杀了将近五百个战俘，抓了好几万农民当劳工，大半被虐待死了——听说的，具体不清楚。战争快结束时他被召回国内，在东京迎来停战。从周围情况看，他很有可能因战犯嫌疑被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在中国飞扬跋扈的将军、校官一级的一个接一个被MP⁽¹⁾押走，而他不打算受审，不想当众受斥后被处以绞刑，认为与其那样，还不如自行绝命。所以，当这个大校看见美军吉普在家门口停下，美国兵从车上下来时，便毫不犹豫地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本想剖腹，但已没那个工夫了。手枪可以速死。他太太也追着丈夫吊死在厨房了。”

“噢。”

“其实来的是个普通GI⁽²⁾，找女朋友家迷了路，停吉普车只是想找人问路。你也知道，他家一带的路，第一次来的人不大容易搞清。人这东西，把握生死关头可不是件简单事。”

“是啊。”

“于是那房子就空了一段时间，后来给一个女电影演员买下了。过去的人，又不是名演员，想必你不知晓名字。女演员在那里——对了——住了十年左右吧。独身，和女佣两个人住。岂料女演员搬进那房子不出几年就患了眼疾，眼花，很近的东西看起来都模模糊糊。但身为演员，总不能戴着眼镜表演，那年月隐形眼镜也没现在这么好用，又不普及。因此，她总是事先仔细察看拍摄现场的地面情况，从这里前行几步有什么，从那里往这边几步又有什么——这么一一记在脑袋里之后才表演。往日松竹⁽³⁾的室内剧好歹可以应付下来，但有一天她一如往常察看完现场，放心回到休息室后，一个不知内情的年轻摄影师把已固定妥当的好多物件都移动了一下。”

“唔——”

“结果她一脚踩空摔落下去，不能走路了。视力也越来越差——怕是同这次事故有关——简直跟失明差不多。可怜，人还年轻，又漂亮。电影当然不能演了，光在家里静静待着。如此一来二去，她彻底信任的女佣同一个男的卷逃了，从银行存款到股票，干干净净。不像话！你猜她怎么样了？”

“从事情发展看，反正不会是叫人开心的结局吧？”

“是啊，”舅舅说，“给浴缸装满水，把脸浸进去自杀了。我想你也明白，那样的死法不是意志很坚强的人是做不到的。”

“真不开心。”

“半点都不开心。”舅舅说，“那以后不久，宫胁买了那片地。环境好，地势高，日照充足，地方又大，谁都想弄到手。但他也听说了以前住户不大好的下场，就索性把旧房子连同地基全部拆除，重新建了一座，还请人驱了邪。然而看来还是不行。住在那里总没好事！世上就有这样的地方。白给我都不要。”

在附近自选商场采购完回来，我准备好晚餐用料，收回晾好的衣服，叠好放进抽屉，进厨房煮咖啡喝了。电话铃一次未响，安静的一天。我歪在沙发上看书，无任何人打扰。院子里时而响起拧发条鸟的鸣声，此外再无堪称声响的声响。

四时许有人按门铃。是邮递员。说是挂号信，递过一封很厚的信。我在回执上盖了印章，接过信来。

漂亮的和纸⁽⁴⁾信封上用毛笔黑黑地写着我的姓名住址。看背面，寄信人姓名是“间宫德太郎”，住址是广岛县某某郡。无论间宫德太郎这姓名还是其广岛县住址，我都全无印象，而且从毛笔字迹来看，间宫德太郎像是相当上年纪的人。

我坐在沙发上拿剪刀剪开信的封口。信笺是旧式长卷和纸，同样是一气流注的毛笔字。字委实漂亮，像是出自有教养人之手。而我这方面无此教养，读起来甚为吃力。行文亦相当古板，但慢慢细读之下，上面写的内容大致还是懂了。信上说，本田先生——我们过去常去见面的占卜师本田先生已于两周前在目黑自己家中去世。死于心脏病发作。据医生介绍，没怎么受折磨，很短时间就停止了呼吸。信中还写道，他是孤身一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幸吧。早上帮忙做家务的人前来打扫房间时，发现他已趴在地炉上死了。间宫德太郎说他二战期间曾作为陆军中尉在中国东北驻扎过，战斗中因偶然机会同本田伍长⁽⁵⁾成为生死之交。这次遭逢本田大石氏去世，按故人恳切的遗愿代其分发纪念性遗物。故人就此留下了非常详尽的指示。“本人仿佛已预料到自己死期将近，遗书详细而缜密。其中写道倘若冈田亨先生亦肯屈纳一件将深感荣幸云云。”信中继续道，“想必冈田先生正处于百忙之中，但如蒙念及故人遗愿而收此藉以缅怀故人的些许纪念性遗物，作为同样来日无多的故人战友，委实不胜欣慰之至。”信最后写有其在东京的下榻处——文京区本乡二丁目××号间宫某某转交。他大概是住在亲戚家。

我在厨房餐桌上写回信。本想用明信片就事谈事，拿起笔来却硬是想不起合适字眼。最终这样写道：有缘承故人生前诸多关照。想到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往日若干场景蓦然萦回脑际。虽然年龄殊异，且仅仅往来一年，但深感故人身上有某种摇撼人心之处。先生对不才如我亦指名留物纪念，坦率说来实出意料之外。但既是故人所望，自然恭受不辞，还望于便中明示。

我把明信片投进附近的邮筒。

死而后生，诺门坎——我自言自语道。

久美子回来时已快夜里十点了。六点前打来电话，说今天可能晚归，叫我先吃，她在外面对付一餐。我说可以，便一个人简单做晚饭吃了，然后继续看书。久美子回来后说想喝啤酒，我取出中瓶啤酒，两人各喝一半。她显出疲倦的样子，面对厨房餐桌支颐坐着，我搭话也不怎么应声，似乎在想别的什么。我告诉她本田先生去世了。哦？本田先生去世了？她叹息说道。不过也到年龄了，耳朵又听不清，她说。但当我说到给我留了纪念物时，她像看见天上突然掉下什么似的惊道：

“给你留下纪念物了，那个人？”

“是啊。我也想不出为什么给我留纪念物。”

久美子皱眉沉思良久。

“或许你合他的心思吧。”

“可我跟那个人话都没怎么说上几句呀！”我说，“至少我这方面没怎么开口，反正说什么对方都听不明白，只是每月一次跟你老老实实坐在他面前洗耳恭听罢了。而且他讲的几乎全是诺门坎打仗的事，扔燃烧弹哪辆坦克起火哪辆没起火等等，尽是这些。”

“不明白啊。反正是你什么地方合他的意了，肯定。那种人脑袋里的事我是理解不了。”

说完她又沉默下去。一种不大舒服的沉默。我扫了一眼墙上的挂历。到来月经尚有时日。也许单位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猜想。

“工作太忙？”我试着问。

“多少。”久美子眼望仅喝过一口的啤酒杯说，口气里夹杂着一点儿挑衅意味。“晚回来是我不好。办杂志嘛，总有忙的时候。不过这么晚以前不常有的吧？这还是没等做完硬回来的，理由是自己结婚有家。”

我点头道：“工作嘛，难免晚些，这个没关系。我只是担心你是不是累了。”

她淋浴的时间很长。我喝着啤酒，“啪啪啦啦”翻看她买回来的杂志。

无意间手往裤袋里一插，里边仍揣着打工酬金。我还没有把钱从信封里取出，也没对久美子说起打工的事。倒不是有意隐瞒，只是一错过说的机会就不了了之了。而且时间一过，我竟莫名其妙地有些难以启齿起来。认识了附近一个奇特的十六岁女孩，两人一起去假发公司打工，报酬意外地好——这么一说也就罢了。若久美子再应一句“噢是吗不错嘛”，事情或许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她说不定想知道笠原May其人，说不定不欣赏我同一个十六岁女孩的相识。那样一来，我势必从头至尾一一说明笠原May是怎样一个女孩，同我在何处如何相识。而我又不大擅长一五一十向别人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从信封里掏出钱，放进钱夹，将信封揉成团扔进废纸篓。人大约就是这样一点点弄出秘密来的，我想。其实并非我存心对久美子保密。原本就不是重要事项，说与不说均无不可。然而一旦通过了这段微妙的河道，无论最初用意如何，终归还是蒙上了秘密这层不透明外衣。加纳克里他一事亦是如此。加纳马耳他妹妹来访的事我对妻说了，告诉说其妹妹的名字叫加纳克里他，六十年代初期打扮，来我们家取自来水水样，但加纳克里他随后突然和盘托出其莫名其妙的身世、没等说完又突然不辞而别，这些则略去未说。原因是加纳克里他的身世异乎寻常，要向妻完整地传达其细微的意趣于我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也可能久美子不喜欢加纳克里他事毕后仍长时间赖着不走向我公开其个人啰啰嗦嗦的过去。于是这个在我也成了小小的秘密。

而作为久美子，说不定也对我保有类似的秘密，我想。果真如此我也不能责备她。任何人都有一点秘密，只是，我保有秘密的倾向恐怕比她要强些。相对说来，久美子属于心直口快那种类型，边说边想那种类型，可我却不是。

我有点感到不安，便去卫生间看她。卫生间门大开着，我站在门口看妻的背影。她已换了素蓝色睡袍，站在镜前用浴巾擦头发。

“哎，找工作的事，”我对妻说，“作为我还是反复想了许多，跟朋友打个招呼，自己也四下打听过。工作不是没有，想做什么时候都能做，只要我定下心，明天就可以上班。可是心总好像定不下来。我也闹不明白，不知该不该差不多就把工作落实下来。”

“所以不是跟你说过了么，你乐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她看着我映在镜中的脸道，“又不是今天明天非落实不可。要是担心经济上的事就不必了。但如果说你觉得不工作精神不踏实，对我一人外出工作而你在家做家务有心理负担的话，暂且找点事做也行。我反正怎么都无所谓。”

“当然早晚必找事做，这是不言而喻的。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东游西逛混日子，迟早要工作的。但老实说，现在的我不晓得做什么工作合适。辞职后有一段时间我本想再找法律方面的工作干干，毕竟那方面的门路我多少有一点，可现在心情变了，离开法律工作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法律那东西枯燥无味，觉得那不是自己干的活计。”

妻看着我镜中的脸。

“但若问我自己想干什么，却又没有想干的。有人命令我干我觉得一般事都干得来，但对自己想干的事却画不出图像。这就是我眼下面临的问题：没有图像！”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想搞法律呢？”

“反正就是想来着。”我说，“原来就喜欢看书，我原想在大学学文学的，但在选择专业时又这样想来着：文学那玩意儿——怎么说呢——怕更是属于自发性质的。”

“自发性质？”

“就是说，文学那东西不是专门学习研究的东西，而大约是从极为平常的人生中自然涌现出来的。因此我选择了法律。当然对法律的确是有过兴趣的。”

“现在没了？”

我喝了口啤酒。“不可思议啊。在事务所工作那阵子也还是干得蛮来劲的。所谓法律，无非高效率搜集资料归纳疑点，里边有战略，有诀窍，所以认真干起来也还是蛮好玩的。可一旦远离那个世界，就再也觉不出它有什么吸引力了。”

“我说，”妻放下浴巾，转向我道，“讨厌法律，不干什么法律工作不就是了？司法考试什么的忘去脑后不就是了？没有必要慌手慌脚找工作嘛。既然没有图像，那就等图像出现好了。可以吧？”

我点头道：“早就想跟你说明一下，说一下我是如何如何想的。”

她“唔”了一声。

我进厨房洗杯子。妻走出卫生间，在厨房餐桌前坐下。

“对了，今天下午我哥来了个电话。”她说。

“噢。”

“他像在考虑参加竞选，或者说差不多已决定出马了。”

“竞选？”我吃了一惊，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竞选？莫不是竞选国会议员？”

“是啊。新潟伯父选区那边问他下次选举能否出任候选人。”

“可不是说已定下由伯父的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在那个选区出马，也就是你那个在电通当董事什么的堂兄退职回新潟吗？”

她取出一支棉球签开始捅耳朵。“差不多是那样定下的，但最终堂兄还是提出不干，说家已安在东京，工作也有滋有味的，懒得现在又回新潟当什么议员。太太反对也是一大原因。总之不乐意牺牲家庭。”

久美子父亲的长兄由新潟选区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已连任四五届。虽算不得重量级，但还是有一定资历，一度坐过不甚重要的大臣交椅。他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下届选举很难出马，因而需要有人承袭那个选区的地盘。伯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压根儿无意当政治家，担子自然落到了次子头上。

“加上选区那边无论如何都想要哥哥过去。人家要的是年轻有为脑袋好使顶呱呱的人，要的是能够连任几届有希望在中央成为实权派的人。这么着，哥哥就成了最佳人选。知名度高，又可拉到年轻人的票。说起来，在当地滚爬摔打他那人是死活做不来的，好在后援会厉害，说那个包在他们身上，愿意住在东京也不要紧，只要选举时带着身子回去就成。”

我想象不好绵谷升当国会议员是怎么个架势。“对这个你怎么看？”

“他那人跟我没关系。当国会议员也罢当宇航员也罢，想当什么随他当去。”

“可他又为什么特意找你商量呢？”

“何至于！”她换上冷淡的语气，“不是找我商量，他那人哪里会找我商量呢！只是告诉我一声罢了，说有这么回事，好坏把我当作家族一员。”

“唔。”我说，“不过离过婚，单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不会成为问题？”

“会不会呢？”久美子说，“什么政治呀选举呀，我不太懂，也没兴趣。这个且不管，不过他那人再不结婚倒有可能，无论跟谁。本来就不该结什么婚的。他追求的是别的东西，和你我追求的截然不同，这点我早知道。”

“哦。”我应了一声。

久美子把两支棉球签用纸巾卷了扔进垃圾篓，然后扬脸凝视着我说：“过去，一次哥哥正手淫的时候给我撞见了。我以为谁也不在就开门进去了，原来他在里边。”

“手淫谁都搞的嘛！”

“不是那个意思，”她叹了口气说，“大约是姐姐死后三年吧。他是大学生，我小学四年级，大概。母亲拿不定主意是把死去的姐姐的衣服处理掉还是怎么办，结果还是留下了，认为我长大了或许可以穿。衣服放在纸壳箱里，塞进壁橱。哥哥把那衣服找出来，边闻边干那个。”

我默然。

“我那时还小，对性一无所知，搞不清哥哥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我是懂的：那是不该看见的不光彩行为。其实他那行为要比表面上的根深蒂固得多。”说着，她轻轻摇了下头。

“绵谷升知道你看见了？”

“他长眼睛的嘛！”

我点了下头。

“衣服后来怎么样了？你长大穿姐姐的衣服了？”

“哪里。”她回答。

“他是喜欢你姐姐的喽？”

“说不清。”久美子说，“对姐姐有没有性方面的兴趣我不知道，不过里面肯定有什么，而他又好像离不开那什么，我觉得。我说他不该结什么婚，就是指这个。”

随后久美子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没作声。

“在这个意义上，他那人有着相当严重的精神问题。当然我们每人也都或多或少有精神问题，可是他那人的精神问题跟我们的是不同的东西，那要深得多也硬得多。而他又绝对不肯、无论如何也不肯把那种创伤或痛处暴露给别人。我说的意思，可明白？就这次竞选来说，我也有点儿担心。”

“担心，担心什么？”

“不知道。那个嘛！”她说，“累了，脑袋再想不下去了。今天这就睡吧。”

我去卫生间边刷牙边照自己的脸。辞去工作三个月，几乎没到外部世界去，只在附近商场和区营游泳池和自家房子之间走来走去。除去银座和光的前面和品川那家宾馆，我去离家最远的地方就是站前的洗衣店。这期间我差不多谁也没见。整整三个月我可以称得上“见”了的人，除去妻，不外乎加纳马耳他克里他姐妹和笠原May三人。这世界确实够狭小的了，且几乎死水一潭。然而，我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是如此狭小如此静止不动，我越是觉得里边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就好像它们和他们屏息敛气躲在阴暗处等我停下脚步，而且每当拧发条鸟来院子拧一次发条，世界便加深一次迷乱的程度。

漱罢口，我又照了半天自己的脸。

没有图像，我对自己道，我年已三十，一旦止步，再无图像。

走出卫生间进寝室时，久美子已经睡了过去。

(1)　Military Police之略，美国宪兵队。

(2)　Government Issue之略，美国兵的俗称。

(3)　日本的电影制片厂名。

(4)　一种日本纸。

(5)　日本旧军衔，相当于下士。

11　间宫中尉的出现、温沼来客、香水

三天后，间宫德太郎打来电话。早晨七点三十分，我正和妻一起吃早餐。

“一大早打电话实在对不起，但愿不是把您从床上叫醒……”间宫满怀歉意地说。

我说早上一般六点刚过就起床了，没关系。

他说明信片收到了，谢谢。说无论如何想趁我上班前联系上，并说如果今天午休时间能见到我就太好了，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因为他想尽可能今晚赶乘新干线回广岛。本来应该可以再稍住些时日，但出了急事，今明两天内必须赶回。

我说眼下自己没有工作，自由之身，天天赋闲，上午也好中午也好下午也好，什么时候悉听尊便。

“可您没有什么安排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我回答安排一概没有。

“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上午十点到府上拜访，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么，一会儿见。”说罢，他放下电话。

电话放下后，我才想起忘了跟他说车站到我家的路线。不过不要紧，我想，地址他知道，要来怎么都会找到的。

“谁？”久美子问。

“分送本田先生纪念物的人，说要今天上午特意送来。”

她“呃”一声，接着喝咖啡，往面包上抹奶油。“人倒够热心的。”

“百分之百。”

“我说，是不是该去本田那儿上炷香什么的，哪怕你一个人去也好。”

“可也是。这事儿也问一下看。”我说。

出门前，久美子来我面前叫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连衣裙和身体吻合极好，拉起来费了些劲。她耳后发出极好闻的气味儿，很有夏日清晨气息。“新香水？”我问。她未回答，迅速看一眼手表，抬手按一下头发。“得走了！”说着拿起桌上的手袋。

收拾久美子工作用的四叠半⁽¹⁾房间、归拢里面要扔的东西时，纸篓中一条黄绸带引起了我的注意。带子从写坏的二百格稿纸和邮寄广告等下面稍稍探出。之所以注意到是因为那绸带黄得甚是鲜艳醒目。是礼品包装用的那种，花似的团成一团。我从纸篓中取出看了看，同绸带一起扔的还有松屋百货店包装纸，包装纸里面是印有克里斯汀·迪奥标记的纸盒。打开盒盖，现出瓶状凹托。光看盒子就不难得知东西相当昂贵。我拿盒走进卫生间，打开久美子化妆品抽屉，从中发现一瓶几乎未用过的克里斯汀·迪奥牌香水。瓶子与盒子的凹托正相吻合。我拧开金黄色瓶盖，气味同刚才从久美子耳后闻到的完全相同。

我坐在沙发上，边喝早上剩下的咖啡边清理思绪。估计有谁向久美子赠送了香水，且价格相当昂贵。在松屋百货店买的，让售货员扎上送礼用的绸带。倘若是男人送的，对方应该同久美子关系相当密切。关系一般的男人断不至于向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送什么香水。而如果来自同性朋友……难道女性当真会向同性朋友赠送什么香水不成？这我不甚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段时间久美子并无接受他人礼物的任何理由。她生日是五月，我们结婚也在五月。也有可能她自己买了香水又让扎了条包装用的漂亮绸带，而那目的又何在呢？

我叹口气，望着天花板。

是否应该直接问问久美子呢？问那瓶香水谁送的。她或许会这样回答：啊，那个嘛，是由于我帮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孩办了点私事。说起来话长，总之见她焦头烂额，就好心帮了个忙，于是她送礼表示感谢。味儿极好吧？可贵着哩，这个。

OK，无懈可击，话就此结束。那么我何苦特意问这个呢？何苦把这个放在心上呢？

然而我脑袋里还是有什么挥之不去。哪怕她就这香水向我交代一句也好。到家走进自己房间，独自解开绸带，剥下包装纸，打开盒子，其他全部扔进纸篓，只把瓶子放进卫生间化妆品抽屉——有如此时间，应该可以向我说一句“今天单位一个女孩送我这个了呢”，然而她没说，也许以为不值得特意说。但即便真是这样，这东西现在也还是披上了“秘密”这层薄薄的外衣，使我不能释然。

我久久地茫然对着天花板。我努力去想别的，但想什么脑袋都运转不灵。我想起拉连衣裙拉链时久美子那光滑白皙的背和耳后的清香。很想吸支烟——好久没吸了——很想叼支烟给烟头点上火狠狠往肺里吸上一口。我想那样心情会多少沉静下来，但没香烟，无奈只能拿一粒柠檬糖含着。

九点五十分，电话铃响了。估计是间宫中尉。我家住的地方相当难找，来过几次的人有时都迷路。但不是间宫中尉。从听筒里传来的，是上次那个打来莫名其妙电话的谜一样的女郎。

“你好，好久没联系了。”女郎说，“如何？上次可舒服？多少有点感觉吧？干吗半当中放下电话啊？正当要登峰造极的时候。”

一瞬间我以为她说的是那次因梦见加纳克里他而遗精的事。那当然不可能。她指的是上次煮意大利面条时那个电话。

“喂，抱歉，现在忙着。”我说，“十分钟后有客人来，不少准备工作要做。”

“就失业期间而言，每天还真够忙的。”她以揶揄的语气道。和上次一样，音质悄然一变。“煮意式面条，等客人。别担心，十分钟足够。两人就聊十分钟。客人到时挂断不就行了？”

我想默然放下电话，但未能那样。妻的香水搞得我有点心神不定，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谁都好。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拿起电话机旁的铅笔，挟在指间来回旋转，“难道我真的知道你？”

“那还用说！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这种事怎么好说谎呢！我也没闲工夫给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嘛！你记忆里肯定有个死角什么的。”

“我不明白，就是说……”

“好了好了，”女郎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别这个那个没完啦。我知道你，你知道我。最重要的是——跟你说，是我会很温柔很温柔地待你，你却什么都不用做。你不觉得这很妙？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都不用负，我提供一切，一切哟！如何，不觉得这相当够意思？别想得那么严重，大脑空空即可。就像在春天温暖的下午‘骨碌’一声躺在软乎乎的泥沼里一样。”

我默然。

“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太太忘到一边去！失业呀将来呀也忘到九霄云外去！全都忘得干干净净！我们都是从暖融融的泥沼里来的，早晚还要回到暖融融的泥沼里去。一句话——嗳，冈田，可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跟太太做爱的？说不定是相当往前的事了吧？对了，两星期前？”

“对不起，客人就要到了。”我说。

“唔，实际还要往前，听声音感觉得出。喂，三个星期以前对吧？”

我没作声。

“啊，那也就罢了。”她说。声音听起来就像用小扫帚窣窣地清扫百叶窗上的灰尘。“那终归属于你和你太太之间的问题，而我可是你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并且不要你对我负任何责任，冈田先生！拐过一个角，就实实在在有那样的地方，那里横亘着你见所未见的世界。我不是说你有死角吗？你还执迷不悟呢！”

我握着听筒始终保持沉默。

“请环视你的周围，”她说，“然后告诉我，那里有什么，能看见什么。”

这时门铃响了。我舒了口气，一声不响地放下电话。

间宫中尉是个脑袋秃得利利索索的高个子老人，戴一副金边眼镜。的确像是从事适度体力劳动的人，皮肤微黑，气色极佳，身架硬朗。两眼眼角分别整齐地刻着三条很深的皱纹，给人的印象就好像给太阳光晃得直眯缝眼睛似的。年龄看不大准，想必已过七十岁。年轻时大概身体相当壮实，这从其姿势的端正、衣着的简练不难看出。举止谈吐十分谦和礼貌，而又含有不加矫饰的坦诚。看上去间宫中尉这个人早已习惯于以自己的能力判断事物、自己承担责任。身上是普普通通的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灰黑相间的条纹领带。那件穿得一丝不苟的西装于七月闷热的上午看上去质地未免过厚，但他竟一颗汗珠也没现出。左手是假手，假手上戴着与西装相同的浅灰色薄手套。较之汗毛晒得很黑的右手背，戴手套的手显得格外没有活力和冷漠。

我把他让到客厅沙发坐下，端上茶。

他道歉说没带名片。“在广岛一所乡间高中当过社会科老师，到年纪退休了。那以后什么也没做。因为多少有点地，就一半出于兴趣地做点简单的农活，所以连个名片也没印，请多包涵。”

我也没印名片。

“恕我冒昧，您贵庚几何？”

“三十岁。”我说。

他点下头，喝口茶。我不晓得自己三十岁这点给他以怎样的感想。

“府上可真是幽静啊！”他改变了话题。

我介绍说这房子是以低租金从舅舅那儿租来的，告诉他一般情况下以我们这样的收入连这一半大的房子怕也住不起。他点着头拘谨地环视房子，我也同样环视一番。请环视你的周围，那女郎说。环视一遍后，觉得房里好像飘浮着给人以陌生感的空气。

“在东京一连住两个星期了。”间宫中尉说，“您是这回分送遗物的最后一位，这样我也就可以放心地回广岛了。”

“可以的话，我想去本田府上上一炷香……”

“您的心意实在难得，但本田先生的老家在北海道旭川，墓地也在那边。这次家人从旭川来京，把他目黑住处的东西全部打点运回，那里已经空了。”

“原来这样。”我说，“那么说本田先生是离开家人独自住在东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长子对他一个老年人住在东京放心不下，加上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所以劝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无愕然。一向觉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经过世了？”

“此话说起来复杂。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实战后不久就同一个男的殉情了。大概是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吧。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详谈，我也不便一一细问。”

我点点头。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个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抚养成人，子女各自独立之后，他单身来到东京，开始从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类的活动。”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来着？”

“和哥哥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印刷厂。”

我试着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检查清样的光景。不过对我来说，本田先生永远是位身穿脏兮兮衣服腰缠睡袍式腰带冬夏都坐在地炉前摆弄卜签的老人。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用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一个状如小糕点盒的东西。盒子外包着牛皮纸，又结结实实缠了好几道细绳。他把盒放在茶几上，推来我这边。

“这就是本田先生留给您的纪念物。”间宫中尉说。

我接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无从判断里面所装何物。

“就在这打开看可以吗？”

间宫中尉摇头道：“不，对不起，故人指示请您在独自一人时打开。”

我点头把盒放回茶几。

“其实，”间宫中尉开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信上说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从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办——家中壁橱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拟传于诸多人士。但自己已无力实施，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纸所示代为分赠。自知实为厚颜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务请辛劳一遭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六七年吧——不通音讯，现在却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我当即给本田先生回了信，但接到的却是本田先生儿子寄来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子啜了口茶。

“他那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肯定已达到我等望尘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写的那样，他的的确确有一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我一九三八年春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这个感觉。”

“诺门坎战役你和本田先生一个部队？”

“不，”间宫中尉说着轻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两个部队，分属两个师。我们一同行动是在诺门坎战役前一次小规模作战的时候。那以后本田伍长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则没参加诺门坎的战斗。我……”间宫中尉举起戴手套的左手，“这只左手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攻时丢掉的。正打坦克时肩部中了一颗重机枪子弹，一时失去知觉，偏巧又给苏军坦克的履带碾上了。之后我成了苏军俘虏，在赤塔做了手术，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一直被扣到一九四九年。一九三七年被派往满洲，一共在大陆待了十二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家人亲戚都以为我在同苏军作战时死了，故乡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开日本前，尽管有点含糊，也算是同一个女子订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别的男人结了婚。没办法的事，十二年说起来毕竟是长了。”

我点点头。

“您这样的年轻人，怕是对过去的老话不感兴趣吧，”他说，“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曾是和您一样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军人。我想当的是教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半强制性地当了军官候补生，再没返回国内，青春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场梦。”间宫中尉就此缄口不语。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讲讲您和本田先生相识时的事好吗？”我试探着问。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样一个人物。

间宫中尉两手规规矩矩地置于膝盖，沉吟良久。并非迟疑，只是在想什么。

“说起来可能话长……”

“没关系。”我说。

“这件事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谁说过。这是因为，我们曾约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下我一个，说出来也不会给谁添麻烦了。”

于是间宫中尉开始讲述。

(1)　叠即“榻榻米”，一种日本草席。四叠半即铺有4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约7.2平方米。

12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一）

“我到满洲是一九三七年年初的事，”间宫中尉开始说道，“我是作为少尉到新京⁽¹⁾关东军参谋本部报到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地理，所以被分配到专门搞地图的‘兵要地志班’。对我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受命负责的工作，坦率地说，作为军事勤务是相当舒服的那一类。

“而且，当时满洲的形势比较安稳，或者说算是稳定的了。‘日支事变’⁽²⁾的发生使战争舞台从满洲移往中国内地，投入作战的部队也由关东军变为中国派遣军。扫荡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大多是在比较边远的地区，总体上大的难关已经过了。关东军把精锐部队放在满洲，以便一边监视北部边境，一边维持独立不久的‘满洲国’的稳定与治安。

“虽说安稳，毕竟是战时，演习还是时常有的，但我没有参加的必要。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在零下四十度甚至五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演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演习中弄不好都可能没命。每演习一次，都有几百士兵冻伤，或住院或送往温泉治疗。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新来的单身军官住的不是兵营，而是集中住在类似公寓那样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说是学校生活的继续。我天真地想，要是这样的安稳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平安无事服完兵役可就再好不过了。

“无须说，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平。离开这块避风港马上就是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中国战场必然成为进退不得的泥沼——我想大多数日本人都明白这点，当然这里指的是头脑正常的日本人。纵使局部打几个胜仗，日本也是没有可能长期占领统治那么大的国家的。这点冷静考虑一下就不难明白。果不其然，仗越拖越久，伤亡数量有增无减，同美国的关系也像滚下坡似的急剧恶化。即便在日本国内也感觉得出战争阴影正在一天天扩大。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就是这样的黑暗岁月。然而新京的军官生活却过得悠然自得，老实说，甚至不知战争为何物。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

“不料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末吧，我被参谋本部一个上司叫去，让我见一个叫山本的便服汉子。此人短发，仁丹胡，个头不怎么高，年龄三十五六岁，脖子上有一道刀砍过似的伤疤。上司介绍说：山本是民间人士，受军方委托正在调查‘满洲国’境内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这次要去呼伦贝尔草原同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调查，军方准备派几名护卫随行，你也作为一员同去。但我不相信这番话。因为山本这个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么看都是职业军人，眼神、说话方式和举止都说明了这一点。我猜测是高级军官，且是情报方面的，大概出于任务性质而不便公开军人身份。这里边已经透出了凶多吉少的预感。

“与山本同行的连我共三人。作为护卫来说未免过少，但若增加人数，势必相应引起边境附近外蒙军队的注意。看样子少而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唯一身为军官的我就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要说战斗力，只有浜野军曹⁽³⁾一人。浜野是参谋本部下属的士兵，连我也很熟悉，可说是从行伍中滚爬出来的，还在中国战场立了战功。此人胆大，关键时刻能顶得住。但我不晓得一个姓本田的伍长何以也参加进来。本田和我一样刚从国内派来不久，当然也谈不上实战经验，看上去人很老实，沉默寡言，打起仗来不像能有多大用处。再说他属第七师，就是说，是参谋本部为执行此次使命特意把他从第七师选拔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具有这个价值，而真正明白个中缘由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之所以被选为这些警卫士兵的指挥官，是因为我主要负责满洲西部边境和哈拉哈河流域的地理情况，充实这方面的地图是我的主要任务，曾坐飞机在那一带上空飞行过几次，所以想必上司认为派我去多少方便些。此外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在护卫的同时详尽地搜集该地区的地理情报，提高地图准确度，即所谓一举两得。我们当时手中关于呼伦贝尔草原与外蒙交界一带的地图，老实说是相当粗糙的，不过是把清代地图加加工罢了。关东军自满洲建国以来勘察过好几次，准备绘制准确些的地图，无奈那儿过于辽阔，加之满洲西部全是沙漠般漫无边际的荒野，边界线有也等于没有。况且那里原本住的是蒙古牧民，他们几千年来从不需要边界线，也没那个概念。

“此外政治上的原因也推迟了地图的准确绘制。因为，如果单方面擅自划定边界线搞正式地图，很可能引起大规模军事纠纷。与满洲接壤的苏联和外蒙对犯境极为神经质，以前就为边界线发生过几次激烈战斗。在当时那个阶段，陆军不愿意同苏联交火。陆军已将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没有分兵大规模对苏作战的余力。不但师团数量不足，坦克、重炮、战机数量也不够。军部认为当务之急是使建立不久的‘满洲国’国体稳定下来，而北部、西北部边界线的明确划分不妨推迟一步，目的在于暂且模糊着以争取时间。风头正劲的关东军也大体尊重这一见解，采取了静观姿态，于是一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搁置下来了。

“问题是无论用心如何，一旦打起仗来（实际上诺门坎第二年就打起来了），我们没有地图是无法作战的。并且普通民用地图还不行，需要作战用的专门地图，比如适合在何处构筑何种工事，重炮置于何处最有效，步兵步行到彼处需几日时间，何处可取得饮用水，马匹粮草需要多少——需要包括这些详细情报的地图。没有这样的地图，打现代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工作同情报部的工作有相当多的交叉部分，频繁同关东军情报部和设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交换情报，人员也大致相互认得。但山本这个人却是第一次见。

“经过五天准备，我们乘火车从新京去海拉尔，再从海拉尔转乘卡车经过有一座叫坎杜尔庙的喇嘛寺院的地方，来到哈拉哈河附近‘满洲国’军的国境监视所。准确数字记不清了，作为距离我想有三百至三百五十公里。一眼望去，真个是什么也没有的空荡荡的荒野。出于工作性质，我一直在卡车上拿地图同地形对照，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堪称标志的东西可以利用。长满篷篷荒草的丘陵绵延不断，地平线无限扩展开去，唯独天空有云片飘浮。在地图上根本没办法搞清我们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只能通过计算行进时间来大体判断方位。

“在这荒凉风景中默默行进起来，有时会涌起一股错觉，觉得自己这个人正在失去轮廓渐渐淡化下去。周围空间过于辽阔，难以把握自己这一存在的平衡感。明白吗？只有意识同风景一起迅速膨胀、迅速扩散，而无法将其维系在自己的肉体上。这是我置身于蒙古大草原正中的感觉。多么辽阔的地方啊！感觉上与其说是荒野，倒不如说更像是大海。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升起，缓缓跨过中天，在西边地平线沉下，这是我们四周所能看到的唯一有变化的物体。它的运行使我感觉到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宇宙巨大慈爱的情怀。

“在‘满洲国’军的监视所，我们下了卡车改为骑马。除供我们骑的四匹马外，那里还另备了两匹马驮运粮食、水和装备。我们的装备比较轻便，我和那个叫山本的只带手枪，浜野和本田是手枪加三八枪，各有两颗手榴弹。

“指挥我们的实际上是山本，他决定一切，向我们下达指令。他公开身份是民间人士，按军队规则本应由我任指挥官，但谁也没对归山本指挥这点怀有疑问，因为无论在谁眼里指挥官都非他莫属，而我虽军衔是少尉，实际上不过是全无实战经验的科室人员。军人这东西一眼即可看出这种实力，他们自然而然听命于有实力人的指挥。况且出发前上级已再三交代我要绝对尊重山本的指示，总之就是要破例听山本的。

“来到哈拉哈河，我们沿河南下。雪化了，河水上涨。可以看到河里边很大的鱼，有时还可发现远处有狼。不是纯种狼，大概是狼和野狗的混血，但不管怎样无疑都有危险。夜里为保护马不受狼侵害，我们必须轮流站岗放哨。还有鸟，大多像是返回西伯利亚的候鸟。我和山本就地势交谈了很多，两人一边用地图确认大致的行军路线，一边把眼睛捕捉到的零碎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但除了同我交换这类专门情报之外，山本几乎不开口。他默默策马前进，吃饭时一人离开，睡觉时一声不响躺下，给我的印象是这一带他并非第一次来。关于这一带的地形、方位，他具有准确得惊人的知识。

“往南平安无事走了两天后，山本把我叫过去，说明天黎明过哈拉哈河。我大吃一惊：哈拉哈对岸属外蒙领土！我们现在所在的河右岸其实也是有边界纠纷的危险地带，外蒙宣称是本国领土，‘满洲国’主张说为‘满洲国’所有，不时发生武装冲突。但在这边我们即使被蒙军俘获，只要是在右岸，由于双方各持己见，尚属情有可原。加之正值雪融时节，一般没有蒙军过河而来，同其遭遇的现实危险不大。但若发生在河左岸，事情可就另当别论了。那边肯定有外蒙军巡逻队，一旦被其抓住，势必无言可辩。因为显然是犯境，弄不好就成政治问题，当场被击毙也无话可说。再说我并未接得上级可以越过边界线的指示，接受的是服从山本指挥的指示。但我一来无法当场判断这里边是否包含属于犯境这样的严重行为，二来刚才也说过了，此时正值哈拉哈河涨水，而且势头很猛，不易过河。何况又是雪水，凉得不得了。就连牧民们这时期也不愿过河，他们过河大多选在结冰期，或水流多少减缓气温上升的夏季。

“我这么一说，山本盯了我一会儿，随后点几下头。‘你对犯境的担心我很理解，’他以恳切的语气说，‘身为带兵的军官，你理所当然要表明自己责任的所在，将部下性命无谓地置于危险境地不可能是你的本愿。但这点还是请让我负责好了，我对这次行动负完全责任。因立场关系我不能告诉你更多情况，总之军部最上层都知晓此事。关于渡河，技术上不存在问题，完全有足以渡河的地点，想必你也知道的。以前我从那里越境过几次，去年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点进入过外蒙，不必担心。’

“的确，熟悉这一带地理情况的外蒙军即使在融雪期也曾往哈拉哈河右岸运送过几次部队，尽管人数不多。只要有意，哈拉哈河确实存在能以部队为单位渡河的地点。既然他们可以渡河，山本这个人当然可以，我们渡河便也不是不可能。

“看情形那是外蒙军构筑的秘密渡河地点，伪装得很巧妙，一眼很难发现。板桥沉在浅滩之间的水下，系有绳索以免被急流冲走。显而易见，如果水势稍缓，运兵车装甲车和坦克即可顺利通过。由于桥在水中，飞机侦察也极难发现。于是我们抓着绳索过河。山本先过，确认没有外蒙军巡逻队之后，我们接着过去。水凉得几乎使脚失去感觉，但不管怎样，我们终于连人带马站到了哈拉哈河左岸。左岸比右岸高得多，右岸横亘的沙漠尽收眼底，这也是诺门坎战役中苏军始终占据优势的一个原因，地势的高度差同大炮的着弹精确度有直接关系。这且不说，总之记得当时觉得河的这边与那边光景竟那样不同。在冰冷冷的河水中浸过的身体，神经久久处于麻痹状态，甚至声音都发不自然。但想到自己不折不扣置身于敌方阵地，老实说，早已紧张得忘了寒冷。

“之后，我们沿河南下。哈拉哈河像蛇一样在我们的左眼下弯弯曲曲流淌不止。走了一会，山本对我们说最好把军章摘下，我们按他说的做了。被敌人捉住时暴露军衔恐怕不合适，这么想着，我把军官穿的长筒靴也脱下换了绑腿。

“渡过哈拉哈河那天傍晚，我们正在做野营准备时，来了一个汉子。是蒙古人。蒙古人的马鞍比一般马鞍高，远远即可看出。浜野军曹发现后端起步枪，山本忙喝令‘不许打’，浜野于是不声不响慢慢放下了步枪。四人定定站在那里，等待那个汉子骑马走近。来人斜背着苏制步枪，腰间别一把毛瑟手枪，满脸胡须，戴一顶有护耳的帽子，衣服虽脏得跟牧民一个样，但其举止马上告诉我们这是个职业军人。

“来人跳下马，对山本说话。估计说的是蒙古语。俄语和汉语我都大致听得懂，而他说的两种都不是，所以我想定是蒙古语无疑。山本对来人同样讲蒙古语，这使我确信山本到底是情报部军官。

“‘间宫少尉，我跟他一道出去。’山本说，‘去多长时间还不知道，你们原地等着别动。我想这就不用交代了——一定得有人坚持放哨。如果我三十六小时后还不返回，就向司令部报告，派一人过河去满军监视所！’我说明白了。山本当即上马，同蒙古人一起向西跑去。

“我们三人做好野营准备，简单吃了晚饭。不能煮饭，不能生火。一眼望去，除了低矮的沙丘，再无任何掩蔽物。弄出烟来转眼就会给敌人捉住。我们在沙丘阴坡低低地支起帐篷，大气不敢出地嚼了饼干，吃了冻肉罐头。太阳落下地平线后，黑暗马上压来，空中数不清的星星闪闪烁烁。狼不知在哪里嚎叫，叫声随着哈拉哈河滔滔的流水声传来。我们躺在沙土上以消除白天的疲劳。

“‘少尉，’浜野军曹对我说，‘情况凶多吉少啊！’

“‘是啊。’我回答。

“那时我同浜野军曹、本田伍长已相当谈得拢了。我是个军历几乎空白的新军官，本应受到浜野这个久经沙场的兵油子的抢白愚弄，可是他和我之间却没发生这样的事。我是在大学受过专门教育的军官，他对我怀有类似敬意的心情；我则不介意军衔，有意尊重他的实战经验和现实判断力。而且他家在山口，我家在同山口相邻的广岛，自然有亲近感，说话投机。他向我讲起这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他虽然不过小学毕业，命中注定的小兵，但对在中国大陆这场无休无止的糟糕战争也怀有自己的疑问，并坦率地道出了这种心情。‘自己是个兵，打仗倒无所谓，’他说，‘为国家死也没关系，这是我的买卖。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打的这场战争，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地道的战争，少尉！这不是有战线、同敌人正面交锋的正正规规的战争。我们前进，敌人不战自退。退却的中国兵脱去军装钻到老百姓堆里，这一来，我们连谁是敌人都分辨不出，所以就口称什么剿匪什么收拾残兵把很多无辜的人杀死，掠夺粮食。战线迅速推进，给养跟不上，我们只有掠夺。没有收容俘虏的地方没有给他们吃的粮食，只好杀死。这是错的。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少尉，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大义，什么都没有，纯粹是互相残杀。遭殃的说到底全是贫苦农民。他们没什么思想，国民党也好张学良也好八路军也好日本军也好，都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就行。我是穷苦渔民的儿子，最懂穷百姓的心情。老百姓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头来只能糊口，少尉！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接一个杀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对日本有好处。’

“相比之下，本田伍长不愿多谈自己。他总的来说人比较沉默，总是听我们讲而不插嘴。但他的沉默不属于沉闷那一类，只是自己不主动开口罢了。所以，觉得这个人不好捉摸的时候的确也是有的，但并不因此感到不快，莫如说他那沉静之中有一种使人安然放心的东西。或许可以称为从容不迫吧，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几乎没有惊慌失措的时候。他老家在旭川，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小印刷厂。年龄比我小两岁，初中毕业后就和哥哥一起给父亲当帮手。兄弟三人没有姐妹，他是老幺。最上边的哥哥两年前在中国战死了。喜欢看书，有一点点自由时间也歪倒在那儿翻看佛教方面的书。

“前边说过，本田虽然没有实战经验，只在国内受过一年训练，但作为士兵却相当出色。每个小队里必然有一两个这样的士兵，他们吃苦耐劳，从不发牢骚，一丝不苟地履行义务。有体力，直觉也好，能够即刻领会上边交代的事情，做起来不出差错。他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还作为骑兵受过训练，四个人中他对马最熟悉，六匹马照料得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照料，我们觉得他恐怕对马的情绪都了如指掌。浜野军曹也马上看出本田伍长的能力，不少事都放心托付给他。

“这么着，作为临时拼凑的小组，我觉得我们之间沟通起来相当顺利。由于不是正规分队，也就少了死板板的清规戒律。说起来，很有一种萍水相逢亦是缘的轻松感。所以浜野军曹也得以不受官兵间框框的限制而畅所欲言。

“‘少尉，你怎么看山本那个人？’浜野问我。

“‘大概是特务机关的吧，’我说，‘蒙古话都会说，可算是相当够格的专家，又很了解这一带的详情。’

“‘我也那么看的。一开始以为是讨得军部上层欢心的什么一旗组马贼或大陆浪人，但不是。那类人我很清楚。那帮家伙只会喋喋不休地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动不动就想露一手好枪法什么的。可是山本那个人没那种轻薄的地方，胆子好像很大，有股高级军官味儿。我也是稍微听得一点消息——军部这回大约是想网罗兴安军出身的蒙古人组建一支间谍部队，并为此招了几名专门搞间谍的日本军官。山本说不定和这个有关。’

“本田伍长在稍离开一点的地方拿着步枪放哨。我把勃朗宁手枪放在身旁地上，以便随时抓在手里。浜野军曹解开绑腿揉脚。

“‘这不过是我的猜测，’浜野继续道，‘说不定那个蒙古人是内通日军的反苏派外蒙军官。’

“‘有这个可能。’我说，‘不过在别处尽量别多说，弄不好要掉脑袋的。’

“‘我也没那么傻，在这里才说的。’浜野笑嘻嘻应道，随即神情肃然，‘不过，少尉，如果真是这样，眼下可就不是儿戏，说不定会捅出一场战争。’

“我点了下头。外蒙虽说是独立国家，其实完全是被苏联摁着脖子的卫星国，这点同实权掌握在日军手里的‘满洲国’是半斤八两。只是外蒙内部有反苏秘密活动，这已没什么好隐瞒的。以前反苏派就同‘满洲国’日军里应外合，搞过几次叛乱。叛乱分子的骨干是对苏军的飞扬跋扈心怀不满的外蒙军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地主阶级和数量超过十万之众的喇嘛。这些反苏派能够依靠的外部势力只有驻满洲的日军，而且较之俄国人，他们似乎更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怀有好感。前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大规模叛乱计划暴露后，反苏派在首都乌兰巴托遭到大规模清洗，数以千计的军人和喇嘛以通日反革命的罪名被处死。但即使这样，反苏感情也没消失，而在各个方面潜伏下来伺机反扑。所以，日本情报军官越过哈拉哈河偷偷同外蒙军官联系也就无足为奇了。外蒙军也加强了警戒，派警备队频繁巡逻，将距满蒙边界线十至二十公里地带辟为军事禁区。但毕竟边界地带广阔，没办法布下天罗地网。

“显而易见，即使他们叛乱成功，苏军也将立即介入镇压反革命。而若苏军介入，叛军必然请求日军增援。这样一来，作为关东军就有了进行军事干预的所谓正当理由，因为占领外蒙无异于给苏联西伯利亚战略从侧腹插上一刀。就算国内大本营从中掣肘，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参谋们也不可能这样坐失良机，果真如此，那就不是什么边界纠纷，很可能成为日苏间真正的战争。一旦满蒙边境日苏正式开战，希特勒很可能遥相呼应，进攻波兰和捷克——浜野军曹所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亮了山本也没返回。站最后一班岗的是我。我借了浜野军曹的步枪，坐在略微高些的沙丘上，一动不动凝望东边的天空。蒙古的黎明实在美丽动人。地平线一瞬间变成一条虚线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然后静静向上提升，就好像天上伸出一只巨手，把夜幕一点一点从地面上剥开，十分瑰丽壮观。前面已说过，那是一种远远超越我自身意识的壮观。望着望着，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正这么地慢慢稀释慢慢消失。这里边不包含任何所谓人之活动这类微不足道的名堂。从全然不存在堪称生命之物的太古开始，这里便是如此光景，业已重复了数亿次数十亿次之多。我早已把站岗放哨忘到九霄云外，只顾忘情地对着眼前黎明的天光。

“太阳完全升上地平线后，我点燃一支烟，吸口壶里的水，小便。我想起了日本。想故乡五月初的风景，想花的芳香、河水的琤、天上的云影，想往日的朋友和家人，还想软乎乎的槲叶年糕。我其实不大喜欢甜食，但这时却想槲叶年糕想得要死。要是能在这儿吃上那年糕，我宁可花去半年津贴。想到日本，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彻底抛在了天涯海角。为什么要豁出命来争夺这片只有乱蓬蓬的脏草和臭虫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争夺这片几乎谈不上军事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不毛之地呢？我理解不了。如果是为保卫故乡的土地，那我万死不辞，可现在却是要为这片连棵庄稼都不长的荒土地抛弃这仅有一条的性命，实在傻气透顶。”

“山本回来已是第二天天亮时分了。那天早上也是我站最后一班岗。正当我冲着河发怔的时候，听得背后有马嘶声，慌忙回过头去，却一无所见。我朝传来马鸣的方向一动不动地架着步枪，咽口唾液，竟‘咕噜’一下发出很大的声响，大得自己都陡然一惊，钩住扳机的手指不停地发抖。在那以前我还没向任何人开过枪。

“但几秒钟后，摇摇晃晃地从沙丘上出现的，是骑在马上的山本。我仍手钩扳机环顾四周，除山本外没发现其他身影。没见到前来接他的蒙古人，也没见到敌兵，只有又白又大的月亮如不吉祥的巨石悬在东边的天空。看样子他左臂负了伤，臂上缚的手帕给血染红了。我叫醒本田伍长，叫他照料山本骑回的马。马大概跑了很远的路，大口大口喘着气，满身是汗。浜野代我放哨。我取出药品箱给山本治疗臂伤。

“‘子弹穿过去了，血也不再出了。’山本说。的确，子弹恰好利利索索地一穿而过，只在那里剜了一个肉洞。我解下代替绷带的手帕，用酒精给伤口消毒，缠上新绷带。这时间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仅上唇上边那里细细地沁出一层汗珠。他用水壶里的水润润嗓子，然后点支烟，十分香甜地把烟吸入肺去，继而掏出勃朗宁手枪插在腰间。又拔出弹舱，单手灵巧地塞入三发子弹。‘间宫少尉，我们马上撤离这里，过哈拉哈河去满军监视所。’

“我们几乎没再开口，便匆匆收拾野营用品，骑马赶往渡河地点。至于到底那里发生了什么，遭到什么人枪击，我一句也没问山本。一来以我的身份不应向他问起，二来纵然我有资格问，他也未必回答。总之当时我脑袋里的念头只是争分夺秒撤离敌方地带，渡河去较为安全的右岸。

“我们只顾在草原上默默驱马前进。依然谁也没有开口，显然大家脑袋里考虑的是同一问题——果真能安全渡河么？仅此而已。倘若外蒙军抢先到达桥头，我们就万事休矣，无论如何也无望获胜。记得我腋下汗出得厉害，一直就没干过。

“‘间宫少尉，以前你遭过枪击吗？’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山本在马上问我。

“我答说没有。

“‘开枪打过谁吗？’

“没有，我重复同样的回答。

“我不知道对这样的回答他作何感想，也不晓得他问的目的究竟何在。

“‘这里有文件必须送交司令部。’说着，他把手放在马鞍袋上。‘万一无法送到，必须坚决处理掉。烧埋都行，千万不可落入敌手，千万千万！这是头等优先事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明白了。’我说。

“山本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如果情况不妙，首先朝我开枪！毫不犹豫地！’他说，‘自己能开就自己开。但我手臂负伤，情况可能不允许我顺利自绝。那时就要开枪打我，务必打死！’

“我默默点头。”

“日落前到达渡河地点时，情况证明我路上的疑惧不是没有根据的。外蒙军已在那里布置了小股部队。我和山本登上稍高些的沙丘，轮流用望远镜窥望。对方人数并不多，八个，但以边界巡逻队来说装备却相当可观，带轻机枪的一个人，稍高些的地方架一挺重机枪，旁边堆着沙袋。机关枪无疑是用来封锁河面的。看来他们在此安营扎寨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渡往对岸。他们在河边支起帐篷，打桩拴了十多匹马，估计不抓获我们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此外没有渡河地点了么？’我试着问。

“山本眼睛离开望远镜，看着我摇头道：‘有是有，但太远了，从这里骑马要两天整，而我们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就算冒险也只能从这里过。’

“‘就是说夜间偷渡了？’

“‘是的，别无他法。马留在这里。只要干掉哨兵就行，其他人恐怕睡得死死的。一般声响全都被水流声吞没了，不必担心。哨兵我来干。干之前没什么可做，趁现在好好睡觉休整。’

“我们的渡河作战时间定在后半夜三点。本田伍长把马背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把马领去远处放了，剩下的粮食弹药挖深坑埋了。我们身上只带一天用的粮食、枪和少量弹药。万一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外蒙军交火，弹药再多也绝对不可能获胜。接下来我们准备在渡河时间到来前睡上一觉。因为如果渡河成功，往下一段时间很难有睡觉机会，要睡只有现在睡。安排本田伍长放第一班哨，再由浜野军曹换班。

“在帐篷里一倒，山本马上睡了过去。大概此前他基本上没睡过。他把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放在了枕旁。一会儿浜野也睡了。我们都累了。但我由于紧张，久久没能入睡。困得要死，偏偏睡不成。想到杀死外蒙军哨兵以及重机枪朝渡河的我们喷吐火舌的情景，神经愈发兴奋起来。手心汗湿淋淋的，太阳穴一剜一剜地作痛。我已经没了信心，不知自己能否在危急关头做出无愧于军官的行为。我爬出帐篷，走到站岗的本田伍长那里，挨他坐下。

“‘本田，我们有可能死在这里。’我说。

“‘是啊。’本田回答。

“我们沉默片刻。但我对他那声‘是啊’所含有的什么有点不悦。里边带有某种犹疑意味。我不是直觉好的人，但也听得出他有所隐瞒而含糊其辞。我叮问他有什么只管说出，再不说怕没机会了，肚子里有什么说什么好了。

“本田双唇紧闭，手指摸弄了一阵子脚旁的沙地。看得出他内心有什么相持不下。‘少尉，’稍顷他开口道，眼睛紧紧盯住我的脸，‘我们四人当中，您活得最久，将死在日本，要比您自己预想的活得长久得多。’

“这回轮到我紧紧盯住他的脸了。

“‘您大概纳闷我何以知道吧？这我自己也解释不了，只是知道就是。’

“‘那就是所谓灵感什么的？’

“‘或许。但灵感这个说法不符合自己的心情。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刚才也说来着，只是知道，如此罢了。’

“‘你这种倾向，以前就有？’

“‘有。’他声音果断，‘不过自懂事开始，我就一直向别人隐瞒这点，这回讲出来完全是因为处于生死关头，而且是讲给您听。’

“‘那，其他人怎么样？那你也知道吧？’

“他摇头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作为您恐怕还是不知道为好。您大学毕业，我这样的人向您说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未免有些犯上：人的命运这种东西，要在它已经过去之后才能回头看见，而不能抢先跑到前面去看。对此我已差不多习惯了，可您还没有习惯。’

“‘总之我不会死在这里是吧？’

“他抓起脚边一把沙粒，又从指间沙沙拉拉漏下。‘这一点可以断定：在此中国大陆，您不会死。’

“我还想说下去，但本田伍长就此缄口，似已沉入自己的思索或冥想之中。他拿着步枪，目不转睛地瞪视着旷野。我再说什么想来也不会传进他的耳朵。

“我返回沙丘阴面低低拉开的帐篷里，躺在浜野身旁闭上眼睛。这回睡意袭来了。我睡得很沉，就好像有人抓起我的脚把我拖进了大海深处。”

(1)　伪“满洲国”的“首都”，今长春市。

(2)　我国称“七·七”事变。

(3)　日本旧军衔，相当于中士。

13　间宫中尉的长话（其二）

“把我惊醒的是来复枪‘咔嚓’一声打开保险栓的金属声响。战场上的士兵，哪怕睡得再沉，也不可能听漏这样的声响。怎么说呢，那是一种特别声响，它同死本身一般重，一般冷。我几乎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抓枕边勃朗宁手枪，但太阳穴被谁用鞋底踢了一脚，刹那间眼前一黑。待我喘过气来微微睁眼一看，一个恐怕是踢我的人正弯腰拾起我的勃朗宁手枪。慢慢抬头，见两支来复枪口正对着我脑袋。顺着枪口看去可以看见蒙古兵。

“昨天晚上应该是在帐篷里。不知什么时候帐篷被拆除了，头上满天星斗。其他蒙古兵把轻机枪对准旁边山本的头。山本大概自忖反抗也无济于事，以一种简直像在节约体力的姿势静静躺着不动。蒙古兵都穿着大衣，戴着作战用的钢盔。有两个人手拿大电筒，照定我和山本。一开始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必因为睡得太死，而受的震动又太大。但目睹蒙古兵、目睹山本的脸的时间里，我终于明白了事态：原来他们抢在我们渡河之前发现了我们的帐篷。

“接着挂上心头的是本田和浜野情况如何。我缓缓转头张望四周，哪里也找不见这两人。不知是已死于蒙古兵之手，还是逃之夭夭了。

“看来他们是我们来到时在渡河地点看到的巡逻队。人数不多，装备也就是一挺轻机枪和几支步枪。指挥的是大个头下级军官，唯独他一人穿着像样的皮靴，最初踢我脑袋的即是此人。他弯腰拾起山本枕旁的皮包，打开往里看，然后口子朝下‘啪啦啪啦’地抖动。然而掉在地上的只有一盒香烟。我一惊，因为我亲眼看见山本把文件塞进这个皮包。他从马鞍袋里取出文件，装进这手提包放在枕边。山本也尽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我没有放过他表情开始崩溃的一瞬间。文件何时何故不见了，他也似乎全然摸不着头脑。但不管怎样，这对他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如他对我所说，我们的头等优先事项就是不使文件落入敌手。

“蒙古兵把我们的物品全部翻过来巨细无遗地检查了一遍，但里边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接下去让我们脱去所有衣服，一个一个衣袋检查，并用刺刀划开衣服和背囊，还是没找到文件。他们没收了我们身上的香烟、钢笔、钱夹、手册和手表，揣进自己腰包，还轮流试穿我们的鞋，将号码合适的据为己有。为了谁该拿什么，士兵之间争得面红耳赤，下级军官则佯装不知。大概没收俘虏和敌方战死者的所有物，在蒙古是理所当然的事。下级军官自己拿了山本的手表，其余任由士兵们瓜分。最后剩下的军用品——我们的手枪弹药地图指南针望远镜等一应物件，一古脑儿装进一个口袋，想必要送往乌兰巴托的司令部。

“然后，他们把赤身裸体的我们两人用又细又结实的绳子紧紧捆了。蒙古兵们靠近时，身上发出一股就跟长期没清扫的牛棚羊圈一样的气味，军装也粗糙不堪，脏得一塌糊涂，处处是泥巴、灰尘和饭菜污痕，以致衣服原先是什么颜色都辨不出了。鞋也破破烂烂满是窟窿，眼看要分崩离析似的，难怪想要我们的鞋。多半人的脸甚是粗野，牙齿污浊，胡须乱蓬蓬的，乍看与其说是士兵，莫如说更像马贼盗贼，唯独手上的苏制武器和带星的衔章表示他们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正规部队。不过在我眼里，他们作为战斗集体的整体意识和士气并不很高。蒙古人吃苦耐劳，作为士兵相当厉害，但不大适合集团作战的现代战争。

“夜间冷得能把人冻僵，蒙古兵呼出的气在黑暗中不断白泛泛地升上去又不断消失。看到这个光景，我无法马上作为现实接受下来，就好像自己被阴差阳错地纳入一场噩梦的片断之中。也的确是噩梦，但仅仅是——当然是后来才明白的——巨大噩梦的开端。

“这时间里，一个蒙古兵从黑暗中吃力地拖着什么走来，奸笑一下，‘通’一声甩在我们旁边。是浜野的尸体。浜野的鞋不知落入谁手，光着脚。随即他们将浜野尸体扒光，把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检查，手表钱夹香烟被没收了。分罢香烟，喷着烟查看钱夹。里边有几张‘满洲国’纸币和大约是他母亲的女性照片。负责指挥的下级军官说了句什么拿走纸币，母亲照片则被扔在地上。

“料想浜野是放哨时被蒙古兵从背后摸上来用匕首割了喉咙。就是说，他们先下手干了我们想干的事。鲜红鲜红的血从豁然张开的刀口流出。但现在血似乎流干了，刀口虽大，从中流出的血并不很多。一个蒙古兵从腰间拔出一把刃长十五厘米左右的弯刀给我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式样如此奇特的匕首，大概有其特殊用途。这个蒙古兵用来比划一下割喉咙的手势，‘咻’地带出一声响。几个蒙古兵笑了。匕首估计不是部队发的，是他的私有物，因为其他人全都腰挎长刀，插着弯形匕首的只他一人。看来，割浜野喉咙用的便是这玩意儿。他在手中‘骨碌骨碌’灵巧地转了几圈后，把匕首插回皮鞘。

“山本一声不响，只是转动眼珠一闪瞥了我一下。尽管只那么一闪，但我当下领会了他在向我说什么。他的眼睛在问：本田难道巧妙逃脱了？在这混乱与惊恐当中，其实我也在想同一问题：本田伍长到底去了哪里？假如他能从敌人的偷袭中巧妙地脱身逃走，那么我们未必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尽管十分渺茫。而想到本田一个人又能做什么时，我的心不禁十分沉重。但机会总归是机会，毕竟比没有好。

“我们两人被绑着躺在那个沙丘上，一直躺到天明。拿轻机枪的蒙古兵和一个拿步枪的留下看守我们，其余的像是因为捉获我们而暂时放下心来，聚集在稍离开些的地方抽烟，说说笑笑。我和山本一句话也没说。虽然时值五月，但黎明时的温度仍降至零下。两人浑身精光，直担心就这样冻死过去。不过较之恐惧，寒冷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猜测不出下一步我们将被如何发落。他们仅仅是巡逻队，不会对我们自行处理，只能等待上级命令。所以，暂时我们还不至于被弄死。但再往下如何发展，就全然无法预料了。山本大约是间谍，和他一起被捕，自然成了同谋。总之不可能简单了结。

“天亮后不久，天上传来飞机轰鸣的声响。接着，一架银白色飞机飞入视野。是带有外蒙军标志的苏制侦察机。侦察机在我们头顶盘旋了几圈，蒙古兵们一齐招手。飞机上下摆动几下机翼，朝我们这边发出信号，之后扬起沙尘落在附近开阔的沙地。这一带地表结实，无障碍物，没有跑道也较容易着陆。或许他们以前便已同样利用过几次。一个蒙古兵骑上马，牵着两匹备用马朝那边跑去。折回时蒙古兵牵去的马上骑着两个高级军官模样的汉子。一个俄国人，一个蒙古人。我估计巡逻队的下级军官把抓获我们的情况用无线电报告给司令部，于是两个军官从乌兰巴托赶来审问。想必是情报部门的军官。听说几年前大量逮捕清洗反政府派时，背后操纵的便是GPU⁽¹⁾。

“两个军官军装都很整洁，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俄国人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防雨大衣式样的外衣，从大衣底端探出的长筒靴闪闪发亮，一尘不染。就俄国人来说个头不甚高，身材瘦削，年龄三十四五岁，宽额头，窄鼻梁，皮肤近乎粉红色，架着金边眼镜。总的来说，长相并无堪称特征的特征。外蒙军官则同俄国人恰恰相反，小个头，黑皮肤，敦敦实实，活活一头小黑熊。

“外蒙军官叫去下级军官，三人站在稍离开点的地方说着什么。我猜想怕是听取详细汇报。下级军官拿来装有从我们身上缴获的东西的布袋，给两个人看里面的东西。俄国人逐个仔细察看一遍，稍顷又全部装回。俄国人对外蒙军官说了句什么，外蒙军官又对下级军官说了句什么，随后俄国人从胸前衣袋掏出香烟，也劝外蒙军官和下级军官抽了。三人吸着烟商量什么。俄国人一边好几次用右拳捶左手心，一边对两人说话。他像是有点焦躁。外蒙军官阴沉着脸抱起双臂，下级军官晃几下脑袋。

“不一会，三人朝我们所在位置缓步走来，在我和山本跟前站定。‘吸烟吗，’他用俄语问我们。我在大学学过俄语，前面说过，可以听懂俄语基本会话。但我不愿节外生枝，便做出完全听不懂的样子。‘谢谢。不要。’山本用俄语回答。俄语说得相当地道。

“‘好，’苏联军官说，‘能说俄语就省事了。’

“他摘下手套，揣进大衣袋。左手无名指闪出小小的金戒指。‘我想你也十分清楚，我们在寻找一样东西，不惜一切代价地找，而我们又知道你有。怎么知道的你不必问，只是知道。然而又不在你身上。这就是说，在逻辑上被捕前你把它藏在了某处。还没有——’说着他指了指哈拉哈河对岸，‘还没有送往那边。谁都还没有过河。信件应该藏在河这边一个地方。我说的你懂吗？’

“山本点头道：‘你说的我懂。但关于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

“‘好，’俄国人面无表情地说，‘那么问你一个小问题：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了？你们也十分清楚，这里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你们是以什么目的进入别人地界的？把缘由讲给我们听听。’

“我们是搞地图的，山本解释道，我是在地图社工作的民间人士，这个人和被杀的那个人是作为我的警卫跟来的。我晓得河这边是诸位的领土，对越境这点我感到抱歉。但我们没有犯境意识。作为我们，只是想从这边河岸的高处看地形。

“俄国军官有些兴味索然地咧着薄嘴唇笑了笑。‘感到抱歉，’他缓缓地重复山本的话，‘原来如此，想从高处看地形？不错不错。高处视野开阔嘛！言之有理。’

“他朝天上的云默默地望了一会，而后收回视线，缓缓摇头，叹了口气。

“‘我想，如果能够相信你所说的那该有多好！如果我能拍拍你的肩膀说道明白了好啦过河去吧下回可得小心哟，那该有多妙！不骗你，我的确这样想。然而遗憾的是，我无法那样做。因为我充分了解你是谁，也充分了解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海拉尔有几个朋友，正如你们在乌兰巴托有几个朋友一样。’

“俄国人从衣袋里取出手套，重新叠了叠又揣了回去。‘坦率地说，我对折磨你们或杀害你们并没有什么个人兴趣。只要交出信件，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可以做主使你们当场获释。你们可以直接过河返回对岸。对此我以我的名誉保证。至于以后的事，属于我们国内问题，与你们无关。’

“从东边天空射下的阳光，总算开始温暖我们的身体了。没有风，天空飘着几块有棱角的白云。

“长时间沉默。谁也没吐半个字。俄国军官也好外蒙军官也好巡逻队士兵也好山本也好，全都闷声不响。山本看上去被捕时即已做好了死的准备，脸上没有一丝可以称为表情的反应。

“‘你们两人、都有可能、在此、送命，’俄国人一顿一顿劝小孩似的说，‘而且将是相当相当惨不忍睹的死法。他们——’说到这里，俄国人看了眼蒙古兵。端着轻机枪的蒙古兵看着我的脸，龇着脏牙一笑。‘他们最喜欢采用繁琐而考究的杀人方法。可以说，他们是那种杀法的专家。自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人便对残忍至极的杀戮津津乐道，同时精通相应的方法。我们俄国人算是领教够了。在学校历史课上学过，知道蒙古人在俄国干下了什么。他们侵入俄国的时候，杀了几百万人，几乎全是无谓的杀戮。知道在基辅一次干掉几百俄国贵族的事吧？他们做了一块巨大的原木板，把贵族们一排排垫在下面，然后大家在板上开庆功宴会，贵族们就这样被压死了。那无论如何不是普通人能想得出的，你们不这样认为？花费时间，准备工作也不比一般，岂非纯粹自讨麻烦？然而他们偏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那对他们是一种乐趣。时至今日他们依然乐此不疲。以前我曾亲眼看过一次。我自以为迄今为止见识过不少可怖场面，但那天晚上到底没了食欲，至今我还记得。我说的话可领会了？我讲得不是太快吧？’

“山本摇了下头。

“‘那好，’说着，他清清嗓子，停了停，‘这回是第二次，根据情况，晚饭前或可恢复食欲。不过，作为我来说，可能的话，也还是想避免不必要的杀生。’

“俄国人背过手，仰面望了一会儿天空，之后取出手套，往飞机那边看去。‘好天气！’他说，‘春天了。还有点冷，不过蛮好。再升温，蚊子就出来了，这些家伙可不饶人。较之夏天，春天好得多。’他再次掏出香烟，叼上一支，擦火柴点燃，慢慢吸一大口，悠悠然吐出。‘再问一次：你是说真不知道信件吗？’

“‘尼特⁽²⁾。’山本简单回答。

“‘好，’俄国人说，‘那好！’他转向外蒙军官用蒙语说了句什么，那军官点点头，向士兵们传达命令。士兵们不知从哪里找来木头，用刺刀灵巧地削尖一头，做成四根木桩样的东西，然后用步子量好所需距离，将四根木桩大致按等边四角形用石块牢牢打进地面。仅这项准备我想就花了大约二十分钟，而往下将发生什么，我全然看不出来。

“‘对于他们，好的杀戮同好的菜肴是同一回事，’俄国人说，‘准备的时间越长，快乐也就越大。若仅仅是处死，砰一声枪响就行了，转瞬即可。但那样一来——’他用指尖缓缓抚摸着光溜溜的下颏，‘毫不尽兴。’

“他们解开山本身上的绳子，把他带到木桩那边，就那样赤身裸体地将手脚绑在桩上。他呈大字形仰卧的身体上有好几处伤，全是血淋淋的新伤。

“‘你们也知道，他们是牧民。’军官道，‘牧民养羊，吃羊肉，剪羊毛，剥羊皮。就是说，羊对于他们仅仅是动物。他们和羊一起生活，和羊一起活着。他们剥羊皮剥得非常得心应手，用羊皮做帐篷，做衣服。你看过他们剥羊皮的情景吗？’

“‘要杀快杀！’山本说。

“俄国人合起手心，慢慢地搓着点头道：‘放心，杀是肯定杀的，无须担心。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多少要花些时间，但必死无疑，不用担心，不必着急。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什么也没有，唯独时间绰绰有余。况且，我也有很多话要说。对了，刚才提到的剥皮作业，任何群体中都有一个剥皮专家那样的人，行家里手！他们实在剥得巧妙，简直堪称奇迹，艺术品！转眼之间就剥完。纵使活剥，也剥得飞快，你几乎觉察不到剥的过程。可是——’说到这里，他再次从胸前衣袋里掏出香烟盒，左手拿着，用右指尖敲得橐橐有声。‘——当然不可能觉察不到。活活剥皮，被剥的人痛不可耐，想象不到地痛，况且到死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流血过多致死，只是要花时间。’

“他‘啪’地打了声响指。于是同他一起乘飞机来的外蒙军官跨步上前。他从大衣袋取出一把带鞘的短刀，形状同刚才做割喉手势的那个士兵拿的一模一样。他把短刀从刀鞘中拔出，在空中画了个圈。钢刃在清晨的阳光下白刷刷地闪着钝光。

“‘他就是那方面的专家之一。’俄国军官说，‘看好了么？好好看看这刀。这是剥皮专用刀，做得好极了，刀刃如剃刀一般薄一般锋利。他们的制作技术极其高超，毕竟剥动物皮剥了数千年之久。他们将像剥桃子皮一样剥人皮，熟练，漂亮，完美无缺。我讲得太快吗？’

“山本一声不响。

“‘一点一点地剥。’俄国军官继续道，‘若想剥得完好无损，慢剥最好。剥的过程中如果你想说什么，可以马上停止，只管作声。那样即可免死。他以前剥过几次，而直到最后都不开口的人却是一个也没有的。这点希望你记住：如想中止，尽可能快些最好。双方都可轻松些。’

“那个手握短刀的熊一样的军官，看着山本冷冷地一笑。我至今仍真切地记着那笑，至今仍梦见那笑，无论如何忘却不了那笑。随后，军官开始作业。士兵们用手和膝按住山本的身体，军官用刀小心翼翼地剥皮。他果真像剥桃子皮那样剥山本的皮。我无法直视。我闭上眼睛。而一闭眼，蒙古兵便用枪托打我，一直打到我睁开。但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怎么都要听见山本的呻吟。开始他百般忍耐，后来开始惨叫，很难认为是人世声音的惨叫。那个人首先在山本右肩‘刷’地划开一道口子，由上往下剥右臂的皮。剥得很慢，小心翼翼，一副不胜怜爱的样子。那手法确如俄国军官所说，不妨称之为艺术创作，假如不闻惨叫声，甚至不会让人觉得伴随有任何疼痛。然而惨叫声却在分明地诉说那是何等的痛不欲生。

“不多时，右臂的皮被彻底剥下，成了一块薄布。剥皮人把它递给旁边的士兵，士兵用手指捏住打开给众人看。皮还在‘啪嗒啪嗒’滴血。剥皮军官接着处理左臂，如法炮制。而后剥双腿，割下阳物和睾丸，削掉耳朵，再剥头皮、脸皮，不久全部剥光。山本昏迷过去，苏醒过来，又昏迷过去。昏迷时不再呻吟，苏醒时即惨叫不止。但声音渐渐微弱，最后完全消失。这时间里俄国军官一直用长筒靴后跟在地面画着单调的图形。蒙古兵全都鸦雀无声，定定地注视着剥皮作业。他们均无表情。无厌恶神色，亦无激动无惊愕，一如我们散步当中顺路观看某个施工现场那样看着山本的皮肤被一张张剥去。

“我吐了好几次，最后再没东西可吐了，可还是吐个不止。熊一般的外蒙军官最后把利利索索剥下的山本胴体的皮整张打开，那上面甚至连着乳头，那般惨不忍睹的东西那以前那以后我都没见过。一个人拿起来像晾床单一样晾在一边。剩下的唯有被整个剥去皮肤而成为血淋淋血块的山本尸体骨碌碌倒在那里。最为目不忍视的是他的脸。白亮亮的大眼珠在红肉中瞪得圆圆的。牙齿毕露的口仿佛呼叫什么似的大大地张开。鼻子被削掉了，只有小孔留下。地面一片血海。

“俄国军官往地面吐口唾液，看了我一眼，然后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角。‘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了。’说着，手帕又放回衣袋，声音较刚才有些木然，‘知道绝对招认。白要了条命。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专门干这个的，反正迟早不得好死，无可幸免。这且罢了。既然他不知道，你更是不可能知道的喽？’

“俄国军官衔支烟，擦燃火柴。

“‘这就是说，你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既无拷问使你开口的价值，又没有作为俘虏关押的价值。说实在话，作为我们，是打算秘密处理此次事件的，不想声张出去。所以，把你带回乌兰巴托不大好办。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朝你脑袋开一枪，埋在某处，或烧了让哈拉哈河冲走。这样一切就简单了结了。是这样的吧？’如此说罢，他死死盯住我的脸，但我继续装出不知所云的样子。‘看来你是听不懂俄语，再这么一一说下去也是白费时间。也罢，算我自言自语就是，你就当我自言自语听下去：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决定不杀你。不妨理解为这是我对意外误杀你朋友的一点点歉疚之心。今天一早大家尽情尽兴欣赏了杀生，这种事一天一次足矣。所以不杀你，而给你提供活命的机会，如果幸运，将会得救。可能性诚然不大，可以说接近于无，但机会总归是机会，至少比剥皮强似百倍，对吧？’

“他扬手叫来外蒙军官。外蒙军官刚刚用壶水精心洗罢短刀，拿小磨石磨好。士兵们把从山本身上剥下的皮摊开，在皮前议论着什么，大约是就剥皮技术的细节交换意见。外蒙军官短刀入鞘，插进大衣袋，朝这边走来。他看一会我的脸，又看了看俄国人。俄国人用蒙语对他简单交代一句，蒙古人表情呆板地点头。士兵为他们牵来两匹马。

“‘我们这就乘飞机返回乌兰巴托，’俄国人对我说，‘空手而归固然遗憾，但无可奈何。事情这东西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愿晚饭前能恢复食欲——把握不大！’

“两人乘马离去。飞机起飞，变成一个小银点消失在西边的天空。于是仅剩下我和蒙古兵，还有马。”

“蒙古兵把我牢牢绑在马鞍上，列队向北进发。我前面的蒙古兵低声唱着旋律单调的小曲。此外听到的，便只是马蹄‘嚓嚓’刨扬沙土的枯燥声响。我猜不出他们要把我带往何处，不晓得往下究竟会遭遇怎样的下场，我所明白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我成了对他们毫无价值可言的多余存在。我在脑袋里反复推出那个俄国军官的话。他说不杀我。杀绝对不杀，却又几乎没有活命机会，他说。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他的话过于空泛。或者拿我搞一个什么恶作剧也未可知。可能并不一下子杀死我，而打算慢慢受用一场恶作剧。

“尽管如此，我还是松了口气，毕竟没有在那里被当场处死，尤其没有像山本那样被活活剥皮。事既至此，自然难逃一死，可我不愿意死得那么惨。而且不管怎么说，至少我还这样活着，这样呼吸。如果对俄国军官的话完全信以为真，那么我不至于马上遇害，离死尚有若干时间，因而也就有了延长性命的可能性。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也只能紧抓住不放。

“之后，本田伍长那句奇妙的预言倏然掠过脑际：在此中国大陆我不会死。绑在马鞍上的我，一边任由沙漠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脊背，一边反复回想他当时的表情、声调的抑扬和语句的余韵。我宁愿打心眼里相信他的话。是的，自己不会在这种地方乖乖送命，一定要逃离这里活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坚定地对自己说道。

“往北走了两三个小时，在一处有喇嘛教石塔的地方停下。这样的石塔被称为敖包，类似道祖神⁽³⁾，在沙漠中起着路标的重要作用。他们在敖包前跳下马，解开我身上的绳索，两个士兵从两侧架着我，把我带到稍离开些的地方。我心想他们将在这里弄死我。我被带到的地方，地面开一口井，井围着一米多高的石墙。他们让我跪在井沿跟前，按着后颈让我往里看。井似乎很深，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穿长筒靴的下级军官拾来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块投进井里，过一会儿才‘橐’地传出一声干响。像是一口枯井，大约往昔发挥过沙漠水井的功能，后来由于地下水脉的移动而干涸了。从石头到达井底的时间来看，该有相当的深度。

“下级军官冲我不怀好意地一笑，旋即从腰带皮套上拔出自动手枪，打开保险栓，‘咔嚓’一声子弹上膛，枪口对准我的脑袋。

“但他久久没有扣动扳机，转而缓缓放下枪身，举起左手指着我背后的井。我舔着干巴巴的嘴唇静静地注视他的手枪。总之意思是说我可以从两种命运中任选其一，一是当即由他开枪干干脆脆地死去，二是自己主动跳进井去。井很深，碰得不得当很可能碰死；否则，就将在黑暗的井底一点点坐以待毙。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这就是俄国人说的机会。接着，下级军官亮出现已归他所有的山本那块手表，伸出五个手指，表示给我五秒钟考虑时间。待他数到三时，我脚一蹬石墙，猛地扎入井中。此外我别无选择。我本想抓着井壁顺壁下滑，但实际上我没有那样的时间。我抓了个空，直接跌落下去。

“井是很深，感觉上身体接触地面好像花了很长时间。当然事实上顶多几秒钟，绝对谈不上‘很长时间’。不过我确实记得在黑暗中跌落的过程里想了许多许多。我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了仅在出征前亲热过一次的女子，想起了父亲母亲。我很感谢我有个妹妹而不是弟弟。我在这里死了，至少还有她留在父母身边而不至于被抓去当兵。我想起了槲叶年糕，随即身体摔在干地上，刹那间人事不省，就好像身上所有的气立时排泄一空。我的身体如沙袋一样重重摔在了井底。

“但我觉得摔得不省人事仅是一瞬间。苏醒过来时，有什么水点样的东西溅在我身上。起始我以为下雨，但不是。是尿。蒙古兵一起向井底的我撒尿。一直向上望去，他们站在圆形井口轮流撒尿的身影犹如剪影般小小地浮现出来，在我眼里恍若虚拟物，简直与吸毒产生的幻觉无异。然而那是现实。我位于井底，他们朝我洒射实实在在的尿液。全部洒完之后，一个用手电筒往我身上照。有笑声传来。旋即他们从井口消失了。他们走后，一切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好半天我脸贴在那里纹丝不动，观察他们是否返回。二十分钟过去，三十分钟也过去了（当然没表，大致估计），他们没有返回，大概撤离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留在了沙漠当中的井底。知道他们再不返回，我首先检查自己身体如何。摸黑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十分困难的事。我看不见自己的身体，无法用眼睛确认处于何种状态，只能通过感觉来把握。问题是处于黑暗中弄不清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是否真的正确，甚至觉得自己好像被愚弄被欺骗了似的。委实是一种极为奇妙的感觉。

“但我还是一点一点、慢而又慢地逐一把握了自己的处境。首先弄明白而且对我幸运之至的是：井底是较为柔软的沙地。否则以井深来说我的大多数骨骼都应在触地之际摔碎或摔断才是。我深深地吸口长气，开始试着启动身体。先动了动手指。手指虽然有点莫可名状，但总还能动。继而我想从地面起身，可我无法支起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所有的感觉都在我体内荡然无存，意识好端端的，但意识和肉体各行其是，我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愿转换为肉体的行动，无论我想做什么。于是我放弃了努力，在黑暗中躺着不动。

“我不知道自己静止了多久，但感觉总算缓慢恢复过来。随着感觉的恢复，疼痛也理所当然地找上身来。痛得相当厉害。腿怕是断了，我思忖，肩也许脱臼，或不巧摔断了。

“于是我以原来的姿势忍痛不动。泪水不知不觉顺颊而下。泪来自疼痛，更来自绝望。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世界尽头处沙漠正中的深井里，在一团漆黑中忍受剧痛的袭击，这是何等孤独何等绝望，我想你无论如何也是体会不到的。我甚至后悔没让那个下级军官一枪打死。如果给人打死，起码我的死还有他们知道。而若死在这里，那的的确确是孤单单的死，不为任何人知晓的无声无息的死。

“时而有风声传来。风掠过地面时在井口发出奇妙的声音，仿佛遥远世界里女人的啜泣。那个遥远世界与这个世界之间有一细孔相通相连，因而啜泣声得以传来这里。但那声音的传来转瞬即逝，过后我还是独自留在深深的沉默与深深的黑暗中。

“我忍着痛，用手轻轻触摸周围地面。井底平平的，面积不大，直径也就一米六七。触摸地面当中手突然碰到一个尖尖硬硬的东西，我惊得反射性地一下子缩回手，尔后再次慢慢地朝那边摸去，手指重新碰到那个尖东西。一开始我以为是树枝之类，后来明白原来是骨头。不是人的，是小得多的动物骨骸。大概因为天长日久，或是给我掉下来砸的，骨头已经破碎。除这小动物的骨头，井底便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沙沙拉拉的细沙。

“接着，我用手心抚摸井壁。井壁像是用瘪平的石块砌成的。白天地面其实相当热，却热不到这地下世界里来，壁面冰凉冰凉。我的手在壁面滑动，一条一条确认石块之间的缝隙，心想碰巧说不定可以蹬着爬上地面。然而那缝隙实在太细太窄了，没办法搁脚。加之我又负伤，希望近乎于零。

“我拖着身子从地面撑起，好歹靠上井壁。身体一动，肩和脚简直疼得像被扎进许多根粗针。一时间里我觉得似乎每呼吸一次身体都有可能哗啦啦解体。一摸肩，那里又热又肿。”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然，某一时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太阳光竟如有神灵指点一般飒然泻入井内。霎时间我看清了周围所有的东西。井内流光溢彩，简直是光的洪流。面对这劈头盖脸的光明，我几乎透不过气来。黑暗和阴冷一瞬间被驱逐一空。温暖的阳光深情地拥揽我的裸体，就连疼痛也像在接受阳光的祝福。身旁有小动物的骨头，白刷刷的骨同样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阳光中，这不吉利的骨头也成了自己亲切的伙伴。我可以看清包围着我的石壁了。置身于阳光的时间里，我甚至忘却了恐惧、疼痛以至绝望，只顾目瞪口呆地坐在辉煌的光芒中。可惜好景不长，稍顷，阳光如来时一般倏然逝去，深重的黑暗重新压来。时间的确短暂，以分秒计算我想至多十秒或十五秒。太阳光所以直上直下地射入深深的井底，大概是由于角度的关系，一天之中仅有一次。在我尚未弄清所以然之时，光的洪流已倏然远逝。

“阳光的消失，使我陷入了更深的黑暗。我想动下身体都无能为力。没吃没喝。一丝不挂。悠长的下午过去了，夜晚随之降临。身体渴求睡眠，而寒冷却像无数针尖猛刺我的全身。恍惚中生命之芯仿佛在变僵变硬而步步走向死亡。朝上看去，头顶有冻僵似的星星，数量多得可怕。我凝神仰望星斗缓慢的移行，据此我可以确切知道时间仍在流逝。我打了个瞌睡。冻醒痛醒。又打了个瞌睡。又一次醒来。

“不久，早晨来临。历历在目的星星从圆形井口渐渐模糊下去，淡淡的晨光圆圆地浮现出来。天亮后星星也没消失，模糊虽然模糊，但总是守候在那里。我舔着壁石的晨露滋润干渴的喉头，作为量当然少得可怜，但对我已是天之恩赐了。想来，我至少整整一天没喝水没吃东西了，却又丝毫觉不出食欲这玩意儿。

“我一动不动地待在井底，此外别无他能，甚至思考什么都无从谈起。我那时的绝望和孤独便是那样地深重。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一味静坐不动。但我在无意识之中期待着那道光束，那道一天之中仅有一瞬间笔直泻入井底、亮得眼前发黑的光束。从物理上说，阳光成直角射于地表是在太阳位于最高空的时候，因此应是正午时分。我一心盼望光的到来，因为此外无任何可期盼的东西。

“那以后又过了很多时间。不觉之间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当我意识到什么猛然睁眼时，光已在那里了。我知道自己再次笼罩在压倒一切的光芒中。我几乎下意识地大大张开双手迎接这片阳光。它比第一次强烈得多，也比第一次持续时间长，至少感觉上是这样。阳光中我泪水涟涟而下，仿佛全身液体都化为泪水从眼中倾流一空，甚至觉得身体本身也融为液体就势流干流尽。在这辉煌的祝福中我想死又何妨。实际上我也想死去。此时此刻，似乎这里的一切都浑然融为一体，无可抗拒的一体感。是的，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在这仅仅持续十几秒的光照中。我应该在此就这样一死了之。

“然而光照还是毫不留恋地离去了。意识到时，我仍孑然一身留在这凄惨惨的井中，一如前次。黑暗与阴冷牢牢钳着我，就像在告诉我那光照压根儿就不存在。接下去很长时间我一动不动蹲在那里。脸让泪水湿得一塌糊涂。整个人就像被一股巨力彻底摧毁了，我想不成什么更做不成什么，连自身的存在都感觉不出，仿佛成了干瘪的残骸或一个空壳。其后，本田伍长的预言再次回到我如同一无所有的空房间一般的脑袋中，他预言我不会死在中国大陆。在这光照来而复去的现在，我可以对他的预言确信无疑了。因为在这应该死的地方应该死的时间里我未能死。我不是不死在这里，而是不能死在这里。明白吗？我就这样错过了得天独厚的宠幸。”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觑了眼表。

“如您所见，我现在就在这里坐着。”他静静地说，像要抖去肉眼看不见的记忆丝线似的摇了摇头。“一如本田先生所说，我没死在中国大陆，四人中我又活得最长。”

我点点头。

“对不起，话说得长了。一个没有死成的老人的往事，听得不耐烦了吧！”说罢，间宫中尉在沙发上正襟端坐，“再唠叨下去，怕要赶不上新干线列车了。”

“等等，请等等，”我慌忙道，“请别就此打住，那以后到底怎么样？我很想听听下文。”

间宫中尉看了一会我的脸。

“这样好吗？我真的没有时间了，和我一起走去汽车站可以么？估计路上我可以把剩下的话简单讲完。”

我和间宫中尉一起出门，朝汽车站走去。

“第三天早上我被本田伍长救了出来。我们被捕的那天夜里，他察觉到蒙古兵要来，便一人溜出帐篷一直躲在什么地方。那时他从皮包里取出了山本的文件。毕竟对我们来说头等优先事项是不使文件落入敌手，无论付出怎样的牺牲。或许你要问既然知道蒙古兵要来，那为什么不叫醒我们一起跑呢？为什么自己一个人溜走呢？问题是即使那样我们也根本逃脱不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那里是他们的地盘，人数和装备也都占上风。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找到我们，把我们一网打尽，拿走文件。就是说，在那样的情况下需要他单独逃生。本田伍长的行为在战场上显然是临阵脱逃，但在执行那种特殊任务时，随机应变是再重要不过的。

“他目睹了俄国人他们前来并整个活剥山本皮的情形，也看见了我给蒙古兵带走。但他没有了马，无法立即尾随而来，只能步行。本田伍长挖出埋在土里的武器，再把文件埋在那里，然后追赶我们。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他赶到井边十分不易，因为他连我们去哪个方向都不晓得。”

“本田先生是怎么找到井的呢？”我询问。

“我也不清楚，他从没就此多说什么。总之他就是知道，我想。找到我，他撕开衣服搓成长绳，想方设法把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从井底拉了上来，又不知从哪里寻来一匹马，驮起我翻过山丘，渡河，一直领到满军监视所。在那里我得到治疗，又被送上司令部派来的卡车拉到海拉尔医院。”

“文件或信件什么的到底怎么样了？”

“想必仍然躺在哈拉哈河附近的沙土里。我和本田伍长没工夫挖它，也没任何理由非去挖不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权当那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好了。上级审查时我们统一口径，都说没有听说什么文件，因我们觉得若不那样说，很可能被追究未带回文件的责任。以治疗的名义，我们在严格监视下被隔离在两个病室，每天都接受审查。来了好几名高级军官，不得不三番五次重复同样的话。他们的提问详尽而狡黠，但他们好像相信了我俩的话。我毫无保留地述说了我的经历，唯独小心地避开文件一点。他们把我说的整理成文，交代我说此次行动属机密事项，军队不存正式记录，因此一切情况不得外传，一旦得知外传，必定严惩不贷。两个星期后，我被放回原部门，本田先生想必也返回了原来的部队。”

“还有一点不大明白，本田先生为什么从那个部队被特意叫出来呢？”我问。

“这点本田先生也没对我多说什么。估计他被禁止提及此事，或者认为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但我从他话中推想山本那个人同本田先生之间有某种个人关系，而且可能是有关他特异功能方面的。因为陆军设有专门研究那类特异功能的部门，从全国搜集具有某种特异神通和特殊精神能量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这我也听说过，料想本田先生是因此同山本相识的。再说如果实际上他不具有那方面的能力，也不可能找到我的位置并把我准确地领到满军监视所。那可是在一无地图二无指南针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径直赶到那里的，在常识上可说是无法设想的。我是地图专家，那一类地理大体知晓，然而即便是我也绝对做不到。大概山本指望的也就是本田先生的这种能力。”

我们走到汽车站等车。

“当然现在也仍有谜没解开。”间宫中尉说，“我至今还有很多事想不明白：在那里同我们接头的蒙古军官到底是谁？假如我们把文件带回司令部情况又将如何？为什么山本没有把我们甩在哈拉哈河右岸而独自过河？那样他行动上理应容易得多。说不定他原本打算把我们留作蒙军饵料而一人逃命来着，而客观上这是可行的。或许本田伍长一开始便看透了这点，所以才对山本见死不救的。

“不管怎样，我和本田伍长自那以来很长时期都一次也没见面。我们两人一到海拉尔就马上被隔离开来，禁止见面和交谈。我很想最后说一句感谢话都没能说上。就这样，他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留在满洲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被押往西伯利亚。我得知他的住址，已是从西伯利亚回国几年以后的事了。那以来我们见过几次面，偶尔通通信，但本田先生似乎有意避开哈拉哈河那件事，我也不是很想提起，因为对我们两人来说，那件事情实在过于重大。我们通过就此缄口不语而得以共同拥有了那段经历，明白吗？

“话是说长了，但我最终想告诉您的是：我真正的人生或许早已结束在外蒙沙漠那口深井里了。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内核——大约是内核——业已在井底那一天仅射进十秒或十五秒的强烈光束中焚毁一尽。那光束对我便是神秘到了那般程度。很难解释为什么，总之如实说来，从那以后我无论目睹什么经历什么，内心都全然不为所动。就连面对苏军大型坦克部队，就连失去左臂，就连身陷地狱般的西伯利亚收容所的时候，我也处于某种无感觉之中。说来奇怪，那些对于我已怎么都无所谓了。我身上的什么早已死掉。或许如我当时所感觉的那样，我本应在那束光照中死去，无声无形地一死了之。那是我的死期。然而不出本田所料，我没有死在那里——或者该说是没有死成。

“我在失去左臂和十二年宝贵光阴之后返回了日本。回到广岛时，父母和妹妹已不在人世。妹妹被征用在广岛市内一座工厂做工时碰上扔原子弹死了。父亲当时偏巧去看望妹妹也没了命。母亲受不住精神打击卧床不起，于一九四七年去世。前边已经说过，我以为算是私下同我订婚的女子已跟别的男人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墓地里有我的墓。我什么也没剩下，自己本身也好像整个儿成了空壳。我不该返回这里的，我想。那以后直到今天，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我当了社会科教师，在高中教地理和历史，但在真正意义上我并没有活着，我只是一个个完成分配给我的现实任务而已。我没有一个堪称朋友的人，同学生之间也不存在感情纽带。我不爱任何人，已不懂得爱上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每当闭上眼睛，被活活剥皮的山本就浮现出来，也梦见了好几次。山本在我的梦境中不知被剥了多少次皮，每次都变成血肉模糊的块体，我可以真切地听到山本凄绝的悲鸣。我还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井底活着腐朽下去，有时甚至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现实，而眼下日复一日的人生倒是梦幻。

“本田先生在哈拉哈河畔说我不会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听得我很是欣喜。信不信是另一回事，当时的我哪怕一根稻草也恨不得抓住不放。或许本田先生察觉出了这点，为了安慰我才那样讲的。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欣喜。返回日本以后，我始终像空壳一样活着。而成为空壳，即使长命百岁也算不得真活。沦为空壳的心和沦为空壳的肉体所产生的，无非是空壳人生罢了。我想请您理解的，实际上只此一点。”

“那么说，您回国后一次也没结过婚？”我问。

“当然。”间宫中尉回答，“没有妻子，没有父母兄弟，彻底孤身一个。”

我略一迟疑问道：“您认为没听到本田先生那个预言倒好些是吗？”

间宫中尉默然良久，凝视着我道：“或许是那样的。本田先生或许不该把它说出口，我或许也不该听。正如本田先生当时所说，命运这东西大约是事后回头看的，而不该预先知道。不过我想，时至如今怎么都是一回事了。我只是在履行至今继续存活这一职责而已。”

公共汽车驶来。间宫中尉朝我深深一躬，道歉说占了我的时间。“这就告辞了。”间宫中尉说，“实在谢谢了。不管怎样，算是把那个交给您了，这样我也总算告一段落，可以放心回去了。”他用假手和右手熟练地取出硬币，投入公共汽车收费箱。

我站在那里，凝眸看着汽车拐弯消失。车一消失，我顿时奇异地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一个被丢在人地两生的街头的孩子所感受到的那种毫无着落的心情。

我回到家，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本田先生作为纪念留给我的包。费力剥去好几层严严实实的包装纸后，露出一个很结实的硬纸盒。是CuttySark送礼用的包装盒，但从重量得知里边装的不是威士忌。我打开盒，发现里边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本田先生留给我的，仅是个空盒。

(1)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之略，原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

(2)　俄语“不，没有”之意。

(3)　日本立在岔路口或村边山顶的小石像，据说可以保护行路人的安全。

第二部　预言鸟篇

一九八四年七月至十月

1　尽可能具体的事情、文学里的食欲

把间宫中尉送去公共汽车站这天夜晚，久美子没有回家。我一边看书听音乐一边等她，等到时针转过十二点只好作罢，上床躺下，不觉之间开着灯睡了过去。醒来快早上六点了，窗外天光大亮，薄薄的窗帘外传来鸟的鸣啭。身旁不见妻子。洁白的枕头仍好端端地鼓胀着，显然夜间没什么人往上边放过脑袋。床头柜上整齐地叠放着昨天刚洗过的她的夏令睡衣，我洗的，我叠的。我关掉枕边的灯，像调整时间流程似的做了个深呼吸。

我仍旧穿着睡衣，在家中寻找了一番。先进厨房，再望客厅，察看她的工作间，搜查浴室和厕所。为慎重起见，连壁橱也打开看了。然而哪里也没有久美子的影子。也许是心里不踏实的关系，家中看上去比平日冷清，好像我一个人在上蹿下跳破坏这寂静的和谐。

无事可干，我便去厨房往水壶灌了水，打开煤气灶。水开后用来冲了咖啡，坐在餐桌旁喝着。然后用电烤箱烤了面包，从冰箱里拿出土豆色拉吃了。单独吃早餐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想起来，从结婚到现在，我还一次没放弃过早餐。午餐不吃倒是常事，晚餐也有时作罢，但早餐却无论如何也不曾免过。这是一种默契，几乎近于仪式。我们上床再晚，清晨也早早爬起，尽可能做正规些的早餐，只要时间允许就慢悠悠地吞食。

但这天早上久美子不在座位上。我一个人默默喝咖啡，默默吃面包。对面仅有一把无人坐的空椅。看着这椅子，我想起昨天早上她身上的香水，想象有可能赠给她香水的男人，想象久美子同那男人在床上拥作一团的光景，想象男人的手爱抚她裸体的场面，回想昨天早上为她拉连衣裙拉链时目睹的她那瓷瓶般光滑的背。

不知何故，咖啡有一股香皂味儿。喝罢一口过不一会儿，口中便觉不是滋味。最初以为错觉，但喝第二口后仍是一个味儿。我把杯中的咖啡倒进洗碗池，换一个杯子斟上，一喝香皂味儿还是不退。何以有香皂味儿呢？我不得其解。壶洗得甚为仔细，水也不成问题，然而那毫无疑问是香皂水味儿或化妆水味儿。我把咖啡壶里的咖啡倾倒一空，重新换水加温，又觉得麻烦，遂半途而废。随后用咖啡杯接自来水，权当咖啡喝了。反正也不是特别想喝咖啡。

等到九点三十分，往她单位打电话，对接电话的女孩说麻烦找一下冈田久美子。女孩说冈田好像还没来上班，我道谢放下电话。之后我开始打扫房间。平时心里七上八下时我总是这样。旧报纸和杂志收在一起用绳子捆了，厨房洗碗池和餐橱擦干净了，厕所和浴缸刷了，镜子和窗玻璃用玻璃除垢器抹了，灯罩取下冲了，床单换下洗了，又铺上新床单。

十一点时，我再次往久美子单位打电话。还是那个女孩接的，还是那句回答。“冈田还没来上班呢。”她说。

“今天不来了么？”我问。

“这——没听说啊……”她声音里不含任何感情，如实口述那里现存的事实而已。

不管怎么说，十一点久美子都没上班这情况非同寻常。出版社编辑部那种地方上下班时间一般是颠三倒四的，但久美子的出版社不然，办的是健康和自然食品方面的杂志，相关的撰稿人、食品公司和农场人员、医生们全都是早早起床工作一直忙到傍晚那类人，因此久美子和她的同事们也都与其协调一致，早上九点全体准时上班，除去发稿忙的时候，平日是六点下班。

放下电话，进卧室大致检查了一遍久美子挂在立柜里的连衣裙、衬衫和西装裙。如果离家出走，她该拿走自己的衣服。当然我并不一一记得她的所有衣服。自己有什么都稀里糊涂，不可能记清别人的服装细目。不过，因为时常把久美子的衣服拿去洗衣店又拿回，所以大体把握得住她经常穿什么衣服爱惜什么衣服，而且据我记忆，她的衣服基本集中在这一处。

况且久美子也没有更多空间拿走衣服。我再次精确地回忆她昨天早上离家时的情形——穿什么衣服，带什么包。她带的只是上班时常带的挎包。里面满满地塞着手册、化妆品、钱夹、笔、手帕、纸巾等物，根本容纳不进替换衣服。

我打开她的抽屉柜察看。抽屉里整整齐齐地放着服饰、袜子、太阳镜、内衣、运动衫等等，怎么也看不出少了什么。内衣、长筒袜倒有可能放进挎包，但转念想来，那东西随便在哪儿都买得到，用不着特意带走。

接着去浴室再次检查化妆品抽屉。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里面仍密密麻麻塞满了化妆品和饰物之类。我打开那个克里斯汀·迪奥牌香水瓶盖，重新闻了闻。气味一如上次，一股极有夏日清晨气息的清芬。我又想起她的耳朵和白皙的背。

折回客厅，我歪倒在沙发上，闭目侧耳倾听，但除了时钟记录时间的音响，不闻任何像样的声籁，不闻汽车声不闻鸟鸣声。往下我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拿起听筒，拨动号码盘，再次往她单位打电话，但想到仍会是那个女孩接电话，不由心里沉沉的，遂中途作罢。但这样一来，我就没任何事可做了。唯一可做的就是死等下去。说不准她将我甩了——理由不得而知。总之这是能够发生的事。问题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也不至于全然一声不吭，久美子不是那种人，就算弃我而去，也该尽量详尽地告诉我她何以如此，对此我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也可能走路时遭遇意外，被汽车撞倒送去医院也未可知，且昏迷不醒正在接受输血。想到这里，我胸口怦怦直跳。可是，她挎包里有驾驶证、信用卡和家庭住址，就算万一发生这类事，医院或警察也会往家里联系。

我坐在檐廊里怅然望着庭院。其实我什么也没望。本打算想点什么，但精神无法集中在特定一点上。我反反复复地回想拉连衣裙拉链时见到的久美子的背，回想她耳畔的香水味儿。

一点多时，电话铃响了。我从沙发上站起拿过听筒。

“喂喂，是冈田先生府上吗？”女子的语声。加纳马耳他。

“是的。”我应道。

“我叫加纳马耳他。打电话是为猫的事……”

“猫？”我怔怔地反问一声。我早已把什么猫忘到脑后，当然马上想了起来。只觉得那仿佛是远古的事了。

“就是太太正找的那只猫。”加纳马耳他说。

“啊是吗？就是就是。”

加纳马耳他在电话另一头揣测什么似的沉默有时。或许我的声调使她察觉到什么。我清清嗓子，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

加纳马耳他道：“我想猫是再也找不到了，除非发生奇迹。最好还是别再找了，尽管令人惋惜。猫已经离去，恐怕一去不复返。”

“除非发生奇迹？”我反问道。但没有回答。

加纳马耳他长时间缄口不语。我等待着她开口，可是无论怎样侧耳细听，听筒里连个呼吸声都没有。在我开始怀疑电话出故障的时候，她好歹开口了。

“冈田先生，”她说，“这么说或许不无冒昧：除了猫，其他没有什么需我帮忙的吗？”

对此没办法马上回答。我靠墙握着听筒。语句出口需要一点时间。

“有很多事还弄不清楚。”我说，“清楚的事还一样都没掌握，只是在脑袋里想。总之我想老婆离家去了哪里。”接着我把久美子昨天夜不归宿和今早没去上班的事告诉了加纳马耳他。

加纳马耳他似乎在电话另一端沉思。

“这想必是让人担心，”有顷，加纳马耳他说道，“此刻我还无可奉告。不过为时不久，很多事情就会逐渐明朗起来。眼下唯有等待。滋味是不好受，但事情本身有个时机问题，恰如潮涨潮落。谁都不可能予以改变，需要等待时只有等待而已。”

“加纳马耳他小姐，猫的事啰啰嗦嗦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也知道不该这样讲话——但我现在确实没心绪听堂而皇之的泛泛之论。总的说来，我已一筹莫展，真的一筹莫展，而且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完全不知所措。知道吗，放下这电话我也不知所措。我需要的是具体的事实，哪怕再微不足道。知道吗？就是可看可触的事实。”

电话另一端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不太重，大约是铜球什么的滚落到地板上的声响。随即又像有什么东西在磨擦，很像手指挟住一张绘图纸猛然往两边扯拉。声音距电话似乎不太远也不很近，但加纳马耳他则好像对声响没特别介意。

“明白了。需要具体的对吧？”加纳马耳他以平板板的声音说。

“是的，尽可能具体的。”

“等电话。”

“电话现在也一直在等啊。”

“大概一个姓名发音以‘O’开头的人马上有电话打来。”

“那人可晓得久美子什么消息？”

“我很难明白到那种地步。您不是说什么都行，只是想知道具体的么，所以才这么跟您说。还有一点：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

“半月？”我问，“就是天上的月亮？”

“不错，是天上的月亮。但不管怎样，您总要等待。等待就是一切。好，改日再聊。”说罢，加纳马耳他放下电话。

我拿来桌面上的电话号码簿，打开“O”字页，上面写着久美子端庄的小字，共有四个人的名字及其住址和电话号码。打头的是我父亲——冈⁽¹⁾田忠雄。一个叫小野田，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一个姓大塚的牙科医生，再一个是大村酒店，附近卖酒的商店。

酒店可以首先排除，走路才十来分钟的距离，除偶尔打电话请其送箱啤酒上门外，我们同那酒店不存在任何特殊交情。牙医也不相干。我还是两年前在那里看过一次槽牙，久美子则一次也未去过，至少同我结婚以后，她就没找过任何牙医。小野田这个同学与我已好多年没见面了。他大学毕业后进银行工作，转年被调往札幌分行，那以后一直住北海道，如今只有贺年片往来。他同久美子见没见过我都记不起来。

这样就只剩下我父亲，但很难设想久美子同我父亲有什么深些的来往。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以后，我同父亲从没见过面，没通过信，没打过电话，何况久美子一次也没见过我父亲。

“啪啦啪啦”翻动电话簿的时间里，我再次认识到我们这对夫妻人际关系是何等的差。结婚六年，除了和单位同事间的权宜性交际，差不多没同任何人打交道，而仅仅两人深居简出地生活。

我又准备煮意大利面条作午餐。肚子其实不饿，不仅不饿，连食欲都几乎无从提起，可又不能总是坐在沙发上死等电话铃响。需要暂且朝着什么目标活动活动身子。我往锅里放水，打开煤气，水开之前一边听调频收音机一边煮番茄酱。调频收音机正在播放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技艺炉火纯青，但里面似乎有一种令人浮躁的东西。至于原因在演奏者方面，还是在于听的人自己此时的精神状态，我却弄不明白。结果我关掉收音机，继续默默做菜。橄榄油加热后，放大蒜进去，又投进切得细细的洋葱炒了。在洋葱开始着色的时候将预先切好和控好水的西红柿推入锅中。切切炒炒这活计不坏，这里边有实实在在的手感，有声音，有气味。

锅水开了以后，放盐，投一束意大利面条进去，把定时器调到十分钟那里，开始在洗碗池里洗东西。然而面对煮好的意大利面条时，竟丝毫上不来食欲。好不容易吃下一半，其余扔了。剩下的番茄酱倒进容器放入冰箱。没办法，原本就没有食欲的。

记得过去在哪里读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的在等待什么的时间里老是吃个不停。使劲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主人公（名字忘了）从意大利乘小艇越境好歹逃到瑞士，在瑞士一座小镇上等待妻子分娩，等的时间里不时走进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吃喝。小说情节差不多忘光了，只是清楚记得接近尾声的场面：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等待妻子分娩时接二连三地进食。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面，是因为觉得这里边含有强烈的真实性。较之因坐立不安而吃不下东西，食欲异乎寻常地汹涌而来反倒更有文学上的真实性，我觉得。

然而真正在这冷冷清清的家中对着时钟指针老实等起什么来，却是不同于《永别了，武器》，全然上不来食欲。如此时间里，我陡然觉得，所以上不来食欲，很可能因为自己身上缺乏文学上的真实性因素。自己自身好像成了写得差劲儿的小说情节的一部分，仿佛有人在指责我根本就不真实。实际上怕也的确如此。

电话铃是下午快两点时响的，我当即抓起听筒。

“是冈田先生府上吗？”一个没听见过的男子语声，低沉而有媚气，很年轻。

“是的。”我的声音不无紧张。

“是二丁目二十六号的冈田先生吧？”

“是的。”

“我是大村酒店，经常承蒙关照。这就想过去收款，不知您是否方便？”

“收款？”

“嗯。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款。”

“可以可以，还要在家待一会的。”我说。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

放下听筒，我试着回想这几句交谈是否包含有关久美子的什么信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非酒店关于收款的简短而现实的电话。我确实订过啤酒和果汁，也确实是酒店送上门的。三十分钟后，酒店的人来了，我付给他两箱啤酒一箱果汁的欠款。

酒店这个年轻店员很讨人喜欢。我递过钱，他笑眯眯地写收据。

“冈田先生，今早站前出了事故，您知道吗？今早九点。”

“事故？”我一惊，“谁出事故？”

“一个小女孩，给倒车的货厢车碾了。伤势像不轻。事故发生时我偏巧从那里路过，一大早不愿意看那场景。小孩子防不胜防——倒车时收不到后视镜里去。站前那家洗衣店知道吧？就在那门前。那地方放着自行车堆着废纸箱，看不清路面。”

酒店的人回去后，我再也无法在家中困守下去了。家中好像突然变得闷热、幽暗，窄小得让人透不过气。我穿上鞋，先出门再说。锁没上，窗没拉，厨房灯没关。我口含柠檬糖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游来转去，但在脑海中再现同酒店那个店员交谈内容的时间里，忽然想起一直放在站前洗衣店没取的衣服。是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取衣单在家里，但我想去了总会有办法。

街上看起来和平时有所不同，路上擦肩而过的人都好像有欠自然，带有某种技巧性。我边走边观察每一个人的面孔。他们到底算哪一类人呢？我想。到底住怎样的房子，有怎样的妻室，过怎样的日子呢？他们是否同妻子以外的女人睡觉或同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呢？幸福吗？知道自身在别人眼里显得不自然带有技巧性痕迹吗？

洗衣店前面仍活生生地保留着事故现场。路面有大约是警察划的白粉笔线，几个购物客聚在一起神情肃然地议论事故。但店里光景一如往日，那个黑色收录两用机照例在播放气氛音乐，里边的老式空调机“唔唔”叫着，熨斗的水蒸气很壮观地直冲天花板。乐曲是《退潮》，罗伯特·马科思威尔的竖琴。去海滨该有多妙！我联想到沙滩的气息、海涛拍岸的声响，想海鸥的姿影，想冰透的易拉罐啤酒。

我对店主说：“这次忘带取衣单了，大约上周五或周六送来的衬衫和裙子……”

“冈田先生吧？冈田……”店主说着，翻动大学生用的笔记本，“唔，有的有的，衬衫裙子。不过，太太已经取走了哟，冈田先生。”

“是吗？”我吃了一惊。

“昨天早上来取的。我直接交付的，记得很清楚。像是上班途中顺便取的，还带了取衣单来。”

我一时语塞，默然看着他的脸。

“一会儿问太太好了，没错。”洗衣店主说。然后拿起收款机上的一盒烟，抽一支衔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

“昨天早上？”我问，“不是晚上？”

“早上。八点左右吧。您太太是早上第一位顾客，所以记得真切。喏，早上第一位顾客是年轻女子，不是很让人心情舒畅的么？”

我不知该做什么表情好，发出的声音也好像不是自己的。“可以了，不晓得老婆来取过。”

店主点下头，瞥了我一眼，碾灭刚吸两口的香烟，继续熨烫。看样子他对我有点兴趣，想向我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作为我也有不少话想问他，例如久美子来取衣服时是怎么个样子，手里拿着什么等等。可是我头脑混乱，嗓子渴得冒烟。得先坐在哪里喝杯冷饮，不然好像什么都想不成。

离开洗衣店，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要了加冰红茶。咖啡馆里凉凉爽爽，客人只我一个。墙上的小音箱正在播放大型管弦乐队的披头士《八天一星期》。我重新回想大海，在脑际推出自己赤脚在沙滩上朝浪头奔跑的光景。沙滩热得发烫，风带有浓重的潮水味儿，我深深吸了一口，仰望天空。向上张开双手时，可以明显感到夏日太阳的热量。稍顷，波浪开始凉冰冰地冲刷我的脚。

久美子去单位之前到洗衣店取走衣服——此事怎么想都不正常，因为若是那样，必须提着刚刚烫好的衣服钻进满员电车，而且回家时也势必同样提着衣服挤车。不方便且不说，特意拿去洗衣店打理的衣服还要被挤得皱皱巴巴。久美子一向对衣服皱纹和污痕很是神经质，不可能做此无意义的举动。下班顺便去洗衣店就可以了嘛！倘若下班晚，叫我去取也就完事了。能设想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当时的久美子已没有回家的打算。想必手提衫裙直接去了什么地方，这样她便暂且有了可替换的衣服，其他东西在哪里买即可。她有信用卡，有银行提款卡，有自己单独的户头。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只要她喜欢。

并且，她可能同一个人——一个男的在一起。此外她应该别无离家出走的理由。

事态看来相当严重。久美子把衣服皮鞋置之不顾而杳无踪影。她喜欢购置衣服，又精心爱护，对此全然不顾而几乎光身一人离家远去，那可是要下相当大的决心的。然而久美子毅然决然地——我以为——只拎着衬衫裙子离家不见了。不，或许久美子那时根本没把什么衣服放在心上。

我背靠咖啡馆的椅子，半听不听地听着严格消毒过的背景音乐。我想象久美子手提装在洗衣店塑料袋里且仍带有铁丝衣架的衬衫裙子正往满员电车里钻的形象，想起她身上连衣裙的颜色，想起她耳后香水的清香，想起她光洁完美的背。我好像很累很累了，真怕一闭眼就往别的什么场所踉跄而去。

(1)　“冈”的日语发音以“O”开头，下同。

2　这一章里好消息一个没有

出得咖啡馆，我又在那一带走来走去。走着走着，午后的炎热弄得我心情渐渐不好受起来，甚至有一种发疟疾之感。我不想回家，想到在静悄悄的家中死等不知来不来的电话，就感到窒息得不行。

能想得起来的活计，也就是去看看笠原May。我回家翻过院墙，顺胡同走到她家后院，背靠一胡同之隔的对面“空屋”的篱笆，眼望有石雕鸟的院子。站在这里，笠原May应该不久即可发现我。除了去假发公司打工，她基本上都在注意这胡同的动静，无论是做日光浴，还是在自己房间。

不料笠原May偏偏不肯露头。天上一片云也没有。夏日阳光火辣辣灼着我的脖颈。青草气息从脚下蒸腾而上。我一边眼望石雕鸟，一边回想前些天舅舅的话，准备就曾在那房子住过的人们的命运作一番思索，结果浮上脑海的只有大海。冷冷的蓝蓝的海。我做了好几次深呼吸，觑了眼表。正当我灰心地想今天算是不行了的时候，笠原May却亮相了。她穿过庭院，朝这边姗姗走来，身上是粗斜纹棉布短裤和蓝色港衫，脚上是红色塑胶拖鞋。她站到我跟前，从太阳镜里边递出微笑。

“你好，拧发条鸟。猫找到了，绵谷·升君？”

“哪里，还没有。”我说，“不过你今天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才出现的哟！”

笠原May双手插进粗布短裤袋，好笑似的环视四周。“喂喂，拧发条鸟，我就是再闲也不至于从早到晚瞪大眼珠一个劲儿监视这胡同嘛。我也多少有我要做的事。也罢，就算我的不是。等了许久？”

“久倒不是许久，问题是站在这里极热。”

笠原May看我的脸看了半天，微微蹙起眉头：“怎么搞的，拧发条鸟？你这脸很不成样子哟，好像在哪里埋了很久好容易才扒出来似的。往这边一点儿，在树荫下歇歇不好么？”

她拉起我的手，领去她家院子，把院里一个折叠椅搬到橡树下让我坐了。密密匝匝的绿树枝投下透出生命芬芳的凉荫。

“不怕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总没有的，一点也不用介意。在这里什么也别想，好好休息一会儿。”

“嗯，有件事想求你一下。”我说。

“说说看。”

“替我打个电话。”我从衣袋摸出手册和圆珠笔，写上妻单位的电话号码，撕下那页递给她。塑料皮手册给汗水弄得热乎乎的。“往这儿打个电话，问叫冈田久美子的去没去上班。如果没去，再问昨天去了没有。就求你办这件事。”

笠原May接过纸片，咬着嘴唇凝视，而后看着我说：“放心，交给我好了。你就把脑袋弄空在这儿躺着，不许动哟！就去就回。”

笠原May走后，我按她说的躺下闭起眼睛。浑身汗水淋漓。每次要想什么，脑袋深处就一剜一剜地痛。胃底好像有一团乱麻沉淀不动，不时有一股闷乎乎直要反胃的预感。四周阒无声息。如此说来，确有很长时间没听到拧发条鸟鸣叫了。我蓦地心想，最后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呢？大约四五天前吧。记不准了。意识到时，已经没了拧发条鸟的叫声。那鸟或许是随着季节更替而迁移的。这么说，听到拧发条鸟的鸣叫也就是这一个月里的事，这期间拧发条鸟日复一日持续拧动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小小世界的发条，那是拧发条鸟的季节。

十分钟后，笠原May返回。她把手中的大玻璃杯递给我，递时“咣啷咣啷”有冰块响。响声仿佛来自遥远的世界。我所在的场所同那个世界之间隔着若干扇门，而现在碰巧所有的门一齐敞开，响声于是得以传来。但那实在是暂时性的，迟早都要关上。哪怕关上一扇，我就再也听不到响声。“水里有柠檬片，喝吧！”她说，“喝了脑袋会清爽些。”

我勉强喝了一半，把杯子还给她。凉水通过喉咙，缓缓地在我身体里往下降。旋即剧烈的呕吐感朝我袭来。胃中开始腐烂的乱麻分解开来，步步为营地直朝嗓子眼进攻。我闭目合眼，勉强挺了过去。而一闭眼，手拎衬衫裙子上电车的久美子便浮上眼帘。也许吐出好些，我想。但没吐。几次深呼吸的时间里，呕吐感渐渐减弱消失。

“不要紧？”笠原May问。

“不要紧。”我说。

“电话打了。我说我是她亲戚，合适吧？”

“嗯。”

“那人，是你太太吧？”

“是。”

“说是昨天也没上班，”笠原May说，“跟单位也没打招呼，反正就是没去。单位的人也正伤脑筋呢，说她原本不是那类人。”

“是的，不是连个招呼也不打就不去上班那类人。”

“昨天不见的？”

我点点头。

“可怜啊，拧发条鸟！”笠原May说，而且真像觉得我很可怜似的。她伸手放在我额头上，“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眼下什么也没有，我想。”我说，“总之谢谢了。”

“嗳，再问问可好？还是最好不问？”

“问无所谓，能不能回答是另一回事。”

“太太是跟男人一起出走的？”

“不晓得，”我说，“不过或许是那样的，那种可能性我想是有的。”

“可你们不是一起生活的吗，一直？一起生活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呢？”

的确如此，我想。怎么会连这个都不晓得呢？

“可怜啊，拧发条鸟！”她重复道，“要是我能告诉你什么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一窍不通，不明白婚姻是怎么个玩意儿。”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竟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

“实在谢谢了，帮了大忙。差不多该回去了。”我说，“家那边可能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有人打电话来。”

“到家马上淋浴。首先淋浴，明白？再换件好看的衣服，然后刮刮胡子。”

“胡子？”我用手摸摸下巴。果然忘了刮须。从早上到现在我还一次也没想到什么胡须。

“这类小事是比较重要的哟，拧发条鸟！”笠原May透视般地盯住我的眼睛，“回家好好儿照照镜子！”

“照办就是。”

“再过去玩儿可好？”

“好的。”我说，接着补充一句：“你来我很欢迎。”

笠原May悄然点头。

回到家，我注视自己映在镜中的脸。脸确实狼狈不堪。我脱去衣服，淋浴，仔仔细细地洗发、刮须、刷牙、往脸上抹护肤水，然后再次细细审视镜中自己的脸。似乎比刚才好了一点儿，呕吐感也收敛起来，唯独脑袋有点儿发涨。

我穿上短裤，拿出一件新港衫穿了，而后在檐廊里背靠柱子坐下，边看院子边等头发干。我试图归纳一下这几天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先是间宫中尉打来电话，那是昨天早上——对，毫无疑问是昨天早上。继之妻出走。我拉了她连衣裙后背的拉链，发现了香水包装盒。接着间宫中尉来访，讲了一次奇特的遭遇——被蒙古兵捉住扔到井里。间宫留下本田先生送的纪念品，但那仅仅是个空盒。再往下久美子夜不归宿。那天早上她在站前洗衣店取走衣裙，就势无影无踪，跟她单位也没打招呼。这是昨天的事。

只是，我很难相信这些事全部发生在同一天。发生的实在太多了。

如此思来想去时间里，困意汹涌而来。不是一般的困，其剧烈程度简直近乎暴力。困意就像从一个放弃抵抗的人身上撕掉衣服一般撕去我的知觉。我什么也不再想，进卧室脱去衣服，只穿内衣钻进被窝。本想看一眼床头钟，但脖子无法歪向一边。于是我闭起眼睛，急速滑进深不见底的睡眠中。

睡梦中我给久美子拉连衣裙的拉链。眼前是白皙光洁的背。但拉到顶头时，才知不是久美子，是加纳克里他。房间里只有我和加纳克里他。

并且同是上次梦境中那个房间。宾馆套房。桌上有Cutty Sark瓶和两只玻璃杯，还有满满装着冰块的不锈钢冰筒。外面走廊里有人大声说话走过，声音听不甚真切，像是外国话。天花板垂着尚未打开的枝形吊灯，给房间照明的仅是若明若暗的壁灯。厚墩墩的窗帘依旧拉得严严实实。

加纳克里他身上是久美子的夏令连衣裙，天蓝色，带有镂雕般的小鸟图案，裙摆在膝盖稍上一点。加纳克里他一如往常化妆化得俨然杰奎琳·肯尼迪，左腕戴着两个串在一起的手镯。

“喂，那连衣裙怎么回事？可是你的？”

加纳克里他朝我转过脸，摇摇头。一摇头，向上卷起的发尖便很得意地颤抖起来。“不，不是我的。临时借穿一下。不过你别介意，冈田先生。不会因此给谁添麻烦。”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问。

加纳克里他没有答话。我仍像上次那样坐在床沿，身着西装，扎着带有水珠形图案的领带。

“什么都不必想，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说，“没有任何可担心的。放心，大家都做得满顺利。”

她一如上次那样拉开我裤前拉链。抓出我的阳物，含在嘴里。不同的是这次她没脱衣服，一直穿着久美子的连衣裙。我想动动身子。但纹丝动弹不得，身体像被无形的细绳捆住了。阳物顿时在她口中膨胀变硬。

我看见她的假睫毛在动，卷起的发梢摇摇颤颤。一对手镯发出干涩的响声。她的舌头长而柔软，缠绕似的舔着我，难解难分。当我差点儿要射出的时候，她突然离开，开始慢慢地给我脱衣服。脱去上衣，解开领带，拉掉裤子，剥去衬衫，褪下三角裤，让我一丝不挂地仰卧在床上，而她自己却不脱光。她坐在床上，拉过我的手，悄悄引到连衣裙里面。她没穿内裤，我的手指感觉出她下部的温暖，又深、又暖、湿漉漉的。手指没遇到任何阻力，简直像被吸入一般滑入其中。

“我说，绵谷升马上就来这里的吧？你不是在这儿等他么？”我问。

加纳克里他并不应声，手轻轻放在我额头。“你什么也不用考虑，一切由我们负责，交给我们好了！”

“我们？”我问。

但没有回答。

她骑一样跨到我身上，抓住我已经变硬的阳物，一下子插进她的那里。插到底后，开始缓缓转动腰肢，天蓝色的连衣裙下摆与其腰身相呼应似的撩抚着我赤裸的腹部和双腿。在我身上展开连衣裙的加纳克里他浑如一株巨大而柔嫩的鲜菇，又如在夜幕下悄悄舒展纤维从落叶中偷偷探出头来的阴花植物。她的那个部位温暖而又爽凉，拥裹着我，诱导着我，同时又企图将我挤压出去。我的阳物愈发变硬变粗，几欲胀裂。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种超越性欲和性快感的感觉。仿佛她身上一种什么、一种什么特殊的东西正通过我的阳物一点点潜入我的体内。

加纳克里他闭目合眼，微扬下颏，像做梦一样静静地前后摇晃腰肢。连衣裙里面的胸部随着呼吸忽而胀大忽而收缩。头发垂下几根轻拂她的额头。我想象自己一个人漂浮在浩渺的海面正中。我闭上眼睛，侧起耳朵，谛听打在脸上的微波细浪的吟唱。身体如整个沉浸在温吞吞的海水中。潮水缓缓流移。我浮在上面，漂往某个地方。我决定按加纳克里他说的什么也不去想。眼睛闭上，全身放松，身体付予潮水。

蓦然回神，房间已漆黑一团。我环顾房间，几乎一无所见。壁灯已不知何时被统统熄掉，只有加纳克里他在我身上轻轻摇曳的蓝色连衣裙犹如剪影依稀可辨。“忘掉！”她说。却又不是加纳克里他的语声。“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我们都是从暖泥中来的，当然还要返回。”

这是电话女郎的声音。骑在我身上正同我交欢的是那个谜一样的电话女郎。她也身穿久美子的连衣裙，在我迷迷糊糊的时间里将加纳克里他取而代之。我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反正我想说什么。但我思绪乱作一团，出声不得，嘴里出来的，只是一块块热的气体。我毅然睁开眼睛，我要弄清我身上女郎的面孔。然而房间过于黑暗。

女郎再不言语，开始更为性感地扭动腰肢。她那绵软的肉将我包笼起来，轻轻加压，浑如自行其是的活物。我听到她背后传来圆形门拉手转动的声响。是错觉亦未可知。黑暗中一道白光凛然一闪。或许是桌上冰筒反射走廊的灯光，也可能是锋利刀具的一晃。我的思维能力已经瘫痪。旋即一泻而出。

我冲了淋浴，洗罢身体，用手洗了沾满精液的内裤。我暗暗叫苦。何苦偏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刻来什么遗精呢！

我重新换上衣服，重新坐在檐廊里打量庭院。太阳光在密密匝匝的绿荫里躲躲闪闪地跳跃。一连几天的雨，使得鲜绿鲜绿的杂草到处一阵疯长，给院子投下颓废与停滞的微妙阴翳。

加纳克里他也不是个玩意儿！不长时间竟使我遗精两次，两次对象都是这加纳克里他。而我想同其睡觉的念头原本一次也没有过的，哪怕一闪之念，然而我总是在那房间里同她云雨。不知何以如此。中途同加纳克里他换班的那个电话女郎又究竟是谁呢？女郎认得我，还说我也认得她。我开始逐个回想迄今为止同自己有性关系的对象，但电话女郎不属其中任何一个。尽管这样，我心里仍有不尽释然之处，这使我浮躁不安。

似乎有某个记忆想从我脑海中显露头角。我可以感觉到什么东西正在蠢蠢欲动。只消一个启示即可。只消拉出那条线，所有的结即可解开。我在等着解开，问题是我无法找到那条线。

稍顷，我放弃了思索。“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像睡觉，像做梦，像倒在暖融融的泥沼中。我们都是从暖泥中来的，当然还要返回。”

直到六点也没等到一个电话，只是笠原May来了。她说想尝尝啤酒，我从冰箱里取出冰镇的，两人各喝一半。我又觉得饿了，把火腿和莴笋夹在面包里吃起来。看见我吃，笠原May也提出想吃同样的东西。我给她如法炮制一个，两人默默地吃三明治喝啤酒。我不时瞥一眼挂钟。

“这屋里没电视？”笠原May问。

“没电视。”我说。

笠原May轻轻咬了下唇边，说：“我就多少有这感觉，觉得这房子里可能没电视。讨厌电视？”

“倒也不特别讨厌，只是没有也没什么不便。”

笠原May就此沉吟一会儿。“你结婚几年了？”

“六年。”我说。

“就是说一直没电视过了六年？”

“是啊。一开始没有多余的钱买电视，后来过惯了没电视的生活。静，不坏。”

“肯定很幸福是吧？”

“何以见得？”

笠原May皱下眉，说：“我没电视一天都活不了嘛！”

“那是因为你不幸？”

笠原May没有回答。“可久美子阿姨不回家了，所以你已经不那么幸福了。”

我点头喝口啤酒，说：“是那么回事吧。”大体是那么回事。

她衔起一支烟，以训练有素的手势擦火柴点燃。“嗳，希望你怎么想怎么说：觉得我丑是吗？”

我放下啤酒杯，重新端详笠原May的长相。原本一边同她说话一边怔怔地想别的事来着。她穿一件松松垮垮的开胸式黑色短袖衫，稍一俯身，见那小小隆起的富有少女韵味的乳房的上半部即清楚闪了出来。

“你半点也不丑，的确不丑。为什么特意问这个呢？”

“跟我交往的男孩常这么说来着：你真个是丑小鸭，胸都鼓不起来。”

“就是骑摩托出事的那个男孩？”

“嗯。”

我望着烟从笠原May口中徐徐吐出。“那个年纪的男孩总好那么说话。因为没有办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故意说出或做出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无谓地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反正你丁点儿不丑，我认为非常可爱，不骗你也不是恭维你。”

笠原May就我的话沉思好一会儿。她把烟灰弹进啤酒罐：“太太长得漂亮？”

“怎么说呢，我不大清楚。有人那么说，有人不那么说。属于喜好问题。”

笠原May“唔”一声，用指甲尖百无聊赖似的“嗑嗑”敲了几下玻璃杯。

“对了，你那个摩托男友怎么了？再不见他了？”我询问。

“再也不见。”笠原May说。她用手指轻轻按了下左眼旁边的伤疤，“再也不会见他了，百分之二百，赌右脚小趾都行。不过现在懒得谈那个。怎么说好呢，有的话一出口听起来就像谎言是吧？不知这个你懂不懂？”

“我想我懂。”说着，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电话。电话在桌子上裹着沉默的外衣，活像装出无生命物的样子伏在那里静等猎物通过的深海动物。

“嗳，拧发条鸟，迟早我会跟你讲那男孩的事，等我想讲的时候。现在不成，一点儿都没那个情绪。”随后她看了眼表，“噢，该回家了。谢谢你的啤酒。”

我把笠原May送至院墙那里。一轮接近圆满的明月把粗粗的光粒子泻到地面。看见满月，我想起久美子月经期将近。不过归根结蒂，或许那已经同我不相干了。如此一想，一股犹如自己体内充满未知液体的奇异感触朝我袭来。那大约类似某种悲凉。

笠原May手扶院墙看着我说：“拧发条鸟，你还喜欢久美子阿姨吧？”

“我想是的。”

“即使太太有了情人跟情人一起跑了你也喜欢？要是太太说还想回到你这里，你仍可能接受？”

我叹息一声，“这问题复杂啊。只能果真那样时再考虑了。”

“或许是我多嘴，”笠原May轻咂下舌头，“你可别生气。我纯粹是想了解一下太太突然离家出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喏，我有一大堆不明白的事哩。”

“没生什么气。”说罢，我又抬头眼望月亮。

“那，打起精神，拧发条鸟！但愿太太回来，一切一帆风顺。”言毕，笠原May轻捷得惊人地翻过院墙，消失在夏日的夜色中。

笠原May走后，我又变得形单影只。我坐在檐廊里，思索笠原May的提问。假如久美子有了情人同其一道出走，我难道还能重新接受她吗？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也有一大堆不明白的事。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几乎条件反射地伸手拿起听筒。

“喂喂，”女子的声音，是加纳马耳他。“我是加纳马耳他，屡屡电话打扰，十分抱歉。是这样，明天您可有什么安排吗？”

什么安排也没有，我说。我没有什么好安排的，总之。

“那么，如果可以，我想明天中午时分见您一下。”

“同久美子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有那样的可能性。”加纳马耳他字斟句酌地说，“绵谷升先生恐怕也将在座。”

听到这里，听筒险些脱手掉下。“就是说，我们三人一起聚会？”

“大约是那样的。”加纳马耳他说，“眼下需要那样做。电话中很难说得具体。”

“明白了，可以的。”我说。

“那么，一点钟还在上次碰头的老地方如何？品川太平洋宾馆的咖啡屋。”

一点钟在品川太平洋宾馆的咖啡屋，我复诵一遍，放下话筒。

十点笠原May打来电话。没有什么事，只是说想找人聊聊。两人聊了一会不咸不淡的话。最后她问：“嗳，拧发条鸟，后来可有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没有，”我回答，“一个也没有。”

3　绵谷升的话、下流岛上的下流猴

到得咖啡屋，尽管距约定时间尚有十几分钟，绵谷升和加纳马耳他早已在座位上等我了。正是午饭时间，咖啡屋里拥挤混杂，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加纳马耳他。天气晴好的夏日午后戴一顶红塑料帽的人，这世上可谓为数不多。倘若她不是收集有好几顶同一式样和颜色的塑料帽，那应该同第一次见面时的是同一顶。打扮也一如上次，飒爽而不失品味。白色的短袖麻质夹克衫，里面是圆领布衬衣。夹克和衬衣都雪白雪白的，无一道折痕。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唯独红塑料帽与这装束无论气氛还是质地抑或其他什么全都格格不入。我落座后，她迫不及待摘下帽子置于桌面，帽旁放有黄色的手袋。她要的大约是奎宁水样的饮料，一口未动，饮料在细细高高的平底杯里浑身不自在似的徒然泛着小泡。

绵谷升戴一副绿色太阳镜，我落座后他即摘下，拿在手上盯视镜片，俄尔戴回。身上是藏青色棉质长裤棉质夹克，里面套一件白色港衫，新得俨然刚出厂。面前放了一杯加冰红茶，也几乎没有碰过。

我点罢咖啡，喝口冷水。

一时间谁也没开口。绵谷升仿佛连我的到来也没注意到。为确认自己并非透明体，我将手掌数次伸在桌面翻看。片刻，男侍走来在我前面放了咖啡杯，用壶注入咖啡。男侍走后，加纳马耳他像试麦克风似的低声清了清嗓子，但一言未发。

首先开口的是绵谷升。“时间不多，尽可能简洁地坦率地说好了。”他说。初看上去他像在对着桌子正中间的不锈钢冰筒说话，但其发话对象显然非我莫属。他是姑且利用介于二者中间位置的冰筒。

“你要简洁地坦率地说什么？”我坦率地问。

绵谷升这回总算摘下太阳镜在桌上折好，之后注视我的脸。最后一次见他已是三年前的事了，但现在这么坐在一起竟全无阔别之感，想必是因为我不时在电视杂志看到这副尊容的缘故。某种信息的存在，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希求也罢不希求也罢，反正就是要如烟如雾地钻进你的意识你的眼睛。

不过面对面认真看去，发觉这三年时间里他的面部已有相当变化。以前那种黏黏糊糊的类似无可言状的淤泥样的货色已被他打入深宫，而代之以潇洒而富于技巧性的什么物件。一言以蔽之，绵谷升业已弄到一副更为洗练更为时髦的假面具。它的确制作精良，喻为一层新的皮肤亦未尝不可。但无论那是假面具也好皮肤也好，我——就连我——都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一种大约可称为魅力的风采。我不由感叹，简直是在看电视画面。他像在电视荧屏上那样说话，像在电视荧屏上那样做动作。我觉得我与他之间无时不隔着一层玻璃。我在这边，他在那边。

“关于说什么，你恐怕也心中有数——久美子的事！”绵谷升道，“也就是你们今后何去何从，你和久美子。”

“这何去何从，具体说是怎么一码事呢？”我拿起咖啡杯，啜了一口。

绵谷升以近乎不可思议的无表情眼神盯住我：“怎么一码事？你也不至于就这样长此以往吧？久美子另找个男人走了，剩你光身一个了，就这码事嘛。这对谁都无益处。”

“找了个男人？”我问。

“喂喂喂，等等请等等，”加纳马耳他此时插进嘴来，“事情总有个顺序，二位还是请按顺序说吧！”

“我不明白，本来就没什么顺序可言，不是吗？”绵谷升冷冷地说道，“到底哪里存在顺序呢？”

“让他先说好了，”我对加纳马耳他道，“然后大家再适当排顺序不迟——假如有那玩意儿的话。”

加纳马耳他轻咬嘴唇看一会我的脸，微微点下头。“也罢，那就先请绵谷升先生讲吧。”

“久美子除你另有个男人，并且和那男人一道出走了。这已毋庸置疑。这样，你们的婚姻再持续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对吧？所幸没有孩子，鉴于诸般缘由亦无交涉精神损失费⁽¹⁾的必要，解决倒也容易，只消脱离户籍即可。在律师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就算完事。出于慎重我还要告诉你：我所讲的，也是绵谷家最后的意见。”

我合拢双臂，就其所言略加思索。“有若干疑点想问。第一，你何以晓得久美子另有男人呢？”

“从久美子口里直接听来的。”绵谷升回答。

我不知如何应对，双手置于桌面默然良久。久美子居然向绵谷升公开这种个人秘密，未免有些费解。

“大约一周前的事了，久美子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谈。”绵谷升道，“于是我们见面谈了。久美子明确告诉我她有交往中的男人。”

我好久没吸烟了，想吸支烟。当然哪里都没烟可吸，便代之喝口咖啡，尔后把杯放回托碟，“咣啷”，声音又响又脆。

“因而久美子出走了。”他说。

“明白了。”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想必就是这样。久美子有了情人，并就此找你商量，对吧？我固然还难相信，不过很难设想你会为此特意向我说谎。”

“当然没说什么谎。”绵谷升道，嘴角甚至漾出一丝笑意。

“那么，你要说的结束喽？久美子跟男人走了，要我同意离婚？”

绵谷升像节约能源似的微微点下头：“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当初就不赞成久美子同你结婚。之所以没积极反对，是因为事不关己。如今想来不免后悔未坚持己见。”说着，他喝口水，把杯子轻轻放回桌面，继续下文，“自第一次见面时起，我就对你这个人不怀任何希望，认为你这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成就一桩事业或把自身锻炼成为有用之才的积极向上的因素。自己原本不发光，又不能使别人发光。你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将半途而废，终归一事无成。事实恰恰如此。你们结婚六年过去了，这期间你到底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对吧？六年时间里你唯一干的就是把工作丢掉和把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眼下你既无工作，又没有想做什么的计划。一句话，你脑袋里几乎全是垃圾和石碴。

“我至今还不理解久美子为什么和你结合。也许她对你脑袋里装的垃圾和石碴般的玩意儿发生了兴趣。然而归根结蒂垃圾总是垃圾，石碴总是石碴。一句话，一开始就属阴差阳错。诚然，久美子也存在问题。她由于种种情况自小性格就多少有点乖戾。唯其如此，才被你一时吸引，我想。但这个也已告终。总之事已至此，还是速战速决为好。久美子的事由我和家父家母考虑，你不必再插手。久美子在哪也不必找，这已不属于你的问题，你出头只能使事情复杂化。你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开始适合于你的人生好了！这对双方都有利。”

为表示话已结束，绵谷升喝干杯里剩的水，又叫男侍续上。

“此外没什么想说的了？”我询问。

绵谷升再次漾出笑意，这回把头往一旁偏了偏。

“那么，”我转向加纳马耳他，“那么这话到底哪里有顺序呢？”

加纳马耳他从手袋里取出小小的白手帕，抹了抹嘴角，然后拿起桌面上的红塑料帽放在手袋上。

“此事我想对冈田先生您是个打击。”加纳马耳他说，“即使对我们来说，面对面谈这件事心里也分外痛苦，我想这您能理解。”

绵谷升觑了眼表，以确认地球正在自转，宝贵时间正在流失。

“明白了，”加纳马耳他说，“开门见山地、简明扼要地说吧：您太太见了我，找我商量来着。”

“我介绍的，”绵谷升插嘴，“久美子问我如何找猫，我就为两人引见了。”

“在我见你之前，还是之后呢？”我问加纳马耳他。

“之前。”加纳马耳他说。

“这就是说，”我对加纳马耳他道，“如果整理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吧：久美子以前就通过绵谷升先生得知你的存在，并就猫的丢失找你商量。事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隐瞒自己已先见你的事没说，而又叫我去见你。我就在这一地点同你见面交谈。简言之是这样的吧？”

“大体如此。”加纳马耳他显得有些难以启齿，“最初纯粹是为了找猫，但我察觉里边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所以想见见您，想直接跟您谈谈。这样，我就必然要再见一次您太太，询问各种更深一层的个人情况。”

“于是久美子对你说自己有了情人。”

“简单说是那样的。更详细的从我的角度不大好说……”加纳马耳他道。

我一声喟叹。喟叹亦无济于事，却又不能不叹。“如此说来，久美子同那男人很久以前就有交往了？”

“大约有两个半月了，想必。”

“两个半月，”我说，“长达两个半月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

“那是因为您对太太毫不怀疑。”加纳马耳他说。

我点点头。“确实如你所说，我一次，甚至半次都没怀疑过会有这种事。我不认为久美子会在这方面说谎，现在也难以相信。”

“结果如何且不论，能全面相信一个人毕竟是人的一项地道素质。”

“实非常人可为。”绵谷升道。

男侍走来往我杯里续咖啡。邻桌有年轻女子高声浪笑。

“那么，我们凑在一起本来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我转问绵谷升，“我们三个人是为了什么凑在这里的呢？是为了叫我答应同久美子离婚？还是有什么更深的用意？你们说的乍听上去似乎头头是道，但关键部分却含糊不清。你说久美子有了男人因而离家出走，请问离家去了哪里？在那里干什么？独自去的？还是同那男的一起？久美子为什么全然不同我联系？若是另有男人，自是奈何不得。但我要从久美子口里听取一切，在听此之前一概不予相信。听清楚：当事人是我和久美子，问题应由我们两人协商解决，无须你指手画脚。”

绵谷升将尚未碰过的加冰红茶推向一边。“我们出现在这里，是为了向你通告。加纳来是我请的。我想有第三者参加总比两人单独谈要好。至于久美子的那个男人是何人物，现在何处，我可不晓得那么多！久美子也是大人，行动有她的自由。也许纵使知道在何处也无意告诉你。久美子不和你联系，是因为不愿和你说话。”

“久美子到底对你讲了什么？据我理解，你们两人关系似乎并不怎么亲密嘛。”我说。

“久美子要是跟你甚是亲密，为何同别的男人睡觉呢？”绵谷升道。

加纳马耳他低低咳嗽一声。

“久美子说她同别的男人发生了关系，说想彻底了结各种事情。我提议离婚算了，久美子说想想看。”绵谷升说。

“就这些？”我问。

“除此还有什么，到底？”

“我仍然费解，”我说，“坦率地说，很难认为久美子专为这点事找你商量。这么说或许不太合适——若是这个程度的事，根本不会找你商量。她会自己动脑筋思考，或直接跟我说。说不定有什么别的事，有什么必须由你同久美子单独见面商量的事情……”

绵谷升沁出一丝微笑，这回是犹如黎明空中悬浮的月牙般淡淡冷冷的微笑。“所谓不打自招，嗯？”他用低沉然而清澈的声音道。

“不打自招。”我试着喃喃有声。

“不是吗？老婆给别的男人睡了，又出走了，自己竟然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我还从未听说过如此寡廉鲜耻的怪事！我也不是愿意来而来这里的，迫不得已而已。纯属消耗！简直是往脏水沟里扔时间！”

他如此说罢，接下去是深深的沉默。

“知道下流岛上下流猴的故事吗？”我问绵谷升。

绵谷升兴味索然地摇头道声“不知道”。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下流岛。没有岛名，不配有岛名。是个形状非常下流的下流岛，岛上长着树形下流的椰子树，树上结着味道下流的椰子果。那里住着下流猴，喜欢吃味道下流的椰子果，然后拉出下流屎。屎掉在地上滋养下流土，土里长出的下流椰子树于是更下流。如此循环不止。”

我喝掉剩的咖啡。

“看见你，我就不由想起这个下流岛故事。”我对绵谷升说，“我想表达的是以下意思：某种下流因子，某种沉淀物，某种阴暗东西，以其自身的能量以其自身的循环迅速繁殖下去。而一旦通过某个点，便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纵令是当事人本身。”

绵谷升面部未现出任何类似表情的表情。微笑不知去向，焦躁亦无踪影，唯见眉间一道细小皱纹——大约是皱纹。至于这皱纹是否原先即在那里，我没有印象。

我继续说下去：“听着，我完全清楚你实际是怎样一个人物。你说我像什么垃圾什么石碴，以为只要自己有意即可不费吹灰之力把我打瘪砸烂。然而事情没那么容易。我之于你，以你的价值观衡量也许真个如垃圾如石碴，但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愚蠢。我清楚你那张对着电视对着公众的滑溜溜的假面具下面是什么货色，知道个中秘密。久美子知道，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将假面具撕开，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也许要花些时间，但我可以做到。我这人或许一文不值，可至少不是沙囊，而是个活人，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点你最好牢记别忘！”

绵谷升一声不吭，以无表情的面孔定定地看着我。面孔俨然悬在空中的一块石头。我所说的几乎全是虚张声势。我根本不晓得绵谷升的什么秘密，其中应有某种严重扭曲的东西我固然想象得出，而具体是何物则无由得知。但我似乎说中了什么，我可以真切地从其脸上察觉出他内心的震撼。绵谷升没有像平日在电视讨论会上那样对我的发言或冷嘲热讽或吹毛求疵或巧妙地乘机反驳。他差不多纹丝不动，死死地默然不语。

继而，绵谷升面部开始约略出现奇妙的变化：一点点变红，且红得不可思议，几处红得不可再红，几处浅得不可再浅，其余部位则莫名其妙地白里泛青，这令我联想起多种落叶树和常青树肆意交织因而色彩一片斑斓的暮秋山林。

不久，绵谷升默默离座，从衣袋里掏出太阳镜戴上。脸色仍然那么离奇地一片斑斓，那斑斓说不定会在他脸上永远定居下去。加纳马耳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兀自坐在那里。我佯装不知。看样子，绵谷升想向我说什么，但终究转念作罢。他悄然离桌消失。

绵谷升走后，我和加纳马耳他好一会没开口。我极端地累。男侍走来问我换杯咖啡如何，我说不必了。加纳马耳他把桌上的红帽拿在手上，盯视两三分钟，放在身旁椅子上。

口中一股苦味。我喝口杯里的水，想把苦味冲掉，但无济于事。

片刻，加纳马耳他开口了：“情绪这东西，有时是需要向外释放的，不然会在体内沉淀下来。想说的倾吐一空，心里畅快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但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完结。”

“您是不喜欢绵谷升先生吧？”

“跟这小子说话，每次都搞得我失魂落魄，周围无论什么都显得虚无缥缈，大凡眼睛看到的，全都好像没了形体，而自己又很难用语言准确述说何以如此。由于这个缘故，我往往说出不应是我说的话，做出不应是我做的事，事后心里窝囊得不行。如能再不同这小子见面，实在谢天谢地。”

加纳马耳他连连摇头：“遗憾的是，往后您恐怕要和绵谷升先生见面不止一次。这是无可回避的。”

想必如她所言。同此人怕是很难一刀两断。

我拿过桌上的杯子，又喝了口水。那股不好的味道不知是从何处来的。

“不过有一点我想问问：在这件事上，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呢？绵谷升那边，还是我这边？”我这样向加纳马耳他问道。

加纳马耳他两肘支在桌面，双手合在脸前。“哪边也不站。”她说，“因为这里没有可称为‘边’的东西。不存在那种东西。不属于分上下、有左右、分表里那类问题，冈田先生。”

“活像说禅。以思维方式而言自然有趣，但这本身等于什么也没说。”

她点了下头，把合在脸前的双手约拉开五厘米，角度稍稍斜向我这边。手的形状很好看。“不错，我说的是叫人摸不着头脑，你生气也理所当然。问题是我现在即使告诉你什么，现实中恐也毫无用处。不但无用，还可能弄巧成拙。这件事，只能以你自身的力以你自己的手取胜。”

“野生王国。”我微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正是，”加纳马耳他说，“完全如此。”言毕，简直像回收什么人的遗物似的轻轻抓起手袋，戴上红塑料帽。而一戴帽，加纳马耳他便酿出时间就此告一段落那样不可思议的氛围。

加纳马耳他离去后，我半想不想地一个人久坐不动，因为起身也全然想不出该去哪里。但又不能永远在此呆坐下去。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付罢三个人的账款走出咖啡屋。那两人终究谁也没付账。

(1)　日本法律规定离婚时女方可向男方要求支付精神损失费。

4　失却的宠幸、意识娼妇

回家窥看信箱，里面一封厚厚的信。间宫中尉来的。信封照例是一手考究的毛笔字，黑黑地写着我的姓名住址。我先换衣服去浴室洗把脸，进厨房喝两杯冷水，喘口气，然后剪开信封。

薄薄的信笺上，间宫中尉用自来水笔满满写着小字，一共怕有十张。我“啪啪”翻了翻，又装回信封。要读这么长的信太累了，也没有注意力。眼睛在一行行亲笔字上大致一扫，竟恍如一群奇形怪状的蓝色小爬虫，且脑袋里再次微微回响起绵谷升的语声。

我躺在沙发上，不思不想合起眼睛。所谓不思不想，对此时的我来说并非什么难事，只消对各种事情各想一点，各想一点之后直接弃置空中即可达此目的。

决心阅读间宫中尉的来信，已是傍晚快五点的事了。我倚柱坐在檐廊里，从信封中取出信笺。

第一张满纸是时令寒暄和对日前来访的谢意，以及坐了那么长时间说了那么多废话等一大堆道歉文字。间宫中尉这人极其注重礼节，毕竟是从礼节占日常生活很重要一部分那个时代活过来的。这部分我一眼带过，转入下页。

“开场白过于冗长，尚希见谅，”间宫中尉写道，“这次所以不揣冒昧不顾打扰给您写这封信，目的在于想请您理解我日前所说的那些，既非无中生有，也不是老年人添枝加叶的旧话重提，而是每个细节都确凿无误的事实。如您所知，战争已过去很多岁月了，记忆这东西也自然随之变质，犹如人将变老，记忆和情思亦会老化。然而其中有的情思是绝不至于老化的，有的记忆是绝不至于褪色的。

“直至现在，除了您我还没对任何人提起这段往事。在世间大多数人听来，我的这段往事也许带有荒唐无稽胡编乱造的意味。因为多数人总是将自己理解范围以外的事物统统作为不合情理无考虑价值的东西嗤之以鼻以至抹杀，甚至作为我也但愿这段往事纯属荒唐无稽的胡编乱造，但愿那是自己的误会或仅仅是臆想是梦幻。我所以苟活至今日，便是因为总是这样地一厢情愿。我三番五次地试图说服自己，告诉自己那是想入非非是某种误会。可是每当我力图将这段记忆强行推入黑暗之时，它却一次比一次更顽强更鲜明地卷土重来，进而犹如癌细胞一般在我的意识中扎根并深深侵蚀我的肌体。

“我至今也能历历如昨地记起每一个细节，甚至可以抓把沙草嗅其气味，可以想出天空浮云的形状，可以在脸颊上感觉出挟带沙尘的干风。对我来说，其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倒近乎似梦非梦的荒诞臆想。

“堪可称为我自身属物那样的人生茎干，早已僵冻和焚毁在无边无际无遮无拦的外蒙荒原之中。那以后我越过边境，在与攻来的苏军坦克部队的鏖战中失去一条手臂，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收容所里饱尝了超出想象的艰辛，回国后作为一名高中社会课教员供职三十余载，之后躬耕田垄，孤身至今。然这些岁月于我竟如一幕幕幻景。这些岁月既是岁月又不是岁月，我的记忆总是瞬间跨越这些徒具形骸的岁月而直返呼伦贝尔草原。

“我的人生所以如此失落如此化为空骸，原因大约潜于我在那口井底目睹的光照之中，即那仅仅射入井底十或二十秒的辉煌的阳光里。光一日仅来一次，突如其来而至，倏忽之间逝去。然而恰恰在那稍纵即逝的光之洪流中，我见到了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见到的景物，而见之后的我便成了与见之前的我截然不同的人。

“那井底所发生的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即使在时过四十年的今天我仍未能把握准确。所以，下面我述说的无论如何只是我的一个假设，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理论根据的要素，但现阶段我认为这一假设有可能最为接近我所体验之事的实相。

“我被外蒙士兵扔进蒙古荒原正中央的一口黑洞洞的深井，摔伤了肩、腿，没吃没喝，只能坐以待毙。那之前我目睹了一个人被活活剥皮。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我的意识业已被高度浓缩，加之瞬间强光的照射，使得我直上直下地滑入自身意识的内核那样的场所——我想大概会是这样。总之我看见了那里的存在物。我的四周笼罩在辉煌的光照中，我置身于光之洪流的正中，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彻头彻尾被光整个包笼起来，但那里可以看见什么。有什么正在我暂时性失明的时间里熔铸其形体。那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有生命的那个什么。光照中，那个什么恰似日食一般黑魆魆浮现出来。可是，我未能真切看出其形体。它准备朝我这边靠近，准备给我以某种宠幸。我浑身战栗地等着。不料那个什么不知是中途转念，抑或时间不够，总之没有来到我跟前，而在形体完全铸成前的一瞬间倏然解体，重新隐没在光照中。光渐次淡薄——光射入的时间结束了。

“这一情形持续了两整天，重复得一模一样。流溢的光照中有什么正欲呈现其形体，却未果而中途消失。我在井中又饿又渴，痛苦绝非一般，但这在至根至本上并不是大不了的问题。我在井中最痛苦的是未能彻底看清光照中的那个什么。那是未能看见应该看见之物的饥饿，是未能知晓应该知晓之物的干渴。假如能够真真切切目睹其形体，我宁可就那么饿死渴死。我真是那么想的。为了看那形体，我绝对万死不辞。

“然而那形体被永远地从我眼前夺走了，其宠幸未能赋予我便不复存在了。前面我已说过，从井里出来后的我的人生，彻底成了空壳样的东西。所以战争最后阶段苏军攻入满洲的时候，我自愿奔赴前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里我有意识地尽可能将自己置于恶劣情况下，却无论如何也没死成。如本田伍长那天夜里预言的那样，命运使我返回了日本，使我寿命惊人地长。记得最初听到时我很高兴，然而莫如说那句预言更近乎咒语。我不是不死，而是未死成。本田伍长说得不错，我还是不知晓那种事为好。

“原因在于，我失却憬悟和宠幸之时，也就失却了我的人生。自己曾经拥有的生命体、因此而具有若干价值的东西，在那之后荡然无存，毁尽死绝。它们在锐不可当的光照中全部化为灰烬。也可能是那憬悟那宠幸所释放的热能将我这个人的生命之核彻底烧尽，我不具有足以抵抗其热能的力。因此，我不畏惧死，迎接肉体的死对我毋宁说是一种解脱。死可以使我从我之所以为我的痛苦中、从无望获救的囚牢中永远解放出来。

“话又说长了，请原谅。但我真正想告诉您的是：我是因某种偶然机会失却自己的人生并且同这失却的人生相伴度过四十余年的人。作为处于我这种境地的人，我以为人生这东西要比正处在其漩涡中的人们所认为的有限得多。光芒射入人生这一行为过程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仅有十几秒亦未可知。它一旦过去，而自己又未能捕捉其所提供的憬悟，便不存在第二次机会，人就可能不得不在无可救药的深重的孤独与忏悔中度过其后的人生。在那种黄昏世界里，人再也等不到什么。他所能抓到手上的，无非本应拥有的东西的虚骸。

“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见到您并得以诉说这段往事。至于对您是否多少有用，我很难预知，但我是觉得自己因说出这段往事而得到了某种慰藉。尽管这慰藉微不足道，但即使微不足道的慰藉于我也贵如珍宝。而且我也同样有赖于本田先生的指点，对此我不能不感受到命运之丝的悬存。默默祝愿您日后人生幸福。”

我把信再次从头慢慢看了一遍，装回信封。

间宫中尉的信神奇地拨动了我的心弦。尽管这样，它带给我的只是远处扑朔迷离的图像。我可以相信并接受间宫中尉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事实接受他一再称为事实的一切，然而诸如事实及真实这类字眼本身对现在的我并无多大说服力。他信中最能强烈打动我的，是字里行间蕴含的焦躁——那种想要描写却描写不好想要说明却说明不成的焦躁感。

我进厨房喝罢水，在房子里到处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沿上眼望立柜中排列的久美子的衣服，思索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究竟为何物。我可以充分理解绵谷升的话。给他说时固然心怀不平，但事后想来其言果然不差。

“你们结婚六年过去了。这期间你到底干了什么？六年时间里你唯一干的就是把工作丢掉和把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眼下的你既无工作，又没有想做什么的计划。一句话，你脑袋里几乎全是垃圾和石碴”——绵谷升这样说道。我不能不承认其说法是正确的。客观地看，这六年时间我的确几乎没干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脑袋里也的确装的是垃圾和石碴。我是零。诚哉斯言！

可我果真将久美子的人生弄得颠三倒四了么？

我久久地望着她立柜中的连衣裙、衬衫和西服裙。这些是她留在身后的影子。影子失去了主体，有气无力地垂在那里。接着，我走进洗脸间，从抽屉拿出人家送给她的克里斯汀·迪奥香水瓶闻了闻，瓶里发出同久美子出走那天早上我在她耳后闻到的一样的气味儿。我把瓶中物全部慢慢倒进洗脸池。液体淌入排水孔，强烈的花香（我怎么也想不起花名）像狠狠搅拌我的记忆一般充满整个洗脸间。我便在这扑鼻的气味中洗了脸，刷了牙。之后，决定去一下笠原May那里。

我像往常那样站在胡同宫胁家的后面等笠原May出现，但左等右等也不露头。我靠着篱笆，含着柠檬糖，望着石雕鸟，想着间宫中尉的信。如此一来二去，四下渐渐黑了下来。我已差不多等了三十分钟，只好作罢。大概笠原May去了外面哪里。

我重新顺胡同回到自家房后，翻墙进屋。家中静悄悄地铺满了夏日蓝幽幽的夕晖。加纳克里他在里面。一阵错觉袭来，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是现实的持续。房间仍微微荡漾着我倒的香水味儿。加纳克里他坐在沙发上，双手置于膝部，我走近她也凝然不动，仿佛时间在她身上停止了。我打开房间灯，在对面椅子上坐下。

“门没锁，”加纳克里他说，“就擅自进来了。”

“没关系，进就进吧，我出门时一般都不上锁的。”

加纳克里他身穿花边白衬衫，翩翩然的淡紫色裙子，耳上一对大大的耳环，左腕套着两只大大的手镯。手镯使我心里一震，因为形状几乎同我梦见的毫无二致。发型和化妆一如往常，头发仍像从美容院出来直奔这里似的用发胶固定得齐齐整整。

“时间不多，”加纳克里他说，“要赶快回去，但有件事怎么也得跟您说。今天见了我姐姐和绵谷升先生了吧？”

“不过话不投机。”我说。

“那，可有什么想问我的？”

一个接一个有人前来，一件又一件问我问题。

“想多了解绵谷升这个人。我觉得必须了解他。”

她点下头：“我也想了解绵谷升先生。想必姐姐说过了，那个人很早以前就玷污了我，今天在这里很难说明白，早晚讲给您听就是。那是违背我意愿进行的。因我本来就被安排同他交媾，所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奸。然而他玷污了我，而且在多种意义上大大改变了我这个人。我好歹从中振作起来，或者说我由于那次体验而将自己——当然有加纳马耳他帮助——提升到了更高的境地。但无论结果如何，都改变不了当时我是被绵谷升先生奸污这一事实。那是错误的，是十分危险的，甚至含有永远迷失自己的可能性。您理解吗？”

我当然不理解。

“当然，我也同你交合了，但那是在正确的目的下以正确的方法进行的，在那样的交合中我不至于被玷污。”

我像注视局部变色的墙壁一样注视了一会儿加纳克里他的脸。“同我交合了？”

“对。”加纳克里他说，“第一次只用嘴，第二次交合了，两次都在同一房间。还记得么？头一次没多少时间，不得不匆匆了事，第二次才多少充裕些。”

我不好应对。

“第二次我穿您太太的连衣裙来着，蓝色的连衣裙，左腕戴着和这个一样的手镯。不是吗？”她朝我伸出戴一对手镯的左腕。

我点点头。

加纳克里他道：“当然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交合。射精时您不是射在我体内，是射在您自身意识里。明白吗？那是人工构筑的意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共同拥有了交合这一意识。”

“这是何苦？”

“为了了解。”她说，“为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叹息一声。不管谁这么说都太离谱了。但她一一说中了我梦中的场景。我用手指摸着嘴角，许久地注视着她左腕上的一对手镯。

“或许我脑袋迟钝，很难说我充分理解了你说的内容。”我淡淡地说道。

“第二次出现在您梦境里，正当我和您交合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女子替换下来。我不知那女子是谁，但那应该给您以某种暗示。我想告诉您的就是这点。”

我默然。

“同我交合您不必有什么负罪感。”加纳克里他说，“跟您说，冈田先生，我是娼妇。过去是肉体娼妇，如今是意识娼妇。我是过来之人。”

随即，加纳克里他离开沙发跪在我身旁，抓住我的手。手不大，柔软，温煦。“嗯，冈田先生，就在这儿抱住我！”加纳克里他说。

我抱住她。老实说，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做。不过此刻在此抱住加纳克里他我觉得绝对不属于错误行为。解释不好，总之是这样觉得。我以起舞般的感觉将手臂搂住加纳克里他苗条的腰身。她个子比我矮得多，头只及我下颏往上一点。乳房紧贴在我胃部，脸颊静静靠在我胸口。加纳克里他不出声地哭了。我的T恤给她的眼泪打得暖暖的湿湿的。我看着她齐整整的短发微微摇颤不已。像在做一场甚是完美的梦，但不是梦。

如此姿势一动不动保持了许久许久。之后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撤开身子，顺势后退，从稍离开些的地方注视我。

“很感谢您，冈田先生，今天这就请让我回去。”加纳克里他说。尽管哭得相当厉害，但化妆几乎没有破坏。现实感正在奇异地失去。

“你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在我梦里？”我问。

“那我不知道。”她轻轻摇头，“我也不知道。但请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也请您别惧怕我戒备我。好么，冈田先生？”

我点点头。

加纳克里他旋即离去。

夜色更浓了。我的T恤胸口湿成一片。这天夜里我直到天亮也没睡。不困，又怕睡过去，觉得睡过去后说不定会被流沙样的水流冲走，一直冲往另一世界，再也无法重返这个天地。我在沙发上边喝白兰地边思索加纳克里他的话，直到翌日清晨。加纳克里他的存在感和克里斯汀·迪奥香水味儿天亮时仍留在室中，浑如被囚禁的影子。

5　远方街市的风景、永远的弯月、固定的绳梯

刚刚睡去，电话铃便几乎同时响起。起始我试图不理什么电话接着往下睡，但电话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十遍二十遍不屈不挠地鸣叫不止。我慢吞吞地睁眼看了下床头钟，早上六点多一点，窗外天光大亮。有可能是久美子的电话。我跳下床，进客厅拿起听筒。

我“喂喂”两声。对方却一言不发。喘息告诉我另一端有人，但对方不肯开口。我也吞声不响，只管耳朵贴着听筒，静听对方微微的呼吸。

“哪位呀？”

对方仍不言语。

“如果是常往家里打电话的那个人，稍后一会再打来好么？”我说，“早饭前没心绪谈性交什么的。”

“谁？谁常往你家打电话？”对方突然出声。原来是笠原May。“喂，你要跟谁谈性交啊？”

“谁也不是。”我说。

“是昨晚你在檐廊里搂抱的那个女人？和她在电话里谈性交？”

“不不，不是她。”

“拧发条鸟，你身边到底有几个女人，太太以外？”

“说起来话长，很长很长，”我说，“毕竟才早上六点，昨夜又没睡好。反正你昨晚来过我这儿是吧？”

“而且撞见你正和那女人抱作一团。”

“实际什么事也没有。怎么说好呢，就像一种小小的仪式什么的。”

“用不着跟我辩解什么，拧发条鸟。”笠原May冷冷地说，“我又不是你太太。不过有一句话要跟你说：你是有什么问题的。”

“可能。”

“不管你眼下遭遇多么严重的不幸——我想应该是严重的不幸——那恐怕也都是你自作自受，我觉得。你存在着一种根本性问题，它像磁石一样引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因此，心眼多少有点灵活的女人，都想赶快从你身旁逃走。”

“或许。”

笠原May在电话另一头默然良久。而后假咳一声，“你么，昨天傍晚来胡同了吧？一直在我家房后站着了吧？活像呆头呆脑的小偷。我看得一清二楚。”

“那为什么不出来？”

“女孩子也有不乐意出去的时候，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有那种存心捉弄人的时候。既然等，就让你一直等下去好了——有时就有这样的念头。”

“噢。”

“不过到底过意不去，后来特意去了你家一次，傻乎乎的。”

“结果我正和那女人抱在一起。”

“跟你说，那女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笠原May说，“如今可没有谁那么打扮那么化妆哟！如果不是时光倒流的话。她恐怕最好还是去医生那儿检查检查脑袋瓜，是吧？”

“这你不必介意。脑袋也没什么不正常。人之爱好各有不同罢了。”

“爱好倒各随其便。只是，一般人就是再爱好我想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那个人，从脑瓜顶到脚趾尖——怎么说呢——活脱脱像从好多年好多年前的画报上走下来的一般，不是么？”

我不作声。

“嗳，拧发条鸟，和她睡了？”

“没睡。”我迟疑一下答道。

“真的？”

“真的。没有那种肉体关系。”

“那干吗搂搂抱抱？”

“女人有时候是想让人搂抱的。”

“也许。不过那样的念头可是多少有点危险的哟！”笠原May说。

“确实。”我承认。

“那人叫什么名字？”

“加纳克里他。”

笠原May又在电话另一头沉吟一会说：“这不是玩笑？”

“不是玩笑。”我说，“她姐姐叫加纳马耳他。”

“不至于是真名吧？”

“不是真名，职业用名。”

“这两人莫不是相声搭档什么的？或者说和地中海有什么关系？”

“和地中海稍稍有关。”

“姐姐那人打扮可地道？”

“基本地道，我想，起码比妹妹地道许多。倒是经常戴一顶同样的红塑料帽……”

“另一个好像也算不上怎么地道。你干吗非得跟这些脑袋缺根弦的人来往呢？”

“这里有很长很长的过程。”我说，“早晚等各种事情稳定一些后，或许可以跟你解释明白。现在不行，脑袋里一团乱麻，情况更是一团乱麻。”

“嗬。”笠原May不无狐疑地“嗬”了一声，“反正太太还是没回来吧？”

“嗯，没回来。”我说。

“喂，拧发条鸟，你也老大不小了，就不能多少动脑筋想想？要是太太昨天晚上回心转意回来时看见你正和那女人紧紧抱作一团，你以为她会怎样想？”

“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有的。”

“要是刚才打电话的不是我是你太太，而你又提起什么性交来，你太太到底会作何感想？”

“的确如你所说。”

“你还是相当有问题的。”笠原May说着，叹了口气。

“是有问题。”我承认。

“别这样什么都痛快承认，别以为只要老实认错道歉就万事大吉。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错误那东西终归还是错误。”

“言之有理。”我说。百分之百言之有理。

“你这个人！”笠原May不胜惊愕地说，“对了，昨晚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是有事相求才来我家这儿吧？”

“那已经可以了。”我说。

“可以了？”

“嗯。就是说，那事——已经可以了。”

“抱了那女人就跟我没事了？”

“哪里，不是那样的。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

笠原May再不说什么，放下电话。罢了罢了！笠原May、加纳马耳他、加纳克里他、电话女郎，加上久美子。确如笠原May所说，最近我周围女人数量是叫人觉得未免多过头了，而且每个都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但我终究太困了，没办法再思考下去。当务之急是睡觉。这回醒来可就有事干了。

我折身上床，睡了过去。

醒来后，我从壁橱里拿出简易背囊。背囊是应急用的，里面有水壶、咸饼干、手电筒和打火机，是搬来这里时害怕大地震的久美子从哪里成套买回来的。但水壶早已空了，咸饼干潮乎乎地发软，手电筒电池已经没电了。我往水壶里灌了水，咸饼干扔掉，给手电筒换上新电池，然后去附近杂货店买来火灾逃命用的绳梯。我想了想此外是否还有必备的东西，除柠檬糖外再想不出一样。我原地转身环视一遍家中，关上所有窗户，熄掉灯盏想锁门又转念作罢。或许有谁前来找我，久美子也可能回来，何况家里边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我在厨房餐桌上留一张字条：

“出去一些时日，还回来。T”

我想象久美子回来看见字条的情景。她看了将作何感想呢？我撕掉字条，重新写道：

“因要事暂时外出，不日回来。请等我。T”

我身穿棉布裤和半袖港衫，背起简易背囊，从檐廊下到院子。四下望去，端的是不折不扣的夏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完完全全的夏天。太阳的光线，天空的色调，风的气息，云的形状，蝉的鸣声，一切一切无不在宣告货真价实的美好夏日的光临。我背上背囊，翻过后院围墙，跳下胡同。

小时候曾离家出走一次，恰好也是在这样一个晴朗朗的夏日清晨。离家出走的原因已经记不起来了，大概是对父母有口气咽不下去吧。总之也是同样背起背囊，把攒的钱放进衣袋离开家的。对母亲谎说要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去郊游，让母亲做了盒饭。家附近有几座适合郊游的山，因此几个小孩子去那儿爬山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出家门，我便乘上事先想定的公共汽车，坐到终点。对我来说，那是“远方的陌生街市”。在那里又转乘别的公共汽车，到了另一处“远方（更远的）的陌生街市”。在这连名字都不知晓的街市下了车，我只管漫无目标来回转来转去。那地方没有可以称为特征的特征。比我住的街市多少热闹些，也多少脏些。有商业区，有电车站，有小工厂，有条河，河边有座电影院。电影院广告板贴着西部片广告。到了中午，坐在公园长椅上吃盒饭。我在那街市待到傍晚，但暮色越来越暗，心也随之忐忑起来。这已是返回的最后时机了，我想，再暗下去，恐怕就回不去了！于是我乘上来时坐的公共汽车。回到家已快七点了。谁也没觉察出我的出走，父母以为我和同学一块儿爬山去了。

此事我早已忘去脑后，但在背着背囊翻越院墙的一瞬间，当时的心情——在陌生的街头、陌生的人们、陌生的人家之间只身伫立，眼望夕阳渐次失去光色，那种莫可言喻的寂寥感——忽然复苏过来。旋即我想起久美子，想起只带挎包和从洗衣店取出的衣裙不知遁往何处的久美子。她已经错过了可以返回的最后时机，此刻恐怕正形影相吊地伫立在远方陌生的街市。想到这里，我很有些坐立不安。

不，她未必形影相吊，我想。说不定正同那男的一起，这样想要合乎情理得多。

我就此打住，不再去想久美子。

我穿过胡同。

脚下杂草已失去梅雨时节方可见到的那种水灵灵的鲜绿气势，现已完全换上夏日荒草特有的死皮赖脸的迟钝样子。移步之间，草中不时有蓝蚂蚱一跃而起，青蛙也时而蹿出。眼下胡同是这些小东西的领地，我成了扰乱它们常规生活的入侵者。

来到宫胁家空屋跟前，我打开木门径直进入院子，分开荒草往院里走去，走过依然凝望天空的脏兮兮的石雕鸟身边，绕到房侧。但愿这一过程别给笠原May看见。

到得井前，我搬下井盖上的石头，把两块半月形盖板拿开一块，往里扔了颗石子看底下是否仍旧没水。石子一如上次发出“砰”一声干巴巴的声响，没有水。我放下背囊，从中掏出绳梯，一头系于附近树干，然后猛劲拉了几次，确认会不会脱扣。再慎重也不为过，万一不巧脱扣，可就甭想返回地面了。

我抱起团成一团的绳梯，慢慢垂入井中。长长的绳梯全部放下去后，仍没有到底的手感。绳梯相当长，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不够长。井的确很深，直上直下往里打手电筒也弄不清绳梯是否到底，光束中途即被黑暗吞噬。

我坐在井边侧耳倾听。几只蝈蝈简直像在比赛谁声音响谁肺活量大似的在树间拼命鼓噪，鸟声却是不闻。我怀念起拧发条鸟，或许拧发条鸟懒得同蝈蝈们竞争而迁往别处了。

接着，我手心朝上接太阳光。手心当下变热，仿佛所有皱纹和指纹都有阳光侵入。百分之百光的王国。周围一切一切无不尽情沐浴阳光，闪耀夏日的光彩，甚至时间和记忆等不具形体的存在也在享受夏日光照的恩惠。我把一块柠檬糖扔进嘴里，在井边一直坐到糖彻底融化。之后为慎重起见再次用足力气拉了拉绳梯，得知它确实被牢牢固定住了。

顺着软柔的绳梯下井，要比预想的辛苦。绳梯是棉与尼龙的混纺，结实程度自然没有问题，但脚下甚是不稳，网球鞋底稍用力一踩就“吱溜”滑开，因此手心必须紧紧攥住绳梯，直攥得手心作痛。我一格一格小心翼翼向下爬去，却怎么也不到底，似乎永远下降不完。我想起小石子碰到井底的声响。不怕，有底！无非爬这不争气的绳梯要花费时间罢了。

不料数至第二十格时，一阵恐惧感袭来。恐惧感犹如电流不期而至，使我的四肢立时变僵。肌肉硬如石，浑身冒汗，双腿不住发颤。无论如何这井也太深了，哪有这么深的井呢！这里毕竟是东京中心，就在我住的房子后头。我屏息侧耳，然而一无所闻。蝉鸣也不闻。唯独自己心脏大起大落的声音在耳中回响。我喘口粗气，在这第二十格处紧贴绳梯，既上不去也下不得。井内空气凉飕飕的，一股土腥味。这里是同夏日太阳朗朗普照的地面两相隔绝的世界。抬头上望，井口变得很小。圆形井口恰好被余下半块的盖板从正中间削去半边，从下面看去宛如夜空悬浮的半月。半月或许持续一段时间，加纳马耳他说。她是在电话中这样预言的。

我心中叫苦。而一叫苦，身上憋的劲儿消了一点，肌肉开始放松，似有一股硬邦邦的气从体内排出。

我再次使出浑身力气顺梯下爬。我鼓励自己说再下一点儿再下一点儿，别怕，反正有底。数到第二十三格时，终于到达井底，脚踩在土上。

黑暗中，我仍手抓梯格不放——以便有什么情况可随时逃离——同时用脚尖“窣窣”地划了划地面。没水，也没有莫名其妙的物体。如此确认完毕，才落脚立于地面。我放下背囊，摸索着拉开拉链，从中取出手电筒。手电筒发出的光束将井底情景照得历历在目。地面既不甚硬，也不很软。好在土是干的，有几块大约什么人扔下的石子，此外有一个装炸薯片的空塑料袋。手电筒照射下的井底，令我想起过去在电视上看到的月球表面。

井壁本身是普普通通的水泥，平扁扁的，斑斑点点生着青苔样的东西，如烟囱一般笔直向上拔起，最顶端闪出半月形光孔。直直地仰面望去，不由再度切实感到井的深邃。我再次用力拉了下绳梯，仍有实实在在的手感。不要紧，只要梯在，随时都可返回地面。我深深吸口气，略带霉气味儿，但绝不算坏。对井我最担心的就是空气。井底容易积淀空气。尤其枯井，往往有毒气从土层中冒出，过去我曾从报纸上看到掏井工因沼气中毒在井底丧命的报道。

我嘘口气，弓身坐在井底，背靠井壁。然后闭上眼睛，让身体习惯这一场所。噢，我想，自己此刻如此位于井底！

6　遗产继承、关于水母的研究、近似乖戾感的感觉

我坐在黑暗中。头顶被盖板齐刷刷切成半月形的光依然像什么标记一般孤单单地悬浮着，但地上的光探不到井底。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可以凑近看见——尽管影影绰绰——手的形状了。周围诸多物件开始慢慢现出依稀的轮廓，恰如胆怯的小动物一点点对对手放松警惕。但是，就算眼睛习惯了，黑暗终究是黑暗。每当我要定睛看清什么的时候，它们便倏忽间隐身敛形，悄然化入无明。或许不妨以“幽暗”称之，然而幽暗亦有幽暗的浓度，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比完全的黑暗更含有深刻的内涵，于中既有所见，又一无所见。

就在这内涵奇特的幽暗中，我的回忆开始带有未曾有过的强大力度。那些每遇时机便在我心中唤起种种图像的记忆断片，此时竟是那般鲜明真切，几乎可以巨细无遗地捧在手中。我闭起眼睛，回忆差不多八年前第一次见到久美子的情景。

碰见久美子，是在神田一所大学附属医院的患者家属休息室里。我当时因一桩遗产继承事项每天每日去见在此住院的委托人。委托人六十八岁，是一位拥有主要分布在千叶县的很多山林土地的有产者，名字曾一度出现在巨额纳税人排名栏里。伤脑筋的是其嗜好之一（之二之三我自然无由得知）是定期改写遗嘱，看情形他从此种繁琐至极的行为中觅得了常人无可估量的乐趣。事务所的人全给此人的为人和怪癖弄得不胜其烦，但对方毕竟是数得上的富翁，且每改写一次都有一笔绝不为少的手续费进来，加之遗嘱改写手续本身又不特别难弄，作为事务所不便说三道四，于是直接负责的差事就落到我这个刚进所的新手头上。

当然，因我不具有律师资格，所谓负责也比跑腿学舌强不了多少。专业律师听取委托人所希望的遗嘱内容，从法律角度提出务实性建议（正式遗嘱有固定格式和规定，如不合乎有可能不被承认为遗嘱），决定主要条目，据此将遗嘱草稿打印成文，我则将其拿到委托人那里朗读。若无异义，这回由委托人将遗嘱亲笔重写一遍，签名盖章。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人写的遗嘱法律上称为“亲笔自证遗嘱”。如这名堂所示，全文必须由本人亲自笔书。

顺利写毕，装入信封加封，我如获至宝地拿回事务所，由事务所放入保险柜保存。按理至此即告结束，然而此人却没这么简单。因其卧病在床，一次写不了多少，且遗嘱又长，写完要一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须天天去医院答疑（我也算是基本学过法律之人，常识范围内的可以回答）。回答不出的，每次便给事务所打电话请示。此人性喜啰嗦，对小事百般计较，甚至一个个字眼都纠缠不休。尽管这样，每天多少总有进展。而只要进展，这令人生厌的作业便总有完的希望。岂料，每当好歹熬到透亮当口，此人肯定会想起前面忘说了什么什么，抑或一举推翻前面业已定好的事项。若是细小变更，不妨以附录形式处理；而若事关重大，势必重新折腾。

总之就是如此过程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加之在此期间又有手术又有检查等等，即使按约定时间去了医院，也未必能马上同他见面商谈。甚至有时他吩咐几时几时前去，而去了之后又说心情欠佳叫改时再来，等两三个小时方得见面亦无足为奇。这么着，两三周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必须死死坐在医院的住院患者家属休息室的椅子上打发仿佛永不消逝的时光。

我想任何人都不难想象，医院休息室绝非温情脉脉的场所。沙发的塑料皮面硬如僵尸，吸口空气都觉得不出片刻就会大病一场。电视上总是不三不四的节目。自动售货机里的咖啡一股煮报纸味儿。人人都一副阴沉沉死板板的面孔。倘若蒙克为卡夫卡小说插图，料想必是如此场景。但我反正在此见到了久美子。久美子为照料住院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的母亲，每天利用大学课间课余时间来医院一次。她大多身穿蓝色的牛仔裤或爽快利落的稍短些的裙子，一件毛衣，梳着马尾辫。时值十一月初，有时穿风衣有时不穿。肩上一个挎包，总挟着几本大约是大学教材和素描册样的书本。

自我第一次去医院那天下午，久美子就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沙发上，并着穿低跟鞋的脚专心看书。我坐在她对面，每隔五分钟看一眼表，等待同委托人会面时间的到来。不知何故——何故不至于告诉我——拖延了一个半小时。久美子几乎没从书上抬起眼睛。记得她的腿异常漂亮。看见她，我的心情多少开朗一点。年轻，长相也给人以好感（至少显得非常聪颖），又有两条动人的腿——我不由暗想，拥有这些将给她带来怎样的心境呢？

几次见面之后，我同久美子开始聊些轻松的日常闲话，交换自己看过的杂志，分吃多余的探病水果。说到底，两人都百无聊赖，需要年龄相近而又地道些的谈话对象。

久美子问我可是自己亲人在这里住院，于是我开始绵绵不绝地向她述说遗嘱委托人乖戾扭曲的脾性。我对这工作早已忍无可忍，早就想找个人一吐为快。话很长，色调又全是灰的，但久美子还是静静地听着。偶尔自己担心对方听得无聊而突然止住时，她便浮起安详的微笑，意思像是在说没关系听着呢接着讲好了。

“他太太去世六年了，四个子女。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四个子女哪怕有一个像那么回事的也好，偏巧个个都压根儿提不起来。长子迟早要继承父业，但这人简直奸猾透顶，脑袋里除钱没别的。不知是气量小，还是光是小气，因几个小钱马上火蹿头顶。性格怕最像老子。可父子两个又冰火不同炉，动不动就吵得对抓起来。在医院倒没大动干戈，到底顾忌外人笑话。

“第二个儿子搞不动产交易。光是嘴巴说得天花乱坠，最喜欢沾尖取巧。五年前惹出一起诈骗案，闹到警署，因老子用钱压住而不了了之。可眼下仍不干正经勾当，大概跟地产方面的地痞无赖不清不浑，总有一天蹲四面墙。不料不知什么缘故，子女里边好像只有这个儿子最合老头子的意。

“大女儿十六岁时跟父亲手下一个男的私奔了。当时把老头子的钱偷去许多。如今在横滨经营两家美容院，活得有滋有味。论经营才干在四兄妹里边倒好像首屈一指。五年前偷的钱也还了，总算同父亲言归于好。不知受的什么家庭教育，别人不愿听的话她硬是大声喋喋不休。小女儿不到三十岁，独身，在夏威夷买了房子，高尔夫球成天打个没完。除了买衣服打高尔夫球，脑袋里什么也没有。这么说或许不礼貌，长相个个一塌糊涂。倒也不一定是丑，总之属于看着叫人心情晦暗那种类型。”

“四个你都见了？”

“因为事关遗产继承，全都正儿八经地领着老婆孩子前来探望。要是不常来报到，遗嘱上写的什么就不晓得了嘛。来时赶上我在场，老头子就特意把我介绍一番，说我是法律事务所里的，好让子女们神经紧张，还告诉说眼下正修改遗嘱。”

“病情怎样？遗嘱一定得那么火急火燎的？”

“怎么说呢——，详细的我不知道。听说是肝脏不好，像是切除了什么的。心脏怕也不大正常，心律不齐。不过，以我的预感，此人至少还能再活二十年，遗嘱估计要改写一百五十遍左右。”

“有钱倒也够折腾人的。”

“因人而异，”我说，“有钱过静心日子的人也有，那些人可不怎么到法律事务所来。”

我们在医院附近简单吃了几次饭。离开医院不能太久，所以吃饭也无非在麦当劳吃汉堡包或比萨饼之类，但总比医院食堂里浑如死尸的烤鱼好得多。起初她很沉默，很少开口，但在我半开玩笑地讲过几个趣闻之后，她开始一点点放松下来。每当我长长地说完一通，她便回报似的谈几句自己的事。她在东京一所女大读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爱好是绘画。参加了学校里的美术沙龙，较之油画更喜欢线条画和水彩画。可能的话，想搞服装设计什么的。

“我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一次久美子边用刀削苹果边兴味索然地说，“十二指肠溃疡也是很小一块，不过是及早切除为好那个程度。问题是生来第一次住院，本人就像死到临头似的，所以哪怕我一天不露面都会大发脾气。妈一发脾气，爸就跟着大动肝火，我只好每天都来这儿一次。她属完全护理，大凡需要的无不齐全，我来也没什么可干，况且眼下正忙着应付考试。”

但她对自己的家庭不愿再多谈下去。我问起什么，她总是浮起模棱两可的微笑，支吾过去。那时我在久美子家庭方面得到的知识，仅知她有个哥哥，父亲是官员，以及她无论对父亲还是对母亲都抱有一种较之亲情更近乎无所谓的心情。我想象她大概是生活相当充裕的富家女儿，因为她衣着总是那么整洁得体，母亲（没见过）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听人说这家医院的单人病房是要相当一笔费用和门路才住得进的。

我和久美子之间，一开始就好像有某种息息相通之处。那不是一见面就麻酥酥地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冲动性的、强有力的东西，性质上要安稳平和得多。打比方说吧，就像两个微小的光点在无边的黑暗中并排行进时双方都不由自主渐渐靠向一起那样的感觉。随着同久美子见面次数的增多，去医院便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意识到这点，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感觉上较之碰到一个新朋友，更像是同梦绕魂萦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我时常心想，要是两人不老是在医院这种场所利用什么间隙零敲碎打地说话，而是到别的地方慢慢单独畅谈一番该有多妙！一天，我鼓足勇气试请久美子赴约。

“我们是不是需要换换空气什么的啊？”我说，“两人逃离这里，换个地方！哪里都行，只要没有病人没有委托人就行。”

久美子略一沉吟：“水族馆？”

那便是我们的初次约会。星期天早上久美子把母亲的替换衣服送来医院，在休息室和我会齐。那天风和日丽，久美子身穿式样较为简练的连衣裙，披一件淡蓝色对襟毛衣。那时她就在打扮上有令人赞叹的表现。哪怕很平常的衣服，她只要稍加一点点创意，或在袖口的折挽、领口的翻卷上稍加改变，就能马上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对这类诀窍她很是得心应手，而且对自己的衣服极为珍视，充满爱意。每次同久美子见面，我都边同她并肩行走边欣赏她的衣着。衬衫一道褶也没有，衣线总是那么横平竖直，白色的总是白得刚买来一般，皮鞋一尘不染。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我脑海里每每浮现出衣箱中角对角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毛衣以及套着塑料袋挂在立柜中的半身裙和连衣裙（事实上婚后我也目睹了如此光景）。

那天我们在上野动物园的水族馆度过了一个下午。难得一个好天气，我觉得还是去动物园悠然漫步更为惬意，便在去上野的电车中略微暗示一下，但她似乎一开始就定下了要去水族馆。当然，既然她想去，我也并无异议。正赶上水族馆有水母特别展，我们便逐个看起了从全世界搜集来的珍稀水母。小到指肚大小的绒绒毛状物，大到伞径大于一米的怪模样，委实种类纷繁，均在水槽中飘摇起舞。虽是星期日，但水族馆并没多少人，甚至称得上空空荡荡。如此大好天气，想必任何人都选择在动物园看大象和长颈鹿，而不在水族馆看哪家子水母。

对久美子我自是没说，其实我顶顶讨厌水母。小时候在家附近的海里游泳被水母蜇过好几回。一个人往海里游时还钻进水母群当中一次，等注意到时周围已全是水母。当时水母那滑溜溜凉飕飕的感触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我在水母漩涡的核心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怖，像被拖进黑洞洞的深渊。不知为什么，身体倒未被蜇，但仓皇中呛了好几口水。由此之故，如果可能，我很想跳过水母特别展去看金枪鱼比目鱼等普通鱼们。

然而久美子却好像给水母迷得如醉如痴，在每一个水槽前停住脚，探长脖子看个没完没了，时间都像忘去了脑后。“喏，瞧这个！”她对我说，“世上居然有红得这么鲜亮的水母，游得多好看啊！这些‘人’一辈子都在世界所有的海里这么飘飘忽忽的——嗯？你不觉得这样好极了？”

“是好极了。”我说。但在无可奈何陪她逐一逼视水母的时间里，我渐渐变得胸闷起来，不觉懒得开口，心神不定地反复数点衣袋里的硬币，不时掏手帕抹一下嘴角，暗暗祈祷水母槽快快结束。不料水母却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全世界的海里也的确有花样繁多的水母。忍了半个小时，由于紧张的关系脑袋晕乎起来，最后靠扶手站着都觉困难，独自走到近处椅子颓然坐下。久美子来我身旁担心地问是不是心里不舒服，我如实告诉她对不起这水母看着看着脑袋就眩晕起来。

久美子认真地盯视了一会我的眼睛。“真的，眼神恍恍惚惚。难以相信，看看水母人就成了这样子！”久美子大为惊愕地说，不过总算拉起我的胳膊，把我从潮乎乎阴暗暗的水族馆领到阳光下。

在公园里坐了将近十分钟，慢慢大口呼吸，意识开始一点点恢复正常。秋天的阳光很让人舒坦地闪闪照着，干透了的银杏树叶在风中摇曳着低吟浅唱。良久，久美子问我要不要紧。

“怪人！那么讨厌水母，一开始直说不就成了，用不着非忍到心里难受不可嘛。”

天高气爽，微风轻拂，周围往来度周日的人们全都显得心旷神怡。一个身段苗条的漂亮女孩在遛一条长毛大狗，头戴礼帽的老人看着荡秋千的孙女，几对情侣和我们同样坐在长椅上，有人在远处练习萨克斯管音阶。

“你怎么那样喜欢水母？”我问。

“是啊，光是觉得可爱吧，大概。”她说，“不过，刚才盯看水母的时候，我忽然这么想来着：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你不这样想？地球表面三分之二是海，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仅仅是海面这层表皮，而表皮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还基本不知道。”

之后我们散步很长时间。五点钟，久美子说得去医院，我把她送到医院。“今天谢谢你了。”分别时她对我说。我发现她的微笑中有一种以前所没有过的温柔的光闪，这使我得知今天一天里自己朝她靠近了一步。大约是托水母的福，我猜想。

那以后我同久美子约会了几次。她母亲平安出院，我的委托人遗嘱骚动告一段落，再无须去医院之后，我们也每星期见一次。看电影，听音乐，或一味散步。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们越来越适应了对方的存在。和她一起我很快乐，身体哪怕偶一接触胸口都怦怦直跳，周末临近时甚至工作都做不踏实。她也无疑对我怀有好感，若不然根本不会每周都见我。

但我不想把两人的关系过快地深入下去，因为她总给我一种好像对什么都感到迷惘的印象，倒也不是说具体有什么表现，但久美子的言谈举止，总有时蓦然闪出类似迷惘的东西。我问起什么，回答有时也慢一两拍，出现极短暂的停顿。而在一瞬间的停顿中，我不能不察出其中有一种什么“阴影”。

秋去冬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继续每周见面。我一句也没问起那“一种什么”，久美子也只字未谈。两人见面，去哪里转，吃饭，无关痛痒地闲聊。

“嗯，你怕有个恋人或男朋友吧？”一天，我一咬牙问道。

久美子注视了一阵子我的脸，问道：“这话怎么说？”

“总有那样的感觉。”我说。两人那时走在冬日寥无人影的新宿御苑。

“具体地说？”

“你好像想说什么。要是能说的话，就对我说好了。”

我看出久美子脸上泛起轻微的涟漪。的确轻微，轻微得几乎捕捉不到。她可能有点困惑。但结论一开始就很明确：“谢谢。不过没有什么要重新说的，总之。”

“你还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话。”

“我有什么男朋友或恋人什么的？”

“嗯。”

久美子止住脚步，摘下手套，塞进风衣袋，然后抓住我没戴手套的手。她的手又热又软。我轻轻回捏一下，她呼出的气似乎更小、更白了。

“这就去你住处可以么？”

“当然可以。”我不无愕然，“去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并非什么可炫耀的地方。”

我当时住在阿佐谷。仅一个房间，附带小厨房和厕所和公共电话亭大小的淋浴室。房间朝南，二楼，窗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建材堆放场，因此阳光充足。房间的确不怎么起眼，好在有采光好这一项优点。我和久美子许久地并排坐在那片阳光下。

那天是我第一次拥抱久美子。但现在我仍认为，那天是她在期待我抱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她主动的。倒不是具体说了什么表示了什么，只是当我把手搭在她身上的时候，我感觉得出她早就希望我这样。身体软绵绵的，没有抵触感。

对于久美子来说那是她的第一次性体验。事完后久美子好久好久没有开口，我几次试着搭话都不应答。她冲罢淋浴，穿上衣服，又在那片阳光中坐下。我不知说什么好，便也挨她坐下，就那么始终默默坐着。太阳移动，我们也随之一点点移动。黄昏时分，久美子说该回家了，我送她回去。

“你是有什么想说吧？”电车中我再次问。

久美子摇摇头，低声道：“可以了，那个。”

以后我再未重提。归根结蒂久美子选择由我抱她，纵然她内心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自然化解。

那以后我们仍每周约会一次。差不多都是她来我宿舍，在那里亲热。相互拥抱爱抚的时间里，她开始一点一点谈起自己，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迄今经历的种种事物，以及对那些事物的感受和想法。我因之得以逐步理解她眼睛捕捉到的世界姿影，并得以向她慢慢讲述自己眼中世界的样态。我深深爱上了久美子，久美子也说不愿意离开我。等她大学毕业，我们就结了婚。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没有发生任何可以算是问题的问题。尽管如此，有时我还是不能不感到久美子心里像有一块我不得进入的仅属于她自己的园地。例如，本来两人一直很正常或很起劲儿地说着话，久美子不知何故突然陷入沉默，就是说在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至少我没意识到有什么使之如此的原因）的情况下交谈陡然中断，就好像走路当中嗵一声掉进了陷阱。沉默本身固然时间不长，但之后她好半天都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而且需经过一定时间后方能恢复过来。向她说什么她也只是无可无不可地应付只言片语，如“唔，是啊”、“的确”、“就算是吧”等等。但脑袋似乎在想别的什么。结婚之初，每当她那样时我就问她：“嗯，怎么了？”因我对她深感困惑，生怕自己哪句话刺伤她。但久美子每每莞尔一笑，说一声“没什么的”。过了一些时候，她又恢复如初。

记得第一次进入久美子体内的时候，我便有与此相似的奇妙的困惑感。久美子初次感觉到的应该只有疼痛。她觉得痛，身体始终硬邦邦的。但我感到困惑的缘由则不止于此。其中似有一种异常冷静的东西。很难表达确切，但确有一种乖离感。自己搂抱的身体会不会是同刚才并坐亲切交谈的女子不同的另外什么人呢，会不会在自己没注意的时候换成另外一个人的肉体呢——便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念头捉住了我。抱她的过程中我一直用手心在她背部抚摸。小巧而光滑的背。这一感触使我忘乎所以，但同时又恍惚觉得这背位于远离自己的场所。似乎久美子尽管在我怀中，却又在遥远的地方正考虑别的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此刻搂抱着的，不过是临时位于此处的权宜性肉体。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很冲动，但到射出仍费了相当一些时间。

不过，产生这种感觉仅限于第一次交合。从第二次开始，她的存在便开始给我以亲切感了，肉体也开始做出敏感的反应。也许，那时我之所以觉得有乖离感，多半是由于那对她来说是第一次。

如此追溯记忆的过程中，我不时伸手抓住绳梯猛地一拉，确认是否脱扣。我一直怀有恐惧，怕绳梯万一因为什么脱扣。而一想到脱扣，我在黑暗中便极度惶惶然，心跳得几乎自己都能听到声音。但在拉过几次——大约二三十次后，我心里渐渐踏实下来。绳梯牢牢拴在树上，不可能轻易脱开。

看表，夜光针即将指向三点。下午三时。头上悬浮着半月形光板。井外地面应该洒满夏日绚丽的阳光。我可以在脑海中推出光闪闪流淌的小溪，随风摇颤颤的绿叶。就在这可谓弥天盈地的光的脚下，竟存在如此种类的黑暗。只消顺绳梯往下移动一点点即可，那里是如此浓重的黑暗。

我再次拉一下绳梯，绳梯仍固定未动。我头靠井壁闭起眼睛。俄顷，困意犹如缓缓上涨的潮水朝我漫来。

7　关于妊娠的回想与对话、有关痛苦的实验性考察

一觉醒来，半月形井口已变成夜幕降临时分的黛蓝。时针指在七点半。晚间七时三十分。这么说，我在此睡了四小时三十分钟。

井底空气凉飕飕的。刚下来时，也许是兴奋的关系，没顾上什么温度，而现在则明显感到四下冷气袭人。我用手心搓着裸露的双臂，心想背囊里若塞进一件可披在T恤外面的衣服就好了。竟全然忘记了井底与地面的温差。

此刻，浓重的黑暗包笼了我，怎么凝眸也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的手脚在哪都搞不清。我把手贴于井壁，摸索着抓到绳梯，拉了拉。绳梯仍好端端固定在地面。黑暗中我动一动手，都好像黑暗也微微随之摇颤。单单是眼睛的错觉也未可知。

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看见自己应该位于此处的身体很有些不可思议。在黑暗中如此静止不动，自己存在于此的事实难免渐渐变得难以令人认同。所以我时不时干咳一声，或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脸。这样，我的耳朵便得以确认自己声音的存在，我的手便得以确认自己面孔的存在，我的面孔便也得以确认自己手的存在。

但无论怎么努力，自己的躯体都犹如水中流沙一般一点点失去了密度和重量。好比我内部正在举行激烈的拔河比赛，我的意识正将我的肉体步步拉入其自身地界。是黑暗将原来的平衡弄得乱七八糟。我不由想道，所谓肉体云云，归根结蒂不过是为了意识而将染色体这种符号适当重新编排而成的暂时性空壳而已。一旦这符号被再次重新编排，我便可能进入与上次截然不同的肉体。加纳克里他曾说她是“意识娼妇”，现在我可以顺利接受这一说法了。我们甚至能够以意识交媾而在现实中射精。的确，黑暗中所有怪事都将成为可能。

我晃晃头，力图把自己的意识重新收回到自己的肉体。

我在黑暗中齐刷刷地合拢十指。拇指对拇指，食指对食指。我以右手五指确认左手五指的存在，复以左手五指确认右手五指的存在，然后缓缓做深呼吸。别再想意识了，想更现实些的好了，想肉体所属的现实世界好了！我是为此而下到这里来的，为了思考现实。我觉得思考现实最好尽可能远离现实，譬如下到井底这类场所。“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本田先生说。我依然背靠井壁，徐徐吸了口带有霉味儿的空气。

我们没举行婚礼，两人经济上不具有那种实力，又不愿意父母帮忙。较之形式上的东西，我们首先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两人单独的生活。星期天早上去区政府周日办事窗口，按铃叫醒仍在睡梦里的值班干部，递交了结婚申请。之后走进平时不大敢进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要了瓶葡萄酒，吃了全套西餐，权作婚礼。对我们来说有此即足矣。

结婚时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去世的母亲倒是给留下一点钱，我决定不动用以备不时之需），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前景也不够明朗。我不具备律师资格，在法律事务所干下去前途没什么保证，她上班的地方是家名字都无人知晓的小出版社。若久美子愿意，大学毕业时凭她父亲的门路不愁找不到理想些的工作，而她不喜欢那样，工作是靠自己力量找的。但我们并无不满，两人只要能活下去就别无他求了。

话又说回来，两个人一切从零构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具有独生子常有的孤独癖，要认真干什么的时候喜欢自己单干。较之向别人一一说明以取得理解，还不如独自闷头做来得痛快，即使费时费事。而久美子呢，自从姐姐去世以后便对家人关闭了心扉，也是差不多单枪匹马生活过来的，天大的事也不找家里任何人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两人可谓物以类聚。

尽管如此，我和久美子还是为“我们的家”这个新天地而相互将身心同化起来，反复训练两人一道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尽量将各自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为“两人的东西”予以接受和共有。自然，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我们莫如说将那些摸索过程中的差错视为新鲜事物而感到津津有味，其间纵使出现暴风骤雨，也能在两人的拥抱当中忘个精光。

婚后第三年久美子怀孕了。因一直小心翼翼注意避孕，所以对我们——至少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大概是哪里疏忽了。想固然想不出，但此外别无解释。问题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具有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久美子刚刚适应出版社工作，可能的话打算长期干下去。毕竟出版社很小，没有所谓产假那种堂皇的制度。若有人想生孩子，只有辞职了事。那样一来，一大段时间里必须靠我一人的工资养家糊口，而这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噢，这次怕是只有人工流产了吧？”去医院问过检查结果后，久美子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我也觉得此外恐无法可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最稳妥的结论。我们还年轻，完全没有生儿育女的准备。我也罢久美子也罢都需要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打好两人的生活基础，这是当务之急，生孩子的机会以后多的是。

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久美子做流产手术。大学二年级时我曾使一个女孩妊娠过一次，对方是在打工那里认识的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性格好，说话也合得来。不用说，我们互相怀有好感，但一来算不得恋人关系，二来将来如何也无从谈起，只是两人都很寂寞，不期然地需要别人的拥抱。

怀孕的原因很清楚。同她睡时我次次使用避孕套，但那天不巧忘了准备，就是说没有备用品了。我这么一说，女孩迟疑了两三秒，说：“唔，是么，今天不怕的，或许。”然而一发即中，她怀孕了。

自己是没有使谁“怀孕”的实感，但怎么考虑都只有人工流产一条路。手术费我设法筹措了，一起跟去医院。两人乘上电车，前往她熟人介绍的千叶县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在名都没听说过的那个站下车，沿徐缓的坡路走去。一眼望去，到处鳞次栉比地挤满了商品住宅楼，是近几年为在东京买不起住房的较年轻工薪阶层开发的大规模新兴住宅群。车站本身也崭新崭新，站前尚剩有几片农田。走出检票口，眼前一泓大得见所未见的水塘，街道上触目皆是不动产广告。

医院候诊室果然全是抱着大肚子的孕妇。大半是结婚四五年好歹以分期付款方式在这郊区买得一个小套间，在里面安顿下来准备生孩子的妇女。平日大白天在这种地方转来转去的年轻男人大约只我一个，更何况是妇产科候诊室。孕妇们无不饶有兴味地一闪一闪打量我，很难说是友好的视线，因为在任何人眼里我的年龄都不会大于二年级大学生，明显是误使女友怀孕而陪着前来做流产手术的。

手术结束后，我同女孩一起返回东京。时候尚未黄昏，开往东京的电车空荡荡没几个人。车中我向她道歉，说是自己不慎使她受此委屈。

“没关系的，别那么放在心上。”她说，“至少你这么一起跟来医院，钱你也出了。”

那以后，我和她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没再见面，所以不晓得她后来怎么样了，在哪里干什么。只是手术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在不再见她之后也仍一直感到心神不宁。一回想当时，脑海便浮现出挤满医院候诊室的脸上充满自信的年轻孕妇，屡屡后悔不该使她怀孕。

电车中她为了安慰我——为了安慰我——详细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手术。“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时间不长，又不怎么疼。只是脱去衣服，躺在那儿不动就行了。说不好意思也是不好意思，幸好医生是好人，护士也都客气。倒是告诫我以后可一定小心避孕来着。别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有责任。不是我说不怕的么，是不？所以嘛，打起精神来！”

然而在坐电车去千叶县那个小镇又坐电车返回的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把她送到家门口，回自己住处一个人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望着望着，我豁然明白了我的变化——我认识到，位于这里的我是“新的我”，而再不会重返原来的场所。位于此处的我已不再纯洁了。那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负罪感，也不属于自责之念。我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却又无意因此责备自己。那是超越自责与否的“物理性”事实，我必须冷静而理智地与之面对。

得知久美子妊娠时，我脑海中首先浮上来的便是挤满妇产科医院候诊室的年轻孕妇形象。那里荡漾着一股独特的气味儿。到底是何气味儿，我则不得而知。或者并非具体的什么气味儿，而仅仅是气味儿似的什么也有可能。护士叫到名时，那女孩从硬邦邦的塑料面椅子上慢慢立起，径直朝门口走去。起身前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沁出想说什么而又中途作罢那样一丝浅浅的微笑。

我对久美子说，生小孩是不现实的这点自己当然知道，但难道就没有免做手术的办法么？

“这个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眼下就生小孩儿，我的工作也就干到头了。为了养活我和孩子，你势必到别的什么地方找工资更高的工作才行。而那样一来，什么生活上的宽裕等等可就完全破灭了，想干的事也统统干不成了。就算我们往下要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被现实挤压得微乎其微——这样难道你也无所谓？”

“我觉得好像无所谓。”我回答。

“当真？”

“只要想干，工作我想总还是找得到的。例如舅舅就缺人帮忙，要开新店，但因物色不到可靠的人还没开成。那里工资估计比眼下高得多。同法律工作倒没了关系，可说到底，现在也并不是想干才干的嘛。”

“你经营餐馆？”

“也没什么干不了的吧！再说实在不行，还多少有母亲留下的存款，总不至于饿死。”

久美子默然良久，眼角聚起细细的皱纹沉思。我喜欢她这般表情。“你莫不是想要孩子？”

“说不清楚，”我说，“你怀孕这点我清楚，但没有自己可能当父亲的实感，实际有了孩子后生活上将有怎样的变化我也不清楚。你中意现在这份工作，从你手中夺走工作我也认为似乎不对。有时觉得我们恐怕更需要眼下这样两口人的生活，有时又觉得有了孩子可以使我们的天地变得更广阔。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不清楚，只是单纯在心情上不希望你做流产手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既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计，只是心里那么觉得罢了。”

久美子想了一会儿，不时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肚子。“哎，怎么会怀孕呢？你可有什么预感？”

我摇头道：“在避孕上我始终很注意，就怕出事后这个那个烦恼个没完。所以我没有过预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没以为我跟别人乱来？没想过那样的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

“很难说我这人直觉怎么好，不过这点事还是知道的。”

那时久美子和我坐在厨房餐桌旁喝葡萄酒。夜深了，万籁俱寂。久美子眯细眼睛，望着杯中约剩一口的红葡萄酒。平时她几乎不喝酒，但睡不着时往往喝上一杯，只一杯便能保证入睡。我也陪着喝。没有葡萄酒杯那么乖巧的玩意儿，用附近小酒店送的小啤酒杯来代替。

“和谁睡觉来着？”我蓦地警觉起来，试探道。

久美子笑着摇几下头：“何至于。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只是纯粹作为可能性问题提一下罢了。”随后，她神情严肃起来，臂肘拄在桌面上：“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什么不是实际发生的？……有时候。”

“那么，现在是那有时候喽？”

“……算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思索一下，说：“一下子想不出很具体的。”

“怎么说呢，我认为是现实的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误差。有时我觉得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似乎潜伏着一点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溜进家来直接躲在了壁橱里，而又时不时跑出来扰乱我本身的各种顺序和思路什么的，如同磁场弄得仪器失灵。”

“一点什么？小偷？”我问，旋即笑道，“你说得太笼统了啊！”

“是笼统了，实际上。”久美子说着，喝干杯里剩的葡萄酒。

我注视了一会久美子的脸。“那，你莫不是认为自己这次怀孕同那一点什么之间有连带关系？”

久美子摇摇头，说：“不是说有没有关系，而是说我有时候搞不清事物的顺序。我想说的只是这一点。”

久美子话语中开始渐渐带有焦躁。时针已过一点，是收场的时候了。我伸出手，隔桌握住她的手。

“我说，这件事让我拿主意可好？”久美子对我说，“当然这是两人间的重大问题，我也完全知道。但这次还是希望让我来决定。我没有办法明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和感觉到的，我也觉得很抱歉的……”

“总的说来是你有决定权，我尊重你这项权利。”

“大概下个月内就必须正式决定怎么办了，我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谈论这个，你的心情我大体理解了，所以往下让我来考虑，暂时就别再提这个了。”

久美子做流产手术时我在北海道。原本我这种当下手的很少被派去出差，但当时人手奇缺，便安排我去了。由我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带去，简单交代一下，再把对方的文件带回。文件至关重要，不能邮寄或托付他人。札幌至东京的班机甚是紧张，只好在札幌的商务旅店住一晚。久美子便在此时间里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夜间十点多给我住的旅店打来电话，告诉我下午做了手术。

“先斩后奏，是我不对。不过一来安排得较为突然，二来我想你不在时由我独自决定处理或许双方都好受些。”

“不必介意，”我说，“既然你认为那样合适，那就是合适。”

“还有话想说，现在说不出来。我想我是有话必须向你说的……”

“等回东京慢慢说吧。”

放下电话，我穿上大衣走出旅店房间，在札幌街头信步踱去。时值三月初，路旁高高堆着积雪，寒气砭人肌肤，行人呼出的气白白地泛起又消失了。人们裹着厚墩墩的大衣，戴着手套，围巾一直缠到嘴巴，十分小心地在冰冻的路面上行走。轮胎带有防滑链的出租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往来驶过。当身上冷得受不住时，我走进闪入眼帘的一家酒吧，干喝了几杯威士忌，尔后继续上街行走。

走了相当一些时间。时而有雪花飘零，小小的轻轻的，仿佛如烟的记忆。我走进的第二家酒吧位于地下，里边比门口给人的印象宽敞得多。酒柜旁边有个不大的舞台，一个戴眼镜的瘦男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歌。歌手跷着二郎腿坐在铁椅上，脚下放着吉他盒。

我在吧台前坐下，边喝酒边半听不听地听他唱歌。间歇时歌手介绍说这些歌曲均由他自己作词作曲。他二十五六岁，一张平庸的脸上架着褐色塑料边眼镜，蓝牛仔裤，系带长筒皮靴，法兰绒花格便衫，衫襟露在裤外。很难说是什么歌，若在过去，大约近似所谓“日本土造西餐叉”。单调的和音，单一的旋律，不咸不淡的歌词，不是我喜欢听的那类。

若是平时，我怕不至于听这样的歌，喝罢一杯便会付款转身离去。但这天夜晚我简直冷彻骨髓，在彻底暖和过来之前，无论如何我不想出门。我喝干一杯纯威士忌，马上又要一杯。好半天我都没脱大衣，也没解围脖。侍者问我是否要下酒物，我点了奶酪，吃了一小片。我想思考点什么，但头脑运转不灵，就连应思考什么都把握不住。身体仿佛成了一座四壁萧然的空屋，音乐在里边发出空洞洞干巴巴的回声。

男子唱罢数曲，顾客噼里啪啦地拍手。拍得既不怎么热情，又不尽是应付。酒吧里不是很挤，顾客我想一共也就是十五人。那歌手从椅子上立起致意，说了一句类似玩笑的话，几个客人笑了。我叫来侍者要了第三杯威士忌，然后解下围脖，脱掉大衣。

“我的歌今晚到此结束。”歌手说。停顿一下后，他转身环视一圈，说：“不过，诸位里边可能有哪位认为我的歌枯燥无味，下面我就为这样的客人表演个小节目助兴。平日我是不搞的，今天算是特别表演。所以，今天能够在此观看的诸位可说是大有眼福。”

歌手将吉他轻轻放在脚边，从吉他盒里拿出一支蜡烛，蜡烛很白很粗。他用火柴点燃，往碟上滴几滴烛液立定，随后以俨然希腊哲学家的架势擎起碟子。“把灯光调暗些好么？”他说。于是一个酒吧里的人把房间照明调暗。“最好再暗一点儿。”于是房间变得更暗，可以真切看到他擎起的烛火。我一边把威士忌杯拢在手心里取暖，一边望着他和他手里的蜡烛。

“诸位知道，人生途中我们将体验多种多样的痛苦，”男子以沉静而洪亮的声音道，“有肉体痛苦，有心灵痛苦。以前我也经受了各种形式的痛苦，想必诸位也不例外。然而痛苦的实际滋味在大多情况下是极难用语言告诉别人的。有人说人只知晓自身的痛苦，难道果真如此吗？我不这样认为。举例来说，假如眼前出现某人深感痛苦的情状，我们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这就是共感力，明白吧？”他止住话，再次转身环视一圈。“人之所以歌唱，就是因为想拥有共感力，想脱离自身狭窄的硬壳，而同更多的人拥有痛苦和欢乐。但事情当然不那么简单。所以我想在此做一个实验请诸位体会简单的物理共感。”

究竟要发生什么呢？众人屏息注视舞台。沉默当中，那男子像引而不发或像集中精神力似的一动不动凝视虚空。继之，将手心默默放在蜡烛火苗上，并一点又一点地向火苗逼近。一个客人发出既非呻吟又非叹息的声音。须臾，可以看到火苗在烧灼他的手心，甚至听得见“嗞嗞嗞”的声音。女客发出低促的惊叫。其他顾客僵挺挺地看着这光景。那男子急剧地扭歪了脸，耐受着痛苦。这到底算什么呢？！我心想，何必干这种毫无意义可言的愚蠢勾当呢？我感到口中沙沙拉拉干渴得不行。持续五六秒后，他将手慢慢从火苗上移开，把立有蜡烛的碟子放在地板上，之后将右手心和左手心贴也似的合在一起。

“诸位看到了，火烧人体是不折不扣的痛苦，”男子说，声音同刚才毫无二致，沉静、清冽而有张力，脸上完全没了痛苦痕迹，甚至浮起了隐约的微笑。“而诸位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相应的痛苦。这就是共感力。”

他缓缓松开合在一起的双手，从中取出一块薄些的红手帕，抖给大家看，然后大大地张开双手对着顾客席。手心全然不见火灼痕迹。一瞬的沉默。旋即人们吁口长气似的热情鼓掌。灯光复明，人们从紧张中解放出来，开始唧唧喳喳交头接耳。歌手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将吉他收入盒中，走下舞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付款时我问酒吧一个女孩，问那歌手是不是常在这里唱歌，除了唱歌是否不时表演那把戏。

“不大清楚。”女孩回答，“据我知道的，那人在这里唱歌今天是头一回，名字都第一次听说。至于唱歌外还表演什么绝招奇术，根本就没听说过。不过真是厉害！里边到底有什么名堂呢？有那两下子，上电视怕都不成问题。”

“是啊，活像真在烧似的。”我说。

走回旅店，我倒在床上，睡意像正等着我一样涌来。即将睡过去的刹那间我想起久美子，但觉得久美子离我很远很远，而我又什么都思索不成。蓦地，烧手心的男子浮上脑际。活像真在烧似的，我想。随即坠入梦乡。

8　欲望之根、208房间、破壁而过

天亮前在井底做了个梦。却又不是梦，只是偶然以梦的形式出现的什么。

我一个人往那里行走。宽敞的大厅中央放一台大屏幕电视，荧屏上推出绵谷升的脸，其讲演刚刚开始。驼绒西装，条纹衬衣，藏青色领带，双手在桌面合拢——绵谷升正面对摄像机就什么喋喋不休。身后挂一巨幅地图。大厅人数一百有余，无不如泥塑木雕一般神情肃然地倾听他的讲话，俨然他即将发布什么足以左右人们命运的重大事项。

我也驻足往电视看去。绵谷升面对数百万未得入其眼帘的民众以指挥若定且异常诚挚的语调振振有词。直接同他见面时感觉到的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什么早已遁往眼睛看不到的纵深处。他的讲演方式具有独特的说服力。他通过片刻的间歇、声调的抑扬和表情的变化而使其话语产生一种神奇的现实性——大约是现实性。看来，绵谷升正作为演说家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我不情愿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

“知道么，大凡事物既是复杂的，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这就是支配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他说，“不能忘记这点。纵使看上去复杂的事物——当然实际上也是复杂的——其动机也是十分单纯的。它在追求什么，仅此而已。动机乃是欲望之根。关键就是要摸出这条根，就是要掘开现实这层复杂的地面，锲而不舍地深挖下去，直到挖出这条根的最长根须为止。这样一来，”他指着身后地图继续道，“一切就马上昭然若揭，这便是世界的真相。蠢人则永远无法从这表面的复杂性中挣脱出来，于是他们在全然把握不住世界真相的情况下徘徊在黑暗之中，没等摸到出口便走到人生尽头，恰如在茂密的森林中或在深深的井底下一筹莫展。所以一筹莫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事物的法则。他们脑袋里装的仅仅是垃圾或石碴。他们浑浑噩噩，甚至何前何后何上何下何南何北都懵懵懂懂，因而不可能走出黑暗。”

说到这里，绵谷升停顿一下，让自己的话语慢慢渗入听众的意识，尔后再度开口：“让我们忘掉这些人吧！一筹莫展的人，就让其一筹莫展好了。我们有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听着听着，我心中渐渐涌起一股怒气，直气得透不过气。他摆出一副面对全世界讲话的假象，其实只针对我一个人。毫无疑问，这里边有着极为阴暗和扭曲的动机，但所有人都浑然不觉。唯其如此，绵谷升才得以利用电视这一强大系统向我一个人传递暗号般的口信。我在衣袋里紧紧握起拳头，但我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怒。而这里任何人都不可能与我分担自己心中愤怒这一事实，又给我带来深重的孤立感。

我穿过满满挤着唯恐听漏一字绵谷升讲演的男男女女的大厅，沿着通往客房的走廊大步前行。那里站着上次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待我走近，他以没有面孔的面孔看着我，不声不响挡住去路。

“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能在这里。”

但绵谷升带给我的重创般的疼痛正一阵紧似一阵。我伸手将他推开，他像影子一样摇摇晃晃闪在一旁。

“我是为了你好。”无面人从身后说道。他发出的一字一字如锋利的玻璃片猛刺我的后背：“再往前走，你可就别想回来了！那也不怕吗？”

然而我兀自快步前进。我已无所畏惧。我必须掌握情况，不能永远一筹莫展下去！

我在这似曾相识的走廊里走着。原以为无面人会从后面追来阻拦，但走了一会回头看去却一个人也不见。拐来拐去的走廊里排列着一模一样的门。虽然每扇门都标有房号，但我已记不起上次跟人进来的房间是多少号了。本来记得好好的，却怎么也想不起，又不可能每扇门都打开一遍。

于是我在走廊里盲目地走来走去，稍顷同负责房间服务的男侍走个碰头。男侍擎着一个托盘，盘上放着未开封的CuttySark酒瓶、冰筒和两个玻璃杯。让过他后，我悄悄尾随其后。擦得锃亮的银色托盘在天花板的灯光下不时灿然一闪。男侍一次也未回头。他收紧下巴，迈着正步朝某处径自前行。他时而吹一声口哨，吹的是《贼喜鹊》序曲，开头鼓点连击那部分。口哨水平甚是了得。

走廊虽长，尾随时间里却谁也没碰见。不久，男侍在一房间前站定，轻敲三下门。数秒钟后，有人从里面将门打开，手擎托盘的男侍进入门去。我躲在那里一个大大的中国式花瓶后面，紧贴着墙，等待着男侍从里边出来。房间号是208，对，是208，怎么竟一直想不起来呢！

男侍久久未出来。我觑了眼表，殊不知表针早已不动。我端详花瓶的每一枝花，嗅了嗅花香。花简直像刚从庭园里折来的，枝枝都那么新鲜，色香俱全。它们大概尚未意识到自己已被从根部切断。花瓣厚墩墩的红玫瑰里钻有一只小小的飞虫。

约五分钟后，男侍终于空手从房间退出。他仍同来时一样收敛下颏，沿原路走回。待他在拐角消失后，我站在那门前，屏息敛气倾听里面有何动静。但什么动静也没有，一片沉寂。我当即果断敲门，像男侍那样轻敲三下。无回音。稍候片时，略重些再敲三下。仍无反应。

我悄悄拧动球形拉手。随着拉手的旋转，门无声地朝内侧打开。里面漆黑一团，唯独厚厚的窗帘的缝隙间有一线光泻进。凝目细看，隐约辨出窗、茶几和沙发的轮廓。一点不错，正是上次同加纳克里他交媾的房间。套间，一分为二，迎门是客厅，里边是卧室。客厅茶几上放着的CuttySark酒瓶和冰筒也可模糊认出。开门时银色的不锈钢托盘在走廊灯光下如锋利的刀刃凛然一闪。我步入黑暗，反手轻轻带上门。室内空气温暖，荡漾着浓郁的花香。我大气不敢出地四下打量，左手一直握住球形拉手，以便随时开门。房间里应该有人，所以才会通过客房服务要来威士忌、冰块和酒杯，并开门让男侍进来。

“别开灯。”一个女子的语声告诉我。语声来自里面有床的房间。我立即听出是谁。是几次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谜一样的女郎。我松开门拉手，蹑手蹑脚往语声方向缓缓移步。里面房间比外面的更黑。我站在两房之间的隔板处，往黑暗中定睛细看。

有窸窸窣窣的床单声传来，黑暗中依稀有黑影晃动。

“就那么黑着。”女郎道。

“放心，不开灯就是。”我说。

我的手紧紧抓着隔板。

“你一个人来这里的？”女郎以疲惫的声音问。

“是的。”我说，“料想来这儿可以见到你，或者不是你而是加纳克里他。我必须了解久美子下落。知道么？一切都是从你那个电话开始的。你打来莫名其妙的电话，从此就像打开魔盒似的，怪事一个个接连不断，后来久美子也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一个人来这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但你有一把什么钥匙，对吧？”

“加纳克里他？”女郎的声音甚为谨慎，“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人也在这里？”

“她在哪里我不知道。但在这里见过几次。”

吸口气，仍有浓郁的花香。空气滞重、浑浊。想必房间里放有花瓶，那些花在黑魆魆的地方呼吸并扭动身体。在这混杂着强烈花香的黑暗中，我开始失去自己的肉体，恍惚成了一条小虫。我是虫，正往肥硕的花瓣里爬。黏黏的花蜜、花粉和柔柔的绒蕊等着我，它们需要我的入侵和媒介。

“跟你说，首先我想知道你是谁。你说我知道你，但我怎么也想不起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呢？”女郎鹦鹉学舌道，不过口气里没有揶揄的意味。“想喝酒，做两个加冰威士忌好么？你也喝的吧？”

我折回客厅打开未启封的威士忌，往杯子里放冰块，做了两个加冰威士忌。由于黑暗，这点事竟费了不少时间。我拿着酒杯返回卧室，女郎叫我放在床头柜上，并让我坐在靠近床脚的椅子上。

我按她的吩咐，把酒杯一个放上床头柜，另一个自己拿着坐在稍离开点的布面扶手椅上。眼睛似乎较刚才多少习惯黑暗了。黑暗中我看到她慢慢地动，像是从床上欠起身子。听得冰块“喳喳”作响，知她在喝酒。我也喝了口自己这份威士忌。

这时间里女郎一声未响。而沉默时间一长，花的香气仿佛愈发浓郁起来。

女郎开口了：“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

“我是为此来这里的。”不料黑暗中声音竟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回响。

“你是为了解我的名字才来这里的？”

我清了清嗓子代替回答。清嗓子声听起来也有点莫名其妙。

女郎摇了几下杯里的冰块。“你想了解我的名字，遗憾的是我不能告诉你。我清楚地了解你，你也对我一清二楚。但我不了解自己。”

我在黑暗中摇头道：“你说的我很费解。猜谜我早已猜够了，我需要的是具体线索，需要可触可摸的事实，需要代替撬棍撬开门扇的事实。”

女郎发自肺腑似的深深叹口气，“冈田先生，找出我的名字来。不不，用不着特意找，你完全知道我的名字，只消想起来就是。只要你能找出我的名字，我就可离开这里。那一来，我就可以帮你找到太太，找到冈田久美子。你如想找太太，就请想法找出我的名字。这就是你的撬棍。你没有时间左顾右盼。你迟一天找出我的名字，冈田久美子就又远离你一步。”

我把酒杯放在地板上。“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哪里？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你在这里搞什么名堂？”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女郎仿佛恍然大悟，“万一那个男的发现你，事情可就麻烦了。那个男的比你想的可怕得多，很可能真要你的命，他完全干得出来。”

“那男的究竟是什么人？”

女郎不答，我也不知道往下说什么好。方向感好像彻底丧失了。房间一片寂静。沉默深不可测，且黏糊糊的令人窒息。我的头开始发涨，恐怕是花粉关系。空气混杂的微小花粉钻进我的脑袋，使我的神经偏离正轨。

“哎，冈田亨先生，”女郎道。其语声开始带有另一种韵味。不知什么缘故，声音忽然间发生了质变，同黏糊糊的空气完全混为一体。“我问你，可想什么时候再抱抱我？可想进到我里边去？可想舔遍我的全身？跟你说，你对我怎么样都成，我也什么都能为你做，包括你太太冈田久美子不肯做的都能为你做，任凭什么都行，可以让你舒服得忘不掉。要是你……”

敲门声陡然响起。声音很实，像往什么硬物上敲钉子，黑暗中发出不吉祥的回声。

女郎在黑暗中伸过手，拉起我的胳膊。“这边来，快！”声音很低。此刻她的语声恢复了正常。敲门声再度传来，以相同力度连敲两下。我想起来了：自己没把门锁按上。

“快快，你必须离开这里，方法只有从这里出去。”女郎说。

我由她领着摸黑前进。身后传来球形门拉手缓缓旋转的声音，声音无端地使我脊背掠过一道寒气。我几乎在走廊光线倏地射进房间的同时滑进墙壁。墙壁犹如巨大果冻一般冷冷的稠稠的，我须紧闭嘴巴以防它进入口中。我暗暗称奇，自己竟破壁而过。我是为了从某处移往某处破壁而过的，但对破壁而过的我来说，破壁而过仿佛是极为顺理成章的行为。

我感到女郎的舌头探入自己口中。舌头热乎乎软绵绵的，在我口中舔来舔去，同我的舌头搅在一起。令人窒息的花香撩抚着我的肺叶。胯间懒懒地涨起射精欲，但我紧紧闭目克制着自己。稍顷，右脸颊一阵剧烈地发热。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触，不伴随苦痛，只觉得热在彼处。甚至热来自外部还是从我自身内部涌起我都浑然不觉。但一切很快过去了——舌头也好花香也好射精欲也好脸颊热也好。我穿过了墙。睁开眼睛时，我在墙的这边——深深的井底。

9　井与星、绳梯是怎样消失的

清晨五点多钟，天空虽已透亮，但头上仍可见到几颗残星。间宫中尉说的不错，从井底白天也能见到星星。被整齐地切成半月形的一小片天宇，嵌着宛如珍稀矿石标本般浅靥动人的星星。

小学五六年级时，一次跟几个同学登山野营，目睹过满天数不胜数的繁星，直觉得天空好像不堪重负，眼看就要裂开塌落下来。那以前没见过那般绚丽的星空，以后也没见过。大家睡着后，我仍难以入睡，爬出帐篷，仰面躺下，静静观看美丽的星空。时而有流星曳着银线掠过。但望着望着，我渐渐害怕起来。星斗数量过于繁多，夜空过于寥廓过于深邃。它们作为居高临下的异物笼罩、围拢着我，使我感到不安。以前我以为自己站立的这个地面是永无尽头和牢不可破的。不，压根儿就没这样特意想过，也没必要想。但实际上地球仅仅是悬浮于宇宙一隅的一块石头，以整个宇宙观之，无非一方稍纵即逝的踏脚板而已。只消一点点力的变化，一瞬间光的闪耀，这个星球明天就将裹着我们被一忽儿吹得了无踪影。在这漂亮得令人屏息的星空底下，我深感自己的渺小，险些眩晕过去。

而在井底仰望黎明星辰，较之在山顶仰观满天星斗，则属于另一种特殊体验。我觉得自己这一自我意识通过这方被拘囿的窗口而被一条特制绳索同那些星星紧紧维系在一起。于是我对那些星星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这些星星恐怕仅仅闪烁在置身井底的我一个人眼中，我将它们作为特别存在接纳下来，它们则赋予我以力量和温暖。

时间不停流移，天空中弥漫着夏日更明亮的晨光，那些星星随之一个接一个从我的视野中消失。那般娴静的星星杳然不见了。我定定地守望着星们消逝的过程。然而夏日的晨光并未将所有的星星从天空抹去，几颗光芒强劲的星仍留在那里。即使太阳升得再高，它们也不屈不挠地坚守不动。对此我很是欣慰。除去不时过往的浮云，星星便是我从这里看见的唯一物象。

睡着时出了汗，汗开始一点点变凉，我打了好几个寒战。汗使我想起宾馆那个黑洞洞的房间，和房间里那个电话女郎。她说出口的那句话，以及敲门声仍在我耳畔回响。滞重而隐微的花香仍残留在鼻腔里。绵谷升仍在电视屏幕上慷慨陈词。这些感觉的记忆全然没有随时间的逝去而渐趋依稀。因为那不是梦，记忆这样告诉我。

醒来后仍觉右脸颊有发热感，现在又掺进了轻度的痛感，被粗砂纸打磨后那样的痛。我用手心在变长的胡须上按了按那个部位，热感和痛感怎么也不撤离。而在这没有镜子什么也没有的漆黑井底，脸颊上发生了什么又没有办法确认。

我伸手触摸井壁，用指尖摩挲壁的表面，又用手心贴住不动，然而仍旧只是普普通通的水泥壁。我又握拳轻轻敲了敲。壁面无动于衷，硬邦邦且有点潮湿。我清楚记得从中穿过时那种稠乎乎黏糊糊的感触，几乎同穿过果冻无异。

我摸索着从背囊里掏出水壶喝了口水。整整一天我差不多没吃没喝。如此一想，顿觉饥肠辘辘。又过一会儿，空腹感渐渐变弱，而并入犹如中间地带的无感觉之中。我再次用手摸脸，测量胡须有多长。下巴生出一日量的胡须。无疑过去了一天。但我一天的不在，对谁都不至于有影响吧？注意到我离去的大概一个人也没有吧？纵令我彻底消失，世界也将无痛无痒地运行不误吧？情况诚然极为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已不为任何人所需要。”

我再次抬头看星。看星使我的心跳多少平缓下来。我忽然想起绳梯，黑暗中伸手寻摸理应垂于井壁的梯子。竟没摸到。我仔细地、认真地大范围贴摸井壁，然而还是没有。应该有绳梯的地方却没有。我做了个深呼吸，停了一会儿，然后从背囊里取出手电筒按亮：绳梯不见了！我起身用手电筒照地面，又往头顶井壁照去，大凡能照到的地方全部照了一遍，然而哪里也没有绳梯。冷汗活像什么小动物从腋下往两肋缓缓下滑。手电筒不觉脱手掉落地面，震得光也灭了。这是一种暗示。我的意识顷刻四溅，化为细小的沙尘，而被四周的黑暗所同化所吞噬。身体如被切断电源一般停止了一切功能，不折不扣的虚无将我劈头打翻。

但这只是几秒钟的事。我很快重整旗鼓。肉体功能一点点恢复。我弓身拾起脚下的手电筒，敲打几下推上开关。光失而复明。我要冷静地清理思绪，惊慌失措也无济于事。最后一次确认梯子是什么时候？是昨天后半夜即将入睡之前，是确认之后才睡的。这没错。梯子是入睡当中不见的。梯子被拉上地面，被劫掠而去。

我关掉手电筒，背靠井壁，闭上眼睛。首先感觉到的是肚子饿。饥饿感如波涛由远而近，无声地冲刷我的身体，又悄然退去。而其去后，我的身体便如被剥制成标本的动物，里面空空如也。但最初压倒一切的恐慌过去之后，我再也感不到惊惧，也没了绝望感。这委实不可思议，我继而感觉到的分明类似一种达观。

从札幌回来，我抱着久美子安慰她。她显得相当困惑迷乱，出版社没去，说昨晚通宵没睡。“碰巧那天医院的安排和我的日程对上号，就一个人决定做了手术。”说罢，她稍稍哭了。

“已经过去了。”我说，“这件事我们两个已谈了不少，结果就是这样，再多想也没有用，是吧？如果有话想跟我说，现在就在这儿说好了，说完把这件事彻底忘掉。是有话对我说吧？电话中你说过来着。”

久美子摇摇头：“可以了，已经。也就是你说的那样。都忘掉好了！”

那以后一段时间里两人都有意避开大凡有关流产手术的话题，但这并非易事。有时正谈别的什么，谈着谈着双方陡然闷声不响。休息日两人常去看电影，黑暗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或考虑同电影毫不相干的事情，抑或索性什么也不考虑只管让大脑休息。我不时察觉出久美子在邻座别有所思，气氛在这样告诉我。

电影放罢，两人找地方喝啤酒，简单吃点东西。然而总有时候不知说什么好。如此光景持续了六个星期，实在是长而又长的六个星期。第六周久美子对我说：“嗳，明天不一块儿休假外出旅行一下？今天周四，可以连起来休到周日，不好么？偶尔这样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必要我当然知道，只是我还真不清楚我们事务所有没有休假这么好听的字眼。”我笑道。

“那就请病假好了，就说是恶性流感什么的，我也这么办。”

两人坐电气列车到了轻井泽。久美子说想在静寂的山林里找个能尽情散步的地方，于是我们决定去轻井泽。四月的轻井泽自然还是旅游淡季，旅馆没什么人住，店铺也大都关门，这一带对我们倒是难觅得的清静。两人只是每天在那里散步，从清晨到黄昏，差不多不停地散步。

整整花了一天半时间，久美子才得以放松自己的心情。她在旅馆房间的椅子上哭了近两个小时，那时间里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拥着她的身体。

然后久美子一点一点、时断时续地说了起来——关于手术，关于她当时的感受，关于深切的失落感，关于我去北海道时自己是何等孤单，关于只能在孤单中实施手术。

“倒不是说我后悔，”久美子最后道，“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我很清楚。我最难受的是不能向你准确表达我的心情和我感到的一切一切。”

久美子撩起头发，露出小巧的耳朵，摇了摇头。

“我不是向你隐瞒那个，我一直想找机会向你讲清楚，恐怕也只能对你讲。但现在还不能，无法诉诸语言。”

“那个可是指过去的事？”

“不是的。”

“要是到你能有那种心情时需花费些时间，那就花费好了，直到你想通为止。反正时间绰绰有余。往后我也一直在你身边，不用急。”我说，“只有一点希望你记住：只要是属于你的，无论什么我都愿意作为自己的东西整个接受下来。所以——怎么说呢——你不必有太多的顾虑。”

“谢谢，”久美子说，“和你结婚真好。”

然而当时时间并未绰绰有余到我设想的程度。

久美子所谓无法诉诸语言的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同她这次失踪有某种关系呢？那时倘若强行从久美子嘴里挖出那个什么来，说不定便可避免使我如此地失去久美子。但左思右想了一阵子，最后觉得纵然那样恐也无济于事。久美子说她还无法将其诉诸语言，不管那个是什么，总之都是她所无力控制的。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在大声呼叫我。我正在似睡非睡之中，听见了也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但不是梦。抬头看去，上边闪出笠原May小小的脸庞。“嗳，拧发条鸟，是在下面吧？知道你在。在就答应一声嘛！”

“在。”我说。

“在那种地方到底干什么呀？”

“思考问题。”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思考问题干吗非得下到井底去呢？那可是很费劲的，不嫌麻烦？”

“这样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嘛。又黑，又凉，又静。”

“常这么干？”

“不，倒也不是常干。生来头一遭，头一遭进这井底。”我说。

“思考可顺利？在那里难道非常容易思考？”

“还不清楚，正在尝试。”

她咳了一声，咳嗽声夸张地传到井底。

“嗳，拧发条鸟，梯子不见可注意到了？”

“呃，刚刚。”

“知道是我抽走的？”

“不，不知道。”

“那你猜是谁干的来着？”

“怎么说呢，”我老实说，“说不好，反正没怎么去猜，没猜是谁拿走的，以为仅仅消失了，说实话。”

笠原May默然了一会。“仅仅消失了，”她以十分小心的声音说，仿佛我的话里设有什么复杂的圈套，“什么意思，你那个仅仅消失？莫不是说一下子不翼而飞了？”

“可能。”

“嗳，拧发条鸟，现在再重复也许不大好：你这人的确相当地怪，像你这么怪的人可是不很多的哟！明白？”

“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怪。”

“那，梯子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我双手摸脸，努力把精神集中在同笠原May的对话上。“是你拉上去的吧？”

“就是嘛，还用说！”笠原May道，“稍动脑筋不就明白了？我干的嘛，夜里悄悄拉上来的。”

“这是何苦？”

“昨天去你家好几次，想找你再一块儿打工。可你不在，厨房留个字条，让我等得好苦，怎么等也不回来。我就灵机一动，来到空屋院里。结果井盖开了半边，还搭着绳梯。不过那时还真没以为你会在井底，以为是施工的或其他什么人来搭的。还不是，世上哪有人下到井底老实坐在那里思考问题的呢！”

“倒也是。”我承认。

“半夜里我又偷偷出门到你家去，你还是没回来。我转念一想，说不定是你在井底。在井底干什么自然猜不出。对了，可你这人不是有点怪么。就又来到井旁，把梯子拉了上来。吓坏了吧？”

“是啊。”我应道。

“水和吃的可带了？”

“水有一点，吃的没带。柠檬糖倒还有三粒。”

“什么时候下去的？”

“昨天上午。”

“肚子饿了吧？”

“是啊。”

“小便什么的怎么办？”

“凑合。没怎么吃喝，不算什么问题。”

“嗳，拧发条鸟，知道么？你可是会因为我一个念头就没命的哟！知道你在那儿的只我一个，我又把绳梯藏起来了。明白？我要是自管去了哪里，你可就死在那里喽！喊也没人听见，而且谁都不至于想到你会在井底。再说你不见了怕也没人察觉，一来没班上，二来你太太也逃了。迟早倒可能有人察觉你不在报告警察，可那时你早已玩完儿，尸体肯定都没人发现。”

“一点不错，你一转念就可以让我死在井里。”

“你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怕。”我说。

“听不出来。”

我又用双手抚摸脸颊。此乃我的手，此乃我的脸颊，我想。虽黑乎乎看不见，但我的身体仍在此处。“大概是因为自己都还没上来实感。”

“我可上来实感了。”笠原May说，“杀人那东西比想的容易。”

“取决于杀法。”

“容易着哩，只要我再不管你就行了么！什么都不用做的。你想象一下嘛，拧发条鸟，在黑暗中又饥又渴一点点地死去，可是难受得不得了的哟！没那么痛快死的。”

“是吧！”我说。

“嗳，拧发条鸟，你不是真的相信吧？认为我实际上不会那么残忍是吧？”

“说不清楚。既不相信你残忍，也不相信你不残忍。只是觉得，任何可能性任何情况都会发生。”

“我不是跟你说什么可能性，”女孩用冷冰冰的声音说，“告诉你，我刚刚想出一个好主意——既然你特意下井里思考什么，那就让你更能集中精力思考去好了！”

“怎么样的？”

“这样的。”言毕，她把敞开的那一半井盖也严严实实地盖上。无懈可击的、完美无缺的黑暗于是压来。

10　笠原May关于人的死与进化的考察、别处制作的东西

我蹲在这完美无缺的黑暗底部。眼睛能捕捉到的唯无而已。我成了无的一部分。我闭目合眼，谛听自己心脏的鼓动，谛听血液在体内的循环，谛听肺叶那风箱般的收缩，谛听光溜溜的肠胃扭动着索要食物。在这深重的黑暗中，一切动静、一切震颤无不夸张得近乎造作。这便是我的肉体，但在黑暗中它是那样地生机蓬勃，作为肉体是那样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我的意识则一步步从肉体中脱壳而出。

我想象自己变成一只拧发条鸟，穿过夏日的天空，落在一株大树上拧动世界这根发条。倘若拧发条鸟真的没有了，那么该由谁来接替它的职责呢？需有谁代替它拧世界这根发条。否则，世界这根发条势必一点点松缓下去，世界精妙的系统不久也将彻底停止运作。然而除了我，还无人觉察到拧发条鸟的消失。

我试图从喉咙深处发出类似拧发条鸟叫的声音，但未成功。我所能发出的，仅仅是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声音，犹如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物体的对磨。想必拧发条鸟的鸣声唯独拧发条鸟方能发出。能充分拧好世界这根发条的，非发条鸟莫属。

但我还是决定作为不能拧发条的不叫的拧发条鸟在夏空飞翔一阵子。在天上飞实际并非什么难事。一度升高之后，往下只要以适当角度翩翩然扇动翅膀调整方向和高度即可。不觉之间，我的身体便掌握了飞天技术，毫不费力地在空中自由翱翔起来。我以拧发条鸟的视角眺望世界。有时飞腻了，便落在哪里的树枝上，透过绿叶空隙俯视家家户户的屋脊和街巷，俯视人们在地表疲于奔命蝇营狗苟的景观。遗憾的是我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的身体，毕竟我从未见过拧发条鸟这一飞禽，不晓得它长有怎样的形体。

很长时间里——不知有多长——我得以一直是拧发条鸟。然而身为拧发条鸟一事本身未能把我带往任何别的地方。变成拧发条鸟在空中翱翔固然洋洋自得，但又不能永远洋洋自得下去。我有事须在这漆黑的井底完成。于是我不再当发条鸟，恢复了本来面目。

笠原May第二次出现已经三点多了。下午三时多。她把井盖挪开半边，头上立时豁然。夏日午后的阳光甚是炫目耀眼。为避免损伤已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我暂时闭起双眼，低头不动。只消想到头上有光存在，我都觉得眼睛里有泪花沁出。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可还活着，拧发条鸟？活着就应一声呀！”

“活着。”我说。

“饿了吧？”

“我想是饿了。”

“还我想是饿了？饿死可还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哟。饿得再厉害，只要有水，人就怎么也死不了的。”

“大概是吧！”我说。我的声音在井下听起来甚是飘忽不定，想必声音中含有的什么因反响而增幅的关系。

“今早去图书馆查过了，”笠原May说，“有关饥饿与干渴方面的书我看了好多。嗳，知道吗，拧发条鸟，除了喝水什么都没吃而存活二十一天的人都有！是俄国革命时候的事儿。”

“呃。”

“那一定很痛苦吧？”

“痛苦的吧，那。”

“那个人得救是得救了，但牙齿和头发却都没了，掉个精光。那样子，就算得救怕也再活不出什么滋味吧？”

“想必。”我说。

“没牙齿没头发不要紧，只要有像样的假发和假牙，怕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样活下去。”

“唔，假发假牙技术比俄国革命那时候大大进步了嘛，应该多少活得有滋味些。”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清了下嗓子。

“什么？”

“假如人永远只活不死，永不消失不上年纪，永远在这个世界上精神抖擞地活着，那么人还是要像我们这样绞尽脑汁思这个想那个不成？就是说，我们或多或少总是这个那个想个没完没了吧？哲学啦心理学啦逻辑学啦，或者宗教、文学等等。如果不存在死这个玩意儿，这些啰嗦的思想呀观念呀之类，也许就不会在地球上出现，是的吧？也就是说——”

笠原May在此突然打住，沉默下来。沉默时间里，唯独“也就是说”这句话犹被猛然拉断的思维残片，静静地悬在井内的黑暗里。或许她已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打算，也可能需要时间考虑下文，总之我默默地等待着她重新开口。我依然俯脸不动。蓦地，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际——笠原May若想马上结果我，一定轻而易举。只消从哪里搬来大些的石头，从上面推落即可。连推几块，必有一块打中我的脑袋。

“也就是说——我是这样想的——正因为人们心里清楚自己迟早没命，所以才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在这里活着的意义。不是么？假定人们永远永远死皮赖脸地活着不死，又有谁会去认真思考活着如何如何呢！哪里有这个必要呢！就算有认真思考的必要，大概也不着急，心想反正时间多的是，另找时间思考不迟。可实际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一瞬间思考什么。因为明天下午我说不定给卡车撞死，第四天早上你拧发条鸟说不定在井底饿死，是吧？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为了进化，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死这个玩意儿。我是这样想的。死这一存在感越是鲜明越是巨大，我们就越是急疯了似的思考问题。”说到这里，笠原May略一停顿。“嗳，拧发条鸟！”

“什么？”

“你在那里在一团漆黑中，可就自己的死想了很多很多？例如自己大约在那里怎么样地死去？”

我沉吟了一下。“没有，”我说，“我想我没怎么想过死什么的。”

“为什么？”笠原May一副深感意外的语气，俨然在对一个先天不足的动物说话，“喂，为什么没想过？你现在可是百分之百地面对死亡哟！不开玩笑，真的！上次来不是说过了么，你是死是活全凭我一念之差。”

“还可以推石头。”

“石头？什么石头？”

“从哪里搬来大石头，从上面推下来。”

“那种方法也是有的。”笠原May说。但对此计她好像兴趣不大。“不说这个了。拧发条鸟，首先你肚子饿了吧？往下可饿得更厉害哟！水也要没有了。难道那时你也能不考虑死？不考虑才不正常哩，不管怎么说！”

“也许真不正常。”我说，“不过我始终在考虑别的事情。肚子要是更饿，也可能考虑自己的死。可你不是说离死还有两三个星期吗？”

“前提是有水。”笠原May说，“那个俄国佬能喝到水。他是个大地主什么的，革命时被革命军扔进矿山一个废弃的竖井里，好在有水渗出，他才舔着水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和你一样周围也一团漆黑。你没带那么多水吧？”

“只剩一点点了。”我实话实说。

“那，最好留着点，一丁点一丁点地喝，”笠原May说，“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地思考，关于死，关于自己的死。时间还绰绰有余。”

“你怎么老是叫我考虑死呢？我不明白，莫不是我认真考虑死对你有什么好处？”

“何至于！”笠原May到底始料未及，“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我怎么会认为你思考自身的死对我有好处呢！那毕竟是你的性命，跟我毫无关系。我不过是出于兴趣。”

“好奇心？”我问。

“唔——，是好奇心。人怎么样地死啦，死的过程什么滋味啦。是好奇心。”

笠原May止住话头，而一旦止住，深深的静寂便迫不及待朝我涌来。我想抬头上看，想确认能否看见笠原May在那里。然而光线太强，难免损伤我的眼睛。

“喂，有话想跟你说。”我开口道。

“说说看。”

“我的妻有了情人。”我说，“我想是有的。原先一点也没意识到。其实这几个月时间里，她虽和我一块生活，却一直在跟别的男人睡觉。起始我琢磨不透，但越想越觉得必是那样无疑。如今回想起来，很多小事都可以从这上面找到解释，如回家时间逐渐变得没有规律，以及我一碰手她就总是吓一跳似的等等。可惜当时我没能破译这类信号。这是因为我相信久美子，以为久美子不可能在外面胡来，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

笠原May“噢”了一声。

“这么着，我的妻一天早上突然离家出走了。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吃的早饭，然后她以跟平时上班一样的打扮，只带一个手袋和洗衣店打理过的衬衫裙子就径自去了哪里。连声再见也没说，字条也没留就消失了，衣服什么的全扔在家里。久美子恐怕再不会回到这里回到我身边来了，至少不会主动地。这点我想明白了。”

“可是同那男的一块走的？”

“不清楚。”说着，我缓缓摇了下头。一摇头，四周空气好像成了无感触的重水。“不过有那个可能吧！”

“所以你就灰心丧气下井去了？”

“灰心丧气还用说？不过下井倒不是因为这个，不是想逃避现实。前面说过，我需要可以一个人静静地聚精会神思考问题的场所。我同久美子的关系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破裂的？是怎样误入歧途的？这我还没弄明白。当然也不是说以前就什么都一帆风顺，毕竟是具有不同人格的男女年过二十偶然在一个地方相识进而一同生活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夫妇哪里都不存在。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一直是风平浪静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算有，我想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化解。然而事与愿违。我想我是看漏了一个大问题。那里边应该存在着根本性错误。我就是想思考这个。”

笠原May一声未吭。我咽了口唾液。

“知道吗？六年前结婚的时候，我们是想两个人建设新的世界来着，就像在一无所有的空地上建新房子。我们有明确的蓝图，知道自己需求什么：房子不怎么漂亮也不要紧，只要能遮风挡雨只要能两人相守就可以，没有多余物反而是好事。所以我们把事情想得极为容易和单纯。哎，你可这样想过——想去别的什么地方变成与现在的自己不同的自己？”

“当然想过。”笠原May说，“常那样想。”

“新婚时我们想做的就这么一件事。我想从过去的自己自身当中解脱出来，久美子也是如此。我们想在那崭新的世界里获取与原本的自己相符的自身，曾以为自己可以在那里开拓更适合自己的美好人生。”

动静告诉我，笠原May似乎在光束中移了移身体重心，像是等我继续下文。但我已再没什么好说的了，已再想不起什么了。水泥井筒中回响的自己的语声弄得我很觉疲劳。

“我说的你可明白？”我问。

“明白。”

“你怎么看？”

“我还是个孩子，不晓得结婚是怎么回事。”笠原May说，“所以，当然不晓得你太太是以怎样的心情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并扔下你离家出走的。不过从你的话听来，觉得你好像一开始就有点把什么想错了。嗳，拧发条鸟，你刚才说的这些恐怕谁都没办法做到——什么建设新的世界啦，什么塑造新的自己啦。我是这么想，即使自己以为干得不错，以为习惯于另一个自己了，在那表层下也还是有你原来的自己——每有机会他就冒头跟你打招呼，道一声‘你好啊’。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是别处制作的，就连你想把自己脱胎换骨的意念，也同样是别处制作的。喂，拧发条鸟，这点事我都明白，你这个大人怎么倒不明白呢？不明白这个的确是大问题，所以你现在肯定是因此受到报复。报复来自各个方面，例如来自你想抛弃的这个世界，来自你想抛弃的你自身。我说的你可明白？”

我不作声，兀自注视着包围自己脚前脚后的黑暗。我不知说什么好。

“嗳，拧发条鸟，”女孩用沉静的声音说道，“想想，想想，再想想！”旋即再次将井口严严实实地盖住。

我从背囊里取出水壶晃了晃，“吧唧吧唧”的轻响在黑暗中荡开。估计也就剩四分之一左右了。我头靠墙壁闭起眼睛。笠原May或许是正确的，我想。归根结蒂，我这个人只能是由别处制作的。一切来自别处，又将遁往别处，我不过是我这个人的一条通道而已。

喂，拧发条鸟，这点事我都明白，你这个大人怎么倒不明白呢？

11　作为疼痛的饥饿感、久美子的长信、预言鸟

几次入睡，几次醒来。睡眠很短，且睡不实，如在飞机上打盹。在本来困得不行的时候我不由醒来，而在本应清清爽爽觉醒的时候却又不知不觉坠入梦乡，如此周而复始。由于缺少光的变化，时间如车轴松懈的车子摇摇晃晃。而难受扭曲的姿势又将安适从我身上一点点掠去。每次醒来我都看一眼表确认时间。时间步履沉重，且快慢不一。

无事可干之后，我拿手电筒四下照来照去，照地面，照井壁，照井盖。但情况毫无变化，地面依旧，井壁依旧，井盖依旧，如此而已。移动手电筒光时，它所勾勒出的阴影扭着身子时伸时缩时胀时收。而这也腻了，便慢慢悠悠不放过任何边角地仔细摸自己的脸，重新勘察自己到底长就一副怎样的尊容。这以前还一次也没当真计较过自己耳朵的形状，如有人叫我画自己的耳形——哪怕大致轮廓——我怕也徒呼奈何，而现在则可以毫厘不爽地再现自己耳轮赖以形成的所有边框、坑洼和曲线。奇怪的是，如此一丝不苟地抓摸起来，发觉左右两耳形状有相当差异。为什么会这样呢？其非对称性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反正总该带来某种结果）？我不得而知。

表针指在七点二十八分。下井后大约已看表两千多次。总之是晚间七时二十八分，即棒球夜场比赛第三局下半场或第四局上半场那一时刻。小时候，喜欢坐在棒球场露天席上端观望夏天太阳欲落未落的情景。太阳在西边地平线消失之后，也还是有灿烂夕晖留在天边的。灯光仿佛暗示什么似的在球场上长长延展开去。比赛开始不久，灯一盏接一盏很小心地放出光明，但周围还是亮得足以看报。恋恋不舍的余晖将夏夜的脚步挡在球场门之外。

但人工照明到底执著而文静地完全压住了太阳光，周围随之充满节日般的光彩。草坪亮丽的绿，裸土完美的黑，其间崭新笔直的白线，等待出场的击球手手中球棍头偶尔闪亮的油漆，灯光中摇曳的香烟（无风之日，它们像为寻人认领而往来徘徊的一群魂灵）——这些便开始历历浮现出来。卖啤酒的小男孩手指间夹着的钞票在灯光下一闪一闪，人们欠身观看高飞球的行踪，随着球的轨迹欢呼或者叹息，归巢的鸟们三五成群往海边飞去。这就是晚间七时三十分的棒球场。

我在脑海中推出以前看过的种种棒球比赛。还真正是小孩子的时候，圣路易斯Cardinals球队来日本友好比赛。我和父亲两人在非露天席观看那场比赛。比赛开始前Cardinals选手们绕场一周，把筐里签过名的棒球像运动会投球比赛一般连续抛出，人们拼命抢夺。我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动，而注意到时，已有一个球落在自己膝头。事情很唐突也很奇妙，魔术似的。

我又看了眼表：七时三十六分。距上次看表相差八分钟。只过去八分钟。摘下手表贴耳一听，表仍在动。黑暗中我缩起脖子。时间感渐渐变得莫名其妙。我决心往下暂且不再看表。再无事可干，如此动不动就看表亦非地道之举。但我必须为此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类似戒烟时领教的痛苦。从决定不看时间时开始，我的大脑便几乎始终在思考时间。这是一种矛盾，一种分裂。越是力图忘记时间，便越是禁不住考虑时间。我的眼珠总是不由自主地转往手表那边，每当这时我就扭开脸，闭起眼睛，避免看表，最后索性摘下表扔进背囊。尽管如此，我的意识仍缠着表，缠着背囊中记录时间的表不放。

从表针运行中挣脱出来的时间便是这样在黑暗中流向前去，那是无法切割无法计测的时间。一旦失去刻度，时间与其说是一条绵延不断的线，莫如说更像任意膨胀收缩的不定型流体。我在这样的时间中睡去，醒来，再睡去，再醒来，并一点点习惯于不看表。我让身体牢牢记住：自己已不再需要什么时间。但不久我变得甚是惶惶不安。不错，我是从每隔五分钟看一次表这种神经质行为中解放出来了，然而时间这一坐标轴彻底消失之后，感觉上好像从正在航行中的轮船甲板上掉进夜幕下的大海，大声喊叫也没人注意到。船则丢下我照样航行，迅速离去，即将从视野中消失。

我重新从背囊中取出表，重新套进左腕。时针指在六点十五分。应是早上六时十五分。最后一次看表是在七点多，晚间七点三十分。认为过去十一小时还是妥当的，不可能过去二十三小时。但没有把握。十一小时与二十三小时之间究竟有何本质区别呢？不管怎样——十一小时也罢二十三小时也罢——饥饿是愈发气势汹汹了。它同我泛泛想象的所谓饥饿感大约是这么回事有着明显不同。我原以为饥饿在本质上大概属于缺憾感的一种，而实际上则近乎纯粹的肉体疼痛，乃是极其物理式的且直截了当的痛感，一如锥刺或绳绞。它痛得不均匀，缺少连贯性，有时涨潮一般高扬，耸起令人目眩的峰巅，继而姗姗退去。

为了冲淡如此饥饿感带来的痛苦，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思维上面。然而认真思考什么已不可能。一鳞半爪虽有时浮上脑海，但转瞬已不知去向。每要抓取思维的一鳞半爪，它便如滑溜溜软乎乎的小动物一般从指间溜走。

我站起身，长长伸腰，深深呼吸。浑身无处不痛。由于长时间姿势不够自然，所有肌肉和关节都在朝我诉苦。我缓缓向上伸直身体，做屈伸运动，但没做上十个便觉头晕目眩。我颓然坐下，闭起眼睛，双耳蜂鸣，脸上流汗。想抓扶什么，但这里没有任何可供抓扶的物体。有点想呕，无奈腹中已无东西可呕。我做了几次深呼吸，试图更新体内空气，促进血液循环，保持意识清醒。然而意识总是阴沉而浑浊，料想身体已虚弱到了一定程度。不光想，还实际发出声来：身体已虚弱到了一定程度。嘴巴有些失灵。哪怕看看星星也好，但看不到，笠原May把井口盖得严实无缝。

以为笠原May上午还会来一趟，却不见影。我靠住井壁，静等笠原May到来。早上的不快之感在体内不肯退去，集中精神思考问题的能力也尽皆消失，尽管是暂时性的。饥饿感依然时来时去，包围我的黑暗依然时浓时淡，而这些便如同从无人的房子里搬运家具的盗贼，将我的精神集中力劫掠一空。

午后笠原May仍不出现。我准备闭目睡一会儿，因我想很可能梦见加纳克里他。但睡得太浅，梦也支离破碎。在放弃努力不再集中精力思考什么之后，不出片刻，林林总总的记忆断片便纷至沓来，像水一样悄然弥满空洞。我可以真真切切地记起以往去过的场所、见过的男女、受过的肉体损伤、交谈过的话语、购买过的东西、丢失的物品等等，连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自己都惊讶何以记得这许多。我还记起往日住过的几座房子和几个房间，记起里边的窗口、壁橱、家具和灯盏，记起小学到大学教过自己的老师中的几位。这些记忆大多脉络不够完整，时间顺序也颠三倒四，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并且不时被汹涌的饥饿感打断，但每一单个记忆却异常鲜明，如天外猛然刮来的旋风撼动自己的身体。

如此不经意地跟踪记忆的时间里，三四年前单位里发生的一件事浮上脑海。事情本身固然不值一提，但在为消磨时间而在脑海中一一再现的过程中，我渐渐变得不快起来，继而不快又变成明显的愤怒。愤怒俘虏了我，使我全身发抖，呼吸急促，心音加大，血液里出现肾上腺素，疲劳也罢饥饿也罢，一切一切都为之退居其次。那是由小小的误解引起的争吵。对方摔给我几句不顺耳的话，我也同样出言不逊。但毕竟起因于误解，过几天双方便道歉了事，没有落下积怨，没有留下反感。忙了累了，人难免有时说话粗声大气。正因如此，我早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在这同现实隔绝的伸手不见五指的井底，这段记忆竟是那般栩栩如生，那般“嗞嗞”作响地烧灼我的意识。我皮肤可以感受到灼热，耳朵可以听见烧灼的声音。我咬牙切齿，心想为什么给人数落得狗血淋头而自己却只那么轻描淡写地回敬几句呢？我在头脑中逐个推出当时应用来反击对方的词句，将词句打磨得无比锋利，而越是锋利我越是怒不可遏。

然而随后恰如附疣忽然脱落，一切又倏忽间变得无可无不可了。时至今日何必非翻老账不可呢！对方肯定也把那次争吵忘去九霄云外了。事实上这以前我也一次未曾记起。我做个深呼吸，双肩放松，让身体更适应黑暗。接下去我准备挖掘其他记忆，但在这可谓岂有此理的剧烈愤怒过去之后，记忆竟荡然无存。我的脑袋与我的胃同样空空如也。

我开始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开始下意识地把支离破碎的思维喃喃嘟囔出口。我已无法自控。我注意倾听自己在说什么，但几乎听不懂所云何物。我的口已脱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自顾在黑暗中吐丝一样吐着莫名其妙的词句。词句从黑暗中浮出，转眼被黑暗吞噬。我的身体简直成了空荡荡的隧道，自己仅仅是在让这些词句往来通过。确乎是思维断片，但那思维是在我意识之外进行的。

到底将发生什么呢？我想，莫非类似神经箍的什么开始一点点松缓不成？我觑了眼表，表针指在三时四十二分。大概是下午三时四十二分。我在脑袋里推出夏日午后三时四十二分的阳光，想象自己置身其中的情景。侧耳细听，却不闻任何声籁，蝉鸣鸟叫儿童嬉笑声也全然不来耳畔。说不定世界因拧发条鸟不再拧发条之故而在我蛰伏井底的时间里停止了活动。发条缓缓松动，于是所有活动——诸如河水的流淌、叶片的低吟、空中的飞禽——刹那间偃旗息鼓。

笠原May到底怎么回事？为何不来这里？已好长时间没露面了。蓦地，这女孩或许发生什么意外的念头浮上心来，例如有可能在哪里碰上交通事故。果真如此，知道我在井底之人这世界上便一个也没有了，我将真的在这井底慢慢死去。

转而我又打消了担心。笠原May不是那种马虎大意的人，绝不至于轻易被车撞上，现在一定是在自己房间里一边用望远镜观察这院子一边想象我在井底的情景。她是有意拖延时间让我心神不安，让我疑心自己被活活置于死地。这是我的推测。假如笠原May真的如此拖延时间，那么她的鬼主意可谓大获成功。因为实际上我已极度惴惴不安，已觉得自己被活活遗弃。想到自己可能在这深沉的黑暗中一点点化为粪土，每每怕得透不过气来。若时间再长身体再弱，眼下的饥饿感势必更为酷烈更为致命，那时候说不定连动一下身体都无能为力。即使绳梯垂下，也可能无法攀登出去。头发牙齿掉个精光也未可知。

空气如何呢？我不由想到空气，在这又深又小的混凝土地穴中一连数日，且被盖得严严实实，几乎谈不上有空气流通。如此一想，周围空气似乎一下子滞重得令人窒息。至于仅仅是由于神经过敏，还是确实因为氧气不足，我无从判断。为弄明白这点，我几次大口吸气大口呼出，然而越是呼吸越觉难受，胸闷至极。我又惊又怕，津津地沁出汗来。想到空气，死骤然变得现实变得刻不容缓，在心头盘踞不动。它如墨黑墨黑的液体无声无息地漫来，将我的意识浸入其中。此前也考虑过饿死的可能性，但以为离死尚有足够的时间，而若氧气不足，进程就要快得多。

窒息而死将是怎样的感觉呢？到死要花多长时间呢？是挣扎许久才死，还是慢慢失去知觉像睡熟一样死去呢？我想象笠原May前来发现我已死时的情形：她向我连喊数声而不得回音，以为我睡着了，便往里投几颗石子，但我仍不醒来，从而知道我已呜呼哀哉。

我很想大声唤人，告诉他们我被关在这里，告诉他们我饿了，空气也越来越糟。恍惚中好像重返于童年时光。我偶因一点小事离家出走，却再也无法回家。我忘了回家的路。我曾不知多少次做过这样的梦，是我少年时代的噩梦。往来徘徊，迷失归路。多年来我早已忘却此梦，而此时在这深深的井底，觉得那噩梦正活龙活现复苏过来。时间在黑暗中倒行逆施，而被另一种与现在不同的时间性所吞没。

我从背囊里取出水壶，拧开盖，留心着一滴不洒地将水含入口中，慢慢浸润口腔，然后缓缓咽下。咽时喉咙里发出很大的声响，仿佛又硬又重的物体落于地板。但终究是我吞水的声音，尽管水量很少。

“冈田先生，”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在睡梦中听到了，“冈田先生，冈田先生，请起来！”

是加纳克里他的声音。我勉强睁开眼睛。其实睁不睁眼四周都同样漆黑，同样什么也看不见。睡与醒已没了确切分界。我想撑起身体，但指尖气力不足。身体如长期忘在冰箱里的黄瓜，冻得萎缩而疲软。疲惫和虚脱感将意识困在垓心。无所谓，随你的便好了！我还要在意识中勃起，在现实中射精。倘你需求的即是这个，悉听尊便就是。我神思恍惚地等待她动手解我裤带，岂料加纳克里他的声音却来自很高的上方，在上方招呼我：“冈田先生，冈田先生！”抬头一看，井盖掀开半边，闪出美丽的星空，闪出被切成半月形的天宇。

“在这里呢！”我吃力地撑身立起，朝上面再次叫一声我在这里。

“冈田先生！”现实中的加纳克里他说道，“是在那里吗？”

“啊，是在这里。”

“为什么下到那种地方去了啊？”

“说来话长。”

“听不清，听不清，能再大点声音么？”

“说来话长。”我吼道，“上去慢慢说吧，现在太大声发不出来。”

“这儿的绳梯是您的吗？”

“是的是的。”

“怎么从下面卷上来了？是您扔上来的吗？”

“不是，”我说，我何苦做那种事，又如何能做得那么灵巧！“不是，不是我扔上去的，不知是谁趁我不注意时拽上去的。”

“那样您岂不出不来了？”

“是的，”我忍住性子说，“一点不错，是从这里出不去了。所以你把它放下来好么？那样我就可以上去了。”

“嗯，当然，马上就放。”

“喂，放之前检查一下另一头是不是好好的系在树干上，若不然……”

没有回应。上面好像谁也没有了，凝目细看也不见人影。我从背囊里掏出手电筒朝上照去，还是谁也照不到。但绳梯好端端放了下来，简直像在说一开始就在此没动。我一声喟叹，随着喟叹，身体里边硬邦邦的东西似乎缓缓融解开来了。

“喂，加纳克里他？”

依然没有反应。表针指在一点零七分。当然是夜间一时零七分，因为头上星光灿烂。我把背囊背上肩，大大地做个深呼吸，尔后开始爬梯。攀登摇摆不定的绳梯实在很不轻松。一用力，身体所有筋骨所有关节都吱吱作响。但在一步步小心攀登的时间里，周围空气渐渐升温，开始糅合进明显的青草气息，虫鸣也传来耳畔。我手搭井沿，拼出最后力气蹿上身来，连滚带爬下到软绵绵的地面。地上！一时间我不思不想，只管仰卧不动，仰望天空，将空气大口大口接连吸入肺腑。夏夜的空气虽闷乎乎温吞吞的，但充满蓬勃的生机。可以嗅到泥土的气息，还有青草的气息。而只消嗅一嗅这气息，我便足以在手心里感觉出泥土和青草的温柔，恨不得抓起泥土青草全都吞进肚里。

天空一颗星星也找不见了，那些星星只有从井底方可看见。空中只悬着一轮几近圆满的厚墩墩的月亮。我不知躺了多久。好半天时间我只顾倾听心脏的跳动，觉得好像仅听心跳便可以永远活下去。后来我还是支起身，缓缓环顾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夜幕下舒展的庭院，只有石雕鸟依然凝目仰望天空。笠原May家灯光全熄了，亮着的仅院里一盏水银灯。水银灯将青白淡漠的光投在杳无人息的胡同里。加纳克里他到底消失在哪里了呢？

不管怎样，我决定先回家再说。先回家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慢慢淋浴清洗全身。身上想必臭不可闻。首先须将臭味冲掉，其次填充空腹，别的都先不管。

我顺着平日那条线路往家走去，但胡同在我眼里无端地显得陌生，和我格格不入起来。或许是月光异常生动活泼的关系，胡同竟现出比平日还严重的停滞与腐败征兆。我可以嗅出动物尸体开始腐烂般的气味和毋庸置疑的尿臊屎臭。深更半夜居然不少居民仍未歇息，看着电视连说带吃。一户人家窗口荡出有些油腻的食品味儿，强烈刺激着我的头我的胃。空调机的室外风扇呜呜叫着，从旁边经过时热乎乎的气流扑面而来。一户人家浴室里传出淋浴声，玻璃窗上隐隐映出身影。

我吃力地翻过自家院墙，下到院子。从院子看去，房子黑魆魆的，静得如在屏息敛气，早已没了半点暖意，没了丝毫的亲切感。本是同我朝夕相伴的房舍，现在成了冷冷清清的空室，但此外我又别无归宿。

上得檐廊，轻轻拉开落地玻璃窗。由于长时间门窗紧闭，空气沉甸甸的，间有熟透的瓜果和卫生球味儿。厨房餐桌上放着我留的小字条。控水板上原样堆着洗过的餐具，我从中拿起一个玻璃杯，接连喝了几杯自来水。冰箱已没什么像样的食品，吃剩用剩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鸡蛋、黄油、土豆色拉、茄子、莴苣、西红柿、豆腐、奶酪。我开一个菜汤罐头倒进锅里加温，放进玉米片和牛奶吃了。早已饥肠辘辘，但打开冰箱看见实实在在的食品却又几乎上不来食欲，反倒有轻度恶心。尽管这样，为了缓解空腹造成的胃痛，我还是吃了几片咸饼干。再往下就什么也不想吃了。

进浴室脱去身上衣服，摔进洗衣机，之后站在热水喷头下拿香皂上上下下洗了个遍，头发也洗了。浴室里还挂着久美子用的尼龙浴帽，还放着她专用的洗发香波、发胶、洗发用的发刷，放着她的牙刷和齿垢刷。久美子出走后，家中表面上尚看不出任何变化。久美子的不在所带来的，仅仅是久美子姿影不见这一单纯的事实。

我站在镜前照自己的脸。满脸黑乎乎的胡须。迟疑片刻，决定暂不刮除。如马上刮须，很可能连脸都刮掉。明晨再刮不迟。反正往下也不见人。我刷牙，反复漱口，走出浴室，随后打开易拉罐啤酒，从冰箱里拿出西红柿和莴苣简单做个色拉。吃罢色拉，上来一点食欲，便从冰箱里拿出土豆色拉夹在面包里吃了。看了一次表。总共在井底待了多少小时呢？然而一想时间脑袋便一顿一顿地作痛。再不愿想什么时间。时间是我现在最不愿想的东西之一。

走进厕所，闭目小便良久。自己都难以相信花了那么久时间。小便时险些就势昏迷过去。之后我歪倒在沙发上眼望天花板。莫名其妙！身体筋疲力尽，脑袋却很清醒，全无睡意。

忽然心有所感，我从沙发上起身走到门口，瞧了眼信箱。在井底待了几天，其间可能有人来信。信箱里只有一封。信封没写寄信人姓名，但从寄达处的笔迹一眼即可看出是久美子的。字小而有个性，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像设计什么图案似的。写起来很费时间，但她只能这样写。我条件反射地扫了一眼邮戳。戳迹模模糊糊看不大清，勉强认出个“高”字。不妨读为“高松”。香川县的高松？据我所知，久美子在高松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婚后我们从未去过高松，也从未听久美子说她去过。高松这个地名向来没出现在我们谈话里。未必一定是高松。

反正我把信拿回厨房，在餐桌前坐定，拿剪刀剪开封口。剪得很慢很小心，以免把里面信纸剪了，但手指还是发颤。为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喝了口啤酒。

“我一声不响地突然离去，想必你感到吃惊和担心。”久美子写道。墨水是她常用的勃朗峰蓝黑色，信笺则是随处可见的薄薄白白的那种。

“早就想给你写信把好多事解释清楚，却不知怎样写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心情，怎样叙说才能使你了解自己的处境。如此前思后想之间，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这点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

“现在你可能多少觉察到了，我有了交往中的男人。我同他发生性关系差不多有三个月了。对方是我在工作中结识的，你完全不认识，况且对方是谁并不重要。从结论说来，我再不会同他见面了。不知这对你能否成为些许的慰藉。

“若问我是否爱他，我无法回答。因为这样问本身就似乎是十分不适当的。而若问是否爱你，这马上可以回答。我爱你，的确庆幸同你结合，现在也这样认为。或许你会问那为什么偏要胡来最后又离家出走，我自己也不知这样问过自己多少次，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

“然而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我原来根本没有另找情人或在外边胡来的欲望，所以同那人的交往一开始是没有杂念的。起初是因工作关系见了几次面，也许因为说话投机，其后也时常打电话聊点工作以外的事，仅此而已。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有太太有孩子，且作为男性也谈不上很有魅力，因此一丝一毫也没想到会同他发展更深的关系。

“我并非完全没有报复你的念头。你以前曾在一个女孩那里住过一次，对此我是始终耿耿于怀。你同那女孩什么事也没有这点我可以相信，但并不等于什么事也没有就算万事大吉。说到底这属于心情问题。但我同那人胡来并非出于就此报复的心理。记得以前我是说过类似的话，但那仅仅是吓唬你。我所以同他睡觉，是因为我想同他睡。当时我实在忍耐不住，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

“一次我们相隔许久后因什么事见了面，谈完便去一个地方吃饭，饭后又喝了一点。当然我几乎不能喝酒，出于作陪只喝一滴酒精也不含的橘汁，因此不是酒精作怪。我们只是极普通地见面，极普通地交谈。不料碰巧身体相互接触的一瞬之间，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了一股想被他搂抱的欲望。相触时我凭直感觉察出他在渴求我的肉体，而且他也似乎看出我同样需要他的拥抱。那类似一种不明来由的强大的电流交感。感觉上就好像天空‘嗵’一声砸在自己头上。脸颊陡然变热，心怦怦直跳，小腹沉沉下坠，连在凳上坐稳都很困难。起始我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很快意识到原来是性欲。我几乎透不过气地强烈渴求他的躯体。我们分不清主动被动地走进旅馆，在那里贪婪地交欢。

“这种事情详细写来很可能刺伤你，但从长远看来，我想还是详细地如实交代为好。所以，或许你不好受，但希望你忍着读下去。

“那几乎是同爱全然无关的行为。我单单期待由他拥抱，让他进入自己体内。如此令人窒息般地渴求男人身体生来还是第一次。以前曾在书上看到‘性欲亢奋得无可忍耐’的说法，但想象不出具体是怎么回事。

“至于那事为什么在那种时候突如其来地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对象不是你而选择了别人，我也说不明白。总之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住，也压根儿不想忍耐。这点请你理解，我脑袋里丝毫没有背叛你的念头。在旅馆的床上，我发疯似的同他扭作一团。坦率地说，有生以来我还一次也未有过那般心荡神迷的体验。不，不光是心荡神迷，没那么简单。我的肉体就好像在热泥沼中往来翻滚，我的意识汲取其快感，膨胀得直欲爆裂，而且爆裂开来。那委实堪称奇迹，是我生来至今身上发生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事情之一。

“如你所知，此事我一直瞒着你。你没有觉察出我的胡来，对我的晚归也全然未加怀疑。想必你无条件地信赖我，以为我绝不至于有负于你。而我却对有负你的这种信赖完全没有歉疚感，甚至从旅馆房间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因谈工作而晚些回家。如此再三说谎我也全然无动于衷，似乎理所当然。我的心在寻求同你一起生活，同你组成的家庭是我的归宿，然而我的身体却在势不可遏地追求同那人的性关系。一半的我在这边，一半的我在那边。我心里十分清楚事情迟早会败露，但当时又觉得那样的生活似可永远持续下去。我过的是双重生活，这边的我同你心平气和地生活，那边的我同他疯狂地搂在一起。

“有一点希望你别误解，我不是说你在性方面不如那人，或缺少性魅力，抑或我没兴趣同你做爱。我的肉体当时是那样莫名其妙地如饥似渴，我只能束手就擒。我不明白何以如此，只能说反正就是这样。同他有肉体关系期间，我也想和你做爱。同他睡而不同你睡，对你实在太不公平。但我变得即便在你怀里也全然麻木不仁。你恐怕也觉察到了这点。所以近两个月时间里我有意找各种理由避免同你过性生活。

“不料一天他提出要我同你分手而和他一同生活，说既然两人如此一拍即合，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说他自己也和家人分开。我让他给我点时间想想，然而同他告别后在回家的电车中，我突然发觉自己对他已再无任何兴趣。原因我不知道，总之在他提出一同生活的刹那间，我身上某种特殊的什么便如被强风刮跑一般倏然无影无踪，对他的欲望荡然无存。

“对你产生愧疚感是在此以后。前面已经说过，在对他怀有强烈性欲期间我绝对没有感到什么负疚。对你的浑然不觉我只觉得正中下怀，甚至心想只要你蒙在鼓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认为他与我的关系同你与我的关系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在对他一忽儿没了欲望之后，我全然闹不清自己现在位于什么地方。

“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个坦诚的人。诚然我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从未在关键事情上对谁说谎或粉饰自己。我没对你隐瞒任何事情，一次也没有的，这对我多少算是值得自豪之处。然而在这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却说下了致命的谎话，且丝毫不以为耻。

“这一事实在折磨着我。我觉得自己这个人成了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空壳，实际上也恐怕如此。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点无论如何不得其解，那就是‘我为什么在一个根本不爱的人身上产生如此汹涌澎湃的性欲？’这点我怎么都找不出解释。只要没有那场性欲，我现在都理应同你幸福快乐地朝夕相伴，同那个人之间也仍然会是谈笑风生的一般朋友。然而那场无可理喻的性欲，从基础上毁掉了我们迄今营造起来的生活，毁得片瓦不留。它轻而易举地从我身上夺走了一切，包括你、同你构筑的家庭，以及工作。究竟因为什么非发生这种事不可呢？

“三年前做人工流产手术时，我曾说过事后有话要对你说，记得吗？或许那时候我就应该把情况挑明，那样也许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了。但即使事至如今，我仍无勇气向你倾吐一空。因我觉得一旦出口，很多事情都将更为根本性地变得无可收拾。所以最好还是由我一人独吞这颗苦果，并且离开你。

“抱歉地说，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同你之间都未有过真真正正的性快感。在你怀抱里固然舒心惬意，但感觉上总是非常模糊，甚至不像发生在自己身上，距自己很远很远。这完全不是你的原因，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未能很好地把握感觉。我身上好像有一种什么隔阂，总是将我的性感觉挡在门外。但同那个人交欢的时候，不知何故，隔阂突然滑落，自己都不知道往下如何是好。

“我同你之间，原本存在着一种非常亲密而微妙的因缘，而现在连它也失去了。那神话般的默契配合已经遭到损坏。是我损坏的。准确地说，是我身上具有迫使我予以损坏的什么。对此我万分遗憾，因为并非任何人都有希望得到同样的机遇。我深深地憎恨带来如此后果的那种东西——你恐怕很难想象我是怎样地深恶痛绝。我想知道那东西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要弄个水落石出，要找出它的根子，要斩草除根。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没有信心。但不管怎样，这终归是我的问题，同你没有关系。

“请求你，求你别再把我放在心上，别寻找我的下落，把我忘掉，考虑自己新的生活。我父母那边我准备好好写封信，说明一切都是自己过失所致，你没有任何责任。我想不会连累你的。估计近期内即可办理离婚手续，我想这对双方都是最佳方案，所以请你什么也别说地答应下来。我留下的衣服什么的，对不起，请你扔掉或捐给哪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不可能再使用在和你的共同生活中哪怕用过一次的东西。再见！”

我把信重新慢慢看了一遍，然后装回信封，从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喝了。

既然说要办离婚手续，那么就是说久美子不会马上自杀，这使我略感释然。随即我意识到自己差不多两个月没同任何人做爱的事实。久美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一直拒绝与我亲热，说是医生说她有轻度膀胱炎征兆，最好暂时中止性生活。我当然信而不疑，因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不予相信。

两个月时间里，我在梦中，或者说在我所知词汇中只能以梦表述的世界里跟女人交媾了几次。起始跟加纳克里他，继之同电话女郎。而在现实世界里搂抱现实女人，想来已是两个月前的事了。我躺在沙发上，定睛注视放在胸口的双手，回想最后一次见到的久美子的身体，回想给她拉连衣裙拉链时目睹的她背部柔和的曲线和耳后香水的清香。倘若久美子信中所写的是终极事实，那么或许我再不能同久美子同衾共枕了。既然久美子写得那般清楚，想必是终极事实。

我开始思索自己同久美子的关系一去无返的可能性，但越想越怀念久美子曾属于自己的暖融融的身体。我喜欢同她睡觉。婚前自不用说，即使婚后几年最初的激动某种程度消失后，我仍然喜欢同她做爱。那苗条的身段，那脖颈、腿和乳房的感触，活生生的仿佛就在眼前。我逐一回想性生活当中我为久美子做的以及久美子为我做的一切。

然而久美子同我不认识的一个人疯狂做爱，疯狂得超出我的想象，并且声称从中觅得了在同我做爱时未曾得到的快感。想必她在同那男子做爱当中发出隔壁都可能听到的大声呻吟，全身扭动，以致床都摇颤不已。说不定主动为那男子做了对我都不曾做过的事。我起身打开电冰箱，拿出啤酒喝了，又吃了土豆色拉。后来想听音乐，便小声打开调频广播中的古典音乐节目。“好吗，今天累了，上不来情绪。对不起，别生气。”久美子说。“好好，没什么。”我应道。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结束后，来了一段像是舒曼的小夜曲。听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曲名。演奏完毕，女播音员说是《森林景色》第七曲“预言鸟”。我想象久美子在那男人身底下扭腰举腿抠抓对方脊背口水淌在床单上的情景。播音员说森林中有一只能发布预言的神奇的鸟，而舒曼将其场景梦幻般地渲染了出来。

我到底了解久美子的什么呢？想着，我无声地捏瘪喝空的啤酒罐，扔进垃圾篓。我自以为理解的久美子，好几年来作为妻子抱着做爱的久美子，难道终究不过是久美子这个人微不足道的表层，正如这个世界几乎全部属于水母们的领域一样不成？果真如此，我同久美子两人度过的六载时光又到底算什么呢？意义何在呢？

我再次看信时，电话铃甚是唐突地响了起来，使得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的确一跃而起。什么人居然半夜两点来电话呢？久美子？不，不可能，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往这里打电话。大约是笠原May，我想，想必她看见我从空屋院里出来，因而打来电话；或者是加纳克里他，是加纳克里他想要向我解释其何以消失；抑或电话女郎亦未可知，她有可能把什么信息传达给我。笠原May说得不错，我身边女人是有点过多了。我用手头的毛巾擦把脸上的汗，慢慢提起听筒。我“喂喂”两声，对方也“喂喂”两声。但不是笠原May的语声，亦非加纳克里他，也不是谜一样的女郎。是加纳马耳他。

“喂喂，”她说，“是冈田先生吗？我是加纳马耳他。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我尽量让心跳恢复正常。怪事，哪里会不记得呢！

“这么晚打电话十分抱歉。但因为事情紧急，就顾不得有失礼节，明知您将被打扰得不高兴也还是打了这个电话，非常非常抱歉。”

我说不必那么介意，反正还没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12　刮须时发现的、醒来时发现的

“之所以这么晚打电话，是因为有件事我想还是尽快同您联系为好。”加纳马耳他说。同以往一样，每次听她开口，都觉得她吐出的每一个字无不严格经过逻辑筛选，排列得井然有序。“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我手握听筒坐在沙发上，说：“请，问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

“这两三天您怕是外出到哪里去了吧？打了好几次电话，您都好像不在。”

“嗯，是的吧。”我说，“离开家一些时候，想冷静地考虑事情。我有很多必须考虑的事。”

“那自然，这我非常清楚，理解您的心情。想静静思考什么的时候，变换场所是十分明智的。不过，这么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寻根问底：您莫非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也谈不上很远很远……”我闪烁其词，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说，“怎么说好呢，反正是有点儿与世隔绝的场所。但我还不能就此细说，因为我的情况也错综复杂，又刚刚回来，筋疲力尽，现在很难说很长的话。”

“当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情况，现在不在电话里勉强说也可以的。听声音就知道您疲劳到了一定程度。请您不必介意，是我不该在这种时候心血来潮问东问西，觉得很过意不去。这事就改日再谈吧。只是，我担心这几天您身上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所以才冒昧提出这么深入的问题。”

我低声附和。但听起来不像是附和，倒像呼吸方法出了差错的水生动物的喘息。不好的事！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中，究竟哪个算好哪个算不好呢？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呢？

“让你费心，实在感谢。不过眼下好像还没什么。”我调整声音道，“发生好事固然谈不上，不过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

“那就好。”

“只是很累。”我补充一句。

加纳马耳他小声清清嗓子，说：“话又说回来，这几天时间里您可注意到出现什么大的身体变化没有？”

“身体变化？我的身体？”

“是的，是说您的身体。”

我扬起脸，打量自己映在面对院子的玻璃窗上的形象。没发现有任何堪称身体变化的变化，在喷头下面上上下下搓洗时也全无觉察。“例如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总之是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的明显的身体变化。”

我在茶几上摊开左手手心，注视了一会儿。手心一如往常，毫无变化。既未镀一层金，也未生出趾蹼。既不漂亮，亦不丑陋。“所谓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的明显的身体变化，举例说来，莫不是后背生出翅膀什么的？”

“那也不能排除，”加纳马耳他以从容不迫的声音说，“当然只是就一种可能性而言。”

“那自然。”我说。

“怎么样？没觉察出有什么？”

“好像还没有那类变化，眼下。要是后背长出翅膀，估计再不情愿也还是觉察得到的。”

“那倒是。”加纳马耳他表示同意。“不过冈田先生，您要当心！了解自身状况并不那么容易。比方说，人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直接看自己的脸，只能借助镜子，看镜里的反映，而我们只是经验性地相信映在镜中的图像是正确的。”

“当心就是。”我答应。

“还有一点——仅仅一点——想问您一下。不瞒您说，不久前我和克里他失去了联系，同和您一样。很觉蹊跷，也许是偶然的巧合。所以我想您说不定知道一星半点，知不知道呢？”

“加纳克里他？”我心里一惊。

“不错。”加纳马耳他说，“您直觉上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

我答说没有。虽然没有明确根据，但我总觉得还是把自己刚才同加纳克里他见面说话而她又当下消失的情况暂且瞒着加纳马耳他为好。

“克里他担心同您联系不上，傍晚离开这里说去府上看看，可是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克里他的动静也不能很好地感觉到。”

“明白了。等她来的时候，让她立即同你联系。”我说。

加纳马耳他在电话另一端沉默片刻。“坦率地说，对克里他我有些放心不下。如您所知，克里他同我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世间普通的工作，问题是妹妹还没有像我这样精通这里边的情况。倒不是说克里他不具有这方面素质，素质是够，但她还没有充分适应自己的素质。”

“明白了。”

加纳马耳他再次沉默下去，且时间比刚才长，似乎在对什么犹豫不决。

“喂喂！”我招呼道。

“我在这里，冈田先生。”加纳马耳他回答。

“见到克里他，让她马上同你联系。”我重复一遍。

“谢谢。”加纳马耳他说，之后就深夜打电话道过歉，放下电话。放回听筒，我再次打量自己照在玻璃窗上的姿影，此时心里突然浮起一念：自己很可能再没机会同加纳马耳他说话了，很可能她将彻底从我视野里消失。并无什么缘由，只是蓦然有此感觉。

继而，我忽然想起绳梯还照样吊在井口，恐怕还是尽早收回来好。那东西给谁发现，有可能惹出麻烦。何况还有倏忽不知去向的加纳克里他问题，最后一次见到她即是在那口井上。

我把手电筒揣进衣袋，穿鞋跳下院子，又一次翻墙而过，顺胡同来到空屋前。笠原May家依然一片漆黑。时针即将指向三点。我走进空屋院子，径直来到井边。绳梯一如刚才拴于树干垂于井中，井盖只开了半边。

我觉得有点不对头，往下窥看井底，自言自语似的唤了一声“嗳，加纳克里他”。没有回音。我从衣袋里掏出手电筒，把光束往井底探去。光照不到井底，但听得到有人低吟浅叹似的声响。我又招呼了一次。

“不要紧，在这儿呢！”加纳克里他说。

“在那种地方干什么呢？”我小声问询。

“干什么？和你同样嘛。”她不无讶然地说道，“想东西呢。这个场所想东西不错。”

“那的确是的，”我说，“不过你姐姐刚才来电话了哟！为你失踪担心得不行，说深更半夜还不回家，动静也感受不到，让我见到你让你马上跟她联系。”

“知道了。专门跑来一趟，谢谢。”

“喂，加纳克里他，不管怎样先上来好吗？有话想慢慢跟你说。”

加纳克里他置之不理。

我熄掉手电筒，揣回衣袋。

“冈田先生，下到这里来怎么样，两人坐在这儿说话。”

重新下到井底和加纳克里他两人说话倒也不坏，我想。但想到井底带有霉气味的黑暗，胃立时沉甸甸的。

“不，对不起，再不想下去了。你也差不多适可而止吧。说不准又有谁把梯子撤走，再说空气也不大好。”

“知道。可我还想待一会儿。我嘛，您放心就是。”

加纳克里他既无意上来，我自然无可奈何。

“电话中没有对你姐姐说在这里见过你，那样可合适？我总觉得还是瞒着她好。”

“嗯，那样很好，别告诉姐姐我在这里。”加纳克里他略一停顿，又补充道，“我也不想让姐姐担心，但我也有想东西的时候，大致想定就离开这儿。所以暂时就请让我一个人待着，不给您添麻烦的。”

我把加纳克里他留在那里，折身回家。明天早上再来看情况不迟。即使夜间笠原May又跑来抽走绳梯，也还是有办法把加纳克里他从井底救出来的。回到家，我立即脱衣上床，拿起枕边一本书，翻开看到的那页，毕竟情绪亢奋得实难入睡。不料刚看一两页，我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半昏睡状态，遂合书熄灯，睡了过去。

醒来已是翌日九时三十分。我放心不下加纳克里他，脸没洗便匆匆穿衣，顺胡同来到空屋前。云层低垂，空气潮乎乎的，像随时都可能下雨。井口不再有绳梯悬垂，看样子被人从树干上解下来拿到哪里去了。井盖也两块盖得好好的，上面压着石头。我打开一半往井里窥看，叫她的名字，但无回音。隔会儿又唤一次。如此连续几次。我想她可能睡了，往下扔了几颗石子，可井里似乎空空无人。加纳克里他大概今早爬出井口，解下绳梯带去了哪里。我重新合好井盖离开。

走出空屋院落，靠着篱笆往笠原May家那边张望了一阵子。笠原May很可能像往日那样瞧见我出来，但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她露头。四下阒无声息，不见人影，不闻响动，蝉亦一声不鸣。我用鞋尖慢慢抠掘脚前的地面。我有一种陌生感，仿佛置身井内的几天时间里，原有的现实被另一现实挤走并由其取而代之。自我从井里出来回家时起，心底便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我沿胡同返回家来，在浴室刷牙刮须。胡须几天没刮，满脸黑乎乎的，活像刚刚获救的漂流者。长这么长生来还是头一遭。虽然这么留下去也无妨，但沉吟一下，决定还是刮去，还是保持久美子离家时那副面容为好。

我先把热毛巾捂在脸上，然后在上面厚厚涂了一层刮须膏。为防止伤皮，我刮得很慢很小心。刮下颏，刮左脸，继而刮右脸。刮罢右脸对镜一照，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右脸竟有一块青黑色污痕般的东西。一开始我以为有什么东西阴差阳错贴到了脸上，于是洗去刮须膏，用香皂细细擦洗，又拿毛巾猛搓。不料那污痕似的东西竟不肯退去，且无退的迹象，似已深深沁入肌肤。我用手指摸了摸其上缘，较之面部其他部位似乎略微热些，此外并无特殊感触。是痣！有痣的地方正是在井内感到发热的那个部位。

我把脸凑近镜子细瞧那块痣。位于右颊骨偏外一点儿，婴儿手掌大小，颜色青得发黑，同久美子常用的勃朗峰蓝黑墨水差不多。

作为可能性首先可以设想的是皮肤过敏。可能在井底给什么搞得中毒了，如漆中毒那样。但井底什么能引起中毒呢？我曾用手电筒在井底每个边角都照了个遍，那里有的只是土和水泥井壁。况且过敏以至中毒难道会弄出如此显眼的痣不成？

我陷入轻度的恐慌之中，就像被惊涛骇浪卷走了一般，一时间手足无措，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忽而把毛巾丢在地板上，忽而推翻垃圾篓，忽而脚磕在什么地方，忽而不知所以地喃喃有声。后来总算镇定下来，靠着洗漱台冷静思考该如何对待这一现实。

我想先这样观察一下再说，不急于找医生。或许只是暂时性的，顺利的话说不定如漆中毒那样很快会不治而愈。既然短短几天就长了出来，那么消失怕也是轻而易举。我去厨房煮了咖啡。肚子早已饿了，但一旦真要吃什么，食欲便如海市蜃楼一般转眼不知去向了。

我在沙发上躺下，静静望着刚开始下的雨，不时进浴室照次镜子。但那痣不见有丝毫变化，在我脸颊上奇迹般地染出一方蓝黑地带。

作为痣的起因，唯一想得出来的便是在那场梦一般的幻觉中由电话女郎牵手钻过墙壁一事。那时门开了，为了避开进入房间那个危险的什么人，女郎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去墙壁。在穿壁的正当口，我感觉脸颊上明显发热，位置也正是痣那儿。问题是破壁同脸颊生痣之间能有什么因果关系呢？我当然无从解释。

那个无面孔的男子在宾馆大厅对我说：“现在不是时候，你不能在这里！”他向我警告，然而我置若罔闻，只管前进。我对绵谷升愤愤不平，为自己的一筹莫展窝囊憋气，结果使我领受了这块痣亦未可知。

痣也可能是那场奇异梦幻给我留下的烙印。他们借助痣告诉我那不单单是梦，那是实有之事，你必须每次照镜子时都想起。

我摇摇头。无法解释的事情委实太多，而我仅仅明了一点，即我对什么都感到困惑。头开始鼓涨作痛，没办法再想什么。什么都不想做。我喝口冰镇啤酒，继续看外面的雨。

偏午时分，往舅舅那里打了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家常话之类。有时候我很想找人说说话，跟谁说都可以，否则觉得自己同现实世界的距离将越拉越远。

舅舅打听久美子是不是还好，我说还好，眼下出公差去了。一切和盘托出也并无不可，但是把一系列事件原原本本讲给第三者听几乎是不可能的。连我本人都如坠五里雾中，如何能向别人说清道明！于是决定暂把真相瞒着舅舅。

“您是在这里住过些年头的吧？”我问。

“啊，在那里怕是住了六七年吧。”他说，“慢着，买的时候是一九六〇年，住到一九六七年——七年。后来结婚搬来这座公寓，那以前一直单身住那里来着。”

“想问您一句：在这里住时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

“不好的事？”舅舅有些费解。

“就是说，生病啦和女人分手啦什么的。”

舅舅在电话另一端不无好笑地笑道：“在那里住时同女人分手确实有过一次，不过那种事在别处住也是完全可能的，我想也算不得怎么不好，况且老实说来又不是很让人舍不得的女人。至于病嘛……记忆中没生过病。脖子生过一个小包，去理发时师傅劝我最好割掉，就找到医生那里。不是大不了的东西，无非想让健康保险公司开销一点，荒唐！住那儿期间找医生，那是最初也是最后一次。”

“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回忆？”

“没有。”舅舅稍想一下问道，“喂喂，干吗风风火火地问这个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只是久美子最近见到一个算卦先生，耳朵里装了不少风水方面的话回来，这个那个的。”我扯谎说，“这种事我是无所谓的，可她偏叫我问问舅舅。”

“唔——，我对风水什么的也完全是门外汉，问我也说不出个究竟来。不过就我住时的感觉来说，房子不存在任何问题。宫胁那里情况倒是那个样子，可离那里远着哩。”

“您搬走后有什么人住过这里？”

“我搬开以后，像是有位都⁽¹⁾立高中老师一家住了三年，接着是一对年轻夫妇住了五年。年轻的大概是做买卖的，什么买卖记不得了。至于他们在那里过得是不是幸福愉快我可不知道。管理方面统统委托给了不动产商，没见过住户，什么原因迁走也不晓得，不过不好的消息却是根本没听说。估计是嫌房子窄而出去自己建房了吧。”

“有人说这地方水脉受阻，这点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

“水脉受阻？”舅舅问。

“我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只听人这么说。”

舅舅沉思片刻。“想得起来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胡同两头堵死，可能不大对头吧。没有入口和出口的路，想起来是不大正常。因为路也罢河也罢根本原理上是流动的，堵塞必然沉淀。”

“果然。”我说，“还有件事想问：您可在这儿听见过拧发条鸟叫？”

“拧发条鸟？”舅舅道，“什么呀，那是？”

我简单讲了讲拧发条鸟，说它落在院里的树上，每天像拧发条似的叫上一遍。

“不知道，那玩意儿没看过也没听过。我喜欢鸟，过去就很留意鸟叫，但这鸟名字都是头一次听到。这也和房子有什么关系？”

“不，没什么关系，只是以为您知道，随便问问。”

“你要是想详细了解井啦我以后住过什么人啦，只管去站前世田谷第一不动产公司去问，说出我的名字找一个姓市川的老伯问他就是，房子一直由他管来着。他是那里的老户，或许能告诉你很多风水方面的事。实际上我知道宫胁家那么多情况也是从老伯那儿听来的。那人喜欢聊天，见见会有好处，说不定。”

“谢谢，见见看。”

“对了，工作进展如何？”舅舅问。

“还没找到。说实话，也没怎么用心找。眼下久美子工作，我在家搞家务，反正过得下去。”

舅舅似乎在思索什么，稍顷道：“也罢。要是实在有难处，到时说一声就是，或许我可以帮上忙。”

“谢谢。有难处一定找您。”说罢，我放下电话。

本想给舅舅说的那个不动产商打个电话，打听一下房子的由来以及以前住过什么人等情况，但最终觉得这念头有些傻气而作罢。

下午雨也还是一味地悄然下个不停。雨淋湿了房顶，淋湿了院里的树，淋湿了地面。午饭我吃的是烤面包片，喝了个汤罐头。整个下午一直在沙发上度过。想出门采购，但想到脸上有痣，便懒懒的没了兴致。我有些后悔，胡须留着不刮就好了。不过冰箱里还有点蔬菜，橱里放着若干罐头食品，米和蛋也有，只要不那么讲究，两三天还是可以应付的。

在沙发上几乎什么也没想。看书，用磁带听西方古典音乐，再不然就愣愣地看院里的雨。也许在黑漆漆的井底想东西想得太久了，思维能力已经枯竭，每要正经想点什么，脑袋便像给软钳子挟住似的涨痛；每要回忆什么，全身肌肉和神经便吱吱作响。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OZ国历险记》⁽²⁾里油干锈生的白铁皮人。

我时不时去一次洗脸间，站在镜前观察脸上的痣。可惜毫无变化。痣没再扩张，亦未缩小，颜色深浅也一成未变。我发觉鼻下尚有胡须未刮净。刚才右脸颊发现痣时头脑大乱，忘了没刮完的部位。于是我再次用热水洗脸，涂上刮须膏，将残留胡须刮除。

几次去洗脸间照脸的时间里，我都想起加纳马耳他在电话中的话：我们只是经验性地相信映在镜中的图像是正确的。您要当心！出于慎重，我进卧室对着久美子穿西服用的立镜照了照，痣同样在那里，不是镜子关系。

除了脸上的痣，没感觉出身体有别的不适。体温也量了，一如平日。除去三四天没吃东西而又无多大食欲以及偶有轻度呕吐感——恐是井底呕吐感的继续——之外，身体完全正常。

一个安静的下午。电话铃一次没响，信一封没来，无人穿行胡同，不闻附近人语。没有猫从院子走过，没有鸟飞来鸣啭。时闻几声蝉鸣，但不似往常聒噪。

快七点时，肚子有点儿饿，用罐头和蔬菜简单做了晚饭。相隔许久听了次广播里的晚间新闻，世间未发生什么变异。高速公路上汽车超车失败撞墙，车上青年死了几个；一家大银行的分行长伙同手下职员搞非法贷款受到警察传讯；町田市一名三十六岁主妇被一过路青年用榔头砸死。但这些无不发生在遥远的另一世界，我所在的世界只有院子里下的雨，雨无声无息，不张不狂。

时针指向九点时，我从沙发移到床上，拿书看罢一章，熄掉床头灯。

正做一个梦时，忽然睁眼醒来。什么梦记不得了，总之梦境有些凶险，醒来胸口还怦怦直跳。房间里仍一片漆黑。醒来好一会儿都记不起自己现置身何处，花了好些时间才弄明白原来在自家床上。闹钟指在后半夜两点。大概在井里睡得颠三倒四，以致生物钟整个乱了套。脑袋好歹镇静下来时，想要撒尿。睡前喝啤酒的关系。可能的话，很想再就势睡上一觉，但事不由己，只得支撑着从床上起身。这当儿，手碰上旁边一个人的肌肤。我并未惊讶，因为那是久美子常睡的位置，我早已习惯身旁有人躺卧。但我旋即想起，久美子已不在——她已离家出走。是别的什么人睡在我身旁。

我毅然打开床头灯：是加纳克里他。

(1)　指东京都。

(2)　据此改编的电影我国一般译为《绿野仙踪》。

13　加纳克里他未讲完的话

加纳克里他一丝不挂，脸朝向我这边，被也没盖，光身躺着。两座形状娇美的乳房，粉红色的小乳峰，平板板的小腹下宛如阴影素描般的黑黑的绒毛。她皮肤很白，刚刚生就似的珠滑玉润。我不明所以地定睛看这肢体。加纳克里他膝头合得恰到好处，两腿成“弓”字形躺着。头发散落在额前遮了半边脸，看不到她的眼睛。看样子睡得十分香甜。开床头灯她也凝然不动，只管发出静谧而均匀的呼吸。我反正睡意尽消，便先从壁橱里拿出夏令薄被盖在她身上，然后关掉床头灯，穿着睡衣进厨房在餐桌前坐下。

坐了一会儿，想起脸上的痣。一摸，可以感觉出仍在低烧似的发热。无须特意照镜，仍在那里无疑。看来那劳什子并非睡一晚上即可侥幸消失一尽那类好对付的东西，恐怕还是天亮后查电话簿向附近皮肤科医院咨询一下为好。问题是大夫问起自觉起因时该如何回答呢？在井下待了近三天。不不，跟工作两码事，只是想考虑点事情。因我觉得井底那地方适合思考事情。是的，没带吃的。不，不是我家的井，别人家的，附近空房子的井。擅自进去的。

我喟叹一声。啧啧，这话怎么好出口呢？

我两肘支在桌上似想非想地发呆的时间里，加纳克里他的裸体异常鲜明地浮现在脑海里。她在我床上酣然大睡。随后想起在梦中同身穿久美子连衣裙的她交媾时的情景，还真切地记得当时她肌肤的感触和肉体的重量。到底何者是现实何者是非现实呢？不依序确认很难区别。两个领域之间的隔墙正在渐渐融化。至少在我的记忆中，现实与非现实似乎是以同一重量和亮度同居共处的。我既同加纳克里他交媾又没同她交媾。

为了把这种乱七八糟的性场面逐出头脑，我不得不去洗脸间用冷水洗脸，稍后去看了看加纳克里他。她把被蹬到腰间，依然酣睡未醒。从我这里只看得到她的背。她的背使我想起久美子的背。想来，加纳克里他的身段同久美子惊人的相像。由于发型、衣着风格和化妆截然不同，这以前没怎么注意到，其实两人个头差不多，体重也彼此彼此，衣服尺寸也相差无几。

我拿起自己的被走进客厅，倒在沙发上翻开书。我在看前不久从图书馆借来的历史书，是关于战前日本在满洲的活动和诺门坎日苏之战的。听了间宫中尉那番话，我开始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兴趣，去图书馆借了几本回来。但跟踪书上的具体史料性记述不到十分钟，睡意突然上来，便把书放在地板上，闭起眼睛，算是休息一下眼睛，结果灯也没关就那样睡了过去，且睡得很实。

醒来时，厨房有声音传来。走去一看，原来加纳克里他在厨房准备早餐，身穿白色T恤和蓝色短裤，两件都是久美子的。

“喂，你的衣服在哪儿呢？”我站在厨房门口向加纳克里他打招呼。

“啊，对不起，您睡觉的时候，随便借您太太的衣服穿了。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我什么穿的也没有嘛。”加纳克里他把脖子歪向这边说道。不知何时她又恢复了以往六十年代风格的化妆和发式，唯独没戴假睫毛。

“那倒不必介意。可你的衣服到底怎么了？”

“没了。”加纳克里他倒也痛快。

“没了？”

“嗯，是的，丢在哪里了。”

我走进厨房，靠着餐桌看她做鸡蛋卷。加纳克里他熟练地打蛋、放调味料，飞快地搅拌起来。

“那么说，你是光身来这里的喽？”

“嗯，是的。”加纳克里他理直气壮地说，“完全赤身裸体。您怕也知道吧，您给盖的被嘛。”

“那的确是的。”我支吾道，“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在哪里怎么丢的衣服，怎么从那里光身来到这里的。”

“我也不清楚。”加纳克里他一边晃动平底锅一边一圈圈卷起鸡蛋饼。

“你也不清楚？”我说。

加纳克里他把鸡蛋卷倒进盘子，加进煮好的花椰菜，接着烤面包片，烤好连同咖啡摆上桌面，我拿出黄油、盐和胡椒，然后俨然新婚夫妇一般对坐着吃早餐。

我突然想起脸上的痣，而加纳克里他看我的脸也丝毫不显吃惊，问也没问。为慎重起见我用手摸了摸脸，痣那里仍有些发热。

“冈田先生，那里疼吗？”

“不不，疼倒不疼。”我回答。

加纳克里他看了一会儿我的脸，说：“在我眼里好像是痣。”

“在我眼里也像痣。”我说，“不知该不该去找医生，正犹豫着呢。”

“仅限于表面，医生怕也不好办吧？”

“或许，可也不能就这么听之任之啊！”

加纳克里他手拿叉子略一沉吟，说：“买东西办事什么的，我可以代劳。您要是不乐意出门，一直待在家里也可以的。”

“那么说倒是难得。可你有你的事，我也不能永远闭门不出，是吧？”

加纳克里他想了一下道：“若是加纳马耳他，对这个也许能知道什么，知道该怎么处置。”

“那，就请你跟加纳马耳他联系联系可好？”

“加纳马耳他不接受别人联系，要由她自己联系才行。”如此说着，加纳克里他咬了口花椰菜。

“可你联系总可以的吧？”

“那当然，姐妹嘛。”

“那，顺便问问我的痣好么？或者请她同我联系。”

“对不起，那不成。不能为别人的事开口求姐姐，这是一条原则。”

我边往烤面包片上涂黄油边叹息道：“这么说，我有事要找加纳马耳他时，只能静等她主动联系喽？”

“是那么回事。”加纳克里他说，并点了下头，“不过，如果不痛也不痒的话，我想您最好先忘掉它算了。那东西我是无所谓，所以您也无所谓就是了。人有时是会有这东西的。”

“怕也是。”

之后，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早餐。好久没跟别人吃早餐了，胃口大开。我这么一说，加纳克里他倒好像不以为然。

“对了，你的衣服嘛……”我开口道。

“擅自拿您太太衣服穿，您心里不舒服对吧？”加纳克里他担心地问。

“不，哪里哪里。你穿久美子衣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反正是放在那里，穿哪件都没关系。我放心不下的是你在哪里怎么样地弄丢了自己的衣服。”

“不光衣服，鞋也没了。”

“你是如何弄得精光的呢？”

“无从想起。”加纳克里他说，“我记得的只是一醒来就光身躺在您家床上，之前的事一件也想不起来。”

“你下井了吧，我从井里出来后？”

“那个记得，再就是躺在这里，其他的都想不出。”

“那就是说，连怎么从井里出来的也全不记得了？”

“全不记得，记忆中途两断。”加纳克里他竖起双手的食指，对我比划出约二十厘米的距离。我搞不清那表示多长时间。

“搭在井里的绳梯怎么样了也不记得？梯子已经不见了。”

“梯子也罢什么也罢都不晓得，就连是不是顺着梯子从那里爬出来的都不记得。”

我定定地注视着手里的咖啡杯，稍顷道：“哎，可能让我看看你脚心？”

“噢，当然可以。”说着，她坐到我身旁的椅子上，直直地伸长腿，让我看两个脚心。我抓起她脚腕细看。脚心甚是洁净，无伤无泥，造型原封未动。

“没泥没伤。”我说。

“就是。”加纳克里他道。

“昨天下了一天雨，假如你是在哪里弄丢鞋从那儿走到这里的，脚底板该沾泥才是，而且你是从院子进来的，脚侧也该有泥痕，对吧？可脚干干净净，脚侧也好哪里也好都不像沾过泥巴。”

“就是。”

“这么说，就不是光着脚从哪里走过来的。”

加纳克里他不无钦佩地略歪下头：“逻辑上您说得很对。”

“逻辑上或许很对，但我们什么目的也没达到。”我说，“你在哪里丢了衣服和鞋，怎么从那里走来的呢？”

加纳克里他摇头道：“这——，我也摸不着头脑。”

她对着洗碗池认真冲洗碟碗的时间里，我坐在桌前就此思索。当然我也摸不着头脑。

“这类事常有？自己去了哪里都想不起来这类事？”我问。

“不是第一次。想不起自己去了哪里这类事虽说不是常有，有时还是有的。衣服弄丢以前就发生过一次，不过连鞋也无影无踪却是头一回。”

加纳克里他拧住自来水龙头，用抹布擦拭桌面。

“嗳，加纳克里他，”我说，“上次你讲起的还没全部听完呢。当时讲着讲着你突然不见了，可记得？可以的话，接着讲完好么？你给暴力团抓住，开始在那个组织里接客，在宾馆遇上绵谷升，同他睡觉——那以后怎么样了？”

加纳克里他靠着洗碗池看我，手上的水珠慢慢顺着指尖滴在地板上，白T恤胸部清晰地凸显出两点乳峰。我又完整地想起昨夜看到的她的裸体。

“好的，那就把后来发生的全部讲完吧。”加纳克里他随即重新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那天我所以中途不告而辞，是因为我心理上还没有把话讲完的准备。但我还是觉得最好把实情如实地向您说出来，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向您讲起，可是终究没能最后讲完。人突然不见了，想必你也吃一惊。”加纳克里他双手置于桌面，看着我的脸说道。

“吃一惊是吃一惊，但在最近发生的事里边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

“上次已经讲了个开头，我作为娼妇，作为肉体娼妇最后接待的是绵谷升先生。因协助加纳马耳他工作而第二次见到绵谷升先生时，我即刻想起了那张脸，想忘也忘不掉。至于绵谷升先生记不记得我，我不知道。他不是轻易在脸上表露感情的那种人。

“不管怎样，还是按先后顺序往下说吧。先从我作为娼妇接待绵谷升先生时说起，已是六年前的事了。

“上回就已说过，那时我的身体已经对任何疼痛都无动于衷。不光疼痛，所有感觉都已失去，我生活在深不见底的无感觉之中。当然不是说没有冷热苦痛这些感觉，但这些感觉好像远在与己无关的另一世界里。所以，我对为赚钱同男人发生性关系没有半点抵触。因为无论谁对我怎么样，我所感觉到的都不是我的感觉，我没有感觉的肉体甚至已不是我的肉体。我已经被裹进卖淫团伙中，他们叫我跟男人睡觉，睡之后给我钱，我也就拿了。是讲到这里吧？”

我又一次点头。

“那天我奉命去的，是闹市区一座宾馆的十六楼。房间是姓绵谷的订的。绵谷并不是哪里都有的常见姓。我敲门时，那男人正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书一边喝通过客房服务要来的咖啡。他上身穿绿色港衫，下身是褐色棉布裤，短发，一副褐色眼镜。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放着咖啡壶、杯和那本书。大概书看得相当出神，眼里还残留着兴奋。面孔倒不很有特征，唯独眼睛显得异常活泼。看到那眼睛，一瞬间我还以为进错了房间。但当然不可能进错。他叫我进来把门锁上。

“然后他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地仔细打量我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尖。进房间后，男人大多把我的身体和脸用视线舔一遍。恕我冒昧，冈田先生您买过娼妇吗？”

“没有。”我说。

“那同看商品是一码事，对那种视线我很快就习惯了。人家花钱买肉体，当然要过目检查。不过那个人的视线和一般人的不同，似乎要透过我的肉体来打量我身体对面的东西，这使我很不舒服，就好像自己成了半透明的人。

“我想我多少有点慌乱，手里的手袋掉在地板上，发出一点声音。但由于自己愣神，半天没意识到手袋掉下。我弯腰拾起手袋。掉时手袋卡扣开了，化妆品有几样散落在地板上。我拾起眉笔、唇膏、小瓶香水，一样一样装回手袋。那时间里他始终以同样的视线盯视着我。

“我拾起掉在地板的东西放回手袋后，他令我脱去衣服。‘可以的话，先淋浴一下好吗？出汗了。’我说。天很热，坐电车来宾馆途中出了不少汗。他说汗什么的无所谓，没时间，叫我快脱。

“脱光后，他叫我趴在床上，我照做了，接着命令我老实别动，别睁眼睛，别说话，除非他问。

“他穿着衣服坐在旁边。只是坐着，坐在我身旁静静俯视趴着的我的裸体，一根指头也没碰我。这样看了大约十分钟。我的脖颈、脊背、臀部、大腿都可以痛切地感到他尖锐的视线。我心想此人说不定有性功能障碍。客人当中不乏这样的人，买了娼妇扒光，只静静地看，也有人扒光后当着我的面自己处理。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原因买娼妇。所以，我猜想此人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但不久，他开始伸手往我身上摸来。十根指头从肩摸到背，从背摸到腰，像在慢慢搜寻什么。那既不是所谓爱抚，当然也不是按摩。他的手指像顺着地图线路划动一样小心翼翼地在我身上移动，仿佛一边触摸一边在不停地思考什么，并且不是一般的思考，而是聚精会神的深思熟虑。

“十根指头时而信马由缰四处徘徊，时而突然止住，长久立定不动，就像十指本身或犹豫不决或坚定不移。知道吗？十指好像各具生命、各怀异志、各有所思。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触，甚至有些令人悚然。

“但不管怎样，指尖感触使我产生了性兴奋。性兴奋体验对我还是初次。当娼妇之前，性行为带给我的仅仅是痛苦，稍一想到性交头脑里都会充满对痛感的恐怖。而在当娼妇之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竟变得毫无感觉。痛感没了，什么感觉都没了。为讨对方欢心，我也做出气喘吁吁或高潮迭起的样子，但那是骗术，是逢场作戏。然而那时我却在那男人的手指下当真喘吁起来，那是从身体深处自然而然涌上来的。我觉察自己体内有什么开始蠕动，就好像重心在身体里边到处移来移去。

“一会儿，男人停止了手指动作，双手掐在我腰间，像在思考什么。从指尖可以感觉出他在静静地调整呼吸。之后，他开始慢慢脱衣服。我闭着眼，脸伏在枕头上，等待着下面的把戏。脱光后，他分开我伏着的双臂和双腿。

“房间里静得怕人，听到的唯有空调送风的低音。那个人几乎不弄出任何动静，连呼吸都听不见。他把手心放在我脊背上。我身体没了力气。他的阳物碰在我腰部，但软软的。

“这当儿，枕旁电话铃响了。我睁眼看男人的脸，而他似乎压根儿就没听见。铃响了七八次后，不再响了，寂静重新返回房间。”

说到这里，加纳克里他徐徐嘘了口气，随后默默地看自己的手。“对不起，让我歇一会儿，可以么？”

“可以可以。”我说。我重倒一杯咖啡啜了一口，她喝冷水，两人默默坐了十来分钟。

“他再次用十指在我身上抚摸，那才叫无微不至。”加纳克里他继续道，“我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给他摸到。我已经什么都想不成，心脏在我耳边异常徐缓地发出很大的声响。我已无法克制自己，在他的抚摸下我好几次大声喊叫。不想喊也不行，有什么别的人在用我的嗓子擅自喘吁擅自喊叫。我觉得整个身体的发条都像松动开来了。接着——好些时间之后——他仍让我趴着不动，从后面把什么东西插进我那里边。是什么现在我也不晓得。硬邦邦的，大得很。反正不是他的阳物，这点可以保证。此人到底有性功能障碍，我想。

“但不管是什么，给他插进之时，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所谓疼痛，自从自杀未遂以来那还是第一次。怎么说呢，那类似一种将我这具肉体从中间一撕两半的野蛮的痛感。然而，尽管痛不可耐，却又快活得令人眩晕。快感与痛感合为一体。明白吗？那是伴随着快感的痛感和伴随着痛感的快感，我不得不把二者作为一个东西吞下。在这样的痛感与快感之中，我的肉体更加迅猛地胀裂开来，对此我无力阻止。紧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我感觉从自己截然裂为两半的肉体中，迫不及待地掉出一个见所未见触所未触的什么东西。大小我不清楚，总之滑滑溜溜，像刚出生的婴儿，是什么我全然揣度不出。它原本就在我体内而我又一无所知——而由那个男人从中拉了出来。

“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极想知道，想亲眼看看，毕竟是我的一部分，我有看的权利。但我没能做到。我被淹没在痛感和快感的洪流中。肉体的我呼叫着，流着口水，剧烈拧着腰肢，连睁眼都不可能。

“于是我攀上了性快感的绝顶。不过较之绝顶，更像是被人从悬崖上推落下去。每一次大叫，都觉得房间所有玻璃都应声炸裂。不光觉得，实际我也看见窗玻璃和玻璃杯发着声响变成碎片，而细小的碎片又好像落在自己身上。之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意识倏然模糊，身体变冷下去。这么比方也许奇怪，就好像自己成了冷粥，黏糊糊的，满是莫名其妙的块状物，并且块状物随着心脏跳动而缓缓地深深地作痛。我确实感觉到疼痛。没费多少时间我就想起了那是怎样的痛感——那是过去自杀未遂之前我经常感到的那种闷乎乎的命中注定似的痛，而现在它像撬棍似的猛力撬开我意识的封盖。撬开后，痛感便脱离我的意愿，拖泥带水地拽起里边我那呈琼脂状的记忆。打个离奇的比方，就好像一个已死之人目睹自己被解剖的场面。明白么？就好像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被剖开，五脏六腑被长拖拖地掏出。

“我浑身痉挛，口水在枕头上流淌不止，小便也失禁了。我很想控制这种肉体反应，但无计可施。我身上的发条全都松缓脱落下来。意识朦胧中，我痛切地感到自己这个人是何等孤独无依何等软弱无力。各种各样的附件从肉体上接二连三脱落而去。有形的，无形的，一切都如口水如尿水，化为液体拉不完扯不断地流出体外。不能听之任之地将一切排泄一空！我想，这是我自身，不能任其化为乌有！然而无能为力。在其流失面前，我只能茫然袖手旁观。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意识全都荡然无存，一切一切都已脱离自己。不久，黑暗突如其来地包笼了我，如同沉重的窗帘‘扑通’一声自上落下。

“等我意识恢复过来时，我又一次成了另一个人。”

加纳克里他就此止住，看着我的脸。

“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她沉静地说。

我一言不发，静等她说下去。

14　加纳克里他的新起点

加纳克里他继续讲：

“此后，我在身体分崩离析的感觉中度过了几天。走路好像脚没完全踩在地面，吃东西也没有咀嚼的感觉。而老实待着不动，又屡屡感到恐怖，就像自己的身体在无顶无底的空间永远下落不止，又像被气球样的东西牵引着永无休止地向上攀升。我已经无法将自己肉体的动作和感觉联结在自己身上，它们似乎同我的意识分道扬镳，自行其是，没有秩序没有方向，而我又不知如何匡正这极度的混乱。我所能做的唯有等待而已，静等时机到来时混乱自行收场。我告诉家人身体不大舒服，从早到晚关在自己房间里不动，差不多什么也不吃。

“如此昏天黑地过了几天，三四天吧。之后恰如暴风雨过后，一切突然静止。我环视四周，打量自己，得知自己已成为与原先不同的新人。也就是说这是第三个我自身。第一个我是在持续不断的剧痛中苦苦煎熬的我，第二个我是在无疼无痛无感觉中生活的我。第一个我是初始状态的我，我怎么都无法把痛苦那副沉重的枷板从脖子上卸下。在硬要卸下时——我指的是自杀失败时——我成为第二个我，这是所谓过渡阶段的我。以前折磨我摧残我的肉体痛苦确实消失了，但其他感觉也随之退化淡化，就连求生的意志、肉体的活力、精神的集中力也都随同痛苦消失得利利索索。而在通过这奇妙的中间地带后，如今我成了新的我。至于是不是我本来应有的面目，自己还不清楚，但在感觉上我可以模糊然而确切地把握到自己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加纳克里他扬起脸，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仿佛在征求我的感想。她双手仍放在餐桌上。

“就是说，那男人给你带来了一个新的自己，是吧？”我试着问。

“我想恐怕是这样。”加纳克里他说，并点了几下头。她的脸宛如干涸的池底，见不到任何表情。“通过被那男人爱抚、拥抱进而获得有生以来第一次天翻地覆的性快感，我的肉体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至于为什么有此变化，为什么需要借助那个男人的手来完成，我不得而知。但无论过程如何，在我意识到时，我已进入新的容器，并在基本通过刚才也已说过的那种严重混乱之后，试图将新的自己作为‘更正确的存在’接受下来。不管怎么说，我已从深重的无感觉状态中挣脱出来，而那对我无异于透不过气的地狱。

“只是，事后的不快感很长时间里都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每当想起那十指，想起他往我那里边塞的什么，想起我体内掉出的（或感觉出的）滑溜溜的块状物，我就一阵惶惶然，涌起一股无可排遣的愤怒，感到绝望。我恨不能把那天发生的一切从记忆里一笔勾销，然而无可奈何。为什么呢，因为那男人已撬开我体内的什么。那被撬的感触同有关那男人的记忆浑然一体地永远存留下来。毫无疑问，我体内有了污秽的东西。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明白么？我获得的变化本身或许是正确的，并没有错，但带来变化的东西却是污秽的，错误的。这种矛盾或者说分裂长期折磨着我。”

加纳克里他望了一会她放在桌上的手。

“那以后我就不再为娼了，因为已经失去了为娼的意义。”加纳克里他脸上仍未浮现出类似表情的表情。

“那么容易就洗手不干了？”

加纳克里他点点头：“我二话没说，反正就是不干了。什么啰嗦也没遇到，容易得甚至有点扫兴。我心里本已做好准备，料想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来。但他们就此无话。他们知道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威胁也是完全可能的，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这样，表面上我重新成为一个普通女孩。当时借父亲的钱如数还了，甚至有了一笔可观的存款。哥哥用我还的钱又买了辆不伦不类的新车。而我为还钱做了些什么，他恐怕根本无法想象。

“适应新的自身需要时间。所谓自己是怎样一个存在，具有怎样的功能，感受什么如何感受——这些我都必须一个个从经验上加以把握、记忆和积累。知道吗？我身上原有的东西几乎都已脱落，都已丢失。我既是新的存在，又差不多是空壳。我必须一点一滴填补这个空白，必须用自己的双手一一制作我这一实体或我赖以形成的东西。

“虽说身份我还是大学生，但我已没心思返校了。我早上离开家，去公园一个人呆呆坐在长椅上，或一味在甬道上走来走去。下雨就进图书馆，把书本摊在桌面上装出看书的样子。有时在电影院一待就是一天，也有时乘山手线⁽¹⁾电车来回兜上一日。感觉上就好像一个人孤零零浮游在漆黑的宇宙中。我没有人可以商量。若在加纳马耳他面前自然什么都可以托出，但前面已经说过，姐姐当时躲在遥远的马耳他岛潜心修行。不晓得地址，通信都通不成，只能孤军奋战。就连一本解释我所经历事情的书都没有。不过，尽管孤独，并非不幸。我已经可以牢牢地扑在自身上了，至少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扑上去的自己本身。

“新的我可以感觉到疼痛，尽管不似过去那么剧烈。但同时我也在不觉之间掌握了逃避疼痛的办法。就是说，我可以离开作为感觉出疼痛的具体的我。明白么，我可以将自己分为肉体的我和非肉体的我两部分。空口说起来你或许觉得费解，而一旦掌握方法，实际并不怎么难。每当疼痛袭来，我就离开作为肉体的我，就像不愿见面的人来时悄悄躲去隔壁，十分简单自然。我认识到疼痛涉及的是自己的肉体，肉体可以感觉出疼痛的存在。可是我不在那里，我在的是隔壁房间，所以疼痛的枷锁套不住我。”

“那么说，你是随时可以把自己那么分离开来喽？”

“不不，”加纳克里他略一沉吟，“最初我能做到的只限于物理式疼痛施加在我肉体的时候。换句话说，疼痛是我分离意识的关键。后来通过加纳马耳他的帮助，我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自主地将二者分离开来。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如此一来二去，加纳马耳他来了信。信上说她终于结束马耳他岛上的三年修行，一周内回国，哪里也不再去了，就留在日本。我为将同马耳他重逢感到高兴。我们七八年没见了，一次也没见过。前面说来着，这世上马耳他是我唯一能够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人。

“马耳他回国当天，我就把以前发生过的事统统说了一遍，说得很长。马耳他一声不响地把这段奇妙的遭遇听完，一个问题也没提。等我说完，她喟叹一声，说：‘看来我确实早该在你身旁守护你。怎么回事呢，我竟然没察觉到你有这么根深蒂固的问题，或许因为你同我太亲近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有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做的事情来着，有很多地方非我一个人去不可，别无选择。’

“我劝她不必介意。我说这是我的问题，终究我是因此而多少变得地道起来的。加纳马耳他静静地沉思了一阵，然后这样说道：

“‘我离开日本以来你所遭遇的种种事情，我想对你是难受的残酷的。但正如你所说，无论情况怎样你是因此而阶段性地一点点接近了本来的自己的。最艰难时期已经度过，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次找到你头上。虽说并不容易，但经过一定的时间，一切都是可以忘却的。然而若没有本来的自己，从根本上人是活不下去的。就如地面一样，如果没有地面，在上面做什么都无从谈起。

“‘只有一点你必须记住——你的身体已被那个男人玷污了。这原本就是你必须经受的。弄得不好，很有可能永远失去自己，永远在完全的无中往来彷徨。所幸那时的你碰巧不是本来的你，因而起了很好的反作用。唯其如此，你才反倒从“假性的你”中解放出来。这实在幸运得很。不过那脏物仍留在你体内，必须找地方冲洗才行。但我无法为你冲洗，具体方法也不晓得，恐怕只能由你自己设法解决。’

“姐姐接着为我取了加纳克里他这个新名。获得新生的我需要新的名字。我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加纳马耳他还把我用作灵媒。在她的指导下，我一步步掌握了控制自己和将肉体与精神分离开来的方法。我生来总算第一次得以在安详的心境中欢度时光。当然，我还没有把握住本来的我那一存在，身上还缺少很多很多东西。可是现在我身边有加纳马耳他，有人可以依赖。她理解我，容纳我，引导我，好好保护我。”

“你再次碰到了绵谷升吧？”

加纳克里他点下头：“是的，我又一次见到了绵谷升先生。那是今年三月初，距我第一次被他抚摸、实现转变、同加纳马耳他一道工作已经过去五年多了。绵谷升先生来我家找马耳他，我在家里见到他的。没开口说话，只在门口一晃儿见到他。但我一瞥见那张脸，顿时触电似的呆立不动，因为那是最后一次买我的那个男人。

“我叫来加纳马耳他，告诉说那就是玷污我的那个男人。‘晓得了，往下全交给我，你放心就是。’姐姐说，‘你躲在里边，决不要在他面前露面。’我照姐姐吩咐做了，所以不知道他和加纳马耳他在那儿谈了什么。”

“绵谷升到底找加纳马耳他寻求什么呢？”

加纳克里他摇头道：“我一无所知，冈田先生。”

“一般都有人去你们那里寻求什么吧？”

“是的，是那样的。”

“例如寻求什么呢？”

“所有一切。”

“具体说来？”

加纳克里他咬了下嘴唇：“失物、运气、前程……等等。”

“你们都能料到吧？”

“料得到。”加纳克里他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料得到。但答案大多在这里面，只要进这里即可。”

“像下到井底一样？”

“是的。”

我臂肘支在桌上，慢慢做了个深呼吸。

“可以的话，有一件事希望你告诉我：你好几次出现在我梦里。那是你以自己的意愿有目的地进行的，是吧？”

“正是。”加纳克里他说，“是有目的地进行的。我进入您的意识之中，在那里同你交合。”

“这你可以做到？”

“可以，那是我的任务之一。”

“我和你在意识中交合。”我说。一旦实际出口，觉得很有些像在雪白的墙壁上挂一幅大胆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而我像从远处审视它是否挂得端正似的再次重复道：“你和我在意识中交合，但我并没有求你们什么，也并不想知道什么，对吧？可你为什么偏要和我做那种事呢？”

“因为加纳马耳他命令我那样。”

“这么说，加纳马耳他是通过作为灵媒的你来探索我的意识，以便从中寻求某种答案？而那又是为什么呢？所寻求的答案是绵谷升委托的？还是久美子委托的？”

加纳克里他默然良久，显得有些迷惘。“那我不知道，我没得到详细情报。因为在没得到情报的情况下作为灵媒才能更为主动自觉。我只是受命通过那里而已，至于给在那里发现的东西赋予意义则是加纳马耳他的任务。不过有一点想请您理解：总的来说加纳马耳他是偏向您的。因为我憎恨绵谷升先生，而加纳马耳他是比谁都为我着想的人。大概她是为你才那样做的，我想。”

“哎，加纳克里他，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们出现后我身边怪事层出不穷？这么说，倒不是把一切责任推到你们身上。也许你们是为我做了什么，不过坦率说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自己因此得到了幸福，莫如说反而失去了许多许多。很多东西离我远去了。一开始是猫，继而老婆失踪。久美子走后来了封信，坦白说同一个男的睡了好些日子。我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未来的希望，没有生存的目的——这难道对我有好处不成？你俩在我和久美子身上到底干了些什么？”

“您说的我当然十分理解，您生气也理所当然。我也希望一切都能水落石出……”

我叹口气，手摸右脸颊上的那块痣。“啊，算了算了，就算我自言自语，别往心里去。”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道：“确实，这几个月您身边事情一个接着一个，对此我们或许有几分责任，不过我想这恐怕是或迟或早总有一天非发生不可的。既然迟早总要发生，那么早些发生不是反而好些吗？我的确是这样觉得的。跟您说，冈田先生，事情甚至会更糟糕哩。”

加纳克里他说要去附近自选商场采购食品。我递过钱，劝她外出时最好穿得多少整齐些。她点点头，去久美子房间穿了白布衬衫和绿花裙子出来。

“随便拿您太太的衣服穿，您无所谓吗？”

我摇头说：“信上叫我全部扔掉，你穿是谁都无所谓的。”

不出所料，加纳克里他穿起来件件衣服都正合身，合身得近乎不可思议，连鞋号也一致。加纳克里他穿上久美子的拖鞋出门去了。目睹她穿着久美子衣服的身姿，我觉得现实正进一步偏离方向，犹如巨大的客轮正缓缓转舵。

加纳克里他外出后，我倒在沙发上茫然望着院落。约三十分钟后，她抱着三个塞满食品的大纸袋搭出租车返回，动手为我做了火腿蛋和沙丁鱼色拉。

“您对克里特岛可有兴致？”饭后加纳克里他突然问我。

“克里特岛？”我问，“地中海的克里特岛？”

“对。”

我摇摇头：“说不清，没专门考虑过克里特岛，兴致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没有和我一起去克里特岛的想法？”

“和你一起去克里特岛？”我重复问道。

“说实话，我打算离开日本一段时间。上次您走开后我一个人在井底一直想这个问题。从姐姐给取这个名字时我就想迟早要去一次那个岛，为此看了不少有关克里特岛的书，还自学了希腊语，以便将来能在那里生活。我有相当的存款，一段时间里生活不成问题。钱你不必担心。”

“你要去克里特岛，加纳马耳他知道吗？”

“不，还什么也没跟加纳马耳他说起。不过，要是我说想去，姐姐不会反对，说不定认为那对我有好处呢。姐姐把我作为灵媒用了五年，但她并不单单是把我当作工具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以此来帮助我恢复。姐姐认为通过让我在形形色色的人的意识或自我世界中穿行可以使我获得自己这一实体，我想。您知道么？这就是所谓自我模拟试验一类。

“想来，这以前我还一次也没有向谁明确提出过‘自己无论如何都想干这个’。说实在话，我也不曾想过‘自己无论如何都想干这个’。降生以来我就一直生活在以疼痛为中心的岁月里，设法与酷烈的疼痛共处几乎成了我生存的唯一目的。二十岁时自杀未遂倒是使得疼痛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又是深而又深的无感觉。我简直就是行尸走肉。厚墩墩的无感觉外套裹着我的全身，根本不存在可以称为我的意志的东西。在被绵谷升先生玷污肉体掘开意识之后，我获得了第三个我。然而那仍不是我自身，我不过取得了最低限度的容器，如此而已。而作为容器的我，在加纳马耳他的指导下穿行在各种各样的自我世界。这就是我二十六年的人生。想象一下好了，二十六年时间里我竟什么也不是。我一个人在井底下思考时恍然大悟：我这个人在如此长久的岁月里居然什么也不是！我不过是娼妇，是肉体娼妇，是意识娼妇！

“但今天我要争得我新的自身。我既非容器也不是穿行物，我要在地面上竖立我自身！”

“你说的我理解，可我为什么要和你同去克里特岛呢？”

“因为这无论对我还是对您恐怕都是件好事。”加纳克里他说，“眼下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必要留在这里，既然这样，莫如不在这里为好。或者说您往下有什么别的安排？有什么安身之计？”

“没有安排，什么都没有。”

“有想在这里办的事？”

“现在我想没有。”

“有不得不办的事？”

“找工作我想是必要的，不过也并不是说马上非找不可。”

“如此看来，您不觉得我们有很多共通点？”

“确实有的。”

“我们两人都需要从某处开始新的什么，”加纳克里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作为开端，我认为去克里特岛并不坏。”

“是不坏。”我承认，“唐突固然唐突，作为开端则的确不坏。”

加纳克里他朝我莞尔一笑。回想起来，加纳克里他还是第一次朝我微笑。她这一笑，使我觉得历史似乎朝着正确方向多少前进了一步。“还有时间。就算马上做出发准备，怕也需两周时间。这期间您慢慢考虑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能给予您什么，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给予您的。因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空壳，我要一点点填充这空壳。但如果您认为这也无妨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自我交付给您，我想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我点点头。

“想想看。”我说，“很高兴你这么说，果真那样，我想肯定很妙。不过我还有事必须考虑，必须处理。”

“即使万一您仍说不愿去克里特岛，我也不会因此受打击。遗憾自然遗憾，您只管不客气地说出就是。”

这个夜晚加纳克里他还住在我家里。傍晚她问我去附近公园散散步如何，我决定忘掉脸上那块痣走去外面，老是对这玩意儿耿耿于怀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在这心旷神怡的夏日黄昏散步了一个小时，然后回家简单吃点东西。

散步时，我对加纳克里他详细讲了久美子信上的内容。我说估计她再不会回到这里了，她已经有了情人，且跟他睡了两个多月，就算同那男的分手，也不至于回心转意。加纳克里他默默听着，没发表任何例如感想之类的东西，看样子她早已知晓来龙去脉。大概在这方面我是最为蒙在鼓里的人。

饭后加纳克里他提出想跟我睡觉，想同我进行肉体式性交。如此风风火火的，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此风风火火的，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坦率地告诉加纳克里他。

加纳克里他盯着我脸道：“您同我一起去克里特岛也罢不一起去也罢，反正请您把我作为娼妇睡一次好么？一次即可。这和去克里特岛是两码事。我想今晚在这里请您买我的肉体。这是最后一次，此后我就彻底不当娼妇，意识上的也好肉体上的也好，甚至加纳克里他这个名字都想扔掉。但为此需要到此为止这样一个眼睛看得到的分界。”

“需要分界我自是明白，可是何苦偏要跟我睡呢？”

“跟您说，我想通过同现实的您进行现实性交来从冈田先生您这个人当中穿过，想以此来使自己从自身的污秽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分界。”

“噢，对不起，我可不买人家的肉体。”

加纳克里他咬咬嘴唇：“这样吧，不用出钱，让我穿几件太太的衣服好了，包括鞋，作为形式上的买我肉体的代价，这回可以了吧？这样我就能获救。”

“你说的获救，就是指你从绵谷升最后留在你体内的秽污中解放出来？”

“是这么回事。”

我注视了一会儿加纳克里他的脸。加纳克里他没粘假睫毛的脸庞看上去比平时孩子气得多。“我说，绵谷升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小子是我老婆的哥哥。可细想之下，我对他差不多一无所知。他到底在想什么追求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晓。我知晓的仅仅是我们相互憎恶。”

“绵谷升先生同您是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加纳克里他说，随即闭嘴筛选词句，“绵谷先生在您不断失去的世界里接连得分，在您被否定的世界里受到欢迎，反之亦然。也正因如此，他才对您深恶痛绝。”

“这我很不理解。对那小子来说我岂非微不足道？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绵谷升有名声，也有势力。与他相比，我完全是零。对这样的小角色他何必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加纳克里他摇头道：“憎恶这东西犹如长拖拖的黑影，在大多情况下，连本人都不晓得黑影是从哪里伸过来的；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劈砍对手的同时也劈砍自己，拼命劈砍对方的人也在拼命劈砍自己。有时甚至会丧命，但又不可能作罢，即使想作罢也不成。您也得注意才是，这东西实在不是好玩的。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你能觉察到是吧，觉察到绵谷升心中那憎恶的根源？”

“可以觉察到。”加纳克里他说，“是那东西把我的肉体撕为两半并玷污了的，冈田先生。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把那个人作为我最后一个客人。”

这天夜里，我上床抱住了她。我脱去加纳克里他身上久美子的衣服，同她交合。文静的交合。同加纳克里他交合感觉上总好像是梦境的继续，恍惚两人梦中的云雨直接变成了现实。这是真正的血肉之躯，但又缺少什么——缺少切切实实同这女子交合的实际感受。在同加纳克里他交合的过程中，我甚至不时产生同久美子做爱的错觉。我想射精时自己肯定醒来，但没醒来。我射在了她体内，这是真正的现实，然而现实又好像在我每当认识到其为现实的时候一点点变得似是而非。现实正一点点脱离现实，却又仍是现实。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双手搂住我的背，“两人一起去克里特岛吧。对我也好对你也好这里都已不再是留恋的地方。我们必须去克里特岛。留在这里，您身上肯定凶多吉少，这我知道的。”

“凶多吉少？”

“非常地凶多吉少。”加纳克里他预言道。声音低而透澈，犹如森林中的预言鸟。

(1)　东京的环状地铁线路。

15　正确的名字、夏日清晨浇以色拉油的燃烧物、不正确的隐喻

清晨，加纳克里他失去了名字。

天刚亮，加纳克里他悄悄把我叫醒。我睁开眼睛，看窗帘缝儿泻进的晨光，又看旁边起身注视我的加纳克里他。她没穿睡衣，穿着我一件旧T恤，那是她身上穿着的一切。小腹绒毛在晨光中淡淡闪烁。

“喂，冈田先生，我已经没了名字。”她说。她不再是娼妇，不再是灵媒，不再是加纳克里他。

“OK，你已经不是加纳克里他。”说着，我用指肚揉了揉眼睛，“祝贺你，你已成为新的人。但没了名字以后怎么叫你呢？从背后叫你时就不好办。”

她——直到昨夜还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摇了下头。“不知道。恐怕要找个什么新名字。我过去有真名，后来当了娼妇就再不愿叫出口，而为干那种事用了个假名。不做娼妇时加纳马耳他给作为灵媒的我取名叫加纳克里他。但我已不再是以往任何一个角色，我想有必要为新的我取个崭新的名字。您心里没有什么想得到的——适合给新的我作名字的什么？”

我想了会儿，但想不出合适的名字。“还是你自己动脑筋吧。你往下就是独立自主的新的人，哪怕花些时间，肯定也还是自己物色好。”

“可这很难呀，很难为自己找到正确的名字。”

“当然不是容易事。毕竟名字这东西在某种场合代表一切。”我说，“或者最好我也像你那样在这里把名字整个弄没，我倒是觉得。”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从床上欠身伸手，用指尖抚摸我的脸颊。那里应该有块婴儿手心大小的痣。

“要是您在这里失去名字，我怎么叫你好呢？”

“拧发条鸟。”我说，我起码还有个新名。

“拧发条鸟，”说毕，她将我的这个名字放飞到空中观望片刻，“名字是很漂亮，可到底是怎样一种鸟呢？”

“拧发条鸟是实际存在的鸟。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也没亲眼见过，只听过叫声。拧发条鸟落在那边树枝上一点一点拧世界发条，‘吱吱吱吱’拧个不停。如果它不拧发条，世界就不动了。但这点谁也不晓得，世上所有的人都以为一座远为堂皇和复杂的巨大装置在稳稳驱动世界，其实不然，是拧发条鸟飞到各个地方，每到一处就一点点拧动小发条来驱动世界。发条很简单，和发条玩具上的差不多，只消拧发条即可，但那发条唯独拧发条鸟方能看到。”

“拧发条鸟，”她再次重复道，“拧世界发条的拧发条鸟！”

我抬头环视四周。早已习惯了的房间，四五年我一直在房间里睡觉，然而看上去房间竟又那般空荡那般宽敞，令人不可思议。“遗憾的是，不知拧发条鸟去了哪里，也不知那发条是何形状。”

她把手指放在我肩上，指尖画着小圆圈。

我仰面躺着，久久注视天花板上呈胃袋形状的小小污痕。污痕正对着我的枕头。我还是第一次注意污痕的存在。它究竟什么时候出现在那个位置的呢？大概我们搬来之前就在那里的吧，在我和久美子一块儿躺在这床上的时间里它始终屏息敛气正对着我们伏在那里。这么着，一天早上我忽然注意到它的存在。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就在我身旁，我可以感到她暖暖的呼气，可以嗅到她肉体温馨的气息。她继续在我肩头画小圆圈。可以的话，我想再抱她一次，但我无法判断这是否正确，上下左右关系过于复杂。我摒弃思考，只管默默仰视天花板。稍顷，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在我身上俯下身子，轻轻吻在我右脸颊上。她柔软的嘴唇触到那块痣，我顿时生出深深的麻痹感。

我闭上眼睛，谛听世界的声籁。鸽的叫声从什么地方传来。咕咕、咕咕、咕咕，鸽子极有耐性地叫着。叫声充满对世界的善意，那是在祝福夏日的清晨，告诉人们一天的开始，但我觉得光这样并不够，应该有谁在拧动发条才是！

“拧发条鸟，”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开口道，“我想你肯定会有一天找到那发条的。”

我仍闭着眼睛：“果真那样，果真能找到发条并且拧它的话，地道的生活就会重返我身边吗？”

她静静地摇下头，眸子里漾出一丝凄寂，仿佛高空飘浮的一缕云絮。“我不知道。”她说。

“谁也不知道。”我说。

世上不知道为好的事情也是有的，间宫中尉说。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说想去美容院。她身无分文（不折不扣光身一人来我家的），我借钱给她。她穿上久美子的衬衫久美子的裙子久美子的鞋，前往车站附近一家美容院。久美子也常去那里来着。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出门后，我在地板上开动吸尘器，把堆积的衣服投进洗衣机，已经好些天没这样做了。之后把自己桌子的抽屉全部拉出，将里面的东西一古脑儿倒进纸壳箱，准备挑出有用的，其余全部烧掉。实际上有用的东西几乎没有，有的差不多全是无用之物：旧日记，想回而拖延未回的来信，往日写满日程的手册，排列着我人生途中擦肩而过的男女姓名的通讯录，变色的报纸杂志剪辑，过期的游泳会员证，磁带收录机说明书与保修卡，半打已投入使用的圆珠笔和铅笔，记有某某人电话号码的便笺（现已想不出是何人的了）。接着，我把放入箱子保管在壁橱里的旧信烧个精光。信大约一半是久美子来的，婚前两人经常书来信往，信封上排列着久美子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她的字迹七年来几乎一成未变，连墨水颜色都一脉相承。

我把纸箱拿到院里，浇上色拉油，擦燃火柴。纸箱烧得很来劲，但全部烧完意外地花了不少时间。无风，白烟从地面笔直爬上夏日天空，很像《杰克与豆荚树》中高耸入云的巨木。顺其扶摇直上，最上端很可能有我的过去，有大家欢聚的小小天地。我坐在院里石头上，一边擦汗一边凝望烟的行踪。这是个燥热的夏日清晨，正预示着更热的午后的来临。T恤黏糊糊地贴在我身上。旧俄国小说中说信这东西一般是在冬夜火炉中烧的。夏天一大早在院子里洒上色拉油烧一般是没人干的，但在我们这个猥琐的现实世界里，人在夏日清晨热汗淋漓大烧其信的事也是有的，世上别无选择的事也是有的，等不到冬天的事也是有的。

大致烧尽，我用水桶提来水，浇上去把火熄灭，又用鞋底踩了踩灰。

收拾好自己的，接着去久美子工作间打开她的桌子。久美子离家后我再也没看过抽屉，我觉得那不大礼貌。但本人既已明确表明不再回来，打开抽屉久美子也不至于介意。

看样子离家前她已整理过，抽屉里几乎空无一物。剩下来的，无非新信封信笺、装在盒里的纸夹、规尺和剪刀、圆珠笔和半打铅笔之类。想必早已为可以随时出走而整理妥当，里面已没有任何可以感觉出久美子存在的东西。

可是，久美子把我的信弄哪儿去了呢？她应该拥有和我数量相等的信。那些信应该保存在哪里，但哪里也找不见。

接下去我走进浴室，把化妆品全部倒进纸盒。口红、洗面奶、香水、发卡、眉笔、棉扑儿、化妆水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全给我倒进糕点盒中。量并不多。久美子对化妆不甚热心。久美子用的牙刷和齿垢刷扔了，浴帽也扔了。

如此收拾完毕，也彻底累了。我坐在厨房椅子上，满满喝了杯水。其他久美子留下来的，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不大的书架的书和衣服了。书可以捆起来卖给旧书店，问题是衣服。久美子信上叫我适当处理，说再不想穿第二次，但具体怎么算是“适当”处理她却未加指点。卖给旧衣店？装进塑料袋当垃圾扔掉？送给想要的人？捐给救世军⁽¹⁾？但哪种做法我都认为不够“适当”。不急，用不着急，眼下就那么放着算了。也许加纳克里他（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要穿用，或者久美子改变主意回来取走也未可知。这种情况固然难以出现，可又有谁能一口否定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无人知晓，至于后天大后天，更是无人知道。不，如此说来，就连今天下午发生什么都无可预料。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从美容院回来已快中午了。新发型惊人之短，最长部分也不过三四厘米，用发胶之类固定得服服帖帖。也许是彻底卸妆的关系，乍看险些认不出来了。总之不再像杰奎琳·肯尼迪了。

我夸奖了她的新发型：“这样要自然得多，青春得多。就是觉得有点好像成了另一个人。”

“本来就成了另一个人嘛！”她笑道。

我问她一起吃午饭如何，她摇摇头，说往下有好多事要一个人去做。

“嗳，冈田先生，拧发条鸟，”她对我说，“这回总算作为新的人迈出了最初一步。先回家跟姐姐好好谈谈，然后做去克里特岛的准备：拿护照，订机票，打点行装。这些事我完全外行，不知怎样做才好。毕竟以前一次也没出过远门，连东京都没离开过。”

“你仍然认为和我一起去克里特岛不碍事？”我试探道。

“还用问！”她说，“无论对我还是对您都是最佳选择，所以才请您也仔细考虑考虑。这可是件大事！”

“仔细考虑。”我应道。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离去后，我穿一件新港衫，穿上长裤，并为掩饰那块痣而戴了副太阳镜，顶着炎炎烈日步行到车站，坐午后乘客寥寥的电车来到新宿。我在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两本希腊旅行指南，去伊势丹专卖皮箱的地方买了个中号旅行箱，买罢去最先看到的一家餐馆吃午饭。女侍应生甚是冷淡，满脸的不耐烦。我自以为对冷淡不耐烦的女侍应生相当见怪不怪，然而如此不耐烦的还是头一遭。无论我这个人还是我点的菜看来都百分之百不合她的意。我对着菜谱考虑吃什么的时间里，她以一种活像抽到一支凶签的眼神死死盯住我脸上的痣。我脸颊上一直粘着她的视线。本来我要的是小瓶啤酒，一会儿上来的却是大瓶。但我没有抱怨。就凭人家给拿来果然冒泡的冰镇啤酒这点，怕也该千恩万谢才是。量多，喝一半剩下即可。

菜上来前，我边喝啤酒边看旅行指南。克里特岛在希腊也是离非洲最近形状最为细长的岛。岛上无铁路，游客一般以公共汽车代步。最大的镇叫伊拉克利翁，附近有以迷宫著称的克罗梭斯宫殿遗址。主要产业是橄榄种植，葡萄酒也颇有名。多数地方风大，到处是风车。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在希腊是最后摆脱土耳其统治的。也许因此之故，风俗习惯也较希腊其他领土略有不同。尚武风气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顽强的抗德运动而闻名。卡赞扎基斯以克里特岛为舞台创作了长篇小说《希腊人卓尔巴》。我从旅行指南上所能得到的克里特岛知识基本就这么多了，至于那里实际生活如何我几乎无从知晓。这也情有可原，旅行指南这类小册子说到底是为途经那里的过客写的，而并非以准备在那里落地生根的人为对象。

我想象自己和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单独在希腊生活的情景。我们在那里到底将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将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东西呢？早上起来后将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来打发一天时光呢？这些究竟将持续几个月以至几年呢？我脑海里全然浮现不出任何堪称图像的图像。就希腊我知道的具体光景仅仅是《星期天不行》和《骑海豚的少年》等电影场面，且已是二三十年前的老电影了。

但无论情况怎样，我想我都可以就这样去克里特岛，可以同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同去克里特岛生活，总之。我交替看了一会儿桌面上的两本旅行指南和脚前新买的旅行箱，这是我付诸具体形体的可能性。为了将可能性这一概念变成可视形体，我特意上街买了旅行指南和旅行箱，并且越看越觉得这可能性充满诱惑力。一切置之度外，只消提一个旅行箱立即离开这里即可，容易得很。

我留在日本所能做的，无非闷在家里静等久美子回来，而久美子基本回归无望。信上交代得很清楚，叫我别等她别找她。诚然，不管怎么说，继续等久美子的权利我是有的，可那一来我势必眼看着损耗下去，势必更为孤独更为一筹莫展更为软弱无力。问题在于这里任何人都不需要我！

或许应该从此同加纳马耳他的妹妹一起去克里特岛，或许如她所说这对我对她都是最佳方案。我再一次盯视脚前的旅行箱，想象自己同加纳马耳他的妹妹降落在伊拉克利翁机场（克里特岛机场名称），想象在一个村落里住下来生活、吃鱼，在碧蓝的大海里游泳。但是如此在脑海里叠积明信片般想入非非的时间里，胸中固体云团样的东西渐次膨胀开来。我一只手提着新旅行箱，在挤满购物客的新宿街头行走，走着走着觉得胸闷，犹如气孔被什么堵塞了，手脚都好像运作不灵。

出得餐馆正在路上走着，手中旅行箱撞在对面大踏步跨来的一个男子的腿上。是个大块头小伙子，灰T恤，一顶棒球帽，耳里塞着单放机耳塞。我对他道了声“对不起”。不料对方默默扶正帽子，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出，猛地抓住我胸口一抡。事情完全始料未及，我踉跄着栽倒了，头磕在大楼墙上。男子见我的确倒了，毫不动容地扬长而去。一瞬间本想追上前去，又转念作罢。追上去也是枉然。我爬起身，叹口气，拍去裤子上的土，拎过旅行箱。有人拾起我掉的书递过，是一位头戴几乎无檐的圆帽子的小个子老妇人，帽子形状甚是奇特。递给我书时，老妇人一声不响地轻摇了下头。见到老妇人的帽子及其同情的眼神，我不由想起拧发条鸟——那栖息在一片树林深处的拧发条鸟。

头疼了一阵子，好在没有磕破，只脑后鼓了个小包。别在这种地方东张西望了，还是赶快回家为好，我想，还是返回那条宁静的胡同才是道理。

为使心情平静下来，我在车站售货亭买了份报纸和柠檬糖。从衣袋里掏钱付罢正挟着报纸往检票口走时，背后传来女子的叫声。“喂，阿哥，”女子喊道，“那位脸上有痣的大个子阿哥！”

叫我！喊叫的是售货亭女孩。我不明所以地折回。

“忘拿找您钱了。”她说，然后把刚才一千日元的余额递给我。我道谢接过。

“提了那块痣，别见怪，”她说，“想不出别的叫法，就顺嘴说出来了。”

我设法在脸上浮起微笑，摇下头，表示无所谓。

她看着我的脸：“汗出得那么厉害，不要紧？不大是滋味吧？”

“热，走路，就出了汗。谢谢了。”我说。

上电车打开报纸。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有好久没摸报纸了。我们没订报。久美子乘电车上班路上想起来时就在车站售货亭买份晨报带回家来给我，于是翌日早晨我看前一天的晨报。看报只为看招聘广告。而久美子没了以后，买报回来的人也没了。

报纸上没有任何足以引起我兴趣的东西。眼睛从第一版扫到最后一版，我必须知道的消息一则也没有，但在叠起报纸依序看车上吊挂的周刊广告时，眼睛停在绵谷升三个字上。字相当大：“绵谷升氏出马政界投石激浪”。我定定地仰视这“绵谷升”，仰视了好些时候。这小子端的动真格了，端的要当政治家。我思忖，就为这一点我离开日本也是值得的。

我提着空旅行箱在电车站转乘公共汽车回到家。家虽如空壳，进得家门还是舒了口气。歇息片刻，进浴室淋浴。浴室已没有了久美子的气氛，牙刷也好浴帽也好化妆品也好统统没了踪影，没有长筒袜和内衣挂在这里，没有她专用的洗发香波。

从浴室出来用毛巾擦身时，蓦地心想该把报道绵谷升的周刊买回一本，很想看看上面到底写些什么。继而又摇摇头。绵谷升想当政治家当去就是，这个国家谁想当政治家都有权利当，何况久美子已离我而去，我同绵谷升的关系实质上已一刀两断。那小子以后交何运气和我了不相干，正如我交何运气同他了不相干一样。妙哉！原本就该如此！

然而我很难把那周刊逐出脑海。整个午后我都在整理壁橱和厨房，但无论手脚怎么忙脑袋怎么考虑别的，“绵谷升”那吊挂广告上三个大大的铅字都在我眼前执拗地浮上浮下，就像从公寓邻室穿壁而来的遥远的电话铃声。无人理睬的铃声久久响个不停，我尽可能做出充耳不闻的样子，权当它不存在，但就是不成。无奈，只得步行到附近一家小店买了那期周刊回来。

我坐在厨房椅上，边喝加冰红茶边看那报道。上面写道，作为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声名鹊起的绵谷升氏正在具体探讨下届众议院选举由新××选区参加竞选的可能性。其详细履历赫然其上，学历、著述、几年来在舆论界的东杀西砍。伯父为新××选区众议院议员绵谷义孝氏。该氏日前以健康原因声明引退，但尚未物色到强有力的理想接班人。倘别无意外情况，舆论大多认为其侄绵谷升氏可能继之由该选区出马。果真如此，以现职绵谷众议员地盘之强，绵谷升氏之知名度之年轻，其当选基本已成定局。报道遂引用当地“一位名流”谈话：“升君出马的可能性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细节问题当然有待协商，但关键是本人似已有意出马，水到自然渠成。”

绵谷升的谈话也登在上面。话很长。现阶段尚未决意出马，他说，这件事的确是有，但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不可能一有人提出我就当场应允下来。自己希求于政界的同其可能希求于己的二者之间，恐存在相当差距。所以，往下将一步步协商一点点协调。但若双方想法一致，决定下来要参加众议院竞选，则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力争当选。而一旦当选，就不甘心只当一名平庸的议院新手。自己才三十七岁，既然选择从政之路，便有漫长的路要走。自己有明晰的构想，也有能力就此争取人们的理解。自己将依据长期构想和战略开展活动，目标暂且以十五年为期。在二十世纪内，自己肯定可以作为政治家处于推动日本确立明确的国家特性的位置。这是短期目标。而最终目的，是要使日本摆脱当今的政治边缘状态，将其提升到堪称政治及文化楷模的地位。换言之，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脱胎换骨，就是抛弃伪善，确立哲理和道义。需要的不是模棱两可的词句，不是故弄玄虚的修辞技巧，而是可触可见的鲜明形象。我们业已进入务必获得这一鲜明形象的历史时期，而作为政治家当务之急即是确立这种国民共识和国家共识。现在我们推行的这种无理念政治，不久必然使这个国家沦为随波逐流的巨大水母。自己对侈谈理想和未来没有兴趣，所说的仅仅是“必须做的事”，而必须做的事是无论如何也要做的。对此我有具体的政策性方案，它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变得一目了然。

周刊报道大体说来对绵谷升怀有好感，说绵谷升是精明强干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雄辩之才早已人所共知。风华正茂，雄姿英发，仕途无可限量。在这个意义上，其口中的“长期战略”可谓亦非梦想而带有现实性。选民大多欢迎他出马。在较为保守的选区，离婚经历和独身多少有些问题，但年龄和能力的优势足以弥补之或有过之。妇女选票当可拉到不少。“诚然，”报道开始以略带辛辣的笔触结束全文，“绵谷升直接承袭伯父选区出马这点，换个看法，亦不无搭乘其本人锋芒所指的‘无理念政治’顺风车之嫌。其高迈的政见虽具一定说服力，但在现实政治活动中能否奏效，则只能拭目以待。”

看罢绵谷升报道，把周刊投进厨房垃圾篓。我先将去克里特岛所需衣服和杂物装进旅行箱。克里特岛冬天冷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无数。从地图上看，克里特岛距非洲极近。但非洲有的地方冬天也是相当寒冷的。我拿出皮夹克放进旅行箱，接着是毛衣两件、长裤两条、长袖衫两件、半袖衫三件，再加上驼绒外套、T恤、短裤、袜子、内衣、帽子，以及太阳镜、游泳裤、毛巾、旅行牙具。不管怎么装，旅行箱也还是有一半空着，但必需品又想不出更多的来。

反正先把这些装进合上箱盖。旋即生出几分感慨：真的就要离开日本了！我将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国家。我含着柠檬糖打量了好一会崭新的旅行箱，不由想到久美子离家时连个旅行箱也没带。她只带一个小挎包，只提着洗衣店打理过的一衫一裙，就那样在晴朗朗的夏日清晨离家远去。她带的东西比我箱里的还少。

接着我想到水母。绵谷升说：“这种无理念政治，不久必然使这个国家沦为随波逐流的巨大水母。”绵谷升他凑近观察过活生生的水母吗？恐不至于。我观察过。在水族馆陪久美子亲眼看了——尽管不情愿——地球上种种样样的水母。久美子站在一个个水槽前，真可谓忘乎所以地默默凝视水母们安详而又曲尽其妙的泳姿，初次约会便好像把身旁的我忘去九霄云外。

那里确实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水母。梳形水母、瓜形水母、带形水母、幽灵水母、透明水母……久美子给这些水母迷得如醉如痴，以致我事后买了本水母图鉴当礼物送给她。想必绵谷升有所不知，有的水母既有骨骸又有肌肉，且能吸入氧气，排泄也能，甚至精子卵子亦不在话下。它们挥舞触角和围盖游得潇洒自如，并非飘飘摇摇随波逐流。我绝不是为水母辩护，但它们自有它们的生命意志。

喂，绵谷升君，我说，你当政治家无所谓，那自然悉听尊便，不该由我说三道四，但有一点要告诉你，你用不正确的隐喻侮辱水母是错误的。

晚间九点多，电话铃突然响了。我半天没抓听筒，望着茶几上叫个不停的电话机，我猜想到底是谁呢？谁现在找我？干什么呢？

我明白过来。是那个电话女郎。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深信不疑。她从那个奇妙的黑房间里需求我，那里至今仍荡漾着沉闷滞重的花瓣气息，仍有她排山倒海的性欲。“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包括你太太没为你做过的。”终究我没拿听筒。电话铃响了十几遍停下，又响了十二遍，随后沉默下来。这沉默比电话铃响之前的沉默深重得多。心脏发出大大的声音。我久久盯视自己的指尖，推想心脏将我的血液缓缓输送到指尖的全过程，尔后双手静静捂住脸，长叹一声。

沉默中，唯有时钟“嗑嗑嗑”干涩的声音在房间回响。我走进卧室，坐在地板上又看一会儿旅行箱。克里特岛？对不起，我还是决定去克里特岛。我有些累了，不能再背负冈田亨这个名字在此生活下去。我将作为曾是冈田亨的男人，同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人前往克里特岛——我这样实际说出口来。至于是向谁故意说这个，我也闹不明白。是向谁！

“嗑嗑嗑嗑嗑嗑”，时钟踱着时间的脚步，那声响仿佛同我的心跳连动起来了。

(1)　基督教新教一个派系，以军队形式传道和从事公益事业。

16　笠原May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笠原May关于烂泥式能源的考察

“嗳，拧发条鸟，”女子说道。我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觑一眼表，午后四点。电话铃响时，我正躺在沙发上睡得大汗淋漓。短暂的不快的睡眠。简直就像我正睡时有个人一屁股坐在我身上，而那感触仍然挥之不去。那个人趁我睡着时赶来坐住，在我快醒时抬屁股不知去了哪里。

“喂喂，”女子嘟囔似的低声道，声音仿佛透过稀薄的空气传来。“我是笠原May呀。”

“噢。”由于嘴巴肌肉不自如，不知对方听成了什么，反正我是“噢”了一声。纯粹听成一声呻吟也未可知。

“现在干什么呢？”她试探似的问。

“什么也没干。”我回答，随后离开听筒清了下嗓子。“什么也没干，睡午觉来着。”

“吵醒你了？”

“吵醒是吵醒了，无所谓，午睡罢了。”

笠原May有所迟疑似的停顿一下说道：“嗳，拧发条鸟，方便的话，马上来我家一趟可好？”

我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飘来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光亮。

“去倒也可以。”

“我躺在院里做日光浴呢，随便从后门进来好么？”

“晓得了。”

“嗳，拧发条鸟，还生我的气？”

“说不清。”我说，“反正马上淋浴换衣服，完了去你那儿就是，我也有话要说。”

先淋了一阵冷水让脑袋清醒过来，然后淋热水，最后又用冷水。如此眼睛自是醒过来了，身体的平衡感却仍未恢复。腿不时发颤，淋浴时不得不几次抓住毛巾挂，或坐在浴槽沿上。看来比自己原来想的要累。我一边冲洗还鼓着一个包的脑袋，一边回想新宿街头把我抡倒在地的那个年轻人。我想不通事情何以如此。什么原因使他做出此举呢？事情发生在昨天，却好像过去了一两个星期。

淋浴出来用毛巾擦罢身体，刷牙，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右脸颊那块青黑色的痣依然故我，同此前相比，没变浓也没变淡。眼珠有道道血丝，眼窝发黑，两颊明显下陷，头发有点过长，活像几天前重新缓过气从墓地里扒土爬出的还魂新尸。

之后，我穿上新T恤和短裤，扣一顶帽子，戴上深色太阳镜走进胡同。炎热的白天尚未结束，地面大凡有生命有形体的东西全都气喘吁吁地等待傍晚阵雨的降临，但天空哪里也找不见云影。风也没有，滞重的热气笼罩着胡同。一如平时，胡同里一个人也没碰见。大热的天，我可不愿意以这副狼狈相碰见任何人。

空屋院里，石雕鸟依然翘着长嘴瞪视天空。鸟似乎比以前看到时疲惫得多，脏兮兮的，视线也像透出更加急不可耐的神情。看样子鸟是在盯视空中漂浮的一幕十二分凄惨的光景。如果可能，鸟也想从那光景里移开视线，但无法如愿。眼睛已被固定，不能不看。石雕鸟周围伸腰拔背的杂草们，宛如希腊悲剧合唱团中的领唱员一样纹丝不动，屏息等待着神谕降下。屋顶电视天线在呛人的热气中无动于衷地伸着银色触手。暴烈的夏日阳光下，一切都已干涸都已筋疲力尽。

张望了一会空屋院子后，走进笠原May家院子。橡树在地面投下凉丝丝的阴影，她却避开树荫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笠原May身穿小得不能再小的巧克力色比基尼泳衣，仰面躺在帆布椅上。泳衣不过是用几条细带把小布块连接起来，人是否真能穿这玩意儿在水里游泳，我很有些怀疑。她戴一副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的太阳镜，脸庞上滚着大粒汗珠。帆布椅下放着大大的白浴巾、日光浴油和几本杂志，两个雪碧空易拉罐滚在那里，一个看来被当作烟灰缸用了。草坪上一条塑料引水软管仍如上次那样没形没样地扔着。

见我走近，笠原May欠起身，伸手把收录机关了。她比上次见时晒黑了好多，不是周末偶尔到海滩晒一次那种一般的黑，黑得十分均匀，全身上下真可谓从耳轮到趾尖统统黑得完美无缺。估计每天每日一味在这里晒太阳来着，我在井底那几天怕也不例外。我四下打量一番，院落光景同上次来时差不多少，剪割得整整齐齐的草坪舒展开去，放空水的水池干涸得一看都觉得嗓子冒烟。

我在她旁边的帆布椅上坐下，从衣袋里掏出柠檬糖。热，糖和包装纸全贴在了一起。

笠原May半天没有开口，只顾盯视我的脸。“嗳，拧发条鸟，脸上那块痣到底怎么回事？是痣吧？”

“是啊，十有八九是痣，我想。你问怎么回事我也不明白，反正注意到时就已经那样子了。”

笠原May半支起身，往我脸上逼视。她用指尖揩去鼻侧的汗，往上顶了下眼镜梁。镜片颜色很深，几乎看不清里面的眼睛。

“可有过什么感觉？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

“一点儿也没有。”

“半点也？”

“从井里出来不久往镜子里一看就这模样，就这么回事。”

“痛？”

“不痛，也不痒，只有点儿发热。”

“去医院了？”

我摇下头：“去怕也没用。”

“或许。”笠原May说，“我也讨厌大夫。”

我摘下帽子，拿开眼镜，掏手帕擦把额上的汗。灰T恤腋下已出汗出得发黑了。

“好漂亮的泳衣嘛。”我说。

“谢谢。”

“像是什么废物利用，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资源。”

“家人不在时，上边也解掉来着。”

“嗬。”

“当然喽，怎么解也那么回事，反正里面没有像样的内容。”她辩解似的说。

她泳衣下凸显的乳房确乎很小，且没甚隆起。“就穿这玩意儿游过？”我询问。

“没有。彻底的旱鸭子。你这拧发条鸟呢？”

“能游。”

“多远？”

我用舌尖翻转一下柠檬糖，说：“任凭多远。”

“十公里？”

“差不多。”我想象自己在克里特岛海滨游泳的光景。导游手册介绍说沙滩白得反正就是白，海水颜色浓得像葡萄酒。我想象不出颜色浓如葡萄酒是什么海，不过大约不坏。我再次擦把脸上的汗。

“家人现在不在？”

“昨天就去伊豆别墅了。周末，都游泳去了。都去也不过父母和弟弟。”

“你不去？”

她做出略微耸肩的姿势，接着从浴巾里拿出短支“希望”和火柴，衔在嘴上点燃。

“拧发条鸟，你脸怎么那么恶心啊？”

“在黑得要命的井底不吃不喝待了好几天嘛，脸当然要不成样子。”

笠原May摘下太阳镜，脸转向我。她眼旁仍有很深的瘢痕。“嗳，拧发条鸟，生我的气？”

“不清楚。我觉得自己有一大堆事情要考虑，顾不上生你的气。”

“太太回来了？”

我摇头道：“最近来了封信，说再也不回来了。既然信上说再不回来，也就是说久美子是不回来了。”

“一旦下定决心，绝不轻易改变——是这样的人吧？”

“不改变的。”

“可怜的拧发条鸟，”笠原May说着直起身子，伸手轻碰我的膝盖。“可怜啊，拧发条鸟！嗳，拧发条鸟，也许你不相信，我真的直到最后都打算把你好端端地从井里救出来着，只不过想吓唬你让你受受罪，让你发抖让你喊叫罢了。想试验一下你到什么地步才能迷失自己才能惊慌失措。”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只能默默点头。

“哎，以为我动真格的了？以为我真想把你弄死在那里？”

我在手里揉搓了一会柠檬糖纸。“说不清楚啊。你那时说的话，听起来既像是真格的，又像是仅仅吓唬我。井上井下两头说话，声波很是不可思议，表情也没办法判断准确。不过说到底，我想这已不是何是何非那种性质的东西了。明白么，现实这玩意儿是由好几层复合成的。所以，在那层现实里或许你真要害我，而在这层现实里你也许没那个念头。我想问题在于你取哪层现实，我又取哪层现实。”

我把揉成团的柠檬糖纸扔进雪碧空罐。

“嗳，拧发条鸟，有件事求你，”笠原May说着，指了下草坪上的引水软管，“用那软管往我身上喷点水好么？不常淋水，脑袋要晒出毛病似的。”

我从帆布椅上爬起，走到草坪那边拾起蓝色的塑料软管。软管热乎乎软乎乎的。我拧开树荫下的自来水龙头放水。一开始水在软管里升温，出来的水跟开水差不多，不一会一点点变凉，最后成了冷水。我朝躺在草坪上的笠原May使劲儿喷去。

笠原May闭紧双眼，身体对着水帘。“凉丝丝的，舒服极了！你不也来点儿？”

“这可不是泳衣。”我说。不过眼看笠原May淋得真好像那么畅快淋漓，便觉很难再忍耐下去，毕竟赤日炎炎。于是我脱去汗水打湿的T恤，弯腰往头上浇水，又顺便掬到嘴里尝了尝，凉凉的蛮好喝。

“哎，是地下水吧？”我问。

“是啊，从地下泵上来的，冰凉凉的很舒坦是吧？可以喝的！前段时间请保健站的人化验过，说水质毫无问题，还说东京城里很难有这么好的水。化验的人都好像很意外。但没有饮用，总有点放心不下。这一带房子建得密密麻麻的，谁知道混进什么呢，对吧？”

“不过想起来也真是不可思议，对面宫胁家干得滴水皆无，这里却有这么新鲜的水一个劲儿上蹿。一胡同之隔，怎么差得这么悬殊？”

“这——，什么道理呢？”笠原May歪头沉思。“大概水脉不巧有了点变化，结果那边井干了，这边井没干。具体因为什么我可不大清楚。”

“你家没发生什么不妙的事？”我试探道。

笠原May锁起眉，摇摇头道：“这十年来，我家发生的唯一不妙的事，就是无聊、百无聊赖！”

笠原May由我往身上喷了一阵子水，然后边用毛巾擦身边问我喝不喝啤酒，我说想喝。她从家里拿出两罐Heineken⁽¹⁾，她一罐，我一罐。

“拧发条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还没想好怎么办。”我说，“不过有可能离开这里，我想。或者离开日本也不一定。”

“离开日本去哪里？”

“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这可和那个人有什么关系？和那个叫作什么克里他的女的？”

“有一点点。”

笠原May想了一会说：“把你从井里救上来的也是那个叫作什么克里他的？”

“加纳克里他。”我说，“是的，是加纳克里他把我从井里救上来的。”

“你肯定朋友多。”

“也不是。总的说来以少闻名。”

“可加纳克里他怎么会晓得你在井底呢？下井的事你不是跟谁也没说的吗？那她怎么晓得你在那里呢？”

“不知道。”我说，“也猜不出。”

“总之你是要去克里特岛喽？”

“还没想定。我是说有那种可能性。”

笠原May叼烟点燃，小指尖碰了下眼旁的疤痕。

“嗳，拧发条鸟，你在井底的时候，我基本上倒在这儿做日光浴。从这里一边望那空屋院子，一边晒太阳想你来着——拧发条鸟就在那里，就在黑咕隆咚的井底忍饥挨饿，正一步步接近死亡，他不可能从那里出来，只有我晓得他在那里。这么一想，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痛苦你的不安你的惶恐。嗯，知道么？这样我才觉得非常非常切近地接近了你拧发条鸟这个人。真的没打算害你哟，真的，不骗你。不过嘛，拧发条鸟，我是想再往前逼你几步来着，逼到最后一步，逼到你站都站不稳怕得不得了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我想这对我对你都是好事。”

“但我觉得，一旦你真的逼到最后一步，说不定就一直逼到底了。这可能比你想的容易得多。因为逼到最后一步，只消再进一步就完事了。并且事后你会这样想：终究还是这样对我对你都好。”说罢，我喝口啤酒。

笠原May紧咬嘴唇沉思。“不是没有可能，”她停顿一下，“我也把握不住的。”

喝光最后一口啤酒，我欠身站起，戴上太阳镜，从头顶套上汗水湿透的T恤。“谢谢你的啤酒。”

“嗳，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昨晚家人去别墅以后，我也下井来着。在井底待了五六个小时，一动不动坐着。”

“那么说，绳梯是你解开拿走的喽？”

笠原May稍微皱下眉头，“不错，是我拿走的。”

我把视线落在草坪上。吸足水的地面蒸起雾霭般的热气。笠原May把烟头投进雪碧罐熄掉。

“起始两三个小时没什么特别感觉。当然，黑得那么厉害，多少有点心慌，但还算不上害怕呀惊恐呀什么的，我不是一有点什么就吓得大嚷大叫那类女孩，心想不过黑点儿罢了，人家拧发条鸟不也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不还说什么危险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也没有吗！但两三个小时过后，我开始渐渐闹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觉得一旦一个人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身体里就有什么在不断鼓胀。就好像盆里的树根很快越长越大最后把盆胀裂似的，觉得那个什么在我体内一个劲儿变大，很可能最后把我自身稀里哗啦地胀破。太阳光下好端端收敛在我身体里面的东西，在黑暗中却像吸足特殊营养一样长得飞快，惊人地快。我很想控制，但就是控制不住。这么着，我一下子害怕得不行。那么怕生来还是头一次。整个人马上就要给我体内那白白的烂泥似的脂肪块样的东西取代了！它要一口吞掉我！拧发条鸟，那烂泥似的东西一开始真的很小很小的哟！”

笠原May闭住嘴，以追忆当时感受的神情注视自己的手。“真的很怕，”她说，“肯定我是想让你也这么怕来着，想让你听见它‘咔嗤咔嗤’啃你身体的声音来着。”

我在帆布椅坐下，看着笠原May被小泳衣包住的形体。她虽已十六，但看上去不过十三四岁，乳房和腰肢还没发育成熟，这使我想起用最少的线条栩栩如生地勾勒出的图形。但同时她的肢体又好像有一种令人感到老成的东西。

“这以前你可有过被玷污的感觉？”我不由问道。

“被玷污？”她略略眯细眼睛看着我，“所谓被玷污，指身体？指给谁强奸了，是这个意思？”

“肉体上也好，或者精神上也好。”

笠原May视线落在自己身体上，尔后又折回到我：“肉体上没有。我还是处女呢！胸部让男孩子摸过，隔衣服摸的。”

我默默点头。

“精神上如何我无法回答，不明白精神上被玷污是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确切。那仅仅是有没有那种感觉的问题。如果你没那种感觉，那么你就没有被玷污，我想。”

“干吗问我这个？”

“因为我认识的人里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并且派生出许多复杂问题。还有一点想问：你为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考虑死呢？”

她衔支烟，一只手灵巧地擦燃火柴，戴上太阳镜。“你不怎么考虑死？”

“考虑当然也是考虑，但不经常。有时候。和世上一般人一样。”

“拧发条鸟，”笠原May说，“我是这么想的，人这东西肯定一生下来就在自己本体中心有着各自不同的东西，而那一个个不同的东西像能源一样从内里驱动每一个人，当然我也不例外。但我时常对自己不知所措。我很想把那东西在我体内随意一胀一缩摇撼自己时的感觉告诉别人，但没人理解。当然也有我表达方式不够好的问题。总之谁都不肯认真听我说下去，表面上在听，其实什么也没听进去。所以我时常烦躁得不行，也才胡来。”

“胡来？”

“如把自己闷在井底，骑摩托时两手从后面捂住开车男孩的眼睛。”说着，她把手按在眼旁的伤疤上。

“摩托车事故就是那时发生的？”我问。

笠原May露出诧异的神情看着我，问话好像没听到。但我口中说出的理应一字不漏传到她的耳里。她戴着深色太阳镜，看不清她眼神，但其整个面部倏然布满一种麻木的阴影，好比油洒在静静的水面倏然荡漾开来。

“那男孩怎么样了？”我问。

笠原May兀自叼着烟看我。准确说来，是看我的痣。“拧发条鸟，我非得回答你的问话不成？”

“不愿回答不回答也可以。话是你引起的，你不愿说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笠原May全然不作一声，仿佛很难决定怎么样才好。她把烟大口吸入胸腔，又徐徐吐出，然后懒洋洋地摘下太阳镜，紧紧闭起眼睛仰面对着太阳。见到如此动作，我觉得时间的流动正在一点点减速。时间的发条似乎开始松动，我想。

“死了。”良久，笠原May终于像放弃什么似的，以毫无生气的声音说。

“死了？”

笠原May把烟灰抖落到地面，拿起毛巾一次接一次擦脸上的汗，之后就像想起一件忘说了的事，事务性地迅速说道：“因为那时速度已相当快。在江之岛附近。”

我默默地看她的脸。笠原May两手抓着白色的沙滩巾按住两颊。香烟从指间冒着白烟。没有风，烟笔直上升，宛如极小的狼烟。看样子她仍在犹豫不决，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至少在我眼里是如此。她吃力地站在这狭窄的分界线上久久左右摇晃，但最终她没倒往任何一边。笠原May猛地绷紧表情，把沙滩巾放在地上，吸了口烟。时近五点，而热浪丝毫没有收敛。

“我害死了那个男孩。当然不是有意的。我只想逼到最后一步。以前那种事我们也做了好些次，做游戏似的。骑摩托时我从背后捂他的眼睛或搔痒似的捅一下肋部……但那以前什么也没发生，偏偏那时候……”

笠原May抬头看我。

“嗯，拧发条鸟，我没那么感到自己被玷污什么的。我只是总想接近那片烂泥，想把自己体内那片烂泥灵巧地引出来消灭干净。而为引它出来，我确实需要逼到最后一步，不那样就不可能把那东西很好地诳出来，必须给它好吃的诱饵。”说到这里，她缓缓摇下头。“我想我没被玷污，但也没有获救。眼下谁都救不了我。嗯，拧发条鸟，在我眼里世界整个是个空壳。我周围一切一切都像是骗子，不是骗子的只有我体内那片烂泥。”

笠原May有规则地轻轻喘息许久。不闻鸟叫不闻蝉鸣一无所闻，院子里静得出奇。世界真好像彻底沦为空壳。

笠原May像陡然想起什么似的朝我转过身体，表情已从她脸上消失，如被什么冲洗一尽。“你同加纳克里他那个人睡了？”

我点点头。

“去克里特岛可能写信来？”笠原May说。

“写，要是去克里特岛的话。只是还没算最后决定。”

“反正打算去是吧？”

“我想大概会去。”

“嗳，这边来，拧发条鸟。”说着，笠原May从帆布椅上欠起身。

我离开帆布椅走到笠原May跟前。

“坐在这里，拧发条鸟。”笠原May说。

我乖乖地在她身旁坐下。

“脸转到这边来，拧发条鸟。”她面对面静静地看了一会我的脸，尔后一只手放在我膝盖上，另一只手心按住我脸上那块痣。

“可怜的拧发条鸟，”笠原May自言自语地说，“你肯定得承受很多很多东西，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就像雨落荒原。嗯，闭上眼睛，拧发条鸟，像用糨糊粘上一样闭得死死的。”

我死死地闭上眼睛。

笠原May把嘴唇吻在我脸颊那块痣上。唇又小又薄，极像制作精巧的假唇。随后她伸出舌头，在痣上均匀地慢慢舔着。另一只手则始终放在我膝头。一种温暖湿润的感触从很远的地方——比穿过全世界所有荒原还要远的地方朝我赶来。接着，她拿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眼旁的伤疤上。我轻轻抚摸着那条长约一厘米的瘢痕。抚摸中，她意识的律动顺着我指尖传来，那是似乎寻觅什么的微颤。或许应该有人紧紧拥抱这个少女，除我以外的什么人，具有能给予她什么的资格的人。

“要是去了克里特岛，可得给我写信哟，拧发条鸟。我，顶喜欢接好长好长的信，可是谁都不写给我的。”

“我写。”我说。

(1)　荷兰啤酒，酒精含量低，适合女性饮用。一般译为“喜力”。

17　最简单的事、形式洗练的复仇、吉他盒里的东西

次日早，我去照护照用的相片。往摄影室椅上一坐，摄影师以职业目光往我脸上审视良久，之后不声不响退回里间拿来粉笔样的东西往我右脸颊那块痣上涂了涂，接着后退，仔细调整照明的亮度和角度，以使痣不至于显眼。我对着照相机镜头，按摄影师的吩咐在嘴角浮出淡淡微笑样的东西。摄影师说后天中午可以洗出，叫我偏午时分来取。回到家，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可能几周内离开这座房子。我道歉说没有及时告诉他久美子已不辞而别，说从其事后来信看，她恐怕很难重返这个家，而作为我也想离开一段时间——多长时间现在还说不准。听我大致说完，舅舅在电话另一端若有所思地良久没有开口。

“我倒觉得久美子和你一向相处得很和睦似的……”舅舅轻叹一声。

“说实话，我也那么认为来着。”我老实说。

“你不愿意说不说也没什么——久美子出走可有什么像样的理由？”

“估计有了情人。”

“有过那种迹象？”

“不不，迹象什么的倒没有，可本人那样写的，信上。”

“是这样。”舅舅说，“那么说，就真是那么回事了？”

“大概是吧。”

他再次叹息。

“我的事您别担心。”我以开朗的声音安慰舅舅说，“只是想离开这里一些日子。一来想挪个地方换换空气，二来也想慢慢考虑下一步怎么走。”

“去哪里可有目标？”

“可能到希腊去，我想。有朋友在那边，以前就邀我去看看。”因为是说谎，心里有点不快，但在这里把实情一五一十准确而明了地讲给舅舅听实在非常困难，彻底说谎倒还容易些。

“唔。”他说，“没关系的，反正我那房子往下也不打算租给别人，东西就那样放在里面好了。你还年轻，从头做起也来得及，去远处放松一段时间也好。希腊？……希腊怕是不错的吧。”

“总是给您添麻烦。”我说，“不过，要是我不在期间因为什么情况要把房子租给谁的话，现有东西处理掉也可以的，反正没什么值钱货。”

“不必不必，下面的事由我考虑安排就是。对了，近来你在电话中说的什么‘水脉受阻’，怕是跟久美子的事有关吧？”

“是啊，多少有点儿。给人那么一说，我心里也不够平静。”

舅舅似在沉吟。“过几天去你那边看看如何？我也有些想亲眼瞧瞧怎么回事。也好久没过去了。”

“我什么时候都无所谓，什么安排都没有的。”

放下电话，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这几个月时间里，一股奇妙的水流把我冲到这里。现在我所在世界同舅舅所在世界之间，出现了一堵肉眼看不见的厚厚的高墙，将一个世界同另一世界隔开。舅舅在那一边，我在这一边。

两天后，舅舅到家里来了。看看我脸上的痣，他没说什么，大概不知怎么说好吧，只是费解地眯细一下眼睛。他拎来一瓶上等苏格兰威士忌和一盒在小田原买的什锦鱼糕。我和舅舅坐在檐廊里边吃鱼糕边喝威士忌。

“檐廊这东西还是有好处的啊！”说着，舅舅频频点头。“公寓当然没檐廊，有时候挺叫人怀念的。不管怎么说，檐廊自有檐廊的情趣。”

舅舅望了一会空中悬挂的月亮。白白的一弯新月，俨然刚刚打磨出来的。那东西居然持续浮在空中而不掉下，我很有点不可思议。

“哦，那痣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弄出来的？”舅舅若无其事地问。

“不清楚。”我喝了口威士忌，“注意到时就已经在这儿了，大约一星期前吧。我也想解释得好些详细些，但做不到，没办法。”

“找医生看了？”

我摇摇头。

“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这东西同久美子出走会不会有某种关联呢？”

我摇摇头：“痣总之是久美子出走后才有的，从顺序上看应该有关联，至于是不是因果关系我也不明白。”

“脸上冷不防冒出块痣，这事我还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我说，“不过，说倒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好像已慢慢对它习惯些了。当然，冒出这么个劳什子，一开始我也吃了一惊，很狼狈。一看见自己的脸心里就难受，心想要是这东西一辈子都赖在这儿不掉可怎么办。但不知为什么，随着时间的过去，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了，甚至觉得并不那么糟。什么缘故我弄不明白。”

舅舅“噢”了一声，用不无疑惑的目光久久打量我右脸颊的痣。“也罢，既然你那么说，也许没什么。终究是你的问题嘛。需要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一两个医生。”

“谢谢。眼下我不打算去找医生。估计找也不管用。”

舅舅抱臂往上看了一会天空。和往日一样，看不见星星，只有一弯明晰的新月。“我有好长时间没和你这么慢慢说话了，以为放松不管你和久美子两个也能和睦相处，再说我这个人原本就不喜欢对别人的事说三道四。”

我说这我非常明白。

舅舅“咣咣啷啷”摇了一会杯子里的冰块，喝一口放下。“近来你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很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水脉受阻啦，风水如何如何啦，久美子出走啦，一天脸上忽然冒出痣啦，要去希腊一段时间啦。这倒也罢了，毕竟是你老婆出走，是你脸上有痣。这么说或许欠妥，并非我老婆出走，并非我脸上有痣，是吧？所以，你不想细说，不说也未尝不可，我也不愿多嘴多舌。只是我想，你最好认真考虑一下：自己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点点头：“考虑了很多很多，但很多事情极为错综复杂，不可能解开来一个一个思考，也不知怎么才能解开。”

舅舅微微笑道：“诀窍倒是有的，有诀窍保证你顺利得手。世上大多数人所以出现判断错误，无非因为不晓得这个诀窍，失败了就牢骚满腹，或诿过于人。这样的例子我实在看得腻了，坦率地说也不大乐意去看。所以，让我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所谓诀窍，就是首先从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下手。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从A到Z编排序号，那么应该由XYZ开始，而不是由A开始。你说事情盘根错节过于复杂没办法着手，那恐怕是因为你想从最上面的开始解决。当你要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时，最好从似乎无所谓的地方着眼，从谁看都一目了然谁一想都豁然明白那种简直有些滑稽傻气的地方入手，而且要在这似乎滑稽傻气的地方大量投入时间。

“我做的当然不是了不起的大买卖，不外乎在银座开四五家饮食店，在世人眼里不值一提，不值得自鸣得意。但如果单就成败而论，我可是一次也没失败过。因为我一贯按这个诀窍行事。其他人往往轻易跳过任何人都一目了然那种似乎滑稽傻气的地方一门心思往前赶，我则不然，而在看上去滑稽傻气的地方投入最长时间。因我知道在这种地方花的时间越长，往下就越省事。”

舅舅又呷了口威士忌。

“举例说吧，想在某处开一家店，饭店也好酒吧也好什么都好，那就先想象一下，想象开在哪里合适。好几个地点可供选择，而终究只能选一个。如何选择才好？”

我想了想说：“那怕要就各种情况预算一番：如果定点在这里，房租多少，贷款多少，每月偿还多少，客流多少，返桌率多少，人均消费多少，人工费多少，赔赚临界点多少……无非这些吧。”

“若这么干，十之八九的人必然失败。”舅舅笑道，“告诉你我怎么干。一旦我觉得一个地点合适，我就站在那跟前，一天站三四个钟头，一连好多天好多天好多天好多天只管静静观察那里来往行人的面孔。不用想什么，不用计算什么，只消注意什么人以什么样神情从那里走过即可。起码花一周时间。那时间里势必要看三四千人面孔吧？何况有时花更多时间。但看着看着自会豁然开朗，好像云开雾散一样，明白过来那里到底属于怎样的地点，该地点到底需求什么。如果该地点需求的同自己需求的截然不同，那就到此为止，而去别处重复同样程序。但如果觉出那地点需求的同自己所需之间有共通点或折衷点，就算踩着了成功的尾巴，往下只要紧紧抓住不放即可。但为了抓住它，就必须傻子似的不管下雨下雪都站在那里以自己的眼睛盯视别人的面孔。计算之类此后你随便怎么算。我这个人嘛，总的说来很讲现实，只相信自己两眼彻底看明白的东西。什么道理呀方案呀计算呀或者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理论等等，基本上是为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分辨事物的人准备的，而世上大多数人也的确不能以自己眼睛分辨事物。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明白，但我想任何人想做都应该做得到的。”

“大概不仅仅是靠魔感吧？”

“魔感也是要的，”舅舅和悦地笑道，“但不仅仅是那个。我在想，你应该做的事也还是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考虑。比如说，老老实实地站在某个街角每天每日观看人的面孔。不必匆忙做出决定。这或许不够畅快，但有时候是需要沉下心来多花些时间的。”

“您是叫我暂且留在这里别动喽？”

“不，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留下或去哪里。想去希腊也可以，想留下来也无妨，先后顺序应由你决定。只是，我一直认为你同久美子结婚是件好事，我想对久美子也是好事。却不知为何突然间分崩离析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又一件事，你怕也稀里糊涂吧？”

“稀里糊涂。”

“既然如此，我想你还是训练一下，以自己的眼睛看东西为好，直到一切真相大白。不要怕花时间。充分投入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形式最为洗练的复仇。”

“复仇！”我有点愕然，“指的什么？这复仇？到底对谁复仇？”

“噢，意思你也很快就会明白的。”

我们坐在檐廊里一起喝酒，加起来也就是一小时多一点。之后舅舅起身，说了声打扰这么久，就回去了。剩得自己一人，我靠在檐廊柱子上茫然看着院子和月亮。一时间里我可以把舅舅留下来的现实空气样的气息尽情吸入肺腑，我因此得以放松下来——好久没放松过了。

但几个小时过去，那空气渐渐稀薄起来后，周围又笼罩在淡淡哀愁的衣袍中。归根结蒂，我在这边的世界，舅舅在那边的世界。

舅舅说考虑事情须从最简单处开始，问题是我无法区别哪里简单哪里复杂。所以，翌日早晨上班高峰过后，我离家乘电车来到新宿。我决定站在这里实际观看——仅仅看——人们的面孔。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处，但我想总比什么也不做好些。既然不厌其烦地盯视人们的面孔是件简单的事情，不妨就此一试，至少应该没有损失。若是顺利，说不定会得到某种暗示，暗示什么对我是“简单的事情”。

第一天，我坐在新宿站前的花坛边上，定定地看眼前来往行人的脸，看了大约两个小时。但那里通过的人数量太多，脚步也快，很难看好哪个人的脸。况且坐的时间一长，便有流浪汉模样的人上前啰啰嗦嗦，警察也好几次从我跟前走过，三番五次审视我的脸。于是我放弃站前，另外物色可供我放心打量行人的场所。

穿过高架桥，移往西口，四处转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大厦前有一方小广场。广场上有式样别致的长椅，尽可坐在上面随意打量行人。行人数量没站前那么多，也没有衣袋揣着小瓶威士忌的流浪汉。我在“丹金”糕点店买来炸面圈和咖啡当午餐吃了，在那里坐了一天，傍晚下班高峰到来前起身回家。

起始眼里尽是头发稀少者。由于受和笠原May一起为假发公司做调查时的影响，眼睛总不由跟踪发稀头秃之人，并迅速分成松竹梅三类。而若这样，倒不如给笠原May打电话再和她一同打工去好了。

但过了几日，开始不思不想地专心看起人们的面孔来。路过的人大部分是写字楼里的男女职员。男的白衬衣领带公文包，女的大多高跟鞋，此外也有来设在楼内的餐厅和商店的人，还有为登楼顶观光台而来的一家家老小。也有人只是从哪里移行去哪里。但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那么步履匆匆，我便在无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呆呆地注视他们的面孔，每当有某一点引起我兴趣的人，就往其脸上多扫几眼，并以视线跟踪。

一周时间内天天如此。在人们上完班的十点左右乘电车来新宿坐于长椅，几乎岿然不动看行人一直看到四点。实践起来才体会到，如此一个接一个以眼睛追逐行人的时间里，脑袋便像拔掉活塞一般变得空空洞洞。我不向任何人搭腔，也没人对我开口。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想，有时觉得自己仿佛成了石椅的一部分。

只一次有人向我搭话。是位衣着考究的瘦些的中年女子，身穿甚为合体的鲜艳的粉红色连衣裙，戴一副玳瑁框深色太阳镜，头上一顶白帽，手上是网状图案的白皮手袋。腿很诱人，脚上是看上去很贵的简直一尘不染的白皮凉鞋。妆化得颇浓，但不致使人生厌。女子问我可有什么为难事，我说也没什么。她问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每天都在这里看到你，我回答看别人的脸。她问看别人的脸可有什么目的，我说倒也没什么特别目的。

她从手袋取出弗吉尼亚长过滤嘴，用小巧的金打火机点燃，并劝我吸一支，我摇下头。然后，她摘下太阳镜，不声不响细细地端详我的脸，准确说来是端详我的痣。我回报以凝视她的眼睛，但那里边读不出半点情感涟漪，单单是一对功能准确的黑色眸子。她鼻子又小又尖，嘴唇很细一条，口红涂得一丝不苟。很难看出年龄，大约四十五岁吧。乍看显得更年轻些，但鼻侧线条透出很独特的疲惫。

“你，有钱？”她问。

“钱？”我吃一惊，“什么意思，干吗问钱？”

“随便问问。问你有没有钱，缺不缺钱花。”

“眼下倒还算不上很缺。”我说。

她略略抿起嘴角，极投入地看着我，似乎在玩味我刚才的答话。之后点点头，戴上太阳镜，把烟扔在地上，倏地起身扬长而去。我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消失在人流中。大概神经有点故障，不过那身穿戴又那般无可挑剔。我用鞋底碾灭她扔下的烟头，缓缓环视四周。四周依然充满一如往日的现实。人们带着种种样样的目的由某处而来向某处而去，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做个深呼吸，继续不思不想地打量众人面孔。

在此共坐了十一天。每日喝咖啡，吃炸面圈，只管盯视眼前穿梭的数以千计的男女面孔。除去同那个向我搭话的打扮得体的中年女子简单交谈几句外，十一天时间我没对任何人吐过只言片语，没做什么特别的事，什么也没发生。但这十一天时间几乎白白过去之后，我仍未摸得任何边际。我依然无奈地彷徨在四顾茫然的迷途中，甚至最简单的头绪也未找到。

但在第十一天傍晚发生一桩怪事。那是个星期天，我坐在那里，过了平时起身时间也没动身，继续打量人们面孔。星期天有与平时种类不同的人来到新宿，且没有人流高峰。蓦地，一个手提黑吉他盒的年轻男人落入我的视野：个子不高不矮，黑塑料框眼镜，长发披肩，蓝牛仔裤配粗纹棉布衫，脚穿已开始变形的轻便运动鞋。他脸朝正前方，以若有所思的眼神从我眼前穿过。见得此人，有什么触动了我的神经，心底奏出低鸣。我认得他，我想，以前在哪里见过他。但到想起花了好几秒：是那个冬夜在札幌那家酒吧唱歌的汉子，不错，正是他。

我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急步追去。总的说来他脚步很是悠然自得，因此我很快就赶了上去。我合着他的步调，拉开十米左右距离尾随其后。我很想向他搭话。三年前你怕是在札幌唱过歌吧，我在那里听过你的歌——想必我会这样说。“是吗？那太谢谢了。”——他大概如此应对。可往下说什么好呢？“其实那天夜里我老婆做人流手术来着，最近又离家出走了，她一直跟一个男的睡觉。”莫非我这么说不成？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尾随不放就是。尾随的时间里计上心来亦未可知。

他往与车站相反的方向走去。穿过高楼林立地段，穿过甲州大街，朝代代木方向走去。想什么我不知道，总之他像在聚精会神思考什么，路也好像很熟，一次也没东张西望或迟疑不决，目视前方，步调始终一致。尾随过程中，我想起久美子做手术那天的事。三月初的札幌。地面冻得硬邦邦的，雪花不时飘飘洒洒。我再次返回札幌街头，满肺满腑吸入冻僵的空气，看着眼前哈着白气的人们。

说不定从那时起有什么开始变化了，我不禁想道。没错，流程是以那时为界开始在我周围现出变化的。如今想来，那次人流手术对我们两人来说乃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然而当时我未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我是过于注重人流手术这一行为本身了，而真正重大的或许更在别处。

我不得不那样做。而那样做我想对我们两人是最为正确的。跟你说，那里边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我现在还不能说出的事也在那里。不是我有意瞒你，只是我还没信心断定那是否属实，所以现在还不能把它说出口来。

当时的她还没有把握断定那个什么是否属实。毫无疑问，较之人流手术，那个什么更同妊娠有关，或者与胎儿有关。而那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久美子困惑到那般地步呢？莫非她同除我以外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因而拒绝生下那个孩子不成？不不，那不可能。她自己断言那不可能。那的确是我的孩子，但那里又有不能告诉我的什么。而那个什么，又同这次久美子的离家出走有密切关联，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是我全然揣度不出那里边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我一个人被抛弃在黑暗之中。我所明白的只有一点：久美子不会再回到我身边，除非我解开那个什么的秘密。不多一会，我开始感觉到体内泛起一股静静的愤怒。那是我针对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什么的愤怒。我伸长腰，大口吸气，平复心跳。然而那愤怒如水一样无声无息地浸满了我身体的每一部位。那是带有悲凉意味的愤怒，我无处发泄，也全然无从化解。

汉子继续以同一步调行走，穿过小田急线，穿过商业街，穿过神社，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为不引起他注意，我随机应变地保持着适当距离，一直尾随不懈。他显然没有觉察我的跟踪，一次也没回头。此人的的确确有某种非同寻常之处，我想。他不仅没有回头，旁边也一眼没看，注意力如此集中到底在想什么呢？或者相反什么也没想？

不久，汉子离开人来人往的道路，走进满是两层民宅的幽静地段。路窄弯多，两旁相当陈旧的住宅鳞次栉比，阒无人息，静得出奇。原来一半以上都成了空房。空房门上钉着木板，挂着“待建”标牌，且不时闪出杂草丛生的空地。空地围着铁丝网，恰似掉牙后的牙豁。想必这一带很快将整片拆除另建新楼。而在有人居住的房子前面，紧挨紧靠地摆着牵牛花或什么花的花盆。三轮车扔在那里，二楼窗口晾出毛巾和儿童泳衣。几只猫躺在窗下或门口懒洋洋地望着我。虽是天光尚亮的薄暮时分，却无人影可寻。我已搞不清这是什么地理位置，甚至哪是南哪是北也分辨不清。估计是佐佐木、千驮谷和原宿三站之间的三角地带，但没有把握。

不管怎样，这是大都市正中被冷落了的一个死角。大概因为原有道路狭窄难以通过车辆的缘故，结果只有这一角房地产开发商长期以来手未伸到。踏入这里，时光仿佛倒流了二三十年。意识到时，刚才还满耳鼓噪的汽车声像被吸入哪里似的杳无所闻。汉子手拎吉他盒在这迷宫般的道路之间穿行，最后在集体宿舍样的木屋前停住脚步，继而开门进去，把门带上。门似乎没锁。

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表针指在六时二十分。之后靠在对面空地铁丝网上，观察建筑物外形。一座随处可见的两层木结构宿舍，这从门口的气氛和房间的配置即可看出。学生时代我也住过一段时间这种宿舍。一进门有拖鞋柜，厕所共用，房间均带有小厨房——住的不是学生便是单身职工。但这座建筑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不闻声响，不见动静。贴有塑料饰板的房门没有房客名牌挂出，大概前不久摘掉的，尚有细细长长的白痕。尽管四下里午后溽暑未消，每个房间却窗扇紧闭，里面垂着窗帘。

也许这座宿舍不久也将同周围房屋一起拆除，里面空空无人。果真如此，那么提吉他盒的汉子来此干什么呢？我以为他进去后某个房间的窗户会豁然打开，但等了一会，依然毫无动静。

但我又不可能在这无人通行的小巷里永远静等下去，遂走近这宿舍模样的建筑物推门。门果然未锁，一下子朝里推开了。我暂且不动，在门口窥看情况。里面黑麻麻的，一眼很难看出有什么，所有窗口又关得严严实实，满是闷乎乎的热气，一股很像在井底嗅到的霉气味儿。由于热，衬衫腋窝全都湿透，耳后一道汗水淌下。我毅然跨进门去，把门轻轻带上。我想通过信箱或鞋柜上的名签（假如有的话）来确认是否还有人入住，但这时我突然注意到里面有人，有谁死死盯着我。

紧靠门右侧有个高些的拖鞋柜样的东西，有谁埋伏似的躲在那后面。我屏住呼吸，注视黑幽幽热乎乎的里面。躲在那里的是我刚才跟踪的那个手提吉他盒的年轻汉子，他一进门便偷偷躲在鞋柜后头。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有人就在我喉头下敲钉子。此人到底在那里干什么呢？或许在等我，或许……“你好，”我断然打声招呼，“有件事想请教……”

不料这当儿有什么冷不防打在我肩上，毫不留情。我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受到强烈的肉体冲击，眼睛有些发黑。我懵懵懂懂地伫立不动。但一瞬间我立时明白过来：是棒球棍！汉子从鞋柜后像猴子般一跃而起，用棒球棍狠狠打在我肩上，趁我发愣的当口，再次举棍击来。我来不及闪身，这次打在左臂，刹那间左臂没了知觉，但不痛，只是失去知觉，就好像左臂整个消失在空中。

但同时我几乎条件反射地飞脚踢在对方身上。上高中时跟一个有段位的空手道朋友非正式地简单学过几手。那朋友只让我日复一日练习踢脚。不摆任何花架子，只练习尽量强有力尽量居高临下地以最短距离踢去，朋友说紧急关头这招最有用场。的确如其所说。汉子满脑袋装的是挥棍打人，根本没考虑可能被踢。我也正在冲动之中，不知到底踢在哪个部位。尽管踢本身并未十分用力，但汉子还是吓得萎缩下去，不再举棍，仿佛时间在此中断一般以呆愣愣的眼神看着我。我乘机更准更狠地朝他小腹踢去，趁他痛得弯腰之时一把夺过其手中球棍，再朝侧腹猛踢。汉子要抓我的脚腕，我又踢了一脚，踢在同一部位，尔后用球棍打他的大腿。男子发出悲鸣般的沉闷声音，倒在地上。

起初踢打他莫如说是出于恐怖和冲动，是为了不使自己被打。在他倒地之后，开始变为明确的愤怒。刚才路上想久美子时涌上来的静静的愤怒仍残留在心头，而现在则释放出来，膨胀起来，火焰一般燃烧起来，由愤怒而近乎深恶痛绝。我又一次用棒球棍打在他大腿上。汉子嘴角有口水淌出。我被棍击中的肩头和左臂开始一点点火辣辣作痛，这疼痛更扇起了我的怒火。汉子的脸痛苦地扭歪着，但他仍想用胳膊支起身来。我因左手用不上力，索性扔掉棒球棍，骑在汉子身上抡起右手狠打他的脸，一掌接一掌打个不停，直打到右手发麻变痛。我准备打昏他为止，遂抓起他的领口，往地板上磕他的头。我从来没有和谁这么厮打过，一次也没有，也没有这么狠命打过人，但此时不知何故，竟一发不可遏止。脑袋里也想适可而止，告诫自己再打就失手了，再打这家伙站都站不起来了！然而欲罢不能。我知道自己已分成两个，这边的我无法阻止那边的我。我身上一阵发冷。

这时我发觉这小子在笑，被我殴打当中还朝我阴阳怪气地冷笑，打得越凶他笑得越厉害。最后他鼻子出血，嘴唇裂开流血，但仍呛着自己的口水笑得嗤嗤有声。我想这家伙怕是脑袋失灵了，遂停止殴打，站起身来。

四下看去，发现黑吉他盒倚在鞋柜横头。我扔下仍在笑的汉子不管，过去把吉他盒撂在地板上，打开卡口，掀开盒盖。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的！没有吉他，没有蜡烛。汉子见了，边咳边笑。我陡然一阵胸闷，仿佛建筑物中闷热的空气顿时变得令人难以忍受。霉气味儿、身上出汗的感触、血和口水味儿，以及自己心中的愤怒与憎恶，一切一切都变得令人忍无可忍。我开门出去，又把门关上。周围依然没有人影，只见一只褐色的大猫穿过空地，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打算趁无人盘问时溜出这地段，但弄不清哪个方向，边揣摩边走，最后还是找到了去新宿方面的都营公共汽车站。我想在车来之前好歹平息一下呼吸，清理一下脑袋，然而呼吸照样紊乱，脑袋也无从清理。我不过想看人们的面孔而已，我在头脑中这样重复道，不过如同舅舅做过的那样在街头打量行人面孔而已，不过想从最简单的谜团解起而已。跳上汽车，乘客们一齐朝我看来。他们惊愕地看我一会，随后很不自在似的移开目光。我以为是脸上痣的关系，好半天才意识到原来是由于白衬衣溅有血迹（尽管几乎全是鼻血）和我手中握着棒球棍。我下意识地把棒球棍带了来。

最终我把棒球棍拿回家扔进壁橱。

这天夜里，我通宵未眠。时间越长，被汉子用棒球棍打中的肩膀和左臂越是肿胀，阵阵作痛，右手也总有一次又一次殴打那汉子时的感触。蓦地，我发觉右手依然攥得紧紧的作格斗状。我想松开，可手偏不听使唤。首先我不想睡觉。若如此睡去，必做噩梦无疑。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去厨房坐在餐桌前干喝舅舅剩下的威士忌，用盒式磁带听安详的音乐。我很想同谁说话，希望有人向我搭腔。我把电话机搬上餐桌，连续望了几个小时。我期待有人打电话给我，谁都可以，是人就可以，纵使那个谜一样的奇妙女郎也可以。谁都可以。再无聊的脏话也可以，再不吉利的恶言恶语也可以，总之我想有人跟我说话。

然而电话铃硬是不响。我把瓶里差不多剩有一半的威士忌喝干，天亮后上床睡了。睡前我暗暗祷告：保佑别让我做梦，让我睡在一片空白中，只今天一天足矣。

但我当然做梦了，且是预料中的噩梦。那个手拎吉他盒的汉子来了，我在梦中采取与现实完全相同的行动：盯梢，打开宿舍门，被他一棍打中，继而由我打他，打、打、打。但下面跟事实不同起来。我打完站起身后，汉子仍然淌着口水，一边大笑一边从衣袋里取出刀来。刀很小，样子甚是锋利。刀刃在窗帘缝泻进的一缕夕晖下闪闪地发出骨头般的白光。但他并未拿刀冲我刺来。他自己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简直像削苹果皮一般“刷刷”剥起了自己的皮肤。他大声笑着，剥得飞快。血从肌体上滴下，地板上出现了黑乎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池。他用右手剥左手的皮，又用剥得鲜血淋漓的左手剥右手的皮，最后整个人成了鲜红鲜红的肉块。然而成肉块后他仍然张开黑洞洞的嘴笑。唯独眼球在肉块中白亮亮地大角度转动不已。不久，被剥下的皮伴随着高亢得不自然的笑声吱吱作响地朝我爬来。我想跑，但腿动不了。那皮肤爬到我脚前，慢慢爬上我的身体，旋即由上而下血淋淋地罩住我的皮肤。汉子那黏糊糊的满是血水的皮一点点贴在我皮肤上，合在一起。血肉模糊的气味充溢四周。那张皮如薄膜一般盖住我的脚、我的躯干、我的脸。稍顷眼前变黑，仅有笑声瓮瓮地回响在黑暗中。随即我睁眼醒来。

醒来时，头脑乱作一团，战战兢兢，好半天连自身存在都难以把握，手指瑟瑟发抖。但与此同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逃不了，也不该逃。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不管逃去哪里，那个都必定尾随追来，哪怕天涯海角。

18　来自克里特岛的信、从世界边缘跌落的人、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

反复思考，最后我还是没去克里特岛。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动身去克里特岛前一个星期——正好一个星期——提着满满装着食品的纸袋来我家给我做了晚饭。吃晚饭时我们几乎没怎么正经交谈。吃罢收拾好后，我说觉得好像很难和你一道去克里特岛。她没怎么显出意外，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她一边用手指挟着前额变短的头发一边说：

“非常遗憾您不能一起去，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放心，克里特岛我一个人可以去。我的事您不必挂念。”

“出发准备都做好了？”

“需要的东西基本齐全了。护照、订机票、旅行支票、皮箱。算不上大不了的行李。”

“姐姐怎么说的？”

“我们是对十分要好的姐妹，远离叫人很不好受，两人都很难过。不过加纳马耳他性格刚毅，脑袋又灵，知道怎样对我有利。”随即她浮起娴雅的微笑看我的脸，“您是认为还是留下来好喽？”

“是啊。”我说，然后起身拿水壶烧水准备冲咖啡，“是那样觉得的。近来我想来着，我固然可以从这里离开，却不能从这里逃离。有的东西哪怕你远走天涯也是无法从中逃离的。我也认为你去克里特岛合适，因为可以在多种意义上清算过去，从而开始新的人生。但我情况不同。”

“指久美子？”

“或许。”

“您要在这里静等久美子回来？”

我倚着洗碗池等水开，但水总不肯开。“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没有线索什么也没有。但有一点我慢慢想通了，那就是有什么非做不可。光坐在这里枯等久美子回来也不是办法。既然希望久美子重新返回，我就必须以自己的手捋清很多很多事情。”

“但又不知怎么办好，是吧？”

我点点头，“我可以感觉出有什么东西正在我身边一点点成形。虽然很多事情还都模糊不清，但里边应该存在类似某种联系的东西。当然，不能生拉硬扯。只有等待时机，等待事情再多少变得清晰一点，我想。”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双手摆在桌面，就我说的想了想，说：“不过等待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哟！”

“那怕是的。”我说，“恐怕比我现在预想的要难以忍受得多。毕竟孤零零地被丢在这里，各种问题悬而未决，且只能死死等待不知是否真能到来的东西。坦率地说，可能的话我也恨不得把一切扔开不管，和你同去克里特岛，一走了之。很想忘掉一切，开始新的生活。为此旅行箱都买了，护照用的相片也照了，东西也整理了。真的是打算离开日本。可我又怎么都抖落不掉一种预感一种感触，总觉得这里有什么需求自己。我所说的‘不能逃离’就是指这个。”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默默点头。

“表面看来，事情是单纯得近乎荒唐。妻子在哪里弄个情夫出走了，并提出离婚。如绵谷升所说，这是世上常有的事。或许不如干脆和你一块儿去克里特岛，忘掉一切开始新的人生，而不必这个那个枉费心机。问题是实际上事情并不像表面那么单纯，这点我清楚，你也清楚，对吧？加纳马耳他想必也清楚。大概绵谷升也清楚。那里边藏着我不知道的什么，而我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把它拖到光天化日之下。”

我放弃煮咖啡的念头，熄掉壶下的火，折回餐桌，看着对面的加纳马耳他的妹妹。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回久美子，要用自己的手把她拉回这个世界，不然我这个人可能将继续损磨下去。这我已逐渐明白了一些，尽管仍模糊不清。”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看着餐桌上自己的双手，又扬脸看我。没涂口红的嘴唇闭成一道直线。稍顷，她开口了：“正因如此，我才想把您领去克里特岛。”

“为了不让我那样做？”

她微微点头。

“为什么不让我那样做？”

“因为危险。”她以沉静的语调说，“因为这里是危险地方。现在还来得及回头。咱俩去克里特岛算了，在那里我们是安全的。”

我茫然看着没涂眼影没粘假睫毛的全新的加纳克里他的脸。看着看着，一瞬间竟闹不清自己现位于何处。一团浓雾样的东西突如其来地把我的意识整个围在垓心。我迷失了我自己。我被我自己抛弃了。这里是哪里？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这女子是何人？但我很快返回现实：我坐在自家厨房餐桌旁。我用厨房毛巾擦了把汗，我的头有点儿晕。

“不要紧吗，冈田先生？”以往的加纳克里他关切地问。

“不要紧的。”我说。

“哎，冈田先生，我不知道您能否找回久美子。即使实际找了回来，也根本无法保证您或久美子重新获得幸福。任何事物恐怕都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这点您考虑了吗？”

我在眼前并拢十指，又松开了。周围不闻任何堪称声响的声响，我再次把自己收回自我之中。

“这点我也考虑了。事物既已破损，再怎么折腾怕也难以完全修复，修复的可能性或者说概率也许很小。但是，不完全为可能性和概率所左右的东西也是存在的。”

加纳马耳他的妹妹伸手轻碰我在桌面上的手。“如果您已对各种情况做好精神准备，留下也未尝不可，这当然是由您来决定的事。不能同去克里特岛对我固然遗憾，但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了。往后怕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您身上，请不要把我忘了。好么，有什么的时候请想起我来，我也会记着您。”

“肯定想起你的。”我说。

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再次紧闭嘴唇，久久地在空间搜寻字眼，之后以极其沉静的声音对我说道：“听我说冈田先生，您也知道，这里是充满血腥味儿的暴力世界，不是强者就休想生存。但与此同时，静静侧耳倾听而不放过任何哪怕再小的声音也是至关重要的。明白么？在大多情况下，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请记住这点。”

我点点头。

“但愿您能找到您的发条，拧发条鸟！”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对我说，“再见！”

八月也近尾声时，我接到了来自克里特岛的明信片。上面贴着希腊邮票，盖着希腊语邮戳，无疑来自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因为除她我想不起会有什么人从克里特岛寄明信片给我。但上面没写寄信人名字。我思忖大概新名还没定下。没有名字的人自然无从写自己的名字。岂止没写名字，词句一行也没有，只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姓名地址，只盖有克里特岛邮局的投递戳。背面彩色摄影是克里特岛海岸风光。三面石山，一片雪白的细长海滩，一个袒胸露乳的年轻女郎在上面晒太阳。海水湛蓝一片，天空飘着俨然人工制作的白云。云很厚实，上头大约可以走人。

看来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到底好端端地到了克里特岛。我为她欢喜。想必她不多时日即可觅得新的名字，找到新的自己和新的生活。但她没有忘记我，这来自克里特岛的一行字也没有的明信片告诉了我这点。

为了消磨时间，我给她写信。但不晓得对方地址，名字也没有，所以这是一封原本就不打算发出的信。我只是想给谁写信罢了。

“好长时间没得到加纳马耳他的消息了。”我写道，“她也好像从我的世界里利利索索地消失了。我觉得人们正一个接一个从我所属的世界的边缘跌落下去。大家都朝那边径直走去、走去，倏然消失不见，大概那边哪个地方有类似世界边缘的什么吧。我则继续过着毫无特征的日子。由于太没特征，前一天与下一天之间的区别都渐渐模糊起来。不看报，不看电视，几乎足不出户，顶多不时去一次游泳池。失业保险早已过期，眼下正坐吃山空。好在生活开支不大（同克里特岛比也许大些），加上有母亲遗留的一点存款，短期内尚不至于断炊。脸上那块痣也没什么变化。老实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它我已逐渐不甚耿耿于怀了。假如必须带着它走完以后的人生旅程，带着它走下去就是。也许它就是此后人生途中必须带有的东西，我想。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是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但不管怎样，我都在此静静地侧耳倾听。”

有时我想起同加纳克里他睡觉的那个夜晚。奇怪的是那段记忆竟很依稀。那天夜里我们抱在一起交欢几次，这是无误的事实。然而数周过后，类似实实在在的感触样的东西都从中脱落一空，我没有办法具体想起她的肢体，连怎样同她交合的也已记不真切。相对说来，较之那天夜里的现实记忆，以前在意识中即在非现实中与之交媾的记忆于我反倒鲜明得多。她身穿久美子的连衣裙在那不可思议的宾馆客房里骑在我身上的身姿在我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联翩不绝。她左腕戴一对手镯，“喳喳”地发出很脆的声响。自己变硬的阳物也想起来了。变得那么大那么硬，以前从未有过。她抓住塞进自己的那里，像画圈似的缓缓转动。她身上那件久美子的连衣裙的下摆撩抚我肢体的感触也记得真真切切。但不觉之间，加纳克里他被一个我所陌生的谜一样的女郎偷梁换柱了。身穿久美子的连衣裙骑在我身上的，原来是几次打电话给我的谜一样的女郎。那已不再是加纳克里他的下部，而换成那个女郎的。这瞒不过我，因为温度和触感不同，恰如踏入另一不同房间。“一切都忘掉。”女郎对我悄声低语，“像睡觉，像做梦，像在暖融融的泥沼里歪身躺倒。”接着，我一泻千里。

那显然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意味着什么，记忆才远远超越现实而栩栩如生地留在我脑海里。可我还是不能理解其含义。我在这记忆永远周而复始的再现中静静闭起眼睛，喟叹一声。

九月初，站前那家洗衣店打来电话，说送洗的衣服已经可以了，叫我去取。

“送洗的衣服？”我问，“没送洗什么衣服呀……”

“可这里有的嘛，请来一趟。费交过了，取就行了。是冈田先生吧？”

是的，我说，电话号码也确是我家的。我半信半疑地去了洗衣店。店主人依旧一边用大型收录机播放轻音乐一边熨烫衬衫。站前洗衣店这小小世界全然没有变化。这里没有流行，没有变迁，没有前卫，没有后卫，没有进步，没有倒退，没有赞美，没有辱骂，没有增加，没有消泯。此时放唱的是巴特·巴卡拉克，曲名是《通往圣约瑟的路》。

进得店里，洗衣店主人手拿熨斗不无困惑地盯视了一会我的脸。我不明白他何以对敝人面孔如此目不转睛，随即意识到是那块痣的缘故。也难怪，见过之人的脸上忽然生出痣来，任凭谁都要吃惊的。

“出了点事故。”我解释道。

“够你受的。”店主说，声音真像充满同情。他看了一会手里的熨斗，这才轻轻放在熨斗架上，仿佛在怀疑是自己熨斗的责任。“能好，那个？”

“难说啊！”

接下去店主把包在塑料袋里的久美子的衬衫和裙子递给我。是我送给加纳克里他的衣服。我问是不是一个短发女孩放下的，这么短的头发——我把两个手指分开三厘米左右。店主说不是不是，是头发这么长的，旋即用手比一下肩。“一身褐色西装裙一顶红塑料帽，付了费，叫我打理好后给府上打个电话。”我道声谢谢，把衬衫和裙子拿回家来。衣服本是我送给加纳克里他的，算是买她身体的“费用”，况且归还给我也没用，加纳马耳他何苦把衣服送去洗衣店呢？我不得其解。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连同久美子的其他衣服一起整齐地放进了抽屉。

我给间宫中尉写信，大致说了我身上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未免是一种打扰，但我想不出其他可以写信的对象。我先就此道歉，接着写道：久美子在您来访同一天离家出走了；此前同一个男的睡觉达数月之久；事后我下到附近一口井底想了三天；现在形影相吊住在这里；本田先生送的纪念物仅是个威士忌空盒。

一周后他寄来回信。信上写道：老实说那以后自己也很是不可思议地对您放心不下，觉得本应同您更加开诚布公地多聊聊才是，这点使我很感遗憾。那天我的确有急事，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广岛。好在能得到您的来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件高兴的事。我在想，或许本田先生是有意让我同您相见，或许他认为两人相见对我对您都有益处。唯其如此，才以分赠纪念物为名让我前去见您，这样我想给您空盒作为纪念物这点方可得到解释，也就是说，本田先生叫我送纪念物的目的在于让我到您那里去。“您下到井底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对井仍然心驰神往。如果说遭遇那场大难已使我看到井就心有余悸，那自是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并非那样，至今我在哪里看到井都情不自禁要往里窥看。不仅如此，如若井里没水，甚至想下到里边。也许我始终希求在那里遇到什么，也许怀有一种期待，期待下井静等的时间里会有幸邂逅什么。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生会因此重获生机，毕竟我已垂垂老矣，不宜再有如此期待。我求索的是我已经失却的人生意义——它是为何失去如何失去的。我想亲眼看个究竟。若能如愿以偿，我甚至觉得纵然使自己比现在失去得更多更深也心甘情愿，甚至想主动承受这样的重荷，尽管不知有生之年尚存几多。

“您太太离家出走，我也深感不忍。对此我实在不大可能向您提供如此这般的建议。漫长岁月中我一直生活在没有爱情没有家室的环境，不具有就此发表意见的资格。倘若您多少怀有暂且等待太太回归的心情，像现在这样静等下去我想未尝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您征求我的意见，这也就算是一点吧。被人不辞而别而独自留守故地，的确很不好受，这我完全懂得。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莫过于寂寥感——别无所求的寂寞。

“如果情况允许，近期内我还想赴京一次，但愿届时能见到您。而眼下——说起来窝囊——正患一点脚病，痊愈还需一些时日。注意身体好好生活！”

笠原May来我家已是八月末的事了——已许久没出现在我眼前。她像往常一样翻过围墙，跳进院子，叫我的名字，两人坐在檐廊里说话。

“嗳，拧发条鸟，知道么？空房子昨天扒了，宫胁家的房子。”她说。

“那么说，是有人买那块地了？”

“呃——，那就不晓得了。”

我和笠原May一起顺着胡同来到空房后院。房子确在进行解体作业。六七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有的拆卸木板套窗和玻璃窗，有的往外搬运洗碗槽和电器具。两人观望了一会工人们的劳作。看情形他们早就习以为常，几乎没人开口，只管极为机械地闷头干活。寥廓的天空拖着几抹传达金秋气息的直挺挺的白云。克里特岛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有同样的白云飘移不成？

“那些人连井也要毁掉？”笠原May问。

“有可能。”我说，“那东西留在那里也没用处，何况还危险。”

“也许有人还要进去的。”她以相对一本正经的神情说道。目睹她晒黑的面庞，我真切地记起她在溽暑蒸人的院子里舔我那块痣时的感觉。

“终究没去克里特岛？”

“决定留在这里等待。”

“久美子阿姨上次不是说不再回来了么，没说？”

“那是另一个问题。”

笠原May眯细眼睛看我的脸。一眯眼睛，眼角的瘢痕变深了。“拧发条鸟，干嘛跟加纳克里他睡呢？”

“因为需要那样。”

“那也是另一个问题喽？”

“是的吧。”

她叹口气，说：“再见，拧发条鸟，下次见。”

“再见。”我应道。

“跟你说，拧发条鸟，”她略一迟疑，补充似的说，“往下我可能返校上学。”

“有情绪返校了？”

她微微耸下肩，说：“另一所学校。原先那所怎么都懒得返回。那里离这儿远点儿，所以见不到你了。”

我点下头，从衣袋掏出柠檬糖扔到嘴里。笠原May四下扫了一眼，叼烟点燃。

“哎，拧发条鸟，跟很多女人睡觉有意思？”

“不是那样的问题。”

“这已听过了。”

“唔。”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算了，那个。不过由于见到你，我总算有情绪返校上学了，这倒是实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说着，笠原May再次往眼角聚起皱纹看我，“怕是想回到多少地道些的世界吧。跟你说，拧发条鸟，和你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是说谎。就是说，你本身虽然非常地道，而实际做的却非常不地道。而且，怎么说呢……哦，富有意外性。所以在你身旁一点也不无聊，这对我实在求之不得。所谓不无聊，就是不必胡思乱想对吧？不是吗？在这点上，很感谢有你在身边。不过坦率地说，有时又觉得累。”

“如何累法？”

“怎么说好呢，一看见你那样子，有时就觉得好像是为我在拼命跟什么搏斗。说起来好笑，一这么觉得，就连我也和你一起浑身冒汗。懂吗？看上去你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什么都像与己无关。其实不然。你也在以你的方式全力拼搏，即使别人看不出来，要不然根本不至于特意下井，对吧？不用说，那不是为我，说到底是为找到久美子阿姨才那么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地和什么捉对厮打。所以犯不上我也特意陪你冒汗。这我心里十分清楚，但还是觉得你肯定也是在为我那么拳打脚踢，觉得你尽管是在为久美子阿姨拼命努力，而在结果上可能又是在为很多人抗争。恐怕正因为这样你才有时候显得相当滑稽，我是有这个感觉。不过，拧发条鸟，一瞧见你这副样子，我就觉得累，有时候。毕竟你看上去没有半点获胜希望。假如我无论如何也要赌哪一方输赢的话，对不起，必定赌你是输方。喜欢固然喜欢你，可我不愿意破产。”

“这我十分理解。”

“我不愿意看你这么一败涂地，也不愿意再继续流汗，所以才想返回多少地道些的世界去。可话又说回来，假如我没在这里遇到你，没在这空房前面遇到你，我想自己肯定还在不怎么地道的地方得过且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可算是由于你的缘故。”她说，“你这拧发条鸟也不是丁点儿用也没有的。”

我点下头。真的好久都没受人夸奖了。

“嗳，握下手好么？”笠原May道。

我握住她晒黑的小手，再次意识到那手是何等的小。还不过是个孩子，我想。

“再见，拧发条鸟！”她重复道，“干吗不去克里特岛？干嘛不逃离这里？”

“因为我不能选择赌博。”

笠原May拿开手，像看什么奇珍异品似的看了一会我的脸。

“再见，拧发条鸟，下次见！”

十余天后，空房彻底拆掉了，只剩一块普通空地。房子像原来不存在似的无形无影了，井也埋得没了一点痕迹，院里的花草树木被连根拔除，石雕鸟也不知搬去了哪里，肯定被扔到了什么地方。对鸟来说或许那样倒好些。把院子与胡同隔开的简易篱笆也被高得看不见里面的结结实实的板墙代替了。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在区营游泳池游泳的时候，看见了幻影。游泳池平时总是播放背景音乐，那天播放的是弗兰克⁽¹⁾，大约是《梦》和《少女的忧郁》等古典乐曲。我一边半听不听地听着，一边在二十五米泳道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缓缓游动。幻影便是这时看见的，也许是神灵的启示。

蓦然意识到时，自己已置身于巨大的井中。我游的不是区营游泳池，而是井底。包笼身体的水滞重重温吞吞的。除我别无一人，四下里的水发出与平时不同的奇妙回响。我停止游泳，静静浮在水面上缓缓环视四周，而后仰躺着向头上看去。由于水的浮力，我毫不费力地浮在水面，周围黑漆漆的，只能看见正上方切得圆圆的天空。奇怪的是并不使人害怕。这里有井，井里现在浮着我，我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反倒为此前没注意到这点感到费解。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井中的一口，我是世界上所有的我中的一个。

切得圆圆的天空亮晶晶地闪烁着无数星斗，宛如宇宙本身变成细小的碎屑四溅开来。在被层层黑暗拥裹着的天花板上，星星们寂无声息地竖起锐利的光锥。我可以听到风掠过井口的声音，可以听到一个人在风中呼唤另一个人。呼唤声仿佛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我也想朝那呼声发出回音，但发不出，大概我的声音无法震颤那一世界的空气。

井深不可测。如此一动不动向上看去，不觉之间竟好像自己大头朝下从高耸的烟囱顶端俯视烟囱底。但心情却安然而平静——许久许久没有这种心境了。我在水中慢悠悠地舒展四肢，大口大口地呼吸。体内开始升温，身体就像有什么从下面悄然支撑着一样变得轻飘飘的。我是在被簇拥、被支撑、被保护着。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不久，黎明静悄悄降临。围着圆形井口出现的若明若暗的紫色光环不断变换色调，徐徐扩展领域，星星们随之失去光彩，虽然尚有几颗在天空一隅挣扎片刻，终究也还是黯然失色，继而被一把抹去。我仰面躺在重重的水面上，凝神注视那轮太阳。并不眩目，我两眼好像戴有深色太阳镜，被某种力保护着免受太阳强烈光线的刺激。

片刻，当太阳升到井口正上方的时候，巨大的球体开始出现一些微然而明确的变化。而在此之前有一奇妙瞬间，仿佛时间中轴猛然打了一个寒战。我屏息凝目，注视将有什么情况发生。须臾，太阳右侧边缘出现一块痣样的黑斑。小小的黑斑浑如刚才初升的太阳蚕食黑夜一般一点一点地削减太阳的光辉。日食！我想，眼前正发生日食。

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食。因为黑痣在大致压住太阳半边时突然中止蚕食，并且黑痣不似通常日食那样有明晰漂亮的轮廓。虽明显地以日食形式出现，实际又难以称之为日食，然而我又想不出该以怎样的字眼称呼这一现象。我像做罗沙哈实验⁽²⁾时一样眯起眼睛试图从那痣形中读出某种意味，但那既是形又不是形，既是什么又什么也不是。一眨不眨地直视痣形的时间里，我竟对自身存在渐渐失去了自信。我几次做深呼吸调整心脏跳动，而后在沉重的水中缓缓移动手指，再度确认黑暗中的自己。不要紧，没问题，我无疑是在这里。这里既是区营游泳池又是井底，我在目睹既是日食又不是日食的日食。

我闭上眼睛。一闭眼，可以听到远方含混不清的声音。起初很弱，听见听不见都分不甚清，又很像是隔壁传来的人们叽叽喳喳的低语。而不多时，便像调对收音机波段一样一点点有了清晰的音节。好消息是以小声告知的，曾是加纳克里他的女子说过。我全神贯注侧起耳朵，力图听清那话语。但并非人语，是几匹马交相发出的嘶鸣。马们在黑沉沉的什么场所朝着什么亢奋似的厉声嘶鸣，打着响鼻猛力刨击地面。它们像是在以种种声音和动作迫不及待地向我传递某种信息。然而我不得其解。问题首先是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有马？它们要向我诉说什么呢？

莫名其妙。我依然闭着眼，想象那里应该有的马们。我想象出的马们全部关在仓房里，躺在稻草上口吐白沫痛苦挣扎。有什么在残酷折磨它们。

随后，我想起马死于日食的说法。日食置马于死地，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还讲给久美子听过。那是久美子晚归我扔掉炒菜的那个夜晚。马们在愈发残缺的太阳下不知所措，惶恐不安，它们中的一部分即将实际死去。

睁眼一看，太阳已经消失，那里已空无所有，唯独切得圆圆的虚空悬浮头上。此刻沉默笼罩井底，深重而强劲的沉默，仿佛可以将周围一切吸入其中。俄顷我变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大口往肺里吸气。空气里有一种气味。花味儿，是大量的花在黑暗中释放的富有诱惑力的气味儿。花味儿始而虚无缥缈，犹如被强行扭落的残梦的余韵；但下一瞬间便像在我的肺腑中得到高效触媒一般变得浓烈起来，势不可当地增殖下去。花粉如细针猛刺我的喉咙、鼻孔和五脏六腑。

和208号房间黑暗中荡漾的气味儿相同，我想。茶几上大大的花瓶。花瓶中的花。还微微混合着杯中的威士忌味儿。奇妙的电话女郎——“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死角。”我条件反射地环顾四周。冥色深沉，一无所见。可是我分明感觉得出，感觉得出刚才还在这里的气息。她在极短时间里和我共同拥有黑暗，而留下花香作为她存在过的证明离去。

我屏息敛气，继续在水面静静漂浮。水仍在支撑我的体重，就好像心照不宣地鼓励我存在于此。我在胸口悄然叉起十指，再次闭起眼睛，集中注意力。耳畔响起心脏跳动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别人的心跳。但那是我的心音，只不过来自别的什么地方。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死角，她说。

不错，我是有一个致命的死角。

我在对什么视而不见。

她应该是我十分熟悉的人。

俄而一切昭然若揭，一切都在刹那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光天化日下事物是那样鲜明，那样简洁。我很快吸了口气，徐徐吐出。吐出的气犹如过火的石头，又硬又热。毫无疑问，那女郎是久美子。岂非稍一动脑就一目了然的吗？完全是明摆着的事！是久美子从那奇妙房间里像发疯一样向我连续传送一条——仅仅一条——信息：“请找出我的名字来。”

久美子被禁闭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希求被人救出。而能救她出来的除我别无他人。大千世界只我一人具有这个资格，因为我爱久美子，久美子也爱我。那个时候只要我找出她的名字，是应该可以用里边隐蔽的通道把久美子救出那个黑暗世界的。然而我未能找出，不仅如此，还对她呼叫我的电话全然置若罔闻，尽管这样的机会今后可能不再有。

不久，几乎令人战栗的亢奋悄然退去，代之以无声袭来的恐怖。周围的水迅速变冷，水母样滑溜溜的畸形物朝我汇拢过来。耳中充满很大的心跳声。我可以历历记起自己在那房间里看到的一切。那个人干硬的敲门声仍然附在耳鼓，匕首在走廊灯光下那白亮亮的一闪至今仍使我不寒而栗。那大约是久美子身上某处潜伏的光景，而那黑房间说不定就是久美子本身拥有的黑暗区域。我吞了一下口水，竟发出仿佛从外侧叩击空洞般的瓮声瓮气的巨响。我害怕那空洞，同时又害怕填满这个空洞。

但不久恐怖也一如来时很快退了下去。我把僵冷的气体慢慢吐往肺外，吸入新的空气。周围的水开始一点点升温，身体底部随之涌起一股近乎喜悦的崭新感情。久美子说恐怕再不会见我了。久美子是唐突而果断地离我而去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并非抛弃我。相反，实际上她在切切实实地需要我，急不可耐地寻求我，却又因某种缘由无法说出口来。唯其这样，她才采取各种方法变换各种形式拼命向我传送某种类似机密的信息。

想到这里，我胸口一阵发热，原先冻僵的几块东西似乎正在崩毁正在融化。般般样样的记忆、情结、感触合为一体涌来，卷走我身上的感情块垒。融化后冲下的东西同水静静混在一起，以淡淡的薄膜慈爱地拥裹我的全身。那个就在那里，我想，那就在那里，在那里等待我伸出手去。需花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需花多大气力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停住脚步，必须设法向那个世界伸出手去。那是我应该做的。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山田先生说。

钝钝的水声传来，有人像鱼一样“刷刷”地朝我游近，用结实的臂膀抱住我的身体。是游泳池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这以前我同他打过几次招呼。

“你不要紧吗？”他询问。

“不要紧。”我说。

原来不是巨大的井底，而是平日二十五米泳道的游泳池。消毒水味儿和被天花板荡回的水声刹那间重新进入我的意识之中。池边站着几个人看我，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我对安全员解释说脚抽筋了，所以浮在那里不动。安全员把我托出水面，劝我上岸休息一会儿。我对他说了声谢谢。

我背靠游泳池壁坐着，轻轻闭起眼睛。幻影带来的幸福感仍如一方阳光留在我心中。我在那方阳光中想：那就在那里。并非一切都从我身上脱落一空，并非一切都被逼入黑暗。那里仍有什么、仍有温煦美好的宝贵东西好端端地剩留下来。那就在那里，这我知道。

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失去一切，任凭怎么挣扎也只能徒呼奈何，或许我只是徒然掬一把废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我以轻微然而果断的声音对那里的某个人说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

之后，我屏住呼吸，侧耳谛听那里应该有的低微声响。在水花声音乐声人们笑声的另一侧，我的耳朵听到了无声的微颤。那里有谁在呼唤谁，有谁在寻求谁，以不成声音的声音，以不成话语的话语。

(1)　Césan Auguste F.（1822—1890）：比利时出生的法国作曲家。

(2)　心理学上用来分析性格的一种测验，又称墨迹测验。

第三部　捕鸟人篇

1　笠原May的视点

好久以前就想给你这拧发条鸟写这封信，无奈怎么也想不起你的真名实姓，结果一拖再拖。不是么，若只写世田谷××2丁目“拧发条鸟收”，即使再热心的邮递员也不可能送到。不错，第一次见时你是好好告诉我名字来着。至于是怎样的名字，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冈田亨呀，这种名字下过两三场雨肯定忘去脑后）。但近来碰巧一下子想了起来，如风“啪”一声把门吹开。是的，你这拧发条鸟真正的名字叫冈田亨。

首先怕要大致交代一下我现在哪里干什么才是。可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倒不是因为自己眼下处于极其困窘的立场，立场那东西或许莫如说是简单易懂的。即使就到得这里的路线来说，也绝没那么复杂，只消用格尺和铅笔由点到点划一条直线即可，一目了然！问题是——问题是一想到要一五一十向你叙说一遍，就不知为什么全然想不出词来。脑袋里一片白，白得如雪天里的白兔。怎么说呢？在某种情况下，向别人述说简单的事情却是一点也不简单的。比如说“象的鼻子极长”——因时间地点的不同，有时说起来好像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不？给你写这封信，也是写坏了好几张纸后，才算刚刚找到一个角度，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不是要跟你捉迷藏，我所在的地方是“有个地方”，“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地方”的……“有个地方”。现在我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写这封信。房间里有桌子和床和书架和立柜，哪个都很小，没有多余的装饰，简易得很，正用得上“所需最低限度”一词。桌上放着荧光台灯和红茶杯和用来写这封信的信笺和辞典。说实话，辞典一般是不买的，除非迫不得已，因为我不大喜欢辞典那劳什子，不喜欢其装帧，也不喜欢里面的语句。每次查辞典都愁眉苦脸，心想什么呀这东西不知道也无所谓嘛！这种人跟辞典是合不来的。例如什么“迁移：线由此状态转变为另一状态”，这东西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毫不相干！所以，一瞧见辞典趴在自己桌上，就觉得好像哪里一条狗闯入自家院内且大模大样在草坪上拉下弯弯曲曲的臭屎。不过，怕给你写信时有不会写的字，只好买来一本。

此外便是削得齐整整的一打铅笔了，刚从文具店买来的，新得直发光。不是向你卖乖，可的确是为了给你写信才买的哟！话又说回来，到底还是刚削出来的铅笔叫人心里舒坦。还有烟灰缸和香烟和火柴。烟不像以前吸得那么凶了，只是偶尔吸一支调节一下情绪（现在就正吸一支）。桌面上就这些了。桌前有窗，挂着窗帘，窗帘花纹蛮有情调。不过这倒不必在意。不是我觉得“这窗帘花纹不错”才选回来的，是原来就有的。除去花窗帘，房间里实实在在简单得可以，不像十几岁女孩住的，更像是一个好心人为轻量级囚犯设计的标准牢房。

关于窗外所见，暂时还不想说，留到以后再说好了。事物有其顺序，不是故弄玄虚。我能对你这个拧发条鸟说的，眼下只限于这个房间，眼下。

不再和你见面之后，我也常常考虑你脸上的痣——突然在你右脸颊上冒出的痣。那天你像獾一样偷偷下到宫胁家井里，不久出来后起了一块痣，是吧？如今想起来真好像是个笑话，可那分明是我眼前发生的事。从第一次看见时起，我就觉得那痣是个什么特殊标记，觉得对我怕是有深不可测的含义，否则脸上不可能突然长出什么痣来！

正因如此，最后我才给那块痣一个吻。因为我想知道那东西给我怎样的感觉，是怎样一种滋味。我可不是每星期都在这一带的男人脸上逐个吻一口的哟！至于当时我感觉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以后迟早会向你慢慢从头讲起（虽然我没把握讲得完全）。

上周末去街上一家美容院剪发——已好久没剪发了——时，在一本周刊上见到有关宫胁家空房子的报道。不用说，我非常非常吃惊。我一般不大看什么周刊，但那时那本周刊就在眼前放着，心血来潮地一翻，里面竟闪出宫胁家的空房子，心里大吃一惊。是要吃惊的吧？报道本身莫名其妙，当然你这拧发条鸟的事是一行也没提及。但说实话，当时我蓦然心生一念：说不定拧发条鸟与此有关！由于心头整个浮起这么一个疑问，便觉得无论如何该给你写封信。这么着，忽地风吹门开，想起了你的真名实姓。嗯，不错不错，是叫冈田亨。

有这样的时间，或许我应该像以往那样一下子翻过后墙找你去，和你在半死不活的厨房里隔着桌子脸对脸慢慢闲聊。这样做我想最为直截了当，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势之所趋，现在没办法做到，所以也才这样伏俯在桌子上，手抓铅笔“吭哧吭哧”给你写信。

这段时间我总是思考你这拧发条鸟，不瞒你说，在梦里还见到了你好几次呢！也梦见了那口井。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梦，你也算不上主角，不过是“跑龙套”那样的小角色，所以梦本身并无多深的意味，可我对此又非常非常耿耿于怀。事情也巧，那本周刊上竟登了一篇关于宫胁家空房子（尽管现在已不是空房子了）的报道。

我猜想——随便想罢了——久美子阿姨肯定还没回到你身边。为了找回久美子阿姨，你怕是在那一带开始搞什么名堂了吧？当然这是我的直觉式想象。

再见，拧发条鸟，等我想写时再写信给你。

2　上吊宅院之谜

《世田谷独此一家　上吊宅院之谜》

曾有全家自杀，其地何人购得？高级住宅地段，今日何事开张？

——摘自××周刊12月7日号

位于世田谷区××2号街的这块地皮，因上吊宅院之说而左近闻名。面积约为一百坪⁽¹⁾，位于山手幽静住宅地段的一角，朝南向阳，堪称理想的住宅用地。但知其实情之人无不异口同声说“那块地白给都不要”，原因在于，迄今大凡在那里居住的人全部遭遇不测，无一幸免。调查结果表明：昭和以来入居此处的人里边，迄今计有七人自杀身亡，且多半为自缢或自行窒息而死（自杀者详情略）。

购此不吉土地的乌有公司

作为此类很难视为巧合的悲惨事件的最新事例，当举总店设在银座的“卢福特”老字号联营西餐馆经营者宫胁孝二郎（照片1）全家自杀事件。宫胁因事业受挫而举债多多，两年前卖掉所有餐馆，宣告破产，但其后仍为一些不清不浑的借贷者穷追不舍，结果今年一月在高松市一家旅馆内用皮带勒死熟睡中的次女幸江（当时十四岁），之后与妻子夏子一同用所带绳索自缢身亡。当时为大学生的长女至今下落不明。宫胁一九七二年四月购买此块地皮时，尽管听得有关不吉利的传闻，但他一笑置之，以为偶然巧合而已。买入后，拆除长期闲置的旧屋，并为慎重起见请来神社主管祈禳，新建了双层楼房。孩子开朗活泼，近邻无不交口称赞，都说一看便知是和睦家庭。然而十一年后，宫胁一家命运急转直下。

宫胁是一九八三年秋放弃这块用作贷款担保的地皮和住房的。但债权者之间因还债顺序发生内讧，故其处理便拖延下来了。去年夏天送交法院居中调停，使地皮处理成为可能。地皮首先以较实际价值低不少的价格卖给都内颇具实力的不动产公司——“××地产”。“××地产”姑且将宫胁住过的房子拆除，以期整地转卖。毕竟属于世田谷黄金地段，有购买意向者自是不在少数，但由于此类传闻的关系，未待洽谈开始便纷纷告吹。“××地产”销售科长M先生这样说道：“是的，那种不吉利的传闻我们也听到了，但我们仍很乐观，不管怎么说，毕竟位置绝佳，以为只要多少压低一些售价即可脱手。不料实际推向市场一看，根本无人问津。偏巧又赶上一月宫胁举家自杀那件惨案，坦率地说，我们也正为此伤脑筋。”

地皮好歹卖出，已是今年四月的事了。M先生拒绝透露买主和售价，详情自然不得而知。但据同行内部消息，实情似乎是“××地产”以较购入价低不少的价格忍痛抛售的。“买主对情况当然一清二楚，我方也无意弄虚作假，一开始就一一交代过了”（M先生语）。

这样一来，以下问题便是到底何人特意购入这块奇地。但调查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查区政府登记簿，购得此地者乃一家“经济调研咨询”方面的公司——自称在港区拥有事务所的“赤坂调研”，购地目的在于建造公司职工住宅，并且职工住宅也很快实际建造起来。但这家公司是典型的皮包公司，按文件上的赤坂2丁目地址找到该公司，原来只在一栋小公寓一室的门上贴一条“赤坂调研”小标签，按铃也无人出来。

高度警备与彻底保密

如今的“宫胁旧址”围上了混凝土院墙，墙比附近住宅明显高出一截。涂黑漆的大铁门，一看便知坚不可摧，无从窥视内部（照片2），门柱装有防盗摄像机。据附近人讲，这电动门不时闪开，一天之内有装着晕色玻璃的黑漆漆的“奔驰”500SEL出入数次，此外则未睹任何人出入，亦不闻任何声响。

施工自五月开始。由于自始至终在高墙内进行，附近任何人都不知晓里面建造怎样的房舍。工期速度惊人之快，仅两个半月便告竣工。近处外卖餐馆一位因送盒饭偶然进过施工现场的人这样说道：“房子本身并不很大，式样也无足为奇，像个正方形箱子，不像是一般人住的一般房子。只有园林业者进去，满满载了好多很可观的树木——院子想必花钱不少。”

试着给东京近郊够规模的园林公司逐一打去电话，其中一家告知曾参与过“宫胁旧址”工程。但对方对委托人情况一无所知，只是从一位相识的建筑业者手里接得订单和庭院图纸，受人之托栽下这许多树。

此园林业者还说，植树过程中一位挖井工被请来，在院里挖了一口深井。

“运院角那堆从井架下挖出的泥土来着，因为在那旁边栽了一棵柿子树，所以看得清楚。说是把以前埋上的井重新挖出来，挖本身倒像并不费事，但奇怪的是挖不出水。本来就是枯井，只是按原样修复，也不可能出水。挺让人奇怪的，想必事出有因。”

遗憾的是未能找到挖井工。出入该处的“奔驰”500SEL则为总部设在千代田区的大型租借公司所有，自七月开始，以三年合同期租给港区一家公司作为公司用车使用。租车者的名称虽说不能告于外人，但从故事流程来看，当是“赤坂调研”无疑。至于租金，500SEL估计是一千万元，由租借公司提供司机，但此辆500SEL是否配有司机则不清楚。

对于前往采访的敝刊记者，附近居民皆不愿多谈此“上吊宅院”。一来原本与之交往不多，二来似不愿介入其中。附近的A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

“警备固然森严，但没有任何可让人说三道四的地方，附近的人也并不怎么介意。况且，较之就那么空着一座风言风语的怪房子，还是现在这样好得多。”

而归根结蒂，究竟何人买下这片房基地，“X氏”又将其派何用场呢？至今有谜无解。

(1)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3.3平方米。

3　冬天里的拧发条鸟

从奇妙的夏日过去到冬天来临之前，这期间没有任何堪称变化的变化。晨光悄悄闪露，暮色日日降临。九月绵绵阴雨，十一月有几天险些热出汗来。不过除去气候，这一天同另一天几乎没有差异。我每天都去长距离游泳、散步，准备一日三餐，使神经集中于现实而迫切的事情上。

但孤独仍不时猛刺我的心，甚至喝进的水和吸入的空气都带有尖刺刺的长针，手中的书页如薄薄的剃刀片一样白亮亮地闪着寒光。在凌晨四时寂静的时刻里，我可以听到孤独之根正一点点伸长的声音。

不肯放过我的人虽少也还是有的，那便是久美子的娘家。他们来了几次信，信中称既然久美子说婚姻生活再不可能持续，那么就请尽快同意离婚好了，也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圆满解决。最初数封是事务性的，颇有高压意味，置之不理之后，遂变本加厉气势汹汹，最后又变得言词恳切，但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个。

不久，久美子父亲打来电话。

“并不是说绝对不离，”我回答，“但离之前要和久美子单独谈谈。如果谈得通，离也无所谓，否则离婚是不可能的。”

我眼睛透过厨房窗口打量着外面雨中沉沉的天空。这星期连续下了四天雨，整个世界都黑乎乎湿漉漉的。

“结婚是我和久美子两人反复商量决定的，半途而废也得履行同样程序。”我说。

于是同她父亲的交涉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终究哪里也没抵达。其实，准确说来并非哪里也没抵达，只是我们抵达的是一片没有收获的不毛之地。

几点疑问遗留下来。久美子莫非真心同我离婚并为此求其父母做我的工作？她父亲告诉我“久美子说不想和你见面”，其兄绵谷升以前见我时也说过同样的话，这大约不会完全是无中生有。久美子父母有时固然将事情往于己有利那方面解释，但据我所知，至少不至于凭空捏造。好坏另当别论，毕竟他们是颇为现实的人。如若这样，如若她父亲说的属实，那么久美子现在想必是被他们“藏”在某处。

然而我还是难以置信，因为久美子从小就几乎不对双亲和兄长怀有什么感情，而想方设法不去依赖他们。或许久美子由于某种缘由有了情人弃我而去。久美子信上说的虽然我未能一一信以为真，但不妨认为作为可能性并非没有。只是令人费解的是：久美子居然直接返回娘家或栖身于娘家人准备的某个场所且通过他们同我联系。

越考虑越觉得事情蹊跷。可以设想的一种可能性，便是久美子精神上出了问题，以致对自己自身失去了控制力，另一种可能性是因故被强行关进了什么地方。于是，我将各种各样的事实、言语和记忆或一并集中起来或变换排列方式。不一会，我放弃了思考。推想无法使我觅得归宿。

秋天日近尾声，四下里有了冬的气息。我像往年同一时节做的那样，把院里的落叶扫在一起，装进塑料袋扔掉，往房檐上竖条梯子，清扫承雨槽里沉积的树叶。我住房的小院虽无树木，但两旁邻院长有枝条发达的落叶树，风把枯叶吹得满院子都是。好在这样的劳作对我并非苦差。在午后阳光下怅怅观望落叶飘零之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过。右邻院子有棵挂着红果的大树，鸟们不时飞临树上竞相啼叫。鸟们颜色鲜艳，叫声短促而尖锐，刺扎空气一般。

我不知久美子的夏令衣服该如何整理保管，也曾想过索性按久美子信上交代过的一古脑儿处理掉算了，但我记得久美子对这些衣服是件件都视如珍宝的，加之又不是没地方放，所以觉得还是保留一段时间为好。

问题是每当打开立柜门，我总是不容分说地意识到久美子的不在。里边排列的衣服，全都成了一度存在却无可还原的空壳。久美子身穿这些衣服的姿影历历如昨，若干件衣服还印着我活生生的回忆。有时蓦然回神，发觉自己正坐在床沿上面对久美子的连衣裙、衬衫和半身裙发呆。已记不起在那里坐了多久，也许十分钟，或者一个钟头也未可知。

我往往一边看着这些衣服，一边想象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人给久美子脱衣服的场景。脑海中那双手脱去她的连衣裙，正在拉她的三角裤。转而开始爱抚她的乳房，分开她的双腿。我可以看见久美子丰柔的乳房，雪白的大腿，可以看见那上面一双别的男人的手。我本不愿想这种事，却又不能不想，因为那是可能实际发生的事。我必须使自己习惯这样的想象，现实是不可能随便发配到别处的。

绵谷升那个在新县的众议院议员伯父十月初死了。在新市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一天后半夜突然心脏病发作，虽经医生全力抢救，还是在黎明时分成了一具普通的死尸。但绵谷议员的死早在意料之中，加之有消息说大选不日将开始，所以“后援会”的对策十分迅速及时，绵谷升得以按早已商定的计划去承袭伯父的地盘。绵谷前议员的拉票组织固若金汤，况且原本就算是保守党的票田。若无相当意外，其当选万无一失。有关报道我从图书馆报纸上看到了。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心想如此一来，绵谷家怕要忙得不亦乐乎，而顾不上久美子的离婚了。

时过不久，翌年初春解散众议院大选，绵谷升不出众人所料地以绝对优势击败在野党候选人当选。从绵谷升宣布竞选到开票，我始终通过图书馆的报纸追踪其主要活动，但对他的当选我几乎不怀有任何感情，觉得似乎一切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现实不过是随后毫厘不爽地再现一遍罢了。

脸上青黑色的痣没再大也没再小，不觉热亦不觉痛，而且我已逐步淡忘了自己脸上有痣这一事实，也不再为掩饰痣而戴深色太阳镜或把帽檐拉得很低。白天外出采购，擦身而过的人或对我的脸愕然而视或把视线移开时，固然使得我有时记起痣的存在，而一旦习惯，这也不怎么介意了。毕竟我的有痣没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早上洗脸刮须时我每每细看痣的情状，但不见任何变异，大小色调形状均无二致。

其实，注意到我脸上的天外来痣的也没几个人，总共才四个。站前洗衣店问过，常去的理发店问过，大村酒店的店员问过，图书馆服务台相识的女性问过，如此而已。每次问起，我都做出甚为困窘的表情，尽可能三言两语敷衍过去如“出了点事故”云云。他们也不深究，不无歉然地随口道一句“这可真是”或“够你受的”之类。

似乎自己正一天天远离自身。久久注视自己的手的时间里，有时仿佛手透明起来而能看见手的彼侧。我基本上不同谁说话，也没谁给我写信，没谁打来电话。进到信箱里的，无非催交公益金的账单和指名道姓寄来的广告。广告多是寄给久美子的名牌服装彩色图册，春令连衣裙、衬衫和半身裙照片比比皆是。冬天虽冷，仍有时竟想不起开炉。分不出是天冷，还是我心冷。要等看一下气温表弄清确系天冷之后才打开火炉。有时火炉把房间烘得再怎么暖，感觉中的寒冷也还是有增无减。

我仍像夏天那样不时翻过院墙穿过胡同走到曾有宫胁家空房子的地方。我身穿短大衣，围脖缠到下颌，脚踏冬日枯草在胡同里穿行。凛冽的风从电线间低声呼啸着掠过。空房子已片瓦不留，四周围上了高高的板墙。从墙缝间可以往里窥看，窥看也一无所剩。房子没了，石板没了，井没了，树没了，电视天线没了，石雕鸟没了，唯有给拖拉机履带碾得硬邦邦平整整黑乎乎的地面冷冷地延展开去，以及其间心血来潮似的零星长着的几丛杂草。一度存在的那口深井和自己的下井之举，恍若一场梦幻。

我靠着围墙打量笠原May家，扬脸注视她的房间。但笠原May已不在那里，她再不会出来冲我问一声“你好啊，拧发条鸟”。

二月中旬一个极冷的下午，我来到站前那家舅舅以前告诉过我的“世田谷第一不动产”。推开门，里面有一女办事员，靠门处摆着几张桌子，椅子上却空无一人。看情形大概所有人都因事外出了。房间正中一个大大的煤气炉红通通地烧得正旺。最里边有一小接待室样的房间，一个矮小的老人坐在那里的沙发上很专注地看报。我问女办事员一位姓市川的先生在不在。“我就是市川，有什么事吗？”里边的老人朝我这边招呼道。

我道出舅舅的名字，说自己是他外甥，现住在他的老房里。

“噢，是吗是吗，原来是鹤田先生的外甥！”老人说着，把报纸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揣进衣袋，而后上下打量一遍我的脸和衣装。不知对我印象如何。“啊，请这边来。如何，不来点茶？”

我说茶就不要了，请别客气，但不知老人没听见，抑或听见了没采纳，总之是命女办事员上茶。稍顷女办事员端了茶来，两人遂在接待室相对喝茶。炉火熄了，房间里阴冷阴冷的。墙上挂着一幅附近一带住宅详图，点点处处用铅笔签字笔画着标记。旁边有一挂历，画面是凡·高笔下有名的大桥，是一家银行的宣传挂历。

“许久没见了，鹤田先生身体可好？”老人啜口茶问道。

“看样子还好。还那么忙，很少见面。”我回答。

“那就好。上次见面过去多少年了？像很久很久喽。”说着，老人从上衣袋里掏出香烟，比量好角度猛地擦燃火柴。“你舅舅那房子托给了我，就一直作为出租房管理着。也罢，忙比什么都好。”

不过市川老人并不显得很忙，我猜测他大概是为了照顾老主顾而以半赋闲身份来公司照看一下。

“如何，那房子住起来可舒服？没什么不妙的？”

“房子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

老人点点头。“那就好。那可是个好房子，小是多少小点，但住起来舒服。那里住过的人个个一路顺风。你如何，是一路顺风吧？”

“算是吧。”我回答。至少我还活着，我对自己说。“今天来是想问件事。问舅舅，舅舅说这一带地产情况您最熟悉。”

老人嗤嗤笑道：“若问熟悉与否，那还是熟悉的，毕竟在这里搞不动产搞了四十年。”

“我想请教一下我房后宫胁家房子的情况——那里现在整地待售是吧？”

“嗯。”老人咬紧嘴唇，似乎在搜寻脑袋里的抽屉。“卖是去年八月卖掉的。债款、产权问题、法律问题都已四脚落地，可以出售了。闹腾了好长时间。这回由地产商买下，拆了房整了地以便转卖出去。反正地面建筑没人买，又不便让房子空在那里不管。买的不是本地同行，本地人不会买。那房子很多来由你都晓得吧？”

“大致听舅舅说了。”

“那么你也该知道，晓得内情的人是不会买的，我们就不买。就算抓到不知内情的人耍手段转手卖掉，不管赚多少事后心里都不是滋味，我们可不做那种骗人买卖。”

我点头表示赞同，“那么说，是哪家公司买的呢？”

老人皱眉摇了摇头，说出一家颇具规模的不动产公司名字，“怕是没仔细调查，光冲位置和价格轻率买下的，以为这下可以赚上一笔，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没卖掉喽？”

“像是可以卖掉，可偏偏脱不了手。”老人抱起胳膊，“地皮这东西可不便宜，又是一生的财产，要买的人总得从根到梢调查一番。这一来，那些怪事就一桩桩抖落出来了。而一旦得知，一般人就不会再买。那块地皮的情况，这一带的人十之八九都知道的。”

“价格大约多少呢？”

“价格？”

“就是有过宫胁家房子的那块地皮的价格。”

市川老人以多少上来点兴致的眼神看着我：“市价是一坪一百五十万，毕竟那一带是一等地，作为住宅用地环境无与伦比，采光也好，这个价还是值的。眼下这个时候地价不大看涨，不动产业也不怎么景气，但那一带不成问题。只要肯等时间，迟早会卖上好价，一般来说。但那里不一般，所以怎么等也启动不了，只有下降。现在就一降再降，已降到每坪一百十万，总共将近一百坪，再降下去，正合一亿。”

“以后还会降？”

老人果断地点头：“当然降。一坪降到九十万不在话下。九十万是他们的买入价，要降到那个数。现在他们也觉得事情不妙，能捞回本就大喜过望了。至于能不能再降我也估计不准。如果他们等钱用，多少贴点钱进去说不定也会卖；而若不缺钱花，就可能咬牙挺着。公司内部情况我不清楚。另外可以断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正为买那块地皮后悔。沾在那块地上，必定没好事。”老人“笃笃”地把烟灰磕落在烟灰缸里。

“那家院里有井吧？”我问，“关于井您可知道什么？”

“唔，有井，”市川说，“一口深井。但就在前几天给填上了。反正是枯井，有也等于没有。”

“井是什么时候干涸的您晓得？”

老人抱臂望了一会天花板。“很早以前了，我也记不确切了。战前还出水来着，不出水是战后。什么时候不出的我也不清楚。不过女演员住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没水了，当时好像说过是不是把井填上，结果不了了之，因为特意填一口井终究嫌麻烦。”

“就在旁边的笠原家的井现在还有水出来，听说水还很好。”

“是吧，或许。由于地质关系，那一带以前出的水就好。水脉很微妙，那边出水而隔几步远的这边却不出水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你对那井有兴趣不成？”

“实不相瞒，我想买下那块地。”

老人抬起头，目光重新在我脸上对焦，然后端起茶碗，无声地喝了口茶。“想买那块地？”

我点头以代替回答。

老人拿起那盒烟，又抽出一支，“嗵嗵”地在茶几磕了磕烟头，但只夹在指间，没有点火。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说：“刚才一直在说，那块地可是有问题的，以前在那里住过的人没一个顺利。明白？说干脆点，即使价格便宜些也是绝对买不得的。这你也无所谓？”

“这个我当然晓得。话说回来，哪怕再比市价便宜，我手头也没有足以买下的钱款。我准备花时间想想办法。所以，想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您能提供么，比如价格变动和交易动态什么的？”

老人眼望未点燃的香烟，沉思良久，然后轻咳一声说：“不怕，不用急，短期内卖不出去。真正动要等价格低得等于白给之后。依我的直觉，到那个地步还要花些时间。”

我把自家电话号码告诉老人，老人记在有汗渍的黑色小手册上。手册揣进衣袋后，他盯视我的眼睛，又看我脸颊的痣。

二月过去，三月也快过去一半的时候，险些把人冻僵的严寒多少缓和了，开始有南来的暖风吹过。树木的绿芽已触目可见，院子里有了以前没见过的鸟。天气暖和的日子，我坐在檐廊上眼望院子打发时间。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市川打来电话，说宫胁那片地仍未出手，价格还会压低。

“我不是说没那么容易卖掉的么，”他得意地说，“放心，往下还要降一两次的。怎么样，你那边？钱可攒些了？”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在洗脸间洗脸的时候，发觉脸上的痣开始发热。手指一摸，可以感觉到以前未曾有过的微热，颜色也较以前鲜艳起来，带有紫色。我屏息敛气，久久盯住镜子不放，一直盯到自己的脸差不多不像自己的脸。那块痣似乎在向我强烈地希求什么。我盯视镜子彼侧的自己，而镜子彼侧的我也反过来无声地盯视镜子此侧的我。

无论如何也要把那口井搞到手！

这便是我得出的结论。

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无须说，那块地并非我想得到就能马上如愿以偿。实际上我能筹集的款额几近于零。母亲作为遗产留下的钱还有一点，但那不久也势必因为生计而归于消失。何况我既无职业，又无可提供的担保。找遍全世界，也没有哪家好心银行会贷款给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笔钱我必须像变戏法一样凭空得来，并且是在短时间内。

一天早上我步行到站前，按编号连续买了十张一等奖为五千万元的彩票，然后用图钉一张张按在厨房墙上，每天望上一遍，有时坐在椅上一望就是一小时，就像等待唯独我才能看见的一组暗号从中浮现出来。几天后，我得到了一个直觉——应该说是直觉：

我不可能中彩。

稍后，直觉变成确信。问题绝对不可能靠散步到站前小卖店买几张彩票坐等摇奖就能顺利解决。我必须运用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力量获得那笔钱。我把十张彩票撕碎扔掉，再次站在洗脸间镜前往里细看。肯定有计可施，我向镜中的自己征询意见。当然没有回答。

我闷在家中左思右想，想得累了，便出门在附近走来踱去，漫无目标地连走了三四天。附近走得累了，就坐电车到新宿——到车站附近时想上街看看，好久没上街了。在与平日不同的风景中思考问题倒也不坏。回想起来，已很长时间没乘电车了，我把零币投入自动售票机时竟觉得有些别扭，像在做一件生疏的事。回想起来，最后一次上街距今至少已相隔半年之久了，当时在新宿西口发现并跟踪了一个提吉他盒的汉子。

久未目睹的城市的拥挤混杂令我怵目惊心。光看人流便几乎透不过气，心跳也有些加快。上班高峰已经过去，理应不至于那般拥挤，但刚开始我竟无法顺利穿过。那与其说是人流，莫如说更使人想起摧毁山体冲走房屋的滔滔巨浪。在街上走了一阵，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走进一家镶有玻璃幕墙、面朝大街的酒吧，靠窗坐定。上午，酒吧尚不拥挤。我要了杯热咖啡，茫然望着窗外来往的男男女女。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大约十五分或二十分吧。陡然回神，发觉自己的目光正执意地追逐着缓缓驶过眼前拥杂路面的擦拭得闪闪发光的“奔驰”、“美洲豹”和“保时捷”。在雨后旭光的辉映下，这些车身俨然某种象征一般闪着过于炫目耀眼的光，无一瑕疵，无一污痕。我再次意识到这些小子有钱！意识到这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向着自己映在玻璃窗中的脸凄然摇头。生来头一次如此迫切地需要钱。

午休时间酒吧里人多起来，我便走上街头。并无地方可去，只想逛逛久违的闹市区。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头脑里想的只是别撞上对面来人，由着信号关系以及自己的兴之所至，或右拐或左转或径直前行。我双手插进裤袋，全神贯注地从事行走这一物理作业。从排列着百货大楼和大型超级商场橱窗的通衢大道，走进挤满花花绿绿色情商店的后街，走进喧闹的电影一条街，继而穿过静悄悄的神社，重新折回主要街道。暖洋洋的午后，差不多一半人没穿大衣，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时而吹来的风的惬意。注意到时，我已经站在似曾相识的场景中。我看着脚下的瓷砖地面，看着小巧的雕像，仰视眼前高耸的玻璃幕墙——我已置身于一座大厦前面的广场正中，这正是去年夏天我按舅舅意见日复一日观察来往行人面孔的老地方。持续观察了十一天，最后碰巧发现那个手提吉他盒的奇妙汉子，尾随其后，在一座没有印象的宿舍楼门口被棒球棍打伤左臂。漫无目标地在新宿街头转了半天，结果又返回了这里。

我像上次那样在附近“丹金”糕点店买来咖啡和炸面圈，坐在广场椅上吃了，一动不动地盯视着眼前行人的面孔。如此时间里，心情多少平和舒缓下来。不知何故，这里有一种舒坦，如在墙角觅得一处与自己体形正相吻合的凹陷。我有好久不曾这么认真地看人们的面孔了。随即，我意识到自己长期未看的并不限于人的面孔。这半年时间里，我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看。我在椅子上端正姿势，重新看人们的姿影，看高耸入云的大楼，看云开雾散阳光灿烂的春空，看五颜六色的广告板，看从身旁拿到手上的报纸。随着暮色的降临，颜色似乎又一点点返回到了周围事物。

翌日早晨，我同样乘电车来到新宿，坐在同一椅子上打量来往行人的面孔。中午时分买咖啡喝了，买炸面圈吃了。傍晚下班高峰到来前乘上电车回家。第三天也如出一辙。还是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现。谜团依旧是谜团，疑问仍然是疑问，但我朦胧地觉得自己正一小步一小步向什么接近。我可以站在洗脸间镜前用眼睛确认那种接近。痣的色调比以前更加鲜艳，也更加温煦。我一时心想：这痣是活的。我活着，痣也活着。

一如去年夏天，一周时间里我每天都如此反复：上午十点多乘电车上街，枯坐在大楼广场的椅子上，不思不想地一整天打量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时候，现实声响不知因为什么突然远离我的四周以至杳然消失，耳畔唯有水流沉静的潺潺。我不期然地想起加纳马耳他，她是说起过听水声的事，水是她的主题。但我已记不起加纳马耳他关于水声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能记住的，仅有其帽子的红色。她为什么总戴一顶红塑料帽呢？

不多会儿，声音渐渐恢复，我又将视线投往人们的脸。

上街第八天下午，听得一女子的招呼声。当时我正手拿空了的纸杯往别处张望。“喂，我说，”女子说。我回头仰视站在那里的女子的脸。是去夏同样在这里邂逅的中年女子，她是那十天中唯一向我搭话之人。我并没预想到会同她重逢，而实际给她打起招呼来，很有一种水到渠成之感。

女子仍如上次那样身穿显得甚为高档的衣服，搭配也恰到好处：深色玳瑁太阳镜，带垫肩的黛蓝色上衣，红色法兰绒裙子。衬衫是丝质的，小巧玲珑的饰针在上衣领上闪烁。红色高跟鞋式样十分简练，但抵得上我几个月的生活费。相形之下，我这方面还是那么狼狈：上大学那年买的夹克、里面一件脖领松松垮垮的鼠灰色运动衫，下面一条到处起毛边的蓝牛仔裤，原本白色的网球鞋遍是污痕，已不知是何颜色了。

她在如此德性的我的身旁坐下，默默架起腿，打开手袋卡口，掏出一盒“弗吉尼亚”，仍像上次那样劝我吸一支，我仍说不要。她衔一支在嘴上，用铅笔擦一般细细长长的金打火机点燃，之后摘下太阳镜装入上衣袋，仿佛在浅水池中搜寻硬币似的盯住我的眼睛。我也回视对方。那是一对不可思议的眼睛，有纵深感，但无表情。

她略略眯起眼睛：“终归又旧地重游了？”

我点点头。

我看着烟。烟从纤细的烟支头上升起，随风摇摇曳曳地消失。她环顾一圈我周围的景致，像是想以自己的眼睛实际确认我一直坐在这椅子上看什么。但那场景似乎没怎么引发她的兴致。她再次将视线收回到我脸上：看痣看了半天，而后看我的眼睛，看我的鼻和嘴，又一次看我的痣。瞧那样子她很想如鉴定狗那样撬开嘴巴检查牙齿窥视耳孔，倘若可能的话。

“恐怕需要钱。”我说。

她略一停顿，“多少？”

“大约八千万。”

她把视线从我眼睛移开，仰望了一阵子天空，仿佛在脑袋里计算金额——从某处暂且把什么拿来这里，又从这里把别的什么移往某处。这时间里我观察她的化妆，淡淡涂过的眼影如意识微弱的阴翳，睫毛弯曲得很微妙，犹如某种象征。

她稍咧了下嘴角，说：“可不是个小数啊！”

“我觉得多得不得了。”

她把吸了三分之一的烟扔在地上，用高跟鞋底很小心地碾灭，旋即从瘪瘪的手袋里取出名片皮制夹，拈出一枚塞到我手里。

“明天下午四点准时到这里来。”

名片上面只用黑黑的铅字印着住址：港区赤坂××号××大厦××室。没有姓名。没有电话号码。出于慎重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是空白。我把名片凑到鼻端闻了闻，什么味儿也没有，一枚普普通通的白纸片。

我看着她的脸：“没名字？”

女子初次漾出笑意，轻轻摇头：“你需要的不是钱吗？莫非钱有名字？”

我也同样摇头。钱当然没有名字。钱若有名字，便不再是钱。使钱真正获得意义的，即是其沉沉黑夜般的无名性，其压倒一切的互换性。

她从椅子上站起，说：“四点能来？”

“那样钱就能到手么？”

“能不能呢……”微笑犹如皱纹在她眼角荡开。她又环视一遍周围景致，象征性地用手拍了下裙围。

女子脚步匆匆地隐没在人流中之后，我看了一会她碾灭的烟头及其过滤嘴上沾的口红。鲜亮亮的红使我想起加纳马耳他的帽。

如果说我有优势的话，优势即是我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想必。

5　深夜怪事

少年真切地听到那声音是在深夜。他睁眼醒来，摸索着打开台灯环视房间。墙上挂钟即将指向两点。如此深更半夜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少年无法想象。

随后又传来同一声音。声音无疑来自窗外。谁在哪里拧动偌大的发条。如此深夜到底什么人在拧什么发条呢？不对，声音虽像是拧发条，却又不是拧发条声。肯定是鸟在什么地方叫。少年把椅子搬到窗边，上去拉开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一轮晚秋满月胀鼓鼓白亮亮地悬浮在天宇正中，庭院亮同白昼一览无余。树木同少年白天看时印象甚是不同，全然觉察不出平日的温馨与亲和。橡树赌气似的在不时吹来的阵风中摇颤其黑压压的枝叶，瑟瑟地发出令人不快的声响。院子里的石块较往常白而滑，浑如一张死人脸在煞有介事地凝望天空。

鸟似乎在松树上叫。少年从窗口探出上身朝上看去。但鸟躲在重重叠叠的大树枝中，从下面无法看见。什么样子的鸟呢？少年很想看上一眼，以便记下颜色和形状，明天慢慢用图鉴查一下鸟名。强烈的好奇心使少年的睡意不翼而飞。他最中意查阅鱼类鸟类图鉴，书架上排列着让父母买来的堂皇的大厚本图鉴。虽说小学还没上，但已能看懂有汉字的文章了。

鸟接连拧了几遍发条，再度沉默下来。少年心想，除了自己有没有其他人听见这声音呢？爸爸妈妈听见了么？奶奶听见了么？都没听见，明天早上自己就可以把这个告诉大家了：半夜两点院里有鸟在松树上叫，叫声真的像是在拧发条哟！要是看见——哪怕一眼——它什么样就好了！那样连鸟名都能讲给大家听了。

可是鸟不再叫了。鸟在沐浴月光的松树枝上如石鸟一般不声不响。不一会，冷飕飕的风警告似的吹进房间。少年陡然打个寒战，关上窗扇。那鸟和麻雀鸽子不同，不肯轻易亮相给人看。少年看图鉴得知，几乎所有的夜鸟都很聪明机警。想必那鸟晓得自己在这里守候，所以再等多久都不会出来。是否要上厕所？他拿不定主意。上厕所必须穿过又长又黑的走廊。算了，就这么上床躺下吧，又不是挺不到明天早上。

少年熄掉灯，闭起眼睛，但总惦记着松树上的鸟，怎么也睡不着。熄掉灯也还是有月光挑逗他似的从窗帘的边边角角泻进来。当拧发条鸟的叫声再次传来时，少年毫不迟疑地翻身下床，这回没开台灯，在睡衣外披一件对襟毛衣，蹑手蹑脚爬上窗边的椅子，掀开一点点窗帘从缝隙里往松树那边窥看。这样，鸟就不会察觉自己在此守候了。

不料少年见到的是两个男人。少年大气也不敢出。两个男人如黑魆魆的剪影一般在松树下蹲下身子。两人都穿深色衣服，一个没戴帽，一个戴一顶礼帽式的带檐帽子。这么晚怎么有陌生人钻到自家院里来呢？少年感到奇怪。首先是狗为什么没叫？恐怕还是马上告诉父母为好。然而少年没离开窗口。好奇心把他钉在了那里。看那两人要干什么！

拧发条鸟突然想起似的在树上叫了起来。“吱吱吱吱”，长发条拧了几次。但两人没注意鸟叫，脸没抬，身子一动不动。他们脸对脸悄悄蹲在那里，像在低声商量什么。由于月光被树枝挡住了，看不见两人的面部。片刻，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两人身高相差二十厘米左右，都瘦，高个子那个（戴帽子的）身穿风衣，矮个头那个衣服紧裹身体。

矮个头走近松树，朝树上看了一会，双手在树干上像查看什么似的摸来抓去弄了半天，之后一下子扑住，毫不费力地（在少年眼里）顺树干“吱溜溜”向上爬去。简直是马戏表演，少年心中暗暗称奇。爬那松树没那么容易，树干光溜溜的，一个抓手也没有。他像熟悉朋友那样熟悉那棵树。不过，何苦深更半夜里爬树呢？想抓上面的拧发条鸟不成？

高个子站在树下静静地向上望着。不一会矮个头从视野里消失了。不时传来松叶“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听动静他还在继续往上爬那棵大松树。拧发条鸟听到有人爬树必定马上飞离。即使爬得再灵巧，也不可能轻易捉到鸟，弄得好也许能在鸟飞离时一晃儿看见鸟影。少年屏住呼吸等待鸟翅声传来，然而怎么等也没有扑棱声，叫声也已止息。

四下里许久无一动静，无一声响。看上去一切无不沐浴着虚幻的皎皎月光，庭院如不久前顿失滔滔的海底一般湿光光的，少年纹丝不动，忘情地凝视着松树和留在树下的高个子，再不能移开眼睛。少年呼出的气使窗玻璃变得白蒙蒙的，窗外想必很冷。高个子双手叉腰，一直扬头看着树上，他也仿佛冻僵一般凝然不动。少年思忖，大概他在不安地等待矮个头完成什么任务后从松树上爬下来吧。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大树下比上还难，这点少年非常清楚。不料高个子忽然一切置之不理似的大踏步迅速离去。

少年觉得唯独自己一人剩留下来。矮个头在松树中消失了，高个子转身不见了，拧发条鸟闷声不叫了。该不该叫醒父亲呢！叫醒也肯定不相信自己的话，转而会问自己又做的什么梦。少年固然经常做梦，经常把现实和梦境混在一起，但这次无论谁怎么说都是真的，拧发条鸟也好，穿黑衣服的两个人也好，只不过它（他）们不觉间遁去哪里罢了。好好解释一下父亲应该可以相信。

接着，少年蓦地注意到矮个头有点像自己的父亲。只是个头似乎有点过矮。除去这点，体形、动作简直同父亲一模一样。不不，父亲爬树不那么灵巧。父亲没那么敏捷，没那么有力气。少年越想越莫名其妙。

不多工夫，高个子返回树下，这回双手拿着什么，是铁锹和大提包。他把提包放在地上，用铁锹在靠近树根那里挖起坑来。“嚓、嚓”，爽快利落的声音回荡在四周。少年暗想，家人保准给这声音吵醒，毕竟声音如此清晰如此之大。

然而谁也没醒。高个子对四周毫不在意，兀自默默挖坑不止。他身体虽然单薄，但力气像是大得厉害，这从挥铁锹的动作即可看出。动作有条不紊恰到好处。挖罢预定的大坑，高个子将铁锹靠在树干，站在旁边打量四周光景。或许他早已把什么上树的矮个头忘在脑后，一次也没往树上张望。现在他脑袋里装的唯独这坑。少年有些不满——若是自己，会担心上树的矮个头怎么样了。

坑不很深，这从挖出的土量看不难了然，也就是比少年膝部略深一点。看样子高个子对坑的大小形状颇为满意。稍后，高个子从提包里轻轻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布包样的东西。从手势来看，东西软绵绵松垮垮的。说不定高个子要往坑里埋什么人的尸体。想到这里，少年胸口怦怦直跳。不过，布包里的东西顶多猫那么大，若是人的尸体，无非是婴儿。问题是为什么非要埋在我家院里不可呢？少年下意识地把积在口里的唾液咽进喉咙深处，那“咕噜”一声把少年自己吓了一跳。声音很大，大约外面的高个子都可听到。

继而，拧发条鸟受到吞唾液声刺激似的啼叫起来。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的发条似乎比刚才的还要大。

听到这鸟鸣，少年凭直感察觉出来了：一件极为重大的事即将发生。他咬紧嘴唇，不由自主地“咔嗤咔嗤”搔两臂的皮肤。一开始没撞见就好了，但现在为时已晚，已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少年微张着口，把鼻子按在凉冰冰的窗玻璃上，密切注视着庭院里上演的这幕怪剧。他已不再指望家里会有谁起身。他们即使声音再大怕也不会醒来，少年想，除自己以外没有人听得这声音，这是一开始就已定下的。

高个子弯下腰，轻手轻脚地将包着什么的黑布包放进坑去，而后站在那里向下盯着坑里的东西。脸看不见，感觉上好像一脸庄重，闷闷不乐。果然是什么尸体，少年想。未几，高个子毅然决然地拿锹埋坑，埋罢，轻轻把表面踩平。之后把铁锹靠树干立定，拎起提包迈着慢悠悠的步子离去。他一次也没回头看，没往树上瞧。拧发条鸟再没叫一次。

少年歪头看墙上挂钟。细细看去，见时针指在两点半。少年接着又从窗帘缝隙里往松树那儿看动静看了十分钟。之后睡意汹涌袭来，仿佛一面沉重的铁盖劈头压下。他很想弄清树上的矮个头和拧发条鸟往下如何，但已没办法睁开眼睛。于是连对襟毛衣也顾不得脱，一头钻进被窝，人事不省般地睡了过去。

6　买新鞋、返回家中的

从地铁赤坂站穿过饮食店鳞次栉比的热闹路段，往缓坡没上几步，便有一座六层写字楼。既不很新又不太旧，既不太大又不很小，既不豪华又不寒伧。一楼是家旅行社代理店，偌大的橱窗贴有米科诺斯岛港口和旧金山有轨电车的广告画，两幅画都褪色了，如上个月的梦境。三名工作人员在橱窗里面不无紧张地或接电话或敲击电脑键盘。

从外观看这座建筑物倒普普通通，并无特征可言，俨然直接以小学生图画簿上的楼房为图纸建造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使其隐没于街头而特意建造得平庸无奇，就连依序跟踪门牌号的我也险些看漏走过。大楼正门静静立在旅行社代理店入口的旁边，上面一排入住者名牌。一眼看去，主要是法律事务所、设计事务所、外贸代理公司和牙科疗所等规模不很大的单位。名牌有几个依然新得发光，往前一站可谓光可鉴人。602室名牌则相当古旧，颜色有些模糊，大概她很早以前便在此安营扎寨了。名牌上刻的是“赤坂服饰设计所”，其古旧程度使得我多少感到释然。

门厅里边有一道玻璃门，上电梯须跟所去房间通话让对方将门打开。我按了下602室蜂鸣式门铃。料想摄像枪已把我的形貌传入监控电视荧屏。四下环顾，天花板一角果真有个摄像枪样的器物。稍顷，待开启门锁的蜂鸣声响起，我方得进入。

乘上了无情调可言的电梯上到六楼，沿着同样了无情调的走廊左右张望了一阵子找到602号门，看清楚上面确乎刻有“赤坂服饰设计所”字样，短短地按了一次门旁的铃。

开门的是一个青年人，身材瘦削，五官端庄，一头短发，恐怕是我以前见过的男人中最为漂亮的。但较之相貌，真正令我刮目的是其服装。他身穿白得刺眼的白衬衣，打一条深绿色细纹领带。领带本身固然潇洒，但不止如此，打法也无可挑剔。那凹凸和力度，简直同男士服装杂志上的凹版图片毫无二致。我死活也打不到那么完美。到底是如何打得那般无懈可击的呢？有可能是天赋之才，或者纯属百般苦练的结果也未可知。西裤是深灰色，皮鞋是有饰带的褐色乐福平底，都像两三天前刚刚批发来的一般。

个头比我稍低，嘴角浮起不无欣慰的微笑。笑得甚为自然，仿佛刚刚听完一个愉快的笑话。那笑话也不是低级趣味的，洗练得就像过去某外务大臣在游园会上讲给皇太子听而周围人忍俊不禁的一般。我告以自家姓名，他只是略略偏一下头，表示什么都不必说，旋即往里打开门，让我进去，然后往走廊里掠了一眼，把门关上。这时间里他一句话也没说，只向我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在说对不起就在旁边沉沉睡着一只神经质黑豹，现在出声不得。当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黑豹，只不过给人以如此感觉而已。

迎门是间会客室，有一套大约坐上去甚是舒坦的皮沙发，旁边立着古色古香的木衣架和落地灯，里面墙上有一扇门，看样子通往另一房间。门旁安着一张式样简练的橡木写字台，台上放一台大型电脑。沙发前有个茶几，好像很想让人放一本电话簿上去。地上铺着淡绿地毯，色调品味极佳。不知藏于何处的音箱低声淌出海顿的四重奏。墙上挂着几幅漂亮的花鸟版画。房间里井井有条，一看就觉得爽快。一面墙上的固定格架上摆着布料样品集、时装杂志等。家具陈设绝对算不上豪华也算不上新潮，但恰到好处的古旧感却有一种令人心怀释然的温馨。

青年人把我让到沙发坐下，自己绕到写字台后落座。他静静地摊开手，手心朝我这边，示意在此稍候。他没有说“对不起”，代之以微微一笑；没有说“不会久等”，代之以竖起一根手指。看来他纵使不开口也能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意思。我点下头，表示明白。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开口好像成了不识趣不光彩的行为。

青年人俨然拿一件易碎品一般将电脑旁的一本书轻轻取在手上，翻开读到的那一页。书黑黑厚厚的，包着书皮，书名不得而知。他从打开书页那一瞬间起，便开始把注意力百分之百集中在阅读上，连我在其对面这一点都好像置之度外了。我也想读点什么消磨时间，但哪里也觅不到可读的东西，只好架起腿，靠在沙发上听海顿的音乐（若有人问是否绝对是海顿的，则无充分把握）。韵味诚然不坏，只是旋律每一流出便似乎马上被空气吞噬掉了。桌上除了电脑，还有式样极为普通的黑色电话机和笔盒、台历。

我身上基本是昨天的衣装：夹克、带风帽的游艇用圆领套衫、蓝牛仔裤、网球鞋。无非把大体有的东西适当拾来穿上罢了。在这洁净规整的房间中同这位洁净而标致的青年人对坐起来，我的网球鞋显得格外污秽狼狈。不，不是显得，实际也很污秽狼狈。后跟磨偏，颜色变灰，鞋帮出洞，各种脏物宿命似的一古脑儿渗入其中。毕竟一年时间里我天天都穿这同一双鞋。穿它一次又一次翻越院墙，时不时踩着动物粪便穿过胡同，甚至钻进井去，所以污秽也罢狼狈也罢都不足为奇。回想起来，离开法律事务所以后我还一次都没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穿的是什么鞋。但如此细览之下，我切实感到自己是何等孑然一身，何等远离人世。差不多也该买双新鞋了，这样实在有失体面。

片刻，海顿一曲终了。终了得毫不爽朗，虎头蛇尾。沉默有时，这回响起大约是巴赫的羽管键琴（约摸是巴赫，还是没有百分之百把握）。我在沙发上左右换了几次二郎腿。电话铃响了，年轻人在所读书页那里夹一纸条，合上书推到一边，拿起听筒。他听得很专注，不时微微颔首，眼睛觑着台历，用铅笔在上面做着记号，把话筒挨近台面，敲门般地在台面上“橐橐”敲了两声，之后放下电话。电话很短，二十多秒，他一言未发。自把我让进房间后此人一个音节也未吐出。开不得口不成？但从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听筒倾听对方说话看来，耳朵应当正常。

青年人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台上的电话机，然后从台前悄声立起，径直走到我跟前，毫不犹豫地在我身旁坐下，双手整齐地并放在膝头。如我从其脸形想见的那样，手指斯斯文文，细细长长。手背与关节部分当然略有皱纹，毕竟不存在全无皱纹的手指，弯曲活动也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皱纹才行，但没那么多，适可而止。我不经意地看着那手指，猜想青年人有可能是那女子的儿子，因为指形酷似。如此想来，其他也有若干相像之处。鼻形像，小而稍尖，瞳仁的无机式透明也颇相似。那优雅的微笑又返回他的嘴角，情形仿佛海边因波浪关系时隐时现的洞口一般极为自然地一忽儿闪出一忽儿隐没。稍顷，他一如落座时那样迅速起身，朝我动了动嘴唇。唇形像是在说“这边请”、“请”之类。无声，唯嘴唇微动，做出无音的音形，但我完全领会他要表达的意思，于是我也站起跟在他后面。青年人打开里面的门，将我让入其中。

门内有小厨房，有卫生间样的设施。再往里另有一个房间，同我刚才所在的会客室样的房间差不多，只是小了一圈。里面有同样适度古旧的皮沙发，有同样形状的窗口，铺有同样色调的地毯。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工作台，上面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剪刀、工具盒、铅笔和设计参考书。有两个仅有上半身的人体模型。窗户不是百叶窗帘，而挂着布、纱两层窗帘，两层都拉得严丝合缝。天花板吊灯关着，房间里如迷离的暮色一般有些幽暗，稍稍离开沙发的地方有盏小些的落地灯，亮着一个灯球。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玻璃花瓶，插着唐菖蒲。花很鲜，刚剪下来的一样。水也极清。不闻音乐，墙上无画无钟。

青年人依然无声地示意我坐在沙发上。我顺从地刚一落座（坐起来同样舒服），他便从裤袋里摸出防水镜样的东西，在我眼前打开。果然是游泳用的防水镜，橡胶和塑料制成的普通型，同我在游泳池游泳时用的式样大体相同。防水镜何以带到这种地方来呢？我不解其故，也想象不出。

〈完全不用怕的。〉青年人对我说。准确说来并非“说”，只不过嘴唇做出那样的变化，手指略微动了动，但我大致可以正确把握他表达的内容，遂点了下头。

〈请把这个戴上，自己不要摘下，到时由我来摘。也不要动。明白了么？〉

我再次点头。

〈谁也不会加害于你。不要紧，别担心。〉

我点头。

青年人转到沙发后给我戴上防水镜。他把橡皮带绕往脑后，调整压住眼眶部位的垫圈。与我平时所用防水镜不同的是它的一无所见。透明塑料部分似乎厚厚抹了一层什么。于是彻头彻尾的人工黑暗包笼了我。全然一无所见，甚至落地灯光在哪边也闹不清。我立时陷入错觉之中，全身好像被什么涂得体无完肤。

青年人鼓励我似的将双手轻轻置于我的肩上。指尖纤纤，但绝非软弱无力，而有一种恰如钢琴师把手指静静落在键盘上的毋庸置疑的实在感。我可以从其指尖读出某种好意。正确说来并非好意，但近似好意。那指尖仿佛告诉我〈不要紧，别担心〉。我点下头。随后他走出房间。黑暗中他的足音由近而远，传来开门关门的声响。

青年人离去后，我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莫可名状的黑暗。就一无所见而言同我在井底体验的黑暗并不两样，而性质则截然不同。这里没有方向，没有纵深，没有重量，没有抓手。与其说是黑暗，莫如说近乎虚无。视力被技术性地劫掠，一时双目失明，身体肌肉紧缩，喉咙深处干渴。往下到底要发生什么呢？我想起青年人指尖的感触，它告诉我别担心。我觉得他的“话”还是可以全盘相信的，尽管没什么理由。

房间实在太静了。在此屏息敛气，仿佛世界就此止步，一切都将很快被吸入永恒的深渊。然而世界仍好像在继续运行——未几，一个女人打开入口的门，蹑手蹑脚走入房间。

之所以知道是女人，是因为有隐约的香水味儿。不是男人用的香水。香水大概相当昂贵。我努力记忆那气味儿，但没有自信。视力突然被劫，嗅觉也好像失去了平衡，但至少种类同把我招来这里的那位衣着得体的女子身上的不一样。女人带着衣服微微摩擦的声音穿过房间走来，在我右边静静坐在沙发上。坐得那般无声无息，当是个小体轻的女人。

女人从旁边目不转睛地看我的脸——皮肤上明显感到她的视线。我想即使眼睛全然看不见东西，自己也能感觉出对方的视线。她纹丝不动地久久逼视我。根本听不出她的呼吸。她在缓缓地、不出声地呼气吸气。我以原来的姿势直视前方。我的痣像在微微发热，颜色也必定鲜艳起来。又过了一会，女人伸出手，就好像触摸容易破碎的值钱物件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指尖触在我脸颊的痣上，开始轻轻抚摸。

我全然不知道她期待我做出怎样的反应，不知道如何反应合适。现实感只存在于遥远的天际，这里有的只是不可思议的乖离感，恰似从一种交通工具飞身跳上速度不同的另一交通工具。在乖离感的空白中，自己简直成了一座空房子，如同宫胁家曾几何时存在过的空房子一样，我现在是另一座空屋。女人进入这空屋中，出于某种缘由用手擅自触摸墙壁和立柱。无论她出于何种缘由，作为空屋（只能是空屋）的我也完全奈何不得，也无此必要。如此一想，我多少宽释下来。

这女人全不作声。除去衣服窸窸窣窣的摩擦声，房间笼罩在深深的沉默里。她就像要破译遥远的往昔刻于此处的细小的秘密文字一样用指尖在我身上匍匐移行。

一会儿，她停止抚摸，从沙发上立起，转到我身后，舌尖触在痣上，如同笠原May夏天在那院子里曾为我做的那样舔着我的痣，但舔法比笠原May成熟得多，舌头巧妙地紧贴我的肌肤，以各种力度、各种角度、各种动势品味着、吮吸着、刺激着。我感到腰间腾起一股滞重重热辣辣的痛。我不想勃起，觉得那丝毫构不成意义，然而无法阻止。

我力图使自己同空屋这一存在更加天衣无缝地合为一体。我设想自己是柱是壁是天花板是地板是屋顶是窗口是门是石头。似乎这样才是道理。我闭起眼睛，离开我这一肉体——离开穿着脏兮兮网球鞋戴着奇异防水镜笨拙地勃起的肉体。离开肉体并非什么难事，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抛弃窘迫感而畅快许多。我是荒草丛生的庭院，是不能飞动的石雕鸟，是干涸的井。我知晓女人置身于我这一空屋中。我无以目睹她的姿容，但一切都无所谓了。如若这女人在其中希求什么，给予她就是。

时间的步履愈发难以把握，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在这里的诸多时制中用的是哪一种。我的意识徐徐返回我的肉体，同时传来女人离去的动静，二者如在换班。同她进来时一样，离开房间也那么悄无声息。衣服的摩擦。香水的摇曳。门的开启门的闭合。我意识的一部分仍然作为一栋空屋坐落在那里。与此同时，我作为我位于这沙发之上。往下如何是好呢？哪个是现实呢？我还无法判定。“此处”一词似乎正在我身上发生裂变。我在此处，但我也在此处，我觉得二者对我同样真实。我仍坐在沙发上不动，让自己沉浸在奇妙的乖离感中。

稍后，门开了，有人进来。听脚步声知是那个青年人，我记得那足音。他转到我背后，解下防水镜。房间黑乎乎的，唯独落地灯微弱的灯光亮着。我用手心轻揉一下眼睛，让眼睛习惯现实世界。现在他身穿西装，领带颜色同夹带绿色的深灰色上衣十分相得益彰。他浮起微笑，轻轻搀起我的胳膊，让我从沙发上立起，并打开房间尽头的门。进得门是卫生间，有抽水马桶，里面附带不大的淋浴室。他让我坐在合上盖子的马桶上，拧开淋浴龙头，静等热水出来。片刻，准备完毕，示意我淋浴，剥开新香皂的包装纸，递给我，而后走出卫生间，关门。自己为什么必须在这等场所淋浴呢？我不得其解。莫非事出有因？

脱衣服时我明白过来了，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往内裤里射了精。我站在热水喷头下，用新开封的绿香皂彻底搓洗身体，冲去沾在毛丛的精液，之后走离喷头，拿大毛巾擦身。毛巾旁边放着拳击短裤和T恤，包装在塑料袋里，都合我的尺寸。有可能我早已被安排在此射精。我望了一会儿镜中自己的脸，但脑袋运转不灵。不管怎样，我把脏内裤扔进垃圾篓，穿上这里准备好的干干净净的白色新短裤和干干净净的白色新T恤，接着穿上蓝牛仔裤，从头顶套上圆领套衫，穿上袜子，提上污秽的网球鞋，穿上夹克，走出卫生间。

青年人在外面等我。他把我领回原来房间。

房间和刚才一样。台上放着打开的书，书旁是电脑，音箱中流出不知名的古典音乐。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往杯里倒入充分冰镇过的矿泉水端过来。我只喝了半杯。我说“好像累了”，听起来不像自己的语声，并且我也没打算说这样的话。语声是脱离我的意志从哪里自行发出来的，然而那是我的语声。

青年人点下头。他从自己上衣内袋里取出一个洁白的信封，犹如将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加进文章一般使其滑进我夹克的内袋，而后再次轻轻点头。我把目光投向窗外，天空已经漆黑，霓虹灯、楼宇窗口的灯光、街灯、车头灯把街道弄得五光十色。我渐渐忍受不了待在房间里，于是默默地从沙发上立起，穿过房间，开门走到外面。年轻男子站在写字台前看着我，还是一言未发，也没阻止我的不辞而别。

赤坂见附站给下班的人挤得一塌糊涂。我不愿意坐空气不佳的地铁，决定走路，走多少是多少。从迎宾馆前走到四谷站，又顺着新宿大街走，走进一家不甚拥挤的小食店，要了一小杯生啤。呷了口啤酒后觉得肚子瘪了，便点了份简单的饭菜。看表，时近七点。不过想来这已同我没多大关系，管它现在几点。

动身体时，发觉夹克内袋里装着什么。我已忘了青年人在我离开前给我的信封，忘得死死的。信封倒是普普通通的极白的信封，但在手上一掂，比看上去有分量得多。不单重，还重得不可思议，似乎里面有什么在一个劲儿屏住呼吸。我略一迟疑，打开信封——反正迟早要打开。里面装着一叠齐齐整整的万元面值钞票，无一道折，无一条折痕。由于太新了，看着竟不像真的纸币，却又找不出理由怀疑。钞票共二十张。出于慎重又点一遍，没错，仍是二十张——二十万元。

我把钱装回信封，揣回衣袋，随后把桌上的餐叉取在手上怔怔地看着。首先浮上脑海的念头，是用此款买双新鞋。不管怎么说新鞋总还是少不得的。付款出店，走入面临新宿大街的鞋店，挑了一双极为常见的蓝色轻便运动鞋，向店员告以号码，没看价格。我说只要号码合适想直接穿回家去，中年店员（是店主亦未可知）给两只鞋麻利地穿上雪白的鞋带，问我“现在脚上的鞋怎么办？”我说不再要了随便处理就是，转念又说算了算了还是带回去吧。

“旧鞋虽脏，但还是有一双为好，有时候会帮不小的忙哩！”店员浮起让人愉悦的微笑，像是在说脏成这模样的鞋每天见得多了，然后把网球鞋塞进刚才装新鞋的鞋盒，用手提纸袋套了递给我。进了鞋盒，鞋活像小动物的尸骸。我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无一道折的万元钞付款，找回几张不很新的千元钞，接着手提装旧鞋的纸袋，乘小田急线回家。车上挤满了下班的乘客，我手抓吊环，开始思索此时附在身上的几样新物件：新短裤、新T恤、新鞋。

回到家，我一如往常坐在厨房餐桌前喝了罐啤酒，开收音机听音乐。很想和谁说说话，谈论天气也罢，谩骂政府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总之我想做的是和谁说说话。遗憾的是想不出可供说话的对象，一个也没有，甚至猫。

第二天早上在洗脸间剃须时，像往日一样对镜检查脸上的痣。没发现痣有什么异常。我坐在檐廊里，打量一小片后院——好些天没打量了——无所事事度过一天。惬意的清晨，惬意的午后。初春的风轻轻拂动树叶。

我从夹克内袋里掏出装有十九张万元钞的信封，放进抽屉。信封在手中仍重得出奇。重量似乎充满了意味，但我无法理解那意味。与什么相似，我蓦然觉得。我所做的，与什么极为相似。我一边盯视抽屉里的信封，一边努力追索那是什么。可是想不起来。

我推上抽屉，进厨房泡杯红茶，站在洗碗池前喝了。后来总算想起：自己昨天做的，同加纳克里他说的应召女郎做的甚为相似，近乎离奇地相似。虽然实际上没同那女人睡（仅仅裤内射精），但除了这点基本上是一码事。我需要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为此将自身肉体抛予他人。我啜着红茶试着就此思考。远处传来狗吠，俄顷传来直升机马达的轰鸣。思路不成条理。我又折回檐廊，看着午后阳光包拢的庭院。看腻了，便看自己手心。这个我竟成了娼妇！我看着手心想道。谁能想象我会为了钱出卖肉体呢？会最先用那钱买新鞋呢？！

我很想呼吸外面的空气，决定去附近买点东西。我蹬上新的轻便运动鞋走在街上。新鞋似乎使我变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存在，街头风景和擦肩而过的男女面孔也好像较以前多少有些异样。我在附近的自选商场买了蔬菜、鸡蛋、牛奶、鱼、咖啡豆，拿昨晚买鞋找回的钱付了款。我想对敲收款机的圆脸中年妇女坦白交代这钱乃我昨天卖身所得。作为酬金我拿了二十万。是二十万。过去在法律事务所每天拼死拼活加班，一个月也不过十五万多一点。我很想这么说，当然什么也未出口，只是递出钱，接过装有食品的纸袋。

不管怎么说，事情动起来了——我一边抱着纸袋行走一边如此自言自语。总之，现在只能扑上去抓住而不要被甩掉。这样，我大概便会抵达一个地方，至少抵达有别于现在的场所。

我的预感不错。回到家时，猫出来迎我。我一开门，它迫不及待似的大声叫着，摇动尖头有点弯的秃尾巴朝我这边赶来。这就是将近一年下落不明的“绵谷·升”。我放下购物袋，抱起猫。

7　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笠原May视点之二）

你好，拧发条鸟！

你大概以为我现在正在一所高中教室里，像普通高中生那样打开教科书学习吧？不错，最后一次见你时我是亲口说“去另一所学校”来着，你那么认为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我也去上学来着，去一所很远很远的私立女高，实行全体住宿制的货色。不过倒没有寒酸气，房间如宾馆一样干净漂亮，吃饭是可以选择的自助式，网球场啦游泳池啦也有，蛮大，光闪闪的。当然费用也够高的。里面全是有钱人家的千金，而且清一色是有点成问题的。我这么说，你拧发条鸟可以大致想象出是怎样的地方了吧。就是在山里边、带有高雅栅栏的高级林间学校那种。高高的墙严严实实围了一圈，墙上铁丝网都有，大门是对开的大铁门，结实得即使哥斯拉来踢打也毫不碍事，俨然电动陶俑的门卫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与其说是为防外面的人进来，倒不如说是为防里边的人出去。

也许你要问，既然一开始就晓得是如此混账，那为什么还要去那种地方呢？不愿去就不去不可以么？言之有理。但老实说那时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由于我惹出的种种样样的麻烦事，此外再无一所宽宏大量的学校乐意接受我这个转学生，况且反正我是想先离开家。所以，知道那地方混账我也还是下决心进去再说。可到底混账。有句比喻说如噩梦一般，那里却比噩梦还噩梦。即使做噩梦大汗淋淋醒来（实际上也常在那里做噩梦），一般我也懒得爬起。毕竟噩梦也比现实强出不少。知道那是怎么一种滋味？你拧发条鸟以前可曾置身于那种混账得嘎吱嘎吱响掉底的地方？

这么着，终究我只在那所“高级宾馆监狱林间学校”待了半年。春假回家我对父母明确宣布：如果再让我返回那里，宁愿自杀！我说要把三个棉球塞进嗓子眼再咕嘟咕嘟喝水，用刮须刀片割开两腕，再从学校楼顶大头朝下跳下去！我是真心那么说的，不是开玩笑。我父母加起来也就是一只小雨蛙那么大的想象力，但我真心说出什么来，也还是听得出不单单是吓唬人，从经验上说。

结果，我没重返那所不做正经事的学校。三月末和整个四月，都是关在家里看书、看电视，或横躺竖卧什么也不干。很想去找你来着，每天想不下一百次。想穿过胡同一下子跳下院墙和你说话，可是又不能那么想去就去地找你去，这样就又重复去年夏天的日子了。我从房间里眼巴巴望着胡同，猜想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呢。如此一来二去，春天不声不响地、偷偷摸摸地来到了整个世间，我就想你在这个时节怎样打发日子，久美子阿姨回家来了么？加纳马耳他加纳克里他那等怪人怎么样了？绵谷·升猫可返回了？你脸上的痣可消失了……

一个月后，我再也忍受不住这样的生活了。什么原因不清楚，总之对我来说这里已只能是“拧发条鸟的世界”，而在这里的我只能是包含在“拧发条鸟的世界”里的我。不知不觉间事情就成了这样子。我想这可不是儿戏，尽管不是你拧发条鸟的责任。因此我必须去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

思来想去，心里怦然一动。

（提示）那是你细想之下即可知道的地方，只要用心即可想象到的地方。不是学校，不是宾馆，不是医院，不是监狱，不是民居。是个有点特殊的所在，位于很远很远的远方。那是——秘密，眼下。

这里同样是山中，同样有围墙（不是了不得的墙），有大门，有个看门的老伯，但出入完全自由。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树林，有水塘，早晨散步常可见到动物。狮子啦斑马啦——这倒是骗你；而是狐狸、野鸡一类好玩的家伙。里边有宿舍，我在宿舍里生活。每人一个房间，虽说比不上那所高级宾馆监狱林间学校，但也够漂亮的。呃——，房间上次信里可写过了？从家带来的两用机（大家伙，还记得吧）放在板架上，现在放的是慢四步爵士舞曲。现在是周日下午，大家都出去玩了，放大声些也没人抱怨。

眼下唯一的乐趣，就是周末去附近街上的唱片店选几盒音乐磁带回来（书几乎不买，有想读的向图书室借）。邻室一个蛮要好的朋友买了一辆半旧车，拉我上街。说实话，我也用那车练习开车来着。地方大得很，随你怎么开。正式的驾驶执照虽然没有，可我已开得很够水平了。

不过不瞒你说，除了买盒式音乐磁带，上街没多大意思。大家都说每星期不上一次街脑袋要出故障，可对我来说还是在大家外出后独自留下来这么听音乐更能放松神经。一次给那个有车的朋友拉去搞了个双重约会，尝试性地。她是当地人，熟人相当不少。我的对象是个大学生，人倒不坏，但怎么表达好呢，说痛快点，我对好多好多事都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感觉，觉得好像各种各样的东西如同靶子排列在极远的地方，而靶子同我之间又影影绰绰垂着好几层透明长帘。

坦率说来，我那个夏天见你的时候，例如在厨房餐桌前两人对坐喝啤酒聊天时就总是这样想来着：万一拧发条鸟在这里霍地把我按倒要强奸我可怎么办好？我不知怎么办好。我想我会反抗，说不行的拧发条鸟，不是那样的！但在这个那个思考为什么不行，想到必须解释哪里怎么不是那样的时间里，脑袋就渐渐混乱起来，而拧发条鸟说不定会趁我脑袋混乱之际把我鼓捣得一塌糊涂。这么一想，胸口就跳得不得了。那可不行！那可有点不公平！你大概半点也不晓得我脑袋里在想这玩意儿吧？不认为我发傻？肯定这样认为，毕竟我的确傻乎乎的嘛。可当时那对我可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哟！因此——我想——那时候我才抽掉梯子把你闷在井底，井盖盖得严严实实，像密封似的。那一来，世上就再也没有拧发条鸟，我也就暂且不用想那些伤脑筋事了。

对不起，我是不该对你拧发条鸟（或者说对任何人）做那种事的，如今觉得。我不时犯那样的毛病，没办法控制自己。我明知自己在干什么，可偏偏停不下来，这是我的弱点。

不过我不认为你这拧发条鸟会对我施以什么暴力，这点现在我也总算是清楚了，就是说虽然不能断定你不会一贯地对我施暴（又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但至少不会为了使我陷入困惑而干那种勾当。说倒说不好，喏，总有这么一种感觉。

算了，不再啰嗦什么强不强奸了。

总之我就这个样子，外出同男孩约会的情绪也提不起来。即使说说笑笑，脑袋也像断线的气球在别的地方摇摇晃晃地游荡，没完没了地胡思乱想。怎么说呢，归根结蒂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好，宁愿一个人想入非非。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仍处于“恢复阶段”。

过几天再写封信给你。下次我想可以谈得多些，谈谈将来。

你要好好想一想我现在哪里做什么，接到我下封信之前。

——又及。

8　肉豆蔻与肉桂

猫全身——从脸到秃尾巴尖——沾满了干泥巴。毛卷起来了，一个球一个球的，看样子是在哪里的脏地上长时间打滚来着。我抱起兴奋得喉咙咕咕直响的猫，全身上下细细检查一番。多少显得憔悴些了，此外无论脸形体形还是毛色都与最后见到时没甚不同。眼睛闪闪动人，亦无伤痕。怎么看都不像是差不多离家一年的猫，就像在哪里游逛了一夜刚刚回来似的。

我在檐廊里把从自选商场买来的生青箭鱼片放进盘子喂猫。猫看来饿了，大口猛吃，不时噎得直吐，眨眼间就把生鱼片一扫而光。我从洗碗池下面找出猫喝水用的深底碟，装满水给它，这也差不多喝个精光。好歹喘了口气后，猫舔了一阵子脏乎乎的身子，舔着舔着突然想起似的来我这儿爬上膝头，团团蜷起睡了过去。

猫将前肢缩到肚子底下，脸藏在秃尾巴里睡着，起始“咕噜咕噜”声音很大，后来小了，不久彻底没了戒心，酣睡如泥。我坐在阳光暖洋洋的檐廊上，手指轻轻摸猫，生怕弄醒。说实话，由于身边怪事迭出，也没怎么想起猫的丢失，但这样在膝头拢着小小的软乎乎的生灵，看它这副无条件依赖我的睡相，心头不由一阵热。我手贴在猫的胸口，试探它心脏的跳动。跳得又轻又快。但也还是同我的心脏一样，一丝不苟地持续记录着与其身体相应的生命历程。

猫到底在哪里干什么了呢？为什么现在突然返回？我琢磨不出。若是能问问猫就好了——一年来你究竟在哪里？在那里干什么了？你失却的时间痕迹留在什么地方了……

我拿来一个旧坐垫，把猫放在上面。猫身子瘫软软的如洗涤物。抱起时猫眼睁了条缝，小小地张开嘴，没吭声。猫在坐垫上摩摩挲挲换个姿势，伸下懒腰又睡了过去。如此确认好后，我进厨房归拢刚买回的食品，豆腐、蔬菜、鱼整理好放进冰箱。不放心地往檐廊里觑了一眼，猫仍以同样姿势睡着。由于眼神有的地方像久美子哥哥，遂开玩笑称其为绵谷·升，并非正式名字。我和久美子没给猫取名，竟那样过去六年之多。

不过，纵是半开玩笑，“绵谷·升”这个称呼也实在不够确切。因为六年时间里真正的绵谷升已变得形象高大起来，已不能把那样的名字强加给我们的猫了。应该趁猫没再离开这里时为它取个名字，越快越好，且以尽可能单纯的、具体的、现实的为佳，以眼可看手可触者为上。需要的是将大凡与“绵谷·升”这一名称有关的记忆、影响和意味清除干净。

我撤下鱼盘。盘子彻底洗过擦过一般闪闪发光，估计鱼片相当可口。我为自己正好在猫回家时买来青箭鱼感到高兴，无论对我还是对猫，都似乎是值得祝福的吉兆。不妨给猫取名为青箭。我摸着猫的耳后告诉它：你再也不是什么绵谷·升而是青箭。如果可能，真想大声向全世界宣告一遍。

我在檐廊里挨着猫看书看到傍晚。猫睡得很深很熟，活像要捞回什么。喘息声如远处风箱一样平静，身体随之慢慢一上一下。我时而伸手碰一下它暖暖的身体，确认猫果真是在这里。伸出手可以触及什么，可以感觉到某种温煦，这委实令人快意。我已有很长时间——自己都没意识到——失却这样的感触了。

第二天早晨青箭也没有消失。睁眼醒来，猫在我身旁直挺挺地伸长四肢，侧身睡得正香。看来夜里醒来后它自己仔仔细细舔了一遍身体，泥巴和毛球荡然无存，外表几乎一如往日。原本就是毛色好看的猫。我抱了一会青箭，喂了它早餐，换了饮用水，而后从稍离开些的地方试着叫它“青箭”，到第三遍猫才往这边转过脸低低应了一声。

我需要开始自己新的一天。冲罢淋浴，熨烫刚洗过的衬衫，穿上棉布裤，蹬上新便鞋。天空迷蒙，阴得没有层次，但不太冷，便只穿件厚点的毛衣，没穿风衣。我坐电车从新宿站下来，穿过地下通道步行至西口广场，坐在常坐的那条长椅上。

那女子是三点钟出现的。看到我，没怎么显得吃惊。我见她走近也没特别诧异。简直像早已约定在此见面似的，两人都没寒暄，我只是稍微扬了下脸，她仅朝我约略歪了下唇。

她身穿甚有春天气息的橙黄色布上衣，黄玉色紧身裙，耳上两个小巧的金饰。她在我身旁坐下，默默吸了支烟。她像往常一样从手袋里掏出弗吉尼亚长过滤嘴，衔在嘴上，用细长的金打火机点燃。这回到底没劝我。女子若有所思地悄然吸了两三口，便像试验今日万有引力情况一样一下子扔在地上，而后说了句“随我来”，欠身立起。我踩灭烟头，顺从地跟在后面。她扬手叫住一辆过路的出租车，钻了进去，我坐在旁边。她以分外清澈的语声向司机告以青山的地址，出租车穿过混杂的路面开上青山大街，这时间里她一次口也没开，我则眼望窗外的东京景致。从新宿西口到青山之间建了几座以前不曾看过的新楼。女子从手袋拿出手册，用小小的金圆珠笔往本上写着什么，时而确认什么似的觑一眼表，是手镯样的金表。她身上的小东西看上去大多都是金制，或者说无论什么只要一沾她身就瞬间成金不成？

她把我领进表参道旁一家名牌服装专卖店，为我选了两套西装。青灰色一套暗绿色一套，衣料都很薄。穿它去法律事务所式样显然不合适，但胳膊一进衣袖就知是高档货。她没做任何解释，我也不求其解释，只管言听计从。这使我记起学生时代看过的《艺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那部电影始终在鞭挞情况说明，视说明为损坏客观性的弊端，那或许不失为一种想法一种见解，只是自己作为活生生的人实际置身其间，则觉得相当奇妙。

我基本属于标准体型，无须修正尺寸，只调整衣袖裤筒长度即可。她为两套西装分别选配了三件衬衣三条领带，还挑了两条皮带，袜子也一气拣了半打，用信用卡付罢款，叫店里送往我的住处。大概她脑海里早已有了我应该穿怎样的衣服的清晰图像，选择几乎没花时间。我即使在文具店选择铅笔擦也还多少花些时间的。我不能不承认她在西装方面具有绝对出类拔萃的审美力。她几乎信手拈来般地挑出的衬衣领带，颜色花纹简直浑然天成，搭配非比寻常，仿佛是几番深思熟虑的结果。

之后把我领进鞋店，买了两双同西装相宜的皮鞋。这也几乎没花时间。付款同样用信用卡，同样叫送到我家去。我想无非两双鞋，大可不必特意让人送货上门。想必这是她的习惯做法：挑选当机立断，付款用信用卡，让人送货上门。

接下去我们去的是钟表店，重复同一程序。她根据西装为我买了配有鳄鱼皮表带的式样潇洒而典雅的手表。同样没花什么时间。价钱大概五六万之间。我一直戴廉价塑料表，似乎不甚合她的意。手表她到底没让送去。店员包装好，她默默递过。

再往下带我去了男女通用的美容院。里面相当宽敞，地板光闪闪的同舞厅无异，满墙都是大镜子。椅子共十五六把，美容师们或拿剪刀或拿发刷如被操纵的木偶一般四下走来走去。盆栽观叶植物点缀各处，天花板黑漆漆的扩音器中低声淌出吉斯·查理德不无饶舌的钢琴独奏曲。看样子来之前她已从哪里约好，一进门我就被领去椅子坐定。她对一位大约认识的瘦削的男美容师如此这般指点了一番，美容师一边看我镜中的脸——活像看一碗满满敷着一层芹菜梗的盖浇饭——一边对女子的指令一一点头称是。此人长相颇像年轻时的索尔仁尼琴⁽¹⁾。她对男子说“完时我再来”，遂快步出店。

理发时间里美容师几乎没有开口，只是将洗头时说句“这边请”，动手洗时说声“失礼了”。趁美容师转去别处，我不时伸手轻轻触摸右脸颊的痣。整面墙都是镜子，镜里有很多人，我是其中一个，且我脸上有一块光鲜鲜的青痣，但我并不觉得它难看亦不觉其污秽。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须接受它。有时感觉出有谁的视线落在痣上，似乎有人看我映在镜中的痣，但镜中嘴脸过多，无法分辨到底是何人看我，唯感觉其视线而已。

约三十分钟理毕。辞去工作以来渐渐变长的我的头发重新变短。我坐在沙发上边听音乐边看并不想看的杂志。女子很快返回，看样子她对我的新发型还算满意，从钱夹里抽出一张万元钞付罢款，将我领去外面站定，恰如平日我察看猫一样把我从上到下细细端详一遍，以免留下什么缺憾。看来其原定计划是大体完成了。她觑一眼金表，发出不妨称为叹息的声音。时近七点。

“吃晚饭吧，”她说，“能吃？”

我早上只吃了一片烤面包，中午只吃了一个炸面圈。“能吧。”我回答。

她把我带进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这里她也不像是生客，我们被悄然让到里面一张安静的餐桌。她在椅子上坐下，我坐在她对面。她叫我把裤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我默默照办。我的客观性似乎与我分道扬镳，在别处彷徨不定。若是能一下子找到我就好了，我想。裤袋没装什么像样的东西，钥匙掏出，手帕掏出，钱夹掏出，一并排在桌上。她兴致并不很大地注视片刻，拿起钱夹打开，里面仅有五千五百元现金，此外无非电话卡、银行卡、区立游泳池入场证，没有罕见之物，没有任何必须闻气味量规格稍微摇晃浸到水里对光细瞧那等物件。她不动声色地全部还给我。

“明后天上街买一打手帕，一个新钱夹，一个钥匙包。”她说，“这些自己可以选吧？对了，上次买内衣裤是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却想不起来。我说想不起来。“我想不是最近。不过相对说来我是爱清净的人，就一个人生活而言算是勤洗勤换的……”

“反正各买一打新的来。”她以不容分说的口气说道，像是不愿再多接触这个问题。

我默默点头。

“拿收款条来，钱可由我出。尽量买上等的。洗衣费也由我付，所以衬衣一旦上过身就送洗衣店去，明白？”

我再度点头。站前那家洗衣店老板听了笃定欢喜。可是，我略一沉吟，旋即从这足以通过表面张力贴在窗玻璃上一般的简洁的连接词中拽出一长串煞有介事的词句：“可是，你何以专门为我购置成套的衣服且出钱给我理发甚至报销洗衣费呢？”

她没有回答，从手袋中取出弗吉尼亚长过滤嘴衔在嘴上。一个身腰颀长五官端正的男侍者不知从何处快步赶来，以训练有素的手势擦火柴将烟点了。擦火柴时声音甚为干脆，堪可促进食欲。其后他把晚餐菜谱递到我们面前。女子则不屑一顾，并说她也不大想听今天的特殊品种。“拿蔬菜色拉卷形面包白肉鱼来。稍淋一点调味汁，胡椒一点点。再来杯碳酸水，别加冰。”我懒得看菜谱，便说也要同样的。男侍者致一礼退下。我的客观性似乎仍未找到我。

“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问问，不是说要如何如何，”我咬咬牙又问一次，“给我买这许多东西，对此我不是要说三道四。只是，事情难道重要得要费这样的操办花这么多钱吗？”

依然不闻回声。

“纯属好奇心。”我重复一句。

还是没有回答。女子根本不理会我的发问，兀自饶有兴味地看墙上挂的油画。画是风景画，画的是意大利田园风光（我猜想）。上面有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松树，沿山坡坐落着几处墙壁发红的农舍。农舍不大，但都叫人看着舒坦。里边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大概是过地道生活的地道男女吧？应当没有人让莫名其妙的女人唐突地买西服买皮鞋买手表，没有人为把一口枯井弄到手而设法筹措一笔巨款。我是何等羡慕那些住在地道世界里的人们！只要可能，恨不得现在就钻进画里，走进其中一户农舍喝上一杯，然后宠辱皆忘地蒙头大睡。

不多工夫，男侍者走来，在我和她面前各放一杯碳酸水。她在烟灰缸里熄掉烟。

“还有别的什么要问吗？”女子开口了。

“赤坂事务所那个小伙子，可是你的儿子？”我试着问。

“是的。”这回她应声回答。

“好像开不得口，是吧？”

她点下头，说：“原先也不怎么说话的，但快六岁那年突然说不出话了，压根儿发不出声音。”

“那是有什么原因吧？”

她不予理睬。我思索别的问法。

“讲不得话，有事时怎么办呢？”

她略略蹙了下眉头，尽管不完全是充耳不闻，但仍好像没有回答的意思。

“他穿的衣服也一定是你从上到下挑选的吧？像给我做的一样。”

她说：“我只是不喜欢看到人们打扮得不伦不类罢了，那样我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起码想让我周围的人尽可能穿着得体些，打扮正确些，不管那部位看得见看不见。”

“那，对我的十二指肠可介意？”我开玩笑道。

“你十二指肠的形状有什么问题么？”她以一本正经的眼神盯住我问。我后悔不该开玩笑。

“我的十二指肠时下不存在任何问题，随便说说而已，比方说。”

她不无疑惑地凝视了一会我的眼睛，大约是在思考我的十二指肠。

“所以，哪怕是自己出钱也想让人穿得像那么回事，如此而已，不必放在心上。说到底是我的个人爱好。我在生理上不堪忍受污秽的衣服。”

“如同耳朵敏感的音乐家忍受不了音阶错乱的音乐？”

“算是吧。”

“那么说，周围的人你都要给买衣服喽？这样买来买去的？”

“是吧。不过，并非有很多人在我周围。不是么？再看不顺眼，也不至于给全世界所有人买衣服嘛。”

“所谓事情总是有限度的。”

“算是吧。”

一会儿，色拉上来，我们吃着。调味汁果然只淋一点点，也就是几滴吧，指着数得过来。

“其他有什么想问的？”女子道。

“想知道你的名字。”我说，“或者说，还是要有个名字什么的好些吧。”

她不作声地咬了一阵子小萝卜，像误吃了什么辣得要命的东西一样眉间聚起深深的皱纹。“我的名字你为什么需要呢？不至于给我写信的吧？名字那玩意儿总的说来不是小事一桩吗？”

“问题是比如从背后叫你时，没名字不方便吧？”

她把餐叉放在盘子上，拿餐巾轻轻擦下嘴角。“倒也是。这点我从未想过。那种场合的确怕不方便。”她久久陷入沉思，这时间里我默默吞食色拉。“就是说，从背后叫我时需要个合适的名字对吧？”

“也就是吧。”

“那么，不是真名实姓也无妨吗？”

我点点头。

“名字、名字……什么样的名字好呢？”她问。

“容易叫的简单些的就行。可能的话，最好是具体的、现实的、手可触目可见的东西，也容易记。”

“举例说？”

“例如我家的猫叫青箭。倒是昨天才取的……”

“青箭，”她说出声来，像在确认声韵如何，而后目光盯在眼前的一套食盐胡椒小瓶上，俄顷扬起脸。“肉豆蔻。”她说。

“肉豆蔻？”

“突然浮上心头的。我看可以当作我的名字，如果你不讨厌的话。”

“我倒无所谓……那，儿子怎么称呼呢？”

“肉桂。”

“荷兰芹、鼠尾草、迷迭香、果石龙刍、百里香……”我唱歌般说道。

“赤坂肉豆蔻和赤坂肉桂——蛮不错的嘛！”

若是知道我和这等人物——赤坂肉豆蔻和赤坂肉桂——打交道，笠原May恐怕又要目瞪口呆。嘿，拧发条鸟，你就不能和多少地道些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不能呢，笠原May，我也全然摸不着头脑。

“如此说来，大约一年前我和名叫加纳马耳他和加纳克里他的打交道来着。”我说，“我因此遭遇了种种怪事。如今倒哪个都不见了……”

肉豆蔻略点下头，没有就此发表感想。

“消失到了哪里，”我无力地加上一句，“就像夏天的晨露。”或像黎明的星辰。

她用叉子把菊苣样的菜叶送入口去，随即像蓦然想起往时一个约会似的伸手拿杯喝了口水。

“那么，你怕是想知道那笔钱是怎么回事吧？前天你拿的那笔钱。嗯，不对？”

“非常想知道。”我说。

“说给你听也可以的，只是说起来可能很长。”

“甜食上来前可以完吧？”

“恐怕很难。”赤坂肉豆蔻说。

(1)　俄罗斯作家（1918—2008）。主要作品有《癌病房》、《炼狱中》等。

9　井　底

顺井壁铁梯下到漆黑的井底，我仍像往次那样摸索着寻找靠在井壁的棒球棍。那是我从吉他盒汉子那里几乎下意识地拿回来的。而在井底的一团漆黑中将这遍体鳞伤的球棍抓在手里，心里顿感一阵释然，真是不可思议。这释然又帮助我把意识集中起来，所以每次我都仍将球棍放在井底——我懒得次次携带球棍顺着梯子爬上爬下。

每当找到球棍，我便像站进击球区的棒球手，双手紧紧抓住棍柄，以确认这是我的那根球棍，随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一核实事物有无变化。我侧起耳朵，将空气吸入肺腑，用鞋底试探脚下土质，用棍头轻轻叩击井壁以测其硬度。但这些不过是使心情镇定下来的一种习惯性仪式。井底同深海底甚为相似，这里所有的物质都如被压力压迫一般静静地保持其原形，而不因星移斗转而现出怎样的变化。

光在头顶圆圆地悬浮着。黄昏的天空。我仰着头，思索十月黄昏时分的尘世。那里应该有人们的生活。在秋日淡淡的阳光下，他们或行走街头，或选购商品，或准备饭食，或在回家的电车中，并且视之为——或者无所谓视之为——无须特别思考的极其顺理成章的事，一如我的以往。他们是被称为“人们”的抽象存在，我亦曾是其中无名的一分子。在秋光之下，人们接受着某人，又被某人接受。无论持之永远，还是仅限一时，其中都应有阳光笼罩般的亲昵。但我已不置身其中。他们在地面之上，我在深井之底。他们拥有光，我则正在失去。我不时掠过一丝疑虑，担心自己再也返回不了那个世界，再也领略不到被光明包笼的恬适，再也不能把猫软乎乎的身体抱在怀中。如此一想，胸口便有一种闷乎乎的绞痛。

但在我用胶鞋底掘动柔软的地面时，地表光景渐次离我远去。现实感一点点稀薄，井的温馨将我拥裹起来。井底暖暖的静静的，大地深处的温柔抚慰着我的肌肤。胸口的疼痛如波纹消失一般渐渐稀释。此处接受我，我接受此处。我紧紧握着球棍柄，闭起眼睛，又再度睁开，朝头上仰望。

之后我拽动头顶的绳子，合上井盖（心灵手巧的肉桂做了个滑轮，我可以从井底自行合上井盖），黑暗于是完美无缺。井口被封，光无从泻入，时而传来的风声也已杳然。我与“人们”之间彻底隔绝。手电筒我也没带。这类似某种信仰的告白，我在向他们表示自己正在无条件地接受黑暗。

我坐在地上，背靠混凝土井壁，棒球棍夹在膝间，闭上眼睛。我侧耳谛听自己的心音。黑暗中当然无须闭什么眼睛，反正一无所见，然而我还是闭上了。无论处于怎样的黑暗中，闭目这一行为也还是自有其含义的。我深深呼吸数次，让身体习惯于又深又黑的圆筒形空间。这里有与往日同样的气息，同样的空气感触。井一度被完全掩埋，唯独其中的空气近乎不可思议地同以前一样，有点发霉，有点潮湿，同第一次在井底嗅到的毫无差异。这里没有季节，甚至没有时间。

∗　∗　∗

我依然穿着旧网球鞋，戴着塑料手表。是我第一次下井时的鞋和表。同棒球棍一样，此鞋此表也可以使我心情沉稳下来。黑暗中我确认这些物件确乎牢牢附着于自己的身体，确认我没有脱离自身。我睁开眼睛，稍顷又闭上，以便使自己一点点接近并习惯自己内部的黑暗压力和自己四周的黑暗压力。时间在流失。不多工夫，两种黑暗的界线便无法很好地分辨了，甚至弄不清眼睛是闭着还是睁着。脸颊上的痣开始隐隐发热，想必带有亮丽的紫色。

我在混合不同种类的黑暗中将意识集中在痣上，思考那个房间。我像对待“她们”时那样试图离开自己，从蜷缩在黑暗中的我那笨拙的肉体中脱离出去。现在我不外乎一座空屋，不外乎被遗弃的井。我准备从中逃出而转乘速度不同的现实——在双手紧握棒球棍的同时。

现在将这里的我同那奇妙房间隔开的，仅仅是一堵墙壁。我应该可以穿过这墙壁，通过我自身的力与这里深重黑暗的力。

每当我屏息将意识集中起来时，便可以见到那房间里的东西。我不在其中，但我正看着它。那是宾馆的一个套间。208房间。严严实实地拉着窗帘，房间里十分黑暗。花瓶中有足够的花，暗示性的香气滞重地弥漫于房间。门旁一座大大的落地灯，但灯泡犹如清晨的月一般死白死白的。我定定地注视着。注视的时间里，由于某处透进一丝微光，我得以勉强看出里面东西的形体，一如眼睛习惯于电影院的黑暗。房间正中的小茶几上面，放着一瓶稍微喝了一点的CuttySark。冰壶里有刚刚割裂的冰块（依然棱角分明）。玻璃杯里有已加冰的威士忌。不锈钢盘子在茶几上显得冷清而孤寂。时间无从知晓，也许早上，也许晚间，也许夜半，抑或压根儿无所谓时间。套间里边的床上躺着一个女子，耳畔传来其衣服的窸窣声。她轻轻摇晃玻璃杯，发出“咣啷咣啷”惬意的声响。空气中飘浮的细微花粉随着声响宛如活物般地颤抖。空气的哪怕一点点震颤，都足以使这些花粉陡然恢复生机。淡淡的黑暗静静地接受花粉，被接收的花粉使得黑暗愈发变浓。女子将嘴唇贴在威士忌杯上，往喉咙里吞了一点液体，然后要对我说句什么。卧室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唯有影子在隐约晃动。她是有什么要对我说。我在耐心地等待，等待她的话语。

那便是那里所有的。

∗　∗　∗

我如一只在虚拟的空中飘浮的虚拟的鸟，从上面望着那房间里的情景。我将那光景扩大开来，继而后退俯瞰，复近前扩大。不用说，细部在这里具有很大意义。它们具怎样的形状，呈怎样的颜色，有怎样的感触，必须依序逐一确认。各细部之间几乎没有联系，温度亦已失却。在这种时候，我所做的仅限于细部的机械式罗列。可是这尝试不坏。是不坏。犹如石块与木片的摩擦不久产生热与火焰，有联系的现实逐渐形成具象，恰如几个单音偶然的重叠使得一个音阶从似乎单调无聊的反复中产生出来……

我可以在黑暗深处感觉出联系的微弱萌生。是的，这就可以了。周围寂静至极，他们尚未察觉我的存在。将我与那场所隔开的墙壁正如果冻一般一点点瘫软融化。我屏息敛气。此其时也！

然而当我向那墙壁举步的一瞬间，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敲门声，仿佛我的目的被谁一眼看透。有人在用拳头猛敲房门，一如我上次听见的——犹如铁锤在墙上直直地敲铁钉一般果断而尖锐。敲法也一模一样，间隔很短敲两下，接着又敲两下。我知道女子正屏住呼吸。周围飘浮的花粉随之发颤，黑暗大幅度摇晃，并且由于这声音的侵入，我那条好容易刚刚成形的通道一下子应声而断。

像以往那样。

∗　∗　∗

我再次是我肉体中的我，坐在深深的井底。背靠井壁，紧握棒球棍。如同图像逐渐聚焦一样，此侧世界的感触重返我的手心。球棍柄给汗粘得有点发潮，心脏在喉咙深处跳得正急。耳里仍真切地存留着刺穿世界般的硬邦邦的敲门声。随即黑暗中传来球形门拉手缓缓转动的声音。外面有谁（有什么）正要开门，正要慢慢地悄悄地进入房间。然而刹那间图像尽皆消失，墙壁再次成为坚固的墙壁，我被弹回此侧。

我在深深的黑暗中用球棍头敲了敲眼前的壁。壁又硬又凉，一如往常。我被围在圆筒形混凝土中间。还差一步，我想，我正在一点点接近那里，毫无疑问。我迟早会通过这间隔而“进入”那里，会先于那敲门声潜入房间在那里止步不动。但到那一步究竟要花多少时间呢？又有多少时间剩在我手上呢？

而与此同时，我又害怕它实现，害怕同应该在那里的什么对峙。

接下去我在黑暗中蹲了好一会。我必须恢复正常心跳，必须将双手从球棍柄上放开。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一点力气才能从井底立起，才能顺着铁梯爬上地表。

10　袭击动物园（或不得要领的杀戮）

“赤坂肉豆蔻”讲起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个酷热的下午，被一伙士兵射杀的虎、射杀的豹、射杀的狼、射杀的熊们。她讲得井井有条栩栩如生，如将记录胶片投映在雪白的银幕上，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却又不是她实际目睹的情景。肉豆蔻那时站在开往佐世保的运输船甲板上，她实际目睹的是美国海军的潜水艇。

她逃离蒸汽浴室般的船舱，站到甲板上，同其他很多人一起靠着栏杆，迎着清风眺望水波不兴的海面。这时，一艘潜水艇没有任何前兆地简直如残梦一般突然浮出海水。最先是天线、雷达和潜望镜在海面现出，继而指挥塔激浪分水，俄顷湿漉漉的大铁块在夏日阳光下闪出流线型的裸体。虽说它采取的是潜水艇这一特定形体，但看上去更像是某种象征性标记，或者含义不明的譬喻。

潜水艇窥探猎物似的同运输船并行了一会，之后甲板升降口打开，船员们一个接一个以不无迟缓的动作走上甲板。谁也没有惊慌。军官们从司令塔甲板上用很大的双筒望远镜观察运输船的情况，镜片时而对着太阳光一闪。运输船满载返回本土的民间人员，多半是妇女和儿童——为躲避迫在眉睫的战败混乱而撤退回国的“满洲国”日本官吏和满洲铁道公司高级职员的家属。与其留在中国大陆，他们宁可承受航行中可能遭遇美国潜水艇攻击的危险，至少潜水艇实际出现在眼前之前他们是这样想的。

潜水艇司令官确认运输船没有武装，附近也没有护卫舰。他们已无所畏惧。时下掌握制空权的也是他们。冲绳业已陷落，日本本土能飞的战机已所剩无几。无须惊慌。时间在他们手中。士兵们一圈圈地旋转舵盘，让甲板炮对准运输船。值班的下级军官发出准确而简短的命令，三个士兵在操纵大炮，另两个士兵打开后端甲板升降口，从中搬出重型炮弹。几个人以熟练的手势将弹药箱搬近指挥塔旁高出一截的甲板上的机关炮。负责炮击的士兵全部头戴作战钢盔，有的还光着上身，差不多一半穿着及膝短裤。凝眸细看，已可以看到他们臂上鲜明的文身。细看之下，她看到了好些东西。

一门甲板炮一门机关炮，这是潜水艇上所有的火力，但用来击沉老朽货轮改造的动作迟缓的运输船却是绰绰有余。潜水艇上搭载的鱼雷数量有限，且要对付可能遭遇的武装舰队——倘若那玩意儿日本还剩有的话——所以保留不用，这是铁的原则。

肉豆蔻抓住甲板栏杆，注视着黑乎乎的炮筒转向这边。夏日的阳光转眼之间便把刚才还湿淋淋的炮筒晒干了。这么大的炮她还是第一次目睹。在新京街上看过几次日军的炮兵团，但潜水艇上的甲板炮大得让它根本无法相比。潜水艇向运输船发出灯火信号：马上停船，即将开炮击沉之，速以救生艇疏散乘客（肉豆蔻当然读不懂信号，可脑袋里清楚地记得那条信息）。问题是战乱中勉强用旧货轮改成的运输船并不备有数量足够的救生艇。乘客船员加起来超过五百人，可救生艇却仅有两只，甚至救生衣救生筏也无从谈起。

她紧紧抓着栏杆，出神地注视着流线型的潜水艇。舰艇如刚刚出厂一般通体发光，无一锈痕。她凝视着指挥塔上的白漆番号，凝视着塔顶旋转的雷达，凝视着戴深色太阳镜的沙色头发的军官。潜水艇是为杀死我们大家而从海底亮相的，她想，但这没什么奇怪。这是任何人身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而与战争无关。大家都以为是战争的关系，但并非如此，战争这东西不过是许多东西里边的一个。

面对潜水艇和大炮她也没感到恐惧。母亲对她喊了句什么，但未能传进她的耳朵。她觉得自己的手腕被一把抓住要拉她离开，而她抓着栏杆不放。周围的惊呼和喧嚣如同扭小收音机音量一般渐渐远逝。为什么这么困呢？她觉得不可思议。一闭眼睛，意识顿时模糊起来，进而离开了甲板。

那时，她看见日本兵包围偌大的动物园一个接一个射杀可能伤人的动物的光景。军官一声令下，三八式步枪的子弹当即穿进老虎光滑的肌肤，撕开五脏六腑。夏空碧透。四周树上蝉鸣阵阵，如傍晚的骤雨哗然而至。

士兵们始终保持沉默，血色已从他们晒黑的脸上褪去，俨然古陶器上的部分图案。几天后，最迟一星期后，苏联远东军的主力部队就该开到新京了。无任何手段阻止其前进。开战以来，为维持南洋拉长的战线而调走了原本兵员充足的关东军大部分精锐部队和装备，而其大半现已沉入深深的海底或烂在密林深处。反坦克炮和坦克也几乎荡然无存，运兵车实际能转动的也寥寥无几，要修理也没零件。总动员虽可凑足人数，但就连老式步枪也无法发齐，子弹也差不多告罄。夸口说北部防线不会动摇的关东军如今全然同纸老虎无异。击败德军的苏联强大的机动部队已利用铁路完成了向远东战线的转移，他们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满洲国”的崩溃迫在眉睫。

这点任何人都清楚，关东军的参谋们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才令主力部队向后方撤退，而这事实上是对边境附近的守备部队和开拓团农民见死不救。没有武装的农民们大多被急于推进的——即无暇带俘虏的——苏军杀掉。妇女为避免被施暴而大半选择或被迫选择集体自杀。边境附近的守备队躲在被其命名为“永久要塞”的混凝土碉堡里顽抗。由于没有后援，几乎所有部队都在势不可当的火力下全军覆没。大多数参谋和高级将领开始向位于与朝鲜接壤的通化附近的新司令部“迁移”，溥仪皇帝及其家人也十万火急地卷起财物乘专列逃离新京。担负首都警备任务的“满洲国军”听到苏联进攻的消息，大多开小差离开兵营，或造反射杀指挥他们的日本军官。他们当然无意为了日本而舍命同优于自己的苏军作战。如此一连串动作的结果，日本为了面子而在荒野中建造的“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便被抛在了莫名其妙的政治空白中。“满洲国”的中国高官为避免无谓的混乱和流血，主张新京作为非武装都市和平打开城门，但被关东军一斥了之。

往动物园行进的士兵们也在考虑自身命运——数日后难免在这里同苏军交战而死（实际上他们在解除武装后被送去西伯利亚煤矿，有三人在那里丧生）。他们能够做的，唯有祈祷尽可能死得不那么痛苦万状。他们不愿意被坦克一点点碾成肉泥，或在战壕里被火焰发射器烧焦，或被击中腹部久久垂死挣扎。最好被一下打穿脑袋或心脏。然而在那以前反正他们必须杀掉动物园里的动物们。

即使为节约宝贵的子弹，也必须用毒药把动物们“处理”掉——负责指挥的年轻军官是这样得到上级指示的。所需数量的毒药已经交给动物园。他带领八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朝动物园前进。动物园距司令部步行约二十分钟。苏军进攻以来动物园便已关门，门口站着两个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中尉出示命令进得园门。

然而动物园园长说他虽然确实得到过军方指示，要他在非常时候“处理”猛兽并知道采用毒杀方法，但实际上并未接受过用于毒杀的毒药。中尉听了困惑起来。他本是一直蹲司令部机关的会计官，除了在此非常事态下被外派之外，以前未有过实际统兵的经验。从抽屉里匆忙抽出的手枪已有好多年没上手了，子弹能否出膛都心中无数。“中尉，官场上的事经常这样，”中国人园长可怜巴巴地对中尉说道，“需要的东西总是不在那里。”

为了确认，叫来了动物园主任兽医。兽医对中尉解释说，近来由于后勤难以为继，现在动物园所有的毒药其量极小极小，能否毒死一匹马都令人怀疑。兽医三十过半，五官端正，只是右脸颊有一块青黑色的痣，痣有婴儿手掌大小。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吧，中尉推想。中尉从园长室往司令部打电话请示，但关东军司令部自数日前苏军越境开始即已陷入极度混乱，多数高级军官销声匿迹，留下来的或在院子里焚毁大量重要文件，或率部在城郊手忙脚乱地挖防坦克壕，下令给他的少校此刻也不知何在。去哪里才能搞到所需用量的毒药呢？中尉摸不着头脑。首先是毒药这东西是由关东军哪个部门管理的呢？他这里那里把司令部各部门统统要了一遍，最后接起电话的军医大校声音颤抖着吼道：“混账东西！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关头还管什么动物园不动物园，我他妈不知道！”

我他妈也不知道！中尉忿忿地挂断电话，放弃了找毒药的念头。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动物一个不杀地撤离这里，二是用枪射杀。正确说来，二者都有违所下达的命令。最后他选择了射杀。日后也许会由于浪费弹药受到申斥，但至少猛兽“处理”这一目的达到了。而若留着动物不杀，便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罪被送交军法会议。虽然届时军法会议存在与否都是疑问，但命令总归是命令。只要军队存在，命令就必须执行。

可能的话，我也不想杀什么动物园里的动物，他自言自语道（实际上他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动物配给的食料已经匮乏，且往下事态将日益恶化——至少无好转迹象。对动物来说，恐怕也还是被一枪打死舒坦。何况若战斗激烈遭遇空袭致使饥饿的动物窜上街头，无疑将造成悲惨后果。

园长将接到“非常时刻消除”指令的动物名单和园内示意图交给中尉。脸颊有痣的兽医和两名中国杂役随同射杀队行动。中尉往接过的名单上大致扫了一遍。所幸列为“消除”对象的动物数量没预想的那么多，但其中包括两头印度象。“象？”中尉不由皱起眉头。糟糕，象这玩意儿如何消除？

由于路线关系，他们决定首先对老虎实施“消除”，象放在最后。栏前说明上说老虎是在“满洲国”大兴安岭山中捕获的。虎有两只，每四人对准一只。中尉指示瞄准心脏，而哪里是心脏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八个士兵一齐拉开三八枪的枪栓推子弹上膛，不吉利的干涩声响使周围风景为之一变。虎们闻声呼地从地上爬起怒视士兵，从铁栏内发出最大限度的威慑性怒吼。出于慎重，中尉也将自动手枪从枪套中取出，打开保险栓。他轻咳一声使心跳平稳下来。他努力去想这种事没什么了不得的，这种事人们时时都在干。

士兵们单腿跪地，端枪对准目标，中尉一声令下，一齐扣动扳机。明显的后坐力猛烈撞击他们的肩窝，脑袋里刹那间像被排空了一般一片空白。寂无人息的封闭的动物园回荡起齐射的轰鸣。轰鸣声从建筑物折向建筑物，从墙壁折向墙壁，穿过林木，掠过水面，如远处的雷鸣不吉利地刺痛了闻声者的心。所有动物立时屏息敛气，蝉也停止了合唱。枪声回响过之后，四下里不闻任何声息。虎们犹如被看不见的巨人挥棍猛击一般刹那间一跃而起，旋即“呼嗵”一声倒在地上，继而痛苦地翻滚、呻吟，喉咙里冒血。士兵们最初的齐射未能制服老虎。由于虎们在铁栏里慌乱地蹿来蹿去，无法打得那么准。中尉用平板板的机械语声再次命令进入齐射状态。士兵们恍然大悟，迅速拉栓排壳，重新瞄准。

中尉让一个部下进虎栏看两只虎死掉没有。它们闭着眼，龇着牙，一动不动，但是不是真死还要确认才行。兽医打开栏门，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士兵往前伸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战战兢兢地跨进栏去，样子甚是滑稽，但没一个人笑。他用军靴后跟往虎腰那儿轻踢一脚，虎依然一动不动，又稍稍用劲往同一部位加踢一脚——虎彻底死了。另一只（母的）也同样不动。这年轻士兵生来从未进过动物园，真老虎也是头一次看到。也是由此之故，感觉上根本就不觉得自己一伙人此时在此地杀死了真老虎，而认为自己只是被偶然领到与己无关的场所干了一桩与己无关的勾当。他站在黑乎乎的血海中茫然俯视着老虎的尸体。看上去死虎比活虎大出许多。为什么呢？他不得其解。

虎栏的混凝土地面沁满大型猫科动物刺鼻的尿臊味儿，现在又混杂着热烘烘的血腥。虎身上仍有几个开着的枪洞一个劲儿冒血，在他脚边流成黏糊糊的血池。他突然觉得手中的步枪又重又凉，恨不得扔开枪蹲下来把胃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吐空，那样肯定痛快。但不能吐，吐了过后要给班长打得鼻青脸肿的（本人当然蒙在鼓里，其实这个士兵十七个月后将在伊尔库茨克附近煤矿上给苏联看守用铁锹劈开脑袋）。他用手腕揩了把额头上的汗。钢盔好像极重。蝉们似乎总算省悟了，一只接一只叫了起来。不久，鸟鸣也混在里面传来。鸟的鸣声很具特征，简直像拧发条一般，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他十二岁时从北海道一个山村来到北安开拓村，一年前被征入军队，那之前一直帮父母做农活，所以大凡满洲的鸟他无所不知，但奇怪的是不知道如此鸣叫的鸟。莫不是在哪个笼子里叫的外国鸟？可鸣声好像就是从身旁树上传来的。他回头眯起眼睛，抬头朝鸟鸣方向看去，却一无所见，唯独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榆树把阴凉凉的树影投在地上。

他请示似的看着中尉的脸。中尉点下头，说可以了，命令士兵出来。中尉再次打开园内示意图，他想，虎总算收拾了。其次是豹。接下去大概是狼。还有熊。大象最后再说。不过也太热了，中尉让士兵休息一会喝口水。大家喝了水壶里的水，然后扛起步枪，列队朝豹栏默默行进。不知名的鸟又从哪里的树上以果断的声音继续拧动发条。汗水打湿了他们半袖军装的前胸后背。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列队行走起来，种种金属的碰撞声在无人的动物园里“咣啷啷”一阵空虚的回响。贴在栏上的猴子们预测什么似的发出撕裂长空般的尖叫，急切切地向这里的所有动物发出警告。动物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猴们一唱一和。狼向天长嚎，鸟奋然振翅，大动物在哪里恫吓似的猛力撞击围栏。拳形云块心血来潮般地赶来把太阳暂时挡去身后。在这八月间的一个下午，人也好动物也好无不在考虑死。今天他们杀死动物，明天苏联兵杀死他们，或许。

∗　∗　∗

我们总在同一家饭馆拥着同一张桌子说话，账单总是由她支付。饭馆里面的房间分别自成一体，说话声泄不到外面去，外面的说话声也传不进来。晚餐一晚只此一轮，因此我们可以免受任何干扰慢慢聊到关门时间。男侍者也很识趣，除去上菜其他时间尽可能不靠近桌子。她一般总是要一瓶指定年份的勃艮第葡萄酒，且总剩下半瓶。

“拧发条鸟？”我扬脸询问。

“拧发条鸟？”肉豆蔻原样重复一遍，“不明白你的意思。到底要说什么呢？”

“刚才你不是提到拧发条鸟了吗？”

她悄然摇头：“啊，想不起来。我想我没提到什么鸟。”

我于是放弃追问。这是习以为常的谈话方式。关于痣我也没再问。

“那么，你是生在满洲喽？”

她再次摇头：“生在横滨，三岁时给父母带去满洲。父亲原先是兽医学校老师，当新京那边要求为新动物园派一名主任兽医时，他主动报了名。母亲不乐意抛弃国内生活去那种天涯海角似的地方，但父亲坚持要去。较之在日本当老师，他或许更想在广大的天地里施展身手。我当时还小，日本也罢满洲也罢哪里都无所谓。动物园里的生活我顶喜欢来着。父亲身上老是有一股动物味儿，各种动物的气味儿混在一起，每天每日都像改变香水配方似的变化不一。父亲一回家我就爬上他膝头使劲儿闻那气味儿。

“但战局恶化周围形势不稳定之后，父亲决定把我和母亲送回日本。我们和别人一起从新京乘火车到朝鲜，再从那里转乘一艘专用船。这样，父亲一个人留下了。在新京车站挥手告别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我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只见父亲越来越小，直到他在月台的人群中消失。至于父亲那以后怎么样了，谁都不晓得，想必给进驻的苏军捉住送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动，和大多数人一样死在了那里，连个墓标都没有就埋在一片寒冷荒凉的土地上，成为一把枯骨。

“新京动物园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哪怕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在脑海里推出，从一条条甬路，到一头头动物。我们的宿舍位于动物园一个小区，那里干活的人都认得我，随时随地任我自由出入，即使是动物园休息的日子。”

肉豆蔻轻轻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再现那番光景。我默默地等待着下文。

“可我记忆中的动物园是否真的就是和我所记忆的一样的那个动物园，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把握。怎么说好呢，有时我觉得那实在过于鲜明了，而且越想越搞不清那种鲜明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我想象的结果。简直像坠入迷宫。这样的经验你可有过？”

我没有。

“那座动物园现在还存在？”

“存在不存在呢，”肉豆蔻说着，用手指碰了下耳环尖，“动物园战后关闭倒听说了，至于是不是一直关到今天，我也不清楚的。”

很长时间里赤坂肉豆蔻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说话对象。我们每周相见一两次，拥着饭馆桌子交谈。几次见面之后，我发现肉豆蔻是个十分娴熟的听讲者。她脑袋转得快，善于通过附和和发问使谈话顺利发展下去。

为使她不至于感到不快，每次见她我都尽量做到衣着整洁得体。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衬衣，色调相宜的领带，擦得锃亮的皮鞋。每次见我她都以厨师挑选菜蔬似的眼神首先将我的衣着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稍有不如意之处，她便把我直接领去精品专卖店选购正宗的西装，如果可能即让我当场换上。在服装方面，她尤其不肯接受任何缺憾。

这样，不觉之间，我的衣服量在家里的立柜中直线攀升。新套装新上衣新衬衫逐步然而确实地蚕食了久美子衣裙占据的领域。立柜变得窄了，便把久美子的装进纸箱，放上防虫剂塞入壁橱。她若回来必当感到纳闷，不知自己不在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花了很长时间一点点向肉豆蔻讲了久美子的事，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救出久美子，把久美子领回这里。她在桌上托着两腮，看了我半天。

“那么你到底从哪里救久美子出来呢？那地方可有名字什么的？”

我在空气里搜寻合适的字眼，但根本无从觅得。空中没有，地下没有。“很远的什么地方。”我说。

肉豆蔻微微一笑：“呃，这不有点像莫扎特的《魔笛》？用魔笛和神铃救出关在远处城堡里的公主。我嘛，最喜欢这个歌剧，看了好多好多遍，台词记得一字不差。‘我就是全国上下无人不晓的捕鸟人，就是帕帕基诺。’看过？”

我再次摇头。没看过。

“歌剧中王子和捕鸟人在三个腾云驾雾的神童带领下往城堡赶去，但实际上那是昼王国与夜王国之间的一场战事，夜王国要从昼王国那里把公主夺回。哪一方是真正对的呢？主人公中途糊涂起来。谁被关，谁没被关呢？当然最后王子救出了公主，帕帕基诺救出了帕米娜，恶人落入地狱……”说到这里，肉豆蔻用指尖轻轻捅了下眼镜框，“但是你眼下既没有捕鸟人，也没有魔笛没有神铃。”

“我有井。”我说。

“如果你能把它搞到手，”肉豆蔻像悄悄打开高级手帕一般绽开微笑，“把你的井。不过，所有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我讲话讲累了，或者语言迷失前进不得的时候，肉豆蔻就让我休息，而由她讲自己的身世阅历，比我讲的还要冗长还要曲折。而且她不按顺序讲，总是兴之所至地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飞到这儿，年代的顺序也不加说明任意颠倒，从未听过的人物突然作为重要角色粉墨登场。为了把握她所讲片断属于其人生哪一时期，听时必须做周密的推理，有的推也推不出。并且，她在讲亲眼目睹情景的同时，又讲其并未目睹的情景。

∗　∗　∗

他们杀了豹，杀了狼，杀了熊。射杀两头巨熊最费工夫。虽然中了几十发子弹，熊们仍然凶猛地撞击围栏，向士兵龇牙咧嘴，喷涎咆哮。总的说来熊们同凡事想得开的（至少旁观者如此认为）猫科动物不同，看样子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自己此刻被杀至死这一事实。或许由此之故，它们需要花更长时间来向被称之为生命的暂定性状况作诀别。等到熊们好歹咽了气，士兵们早已累得恨不能趴在那里不动。中尉关上手枪保险栓，用军帽擦拭淌在额头上的汗。深深的沉默中，几个士兵忍无可忍似的往地上大声吐唾液。弹壳在他们脚下浑如吸剩的烟头一般稀稀落落散了一地。他们耳中仍有枪声回响。十七个月后将在伊尔库茨克煤矿里被苏联兵劈杀的那个年轻士兵背过脸去不看尸体，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他死命把顶上喉头的呕吐感压下去。

象最终得以免于杀戮。实际在眼前看上去，象实在过于庞大了。在大象面前，士兵手里的步枪不过是小小的玩具而已。中尉略一沉吟，决定象就不动了。士兵听了都嘘口长气。奇异的是——也许丝毫不足为奇——他们心里全是这样想的。如此杀害栏里的动物，还不如去战场杀人痛快，纵然反过来自己也被杀死。

现在，纯属尸体的动物们由杂役拖出兽栏，装上车运往空荡荡的仓库。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动物们摆在仓库地上。见到这番作业结束，中尉返回园长室让园长在有关文书上签名。随即士兵们站好队，一如来时一样带着金属声响撤了回去。杂役们开始用软管冲洗兽栏那满是黑血污的地面，墙壁上沾着的动物肉片也被刷子刷去。作业完毕后，中国杂役问脸颊有青痣的兽医动物尸体准备如何处理，兽医回答不出。平时动物死了都是找专干此行的人处理，但在新京喋血攻防战迫在眉睫的现在，不可能打一个电话就有人跑来拾掇动物死尸。时值盛夏，苍蝇已开始落得黑乎乎一堆了。唯一的办法是挖坑埋掉，可是现有人手显然无法挖那么大的坑。

他们对兽医说，先生，如果能把死动物全部让给我们，一切处理包给我们好了。用车拉去郊外，处理得妥妥当当，帮忙的人也有的，不给先生添麻烦。只是我们想要动物毛皮和肉，尤其大家想得到熊肉。熊和老虎能取药，值几个好钱。现在倒是晚了，其实很希望只打脑袋来着，那样毛皮也会卖上好价钱，外行人才那么干的。若是一开始就全交给我们，处理肯定更得要领。兽医最后同意了这项交易。只能交给他们，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他们的国家。

一会儿，十来个中国人拉着几辆空板车出现了。他们从仓库里拖出动物尸体，装到车上，用绳子捆了，上面盖了席子。这时间里中国人几乎没有开口，表情也丝毫没变。装罢车，他们拉车去了哪里。动物压得旧车发出呻吟般的吱呀声。于是，在一个炎热午后进行的这场针对动物的——让中国人来说是极其不得要领的——杀戮就此结束了，剩下来的只是几座清洁得干干净净的空兽栏。猴子仍在亢奋地发出莫名其妙的语声。獾在狭窄的围栏里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鸟们绝望地扇动翅膀，羽毛脱得遍地都是。蝉也在不停地叫着。

完成射杀任务的士兵们撤回司令部，留在最后的两名杂役跟随装有死动物的板车消失了。之后，动物园便如搬走家具的房子一般变得空空荡荡。兽医在已不出水的喷水池沿上坐下，抬头望天，望轮廓分明的白云，谛听蝉鸣。拧发条鸟已不再叫了，但兽医没注意到。他原本就没听到拧发条鸟的鸣声，听到的唯有日后将在西伯利亚煤矿被铁锹劈杀的可怜的年轻士兵。

兽医从胸袋里掏出一包潮乎乎的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擦了根火柴。点烟时，他发觉自己的手在不住地微微颤抖，且怎么也控制不住，点一支烟竟用了三根火柴。这倒不是因为他感情受到了冲击。那么多动物转瞬之间在他眼前被“消除”掉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并未感到惊愕、悲哀和不满。实际上，他几乎一无所感，有的只是极度的困惑。

在此他坐了好久，一边吸烟，一边设法清理自己的心情。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膝上的双手，转而再次仰首望天。他眼睛里的世界在外表上仍是往日那个世界，看不出任何变化，然而又应该与迄今为止的世界确乎有所不同。说到底，自己现在是置身于虎豹熊狼被“消除”了的世界中，那些动物今早还好端端活在这里，而下午四时的现在却已形影无存。它们被士兵们杀害了，甚至尸体都不知去向。

如此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应当有也必须有某种重大的、决定性的差异，但他怎么也无法找出这差异。在他眼里世界仍是往日那个世界。致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身上的这种无感觉，这种不曾有过的无动于衷。

接着，兽医陡然意识到自己已彻底筋疲力尽。回想起来，昨晚就几乎没睡。他想，若是在一片清凉的树荫下躺倒睡上一会——哪怕一小会——该有多妙，什么也不思不想地片刻沉入寂无声息的无意识黑暗中该有多妙！他觑了眼表。他必须为剩下的动物找到食物，必须照料一只正在发高烧的狒狒，要做的事堆积如山，但不管怎样总要先睡上一觉，往下的事往下再想不迟。

兽医走进树林，在别人看不见的草地上仰面躺下。树荫下的草叶凉丝丝的甚是惬意。草丛中散发着儿时闻过的撩人情怀的气息。几只大满洲蚂蚱“呜呜”地带着威势十足的声音从脸上飞过。他躺着点燃第二支烟。好在手已不似刚才那么抖了。他往肺里深深吸了一口，在脑海中推出中国人在哪里一头接一头给刚刚杀掉的那许多动物剥皮卸肉的光景。这以前兽医也看过好几次中国人的这种操作，他们手艺非常高超，操作要领也无可挑剔。动物的皮肉骨内脏眨眼间就分离开来，简直像原本就是各自独立的，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偶然凑在了一起。想必在我一会睡醒之时，那些肉就摆到市场上了。现实这东西可是迅雷不及掩耳的。他拔了一把脚旁的草，草软软的，他在手心里搓弄一会，之后熄掉烟，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把肺里的烟全部排到外面。一闭眼，黑暗中蚂蚱的振翅声听起来比实际大得多。兽医顿时有一种错觉，似乎癞蛤蟆般大小的蚂蚱在他身边团团飞舞。

恍惚中他蓦地心生一念：世界或许就是像旋转门一样原地滴溜打转的东西，至于从哪个间隔跨入门去，不过是脚如何踏出的问题。这一间隔有老虎，另一间隔则无老虎，如此而已。这里边几乎没有逻辑上的连续性，唯其没有连续性，所谓若干对象选择才不具意义。自己所以不能很好地感觉出世界与世界的差异，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但他的思考到此为止了，无法再深入下去。身上的疲惫如湿毛巾一样重，让人透不过气。他什么也不再想，只是嗅取青草的气息，倾听蚂蚱的羽声，感受薄膜般覆在身上的浓荫。

不久，他坠入了午后的睡眠中。

运输船按照命令关掉引擎，不久静静地停在海面。无论如何，从以快速为自豪的新式潜水艇眼前逃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艇上的甲板炮与两门机关炮依然定定地瞄准运输船，士兵们已进入随时发动炮击的状态。尽管如此，舰船之间仍飘着奇特的静谧。潜水艇上的船员们出现在甲板上，总的说来是以一种百无聊赖的情态并排望着运输船。他们大多连作战钢盔也没戴。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引擎声消失了，除了徐缓的海浪拍打船体那懒洋洋的声音外再不闻任何声响。运输船向潜水艇发送信号：本船是运送民间非武装人员的运输船，完全没有军需物资或兵员，救生艇亦几乎未备。“那不是我方的问题，”潜水艇冷冷地回答，“无论避难与否，十分钟后准时开炮。”往下再未交换信号。运输船船长决定不向乘客传达信号内容。那管什么用呢？也许能有几人侥幸逃生，但大部分人都将随同这巨大铁盆样的破船沉入海底。他想最后喝一杯威士忌，但瓶子在船长室桌子的抽屉里。一瓶没舍得喝的苏格兰威士忌。可惜没时间去取。他摘下帽子，仰望长空，期待日军战机奇迹般地列队出现在天空的一角。那当然没有可能。船长已无法可想，便又转而去想威士忌。

炮击延缓时间即将过去时，潜水艇甲板上突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动。在指挥塔平台上并排站立的军官慌忙交谈着什么，一个军官下到甲板在士兵中间迅步穿梭大声传达着什么命令，已在开炮位置做好准备的全体士兵听了分别表现出轻微的动摇。一个士兵大幅度摇头，挥拳打了几下炮筒。一个士兵摘下钢盔凝然望天。那些动作看上去既像是愤怒又像是欣喜，既像是泄气又似乎是兴奋。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有什么将要发生呢？运输船上的人全然无法理解。人们像看没有剧情介绍的（然而包含重要消息的）哑剧的观众一样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们的动作，拼命想看出线索来，哪怕一个线头也好。俄尔，在士兵中间荡开的混乱之波徐徐收敛，他们依照军官的命令迅速将炮弹从甲板炮卸下，转动炮舵把对准运输船的炮筒转回原来的朝前位置，将黑洞洞的骇人炮口扣上盖子。炮弹运回升降口，船员们跑步撤回艇内。和刚才不同，所有动作都进行得干脆利落，无多余的举止，无人交头接耳。

潜水艇引擎发出实实在在的低吼，蜂鸣器几次尖利地回响，命令“全体撤下甲板”。这时间里潜水艇开始前进，士兵们从甲板上消失，升降口从内侧关闭，艇体迫不及待地扬起巨大的白沫开始潜水。细细长长的甲板覆上了一层水膜，甲板炮沉入水下，指挥塔分开湛蓝色的水面沉下身去。最后，简直就像一把拧去自己曾存在于此的证据残片一样，天线和潜望镜一下子了无踪影。波纹扰乱了一会海面，之后也消隐了，只剩下夏日午后安静的大海，仿佛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地方。

一如潜水艇出现之时，在它唐突地消失之后，船客们仍以同样姿势立在甲板上定定地注视着海面。人们连咳嗽都没有一声。片刻，船长回过神来，向大副下令，大副同轮机室取得联系，于是落后于时代的引擎犹如被主人一脚踢开的狗，发出气喘吁吁的长音开始启动。

运输船上的船员屏息敛气，准备着遭受鱼雷攻击。美国人可能因故取消花费时间的炮击，改而发射快捷省事的鱼雷。运输船开始锯齿形航行。船长与大副用望远镜扫描夏日炫目的海面，寻找鱼雷曳出的致命白线。但鱼雷没来。潜水艇消失二十多分钟后，人们终于从死神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起初半信半疑，随后渐渐信以为真，自己从死亡边缘折回来了！美国人为什么突然中止攻击呢？船长也不明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得知，原来潜水艇在即将炮击之际收到司令部指示：在未受到对方攻击的情况下停止积极的战斗行为。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紧张消除后，有几个船客顿时坐下放声大哭，大部分人则哭不得也笑不出，他们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都陷入虚脱状态。那尖利地刺入他们肺、心脏、脊骨、脑浆、子宫的长而扭曲的噩梦之刺久久难以脱落。

年幼的赤坂肉豆蔻那时在母亲怀中睡得正香。她人事不省似的连续睡了二十个小时，一次也没醒过，母亲大声叫也罢打脸蛋也罢都奈何不得。她睡得是那么深，就像沉进了海底。呼吸与呼吸的间隔逐渐加长，脉搏也迟缓下来，甚至一丝细微的睡息也听不到了。然而船到佐世保时，肉豆蔻突如其来地一下子睁开眼睛，仿佛被一股强力拉回到此侧世界。因此，肉豆蔻未得实际目击美国潜水艇中止攻击消失不见的过程，所有过程都是母亲多年后告诉她的。

运输船于翌日即八月十六日上午十点多踉踉跄跄驶入佐世保港。港口静得令人不寒而栗，见不到有人出迎。港湾口附近的高射炮阵地周围也空无人影，唯独夏日阳光无声地灼烤着地面，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深重的无感觉拥裹起来。船上的人们坠入了一种错觉，就好像阴差阳错地踏入了死者的国度。他们默默无语地打量着阔别的祖国。十五日正午，收音机播出“天皇终战诏书”。七天前，长崎市区被一颗原子弹烧成废墟。几天后，“满洲国”将作为虚幻的国家淹没于历史的流沙中。脸颊有痣的兽医将在旋转门的另一间隔与“满洲国”共命运，无论他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

11　那么，下一个问题（笠原May视点之三）

你好，拧发条鸟。

上封信最后请你猜我“现在哪里做什么”，可想过了？多少想象得出？

我暂且假定你全不晓得我在哪里做什么——肯定不晓得——来和你说话。

细说麻烦，先告诉你答案吧。

我眼下在“一座工厂”做工。厂很大，位于日本海岸边一座地方城市的郊外山中。说是工厂，可并非你拧发条鸟想象的那种最新式的大型机器隆隆运转传送带长流不息烟囱浓烟滚滚的“极有气派”的工厂。工厂很宽敞很明亮很安静，根本就没什么烟囱探出。我想都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般敞阔的工厂。此外我所知道的工厂，也就是小学时参观的都内奶糖厂了。记忆中那地方又吵又窄，人们沉着脸默默劳作，所以我便一直认为所谓工厂就是教科书里“产业革命”插图上的那种地方。

这里做工的几乎全是女孩。稍离开些的另一栋建筑物里有研究室，身披白大褂的男人们神情抑郁地在里面开发新产品，不过从比例上说他们只是极小部分，剩下的清一色是一二十岁的女孩子，其中七成和我一样住厂内宿舍。因为一来每天都从镇上坐公共汽车或小汽车来这里上班挺辛苦，二来宿舍又蛮舒服的。宿舍楼很新，全是单人房间，饭菜任选且味道也不坏，设施应有尽有，而费用倒很便宜。温水游泳池也有，图书馆也有，如果愿意（我是没那份心思），甚至茶道花道都学得成，体育活动也搞得起来。这么着，起始自己租房住的女孩不久也退掉房子搬来了宿舍。周末全都回家，同家人一起吃饭看电影或跟男朋友约会。一到周六宿舍就成了废墟，我这样周末都不回家的人好像还没有。上次我已写过了，我喜欢周末“空空荡荡”的感觉，一天时间里或看书或用大音量听音乐或在山里散步或如现在这样给你拧发条鸟写信。

厂里的女孩都是本地人也就是农家的女儿，虽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不过一般说来她们都精神饱满身体壮实性格开朗工作肯干。这地方没有大企业，过去女孩子高中一毕业就跑去城里找工作，镇子上就没了年轻姑娘，留下来的男人找对象也成了问题，人口变得格外稀少。由于这种情况，镇上就把大片土地作为工业用地提供给企业，招来工厂，使得女孩们留在这里不去外地。这主意我觉得实在不赖。甚至像我这样特意从外地来的人都有的。她们高中毕业（也有和我一样辍学的）来这工厂做工，忙不迭地把工资攒起来，等婚龄一到就结婚，辞去工作生两三个小孩儿，一个赛一个胀鼓鼓的胖得海象一般。当然婚后来这里做工的人多少也是有的，但大多数人一结婚就不再干了。

对我所在的地方你可把握住感觉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这里到底是制作什么的工厂？

提示：我曾跟你一起做过一次与“这个”有关的工作。两人一道去银座搞调查了是吧？

你就是再迟钝也该明白过来了吧？

是的，我在制作假发的工厂做工。没想到吧？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那所不伦不类的高级林间学校兼拘留所，才半年我就跑出来了，那以后就像后肢受伤的狗一样在家里东躺西歪。躺歪时间里那家假发公司属下的工厂蓦地浮上心头，想起负责临时工的伯伯半开玩笑说的话，他说他们厂女工人手不足，想做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他还给我看过一次工厂的漂亮简介，工厂似乎十分了得，当时就想在这地方做工倒也不坏。负责人说那里的女孩都是用手来往发套里栽植假发的。假发那玩意儿神经得很，不可能像生产铝锅那样匆匆忙忙轰轰隆隆用机器制造。高级假发必须把真头发一小缕一小缕仔仔细细用针栽植上去。你不觉得简直让人发晕？你猜人脑袋瓜上长着多少根头发？以十万单位计哟！这要全部用手像插秧那样一点点栽上去的，不过这里的女孩们都没因此发什么牢骚。这地方气候寒冷，自古以来女人们就习惯在漫长的冬季做手工细活来挣钱，都说这活儿不怎么苦。所以假发工厂才把厂址选在这里，听说。

说实话，我以前就不讨厌这类手工活儿。外表上也许根本看不出，可实际上我缝东西很有两下子，在学校常受老师表扬来着。看不出来？这可半点儿也不骗人。所以不由想道，从早到晚在这山间工厂做这种手工细活，完全不去考虑啰嗦事以打发一段人生时光也未尝不可。学校那边早已忍无可忍，却又不愿意总这么无所事事死皮赖脸靠父母过活（对方怕也不愿意）。问题是眼下没有“这个我非做不可”那样的事……这么一想，觉得不管怎样只能先到这工厂干干再说。

让父母当保证人，又求管临时工的伯伯美言几句（我是这儿的临时工这点颇受青睐），在东京总部经面试被顺利录用，一星期后就收拾行李——其实也就是衣服和两用机之类——一个人乘上新干线，换了次车，就一蹿一跳地来到这凄凄凉凉的小镇，感觉上好像来到了地球背面。到站下电车时心慌得不行，心想这回可是走错了一步棋。但归根结蒂，我想我的判断并没错，差不多半年了，没什么不满也没闹什么问题，算是在这里安顿下来了。

也不知为什么，很早以前我就对假发这东西怀有兴趣。不，不仅仅是兴趣，莫如说被迷住了。如某种男人被摩托迷住一样，我被假发迷住了。上街搞那个市场调查，看到那么多秃脑瓜子（公司里称为头发简约者），深感世上的的确确有好多秃脑袋（或头发稀少的人），而以前可没怎么意识到。我个人对秃脑袋并没有什么，既谈不上喜欢，也无所谓讨厌。即使你拧发条鸟头发比现在少了（我认为你很快就会稀少），我也完全不会改变对你的心情。见到头发稀疏者我最强烈地感觉到的——以前好像对你说过——就是所谓“正在遭受磨损”。这使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儿。

一次在哪里听人说过，人在某一年龄（忘了是十九岁还是二十岁）到达成长的顶点，之后身体便只落得损耗。果真如此，头发脱落变薄也终究不过是身体损耗的一环，一点也没什么奇怪。说是理所当然大势所趋也未必不可。只是，若说这里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恐怕也就是“世上既有年纪轻轻就秃的，也有上了年纪也不秃的”。所以在秃的人看来，不免想抱怨一句“喂，这不是有点不公平么！”毕竟是最醒目的部位，这种心情即使是暂且与头发稀少问题无关的我也很理解。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头发脱落的数量较他人多或者少并不是脱发者本人的责任，对吧？打零工时负责人伯伯就告诉我来着：根据调查结果，秃与不秃九成取决于遗传基因。从祖父、父亲那里领受“薄发遗传基因”的人，本人再努力也迟早必“薄发化”不可。什么“有志者事竟成”云云，在事关脱发上面是几乎行不通的。遗传基因一旦在某个时候觉得“噢差不多该动手了”而欠起腰身（不知遗传基因有无腰身），头发便只有哗哗啦啦脱落的份儿。说不公平也倒是不公平，你不认为不公平？我是觉得不公平。

总之你是可以明白了，明白我是在遥远的假发工厂每天紧张而勤奋地做工，明白我对假发这一制品怀有浓厚的个人兴趣。下次我想就工作和生活再详谈一下。

好了，再见！

12　这铁锹是真铁锹吗？（深夜怪事之二）

沉沉睡熟之后，少年做了个真真切切的梦。他知道是梦，多少有点放心。知道这是梦，即是说那不是梦，那的确是实有之事。我完全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

梦中，少年走进夜幕下一个人也没有的院子，用铁锹挖坑。铁锹靠在树干上。坑刚被那个高个子怪男人埋上，挖起来不费多大力。但到底是五岁儿童，光拿重重的铁锹就已喘不过气了，况且鞋又没穿，脚底板冰凉冰凉的。他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挖个不停，终于把高个子埋的布包挖出土来。

拧发条鸟不再叫了。爬上松树的矮个头也再无动静。四下里简直静得人耳朵发痛。他们似乎就势遁去了哪里。但这终归是梦，少年想。拧发条鸟和长得像父亲的爬树人则不是梦，是实际发生的事，所以二者之间才没有联系。不过也真是奇怪，我是在梦中这么重挖刚才挖出的坑。这样一来，梦与非梦到底该怎样区别呢？例如这铁锹是真铁锹还是梦中的铁锹呢？

少年越想越纳闷。他不再想了，只管拼命挖坑。一会儿，锹尖触到了布包。

为了不把布包弄伤，少年小心翼翼地铲去周围的土，双膝跪地从坑里拉出布包。天空一片云也没有，满月毫无遮拦地将湿润润的银辉泻在地上。奇怪的是梦中他没感到害怕。好奇心以无比强大的引力控制了他。打开包一看，里面是一颗心脏，人的心脏。心脏呈少年在图鉴上看到的颜色和形状，而且很新鲜，如刚被扔掉的婴儿一般一动一动的，虽然动脉被切断，血已不再输送，但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律动。动的声音很大，“扑通扑通”传到少年耳畔。然而那是少年自己的心跳。坑里埋的心脏同少年的心脏里应外合般大大地硬硬地动着，就像在诉说什么。

少年调整呼吸，坚定地告诉自己“这一点儿也用不着害怕”，这单单是人的心脏，不是什么别的，图鉴上都有的。谁都有一颗心脏，我也不例外。少年以沉着的手势将仍在跳动的心脏重新用布包住，放回坑内，拿锹填土，然后用光脚板踩平地面，以免给人看出被挖过一次，铁锹按原样靠树干立定。夜间的地面冰一样凉。然后，少年翻过窗口，返回自己温暖可亲的房间。为了不弄脏床单，少年把脚底沾的泥刮进废纸篓，准备上床躺下。不料他发觉已经有谁躺在这里，有谁取而代之地躺在床上蒙头大睡。

少年生气了，一把撩开被子。“喂，出去！这是我的床”——少年想对来人喊叫，但声音没发出，因为少年在这里发现的，竟是自己的形体，他自己早已上床，甚是香甜地打着鼻息酣睡。少年欲言无语地呆立不动。假如我自身已经睡在这里，那么这个我睡在哪里呢？少年这时才感到恐惧，恐惧得体芯都快冻僵了。少年想大声呼喊，想用尽可能尖利的喊声叫醒熟睡中的自己，叫醒家里所有的人。但声音出不来，无论怎么用力，口中也发不出一丝半缕的声音。他把手放在熟睡中的自己肩上使劲摇晃了一下，可睡觉的少年并不醒来。

无奈，少年脱去对襟毛衣甩在地板上，拿出吃奶力气把睡梦中的另一个自己推去一边，好歹把身体挤进小床的一角。否则，说不定自己会被挤出原本拥有的世界。姿势虽然憋屈得难受，又没有枕头，但一上床马上困得不得了，再也想不成什么。下一瞬间他便坠入了睡境。

翌日早晨睁开眼睛，少年独自一人躺在床正中，枕头一如往常枕在头下，身旁谁也没有。他慢慢撑起身体，环顾房间，一眼看去看不出变化。同样的桌子，同样的立柜，同样的壁橱，同样的台灯，挂钟指在六时二十分。但少年知道还是有怪异之处。即使表面一样，场所也还是不同于昨晚睡觉的地方。空气和光亮和声响和气味也多少与平时有所不同。别人可能不明白，但他明白。少年蹬掉被，上下打量自己的身体，依序伸屈手指。手指好端端地在动，脚也在动，不痛也不痒。接下去，他下床走进卫生间，小便后站在洗脸台镜子前端详自己的脸，又脱去睡衣爬上椅子照自己小小的、白白的身体，哪里也不见异常。

但还是有所不同。简直就像自己被换成另一个人似的。他知道自己尚不能充分适应自己这个新身体，觉得好像有某种与本来的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少年突然心慌起来，想喊妈妈，可是喉咙吐不出声音。他的声带无法震动这里的空气，恰如“妈妈”一词本身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但少年不久意识到：消失的并非语言。

13　M的秘密治疗

《神秘疗法侵蚀下的演艺界》

——据《月刊××》12月号

（上文略）

如此在演艺界成为一种时髦的神秘疗法，其消息大多数情况下是以口头传播的，有时还带有秘密组织色彩。

这里有一位叫M的女演员，年龄三十三岁，自约十年前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被起用为配角并获得承认以来，一直作为准主角演员活跃于影视界，六年前同一位经营具有相当规模的不动产公司的“青年实业家”结婚。最初两年婚姻生活可谓一帆风顺，丈夫工作顺利，她本人也留下了作为演员堪可欣慰的业绩。但后来丈夫由于以她的名义作为副业经营的夜总会和妇女时装店不景气而开具空头支票，以致名义上使她负起债务包袱。M似乎一开始就对开店不很热心，只是被致力于扩展事业规模的丈夫勉强说服。也有人认为是中了丈夫形同欺诈的计谋，况且同丈夫父母的不和以前就相当严重。

由于这些缘由，夫妇间的龃龉开始成为传闻，不久发展成为分居。其后经人调停债款处理问题，两年前终于正式协议离婚。那以后不久M出现抑郁症倾向，为跑医院过着几近退休的生活。据M所属演出公司有关人士介绍，离婚后她苦于严重的周期性妄想，而为此服用的安定剂破坏了身体健康，一时竟落到“再也无法继续演员生涯”的地步。“表演时的精神集中力失去了，姿色也衰退得惊人。本来人就认真，这个那个想得太多了，致使精神状态更加恶化。好在分手时金钱上处理得还可以，暂时不工作也生活得下去。”

M同一位当过大臣的知名政治家的夫人有远亲关系，得到夫人不亚于对亲生女儿般的疼爱。两年前夫人给她介绍了一位女士，据说此女士只以数量极有限的上流社会人士为对象进行一种心灵治疗。在那位政治家夫人劝说下，M定期去女士那里治疗抑郁症，约持续一年时间。至于具体为怎样的治疗则不清楚，M为此绝口不提。但不管怎样，M的病情的确通过与女士的定期接触而朝好的方向发展，为期不长即可停止服用安定剂了。结果，身上异常浮肿尽消，头发全部长齐，容貌恢复如初，精神状态也已康复，可以逐步从事演员工作了。于是M不再前往治疗。

不料今年十月间噩梦般的记忆开始淡化之际，一次——仅仅一次——M无端陷入一如从前的状态。偏巧几天后又有重大任务等着她，如此状态自然无法胜任。M同那位女士取得联系，请其施以同样的“治疗”，但那时女士已抽身不做了。“对不起，我已没那种资格那种能力了。不过如果你肯绝对保密，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只是，哪怕如果向别人泄露一句，你都会遇上麻烦。明白吗？”

于是她在某个场所被引见给了一个脸上有青痣的男子。男子三十岁上下，见时一言未发，而其治疗效果却“好得难以置信”。M没提及当时支付的款额，但不难推定“咨询费”不会是个小数。

以上是M向她所信赖的“极要好”的人讲述的谜一样的治疗情况。她在“都内一家宾馆”同一负责向导的年轻男子碰头，从地下VIP⁽¹⁾专用特别停车场乘上“漆黑漆黑的大轿车”前往治疗场所，这点毫无疑问。但关于实际治疗内容，则不得而知。M说：“那些人势力非同小可，我若言而无信，会遇上很大麻烦。”

M仅去过那里一次，那以来再未发作。对于治疗及那位谜一样的女士，不出所料，M拒绝直接接受采访。最知内情者认为，此“组织”大约避开演艺界方面的人，而以守口如瓶的政界财界人士为对象。因此从演艺界渠道得到的情况仅以上这些。

（下文略）

(1)　very important person之略，最重要人物。

14　等待我的汉子、挥之不去的东西、人非岛屿

晚间过了八点四下完全黑下来后，我悄悄打开后门走进胡同。后门又窄又小，须侧身方得通过。门高不足一米，在围墙最边角的地方伪装得甚是巧妙，从外面光看或触摸一般不至于看出是出入口。胡同仍同以往一样，承受着笠原May家院子水银灯清冷的白光，浮现在夜色中。

我迅速关门，在胡同中快步穿行。走过各家起居室和餐厅的后面，隔着院墙瞥一眼里面的男女，有的正在吃饭，有的在看电视剧。各种饭菜味儿通过厨房窗口和排气扇飘入胡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儿在用调低音量的电吉他练习快节奏小品。一户人家二楼的窗口闪出伏案用功的小女孩儿一本正经的面庞。夫妇的争吵声。婴儿凶猛的哭叫声。哪里响起的电话铃声。现实犹如未能全部装进容器而从周边哗然溢出的水一样淌进胡同——作为声音，作为气味，作为图像，作为需求，作为呼应。

为了不发出脚步声，我仍穿着往日那双旧网球鞋。行走速度既不能过快又不可太慢，关键是不要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注意，不要被四下充溢的“现实”意外拖住脚步。我熟记所有的拐角所有的障碍物，纵然伸手不见五指也能够不磕不碰地通过胡同。不一会走到自家后头，我立定观察周围动静，翻过低矮的院墙。

房子如巨大的动物空壳静悄悄黑魆魆地伏在我面前。我打开厨房门锁，开灯，给猫换水，接着从壁架上拿下猫食罐头打开。青箭闻声从哪里走来，在我脚上蹭几下脑袋，开始津津有味地进食。这时间里我从冰箱拿出啤酒喝着。晚饭一般在“公馆”里用肉桂准备的东西应付一顿，所以回家即使吃也不过简单做个色拉或切片奶酪。我边喝啤酒边抱起青箭，用手心确认它身体的温度和绵软，确认今天一天我们是在各自的地方度过又各自返回家中。

不料进门脱掉鞋，一如往日伸手去开厨房灯时，忽觉气息有些异样。我在黑暗中停住手，侧耳倾听，从鼻孔中静静吸入气体。一无所闻，只有一丝香烟味儿。总好像家中有自己以外的什么人，此人正在此等待我回来，刚才大概忍耐不住吸了支烟。他仅吸了两三口，还打开窗扇放烟，但烟味儿还是留了下来。恐怕不是我认识的人。房门上了锁，认识我的人除赤坂肉豆蔻没人吸烟，而肉豆蔻断不至于为见我而摸黑静等。

黑暗中我下意识地去摸棒球棍，然而球棍已不在那里，它现在位于井底。心脏开始发出大得近乎不自然的声音，仿佛已跑到我体外在我耳畔浮动。我调整呼吸。用不着棒球棍，倘若有人为害我而来，肯定不会在里边悠悠然等我。可我手心痒得不行。我的手在寻求棒球棍的感触。猫从哪里赶来，依然叫着往我脚上蹭脑袋，但它肚子不像平时那么饿，这点听叫声即可明白。我伸手打开厨房灯。

“对不起，猫刚刚喂过食。”客厅沙发上坐着的汉子以自来熟的语气对我说道，“噢，在这里一直等你来着，可猫总是脚前脚后叫个不停，就随便从壁架上拿猫食罐头喂了。说实在话，我不大会养猫的。”

汉子也不从沙发上起身。我默默地看着他。

“擅自进来，偷偷等待，吓一跳吧？抱歉，真的抱歉。可要是打开灯等，您怕有所警觉而不进来吧，所以才摸黑静等您回来。我绝不是加害于您的那种人，请别把脸搞得那么吓人。我只是有话要跟您说。”

汉子身穿西装，个头不高，因为坐着看不准确，恐怕一米五十超不出多少。年龄四五十岁，脑袋胖得跟青蛙似的又鼓又秃，按笠原May的分类法该是“松”。耳朵上边倒贴着几根头发，但由于黑黑的残留形状很滑稽，反而更显光秃。鼻子蛮大，但或许有点堵塞，吸气呼气之时竟如风箱带着声响一胀一缩。架一副度数似乎很高的金属框眼镜。说话时因吐字而上唇陡然卷翘起来，闪出给烟熏黄的参差不齐的牙齿。即使在我迄今见过的人之中，他也无疑是几个最丑的当中的一个。不单单相貌丑陋，还给人一种黏黏糊糊的无可诉诸语言的悚然感，类似黑暗中手一下子碰上不明实体的大毛虫时的不寒而栗。总之此君看上去与其说是现实人物，莫如说是昔日见过一次而早已忘得死死的噩梦的一部分。

“对不起，吸支烟可以吗？”汉子询问，“一直忍着，不过这么坐等起来也真不是滋味。烟这东西不是个好玩意儿啊！”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兀自默默听着。风貌奇特的汉子从上衣袋里掏出不带过滤嘴的“和平”叼在嘴上，很干很大声地擦燃火柴，拿过脚下的空猫食罐头，扔火柴杆进去。看情形这空罐给他当烟灰缸使用来着。汉子十分香甜地蹙起满是毛的粗眉头吸了一口，甚至发出不胜感慨般的低音。每当他大口吸烟时，烟头便如煤球烧得鲜红鲜红。我打开靠檐廊的玻璃窗，放进外面的空气。外面又静静地下起了雨，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但从气味上可知道雨正在下。

汉子褐色西装白衬衣暗红色领带，哪一样看上去都属于便宜货，都用得年长日久狼狈不堪。西装的褐色令人想起外行人给破车凑合着涂的油漆，上衣和裤子上宛如空中摄影图片的一道道深褶早已不存在平复的余地。白衬衣整个微微泛黄，胸口那儿一个纽扣摇摇欲坠，而且尺寸还像小了一两号，最上端的扣子开了，衣襟扭歪得不成样子。带有俨然失败了的ectoplasm⁽¹⁾般花纹的领带，看样子从太古时代就始终以同一样式扎在脖子上。此君对于服装的几乎不予注意和不存敬意，任何人都可一目了然，无非是因为到人前须穿点什么才不得已而为之，甚至让人觉得其中不无恶意。想必他存心日复一日穿这几件行头穿到破裂开线条分缕析为止，犹如高地上的农夫从早到晚狠命驱使毛驴直到使死。

汉子匆忙地把所需数量的尼古丁深深吸入肺腑，尔后轻嘘一声，脸上浮起介乎微笑与讥笑之间的莫可名状的笑，开口说道：

“噢，忘了自我介绍了，失礼失礼。我姓牛河，动物的牛，三点水的河。好记吧？周围人只叫我牛，‘喂，牛！’什么的。也是奇怪，给人这么一叫，渐渐觉得自己真成了牛，在哪里看见真牛，竟有一种亲切感。姓这东西真是奇妙，你不这样认为，冈田先生？这点上冈田这个姓实在潇洒。我也时不时心想要是自己有个地道些的姓氏该有多好，遗憾的是姓是由不得自己随便选择的。一旦作为牛河生于此世，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就得活活当一辈子牛河。这么着，从小学到这把年纪，一直给人‘牛、牛’叫个不止。没办法的事。有个姓什么牛河的，谁都要一口一个‘牛’，对吧？常说名以表体，我看倒好像体这方面不由自主没脸没皮地往名那边靠近，总有这个感觉。反正，就请记住叫我牛河好了。要是想叫，叫‘牛’也没关系。”

我去厨房拉开冰箱，拿一小瓶啤酒折回，也没对牛河客气。又不是我请他来的。我默然喝着啤酒，牛河也不再吭声，大口大口往肺里吸无过滤嘴香烟。我没在他对面椅子上落座，而是背靠柱子站着朝下看他。未几，他把烟头碾灭在空猫食罐头里，仰脸看我。

“冈田先生，大概您感到纳闷，想知道我是怎么开门进来的吧？不对？奇怪呀，出门时上锁来着，肯定锁得好好的，毫无疑问！可我是有钥匙的，原配钥匙。喏，这个，您瞧！”

牛河把手插进上衣袋，掏出只穿一把钥匙的匙扣，举在我眼前。的确像是自家钥匙。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匙扣，匙扣同久美子身上的极为相似，式样简单的一块绿色皮革，匙圈开合有些别致。

“这是原配钥匙，您也该看出来了，而且是您太太的。误解了不好，出于慎重我先交代一下：这是从您太太手里拿来的，从久美子女士那里，不是悄悄偷来的或死活抢来的。”

“久美子在哪里，现在？”我的语声有点怪异。

牛河摘下眼镜，确认镜片水蒸气似的看了一眼戴回。

“太太在哪里我自是一清二楚。不瞒您说，我等于在照料久美子女士嘛。”

“照料久美子？”

“照料是照料，可也没别的什么，放心好了！”牛河笑道。一笑，左右脸明显失去均衡，眼镜歪斜下来。“别用这种神情瞪着我。我嘛，只是作为一项工作帮帮久美子女士的忙，不外乎跑跑腿干干杂务，冈田先生，一个打杂的罢了，像样的事什么也没做，毕竟太太出不得门。明白了吧？”

“出不得门？”我再次鹦鹉学舌。

他停顿一下，用舌尖舔一下嘴唇：“呀，不知道倒也罢了，其实我也解释不了，不知是出不得门还是不愿意出门。您或许想了解，但请不要问我，详情我也不大清楚。不过用不着担心，并非硬给人关起来了。不是电影不是小说，现实中绝没那种事。”

我把手里的啤酒瓶小心翼翼地放在脚下：“你在这里为的什么事呢？”

牛河用手掌拍打几下膝盖，使劲点了下头道：“哦，我这还忘说了，真是疏忽。特意做了自我介绍，居然把这个漏掉了。废话絮絮不止而关键事丢在一旁是我生来一贯的缺点，常在这方面栽跟头。说晚了——其实我是久美子女士兄长手下的人，牛河。啊，姓刚才说了。就是‘牛’。算是给太太的哥哥绵谷升先生当秘书吧。不不，说是秘书，可同所谓议员秘书不是一回事，那种角色是更上面更像样的人干的。开口都叫秘书，却是五花八门的，冈田先生，大小高低各所不同。我是最小最低的，以妖怪来说，充其量算小妖一级，脏乎乎地老实趴在厕所或壁橱旮旯那类货色。可我奢望不得。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形体欠佳的跳到台上去，岂不有损绵谷升先生雄姿英发的形象！前台须由文质彬彬风流倜傥的人上去，三块豆腐高的秃老头上去说什么‘呃，我是绵谷的秘书’，只能落得给人当笑柄。是吧，冈田先生！”

我默然。

“所以嘛，我一手负责给先生办理不宜见人的也就是背后的事，上不得台的事。走廊地板下拉小提琴——这正是我的专业，比如久美子女士这件事就是其中的一件。不过冈田先生，您别以为我照料久美子女士是什么无足轻重的杂役，请您别这么看。如果我的话给您这种印象，那可是天大误解。毕竟久美子女士是我们先生独一无二的宝贝妹妹，能照料这样的人物，连我都觉得是件相当有意义的工作，老实说。

“对了，由我开口自是有些厚脸皮——啤酒什么的让我也来上一瓶好么？说起话来嗓子就渐渐地渴了。可以的话我自己拿，在哪我知道的。刚才等你的时间里，冒昧往冰箱里瞧了一眼。”

我点点头。牛河起身走去厨房，拉开冰箱门取出一小瓶啤酒，折回坐在沙发上有滋有味地对着瓶嘴喝起来，大喉结在领带上俨然什么活物似的一动一动。

“我说冈田先生，一天下来，喝上一瓶冰镇透了的啤酒，实在美上天了。世上有些小子说什么冰镇过头的啤酒不好喝，我可不那么认为。啤酒那东西，第一瓶最好冰凉冰凉凉得觉不出什么味儿，第二瓶嘛，的确还是多少温和点的好。反正第一瓶我是中意冰一样凉的，凉得太阳穴直发痛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嗜好。”

我依旧背靠立柱站着，啤酒只喝了一口。牛河把嘴唇闭成一条直线，环视了一会房间。

“不过，冈田先生，您太太不在家倒拾掇得挺利索，钦佩之至！说来不好意思，我可是半点都不行。家里一塌糊涂，垃圾站，猪窝！就拿浴缸什么的来说，都一年多没刷洗了。忘告诉你了，我老婆其实也离家出走了，走五年多了。说同病相怜是不大合适，总之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和您不同的是，我那老婆逃走也属情有可原，毕竟我作为丈夫坏到了极点，无可抱怨。不如说我倒佩服人家居然肯熬那么久——我这当丈夫的就是糟糕到了这步田地。一生气就欺负老婆打老婆。我嘛，在外头从未打过谁，打不来。您也看到了，我胆子小得很，跳蚤胆。在外面逢人就低三下四，任凭人一口一个‘牛’地叫，不管说我什么我都诺诺连声毫无怨言，满脸诚惶诚恐的神情。可一回到家就反过来揍老婆，嘿嘿嘿。如何，一文不值吧？这我自己也明白。不过冈田先生，就是欲罢不能。一种病，这是。动不动就打得她眼斜嘴歪。不光手打，还又摔又踢，再不然就泼热茶、扔东西，无恶不作。孩子上来劝阻，索性连孩子一块儿打，可是很小的孩子哟，才七八岁。而且不是吓唬几下，是真打实揍。魔鬼呀，我！想停手也停不下来，这个。自己管不住自己。心里倒是明白该适可而止了，可不知怎么个止法。如何，不可救药吧？这么着，五年前一咬牙把个五岁女孩儿胳膊一把折断了，咔嚓。老婆终于彻底心凉，领上两个孩子离家走了。那以来老婆孩子一次都没见过，也从没联系，无可救药啊，我。全身上下没一处不生锈的家伙！”

我默然。猫来到脚下撒娇似的一连声叫。

“哎呀，尽扯闲话了。您那么累，对不起。是想要问你这小子是有什么事才专门跑来的吧？不错，是有事才来的。不是来这里跟您天南海北的。先生也就是绵谷升先生托我来办点事，就把他说的照本宣科告诉您，先请听一下。

“首先第一件，先生认为您和久美子的事重新考虑也未尝不可。就是说，如果双方有意，言归于好破镜重圆也没有关系。眼下久美子女士没这个打算，不可能说办就办。但如果您横竖都不愿意离而打算一直等下去，那么等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强求离了。所以嘛，若是您想跟久美子联系，可以通过我这个渠道。总而言之就是恢复邦交，不必如往日那样一一对着干。这是第一件事。这个您以为如何？”

我蹲在地板上摸猫的脑袋，未作一声。牛河看了一会我和猫，随后又开口道：

“是啊，话不最后听完是不便表示什么的。心里嘀咕着现在看光是一件，后面不知还贴上来什么。也罢，就一竿子插到底好了。那么第二件事。这件有点费唇舌，实际就是一家周刊登载的‘上吊宅院’那篇报道，不知您看了没有。这东西非常有意思，也真是会写：世田谷高级住宅地段有一块怪地，好些年来上面不少人死于非命。这回购得此地的谜团人物究竟是谁？高高的围墙里面现在搞的是什么？一谜未解一谜又起……

“这样，绵谷先生看了这篇报道，突然想起您家就住在那附近，并且渐渐放心不下，怕您同那宅院之间万一有什么关联，所以就调查了一下里边的情况——当然实际上是我这不肖牛河驱动两条短腿上蹿下跳，总之调查算是调查过了。结果不出所料或者说果不其然，得知您似乎天天都通过这条后巷到那宅院里去，看来您是同那宅院内进行中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噢，我也吃了一惊，不愧为绵谷先生，到底独具慧眼……

“这报道时下只此一回，没有下文，但在某种情况下死灰未必不能复燃，毕竟作为话题是妙趣横生的。所以坦率说来，先生多少有点困惑。就是说，您这个妹夫的名字一旦因为什么无聊事端给捅出来，说不定会成为绵谷先生的丑闻。绵谷先生可谓如日东升的人物，舆论如影随形，何况先生同您之间业已存在例如久美子女士那么一件麻烦事，客观上很容易被人家捕风捉影。说是捕风捉影，其实任何人都有一两件不大希望别人知道的事，不管是怎样的，尤其是事关个人的时候。现阶段毕竟是先生作为政治家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说正处于即使石板桥也要敲上几遍才可通过且须赶紧通过的阶段。这么着，这里有个小小的交易：您如果同那个‘上吊宅院’一刀两断，绵谷先生方面准备认真考虑您同久美子言归于好的问题，痛快说来就是这样。如何，大致味道琢磨出来了吧？”

“大概。”

“那么意下如何呢，对我所说的？”

我手指摸着猫的喉结沉吟片刻。

“绵谷升何以觉得我可能同那宅院有关系呢？为什么想到那上面了呢？”我问。

牛河再次眼斜嘴歪地笑了。像是因为好笑，但仔细看去，眼珠竟如玻璃球一样冷漠。他从衣袋掏出一盒压变了形的“和平”，擦火柴点燃。“啊，冈田先生，问我那么深的问题可不好办。我再啰嗦一遍，我不过是个跑腿学舌的罢了，太绕弯子的道理我不懂，无非一只信鸽，那边的信叼过来，这边的回信叼过去，明白？只是有一点我能说：那个人可不是傻瓜。那个人谙熟脑袋的用法，有一种非一般人可比的直觉。而且绵谷升那个人嘛，冈田先生，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比您想的强大得多的现实力量，而且那力量每天得到增强，这点必须承认。因为诸多缘由您好像不喜欢那个人，那不关我的事，也和我全没关系，但事至如今，可就不仅仅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这点要请您认清才行。”

“既然绵谷升拥有强大的力量，那么伸手把周刊上的报道压住就是了，那样岂不省事？”

牛河笑了，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

“冈田先生，我说冈田先生，话可不能那么说。知道么，我们是住在日本这个极其民主的国家里，对吧？可不是那种一转身只能看到香蕉园和足球场的独裁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纵使政治家再有力量，压住一家杂志的报道也非举手之劳，那样实在过于危险。就算想方设法把上头的人笼络住，也必然让什么人不满，反而可能招引世人耳目，也就是所谓引火烧身。更何况，为这么一篇报道就大动干戈也是划不来的，老实说。

“还有——此话只是在这里讲——这件事很可能有您不知道的粗线缠在里边。果真那样，时过不久事情就不仅仅限于我家先生了，势必出现完全不同的流程，势必。总之冈田先生，若用牙医治病打比方，眼下触动的还是麻醉好了的部位，所以谁都不怎么抱怨，但很快就要用锥尖触动活生生的正常神经了，那一来必然有人从哪里跳出，跳出的人很可能真的是动气。我说的您明白吗？牛河的意见是——绝不是恫吓——您说不定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了一场不无危险的游戏。”

牛河要说的似乎暂且告一段落了。

“未烫伤先缩手喽？”我问。

牛河点点头：“嗯，冈田先生，这可就像在高速公路练习接球，实在危险。”

“而且还给绵谷升添麻烦。所以要赶快缩回手来，而换取同久美子的联系。”

牛河再度点头：“大体是这么回事。”

我喝了一口啤酒。

“首先，久美子由我以自己的力量找回来，”我说，“无论如何不想借助绵谷升的力量，用不着他帮忙。的确，我是不喜欢绵谷升这个人，但正如你所说，这并不仅仅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那以前的问题，那以前就不能接受他的存在本身。所以不同他搞交易。请这样转告好了。其次，请别再擅自进到这里来，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家，不同于宾馆大厅和车站候车室。”

牛河眯细眼睛，从镜片后面看了我一会，眼珠一动不动，依然没有感情色彩。并非没有表情，但那里有的只是一时逢场作戏的应付。随后，牛河像确认雨的大小一样朝上轻轻伸出他那大得同身体不成比例的右手。

“您说的我完全明白了。”牛河道，“一开始就没以为会马到功成，所以你这么回答我也不怎么惊讶。我是不大容易惊讶的人。您的心情我理解，话也说得果断干脆，没什么不好。拖泥带水的一概没有，或是或不，简明易懂。若是领受一个不黑不白曲里拐弯的什么回答，作为信鸽也够辛苦的——总要把话嚼碎了带回去。不过世上这种情况还真多——倒不是发牢骚——每天每日就像猜斯芬克司谜语似的。干这行对身体不好哟，冈田先生，不可能好。这么活着，不觉之间性格也变得啰啰嗦嗦，明白吗，冈田先生？变得总是怀疑别人，总是翻过来倒过去看个没完，简洁明快的信不过。伤透脑筋，真的。

“也罢，冈田先生，就这么干干脆脆回话给我家先生好了。只是，冈田先生，这话不能算完，即使您想三下五除二也没那么痛快。所以，我想我恐怕还会来这里打扰。我是脏兮兮的三块豆腐高，让人看着别扭，但对不起，要请您多少习惯我这一存在才行。我个人对您没有任何成见，不骗您，但您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时下我是您无法简单挥之而去的东西之一。说法是有点儿怪，就请您先这么看我好了。不过如此厚脸皮地擅自钻到您家来以后绝无第二次。如您所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够地道。噢，只有伏地请罪的份儿。不过，这回作为我也是出于无奈，要请您谅解。也不是经常这么胡来，如您所见，我也是普通人嘛。往后跟普通人一样先打电话。打电话可以吧？铃响两次挂断，再让铃重响一次——若这样的电话打来，您就得认为是我，请先想那个混账牛河又搞什么名堂，然后好好地拿起听筒。好么，一定请拿听筒，否则只好再次擅自进到这里。从个人角度我也不想干这种事，但毕竟是拿人家的钱向人家摇尾巴的角色，人家叫我干我就不能不效犬马之劳。明白吧？”

我未应声。牛河将吸短的烟支在空猫食罐头底碾灭，忽然想起似的看了眼表。“这可这可这可真是够晚的了，实在抱歉，随便开门闯进别人家来，喋喋不休了半天，还讨喝啤酒，敬请多多包涵。刚才说过了，我这德性回家也一个人没有，好容易找到人说话就不知不觉说得忘乎所以，不好意思啊！所以嘛冈田先生，单身生活可不能拖得太久哟，喏，不是说人非岛屿吗？或者说小人闲居而为不善吗？”

牛河用手轻拍一下膝部莫须有的灰，悠悠地站起身来。

“就不用送了，既然能一个人进来，就能一个人回去。门我来锁好了。还有，冈田先生——也许是我闲操心——世上不宜知晓的事也还是有的。可是人们偏偏对这种事感兴趣，不可思议啊。当然这只是泛泛之论……迟早恐怕还得见面，那时但愿事态能朝好的方向进展。晚安！”

雨静悄悄地下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早上四周放亮时失踪般地止息了，但奇妙的矮个儿汉子那黏黏糊糊的感觉与他吸过的无过滤嘴香烟的尼古丁味儿，和潮气一起长久地留在了家里。

(1)　心灵科学术语，设想由灵媒释放的一种物质。

15　肉桂奇特的手语、音乐的奉献

“肉桂的彻底封嘴，是快过六岁生日的时候。”肉豆蔻对我这样说道，“正是他上小学那年。那年二月他突然不再开口说话了。也真是奇怪，对他彻底一言不发这一事实，大家直到那天夜里才注意到，虽说他本来就是沉默寡言的孩子。注意到时，原来肉桂从早上开始就一句话也没讲。我想方设法让他开口，向他搭话或者摇晃他，但无济于事。肉桂简直石头一样就是默不作声。是因为什么开不得口的，还是自己下决心不开口的——这点都弄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自那以来他不光是话不说了，大凡声音本身都一概不发了，明白？痛也一声不叫，痒也一声不笑。”

肉豆蔻领他到几个耳鼻喉科专诊医生那里看病，但原因仍不清楚，清楚的只是并非肉体缺陷或疾患所致。医生们未能从发音器官中找出任何异常。肉桂可清晰听取声音，只是不说话罢了。“这恐怕属于精神科领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肉豆蔻于是领肉桂去找自己认识的精神科医生，然而精神科医生同样查不出他持续闭口不语的起因。医生给肉桂做了智力检查，结果思维能力毫无障碍。实际上他显示出相当高的智商指数，情绪上也没有什么紊乱之处。“没受到非同一般的精神打击什么的吗？”医生问肉豆蔻，“请仔细想想，例如撞见什么异常场面或在家里遭受暴力——没有这样的情况吗？”但肉豆蔻想不出任何类似情形。儿子一如平时地吃饭，一如平时地同她说话，一如平时地乖乖上床睡觉。而翌日一早肉桂便深深沉入静默的世界中。不存在家庭纠纷，孩子在肉豆蔻和她母亲无微不至的守护下发育成长，从来没人向孩子举起过巴掌。“只有再观察一段时间了。”医生说，“病因既不清楚，就没有办法治疗。每星期领来一次，也许会慢慢摸清原因。或者过些时日突然如梦初醒开起口来也不一定。我们恐怕只能耐心等待。孩子诚然不开口，但此外眼下并没有具体问题……”

可是，无论怎样等待，肉桂再未从沉默的深海底浮上水面。

∗　∗　∗

早上九点，大门响着低低的马达声朝里面打开，肉桂驾驶的“奔驰”500SEL开进院内。汽车电话的天线在后车窗的后头犹如刚刚生出的触角一样探出。我从百叶窗的缝隙里窥看着这光景。汽车看上去浑如无所畏惧的庞大的洄游鱼，崭新的黑漆漆的车轮在混凝土地面上无声地画出弧形，停在指定位置。每天画毫无二致的弧形，准确停在毫无二致的位置，误差应不出五厘米。

我喝着刚刚煮好的咖啡。雨虽停了，天空仍布满灰云，地面黑乎乎冷清清湿漉漉的。鸟们发出尖锐的啼叫，急切切地往来穿梭寻觅地面上的昆虫。俄顷，驾驶室门开了，戴太阳镜的肉桂跨下车来。他慎之又慎地环顾四周，确认并无异常之后，摘下眼镜放进衣袋。车门关闭。大型“奔驰”恰到好处的关门声与其他任何车相比都有些微的不同。对我来说，这意味自己在“公馆”的一天由此开始。

我一清早就开始考虑昨晚牛河的访问。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把他作为绵谷升的差役来访以及要求我从这里抽身之事告诉肉桂。最后我决定不告诉，至少暂时不作声。这是我同绵谷升两人间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想把第三者牵扯进去。

肉桂依然一身得体的西装，每一件都那么超凡脱俗那么做工精良那么正相合身。样式总的来说虽然属保守型不起眼，但由肉桂穿上便如撒上一层魔粉一般变得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当然，由于西装的关系，领带也每天不同。衬衣不同。皮鞋不同。估计都是他那位肉豆蔻母亲如此那般一件件买给他的。总之，肉桂身上的衣服全无污痕，脚上的皮鞋绝无阴翳，一如他驾驶的“奔驰”的车身。每天早上如此目睹他的形象，我都不由一阵由衷钦佩，甚至可以说为之感动：如此十全十美的漂亮外表下，到底能容纳怎样的实体呢？

他从车后行李厢里提出两个装有食品和日用品的纸袋，双臂抱着走进房门。给他一抱，就连自选商场平平常常的纸袋也显得高雅而有艺术性。或许抱的方式别具一格，也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一看见我，肉桂整个脸盈盈含笑。绝妙的微笑，就好像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散步良久而来到一片豁然开朗的空地。我出声地说“早上好”，他不出声地说〈您早〉——我可以根据他嘴唇细微的变动译出。他从纸袋里取出食品，如同头脑聪明的孩子往大脑皮层记录新知识一般井井有条地藏进冰箱，继而整理日用品，放入壁架，之后喝我做的咖啡。我同肉桂隔着餐桌相对而坐，一如过去我同久美子的每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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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肉桂一次、一天学校也没去。”肉豆蔻说，“开不得口的孩子一般学校不肯作为学生招收，而我又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该送去聋哑学校。因为他不能开口的缘由——不管是怎样的缘由——全然不同于其他孩子。而且肉桂也不愿意到学校去。他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看书，听古典音乐唱片，和当时养的杂种狗在院子里玩耍，看上去他顶喜欢这样。有时也外出散步，但他不愿意和附近同龄孩子在一起，对外出也不怎么积极。”

肉豆蔻学了手语，开始用手语和肉桂进行日常对话，手语不够用时就用便笺笔谈。但一天她发觉不特意用那么烦琐的手段，自己也能同儿子沟通感情且几乎没什么不便。只消通过一点点身体动作和表情，她就能了如指掌地读出对方的所思所需。觉察出这点之后，她便不再怎么介意肉桂的不说话了，因为这并不妨碍自己同儿子之间的精神交流。当然，声音式语言的阙如所带来的物理式不便也并非感觉不到，但那终究只是“不便”这一层次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便反而净化了母子间交流的品味。

工作之余她教给肉桂汉字和语言，教给计算方法，但实际上必须由她教的东西并不很多。他喜欢看书，必要的东西都一个人随便通过看书掌握了。肉豆蔻的任务较之教给什么，更在于为儿子选择他所需要的书。儿子喜欢音乐，想学钢琴，最初几个月跟专业老师学了基本指法，后来便不再接受正规教育，而只靠书本教程和录音带掌握了作为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相当有难度的演奏技巧。主要喜欢演奏巴赫和莫扎特，除普朗克和巴托克以外，对浪漫派以后的音乐几乎不感兴趣。最初六年时间兴趣集中在音乐和读书上面，到上初中年龄开始对外语学习表现出热情。一开始学英语，接着选学法语，分别用半年时间即可看简单的书刊了。发音固然不会，但肉桂的目的在于阅读用该语言写的书而不是会话。此外还喜欢摆弄复杂的机器，买齐专用工具，组装收音机和真空管放大器，拆开钟表修理。

周围的人——其实肉桂真正接触的对象只限于母亲、父亲和外祖母三人——早已习惯于他的概不开口，并且不认为有什么不自然不正常。几年后，肉豆蔻不再把儿子领去精神科医生那里了。每周一次的面谈，一来未给治疗他的“症状”带来任何效果，二来如医生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除去不开口这一点，其他方面肉桂毫无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完美无缺的孩子。记忆中肉豆蔻从未命令过他做什么，没有叱责他不许他做什么。肉桂自己决定自己应做的事，以自己的方式做到底。在所有方面都跟其他孩子不同，比较本身都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十二岁时外祖母去世后（他无声地连哭了几天），他便在肉豆蔻白天外出工作时间里主动承担了家务，做饭、洗衣服、清扫房间等等。本来肉豆蔻在母亲去世后打算雇人做家务，但肉桂执意地摇头反对。他拒绝不相识的人介入，不喜欢家中秩序发生变化。最终，家庭生活的大部分由于肉桂的努力而维持得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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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用双手对我说话。手指得其母亲遗传，长得纤细而漂亮。长是长些，但绝不过分。十个手指在他脸前恰似十分乖巧听话的生灵活泛而流畅地动着，向我传达着必要的信息。

〈今天下午两点有一个客人。就这一件事。两点之前什么事也没有。我在这里花一小时做完事后回去。两点时领客人再来。天气预报说今天一天都是阴天，我想您天没黑时下井也不至于损伤眼睛。〉

如肉豆蔻所说，理解他十指诉说的话语我没觉得吃力。手语我自然一无所知，但可以畅通无阻地跟踪其手指自如而复杂的动作。或许由于他手指动作过于完美，所以只消凝目注视即可领悟其含义，就如看听不懂的外语剧却时而为之心动一样。也可能我虽然眼睛盯其手指，而实际上全无所见。手指动作可以说是建筑物的装饰性外表，而我则在不知不觉地注视其背后别的什么东西也未可知。每天早上同他隔桌交谈时，我都想找出其分界，但把握不住。即使有那样的分界，恐怕也是经常移位变形的。

简短的对话或者说传达完了之后，肉桂脱去上装挂在衣架上，领带掖进衬衣，开始打扫房间，站在厨房，为我做简单的饭菜，这时间里用小音响装置放听音乐。有一个星期只放罗西尼的宗教音乐，又一个星期只放贝瓦尔德的管乐协奏曲，一遍又一遍放，其旋律我差不多已背得滚瓜烂熟。

肉桂做事干净利落无可挑剔，没有多余动作。起始我要帮忙，每次他都微笑摇头。看肉桂的一系列动作，的确像是交给他一个人办一切更能顺利。后来我便在肉桂做事的时间里坐在“试缝室”沙发上看书，免得去打扰他。

房子不太大，家具也只放必需之物。没有人实际在这里生活，不怎么脏，也不凌乱。但肉桂每天哪怕每个角落都要过一遍吸尘器，拿抹布擦家具和壁架，窗玻璃也一扇扇过一遍清洁刷。茶几打一遍蜡，擦电灯泡。房间一切都放回原来位置。整理餐具橱里的餐具，锅按大小顺序整齐排好。把橱里的亚麻巾和毛巾的边角重新对得整整齐齐，统一咖啡杯把手的朝向。确认洗脸间香皂的位置，毛巾即使没有用过的迹象也要换新。垃圾归拢入袋，扎起袋口拎去哪里。按自己的手表（我可以打赌：误差不超过三秒）校正座钟。大凡稍微偏离应有姿态的东西，都被他优雅准确的手指动作纠正回去。假如我试把壁架上的座钟向左移动两厘米，翌日早晨他必定向右移动二十毫米。

但肉桂如此举止不给人以神经质印象，看上去自然而“正确”。或许这个世界——至少这里存在的一个小世界——的样态早已鲜明地烙在他脑袋里，对他而言，保持其不变大概便如同呼吸一样理所当然，但也可能是肉桂在产生想使一切各就原位的强烈内在冲动时的一举手之劳。

肉桂将做好的饭菜收入器皿放进冰箱，指示我中午应吃什么什么。我道声谢谢。之后他对镜重新打好领带，检查衬衣，穿起上装，继而嘴角浮出微笑，动下嘴唇向我说〈再见〉，迅速转身环视一圈走出房门。他钻进“奔驰”，把西方古典音乐盒式磁带塞进车内收放机，用遥控器打开大门，逆向划着和来时同样的弧形离去。车一出门，门即关上。我同样手拿咖啡杯，从百叶窗的缝隙间打量这番光景。鸟们已不似刚才那般聒噪，低云四分五裂随风流去，但低云之上还有别的厚厚的云层。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咖啡杯置于桌面，四下打量肉桂动手收拾齐整的房间。俨然偌大的立体静物画。唯独座钟静静地刻计时间。时针指在十点二十分。我眼望肉桂刚才坐过的椅子，再次自问没把昨晚牛河来访的事告诉他们是否合适。这样做果真是明智的选择吗？不至于损害我与肉桂或肉豆蔻之间业已存在的信赖感吗？

我很想静观一下事态的发展，想知道我正在做的何以使得绵谷升那般坐立不安，想看一看我踩上了他怎样的秃尾巴以及他将对此采取怎样的具体对抗措施。这样，我或许可以多多少少接近绵谷升保有的秘密，而在结果上使我朝久美子所在的场所更迈进一步。

肉桂向右移动两厘米（即放回原来位置）的座钟快指在十一点时，我走到院子准备下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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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小肉桂讲了潜水艇和动物园的故事，讲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运输船甲板上见到的一切，讲了在美国潜水艇转过大炮准备击沉我们船的时间里，日本兵枪杀我父亲动物园动物们的经过。长期以来这话我对谁也没讲，一个人闷在心里，独自在幻影与真实之间幽暗的迷途中无声地彷徨。但肉桂出生时我这样想道：我能讲的对象只有这孩子一人。从肉桂还不能理解语言时我就开始给他讲了不知多少遍。当我向肉桂低声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其情其景每每如刚启封一般在我眼前历历复苏过来。

“多少听懂话语之后，肉桂反复让我重述那段往事。我重复了一二百次，甚至可能是五百次之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周而复始。每次讲起，肉桂都想知道故事里的其他小故事，想知道树上的其他枝条。所以我按照他的发问攀援枝条，讲那里的故事。故事于是迅速膨胀起来。

“那大约类似以我们两人的手构筑的一种神话体系，明白？我们每天每日都讲得如醉如痴。讲动物园里的动物名称，讲它们毛皮的光泽和眼神，讲那里飘荡的种种不同的臊臭，讲每一个士兵的姓名和长相，讲他们的身世，讲步枪和弹药的重量，讲他们感觉到的恐惧与干渴，讲天空飘浮的云朵……每次对肉桂讲述，我的眼睛都能见到林林总总的形状和色彩，都能将我见到的当即诉诸语言传达给肉桂，我可以恰如其分地找出恰到好处的字眼，这里边不存在极限，细节无穷无尽，故事越讲越深越讲越多。”

她像想起当时似的漾出了微笑。我还是第一次目睹肉豆蔻如此水到渠成的微笑。

“但是有一天，一切突然结束了。”她说，“自他不再开口的那个二月间的一个早上，肉桂便不再和我共同拥有那个故事了。”

肉豆蔻点燃支烟，停顿一下。

“现在我也明白了：他的语言被那个故事世界的迷宫所彻底吞噬了，那个故事里出来的东西把他的舌头劫走了。几年后，它杀死了我的丈夫。”

∗　∗　∗

风比早晨就略有加强，浓重的灰云被一刻不停地径直吹向东去。风在叶片脱尽的庭树枝头时而发出不成节奏的短促的呻吟。我站在井旁望了一会如此的天空，猜想久美子大概也在某处望着同一云絮。并无什么根据，只是蓦然心有所觉。

我顺梯爬下井底，拉绳合上井盖。而后做了两三次深呼吸，摸起棒球棍紧紧握住，在黑暗中悄然弓身坐下。完全的黑暗。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最为重要的。别无杂质的黑暗握有一把钥匙。这颇有点像电视烹调节目：“记住了么，完全的黑暗乃是关键。所以说太太，您要准备好尽可能浓重的完全的黑暗！”其次便是尽可能结实的棒球棍，我想。随即我在黑暗中绽出一丝笑。

我可以觉出痣在脸颊上开始微微发热。我正朝事物的核心一步步接近，痣这样告诉我。我闭起眼睛。肉桂早上做事时反复听的音乐旋律贴在我的耳鼓。巴赫《音乐的奉献》。它如同人们的喧哗萦绕在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一样萦绕于我的脑际。但不久，沉默从天而降，就像产卵的昆虫潜入我大脑皮层的皱隙，一个个接踵而至。我睁开眼睛，再次闭上。黑暗混沌一团，我开始一点点从自己这一容器游离出去。

一如往常。

16　有可能到此为止（笠原May视点之四）

你好，拧发条鸟。

上次说到我在很远很远的深山里的假发工厂同很多当地女孩一起做工，这回接着往下讲。

最近我暗暗觉得好笑：人们这样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有点怪。没这样想过？怎么说好呢，我在这里的工作，只不过按头头如此这般的吩咐如此这般地干罢了，丝毫用不着动脑，等于说脑浆那东西上工前放在寄存柜里下工时再随手拿回。一天七小时对着操作台一个劲儿往发罩上栽头发，然后在食堂吃饭进浴室洗澡，接下去当然就得像一般人那样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而且“自由时间”也由于人困马乏而多用来打瞌睡或怔怔发呆，几乎谈不上用心想点什么。当然周末不用做工，却又要集中洗衣服搞卫生。有时还要上街，一忽儿就过去了。一次曾下决心写写日记，但简直没什么好写，只一周就扔一边去了。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嘛！

尽管这样，尽管这样，对于自己如此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我还是半点厌恶情绪都没有，别扭感什么的也没有。或者不如说由于这样蚂蚁式地一门心思劳动，我甚至觉得渐渐靠近了“本来的自己”。怎么说呢，说倒说不好，总之好像是由于不思考自己而反倒接近自己的核心。我所说的“有点怪”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这里干得非常卖力。不是我自吹，还作为月度最佳职工受过表扬呢。说过了吧，别看我这样，干起手工活来十分灵巧。我们分班干，我进哪个班，哪个班的成绩就比较好。因我干罢自己这份就去帮干得慢的人，大伙儿对我评价相当不错。你不觉难以置信？能信这个，我得到好评？好了，不说这个了。总之我想向你拧发条鸟说的是：我来到这座工厂以后一直像蚂蚁像村里的铁匠师傅一样只知埋头干活。这回明白了吧？

我每天做工的场所很是怪模怪样，活活有飞机库那么大，天花板高得出奇，空空荡荡。里边就大约一百五十个女孩儿聚在一处做工，光景甚是了得吧？又不是制造潜水艇，何苦占这么大的场所呢？分成几个小房间就不可以吗？但也许这样做容易使大家产生连带感，觉得“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劳动”。也可能便于头头统一监视。这里边肯定有一种“驱动心理学”样的玩意儿。操作台像解剖青蛙的理科实验室那样按班分开，最头上由年龄大的班长坐。一边动着手一边说话固然不碍事（毕竟不可能一整天都哑巴似的干），但若大声喧哗或放声傻笑抑或光说不干，班长就阴沉着脸走来提醒，说什么“××小姐，别光动嘴，手也得动哟！进度怕是有点落后了吧？”所以，大家全都像夜里捅空鸟巢似的小声细气交头接耳。

工场有线广播放着音乐，音乐种类因时间而异。如果你是巴里·马尼罗迷和埃亚·萨普莱迷，想必会中意这里。

我在这里花了几天工夫做成一个“自己的”假发。做一个假发虽因等级不同费时也不同，但一般做一个需要好几天时间。先把发套细细分成围棋眼，再往一个个小方眼里依序栽头发。这不是流水线作业，是我的任务。就像卓别林电影里的工厂似的，拧完一个固定位置的螺栓，便赶紧去拧下一个，不是么？我花了几天完成了一个“我的假发”。完成时我真想在哪里签上我的名字——×月×日笠原May。当然真那样做了笃定要挨训，所以没做的。只是，想到我做的假发将在这世界某个地方给某个人扣在脑袋上，就觉得很是开心，好像自己这个人和什么紧密联系在一起似的。

说起来，人生这东西也真够奇妙的。不信？假如三年前有人对我说“三年后你将在一座深山工厂里同乡下女孩一起做假发”，我保准笑得前仰后合，我想。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反过来说，也没有哪个人知道我三年后做什么。难道你拧发条鸟晓得三年后自己在哪里做什么？一定不晓得。可以拿我手上所有的钱打赌：别说三年后，连一个月后的事我想你都稀里糊涂。

现在我周围的人可都是大体知晓或者以为知晓三年后自己处境的。她们在这里做工攒钱，准备几年后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幸福地结婚。

她们结婚的对象大多是农家子弟、小店主继承人或者在地方小公司上班的人。前次信上也说过了，由于这一带年轻女子慢性不足，她们的“行情”十分看好，除非运气极坏，否则不可能剩下，都会觅得一个差不多的搭档和和美美走入洞房，身价十分了得。一旦结婚——上封信也写到了——十之八九都离开工厂。对她们来说，假发工厂的工作不过是填补跨出校门到找见结婚对象这几年空白的一个阶段，犹如进来坐一会就出去的房间。

不过假发工厂方面倒无所谓，或者不如说似乎还是适当干几年婚后立即辞工为好。较之她们沉下心来连干好多年而提出工资啦待遇啦工会啦啰啰嗦嗦的问题，还是差不多就换新手上来合算。熬到有些身手的班长一级，公司也在某种程度上当一回事了，而一般女孩子也就和消耗品差不许多。所以结婚就辞工不干等于是两者的默契。这么着，不难想象三年后她们将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或者仍在这里一边干活一边斜眼物色结婚对象，或者结婚一走了之——二者必居其一。你不觉得这样洒脱得很？

像我这样全然不知道三年后干什么而又觉得无所谓的人这边是没有的。她们都很勤劳。几乎看不到有人或多或少地偷懒耍滑躲躲闪闪。牢骚都听不到几句，顶多有时对食谱有所挑剔。当然，既然是工作，就不可能尽是开心事，即使今天想去哪里散散心，也必须作为义务干完九点到五点（中间有两小时休息）的工作才行。不过我想总的说来，大家都干得蛮快活。这大概是因为她们都明白这是一段从这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缓冲时光，都想在此期间尽可能欢天喜地。对于她们，这里终究不过是个驿站。

但对我不是这样。对于我，既非缓冲时光，也不是驿站——我根本不晓得从这儿往哪里去。弄不好，我有可能到此为止，是吧？所以准确说来我并不是在此享受工作的乐趣，只是想全面地接受这项工作。做假发时只想假发，而且想得相当认真，认真得浑身黏糊糊沁出汗来，真的。

说不好，但近来有时想起摩托车事故中死去的那个男孩。老实说，这以前没怎么想起过。在事故的打击下，我类似记忆的什么突然一下子走了样，记住的总的说来全都是不怎么好的怪事情，例如腋下的汗臭味啦，头脑无可救药的迟钝啦，要钻进怪地方的手指啦，尽这些。不过，偶尔也开始一闪想起不太糟糕的来了，尤其在掏空大脑一个劲儿往发套里栽头发那种时候，会孤零零地突然冒出什么——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时间这东西肯定不是按ABCD顺序流淌的，而是一会跑去那里一会折回这里那样的玩意儿。

拧发条鸟，老实老实老实说，我有时感到非常害怕。半夜醒来，一个人孤苦伶仃，离谁离哪里都有五百多公里之远，黑漆漆的，往哪边看都根本看不到头，怕得我真想大声喊叫。你或许也有这种情况吧？每当这时，我就尽量设想自己是同哪里联系在一起的，在脑袋里拼命排列联系在一起的对象的名字，其中自然包括你拧发条鸟。那条胡同、那口井、那棵柿子树之类也都包括在里边。包括自己亲手做的假发，包括对那个死去男孩的一点点追忆。由于这种种微不足道的对象的协助（当然你拧发条鸟不属于“微不足道”的范围，基本上），我可以一点点返回“这边”。这种时候，我就不由心想若是给那个男孩完整地看我的身体让他好好摸一下该有多好！可当时心里却想的是“哼，岂能给你碰我！”喂，拧发条鸟，我可是打算就这么处女一辈子哟！我是真这么想的。对此你怎么看？

再见，拧发条鸟！但愿久美子阿姨快些回来……

17　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神灯

晚间九点三十分电话铃响了。响两次停下，稍顷再次响起。我记起这是牛河电话的暗号。

“喂喂，”牛河声音传来，“您好，冈田先生，我是牛河。现已来到府上附近，这就过去不大合适吧？啊，其实我也知道时间晚了，但有事要当面谈。如何？是关于久美子的，料想你可能也有些兴趣……”

我边听电话，边在脑海里推出电话另一头牛河的嘴脸。脸上浮现出自来熟式的笑，像是在说这你不便拒绝吧。嘴唇上卷，龇着脏牙。但的确如他所料。

刚好过十分钟，牛河来了。衣着同三天前的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我的错觉，而实际完全是另外一套。但不管怎样，西装类似衬衣类似领带类似，全都脏兮兮、皱巴巴、松垮垮。这套猥琐不堪的行头看上去仿佛在委屈地承负着整个世界的疲敝与重荷。纵使会转世托生成什么，纵使来生有获稀世荣光的保证，我也不想、至少不想成为这样的行头。他打声招呼，自己开冰箱拿出啤酒，用手碰一下确认冰镇程度之后，倒进眼前的杯子喝起来。我们隔着厨房餐桌坐定。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闲扯了，来个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牛河说，“冈田先生，您不想同久美子说话吗？同太太单独地直接地？想必这是您朝思暮想的吧？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是这样想的吗？”

我就此略加思索，或者说装出思索的样子。

“能说当然想说。”我回答。

“不是不能。”牛河静静一句，点了下头。

“可有条件？”

“什么条件也没有。”说着，牛河呷了口啤酒，“只是今晚我方也有一项新建议。请您听一下，考虑一下。这跟您同不同久美子通话又是两个问题。”

我默然沉视对方的脸。

牛河道：“那就开始说了。冈田先生，那块地是您连同房子从一家公司租来的，是吧，那块有‘上吊宅院’的地？为此每月您支付一笔相当数目的租金，但那不是普通租约，而是几年后具有优先购买权的租约，对吧？当然，租约没有公开，您冈田先生的名字谁都没有见到。呃，本来就是为此耍的手腕嘛。问题是实际上您是那块地的主人，租金实质上发挥着同分期付款完全相同的作用。最终支付款额，对了，连房子大约也就是八千万。以此计算下去，往下不出两年地和房子的产权就属于您的了。啧啧，真是了不起，速度之快，令人佩服之至。”说到这里，牛河像要核实似的看着我。

我依然沉默。

“至于为什么了解得这么详细请不要问我。这种事，只要存心调查总会水落石出，关键是要懂得调查方法，谁是那家挂名公司的幕后人物也大致推测得出。这次调查还真费了不少力气，在许多地方像钻迷宫似的来回绕许多弯子。打个比方，就像寻找被盗的汽车——漆被全部改涂了，轮子给换了，座席也换过外罩了，发动机编号也剜掉了——手脚做得就是这么细，行家啊！找起来当然很辛苦。可我干的可就是这种细上加细的活计，行家嘛。好在没白辛苦，千头万绪现在基本上理出来了。蒙在鼓里的是您，是您自己。您不知道究竟付钱给谁吧？”

“因为钱没有名字。”我说。

牛河笑道：“不错不错，说得实在妙。钱确实没名字，名言！真想记在手册上。不过冈田先生，大凡事情不可能那般一帆风顺。例如税务署那衙门就不怎么好惹。他们只能向有名字的地方收税，所以拼命想给没名字的地方找出名字。何止名字，编号都安上了。根本没有什么诗情画意可言。然而这也正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我现在讲的这笔钱是有其堂堂正正的名字的。”

我默默盯视着牛河的脑袋，由于光线角度的不同，那上面生出了几道奇妙的坑洼。

“别担心，税务署绝不会来。”牛河笑了笑，说，“即使来，钻这许多迷宫时间里也要在哪里碰上什么，咔嗤一声，撞出个大包来。税务署的人懒得讨这个麻烦，反正都是工作，较之棘手之处，从好下手的地方稳稳当当收税岂不快活得多！毕竟从哪里收成绩都一样，尤其是上头有人好心好意地打招呼说‘这边就算了，还是那边好搞吧’，一般人总是去那边的。我调查得这么滴水不漏，也只有我做得到。不是我吹牛皮，别看我这德性，我可还是有两下子的。我熟悉不致受伤的诀窍，我可以顺顺当当穿过漆黑的夜路，就像抬轿的猴子，提着小田原灯笼……

“不过冈田先生，也因为是您，我才真正实话实说：就连我也压根儿闹不清你到底在那里搞什么名堂。去那里的人都付给您不少钱，这个我清楚。也就是说，您给予了她们足以使她们付这么多钱的某种特殊东西。到这一步我是清清楚楚了，就像在雪地里数乌鸦。我不清楚的是您到底在那里具体搞的什么，和您为什么对那块地情有独钟？简直如坠云雾。毕竟这是这件事关键的关键，但这点被看手相这个幌子遮得严严实实，叫人困惑不解。”

“就是说绵谷升为之困惑喽？”我问。

牛河没有回答，手指拉了拉耳朵上面所剩无几的头发。

“噢，只是在这里说——其实我对您冈田先生相当心悦诚服。”牛河说，“不骗您，不是恭维话，这么说或许不大合适，本来无论怎么看您都是个平平庸庸的人。说得再露骨些，就是说别无可取之处。抱歉，这么说您别见怪。在世人眼里也就这么个印象。不料和您这么见面这么面对面谈起来，我觉得您很不简单，手段相当厉害——不管怎么说使得绵谷升先生动摇了困惑了。唯其如此，他才接二连三让我当这信鸽的和你交涉。等闲之辈弄不到这个程度。

“作为个人，我很欣赏您这点。不是说谎。如您所见，我固然令人生厌，固然不够地道，但这上面我是不说谎话的，也不觉得您和我毫不相干。我这个人，在世人看来比您还无可取之处。五短身材，没有学历，教养也一塌糊涂。父亲在船桥编草席来着，差不多喝成酒精中毒，实在看不顺眼，还很小我就盼望他快点死算了。好也罢坏也罢还真的早死了，那以后就简直穷出一朵花来。记忆中小时候什么开心事都没有，半点都没有。父母一句好话没跟我说过，我当然也就乖戾起来。高中好歹混得个毕业，往下就是人生大学，漆黑小道上的抬轿猴子。我是靠自己这仅有一颗的脑袋活过来的。什么精英什么干部，我厌恶这类人，说不好听点简直深恶痛绝。厌恶从上面吱溜溜滑入社会，讨个漂亮老婆养尊处优的家伙。喜欢您这样单枪匹马踢打的人，我喜欢。”

牛河擦燃火柴又点了一支烟。

“不过冈田先生，您不可能长此以往。人早晚要跌跤子，没有人不跌。从进化来看，人用两条腿直立行走边走边打小算盘不过是最近的事。这笃定要跌跤子。特别您所投身的世界，不跌跤子的人一个也没有。总而言之这个世界啰嗦事太多，也唯其啰嗦事多才得以成立。我从绵谷先生伯父那一代起就始终在这个世界里折腾，如今整个地盘连同家具在内都给现在的先生继承了。那以前这个那个干了很多险事，要是一直那样干下去，现在肯定在监牢或在哪里僵挺挺躺着哩，不是危言耸听！碰巧给上一代的先生收留了。所以，一般事情都看在了我这两只小眼睛里。在这个世界里，外行也罢内行也罢全都得‘吱溜’一声跌倒，长得结实的不结实的都同样受伤，所以才全部加入保险，连我这样的草民也不例外。入了保险，即使跌倒也能苟延残喘，但如果您单个一人哪里也不属于，一朝跌倒就算玩完——一曲终了！

“而且冈田先生，说痛快点，您差不多该到跌跤子时候了。这不会错。在我的书上一翻过两三页——用大大的黑体字清楚印着咧：冈田先生即将跌倒！不骗您，不吓唬您。在这个世界里，我要比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准确得多。所以我想说的是，事情是有适可而止的时候的。”

牛河就此闭上嘴，看我的脸。

“好了，冈田先生，不厌其烦地互探虚实就到这里，下面谈具体些吧……前言够长的了，下面总算要进入那项建议了。”

牛河双手置于桌面，舌尖舔了下嘴唇。

“好么冈田先生，我刚才建议您差不多该从那块地上抽身出来了。但，或许有某种您想抽身也抽不得的情由，例如已经讲定不还清债款动弹不得，等等。”牛河在此打住，搜寻似的仰视我的脸。“好么冈田先生，如果是钱方面的问题，那部分钱由我方准备好了。需要八千万，就把八千万整整齐齐拎来这里。万元钞八千张一张不少。您从中偿还实质性贷款余额，剩下的钱一把揣进兜里就是，往下您就一身轻松自在了。怎么样，岂非求之不得的好事？意下如何？”

“那块地和建筑物就归绵谷升所有，是这么回事吧？”

“大约是的吧，从发展趋势上看。当然要经过不少烦琐的手续。”

我就此思考片刻。“我说牛河，我感到很费解：绵谷升何苦要费这么大操办把我从那里支开呢？地和房子弄到手后到底干什么用呢？”

牛河用手心很小心地搓着脸道：“噢，冈田先生，那种事我也不清楚。一开始就说过了，我只不过是一个无所谓的信鸽。给主人叫去，喝令我干这个我就诺诺连声照干罢了，而且差不多都是麻烦事。小时候读过《阿拉丁与神灯》，记得对那个任人驱使的神灯非常同情，没想到长大自己竟也成了那个角色，窝囊得很，窝囊透了。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传递的口信，是绵谷升先生的意向。选择何者是您的自由。如何？我该带怎样的答话回去好呢？”

我默然。

“当然您冈田先生也需考虑的时间。也好，给您时间，也不是说现在非在这里决定不可，请花时间慢慢考虑……话是想这么说，不过坦率说来您或许没那么多余地。冈田先生，跟您说，据我牛河个人意见，这么慷慨的提议并不是任何时候一直摆在桌面上的哟！有时候甚至稍往那边一歪头就一忽儿不见了，很可能像玻璃上的气晕一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您务必真正抓紧考虑才是。条件不坏的。怎么样，明白了吧？”牛河叹口气，觑了眼表。“哎呀哎呀，该告辞了，又打扰这么久。啤酒也喝了，依然是由我一个人从头到尾喋喋不休，实在厚脸皮得很。不过不是我辩解，一来您这里就莫名其妙地一坐好久，肯定是坐起来舒坦喽。”

牛河站起身，把玻璃杯、啤酒瓶和烟灰缸拿去洗碗池那里。

“近期还会联系的，冈田先生。安排一下您同久美子女士通话。一言为定。您好自等着。”

牛河走后，我马上开窗把烟气放去外边，然后往杯子里加了冷水喝着，把青箭猫抱上膝头。我想象牛河一出门就脱去伪装返回绵谷升那里的情景，但纯属胡思乱想。

18　试缝室、继任人

关于前来这里的女人们的来历，肉豆蔻并不晓得。没人自我介绍，肉豆蔻也不问。她们道出的姓名显然是假的，但她们身上有一种金钱与权势合而为一时散发出来的特殊气味。她们并不想加以炫耀，但肉豆蔻从她们的衣装打扮上一眼即可看穿她们所处的地位背景。

肉豆蔻在一座写字楼里租了个房间。顾客们大多对隐私极为神经质，所以她尽可能选择不引人注目场所的不引人注目建筑物。经再三考虑，把名堂定为服饰设计事务所。实际上她也曾是服装设计师，就算有一些非特定对象的人前来找她也不至于有人觉得奇怪。凑巧顾客全都是看上去大可定做高价衣服的三五十岁的妇女。她在房间里摆上西式衣裙、设计图纸和时装杂志，拿来服装设计用的工具、工作台和假模特儿，甚至逢场作戏地在那里实际设计过几套服装，还把一个小些的房间作为试裁试缝之用。顾客们给领到试缝室，在沙发上由肉豆蔻“试裁试缝”一番。

开具顾客名单的是一位大商店老板的夫人。夫人交际虽广，但人选上面很慎重，只选有数几个堪可信赖的对象。夫人确信只有采取俱乐部形式且其成员仅限于经过严格挑选之人，方能避免传出莫名其妙的丑闻，否则很快就会弄得满城风雨。夫人再三叮嘱被选定为俱乐部成员的人绝对不得将“试缝”张扬出去。她们均是守口如瓶之人，知道一旦失约势必被永远逐出俱乐部。

她们事先电话预约“试缝”，按指定时间前来。顾客们不必担心相互照面，隐私万无一失。酬金当场以现金支付，金额由商店老板的夫人随意决定，比肉豆蔻预想的大得多。但一度经肉豆蔻“试缝”过的女人，必定还打来预约电话，无一例外。“不必把钱多少放在心上。”夫人一开始就对肉豆蔻解释道，“数额越大那些人反倒越是放心。”肉豆蔻每星期去事务所三天，一天只“试缝”一名顾客，这是她的限度。

肉桂十六岁时开始为母亲帮忙。肉豆蔻当时一个人已很难处理所有杂务，而又不能雇用不熟识的人，想来想去便问肉桂打不打算给自己帮忙，他表示〈可以〉，甚至母亲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没问一声。上午十点他乘出租车来事务所（他无法忍耐同别人一起坐地铁或公共汽车），打扫房间，使一切各得其所，往花瓶里插花，煮咖啡，买所需物品，用盒式磁带放古典音乐，记账。

不久，肉桂就成了事务所必不可少的存在。无论有没有顾客，他都一身西装领带坐在接待室写字台前。没有哪位顾客抱怨过他的不开口。人们没有因此感到不便，甚至反倒喜欢他的不说话。预约电话也由他接。顾客说罢自己希望的日期和时刻，肉桂敲桌作答。敲一下为“No”，敲两下为“Yes”。女人们中意如此简洁的回答。肉桂五官端正，端正得依样雕刻下来即可放到美术馆去，何况他又不说年轻男子动辄令人扫兴的话。女客临走时向肉桂搭话，肉桂面带微笑，点头倾听。这种“对话”使女人们感到释然，从外部世界带进来的紧张得以消除，“试缝”结束后的莫名感得以减缓。而不愿跟别人接触的肉桂也并不为同前来事务所的女人们打交道感到痛苦。

十八岁时肉桂拿到了汽车驾驶执照。肉豆蔻找来一位面目和善的驾驶老师，单独教不开口的儿子学习开车。而肉桂涉猎过专业书刊，早已巨细无遗地领会了驾驶方法，只用几天把着方向盘掌握光靠书本无法明白的几个实际诀窍之后，他便马上成了一名熟练的驾驶员。拿到执照，肉桂通过查阅专门介绍二手车的杂志，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保时捷”。首期付款用的是母亲每月给的所有工资存款（他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花钱）。车到手后，他把引擎打磨得闪闪发光，用邮购方式买来新零件，几乎使车焕然一新。车轮也换了，差不多可以开出去参加一场小规模赛车，但他只是开这辆车每天以同一路线穿过广尾自己家到赤坂事务所之间混杂的街道。因此，“保时捷”自到肉桂手上以来，几乎没跑出时速六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成了世界罕见的“保时捷”911。

这项工作由肉豆蔻连续做了七年。这期间有三个顾客离去（一个死于交通事故，一个因故被“永远驱逐”，一个因丈夫工作关系去了“远处”），而另有四人新加入进来。无一不是同样身着昂贵的服装同样使用假名的富有魅力的中年妇女。七年间工作内容一成未变。她为顾客“试缝”，肉桂保持房间整洁，记账，开“保时捷”。这里没有进展，没有后退，无非年纪一点点增大。肉豆蔻年近五十，肉桂二十岁了。肉桂对工作像是一贯觉得津津有味，而肉豆蔻则一步步陷入力不从心的感觉中。她长年累月对顾客体内怀有的什么进行“试缝”，她不能准确把握自己做的是什么，只是在尽力而为。但肉豆蔻无法治愈那个什么。它绝对没有消失，不过因她的努力而暂时放松而已，几天过后（短则三日长则十天）便周而复始。一进一退自是有的，但以长期观之，无不一点点有增无已，一如癌细胞。肉豆蔻手中可以感觉其有增无已的态势，这无疑告诉她：你做什么都没用，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最后胜利的是我们！而这又是事实。肉豆蔻没有获胜希望，她只不过是在稍微放慢其进度而已，只能给顾客以数日虚假的安稳。

“也不单单是这些人，莫非世上所有女人全怀有类似的什么不成？”肉豆蔻不知多少次这样自问，“可为什么来这里的全是中年女人呢？难道我自己体内也和她们同样怀有那个什么不成？”

不过肉豆蔻也并不是很想知道答案。她所明白的只是自己由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而被关进了“试缝室”这一事实。人们有求于她。只要人们有求于她，她就别想离开这个房间。肉豆蔻不时觉得自己成了一具空壳，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仿佛自己正加倍地自我磨损，正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这时候她就对肉桂坦率道出自己的心情。文静的儿子点着头倾听母亲的话。他诚然什么也没说，但肉豆蔻只消向儿子诉说一番心里便奇异地沉静下来，感觉上自己并不孤独，并非完全力不从心。不可思议，肉豆蔻想，我治别人，肉桂治我。但谁又治肉桂呢？莫不是唯独肉桂犹如宇宙中的黑洞一样由自己一人吞下所有的苦闷和孤独吗？一次肉豆蔻把手按在肉桂的额头上，像为顾客“试缝”一样。可她的手心一无所感。

肉豆蔻开始认真考虑辞去这项工作。我已不再有那样的力量了，如此下去，自己势必在无奈感中焚毁一尽。问题是人们仍在迫切地求其“试缝”，她不可能为一己之因而将顾客断然抛开不管。

肉豆蔻觅得此项工作的继任人，是这年夏天的事。当她瞧见新宿那座大楼前坐着的那个年轻男子脸上的痣时，肉豆蔻便认定继任者非此人莫属。

19　傻里傻气的雨蛙女儿（笠原May视点之五）

你好，拧发条鸟。

现在是夜里两点半。周围人全如木材一般睡得死死的，我睡不好，就爬下床给你写信。说老实话，对我来说睡不着的夜晚犹如适合戴贝雷帽的大相扑一样稀奇，通常时间一到就咕噜一下子睡着，再时间一到就咕噜一下子醒来。闹钟倒是有一个，几乎没用过。但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半夜忽然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要对着桌子给你写信一直写到睡意上来。大概一会儿就会困的吧，所以自己也不知道这封信是长还是短。话又说回来，也不光是这次，哪次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停笔。

我在想，世上大多数人，虽多少有所例外，但恐怕基本上都认为人生或世界是个（或者应该是）始终一贯的场所。同周围人聊起来时常有这个感觉。每当发生什么，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总是有人说什么“那个嘛，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变得那样”，而大多情况下大家也点头称是，说什么“是啊是啊怪不得”。但我对此可是想不大明白的。所谓“那个是这样的”“所以变得那样”岂不同用微波炉蒸鸡蛋羹是一回事了——把“蛋羹料”放进去一按开关，再听“叮当”一声开门端出——等于没做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按开关同“叮当”一声之间实际发生了什么，合上门后根本搞不清楚。说不定“蛋羹料”在大家不知道的时间里变成奶汁烤通心粉，之后又摇身变回鸡蛋羹，而我们却以为将“蛋羹料”放入微波炉后“叮当”了一声，结果当然出来的是鸡蛋羹。我倒是觉得“蛋羹料”放进去“叮当”一声，开门一看偶有奶汁烤通心粉出来更叫人开心。当然会吓一跳，不过终究还是要多少感到开心，至少我想不会怎么困惑。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这样来得更有“现实意义”。

而要有条有理地用语言来说明“为什么有现实意义”，又马上觉得困难得很。不过若以自己以前大约经历过的为例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那其中几乎不存在所谓“连贯性”。首先一个谜，就是我为什么作为那对雨蛙一样枯燥无味的夫妇的女儿降临人世。这是一大谜。因为——自己说倒不大合适——那对夫妇加起来都还没有我地道。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非我自吹自擂。不敢说我比父母出色，只是说至少作为人是地道的。你拧发条鸟见到那两人也肯定这样认为，我想。那两人居然相信世界是如同单元住宅那样始终一贯如此这般的，以为只要以始终一贯的方法干下去，一切终将水到渠成，所以他们也才为我的倒行逆施而困惑而伤心而气恼。

我为什么作为那般傻里傻气的父母的孩子来到这个人世呢？为什么尽管由那两人养育却又没有成为同等傻气的女孩呢？从很早很早以前我就为这个绞尽脑汁，但找不出答案。心里觉得应该有某种像样的原由，但就是想不出。这类没道理好讲的事情此外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周围人统统那么讨厌我？”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只是平平常常地活着。然而有一天忽然发现，没有一个人喜欢我。对此我实在费解。

一个莫名其妙引出另一个莫名其妙，于是发生了种种样样的事，我觉得。举例说吧，同那个摩托男孩相识后闯下一场大祸。在我的记忆中，或者说作为我脑袋里的顺序，里边并没有所谓“这个是这样的所以变得这样”。“叮当”一声开门一看，闪出来的每每是自己完全陌生的东西。

就在我压根儿闹不清周围发生了什么而辍学在家东倒西歪的时间里，认识了你这个拧发条鸟。对了，那之前我在假发公司打零工来着。为什么偏偏是假发公司呢？这也是个谜。想不起来了。或许那场事故中磕了下脑袋，使得脑里的弦乱了套。也可能是精神打击使得我习惯上一忽儿就把记忆藏去什么地方，好像松鼠打洞藏了松子却转身忘了藏在哪里（你见过吗？我见过。小时的我还嘲笑松鼠真傻呢，不料竟轮到自己头上）。

总之由于在假发公司做那个调查，而命中注定似的喜欢上了假发。这也是莫名其妙的事。为什么偏是假发而不是长筒袜不是饭勺子呢？假如是长筒袜是饭勺子，眼下我不至于在假发工厂不停手地做工吧？是不？假如不惹出那场混账摩托事故，那个夏天恐怕不至于在房后胡同碰见你；而若不碰见你，大概你也就不至于晓得宫胁家院里那口井，因而你脸上也就不会冒出一块痣，不会卷入那种怪事里边……如此一来二去，我就认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连贯性”！

或者说世上人分几类，对一类人来说人生和世界是有鸡蛋羹式连贯性的，而对另一类人来说则是奶汁烤通心粉式随心所欲的？我不明白。不过据我想象，我那雨蛙父母，即使放进去“蛋羹料”而“叮当”一声出来奶汁烤通心粉，想必也会自言自语道“肯定是自己错放了奶汁烤通心粉料进去”，或者手拿奶汁烤通心粉而连声自语“噢，这看上去像奶汁烤通心粉，其实是鸡蛋羹的”。如果我对这样的人热心解释说“放进去蛋羹料而‘叮当’一声变成奶汁烤通心粉的事偶尔也是有的”，他们也断断不会相信，甚至会反过来大发脾气。这个你可明白？

以前信上我写过日后再谈一下你那块痣，谈一下我在痣上的吻了吧？记得像是第一封信中写的，记得？实际上自去年夏天跟你分手以来，我屡屡想起当时，像猫看下雨似的反复想个没完没了：那到底是什么呢？但说实在话，我没有可能找出答案。也许以后——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如果有那样的机会，如果我再长大些聪明些，我或许会向你道一声“其实嘛”，给你一个圆满的解释，遗憾的是现在我似乎还不具有把它准确诉诸语言的资格和思维能力。

但有一点我可以坦率告诉你：我还是喜欢当时你那个没有痣的拧发条鸟。不，不不，这么说不大公平，毕竟那痣不是你想有才有的。也许应该说，没有痣的拧发条鸟对于我来说足够了……但光这样说你怕是摸不着头脑。

跟你说跟你说拧发条鸟，我在这样想：那块痣说不定带给你一个重大的什么。但它又将从你身上夺走什么，索取回报似的。而在将什么夺走之后，你可能很快地磨尽耗空。就是说——怎么说呢——我真想说的是，你即便没那玩意儿，我也是一点都无所谓的。

不瞒你说，如今在这里闷头制作假发，有时我也觉得到底是我当时吻了你那块痣的结果。恐怕唯其如此，我才下决心离开那里，离开你拧发条鸟，远离一点儿也好。这么说也许有损你自尊心，但这大体是真的。我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感谢你。而在某种意义上被人感谢未必令你愉快。

至此，我觉得我基本上说了要对你说的话。快凌晨四点了。七点三十分起床，还可以睡差不多三个小时——但愿马上入睡。反正信写到这里也该止笔了。再见，拧发条鸟，请祝愿我睡个好觉。

20　地下迷宫、肉桂的两扇门

“那座公馆里有一部电脑，冈田先生。谁用的倒不清楚……”牛河说道。

晚间九点。我坐在厨房餐桌旁，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有的。”我简短回答。

传来牛河抽鼻涕的声音。“我又照例调查了一下，知道可能有。当然喽，有电脑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如今对于从事时髦工作的人来说，电脑是必备之物，有也完全不足为奇。

“所以嘛冈田先生，咱们长话短说，由于那么一点原因，我想要是能利用那部电脑同您通讯该有多好。所以我才摸了下情况，呃呃，这还真没那么简单。一般线路号码连接不上去，而且要一个个输入密码才能进行访问。没有密码休想开机，厉害厉害！”

我默然。

“喂喂，别把事想歪了，我也不是想钻进电脑或者想干什么坏事，这种权宜之计我可没设想过。光是使其发挥通讯功能都必须冲破如此重重封锁，想要从中调出情报来自然更非易事。所以，压根儿就没考虑要做什么手脚。我考虑的只不过是想通过它来实现久美子女士和您的对话。以前不是讲好了么，说要争取让您和久美子女士直接交谈。别看我这样，我也想方设法劝说久美子女士来着。对她说您已离家这么久了，老是没个交代也不好，长此以往冈田先生的人生也难免一节接一节脱轨。无论出于什么缘由，人也还是得面对面畅所欲言才行，否则必然产生误解，误解将使人不幸……

“可是久美子女士横竖都不肯点头。她说不打算跟您直接交谈，见面自不用说，电话交谈也不可能。她说她讨厌电话。噢，我也伤透脑筋，摇断了三寸不烂之舌，可人家决心坚硬，简直如千年岩石，如此下去必生藓苔无疑。”

牛河停一会等待我的反应。我依然一言未发。

“当然喽，我也不可能给她那么一说就道一声‘呃，是吗，明白了’而轻易败下阵来，若是那样肯定给绵谷升先生骂得一塌糊涂。对方是岩石也罢土墙也罢，反正死活得找出个折衷点来……我就是干这个的嘛。对，折衷点！电冰箱买不成也要买块冰回去，就这种精神。这么着，我就抓耳挠腮另思良策。其实人这东西什么都能想个差不多。想着想着，就连我这不入流的半黑不明的脑袋里都像云间星斗一闪似的浮出一条妙计：对了，利用电脑画面通话岂不可行！就是敲打键盘往屏幕上排字，这个您没问题吧？”

在法律事务所工作时我利用电脑搞过案例调查，检索过委托人个人信息，通讯系统也用过。久美子在单位也应当使用来着，她编的自然食品杂志需将各种食品的营养分析和烹调法之类一一输入电脑。

“随处可见的普通电脑是不顶用，但使用我们这里和您那边的电脑，应该可以相当迅速地实现互通。久美子女士也说若是通过电脑屏幕和您说话也未尝不可——总算搞到了这个地步。这基本算是实际即时交谈，和对话差不许多。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折衷点，微不足道的猴头智慧。如何？也许你不中意，可这都费了好多脑筋了。本来没这方面脑筋，勉为其难，够我受的。”

我默默地把听筒换到左手。

“喂，冈田先生，您听着吗？”牛河不无担心地问。

“听着呢。”我回答。

“那好，一句话，只要把您那边电脑的密码告诉我，马上就接上让您同久美子女士通话。尊意如何，冈田先生？”

“这里有几个实际难点。”我说。

“愿闻。”

“一个是无法确认通话对象是不是久美子。使用电脑画面对话，看不见对方的脸，也听不见声音，未必就没有人假装久美子敲打键盘。”

“言之有理。”牛河钦佩似的说，“我固然没想到那里，但作为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是奉承，事情这东西一一怀疑是对的。我疑故我在。那，您看这么办怎么样——您最先问一个只有久美子女士才晓得的问题，如果对方答得上，就是久美子女士了。毕竟是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只两人晓得的事一两件总还是有的吧？”

牛河说得有道理。

“好吧。不过我还不知道那个密码，从没碰过那部电脑。”

据肉豆蔻说，肉桂已经把那电脑程序彻头彻尾做了改动。他提高了电脑的固有设计功能，自己制作复杂的数据库，使程序密码化并巧妙做了手脚，以致别人无法轻易开启。肉桂以十个手指牢固控制和严密管理着这座具有三维错综通路的地下迷宫，所有线路都被他系统性地刻入脑中，他只消动一下键盘即可沿捷径飞速到达任何自己喜欢的场所，然而不谙内情的入侵者（即肉桂以外之人）要想走到特定信息地带就很可能在迷宫中摸索数月之久，何况到处都有报警装置和陷阱。这是肉豆蔻告诉我的。其实“公馆”中的电脑并不很大，同赤坂事务所的差不多，但都已同其家里的母机联网，可以相互交换和处理信息。其中想必装满肉豆蔻肉桂工作上的机密，从顾客一览表到复杂的双重账簿，但我推测应当不止于此。

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肉桂和这电脑的关系实在过于密切，他常常关在自己小房间里弄来弄去。这是我从不时因为什么打开的门外一晃窥见的，而每次我都有一种类似窥看他人云雨场面的强烈的愧疚感。因为看上去他同那部电脑已难解难分地合为一体，动作甚是热情。他敲一阵子键盘，看一会屏幕显现的文字，或不满地扭扭嘴角，或时而微微一笑。有时候边想边慢悠悠一个一个击键，有时候则如钢琴手弹奏李斯特练习曲一般指下有疾风骤雨。这样子他好像就一边同电脑进行无声的对话，一边透过画面眺望另一世界的风光，而那对于肉桂是温馨而重要的景致。我不能不觉得他真正的现实恐怕不在这个地上世界而存在于那地下迷宫之中，或许在那个世界里肉桂才以光朗朗的语声慷慨陈词，才大声痛哭开怀大笑。

“从我这边不能访问你那里的电脑吗？”我问，“那样岂不就用不着密码了？”

“那不成。那样即使您那边的信息传到这里，这里也还是没有办法把信息送过去。关键在于开机密码。密码不解开就束手无策。无论用怎样的甜言蜜语，也不会给狼开门的。哪怕你敲门说‘你好啊我是你的朋友小白兔’，没暗号也还是毫不客气地给你吃闭门羹。钢铁处女。”

牛河在电话另一端擦火柴点燃香烟。眼前于是浮现出他黄乎乎的里出外进的门牙和松松垮垮的嘴角。

“密码是三个字：或是英文字母或是数字或是二者的组合。指示语出来后须在十秒钟内输入密码。若连错三次就要关机，警报响起。说是警报其实也并非‘嘀嘀’响声大作，而是一看足迹即可知晓有狼来过那样的玩意儿。怎么样，巧妙至极吧？实际依序组合计算起来固然可以明白，问题是二十六个字母和十个数字相互组合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不知道的人只能干瞪眼睛。”

我就此沉吟良久。

“喂，琢磨出来没有啊，冈田先生？”

∗　∗　∗

第二天下午，客人乘肉桂开的“奔驰”回去之后，我走进肉桂的小房间，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显示屏上推出蓝幽幽的冷光，旋即列出两行字来：

本电脑操作需要密码，

请在十秒内正确输入。

我打入事先准备好的三个英文字母：

zoo

画面不开，警告声响起：

密码非登录密码，

请在十秒内再次正确输入。

画面上开始读秒。我将字母换成大写，按原来顺序再次打入。

ZOO

然而反应仍是否定的：

密码非登录密码。

请在十秒内再次正确输入，

若密码仍不正确，

访问系统将自动关闭。

读秒开始。十秒。我试着将第一个字母Z变成大写，其余两个O变成小写。此乃最后一着。

Zoo

随即响起惬意的回声：

所输密码正确，

请从下列菜单中选择。

继而画面闪出。我从肺腑中缓缓嘘出一口气，之后调整呼吸，将指示箭头依序划过一长列菜单，选在“线路通讯”上，画面无声地推出通讯菜单。

请从下列菜单中选择通讯方式。

我选定“相互通讯”。

相互通讯的接收功能部分需要密码，

请在十秒内正确输入。

想必是肉桂一道重要的封锁线。为阻止手段高超的黑客，只能在入口处严加设防。既是重要防线，所用密码也必然非同一般。我叩击键盘：

SUB

画面未开。

密码非登录密码，

请在十秒内正确输入。

开始读秒：十、九、八……我使用刚才的顺序，以大写开始，小写继之。

Sub

惬意之声响起：

所输密码正确，

请输入线路编码。

我抱臂盯视画面。不坏。我已连续打开了肉桂迷宫的两扇门。实在不坏。动物园与潜水艇。接下去我按下“取消访问”指令，画面返回初始菜单，操作完毕。而当我叩键令其暂时中止时，画面浮出几行字来：

若无其他指令，

本次操作程序

将自动记入外存储器。

若无此必要，

请选用“不储存”指令。

我按牛河意见，选择了“不储存”。

本次操作程序不记入外存储器。

画面静静逝去。我用手指抹了把额上的汗，将键盘和鼠标小心放回原来位置（甚至两厘米都不可偏离），离开已经变冷的显示屏。

21　肉豆蔻的话

赤坂肉豆蔻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向我讲述她的身世阅历。故事长得看不到尽头，且充满无数岔路，所以我在这里只能极为简短地（其实也不很短）介绍一下梗概。至于能否准确传达实质，老实说我也没有信心，但至少可以表述她人生各个阶段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脉络。

赤坂肉豆蔻和母亲作为财产只带着随身的宝石，从满洲撤回日本，寄居在横滨的母亲娘家。娘家主要从事对台湾的贸易，战前还算财大气粗，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之失去了大多贸易伙伴。执掌一切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协助父亲的次子在即将停战时死于空袭。当教师的长兄于是辞职接替父亲，但其性格原本就不适合做生意，未能振兴家业。偌大的宅院自是剩下了，但在物资匮乏的战后，寄人篱下的生活不那么令人好受。母女两个总是缩手缩脚大气不敢出，饭比别人吃得少，早上比谁都起得早，主动干家务杂活。少女时代的肉豆蔻，所有穿着——从手套、袜子到内衣——没有一件不是捡表姐妹穿过的，就连铅笔也到处拾别人用短扔掉的。早晨醒来都是一种痛苦，想到又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心里便一阵作痛。她想哪怕再穷也好，只要能跟母亲无所顾忌地单独生活该有多妙啊！然而母亲无意从那里离开。“母亲过去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但从满洲回来简直成了空壳。肯定是生命力消失在哪里了。”肉豆蔻说道。母亲再不能做什么，只是向女儿反复讲述愉快的往事。这样，肉豆蔻不得不设法掌握独自谋生的才能。

她并不讨厌学习，但对高中一般科目几乎提不起兴致。她无论如何都不认为灌满一脑袋历史年号英文语法几何公式之类于自己有什么用处。肉豆蔻只想尽快掌握一门实际技能以便早日自立。她与那些欢度高中生活的同学们实在相距太远了。

事实上，当时她脑袋里装的唯有时装，朝朝暮暮无时不在思考时装。当然实际上她没有赶时髦的余地，只是不厌其烦地翻看从哪里弄到的时装杂志，依样画些素描，或者在练习本上永无休止地描绘浮上脑海的衫裙。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服装这般如醉如痴。也许是因为在满洲时不时摆弄母亲的西式套装的缘故，肉豆蔻说。母亲衣服多也喜欢衣服，西服和服多得箱子几乎装不下，少女时代的肉豆蔻每有时间就拉出来又看又摸。但临回国时衣服不得不大半扔在那里，而腾出背囊位置来一个个塞进食物带走。母亲每每展开下次要卖掉的衣服叹息不已。

肉豆蔻说：“对于我，服装设计是通向另一世界的一扇秘门。打开那扇小门，里面就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广阔天地。在这里，想象就是一切。只需把自己要想象的东西顽强地神奇地想象出来，你就可以因此远离现实。最使我高兴的是它不用花钱。想象一分钱也不用花，岂不好极了？在脑海中描绘花枝招展的服装并把它移到纸上，不但使我远离现实耽于梦想，而且成了我人生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同呼吸一样当然而自然。因此，我想大概任何人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做的。而当我明白其他人一来不怎么做二来想做也做不好的时候，我便这样想道：我在某种意义上与别人不同，所以只能选择与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肉豆蔻从高中退学，转入西服裁缝学校，为筹措学费央求母亲从所剩无几的宝石中卖掉了一个。她在那里从裁缝到设计学了两年实际技术，裁缝学校毕业出来，租了间宿舍开始一个人独立生活，一边打工缝缝织织，晚间又当女侍，一边到服装设计专门学校学习。毕业之后，进入一家高级妇女时装公司工作，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设计部门。

她无疑具有独创才能，不仅形象图画得出色，看法想法也独辟蹊径。肉豆蔻脑袋里装有想做什么的明晰图像，而且不是对他人的效仿，而是自己心中自然浮现出来的。她能够像大马哈鱼溯流而上直至大河源头那样无穷无尽地追索图像的细部。肉豆蔻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她以工作为乐，脑袋里只有早日成为合格服装设计师的念头。她不想到外边玩，如何玩也不知道。

不久，肉豆蔻的工作得到上司的承认，其流畅奔放的设计线条赢得了上司的赏识。几番见习过后，她被委任独立负责一个小部门的工作，这在公司内可谓破例提拔。

肉豆蔻的工作实绩逐年稳步进展。后来不仅公司内部，外面不少同行也开始对其才华和精力流露出兴趣。服装设计这个世界既是封闭的，在某一方面又是公平竞争的社会。自己设计的服装拉到多少订单，就无可辩驳地显示出设计师的实力。具体数字一出，胜负一目了然。非她有意同别人竞争，但实绩说明一切。

肉豆蔻一直埋头工作到二十五六岁，那期间她同很多人相识，有几个男子对她表示过好感，而她同他们的关系却浅尝辄止。她无论如何都无法对血肉之躯的人怀有很深的兴趣。肉豆蔻脑袋里满满装着服装图像，较之实实在在的人，她觉得服装设计图更为有血有肉活龙活现。

但二十七岁时，在服装界新年晚会上认识了一个相貌奇特的男子。男子脸形虽还端庄，但头发乱蓬蓬的，下颏和鼻端尖如石器，看上去与其说是妇女服装设计师，更像是个狂热的宗教活动家。比肉豆蔻小一岁，瘦如钢筋，眼睛深邃无底，富有挑衅性的视线存心让人不舒服似的到处扫描，然而肉豆蔻从那眸子中发现了自身的投影。对方当时只是尚不出名的服装设计新手，两人见面也是第一次。当然其传闻肉豆蔻是听到过的：有特异才能，但傲慢自私动辄吵架，几乎无人喜欢。

“我们两个算是同类，都是大陆出生，他也是战后只身一人坐船从朝鲜撤回来的。他父亲是职业军人，战后过了一段相当贫苦的日子。小时候母亲得伤寒死了，因此他也才开始对妇女服装感兴趣。才华是有，但为人处世简直笨拙得无以复加。自己是搞妇女服装设计的，却一到女人面前就脸红，举止粗鲁。就是说，我俩双双都像是失群的动物。”

第二年两人结婚了。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转年（东京奥林匹克那年）春生的孩子就是肉桂。名字是叫肉桂吧？大概？肉桂一出生，肉豆蔻就把母亲接来照看孩子。她从早拼命干到晚，没时间照料幼小的孩子，所以肉桂几乎是外祖母一手带大的。

至于是否真的把丈夫作为男性来爱，肉豆蔻并不清楚。她不具有做此判断的价值基准，丈夫那方面也是如此。将两人结合在一起的是偶然邂逅，是对于服装设计的共同热情。尽管如此，结婚头十年对双方都可谓硕果累累。两人一结婚便同时离开所在的公司，独立开了一间服装设计事务所。那是青山大道后街一栋小楼里朝西的小房间，通风不好，又没空调机，夏天汗出得手里铅笔直打滑。无须说，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两人都令人吃惊地缺乏实际能力，或轻易落入不良对手的圈套，或因不知道服装界惯例而拿不到定单，抑或犯下无可设想的简单错误，事业无论如何也走不上正轨，险些落到负债夜逃的地步。突破口是肉豆蔻由于偶然的机会找到一位高度欣赏两人才华并发誓效忠的精明强干的经理。此后公司俨然证明以前的挫折纯属子虚乌有似的蒸蒸日上。销售额逐年倍增，两人白手起家的公司在一九七〇年取得了堪称奇迹的辉煌成功，就连不谙世事自视甚高的他们本身也始料未及。两人增加职员人数，迁入主要大街的大写字楼，在银座、青山和新宿开了直销店，首创的名牌得到舆论界广泛报道，广为世人知晓。

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两人分担的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服装设计虽说是一种创作行为，但与雕刻与写小说不同，它同时也是涉及很多人利益的商业行为——不是说只消关起门来一个人鼓捣自己喜欢的东西即可，而需要有人出头露面。商业的贸易额越大，这种必要性越是迫切。必须有人到晚会和服装表演会上寒暄致词或闲聊，有时还要接受舆论界采访。肉豆蔻完全无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由丈夫走上前台。而丈夫也和肉豆蔻同样不擅长交际，起初甚为痛苦。面对陌生人他无法谈笑自如，每次回来都筋疲力尽。但大约持续半年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对出面讲话也不似以前那般不堪忍受了，笨嘴笨舌虽一如从前，但与年轻时相反，他的这种生硬与木讷竟似乎成了吸引人的魅力。人们没有将他冷若冰霜的应答（尽管那出自他天生的内向性格）视为不谙世事的傲慢，而作为别具一格的艺术气质接受下来。为时不久，他甚至开始对自己所处立场自得其乐起来。如此一来二去，他竟被誉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英。

“你恐怕也听到过他的名字。”肉豆蔻说，“但实际上当时设计工作的三分之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大胆而有独创性的构思已作为商品步入正轨，他已经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构思，而使其展开、扩大和成形是我的任务。公司规模扩大以后我们也没有从外面请设计师。当帮手的人固然增加了，但关键部分只我们自己干。这里边绝没有什么等级意识，我们想做的只是我们心目中的服装。什么市场调查呀成本计算呀会议呀，一律不屑一顾。如果想做这样的衣服，就直接设计成样，最大限度利用优质布料，投入时间精心制作。别的厂家用两道工序做的地方我们用四道，别的厂家用三米布料做成的地方我们用四米。检查一丝不苟，不中意的绝不出手。卖剩下全部扔掉，不搞减价处理。当然价格也高一些。最初同行们都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成功。但最终我们的服装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之一，就像彼得·马科斯的画、伍德斯托克⁽¹⁾、《逍遥骑士》⁽²⁾这类东西一样。那时设计服装实在叫人心花怒放，再大胆的设计都不在话下，都有顾客跟上来，简直就像脊背生出大大的翅膀，任凭哪里都可自由飞去。”

但从事业进入顺境时开始，肉豆蔻和丈夫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一起工作时她也不时觉得丈夫的心似乎在别处晃晃悠悠地游转。往日亮闪闪如饥似渴的光已从丈夫眼睛中失去，一不如意便顺手扔东西的暴烈脾性也已几乎不再形诸于色，而若有所思怅然远望的时候多了起来。两人在工作场所以外几乎不再说话，丈夫夜不归宿也已不鲜见。肉豆蔻隐约知道丈夫有几个交往中的女人，但她没怎么受伤害——两人已长期没有肉体关系（主要因为肉豆蔻感觉不到性欲），丈夫另找情人亦属情有可原。

丈夫被杀是在一九七五年末。那时肉豆蔻四十岁，儿子肉桂十一岁。他在赤坂一家宾馆房间里被人用刀刺死。上午十一时女工用万能钥匙开门进来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尸体。浴室里洪水泛滥一般到处是血。身体里所有的血一滴不剩地流了出来，另外心脏、胃、肝、两个肾、胰脏都已不在体内。看样子是凶手把这些内脏割下装进塑料袋或什么袋子拿去了哪里。脑袋从身体上割下来，脸朝上放在马桶盖上，面部也已被刀割损。看来犯人是先割头毁面再回收五脏六腑的。

切除人的内脏需要锋利的刀具和相当高的专业技术，起码肋骨要用锯锯断几根，既花时间，又弄得到处是血。何苦费这番麻烦呢，令人费解。

宾馆服务台人员记得他是头天夜里十点左右领一女子办的住宿手续，房间在十二层。但正值年末忙的时候，只知对方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漂亮女子，身穿红色风衣，个头不太高，仅此而已。但那女子只带了一个小钱夹。床上有性行为痕迹。从床单上回收的阴毛和精液是他的，房间里留下很多指纹，多得没办法搜查。他带来的小皮包里，仅装有用来替换的内衣、化妆品、一本杂志和一个夹有工作文件的纸夹。钱夹中十万多元现金和信用卡一起剩了下来，但应该带在身上的手册没找到。房间里没有打斗的痕迹。

警察调查了他的交际范围，未能发现同宾馆服务台人员所说特征相符的女性。名录中有三四个女性，但据警察调查，都不存在怨恨或嫉妒情节，而且均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而时装界纵令有人对他不怀好感（当然有几个，没有人会以为那里是充满温馨友爱气氛的世界），但也不至于对他怀有杀意。至于具有用刃器剜出六个内脏的特殊技术之人，就更加难以设想了。

由于是世所闻名的服装设计师，案件被报纸杂志广为报道，甚至成了不大不小的丑闻。但警察讨厌案件被作为猎奇性杀人案弄得沸沸扬扬，遂以种种技术原因为由未公布内脏被人剜走这一点。还有传闻说是不愿声誉受损的那家名牌宾馆打通关节施加了压力。结果只发表说他在宾馆一室被人用刃器刺杀。其中“有所异常”的风言风语固然是有的，但最终都不了了之。警察大规模搜查过，可到底没抓住罪犯，甚至杀人动机都不得而知。

“那房间现在还钉得严严实实呢！”

丈夫遇害的翌年春天，肉豆蔻将公司连同直销店和库存和名牌商标一并卖给了一家大型服饰厂。负责出售的律师拿来文件时，她几乎未加细看就默默盖了印章。

公司脱手后，肉豆蔻发觉自己对服装设计的热情已荡然无存。以往曾与生存同义的那无可抑止的欲望水脉居然唐突而彻底地归于干涸。偶尔受人之托也接受过服装设计，并且也能作为一流行家做得得心应手，但从中已感觉不到喜悦，味同嚼蜡，就好像他们连她的内脏也一古脑儿剜走了。知道她往日精力和别开生面的设计才华的人记忆中将其视为传奇性人物，这些人虽然仍在求她设计，但她除百般推辞不掉的以外一概不予接受。她听从税务代理专家的忠告，将出售公司的钱转买股票和搞不动产投资，由于景气，资产逐年膨胀。

公司脱手后不久，母亲因心脏病死了。八月里一个大热天，母亲正在门口洒水，突然说一声“心难受”便躺在褥子上发出极大的鼾声而再未醒来，于是只剩得肉豆蔻肉桂两人。此后一年多肉豆蔻几乎足不出户，一直关在家里。她像要一举捞回迄今人生中未曾得到的平静和安详似的，日复一日坐在沙发上眼望庭院，饭也不正经吃，一天睡十个小时。按理已到上初中年龄的肉桂代母亲料理家务，家务之余弹莫扎特和海顿的奏鸣曲，学会了几门外语。

如此度过了近乎空白的安静的一年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使她得知自己具备了某种特殊的能力。那是她完全陌生的奇妙能力。肉豆蔻推想那大约是代替其对服装设计的汹涌激情而在自己体内萌生出来的。实际上那也成了肉豆蔻取代服装设计的一项新职业，尽管不是她主动寻求的。

那起因在于一位大百货商店老板的夫人。夫人年轻时当过歌剧歌手，聪颖而充满活力。她在肉豆蔻成名之前即已注意到其作为服装设计师的才华，给过不少关照，倘若没她的支援，公司很可能早已破产。由于这样的关系，肉豆蔻决定为夫人独生女的婚礼而给母女两人挑选衣裳搭配服饰首饰。这并非特别难的工作。

不料在边等试缝边同肉豆蔻闲聊的时间里，夫人突如其来地双手抱头，踉踉跄跄蹲在地板上。肉豆蔻愕然地抱住她的身体，用手摩挲她右侧的太阳穴。肉豆蔻不假思索反射性地感觉出那里有什么存在。她手心可以感到其形状和感触，恰如从口袋外面触摸里面的物体。

由于不知所措，肉豆蔻闭目考虑别的事情。她想到新京的动物园。休园日空无一人的动物园，唯独她作为主任兽医的女儿被特许进入。对肉豆蔻来说那恐怕是她以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那里她得到呵护得到关怀得到许诺。这是最初浮上脑际的图像。无人的动物园。肉豆蔻逐一浮想起那里的气味、光的亮丽、空中云絮的形状。她一个人从一个兽栏走去另一个兽栏。时值金秋，天高气爽，满洲的鸟们成群结队从这片树林飞向那片树林。那是她本来的世界，又是在多种意义上永远失却的世界。不知经过多长时间，夫人开始慢慢站起，向肉豆蔻道歉，虽仍未恢复常态，但剧烈的头痛似已过去。几天后，肉豆蔻作为工作酬金收到一笔意想不到的款额，她很感吃惊。

此事大约过去一个月的时候，商店老板夫人打电话邀她一起吃午饭。饭后夫人把肉豆蔻领到自己家里，说有事要确认，求她再摸一次自己脑袋。也没理由拒绝，肉豆蔻便照做了。她坐在夫人身旁，手心轻轻贴在夫人太阳穴，她重新在那里感觉到了什么。她聚精会神试图摸出其具体形状，然而她刚一集中精神，那个什么便一扭身迅速改变了形状。它是活的。肉豆蔻多少有点惶恐。她闭起眼睛想新京的动物园。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想起即可，想起她曾为肉桂讲过的故事及其光景即可。她的意识离开肉体，在记忆与故事之间的狭窄地带彷徨，之后返回。注意到时，夫人正拉着她的手致谢。肉豆蔻什么也没问，夫人什么也没说。肉豆蔻一如上次略有疲劳，额头微微出汗。告辞时夫人说特意请她来一次，又递过一个酬金信封，但肉豆蔻郑重地谢绝了，说这次不是工作，况且上次已拿得够多的了。夫人也没勉强。

几个星期后，夫人引见了另一个女士。女士四十有余，身材不高，眼睛深陷而目光敏锐。衣着很高档，但除一枚银结婚戒指外别无饰物，凭气氛不难明白来人不是普通身份。商店老板夫人事先对肉豆蔻耳语道：“那个人希望你像给我做过的那样给她做做，别拒绝。酬金只管默默收下，因为从长远看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们都是必要的。”

她和那女士单独留在里面的房间，她同样用手心按在对方太阳穴上。那里有别的什么，比商店老板夫人的要明显，动得也快。肉豆蔻闭目凝息，不让它动。她更加全神贯注，更加真切地追踪记忆。她进入其细褶之中，向那个什么输送自己记忆的余温。

“这么着，我不知不觉做上了这项工作。”肉豆蔻说。她知道自己已被卷入一股巨流之中。不久，长大的肉桂开始给她帮忙。

(1)　Woodstock：纽约东部一个小村庄，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在此举行了有三十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奏会。

(2)　《EASY RIDER》，美国电影，意为“飙车手”，一九六九年上映。该片表现两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横穿美国大陆的流浪生活，开拓了美国新电影之路。

22　上吊宅院之谜（其二）

《世田谷“名胜”——

上吊宅院的出入者》

——政治家身影时隐时现，隐身物之巧令人叫绝，是何秘密隐藏其间？

——《××周刊》

12月21日号

12月7日号已有过介绍，世田谷幽静的住宅地段有一座被私下称为“上吊宅院”的住宅。其中住过的人们最终无不不约而同地遭遇不幸自绝身亡，且大多选用自缢方式。

（中略——上次报道梗概从略）

迄今为止的调查已澄清了这样一个——只此一个——事实：即每当即将探明“上吊宅院”新主人真相之际，必然迎头碰上铜墙铁壁，无论通过任何途径。找到承担宅院施工的建筑公司却被一口拒绝采访，而购置地皮的挂名公司在法律上绝对无懈可击，全无文章可做。一切都被处理得巧妙至极无机可乘，个中奥秘只能推测而已。

另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在购买该地皮的挂名公司成立时助以一臂之力的会计事务所。此事务所实际上是作为一家政界闻名的会计事务所的“承包”机构于五年前成立的。也就是说，其作用在于发挥主管事务所的阴面功能。那家“会计事务所”拥有几个这样的“承包”机构，分别根据不同目的各尽其用，一旦风吹草动，即如蜥蜴尾巴似的被一刀斩断。此“会计事务所”虽然尚未受到过检察厅的直接盘查，“但不止一次涉嫌数起政治收受贿赂案件，自然受到当局注意”（某报社政治记者语）。这样一来，难免有人从此会计事务所插手这条线索猜测“上吊宅院”的新入居者同权威政治家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以此观之，那高高的围墙，那利用最新电子设备的严密警备，那租借的黑色“奔驰”，那巧为呼应的挂名公司……凡此种种不同凡响的表现无不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暗示其中有政治家的介入。

令人惊叹的彻底保密

对已经查明的几项事实怀有兴趣的采访小组调查了出入“上吊宅院”的“奔驰”情况。记录表明，十天时间里“奔驰”总出入次数为二十一次，等于每天约两次从大门出来进去。有若干规律性：早上九点钻进门去，十点半开出。司机极为准时，两次误差不出五分。但较之早上的出入，此外时间则没有规律。其中多数集中在下午一时到三时之间，车来时间和离开时间各所不一。有时开进不到二十分钟便离开，有时则滞留一小时之久。

据以上事实不妨做以下推测：

（1）早上规律性出入——这意味着有人来此“上班”。由于车体四面均为隐形玻璃，无法窥看里面，不知晓“上班者”真相。

（2）午后非规律性出入——这大约意味着有来客。往来时间的不统一恐怕是“客人”情况所使然。至于客人是单人还是多人则不得而知。

（3）晚间似乎没有活动。宅院有没有人不清楚，灯光的有无也无法从墙外看见。

另外一点得以明白的是：十天调查时间里出入院门的，仅仅是同一辆涂着黑漆的“奔驰”，别无另一辆车、另一个人通过院门。就一般常识而言这是相当不自然的。住在院内的“某人”既不外出购物，又不外出散步。人们只乘坐落着晕色车窗玻璃的大型“奔驰”来到这里，离去时亦是如此。换言之，他们因某种缘故而决定绝不对外亮相。其缘故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不惜开销地把事情弄到这般彻底保密的地步呢？

补充一点，宅院的出入口只正大门一个。宅院后面有条狭窄的胡同，但是条死胡同——除非翻过某户住宅的院墙，否则既进不来又出不得。问附近居民，也说无人走此胡同。大概由此之故，此宅院亦无通此胡同的后门，唯见围墙高耸，坚似城墙。

十天时间里有报纸导购员或商品推销员模样的人按了几次门上的呼应器，然而完全没有回音，门当然也未打开过。纵使里面有人，想必也在通过监视摄影枪观察来访者，没必要便不予理睬。没有邮件送交，没有速递公司送货上门。

这样，唯一剩下的调查手段便只有跟踪“奔驰”以弄清其去向。“奔驰”闪闪发光且车速徐缓，跟踪本身并不难办，但这也只是跟至一家一流宾馆地下停车场时为止。停车场入口站有穿制服的保安员，无专用通行卡无法入内，我们的车至此再前进不得。这家宾馆常有国际会议召开，因而多有要人下榻。访日明星亦常住此处。作为一座所需安全措施和隐私保护措施，另设了VIP专用停车位以区别于一般住宿客人用的停车场，所用数台电梯亦为独立专用，运行状态外人无从得知。就是说，在这里办理住宿手续和退房手续可以完全避人耳目。而这辆“奔驰”确保和利用的便是这样的VIP专用车位。对于本刊的询问，宾馆方面小心而简单地解释说：此类车位是在“平时”严格的身份调查的基础上以特别租金专门租给具有相应资格的法人的。关于使用条件及使用者等情况则不知其详。

这个宾馆里既有购物廊又有数间酒吧和餐厅，另有婚礼厅四个会议厅三个。这就是说，若非有特殊权限，在如此众多的非特定男女昼夜络绎不绝的场所调查乘坐“奔驰”之人的身份是不可能的。车上下来的人钻入眼前专用电梯，在适当楼层下来直接融入人群之中。不难明白其采用的是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的保密系统，从中窥知的是金钱与权力的过度介入。据宾馆说明也可以想见VIP专用车位的租借利用实非轻而易举之事。所谓“严格的身份调查”想必有担负外国要人警卫任务的保安当局参与意见，需要政治门路，并不是说有钱即可，而同时又需大额租金自然无须赘述。

（后略——利用宅院的当是以权威政治家为后台的宗教组织的猜测从略）

23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变形报废的人

我在指定时刻坐在肉桂的电脑前，用密码启动通讯程序。我把牛河告诉自己的号码输入画面。接通需五分钟。我喝了口准备好的咖啡，调整呼吸。咖啡索然无味，吸入的空气似有粗糙的颗粒。

片刻，线路接通，可进行相互通讯的指示语随着轻快的呼音浮出画面。随即我指定通讯费由收讯人支付，往下只要注意操作记录不留在外存储器，我即可以在肉桂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电脑（信心固然没有。毕竟是他的迷宫，我不过是无能为力的外乡人）。

所需时间比预想的长。但画面终于浮现出对方已接受通讯费由收讯人支付的回答。这画面的另一侧、这在东京地下黑暗中蜿蜒伸展的线路的某处当有久美子存在，在那里她应该同样坐在电脑前，双手置于键盘。但我在这里实际目睹的只是“唧唧唧”发出轻微机音的监视屏。我选定发讯模式，打入已在头脑中反复拟就的语句：

＞有一点要问，不是了不得的问题。我只是需要位于那里的人真正是你的证据。问：结婚前两人第一次外出我们去了水族馆。请告诉我你在那里看得最专注的东西。

我在画面上逐字排好，锁定发讯箭头（请告诉我你在那里看得最专注的东西⇦）。之后转为收讯状态。

回答在寂静的停顿后返回。答话很短：

＞水母。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

我的提问及其回答上下并列于监视屏的画面上。我凝目注视两段文字。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水母⇦。无疑是久美子。但彼处即是真正的久美子这一事实反而使我心里难受，就好像自己的五脏六腑被统统剜出抽空一样。为什么我们只能用这种形式交谈呢？然而此刻我除此别无选择。我敲击键盘。

＞先从好消息开始。今年春天猫突然回来了。固然瘦了许多，但很精神，无一伤痕。那以后猫哪里也没去，一直待在家里。我擅自为它取了个新名——按理是必须同你商量的——青箭，青箭鱼的青箭。我和猫两个相处得很不错。这是好消息，或许⇦

间歇片刻。不知是通讯时间差的关系，还是久美子在沉默，我无法分辨。

＞那只猫还活着真叫人高兴，一直担心来着⇦

我啜了口咖啡润润干渴的喉咙，继续敲击键盘。

＞其次是坏消息。其实除去猫的回来，基本都像是坏消息。首先第一个：我仍未能解开各种各样的谜。

我在画面上书写。大致回览一遍继续下文：

谜之一：你现在在哪里呢？在那里干什么呢？为什么还要离开我？为什么不愿见我？理由何在？我们之间本来有很多事情需见面交谈！你不这样认为？⇦

她的回答需要时间。我在键盘前想象久美子咬着嘴唇沉思的神情。稍后，箭头在画面上开始随着她的手指迅速移动：

我要告诉你的，已全部写在寄给你的信中。我想请你最后明白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的我在多种意义上已不是你所了解的我。人是会由于很多原因发生变化的，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形报废。我之所以不想见你，原因即在于此，不想回到你那里也是因为这个。

光标久久停在一点，一闪一灭地搜寻词语。十五秒、二十秒……我紧紧盯住光标，等待屏幕出现新的语句。变形报废？

可能的话，请你尽快把我忘掉才好，正式离婚，你开始新的人生，这对我们两人都是最佳选择。我如今在哪里以至做什么都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不过的事实是：我们两人已由于某种理由而业已分属不同的世界，且已无法返回原处。希望你知道，甚至这样和你通讯对我都是撕肝裂肺般痛苦的事，痛苦得无疑超出你的想象⇦

我反复阅读这段文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得令人恻隐的自信，几乎不见拖泥带水的痕迹。大概这些话此前已在久美子脑袋里重复了不知多少次。但作为我，必须摇撼她这坚固的自信之壁，哪怕摇撼一点也好。我叩击键盘。

＞你说得有点抽象费解。你的所谓“报废”具体指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我很难理解。西红柿报废，雨伞报废……这个自然明白，无非是说西红柿烂了伞骨断了。但你“报废”是怎么回事呢？具体想象不出。你信上写道，你同除我以外的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莫非这点使你“报废”了？这于我当然是个打击，但与使一个人“报废”多少有所不同⇦

长长的间歇。我有些不安，担心久美子就势消失去了哪里。但画面上终于出现了久美子的字：

这点是有的，但不止这点。

写到这里，又出现深深的沉默。她正在从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挑选字眼。

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表现。所谓“报废”，其上溯时间要更长。那是事先在某处一个极黑的房间里由某人的手单独决定下来的。但在同你结婚时，其中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以为可以直接顺利地通往某个出口。然而那仍好像仅仅是个幻影。一切都是有标记的，所以那时我才千方百计想找回我们失踪的猫。

我长时间地注视画面上这段文字。但发讯终了的符号怎么等也未出现。我画面的通讯模式也依然呈收讯状态。久美子在思考下文。所谓“报废”，其上溯时间要更长。久美子究竟想向我传达什么呢？我把注意力集中于画面，但上面有着肉眼看不见的墙壁样的东西。画面再次有字排出：

可以的话，请你这样考虑：就是说我患了一种不治之症，我正慢慢向死亡靠近，四肢和脸正在分崩离析。当然这是比喻，并非四肢和脸真正如此。但这比喻是极其接近真实的。唯其这样我才不愿意出现在你面前。自然，以这种不确切的比喻，不可能使你理解我现在处境的一切。所以也不认为你会领悟。但抱歉的是，此时的我无法向你说得更多，只能请你这样全盘接受⇦

不治之症。

确认画面处于发讯状态后，我开始敲击键盘。

＞如果你希望我接受那个比喻，全盘接受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就算如你所说你“报废”了，就算你得了“不治之症”，那为什么偏偏非得去绵谷升那里不可呢？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呢？我们不是为此结婚的吗？⇦

沉默。仿佛可以托在手上确认重量和硬度的沉默。我在桌上叉起双手，缓缓地深呼吸。回答返回：

＞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这里适合我，无论我愿意与否。这里是我必须在的场所。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即便我想见你也无法如愿。你以为我不想见你不愿意见你吗？

屏息敛气般的空白。俄顷，她的手指开始移动：

所以我才希望你别再为此让我痛苦。如果你能为我做什么的话，那就是尽早尽快将我这一存在忘掉，将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岁月权当其不存在逐出记忆，而这归根结蒂将带来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说道：

你叫我忘掉一切，叫我放开你不管。但与此同时，你又在这个世界的某处向我求助。尽管那声音很远很小，可我能在静静的夜晚听得一清二楚。那无疑是你的声音。不错，我想是有一个你在努力离我远去，你这样做想必有其一定的缘由；同时另一个你又在拼命朝我接近。对此我毫不怀疑。而作为我，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能不相信向我求助并力图朝我接近的那个你。无论你如何解释，也无论理由如何正当，我都不可能轻易将你忘记，不可能将我们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置之度外。因为那是我的人生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将其一笔勾销根本无从谈起，因为那无异于将我自身一笔勾销。如要那样做，我必须知道所以那样做的理由⇦

一段空白时间。我从显示屏的画面上可以真切地感觉出她的沉默。它仿佛是高浓度的烟，从画面一角冒出，低回弥漫于房间。我十分熟悉这种久美子式的沉默，在共同生活中我不知多少次体验和目睹了这样的沉默。久美子此刻正屏住呼吸锁起眉头在画面前全神贯注。我伸手拿过杯子，呷了一口变冷的咖啡，而后手拿空咖啡杯和久美子一样凝神屏息逼视画面。沉默的纽带穿过两相分离的世界的墙壁，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想我们比什么都相互需要对方，毫无疑问。

＞我不明白⇦

＞我明白。

我把咖啡杯放下，抓住时间时隐时现的秃尾巴飞速敲击键盘。

我明白。我正设法找到你的所在，找到“正在求助”的你所在的场所。遗憾的是我还不清楚怎样才能找到，不清楚那里等待我的到底是什么。你出走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好像一直被禁闭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然而我正在——尽管速度极慢——接近事物的核心，正在朝那场所走近，我想。这点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我正朝那里走近，并准备继续走近⇦

我双手置于键盘，等她回答。

＞我真的不明白的。

久美子打出一行字来。通话就此为止。

再见⇦⇦⇦

画面告诉我对方已经离开。对话到此中断。但我仍然盯视着画面，等待变化的出现。或许久美子转念返回，也可能想起忘说的什么。然而久美子没有返回。等了二十分钟，我终于作罢。我将画面内容保存下来，起身走进厨房喝了杯冷水。一时间我将头脑排空，在冰箱前调整呼吸。周围静得出奇，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我的思考侧起耳朵。但我什么也思考不成，什么都想不下去，实在惭愧。

我折回电脑前，坐在椅子上，将在蓝色画面上进行的对话从头至尾细细重读一遍。我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对此我怎么说的，她又怎么说的。我们的对话原封不动留在画面上。有的是那样生动，近乎不可思议的生动。我可以一边用眼睛扫视画面上排列的字，一边听取她的语声。我听得出她抑扬有致的音调和微妙的顿挫方式。光标在最后一行仍如心脏跳动一般有规则地一闪一灭，它在凝息静等下文，然而无以为继。

我把那上面的对话全部牢牢刻入脑海之后（我判断恐怕还是不印刷出来为好），点击按钮退出通讯模式，下指令给外存储器不留记录，确认操作别无疏漏，然后关掉电源。监视屏的画面随着一声呼音而白惨惨地归于寂灭。单调的机音隐没在房间的岑寂中，如被虚无之手拧下来的鲜活的梦。

不知道此后过了多长时间。意识到时，我正目不转睛盯视自己并放于桌面的手。我的双手有被长时间凝视过的痕迹。

所谓“报废”，其上溯时间要更长。

到底有多长呢？

24　数羊、位于圆圈中央的

牛河第一次来我家后数日，我托肉桂每天带报纸过来。差不多也该到接触外部世界现实的时候了，我想，即使再想回避，时机一到他们也要从那边不请自来。

肉桂点点头，从此每天早上将三种报纸带来宅院。

吃罢早餐，我浏览这些报纸。久未沾手的报纸很有点奇妙，看上去生疏疏空落落的。带有刺激性的油墨味儿令我脑袋作痛，黑乎乎的细体活字挑衅似的刺入我眼球。版式、标题、字体、文章格调无不给我以极度的非现实感。我好几次放下报纸，闭目叹息。以往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以往我也像普通人那样读报来着，到底报纸上的什么如此不同以往呢？不不，报纸大概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我自己。

但我还是读了一会。读报使我就绵谷升明确把握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他正在世间构筑其愈发稳固的地位。他一方面作为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一方面在杂志上拥有专栏连载，在综合刊物上发表意见，在电视上作为定期解说员摇唇鼓舌。种种样样的场合我都不难见到他的名字。不知什么缘故，人们看上去越来越热衷于听他高谈阔论。尽管作为政治家他刚刚登台，但其名字已作为堪可寄予厚望的年轻政治家而广为人知。一家妇女杂志进行的政治家人缘投票中他竟跻身前列。他被视为富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以往政界未曾有过的新型智能政治家。

我请肉桂买来一份他所执笔的杂志。为了不给他以自己只注意某一特定人物的印象，还一起买了几种不相关的杂志。肉桂粗略地扫了一眼清单，若无其事地揣入上衣口袋，第二天把杂志和报纸一并放在餐桌上，而后边听古典音乐边整理房间。

我将绵谷升写的文章和有关他的报道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归为一册。马上成了厚厚一册。我试图通过这些文章和报道接近“政治家”绵谷升这个崭新人物，试图忘掉迄今两人之间存在的很难称之为愉快的个人关系，摈除偏见而作为一个读者从零开始理解他。

然而要理解绵谷升其人的真实面目仍然是很困难的。平心而论，他笔下的东西哪一篇都不算坏，行文颇为流畅，条理也很清楚。有几篇还写得甚为出色。材料翔实且处理得当，结论之类也已提出，较之他过去写的专业书上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要地道好几倍，至少写得平明易懂，连我这等人也知其所以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蓦然觉出那看上去平易近人的文章背后仍伏有洞悉别人肺腑般的傲慢阴影。那潜在的恶意使我脊背掠过一道寒战，但这终究是因为我知道绵谷升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且其尖锐而冷漠的眼神和口吻浮现于眼前的缘故，一般人恐怕是很难从中读出其言外之意的，所以我尽可能不去考虑这点，而仅仅追逐其文章的脉络。

问题是无论我怎样仔细怎样公平地反复阅读，我都没有办法把握绵谷升这个政治家真正想说的东西。每一个论点每一项主张诚然地道合理，然而若要加以归纳弄清其意图到底何在，我便如坠云雾了。无论怎样拼接细部，也不见整体形象清晰浮出，全然不见。我推想这恐怕是因为他不具有明确的结论。不，他具有明确的结论，但隐藏起来了。他似乎只在于己有利的时候稍稍打开一点于己有利的门扇，从中跨出一步大声向人宣告什么，言毕即退回把门紧紧关上。

例如，他在刊载于某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地区差所带来的暴力式水压，是政治努力和人为力量永远无法抑制的，为期不远它势必给世界结构带来雪崩般的变化。

“而且，桶箍一旦如此除掉，世界必将呈现出漫无边际的〈混沌状态〉，往日存在的作为自明之物的世界共同精神语言（这里不妨暂且称为〈共同Principle⁽¹⁾〉）将陷于瘫痪或几近瘫痪，而由混沌状态向下一代〈共同Principle〉过渡，其所需时间恐比人们预想的还要漫长。一言以蔽之，一场长得令人透不过气的深刻的危机性精神混沌即在我们眼前。自不待言，日本战后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也将被迫进行根本变革，很多领域都将归为一张白纸，框架将大规模清洗而重新开始构筑——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抑或文化领域。这样，迄今为止被视为自明之物、任何人都不曾怀疑的事情，势必无所谓自明而在一夜之间失去其正当性，这当然也是日本这个国家洗心革面的良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面临这千载良机，手里却没有堪可用作〈清洗〉指标的共同Principle。我们有可能在致命的Paradox⁽²⁾面前茫然伫立——由于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造成迫切需要共同Principle这一状况的，乃是共同Principle的丧失本身。”

论文相当冗长，扼要归纳起来大致如此。

“但是，现实中人的行动不可能没有任何指标。”绵谷升说道，“至少需要暂时的、假设的Principle模式。而日本这个国家现阶段所能提供的模式恐不外乎‘效率’。如果说长期以来不断给予共产主义体制以拦腰一击并导致其崩溃的是‘经济效率’，则我们在混乱时期将其视为实务性规范而敷衍于整体未必没有道理。试想，除了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以外，我们日本人在整个战后难道创造过其他哲学或类似哲学的东西吗？诚然，效率性在方向性明确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而一旦方向性的明确度失去，效率性刹那间即会变得软弱无力，如同在大海正中遇险失去方向之时任凭有多少熟练得力的划船手也毫无意义一样。高效率地朝错误方向前进，比原地踏步还要糟糕。而规定正确的方向性的，只能是拥有高度职能的Principle。可惜我们现在阙如，无可救药地阙如。”

绵谷升铺展的逻辑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洞察力，对此我也不能不承认。问题是读了好几遍我还是弄不清楚绵谷升作为个人或作为政治家到底在寻求什么——措施何在？

绵谷升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满洲国”，这个我倒读得津津有味。文章说，帝国陆军在昭和初期便为设想中的对苏全面作战探讨过大量征调防寒军服的可能性。那以前陆军未曾经历过西伯利亚那样极端寒冷地带里的实际战斗，所以冬季防寒措施乃是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可以说部队几乎没有任何冬季作战准备以应付可能由边境纠纷引起的突发性大规模对苏战争（这并非没有可能）。为此，参谋本部设置了对苏战争可能性研究班，在兵站部门就严寒地带专用被服进行实质性研究。为了把握真正的严寒是怎么一种程度，他们实际跑到时值隆冬的萨哈林岛，在酷寒中使用实战部队试穿防寒靴、大衣和内衣，对于苏军现有装备以及拿破仑军队用于对俄作战的衣服进行了彻底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陆军现有防寒装备不可能度过西伯利亚的冬季。”他们预计前线士兵将有大约三分之二因患冻伤而失去战斗力。陆军防寒被服的设想条件是多少温和些的中国北方的冬季，且绝对数量也不足。研究班暂且试算出有效装备十个师的防寒被服所需绵羊的只数（班上流行的玩笑是算羊只数算得睡觉工夫都没有了）及其加工所需设备的规模，提出了研究报告。

报告书中说，日本国内饲养的绵羊的只数显然无法保证日本在受到经济制裁或实质性封锁的情况下在北方打赢一场长期对苏战争。这样，满蒙地区稳定的羊毛（以及兔毛皮等）供给及其加工设备的确保便是必不可少的。为视察情况而于一九三二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的，即是绵谷升的伯父。他的任务是估算“满洲国”内需多长时间才能实际保障如此数量的供给。他毕业于陆军大学，是专门搞logistics（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这项任务是他接受的第一个重头任务。他将防寒被服问题看作现代兵站一个典型事例而详尽地做了数据分析。

绵谷升的伯父经熟人介绍在奉天见到了石原莞尔⁽³⁾，两人对饮了个通宵。石原强调围绕中国大陆难以避免同苏联全面开战，认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在于兵站的强化，即在于新生满洲的迅速工业化和确立自给自足经济。石原说得条理清晰而又热切感人。此外还说到日本农业移民在农牧畜业的组织化效率化方面的重要性。石原原本主张不应该将“满洲国”弄成如朝鲜和台湾那样的赤裸裸的日本殖民地，而应使其成为亚洲国家的新样板，但在认为“满洲国”终归乃是日本对苏以至对英美作战的兵站基地这点上却是十足的实用主义。他相信：现阶段拥有实施对西欧战争（即他所说的“最终战争”）的能力的国家亚洲唯独日本，因此其他国家有义务协助日本使自己从西欧诸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帝国陆军将校中石原是最为关心兵站问题且深有造诣的人物。一般军人总以为兵站本身是“女人气的”，而认为纵使装备不足也舍身勇敢作战才是陛下的军人之道，以可怜的装备和少量人员扑向强有力的对手并取得战果方是真正的武功，“以兵站跟随不上的快速”驱敌前进被视为一种荣誉。这在身为优秀技术官僚的绵谷升伯父看来纯属荒唐至极。没有兵站作后盾即开始持久战争无异于自杀行为。苏联由于斯大林的集约性经济五年计划而使军备得到飞跃发展进入现代化。长达五年的充满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旧世界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机械化战争使欧洲各国的战略和后勤概念为之一变。作为驻外武官在柏林生活过两年的绵谷升伯父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认识水平，仍停留在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当时。

绵谷升伯父在石原明晰的逻辑和世界观以至超凡的魅力面前大为折服。两人的亲密交往在伯父返回日本后仍未间断。后来石原从满洲回来转任舞鹤要塞司令，绵谷升伯父还去见了他好几次。他关于“满洲国”内绵羊饲养与加工设备情况的详细而中肯的报告，回国不久即提交给本部而受到高度评价，但不久由于一九三九年诺门坎事件中的惨败以及英美加强经济制裁，军部的目光逐渐转向南洋，对苏作战可能性研究班的活动于是不了了之。不过，诺门坎事件之所以秋初早早结束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研究班那份断言“以现有装备无法实施冬季对苏战斗”的报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秋风吹起之后，注重面子的日军居然痛痛快快退出了战斗，通过外交谈判将不是很好的呼伦贝尔草原的一角让给了外蒙和苏军。

绵谷升讲述这段从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口里听来的逸闻之后，随即以兵站思想为依据从地势学角度就地域经济展开了论述。但我感兴趣的是绵谷升伯父曾是在陆军参谋本部工作过的技术官僚，曾与“满洲国”和诺门坎战役有过关系这一事实。停战后绵谷升伯父被麦克阿瑟占领军开除公职，在老家新澙度过一段隐居生活，不久开除令取消，他乘机步入政界，作为保守党人出任过两期参议院议员，之后转入众议院，其事务所墙上挂有石原莞尔写的字幅。至于绵谷升伯父是怎样一个议员以及作为政治家做过什么我自是不晓。当过一次大臣，在地方上似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终究未能成为国政一级的领导人。而如今，其政治地盘由绵谷升承袭下来了。

我合上剪报集放进抽屉，之后胳膊抱在脑后，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大门。大门即将朝内侧打开，放进肉桂驾驶的“奔驰”。他将像往常一样拉来“客人”。我和“客人”们由于这块痣联系在一起。我由于这块痣和肉桂的外祖父（肉豆蔻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肉桂的外祖父同间宫中尉因新京那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满蒙边境的特殊任务将间宫中尉和占卜师本田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和久美子通过绵谷升家介绍而同本田先生相识。而我和间宫中尉因井底联系在一起。间宫中尉的井在蒙古，我的井在这座住宅的院内。这里曾有中国派遣军的指挥官住过。这一切连成一个圆圈，位于圆圈中央的是战前的满洲，是中国大陆，是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战役。可是我和久美子何以被卷入这种历史因缘之中呢？我不得其解。那些全都是我和久美子出生以前的事啊！

我坐在肉桂的桌前，手指放在键盘上。我还记得自己同久美子通话时手指的感触。刚才我同久美子的电脑对话毫无疑问被绵谷升的电脑监控下来了，他想从中了解什么。他促成了我们两人的对话，当然并非出于关心。也有可能他们以通讯访问作为阶梯而企图从外部进入肉桂电脑窃取这里的秘密，但对此我不甚担忧。因为这电脑的奥秘即是肉桂其人的奥秘本身，而他们不可能洞悉肉桂这个人深不可测的奥秘。

我往牛河的事务所打电话。牛河在，当即拿起听筒。

“嗬，冈田先生，真是太巧了！老实说，我刚刚出差回来十分钟，匆匆忙忙的。从羽田机场搭出租车飞奔回来的（说是飞奔，其实路上塞得一塌糊涂），擤把鼻涕的工夫都还没有，抓起文件就又要出去。出租车还在门前等着没动。噢，电话简直就像瞄准空当打来的。眼前‘丁零零’电话一响，我就自己问自己：嗬，这么巧而又巧的人物到底是什么人呢？对了，特意给这不肖牛河来电话，可有何贵干？”

“今晚能用电脑和绵谷升通话吗？”我说。

“您是说先生？”牛河压低嗓门，变得谨慎起来。

“嗯。”

“不是电话，是使用电脑画面吧？像上次那样？”

“正是。”我说，“我想那样对双方都容易些，不至于拒绝吧？”

“蛮有把握嘛。”

“把握是没有，只是那么觉得。”

“那么觉得。”牛河低声重复一遍，“恕我冒昧，您的‘那么觉得’是经常准的吧？”

“难说。”我事不关己似的说。

牛河在电话另一端沉吟片刻，似乎是在脑袋里飞速计算什么。好兆头。不坏。让这小子哪怕沉默一会都非易事，纵令没有让地球倒转那般难。

“牛河先生，你在吗？”

“在在，当然在。”牛河慌忙开口，“像神社门前那对石雕狮子狗似的待在这里呢，哪里也没有一颠一颠地走动。下雨也好，猫叫也好，我都得老老实实在这守护香资箱。好的，明白了。”牛河恢复了平日的口吻，“可以。设法把先生稳稳扣住就是。不过今晚无论如何也不成。如果是明天，我可以用这颗脑袋瓜子打保票：明天夜间十点把坐垫摆在电脑跟前，让先生好好坐上去。这样如何？”

“明天也不碍事。”我略一停顿回答。

“那好，就由我这猴子牛河安排好了。反正我一年到头总像是忘年会干事那种角色。不过冈田先生，倒不是我哭哭啼啼抱怨什么，这样硬叫先生做点什么，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同让新干线改停别的车站一样难。毕竟是大忙人嘛，又是上电视又是写稿件又是应付采访又是会见选民又是院内会议又是同某某人吃饭，活动几乎是以十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每天都折腾得犹如搬家和衣服换季赶在了一起，比差劲儿的国务大臣还要繁忙。所以，事情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一说‘先生明晚有电话“丁零零”响起您抽时间乖乖坐在电脑前等着’，对方便说‘呃，是吗，牛河君那太好了泡茶等着就是’。”

“他不至于拒绝。”我说。

“只是那样觉得？”

“不错。”

“那好那好，那比什么都好。您这鼓励委实令人心暖。”牛河不无兴奋地说道，“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明晚十点恭候。老地方老办法，你我这黑话简直是一句歌词。密码千万别忘了。对不起，我这就得出去，出租车等着哩。抱歉抱歉，真的连擤鼻涕的工夫都没有。”

电话挂断。我把听筒放回电话机，手指重新搭在键盘上。我开始想象黑幽幽死掉的画面对面的东西。我很想再同久美子通一次话，但在此之前必须同绵谷升两人单独交谈。如下落不明的预言家加纳马耳他向我说的那样，生活中我不可能同绵谷升没有干系。如此说来，这以前她还向我讲过什么并非不吉利的预言没有呢？我试着回想。然而我已无法想起她说出口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加纳马耳他好像已成为隔世之人。

(1)　英语，意为原则、原理、规则、根本方针。

(2)　英语，意为似是而非的议论悖论。

(3)　日本陆军中将（1889—1949）。策划“九一八事变”，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25　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翌日早上九点肉桂来“公馆”时，不是他一个人，助手席上坐着他母亲肉豆蔻。距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肉豆蔻已有一个多月没来了。那次她也事先什么招呼没打，径自跟肉桂来到这里同我一起吃早餐，闲聊一个小时回去的。

肉桂把上衣挂上衣架，一边听亨德尔的合奏协奏曲（他已连听三天了），一边在厨房做红茶，给尚未吃早餐的母亲烤面包片。他烤的面包片简直像商品样品一样漂亮。随后肉桂一如往日地拾掇厨房，这时间里我和肉豆蔻隔着餐桌喝茶。她只吃了一片薄薄地涂了层黄油的面包。外面下着夹雪雨一样冷的雨。她不大开口，我也没有多说。只谈了几句天气。但肉豆蔻看上去是有什么想说，这从她的神情和口气中看得出来。肉豆蔻撕下一块邮票大小的面包片慢慢送到嘴里。我们不时觑一眼窗外的雨，如同看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肉桂收拾完厨房开始打扫房间时，肉豆蔻把我领去“试缝室”。“试缝室”装修得同其赤坂事务所里的一模一样，大小和形状也基本相同。窗口同样垂着双层窗帘，白天也一片昏暗。窗帘唯独打扫房间时由肉桂拉开十分钟。里面有皮沙发，茶几上有玻璃花瓶，瓶里有花，有高挑的落地灯。房间中央摆着一个大作业台，上边有剪刀、布头、木针线盒、铅笔、设计册（里面当真画有几幅形象图），以及其他叫不出名也不知作何用的专门工具。墙上一面硕大的穿衣镜，房间一角还有更衣用的屏风。来“公馆”访问的客人均被领来此处。

我不晓得母子两人何以在此另辟一个同那独特的“试缝室”毫无二致的房间，因为这座房子里无须那般伪装。也许他们（或客人们）看惯了赤坂事务所“试缝室”的光景而在室内装饰方面容不得此外的任何方案。反言之，提出“何以非试缝室不可”的疑问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我个人是喜欢上了这个房间。这是“试缝室”不是别的房间，甚至对自己被林林总总的裁缝工具包围这点有一种奇妙的释然。尽管颇有非现实意味，但算不上很不自然。

肉豆蔻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在我身旁坐下。

“过得怎么样？”

“过得不坏。”我回答。

肉豆蔻身穿鲜绿色西装套裙。裙子短些，大大的六角扣犹如往昔的尼赫鲁制服一般一直系到喉部，肩部衬有卷形面包大小的垫肩。我想起过去看过的描绘未来图景的科幻电影，影片上的女性大多身穿这样的服装，在未来都市中生活。

肉豆蔻戴一对同套裙颜色完全相同的大塑料耳环。耳环暗绿色，绿得很别致，仿佛几种颜色搅和在一起，大约是为配这身套裙而专门定做的，也可能反过来为配耳环而定做了套裙，恰如为配合冰箱形状而使墙凹进去。这想法未必不好，我觉得。尽管下雨，她来这里也还是戴一副太阳镜，镜片似是绿色。长筒袜也是绿色的。今天或许是绿色日。

她像往常一样以一连串流畅的动作从手袋里掏出烟衔在嘴上，稍顷扭起嘴角，用打火机点燃。打火机不是绿色，是以往那个细细长长的很值钱似的金打火机，但那金色同绿色甚是谐调。随后肉豆蔻架起裹着绿色长筒袜的腿。她慎之又慎地审视自己的双膝，正一正裙摆，接着像打量自己膝盖延长部位似的看我的脸。

“过得不坏，”我重复道，“一如往常。”

肉豆蔻点下头：“不怎么疲劳？不想休息一下什么的？”

“谈不上有多疲劳。工作渐渐上手了，比以前轻松不少。”

肉豆蔻没再说什么。烟头冒出的烟犹如印度人的魔绳，呈一条直线节节上升，直到被天花板换气装置吸走。在我知道的范围内，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为安静的高效换气装置。

“你怎么样？”我问。

“我？”

“我是说你不觉得累吗？”

肉豆蔻看我的脸，说：“样子显得累？”

从第一眼开始，她看上去就好像累。我如此一说，肉豆蔻短短地叹了口气。

“今早发售的周刊上又写这座宅院了，‘上吊宅院之谜’系列报道。啧啧，标题简直像鬼怪影片似的。”

“第二回？”我问。

“是啊，系列报道的第二回。”肉豆蔻说，“其实最近其他杂志也有过相关报道，幸好没什么人注意到其中关联，至少眼下。”

“那，可有什么新的被捅出来了，我们的事？”

她伸手把烟头小心碾灭在烟灰缸里。然后轻摇下头，一对绿耳环于是如早春蝴蝶般摇摇摆摆起来。

“倒没写什么大不了的事。”她略一停顿，“我们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这点还没人知道。杂志放这儿，有兴趣一会儿读一下。只是，有人在我耳边吹风，说你有个内兄什么的是有名的年轻政治家，这可是真的？”

“是真的，很遗憾。”我说，“我老婆的哥哥。”

“你不见了的太太的兄长？”她确认道。

“是的。”

“那位大舅子对我们这里的事没有抓到什么？”

“我每天来这里做什么事他是知道的，派人调查来着。好像对我的活动不大放心，但更多的应该还不清楚。”

肉豆蔻就我的回答思索良久，之后扬起脸问：“你不大喜欢那位大舅子吧？”

“确实不大喜欢。”

“而且他也不大喜欢你？”

“千真万确。”

“现在又对你在这里做的事有所担心，”肉豆蔻说，“这是为什么呢？”

“假如妹夫涉嫌莫名其妙的事，有可能发展成为他自身的丑闻。他是所谓正走红的人物，担心出现那样的事态怕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说，你那位大舅子不至于有意图地把这里的情况捅给舆论界，是吧？”

“坦率地说，我不清楚绵谷升想的是什么。但从常识分析，捅出去他也一无所得。可能的话，应该还是想避人耳目息事宁人吧。”

肉豆蔻一圈圈地转动指间的细长金打火机，转得颇像风弱日子的金色风车。

“那位大舅子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肉豆蔻问。

“不光是你，基本上我对谁也没提起过。”我答道，“一开始就和他别别扭扭，现在可以说是相互憎恶。非我隐瞒，只是我不认为有提他的必要。”

肉豆蔻这回长长地喟叹一声，“可你是应该提的啊！”

“或许是那样的。”我承认。

“我想你也猜到了，这里来客中有几个是政界财界方面的，而且是相当有势力的，此外便是各类名人。对这些人的隐私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为此我们挖空了心思费尽了神经。看得出吧？”

我点点头。

“肉桂投入时间和精力，独自构筑了这套现有的保密系统。几家迷魂阵一样的挂名公司、账簿里三层外三层的伪装、赤坂那家宾馆秘而不露的停车场的确保、对顾客的严密防范、钱款出纳的管理、这座‘公馆’的设计——全都是从他脑袋里出来的，而且迄今为止这一系统几乎是毫厘不爽地按其计算运转的。当然，维持这一系统需要钱，但钱不成问题。关键是要给她们以安全感，使她们知道自己是万无一失的。”

“就是说现在有点危险了？”我说。

“很遗憾。”

肉豆蔻拿过香烟盒取出一支，但半天也不点火，只是挟在指间不动。

“不巧我又有这么一个有点名气的政治家大舅子，事情就更变得不够光彩了？”

“是的吧。”肉豆蔻略略扭下嘴角。

“那么，肉桂是怎样分析的呢？”我询问。

“他在沉默，沉默得像海里的大牡蛎。他潜入自身之中，紧紧关上门，在认真思考什么。”

肉豆蔻的一对眸子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俄尔恍然大悟似的将烟点燃。

肉豆蔻说道：“如今我还常在想，想我被害的丈夫。那个人为什么要杀我的丈夫呢？为什么特意弄得满屋子是血，还把内脏掏出来带走呢？怎么都想不明白。我丈夫并不是非惨遭那种特殊杀法不可的人。

“也不单单是丈夫的死，我此前人生途中发生的几件无法解释的事——例如对于服装设计的澎湃激情在我身上涌起而又突然消失，肉桂变得全然开不得口，我被卷入这种奇妙的工作之中——都恐怕是为了把我领来这里而从一开始就严密而巧妙地安排好组织好的。这种念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简直就像有一双远处伸来的长手——长得不得了的手在牢牢控制着自己，而我的人生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事物通过的一条便道而已，我觉得。”

隔壁低低地传来肉桂用吸尘器给地板吸尘的声响。他一如既往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从事着这项作业。

“嗯？你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肉豆蔻问我。

我说：“我不认为自己被卷入什么之中。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有必要在这里。”

“为了吹魔笛找到久美子？”

“是的。”

“你有追求的东西，”她缓缓地换了一条绿色长筒袜裹着的腿架起，“而一切都是需要代价的。”

我默然。

肉豆蔻终于端出结论：“一段时间这里不会再来客人了。肉桂这样判断的。由于周刊的报道和你那位大舅子的出现，信号已由黄变红。今天以后的预约昨天已全部取消。”

“一段时间究竟是多长时间呢？”

“直到肉桂修复好破绽百出的保密系统，危机彻底过去。对不起，我们是一点风险都不愿意冒的。肉桂照常来，但客人不来。”

肉桂和肉豆蔻出门时，早上开始下的雨已完全止息。停车场的水洼里有四五只麻雀在专注地清洗翅膀。肉桂驾驶的“奔驰”消失不见、电动门徐徐关上之后，我靠窗坐下，观望着树枝远处冬日阴沉沉的天空。蓦地，我想起肉豆蔻说的“远处伸来的长手”。我想象那只手从低垂的乌云中伸过来的情形——俨然画本小说里不吉利的插图。

26　损毁者、熟透的果实

晚间九点五十分，我在肉桂的电脑前坐定，打开电源，用密码逐个解除关卡，开启通讯系统。待十点一到，我把线路编码输入画面，提出通讯费由收讯人支付。几分钟后，画面传达对方业已应允。于是，我同绵谷升隔着电脑屏幕对谈。最后一次同他交谈是一年前的夏天，我和他在品川那家宾馆连同加纳马耳他见面谈了久美子的事，结果带着更深的相互憎恶不欢而散。那以后我们再未有过只言片语。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政治家，我脸上也还没有痣，一切恍若隔世。

我首先选择发讯，如打网球发球之时。我静静调整呼吸，双手置于键盘。

＞听说你想让我从那座宅院抽身出来，地皮和建筑物可由你收买。若我同意这个条件，你可以促使久美子返回我这里。果真如此吗？

我按下表示发讯终了的⇦键。

回答须臾返回，画面迅速排出一行行字：

＞我想首先排除误解——久美子返不返回你那里并不取决于我，而终归取决于久美子自己的判断。通过前几天同久美子通话你也应该明白，久美子没有被监禁。我无非作为亲属为她提供落脚之处暂时保护其人身安全而已。所以我所能做的仅限于说服久美子并提供和你通话的机会，实际上我也使用电脑线路促成了你和久美子的通话，我能具体做的舍此无他⇦

我将画面改为发讯：

＞我这方面的条件非常明白——倘若久美子回来，我即可以从我在那座宅院做的事情中彻底脱身。否则，将一直持续下去。仅此一个条件⇦

绵谷升的回答简洁明了：

＞再重复一遍，这不是交易。你不处于向我提出条件的立场，我们仅仅是就可能性互相磋商。如果你从那“公馆”抽身出来，我当然去说服久美子，但无法保证她一定回到你那里。因为久美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我不可能强制她做什么。但不管怎样，假如你继续在那里出出入入，不妨认为久美子将永远不会返回。这点非常明白，我可以保证⇦

我叩击键盘：

＞告诉你，根本用不着你保证。我完全知道你心里的算盘。你想让我从那宅院抽身，非常想。问题是我即便真那样做了，你也丝毫无意说服久美子，一开始你就没有放开久美子的打算。难道不是吗？⇦

回答当即传来：

＞你用你的脑袋想什么当然是你百分之百的自由。我无法阻止⇦

不错，我用我的脑袋想东西是我的自由。

我敲击键盘：

＞告诉你，我并非完全不处于向你提出条件的立场。对我实际在此干什么，你应该相当耿耿于怀。你不正在为此——为尚未弄得水落石出而坐立不安吗？⇦

绵谷升这回足足停了一会，似乎有意让我着急，让我知道他的临阵有余。

＞我想你相当误解了你的立场。说得更准确些，你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你在那里到底搞什么我固然不知道，也不很想知道。只是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立场，可能的话，不愿意在不清不浑无聊无谓的事件中蒙受池鱼之灾，故而我想在久美子事情上不妨尽一下自己的努力。但如果你对我的建议不屑一顾，作为我也问题不大，无非往后再不和你打交道，而由自己保护自己罢了。这恐怕是你我通话的最后机会，你和久美子通话也不会再有第二次。如果再无新的内容，差不多该到此为止了，我还要去见一个人⇦

不，话还没完。

＞话还没完。近来对久美子也说过，我正一步步接近事物的核心。这一年半来，我始终都在思索久美子为什么非得离家出走。在你当上政治家声名鹊起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幽静的暗处反复推察不止，追索各种可能性，筑构假设。如你所知，我脑袋并不灵活，但毕竟时间——唯独时间——多的是，足以考虑许多许多问题，并且有一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久美子突然离家出走的背后，必定藏有我不知晓的重大秘密。只要不破译其潜在的真正原因，久美子就不会真正回到我身边，而打开那秘密的钥匙则牢牢掌握在你手里。去年夏天见你时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就是说我完全清楚你那副假面具下面的货色，只要我有意就可以把它暴露示众。坦率地说，那时几乎是虚张声势，并无根据，只是想动摇你罢了。然而那并没错。眼下我正在步步逼近你怀中物的真相，料想你也有所觉察。惟其如此，你才对我的所作所为放心不下，才准备出大钱整个收买那块地。如何，所言不对？⇦

轮到绵谷升说话了。我合拢十指，追逐画面上的字：

＞很难理解你的意思。看来我们是在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说话。以前就已说过，久美子对你感到厌倦，因而找了个情人，结果离家出走了，并且希望离婚。过程诚然不幸，但也是常有之事，不料你却接二连三搬弄出许多奇妙的逻辑，徒然使事态混乱。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互相白耗时间。

一句话，从你手中收买那块地的事根本就不存在。那项提议——对不起——业已烟消云散。我想你也知道，今天发售的那份周刊又第二次登出了关于“公馆”的报道，看来那里已成为世人注目之地，时至如今已无法再染指那样的场所。而且据我掌握的情报，你在那里的名堂也即将寿终正寝。你大约在那里会见了若干信徒或顾客，给予他们什么，作为回报收取金钱。但他们再也不会到那里去了，因为接近那里已不无危险。而若没有人来，自然无钱进账。这样一来，你势必无法支付每月的债款，迟早关门大吉。我只消静等就是，就像等待熟透的果实从树枝上掉下地来，不是么？⇦

这回该我中顿了。我喝了口杯里的水，反复过目绵谷升送过来的文字，随后慢慢移动手指。

＞的确，我不晓得何时关门大吉，如你所言。但我提醒你，耗尽资金尚需数月时间，而只要有数月时间，我便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包括你意想不到的事。这回不是虚张声势。仅举一例：最近你没做不开心的梦吗？⇦

绵谷升的沉默如磁力一般从画面上传来。我打磨着感觉逼视电脑画面。我力图从中多少读取绵谷升感情的震颤，但不可能。

俄顷，画面有字排出：

＞对不起，恫吓于我毫无作用，那种绕弯设套的无聊呓语，还是写在手册上好好留给你那些出手大方的顾客去好了！他们肯定听得冷汗淋漓献大钱于你——假如他们早晚还能回来的话。再和你说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差不多可以了，刚才也说过，我很忙⇦

我接道：

＞且慢，往下的话请你听仔细些，不是坏话，听也决不吃亏。听着：我可以使你从那梦中解放出来，原本你就是为此才出马交易的，不是吗？作为我，只要久美子回来即足矣。这是我提出的交换条件，不为苛刻吧？

我理解你企图将我一笔抹杀的心情，也理解你尽可能不同我做交易的想法。你用你的脑袋想什么百分之百是你的自由，我无法阻止。不错，在你眼里我这一存在几近于零，然而不幸的是，我并非彻头彻尾的零。你诚然拥有远大于我的力量，这点我也承认。可即使是你，夜晚来临也必须睡觉，睡觉必然做梦，我可以保证。而你又无法选择自己做的梦，对吧？有一点想问：你每天晚上到底换几件睡衣？不是洗都洗不完的吧？

我停住手，深深吸一口气，徐徐吐出。我再次确认上面排列的字句，选词继续下文。我可以感觉出画面黑魆魆的深处有东西在布袋里悄无声息地蠢动，我正在通过电脑连线逼近那里。

甚至你对久美子死去的姐姐做的什么如今我都可以推测得出。不骗你。迄今为止你始终如一地损毁着各种各样的人，并且将继续损毁下去。但你无法从梦境中逃开。所以还是乖乖将久美子归还为好，我所希望的仅此一点。另外，你最好不要再对我装出某种“样子”，装也毫无意义。因为我正在稳扎稳打地接近你假面具下的秘密。你打心眼里为之战栗。最好不要遮掩你的这种心态。

我按上表示发讯终了的⇦。几乎与此同时，绵谷升切断了通讯。

27　三角形的耳朵、雪橇的铃声

已无须急于回家。估计可能晚归，早上临出门已给青箭准备了两天吃的干食，虽然猫未必中意，但起码不至于挨饿。如此一想，便懒得穿胡同翻墙回家了。老实说，我还真没有信心翻越院墙。同绵谷升的通话弄得我筋疲力尽，身体所有部位都异常滞重，脑袋运转不灵。那小子为什么会把我弄得这般疲惫呢？我很想躺一会，在这里睡一觉再回家。

我从壁橱里拿出毛巾被和枕头，在试缝室沙发上放好，熄掉灯，躺下闭起眼睛。我想了一下青箭猫，打算想着猫入睡。不管怎么说，猫已经回来，已经从远处好端端回来了。这应该带有某种祝福意味。我闭着眼睛静静地想猫脚心那柔软的感触，那凉冰冰的三角形的耳朵，那粉红色的舌头。青箭在我的意识中弓成一团悄然酣睡。我的手心可以感觉它的体温，耳朵可以听见其有规律的睡息。尽管神经比平日亢奋，但睡意还是很快上来了。我睡得很深，没有做梦。

但半夜里蓦然醒来，觉得远处有雪橇的铃声传来，一如圣诞节的背景音乐。

雪橇的铃声？

我在沙发上坐起身，摸索着拿起茶几上的手表。夜光表针指在一时三十分。睡得好像意外地香。我侧耳谛听，只听得心脏在体内嗑嗑嗑发出低沉枯燥的声响。也可能是幻听，或者不觉之间做了场梦。为慎重起见，我决定把所有房间检查一遍。我拾起脚下的裤子穿上，蹑手蹑脚走进厨房。出来时铃声愈发真切了。的确像是雪橇的铃声，听起来似乎是从肉桂的小房间传来的。我站在小房间门前倾听一会，敲了敲门。也许我睡觉时肉桂返回这里了。但没有回音。我打开一点，从门缝往里窥看。

黑暗中，齐腰高的白光明泛泛地浮现出来。光呈正方形。是电脑屏幕放出的光。铃声是其反复发出的呼音（此前未曾听过的新呼音）。电脑在那里呼唤我。我顺从地坐在那白光前，阅读画面上推出的信息：

你现在正在访问“拧发条鸟年代记”程序，请从文件1—16中选择编号。

有人打开电脑，调出了“拧发条鸟年代记”。这宅院中除我应该没有任何人。有谁从外部遥控不成？果真如此，能够做到的唯肉桂一人。

“拧发条鸟年代记”？

雪橇铃声般轻快惬意的呼音响个不停，很像圣诞节早晨。它似乎要求我做出选择。我略一迟疑，并无什么理由地选择了#8。呼音当即停止，屏幕上像展开卷轴一般推出文件。

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兽医清晨六时醒来，用冷水洗罢脸，独自准备早餐。夏季天亮得早，园里的动物们大多已睁开眼睛。打开的窗口照常传来它们的声音，顺风飘来它们的气味。凭这声音和气味，即使不一一往外面看兽医也可以说中每日的天气。这是他早上的一个习惯：首先侧起耳朵，从鼻孔吸入空气，让自己习惯新来的一天。

但较之到昨天为止的每一天，今天大约有所不同。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因为几种声音与气味已从中失去。虎和豹和狼和熊——它们昨天下午被士兵们消除了清理了。经过一夜睡眠，此事竟好像成了往日一场懒洋洋旧梦的一个片断，但毫无疑问实有其事。鼓膜还微微留有枪声造成的疼痛。不可能是梦。现在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这里是新京城区，突破边境线的苏军正一刻刻迫近。这同眼前的洗脸盆牙刷一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听到大象的声音，他心里多少宽慰了些。是的，象总算死里逃生了。所幸负责指挥的年轻中尉还具有将大象从消除一览表中刨除的正常神经，他边洗脸边想。到得满洲以来，兽医碰见很多唯命是从盲目狂热的年轻军官，弄得他噤若寒蝉。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陛下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有人称之为“纯粹”，但兽医则想使用另外的字眼，如果可能的话。不管怎样，较之将地道挖至巴西，用步枪射杀两头象要容易得多。作为医生的儿子在城里长大、并在大正时期较为自由的气氛中受教育的兽医，和这些人怎么都格格不入。而指挥射杀队的中尉口音固然不无方言味儿，但远比其他军官地道得多，有教养也似乎懂事理，这点从其言谈举止看得出。

总之象没有被杀，光凭这点恐怕就必须感谢才是，兽医自言自语道。士兵们也大概因为没杀象而吁了口气。不过那几个中国人或许感到遗憾，毕竟大象的死可使其得到大量的肉和象牙。

兽医用水壶烧水，拿热毛巾敷在脸上刮须，之后一个人喝茶，烤面包，涂上黄油吃了。在满洲，食品供应虽说不够充分，也还是比较丰富的，这无论对他还是对动物都很难得。动物们虽然因食物配量分别减少而心怀不满，但较之粮草告罄的日本本土动物园，事态终究乐观得多。往后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但至少眼下动物也罢人也罢尚不至于遭受饥肠辘辘的痛苦。

兽医想，妻子和女儿现在怎么样了呢？按计划，她们乘坐的火车该到朝鲜釜山了。他在铁路上工作的堂兄一家就在釜山，母女将在那儿住到乘上回国客轮为止。睁开眼睛时见不到两人，兽医有些寂寞。没有了早上做饭收拾房间的欢声笑语，家中一片死寂。这已不再是他所热爱的、属于这里的家庭。然而与此同时，兽医又不能不为仅自己一人留在这空荡荡的公家宿舍内而萌生一股奇异的喜悦，此刻他深切感到“命运”那不可摇撼的巨力就在自己体内。

命运感是兽医与生俱来的心病。从很小时开始，他就怀有一种鲜明得近乎奇异的念头，认为自己这个人的一生归根结蒂是由某种外力所左右的。这有可能是他右脸颊有一块鲜亮的青痣的关系。小时他非常憎恶他人没有自己独有的这块刻印样的痣。朋友开他的玩笑之时，被生人盯视之时，他甚至想一死了之。若是能用小刀把那个部位一下子削掉该有多好啊，他想。但随着长大，他渐渐找到了将脸上的痣作为无法去掉的自身一部分、作为“必须接受之物”来静静予以接受的方法，这恐怕也是他对命运形成宿命式达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命运的力量平时如通奏低音，静静地单调地装饰着他人生风景的边缘，日常生活中他极少意识到其存在，但因于偶然的因素（什么因素他不清楚，几乎没发现什么规律性）而势头增强的时候，那种力量便把他驱入类似麻痹的深深的万念俱灰之中。每当那时他只能放下一切，任自己随其波流而去，因为经验告诉他即使想什么做什么也丝毫奈何不得事态。命运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取其应取的部分，在那部分到手之前根本不会离去，对此他深信不疑。

但这并不意味他是缺乏活力的消极被动之人，毋宁说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一个雷厉风行贯彻始终的人，一个专业上出类拔萃的兽医，一个热心的教育工作者。创造性的火花他虽然有所欠缺，但从小学业优异，班干部他亦有份。工作后也被高看一眼，受到很多年纪小些的同事的敬重。他并非所谓世间普通的“命运论者”，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曾实际感到自己有生以来单独决定过什么，而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地“被动决定”。纵然下决心这回一定由自己独断，到头来也仍然觉得自己的决定其实是早由外部力量安排好了的，一贯如此，只不过被“自由意志”的外形巧妙欺骗而已。那充其量只是为使其乖乖束手就擒而撒下的诱饵，或者说由他单独决定的仔细看去全都是无须决定的鸡毛蒜皮的琐事，感觉上自己不外乎在握有实权的摄政大臣强迫下加盖国玺的傀儡国王，一如“满洲国”的皇帝。

兽医从内心爱着妻子和女儿，相信两人是他前半生中最可宝贵的幸遇，尤其溺爱独生女。他由衷地觉得为这两人自己宁愿一死。他翻来覆去地想象自己为这对母女赴死的场面，那死法大约甘美到了极点。而与此同时，每当他一天工作回来看见家中的妻女，有时却又觉得这两人终究只是与自己并不相干的另一存在，她们仿佛位于距自己十分遥远的地方，是自己并不了解的什么。这种时候，兽医便想这两个女人说到底也同样不是自己选择的。尽管如此，他爱这两人，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爱得一往情深。这对兽医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永远无法消除的（他觉得）自我矛盾。他感到此乃设在自己人生途中的巨大陷阱。

但当他形单影只留在动物园宿舍之后，兽医所属的世界顿时变得单纯得多明了得多。他只消考虑如何照顾动物即可。妻子女儿反正已离开自己身边，暂且没有就此思考的必要。兽医眼下再无别人介入，唯独剩得他和他的命运。

归根结蒂，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新京城被命运的巨大力量统治着。在这里发挥最大作用的和以后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不是关东军，不是苏军，不是共产党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命运。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昭然若揭。在这里，所谓个人力量云云，几乎不具任何意义。命运前天葬送了虎豹熊狼救了象，至于往下到底葬送什么救助什么，任何人都无从预料。

走出宿舍，他准备给动物们投放早餐。本以为再没人上班，却见两个从未见过的中国男孩在事务所等他。两个都十三四岁，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一般亮闪闪地转来转去。男孩们说有人叫他们来这里帮忙。兽医点下头。问两人名字，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派来男孩的显然是昨天在这里做工的中国人，想必他们看穿了一切而不愿意再同日本人有任何往来，但认为孩子未尝不可。这是他们对兽医的一种好意，知道他一个人照料不过来所有动物。

兽医各给两个少年两块饼干后，便让他们给动物投放早餐。他们用骡子拉起板车逐个兽栏转，给各种各样的动物分别投了早餐，换新水进去。清扫是不可能了，用软管大致冲了一下粪尿，更多的已没有时间做。反正动物园已经关闭，臭一点也无人抱怨。

就结果而言，由于没了虎豹熊狼，作业倒轻松了不少。给肉食大动物投饵绝非易事，又有危险。兽医以空落落的心情从空落落的兽栏前走过，同时也不能不隐约感到一丝释然。

八点开始作业，做完已十点多了。兽医给这重体力劳动弄得疲惫不堪。作业一完，两个男孩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他折回事务所，向园长报告早间作业结束。

快中午时，昨天那个中尉带领昨天那八个人再次走进动物园。他们依然全副武装，带着金属相撞的响声由远而近。军装出汗出得黑了。蝉在周围树上依然鼓噪不止。中尉向园长简单致一礼，请园长告诉他“动物园能够使用的板车和挽马情况”。园长回答现在这里只剩一头骡子和一台板车。中尉点头说据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即日征用骡子与板车。

“等等！”兽医慌忙插嘴，“那是早晚给动物投饵的必需之物。雇的满洲人都已不见，如果再没有骡子和板车，动物势必饿死。现在都已苟延残喘了。”

“现在全都苟延残喘，”中尉说。中尉两眼发红，脸上胡须长得有点发黑。“对我们来说，保卫首都是首要任务。实在无法可想，那就全部放出去。危险的肉食动物已经处理掉，别的放出去保安上也不碍事。这是军令。其他事由你们看着办。”

他们不容分说拉起骡子和板车撤了回去。士兵们消失后，兽医和园长面面相觑。园长喝口茶，摇下头，一言未发。

四小时后，士兵们让骡子拉车返回。车上装了货，上面搭着脏乎乎的军用野营苫布。骡子热得、也是给重货累得气喘吁吁，直冒汗。八个士兵端枪押来四个中国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身穿棒球队球衣，手被绳子绑在后面。四人被打得一塌糊涂，脸上的伤痕已变成青黑色的痣。一个人右眼肿得几乎看不见眼球，一个人嘴唇流血染红了球衣。球衣胸部没有印字，但有揭去名字的痕迹。背部均有编号，分别是1、4、7、9。为什么在这非常时刻中国人身穿棒球队球衣并惨遭毒打又给士兵们押来呢？兽医想不明白。眼前俨然一幅出自精神病画家笔下而世上不应有之的幻想画。

中尉问园长能否借铁锹和洋镐一用。中尉的脸比刚才还要憔悴还要铁青。兽医把他领进事务所后面的材料库，中尉挑了两把铁锹两把洋镐，叫士兵拿着，之后他让兽医跟在他后头，径自离开路走进茂密的树丛。兽医顺从地尾随其后。随着中尉的脚步，草丛中很大声地飞出很大的蚂蚱。四周洋溢着夏草气息。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中，不时传来远处大象警告般的尖叫。

中尉一声不响地在林中走了一会儿，找到一处空地样的开阔地。那是用来修建能让儿童和小动物一起玩耍的广场的预留地。由于战局恶化建材不足，计划无限期拖延下来——一个圆形范围内树木被砍除，地面全是裸土，阳光如舞台照明一般光朗朗地仅照此一处。中尉站在正中环顾四周，军靴底不停地画圈。

“往下一段时间我们驻扎在园里。”中尉蹲下用手捧把土说。

兽医默默点头。他们为什么非驻在动物园不可呢？他不得其解，但没问出口。对军人最好什么都不要问，这是他在新京城凭经验学到的守则。大多情况下发问会触怒对方，反正得不到像样的回答。

“先在这里挖个大坑。”中尉自言自语地说，而后站起身，从胸袋里掏出烟叼在嘴上。他劝兽医也吸一支，一根火柴点燃两支烟。两人像要埋掉这里的沉默似的吸了一阵子。中尉仍用靴底在地面上来回地画，画出图形样的东西又抹去。

“你哪里人？”中尉询问兽医。

“神奈川县。叫大船的地方，离海近。”

中尉点头。

“您老家在哪里？”

没有回答。中尉眯细眼睛，兀自看着指间升起的青烟。所以对军人问也没用，兽医再次心想。他们经常问话，但绝不答话，大概问几点钟也不会回答。

“有电影制片厂。”中尉说。

兽医好一会才明白过来他是在说大船。“是的，有座很大的制片厂，倒是没进去过。”兽医说。

中尉将吸短的烟扔在地上踩灭。“但愿能顺利回去，但回日本必须过海。到头来大家都可能死在这里。”中尉依然眼看地面说，“怎么样，死可怕吗，兽医先生？”

“那恐怕取决于死法。”兽医略一沉吟答道。

中尉从地面上抬起眼，兴味盎然地注视着对方，似乎他预想的是另一种答法。“的确，是取决于死法。”

两人又沉默有时。中尉好像站在那里睡着了，他便是显得这样的疲劳。又一会儿，一只大蚂蚱竟如鸟一样高高飞起，“啪嗒啪嗒”留下急促的声音消失在远处的草丛。中尉看了眼表。

“该开始了。”他像说给谁听似的说道，然后转向兽医，“暂时请跟我在一起，或许还有事相求。”

兽医点头。

士兵们把中国人带进林间空地，解开绑手的绳子。伍长操起棒球棍——士兵何以带棒球棍呢，这对兽医又是个谜——在地面上一转身画下一个大圆圈，用日语大声命令就挖这么大的坑。身穿棒球队球衣的四个中国人拿起洋镐和铁锹，闷头挖坑。这时间里士兵们四人一班轮流休息，躺在树荫下睡觉。大概一直没睡过，一身军装往草丛里一倒，很快打鼾睡了过去。没睡的士兵以随时可以射击的架势贴腰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从稍离开点的地方监视中国人干活。负责指挥的中尉和伍长轮班钻进树荫打瞌睡。

不到一小时，直径四米的大坑挖好了，深度到中国人的脖子。一个中国人用日语说要喝水。中尉点头，一个士兵用桶打水拎来。四个中国人交替用勺子喝得颇有滋味，满满一桶水差不多喝光了。他们的球衣又是血又是汗又是泥，黑得不成样子。随后中尉叫两个士兵把板车拉来。伍长拽下苫布，原来上面摆着四具尸体，身上同是棒球队球衣，看上去也是中国人。估计他们是被射杀的，球衣给流出的血染得黑乎乎的，足够大的苍蝇开始在上面聚拢。从血凝状况来看，死去快一天了。

中尉命令挖罢坑的中国人将尸体投入坑去。中国人依然默不作声，卸下死尸，毫无表情地投进坑内。死尸砸到坑底时发出“嗵”一声钝重的无机音。死去的四人的背部编号是2、5、6、8。兽医记在心里。死尸全部投入坑后，四个中国人被牢牢绑在旁边树干上。

中尉抬起手腕，以认真的神情看看表，继而视线寻求什么似的投向天空一隅，俨然站在月台上等待晚点晚得无可救药的列车的站务员。其实他并非在看什么，只是想让时间逝去片刻。之后，他简洁地命令伍长将四人中的三人（背部编号1、7、9）用刺刀刺死。伍长挑三个士兵站在中国人面前。士兵们脸色比中国人还青。看上去中国人委实太累了，累得别无他求。伍长逐个劝中国人吸烟，但谁都不吸。他把一盒烟收回胸袋。

中尉领着兽医站在稍稍离开士兵们的地方站定。“你也最好看仔细些，”中尉说，“因为这也是一种死法。”

兽医点头，心想这中尉不是对我，而是在对他自身说话。

中尉以沉静的声音向兽医解释：“作为杀法还是枪毙痛快得多简单得多，但上级有命令不得浪费宝贵的子弹，一发都不行。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不过同样是用刺刀刺杀，也并不那么简单。对了，你可在军队里学过刺杀？”

兽医说自己作为兽医进的是骑兵部队，没受过刺杀训练。“用刺刀一刀刺人致死，首先要刺肋骨下面的部位。就是说，”中尉指着自己腹部偏上的地方，“要像搅动内脏那样刺得又深又狠，然后向心脏突进，不是‘噗嗤’一声捅进去即可。士兵们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刺刀尖上的白刃战和夜袭是帝国陆军的法宝——说干脆点，也就是因为比坦克飞机大炮来得省钱。不过，纵使训练有素，用的靶子终究是稻草人，和活人不同，不流血，不哀叫，不见肠子。实际上这些兵还没杀过人，我也没有。”

中尉向伍长点头示意。伍长一声令下，三个士兵首先取立正姿势，继而弓腰，向前伸出刺刀对准。一个中国人（背部编号为7）用中国话念了句什么咒语，往地面唾了一口。但唾液未能落到地面，而是有气无力地落到了他自己球衣的胸口。

随着一声号令，士兵们将刺刀尖朝中国人的肋骨下“扑”一声猛地刺去，并像中尉说的那样，拧动刀尖搅动一圈内脏，往上一挑。中国人发出的声音并不太大，较之惨叫，更接近于呻吟，仿佛体内残留的气从哪条缝隙里一下子全部排出。士兵们拔下刺刀，身体回撤，随着伍长的命令再次准确重复同样的作业：刺刀刺入、搅动、上挑、拔下。兽医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自己正在分裂，自己既是刺入之人，又是被刺之人。他可以同时觉出刺出刺刀的手感和被刺内脏的疼痛。

中国人彻底死去的时间比预想的长。他们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血流满地，但微弱的痉挛仍持续不止。伍长用自己的刺刀割断将他们缚在树上的绳索，让没参加刺杀的士兵帮忙拖起倒在地上的三人的尸体扔进坑里。落入坑底的声音虽说还是那么重重的钝钝的，但与刚才扔死尸时的似乎略有不同。也可能尚未彻底死掉，兽医想。

最后只剩一名背部编号为4的中国人。三个脸色发青的士兵薅起脚前的大草叶擦拭沾满鲜血的刺刀。刀刃粘着颜色奇妙的液体和肉片样的什么。为使长长的刀身重新变得雪亮，他们不得不左一把右一把薅草。

兽医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此一人（4号）留下不杀呢？但他决定什么也不问。中尉又一次掏出烟，又一次劝兽医也吸。兽医默然接过，衔在嘴上，这回自己擦火柴点燃。手诚然没有发抖，但已觉不出有什么感觉，就像戴着厚手套擦火柴。

“这伙人是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拒绝接受新京保卫战任务，昨天半夜杀死两个日本教官逃跑。我们夜间巡逻时发现后当场射杀四人，逮捕四人，只有两人在黑暗中跑掉了。”中尉又用手心去摸下巴的胡须。“想穿棒球衣逃跑。担心穿军装跑给人逮住，或者害怕穿满洲国军装被共产党部队俘获。不管怎样，兵营里除军装只有这军官学校棒球队的球衣，所以才撕掉球衣上的名字穿起来逃跑。你怕也知道，这军官学校的棒球队非常厉害，还去台湾朝鲜参加过友谊赛。这样，那个人，”说着，中尉指了指绑在树干上的中国人，“那个队里的主将4号击球手，像是这次逃跑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他用棒球棍打死了两名教官。日本教官知道营内空气不稳，决定不到紧急关头不发给他们武器，但没考虑到棒球棍。两个人脑袋都被打开了花，几乎当场死亡。即所谓一棍命中。就这球棍。”

中尉令伍长把棒球棍拿来。中尉把棒球棍递给兽医。兽医双手握住，像进入击球区那样在眼前一挥。一支普普通通的棒球棍，不怎么高级，加工粗糙，木纹也杂，但沉甸甸的，用了很久，手握部位已被汗水浸黑。看不出这便是刚刚打杀过两个人的球棍。记得大体重量后，兽医将球棍还给中尉。中尉拿在手中，以甚为熟练的手势轻轻挥了几下。

“打棒球么？”中尉问兽医。

“小时常打。”兽医回答。

“长大后没打？”

“没打。”他本想反问中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从上边接得命令，命令我用同一球棍把他打死。”中尉一边用球棍头“嗵嗵”轻敲地面一边说道，“叫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你我才好直言：无聊的命令！时至今日杀了这伙人又能解决什么呢！已经没有飞机，没有战舰，像样的兵差不多死光了，一颗新型特殊炸弹一瞬间就让广岛城无影无踪。我们不久也要被赶出满洲或被杀死，中国还是中国人的。我们已经杀了很多很多中国人，再增加尸体数量也没什么意义。但命令总是命令。我作为军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服从。就像杀虎杀豹一样，今天必须把这伙人杀死。好好看清楚，兽医先生，这也是人的一种死法。对于刃具、血、内脏你怕是习以为常了，但用棒球棍打杀还没见过吧？”

中尉令伍长把背部编号为4的4号击球手领到坑旁。他依旧手被绑在背后，眼睛被蒙，双膝被迫跪在地上。此人高大魁梧，胳膊有一般人大腿那么粗。中尉叫来一个年轻士兵，递出球棍，说：“用这个把他打死！”年轻士兵直立敬礼，从中尉手中接过球棍。但他只是手握球棍愣愣地伫立不动，似乎还没有弄明白用棒球棍将中国人打死这一行为是怎么回事。

“以前打过棒球吗？”中尉问年轻士兵（此人后来不久在伊尔库茨克煤矿被苏联看守用铁锹劈杀）。

“没有，自己没打过。”士兵大声回答。他生在北海道一个开拓村，那里和他长大的满洲开拓村同样贫穷，周围没有一家人能买得起棒球和棒球棍。少年时代他只是无端地在原野上跑来跑去，用一截木棒耍枪弄棍，或捕捉蜻蜓。有生以来既没打过棒球，也没有看过棒球赛，拿球棍在手当然也是头一遭。

中尉告诉士兵球棍的握法，教他挥棍基本要领，自己还实际挥了几下。“记住：关键是腰部的转动。”中尉不厌其烦地说，“球棍朝后举起，像拧动下半身那样旋转身体，球棍头随后自然跟上。我说的你可明白？如果只想怎么挥棍，势必仅有手头一点点力量，那一来棍落时就失去了惯力。挥棍不要用胳膊，要以身体的转动一举出手！”

很难认为士兵理解了中尉的指示，但他按照命令脱去沉重的军装，做了一会挥棍练习。大家都在看着。中尉就关键之点手把手矫正士兵的姿势。他教得非常得法，不多工夫，士兵虽动作尚很笨拙，但已能发出挥棍的“嗖嗖”声了。年轻士兵从小就天天都做农活，毕竟很有臂力。

“噢，这样就差不多了，”中尉用军帽擦去额头的汗，“记住，尽可能一棍击毙，不得花时间折磨。”

我也不想用棒球棍打杀什么人，中尉想这样说，这混账主意到底是哪个想出来的！但作为指挥官不可能对部下如此出口。

士兵站在蒙眼跪地的中国人背后，举起球棍。傍晚强烈的阳光把球棍粗大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面。兽医觉得这光景很是奇妙。确如中尉所说，自己对于用球棍打杀人还一点也不习惯。年轻士兵一动不动在空中举着球棍，棍头明显地不住颤抖。

中尉朝士兵点下头，士兵于是向后扬棍，深深屏息，将球棍全力向中国人后脑勺砸下。动作异常准确。一如中尉所教，随着下半身一圈转动，球棍的烧印部分朝耳后直击下去。到最后球棍都很有力。旋即“咕”一声发出头盖骨破碎的钝响。中国人一声未出，他以奇异的姿势一瞬间静止不动，而后想起什么似的重重倒向前去，耳朵流血，脸贴地面，凝然不动。中尉看了眼手表。年轻士兵仍双手紧握球棍，张口望天。

中尉这人甚是细心。他等待一分钟，确认中国人再不动弹后，对兽医说：“劳驾，看他死了没有好吗？”

兽医点头走到中国人旁边，蹲下取掉蒙眼布。眼睛直愣愣地睁着，黑眼珠朝上，鲜红的血从耳朵里流出，半张的嘴里舌头卷曲着，脖颈被打得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歪着，鼻孔中有浓浓的血块溢出，染黑了干燥的地面。一只反应快的大苍蝇钻进鼻孔准备产卵。出于慎重，兽医把拇指放在动脉上试了试，脉搏早已消失，至少应有脉搏的部位全然听不到脉搏。那个年轻士兵只一次（尽管是生来头一次）挥棍便将这壮汉子打没了气。兽医看了眼中尉，点下头，意思像是说放心的的确确是死了，然后开始慢慢起身。照在背上的阳光似乎骤然强烈起来。

正当此时，4号中国击球手如梦初醒地飒然起身，毫不迟疑地——在众人看来——抓住兽医手腕。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兽医莫名其妙。他的的确确是死了。然而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了兽医的手腕，并且依然双目圆瞪黑眼球朝上，以同归于尽的架势就势拉着兽医栽入坑中。兽医和他上下重叠着掉了下去。兽医听见对方肋骨在自己身下折断的声音。但中国人仍然抓住兽医的手不放。士兵们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全都目瞪口呆伫立不动。中尉最先反应过来跳下坑去，他从腰间皮套拉出自动手枪，朝中国人的脑袋连扣两次扳机。干涩的枪声重合着传向四方，太阳穴开出一个大大的黑洞。中国人已彻底失去生命，但他还是不松手。中尉弯下腰，一手拿枪，一手花时间撬也似的把死尸的手指一根根掰开。这时间里兽医被八个身穿棒球队球衣的中国人尸体围在中间。在坑底听来，蝉鸣同地面上的截然不同。

兽医好歹从死尸手中解放出来后，士兵们把他和中尉拉出墓穴。兽医蹲在草地上大大地喘息几次，而后看自己手腕。那里留有五个鲜红的指印。在这酷热的八月的下午，兽医觉得有一股剧烈的寒气钻入自己体芯。我恐怕再不可能把这寒气排出去了，他想，那个人的确是真想把我一起领去哪里的。

中尉推回手枪安全栓，慢慢插回皮套。对中尉来说朝人开枪也是第一次，但他尽可能不去想这件事。战争恐怕至少还要持续一阵子，人还要继续死，对各种事情的沉思放到来日不迟。他在裤子上擦去右手心的汗，然后命令未参加行刑的士兵把扔有死尸的坑埋上。现在便已有无数苍蝇在四周旁若无人地飞来飞去。

年轻士兵依然手握球棍，茫然地站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将球棍从手中顺利放开，中尉也好伍长也好都没再理会他。他似看非看地看着本应死去的中国人突然抓住兽医手腕一起掉入坑去，中尉随后跳进坑里用手枪给予致命一击，接着同伴们拿铁锹和圆铲填坑。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在侧耳谛听拧发条鸟的鸣叫。鸟一如昨天下午，从哪里的树上像拧发条那样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叫个不停。他扬脸环顾四周，朝鸟鸣传来的方向定睛看去，但还是见不到鸟在哪里。他感到喉咙深处微微作呕，但没有昨天强烈。

倾听发条声音的时间里，各种支离破碎的场景在他眼前忽而浮现忽而遁去。年轻的会计中尉在被苏军解除武装后交给中方，因此次行刑责任被处以绞刑。伍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死于鼠疫，被扔进小隔离室任其死去。其实伍长并未感染鼠疫，只是营养失调——当然是说在进隔离室之前。脸上有痣的兽医一年后死于事故。他虽是民间人员，但由于同士兵一起行动而被苏军拘留，同样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在煤矿强制劳动期间，一次下深井作业井内出水，和其他很多兵一起淹死。而我呢——但年轻士兵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单单是未来，就连眼前发生的事也不知何故而不像真有其事。他闭上眼睛，兀自倾听拧发条鸟的鸣啭。

蓦地，他想到大海，想到在从日本驶往满洲的轮船甲板看到的大海。看大海是生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八年前的事了。他可以记起海风的气味。海是他此前人生中所目睹的最美好的景物之一，那般浩瀚那般深邃，超出他所有的预想。海面因时间天气位置的不同而变色变形变表情，在他心里撩起深重的感伤，同时也静静地给他以慰藉。什么时候再能看到海呢？他想。随后，棒球棍从士兵手中落在地上，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球棍脱手后，呕感比刚才略有加强。

拧发条鸟继续鸣叫不止，但其他人谁也没有听见。

“拧发条鸟年代记#8”至此结束。

29　肉桂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

〈拧发条鸟年代记#8〉至此终了。

确认终了之后，我调回原来的画面，从下一菜单中选出〈拧发条鸟年代记#9〉。我很想阅读下文。但画面没开，只闪出两行字：

〈拧发条鸟年代记#9〉因被code R24锁住，无法访问。请选择其他文件。

我试着选择#10，仍是同一结果。

〈拧发条鸟年代记#10〉因被code R24锁住，无法访问。请选择其他文件。

#11亦如此。到头来只弄清了这里所有文件均处于不能访问状态。〈code R24〉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不清楚，总之以上文件似乎由于某种原因或原理而无法调出，〈拧发条鸟年代记#8〉开启之际我一度被允许调出所存文件，而在选择#8而阅毕的现在，则每一道门皆被牢牢锁住。或许这个程序不允许对文件进行连续访问。

我对着画面，考虑往下如何是好，然而无可奈何，这是个依据肉桂的智谋及其原理成立并运作的天衣无缝的世界。我不晓得其游戏规则，只好放弃努力，关掉电源。

不妨认为，这〈拧发条鸟年代记#8〉乃是肉桂讲述的故事。他在〈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一标题下往电脑里输入十六个故事，而我偶尔选择其中第八个读了一遍。我想了想自己刚才读过的故事的大致长度，单纯地扩大十六倍。故事绝不算短。实际整理成铅字，应该可以成为一本有相当页码的书。

〈#8〉这个编号意味着什么呢？既然取名为“年代记”，那么故事有可能是按年代顺序展开的：#7之后是#8，#8下面是#9。这是稳妥的推测。但也未必。甚至故事是按全然不同的次序排列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由现在溯及过去的倒叙手法也是可能的。再大胆一点假设，也许仅仅是以编号将各种版块拼接起来的单一故事。但不管怎样，我所选择的#8无疑是肉桂母亲肉豆蔻以前向我讲过的新京动物园的动物们被士兵们射杀那个一九四五年八月故事的继续，舞台就是翌日同一动物园。故事主人公仍是那个没有名字的兽医，即肉豆蔻的父亲、肉桂的外祖父。

至于故事真实到何种程度，我无由判断。就连通篇累牍纯属肉桂的虚构还是若干部分实有其事我都分辨不出。母亲肉豆蔻说那以后兽医下落“一无所知”。所以，故事全部属实基本上不大可能，但若干细节基于史料性事实还是可以设想的。混乱时期在新京动物园内对满洲国军官学校的学员行刑将其尸体埋入土坑而战后负责指挥的日本军官被处死便有可能属实。满洲国军官兵逃走和造反在当时并不稀奇，被杀害的中国人身穿棒球队球衣——纵是奇妙的假设——也并非全是无中生有。肉桂知道这一事件并将其外祖父的面影叠印其中从而完成他的故事是有其可能的。

问题是肉桂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呢？为什么必须付之以故事体裁呢？为什么必须赋予此故事系列以“年代记”的标题呢？我坐在试缝室沙发上，一边在手里一圈圈转动设计用的彩色铅笔一边思索。

为找出答案，恐怕必须读完里边所有的故事。但只读罢一个#8，我便推测出——尽管很模糊——肉桂于中追求的东西。他大约是在认真求索自己这个人所以存在的理由，并且无疑上溯到了自己尚未出生的以前。

而为此势必填补自己鞭长莫及的过去的几个空白。于是他企图通过自己动手构筑故事来补足进化链中失却的一环。他以从母亲口中反复听得的同一故事为主线，使之派生出更多的故事，从而在新的构想中重新塑造已成不解之谜的外祖父的形象。故事的基调则百分之百来自母亲讲述的故事。就是说，事实未必真实，真实的未必是事实。至于故事的哪一部分是事实哪一部分不是事实，对于肉桂大概无关紧要。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他外祖父在那里实际干了什么，而是可能干了什么。而在他有效地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便同时知道了这个故事。

故事显然以“拧发条鸟”为点睛之语，用年代记方式（或非年代记方式）一直讲到现在。不过“拧发条鸟”一词并非肉桂的杜撰，那是他母亲肉豆蔻以前在青山那家餐馆向我讲故事时无意中说出口的，而那时候肉豆蔻应该还不知道我被称为“拧发条鸟”的事。果真如此，我与他们的故事便由于偶然的一致而连在了一起。

但我没有把握。肉豆蔻或许因某种因素已经知道我被称为“拧发条鸟”，也可能这个词已在潜意识中作用于她的（或母子两人共有的）故事并加以侵蚀。抑或并非固定为一种形式的故事，而是如口头传说那样不断变化不断繁殖而不拘于一格。

但是，无论是不是偶然的一致，在肉桂的故事中“拧发条鸟”这一存在都不可漠视。人们在它那只有特殊人方可听见的鸣声引导下走向无可回避的毁灭。在那里，一如兽医自始至终感觉的那样，所谓人的自由意志等等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像被上紧背部发条而置于桌面的偶人，只能从事别无选择余地的行为，只能朝别无选择余地的方向前进。处于听到鸟鸣范围内的人们，几乎人人都遭受剧烈磨损以至消失。大部分人死掉了，他们直接从桌边滚到了地下。

肉桂肯定监听了我和绵谷升的谈话，几天前我同久美子的交谈恐怕也是同样。凡是这电脑里发生的一切，估计没有他不知道的，并且等我和绵谷升的谈话结束后，把〈拧发条鸟年代记〉这个故事推到了我眼前。这显然不是出于偶然或临时灵机一动。肉桂是为着明确的目的而操纵电脑向我展示故事中的一个的，同时将其中存在漫长故事系列的可能性暗示于我。

我躺在沙发上，仰望试缝室暗幽幽的天花板。夜又深又重，四下静得我几乎胸口作痛。白色的天花板俨然整个覆在房间上方的厚厚的冰盖。

我同肉桂那个没有名字的外祖父之间，存在着几个奇妙的共通点，共同拥有几样东西：脸颊上的青痣、棒球棍、拧发条鸟的鸣声。另外，肉桂故事中出场的中尉使我想起间宫中尉。同一时期间宫中尉也在新京关东军总部服役，但现实中的间宫中尉不是财会军官。他隶属于制作地图的部门，战后没有上绞刑架（一句话，命运将其死拒之门外），而只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后来返回日本。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挥不去指挥行刑的中尉实际就是间宫中尉这一印象。至少，纵然真是间宫中尉也并不奇怪。

还有那根棒球棍。肉桂晓得我在井底放有棒球棍，所以棒球棍图像才有可能与“拧发条鸟”一词同样随后“侵蚀”他的故事。问题是即便果真如此，关于棒球棍也有无法简单解释清楚的部分。那个在门窗紧闭的集体宿舍门口抡起棒球棍打我的吉他盒汉子……他在札幌一家酒吧用烛火灼烧掌心，后来用棒球棍打我——又被我用棒球棍还击——并将棒球棍传递到我手里。

为什么我脸颊非得烙上一块其色其形均同肉桂外祖父的一样的痣不可呢？莫非是我的存在“侵蚀”了他们故事的结果？莫非兽医的脸颊事实上没有痣？不过肉豆蔻完全没有就她父亲向我编织谎言的必要。别的且不说，肉豆蔻所以在新宿街头“发现”我，无非因为我们两人共有那块痣。事情简直像三维智力测验题一样纵横交错难解难分，在那里，真实的未必是事实，事实未必真实。

我从沙发上起身，再次走进肉桂的小房间，坐在桌前凝视电脑屏幕。肉桂大概在那里。他沉默的语言在那里化为若干故事在蠕动在呼吸，在思考在求索，在生长在发热。然而屏幕在我面前如月亮般死气沉沉，其存在之根消失在迷宫般的森林中。这正方形玻璃屏幕及其背后应有的肉桂，已无意向我讲述下文。

30　房子不可信赖（笠原May视点之六）

还好吗？

上次信中最后，我写道想向你拧发条鸟说的好像基本都说完了，口气很像是“至此为止”。是不是？但过几天这个那个地一想，觉得最好再向你写上一点，所以再次半夜里蟑螂似的窸窸窣窣爬起来，对着桌子写这封信。

也不知为什么，近来总是想宫胁一家——想过去住在那座空房子里后来因债台高筑而在哪里全体自杀了的可怜的宫胁一家。记得报道说只有大女儿没死，至今下落不明……无论做工还是在饭堂吃饭，抑或在宿舍里听着音乐看书，那一家子总是无端地一下浮上脑海。虽说不至于缠住不放，但只要脑袋里稍有一点点缝隙（实际上到处都是缝隙），他们就从中“吱溜”一声钻进来，恰似从窗口进来篝火的烟，要持续好大一阵子。这一两个星期每每如此。

我生下来就一直住在那里，一直隔胡同望那座房屋，因为我的房间窗口正对着它。我是上小学后有自己房间的，那时宫胁家就已经盖新房住进去了。那里常有人影闪动，天气晴朗的日子有很多很多衣服晾出，两个女孩在院子里大声呼唤黑毛大狼狗的名字（名字现在横竖记不起来了）。太阳一落，窗口便腾起温馨的灯光。时间一晚，灯光就一个接一个消失不见。大女儿学弹钢琴，小女儿学拉小提琴（大女儿比我大，小女儿比我小）。过生日和圣诞节有晚会什么的举行，满满一屋子朋友反正很热闹。那情景，只看到废墟般寂静的空房子的人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我想。

休息的日子主人时常修剪院里的花木。宫胁家的主人似乎非常喜欢清扫承雨槽、领狗散步、给汽车打蜡，喜欢做这类花时间的手工活。至于人家为什么会喜欢上这种不胜其烦的玩意儿，我是永远理解不了，但那终归属于别人的自由，而且一家里边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肯定不坏。还有，那一家子都好像爱好滑雪，一到冬天就把滑雪板绑上很大汽车的车顶欢天喜地跑去了哪里（我可半点也不中意滑雪，这个先不提）。

这么一说，听起来很像是随便哪里都可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幸福家庭。也不光是听起来，实际上也的的确确是随处可见的极为普通的幸福家庭。那里边压根儿就不存在“奇怪呀到底怎么回事呢”那类令人皱眉头歪脖子的问题。

周围人都暗地里叽叽喳喳议论，说什么“那么怕人的地方就算白给盖一座房子也不稀罕住”。可是宫胁一家——上面已经说了——都美满得足可画进画里装进画框掸一掸挂在墙上。一家人过得那么平和美满，简直像童话中“那以后大家都过得很幸福”的尾声，起码看上去比我家幸福十倍。时常在门口见面的两个女孩也都让人觉得愉快，我常想要是自己有那样的姐妹该多好。总之印象中那一家人笑声不断，甚至狗都一起笑。

我做梦都没想到，如此场景居然会一下子中断得利利索索。一天注意到时，那里的人（包括德国狼狗）像被一阵大风刮跑一般忽然无影无踪，唯独房子剩下没动。一段时间里——大约一个星期吧——左邻右舍谁也没注意到宫胁一家的失踪。我见晚上也没灯光便有些奇怪，但转念一想，一家人大概又像往常一样外出旅行了。后来母亲不知从哪里听说宫胁一家好像“夜逃”了。记得我不大清楚“夜逃”是怎么回事，还问过这个词的含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蒸发”了。

夜逃也罢蒸发也罢，住的人一旦消失，宫胁家房子给人的印象开始变得不同起来，不同得令人不可思议。那以前我没看过空屋，闹不清一般空屋外观上究竟是怎么一个东西，不过感觉上觉得所谓空屋必定像被遗弃的狗或像蜕下来的空壳一样凄凉一样疲惫。但宫胁家那座空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给人以“疲惫”之感。宫胁刚刚离去，那房子便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在说“什么宫胁某某已跟我毫无干系”，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活像忘恩负义的傻狗。总之，那房子在与宫胁离去的同时就陡然变成同宫胁一家幸福时光毫无关系的“自成一体的空屋”。我觉得事情原本不应是这个样子，房子和宫胁家在一起时也应该过得蛮开心的嘛，被打扫得仔仔细细，何况毕竟是宫胁建造起来的。你不这么认为？房子那东西可真让人信赖不得。

你也知道，那房子后来再无人住，沾满鸟粪，被彻底弃置一旁。我从自己房间窗口望那空屋望了好几年。对着桌子学习或装作学习时不时地瞧它一眼，晴天也好雨天也好下雪也好刮风也好。毕竟近在窗外，一抬眼自然看到。也真是奇怪，眼睛竟没有办法从那里移开，甚至时不时臂肘支在桌上怔怔地看上三十分钟之久。怎么说呢，不久之前那里还洋溢着欢声笑语，雪白的洗涤物还像电视上的洗衣粉广告一样呼啦啦迎风招展（宫胁太太喜欢洗衣服的程度无论怎么看都在一般人之上，即使算不得“异常”），不料刹那间一切便不翼而飞，庭院里满目杂草，谁都不再记起宫胁一家的幸福时光。对此我实在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同宫胁一家谈不上怎么要好。说实在话，口都几乎没有开过，也就是路上遇见寒暄一句那个程度。但由于每天每日都从窗口望个不止，宫胁一家那幸福光景简直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对了，就像全家福照片的一角一闪钻进一个不相干的人。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一部分也可能同那家人一起“夜逃”消失去了哪里。不过怎么说好呢，这种心情其实很不正常，自己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同不怎么熟识的人一起“夜逃”消失呢！

顺便再讲一件不着边际的事吧，坦率地说，实在不着边际得可以。

不瞒你说，近来我不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久美子阿姨。我实际上是你拧发条鸟的太太，因故从你身边逃出，在山里一座假发工厂做工，同时把自己隐蔽起来。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暂且使用笠原May这个假名，戴假面具装得不像是久美子阿姨。而你在那边凄凉的檐廊里苦苦等着我回去……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对了，你有时可想入非非吗？不是我自吹，那在我可是经常性的，经常想，严重时甚至一整天都在妄想云团整个儿笼罩下做工。好在是简单劳动，没受什么影响，但周围人偶尔会流露出不无诧异的神色。也许我像傻瓜一样独自嘟囔什么来着。尽管我仍有时不情愿，不愿意想入非非，然而妄想那东西如同月经，该来之时必从那边赶来，总不能站在门前一口拒绝——说什么“眼下正忙着对不起改天再来好吗”。伤透脑筋！不管怎样，但愿你不至于因为我动不动扮作久美子阿姨而心生不快，毕竟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困意慢慢上来了，我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死死睡上三四个钟头，然后起床闷头干上一天——听着可有可无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拼命做假发。请别为我担心。我会一边想入非非一边把一切处理妥当的，也希望你拧发条鸟能顺顺利利。但愿久美子阿姨返回家来和你静静地幸福地生活，一如从前。

再见！

31　空屋的诞生、替换了的马

翌日早晨九点三十分了肉桂仍未露面，十点了也没来。这是破天荒的奇闻。自我在这个场所开始“工作”以来，每天早上九点一到门便准时打开，现出“奔驰”炫目耀眼的鼻端，无一例外。随着肉桂如此常规而富有戏剧性的出场，我得以明确开始我的一天。我已经彻底习惯了每天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模式，正如人习惯于引力和气压的存在。肉桂如此的有条不紊毫厘不爽之中，有一种远非所谓简单机械式可比的大约堪可抚慰我鼓励我的温情。唯其如此，没有肉桂身姿的早晨，便成了一幅技法精妙而失却焦点的平庸的风景画。

我怅怅地离开窗口，削个苹果吃了，算是早餐。之后窥看一下肉桂房间，说不定电脑上有什么消息浮现出来，但屏幕依然一片死寂。无奈，遂像肉桂平日做的那样，边听巴罗克音乐磁带边在厨房洗东西、用吸尘器给地板吸尘、擦拭玻璃窗。为消磨时间，我有意对每一件事都不厌其烦做得很细，连换气扇的扇叶根都擦到了，然而时间仍慢吞吞地不肯快走。

十一点，再想不出可做的事了，便躺在试缝室沙发上把自己交给缓慢的时间河流。我尽量认为肉桂肯定是因为什么缘故而仅仅迟到一会。或许途中车出了故障，也可能被裹进难以置信的塞车长龙。然而那是不可能的，不妨用我所有的钱打赌。肉桂的车不会出什么故障，塞车的可能性也早已被他计算进去了。即便万一遇上意外事故，也会用车内电话同我联系。肉桂的没来这里，乃是因为他决定不来。

将近一点，我往肉豆蔻的赤坂事务所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连打几次都没人。之后往牛河事务所打电话，不闻呼音，却传来录音带上的声音，告诉我该号码现已不再使用。莫名其妙！两天前还用那个号码打电话同牛河交谈来着。我只好重新折回试缝室沙发。看来这一两天人们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概对我置之不理。

我再次走到窗边，从窗帘缝里眺望外面的情形。两只一看便知是甚为活泼的冬令小鸟飞来落于树枝，很紧张地东望西望，接着一忽儿飞去了哪里，仿佛对那里的一切都已彻底厌倦。此外便没有任何动静了，房子好像成了刚刚建成的空屋。

∗　∗　∗

此后五天时间，我再没跨进“公馆”。下井的欲念不知为什么也已彻底丧失，原因不得而知。如绵谷升所说，不日我将失去那口井。如果就这样不再有客人来，以我手头的资金，那宅院顶多能维持两个月，因此我本应趁井还在手中之时尽可能频繁地利用它。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突然觉得那里成了不自然的错误场所。

我不去宅院，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到得下午，便去新宿西口广场，坐在那条长椅上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肉豆蔻没出现在我面前。我到她赤坂事务所去了一次，在电梯前按门铃，目不转睛地盯视监视摄像机镜头，然而怎么等也没有回应。于是我只得作罢。估计肉豆蔻和肉桂已决定斩断同我的关系。那对奇特的母子大概离开了开始下沉的船，逃往安全地带。这使我意外伤感，就好像危急时刻被自己家人出卖了。

第五天偏午时分，我来到品川太平洋宾馆咖啡屋。这是去年夏天同加纳马耳他和绵谷升碰头说话的地方。其实来这里并非出于对当时的怀念，也不是由于对这间咖啡屋情有独钟。谈不上什么理由什么目的，只是差不多下意识地从新宿坐山手线到品川下来，从车站过天桥走进宾馆而已。进来后在靠窗桌前坐下，要了一小瓶啤酒，吃着误时的午饭。我像注视一长排无意义数值一样茫然打量着来往天桥的行人。

从洗手间出来，在混杂的客席里端发现一顶红帽，红得同加纳马耳他常戴的那顶塑料帽毫无二致。在它的吸引下我朝那张餐桌走去，但近前一看，却是别的女人。一个外国女人，比加纳马耳他还要年轻和硕壮。帽子也不是塑料，而是皮革的。我付款走到外面。

我双手插进藏青色短大衣的口袋，在附近走了一阵。我头戴与大衣同一颜色的毛线帽，为掩饰那块痣戴了一副深色太阳镜。十二月的街头充溢着独特的季节性生机，站前购物中心挤满了身穿厚厚衣服的顾客。冬日一个祥和的午后。到处流光溢彩，各种声响听起来都比平日短促而清晰。

看见牛河是在品川站月台等电车的时候，他在对面站台以正对着我的姿势等待开往相反方向的山手线电车。牛河依旧身穿不伦不类的西服，扎一条花哨的领带，歪着形状欠佳的秃头专注地看一本什么杂志。我所以能在品川站人群中一眼看出牛河，是因为他与周围人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以前我仅仅在自家厨房里看过牛河，时值半夜，只我们两人，在那里牛河给人一种甚为非现实的印象。然而即使在别的场所别的时间，即使混在非特定对象的人群之中，牛河也还是显得那般奇妙那般游离于现实之外那般迥然有别于众人，那里似乎飘忽着一种同现实风景格格不入的异质空气。

我分开人群，也不管撞上谁不管给谁怒骂，只顾跑下车站楼梯，冲上对面月台，寻找牛河。但我已记不得他的位置，不知他站在月台哪一段。月台又大又长，人也过多。这时间里，有电车进站，开门吐出不知姓甚名谁的男女，吞入另一伙不知姓甚名谁的人们。没等我发现牛河，开车铃已响了。我姑且跳上转往有乐町的电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搜寻牛河。原来牛河在第二节车厢门口那里看杂志。我调匀呼吸，在他面前站了一会。牛河看样子毫无察觉。

“牛河先生！”我招呼一声。

牛河从杂志上抬起脸，隔着厚厚的镜片像看什么晃眼物体似的看我的脸。在白天的光亮下凑近看去，牛河比往常衰颓得多，疲劳像无法控制的油汗一样从皮肤里浓浓地渗出一层，眼睛浮现出脏水般浑浊的钝光，耳上所剩无几的发缕活像从废屋瓦缝里探出的杂草，翻卷的嘴唇之间一闪露出的牙齿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污秽且参差不齐。上衣依然满是可观的皱纹，就好似蜷缩在仓库角落睡了一觉刚刚爬起，而且肩部竟沾有——大概总不至于是为了加深印象——锯屑大的灰尘。我摘下毛线帽，拿掉太阳镜揣进衣袋。

“噢，这不是冈田先生吗？”牛河以乏味的声音应道，而后像把七零八落的物件重新加以组合似的端正姿势，扶正眼镜，轻轻干咳一声。“这可真是……又相见了，在这么一种地方。那么说，呃……今天是没到那里去喽？”

我默然点头。

“怪不得。”牛河再没多问。

牛河的声音里已感觉不到往常的张力，话说得也比平日缓慢，颇见特色的饶舌也不翼而飞。莫非时间的关系？莫非牛河在白昼光朗朗的天光下无法获取应有的精力？抑或牛河真的筋疲力尽亦未可知。两个人如此面对面说话，我好像在居高临下地看他。在光亮地方俯视，他脑袋的形状欠佳更加显而易见，俨然果园里因长坏形状而被处理掉的什么果实。我想象某人用棒球棍一棍砸开的情景，想象其头盖骨如熟透的水果“砰”一声四分五裂的场面。我不愿意做如此想象，但图像偏偏浮上脑海，无可遏止地历历扩展开来。

“嗯，牛河先生，”我说，“可以的话，想两个人单独谈谈。下车找个安静地方好么？”

牛河困惑地蹙了下眉头，抬起短粗胳膊瞥了眼表。“是啊……作为我心情上也想跟你慢慢聊聊……不骗你。只是我这就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说，有件迫不得已的事。所以这次就算了，等下次另找时间……你看这样不可以么？怎样？”

我略略摇下头。“一小会就行，”我紧紧盯住对方的眼睛，“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你非常忙我也完全知道。但你所说的下次另找时间，我觉得我们两人很可能再没什么下次了。你不这么觉得？”

牛河对自己若有所悟似的轻轻点了下头，卷起杂志插进衣袋。他在脑袋里盘算了大约三十秒，然后说道：“也罢。明白了。那就下站下车，边喝咖啡什么的边聊三十分钟吧。那件迫不得已的事由我想法安排就是。和你在这里巧遇也是一种缘分。”

我们在田町站下来，出站走进一家最先看到的小咖啡馆。

“不瞒你说，我是准备不再见你的了。”咖啡端来后牛河首先开口，“毕竟一切都已完结了。”

“完结了？”

“实话实说吧，我在四天前已经辞去了绵谷升先生那里的工作。是我主动请辞的。事情倒是很久以前就有所考虑的。”

我脱去帽子和大衣，放在旁边椅子上。房间里有点热，但牛河仍穿着大衣。

我说：“所以前几天往你事务所打电话也没人接喽？”

“是那么回事。电话线拔了，事务所退了。人要出去还是痛痛快快出去才好，拖泥带水的我不喜欢。这么着，眼下我是不为任何人雇用的自由之身，说好听点是自由职业者，换个说法，也就是所谓无业游民。”牛河说着微微一笑。一如往日的皮笑肉不笑，眼睛里全无笑意。牛河用小羹匙搅拌已放入奶油和一匙砂糖的咖啡。“喂，冈田先生，你肯定是要向我打听久美子女士吧？”牛河说，“久美子女士在哪里啦干什么啦等等。如何，对不？”

我点下头。随即说：“但首先想听听你为什么突然辞去绵谷升那里的工作。”

“真想知道？”

“有兴趣。”

牛河啜了口咖啡，皱了下眉，看着我。

“是吗？哦，叫我说我当然奉告，不过也并不特别有趣，这个。实在说来，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着一莲托生的心情准备跟绵谷先生跟到底。以前也说过，绵谷先生这回出马竞选，靠的是原封不动接收老绵谷先生的选区地盘，我当然也一起转给了绵谷先生。这场变动并不坏。客观地说，较之侍候来日无多的老绵谷，还是新绵谷有前途。我本以为绵谷升这个人如此发展下去，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相当可观的人物。

“尽管如此，‘永远跟定此人’的心情——也可以说是忠心吧——不知为什么却是一丝半点也没有。说来或许奇怪，我这人也不是没有效忠之心。跟老绵谷那时候，又是拳打又是脚踢，待遇简直跟耳屎差不多。相比之下，新绵谷客气得多。可是，冈田先生，世上的事就是怪，老绵谷那里我基本上诺诺连声地一直跟下来了，而对新绵谷却没能做到。你知道什么缘故吗？”

我摇摇头。

“归根结蒂——这么说也许过于露骨——因为骨子里跟绵谷升先生彼此彼此，我想。”说着，牛河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擦火柴点燃，慢慢吸入，缓缓吐出。

“当然我同绵谷先生长相不同出身不同脑袋不同，开玩笑时相提并论都不够礼貌。可是嘛可是，只消剥开一层皮，我们大体属于一丘之貉。这点从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如晴天里打伞一样看得明明白白：喂喂，这小子外表倒是文文静静白白生生，实际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一个无聊透顶的俗物！

“当然啦，也不是冒牌货就一定不行。冈田先生，政界那地方，靠的是一种炼金术。我就看过好几例档次低得无以复加的欲望结出堂而皇之的硕果。也看过好几个相反的例子，也就是说高洁的大义不止一次留下腐烂发臭的果实。所以坦率地说，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政界那玩意儿，关键不在于之乎者也的理论，结果就是一切。问题是绵谷升这个人——这么说或许不好——纵使在我眼里都坏到了极限。在他面前，我这点坏水简直小巫见大巫，根本不是对手。一眼我就看出我们属于同类。说句下流话吧——别见怪——和胯下那玩意儿的大小是一码事，大家伙就是大。明白？

“跟你说冈田先生，一个人憎恶一个人时，你猜什么时候憎恶得最厉害——就是看见一个人把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毫不费力地弄到手的时候，就是口衔手指目睹一个人依仗权势平步青云进入自己百般欲进不得的地界的时候。对方离自己越近就越是深恶痛绝，事情就是这样。对我而言，那个人就是绵谷先生。他本人听了也许惊讶。如何，你没有过这类憎恶？”

我的确憎恶过绵谷升，但同牛河说的憎恶不是一个定义。我摇了下头。

“那么，冈田先生，下面就该说到久美子女士了。一次我给先生叫去，交给我一个美差——让我照顾久美子女士。具体情况绵谷先生没怎么告诉我，只是说是他妹妹，婚姻不大顺心，眼下分居一个人单过，身体情况不太好。这么着，一段时间我就受命事务性地处理此事。每月把房租汇入银行，帮忙找钟点女佣，全是这类无所谓的杂务。我也很忙，对久美子女士起始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不外乎有实际事务的时候用电话谈两句。久美子女士极端沉默寡言，感觉上好像闷在房间角落里一动不动。”

说到这里，牛河停一会喝了口水，一闪觑了眼表，不胜珍惜似的重新点燃一支烟。

“但事情不止于此。其间突然掺进你的事来，就是那座上吊宅院。周刊报道出来时绵谷先生把我叫去，说有点放心不下，叫我调查一下你和那篇报道里的宅院有无牵连。绵谷先生也清楚这类秘密调查是我的拿手好戏。不用说，该我不肖牛河派上用场了。我挖地三尺玩命搜寻了一番，往下过程你都晓得了。不过结果委实令人吃惊。原本就怀疑有政治家介入，但我也没料到会挖出那么大的人物。说得失礼些，简直像用小虾钓上一条大鲷鱼。但这点我没向绵谷先生汇报，自己留了一手。”

“你就凭这手换马成功了是吧？”我问。

牛河朝天花板喷了口烟，转而看我的脸，眼里微微浮现出刚才没有的戏谑之色。

“好直觉啊，冈田先生！说痛快点，完全如此。我这么对自己说：喂，牛河，若要改换门庭此其时也！当然，先得游逛一段时间。但工作去向已经明确，也就是眼下要有个冷却期间。不管怎么说，马上从右向左也太露骨了嘛。”

牛河从上衣袋里掏出纸巾擤把鼻涕，团了团又塞回衣袋。

“那么，久美子那边怎么样了？”

“对对，该接着说久美子女士了。”牛河突然想起似的说道，“在此得老实交代一句：我可是一次也没有见过久美子女士，无幸一睹芳容。只在电话里说过话。那个人嘛，冈田先生，也不光我，任何人都一概不见。至于见不见绵谷先生我不知道，那是个谜。此外恐怕谁都不见，连钟点女佣都不怎么见，这是我从女佣口里直接听来的。要买的东西和要办的事全部写在便笺上，找她也避而不见，口也几乎不开。事实上我也到公寓探过情况，久美子女士应该住在里边，却丝毫没有那样的动静，实在静得出奇。问同公寓的人，也都说一次也没见过她什么样。就是说，久美子女士在公寓里始终过着那样的生活，有一年多了，准确说来一年五个月了。她不愿外出必有她万不得已的理由。”

“久美子的公寓在什么地方，这你肯定不会告诉我吧？”

牛河缓缓然而明显地摇了下头：“对不起，这点务请包涵。毕竟世界狭小得像个长筒屋子，又关系到我个人信用。”

“久美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你没有什么知道的？”

牛河迟疑良久。我一声不吭地盯住牛河的眼睛。时间好像在四周流得慢了。牛河再次大声擤把鼻涕，欠了欠腰，又沉回椅子，叹了口气。

“好么，这可只是我的想象。据我想象，那绵谷家原来就有些啰啰嗦嗦的问题。什么问题具体我不明白，但反正久美子女士以前就有所感觉或有所了解，想要离开那个家。那时正好你出现了，两人相爱结婚，发誓白头偕老，可喜可贺……如果长此以往自然再好不过，然而无法如愿以偿。不知什么缘故，绵谷先生不愿意让久美子女士从身边离开。怎么样，这方面可有什么记得起来的？”

“多多少少。”我说。

“那好，我就继续随便想象下去。绵谷先生想把久美子女士从你手中强行夺回到自己阵地。在久美子女士同你结婚时他或许还无所谓，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久美子女士的必要性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于是先生决心把久美子重新夺回，为此竭尽全力，结果获得成功。使的什么手段我不清楚，但我猜想在那强拉硬扯的过程中，久美子女士身上曾经有的什么被损毁掉了，一直支撑她的类似支柱的东西‘嚓’一声折断了。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

我默然不语。女侍走来往杯里倒水，将空咖啡杯撤下，这时间里牛河看着墙喷云吐雾。我注视牛河的脸：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绵谷升同久美子之间有类似性方面的关系？”

“不不，我没那个意思，”牛河挥了几下带火亮的香烟，说，“我不是在做那样的暗示。先生同久美子女士之间有过什么和有什么，我是彻头彻尾不知道的。这可是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只是，我觉得那里边似乎存在某种扭曲的东西。还有，听说绵谷先生同离婚的太太完全没有正常的性生活——这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牛河拿起咖啡杯，又作罢喝了口水，随后用手摩挲腹部。

“呀，这些日子胃不妙，一点也不妙，一顿一顿地痛。说起来这是世代遗传。我们这个家族个个都胃不行。DNA⁽¹⁾的关系。遗传下来的没一样正经东西：秃头、虫牙、胃痛、近视，岂不正是正月里装满咒语的福袋⁽²⁾！伤透脑筋！去医院医生说话可能不中听，不敢去。

“不过冈田先生，也许我多管闲事，把久美子女士从绵谷先生手里领回来可能没那么简单，更何况现阶段久美子女士也不愿意回到你那里去。而且说不定她已经不再是你所了解的久美子女士，说不定已有所改变。所以嘛，恕我冒昧直言，即使现在你能找到久美子女士并且顺利把她领回来，往下等待你的事态恐怕也不是你这两条胳膊所能应付得了的——我是不无这样的感觉。果真如此，半途而废就没什么意思了。久美子女士所以不回到你身边，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我默然。

“啊，虽然前前后后够复杂的，能见到你还是很有兴味。你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个性什么的。如果将来能写写自传，一定浓墨重彩给你写上一章。可惜怕是很难如愿。那么就在这里高高兴兴分手，一切到此为止好吗？”

牛河很疲劳似的靠住椅背，静静地摇了几下头。

“好了，有点说多了。对不起，我那份咖啡钱，就请给我付了吧，毕竟是失业之身……可你也同是失业者。噢，互相好自为之吧，祝你好运！你心情好转时，也请为我牛河祝福。”

牛河说罢立起，转身出了咖啡屋。

(1)　deoxyribonucleicacid之略，脱氧核糖核酸。一种遗传物质。

(2)　日本新年里面装有若干商品任人自取的彩色纸袋。一般在一月二日出售。

32　加纳马耳他的秃尾巴、剥皮鲍里斯

梦中（当然做梦的我并不知是梦），我和加纳马耳他对坐喝茶。长方形房间又长又宽，可以从这一头一眼望到另一头。里面井井有条地排列着大约超过五百张四四方方的餐桌。我们坐在正中间一张。这里除我们俩别无一人。天花板——令人想起寺院的高高的天花板上有无数粗大的横梁，所有梁上都悬垂着吊盆植物样的东西，很像假发，但定睛细看，原来是真人的头皮，因为内侧沾有黑乎乎的血渍。肯定是刚刚剥下来吊在梁上风干的。我不由胆战心惊，怀疑我们正用的茶杯中落有尚未干透的血滴。实际上也有活像漏雨似的滴血声四下传来，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来异常之大。但我们桌子上方悬吊的头皮似乎血已干了，不必担心血滴落下。

茶热如沸水，碟上羹匙旁放着三块浓绿浓绿的砂糖。加纳马耳他拿两块投入杯中，用羹匙慢慢搅动，但怎么搅也不溶化。不知从何处来了只狗，蹲在我们桌旁。细看之下，狗的脸却是牛河的。一只敦敦实实的大黑狗，仅脖子往上是牛河，头和脸也同身上一样长满乱糟糟短巴巴的黑毛。“嗬，这不是冈田先生吗？”以狗形出现的牛河说话了，“喏，好好看看！如何，脑袋毛茸茸的吧？跟你说，一变成狗立时生出毛来，真个十分了得。连阳物都比以前大多了，胃也不再一顿一顿地痛，眼镜都没戴是吧？衣服也不用穿了，天大的好事！也真是奇怪，以前我怎么就没悟出来呢？怎么样，冈田先生，当一回狗如何？”

加纳马耳他拿起剩下的一块方糖，猛地朝狗脸掷去。方糖出声地打在牛河额头，顿时淌出血来，染黑了牛河的脸。血黑如墨。但牛河好像不怎么疼，依然嬉皮笑脸，不声不响摇着秃尾巴去了哪里。其睾丸确乎大得异乎寻常。

加纳马耳他身穿有腰带的双排扣短大衣，领口在前面合得严严实实，而大衣里却一丝不挂——这我看得出。微微有股女人的裸肤味儿。无须说，她戴一顶红塑料帽。我拿起杯子啜了口茶。茶索然无味，唯热而已。

“太好了，您总算在！”加纳马耳他以释然的声音说道。很久没听她说话了，语声较以前多了几分欢快。“这几天给您打了好多次电话，您大概一直不在，也不知前后情况，担心出了什么事。您好像还很有精神，这就比什么都好。听到您的声音就放心了。不管怎么说，实在好久没联系了。具体过程或来龙去脉一一道来难免话长，况且又是电话，只简单说几句好了：其实我长期旅行来着，一个星期前才总算回来。喂，冈田先生……您听着吗？”

“喂！”我应道。原来不知何时我竟手握听筒贴在耳上，加纳马耳他则在桌对面拿着听筒。电话声听起来很遥远，仿佛音质差劲儿的国际电话。

“那期间我一直远离日本，在地中海的马耳他岛——一天我突然觉得应重返马耳他岛留在那个水旁，到时候了！那还是我最后一次给您打电话后的事。记得吗？电话里我说克里他下落不明来着。不过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如此长期离开日本的打算，准备两三个星期就回国的，所以才没有特意跟您联系。我几乎谁也没告诉，就穿着随身衣服上了飞机。可实际到当地一看，就再也离不开了。冈田先生您去过马耳他岛么？”

没有，我说。记忆中几年前和同一对象谈过大体同样的话。

“喂！”加纳马耳他呼道。

我也“喂喂”两声。

我想我应该有什么要对马耳他说，却横竖想不起来，歪头沉思半天总算想起来了，于是握好听筒道：“对了，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猫回来了！”

加纳马耳他沉默了四五秒。“猫回来了？”

“是的。你我两人本来是为找猫相识的，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

“猫回来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初春。那以来一直守在家里。”

“猫外表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同失踪前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说，秃尾巴的形状倒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说，“猫回来摸它的时候，蓦地觉得过去秃尾巴好像卷得更厉害。也可能是我记错，毕竟快一年多不见了。”

“不过猫肯定是同一只猫吧？”

“那没错。养那么久了，是不是同一只猫还是看得出的。”

“倒也是。”加纳马耳他说，“不过很抱歉，实话跟您说：猫真正的秃尾巴在这里呢！”

言毕，加纳马耳他将听筒置于桌面，一下子脱掉大衣亮出裸体。果然她大衣里什么也没穿。她有着与加纳克里他同样大小的乳房，生着同样形状的阴毛。但她没有摘去塑料帽。加纳马耳他转身把背对着我。她屁股上的确长着一条秃尾巴，为了同她身体尺寸保持平衡，固然较实物大出许多，但形状本身则同青箭的秃尾巴一般模样。尖端同样弯得毫不马虎，弯法细看之下也比眼下青箭的远为现实而有说服力。

“请仔细瞧瞧，这才是猫失去的那条真尾巴，现在猫身上的是后来做的假货。乍看一样，细看就不同了。”

我伸手去摸那秃尾巴，她一甩躲开，依然赤身裸体跳往另一张桌面。“吧嗒”，一滴血从天花板掉到我伸出的手心里。血鲜红鲜红的，活像加纳马耳他的红帽子。

“冈田先生，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耳他从桌子上对我说，秃尾巴急剧地摇个不停。

“科西嘉？”我问。

“所谓人非岛屿啦！”黑狗牛河不知从哪里过来插嘴道。

加纳克里他的小孩？

我一身大汗醒来。

实在许久没做过如此鲜明如此有头有尾的长梦了，何况又这般奇妙。醒后好半天胸口都“怦怦”大声跳个不止。我冲了个热水淋浴，拿出新睡衣换上。时间是半夜一点多，睡意却没了。为了平复心情，我从厨房壁橱里拿出一瓶老白兰地倒一杯喝着。

之后，进寝室找青箭。猫在被窝里弓成一团睡得正香。我撩开被，把猫的秃尾巴拿在手中细细端详。我一面回想尾端卷曲的形状一面以指尖确认，猫一度不耐烦地伸了下腰，又很快睡了过去。我开始没了信心，闹不清青箭的秃尾巴是否同“绵谷·升”时代的完全相同。不过加纳马耳他屁股上的的确确有很像真正的“绵谷·升”的秃尾巴，我可以历历记起梦境中的颜色和形状。

加纳克里他生的孩子名叫科西嘉，加纳马耳他在梦里说。

第二天我没远出。早上去车站附近自选商场买了一堆食品回来，站在厨房做午饭。喂了猫一大条生沙丁鱼。下午去了一次好久没去的区营游泳池。大概快年末的关系，游泳池人不太多。天花板扩音器传来圣诞节音乐。慢慢游到一千米时，趾尖开始抽筋，遂作罢上岸。游泳池壁贴着很大一张圣诞节装饰画。

回到家，信箱里居然有一封很厚的信。不用翻过来看寄信人姓名也知道信是谁寄来的。写那笔漂亮毛笔字的，除间宫中尉别无第二人。

∗　∗　∗

久疏函候，深以为歉，间宫中尉写道。语气依然那么谦恭那么彬彬有礼，读之我倒有些歉然。

久怀唯此必写必说之念，无奈碍于诸多缘由而始终无力对案提笔，迟疑不决之间今载亦将倏忽逝去。自己也马齿徒增，此身已随时可入死境，再无法久拖下去。此信或许意外冗长，但愿不多扰清神。

去年夏天去府上递交本田先生纪念物时我向您讲述的蒙古之行的长话，坦率地说，还有下文待续，称之为后话亦未尝不可。去年提起时我之所以未能将后半部分一并推出，里面有几点原因。其一是因为集中说完话未免过长。不知您是否记得，当时我不巧有急事要办，没有时间全部说完。而与此同时，心理上我也没有完成将后半部分向别人如实说出的准备。

但同您分手之后，我以为还是把眼下的事统统放下，连同真正的结局毫不保留地如实讲给您听为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在海拉尔郊外激烈的攻防战中给机枪子弹打中倒地之际，被苏军T34坦克的履带碾去了左臂，昏迷不醒中被运往赤塔苏军医院，在那里做手术留得一命。上次我也说过，我是新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的人员，上边已决定一旦苏联参战立即撤往后方。但我宁愿一死，志愿转入边境附近的海拉尔部队，率先手持地雷朝苏军坦克队扑去。但如本田先生曾在哈拉哈河畔向我预言的那样，我未能轻易死去。命未失掉，只失掉左臂。估计我率领的连队在那里无一生还。虽说是依令行动，实质上无异于无谓的自杀。我们使用的小小的手提地雷，在大型T34坦克面前根本无济于事。

我之所以受到苏军周到的治疗，是因为我昏迷不醒时用俄语说了梦话——是我后来听说的。上次也说过，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在新京较为空闲的参谋本部服役期间又不住地磨炼，到战争末期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轻的俄国女侍，不愁找不到人练习口语，结果人事不省时顺口说了出来。

苏军一开始就打算占领满洲后把俘虏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一如欧洲战后对德军采取的做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性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唯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就埋在哈拉哈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那期间的详情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情地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但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逼进蒙古一口深井，在那奇妙而强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情。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干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那里的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体力消耗、塌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暴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之时，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褴褛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插不进土。废井于是成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一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面封顶一般扔土扔石块。接下来便是另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洞洞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有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采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有增无减，但事故全然不以为意。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在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情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妇女儿童做饭扫地洗衣服，年轻姑娘甚至被迫从事卖淫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上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一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碜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靠在机枪上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记得雪终于融化了，应该是五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荡着捶击硬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地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在干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干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褶都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污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伫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着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了，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但他很快掩饰住惊愕，对脖子上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士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士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走了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浮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了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稀罕。政府内、党内、军内斗争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猜忌也使得斗争变本加厉。下台的人只粗略经过一下审判便马上被枪毙或送入收容所，结果哪个更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纵免一死，也无非落得从事严酷至极的奴隶性劳动，一直干到死为止。我们日本兵是战时俘虏，活下来尚有返回祖国的希望，而被驱逐的俄国人则几乎没有生机。那个人想必也将在这西伯利亚大地上化为一抔黄土。

然而有一点我放心不下：现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战前我同山本一起参加了——尽管自己也蒙在鼓里——秘密作战，渡过哈拉哈河，潜入蒙古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万一这一事实从他嘴里透露给谁，我势必处境不妙。但他终究没有密告我。事后得知，那时他正在悄悄制订更为长远的计划。

一星期后我又在站前看见他。他依然身穿满是污垢的囚服，脚戴铁链，用铁锤敲石头。我看他，他也看我。他把锤子放在地上，像穿军装时那样伸长腰对着我这边。这回他脸上浮现出了无可怀疑的微笑。尽管笑得极其轻微，但笑毕竟是笑，只是那笑里边含有足以使我脊背冻僵的冷酷，那便是他观看给山本剥皮时的眼神。我一声不响走了过去。

苏军的司令部里边，仅有一个和我亲切交谈的军官。他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和我一样学的是地理，年龄也不相上下，同样对绘制地图感兴趣。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人经常借题发挥谈论绘制地图方面的专业性话题，以此消磨时间。他对于关东军绘制的满洲作战地图怀有个人兴趣，他的上司在旁边时当然不能谈，不在时便趁机畅谈共同的专业。他不时送食物给我，还把留在基辅的妻子相片给我看。在我被苏联扣留的漫长时间里，他是能让我多少感到亲切的唯一的俄国人。

一次，我以无所谓的语气问起在车站干活的那伙犯人，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气质不像普通囚犯，说不定以前地位很高，并详细介绍了其相貌特征。他——此人名叫尼古拉——神情肃然地看着我。

“剥皮鲍里斯！”他说，“为了自身安全，最好不要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兴趣。”

我问为什么，尼古拉看样子不大想说，但若我有意的话，可以也曾经为他提供若干方便，于是尼古拉终于很不情愿地把剥皮鲍里斯被送来煤矿的原委讲给我听了。“我说的对谁也不要讲哟！”尼古拉说，“不开玩笑，他那个人的确非同小可。我也是一丝一毫不想和他沾边的。”

据尼古拉讲，情况是这样的：剥皮鲍里斯原名叫鲍里斯·格洛莫夫，果不出我所料，是内务部秘密警察，NKGB的少校。在乔巴山掌握实权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一九三八年，被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乌兰巴托，在那里依照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模式组建了蒙古秘密警察，在镇压反革命势力当中大显身手。人们被他们驱赶集中，投入收容所，受到拷问。大凡有一点嫌疑的以至多少可疑的人，全被干干净净地干掉了。

诺门坎战役结束，东面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之后，他立即被召回中央，这次被派往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负责清洗旧波兰军队，在那里他得到了“剥皮鲍里斯”外号。因为拷问中他将从蒙古领来的汉子活剥人皮，波兰人当然怕他怕得要死，凡是目睹剥皮的人无不统统坦白。德军突然突破国境线、抗德战争开始后，他从旧波兰撤回莫斯科。很多人因涉嫌有组织地里通希特勒而遭到逮捕，或被稀里糊涂地杀害或被关进收容所。这期间他也作为贝利亚的得力心腹滥用其拿手的拷问大发淫威。斯大林与贝利亚为了掩饰未能事先预测纳粹进攻的责任并巩固领导体制，不能不捏造出这种内奸之说。在严刑拷打阶段很多人便被无谓地杀害，据说——真伪不得而知——那期间鲍里斯及其手下的蒙古人至少剥了五个人的皮，鲍里斯甚至把剥下的皮挂在房间里加以炫耀。

鲍里斯一方面生性残忍，一方面又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正由于小心谨慎，他才得以避过所有的阴谋和清洗。贝利亚对他喜爱得一如亲子。然而或许有点过于得意，一次他干过了头。那是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以在乌克兰战役中私通纳粹德国党卫军坦克部队的嫌疑逮捕了一名坦克部队的部队长，审讯当中予以杀害——将烧红的烙铁伸进身体各个部位（耳穴、鼻孔、肛门、阴茎等等）折磨致死。不料这名军官是身居高位的某共产党干部的侄子。事后红军总参谋部通过周密调查，查明该军官纯属无辜。不用说，那名共产党干部大发雷霆，伤了面子的红军也不肯忍气吞声，这回即使是贝利亚也无力包庇了。鲍里斯当即被解职押上法庭，同蒙古副官一起被判以死刑。但NKGB全力为其争取减刑，结果鲍里斯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强制劳动（蒙古人则被处以绞刑）。贝利亚那时给狱中的鲍里斯悄悄捎去口信，叫他自己设法在那里存活一年，那期间贝利亚往红军和党那里打通门路，一定恢复他往日地位——至少据尼古拉说来是这样的。

“知道吗，间宫，”尼古拉压低嗓音说，“这里普遍相信鲍里斯早晚会重回中央，说贝利亚很快就会把那家伙救出去。不错，这个收容所目前由党中央和红军管理，贝利亚不便贸然下手。但也不能因此麻痹大意，风向说变就变。要是现在让那家伙在这里受苦受难，到那时候肯定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报复，这是明摆着的事。世上固然傻瓜不少，但自己往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的却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被奉为上宾，生怕碰他这个肿包。住宾馆让人侍候毕竟不可能，为摆样子也得让他戴脚镣干些轻活，但即使现在也给他住单人房，烟酒随便受用。若让我说，那家伙跟毒蛇没什么两样，留着对国家对谁都没好处，有人半夜里一下子割断他的喉咙该有多好！”

一天，我从车站附近路过，那个大个子中士再次把我叫住。我取出通行证给他看，他却摇头不接，而叫我马上到站长室去。我莫名其妙地跟到站长室一看，是身穿囚服的鲍里斯·格洛莫夫在等我。他正坐在站长桌前喝茶。我呆呆地站在门口不动。鲍里斯没再戴脚镣，他招手让我进去。

“哎呀，间宫中尉，好久不见了嘛！”他和颜悦色地笑道，并劝我吸烟，我摇头拒绝。

他自己叼支烟擦火柴点燃，说道：“一晃不见九年了，或者八年？反正你还好端端活着就谢天谢地。故友重逢，一大喜事啊！尤其是在那场残酷的大战之后。不是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从那眼混账井里出来的？”

我闭紧嘴保持沉默。

“也罢，算了。总之你是侥幸从那里出来了，并且在哪里丢了一条胳膊，还不知不觉讲上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再好不过了！胳膊少一条无所谓，重要的是活着。”

我回答说自己并非想活才活着的。

鲍里斯听了放声大笑。

“间宫中尉，你真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不想活的人如何会安然死里逃生？实在有趣至极。我这双眼睛可不是那么好蒙骗的哟！一个人逃出深井又过河跑回满洲，一般人万不可能。不过别担心，我不打算讲给任何人听。

“只是，不幸的是我已失去原来地位，如你所见，成了在押的一个囚犯。可是我无意永远在此天涯海角拿锤子敲什么石头，即使在如此沦落的现在，也还在中央堂堂正正保存力量，并且凭借那力量在这里日日养精蓄锐。跟你是开诚布公，实际上我很想同你们日本俘虏兵保持良好关系。不管怎么说，这煤矿的成绩来自多数日本俘虏兵诸君辛勤的劳动，无视你们的力量无论如何无法开展工作，而在开展工作之际，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你曾服役于关东军谍报机关，胆大敢为，俄语也好。如果你肯居中斡旋的话，我想我可以对你和你的同胞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这提议绝不算坏！”

“我以前没当过间谍，以后也不想当。”我断然回答。

“我也不是说让你当间谍，”鲍里斯安抚似的说，“不要误解。知道么，我是说准备给你们提供尽可能的方便，提议开创良好的关系。跟你说间宫中尉，我甚至可以把那个不干好事的格鲁吉亚混账政治督导员从椅子上打翻在地！不骗你。如何，你们不是对他恨之入骨吗？把那家伙驱逐之日，就是你们赢得部分自治之时。你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自主地进行组织。这样，至少可以不必像以前那样遭受看守的无端虐待。你们不是一直怀有这种愿望的么？”

确如鲍里斯所言，长期以来我们几次向当局提出这样的要求，均被一口回绝。

“对此你要求怎样的回报？”我问。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笑眯眯地说，“我需求的只是同你们日本俘虏兵诸君有个密切而良好的关系。为了将若干看来很难沟通的同志从这里驱逐出去，需要你们日本兵的协助。我们的利害有几个部分是共同的。如何，我和你们携一次手好么？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give and take’⁽¹⁾。如果你们协助，不会让你们吃亏，我绝对无意蒙蔽利用你们。当然喽，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请求你们喜欢，我们之间多少有过不幸的回忆，但别看这样，我还是个讲究信义的人，讲定的事必然履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付诸东流好么？

“几天内请对我的建议给予实实在在的答复。尝试一下的价值我想是有的，更何况你们应该没有什么再可失去的东西，对吧？记住，间宫中尉，这话只能极端保密地告诉给真正可靠的人。实在说来，你们当中混有几个协助政治督导员的告密分子，千万不要传到那几个家伙耳朵里。一旦泄露，事情很可能遇到麻烦。这方面我的力量还不能说很充分。”

我回到收容所把情况悄悄讲给一个人听。此人原为中校，有勇有谋，是死守兴安岭要塞直到停战都没举白旗的部队的部队长，如今是整伙日本俘虏兵的幕后领导，俄国人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看待。我略去哈拉哈河山本一事，告诉他鲍里斯原是秘密警察的高级头目，说出了他的建议。中校看样子对赶走现任政治督导员取得日本俘虏自治权的可能性颇感兴趣。我强调说鲍里斯残忍危险，长于阴谋诡计，不可轻易相信。“或许是那样，但确如他所说，我们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中校对我说。给他如此一说，我也无言以对，觉得无论因此发生了什么事，情况也不至于变得比现在更糟。然而结果我犯了个大错误，地狱这东西真是个无底洞。

几天后，我设法选中一个避人耳目的地方安排中校和鲍里斯单独见面，我作为翻译参加。三十分钟后达成秘密协议，两人握手。至于后来过程如何，我就不晓得了。为不引人注意，他们大概避免直接接触，采用秘密联络手段频繁交换密码文字，因此我再没机会介入其间。中校也好鲍里斯也好那期间采取的都是彻底的保密主义，但这对我是求之不得的。可能的话，我不想再次同鲍里斯发生关系。当然事后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约一个月后，如鲍里斯向我讲定的那样，格鲁吉亚政治督导员被中央调离，两天后派来了新的督导员。又过两天，三个日本俘虏兵在同一晚上被勒死。为制造出自杀假象，早上他们被人用绳子吊在棚梁——毫无疑问是其同伴即日本俘虏兵本身干的。三人大约是鲍里斯所说的密告分子，但事件没受到任何追究和处分而不了了之。那时，鲍里斯已基本上把收容所实权握在手中了。

(1)　（在同等条件下）交涉、互让、妥协，（友好）协商。

33　消失的棒球棍、回来的《贼喜鹊》

我身穿毛衣和短大衣，毛线帽戴得低低的，翻过后墙下到阒无人息的胡同。到天亮还有一段时间，人们尚未起床，我放轻脚步顺胡同走到“公馆”。

房子里仍是六天前我离开时的样子。厨房洗碗池仍旧堆着用过的餐具。没有留言条，录音电话没有留言，肉桂房间的电脑屏幕早已僵死，空调机一如往常保持着室内恒温。我脱去大衣，摘下手套，烧水泡红茶喝着，吃几片带奶酪的饼干权作早餐，然后洗好洗碗池里的餐具放回壁橱。九点钟了，肉桂依然没有出现。

我走到院子掀开井盖，弓腰往里窥视。里面仍然黑洞洞的。对这井我现在已十分了解，仿佛了解自己肉体的延长，其黑暗、气味和岑寂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我比了解久美子还更详细地了解这眼井。当然我还清楚地记得久美子，闭上眼睛，她的声音相貌身体和举止的细微处都能一一记起，毕竟同她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六年。但与此同时，又似乎觉得她身上有了自己记不那么鲜明的部分，或者说已不如以前那样对自己的记忆具有十足的自信，就好像无法准确记起失而复得的猫的秃尾巴的卷曲形状。

我坐在井沿上，双手插进大衣袋，再次环顾四周。看样子马上就要下起冰冷的雨雪。没有风，空气干冷干冷的。一群小鸟像勾勒暗号图形一样以复杂的线路在空中盘旋几次，之后箭一般不知飞去了哪里。片刻，传来大型喷气式飞机沉闷的马达声，其姿影则被厚厚的云层挡住了全然看不见。阴晦到如此程度，白天下井也不必担心上来时阳光刺伤眼睛。

但好半天我什么也没做，兀自在那里静坐不动。无须急躁。一天刚刚开始，还不到中午。我就这样坐在井沿上任凭脑海里浮想联翩。过去在这里的石雕鸟被搬去哪里了呢？莫非此时点缀在别人家院子里，依然以展翅欲飞的姿势表现它那永远无从实现的冲动不成？抑或去年夏天拆除宫胁家空屋时被当垃圾扔掉了呢？我很有些怀念那只石雕鸟，觉得院子由于石雕鸟的不在而失去了往日微妙的谐调。

过了十一点，不再浮想联翩之后我开始下井。顺着梯子下到井底，我照例做了个深呼吸确认周围空气情况。空气没有变化，多少有点霉气味儿，但氧气没有问题。接下去，我伸手去摸靠井壁立着的棒球棍。但球棍哪里也找不到。球棍不见了，毫无踪迹地不翼而飞。

我在井底坐下，背靠井壁。

我叹息几声。没有目的的空虚的叹息，一如无名空谷中心血来潮地掠过的风。叹息也叹累了，便用双手“咔嗤咔嗤”搓自己的脸颊。到底谁把棒球棍拿走了呢？肉桂？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性。除他无人知道那根棒球棍的存在，也不会有人下到这井底。可是肉桂为什么非拿走我的棒球棍不可呢？黑暗中我无奈地摇头。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或者说是我不能理解的很多事之一。

反正今天只能在没有棒球棍的情况下进行了，我想。没有办法。棒球棍原本不过是护身符样的东西。不怕，没有也毫无关系，一开始我不是两手空空走到那个房间的吗？如此说服自己之后，我拉绳合上井盖，继而双手拢在膝头，在深深的黑暗中静静闭起眼睛。

但一如上次，意识很难集中于一点。纷繁的意念悄然潜入脑海干扰集中。为把意念驱逐一空，我开始考虑游泳池，考虑我常去的区营二十五米泳道室内游泳池，想象自己在游泳池往来爬泳的光景。我忘掉速度，只管静静地缓缓地游动不止。我将臂肘从水中悄悄抽出，由指尖轻轻插入，以免发出不必要的声响，溅起不必要的水花。我像在水中呼吸一样将水含入口中再徐徐吐出。如此游了一会，渐觉身体竟如乘缓风，自然随波逐流。传入耳畔的只有我规则呼吸的声息。我如空中飞鸟在风中飘忽，俯视地面风光：远处的街市、渺小的人影、流动的河渠。我的心绪充满祥和，不妨称之为心旷神怡。游泳是我人生旅途中发生的最为辉煌的事情之一。尽管没有解决任何我面临的问题，但也没受任何损失，也没有任何缘由可以使我受损。游之泳之！

蓦地，有什么传来。

意识到时，黑暗中我听到类似飞虫羽声那“嗡嗡嗡嗡嗡”低沉单调的吟哦，但不同于真正的飞虫羽声，而更带有机械的人工的意味，其波长犹如短波调频一样时高时低变化微妙。我屏住呼吸，侧起耳朵，试图弄清声音来自何处。它既像来自黑暗的某一点，又似乎发自我自身的脑袋。漆黑中极难分辨。

将神经集中于声音的时间里，我陡然坠入睡眠。这里边完全不存在“睡意”这种阶段性认识，它来得是那样的唐突，就像在走廊上不经意行走时有人一把将自己拖入全然陌生的房间。这如深泥层般的昏睡不知包笼了我多长时间。我想大概不长，或许一瞬之间，但当我偶然回过神时，发觉自己竟置身于另一种黑暗。空气不同，温度不同，黑暗的深度和质量不同。黑暗中混杂着隐约不透明的光，且有似曾相识的浓郁的花粉气味扑鼻而来——我是在那座奇妙宾馆的房间里。

我扬起脸，环视四周，屏住呼吸。

我穿过了墙壁。

我坐在地毯上，背靠贴着墙布的墙壁，双手在膝头合拢。我醒得完全彻底，一如睡眠的无比深重。由于对比是那样的极端，好一会才能适应自己的觉醒。心脏发出很大的声音，迅速收缩不已。没错，我是在这里。我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

在重重设防的细密的黑暗中，房间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样子毫无区别。但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之后，细小部分便多少不同起来。首先电话机位置变了，由床头柜移至枕头，在枕上悄然伏身。其次瓶中的威士忌减少了许多，现在只剩瓶底一点点。冰筒里的冰块已彻底融化，成了混浊的陈水。玻璃杯干得甚是彻底，手指一碰不难看出沾有白色的灰尘。我去床边拿起电话机，把听筒贴在耳上，却已绝对死寂。看来房间已被弃置很久遗忘很久了，完全感觉不到人的气息，唯独花瓶里的花依然保持近乎怪异的蓬勃生机。

床上有谁躺过的痕迹。床单床罩和枕形有点乱。我掀开床罩查看，但已没有余温，化妆品味儿亦未留下。我觉得那个人已离床很长时间了。我坐在床沿上，再次缓缓四顾，侧耳谛听，但一无所闻。房间仿佛被盗墓者运走尸体的古墓。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我的心脏如蜷缩的猫一般就那样冻僵着。空气瑟瑟发颤，飘浮的花粉被击中一般睁眼醒来，花瓣在黑暗中微微扬脸。电话？可是电话刚才已如深深埋在土里的石头一样死寂。我调整呼吸抑制心跳，确认自己确乎置身于这房间中而并未移往别处。我伸手用指尖轻触听筒，须臾慢慢提起听筒。铃声共响了三四次。

我“喂喂”两声，但电话在我拿起的同时即已死掉。无可挽回的死，如手中托着沙袋一般重。我以干涩涩的声音重新“喂喂”一次，不料我的声音被厚墙一样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反弹回来。我将听筒放回，然后又一次拿起贴上耳朵。寂无声响。我在床头坐下，屏息敛气等待铃声再度响起。却不肯响。我望着空中的灰尘又一次照原样失去意识在黑暗中昏倒沉沦下去。我在头脑中再现铃声。现在我已无法判断是否真的响起过铃声。但如此怀疑下去，事情根本无法收场。我必须在哪里画一条线，否则连我自身这一存在都岌岌可危。铃声确实响了，毋庸置疑，并且又在下一瞬间死了。我轻轻干咳一声，然而咳声也倏然在空气中死去。

我站起身，再次在房间内走动。我注视脚前的地面，仰望天花板，在茶几上坐下，轻轻靠住墙壁。我若无其事地拧动球形门拉手，打开落地灯又关上，关上又打开。当然，门纹丝不动，灯无动于衷。窗口从外面封死了。我试着凝神谛听。沉默如光溜溜的高墙。尽管如此，我觉得里边仍有什么想欺骗我——似乎全都在鸦雀无声，紧贴墙壁，隐去肤色，不让我觉察其存在。所以，我也佯作不知。我们在巧妙地互相欺骗。我再次清清嗓子，用指尖碰了下嘴唇。

我决定重新检查一遍房间。又按了一次落地灯开关，灯不亮。打开威士忌瓶盖嗅了嗅残留的酒味儿，味儿一如往常。Cutty Sark。我拧好瓶盖，放回茶几原来位置。出于慎重，我又提起听筒贴在耳上。死死的，死得无法再死。继而在地毯上缓缓踱步确认鞋底的感触。耳朵贴在墙壁上，集中神经看能否听见什么，当然什么也听不见。接着站在门前转动球形拉手——尽管自知徒劳——结果很容易地向右转了一圈。但我好一会儿都无法将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刚才，它还像给水泥固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我将一切还原为白纸，再一次从头核实。缩手，伸手，左右转动球形拉手。拉手在我手中左右旋转自如。有一种舌头在口腔中鼓胀般的奇妙感触。

门没锁。

我把转动后的拉手往里一拉，令人目眩的光从门缝泻入房屋。我想起棒球棍。若有那球棍在手，原本可以再沉着一些。算了，忘掉棒球棍！我毅然大大地打开门，左顾右盼确认无任何人之后，走到走廊。一道铺有地毯的长长的走廊。不远的前方有一个插满花的大花瓶，是吹口哨的男侍敲房门时我用来藏身的那个花瓶。记忆中，走廊相当之长，且中途拐了好几个弯后岔开了。当时我碰巧遇上吹口哨的男侍，尾随其后来到这里。房门上钉有208的门牌号。

我一步一步稳稳地朝花瓶方向走去。但愿能走到电视荧屏上曾有绵谷升出现的那座大厅，那里当时有很多人，且有动感，弄得好，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一点线索。但那无异于没带指南针就闯入漫无边际的沙漠，倘若既找不到大厅也返不回208房间，我很可能滞留在这迷宫般的宾馆中而无法回归现实世界。但我无暇犹豫。这恐怕是最后机会。我每天等在井底持续等了半年，现在门终于在我面前打开了，况且不久井也将被人从我手中夺走，若在此裹足不前，迄今为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势必化为泡影。

有几个拐角。我的脏网球鞋无声地踏着铺满地毯的走廊。不闻人语不闻音乐不闻电视机声，空调机换气扇电梯声也听不见，宾馆安静得犹如被时间遗忘的废墟。我拐过好些拐角走过好些门前。有几条岔路，每次我都选择右侧的。这样，在我想返回的时候，只要向左向左即可回到原来房间。方向感已荡然无存，弄不清自己是朝着什么前进。门牌号的排列顺序颠三倒四乱七八糟，毫无用场，还没等记住便已纷纷滑出意识不见了，不时觉得有和上次相同的门牌号出现。我站在走廊正中调整呼吸。难道我像迷失在森林中那样在同一地方团团打转吗？

正当我茫然伫立时，远处传来似曾听见的声音。吹口哨的男侍。口哨吹得有板有眼，吹得如此漂亮的别无他人。他仍如上次一样在吹罗西尼的《贼喜鹊》序曲。那旋律并不容易用来吹口哨，他却吹得潇洒自如。我沿走廊朝口哨方向前进。口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大概他正沿走廊朝这边走来。我找一根柱子躲在阴影里。

吹口哨的男侍手托银盘，上面同样放着CuttySark和冰筒和玻璃杯。男侍目视正前方，以仿佛陶醉于自家口哨的神情从我面前快步走过，看也没看我一眼，样子似乎在说正争分夺秒着呢。一切都一成未变，我想。肉体仿佛被时间的逆流冲了回去。

我立即尾随男侍。银盘随着口哨不无惬意地一摇一闪，明晃晃地反射着天花板的灯光。《贼喜鹊》的旋律咒语一般无数遍周而复始。《贼喜鹊》究竟是怎样一部歌剧呢？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其序曲单纯的旋律和离奇的剧名。小时候家里有托斯卡尼尼指挥的这一序曲的唱片。较之克劳迪奥·阿巴多那充满青春活力和现代感的流畅华丽的演奏，托斯卡尼尼则令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就像经过一场激烈格斗之后把强敌压在身下而即将开始慢慢的绞杀。但《贼喜鹊》果真说的是偷东西的喜鹊吗？等一切水落石出，我要去图书馆查查音乐辞典才是。如果有全曲唱片卖，不妨买来听听。噢，怎么样呢？也许届时我会失去兴趣。

吹口哨的男侍如机器人一样稳稳当当正步前行，我稍拉开一点距离跟在后面。他去哪里不想我也知道：他准备给208房间送新的CuttySark和冰筒。实际上男侍站定的地方也是208门前。他把盘子换到左手，确认门牌号，伸腰端正姿势，事务性地敲门。三下，又三下。

听不清里面有无回音。我躲在花瓶后面窥看男侍的动静。时间在流逝，但男侍简直像考验忍耐力极限一样直立在门前凝然不动。他不再敲门，静等着门打开。一会儿，祈愿大约传到了里面，门从内侧打开一条小缝。

34　让别人想象（剥皮鲍里斯故事的继续）

鲍里斯没有失约。我们被赋予部分自治权，重新设置了由日本俘虏兵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中校领导。以前那种俄国看守和警卫的暴行被禁止，所内治安由委员会负责。新政治督导员的（即鲍里斯的）表面姿态是：只要不闹事和完成生产定额，其他事不加干涉。这种看上去堪称民主的变革，对我们俘虏自然是一大喜讯。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包括我在内——由于过于欢迎改革而放松了警惕，未能看穿变革背后鲍里斯的阴谋诡计。

新上任的政治督导员在以秘密警察为后盾的鲍里斯面前完全抬不起头，于是鲍里斯趁机将收容所和煤矿镇变成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阴谋与恐怖在这里成了家常便饭。鲍里斯从囚犯和看守中挑选出残忍而魁梧的人加以训练（这地方不缺少此类人），组成近卫队一样的团伙。他们被武装以枪、刀、尖镐，按鲍里斯的命令对不从其意的人进行威胁、伤害或者有时拉去哪里打杀。任何人对他们都无能为力，军方派来负责煤矿警备的一个连队也对这伙人的胡作非为佯作不知。那时就连军队也无法轻易对鲍里斯下手了。军方只在后头悠然负责车站和兵营附近的警备，对于煤矿和收容所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近卫队团伙里特别得到鲍里斯青睐的，是一个被称为“塔尔塔尔”的蒙古囚犯出身的人，他总是如影随形不离鲍里斯屁股后。“塔尔塔尔”据说原是蒙古摔跤冠军，右脸颊有块紧绷得变形的火烧伤疤，乃是拷打遗痕。鲍里斯如今已脱去囚服，住进整洁漂亮的公房，将女囚轮流当女佣使用。

据尼古拉讲（他愈发沉默寡言了），他认识的几个俄国人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对外说是下落不明，或是作为事故处理掉了，而实际上无疑是给鲍里斯的爪牙悄悄“干掉了”。人们只要对鲍里斯的意向、命令稍有不从便面临生命危险。有几个人向党中央上告这里的不正当行为，结果因事情败露而失踪。“听说为了杀一儆百，那些家伙连七岁小孩都不放过，”尼古拉脸色发青地偷偷告诉我，“而且是当着父母的面活活打死的。”

鲍里斯起始没有对日本人地块如此凶相毕露。他首先要完全控制那里的俄国人，全力巩固自己的地盘，那期间日本人的事交由日本人自己管。因此，变革后最初几个月我们得以品尝短暂的安稳。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劳动强度由于委员会的要求而多少有所减轻，也无须再害怕看守的暴力。我们甚至在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次萌生了希望，大家认为事情有了些许好转。

当然，这数月的蜜月时期里鲍里斯对我们也并非放任不管。他悄悄地然而稳稳地埋下了基石——鲍里斯逐个威胁或收买日本人委员会成员，暗地里一步步使委员会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但由于他推进得非常谨慎，避免使用露骨的暴力，因而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他的用心。觉察到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就是说，鲍里斯在自治名义下使众人麻痹大意，从而更有成效地确立了他铁一样的独裁体制，其计算恶魔一般精确而冷静。不错，无谓而无用的暴力是从我们身边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冷酷计算的新型暴力。

他大约花了半年时间确立坚如磐石的独裁王国，其后回过头来镇压我们日本俘虏。中校因在几个问题上代表日本俘虏兵利益同鲍里斯针锋相对而被其除掉。那时，委员会里不仰鲍里斯鼻息的人已经只剩下中校和几个同伴了。中校夜里被人按住手脚扼住喉咙，用湿手巾蒙在脸上窒息而死。那当然是鲍里斯命令干的。鲍里斯杀害日本人时决不动用自己人。他命令委员会指使日本人杀害了中校。中校的死简单地作为病死了结，我们晓得谁直接下的手，但不能说出口，因为当时已有鲍里斯的特务潜入我们中间，无法在人前随便开口。中校遇害之后，日本人委员会的委员长通过委员会的互选由对鲍里斯言听计从的人接任。

劳动环境也由于委员会的变质而逐步恶化，终归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为了换取自治，我们曾向鲍里斯保证过生产定额，而这对我们渐渐成了沉重负荷。定额以各种名义步步升级，结果我们的劳动比以前更为不堪忍受。事故增加，许多人成为野蛮采煤的牺牲品而徒然抛骨异乡。所谓自治云云，说到底无非以前由俄国人负责的劳务管理改由日本人自己担当罢了。

不用说，俘虏之间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以往平分苦难的小社会里产生了不公平感，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和猜疑。为鲍里斯效命的人分得较轻劳动和好处，其他人则必须忍受以死为邻的残酷生活。但没有人敢大声抱怨，因为明显的反抗即意味着死，很可能被关进奇冷的惩罚室因冻伤和营养失调而丧命，或者夜里睡着时被“暗杀队”用湿毛巾捂在脸上，抑或在矿井干活时被人从背后用洋镐劈开脑袋扔进竖井。黑暗的矿井深处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不觉之间某某人消失不见了。

我不能不感到自己负有将中校引见给鲍里斯的责任。当然即使我不参与，鲍里斯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打入我们中间，迟早会出现同样情况，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可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痛楚。我那时判断失误，自以为得意地干了错事。

一天，我忽然被叫到鲍里斯作为事务所使用的建筑物里。已经许久没见到鲍里斯了，他像在站长室见到时那样坐在桌子前喝茶，背后依然屏风般站着腰插一支大自动手枪的“塔尔塔尔”。我一进去，鲍里斯便回头示意蒙古人出去。于是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怎么样，间宫中尉，我是言而有信的，是吧？”

是的，我回答。不错，他是言而有信，很遗憾，他并非说谎。他向我许下的诺言确实实现了。一如同恶魔的媾和。

“你们获得了自治，我获得了权力。”鲍里斯大大地摊开两手笑嘻嘻地说，“所谓各取所需。采煤量也比以前增加了，莫斯科也高兴。皆大欢喜，无可挑剔。所以，我非常感谢你这位中介人，并想实际给你一个报答。”

用不着感谢，也不必报答，我说。

“我们早有交往，大可不必那么冷若冰霜嘛！”鲍里斯笑道，“开门见山地说，可以的话，我打算把你作为部下收在身边。就是说，想请你在此协助我工作。这个地方遗憾的是能动脑思考的人实在少而又少。依我之见，你虽然胳膊只有一条，脑袋却很够用。所以只要你肯当我秘书一类的角色，作为我非常求之不得，可以为你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使你在此快活度日。你肯定能久活下去，甚至可以返回日本。在这地方跟着我绝对没亏吃。”

一般情况下，对此我想必一口回绝。我无意当鲍里斯的喽啰出卖同伴以求自己一人享福。假如因拒绝而被鲍里斯杀了，对于我莫如说正中下怀。但那时我脑袋里产生了一个计划。

“那么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好呢？”我问。

鲍里斯交给我的工作不那么简单，必须处理的杂务堆积如山。最重要的是为鲍里斯管理个人财产。鲍里斯将莫斯科或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品衣物以及药品的一部分（约占总数的四成之多）贪污下来运进秘密仓库，之后到处抛售。他还将部分原煤用货车运往别处，通过地下渠道流出。燃料慢性短缺，供不应求。他收买了铁道工作人员和站长，足可以为私人生意而随心所欲地调用火车，负责警备的部队也因得了食物金钱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有这种“营业”，他已经积累了惊人数额的财产。他向我解释说以后这将用作秘密警察活动资金，说他们本身的活动需要不便留下正式记录的大量资金，而他自己就是在此秘密筹资。但那是谎言。当然，其中极小一部分或许上交给了莫斯科，但绝大部分我坚信都已变为其个人资产。详细的我不清楚，但情况似乎是他将这笔钱通过秘密渠道汇入外国银行的账户，或者换成金子。

不知什么缘故，他好像彻头彻尾信任我这个人，根本不担心我会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现在想来都觉不可思议。对于俄国人及其他白人，他总是疑神疑鬼，严加防范，而对蒙古人和日本人则莫如说怀有百分之百的依赖感。也许认为我即使泄密也对他没什么损害。说到底，我究竟又能向谁道穿他的秘密呢？我身边清一色是鲍里斯的爪牙，而这些人无不从鲍里斯的营私舞弊中捞得残羹剩饭，因他贪污占用食品药品中饱私囊而遭受涂炭之苦以致丧生殒命的是软弱无力的囚犯和俘虏。况且所有邮件都受检查，同外界接触是被禁止的。

总而言之，我热心而忠实地履行鲍里斯秘书的职责，将他混乱不堪的账簿和库存目录一一加以清理，物品和资金流向也弄得有条不紊一目了然。我分门别类地造册登记，以便马上可以查出何物何款在何处数量多少以及升值动向如何。我把他收买的人列了个长长的一览表，计算出其“所需经费”。我从早到晚为他忙个不停，结果使我原本不多的朋友统统弃我而去，人们认为我已沦为鲍里斯的忠实走卒，为人一钱不值，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叹的是，纵使现在他们恐怕也这样看我）。尼古拉也跟我再无二话，以前要好的两三个日本俘虏也对我避而远之。相反也有人因我得到鲍里斯赏识而朝我靠近，但我这方面又将其拒之门外。这样，我在收容所里愈发孤立和孤独起来。我所以免于被杀，无非因为我有鲍里斯这个后台。我被鲍里斯视为至宝，杀了我不可能简单了事。人们完全知道鲍里斯会在必要情况下变得如何残忍，其有名的剥皮情节在这里也成了传奇。

但，我越是在收容所里孤立，鲍里斯越是信任我，对我井井有条手段高明的工作情况啧啧称赞，大为满足。

“真是了不起！只要有众多你这样的日本人，日本早晚会从战败的混乱中崛起。可是苏联不行。很遗憾，几乎没有希望。沙皇时代还多少好一点，至少沙皇不必一一动脑考虑繁琐的是是非非。我们列宁从马克思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为己所用，我们斯大林从列宁理论中搬出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量少得可怜——为己所用。而在这个国家里，理解范围越窄的家伙越能执掌大权，愈窄愈妙。记住，间宫中尉，在这个国家求生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想象，想象的俄罗斯人必遭灭顶之灾。我当然不想象。我的工作是让别人想象，这是我的衣食之源。这点你最好牢牢记住。至少在这里的时间里你要想象什么，就想起我的脸来，并提醒自己这可不成这要掉脑袋的。这是我的无价忠告：想象让别人去想！”

如此转眼过去了半年。到一九四七年秋末，我于他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我负责他活动的实务性部分，“塔尔塔尔”和近卫队负责暴力部分。鲍里斯仍未被莫斯科秘密警察召回，但此时他看样子已不怎么想回莫斯科了。他在收容所和煤矿中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王国，在此他活得畅快淋漓。他可以在强有力的私家军队保护下，四平八稳地积蓄财产。说不定莫斯科上层也有意不把他叫回中央，而把他放在这里巩固西伯利亚的统治地盘。莫斯科同鲍里斯之间有频繁的信件往来，当然不是邮寄，而由密使乘火车一一送达。密使们个个牛高马大，眼神冷若冰霜。他们一进门，室内温度都会骤然下降。

与此同时，从事劳动的囚犯们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其尸体一如从前被一个个投入竖井。鲍里斯严格检查囚犯的体能，对体弱者一开始便彻底驱使，削减营养，为减少人数而使其劳累消耗致死，而将那部分粮食转给身体强壮的人，提高生产效率。收容所完全成了效率第一、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多吃多占，弱者连连倒下。劳动力不够用，又有新的囚犯像运家畜一样塞满货物列车从哪里运来。严重时运输途中即有差不多两成死去，但谁都不放在心上。新来的几乎全是从西边运来的俄国人和东欧人，对鲍里斯来说，难得的是西边斯大林性格无常的强权政治似乎仍在继续。

我的计划是杀死鲍里斯。当然，杀死他一个人也无从保证我们处境好转，大同小异的地狱生活仍将持续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上有鲍里斯这个人存在。如尼古拉所预言的那样，他简直是条毒蛇，必须有个人砍掉他的脑袋。

我不惜一死。如能同鲍里斯对杀而死自是求之不得。但不许失败。必须等待万无一失那一瞬间的到来，一枪就让他呜呼哀哉。我作为他的秘书装出忠实工作的样子，同时虎视眈眈地窥伺时机。然而鲍里斯——前面已经说过——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他身边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塔尔塔尔”如影随形。纵使偶尔鲍里斯单独一人，没有武装的独臂的我又如何能杀死他呢？但我耐住性子等待着时机到来。假如哪里有神存在的话，我相信机会迟早会降临。

一九四八年来临后不久，收容所里传说日本俘虏兵终于可以回国了，说开春就会来船接我们回去。我就此问了鲍里斯。

“是那样的，间宫中尉，”鲍里斯说，“传说是真的。不远的将来你们会全部返回日本。国际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可能永远把你们当劳动力使用下去。不过，怎么样，中尉，我有个建议——你有没有不是作为俘虏而作为自由的苏联公民留在这个国家的想法？你为我工作得十分出色，你走了找后任很不容易。反正你回日本也身无分文，相比之下笃定在我身边快活。听说在日本吃都吃不饱，人一个接一个饿死，而这里金钱女人权力应有尽有。”

鲍里斯的建议是认真的，大概认为我对他的个人秘密知道得太多，把这样的人放出手去未免有点危险。如果拒绝，他或许会为灭口而把我除掉。但我已无所畏惧，我说谢谢你的建议，但自己放心不下留在故乡的父母和妹妹，还是想回国。鲍里斯耸了耸肩，没再说什么。

回国日期临近的三月一天夜里，杀他的绝好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房间里只鲍里斯和我两个人，总贴着他的“塔尔塔尔”也不在场。时近晚间九点，我一如往日在整理账簿，鲍里斯对着桌子写信。他这么晚还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的事。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白兰地，一边用自来水笔在信笺上疾书。衣架上连同他的皮大衣和帽子一起挂着装有手枪的皮枪套。手枪不是苏军配给的大手枪，是德国造的瓦尔萨PPK，那是鲍里斯在多瑙河渡河战役后从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中校身上没收来的。手枪擦得锃亮，枪柄上打着闪电形状的SS标记。他擦枪时我看得很仔细，知道弹夹里经常装有八发实弹。

他如此把枪挂在衣架上实在十分罕见。谨小慎微的鲍里斯伏案工作时，枪总是藏在右手下的抽屉里以便能随时抽出，但这天晚间不知何故他心情很好也很饶舌，大约因此而放松了平日的警惕。这对我正是千载良机。至于如何单手打开安全栓和如何将第一发子弹迅速上膛，这动作迄今为止我不知在脑海里重复了多少次。我毅然起身，装作去取文件的模样往衣架前走去。鲍里斯正专心写信，看也没看我一眼。经过衣架时我悄悄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手枪不大，一只手攥得严严的。无论握感还是稳定性，一上手我就知是一把好枪。我站在他面前，打开安全栓，双腿挟枪，右手将枪栓往后一拉送子弹上膛。随着这干涩的一声轻响，鲍里斯总算抬起头来。我将枪口对准他的脸。

鲍里斯摇头叹了口气。

“对你是够可惜的，枪里没上子弹。”他给自来水笔拧好笔帽后说道，“上没上子弹从重量即可得知。上下摇一下看看，七点六五毫米的子弹八发约有八十克自重。”

我不相信鲍里斯的话。我迅速瞄准他的额头，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然而只有“咔”一声干响。如他所说，里边没上子弹。我放下枪，咬住嘴唇。我已什么都思考不成。鲍里斯拉开抽屉，抓出一把子弹，摊在手心上给我看。原来他已事先从弹夹里取出了子弹，我上了他的当，一切都是圈套。

“我早就晓得你想杀我。”鲍里斯静静地说，“你在脑海中反复想象杀我的场面，对吧？以前我应该对你忠告过：想象是要掉脑袋的。不过算了，反正归根结蒂你没办法杀我。”

随后鲍里斯从手心上的子弹中取出两粒朝我脚前扔来，两粒子弹“啪啦啦”滚到我脚下。

“这是实弹，”他说，“一点不骗你。装上打我好了。对你这是最后机会。如果真想杀我的话，只管瞄准开枪！如果没打中，就不得把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把我的秘密告诉给世界上的任何人。答应我，这是我们的交易。”

我点点头。我答应了他。

我把枪夹在两腿之间，按保险扣拔下弹夹，装上两粒子弹。一只手做来并非易事，何况手在不停地微微发抖。鲍里斯以若无其事的神情看着我这一系列动作，脸上甚至透出微笑。我将弹夹插进枪柄，准星瞄定他两眼正中，控制住手指的颤抖一扣扳机。很大的枪声在房间里炸响。但子弹掠过鲍里斯耳侧打入墙壁，打得白石灰纷纷四溅。相距不过两米，我却未能命中。绝非我枪法不行，驻新京时我练射击甚是投入。虽说是单臂，但我右手握力比一般人大，且瓦尔萨手枪稳定性好易于瞄准，同我的手也正相吻合。我不能相信自己会误失目标。我拉栓再次瞄准，深深吸了口气，口中自语道我必须干掉此人。只有干掉此人，我活着才有意义。

“瞄准，间宫中尉！这可是最后一发了。”鲍里斯仍面带笑意。

这当儿，听到枪声的“塔尔塔尔”手握大手枪闯进屋来。鲍里斯制止了他。

“别动手！”他声音尖厉，“让间宫朝我开枪。如果碰巧把我打死，再随你收拾他不迟。”

“塔尔塔尔”点头把枪口定定地对准我。

我右手握住瓦尔萨笔直前伸，瞄准他仿佛看穿一切的冷冷的笑脸的正中间沉着地扣动扳机，手中稳稳地控制住后坐力。无比完美的一发。然而子弹仍紧贴他头皮擦过，仅仅将其身后座钟击得粉碎。鲍里斯眉毛都丝毫未动。他照样背靠椅背，始终以蛇一样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手枪“咣啷”一声掉在地板上。

半天谁都没有开口，谁都一动不动。之后鲍里斯从椅子上站起，缓缓弓腰拾起我掉在地板上的瓦尔萨。他不无沉思意味地看着手里的枪，静静地摇头，把枪插回衣架上的枪套，随后安慰我似的轻拍两下我的臂膀。

“我说过你杀不了我吧？”鲍里斯对我说道，接着从衣袋掏出一盒“骆驼”，衔一支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并非你枪法不好，只是你轻易杀不得我，你还没这种资格，正因如此你才失去了机会。抱歉，你将带着我的诅咒返回故乡。记住：你在哪里都不可能幸福，从今往后你既不会爱别人，又不会被人爱。这是我的诅咒。我不杀你，但不是出于好意。以前我杀了很多人，以后也还要杀很多，但我不搞不必要的杀戮。再见了，间宫中尉，一个星期后你将离开这里开赴纳霍德卡。再见吧，恐怕再没机会见到你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剥皮鲍里斯。一星期后我离开收容所，乘火车到纳霍德卡，在那里又几经周折，翌年初终于返回日本。

故事很奇妙很长，坦率地说我很难知晓对您到底有怎样的意义，或许一切不过是一个口齿不灵的老者的车轱辘话。但我无论如何都想讲给您听，我觉得必须讲给您听。读了信您不难得知，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北者、失落者，是不具有任何资格的人。在预言和诅咒的魔力下，我不爱任何人，也没受任何人爱。我将作为空壳从此消失在一片漆黑之中，但由于总算将这段故事交付给了您，我觉得自己可以带着些许安详的心境杳然遁去。

祝你拥有无悔无憾的美好人生！

35　危险的场所、电视机前的人们、虚幻人

门朝内小小地打开了。男侍双手端盘，略致一礼走入房间。我躲在走廊花瓶阴影里等他出来，同时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我可以同男侍擦着肩闪身进去。208房间有谁在里面。假如这一连串的事情进行得一如上次（现正在进行），门应该没锁，我也可以暂且不管房间而跟踪男侍。那样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他所属的场所。

我的心在二者之间摇摆，但终究决定跟踪男侍。208房间可能潜伏着某种危险，而且将是带来致命后果的危险。我真切地记得那硬邦邦的敲门声和那尖刀般白亮亮的暴力性一闪。我必须小心行事。首先要盯住男侍看他去哪里，然后再返回这里不迟。但如何返回呢？我把手探进裤袋摸寻，里边有钱夹零币手帕短支圆珠笔。我掏出圆珠笔，在手心画线确认有油出来。用它在墙上做记号即可，我想。这样即可以循记号返回，应该可以，想必。

门开了，男侍走出。出来时他已两手空空。盘子整个留在了房里。他关好门，正了正姿势，重新吹着《贼喜鹊》空着两手快步折回原路。我离开花瓶阴影尾随而去。每遇岔路，便用圆珠笔在奶油色墙壁上打一个小小的蓝×。男侍一次也未回头，其走路方式有些独特，似乎在为“世界宾馆男侍步法大赛”表演标准步法，仿佛在说宾馆男侍就是应该如此走路。他扬脸收颌，挺胸直背，随着《贼喜鹊》的旋律有节奏地挥动双臂大踏步沿走廊前行。他拐过许多拐角，上下没有几级的楼梯。光因场所的不同而时强时弱，无数墙壁凹坑形成各种各样的暗影。为不使其察觉，我保持着适当距离走在后面。跟踪他并不很难，即使拐弯处一忽儿不见了，也可凭那朗朗的口哨声寻得。男侍犹如溯流而上的大鱼不久游入静静的水潭一样穿出走廊走进宽敞的大厅，那是曾在电视上看见过绵谷升的嘈杂的大厅，但大厅此时鸦雀无声，唯见一小撮人聚坐在大屏幕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NHK节目。吹口哨的男侍一进大厅，便像怕打扰他人似的止住口哨，径直横穿大厅，消失在工作人员专用门内。

我装出消磨时间的样子，在大厅里踱来踱去，之后在几个空沙发上坐了坐，眼望天花板，确认脚下的地毯质量。接着走去公共电话那里，投进硬币，但电话同房间里的一样死无声息。我拿起内线电话，试按208键，同样死寂。

于是我坐在稍离开些的椅子上，似不经意地观察电视机前的人们。全部十二个人，九男三女，大多三四十岁，只两人看上去五十有半。男的西装革履，打着式样保守的领带，除去身高体重之差，全都没有可以算是特征的特征要素。女的均三十五六，穿着三人大同小异，化妆亦颇精心，俨然高中同窗聚会回来，但从其坐椅互不接连这点来看，又似乎并不相识。看来这里的人互不相干，只是聚在一处默默看电视罢了。这里没有意见的交换，没有眉目传情没有点头称是。

我坐在稍离开他们的地方看了一会新闻节目。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消息。某处公路贯通，知事为之剪彩；市面出售的儿童蜡笔发现有害物质，正在回收；旭川大雪，由于能见度差及路面结冰，旅游大巴同卡车相撞卡车司机死亡，去温泉旅行途中的团体游客有几个人负伤。播音员以抑扬有致的语调，像分发低分数的卡片一般逐条朗读此类消息。我想起本田家的电视，那电视总是调在NHK频道。

对于我，这类消息委实过于现实，同时又毫无现实意味。我很同情死于事故的三十七岁卡车司机，谁都不愿意在大雪纷飞的旭川五脏俱裂挣扎着死去。但我个人不认识司机，司机个人也不认识我，所以我对他的同情并非个人同情，只是对这场飞来横祸的一般同情。对于我，这种一般性既可以说是现实的，也可谓毫不现实。我眼睛离开电视画面，再次环顾空空荡荡的大厅，但里边没有任何堪可成为线索的东西。不见宾馆人员的身影，小酒吧尚未营业，唯独墙上挂着一幅画有某处山峰的大油画。

我收回视线时，电视画面大大地推出有印象的男人面孔。是绵谷升的脸。我从椅子上欠身细听。绵谷升发生了什么！但消息最初部分我已漏听。须臾相片消失，男播音员重新返回画面。他扎着领带，穿着大衣，手持麦克风，站在一座大厦门前。

“现已送到东京女子大学附属医院，在综合治疗室接受治疗。情况只知道头盖骨严重塌陷，完全不省人事。对于生命有无危险的问询，医院方面只反复回答现阶段详情无可奉告。估计具体伤情需晚些时间方能发表——从东京女大医院正门前现场报道。”

画面转回演播室播音员，他面对摄像机，朗读刚刚接过的原稿：“众议院议员绵谷升受歹徒袭击身负重伤。据刚刚得到的消息，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绵谷升议员在东京港区某大楼事务所内与人会见时，一年轻男子突然闯入，用棒球棍接连猛击其头部……（画面推出绵谷升事务所所在的大楼）……致其重伤。男子伪装成来访客人，棒球棍装在制图用的长筒内带入事务所，一声不响朝绵谷议员打来……（画面推出作案现场——事务所房间，椅子倒地，附近可见黑乎乎血迹）……由于事出突然，绵谷议员及其身边人员全无反抗余地。男子确认绵谷议员完全失去意识之后，手持球棍离开现场。据目击者称，罪犯身穿藏青色短大衣，头戴同样颜色的滑雪毛线帽，架一副深色太阳镜，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右脸颊有一块青痣，年龄大约三十岁。警察正在追寻罪犯行踪，但男子跑出后即混入附近人群，尚未查明去向。”（画面：警察正在检查现场。赤坂热闹的街头）

棒球棍？痣？我咬紧嘴唇。

“绵谷升氏是有名的新锐经济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今年春天承袭伯父绵谷××氏地盘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那以后作为实力派青年政治家和辩论家受到高度评价，虽为新议员却被寄予厚望。警察正就政治背景和个人积怨两方面可能性进行搜寻。重复一遍，众议院议员绵谷升氏今天午间被持棒球棍歹徒打成重伤，已送往医院。详细伤情尚不清楚。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好像有人关掉了电视机。播音员的声音戛然而止，沉默包笼四周。人们如梦初醒般地各自放松了一下姿势。看来人们是为看绵谷升的消息而聚集在电视机前的。电视关掉后也无人起身，无人叹息，无人咂舌，甚至清嗓子之声也没有。

到底谁打的绵谷升呢？罪犯外表特征同我正相吻合——藏青色短大衣、藏青色毛线帽、太阳镜、脸上的痣，以及身高、年龄，还有棒球棍。但我一直把棒球棍放在井底，再说已不翼而飞了。假如击陷绵谷升头盖骨的是那根棒球棍，便是有人从井里拿去用来打绵谷升脑袋了。

一个女子偶尔朝我一瞥。她很瘦，高颧骨，长耳朵正中戴着白耳环。她朝后看我看了许久，同我视线相碰后也不移开，表情亦不改。继而，她旁边一个秃脑袋男子也顺其视线朝我看来。男子的背影很像站前那家洗衣店的店主。人们一个又一个把脸转向我，仿佛刚刚发觉我也在场。被他们一看，我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身穿藏青色短大衣、头戴藏青色毛线帽、身高一米七五和三十刚过的年纪。而且我右脸有一块痣。我是绵谷升的妹夫以及不对其怀有好感（甚至憎恶）这两点不知为什么也好像给他们知道了，这从他们的视线可以看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紧紧握住椅子扶手。我没有用棒球棍打绵谷升，我不是那种人，况且已没了棒球棍，但他们不可能相信我的话。他们对电视中说的笃信不疑。

我缓缓欠身离席，径自朝来时走廊那边走去。应该尽快撤离此地，在这里我不受任何人欢迎。走了一会回头看时，有几个人起身尾随而来。我加快脚步笔直穿过大厅，朝走廊赶去。必须返回208房间。口渴得不行。

好歹穿过大厅跨入走廊时，馆内所有照明悄然消失，黑暗的重帷如被板斧一斧斩断落地，四周毫无预感地被黑暗包围。有人在身后惊叫，声音似比刚才近得多，余响中含有石一般硬的憎恶内核。

我在黑暗中前进，手摸墙壁，小心翼翼挪动脚步。我必须尽可能远些离开他们。但我撞在小茶几上，碰倒大约是花瓶的器物，它发出很大的声响“咕噜噜”在地上滚动。我顺势用四肢在地毯爬行，又慌忙立起，摸着廊壁继续前行。这时我的大衣摆如刮在钉子上一般被猛然拉向后去。一瞬间我不明所以，随即明白有人正在拽我的大衣。我果断地脱去大衣，打滚似的在黑暗中穿行。我手摸拐角拐弯，踉踉跄跄爬上楼梯，又拐过一个角。途中好多东西撞在我脸上肩上，踩空楼梯摔了脸，但感觉不到痛，只是不时在眼窝深处觉出冥暗。不能在此给人逮住！

四下一丝光也没有，甚至停电时备用的紧急照明也不见了。我在如此分不清左右的黑暗中没头没脑闯了一阵，总算得以停下来平复呼吸，侧耳向后倾听。一无所闻，只闻自己剧烈的心跳。我喘口气蹲下。他们大概已不再跟踪，何况黑暗中再往前赶，怕也只能在迷途中越困越深。我背靠墙壁，以便使心情多少沉静下来。

可照明到底是谁熄掉的呢？很难认为事出偶然。是在我跨入走廊后面有人追来时——恰恰在那一时刻熄掉的。估计有人想救我脱险。我摘下毛线帽，用手帕擦脸上的汗，又戴回帽子。身体各个关节突然想起似的开始疼痛，不过不至于受伤。我觑了眼手表的夜光针，这才记起表已停了，停在十一点三十分。那是我下井的时候，也是绵谷升在赤坂事务所给人用棒球棍打昏之时。

或许我真用球棍打了绵谷升？

置身于一团漆黑，不由觉得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我在实际地面上实际用球棍把绵谷升打成重伤亦未可知。说不定唯独我一人未意识到。有可能我心中的深恶痛绝在我不知不觉之间擅自走去那里一击为快。不，不是走去的！我想。去赤坂要乘小田急线电车，又要在新宿转乘地铁，这怎么能在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做出来呢？不可能！——除非那里存在另一个我。

假如绵谷升真的死了，或者终身瘫痪，等于说牛河确有先见之明，毕竟他以绝对罕有的时机改换了门庭，我不能不佩服他这动物式的嗅觉。耳畔似乎传来牛河的语声：“非我自吹，冈田先生，我鼻子灵，一闻便知。”

“冈田先生！”有人就在我身边呼唤我。

我的心脏像被弹簧一下子弹到了嗓子眼。我闹不清声音来自哪边。我身体僵挺，在黑暗中四顾。当然一无所见。

“冈田先生，”又是一声男低音，“别怕，我是来帮你的。以前我们在这里见过一次，可还记得？”

声音的确好像听见过。是那个“无面人”。但我出于小心，没马上回答。

男子说：“争分夺秒离开这里，亮了他们肯定找到这边来。可以抄近道出去，随我来！”

男子打开笔状手电筒。光虽小，但照脚下足够了。“这边，”男子低声催促道。我从地上站起，急急地跟在他身后。

“肯定是你熄掉照明的吧？”我冲着他后背问。

他没有回答——并未否定。

“谢谢，正是危急关头。”我说。

“他们都是危险分子，”男子说，“恐怕比你想的危险得多。”

“绵谷升真被打成重伤了？”我问。

“电视上那样说的。”无面人谨慎地斟酌着字眼。

“但不是我干的，那时候我一个人下井来着。”

“既然你那样说，想必就是那样。”男子理所当然似的说。他打开门，用手电筒照着脚下一阶一阶小心地踩着楼梯。我跟在他身后。楼梯很长。中途是上楼梯还是下楼梯我竟也辨不清了。说到底，这真是楼梯不成？

“不过，有人证明你那时在井底吗？”男子头也不回地问。

我默然。根本没有那样的人。

“那么，一声不响地逃跑确是上策。他们认定你是罪犯。”

“那伙人是什么人呢，到底？”

男子上到楼梯顶端后往右拐，走了一会开门下到走廊，站定静听片刻。“快走，抓住我的上衣。”

于是我抓住他的上衣底襟。

无面人说：“他们经常一个劲儿看电视。你在这里当然不受欢迎。他们非常喜欢你太太的哥哥。”

“你知道我是谁吧？”

“当然知道。”

“那，你知道久美子在哪里吗？”

男子沉默不语。我像做什么游戏一样抓紧他上衣底襟拐过黑漆漆的拐角，快步走了一小段楼梯，打开一扇秘密小门，走过天花板低矮的像是近道的通道，下到另一条走廊。无面人领的路甚是奇异复杂，感觉上恍惚在胎内转来转去。

“跟你说，这里发生的事我并非全都知道，因为场所大得很。我主要负责大厅，不知道的事有很多的。”

“知道吹口哨的男侍吗？”

“不知道。”男子当即回答，“这里一个男侍也没有。无论吹口哨的，还是不吹口哨的。如果你在哪里看见了男侍，那就不是男侍，而是装作男侍模样的什么。忘记问你了，你想去208房间吧，不是吗？”

“是的，我要在那里见一个女性。”

男子对此没表示什么，没问对方是什么人，没问有什么事。他以熟练的脚步沿走廊行进，我像被拖船牵引着在黑暗中穿过复杂的航道。

不久，男子没打招呼就突然停在一扇门前，我从后面撞在他身体上，险些跌倒。撞时对方肉体的感触轻飘得出奇，简直像撞上了空壳。但对方马上重新站好，用手电筒照门上的号码。门上浮现出208。

“门开着。”男子说，“带着这手电筒，我摸黑也走得回去。进去后锁上，谁来也不要开。有事赶快办，办完就回原处。这地方危险，你是入侵者，算得上同伙的只我一人。千万记住！”

“你是谁？”

无面人像移交什么似的把手电筒放在我手中。“我是虚幻人。”说罢，男子在黑暗中将无面之面一动不动地对着我，等待我的话语，然而我此时怎么也找不出准确的字眼。片刻，男子悄无声息地从我眼前消失了。他刚才还在这里，而下一瞬间即被黑暗吞噬不见了。我拿手电筒朝那边照了照，唯独白色的墙壁浮在黑暗中。

如男子所说，208房间门没有锁。球形拉手在我手中无声地转了一圈。为慎重起见，我熄掉手电筒，放轻脚步悄悄迈入房间，在黑暗中窥视里边的动静，但仍同上次一样岑寂，感觉不到任何动静，只有冰块在冰筒中“咔嗤”一声发出低音。我推上手电筒开关，锁上背后的门。干乎乎的金属声在房间里格外的响。房间正中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尚未开封的CuttySark、新玻璃杯和装有冰块的新冰筒。银盘在花瓶旁边急不可耐似的将手电筒的光反射得甚是妖艳，而花粉气味也仿佛与此呼应似的顿时浓郁起来。我觉得空气变稠，周围引力也有所加强。我背靠着门，亮着手电筒久久审视四周。

这地方危险，你是入侵者，算得上同伙的只我一人。千万记住！

“别照我，”房间深处传来女子的语声，“别用那光照我，能保证？”

“保证。”我说。

36　萤火虫的光、魔法的消解、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保证。”我说。但我的声音有一种陌生感，好像被录了音又放出。

“别照我的脸，可能说定？”

“不照你的脸，保证不照。”

“真的保证？不骗我？”

“不骗你，一言为定。”

“那，做两个加冰威士忌来可好？放好多好多冰。”

语声带有少女撒娇般含糊不清的韵味，但声音本身显示出是妩媚的成熟女子。我把手电筒横放在茶几，调整呼吸，借着手电光做对水威士忌。我打开CuttySark，用夹子夹起冰块放入玻璃杯，倒进威士忌。我必须在脑袋里一一考虑确认自己的手此刻在做什么。随着两手的动作，很大的黑影在墙上晃来晃去。

我右手拿两个加冰威士忌杯，左手拿手电筒照着脚下走进里边的房间。房间里的空气好像比刚才凉了一点。大概是黑暗中自己不知不觉出了汗，而汗又一点点变冷了。随即我想起原来路上把大衣脱掉扔了。

我按照自己下的保证，熄掉手电筒揣进裤袋，摸索着把一个杯子放在床头柜上，随后拿自己的杯子坐在稍离开些的扶手椅上。漆黑中我也记得家具的大致位置。

似乎传来床单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她在黑暗中静静起身，靠着床头拿起酒杯，轻轻摇晃发出冰块声后，呷了一口。黑暗中听来仿佛是广播剧的模拟音。我拿起杯子，只嗅了嗅威士忌味儿，没有沾口。

“实在好久没见你了，”我开口道。声音较刚才多了几分熟悉感。

“是吗？”女子说，“我记不清了，好久还是实在好久……”

“据我记忆，应该有一年五个月了，准确地说。”

“唔。”女子显得兴味索然，“我可记不起来，准确地说。”

我把酒杯放在脚前地上，架起腿，“对了，刚才我来这里时你不在吧？”

“哪里，我就在这里，就这样躺在床上嘛。我一直呆在这里的。”

“但我的的确确来过208房间。这里是208吧？”

她在杯中来回晃动冰块，嗤嗤笑道：“我想你的的确确搞错了。你的的确确去的是另一个208房间，肯定。的的确确只能这样认为。”

她的语声中有一种不安的东西，这使得我也有点不安起来。也许她喝醉了。我在黑暗中摘掉毛线帽，放在膝头。

“电话死死的。”我说。

“不错，”她懒洋洋地说，“他们杀死了它。我倒是喜欢打电话来着。”

“他们把你关在这里，是吧？”

“这——，怎么说呢，我也说不清。”她低声笑道。一笑，声音随着空气的紊乱而有些颤抖。

“自从上次到这里以来，我很长很长时间里都在考虑你的问题。”我对着她在的方向说，“考虑你到底是谁，在这里到底干什么……”

“好像挺有意思嘛。”女子道。

“我设想了很多种情况，但都还没有把握，只是设想而已。”

女子不无钦佩地“噢”了一声，“是么，没有把握，只是设想？”

“是的，”我说，“不瞒你说，我认为你是久美子。起初没意识到，后来渐渐有了这种想法。”

“真的？”略一停顿后她以愉快的语声道，“我真的是久美子？”

刹那间我失去了方向感，觉得自己现在做的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仿佛来到错误的场所面对错误的对象述说错误的事情。一切都是消耗时间，都是无意义的弯路。黑暗中我勉强恢复到原来姿势，双手像要把握现实似的紧握膝头的帽子。

“就是说，我觉得假如你是久美子，此前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可以顺理成章了。你从这里多次给我打过电话，想必每次你都想告诉我什么秘密，告诉久美子的秘密，想把实际的久美子在实际世界里无论如何都无法讲给我听的事情从这里代她传达给我，用一种简直是暗号的语言。”

她默然良久，之后又扬杯呷了口酒，开口说：“是吗？唔，既然你那样想，是那样也未可知。或许我真的是久美子，我自己倒还糊里糊涂。那么……果真那样，果真我是久美子，那么我在这里使用久美子的声音，也就是通过她的声音跟你说话也是可以的喽，对吧？事情是有点啰嗦，不要紧么？”

“不要紧。”我说，我的语声再次失去现实感和多少恢复了的沉着。

女子在漆黑中清了清嗓子，“不过，也不知能否说好。”说着，她再次嗤嗤笑了。“这事可没那么简单。你着急吧？能慢慢来吗？”

“不清楚。或许可以。”我说。

“等一下，对不起。唔……马上就行的。”

我等着她。

“就是说，你是为找我来这的，为了见我？”久美子活生生的语声在黑暗中回响。

最后一次听到久美子的声音，还是我给她拉连衣裙背部拉链那个夏日的清晨。当时久美子耳后有新香水味儿，其后离家再未回来。黑暗中的声音，真的也罢假的也罢，都一时把我带回了那个清晨。我可以嗅到古龙香水味儿，可以在脑海中推出她背部雪白的肌肤。黑暗中记忆又重又浓，程度恐在现实之上。我手里紧紧抓着帽子。

“准确说来，我不是为见你而来这里的，而是为了把你从这里领回。”我说。

她在黑暗中轻叹一声，说：“为什么就那么想把我领回？”

“因为爱你。”我说，“你同样爱我寻求我，这我知道。”

“就那么自信？”久美子——久美子的声音——问。没有揶揄意味，也没有温馨。

隔壁房间传来冰块在冰筒里调换位置的声响。

“但为了把你领回，有几个谜必须解开。”

“往下你打算慢慢思考这个？”她说，“你怕是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吧？”

的确如她所说。我没有充裕的时间，而必须思考的问题又过多。我用手背揩去额头的汗。但不管怎样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暗暗对自己说道。思考！

“我想请你帮忙。”

“行不行呢？”久美子的声音说，“很可能帮不成，反正试试看吧。”

“第一个疑问，是你为什么非离家出走不可，为什么一定得离开我身边？我想知道真正的理由。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这点我的确从你来信中知道了。信不知看了多少遍。那姑且可以算作一种解释，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那是真正的理由，进不到心里去。倒不是说是谎言，总之……就是说好像不过是一种比喻。”

“比喻？”她确乎吃惊地说，“我不明白，和别的男人睡觉到底又能比喻什么呢？举例说？”

“我想说的是：那总好像是为了解释的解释。那种解释哪里也没抵达……搔抓一下表面而已。越看信我越有这个感觉。应该有更根本的真正的理由。说不定那里边有绵谷升插手。”

我感觉到了她黑暗中的视线。这女子能看见我的形体吗？

“插手？怎么插手？”久美子的声音问。

“就是说，这一系列事情过于错综复杂，各种人物相继出场，莫名其妙的名堂接踵而来，按顺序思考下去就不得其解；而若离远一点看，脉络便很清楚——你从我这边的世界移到了绵谷升那边的世界。关键就是这个转移。纵使你真的同某个男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说到底那也不过是次要的，不过是给人看的假象。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黑暗中她静静地举杯饮酒。朝有声音那里凝目看去，似乎可以隐约看出她的身体在动；但那当然是错觉。

“人未必是为了传达真实而发送信息的，冈田先生，”她说。这已不是久美子的语声，也并非一开始撒娇少女的声音，而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其中有着某种睿智而安闲的含义。“如同人未必为展示自己的形象而面见某人一样。我说的你可明白？”

“问题是久美子反正要把什么告诉我，无论真伪她都想告诉我，这对于我是真实的。”

感觉上黑暗的密度正在我周围一点点变浓，黑暗的比重在加大，恰如傍晚海潮无声无息地涌来。得抓紧时间，我想。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我，一旦光亮返回，他们很可能来这里找我。我必须把头脑中渐趋成形的东西果断地转换为语言。

“这终究不过是我的假设：绵谷家血脉中有某种倾向是遗传性的。至于是什么倾向，我还无法解释，总之是某种倾向。你为此感到惧怕。正因如此，你才对生孩子感到恐怖。怀孕时你所以陷入精神危机，无非因为你担心孩子身上出现那种倾向。可是你未能向我公开这个秘密。事情便是由此开始的。”

她一言不发，将酒杯悄然放回床头柜。我继续说下去。

“另外，你姐姐并非死于食物中毒，是死于其他原因，我想，而使她死的是绵谷升，你也知道此事。你姐姐死前应该给你留下话，警告你注意什么。绵谷升恐怕有某种特殊的力，而且能物色到容易对这种力发生感应的人，并将其体内的什么牵引出来。他对加纳克里他也相当粗暴地使用了那种力。加纳克里他好歹从中恢复过来，而你姐姐则无能为力。住在同一家中，无处可逃。你姐姐因无法忍受而选择了死，你父母则始终隐瞒了她的自杀。是这样的吧？”

没有回答。她在黑暗深处大气不出地保持着沉默。

我继续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绵谷升那种暴力式能力在某一阶段在某种因素影响下得到了根本性的加强。他可以通过电视等各种传播媒介将其扩大了的力大面积施与社会，并且现在也正运用那种力把许多非特定的人无意识地隐藏于黑暗中的东西牵引出来，企图使之为作为政治家的自己服务。那实在是危险之举。他所牵引的东西，注定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而且同历史深处最为阴暗的部分直接相连，结果损害以至毁掉了很多人。”

黑暗中她叹息一声。“再来一杯酒可以么？”她以沉静的声音说。

我起身走到床头柜前，把她喝空的酒杯拿在手里。我摸黑也可以自如地做如此动作了。我走去那个有门的房间，打开手电筒又做了个加冰威士忌。

“那是你的想象吧？”

“我把若干念头连在了一起，”我说，“我无法加以证明，没有任何根据说明这是对的。”

“但我很想听下去，如果还有下文的话。”

我折回里边房间，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熄掉手电筒，坐回自己的椅子，集中意识继续往下讲。

“至于你姐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并不明了。姐姐死前警告过你什么你固然知道，但那时你还太小，无法理解详细内容。但你隐约有所觉察——绵谷升以某种方法玷污了伤害了姐姐，而自己血脉中潜伏一种阴暗的秘密，自己也不可能完全与之无关。所以你在那个家中总感到孤独，惶惶不可终日。你一直悄悄生活在不明来由的不安中，就像水族馆里的水母。

“大学毕业出来，几经周折你同我结了婚，离开了绵谷家。在同我平稳度日的过程中，你逐渐淡忘了往日阴乎乎的不安。你走上社会，慢慢恢复，成为一个新人，一段时间里看上去一切都风调雨顺，遗憾的是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了结。一天，你感到自己正不知不觉被过去本应弃置的暗力一步步拖回。你为此而困惑，而不知所措。也正因如此，你才决心去绵谷升那里了解真相，才去找加纳马耳他帮忙——只瞒着我一个人。

“而这大概始于怀孕之后，我觉得，那肯定算是个转折点。所以你做人流的那个夜晚，我才从札幌那儿弹吉他的男子那里得到最初的警告。也许怀孕刺激和唤醒了你体内潜在的什么，而绵谷升一直在静静地等待那个在你身上出现。他恐怕只能以那种方式才可能同女性发生性方面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要把那种倾向表面化了的你从我这边强行拉回到自己那边。他无论如何都需要你，需要你接着扮演你姐姐曾经扮演过的角色。”

我的话说罢，接下去便是深深的沉默。这是我所设想的一切。一部分是我此前朦胧感觉到的，其余则是在黑暗中说话时浮上脑海的。也可能黑暗的力量填补了我想象的空白。或许这女子的存在对我有帮助亦未可知。但我的设想也还是同样没有任何根据的。

“蛮有意思的嘛，”那女子说。语声又回到原来带有撒娇少女意味的声音。声音转换的速度渐渐加快。“是吗？是这样。那么说，我是为隐藏被玷污的身体而偷偷离开你的。雾中的滑铁卢桥，萤火虫的光，罗伯特·泰勒，费雯丽……”

“我把你从这里领回去。”我打断她的话，“把你领回原来世界，领回有秃尾尖卷曲的猫有小院子和早晨闹钟响起的世界。”

“怎么领？”她问我，“怎么把我领出这里啊，冈田先生？”

“跟童话一样，消解魔法即可。”我说。

“倒也是。”那声音说，“不过，冈田先生，你认为我是久美子，想把我作为久美子领回去。如果我不是久美子的话，那时你怎么办？你想领回的也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果真那样自信吗？恐怕还是冷静地再认真考虑一次为好吧？”

我攥紧衣袋里的笔状手电筒。我觉得位于这里的不可能是久美子以外的人，但无法证明这点，归根结蒂这不过是个假设。手在口袋中满是汗水。

“领你回去。”我用没有生气的声音重复道，“我是为此而来这里的。”

传来轻微的衣服摩擦声。大概她在床上变换了姿势。

“你能确确实实地这样一口说定？”

“一口说定。我领你回去。”

“不变卦？”

“不变卦。决心已定。”我说。

她像在核实什么似的沉默有时。之后长长喟叹一声。

“我有件礼物给你。”她说，“不是大不了的礼物，但可能对你有用。别打亮，手慢慢伸来这边，伸到床头柜上，慢慢地。”

我从椅子上立起，像探寻那里的虚无深度似的在黑暗中静静伸出右手。指尖可以感觉出空气探出的尖刺。我的手终于碰上了那个。当我知道那是什么时，空气在我的喉咙深处被压缩得硬如石棉。那是棒球棍。

我握住棍柄部位在空中直上直下一挥。的确像是我从那个年轻的吉他盒汉子手中夺来的棒球棍。我确认其柄部的形状和重量。不会错，是那根棒球棍。但在我摩挲着仔细检查时，发觉球棍烙印往上一点粘有什么垃圾样的东西：像是人的头发，已经凝固的血糊那里似乎粘有几根黑头发。有谁用这球棍猛击了谁的——大约是绵谷升——的脑袋。一直塞在我喉咙深处的空气这才排了出去。

“是你的棒球棍吧？”

“多半是。”我控制住感情说。我的声音在深沉的黑暗中又开始带有一丝异样，就好像有人埋伏在暗处代我说话。我轻咳一声，吃准说话人的确是我之后继续道：“不过好像有谁用来打了人。”

她静默不语。我放下球棍，夹在两腿之间。

我说：“你应该很清楚，清楚是谁用这球棍打了绵谷升的脑袋。电视里的新闻是真的。绵谷升伤重住院，意识不清，有可能死掉。”

“他不会死。”久美子的声音对我说，仿佛毫无感情色彩地告以书中的史实。“但意识有可能丧失，将在黑暗中永远彷徨。至于是怎样的黑暗，谁也无从晓得。”

我摸索着拿起脚下的酒杯，含了一口里边装的东西，什么也不想地吞了下去。无味的液体穿过喉头，下到食管。我无端地一阵发冷，涌上一股不快的感触，仿佛有什么从并不遥远的长长的黑暗中朝这边慢慢走来。我的心脏加快了跳动，像在给我以预感。

“时间不多了，能告诉我的快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我说。

“你已来过这里几次，来的方法也找到了，而且你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你应该清楚这里是哪里。何况这里是什么地方如今已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

这时，敲门声响起，敲得如往墙上钉钉子一般硬一般单调。两下。又是两下。一如上回。女子屏住呼吸。

“快跑，”清晰的久美子声音对我说，“现在你还穿得过墙壁。”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否正确，反正位于这里的我必须战胜那个。这是我的战争。

“这回哪里也不跑了，”我对久美子说，“我领你回去。”

我放下酒杯，戴上毛线帽，把夹在双腿间的棒球棍拿在手上，而后慢慢朝门走去。

37　普通的现实匕首、事先预言了的事情

我用手电筒照着脚下，蹑手蹑脚朝门口移动。棒球棍握在我右手。这时间敲门声再度响起，两下，又两下，比刚才更硬更响。我埋伏在门旁的墙壁暗处，屏息静等。

敲门声消失后，四下又陷入沉寂，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我可以感觉出隔门对面有人，有谁站在那里和我同样屏息敛气侧耳倾听，想在静默中听取呼吸声和心跳声，或者读出思维的轨迹。为不牵动周围空气，我轻轻吸了口气。我不在这里，我对自己说，我不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在。

未几，门锁打开。那个人一切动作都十分小心，不怕花时间。声音听起来像被故意延长了，且分割得很细，以致无法捕捉其含义。球形拉手在转动，接着响起门合叶轻微的“吱呀”声。心脏在体内加快收缩速度。我想尽量镇定下来，但效果不大。

有人走入房间，空气微微紊乱。我集中意识研磨五感，觉出有异物隐约的气味。那是身上的厚质地衣服、极力遏止的呼吸和被沉寂浸泡的兴奋合而为一的莫名气味。他手持匕首不成？有可能。我记得那鲜亮亮白晃晃的一闪。我沉住气，两手暗暗攥紧棒球棍。

来人进门后将门关上，从内侧锁好。然后背靠门扇，悄悄地审视房间。我紧握棍柄的双手已满是汗水。可能的话，真想在裤腿上擦把手心。但半点多余的动作都可能带来致命后果。我想到宫胁家空屋院里的雕像，为了屏住呼吸我将自己同化为那座石雕鸟。时值夏日，庭院里洒满金灿灿的阳光，我便是石雕鸟，僵挺挺地两眼直视天空。

来人带有手电筒。一按开关，黑暗中射出一道笔直的细长光柱。光不很强，和我的差不多，都是小手电。我静等那道光从我眼前划过。但对方怎么也不肯离开。光柱如探照灯一般朝房间里的东西逐一照去：花瓶的花、茶几上的银盘（盘再次灿然生辉）、沙发、落地灯……光掠过我的鼻端，照在我鞋前五厘米的地面，犹如蛇舌舔遍房间每一个角落。等待的时间像要永远持续下去。恐惧与紧张变为剧痛，尖锥一般猛刺我的意识。

什么都不可思考，我想，什么都不可想象！间宫中尉信上写道，想象在这里意味着丧身殒命！

手电筒光终于慢慢地、十分之慢地向前移行。看情形来人是要进入里面房间。我更紧地握住棒球棍。注意到时，手心的汗早已干干的了，甚至干过了头。

对方确认踏脚板似的一点点、一步步朝我接近。我深深吸了口气打住。还有两步，那个就应该在那里。还有两步，我即可以遏止这旋转不休的噩梦。然而这时电筒光从我眼前消失了。意识到时，一切都被吞入原来彻底的黑暗中。他关掉了手电筒。一片漆黑中我想迅速启动脑筋，却启动不了，唯觉一股陌生的寒气霎时间穿过我的全身。大概他已觉察到我在这里。

要动，不能在此不动！我想转脚往左移步，却移不得。我的两脚像那石雕鸟一般死死钉在地板上。我弓下身，勉强把僵硬的上半身往左斜去。忽然，右肩重重挨了一击，冰雹样又冷又硬的东西直扎到我的白骨。

于是我双脚的麻木感如被击醒一般不翼而飞，我立即跳到左边，在黑暗中伏身窥探对方动静。全身血管扩张开来，又收缩回去。所有肌肉和细胞都在渴求新的氧气。右肩似有一股钝钝的酥麻感，但还不痛。痛要等一会才来。我不动，对方也不动。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对峙。一无所见，一无所闻。

匕首再次冷不防袭来，如扑面而来的野蜂从我脸前飒然划过。锋利的刀尖擦及我的右脸颊，正是有痣的那里。有肤裂之感，但伤得大概不深。对方也看不见我在何处。若是看见，早该把我结果了。我在黑暗中朝大约是匕首袭来的地方猛地挥棍打去，却什么也未打着，只是“嗖”一声劈过空中。但这不无快感的抡空之音却使得我心情多少宽释下来。我们在决斗。我被匕首划伤两处，却不致命。双方都看不见对手。他持匕首，我有棒球棍。

又开始了盲目的相互搜寻。我们小心窥探对方的举止，屏息逼视黑暗中对方的动作。我感觉到血成一直线倏然顺颊滑下，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那不过是匕首而已，我想，那不过是刀伤罢了。我静静等待，等待匕首重新朝我扎来。我可以永远等待下去。我不出声地吸气、呼出。喂，动手啊！我在心里催促道。我在此静等，要扎就扎好了，不怕！

匕首从某处袭来，把毛衣领一刀削去。喉结处觉有刀尖的凉意，好在只差一点点空间，没伤我一根毫毛。我扭身闪到一旁，没等站稳就抡起球棍。球棍大概打在对方锁骨处，不是要紧部位，且不很重，不至于骨折，但仍然像是造成了相当的创痛。我清楚地感觉出对方手软了下来，甚至听得其倒吸一口凉气。我把球棍短短地向后一挥，旋即再次朝对方躯体砸下。方向相同，只稍微向喘息声传来处变了个角度。

绝妙的一击！球棍捕捉到对方的脖颈，响起骨头碎裂般的不快的声音。第三棍命中头部，对方随棍弹出，重重摔倒在地。他躺在那里出了点喉音，很快这也停止了。我闭上眼睛，不思不想，朝声音处加以最后一击。我并不想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这既非来自憎恶亦非出于惊惧，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黑暗中好像有个水果什么的“咕嗤”一声裂开——简直同西瓜无异。我双手紧抓球棍，朝前举着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回过神时，身体正在不住地发抖。我无法控制这瑟瑟的抖动。我朝后退了一步，准备从衣袋里掏出手电筒。

“不要看！”有谁从背后大声制止。是久美子的声音从里面房间这样叫道。但我左手仍紧握手电筒。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想亲眼看看那位于黑暗核心的、刚刚由我在此打杀的是什么东西。我意识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久美子的命令，那是我所看不得的，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左手又自行动了起来。

“求求你，别看！”她再次大声喊叫，“要是你想把我领回，就千万别看！”

我狠命咬紧牙关，像推开重窗一样将肺腑深处积压的空气徐徐吐出。身体的颤抖仍未停止。四周弥漫着令人厌恶的气味，那是脑浆味儿、暴力味儿、死味儿，都是我造成的。我瘫倒似的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死命抑制胃里涌上的呕吐感。终究呕吐感占了上风，我把胃里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吐在脚下的地毯上。没什么可吐了，便吐了点胃酸。胃酸没了，便吐空气，吐口水。吐的时间里，球棍脱手掉下，在黑暗中出声地滚去一边。

胃痉挛好歹平息后，我想掏手帕擦嘴，不料手动不得，从沙发站起亦不能。“回家吧，”我冲着里面的黑暗说道，“这回完结了，一起回家！”

她没回答。

这里已别无他人。我沉进沙发，轻轻闭上眼睛。

力气一点又一点从我的手指、肩膀、脖颈和腿部撤去，伤痛也同时消失。肉体正永无休止地失却其重量与质感。但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安感到悚然。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把肉体交给温暖、庞大而柔软的存在。这是理所当然的。意识到时，我正在那堵果冻壁中穿行，任凭其中缓缓的流势将自己带走。我恐怕再不能重返这里了，穿行中我想。一切都已终止。可是久美子到底离开那房间去哪里了呢？我本该将她从那里领回的。我是为此才杀死他的。是的，是为此才把他的脑袋像劈西瓜一样用棒球棍劈开的，是为此我才……我已无法继续思索下去，我的意识很快被深重的虚无块体吸了进去。

醒悟过来时，我仍坐在黑暗的底层，一如往常背靠硬壁——我返回了井底。

但又不是平日的井底。这里有一种陌生的新的什么。我集中意识，努力把握情况。什么有所不同呢？可是我肉体的大部分感觉依然处于麻痹状态，周围形形色色的物体把握起来是那样支离破碎，就像自己一时被错误地装进错误的容器中。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情况有了理解。

我周围有水。

这已不再是枯井。我正坐在水中。为了让心情平复下来，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居然有这等事，有水涌出！水不凉，甚至是温吞吞的，简直像泡在温水游泳池中。随后我蓦地往裤袋摸去，我想知道还有没有手电筒揣在那里。莫非我是带着那个世界的手电筒返回这里的？那里发生的事同现实是有联系的吗？无奈手动不得，手指都不能动一下。四肢的力气已彻底丧失，起立都无能为力。

我冷静地转动脑筋。首先，水深只及我腰部，暂且不必担心淹死。现在身体固然动弹不得，但那大概是因为劳累过度体力衰竭，过会儿力气肯定恢复。刀伤也似乎不太深，至少可以因身体麻痹而感觉不出疼痛。脸颊上流的血好像早已凝固。

我头靠墙壁，如此自言自语：不要紧，不用担心。大约一切都已结束，往下只消在此休息身体，然后返回原来的世界返回地上流光溢彩的世界即可……然而这里何以突然有水冒出呢？井早已干涸早已死去，现在突如其来地重现生机，莫不是同我在那里做的有关系？有可能。有可能堵塞水脉的栓状物碰巧脱落了。

稍顷，我注意到一个不吉利的事实。起初我拼命拒绝它，脑袋里罗列出一大堆否定它的可能性，尽量视之为黑暗与疲劳引起的错觉。可是最后我不能不承认这乃是事实。不管我如何巧妙地哄骗自己，事实都不消失。

水在上涨。

刚才只及腰部，现在快涨到我折曲的膝盖了。水在缓慢然而稳稳地上涨。我试图再次动一动身体，聚精会神拼出所有力气，然而仍属徒劳。只能弯一点点脖颈。我抬头仰望，井盖仍盖得死死的。想看左腕戴的手表，却看不成。

水从哪里的缝隙漏出，且速度好像有所加快。最初不过静静沁出，现在似乎汩汩涌流，细听已声声入耳。已经涨及胸口。水到底会涨到多深呢？

“最好注意水。”本田先生对我说。无论当时还是其后，我都没把这预言放在心上。作为话语我倒是没忘（毕竟那含义太奇妙了，很难忘掉），但我从未认真理睬过。对于我和久美子，本田先生终不过是“无害的插曲”。每有什么，我就拿那句话向久美子开玩笑——“最好注意水”。于是我们大笑。我们还年轻，不需要预言，生存本身就仿佛是预言性行为。然而结果一如本田先生所料。真的想放声大笑。水出来了，我焦头烂额。

我开始想笠原May，想象她赶来打开井盖的光景。非常现实，非常生动，现实得生动得我足可走去那里。不动身体也可以想象。此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喂，拧发条鸟，”笠原May说。声音在井筒中发出极大的回响。我本来不知道声音在有水的井中要比在无水的井中反响大。“在那种地方到底干什么呢？又在思考？”

“也没做什么，”我向上说道，“说起来话长，反正身体动不得，还有水出来。已不再是以前那口枯井了。我说不定会淹死。”

“可怜啊，拧发条鸟，”笠原May说，“你把自己弄成一个空壳，拼死拼活去救久美子阿姨。或许你能救出久美子阿姨，是吧？救的过程中你救出了很多很多人，却救不得你自己本身，而且其他任何人也救不了你。你为救别人彻底耗空了力气和命运，种子已一粒不剩地撒在别的地方，你口袋里什么也剩不下。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公平的了。我打心眼里同情你拧发条鸟，不骗你，但那归根结蒂是你自己选择的。嗯，我说的可明白？”

“我想明白。”我说。

突然，我觉得肩头有些钝痛，那应该实有其事，我想。那匕首是作为现实匕首现实地刺中了我。

“嗳，死可怕吗？”笠原May问。

“当然。”我回答。我可以用自己的耳朵听到自己声音的反响，那既是我的声音又不是我的声音。“想到就这么在黑洞洞的井底死去，当然很怕。”

“再见，可怜的拧发条鸟！”笠原May说，“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因为离你很远很远。”

“再见，笠原May，”我说，“你的泳衣漂亮极了！”

笠原May以沉静的声音说道：“再见，可怜的拧发条鸟！”

井盖重新盖得严严实实。图像消失。接下去什么也没发生。图像同哪里都不相连。我朝井口大声喊叫：笠原May，关键时刻你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呢？

水已涨到喉咙，如绞索一样悄悄地团团围住我的脖颈。我开始感到预感性胸闷。心脏在水中拼命刻录着剩下的时间。水如此涨下去，再过五六分钟就将堵住我的嘴和鼻孔，随即灌满两个肺叶，那一来我便无望获胜。到头来，是我使井恢复了生机，而我在其生机中死掉。死法不那么糟，我自言自语道。世上更惨的死法多着呢！

我闭上眼睛，想尽可能平静安详地接受步步逼近的死。不要害怕，至少我身后留下了几样东西。这是个小小的好消息。好消息一般是以小声告知的。我记起这句话，想要微笑，但笑不好。“死还是可怕的，”我低声自语。这成了我的最后一句话。并非什么警句，但已无法修改。水已漫过我的口，继而涨到我的鼻。我停住了呼吸。我的肺拼命要吸入新空气，但这里已没有空气，有的只是温吞吞的水。

我即将死去，如同世界上其他所有活着的人一样。

38　鸭子人儿的故事、影与泪（笠原May视点之七）

你好，拧发条鸟！

问题是，这封信真的能寄到你那里么？

说实话，我已经没了信心，不知这以前写的信是不是都寄到了你手里，因为我写的收信人地址是相当马虎的“粗线条东西”，而寄信人地址根本就没写。所以我的信有可能落满灰尘堆在“地址不详信件”的板格里，谁都不能看见。不过，寄不到就寄不到吧，我一直不以为意。就是说，我只是想这样“吭吭嗤嗤”给你写信，想以此来把自己所思所想变成文字。一想到是写给拧发条鸟的，就写得相当快，简直一气呵成。什么原因我是不晓得。是啊……为什么呢？

但这封信我可是希望能顺利寄到你手上，上天保佑。

恕我冒昧，得先写一写鸭子人儿的事。

以前也说过，我做工的工厂占地面积很大，里面有树林有水塘，正好用来悠悠散步。水塘够大的，有鸭子住在里面，总共十二三只。至于鸭子们的家庭成员情况我不知道，内部也许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和这个要好和那个不要好之类，但吵架场面我还没遇见过。

快到十二月了，水面已开始结冰。但冰不厚，即使很冷的时候也还是剩有大致够鸭子游动的水面。听说再冷些冰再冻得结实些，我那些女同伴们便来这里滑冰。那一来，鸭子人儿（这样说是有点怪，可我不觉之间已经说顺口了）就得到别处去了。我对滑冰压根儿不感兴趣，暗想不结冰倒好些——那当然不太可能，毕竟这地方十分寒冷，只要住在这里，鸭子人儿也必须付出一点牺牲才行。

近来每到周末我就来这里看鸭子人儿消磨时间。看着看着，两三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来时我像打白熊的猎人那样全副武装：紧身裤、帽子、围巾、长筒靴、皮大衣……就这一身独自坐在石头上呆呆地看鸭子人儿，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不时投点过期面包进去。如此好事的闲人，这里当然除我没有别人。

不过也许你不知道，鸭子实在是非常快乐的人儿，百看不厌。为什么别人就对这些人儿不大感兴趣而偏偏跑去远处花钱看什么无聊电影呢？这是我很感费解之处。举例说吧，这些小人儿们“啪啪啦啦”飞起来落到冰上的时候，脚“噌——”地一滑摔倒在地，简直跟电视上的滑稽节目似的。我见了就一个人嗤嗤作笑。当然，鸭子人儿并非为了让我发笑而故作滑稽的。一生认真生活，偶尔马失前蹄，你不觉得这很好玩？

这里的鸭子人儿的脚很可爱，颜色是小学生胶靴那样的橙黄色，扁扁的，不像能在冰上行走，看上去全都踉踉跄跄的，有时屁股还摔坐在冰上，肯定没有防滑手段。所以对于鸭子人儿来说，冬天不太像是开心季节。我不知道鸭子人儿心里对冰是怎么想的，估计不至于想得很坏，仔细看去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似乎口里一边嘟嘟囔囔发牢骚说“又结冰了真没办法”，一边很达观地应付冬天的来临。我喜欢这样的鸭子人儿。

水塘在树林里边，离哪里都远。若非相当暖和的日子，不会有人在这个季节特意来这里散步（我自然除外）。林间小路上前几天下的雪结成冰残留下来，走上去脚底“咔咔”直响。鸟们这里那里也有很多。我竖起大衣领，围巾一圈圈缠在脖子上，一口口吐着白气，衣袋里揣着面包在林间小道走动，边走边不停地想鸭子人儿——这时我心里便能充满温馨的幸福。说起来，已有很久很久不曾体会到这种幸福心情了，我深深觉得。

鸭子人儿的事先写到这里吧。

实话跟你说，大约一小时前我梦见你来着，所以醒来才这么对着桌子给你写信。现在是……（瞥一眼表）深夜两点十八分。我是快十点上的床，道一声“鸭子人儿晚安”就死死睡了过去。刚刚睁眼醒来。我不大清楚那是不是梦，梦的内容全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做什么梦。即使不是梦，我耳畔也清楚地听到你的声音。你大声叫了我几次，叫得我一跃而起。

醒来时，房间里并非漆黑一团，有月光从窗口皎皎泻入。好大好大的月亮如银色的不锈钢盘明晃晃地悬浮在山丘的上方。的确很大很大，仿佛一伸手即可把字写在上面，从窗口射进来的月光宛如水洼亮晶晶地积在地上。我从床上爬起身，狠命地想那到底是什么呢？拧发条鸟为什么用那般真切的语声呼唤我的名字呢？我胸口“怦怦”跳个不停。若是在自己家里，哪怕这深更半夜我也会霍地穿上衣服顺胡同一溜烟跑去你那里，但现在是在五万公里外的山中，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跑去，是吧？

你猜我干什么来着？

我现在赤身裸体，厉害吧？别问我为什么那样，别问。为什么我也说不明白，就请默默听下去好了。总之一把脱得精光，跳下床跪在月光皎洁的地板上。房间里暖气没有了，应该凉浸浸的，但我半点儿也不觉得冷。窗口泻入的月光似乎含有一种什么特殊的东西，如薄薄的胶片一样上上下下整个包笼着我保护着我。我就这样光着身子怔了半天，之后把身体各个部位依序暴露在月光之中。怎么说呢，那是极其顺理成章的。因为月光漂亮得简直令人无法置信。不能不叫人那么做。脖颈、肩膀、手臂、乳房、肚脐、腿，直到臀部和那里，就像洗澡似的一样一样静静贴附于月光。

有谁从外面见了，首先惊异得不得了，怕要以为我头上的箍给月光弄掉了而成了“满月变态分子”。不过当然没人看见，不，那个摩托男孩在哪里看见了也未可知。那也无所谓。那孩子早已死了。如果他想看，如果这样可以满足他的话，我高兴给他看个够。

反正这时候谁也没看见我。我一个人这样待在月光中。我不时闭起眼睛，想那些在水塘旁边睡觉的鸭子人儿，想白天我同鸭子人儿共同构筑的温馨的幸福心绪。也就是说，鸭子人儿对我好比是息灾咒或护身法宝。

我一直在那里跪了许久。全身一丝不挂，孤零零跪坐在月光中。月光把我的身体染成不可思议的颜色。我的身影长长地映在地板上，真切地黑黑地映到墙壁上。看上去不像我的身影，仿佛别的女人的躯体，像成熟女子的腰肢。那身体不是我这样的处女，不似我这样棱棱角角的，而带有圆熟的曲线，乳房乳头也大得多。但不管怎样说那是我投出的影子，无非长些变形些罢了。我一动，影子也同样动。一时间我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直瞪瞪地审查影子与我的关系。为什么看上去那般不同呢？令人不得其解，看来看去也还是觉得奇怪。

拧发条鸟，往下可是有点不好解释的部分。能否解释好我没有信心。

简而言之，我突然哭了起来。就像有个电影导演什么的命令道：“笠原May，突如其来地双手捂脸，放声大哭！”不过你别吃惊。这以前我始终瞒着你，其实我是哭鼻子鬼，一点点事就哭鼻子。这是我的秘密弱点。所以，无缘无故“哇”一声哭出来本身，对我不是什么稀罕事。哭的时候我总是适可而止。一下子能哭，也一下子能不哭，也就是所谓“哭叫的乌鸦”。不料这时我却怎么也不能使自己不哭，简直像瓶盖“砰”一声弹出一样一发不可遏止。根本说来只因为哭的原因不清楚，自然不知如何止住。泪水涟涟而下，就好像伤口大开血流不止无从下手。眼泪哗哗直淌，想不到竟会有那么多眼泪，真担心再流下去会把身体所有水分流干变成木乃伊。

眼泪一滴接一滴声声淌落在月华的白色水洼中，犹如光本来的一部分被悄然吸入其中。泪珠下落时因沐浴月光而如结晶体一般闪闪生辉璀璨动人。蓦然，我发现自己的影子也在流泪，泪影也历历在目。你看过泪影吗？泪影不是普普通通的泪影，截然不同，那是从另外一个遥远世界为我们的心特意赶来的。不，也可能影子流的泪是真泪，而我流的仅仅是影子，我这样想道。嗳，拧发条鸟，我想你一定不理解。一个十七岁女孩深更半夜赤身裸体在月光下潸然泪下之时，可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哟，真的哟！

以上是大约一小时前这房间发生的事。现在我正这么坐在桌前，用铅笔给你写信（当然已穿好衣服）。

再见，拧发条鸟！说我是说不好，反正我同树林里的鸭子人儿一起向你祝福，祝你充满温馨平和的心情。若有什么，请再放心大胆地大声呼唤我。

晚安！

39　两种不同的消息、杳然消失了的

“是肉桂把你领来这里的。”肉豆蔻说。

睁眼醒来，第一个找上来的就是各种扭曲了的疼痛。刀伤痛，全身关节痛骨痛肉痛。想必摸黑奔逃时身体猛然撞在各种各样的物体上。但这些痛并非正当状态的痛，虽然相当接近于痛，但准确说来又不是痛。

接着，我发觉自己正身穿眼生的深蓝色新睡袍倒在“公馆”试缝室沙发上，身上搭着毛巾被。窗帘拉开，灿烂的晨光从窗口照射进来。估计是上午十点左右。这里有新鲜空气，有向前推进的时间，但我无法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

“是肉桂把你领来这里的。”肉豆蔻重复道，“伤不是很重。肩部伤得不浅，幸好躲开了血管。脸只是擦伤。两处伤都给肉桂用现成的针线缝好了，以免留下伤疤。他做这个很拿手。过几天可以自己拆线，或者去医院拆也可以。”

我想说点什么，但舌头转动不灵，发不出声，而只是深吸口气，复以刺耳的声音吐出。

“最好先不要动不要说话，”她坐在旁边椅子上架起腿，“肉桂说你在井下待的时间过长了，说那地方十分危险。不过，什么事情都不要问我，说实在话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半夜里电话打来，我叫辆出租车，该带的东西也没带就跑来这里。至于这以前发生了什么，具体的我一无所知，反正先把你身上的衣服全都扔了，衣服湿漉漉的全是血。”

肉豆蔻的确像是来得匆忙，衣服穿得比平时简单。奶油色开司米毛衣，男式条纹衫，加一条橄榄绿毛料裙子。没有饰物，头发简单地在后面一扎，还有点睡眼惺忪的样子，但看上去她仍像服装样品目录中的摄影画。肉豆蔻口里叼烟，一如往日用金色打火机发出“咔嚓”一声悦耳的脆响点燃，而后眯起眼睛足足吸了一口。我确实没死，听到打火机响我再次想道。大概肉桂在生死关头把我从井底救了上来。

“肉桂知道许多事，”肉豆蔻说，“那孩子和你我不同，总是思考事物的各种可能性。可是即使他也好像没有料到井会那么突然地冒上水来，那没有包括在他考虑的可能性之中，以致你差点儿没命。真的。那孩子惊慌失措，以前可一次都没有过的。”

她约略一笑。

“那孩子肯定喜欢你的。”肉豆蔻说。

但我再无法听清她的话语。眼底作痛，眼皮重重的。我合上眼睛，像乘电梯下降一样直接沉入黑暗。

整整花了两天身体才恢复过来。这时间里肉豆蔻一直守在身边照料。我自己既起不得床，又说不了话，什么也吃不下，只是有时喝口橙汁，吃一点肉豆蔻切成薄片的罐头桃。肉豆蔻晚上回家，早上赶来，因为反正夜里我只是昏昏大睡。也不光是夜间，白天大部分时间也睡。看来睡眠对我的恢复比什么都重要。

两天时间里肉桂一次也没露面。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他好像有意回避我。我听得见他开车从大门出入的声音，听得见窗外“保时捷”特有的“砰砰砰”滞闷低沉的引擎声。他已不再使用“奔驰”，而开自己的车迎送肉豆蔻，运来衣物食品。然而肉桂绝不跨入房门一步，在门口把东西交给肉豆蔻就转身回去。

“这宅院准备马上处理掉。”肉豆蔻对我说，“她们仍将由我照看，没办法。看来我只能一个人坚持下去，直到自身彻底成为空壳为止。想必这就是我的命运。往后我想你不会再同我们往来了，健康恢复以后，最好尽可能快地把我们忘掉。因为……对了，有件事忘了——你大舅子的事，就是你太太那位兄长绵谷升先生……”

肉豆蔻从另一个房间拿来报纸放在茶几上。“肉桂刚刚送来的报纸。你那位大舅子昨天夜里病倒了，被抬去长崎一家医院，一直昏迷不醒。报上说能否康复都难预料。”

长崎？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话。我想说点什么，但还是出不了口。绵谷升倒地应该是在赤坂，怎么成了长崎呢？

“绵谷升先生在长崎很多人面前讲演之后同有关人员吃饭时突然瘫痪似的倒在地上，马上被送去附近医院。据说是一种脑溢血，血管原本就有问题。报纸上说至少短期内不易康复，就算意识恢复了怕也言语不清。果真那样，作为政治家很难再干下去了。年纪轻轻的，实在不幸。报纸留下，有精神时自己看看。”

我半天才把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因为在那家宾馆大厅里看到的电视新闻图像是那样鲜明地烙在我的意识里。赤坂绵谷升事务所的光景，众多警官的身影，医院的大门，播音员紧张的声音……但我终于开始一点点说服自己：那不过是那个世界的新闻。我并非在这个世界实际用棒球棍打了绵谷升，所以我不会因此实际受到警察传讯以至逮捕。他是在众人面前脑溢血倒下的，全然不存在有人作案的可能性。得知这点，我从内心舒了口气，毕竟电视播音员说殴打他的罪犯同我长相酷似，而我又无法证明我的无辜。

我在那里打杀的人同绵谷升倒地之间，应该也一定有某种关系。我在那边狠狠打杀了他身上的什么或者同他密不可分的什么。恐怕绵谷升早已预感到此并老做噩梦。但我所做的不足以使绵谷升一命呜呼，绵谷升还没到那最后一步，总算剩得一命。其实我是必须使他彻底断气的。那久美子将怎样呢？只要他还活着，久美子就很难从那里脱身吧。绵谷升仍将从无意识的黑暗中继续诅咒和束缚久美子，想必。

我的思索至此为止。意识渐渐朦胧，合目睡了过去。随后我做了个神经质的支离破碎的梦。梦中加纳克里他怀抱一个婴儿，婴儿脸看不见。加纳克里他梳着短发，没有化妆。她说婴儿的名字叫科西嘉，一半父亲是我，另一半是间宫中尉，还说她是在日本而不是在克里特岛生育这个婴儿的，说她不久前才总算觅得新名字，眼下在广岛山中同间宫中尉一起种菜悄然地和平度日。我听了也没怎么诧异，至少在这个梦中不出我私下所料。

“加纳马耳他后来怎么样了？”我问她。

加纳克里他没有回答，只是现出凄然的神色，旋即不知遁去了哪里。

第三天早上我好歹能用自己的力撑起身来。走路虽有困难，但话多少可以说几句了。肉豆蔻给我做了粥。我喝了粥，吃了点水果。

“猫怎么样了呢？”我问她。这是我一直放心不下的。

“猫有肉桂好好照看着，不要紧的。肉桂每天都去你家喂猫，水也常换，什么都不必担心，只担心你自己好了！”

“这宅院什么时候处理？”

“宜早不宜迟。呃，大约下个月吧。你手头会有点钱进来，我想。处理价恐怕比买时还低，款额不会很大，是按你迄今支付的分期付款的数目分配的，眼下用来过日子估计没有问题，所以经济方面也不用担心。你在这里干得很辛苦，那点钱也是应该拿的。”

“房子要拆掉？”

“有可能。房子拆除，井又要填上。好不容易有水出来，怪可惜的。不过如今也没人想要那么夸张的旧式井了，都是往地下打根管子，用水泵抽水，方便，又不占地方。”

“这块地皮大概将重新成为没有任何说道的普通场所，”我说，“再不会是上吊宅院。”

“或许。”肉豆蔻停顿一下，轻咬嘴唇，“不过那和我和你都没有关系了，对吧？反正一段时间里别考虑多余的事，在这里静养就是。真正恢复我想还需要一些时间。”

她拿过自己带来的晨报，给我看上面关于绵谷升的报道。报道很短，说依然人事不省的绵谷升从长崎转到东京的医大医院，在那里的综合诊疗室接受护理，病情无特别变化。更详细的没有提及。我这时考虑的仍是久美子。久美子到底在哪里呢？我必须回家，但我还没有力气走回去。

翌日上午我走进洗脸间。相隔三天站在镜前，我的脸委实惨不忍睹，与其说是疲惫的活人，莫如说更近乎程度适中的死尸。如肉豆蔻所说，脸颊伤口已被齐整整地缝合了，白线把裂开的肉巧妙地连在一起。长约两厘米，不太深。做表情时多少有些紧绷，痛感则几乎没有了。不管怎样，我先刷了牙，用电动剃须刀刮了胡须，还没有把握使用普通剃刀。我蓦然有所觉察。我放下电动剃须刀，再度审视镜中自己的脸。痣消失了！那个男人划了一下我的右脸颊，恰巧是痣那里。伤痕确实留了下来，但不是痣。痣在我脸颊上已了无踪影。

第五天夜里我再次隐约听得雪橇铃声。时间是两点稍过。我从沙发上坐起，在睡袍外披了一件对襟毛衣走出试缝室，通过厨房走去肉桂的小房间。我轻轻开门往里窥视。肉桂又在画面深处招呼我。我坐在桌前，读取电脑画面上浮现的信息：

你现在正在访问“拧发条鸟年代记”程序。请从1—17文件中选择编号。

我打进17这个数字锁定。画面闪开，推出一行行文字。

40　拧发条鸟年代记#17（久美子的信）

往下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全部说完大概需要很长时间，也可能花上几年。我原本应该早些向你如实说出一切，但遗憾的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而且也怀有一丝渺茫的期待，以为事情不至于那么不可收拾，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噩梦。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但不管怎样，现在解释都太晚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现在我只能在这里就最主要的向你说一下。

那便是我必须杀死我的哥哥绵谷升。

我打算这就去他躺着的病房，拔掉生命维持装置的插头。我可以作为他的胞妹夜间代替护士守护在他身旁，拔掉插头也不会马上被人发觉。昨天请主治医生讲了装置的基本原理和结构。我准备确认哥哥死后立即找警察自首，坦白自己故意弄死了哥哥。具体的我什么也不说，只对他们说自己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也许我会当场以杀人罪被捕，并押上法庭。也许传播媒体会蜂拥而至，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也许有人会提及安乐死如何如何。我则缄口一言不发，无意解释无意辩护。我仅仅是想根绝绵谷升这个人的呼吸，这是唯一的真实。也许我会被关进监狱，但我丝毫也不害怕，因为我毕竟已穿过了最坏的那一部分。

假如没有你，我恐怕早就失去理智，恐怕已把自己完全交付于人而落入无可救药的深渊。哥哥绵谷升将同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对姐姐做过，致使姐姐自杀。他玷污了我们。准确说来并非肉体上的玷污，但他远为严重地玷污了我们。

我被夺去所有自由，一个人闷在黑房间里。倒也不是说脚戴锁链和有人看守，可是我无法从中逃脱。哥哥以远为强有力的锁链和看守把我固定在那里，那便是我自身，我自身即是锁我脚的铁链，即是永不入睡的严厉看守。我心中当然有希望从中逃出的我，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自我堕落的怯懦的我，这个我告诉我只能待在这里，没有办法逃出。而且，想要逃出的我怎么也不能制服另一个我。想要逃出的我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我的身心已被玷污，我已没有资格逃出重回你的身边。我不单单为哥哥绵谷升所玷污，在那以前我便自行将自己本身玷污得一塌糊涂。

我在给你的信中说我跟一个男人睡觉，但那封信的内容是虚构的，在此我必须坦白交代。我同很多别的男人睡过，多得无可胜数。连我自己也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所使然。如今想来，说不定是哥哥的影响力造成的。我觉得是他擅自打开我体内的抽屉，擅自从中拿出莫名其妙的东西，致使我同别的男人没完没了地交媾。哥哥有这样的能量。而且我们俩大概是在某个阴暗角落连在一起的，尽管我不愿意承认。

总之，哥哥来到我这里时，我已把自己玷污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最后我竟得了性病。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如我信上写的那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有愧对于你的心情，而觉得对我来说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想那大约不是真正的我自己，也只能这样认为。但果真是这样的吗？事情能那么简单了结吗？那么，真正的我到底是哪一个我呢？有根据认为此刻正写信的我是“真正的我”吗？我便是如此对所谓的自己没有信心，现在也没有。

我常常梦见你，那是脉络非常清楚的首尾呼应的梦。梦中的你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我的去向。在迷宫一样的场所你来到近在我身旁的位置，我恨不得大声喊叫“这边，再过来一步！”我想如果你发现我紧紧抱住我，噩梦就一定过去，一切恢复正常，然而我偏偏发不出声音。结果你在黑暗中错过了我，径直从我跟前走了过去。每次都做这种梦，但这种梦给了我很大帮助和鼓励，起码我还剩有能够做梦的气力，这是哥哥也无法阻止的。总之我感觉到你会竭尽全力来到我身边，相信你迟早会在那里发现我，并可能紧紧拥抱我去掉我的污秽将我永久地救出这里，可能摧毁诅咒，给我以封印，使真正的我不跑去任何地方。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这没有出口的阴冷的黑暗中好歹保持着一缕微弱的希望之火，才得以勉勉强强保有一点我自己的语声。

我是今天下午接到打开这电脑的密码的，是某个人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我正用这密码在哥哥事务所的电脑里输送这些文字，但愿能顺利传到你那里。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出租车等在外面。我这就要去医院。我要在那里杀死哥哥并接受惩罚。奇怪的是，我已不再怨恨哥哥，只是平静地觉得那个人的生命行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想即使为那个人本身也必须那样做，即使为了使我自己的生命获得意义也无论如何都要那样做。

请爱惜猫。猫能回来我真感到高兴。名字是叫青箭吧？我中意这个名字。我觉得那只猫仿佛是我与你之间萌生的好的征兆。当时我们是不该失去猫的。

我再不能写下去了，再见。

41　再　见

“遗憾呐，没能让你看到那些鸭子人儿。”笠原May甚为遗憾似的说。

我和她坐在水塘前，望着结得厚厚的白色冰层。水塘很大，上面留下无数划伤般的冰鞋的刀痕，令人很是不忍。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笠原May特意为我请了假。原打算星期日来，因铁道事故推迟了一天。笠原May身穿里面带毛的风衣，头戴色泽鲜艳的蓝毛线帽，帽子上用白毛线织有几何形图案，帽顶有个小圆球。她说是自己织的，还说下个冬天到来前为我织一顶同样的。她脸颊红红的，眼睛如这里的空气一样明澈，这使我感到欣喜。她年方十七，任何变化都不在话下。

“水塘一上冻，鸭子人儿就全都不知搬去了哪里。你要是见了那些人儿，也肯定会喜欢上的。春天再来这儿一次，那时一定把你介绍给鸭子人儿。”

我微微一笑。我身穿不怎么暖和的双排扣风衣，围脖缠到下巴，双手插在口袋里。树林里寒气彻骨，地面积雪冻得硬邦邦的，我的网球鞋很好玩似的“吱溜溜”打滑。本来应该买双防滑雪靴的。

“那么说，你还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我问。

“是啊，我想还要住些日子。再过段时间，也许又想好好上学念书了。也可能不上学一下子和谁结婚——这我倒觉得恐不至于。”说到这里，笠原May呼着白气笑了，“不过反正要在这里待一些时候。我需要一点思考的时间。我想慢慢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到底想去哪里。”

我点点头说：“那样或许不错。”

“嗳，拧发条鸟，你在我这样的年纪，也想这些了吧？”

“想没想呢？想也好像不很专心，坦率地说。当然多多少少还是想的，只是记忆中没想得那么如醉如痴。总体上我觉得只要普普通通活下去，各种问题差不多总会解决，但归根结蒂却像未能如愿，遗憾。”

笠原May以平静的表情盯视着我的脸，戴手套的手在膝头合拢。

“久美子阿姨还没保释出来？”

“她拒绝保释，”我解释道，“她说宁可静静地待在拘留所，也不愿去外面，也不想见我。不光我，谁都不见——在一切有着落之前。”

“审判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开春。久美子明确表明自己有罪，任何判决她都准备乖乖服从。审判不会花很多时间。缓刑的可能性很大。就算实际服刑，估计也不会很重。”

笠原May拾起脚前一颗石子朝水塘正中掷去。石子在冰面上出声地蹦跳几下，滚到对岸去了。

“你是要一直等到久美子阿姨回来吗？在那个房子里？”

我点点头。

“好嘛……这样说可以吧？”笠原May道。

我也往空中吐了口白气，说：“是啊。说到底我们也是为这一步才折腾过来的，或许。”

变得更糟糕都是可能的，我想。

有鸟叫，在水塘周围广阔的树林中，在很远的地方。我扬起脸，环顾四周。但那只发生在一瞬间，现已全无所闻，毫无所见，唯独啄木鸟啄击树干的干响寂寥地荡漾开去。

“如果我和久美子生了孩子，想取名叫科西嘉。”我说。

“蛮漂亮的名字嘛！”笠原May说。

在林中并肩行走的时候，笠原May摘去右手的手套，插进我的风衣口袋。我想起久美子的动作，冬天和她一起走时她便每每这样，寒冷日子曾共有一个衣袋。我在衣袋里握住笠原May的手，手小小的，像深藏的魂灵一般温暖。

“嗳，拧发条鸟，人们肯定以为我们是一对恋人。”

“或许。”我说。

“嗯，我的信全部看了？”

“你的信？”我莫名其妙，“抱歉，我连一封也没接到你的什么信啊！你那边没联系，我才打电话给你母亲，好歹问出了你这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为此我不得不胡扯一大堆谎话。”

“嘿，这是怎么搞的！我总共给你写了不下五百封信的！”笠原May仰天叹道。

黄昏时分笠原May特意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坐公共汽车到镇上，在车站附近一家餐馆一起吃比萨饼，吃完后等待只有三节车厢的内燃机列车开来。车站候车室里一个大炉子烧得正红，炉旁聚着两三个人。我们没有进去，两人单独站在冷飕飕的月台上。轮廓分明的冬月冻僵似的悬在空中。上弦月，弧形尖锐，犹如一把中国刀。笠原May在这月下踮脚在我右脸颊轻轻吻了一下。我可以在现已不复存在的青痣上感觉出她凉凉的薄薄的小小的嘴唇。

“再见吧，拧发条鸟，”笠原May低声道，“谢谢你专门来看我。”

我双手插在风衣袋里，凝视着笠原May。我不知说什么好。

车一进站，她摘下帽子，后退一步对我说：“嗳，拧发条鸟，有什么事要大声叫我，叫我和那些鸭子人儿！”

“再见，笠原May！”我说。

车出站后上弦月也还是总在我的头顶。车转弯时，月亮时隐时现。我眼望月亮，望不见时，就望窗外几座小镇的灯火。我在脑海中推出一个人乘公共汽车返回山中工厂的戴蓝毛线帽的笠原May，推出在哪里的草丛中入睡的鸭子人儿，又转而考虑自己所要重返的世界。

“再见，笠原May！”我说。再见，笠原May，祝你得到牢牢的保护。

我闭眼准备睡一觉。但睡着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远离任何人任何场所的地方，静静地坠入片刻的睡眠。

版权信息

书名：斯普特尼克恋人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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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与视点：“突围”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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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与视点：“突围”的得失

林少华

《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村上春树第九部长篇小说，1999年由日本有名的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在此之前，他有四年基本没写小说。采访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据此写了纪实文学作品《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该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信徒（包括原信徒），写了《地下》的续篇《在约定的场所》。此外出版了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集《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还整理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为研究生上课时的讲稿，以《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为书名出版。同时出版了纪行文学《边境·近境》。也就是说，在写完三卷本《奇鸟行状录》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除了收在《列克星敦的幽灵》中的几个短篇，村上没有能够进行小说创作。反过来说，那部用四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巨制，几乎耗尽了村上身上所有的小说创作能量，致使他差不多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只能转而从事“非小说”的写作。

一系列“非小说”作品中，对于村上最重要的莫过于《地下》。在面对面采访六十余名毒气受害者和写作过程中，村上受到了始料未及的震动，促使他就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度思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日后人生的行进方向。至于那种改变究竟多大规模，他当时还说不清楚。因为一切都是在肉眼看不见的深水下进行的，无法用语言客观地将其动向说得一清二楚。村上为此感到焦躁、乖离和困惑。他在为《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2卷（讲谈社，2003年）写的“解题”中这样说道：

唯其如此，作为我只能最大限度回避将自己体验到的“莫名其妙”（わからなさ）诉诸言语化这一逻辑程序，而将其整个转换为“物语”这一不同的体系，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作为综合性的tangible（可触知的）的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我需要准备时间，需要时间将它彻底吞进去并有效地加以消化。我隐约觉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我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想起写《斯普特尼克恋人》这部小说的。也就是说，当时我处于“中间地段”。我很想写小说，在长时间从事非小说写作之后，我的身心迫不及待地要写小说。但那时我清楚知道自己要写的东西可能不会成为综合性的，换言之即贝多芬的“奇数式”作品。因为我还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当时我想写的是能够为自己本身预热的、比较个人化（personal）的“台地式”作品。写这样的作品应该可以调整自己的状态，使得自己投入格局更大的写作。换句话说，那应该可以使我的方向变得更加明确，可以使我沿着那个方向稳稳推进一个刻度。

以上大体是《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创作背景。

就故事来说，这是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斯普特尼克（Sputnik）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名称，意为“旅伴”、“伴随者”，在这里指同性恋者堇爱恋的敏（敏为英语mew的音译，意为海鸥），即“斯普特尼克恋人”。堇不由分说地爱上了敏，“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结束”。令人沉思的是，村上为什么在“那样的阶段”或“中间地段”构思了同性恋故事呢？记忆中，村上有三次涉及同性恋题材。第一次是在《挪威的森林》（1987），此为第二次，第三次是在近作短篇集《东京奇谭集》（2005）中的《偶然的旅人》。前者写的是将铃子一点一滴构筑的幸福一瞬间彻底毁掉的那个小女孩，是作为坏孩子写的，尽管她本身也是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后者写的是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四十一岁男钢琴调音师，绝不令人讨厌，毋宁说招人喜欢，使得一位极有魅力的女子见面第二次就主动邀他一起去“安静的地方”。相比之下，《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堇作为同性恋者则情况复杂得多，不幸得多。堇喜欢“我”，“我”也喜欢堇，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心因之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就像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然而两人始终未能身心融为一体。“我”当然有强烈需求，但堇对于“我”不怀有性方面的兴趣，以致“我”为了缓解痛苦和回避危险而同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甚至包括自己教的班上一个小学生的母亲。另一方面，堇对同为女性的敏怀有“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迅猛”的真正的爱恋之情，渴望同敏结合在一起。当敏对她表示“不是我拒绝你，但我无能为力”之后，她从希腊一座小岛上消失了，失踪了。简而言之，堇置身于“中间地段”。作为同性恋者，她既不能同身为男性的“我”享受两性之爱，又不能在同为女性的敏身上得到满足。她为之焦躁、困惑，“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抵达不了”。这样的窘境未尝不是作者当时心境的折射，未尝不是作者想以“综合性的可触知的（tangible）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的境况的雏形。不言而喻，“中间地段”也是过渡地段，意味着转机即将到来，新的一步即将迈出。

实际上村上也在这里迈出了新的一步。最明显的是文体上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村上在前面提到的“解题”中有如下表述：

写这本《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有一点十分明确：我决意向自己过去一直采用的——换言之，作为武器使用的——某种文体告别。具体说来，我打算告别的是类似小说开篇出现的“比喻的泛滥”那样的东西。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将自己行文的此类修辞特征来个彻底清仓，把这些货色统统打扫干净，往后再说往后的，往后捣鼓一点文体不同的东西就是。将村上味文章义无反顾地写尽写透，写到往下再不写也无遗憾的地步——老实说，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活计。

我为什么下这样的决心呢？说起来话长。但就极为基本的说来，我想那是因为我极其渴望往下以多少不同于自己原有文体的文体进行创作。至少就长篇小说这一容器而言是这样的。为此就要把原有文体中的“突出”部分暂且消除、抛掉。长远看来，我必须把自己的文章转换（shift）为更加简洁、更加中立、更加机动灵活、更加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进一步说，我需要把小说的动力学（dynamics）从文体层面逐渐推进到“物语”层面。

换个说法，《斯普特尼克恋人》在文体上是村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对原有文体举行的告别仪式。不过，这一告别仪式也带有村上式的温情：为了安慰原有文体，他先让它们出尽风头，然后才同其分手另觅新欢。以吃饭打比方，他要把原来喜欢的东西尽情尽兴吃个够，之后才转而琢磨新菜谱。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村上即将告别的、或者说正在加倍演示的是怎样的文体：

〇二十二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陷入恋情。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不由分说地撕得粉碎，打得体无完肤。继而势头丝毫不减地吹过汪洋大海，毫不留情地刮倒吴哥窟，烧毁有一群群可怜的老虎的印度森林，随即化为波斯沙漠的沙尘暴，将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堡都市整个埋进沙地。

〇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故事要说。若在哪里捅一个准确无误的出孔，炽热的激情和奇思妙想必定会如岩浆鼓涌而出……

〇天空的蓝和昨天同样一刻又一刻增加其深度。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打孔。

〇不久将天光破晓，新的太阳将如从母亲腋下（右侧还是左侧呢？）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

〇摘下眼镜，那对眼睛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

这样的句子可谓俯拾皆是。尤其第一段，如村上自己所说，确有“比喻的泛滥”之嫌。所谓“告别”，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新的尝试、新的实验。村上在自己的网页上也承认，他是想看看他这部小说在文体上到底能走多远，想“完成一次精彩的突围”，“作为一次风格上的实验，对我而言好比另一部《挪威的森林》”。同时，聪明的村上也想藉此看看读者对他这种文体实验的接受以至忍耐程度。日本文学评论界对此基本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充满“华丽的比喻”（向井敏），有人认为属于“做作的陈腐的比喻”（清水良典）。中国读者方面，从笔者接得的信上看，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这种不无炫耀意味的滞涩的文体感到失望，而怀念村上以往灵动、优雅、潇洒、爽净、“酷酷”的风格。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小说“语言幽默风趣，生动自然，行文组织得心应手，处处呈现出一派纯熟的大家手笔”（甄芳：《穿越时空的爱情传说》，收于《相约挪威的森林》，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在我看来，村上这次文体或风格的实验在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不能算是他所追求的“精彩的突围”。作为作家，任何人恐怕都想在文体上破城突围，以期掌握几套笔墨，最好十八般兵器无不得心应手，这当然无可厚非，亦是情理中事。但是，同立意和情节等方面的改变相比，文体的改变大概是难度最大的。在创作的所有元素中，文体大约是最固执最稳定的东西，一旦形成，即使有所改变，也万变不离其宗。村上纵有非凡的文学才情，也很难例外。其志可嘉，而其功难成。尤其在原有文体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赏识的情况下，成功的希望就更为渺茫——文学读者相对保守，不喜欢自己熟识的作家忽然变脸，不希望地平线上无端冒出另一个村上春树或村上文本。村上决心“彻底清仓”，读者执意索要“库存”，村上要颠覆，读者要坚守。二者的错位，注定使得这场“突围”无法“精彩”。何况就文体实验本身来说也未必多么可取。特别是开头第一段，浓墨重彩，叠床架屋，比喻泛滥。无论什么，泛滥必然成灾。况且，村上的比喻原本就在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之间、在常识和诡异之间走钢丝，稍一走偏就跌落下去，这次就跌下去了。说起来，作为译者刚一动笔就觉出味道不大对头：耍惯了方天画戟的村上怎么一下子舞起青龙偃月刀来了？原来擅长用轻骑兵攻其不备，怎么忽然来了个地毯式轰炸？无奈我是译者，无权修检原本，只能硬着头皮跟进。结果不出所料，不少读者有类似感觉，觉得不像村上了，读着读着就“噎”了一下，游着游着就呛了一口，走着走着就绊了一跤。话又说回来，这部小说中也不尽是泛滥成灾的比喻，也有旧日风情，如“一种令人眷恋的亲昵的微笑，仿佛时隔好久从某个抽屉深处掏出来的”、“嘴角漾出仿佛即使对刚形成的冰山都能以心相许的温暖的笑意”、“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响地浮在夜空”，等等。毫无疑问，众多读者也和我一样更中意这种俏皮、机智而又不温不火的比喻，给人一种类似乡愁的温馨。但愿村上别再变着法子“突围”了。村上后来又“突围”了几次，如《神的孩子全跳舞》和《天黑以后》，但总的说来都不够“精彩”。大概他自己也觉察到了，在最新的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又绕个弯转了回来，读者随之舒了口气。

相比之下，村上这部小说中进行的另一个尝试——从单视点变为多视点的尝试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他在那篇“题解”中这样写道：

我在这部作品中所做的另一尝试，是小说视点的移动问题。这部作品有三个主要人物出场：“我”和堇、敏。“我”当然是讲述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一如我过去所写的，仍是第一人称小说。但作为我，这回就像把电影摄影机向后拉一样将“我”的视点拉往后侧，使得“我”和堇、敏三人的视点几乎对等地、时而各自独立时而相互交织地发挥作用——我想写这样的小说。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卡拉维，“我”尽管是仔细观察故事的有血有肉的讲述者，但《斯普特尼克恋人》总体上并非他的故事。视点随着故事的推进而实时（real time）移动。其结果，可以复合地、动态地观察世界。我追求的就是如此结构的故事。在这种技术性（technical）领域尝试挑战也是我开始写这部作品时设定的目标之一。

概括起来，村上在这里想写成远距离多视点全景摄影式小说。不错，他以前的小说基本是以男主人公“我”（Boku）之单一视点或视角观察世界、把握周围各种人和事的关系的，读者的视线受“我”单向度的牵引。离开了“我”，其他人物就难以存在，小说世界就无以成立。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二十年来，使用这种朋友般亲切的第一人称方式讲述故事一直是村上春树叙事策略的中心环节。……在村上春树绝大多数叙述者为‘我’的作品中，唯一存在的‘个性’就是‘我’本人，他的领悟力一直令我们着迷。其余人物只是他心灵的映射。一个村上春树的故事的焦点就是‘我’的一段奇遇或经历；一部村上春树的小说通常会提供很多这样的‘节点’，而不在于探索某个人物的个性或展开某种结构紧密的情节”（《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原题“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而现在，就像厌倦了原来不无“小资”情调的文体，村上对原来的单视点结构也不耐烦起来，决心破城突围，由单视点变为多视点，由独角戏变为三角戏。平心而论，相对于文体，这项突围行动则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是成功的。毕竟三人唱戏比一人唱戏要热闹许多，也暗合了罗素所说那句话：幸福的本源是参差多态。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三人对等交叉的视线扫描出的更为驳杂繁复的世界场景，或者说看到了三条视线令人眼花缭乱的落点：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过去的堇、现在的堇、梦中的堇、失踪后的堇；过去的敏、现在的敏、此侧世界的敏、彼侧世界的敏……诚然，村上此前的小说也不乏这样的视线落点甚至更多，但那相对说来归“我”一人所有，而这里则大体由三人平分秋色，几乎没有主从之分、高低之别。而且如大跨度推拉镜头，忽近忽远，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快速切换，制造出一组组各自为政而又有机融合的蒙太奇。我们后来看到，类似手法在《天黑以后》（2004年）得到了愈发淋漓尽致而又扑朔迷离的展示，在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又多少使人觉得头晕目眩。适应也罢不适应也罢，这就是村上春树。在文学世界里，莫如说村上一开始就是个调皮的孩子，对一切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花样翻新，不满足于自我复制，尽管客观上有时很难避免。

最后，看一下村上对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孤独情境借助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进行的并非一以贯之的表述也应该是饶有兴味的：

〇自那以来，堇便在心里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爱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茫无边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〇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

〇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同《挪威的森林》竟那样相似：

“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我们就这样活着。或许这就是孤独的本源和本质。

2007年5月9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绿肥红瘦雨过天青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斯普特尼克］

1957年10月4日，苏联从哈萨克拜科努尔宇航基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¹⁾1号。直径58厘米，重83.6公斤，每96分12秒绕地球一周。

同年11月3日又成功发射了载有莱卡狗⁽²⁾的斯普特尼克2号。卫星未能回收，莱卡狗作为遨游太空的第一个生命体，成了宇宙生物研究的牺牲品。

（据讲谈社《编年体世界通史》）

(1)　俄语CПУTHИK的音译，意为“旅伴”——译者注。下同。

(2)　一种北地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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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坠入恋情。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不由分说地撕得粉碎，打得体无完肤。继而势头丝毫不减地吹过汪洋大海，毫不留情地刮倒吴哥窟，烧毁有一群群可怜的老虎的印度森林，随即化为波斯沙漠的沙尘暴，将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堡都市整个埋进沙地。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告终。

堇当时正为当职业作家而殊死拼搏。世界上无论有多少人生选择，自己也只有当小说家一条路可走。这一决心如千年岩石一般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她这一存在同文学信念之间，简直是间不容发。

从神奈川县的公立高中毕业后，堇进入东京都一所小而整洁的私立大学学文艺专业。但无论怎么看那所大学都不适合她。她打心眼里对那所大学感到失望：缺乏冒险精神、做事优柔寡断、学而不能致用（当然是对她而言）。身边的学生大半是平庸无聊得无可救药的二级品（老实说，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样，堇没等上三年级便果断地申请退学，消失在校园门外。她认定再学下去纯属浪费时间。我也颇有同感，但以凡庸的概论言之，我们不健全的人生，甚至浪费也是多少需要的。若将所有的浪费从人生中一笔勾销，连不健全都无从谈起。

一言以蔽之，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者，一个执迷不悟的嘲讽派，一个——说得好听一点——不谙世事的傻瓜。一旦开口便滔滔不绝，而若面对与自己脾性不合之人（即构成人世的大多数人），则三言两语都懒得敷衍。烟吸得过多，乘电车必定弄丢车票。只要开始思考什么，吃饭都忘在一边。瘦得活像以往意大利电影中出现的战乱孤儿，光是眼珠骨碌碌转个不停。较之用语言形容，若手头有一张照片就方便了，遗憾的是一张也没有。她对照相算是深恶痛绝，不抱有将“年轻艺术家的肖像”传与后世的愿望。假如存有一张堇当时的照片，如今无疑会成为人所能具有的某种特质的宝贵记录。

把话说回来，堇为之坠入恋情的女性的名字叫“敏”，大家都用这个爱称叫她，不知其原名（由于不知其原名，日后我多少陷入窘境，此是后话）。就国籍来说是韩国人，但她在二十五六岁下决心学习韩语之前几乎一句都不会讲。在日本出生长大，曾留学法国一所音乐学院。因此除日语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衣着总是那么利落得体，身上不经意地戴着小巧而昂贵的饰品，开一辆深蓝色12汽缸“美洲虎”。

第一次见敏的时候，堇谈起杰克·凯鲁亚克⁽¹⁾的小说。当时她正一头栽倒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世界里。她定期更换文学偶像，那时轮到了多少有些“不合时令”的凯鲁亚克。上衣袋里总是揣着《在路上》或《孤独的旅行者》，一有空就翻上几页。每有好玩儿的段落，便用铅笔画上记号，像背宝贵经文似的背下来。其中最令她动心的是《孤独的旅行者》中看山人的话。凯鲁亚克曾在孤立的高山顶尖一座小屋里作为看山人形影相吊地生活了三个月。

堇引用了这样一小节：

人在一生当中应该走进荒野体验一次健康而又不无难耐的绝对孤独，从而发现只能依赖绝对孤身一人的自己，进而知晓自身潜在的真实能量。

“你不觉得这样很妙？”她对我说，“每天站在山顶尖上，转体三百六十度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火灾黑烟腾起。一天的工作量就这么一点儿。剩下时间只管看书、写小说。夜晚有浑身毛茸茸的大黑熊在小屋四周转来转去。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相比之下，大学里的文艺学专业简直成了黄瓜蒂。”

“问题是任何人到时候都不能不从山上下来。”我发表意见。但她没有为我的现实而又凡庸的见解所打动，一如平日。

如何才能像凯鲁亚克小说的主人公那样过上狂野、冷峻、放荡不羁的生活呢？堇当真苦恼起来。她双手插兜，头发故意弄得乱蓬蓬的，视力虽然不差却架一副迪吉·加列斯匹⁽²⁾那样的假象牙黑边眼镜，目光空漠地瞪视天空。她差不多总是身穿俨然从旧货店买来的肥肥大大的粗花呢夹克，脚上蹬一双硬撅撅的作业靴。倘脸上有地方可以蓄胡须，她肯定照蓄不误。

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美人。双颊不丰满，嘴角多少向两侧扩张过头了些，鼻子又小又略微上翘。表情则够丰富，喜欢幽默，但几乎从不笑出声。个头不高，即便开心的时候说话也充满火药味儿。口红和描眉笔之类有生以来从未沾手，甚至是否准确知晓乳罩的尺寸也是未知数。尽管如此，堇还是有某种吸引人的特殊东西，至于如何特殊则很难用语言解释。不过若细看她的眸子，答案自在其中。

我想还是交代一句为好：我恋上了堇。第一次交谈时就被她强烈地吸引住了，而后渐渐发展成为无可自拔的痴情。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里心目中只存在堇一个人。不用说，好几次我都想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她听。可是一旦面对堇，不知何故，总是无法把自己的感情转换成有正当含义的话语。当然从结果上看，这对自己也许倒是好事，因为即使我能顺利地表白心迹，也无疑会被堇一笑置之。

在同堇作为“朋友”交往的期间，我还和两个或三个女子交际着（不是数字记不确切，而是由于数法不同，有时为两个，有时为三个）。如果再加上睡过一两次的，名单还要略长一些。在同她们相互接触身体的时间里，我常常想到堇，或者说脑海的一隅时常或多或少地晃动堇的身影。我还想象自己拥抱的实际上是堇。当然这恐怕是不地道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不管地道也好不地道也好。

回到堇与敏的见面上来。

敏觉得自己听说过杰克·凯鲁亚克这个名字，是作家这点也依稀记得，至于什么作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凯鲁亚克、凯鲁亚克……莫不是斯普特尼克？”

堇完全弄不懂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她兀自举着刀叉，思索良久。“斯普特尼克？这斯普特尼克，该是五十年代第一次遨游太空的苏联人造卫星吧？杰克·凯鲁亚克可是美国的小说家哟。年代倒是赶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说，当时大概用这个名字称呼那方面的小说家来着，是吧？”说着，敏像触探形状特殊的记忆壶底似的用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地画圆。

“斯普特尼克……？”

“就是那一文学流派的名称。常有什么什么流派吧？对了，就像‘白桦派’⁽³⁾似的。”

堇好歹想了起来：“垮掉的一代！”

敏用餐巾轻轻擦了下唇角。“垮掉的一代、斯普特尼克⁽⁴⁾……我老是记不住这类术语。什么‘建武中兴’⁽⁵⁾啦，‘拉巴洛条约’⁽⁶⁾啦，总之都是很早很早以前发生的事吧？”

暗示时间流程般的沉默持续片刻。

“拉巴洛条约？”堇问。

敏莞尔一笑。一种令人眷恋的亲昵的微笑，仿佛时隔好久从某个抽屉深处掏出来的。眯缝眼睛的样子也很动人。随后她伸出手，用细细长长的五指稍稍揉搓一下堇乱蓬蓬的头发，动作非常洒脱自然。受其感染，堇也不由笑了。

自那以来，堇便在心里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爱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茫无边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提起斯普特尼克，是在赤坂一家高级饭店举行的堇的表姐的婚宴上。并非怎么要好的表姐（莫如说合不来），再说什么婚宴之类对于堇来说简直等于拷问。但那次因为情况特殊，中途未能顺利逃离。她和敏同桌邻座。敏没有多讲什么，只似乎讲了堇的表姐考音乐大学时教过她钢琴，或在什么事上关照过。看上去虽说并无长期密切交往，但她好像有恩惠于表姐。

被敏触摸头发的那一瞬间，堇几乎以条件反射般的快速坠入了恋情之中，如同在广阔的荒原上穿行时突然被中等强度的雷电击中一样。那无疑近乎艺术上的灵感。所以，对方不巧是女性这点当时对于堇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据我所知，堇没有可以称为恋人的朋友。高中时代有过几个男友，但不过是一起看看电影游游泳罢了，我猜想关系都不怎么深入。恒常不变地占据堇大脑大部分空间的，大约唯独想当小说家的激情，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强烈地令她心驰神往。纵使她高中时有过性体验，恐怕也不是出于性欲或爱情，而是文学上的好奇心所使然。

“老实说，我理解不好性欲那个玩意儿。”有一次（大概是从大学退学前不久，她喝了五杯香蕉代基里，醉得相当厉害），堇以极为难受的样子这样对我坦言，“不理解怎么形成的。你怎么看，对这点？”

“性欲那东西不是理解的，”我陈述往日稳妥的意见，“只是存在于那里而已。”

结果堇像注视某种以稀有动力运转的机器一样端详了好半天我的脸，而后兴趣尽失似的仰视天花板。交谈至此停止。可能她认为跟我谈这个是对牛弹琴吧。

堇出生于茅崎，家离海边很近，不时有夹沙的风敲打窗玻璃，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父亲在横滨市内开牙科诊所，人长得非常标致，尤其鼻梁俨然演《白色恐怖》时的格里高利·派克⁽⁷⁾。遗憾的是——据本人说——堇没承袭那鼻形。她弟弟也未承袭。造就那般好看的鼻子的遗传因子躲藏到何处去了呢？堇不时为之纳闷。倘若已埋没在遗传长河的河底，恐怕该称为文化损失才是，毕竟是那么端庄漂亮的鼻子。

理所当然，堇那位格外英俊的父亲在横滨市及其周边地区患有某种牙疾的妇女中间保持着近乎神话的人气。在诊所里他深深拉下帽檐，戴上大号口罩。患者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一对眼睛和一副耳朵，尽管如此，仍无法掩饰其美男子风采。标致的鼻梁拔地而起，富有性感地撑起口罩，女患者一瞧见，几乎无一例外地脸泛红晕，一见钟情，频频就医——尽管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

堇的母亲三十一岁就过早地去世了。心脏有先天性缺陷。母亲死时堇还不到三岁。关于母亲，堇所能记得起来的，只是些微的肌肤味儿。母亲的相片总算有几张存留下来，结婚纪念照和刚生下堇不久的抢拍照。堇抽出老影集，一次又一次看那相片。仅就外表而言，堇的母亲——保守地说来——是个“印象淡薄”的人。身材不高，发型普通，衣着样式匪夷所思，脸上挂着令人不舒服的微笑。若后退几步，简直可以同背后的墙壁合而为一。堇力图把母亲的长相印入脑海，这样就有可能同母亲相会梦中，在梦中握手、交谈。但很难如愿。因为母亲的长相即使记住一次，很快也会忘掉。别说梦中，大白天在同一条路撞上怕也认不出来。

父亲几乎不提已逝母亲的往事。他原来就不愿意多谈什么，又有一种有意避免对所有生活局面使用情绪化表达方式的倾向（恰如某种口腔感染症）。记忆中，堇也没有就死去的母亲向父亲问过什么。只有一次，还很小的时候，因为什么问过一次“我妈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时两人的问答她记得一清二楚。

父亲把脸转向一边，想了一会说道：“记忆力非常好，字写得漂亮。”

不伦不类的人物描写。我想他当时本该讲一些能够深深留在幼小女儿心里的往事，讲一些能够使女儿作为热能温暖自己的富有营养的词句，讲一些能够成为主轴成为立柱的话语，以便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女儿多少用来撑起她根基不稳的人生。堇打开笔记本雪白的第一页静静等待，然而遗憾的是（或许是应该这样说）堇英俊的父亲并非那一类型的人。

堇六岁时父亲再婚，两年后弟弟降生。新母亲也不好看，记忆力也不怎么样，字更谈不上漂亮，但人很公道、热情，对于自动成为她非亲生女儿的年幼的堇来说，自是一件幸事。不，说是幸事并不准确。因为选择她的毕竟是父亲。作为父亲他固然多少存在问题，但在伴侣选择上始终是聪明而务实的。

在整个复杂而漫长的思春期，继母都从未动摇地关爱着堇。在她宣称“从大学退学集中精力写小说”时，相应的意见当然也是提了的，但基本上还是尊重她的意愿。为堇从小就喜欢看书感到高兴并予以鼓励的，也是继母。

继母花时间说服父亲，促成了在堇年满二十八岁之前提供一定生活费的决定，如果以后她再不成器，就一个人想办法去。假如没有继母说情，堇很可能在没有具备必要分量的社会常识和平衡感的情况下，身无分文地被放逐到多少缺乏幽默感——当然地球并非为了让人发笑让人心旷神怡而苦苦地绕着太阳转的——的现实性荒郊野外，虽说这对于堇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堇遇上“斯普特尼克恋人”，是在大学退学后两年多一点儿的时候。

她在吉祥寺租了一间宿舍，同最低限度的家具和最大限度的书刊一起度日。快中午时起床，下午以巡山者的气势在井头公园散步。若天气晴好，就坐在公园长椅上嚼面包，一支接一支吸烟看书。若下雨天气变冷，便钻进用大音量播放欧洲古典音乐的老式酒吧，蜷缩在疲软不堪的沙发上，愁眉锁眼地边看书边听舒伯特的交响乐或巴赫的大型乐曲。傍晚喝一瓶啤酒，吃一点在超市买的现成食品。

晚间一到十点，她便坐在书桌前，摆在眼前的是满满一壶热咖啡、大号带柄水杯（过生日时我送的，绘有斯纳弗金的画）、一盒万宝路烟和玻璃烟灰缸。文字处理机当然有，一个键表示一个字。

房间里一片岑寂。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说。若在哪里捅一个准确无误的出孔，炽热的激情和奇思妙想必定会如岩浆鼓涌而出，睿智而全新的作品源源不断诞生出来，人们将为“具有旷世奇才的新巨匠”的闪电式登场而瞠目结舌，报纸的文化版将刊登堇面带冷峻微笑的照片，编辑将争先恐后拥来她的宿舍。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事实上堇也没有完成过一部有头有尾的作品。

说实话，任凭多少文章她都能行云流水般写出，写不出文章的苦恼同堇是不沾边的。她能够将脑袋里的东西接二连三转换成词句。问题是一写就写过头了。当然写过头砍掉多余部分即可，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她无法准确找出自己所写文章哪部分对整体有用、哪部分没用。第二天堇读打印好的东西时，感觉上既好像全部必不可缺，又似乎一律可有可无。有时陷入绝望的深渊，将眼前所有原稿一撕了之。若值冬夜房间又有火炉，真可能像普契尼的《绣花女》那样用来取一会儿暖，可惜她的单间宿舍里根本没有什么火炉。别说火炉，电话都没有，甚至能把人照完整的镜子都没有。

每到周末，堇就挟着写好的原稿来我宿舍，当然仅限于未惨遭屠戮的幸运原稿。但仍有相当分量。对堇来说，能够看自己原稿的人，这偌大世界上唯我一人。

大学里我比她高两年级，加之专业不同，我们几乎没有相接点，只是一个偶然机会才使我们亲切交谈起来。五月连休过后的星期一，我在学校正门附近的汽车站读从旧书店找来的保尔·尼赞⁽⁸⁾的小说。正读着，旁边一个矮个子女孩踮起脚往书上看，问我如今怎么还读什么尼赞，口气颇有吵架的意味。那情形像是想把什么一脚踢开，却无可踢的东西，只好向我发问——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说起来，我和堇两人倒是意气相投。两人都如呼吸空气一般自然而然地热衷于阅读，有时间就在安静的地方一个人没完没了地翻动书页。日本小说也好外国小说也好新的也好旧的也好前卫也好畅销也好——只要是多少能使心智兴奋的，什么书都拿在手里读。进图书馆就泡在里面不出来，去神田旧书街可以耗掉一整天时间。除了我本身，我还没碰上如此深入广泛而执着地看小说的人，而堇也是一样。

她从大学退学的时候，正好我从那里毕业出来。那以后堇也每月来我住处两三次。我偶尔也到她房间去，但那里容两个人显然过于狭小，因此她来我住处的次数要多得多。见面仍谈小说，换书看。我还时常为堇做晚饭。一来我不以做菜为苦，二来堇这个人若让她在自己做和什么也不吃之间选择，她宁愿选择后者。作为回礼，堇从打工的地方带来很多很多东西，在药品公司仓库打工时带来了六打避孕套，估计还剩在我抽屉的最里端。

堇当时写的小说（或其片断）并非她本人认为的那么糟糕。当然她写东西还没有完全上手，风格看上去也欠协调，好比兴趣和疾病各不相同的几个旧式妇人聚在一起不声不响地拼凑成的百衲衣。这种倾向是她本来就有的抑郁症造成的，有时候难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不妙的是，堇当时只对写十九世纪式的长卷“全景小说”感兴趣，企图将关系到灵魂和命运的所有事象一股脑儿塞入其中。

不过，她写出的文章——尽管有若干问题——仍有独特的鲜度，可以从中感受到她力求将自己心中某种宝贵的东西一吐为快的直率心情。至少她的风格不是对别人的模仿，不是靠小聪明小手段拼凑成的。我最中意她文中的这些部分，将这些部分中所具有的质朴的力剪下来强行填入整洁雅致的模型中的做法恐怕是不正确的，她还有充分的时间由着自己东拐西拐，不必着急。常言说得好：慢长才能长好。

“我满满一脑袋想写的东西，像个莫名其妙的仓库似的。”堇说，“各种各样的图像和场景、断断续续的话语、男男女女的身影——它们在我脑袋里时，全都活龙活现、闪闪生辉。我听见它们喝令我‘写下来！’而我也觉得能产生美妙的故事，能到达一个新的境地。可是一旦对着桌子写成文字，我就知道那宝贵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水晶没有结晶，而作为石块寿终正寝了。我哪里也去不成。”堇哭丧着脸，拾起大约二百五十个石子朝水池扔去。“或许我本来就缺少什么，缺少当小说家必须具备的关键素质。”

沉默有顷。深重的沉默。看来她是在征求我凡庸的意见。

“中国往昔的城市，四面围着高高的城墙，城墙上有几个壮观的大门。”我想了一会说道，“人们认为门具有重要意义。人们相信不但是人从门出出入入，而且城市的灵魂也在其中，或者应在其中，正如中世纪欧洲人将教堂和广场视为城市的心脏一样。所以中国至今还存留好几座雄伟的城门。过去中国人是怎样建造城门的你可知道？”

“不知道。”堇说。

“人们把板车拉到古战场上去，尽量收集散在或埋在那里的白骨。由于历史悠久，找古战场没有困难。接下去就在城的入口处修建嵌入那些白骨的非常高大的城门——他们希望通过祭奠亡灵而由死去的将士守护自己的城市。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门建成之后，还要领来几只活狗，用短剑切开喉咙，把热乎乎的狗血泼在门上。于是干枯的白骨同新血混在一起，赋予古老的亡魂以无边法力。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堇默默地等待着下文。

“写小说也与此相似。无论收集多少白骨、建造多么壮观的城门，仅仅这样小说也是活不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故事这东西并非世上的东西。真正的故事需要经受联结此侧与彼侧的法术的洗礼。”

“就是说，我也要从哪里找来一只属于自己的狗才行，是吧？”

我点点头。

“而且必须喷以热血？”

“或许。”

堇咬着嘴唇思索了半天。又有几颗可怜的石子给她投进池去。“可能的话，不想杀害动物。”

“当然是一种比喻，”我说，“不是真要杀狗。”

我们一如往常地坐在井头公园的长椅上。是堇最中意的长椅。池水在我们前面铺陈开去。无风。落在水面的树叶仿佛紧紧贴在那里似的浮着不动。稍离开些的地方有人生起篝火。空气中夹杂着开始走向尾声的秋的气息。远方的声响听起来分外悦耳。

“你需要的恐怕是时间与体验，我是这么看的。”

“时间与体验。”说着，堇抬头望天。“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体验？别提什么体验！不是我自命清高，我连性欲都没有。而没有性欲的作家到底又能体验什么呢？岂非跟没有食欲的厨师一回事？”

“关于你性欲的走向，我不好说什么，”我说，“很可能仅仅是藏在哪里罢了。或者出远门旅行流连忘返了也未可知。不过坠入恋情可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它也许突然平地蹿出来一把将你抓住，甚至就在明天。”

堇把视线从天空收回，落到我脸上：“像平原上的龙卷风？”

“也可以这样说。”

她想象了一会儿平原上的龙卷风。

“那平原上的龙卷风，你可实际见过？”

“没有。”我说。在武藏野根本见不到真正的龙卷风（该庆幸才是）。

此后大约过了半年，一天，正如我所预言的，她忽然莫名其妙地坠入了平原龙卷风一般无可抑勒的恋情之中——同年长十七岁的已婚女性，同“斯普特尼克恋人”。

敏和堇在婚宴上坐在一起时，按世人通常的做法，两人首先相互报了姓名。堇厌恶“堇”这个自家名字，可能的话不想告诉任何人，但对方既然问起，礼节上不能避而不答。

据父亲说，名字是去世的母亲选定的。母亲顶顶喜欢莫扎特那首叫《紫罗兰》的歌曲⁽⁹⁾，很早就已打定主意：自己有女儿就叫这个名字。客厅唱片架上有《莫扎特声乐集》（肯定是母亲听的），小时候堇就把有些重量的密纹唱片小心翼翼地放在唱机上，翻来覆去地听那首名称叫《紫罗兰》的歌曲。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的歌，沃尔特·季塞金的钢琴伴奏。歌的内容听不懂。不过从那悠扬舒缓的旋律听来，想必唱的是开满原野的紫罗兰的娇美。堇想象着那片风景，为之一往情深。

但上初中时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那首歌词的日文翻译，堇很受打击：原来歌的内容是说旷野上开的一朵楚楚动人的紫罗兰给一个粗心大意的牧羊女一脚踩得扁扁的，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踩的是花。据说取自歌德的诗。其中没有获救的希望，连启示性都谈不上。

“母亲何苦非用这么凄惨的歌名给我当名字不可呢？”堇苦着脸说。

敏对齐膝上餐巾的四角，嘴角挂着中立性的微笑看着堇。她有一对颜色极深的眸子，多种色调交融互汇，却不见浑浊、不见阴翳。

“旋律你觉得是美的吧？”

“啊，旋律本身是美的，我想。”

“我嘛，只要音乐美，大致就满足了。毕竟在这世上只挑好的、美的来拿是不大可能的。您的母亲喜爱那首曲子，以致没把歌词之类放在心上。再说，你老是那么一副表情，可要很快爬上皱纹掉不下去喽！”

堇这才好歹撤下了苦相。

“或许是那样的。只是我很失望。是吧？这名字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有形物，当然我是说如果不算我本人的话。”

“反正堇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么？我喜欢哟！”如此说罢，敏微微偏了下头，意思像是说应换个角度看事物。“对了，你父亲可出席这婚宴了？”

堇环视四周，发现了父亲。宴会厅虽大，但由于父亲身材高大，找出来并不难。他隔着两张桌子把侧脸对着这边，正同一个身穿晨礼服、看上去蛮诚实的小个子老人聊什么，嘴角漾出仿佛即使对刚形成的冰山都能以心相许的温暖的微笑。在枝形吊灯光的辉映下，他那端庄的鼻梁宛如洛可可时代剪纸的剪影一般浮在沙发上方，就连看惯了的堇都不能不为其美男子风采而再次折服。她父亲的相貌正适合出席这种正式集会，只消他一出现，会场的空气便燦然生辉，恰如大花瓶里插的鲜花，或黑漆漆的加长高级轿车。

一瞥见堇父亲的形象，敏顿时瞠目结舌。她吸气的声音传到堇的耳畔——声音就像轻轻拉开天鹅绒窗帘以便用清晨温和的自然光催促心上人睁开眼睛似的。堇暗想，或许她该把小型望远镜带来才是。不过她已习惯人们——尤其是中年女性——对父亲容貌的戏剧性反应了。所谓漂亮是什么呢？又有怎样的价值呢？堇每每感到不解。但谁都不肯指教。其中肯定有难以撼动的功能。

“你有一位英俊的父亲——那是怎么一种感觉呢？”敏问，“只是出于好奇心。”

堇叹息一声——此前不知碰到多少回这样的提问了——说道：“也没什么可开心的。大家心里都这样想：竟有长得这么英俊的！绝了！可相比之下女儿可不怎么着，怕是隔代遗传吧。”

敏朝堇这边转过脸，微微收拢下巴看堇的脸，像在美术馆停住脚步欣赏自己中意的一幅画。

“我说，如果这以前你真是那样感觉的，那是不对的。你十分出色，不亚于你父亲。”说着，敏伸出手，甚为自然地轻轻碰了碰桌面上堇的手。“想必你自己也不知晓你是多么有魅力。”

堇脸上一阵发热，心脏在胸腔里发出狂奔的马蹄跑过木桥般大的声响。

之后，堇和敏不理会周围情形，闷头聊了起来。婚宴很热闹。许多人起身致词（堇的父亲自然也致了词）。上来的菜绝对不差，却一样也没留在记忆里。记不清吃肉了还是吃鱼了，是规规矩矩地用刀叉吃的，还是吮了手指舔了盘底。

两人谈起音乐。堇是西方古典音乐迷，从小就听遍了父亲收集的唱片。音乐爱好方面两人有很多共同点。双方都喜欢钢琴乐，都认为贝多芬32号钢琴奏鸣曲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钢琴乐，认为其标准解释应是威尔海姆·巴克豪斯⁽¹⁰⁾在迪卡留下的录音，相信那是无与伦比的演奏，里边洋溢着何等感人的生之喜悦啊！

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那非立体单声道录音时代录制的肖邦，尤其是诙谐曲绝对令人亢奋不已；弗里德里希·古尔达弹奏的德彪西前奏曲集充满幽默感，娓娓动听；季赛金⁽¹¹⁾演奏的格里格令人百听不厌；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¹²⁾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¹³⁾具有深思熟虑的保留和瞬间造型的绝妙深刻，故而无论哪一首都有细细品听的价值；旺达·兰多夫斯卡⁽¹⁴⁾弹的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是那般的温情脉脉、纤毫毕现，却为何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你现在做什么呢？”谈罢一阵子音乐，敏问道。

堇说从大学退学后，有时边打零工边写小说。敏问写什么小说，堇回答说一句话很难讲清楚。那么阅读方面喜欢什么样的小说呢，敏问。堇答道，一一列举起来举不完，最近倒是常看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于是谈到了“斯普特尼克”。

除了为打发时间看的极为消闲性的东西，敏几乎没摸过小说。那种“此乃无中生有”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感情没办法转移到主人公身上，敏说。向来如此。她看的书仅限于纪实性的，而且大多为工作之需。

做什么工作呢，堇问。

“主要跟国外打交道。”敏说，“父亲经营的贸易公司，十三年前由我这个长女继承下来。我练过钢琴，想当钢琴手来着。但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体弱又讲不好日语，弟弟还在念高中，只好由我暂且照看公司。有几个亲戚还靠我家的公司维持生活，不能轻易关门大吉。”

她像画句号似的短短叹了口气。

“父亲公司的主要业务原本是从韩国进口干菜和中草药，现在范围扩大了，连电脑配件之类都经营。公司代表至今还是以我个人名义，但实际管理是丈夫和弟弟负责，用不着我经常出头露面。所以我专心从事同公司无关的私人性质的工作。”

“举例说？”

“大的方面是进口葡萄酒，有时也在音乐方面做点什么，在日本和欧洲之间跑来跑去。这个行当的交易很多时候是靠个人编织的关系网促成的，所以我才能单枪匹马地同一流贸易公司一比高低。只是，为了编织和维持个人关系网，要费很多事花很多时间。当然……”她像想起什么似的抬起脸，“对了，你可会讲英语？”

“口语不太擅长，马马虎虎。看倒是喜欢。”

“电脑会用？”

“不怎么精通，但由于用惯了文字处理机，练练就能会，我想。”

“开车如何？”

堇摇摇头。上大学那年往车库里开父亲那辆沃尔沃四驱车时把后车窗撞在柱子上，从那以来几乎没摸过方向盘。

“那，能最多以两百字解释清楚‘符号’和‘象征’的区别？”

堇拿起膝头的餐巾轻轻擦拭一下嘴角，又重新放回。她未能充分把握对方的用意。“符号和象征？”

“没什么特殊意思，举个例子。”

堇再次摇头：“心里没数。”

敏莞尔一笑：“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有何种现实性能力？也就是说擅长什么？除了看很多小说听很多音乐以外。”

堇静静地把刀叉放在盘子上，盯着桌面上方的无名空间，就自己本身思考一番。

“同擅长的相比，不会的列举起来倒更快。不会做菜，打扫房间也不行，不会整理自己的东西，转眼就把东西弄丢。音乐自是喜欢，叫唱歌就一塌糊涂。手不灵巧，一根钉子都钉不好。方向感等于零，左右时常颠倒。生起气来动不动损坏东西，碟盘啦铅笔啦闹钟啦等等。事后诚然懊悔，但当时怎么也控制不住。存款分文皆无。莫名其妙地怕见生人，朋友差不多没有。”

堇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不过，若是用文字处理机，不看键盘也能写得飞快。体育运动虽说不怎么擅长，但除了流行性腮腺炎，生来至今还没得过什么大病。另外对时间格外注意，约会一般不迟到。吃东西完全不挑肥拣瘦。电视不看。有时胡乱自吹自擂几句，但自我辩解基本不做。一个月有一两回肩部酸痛得睡不着，但除此以外睡眠良好。月经不厉害。虫牙一颗没有。西班牙语能讲一些。”

敏抬起脸：“会西班牙语？”

上高中时，堇在作为外贸公司职员常驻墨西哥城的叔父家住了一个月，觉得机会难得，就集中突击西班牙语，结果学会了。在大学选的也是西班牙语。

敏把葡萄酒杯的长柄夹在指间，像拧机器上的螺丝似的轻轻旋转。“怎样？不想去我那里工作一段时间？”

“工作？”堇不晓得做什么表情合适，暂且维持一贯的苦相。“嗳，生来我可还从没像样地工作过哟，电话怎么接都稀里糊涂。上午十点之前我不乘电车，再说——听说话你就知道了——敬语又不怎么会用。”

“不是这个问题。”敏简单地说，“明天中午的安排没有吧？”

堇条件反射地点点头。不用考虑，没有安排是她的主要资本。

“那么两人一块儿吃顿午饭吧。我在附近餐馆订个安静的座位。”说罢，敏举起男侍新斟的黑葡萄酒，冲着天花板细细审视，确认芳香，随后悄悄含入最初一口。一连串的动作里带有自发的优雅感，令人联想到有反省能力的钢琴手在漫长岁月中反复练就的短小华彩乐段。

“详细的到那时候慢慢谈。今天想把工作放在一边，轻松轻松。这波尔多⁽¹⁵⁾相当不坏嘛！”

堇放松表情，坦率地问敏：“不过，才刚刚见面，对我还几乎什么都不了解吧？”

“是啊，或许什么都不了解。”敏承认。

“那，凭什么知道我有用呢？”

敏微微晃了一下杯里的葡萄酒。

“我向来以貌取人。”她说，“也就是说，我看中了你的相貌和表情的变化，一眼看中。”

堇觉得周围空气骤然稀薄起来，两个乳头在衣服下面变得硬硬的。她伸出手，半机械地拿过水杯，一口喝干里面剩下的水。脸型酷似猛禽的男侍不失时机地赶到她背后，往喝空的大玻璃杯里倒进冰水。那咣咣啷啷的动静在堇一团乱麻的脑袋里发出的空洞洞的回响，一如被关进山洞的盗贼的呻吟。

堇深信：自己还是恋上了这个人，毫无疑问（冰永远冷，玫瑰永远红）。并且这恋情即将把自己带往什么地方，可自己早已无法从那强大的水流中爬上岸来，因为自己毫无选择余地。自己被带去的地方，也许是从未见过的特殊天地，或是危险场所也未可知。也可能那里潜伏的东西将给自己以深深的致命的伤害。说不定现在已然到手的东西都将损失一尽。但自己已别无退路。只能委身于眼前的激流——纵使自己这个人在那里灰飞烟灭。

她的预感——当然是现在才知道的——百分之一百二十正确。

(1)　美国作家、诗人（1922—1969）。“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2)　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和歌手（1917—1993）。

(3)　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流派，标榜理想主义。

(4)　垮掉的一代（美国的当代文学流派）英语为Beatnik，与Sputnik读音相近（尤其在日语中）。

(5)　建武为日本醍醐天皇的年号。1333年醍醐天皇一度复辟，史称“建武中兴”。

(6)　苏德于1922年签署的秘密条约。

(7)　美国电影演员（1916—2003）。

(8)　法国小说家（1905—1940）。作品有《阴谋》等。

(9)　“堇”意为紫罗兰，在日语中二者是同一词。

(10)　德国钢琴家（1884—1969）。

(11)　德国钢琴家（1895—1956）。

(12)　俄罗斯钢琴家（1915—1997）。

(13)　苏联作曲家（1891—1953）。作品有《彼得与狼》等。

(14)　波兰女大提琴演琴家（1879—1959）。1941年移居美国。

(15)　此处指法国波尔多地区产的葡萄酒。

2

堇打来电话，是婚宴过后正好两个星期后的星期日凌晨。我当然睡得铁砧一般昏天黑地。上个星期有个会议由我主持，为搜集必要的（其实也没大意思）资料而不得不削减睡眠时间，所以周末打算大睡特睡一通。不料这时电话铃响了，凌晨时分。

“睡着？”堇探询似的问。

我低低“嗯”了一声，条件反射地扫了一眼闹钟。闹钟针很大，又足足涂了夜光粉上去，却不知为什么竟没看清数字。映入视网膜的图像同接收分析它的大脑部位之间配合失调，如老太婆无法把线穿进针眼。我勉强弄明白的，是四下漆黑一团，近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¹⁾称为“灵魂暗夜”的那一时刻。

“就快天亮了。”

“唔。”我有气无力。

“宿舍附近还有人养鸡，肯定是冲绳回归前就在那里的鸡，马上开叫的，过不了三十分钟。所以嘛，说实话，一天里边我最喜欢这个时刻。黑漆漆的夜空从东边一点点放亮，鸡像报复什么似的气势汹汹地啼叫起来。你附近可有鸡？”

我在电话这一端轻轻摇头。

“从公园附近的公共电话亭打的。”

我“噢”一声。距她宿舍二百米远的地方有个电话亭，堇没有电话，经常走去那里打。电话亭形状非常普通。

“喂，这个时间给你打电话的确抱歉得很，真的觉得抱歉——在鸡还没叫的时间里，在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一角的时间里。不过，为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一步一挪摸黑走到这里来的哟，小手里紧紧攥着表姐婚礼上派发的电话卡，卡上印有两人手握手的纪念照。这有多么凄惨，你也该知道吧？袜子都左右不配对。一只图案是米老鼠，另一只单色全毛的。房间一片狼藉，搞不清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倒不好意思大声说——连内裤都一塌糊涂，专偷内裤的小偷怕都要躲着走开。这副德性若是给劫道魔杀了，可就进不成天国了。所以嘛，倒不是要你同情，可总该说句像样的话吧？别老是‘噢’啦‘唔’啦的，别用这些冷冰冰的感叹词什么的。哪怕连接词也成，例如什么‘可是’、‘但是’之类。”

“可是，”我说。实在太疲劳了，连做梦的气力都没有。

“可是，”她重复道，“也好也好，毕竟有了点进步，小小的一步。”

“那么，找我可是有什么事？”

“当然当然，有问题要向你请教，所以才打电话的。”说着，堇轻咳一声，“就是——符号与象征的区别是什么？”

我腾起不可思议的感觉，就好像有什么队列在脑袋里静静穿行。“问话重复一遍可好？”

她重复一遍：符号与象征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床上支起身体，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就是说你是想知道符号与象征的区别才打电话来的？在星期天一大早天亮之前，唔……”

“四点十五分。”她说，“心里静不下来，总琢磨符号与象征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天有人问过我，后来忘了。脱衣服刚要躺下时忽然想起，就再也睡不成了。你能解释一下？象征与符号的区别。”

“比方说，”我眼望天花板。要向堇有条有理地解释事物，即使神志正常的时候也是困难的作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这个明白吗？”

“好像明白。”她说。

“不是好像，日本国宪法是实实在在那么规定的。”我尽可能用冷静的声音说，“异议和疑问或许有，问题是若不作为一项事实接受下来，谈话就进展不下去。”

“好的，接受就是。”

“谢谢。复述一次：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并不意味天皇与日本国是等价的。明白？”

“不明白。”

“听着，就是说箭头是单行道：虽然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日本国不是天皇的象征。这回明白吧？”

“我想我明白。”

“可是，如果写成‘天皇是日本国的符号’，那么二者便是等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日本国的时候，即意味天皇；说天皇的时候，即意味日本国。进一步说来，两者可以交换。a=b和b=a是同一回事。简言之，这就是符号的含义。”

“你想说的是：天皇同日本国交换？这办得到么？”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的。”我在电话这一头急剧地摇头。“我现在只是想尽量简单地解释象征与符号的区别，没有真要交换天皇和日本国的意思，一种解释方法罢了。”

“唔。”堇说，“不过，这回像是明白了，感觉上。总之就是单行道和双行道的区别喽？”

“专家也许讲得更为到位，但若简单下个定义，我想大致是这样的。”

“我总认为你很善于解释什么。”

“我的工作嘛。”我的话语听起来平板板的，缺乏生机。“你也当一次小学老师好了。五花八门的提问都涌到我这里来：地球为什么不是四方的？乌贼为什么是十条腿而不是八条腿？一来二去，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能应付过去。”

“哦，你肯定是个好老师。”

“是不是呢？”我说。是不是呢？

“可为什么乌贼是十条腿而不是八条呢？”

“这回睡觉行了吧？我实在累坏了。这么手拿听筒，都像是在独自撑着快塌下来的石墙。”

“跟你说，”堇留了个微妙的间缝，就像年老的铁路道口看守员在开往彼得堡的火车到来之前哐啷一声合上道岔。“说这种话真像是犯傻……实说了吧——我坠入了情网。”

“唔。”我把听筒从右手换回左手。听筒中传来堇的喘息。我不知如何应答，便依照不知如何应答时的习惯道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不是跟我吧？”

“不是跟你。”堇说。听筒里传来廉价打火机点烟的声音。“今天有空儿？想见面谈谈。”

“谈你跟不是我的什么人坠入情网的事？”

“正是。”堇说，“谈我一下子坠入情网的事。”

我把听筒夹在肩头和脖子之间挺直身体。“傍晚有空儿。”

“五点去你那里。”堇说，而后忽然想起似的补上一句：“谢谢你了。”

“谢什么？”

“谢谢你凌晨耐心回答我的问题。”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放下电话，熄掉枕边灯。还漆黑漆黑的。重返睡梦之前，我回想了一下这以前堇是否对我说过一次谢谢。一次恐怕还是有的，记不起了。

五点稍前一点，堇来到我宿舍。第一眼我差点儿没认出来：这就是堇吗？她上下焕然一新。头发剪成凉爽爽的短发，额前刘海儿看上去还有剪过的痕迹。身穿海军蓝半袖衫，披一件薄质对襟毛衣，脚上是中高跟黑漆皮鞋，甚至长筒袜都穿了。长筒袜？对女性服装我自然没什么研究，但看得出她身上的装备哪一件都相当昂贵。如此打扮一番，堇显得比平日清秀脱俗多了。没有不合时宜之感，莫如说甚为得体。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衣着不伦不类的堇。当然一切都是口味问题。

“不坏。”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杰克·凯鲁亚克作何感想自是不得而知。”

堇微微一笑，笑得比往日略显优雅。“不出去散散步？”

我们并肩沿着大学路朝火车站方向走去，途中进了一家常去的酒吧喝咖啡。堇照例连同咖啡要了勃朗峰奶油蛋糕。接近尾声的四月的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日傍晚。花店摊台上摆着番红花和郁金香。风徐徐吹来，吹得年轻姑娘们的裙子轻飘飘地摇来摆去，吹来小树漾出的令人心怀释然的芬芳。

我双手叉在脑后，看堇缓慢而忘情地吃着勃朗峰。酒吧天花板的小音箱中淌出阿斯特拉德·吉尔贝托往日的博萨诺瓦舞曲，“把我领去阿鲁安达，”她唱道。闭起眼睛，杯和杯托哐哐相碰的声音听起来仿佛是遥远的涨潮声。阿鲁安达是怎样的地方呢？

“还困？”

“不困了。”我睁开眼睛说。

“精神？”

“精神，精神得像初春的伏尔塔瓦河。”

堇注视了一会儿吃空的勃朗峰盘子，然后抬头看我。

“不觉得蹊跷——我干吗穿这样的衣服？”

“有点儿。”

“不是花钱买的，我也没那笔钱。这里边情况很复杂。”

“就那情况想象一下可以么？”

“愿闻。”

“你打扮成不三不四的杰克·凯鲁亚克模样，在哪里的洗手间正叼着烟喀哧喀哧地洗手时，一个身高一米五五左右的衣着入时的女人气喘吁吁跑进来说：‘帮个忙，从上到下在这里跟我换穿衣服。缘由不便解释，反正后面坏人追得紧，想改装逃走。碰巧咱俩身高差不多少’——在香港电影里看过。”

堇笑道：“对方鞋号是二十二，连衣裙号是七，巧极了。”

“于是当场连米老鼠内裤都换了。”

“米老鼠不是内裤，是袜子。”

“半斤八两。”

“哪里。”堇说，“不过也是，相当接近。”

“近到什么程度？”

她把身子探到桌面上：“说来话长，想听？”

“想听也罢什么也罢，你不是为讲这个才特意跑来的吗？再长也没关系，讲就是。除了正传，若还有序曲和‘精灵之舞’，也一起讲好了。”

于是她开始讲述。讲了表姐的婚礼，讲了和敏在青山一家餐馆吃午饭。话的确很长。

(1)　美国小说家（1896—1940）。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3

婚礼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下雨。雨是刚过半夜时开始下的，不紧不慢下到天亮。雨轻轻的柔柔的，黑油油地淋湿了春天的大地，悄无声息地催发着地表下蛰伏的默默无闻的生命。

想到可以与敏重逢，堇胸口怦怦直跳，什么都干不下去。那心情，简直就像迎风站在山顶尖上。她坐在桌前点燃一支烟，一如往常地打开文字处理机的开关，但无论怎么盯视荧屏都一行字也推不出来，而这对于堇是不应有的事。她只好作罢，关机，歪在小房间地板上，兀自叼着尚未点燃的香烟，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

仅仅可以同敏单独交谈，自己就这样激动不已。假如就那样同敏正常分别不复相见，心里必定很不好受。莫非出于对清纯秀美的年长女性的向往不成？不，不至于，堇打消此念。自己是渴望待在她身边，渴望手一直碰在她身体的某一部位，而这同单纯的向往多少有所不同。

堇喟然叹息，看一会天花板，点燃香烟。想来也真是奇妙，二十二岁才真正开始热恋，对象碰巧又是女性。

敏订的餐馆距地铁表参道站走路需十分钟左右，初来之人不容易找，也不容易进。店名只听一次都很难记住。在门口道出敏的姓名，堇被领上二楼一个小单间。敏已坐在那里，正一边喝着加冰沛绿雅矿泉水，一边兴致勃勃地同男侍商量菜谱。

她身穿藏青色开领半袖衫，套一件同样颜色的棉布外衣，别一个了无装饰的细细的银发卡，裤子是白色紧身牛仔裤。餐桌一角放着鲜艳的蓝色太阳镜。椅子上有壁球球拍，和米索尼设计的塑胶运动包。大概是打完几场壁球准备回去，脸颊上还剩有淡淡的红晕。堇想象她走进体育馆的淋浴室，用带有异国气味的香皂洗去身上汗水的情景。

身穿平时穿的人字呢上衣和土黄色长裤、头发如孤儿般乱糟糟的堇一进房间，敏立刻从菜单上抬起脸，粲然一笑：“吃东西不挑肥拣瘦——最近你说过吧？我适当挑几样可好？”

好好，堇说。

敏为两人选了同样的东西：主食为炭火烤新鲜白肉鱼，外加少许带蘑菇末的绿沙司。鱼的刀口有点焦，焦得赏心悦目、无懈可击，堪称艺术品。旁边有几个南瓜面丸子，和搭配得极其高雅的苣荬菜色拉。甜食要的是奶油布丁，只堇一个人吃，敏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最后上来蒸馏咖啡。堇猜想敏这个人对饮食相当注意。敏的脖颈如植物的茎一般纤细，身上连发胖的迹象都没有，无需减肥。想必她决心寸步不让地护卫业已到手的一切，恰如钻入山头堡垒的斯巴达人。

两人边吃边天南海北地聊着。敏想了解堇的身世，堇乖乖回答敏的提问。讲了父亲、母亲、就读的学校（哪所都喜欢不来）、作文比赛得的奖品（自行车和百科全书）、从大学退学的经过以及眼下的日常生活。不是什么波澜起伏的人生，但敏热心地听着，像在听人讲从未去过的、风俗奇妙有趣的国度。

堇也想知道敏很多很多的事。但敏看上去不大愿意谈自己本身。“我的身世讲不讲无所谓的。”她好看地笑道，“还是想听听你的。”

直到一顿饭吃完，堇也未能了解到敏什么，只得知敏的父亲把自己在日本挣的钱捐给其出生地——韩国北部一个小镇，为当地居民建造了几处很可观的福利设施，至今镇广场上仍矗立着她父亲的铜像。

“一个山里小镇。也是因为冬天的关系，一看就觉得冷飕飕的。红褐色的山上全是岩石块，树长得弯弯曲曲。小时跟父亲回去过一次，铜像揭幕的时候。记得镇上亲戚很多，流着泪抱我来着。可我听不懂大家说什么，光觉得害怕。对我来说，那里不过是个人地两生的异国小镇。”

堇问是什么样的铜像。她认识的人里边没一个成铜像的。

“普通铜像，可以说是常规的吧，世界上到处都有的那种。不过自己的父亲竟成了铜像，也真有些不可思议，你也一样——要是茅崎站前广场竖起你父亲的铜像来，你心里也别扭吧？我父亲原本身材矮小，不料铜像顶天立地，仪表堂堂。当时我心想：世界上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跟原来的一模一样。那时才五六岁。”

堇暗自思忖，自己的父亲成为铜像说不定反倒显得质朴些，那个人作为血肉之躯未免过于引人注目了。

“接着昨天的话谈，”第二杯蒸馏咖啡上来时，敏开口道，“怎么样，可有意去我那里工作？”

堇想吸烟，但没找见烟灰缸，便转而喝了口冰凉的沛绿雅矿泉水。

堇坦率地说：“你说的工作，具体做什么呢？上次我也说了，除了简单的体力劳动，我从没像模像样工作过。工作时穿的那种衣服一件也没有，婚礼上穿的都是熟人借的。”

敏点了下头，没有改变表情。看来堇的回答在她意料之中。

“听说话大体看得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想请你做的工作，我想你会愉快胜任的。其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是你想还是不想跟我一块儿工作，只此一点。yes还是no，请考虑得单纯些。”

堇字斟句酌地答道：“那么说我当然高兴。可是对现在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无论如何都是写小说，从大学退学为的就是这个。”

敏隔着餐桌目不转睛地看着堇。堇身上感觉到她沉静的视线，脸有些发热。

“让我怎么想怎么说可以么？”敏问。

“当然，尽管说。”

“可能说得你不愉快。”

堇紧紧抿起嘴唇看对方眼睛，意思像是说不碍事。

“我想，眼下你就是再花时间，恐怕也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敏以温和然而果断的语气说，“你有才华，迟早肯定可以写出精彩的作品。不是奉承话，我打心眼里这么认为。我可以感觉出你身上有那种自然力的存在。但现阶段你还没有准备就绪，不具有打开那扇门的足够的力量。你自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时间与体验。”堇概括道。

敏微微一笑。“总之，眼下和我在一起好了，我看还是这样合适。不过，如果你觉得时机已到，也用不着客气，一切抛去一边，只管痛痛快快写小说就是。你本来就不是那类灵巧人，要比一般人花更长时间才能真正捕捉到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因此，如果到二十八岁还没萌芽，父母切断经济援助就一贫如洗的话，那么一贫如洗也未尝不好。肚皮或许饿瘪一点儿，但对于当小说家来说，那种体验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

堇想表示赞同，开了口却未能顺利出声，遂默默点头。

敏把右手伸到桌子正中：“你也把手伸过来！”

堇伸过右手，敏整个包笼起来似的握住。手心温暖而滑润。

“没什么可担心的，别那么愁眉苦脸。我和你肯定配合默契。”

堇吞下唾液，脸上的肌肉好歹放松下来。给敏这么正面盯视之间，她觉得自己这一存在好像在迅速地萎缩变小，说不定马上会像晒太阳的冰块一样消失不见。

“从下周开始，每周来我事务所三回，周一周三和周五。上午十点来，傍晚四点回去。这样可以错开交通高峰吧？工资倒给得不太高，不过工作本身也不怎么辛苦，没事时看书也无妨。只是每周要去家庭教师那里学两次意大利语。既然会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学起来恐怕不会很吃力。另外，英语口语和开车要找时间练练。能做到？”

“我想能的。”堇答道。但声音好像一个陌生人在另一房间替自己发出来的。无论对方委托什么命令什么，现在的自己都将一口应承下来。敏握住堇的手定定地注视她。堇可以看见自己映在敏黑漆漆的瞳仁里的那鲜亮亮的姿影，仿佛被吸入镜子另一侧的自己的灵魂。堇爱那姿影，同时深感恐惧。

敏微微一笑，眼角现出迷人的皱纹。“去我家吧，有东西想给你看。”

4

大学第一个暑假，我一个人心血来潮地去北陆旅行，和一位同样单独旅行的比我年长八岁的女性在电气列车上相识，过了一夜，当时觉得颇有点像《三四郎》⁽¹⁾开头的情形。

她在东京一家银行负责外汇工作，休假一批下来，便带上几本书独自外出旅行。“和别人一块走只落得精神疲劳。”她说。她给人的感觉非常不错，不知什么缘故竟对我这个长得豆芽似的沉默寡言的十八岁学生来了兴致。不过，她坐在我对面同我闲聊时，显得十分轻松自然，不时笑出声来。我也得以轻轻松松说了好些话，而这在我是很少有的事。碰巧两人又都在金泽站下车。她问我有没有住的地方，我说没有（当时我还不曾订过旅馆房间）。她说她已在旅馆订好了房间，不妨一起住，“别介意，一个人住两个人住一样付钱。”

由于紧张，我最初的性交做得很笨拙，我向她道歉。

“瞧你，用不着一一道歉的。”她说，“倒挺讲究礼节的。”

她冲罢淋浴，裹着毛巾浴衣，从电冰箱里掏出两罐冰镇啤酒，递给我一罐。

啤酒喝到一半，她忽然想起似的问我：“你开不开车？”

“开的。”我回答。

“怎样，开得可好？”

“刚拿到驾驶执照，好就不怎么好，一般。”

她微微笑道：“我也是。自己倒觉得开得蛮好，可周围人怎么都不承认。所以嘛，也是一般吧。不过你周围有开车开得极好的人吧？”

“是有。”

“相反开得不好的人也有。”

我点点头。她又静静地喝了口啤酒，沉吟片刻。

“在某种程度上，那大概是天生的，称之为才能也未尝不可。有手巧的人，有手笨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身边既有小心翼翼的人，也有不怎么小心的人。是吧？”

我再次点头。

“所以，你稍微想想看：假定你和谁一起开车长途旅行。两人搭档，不时轮换开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象你选择哪一种呢——车开得好但不怎么小心的人和车开得不怎么好但小心翼翼的人。”

“选后者。”我答道。

“我也一样。”她说，“这种事大约也和那个差不多。善于也好不善于也好，巧也好笨也好，这些都不太重要，我是那样想的。小心翼翼——这才是最重要的。沉下心，小心翼翼地侧耳倾听各种动静。”

“侧耳倾听？”我问。

她笑而不答。

少顷，开始第二次交合。这回非常顺利。心与心的沟通。我好像多少明白了所谓小心翼翼侧耳倾听是怎么回事。性交真正顺利时女性出现怎样的反应也是第一次目睹。

第二天一起吃罢早餐，我们各奔东西。她继续她的旅行，我继续我的旅行。分别时她告诉我自己预定两个月后和单位的同事结婚。“一个极好的人。”她美滋滋地笑着，“相处了五年，总算到了结婚阶段。所以，往后一段时间不大可能一个人旅行了。这次怕是最后。”

我还年轻，以为这样的艳遇在人生中会时不时来上一次。而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则是后来的事了。

很久以前，一次谈什么的时候顺便对堇说了这件事，究竟怎么引起的记不确切了，或者是在谈到性欲表现方式的时候也未可知。总之自己面对提问基本上都会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性格如此。

“故事的要点在哪里呢？”堇当时问道。

“要点就是小心翼翼，想必。”我说，“不要一开始就这样那样把事情定死，而要根据情况老老实实侧耳倾听，让心和脑袋经常保持开放状态。”

堇“唔”了一声，似乎在脑袋里反刍我这不值一提的性冒险逸闻，也可能在考虑如何巧妙地将其写进自己的小说。“反正你的体验是够丰富的了。”

“体验没什么丰富的。”我温和地抗议，“偶然碰上罢了。”

她轻咬指甲，沉思良久。“可这小心翼翼怎样才能做到呢？到了紧急关头，再想小心翼翼、再要侧耳倾听，也不是能立刻做到的吧？能多少说具体些，举例说？”

“首先让心情镇静下来。举例说——数一数什么。”

“此外呢？”

“哦——，不妨想一下夏日午后电冰箱里的黄瓜。当然只是举例说。”

“说不定，”堇停顿一下说，“你总是想着夏日午后电冰箱里的黄瓜同女人做爱的。”

“不是总是。”

“偶一为之。”

“偶一为之。”我承认。

堇蹙起眉，摇几下头。“你这人够怪的，表面上倒看不出。”

“人都有怪地方。”我说。

“在那家餐馆给敏握住手盯视的时间里，我脑袋一直考虑黄瓜来着。心想要沉得住气，要侧耳倾听。”堇对我说。

“黄瓜？”

“以前你对我讲过的夏日午后电冰箱里的冷藏黄瓜，不记得了？”

“那么说，我是讲过的。”我想了起来，“那，可有点用处？”

“有些。”

“那就好。”我说。

堇言归正传。

“敏的公寓就在餐馆附近，走几步路就到。大并不大，但很漂亮。洒满阳光的阳台，盆栽的赏叶植物，意大利皮沙发，一流的音响，配套的版画，停车场的‘美洲虎’。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同丈夫一起住的房子位于世田谷的什么地方，周末回去。平时就一个人吃住在青山的公寓房间里。你猜在那房间里她让我看什么来着？”

“装在玻璃展柜里的马克·鲍兰最心爱的蛇皮凉鞋——摇滚乐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珍贵遗物。一片鳞都没有剥落。没沾土的部位有本人签名。追随者们一见神迷。”

堇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要是有以无聊玩笑为燃料行驶的汽车发明出来，你大概能跑很远。”

“不过嘛，智能枯竭这种事世上也是存在的。”我谦虚道。

“OK，这且不论，现在你好好想想看：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猜中了，这儿的账我来付。”

我干咳一声说：“给你看了你现在穿的豪华套装，让你穿这个上班。”

“中。”堇说，“她有个身材和我差不多的好友，那人极有钱，衣服多得不得了。世界也真是莫名其妙，既有衣服多得立柜装不下的，又有我这样袜子都左右不配对的。不过算了，这个。总之她去那位好友家里为我讨了一抱‘多余’的衣服回来。细看能看出多少有点过时，但一般看不出来吧？”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我说。

堇满意地笑了：“尺寸谜一样正相吻合。连衣裙、衬衫、半身裙，什么都正好。只是腰围尺寸要收紧一点点，但扎上皮带也就不成问题了。鞋嘛，碰巧和敏的大致相同，就把她不要的鞋拿了几双来，高跟的，低跟的，夏天的凉鞋……全是带意大利人名字的。还顺手牵羊讨了手袋，化妆品也稍带一点儿。”

“活像《简·爱》。”我说。

如此这般，堇每周去敏的事务所三次。她身穿连衣裙，脚蹬高跟鞋，甚至化了淡妆，乘通勤电车从吉祥寺赶到原宿站。我怎么都难以置信她居然好端端地赶上了上午的电车。

除了赤坂公司里的办公室，敏还在神宫前开有自己的小事务所。那里只有敏的办公桌和助手（即堇）的办公桌，只有文件柜、传真机、电话机和便携式电脑。一个房间，带有近乎敷衍性质的小厨室和淋浴室。CD唱机有，小音响有，西方古典音乐CD有一打。房间位于三楼，窗口朝东，可以望见外面的公园。一楼是北欧进口家具展销厅。位置距主要街道稍拐进一点，街上的噪音几乎传不过来。

一到事务所，堇就给花换水，用咖啡机做咖啡，然后听录音电话里的口信，确认便携式电脑里的伊妹儿。若有伊妹儿进来，便打印好放在敏桌子上。大多是外国公司和代理商发来的，差不多不是英语就是法语。有邮件便启封，显然没用的扔掉。电话一天有几个打进，也有外国来的。堇问清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有事问什么事记录下来，转到敏的手机上。

敏一般下午一时到二时之间来事务所，待一个小时左右，给堇以必要的指示，喝咖啡，打几个电话。有需要回的信便口述让堇打在文字处理机上，或直接发伊妹儿，或用传真发出。大多是内容简单的事务性信函。也有时候堇为她预约美容室、餐馆和壁球场次。这些大致处理完毕，敏和堇闲聊几句，之后便又跑到哪里去了。

堇一个人留守事务所，几小时都不和人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的，但全然不觉得寂寞或无聊。她复习每周请人教两次的意大利语，记不规则动词变化，用录音机校正发音。学习电脑功能，简单故障已经可以排除了。打开硬盘里的信息，把敏着手做的主要工作内容装进脑袋。

敏的业务，大体如她在婚宴上说的那样。她同外国（法国为主）小葡萄酒制造商签订了独家代销合同，进口葡萄酒，批发给东京的饭店和专卖店。有时也染指西方古典音乐演奏家的招聘工作。当然，负责复杂的实际操作的是专业性大代理商，她所做的是策划和最初阶段的安排。敏最拿手的是发现还不怎么叫座的年轻而有才华的演奏家，把他请来日本。

堇不清楚敏的这种“个人事业”有多少利润可赚。一来财务软件像是单独保管的，二来软件里有的东西没有密码打不开。不管怎样，只消能同敏说话，堇就按捺不住兴奋，胸口跳个不停。她在心里念道：这是敏坐的椅子，那是敏用的圆珠笔，那是敏喝咖啡的杯子。敏交代的事，哪怕再小她也尽心竭力。

敏不时邀她一块儿吃饭。出于葡萄酒业务需要，敏要定期转一转有名的餐馆，将种种信息输入脑袋。敏总是点白肉鱼（偶尔点鸡，剩下一半），不要甜食。葡萄酒目录单研究得很细，最后选定波尔多，但本人只饮一杯。“你随便喝好了！”敏说。可堇就是再能喝，一个人也喝不了多少。因此，昂贵的波尔多葡萄酒总有一多半剩下，敏却不甚在意。

“两人要一瓶波尔多不太浪费了？一半都喝不掉。”一次堇对敏说。

“不怕的，那。”敏笑道，“葡萄酒这东西，剩得越多，店里能品尝到的人越多：从斟酒员、领班到最下面倒水的人。这样，大家都可以记住葡萄酒的味道。所以，点高级葡萄酒剩下算不得浪费。”

敏端详了一会一九八六年酿造的梅多克⁽²⁾，从多个角度认真品尝一番，俨然在琢磨文章的风格。

“凡事都是这样——归根结蒂，最管用的是开动自家双腿掏自家腰包来学，而不是书本上得来的现成知识。”

堇拿起酒杯，学敏的样子小心翼翼啜一口葡萄酒，送入喉咙深处。沁人心脾的余味在口中滞留数秒，旋即像夏天树叶上的晨露蒸发一般利利索索地消失了。这么着，舌头得以作好品尝下一口菜的准备。每次同敏一起吃饭交谈，堇都有所收获。在自己有那么多不懂的东西这一事实面前，堇不能不感到惊愕，也只有惊愕而已。

“这以前，我一次也没考虑过要成为自己以外的什么人。”一次，也是因为比以往稍稍多喝了一点儿葡萄酒的关系，堇毅然向敏说出心里话，“但现在有时很想成为你那样的人。”

敏一时屏住呼吸。随后像改变主意似的拿过葡萄酒杯，凑到唇边。由于光线的作用，一瞬间她的眸子仿佛染上了葡萄酒的深葡萄色，平日微妙的表情从她脸上遁去。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敏把酒杯放回桌面，以平和的语调说道，“这里的我不是真正的我。距今十四年前，我成了真正的我的一半。如果在我还是原原本本的我的时候见到你，那是多么好啊！可事到如今，怎么想都没用了。”

堇大为意外，一时目瞪口呆，以致当时理应问的都错过机会没问——十四年前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成了“一半”？“一半”究竟怎么回事？结果这谜一般的话语更加深了堇对敏的向往之情。好一个奇女子！

通过断断续续的日常交谈，堇得以把握了关于敏的几点情况。敏的丈夫是日本人，年长五岁，曾在汉城大学经济系留学两年，讲一口流利的韩语。为人宽厚，极有工作能力，实际上是他在给敏的公司掌舵。虽说公司里族人多，但讲他的坏话的人一个也没有。

敏幼年时钢琴就弹得好。十几岁时，已在以少年音乐家为对象的几个比赛上获得了最佳演奏奖。其后进入音乐大学接受名师指导，继之被推荐赴法国的音乐学院留学。从舒曼、门德尔松等后期浪漫派到弗兰克、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等，她都是节目演奏的中心人物。感觉敏锐的音色和无懈可击的技巧是她制胜的法宝。学生时代就举办了几场音乐演奏会，反响也好。作为钢琴演奏家的前程在她眼前光闪闪地铺展开去。但是，也是因为留学期间父亲病情恶化，她合上钢琴盖回国了。自那以来手再没碰过琴键。

“怎么好那么轻易放弃钢琴呢？”堇不无顾虑地问，“不想说，不说也可以。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有点费解。毕竟在那以前你为当钢琴家牺牲了很多很多嘛，是吧？”

敏声音沉静地说：“我为钢琴所牺牲的不是很多很多，是所有一切，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钢琴要求我付出我的全部血肉作为供品，而对此我从没说出半个不字，一次也没有。”

“既然这样，放弃钢琴就不觉得可惜？都已到了只差一步的地步。”

敏像是反要对方回答似的定定地注视堇的眼睛，视线很有穿透力。一对瞳仁的底部，犹如急流中的深渊似的捉对翻卷着几道无声的波澜，而其复原尚需一点时间。

“问多了，对不起。”堇道歉。

“哪里。只是我表达不好。”

这个话题在两人之间再未提起。

敏在事务所里禁烟，不喜欢别人当着自己的面吸烟，所以堇开始工作后不久便决心戒烟，但进展颇不顺利，毕竟以往一天吸两包万宝路来着。此后过了一个月，她像被剪掉长拖拖大尾巴的动物似的失去了精神平衡（虽然很难说这本是赋予她性格特征的一项资质）。理所当然，她时不时深更半夜会打来电话。

“想的全是烟。睡不实，一睡就做噩梦，不争气的便秘也来了，书看不下去，文章更是一行也写不出。”

“这情形戒烟时谁都要碰上，多多少少，一时半时。”我说。

“说别人怎么说都容易。”堇接道，“首先你生来就没吸过烟，不是吗？”

“如果说别人都不容易，这世界可就阴冷透了危险透了。”

堇在电话另一端久久沉默，东部战线的亡灵们搬来的那种滞重的沉默。

“喂喂，”我招呼道。

堇这才开口道：“不过说实在话，我写不出东西恐怕不完全是戒烟的缘故。当然那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全是。或者说戒烟似乎成了一种辩解——‘写不出来是戒烟的关系，没办法啊’。”

“所以格外气恼？”

“算是吧。”堇少见地坦率承认，“而且不光是写不出来，最叫人不好受的，是对于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不能像以前那样充满自信了。回头看一下前不久写的东西也觉得毫无意思，连自己都不得要领，不知想要说什么，干巴巴的。感觉上就像从远处看刚刚脱下的臭袜子一下子掉在地板上。想到自己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特意写这种货色，活都懒得活了。”

“那种时候，只要半夜三点多打电话，把坠入平和而有符号意味的梦乡的某个人象征性地叫起来就行了嘛！”

“我说，你可曾感到迷惘：不知自己所做的对还是不对？”

“不迷惘的时候反倒少有。”我说。

“真的？”

“真的。”

堇用指甲“喀喀”叩击前门牙。这是她想东西时的坏毛病之一。“说实在的，这以前我压根儿没有那种迷惘。倒不是说对自己有信心或坚信自己有才华什么的，不是那样。我也没傻乎乎傻到那步田地。我晓得自己做事虎头蛇尾、我行我素。但迷惘不曾有过。误差虽然多少有，但总体上还是相信自己在朝正确方向前进。”

“迄今为止是幸运的哟，”我说，“单纯而又单纯，就像插秧时节喜降甘霖。”

“或许。”

“可是最近不然。”

“是的，最近不然。不时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在干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心里怕得不行。半夜做梦活龙活现的。猛然睁眼醒来，好半天搞不清那是不是现实——这种事是有的吧？正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说的，你明白？”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有可能我再写不出小说了，近来常这样想。我不过是到处成群结队的不谙世事的傻女孩里的一个，自我意识太强，光知道追逐不可能实现的美梦。我恐怕也该赶快合上钢琴盖走下舞台才是，趁现在为时不晚。”

“合上钢琴盖？”

“比喻。”

我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我可是坚信不疑，你不信我也信：你总有一天会写出光彩夺目的小说来。这点从你写完的东西里看得出来。”

“真那样认为？”

“打心眼里那么认为，不骗你。”我说，“这种事情上我是不说谎的。以前你写的东西里边有很多部分光芒四射，给人以深刻印象。例如看了你描写的五月海边，就能听到风声，就能嗅到潮汐味儿，就能在双臂感觉到太阳的丝丝暖意。再例如读了你描写的笼罩着香烟味儿的小房间，呼吸就真的变得不畅，眼睛就开始作痛。而这类活生生的文章并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你的文章中有自然而然的流势，就像文章本身在呼吸在动一样。只是眼下还没有浑融无间地连成一体，大可不必合上钢琴盖。”

堇沉默了十五至二十秒。“不是安慰，不是仅仅鼓励什么的？”

“不是安慰不是鼓励，是显而易见的强有力的事实。”

“一如伏尔塔瓦河？”

“一如伏尔塔瓦河。”

“谢谢。”

“不客气。”我说。

“你这人，有时候还真亲切得不得了，就像圣诞节和暑假和刚出生的小狗仔遇在一起似的。”

我又支支吾吾地道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受人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这样。

“偶尔我心里犯嘀咕，”堇说，“你不久也要同某个地地道道的女人结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的。那一来，我半夜可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打电话了。是吧？”

“有话光天化日下打嘛。”

“白天不行的。你还什么都不明白啊！”

“你才什么都不明白。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在太阳下劳动，半夜里熄灯睡觉。”我抗议道。但这抗议听起来颇有在南瓜地正中央小声自言自语的牧歌韵味。

“最近报纸上报道来着，”堇压根儿没理会我的发言，“喜欢同性恋的女性，一出生耳朵里一块骨头的形状就同一般女性的有着决定性差异。骨头很小，名称挺不好记的。就是说，同性恋不是后天倾向，而是遗传性质。是美国医生发现的。他出于什么缘由搞这项研究自然不好判断，但不管怎样，那以来我就开始耿耿于怀了，总琢磨耳朵里那块惹是生非的骨头，琢磨我那块骨头是什么形状。”

我不知说什么合适，遂默不作声。广大无边的平底锅里洒上新油时那样的沉默持续好一阵子。

我开口道：“你在敏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欲这点不会有错？”

“百分之百没错。”堇说，“一到她面前，耳朵里的骨头就咔咔作响，像用薄贝壳做的风铃。而且有一股想被她紧紧搂抱的欲望，想把一切都交付给她。如果说这不是性欲的话，我血管里流淌的就是番茄汁。”

我“唔”了一声。无法回答。

“这么一想，以前好多问题就不难得出答案——为什么我对同男孩做爱没兴致啦，为什么毫无感觉啦，为什么老是觉得自己和别人哪里不一样啦……”

“谈一点意见可以吗？”我问。

“当然可以。”

“以我的经验而言，过于顺利地解释一切——道理也好理论也好——其中必有陷阱。有一个人说过，如果用一本书就能解释，那么还是不解释为好。我想说的是：最好不要太急于扑到结论上去。”

“记住就是。”堇说罢挂断电话，挂得未免唐突。

我在脑海中推出堇放回听筒走出电话亭的情景。钟的时针指在三时半。我去厨房喝了杯水，折回床上闭上眼睛。但睡意迟迟不来。拉开窗帘，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响地浮在夜空。看来怎么也睡不成了。我新做了杯浓咖啡，把椅子移到窗边坐下，吃了几片夹有奶酪的咸饼干，然后一边看书一边等待黎明的到来。

(1)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

(2)　法国西南部有名的葡萄酒产地。

5

简单谈谈我自己吧。

当然，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过我的眼睛来讲堇这个人、讲堇的故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下我是谁就是必要的了。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腿。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世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己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得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某个节点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画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于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父亲从地方上的一所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出来，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周日常常去高尔夫球场。母亲偏爱短歌⁽¹⁾，时常参加聚会。每当名字出现在报纸短歌专栏，情绪便好上一段时间。喜欢打扫房间，不喜欢做菜。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两样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人干的事。所以，我在能进厨房之后，便自己做自己吃的东西。买烹饪方面的书回来，一般东西都做得来。这样做的孩子除我没第二个。

出生是在杉并，小时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里长大。周围全是同一类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罢休。徒劳无益的事从来不做，连领家里养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过。东大法学院毕业，翌年取得律师资格。丈夫是经营咨询顾问，人很能干。在代代木公园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买了四室套间，可惜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猪圈一样。

我和姐姐不同，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兴致，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剩下时间参加足球部活动，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津田沼的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没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话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实上指导教授也这么建议来着）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

一座高耸的灰山

我不想在那上面

东觅西寻

（《叶甫盖尼·奥涅金》）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激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那个市的教育委员会里正好有我一个叔父，问我说当小学教师怎么样。因有师范课程问题，一开始当代课教员，经过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但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便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作为表达，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更为准确。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同堇见面交谈的时间里，我能够感觉出——最为真切地感觉出——自己这个人的存在。比之自己开口，我更热心于倾听她的讲述。她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求我给予回答。不回答就表示不满；而若回答不实际有效，又动真格地气恼。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堇从内心深处寻求我对其提问的见解。所以，对于她的提问我开始给予一丝不苟的回答，并通过这样的问答来向她（同时也向我本身）袒露更多的自己。

每次同堇见面，我们都长时间交谈，百谈不厌，话题源源不断。我们比那一带任何恋人都谈得忘情谈得亲密——关于小说，关于世界，关于风景，关于语言。

我总是在想：若能同她成为一对恋人该是何等美妙！我渴望以我的肌肤感受她的体温。如果可能，甚至想同她结婚，共同生活。然而，堇对于我并不怀有爱恋感情以至性方面的兴趣，这点大体无误。她来我住处玩，谈得晚了偶尔也就势住下。但其中不含有一丝一毫的微妙暗示。半夜两三点一到，她便打着哈欠钻到我床上，脑袋沉进我枕头，转眼睡了过去。我则把褥垫铺在地板躺下，却无法顺利成眠，在妄想、迷惘、自我厌恶以及不时袭来而又无可回避的肉体反应的折磨下，眼睛一直睁到天亮。

她几乎（或者完全）不对作为男性的我怀有兴趣是个事实。而将这一事实接受下来当然并非易事。在堇面前，我不时感到尖刀剜肉般的深切的痛。但无论堇带来怎样的痛苦，同堇在一起的一小段时间对我也比什么都宝贵。面对堇，我得以——尽管是一时的——忘却孤独这一基调，是她扩展了一圈我所属世界的外沿，让我大口大口地呼吸。而做到这一点的唯堇一人。

所以，为了缓解痛苦和回避危险，我便同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我想这样大约可以不使性的紧张介入自己同堇的关系之中。在一般意义上，我并不能得到女性青睐，不具有得天独厚的男性魅力，又没什么特殊本事。但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某种女性对我有兴趣，有意无意地同我接近。一次我发现，只要因势利导地抓住这样的机会，同她们发生性关系并非什么难事。其中虽然找不到堪称激情的东西，但至少有某种愉悦之感。

同其他女性有性关系这点，对堇我没有隐瞒。具体的没有告诉，但大致情况她是晓得的，而她并未怎么介意。若说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便是对方全部比我年纪大，或有丈夫或有未婚夫或有确立关系的恋人。最新的对象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母亲，每个月我和她偷偷睡两三次。

这样下去，早晚要你命的哟——堇这样提醒过我一次。我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我别无选择。

七月第一个周六有郊游活动。我领全班三十五人去奥多摩爬山。活动一如既往地在兴高采烈中开始，在兵荒马乱中结束。到山顶才发觉，原来班上有两个学生背囊里忘了装盒饭，周围又没有小卖店。无奈，我把学校发给我的紫菜饭团分给两人各一半，自己就没吃的了。有人分给我一粒奶油巧克力，从早到晚入口的便只有这巧克力。另外，有个女孩儿说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背她下山。两个男孩儿半开玩笑地抓打起来，摔倒时不巧头碰在了石头上，引起轻度脑震荡，流出大量鼻血。大乱子虽然没出，但那孩子身上的衬衣像惨遭一场大屠杀一般弄得血迹斑斑。

如此这般，我累得如旧枕木一般回到宿舍。洗澡，喝冷饮，不思不想地歪身上床，熄灯，坠入香甜的梦乡。这当儿堇打来电话，看枕边闹钟，才睡了一小时多一点点。但我没发牢骚。筋疲力尽，连发牢骚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

“喂，明天下午能见面？”她说。

傍晚六时有一名女子来宿舍找我。在稍离开些的停车场停住红色的丰田“赛力佳”，按响我房间的门铃。“四点前得闲。”我简洁地说。

堇上身是无袖白衫，下穿藏青色超短裙，戴一副小巧的太阳镜。饰物只有一个小小的塑料发卡。打扮非常简练，几乎没化妆。她差不多总是把本来面目展示给世界。但不知为什么，一开始没能一下子看出是堇。上次见面至今不过三个星期，而隔桌坐在眼前的她看上去竟同以前判若两人，属于另一世界。十分保守地说来，她已变得十分妩媚。有什么东西在她身上盛开怒放了。

我点了小杯生啤，她要了葡萄汁。

“最近的你，一次见面一个样，越来越难认了。”我说。

“正赶上那种时期。”她用吸管吸着果汁，像说与己无关的事。

“怎么一种时期？”我试着问。

“呃——，怕是迟来的思春期那样的玩意儿吧。早晨起来照镜子，看上去有时成了另一个人。弄不好，很可能被我自身丢在一旁不管。”

“索性径自前行不就得了？”我说。

“那，失去我自身的我到底该去哪里呢？”

“两三天的话可以住我那里。若是失去你自身的你，随时恭候光临。”

堇笑了。

“先别开玩笑了。”她说，“你猜我准备去什么地方？”

“猜不出。不管怎样，反正你戒了烟，穿了洁净衣服，左右一致的袜子也套在脚上了，意大利语也会说了，葡萄酒的挑选要领也记住了，电脑也会用了，也算开始夜睡晨起了——不是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吗！”

“而且小说依旧一行没写。”

“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个方面。”

堇扭起嘴唇：“你说，这个样子，不算是一种变节？”

“变节？”一瞬间我弄不大清变节的含义。

“是变节，就是改变信念和主张。”

“指你工作了，打扮漂亮了，不再写小说了？”

“嗯。”

我摇头道：“这以前你是想写小说才写的，不想写就不必写。也不是说因为你放弃小说写作而有个村庄焚毁一尽，有条船沉没水底，潮涨潮落发生紊乱。革命也没推迟五年。谁能把这个称为变节呢？”

“那怎么称呼好？”

我再次摇头。“我这么说，也许只是因为最近谁都不再使用‘变节’这个词了，因为这个词早已落伍报废了。若去某个硕果仅存的什么公社，有可能人们仍称之为变节，详情不得而知。我明白的只是：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写，就没必要硬写。”

“公社可是列宁创建的那个劳什子？”

“列宁创建的是集体农庄，大概一个也不剩了。”

“也不是说不想写，”堇略一沉吟，“只是想写也横竖写不出来。坐在桌前脑袋里也一片空白，构思啦词句啦场景啦踪影皆无。就在不久前还满脑袋想写的东西，装都装不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问我？”

堇点点头。

我啜了口凉啤酒，梳理思绪。

“估计你现在是想把自身安置在一个虚构的框架里，为此忙来忙去，没了以文章这个形式表现自己心情的必要，肯定。或者说没有了时间？”

“不大清楚。你怎么样？也把自身放在一个虚构框架里？”

“世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把自己本身放在一个虚构框架里，我当然也不例外。想一下汽车上的变速齿轮好了，那就和放在同粗暴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变速齿轮差不多。外部冲击力袭来时，用齿轮巧妙地加以调整，使之变得容易接受，从而保护容易受伤害的血肉之躯。我的意思你明白？”

堇微微点了下头。“大致。而且我还没有完全适应虚构的框架。你想说的是这个吧？”

“关键问题是你本身还不知道那是怎样的虚构框架。情节不清楚，文体没定下，晓得的仅仅是主人公姓名。尽管如此，仍要把你这个人现实性地改头换面。时间再过去一些，那新的虚构框架恐怕就会正常运作起来保护你，你也可能发现新的天地，但眼下还不行。自然，里面存在危险。”

“也就是说，我虽然拆下了原来的变速齿轮，但新的齿轮还正在上螺丝，而引擎只管呼呼转个不停。是这么回事吧？”

“怕是。”

堇现出平时那副苦相，用吸管尖久久地戳着可怜的冰块，然后抬头看我。

“里面有危险这点我也明白。怎么说好呢，有时心慌得不行，怕得不行，就像那框架被人一下子拆个精光，又像在没有引力拖拽的情况下被孤单单地放逐到漆黑的太空，自己朝哪边移动都稀里糊涂。”

“好比失去联系的斯普特尼克？”

“或许。”

“可你有敏。”我说。

“目前。”

沉默持续有顷。

我问：“你认为敏也在寻求那个？”

堇点头：“我认为她也的确在寻求那个，恐怕同我一样强烈。”

“生理领域也包括其中吧？”

“不好说。那还没把握住——我指的是她那方面。这弄得我晕晕乎乎，头脑混乱。”

“古典式混乱。”我说。

堇没有回应，只把紧闭的嘴唇约略扭了一下。

“你这方面已准备妥当？”

堇点了一下头，用力的一下。她很认真。我整个靠在椅背上，手抱在脑后。

“可你别因此讨厌我哟！”堇说。声音从我的意识外围传来，活像让·吕克·戈达尔⁽²⁾旧黑白电影里的台词。

“就算那样我也不会讨厌你的。”我说。

下次见堇是两周后的周日，我帮她搬家。突然决定要搬，帮忙的只我一个。除了书，别的东西才一点点，倒不费事。贫穷至少有一个好的侧面。

我从熟人那里借来一辆丰田客货两用车，把东西运到代代木上原堇的新居。公寓不怎么新也不怎么气派，但是同不妨称为历史遗物的吉祥寺那木屋相比，算是飞跃性进化了。是敏一个要好的不动产商给找的，地段方便，房租又不高，窗外景致也够可以。房间面积大了一倍。值得一搬。邻近代代木公园，上班想走路也未尝不可。

“下个月开始每周干五天。”堇说，“一周三天总好像人在半途，每天都上班反倒痛快。敏也说，房租也比以前多少高了，从各方面来看恐怕也还是成为正式职员有好处。反正眼下在家也什么都写不出来。”

“或许不赖。”我说。

“每天都干，不管愿意不愿意，生活都变得有规律了，也不至于半夜三点半往你那里打电话了。这也是好处之一。”

“而且是天大的好处。”我说，“只是有点寂寞，毕竟你住得离国立远了。”

“真那么想？”

“还用说。恨不得把这颗毫无杂质的心掏给你看。”

我坐在新房间裸露的木地板上，背靠着墙。由于家具什物严重不足，房间空荡荡的，缺乏生活气息。窗口无窗帘，书架摆不下的书如知识难民一般堆在地板上。唯独挂在墙上的真人大小的崭新的镜子甚是显赫，但那是敏送给她的搬家礼物。黄昏的风送来公园乌鸦的啼声。堇挨我坐下，朝我“喂”一声。

“嗯？”

“即使我成了神经兮兮的同性恋者，你也能一如既往做我的朋友？”

“就算你成了神经兮兮的同性恋者，那个和这个也是两码事。没了你，我的生活就像是没有《大刀麦克》的《鲍比·达林精选集》一样。”

堇眯起眼睛看我的脸，“比喻的具体内容我还琢磨不透，不过就是说非常寂寞喽？”

“在所难免吧。”我说。

堇把头搭在我肩上。她的头发用发卡别在脑后，露出形状娇好的小耳朵，简直就像刚生成似的。一对柔软的、容易受伤的耳朵。我的肌肤可以感觉出她的呼吸。她身穿粉红色小短裤和褪色的藏青色无花T恤。T恤上面凸显出小小的乳峰。有一股微微的汗味儿。那是她的汗，又是我的汗，二者微妙地掺和在一起。

我很想扳过堇的身子，就势把她按倒在地板上。一股强烈的冲动劈头盖脑地压来。但我知道那是徒劳的，即使那样也哪里都抵达不了。感觉是那样压抑和痛苦，仿佛视野陡然逼仄起来。时间迷失了出口，原地转来转去。裤子里欲望膨胀，石一般硬。我不知所措，心乱如麻，勉强端正姿势坐好。我往肺里深深送入新的空气，闭目合眼，在茫无头绪的黑暗中缓慢地数数。我所感受的冲动委实过于汹涌，眼睛甚至渗出了泪水。

“我也喜欢你的。”堇说，“茫茫人世，最喜欢的是你。”

“位居敏之后吧。”

“敏有点不同。”

“如何不同？”

“我对她怀有的感情，种类同对你的不一样。就是说……怎么说好呢？”

“莫名其妙的性变态分子的凡庸的我们，拥有至为便利的表达方式。”我说，“这种时候不妨一言以蔽之：‘勃起’。”

堇说道：“除了想当小说家的愿望，对于人生我还从来没有热切地寻求过什么。我一直对手中已有的东西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希望得到敏，迫不及待地。想把她弄到手，归自己所有，我不能不这样。这里根本不存在其他选择，事情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自己都摸不着头脑。你说，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点点头。我的阳物仍未失去其无坚不摧的硬度，但愿堇觉察不到。

“格鲁乔·马克思⁽³⁾有一句绝妙的台词，”我说，“‘她对我一往情深，以致前后左右都无法分清，而这正是她热恋我的理由！’”

堇笑了。

“但愿进展顺利。”我说，“不过最好多加小心。你还没有得到充分保护，这点别忘记。”

堇一声不响地拉起我的手，轻轻一握。手软软的小小的，津津地渗出汗来。我想象这只手触在我硬硬的阳物上加以爱抚的情景。想控制住不想也不行，不容我不想。如堇所说，这里根本不存在其他选择。我想象自己的手脱去她的T恤解开她的短裤拉掉她的三角裤的情景，想象自己舌尖上的她硬实的乳峰的感触。然后分开她的双腿，进入湿润的缝隙，一直缓缓探到黑暗的最底部。那里诱导我、拥裹我，并要把我挤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中止这非分之想。我再次紧紧闭起眼睛，熬过一团漆黑的时间。我脸朝下，静等热风吹过头顶。

堇邀我一起吃晚饭。但这天我必须赶去日野还客货两用车。而且，更迫切的是我想争分夺秒地同我的汹涌欲望单独相守。我不想把作为血肉之躯的堇进一步卷入其中。在她身边我能自控到什么地步，对此我没有信心。我甚至觉得，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自己恐怕很难再是自己。

“那么，过几天好好招待你一次晚饭，带桌布和葡萄酒的那种。大概下周吧。”告别时堇向我承诺。“所以周末要给我留出时间。”

我说留出就是。

从真人般大小的镜子前走过时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里面有我的脸。脸上的表情有点怪异。那分明是我的脸，却不是我的表情。可又懒得特意折回细看一遍。

她站在新居门口送我离去，还少见地招招手。但归根结蒂，如同我们人生中的许多美好承诺一样，那顿晚餐的承诺也未兑现。八月初，我接到堇一封长信。

(1)　日本传统诗歌（和歌）的一种体裁，五句三十一字（音节）。

(2)　法国电影导演（1930—）。

(3)　美国喜剧演员（1890—1977）。

6

信封上贴一枚大大的彩色意大利邮票。邮戳为罗马，日期辨认不清。

这天我去了久违的新宿，在纪伊国屋书店买了几本新出的书，进电影院看了吕克·贝松的电影，在啤酒屋吃了鳀鱼比萨饼，喝了一中扎黑啤，然后在交通高峰到来之前乘上中央线电车，翻着新买的书赶往国立。我打算先做简单的晚饭，再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理想的暑假过法。热，孤独，自由，不打扰谁，不受谁打扰。

回到宿舍，门口信箱有一封信。虽然没写寄信人姓名，但一看字就知道是堇来的。字很象形，密密、黑黑、硬硬，一副不妥协的架势，使人联想到不时在埃及金字塔发现的昔日小小的甲壳虫，就好像即刻要爬动起来，径自返回历史的幽冥中。罗马？

我首先把回来路上在超市买的食品放进电冰箱，整理一下，用大号杯倒了杯凉茶喝了。之后坐在厨房椅子上，用手旁的水果刀划开封口看信。印有罗马Execlsior饭店的五张信笺上，满满写着蓝墨水小字。写这么多，想必花了不少时间。最后一张的一角有个什么污痕（咖啡？）。

* * *

你好吗？

毫无预告地突然接到我从罗马寄的信，想必吃一惊吧？或者说你过于冷静，罗马不足于让你吃惊也不一定。罗马也许太富于旅游意味了。要打动你，恐怕非格陵兰岛啦、通布图⁽¹⁾啦、麦哲伦海峡什么的不可。而我本身对于自己置身罗马这点，倒是相当惊异的。

无论如何很对你不起——劳你帮忙搬家，当时明确说好请你吃晚饭，结果言而无信。其实搬完家后马上就定下去欧洲了。慌慌张张取护照、买旅行箱、处理手头工作，这个那个忙得昏天黑地，一天天就那么过去了。你也知道，我这人虽说记性不大好，但只要记住，肯定好好履约的。所以，先就这点向你道歉。

新居让我过得很舒坦。搬家固然麻烦（所幸大半是你承担的），但搬完后的确不坏。这里没有吉祥寺那里的鸡叫。不过乌鸦不少，叫起来像老太婆哭，让人心烦。天刚亮，这些家伙便不知从哪里赶来代代木公园，肆无忌惮地呱呱大叫不止，就像世界马上要完蛋似的，吵得我怎么都睡不安稳。闹钟差不多用不上了，弄得我和你一样过起农耕民族式的早睡早起生活来。也好像体会到了半夜三点有人打电话来是怎样一种心情。当然，眼下仅限于“也好像”。

此刻我在罗马一条小巷尽头的一间露天咖啡馆里，一边啜着恶魔汗水般的浓浓的蒸馏咖啡，一边写这封信。怎么说好呢，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了，实在表达不好。对了，这么说吧：感觉上就像正酣然大睡时有一只手把自己分解得七零八落，而后又十万火急地拼在一起。这你可明白？

无论怎么看，我都只是我自身，但就是觉得有什么不同平日。却又想不出“平日”是怎么个状态。自下飞机以来一直被这种实实在在的被人肢解的错觉——大约是错觉——所俘虏。

这么着，现在我一思索“为什么我此时这么（巧而又巧地）待在什么罗马呢”，周围所有事物便变得百思莫解。当然，若顺着迄今为止的经纬找下去，还是能够找到相应的根据来证明“自己身在这里”的，但上不来实感。纵有千万条理由，也无法让自己觉得身在这里的自己和我认为的自己是同一个人。换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不在这里也是未尝不可的”。说法诚然不得要领，但意思你能领会吧？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便是：假如你在这里就好了！你若离得远——即便同敏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孤单。若离得更远，我势必更加孤单，毫无疑问。但愿你对我也有此同感。

也就是说，现在我同敏两人在欧洲旅行。她有几桩工作上的事情，要一个人去意大利和法国转两个星期，我则作为秘书同行。事先没打招呼，一天早上突然通知我，我也吃了一惊。就算作为秘书跟去，我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毕竟关系到以后，况且敏说是对我戒烟成功的奖励。如此看来，忍耐长期戒烟痛苦也还是值得的了。

我们先飞到米兰，逛街，然后租一辆蓝色阿尔法·罗密欧⁽²⁾，沿高速公路向南开去。在托斯卡纳区转了几家葡萄酒厂，谈妥生意，在小镇上颇有情调的旅馆住了几晚，之后来到罗马。谈生意时不是用英语就是用法语，我派不上用场。但日常旅行当中我的意大利语还是蛮管用的。若去西班牙（遗憾的是这次去不成），我想更能助她一臂之力。

我们租用的阿尔法·罗密欧是手动换挡，我开不来，一路上都是敏一个人驾驶。看上去她长时间开车也全然不以为苦。托斯卡纳丘陵地带弯路很多，但她有节奏地或上或下不断换挡，轻轻松松把弯路甩在身后。目睹她这副样子，我胸口一阵阵悸动（不是开玩笑）。远离日本，老老实实坐在她身边——仅这一点就让我心满意足。可能的话，真想长此以往。

若就意大利美妙的葡萄酒和饮食写起来，必然写得很长很长，还是留给下次机会吧。在米兰我们一家又一家逛商店，买东西：裙子、袜子、内衣等等。我睡衣忘带了，只买了套睡衣，此外什么都没买（一来没那么多钱，二来好东西太多了，看得眼花缭乱，不知买什么好。这种时候我的判断力，就像保险丝烧断似的戛然而止）。不过陪敏买东西已足够快活了。她买起东西来真是驾轻就熟，只挑真正好的东西买，并且只买一点点，就像吃菜时只挑最好吃的部分吃一小口。非常优雅和有魅力。看到她挑选高档丝袜和内衣裤，我总好像呼吸一下子困难起来，甚至额头沁出汗珠。真是莫名其妙，身为女孩子家！算了，说起买东西来话长，就此打住。

旅馆里我们分睡两个房间，这方面敏相当神经质。只有一次——在佛罗伦萨预订旅馆出了差错——两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床固然有两个，但毕竟是同一房间，心不由怦怦直跳。她从浴室围着浴巾出来时我看见了，她换衣服时我也目睹了。当然是拿起一本书佯装没看而用眼角一闪闪瞥见的。敏的肢体的确华丽。并非全裸，穿一条小小的三角裤，但仍令人叹为观止。匀称苗条，臀部紧绷绷的，看上去同工艺品无异。真想让你也看上一眼——别见怪。

我想象自己被这苗条滑润的身体拥抱的情景。在和她住同一房间的床上如此胡思乱想起来，觉得自己似乎正被冲往别的场所。想必因为亢奋的缘故，这天夜里来了月经——比正常日期提前好多——弄得我狼狈不堪。噢，信上给你写这个也解决不了什么，就作为一个事实吧。

昨晚在罗马听音乐会来着。由于时节不对，原本没抱多大期望。结果碰上了一场十分激动人心的音乐会——马尔塔·阿赫里奇⁽³⁾弹奏李斯特的1号钢琴协奏曲。是我顶喜欢的曲子。指挥是朱塞佩·西诺波利。演奏果然出类拔萃。乐曲陡然拔地而起，雄视四野，一气流注。但从我的喜好来说，未免过于完美了。相比之下，还是多少有点出格离谱的、类似大型乡间庙会那样的演奏更对我口味。总之不喜欢叠床架屋，而喜欢直接冲击心灵那样的感觉。这点我和敏的看法不谋而合。威尼斯将举办维瓦尔第⁽⁴⁾纪念音乐会，打算也去那里看看。如同和你谈小说时那样，我和敏谈音乐也怎么都谈不到尽头。

信够长的了。看来我一旦拿起笔，中途就很难停下，向来如此。都说有教养的女孩不久坐，可我在写东西方面（也可能不限于写东西），自己的教养简直令人绝望。就连身穿白色罩衫的跑堂老伯看到我这样子都不时一脸惊愕。不过，我的手到底写累了，差不多就写到这儿吧，信纸也没了。

敏出门见罗马老朋友去了。我一个人在旅馆周围散步，途中见到一家咖啡馆，便进去歇息，就这样紧一阵慢一阵给你写信。简直像从无人岛上把信装入瓶内给你寄去。也真是奇怪，离开敏孤零零剩得自己一人，也没心绪找地方游逛了。罗马本是第一次来（也许不会来第二次了），却不想看什么古迹，不想看什么喷泉，不想买什么东西，而只是这样坐在咖啡馆椅子上，像狗似的呼哧呼哧嗅街头气息，倾听各种声响，观察来往行人的面孔——只这样我就十分满足了。

这么着，现在我蓦地意识到了——这样给你写信的时间里，我一开始说的“仿佛被分解得七零八落的莫名其妙的感觉”似乎变得淡薄起来，已经不那么困扰自己了，一如半夜给你打完长电话从电话亭出来之时。你这人说不定有此现实效用。

你自己怎么认为呢？不管怎样，请为我祝福吧，祝我幸福和幸运。我肯定需要你的祝福。

再见！

又及：

大约八月十五日回国。回国后，趁夏天还没完，按约一起吃晚饭。

* * *

此后过了五天，从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一个法国村庄来了第二封信。这次比上次略短一些。堇和敏在罗马不再开租来的车，转乘火车去威尼斯。在那里整整听了两天维瓦尔第。演奏主要是在维瓦尔第当过司祭的教堂举行的。她写道：“这回维瓦尔第可听足了，往下半年不会再想听维瓦尔第了。”还介绍了威尼斯餐馆纸包鱼烤得多么够味。描写十分有感染力，我都恨不得马上跑去吃一顿同样的东西。

两人从威尼斯返回米兰，从那里飞到巴黎。在巴黎稍事休息（再次购物），乘火车赶往勃艮第。敏的好友拥有庄园般的大宅院，两人住在那里。在勃艮第敏也像在意大利一样转了几家葡萄酒仓库，谈妥买卖。午后得闲时，便把盒饭装进篮里去附近森林散步。葡萄酒当然也带上几瓶。“葡萄酒在这里梦一样好喝。”堇写道。

“对了，当初定在八月十五日回国，看来要有变更。我们在法国办完事后，有可能去希腊的海岛休整一下身骨。碰巧我在这里结识的一位英国绅士（货真价实的绅士）在那边一座什么小岛上有座别墅，让我只管随便用好了。竟有如此好事。敏也很积极。因为我们也需要休假，把工作丢去一边放松放松。我们准备躺在爱琴海雪白的海滩上，把两对美丽的乳房对着太阳，喝带松脂味儿的葡萄酒，尽情仰望空中的流云——你不认为美妙之极？”

我认为是美妙之极。

下午我去市立游泳池稍微游了一会儿，回来路上在有冷气的酒吧看一个小时书，然后回房间，一边熨衣服一边正反两面地听《十年以后》的旧唱片。衣服熨了三件，唱片听了两面。之后拿出减价时买的白葡萄酒，兑上沛绿雅矿泉水喝着，用录像机看事先录好的足球比赛。“我就不会那么传球”——每当出现传球场面，我便摇头叹息。批评陌生人的错误，既容易又惬意。

足球赛比完，我深深沉进沙发，茫然注视天花板，想象法国村庄里的堇。也可能现在已转移到希腊小岛上去了吧，正躺在海滩上仰望空中流移的白云。总之她已同我天各一方。罗马也好希腊也好通布图也好阿鲁安达也好，哪一个都远在天边。并且往后她将更快更远地离我而去。这么想着，我心里一阵难受，感觉上就好像在狂风呼啸的黑夜紧紧贴在——一无缘由二无计划三无信条地贴在高高的石墙上的无谓的小虫。离开我后堇说她“孤单”，但她身边有敏。我可是谁都没有，只有自己，一如往日。

堇八月十五日没有返回，她的电话机里仍是“外出旅行”那句冷冰冰的留言。堇搬家后马上买了有留言录音功能的电话，再不用雨夜里撑伞跑去电话亭了。万全之策。我没往电话里留言。

十八日又打了一次，依然“外出旅行”。短暂的无机信号音响过后我报以姓名，留下一句短语：“回来打电话给我。”但此后也没电话打来。大概敏和堇对希腊那个岛一见钟情，没心思回日本了。

这期间我整天去学校陪足球部的学生练球，只同“女朋友”睡了一次。她同丈夫带两个孩子一起去巴厘岛度假，刚刚回来，晒得恰到好处，以致我抱她时不能不想大约在希腊的堇，进去时不能不想堇的肢体。

假如我不认识堇这个人，说不定某种程度上会真心喜欢上比我大七岁的她（她儿子是我的学生），同她的关系相应深入下去。她漂亮，温柔，又雷厉风行。就我的喜好来说，化妆略嫌浓些，但衣着得体。另外，虽然她本人嫌自己太胖了，其实一点儿都不胖，不折不扣用得上“成熟”二字。她十分清楚我需求什么和不需求什么，该进展到哪里、该中止在哪里也谙熟于心——不论床上还是床下。她使我像乘坐飞机头等舱一样舒心惬意。

“和丈夫差不多一年没做了。”一次她在我怀里直言相告，“只和你做。”

可是爱她就爱不起来。因为和堇在一起时我时常感觉到的那种几乎可以说是无条件的油然而生的亲密，在我同她之间无论如何也没产生，而总有一层类似透明薄纱样的东西。程度虽若隐若现，但无疑是一层阻隔。由于这个缘故，两人见面时——尤其告别时——有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而这在同堇一起时是不曾有过的。我通过同她幽会而屡屡得以确认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自己是多么需要堇。

她回去后，我一个人出去散步。信步走了一阵子，走进车站附近的酒吧，要了加拿大俱乐部的加冰威士忌。这种时候我每每觉得自己这个人实在猥琐不堪。我当即喝干第一杯，要来第二杯，然后闭上眼睛想堇，想躺在希腊海岛雪白的沙滩上袒胸露乳晒日光浴的堇。邻桌四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女边喝啤酒边得意地大笑。音箱中流出休伊·刘易斯和扎·纽斯那撩人情怀的乐曲。一股烤比萨饼味儿飘来。

我蓦然记起已然过往的岁月。我的成长期（理应称作成长期的东西）到底什么时候告终的呢？果真告终了不成？就在不久前我无疑还处于半生不熟的成长过程中。休伊·刘易斯和扎·纽斯有几首歌走红来着，几年前的事。而我现在置身于封闭的环状跑道上。我在一个地方周而复始地兜圈子。明明知道哪里也抵达不了，却又停不下来。我不得不那样做，不那样做我就活不顺畅。

这天夜里从希腊打来了电话。半夜两点。但打电话的不是堇，是敏。

(1)　西非马里共和国中部的商业城市。

(2)　一种意大利生产的轿车。

(3)　阿根廷钢琴家（1941—）。

(4)　一译维伐尔地。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约1675—1741）。

7

最初是一个男子粗重的语音，用土味很重的英语道出我的名字，吼道：“没有错吧？”凌晨二时，我当然正在酣睡。脑袋像大雨中的水田一片茫然，分不出边际。床单还多少残留午后性爱的记忆，一切事物犹如系错扣的对襟毛衣，正一阶一阶失去同现实的连接点。男子再次说出我的名字：“没有错吧？”

“没有错。”我回答。听起来不像我的名字，但终归是我的名字。随后，仿佛把种类不同的空气勉强磨合在一起的剧烈噪音持续有顷。估计是堇从希腊打国际长途。我把听筒从耳边稍拿开一点儿，等待她的声音传来。不料传来的不是堇，是敏。“你平时大概从堇口中知道我了吧？”

知道，我说。

通过电话传来的她的语音十分辽远，且被扭曲成无机物，但仍可充分感觉出其中的紧张，某种硬撅撅的东西宛如干冰的烟气从听筒流入房间，使我睁眼醒来。我从床上坐起，挺直背，重新拿好听筒。

“没时间慢说，”敏快嘴快舌，“从希腊海岛打的电话，这儿的电话几乎接不通东京，接通也马上断掉，打了好几次都不行，这次好歹接通了。所以寒暄话就免了，直接说事，可以吗？”

没关系，我说。

“你能到这里来？”

“这里——指希腊？”

“是的。争分夺秒地。”

我道出最先浮上脑际的话：“堇发生什么了？”

敏留出一次呼吸那么长的空白。“那还不清楚。不过我认为她是希望你来这里的，毫无疑问。”

“认为？”

“电话里没办法说，又不知什么时候断线，问题又很微妙，可能的话，想见面谈。往返费用我出。总之你飞来就是，越快越好。头等舱也好什么也好，买票就是。”

十天后新学期开始，那之前必须赶回，马上动身去希腊不是不能去。暑假期间倒是有事要去学校两次，但应该有办法通融。

“我想可以去，”我说，“问题不大。那么我到底往哪边去好呢？”

她讲出那个岛的名字，我记在枕边书的衬页上。以前在哪里听说过的名字。

“从雅典坐飞机到罗得岛，从那里转乘渡轮。一天只两班，上午和傍晚。那时间我去港口看看。能来？”

“我想总可以去的。只是我……”说到这里，电话一下子断了，简直就像有人用铁榔头砸断电缆似的，唐突地、暴力性地断了，代之以最初那种强烈的杂音。我心想说不定会重新接通，把听筒贴着耳朵等了一分多钟，但传来的唯独刺耳的杂音。我只好作罢，放下听筒，翻身下床，进厨房喝了杯凉麦茶，靠在电冰箱门上清理思绪。

我当真这就要坐上喷气式飞机飞往希腊海岛不成？答案是yes，此外别无选择。

我从书架上抽出大本世界地图，查找敏告诉我的岛的位置。尽管有罗得岛附近这一提示，但在爱琴海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中找出它来并非易事。最终还是找到了用小号铅字印刷的那个岛名。位于靠近土耳其国境的一座小岛。太小了，形状都看不清。

我从抽屉里拿出护照，确认有效期尚未截止，找齐家中所有的现金塞入钱包。数额不多，天亮后用银行卡提取就是。账户里有过去的存款，暑期奖金又碰巧几乎原封未动。还有信用卡，去希腊往返机票买得起。我拿出去体育馆时用的塑胶体育包，塞进替换衣服，塞进洗漱用品，塞进准备找机会重看的约瑟夫·康拉德的两本小说。泳衣我沉吟一下，最后决定带上。到了岛上，有可能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大家全都平安无事，太阳稳稳挂在中天，在那里悠然自得地一路游回——不用说，这无论对谁都是最理想不过的结果。

作好这些准备，我折身上床，熄灯，头沉进枕头。三点刚过，到早上还可睡一阵子。然而根本上不来睡意。那剧烈的嘈杂声仍留在我血管里，那个男子在耳底叫我的名字。我打开灯，再次下床，进厨房做了杯冰茶喝了。之后把同敏的交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在脑海再现一遍。那话说得暧昧而不具体，谜一样充满双重含义。敏道出的事项仅有两个。我把它实际写在纸上：

（1）堇发生了什么。至于发生了什么，敏也不清楚；

（2）我必须争分夺秒赶去那里。堇也希望我这样（敏认为）。

我一动不动盯视这张纸，用圆珠笔在“不清楚”和“认为”下面划一道横线。

（1）堇发生了什么。至于发生了什么，敏也不清楚；

（2）我必须争分夺秒赶去那里。堇也希望我这样（敏认为）。

在那个希腊小岛上堇发生了什么呢？我揣度不出，但肯定属于不妙那一种类的事情。问题是不妙到什么程度。就算不妙，早晨到来之前也全然无能为力。我坐在椅子上，脚搭桌面，边看书边等天亮。天却怎么也不亮。

天一亮，我乘中央线电车到新宿，在那里转乘开往成田的快车赶去机场。九点，转了几家航空公司的服务台，结果得知压根儿就不存在成田直飞雅典的航班。几经周折，买到了KLM⁽¹⁾航空公司飞往阿姆斯特丹的商务舱票。从那里可以转飞雅典。到雅典再转乘奥林匹克航空的国内航线直飞罗得岛。KLM可以代为订票。只要不出问题，转乘两次应该算是相当顺利的了，至少时间上是最佳方案。回程日期随便，从出发算起三个月内哪一天都可以。我用信用卡付了票款。“有托运行李吗？”我说没有。

到起飞还有一段时间，便在机场餐厅吃了早餐。我用银行卡提出现金，换成美元旅行支票。之后在候机厅书店里买了一本希腊旅行指南。小册子固然没有敏所在的小岛的名称，但我需要了解关于希腊货币、当地情况和气候方面的基础知识。除了古代史和几部戏剧，我对希腊这个国家所知无多，如同对木星的地质和法拉利车的引擎冷却系统一样。在此之前根本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希腊之行，至少在这天凌晨两点以前没想过。

快中午时我给一个要好的同事打电话，说自己一个亲戚发生不幸，要离开东京一个星期，学校里的事请她代劳。“好的。”她说。以前我们也曾这样相互关照过几次，不用费唇舌。“那，到哪儿去呢？”她问。“四国。”我说。毕竟不好说这就去雅典。

“够远的啦。不过开学可要赶回来哟。可以的话，买点特产回来。”她说。

“那自然。”我说。这个事后怎么都有办法可想。

我走去商务舱用的休息室，蜷进沙发睡一小会儿。睡得不实。世界失去了现实性的核心。色彩有欠自然，细部了无生机，背景是纸糊的，星星是银纸剪的，糨糊和钉头触目可见。不时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乘坐法国航空275航班飞往巴黎的旅客……”我在这没有脉络的睡眠中——或者不完全的觉醒中——思考着堇。我和她一起经历过的种种时间和空间犹如旧记录片一般断断续续浮上心间。但置身于这众多旅客熙来攘往的机场的喧嚣声中，我和堇共同拥有的世界显得寒伧凄凉、半死不活、零乱不堪。我们两人都不具有像样的智慧，又没有加以弥补的本领，没有指望得上的靠山。我们无限地接近于零，我们这一存在微不足道，不过从一个“无”被冲往下一个“无”罢了。

不快的汗出得我睁开眼睛，浸湿的衬衫黏糊糊地贴在胸口。全身乏力，双腿肿胀，感觉就像一口吞掉了阴沉沉的天空。脸色大概相当难看。休息室女服务员走过时担心地问我要不要紧。“不要紧，只是有点中暑。”我说。她问要不要拿冷饮，我想了想，请她拿啤酒来。她拿来冷毛巾、喜力啤酒和一袋咸干花生。擦去脸上的汗，喝去一半啤酒，心情多少有所恢复，又得以睡了一小会儿。

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基本准时飞离成田机场，越过北冰洋，降落在阿姆斯特丹。这时间里，为了再睡一觉，我喝了两杯威士忌，醒来吃了一点晚饭。由于几乎没有食欲，早饭没要。我懒得想没用的事，醒着的时间大多看康拉德。

换乘了飞机，在雅典机场下机，移去相邻的候机厅，几乎没等就上了飞往罗得岛的波音727。机舱里挤满世界各地眉飞色舞的年轻人，全都晒得可观，身上全都是T恤、开襟背心和半截牛仔裤。男的大多留须（或忘记刮了），乱蓬蓬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一束。我这身打扮——米黄色长裤、白色半袖马球衫、深蓝色布夹克显得不合时宜，令人局促不安。连太阳镜都忘了带来。可是又有谁能责怪我呢？直到刚才我还在国立市为厨房里剩下的生湿垃圾伤脑筋来着。

我在罗得机场的问询处打听开往小岛的渡轮。得知码头离机场不远，即刻去可以赶上傍晚那班。“渡轮不会满员吗？”为慎重起见，我加问一句。“满员多一两个人也没问题。”一个看不明白年龄的尖鼻子女性皱起眉头，连连挥着手说，“又不是电梯”。

我拦出租车赶往码头。我请司机尽可能开快些，但看样子未能沟通。车内没有空调，挟带着白灰的热风经大敞四开的车窗扑面而来。途中驾驶员一直用带有汗臭味儿的粗俗的英语就欧共体统一货币发表又臭又长的一家之言。我彬彬有礼地哼哈应和，实际上充耳不闻。我眯缝起眼睛，观望窗外令人目眩的罗得岛街景。天空一片云絮也没有，下雨的征兆更没有。太阳烤着家家户户的石墙。浑身节疤的树木沾满灰尘，人们坐在树荫下或凸出的遮阳篷里，沉默寡言地打量这个世界。眼睛持续追逐如此光景的时间里，我渐渐没了自信，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正确场所。但是，希腊文写成的花花绿绿的香烟和葡萄酒广告，把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两侧并非神话地拥裹得水泄不通——明明白白告诉我这里是希腊。

晚班渡轮尚未离岸。船比预想的大，甲板后端竟有装载汽车的空间，两辆装有食品和杂货箱的中型卡车和一辆旧标致轿车⁽²⁾在那里等待开船。我买票上船，刚在甲板席挤坐下来，将船固定在码头的缆绳便被解开，马达发出粗重的轰鸣。我吁了口气，仰望天空。往下只消等这艘船把我送往要去的小岛就行了。

我脱掉吸足了汗和灰的布外衣，叠起放进手提包。时值傍晚五时，太阳仍高悬中天，光线锐不可当。不过在帆布篷下任凭船头吹来的风拂掠身体，我还是感觉得出心情正一点点趋于平静。在成田机场休息室俘虏我的悒郁念头已不翼而飞，唯独苦涩的余味多少剩在嘴里。

我所去的岛作为旅游点看来不怎么热门，甲板上游客模样的人屈指可数。乘客大半是去罗得岛办完日常琐事回来的本地人，多是老人。他们简直像对待容易受伤的动物似的，把买的东西小心放在脚下，脸上不约而同地沟壑纵横，不约而同地缺乏表情。炽热的太阳和严酷的体力劳动已把表情从他们脸上劫掠一空。

年轻士兵也有几个，眼睛还像孩子一样清澈，卡其军用衬衫的背部黑乎乎地沁出汗水。两名嬉皮士风度的游客怀抱看似很重的背囊瘫坐在地板上，两人都很瘦，腿长长的，目光咄咄逼人。

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长裙希腊姑娘，眸子又黑又深，一种颇有命中注定意味的美。她任凭风拂动长发，津津有味地向身边女友说着什么，嘴角始终挂着柔和的微笑，俨然在暗示美好事物的所在。大大的金属耳饰不时迎着阳光灿然一闪。年轻士兵手扶甲板栏杆，以甚为深沉的神情一边吸烟一边不时往姑娘那边发送短促的视线。

我喝着在小卖部买的柠檬汽水，眺望一色湛蓝的海面和海面上浮现的小岛。几乎所有的岛都称不上岛而更近乎岩体，上面无人，无水，无植物，独有白色的海鸟蹲在顶端搜寻鱼影，船通过时鸟们也不屑一顾。波浪拍打岩体底端，四溅的浪花镶着耀眼的白边。时而也可见到有人居住的岛，上面稀稀拉拉长着看样子甚是健壮的树木，白墙民居散布在斜坡上。不大的海湾里漂浮着漆色鲜艳的小艇，高耸的桅杆随着波涛在空中画着弧形。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劝我吸烟，我用手势表示不吸、谢谢。他代之以薄荷口香糖相劝，我高兴地接过，嚼着继续眼望大海。

渡轮抵岛时已过七点。阳光的强度到底有所收敛，但夏日的天空依然光朗朗的，或者莫如说反倒愈发亮丽。港口建筑物的白墙上用黑漆漆的大字写出岛名，俨然门牌。船一靠码头，提着东西的乘客便一个个排队下栈桥。港前是露天咖啡馆，接船的人在那里等待要接的人下来。

我下船就搜索敏的姿影，但找不见像是她的女子。几个民家客店经营者搭话问我是不是找住处，每次我都摇头说不是，但他们还是把名片塞到我手里。

人们下了船后朝各自方向散去。买东西回来的人回自己的家，游客去了某处的宾馆或民家客店。接船的人也碰上要接的什么人，拥抱或握手一阵子后结伴去哪里消失了。两辆卡车和一辆标致轿车也已下船，丢下引擎声疾驰而去。受好奇心驱使聚集来的猫们狗们也不觉之间无影无踪。最后剩下来的只有闲着没事的一伙晒黑的老人和我——提一个与场合不符的塑胶体育包的我。

我在咖啡馆桌旁坐下，要了杯冰红茶，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但怎么办也办不了。夜即将来临，又摸不着东南西北。眼下在这里我能做的事一件也没有。若再等一会儿也谁都不来，只能先在哪里投宿，明天早班船时间再来此一次。我不认为敏会由于一时疏忽而让我扑空。因为按堇的说法，她是个十分小心谨慎、中规中矩的女性。倘来不成码头，应有某种缘由才是。或者敏没以为我会来得这么快也有可能。

肚子饿得不行，汹涌的空腹感，似乎身体的另一侧都隐约可见了。大概身体这才意识到出海后光知道猛吸新鲜空气而从早到晚还什么都没投入胃囊。但我不想错过敏，决定再在这咖啡馆忍耐一会儿。时而有当地人从我面前走过，不无新奇地往我脸扫上一眼。

我在咖啡馆旁边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关于小岛历史和地理的英文小册子，边翻看边喝味道怪异的冰红茶。岛上人口三千至六千，因季节而异。游客增多的夏季人口多少上浮，冬季随着人们外出打工而下降。岛上无像样的产业，农作物也有限，出产的无非橄榄和几种水果而已。其余是渔业和采海绵。所以，进入本世纪后不少居民移居美国，其中多数住在佛罗里达，因为渔业和采海绵的经验能派上用场。据说佛罗里达有个名字取自他们岛名的小镇。

岛的山顶上有军用雷达设施。我现在所在的民用港附近的另一小港供军事警备艇出入。因为距土耳其国境近，要防备对方犯境和走私，所以街上可以见到军人。若同土耳其发生纠纷（实际上也小摩擦不断），船只出入便频繁起来。

公元前，希腊文明曾包笼在历史荣光之中——在那个时代，小岛作为贸易中转港一片繁荣，因为位于亚洲贸易的交通要道，而且当时山上树木葱茏，造船业也因之兴旺发达。然而伴随希腊文明的衰退和后来山上树木被伐尽砍光（此后润绿再不曾返回小岛），岛迅速黯然失色。不久土耳其人来了，他们的统治酷烈而彻底，稍不如意，土耳其人便像修剪院子树木那样把人们的鼻子耳朵一削而光——书中这样写道。十九世纪快结束时，经过数次同土耳其军队的浴血奋战，岛终于获得独立，港口翻卷起希腊的青白旗。不久希特勒的军队跑来了，他们在山顶设立雷达站监视近海，因这一带视野最为开阔。英国飞机曾从马耳他飞来扔炸弹，企图将其炸毁。不仅山顶基地，还轰炸了港口，炸沉无辜的渔船，渔民也死了好几人。在这次轰炸中，希腊人比德国人死得多，村民中至今仍有人对此怀恨在心。

一如希腊的大部分岛屿，这座岛也少有平地，而险峻无情的山岭占据了几乎所有面积，人们的聚居地仅限于邻近海港的南部沿岸。离人烟远些的地方固然有宁静优美的海滩，但去那里要翻越崇山峻岭，交通便利的地方则没有宜人的海滩。这大概是游客难以增加的一个原因。山里散在着几座希腊正教的修道院，但修道人员严守清规戒律，不接待兴之所至的来访者。

仅从导游手册上看，这座希腊小岛实在普通得很，无甚特色可言。只是不知为什么，一部分英国人却似乎对此岛情有独钟（英国人总有不无古怪之处），他们以非凡的热情在靠近港口的高台地带建造了夏令别墅群。尤其是六十年代后期，几个英国作家在这里眼望碧海白云写小说，几部作品还得到了相当高的文学评价。由此之故，这小岛在英国文坛获得了某种罗曼蒂克的声誉。不过，岛上居住的希腊人倒好像对自己岛上如此辉煌的文化层面几乎不闻不问。

我就这样读着这些记述，用来冲淡饥饿感。读罢合上书，再次环顾四周。咖啡馆的老人们俨然在进行长时间视力测试，仍在百看不厌地看海。时针已转过八点，饥饿感此时已近乎痛感。烧肉和烤鱼的香味儿不知从何处飘来，如同正在兴头上的拷问者一般紧紧勒起我的五脏六腑。我忍无可忍，欠身离座，提起包刚要去找饭店，一名女子静静地出现了。

女子面迎西边海面上终于倾斜下来的太阳光，摇曳着及膝白裙，快步走下石阶。脚上一双网球鞋，步子并不大，但很有活力。上身穿淡绿色无袖衫，头上一顶窄檐帽，肩挎小小的布质挎包。由于步法甚为常规自然，又与周围景物融为一体，起初我以为是当地女子。但她径直朝我这边走来，走近了看出是东方人。我几乎条件反射地坐回椅子，又旋即站起。女子摘下太阳镜，道出我的名字。

“来晚了，对不起。”她说，“去这儿的警察署来着，手续真是费事。也没想到你今天能到，以为最快也得明天中午。”

“转机很顺利的。”我说。警察署？

敏视线笔直地看着我，微微一笑。“可以的话，边吃边说吧。我很早吃完早饭，直到现在。你怎么样，饿了吧？”

饥肠辘辘，我说。

她把我领去港口后头一家饭馆。门口旁边有个很大的炭火烧烤炉，铁丝网上烤着一看就知是刚出海的鲜鱼鲜贝。她问我喜欢鱼么，我说喜欢。敏用只言片语的希腊语向男侍点菜。装白葡萄酒的大扎杯、面包和橄榄首先摆上桌面。我们也没怎么寒暄，也没说干杯，只管把白葡萄酒倒进各自杯中喝了起来。为缓解空腹的痛苦，我先把粗质面包和橄榄塞进嘴里。

敏很美。这是我最初接受的明白而单纯的事实。也许实际上并不那么明白那么单纯，也可能是我的天大错觉，或者仅仅是自己由于某种缘由而被不容改变的别人的梦之河流一口吞没亦未可知。如今看来，我觉得那种可能性是根本无法否定的。而当时我所能断定的只有一点，那便是自己是把她作为美貌女子予以接受的。

敏纤细的手指上戴着几个戒指。其中一个是造型简练的金质结婚戒指。在我飞快地在脑袋里归纳她给我的第一印象的时间里，敏不时把酒杯递到唇边，以和悦的目光注视我。

“感觉上不像是初次见面。”敏说，“怕是因为时常听说你吧。”

“我常从堇口中听说你来着。”

敏莞尔一笑。只有在微笑时眼角才生出迷人的细纹。“那么，我就用不着在这里自我介绍了。”

我点点头。

我对敏最有好感的，是她无意隐瞒自己的年龄。堇说她该有三十八或三十九，实际看上去也有三十八或三十九岁。由于皮肤漂亮，加之身段匀称苗条，若适当化化妆，说是二十八九岁也有人信，可是她没有刻意那样做。看来敏是把年龄作为自然上浮之物老老实实地予以接受的，并巧妙地使自己与之同步。

她把橄榄放入口中一粒，手指捏着橄榄核，十分优雅地投进烟灰缸，犹如诗人清点标点符号。

“半夜突然打电话，很对不起。”敏说，“能说得清楚些就好了，可当时心里理不出头绪，不知从哪里说起。现在也没理好，但至少混乱告一段落了，我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问。

敏把十指在桌面上叉起、松开、又叉起。

“堇失踪了。”

“失踪了？”

“像烟一样。”说着，敏啜一小口葡萄酒，继续道：“说来话长，但我觉得还是从头按顺序说为好。否则，微妙的意味很难传达，因为事情本身非常微妙。不过还是先把饭吃完吧。眼下并非分秒必争的紧急关头，再说肚子饿了脑袋也运转不灵。况且这地方说话未免太嘈杂了。”

饭店里挤满了本地客人，人们比比画画大声喧哗。为了避免大吼大叫，我和敏不得不在桌上欠起身子额碰额说话才能相互听见。盛在大碗里的希腊式色拉和烤好的大条白碴鱼端上桌来。敏往鱼身上撒盐末，拿一半柠檬挤汁淋了淋，又滴上橄榄油。我也如法炮制。如她所提议的，是要先填满肚皮才行。

她问我能在这里逗留多久，我回答一周后开学，开学前必须赶回，若不然多少有些麻烦。敏事务性地点了下头，而后抿起双唇，在脑袋里盘算着什么，既没说“不要紧，那之前能回去”，又没说“恐怕很难了结”。对这一问题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将结论塞进某个抽屉，继续默默进食。

吃罢饭菜喝完咖啡，敏提起飞机票钱，问那部分钱我愿不愿意要美元旅行支票，或回东京后转入我的银行户头也可以，问哪种方式合适。我说眼下我不缺钱用，那点儿费用还是负担得起的。敏坚持由她支付，“是我求你来的嘛，”她说。

我摇头道：“并不是我客气，如果时间再往后推，说不定我会自己主动来一趟这里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敏沉吟片刻，点了下头。“非常感谢你的，感谢你肯来这里——我很难用语言表达。”

走出饭店，倾注了染料一般的鲜亮亮的暮色笼罩了四周。色调是那样的蓝，仿佛一吸气肺腑都将染成蓝色。天空开始有星斗微微闪烁。吃罢晚饭的当地人，像好容易捱到步履蹒跚的夏日太阳落下似的走出家门，在港口周边信步走动。有一家老小、有情侣，有要好的朋友。一日终了时分的海潮的清香拥裹着街道。我和敏相伴步行。路右侧排列着商店、小旅馆和餐桌摆上人行道的饭店，带有木百叶窗的小窗口亮起柔和的橘黄色灯光，收音机淌出希腊音乐。路左侧的海水漫延开去，夜幕下的波涛稳稳地拍打着码头。

“再走一会儿就上坡了，”敏说，“坡有陡有缓。石阶那边倒是近些，走哪边？”

我说无所谓。

狭窄的石阶沿坡而上，又长又陡。但穿网球鞋的敏脚步不知道累，节奏全然不乱，裙摆在我眼前令人惬意地左右摆动，晒黑了的形状娇好的小腿肚在几近满月的月光下闪着光。我先累得喘不上气了，不时停住脚，大口大口喘息。越爬越高，港口灯火随之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了。刚才还就在我们身边的男男女女的种种营生，已被吸入无名光链之中。这夜景给人的印象很深，真想拿剪刀剪下，用图钉按在记忆的墙壁上。

她俩住的是一座面临大海的带阳台的小别墅。白墙红瓦，门扇涂以深绿色。房子四周低矮的石围墙上，红色的九重葛开得红红火火。她拉开没上锁的门，把我让进里面。

房子里凉丝丝的让人舒坦。有客厅，有不大不小的饭厅和厨房。墙为白石灰墙，到处挂着抽象画。客厅里有一套沙发、书橱和小音响。卧室两间。浴室虽不大，但贴着瓷片，干干净净。家具哪一件都不特别引人注目，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

敏摘掉帽子，挎包从肩头拿下，放在厨房的桌上，然后问我喝点什么还是先淋浴。我说想先淋浴。我洗头，用剃刀刮须，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换上新T恤和短裤。于是心情算是多少恢复常态。洗脸间镜子下面放有两支牙刷，一支蓝柄，一支红柄。哪支是堇的呢？

折回客厅，见敏手拿着白兰地酒杯坐在安乐椅上。她以同样的东西劝我，可我想喝凉啤酒。我自行打开电冰箱，拿出阿姆斯特尔啤酒，倒进高脚杯。敏把身体沉进安乐椅，好半天沉默不语。较之搜索要用的语句，她更像是沉浸在无始无终的个人记忆中。

“来这里多长时间了？”我这样打破沉默。

“到今天八天，我想。”敏约略想了一下说。

“那么，堇是从这里不见了的？”

“是的。刚才也说了，像烟一样没有了。”

“什么时候呢？”

“四天前的夜里。”她像摸索什么可抓的东西似的环视着房间，“到底从哪里说起好呢？”

我说：“从米兰去巴黎，再乘火车到勃艮第——这以前的情况从堇的信上知道了。堇和你在勃艮第一个村庄住在你朋友庄园般大小的宅院里。”

“那么，从那里开始好了。”敏说。

(1)　Koninklike Luchtvaart Maatschappij之略，荷兰航空公司。

(2)　一种法国轿车。

8

“我同那个村庄附近酿造葡萄酒的人过去就很要好，对他们所酿葡萄酒的熟悉程度，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包括哪块田的哪个坡的葡萄酿出怎样的葡萄酒啦，那年的气候对酒味有什么影响啦，哪个人做事老实认真啦，哪家的儿子热心给父亲当帮手啦，谁谁欠多少债款啦，某某买了雪铁龙小车啦等等。葡萄酒同英国良种赛马一个样，不晓得血统和最新情报就甭想做下去。光知道味道好坏做不成买卖。”

敏就此打住，调整呼吸，也好像在犹豫该不该讲下去。但她还是继续下文。

“我在欧洲拥有几个采购点，但勃艮第那个村庄最为重要。所以每年都尽可能在那里多住几天，以便同老友叙旧和获取新情报。以往总是一个人去，今年由于要先转意大利，一个人长时间奔波够辛苦的，再加上让堇学了意大利语，就决定带她一块儿去。如果觉得还是一个人走好的话，我打算去法国前先巧妙地找个理由把她打发回去。年轻时我就已习惯单独旅行，何况就算关系再好，每天从早到晚都跟别人打照面也还是够受的，是吧？

“但堇比我预想的能干，主动承担了杂务——买票、订旅店、谈价格、记账、找当地有定评的餐馆，等等。她的意大利语已有相当进步，更可贵的是充满健康的好奇心，这个那个让我体验到不少单独旅行时体验不到的东西。我没想到同别人在一起竟会这么愉快。大概堇同我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心灵相通之处吧。”

“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相见时谈起斯普特尼克的情景。她讲垮掉的一代里的作家，我错听成了斯普特尼克。我们笑起来，初次见面的拘谨于是不翼而飞。你可知道斯普特尼克在俄语里指什么？是英语traveling companion的意思——‘旅伴’。近来偶尔查辞典，这才知道。想来也真是莫名其妙的巧合。可话又说回来，俄罗斯人干吗给人造卫星取那么个怪名呢？不过一个孤苦伶仃绕地球一圈圈转个没完的可怜的铁疙瘩罢了。”

敏在此停止，就什么想了片刻。

“所以，我把堇直接领去勃艮第。我在村里和老朋友叙旧谈生意的时间里，不会法语的堇借车去附近兜风，在一个镇子里偶然认识了一位有钱的西班牙老妇人，在用西班牙语聊天的过程中一下子要好起来。那位老妇人向堇介绍了住在同一家旅馆的英国男子。那人五十多岁，人很高雅，又潇洒，从事什么写作。大概是同性恋者吧，我想，因为他领着一个男朋友模样的秘书走来走去。

“我也被介绍给他们，一起吃饭。都是让人心情愉快的好人，加之交谈时得知我们之间有几个共同朋友，就更加情投意合了。

“那位英国人向我们提起他在希腊的一个岛上有座小别墅，若有兴趣，尽可使用。他说往年夏天都要去待一个月左右，但今年有事，希腊之旅难以成行，而房子这东西不住人是不好的，而且管理人员也会有疏漏。‘所以，如果不添麻烦的话，只管使用就是’——就是现在这座别墅。”

敏在房间里扫视了一圈。

“学生时代去过一次希腊。虽说是坐游艇这个岛那个岛匆匆转了一圈，但还是彻底迷上了这个国家。所以，能在希腊一个岛上借房子随便居住，的确是个富有诱惑力的建议，堇当然也想去。我提出既然租住别墅，那么理应付租金，但对方死活不答应，说‘我又不是搞别墅出租业的’。讲了几个回合，最后说定往他的伦敦家里寄一箱红葡萄酒表示谢意。

“岛上的生活如梦如幻。我得以抛开日程安排，享受纯粹的休假——已经好久没这样了。碰巧通讯是这个样子，电话传真因特网都用不上。我不按期回国，也许多少给东京那边添了点麻烦，可一旦到了这里，就怎么都无所谓了。

“我们早早起床，把毛巾、水和防晒油装进包里，往山那边的海滩走去。海岸漂亮得令人屏息敛气。沙滩雪白雪白，一点杂色没有，波浪也几乎没有。但由于地点不方便，来的人很少，尤其上午更是人影寥寥。在那里，无论男女全都满不在乎地裸体游泳。我们也学人家，像刚生下来那样赤条条地在清晨那么蓝那么清的海水里游泳，痛快得真是无法形容，就像阴差阳错到了另一世界。

“游累了，堇和我就倒在沙滩晒太阳。互看裸体一开始不好意思，但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肯定是场合的关系。两人互相往后背涂防晒油，躺在太阳下看书打盹，或者天南海北地闲聊。没想到自由这东西竟是这样悠然自得。

“从海滩翻山回来，淋浴完毕，简单吃口饭，一起走下石阶上街。在港口咖啡馆喝茶，买英文报纸看，在商店采购食品，然后回家。再往下就分别在阳台看书，或在客厅听音乐，如此直到傍晚。堇有时像是在自己房间写东西，因为便携式电脑开着，她在啪嗒啪嗒地敲键盘。黄昏时分常出去看渡轮靠岸的情景。我们一边喝冷饮，一边乐此不疲地打量下船的男男女女。”

“感觉上就好像自己漂泊在天涯海角，静静地坐在那里，任何人都看不见我。这里只我和堇两人，别的一律不用考虑。我再也不想从这里离开，哪里也不想去，只想永远如此。当然我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里的生活不过是一时的幻想，现实迟早要来抓我们，我们必须返回原来的世界，对吧？但我至少要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尽情尽兴享受每一天。实际上我也在纯粹享受这里的生活。当然我说的是四天之前。”

* * *

第四天早上两人也和往日一样去海边脱光了游泳，游罢返回又跑去港口。咖啡馆的男侍已记得两人的面孔了（也包括敏总是多放一些的小费），非常友好地打招呼，就两人的美貌说了句不无奉承的话。堇在书报摊买了一份雅典发行的英文报纸，这是将两人同外面世界联结起来的唯一信息源。读报是堇的一项任务。她确认外币汇率，将报纸上重要的或有趣的报道译给敏听。

堇从那天报纸上选来朗读的报道，是关于一位七十岁的老妇人被自己养的猫吃掉的事。事情发生在雅典近郊一座小镇，死者十一年前失去了贸易商丈夫，那以后便以几只猫为伴，在公寓一个两室套间里静静度日，一天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沙发上再未醒来。至于从歪倒到咽气过了多长时间，这点不得而知。总之她的灵魂大约经过了应经过的阶段，永远离开了朝夕相处了七十年的载体。她没有定期看望她的亲戚朋友，以致遗体一周后才被发现。由于门关得紧紧的，窗上有窗格，所以主人死后猫们没有办法出去，房间里又没剩食物。电冰箱里估计有吃的东西，但猫们不具备开冰箱门的智力。最后实在饿得忍无可忍了，便肆无忌惮地拿死去的主人充饥。

堇不时啜一口小杯里的咖啡，逐段把这则报道翻译过来。几只小蜜蜂飞来，在前面客人掉下的草莓果酱上急切地舔来舔去。敏透过太阳镜望着大海，倾听堇念的报道。

“后来呢？”敏问。

“就这么多。”说着，堇把对开报纸对折放在桌上。“报上写的只这么多。”

“猫们怎么样了呢？”

“这——”堇把嘴唇扭向一侧想了想说，“报纸这东西哪里的都一样，真想知道的它偏不写。”

蜂们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忽地同时飞起，发出举行仪式般的有规则的羽翅声在空中盘旋，少顷又落回桌面，仍以刚才的执著舔着果酱。

“猫们的命运如何呢？”说着，堇拉了拉偏大的T恤领，拉平皱纹。堇一身T恤加短裤打扮，里面根本没有乳罩三角裤之类。这点敏是偶然知道的。“晓得人肉滋味的猫，放任不管很可能成为食人猫的——大概以此为由处理掉了吧？或者道一句‘也够难为你们的了’而无罪释放不成？”

“如果你是那里的镇长或警察署长怎么办？”

堇考虑了一会儿说：“比如，收进专门设施让它们悔过自新怎么样？使之成为素食主义者。”

“主意不坏。”敏笑道，然后摘下太阳镜，脸朝着堇说：“从这件事上我想起了上初中时最先听到的关于天主教的报告。跟你说过没有——我上了六年管理严格的基督教女校呢！小学阶段在普通的区立小学，从初中开始进了那里。开学典礼结束后，一个老得不得了的修女把全体新生集中到礼堂，讲了天主教道德伦理。修女是法国人，但日语毫无问题。这个那个听她讲了不少。至今还记得的，是人和猫一起漂流到无人岛的故事。”

“哦，有趣。”堇说。

“船遇难了，你往无人岛漂去。坐上救生艇的只有你和一只猫。最后好歹漂到了无人岛，但岛上全是岩石，可吃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也没水涌出。小艇上只有够一个人吃十天的干面包和水——情节大体这样。

“讲到这里，修女目光在礼堂扫了一圈，用响亮的声音这样说道：‘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大家和猫一起漂流到了无人岛。那是汪洋中的孤岛，十天内有人前来搭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食物和水如果没了，只有死路一条。那么，大家怎么办呢？会因为人猫同样痛苦而把食物分给猫吗？’修女就此合上嘴，再次环视大家。之后继续说下去：‘不能分，分给猫是错误的。记住，大家不可把食物分给猫。这是因为，大家是神所挑选的尊贵存在，而猫不是。所以，面包应该由你独吃。’修女是以严肃的神情说这番话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讲什么笑话，以为后面有逗人笑的噱头收尾。但没有噱头。话题转移到人的尊严和价值上面，听得我莫名其妙，好半天愣在那里。还不是，何苦对刚刚入学的新生特意讲这个呢？我现在都没彻底明白过来。”

堇就此陷入沉思。“那么说，最后吃猫也未尝不可以了？”

“啊，可不可以呢？毕竟没那么说。”

“你是天主教徒？”

敏摇头说：“不是。碰巧那个学校离家近，就被送去了，加上校服漂亮得很。学校里外国籍的只我一个。”

“没因此有过不愉快？”

“因为韩国籍？”

“嗯。”

敏再次摇头：“学校非常开放，这方面。校规倒是严厉，修女中也有脾气古怪的，但整体气氛很进步，受歧视什么的一次也没体验过。好朋友也交上了，得以度过还算快活的学生时代。不愉快的体验的确有过几次，但那是走上社会以后的事了。不过说起来又有哪个人走上社会后没体验过不愉快呢，原因另当别论。”

“听说韩国人吃猫，真的？”

“这话我也听到过。但实际上我周围没有人吃。”

偏午的广场上几乎不见人影，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镇上的人们都关在凉爽的家中，多数人在享受午睡。这种时候外出的好事者不外乎外国人。

广场上矗立着英雄铜像。他响应本土的起义号召，奋起反抗岛上的土耳其占领军，后来被抓住以穿刺刑处死。土耳其人在港口广场竖起削尖的木桩，把可怜的英雄浑身剥光置于桩尖。由于身体自身的重量，桩尖从肛门缓缓扎入，最后从口腔刺出，但到彻底死去要花些时间。铜像就建在原来立桩的地方。刚建时想必威风凛凛、气宇轩昂，但由于海风、灰尘、海鸥粪以及时间的推移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种种损耗，五官都已模糊不清了。岛民们对这座形容枯槁的铜像几乎熟视无睹，而铜像看上去也对世界抱以悉听尊便的冷漠。

“提起猫，我有一段奇妙的回忆。”堇陡然想起似的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养了一只出生刚半年的很好看的三色猫。一天傍晚我在檐廊看书，它在院里一棵大松树下绕着树又蹦又跳，兴奋得什么似的。猫时常这样吧？本来无事，却独自呜呜叫个不停，或弓起脊背上蹿下跳，或竖毛翘尾虚张声势。

“猫实在太兴奋了，看样子没注意到我正从檐廊看它。我不得不丢开书本悄悄观察，情形太不可思议了。很久很久猫也不停止这独角戏，或者不如说时间越久表演得越投入，简直像什么灵魂附体似的。”

堇喝了口杯里的水，搔了搔耳朵。

“注视的时间里，我逐渐害怕起来。因为我觉得猫的眼睛好像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正是那东西使得猫异常兴奋。又过一会儿，猫开始绕着树根一圈又一圈兜圈子，气势汹汹的，就好像连环画里变成黄油的老虎似的。它持续跑了一大阵子，又一溜烟蹿上树干。抬头一看，小小的脑袋从很高很高的树枝间探出来。我从檐廊上大声喊猫的名字，但它似乎没听见。

“不久天黑了，秋末的冷风开始吹来。我仍坐在檐廊上等猫下来。小猫崽跟我混得很熟，我想我在这里它一会儿就会下来的。可是没下来，连叫声都没有。四周一阵黑似一阵。我心里害怕，跑去告诉家人。大家都说很快会下来的，别理它。然而猫最终没有返回。”

“没有返回？”

“嗯。猫就那么消失了，简直像烟一样。大家说猫夜里从树上下来，跑到哪里玩去了。又说猫一兴奋就爬高上树，上倒没有什么，但朝下看时往往吓得下不来。还说问题是如果现在还在树上，应该拼命地叫表示自己在那里才是。但是我不那样想。我觉得猫正紧抱着树枝战战兢兢，吓得叫都叫不出来了。所以放学回来我就坐在檐廊上往松树看，不时大声叫它的名字，但没有回音。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也只好死心。我很疼爱那只小猫，伤心得不得了。每次看那棵松树，我就想象紧抱着高高的松枝僵挺挺地死去的可怜小猫的样子。小猫哪里也没去成，在那里又饿又渴死掉了。”

堇扬起脸转向敏。

“自那以来再没养猫。现在仍喜欢猫，但当时我已拿定主意：就把那只爬上松树再没归来的可怜小猫作为我唯一的猫。把那个小乖猫忘去一边而疼爱别的猫，在我是做不到的。”

* * *

“我们就这样说着话在咖啡馆度过了那天下午。”敏说，“当时只当是普普通通的往事回忆，但事后想来，觉得在那里所讲的一切都是有含义的。当然也可能只是我神经过敏。”

如此说罢，敏把侧脸对着我，眼望窗外。越海而来的风摇曳着带褶的窗帘。她把目光转向夜幕之后，房间的寂静似乎更加深重了。

“有一点想问问，可以么——你的话还没说完，很抱歉——刚才我就觉得是个疑问。”我说，“你说堇在这个岛上下落不明，像烟一样消失了，四天前，并且报告了警察署。是这样的吧？”

敏点点头。

“可是你没有跟堇家里联系，而把我叫来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堇身上发生了什么，一点线索都没有。情况还没明了就跟堇父母联系，致使他们担心，我不知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为此我相当犹豫来着，最后还是想稍微看看情况再说。”

我想象堇一表人才的父亲乘渡轮来岛的情景。感到痛心的继母也会同行吗？而那样一来，的确非同小可。但我觉得事情似乎已然进入了非同小可的境地。在这么小的岛上，一个外国人四天都没人发现并非小事一桩。

“可你为什么叫我来呢？”

敏上下交换了架起的裸腿，手指捏着裙裾向下拉了拉。

“因为除了你没有能依赖的人。”

“即便一次面也没见过？”

“堇最依赖的就是你，说无论讲什么你都在深层次上全盘接受。”

“不如说那种时候占少数。”我说。

敏眯起眼睛，聚起原来的细小皱纹微微一笑。

我起身走到她面前，从她手里轻轻夺过空了的玻璃杯，去厨房倒了杯古瓦西埃酒⁽¹⁾，折回客厅递给她。敏道了谢，接过白兰地。时间在流逝，窗帘无声地晃动了几次。风带有不同水土的气息。

“嗳，你真的想知道实情？”敏问我。她的语调有些干涩，似乎好容易才拿定主意。

我扬脸注视敏：“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不想知道实情，我不至于来这里，是吧？”

好一会儿，敏以似乎怕晃眼睛的眼神看着窗帘。而后，她以宁静的声音开始了讲述：“事情发生在我们在港口咖啡馆谈猫那天的夜里。”

(1)　法国著名的科涅克白兰地，1796年曾进献给拿破仑。

9

在港口咖啡馆谈完猫，敏和堇买食品返回别墅。两人像往日那样各自打发晚饭前的时间。堇进入自己房间，对着便携式电脑写东西。敏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抱后脑勺，闭目倾听朱利叶斯·卡琴演奏的勃拉姆斯叙事曲。虽是旧唱片，但演奏温情脉脉，十分耐听，没有刻意表现之处，却又曲尽其妙。

“音乐不妨碍你吧？”听的过程中，敏曾经探头到堇的房门里问了一次。门一直开着。

“勃拉姆斯倒不碍事。”堇回头应道。

堇埋头写东西的样子，敏还是第一次看到。堇的脸上浮现出敏此前从未见过的专注，嘴角如捕捉猎物的动物一般紧紧闭着，眸子深不见底。

“写什么呢？”敏问，“新斯普特尼克小说？”

堇略微放松了一下嘴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随想随写罢了，或许日后用得上。”

坐回沙发，敏心想，若能把一颗心沉浸在用音乐描绘于午后天光之中的小天地里，美美地弹奏一段勃拉姆斯，该有多妙啊！往日的自己最弹不好的就是勃拉姆斯的小品，尤其是叙事曲。自己未能把全副身心投入到那充满流转而虚幻的阴翳与喟叹的境界中。现在的自己应该能比那时候弹得优美多了。然而敏心里清楚——自己已经什么都弹不成了。

六点半，两人一起在厨房做饭，然后并坐在阳台桌前吃着。有香草味的鲷鱼汤、蔬菜色拉和面包。开了一瓶白葡萄酒，饭后喝了热咖啡。渔船从岛的阴影里闪出，划出短短的白色航迹驶入港湾。想必家里热腾腾的饭菜正等待着渔夫的归来。

“对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堇一边在洗涤槽洗碗一边问。

“再在这里舒服一个星期——那是极限了。”敏看着墙上的挂历说，“作为我倒是想永远这么待下去。”

“作为我当然也是。”说着，堇嫣然一笑，“不过不可能啊，美好的事物迟早都要成为过去。”

两人跟往常一样，十点前撤回自己房间。敏换上白色的棉质长睡衣，头沉进枕头，很快睡了过去。但没睡多久，便像给自己的心脏跳动摇醒似的睁开眼睛。看枕边的旅行闹钟，十二点刚过半。房间漆黑漆黑，一片沉寂。尽管如此，还是感觉得出好像有个人屏息敛气潜伏在近旁。她把被拉到脖子，侧耳细听。心脏在胸腔内击出尖锐的信号音，此外一无所闻。然而毫无疑问有人在那里，并非不祥梦境的继续。她伸出手，悄悄把窗帘拉开几厘米。水一般淡淡的月光爬了进来。敏转动眼珠在房间里搜寻。

眼睛习惯黑暗之后，发现房间角落有个黑魆魆的轮廓一点点现出。角落位于靠近门口的立柜阴影里，是黑暗最深最集中的地方。那个轮廓较为低矮，粗粗的圆圆的，仿佛被遗忘了的大邮袋。也可能是动物。莫非大狗？但外面的门上了锁，房间门也关了，狗不可能自行进来。

敏静静地呼吸，定睛凝视那个东西，口中沙沙发干，睡前喝的白兰地还多少有点儿余味。她又伸手拉了下窗帘，让月光多泻入一些。她像梳理乱糟糟的毛线一样，一点点地分辨着那黑块的轮廓线。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头发垂在身前，两条细腿弯成锐角。是谁坐在地板上，头夹在两腿之间缩成一团，样子就像要避开从天而降的物体。

是堇。她仍身穿那件蓝色睡衣，在门与立柜之间虫一样弓身蹲着不动，一动也不动，连呼吸都听不见。

明白怎么回事后，敏舒了口气。可是，堇在这样的地方到底要做什么呢？她在床上悄然起身，打开床头灯。黄色的光无所顾忌地照亮房间的每一角落，但堇仍纹丝不动，甚至开灯都似乎没觉察到。

“喂，怎么了？”敏招呼道，起始小声，继而加大了音量。

没有反应。敏的语音好像没有传到对方耳畔。她下床走到堇那里。地毯在她脚底下比往日更觉粗糙。

“身体不舒服？”敏蹲在堇身旁问。

仍无反应。

这时敏发现堇嘴上衔着什么——平时放在洗脸间的粉色擦手毛巾。敏想取下，取不下来，堇咬得紧紧的。眼睛虽睁着，但什么也没看。敏不再往下取毛巾，把手放在堇肩上，发觉睡衣湿得一塌糊涂。

“睡衣还是脱下来吧。”敏说，“出这么多汗，这样子要感冒的。”

然而堇看上去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中，耳无所闻，眼无所见。敏打算先把堇的睡衣脱下来再说，不脱会着凉的。虽说时值八月，但岛上的夜晚有时凉得令肌肤生寒。两人每天都一丝不挂地游泳，目睹对方裸体也已习惯了，何况是这么一种情况，随便脱堇的衣服估计她也不会介意的。

敏撑起堇的身体解开睡衣扣，慢慢脱去上衣，接着把裤子也脱了。一开始堇的身体硬挺挺的，随后一点点放松，不久完全瘫软了。敏把毛巾从堇口中取下。毛巾满是唾液，上面清晰地印着仿佛是某种替身的齿痕。

堇睡衣里面什么也没穿。敏拿过旁边的毛巾，擦堇身上的汗。先擦背，然后从两腋擦到胸部，再擦腹部，腰到大腿之间也简单擦了。堇老老实实地任凭处置，仍好像人事不省，但往她眼里细看，好歹可以看出其中类似知觉的蛛丝马迹。

触摸堇的裸体敏还是头一次。堇的皮肤很细腻，小孩儿般滑溜溜的，但一抱却意外地重，一股汗味儿。给堇擦着身子，敏感觉心跳再次加剧，口中积满唾液，不得不咽下几次。

在月光的沐浴下，堇的裸体如古瓷一般晶莹。乳房虽小，形状却很工致，一对乳头挺在上面。下面黑乎乎的毛丛出汗出湿了，犹如挂着晨露的草丛一般光闪闪的。在月华下失去气力的堇的裸体，看上去同海滨强烈阳光下的截然不同。不无别扭地剩留下来的孩子气部分同因时间推移而盲目催发的一系列新的成熟，如漩涡一般混合在一起，勾勒出生命的创痛。

敏觉得自己似乎在窥看不该看的他人秘密，于是尽量把视线从肌肤处移开，一边在脑海里捕捉儿时谙熟的巴赫小曲，一边用毛巾轻擦堇的肢体，擦她出汗出得贴在额头的发。堇就连小小的耳孔也出了汗。

之后，敏发觉堇的胳膊悄然搂着自己的身体，呼出的气碰在自己脖颈上。

“不要紧？”敏问。

堇没有回答，只是胳膊稍微加了点力。敏连抱带拖地把堇放在自己床上，让她躺下，盖上被，堇乖乖躺倒，这回合上了眼睛。

敏观察了一会儿堇，堇就那样一动不动，似乎睡了过去。敏走到厨房，连喝了几杯矿泉水，喝罢坐在客厅沙发上，慢慢做深呼吸让心情平复下来。悸动是差不多过去了，但持续好半天的紧张使得肋骨有一块隐隐作痛。四下被包围在几乎令人窒息的岑寂中。无人声，无犬吠，无拍岸的波涛，无吹来的阵风，万籁俱寂。为什么竟然静到这般地步呢？敏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敏进入卫生间，将堇出汗弄湿的睡衣、擦汗的毛巾、她咬过的毛巾投进衣篓，然后用香皂洗了把脸。她端详着映在镜中的自己的脸。来岛后没再染发，头发白得如刚刚落地的白雪。

折回卧室，见堇睁着眼睛。尽管眼睛上仍薄薄地蒙有一层不透明的膜，但意识的光闪已重新出现。堇把被拉到肩头躺着。

“对不起，偶尔会这样子的。”堇用嘶哑的声音说。

敏坐在床角，淡淡一笑，伸手摸堇的头发。头发里的汗仍未干。“最好冲个淋浴，汗出得够厉害的。”

堇说：“谢谢。不过暂时不想动。”

敏点头把新浴巾递到堇手里，从自己抽屉里拿出新睡衣，放在枕边。“穿这个好了，反正你没有备用的睡衣吧？”

“嗳，今晚就让我睡这儿好么？”堇说。

“好好，就这么睡好了。我在你床上睡。”

“我的床怕是湿透了，”堇说，“被褥也好什么也好。再说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能睡在旁边吗？一个晚上也好。不愿意再做噩梦。”

敏想了想，点头说：“不过你得先穿上睡衣。这么窄的床旁边有人光着身子，毕竟心神不定。”

堇缓缓起身，钻出被窝，光身站在地板上，开始穿敏的睡衣。先弯腰穿裤子，接着穿上面的。系扣子花了些时间，指尖似乎用不上力。但敏没有帮忙，只静静看着。堇系睡衣扣的姿势俨然是某种宗教仪式，月光给她的乳头以奇妙的硬感。敏蓦地心想，这孩子说不定是处女。

穿罢丝绸睡衣，堇重新上床，紧靠里侧躺下。敏也上床，床上还有一点刚才的汗味儿。

“嗳，”堇说，“抱一下可好？”

“抱我？”

“嗯。”

敏不知如何回答，正犹豫着，堇已伸出手，握住她的手。手心也有汗感。手暖融融软乎乎的。随后，堇双手拢住敏的背，乳房贴在敏腹部偏上一点儿的位置，脸颊放在敏双乳之间。两人长时间以如此姿势躺着。这工夫，堇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敏以为堇要哭，但似乎哭不出。她把手绕到堇肩上，搂近一些。还是孩子，敏心想，又孤单又害怕，渴望别人的温存，像紧紧趴在松树枝上的小猫一样。

堇把身体往上蹭了蹭，鼻尖触在敏脖颈上。两人乳房相碰。敏咽下口腔里的唾液。堇的手在她背部摸来摸去。

“喜欢你。”堇小声细气地说。

“我也喜欢你的。”敏说。此外她不晓得怎么说好，而且这也是实话。

接着，堇的手指开始解敏睡衣前面的扣子。敏想制止，但堇没有理会。“只一点点，”堇说，“真的就一点点。”

敏无法抗阻。堇的手指放在敏乳房上，轻轻描摹敏乳房的曲线，鼻尖在敏脖颈上左右摇动，旋即手指接触敏的乳头，轻轻抚摸、捏揉。一开始畏畏缩缩，继而稍稍用力。

* * *

敏就此打住，扬起脸，以若有所寻的目光看着我，脸颊略略泛红。

“我想还是对你解释一下好：过去碰到一桩怪事，致使头发一下子全白了，一夜之间，一根黑的没剩。那以来一直染发。但一来堇晓得我染发，二来来岛后觉得麻烦，就没再染。这里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怎么都无所谓，我想。不过知道你可能要来，又染黑了。不想第一次见面就给人以古怪的印象。”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我没有同性恋经验，也不曾认为自己有那种倾向。不过，如果堇认真需求那个，觉得满足她也未尝不可。至少没有什么厌恶感——当然仅限于同堇。所以，当堇的手指到处抚摸我的身体，舌头伸进我嘴里时，我没有抵抗。心里是有些怪怪的，但我准备听之任之，只管由堇去做。我喜欢堇，如果她能因此觉得幸福，无论她怎么样都没关系。

“可是，我就是再那么想，但我的身体和我的心不在一处。明白么？通过被堇那么如获至宝地触摸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本身，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感到高兴。但不管我心里怎么想，我的身体却在拒绝她，不愿意接受堇。身上兴奋的唯独心脏和脑袋，其他部位则像石块一样又干又硬。悲哀是悲哀，但无可奈何。堇当然也感到了。她的身体热辣辣的，软绵绵湿乎乎的。可我没办法配合。

“我跟她说了：不是我拒绝你，但我无能为力。十四年前发生那桩事以来，我就再也无法同这世上的任何人沟通身体了。这点早已在别的什么地方被确定下来。我还向她表示，凡是我能做的我都可以做，也就是说用我的手指、口什么的。但她需求的不是这个，这点我也明白。”

“她在我额头轻吻一下，说声对不起。‘我只是喜欢你，苦恼了好久，可还是不能不这样做。’‘我也喜欢你的。’我说，‘所以别介意，往后也希望和你在一起。’

“往下好半天堇都把脸埋在枕头里，简直像决堤一般大哭起来。那时间里我一直摸着她的裸背，从肩头到腰间，用指尖一一感受她骨骼的形状。我也想和堇一同流泪，可我又不能哭。

“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便这样相会了。也可能两颗心相碰，但不过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总有一天会化为灰烬。”

“哭了一气，堇爬起身，拾起掉在地板的睡衣悄悄穿上。”敏说道，“她说想回自己房间一个人待一会儿。我说别想得太多太深，明天又开始不同的一天，种种事情肯定照样顺利的。堇说‘是啊’，弯腰和我贴脸。她的脸颊湿湿的暖暖的。我觉得堇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了句什么。但声音实在太小，没能听清。再要问时，堇已转过身去。”

“她用浴巾擦了一下脸上泪水，走出房间。门关上了，我重新缩进被窝闭起眼睛。原以为这样的事情过后肯定很难睡着，不料很快睡了过去，睡得很实，不可思议。

“早上七点醒来时，房子里哪里也找不见堇。想必醒得早（说不定根本没睡），一个人到海滩去了——她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来着。一张纸条也没留是有点反常，大概昨晚的事让她心里乱七八糟的吧。

“我洗了衣服，晾了堇床上的被褥，然后在阳台上看书等她回来，然而快中午也没返回。我觉得不对头，去翻她的房间——虽然这样不合适，但毕竟放心不下，怕弄不好她一个人离岛而去。但东西都像往日那样摊在那里，钱包和护照也在，房间一角仍晾着游泳衣和袜子。桌上散乱地放着零币、便笺和各种钥匙。钥匙里还有这别墅大门的。

“有一种不快感。因为，我们去海边时每次都穿上结结实实的网球鞋，在游泳衣外面套上T恤以便爬山，还要把毛巾和矿泉水塞进帆布包。然而帆布包也好、鞋也好、游泳衣也好，都剩在房间里，消失的只有在附近杂货店买的廉价凉鞋和我借给的薄绸睡衣。就算是去附近散一会儿步，那副打扮也是不宜在外久留的，是吧？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外面到处找她。在房子附近转来转去，海边去了一趟，镇里也去了，在街上来回走动，又回家看，但哪里也没有堇的踪影。天渐渐黑下来，到了夜晚。和昨晚不同，风很大，涛声持续了一夜。这天夜里再小的动静都能使我醒来。门没上锁，天亮堇也没回来。她的床仍是我拾掇过的样子。于是我跑到了港口附近的当地警察署。”

“警官中有人能讲一口流利英语，我说了情况，告诉他一起来的女伴失踪了，两晚上没回来。但对方没当一回事，说‘贵友很快会回来的’。常有的事。这地方人们嬉闹成风，又是夏天，又都年轻。第二天再去的时候，这回他们比第一天多少认真些了，但还是懒得出动。于是我给雅典的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说了情况，所幸对方人很热情，他用希腊语对警察署长强调了什么，警察这才真正开始搜查。

“可是找不到线索。警察在港口和我们住处附近问询了一番，但没有人见过堇。渡轮的船长和售票处的人也说记忆中这几天没有年轻日本女子乘船。如此看来，堇应该还在岛上才是。何况她身上连买渡轮票的钱都没带。再说在这个狭小的岛上，一个年轻日本女子一身睡衣走来走去不可能不引人注意。也有可能在海里游泳时溺水了。警察找到一直在山那边游泳的德国中年夫妇打听，那对夫妇说无论海上还是来回路上都没见到日本女性。警察保证全力搜查，实际上我想也出了不少力气。但还是一无所获，时间白白过去了。”

敏深深吁了口气，双手掩住下半边脸。

“只好往东京打电话请你前来，因为已经到了我一个人完全无能为力的地步。”

我想象堇一个人在荒山野岭中走来蹿去的身影——一身薄薄的丝绸睡衣，一双沙滩凉鞋。

“睡衣什么颜色？”我问。

“睡衣颜色？”敏神情诧异地反问。

“就是堇失踪时穿的那件睡衣。”

“是啊，什么颜色来着？想不起来。在米兰买的，一次也没上身。什么颜色来着？浅色，浅绿色，非常轻，兜也没带。”

我说：“请再给雅典的领事馆打一次电话，让那边派一个人来岛，无论如何。同时请领事馆跟堇的父母取得联系。知道你心里有负担，但总不能瞒下去吧？”

敏微微点头。

“如你所知，堇多少有点极端，做事有时超出常规，不过不至于瞒着你四天夜不归宿，”我说，“在这个意义上她算是地道的。所以，堇四天都没回来，是有其没回来的缘由的。什么缘由自是不清楚，想必非同一般。也许走路掉进井里，在井里等人搭救。或者硬给人拉走杀了埋起来也未可知，毕竟年轻女子穿一件睡衣深更半夜在山里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总之必须尽快想办法。但今天还是先睡觉吧，明天恐怕又是漫长的一天。”

“堇她，我是说……不能设想在哪里自杀吧？”

我说：“自杀的可能性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假如堇决心自杀，该有留言才是，而不会这样一走了之给你添麻烦。何况她喜欢你，会考虑到剩下来的你的心情和处境的。”

敏抱着双臂注视了一会我的脸：“真的那么认为？”

我点点头：“没错。性格如此。”

“谢谢，这是我最想听到的。”

敏把我领到堇的房间。房间了无装饰，四四方方，恰如巨大的骰子。一张小木床，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一个小立柜带一个装零碎物品的抽屉。桌腿下放一个中号红旅行箱。正面窗口对着山。桌上放着崭新的苹果牌便携式电脑。

“她的东西收拾了，以便你能睡得着。”

剩下我一个人，突然困得不行。时间已近十二点，我脱衣钻进被窝，却又难以入睡，心想直到前几天堇还在这床上睡来着。而且长途旅行的亢奋还如尾音一样留在体内。在这硬板床上，我竟陷入了错觉，恍若自己仍在移行途中。

我在被窝里回想敏那番长话，试图将要点整理排序。但脑袋运转不灵，无法系统考虑问题。算了，明天再说吧。接着，我蓦地想到堇的舌头进入敏口中的情景。这也明天再说好了。遗憾的是并无什么根据表明明天会好于今天。但不管怎样，今天再想也全然无济于事。我闭上眼睛，很快沉入昏睡之中。

10

醒来时，敏正在阳台上摆早餐。八点半，崭新的太阳将崭新的阳光洒满世界。敏和我坐在阳台桌边，望着波光闪闪的大海吃早餐。吃的是烤面包片和鸡蛋，喝的是咖啡。两只白色的鸟从山坡朝海边滑行一般飞去。附近什么地方传来广播声，播音员以希腊语飞快地朗读新闻。

脑袋正中央仍有时差带来的奇妙的麻痹感。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没办法分清现实与恍若现实之间的界线。我正在这个希腊小岛同昨天初次见面的美貌年长女性共进早餐。这女性爱堇，但感觉不到性欲；堇爱这个女性，且能感到性欲；我爱堇，并有性需求；堇虽然喜欢我，但不爱，也感觉不到性欲；我可以在别的匿名女性身上感觉到性欲，但不爱。委实复杂得很，一如存在主义戏剧的剧情。一切都在这里走到尽头，谁都无处可去。别无选择余地。堇独自从舞台上消失了。

敏往我喝空的杯里倒了咖啡。我说谢谢。

“你是喜欢堇的吧？”敏问我，“就是说作为女人。”

我往面包片涂着黄油，轻轻点了下头。面包又凉又硬，要花时间才能扯开。我抬头加上一句：“这恐怕是由不得选择的。”

我们继续默默地吃早餐。广播里新闻播完，传出希腊音乐。有风吹来，九重葛随风摇曳。凝目望去，海湾里跳跃着无数白灿灿的微波细浪。

“反复想了一会，我打算今天尽早去一趟雅典。”敏剥着果皮说，“电话恐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直接找领事馆面谈为好。作为结果，或许把领事馆的人领来这里，也可能等堇的父母到雅典后一起跟来。不管怎样——可以的话——要请你待在这里。一来岛上的警察说不定有事要找，二来堇一晃返回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样相求可以吗？”

我说没关系。

“我这就去警察署问一下搜查经过，然后租只小艇去罗得岛。往返要花时间，所以得在雅典找旅馆住下。也就两三天吧。”

我点点头。

剥完橙皮，敏用餐巾小心地擦拭刀刃。“对了，你可见过堇的双亲？”

我说一次也没见过。

敏长长地——长得如同吹过世界尽头的风——喟叹一声。“那，到底如何解释才好呢？”

我也很理解她的困惑。无法解释的事又能如何解释呢！

我送她去港口。敏拎一个装替换衣服的小旅行包，脚上一双后跟略高些的皮鞋，肩上一个Mila Schön挎包。我和她一同去警察署听了情况。我权且充作偶尔来附近旅行的敏的亲戚。线索依旧是零。“不过放心好了！”他们一脸明朗，“没必要那么担惊受怕。喏，岛上充满和平。当然不是说犯罪绝对没有。有人争风吃醋，有人烂醉如泥，政治上的争吵也是有的，毕竟人的营生，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但那都是窝里斗，过去十五年间，没发生过一次针对外国人的严重犯罪。”

或许果真那样。但若问堇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又无法向他们说明。

“岛的北面有个大钟乳洞，要是稀里糊涂进了那里，怕是很难出来。”他们说，“因为里面迷宫一样复杂。可那里离这儿很远很远，小姐无论如何也走不去的。”

我问有没有海里溺水的可能性。

他们摇头：“这一带没有强大海流。再说这一星期天气还算不错，海也没怎么发脾气，每天都有很多渔民出海捕鱼。万一小姐游泳溺水，肯定有人发现。”

“井怎么样呢？”我问，“不能设想某处有个深井，散步时掉了进去？”

警官摇头：“这岛上谁都没有掘井，因为没那个必要。水到处自动涌出，有几个泉眼从不干涸。何况岩盘那么硬，挖洞谈何容易。”

走出警察署，我对敏说：“可以的话，早上我想去你俩每天都去的山那边的海滩看看。”

她在书报摊买了一张岛的简图，标出路线，提醒说单程要走四十五分钟左右，最好还是穿结实些的鞋。之后她走去码头，半用法语半用英语，很快同开出租艇的人谈妥了租费。

“但愿一切都顺利。”分别时她对我说。但那眼神却另有所语。事情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这点她晓得，我也明白。小艇引擎响起，她左手按帽，向我挥动右手。她乘的小艇在港外消失后，我觉得身上有几个小部件被人拔去了。我绕着港口怅怅地转了一圈，在礼品店买了一副深色太阳镜，然后爬上很陡的石阶，折回别墅。

随着太阳的升高，炎热也在升级。我在游泳衣外套了半袖棉布衫，戴上太阳镜，穿上轻便运动鞋，沿着又窄又险的山路往海滨走去。没戴帽子是一大失策，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爬坡爬不一会儿喉咙便干了。我停下来喝口水，把敏借给的防晒霜涂在脸和胳膊上。路面一层雪白雪白的浮尘，强风一吹便四下飞起。不时同牵驴的村民擦肩而过。他们大声向我寒暄：“卡里妹拉！”我也报以同样的寒暄。发音大致不错，我想。

山上树木茂密，都长得很矮，弯弯曲曲。满是岩石的斜坡上山羊和绵羊神情抑郁地往来走动，颈铃叮叮当当发出声声脆响。照看家畜的主要是小孩儿和老人们。我路过时，他们首先斜眼觑一下，之后像表示什么似的约略扬一下手。我也同样扬手致意。的确，堇不可能独自在这样的地方徘徊。无处藏身，必给别人看见。

海滨不见人影。我脱下半袖衫和游泳衣，赤条条钻入海去。水很舒服，清澈透明。游到海湾后又游了好一段距离。海底的石头都历历可见。海湾入口处停着一只很大的帆船，落下风帆后高耸的桅杆如巨大的节拍器左右摇晃。但甲板上似乎无人。波浪撤退时，只留下卷走无数小石子的抑郁的沙沙声。

游了一阵子，我返回沙滩，赤身裸体躺在浴巾上面，仰望蔚蓝的寥廓长空。海鸟在海湾上方盘旋着搜寻鱼踪虾影，天幕一丝云絮也见不到。躺下大约三十分钟，迷迷糊糊打了个盹。这时间里，海滩上连一个来客都没有。不觉之间，我的心情竟奇异地平静下来。相对于自己孤单单一人来访，这海滩实在太静了，太美了，其中有令人想起某种死亡方式的东西。我穿起衣服，沿同一山路赶往别墅。炎热越来越厉害。我一边机械地移动两腿，一边推测着堇和敏两人走这条路时有何所思何所想。

她们有可能围绕着自己身上的性欲想入非非，就像我同堇在一起时不时考虑自己的性欲一样。我不难想象身旁有敏时堇的心情——她难免在脑海里推出敏的裸体，恨不得一抱为快。那里有期待，有亢奋，有失望，有迷惘，有尴尬，有怯懦。心一忽儿膨胀一忽儿收缩。一切既好像风和日丽，又似乎一片凄迷，最终是一筹莫展。

我爬到山顶，歇口气，喝口水，开始下坡。望得见别墅房顶时，我想起敏的话——来岛后堇开始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写什么。堇到底写什么了呢？对此敏没再说什么，我也没问。不过，堇写的东西里边可能藏有她失踪的线索。自己为什么没意识到这点呢？

回到别墅，我马上去堇的房间，打开便携式电脑，启动硬盘。没发现像样的东西。无非事务性的，且统统与敏的生意有关：此次欧洲之行的开销明细账、通讯录、日程表。她私人性质的一概没有。用“菜单”调出“最近所用文件”，但上面没留下任何记录。大概有意删掉了吧。堇不愿意别人随便看。果真如此，她应把自己写的东西复制在软盘上藏在什么地方。很难认为堇会带着软盘失踪，何况睡衣连兜都没有。

我翻看桌子抽屉。软盘是有几张，但全部是硬盘已有内容的复制，或别的工作资料。没找到大约有意思的东西。我坐在桌前思索：若自己是堇，将把软盘藏于何处？房间狭小，根本不存在足以藏东西的位置。而堇在别人翻看自己所写东西这点上是极为神经质的。

当然是红旅行箱。房间里上锁的只有此箱。

崭新的红旅行箱像空的一样轻，摇晃也没有声响，但四位密码锁是锁着的。我试用堇可能使用的号码：她的生日、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哪个都不灵。理所当然。任何人都猜得出的号码不能用作密码，密码应该是尽管堇熟记于心、却又同她个人资料无关的数字。我沉思良久，忽然心生一念：不妨用国立市即我的市外电话局号一试：0425。锁应声开了。

箱内侧的隔袋里塞有一个黑色小布包。拉开拉链，里边是绿面小日记本和软盘。我先查看日记，是她一如往常的字迹，但上面没有任何有意思的东西：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见了谁，旅馆名称，汽油价格，晚饭食谱，葡萄酒商标名及其味道的倾向，如此而已。而且几乎是把单词枯燥地连在一起，只字未写的空白页不如说更多一些，看来写日记不是堇擅长的事项。

软盘没有名称，标签上只有以堇特有的字体写着的日期：19××年8月。我把软盘塞进电脑打开，菜单上有两个文件，两个都没标题，仅1和2两个编号。

打开文件之前，我缓缓地环视了一遍房间。立柜上挂有堇的上衣，有她的防风镜，有她的意大利语辞典，有护照，抽屉里有她的圆珠笔和自动铅笔。桌前的窗口外面，岩石遍布的徐缓的斜坡伸展开去。邻家院墙上一只极黑的猫在走动。了无装饰的这个四方形房间笼罩在午后的沉寂中。闭上眼睛，耳底还剩有不断冲刷清晨无人沙滩的海涛声。我重新睁开眼睛，这回朝现实世界竖起了耳朵。一无所闻。

双击图标，文件打开了。

11

文件1

“人遭枪击必流血”

现在，我作为说来话长的命运的暂时性归结（命运难道真的存在暂时性以外的归结吗？这是个令人兴味盎然的问题，但这里姑且不谈），置身于这个希腊海岛，一个直到最近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小岛。时间……凌晨四时刚过，当然天还没亮。素洁的山羊们正沉潜在平稳的集约性睡眠中。窗外田野排列的橄榄树将继续吮吸一会儿富有营养的深重的黑暗。月照例有。月犹如闷闷不乐的司祭一般冷冰冰地蹲在屋脊，双手捧出不孕的海。

不管在世界何处，我都最喜欢——较之其他任何时刻——这一时刻。这一时刻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我正伏案写这篇文章。不久将天光破晓，新的太阳将如从母亲腋下（右侧还是左侧呢？）出生的佛陀一样从山端蓦然探出脸来。少顷，足智多谋的敏也将静静睁开双眼。六点我们将做简单的早餐，吃罢翻过后山前往美丽的海岸。在如此一天开始之前，我（挽起袖口）准备把这件事处理完毕。

若不把几封长信计算在内，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纯粹为自己写文章了，所以能否顺利写到最后我完全没有信心。不过回想起来，所谓“顺利写到最后”的信心云云，有生以来岂非一次也不曾有过么！我只是禁不住要写才写的。

为什么禁不住要写呢？原因一清二楚：为了思考什么，首先必须把那个什么诉诸文字。

从小就一直这样。每当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我便一个个拾起脚下散落的语言拼凑成文章。倘若那文章无济于事，便重新分解开来，改拼成另一形式。如此几经反复，自己终于得以像一般人那样思考事物了。对我来说，写文章既不怎么麻烦又非难以忍受，如同别的小孩拾起漂亮石粒和橡籽一般，我则入迷地写文章。我像呼吸一样极为自然地用纸和铅笔一篇接一篇写文章，并且思考。

也许你会说——也许不说——每次思考问题都一一费此周折，得出结论岂不费时间？实际上也花了时间。上小学时周围人就以为我大概“智力滞后”。我没有办法同班上其他孩子同步前进。

这种误差带来的不适应感，小学毕业时已减轻许多。我在某种程度上学会了让自己同周围环境合拍的方法。但那误差本身在我从大学退学、同正正规规的人断绝往来之前始终挥之不去，犹如草丛中沉默的蛇。

这里姑且列出命题：

我日常性地以文字形式确认自己

是吧？

是的！

这么着，迄今为止我写下了数量相当之多的文章，日常性地——差不多每天。就好像独自一人以极快的速度不屈不挠地割着辽阔牧场上持续疯长的草。今天割这里，明天割那里……而割了一圈返回时草又长回原样，一片葳蕤，沙沙作响。

然而碰上敏后，我就几乎不再写文章了。这是为什么呢？K所讲的创作＝传达之说十分有说服力。就事物的一个侧面来说，此言或许不差。但我觉得又不尽然。呃，要考虑得单纯些，单纯，单纯。

就是说，我恐怕停止思考了——当然是我个人定义上的思考。我像一对重合起来的勺子一样紧紧贴着敏，同她一起被冲往某个地方（应该说是某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而自己又觉得未尝不好。

或者不如说我有必要最大限度地轻装上阵，以便同敏形影不离，就连思考这一基本运作对我都成了不小的负担。总之只能如此。

牧场的草即使长得再高，也已与我无关（哼！）。我只管咕噜一声躺在草丛里，仰望长空，欣赏流移的白云，并将命运托付给白云，将心轻轻交给水灵灵的青草的气息，交给天外来风的低吟。甚至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的区别，对我都已无所谓。

不，不对，那本来对我就是无所谓的，必须叙述得准确些，准确，准确。

回想起来，即使自己知道（以为知道）的事，也是姑且作为不知道的事处理成文章这一形式的——这是我写东西的最初规则。一旦开始认为“啊，此事我知道，用不着特意花时间去写”，那可就寿终正寝了。我大概哪里也去不成。具体说来，假如我认为自己对身边某个人了如指掌、无须一一思考，因而放下心来，我（或者你）就可能被彻底出卖。我们自以为知之甚多的事物的背后，无不潜伏着等量的未知因素。

所谓理解，通常不过是误解的总合。

这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方法（请勿外传）。

“知道”和“不知道”，其实如暹罗双胞胎⁽¹⁾一样天生难分难解，作为混沌而存在。混沌，混沌。

到底有谁能分辨出海与海的投影呢？或分辨出下雨与凄凉呢？

我就是这样毅然放弃了知与不知的辨析。这是我的出发点。换个想法，也许是糟糕透顶的出发点。不过人们——是的——总是要先从某处出发才行，是吧？这样，势必将一切事物——立意与体裁、主体与客体、原因与结果、我与我的手指节——作为不可辨析之物来把握。说起来，所有粉末都散落在厨房地板上，盐也好胡椒也好面粉也好马铃薯淀粉也好统统混在一起。

我和我的手指节……呃，意识到时，我又坐在电脑前弄响手指节了。戒烟后不久，我又捡起了这个坏毛病。我先咯嘣咯嘣按响右手五指的根部关节，接着咯嘣咯嘣按响左边的。非我自吹，我可以势如破竹地让关节发出极大的声响——空手折断什么东西的脖子时那样的不祥声响。在声音之大这点上，从小学开始就不亚于班上的男孩子。

上大学后不久，K悄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值得赞赏的特技，到一定年龄的女孩子，起码不宜在人前咯咯嘣嘣大按其手指节。那样子，看上去简直成了《来自俄罗斯的爱》里的罗特·雷尼亚。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以前其他任何人都不这样提醒我呢？我觉得言之有理，努力改了这毛病。罗特·雷尼亚我自是喜欢得不行，但给人家那么看我可不干。不料戒烟之后，忽然发觉自己又对着桌子下意识地弄响了手指节。咯嘣咯嘣咯咯嘣嘣。我的名字叫邦德，詹姆斯·邦德。

回到原来的话题。时间不多，没工夫绕弯子。现在顾不得什么罗特·雷尼亚了。没时间玩弄比喻。前面也说了，我身上“知（自以为知）”与“不知”无可回避地同居共处。多数人在两者之间姑且立一屏风，因为那样既舒服又方便，我则索性把那屏风搬走。我不能不那样做，我讨厌什么屏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不过，若允许我再使用一次暹罗双胞胎这个比喻的话，那么就是说她们并非总是和睦相处的，并非总是力求相互理解的。莫如说相反情况更多。右手不知左手要做的事，左手不晓得右手想干什么。我们便是这样不知所措、自我迷失……继而与什么冲撞，“嗵”！

我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人们若想让“知（自以为知）”与“不知”和平共处，那么必须相应地采取巧妙对策。而所谓对策——是的，是那样的——就是思考。换言之，就是要把自己牢牢联结和固定在哪里。否则，我们势必闯入荒唐的、惩罚性的“冲撞跑道”。

设问。

那么，为了真正做到不思考（躺在原野上悠悠然眼望空中白云，耳听青草拔节的声响）并避免冲撞（“嗵”！），人到底怎么做才好呢？难？不不，纯粹从理论角度说简单得很。C'est simple.⁽²⁾做梦！持续做梦！进入梦境，再不出来，永远活在里面。

梦中你不必辨析事物，完全不必。因为那里压根儿不存在界线这个劳什子。故而梦中几乎不发生冲撞，纵然发生也不伴随疼痛。但现实不同。现实满脸凶相。现实、现实。

过去，山姆·佩金柏⁽³⁾导演的《野性同伴》上演的时候，一个女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举手提问：“到底有什么理由非描写大量流血不可呢？”提问的声音很严厉。演员亚内斯特·勃格纳因以困惑的神情回答：“记住，小姐，人遭枪击必流血。”电影是越南战争白热化阶段拍摄的。

我中意这句台词。这恐怕是现实的根本。事物若难以区别，那就作为难以区别的事物予以接受，包括流血。枪击和流血。

记住，人遭枪击必流血。

正因如此，我才老是写文章。我在这个领域、这个作为日常性、持续性思考的外沿的无名领域里受孕怀梦——怀上了浮在排斥理解这一铺天盖地势不可挡的羊水之中的、被冠以理解之名的无眼胎儿。我写的小说所以长得无可救药以致无法收尾，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我还没有能力支撑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补给线，在技术上或道义上。

但这个不是小说。怎么说好呢，总之仅仅是文章，无须巧妙收尾，我只是出声地思考而已。在这里，我身上没有所谓道义责任之类。我……唔，只是思考罢了。我已有好长时间什么都没思考了，往后一段时间大概也不会思考什么。不过反正此时此刻我在思考，思考到天明。

话虽这么说，却又无法排除每次都如影随形地出现的隐隐约约的疑念。莫非我在向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味倾注时间与精力不成？莫非我提着沉重的水桶马不停蹄地赶往连绵阴雨弄得大家束手无策的场所不成？难道我不应该放弃画蛇添足的努力而单纯地委身于自然的河流？

冲突？冲突指什么？

换个说法。

噢——换个什么说法呢？

有了有了！

与其写这乱七八糟的文章，还不如钻回温暖的被窝想着敏手淫来得地道，不是吗？正是。

我顶顶喜欢敏臀部的曲线，喜欢她雪白雪白的头发。但她的阴毛却同白发恰成对比，乌黑乌黑，形状也无可挑剔。她那黑色小三角裤包裹的臀部也很性感。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和三角裤同样乌黑的T字形毛丛。

但我还是别再想这个了。坚决不想。我要狠狠关上（“咔嚓”）这不着边际的性妄想，集中注意力写这篇文章。要珍惜黎明前这段宝贵时间。决定什么有效什么无效的，是别的什么地方别的什么人。而眼下我对那种人毫无兴趣，哪怕一杯麦茶分量的兴趣。

是吧？

是的。

那么，前进！

有人说把梦（不管是实际做的梦还是编造的）写进小说是危险的尝试，尽管能用语言将梦不合理的整合性加以重新构筑的仅限于有天赋的作家。对此我也不表示异议。然而我还是想在这里说梦，说我刚刚做过的梦。我要把那个梦作为关于我自身的一个事实记在这里。我只是忠于职守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同文学性（是的）几乎无关。

说实话，迄今为止我做了好几回与此相似的梦。细节固然各所不一，场所也不一样，但模式大同小异，从梦中醒来所感觉的疼痛的质（包括深度和长度）也大体相同。那里总是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就像夜行列车总是在能见度不好的弯路前拉响汽笛。

堇的梦

（这部分以第三人称记述。因我觉得这样更为准确）

堇为了同很早以前死去的母亲相见而爬上长长的螺旋阶梯。母亲应该在阶梯的最顶端等她。母亲有事告诉堇。那是一个关系到堇日后生存的重大事实，堇无论如何都必须知道。而堇怕见母亲。因为从未见过死者，也不晓得母亲是怎样的人。说不定她对堇怀有敌意或恶意（由于堇无从想象的原因）。但又不能不见。对于堇这是最初也是最后的机会。

阶梯很长。怎么爬也爬不到顶。堇上气不接下气地快步爬个不止。时间不多。母亲不可能在这座建筑物里一直等下去。堇额头大汗淋漓。终于，阶梯到顶了。

阶梯顶端是个宽大的平台。正面被墙挡住，结结实实的石墙。和脸正好一般高的位置开了一个换气孔似的圆洞。洞不大，直径五十厘米左右。堇的母亲憋憋屈屈地堵在洞里，就好像被人脚朝前硬塞进去似的。堇心里明白：规定的时间过去了。

母亲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脸正对这边，仿佛要倾诉什么似的看着堇的脸。堇一眼就看出此人是自己的母亲，是她给了自己生命和肉体。但不知何故，母亲不同于全家合影里的母亲。真正的母亲又漂亮又年轻。堇心想那个人到底不是自己的真母亲，我被父亲骗了。

“妈妈！”堇果断地喊道。感觉上胸中好像开了闸门。然而在堇喊的同时，母亲简直就像被人从对面拉向巨大的真空一般缩进洞内。母亲张开嘴，向堇大声说了句什么，但由于从洞穴空隙泻出的莫名其妙的呼呼风声，话语未能传入堇的耳中。而下一瞬间母亲便被拖入洞内的黑暗，消失不见了。

回头一看，阶梯也不见了。现在四面围着石墙。曾有阶梯的地方出现一扇门，转动球形拉手往里一拉，里面是空的。她位于高塔的顶尖。往下看，高得令人头晕目眩。空中有很多小飞机。飞机是单人座简易飞机，竹子和轻木料做的，谁都造得出来。座位后面有个拳头大小的引擎和螺旋桨。堇大声向眼前飞过的飞行员求救，求他们把自己救出这里，但飞行员们全然不理不睬。

堇认为谁都看不见自己是因为自己穿着这种衣服。她身穿医院里穿的通用白大褂。她脱去衣服，赤身裸体。白大褂下面什么也没穿。脱掉的大褂扔到了门外。大褂宛如挣开枷锁的魂灵随风飘摇，遁往远处。同样的风抚摸她的肢体，摇颤着阴毛。不觉之间，刚才周围飞来飞去的小飞机全都化为蜻蜓。空中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蜻蜓。它们硕大的球形眼睛朝所有方向闪闪发光。振翅声如不断加大音量的收音机越来越大，不久变成难以忍受的轰鸣。堇当场蹲下，闭起眼睛，捂住耳朵。

在此醒来。

堇真真切切地记得这场梦的所有细节，甚至可以直接画下来。唯独被吸入黑洞消失的母亲的面容却怎么也无从想起。母亲口中那关键话语也消失在虚幻的空白中。堇在床上死死咬住枕头，哭了一通。

“理发匠不再挖洞”

做完这个梦，我下了一大决心。我那也算勤快的鹤嘴锄终于开始叩击坚硬的岩体，“咚！”我打算向敏明确表示我需求什么。不能让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永远继续下去。我不能像生性懦弱的理发匠那样在后院挖一个半深不浅的洞，悄声表白“敏啊，我爱你”。若那样做，我势必不断失去，所有的黎明和所有的黄昏势必一点点把我劫掠一空。我这一存在不久便将被一片片削入河流，化为“一无所有”。

事物如水晶一般透明。水晶，水晶。

我想抱敏，想被她抱。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再无法付出什么了。现在还为时不晚。为此我必须同敏交合，必须进入她身体内侧。也想请她进入自己身体内侧，如两条贪婪的滑溜溜的蛇。

假如敏不接受我怎么办？

那样，我恐怕只有重新吞下事实。

“记住，人遭枪击必流血。”

必须流血。我必须磨快尖刀，刺入狗的喉咙。

是吧？

是的。

这篇文章是发给自己的邮件。类似回飞镖：抛出，撕裂远处的黑暗，冷却可怜的袋鼠灵魂，不久又飞回我手中。飞回来的回飞镖已不同于抛出去的回飞镖，这点我明白。回飞镖，回飞镖。

(1)　1811年在暹罗（今泰国）诞生的一对连体婴儿。

(2)　法语“这很简单”之意。

(3)　美国电影导演（1925—1984）。

12

文件2

现在是下午二时半。窗外世界如地狱一般烈日炎炎、炫目耀眼。岩石和天空和大海同样白灿灿光闪闪。观望片刻，得知三者已互相吞噬界线，整个成了一片混沌。大凡有意识的存在物已避开凶相毕露的阳光，沉入昏昏欲睡的浓荫。甚至鸟都不飞。好在房子里凉爽宜人。敏在客厅听勃拉姆斯，身穿有细吊带的蓝色夏令长裙，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扎成小小一束。我伏案写这篇文章。

“音乐不妨碍你？”敏问。

“勃拉姆斯倒不碍事。”我这样回答。

我顺着记忆的链条，再现数日前敏在勃艮第那个村庄讲的话。并非易事。她的话时断时续，情节与时间不断交错，孰在前孰在后，孰为因孰为果，有时很难分清。当然这怪不得敏。深深埋入记忆的阴谋的锋利剃刀剜开了她的肉。随着葡萄园上方的启明星的黯然失色，生命之色从她的脸颊退去。

我说服她，让她开口。鼓励、胁迫、哄劝、夸奖、诱惑。我们喝着红葡萄酒一直讲到天明。两人手拉手寻找她记忆的轨迹，分之解之，重新构筑。问题是有的部分她横竖无从想起。一旦踏入那样的场所，她便默然陷入混乱，喝分外多的葡萄酒。危险地带。于是我们放弃进一步探索，小心翼翼离开那里，走向安全区。

说服敏讲出那段往事，起因是我注意到敏的染发。敏非常谨慎，不让周围任何人——除去极个别的例外——觉察到她染发。然而我觉察到了。毕竟长时间旅行，每天朝夕相处，迟早总要看在眼里。也可能敏无意隐瞒。倘要隐瞒，她本应再小心些才是。估计敏认为给我知道也无妨，或者希望我知道（唔，当然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我开门见山地问她。我性格如此，没办法不开门见山。有多少白发？什么时候开始染的？十四年了，她说，十四年前白得一根不剩。我问得什么病了不成，敏说不是的，是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头发全白了，一夜之间。

我求她、恳求她讲给我听。我说凡是关于你的，什么都想知道，我也毫无保留地什么都告诉你。但敏静静地摇头。迄今为止她对谁都没讲过，甚至对丈夫都没告以实情。十四年时间里她始终独自怀揣这个秘密。

但归根结蒂，我们就那件事一直谈到了天明。我说服敏：任何事情都应有讲出的时候，否则那个秘密将永远囚禁人的心。

我这么一说，敏像眺望远方风景似的看着我。她眸子里有什么浮上来，又缓缓沉下。她开口道：“跟你说，我这方面没有任何要清算的，要清算的是他们，不是我。”

我不懂敏真正的意思，遂坦率地说我不懂。

敏说：“如果我跟你说了，以后势必你我共有那件事，是吧？而我不知道这究竟对还是不对。一旦我在此揭开箱盖，你也有可能被包括其中。这难道是你所追求的？难道你想知道我无论付出多大牺牲都要忘得利利索索的东西？”

是的，我说，无论什么事，我都想与你共有，希望你什么都别隐瞒。

敏啜了口葡萄酒，合上眼睛。一种时间松缓开来般的沉默。她犹豫不决。

但最终她讲了起来。一点点、一缕缕地。有的东西随即启步，有的则永驻不动，落差种种样样。某种情况下落差本身即已带有意味，我必须作为讲述者小心翼翼地拾在一处。

摩天轮历险记

那年夏天，敏在瑞士靠近法国边境的一座小镇上一个人生活。她二十五岁，在巴黎学钢琴。来小镇是为了谈一桩父亲委托的生意。生意本身很简单，同对方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吃顿晚饭签个字就完了。但她一眼就看中了这座小镇。镇小巧、洁净、优美。有湖，湖旁有中世纪城堡。她打算在小镇生活一段时间。附近村里还有夏季音乐节，可以每天租车前往。

碰巧一座短期出租的带家具公寓有个房间空着。公寓不大，蛮漂亮，建在镇边缘一座山丘上，给人的感觉不错。附近还有可以练钢琴的场所。租金固然不便宜，但不足部分求求父亲总可以解决。

于是敏在这小镇开始了临时然而怡然自得的生活。参加音乐节，在附近散步，认识了几个人，发现了可心的餐馆和咖啡馆。住处窗外可以望见镇郊的游乐园。游乐园有大大的摩天轮，五颜六色的小车厢挂在令人联想起命运的大轮子上，慢悠悠地在空中旋转，升到一定高度后开始下降。摩天轮哪里也到达不了，无非爬完高又返回罢了，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感。

到了晚上，摩天轮亮起无数灯光。游乐园关门、摩天轮停止转动后，依然灯火辉煌。大概一直灿灿然亮到天明，仿佛同天上的星斗一比高低。敏坐在窗边椅子上，边听收音机音乐边痴痴地看摩天轮上上下下（或其如纪念碑一般静止不动的身姿）。

她在镇上认识一个男人。此人五十光景，长相英俊，拉丁血统，身材颀长，鼻形漂亮且富有特征，胡须又直又黑。他在咖啡馆向她打招呼，问她从哪里来，她回答从日本来。两人开始交谈。男人说他名字叫菲尔迪纳德，生于巴塞罗那，五年前开始在小镇上从事家具设计。

他谈笑风生。聊罢两人分别。两天后又在咖啡馆碰上。敏得知他离婚独身。他说离开西班牙是想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但敏意识到自己对此人没什么好印象，感到对方在需求自己的肉体，嗅出了性欲味儿。这使她不寒而栗，不再去咖啡馆。

然而自那以来她经常在镇上见到菲尔迪纳德，就好像对方跟踪自己似的。也许是她神经过敏。镇子小，时不时碰上谁并非什么不自然的事。每次看见敏他都动人地一笑，热情打招呼，敏也寒暄一句。但敏开始一点点感到焦躁，掺杂着不安的焦躁。她开始觉得自己在小镇的平静生活受到了这个名叫菲尔迪纳德的男人的威胁。它如同乐章刚开始时出现的象征性地提示的不协调音，给她风平浪静的夏日带来了不祥的预感。

可是菲尔迪纳德的出现不过是全部预感的一小部分。生活了十天后，她开始对镇上的整个生活产生了某种闭塞感。诚然，镇子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却又总让人觉得它未免目光短浅、自鸣得意。人们诚然亲切友善，但她已开始觉察出其中有一种眼睛看不见的对东方人的歧视。餐馆里的葡萄酒有奇妙的余味。买的蔬菜有虫子。音乐节的演奏每一场都无精打采。她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音乐上。最初觉得开心的公寓也显得土里土气、俗不可耐。一切都失去了其最初的绚丽，不祥感迅速膨胀，而她又无以逃避。

夜里电话铃响，她伸手拿起听筒。一声“哈啰”，旋即挂断，连续数次。她猜想是菲尔迪纳德，但无证据。问题首先是他怎么晓得电话号码的呢？老式电话机，线又拔不掉。敏辗转反侧，开始吃安眠药，食欲顿消。

她想尽早离开这里。却又不知何故，无法从这小镇顺利脱身。她找了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房租付了一个月，音乐节的联票也买了，她在巴黎的宿舍暑假期间也临时租了出去。事到如今，已后退不得——她这样劝说自己。再说实际上也没发生什么，又不是具体遭遇了什么，或有人找别扭。可能是自己对很多事过于神经质了。

敏一如往常在附近小餐馆吃晚饭，那是来小镇两周后的事。吃完饭，她想呼吸一下夜晚的空气——已好久没呼吸了，便用了很长时间散步。她一面想事一面随便走街串巷。注意到时，已经站在游乐园入口了——那个有摩天轮的游乐园。喧闹的音乐，高声的呼唤，小孩子的欢笑。游客大多是一家老小或当地的年轻情侣。敏想起小时父亲领自己进游乐园时的情景，还记得一起坐“咖啡杯”时嗅到的父亲粗花呢上衣的气味。坐“咖啡杯”的时间里，她一直扑在父亲的外衣袖上。那气味是遥远的大人世界的标识，对年幼的敏来说是无忧无虑的象征。她很怀念父亲。

为了消闲解闷，她买了张票走进游乐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房子、各种各样的摊台。有气枪射击台，有耍蛇表演，有算命铺。眼前摆着水晶球的大块头女人扬手招呼敏：“Mademoiselle⁽¹⁾，请这边来。可得注意哟，您的命运就要大转弯了。”敏笑着走过。

敏买了一支冰糕，坐在长椅上，边吃边打量来往行人。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心位于远离人们喧嚣声的地方。一个男子走来用德语搭话，三十岁光景，金发，小个头，上唇蓄须，样子很适合穿制服。她摇头微笑，露出手表，用法语说正在等人。她发觉自己的说话声比平时又高又干。男子再没说什么，羞赧地一笑，敬礼似的扬手走开。

敏站起身，开始漫无目的地走动。有人投镖，气球破裂。熊扑通扑通跳舞。手风琴弹奏《蓝色的多瑙河》。一抬头，摩天轮正在缓缓转动。对了，坐摩天轮好了，她有了主意，从空中飞车看自己住的公寓——和平时相反。幸好挎包里装着小望远镜。本来是为了在音乐节上从远处草坪席看舞台的，一直带在身上没有取出。虽然又小又轻，但性能不错，应该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房间。

她在摩天轮前面的售票亭买票。“Mademoiselle，差不多到时间了。”售票的老人对她说。老人就好像自言自语似的眼朝下嘟囔着，随即摇了下头，“眼看就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圈，转完就完了。”他下巴留着白须，白里带着烟熏色，“咳咳咳”地咳嗽，脸颊红红的，像长期经受过北风。

“没关系，一圈足够了。”说着，她买了票，走上站台。看情形摩天轮乘客只她一人。目力所及，哪个小车厢都没有人。那么多空车厢徒然地在空中旋转，仿佛世界本身正接近虎头蛇尾的结局。

她跨进红色车厢，在椅上坐定，刚才那位老人走来关门，从外面锁好，大概为安全起见吧。摩天轮像老龄动物似的开始“咔嗒咔嗒”晃动身子爬高。周围密麻麻乱糟糟的招揽生意的小房子在眼底下变小，街上的灯火随之浮上夜幕。左侧湖水在望。湖上漂浮的游艇也亮起灯光，优雅地倒映在水面。远处山坡点缀着村庄灯火。美景静静地勒紧她的胸。

镇郊山丘她住的那一带出现了。敏调整望远镜焦点，寻找自己的公寓。但不容易找见，车厢节节攀升，接近最高点。要抓紧才行！她拼命上下左右移动望远镜的视野，搜寻那座建筑物，无奈镇上类似的建筑物太多了。车厢很快转到顶端，无可挽回地开始下降。终于，她发现了要找的建筑物：是它！然而窗口数量比她想的多。很多人推开窗扇，纳入夏夜凉气。她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移动望远镜，总算找到三楼右数第二个房间。可此时车厢已接近地面，视线被别的建筑物挡住。可惜！差一点就可窥见自己房间了！

车厢临近地面站台，缓缓地。她开门准备下车，却推不开。她想起来，已从外侧锁住了，遂用眼睛搜寻售票亭里的老人。老人不在，哪里都没有。售票亭里的灯也已熄了。她想大声招呼谁，但找不到可以招呼的人。车厢重新爬升。一塌糊涂！她叹了口气，莫名其妙！老人肯定上厕所或去别的什么地方，错过了她返回的时间，只好再转一圈返回。

不过也好，敏想，老人的糊涂使自己得以多转一圈。她下定决心，这回可要找准自己的公寓！她双手紧握望远镜，脸探出窗外。由于大致方位已心中有数，这回没费事就找出了自己房间。窗开着，里面灯也亮着（她不愿意回黑房间，而且打算吃罢晚饭就回去）。

用望远镜从远处看自己住的房间，也真有些奇妙，甚至有一种愧疚感，就好像偷窥自己本身似的。但自己不在那里，理所当然。茶几上有电话机，可能的话，真想给那里打个电话。桌上放着没写完的信。敏想从这里看信，当然看不清楚。

不久，车厢越过高空，开始下降。不料刚下降一点点，车厢突然“咣啷”一声停止了。她的肩猛然撞到车厢壁上，望远镜险些掉下。驱动飞车巨轮的马达声戛然而止，不自然的寂静包笼四周。刚才还作为背景音乐传来的喧闹的乐曲声已然消失，地面小房子的灯光差不多熄尽。她侧耳倾听：微微的风声。此外一无所闻。是声皆无。无呼唤声，无小孩的欢笑声。起始她完全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很快明白过来：自己被丢弃在了这里。

她从半开的窗探出上身，再次下望。原来自己已凌空高悬。她想大声喊叫，叫人救助。但传不到任何人耳畔，不试即已了然。离地面太远，且她的声音绝不算大。

老人跑去哪里了呢？一定在喝酒，敏猜想，那脸色、那喘息、那嘶哑的嗓音——没错儿！他喝得大醉，完全忘了还有人在车上，关了机，此时正在哪个酒馆大喝啤酒或杜松子酒，醉上加醉，记忆愈发荡然无存。敏咬紧嘴唇，估计要等到明天白天才能脱身，或者傍晚？她不晓得游乐园几点开门。

虽说时值盛夏，但瑞士的夜晚还是凉的。敏穿得很少，薄衬衫加布短裙。风开始吹来。她再次从窗口探身俯视地面。灯光数量较刚才明显减少了，看来游乐园的工作人员已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了。不过，也该有人留下值班才是。她深深吸一口气，一咬牙喊道：“来人啊！”喊罢细听。如此重复数次，仍无反应。

她从挎包里掏出手册，用圆珠笔写上法语：“我关在游乐园摩天轮里，请帮助我。”然后从窗口扔出。纸片乘风飞去。风往镇那边吹，碰巧可以落在镇上。但即使有谁拾起纸片看了，他（或她）怕也难以相信。于是她在第二页加写了姓名住址，这样应该有可信性，人们会认真对待，而不当作玩笑或恶作剧。她把手册撕去一半，一页一页抛往风中。

随后敏忽然心生一计，从挎包里掏出钱夹，取出里面的东西，只留一张十法郎纸币，将纸条塞入其中：“您头上的摩天轮里关着一名女性，请给予帮助。”之后把钱夹投下去，钱夹朝地面笔直落下，但看不到落于何处，落地声也听不见。放零币的钱包也同样塞入纸条投了下去。

敏看表：时针指在十时半。她确认挎包里还有什么：简单的化妆品和小镜、护照、太阳镜、租车和房间的钥匙、用来削果皮的军用小刀、小玻璃纸装的三块咸饼干、法文软皮书。晚饭吃过了，到明天早上还不至于饿肚子。凉风习习，不至于怎么口渴。所幸尚未感到小便的必要。

她坐在塑料椅上，头靠车厢壁，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想也没用的事：干吗来游乐园坐这哪家子的摩天轮呢？走出餐馆直接回房间好了！那样，此刻应该正悠悠然泡温水澡，之后上床看书，跟往日一样。干吗没那么做呢？他们干吗非得雇用这个昏头昏脑的酒精中毒老人呢？

风吹得摩天轮吱扭作响。她想关窗挡风，然而以她的力气全然拉不动窗扇。敏只好作罢，坐在地板上。她后悔没带对襟毛衣。出门时还犹豫来着，要不要在衬衫外披一件薄些的对襟毛衣，但夏夜看上去非常宜人，再说餐馆离她住处不过三条街远，何况当时压根儿没考虑散步去什么游乐园，坐什么摩天轮。总之全乱了套。

为了使心情放松下来，她把手表、纤细的银手镯、贝壳形耳环摘下收进挎包，然后蹲似的蜷缩在车厢角落，打算一觉睡到天亮——如果能睡的话。但当然没那么容易。又冷又怕。风时而猛烈吹来，车厢摇来摆去。她闭起眼睛，手指在虚拟的键盘上轻轻移动，试着弹奏莫扎特的C小调奏鸣曲。倒也没什么特殊原因，她至今仍完整地记得小时弹过的这支曲。但舒缓的第二乐章还没弹完，脑袋便晕乎起来。她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应该睡得不长。倏然睁开眼睛，一瞬间她搞不清置身何处。随后记忆慢慢复苏。是的，自己被关在游乐园摩天轮的车厢里。从挎包里取出表看，十二点过了。敏在地板上缓慢起身。由于睡姿不自然，全身关节作痛。她打了几个哈欠，伸腰，揉手腕。

没办法马上接着睡。为了分散注意力，她从挎包里取出没看完的软皮书，继续往下看。书是从镇上书店里买的新出的侦探小说。幸好车厢灯通宵开着。但慢慢看了几页，她发觉书里的内容根本进不了脑袋。两只眼睛逐行追击，意识却在别处彷徨。

敏只好合上书，扬头观望夜空。薄云迷离，不见星影，月牙也若隐若现。灯光把她的面孔格外清晰地照在车厢玻璃上。敏已好久没好好注视自己的脸了。“这也总要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打起精神！事后提起不过笑话罢了——在瑞士游乐园的摩天轮里整整关了一夜。”

然而这没有成为笑话。真正的故事由此开始。

* * *

过了片刻，敏拿起望远镜，再次往公寓自己房间望去。与刚才毫无二致。理所当然，她想。随即独自微笑。

她的视线往公寓其他窗口扫去。午夜已过，多数人已入梦乡，窗口大半黑着。也有几个人没睡，房间里开着灯。楼层低的人小心拉合窗帘，但高层的无须顾忌别人的目光，开着窗纳入夜间凉风。各自的生活场景在里面静悄悄或明晃晃地展开（有谁会想到深更半夜有人手拿望远镜藏在空中飞车里呢），不过敏对窥视别人的私生活情景不大感兴趣。相比之下，更想看的是自己那空荡荡的房间。

她迅速转了一圈，把视线收回自己房间窗口，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卧室窗口出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不用说，一开始她以为自己看错房间了。她上下左右移动望远镜，然而那的确是自己房间。家具也好瓶里的花也好墙上挂的画也好，都一模一样。并且那男人是菲尔迪纳德。没错，是那个菲尔迪纳德。他一丝不挂地坐在她床上，胸腹布满黑毛，长长的阳物如昏迷不醒的什么动物一般垂头丧气搭在那里。

那家伙在自己房间到底干什么呢？她额头津津地沁出汗来。怎么会进到自己房间去呢？敏摸不着头脑。她气恼、困惑。接下去又出现一个女的。女的身穿白色半袖衫和蓝色布短裙。女的？敏抓紧望远镜，凝目细看：是敏本人。

敏什么都思考不成了。自己在这里用望远镜看自己房间，房间里却有自己本人。敏左一次右一次对准望远镜焦点，但无论怎么看都是她本人。身上的衣服同她现在身上的一样。菲尔迪纳德抱起她，抱到床上，一边吻她一边温柔地脱房间里的敏的衣服。脱去衬衫，解开乳罩，拉掉短裙，一面把嘴唇贴在她脖颈上，一面用手心包笼似的爱抚乳房。爱抚了好一阵子。然后一只手扒去她的三角裤。三角裤也和她现在穿的完全一样。敏大气不敢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注意到时，菲尔迪纳德的阳物已经勃起，棍一样坚挺。阳物非常之大，她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他拉起敏的手，让她握住。他从上到下爱抚、吻舔敏的肢体。花时间慢慢做。她（房间中的敏）并不反抗，而任其爱抚，似乎在享受肉欲的快乐。还不时伸出手，爱抚菲尔迪纳德的阳物和睾丸，并把自己的身体毫不吝惜地在他面前打开。

敏无法把眼睛从那异乎寻常的场面移开。心情糟糕透顶，喉咙火烧火燎，吞唾液都困难，阵阵作呕。一切都如中世纪某种寓意画一般夸张得十分怪诞，充满恶意。敏心想，他们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他们明明知道我在看。可是敏又无法把视线移开。

空白。

往下发生什么来着？

往下的事敏不记得了，记忆在此中断。

想不起来，敏说。她两手捂脸，平静地说道。我所明白的，只是厌恶至极这一点。我在这边，而另一个自己在那边。他、那个菲尔迪纳德对那边的我做了大凡能做的一切。

一切？什么一切？

我想不起来，总之就是一切。他把我囚禁在摩天轮的车厢内，对那边的我为所欲为。对性爱我并不怀有恐怖心理，尽情享受性爱的时期也有过。但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那个。那是纯粹以玷污我为目的的无谓的淫秽行径。菲尔迪纳德施尽所有技巧，用粗大的手指和粗大的阳物玷污（而那边的我却全然不以为意）我这一存在。最后，那甚至连菲尔迪纳德也不再是了。

甚至不是菲尔迪纳德了？我看着敏的脸。不是菲尔迪纳德又能是谁呢？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总之最后不再是菲尔迪纳德了。或者一开始便不是菲尔迪纳德也未可知。

苏醒过来时已在医院病床上了。光身穿着医院的白大褂，身体所有关节无不作痛。医生对她说：一大早游乐园工作人员发现她投下的钱夹，得知情况。车厢转下，叫来救护车。车厢中的敏已失去知觉，身体对折似的躺着。大约受到强烈的精神打击，瞳孔无正常反应。臂和脸有不少擦伤，衬衫有血迹。于是被拉来医院接受治疗。谁也不晓得她是如何负伤的。但伤都不深，不至于留下伤疤。警察把开摩天轮的老人带走。老人根本不记得闭园时敏还在摩天轮车厢里。

翌日当地警察署的人来医院问她，她未能很好回答。他们对照着看她护照上的照片和她的脸，蹙起眉头，现出仿佛误吞了什么东西的奇异神情，然后客气地问她：“Mademoiselle，恕我们冒昧，您的年龄真是二十五岁吗？”“是的，”她说，“就是护照上写的年龄。”她不理解他们何以明知故问。

但稍后她去卫生间洗脸，看到镜中自己的脸时才恍然大悟：头发一根不剩地白了，白得如刚刚落地的雪。一开始她还以为镜里照的是别人的脸，不由回头去看。但谁也没有，卫生间有的唯敏自己。再一次往镜里看，才明白里边的白发女就是她本人。敏旋即晕倒在地。

* * *

敏失去了。

“我剩在这边。但另一个我，或者说半个我已去了那边。带着我的黑发、我的性欲、月经和排卵，恐怕还带着我的求生意志，去了那边。剩下的一半是在这里的我。我始终有这种感觉。在瑞士那个小镇的摩天轮中，我这个人由于某种缘由被彻底一分为二。也可能类似某种交易。不过，并非有什么被夺走了，而应该是完整地存在于那边。这我知道。我们仅仅被一块镜片隔开罢了。但我无论如何都穿不过那一玻璃之隔，永远。”

敏轻咬指甲。

“当然这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吧？我们说不定迟早有一天在哪里相会，重新合为一体。但这里边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我已经无法判断镜子哪一侧的形象是我这个人的真实面目。比如说，所谓真正的我是接受菲尔迪纳德的我呢，还是厌恶菲尔迪纳德的我呢？我没有信心能再一次吞下这种混沌。”

暑假结束后敏也没返回学校，她中止了留学，直接返回日本。手指再未碰过键盘。产生音乐的动力已离她而去。翌年父亲病故，她接手经营公司。

“不能弹钢琴对我确是精神打击，但并不觉得惋惜。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迟早会这样。弹也好不弹也好，”说到这里，敏淡然一笑，“反正这个世界到处是钢琴手。世界上若有二十个第一线拔尖钢琴手，也就基本够用了。去唱片店随便查找一下——《华伦斯坦》⁽²⁾也好《克莱斯勒曲集》⁽³⁾也好什么都好——你就明白了，一来古典音乐曲目有限，二来CD架也有限。对于世界音乐产业来说，第一线有二十名一流钢琴手足矣。我消失了谁也不受影响。”

敏在眼前摊开十指，又翻过来，反复几次，似乎在重新确认记忆。

“来法国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发觉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功底显然不如我而又没有我勤奋的人，却比我更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参加音乐比赛也次次都在最后阶段败在那些人手下。最初我以为哪里出了错，但同样情况一再出现。这弄得我焦躁不安，甚至气恼起来，认为这不公正。后来我慢慢看出来了：我身上缺少什么，缺少某种宝贵东西。怎么说好呢，大约是演奏感人音乐所必不可少的作为人的深度吧。在日本时我没觉察到。在日本我没败给任何人，也没时间对自己的演奏产生疑问。但巴黎有很多才华出众的人，在他们的包围中我终于明白过来，明明白白，就好像太阳升高、地面雾霭散尽一样。”

敏喟然叹息，抬起脸微微一笑。

“我从小就喜欢为自己——同周围无关——制定个人守则，按守则行事。自立心强，一丝不苟。我生在日本，上日本的学校，同日本朋友交往。所以尽管心情上完全是日本人，但国籍上仍是外国人。对我来说，日本这个国家在技术意义上终归属于外国。父母并不啰啰嗦嗦说什么，但有一点从小就往我脑袋里灌输——‘在这里你是外国人！’于是我开始认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必须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变成强者。”

敏以沉稳的语声继续道：

“变强本身并不是坏事，当然。但如今想来，我太习惯于自己是强者这点了，而不想去理解众多的弱者。太习惯于幸运了，而不想去理解偏巧不幸的人们。太习惯于健康了，而不想去理解不巧不健康的人的痛苦。每当见到凡事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人，就认为无非是其本人努力不够造成的，将常发牢骚的人基本看成是懒汉。当时我的人生观，虽然牢固而又讲究实际，但缺乏广博的温情与爱心，而周围没有任何人提醒我注意我这一点。

“十七岁时不再是处女了，那以后同数量绝不算少的人睡过。男朋友也很多。一旦闹成那种气氛，同不怎么熟悉的人睡觉的时候也是有的。但一次也没爱过——打心眼里爱过——哪个人。老实说，没有那个闲工夫。总之满脑袋都是当一流钢琴手的念头，绕道和顺路之类从没考虑过。而意识到自己的空白——缺少什么的空白时，早已经晚了。”

她再次在眼前摊开双手，沉思片刻。

“在这个意义上，十四年前在瑞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某种意义上或许是我本身制造出来的，我时常这样想。”

二十九岁时敏结婚了。她全然感觉不到性欲。自瑞士事件以来，她不能同任何人发生肉体关系。她身上有什么永远消失了。她向他说了这一点，没有隐瞒。告诉他因此自己不能同任何人结婚。但他爱敏，即使不能有肉体关系，可能的话也还是想同她分担人生。敏找不出理由拒绝这一提议。敏从小就认识他，对他始终怀有不急不火的好感。什么形式另当别论，作为共同生活的伴侣，除了他还真想不出别人。而且就现实情况说来，结婚这一形式在公司经营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敏说：

“虽然同丈夫只是周末见面，但基本上相处得不错。我们像朋友一样要好，可以作为生活伴侣共度愉快时光。有很多话说，人品上也相互信赖。至于他是在哪里怎样处理性需求的，我自是不晓得，但那对我并不成问题。反正我们之间是没有性关系，相互接触身体都没有。是觉得对不起他，可我不愿碰他的身体，只是不愿意碰。”

敏说累了，双手静静地捂住脸。窗外已经大亮。

“我曾经活过，现在也这样活着，切切实实在跟你面对面说话。但这里的我不是真正的我。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以往的我的影子而已。你真正地活着，而我不是。这么跟你说话，传来我耳朵里的也不过是自己语音的空洞的回响罢了。”

我默默地搂住敏的肩。我找不出应说的话语，一动不动地久久搂着她的肩。

我爱敏，不用说，是爱这一侧的敏。但也同样爱位于那一侧的敏。这种感觉很强烈。每当想起这点，我身上就感到有一种自己本身被分割开来的“吱吱”声。敏的被分割就好像是作为我的被分割而投影、而降临下来的。我实在是无可选择。

此外还有一个疑问：假如敏现在所在的这一侧不是本来的实像世界的话（即这一侧便是那一侧的话），那么，同时被紧密地包含于此、存在于此的这个我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意为“小姐”。法语中对未婚女性的尊称。

(2)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C大调奏鸣曲OP.53。

(3)　舒曼的钢琴幻想曲，C大调幻想曲OP.16。

13

两个文件我分别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得快，第二遍很慢，每个细小部分都不放过，我将其深深印入脑海。两个都无疑是堇写下的，字里行间处处可找见唯独她才使用的富于个性特征的词句和表达方式。其中荡漾的氛围同堇以往的多少有所不同，有一种她以前文章中没有的自控，一种后退一步的视线，但出自她笔下这一点则毋庸置疑。

迟疑片刻，我把这张软盘放进自己拎包的隔袋里。倘堇顺利返回，放回原处即可。问题是她不回来时怎么办。那时势必有人整理她的东西，发现这张软盘。无论如何，我不想让软盘里的文章暴露在他人眼前。

看罢堇的文章，我无法在房间里老实待下去了。我换上新衬衫，离开别墅，走下石阶，来到镇里。我在港口前面一家银行将旅行支票兑换出一百美元，去书报摊买了一份对开英文报纸，在咖啡馆的阳伞下看了起来。我招呼昏昏欲睡的男侍，要了柠檬水和奶酪烤面包片，他用短铅笔慢慢写在订单上。男侍那白衬衫的背部渗出一大片汗渍，形状极有现实感，仿佛在申诉什么。

半机械地大致看罢报纸，我转而呆呆打量午后港口的景致。一只瘦瘦的黑狗不知从哪里跑来，“哼哧哼哧”来我脚前嗅了嗅，然后像对一切都了无兴趣，跑走不见了。人们在各自的场所打发慵懒的下午。多少算是真正动弹的仅有咖啡馆的男侍和狗，但两者也不知什么时候停顿下来了。书报摊刚才卖给我报纸的老人在阳伞下的一把椅子上大大地叉开双腿睡了过去。广场正中那位被穿刺而死的英雄的铜像，一如既往地任凭日光晒着脊背，毫无怨言。

我用冰镇柠檬水冷却手心和额头，开始思索堇的文章同她的失踪之间或许存在的关联性。

堇远离写作已有很长时间了。自从婚宴上遇到敏以来，她就失去了写作欲望。然而她居然在这希腊海岛上几乎同时写了这两篇文章。就算写的速度再快，写出这许多篇幅也是需要集中相当时间和精力的——有什么东西强烈刺激了堇，使她爬起来坐在桌前。

而那究竟是什么呢？再缩小焦距，两篇文章之间假如有交叉主题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扬起脸，望着码头上蹲成一排的海鸟沉思起来。

可这世界也太热了，没办法思考复杂事物。何况我已心乱如麻，一身疲惫。但我仍力图重新整编残兵败将——一无战鼓二无号角，将残存的注意力收归在一处。我端正意识的姿势，继续思考。

“较之别人脑袋思考的大，自己脑袋里思考的小更重要。”我低声说出口来。这是我经常在教室里说给孩子们听的。果真如此吗？嘴上说来容易。其实哪怕事情再小，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起来也是十分艰巨的。或者不如说事情越小，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越困难，尤其是在远离自己擅长领域的情况下。

堇的梦。敏的分裂。

两个不同的世界——良久，我忽然想道。而这正是两个“文件”的共通要素。

‹文件1›

这里主要讲的是堇那天夜里做的梦。她沿着长长的阶梯去见她死去的母亲，不料她赶到时母亲已经遁往那一侧。而堇对此无能为力，以致在无处可去的塔尖被异界存在物所包围。同一套数的梦境堇此前不知见过多少次。

‹文件2›

这里写的是敏十四年前体验的匪夷所思的事件。敏在瑞士一座小镇游乐园的空中飞车里被关了一个晚上，用望远镜窥看自己房间中的另一个自己。Doppelgänger⁽¹⁾。这一体验破坏了敏这个人（或使其破坏性表面化）。依敏本人的说法，她被一面镜子隔成两个。堇说服了敏，促使她讲出，并将其整理成文。

两篇文章共同的主题，显然是“这一侧”同“另一侧”的关系，是二者的互换。想必是这点引起了堇的关注，所以她才坐在桌前，花很长时间写下这许多文字。借用堇的说法，她是想通过写下这些来思考什么。

男侍撤下烤面包片盘子，我请他再来一杯柠檬水，多加些冰。我啜一口端来的柠檬水，再次用杯子冷却额头。

“假如敏不接受我怎么办？”堇在第一篇文章最后写道。“那样，我恐怕只有重新吞下事实。必须流血。我必须磨快尖刀，刺入狗的喉咙。”

堇想表达什么呢？莫非暗示自杀？我不这么认为。我未能从中捕捉到死的气息。其中的感觉是向前的，有一种将计就计的意志。狗也罢血也罢，终究不过是比喻——如同我在井头公园长椅上向她说的那样。它意味着以巫咒形式赋予生命。我是作为比喻（使故事获得魔术性的过程的比喻）来讲那个中国城门的。

必须从哪里刺入狗的喉咙。

哪里？

我的思考撞上坚壁，再也前进不得。

堇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她该去的场所在岛上什么地方呢？

堇掉入某个人迹罕至的井一般深的场所，在那里等人搭救——我怎么也无法把这样的图像从脑袋里赶走。她大概受伤了，又饥又渴又孤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但是，警察们明确说过岛上一口井都不存在，也没听说镇郊有那样的洞穴。“岛非常非常小，一个洞一口井，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他们说。想必那样。

我一狠心做了一个假设：

堇去那一侧了。

这样很多事情就不难解释。堇穿过镜子去那一侧了，恐怕到那一侧见敏去了。既然这一侧的敏无法接受她，那么势必那样。不是吗？

她写道——我捋出记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冲撞呢？理论上很简单，那就是做梦，持续做梦。进入梦境再不出来，永远活在那里。”

疑问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如何才能去那里呢？

理论上很简单，但无法具体说明。

于是我折回原地。

我想东京，想我住的宿舍、我任职的学校，想我偷偷扔在火车站垃圾箱里的厨房生湿垃圾。离开日本不过两天，感觉上却完全成了另一世界。还有一星期新学期就开始了。我想象自己站在三十五名孩子面前的身姿。远远离开后，觉得自己职业性地向别人讲授什么这件事似乎非常奇妙、非常悖乎事理，即便对方是十来岁的儿童。

我摘下太阳镜，用手帕擦额头上的汗，又戴上太阳镜，眼望海鸟。

我考虑堇，考虑搬家时在她身旁体验到的无可遏止的勃起。那是从未有过的急剧而坚硬的勃起，就好像自己整个人都要胀裂似的。我那时是在想象中——大约是堇所说的“梦之世界”——同她交合，但那感触在自己记忆中却比同其他女性的现实交合还要真切得多。

我用杯里剩下的柠檬水把口中存留的食物残渣冲下喉咙。

我重新返回“假设”，并试着把假设向前推进一步。堇在某处顺利找到了出口，我这样单纯地假定道。至于那是何种出口和堇是如何发现的，则无由得知。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后面。但不妨将它作为一扇门。我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具体情景。门是普普通通的墙壁上的普普通通的门，堇在某处发现了那个门，伸手转动球形拉手，毫不费事地直接穿过——从这一侧走去那一侧，身上就那么一件薄绸睡衣、一双沙滩凉鞋。

门另一侧什么光景我想象不出。门关上了，堇一去不复返。

回到别墅，用电冰箱里的东西做了简单的晚饭：西红柿拌罗勒⁽²⁾的面、色拉、阿姆斯特尔啤酒。之后坐在阳台上，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或者全然不思不想。谁也没打电话来。雅典的敏想必正设法同这里联系。岛上的电话很难寄予希望。

天空的蓝和昨天同样一刻又一刻地增加其深度，硕大的圆形月亮从海上升起，几颗星星在天幕上打孔。爬上斜坡的风轻轻摇颤扶桑树的花。突堤前端矗立的无人灯塔闪烁着颇有怀古情调的光。人们牵驴缓缓走下坡路，高声交谈，那声音忽儿近前忽儿远去。我静静感受着——莫如说将其作为常规景致——这异国风情。

电话最终没有打来。堇也没有出现。时间静谧而徐缓地流逝，夜色兀自加深。我把堇房间里的音乐磁带拿来几盒，放进客厅的音响装置。其中一盒是莫扎特的歌曲集，标签上是堇的字迹：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与沃尔特·季赛金（p）。对古典音乐我不大熟悉，但当即听出这音乐很美。演唱风格不无古朴，但一如阅读别具一格而优美流畅的名篇佳构，有一种脊背自然挺直的愉悦感。钢琴手与歌手那一推一拉、一拉一推的细腻微妙的节奏配合，将两人栩栩如生地再现眼前。里边的乐曲恐怕哪一支都是“堇”的。我将身体缩进沙发，合起双眼，同堇共享这盘音乐。

音乐声使我醒来。声音并不大，听来非常远，时闻时不闻的。但那回响如看不到脸的水手缓缓拉起沉入夜海的锚一般，一点一点、然而切切实实地将我唤醒。我在床上坐起，把头靠近开着的窗口侧耳谛听。是音乐无疑。枕边闹钟的时针划过一点。到底谁在这种时候高奏音乐呢？

我提上长裤，从头顶套上T恤，穿鞋走到门外。附近人家的灯光一无所剩地熄了，没有人的动静。无风，不闻涛声，唯独月华默默地清洗地表。我站在那里加意细听。音乐总好像是从山顶那边传来的，但这很离奇。陡峭的山上一个村落也没有，有的只是修道院里过着禁欲生活的修道士们和屈指可数的牧羊人，很难设想他们会在这种时间聚集起来举行喧闹的庆典。

站在户外的夜气之中，音乐的回响比在房子里听时愈发真切了。旋律固然听不清，但从节拍听来是希腊音乐，有一种现场演奏乐器特有的不协调的锐角式调门，不是音箱里淌出的现成音乐。

这时我的脑袋已完全清醒了。夏夜凉爽宜人，带有神秘的深邃感。如果心里不挂念堇的失踪，我甚至可能感觉出其中的祝祭氛围。我双手叉腰，笔直挺起身体，仰望夜空，深深呼吸。夜的凉气浸过五脏六腑。我蓦然想到，说不定此时此刻，堇正在某处倾听同样的音乐。

我决定朝音乐传来的方向走走看，想弄清楚——如果可能的话——音乐从哪里传来，到底谁在演奏。上山路同早上去海边时走的是一条路，不至于迷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月光把四下照得一片皎然，走路甚是方便。月光在岩石与岩石之间勾勒出斑驳的阴影，将地面涂成不可思议的色调。我的轻便运动鞋的胶底每次踩上小石子都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声响。爬上坡道，音乐回声渐渐增大，能够听得真切了。演奏到底是在山上进行的。乐器的合成有不甚知晓的打击乐器和希腊曼陀林，有手风琴（大概）和横笛之类，里面也许还加入了吉他。除了这些乐器声，别的一无所闻。无歌声，无人们的欢声。唯独演奏绵绵不止，没有间歇，淡淡地——淡得几乎没有情感起伏——向前推进。

心情上我很想看一看想必正在山上搞的名堂，同时又觉得恐怕还是别接近那样的地方为好。既有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又有近乎直觉的畏惧。但不管怎样，我都不能不前行。这类似于梦中的行动。这里没有向我们提供使选择成为可能的原理，或者没有提供使原理得以成立的选项。

一种想象浮上心头：说不定几天前堇也同样因这音乐醒来，在好奇心驱使下只穿着一身睡衣爬上了这坡道。

我止步回头看去，下坡道犹如巨虫爬过留下的条痕，白亮亮地伸向镇子。我抬头望天，又在月光下半看不看地看自己的手心。看着看着，忽然发觉手已不再是我的手。说是说不好，反正我一眼就看出这点。我的手不再是我的手，我的腿不再是我的腿。

在青白月光的沐浴下，我的身体恰如用墙土捏出的泥偶，缺乏生命的温煦。有人在模仿西印度群岛的巫师，用咒语把我短暂的生命吹入了那泥团中。那里没有生命的火焰。我真正的生命在别处沉沉昏睡，一个看不到脸的人将其塞进背包正要带往远方。

我身上一阵发冷，几乎无法呼吸。有人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重新排列我的细胞，解开我的意识之线。我已没有考虑余地，能做的只有赶快逃到往日的避难场所。我猛吸一口气，就势沉入意识的海底。我用两手分开重水，一气下沉，双臂紧紧搂住那里一块巨石。水像要吓走入侵者似的死死压迫我的耳膜。我紧闭双眼，屏息敛气，拼命忍耐。一旦下定决心，做到也并不难。水压也罢无空气也罢寒冷的黑暗也罢混沌连续发出的信号也罢，都很快处之泰然。那是我从小就已重复多次的训练有素的行为。

时间前后颠倒、纵横交错、分崩离析，又被重新拼接起来。世界无限铺陈开去，同时又被围以樊篱。若干鲜明的图像——唯独图像——无声无息地通过它们本身的幽暗长廊，如水母，如游魂。但我尽量不看它们。若我多少做出认出它们的姿态，它们肯定将开始带有某种意味。那意味势必直接附着于时间性，而时间性将不容分说地把我推出水面。我紧紧关闭心扉，等待其队列的通过。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及至浮出水面睁眼静静吸气之时，音乐已然停止。人们似乎终止了那场谜一般的演奏。侧耳谛听，一无所闻，全然一无所闻，无论音乐，还是人语，抑或风吟。

我想确认时间，但手腕上没表。表放在枕边。

仰观星空，星斗数量较刚才略有增多。也许是我的错觉。甚至觉得星空本身都与刚才的截然有别。身上原有的奇异的乖离感已消失殆尽。我挺身，弯臂，屈指。无隔阂感。唯独T恤腋下因出汗而微微发凉。

我从草丛中站起，继续爬坡。好容易到了这里，总要到山顶瞧上一眼。那里有音乐也好，无音乐也好，起码要看看动静。五分钟就上到山顶。我爬上来的南坡下面，可以望见海、港和沉睡的镇。寥寥无几的街灯零落地照出海滨公路。山那边则包笼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灯火渺无所见。凝眸远望，唯见别的山脊棱线在月光中远远浮出。再往前是更深的黑暗，哪里也找不到刚才举行热闹庆典的蛛丝马迹。

其实音乐究竟听到与否，现在都没什么自信了。耳朵深处仍隐约留有其余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信渐渐模糊。也许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音乐。或者耳朵由于某种错觉而误拾别的时间别的场所的东西也有可能。说到底，能有什么人在半夜一点跑到山上演奏音乐呢！

从山顶仰望天空，月亮似乎惊人地近，且桀骜不驯，一块久经动荡岁月侵蚀的粗暴岩球而已。其表面种种样样的不祥暗影乃是朝温煦的生命体伸出触手的癌的盲目的细胞。月光扭曲那里的所有声音，冲走所有意义，扰乱所有心灵的归宿。它让敏目睹了另一个自己，它将堇的猫领往别处，它使堇无影无踪。是它（大概）奏响了不应有的音乐，把我带到这里。眼前的黑暗深不可测、横无际涯，身后灯火惨淡。我伫立异国山头，袒露在月光之下。我不能不怀疑：从一开始一切便被谋划得滴水不漏。

返回别墅，拿敏的白兰地喝了，打算就势睡去。但睡不成，一觉也睡不成。月亮、引力和喧嚣将我牢牢囚住，直到东方破晓。

我想象在公寓一室饥肠辘辘气息奄奄的猫们——那软乎乎的小食肉兽们。于是我——真实的我——死去，它们活着。想象它们吃我的肉嚼我的心吸我的血的情景。竖起耳朵，可以听到猫们在遥远的场所吮吸脑浆的声音。三只身体绵软的猫围着开裂的头颅，吮吸其中黏糊糊的灰色浆液。它们红红的粗糙舌尖津津有味地舔着我的意识的柔软的皱襞。每舔一下，我的意识便如春天的地气一般摇颤不已，渐稀渐薄。

(1)　德语“分身、另一个自己”之意。

(2)　一种有薄荷香味的植物，其叶可作香辛调料。

14

堇的下落如石沉大海。借用敏的话说，就是像烟一样消失了。

敏第三天近正午时乘渡轮返岛，同来的有日本领事馆人员和希腊旅游警察方面的负责官员。他们同当地警察如此这般交换意见，进行了包括岛民在内的更大规模的搜查。为了汇拢情况，他们将从护照上翻拍的堇的相片大幅刊登在希腊的全国性报纸上。其结果，报社接到不少联系电话，遗憾的是都不成其为直接线索，几乎全是别人的情况。

堇的父母也来岛了。当然，就在他们快到时，我离岛而去。新学期即将开学固然是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作为我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同堇的父母见面。而且日本的传媒也已从当地报纸得知事件，开始同日本领事馆和当地警察接触。我对敏说该回东京了，再留在岛上也无法帮忙找到堇。

敏点头道：“你光是在这里待着都帮了我的大忙，真的。若你不来，我一个人恐怕早都瘫痪了。但不要紧了，可以设法对堇的父母解释明白，舆论方面也会适当应对，所以往下请别担心，何况这件事本来你就没有任何责任。只要想法转变过来，我还是相当坚强的，再说已经习惯于处理实际问题了。”

她把我送到港口。我乘下午的渡轮动身。离堇失踪正好过去了十天。敏最后拥抱了我，水到渠成的拥抱。她一声不响地久久把手臂搂在我背部。她的肌体在午后炎热的太阳下凉得不可思议。敏力图通过手心向我传达什么，这我感觉得出。我闭目倾听那话语，但那是不采取话语形式的什么。大概那个什么是不能采取话语形式的。我和敏在沉默中进行了若干交流。

“保重吧。”敏说。

“你更得保重。”我说。之后，我和敏在轮渡码头前又沉默有顷。

“嗳，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快上船时敏以严肃的语调问我，“你认为堇已不在人世了？”

我摇头道：“具体根据倒没有，但我觉得堇好像仍在哪里活着。因为虽然过去了这么多时间，却怎么都上不来她已死掉的实感。”

敏抱起晒黑的双臂，看我的脸。

“老实说，我也一样，”她说，“我的感觉也和你同样——堇还没有死。可同时又有恐怕再不会见到她的预感，这倒也没有根据……”

我默然。两相汇合的沉默弥漫于诸多事物的间隙中。海鸟尖锐地叫着，划开万里无云的长空。咖啡馆那个男侍以睡不醒的样子端送着饮料。

敏紧咬嘴唇沉思片刻，而后说：“你不恨我？”

“因为堇的消失？”

“嗯。”

“为什么我要恨你呢？”

“不清楚。”敏的话音里隐隐沁出仿佛压抑了很久的疲惫。“不光堇，我还感觉连你也没有相见的那天了，所以才问的。”

“我不怨恨你。”我说。

“可以后的事说不清楚的吧？”

“我不是那样怨恨别人的。”

敏摘下帽子，理一把额前头发，又把帽子戴回，以似乎晃眼睛的眼神注视我。

“肯定是因为你不对别人抱有什么期待。”敏说。她的双眼深邃而清澈，如最初见她时的暮色。“我不然。可我喜欢你，非常。”

我们道别。船卷起螺旋状水花向后开到港外，之后慢慢扭动身体似的掉头一百八十度。这时间里，敏站在码头前端以目相送。她身穿紧贴身上的白色连衣裙，不时按一把帽子以防被风吹走。伫立在这希腊小岛上的她的身姿甚是端正，近乎虚拟物的端正。我凭依甲板栏杆，一直望着她。时间在那里一度静止，那情景鲜明地烙在了我的记忆之壁。

时间重新启动时，敏的身影渐次变小，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很快被吸入地气之中。继而，镇越来越远，山形越来越朦胧。最后，岛本身同光、同雾霭纠缠在一起，消失于迷蒙中。别的岛出现了，又同样消失了。过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抛在身后的一切竟好像一开始就纯属子虚乌有。

或许我该直接留在敏身边才是，我想。新学期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我该留在岛上鼓励她，同她一起找堇直到水落石出，遇到为难事时紧紧地抱住她。我认为敏需要我，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她。

敏以不可思议的力度吸走了我的心。

在我从渡轮甲板上远望她离去的身影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虽说不能称之为爱恋之情，但也相当接近了。感觉上似乎有无数细绳在勒紧我的整个身体。我无法顺利梳理心绪，一下子坐倒在甲板椅子上，把塑胶体育包搂在膝头，许久许久盯视船后留下的笔直的白色航迹。数只海鸥扑也似的跟踪追击。敏那双小手掌的感触，犹如魂影仍在我背部徘徊不去。

原打算直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前一天预订好的飞机座位被取消了，只好在雅典住一晚上。乘航空公司准备的小型公共汽车，到其安排好的市内旅馆住下。旅馆靠近普拉卡，小而整洁，给人的感觉不错，但挤满了德国团体游客，吵得一塌糊涂。由于想不起有事要做，便去街上散步，买了一点并无赠送对象的小礼物。傍晚独自登上卫城山冈，躺在平坦的岩石上，在轻柔的晚风中眼望被探照灯淡淡地展现在黛蓝暮色中的白色神殿。神殿很美，富于幻想意味。

然而我在此感到的是无可名状的深深的寂寥。蓦然回神，几种颜色已从围拢我的世界中永远失去了。我得以从这空空荡荡的情感废墟——从这凄清破败的山顶一览自己人生遥远的未来。它类似小时在科幻小说插图上见到的无人行星的荒凉景致。那里没有任何生命的律动，一天长得惊人，大气温度非热得要命即冷得要死。将我拉来的汽车不知何时已杳无踪影。我已哪里都去不成，只能在那里靠自身力量挣扎求生。

我再次认识到堇对于我是何等的宝贵和无可替代。堇以唯独她能做到的方式将我同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同堇见面交谈时，或阅读她写的文章时，我的意识静静地扩展，得以目睹此前未曾见过的风景。我和她可以将两颗心重合起来，两人恰如一对年轻恋人脱光衣服互相暴露身体那样打开各自的心给对方看，而这在别的场所、别的对象身上是无从体验的，我们——尽管没有道出口——小心翼翼、如获至宝地呵护这种心境，以免其受损受伤。

无须说，未能同她分享肉体快乐对我是件憾事。倘能如愿，无疑双方都会更加幸福。但那一如潮涨潮落和季节的更迭，恐怕是人力——即使竭尽全力——所奈何不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遭遇的是没有归宿的命运。我同堇保持的这种类似微妙友情的关系，无论我们怎样予以明智而周详的爱护，恐怕也是不可能长此以往的。当时所到手的，至多不过是被拉长了的死胡同那样的东西而已。这我心里十分清楚。

可是我比任何人都爱堇，都需要堇。就算哪里也抵达不了，我也不能将自己的心曲简单地束之高阁，因为哪里都找不到替代。

此外，我还梦想迟早会出现“意外大转折”。纵然其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至少做梦的权利在我还是有的。当然这最终并没有实现。

我心里明白，堇这一存在一旦失去，我身上有很多东西便将迷失，恰如若干事物从退潮后的海岸消失不见。剩下来的，仅是扭曲的空幻的世界、幽暗的阴冷的世界、对于我早已无正当意义可言的世界。我与堇之间所发生的那样的事，在那个新世界不至于再发生了吧：这我心中有数。

每个人都有只能在某个特殊年代得到的特殊东西。它好比微弱的火苗，幸运的人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助长它，使之作为松明燃烧下去。然而一旦失去，火苗便永远无法找回。我失去的不仅仅是堇，连那珍贵的火焰也随她一同失去了。

我想到“那一侧”的世界。那里大概有堇，有失去的那个敏，那个满头黑发、具有旺盛性欲的另一半敏。她们说不定在那里相遇、相助以至相交。“我们要做无论如何也不能诉诸语言的事”——堇想必会这样对我说（但这样一来，她最终还是向我“诉诸语言”了）。

那里果真有我的居所吗？我能够在那里同她们朝夕相处吗？在她们热火朝天地云雨的时间里，我大约要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阅读巴尔扎克全集或别的什么全集来打发时间，之后同淋浴出来的堇散很长很长的步，说很多很多的话（话的大部分照例由堇承担）。这样的模式能永远维持下去吗？这是正常的吗？“那还用说！”堇想必说道，“用不着一一问吧？你是我唯一的完全朋友嘛！”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那个世界。我用手抚摸卫城滑溜溜硬邦邦的岩面，回想印染于此处、被封闭于此处的悠久历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这个人都已被封闭在这时间性的持续过程中，无法从中脱身。不不，不是的，说到底，是我并不真想从中脱身。

到了明天，我将飞回东京。暑假马上结束，我将重新涉足永无休止的日常。那里有为我准备的场所，有我的房间，有我的桌子，有我的教室，有我的学生，有平静的每一天，有应看的小说，有不时为之的性活动。

尽管如此，我也恐怕再不可能返回过去的自己了，明天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人。而周围任何人都觉察不出回到日本的我已不同以前，因为外表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然而我身上已有什么化为灰烬，化为零。哪里在流血。有人、有什么从我身上撤离了。低眉垂首，无语无言。门打开，又关闭，灯光熄尽。今天对我是最后一天，今日黄昏是最后的黄昏。天一亮，现在的我便已不在这里，这个躯体将由他人进入。

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着，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我仰卧在平坦的岩石上遥望天空，想象现在也理应绕着地球运转不休的众多的人造卫星。地平线仍镶有淡淡的光边，但染成葡萄酒一般深色的天宇上已有几颗星闪出。我从中寻找人造卫星的光闪。但天空毕竟还太亮了，肉眼很难捕捉它们的姿影。肉眼看到的星星无不像被钉子钉住一样在同一位置上一动不动。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推想将地球引力作为唯一纽带持续划过天空的斯普特尼克后裔们。它们作为孤独的金属块在畅通无阻的宇宙黑暗中偶然相遇、失之交臂、永离永别，无交流的话语，无相期的承诺。

15

星期日下午，电话铃响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正在做推迟了的午饭，但还是一一关上煤气，赶紧拿起听筒。因我猜想可能是敏打来的关于堇消息的电话。铃声的响法总好像有一种紧迫感，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不料是“女朋友”打来的。

“事情非常重要，”她省去寒暄——这是很少有的——说道，“能马上来一趟？”

听语气，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说不定是我们的关系被她丈夫发觉了。我静静地深吸一口气。万一同班上学生的母亲睡觉的事给学校知道，不用说，我将处于相当狼狈的境地。最坏的情况有可能被解职，不过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这点从一开始就已清楚。

“去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她说。

我乘电车赶去立川，到火车站附近那家超级市场已经两点半了。下午热得就好像盛夏卷土重来一般，我却按她的吩咐，穿白衬衫打领带，外加灰色薄质西服。她说这样看上去像老师，能给对方以良好印象，“因为你有时看上去像学生”。

在门口向一位正在整理购物车的店员问保安室在哪里，对方说保安室不在这里，在隔一条路的另一栋的三楼。原来是一座不很起眼的三层小楼，里边连电梯都没有。混凝土墙壁裂纹纵横，仿佛在木讷地诉说别介意、反正就要整个拆除了。我爬上磨损了的窄楼梯，小声敲了敲挂有保安室标牌的门，一个男子粗重的语声让我进去。推开门，见她和儿子在里面。两人同身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隔桌相对。别无他人。

房间即使不算宽宽大大，可也决不窄窄巴巴。三张桌子靠窗排开，铁皮文件柜立在对面一侧。旁边那堵墙上贴着执勤表，铁架上摆着三顶保安员帽。最顶头那扇镶有磨砂玻璃的门的对面看样子有间休息室。房间无任何装饰，无花，无画，无挂历，唯独墙上那个圆形挂钟格外醒目。房间空旷得出奇，俨然因某种缘由被时间长河遗弃的古老世界的一隅。香烟和书刊和人的汗漾出仿佛经年累月才融为一体的不可思议的气味。

执勤的保安员身体敦敦实实，年龄五十五六光景，粗胳膊，大脑袋，花白头发密麻麻硬挺挺，用散发出廉价气息的整发水迫使其就范。其眼前的烟灰缸里满是“七星”残骸。我一进门，他立即摘下黑边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回。看来那是他见生人时的习惯性动作。摘下眼镜，那对眼睛犹如从月球拾来的石子一般冰冷冰冷，眼镜戴回后，冰冷没那么冰冷了，而代之以死水潭般的黏稠。总的说来，不是以安慰别人为目的的视线。

房间闷热，窗固然开着，但风丝毫进不来，进来的唯有路上的嘈杂。被红灯拦住的大卡车发出嘶哑的气闸声，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韦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简单寒暄，递上名片。保安员默默接过，咬着嘴唇盯视良久，盯罢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脸看我的脸。

“蛮年轻的老师嘛，”他说，“工作几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样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声，再没说什么。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复杂的雄辩。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确认什么似的注视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报出姓氏，但没给名片。“那边椅子有多余的，请挑一把搬来。这么热很抱歉。空调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门维修，电风扇也没有乖乖听话的，简直坐以待毙。您怕也够热的，西装请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没那么快结束，光看着我都热得够呛。”

我按他说的搬来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衬衫已出汗出得贴在身上。

“不过，我总觉得，老师这工作的确令人羡慕。”说着，保安员嘴角沁出干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镜内侧的眼珠却如物色特定对象的深海食肉动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气诚然客气，但仅限于表面。尤其说到“老师”两个字时，显然透出轻蔑意味。

“暑假一个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礼，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来，我也在学校玩命用功弄个老师当当该有多妙。可到头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当了个超市保安员。脑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说了：长大当老师！毕竟老师顶轻松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样简洁的蓝色半袖连衣裙，头发在脑顶齐整整地拢起，两耳戴着小耳环，脚上是高跟白凉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从希腊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她。她一声不吭，用哭得有些发肿的眼睛轮流看我和保安员，从神情上不难看出已挨了好一顿训。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随即看了看她儿子。本名叫仁村晋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萝卜”。细长脸，瘦瘦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萝卜。我一般也这么叫他。人很老实，不说多余的话。成绩算是好的，不忘做作业，值班打扫教室不耍滑，不惹是生非。不过上课时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也不出风头，不讨人嫌，也没什么人缘。母亲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从教师的角度看，算是蛮不错的孩子了。

“情况从学生母亲那儿听说了吧，电话里。”保安员问我。

“听说了。”我说，“扒窃。”

“正是，”说着，保安员拿起脚下的纸盒，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来。盒里有八个仍包着塑料纸的订书器。我拿一个在手上看了看：标价八百五十元。

“订书器八个，”我说，“全部吗？”

“是的，全部。”

我把订书器放回纸盒。“价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这样想吧：当然不止是扒窃，而是犯罪行为。可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充其量才八个订书器嘛，何况又是小学生。是这样想吧？”

我什么也没表示。

“没关系，即使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毕竟较之扒窃八个订书器，更恶劣的犯罪满世界都是。在这里当保安员之前，我也在第一线当了很长时间警察，情况一清二楚。”

保安员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也在注意不给他以挑战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视线。

“若是头一回，店方也不至于因为这个程度的扒窃而一一闹腾没完。我们也是靠客人吃饭的，都想适可而止，不把事情闹大。本来嘛，把他带到这房间来，稍微吓唬吓唬就完了；糟糕的时候也顶多跟家里联系，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学校。对这类事情尽可能息事宁人，这是我们店对待小孩扒窃的基本方针。

“问题是这孩子扒窃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学校。两次都是我处理的，所以记得很清楚。无论说什么问什么，反正就是不开口。用警察的说法，就是所谓缄默。不道歉，也没反省的样子，很有抵触性，态度非常恶劣。对他说再不告诉姓名就带去找警察也不怕么，他还是默不作声。无奈，这次硬让他出示汽车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

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细节渗入我的脑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我也没将视线移开。

“还有一点，那就是所偷东西的内容不好，不让人怜爱。最初是十五支自动铅笔，金额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圆规八个，金额为八千元。就是说，总是集中偷同一种东西。不是为自己用，或纯属恶作剧，或是为了卖给学校同学。”

我想象午休时胡萝卜向班上学生兜售订书器的场景。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难以理解，”我说，“何苦在一个店里那么明目张胆地扒窃呢？接连干上几次，当然要被认出，又引人警惕，逮住时处分也要加重。要想得手换一家商店岂非人之常情？”

“那种事问我也没用，实际上在别的店也可能干来着。若不然就是对我们店情有独钟，或是对我的长相看不顺眼也未可知。我毕竟只是店里一个保安，没法考虑这么多复杂情况，也没拿那份薪水。想了解的话，直接询问本人如何？今天也一样，领来这里都三个小时了，就是不肯开口，只字不吐。乍看样子蛮老实，其实十分了得。所以才劳老师大驾。好好的休息时间给我打扰了，实在抱歉。

“……不过，刚才我就注意到了，您晒得相当可观嘛。倒是跟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暑假您去哪里了？”

“没去什么特殊地方。”我说。

他还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脸，就好像我是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订书器细看。随便哪个家庭哪间办公室都备有的极其普通的小订书器——臻于完美境地的廉价事务用品。保安员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机在顶端点燃，侧过脸吐烟。

我转向孩子那边，温和地问道：“为什么要订书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萝卜静静地抬起脸看我，但什么也没说。这时我才发觉他的神色与平时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点也对不上，视线没有纵深感。

“不会是受谁威胁才干的？”

胡萝卜仍不回答，连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无从判断。我只好作罢。现在在这里怎么问恐怕都一无所获。他已关上门，窗也封了。

“那，怎么办呢，老师？”保安员问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内巡视、用监控摄影机监视、发现现行扒窃分子带到这房间来，这份薪水我拿了。至于往下怎么办是另一个问题。尤其对象若是小孩子，就更伤脑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师？这方面当老师的更清楚吧？或者干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里去？那一来作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这么往棉花堆打拳头，白白搭上半天时间。”

说实在话，此刻我脑袋正另有所思。超市这大煞风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个希腊小岛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踪。

所以竟好一会没弄懂保安员想要对我说什么。

“跟他父亲也说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讲明白扒窃是一种犯罪，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她用缺乏起伏的声调说。

“因此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刚才就听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为不耐烦地说。他在烟缸里磕落烟灰，然后重新转向我说：“不过依我看，同样的事情干三次无论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里刹住。老师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我深吸一口气，将思绪拉回现实：八个订书器，九月一个星期日午后。

我说：“在同孩子谈话之前，什么都不好说。这孩子以前从未招惹是非，脑袋也不笨。至于他为什么如此无谓地扒窃，现在还无法判断。往下花时间找他好好谈谈。谈的过程中我想肯定可以发现起因或线索。给您添麻烦了，实在非常抱歉。”

“我说，我是不好理解，”对方在镜片后眯起眼睛，“这孩子——仁村晋一——是您教的学生吧？就是说天天都在教室见面吧？是这样的吧？”

“是的。”

“四年级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个月了，不错吧？”

“不错。从三年级教上来的。”

“班上一共多少学生？”

“三十五人。”

“那么，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喽。可是，完全没有料到这孩子会捅出娄子，连迹象都没觉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着，这小子可是半年时间里就扒窃了三次哟！而且总是单独干。不是有人逼他非干不可，不是出于需要，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为了钱——听他母亲说零花钱绰绰有余。那么就是说是主观故意犯罪，为了偷而偷。也就是说，这孩子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吧？而这东西多少总会有一点迹象吧？”

“从教师角度来说，习惯性扒窃这一行为，尤其在孩子的情况下，较之犯罪性，很多时候更来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当然，假如我再细心些观察，有的情况也许就看出来了，这点我表示反省。问题是，这种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难以推测的，或者说并非将行为本身作为行为单独提出来而给予相应惩罚就能马上解决的，必须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纠正，否则事后还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采取扒窃这一形式发送某种信息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谈来解决。”

保安员掐掉烟，半张开嘴，像观察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久久盯视我的脸。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俨然长有黑毛的十个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

“您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上大学教育学之类时所听到的？”

“不尽然。因是心理学常识，哪本书上都有。”

“哪本书上都有。”他面无表情地重复我的话，然后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么呢，这？我说老师，作为警察我可是从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来着。世上这样的人横躺竖卧，拿扫帚扫都扫不过来。若是花长时间细细听这些人的话，认真琢磨话里到底有什么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脑浆也怕不够用。”

他喟叹一声，把装有订书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说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不能体罚，人们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数取人，要慢慢商量解决。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世道会因此多少变好吗？甭想，莫不如说在变坏。我说，人恐怕并不都是平等的吧？这话听都没听过。跟您说，这狭小的日本可是有一亿一千万人挤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试试看，简直地狱！

“漂亮话说起来容易。闭上眼睛装没看见，把问题往后一推即可。风平浪静地让孩子唱着萤火虫之歌毕业就算万事大吉。扒窃是孩子的心灵信息，别的与我无关，这当然快活自在。谁给揩屁股呢？我们！您以为我们天生欢喜干这个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说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罢了，可你从被偷者的角度想想。这里干活的有一百多人，为了一两元差价，每个人都像乌眼鸡似的。收款机的现金统计若有一百元对不上账，就得加班弄个水落石出。您晓得这超市打收款机的阿姨一小时挣多少钱？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讲给学生听？”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说累了，蜷缩在沉默之中。别的房间里电话短促地响了一声，有人接起。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我说：“用绳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说出对不起——这样可以么？”

“那怕也不坏吧。不过您也知道，果真那么干，我也好您也好，饭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时间耐住性子同他谈。这是我的最终意见。”

别的部门有人门也没敲就闯进房间，说道：“中村君，借仓库钥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没有。”他说，“奇怪啊，一直在这里来着。”对方说事情重要，无论如何马上要用钥匙。从两人的口气听来，那钥匙非同儿戏，本该在那里才是。桌子几个抽屉都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找到。

这时间里我们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时以若有所语的眼神觑我一眼。胡萝卜依旧面无表情地目视地板。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热得要命。

讨钥匙的人只好作罢，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转过身，以平板板的事务性语调说道，“辛苦了，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托给老师和母亲了。不过有一点：倘若同一件事再发生一次，记住，那时可就真麻烦了。这点能理解吧？我也不愿意找麻烦的，但工作毕竟是工作。”

她点头。我也点头。胡萝卜置若罔闻。我欠身站起。两人也有气无力地站起。

“最后一句，”保安员坐着向上看我，“这么说我也认为不够礼貌，恕我冒昧——一见面就觉得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年纪轻轻，高高大大，风度翩翩，晒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条，说话头头是道，学生家长方面也肯定喜欢。不过嘛——倒说不好——从看第一眼就有什么让我纳闷儿，让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个人同您有什么，所以您别生气。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心想到底有什么不释然的呢。”

“作为我个人有一点想问，不介意吗？”

“请请，都无所谓。”

“假如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您将处于什么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里吸了口烟，摇摇头，就好像把什么强加给谁似的慢慢花时间吐出。“不知道。不过别担心，至少不会和您处于同一位置。”

她把红色丰田Celica停在了超市停车场。我把她叫到离开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个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单独谈谈，再送他回家。她点点头，想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一个人钻进车，从手袋里取出太阳镜，发动引擎。

她离去后，我把胡萝卜领进眼前一家明亮的饮食店。在空调环境中舒了口气，为自己点了冰红茶，为孩子要来冰淇淋。我解开领扣，扯下领带揣进衣袋。胡萝卜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时没什么两样，看样子仍未从长时间的恍惚状态中挣脱出来。指头细细的小手整齐地放在膝头，扭脸看着地板。我喝着冰红茶，胡萝卜根本没碰冰淇淋。冰淇淋很快溶化在碟子里，但胡萝卜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相对而坐，像关系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语。女侍每次有事来我们桌前时都现出紧张的神情。

“事情很多很多。”我终于道出一句。也不是想开始说什么，是从心中自然冒出来的。

胡萝卜缓缓抬头转向我，但还是一言不发。我合目叹息一声，又沉默良久。

“还跟谁都没说起，暑假我去了希腊一段时间。”我说，“希腊在哪里知道吧？上社会课时看过录像带的。在南欧，地中海。岛屿多，出橄榄。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古代文明很发达。雅典产生民主主义，苏格拉底服毒死了。去那里来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不是去玩的，朋友在希腊一个小岛下落不明，前去寻找。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悄然消失了，像烟一样。”

胡萝卜两唇约略张开，看着我的脸。表情虽还僵硬，但眼睛多少像有光亮返回。我的话他显然听了进去。

“我喜欢那个朋友，非常喜欢，比任何人比什么都宝贵，所以坐飞机去希腊那个岛上寻找。但没有用，怎么都找不到。这样，那个朋友没了以后，我就再没有朋友了，一个也没有。”

我不是对胡萝卜说，只是对自己说，只是出声地思考。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想登上金字塔那么高的地方，越高越好，四周越开阔越好。站在那顶尖上，环视世界，看有怎样的景致，看到底有什么从那里失去了。想以自己的眼睛看个究竟。不不，说不明白。或许实际上并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看。”

女侍走来，从胡萝卜面前撤下冰淇淋早已溶化的碟子，把账单放在我面前。

“从小我就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好像。家里有父母有姐姐，但谁都喜欢不来，跟家里哪个人都沟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领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从哪个远亲那里领来的孩子，或者从孤儿院领养的。如今想来，那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怎么看父母都不是领养举目无亲的孤儿那一类型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很难认为自己同家人有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认为他们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里倒好受一些。

“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现实中的我家有一条狗。家里边只有这条狗我顶顶喜欢。虽是杂种，但脑袋好使得很，无论什么，教过一次就再也不忘。天天领出去散步，一块儿上公园，坐在长椅上说这说那。我们可以息息相通。对儿童时代的我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不料在我小学五年级时狗被卡车撞死了。那以后再没养成狗，家人说狗又吵又脏又麻烦。

“狗死了以后，我开始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看书。觉得书中的世界比周围世界生动有趣得多。书里有我从没看到过的风景。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宝贵的朋友。学校里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没碰上能说知心话的。每天见面只是适当聊几句，一起踢足球罢了。遇到困难也不跟任何人商量，独自思考，得出结论独自行动。不过也不怎么觉得寂寞，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这东西归根结蒂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但是，上大学后我碰上了那个朋友，那以后想法开始多少有所不同了。我也明白过来，总是长期一个人考虑事物，归根结蒂产生的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只身独处有时候也还是非常寂寞的。

“只身独处，心情就像是在下雨的傍晚站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久久观望河水滔滔流入大海。你可曾在下雨的傍晚站在大河的河口观望过河水滔滔入海？”

胡萝卜没有回答。

“我是有过。”

胡萝卜整个睁开眼睛，看我的脸。

“我也不大明白观望很多河水同很多海水搅和在一起为什么会那么寂寞，但的确是那样。你也看一次好了。”

说罢，我拿起外衣和账单，慢慢站起，手往胡萝卜肩上一放，他也站了起来。我们走出店门。

从那里到他家，走路要三十分钟。并肩走路的时间里，我和胡萝卜都没开口。

他家附近有条小河，河上有座混凝土桥。河没多大意思，很难称之为河，也就是排水沟约略放大一点而已，这一带还是沃野平畴的时候大概作为农业用水使用来着。如今水已浑浊，一股轻微的洗衣粉味儿，甚至是否流淌都看不明白。河床里长满夏日杂草，丢弃的漫画杂志就那样打开在那里。胡萝卜在桥正中停住，从栏杆探出上身朝下看。我也站在他旁边同样往下看。好半天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想必不乐意回家。心情可以理解。

胡萝卜把手伸进裤袋，掏出一把钥匙，朝我递来。常见式样的钥匙，带一个大大的红塑料牌，牌上写着“仓库3”。看样子是中村保安主任找的那把仓库钥匙。估计是胡萝卜因为什么原因单独剩在房间里时从抽屉中找出并迅速揣进口袋的。看来这孩子心间仍存在着我想象不到的谜一样的领域。不可思议的孩子。

我接过托在手心，感到这钥匙似乎沉甸甸地沁有、沾有许许多多的人际纠葛。在太阳耀眼的光芒下，它显得甚是寒伧、污秽、猥琐。我略一迟疑，毅然把钥匙投下河去。小小的水花溅了起来。河虽说不深，但由于浑浊，不知钥匙去了哪里。我和胡萝卜并立桥上，久久俯视那块河面。处理了钥匙，心情多少松弛下来。

“到这时候就不便再还回去了。”我自言自语似的说，“再说肯定哪里还会有另配的钥匙的，毕竟是仓库重地。”

我伸出手，胡萝卜轻轻攥住。他细细小小的手的感触就在我手心里。那是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在哪里——哪里呢？——体验过的感触。我就势握住小手，往他家走去。

到了他家，她正等着我们，已经换上了白色无袖衫和百褶裙，眼睛又红又肿。回到家后大概一直一个人哭来着。她丈夫在东京都内经营不动产公司，星期天不是工作就是打高尔夫，极少在家。她把胡萝卜打发去二楼自己的房间，没让我进客厅，而把我领去厨房的餐桌。大概因为这里容易说话，我想。鳄梨绿大电冰箱，爱尔兰橱柜，朝东大玻璃窗。

“脸色好像比刚才正常一点了。”她低声对我说，“在那个保安员房间第一眼看那孩子，真不知怎么才好。那样的眼神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似的。”

“别担心，过一段时间自然恢复。所以暂时什么都不要说，放一放为好，我想。”

“那以后你们两人做什么来着？”

“说话了。”我说。

“都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像样的。或者说只我一个随便说来着，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喝点什么冷饮？”

我摇摇头。

“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到底该跟那孩子说什么，这种感觉好像越来越强烈。”她说。

“也用不着勉强。孩子自有孩子的天地，想说的时候会主动找你说的。”

“可那孩子几乎什么都不说。”

我们注意不让身体接触，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不冷不热地说一些话，就像一般情况下教师和学生母亲就有问题的孩子交谈时那样。她一边说，一边在桌面上神经质地摆弄手指，时而聚拢时而伸开时而握紧。我不能不想起那手指在床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件事就不再向学校报告了，由我来跟他好好谈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你不必想得太严重。那孩子聪明又懂事，只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切都会各得其所。这种情况是过渡性的，关键是你要镇静下来。”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渗入对方的头脑，我说得很慢很温和，同样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看样子她多少放下心来。

她说要开车送我回国立宿舍。

“莫不是那孩子感觉到了什么？”等信号灯的时间里，她问我。当然是指我同她之间的事。

我摇摇头。“何以见得？”

“刚才一个人在家等你们回来时突然那么觉得的。也没什么根据，一种感觉罢了。一来孩子天生敏感，二来怕也理所当然地觉察出我同丈夫不大融洽。”

我默然。她也再没说什么。

她把车停在距我宿舍隔两条路的停车场，拉下手动刹车，转动钥匙关掉引擎。引擎声消失、空调声也消失后，令人不舒服的静寂降临到车内。我知道她希望我马上抱她，想到她衬衫下那滑润的身体，我口中一阵发干。

“我想我们最好别再见面了。”我一咬牙说道。

对此她什么也没说，双手兀自搭在方向盘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油压表，表情从脸上消失殆尽。

“考虑很久了。”我说，“可我还是不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即便为了很多人。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对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

“特别是为了你儿子。”

“同时也为了你？”

“那也是的，当然。”

“我呢？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我想说“包括”，但未能顺利出口。她摘下深绿色雷鹏太阳镜，又转念戴回。

“跟你说，我本不想轻易说出口来——见不到你，对我是相当痛苦的。”

“对我当然也痛苦，若是能长此以往就好了。但这不是正确的事。”

她大大地吸一口气，吐出。

“正确的事，到底是什么事？能告诉我？老实说，我可是不太明白什么算是正确的事，不正确的是什么事倒还明白。正确的事是什么事？”

对此我也回答不好。

看样子她就要哭出来了，或大声喊叫，但总算在此止步，只是两手紧紧抓在方向盘上。手背有些发红。

“还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主动跟我说话，给我讲种种样样的事情，愉快的、美好的、神秘的。可是过了某一时间分界点之后，再也没人跟我说话了，一个也没有。丈夫也好孩子也好朋友也好……统统，就好像世上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有时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身体都透亮了，能整个看到另一侧了。”

她把手从方向盘上拿开，举在眼前。

“不过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肯定不明白的。”

我开始搜肠刮肚，但找不出话语。

“今天的事实在谢谢了。”她改变想法似的说道。此时她的语音已差不多恢复了平日的镇定。“今天的事，我一个人怕是处理不来的，因为心里相当不好受。幸亏有你赶来，非常感谢。我想你肯定能成为一个十分出色的老师，现在都差不多的了。”

我琢磨她话里含不含有挖苦意味，想必是含有的。

“现在还差得远。”我说。

她略略现出笑意。我们的交谈就此结束。

我打开助手席的车门下车。夏日星期天的下午，天光明显淡了下来。我有些胸闷，一接触地面，脚底感触竟很奇妙。Celica发动了引擎，她从我个人生活的疆域里撤离了，永远永远，大概。她放下车窗轻轻招手，我也举起手。

回到宿舍，我把被汗水弄脏的衬衫和内衣投进洗衣机，淋浴，洗头，去厨房把没做完的午饭做完，独自吃了。之后缩进沙发，想继续看已看开头的书，但五页都没能看下去，只好作罢，合上书想了一会儿堇，又想投下脏水河的仓库钥匙，想紧紧抓在Celica方向盘上的“女朋友”的那双手。一天好歹过去了，剩下来的是未经梳理的思绪。淋浴冲了那么长时间，可我的身上仍有烟味儿纠缠不去，而且手上竟落下了一种就好像拼命撕裂有生命物体的活生生的感触。

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吗？

我不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我只是做了对我本身需要做的事。这里边有很大差异。“很多人？”她问我。“我可包括在很多人里边？”

说实话，那时我所考虑的，不是很多人，仅仅堇一个人。那里存在的，不是他们，也不是我们，只是不在的堇。

16

在希腊小岛港口分别以来，敏还一次都没跟我联系过，这很有些异常，因为她保证说情况明了也好不明了也好，都一定就堇的事同我联系。不能认为她已把我这一存在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她也不是一时随便敷衍那类性格的人，想必是由于什么缘故而没找到同我联系的手段。我打算主动打电话过去，可是仔细一想，我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公司名和事务所地点也不晓得。堇根本没给我留下具体联系方法。

堇的房间电话一段时间里仍是那个录音电话上的口信，不久就接不上了。我考虑是不是该往堇父母家打个电话，却又不知道电话号码。当然若弄到横滨市行业分类电话号码簿，找到她父亲的牙科医院，应该可以联系上，但我又没心思如此操办。去图书馆查阅了八月份的报纸，社会版以很小的篇幅登载了几次关于堇的报道：说希腊一座小岛上一个二十二岁的日本女游客下落不明，当地警察进行搜索，但一无所获，现在也一无所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的什么也没写。海外旅行当中下落不明者不在少数，她不过其中一个罢了。

我不再跟踪消息报道。无论她失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后来搜索进展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堇回来了，敏无论怎样都会跟我联系的。对我来说这点至为重要。

九月终了，秋天倏忽过去，冬日来临。十一月七日是堇第二十三个生日，十二月九日是我第二十五个生日。辞旧迎新，学年结束了。胡萝卜那以后没闹出什么问题，升入了五年级，转去新班。我没再同他谈起扒窃事件，因为我觉得从他的表现看大概已无此必要。

由于换了班级，我同“女朋友”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无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想这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毕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但我还是有时想起她肌肤的温煦，好几次差点儿打电话过去。那种时候使我悬崖勒马的，是那个夏日午后留在我手心的那把超市仓库钥匙的触感，是胡萝卜小手的触感。

我不时在什么东西的触动下想到胡萝卜。不可思议的孩子——每次在学校相遇我都这样想，不容我不这样想。那细长而乖顺的脸庞后面到底伏藏着怎样的想法呢？我无法准确推导。但无疑他脑袋里有很多念头缠来绕去，而且一旦有必要便迅速而稳妥地采取行动的实战能力，这孩子身上也是有的，那里边甚至能使人感到某种深思熟虑。那天午后在饮食店直截了当地向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应该是做对了，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比较说来，更是对我。他——想来也是怪事——当时理解了我、接受了我，甚至饶恕了我，在一定程度上。

我思忖，胡萝卜那样的孩子今后将度过怎样的日日夜夜（仿佛永远持续下去的成长期）而长大成人呢？想必是件痛苦的事，想必痛苦的事要比不痛苦的事多得多。我可以从自身体验预测那痛苦的大概。他将爱上一个人吧？也会有人顺利接受他的爱吧？当然，现在我在这里再想也没用。小学毕业出来，他将走向同我不相干的更广阔的天地，而我仍将怀抱着我自身应考虑的问题。

我去唱片店买来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芙唱的《莫扎特歌曲集》，听了好几遍。我爱其中美丽的静谧。一闭上眼睛，音乐便把我领去那个希腊小岛的夜晚。

堇留给我的，除了若干历历如昨的回忆（当然包括搬家那个傍晚我所体验的汹涌澎湃的性欲），也就只有几封长信，以及一张软盘。我一次又一次读这些文章，甚至可以默诵下来。而且只有在重读它们的时间里，我才能够与堇共度时光，心灵同她息息相通，我的心因之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就像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灯火一瞬之间便被身后的黑暗吞噬了，但合上眼睛，那光点仍在我的视网膜上淡淡停留，停留了好一会儿。

夜半醒来，我下床（反正睡不着）沉进单人沙发，一边听施瓦茨科普芙，一边回忆那座希腊小岛，如静静翻开书页那样回想那一幕幕场景。美丽的无人沙滩，港口的露天咖啡馆，男侍后背的汗渍。我在脑海中推出敏端庄的侧脸，再现从阳台上望见的地中海的粼粼碧波。广场上持续伫立的可怜的穿刺英雄。子夜从山顶传来的希腊音乐。我真切地记起那里魔术般的月光，记起音乐的奇异回响，记起被那遥远音乐唤醒时涌起的天涯沦落之感，记起那仿佛某种尖刺刺的东西悄悄地久久地刺穿麻木身体般的捉摸不定的午夜痛楚。

我在沙发里闭目片刻，睁开，静静吸气，吐出。我想思考什么，又不想思考什么，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多大差别。我无法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物与不存在物之间找出一目了然的差异。我眼望窗外，直到天空泛白，云絮流移，鸟鸣时闻，新的一天起身归拢这颗行星的居民们的思维残片。

在东京街头我看到过一次——仅一次——敏。那是堇消失大半年后的三月中旬一个乍暖还寒的星期日。天空阴云密布，沉沉低垂，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人们从早上便准备好了雨伞。我有事去中心区一个亲戚家，途中在广尾明治屋十字路口附近发现了行驶在拥挤路面上的深蓝色“美洲虎”。我乘出租车，“美洲虎”沿左侧直行车线行进。我所以注意到这辆车，是因为开车的是一头漂亮白发的女性。一尘不染的车身的深蓝与她的白发，即使远看也形成鲜明对比。因我见过的只是黑发的她，将印象重合在一起多少花了点时间，但那毫无疑问是敏。她同以前一样妩媚动人，一样清秀脱俗。头发那令人屏息敛气的白，漾出一种使人不敢轻易接近的、堪称神话的凛然氛围。

但车里的女性并非在希腊小岛港口向我招手的女性。虽然不过时隔半年，但她已判若两人。当然头发颜色不同这点也是有的，但不仅仅如此。

简直是蝉壳——这是我对她的最初印象。敏的形象使我想起人们全部撤离后的空屋。某种至关重要的（如龙卷风一般摧枯拉朽地吸引堇、并拨动渡轮甲板上的我的心弦的）东西已离开她身上一去不复返了。其中剩下来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存在，而是不在。不是生命的温煦，而是记忆的静谧。头发的纯白使我联想到无可避免地经受岁月漂白的人骨的颜色，以致好半天我都无法顺利吐出深深吸入的气。

敏驾驶的“美洲虎”时前时后地在我乘坐的出租车旁边行驶。她没发觉我就在近旁盯视自己，我也未能打招呼。不知说什么好，“美洲虎”车窗关得严严实实，何况敏正双手握着方向盘，笔直地挺起身子全神贯注目视远处。大概在深思什么，也可能在谛听车内音响装置淌出的《赋格技法》。她自始至终保持雪一般冷峻的神情，眼睛都几乎不眨。俄顷，信号变绿，深蓝色的“美洲虎”朝青山方向直行，我坐的出租车留下等候右拐。

现在我们也都还各自活着，我想。无论失掉的多么致命，无论手中被夺去的多么宝贵，也无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而仅仅剩下一层表皮，我们都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打发人生，都能伸手拽过额定的时间将其送往身后——作为日常性的重复作业有时还会做得十分快捷。如此想着，我心里仿佛现出一个巨大的空洞。

想必她虽已回到日本却怎么也同我联系不上。相比之下，她希求的恐怕更是保持缄默、怀抱记忆，就那样被某处无名的荒郊僻野吞噬进去。我是这样推想的。我不想责备敏，当然更谈不上怨恨。

这时蓦然浮上心头的，是韩国北部一座山间小镇上矗立的敏父亲的铜像。我想象镇上的小广场、一排排低矮的民舍、落满灰尘的铜像。那地方常刮强风，所有的树木都弯曲得近乎虚拟物。不知何故，那铜像在我心中同手握“美洲虎”方向盘的敏的身姿合而为一。

我想，所有事物恐怕从一开始便在远处某个场所悄然失却，至少作为合而为一的形象而拥有其应该失却的安静场所。我们的生存过程，无非像捯细线那样一个个发现其交合点而已。我闭目合眼，竭力回忆——多回忆一个也好——那里的美好事物，将其留在自己手中，纵使其仅有稍纵即逝的生命。

做梦。我不时觉得做梦是一项正确的行为。做梦，在梦境中生活，如堇写的那样。然而梦都不长，觉醒很快把我抓回。

夜半三时我睁眼醒来，开灯，欠身，看枕边的电话机，想象在电话亭里点罢一支烟按动我电话号码的堇的姿影：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男式人字呢夹克松垮垮的，脚上的袜子左右不一样。她皱起眉头，不时呛一口烟，花些时间才能最后按对号码。但她脑袋里装满必须跟我说的话，说到早上怕也说不完，比如象征与符号的区别。电话机似乎即刻要鸣响，但不曾鸣响。我久久躺着看那保持沉默的电话机。

但有一次电话铃响起来了，当真在我眼前响起，震动了现实世界的空气。我马上拿起听筒。

“喂喂。”

“嗳，我回来了。”堇说，声音十分冷静，十分清晰。“这个那个费了不少周折，但总算回来了。如果把荷马的《奥德赛》弄成五十字缩写版，就是我这样子。”

“那就好。”我说。一下子我还很难信以为真。她的声音果真传来了？传来的果真是她的声音？

“那就好？”堇（大概）皱起眉头问，“这算什么呀？我拼死拼活千辛万苦乘这个转那个——一一说起来说不完——好不容易回来了，结果只换来你这么一句？眼泪都要出来了。若是不好的话，我可到底怎么办？‘那就好’，难以置信，实在难以置信。那些情暖人心妙趣横生的台词全都留给你班上刚刚弄明白鸡兔同笼算法的毛孩子了不成？”

“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哪儿？你想我在哪儿？在令人怀念的古典式电话亭里呢！在到处贴满冒牌金融公司和IC卡俱乐部小广告的不伦不类的四方形电话亭里。天空挂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一地烟头。怎么转圈也找不到让人欣慰的物体。可以交换的符号式电话亭。对了，地点是哪里呢？现在搞不明白。一切都太符号化了。再说你怕也知道，地点最让我伤脑筋，口头表达不清楚，所以总给出租车司机训斥：你到底想去哪里啊？不过我想不远，估计相当近，我想。”

“这就去接。”

“肯那样我太高兴了。查看好地点再打电话过去。反正现在零钱也不够了，等着啊。”

“非常想见你。”我说。

“我也非常想见你。”她说，“见不到你以后我算彻底明白过来了，就像行星们乖觉地排成一列那样明明白白——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想我理解。”

“来这儿接我！”

电话突然挂断。我手握听筒盯视良久，就像听筒这物件本身即是重要信息，其颜色和形状含有某种特殊意味。之后转念把听筒放回。我在床上坐起，等待电话铃再次响起。我背靠着墙，视线聚焦在眼前空间的某一点，反复进行缓慢的无声的呼吸，不断确认时间与时间的接合点。电话铃执意不响。没有承诺的沉默无休无止地涌满空间。但我不急，无急的必要。我已准备就绪，可以奔赴任何地点。

是吗？

是的。

我翻身下床，拉开晒旧的窗帘，推窗，伸出脑袋仰望依然暗沉沉的天空。那里的确悬浮着颜色像在发霉的弯月。足矣。我们在看同一世界的同一月亮。我们确实以一条线同现实相连，我只消将其悄然拉近即可。

之后，我展开十指，定睛注视左右手心。我在上面寻找血迹。但没有血迹。无血腥，无紧绷感。血大概已经静静渗入到什么地方去了。

版权信息

书名：海边的卡夫卡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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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序言

村上春树

这部作品于二〇〇一年春动笔，二〇〇二年秋在日本刊行。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构思浮现出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念头最先是写一个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故事。至于故事如何发展则完全心中无数（我总是在不预想故事发展的情况下动笔写小说），总之就是要把一个少年设定为主人公。这是之于我这部小说的最根本性的主题。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来，决不是评价高的人，或者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以前我所描写的大体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个人经历过的人与事、他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的形态。

但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之中，藉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这是我想写的一点。

当然您一读即可知晓，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不是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五岁少年。他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无论怎么看——在日本也好，或许在中国也好——都很难说是平均线上的十五岁少年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年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田村卡夫卡君不过是以极端的形式将我们十五岁时实际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作为故事承揽下来。

田村卡夫卡君以孤立无援的状态离开家门，投入到波涛汹涌的成年人世界之中。那里有企图伤害他的力量。那种力量有的时候就在现实之中，有的时候则来自现实之外。而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人愿意拯救或结果上拯救了他的灵魂。他被冲往世界的尽头，又以自身力量返回。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

于是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同时又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恕我重复，田村卡夫卡君是我自身也是您自身。阅读这个故事的时间里，倘若您也能以这样的眼睛观看世界，作为作者将感到无比欣喜。

二〇〇三年初春

另一种精神救赎之旅（译序）

林少华

二○○七年樱花时节，浙江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女生跑来青岛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说她高中时代一度陷入精神危机，休学在家。那期间给我写了信，也接到了我的回信，从中受到鼓励。不久又读了我译的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决心像书中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那样告别过去，重返学校完成学业。结果学习成绩很快上去，得以考入浙大。“如果没有您的回信，没有碰巧读到《海边的卡夫卡》，我的人生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她感慨地说。作为我，当然已忘记那封回信了。一来事情过去了几年，二来给读者回的信实在很多。其中确有几人考上大学后再次来信表示感谢，但像她这样当面致谢的还不曾有过。这让我分外欢喜和欣慰，实实在在生出一种感触：自己大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切切实实有益于青年、有益于社会的好事。

如此典型的例子诚然为数不多，但毕竟提供了一种验证。大而言之，验证了文学的力量；小而言之，验证了《海边的卡夫卡》的力量——使心灵或灵魂获得救赎的力量。而这恐怕正是村上多数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大凡文学作品的主要魅力和价值所在。否则要文学做什么呢？要作家和翻译家做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文学和宗教才能使人的灵魂获得安顿和救赎，进而得到升华和超度。

说回《海边的卡夫卡》。村上在这篇序言中明确写道：

……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之中，藉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这是我想写的一点。

概括起来，《海边的卡夫卡》（以下简称《卡》）是一个少年精神成长史的一个剖面，也可以说是一部“成长小说”。众所周知，村上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有人称之为“村上流新个人主义”），村上自己也坦率承认这一点，“什么也不引渡给别人，同任何人都不发生连带关系”（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这点在他以往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是其作品主人公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那些主人公几乎全是尚未结婚或离婚的单身男性，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亲戚也基本没有，甚至父母也不出场。不在公司等必须与人协调各种关系的团体中任职，失业或者半失业，从事类似翻译或自由撰稿人那样个体性质的工作。因此他们从来不是社会这部庞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不认同任何权威、权势、权位、体制和所谓主流价值观，而宁愿离群索居，在社会边缘地带作为边缘人默默拧紧自己的发条。但他们绝非弱者，也同所谓颓废、冷漠不大是一回事。他们拥有健全的知识体系、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世界观，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独自在脑袋里或在私人交谈中对现存社会体制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酷酷地评头品足、冷嘲热讽，时有一针见血的见解和惊人之语，在这个意义上堪称真正的强者。

但是，这次村上写的是十五岁的少年，意在展现其精神“聚敛成形”的过程。这样，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将其置于家庭和社会的大视野之外，尤其不可能让他成为社会体制彻底的旁观者和批判者。相反，必须促使他一步步认同和返回以学校教育为主的社会体制之内。这样的姿态在村上笔下可以说是第一次出现，而这当然需要异常艰难、甚至惊心动魄的蜕变过程。为此村上给这个十五岁少年设置了种种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家庭，即幼年被母亲抛弃造成的心灵伤害和父亲可怕的预言所造成的精神痛苦。那与其说是预言，莫如说更是恶毒的诅咒：你迟早要用那双手杀死父亲，迟早要同母亲交合。“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平时静悄悄潜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为了挣脱这个预言、这个诅咒，田村卡夫卡君选择在十五岁生日当天离家出走，以孤立无援的状态投入到成年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

那么，田村卡夫卡果真从那个诅咒中挣脱出来了吗？就杀父这点来说，表面似乎挣脱了，因为他父亲雕刻家田村浩一在他离家出走大约十天后被人杀死在东京自家书房里，而他当时则在远离东京的高松市。可是奇怪的是，那时他的T恤黏乎乎沾满了什么人的血——“有可能我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通过类似特殊的梦之线路那样的东西前去杀害了父亲。”而大岛则认为那是未免过于大胆的超现实意义假设，“听起来简直像科幻小说的梗概”。读者也难免要问：田村卡夫卡到底有没有杀死他父亲呢？关于这点，村上在《卡》出版后不久接受《文学界》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我所设想的“文脉”里面，一切都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我设想的世界中，类似远距离杀死父亲这样的事莫如说也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所以，例如中田杀人而卡夫卡君手上沾血是丝毫不足为奇的。问我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是理应有的事。

只是，读者中也有许多人说莫名其妙：为什么中田杀人而卡夫卡君手上沾血了呢？那是可能发生的。为什么说可能发生呢？因为“物语”就是要在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物语”所表达的和“物语”以外的表达有所不同。

（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

一句话，在村上式“文脉”里，儿子杀死了父亲。那么“迟早要同母亲交合”那个预言或诅咒又如何呢？应该说也应验了。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佐伯在甲村图书馆那个墙上挂有“海边的卡夫卡”油画的神秘房间里，以“睡着”的状态同“我”即田村卡夫卡君进行交合——“想必佐伯把我当成了她早已死去的少年恋人，她试图把过去在这房间发生的事依样重复一遍，重复得极为自然，水到渠成，在熟睡中。我想我必须设法叫起佐伯，必须让她醒来。她把事情弄错了，必须告诉她那里存在巨大的误差，这不是梦，是现实世界。然而一切都风驰电掣地向前推进，我无力阻止其势头。我心慌意乱，我的自身被吞入异化的时间洪流中。”田村卡夫卡君就是这样被动地把那个可怕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对此读者当然还要提出疑问：现实中的佐伯已经五十岁，而同田村卡夫卡交合的则完全是少女，怎么可能是他的母亲呢？何况又处于睡梦之中。但如上面说过的那样，在村上设计的语境（“文脉”）中，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这也正是“物语”特有的优势和可能性。换言之，常识性逻辑和理性不重要，重要的是装在“fiction（小说）”这一容器的隐喻本身。

显而易见，这一构思来自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即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俄狄浦斯是忒拜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出生前，其父王从阿波罗神那里得知此儿将来会杀父娶母，于是将出生不久的俄狄浦斯抛弃在峡谷里。不料婴儿被老牧人救起，并由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和王后墨洛珀收为养子。俄狄浦斯长大后得知那个可怕的预言，为了避免预言的实现而离开以为是自己亲生父母的波吕玻斯和墨洛珀。他在逃往忒拜国的路上同一伙陌生人吵架，动怒打死了一个老年人，而那人正是他的生父。到了忒拜后，他为百姓除掉了人面狮身的女妖斯芬克司，因此被拥戴为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前王后即他的生母为妻。至此，那个“杀父娶母”的预言全部应验。其后他屡遭不幸。真相大白后，他母亲羞愧自杀，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自愿放逐。

一般认为，《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是通过个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与命运之间的剧烈冲突来表现命运的强大和善良英雄的毁灭。命运之所以强大，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无可选择的，如《卡》中大岛所说，“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命运有时是荒谬和邪恶的，甚至安排人去做“杀父娶母”这种伤天害理、无可饶恕的事情。而村上恰恰把这样的命运摆在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面前，而且变本加厉，通过琼尼·沃克杀猫的场景暗示少年的父亲是一个性格无比邪恶和扭曲之人。同时，他借少年之口说出“父亲玷污和损毁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从而使少年继承一半邪恶基因，而这有可能是他母亲四岁就把他抛弃的一个原因。总之，这个少年基本天生是一个坏小子，一个被严重损毁的人。何况，俄狄浦斯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杀父娶母，而田村卡夫卡君则在离家出走时就把十二厘米长的沉甸甸的“尖头锋利的折叠刀”带在身上。当他得知父亲遇害时也好像没有悲伤，“就真实的心情来说，遗憾的是莫如说是他没有更早死去”，甚至认为有可能是自己“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而他同母亲交合，虽然是被动的，但也并非完全蒙在鼓里。读者在这里势必质疑：这样的十五岁少年还能得到救赎吗？他的人生还有希望吗？

村上春树决心让他得到救赎，决心给他以希望。希腊神话中，善良、勇敢正直的俄狄浦斯没有得到救赎，彻底毁灭了。而在这部长篇里面，糟糕的田村卡夫卡君反而得到了救赎，走向新生。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惟其如此，一个是经典的希腊悲剧，讲述命运的不可战胜；一个成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强调命运可以克服，人生还有转机。

那么田村卡夫卡君是怎样得到救赎的呢？一个办法是让他思考。村上春树说：

我特别注意的是，虽说出场的是十五岁少年，但也不要有太多的启蒙意味。不引导他，不做那样的事。我想做的是让他思考，让他用自己的脑袋判断。作者不可引导他。用前面的话说，就是将各种各样的原型摆在他面前，促使他自然而然地理解、消化和接受。我认为这是赋予作者的重要任务。

（《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换个说法，就是要让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田村卡夫卡君脑袋里通过，要从所有角度把知识塞进去，村上在前面提到的那次采访当中认为这点非常重要。可是，由谁来帮助田村卡夫卡做到这点呢？主要是大岛。可以说，大岛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个少年的精神导师角色：

大岛一边开车一边就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展示他的博学。或许有人对此反感，觉得是在炫耀知识，但大岛是想通过这些把某种东西提供给卡夫卡君这个少年。他这人绝对不直接说不可怎样做，而是通过他身上存在的某种知识形态来传达什么。

（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载于《文学界》2003年第4期）

的确，大岛从不居高临下地对田村卡夫卡君指手画脚，只是以平等的态度倾听对方的诉说，提供知识和建议时也从无强加于人的意味，更多的时候是表示理解，以其特有的温情和关爱促使少年思考和做出判断，这其实也是村上笔下绝大部分主人公一贯的姿态。因此，尽管大岛是患有性同一障碍的所谓不男不女的“阴阳人”，但绝不使人讨厌，莫如说让人怀有好感，尤其第19章大岛对闯进图书馆吹毛求疵的两个女权主义者那番言说，可谓机警洒脱，妙趣横生。最后大岛对少年平静地说道：“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作为我，不愿意让那类东西进入这里。”耳闻目睹事件整个过程的十五岁少年当然不可能不无动于衷。如村上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从中既可以领教世界是何等凶顽（tough），又可以得知世界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所谓成长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另外一个使得田村卡夫卡获得救赎的办法是让他同“异界”接触。村上认为，把类似生存状态的“元型”那样的东西以纯粹的形式出示给年轻人，其重要性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虚构世界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的父母很难把自己的“元型”活生生摆在孩子面前，因为日常这东西往往以种种样样的污垢将事物给人的印象（image）弄得模糊不清。而且十五岁正处于反抗期，常常对父母的做法表示反感。“所以，我认为同异界的接触就变得重要起来。……但实际上很难发生那样的事情，所以，读书很关键。阅读当中，可以同许多异界发生实实在在的（real）接触。”实际上，村上在《卡》这部小说中也让田村卡夫卡君读了很多书，尤其让他读了有“异界”出现的文学作品。《卡》几次强调田村卡夫卡君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从小就经常在图书馆消磨时间，即使看不大懂的书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或者不如说，对我来说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离家出走来到高松市区，村上也刻意安排他住进“甲村图书馆”，让他在那里看有无数“异界”出现的《一千零一夜》——“比之站内熙来攘往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一千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要生动得多逼真得多。”他还在那里同大岛谈起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说他最喜欢那篇描写奇特行刑机器的《在流放地》。不言而喻，卡夫卡的小说常有“异界”即“怪异的世界”出现。

不仅在书上，在实际生活中，作者也让这个少年一再进入“异界”。如在神社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去知觉，T恤沾了很多血，如在甲村图书馆那个神秘房间里见到十五岁的美少女，如在梦中同可能是他姐姐的樱花做爱。而最后关于田村卡夫卡君的几章，几乎全部将他置于“异界”之中：他在不妨说是二战士兵亡灵即两个“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的一高一矮两个士兵的引导下，从“入口”进入森林尽头地带。在那里，他见到了十五岁的佐伯（“每晚来我房间凝视墙上绘画的少女”）和现实中五十岁的应该是其生母的真的佐伯。真的佐伯一再劝说他离开这座森林尽头的小镇，返回原来的生活，“你还是要返回才行”。他在返回路上回望小镇而想要留下来的关键时刻，佐伯再次斩钉截铁地叮嘱“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在那里”。至于堪可视为田村卡夫卡君之分身的中田老人更是连续遭遇“异界”，从刺杀琼尼·沃克到得助于山德士上校，从跟猫说话到撑起伞让天降蚂蝗，不妨说，没有“异界”就没有中田的人生经历。

总之，如果没有大岛的言说和启发，没有书中和生活中的“异界”游历，十五岁的田村卡夫卡君就不可能从那个可怕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并且获得救赎。耐人寻味的是，森林尽头小镇那个最后的、至关重要的“异界”是在两个二战日军士兵亡灵的带领下进入其“入口”的。准确说来，这是两个厌战的逃兵，是为逃避战争而躲进森林的。

“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个儿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

“你怎么样？你想杀人或被人杀？”高个儿士兵问我。

我摇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

“谁都不例外。”高个儿说，“噢，应该说几乎谁都不例外。问题是就算提出不想去打仗，国家也不可能和颜悦色地说‘是么，你不想去打仗，明白了，那么不去也可以’。逃跑都不可能。在这日本压根儿无处可逃，去哪里都会立即被发现，毕竟是个狭窄的岛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留下来，这里是惟一可以藏身的场所。”

……

“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儿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搅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决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

从以上行文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二战日本逃兵以至那段“含有暴力性意志”的“杀人”的日本现代史的态度：对逃兵予以肯定，并借逃兵之口对那段历史予以否定和批判。他还让对那场战争持批判立场的逃兵充当十五岁少年的领路人，从中应该可以读取这样的潜台词：当今日本青少年若要完成精神成长和获取救赎，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入口”，其领路人便是那样的“逃兵”。同时也暗示出当下的日本政治生态：反省和批判那场战争的人还很难离开“森林”走去外面的主流世界。因为外面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高个儿所说的充满暴力性的世界。“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换言之，在村上眼里，日本这个国家仍未彻底铲除暴力性土壤。

佐伯的最后出现也意味由这两个二战逃兵领入的“异界”的何等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佐伯最后也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异界”劝少年返回原来的生活——离开作为封闭系统的“森林”而返回作为开放系统的社会。无疑，佐伯本身也是个巨大的隐喻。作为母亲，她可以隐喻孕育和培养主人公的故土、故国以至整个历史和文化。尽管她抛弃和伤害了主人公，但主人公最后仍原谅了她，并且听从她的劝告重返社会。显然，没有她那句劝告，主人公很有可能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在最后关头放弃同“影子”一起逃出“世界尽头”机会的“我”那样留在森林尽头。那也就意味他放弃成长，放弃责任，放弃救赎。这当然反映出村上态度的转变：从拒绝社会到融入社会，从放弃责任到回归责任。小说在最后一章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小说收尾时，作者通过田村卡夫卡的另一个自己即叫乌鸦的少年又一次认定“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小说最后一句是：“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而《挪威的森林》的最后一句是“我不知这里是哪里……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尾为“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相比之下，《卡》发出的信息最为确定、积极和有社会连带感。亦如村上在中文版中所说的，“返回之际他已不再是他，他已进入下一阶段”。至此，背负“杀父奸母”这个可怕命运或诅咒的十五岁少年完全获得了救赎，走向新生，而没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毁灭。作者设想中的“最根本性的主题”便是这样凸显出来。

说起来，村上春树是在他五十三岁时创作这部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那么村上自己十五岁时是怎样的呢？村上没有回避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

我十五岁时相当奇特来着。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极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学玩得很欢，但同时又是个异常喜好读书的少年。也是因为独生子的关系，一旦钻进房间就闭门不出。什么孤独呀沉默呀，根本不觉得难受。用零花钱买了好几本大月书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头扎进去看个没完。《资本论》什么的当然难得不得了，不过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读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懂的。行文也简洁明快，有一种相当吸引人的地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差不多通读了——这样子，恐怕就不是个普通孩子。

反正经常看书。音乐也常听，被现代爵士乐迷住也是那个时候。倒是没有离家出走（笑）。我这个人身上，强烈的向内部分和物理性外向部分好像同时存在。这点现在也一样，人这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当被问及自己十五岁的记忆是否在写小说过程中苏醒过来时，他否定说不曾有那种情况出现，随后进一步解释道：

十五岁的少年主人公和实际十五岁时的我自己全然不同。也许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但基本是另一个人。不过我可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成为十五岁少年，可以钻进他那一存在，可以作为全新的选项把我的存在和他的存在重合在一起。那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希望对读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能够由十分重要的事情把我和少年和读者连在一起，我想那真是再好不过。小说说到底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少年卡夫卡》，村上春树编，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这番话饶有兴味。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十五岁少年自动自觉地读了马恩全集，差不多读懂了《资本论》，而我们中国这边能有多少、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十五岁少年恐怕还是个疑问。由此不难明白村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什么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清醒的审视和批判态度，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换言之，在村上的教养、知识体系和思想质地中不乏马恩经典著作元素。就这点而言，与其说他是“小资”，莫如说是“普罗”也许更为合适。

此外，这部长篇要求我们阅读时放弃对外部客观依据的追索，而要彻底沉入自己的内心以至潜意识王国，甚至需要懂一点所谓心灵魔术，才能跟随作者在这座卡夫卡式迷宫里完成想像力的各种大跨度跳跃。显而易见，这部长篇、尤其以中田老人为主线的偶数各章，种种谜团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人物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自由穿梭，现世与“异界”的屏障荡然无存，场景光怪陆离，变幻莫测。因此，以我们原本偏重于现实主义的阅读常识看来完全匪夷所思。这就更有必要记住前面引用过的村上那句话：“‘物语’就是要在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离奇古怪之事的发生都是自然的、正常的，在村上笔下那也是“现实主义”的。一句话，在“物语”中一切都成为可能，而那毋宁是“物语的意志”所使然。这就是村上的观点。

无须说，正如文学评论界对于村上作品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对于《卡》也是如此。这里只介绍两种批评。一种来自东京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小森阳一。他认为田村卡夫卡君未能亲自动手结果父亲隐喻日本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天皇战争责任和结束天皇制度，并对此感到不快。他这样慷慨陈词：

在情节设计上，卡夫卡少年象征性杀父的背后有昭和天皇幽灵般的阴影。

这一设计，应该视为战败后“象征”式呈现的日本社会状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以自己的力量裁判作为“压倒性暴力”之战争的责任人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相反，昭和天皇裕仁因企图利用天皇的权威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战后日本实行占领政策的麦克阿瑟的庇护而得以免受东京审判，进而实现“国体护持”，作为“象征天皇制”而成功地存活下来。也就是说，在战败之际已是大人的一代人未能作为全体国民象征性杀父。战前的“绝对主义天皇制”诚然通过美国=GHQ=（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这一异类父性权力而“代理代行式”解体了，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得以继续活命——不过是极其半途而废式的杀父罢了。不，那甚至不是什么杀父，而只是GHQ和天皇制之间的一种合谋性同舟共济。

（《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小森阳一著，平凡社2006年10月版）

仔细查阅《卡》，发现有一段直接点出天皇，是借山德士上校之口说出的。说得相当风趣，不妨引用在这里供读者玩味和思索：

“好好听着，星野小子！神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特别是在日本，好坏另当别论，总之神是圆融无碍的。举个证据：战前是神的天皇在接到占领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不得再是神’的指示后，就改口说‘是的，我是普通人’，一九四六年以后再也不是神了。日本的神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叼着便宜烟斗戴着太阳镜的美国大兵稍稍指示一下就马上摇身一变，简直是超后现代的东西。以为有即有，以为没有即没有，用不着一一顾虑那玩意儿。”

另一种批评声音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他在其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直译应为“村上春树和语言的韵律”）中，特别提及第十六章集中描写的暴力场面。他认为第十六章是村上笔下最激烈、最深刻的一章，其中提出的是浸满鲜血的二十世纪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将继续困扰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其开端是如此令人心碎，如此充满暴力。“这部小说的价值或者说成功所在必将建立于村上如何处理他如此急迫地予以表现的这些普世性主题”。那么村上是如何处理的呢？杰·鲁宾很快将笔锋转向批评。他在分析书中琼尼·沃克和“皮条客”山德士上校的邪恶、暴力与堕落之后，写出如下评论：

……更令人失望的是小说未能回答第十六章那杰出的杀猫情节的结尾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而言，通过杀死另一个人参与到人类历史最丑陋的核心，即使他的杀人是为了制止别人继续杀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杀戮与战争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人，使他不再是原来的他？小说的前十五章百川归海般导向那场恐怖的血腥较量，但随后的三十三章却始终再未能达到那一探询的高度，而且精心编织的中田童年时代有关战时的章节也再未在以后的叙事中起到任何意义。

……看来村上并未看出他在小说的前十六章中已然创造出了多么意味深长的文本，而且错失了使这部小说成为对人类处境的伟大评判的良机。

（《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美］杰·鲁宾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此外杰·鲁宾对《卡》还有许多批评，如认为情节的设计有时相当武断和随意，有时又过于依赖叙事策略和巧合，而且忽视现实层面的诸多前后不一致。作为文体，“迎头掷向读者的那些绚丽矫饰的文字数量甚至超过了《斯普特尼克恋人》中临近另一世界时演奏的高调音乐”，以及隐含说教倾向等等。可以说，《卡》是这位哈佛教授批评最多的村上作品。不过这部书在美国卖得很好，还被媒体评为2005年十佳图书之一。在中国也卖得不错，新旧两版迄今印行近三十次，印数逾六十万册。仅排在《挪威的森林》之后。

下面请允许我说一些同文本内容不完全有关的话。《卡》是我在距作者最近的地点翻译的。原著二○○二年九月出版，我同年十月抵达东京，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在东京大学访学一年。十一月九日着手翻译，翌年一月六日初稿译毕，十二日校毕。三天后的一月十五日如约到村上春树事务所去见这位世界知名的日本当代作家。

村上春树的事务所当时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 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看样子是三室套间，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计算机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

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介绍给我。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他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村上也是翻译家），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大陆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着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了访谈录。其中特别有启示性或有趣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点关于创作原动力。我问他是什么促使他一直笔耕不辍，他回答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第二点，关于孤独。我就作为其作品主题之一的孤独加以确认，村上应道：“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第三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问他如何看待获奖的可能性。他说：“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第四点，关于中国。我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感觉出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问他这种好感是如何形成的。村上回答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最后我问他打不打算去一次中国见见他的读者和“村上迷”们，他说：“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以上四点之中，我以为尤其值得欣赏的是第一点关于灵魂自由的表达——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确，村上的作品，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雄伟壮丽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安排，也没有指点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暗示和承诺，但是有对灵魂自由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关怀。村上每每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你的灵魂果真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吗？阅读村上任何一部小说，我们几乎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颗自由飞扬的灵魂。可以说，他笔下流淌的都是关于“自由魂”的故事。

最后，我要对东京大学小森阳一教授表示感谢。他在东京郊外为我安排了适合埋头翻译的一套安静而宽敞的住房。翻译之初仍值晚秋，黄昏时分漫步附近河堤，但见日落乌啼，四野烟笼，芒草起伏，黄叶飘零，颇有日暮乡关之感；而译稿付梓时已是早春，窗外梅花点点，黄鹂声声，令人别有一番欣喜之情。还要感谢东京女子大学岛村辉教授的热情答疑。北京的颜峻君在音乐方面的指教和责编沈维藩先生默默增加的注释也令人感激。而十年后此次修订当中，青岛的纪鑫君一一对照原文帮我查找漏误之处，在此一并致谢。也希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来函请寄：266100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会在这里长久守候。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灯下定稿

时青岛月明星稀涛声依旧

叫乌鸦的少年

“那么，钱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叫乌鸦的少年说道。语调仍像平日那样多少有些迟缓，仿佛刚刚从酣睡中醒来，嘴唇肌肉笨笨的，还无法活动自如。但那终究属于表象，实际上他已彻头彻尾醒来，一如往常。

我点头。

“多少？”

我再次在脑袋里核对数字：“现金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点能用卡提出来的银行存款。当然不能说是足够，但眼下总可以应付过去。”

“噢，不坏。”叫乌鸦的少年说，“眼下，是吧？”

我点头。

“不过倒不像是去年圣诞节圣诞老人给的钱，嗯？”他问。

“不是。”我说。

叫乌鸦的少年不无揶揄意味地微微扭起嘴角环视四周：“出处可是这一带某个人的抽屉——没猜错吧？”

我没有回答。不用说，他一开始就晓得那是怎样一笔钱，无须刨根问底。那么说，他不过是拿我开心罢了。

“好了好了，”叫乌鸦的少年说，“你需要那笔钱，非常需要，并且弄到了手。明借、暗借、偷……怎么都无所谓，反正是你父亲的钱。有了那笔钱，眼下总过得去。问题是，四十万元也好多少也好，花光了你打算怎么办？口袋里的钱，总不能像树林里的蘑菇那样自然繁殖。你要有吃的东西，要有睡的地方。钱一忽儿就没了。”

“到时候再想不迟。”我说。

“到时候再想不迟。”少年像放在手心里测试重量似的把我的话复述一遍。

我点头。

“比如说找工作？”

“有可能。”我说。

叫乌鸦的少年摇摇头：“跟你说，你要多了解一些社会这玩意儿才行。你以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人地两生的地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说到底，你可是连义务教育都没学完哟！有谁肯雇你这样的人？”

我有点脸红。我是个会马上脸红的人。

“算了算了。”叫乌鸦的少年继续道，“毕竟还什么都没开始，不好尽说泄气话。总之你已下定决心，往下无非是实施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你自己的人生，基本上只能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人生。

“不过，从此往后，你不坚强起来可是混不下去的哟！”

“我在努力。”

“不错，”叫乌鸦的少年说，“几年来你已经坚强了许多，倒不是不承认这一点。”

我点头。

叫乌鸦的少年又说：“但无论怎么说你才十五岁，你的人生——极慎重地说来——才刚刚开始。过去你见所未见的东西这世界上多的是，包括你根本想像不到的。”

我们像往常那样并坐在父亲书房的旧皮沙发上，叫乌鸦的少年中意这个地方，这里零零碎碎的东西让他喜欢得不得了。此刻他手里正拿着蜜蜂形状的镇纸在摆弄，当然，父亲在家时他从不靠近。

我说：“可是不管怎样，我都必须从这里离开，这点坚定不移。”

“或许。”叫乌鸦的少年表示同意。他把镇纸放在桌上，手抱后脑勺，“但那并不是说一切都已解决。又好像给你的决心泼冷水了——就算你跑得再远，能不能巧妙逃离这里也还是天晓得的事！我觉得最好不要对距离那样的东西期待太多。”

我又考虑起了距离。叫乌鸦的少年叹口气，用手指肚按住两边的眼睑，随后闭目合眼，从黑暗深处向我开口道：“像以往玩游戏那样干下去好了。”

“听你的。”我也同样闭起眼睛，静静地深吸一口气。

“注意了，想像很凶很凶的沙尘暴。”他说，“其他事情统统忘光。”

我按他说的，想像很凶很凶的沙尘暴。其他的忘个一干二净，甚至自己本身也忘掉。我变成空白。事物顿时浮现出来。我和少年一如往常坐在父亲书房的旧长皮沙发上共同拥有那些事物。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叫乌鸦的少年对我这样诉说。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两不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惟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在高空盘旋——就想像那样的沙尘暴。

我想像那样的沙尘暴。白色的龙卷风浑如粗硕的缆绳直挺挺拔地而起，向高空伸展。我用双手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细沙进入身体。沙尘暴朝我这边步步逼近，我可以间接感受到风压。它即将把我吞噬。

稍顷，叫乌鸦的少年把手轻轻放在我肩上。沙尘暴立即消失。而我仍闭目合眼。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么样。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

我默然。真想在肩上的少年手感中缓缓沉入睡眠。小鸟若有若无的振翅声传来耳畔。

“往下你将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叫乌鸦的少年在即将睡过去的我的耳边静静地重复一遍，就像用深蓝色的字迹刺青一般地写进我的心。

当然，实际上你会从中穿过，穿过猛烈的沙尘暴，穿过形而上的、象征性的沙尘暴。但是，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征性的，同时又将如千万把剃须刀锋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躯。不知有多少人曾在那里流血，你本身也会流血。温暖的鲜红的血。你将双手接血。那既是你的血，又是别人的血。

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断。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城市，在一座小图书馆的角落里求生。

当然，如果依序详细说来，恐怕要连续说上一个星期。但若只说要点，那便是：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城市，在一座小图书馆的角落里求生。

听起来也许像是童话。然而那不是童话，无论在何种意义上。

目 录

《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序言

另一种精神救赎之旅（译序）

叫乌鸦的少年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第13章

第14章

第15章

第16章

第17章

第18章

第19章

第20章

第21章

第22章

第23章

第24章

第25章

第26章

第27章

第28章

第29章

第30章

第31章

第32章

第33章

第34章

第35章

第36章

第37章

第38章

第39章

第40章

第41章

第42章

第43章

第44章

第45章

第46章

叫乌鸦的少年

第47章

第48章

第49章

村上春树年谱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第1章

离家时从父亲书房里悄悄带走的不仅是现金，还有一个旧的金制小打火机（款式和重量正合我意），一把尖头锋利的折叠刀。刀是用来剥鹿皮的，往手心里一放沉甸甸的，刀身有十二厘米长，大概是在外国旅行时买的纪念品。另外还拿了桌子抽屉里一个袖珍强光手电筒。太阳镜也是需要的，深天蓝色的，要用来遮掩年龄。

父亲珍爱的劳力士手表也打算带走，犹豫片刻，还是作罢。它的作为机械的精美固然强烈吸引着我，但我不愿意带价值过高的东西惹人注意。从实用性考虑，我平时用的秒表和带报时铃的卡西欧塑料表已足够了，或者不如说这两样好用得多。我转念把劳力士放回书桌抽屉。

此外拿了小时候姐姐和我的合影。相片同样藏在书桌抽屉深处。我和姐姐坐在哪里的海岸上，两个人开心地笑着。姐姐往旁边看，脸有一半阴影，以致看上去笑脸从正中间切开了，就像在课本照片上见到的希腊剧面具一样含有双重意味。光与影。希望和绝望。欢笑与哀伤。信赖和孤独。我则毫不羞涩地直盯盯对着镜头。海岸上除了我俩别无人影。我和姐姐都身穿游泳衣。姐姐穿的是红花连衣裙式，我穿一条松松垮垮不成样子的蓝色短裤。我手里拿着什么，似乎是根塑料棍。已成白沫的浪花冲刷着脚前的沙滩。

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照的这张照片呢？我为什么做出那般开心的表情呢？父亲为什么只把这张相片留在手头呢？一切都是谜。我大约三岁，姐姐可能九岁。我和姐姐果真那么要好不成？记忆中我根本不曾同家人去看过大海。全然没有去过哪里的记忆。总之作为我不愿意这相片留在父亲手里。我将相片塞进钱夹。没有母亲的相片，父亲好像把母亲的相片烧得一张不剩了。

想了想，我决定带走手机。发现手机没了，父亲有可能同电话公司联系取消合同，那一来就毫无用处了，但我还是把它放进背囊。充电用的变压器也放了进去。反正东西轻，知道没用处时扔掉即可。

背囊里我决定装无论如何也少不得的东西。衣服最不好挑选。内衣要几套吧？毛衣要几件吧？衬衫呢长裤呢手套围巾短裤大衣呢？考虑起来多得很。不过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我可不想扛着大行李以一副十足出走少年的形象在陌生的地方游来逛去，那样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转眼之间就被警察领走，遣送回家，或者同当地的地痞无赖同流合污。

不去寒冷地方即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很容易，找暖和地方就是。这样就用不着什么大衣了。手套也不用。不考虑防寒，必需衣物足可减去一半。我挑选容易洗容易干又不占地方的薄衣服，叠成一小团塞入背囊。除了衣服，还装了这样几件东西：可以排除空气小小叠起的四季通用睡袋、简易洗漱用具、防雨斗篷、笔记本和圆珠笔、能录音的索尼MD随身听、十多张唱片（音乐无论如何缺不得）、备用充电式电池。大致就这么多了。野营用的炊具大可不必，太重太占地方。吃的东西可以在小超市里买。如此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将必需用品一览表缩短了许多。这个那个写上去不少，随即勾掉。又加进不少，又勾掉。

我觉得十五岁生日是最适合离家出走的时间。这以前过早，以后又太晚。

为了这一天，上初中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努力锻炼身体。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我就去学柔道，成了初中生后也大体坚持下来了。但在学校里没参加体育俱乐部，一有时间就一个人跑马拉松，在游泳池游泳，去区立体育馆用器械锻炼肌肉，那里有年轻教练员免费教给我正确的伸展运动方式和器械使用方法——如怎样做才能使全身肌肉快速强劲，哪块肌肉日常生活中使用，哪块肌肉只能通过器械强化等等。他们教我卧举杠铃的准确动作。幸运的是我原本长得高，每天的运动又使肩部变宽，胸脯变厚。在不相识的人眼里，我应该足有十七岁。如果我十五岁而看上去又只有十五岁，那么所到之处势必麻烦缠身。

除去同体育馆教练员的交谈，除去跟隔一天上门一次的家政阿姨之间的三言两语以及学校必不可少的几句话，我差不多不向任何人开口。同父亲很早以前就回避见面了。一来虽然同在一个家，但活动时间段截然不同，二来父亲一天之中几乎所有时间都闷在位于别处的工作室里。何况，不用说我总是刻意避免同父亲见面。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中学，里面几乎全是上流家庭或有钱人家的子女。只要不出大格，就能直接升入高中。他们个个牙齿整齐、衣着干净、说话无聊。在班里我当然不受任何人喜欢。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这样的人不可能讨人喜欢。他们对我敬而远之，并怀有戒心。或者感到不快、时而感到惧怕也未可知。然而，不为他人理睬这点对我莫如说正中下怀，因为我必须独自处理的事堆积如山。休息时间我总去学校图书室，贪婪地阅读不止。

不过学校的课我还是听得相当专心。这是叫乌鸦的少年再三劝我做的。

初中课堂教的知识和技术，很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大用处，是这样的。老师也差不多全部不值一提。这我晓得。可你得记着：你是要离家出走的。而那一来，日后进学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此最好把课堂上教的东西——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点不剩地好好吸进脑袋。权当自己是块海绵。至于保存什么抛弃什么，日后再定不迟。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总的说来我对叫乌鸦的少年是言听计从的）。我全神贯注，让脑袋变成海绵，侧耳倾听课堂上的每一句话，使之渗入脑袋。我在有限时间里理解它们记住它们。这样，尽管课外几乎不用功，但考试成绩我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

肌肉如合金一般结实起来，我也愈发变得沉默寡言。我尽可能不让喜怒形之于色，留心着不使自己所思所想为老师和身边同学注意。我即将融入剧烈争斗的大人世界，要在那里边孤军奋战，必须变得比任何人都坚不可摧。

面对镜子，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泛出蜥蜴般的冷光，表情越来越僵硬麻木。回想起来，自己从不曾笑过，甚至连微笑都不曾有过——至少记忆中如此——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本身。

但是，并非任何时候我都能彻底保持静静的孤立。以为自己围筑妥当的高墙一下子土崩瓦解的时候也是有的。虽然不很频繁，但时而还是有的。围墙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崩毁，我赤身裸体暴露在世界面前。每当那时脑袋便一片混乱，极度混乱。况且那里还有预言。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水潭出现在那里。

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

平时静悄悄潜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你紧紧抓住靠近天花板的通风口，苦苦乞求外面的新鲜空气。然而从那里吸入的空气干燥得几乎起火，热辣辣地灼烧你的喉咙。水与渴、冷与热这理应对立的要素齐心合力朝你袭来。

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你寻求声音之时，那里惟有沉默；你寻求沉默之时，那里传来不间断的预言。那声音不时按动藏在你脑袋某处的秘密开关。

你的心如久雨催涨的大河。地面标识一无所剩地被河流淹没，并冲往一个黑暗的地方。而雨仍在河面急剧倾泻不止。每当在电视新闻里看见那样的洪水，你便这样想道：是的，一点不错，那就是我的心。

离家之前我用香皂在洗漱间里洗手、洗脸。剪指甲，掏耳，刷牙。花时间尽可能使身体清洁。在某种情况下，清洁比什么都重要。然后面对洗面台的镜子，仔仔细细审视自己的脸。那里有我从父亲和母亲那里——话虽这么说，母亲的长相我根本记不起来——作为遗传接受下来的脸。即使再抹杀脸上浮现的表情，再淡化眼睛的光亮，再增加身上的肌肉，相貌也是改变不了的。就算我深恶痛绝，也不可能把两条只能认为受之于父的又长又黑的眉毛和眉间深深的皱纹一把扯掉。如果有意，我可以除掉父亲（以我现在的力气，决非什么难事），也可从记忆中将母亲抹消。可是我无法将两人的遗传因子从身上驱逐干净。如果我想驱逐，只能驱逐我自身。

并且那里有预言。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我的体内。

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你的体内。

我熄掉灯，走出洗漱间。

家中充溢着又湿又重的沉默。那是并不存在的人们的低语，是死去的人们的喘息。我环顾四周，站住不动，深深呼吸。时针划过下午三时。两根针显得那般陌生，它们摆出一副中立面孔，不肯站在我这边。差不多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我拿起小型背囊，挎上肩。不知挎过多少回了，却觉得比往常沉重得多。

目的地定在四国⁽¹⁾。并无理由必须是四国。只是查看地图时，不知什么缘故，觉得四国像是自己应去之地。看了几次都觉得——或者不如说越看越觉得——那地方令我心驰神往。远在东京以南，海把它同本土隔开，气候也温暖。那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亲戚也没有，所以就算有人查寻我的行踪（我不认为会出现那样的人），也不至于把目光投向四国。

我在窗口接过预订的车票，坐上夜班大巴。这是去高松最便宜的交通手段，一万日元多一点点。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问年龄，没有人盯视我的脸。乘务员只是事务性地验票。

车上座位仅坐满三分之一。乘客大半都是和我一样的单客，车厢静得有些不自然。到高松要跑很长的路。看时刻表，大约要跑十个小时，明天早上到。但时间长短不在话下。倘说时间，现在的我可是要多少都有。晚上八点多汽车刚出总站，我就放倒椅背，躺下睡了过去。身体一沉进座位，意识就好像电池没电一样模糊起来了。

快半夜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时醒来，从廉价窗帘的缝隙看夜幕下的高速公路。雨点出声地猛打车窗，沿路排列的路灯变得隐隐约约。路灯宛如刻在世界上的刻度，以相同的间距无限延展开去。新灯光被拉到跟前，下一瞬间便成旧灯光闪去背后。意识到时，时针已移过半夜十二点，我的十五岁生日于是自动来临，就好像被谁推上前来似的。

“生日快乐！”叫乌鸦的少年说。

“谢谢。”我应道。

但预言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确认自己周围的墙尚未崩毁。我拉合窗帘，重新睡去。

(1)　四国：日本的岛名。有香川、德岛、爱媛、高知四县。下文的高松为香川县政府所在地。

第2章

本文件是美国国防部作为“绝密资料”分类和保管的，根据情报公开法于一九八六年解密公开。现在可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立档案馆（NARA）查阅。

这里记录的一系列调查，是按照陆军情报部杰姆兹·P·伍伦少校的指示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四月间实施的。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和哈尔德·片山曹长⁽¹⁾在山梨县××郡进行了现场直接调查。所有面谈的发问者都是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日语翻译由片山曹长担任，文件制作由威廉·克恩一等兵负责。

面谈进行了十二天，场所使用的是山梨县××镇公所的接待室。××郡××镇立××国民学校女教师、住在当地的一名医生、当地警察署所属两名警察、六名儿童分别回答了少尉的问话。

另外，所附1/10000及1/2000该地地图是内务省地理调查所绘制的。

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时间：1946年5月12日

题　　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

1944：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3-WWN

以下是事件发生当时同××镇立××国民学校四年级乙班责任教师冈持节子（26岁）面谈的记录。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面谈的附带资料索取编号为PTYX-722-SQ-118～122。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冈持节子是一位相貌端庄的小个子女性。有教养，责任心强，对问话的回答明确而诚实。只是看上去事件给她以不小震动，现在仍心有余悸。可以感受到她在清理记忆的过程中不时出现的高度精神紧张，话语亦随之变得迟缓。〉

记得时间大约是上午十点刚过，天空很高很高的上方出现银色的光闪。很鲜亮的银色，闪闪耀眼。是的，确确实实是金属反射的光。那光闪用相当长的时间从东向西缓缓划过天空。我们估计是B29。它正好位于我们的头顶，必须使劲扬头才能看见。天空蓝蓝的，万里无云，那光非常非常耀眼，能看见的，只是类似银色铝合金片那样的闪亮。

但不管怎样，它是位于很高的上空，高得看不见形状。这就是说，对方也看不见我们。所以不存在遭受攻击的危险，不必担心天上掉下炸弹。这样的深山密林，即便扔下炸弹也什么用都没有。我们猜想，飞机不是在前去空袭哪座大城市的途中，就是已空袭完毕返航。所以，看到飞机后我们也没怎么警惕，照样走路。倒不如说为那光闪的美丽所打动。

——根据军方记录，不存在那一时刻即1944年11月7日上午10时左右美军轰炸机或其他飞机飞经该地区上空的事实。

可是我和那里的十六个孩子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全都以为那是B29。在那之前我们也见过几次B29编队飞行，再说除了B29没有什么飞机能飞那么高。县内倒是有小型航空基地，有时也能看见日本飞机，但都很小，飞不了那么高。况且飞机铝合金的闪光方式同别的金属不一样，而用铝合金制造的飞机只有B29。只是看上去不是大型编队，仅有一架单飞，这让我们觉得有点儿蹊跷。

——你是本地人么？

不是。我出生于广岛，一九四一年结婚，婚后来到本地。丈夫也当老师，在本县中学教音乐，一九四三年应征入伍，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吕宋岛战役，战死了。听说在马尼拉市近郊为火药库站岗时受到美军炮击，起火爆炸死的。没有孩子。

——那时你带领的年级的儿童一共多少人？

男女总共十六名，除去请病假的两名，这就是年级的全体人员。男生八名，女生八名。其中五名是从东京疏散来的孩子。

我们是去野外实习，早上九点带着水筒和饭盒离开学校。说是野外实习，其实也没什么特别要学的。主要目的是进山采蘑菇和能吃的山菜之类。我们居住的一带是农村，粮食还不至于怎么困难，但食物绝对算不上充分。而强制性交纳的份额又不敢马虎，除了少部分人，大家都处于慢性饥饿状态。

所以，也鼓励孩子们去哪里寻找食物。非常时期，学习无从谈起。那种“野外实习”是当时大家经常做的。学校四周自然条件好，适宜“野外实习”的场所到处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算是幸运的。城里人全都忍饥挨饿。当时来自台湾和大陆的补给已彻底切断，城市里缺粮缺燃料，情况相当严重。

——班上有五个从东京疏散来的儿童，本地孩子同他们相处得好么？

就我的班来说，总的情形我想还算顺利的。当然，毕竟一个是乡下一个是东京中心，成长环境截然不同。使用的话语不一样，身上的衣着也不一样。本地孩子大半是贫苦农民子女，东京来的则多是公司职员或官僚家庭的孩子。因此很难说孩子们能互相理解。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两伙孩子之间总有一种别别扭扭的气氛。倒不是发生吵架或欺负谁那样的事，只是不晓得对方在想什么。所以本地孩子只跟本地孩子、东京孩子只跟东京孩子在一起。但两个来月一过，相互之间就混熟了。孩子们一旦一起玩得入迷，文化和环境的隔阂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请尽可能详细地说一下那天你领孩子们去的场所。

那是我们常去野游的一座山。山圆圆的，像扣着的木碗，我们一般叫它“木碗山”。山不怎么陡，谁爬都不费力，从学校往西走不远就到。爬到山顶，以孩子们的腿脚大约要两个小时。途中在树林里采蘑菇，简单吃个盒饭。较之在课堂上学习，孩子们更高兴这类“野外实习”。

高空出现的仿佛飞机的光闪，一下子使我们想起战争，但那只是一瞬之间。再说，总的来看我们都欢天喜地，心里美滋滋的。天气好得万里无云，风也没有，山里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只有鸟叫。在那里面行走起来，觉得战争什么的就好像发生在别处遥远的国家，跟我们两不相干。我们一起唱着歌走在山路上，不时学一声鸟叫。除去战争仍在继续这点，可以说是个十全十美的清晨。

——目睹类似飞机的东西之后，全体人员很快就进山了，对吧？

是的。进山距看见飞机不到五分钟，我想。中途我们离开登山路，进入山坡树林里踩出的小道。惟独这里坡比较陡。爬了十来分钟，来到一片林中开阔地。地方相当不小，像桌面一样平平整整。踏进森林之后，四下鸦雀无声，阳光遮没了，空气变得凉森森的，而单单这里是头顶也光朗朗的，小广场似的。我们班每次爬“木碗山”，差不多都到那里。因为那里——不知为什么——能让我们生出平和友爱的心情。

到“广场”后，我们歇口气，放下东西，然后分成三至四人的小组，开始采蘑菇。我定下的纪律是：不得走去互相看不到身影的地方。我把大家集中起来，再三强调这条纪律。虽说地方熟悉，但毕竟深山密林之中，一旦在里头迷路，也是很麻烦的事。但到底是一伙孩子，采蘑菇采入迷了，不知不觉就会把纪律忘去脑后。所以我总是一边自己采蘑菇，一边用眼睛数点孩子们的脑袋。

孩子们开始倒在地上，大约是在以“广场”为中心采蘑菇之后十分钟。

最初看到三个孩子一起倒地之时，我首先怀疑是吃了毒菇。这一带有许多很毒很毒的蘑菇，吃了足以致死。本地孩子虽然能够分辨，但还是会有似是而非的混进来。因此在拿回学校请专家鉴别之前，无论什么绝对不可入口——这点我固然一再叮嘱过，但孩子们未必全都听话。

我慌忙跑过去抱起倒地的孩子。孩子们的身体软成一团，活像被阳光晒软的橡胶。力气完全排空，像抱一个空壳似的。但呼吸十分均匀，用指头按在手腕，脉搏也基本正常。也不发烧，表情也平和，看不出痛苦的样子。不像是给蜂蜇了或被蛇咬了。单单是没有知觉。

最奇妙的是眼睛。那种瘫痪状态很接近昏睡的人，却不闭眼睛。眼睛极普通地睁着，像在注视什么，还不时眨一下。所以，并非睡了过去。况且眸子还缓缓转动，简直就像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浏览远方景物那样静静地左右移动。眸子有知觉存在，然而实际上那眼睛又什么都没看，至少不是看眼前的东西。我用手在眼前晃了晃，眸子也没出现像样的反应。

我依序抱起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的状态一模一样。没有知觉，同样睁着眼睛，缓缓地左右转动眸子。情形绝不正常。

——最初倒地的孩子是怎样的结构呢？

三个全是女孩儿。很要好的三个人。我大声呼唤三个孩子的名字，一个个拍她们的脸颊，拍得相当用力。然而没有反应，什么都感觉不出。我手心感到的似乎是某种硬硬的虚空。感觉极为奇异。

我想打发谁跑回学校。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把三个人事不省的孩子背回学校。于是我寻找腿脚最快的男孩儿。不料我站起身四下一看，发觉别的孩子也统统躺倒在地，十六个孩子一个不剩地倒地昏迷不醒。没倒地的、站着保有知觉的，惟独我自己。简直……战场一般。

——那时没觉出现场有什么异常？例如气味、声音、光。

（沉思片刻）没有。前面已说了，周围非常安静，平和得很。声也好光也好气味也好，都没有疑点。只是我班上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倒在那里。当时我觉得这世界上仅仅剩我一人，孤孤单单，比什么都孤单。感觉上只想不思不想地直接消失在虚空中。

但作为带队教师我当然负有责任。我马上振作起来，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坡，跑去学校求援。

(1)　旧日本军衔，陆军下士。

第3章

醒来时天快亮了。我拉开窗帘，观望外面的风景。雨虽已完全停了，但好像刚停不久，窗外闪入眼帘的一切无不黑糊糊湿漉漉的，滴着水滴。东面的天空飘浮着几朵轮廓清晰的云，每朵云都镶有光边。光色看上去既像不吉利，又似乎含带好意。由于观看角度的不同，印象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以一定的速度继续奔驰，传来耳畔的声音既不变高又不压低，引擎的旋转次数也全无改变。单调的声响如石臼一样流畅地碾压时间，碾压人们的知觉。周围乘客仍在座席上弓身昏睡，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醒着的只有我和司机。我们被卓有成效地、极为麻木地运往目的地。

喉咙渴了，我从背囊格袋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喝着温吞吞的液体。又从同一格袋里取出一盒苏打饼干，嚼了几片。饼干那令人怀念的干爽味儿在口腔里扩展开来。手表数字为4∶32。出于慎重，我确认了日期和星期几。数字告诉我自己离家后已过去了十三个小时。时间没有突飞猛进，也没有倒行逆施。我仍在过生日，仍在新人生的最初一天之中。我闭目，又睁开，再次确认手表的时间和日期，继而打开读书灯，开始看袖珍本。

五点过后，大巴不动声色地开下高速公路，停在一个服务站宽阔的停车场的一角。压缩空气的声音传来，前门打开。车内照明亮了，司机通过广播短短讲了几句：诸位早上好，辛苦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汽车准时到达高松站，现在在本服务站进行晨间休息，时间约二十分钟。五点三十分出发，请诸位按时返回。

几乎所有乘客都被广播吵醒了，默默地从座位上站起，打哈欠，懒洋洋地下车。到高松之前有不少人要在这里洗漱打扮。我也下车做了几个深呼吸，伸腰舒背，在清晨的新鲜空气中做了简单的挥臂动作，去洗脸间在洗漱台洗了把脸，琢磨这里究竟是哪里。走出来打量四周景物，景物没什么明显特征，无非普普通通的高速公路沿线地段。但也许是神经过敏，看上去总觉得山的形状树的颜色和东京有所不同。

进自助餐厅喝免费绿茶时，一个年轻女性走来坐在身旁的塑料椅上。她右手拿着刚在自动售货机买的纸杯咖啡——杯里冒出白气，左手拿着似乎同样在售货机买的装有三明治的小盒。

老实说，她的长相有些特别，或者不如说无论以怎样的好意来看都不算端正。额头宽宽大大，鼻子又小又圆，脸颊雀斑遍布，耳朵细细尖尖。总的说来五官搭配相当引人注目，甚至不妨说近乎胡来。但整体印象绝对不坏。看上去本人即使不对自己的容貌欣赏有加，也已经完全接受，相安无事。这点肯定很重要。其中带有的类似孩子气的东西给对方一种宽释感，至少让我释然。个子不很高，但身段苗条，而胸部又很大，腿形也够好看。

两个耳垂悬着薄金属片耳环，如飞机铝合金一般不时闪出耀眼的光。齐肩长发染成深褐色（几近红色）。上身穿一件粗条纹一字领长袖衫，肩挎一个不大的皮背囊，脖子上缠一件夏令薄毛衣。下身一条奶油色布质超短裙，没穿长筒袜。看光景刚在洗脸间洗完脸，前额几根头发如植物的细根贴在宽大的额头上，无端地给我一种亲切感。

“你是坐这班车的？”她问我。声音略微嘶哑。

“嗯。”

她皱起眉头啜一口咖啡。“你多大？”

“十七。”我说谎道。

“高中生吧？”

我点头。

“去哪儿？”

“高松。”

“那，和我一样。”她说，“你是去高松？还是回高松？”

“去。”我回答。

“我也是。那边有朋友，一个要好的女孩。你呢？”

“有亲戚。”

她点了下头，仿佛在说原来如此，便没再问下去。

“我也有个差不多和你同龄的弟弟。”她忽然想起似的说，“倒是因故很久没见了……对了，是的，你很像很像那孩子。没给人这么说过？”

“那孩子？”

“在那支乐队里唱歌来着，那孩子。在车上看见时我就一直那样想，但名字想不出来。想得很认真，脑袋差点儿想出窟窿，可就是不行。你也有这种情况吧——快要想出来了却想不出来。过去没给人说过长得像谁？”

我摇头。谁也没跟我说起这话。她再次眯细眼睛看我。

“像怎样的人？”我问。

“电视里的人。”

“电视里出现的？”

“是的，电视里出现的人。”她拿起火腿三明治，面无表情地嚼着，又喝了口咖啡，“在哪里一支乐队里唱歌的男孩儿。不中用啊，乐队的名称也想不起来了。一个讲关西方言的瘦瘦高高的男孩子。没印象？”

“不明白。不看电视的。”

她蹙起眉头，目不转睛地看我：“不看？一点儿不看？”

我默默摇头。不对，该点头不成？我点头。

“你不大说话。说也只说那么一句。总这样的？”

我一阵脸红。我不说话，当然也跟我本来就沉默寡言有关，不过声音高低还没把握好也是一个原因。我一般说话声音较低，但有时陡然拔高，所以尽量不讲长话。

“不说这个了。反正，”她继续道，“感觉上你是很像在那支乐队里唱歌、说话一副关西腔的男孩儿。你当然不会是关西腔。只是，怎么说呢……只是气质相似得很。感觉相当不错。”

她把微笑略微一改。那微笑一忽儿去了哪里，又很快转回。我的脸仍火辣辣的。

“如果换个发型，我看就更像了。再留长一点儿，用发胶让头发东一条西一缕竖起来。可能的话，真想这就给你弄弄。肯定像的。说实话，我是美容师。”

我点头，喝了口茶。自助餐厅里静悄悄的。没放音乐，不闻语声。

“不喜欢说话？”她单手托腮，以一本正经的神情问我。

我摇头：“哪里，没那么回事。”

“感到困惑什么的，不是这样？”

我再次摇头。

她把一块三明治拿在手上。草莓果酱三明治。她做出无法置信的表情，蹙着眉头。

“喂，不吃这个？什么草莓果酱三明治，是这世上我最看不上的东西之一，从小就一直看不上。”

我接过。我也决不中意草莓果酱三明治，但闷头吃了。她隔着桌子看我吃光吃完。

“求你一件事……”她说。

“什么事？”

“坐在你旁边座位一直坐到高松可好？一个人坐心里总好像不踏实，担心莫名其妙的人坐到身旁来，睡不安稳。买票时听说是一个个单座，实际上车却是双人座。到高松前想多少睡上一会儿。看样子你不像莫名其妙的人。怎样，不碍事？”

“碍事倒不碍事。”我应道。

“谢谢。”她说，“人说出门靠旅伴，是吧？”

我点头。感觉自己好像只会点头。可我又能说什么呢？

“往下是什么来着？”

“往下？”

“出门靠旅伴的下面。下面接的什么？想不起来。我语文以前就差劲儿。”

“人间靠温情。”我说。

“出门靠旅伴，人间靠温情。”她确认似的重复一遍，感觉上就像在用纸和铅笔一字一句记下，“嗳，这是怎么一个意思呢，简单说来？”

我想了想。想需要时间。但她耐心等待。

“偶然的相遇对于人的心情是相当重要的——是这个意思吧？我想。简单说来。”

她就此思考片刻，之后双手在桌面轻轻合拢。“的确是那样啊。我也认为偶然的相遇对于人的心情是相当重要的。”

我觑了眼表：五点半了。“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唔，是的。走吧。”她说，却又没有动身的样子。

“对了，这里到底什么地方？”

“这——，什么地方呢？”说着，她伸长脖子打量四周，一对耳环如熟透的果实受惊似的晃来晃去，“我也不大清楚。从时间上说，觉得该是仓敷一带。不过是什么地方都无所谓。高速公路服务站这东西，说到底不过是通过点罢了，从这边到那边。”她朝上竖起右手食指和左手食指，其间约有三十厘米距离，“场所名称任凭它叫什么。厕所和饮食。荧光灯和塑料椅。味道差劲的咖啡。草莓果酱三明治。那东西没有意义。要说什么意义，无非是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不对？”

我点头。我点头。我点头。

我们返回大巴时，乘客全部坐在那里，汽车拉开了迫不及待的架势。司机是目光冷冷的小伙子，较之巴士司机，更像水门管理员。他将满含责难意味的视线朝迟到的我和她身上投来，不过总算没说什么。她向他投以无邪的微笑，仿佛在说“对不起”。司机伸手按下拉杆，车门随着再次响起的压缩空气声关上。她怀抱小号旅行箱来到我旁边的座位。旅行箱不怎么样，像是在仓储式超市买的，不大，却很重。我把它举起，放进行李架，她道声谢谢，随即放倒靠背睡了过去。汽车等得忍无可忍似的开动了。我从背囊格袋里掏出书接着往下看。

她睡得很沉，不久随着转弯时的晃动把头搭在我肩上，就势停住不动。重并不很重。她闭着嘴，用鼻子静静呼吸。呼出的气极为均匀地落在我肩骨。低头一看，一字形领口闪出乳罩的细带。奶油色细带。我想像其前端的质地精巧的乳罩，想像下面的乳房，想像因我的手指而变硬的粉红色乳头。不是我刻意想像，而是不能不想像。结果，我当然挺了起来。硬硬地挺起，硬得不可思议：为何全身光那一部分变硬呢？

与此同时，一个疑念在我心中闪出：没准她是我的姐姐。年龄差不了多少。别具一格的长相倒是同相片上的姐姐大不一样，但相片那玩意儿是相信不得的。换个角度，照出的面孔甚至可以同实体判若两人。她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弟弟，也好久没见了。那个弟弟即便是我也该没什么奇怪。

我看她的胸。那圆鼓鼓隆起的部位随着呼吸如波纹缓缓起伏，令人联想到静静的雨幕下无边无际的大海。我是孑然独立在甲板上的航海者，她是大海。天空灰濛濛的，尽头处和同样灰濛濛的海面融为一体。这种时候很难区分天和海，将航海者同海区分开来也不容易。甚至难以区分现实境况和心的境况。

她手指上戴着两个戒指。不是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是在以年轻人为对象的杂货店买的便宜货。手指很细，却直而长，甚至有一种剽悍感。指甲短短的，精心修剪过了。淡粉色的指甲油。那双手轻轻放在从超短裙里探出的膝头上。我想碰那手指，当然实际没碰。熟睡中的她看上去像很小的孩子，尖尖的耳垂如小蘑菇从发间露出。不知何故，那耳朵给人以容易受伤害的印象。

我合上书，观望了一会儿窗外的景色，又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第4章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标　　题：RICE BOWL HILL INCIDENT，

1944：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4216-WWN

以下是同事件发生当时××镇开业的内科医生中泽重一（53岁）的面谈记录。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面谈的附带资料索取编号为PTYX-722-SQ-162～122。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中泽医生身材高大，面庞晒得黝黑，因此给人的印象较之医生更像是农场监工。待人诚然稳重温和，但说话简洁干脆，直言快语。眼镜深处目光炯炯有神，记忆力也似牢靠可信。〉

是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我是接到了镇立国民学校教导主任的电话，叫我去一下。我一直担当类似学校特聘医生的工作，所以对方首先跟我联系，听口气慌张得很。

他说有一个班全班去山上采蘑菇，当场失去知觉，而且好像全无知觉。惟独领队的班主任女老师没有丧失知觉，一个人下山求救，刚刚回到学校。但她惊慌失措，语无伦次，全然不知所云。惟一确切的是山里仍躺着十六个孩子。

我首先想到的是，既然去采蘑菇，那么就有可能吃了毒菇导致神经麻痹，而那一来就非同小可。蘑菇这东西由于种类不同毒性也不同，处置方式也不同。我们姑且能做的，不外乎让他们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吐空，清洗干净。但是若蘑菇毒性强并已消化到一定程度，就束手无策了。这地方每年都有几个人因毒菇丧命。

我先把能用来应急的药品一古脑儿塞入皮包，赶紧骑自行车冲到学校。学校里，两个接到报告的警察也来了。孩子们人事不省，需要人手抬到镇上。但正值战争期间，年轻男子几乎都进了军队。我和两个警察、年长的男老师、教导主任、校长、事务员以及班主任女老师朝山里赶去。那一带所有的自行车都收集起来了，数量仍不够就两人骑一辆。

——到林中现场是什么时候？

当时看表确认时刻来着，记得很清楚：十一时五十五分。一直骑到进山口那里不能再骑的地方，然后跑一样爬上登山道。

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已经程度不同地恢复知觉站了起来。几个来着？三四个吧，也就那样。虽说站起，但恢复得还不充分，摇摇晃晃爬了起来，感觉上就像四肢着地爬行。其余孩子仍躺在地上，但里面有几个也好像正在恢复知觉，恰如巨大的虫子在缓缓蠕动身体，光景甚是奇异。孩子们躺的是林中那块平得出奇的场所，秋天的太阳光灿灿地照在那里，就好像把那里切割开来了。十六个小学生以各种姿势倒在那里或其周围，有的动，有的一动不动，俨然前卫性剧照。

我竟至忘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屏住呼吸，好半天木然站在那里。不光我，赶来的每一个人看样子都多多少少陷入了暂时性麻痹状态。这么说也许奇妙，我甚至觉得自己阴差阳错目睹了普通人不该目睹的东西。因是战时，即使在这样的乡下，我们作为医生也总是做好应急准备的，知道作为一个国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冷静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那场景还是冻僵了我。

但我很快清醒过来，抱起倒地的孩子。是个女孩，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瘫软得如布娃娃。呼吸虽然稳定，但没有知觉。眼睛却又正常睁着，左右转动注视着什么。我从皮包里掏出小手电筒照射瞳孔。没有反应。眼睛尽管有看的功能并持续看着什么，但对光无动于衷。不可思议。我抱起几个孩子，试做同样的事情，反应全无二致。

接下去，我测试孩子们的脉搏和体温。记得脉搏平均五十到五十五，体温全部在三十六度以下，大约三十五度半吧。是的，作为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脉搏相当迟缓，体温偏低一度左右。嗅了嗅呼出的气，全然没有异味。喉和舌也没有变化。

一眼即可看出不是食物中毒症状。谁也没吐，谁也没泻，谁也没挣扎。如果吃下不好的东西，过了这么长时间，三种症状中至少出现一种。知道不像食物中毒，我暂且舒了口气。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揣度不出。

作为症状类似的是中暑。夏天孩子们时常中暑晕倒。一个晕倒，有时候周围孩子就像受到传染似的全部扑通扑通晕倒。但季节是十一月，而且是在凉爽的树林中，一两个倒也罢了，十六个孩子统统在这样的地方中暑是很难设想的。

其次想到的是瓦斯：毒瓦斯、可能损害神经的那类瓦斯。若问我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为什么会在这远离村落的森林中发生瓦斯，我也不知道。不过假定是瓦斯中毒，在理论上这种现象是可以解释的：所有人连同空气一起吸入瓦斯而晕倒在地。班主任老师之所以一人幸免，是因为瓦斯浓度稀薄，大人的身体碰巧足以抵抗。

对于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措施，我完全坠入五里雾中。我毕竟是如此乡间小镇的医生，不具有关于特殊毒瓦斯的专业知识，只有徒呼奈何而已。且是在山中，不可能打电话向专家咨询。只是作为实际问题，孩子们中有几人出现缓慢恢复的征兆，所以时间一长，知觉说不定会自然返回。诚然这是一味乐观的预想，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案。这么着，我就让他们先在那里静躺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那里的空气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这点我也留意来着，深深吸入好几次那里的空气，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气味。但那是普通山中的林木空气，一股树味儿，清爽宜人。那一带的花草也没看出异常。变形的、变色的东西也没发现。

我一个一个检查大约是孩子们晕倒之前采来的蘑菇。数量不很多，估计没采多久就晕了过去。无论哪个都是普普通通的食用菇。我一直在这地方当医生，对于蘑菇种类相当熟悉。当然，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把它们一起带回请专家检验。不出所料，全是没有毒性的普通蘑菇。

——那些失去知觉的孩子，除了眸子左右转动，没有其他什么不正常的症状或反应吗？例如瞳孔的大小，眼白的颜色，眨眼的次数等等。

没有。除了眸子活像探照灯左右转动之外，谈不上有不正常的地方，一切功能正常。孩子们在看着什么。更准确说来，孩子们似乎没有看我们能看见的东西，而在看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作为印象，与其说在看什么，莫如说“目击什么”更贴切。表情虽然没有，但整个印象十分安详，全然看不出痛苦或惊惧之类。我之所以想让他们照原样躺着观察一会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既然无痛苦表现，那么恐怕还是先躺着不动为好。

——瓦斯之说当场向谁提起了吧？

是的，提起了。但大家和我一样，谁都没有把握。某某人进山吸了毒瓦斯云云，简直闻所未闻。于是有人说——记得是教导主任——没准是美军撒下来的，扔了毒瓦斯炸弹。于是领队的女老师说，那么说来，进山前在天上是看见了像是B29的机影来着，并且正从山的正上方飞过。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说有那个可能，说不定是美军研制的新型毒瓦斯炸弹。美军研制新炸弹的说法，在我们住的那一带也广为流传。至于何苦把那玩意儿特意扔到这穷乡僻野，当然无人知晓。不过差错这东西世间是存在的，发生什么无可预料。

——就是说孩子们后来一点点自然恢复了？

正是。多么叫人欣慰的事。最初孩子们扭了扭身体，接着摇摇晃晃爬起身，知觉一点点恢复过来。那当中没有人叫苦喊痛什么的，恢复得非常安静，就像从酣睡中自然醒来。知觉恢复之后，眼神亦随之恢复正常。用手电筒照瞳孔，开始出现常人反应。不过到开口说话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感觉上就像人睡糊涂时一样。

我们试着问每个恢复知觉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全都怔怔的，好像问的是全然不知晓的事。进山开始在这里采蘑菇之前的事，孩子们好歹想得起来，但后来的记忆就消失了，连时间的推移都意识不到。开始采蘑菇，正采着“砰”一声落下帷幕，下一瞬间便被我们大人围着躺在地上。孩子们完全搞不清我们何以那么一本正经地吵吵嚷嚷，甚至好像对我们的存在感到惶恐。

遗憾的是，其中只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没恢复知觉。是从东京疏散来的，名字叫中田聪——应该叫这个名字。长得不高，白白净净的。惟独那孩子始终昏迷不醒。一直躺在地上，眸子转个不停，由我们背他下山。其他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动各自的双腿走下山去了。

——除掉那个叫中田的男孩儿，孩子们后来没留下什么症状吗？

没有，根本没发现肉眼看得见的异常症状，诉说痛苦或不舒服的人也没有。返回学校后，我逐一把他们叫来医务室量体温、用听诊器听心音、检测视力，能检查的基本检查了。还让他们计算简单的数字，闭目单腿直立。但身体功能一律正常，疲劳感也好像不明显。食欲也有。因为没有吃午饭，所有人喊肚子饿。递了饭团过去，全都吃得一粒不剩。

由于放心不下，我连续几天去学校观察遭遇事件的孩子们的情况，还把几个叫来医务室面谈几句，仍没发现异常。尽管在山里经历了足足两小时人事不省的怪事，但孩子们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完好无损，就连曾经发生过那样的事都好像无从记起。孩子们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过得顺顺利利。上课，唱歌，课间休息时在院子里欢快地跑来跑去。形成对照的是，带队的班主任女老师在事件之后精神上总好像振作不起来。

惟独叫中田的男孩过了一个晚上仍未恢复知觉，第二天被送往甲府一所大学附属医院。据说很快就转去了军队医院。总之再没回到镇上。关于那孩子的情况，直到最后也没告知我们。

山中那次孩子集体昏迷的事件，报纸概未报道。大概当局以扰乱人心为由未予批准。因是战时，军方对流言蜚语分外神经质。战局不妙，南方也在不断撤退，不断“玉碎”。美军对城市的空袭愈演愈烈。因此之故，他们害怕反战情绪在民众间扩展开来。我们也在几天后受到来巡逻的警察的警告，不许我们在这件事上多嘴多舌。

总而言之，那实在是个百思莫解的、事后感觉不好的事件。坦率地说，就像堵在胸口的什么。

第5章

大巴驶过濑户内海那座大桥时，我因睡着错过了看桥的机会。本来很想亲眼看一看仅在地图上见过的那座大桥。有人轻捅我的肩把我叫醒。

“喂喂，到了！”她说。

我在座位上直起腰，用手背揉揉眼睛，往窗外望去。的确，车慢慢停在了站前广场模样的场地上。清晨鲜亮的阳光充溢四周，闪闪耀眼而又不失温和，看上去与东京的阳光多少有些不同。我看表：6时32分。

她以疲惫不堪的声音说道：“啊，太久了，腰好像出毛病了，脖子也痛。夜班大巴这东西再不坐第二次了。价钱贵点儿也要乘飞机。乱气流也好，劫机也好，反正非乘飞机不可。”

我从头顶行李架上取下她的旅行箱和自己的背囊。

“名字叫什么呢？”我试着问。

“我的名字？”

“嗯。”

“樱花。”她说，“你呢？”

“田村卡夫卡。”我说。

“田村卡夫卡。”樱花重复一句。“奇怪的名字。倒是好记。”

我点头。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容易，成为另一个名字并不难。

她下车就把旅行箱放在地面，坐在箱上，从肩头挎的小背包格袋里取出手册和圆珠笔，飞快写罢，撕下一页递给我。上面写的像是电话号码。

“我的手机号码。”她苦着脸说，“我暂时住在朋友家。不过若是想见谁的话，可以往这儿打电话。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别客气。对了，不是说袖口相碰也……”

“也是前世缘。”我说。

“对对。”她说，“什么意思？”

“前世的因缘——人世间即使微不足道的事，也不是纯属巧合。”

她坐在黄色旅行箱上，拿着手册就此思考。“唔，这东西是一种哲学嘛。这样的想法或许不坏。倒是多少有点儿reincarnations⁽¹⁾或者New Age⁽²⁾的味道。不过么，田村卡夫卡君，这点你可得记住，我的手机号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告诉的。我要说的你可明白？”

我说谢谢，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页折起放进风衣口袋，又转念塞进钱夹。

“你在高松住到什么时候？”樱花问。

我说还不清楚。因为情况有可能使我改变计划。

她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略略歪起脖颈，样子像是说“也罢”，随即钻进出租车，轻轻挥了下手，就此去了哪里。我重新孑然一身。她的名字叫樱花，那不是姐姐的名字。但名字那东西是可以随便改的，特别是在企图从某人面前消失的情况下。

我事先预定了高松市内一家商务宾馆。我往东京的YMCA⁽³⁾打去电话，请其介绍了那家宾馆。据说通过YMCA介绍，房费可以大大降低。只是，低房费只限三个晚上，往下必须付普通房费。

若想节约开支，在车站睡长凳也是可以的。又不是寒冷季节，把随身带的睡袋摊在哪个公园里睡也未尝不可。问题是若给警察撞见，肯定要我出示身份证，而作为我无论如何都不愿碰上那样的麻烦。所以姑且最初三天预定了宾馆。往后的事往后再打算。

我走进车站附近一家面馆填肚子——四下一看，碰巧这家面馆在视野内。我生在长在东京，很少吃乌冬这种面条，但它还是跟我迄今吃过的任何乌冬面都不一样：新鲜，有嚼头，老汤也香气扑鼻。价格也便宜得惊人。由于太好吃了，又来了一碗。这么着，肚皮久违地饱了，充满幸福感。吃罢坐在站前广场长椅上，仰望晴朗朗的天空。我想我是自由了。我在这里自由得像空中的行云。

我决定黄昏前在图书馆打发时间。高松市附近有怎样的图书馆这点我早已查好。从小我就常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消磨时间。小孩子不想回家的时候，能去的场所很有限。不能进酒吧，不能进电影院。剩下的场所仅有图书馆，不要入场费，小孩子独自进去也没人说三道四。可以坐在椅子上尽情看书。放学回来，我就骑自行车去离家近的区立图书馆。休息日的大部分时间也一个人在那里度过。故事、小说、传记、历史，大凡那里有的，抓起什么看什么。面向小孩子的书大致看罢，就转去一般性书架，看大人们看的书。即使看不大懂的书我也坚持看到最后一页。看书看累了，便坐在有耳机的单人座上听音乐。因为对音乐一无所知，就从右边开始一个又一个依序听下去。如此这般，我遇上了埃林顿公爵、甲壳虫和《小小红色巡洋舰》等音乐。

图书馆好比我的第二个家。或者不如说，对我来说图书馆才是真正的家。每天跑图书馆，和女管理员们彻底成了熟人。她们记得我的名字，每次见面都打招呼，话语充满温情（我这人害羞得很，未能好好应答）。

高松市郊有一座私立图书馆，是一位有钱的世家用自家书库改建的。珍本书很齐全，建筑物和庭园也值得一看。曾在《太阳》杂志上看到过图书馆的照片，阔阔绰绰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客厅一般优雅的阅览室，人们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看书。看那照片时，我近乎不可思议地被强烈打动了，心想迟早务必找机会看一下这图书馆。图书馆名叫“甲村纪念图书馆”。

我去站内旅游观光介绍所打听甲村图书馆的位置。坐在服务台里的一位热情的中年女性给我一张观光游览图，在图书馆所在位置打了×，告诉我如何乘电车，并说乘电车到那个站要二十分钟左右。我道谢后查阅站内的时刻表，车大致每二十分钟开出一班。车来之前还有点儿时间，遂在站内小卖店买了可以当午饭的简单盒饭。

来的是只挂有两节车厢的电车。铁路穿过高楼栉比鳞次的繁华大街，穿过间有小商店和住宅的地段，继而从工厂和仓库前面经过。有公园，有公寓建筑工地。我脸贴车窗，出神地观看陌生地方的风景。在我眼里一切都那么新鲜。这以前我几乎没有见过东京以外城镇的风光。清晨的下行电车里空空荡荡，而另一侧月台上却如铃串一般站满了肩挎书包身穿夏令校服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将去上学。而我不同。我形单影只地奔往与他们完全相反的方向，乘坐的是与他们不同的铁路线。这时，有什么东西赶来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四周空气仿佛突然稀薄起来。我所做的果真正确不成？想到这点，心里七上八下。我强迫自己不再看他们的身影。

铁路沿海边穿行了一会儿，进入内陆。有郁郁葱葱的高高的玉米田，有葡萄架，有斜坡上种植的蜜橘。灌溉用的水池触目皆是，反射着早晨的阳光。弯弯曲曲流过平地的河水显得清凉凉的，空地上长满夏日的青草。狗站在铁路旁看电车通过。眼望如此风景的时间里，我的心重新充满温馨平和的情思。不要紧的——我深吸一口气，这样自言自语。只能这样前进了。

出了站，我按那位女性的指点沿一条老街往北走。街两旁全是民房围墙，不间断地伸展开去。我生来第一次目睹这么多花样翻新的围墙。黑色的板墙，白色的土墙，花岗岩砌的石墙，石墙上的树墙。四下一片寂静，空无人影，车都几乎不经过。深深吸气，一股淡淡的海潮味儿。海岸一定很近。侧耳倾听，却不闻涛声。远处似乎正在施工建楼，电锯声如蜜蜂振翅一般低低传来。从车站去图书馆，路上到处有带箭头的小指示板，不会迷路。

甲村纪念图书馆堂而皇之的大门前面，长着两株风姿绰约的梅花树。进得门，一条沙石路拐来拐去，园木修剪得整整齐齐，一片落叶也没有。松树、桂花树、海棠、杜鹃。树木之间有几座古旧的大石灯笼，小水池也闪现出来。不一会儿，来到馆门跟前。门厅样式非常考究。我站在敞开的门前犹豫片刻，不知该不该进去。它同我知晓的任何图书馆都不一样。可是，既然特意找来，还是不能不进。跨进门厅，马上见到服务台，坐在那里的青年给存了东西。我放下背囊，摘下太阳镜，拉掉帽子。

“第一次来这里？”他问。声音轻松而沉静。相对说来，音量颇高，但流畅平滑，丝毫不觉刺耳。

我点头。声音发不出。我很紧张。根本没料到给人这样问。

他指间夹着刚削好的长铅笔，饶有兴味地打量了一阵我的脸。铅笔是黄色的，带着橡皮。青年个头不高，眉清目秀。与其说漂亮，或许不如说美丽更为确切。上身穿一件白色棉质扣领长袖衫，下面一条橄榄绿粗布裤。上下均无皱纹。头发偏长，低头时前发挡住额头，他不时突然想起似的用手一撩。衬衫袖挽在臂肘，手腕细细白白。眼镜框纤细精致，同他的脸形十分谐调。胸前别着写有“大岛”字样的塑料胸卡。同我知晓的任何图书馆员都不一样。

“书库自由出入。有要看的书，直接拿去阅览室即可。只是，贴有红色标签的珍本书，每次看时都要填写索阅卡。那边右侧资料室有卡式索引和检索用的电脑，需要时尽可自由使用。书不外借。没有杂志和报纸。禁止拍照，禁止复印。饮食去院子长凳。五点闭馆。”之后，他把铅笔放在桌上，补充一句，“高中生？”

“是的。”我深呼吸一次后答道。

“这里和普通图书馆有所不同，”他说，“以特殊专业书籍为主。主要是过去的歌人、俳人⁽⁴⁾等的旧书。当然一般性书籍某种程度上也是齐全的。不过特意从远处坐电车来的人大多是专门研究那方面文献的，不至于有人来看史蒂芬·金。你这样年纪的人极为罕见。偶尔倒是有研究生院的进修生来。对了，你是研究短歌或俳句的？”

“不是。”我回答。

“就有那样的感觉。”

“我这样的人来也不要紧吗？”我怕自己的声音露出马脚，战战兢兢地问。

“当然。”他浮起微笑，十指在桌面并拢，“这里是图书馆，想看书的人一律欢迎。再说——自是不敢大声说——我对短歌俳句也没多大兴趣。”

“好气派的建筑物啊。”我说。

他点头道：“甲村家自江户时期以来代代是酒业巨子，上一代在书籍收藏方面是全国有名的人物。所谓以书为乐吧。那位父亲，也就是上上一代本身也是歌人。由于这个关系，许多文人来四国时都到这里，如若山牧水、石川啄木、志贺直哉等等。大概住起来舒坦吧，有人住了很久都不走。可谓在文艺类的东西上面不惜钱财的藏书世家。这样的家族一般说来总会在某一代倾家荡产，幸运的是甲村家属于例外。爱好归爱好，家业并不马虎。”

“有钱人呐。”我说。

“大大的有。”他约略扭起唇角，“或许没战前多，不过如今钱也绰绰有余。所以才能维持这么气派的图书馆。通过财团化来减少继承税的目的当然也是有的，但那是另一回事。如果对这座建筑物有兴趣，今天两点有个不大的旅行团，你可以加进去。每周一次，星期二。今天恰好星期二。二楼还藏有珍稀书画，建筑上也是让人兴趣盎然的房子，看一看没有损失。”

我说谢谢。

他微微一笑，像是说不客气，随即再次拿起铅笔，用尾部的橡皮橐橐敲击桌面，声音非常温和，仿佛在鼓励我。

“您当向导吗？”

大岛现出笑意：“我不过是帮工。有位叫佐伯的女士是这里的负责人，即我的老板。她也算是甲村家的亲戚，由她当向导。人非常到位，你也必定中意，我想。”

我走进天花板很高的宽宽敞敞的书库，在书架间转来转去寻找能引起兴趣的书。天花板有几道粗硕壮观的横梁。窗口泻入初夏的阳光。窗玻璃朝外开着，从那里传来院里小鸟的鸣叫。确如大岛所说，前几排书架多是歌人俳人方面的书：歌集、句集、评论、传记。地方史的书也不少。

里面书架排列着一般人文方面的书：日本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个人全集、古典、哲学、戏曲、艺术概论、社会学、历史、地理……拿在手上翻开，不少书从书页间漾出久远年代的气息。那是长久安息在封面与封面之间的深邃的知识和敏锐的情感所释放的特有芳香。我把那芳香吸入肺腑，浏览数页，放回书架。

最后，我从几册一套的装帧精美的巴顿版《一千零一夜》中挑出一册，带去阅览室。这是很早以前我就想看的书。刚刚开门的图书馆阅览室里只有我一人。我可以独占这优雅的房间。与杂志上的照片一样，天花板高高的，空间大大的，气氛暖暖的。大敞四开的窗口时有清风吹来。洁白的窗帘悄悄摇曳。风仍夹带海岸气味。沙发的坐感无可挑剔。房间一角放着竖式钢琴。心情简直就像来亲朋好友家玩耍。

坐在沙发上东看西看的时间里，我意识到这房间正是我长期寻求的场所。我无疑是在寻找仿佛世界凹坑那样静谧的地方，可是迄今为止那只是个虚拟的秘密场所。那样的场所居然实际存在于某处，对此我还不能完全信以为真。我闭目合眼，大口吸气，于是它像绵软的云絮驻留我的心间。感觉妙不可言。我用手心慢慢抚摸套着奶油色外罩的沙发，之后站起身走到竖式钢琴跟前，打开琴盖，十个手指轻轻放在微微泛黄的键盘上，又合上琴盖，在带有葡萄花纹的旧地毯上来回踱步。我拉了拉开窗关窗用的旧拉杆，拧亮落地灯，熄掉。一幅一幅看墙上挂的画。然后重新坐回沙发，开始接着看书，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上。

到了中午，我从背囊中掏出矿泉水和饭盒，坐在临院的檐廊上吃午饭。各种各样的鸟儿飞来，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或飞下池畔饮水或梳妆打扮。有的鸟从未见过。一只蛮大的褐色猫刚一露头，鸟们便慌慌张张飞起。而猫对鸟不屑一顾，只顾在踏脚石上悠然自得地晒太阳。

“今天学校放假？”回阅览室前再次存放背囊时，大岛问道。

“不是放假，但我自己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我字斟句酌地回答。

“拒绝上学？”

“或许。”

大岛别有意味地注视我：“或许？”

“不是拒绝，只是决定不去。”我说。

“只是不动声色地、自发地终止上学？”

我点头。我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按柏拉图《盛宴》中阿里斯托芬的说法，远古神话世界里有三种人。”大岛说，“这个知道？”

“不知道。”

“古时候，世界不是由男和女，而是由男男和男女和女女构成的。就是说，一个人用的是今天两个人的材料。大家对此心满意足，相安无事地生活。岂料，神用利刀将所有人一劈两半，劈得利利索索。结果，世上只有男和女，为了寻找本应有的另一半，人们开始左顾右盼，惶惶不可终日。”

“神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呢？”

“把人一劈两半？这——，为什么我也不知道。神干的事情基本上都让人捉摸不透。动不动就发脾气，又有时过于——怎么说呢——理想主义的倾向。若容我想像，大概类似某种惩罚吧，就像《圣经》上的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原罪。”我说。

“对，原罪。”大岛把长铅笔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保持平衡似的缓缓晃动，“总之我要说的是，人一个人生存是很不得了的事。”

我折回阅览室，继续看《小丑阿布·阿尔·哈桑的故事》，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男男和男女和女女？

时针指在两点，我放下正在看的书，从沙发上起身，参加建筑物参观团。担任向导的叫佐伯的人是一位四十五六光景的瘦削的女性。作为那个年代的人，个头或许算高的了。她身穿蓝色半袖连衣裙，外面披一件薄些的奶油色对襟毛衣，姿势非常得体。长发在后面轻轻束起，相貌显得典雅而睿智。眼睛漂亮，唇角无时不漾出影子般的淡淡笑意。倒是表达不好，反正感觉上是一种圆满完结的微笑。它使我想起一小片日光，想起某种只能在有纵深感的场所生成的形状特别的一小片日光。我居住过的野方家院子里有那样的场所，有那样的日光。我从小就喜欢那块日光驻足的位置。

她给我的印象十分强烈而又带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我想，此人若是自己的母亲该有多好。每次见到美丽的（或感觉好的）中年女性我都不由这样想：此人若是自己的母亲该有多好。无须说，佐伯实际是我母亲的可能性差不多是零。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说，一点点可能性还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母亲的长相，名字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她没有理由不得是我的母亲。

参加参观团的，除了我只有从大阪来的一对中年夫妇。太太体态丰满，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丈夫则偏瘦，发型就像用钢毛刷把硬硬的头发死活按倒躺下。眼睛细细额头宽宽，俨然时刻凝望水平线的南方海岛雕塑。交谈主要由太太开口，丈夫随声附和。此外丈夫或点头或表示赞赏或不时嘟囔一句无法听清的不连贯的话语。两人的装束与其说是来图书馆，不如说像去登山。双双身穿到处是口袋的防水马甲，脚登坚不可摧的系带皮鞋，头戴登山帽。那或许是这对夫妇每次外出旅游时的装束。不像是坏人。没觉得此两人若是自己的父母该有多好，不过得知参加参观团的并非仅我一人，多少有些释然。

一开始佐伯介绍了甲村纪念图书馆诞生的原委，内容和大岛告诉我的大体一致。建馆宗旨是将数代当家人收集的图书、文献、书画向一般人公开，以期对地区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以甲村家私有财产设立了财团，财团负责图书馆的经营。根据需要有时也举办讲演会、室内音乐会等活动。建筑物在明治初期原本作为甲村家的书库兼客房使用，大正时期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建成二层楼，里边为投宿文人准备的居室也更漂亮了。大正至昭和初期诸多著名人物来甲村家访问，留下了各自的足迹。为表示他们对允许寄宿的感激之情，歌人留下短歌，俳人留下俳句，作家留下书法，画家留下画。

“二楼展览室里有许多精选的宝贵文化遗产，请诸位参观。”佐伯说道，“就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而主要通过甲村家这样带有业余爱好者性质的无官无位的富人之手培育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就是说，他们发挥了文化活动赞助商的作用。香川县之所以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歌人、俳人，甲村家自明治以来连续几代在当地为高素质艺术群体的形成和维持倾注心血这一事实也是其背景之一。关于这一令人深感兴趣的文化团体的形成缘起和发展，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研究专著、随想录、回忆录出版或发表，那些文献完好保存在阅览室之中。如有兴趣，敬请翻阅。

“甲村当家人代代都对文艺深有造诣，独具慧眼，或许是血统所使然。他们区分真伪，仅对真正优秀的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仅对高远的志向加以精心培育。只是——诸位也知道——世间并不存在绝对准确无误的鉴赏眼光。令人惋惜的是，未受到他们的赏识因而未得到应有待遇的优秀作家也并非没有。例如同俳人种田山头火有关的作品，遗憾的是几乎废弃一空。据来客签名簿，山头火数次在此投宿，每次都有俳句和书法留下，但当家人视为‘无非满口大话的讨饭和尚’而未用心对待，作品多被抛弃。”

“哎呀，可惜啊可惜，”从大阪来的太太不胜惋惜地说，“山头火若是现在，可就值大钱了。”

“您说得不错。但当时的山头火默默无闻，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不少事情不到日后是无从知晓的。”佐伯微笑着说。

“正是，正是。”那位丈夫附和道。

接着，佐伯领我们转了一楼：书库、阅览室、珍贵文献贮藏室。

“建造这间书库时，当时的当家人大胆舍弃那种纤巧的富有文人情趣的京都茶室样式，而采用了民居式、农舍式风格。不过——诸位一看即可明白——同房子框架的粗犷豪放形成对照的是，家具用品、书画裱装则相当考究，不惜工本。比如这天花板同拉门上框之间，雕刻的流畅华丽就是无与伦比的，据说建造期间悉数汇集了四国地区的能工巧匠。”

之后，一起沿楼梯上到二楼。楼梯部分形成空阔的天井。黑檀木扶手磨得光艳艳的，似乎轻轻一碰即可留下指印。转角平台的正面窗扇镶着五彩玻璃，图案是小鹿伸长脖子吃葡萄。二楼有两个客厅和一个大厅。大厅里过去想必铺满榻榻米，也能开宴会和聚会来着。现在已铺上地板，墙壁挂着很多书画挂轴和日本画。中间有个大大的玻璃展柜，里面摆着纪念品和有来历的物件。客厅一个西式一个日本式。西式客厅有宽大的写字台和转椅，现在也好像有人用来写东西。写字台背后的窗口可以看见一排松树，树间隐约现出海面水平线。

大阪来的夫妇一边念说明书，一边逐个看大厅里的物品。妻子大声说罢对什么的感想，丈夫便予以鼓励似的连声附和，两人之间似乎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我对展品没多大兴趣，便转着圈看建筑物结构的细部，正审视西式客厅时，佐伯走了过来。

“如果有兴趣，坐坐那椅子也可以的。”佐伯说，“志贺直哉和谷崎润一郎都曾坐过。当然，椅子倒不和当时的完全相同。”

我试着坐在转椅上，双手静静放在桌上。

“如何，觉得能写出什么吧？”

我有点脸红，摇摇头。佐伯笑了笑，折回隔壁夫妇那边。我坐在椅上注视了一会儿她的背影，注视她腰肢的扭动和脚步。所有动作都显得无比自然和优雅。说我固然说不好，总之其中好像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看上去她在通过背影向我诉说什么，诉说不能诉诸语言的什么，诉说无法当面传达的什么。然而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我不明白的事很多很多。

我在转椅上坐着不动，四下打量房间。墙上挂一幅绘有此地海岸风景的油画，式样虽老，但颜色新鲜。写字台上摆一个大烟灰缸，一个绿罩台灯，按下开关，好端端放出了光明。正面墙壁挂一老式黑钟，样子蛮滑稽，但时针指的时间准确。木地板很多地方都磨秃了，走上去低声吱呀作响。

参观完了，大阪来的夫妇向佐伯道谢回去，说夫妇同时参加了关西一个短歌协会。太太倒也罢了，可这位丈夫能吟出什么短歌呢？光是当应声虫和点头总不至于写出短歌，那里边需要有自发性的东西才是。或者说惟独吟咏短歌时此人从某处搬来现成的什么不成？

我返回阅览室接着看书。下午阅览室来了几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戴着看书用的老花镜。戴上老花镜，人们的脸形都好像差不多。时间过得非常缓慢。人们只在这里安安静静专心读书，没有人说话。也有人趴在桌面上做笔记，而大部分人则默默看书，也不改换姿势，在各自的座位上看得全神贯注，和我一样。

五点我合上书，放回书架，走出图书馆。

“早上几点开门？”我问。

“十一点。休星期一。”他说，“明天还来？”

“如果不添麻烦的话。”

大岛眯细眼睛看着我：“哪里谈得上麻烦，图书馆本来就是想看书的人来的地方。一定再来。对了，你总是拿着那样的东西走？像很重似的。里面到底装的什么？南非金币？”

我一阵脸红。

“算了算了，说着玩的。又不是真想知道。”大岛用铅笔头上的橡皮顶住右侧太阳穴，“那，明天见。”

“再见。”我说。

他没有扬手，举起铅笔作答。

我乘上来时那列电车回到高松站，在车站附近一家看样子便宜的饭馆里点了炸鸡块套餐和蔬菜色拉，饭多要了一碗。吃罢喝温吞吞的牛奶，又在小超市买了两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以便半夜饿时充饥，之后朝要住的宾馆走去。走得既不太快，又不过慢。走法跟极普通的人一样，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注意。

宾馆规模固然不大，但属于典型的二流商务宾馆。我在前台住宿登记簿写上假住所假姓名假年龄，预付了一天的房费。我有点紧张，但他们根本没向我投以疑神疑鬼的目光，也没有大吼大叫——“喂喂，别乱弹琴，我们心里一清二楚，你不是离家出走的十五岁少年吗？”一切都是事务性的，风平浪静。

我踩着发出“咔嗒咔嗒”不吉利声响的楼梯爬到六楼。房间细细长长，冷漠的床，硬硬的枕，小小的桌，不大的电视，晒得褪色的窗帘。洗澡间仅有壁橱大。无沐浴露无洗发液。从窗口看见的只是邻楼的壁。但是有屋顶、水龙头有温水流出，光凭这点就必须谢天谢地。我把背囊放在地板上，在椅子上坐下，让身体适应这个房间。

我自由了。我闭起眼睛，就自己自由了这点思索一阵子。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自由这东西是怎么回事。现在明白的只是自己成了孤身一人。孤身一人住在陌生的地方，如丢了指南针丢了地图的孤独的探险家。莫非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连这点我都稀里糊涂。于是我不再思索。

在浴缸里泡了很久，在洗漱台细细刷牙，躺上床后又看了一会儿书。书看累了，打开电视看新闻。同今天一天我身上发生的事相比，哪条新闻都毫无生气无聊至极。随即关掉电视，缩进被窝。时针已划过十点，但一时很难入睡。新地方的新一天。这天也是我十五岁生日。一天的大半在那座不可思议而又无疑充满吸引力的图书馆度过。遇见几个新人。樱花。大岛和佐伯。庆幸的是都不是那类给我威胁的人。兆头或许不错。

接下去，我想到野方的家和此刻应该在那里的父亲。对于我的突然失踪他有怎样的感觉呢？看不见我他会一阵释然还是为之困惑呢？或者几乎无动于衷亦未可知。甚至有可能觉察不出我的不在。

突然一阵心血来潮，我从背囊里拿出父亲的手机，接上电源，试着按了按东京家里的号码。立刻响起呼叫音。相距七百公里之遥，呼叫声却像打给隔壁房间一般清晰。意料不到的新鲜感令我吃惊。又按了一次，关掉。心脏跳动加快，久久不能平复。电话活着，父亲还没有取消电话号码合同，说不定尚未发觉手机从书桌抽屉中消失。我把手机放回背囊格袋，熄掉枕边灯，合上眼睛。梦也没做。这么说来，已有很久很久没做梦了。

(1)　意为“（灵魂的）再生”、“转世”。

(2)　新时代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主要在西岸）的半宗教运动，其信奉者热衷于各种迷信活动。

(3)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之略，基督教青年会。

(4)　从事日本传统诗歌（和歌、短歌）和俳句创作的人。

第6章

“你好！”已进入老年的男子招呼道。

猫略略抬起脸，很吃力地低声回应寒暄。一只很大的老年黑猫。

“天气好得很嘛！”

“啊。”猫应道。

“一片云也没有。”

“……现在没有。”

“好天气持续不下去？”

“傍晚就可能变脸。有那样的感觉。”黑猫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脚，然后眯缝起眼睛，重新端详男子。

男子微笑着看猫。

猫摸不着头脑，困惑少顷，随后转念说道：“噢，你么……会讲的。”

“那是。”老人不无羞赧地说，像表示敬意似的从头上摘去皱皱巴巴的棉登山帽，“也不是任何时候同任何猫君都能讲。不过如果事事一帆风顺，总可以这么讲上几句。”

猫“唔”了一声，算是简洁地发表感想。

“我说，在这里稍坐一会儿可以么？中田我多少有点儿走累了。”

黑猫慢慢欠身，长胡须一抖一抖地动了几次，打了个险些脱落下巴的大哈欠。“可以可以。或者不如说可以也罢不可以也罢，愿意坐哪里就坐哪里好了。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多谢。”男子挨猫坐下，“啧啧，从早上六点多一直走到现在。”

“哦——，那么，你……是姓中田喽？”

“是的，小姓中田。猫君，您呢？”

“姓名忘了。”黑猫说，“不是说全然不曾有过，只是活着活着那东西就用不上了，所以忘了。”

“那是。用不上的东西很快就会忘掉，这点中田我也不例外。”男子搔着头说，“听您这么说，您猫君不是被哪户人家饲养的？”

“往日确实给人家养过，可现在不同。倒是时不时去近处几户人家讨食吃……养就不算被养的。”

中田点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那么，把您猫君称为大冢君好么？”

“大冢？”猫不无诧异地盯住对方的脸，“什么呀，那是？我何苦……叫哪家子大冢？”

“不不，没什么特殊含义。中田我忽然想到罢了。没有名字不容易记，因而适当取了一个。有了名字，必要时还是方便的。比如说吧，某月某日午后在××二丁目空地遇见黑猫大冢君并说了话——如此这般，即使中田我这样脑袋不好使之人也可以将事物归纳得井井有条，也就容易记住。”

“唔。”黑猫说，“不大明白啊！猫没那个必要。气味啦形状啦，接受实有的东西即可。也没什么不方便的么。”

“那是，这点中田我也明明白白。可是大冢君，人可不那样。为了记住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如何都需要日期和名字什么的。”

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端的不便。”

“诚哉斯言。必须记的事那么多，的确不便之至。就中田我来说，也不得不记知事大人的姓名，不得不记公共汽车的编号。不过且不说这个了，那么将您猫君称为大冢君不碍事么？但愿您不至于不快。”

“若问是否愉快，的确不怎么愉快……话虽那么说，也并非特别不快。所以么，也没什么太碍事的，叫大冢君。如果想那么叫就叫好了。倒是有点儿觉得事不关己似的。”

“承您那么说，中田我也非常欣喜，非常感谢，大冢君。”

“不过，你作为人，讲话方式多少与众不同。”大冢说。

“那是，大家都那么说。可是中田我只能这么讲话。张口就是这样子，因为脑袋不好使。并非一直脑袋不好使，而是小时候遇上事故才变得不好使的。字也不会写，书啦报啦也不会读。”

“非我自吹，我虽然也不会写什么字，”说着，猫舔了几下右前爪的肉球，“但脑袋不好不坏，不方便也谈不上。”

“那是，猫君们的社会完全是那样的。”中田说，“可是在人类社会，若不会写字，那就是脑袋不好使；若不会读书看报，那就是脑袋不好使。此乃金科玉律。特别是中田我的父亲——早已去世了——是很了不起的大学老师，专门研究金融学来着。另外中田我有两个弟弟，两个都脑袋好使得很。一个在叫伊藤忠的地方当部长，另一个在叫通产省的地方工作。都住在大房子里，吃鳗鱼。单单中田我一个人脑袋差劲儿。”

“可你不是能这样跟猫讲话吗？”

“那是。”中田说。

“不是谁都能跟猫讲话的吧？”

“正是正是。”

“那怎么能说脑袋不好使呢？”

“那是，那不是。就是说，这里边的名堂，中田我不大明白。但中田我从小就一直听人家说我脑袋不好使、脑袋不好使，因此只能认为实际上脑袋不好使。站名认不得，也就不能买票坐电车。在公共汽车上如果出示残疾人士特别通行证，倒是好歹能坐上。”

大冢不含感情地“唔”一声。

“如果不会看书写字，就没办法找到活干。”

“那，你靠什么生活？”

“有补贴。”

“补贴？”

“知事大人赏给的钱。住在野方一座叫松影庄的公寓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还是可以的。”

“生活好像不那么坏的……我觉得。”

“那是。不坏不坏，如您所说。”中田说，“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又活得自由自在。另外么，不时有人求我这么找猫，可以得到像是礼金那样的东西。不过，这可是瞒着知事大人的，请别告诉任何人。因为如果像这样有多出来的钱，补贴说不定会被取消。虽说是礼金，数额其实也没多少，但可以偶尔吃上一顿鳗鱼。中田我喜欢鳗鱼。”

“鳗鱼我也喜欢哟！只是很早很早以前吃过一次，什么味儿都很难想起了。”

“那是。鳗鱼尤其是好东西，同别的食物多少有所不同。这世上，吃的东西有的可以再添一次，可据中田我所知，鳗鱼哪里也不再添。”

空地前的路上有个年轻男子牵着一条拉布拉多大狗走来。狗脖子上缠一条大花手帕。狗斜眼瞟了大冢一下，径自离去。两个坐在空地上沉默片刻，等狗和男子走远。

“你说找猫？”身为猫的大冢问。

“那是。寻找下落不明的猫君。中田我因为能和猫君讲几句，所以能够东跑西跑搜集信息，有效地寻找丢失了的猫君的去向。这么着，人们都说中田我找猫有两下子，到处有人求我去找迷路的猫君。近来很少有哪一天不去找猫。不过有一条：中田我懒得远走，找的范围仅限于中野区内。若不然，中田我自己下回反倒迷路回不来了。”

“那，现在也在找迷路的猫了？”

“那是，正如您所说。现在寻找的是一岁的三毛猫，名字叫‘胡麻’。这里有相片。”中田从肩上挎的包里摸出彩色复印的相片给大冢看。

“就这只猫。戴一个褐色防虱项圈。”

大冢伸过脖子看相片，随后摇摇头。

“这个么，这家伙没有见过。大凡这一带的猫，我基本无一不晓，可这个不晓得。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是么。”

“那么说，你是找这猫找很久了？”

“哦——，今天是……一、二、三，是第三天。”

大冢沉思一会儿说道：“我以为你也知道来着——猫这东西，是习惯性很强的动物，大体上生活循规蹈矩，不喜欢大的变化，除非有特殊情况。所谓特殊情况，就是性欲或事故什么的，基本不出这两种。”

“那是。中田我也大致那样认为。”

“若是性欲，不久安稳下来就回来了。你，可懂得性欲？”

“那是。经验诚然没有，但大致情况还是能把握的。是小鸡鸡的勾当吧？”

“是的，是小鸡鸡那码事。”大冢以奇特的神情点了下头，“但如果是事故，就很难返回了。”

“那是，言之有理。”

“另外，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性欲驱使下晃晃悠悠跑去很远的地方，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不错不错，中田我若跑出中野区，也可能找不到回来的路。”

“我也有过几次那样的事，当然是年轻得多的时候。”大冢忽然想起似的眯细眼睛说，“一旦找不到回家路，脑袋就嗡的一声，眼前一团漆黑，一下子六神无主。那可不是好玩的。性欲这玩意儿实在伤透脑筋。问题是那时候脑袋里反正就那一件事，前前后后的事压根儿考虑不来。那……就是所谓性欲。所以，对了，叫什么名字来着，那只不见了的猫？”

“您是指胡麻？”

“对对。这胡麻嘛，作为我，也准备设法找一找，助你一臂之力。在哪户人家娇生惯养的一岁三毛猫，世上的事肯定一无所知。吵架吵不赢，吃的自己都找不上。可怜可怜。不过遗憾的是，还真没见过那只猫。最好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是么。那么就依照您的指教，去别的方向找找看。在您大冢君正睡午觉的时候贸然打扰了，非常抱歉。过几天还可能来这里转转，届时如您发现胡麻，务请告知中田我一声。这么说也许失礼——一定最大限度地答谢。”

“哪里，能和你交谈，真是有趣。过几天……请再来。只要天气好，这一时间我大多在这块空地。如果下雨，就在这石阶下面的神社里。”

“好好，多谢多谢。中田我也为能同您大冢君讲话感到十分高兴。虽然能同猫君讲话，可也不是哪一个都能这么顺顺当当谈得来，也有我一搭话就如临大敌默默跑去哪里的猫君。我倒只是寒暄一声……”

“那也难怪。就像人与人各所不一，猫也……多种多样嘛。”

“有理有理。中田我其实也是那样想的。世间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猫。”

大冢伸腰舒背仰望天空。太阳将午后金色的光线倾泻在空地上，但那里也隐约荡漾着雨的气息，大冢感觉得出。

“对了，你说你小时候遭遇事故，致使脑袋有点不妙了——是这样说了吧？”

“是的，正是，是那么说来着。中田我九岁时遇上的事故。”

“什么样的事故？”

“那——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据别人说，像是得了一种不明所以的热病，中田我三个星期都没恢复知觉，那期间一直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好容易恢复了知觉，那以前的事却忘得一干二净了。父亲的长相、母亲的脸庞、写字、算术、住房的样式……就连自己的姓名都忘了，忘个精光。就像拔掉浴缸的塞子，脑袋里空空如也，成了空壳。事故发生前，据说中田我是个成绩出众的优等生。不料突然晕倒在地，醒来时中田我脑袋就报销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常为这个流泪。就是说，中田我脑袋的不好使致使母亲不能不流泪。父亲倒没流泪，却经常发脾气。”

“可另一方面，你可以同猫讲话了。”

“是那样的。”

“唔。”

“而且身康体健，再没得过什么病。没有虫牙，眼镜也不用戴。”

“依我之见，你脑袋好像并不差。”

“果真那样的么？”中田歪头沉思。“可是大冢君，如今中田我六十都早已过了。六十过后，脑袋不好使也好，大家不理睬也好，都习以为常了。即便不坐电车也能活下去。父亲业已过世，再不至于挨打。母亲也已不在，不会再流泪了。因此，时至今日若是有谁突然宣布你脑袋不差，中田我可能反而不知所措。脑袋不再不好使，一来可能使我领不到知事大人的补贴，二来说不定不能用特别通行证乘公共汽车。怎么搞的，你脑袋不是不差的吗——如果给知事大人这么训斥，中田我是无话可说的。所以，中田我觉得还是就这样脑袋不好使为好。”

“我的意思是：你的问题点并不在于你脑袋的不好使。”大冢神情肃然地说。

“果真那样的么？”

“你的问题点么，我以为……怕是你的影子有点儿浅淡。一开始看见你我就想来着，你掉在地上的影子只有常人一半左右的浓度。”

“那是。”

“我嘛，过去也曾见过一次这样的人。”

中田略微张嘴，注视大冢的脸：“您说以前也见过一次，那可是中田我这样的人？”

“嗯。所以你讲话的时候我也……没怎么吃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很早很早，我还年轻时候的事。不过，长相也好姓名也好场所也好时间也好什么都记不得了。如你刚才所说，猫没有那种意义上的记忆。”

“那是。”

“而且，那个人的影子也像另一半弄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样浅淡。”

“噢。”

“所以，较之找什么迷路的猫，你恐怕最好认真寻找一下自己的另一半影子。”

中田拉了几下手里登山帽的帽檐：“实话跟你说，这点中田我也或多或少觉出来了，觉出好像影子浅淡。别人没觉察到，可我自己心里明白。”

“明白就好。”猫说。

“不过刚才也说了，中田我已经上了年纪，大概来日无多了。母亲已经死了，父亲也已死了。脑袋好使也罢不好使也罢，字会写也罢不会也罢，影子完整也罢不完整也罢，时候一到都要挨个死掉。死了烧掉，烧成灰放进鸦山那个地方。鸦山位于世田谷区，进入鸦山墓地，大概就什么都不想了。不想，迷惘也就没了。因此，中田我就现在这样不也蛮好的么？再说，中田我如果可能的话，在有生之年不想到中野以外的地方去。死后去鸦山自是奈何不得。”

“怎么认为当然是你的自由。”大冢说罢，又揉了一阵子肉球，“不过么，影子的事最好还是多少考虑考虑。作为影子也可能觉得没面子。假如我是影子……就不愿意只有一半。”

“那是。”中田说，“是那样的，或许那样。这事以前还从未考虑过，回去慢慢考虑。”

“考虑就好。”

两个沉默良久。随后中田静静立起，小心拍去裤子上沾的草，把皱巴巴的登山帽重新扣回脑袋。他扣了好几次，使帽檐以平时角度向下倾斜。帆布包挎到肩上。“实在非常感谢。您大冢君的意见对中田我十分宝贵。请多多保重身体。”

“你也保重。”

中田离开后，大冢又在草丛中躺倒，闭起眼睛。到云来下雨还有些时间，便再不思考什么，沉入了短暂的睡眠。

第7章

七点十五分在大厅旁边的餐厅吃早餐：烤面包片、热牛奶和火腿鸡蛋。包含在房费里边的商务宾馆的早餐，无论怎么看对我都不够量。转眼之间就打扫进了肚囊，几乎没有吃的感觉。不由四下张望，但全然不见另有面包上来的样子。我喟叹一声。

“不是奈何不得的么！”叫乌鸦的少年说道。

注意到时，他正坐在餐桌对面。

“你已经不在可以大吃特吃自己中意食物的环境中了，毕竟你已离家出走，你务必把这一事实输入脑袋。这以前你总是早早起床吃够量的早餐，这以后就行不通了，必须仅靠所给的东西活下去。胃会根据食物的多少而改变大小的说法你也在哪里听说过吧？往后你势必确认是否果真如此。一来二去胃就会小下去的，但到那一步需要时间。能忍受得了？”

“忍受得了。”我说。

“必须那样。”叫乌鸦的少年说，“因为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我点头。

“那么，你就不能老是盯着空盘子不动，要马上采取下一个行动。”

我依他说的，站起身，采取下一行动。

我走去宾馆服务台，试着交涉住宿条件。我说自己是东京一所私立高中的学生，来这里写毕业小论文（我就读学校的高中部实际上有此制度），每天去有专门资料的甲村图书馆。要查阅的东西比预想的多，无论如何都要在高松停留一个星期，可是预算有限，所以在此住宿期间，能否特别允许自己一直——而不是规定的三宿——以通过YMCA联系的低房费住宿。房费每天提前一天付给，不会添麻烦的。

我在脸上浮现出因遇到困难而多少有些不知所措的那种家教良好的少年可能浮现的表情，对那里值早班的年轻女性简短地说了自己面临的（编造的）情况。我一没染发，二没戴耳环，上身是拉尔夫·劳伦白色短袖运动衫，下面同是拉尔夫·劳伦牌奶油色粗布长裤，脚上是新的最高档的苹果牌轻便运动鞋。牙齿洁白，身上发出洗发液和香皂味儿，敬语也用得有板有眼。只要我有意，我是可以给年长者以好印象的。

她默默听我的话，略略翘起嘴唇，点了下头。她长得不高，白衬衫外面套一件宽松些的绿色制服。虽然有些困意，但动作干脆利落，一个人熟练地处理着早晨的业务。年龄或许同我姐姐不相上下。

“情况大体明白了，我个人是不好说什么，但关于房费可以同经理商量一下。结果如何我想到中午就可晓得的。”她事务性地说（但我已感受出了她对我怀有好感），说罢问了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记在本本上。我不知道交涉能否顺利，或者弄巧成拙亦未可知——例如有可能让我出示学生证，也可能要跟家里联系（住宿登记簿上记的当然是胡乱编的电话号码）。但即使冒这样的风险，尝试一下的价值总该是有的，毕竟我手头的钱有限。

我在宾馆大厅的公共电话号码簿上查了公营体育馆的电话号码，询问健身房里边有什么器材。我所需要的器材基本一应俱全，费用为六百日元。我问了其所在位置和从车站如何去，道谢放下电话。

我折回房间，背起背囊出门。东西满可以放在房间里，钱也可以寄放在出租保险箱里——那样或许更安全，但可能的话，我还是想时时带在身上。现在它似乎已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从站前汽车总站坐公共汽车去体育馆。当然我很紧张，感觉脸有些僵。我这样年龄的少年平日大白天一个人去体育馆，说不定有人上前查问。这里终究是陌生之地，我还未能把握人们到底在这里想的什么。但谁也没注意我。自己反倒产生一阵错觉，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人。我在入口默默付费，默默接过钥匙。在更衣室换上短运动裤和轻便T恤。做伸展运动放松肌肉的时间里，我开始一点点镇静下来。我置身于我这一容器之中。我这一存在的轮廓，随着“咔嚓”一声轻响完整地合在一起锁上了。足矣。我在平时的位置。

我开始循环锻炼。一边用MD随身听听“王子”音乐，一边足足用一个小时按以往的顺序在七台健身机上练了一遍。原以为地方公营体育馆里无非老式器材，但实际上全是令人惊叹的东西。四下一股崭新的不锈钢味儿。一开始我以较少的负荷做了一次循环，继而加大负荷做第二次循环。用不着一一写进表格，适合于自己身体的重量和次数全都在我的脑袋里。全身很快冒汗。练的过程中须补充好几次水分。我喝矿泉水，嚼来时路上买的柠檬。

固定的循环锻炼进行完毕，我冲了个热水淋浴，用带来的香皂擦洗四肢，用洗发液洗头发。包皮刚刚翻上来的阳物要尽可能保持清洁。腋下、睾丸和肛门也一丝不苟地洗了。量罢体重，我裸体站在镜前检查肌肉硬度，然后在洗漱台洗了被汗水浸湿的短运动裤和T恤，用力拧干装进塑料袋。

出了体育馆，坐公共汽车返回车站，走进昨天那家面馆吃热气腾腾的乌冬面，一边慢慢吃一边打量窗外。站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身穿不同的衣服，提着东西，脚步匆匆，想必带着各自的目的赶往某处。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如此男女的身影。蓦地，我想到距今百年之后。

百年之后，置身此处的人们（也包括我）应该从地上荡然无存，化为尘埃化为灰烬。如此一想，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这里所有的人或物都显得虚无缥缈，仿佛即将被风吹散消失。我伸开自己双手定定地细看。我到底为了什么如此东奔西窜呢？何苦这么苦苦挣扎求生呢？

但我摇摇头，不再往外看，不再想百年后的事。要想现在的事。图书馆有该看的书，体育馆有要对付的器材。考虑那么远的事又有什么用呢！

“必须那样，”叫乌鸦的少年说，“毕竟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我和昨天一样在车站小卖店买了盒饭，带上电气列车。到甲村图书馆是十一点半。服务台里仍坐着大岛，他身穿蓝色人造丝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一条白牛仔裤，一双网球鞋，正在伏案看一本厚厚的书。旁边放着昨天那支（大概）黄色铅笔，前发垂在额前。我一进去，他抬头微微一笑，接过背囊。

“还没返校？”

“学校不返了。”我实话实说。

“图书馆倒是不坏的选择。”说着，大岛回头看身后的钟确认时间，然后又回到书上。

我去阅览室接着看巴顿版《一千零一夜》。一如往日地，我一旦沉下心翻动书页，中途便欲罢不能。巴顿版《一千零一夜》里虽然也收有和我过去在图书馆看的儿童版本一样的故事，但故事本身很长，加上插图多细节多，根本不像同一故事。诱惑力大得多。猥琐、杂乱、色情的故事和莫名其妙的故事比比皆是。然而那里充满着（正如钻入神灯的神人）常识框架所收勒不住的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这点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比之站内熙来攘往数不胜数没有面孔的男男女女，一千多年以前编造的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要生动得多逼真得多。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一点钟，我又走进院子，坐在檐廊里吃自带的盒饭。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大岛走来，说有我的电话。

“电话？”我不由语塞，“我的？”

“我是说，假如田村卡夫卡是你名字的话。”

我红着脸站起身，接过他递来的无线听筒。

电话是宾馆服务台那位女性打来的，大约是想核实我白天是否真在甲村图书馆查东西。听声音，似乎因知道我并非说谎而放下心来。她说刚才同经理商量了，经理表示尽管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一来是年轻人，二来情况又特殊，往下几天就也还是按YMCA联系的房价留住好了。又补充说眼下不是很忙，这种程度的通融还是可以做到的。

她还说经理也说了：那座图书馆口碑很好，好好查阅就是，不用着急。

我舒了口气，道声谢谢。说谎固然让我内疚，但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事。我挂断电话，把听筒还给大岛。

“提起来这里的高中生，也就只有你，所以我猜想是你。”他说，“我说每天从早到晚闷头看书来着。这倒也是真的。”

“谢谢。”我说。

“田村卡夫卡？”

“是那样的名字。”

“不可思议的名字。”

“可那是我的名字。”我坚持道。

“不用说，你是看过弗兰茨·卡夫卡几部作品的喽？”

我点头：“《城堡》、《诉讼》、《变形记》，还有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

“《在流放地》，”大岛说，“我喜欢这篇。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短篇里边我也最喜欢那篇。”

“真的？”

我点头。

“什么地方？”

我就此思索。思索需要时间。

“较之力图叙说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卡夫卡更想纯粹地机械性地解说那架复杂的机器。就是说……”我又思索片刻，“就是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比任何人都真切地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与其说是叙说状况，莫如说他是在阐述机器的细部。”

“果然。”说着，大岛把手放在我肩上。动作中让人感觉出自然而然的好感。“唔，弗兰茨·卡夫卡没准也会赞同你的意见。”

他拿着无线听筒走回楼内，我仍坐在檐廊里一个人吃另一半盒饭，喝矿泉水，观赏院子里飞来的小鸟。也许是昨天见过的鸟们。空中密密实实布满薄云，蓝天已无处可寻。

我关于卡夫卡小说的回答想必得到了他的认同，或多或少。不过我真想说的大概未能传达过去。我不是作为泛论来谈卡夫卡小说的，而是就极其具体的事物加以具体的表述。那种复杂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不是比喻，不是寓言。可是这点不仅仅大岛，恐怕谁都理解不了，无论怎么解释。

回到阅览室，在沙发上坐下，重返巴顿版《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周遭的现实世界如电影场景淡出一样渐渐消失，我孤身一人深入字里行间。我比什么都喜欢这一感觉。

五点离开图书馆时，大岛在服务台里看同一本书。衬衫依然全无皱纹，额前依然垂着几缕头发。他背后的墙壁上，电子挂钟悄然而流畅地向前推进着秒针。大岛周围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整洁，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样的举止。他扬起脸，把背囊递给我。举起来时，他皱起眉头，仿佛很重。

“你是从市内坐电车来这儿的？”

我点头。

“如果天天来，带上这个好了。”他递过半张A4纸大小的纸片。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图书馆之间铁路电车时刻表的复印件。“车基本按时刻表运行。”

我道谢接过。

“嗳，田村卡夫卡君，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大可能一直在宾馆住下去吧？”他字斟句酌地说，说罢用左手指确认铅笔芯的尖细度。无需他一一确认，笔芯尖得甚是完美。

我不作声。

“我无意多管闲事。只是，无非是顺便问一问罢了——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一个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

我点头。

“往下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还是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

“还不大清楚。先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想。何况也无别的地方可去。”我老实回答。

我觉得对于大岛，一定程度上不妨据实相告。他还是会尊重我的立场的，不至于满口说教或把常识性意见强加于我。但现在我还不想对任何人说得过多。本来我就不习惯对别人坦白什么或解释自己的心情。

“暂且想一个人干下去？”大岛问。

我略略点头。

“祝你好运！”

这种几乎一成不变的——除去细节——生活可以持续七天。六点半给报时钟叫醒，在宾馆餐厅吃俨然某种象征的早餐。服务台里若有头发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就扬手寒暄一句。她也微微歪头一笑，回一句寒暄。看上去她已开始对我怀有好感，我也对她感到亲切。没准她是我姐姐，我想。

在房间里做罢简单的伸展动作，到时间就去体育馆进行循环锻炼。同样的负荷，同样的次数，既不超额，又不减量。冲淋浴，上上下下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再量体重，确认身体有无变化。上午乘电车来到甲村图书馆。存背囊和接背囊时同大岛交谈两句。在檐廊里吃午饭。看书（看完巴顿版《一千零一夜》，开始看夏目漱石全集，因为有几册一直没看）。五点离开图书馆。白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体育馆和图书馆度过，而只要在那里，就绝不会有人注意自己，因为逃学的孩子不至于去这样的地方。晚饭在站前饭馆吃。尽量多吃蔬菜。时不时在果蔬店买来水果，用从父亲书房拿来的小刀削皮吃掉。还买黄瓜和西芹在宾馆卫生间洗净，蘸蛋黄酱直接嚼食。又在附近小超市买来软包装牛奶，连同麦片等一起入肚。

回到宾馆，就伏在桌上写日记，用随身听听“电台司令”（Radio head），看一会儿书，十一点前上床睡觉。入睡前时而手淫。我想像着服务台的女孩，那时便将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脑海。电视则几乎不看，报纸也不过目。

我这种中规中矩、内敛而简朴的生活的崩毁（当然早晚总要崩毁）是在第八天晚上。

第8章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题　　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

1944：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6-WWN

同东京帝国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冢山重则（52岁）的面谈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内进行了约三个小时。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问话的附带索取编号为PTYX-722-267～291（注：但271及278资料损缺）。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冢山教授保持了专家应有的镇定态度。在精神医学领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学者，迄今已有数种优秀著作出版。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说话不含糊其辞，明确区别事实与假设。战前曾作为交换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待过，能讲相当流畅的英语，想必多数人对他怀有信赖感和好感。〉

我们以接受军令的形式对那些孩子进行了紧急调查，同他们面谈。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受军方请求或命令是极其例外的事。如您所知，他们在自己组织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医疗系统，加之原本就是着眼于保密的自成一统的组织，所以大多情况下都在内部解决，除了需要专门领域研究人员和医师的特殊知识、技术的场合，根本不会有求于民间医师和研究人员。

因此，有话传下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猜测那是“特殊场合”。老实说，不喜欢在军方指示下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寻求的不是学术性的真实，而是符合他们思维体系的结论或单纯实效性。不是能与之讲理的对象。然而正是战时，军令是违抗不得的，只能默默遵命从事。

我们在美军空袭之下，在大学研究室里艰难地继续着各自的研究。学生和研究生们差不多都被召去当兵了，大学成了空架子。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缓期应征之类的待遇。我们接受军方命令，暂时中断已经着手的研究，带上大致应带的东西乘火车朝山梨县××镇出发。我们一行三人：我，精神医学专业的一个同事，加上一直同我们合作研究的一个脑外科研究方面的医生。

我们首先被严肃告知：以下所说之事乃军方机密事项，一概不准外传。接下去我们听取了本月初发生的事件。十六个孩子在山中昏迷不醒，其中十五名后来自然恢复知觉，但有关那一过程的记忆全部丧失。惟独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没恢复记忆，仍在东京陆军医院昏睡。

事件发生后就一直负责给孩子们治疗的军医从内科角度详细叙述了治疗经过。是一位叫远山的少校军医。军医中有不少人较之纯粹的医师，性质上更近于但求保身的官僚。幸运的是他是位现实而又出色的医生，即使对属于外人的我们也一概没有傲慢或排他性态度。他毫无保留地将必要的基础事实告诉我们，讲得客观而具体，病历也全部让我们看了。他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解明事实。我们对他有了好感。

我们从军医交给的资料中得知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医学角度看来孩子们身上没留下任何影响。不管怎样检查，事件发生至今一直未发现任何——无论外科的还是内科的——身体性异常。孩子们的状态同事件发生前一模一样，极为健康地生活着。细致检查的结果，几个孩子体内找出寄生虫，但不值得特别提及。诸如头痛、呕吐、体痛、食欲不振、失眠、倦怠、腹泻、做噩梦等症状统统没有。

只是在山中为时两个小时的没有知觉的记忆从孩子们脑袋里失去了。这点无一人例外。甚至自己倒地时的记忆都没有。那部分丢得利利索索。较之记忆的“丧失”，更接近“脱落”。这不是专业术语，是现在姑且使用的。“丧失”与“脱落”之间有很大差异。简单说吧，对了，请想像相互连接着正在铁道上行驶的货物列车好了。其中一节车上的货物没有了。光是没有货物的空车即是“丧失”；而若不仅货物，连车皮本身也一并不见则是“脱落”。

我们就孩子们吸入某种毒气的可能性谈论了一番。远山军医说，这点当然是考虑对象，而这一来军方必然与事件有关。在眼下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不能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往下说的属于军事机密，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

他的话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陆军确实在秘密研制毒气和生物武器等化学武器，但主要在总部设于中国大陆的特殊部队内部进行，日本国内除外。因为在人口密集的狭小国土上实施，危险委实太大。至于那样的武器是否贮藏在国内，在此不好对你们细说，但至少现阶段山梨县内没有，这点可以保证。

——军医断言说山梨县内没有贮藏毒气等特殊武器，是吧？

是的。他说得很明确。作为我们只能信以为真，印象上也好像相信亦未尝不可。而且美军从B29空投毒气的说法，作为可能性是极低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研制那样的武器并决定使用，应当先在反应大的城市使用才是，而从高空往这样的荒山野岭投掷一两颗下来，就连产生怎样的效果都无从确认。何况，就算因为扩散而变得稀薄了，但若仅仅致使儿童的知觉失去两小时、后来又未留下任何痕迹，这样的毒气也是不具有军事意义的。

另外，据我们理解，无论人工毒气还是大自然中产生的有毒气体，都很难认为不会给身体留下任何痕迹。尤其对比成年人敏感而抵抗力弱的儿童身体来说，必定在眼睛和黏膜等部位留下某种作用的遗痕。至于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可以依据相同的理由予以排除。

而这样一来，往下就只能认为是同心理问题或脑组织有关的问题。并且，假设事件是这种内在原因所引起的，那么不言而喻，从内科或外科角度查找遗痕是极其困难的。其遗痕是肉眼看不见的、无法用数值表示的东西。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理解了自己被军方特意叫来的缘由。

我们同遭遇事故失去知觉的所有孩子进行了面谈，也听取了带队老师和特聘校医的说法。远山军医也参加了。但面谈几乎未能使我们获得新的情况，无非再次确认军医的介绍。孩子们对事件丝毫不记得，他们看见仿佛高空发光飞机的物体，之后上了“木碗山”，开始在树林中采蘑菇——时间在此中断。往下记得起来的，仅仅是被慌慌张张的老师和警察们围在中间，自己躺在地上。身体状况没什么不妙，没什么痛苦，没什么不快。惟独脑袋有点晕，同早上醒来时一样，如此而已。所有孩子的话都如出一辙。

在结束面谈的阶段，作为可能性大大地浮上我们脑海的，理所当然是集体催眠。倘若将老师和校医在现场观察到的孩子们在失去知觉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同样假定为集体催眠，那也决非不自然。眼球正常转动，呼吸、脉搏和体温略微偏低，记忆荡然无存。情形大体吻合。带队老师之所以没有失去知觉，可以认为是由于导致集体催眠的什么因故未对大人产生作用。

至于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能确定。作为泛论惟一可以断言的，是集体催眠需具备两个因素，一是该集体密不可分的同质性和他们所处状况的限定性，另一个是媒介物，而这直接的“导火线”必须是全体成员同时体验到的东西。就这一场合而言，例如有可能是他们进山前目睹的仿佛飞机的物体。全体同时看到了，数十分钟后开始晕倒。当然这也不过是假设。虽说此外无法明确印证，但有可能存在能够成为媒介物的什么。我在“终究不过是假设”的前提下，向远山军医暗示了“集体催眠”的可能性，我的两个同事也基本赞同。这同我们从事的研究课题正巧有关，尽管不是直接的。

“听起来好像合乎逻辑。”远山军医考虑一会儿说道，“倒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但作为可能性恐怕是最大的。不过有一点不好明白：那么，又是什么解除了集体催眠呢？这里边势必存在所谓‘逆向媒介物’……”

我老实回答说不知道。那是眼下阶段只能以进一步的假设作出回答的问题。我的假设是：可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动解除的那类系统。也就是说，维持我们身体的系统本来就是强有力的，纵使被一时置于其他外部系统的控制之下，也会在一定时间过后拉响所谓的警笛，启动应急程序将封锁原有身体维持系统的异质物——这种场合即催眠作用——排除掉，摧毁错误程序。

我对远山军医解释说：这里没有资料，遗憾的是无法引用准确数字。总之类似的事件过去外国有过几例报告，并且都是作为无法查明原因的“谜团事件”加以记录的——许多儿童同时失却知觉，数小时后醒来，其间的事一点也不记得。

也就是说，此次事件当然属于稀有事件，但并非没有先例。一九三○年前后英国德文郡一座小村庄边上发生了一起奇特的事件。在乡间土路上排队行走的三十几名初中生没有什么来由地突然一个接一个倒地人事不省，但几个小时后全体恢复知觉，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直接以自己的双腿走回了学校。医生立即对所有学生进行身体检查，然而医学上没查出任何异常。谁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上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澳大利亚也有同类事件记录。在阿得雷德郊区，约十五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郊游途中昏迷不醒，过了一些时间又全部恢复知觉，外伤、后遗症概未发现。有人说或许是日光作用，但所有人几乎同时失去知觉同时醒来而又全然不见中暑症状终究作为谜团留了下来。也有报告说那天并不太热，大概因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所以姑且说成是中暑。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年少的男孩女孩作为集体在距学校不很远的地方全部同时失去知觉，又几乎同时恢复知觉，事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是所有事件的共同特征。关于在场的大人，报告中既有和孩子们同样失去知觉的例子，又有未失去知觉的例子，似乎各所不一。

此外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事例。作为留下足以成为学术资料的明确记录或者资料的，这两例有代表性。然而山梨县发生的事件则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事项：剩下一个仍处于未解除催眠或知觉丧失的状态。理所当然，我们认为那孩子的存在恐怕是查明事件真相的关键。我们结束现场调查返回东京，赶去收容那个男孩儿的陆军医院。

——陆军关心此次事件，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可能同毒气武器有关，是吧？

是那样理解的。确切情况与其问我，莫如问远山军医更合适，我想。

——远山军医少校已于1945年3月在东京都内履行职责时死于空袭。

是吗？令人惋惜。这场战争使很多有为之人失去了生命。

——不过，军方得出的结论是事件并非所谓“化学武器”引起的。原因还不明确，但似乎认为同战争的发展无关。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那样理解的。那时军方已终止了对事件的调查。陆军医院之所以仍把名字叫中田的昏迷不醒的少年留下，仅仅是因为远山军医少校对该事件怀有个人兴趣，而他当时在医院内又拥有某种程度的酌情处理权限。这样，我们每天去陆军医院或轮流睡在那里，从各个角度对人事不省地躺在床上的少年情况加以观察研究。

他的身体功能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运行得极其顺畅。靠点滴摄取营养，有条不紊地排尿。晚上一关房间的灯他就合眼入睡，到了早上又睁开眼睛。知觉的确失却了，但除此之外，他过的好像是健康正常的生活。虽说是昏睡，却似乎不做梦。人做梦的时候，眼珠的转动和面部表情必然出现反应，知觉同梦中活动相呼应，心跳次数随之增多。然而此类征兆在中田少年身上一概没有。心跳次数也好呼吸也好体温也好比通常诚然低一点点，但稳定程度令人吃惊。

说法或许离奇，看上去就像只把作为容器的肉体暂且留在那里看家，将各种生物体水准一点点降低，仅维持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功能，而本人这一期间却跑往其他什么地方干其他事去了。“魂体离脱”这句话浮上我的脑海。这话您知道吧？日本古代故事里经常出现，说灵魂暂时离开肉体，跑去千里之外，在那里大功告成后重新返回肉体。《源氏物语》中也常有“活灵”出现，也许和这个相近。里面说不光已死之人的灵魂会离开肉体，即便活着的人——如果本人朝思暮想的话——也能同样做到。或者日本关于魂的这类想法从古至今作为自然存在物是一脉相承根深蒂固的，但对这样的东西进行科学论证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作为假设提出都有所顾忌。

现实中要求我们做到的，不用说，首先是让那少年从昏睡中醒来，让他恢复知觉。我们拼命摸索用来解除催眠作用的“逆向媒介物”。我们尝试了大凡想到的办法，领来孩子的父母让两人大声呼唤，如此持续数日，但没有反应。尝试催眠术用的所有把戏；施以各种各样的暗示，在他脸前用各种方式拍手；让他听耳熟能详的音乐；在耳畔朗读教科书；让他闻他喜欢的饭菜味儿；还领来了他家养的猫——少年喜爱的猫。总之千方百计想把他唤回这边的现实世界。然而效果是零，真正的零。

不料，当我们尝试了两个星期，已经束手无策万念俱灰心力交瘁之时，少年一下子醒了过来。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奏效才醒的，醒得毫无征兆，“刷”地睁开眼睛，就好像在说规定时间已到。

——那天没有什么与平日不同的事吗？

没有任何值得特别提及的事，一切照常进行。上午十时许，护士给少年采血，刚采完血她憋不住咳了一声，采出的血洒在床单上。量不是很多，床单马上换了——若说与平日不同的事，至多这算一桩。少年睁眼醒来大约在那之后三十分钟。他突如其来地从床上坐起，挺直腰，环视四周。知觉也恢复了，从医学角度看来处于无可挑剔的健康状态。然而时过不久，得知他所有记忆都从脑袋里不翼而飞了，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无从记起。自己住的地方、上的学校、父母的长相……一样也想不起来。字也不认得了。这里是日本、是地球都不晓得，甚至何为日本何为地球都莫名其妙。他把脑袋彻底弄得空空如也，以白纸状态返回这个世界。

第9章

知觉恢复的时候，我正躺在幽深的灌木丛中，在潮湿的地面上躺成一段圆木。四下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我让头仍旧搭在扎得丝丝作痛的灌木枝上，深深吸了口气。一股夜间植物味儿。一股泥土味儿。狗屎味儿也混在里面。从树枝间可以看见夜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而天空竟亮得出奇。遮蔽天空的云如电影银幕一般映出地面的光亮。传来救护车的嘶叫声，渐渐临近，又渐渐远离。侧耳倾听，来往汽车的轮胎声也隐约可闻。看来我好像位于都市的一角。

我想尽量把自己按原样归拢到一起，为此必须东奔西跑把自身的碎片收集起来，一如一块不少地认真拾起拼图玩具的小块块。这样的体验好像不是头一遭，我想。以前也在哪里品尝过类似的滋味。什么时候的事来着？我努力梳理记忆。但记忆线条很脆，即刻断掉。我闭目合眼打发时间。

时间在流逝。我陡然想起背囊，一阵轻度恐慌袭来。背囊……背囊在哪里？那里边装着现在的我的一切。不能让它丢掉。然而四周是这样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想站起，指尖却用不上力。

我吃力地抬起左手（为什么左腕这么重呢？），将手表凑到眼前，凝目细看，电子表盘的数字显示为11∶26。晚上11时26分，5月28日。我在脑海中翻动笔记本页。5月28日……不要紧，我仍在那一天中。并非一连几天在此昏迷不醒。我和我的知觉两相分离至多几个小时。也就四小时左右吧。

5月28日——一如往常地做一如往常的事的一天。特殊的事一件也没发生。这天我照样去体育馆，之后去图书馆。用器材做平日运动，在平日的沙发上看漱石全集。傍晚在站前吃晚饭。吃的应该是鱼，鱼套餐，马哈鱼。饭多要了一碗。喝了酱汤，色拉也吃了。往下呢……往下想不起来。

左肩有闷乎乎的痛感。肉体感觉失而复得，痛感亦随之而来。仿佛狠狠撞在什么上面时的痛。隔着衬衣用右手抚摸那个部位，好像没有伤口，也没肿。在哪里碰上交通事故了不成？但衣服没破，况且痛的只是左肩窝的一点。大约只是撞伤。

在灌木丛中慢慢挪动身体，摸了摸手能够到的范围。但我的手仅能触及灌木枝。灌木枝硬硬地蜷缩着，如被虐待致死的动物的心脏。没有背囊。试着摸裤袋，有钱夹。钱夹里有不多的现金、宾馆钥匙和电话卡，另有零币钱包、手帕、圆珠笔。在用手摸索确认的限度内，没有东西丢失。身上穿的是奶油色粗布长裤和V领白T恤，外面套着粗蓝布衫，脚上是藏青色高档苹果牌。帽子则没有了，带有纽约扬基斯标志的棒球帽。走出宾馆时戴着，现在没戴。或掉在哪里，或放在某处。算了，那种货色哪儿都买得到。

不一会儿，我找到了背囊。原来靠在松树干上。为什么我把东西放在那样的地方，特意钻进灌木丛躺倒了呢？这里到底是哪里呢？记忆冻得邦邦硬。所幸好歹找到了。我从背囊格袋里掏出小手电筒，大致扫一眼背囊里的东西。似乎没有东西不见，装现金的小袋也好端端的。我舒了口气。

背起背囊，拨开或跨过灌木丛来到稍微开阔的地方。这里有条窄路，用手电筒照着沿路行走不远，发现一点光亮，走进仿佛神社院内的场所。原来我是在神社大殿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去知觉的。

神社相当大。院内仅一根高高竖起的水银灯，往大殿和香资箱和绘马匾上投洒着不无冷漠的光。我的身影在砂石地面上长得出奇。我在告示板上找到神社名称记住。四周空无人影。走不一会儿，碰上卫生间，迈了进去。卫生间还算干净。我把背囊从肩上卸下，用自来水洗脸，洗罢在洗手台上模模糊糊的镜子前照脸。尽管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预料，但脸还是意外糟糕。脸色发青，双颊下陷，脖梗带泥，头发横七竖八。

我发觉白T恤胸口那里沾有一块黑糊糊的什么。那个什么状如一只展开双翅的大蝴蝶。一开始我想用手拍掉，但拍不掉。一摸，竟黏糊糊的。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有意多花时间脱下粗蓝布衫，从头顶拉掉T恤。借着闪烁不定的荧光灯一看，方知那里沾的是红黑红黑的血。血是新的，还没干，量也不算少。我凑近脸嗅了嗅，没有味儿。套在T恤外面的粗蓝布衫上也有血溅上，但量不很大，加之布料原本是深蓝色，血迹看不大清。但白T恤沾的血则异常鲜明，活生生的。

我在洗手台将血洗去。血和水混在一起，把白瓷盆染得鲜红。可是，无论怎么“喀嗤喀嗤”用力猛洗，沾上的血迹都不肯消失。我刚要把T恤扔进旁边的垃圾箱，又转念作罢。就算扔，也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扔才好。我把T恤狠狠拧干装进准备装洗涤物的塑料袋，塞进背囊底部，又用水抹湿头发打理几下，从洗漱袋里取香皂洗手。手仍在微微颤抖。我慢慢花时间连指间也好好洗了。指甲里沁了血。透过T恤沾在胸口的血迹用湿毛巾擦去。然后穿上粗蓝布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底襟掖进裤带。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必须尽可能恢复地道的形象。

可是我惊恐至极。牙齿不停地作响，止也止不住。我摊开双手看着，手也略略发颤。看上去不像自己的手，像是一对独立的外来活物，而且手心痛得火烧火燎，恰似刚攥过一根热铁棍。

我双手拄着洗手台两端支撑身体，头死死顶住镜面。很想哭出声来。但哭也没有谁赶来救助。只听有人说道：

喂喂，你到底在哪里弄得满身血污？你到底干什么来着？可你什么都不记得，浑身上下又完好无损。除了左肩的痛感，像样的疼痛也没有。所以那里沾的血不是你自身的血，而是别的什么人流的血。

不管怎样，你不能一直在这里待下去。满身血污站在这样的地方给巡逻警察撞上，那可就一曲终了了。但这就直接回宾馆也是个问题，说不定有谁在那里守株待兔。小心为上。有可能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了犯罪案件。或者说你本身是罪犯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

所幸东西都在手上。出于慎重，你无论去哪里都要把装有全部财产的沉重背囊带在身上。从结果上看是有利的，实乃英明之举。因而不必忧心忡忡，不必惊慌失措。往后你也总会巧妙地干下去的。毕竟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要有自信！要调整呼吸有条不紊地开动脑筋！那样你就能左右逢源。只是，你必须多加小心慎之又慎。某人的血在某处流淌，那是真正的血，是量很大的血。很可能有人在认真寻找你的下落。

好了，马上行动！应做之事只有一件，应去之处只有一个。是哪里你该明白。

我深深吸气，稳稳呼出，而后扛起背囊走出卫生间，出声地踏着沙地在水银灯光下行走，边走边高效开动脑筋。按下电源转动曲柄，启动思维。但未如愿。发动引擎所需的电池电力极度微弱。需要一个温暖安全的场所，我要暂时逃去那里整装待发。但那里究竟在哪里？想得起来的场所不外乎图书馆。甲村图书馆。但图书馆要到明天上午十一点才开门，我必须找地方把十一点之前那段很长的时间消磨掉。

除了甲村图书馆我想起来的场所只有一个。我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坐下，从背囊格袋里掏出手机。手机还活着。我从钱夹里取出记有樱花手机号码的便条，按动号码。手指还在抖。试了好几次，这才好歹把多位号码按到最后。谢天谢地，手机没处于语音留言状态。铃响到第十二次她接起。我道出姓名。

“田村卡夫卡君？”她一副懒洋洋的腔调，“你以为现在几点？明天早上还早着呢，我说。”

“我也知道打扰你，”我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异常僵硬，“但没有别的办法。走投无路，除了你没有人可商量。”

电话另一头沉默有顷。她似乎在捕捉我语声的尾音，测量其重量。

“那……问题严重？”

“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严重的。这回无论如何得请你帮忙。我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她稍加思考，不是踌躇，只是思考。“那么，你现在在哪里？”

我告以神社名称。她不晓得那个神社。

“可在高松市内？”

“说不准确，不过应该在市内。”

“得得，你连自己现在在哪里都稀里糊涂？”她以诧异的声音说。

“说来话长。”

她叹息一声。“在那附近拦一辆出租车。××町二丁目拐角有家罗森超市，在那里下车。小型超市，挂很大的招牌，一眼就看得出。搭出租车的钱有的吧？”

“有的。”

“那好。”她挂断电话。

我钻过神社牌门，上大街寻找出租车。出租车很快赶来停下。我问司机知不知道××町二丁目有罗森那个拐角，司机说一清二楚。我问远吗，他说不算远，大概一千日元都花不上。

出租车在罗森门前停住，我用仍在颤抖的手付了车费，扛起背囊走进小超市。我来得意外之快，她还没到。我买了一小盒软包装牛奶，用微波炉热了，慢慢喝着。温暖的牛奶通过喉咙进入胃中，那种感触让我的心多少镇静下来。刚进门时，警惕行窃的店员一闪瞟了背囊一眼，之后再没谁特别注意我。我装作挑选架上排列的杂志的样子照了照镜子，头发虽然还乱，但蓝粗布衫上的血污基本看不出了，即便看得出，怕也只能看成是普通污痕。往下只要设法止住身上的颤抖即可。

约十分钟后樱花来了。时间已近一点，她身穿一件没有图案的灰色运动衫，一条褪色蓝牛仔裤，头发束在脑后，戴一顶NEW BALANCE深蓝色帽。看到她的脸，我的牙齿一声接一声的“咯咯”声好歹停了下来。她走到我身旁，以检查狗牙时的眼神看着我，发出一声类似叹气的不成语声的声音，接着在我腰上轻拍两下，说“过来”。

她的住处离罗森要走相当一段路。一座双层简易宿舍楼。她登上楼梯，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贴有绿色嵌板的门扇。两个房间，一个小厨房一个浴室。墙壁很薄，地板吱呀乱叫。一天之中能射进的自然光大概仅限于夕晖。哪个房间一用抽水马桶，另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便声声抖动不止。不过，这里至少有活生生的人生活着。洗涤槽中堆的碟盘，空饮料瓶，翻开的杂志，花期已过的盆栽郁金香，电冰箱上用透明胶带粘住的购物便条，椅背上搭的长筒袜，餐桌上摊开的报纸电视节目预告栏，烟灰缸和弗吉尼亚加长过滤嘴细细长长的烟盒，几只烟头——如此光景竟让我一阵释然，也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我朋友的房间。”她解释说，“一个过去在东京一家美容室一起工作的女孩儿。去年因为什么回了高松老家。她说想去印度旅行一个月，旅行期间托我住进来看家。她的工作也由我代做——算是顺便吧——做美容师。也好，偶尔离开东京换换心情也是不错的嘛。那孩子有点儿‘新人类’，毕竟去的是印度。一个月能否真的回来也是问号。”

她让我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百事可乐递过来。没有杯子。一般我不喝可乐，太甜，对牙齿不好。但喉咙干渴，遂一饮而尽。

“肚子饿了？不过也只有速食碗面，如果想凑合吃的话……”

我说不饿。

“可你的脸也太狼狈了，自己知道？”

我点头。

“那，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明白。”

“出什么事你也不明白，自己在哪里也不清楚，说起来又话长。”她像仅仅确认事实似的说道，“总之是走投无路喽？”

“走投无路。”我说。但愿能将自己如何的走投无路顺利传达给对方。

沉默持续良久。她始终皱着眉头注视我。

“我说，高松你压根儿没什么亲戚吧？其实是离家出走吧？”

我点头。

“我在你那样的年龄也出走过一次，所以大体猜得出，凭感觉。分手时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也是因为这个，心想或许有什么用处。”

“谢谢。”我说。

“我家在千叶县市川，和父母横竖合不来，学校也懒得去，就偷了父母的钱跑得很远很远，十六岁那时候。差不多跑到了网走⁽¹⁾。看到一家牧场，走过去求人家给活干。我说什么都干，认真地干，只要能有带屋顶的地方住有饭吃就行，不要工钱。对方很热情，劝茶劝水。太太让我等一会儿，就老老实实等着。正等着，乘巡逻车的警察来了，立即被遣送回家。对方早已习惯了这一手。那时我就拿定主意：干什么都行，总之要有一技在身，以便去哪里都能找到事做。这么着，我从高中退学，进了职业学校，成了美容师。”她左右均等地拉长嘴唇，莞尔一笑，“你不认为这是相当健全的思想？”

我同意。

“嗳，从头慢慢说可好？”她从弗吉尼亚加长过滤嘴烟盒里抽出一支，用火柴点燃，“反正今晚睡不成好觉了，陪你说话就是。”

我从头说起，从离家的时候。当然预言那段没说。那不是跟谁都能说的。

(1)　日本北海道的城市。

第10章

“那么，中田我称您为川村君也未尝不可的喽？”中田再一次问一只褐纹猫。一字一顿，尽可能让对方听清楚。

猫说自己曾在这附近看到过胡麻（一岁，三毛猫，雌性）的身影。可是猫的说话方式相当奇妙（以中田的立场看），而猫那方面对中田所言也好像不甚领会，因此他俩的谈话往往分成两岔，无法沟通。

“坏是不坏，高脑袋。”

“对不起，您说的话中田我听不大懂。实在抱歉，中田我脑袋不很好使。”

“在说青花，总之。”

“您莫不是想吃青花鱼？”

“不然。前手绑住。”

说起来，中田原本也没期待同猫们的交流会十分圆满。毕竟是猫与人之间的对话，意思不可能那么畅通无阻。何况中田本人的对话能力——对方是人也罢是猫也罢——也多少存在问题。上个星期和大冢倒是谈得一帆风顺，但那莫如说是例外情况。总的说来，多数场合即使三言两语也很费周折，严重的时候，情形就像是风大之日站在运河两岸互相打招呼一样。这次恰恰如此。

以猫之种类划分，不知什么缘故，尤其同褐纹猫交谈时话语波段对不上。和黑猫大体相安无事，和短毛猫最为配合默契，遗憾的是很难在街上行走之间碰见到处游荡的短毛猫。短毛猫们十之八九被精心养在家中，不知为什么，野猫多是褐纹猫。

不管怎样，这川村所言所语完全叫中田摸不着头脑。发音含糊不清，无法捕捉每个单词的含义，词与词之间找不出关联。听起来较之词句，更像是谜语。好在中田生来富有耐性，且时间任凭多少都有。他三番五次重复同一句话，对方五次三番叙说同一件事。他俩坐在住宅区中间小儿童公园的界石上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谈话几乎仍在原地踏步。

“这‘川村君’无非是个称呼，没有什么含义。是中田我为记住一位位猫君而随便取的名字，绝不会因此给您添麻烦，只是想请您允许我称您为川村君。”

对此川村嘟嘟囔囔没头没脑重复个没完。见此情形，中田毅然进入下一阶段——他再次拿起胡麻的相片给川村看。

“这是胡麻，川村君，是中田我正在找的猫，一岁三毛猫，野方三丁目小泉先生家饲养的。不久前下落不明，太太开窗时猛然跳出跑走的。所以再请教一次：川村君，您瞧见过这只猫吗？”

川村又看了一眼相片，随即点点头。

“船村，若是青花，绑住；如果绑住，寻找。”

“对不起，刚才也说了，中田我脑袋非常糟糕，听不懂您川村君说的意思。能再重复一遍么？”

“船村，若是青花，绑住；如果绑住，寻找。”

“那青花，可是鱼里的青花鱼？”

“青花就是青花。绑住。船村。”

中田一边用手心摸着剪短的花白头发一边沉思，沉思了好一会儿。怎样才能从这青花鱼迷宫般的交谈中脱身呢？可是，再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说到底，中田不擅长条分缕析地想问题。这时间里，川村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举起后爪喀哧喀哧搔下巴。

这时背后响起了类似低声发笑的动静，中田回头一看，原来邻院低矮的预制水泥块围墙上蹲着一只漂亮苗条的短毛猫，正眯缝着眼睛看这边。

“恕我冒昧，您可是中田君？”短毛猫以光朗朗的语声问。

“是的，正是，我是中田。您好！”

“您好！”短毛猫说。

“今天真是不巧，一大早就是阴天。可瞧这光景，怕是也下不起雨来。”中田道。

“但愿不下。”

短毛猫是雌性，大概已近中年，自我炫耀似的把笔直的尾巴翘在身后，脖子上戴一个兼作名卡的项圈，相貌端庄，身上没有半两赘肉。

“请叫我咪咪好了，《艺术家的生涯》里的咪咪。歌中也唱：‘我的名字叫咪咪’。”

“噢。”中田应道。

“有这么一部普契尼的歌剧，因为养主喜欢歌剧。”说着，咪咪美美地一笑，“若能唱给您听听就好了，不巧嗓子不行。”

“能见到您比什么都高兴，咪咪君。”

“在下才是，中田君。”

“住这儿附近？”

“嗯，就被养在那里能看见的二层楼，田边家。喏，大门里停着一辆奶油色宝马530吧？”

“是的。”中田说。宝马是什么意思中田固然不解，但看出是奶油色小汽车。那怕就是所谓宝马吧。

“跟你说中田君，”咪咪道，“我么，可是一只相当富有个人色彩的猫——或许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吧——不愿意多嘴多舌瞎管闲事。可是这孩子——您称之为川村君来着？——恕我直言，脑袋本来就不大好使。说来怪可怜的，还小的时候给这附近小孩儿骑的自行车冲了一下，跳开来给混凝土墙角撞了脑袋，那以来说话就语无伦次了。所以，就算您说得再耐心我想也无济于事。我在那边一直看着，有点儿看不下去了，所以情不自禁地插上一嘴，尽管自知不守本分。”

“哪里哪里，请您不必介意。您咪咪君的忠告实在难得。其实中田我也半斤对八两，脑袋同样少根弦，承蒙大家帮忙才安安稳稳活在人世。因此之故，每月还从知事大人那里领得补贴。您咪咪君的意见当然也难能可贵。”

“对了，您是找猫吧，”咪咪说，“倒不是我站着偷听，刚才我在这儿迷迷糊糊睡午觉，偶尔有说话声从那边传来。大概是叫胡麻君吧？”

“是的，一点儿不错。”

“那么说，这川村君是看见胡麻的啰？”

“是的。一开始那么说来着。但后来到底说的什么，凭中田我这颗脑袋实在百思莫解，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如何，中田君，如果可以的话，我居中和那孩子试着谈几句可好？毕竟都是猫，我想还是容易沟通的。再说对这孩子颠三倒四的话语我多少也习惯了。所以，由我把话问出来，再简明扼要地讲给您中田君听——意下如何？”

“好好，承蒙如此关照，中田我如释重负。”

短毛猫轻轻点头，跳芭蕾一般从预制板墙头飘然落于地面，继而依然像旗杆一样直挺挺地竖着黑色尾巴，款款走到川村身边坐下。川村当即伸出鼻尖嗅咪咪的屁股，结果被咪咪不失时机地打了一个嘴巴，顿时缩起身子。咪咪紧接着又用掌心打在对方鼻端。

“规规矩矩给我听着，傻家伙，小心打烂你那鸟玩意儿！”咪咪把川村厉声怒骂一通。

“这孩子嘛，不一开始就狠狠收拾一顿就不能老实。”咪咪转向中田，辩解似的说，“若不然他就死皮赖脸，说话更牛头不对马嘴。其实落到这步田地也不是这孩子本身的责任。我也觉得不忍，但没有别的办法。”

“那是。”中田糊里糊涂地表示同意。

接下去，两只猫之间开始了对谈。谈话速度很快，声音很小，中田没办法听清谈的什么。咪咪疾言厉色地盘问，川村战战兢兢地回答，回答稍有迟疑，咪咪便毫不手软地一巴掌扇过去。这短毛猫不论干什么都好像干脆利落，也有教养。虽然这以前同很多很多种猫见过面说过话，但知道小汽车种类和会听歌剧的猫还是头一次碰到。中田心悦诚服地看着短毛猫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咪咪大致问完话，像是说“可以了，那边去吧”，把川村赶去一边。川村垂头丧气地跑去哪里不见了，咪咪则像和人早已混熟似的趴上中田膝头。

“情况大体清楚了。”咪咪说。

“好的，非常感谢！”中田应道。

“那孩子……川村君说在前面不远的草丛里看见过几次小三毛猫胡麻。那是一块准备建楼的空地。房地产公司收购了一家汽车厂的零配件仓库，平了地，计划在那里建高级高层公寓，但居民们强烈反对，还有啰啰嗦嗦的起诉什么的，以致迟迟开不了工。如今常有的事。这么着，草在那里长得遮天盖地，加之平时人又不去，就成了这一带野猫们的活动场所。我交际范围不算广，又怕惹着跳蚤什么的，很少往那边去。您也知道的，跳蚤那东西可不是好惹的，一旦上身就很难抖落掉，和坏习惯一个样。”

“那是。”中田附和道。

“还说相片上那个戴着除蚤项圈的还年轻漂亮的三毛猫惶惶不可终日，口都差不多开不成了。谁都能一眼看出是只不谙世故找不到回家路的家猫。”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最后一次见到好像是三四天前。毕竟脑袋差劲儿，准确日期怎么也说不来。不过，既然说是下雨的第二天，那么我看应该是星期一。记得星期日下了一场蛮大的雨……”

“噢，星期几我是不知道，不过中田我认为近来是下了雨的。那么，那以后再没见着了？”

“说是最后一次。周围的猫自那以来也没见到三毛猫。作为猫倒是不三不四呆头呆脑的，但我追问得相当严厉，大致不会有错，我想。”

“谢谢谢谢！”

“哪里，一点儿小事。我平时也总是跟附近非傻即呆的猫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去，弄得心焦意躁。所以偶尔若能跟通情达理的人慢慢聊上一会儿，深感茅塞顿开。”

“呃。”中田说，“对了，中田我还有一点不明白：那川村君口口声声说的青花，到底指的是青花鱼？”

咪咪潇洒地举起前腿，细细看着粉红色肉球嗤嗤笑道：“那孩子毕竟语汇少嘛。”

“语汇？”

“那孩子不知道多少词儿。”咪咪彬彬有礼地改口说，“凡是好吃的东西，不管什么都成了青花，以为青花鱼是世上最高档的食品。鲷鱼啦比目鱼啦幼啦，连存在这些东西本身都不知道。”

中田清了清嗓子：“说实话，中田我也蛮喜欢青花鱼。当然鳗鱼也喜欢。”

“鳗鱼我也中意。倒不是每天每日都能吃到。”

“确实确实。不是每天每日都能吃到。”

之后两人分别就鳗鱼沉思默想了一番。只有沉思鳗鱼的时间从他们之间流过。

“这样，那孩子想说的是，”咪咪陡然想起似的继续下文，“附近的猫来那块空地集中之后不久，有个抓猫的坏人开始在那里出没。其他猫们猜测是那家伙把小胡麻领走了。那个人以好吃的东西为诱饵来逮猫，塞到一条大口袋里。逮法非常巧妙，肚子饿瘪涉世未深的猫很容易上他的圈套。就连警惕性高的这一带的野猫迄今也有几只给那人逮了去。惨无人道。对猫来说，再没有比装到袋子里更难受的了。”

“那是。”说着，中田又用手心摸了摸花白头发，“把猫君逮去准备用来干什么呢？”

“那我也不知道。过去有逮猫做三弦的。如今三弦本身已不是什么流行乐器，何况近来听说用的是塑料。另外，据说世界上一部分地方有人吃猫，所幸日本没有食猫习惯。因此这两种可能性我想可以排除。往下所能设想的，对了，也有人用很多猫来做科学实验。世上存在各种各样用猫做的科学实验。我的朋友之中也有曾在东京大学被用于心理学实验的。那东西可不是开玩笑，不过说起来要说很久，就免了吧。还有，也有变态之人——数量固然不很多——存心虐待猫，比如逮住猫用剪刀把尾巴剪掉。”

“这——”中田说，“剪掉尾巴又要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只是想折腾猫欺负猫罢了，这样可以使心情陶陶然欣欣然。这种心态扭曲之人世界上居然真有。”

中田就此思考片刻。用剪刀剪断猫的尾巴何以乐在其中呢？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

“那么说，或者心态扭曲之人把胡麻领走了也未可知——是这样的吧？”中田试着问。

咪咪把长长的白胡须弄得弯而又弯，皱起眉头：“是的。我是不想那么认为，也不愿那么想像，但不能保证可能性就没有。中田君，我诚然活的年头不算很多，可还是不止一次目睹了超乎想像的凄惨场景。人们大多以为猫这东西只是在朝阳地方躺躺歪歪，也不正经劳作，光知道优哉游哉。其实猫的一生并不那么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猫是身心俱弱易受伤害不足为道的动物，没有龟那样的硬壳，没有鸟那样的翅膀，不能像鼹鼠那样钻入土中，不能像变色蜥蜴那样改变颜色。不知有多少猫每日受尽摧残白白丢掉性命。这点人世诸位并不晓得。我算碰巧被收养在一户姓田边的善良友好人家，在孩子们的呵护之下过得太太平平无忧无虑。尽管如此，一点点辛劳也还是免不了的。因此我想，荒郊野外那些同类为了求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您咪咪君脑袋真是绝了！”中田对短毛猫的能言善辩大为钦佩。

“哪里哪里。”咪咪眯细眼睛面带羞涩地说，“在家里边东躺西歪一个劲儿看电视的时间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增加的全是垃圾知识，百无一用。中田君看电视吗？”

“不，中田我不看电视。电视中说的话速度快，中田我死活跟不上。脑袋不好使，认不得字，而认不得字，电视也看不大明白。收音机倒是偶尔听的，说话速度同样快得让人吃力。还是这么出门在蓝天下同诸位猫君说说话让中田我快活得多。”

“谢谢，谢谢！”

“不谢。”

“但愿小胡麻平安无事。”咪咪说。

“咪咪君，中田我想对那块空地监视一段时间。”

“据那孩子说，那男的是高个子，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高筒帽，脚登长筒皮靴，步伐很快。总之形象十分古怪，一看便知。空地里三五成群的猫们一瞧见他来，马上一溜烟跑没影了。可是，新来的猫不知内情……”

中田把这些情报好好装入脑中，万无一失地藏在不得忘记事项的抽屉中。那男的是高个子，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高筒帽，脚登长筒皮靴。

“但愿对你有用。”咪咪说。

“非常感激。如果咪咪君不亲切地打招呼，中田我想必还停留在青花那里前进不得。实在感谢。”

“我是这么想的，”咪咪仰脸望着中田，略略蹙起眉毛说道，“那个男的危险，极其危险。恐怕是超出您想像的危险人物。若是我，决不靠近那块空地。不过您是人类，又是工作，自是没有办法。那也要多加小心才好。”

“谢谢。尽量小心行事。”

“中田君，这里是暴力世界，非常残暴的暴力。任何人都无可回避。这点您千万别忘记。再加小心也不至于小心过分，无论对猫还是对人。”

“好的，一定牢记在心。”中田说。

可是中田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世界究竟何处充满何种暴力，因为这个世界上中田无法理解的事数不胜数，而与暴力有关的几乎全部包括在里面。

中田告别咪咪，走到咪咪说的空地。面积有小操场那么大，用高高的胶合板围着，一块牌子上写道“建筑用地，请勿擅自入内”（当然中田认不得），入口挂一把大锁。但是往后面一拐，即可从墙缝进去，轻而易举。看样子是谁使劲撬开了一块板。

原本排列的仓库已被全部拆毁，尚未清理的地面长满绿草。泡沫草足可与小孩子比高。几只蝴蝶在上面翩然飞舞。堆起的土已被雨打硬，点点处处像小山丘一般高。的确像是猫们中意的场所。人基本不来，又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藏身之处也所在皆是。

空地上不见川村的身影。倒是见到两三只毛色不好的瘦猫，中田和蔼可亲地道声“您好”，对方也只是一瞥报以冷眼，一声不响地钻入草丛没了踪影。这也难怪，哪个都不愿意被神经有故障的人逮住用剪刀把尾巴剪掉，即便中田——虽然没有尾巴——也怕落此下场。有戒心自是情有可原。

中田站在稍高的地方，转身环顾四周。谁也没有。惟独白蝴蝶像在寻找什么似的在草丛上方飞来飞去。中田找适当位置弓身坐下，从肩上挎的帆布包中掏出两个夹馅面包，一如往常地当午饭吃起来，又眯缝起眼睛静静喝了一口便携式小保温瓶里装的热茶。安谧的午后光景，一切都憩息在谐调与平稳之中。中田很难想通这样的地方会有蓄意摧残猫们的人埋伏着不动。

他一边在口中慢慢咀嚼夹馅面包，一边用掌心抚摸花白的短平头。倘有人站在眼前，难免要以此证明说“中田脑袋不好使”。可惜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他只向自己轻轻点几下头，继续闷头吃夹馅面包。吃罢面包，他把透明包装纸叠成一小块放进包里，再把保温瓶盖拧紧，一并收入包内。天空整个给云层挡住了，不过从透出的光线程度看，知道太阳基本正当头顶。

那个男的是高个子，戴一顶不伦不类的高筒帽，脚登长筒皮靴。

中田力图在脑海中描绘那男子的形象，可是想像不出不伦不类的高筒帽是怎样一个物件，长筒皮靴又是怎样一个劳什子。那玩意儿迄今见所未见。实际一看便知，咪咪说川村这样说道。既然这样——中田心想——实际看见之前便只有等待。不管怎么说，这是最为稳妥的。中田从地上站起，站在草丛中小便，小便时间十分之长十分有条不紊，之后在空地边角那里找个尽可能不引人注目的草丛阴处坐下，决定在等待那奇特男子的过程中把下午时间打发掉。

等待是百无聊赖的活计。甚至那人下次什么时候来都无从估计。也许明天，也许一星期过后，或者不再出现在这里亦未可知——这种可能性也是可以设想的。但中田已经习惯于不怀期望地等待什么，习惯于独自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了，对此他全然不感到难受。

时间对于他不是主要问题。手表他都没戴。中田自有适合于中田的时间流程。早晨来了即变亮，太阳落了即天黑。天黑了就去左近澡堂，从澡堂回来就想睡觉。澡堂有时逢周几不开，那时扭头回家即可。吃饭时间到了自然饥肠辘辘，领补贴那天来了（总有人告诉他那天快了），即知一个月已过。领来补贴的第二天去附近理发店理发。夏天到了，区里的人让他吃鳗鱼；正月来了，区里的人为他送年糕。

中田放松身体，关掉脑袋开关，让存在处于一种“通电状态”。对于他这是极为自然的行为，从小他就不怎么思考什么得过且过。不大工夫，他开始像蝴蝶一般在意识的边缘轻飘飘地往来飞舞。边缘的对面横陈着黑幽幽的深渊。他不时脱离边缘，在令他头晕目眩的深渊上方盘旋。但中田不害怕那里的幽暗和水深。为什么非害怕不可呢？那深不见底的无明世界，那滞重的沉默和混沌，乃是往日情真意切的朋友，如今则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点中田清清楚楚。那个世界没有字，没有星期，没有装腔作势的知事，没有歌剧，没有宝马，没有剪刀，没有高筒帽。同时也没有鳗鱼，没有夹馅面包。那里有一切，但没有部分。没有部分，也就没必要将什么和什么换来换去。无须卸掉或安上什么。不必冥思苦索，委身于一切即可。对中田来说，那是比什么都值得庆幸的。

他时而沉入昏睡之中。即使睡着了，他忠诚的五感也对那块空地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旦那里发生什么，那里有谁出现，他就会马上醒来采取行动。天空遮满了褥垫一般平平展展的灰云，但看样子雨暂时下不起来。猫们知道这点，中田也知道。

第11章

我说完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樱花在厨房餐桌上手托脸腮，专心致志地听我说话：我才十五岁，初中生，偷了父亲的钱从中野区家中跑出，住在高松市内一家宾馆，白天去图书馆看书。意识到时，浑身血污躺在神社树林里，如此这般。当然没说的事也很多。真正重要的事不能轻易出口。

“就是说你母亲只领你姐姐离开家的了？留下父亲和刚四岁的你。”

我从钱夹里取出海边的相片给她看：“这就是姐姐。”

樱花注视了一会儿相片，一言不发地还给我。

“那以后再没见过姐姐，”我说，“母亲也没见过。音讯全无，在哪儿也不知道，连长相都想不起来了。相片也一张没留。可以想起那里的气味儿，可以想起某种感触，但长相无论如何也浮现不出。”

“哦。”她依然支颐坐着，眯细眼睛看我的脸，“那相当不是滋味吧？”

“像是。”

她继续默然看着我。

“所以，和父亲怎么也合不来喽？”稍顷，她问我。

合不来？到底该如何回答呢？我一声不吭，只是摇头。

“倒也是啊！合得来就不至于离什么家出什么走了。”樱花说，“总之你是离家出走，今天突然失去了知觉或者说记忆。”

“嗯。”

“这样的事以前有过？”

“时不时的。”我实话实说，“一下子火蹿头顶，脑袋就好像保险丝跳开似的。有人按下我脑袋里的开关，没等想什么身体就先动了起来。置身那里的是我又不是我。”

“你是说已控制不住自己，不由得动武什么的？”

“那样的事也有过。”我承认。

“打伤谁了？”

我点头：“两三次吧。倒不是多重的伤。”

她就此思索片刻。

“那么，你认为这次你身上发生的也是同样的事？”

我摇头道：“这么厉害的还是头一次。这回的……我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如何失去知觉的，失去知觉之间干了什么也半点儿记不起来。记忆‘吐噜’一下子脱落了。过去没这么严重过。”

她看我从背囊里取出的T恤，细查未能洗掉的血迹。

“那么说……你最后的记忆就是吃饭，傍晚在车站附近的饭馆里？”

我点头。

“那往下的事就糊涂了。回过神时已躺在神社后头的灌木丛里，时间过去大约四小时，T恤满是血污，左肩隐隐作痛。”

我再次点头。

她从哪里拿来市区地图摊开在桌子上，确认车站与神社间的距离。

“远并不远，但也不至于走路很快走到。何苦跑去那种地方？若以车站为起点，同你住的宾馆方向正相反嘛。可曾去过那里？”

“一次也没去过。”

“衬衫脱下来看看。”她说。

我脱下衬衫光着上半身。她马上转到我身后，手猛地抓在我左肩，指尖吃进肉里，我不由得出声喊痛。力量相当大。

“痛？”

“相当痛。”我说。

“一下子撞在什么上面了，或被什么狠狠砸了一下，嗯？”

“压根儿记不起来。”

“不管怎样，骨头好像没问题。”说罢，她又在我喊痛的那个部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捏弄了几次。伴随痛感也好不伴随也好，她的指尖都奇异地令人舒坦。我这么一说，她微微一笑。

“在按摩方面，我是相当有两手的，所以才能靠当美容师混饭吃。按摩按得好，去哪里都是宝贝。”

之后她继续按了一会儿我的肩，说道：“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睡一夜觉痛感就会消失。”

她抓起我脱掉的T恤，塞入塑料袋扔进垃圾箱，深蓝色棉布衫则查看一下后投进卫生间的洗衣机，随后拉开立柜抽屉，在里面找了找，取出一件白色T恤递给我。还蛮新的。毛伊岛Wale Watching Cruise⁽¹⁾T恤，画一条翘出海面的鲸鱼尾巴。

“这里有的衣衫中，这件像是最大号的了。倒不是我的，不过用不着介意。反正是谁送的礼物什么的吧。也许你不中意，凑合穿吧。”

我从头上套下，尺寸正合身。

“愿意的话，就那么拿走好了。”她说。

我说谢谢。

“那么长时间失去记忆，这以前没有过吧？”她问。

我点头。我闭上眼睛，感受新T恤的贴身感，闻它的气味儿。

“嗳，樱花，我非常害怕。”老实坦白，“怕得不知如何是好。被夺走记忆那四个小时当中，我说不定在哪里伤害了谁。根本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反正弄得满身血污。假如我实际上参与了犯罪活动，即使丧失记忆，从法律上说我还是要负责的吧？是吧？”

“但那没准不过是鼻血。有可能某人迷迷糊糊走路撞在电线杆上流鼻血，而你只是照看了他一下。是吧？你担忧的心情当然理解，不过在早晨到来之前尽量不要去想糟糕事。早晨一到，报纸送上门来，电视里有新闻。如果这一带有大案发生，不想知道也会知道。往下慢慢考虑不迟。血那东西流淌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实际上很多时候都不像眼睛看到的那么严重。我是女人，那个程度的血每个月都要看到，习以为常了。我的意思你明白？”

我点头，觉得脸上微微发红。她把雀巢咖啡放在大杯里，用手提锅烧水，在等水开的时间里吸烟，只吸了几口便蘸水熄掉。一股混有薄荷的香烟味儿。

“嗳，有一点想深问一下，不要紧？”

我说不要紧。

“你的姐姐是养女吧？就是说是你出生前从哪里领来的孩子，是不是？”

我说是的。父母不知为什么要了养女。那之后生下了我，大概在不经意间。

“你毫无疑问是你父亲和你母亲之间生的孩子吧？”

“据我所知是。”我说。

“然而你母亲离开家时领的不是你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樱花说，“一般来说，女人这东西是不会那样做的。”

我默然。

“那是为什么呢？”

我摇头说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已不知问了自己本身几万遍。

“你当然因此受了伤害。”

我受了伤害么？“不大清楚。不过，即使结婚了什么的，我想我也不至于要小孩，因为我肯定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交往。”

她说：“虽说没有真正复杂到你那个程度，但我也一直同父母合不来，以致做了很多很多不成体统的事，所以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么，对于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好不要过早斩钉截铁下结论，因为世上没有绝对如何这样的事。”

她站在煤气灶前喝着从大杯里往外冒热气的雀巢咖啡。杯上画着摩明⁽²⁾一家。她再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

“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什么的？”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说没有。父亲的双亲很早以前就不在了，他又没有兄弟姐妹叔父婶母，一个也没有。至于真是那样与否，我无法核实，但至少一点是真的：亲戚往来完全没有。母亲方面的亲戚也没说起过。我连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母亲有怎样的亲戚更不知道了。

“听你这一说，你父亲简直是外星人。”樱花说，“一个人从某个星球上来到地球，变成人后勾引地球人女子生下了你——为了繁衍自己的子孙。你母亲晓得真相后吓得跑去了哪里。有点像是黑色太空科幻电影。”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管沉默不语。

“不开玩笑了，”她像强调那是玩笑似的放松两侧嘴角，好看地一笑，“总而言之，在这广阔的世界上，除了自己你无人可以投靠。”

“我想是那样的。”

她靠着洗涤槽喝了一阵子咖啡。

“我得多少睡一会儿。”樱花突然想起似的说。时针已转过三点。“七点半起来。虽说睡不久，但多少得睡一睡。熬个通宵，工作起来很不好受的。你怎么办？”

我说自己带有睡袋，如果可以就让自己在那个角落老老实实躺着好了，随即从背囊里取出叠得很小的睡袋，展开使之膨胀。她钦佩地看着：“活像童子军。”

电灯熄了。她钻进被窝，我在睡袋中闭眼准备入睡，但睡不着。沾在白色T恤上的血迹紧紧贴在眼睑内。手心仍有灼伤感。我睁开眼睛盯视天花板。地板的吱呀声在哪里响起。水在哪里流淌。又有救护车警笛从哪里传来，相距很远很远，但在夜幕下听起来异常真切。

“喂喂，你莫不是睡不着？”黑暗的对面她用小声问我。

我说睡不着。

“我也很难睡着。干吗喝什么咖啡呢，真是糊涂。”

她拧亮枕边灯，觑一眼时间，又熄掉。

“你可别误解，”她说，“愿意的话过来好了，一块儿睡。我一下子也睡不着。”

我爬出睡袋，钻进她的被窝。我身穿短运动裤和T恤，她身上是淡粉色睡衣睡裤。

“跟你说，我在东京有个固定男朋友。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家伙，但基本算是恋人。所以我不和别人做爱。别看我这样，这种事情上还是蛮认真的，或许是守旧吧。过去不是这样，相当胡来过。但现在不同，地道起来了。所以嘛，你别胡思乱想，就像姐姐和弟弟。明白？”

我说明白。

她把手搭在我肩上，轻轻搂过去，脸颊贴在我额头上。“可怜！”她说。

不用说，我已经勃起，并且非常硬，而位置上又不能不触在她大腿根。

“瞧你瞧你。”她说。

“没别的意思，”我道歉道，“怎么也奈何不了。”

“知道知道，”她说，“不方便的物件。这我完全知道，没法制止的嘛。”

我在黑暗中点头。

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拉下我的短运动裤，掏出石头一样硬的阳物，轻轻握住，就好像试探什么似的，又好像医生摸脉。我的整条阳物像感受某种思想似的感受着她柔软的手心。

“你姐姐今年多大？”

“二十一。”我说，“比我大六岁。”

她就此沉吟片刻。“想见？”

“或许。”我说。

“或许？”她握阳物的手略略用力，“大概是怎么回事？不那么想见？”

“见面也不知说什么好，再说人家也可能不愿意见我。就母亲来说也是同样。大概谁都不乐意见我这个人，谁都把我扔开不管。何况都已不知去了哪里。”弃我而去，我想。

她默不作声，只是握阳物的手一忽儿放松一忽儿用力。我的阳物随之一忽儿平静一忽儿热辣辣越来越硬。

“这个，想放出来吧？”她问。

“或许。”我说。

“或许？”

“非常。”我改口。

她低低喟叹一声，手开始缓缓地动。感触委实妙不可言。并非单调的上下运动，是一种整体感。她的手指温情脉脉地来回触摸我的阳物、睾丸的所有部位。我闭目合眼，大声喘息。

“不许碰我的身体哟。还有，要出来的时候马上吭声。弄脏床单很麻烦的。”

“好。”

“怎样，我有两手吧？”

“非常。”

“刚才也说了，我天生手巧。不过这跟做爱没有关系。怎么说好呢，只是帮你减轻身体负担。因为今天是那么长的一天，你又心情亢奋，这样子是没办法好好入睡的。明白？”

“明白。”我说，“有个请求。”

“嗯？”

“想像你的裸体可以么？”

她停住手看我的脸：“我这么做的时候你想像我的裸体来着？”

“是的。本来想不再想像，偏偏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像电视机关不上似的。”

她好笑似的笑道：“我可是蒙在鼓里啊！你要想像随你偷偷想像好了，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反正我不知道，想像什么由你。”

“可我过意不去。我觉得想像是很重要的事情，心想还是讲一声为好，你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

“还倒蛮守规矩的嘛！”她一副钦佩的口气，“不过经你这么一说，我也多少觉得还是讲一声为好。可以的，可以想像我的裸体，给你许可。”

“谢谢。”

“如何，你所想像的我的身体很妙？”

“妙极。”我回答。

不久，腰部那里上来一股酸懒懒的感觉，好像整个浮在沉甸甸的液体上。我这么一说，她把枕边放的纸巾拿在手上，引导我射精。我一次接一次射得很厉害。稍顷，她去厨房扔掉纸巾，用水洗手。

“对不起。”我道歉。

“算了算了。”她返回被窝说，“给你这么再次道歉，觉得有点为难似的。这仅仅是身体部分的事，别那么放在心上。不过舒服点儿了吧？”

“非常。”

“那就好。”她说，接下去思考了一会儿什么，“我想了一下：如果我真是你姐姐就好了。”

“我也那样想。”我说。

她用手轻轻摸我的头发：“我要睡了，你回自己睡袋去吧。不一个人我睡不着。再说，我可不愿意快天亮时又被那硬硬的玩意儿一下一下戳来戳去。”

我回到自己的睡袋，重新闭起眼睛。这回可以好好入睡了。睡得非常实，大约是离家以来睡得最实的。感觉上就像坐一台大大的静静的电梯缓缓下到地底。不久，所有灯光熄灭，所有声音消失。

醒来时她已不见了。上班去了。时针已转过九点。肩部痛感几乎完全消失，如樱花所说。厨房餐桌上放着折起的早报和便条，还有房间钥匙：

七点电视新闻全部看了，报纸也一一看了个遍，但这一带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一件也没有。那血肯定是无所谓的，放心了吧？电冰箱里没有太好的东西，随你怎么吃。大凡有的随便用就是。没有地方去，暂时住在这儿也可以。出门时把钥匙放在蹭鞋垫下面。

我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确认保鲜期没过，浇在玉米饼片上吃。烧开了水，喝大吉岭袋泡茶。烤了两片面包，抹上人造黄油吃了。吃罢打开早报看社会版，的确，这一带没发生流血事件，一件也没有。我叹口气，折起报纸放回原处。看来不必担心被警察追得抱头鼠窜。但我还是决定不返回宾馆房间。不加小心不行。我还没弄明白失却的四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我往宾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耳生的男子。我对他说自己有急事要退房间，尽可能用大人语气说。房费提前付了，应该没有问题。房间里剩有几件私人物品，没什么用了，请其适当处理。他查看电脑，确认账目没有问题。“可以了，田村先生，这就给您退房。”对方说。钥匙是卡式的，无须退还。我道谢挂断电话。

然后我冲淋浴。卫生间到处晾着她的内衣裤和袜子，我尽量不往那上面看，和往常一样花时间细细清洗，尽可能不去想昨天夜晚的事。刷牙，换新内裤。睡袋小小地折起，放入背囊。积攒下来的脏衣物开洗衣机洗了。没有烘干机，洗罢脱水后叠起收进背囊。去哪里找投币烘干机烘干即可。

我把厨房洗涤槽里一摞摞堆起的餐具一一洗好，控水后擦干放进碗橱。清理电冰箱，变质的食品扔掉。有的东西甚至一股臭味。紫甘蓝长毛了，黄瓜如橡皮条，豆腐过期。我更换容器，擦去外面沾的酱油。扔掉烟灰缸里的烟头，归拢散乱的旧报纸，给地板吸尘。她或许有按摩才能，但料理家务的才能似乎等于零。心情上我很想把她乱七八糟堆在衣柜上的衬衣一件一件熨好，再买东西准备今天的晚饭。为了能一个人生存下去，我在家时就尽量自己处理家务，干这类活计并不觉得辛苦，但要干到那个地步未免过头了。

我忙了一通，坐在厨房餐桌前环视四周，心想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毫无疑问，只要待在这里，自己就要不间断地勃起和不间断地想像。我没办法总把目光从她晾在卫生间里的黑色小内裤上面移开，没办法总向她申请想像许可，更麻烦的是没办法忘记昨晚她为我做的事。

我给樱花留言，拿起电话机旁便条上磨秃的铅笔写道：

谢谢。帮了大忙。深更半夜打电话叫醒你，十分抱歉。但除了你，这里没有可求的人。

写到这里，我歇口气思考下文，打量了一圈房间：

感谢让我留宿，感谢你说我可以暂时住在这儿。我也很想这样。但我还是不能给你添更多的麻烦。我表达不好，这里边有很多缘由。总会有办法自己干下去的。如果能让你为我下一次真正困难时多少留一点好意，我会非常高兴。

至此我又歇了一口气。附近有人用大音量看电视。是早晨面向家庭主妇的综合节目。出场者全部大吼大叫，广告声也不示弱。我对着餐桌团团转动手中的秃铅笔，整理思绪。

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接受你的好意。我很想成为出色的人，可是总不顺利。下次见的时候，可能的话，我想多少地道一点儿。但我没有把握。昨晚的事实在妙极了，谢谢。

我把信压在杯子下，拿背囊出门，钥匙按樱花说的藏在蹭鞋垫下面。楼梯正中，一只黑白相间的斑纹猫在睡午觉。也许和人混熟了，我下来了它也没有起身的意思。我在它旁边坐下，抚摸大公猫的身体。撩人情思的感触。猫眯细眼睛，喉咙开始“咕噜咕噜”响。我和猫久久并坐在楼梯上，受用相互亲密的感触。之后向它告别，走到街上。外面开始下雨，细细的雨。

在退掉房费便宜的宾馆和离开樱花的住处的现在，今晚就哪里也没有我存身之处了。必须赶在天黑前找一个能安心睡觉的有屋顶的地方。哪里能有那样的地方呢？我心中无数。但不管怎样，还是乘电车去甲村图书馆好了。到了那里，总会有法可想的。根据诚然没有，但有那样的预感。

如此这般，我的命运愈发向奇特的方向展开。

(1)　意为“乘船看鲸旅行团”。

(2)　芬兰童话中的主人公。

第12章

昭和四十七年⁽¹⁾十月九日

拜启

突然接到这样一封信，您或许感到惊异。冒昧之处，还请原谅。我的名字想必已从先生的记忆中消失。我曾在山梨县××镇一所很小的小学当老师——这么说您也许能够想起。战争结束前一年本地发生了一起小学生集体昏睡事件，当时是我带领孩子们去野外实习。事件发生不久，先生和东京其他大学的老师连同军队的人来本地调查，因此得以几次见到您并同您交谈。

那以后，不时在报刊上见到先生大名，每次都对您的卓越表现深为钦佩，先生当时的风采和简洁明快的言谈亦重新萦回脑际。大作亦拜读了数册，深刻的洞察力和广博的学识令人感叹不已。

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体的存在是艰辛而孤独的，但就记忆的原型而言我们则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对先生这种一以贯之的世界观我非常理解。因为，在人生旅途中，我本身也有许多同样的感受。请允许我在偏远的地方为你祝福。

自那以来我一直在××镇这所小学执教。不意数年前损坏了健康，在甲府的综合医院长期住院。其间心有所思，自愿退职。一年之间反复住院和院外就医，其后顺利康复。彻底出院后在本镇办了一所面向小学生的补习班，我曾经教过的孩子的孩子，如今是班上的学员。说一句老生常谈的感想，真可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那场战争夺走我心爱的丈夫和父亲，战后混乱中又失去母亲，而匆忙短暂的婚姻生活又使我连要小孩的时间都未得到。从此成了天涯孤客，独对人生。我的人生虽然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的，但通过漫长的教学生涯，在课堂上培养了许多学生，得以度过自以为算是充实的岁月。我时常为此感谢上苍。假如我不从事教师这一职业，我恐怕很难忍受今生今世。

此次所以不揣冒昧致函先生，是因为一九四四年秋发生的山中昏睡事件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自事件发生以来，倏忽间已流逝二十八轮寒暑，然而之于我仍历历在目，恍若昨日。那场记忆至今须臾不离脑海，可谓如影随形。我因此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所念所思每每现于梦中。

我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无时不受制于那一事件的余波。作为一例，每当我在哪里遇见遭遇事件的孩子们（他们大半仍住在这个镇子，现已三十过半），我就不能不再次自问那一事件给他们或给我本身带来了什么。毕竟事件那么特殊，必当有某种影响留在我们的身上或心中。不留是不可能，至于其影响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形式和多大程度，我也无从把握。

如您所知，那一事件当时因军方意向而几乎没有公之于世，战后又因美国驻军的意向而同样进行了秘密调查。坦率地说，我觉得美军也罢日军也罢，军队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区别。纵使美军占领和言论管制结束之后，报刊也几乎没出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终究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且无人丧生。

由此之故，甚至曾有那样的事件发生这点一般人都不知晓。毕竟战争中发生了那么多耳不忍闻的惨事，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生命，而小学生在山中集体失去知觉之类，想必不足以引起人们的诧异。即使在本地，记得事件的人数恐怕也不多了。仍记得的人看上去也不太愿意提起。一来镇子小，二来对当事人也不是什么愉快事，尽量避免触及或许更是本地人的真实心情。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淡忘。无论是那场大战，还是无可挽回的人之生死，一切都正在成为遥远的往事。日常生活支配了我们的心，诸多大事如冰冷古老的星球退往意识外围。我们有太多必须日常思考的琐事，有太多必须从头学习的东西：新的样式、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话语……可是与此同时，也有的东西无论经历多长时间无论其间发生什么也是绝对忘却不了的。有磨损不掉的记忆，有要石⁽²⁾一般存留心中的场景。对我来说，那便是那片树林中发生的事件。

时至如今，或许已经太迟了，也可能您说我多此一举。但关于那一事件有一点我无论如何要在有生之年告知先生。

当时正值战时，思想管制很严，有些话又不能轻易出口。尤其同先生见面时军方有人参加，有一种无法畅所欲言的气氛。而且当时我不太了解先生和先生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不愿意在陌生男人面前把私事赤裸裸讲到那个地步的心情的确也是有的。这样，就有若干情况在我心中深藏下来。换言之，我出于自身考虑而在正式场合有意篡改了一部分事件经过。战后美军方面人员调查之际我也重复了同样的证词。由于怯懦和顾及脸面，我将同样的谎言又说了一遍。这有可能致使那场异常事件真相的澄清变得愈发困难，结论也多少受到歪曲。不，不是可能，必定如此。对此我感到十分内疚，很长时间里我因之心事重重。

由于这个缘故，我才给先生写这样一封长信。百忙之中，想必是一种打扰。果真打扰，您权当半老太婆的糊涂话跳行读过，一弃了之。我只是想把那里发生的事实趁自己还能拿笔的时候作为老老实实的自白一一记录下来，交给应交之人。我病了一场，虽说身体基本恢复，但说不定何时复发。这点若承斟酌，实为万幸。

领孩子们进山的前一天夜里，黎明时分我梦见了丈夫。去了战场的丈夫来到梦中。那是极为具体的性方面的梦，一种时而真假莫辨的活生生的梦，恰恰是那样的梦。

我们在切菜板一般平坦的磐石上交合了好几次。那是靠近山顶的一块磐石，浅灰色，两张榻榻米大小，表面光溜溜潮乎乎的。天空布满阴云，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无风。时近黄昏，鸟们匆匆归巢。就在这样的天空下，我们一声不响地交合。结婚不久我们就因为战争而天各一方，我的身体强烈地需要丈夫。

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肉体快感。我们以各种姿势和各种角度交合，几次冲上绝顶。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性格内向，从不曾那么贪婪地尝试花样翻新的体位，也没有体验过那般汹涌的冲顶之感。但在梦中我们一发不可遏止，简直如野兽一样地撕扭。

醒来时，四下一片黑暗，心情甚是奇妙。身体沉甸甸的，腰肢深处仍觉得有丈夫的阳物存在。胸口怦怦直跳，透不过气。我的那里也像性事过后一般湿漉漉的。感觉上那似乎不是做梦，而如真正的性交那样真真切切。说来不好意思，我就势自慰起来，因为那时我的性欲实在过于强烈，必须使之平复下去。

之后我骑自行车赶到学校，带领孩子们去“木碗山”。在山路行走当中，我仍在体味性交的余韵。闭上眼睛，子宫深处就能觉出丈夫射精，觉出丈夫射在子宫壁上。我在那种感觉中忘我地搂着丈夫背后不动，腿张得不能再大，脚腕缠住丈夫的大腿。领孩子们爬山的路上，我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虚脱状态，或许可以说仍在做那场活生生的梦。

爬上山，到了要去的树林，就在大家马上要采蘑菇的时候，我陡然来了月经。不是该来的时间。十天前刚刚来过，再说我的月经周期本来十分正常。或许因做性梦而体内某部分功能受到刺激，致使月经失常。不管怎样都事出突然，我根本没做这方面的准备。何况又在山上。

我让孩子们暂时就地休息，一个人走进树林深处，用随身带的几块手巾作应急处置。出血量很大，弄得我手忙脚乱，但又想总可以坚持到返校时间。脑袋一阵发晕，没办法有条理地思考问题，而且心底涌起一种类似罪恶感的感觉——关于肆无忌惮的梦，关于自慰，关于在孩子们面前沉湎于性幻想。本来对这类事我总的说来算是有较强自控力的。

我打算让孩子们随意采点蘑菇，尽快结束野外实习下山回去。回到学校总有办法可想。我坐在那里守望着孩子们分头采蘑菇，清点孩子们的脑袋数，注意不让谁离开我的视野。

不料，不久我蓦然回神，只见一个男孩儿手里拿着什么朝我走来。是叫中田的男孩儿。是的，是叫中田，就是事件发生后住院住了很久都昏迷不醒那个孩子。他手里拿的是我染了血的手巾。我屏住呼吸，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已经把它扔得很远，扔到孩子们不大会去——即使去也不至于瞧见——的地方藏了起来。理所当然。毕竟那是作为女人最为害羞最不愿意被人看见的东西。我猜不出他怎么会找到的。

意识到时，我正在打那个孩子、打中田君。我抓住他的肩，一下接一下扇他的嘴巴，也许还喊叫了什么。我疯了，明显迷失了自我。我肯定羞愧难当惊慌失措。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打过孩子，在那里打人的不是我。

当我回过神来时，发现孩子们全都一动不动盯着我。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脸朝着这边。脸色铁青地站立着的我、被打倒在地的中田君、我染血的手巾就在孩子们的眼前。好长时间我们就像冻僵在了那里，谁也不动，谁也不开口。孩子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俨然青铜铸成的脸谱。树林笼罩在沉默之中，只闻鸟的叫声。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我想时间并不长。但在我的感觉里是永恒的时间，是自己被逼到世界最边缘的时间。我终于回到我自己身上。周围景物恢复了色彩。我把沾血的手巾藏在身后，双手抱起倒在地上的中田君。抱得紧紧的，由衷地道歉。我说是老师不好，原谅我吧。他也好像处于受惊状态，眼睛呆愣愣的，很难认为我说的会传入他的耳朵。我一边抱着他一边把脸转向其他学生，叫他们去采蘑菇。于是孩子们若无其事地继续采蘑菇。想必孩子们没能理解刚才那里发生了什么。一切都那么异乎寻常，那么突如其来。

我紧紧抱着中田君，久久伫立不动。我真想就那样一死了之，真想遁去哪里。就在旁边那个世界上，一场凶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不知有多少人在接连死去。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我再也无从分辨。我目睹的风景真是正确的风景不成？我眼中的色彩真是正确的色彩不成？我耳闻的鸟鸣真是正确的鸟鸣不成……我在树林深处孑然一身，六神无主，子宫里有很多血在不断外流。我沉浸在恼怒、惊惧、羞愧之中。我哭了，不出声地静静、静静哭泣。

随后，孩子们的集体昏睡开始了。

我想您可以理解，这种露骨的话在军方人员面前是无法说出口的。那是战争年代，是我们靠“门面”活着的年代。所以，我向大家讲述时省略了我来月经的部分和中田君捡来我沾血的手巾我因而打了他的部分。前面我已说了，我因此担心那会给先生们的调查研究造成不小的障碍。现在能够这么毫无隐瞒地讲出来，我心里感到释然。

说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孩子们竟一个也不记得那件事。就是说，谁也不记得沾血的手巾和我打中田君的事，那段记忆从所有孩子的脑袋里失落得一干二净。事后不久我曾就此婉转地问过每一个人。或许因为那时已经开始了集体性昏睡。

关于中田君，我想写几点作为班主任老师的感想。我也不知晓他后来情况如何。战后从问过我话的美国军官口中得知，中田被送去东京的军方医院，在那里也持续昏睡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恢复知觉，但更详细的情况未能使对方告诉我。当然，这方面的前后经过想必先生比我清楚。

您也知道，中田君是插到我班上的五名疏散儿童之一。五人中他成绩最好，脑袋也好使。相貌端庄，衣着利落，但性格温和，全然不出风头。课堂上基本不主动举手，而指名问到时回答都很正确，被征求意见时说得有条有理。无论哪一科都能当场领会所教内容。哪个班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即使放任不管也会不断用功，考进好的上一级学校，走上社会也会找到正确位置。天生优秀。

只是，作为教师发现他身上有几点叫人难以理解。主要是他有时候表现出一种类似淡漠的态度。多么难的课题他都能挑战，但即便成功了他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喜悦。没有奋力拼搏时粗重的喘息，没有屡受挫折的痛苦，没有叹息没有欢笑，就像是因为不得不为而姑且为之，无非得心应手地处理找到头上的事务而已，同工厂工人手拿螺丝刀逐一拧一下传送带传来的相同的零件螺丝是一回事。

我推测问题大约起因于家庭环境。当然，我不曾见过他东京的父母，准确的说不来，但在教师生涯中我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有能力的孩子有时因其有能力而一个又一个冲击本应由身边大人达成的目标，这样一来，就会由于过多处理眼前的现实性课题而渐渐失去其中作为孩子应有的新鲜的激动和成就感。处于如此环境的孩子，不久就将牢牢关闭心扉，将心情的自然流露封在里面，而重新开启这种关闭的心扉则需要漫长的岁月和努力。孩子们的心很柔弱，可以被扭曲成任何样子，而一旦扭曲变硬，就很难复原，很多时候都无可奈何。当然，这些是您的专业范围，无须我这样的人现在多嘴多舌。

另外一点，我不得不认为那里面有暴力的影子。我一再从他些微的表情和动作中感觉出稍纵即逝的惊惧，那是对于长期被施以暴力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反应。至于暴力是怎么一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他也是自制力很强的孩子，能巧妙地使其“惊惧”躲开我们的眼睛，然而有什么发生之时，那肌肉隐隐的痉挛是无法掩饰的。我的推测是：多多少少存在家庭暴力。同孩子们日常接触起来，这点大致看得出。

农村家庭充满着暴力。父母差不多都是农民，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起早贪晚干活干得筋疲力尽，再说总要有酒入肚，难免发脾气。发脾气时总是动手快于动口。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从孩子的角度看来，多少挨点打也不会在意，这种情况下就不至于留下心灵创伤。可是中田君的父亲是大学老师。他母亲——至少从来信上看——也像是有高度教养的人，即所谓城市精英之家。而那里若发生暴力，便应该是与乡下孩子在家中所受日常性暴力不同的、因素更为复杂且更为内向的暴力，是孩子只能一个人藏在心里的那类暴力。

所以，即使是无意识的，我那时也不该在山上对他使用暴力。对此我非常遗憾，深感懊悔。那是我最做不得的事，因为他离开父母被半强制性地集体疏散到新环境，正准备以此为转机向我多少敞开心扉。

也许他当时心中尚有的余地因我使用暴力而受到了致命的损毁。如果可能，我想慢慢花时间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由于后来的情况未能得以实现。中田君没有苏醒过来，被直接送去东京的医院，那以来再不曾同他见面。这成为一种悔恨留在我的心间。我仍清晰记得他被打时的表情，可以将他深深的惊惧和失望历历重现于眼前。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最后请允许我再写一点。我丈夫于战争即将结束时在菲律宾战死了。说实话，我未受到太大的精神打击。当时我感觉到的仅仅、仅仅是深切的无奈，不是绝望不是愤怒。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这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丈夫将在某个战场上丢掉年轻生命的结果——我早已预想到了。在那之前一年我梦见同丈夫剧烈性交，意外来了月经，上山，慌乱之中打了中田君，孩子们陷入莫名其妙的昏睡——事情从那时开始就已被决定下来了，我已提前作为事实加以接受了。得知丈夫的死讯，不过是确认事实罢了。我灵魂的一部分依然留在那座山林之中，因为那是超越我人生所有行为的东西。

最后，祝先生的研究取得更大进展。请多珍重。

谨上

(1)　一九七二年。

(2)　日本鹿岛神宫林中的一块石头。相传鹿岛神下凡时坐在石上，石底深埋土中，可解除地震。

第13章

偏午时我正望着院子吃饭，大岛走来坐在身旁。这天除了我没有别的阅览者。我吃的东西一如往日，不外乎在车站小卖店买的最便宜的盒饭。我们聊了几句。大岛把自己当作午饭的三明治分一半给我，说今天为我多做了一份。

“这么说你也许不高兴——从旁边看来你总好像吃不饱似的。”

“正在把胃搞小。”我解释道。

“刻意的？”他显得兴味盎然。

我点头。

“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吧？”

我又一次点头。

“意图我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正是能吃的时候，能吃的时候最好吃饱。在多种意义上你都处于正需要充分摄取营养的时期。”

他给的三明治一看就很好吃，我道谢接过吃着。又白又柔的面包里夹着熏鲑鱼、水田芥和莴苣。面包皮响脆响脆。辣根加黄油。

“是你自己做的么？”

“没有人给我做嘛！”

他把壶里的纯浓咖啡倒进大号杯，我则打开自带软包装牛奶喝着。

“你在这里正拼命看什么呢？”

“正在看漱石全集。”我说，“剩了几本没看，想趁此机会全部看完。”

“喜欢漱石喜欢得要读破所有作品。”大岛说。

我点头。

白气从大岛手中的杯口冒出。天空虽然仍阴沉沉的，但雨现已停了。

“来这里后都看了什么？”

“现在是《虞美人草》，之前是《矿工》。”

“《矿工》？”大岛像在梳理依稀的记忆，“记得是讲东京一个学生因为偶然原因在矿山做工，混在矿工里体验残酷的劳动，又重返外面世界的故事。中篇小说。很早以前读过。内容不大像是漱石作品，文字也较粗糙，一般说来在漱石作品中是评价最不好的一部……你觉得什么地方有意思呢？”

我试图将自己此前对这部小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东西诉诸有形的词句，但此项作业需要叫乌鸦的少年的帮助。他不知从哪里张开翅膀飞来，为我找来若干词句。

“主人公虽然是有钱人家子弟，但闹出了恋爱风波又无法收场，于是万念俱灰，离家出走。漫无目标奔走之间，一个举止怪异的矿工问他当不当矿工，他稀里糊涂跟到了足尾铜矿做工，下到很深的地下，在那里体验根本无从想像的劳动。也就是说，不谙世事的公子哥儿在类似社会最底层的地方四处爬来爬去。”我喝着牛奶搜刮接下去的词句。叫乌鸦的少年返回多少需要时间，但大岛耐心等着。

“那是生死攸关的体验。后来好歹离开，重新回到井外生活当中。至于主人公从那场体验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生活态度是否因此改变，对人生是否有了深入思考，以及是否对社会形态怀有疑问……凡此种种作品都没有写，他作为一个人成长起来那种类似筋骨的东西也几乎没有。读完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这部小说到底想说什么呢？不过怎么说呢，这‘不知其说什么’的部分奇异地留在了心里。倒是很难表达清楚。”

“你想说的是：《矿工》这部小说的形成同《三四郎》那样的所谓近代教养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是吧？”

我点头：“嗯，太难的我不大明白，或许是那样的。三四郎在故事中成长。碰壁，碰壁后认真思考，争取跨越过去。不错吧？而《矿工》的主人公则截然不同，对于眼前出现的东西他只是看个没完没了，原封不动地接受而已。一时的感想之类诚然有，却都不是特别认真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总是在愁眉不展地回顾自己闹出的恋爱风波。至少表面上他下井时和出井后的状态没多大差别。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自己作出过判断或选择。怎么说呢，他活得十分被动。不过我是这样想的：人这东西实际上恐怕是很难以自己的力量加以选择的。”

“那么说，你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重合到《矿工》主人公身上了？”

我摇头：“不是那个意思，想都没那么想过。”

“可是人这东西是要把自己附在什么上面才能生存的。”大岛说，“不能不那样。你也难免不知不觉地如法炮制。如歌德所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

我就此思考着。

大岛从杯中啜了一口咖啡，说道：“不管怎样，你关于漱石《矿工》的意见还是令人深感兴趣的，尤其作为实际离家出走的少年之见听起来格外有说服力。很想再读一遍。”

我把大岛给我做的三明治吃光，喝空的牛奶盒捏瘪扔进废纸篓。

“大岛，我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除了你又没有别人可以商量。”我断然开口道。

他摊开双手，做出“请讲”的表示。

“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我今晚就无处可住。有睡袋，所以不需要被褥和床，只要有屋顶就成。哪里都可以。你知道这一带有屋顶的地方吗？”

“据我推测，宾馆旅店不在你的选项之内，嗯？”

我摇了下头：“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另外还有尽可能不引人注意方面的考虑。”

“尤其担心少年科的警察。”

“或许。”

大岛思索片刻，“既然如此，住在这里即可。”

“这个图书馆？”

“是的。有屋顶，也有空房间，夜晚谁也不用。”

“可这样做合适么？”

“当然需要某种协调，但那是可能的，或者说不是不可能的。我想我可以设法做到。”

“怎么做呢？”

“你看有益的书，也能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看上去身体也结实，又有自立之心。生活有规律，甚至能刻意缩小自己的胃。我跟佐伯商量一下，争取让你当我的助手，睡在图书馆的空房间里。”

“我当你大岛的助手？”

“说是助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干，无非帮我开关图书馆的门。实质性清扫有专门干这行的人定期上门，电脑输入交给专家，此外没什么事可干。其余时间尽情看书就是。不坏吧？”大岛说。

“当然不坏，可……”往下不清楚说什么好，“可是，我想佐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毕竟我才十五岁，又是来历不明离家出走的少年。”

“佐伯这个人嘛，怎么说呢……”说到这里，大岛少见地停顿下来物色字眼，“不寻常的。”

“不寻常？”

“简单说来，就是不以常规性标准考虑问题。”

我点点头。但我琢磨不出不以常规性标准考虑问题具体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是特殊人喽？”

大岛摇头道：“不，不是那样的。若说特殊，我这人才是特殊人。就她而言，只是说不受常规性条条框框的束缚。”

我仍未搞清所谓不寻常同特殊的区别，但我觉得还是不追问下去为好，至少在现在。

大岛略停一下说：“不过也是，今晚马上就住下来恐怕无论如何都有些勉强，所以得先把你领去别的地方。事情定下之前你就在那边住两三天时间。不要紧的？地方倒是离这里远一点儿。”

我说不要紧。

“五点图书馆关门。”大岛说，“收拾一下，五点半从这里出发。你坐我的车，把你拉到那里。眼下那里谁也没有，屋顶基本上有。”

“谢谢。”

“到那儿之后再谢。跟你预想的相差很多也不一定。”

回阅览室继续看《虞美人草》。我原本就不是快速读书家，是一行一行追看那一类型。词章之乐。若词章乐不起来，必然半途而废。快五点时，我把小说读到最后，放回书架，然后坐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怅怅地回想昨晚的事。想樱花，想她的房间，想她为我做的事。很多事情发生变化，推向前去。

五点半我在甲村图书馆门口等大岛出来。他把我领去后面停车场，让我坐在绿色赛车的副驾驶席上。马自达活动顶篷式。篷已合拢。潇洒的敞开式双排座。但行李座太小，放不下我的背囊，只好用绳子绑在后头行李架上。

“行车时间蛮长的，路上停靠在哪里吃饭吧。”说着，他发动引擎打火。

“往哪儿去呢？”

“高知。”他说，“去过？”

我摇头。“有多远？”

“是啊……到目的地大约要两个半钟头。翻山，南下。”

“去那么远没问题么？”

“没问题。路笔直笔直畅通无阻，太阳又没下山，油箱满满的。”

傍晚时分我们穿过市区，先开上西行高速公路。他巧妙地变换着车道在车与车之间穿梭，左手频频换挡，时而减速时而加速。每次引擎的旋转声都有细微变化。每当他压下变速杆把油门猛踩到底，车速便一瞬间超过一百四十公里。

“变速装置是特殊的，提速快。这点和普通的马自达赛车不同。熟悉车？”

我摇头。对车什么的我一无所知。

“你喜欢开车？”

“医生不准我从事危险运动，所以代之以开车。补偿行为。”

“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病名说起来很长，简而言之，是一种血友病。”大岛若无其事地说，“血友病可知道？”

“大致。”我说。生物课上教过。“一旦出血就止不住。由于遗传关系，血液不凝固。”

“正确。血友病也有好多种，我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虽然不至于要死要活，但必须小心，尽量别受伤。一旦出血，就得先去医院再说。而且你也知道，一般医院里贮存的血很多时候存在种种问题。感染艾滋病坐以待毙不在我的人生选项之内。所以，关于血液我在这座城市里备有特殊门路。由于这个缘故，我不旅行。除了定期去广岛一家大学附属医院，我几乎不离开这里。再说，我本来就不很喜欢旅行和运动，因此不觉得难受。只是做饭有点儿不方便，不能拿菜刀真正做饭菜是悲哀的事情。”

“开车也是相当危险的运动，我想。”

“危险种类不同。我开车的时候，尽可能开出速度来。开出速度，发生交通事故可就不是割破手指尖那样的小事故。而若大量出血，血友病患者也好健康人也好生存条件都差不许多。公平！不必考虑凝固不凝固那类啰嗦事，可以怡然自得无牵无挂地死去。”

“确实。”

大岛笑道：“不过别担心，轻易不会出事。别看这样，性格上我非常谨慎，从不勉强，车本身也保持在最佳状态。况且，死的时候我想自己一个人静悄悄地死。”

“拉上谁一起死不在大岛人生的选项之内。”

“正确。”

我们走进高速公路服务站的餐厅吃晚饭。我吃炸鸡块和色拉，他吃咖喱海鲜和色拉。以充饥为目的的饮食。他付账。之后又上车前进。四周彻底黑了下来。一踏加速器，引擎转速仪的指针猛然跳起。

“听音乐可以么？”大岛问。

我说可以。

他按下CD唱机的放音键，古典钢琴乐响起。我倾听了一会儿音乐。大体听得出。不是贝多芬，不是舒曼，从年代上说介于二者之间。

“舒伯特？”

“不错。”他双手搭在方向盘的以时钟来说是十时十分的位置，瞥了我一眼，“喜欢舒伯特的音乐？”

我说不是特别喜欢。

大岛点头道：“开车的时候，我经常用大音量听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晓得为什么？”

“不晓得。”

“因为完美地演奏弗朗茨·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作业之一。尤其这首《D大调奏鸣曲》，难度非同一般。单独拿出这部作品的一两个乐章，某种程度上弹得完美的钢琴手是有的，然而将四个乐章排在一起，刻意从谐调性这个角度听来，据我所知，令人满意的演奏一个也谈不上。迄今为止有无数名钢琴手向此曲挑战，但哪一个都有显而易见的缺陷，还没有堪称这一个的演奏。你猜为什么？”

“不知道。”我说。

“因为曲子本身不完美。罗伯特·舒曼诚然是舒伯特钢琴乐难得的知音，然而即使他也称其如天堂路一般冗长。”

“既然曲子本身不完美，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名钢琴手向它挑战呢？”

“问得好。”言毕，大岛略一停顿。音乐笼罩了沉默。“我也很难详细解释。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某种具有不完美性的作品因其不完美而强有力地吸引人们的心——至少强有力地吸引某种人的心。比如你为漱石的《矿工》所吸引。因为那里边有《心》和《三四郎》那样的完美作品所没有的吸引力。你发现了那部作品。换言之，那部作品发现了你。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也是如此，那里边具有惟独那部作品才有的拨动人心弦的方式。”

“那么，”我说，“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你为什么听舒伯特的奏鸣曲呢，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

“舒伯特的奏鸣曲、尤其是《D大调奏鸣曲》，如果照原样一气演奏下来，就不成其为艺术。正如舒曼指出的，作为牧歌则太长，技术上则过于单一。倘若如实弹奏，势必成为了无情趣的骨董。所以钢琴手们才各显神通，独出机杼。例如，喏，这里强调承转，这里有意放慢，这里特别加快，这里高低错落。否则节奏就出不来。而若稍不小心，这样的算计就会使作品的格调顷刻瓦解，不再是舒伯特的音乐。弹奏这首D大调的任何一位钢琴手都挣扎在这种二律背反之中，无一例外。”大岛倾听着音乐，口里哼着旋律，继续下文，“我经常一边开车一边听舒伯特，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几乎所有的演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完美的演奏。优质的稠密的不完美性能够刺激人的意识，唤起注意力。如果听舍此无他那样的完美音乐和完美演奏开车，说不定就想闭上眼睛一死了之。而我倾听《D大调奏鸣曲》，从中听出人之活动的局限，得知某种完美性只能通过无数不完美的聚集方能具体表现出来，这点给我以鼓励。我说的可明白？”

“或多或少。”

“抱歉。”大岛说，“一说起这个，我就如醉如痴。”

“可是不完美性也分很多种类，也有程度问题吧？”我问。

“自然。”

“比较地说也可以的——以往听过的《D大调奏鸣曲》中，你认为最出色的是谁的演奏呢？”

“好难的问题。”他说。

大岛就此思索起来。他按下换挡，移到超车线，一阵风地追过运输公司的大型冷冻卡车，又拉起车挡，返回行车线。

“不是我有意吓唬你，夜间在高速公路上，这绿色赛车是最难看见的一种车。个头矮，颜色同夜色混在一起。尤其从长拖车驾驶座上很难看清。一不小心就非常危险，尤其在隧道里。按理赛车的车身颜色该涂红的，那样容易看见。法拉利大多是红色就因为这个道理。”他说，“可我就是喜欢绿色。危险也要绿的。绿是林木色，红是血色。”

他看一眼手表，又随着音乐哼唱起来。

“一般地说，作为演奏最为一气呵成的是布莱迪和阿什克纳济。不过坦率说来，我个人不中意他俩的演奏，或者说不为其吸引。舒伯特么，让我来说，乃是向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挑战而又败北的音乐。这是浪漫主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舒伯特的音乐是浪漫主义的精华。”

我注意细听舒伯特的奏鸣曲。

“如何，单调的音乐吧？”

“的确。”我说。

“舒伯特是经过训练才能理解的音乐。刚听的时候我也感到单调，你那样的年龄那是当然的。但你很快就会领悟。在这个世界上，不单调的东西让人很快厌倦，不让人厌倦的大多是单调的东西。向来如此。我的人生可以有把玩单调的时间，但没有忍受厌倦的余地。而大部分人分不出二者的差别。”

“你刚才说自己是‘特殊人’的时候，指的是血友病吧？”

“那也是有的。”说罢，他看着我这边微微一笑。一种仿佛含有恶魔意味的微笑。“但不光是，还有别的。”

舒伯特天堂路一般冗长的奏鸣曲结束之后，我们再不听音乐，也自然而然地缄口不语，分别委身于沉默编织出的漫无边际的思绪中。我似看非看地看着陆续出现的道路标识。向南转过交叉点后，长长的隧道一个接一个闪现出来。大岛全神贯注地赶车超车。路上有很多低速行驶的大型车，大多数被我们超了过去。赶超大型车时，耳边“咻”一声传来空气的低吼，就好像什么灵魂出窍时的动静。我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以确认背囊是否仍在后头行李架上绑着。

“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深山老林之中，很难说是舒适的住处。住在那儿的时间里，你恐怕见不着任何人。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大岛说，“那样的地方也不碍事？”

我说不碍事。

“你已习惯孤独了。”大岛说。

我点头。

“不过，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那里的孤独很可能是你想像不到的那种。”

“比如什么样的？”

大岛用指尖顶了一下眼镜桥：“无可奉告。因为孤独因你本身而千变万化。”

开下高速公路，驶入一般国道。从高速公路出口前行不远，沿路有个小镇，镇上有小超市。大岛停下车，买了一个人几乎提不动袋子那么多的食品。蔬菜和水果、苏打饼干、牛奶和矿泉水、罐头、面包、熟食，差不多全是无需烹调的、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仍由他付款。我刚要付，他默默摇头。

我们再次上车，沿路前进。我在副驾驶席上抱着行李座放不下的食品袋。开出小镇，路面完全暗了，人家越来越少，来往的车也越来越少。路面窄得很难相向开车，但大岛把车灯光束开得足足的，几乎不减速地风驰电掣。制动和加速频频转换，车挡在2与3之间往返。表情已从大岛脸上消失，他集中注意力开车，双唇紧闭，眼睛逼视前方黑暗中的一点，右手握方向盘，左手置于短短的变速球柄。

不久，公路左侧变成悬崖峭壁，下面似有山溪流淌。弯拐得越来越急，路面开始不平稳，车尾发出夸张的声音摇来摆去。但我已不再考虑危险，在这里弄出交通事故恐怕不在他的人生选项之中。

手表数字接近9。我打开一点儿车窗，凉飕飕的空气涌了进来。四周的回声也已不同。我们是在山中朝更深的地方行进。路总算离开了悬崖（多少让我舒一口气），驶入森林。高大的树木在我们周围变魔术般地耸立着，车灯舔一般地逐一扫过树干。沥青路面早已没了，车轮碾飞石子，石子反弹在车体上发出脆响。灯光随着路面的坑坑洼洼急切切地上蹿下跳。星星月亮都没出来，细雨不时拍打前车窗的玻璃。

“常来这里的？”我问。

“过去是的。现在有工作，不怎么来了。我的哥哥是冲浪运动员，住在高知海岸，开一家冲浪用品店，造小汽艇，偶尔他也来住。你会冲浪？”

没冲过，我说。

“有机会让我哥哥教你。一个很有两下子的冲浪手！”大岛说，“见了面你就知道，和我相当不同：高高大大，沉默寡言，不善交际，晒得黑黑的，喜欢啤酒，听不出舒伯特和瓦格纳的区别。但我们十分要好。”

沿山道又行了一程，穿过几座幽深的森林，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岛停下车，引擎没关就跳下车去，把铁丝网门拿掉锁推开，随后把车开进去，又跑了一段弯弯曲曲的坏路。过了一会儿，眼前出现稍微平坦些的地方，道路在此终止。大岛停住车，在驾驶席上长长地吁了口气，双手把前额的头发撩去后面，扭动钥匙熄掉引擎，拉下停车闸。

引擎熄掉后，沉甸甸的岑寂压来了。冷却扇开始转动，因过度使用而发热的引擎暴露在外部空气中，“咝咝”作响。可以看见引擎罩上微微腾起的热气。很近的地方似乎有小河流淌，水流声低低传来。风时而在远离头顶的上方奏出象征性的声音。我打开车门下来。空气中一团一块地混杂着冷气，我把套在T恤外的防风衣拉链拉到颏下。

眼前有一座小建筑物。形如小窝棚。由于太黑，细处看不真切，惟见黑魆魆的轮廓以森林为背景浮现出来。大岛仍让车灯亮着，手拿小电筒慢慢走去，登上几阶檐廊的阶梯，从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进门擦火柴点灯，而后站在门前的檐廊上，手遮灯光向我招呼道：“欢迎光临寒舍！”他的身影俨然古典章回小说中的插图。

我登上檐廊阶梯，进入建筑物。大岛给天花板垂下的大煤油灯点火。

建筑物内只有一个箱子样的大房间。角落安一张小床。有吃饭用的桌子，有两把木椅，有个旧沙发。沙发垫已晒得不可救药。看上去就像把若干家庭不要的家具随手拾来凑在一起。有个把厚木板用块状物垫起几层做成的书架，上面排列着很多书。书脊都很旧了，是被实实在在地看过的。有个装衣服的老式木箱，有简易厨房，有台面，有个小煤气灶，有洗涤槽。但没有下水道，旁边放一个铝桶算是替代物。木架上摆着锅和壶。长柄平底锅挂在墙上。房间正中有个黑铁柴炉。

“哥哥差不多只靠一个人就造了这座小屋。用原有的樵夫窝棚大幅度改造的。手相当巧。我还小的时候也帮了点儿忙，在不至于受伤的情况下。非我自吹，极有原始风味。刚才也说了，没有电，没有下水道，厕所也没有。作为文明的产物，勉强有液化气。”

大岛拿起壶，用矿泉水简单涮了涮，准备烧水。

“这座山本是祖父的所有物。祖父是高知的财主，有很多土地和财产。十多年前他去世后，哥哥和我作为遗产继承了这座山林。基本上是整整一座山。其他亲戚谁也不要这样的地方，一来偏僻，二来几乎不具有资产价值。作为山林利用必须雇人打理，而那相当费钱。”

我拉开窗帘往外看，但对面只有浓重的黑暗如墙壁连成一面。

“正是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大岛把卡莫米尔袋泡茶放入壶中，“我来过这里好几次，一个人生活。那期间谁也不见，跟谁也不说话。哥哥半强迫地叫我那样做的。得我这种病的人，一般是不许那样的，因为一个人留在这种地方有危险，但哥哥不在乎这个。”他靠在厨房台板上等水烧开。“哥哥并不是想严格锻炼我，没那样的念头，只是因为他相信对我来说那样做是必要的。不过的确有好处，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是很有意义的体验。可以看许多书，可以一个人慢慢思考。说实话，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差不多没有上学，喜欢不来学校，学校方面也不大喜欢我。怎么说呢，因为我与众不同。初中算是好歹靠情面混出来了，往下便单枪匹马，和现在的你一样。这话说过了？”

我摇头：“所以你待我好？”

“这个是有的。”他略一停顿，“但也不尽然。”

大岛把一个茶杯递到我手里，自己也喝着。热乎乎的卡莫米尔茶使长途奔波中亢奋起来的神经安稳下来了。

大岛看一眼表：“我差不多该回去了，简单介绍一下吧。附近有条清亮清亮的河，要用水去那里拎。就是不远那里涌出的水，可以直接喝，比什么矿泉水地道得多。烧柴里边堆着，冷了生炉子就是。这里够冷的，即使八月份我有时也要生火。火炉当灶炉，能做简单的饭菜。另外后面工具房里有干各种活需要的工具，自己按需要找。箱子里有我哥哥的衣服，随便穿好了，他那人不会介意谁穿了自己的衣服。”

大岛双手叉腰，把房间打量了一圈。

“一看你就知道，小屋不是为浪漫目的建造的，但若只考虑存活，应该没什么不便。此外有个忠告：最好别进入森林深处。那是很深很深的森林，路也没一条像样的。走进树林时，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再往里头去就有可能迷路，一旦迷路就很难找回原处。我也吃过一次大亏，在离这里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左一圈右一圈整整转了半日。也许你认为日本是小国，何至于迷在森林里出不来，可是一旦迷路，森林这东西是深得没有尽头的。”

我把他这个忠告记在脑袋里。

“还有，下山的事也最好不要考虑，除非有相当紧急的情况。距有人家的地方实在太远。就在这里等着，我很快会来接你。估计两三天内就能来，两三天吃的已准备好了。对了，可带手机了？”

我说带了，用手指了一下背囊。

他淡然一笑：“那就放在那里好了。手机这里用不上，电波根本到不了，广播当然也听不成。就是说——你同世界完全隔绝。书是尽可以读。”

我忽然想起一个现实性问题：“没有厕所，在哪里方便呢？”

大岛大大地摊开双手：“这广阔而深邃的森林都是你的，厕所在哪里由你裁定。”

第14章

中田一连几天往围墙里面那块空地跑，只有一天因一大早下倾盆大雨留在家做简单的木工细活，此外每天都从早到晚坐在空地草丛中等待下落不明的三毛猫露头或戴奇特高筒帽的男子出现，然而一无所获。

天快黑时，中田顺路到委托人家里口头报告当天搜索内容——为寻找失踪的猫获得了什么情报，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委托人作为当日酬金差不多总是给他三千日元。这是中田干活的行情，倒也不是谁定下来的，无非中田乃“找猫名手”的评价一传十十传百传遍整个社区，与此同时一天三千日元的酬金额度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固定下来了。不单单钱，还必须附带什么，吃的也行穿的亦可，另外猫实际找来的时候要作为成功礼金交给中田一万日元。

并非平日总有找猫的委托，因此一个月下来收入也没有多少，但公共费用由替他管理父母遗产（款额不很大）和一点点存款的大弟弟支付，东京都还有面向高龄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发下，靠这笔补贴金维持生活基本无大问题。所以，找猫得到的酬金就成了他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钱，且在中田眼里还是个不小的数目（说实话，除了时不时吃一次鳗鱼，还真想不出其他用途）。剩下的钱就藏在房间榻榻米下面，不会看书写字的中田银行和邮局都去不成，因为那里不管做什么都要把自己的姓名和住所写在格式纸上。

中田将自己能同猫说话一事作为独自的秘密。知晓中田能同猫说话的，除了猫们，惟有中田。倘对其他人讲了，势必被视为脑袋有问题。当然，脑袋不好使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脑袋不好使和脑袋有问题毕竟两码事。

他在路旁同哪里的猫说话时偶尔也有人从身边走过，但即使看见了也没怎么注意。老人像对人那样对动物说话不是多么稀罕的光景，所以，就算大家欣赏他能同猫说话，为他那么了解猫的习惯和想法感到惊奇，他也不置一词，只是微微一笑而已。中田老实认真，彬彬有礼，且总是面带微笑，因此在附近太太们中间评价十分之高。衣着甚为整洁这点亦是深受好评的缘由之一，尽管贫穷，但中田极为喜欢入浴和洗衣服，再说找猫委托人除了现款酬金还常常送给他自家不要的崭新崭新的衣服。带有杰克·尼克拉斯标记的橙红色高尔夫球服也许很难说与中田相得益彰，但他本人当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中田站在门口向当时的委托人小泉太太讷讷地详细报告情况。

“关于小胡麻的事，总算得到一个情报：一位叫川村君的几天前在二丁目围墙里一块大空地上看见像是小胡麻的三毛猫。同这里隔着两三条很大的路，但无论年龄、花纹还是项圈的式样都同小胡麻一致。中田我准备密切监视那块空地，带上盒饭从早到晚坐在那里。不不，这请您不必介意。中田我本来就是闲人，只要不下大雨就没问题。只是，如果太太觉得再没必要监视，就请告诉中田我一声，中田我当即中止监视。”

川村君不是人而是褐花猫这点他隐瞒下来，亮出这张底牌，事情难免说不清道不明。

小泉太太向中田表示感谢。两个小姑娘自从心爱的三毛猫忽然去了哪里以后一直无精打采，饭也不好好吃。很难告诉她们猫那东西原来就是一忽儿不见的玩意儿，可是太太又没有时间亲自跑来跑去找猫，用三千元整雇到每天如此卖力气找猫的人实在谢天谢地。老人样子倒是奇特，讲话方式也别具一格，但作为找猫者声誉很高，且不像是坏人。忠厚老实，而且——这么说也许不合适——看不出有骗人的才智。她递出装在信封里的当日酬金，还把刚刚做好的什锦饭连同煮山芋一起塞进“特百惠”保鲜盒给了他。

中田低头接过，闻了一下饭味儿谢道：“十分感谢。山芋是中田我好喜欢的东西。”

“合您口味就好。”小泉太太说。

监视空地已经一个星期了。这期间中田在那里看见许多猫，褐纹猫川村每天来这空地几次，凑到中田身旁热情搭话，中田也回以寒暄，谈天气，谈政府的补贴，但对川村所言，中田仍全然不得要领。

“人行道蜷缩川边不好办。”川村说。看样子它很想把什么告诉中田，但中田根本弄不清楚他说的什么。

“意思听不大明白。”中田实言相告。

川村显得有点为难，将同一件事（大约）用别的语句重说一遍：“川边叫唤绑起来。”

中田愈发如坠云雾。

若是咪咪在这里就好了，中田心想，咪咪肯定“啪”一声打川村一个嘴巴，让它讲得简明易懂，而且会条理清楚地把内容翻译过来。一只脑袋瓜好使的猫。但咪咪不在，她已决定不在野外出现，大概很怕招惹其他猫身上的跳蚤。

川村讲罢一通中田不能理解的事项，蛮好看地笑着去了哪里。

别的猫你来我往出现不少，最初它们对中田怀有戒心，从远处以极困惑的眼神望着他，后来知道他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无所事事，这才好像决定不予介意。中田经常笑容可掬地向猫们搭话，寒暄，通报姓名，然而几乎所有的猫都对他不理不睬不应声，装出没看见没听到的样子。这里的猫们对装样子十分得心应手。中田心想：肯定这以前吃了人们不少苦头。总之，中田没有责怪它们不懂社交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自己在猫社会中终归是外人，不处于可以向它们要求什么的立场。

但其中有一只好奇心强的猫，给中田回了简单的寒暄话。

“你这家伙，会讲的嘛！”耳朵不完整的黑白斑纹猫略一迟疑，环视周围后说道。口气虽然粗鲁，但性格似乎不坏。

“那是，倒是只会一点点。”中田说。

“一点点也够可以的。”

“我姓中田，”中田自我介绍，“恕我冒昧，您贵姓？”

“没那玩意儿。”斑纹猫冷冷的一句。

“大河如何？这样称呼您不介意？”

“随你便。”

“我说，大河君，”中田说，“为了祝贺我们如此见面，您不吃点儿煮鱼干什么的？”

“好啊，煮鱼干可是我所喜欢的。”

中田从挎包里掏出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煮鱼干递给大河。中田包里经常备有若干袋煮鱼干。大河“咯嘣咯嘣”吃得甚是津津有味，从头到尾吃得干干净净，之后洗了把脸。

“抱歉！”大河说，“人情我记着。可以的话，给你舔舔哪里如何？”

“不不。承您这么说，中田我已喜不自胜。今天就不劳您了，谢谢。呃——，说实话吧，大河君，中田我正受人之托找猫。找一只三毛猫，名字叫胡麻。”

中田从挎包里取出胡麻的相片给大河看。

“有情报说在这空地上见过这只猫君，所以中田我一连数日坐在这里静等小胡麻出现。您大河君也曾偶尔看见过这小胡麻？”

大河瞥了一眼相片，脸色随即阴沉下来，眉间聚起皱纹，连眨几下眼睛。

“跟你说，吃了你的煮鱼干我是感谢的，不是说谎。不过这个不能讲，讲了不妙。”

中田吃了一惊：“讲了不妙？”

“非常危险，这个，可不得了！坏话不能再说了，总之那只猫的事最好忘掉。另外你尽可能别靠近这个场所。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忠告。别的忙我帮不上，这忠告就当是吃煮鱼干的回报好了。”

大河说罢起身，打量四周，消失在草丛中。

中田喟叹一声，从挎包里拿出保温瓶，花时间慢慢喝着热茶。大河说危险。但中田全然想不出同这场所有关的危险。自己不过在找迷路的三毛猫罢了，哪里有什么危险呢？莫非川村说的头戴奇特帽子的“逮猫人”危险？但中田我是人，不是猫，人对逮猫人何惧之有。

然而世间有很多事情超出中田的想像，其中有许许多多中田所不能理解的缘由，所以中田不再思考。以容量不足的脑浆再怎么思考下去，也无非落得头痛而已。中田不胜怜惜似的喝罢热茶，盖上保温瓶放回挎包。

大河在草丛中消失后，很长时间一只猫也没露头，惟独蝴蝶在草上静静飞舞，麻雀们结队而来，忽儿四散，又聚在一起。中田几次迷迷糊糊睡去，几次忽然醒来。看太阳的位置大致晓得时间。

狗出现在中田面前是在傍晚时分。

狗是突然从草丛中出现的。静悄悄直挺挺地闪出。一只极大的黑狗。从中田坐的位置仰视，较之狗，更像一头小牛。腿长毛短，肌肉如钢块儿一般隆起，两耳尖如刀尖一般，没戴项圈。中田不大清楚狗的种类，但此乃生性凶猛——至少可以根据需要变得凶猛——之狗这点一眼即可看出。简直可作军犬使用。

狗目光炯炯面无表情，嘴角外翻下垂，龇着锋利的白牙。牙齿上有红色血迹。细看之下，嘴角粘着滑溜溜的肉片样的东西。红红的舌头如火焰在牙齿间一闪一闪。狗以双眼直直地凝视中田的脸。好一阵子狗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中田同样缄默不语。中田不能和狗讲话，能讲话的只限于猫。狗的眼睛宛如沼池中泡过的玻璃球，冰冷而浑浊。

中田悄悄吸一口气。至少他不至于害怕什么。自己此时面临危险这点他当然能够理解，对面存在的（何以存在自是不知）乃是具有敌对性攻击性之活物他也大体清楚，但他并不认为如此危险已直接降落到自己头上。死本来就在中田想像的围墙之外，痛苦在实际到来之前不在其视野之中。他无法想像虚拟的痛苦。故而，中田纵使巨犬立于前也并不畏惧，只是略感困惑。

站起来！狗说。

中田屏住呼吸。狗在说话。但准确说来狗没有说话，嘴角没动。狗是用说话以外的某种方式向中田传递信息。

站起来跟我走！狗命令道。

中田乖乖从地上站起。本想向狗大致寒暄一番，又转念作罢。就算能跟狗说话，也未必能有作用。何况他也没心思同这只狗说话，连为对方取名的情绪都上不来。即使花时间再多，也不可能同这只狗成为朋友。

说不定这狗同知事有关系，中田蓦然心想，或者自己找猫收酬金之事败露，知事为取消补贴而派狗前来亦未可知。若是知事大人，使用这么大块头的军犬也没什么不可思议。弄不好，很可能出麻烦。

见中田立起，狗开始缓缓移步。中田把包从肩上拿下，跟在后面。狗尾巴很短，尾根那里有两个硕大的睾丸。

狗径直穿过空地，从板墙缝隙钻到外面，中田也随之走出。狗一次也没回头。大概也不用回头，听脚步声即可知道中田尾随其后。中田在狗的带领下走上大街。快到商店街了，路上行人多了起来。差不多都是附近出来购物的主妇。狗扬起脸，笔直目视前方，威风凛凛地迈着步伐。前面走来的人看见如此气势汹汹的黑毛巨犬，无不慌忙让路，也有人下自行车转去另一侧人行道。

跟在狗后面行走之间，中田觉得人们好像在纷纷躲避自己。没准大家以为自己没拴绳子就遛起了大狗，实际上也有人以带责难意味的目光瞪视中田。这对中田来说是件伤心事。不是中田我自愿这样做的，他很想向周围人解释，中田我只是被狗领着走，中田我不是强者，中田我软弱得很。

狗领着中田走了很长的路。通过几个十字路口，穿过商业街。在十字路口，狗无视任何信号。由于路不是很宽，车也开不出速度，所以即使闯红灯也没多大危险。见狗过来，开车的人全都慌慌张张踩闸刹车。狗龇牙咧嘴，狠狠瞪着司机，迎着红灯挑战似的悠然行进。中田也只好跟在后面。中田心里明白：狗完全晓得信号意味着什么，故意视而不见罢了。看来狗已习惯自己决定一切。

中田不知走在什么地方。中途还是熟悉的中野区住宅地段，而拐过一个街角之后突然陌生起来。中田一阵不安。就这么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路可如何是好。这里说不定已不再是中野区了。中田环视周围，力图找到有印象的标识，然而一无所见。这里已是中田从未见过的城区。

狗不管不顾地以同一步调同一姿势行走不止：扬脸、竖耳、如钟摆一样轻轻摇动睾丸，速度适中，可以使中田轻松跟在后面。

“我说，这里还是中野区么？”中田试着问。

狗不回答，亦不回头。

“您和知事大人有关系么？”

仍无回音。

“中田我只是寻找猫的下落。找的一只不大的三毛猫，名字叫胡麻。”

无言。

中田只好作罢。跟狗说什么都白费。

幽静住宅区的一角。大房子成排成列，不见有人来往。狗走进其中一座。有老式石围墙，有如今少见的气派的对开门。一扇门大大地敞开着。停车廊里停着一辆宽体小汽车，和狗一样黑漆漆的，光闪闪一尘不染，房门同样大敞四开。狗不犹豫不停顿，径自进门入内。中田脱去旧运动鞋，在换鞋处逆向放好，摘掉登山帽塞进挎包，拍掉裤子上沾的草叶，迈上木地板。狗止步等待中田打点完毕，随后走进仔细擦抹过的木地板走廊，把中田领进尽头处一间像客厅又像书斋的房间。

房间暗幽幽的，已是薄暮时分，加之临院的窗口拉着厚窗帘。没有开灯。房间里边有一张大写字台，好像有人坐在旁边，但眼睛尚未习惯黑暗，分辨不出具体情形，但见一个呈人体形状的黑影如剪纸一般隐约浮现在昏暗中。中田往里一进去，黑影即缓缓变换角度。似乎有人在那里把转椅转向这边。狗停下来，蹲在地板上，闭起眼睛，仿佛在说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您好！”中田朝黑糊糊的轮廓招呼道。

对方默然。

“我姓中田，打扰来了，不是莫名其妙之人。”

没有回应。

“这位狗君喝令跟来，中田我就跟来这里，以致贸然闯入府内，万望恕罪。如果可以，请允许我这就打道回去……”

“坐在沙发上。”男子说道。声音沉静而有张力。

“好，我坐我坐。”说罢，中田在那里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黑狗就在身旁，雕像一般岿然不动。

“您可是知事大人？”

“算是吧。”对方在黑暗中说，“如果那样认为容易理解，那样认为就是。一回事。”

男子把手朝后伸去，打开落地灯。灯光是过去那种不很明亮的黄色光亮，但足以看清楚整个房间。

位于那里的是一个头戴黑色丝织帽的高个头男子，他坐在皮转椅上，架着二郎腿，上身一件大红色长襟紧身服，里面穿着黑马甲，脚登长筒靴。裤子雪一样白，紧紧贴在腿上，活像细筒裤。他抬起一只手放在帽檐那里，就好像向贵妇人致意。左手提一根饰有金圈的黑手杖。就帽子形状而言，总好像是川村所说的“逮猫人”。

长相倒不如服装有特色。固然不年轻，却也不是很大年纪。固然不漂亮，却也不难看。眉毛粗重，脸颊泛出健康的红色。皮肤光滑得出奇，没有胡须。眼睛眯得细细的，嘴唇漾出冷冷的笑意。颇难记住的长相。较之长相，无论如何都是别具一格的服装给人的印象强烈。若穿其他服装出现，很可能无法认出。

“我的名字晓得吧？”

“不，不晓得。”中田说。

男子显得有点失望。

“不晓得？”

“是的。忘记说了——中田我脑袋不好使。”

“这形象就记不起来？”说着，男子从椅子上立起，侧身做出曲腿走路的样子。“还记不起？”

“啊，对不起，还是记不起来。”

“噢，你怕是不喝威士忌的。”

“那是，中田我不喝酒，烟也不抽。穷得要靠政府补贴度日，烟酒无从谈起。”

男子重新坐回转椅，架起腿，拿过写字台上的玻璃杯，喝一口里面的威士忌。“叮咚”一声冰块响。

“我让自己喝个够，可以？”

“那是，您别理会中田我，尽管自己受用。”

“谢谢。”言毕，男子再次直勾勾地打量中田，“那，你是不晓得我的名字喽？”

“是的。十分抱歉，不晓得尊姓大名。”

男子约略扭歪嘴唇。嘴角的冷笑如水纹一样变形、消失、重现，尽管持续时间很短。

“喜欢威士忌的人一眼就可看出。也罢也罢。我的名字叫Johnnie Walker⁽¹⁾——琼尼·沃克。世间几乎无人不晓。非我自吹，全地球都很有名，不妨说和大通⁽²⁾一般有名。话虽这么说，可我不是真正的琼尼·沃克，同英国酿酒公司没任何关系。不过姑且擅自借用一下其商标上的形象和名称罢了。不管怎么说，形象和商标还是需要的。”

沉默降临房间。中田全然听不懂对方之所云，只听懂男子名字叫琼尼·沃克。

“您琼尼·沃克先生是外国人吗？”

琼尼·沃克稍微歪了下头：“是不是呢……如果那样认为容易理解，那样认为就是。怎么都无所谓，是不是都是。”

中田仍然不知所云。情形同跟川村说话时没有什么区别。

“既是外国人，又不是外国人——这样理解可以吧？”

“可以可以。”

中田决定不再追问这个问题：“那么……是您让这位狗君把中田我领来这里的吗？”

“正是。”琼尼·沃克言辞简洁。

“就是说……您琼尼·沃克先生找中田我有什么贵干了？”

“或者不如说是你找我有事要办吧。”说着，琼尼·沃克又啜了一口加冰威士忌，“依我的理解，你一连几天在那块空地上等待我出现吧？”

“那是，那是那是。我倒忘光了。中田我脑袋不好使，无论什么转眼就忘。的确如您所说，中田我等在那块空地，就是想向您请教一下猫君的事。”

琼尼·沃克把手里的黑手杖“啪”一声打在长筒靴外侧。打得虽轻，但又干又脆的声音还是在房间中大大回荡开来。狗略略动了一下耳朵。

“天黑了，潮涨了。话该往前推进了！”琼尼·沃克说道，“你想问我的，是三毛猫的事吧？”

“是的，正是。中田我受小泉先生的太太之托，十多天来一直在寻找三毛猫的去向。您琼尼·沃克先生可知道胡麻的动向？”

“那猫我当然知道。”

“知道在什么地方么？”

“在什么地方也知道。”

中田微张着嘴注视琼尼·沃克的脸。视线移到丝织帽上，旋即落回脸庞。琼尼·沃克的薄嘴唇自信地合拢。

“位置在这附近么？”

琼尼·沃克连连点头：“啊，就这旁边。”

中田环视房间。但不见猫在这里。有写字台，有男子坐的转椅，有自己坐的沙发，有两把椅子，有落地灯，有茶几，如此而已。

“那么，”中田说，“中田我可以领回去么？”

“只要你愿意。”

“只要中田我愿意？”

“不错，只要你中田愿意。”说着，琼尼·沃克微微挑起眉毛，“只要你有决心，就可以把胡麻领回。小泉太太也好小姑娘也好皆大欢喜。或者无功而返，致使大家大失所望。你不想让大家失望吧？”

“那是，中田我不想让大家失望。”

“我也同样。即使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理所当然。”

“那么，中田我该怎样做才好呢？”

琼尼·沃克在手中一圈圈地转动手杖：“我有一件事求你。”

“可是中田我能办到的事？”

“办不到的事我不求人。因为别人办不到的事求也没用，纯属浪费时间。不这么认为？”

中田略一沉吟：“中田我也认为怕是那样。”

“既然如此，我求你中田君的，就是你中田君能办到的事。”

中田再次沉吟：“是的，应该是的。”

“先说泛论——所有假设都需要反证。”

“啊？”

“没有对于假设的反证，就没有科学的发展。”琼尼·沃克用手杖“啪”一声敲一下长筒靴，敲法极富挑战意味。狗又动了动耳朵。“绝对没有！”

中田缄口不语。

“实不相瞒，长期以来我始终在物色你这样的人物，”琼尼·沃克说，“然而百般物色不到。不料前几天正巧看见你同猫交谈的场面，于是心想：对了，这正是我物色的人物。所以才特意劳你大驾。这么把你叫来我也觉得有失礼节。”

“哪里，中田我本来就闲着无事。”

“这样，关于你我做了几个假设。”琼尼·沃克说，“当然也准备了几个反证。一如游戏，一个人玩的大脑游戏。但是，大凡游戏必有输赢。就这个游戏来说，必须确认假设是否得当。不过所指何事你是无法理解的吧？”

中田默默摇头。

琼尼·沃克用手杖敲了两下长筒靴，狗应声立起。

(1)　一种苏格兰威士忌商标名。

(2)　大通金融公司，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公司。

第15章

大岛钻进赛车，打开灯。一踩油门，小石子就溅起来直打底盘。车向后退了退，把车头对准来时的路。他扬手向我致意，我也扬手。尾灯被黑暗吞没，引擎声逐渐远去，俄顷彻底消失，森林的岑寂随之涌来。

我走进小屋，从内侧上了门栓。剩下我一人，沉默迫不及待地把我紧紧围在中间。夜晚的空气凉得简直不像是初夏，但生炉子又时间太晚了。今晚只能钻进睡袋。脑袋因睡眠不足而变得昏昏沉沉，长时间坐车又弄得浑身肌肉酸痛。我把煤油灯火苗拧小，房间昏暗下来，支配房间每个角落的阴影愈发浓了。我懒得换衣服，一身蓝牛仔裤和防风衣就直接钻进睡袋。

我闭起眼睛想尽快入睡，但睡不着。身体强烈需要睡眠，而意识却清醒如水。时有夜鸟尖锐的叫声划破静寂，此外还有来历不明的种种声响传来。脚踩落叶声，重物压枝声，大口吸气声——就在离小屋很近的地方响起。檐廊的底板也时而不吉利地“吱呀”一声。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不知晓周围环境的物种——在黑暗中生息的物种——的军团包围之中。

感觉上有谁在注视我，肌肤上有其火辣辣的视线。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我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缩在睡袋里四下打量点着一盏昏黄油灯的房间，再三确认并无任何人。入口的门横着粗硕的门栓，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怕，小屋中只有我自己，绝没人往里窥看。

然而“有谁在注视我”的感觉仍未消失。我一阵阵胸闷，喉咙干渴，想喝水。问题是此刻在此喝水势必小便，而我又不愿意在这样的夜间出去。忍到天亮好了！我在睡袋里弓着身子微微摇头。

“喂喂，没有什么事的。你被寂静和黑暗吓得缩成一团，那岂不活活成了胆小鬼？难道你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叫乌鸦的少年似乎十分吃惊，“你一直以为自己很顽强，可实际上似乎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的你好像想哭想得不行。瞧你这副德性，没准等不到天亮就尿床了！”

我装作没有听见他的冷嘲热讽，紧紧闭起眼睛，把睡袋拉链拉到鼻端，将所有念头赶出脑海。即使猫头鹰将夜之话语悬在半空，即使远方传来什么东西“扑通”落地的声响，即使房间中有什么移行的动静，我也不再睁眼。我想自己现在是在经受考验。大岛差不多这个年龄时也在此单独住过好几天，想必他也体验过此刻自己感觉到的惊惧。所以大岛才对自己说“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大岛恐怕知道我深更半夜将在此品尝怎样的滋味，因为那是他本身曾在此品尝过的东西。想到这里，身体有点放松下来。我可以超越时间，用指尖摩挲出这里存在的过去的影子。自己可以同那影子合为一体。我喟叹一声，不知不觉沉入了睡眠之中。

早上六点多睁眼醒来。鸟们的叫声如淋浴喷头汹涌地倾注下来。它们在树枝间勤快地飞来飞去，以清脆的叫声彼此呼唤。它们所发的信息里没有夜间的鸟们所含有的浑厚回音。

我爬出睡袋，拉开窗帘，确认昨晚的黑暗已从小屋四周撤得片甲不留。一切辉映在刚刚诞生的金色之中。我擦火柴点燃液化气炉灶，烧开矿泉水，喝卡莫米尔袋泡茶，又从装食品的纸袋中抓出苏打饼干，连同奶酪吃了几片，之后对着洗涤槽刷牙洗脸。

我在防风衣上面套了一件厚外罩，走出小屋。清晨的阳光从高大的树木间泻到廊前空地，到处是一根根光柱，晨霭如刚出生的魂灵在其间游移。我深深吸了口气，毫无杂质的空气给肺腑一个惊喜。我在檐廊的阶梯上坐下，眼望树木间飞来飞去的鸟们，耳听它们的鸣啭。鸟们大多成双成对，不时用眼睛确认对方的位置，相互召唤。

河水就在离小屋不远的树林里，循声很快就能找到，类似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池，流进来的水在这里停住，形成复杂的漩涡，之后又重新找回势头向下流去。水很美，一清见底，掬一把喝了，又甜又凉。我把双手在水中浸了一会儿。

用平底锅做个火腿鸡蛋，拿铁丝网烤面包片吃，又用手锅把牛奶煮沸喝了。之后把椅子搬到檐廊坐下，双腿搭在栏杆上，准备利用清晨慢慢看书。大岛的书架上挤着好几百本书，小说只找到很少几本，而且限于早已熟悉的古典，大部分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地理、自然科学、经济等方面的。大岛几乎没接受学校教育，估计他想在这里通过阅读来自学必要的一般性知识。书涵盖的范围极广，换个角度看，可以说是杂乱无章。

我从中选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艾希曼这个名字作为战犯倒是依稀记得，但并无特别兴趣，只不过这本书正巧碰上自己的目光便随手拿出而已。于是我得以知道这个戴金边眼镜头发稀疏的党卫队中校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事务处理专家。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纳粹头目交给的最终处理——总之就是大量杀戮——犹太人的课题。他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制订计划，而行为是否正确的疑问几乎没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脑袋里有的只是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能处理多少犹太人。依他的计算，在欧洲地区需要处理的犹太人总数为1 100万。

准备多少节货车厢？每节可装多少犹太人？其中有百分之几在运输途中自然丧命？如何能以最少的人数完成此项作业？尸体如何处理最省钱——烧？埋？熔化？他伏案计算不止。计划付诸实施，效果基本同其计算相符。战争结束前约有600万（超过目标一半）犹太人被他的计划处理掉了。然而他从未产生罪恶感。在特拉维夫法庭的带防弹玻璃的被告席上，艾希曼显出困惑的样子：自己何以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审判？何以如此受全世界关注？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这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岂不是完全相同？为什么惟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

我在清晨安静的树林一边听鸟们的叫声，一边看这本“事务处理专家”故事。书的底页有大岛用铅笔写的批语。我知道那是大岛的笔迹。很有特点的字。

“一切都是想像力的问题。我们的责任从想像力中开始。叶芝写道：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¹⁾。诚哉斯言。反言之，没有想像力，责任也就无从产生，或许。一如艾希曼的事例。”

我想像大岛坐在这把椅子上，手拿削尖的铅笔看完书写下批语的情景。责任始自梦中。这句话拨响了我的心弦。

我合上书，放在膝头。我思考自己的责任。不能不思考。白T恤沾有鲜血。我用这双手把血洗掉。血把洗手盆染得鲜红鲜红。对于所流之血，我恐怕要负起责任。我想像自己被送上法庭的情景。人们谴责我，追究责任。大家瞪视我的脸，还用指尖戳。我强调说自己无法对记忆中没有的事负责，我甚至不晓得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说：“无论谁是梦的本来主人，你都和他共有那个梦，所以你必须对梦中发生的事负责。归根结底，那个梦是通过你灵魂的暗渠潜入的！”

一如被迫卷入希特勒的巨大、扭曲的梦中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

我放下书从椅子上立起，站在檐廊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看书看了好久，需要活动身体。我拿两个大塑料罐去河边拎水，拎到小屋倒进水桶。如此反复五次，水桶基本满了。又从屋后小仓库中抱来一捆木柴，堆在火炉旁边。在檐廊一角拉一条褪色的尼龙晾衣绳。我从背囊里取出半干的衣服摊开，碾平皱纹搭在绳上，又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摆在床上接触新的阳光，然后对着桌子写几天来的日记。我使用细字签字笔，用小字一一记下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必须趁记忆还清晰的时候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谁也不晓得记忆能以正确的形态在那里逗留多久。

我梳理记忆。失去知觉，醒过来时躺在神社后面树林中；四周一片漆黑，T恤沾了很多血；打完电话去樱花的公寓，留下过夜；在那里对她说的话；她在那里为我做的事。

她好笑似的笑道：“我可是蒙在鼓里啊！你要想随你偷偷想像好了，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反正我不知道，想像什么由你。”

不，不是那样的。我想像什么，在这世界上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事。

偏午，我试着走进森林。大岛说了，走进森林深处是非常危险的。他告诫我“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问题是往下我要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几天时间，对于这座如巨幅墙壁把我包围起来的森林，较之一无所知还是略有所知为好，这样才能安心。我完全空着两手，离开洒满阳光的空地，踏入幽暗的林海之中。

里边有一条简单的路。虽然差不多全是利用自然地形踩出来的，但不少地方平整过，铺有踏脚石样的扁平石块，有可能崩塌的地方用粗大的木料巧妙拢起，以便长草也可认出路来。估计大岛的哥哥每次来这里时都花一点儿时间修整来着。我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上坡。下坡。转过巨大的岩石，继续往上。大体是上坡路，但坡度不大。路两边树木高高耸立。色调灰暗的树干，纵横交错的粗枝，遮天蔽日的叶片。脚下茂密地长着羊齿等杂草，像在拼命吸收微弱的光线。阳光全然照不到的地方，青苔默默覆盖了岩体。

小路越走越窄，逐渐把统治权让给杂草，就好像雄赳赳地大声开头的话语渐渐细弱、进而含糊不清。平整过的痕迹不见了，很难看出是真正的路还是仅仅看上去像路。未几，路被羊齿草那绿色的汪洋彻底淹没。也可能再往前又有路出现，但具体确认恐怕还是留待下次为好。再向前走，要有必要的准备和行装才行。

我止步回头看去。触目皆是陌生的景物，没有一个能给我鼓励。树干重重叠叠不怀好意地截住视线。四周暗幽幽的，空气沉淀成深绿色，鸟鸣声也不再传来。浑身陡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如空隙吹来一阵冷风时的感觉。别担心——我自言自语，路就在那里。那里好端端地躺着我的来时路，只要不看丢它，就能返回原来的光照。我看好脚下的小路，一步步循规蹈矩，花了比来时更长的时间折回小屋前面的空地。空地上洒满初夏明媚的阳光，鸟们一边脆生生地叫着一边四下觅食。一切较我离开时没有任何变化。应该没有变化。檐廊里有我刚才坐的椅子，椅前扣着刚才看的书。

然而我还是实际感觉出了森林中充满危险。我告诉自己必须忘掉它。如叫乌鸦的少年所说，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例如，我不知道植物可以变得如此令人不寒而栗。以前我所见到所接触的植物，无不是被精心养育巧手打扮的城里植物，可是这里有的，不，这里生息的与之截然不同。它们具有野性十足的体力，具有向人们喷吐的气息，具有直取猎物的尖锐视线。那里有令人想起太古的阴暗魔术的存在物。森林中乃是树木统治的天下，犹如深海底由深海的生物所独霸。倘有必要，森林有可能把我一脚踢开或一口吞进。我对那些树木恐怕必须怀有相应的敬意或敬畏之心。

我返回小屋，从背囊里取出登山用的指南针，打开盖，确认针指在北方。我把小指南针揣进衣袋。关键时候说不定有用。随后坐在檐廊里眼望森林，用随身听听音乐。听奶油乐队，听埃林顿公爵。这些旧日音乐我是从图书馆的CD架上录下来的。《十字路口》反复听了好多遍。音乐让我亢奋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但我不能听很长时间。这里没有电，无法给电池充电，备用电池用完就没戏了。

晚饭前我做运动。俯卧撑、仰卧起坐、蹲坐、倒立、几种伸臂动作——为了在没有器材和设备的狭小场地上维持体能，我设计了若干训练项目。虽然简单、单调，但运动量足够，认真做起来是有效果的。这是我从体育馆教练那里学来的。“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运动，”他说，“做得最热心的是关进单人牢房的囚犯。”我集中精神连做几套，一直做到汗水湿透T恤。

吃罢简单的晚饭，我走上檐廊，头顶无数星辰在闪烁，较之镶嵌在天幕，更接近于随手挥洒在空中。天象仪上面也没有这么多星星。有几颗星大得出奇，看上去活生生的，仿佛伸手可触，委实漂亮得叫人屏息敛气。

不光是漂亮。是的，星星们还同森林的树木一样在生息、在呼吸，我想。它们看着我，晓得我以前干过什么和以后将干什么，事无巨细都休想逃过它们的眼睛。我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再次陷入强烈的恐怖之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在如此数不胜数的星斗的俯视下活到现在，却从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甚至一次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它们。不，岂止星星，此外世上不是有许许多多我未觉察或不知道的事物吗？如此一想，我感到一种无可救药的无奈。纵然远走天涯海角我也逃不出这无奈。

我走进小屋往炉里添柴。小心翼翼地垒高，拿出抽屉里的旧报纸揉成团，用火柴点燃，注视着火苗舔上木柴。上小学时在夏令营活动中学会了如何生火。夏令营固然一塌糊涂，但至少是有某种用处的。我把烟道挡板整个拉开，放进外面的空气。起始不大顺利，后来总算有一根木柴噙住了火苗，火苗由一根柴爬上另一根柴。我盖上炉盖，搬椅子坐到炉前，灯拿到近处，借灯光接着看书。火苗聚在一起变大之后，我把装了水的壶放在炉上烧开。壶盖不时发出惬意的声响。

当然，艾希曼的计划并不是全部顺利实现的，有时会由于现场原因而不能按计划进行。那种情况下艾希曼便多少像个普通人，就是说他会气恼。他憎恶扰乱他桌上产生的美妙数值的粗暴无礼的不确定因素：列车误点、官僚手续造成的低效率、司令官更换而交接不畅、东部战线崩溃后集中营警备力量被调往前线、下大雪、停电、缺煤气、铁路被炸。艾希曼甚至憎恨正在进行的战争——在他眼里那也是妨碍他计划的“不确定因素”。

他在法庭上不动声色地淡淡地述说这一切。记忆力出类拔萃。他的人生几乎全部由务实性细部构成。

时针指在十点，我不再看书，刷牙洗脸。拉合烟道挡板，以便睡觉时火自然熄灭。木柴烧出的火炭儿将房间映成橙红色。房间暖融融的，这种舒适感缓解了紧张和恐惧。我只穿T恤和短运动裤钻进睡袋，闭起眼睛，比昨晚闭得自然得多。我稍微想了想樱花。

“如果我真是你姐姐就好了。”她说。但我不再想下去了。我得睡觉。火炭儿在炉膛里散架了。猫头鹰在叫。我被拖入亦真亦幻的梦境中。

翌日大体是同一情形的重复。早晨六点多唧唧喳喳的鸟叫把我吵醒。烧水喝茶。做早饭吃。在檐廊里看书。用随身听听音乐。去小河提水。在森林小路上行走。这回我带上指南针，走到哪儿都瞧它一眼，以把握小屋所在的大致方位，还用从工具房找到的柴刀在树干上留下简单的记号。我拨开脚下乱蓬蓬的杂草，让路走起来容易些。

森林深邃幽暗，一如昨日。高耸的树木变为厚实的墙壁围在我四周。一个深颜色的什么东西宛如电子魔术画中的动物埋伏在树丛间观察我的行动，但昨天感觉到的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强烈的恐惧已经没有了。我制定自己的守则，不越雷池半步，这样我就不至于迷路，或许。

走到昨天止步的地方后我继续前行。踏进淹没路面的羊齿绿海。走了一会儿，发现仍有踩出的路，接着又被树墙所包围。为了容易找到归路，我不断用柴刀在树干上砍出刀痕。头顶树枝上有只大鸟像要吓唬入侵者似的扑棱着翅膀，却怎么仰望也不见鸟影。口中干渴得沙沙作响，时不时得咽一口唾液，咽时发出很大的声音。

又前行了一会儿，闪出一块圆形空地，在参天巨树的包拢中俨然一口大井的井底。阳光从舒展的树枝间笔直倾泻，如聚光灯明晃晃地照亮脚下，对于我可谓别有洞天。我在光照中坐下，接受太阳温暖的爱抚。我从衣袋里摸出巧克力棒，玩味着口中扩展开来的甘甜。我再次认识到太阳光对于人类是何等宝贵。我以全副身心体味着宝贵的每一秒。昨晚无数星斗带来的汹涌的孤独感和无奈感不翼而飞。但时间一过，太阳随之改变位置，光也尽皆失去。我站起身，沿来时路返回小屋。

偏午时乌云突然遮住头顶，空气被染上了神秘的色彩，紧接着下起了大雨，小屋的房顶和窗玻璃大放悲鸣。我当即脱得光光地跑到雨中，用香皂洗头发洗身体。心情畅快无比。我试着大喊大叫。又硬又大的雨点如石子一般击打全身上下。火辣辣的痛感就像宗教仪式的一部分。雨打我的脸颊，打眼睑，打胸，打肚皮，打阳物，打睾丸，打脊背，打腿，打屁股。眼睛都不敢睁开。这痛感无疑含有亲昵。我觉得自己正在这世界上受到无比公平的对待，我为此欣喜。我感到自己突然被解放了。我朝天空展开双手，把嘴张大，畅饮竞相涌入的雨水。

我折回小屋，拿毛巾擦干身体，坐在床上查看自己的阳物。包皮刚刚卷起，颜色仍很鲜亮，龟头被雨打得微微作痛。我久久盯视着这奇妙的肉体器官——它属于我的，却又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不服从我的意志，仿佛在独自思考与脑袋所思所想不同的什么。

大岛在我这样年龄的时候曾独自来到这里，当时莫非也为性欲问题所困扰不成？理应被困扰才是。正是那个年龄。不过很难想像他会自行处理那个。就做那样的事来说，他太超尘脱俗了。

“我是特殊人。”大岛说。那时他想向我传达什么呢？我想不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并非信口之言，而且不是单纯的暗示或另有所指。

我伸手考虑是否手淫，但转念作罢。我想把被大雨猛烈击打后异常清纯的感觉再保留一会儿。我穿上新的短运动裤，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开始做蹲坐，一百下做完后，又做了一百下仰卧起坐。我将神经集中于每一块肌肉。如此活动完毕，脑袋清爽多了。外面雨过天晴，太阳露出脸来，鸟们重新鸣啭。

可是你知道：这样的平稳生活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将如贪得无厌的野兽一样对你穷追不舍。他们会进入茂密的森林。他们顽强、执拗、残忍，不知疲劳和失望为何物。就算你现在能在这里忍着不手淫，它也很快会以梦遗的形式找到你头上。说不定你会在梦中奸污自己真正的姐姐和母亲。那是你所无法控制的。那是超越你自制力的存在，除了接受你别无选择。

你惧怕想像力，更惧怕梦，惧怕理应在梦中开始的责任。然而觉不能不睡，而睡觉必然做梦。清醒时的想像力总可以设法阻止，但梦奈何不得。

我躺在床上用耳机听王子的音乐，把意识集中在这居然没有切分的音乐上面。第一节电池没等听完《小小红色巡洋舰》就没电了。音乐如被流沙吞噬一般无影无踪。摘下耳机，可以听到沉默。沉默是可以用耳朵听到的，这我知道。

(1)　意为“责任始自梦中”。

第16章

黑狗站起，带中田去厨房。离开书斋，沿昏暗的走廊没走几步就到了。窗户少，光线暗，收拾得固然干干净净，但看上去总有一种无机感，俨然学校的实验室。狗在大型冰箱门前止步，回头以冷冷的目光看着中田。

打开左边的门，狗低声说。中田也知道其实并非狗在说话，而是出自琼尼·沃克之口。他通过狗向中田说话，通过狗的眼睛注视中田。

中田按其吩咐打开电冰箱左侧鳄梨绿的门。电冰箱比中田还高，一开门，随着“咔”一声脆响，恒温器自动启动，发动机发出嗡嗡声，雾一般的白气从中涌出。看来左侧是冷冻柜，温度调得很低。

里面整齐排列着圆形水果样的东西，数量大约二十个，此外什么都没有。中田弯下腰，凝目细看。白气大部分涌到门外之后，这才看清里面排列的不是水果。是猫的脑袋。颜色和大小各不相同的好些个猫脑袋被切割下来，像水果店陈列橙子那样分三层摆在电冰箱隔架上，每个都已冻僵，脸直盯盯地对着这边。中田屏住呼吸。

仔细看好！狗命令道，亲眼看一看里边有胡麻没有。

中田随即逐一细看猫的脑袋。看的当中倒没觉得怎么恐怖。中田脑袋里的念头首先是找出下落不明的胡麻。他慎重检查了所有的猫脑袋，确认里边没有胡麻。不错，是没有三毛猫。只剩下脑袋的猫们神情全都那么空漠，流露出痛苦的一只也没有。这对中田多少算是一点安慰。少数闭着眼睛，但几乎所有的猫都睁着眼睛怔怔地注视空间的某一点。

“小胡麻好像不在这里。”中田以平板板的语调对狗说道，继而咳嗽一声，关上电冰箱门。

没看错？

“是的，没看错。”

狗站起来把中田领回书房。书房里，琼尼·沃克在皮转椅上以同一姿势等着，见中田进来，他像敬礼似的手扶丝织帽檐，很友好地一笑。之后“啪啪”拍两下手，狗离开房间。

“那些猫的脑袋，都是我切割下来的。”说着，琼尼·沃克拿起威士忌酒杯喝了一口，“收藏。”

“琼尼·沃克先生，到底是您在那块空地逮了好多猫杀掉的？”

“是的，正是。我就是有名的杀猫手琼尼·沃克。”

“中田我不大明白，问个问题可以么？”

“可以可以。”琼尼·沃克向着空中举起威士忌酒杯，“问什么都行，随便你问，有问必答。不过，为节约时间起见，若让我先说——恕我失礼——的话，你首先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杀猫吧？为什么要收藏猫的脑袋吧？”

“是的，一点不错，那是中田我想知道的。”

琼尼·沃克把酒杯置于桌面，定定地逼视着中田的脸：“此乃重要机密，对一般人我是不会这么一一透露的，因为是你中田君，今天就来个破例。所以你不可对别人说。当然喽，就是说了怕也没谁相信。”

说罢，琼尼·沃克哧哧笑了起来。

“听着，我这么杀猫，不仅仅是为了取乐。我不至于心理扭曲到以杀猫为乐的地步。或许不如说我没那么多闲工夫，毕竟找猫来杀是很费周折的事。我所以杀猫，是为了收集猫的灵魂。用收集来的猫魂做一支特殊笛子。然后吹那笛子，收集更大的灵魂；收集那更大的灵魂，做更大的笛子。最后大概可以做成宇宙那么大的笛子。不过先要从猫开始，要收集猫的灵魂，这是出发点。大凡做事都要有如此这般的顺序。严格依序行事，此乃敬意的表露。以灵魂为对象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性质，和对待菠萝甜瓜什么的不一样，是吧？”

“那是。”中田回答。不过说老实话他完全摸不着边际。笛子？竖笛还是横笛？发怎样的声音？不说别的，所谓猫的灵魂是怎么一个东西？问题超出了中田的理解力，他所理解的只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三毛猫领回小泉那里去。

“总之你是想领回胡麻。”琼尼·沃克仿佛看出了中田的心事。

“是的，那当然。中田我想把小胡麻领回家去。”

“那是你的使命。”琼尼·沃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履行使命，理所当然。对了，你大概没有听过收集猫魂做成的笛子吧？”

“啊，没有。”

“那也难怪。那东西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

“是耳朵听不到的笛子？”

“不错。当然我能听到，我听不到就莫名其妙了。但传不到一般人耳朵。即使听着那笛声，也不知道正在听着；就算曾经听过，也不可能回想起来。不可思议的笛子。不过，没准你的耳朵可以听到。这里真有笛子倒可以试试，不巧现在没有。”说着，琼尼·沃克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朝上竖起一支手指，“实不相瞒，中田君，我正考虑往后是不是成批量地把猫脑袋割掉——差不多到了收获季节。聚集在那块空地上的猫们能逮的也逮光了，该转移阵地了。你正找的三毛猫也在收获物之中。当然喽，脑袋割了你就不可能把胡麻领回小泉家了，对吧？”

“对对，完全对。”中田说，不可能把割掉脑袋的猫带回小泉家里。两个小姑娘见了，很可能永远吃不下饭。

“作为我希望割掉胡麻的脑袋，作为你则不希望——双方的使命、互相的利益于是发生冲突。世间常有的事。那么做个交易，就是说，如果你肯为我做某件事，我就把胡麻完好无损地交给你。”

中田把手放在头上，用手心喀喳喀喳地抓摸花白短发。这是他认真思考什么的习惯动作。

“那是中田我能做到的？”

“这话我想刚才已经说清楚了。”琼尼·沃克苦笑道。

“是的，是说了。”中田想了起来，“是那样的，刚才是说清楚了。对不起。”

“时间不多，单刀直入好了。我想求你做的，是结果了我，是要我的命。”

中田依然手放在自己头上，久久注视琼尼·沃克的脸。

“中田我结果了您琼尼·沃克先生？”

“完全正确。”琼尼·沃克说，“说实在话，我已这么活累了，中田君。我活了很长很长年月，长得年龄都忘了，再不想活下去了。杀猫也有点儿杀腻了。问题是只要我活着，猫就不能不杀，就不能不收集猫的灵魂。严格依序从1到10，10到了又折回1，永无休止地周而复始。已经腻了，累了。做下去也不受谁欢迎，更不受尊敬。但既然命中注定，又不能自己提出不干。而我连杀死自己都不可能，这也是命中注定。不能自杀，注定要如此的事多得很。如果想死，只能委托别人。所以我希望你结果了我，又怕又恨地利利索索结果了我。你先怕我，再恨我，之后结果我。”

“为什么……”中田说，“为什么求中田我呢？中田我从没杀过什么人，这种事对中田我不大合适。”

“这我完全清楚。你没杀过人，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对你是不大合适。可是中田君，世上讲不通这种道理的地方也是有的，谁也不为你考虑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东西你必须理解。战争就是一例。战争你知道吧？”

“知道，战争是知道的。中田我出生的时候，一场大战正在进行，听人说过。”

“一有战争，就要征兵。征去当兵，就要扛枪上战场杀死对手，而且必须多杀。你喜欢杀人也好讨厌也好，这种事没人为你着想。迫不得已。否则你就要被杀。”

琼尼·沃克用食指尖对着中田的前胸。“砰！”他说，“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中田问：“知事大人也抓中田我当兵、命令我杀人吗？”

“当然。知事大人发号施令：杀！”

中田就此思考，但思考不好。知事大人何苦命令自己杀人呢？

“这就是说，你必须这么考虑：这是战争，而你就是兵。现在你必须在此做出决断——是我来杀猫，还是你来杀我，二者必居其一。你现在在此被迫做出选择。当然在你看来实属荒唐的选择，可是你想想看，这世上绝大多数选择都是荒唐的，不是吗？”

琼尼·沃克的手轻轻碰了一下丝织帽，像在确认帽子是否好端端地扣在自己头上。

“但有一点对你是救助——假如你需要救助这个劳什子——是我自己本身真心找死。是我求你结果我的，求你帮忙。所以，对结果我你不必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毕竟只是做我所希望的事罢了。难道不是吗？并非把不想死的人强行弄死，甚至不妨称为功德之举。”

中田用手揩去额头发际那里冒出的汗珠：“可是中田我横竖做不成那样的事。你就是叫我结果，我也不知如何结果。”

“言之有理。”琼尼·沃克显得心悦诚服，“有道理，也算是一理嘛。不知如何结果，毕竟结果人是头一次……的确如你所说。说法我明白了。那好，我教给你个办法。结果人时候的诀窍么，中田君，就是别犹豫。怀着巨大的偏见当机立断——此乃杀人秘诀。正好这里有个不错的样板——虽然杀的不是人——不妨供你参考。”

琼尼·沃克从转椅上起身，从写字台后拿起一个大皮包。他把皮包放在自己刚才坐的转椅上，喜不自胜地吹着口哨打开包盖，变戏法似的从中掏出一只猫。没有见过的猫。灰纹公猫。刚刚进入成年的年轻猫。猫浑身瘫软，但眼睛睁着，知觉似乎有。琼尼·沃克依然吹着口哨，像给人看刚抓到的鱼一样双手捧猫递出。口哨吹的是迪士尼电影《白雪公主》中七个小人唱的“哈伊嗬”。

“包里面有五只猫，都是在那块空地逮的。刚刚出炉，产地直销，新鲜无比。打针麻痹了身体。不是麻醉，所以没有睡觉，有感觉，痛也感觉得到。但肌肉弛缓，手脚不能动，也不能歪脖子。又抓又刨的就不好办了，所以弄成这样子。我这就用小刀把这些猫的肚子剖开，取出还在跳的心脏，割去脑袋。在你眼前进行。要流很多血。痛当然痛得厉害。你被剖腹剜心也要痛的。猫也一样，不痛不可能。我也于心不忍。我也并非心狠手辣的虐待狂。但没有办法。没有痛是不行的。注定如此。又是注定。喏喏，这里面注定的事委实太多了，奈何奈何！”琼尼·沃克朝中田闭起一只眼睛，“但工作归工作，使命归使命。一只接一只依序处理下去，最后收拾胡麻。还有点儿时间，最后时候到来之前你做出决定即可。我来杀猫，或你来杀我，任选其一。”

琼尼·沃克把全身瘫软的猫放在写字台上。拉出抽屉，双手捧出一个大黑包，小心翼翼地打开，把里面包的东西放在台面上：小圆锯、大大小小的手术刀、大型的刀，哪一把都像刚磨好一样白亮亮光闪闪的。琼尼·沃克爱不释手地一把把检查一遍，排在台面上。随后从另一个抽屈取出几个金属盘，同样摆在台面。感觉上似已各就各位。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这时间里他一直用口哨吹奏“哈伊嗬”。

“中田君，大凡事物必有顺序。”琼尼·沃克说，“看得太超前了不行。看得太超前，势必忽视脚下，人往往跌倒。可另一方面，光看脚下也不行。不看好前面，会撞上什么。所以么，要在多少往前看的同时按部就班处理眼下事物。这点至为关键，无论做什么。”

琼尼·沃克眯细眼睛，温柔地抚摸了一会儿猫的脑袋，之后用食指尖在猫柔软的腹部上下移动，旋即右手拿手术刀，一不预告二不迟疑，将年轻公猫的肚皮一下子纵向分开，鲜红的内脏鼓涌而出。猫要张嘴呻吟，但几乎发不出声，想必舌头麻痹了，嘴都好像张不开，然而眼睛却不容怀疑地被剧痛扭歪了。中田想像得出会痛到什么程度。继之，血突如其来地四下溅开。血染红了琼尼·沃克的手，溅在马甲上，可是琼尼·沃克全然不以为意。他一边吹着“哈伊嗬”口哨，一边把手伸进猫腹，用小手术刀灵巧地剜下心脏。很小的心脏，看上去还在跳动。他把血淋淋的小心脏放在手心里递到中田眼前。

“喏，心脏！还在动。瞧一眼！”

琼尼·沃克把猫心给中田看了一会儿，然后理所当然似的直接投入嘴里。他一鼓一鼓地蠕动两腮，一声不响地慢慢品味，细细咀嚼，眼中浮现出纯粹的心满意足的神色，就像吃到刚出炉的糕点的小孩一样。然后，他用手背擦去嘴角沾的血糊，伸出舌尖仔细舔拭嘴唇。

“温暖、新鲜，在嘴里还会动呢。”

中田哑口无言地注视着这一切。移一下眼睛都不可能。感觉中像有什么开始在脑袋里动了。房间里充满了刚流出的血腥味儿。

琼尼·沃克吹着“哈伊嗬”口哨用锯切割猫的脑袋。锯齿咯嘣咯嘣地锯断颈骨。手势训练有素。不是粗骨，花不了多少时间，然而那声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沉重感。他依依不舍地把锯断的猫脑袋放在金属盘里，俨然欣赏艺术品一般，稍稍离开，眯缝眼睛，细细端详。口哨的吹奏暂时中断，他用指甲把牙缝里嵌的什么剔出，又扔进嘴里，美滋滋的细嚼慢咽，心满意足地“咕噜”咽了口唾液，最后打开黑色塑料垃圾袋，把割下脑袋剜出心脏的猫身体随便投了进去，仿佛在说空壳没用了。

“一曲终了。”说着，琼尼·沃克把沾满血的双手朝中田伸来，“你不认为这活做得很漂亮？当然喽，能吃到活心算是外快，可每次都弄得这么浑身是血也真够人受的。‘那滚滚而来的波涛，那一碧万顷的大海，只要把手浸入，也顷刻间一色鲜红’——《麦克白》里的台词。倒不至于有《麦克白》那么严重，但洗衣费也不是个小数。毕竟是特殊的衣装。穿上手术服戴上手套自是便利，却又不能那样。这也是那个所谓注定如此。”

中田一言不发。脑袋里有什么动个不停。一股血味儿。耳边响起“哈伊嗬”的口哨声。

琼尼·沃克从皮包里掏出下一只猫。白毛母猫。不那么年轻，尾巴尖有点儿弯曲。琼尼·沃克和刚才一样摸了一会儿它的脑袋，之后用手指在肚皮上拉了一条类似骑缝线的线，从喉头到尾根慢慢地、笔直地拉出虚拟线，随即取刀在手，同样一气划开。往下也是刚才的重复。无声的呻吟。全身的痉挛。涌出的内脏。剜出仍跳的心，递出让中田过目，投入口中。缓慢的咀嚼。满足的微笑。用手背揩血糊。口哨“哈伊嗬”。

中田深深陷进沙发，闭起眼睛，双手抱头，指尖扣进太阳穴。他身上显然开始发生了什么。急剧的惶惑正要大大改变他肉体的结构。呼吸不知不觉之间加快，脖颈有剧烈的痛感。视野似乎正在被全面更替。

“中田君，中田君，”琼尼·沃克声音朗朗地说，“那不行的。精彩的刚要开始！前两个不过是垫场戏，不过是前奏曲。往下才轮到你老相识联翩出场，可要睁大眼睛看好。过瘾的在后头呢！我也是绞尽脑汁精心安排的，这点你一定得理解！”

他吹着“哈伊嗬”，拿下一只猫出来。中田沉进沙发不动，睁眼注视着那猫。是川村君！川村用那眼睛定定地看中田，中田也看那眼睛。但他什么也思考不成，站都站不起来。

“应该没必要介绍了。但为慎重起见，作为礼节还是走一遍过场为好。”琼尼·沃克说，“唔——，这位是猫川村君，这位是中田君，二位要好好互相关照。”

琼尼·沃克以造作的手势举起丝织帽向中田致意，向川村寒暄。

“首先要正常寒暄。但寒暄一结束，告别即刻开始。Hello，goodbye。樱花如风转眼去，惟有拜拜是人生！”琼尼·沃克如此说罢，用指尖爱抚着川村柔软的腹部，动作十分轻柔，充满爱意。“如欲制止，此其时也。时间如水东逝，琼尼·沃克毫不踌躇。杀猫高手我琼尼·沃克辞典里决无踌躇二字。”

琼尼·沃克果然毫不踌躇地划开川村的肚皮。清楚地传来川村的悲鸣。想必舌头尚未充分麻痹。或者那仅仅是中田耳朵听到的特殊悲鸣亦未可知。神经冻僵般的惨叫。中田闭目合眼，双手抱头。他觉得手在簌簌发抖。

“闭眼睛不行！”琼尼·沃克斩钉截铁地说，“这也是注定事项，不能闭眼睛。闭了眼睛情况也丝毫不会好转。不是说闭起眼什么就会消失，恰恰相反，睁开眼时事情变得更糟。我们居住的就是这样的世界。中田君，要好好睁开眼睛。闭眼睛是怯懦的表现，把眼睛从现实移开是胆小鬼的行为。即使在你闭眼捂耳之时，时间也照样挺进，喀、喀、喀。”

中田顺从地睁开眼睛。琼尼·沃克这才炫耀似的吃起了川村的心脏，吃得比上次更慢、更津津有味。

“软乎乎热乎乎，简直是刚摘出的鳗鱼肝。”琼尼·沃克说着，将血红的食指含到嘴里舔了舔，再拿出来向上竖起，“一旦尝过这个滋味就着迷上瘾，无法忘掉，尤其是血黏糊得恰到好处，妙不可言。”

他用布把手术刀上的血浆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快活地吹着口哨，用圆锯割川村的脑袋。细密的锯齿锯着颈骨，血沫四下飞溅。

“求求您，琼尼·沃克先生，中田我好像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琼尼·沃克不再吹口哨，中止作业，手放到脸颊那里，喀哧喀哧地搔耳垂。

“那不成啊，中田君，不忍看是不行的。抱歉，这个时候是不能听你一说就洗手不干的。刚才也说了吧，这是战争！已然开始的战争是极难偃旗息鼓的。一旦拔剑出鞘，就必须见血。道理论不得，逻辑推不得，任性撒娇不得。注定如此。所以，你如果不想让我继续杀猫，就只能你来杀我。奋然站起，怀抱偏见，果断出手，速战速决。那一来就一切玩完，曲终人散。”

琼尼·沃克再次吹响口哨，锯断川村的脑袋，将没有脑袋的死尸随手甩进垃圾袋。金属盘上已排出三个猫脑袋。尽管那般痛苦不堪，但哪张猫脸都无表情，同冷冻柜中排列的猫脸一样，眼神全都那么空漠。

“下一个是短毛猫。”

如此说罢，琼尼·沃克从皮包里抓住瘫软的短毛猫。那当然是咪咪。

“《我的名字叫咪咪》，对吧？普契尼的歌剧。这只猫的确有那么一种卖弄风情而又不失优雅的气质。我也中意普契尼。普契尼的音乐——怎么说呢——让人感觉到类似永远的反时代性的东西。诚然通俗易懂，却又永不过时，不可思议。作为艺术乃是难以企及的高峰。”琼尼·沃克用口哨吹出《我的名字叫咪咪》的一节，“不过么，中田君，逮这咪咪可是累得我好苦啊。动作敏捷，疑心重重，头脑机灵，轻易不肯上钩，真可谓难中之难。可我毕竟是世所罕见赫赫有名的杀猫高手，逃得出我琼尼·沃克大人之手的猫，纵世界之大也难有一只。此非我自吹自擂，不过是如实叙述不易捕捉的事实罢了……就在那个地方，哪里跑！记得么，短毛小咪咪！不管怎么说，我顶喜欢短毛猫。你怕是有所不知，提起短毛猫的心脏，那可是极品，味道别具品位，可比西洋松露。不怕不怕，小咪咪，没什么可牵挂的。你那小巧玲珑温情脉脉的心脏由我琼尼·沃克先生美美地品尝就是。唔唔，颤抖得够厉害的嘛！”

“琼尼·沃克先生，”中田的语音仿佛从腹底挤出，“求您了，这样的事快请停下来吧。再继续下去，中田我就要疯了。我觉得中田我好像不是中田我了。”

琼尼·沃克让咪咪躺在台面上，照样在它肚皮上笔直地缓缓移动手指。

“你不再是你，”他静静地说，在舌尖上细细品味这五个字，“这点非常重要，中田君，人不再是人这点。”

琼尼·沃克在写字台上拿起还没用的新手术刀，用指尖试了试刀尖的锋利度，随即试割似的“刷”地削在自己手背上。俄顷，血滴了下来。血从他的手背滴在台面上，也滴在咪咪身上。

琼尼·沃克嗤嗤笑道：“人不再是人。”他重复一遍：“你不再是你。对，中田君，说得妙！不管怎么说，这是关键。‘啊，我的心头爬满毒蝎！’这也是《麦克白》的台词吧。”

中田无声地从沙发上立起，任何人、甚至中田本人都无法阻止其行动。他大踏步地走向前去，毫不犹豫地操起台面上放的刀。一把呈切牛排餐刀形状的大刀。中田紧紧握住木柄，毅然决然地将刀刃捅进琼尼·沃克的胸膛，几乎捅到刀柄。他在黑马甲上直戳一下，旋即拔出，狠狠扎入其他部位。耳边响起很大的声音。起初中田不知是什么声音。原来是琼尼·沃克高声大笑。刀深深捅入胸口、鲜血流出之时，他仍在大笑不止。

“对了，这就对了！”琼尼·沃克叫道，“果断地扎我，扎得好！”

琼尼·沃克一边倒下一边还在笑。哈哈哈哈哈哈。笑声很响亮，像是好笑得实在忍俊不禁。但不一会儿，笑声变成呜咽声，变成血涌喉咙声，类似堵塞的排水管刚要疏通时的咕嘟声。之后，他浑身剧烈抽搐，血从口中猛然喷出。滑溜溜的黑块儿也一起冒出，那是刚刚嚼过的猫心。血落在写字台上，也溅在中田身穿的高尔夫球服上。无论琼尼·沃克还是中田都满身血污，台面躺的咪咪也鲜血淋漓。

回过神时，琼尼·沃克已倒在中田脚下死了。侧着身，像寒夜里冻成一团的孩子，真真正正死了。左手按在喉咙那里，右手像在摸索什么似的伸得直直的。抽搐已然停止，当然大笑声也消失了，但嘴角仍淡淡地印着冷笑，仿佛因某种作用而永远贴在了那里。木地板上一大摊血。丝织帽在他倒地时脱落，滚到房间角落去了。琼尼·沃克脑勺头发稀疏，可以看到头皮。没了帽子，他看上去苍老得多衰弱得多。

中田扔开刀。刀打在地板上，很大一声响，仿佛远处一台巨大机器的齿轮往前转了一下。中田久久立在死尸旁一动不动。房间里一切都静止了，惟独血仍在悄然流淌，血滩仍在一点点扩展。他振作精神，抱起台面上躺着的咪咪。手心可以感觉出它身子的绵软和温暖。猫虽然浑身是血，但似乎没有伤。咪咪眼珠一动不动地向上看着中田的脸，像要说什么，却由于药力的关系开不了口。

接着，中田在皮包里找出胡麻，用右手抱起。尽管只在相片上看过，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仿佛是同早已熟识的猫久别重逢。

“小胡麻！”中田唤道。

中田一手抱一只猫坐在沙发上。

“回家吧！”中田对猫们说。可他站不起来了。那只黑狗不知从哪里走来，蹲在琼尼·沃克尸体旁边。狗也许舔了池水一般的血滩，但他记不清了，头昏昏沉沉。中田大大地吁了口气，闭上眼睛。意识渐次模糊，就此沉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第17章

小屋生活的第三个夜晚。随着时间的推移，静寂习惯了，黑暗习惯了，夜晚不再觉得那么害怕了。往炉里添柴，把椅子搬到炉前看书。看书看累了，就清空大脑呆呆地眼望炉里的火苗。火苗怎么都看不厌。形状多种多样，颜色各所不一，像活物一样动来动去，自由自在。降生，相逢，分别，消亡。

不是阴天就出门仰望天空。星星已不再让我感到那么多无奈，而开始觉得它们可近可亲。每颗星星发光都不一样。我记住几颗星星，观察它们的光闪。星星就好像想起什么大事似的陡然放出强光。月亮又白又亮，凝眸看去，几乎看得见上面的石山。那种时候我就全然不能思考什么，只能屏息敛气，一动不动看得出神。

MD随身听的充电式电池已经用完，但没有音乐也不觉得什么缺憾。替代音乐的声音无处不有。鸟的鸣啭，虫的叫声，小溪的低吟浅唱，树叶的随风轻语，屋顶什么走动的足音，下雨的动静，以及时而传来耳畔的那无法说明无可形容的声响……地球上充满着这么多新鲜美妙的天籁，而过去我竟浑然不觉，对这么重要的现象竟一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就像在弥补过去的损失，久久坐在檐廊里，闭目合眼，平心静气，一点不漏地倾听那里的声音。

对森林也不像刚来时那么恐怖了。甚至开始对森林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和亲切感。当然，我所能涉足的仍只限于小屋周围有小路的范围。不能偏离小路。只要不轻举妄动就不存在危险。森林默默地接收我或置我于不顾，它把那里的安逸与美丽多少分赠给了我。但不管怎么说，一旦踏到界外，悄然埋伏在那里的兽们便可能挥舞利爪将我抓去。

我沿着已然踩出的路散步了好几回。躺在林中那一小块圆形空地上，让身体浸泡在日光之中。紧紧闭起眼睛，一边沐浴阳光，一边倾听掠过树梢的风声、鸟们的振翅声、羊齿叶的摩擦声。植物浓郁的馨香把我包拢起来。这种时候我便从万有引力中解放出来，得以稍稍离开地面。我轻飘飘浮在空中。当然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很久，睁眼走出森林即刻消失——只是当时的瞬间感觉。虽然明知如此，但那到底是心醉神迷的体验，毕竟我浮在了空中。

下了几场大雨，都很快晴了。这里山上的气候的确多变。每当下雨我就赤身裸体跑到外面，打香皂冲洗全身。若运动出汗，就脱得一丝不挂，在檐廊里做日光浴。喝很多茶，坐在檐廊的椅子上专心看书。天黑了就在炉前看。看历史，看科学，看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心理学，看莎士比亚。较之一本书从头看到尾，反复细看重点部分直至融会贯通的时候更多。阅读有一种实在感，觉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一个接一个被我吸入体内。我想，若是永远待在这里该有多么美妙啊！想看的书书架上应有尽有，食品贮备也绰绰有余，但我自己很清楚：对我来说这里不过是一个临时驿站。我将很快离开这里。这地方过于安详、过于自然、过于完美。而这不可能是给予现在的我的。还太早——多半。

大岛是第四天上午来的。没听到车响，他背一个小背囊，走路上来。我正赤裸裸地坐在檐廊的椅子上，在太阳光中打盹，没觉察出他的脚步声。大概他是半开玩笑地蹑手蹑脚上来的。他悄悄爬上檐廊，伸手轻摸我的头。我慌忙跳起找遮体的毛巾。但毛巾不在够得到的地方。

“别不好意思。”大岛说，“我在这里时也常光身子晒太阳来着。平时总也晒不到阳光的地方给太阳晒一晒舒服得很。”

在大岛面前光身躺着，我透不过气来。我的阴毛阴茎睾丸袒露在太阳光下，看上去是那般无防无备易损易伤。我不知如何是好，到了现在又不好慌忙遮挡。

“你好！”我说，“走路来的？”

“天气好得很嘛！不开动双腿岂不可惜。在大门那儿下车走来的。”说着，他把搭在栏杆上的毛巾递给我。我把毛巾围在腰间，心里好歹踏实下来。

他小声唱着歌烧水，从小背囊里拿出准备好的面粉、鸡蛋和纸盒牛奶，把平底锅烧热做薄烙饼。黄油和糖浆抹在饼上，又拿出莴苣、西红柿和元葱。大岛做色拉时，用刀十分小心缓慢。我们吃这个当午餐。

“三天怎么过的？”大岛边切烙饼边问。

我讲了这里的生活如何如何快活，但没讲进森林时的情形，总觉得还是不讲为好。

“那就好。”大岛说，“估计你会满意。”

“但我们这就返回城里，是吧？”

“是的。我们返回城里。”

我们做回去的准备，手脚麻利地拾掇小屋。餐具洗好放进橱内，火炉清扫干净。水桶里的水倒掉，关闭液化气瓶的阀门。耐放的食品收进餐柜，不耐放的处理掉。用扫帚扫地板，用抹布擦桌擦椅。垃圾在外面挖坑埋了，塑料袋之类揉成小团带回。

大岛把小屋锁上，我最后回头看小屋。刚才那么实实在在，现在竟像是虚拟物。仅仅离开几步，那里有过的事物便倏然失去了现实感，就连理应刚才还在那里的我本身也似乎变得虚无缥缈了。到大岛停车的地方走路要三十分钟左右。我们几乎不开口，沿路下山。这时间里大岛哼着什么旋律，我则陷入漫无边际的思绪中。

绿色小赛车以俨然融入周围树木的姿势静等大岛折回。他关上门，缠两道铁链上了挂锁，以免陌生人迷路（或故意）闯入。我的背囊同来时一样绑在后面行李架上。车篷收起，车整个敞开。

“我们这就回城。”他说。

我点头。

“在大自然中一个人孤零零生活的确妙不可言，但一直那样下去并不容易。”大岛说。他戴上太阳镜，系好安全带。

我也坐进副驾驶席，系上安全带。

“理论上不是不可能，实际上也有人实践。但大自然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自然的，安逸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威胁性的，而顺利接受这种悖反性则需要相应的准备和经验。所以我们姑且返回城去，返回社会与人们的活动中。”

大岛踩下油门，车驶下山路。和来时不同，这回他开得很悠然，不慌不忙。欣赏着周围铺展的风景，玩味着风的感触。风拂动他额前的长发，撩向脑后。不久，沙土路面没有了，接下去是狭窄的柏油路，小村落和农田也开始映入眼帘。

“说起悖反性，”大岛再次想起似的说，“从最初见你时我就感觉到了。你一方面强烈追求什么，一方面又极力回避它。你身上有着叫人这么认为的地方。”

“追求？追求什么？”

大岛摇头。对着后视镜蹙起眉头。“呃——，追求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把印象作为印象说出来罢了。”

我默然。

“就经验性来说，人强烈追求什么的时候，那东西基本上是不来的；而当你极力回避它的时候，它却自然找到头上。当然这仅仅是泛论。”

“如果适用这泛论，我究竟会怎么样呢——假如我像你说的，自己在追求什么的同时又想回避它。”

“很难回答。”大岛笑笑，略一停顿说道，“不过斗胆说来，恐怕是这样的：那个什么在你追求的时候，是不会以相应形式出现的。”

“听起来有点儿像不吉利的预言。”

“卡桑德拉。”

“卡桑德拉？”我问。

“希腊悲剧。卡桑德拉是发布预言的女子，特洛伊的公主。她成为神殿女巫，被阿波罗赋予预知命运的能力，作为回礼她被要求同阿波罗发生肉体关系，但她拒绝了。阿波罗气恼地向她施以诅咒。希腊的神们与其说是宗教性的，莫如说富有神话色彩。就是说，他们有着同常人一样的精神缺陷：发脾气、好色、嫉妒、健忘。”

他从仪表盘下的小箱里取出一个装有柠檬糖的小盒，拿一粒放到嘴里，也劝我吃一粒。我接过投入口中。

“那是怎么一种诅咒呢？”

“施加给卡桑德拉的诅咒？”

我点头。

“她说出口的预言百发百中，然而谁也不信以为真。这就是阿波罗施加的诅咒。而且她说出的预言不知何故全是不吉利的预言——背叛、过失、人的死、国的陷落。所以，人们不但不相信她，还嘲笑她憎恨她。如果你没读过，应该读欧里庇得斯或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我们时代具有的本质性问题在那里描写得十分鲜明，连同choros。”

“choros？”

“希腊剧中有叫choros的合唱队出场。他们站在舞台后头，齐声解说状况，或代言出场人物的深层意识，或时而热心地说服他们。便利得很。我时不时心想，若是自己身后也有那么一队人就好了。”

“你也有预言什么的能力？”

“没有。”他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假如听起来我预言的似乎全是不吉利的事情，那是因为我是富于常识的现实主义者。我以泛论演绎性地述说事物，结果听起来简直像是不吉利的预言。为什么呢？无非因为我们周围的现实无一不是不吉利预言的实现。随便哪天的报纸，只要翻开来把上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就谁都不难明白了。”

要拐弯时，大岛小心减速。身体完全感觉不出震动。洗练的减速。仅引擎旋转声有变化。

“不过有个好消息。”大岛说，“我们决定欢迎你，你将成为甲村纪念图书馆的一员。你或许有那样的资格。”

我不由得看大岛的脸：“就是说，我将在甲村图书馆做工？”

“再说得准确些，往后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你住在那座图书馆，在那里生活。开馆时间到了你打开图书馆，闭馆时间到了你关上图书馆。你生活有规律，体力似乎也有，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你应该不会成为负担。但对于没有体力的我和佐伯来说，有你代劳就十分难得。此外恐怕还要做一点点日常性杂务，不是难事，比如为我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或去买一点儿东西……你住的房间准备好了，图书馆附属房间，带淋浴。本来就是作客房用的，但我们图书馆一般没有留宿的客人，眼下完全闲着。由你在那里生活。最便利的是你可以随便看你喜欢的书，只要你在图书馆里。”

“为什么……”我一时欲言无语。

“为什么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大岛接道。“作为原理很简单。我理解你，佐伯理解我。我接受你，佐伯接受我。就算你是身份不明的十五岁离家出走少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归根结底你怎么想呢——关于自己成为图书馆一部分？”

我思索片刻，说道：“本来我想找个有屋顶的地方睡觉，仅此而已。更多的事情现在考虑不好。不大明白成为图书馆一部分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如果能允许我住在那图书馆里，自是求之不得，又不用坐电车跑来跑去。”

“那就这么定了！”大岛说，“我这就领你去图书馆。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

我们开上国道，穿过几个城镇。消费贷款的巨幅广告板，为引人注意装饰得花花绿绿的加油站，落地玻璃窗餐馆，西方城堡样式的爱巢旅馆，关门大吉后只剩招牌的录像带出租店，有很大停车场的扒金库游戏厅——这些东西展现在我的眼前。麦当劳、家庭式商场、罗森超市、吉野家⁽¹⁾……充满噪音的现实感把我们包围起来。大型卡车的气闸声，喇叭声，排气声。昨天还在我身旁亲热的炉火苗、星星的闪烁、森林中的静寂渐渐远去消失连完整地想起它们都不可能了。

“关于佐伯，有几点想让你了解一下。”大岛说，“我的母亲从小是佐伯的同学，非常要好。听母亲说，她是个极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好，文章写得好，体育全能，钢琴也不一般，无论让干什么都首屈一指，而且长得漂亮。现在也漂亮，当然。”

我点头。

“她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有了固定的恋人。甲村家的长子。两人同龄，美丽的少女和美丽的少年，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人是远亲，家也离得近，无论干什么去哪里都形影不离，自然心心相印，长大就作为一男一女相爱了。简直像一心同体——母亲告诉我。”

等信号的时间里，他仰望天空。信号变绿，他一踩油门，冲到油罐车前面。

“还记得一次我在图书馆跟你说的话——每个人都四处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男男和女女和男女。”

“对。阿里斯托芬的故事。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拼死拼活寻觅自己剩下那一半的过程中笨拙地送走人生的，但佐伯和他没有如此寻觅的必要，两人一降生就正好找到了对方。”

“幸运啊！”

大岛点头：“幸运之至，在到达某一点之前。”大岛用手心抚摸脸颊，像在确认是否刮过胡须。然而他脸颊上连胡须痕迹都没有，如瓷器一般光溜溜的。

“少年长到十八岁进了东京一所大学，成绩出众，想学专业知识，也想到大城市开开眼界。她考进本地的音乐大学专学钢琴。这地方保守，她又生长在保守之家，况且她是独生女，父母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东京。这么着，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分离，就好像被上帝一刀切开了。

“当然，两人天天书来信往。‘或许如此分开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他在信中写道，‘因为两相分离可以确认我们实际在多大程度上珍惜对方和需要对方。’可是她不那么认为。因为她明白两人的关系已经牢固得无须特意确认。那是百分之百的宿命式联结，从一开始就是无可分离的。他则不明白，或者说即使明白也无法顺理成章地接受，所以才毅然去了东京，大概是想通过磨炼来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牢不可破。男人往往有这样的念头。

“十九岁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谱上曲，用钢琴弹唱。旋律忧郁、纯真、优美动人。相比之下，歌词则是象征性、思索性的，文字总的来说是晦涩的。这种对比是新鲜的。不用说，无论诗还是旋律都浓缩着她对远方的他的思念之情。她在人前演唱了几次。平时她显得腼腆，但喜欢唱歌，学生时代参加过民谣乐队。一个听她演唱的人很是欣赏，做成简单的录音带寄给唱片公司一个相识的制作人，制作人也大为欣赏，决定把她叫到东京的录音室正式录音。

“她生来第一次去了东京，见到恋人。录音期间，不断找时间像以前那样亲热。母亲说大概两人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了日常性的性关系。两人早熟，并像早熟男女常见的那样没办法顺利长大，永远停留在十四五岁阶段。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每次都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何等需要对方。哪一方都完全不为其他异性动心，即使天各一方，两人之间也丝毫没有别人插足的余地。喂，这种童话似的爱情故事你不感到无聊？”

我摇头：“我觉得往下肯定急转直下。”

“不错。”大岛说，“此乃故事这种东西的发展规律——急转直下，别开生面。幸福只有一种，不幸千差万别，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幸福是寓言，不幸是故事。言归正传。唱片出来了，一路畅销。而且不是一般的畅销，是戏剧性的畅销。销量节节攀升，一百万、二百万，准确数字无从知晓。总之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唱片封套上有她的照片，她坐在录音室三角钢琴前，脸朝这边灿然微笑。

“由于没准备其他曲目，环形录音唱片的B面录了同一首歌的器乐曲。管弦乐团和钢琴。她弹钢琴同样精彩。那是一九七〇年前后的事。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曲——母亲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出生，自然不知道。不过最终她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没出密纹唱片，环形录音唱片也没出第二张。”

“我可听过那支曲？”

“你常听广播？”

我摇头。我几乎不听广播。

“那，你恐怕没听过。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集。不过歌的确是好。我有收录那首歌的CD，不时听一听，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她都不乐意被人触及。”

“歌名叫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海边的卡夫卡》？”

“是的哟，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堪称奇缘吧。”

“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

我点头。名字是我选的。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

“不如说这点很重要。”

二十岁时佐伯的恋人死了。正是《海边的卡夫卡》最走红的时候。他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他钻过路障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是夜间快十点的时候。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长得像），抓起来绑在椅子上，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他想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四棱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头盖骨凹陷，肋骨折断，肺叶破裂，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两天后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电话也不接。他的葬礼她也没露面。她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如此几个月过后，当人们觉察时，她的身影已从城里消失。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父母对此守口如瓶。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她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里。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有人说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现在住进精神病院。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据那人说，她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还有人说她结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她银行账户里有《海边的卡夫卡》的版税打入，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CD，尽管款额不大，但仍有版税进来，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况且她父母家境宽裕，她又是独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后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亲的葬礼（五年前她父亲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她主持了小规模葬礼。丧事告一段落之后，她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安顿下来，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过了一些时日，她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三岁的次子，佐伯同他单独谈的。谈的内容无由得知），其结果，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

今天她也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样子基本和《海边的卡夫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依然文雅秀气，楚楚动人，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现在她也时而微笑，妩媚固然妩媚，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再开它回家。

虽然返回了故乡，但是她几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亲戚交往，偶然见面时也只是彬彬有礼地聊几句世间套话。话题也很有限，每当涉及往事（尤其是有她在里边的往事），她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将话题岔开。她出口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其中缺少应有的好奇心和惊叹的余韵。她鲜活的心灵——假如有的话——总是深深藏匿在哪里。除去需要做出现实性判断的场合，她极少表露个人意见。她自己不多谈，主要让对方开口，自己和蔼可亲地附和。同她交谈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在某一点上倏然怀有朦胧的不安，怀疑自己无谓地消耗她宁静的时光、将一双泥脚踏入她井然有序的小天地，而这种感觉大多是正确的。

返回家乡之后，她对于别人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她以无比洗练得体的风度继续穿着神秘的罩衣。那里有一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就连名义上是雇主的甲村家人也让她几分，从不多嘴多舌。

不久，大岛作为她的助手在图书馆工作。那时候大岛一没上学二没工作，一个人闷在家里大量看书听音乐。除了网友，朋友也几乎没有。加上血友病的关系，他或去专门医院，或驾驶马自达赛车兜风，或定期去广岛的大学附属医院。除去待在高知山间小屋的时间，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但他对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一天因偶然的机会，大岛母亲把他介绍给佐伯，佐伯一眼就看中了他，而大岛也满意佐伯，对图书馆工作也有兴趣。佐伯日常性接触和说话的对象，似乎惟有大岛一人。

“听你这么一说，佐伯回来好像是为了管理甲村图书馆。”我说。

“是啊，我也大体同感。母亲的葬礼不过是她返回的一个契机。毕竟返回浸染着往日记忆的生身之地是需要相应的决心的。”

“图书馆就那么重要不成？”

“一个原因，在于他在那里住过。他——佐伯去世的恋人在现今甲村图书馆所在的建筑物、也就是甲村家过去的书库里生活过。一来他是甲村家的长子，二来也许是血统关系，他最喜欢看书。而且，他性喜孤独——这也是甲村家血统的一个特征——所以上初中时他不住在大家住的主房，而希望在离开主房的书库里有自己一个房间。结果愿望实现了。毕竟是喜欢书的家族，这方面能够理解——‘原来想住在书堆里边，也好也好！’于是他在那边生活，不受任何人干扰，只在吃饭时间去主房。佐伯每天都去那里玩，两人一起做功课，一起听音乐，说很多很多话，估计还一起抱着睡觉。那里成了两人的乐园。”

大岛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看我的脸：“往下你就住在那里，卡夫卡君。正是那个房间。刚才也说了，改建成图书馆时多少有所变动，但作为房间是同一个。”

我默然。

“佐伯的人生基本上在他去世那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停止了。不，那个临界点不是二十岁，有可能更往前。那我就不清楚了。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嵌入她灵魂的时针在那前后什么地方戛然而止。当然，那以后外面的时间依然流淌，也无疑对她有现实性影响，可是对于佐伯来说，那样的时间几乎不具意义。”

“不具意义？”

大岛点头：“形同于无。”

“就是说，佐伯始终生活在停止的时间中？”

“对的。不过在任何意义上她都不是活着的尸骸。了解她以后，你也会明白。”

大岛伸手放在我膝头上，动作极为自然。

“田村卡夫卡君，我们的人生有个至此再后退不得的临界点，另外虽然情况十分少见，但至此再前进不得的点也是有的。那个点到来的时候，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只能默默接受。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我们驶上高速公路。驶上之前大岛停车升起车篷合拢，再次放舒伯特的奏鸣曲。

“还有一点希望你知道，”大岛说，“佐伯在某种意义上患有心病。当然，无论你我都有心病，或多或少，毫无疑问。但佐伯的心病则更为个别，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或者可以说其灵魂功能同常人的不一样。然而并不是说她因此有危险啦什么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佐伯是极其地道的，某种意义上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地道。有深度，有魅力，贤惠。只是，即使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可理喻的事，也希望不要介意。”

“不可理喻的事？”我不由得反问。

大岛摇头：“我喜欢佐伯，并且尊敬她。你也肯定会对她怀有同样的心情。”

这不成为对我问话的直接回答。但大岛再没说什么。他适时换挡，踩下油门，在隧道入口前把轻型客货两用车赶超过去。

(1)　日本的牛肉盖浇饭连锁店。

第18章

醒来时，中田正仰面朝天躺在草丛中。他已恢复知觉，慢慢睁开眼睛。夜晚。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但天空仍隐隐发亮。夏草味儿直冲鼻孔，虫鸣声声可闻，看来似乎置身于每天都来监视的空地中。脸上有一种同什么摩擦的感触，粗拉拉暖融融的。他略微动了动脸，看见两只猫正用小舌头起劲地舔着自己的两颊。是胡麻和咪咪。他缓缓爬起，伸手摸两只猫。

“中田我睡过去了？”他问猫们。

两只猫像要诉说什么似的一齐叫着，但中田听不清它们的话语。它们诉说什么中田根本理解不了，听起来仅仅是普通的猫叫。

“对不起，中田我好像听不清楚你们讲的什么。”

中田站起身，上下打量自己的身体，确认身体无任何变异。没有痛感，手脚活动自如。四周黑了，眼睛习惯还需要时间，但手上衣服上都没沾血是无需怀疑的。身上穿的衣服仍是走出家门时的，一点儿不乱。装保温瓶和饭盒的帆布包也在旁边。帽子仍在裤袋里。中田莫名其妙。

为了救咪咪和胡麻的命，自己刚刚手持长刀结果了“猫杀手”琼尼·沃克。中田对此记得清清楚楚，手心里还有当时的感触。不是什么做梦。捅死对方时溅得浑身是血。琼尼·沃克倒在地上，缩成一团咽气了。至此全都记得。之后他沉进沙发，人事不省，醒来时就这么躺在空地草丛中。如何走回这里的呢？本来连路线都不晓得！何况衣服上半点儿血迹也没有。咪咪和胡麻在自己两边也是并非做梦的证据，然而它俩说的他又全然不知所云。

中田喟叹一声。考虑不明白，无可奈何。以后再考虑好了。他挎起帆布包，一手抱一只猫离开空地。走到围墙外，咪咪不安分地一动一动的，意思说想要下去。中田把它放在地上。

“咪咪自己可以回家去了，就在附近。”中田说道。

咪咪用力摇一下尾巴，像是说“是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中田我没办法弄明白。而且不知为什么，再不能和你咪咪君说话了。但小胡麻总算找到了，这就把小胡麻送去小泉先生那里，小泉先生全家都在等小胡麻回去。咪咪君，给你添麻烦了。”

咪咪叫了一声，又摇了下尾巴，匆匆拐过墙角消失了。它身上也没有沾血——中田把这点印在脑袋里。

小泉先生一家见胡麻回来，又惊又喜。夜晚十点多了，孩子们正在刷牙。喝着茶看电视新闻的小泉夫妇热情欢迎把猫找回来的中田。穿睡衣的孩子们抢着抱三毛猫，马上喂它牛奶和猫食。胡麻大口大口吃个不停。

“这么晚前来打扰，非常抱歉。再早一些就好了，但中田我别无选择。”

“哪里哪里，您千万别介意。”小泉太太说。

“时间那玩意儿什么时候都无所谓的。那只猫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找到真是太好了。您不进来？进来一起喝茶。”小泉先生说。

“不了不了。中田我马上告辞。中田我只是想尽早尽快把小胡麻交给你们。”

小泉太太进里面装好礼金信封，由丈夫递给中田：“一点点心意，感谢您找回胡麻。务请收下。”

“谢谢。我就不客气了。”中田接过信封，低头致谢。

“不过这么黑，您还真找来了。”

“那是。说来话长，中田我无论如何也说不来。脑袋不怎么好使，说长话尤其不擅长。”

“没什么的。实在不知怎么感谢才好。”太太说，“对了，剩的晚饭——真是不好意思——有烧茄子和酸黄瓜，如果您不介意，带回去好么？”

“是吗？那就承您美意带回去，烧茄子也好酸黄瓜也好，都是中田我顶喜欢的。”

中田把装有烧茄子和酸黄瓜的塑料食品袋和装钱的信封放进帆布包，离开小泉家。他朝车站方向快步急行，走到商业街附近的派出所执勤点那里。执勤点的一个年轻警察坐在桌前，正往表格里填写什么，没戴帽子，帽子放在桌上。

中田打开玻璃拉门进去：“您好，打扰来了。”

“您好！”警察应道。他从表格上抬起眼睛，观察中田的形貌。看来是个有益无害的厚道老人，想必是问路的。

中田站在门口摘下帽子揣进裤袋，从另一侧裤袋掏出手帕抹了把鼻子，又叠好手帕，放回原来的裤袋。

“那，您有什么事么？”警察问。

“有有，中田我刚才杀人了。”

警察不由把手中的圆珠笔放在桌上，张嘴盯视中田的脸，说不出话来。

“等等……啊，先坐下。”警察半信半疑，指着桌对面的椅子说道，而后伸手大致确认一遍：手枪、警棍、手铐都带在腰间。

“是。”中田弓身坐下，又伸直腰，双手置于膝头，视线笔直地落在警察脸上。

“你、你……杀人了？”

“是的。中田我用刀捅死一个人，就是刚才的事。”中田言之凿凿。

警察取出公文纸，扫了一眼挂钟，用圆珠笔记下时间，写道“以刀行刺”：“首先，你的姓名住所？”

“我叫中田聪。住所是……”

“等等，中田聪字怎么写？”

“中田我不认字。对不起，不会写字，看也不会。”

警察皱起眉头。

“写看完全不会？自己名字也写不来？”

“是的。据说九岁之前中田我看也会写也会，不料遇上一场事故，那以来就彻底不行了。脑袋也不好使。”

警察叹息一声，放下圆珠笔：“那么说文件也写不成了——既然连自家名字都写不来。”

“对不起。”

“家里边没有谁？家人？”

“中田我光杆一人。没有家人。工作也没有。靠知事大人补贴生活。”

“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休息了，好好睡上一觉。到明天又想起什么，再来这里一次。那时再从头道来。”

交班时间快到了，警察想赶紧收拾桌上的东西。已经讲好值完班和同事们一块儿去附近酒馆喝酒，没闲工夫接待这个脑袋有毛病的老头子。然而中田目光严峻地摇了摇头。

“不不，警察先生，中田我还是想趁能想起来的时候一五一十讲出来。到了明天，没准会把要点忘光了。

“中田我在二丁目的空地上来着。受小泉先生之托，在那里找小胡麻猫。突然来了一只大黑狗，把中田我领到一户住宅。住宅很大，有大门，有黑色小汽车。地址不知道。周围没有印象。不过我想大约是在中野区。那里有一个名字叫琼尼·沃克的戴不伦不类黑帽子的人。很高的帽子。厨房电冰箱里摆着很多猫君的脑袋，估计有二十个左右。那人专门杀猫，用锯子割下脑袋，吃猫心，搜集猫的灵魂制作特殊笛子。接着又用那笛子搜集人的灵魂。琼尼·沃克当着中田我的面用刀杀了川村君，其他几只猫也被他杀了，拿刀划开肚皮。小胡麻和咪咪也即将遭殃。于是中田我拿起刀捅死了琼尼·沃克先生。

“琼尼·沃克先生叫中田我结果了他，但中田我无意结果琼尼·沃克先生。是的，是那样的。中田我这以前从没杀过人。中田我只是想阻止琼尼·沃克先生继续杀猫，可是身体不听使唤，自行其是，就把那里的刀拿在手里，一下、两下、三下朝琼尼·沃克先生胸口捅去。琼尼·沃克先生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地死了。中田我那时也浑身是血，之后迷迷糊糊坐在沙发上睡了过去，睁眼醒来时已深更半夜，躺在空地上。咪咪和小胡麻挨着我。就是刚才的事。中田我首先把小胡麻送去小泉先生府上，拿了他太太给的烧茄子和酸黄瓜，紧接着来到这里——心想必须向知事大人报告才行。”

中田挺胸拔背一口气说罢，长长吸了口气。一次说这么多话生来还是头一遭。脑袋里好像一下子空空荡荡了。

“请把此事转告知事大人。”

年轻警察呆若木鸡地听中田说完，但实际上他几乎不能理解中田说的是什么。琼尼·沃克？小胡麻？

“明白了。转告知事大人就是。”警察说。

“补贴不会取消吗？”

警察以严肃的神情做出记录的样子：“明白了。这样记录下来——当事人希望补贴不被取消。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警官先生，非常感谢！给您添麻烦了。请向知事大人问好。”

“记住了。你只管放心，今天就好好休息吧。”如此说罢，警察最后加上一句感想，“对了，你说自己杀人弄得浑身是血，可衣服上什么也没沾嘛！”

“那是，您说得是。说实话，中田我也十分莫名其妙，想不明白。或许中田我本来浑身是血，而注意到时已经不见了。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警察的声音里透出一整天的疲劳。

中田打开拉门刚要出门，又回头说道：“明天傍晚您在这一带么？”

“在。”警察的语气十分谨慎，“明天傍晚也在这里执勤。怎么？”

“即使晴空万里，为了慎重，也还是带上伞为好。”

警察点头，回头觑了眼墙上的挂钟，该有同事打电话催自己了。“明白了，带伞就是。”

“天上像下雨一样下鱼，很多鱼。十有八九是沙丁鱼，也许多少夹带点竹鱼。”

“沙丁鱼竹鱼？”警察笑道，“如果那样，把伞倒过来接鱼，腌醋鱼岂不更妙。”

“醋腌竹鱼中田我也中意。”中田以一本正经的神情说，“但明天那个时候，中田我大概已不在这里了。”

翌日中野区的一角实际有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时，那年轻警察顿时脸色铁青。大约两千条之多的鱼突如其来地从云缝间哗啦啦掉将下来。多数一接触地面就摔死了，但也有活着的，在商业街路面上活蹦乱跳。鱼一看就很新鲜，还带着海潮味儿。鱼噼里啪啦掉在人脑袋上车上屋顶上，幸好不像来自很高的地方，没人受重伤。相比之下，心理上的冲击倒更大些。大量的鱼如冰雹一般从天空落下，端的是启示录式的光景。

事后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未能解释那些鱼如何运到天上去的。没听说大批竹鱼和沙丁鱼从鱼市和渔船上不翼而飞，也没有飞机和直升机在那一时候从天空飞过，更没有龙卷风报告。也很难认为是某某恶作剧，这样的恶作剧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应警察的要求，中野区的保健站抽样检查了所降之鱼，但未发现异常之处。看上去全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沙丁鱼和竹鱼，新鲜、肥美。但警察仍出动了宣传车，广播说天上掉下来的鱼来历不明，有可能混杂危险物，请勿食用。

电视台采访车蜂拥而来。事件的确太适合上电视了。报道员群聚商业街，将这离奇得无以复加的事件向全国报道。他们用铁锹铲起落在路上的鱼，对准镜头。被空中掉下的沙丁鱼和竹鱼砸了脑袋的主妇接受采访的场面也播放了——她被竹鱼的脊鳍刮了脸颊。“幸亏掉下的是竹鱼和沙丁鱼，若是金枪鱼可就麻烦大了。”她用手帕捂着脸颊说。说得确乎在理，但看电视的人都忍俊不禁。还有勇敢的报道员当场烤熟天降沙丁鱼和竹鱼在摄像机面前吃给人看。“味道好极了，”他得意洋洋地说，“新鲜，肥瘦恰到好处，遗憾的是没有萝卜泥和热气腾腾的白米饭。”

年轻警察全然不知所措。那位奇妙的老人——名字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预言说今天傍晚有大量的鱼自天而降。沙丁鱼和竹鱼。一如他所说的……然而自己一笑了之，连名字住所都没登记。该如实向上司报告不成？恐怕那样做才是正路。问题是就算现在报告了，又能有什么益处呢！既没有人身受重伤，时下又没有同犯罪有关的证据，不外乎天上有鱼掉下罢了。

何况，上司能轻易相信那个奇妙老人前一天来派出所执勤点预言说将有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一事么？肯定认为脑袋有问题。并且很有可能被添枝加叶，成为警署内绝妙的笑料。

还有一点，老人来派出所报告说他杀了人。就是说是来自首的。而自己没当回事，执勤日志上记都没记。这显然违反职务规定，该受处分。老人的话委实太荒唐了，任何警察——凡是在现场执勤的人——都决不会正经对待。执勤点天天忙于杂事处理，事务性工作堆积如山，世间脑袋里螺丝钉松动的人多得推不开搡不动，那些家伙不约而同地拥来执勤点胡说八道，对他们不可能一一认真接待。

可是既然有鱼自天而降的预言（这也是十足傻透顶的话）成了现实，那么就很难断定那个老人用刀刺杀了谁——他说是琼尼·沃克——这莫名其妙的话纯属无中生有。万一情况属实，事情就非同小可。毕竟自己把前来自首（“刚才杀人了”）的人直接打发回去，报告都没报告。

不久，清扫局的车来了，把路上散乱的鱼清理掉。年轻警察疏导交通，封锁商业街入口，不准车辆进入。路面粘满了沙丁鱼和竹鱼的鳞片，无论怎么用水管冲也冲不干净。一段时间里路面滑溜溜的，有几名主妇骑自行车滑倒。鱼的腥味儿久久不散，附近的猫们整整兴奋了一夜。警察急于应付此类杂事，再没有考虑谜一般的老人的余地。

然而在鱼自天而降的第二天，当附近住宅地段发现被刺死的男子尸体时，年轻警察倒吸了一口凉气。遇害的是著名雕塑家，发现尸体的是每隔一天上门一次的家政妇女。不知何故，受害者全身赤裸，地板上一片血海。推定死亡时间为两天前的傍晚，凶器是厨房里的牛排刀。那个老人在此说的是真事，警察心想。得得，这下糟透了。那时本该跟署里联系，用巡逻车把老人带走。自首杀人是要直接交给上一级处理的，至于脑袋是否有问题，由他们判断去好了。那样自己就算履行了现场职责。然而自己没那么做。事已至此，往下只好沉默到底了。警察如此下定决心。

这会儿，中田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第19章

星期一图书馆不开门。平日图书馆也够安静，休息日就更加安静，俨然被时间遗忘的场所，或者像不希望被时间发现而悄然屏息的地方。

沿阅览室前面的走廊（挂出非本馆人员请勿入内的牌子）前行，有工作人员用的洗涤台，可以做饮料加热，也有微波炉。再往里是客房的门，里面有简单的卫生间和贮物室，有单人床，床头柜上有读书灯和闹钟，有能写东西的书桌，桌上有台灯，有罩着白布套的老式沙发，有放衣服的矮柜，有单身者用的小电冰箱，上面有可以放餐具和食品的餐橱。若想做简单的饭菜，用门外的洗涤台即可。浴室里香皂、洗发液、吹风筒和毛巾一应俱全。总之生活用品大体齐备，如果不是长期居住，一个人生活不会有什么不便。朝西的窗口可以看见院里的树木。时近黄昏，开始西斜的太阳透过杉树枝闪闪烁烁。

“我懒得回家时偶尔也睡在这里，此外没人用这个房间。”大岛说，“据我所知，佐伯从来没有用过。就是说，你住在这里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

我把背囊放在地板上，环视房间。

“床单配好了，电冰箱里的东西够你应付几天：牛奶、水果、蔬菜、黄油、火腿、奶酪……做考究的饭菜自然勉强，但做个三明治、切蔬菜弄个色拉还是够用的。改善生活，可以外订或到外面吃。洗衣服只能自己在浴室洗。此外可有我忘说了的？”

“佐伯一般在哪里工作呢？”

大岛指着天花板说：“馆内参观时不是见到二楼书房了么？她总在那里写东西。我离开的时候，她下来替我坐在借阅台里。不过，除了一楼有什么事，她都在那里。”

我点头。

“我明天上午十点之前来这里，讲一下大致工作日程。来之前，你先慢慢休息好了。”

“这个那个的，谢谢。”

“My pleasure⁽¹⁾。”他用英语应道。

大岛走后，我整理背囊里的东西。把不多的几件衣服放进矮柜，衬衫和上衣挂上衣架，笔记本和笔放在桌上，洗漱用具拿去卫生间，背囊收进贮藏室。

房间里除了墙上挂的一小幅油画没有任何装饰性东西。油画是写实的，画一个海边少年。画得不坏，没准出自名画家之手。少年大概十二三岁，戴一顶白色太阳帽，坐在不大的帆布椅上，臂肘拄着扶手，脸上浮现出不无忧伤又不无得意的神情。一只黑毛德国牧羊狗以保护少年的姿势蹲在旁边。背景是海。也画有其他几个人，但太小了，看不清脸。海湾里有个小岛。海上飘浮着几片拳头形状的云。夏日风光。我坐在桌前椅子上，看了一会儿画。看着看着，觉得好像实际听到了海涛声，实际闻到了潮水味儿。

上面画的，说不定是曾在这个房间里生活的少年。佐伯所爱的同龄少年，二十岁卷进学生运动派别之争而被无故杀害的少年。尽管无法确认，但我总有这个感觉。风景也像是这一带的海边风景。果真如此，画中所画的就应该是四十年前的风景了。四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几乎是无限漫长的。我试着想像四十年后的自己，好像在想像宇宙的尽头。

第二天早上大岛来了，告诉我开图书馆的顺序。开门，开窗换空气，地板大致过一遍吸尘器，用抹布擦桌子，给花瓶换水，开灯，需要时往院里洒水，时间到了打开外面的大门。闭馆时则大体相反。锁窗，再用抹布擦桌子，关灯，关门。

“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关门关窗不那么注意也未尝不可。”大岛说，“但佐伯也好我也好都不喜欢邋遢，尽可能做得井井有条。这里是我们的家。应该对其怀有敬意。希望你也能这么做。”

我点头。

接着，他教我借阅台里的工作：坐在里面做什么、如何给读者当参谋。

“眼下坐在我旁边看我怎么做，记住顺序。没有多难。有什么难解决的事，就去二楼找佐伯，往下她会处理好的。”

佐伯快十一点时来。她开的“大众高尔夫”引擎声很特别，一听就知道。她把车停在停车场，从后门进来，向大岛和我打招呼。早上好，她说。早上好，大岛和我说。我们之间的话就这两句。佐伯身穿藏青色半袖连衣裙，手里拿着棉质上衣，肩上垂着挎包，身上几乎没有饰物，也不大化妆。尽管如此，她身上仍有一种令对方目眩的东西。她看着站在大岛身旁的我，表情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而是朝我浅浅一笑，静静地登楼梯上二楼。

“不怕的。”大岛说，“你的事她全部了解，无任何问题。她这人不说多余的话，仅此而已。”

十一点，大岛和我打开图书馆。开门也没人马上进来。大岛教我检索电脑的方法。图书馆常用的是IBM，我已习惯了它的用法。接下去教我如何整理借阅卡。每天有几本新书邮寄来，用手写进卡片也是工作的一项内容。

十一点半有两位女性结伴而来，身穿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蓝牛仔裤。个子矮的头发弄得跟游泳运动员一样短，个子高的头发编成辫。鞋都是散步鞋，一双是耐克，一双是阿西克。高个儿看上去四十光景，矮个儿似乎三十左右。高个儿花格衬衫戴眼镜，矮个儿则是白色衬衣。双方都背着小背囊，脸色如阴天愁眉不展，话语也少。大岛在门口存行李，她俩颇不情愿地从行李中取出笔记本和笔。

两人一格一格细看书架，认真查看借阅卡，不时往本本上记什么。书不看，椅子不坐。较之图书馆读者，更像检查库存的税务署调查员。大岛也捉摸不出这两人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他朝我使个眼色，略微耸了耸肩。极其审慎地说来，预感不大妙。

到了中午，大岛在院子里吃饭，我替他坐在借阅台里边。

“有件事想请教。”女性中的一个走来说道。个子高的。硬邦邦的声调，令人联想到忘在餐橱尽头的面包。

“啊，什么事呢？”

她皱起眉头，以俨然注视倾斜画框般的眼神看我的脸：“喂喂，你怕是高中生什么的吧？”

“啊，是的。在这里实习。”我回答。

“能把哪个多少懂事的人叫来？”

我去院子叫大岛。他用咖啡缓缓冲下口里的食物，拍去膝头掉的面包屑，这才起身走来。

“您有什么要问的？”大岛热情地招呼。

“实话告诉你，我们的组织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日本全国公共文化设施的设备、使用便利性、接待公平性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她说，“计划用一年时间实际跑遍各类设施，检查设备，将调查结果写成报告公开发表。许多女性参与此项活动。我们负责这一地区。”

“如果您不介意，愿闻贵组织名称。”大岛说。

女性递出名片，大岛不动声色地仔细看罢，放在台面上，而后抬起脸，漾出华丽的微笑凝视对方。那是极品级的微笑，足以使身心健全的女性不由得脸颊上飞起红霞，然而对方眉毛都一下不动。

“那么，如果从结论说起，遗憾的是可以发现这座图书馆有若干问题点。”她说。

“就是说，是从女性角度看来喽？”大岛问。

“是的，是从女性角度看来。”她清了声嗓子，“想就此倾听一下经营管理者方面的高见，不知意下如何？”

“经营管理者那样神乎其神的人物这里并不存在。如果本人可以的话，但请直言不讳。”

“首先一点，这里没有女士专用卫生间。不错吧？”

“一点不错。这座图书馆内没有女士专用卫生间，而是男女兼用。”

“纵然是私立设施，既然是面向公共开放的图书馆，作为原则恐怕也应该将卫生间男女分开。不是么？”

“作为原则。”大岛确认似的重复对方的话。

“是的。男女兼用卫生间有各种各样的harassment⁽²⁾。根据调查，大部分女性对于男女兼用卫生间切实地感到难以使用。这显然是对妇女利用者的neglect⁽³⁾。”

“neglect。”大岛现出一脸吃错什么苦物的表情。他不大中意这个词的发音。

“有意忽视。”

“有意忽视。”他又复述一遍，就这句话主语的阙如思索一番。

“这点您是如何考虑的呢？”女性克制着隐约透出的焦躁。

“您一眼即可看出，这是座非常小的图书馆。”大岛说，“遗憾的是不具有足以修建男女分用卫生间的空间。自不待言，卫生间男女分开再好不过。可是眼下利用者并未就此抱怨。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图书馆没有那么拥挤。如果二位想要追究男女单用卫生间问题，那么请去西雅图的波音公司提出超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卫生间问题如何？比之我们图书馆，超大型喷气式客机要宽大得多，拥挤得多。而据我所知，机舱内的卫生间一律男女兼用。”

个子高的女性眯缝起眼睛注视大岛的脸庞。她一眯缝眼睛，两侧颧骨陡然水落石出，眼镜亦随之上蹿。

“我们现在不是在此调查交通工具。干吗风风火火地提起超大客机来？”

“超大客机的卫生间为男女兼用和图书馆的卫生间为男女兼用，原则性地考虑起来，二者产生的问题岂不如出一辙？”

“我们是在调查每个具体的公共设施的设备，并非来这里谈原则的。”

大岛终究不失柔和的微笑：“是吗？我以为我们正在就原则加以探讨……”

高个儿女性意识到自己似乎在哪里犯了错误，她脸颊略略泛红，但那不是大岛的性魅力所使然。她试图卷土重来。

“总之这里不涉及超大客机问题，请不要端出不相干的东西制造混乱。”

“明白了，飞机的事按下不表。”大岛说，“话题锁定在地面问题好了。”

她瞪视大岛，呼一口气后继续下文：“另外想请教一点：作者分类倒是男女单列。”

“是的，是那样的。编排索引的是我们的前任，不知何故，男女单列。本想重做一遍，但始终抽不出时间。”

“我们不是要对此说三道四。”

大岛略略歪头。

“只是，在这座图书馆内，所有分类无不是男作者在女作者前面。”她说，“依我们的想法，这是有违男女平等原则、缺少公平性的举措。”

大岛把名片拿在手里，又看一遍上面的字，放回台面。

“曾我女士，”大岛说，“学校点名的时候，曾我在田中之前而居关根之后⁽⁴⁾——对此您发过牢骚么？叫老师倒念过一次了么？罗马字母的G因自己排在F的后面气恼过么？书的68页因自己尾随在67页之后闹过革命么？”

“和那个是两码事。”她语声粗重起来，“你一直有意识地扰乱话题。”

听得此言，一直在书架前做笔记的小个儿女性快步赶来。

“有意识地扰乱话题。”大岛就像在字旁加点似的重复对方的话。

“难道你能否认？”

“red herring。”大岛说。

姓曾我的女性微微张着嘴，不置一词。

“英语中有red herring这一说法，意思是虽然妙趣横生，但距谈话主题略有偏离。红色的鲱鱼。至于这一说法何以产生，鄙人才疏学浅自是不知。”

“鲱鱼也罢竹鱼也好，反正你是在扰乱话题。”

“准确说来，是analagy⁽⁵⁾的置换。”大岛说，“亚里士多德视之为雄辩术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斗智性的把戏在古代雅典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深受欣赏并广为应用。十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雅典，‘市民’的定义中不包含女性……”

“你存心挖苦我们么？”

大岛摇头道：“听清楚，我想奉告二位的是：倘若有时间来这座小城的小型私立图书馆到处嗅来嗅去、在卫生间形态和借阅卡片上吹毛求疵，那么不如去做对保障全国妇女权益更有效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外面比比皆是。我们正在为使这座不起眼的图书馆发挥地区性作用而竭尽全力，为爱书的人士搜集提供优秀读物，并尽可能提供富有人情味儿的服务。您或许有所不知，这座图书馆在大正时期至昭和中期诗歌研究资料的收藏方面，纵令在全国也受到高度评价。当然不完善之处是有的，局限性是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尽心竭力。较之看我们做不到的，不如将目光投在我们做到的地方，这难道不才是所谓公正吗？”

高个儿女性看矮个儿女性，矮个儿女性仰看高个儿女性。

矮个儿女性这时开口了——第一次开口——声音尖利高亢：“归根结底，你口中的无非内容空洞的意在逃避责任的高谈阔论，无非以现实这个方便好用的字眼巧妙美化自己。若让我说，你是个百分之百的男性性pathetic⁽⁶⁾的历史性例证。”

“pathetic的历史性例证。”大岛以钦佩的语气加以复述。可以听出他对这一说法相当中意。

“换言之，你是作为典型的歧视主体的男性性男性。”高个儿掩饰不住焦躁感。

“男性性男性。”大岛依然鹦鹉学舌。

矮个儿置之不理，兀自滔滔不绝：“你以社会既成事实和用以维持它的自以为是的男性逻辑为后盾将全体妇女性这一gender⁽⁷⁾变成二等国民，限制进而剥夺女性理应得到的权利。这与其说是有意为之，毋宁说是非自觉所使然。故而可以说更为罪孽深重。你们通过对他者痛楚的漠视来确保作为男性的既得权益，而且在这种不自觉性对女性对社会造成怎样的恶果面前佯装不见。卫生间问题和阅览卡问题当然不过是细部，然而没有细部就没有整体，只有从细部开始方能撕掉覆盖这个社会的非自觉性外衣。这便是我们的行动原则。”

“同时也是所有有良知女性的共同感受。”高个儿面无表情地补充一句。

“‘有良知女性当中难道有和我同样遭受精神折磨和我同样苟且求生的么？’”大岛说。

两人沉默得一如并列的冰山。

“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⁸⁾。经典剧作。我反复看了好多遍。另外顺便说一句：gender一词说到底是表示语法上的性，表示肉体上的性我想还是用sex更为准确。这种场合用gender属于误用——就语言细部而言。”

冰冷的沉默在持续。

“总而言之，你所说的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大岛以温和的语调不容置疑地说，“我不是什么男性性男性pathetic的历史性例证。”

“何以见得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敬请通俗易懂地予以指教。”矮个儿女性口气中带有挑战意味。

“免去逻辑的偷梁换柱和知识的自我卖弄！”个儿高的补充一句。

“免去逻辑的偷梁换柱和知识的自我卖弄，我就通俗易懂地说好了。”大岛说。

“洗耳恭听。”个儿高的说道。另一位略一点头，像是表示赞同。

“第一，我不是男性。”大岛宣布。

所有人瞠目结舌。我也屏住呼吸，瞥一眼旁边的大岛。

“我是女的。”大岛说。

“少开无聊的玩笑！”个子矮的女性呼出一口气说道。但感觉上那是必须有个人说句什么的口气，并不理直气壮。

大岛从粗棉布裤袋里掏出钱夹，拈出一枚塑料卡交给她。带相片的身份证，大概是看病用的。她看着卡上的字，蹙起眉头，递给个子高的女性。她也注视一番，略一迟疑，脸上浮现出递交凶签的表情递还大岛。

“你也想看？”大岛转向我说。

我默默摇头。

他把身份证收进钱夹，钱夹揣进裤袋，之后双手拄着台面说：“如二位所见，无论从生物学上说还是从户籍上说，我都不折不扣是女性。因此你的说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我不可能是你所定义的作为典型的歧视主体的男性性男性。”

“可是……”个子高的女性想要说什么，但接不上词。个子矮的双唇闭成一条线，右手指拽着衣领。

“身体结构诚然是女性，但我的意识则彻头彻尾是男性。”大岛继续道，“精神上我是作为一个男性活着的，所以嘛，你所说的作为历史性例证未必不对。我或许是个铁杆歧视主义者。只是，虽说我是这样一副打扮，但并不是女同性恋者。以性嗜好来说，我喜欢男性。就是说，我尽管是女性，但不是变性人。阴道一次也没用过，性行为通过肛门进行。阴蒂有感觉，乳头几乎无动于衷，月经也没有。那么，我到底歧视什么呢？哪位给我以指教？”

剩下的我们三人再次缄口不语。有谁低声咳嗽，声音不合时宜地在房间里回荡。挂钟发出平日所没有的大大的干巴巴的声响。

“对不起，正在吃午饭。”大岛莞尔笑道，“在吃金枪鱼三明治。吃到一半给叫来了。放久了，说不定会被附近的猫吃掉。这一带猫为数不少。因为海岸松树林里有很多人扔猫仔。如果可以，我想回去接着用餐。失陪了，诸位请慢慢休息。这座图书馆对所有市民开放。只要遵守馆内规定，不妨碍其他读者，做什么悉听尊便。想看什么看个够就是。你们的报告书随你们写什么。我想无论怎么写，我们都不会介意的。我们过去没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补贴和指令，全凭自己的想法开展工作，以后也打算如此继续下去。”

大岛走后，这对女性面面相觑，继而觑我的脸。估计把我看成了大岛的恋人。我一言不发，闷头整理借阅卡。两人在书架那里低声商量什么，随即收拾东西回去了。她们的脸色十分僵冷，在借阅台我递给小背囊时也没说声谢谢。

不久，吃完饭的大岛折回，给我两根金枪鱼菠菜卷。这东西的主体类似绿色的玉米饼，夹有蔬菜和金枪鱼，浇着白色调味酱。我当午饭吃着，又烧开水喝嘉顿袋泡茶。

“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吃完午饭回来时大岛说道。

“上次你说自己是特殊人就是这个意思？”我问。

“非我自吹，在她俩听来，我的说法决无夸张意味。”

我默默点头。

大岛笑道：“从性别上说我无疑是女性，但乳房几乎大不起来，月经也一次都没有。没有鸡鸡，没有睾丸，没有胡须，总之什么也没有。若说利落倒也利落。想必你不理解是怎么一种感觉。”

“想必。”

“有时我自己都全然不能理解：我到底算是什么呢？你说，我到底算什么呢？”

我摇头：“嗳，大岛，那么说，就连我也不晓得自己是什么。”

“identity⁽⁹⁾的古典式摸索。”

我点头。

“但至少你有带把的那个物件，而我没有。”

“不管你大岛是什么，我都喜欢。”我生来还是第一次对别人说出这样的话，脸上有些发烧。

“谢谢。”说着，大岛把手轻轻放在我肩上。“我确实有点儿特别，但基本上和大家是同样的人。这点希望你明白。我不是什么妖怪，是普通人，和大家同样感觉、同样行动。然而就这一点点不同，有时让我觉得如坠无底深渊。当然，想来这东西也是奈何不得的。”

他拿起台面上又长又尖的铅笔看着。看上去铅笔仿佛是他身体的延长。

“本来我就想把这个尽早找机会如实讲给你来着。较之从别的什么人嘴里听来，不如我亲口告诉你。所以今天算是个好机会。是这样的。倒是难说心情有多愉快。”

我点头。

“我就是你眼前的这样一个人，因此在各种场合各种意义上受人歧视。”大岛说，“受歧视是怎么一回事，它给人带来多深的伤害——只有受歧视的人才明白。痛苦这东西是个别性质的，其后有个别伤口留下。所以在追求公平和公正这点上，我想我不次于任何人。只是，更让我厌倦的，是缺乏想像力的那类人，即T·S·艾略特说的‘空虚的人们’。他们以稻草填充缺乏想像力的部位填充空虚的部位，而自己又浑然不觉地在那上面走来窜去，并企图将那种麻木感通过罗列空洞的言辞强加于人。说痛快点儿，就是刚才来的两个人那样的人。”

他叹息一声，在指间转动长铅笔。

“男同性恋者也好，女同性恋者也好，常规异性恋者也好，女权主义者也好，法西斯猪也好，共产主义者也好，克利什那⁽¹⁰⁾也好，是什么都无所谓。无论打什么旗号，都与我毫不相干。我无法忍受的是那些空虚的家伙。面对那些人，我实在忍无可忍，以致不该出口的话脱口而出。就刚才的情况来说，本来可以适当应付一下打发走了事，或者找佐伯下来由她处理，她肯定笑吟吟对答如流。然而我做不到，不该说的要说，不该做的要做，无法自我控制。这是我的弱点。明白这为什么成为弱点？”

“如果一一搭理想像力不够的人，身体再多也不够用。是这样的？”我说。

“正确。”说着，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在太阳穴上，“确实如此。不过么，田村卡夫卡君，有一点你最好记住：归根结底，杀害佐伯青梅竹马恋人的也是那帮家伙。缺乏想像力的狭隘、苛刻、自以为是的命题、空洞的术语、被篡夺的理想、僵化的思想体系——对我来说，真正可怕是这些东西。我从心底畏惧和憎恶这些东西。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这种个别判断失误，在很多情况下事后不是不可以纠正。只要有主动承认错误的勇气，一般都可以挽回。然而缺乏想像力的狭隘和苛刻却同寄生虫无异，它们改变赖以寄生的主体、改变自身形状而无限繁衍下去。这里没有获救希望。作为我，不愿意让那类东西进入这里。”

大岛用铅笔尖指着书架。当然他是就整个图书馆而言。“我不能对那类东西随便一笑置之。”

(1)　意为“不用谢”。

(2)　意为“干扰、制造不便、不方便”。

(3)　意为“轻视、无视”。

(4)　按日文五十音图顺序，这三个姓氏应如此排列。

(5)　意为“相似、类似之处”。

(6)　意为“哀婉动人的、悲怆的、令人感动的”。

(7)　意为“性、男性、女性”。

(8)　内容讲一个叫厄勒克特拉的少女与弟弟一起杀死曾杀害父亲的母亲及其情夫。

(9)　意为“同一性、身份、身世、自我确认”。

(10)　梵语Krishna的音译，印度神维什努的第八化身。

第20章

大型冷藏卡车的司机把中田放在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停车场的时候，时间已过晚间八点。中田拿着帆布包和伞从高高的副驾驶席上下来。

“在这里找下一辆车，”司机从窗口探头说，“问一问总可以找到一辆的。”

“谢谢谢谢，可帮了中田我大忙了。”

“路上小心。”说罢，司机扬手离去。

司机说是富士川，中田全然不晓得富士川位于何处，但自己已离开东京正一点点西行这点他是理解的，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也能凭本能理解。往下只要搭上西行车即可。

中田感到肚子饿了，决定在餐厅吃一碗拉面。帆布包里的饭团和巧克力现在不能动，要留给紧急情况，中田想。由于认不得字，理解系统性的东西格外花时间。进餐厅必须先买餐券。餐券在自动售货机卖，不认字的中田须求人帮忙。他说自己弱视看不清东西，马上有个中年女性替他投币按钮，把找回的钱给他。中田从经验中懂得，在某些人面前还是尽量不暴露自己不认字的事实为好，因为他时常被人投以审视妖怪般的目光。

吃罢，中田挎起帆布包，拿起伞，向身边卡车司机模样的人打招呼。“自己想往西去，能允许我搭车么”——如此问来问去。司机们看中田的相貌，看他的打扮，然后摇摇头。白搭车的老人极其稀罕，而对稀罕的东西他们怀有本能的戒心。“公司不让人搭车，”他们说，“抱歉。”

说起来，从中野区进入东名高速公路就花了不少时间。毕竟中田几乎没离开过中野区，连东名高速公路的入口在哪里都不晓得。能使用特别乘车证的都营公共汽车必要时倒是乘过，而需要买票的地铁和电气列车从未一个人坐过。

上午快十点的时候，中田把替换衣服、洗漱用具和一点简单的食品塞进帆布包，把藏在榻榻米下面的现金小心放入腰带包，拿起一把大布伞走出宿舍。他问都营公共汽车司机如何去东名高速公路，司机笑道：“这车只到新宿站。都营公共汽车不跑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要坐高速巴士的。”

“跑东名高速公路的高速巴士从哪里开车啊？”

“东京站。”司机说，“坐这车去新宿，从新宿换电车去东京站，在那里买指定座位票上巴士，那样就可以进入东名高速公路了。”

虽然不甚明了，但中田还是姑且坐上那班公共汽车去了新宿站，不料那里是个极大的闹市区，人头攒动，走路都不容易。许多种电车南来北往，完全搞不清去哪里才能坐上开往东京站的电车。指示牌上的字当然认不得。问了几个人，但他们说得太快太复杂，满口闻所未闻的固有名词，中田横竖记不来，心想，简直同猫君川村交谈一个样。也想去派出所执勤点问问，又怕被当作老年痴呆症患者收容起来（此前经历过一次）。在东京站周围东望西望走来走去的时间里，由于空气不好人车嘈杂，心情渐渐不舒服起来。中田尽可能挑人少的地方走，在高楼大厦之间找出一小块公园样的场地，弓身在长凳上坐下。

中田在此怅然良久，不时自言自语，用手心抚摸剪得很短的头发。公园里一只猫也没有。乌鸦飞来啄食垃圾箱。他几次仰望天空，根据太阳位置推测大致时间。天空被汽车尾气弄得晴不晴阴不阴的，不知什么色调。

偏午时分，在附近大楼工作的男女来公园吃盒饭，中田也吃了自带的夹馅面包，喝了保温瓶里的茶水。旁边凳上坐着两个年轻女子，中田试着搭话，问怎么样才能去东名高速公路。两人教给的同那公共汽车司机说的一样：乘中央线去东京站，从那里坐东名高速巴士。

“刚才试过了，没试成。”中田如实相告，“中田我这以前从没出过中野区，不明白电车怎么坐。只坐过都营公共汽车。不认字，买不来票。坐都营公共汽车坐到这里，再往前就寸步难行了。”

两人听了，吃惊不小。不认字？可是看上去倒是个不坏的老人，笑眯眯的，衣着也整洁。如此大好的天气拿一把伞多少令人费解，但看不出是流浪汉。长相也蛮可以。不说别的，眼睛就黑白分明。

“真的没出过中野区？”黑发女孩问。

“是的，一直没出去，因为中田我迷路不归也没人找的。”

“字也不认得。”头发染成褐色的女孩说。

“是的，一个也认不来。数字么，简单的大体明白，但不会计算。”

“那，坐电车很困难了？”

“那是，非常困难。票买不成。”

“有时间很想带你去车站让你坐对电车，但我们一会儿就得回公司上班，没有那么多去车站的时间，对不起。”

“哪里哪里，请别那么说。中田我总有办法可想。”

“对了，”黑发女孩道，“营业部的峠口不是说今天去横滨来着？”

“唔，那么说他是说过的。求那小子准行，人是有点儿难接触，但不坏。”褐发女孩说。

“嗳，老伯，既然不认字，索性hitchhike⁽¹⁾好了。”黑发女孩建议。

“hitchhike？”

“就是求那里的车捎上你。大多是长途卡车，一般车是不让搭车的。”

“长途卡车也好一般车也好，那么难的事中田我不大懂……”

“去那里总能办成的。过去学生时代我也有过一次。卡车司机那些人都很友好的。”

“嗳，老伯，去东名高速公路的什么地方？”褐发女孩问。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但到那里自然知道。反正先要顺着东名高速公路往西。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总之必须往西去。”

两个女孩面面相觑。但中田的语气里有一种独特的说服力，而且两人对中田产生了自然而然的好感。吃完盒饭，她俩把空盒扔进垃圾箱，从凳子上立起。

“嗳，老伯，跟我们来吧。我们给你想想办法。”黑发女孩说。

中田跟在她俩后面走进附近一座大楼。进这么大的建筑物中田是第一次。两人让中田坐在公司传达室椅子上，向负责传达的女子打声招呼，叫中田在这里稍等一会儿，随后消失在几台并列的电梯之中。午休返回的男职员女职员们陆陆续续从手握布伞怀抱帆布包的中田面前走过，这也是中田此前未曾目睹的光景。所有人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打扮得整整齐齐，系着领带，提着光闪闪的皮包，穿着高跟鞋，并且步履匆匆朝同一方向行进。这么多人聚在这里一起干什么呢？中田全然捉摸不透。

不大工夫，那对女孩领着一个穿白衬衣打斜纹领带的细细高高的男子出来，把中田介绍给他。

“这个人么，叫峠口君，正好这就开车去横滨，说可以捎你过去。你在东名高速公路叫做港北场的地方下车，再找别的车搭。反正你就说想往西去，挨个儿问。若是让你搭车，在哪里停车的时候招待人家一顿饭就是。知道了？”褐发女孩问。

“老伯，那点儿钱可有？”黑发女孩问。

“有的，中田我那钱是有的。”

“喂，峠口君，这老伯是我们的熟人，可得好好待他哟！”褐发女孩说。

“反过来，你如果好好待我的话。”小伙子有些气短地说。

“很快的，别急。”黑发女孩说。

分手时，两个女孩对中田说：“老伯，算是给你饯行——肚子饿时吃了。”说罢，递出在小超市买的饭团和巧克力。

中田再三道谢：“非常非常感谢。待我这么热情，真不知如何道谢才好。让中田我不自量力地为你们祝福吧，祝二位好事多多！”

“但愿你的祝福很快见效。”黑发女孩哧哧笑了起来。

峠口这小伙子让中田坐在“紫羚羊”的副驾驶席上，从首都高速公路驶入东名高速公路。路面堵塞时，两人这个那个聊了许多。峠口生性怕见生人，起初话语不多，但习惯了中田的存在之后，很快就一个人说个没完。他有很多要说的话，在不至于再次相见的中田面前得以畅所欲言——已订婚的恋人几个月前离己而去；她另外有了心上人，长期瞒着自己和对方来往；同公司里的上司怎么也合不来，甚至想辞职离开；上初中时父母离异，母亲再婚，找的人不三不四，同骗子无异；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借给要好的朋友，担心有借无还；宿舍隔壁一个学生用大音量听音乐听到深夜，致使自己睡不好觉……

中田一本正经地听他讲，不时随声附和，发表微不足道的看法。车到港区停车场时，中田差不多了解了小伙子人生的所有情况。不能完全领会的地方固然也有很多，但主线毕竟清楚了：峠口是个令人同情的小伙子，尽管他本身渴望地道地活着，却被许许多多扯皮事缠得透不过气。

“实在感激不尽。让您带到这里，中田我太幸运了。”

“哪里，能和你一路到这儿，我也很高兴的，老伯。能这么向谁一吐为快，心情畅快多了。以前跟谁也没说过。让你听了我这么多啰嗦话，你没觉得不耐烦都已经很不错了。”

“不不，这话说哪儿去了。中田我也为能同您这位小伙子交谈高兴，哪里谈得上不耐烦什么的。您别介意。我想从今往后您也一定有好事遇上的。”

小伙子从钱夹里取出一张电话卡递给中田：“这个送给你了。我们公司做的电话卡，算是旅途分别纪念吧。送这样的东西倒是不好意思。”

“谢谢了。”说着，中田接过来小心放进钱夹。他不可能给谁打电话，也不知卡怎么用，但他觉得最好不要拒绝。时值下午三点。

中田为找卡车司机把自己拉去富士川花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最后找到的司机是开冷藏车送鲜鱼的，四十五六年纪，牛高马大，胳膊如树桩一般粗，又鼓着肚子。

“一股鱼腥，能行？”司机问。

“中田我喜欢鱼。”中田说。

司机笑道：“你是有点与众不同。”

“那是，时常有人这么说。”

“我喜欢与众不同的人。”司机说，“在这个世上，长得像模像样活得地地道道的家伙反倒信赖不得。”

“真是那样不成？”

“肯定是。这是我的意见。”

“中田我没有什么意见不意见的，倒是喜欢鳗鱼。”

“那也是个意见嘛——喜欢鳗鱼。”

“鳗鱼是意见？”

“是啊，喜欢鳗鱼是一个蛮不错的意见。”

两人就这样开往富士川。司机姓荻田。

“中田，你认为这个世界日后什么模样？”司机问。

“对不起，中田我脑袋不好使，这类事一窍不通。”

“有自己的意见和脑袋不好使是两回事。”

“可是荻田君，脑袋不好使，压根儿就思考不了什么。”

“可你喜欢鳗鱼，是吧？”

“那是，鳗鱼是中田我的美食。”

“这就是所谓关系性。”

“呃。”

“大碗鸡肉鸡蛋浇汁饭可喜欢？”

“那也是中田我的美食。”

“这也是关系性。”司机说，“关系性如此这般一个个集合起来，自然有意义从中产生。关系性越多，意义也就越深。鳗鱼也罢浇汁饭也罢烤鱼套餐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明白？”

“不太明白。那可是同食物有关系的？”

“不限于食物。电车也好天皇也好，无一不可。”

“中田我不坐电车。”

“也好。所以嘛，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这么活着，他同周围所有事物之间自然有意义产生。最关键的在于它是不是自然。这跟脑袋好不好使不是一码事，而在于你是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简单得很。”

“你脑袋好使啊！”

荻田大声笑了起来：“所以这不是脑袋好不好使的问题。我脑袋也并不好使，只不过我有我的想法罢了。所以大家一看见我就觉得胸闷，说那家伙动不动就强词夺理。一个人用自己脑袋想东西，往往让大家捉摸不透。”

“中田我还是不大明白——中田我喜欢鳗鱼和喜欢浇汁饭之间，莫不是有什么关联？”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中田这个人同中田所涉及的事物之间，必然产生关联。与此同时，鳗鱼同浇汁饭之间也有关联产生。如果把这样的关联网大大扩展开去，那么中田与资本家的关系、中田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等等等等就自然而然从中产生出来。”

“无产——”

“无产阶级。”荻田把两只大手从方向盘上拿开给中田看。在中田眼里那俨然是棒球手套。“像我这样拼死拼活汗流满面干活的人是无产阶级。相比之下，坐在椅子上不动手只动嘴向别人发号施令而工资比我多一百倍的人就是资本家。”

“资本家什么样我不知道。中田我穷，不清楚大人物怎么回事。提起大人物，中田我只知道东京都的知事。知事大人是资本家么？”

“啊，算是吧。知事好比资本家的狗。”

“知事大人是狗吗？”中田想起把自己领去琼尼·沃克家的那只大黑狗，将其不吉利的形象同知事叠合在一起。

“那样的狗到处都是，这世界上。人们称之为走狗。”

“走狗？”

“到处走的走，狗就是犬⁽²⁾。”

“没有资本家的猫么？”

荻田听得大笑起来：“你是与众不同啊，中田。我顶喜欢你这样的人。资本家的猫——实在是别出心裁的高见。”

“我说荻田，”

“嗯？”

“中田我穷，每月从知事大人那里领补贴金。这事儿没准不大合适吧？”

“每月领多少？”

中田道出款额。荻田愕然摇头。

“时下靠那点儿小钱过活很不容易吧？”

“倒也不是。中田我花不了很多钱。不过除了补贴，中田我还找附近不见了的猫君，为此得了礼金。”

“唔。职业找猫手？”荻田钦佩地说，“厉害厉害。你这人真个不同凡响。”

“说实话，中田我能跟猫君交谈。”中田毅然坦白道，“中田我明白猫君讲的话，所以找下落不明的猫找得很准。”

荻田点头：“明白。这样的事你是做得来。我半点儿也不奇怪。”

“但前不久突然不能跟猫君交谈了，那是为什么呢？”

“世界日新月异，中田。每天时候一到天就亮，但那里已不是昨天的世界，那里的你也不是昨天的中田。明白？”

“那是。”

“关系性也在变。谁是资本家谁是无产阶级？哪边是左哪边为右？信息革命、优先股特权、资产流动化、职能再组合、跨国企业——哪个恶哪个善？事物的界线渐渐模糊起来。你所以不再能理解猫的语言，恐怕也是这个关系。”

“左右区别中田我大致清楚。就是说，这边是左这边是右。对的吧？”

“对对，”荻田说，“一点不错。”

最后两人走进高速公路服务站餐厅吃饭。荻田要了两份鳗鱼，自己付了款。中田坚持由自己付以感谢让自己搭车，荻田摇头。

“算了！虽说我不是阔佬，但还不至于沦落到让你用东京都知事给的眼泪珠儿那么点钱请客的地步。”他说。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中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在富士川服务站东南西北问了一个小时，仍未找到肯让中田搭车的司机。尽管这样，中田也一不着急二不气馁，在他的意识中，时间流得极其缓慢，或者几乎停滞不动。

中田去外面换一下心情，在那一带信步走动。空中无云，月亮清晰得能看见其肌体。他用伞尖“嗑嗑”敲着柏油地面在停车场上行走。数不胜数的大型卡车如动物一般肩并肩在这里憩息，有的竟有二十多个一人高的车轮。中田久久地出神望着眼前的光景。如此深更半夜有如此庞然大物在如此纵横交错的路上飞奔，车厢里究竟装的什么物件呢？中田无从想像。如果认得货柜上写的每一个字，就能晓得里面装的什么不成？

走了一阵子，见到停车场边上车影稀疏的地方停着十来辆摩托，旁边聚着些年轻男子在七嘴八舌地叫嚷什么，似乎是围成一圈把什么围在里面。中田来了兴致，决定上前瞧瞧，没准会发现什么稀罕物。

凑近一看，原来是年轻男子们围着正中间一个人在拳打脚踢。多数人赤手空拳，但见一人手持铁链，也有人拿着状如警棍的黑棍。头发大多染成金色或褐色，衣着各所不一：敞胸的半袖衫、T恤、背心。还有的肩头有刺青。倒在地上挨打挨踢的也是同样打扮同样年龄。中田用伞尖“嗑嗑”敲着柏油地面走近时，几个人回头投以锐利的目光，见是一个面目和善的老者，遂解除了戒心。

“老头儿，别过来，去那边。”一人说。

中田并不理会，径自走到跟前。倒地的似乎有血从口中流出。

“出血了，那样要死人的。”中田说。

此言一出，一伙人沉默下来。

“喂喂，老头儿，连你一块儿除掉算了！”拿铁链的终于开口道，“一个人也是杀两个人也是砍，反正是麻烦一场！”

“不能无缘无故地杀人！”中田说。

“不能无缘无故地杀人！”有人模仿中田，旁边几个人发出笑声。

“我们自有我们的缘故，有缘有故才这么干的。杀也罢不杀也罢与你何干！快打开那把破伞趁还没下雨走开！”另一个说。

倒地的人蠕动身体，一个光头用沉重的工地皮鞋狠踢他的肋骨。

中田闭上眼睛。他感到自己体内正有什么静静上涌，那是自己无法遏止的东西。他有点儿想吐。刺死琼尼·沃克时的记忆倏然浮现在他的脑际。刀捅进对方胸口时的感触仍真切地留在他的手心。关系性，中田想道。莫非这也是荻田所说的一种关系性？鳗鱼→刀→琼尼·沃克。那伙人声音扭曲走调，分辨不清了。加之有高速公路上传来的不间断的车轮声混杂其间，形成莫名其妙的声响。心脏大幅收缩，将血液送往全身每个部位。夜色将他包拢。

中田抬头望天，而后徐徐撑开伞，遮在头顶，小心翼翼退后几步，同那伙人拉开距离。他四下看了看，又后退几步。看得那伙人笑了。

“这老头儿，真有他的，”一个人说，“还真打起伞来了！”

然而他们的笑声未能持续下去——突然有滑溜溜的陌生物自天而降，打在脚下的地面，发出“吧唧吧唧”奇妙的声音。那伙人不再踢打围在中间的猎获物，一个接一个抬头望天。天空不见云影，然而有什么从天空一角连连掉下。一开始零零星星，旋即数量增多，转眼之间便劈头盖脑一泻而下。掉下的东西长约三厘米，乌黑乌黑，在停车场灯光照射下，看上去如光灿灿的黑雪。这不吉祥的黑雪样的东西落在那伙人肩上臂上脖颈上，就势贴住不动。他们用手抓扯，但轻易扯不下来。

“蚂蟥！”一个说道。

听得此声，一伙人齐声喊着什么，穿过停车场往卫生间跑去。中途有个人撞在朝通道驶来的小型车上，好在车开得慢，似乎没受重伤。金发年轻人倒在地上，而后站起来一巴掌狠狠砸在车头上，冲着司机一顿大骂，但也再没闹腾什么，拖着脚向卫生间奔去。

蚂蟥劈头盖脑下了一阵子，之后渐渐变小，停了下来。中田收拢伞，抖掉伞上的蚂蟥，去看那个倒地的人的情况，无奈周围蚂蟥堆积如山，怎么也近前不得。倒地的人也差点儿被蚂蟥埋了起来。细看之下，那人眼皮裂了，血从那里流出，牙也好像断了。中田应付不来，只好去叫人。他返回餐厅，告诉店员说停车场一角有个青年男子受伤躺倒。“再不叫警察，说不定死掉。”中田说。

过不一会儿，中田找到一个肯捎他去神户的卡车司机。一个睡眼惺忪的二十几岁小伙子，梳马尾辫，戴耳环，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一个人边吸烟边看漫画周刊。身穿花花绿绿的夏威夷衫，脚登一双大号耐克鞋，个头不很高，烟灰被他毫不迟疑地弹进吃剩下的拉面汤里。他定定地看着中田的脸，有些不耐烦地点了下头：“可以呀，坐就坐吧。你很像我那阿爷，打扮啦，说话怪怪的腔调啦……最后彻底糊涂了，前不久死的。”

用不到早上就到神户，他说。他往神户一家百货商店送家具。开出停车场时见到一场撞车事故，来了几辆警车，红色警灯来回旋转，警察们挥舞手电筒疏导出入停车场的车辆。事故不很严重，但有几辆车头尾撞成一串。轻型客货两用车一侧塌坑了，小轿车尾灯碎了。司机开窗伸出头同警察交谈几句，又关上车窗。

“天上掉下成筐成篓的蚂蟥，”司机冷漠地说，“又被车轮碾碎，路面滑溜溜的，方向盘好像打不住了。警察叫他们小心慢开。另外本地飙车族成帮结队乱窜，像有人受伤了。蚂蟥与飙车族，莫名其妙的组合！弄得警察们手忙脚乱。”

他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开往出口，但车轮还是打了几次滑，每次他都小幅度地操纵方向盘找回原路。

“啧啧，看来下了好多好多。”他说，“路滑成这个样子。倒也是，蚂蟥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喂，老伯，被蚂蟥叮过？”

“没有，记忆中中田我没遭遇那种事。”

“我是在岐阜山里边长大的，有过好几次。有时在树林里正走着都会从上边掉下一条。下河就叮在腿上。不是我乱吹，对蚂蟥可是相当熟悉。蚂蟥这东西么，一旦叮上就很难扯下。大家伙力气大，硬扯都能把皮‘咕噜’扯下一块，落下伤疤。所以只能贴着火烤，可不得了。叮住皮肤就吸血，一吸血就胖嘟嘟地鼓起来。吓人吧？”

“那是，的确吓人。”中田赞同。

“不过么，蚂蟥断不至于从天上噼里啪啦掉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车场正中间，和下雨终究不同。这么离奇的事听都没听说过。这一带的家伙们压根儿不晓得蚂蟥什么样。蚂蟥怎么会自天而降呢？嗯？”

中田默然不答。

“几年前山梨有过大批马陆⁽³⁾，当时也弄得车轮打滑，一塌糊涂。也是这么滑溜溜的，交通事故一连串。铁路不能用了，电车也停了。不过马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那一带爬出来的，一想就不难明白。”

“中田我过去也在山梨待过。倒是战争期间的事了。”

“哦，什么战争？”司机问。

(1)　意为“沿途免费搭便车旅行”。

(2)　日语中“走狗”一词的读法同作为日常词汇的“狗”（写作“犬”）不同。

(3)　一种多足纲长虫，常成群游行。

第21章

雕塑家田村浩一遇刺身亡

自家书房一片血海

世界知名雕塑家田村浩一氏（五十？岁）在东京都中野区野方自家书房死亡。最先发现的是三十日下午去其家帮忙料理家务的一位妇女。田村先生赤身裸体俯卧在地，地板上处处是血。有争斗痕迹，可视为他杀。作案使用的刀具是从厨房拿出的，扔在尸体旁边。

警察公布的死亡推定时间为二十八日傍晚。田村先生现在一人生活，因此差不多两天之后尸体才被发现。被切肉用的锋利刀具深深刺入胸口若干部位，心脏和肺部大量出血致使几乎当场死亡。肋骨也折断数根，看来受力很大。关于指纹和遗留物，警察方面眼下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作案当时的目击者也似乎没有。

房间内没有乱翻乱动的迹象，身旁贵重物品和钱夹亦未拿走，故有人认为此乃私怨导致的犯罪行为。田村先生的住宅位于中野区安静住宅地段，附近居民完全没有觉察到当时作案的动静，知道后惊愕之情溢于言表。田村先生同左邻右舍几无交往，独自悄然度日，因此周围无人觉察其有异常变化。

田村先生同长子（十五岁）两人生活，但据上门帮做家务的妇女说，长子约于十天前失踪，同一期间也没在学校出现。警察正在搜查其去向。

田村先生除自家住宅外还在武藏野市拥有事务所兼工作室。在事务所工作的秘书说直到遇害前一天他还一如往常从事创作。事发当日，有事往他家打了几次电话，但终日是录音电话。

田村先生一九四？年生于东京都国分寺市，在东京艺术大学雕塑系就读期间便发表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作品，因而作为雕塑界新秀受到关注。创作主题始终追求人的潜意识的具象化，其超越既成概念自出机杼的崭新雕塑风格获得世界性高度评价。以自由奔放的想像力追求迷宫形态之美及其感应性的大型《迷宫》系列，作为作品在一般公众中最具知名度。现任××美术大学客座教授。两年前在纽约近代美术馆举办的作品展中……

※　※　※

我停止了看报。版面上刊有家门照片，父亲年轻时候的免冠相片也在上边，二者都给版面以不吉利的印象。我把报纸对折两下放在桌子上。我一声不吭地坐在床沿，指尖按住眼睛。耳内一直以固定频率响着沉闷的声音。我试着摇了几下头，但无法把那声音赶走。

我在房间里。时针指过七点。刚和大岛关上图书馆门。佐伯稍早一点儿带着“大众高尔夫”引擎声回去了，图书馆里只有我和大岛。耳中令人心焦意躁的声音仍在继续。

“前天的报纸。你在山里期间的报道。看着，心想上面的田村浩一说不定是你父亲，因为细想之下很多情况都正相吻合。本该昨天给你看，又觉得还是等你在这里安顿好了再说。”

我点头。我仍按着眼睛。大岛坐在桌前转椅上，架起腿，一言不发。

“不是我杀的。”

“那我当然知道。”大岛说，“那天你在图书馆看书看到傍晚，之后返回东京杀死父亲又直接赶回高松，在时间上怎么看都不可能。”

我却没那么大自信。在脑袋里计算起来，父亲遇害正是在我T恤沾满血迹那天。

“不过据报纸报道，警察正在搜查你的行踪，作为案件的重要参考人。”

我点头。

“如果在这里主动找警察报出姓名，并能清楚证明你当时不在作案现场，那么事情要比东躲西藏来得容易。当然我也可以作证。”

“可是那样会被直接领回东京。”

“那恐怕难免。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不能一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原则上你仍需要监护人。”

我摇头：“我不想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不想回东京的家不想返校。”

大岛双唇紧闭，从正面看我的脸。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稍顷，他声音温和地说，“你有按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十五岁也罢，五十一岁也罢，都跟这个无关。但遗憾的是，这同世间的一般想法很可能不一致。再说，假设你在这里选择‘不想向任何人做任何解释，放开别管’这一条路，那么从今往后你势必不断逃避警察和社会的追查，而这应当是相当艰难的人生。你才十五岁，来日方长。这也不要紧的？”

我默然。

大岛又拿起报纸看了一遍：“报纸报道，你父亲除了你没有别的亲人……”

“有母亲和姐姐，但两人早已离家，去向不明。即使去向明了，两人怕也不会参加葬礼。”

“那，你若不在，父亲死后的事情谁来办呢，葬礼啦身后事务处理啦？”

“报上也说了，工作室有个当秘书的女人，事务性方面的她会一手料理。她了解情况，总会设法收场的。父亲留下的东西我一样也不想继承，房子也好财产也好适当处理就是。”

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惟有遗传因子，我想。

“如果我得到的印象正确的话，”大岛问我，“不管你父亲是被谁杀的，看上去你都不感到悲伤，也不为之遗憾。”

“弄得这个样子还是遗憾的，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生父。但就真实心情来说，遗憾的莫如说是他没有更早死去。我也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于已死之人很过分。”

大岛摇头道：“没关系。这种时候你更有变得诚实的权利，我想。”

“那样一来，我……”声音缺少必要的重量。我出口的话语尚未找到去向，便被虚无的空间吞没了。

大岛从椅子上立起，坐在我身旁。

“嗳，大岛，我周围一件一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其中有的是我自己选择的，有的根本没有选择，但我无法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说，即使以为是自己选择的，感觉上似乎在我选择之前即已注定要发生，而我只不过把某人事先决定的事按原样刻录一遍罢了，哪怕自己再怎么想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甚至觉得越努力自己越是迅速地变得不是自己，好像自己离自身轨道越来越远，而这对我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不，说害怕大概更准确些。每当我开始这么想，身体就好像缩成一团，有时候。”

大岛伸手放在我肩上，我可以感觉出他手心的温暖。

“纵使那样，也就是说纵使你的选择和努力注定徒劳无益，你也仍然绝对是你，不是你以外的什么。你正在作为自己而向前迈进，毫无疑问。不必担心。”

我抬起眼睛看大岛的脸。他的说法具有神奇的说服力。

“为什么那么认为？”

“因为这里边存在irony⁽¹⁾。”

“irony？”

大岛凝视我的眼睛：“跟你说，田村卡夫卡君，你现在所感觉的，也是多数希腊悲剧的主题。不是人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人。这是希腊悲剧根本的世界观。这种悲剧性——亚里士多德是这样下的定义——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与其说是起因于当事者的缺点，毋宁说是以其优点为杠杆产生的。我的意思你可明白？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即是显例。俄狄浦斯王不是因其怠惰和愚钝、而恰恰是因其勇敢和正直才给他带来了悲剧。于是这里边产生了无法回避的irony。”

“而又无可救赎。”

“在某种情况下，”大岛说，“某种情况下无可救赎。不过irony使人变深变大，而这成为通往更高境界的救赎的入口，在那里可以找出普遍的希望。惟其如此，希腊悲剧至今仍被许多人阅读，成为艺术的一个原型。再重复一遍：世界万物都是metaphor⁽²⁾。不是任何人都实际杀父奸母。对吧？就是说，我们是通过metaphor这个装置接受irony，加深扩大自己。”

我默不作声，深深沉浸在自身的思绪中。

“有人晓得你来高松？”大岛问。

我摇头：“我一个人想的、一个人来的。跟谁也没说，谁也不晓得，我想。”

“既然那样，就在这图书馆隐藏一段时间。借阅台的工作别做了。警察想必也跟踪不了你。万一有什么，再躲到高知山里边就是。”

我看着大岛，说道：“如果不遇上你，我想我已经山穷水尽。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又没人帮助。”

大岛微微一笑，把手从我肩上拿开，看那只手。“哪里，那不至于的。即使不遇上我，你也一定能化险为夷。为什么我不明白，但总有这个感觉。你这个人身上有叫人这么想的地方。”之后大岛欠身立起，拿来桌上的另一份报纸。“对了，在那之前一天报上有这么一则报道，不长，但很有意味，就记住了。或许该说是巧合，总之是在离你家相当近的地方发生的。”

他把报纸递给我。

活鱼自天而降！

2 000条沙丁鱼竹鱼落在中野区商业街

29日傍晚6时左右，中野区野方×丁目大约2 000条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居民为之愕然。在附近商业街购物的2名主妇被掉下的鱼打中，面部受轻伤。此外别无损害。当时天空晴朗，几乎无云，亦无风。掉下的鱼大多仍活着，在路面活蹦乱跳……

※　※　※

我看完这则短报道，把报纸还给大岛。关于事件的起因，报道中做了几种推测，但哪一种都缺乏说服力。警方认为有盗窃或恶作剧的可能性，进行了搜查；气象厅说完全没有鱼自天而降的气象性因素；农林水产省新闻发言人时下尚未发表评论。

“在这件事上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大岛问。

我摇头。我完全不明所以。

“你父亲被杀害的第二天在距现场极近的地方有两千条鱼自天而降，这一定属于巧合吧？”

“或许。”

“报纸还报道说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同一天深夜有大量蚂蟥自天而降。降在狭小场所的局部范围，以致发生若干起轻度的汽车相撞事故。蚂蟥像是相当不小。至于为什么有大群蚂蟥下雨一样从天上啪啦啪啦落下，则谁也没个说法。一个几乎无风的晴朗夜晚。对此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

我摇头。

大岛把报纸折起：“如此这般，时下这世上接连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怪事。当然，或许其中没有关联，而仅仅是巧合，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头，有什么牵动了自己的神经。”

“那也可能是metaphor。”

“可能。但是竹鱼沙丁鱼自天而降，究竟是怎样一种metaphor呢？”

我们沉默有顷，试图把长期未能诉诸语言的事情诉诸语言。

“嗳，大岛，父亲几年前对我有过一个预言。”

“预言？”

“这件事还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起过，因为即使如实说了，也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大岛沉默不语。但那沉默给了我以鼓励。

我说：“与其说是预言，倒不如说近乎诅咒。父亲三番五次反反复复说给我听，简直像用凿子一字一字凿进我的脑袋。”

我深深吸进一口气，再次确认我马上要出口的话语。当然已无须确认，它就在那里，无时不在那里，可是我必须重新测试其重量。

我开口了：“你迟早要用那双手杀死父亲，迟早要同母亲交合，他说。”

一旦说出口去，一旦重新诉诸有形的语言，感觉上我心中随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在这虚拟的空洞中，我的心脏发出旷远的、带有金属韵味的声响。大岛不动声色地久久注视着我的脸。

“你迟早要用你的手杀死父亲，迟早要同母亲交合——你父亲这样说来着？”

我点了几下头。

“这同俄狄浦斯王接受的预言完全相同。这你当然知道的吧？”

我点头！“不仅仅这个，还附带一个。我有个比我大六岁的姐姐，父亲说和这个姐姐迟早也要交合。”

“你父亲是当着你的面说出这个预言的？”

“是的。不过那时我还是小学生，不懂交合的意思。懂得是怎么回事已是几年后的事了。”

大岛不语。

“父亲说，我无论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逃脱这个命运，并说这个预言如定时装置一般深深嵌入我的遗传因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我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

大岛仍在沉默。长久的沉默。他似乎在逐一检验我的话语，力图从中找出某种线索。

他说话了：“你的父亲何苦向你说出这么残忍的预言呢？”

“我不明白。父亲再没解释什么。”我摇头道，“或者想报复抛开自己出走的母亲和姐姐也未可知，想惩罚她俩也不一定——通过我这个存在。”

“纵令那样将使你受到损害。”

我点头：“我之于父亲不过类似一个作品罢了，同雕塑是一回事，损坏也好毁掉也好都是他的自由。”

“如果真是那样，我觉得那是一种相当扭曲的想法。”大岛说。

“跟你说大岛，在我成长的场所，所有东西都是扭曲的，无论什么都是严重变形的。因此，笔直的东西看上去反倒歪歪扭扭。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明白这一点了，但我还是个孩子，此外别无栖身之所。”

大岛说道：“你父亲的作品过去我实际看过几次。是个有才华的优秀雕塑家。锐意创新，遒劲有力，咄咄逼人，无曲意逢迎之处。他出手的东西是真真正正的杰作。”

“或许是那样。不过么，大岛，父亲把提炼出那样的东西之后剩下的渣滓和有毒物撒向四周，甩得到处都是。父亲玷污和损毁他身边每一个人。至于那是不是父亲的本意，我不清楚。或许他不得不那样做，或许他天生就是那么一种人。但不管怎样，我想父亲在这个意义上恐怕都是同特殊的什么捆绑在一起的。我想说的你明白？”

“我想我明白。”大岛说，“那个什么大约是超越善恶界线的东西，称为力量之源怕也未尝不可。”

“而我继承了其一半遗传因子。母亲之所以扔下我出走，未必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大概是想把我作为不吉利源泉所生之物、污秽物、残缺物彻底抛开。”

大岛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若有所思。他眯细眼睛注视我：“不过，会不会存在他不是你真正父亲的可能性呢，从生物学角度而言？”

我摇头道：“几年前在医院做过检查。和父亲一起去的，采血检验遗传因子。我们百分之百毫无疑问是生物学上的父子。我看了检验结果报告。”

“滴水不漏。”

“是父亲想告诉我的，告诉我是他所生的作品，一如署名。”

大岛手指仍按在太阳穴上。

“可实际上你父亲并未言中。毕竟你没有杀害父亲，那时你在高松，是别的什么人在东京杀害你父亲的。是那样的吧？”

我默默摊开双手看着。在漆黑的夜晚沾满不吉利的黑糊糊血污的双手。

“坦率地说，我没有多大自信。”

我向大岛道出了一切。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几小时人事不省，在神社树林中醒来时T恤上黏乎乎地沾满了什么人的血；在神社卫生间把血洗去；此数小时的记忆荡然无存。由于说来话长，当晚住在樱花房间部分省略了。大岛不时提问，确认细节，装入脑海，但没有就此发表意见。

“我压根儿闹不清在哪里沾的血、是谁的血。什么也记不起来。”我说，“不过，这可不是什么metaphor，说不定是我用这双手实际杀死了父亲。有这个感觉。不错，我是没有回东京，如你所说，我一直在高松，千真万确。但是，‘责任始自梦中’，是吧？”

“叶芝的诗。”

我说：“有可能我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通过类似特殊的梦之线路那样的东西前去杀害了父亲。”

“你会那样想的。对你来说，那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真实。但是警察——或者其他什么人——不至于连你的诗歌性责任都加以追究。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不同的场所，这点爱因斯坦已在科学上予以证实，也是法律认可的概念。”

“可我现在不是在这里谈论科学和法律。”

大岛说：“不过么，田村卡夫卡君，你所说的终究只是个假设，而且是相当大胆的超现实意义的假设，听起来简直像科幻小说的梗概。”

“当然不过是假设，这我完全清楚。大概谁都不会相信这种傻里傻气的话。但是，没有对于假设的反证，就没有科学的发展——父亲经常这样说。他像口头禅似的说，假设是大脑的战场。而关于反证眼下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大岛默默不语。

我也想不出该说什么。

“总而言之这就是你远远逃来四国的理由——想从父亲的诅咒中挣脱出来。”大岛说。

我点了下头，指着叠起来的报纸说：“但终究好像未能如愿。”

我觉得最好不要对距离那样的东西期待太多，叫乌鸦的少年说。

“看来你的确需要一个藏身之处。”大岛说，“更多的我也说不好。”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突然间支撑身体都有些困难。我歪倒在旁边坐着的大岛怀里，大岛紧紧搂住我，我把脸贴在他没有隆起的胸部上。

“嗳，大岛，我不想做那样的事，不想杀害父亲，不想同母亲同姐姐交合。”

“那还用说。”说着，大岛用手指梳理我的短发，“那还用说，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即使在梦中？”

“或即使在metaphor中。”大岛说，“抑或在allegory⁽³⁾在analogy⁽⁴⁾中。”

“……”

“如果你不介意，今晚我可以留在这里，跟你在一起。”稍顷，大岛说道，“我睡那边的沙发。”

但我谢绝了，我说我想一人独处。

大岛把额前头发撩去后面，略一迟疑说道：“我的确是患有性同一障碍的变态女性，不阴不阳的人，如果你担心这点的话……”

“不是的，”我说，“决不是那样的。只是想今晚一个人慢慢想一想。毕竟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情。只因为这个。”

大岛在便笺上写下电话号码：“如果半夜想跟谁说话，就打这个电话。用不着顾虑，反正我觉浅。”

我道谢接过。

这天夜里，我梦见了幽灵。

(1)　意为“讽刺、反语”。

(2)　意为“隐喻、暗喻”。

(3)　意为“寓言、讽喻”。

(4)　意为“类推、类似、类似关系”。

第22章

早上五点刚过，中田搭乘的卡车驶入神户。街上已经大亮，但仓库门还没开，无法卸货。两人让卡车停在港口附近宽阔的路面上，准备打盹。小伙子把打盹用的椅背放平，蛮惬意地打着鼾声睡了。中田时而被鼾声吵醒，又很快沉入舒坦的睡眠之中。失眠是中田从未体验过的现象之一。

快八点时，小伙子翻身坐起，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嗳，老伯，肚子饿了？”小伙子一边用电动剃须刀对着后视镜剃须一边问。

“那是，中田我有几分饿的感觉。”

“那，到附近找地方吃早饭去！”

从富士川到神户的路上，中田基本上是在车里睡觉。这时间里小伙子没怎么开口，边开车边听深夜广播节目，不时随着广播唱歌。全是中田没有听过的新歌。倒是日语歌，但中田几乎不知歌词说的是什么，只是零零星星听出几个单词。中田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年轻OL⁽¹⁾给的巧克力和饭团，同小伙子两人分着吃了。

小伙子说是为了提神，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以致没到神户中田便弄得满身烟味儿。

中田拿起帆布包和伞从卡车上下来。

“喂喂，那么重的玩意儿就放在车上好了。很近，吃完就回来。”小伙子说。

“那是，您说的是，可中田我不带在身上心里不踏实。”

“嗬，”小伙子眯缝起眼睛，“也罢。又不是我拿，老伯请便。”

“谢谢。”

“我么，我叫星野，和中日Dragons棒球队的总教练同姓，亲戚关系倒是没有。”

“噢，是星野君。请多关照。我姓中田。”

“知道知道，已经。”

星野像是很熟悉这一带的地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中田小跑一样地尾随其后。两人走进后巷一家小食店，里面挤满了卡车司机和与港口有关的体力劳动者，打领带的一个也没见到。客人活像在补充燃料，神情肃然地闷头吞食早餐。餐具相碰声、店员的报菜名声、NHK⁽²⁾电视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在店里响成一片。

小伙子指着墙上贴的食谱道：“老伯，什么都行，随你点！这里么，又便宜又好吃。”

中田应了一声，照他说的看了一会儿墙上的食谱，突然想起自己不认字。

“对不起，星野君，中田我脑袋不好使，不认得字那玩意。”

“嗬，”星野感叹道，“是么，不认字？这在现如今可是奇事一桩了。也罢，我吃烤鱼煎蛋，一样的可以？”

“可以可以，烤鱼煎蛋也是中田我喜欢吃的。”

“那好。”

“鳗鱼也喜欢。”

“唔，鳗鱼我也喜欢。不过，毕竟一大清早，不好来鳗鱼。”

“那是。再说中田我昨晚由姓荻田的那位招待了一顿鳗鱼。”

“那就好。”小伙子说。“烤鱼套餐加煎蛋，两份。一份饭要大碗的！”他向店里的伙计吼道。

“烤鱼套餐、煎蛋，两份，一份大碗饭！”对方高声复述。

“我说，不认字不方便吧？”星野问中田。

“那是，不认字有时很不好办。只要不出东京都中野区，倒还没什么太不方便的，可像现在这样来到中野区以外，中田我就相当烦恼。”

“倒也是，神户离中野区可远着哩。”

“那是。南北都分不清，明白的只剩下左和右。这一来就找不到路了，票也买不到手。”

“可这样子你居然也到了这里。”

“那是。中田我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热情关照，您星野君就是其中一位。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不管怎么说，不认字都够伤脑筋的。我家阿爷脑袋的确糊涂了，但字什么的还认得。”

“那是。中田我脑袋不是一般的不好使。”

“你们家人都这德性？”

“不不，那不是的。大弟弟在叫伊藤忠的那个地方当部长，小弟弟在通产省那个衙门里做事。”

“嘿，”小伙子敬佩起来，“好厉害的知识人嘛！单单老伯你一个够不到水平线。”

“那是。只有中田我中途遭遇事故，脑袋运转不灵了。所以经常受到训斥：不要给弟弟侄子外甥添麻烦！不要到人前抛头露面！”

“倒也是，有你这样的人出现，一般人是会觉得脸面难堪的。”

“中田我复杂的事情固然不太明白，但只要在中野区生活，倒也不至于迷路。得到知事大人的关照，和猫们也处得不错。一个月理一次发，还时不时能吃上一顿鳗鱼。可是由于琼尼·沃克的出现，中野区也待不下去了。”

“琼尼·沃克？”

“是的。穿长筒靴戴黑高帽的人。身穿马甲手提文明棍。收集猫取它们的魂儿。”

“好了好了，”星野说，“长话我听不来。反正你是因为这个那个的离开了中野区。”

“那是。中田我离开了中野区。”

“那，往下去哪里？”

“中田我还不清楚。但到这儿后我明白了一点：要从这里过一座桥。附近有座大桥。”

“就是说要去四国喽？”

“您别见怪，星野君，中田我不大懂地理。过了桥就是四国么？”

“是的。这一带说起大桥，就是去四国的大桥。有三座，一座由神户过淡路岛到德岛，另一座由仓敷山下到坂出，还有一座连接尾道和今治。本来一座就该够用了，但政治家好出风头，一气弄出了三座。”

小伙子把杯里的水滴在胶合板桌面上，用手指画出简单的日本地图，在四国与本州之间架起三座桥。

“这座桥相当大？”中田问。

“啊，大得不得了，不开玩笑。”

“是么。反正中田我想过其中的一座。应该是离得近的这座。往后的事往后再考虑。”

“那就是说，不是前面有熟人什么的。”

“那是。中田我熟人什么的一个都没有。”

“只是想过桥去四国、去那里的哪里看看？”

“是的，正是。”

“那么，哪里究竟是哪里也不知道喽？”

“是的，中田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倒是觉得只要去了那里就会明白的。”

“难办啊！”说着，星野理了理乱发，确认马尾辫还在那里，戴回中日Dragons帽。

不久，烤鱼套餐端来，两人默默吃着。

“喏，煎蛋够味儿吧？”星野说。

“那是，非常可口，和中田我平时在中野区吃的煎蛋大不一样。”

“这是关西煎蛋，和东京弄出来的像座垫一样干巴巴沙拉拉的东西压根儿不同。”

两人继续闷头吃煎蛋，吃盐巴烤竹鱼，喝海贝大酱汤，吃腌芜菁，吃炝菠菜，吃紫菜，把热白饭吃得一粒不剩。中田总是每口咀嚼三十二下，全部吃完花了不少时间。

“肚子饱饱的了？”

“是的，中田我吃得很饱很饱。您怎么样？”

“我也满满的了，不管怎么说。如何，像这样的早饭味又好量又足，觉得很幸福是吧？”

“那是，感到相当幸福。”

“对了，不想拉屎？”

“那是。经您这么一说，中田我也渐渐有了那样的感觉。”

“那就拉好了。那边有厕所。”

“您没关系么？”

“我随后慢慢来。你先去。”

“那是。谢谢！那么中田我先去拉屎。”

“喂喂，别那么大声重复好不好？都给大伙儿听见了。大家还正在吃饭呢！”

“那是。十分抱歉，中田我脑袋不怎么好使。”

“好了，快去快回。”

“顺便刷刷牙也可以的么？”

“可以，牙也刷刷。还有时间，随你干什么。不过么，中田，伞什么的放下可好？无非去一下厕所嘛！”

“那是，伞放下就是。”

中田从厕所回来时，星野已经付了款。

“星野君，中田我钱是带在身上的，早饭这部分由中田我付。”

小伙子摇头道：“算啦，这么点儿钱。我么，可花了我阿爷不少钱，过去胡闹那阵子。”

“那是。可中田我并不是星野君的爷爷。”

“那是我的问题，你别放在心上。别啰嗦个没完，吃就吃得了。”

中田想了想，决定接受小伙子的好意。“十分感谢！那么中田我就领情了。”

“不过是破烂小食店的竹鱼和煎蛋，用不着那么毕恭毕敬道谢。”

“可是星野君，想起来，中田我接连承蒙诸位关照，自从离开中野区以来几乎没有花过钱。”

“那不简单。”星野为之叹服，“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田求小食店的人往自带保温瓶里灌了热茶，很仔细地藏进帆布包。

两人折回停车的地方。

“我说，你去四国的事……”

“那是。”

“到底去四国干什么呢？”

“中田我也不知道。”

“没有目的，就不知道去向。反正是要去四国喽？”

“那是。过一座大桥。”

“就是说，过了桥，很多事就清楚了？”

“那是。应该是的。但在实际过桥之前，中田我什么也不清楚。”

“嗬，”小伙子说，“过桥事关重大？”

“是的，总之过桥是非常重大的事。”

“得得。”星野搔着脑袋道。

小伙子开动卡车，把运来的家具搬入百货商店的仓库。这时间里中田坐在港口附近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消磨时间。

“喂，老伯，不要离开这里。”小伙子说，“那里有厕所，也有饮水点，够你用的了。跑远了会迷路，迷路就回不来了。”

“那是。这里可不是中野区。”

“对对，这里不再是中野区。在这儿老实待着别动。”

“说的是。中田我不离开这里。”

“我么，卸完东西就返回。”

中田言听计从，不离长椅半步。厕所也没去。静静待在一个场所消磨时间对中田来说并不难受，或者不如说是他的一项拿手好戏。

从长椅上可以看见海，而看海已是久违的事了。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去海边游过几次泳。穿着游泳衣，在浅滩上玩水。也曾赶过海。但那时的记忆已经十分依稀，恍若别的世界里发生的事。记忆中那以后再未看过海。

中田在山梨县山中发生那场奇异事故之后返回东京上学，不想知觉和体能虽然恢复了，但记忆全部丧失，读写能力也终究未能挽回。课本不会读，考试也参加不了。既得知识荡然无存，思考抽象事物的能力大幅减退。不过毕业总算毕业了。课上教的内容虽然几乎不能领会，但稀里糊涂地静坐在教室角落还是可以做到的，老师叫干什么就乖乖干什么，不给任何人添麻烦，所以老师基本上忘了他的存在，即所谓是“客人”而不是“包袱”。

遭遇奇异“事故”之前自己是优等生这一事实也很快被人忘光了，学校里的所有活动都把中田刨除在外，朋友也交不上。但中田对这些不以为意，莫如说正因为不被任何人理睬才得以沉浸在自己一个人的天地里。学校活动中他最为入迷的，是照料学校饲养的小动物（兔、山羊）、修剪花坛和打扫教室。他总是笑眯眯不知厌倦地埋头做这些事。

不但学校，在家里也几乎没人记得他的存在。得知长子不能认字不能正常继续学业之后，热心于子女教育的父母便把注意力转移到聪明伶俐的弟弟们身上，对中田几乎不理不睬。由于很难上区立初中，小学一毕业中田就被寄养到长野亲戚家中。是母亲的娘家。他在那里上一所农业实习学校，不识字让他上课时吃了不少苦，但农耕实习作业正合中田心意。如果校内挨打受气不那么难以忍受，中田想必会走上务农道路。但同学动不动就把城里来的中田打一顿。受伤实在太厉害了（一只耳垂就是那时被打飞的），外祖父母决定不再送他上学，一边让他帮做家务一边把他养在家里。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外祖父母很疼爱他。

能和猫说话也是那时候的事。家里养了几只猫，猫们成了中田要好的朋友。最初只能沟通片言只语，但中田像学外语那样执著地提高这项能力，不久就能和猫交谈较长时间了。他一有工夫就坐在檐廊里同猫们说话，猫们告诉给他关于自然和人世的种种现象。说实话，关于世界构成方面的基础知识几乎都是从猫那里学来的。

十五岁，他开始在附近一家家具公司做木工活儿。虽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个制作传统工艺家具的作坊。他在那里制作的桌椅箱柜被卖往东京。对木工活儿中田也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原本就手巧，对细小费工的部位从不马虎，不多说话，不发牢骚，只管闷头干活，很得雇主的喜欢和关爱。看图和计算固然不擅长，但此外无论干什么都得心应手。作业程序一旦进入脑内，他便永不厌倦地周而复始。做完两年见习工，升为正式木匠。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十过后。他既未遭遇事故，又未生病。不喝酒，不吸烟，不熬夜，不暴食，也不看电视，听广播只限于早上做广播体操的时候，只是日复一日做家具做个不止。那期间外祖父母亡故，父母亡故。周围人对中田自是怀有好意，但中田没能交上特别要好的朋友，说无奈也是无奈，一般人和中田交谈不到十分钟话题就没有了。

对这样的日子中田没有感到寂寞和不幸。性欲丝毫感觉不到，也不曾有过想和谁一起生活的感情。他知道自己天生就跟其他人不一样，落在地面的身影比周围人淡薄这点他也意识到了（别人谁也没意识到）。能和他心心相印的惟有猫。休息日他去附近的公园，终日坐在长椅上和猫说话。说来奇怪，跟猫们说话时话题总是源源不断。

中田五十二岁时家具公司的经理去世，木工厂随之关闭。色调沉闷的老式家具不如以前好卖了，工匠们老龄化，年轻人不再对这种传统手工活儿感兴趣。木工厂以前位于原野的正中央，后来周围成了住宅区，居民们接二连三地投诉作业噪音和烧木屑冒出的烟。经营者的儿子在市内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自然无意继承家具公司，父亲一去世马上关闭了木工厂，卖给不动产商。不动产商拆了工厂平了地皮卖给公寓建筑商，公寓建筑商在那里建了六层高的公寓，公寓开盘当天即全部卖出。

这么着，中田失去了工作。由于公司负债，退职金只给了一点点。那以后再没找到工作，不会读不会写、除了制作传统家具外别无专门技能的五十多岁男子基本上无望重新就业。

中田在木工厂一天假也没请地默默干了三十七年，因此在当地邮局多少有点儿积蓄。由于中田平日几乎不花钱，那笔积蓄应该可以让他没工作也能轻松打发余生。中田有个身为市政府职员的关系要好的表弟，他为不能读写的表兄管理那笔存款。不料这位表弟心地虽好，脑筋却有点儿不够用，在恶劣掮客的唆使下盲目投资滑雪场附近的一家度假山庄，弄得负债累累，几乎在中田失去工作的同时全家踪影皆无，大概是高利贷方面的暴力团伙催逼所致。无人知晓其下落，是生是死也不知道。

中田请熟人陪着去邮局查看账户存款额，结果账面上仅剩区区几万日元，就连前不久打入的退职金也包括在已被提走的存款中了。只能说中田命途多舛。失去了工作，又落得一文不名。亲戚们都同情他，但因这表弟之故，他们都多少吃了亏，或被拐了钱，或成了连带担保人，因此他们也没有为中田做点什么的余地。

结果，东京的大弟弟接管了中田，暂且照料他的生活。弟弟在中野区拥有和经营着一栋单身者用的小公寓（作为父母遗产继承下来的），他在那里为中田提供了一个单间。他管理着父母作为遗产留给中田的现金（尽管数额不多），此外还设法让东京都发给了智能障碍者补贴金。弟弟的“照料”也就这么多了。中田读写诚然不能，但日常生活基本能自理，因此只要给住处和生活费，其他也无须别人照料。

弟弟们几乎不和中田接触，见面也只有最初几次。中田和弟弟们已分开三十多年，加之各自生活环境迥然不同，已经没有作为骨肉至亲的亲切感了，纵使有，弟弟们也都忙于维持自家生计，无暇顾及智能上有障碍的兄长。

但即使被至亲冷眼相待，中田心里也不甚难过，一来已经习惯一人独处，二来若有人搭理或热情相待，他反倒会心情紧张。对于一生积蓄被表弟挥霍一空他都没有生气，当然事情糟糕这点他是理解的，但并未怎么失望。度假山庄是怎样一个劳什子，“投资”又意味什么，中田无法理解，如此说来，就连“借款”这一行为的含义都稀里糊涂。中田生活在极其有限的语汇中。

作为款额能有实感的至多五千日元。再往上数，十万也罢一百万也罢一千万也罢全都彼此彼此，即那是“很多钱”。虽说有存款，也并未亲眼见到，无非听到现在有多少多少存款的数字而已。总之不外乎抽象概念。所以就算人家说现已消失不见了，他也上不来把什么搞不见了的切实感受。

如此这般，中田住进弟弟提供的宿舍，接受政府补贴，使用特别通行证乘坐都营公共汽车，在附近公园同猫聊天，一天天的日子过得心平气和。中野区那一角成了他的新世界，一如猫狗圈定自己的自由活动范围一样，没有极特殊的事他从不偏离那里，只要在那里他就能安心度日。没有不满，没有愠怒，不觉得孤独，不忧虑将来，不感到不便，只是悠然自得地细细品味轮番而来的朝朝暮暮。如此生活持续了十余年。

直到琼尼·沃克出现。

中田很多年月没看海了。长野县和中野区都没有海。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很长期间失去了海。如此说来，甚至想都没想过海。为了确认这一点，他一连几次朝自己点头，随后摘下帽子，用手心抚摸剪短的头发，又戴上帽子，凝望海面。关于海中田所了解的，一是广阔无边，二是有鱼居住，三是水是咸的。

中田背靠长椅，嗅着海面上吹来的风的气味，看着海鸥在空中飞翔的身姿，望着远处停泊的轮船。百看不厌。时有雪白雪白的海鸥飞临公园，落在初夏翠绿的草坪上，那颜色搭配甚是鲜丽。中田试着向草坪上走动的海鸥打声招呼，但海鸥只是以清澈的眼睛瞥了这边一眼，并不应答。猫没有出现，来这公园的动物惟独海鸥和麻雀。从保温瓶里倒茶喝时，啪啦啪啦下起雨来，中田撑开了小心带在身边的伞。

快十二点星野回来时，雨已经停了。中田收起伞坐在长椅上，仍以同一姿势看海。星野大概把卡车停在什么地方了，是搭出租车来的。

“啊，抱歉。来晚了来晚了。”说着，小伙子把人造革宽底旅行包从肩头放下，“本该早些完工，不料这个那个啰嗦事不少。商店交货这玩意儿，去哪里都有一两个鸡蛋里挑骨头的家伙。”

“中田我没有关系，一直坐在这儿看海来着。”

星野“唔”一声朝中田看的那里扫了一眼：只有破败荒凉的防波堤和腻糊糊的海水。

“中田我好长时间没看过海了。”

“是么！”

“最后看海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中田我那时去江之岛那个海岸来着。”

“那可是老皇历了。”

“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江之岛海岸到处是美国兵。”

“说谎吧？”

“不，不是说谎。”

“算了吧，”星野说，“日本哪里给美国占领过！”

“复杂事情中田我理解不了。不过美国有叫B29的飞机来着，往东京城里扔了很多炸弹。中田我因此去了山梨县，在那里得了病。”

“嗬。也罢也罢，长话我听不来。反正得动身了，时间耽误得比预料的多，再转悠转悠天就黑了。”

“我们往哪里去呢？”

“四国啊。过桥。你不是要去四国吗？”

“那是。可您的工作……”

“没关系的，工作那玩意儿要干总有办法。这些日子正正经经的干过头了，正想放松一下歇口气。我么，其实也没去过四国，去看一次也不坏。再说你不认字，买票什么的有我在不也省事？还是说我跟着嫌麻烦？”

“哪里，中田我一点儿也不麻烦。”

“那，就这么定了。巴士时间也查好了。这就一块儿去四国！”

(1)　日式英语Office Lady之略，女办事员，女职员。

(2)　日本广播协会。日文罗马拼音Nippon Hoso Kyokai之略。

第23章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幽灵。

我不知道“幽灵”这一称呼是否正确，但至少那不是活着的实体，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这点一眼即可看出。

我被什么动静突然惊醒，看见那个少女的身影。尽管时值深夜，但房间里亮得出奇。是月光从窗口泻入。睡前本应拉合的窗帘此时豁然大开，月光中她呈现为轮廓清晰的剪影，镀了一层骨骸般荧白的光。

她大约和我同龄，十五或十六岁。肯定十六。十五与十六之间有明显差别。她身材小巧玲珑，姿态优雅，全然不给人以弱不禁风的印象。秀发笔直泻下，发长及肩，前发垂在额头。身上一条连衣裙，淡蓝色的，裙摆散开。裙子不长也不短，没穿袜子没穿鞋。袖口扣得整整齐齐。领口又圆又大，衬托出形状娇美的脖颈。

她在桌前支颐坐着，目视墙壁，正在沉思什么，但不像在思考复杂问题。相对说来，倒像沉浸在不很遥远的往事的温馨回忆中，嘴角时而漾出微乎其微的笑意。但由于月光阴影的关系，从我这边无法读取其微妙的表情。我佯装安睡，心里拿定主意：不管她做什么都不打扰。我屏住呼吸，不出动静。

我知道这少女是“幽灵”。首先她过于完美，美的不只是容貌本身，整个形体都比现实物完美得多，俨然从某人的梦境中直接走出的少女。那种纯粹的美唤起我心中类似悲哀的感情。那是十分自然的感情，同时又是不应发生在普通场所的感情。

我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与此同时，她继续支颐凝坐，姿势几乎不变，只有下颚在手心里稍稍移一下位置，头的角度随之略略有所变化。房间里的动作仅此而已。窗外，紧挨窗旁有一株很大的山茱萸在月华中闪着恬静的光。风已止息，无任何声响传来耳畔，感觉上好像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死去。我死了，同少女一起沉入深深的火山口湖底。

少女陡然停止支颐，双手置于膝头。又小又白的膝并拢在裙摆那里。她似乎蓦地想起什么，不再盯视墙壁，改变身体朝向，把视线对着我，手举在额头上触摸垂落的前发。那少女味儿十足的纤细的手指像要触发记忆似的留在额前不动。她在看我。我的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但不可思议的是，我并没有被人注视的感觉。大概少女看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什么。

我们两人沉入的火山口湖底，一切阒无声息。火山的活动已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孤独如柔软的泥堆积在那里。穿过水层的隐约光亮，犹如远古记忆的残片白荧荧地洒向四周。深深的水底觅不到生命的迹象。她究竟看了我——或我所在的位置——多长时间呢？我发觉时间的规律已然失去。在那里，时间会按照心的需要而延长或沉积。但不一会儿，少女毫无征兆地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门没开。然而她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门外。

其后我仍静止在被窝中，只是微微睁眼，身体纹丝不动。她没准还回来，我想。但愿她回来。不料怎么等少女也没返回。我抬起脸，看一眼枕边闹钟的夜光针：3时25分。我翻身下床，用手去摸少女坐过的椅子，没有体温留下。又往桌上看，看有没有一根头发落在那里，然而一无所见。我坐在那椅子上，用手心搓几下脸颊，喟叹一声。

我未能睡下去。调暗房间，钻进被窝，但偏偏睡不着。我意识到自己是被那谜一般的少女异常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最初感觉到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东西的强有力的什么在自己心中萌生、扎根、茁壮成长。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感觉。被囚禁在肋骨牢狱中的火热心脏则不理会我的意愿，兀自收缩、扩张，扩张、收缩。

我再次开灯，坐在床上迎接早晨。看不成书，听不成音乐，什么也干不成，只能起身静等早晨来临。天空泛白之后，总算多少睡了一会儿。睡的时候我似乎哭了，醒来时枕头又凉又湿，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流的泪。

时过九点，大岛随着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赶来，我们两人做开门准备。准备完毕，我为大岛做咖啡。大岛教给我咖啡的做法：用研磨机研碎咖啡豆，用特殊的细嘴壶把水烧开，让水稍微沉静一会儿，再用过滤纸慢慢花时间把咖啡滤出。咖啡做好后，大岛往里面象征性地加一点点糖，不放牛奶。他强调说这是最好的咖啡喝法。我则泡嘉顿红茶喝。大岛穿一件有光泽的茶褐色半袖衫，一条白麻布长裤，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手帕擦了擦眼镜，再次看我的脸。

“好像没睡足似的。”他说。

“我有事相求。”

“但请开口。”

“想听《海边的卡夫卡》。能搞到唱片？”

“CD不行？”

“可能的话还是唱片好。想听原来的声音。那么一来，就需要能听唱片的装置……”

大岛把指头放在太阳穴上思考。“那么说来，仓库里好像有个旧音响装置。能不能动倒没把握。”

仓库是面对停车场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采光的高窗。里边乱七八糟地堆着各个年代因各种原因放进来的什物：家具、餐具、杂志、绘画……既有多少有些价值的，又有毫无价值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此类更多）。“应该有人把这里拾掇一下才是，可是很难有那么有勇气的人。”大岛以忧郁的声音说。

在这俨然时间拘留所的房间中，我们找出一个山水牌老式立体声组合音响。机器本身虽甚为结实，但还是最新型那会儿至少过去了二十五年，白色的灰尘薄薄地落了一层。扬声机、自动唱机、书架式音箱。与机器一起还找出了一摞旧密纹唱片：甲壳虫、滚石、沙滩男孩、西蒙与加丰凯尔、斯蒂芬·旺达……全是六十年代流行的音乐，有三十几张。我把唱片从封套里取出看了看，看样子听得很细心，几乎没有损伤，也没发霉。

仓库里吉他也有，弦基本完好。名称没有见过的旧杂志堆得很高。还有颇有年头的网球拍，仿佛为时不远的过去的遗迹。

“唱片啦吉他啦网球拍啦，估计是佐伯那个男朋友的。”大岛说，“上次也说过，他在这座建筑物里生活来着，看样子他那时的东西都集中起来放进了这里。音响装置的年代倒像是多少新一点儿。”

我们把音响和一摞唱片搬去我的房间，拍去灰，插上插头，唱机接在扬声机上，按下电源开关。扬声机的指示灯放出绿光，唱盘开始顺利旋转。显示旋转精度的频闪闪光灯迟疑片刻，随即下定决心似的稳住不动。我确认针头带有较为地道的唱针后，将甲壳虫《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那红色塑料唱片放上唱机，久违了的吉他序曲从音箱中流淌出来。音质意外清晰。

“我们的国家固然有多得数不清的问题，但至少应对工业技术表示敬意。”大岛感叹道，“那么长时间闲置不用，却仍有这么考究的声音出来。”

我们倾听了好一会儿《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我觉得是和我以前用CD听的《佩珀军士》不同的音乐。

大岛说：“这样，音响装置就算找到了，但找到《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恐怕有点儿难度，毕竟如今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了。问一下我母亲好了，她或许有，即使没有也可能晓得谁有。”

我点头。

大岛像提醒学生注意的老师一样在我面前竖起食指：“只有一点——以前我想也说过了——佐伯在这里的时候此曲绝对放不得，无论如何！听明白了？”

我点头。

“活活像是电影《卡萨布兰卡》。”说着，大岛哼出《像时光一样流逝》的开头。“这支曲万万不可演奏。”

“嗳，大岛，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一咬牙问道，“可有个在这里出入的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这里？是指图书馆？”

我点头。大岛约略歪头，就此想了想，说：“至少据我所知，这地方没有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一个也没有。”他就像从窗外窥视里面的房间似的定定地注视我的脸：“怎么又问起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来？”

“因为近来我好像看到了。”我说。

“近来？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你在这地方看见了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儿？”

“是的。”

“什么样的女孩儿？”

我有点儿脸热：“很普通的女孩子嘛。长发披肩，身穿蓝色连衣裙。”

“可漂亮？”

我点头。

“有可能是你的欲望产生的瞬间幻影。”说着，大岛好看地一笑，“世上有形形色色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再说，作为你这样年龄的健康的异性恋者，这种事或许更不算什么反常。”

我想起在山中被大岛看过裸体，脸愈发热了起来。

中午休息时，大岛把装在四方形信封里的《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悄悄递到我手里。

“母亲果然有，而且同样的竟有五张。真是个能保存东西的人，总是舍不得扔。蛮伤脑筋的习惯，不过这种时候的确帮了忙。”

“谢谢！”

我回到房间，从信封里取出唱片。唱片新得出奇，想必藏在什么地方一次也没用过。我先看封套上的照片，照的是十九岁时的佐伯。她坐在录音室的钢琴前看着照相机镜头，臂肘拄在琴谱上，手托下巴，微微歪着脑袋，脸上浮现出不无腼腆而又浑然天成的微笑。闭合的嘴唇开心地横向拉开，嘴角漾出迷人的小皱纹。看样子完全没化妆。头发用塑料发卡拢住，以防前发挡住额头。右耳从头发中探出半个左右。一身款式舒缓的较短的素色连衣裙，淡蓝色。左腕戴一个细细的银色手镯，这是身上惟一的饰物。光着好看的脚，一双漂亮的拖鞋脱在琴椅脚下。

她仿佛在象征什么，所象征的大概是某一段时光、某一个场所，还可能是某种心境。她像是那种幸福的邂逅所酿出的精灵。永远不会受伤害的天真纯洁的情思如春天的孢子飘浮在她的周围。时间在照片中戛然而止。一九六九年——我远未出生时的风景。

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知晓昨晚来这房间的少女是佐伯。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我不过想证实一下罢了。

照片上的佐伯十九岁，脸形比十五岁时多少成熟些，带有大人味儿，脸庞的轮廓——勉强比较的话——或许有了一点点棱角，那种类似些微不安的阴翳或许已从中消遁。不过大致说来，十九岁的她同十五岁时大同小异，那上面的微笑同昨晚我目睹的少女微笑毫无二致，支颐的方式和歪头的角度也一模一样。说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脸形和气质也由现在的佐伯原封不动承袭下来。我可以从现在的佐伯的表情和举止中直接找出十九岁的她和十五岁的她。端庄的容貌、超尘脱俗的精灵气韵至今仍在那里，甚至体形都几无改变。我为此感到欣喜。

尽管如此，唱片封套照片中仍鲜明地记录着人到中年的现在的佐伯所失去的风姿。它类似一种力度的飞溅。它并不自鸣得意光彩夺目，而是不含杂质的自然而然的倾诉，如岩缝中悄然涌出的清水一样纯净透明，径直流进每个人的心田。那力度化为特殊的光闪，从坐在钢琴前的十九岁佐伯的全身各处熠熠四溢。只要一看她嘴角漾出的微笑，便可以将一颗幸福之心所留下的美丽轨迹描摹下来，一如将萤火虫在夜色中曳出的弧光驻留在眼底。

我手拿封套照片在床沿上坐了许久。也没思考什么，只是任凭时间流逝。之后睁开眼睛，去窗边将外面的空气吸入肺腑。风带有海潮味儿。从松树林穿过的风。我昨晚在这房间见到的，无疑是十五岁时的佐伯形象。真实的佐伯当然活着，作为年过五十的女性在这现实世界中过着现实生活，此刻她也应该在二楼房间里伏案工作，只要出这房间登上二楼，就能实际见到她，能同她说话。尽管这样，我在这里见到的仍是她的“幽灵”。大岛说，人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地方。但在某种情况下那也是能够发生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人可以成为活着的幽灵。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我为那“幽灵”所吸引。我不是为此刻在那里的佐伯、而是为此刻不在那里的十五岁佐伯所吸引，而且非常强烈，强烈得无可言喻。无论如何这是现实中的事。那少女也许不是现实存在，但在我胸中剧烈跳动的则是我现实的心脏，一如那天夜晚沾在我胸口的血是现实的血。

临近闭馆时，佐伯从楼上下来。她的高跟鞋在楼梯悬空部位发出一如往常的回声。一看见她的面容，我全身骤然绷紧，心跳声随即涌上耳端。我可以在佐伯身上觅出那个十五岁少女的姿影。少女如同冬眠的小动物在佐伯体内一个小凹窝里静悄悄地酣睡。我能够看见。

佐伯问了我什么，但我没能回答，连问话的含义都没能把握。她的话诚然进入了我的耳朵，振动鼓膜，声波传入大脑，被置换成语言，可是语言与含义连接不上。我慌慌张张面红耳赤，胡乱说了一句。于是大岛替我回答，我随着点头。佐伯微微一笑，向我和大岛告别回去。停车场传来她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声音渐渐远离，不久消失。大岛留下来帮我闭馆。

“你莫非恋着谁不成？”大岛说，“神思恍恍惚惚的。”

我不知如何回答，默不作声。稍后我问道：“嗳，大岛，也许我问得奇怪——人有时会一边活着一边成为幽灵？”

大岛停下收拾台面的手，看着我。

“问得很有意思。不过，你问的是文学上的亦即隐喻意义上的关于人的精神状况的问题呢，还是非常实际性的问题呢？”

“应该是实际意义上的。”

“就是说把幽灵假定为实际性存在，是吧？”

“是的。”

大岛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又戴上。

“那被称为‘活灵’。外国我不知道，日本则是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例如《源氏物语》就充满了活灵。平安时代⁽¹⁾、至少在平安时代的人们的内心世界里，人在某种场合是可以生而化灵在空间游移并实现自己心愿的。读过《源氏物语》？”

我摇头。

“这图书馆里有几种现代语译本，不妨读读。例如光源氏的情人六条御息所强烈地嫉妒正室葵上，在这种妒意的折磨下化为恶灵附在她身上每夜偷袭葵上的寝宫，终于把葵上折腾死了。葵上怀了源氏之子，是这条消息启动了六条御息所嫉恨的开关。光源氏招集僧侣，企图通过祈祷驱除恶灵，但由于那嫉恨过于强烈，任凭什么手段都阻止不了。

“不过这个情节中最有意味的是六条御息所丝毫没有察觉自身化为活灵。噩梦醒来，发现长长的黑发上沾有从未闻过的焚香味儿，她全然不知所措。那是为葵上祈祷时所焚之香的气味儿。她在自己也浑然不觉的时间里跨越空间钻过深层意识隧道去了葵上寝宫。这是《源氏物语》中最令人惧怵的场面之一。六条御息所后来得知那是自己的无意所为，遂出于对自己深重业障的恐惧而断发出家了。

“所谓怪异的世界，乃是我们本身的心的黑暗。十九世纪出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我们的深层意识投以分析之光。而在此之前，那两个黑暗的相关性对于人们乃是无须一一思考不言而喻的事实，甚至隐喻都不是。若再上溯，甚至相关性都不是。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前世界大部分笼罩在不折不扣的漆黑之中，其外部的物理性黑暗与内部灵魂的黑暗浑融一体，亲密无间，就是这样——”说着，大岛把两只手紧紧贴在一起，“在紫式部⁽²⁾生活的时代，所谓活灵既是怪异现象，同时又是切近的极其自然的心的状态。将那两种黑暗分开考虑在当时的人们来说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不再是那个样子了。外部世界的黑暗固然彻底消失，而心的黑暗却几乎原封不动地剩留了下来。我们称为自我或意识的东西如冰山一样，其大部分仍沉在黑暗领域，这种乖离有时会在我们身上制造出深刻的矛盾和混乱。”

“你山上那座小屋周围是有真正黑暗的哟！”

“是的，你说得对，那里仍有真正的黑暗。我有时专门去那里看黑暗。”

“人变成活灵的契机或起因经常在于那种阴暗感情？”我问。

“没有足以导致这种结论的根据。不过，在才疏学浅的我所了解的范围内，那样的活灵几乎全部来自阴暗感情。人怀有的剧烈感情，一般都是个人性质的、阴暗的。而且活灵那东西是从剧烈的感情中自然产生的。遗憾的是还不存在人为了实现人类和平和贯彻逻辑性而化为活灵的例子。”

“那么，为了爱呢？”

大岛坐在椅子上沉思。

“问题很难，我回答不好。我只能说从未见过那样具体的例子。比如《雨月物语》中‘菊花之约’的故事，读过？”

“没有。”我说。

“《雨月物语》是上田秋成⁽³⁾在江户后期写的作品，但背景设定在战国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上田秋成是个retrospective⁽⁴⁾或者说有怀古情绪的人。

“两个武士成了朋友，结为兄弟。这对武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结为兄弟即意味着生死与共，为对方不惜付出性命，这才成其为结义兄弟。

“两人住的地方相距遥远，各事其主，一个说菊花开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都将前去拜访，另一个说那么我就好好等着你。不料说定去拜访朋友的武士卷入了藩内纠纷，沦为禁锢之身，不许外出，不许寄信。不久夏天过去，秋意渐深，到了菊花开的时节。照此下去，势必无法履行同朋友的约定，而对武士来说，约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信义重于生命，那个武士剖腹自杀，变成鬼魂跑了一千里赶到朋友家，同朋友在菊花前开怀畅谈，之后从地面上消失。文笔非常优美。”

“可是，为了变灵他必须死掉。”

“是那么回事。”大岛说，“看来人无论如何是不能为了信义和友情而变成活灵的。只有一死。人要为信义、亲情和友情舍掉性命才能成灵，而能使活而为灵成为可能的，据我所知，仍然是邪恶之心、阴暗之念。”

我就此思索。

“不过，也可能如你所说，有为了积极的爱而变成活灵的例子，毕竟我没有很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未必不能发生。”大岛说，“爱即重新构筑世界，这上面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嗳，大岛，”我问，“你恋爱过？”

他以怪异的眼神盯住我的脸：“喂喂，你把人家看成什么了。我既非海盘车又非花椒树，是活生生的人嘛！恋爱什么的当然有过。”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红着脸说。

“知道知道。”说罢，他亲切地一笑。

大岛回去后，我折回房间，打开音响，把《海边的卡夫卡》放上转盘，转速调在45，放下唱针，边看歌词卡边听着。

《海边的卡夫卡》

你在世界边缘的时候

我在死去的火山口

站在门后边的

是失去文字的话语

睡着时月光照在门后

空中掉下小鱼

窗外的士兵们

把一颗心绷紧

（副歌）

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

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

当心扉关闭的时候

无处可去的斯芬克司

把身影化为利剑

刺穿你的梦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唱片我反复听了三遍。脑海里最先浮起的是一个疑问：为什么附有如此歌词的唱片会火爆爆地卖出一百万张呢？其中使用的词语纵使不算晦涩也是相当具有象征性的，甚至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至少不是大多数人能马上记住随口哼出的。但反复听着，那歌词开始多少带有亲切的意味了，每一个字眼都在我心中找到位置安居其中。不可思议的感觉。超越含义的意象如剪纸一样立起，开始独自行走，一如梦深之时。

首先是旋律出色，一气流注，优美动听，却又决不入于俗流。而且佐伯的嗓音同旋律浑然融为一体，虽然作为职业歌手音量有所不足，技巧有所欠缺，但其音质如淋湿庭园飞石的春雨，温情脉脉地刷洗着我们的意识。想必她自己弹着钢琴伴奏，边弹边唱，后来才加进少量弦乐器和高音双簧管。估计也有预算方面的原因，在当时也算是相当简朴的编曲，但没有多余物这点反而产生了新颖的效果。

其次，副歌部分用了两个奇异的和弦。其他和音全都平庸无奇，惟独这两个出奇制胜令人耳目一新。至于和弦是如何构成的，乍听之下还不明白，然而最初入耳那一瞬间我就深感惶惑，甚至有被出卖的感觉。旋律中拔地而起的异质性摇撼我的身心，令我惴惴不安，就好像从空隙吹来的冷风猝不及防地涌入领口。但副歌结束之后，最初那悠扬的旋律重新归来，将我们领回原来的和美友爱的世界，不再有空隙风吹入。稍顷，歌唱结束，钢琴叩响最后一音，弦乐器静静地维持着和弦，高音双簧管留下袅袅余韵关闭旋律。

听着听着，我开始理解——尽管是粗线条的——《海边的卡夫卡》会有那么多人陶醉的缘由。那里存在的，是天赋才华和无欲心灵坦诚而温柔的砌合。那是天衣无缝的砌合，即使以“奇迹”称之亦不为过。住在地方城市的十九岁腼腆女孩写下思念远方恋人的歌词，面对钢琴配上旋律，随即直抒胸臆。她不是为了唱给别人听，而是为自己创作的，为的是多少温暖自己的心。这种无心之心轻轻地、然而有力地叩击着人们的心弦。

我用电冰箱里的东西简单吃了晚饭，然后再一次把《海边的卡夫卡》放上唱盘。我在沙发中闭目合眼，在脑海中推出十九岁的佐伯在录音室边弹钢琴边唱的情景，遐想她怀抱着的温馨情思，以及那情思由于无谓的暴力而意外中断……

唱片转完，唱针提起，落回原处。

佐伯大概是在这个房间中写的《海边的卡夫卡》歌词。翻来覆去听唱片的时间里，我渐渐对此坚信不疑了。而且海边的卡夫卡就是墙上油画中的少年。我坐到椅子上，像她昨晚那样肘拄桌面手托下巴，视线以同一角度投向墙壁。我的视线前面有油画，这应该没错。佐伯是在这房间里边看画边想少年写下《海边的卡夫卡》这首诗的。或许，是在子夜这一最深邃的时刻。

我站在墙前，从最近处再一次细看那幅画。少年目视远方，眼里饱含着谜一样的纵深感。他所注视的天空一角飘浮着几片轮廓清晰的云，最大一片的形状未尝不可看作蹲着的斯芬克司。斯芬克斯——我追溯记忆——应该是青年俄狄浦斯战胜的对手。俄狄浦斯被施以谜语，而他解开了。怪物得知自己招术失灵，遂跳下悬崖自杀。俄狄浦斯因这一功劳而得到底比斯的王位，同王妃即其生母交合。

而卡夫卡这个名字——我推测佐伯是将画中少年身上漾出的无可破译的孤独作为同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有联系之物而加以把握的。惟其如此，她才将少年称为“海边的卡夫卡”，一个彷徨在扑朔迷离的海边的孤零零的魂灵。想必这就是卡夫卡一词的寓意所在。

不仅仅是卡夫卡这个名字和斯芬克司的部分，从歌词的其他几行也可以觅出同我所置身的状况的砌合。“空中掉下小鱼”同中野区商业街有沙丁鱼和竹鱼自天而降正相吻合；“把身影化为利剑/刺穿你的梦”似乎意味着父亲被人用刀刺杀。我把歌词一行行抄写下来，念了好几遍。费解部分用铅笔划出底线。但归根结底，一切都太过于具有暗示性，我如坠五里云雾。

“站在门后边的/是失去文字的话语”

“溺水少女的手指/探摸入口的石头”

“窗外的士兵们/把一颗心绷紧”

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看上去相符的不过是故弄玄虚的巧合？我在窗边打量着外面的庭园。淡淡的暮色开始降临。我坐在阅览室沙发上，翻开谷崎⁽⁵⁾译的《源氏物语》。十点上床躺下，熄掉床头灯，闭上眼睛，等待着十五岁的佐伯返回这个房间。

(1)　日本平安朝时期，794—1192年。

(2)　日本江户后期的作家、诗人、学者（1734—1809）。

(3)　日本江户后期的作家、诗人、学者（1734—1809）。

(4)　意为“怀旧趣味、怀古、追溯的”。

(5)　即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现代作家，著有小说《春琴抄》、《细雪》等，曾将《源氏物语》译为现代日语。

第24章

从神户开出的大巴停在德岛站前的时候，已是晚间八点多钟了。

“好了，四国到了，中田！”

“那是，桥非常漂亮。中田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桥。”

两人走下大巴，坐在站前长椅上，半看不看地看了一会儿周围景致。

“那么，往下去哪里干什么呢，没有神谕什么的？”星野问。

“没有。中田我还是什么都不清楚。”

“难办喽。”

中田像考虑什么似的手心在脑袋上摩挲好一阵子。

“星野君，”

“什么？”

“十分抱歉，中田我想睡一觉，困得不得了，在这儿就好像能直接睡过去。”

“等等，”星野慌忙说，“睡在这里，作为我也很麻烦。马上找住的地方，先忍一忍。”

“好的，中田我先忍着不睡。”

“呃，饭怎么办？”

“饭不急，只想睡觉。”

星野急忙查旅游指南，找出一家带早餐又不很贵的旅馆，打电话问有无空房间。旅馆离车站有一小段距离，两人搭出租车赶去。一进房间就让女服务员铺了被褥。中田没洗澡，脱衣服钻进被窝，下一瞬间就响起入睡时均匀的呼吸声。

“中田我估计要睡很久，您不必介意，只是睡而已。”睡前中田说道。

“啊，我不打扰，放心睡好了。”星野对转眼睡了过去的中田说。

星野慢慢泡了个澡，泡罢一个人上街，随便逛一会儿对周围大体有了印象之后，走进正好看到的寿司店，要了一瓶啤酒，边喝边吃。他不是很能喝酒，一中瓶啤酒就喝得舒舒服服了，脸颊也红了。然后进入扒金库游戏厅，花三千日元玩了一个小时左右，玩的时候一直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好几个人好奇地看他的脸。星野心想，在这德岛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招摇过市的恐怕只有自己一个。

返回旅馆，见中田仍以刚才那个姿势酣睡未醒。房间里亮着灯，但看样子对他的睡觉毫无影响，星野思忖此人真够无忧无虑的了。他摘下帽子，脱去夏威夷衫，拉掉牛仔裤，只穿内衣钻进被窝，熄了灯。不料也许是换了地方心情亢奋的关系，一时很难入睡。啧啧，早知如此，索性去不三不四的地方在女孩身上来上一发就好了。但在黑暗中听着中田均匀安稳的呼吸声的时间里，他开始觉得怀有性欲似乎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行为，为自己产生后悔没去那种地方的念头而感到羞愧，至于何以如此他自己也不大清楚。

睡不着，他便眼望房间昏暗的天花板。望着望着，他对自己这个存在——对同这个来历不明的奇妙老人一起住在德岛这家便宜旅馆的自己渐渐没了信心。今晚按理该在开车回东京的路上，此时大概在名古屋一带行驶。他不讨厌工作，而且东京也有打电话即可跑来的女友，然而他把货交给百货商店之后竟心血来潮地同工作伙伴取得联系，求对方替自己把车开回东京，又给公司打电话，强行请了三天假，直接同中田来到四国，小旅行袋里只装有替换衣服和洗漱用具。

说起来，星野所以对中田发生兴趣，无非是因为他的相貌和讲话方式像死去的阿爷。但接触不久，像阿爷的印象渐渐淡薄，而开始对中田这个人本身有了好奇心。中田的讲话方式相当与众不同，而内容的与众不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那种与众不同的方式里总好像有一种吸引人的东西。他想知道中田这个人往下去哪里，做什么。

星野生在农家，五个全是男孩，他是老三。初中毕业前还比较地道，到上工业高中后开始结交不良朋友，一再胡作非为，警察也招惹了几次。毕业总算毕业了，但毕业后也没有正经工作，和女人之间啰嗦不断，只好进了自卫队。本想开坦克，但在资格考试中被刷了下去，在自卫队期间主要驾驶大型运输车辆。三年后离开自卫队，在运输公司找到事做，那以来六年时间一直在开长途卡车。

开大卡车很合他的脾性。原本就喜欢跟机械打交道，坐在高高的驾驶席上手握方向盘，感觉上就好像一城之主。当然工作是够辛苦的，工作时间也颠三倒四。不过，若每天早晨去铁公鸡公司上班，在上司眼皮底下做一点小活儿——那样的生活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

从前就喜欢打架。他个头小，又瘦得像豆芽，打架看不出是强手。可是他有力气，而且一旦开闸就收勒不住，两眼放出凶光，实战中一般对手都为之胆怯。无论在自卫队还是开卡车之后都没少打架。当然胜败都有，但胜也好败也罢，打架终归什么也解决不了。明白这点还是最近的事。好在迄今为止没受过什么大伤，连自己都佩服自己。

在性子野乱来的高中时代，每次给警察抓去都必定是阿爷接他回家。阿爷向警察点头哈腰，领他出来，回家路上总是进饭馆让他吃好吃的东西，即使那时候口中也没有半句说教。而父母则一次也不曾为他出动，穷得糊口都成问题，没有工夫搭理不走正路的老三。他时常心想，若是没有阿爷，自己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步呢？惟独阿爷至少还记得他在那里活着，还惦念他。

尽管如此，他一次也没谢过阿爷。不晓得怎么谢，再说满脑袋装的都是自己日后怎么存活。进自卫队后不久，阿爷因癌症死了。最后脑袋糊涂了，看着他都认不出是谁了。自阿爷去世以来，他一次家也没回。

星野早上八点醒来时，中田仍以同一姿势大睡特睡，呼吸声的大小和不紧不慢的节奏也和昨晚相同。星野下楼，在大房间里同其他客人一同吃早饭。品种虽然单调，但大酱汤和白米饭随便吃。

“你同伴早饭怎么办？”女服务员问。

“还在呼呼大睡，早饭怕是不要了。对不起，被褥就先那样别动了。”他说。

快中午了，中田依然睡个不醒。星野决定加住一天旅馆。他走到街上，进荞面馆吃了一大碗鸡肉鸡蛋浇汁面。吃罢在附近逛了逛，进酒吧喝咖啡，吸烟，看了几本那里放着的漫画周刊。

回旅馆见中田还在睡。时间已近下午两点，星野多少有些放心不下，手放在中田额头上。没什么变化，不热，不凉。呼吸声同样那么安稳均匀，脸颊泛出健康的红晕。看不出哪里情况不妙。只是静静沉睡罢了。身也没翻一次。

“睡这么长时间不要紧么？对身体怕是不好吧？”来看情况的女服务员担心地说。

“累得够呛。”星野说，“就让他睡个够好了。”

“呃。不过睡这么香甜的人还是头一次遇见。”

晚饭时间到了，中田还在睡。星野去外面咖喱餐馆吃了一大碗牛肉咖喱饭和蔬菜色拉，又去昨天那家扒金库游戏厅玩了一个小时，这回没花上一千日元就得了两条万宝路。拿着两条万宝路回到旅馆已经九点半了，吃惊的是中田仍在睡。

星野算了算时间：中田已经睡了二十四小时以上。虽说他交代过要睡很久，不要理他，但的确也太久了。他少见地不安起来。假如中田就这么永睡不醒，那可如何是好呢？“糟糕！”他摇了摇头。

不料第二天早上七点小伙子醒来时，中田已经爬起，正在往窗外观望。

“喂，老伯，总算起来了！”星野松了口气。

“那是，刚醒。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反正中田我觉得睡了很久，好像重新降生似的。”

“不是很久那么温吞吞的东西，你可是从前天九点一直睡到现在，足足睡了三十个钟头。又不是白雪公主！”

“那是。中田我肚子饿了。”

“那还用说，差不多两天没吃没喝了。”

两人下到楼下大房间吃早饭。中田吃了很多很多，吃得女服务员吃了一惊。

“这人能睡，一旦起来又能吃，两天的都补回去了。”女服务员说。

“那是，中田我要吃就得真枪实弹地吃。”

“够健康的。”

“那是。中田我字倒是不认得，但虫牙没有一颗，眼镜从未戴过，没找过医生，肩也不酸，每天早上拉屎也有条不紊。”

“嗬，了不起。”女服务员钦佩地说，“对了，今天您准备做什么呢？”

“往西去。”中田斩钉截铁地说。

“啊，往西，”女服务员说，“从这里往西，就是高松了？”

“中田我脑袋不好使，不懂地理。”

“总之去高松就是，老伯，”星野说，“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

“那是。反正先去高松。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

“二位的旅行好像够独特的了。”女服务员说。

“你说的还真对。”星野接道。

折回房间，中田马上进卫生间。这时间里星野一身睡衣趴在榻榻米上看电视里的新闻。没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中野区一位有名的雕塑家遇刺身亡的案件搜索仍无进展，既无目击者，又无遗留物提供线索，警方正在搜查其出事前不久下落不明的十五岁儿子的去向。

“得得，又是十五岁。”星野叹道。为什么近来总是十五岁少年涉嫌凶杀案呢？十五岁时他正无证驾驶着偷来的摩托车东奔西窜，所以情理上不好对别人的事评头论足。当然“借用”摩托和刺杀生父是两回事。话虽这么说，自己没有因为什么而刺杀父亲或许算是幸运的，他想，毕竟时常挨揍。

新闻刚播完，中田从卫生间出来了。

“我说星野君，有件事想问问可以么？”

“什么呢？”

“星野君，您莫不是腰痛什么的？”

“啊，长期干司机这行，哪能不腰痛呢。开长途车没有哪个家伙不腰痛的，同没有不肩痛的投球手是一回事。”星野说。“你干吗突然问起这个？”

“看您后背，忽然有这个感觉。”

“嗬。”

“给您揉揉可以么？”

“可以，当然可以。”

中田骑上趴着的星野的腰部，双手按在腰骨偏上的位置，一动不动。这时间里小伙子看电视综合节目里的演员趣闻——一个有名的女演员同不甚有名的年轻小说家订婚了。对这样的新闻他没什么兴趣，但此外又没什么可看的，便看了下去。上面说女演员的收入比作家多十倍以上，小说家谈不上有多潇洒，脑袋也不像有多好使。星野感到不解。

“喏喏，这样子怕是长远不了，大概有什么阴差阳错吧！”

“星野君，您的腰骨多少有点儿错位。”

“人生都错位了那么久，腰骨错位也是可能的。”小伙子打着哈欠说。

“长此以往说不定大事不妙。”

“真的？”

“头要痛，腰要闪，屎要拉不出。”

“唔——，那是够受的！”

“要痛一点儿，不碍事的？”

“不怕。”

“老实说，相当痛的。”

“跟你说老伯，我从出生以来，不论家里学校还是自卫队，都被打得一塌糊涂。不是我瞎吹，不挨打的日子可谓屈指可数。现在哪还在乎什么痛啦烫啦痒啦羞啦甜啦辣啦，随你怎么样！”

中田眯细眼睛，集中注意力，小心确认两根按在星野腰骨的手指的位置。位置确定之后，起初一边看情况一边一点一点地用力，随后猛吸一口气，发出冬鸟一般短促的叫声，拼出浑身力气把指头猛地压进骨与肌肉之间。此时星野身上袭来的痛感正可谓劈头盖脑野蛮至极。脑海中一道巨大的闪电掠过，意识当即一片空白。呼吸停止，仿佛被从高塔之巅陡然推下九层地狱，连呼叫都来不及。过度的疼痛使他什么都思考不成。所有思考都被烤得四下飞溅，所有感觉都集中在疼痛上。身体框架就好像一下子分崩离析，就是死也不至于毁坏到这般地步。眼睛也睁不开。他趴在那里全然奈何不得，口水淌在榻榻米上，泪珠涟涟而下。如此非常状态大约持续了三十秒。

星野总算喘过一口气，拄着臂肘摇摇晃晃爬起身来。榻榻米犹如暴风雨前的大海，不吉利地轻轻摇动着。

“痛吧？”

星野慢慢摇了几下头，仿佛在确认自己是否还活着：“瞧你，还能不痛！感觉上就好像被剥掉皮用铁钎串了，再用研磨棒熨平，上面有一大群气呼呼的牛跑了过去。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把您的腰骨按原样吻合妥当了。这回不要紧了，腰不会痛，大便也会正常的。”

果然，剧痛如潮水退去之后，星野觉得腰部轻松多了。平日闷乎乎酸懒懒的感觉不翼而飞，太阳穴那里也清爽了，呼吸畅通无阻。意识到时，便意也有了。

“唔，这里那里的确像是好多了。”

“那是，一切都是腰骨问题。”

“不过也真够痛的了。”说着，星野叹了口气。

两人从德岛站乘特快去高松。房费和车票钱都是星野一个人付的。中田坚持自己付，小伙子没听。

“我先付着，事后再细算。一个大男人，我可不喜欢花钱上面忸忸怩怩的。”

“也好。中田我不懂花钱，就拜托您星野君了。”中田说。

“不过嘛，中田，你那指压叫我痛快了好多，就让我多少报答一下好了。很久没这么痛快过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那太好了。指压是怎么一个玩意儿中田我不太懂，不过骨头这东西可是很要紧的。”

“指压也好整体医疗也好按摩疗法也好，叫法我也不是很明白，不过这方面你像是很有才能的，若是做这个买卖肯定赚大钱，这我可以保证。光是介绍我的司机同伴就能发一笔财。”

“一看您的后背，就知道骨头错位了。而一有什么错位，中田我就想把它矫正回去。也是长期做家具的关系，每当眼前有扭歪了的东西，无论怎么都要把它弄直弄正。这是中田我一贯的脾性，但把骨头弄直还是头一遭。”

“所谓才能想必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一副心悦诚服的口气。

“以前能和猫交谈来着。”

“嗬！”

“不料前不久突然谈不成了，估计是琼尼·沃克的关系。”

“可能。”

“您也知道，中田我脑袋不好使，复杂事情想不明白。可最近还真有复杂事情发生，比如鱼啦蚂蟥啦有很多自天而降。”

“哦。”

“不过您腰变好了，中田我非常高兴。您星野君的好心情就是中田我的好心情。”

“我也很高兴。”

“那就好。”

“可是嘛，上次富士川服务站的蚂蟥……”

“那是，蚂蟥中田我记得清楚。”

“莫不是跟你中田有关？”

中田少见地沉吟片刻。“中田我也不清楚的。不过中田我这么一撑伞，就有很多蚂蟥从天上掉下。”

“嗬。”

“不管怎么说，要人家的命可不是好事。”说着，中田断然点了下头。

“那当然，要人命可不是好事。”星野赞同。

“正是。”中田再次果断点头。

两人在高松站下，车站前有家面馆，两人吃乌冬面当午饭。从面馆窗口可以望见港口的几座起重机，起重机上落着很多海鸥。中田规规矩矩地一条条品味乌冬面。

“这乌冬面十分可口。”中田说。

“那就好。”星野说，“如何，中田，地点是这一带不错吧？”

“那是。星野君，这里好像不错，中田我有这个感觉。”

“地点可以了。那，往下干什么？”

“想找入口的石头。”

“入口的石头？”

“是的。”

“呃——”小伙子说，“那里肯定有段长话。”

中田把碗斜着举起，喝掉最后一滴面汤。“那是，有段长话。由于太长了，中田我搞不清什么是什么。实际去那里应该会明白过来的。”

“还是老话说的，去了自会明白。”

“那是，正是那样。”

“去之前不明白喽？”

“那是，在那里之前中田我根本不明白。”

“也罢也罢。老实说，我也怕长话。反正找到入口处的石头就可以的了？”

“那是，一点不错。”

“那，位置在哪边呢？”

“中田我也猜不出。”

“不用问。”小伙子摇头道。

第25章

睡一会儿醒来，又睡一会儿又醒来，如此不知反复了多少回。我想把握她出现的那一瞬间，但意识到时，她已经坐在昨天那把椅子上了。床头钟的夜光针刚刚划过三点。上床前无疑拉合的窗帘仍不知什么时候拉了开来，和昨晚一样。但月亮没有出来。只有这点不同。云很厚，说不定还下了一点雨。房间里比昨晚暗得多，惟有远处庭园的灯光从树隙间隐约透入。眼睛习惯黑暗需要时间。

少女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墙上挂的油画，穿的衣服也和昨晚一样。由于房间暗，凝眸细看也分辨不清脸庞，而身体和脸的轮廓却因此以不可思议的清晰度和纵深感浮现在昏暗中。毫无疑问，那是少女时代的佐伯。

少女看上去在沉思默想着什么，或者仅仅在注视又长又深的梦境亦未可知。不不，大概她自己就是佐伯那又长又深的梦本身。不管怎样，我都屏息敛气以免扰乱现场的均衡。我一动也不敢动，只不时觑一眼闹钟确认时间。时间缓慢而扎实地推移着。

突然，我的心脏不由分说地剧烈跳动起来，跳声又硬又干，仿佛有人一下接一下敲门。那声音在岑寂的深夜房间里毅然决然地声声回荡开来。首先是我自己为之震惊，险些从床上一跃而起。

少女的黑色剪影微微摇颤。她扬起脸，在昏暗中侧耳倾听。我心脏发出的声音传到她的耳畔。少女轻轻偏头，犹如森林中的动物全神贯注地倾听不曾听过的动静，之后脸朝床这边转来。但我没有映入她的眼帘。这点我很清楚。我没有包含在她的梦中。我与这少女被一条看不见的线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会儿，我剧烈的心跳迅速平复下去，迅速得一如其到来之时。呼吸也恢复正常，得以重新进入屏息敛气的状态。少女不再侧耳，视线又折回《海边的卡夫卡》，仍像刚才那样在桌面上手托下巴，那颗心又回到夏日少年身边。

逗留大约二十分钟后，美少女抽身离去。她和昨天一样光脚从椅子上立起，悄无声息地向门口移动，没开门就消失在门的另一侧。我保持原来姿势等了一阵子，这才翻身下床，没有开灯，在夜色中坐在刚才少女坐过的椅子上。我双手置于桌面，沉浸于她在房间里留下的余韵中。我闭起眼睛掬取少女的心颤，将其融入自己的心律。我闭目合眼。

少女与我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点，这点我感觉到了。是的，我们都在思恋已然从这个世界失去的那个人。

过了一会儿，我睡了过去。但睡得很不安稳，身体需要睡眠，意识则加以拒绝。我如钟摆一样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天将亮而未亮之间，院里的鸟们开始唧唧喳喳，我于是彻底醒来。

我穿上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了件长袖衫，走到外面。早上五点刚过，附近还没有人来往。经过古旧的街区，穿过作为防风林的松树林，爬过防潮堤来到海岸。皮肤几乎感觉不出风。天空整个布满阴云，但暂时没有要下雨的样子。宁静的清晨。云如吸音材料一般将地面所有声音彻底吸尽。

我在海岸人行道上走了一些时候，边走边想像那幅画上的少年大概就是把帆布椅搬到这沙滩上坐着的。但我无法确定是哪个位置，画中的背景只是沙滩、水平线、天空和云，还有岛，但岛有好几个，我不能清楚记起画中岛的形状。我弓腰坐在沙滩上，对着大海用手指适当切出画框，把坐在椅子上的少年身姿放在里边。一只白色的海鸥有些犹豫不决地穿过无风的天空。微波细浪有规则地涌来，在沙滩上勾勒出柔和的曲线，留下细小泡沫退去。

我意识到自己在嫉妒画中的少年。

“你在嫉妒画中的少年。”叫乌鸦的少年在我耳边低语。

刚刚二十岁或不到二十岁就被错当成别的什么人无谓地杀掉了，而且已是距今三十年前的事，而你却在嫉妒那个可怜的少年，嫉妒得几乎透不过气。对别人怀有妒意在你生来还是头一次。现在你终于理解嫉妒是怎么一个东西了，它如野火一般烧灼你的心。

有生以来你一次也没羡慕过别人，也没有想成为其他什么人，但你现在打心眼里羡慕那个少年。如果可能，你想成为那个少年，即使预先知道二十岁时将受到拷问并被铁管打杀也在所不惜。尽管如此你也要成为那个少年，以便无条件地爱十五至二十岁的活生生的佐伯，同时接受她无条件的爱。你想和她痛痛快快抱在一起，一次又一次交合。你想用手指上上下下摸遍她的全身，也希望被她上上下下把全身摸遍，纵然死了也想作为一个故事一个图像印在她的心间，想在回忆中夜夜得到她的爱。

是的，你的处境分外奇妙。你思恋理应失却的少女形象，嫉妒早已死去的少年。然而那情感竟比你实际体验过的任何情感都实在得多痛切得多。那里面没有出口。甚至没有找到出口的可能性。你彻底迷失在时间的迷宫中，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根本没有想从中脱身的愿望。对吧？

大岛比昨天来得晚。他来之前我给一楼和二楼地板吸了尘，桌椅用湿抹布揩了，窗扇打开擦了，卫生间扫了，垃圾箱倒了，花瓶的水换了，然后打开房间灯，按下检索电脑的电源开关。往下只剩开大门了。大岛一项一项检查完毕，满意地点点头。

“你记得很快，干得也利索。”

我烧开水，给大岛做咖啡。我仍和昨天一样喝嘉顿红茶。外面开始下雨，相当大的雨。远处甚至可闻雷鸣。虽是上午，四周却如傍晚一般昏暗。

“大岛，有个请求。”

“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乐谱可能从哪里搞到？”

大岛想了想说：“如果网上乐谱出版社目录里面有的话，付一点儿款是可以下载的。我查一查好了。”

“谢谢。”

大岛坐在台端，往咖啡杯里放进一块极小的方糖，用咖啡匙小心翼翼地搅拌。“怎么，歌曲喜欢上了？”

“非常。”

“我也喜欢那首歌曲，优美而又别致，直率而又深沉，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作者的人品和情怀。”

“歌词倒是高度象征性的。”我说。

“诗与象征性自古以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如海盗和朗姆酒。”

“你认为佐伯明白那里的语句意味着什么？”

大岛扬起脸倾听远处的雷声，推测其距离，而后看我的脸，摇摇头。

“未必。因为象征性与意味性是两个东西。她大概可以跳过意味和逻辑等繁琐的手续而把握那里应有的正确语句，像轻轻抓住空中飞舞的蝴蝶翅膀一样在梦中捕捉词语。艺术家其实就是具有回避繁琐性的资格的人。”

“就是说，佐伯很可能是在其他什么空间——例如梦中——找来歌词的语句的？”

“好诗多少都是这个样子的。假如不能在那里的语句与读者之间找出预言性隧道，那么作为诗的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不过也有不少诗只是以那样的面目出现的。”我说。

“说得对。只要掌握诀窍，做出那样的面目是不难的。只要使用大致是象征性的语句，看上去基本上就是诗。”

“可是《海边的卡夫卡》那首诗能让人感觉出一种非常迫切的东西。”

“我也这样认为。那里的语句不是表层的。不过在我的脑袋中，那首诗已经同旋律融为一体。因此，至于它纯粹作为诗来看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的语言说服力，我是无法正确判断的。”说着，大岛轻轻摇了一下头，“不管怎样，她具有丰沛而自然的才华，也有音乐悟性，同时具有紧紧抓住到来的机会的现实性才智。假如不是那起可怜的事件使她的人生急转直下，她的才华应该施展得更为淋漓尽致。在各种意义上那都是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

“她的才华到底哪里去了呢？”我问。

大岛注视着我的脸说：“你问恋人死了之后佐伯身上的才华去了什么地方？”

我点头：“如果才华类似天然能源那样的东西，那么总会在哪里找到出口吧？”

“我不知道。”大岛说，“才华这东西，其去向是无法预测的，有时会简单地倏然消失，或者像地下水一样钻进地底深处直接流去了哪里。”

“也有可能佐伯把那样的才华集中用于其他事情，而没有用在音乐上。”

“其他事情？”大岛深感兴趣似的蹙起眉头，“比如什么事情？”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只是那样觉得。比如……不具外形的事情。”

“不具外形的事情？”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只为自己追求的那样的东西——或许可以说是内心层面的。”

大岛的手伸向额头，把垂在额前的头发撩去后面。头发从纤细的指间滑落下来。

“非常有趣的见解。的确，佐伯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把才华或才能发挥在了你所说的不具外形的什么上面。不过，她终究消失了二十五年时间，没办法弄清在哪里干了什么，除非问她本人。”

我略一踌躇，一咬牙开口道：“我说，问非常非常傻气的事也可以么？”

“非常非常傻气的事？”

我脸红了：“傻透顶的。”

“无所谓。我也绝不讨厌傻透顶的傻事。”

“嗳，大岛，这种事我自己都无法相信会向别人说出口去。”

大岛略略歪头。

“佐伯是我母亲的可能性没有么？”我说。

大岛默然。他靠在借阅台上，花时间物色着字眼。这时间里我只是倾听钟的声响。

他开口道：“你想说的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佐伯二十岁时绝望地离开高松，在什么地方悄然度日，偶然认识你父亲田村浩一结了婚，幸运地生了你，而四年后因为某种缘故扔下你离家，其后有一段神秘的空白，再往后重新返回四国老家。是这样的吧？”

“是的。”

“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或者说至少在现阶段没有足以否定你这个假设的根据。她的人生很长时间都包笼在迷雾之中。有传言说在东京生活过。而她同你父亲大体同龄。只是，返回高松时是一个人。当然，即使有女儿，女儿也可能独立了在别处生活。呃——，你姐姐多大来着？”

“二十一岁。”

“和我同岁。”大岛说，“但我不像是你姐姐。我有父母有哥哥，都是骨肉至亲，对我来说，他们多得过分了。”

大岛抱着双臂往我脸上看了一会儿。

“对了，我有一点想问你。”大岛说，“你可查看过自己的户籍？那一来，母亲的名字年龄不就一目了然了？”

“查看过，当然。”

“母亲的名字写什么？”

“没有名字。”我说。

大岛听了似乎吃了一惊：“没有名字？那种事是不会有的呀……”

“是没有，真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从户籍上看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姐。户籍簿上只记有父亲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就是说，在法律上我是庶出，总之是私生子。”

“可事实上你有母亲和姐姐。”

我点头：“四岁之前我实际有过母亲和姐姐，我们四人作为家庭在一座房子里生活。这点我清楚记得，不是什么想像，不是的。可一到我四岁，那两人就马上离家走掉了。”

我从钱夹里拈出我和姐姐两人在海边玩耍的相片，大岛看了一会儿，微笑着还给我。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我点下头，把旧相片放回钱夹。风盘旋着吹来，雨时而出声地打在窗玻璃上。天花板的灯光把我和大岛的身影投在地上，两个身影看上去仿佛是在另一侧的世界里进行着图谋不轨的密谈。

“你不记得母亲的长相？”大岛问，“四岁之前同母亲一块儿生活，什么样的长相多少该记得的吧？”

我摇头道：“横竖记不起来。为什么不晓得，在我的记忆中，单单母亲长相的部分黑乎乎的，被涂抹成了黑影。”

大岛就此思考片刻。

“喂，你能不能把佐伯可能是你母亲的推测说得再详细点儿？”

“可以了，大岛，”我说，“不说这个了吧。肯定是我想过头了。”

“没关系的，把脑袋里有的都说出来看看。”大岛说，“你是不是想过头了，最后两人判断就是。”

地板上大岛的身影随着他些微的动作动了动，动得好像比他本人动的夸张。

我说：“我和佐伯之间，有很多惊人一致的东西，哪一个都像拼图缺的那块一样正相吻合。《海边的卡夫卡》听得我恍然大悟。首先，我简直像被什么命运吸引着似的来到这座图书馆。从中野区到高松，几乎一条直线——思考起来非常奇异。”

“的确像是希腊悲剧的剧情简介。”

我说：“而且我恋着她。”

“佐伯？”

“是的，我想大概是的。”

“大概？”大岛皱起眉头，“你是说大概恋着佐伯？还是说对佐伯大概恋着？”

我脸又红了。“表达不好，”我说，“错综复杂，很多很多事我也还不大明白。”

“可是你大概恋着佐伯？”

“是的，”我说，“非常强烈。”

“虽然大概，但非常强烈。”

我点头。

“同时又保留她或许是你母亲的可能性。”

我再次点头。

“你作为一个还没长胡子的十五岁少年，一个人背负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大岛很小心地啜了口咖啡，把杯放回托碟，“不是说这不可以，但所有事物都有个临界点。”

我默然。

大岛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思索良久，之后将十支纤细的手指在胸前合拢。

“尽快把《海边的卡夫卡》的乐谱给你搞到手。下面的工作我来做，你最好先回自己房间。”

午饭时间我替大岛坐在借阅台里。由于一个劲儿下雨，来图书馆的人比平时少。大岛休息完回来，递给我一个装有乐谱复印件的大号信封。乐谱是他从电脑上打印下来的。

“方便的世道。”大岛说。

“谢谢。”

“可以的话，能把咖啡拿去二楼？你做的咖啡十分够味。”

我又做了杯咖啡，放在盘子里端去二楼佐伯那里，没有糖没有牛奶。门像平时那样开着，她在伏案写东西。我把咖啡放在桌上，她随即扬脸一笑，把自来水笔套上笔帽放在纸上。

“怎么样，多少习惯这里了？”

“一点点。”我说。

“现在有时间？”

“有时间。”

“那么坐在那里，”佐伯指着桌旁的木椅，“说一会儿话吧。”

又开始打雷了，虽然离得还远，但似乎在一点点移近。我顺从地坐在椅子上。

“对了，你多大来着，十六岁？”

“实际十五岁，最近刚刚十五。”我回答。

“离家出走？”

“是的。”

“有非离家不可的明确的原因？”

我摇头。到底说什么好呢？

佐伯拿起杯子，在等我回答的时间里喝了口咖啡。

“待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毁。”

“损毁？”佐伯眯细眼睛说。

“是的。”我说。

她停顿一下说道：“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使用受到损毁这样的字眼，我总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说让人发生兴趣……那么，具体说来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所说的受到损毁？”

我搜肠刮肚。首先寻找叫乌鸦的少年的身影，但哪里也没有他。我自己物色语句。这需要时间，而佐伯又在等待。电光闪过，俄顷远处传来雷声。

“就是说自己被改变成自己不应该是那样的形象。”

佐伯兴趣盎然地看着我：“但是，只要时间存在，恐怕任何人归根结底都要受到损毁，都要被改变形象，早早晚晚。”

“即使早晚必然受到损毁，也需要能够挽回的场所。”

“能够挽回的场所？”

“我指的是有挽回价值的场所。”

佐伯从正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我脸红了，但仍然鼓足勇气扬起脸。佐伯身穿深蓝色半袖连衣裙。她好像有各种色调的蓝色连衣裙。一条细细的银项链，一块黑皮带小手表——这是身上所有的饰物。我在她身上寻找十五岁少女的面影，当即找了出来。少女如电子魔术画一样潜伏在她心的密林中安睡，但稍一凝目即可发现。我的心脏又响起干涩的声音，有人拿铁锤往我的心壁上钉钉子。

“你才刚刚十五岁，可说话真够有板有眼的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默不作声。

“我十五岁的时候，也常想跑得远远的，跑去别的什么世界。”佐伯微笑着说，“跑去谁也够不到的地方，没有时光流动的地方。”

“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场所。”

“是啊。所以我就这么活着，活在这个事物不断受损、心不断飘移、时间不断流逝的世界上。”她像暗示时间流逝似的缄口停顿片刻，又继续下文，“可是十五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那另一世界的入口。”

“您孤独吗，十五岁的时候？”

“在某种意义是的，我是孤独的。尽管不是孤身一人，但就是孤独得很。若说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明白自己不能变得更为幸福，心里一清二楚。所以很想很想保持当时的样子，就那样遁入没有时光流动的场所。”

“我想让年龄尽快大起来。”

佐伯拉开一点距离读我的表情：“你肯定比我坚强，有独立心。当时的我只是一味幻想着逃避现实，可是你在同现实搏斗，这里有很大区别。”

我一不坚强二没有独立心，不外乎硬被现实推向前去罢了，但我什么也没说。

“看到你，我就想起很早以前那个男孩儿。”

“那个人像我？”我问。

“你要高一些，身体也更壮实，不过也可能像。他和同年代的孩子谈不来，总是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谈复杂事情的时候和你一样在眉间聚起皱纹。听说你也常常看书……”

我点头。

佐伯看一眼钟：“谢谢你的咖啡。”

我起身往外走。佐伯拿起黑色自来水笔，慢慢拧开笔帽，又开始写东西。窗外又闪过一道电光，一瞬间将房间染成奇特的颜色。稍顷雷声传来，间隔比上次还短。

“喂，田村君！”佐伯把我叫住。

我在门槛上立定，回过头。

“忽然想起的——从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雷的书。”

我默然。关于雷的书？

“在全国到处走，采访遭遇雷击而又活下来的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采访人数相当不少，而且每个人讲的都很生动有趣。书是一家小出版社出的，但几乎卖不动，因为书里面没有结论，而没有结论的书谁都不愿意看。在我看来没有结论倒是非常自然的……”

有个小锤子在我脑袋里“嗑嗑”地叩击某个抽屉，叩击得异常执著。我试图回想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却又不知道回想的是什么。佐伯继续写东西，我无奈地返回房间。

霹雷闪电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雷声很大，真怕图书馆所有玻璃都给震得粉身碎骨。每次电光闪过，楼梯转角平台的彩色玻璃都把远古幻境般的光色投在白墙上。但快到两点时雨停了，黄色的太阳光从云隙间泻下来，仿佛世间万象终于握手言欢了。在这温馨的光照中，惟独房檐的滴雨声响个不止。不多久，黄昏来临，我做闭馆的准备。佐伯向我和大岛道一声再见回去了。她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我想像她坐在驾驶席上转动钥匙的身姿。我对大岛说往下我一个人可以拾掇，放心好了。大岛吹着歌剧独唱旋律的口哨在卫生间洗手洗脸，很快回去了，他的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传来耳畔，又变小消失。图书馆成为我一个人的天下。这里有比平时更深的岑寂。

折回房间，我看起了大岛复印的《海边的卡夫卡》乐谱。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的和弦都很简单，而过渡部分有两个极为繁杂的和弦。我去阅览室坐在竖式钢琴前按动那个音阶。指法难得出奇。练习了好几次，让手指筋骨习惯了，这才好歹弹奏出来。一开始只能听成错误失当的和弦，我以为乐谱复印错了，或者钢琴音律失常，但在反复、交错、小心翼翼倾听两个和弦的时间里，我得以领悟《海边的卡夫卡》这首乐曲的基础恰恰在于这两个和弦。正因为有这两个和弦，《海边的卡夫卡》才获得了一般流行歌曲所没有的独特底蕴。但佐伯是如何想出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和弦的呢？

我折回自己房间，用电热水瓶烧开水，沏茶喝着。我从贮藏室里拿出最老的唱片，一张张放在转盘上。鲍勃·迪伦的《无数金发女郎》、甲壳虫的《白色专辑》、奥泰斯·雷丁的《海湾里的船坞》、斯坦·盖茨的《盖茨/吉尔贝特》，哪一个都是六十年代后半期流行的音乐。曾在这个房间里的少年——旁边必定有佐伯——像我现在这样把这些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倾听音箱里淌出的声响。我觉得这声响把包括我在内的整个房间带入另一种时间之中，带入自己尚未出生时的世界。我一边听这些音乐，一边把今天白天在二楼书房里同佐伯的交谈尽可能准确地在脑海中再现出来。

“可是十五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那样的场所，以为能够在哪里找到那另一世界的入口。”

我可以在耳畔听到她的语声。又有什么叩击我脑袋里的门，重重地、执拗地。

“入口？”

我把唱针从《盖茨/吉尔贝特》上提起，拿出《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放在转盘上，放下唱针。她唱道：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我想，来这房间的少女大概摸索到了入口的石头。她驻留在永远十五岁的另一世界里，每到夜晚就从那里来到这个房间——身穿淡蓝色的连衣裙，凝视海边的卡夫卡。

接下去我倏然想起来了，想起父亲一次说他被雷击过。不是直接听来的，是在一本杂志的访谈录上看到的。父亲还是美术大学学生的时候，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童。七月间一个下午，他跟在客人后面巡场时，天空突然变脸，一场雷雨袭来。雷不巧落在大家避雨的树上。大树从正中间一劈两半，一起避雨的高尔夫球手顿时丧命，而父亲在雷即将落下时产生了一种预感，从树下飞跑出来，捡了一条性命。他只受了轻微的烧伤，头发烧掉了，受惊栽倒时脸一下子撞在石头上昏迷过去。当时的伤仍在额头上留有一点疤痕——这就是今天偏午时候我站在佐伯房间门口一边听雷一边努力回想的。父亲作为雕塑家真正开始创作活动是在雷击伤恢复之后。

也许佐伯为写那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在采访时遇上了父亲。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很难认为世上有很多雷下逃生之人。

我屏住呼吸，等待夜半更深。云层大大断开，月光照着庭园里的树木。一致的地方委实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事物开始迅速朝同一处集结。

第26章

下午快过去了，首先得把住的地方定下。星野去高松车站旅游介绍所预约了一家适当的旅馆。旅馆不怎么样，惟一的好处是可以步行去车站。星野和中田都没什么意见。只要能钻进被窝躺倒睡觉，哪里都无所谓。同前面住的旅馆一样，这里只管早餐不带晚饭，对于不知何时睡下不醒的中田来说，可谓求之不得。

进了房间，中田又让星野趴在榻榻米上，他骑上去把两只拇指按在腰骨偏下位置，从腰骨到脊梁骨逐一仔细检查关节和肌肉的状况。这回指尖几乎没用力，只是捏摩骨头形状，查验肌肉张力。

“噢，可有什么问题？”小伙子不安地问。他担心冷不防又会有一次剧痛袭来。

“不不，像是没事了。不妙的地方一处也没发现，骨头也恢复到很不错的形状了。”中田说。

“那就好。老实说，我真不想再受一次折磨。”

“那是，实在抱歉。可是您说对疼痛满不在乎来着，所以中田我才断然使出了浑身力气。”

“说是的确那么说来着，不过么，老伯，事情总有个程度问题，世间总有个常识。当然喽，你把腰治好了，我不好说三道四，可那疼痛决非一般，痛得昏天黑地，想像都想像不到。身体四分五裂，就好像死过一场又活了。”

“中田我死过三个星期。”

“嗬！”星野趴着喝了口茶，咯嘣咯嘣地吃从小超市买来的柿籽，“是吗，你死了三个星期？”

“是的。”

“那时在哪儿了？”

“那中田我就记不清楚了，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做别的事情来着。可是脑袋里迷迷糊糊的，什么都想不起来。返回这边之后脑袋就报销了，看书写字一样也提不起来。”

“看书写字的能力搁在那边了，肯定。”

“有可能。”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星野觉得，从这老人口中说出的东西——无论多么荒诞离奇——还是大致信以为真为好，同时心里也隐约觉出一种不安——如果就“死过三个星期”的问题进一步刨根问底，说不定会把脚踏进无可收拾的混乱之中。所以他决定转换话题，谈论多少现实些的眼前问题。

“那，中田，到高松后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中田说，“怎么办好中田我也不清楚。”

“你不是说咱们要找‘入口的石头’了么？”

“那是，是的，是那样的。中田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石头是必须找的，可是中田我根本不晓得去哪里才能找到。这里有什么飘乎乎的，怎么也挥不掉。脑袋原本就不好使，加上有那东西冒出来，简直一筹莫展。”

“伤脑筋啊！”

“那是，相当伤脑筋。”

“话虽这么说，两个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窝在这里不动也没什么意思，什么都解决不了。”

“你说的一点儿不差。”

“那，我看是不是这样：咱们先向各种各样的人打听打听，打听这一带有没有那样的石头。”

“既然您星野君那么说，中田我也想试一试，询问各种各样的人。非我夸口，中田我打听什么还是得心应手的，毕竟脑袋不好使。”

“唔，问乃一时之耻，不问乃一生之耻，这是我家阿爷的口头禅。”

“的确如此。两眼一闭，知道的东西就全都消失得一个不剩了。”

“啊，倒不是那个意思。”星野搔着头说，“也罢也罢……大致说一下也好——那是怎么一块石头，大小啦形状啦颜色啦，有什么效用啦，脑袋里没什么印象？若不把这些大体弄明白，问人家也不好问嘛。‘这一带有入口的石头吗？’就问这么一句恐怕谁都莫名其妙，以为我们脑袋少根弦，是吧？”

“那是。中田我是脑袋不好使，不是脑袋少根弦。”

“有道理。”

“中田我找的是特殊石头。没有多大，白色，没味儿。效用不清楚，形状像这么一块圆饼。”中田双手比划出密纹唱片大小的圆圈。

“唔。那么说，如果在眼前看到，你就能明白过来——噢，这就是那块石头？”

“那是，中田我一看便知。”

“是有讲究的石头吧，来由啦传统啦什么的。或者是有名的东西，像特殊展品似的放在神社里？”

“怎么说呢？中田我也不清不楚，或者是那样子的也未可知。”

“或者在谁家里当腌菜石用？”

“不不，那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不是任何人都能移动的东西。”

“但你能移动。”

“那是，中田我应该能移动。”

“移动了又怎样？”

中田罕见地陷入沉思。也可能看起来像在沉思。他用手心喀嗤喀嗤地搔着剪短的花白头发。

“这个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中田我明白的只是差不多该有个人出面处理了。”

小伙子也思考起来。“你说有个人，该是你中田吧，眼下？”

“是的，正是那样。”

“那石头也是高松才有的？”他问。

“不，那不是的。我觉得场所在哪里都无所谓。碰巧现在位于这里，如此而已。若是中野区就更近更方便了。”

“不过么，中田，随便动那特殊的石头，弄不好会出危险吧？”

“那是，星野君。这么说也许不合适，但那是非常危险的。”

“难办啊！”星野一边缓缓摇头一边戴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从后帽孔里把马尾辫拿到外面，“越来越像是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¹⁾了！”

翌日早上，两人去车站旅游介绍所，询问高松市区或近郊有没有什么有名的石头。

“石头？”服务台里一个年轻女子略略蹙起眉头，看样子明显地对这种专业性提问感到困惑。她接受的只是一般性的名胜古迹导游训练。“石头？到底什么样的石头呢？”

“这么大的圆石头，”星野像中田比划过的那样用双手做了个密纹唱片大小的圆圈，“名字叫‘入口石’。”

“‘入口石’？”

“是的，是有这么一个名字。应该是比较有名的石头，我想。”

“入口？哪里的入口呢？”

“若是知道就不费这个麻烦了。”

服务台里的女子沉思有顷。星野定定地注视着她的脸。长得并不差，只是眼睛与眼睛相距远了点儿，因此看上去未尝不像是禀性多疑的食草动物。她给几个地方打去电话，问有没有人知晓入口的石头，但没有得到有用的情报。

“对不起，好像谁都没听说过叫那个名字的石头。”她说。

“一点儿也没？”

女子摇头道：“十分抱歉。恕我冒昧，你们是为了找那石头才特意从远地方来的？”

“呃，特意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我是从名古屋来的，这位老伯是大老远从东京中野区来的。”

“那是，中田我是从东京都中野区来的。”中田说，“搭了好多辆卡车，路上人家还招待我吃了鳗鱼，分文没花来到了这里。”

“啊。”年轻女子应道。

“也罢，既然谁都不晓得那石头，只好算了。不是姐姐你的责任。不过么，即便不叫‘入口石’，这附近可有其他什么有名的石头？有来由的石头啦，有口头传承的石头啦，有灵验的石头啦，什么石头都行。”

服务台女子用一对颇有间距的眼睛战战兢兢地往星野身上打量了一遍：头上戴的中日Dragons棒球帽、马尾辫、绿色太阳镜、耳环、人造丝夏威夷衫。

“那，十分抱歉，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路线——去市立图书馆自己查一查好么？石头的事我不大懂的。”

图书馆也没有收获。专门写高松市附近石头的书市立图书馆里一本也没有。负责参考文献的图书管理员抱来《香川县传说》、《四国弘法大师传说》以及《高松的历史》等一大堆书，说这里面可能有关于石头的记述，自己找找看。星野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看，看到了傍晚。这时间里，不认字的中田看一本叫《日本名石》的图片集，饿虎扑食一般一页页看得出神。

“中田我不认字，来图书馆是破天荒第一次。”

“不是我瞎说，我虽然认字，可来图书馆也是头一遭。”星野说。

“来了一看，的确是个有趣的去处。”

“那就好。”

“中野区也有图书馆，以后得时不时去上一次。免费入场比什么都强。中田我还真不知道不会看书写字也能进图书馆。”

“我有个侄子，天生眼睛看不见东西，可还是常去电影院，我是完全闹不明白那有什么意思。”

“是吗？中田我眼睛是看得见，但电影院那地方从没去过。”

“真的？那，下次带你去一回。”

图书管理员朝两人坐的桌子走来，提醒说图书馆内说话不能太大声。于是两人不再说话，各自闷头看书。中田看罢《日本名石》，放回书架，接着扑在《世界的猫》上面。

星野嘟嘟囔囔地好歹把一堆书翻了一遍，遗憾的是关于石头的记述不是很多。写高松城石墙的书倒是有几本，但砌石墙用的石头当然不是中田能用手搬动的那种半小不大的家伙。另外关于弘法大师也有一则石头方面的传说，说弘法大师把荒野里的石头搬开之后，下面咕嘟咕嘟冒出水来，周围成了肥沃的水田。一座寺院有一块名石叫“得子石”，高约一米，状如阳物，不可能是中田说的“入口石”。

无奈，小伙子和中田只得离开图书馆，走进附近一家餐馆吃晚饭。两人吃了炸虾大碗盖饭，星野又加了一碗清汤面吃了。

“图书馆很有意思，”中田说，“世界上有那么多脸形各不相同的猫，中田我从不知道。”

“关于石头看来是没多大收获。也难怪，毕竟刚刚开始。”星野说，“好好睡一晚上，明天再来！”

翌日一早，两人又去同一座图书馆。星野仍像昨天那样挑来估计同石头有关的书堆在桌子上，一本接一本看下去。生来还是头一次看这么多书。结果，他对四国的历史有了相当的了解，也明白了古来有许多石头成为信仰对象，然而关键的入口石还是没找到任何记载。下午，他到底看得太多了，头渐渐痛了起来。两人走出图书馆，躺在公园草坪上看了很长时间的流云。星野吸烟，中田从保温瓶里倒热茶喝。

“明天要打很多雷。”中田说。

“我说，那又是你中田特意召唤来的？”

“不不，中田我不召唤雷的，没有那样的力量，雷只是自己赶来。”

“那好。”

回旅馆洗完澡，中田马上上床睡了过去，星野拧小音量看电视转播棒球赛。巨人队以大比分胜了广岛队，看得他很不开心，遂关掉电视。可还是不困，喉咙又渴得想喝啤酒，于是走到外面，跨进最先看到的一家啤酒馆要了生啤，手抓洋葱圈儿喝着。本想跟旁边的女孩搭讪，但一想此处不是做那种风流事的场合，遂作罢。明天还必须从一大早开始就进行找石作业。

喝罢啤酒出来，戴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随便游来逛去。不是多么有趣的城市，但在人地两生的城市独自信步游逛感觉倒也不坏，况且本来就愿意走路。他口叼万宝路，两手插兜，从这条大路走去另一条大路，从这条胡同走去另一条胡同。不吸烟的时候就吹口哨。有热闹地段，有静悄悄没有人影的地段，但无论什么路面，他都不管不顾地以同一步调快速行进。他年轻自由健康，不存在必须惧怕的东西。

他正在一条排列着几家卡拉OK和酒吧（哪一家都好像每隔半年要换一次招牌）的狭窄胡同里穿行，在行人绝迹、天色发暗的地方，有人从后面向他打招呼。“星野君，星野君！”对方大声叫他的名字。

星野一开始没以为是招呼自己。高松不可能有人知道自己名字，大概是叫另一个星野吧，这个姓虽说不常见，但也并非罕有。所以他头也没回，兀自行走不止。

不料，那人竟摆出一副尾随不舍的架势，冲着他后背嗷嗷不休：“星野君，星野君！”

小伙子止住脚步，回头看去。原来是个一身雪白西装的老人站在那里，白发苍苍，架一副蛮斯文的眼镜，胡须也已变白——仁丹胡和短短的山羊胡，白衬衫配一个黑色蝴蝶结。从脸形看像是日本人，从打扮看则令人想起美国南方的乡间绅士。身高仅一百五十厘米左右，从整体均衡来看，与其说是个子矮，更像是经过缩尺计算后制作出来的缩微人，双手像端着个盆子似的笔直地向前伸出。

“星野君！”老人叫道。声音响亮而有力度，带点地方口音。

星野怔怔地看着老人：“你是……”

“是的，我是山德士上校⁽²⁾。”

“一模一样。”星野钦佩地说。

“不是一模一样，我就是上校山德士。”

“就是那个炸鸡块的？”

老人庄重地点点头：“正是。”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对于中日Dragons棒球队的球迷我总是以星野君相称。不管怎么说，提起巨人队就是长岛，中日队就是星野嘛！”

“不过么，老伯，我真名正好就叫星野。”

“那是巧合，和我没关系。”上校山德士傲然说道。

“那，找我何干？”

“有个好女孩。”

“嗬，”星野说，“难怪。老伯是皮条客，所以才这副打扮。”

“星野君，我要一再强调，我不是做出这副打扮，我就是上校山德士，别误会。”

“喂喂，你若是货真价实的上校山德士，干吗在高松的小胡同里为女孩子拉客？你在世界上那么有名，专利费滚滚而来，现在早该在美国哪个大度假山庄的游泳池畔优哉游哉咧！”

“跟你说，人世上闹别扭这个东西也是有的。”

“哦？”

“你或许不懂，有了闹别扭，世界才总算有了三维空间。如果什么都想直来直去，那么你就住在三角尺划定的世界里好了。”

“我说老伯，你讲的还真够别具一格的。”星野钦佩起来，“不简单不简单。看来我这段时间算交了好运，总是碰上别具一格的老伯。长此以往，我的世界观也要变样了。”

“变不变都行。怎么样，星野，想要女孩还是不要？”

“那可是fashion health⁽³⁾？”

“fashion health是什么？”

“就是不真干的那种。舔舔、摸摸、放出一家伙。没有插插。”

“不然。”上校山德士急切地晃着脑袋，“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那样的。不光舔舔摸摸，什么都干，插插也有。”

“那，就是Soap land⁽⁴⁾女郎喽？”

“Soap land是什么？”

“得了，老伯别再拿人开心了。我还有同伴，明天又要起早，晚上搞不来那种莫名其妙的名堂。”

“那，就是不要女孩了？”

“女孩也好炸鸡块也好今晚就免了，差不多该回去睡觉了。”

“那么容易睡着？”上校山德士的声音里别有意味，“要找的东西找不到，人是睡不着的哟，星野君！”

星野愣张着嘴盯视对方面孔：“找的东西？喂，老伯，你怎么晓得我正在找东西？”

“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嘛！你本质上是个直性子，无论什么都一一写在脸上，会看的人看了，就像看剖开的竹鱼干，整个儿全在眼里。”

星野条件反射地举起右手搓脸，又张开手心看看，但上面什么也没有。写在脸上？

“还有，”上校山德士竖起一根手指道，“你找的莫不是又硬又圆的东西？”

星野皱起眉头：“哎老伯，你到底是谁？怎么这个都晓得？”

“所以我不是说写在脸上了么？好一个不开窍的小子！”上校山德士晃着指头说，“我也不是为赶时髦才长年做这个买卖的。女人真的不要？”

“跟你说，我在找一块石头，一块叫入口石的石头。”

“唔。若是入口石，那我很清楚。”

“真的？”

“我不撒谎，也不开玩笑，出生以来始终一贯以直率为本，从不弄虚作假。”

“那块石头在哪儿你也晓得喽？”

“啊，在哪里也一清二楚。”

“那么，可能把那地方告诉我？”

上校山德士用指尖触一下黑边眼镜，清了清嗓子：“喂，星野君，真不想要女孩子？”

“如果告诉我石头，可以考虑考虑。”星野半信半疑。

“那好，跟我来！”

上校山德士不等回答便大步流星地顺着胡同走了起来，星野慌忙跟在后面。

“喏，老伯，上校……我口袋里现在可是只有两万五千日元……”

上校山德士一边快步急行一边咋舌：“足矣足矣。人家可是水灵灵的十九岁美女，保准把你送上天国。舔舔、摸摸、插插，无所不精。事后还教你石头在哪儿。”

“得得！”

(1)　哈里逊·福特主演的好莱坞系列影片，主要描写考古学家印第·琼斯的冒险经历。

(2)　美国肯德基炸鸡店的创始人。

(3)　日造英语，意为新式（按摩）保健俱乐部。

(4)　日造英语，指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洗浴场所。

第27章

觉察出少女到来是在一时四十七分。我觑了眼床头钟，把时间留在记忆里。比昨晚稍早。今晚我一直没睡，专等少女出现。除了眨眼，眼睛一次也没闭过，然而还是未能准确捕捉少女出现那一瞬间。注意到时，她已经在那里了。她是从我意识的死角溜过来的。

她依然身穿淡蓝色连衣裙，在桌上手托下巴静静地注视着《海边的卡夫卡》。我屏息看着她。画、少女、我这三个点在房间里形成静止的三角形。一如少女对画百看不厌一样，我对她也百看不厌。三角形固定在那里不摇不晃。可是，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佐伯！”我不知不觉地发出声来。我没打算叫她名字。只是心中想得太多了，不由得脱口而出，而且声音非常低微。但声音还是传入了少女耳中，于是静止不动的三角形有一角崩溃了，无论那是不是我暗暗希求的。

她往我这边看。并非凝神细看，她仍然支颐不动，只是静静地朝这边转过脸，就好像感觉出了——为什么不清楚——那里空气的微颤。我不清楚少女看没看见我。我是希望她能看见，但愿她注意到我活着存在于此。

“佐伯！”我重复一遍。我无论如何也克制不住想出声叫她名字的冲动。少女说不定会对这声音感到害怕或产生警觉，于是出门而去，不再回来。果真如此，我想必大失所望。不，不止是失望，我很可能失去所有方向和所有具有意义的情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说出她的名字。我的舌和唇几乎半自动地、自行其是地一次次将她的名字诉诸语声。

少女不再看画。她看着我。至少是视线对着我所在的空间。从我这边读不出她的表情。云絮游移，月亮随之摇曳。应该有风，但风声传不来耳畔。

“佐伯！”我又叫了一次。我被一种极其刻不容缓的东西推向前去。

少女不再手托下巴，右手拿到唇前，仿佛在说“不要出声”。但那真是她想说的么？如果能从旁边切近地盯视那眸子、能从中读出她此刻的所思所感、能理解她想通过那一系列动作向我传达什么暗示什么该有多好！然而所有的意义似乎都被凌晨三时前浓重的黑暗劫掠一空。我突然一阵窒息，闭起眼睛。胸口有一团硬邦邦的空气，就好像囫囵吞进了一块雨云。数秒钟后睁开眼睛时，少女的身姿已然消失，惟有无人的空椅剩在那里。一方云影悄然划过桌面。

我下床走到窗边仰望夜空，一时思绪纷纭。思索一去无返的时间，思索流水，思索海潮，思索林木，思索喷泉，思索雨，思索雷，思索岩，思索影。它们都在我心间。

翌日偏午便衣刑警来图书馆。我因为关在自己房间里，所以不知道此事。刑警问了大岛约二十分钟，问完回去了，大岛随后来我房间告诉我。

“当地警察署的刑警，打听你来着。”大岛拉开冰箱门，拿出一瓶沛绿雅矿泉水，拧开盖倒在杯里。

“怎么晓得这里的呢？”

“你用手机了吧？你父亲的手机。”

我梳理着记忆，然后点了下头。倒在神社树林里T恤沾血的那个晚上，我用手机给樱花打过电话。

“就一次。”我说。

“警察根据通话记录得知你来了高松。一般说来警察是不会一一讲得这么细的，但还是在聊天中告诉了我。怎么说呢，我如果想热情，还是可以做得非常热情的。从话的前后关系分析，警察好像没能查明你所打电话号码的机主，或许是用现金卡的手机。但不管怎样，你在高松市内这点是被把握住了。本地警察挨家挨户查了住宿设施，结果在同YMCA有特约关系的市内商务宾馆查出有个叫田村卡夫卡的和你相像的少年住了一段时间，住到五月二十八日即你父亲被谁杀害的那天。”

警察未能根据电话号码查出樱花身份，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作为我不能再给她添麻烦。

“宾馆经理记得曾为你的事问过图书馆，打电话确认你每天是否真来这里查资料。这你记得吧？”

我点头。

“所以警察到这儿来了。”大岛喝了口矿泉水，“当然我说谎来着，说二十八日以后一次也没看见你。那以前天天来这里，而以那天为界再没出现。”

“对警察说谎可不是好玩的。”我说。

“可是不说谎你就更不好玩了。”

“但作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大岛眯细眼睛笑道：“你还不知道——你已经给我添了麻烦。”

“那当然是的……”

“所以别再谈麻烦不麻烦了，那东西业已存在。时至如今，再谈那个我们也哪里都到达不了。”

我默默点头。

“总之刑警留下一张名片，说你再出现在这里的话马上打电话报告。”

“我是事件的嫌疑人？”

大岛缓缓地摇了几下头：“不，我想你不至于成为嫌疑人。不过你是父亲遇害案的重要参考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一直看报纸跟踪破案经过，但似乎搜查没取得任何进展，警察相当焦急。没有指纹，没有遗留物，没有目击者，剩下的线索也就只有你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想把你找到。毕竟你父亲是名人，电视也好周刊也好都大加报道，警察不好就这么袖手不管。”

“可是，如果你说谎的事给警察知道了，因而不被认为是证人，那么我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就失去了，我有可能被当成罪犯。”

大岛再次摇头：“田村卡夫卡君，日本的警察并不那么傻，他们的想像力也许很难说有多么丰富，但至少不是无能之辈。警察应该早已像过筛子一样查阅了四国和东京间的飞机乘客名单。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机场门口都安有摄像机，逐一录下出入的乘客，出事前后你没有返回东京这点应该已被确认。假如认为你是罪犯，那么来的就不是本地警察，而是由警视厅刑警直接插手了。那一来，人家动了真格，我也不敢随便搪塞了。眼下他们只是想从你口中了解出事前后的情况。”

细想之下，的确如大岛所言。

“不管怎样，暂时你最好别在人前出现。”他说，“说不定警察已经在这周围目光炯炯地走来走去了。他们有你的复制相片，从中学生名册上复印下来的，很难说长得像你本人，样子好像……非常气恼似的。”

那是我留下的惟一相片。我千方百计逃避照相的机会，但全班集体照无论如何也逃不掉。

“警察说你在学校是个问题少年，曾跟同学闹出暴力事件，三次受到停学处分。”

“两次。而且不是停学，是在家反省。”我大大吸了口气，慢慢吐出，“我是有那么一段时间。”

“自己克制不了自己？”

我点头。

“并且伤了人？”

“没打算那样，但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上有另一个什么人似的，而注意到时已经伤害了人家。”

“什么程度？”大岛问。

我叹口气说：“伤没有多重，没严重到骨折或断齿那个地步。”

大岛坐在床沿架起腿，扬手把前发撩去后面。他穿一条深蓝色粗布裤，一双白色阿迪达斯鞋，一件黑色半袖运动衫。

“看来你是有许许多多应该跨越的课题的啊！”他说。

应该跨越的课题。想着，我扬起脸：“你没有必须跨越的课题？”

大岛向上伸出两手：“跨越也好什么也好，我应做的事只有一件：如何在我的肉体这个缺陷比什么都多的容器之中活过每一天。作为课题说单纯也单纯，说困难也困难。说到底，就算出色完成了，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谁都不会起身热烈鼓掌。”

我咬了一会儿嘴唇。

“没想从那容器中出来？”我问。

“就是说出到我的肉体外面？”

我点头。

“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必须具体地？”

“均无不可。”

大岛一直用手往后压着前发。白皙的额头全部露出，可以看见思考的齿轮在里面全速旋转。

“莫非你想那样？”大岛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

我再次深吸一口气。

“大岛，老老实实说来，我一点儿也不中意自己这个现实容器，出生以来一次也没中意过，莫如说一直憎恨。我的脸、我的两手、我的血、我的遗传因子……反正我觉得自己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切都该受到诅咒，可能的话，恨不得从这些物件中利利索索地抽身而去，像离家出走那样。”

大岛看着我的脸，而后淡然一笑：“你拥有锻炼得那么棒的肉体。无论受之于谁，脸也足够漂亮。唔，相对于漂亮来说未免太个性化了，总之一点儿不差，至少我中意。脑袋也运转得可以，小鸡鸡也够耀武扬威的。我哪怕有一件都美上天了。往后会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子对你着迷。如此现实容器究竟哪里值得你不满呢？我可是不明白。”

我一阵脸红。

大岛说：“也罢，问题肯定不在这上面。其实么，我也决不喜欢自己这个现实容器。理所当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称为健全的物件。若以方便不方便的角度而言，明确说来是极其不便。尽管如此，我仍在内心这样认为——如果将外壳和本质颠倒过来考虑（即视外壳为本质，视本质为外壳），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说不定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我再次看自己的双手，想手上沾过的很多血，真真切切地想起那黏糊糊紧绷绷的感触。我思索自己的本质与外壳，思索包裹在我这一外壳之中的我这一本质，然而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血的感触。

“佐伯怎么样呢？”我问。

“什么怎么样？”

“她会不会有类似必须跨越的课题那样的东西呢？”

“那你直接问佐伯好了。”大岛说。

两点钟，我把咖啡放在盘子上，端去佐伯那里。佐伯坐在二楼书房写字台前，门开着，写字台上一如平时放着稿纸和自来水笔，但笔帽没有拧下。她双手置于台面，眼睛朝上望着，并非在望什么，她望的是哪里也不是的场所。她显得有几分疲惫。她身后的窗开着，初夏的风吹拂着白色花边窗帘，那情景未尝不可以看作一幅精美的寓意画。

“谢谢。”我把咖啡放在台面时她说。

“看上去有些疲劳。”

她点头：“是啊。疲劳时显得很上年纪吧？”

“哪儿的话。仍那么漂亮，和平时一样。”我实话实说。

佐伯笑笑：“你年龄不大，倒很会讨女人欢心。”

我脸红了。

佐伯指着椅子。仍是昨天坐的椅子，位置也完全一样。我坐在上面。

“不过，对于疲劳我已经相当习惯了。你大概还没有习惯。”

“我想还没有。”

“当然我在十五岁时也没习惯。”她拿着咖啡杯的手柄，静静地喝了一口，“田村君，窗外看见什么了？”

我看她身后的窗外：“看见树、天空和云，看见树枝上落的鸟。”

“是哪里都有的普通景致，是吧？”

“是的。”

“假如明天有可能看不见它们，对你来说会不会成为极其特别和宝贵的景致呢？”

“我想会的。”

“曾这样思考过事物？”

“思考过。”

她显出意外的神色：“什么时候？”

“恋爱的时候。”我说。

佐伯浅浅地一笑，笑意在她嘴角停留片刻，令人联想起夏日清晨洒在小坑坑里尚未蒸发的水。

“你在恋爱。”她说。

“是的。”

“就是说，她的容貌和身姿对你来说每天都是特别的、宝贵的？”

“是那样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

佐伯注视了一会儿我的脸。她已经没了笑意。

“假定一只鸟落在细树枝上，”佐伯说，“树枝被风吹得剧烈摇摆。那一来，鸟的视野也将跟着剧烈摇摆，是吧？”

我点头。

“那种时候鸟是怎样稳定视觉信息的呢？”

我摇头：“不知道。”

“让脑袋随着树枝的摇摆上上下下，一下一下的。下次风大的日子你好好观察一下鸟，我时常从这窗口往外看。你不认为这样的人生很累——随着自己所落的树枝一次次摇头晃脑的人生？”

“我想是的。”

“可是鸟对此已经习惯了，对它们来说那是非常自然的，它们没法意识到，所以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累。但我是人，有时候就觉得累。”

“您落在哪里的树枝上呢？”

“看怎么想。”她说，“不时有大风吹来。”

她把杯子放回托盘，拧开自来水笔帽。该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立起。

“佐伯女士，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想问问您。”我果断地开口。

“可是个人的？”

“个人的。也许失礼。”

“但很重要？”

“是的，对于我很重要。”

她把自来水笔放回写字台，眼里浮现出不无中立性的光。

“可以的，问吧。”

“您有孩子吗？”

她吸一口气，停顿不语。表情从她脸上缓缓远离，又重新返回，就好像游行队伍沿同一条路走过去又折回来。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有个人问题，不是心血来潮问的。”

她拿起粗杆勃朗·布兰⁽¹⁾，确认墨水存量，体味其粗硕感和手感，又把自来水笔放下，抬起脸。

“跟你说田村君，我也知道不对，但这件事既不能说Yes也不能说No，至少现在。我累了，风又大。”

我点头：“对不起，是不该问这个的。”

“没关系，不是你不好。”佐伯以温柔的声音说，“咖啡谢谢了。你做的咖啡非常够味儿。”

我出门走下楼梯，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沿上翻开书页，但内容无法进入大脑，我不过是用眼睛追逐上面排列的字罢了。和看随机数表是一回事。我放下书，走到窗前打量庭园。树枝上有鸟。但四下无风。我渐渐弄不明白自己思恋的对象是作为十五岁少女的佐伯，还是现在年过五十的佐伯，二者之间应有的界线摇摆不定，逐渐淡化，无法合成图像。这让我困惑。我闭目合眼，寻求心情的主轴。

不过也对，一如佐伯所言，对我来说她的容貌和身姿每天都是特别的、宝贵的。

(1)　Bront Blanc，德国产高级自来水笔商标名。

第28章

上校山德士年纪虽大，身体却很敏捷，脚步也快，俨然训练有素的竞走选手，而且似乎对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为走近路，他爬上又暗又窄的阶梯，侧身从楼房间隙穿过，跳过壕沟，吆喝一两声在树篱里叫嚷的狗。那不很大的白西装背影宛如寻觅归宿的急匆匆的魂灵一般在都市小巷间快速移行。星野很吃力地跟在后面，以防他倏忽不见。跟着跟着，逐渐上气不接下气，腋下渗出汗来。上校山德士一次也没回头看小伙子是否尾随其后。

“喂喂，老伯，还很远吗？”星野吃不消了，在他背后问道。

“瞧你这年轻人说的什么？这么几步路就受不了？”上校山德士依然头也不回。

“问题是，老伯，我可算是客人哟！这么疲于奔命，弄得浑身瘫软，性欲可就上不来喽！”

“好个不争气的家伙！那也算男人？走这几步就上不来的那一丁点儿性欲，还不如压根儿没有。”

“得得。”

上校山德士穿过胡同，也不理睬信号灯，径自横穿大街，又行走多时，之后过桥进入神社院内。神社相当大，但夜色已深，里面空无人影。上校山德士指着社务所前面的长凳叫他坐下。凳旁竖着一根很大的水银灯，照得周围如同白昼。星野乖乖坐在凳上，上校山德士挨着他坐下。

“我说老伯，你总不至于叫我在这里干上一家伙吧？”星野不安地说。

“少说傻话！你又不是宫岛的公鹿，怎么好在神社院里插插，不像话！把人家看成什么了！”上校山德士从衣袋里掏出银色手机，按下三个缩位号码。

“啊，是我。”听到有人接起，上校山德士说道，“老地方，神社。旁边有个叫星野的小子。是的……对对。老营生。知道了。好了，快些过来。”

上校山德士关掉手机，揣进白西装口袋。

“你经常这么把女孩叫到神社来？”星野问。

“不好？”

“不不，也不是特别不好。但更合适的场所也该有的么，或者说常识性的场所……例如酒吧啦，在宾馆房间直接等着啦……”

“神社安静，空气也好。”

“那倒是。不过么，深更半夜在神社社务所前的凳子上等女孩，心里总不够踏实，好像被狐狸迷住魂了似的。”

“胡说，你把四国看成什么地方了？高松是县政府所在地，堂而皇之的都市，哪里有什么狐狸出没！”

“狐狸是开玩笑。可老伯你毕竟也算是从事服务业的，最好多少考虑一下气氛什么的，搞得有情调些也是必要的。也许我是多管闲事了。”

“哼，纯属多管闲事。”上校山德士毅然决然地说，“对了，石头。”

“嗯，想知道石头。”

“先插插好了，完了再说石头。”

“插插很重要？”

上校山德士煞有介事地连连点头，别有意味地摸了摸山羊胡：“重要，先插插很重要。一如仪式。先插插，石头的事下一步再说。星野，我想那女孩你肯定满意，毕竟是我手里货真价实的头一号。乳房胀鼓鼓，皮肤滑溜溜，腰肢曲弯弯，那里湿漉漉，百分之百的性爱女郎。拿汽车打比方，简直就是床上的四轮驱动车。脚一踩就是爱欲的涡轮机，指一箍就是怒涛的换挡手柄。好了好了要拐弯了，荡神销魂的变速器。来啊来啊，超车线上勇往直前，冲啊冲啊，星野君一飞冲天！”

“老伯，你真是太有个性了！”小伙子佩服地说。

“我可不是因为好玩儿才吃这碗饭的！”

十五分钟后女郎出现了。如上校山德士所说，确是身段绝佳的美女。紧绷绷的黑色超短裙，黑色高跟鞋，肩上垂一个黑色漆皮小挎包。当模特都没什么奇怪。胸部相当丰满，从大开的领口可以清楚窥见其波端浪尾。

“这回行了吧，星野？”上校山德士问。

星野呆若木鸡，一声不响地点了下头。他想不出说什么好。

“倾国倾城的性爱美女，星野！千金一刻，爱在今宵！”说罢，上校山德士第一次露出微笑，捏了星野屁股一把。

女郎领星野走出神社，进了附近一家爱巢旅馆。女郎往浴缸里放满水，径自三两把脱光了，又将星野脱光了。她在浴缸里把星野洗净，上下舔了一遍，随即施展星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超弩级⁽¹⁾口舌性爱技艺。星野来不及考虑什么便一泻而出。

“啧啧，这么厉害。头一遭。”星野把身体缓缓沉进浴缸说。

“这只是刚刚开始，”女郎说，“更厉害的在后头呢。”

“已经够舒服的了。”

“怎么个程度？”

“过去未来都考虑不来。”

“‘所谓纯粹的现在，即吞噬未来的、过去的、难以把握的过程。据实而言，所有知觉均已成记忆。’”

小伙子抬起头，半张着嘴看女郎的脸：“什么呀，这？”

“亨利·柏格森⁽²⁾。”女郎吻在龟头上，一边舔残存的精液一边说：“唔叽吁唧唧。”

“听不清。”

“《物质与记忆》。没读过？”

“我想没有。”星野想了想说。除去自卫队时期被迫熟读的《陆上自卫队特殊车辆操作教程》（再除去两天来在图书馆查阅的四国历史和风俗），记忆中只读过漫画周刊。

“你读了？”

女郎点头：“不能不读，在大学里学哲学嘛。快考试了。”

“原来如此。”小伙子佩服起来，“这是勤工俭学？”

“嗯。学费必须交的。”

接下去，女郎领他上床，用指尖和舌尖温柔地爱抚他的全身，很快使他再次勃起，而且勃起得壮壮实实，如迎来狂欢节的比萨斜塔一样向前倾斜。

“喏喏，又来劲了！”说罢，女郎缓慢地进入下一系列动作，“嗳，可有类似点播节目的什么？比如希望我如何如何啦。山德士叫我提供充足的服务。”

“点播节目什么的一时想不起来，能引用一段更为哲学的什么吗？什么意思我理解不好，但或许能推迟射精。这样子下去，很快又要一泻而出。”

“倒也是。古老是有点儿古老，黑格尔可以的？”

“什么都无所谓，你喜欢的就行。”

“就来黑格尔好了。是有点儿古老，铿锵铿锵铿铿锵，Oldies but goodies⁽³⁾。”

“妙。”

“‘“我”既是相关的内容，同时又是相关之事本身。’”

“嗬！”

“黑格尔对‘自我意识’下了定义，认为人不仅可以将自己与容体分开来把握，而且可以通过将自己投射在作为媒介的客体上来主动地更深刻地理解自己。这就是自我意识。”

“一头雾水。”

“这就是我现在为你做的，星野君。对我来说，我是自己，星野君是客体。对于你当然要反过来，星野君是自己，我是客体。而我们就是在这样互相交换互相投射自己与客体的过程中来确立自我意识的，主动地。简单说来。”

“还不大明白，不过好像受到了鼓励。”

“关键就在这里。”女郎说。

完事之后，星野告别女郎，独自返回神社。上校山德士以同一姿势坐在同一长凳上等他。

“哎哟，老伯，你一直在这儿等着？”星野问。

上校山德士悻悻地摇头：“说的什么糊涂话！我难道能在这种地方老老实实等那么长时间？我看上去就那么有工夫？你星野在哪里的床上寻欢作乐升天入地时，也不知是什么报应，我在胡同里吭哧吭哧干活来着。刚才有电话进来说完事了，我这才跑步赶回这里。如何？我那个性爱女郎十分了得吧？”

“嗯，妙，无可挑剔，宝贝！主动地说话，叫我射了三次，身体好像轻了两公斤。”

“那比什么都好。那，刚才说的石头……”

“对，这是大事。”

“说实话，石头就在这神社的树林里。”

“那可是‘入口石’哟。”

“是的，是‘入口石’。”

“老伯，你莫不是随便说着玩儿？”

上校山德士听了陡然抬起头来：“说的什么混账话！迄今为止，我骗过你一次吗？信口开河了吗？说是百分之百的性爱女郎就是百分之百的性爱女郎。而且是跳楼价，才一万五千日元就厚着脸皮射了三次，到头来还疑神疑鬼！”

“不不，当然不是信不过你，所以你别那么生气，不是那个意思。只不过因为事情太巧太顺利了，觉得有点蹊跷罢了。还不是，正散步时恰巧给打扮奇特的老伯叫住，说要告诉石头的事，接着又跟厉害的女郎干了一家伙……”

“三家伙。”

“都无所谓。干完三家伙马上说要找的石头就在这里——任凭谁都要打问号的。”

“你小子端的不开窍。所谓神启就是这么个东西。”上校山德士咂了下舌头，“神启是超越日常性的因缘的。没有神启，那算什么人生！关键是要从观察的理性飞跃到行为的理性上去。我说的可明白了？你这个镀了金的榆木疙瘩脑袋！”

“自己与客体之间的投射与交换……”星野战战兢兢地说。

“对了，明白这个就好。这是关键所在。跟我来，这就让你拜见那块宝贝石头。服务到家了，星野小子！”

(1)　原指超过弩级舰（与英国1906年建造的无畏号战舰同级的军舰）的战舰。

(2)　法国哲学家（1859—1941）。

(3)　意为“古老但优秀的音乐”。

第29章

我用图书馆的公共电话给樱花打电话。回想起来，在她宿舍留宿之后还一次都没跟她联系过，只是在离开时给她留了一个简单的便条，我为此感到羞愧。离开她宿舍就来了图书馆，大岛用车把我拉去他那座小屋，在不通电话的深山里过了几天。返回图书馆后开始在此生活工作，每天夜晚目睹佐伯的活灵（或类似活灵），并对那个十五岁少女一往情深。接二连三发生了许多事。可我当然不能说出。

电话是晚上快九点时打的，铃响第六遍她接起。

“到底在哪里干什么呢？”樱花以生硬的声音说。

“还在高松。”

她半天什么也没说，一味沉默。电话机背后开着电视音乐节目。

“总算还活着。”我加上一句。

又沉默片刻，之后她无奈似的叹息一声。

“可你不该趁我不在时慌慌张张离去嘛！我也够放心不下的，那天比平时提早回来，还多买了些东西。”

“呃，我也觉得抱歉，真的。但那时候没办法不离开。心里乱糟糟的，很想慢慢考虑点什么，或者说想重振旗鼓。可是跟你在一起，怎么说好呢……表达不好。”

“刺激太强了？”

“嗯。以前我一次也没在女人身边待过。”

“倒也是。”

“女人的气味啦什么的。还有好多好多……”

“年轻也真是够麻烦的，这个那个。”

“或许。”我说，“你工作很忙？”

“嗯，忙得不得了。也好，现在正想干活存钱，忙点儿倒也没什么。”

我停顿一下说：“嗳，说实在的，这里的警察在搜查我的行踪。”

樱花略一沉吟，小声细气地问道：“莫不是跟那血有关系？”

我决定暂且说谎：“不不，那不是的。跟血没有关系，找我是因为我是出走少年。找到了好带回东京，没别的事。我担心弄不好警察会把电话打到你那里，上次你让我留宿那天夜里，我用自己的手机打你的手机来着，电话公司的记录显示我在高松，也查了你的电话号码。”

“是么，”她说，“不过我这个号码不必担心，用现金卡，查不出机主。况且本来是我的那个他的，我借来用，和我的姓名场所都连不上。放心好了。”

“那就好。”我说，“作为我不想给你添更多的麻烦。”

“这么体贴人，我都快掉泪了。”

“真是那么想的。”

“知道知道。”她不耐烦地说，“那么，出走少年现在住在哪里呢？”

“住在一个熟人那里。”

“这座城里你该没有熟人吧？”

我没办法好好回答。几天来发生的事到底怎样才能说得简单明了呢？

“说来话长。”我说。

“你这人，说来话长的事看来真够多的。”

“唔。为什么不知道，反正动不动就那样。”

“作为倾向？”

“大概。”我说，“等有时间时慢慢说给你听。也不是特意隐瞒，只是电话里说不明白。”

“不说明白也可以的。只是，不至于是有危险的地方吧？”

“危险一点儿没有，放心。”

她又叹息一声：“知道你是特立独行的性格，不过那种跟法律对着干的事要尽量避免才好，因为没有希望获胜。像彼利小子那样，不到二十岁就一下子没命了。”

“彼利小子不是二十岁前没命的。”我纠正道，“杀了二十一个人，二十一岁没命的。”

“噢——”她说，“不说这个了。可有什么事？”

“只是想道声谢谢。你帮了那么大忙，却一声谢谢也没说就离开了，心里总不爽快。”

“这我很清楚的，不必挂在心上。”

“另外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

“你这么说我当然高兴。我的声音可能顶什么用？”

“怎么说好呢……我也觉得说法有些怪——你樱花在这现实世界中活着，呼吸现实空气，述说现实话语。跟你这么说话，可以得知自己姑且同现实世界正常连在一起，而这对我是相当要紧的事。”

“你身边其他人不是这样的？”

“可能不是。”

“越听越糊涂。就是说你是在远离现实的场所同远离现实的人在一起？”

我就此思索。“换个说法，或许可以那样说。”

“我说田村君，”樱花说，“当然那是你的人生，不应由我一一插嘴。不过，从你的口气听来，我想你恐怕还是离开那里好。具体的说不清楚，反正总有那个感觉，作为一种预感。所以你马上过来，在我这里随便你怎么住。”

“樱花，为什么对我这么亲切？”

“你，莫不是傻瓜？”

“怎么？”

“还不是因为我喜欢。我的确相当好事，但不是对任何人都这么做的。我喜欢你，中意你，所以才做到这个地步。倒是说不太好，觉得你真像我的弟弟。”

我对着听筒沉默不语。一瞬间不知如何是好。一阵轻微的晕眩朝我袭来。因为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哪怕仅仅一次。

“喂喂！”

“听着呢。”我说。

“听着就说话呀！”

我站稳身体，深吸一口气：“嗳，樱花，如能那样我也觉得好，真是那么想的，打心眼里那么想。可是现在不能。刚才也说了，我不能离开这里，一个原因是我正恋着一个人。”

“恋着一个不能说是现实性的、麻烦的人？”

“也许可以那么说。”

樱花再次对着听筒叹息。非常深沉的根本性叹息。“跟你说，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爱恋起来，大多带有非现实性倾向。而若对方再远离现实，可就相当伤脑筋了。这个可明白？”

“明白。”

“嗳，田村君！”

“嗯。”

“有什么再往这里打电话，什么时间不必介意，用不着顾虑。”

“谢谢！”

我挂断电话，返回房间，把《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放上转盘，落下唱针。于是我再次被领回——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那个场所，那个时间。

我感觉有人的动静，睁开眼睛。一团黑暗。床头钟的夜光针划过三点。不知不觉之间我睡了过去。她的身影出现在从窗口泻入的庭园灯那微弱的光照中。少女一如往常坐在桌前，以一如往常的姿势看着墙上的画，在桌上手托下巴，凝然不动。我也一如往常躺在床上屏住呼吸，微微睁眼注视她的剪影。海上吹来的风静静地摇晃着窗外山茱萸的枝条。

但过不多时，我发觉空气中有一种与平时不同的什么膨胀开来。异质的什么正在一点一点然而决定性地扰乱着必须完美无缺的那个小天地的和谐。我在幽暗中凝眸细看。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夜风忽然加强，我血管中流淌的血开始带有黏糊糊的不可思议的重量。山茱萸枝在玻璃窗上勾勒出神经质的迷宫图。不久，我明白过来，原来那里的剪影不是那个少女的剪影。极其相似，可以说几乎一样。但不完全一样。犹如多少有些差别的两个图形合在一起之时，细小部位到处都是错位。例如发型不同，衣服不同，更为不同的是那里的气息。这我知道。我不由摇头。不是少女的谁位于那里。有什么发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不知不觉在被窝里攥紧双拳。继而，心脏忍无可忍似的发出又干又硬的声响。它开始刻画不同的时态。

以此声响为暗号，椅子上的剪影开始动了。身体如大船转舵时一样缓缓改变角度。她不再支颐，脸朝我这边转来。我发觉那是佐伯。我屏住呼吸，无法吐出。在那里的是现在的佐伯。换个说法，那是现实的佐伯。她看了我好一会儿，一如看《海边的卡夫卡》之时，安安静静，全神贯注。我思考时间之轴，时间恐怕在我不知晓的地方发生着某种变异，现实与梦幻因之相互混淆，如同海水与河水混在一起。我转动脑筋追寻那里应有的意义，然而哪里也抵达不了。

未几，她起身缓缓朝这边走来，腰背仍那么笔直，步态仍那么优美。没有穿鞋，赤脚。地板随着她的脚步吱呀作响。她在床头静静坐下，久久坐着不动，其身体有实实在在的密度和重量。佐伯身穿白色丝绸衬衫和及膝的深蓝色裙子。她伸手摸我的头发，手指在我的短发间游移。毫无疑问那是现实的手，现实的手指。之后她站起身来，在外面泻入的淡淡的光照中极为理所当然地开始脱衣服。不急，但也不犹豫。她以非常自然流畅的动作一个个解开衬衫纽扣，脱去裙子，拉掉内衣裤。衣服无声地依序落在地板上。柔软的布料也发不出声音。她在睡着。我这知道。眼睛固然睁着，但佐伯是在睡着。所有的动作都发生在她的睡梦中。

脱光后，她钻进狭窄的小床，白皙的手臂拢住我的身体。我的脖颈感受到她温暖的喘息，大腿根觉出她的毛丛。想必佐伯把我当成了她早已死去的少年恋人，她试图把过去在这房间发生的事依样重复一遍，重复得极为自然，水到渠成，在熟睡中，在梦中。

我想我必须设法叫起佐伯，必须让她醒来。她把事情弄错了，必须告诉她那里存在巨大的误差，这不是梦，是现实世界。然而一切都风驰电掣地向前推进，我无力阻止其势头。我心慌意乱，我的自身被吞入异化的时间洪流中。

你的自身被吞入异化的时间洪流中。

她的梦转眼之间将你的意识包拢起来，如羊水一样软乎乎暖融融地包拢起来。佐伯脱去你穿的T恤，拉掉短运动裤，连连吻着你的脖颈，伸手攥住阳物。阳物已经硬硬地勃起，硬如瓷器。她轻轻抓住你的睾丸，一声不响地将你的手指拉到毛丛之下。那里温暖而湿润。她吻你的胸，吸你的乳头。你的手指就好像被吸进去一样缓缓进入她体内。

你的责任究竟始自哪里呢？你拂去意识视野的白雾，力图找出现在的位置，力图看清水流的方向，力图把握时间之轴。然而你无从找出梦幻与现实的分界，甚至找不到事实与可能性的区别。你所明了的，只是自己现在置身于分外微妙的场所。微妙，同时危险。你在无法确认预言的原理与逻辑的情况下被包含在其行进的过程中，一如某个河边小镇淹没在洪水里。那里所有的道路标识此刻都沉在水面之下，能看见的仅有家家户户无名的房脊。

不久，佐伯骑上你仰卧的躯体，张开腿，将如石杵一般硬的阳物导入自己体内。你别无选择。由她选择。她像描绘图形一样扭动腰肢。直线型泻下的长发在你肩头宛如柳枝轻轻摇曳。你一点点被吞入柔软的泥沼。世界上的一切无不暖融融湿漉漉迷濛濛，惟独你的阳物坚挺而鲜明。你闭目做你自身的梦。时间的流移变得扑朔迷离。潮满，月升。你很快射出。你当然无法遏止。在她体内一次接一次猛射。她在收缩，温柔地收集你的精液。然而她仍在熟睡，睁着眼睛熟睡。她身在另一世界，你的精液被吸去另一世界。

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动身不得，置身于麻痹的天罗地网中。至于那是真正的麻痹，还是仅仅因为我没有动身的愿望，我自己也分不清楚。又过了一会儿，她离开我，在我身旁静躺片刻，之后起身穿上内衣，穿上裙子，扣上衬衫纽扣。她再次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一切都是在无言中进行的。回想起来，她出现在这房间之后一次也没出声，传来我耳畔的只有地板轻微的吱呀声和不停吹来的风声。叹气的房间，轻轻颤抖的玻璃窗——这便是侍立在我身后的choros⁽¹⁾的所有成员。

她睡着穿过地板，走出房间。门开有一条小缝，她如做梦的细鱼一般从门缝间滑溜溜地钻过。门无声地合上了。我从床上注视着她离去。我依然处于麻痹状态，伸一根手指都不可能。嘴唇如贴了封条一般沉重地闭在一起。语言在时光的凹坑里沉睡。

我只好一动不动，侧耳倾听，以为停车场那边会有佐伯那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传来。然而怎么等也一无所闻。夜间的云被风吹来，又离去了。山茱萸的枝条小幅度地摇颤着，无数刀刃在黑暗中闪光。那里的窗是我的心的窗，那里的门是我的心的门。我就这样睁眼睁到早晨，久久看着无人的空椅。

(1)　古希腊剧的合唱队。

第30章

两个人翻过低矮的围墙，进入神社树林。上校山德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电筒照着脚下。林中有条小径。树林虽然不大，但哪棵树木都很有年代，粗粗大大，密生的树枝黑魆魆地遮蔽着头顶。脚下的草味儿直冲鼻孔。

上校山德士领头前行，他步子缓慢，和刚才不同，一边用手电筒光确认脚下，一边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星野跟在后面。

“喂，老伯，像在试胆子嘛！”星野对着上校山德士的白后背搭话，“有什么妖怪？”

“少说几句废话好不好，就不能安静一会儿？”上校山德士头也不回地说。

“好的好的。”

中田现在干什么呢？星野心想，怕是又在被窝里呼呼大睡。一旦睡着，任凭什么都吵不醒那个人，熟睡一词简直就像专为他准备的。不过中田在那么长的睡眠中究竟在做什么梦呢？星野无从想像。

“老伯，还远么？”

“只有几步远了。”上校山德士说。

“我说，老伯，”

“什么？”

“你真是上校山德士？”

上校山德士清了下嗓子：“其实不是。姑且装扮成上校山德士罢了。”

“我猜就是。”星野说，“那，你实际上是谁呢？”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不麻烦？”

“不麻烦。本来就没名字，也没形体。”

“像屁似的？”

“未尝不是。没有形体的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

“噢。”

“姑且采用上校山德士这一堪称资本主义社会之大通的通俗易懂的形体而已。米老鼠也蛮好，但迪士尼对肖像权有诸多清规戒律，懒得打官司。”

“我也不大情愿被米老鼠介绍女郎。”

“那怕是的。”

“还有，我觉得你的性格同上校山德士非常吻合。”

“没有什么性格不性格，感情也没有。‘虽此时我显形出语，但我非神非佛，本是无情物，虑自与人异。’”

“什么呀，那是？”

“上田秋成《雨月物语》的一节。反正你不至于读过。”

“没读过，虽然不值得自豪。”

“虽说现在我姑且以人的形体出现在这里，但我不是神也不是佛。本来就没有感情，想法和人不一样——就这个意思。”

“嗬！”星野说，“懂还是不太懂，总之你不是人不是神不是佛喽。”

“‘我非神非佛，只是无情物。既是无情物，自然不辨人之善恶，不循善恶行事。’”

“不懂啊。”

“不是神也不是佛，用不着判断人们的善恶，也没必要依照善恶基准行事。”

“就是说，老伯你是超越善恶的存在。”

“星野，那就过奖了。善恶我可没有超越，只是两不相干罢了。善也好恶也好都与我无关，我追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彻底施展我所具有的功能。我是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存在，或者说是中立性客体。”

“施展功能是怎么回事？”

“你小子，没上过学？”

“高中基本上了，但一来是工业高中，二来只顾骑摩托发疯来着。”

“就是为促使事物本来具有的作用发挥出来而进行管理。我的职责就是管理世界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就是理顺事物的顺序，就是让结果出现在原因之后，就是不使含义与含义相混淆，就是让过去出现在现在之前，就是让未来出现在现在之后。多少错位一点点没有关系，世上的东西不可能尽善尽美，星野。只要结果能多多少少对上账，我也不会一一说东道西。别看我这样，相当about⁽¹⁾的地方也是有的。或者说得专业一点儿，即所谓‘后续信息感触处理的省略’。这个说来话长，再说你反正也理解不了，就免了。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并非对任何事情都啰嗦个没完没了。可是如果账目对不上就不好办，就会产生责任问题。”

“这我有点儿糊涂了：既然你这人职责那么重大，干吗在高松的小胡同里拉什么皮条呢？”

“我不是人。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

“人也好不是人也好……”

“我当皮条客，是为了把你小子领到这里。有点事想求你帮忙，所以才让你——也算给你的报酬——舒服一场，乃是一种仪式。”

“帮忙？”

“听着，刚才也说了，我是不具形体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性客体。我可以成为任何形体，但没有实体。而从事现实性作业无论如何都需要实体。”

“那么现在我就是实体。”

“对了。”上校山德士说。

沿着黑暗的林中小径慢慢走了一程，见一棵大橡树下有座不大的庙。庙很破旧，快要倒塌的样子，没有供品没有饰物，扔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看来已被所有人遗忘。上校山德士用手电筒照着庙说：“石头在这里面，打开门。”

“我不干！”星野摇头道，“神社这东西是不能随便打开的，打开肯定遭报应，掉鼻子或掉耳朵。”

“不怕，我说行就行。打开，没什么报应。鼻子掉不了耳朵掉不了。你这家伙还真够守旧的，莫名其妙。”

“那，你自己开不就得了！我可不愿意参与这种事。”

“真个不懂事，你小子！刚才应该说过了的，我是没有实体的。我不过是抽象概念，自己什么也做不来，所以才特意把你领来这里嘛。为这个不是以优惠价让你干了三家伙！”

“那的确够开心的……可我还是上不来情绪。从小阿爷就再三再四告诉我千万不得对神社胡来。”

“你阿爷忘去一边好了！要做事的时候别搬出岐阜县土得掉渣的说法，没有时间。”

星野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但还是战战兢兢地打开庙门。上校山德士用手电筒往里照去。那里确实有一块很旧的圆形石头。如中田所说，形状如一张圆饼。唱片一般大小，白白的平平的。

“这就是那石头？”小伙子问。

“就是。”上校山德士说，“搬出来！”

“等等等等，老伯，那岂不成小偷了？”

“别管它！少这么一块石头谁也不会发觉，也不会介意。”

“问题是，这石头怕是神的所有物吧？擅自拿走神肯定发脾气的。”

上校山德士抱臂盯视星野的脸：“神是什么？”

经他这么一说，星野沉思起来。

“神长什么样？干什么事？”上校山德士紧追不舍。

“那个我不大清楚。不过神就是神嘛！神到处都有，看着我们一举一动，判别是好是坏。”

“那不和足球裁判员一个样了？”

“或许可以那么说。”

“那么说，神就是穿一条半长裤口叼哨子计算叫停时间的了？”

“你老伯也够絮叨的。”

“日本的神和外国的神是亲戚还是敌我？”

“不知道，那种事。”

“好好听着，星野小子！神只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特别是在日本，好坏另当别论，总之神是圆融无碍的。举个证据：战前是神的天皇在接到占领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不得再是神’的指示后，就改口说‘是的，我是普通人’，一九四六年以后再也不是神了。日本的神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叼着便宜烟管戴着太阳镜的美国大兵稍稍指示一下就马上摇身一变，简直是超后现代的东西。以为有即有，以为没有即没有，用不着一一顾虑那玩意儿。”

“啊。”

“反正把石头搬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我虽然非神非佛，但门路多少还是有一点儿的，不让你遭报应就是。”

“真肯负责任？”

“决不食言。”上校山德士说。

星野伸出手，活像起地雷一样轻轻抱起石头。

“够重的。”

“石头是重物，不同于豆腐。”

“哎呀，就石头来说这家伙也太有分量。”星野说，“那，怎么办？”

“拿回去放在枕边即可。往下随你怎么办。”

“你是说……拿回旅馆？”

“嫌重也可以搭出租车。”上校山德士说。

“不过能行么，擅自搬去那么远？”

“跟你说，星野小子，大凡物体都处于移动途中。地球也好时间也好概念也好爱情也好生命也好信息也好正义也好邪恶也好，所有东西都是液体的、过渡性的，没有什么能够永远以同一形态滞留于同一场所。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黑猫宅急便⁽²⁾。”

“噢。”

“石头眼下只不过姑且作为石头存在于此。就算你帮它移动一下位置，它也不至于有所改变。”

“可是老伯，这石头怎么就那么重要呢？看上去也没什么出奇的嘛！”

“准确说来，石头本身没有意义。形势需要一个东西，而那碰巧是这石头。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得好：‘假如故事中出现手枪，那就必须让它发射。’什么意思可明白？”

“不明白。”

“呃，想必你不明白。”上校山德士说，“估计你不可能明白，只是出于礼节问一声。”

“谢谢。”

“契诃夫想表达的意思是：必然性这东西是自立的概念，它存在于逻辑、道德、意义之外，总之集作为职责的功能于一身。作为职责非必然的东西不应存在于那里，作为职责乃必然的东西则在那里存在。这便是dramaturgie⁽³⁾。逻辑、道德、意义不产生于其本身，而产生于关联性之中。契诃夫是理解dramaturgie为何物的。”

“我可是压根儿理解不了。说得太玄乎了。”

“你怀抱的石头就是契诃夫所说的‘手枪’，必须让它发射出去。在这个意义上，那是块重要的石头、特殊的石头。但那里不存在什么神圣性，所以你不必顾虑什么报应。”

星野皱起眉头：“石头是手枪？”

“说到底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并不是真有子弹出来。放心好了！”

上校山德士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块大包袱皮递给星野：“用这个包石头。还是不给人家看见好。”

“喏喏，到头来不还是当小偷么？”

“说的什么呀，多难听。不是什么小偷，只是为了重要目的暂时借用一下。”

“好了好了，明白了。不过是依照dramaturgie使物质必然性地移动一下。”

“这就对了。”上校山德士点了下头，“你也多少开窍了嘛！”

星野抱起包在深蓝色包袱皮里的石头返回林中小径，上校山德士用手电筒照着星野脚下。石头比看时的感觉重得多，中途不得不停下几次喘气。出得树林，为避免别人看见，两人快步穿过明亮的神社院子，走上大街。上校山德士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让抱石头的小伙子上去。

“放在枕边就可以的？”星野问。

“可以，就那样，别想得太多。重要的是石头位于那里。”上校山德士说。

“该向老伯你说声谢谢才是——告诉给我石头的位置。”

上校山德士微微一笑：“用不着谢，我不过做我应做之事而已。功能的彻底发挥。对了，女郎不错吧，星野小子？”

“嗯，好一个宝贝，老伯。”

“那就再好不过。”

“不过那女郎是真的，对吧？不是什么狐狸啦抽象啦那啰啰嗦嗦的劳什子？”

“不是狐狸，不是什么抽象。货真价实的性爱女郎，不折不扣的做爱机动四轮车，千辛万苦找来的。放心！”

“那就好！”星野说。

星野把用包袱皮包着的石头放到中田枕旁，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他觉得，与其放在自己枕旁，还是放在中田枕旁会避免报应。不出所料，中田如圆木一般酣然大睡。星野解开包袱皮，露出石头，之后换上睡衣，钻进旁边铺的被窝，转眼间睡了过去。他做了一个短梦，梦见神身穿半长裤露出长毛小腿在球场里跑来跑去吹哨子。

第二天早上快五点时中田醒来，看见了放在枕边的那块石头。

(1)　意为“粗略、大略”。

(2)　日本一家上门收货送货的特快专递公司，其运输车身写有这几个字样。

(3)　德语，意为“剧作艺术，戏剧理论，编剧方法”。

第31章

一点多我把刚做好的咖啡端去二楼书房。门一如平时开着，佐伯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只手放在窗台，大概在思索什么，另一只手多半是下意识地摆弄着衬衫纽扣。写字台上没有自来水笔，没有稿纸。我把咖啡杯放在台面上。天空蒙了一层薄云。亦不闻鸟声。

佐伯看见我，忽然回过神似的离开窗台，折回写字台前的转椅，喝了口咖啡，让我坐在昨天那把椅子上。我坐在那里，隔着写字台看她喝咖啡。佐伯还记得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么？很难说。看上去她既好像无所不知，又似乎一无所知。我想起她的裸体，想起她身体各个部位的感触，但我甚至不能断定那是否真是这个佐伯的身体，尽管当时确有那个感觉。

佐伯穿一件有光泽的浅绿色半袖衫，一条米黄色紧身裙，领口闪出细细的银项链，样子甚是优雅，纤纤十指在台面上如工艺品一般漂亮地合在一起。

“怎样，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她问我。

“您指高松？”我反问道。

“是的。”

“不清楚，因为我差不多哪里也没看到。我看到仅仅是我偶然路过的东西。这座图书馆、体育馆、车站、宾馆……就这些。”

“不觉得高松无聊？”

我摇头说：“不太清楚。因为就我来说，坦率地说一来没有工夫觉得无聊，二来城市这东西看起来大同小异……这里是无聊的地方吗？”

她做了一个微微耸肩的动作：“至少年轻时候那么想来着。想走出去，想离开这里，到有更特别的东西、更有趣的人的地方去。”

“更有趣的人？”

佐伯轻轻摇头。“年轻啊！”她说，“年轻时一般都有那样的想法。你呢？”

“我没那么想过，没觉得去别的什么地方就会有其他更有趣的东西。我只是想去别处，只是不想留在那里。”

“那里？”

“中野区野方，我出生成长的场所。”

听到这地名时，她的眸子里似乎有什么掠过，但我无法断定。

“至于离开那里去哪里，不是太大的问题吧？”佐伯问。

“是的。”我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反正我觉得不离开那里人就要报销，所以跑了出来。”

她注视着台面上自己的双手，以非常客观的眼神。然后，她静静地开口了。“我想的也和你一样。二十岁离开这里的时候，”她说，“觉得不离开这里就根本没办法活下去，并且坚信自己再不会看到这片土地，丝毫没想到回来。但发生了很多事，还不能不返回这里，一如跑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佐伯回过头，朝窗外望去。遮蔽天空的云层毫无变化。风也没有。那里映入眼帘的东西犹如摄影用的背景画一样一动不动。

“人生有种种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佐伯说。

“所以我迟早恐怕也得返回原地，你是说？”

“那当然无由得知。那是你的事，再说事情还早。但我是这样想的：出生的场所和死的场所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出生的场所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可是死的场所则在某种程度可以选择。”

她脸朝窗外平静地说着，就像是跟外面某个虚拟的人说话。随后，她突然想起似的转向我。

“为什么我会坦率地向你说这些呢？”

“因为我是同这个地方无关的人，年龄又相差悬殊。”我说。

“是啊，有可能。”她承认。

之后沉默再次降临，二十秒或三十秒。这时间里我们大概各有所思。她拿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

我断然开口道：“佐伯女士，我想我这方面也有必须对你直言不讳的事。”

她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就是说，我们是交换各自的秘密了？”

“我的谈不上是什么秘密。仅仅是假说。”

“假说？”佐伯反问，“直言假说？”

“是的。”

“想必有趣。”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说，“您是为了死而返回这座城市的吧？”

她将静静的微笑如黎明前的月牙一样浮上嘴角：“或许是那样的。但不管怎样，就每天实际生活来说都是没多大区别的——为活下来也罢，为死去也罢，做的事大体相同。”

“您在追求死去吗？”

“怎么说呢，”她说，“自己也稀里糊涂。”

“我父亲追求死去来着。”

“你父亲不在了？”

“不久前，”我说，“就在不久前。”

“为什么你父亲追求死去呢？”

我大大地吸一口气：“其原因我一直不能理解，现在终于理解了。来这里后总算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

“我想父亲是爱你的，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你领回自己身边，或者不如说一开始就没能真正把你搞到手。父亲知晓这点，所以但求一死，而且希求由既是自己的儿子又是你的儿子的我亲手杀死自己。他还希求我以你和姐姐为对象进行交合，那是他的预言和诅咒，他把它作为程序植入我的身体。”

佐伯把手中的杯子放回浅盘，发出“咣当”一声非常中立的声响。她从正面看我的脸。然而她看的不是我，她看的是某处的空白。

“我认识你父亲不成？”

我摇头：“刚才说的，这是假说。”

她双手叠放在写字台上，微笑仍浅浅地留在她的嘴角。

“在假说之中，我是你的母亲？”

“是的。”我说，“你同我父亲生活，生下了我，又扔下我离开，在我刚刚四岁那年的夏天。”

“那是你的假说。”

我点头。

“所以昨天你问我有没有孩子？”

我点头。

“我说没办法回答，既不是Yes又不是No。”

“是的。”

“所以假说作为假说仍有效。”

我再次点头：“有效。”

“那么……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呢？”

“被什么人杀死的。”

“不至于是你杀的吧？”

“我没有杀。我没有下手。作为事实，我有不在场的证据。”

“可你就那么没有自信？”

我摇头：“我没有自信。”

佐伯重新拿起咖啡杯，呷了一小口。但那里没有滋味。

“为什么你父亲非对你下那样的诅咒不可呢？”

“大概是想让我继承他的意愿。”

“就是希求我？”

“是的。”我说。

佐伯看着咖啡杯里面，又抬起脸来：“那么——你在希求我？”

我明确地点了一下头。她闭起眼睛。我一直凝视着她闭合的眼睑。我可以通过那眼睑看到她所看的黑暗，那里浮现出种种奇妙的图形，浮现又消失，反复不止。稍顷，她缓缓睁开眼睛。

“你是说依照假说？”

“同假说无关。我在希求你，这已超越了假说。”

“你想和我做爱？”

我点头。

佐伯像看晃眼的东西那样眯缝起一对眼睛：“这以前你可同女人做过爱？”

我又一次点头。昨晚，同你，我心想。但不能出口。她什么都不记得。

佐伯一声叹息：“田村君，我想你也清楚，你十五岁，而我已年过五十。”

“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在谈论那种时间的问题。我知道您十五岁的时候，思恋十五岁时候的您，一往情深。而后通过她思恋您。那个少女现在也在您体内，经常在您体内安睡，但您睡的时候她就开始动了。我已经看见了。”

佐伯又一次闭上眼睛。我看见她的眼睑在微微发颤。

“我在思恋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您也应该明白。”

她像从海底浮上来的人那样长长吸一口气，寻找语句，但找不到。

“田村君，对不起，出去好么？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说，“出去时把门关上。”

我点头从椅子上站起。刚要出门，又有什么把我拉回。我在门口立定，回过头，穿过房间走到佐伯那里，用手摸她的头发。我的手指从发间碰到她的耳朵。我不能不那样做。佐伯吃惊地扬起脸，略一踌躇，把手放在我手上。

“不管怎样，你、你的假说都是瞄准很远的目标投石子。这你明白吧？”

我点头：“明白。但如果通过隐喻，距离就会大大缩短。”

“可你我都不是隐喻。”

“当然，”我说，“但可以通过隐喻略去很多存在于我你之间的东西。”

她依然看着我的脸，再次漾出笑意：“在我迄今听到过的话里，这是最为奇特的甜言蜜语。”

“各种事情都在一点点奇特起来。但我觉得自己正在逼近真相。”

“实际性地接近隐喻性的真相，还是隐喻性地接近实际性的真相？抑或二者互为补充？”

“不管怎样，我都很难忍受此时此地的悲哀心情。”我说。

“我也一样。”

“所以你返回这座城市准备死去？”

她摇头道：“也不是就想死去，说实话。只是在这里等待死的到来，如同坐在车站长椅上等待列车开来。”

“知道列车开来的时刻吗？”

她把手从我的手上拿开，用手指碰一下眼睑。

“田村君，这以前我在很大程度上磨损了人生，磨损了自己本身。想中止生命行程的时候没有中止。明知并无意义可言，却不知为什么没有能够中止，以致仅仅为了消磨那里存在的时间而不断做着不合情理的事。就那样损伤自己，通过损伤自己来损伤他人。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报应，说诅咒也未尝不可。某个时期我曾把过于完美的东西弄到了手，因此后来我只能贬抑自己。那是我的诅咒。只要我活着，就休想逃脱那个诅咒。所以我不害怕死，我大体知道那一时刻——如果回答你的提问的话。”

我再次抓起她的手。天平在摇颤，力的一点点的变化都使它两边摇颤不止。我必须思考，必须做出判断，必须踏出一只脚。

“佐伯女士，和我睡好么？”

“即使我在你的假说中是你的母亲？”

“在我眼里，一切都处于移动之中，一切都具有双重意味。”

她就此思索。“但对我来说也许不是那样。事物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或百分之零或百分之百，二者必居其一。”

“你明白其一是何者。”

她点头。

“佐伯女士，问个问题可以么？”

“什么问题？”

“你是在哪里找到那两个和弦的呢？”

“两个和弦？”

“《海边的卡夫卡》的过渡和弦。”

她看我的脸：“喜欢那两个和弦？”

我点头。

“那两个和弦，我是在远方一个旧房间里找到的，当时那个房间的门开着。”她沉静地说，“很远很远的远方的房间。”

佐伯闭目返回记忆中。

“田村君，出去时把门关上。”她说。

我那样做了。

图书馆关门后，大岛让我上车，带我去稍有些距离的一家海鲜馆吃东西。从餐馆大大的窗口可以看见夜幕下的海，我想像着海里的活物们。

“还是偶尔到外面补充一下营养好。”他说，“警察好像没在这一带站岗放哨，现在没必要那么神经兮兮。换一下心情好了。”

我们吃着大碗色拉，要来肉饭⁽¹⁾两人分了。

“想去一次西班牙。”大岛说。

“为什么去西班牙？”

“参加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战争早完了！”

“知道，洛尔卡⁽²⁾死了，海明威活了下来。”大岛说，“不过去西班牙参加西班牙战争的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隐喻。”

“当然。”他蹙起眉头说，“连四国都几乎没出去过的身患血友病性别不分明的人，怎么谈得上实际去西班牙参战呢！”

我们边喝沛绿雅矿泉水边吃大分量的肉饭。

“我父亲的案子有什么进展？”我问。

“好像没有明显进展。至少近来报纸上几乎没有关于案件的消息，除去文艺栏像模像样的追悼报道。估计搜查进了死胡同。遗憾的是，日本警察的破案率每况愈下，和股票行情不相上下，居然连去向不明的死者儿子都找不出来。”

“十五岁少年。”

“十五岁的、有暴力倾向的、患有强迫幻想症的出走少年。”大岛补充道。

“天上掉下什么的事件呢？”

大岛摇摇头：“那个好像也鸣金收兵了。自那以来再没有稀罕物自天而降——除掉前天那场国宝级骇人听闻霹雷闪电。”

“没有风声了？”

“可以这样看。或者我们正位于台风眼也未可知。”

我点头拿起海贝，用叉子取里边的肉吃，壳放进装壳的容器。

“你还在恋爱？”大岛问。

我点头：“你呢？”

“你是问我在不在恋爱？”

我点了下头。

“就是说，你想就装点作为性同一障碍者兼同性恋者的我的扭曲的私生活的反社会罗曼蒂克色彩进行深入调查？”

我点头。他也点头。

“同伴是有的。”大岛神情显得很麻烦地吃海贝，“并非普契尼歌剧中那种要死要活的恋爱。怎么说呢，不即不离吧。偶尔约会一次。但我想我们基本上是互相理解的，并且理解得很深。”

“互相理解？”

“海顿作曲的时候总是正正规规戴上漂亮的假发，甚至撒上发粉。”

我不无愕然地看着大岛：“海顿？”

“不那样他作不出好曲。”

“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那是海顿与假发之间的问题，别人无由得知，恐怕也解释不了。”

我点头：“嗳，大岛，一个人独处时思考对方，有时觉得悲从中来——你会这样吗？”

“当然。”他说，“偶尔会的。尤其在月亮显得苍白的季节、鸟们向南飞去的季节。尤其……”

“为什么当然？”我问。

“因为任何人都在通过恋爱寻找自己本身欠缺的一部分，所以就恋爱对象加以思考时难免——程度固然有别——悲从中来，觉得就像踏入早已失去的撩人情思的房间。理所当然。这样的心情不是你发明的，所以最好别申请专利。”

“远方古老的怀旧房间？”

“不错。”说着，大岛在空中竖起叉子，“当然是隐喻。”

晚上九点多佐伯来到我的房间。我正坐在椅上看书，“大众高尔夫”引擎声从停车场传来，旋即停止，响起关车门声。胶底鞋缓缓穿过停车场，不久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佐伯站在那里。今天的她没有睡着，细条纹棉布衬衫，质地薄的蓝牛仔裤，白色帆布鞋。她穿长裤的形象还是初次见到。

“令人怀念的房间。”说罢，她站在墙上挂的画前看着，“令人怀念的画。”

“画上的场所是这一带吗？”我问。

“喜欢这幅画？”

我点头：“谁画的呢？”

“那年夏天在甲村家寄宿的年轻画家，不怎么有名，至少在当时。所以名也忘了。不过人很好，画画得也很好，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力度。那个人画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看，看的时间里半开玩笑地提了好多意见，我们关系很好，我和那个画家。很久很久以前的夏天，那时我十二岁。”她说，“上面画的男孩也是十二岁。”

“场所像是这附近的海岸。”

“走吧，”她说，“散步去，带你去那里。”

我和她一起往海岸走去。穿过松树林，走上夜晚的沙滩。云层绽开，半边月照着波浪。波浪很小，微微隆起，轻轻破碎。她在沙滩的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也挨她坐下。沙滩仍有些微温煦。她像测量角度似的指着波浪拍击的一个位置。

“就那里，”她说，“从这个角度画的那里。放一把帆布椅，叫男孩坐在上面，画架竖在这里。记得很清楚。岛的位置也和画的构图一致吧？”

我往她指尖看去。的确像有岛的位置。但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画上的场所。我这么告诉她。

“完全变样了。”佐伯说，“毕竟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地形当然也要变。波浪、风、台风等很多东西会改变海岸的形状。沙子或削去或运来。但不会错，是这里。那时候的事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还有，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来月经。”

我和佐伯不声不响地细看那风景。云改变了形状，月光变得斑斑驳驳。风不时吹过松树林，发出很多人用扫帚扫地那样的声音。我用手掬起沙子，让它从指间慢慢滑落。沙子往下落着，如蹉跎的时光一般同其他沙子混在一起。我如此重复了许多次。

“你在想什么呢？”佐伯问我。

“去西班牙。”我说。

“去西班牙干什么？”

“吃好吃的肉饭。”

“就这个？”

“参加西班牙战争。”

“西班牙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了。”

“知道。”我说，“洛尔卡死去，海明威活下来。”

“还是想参加？”

我点头：“去炸桥。”

“并且和英格丽·褒曼坠入情网。”

“但实际上我在高松，和佐伯您坠入情网。”

“不可能顺利啊。”

我拢住她的肩。

你拢住她的肩。

她身体靠着你。如此过去了很长时间。

“嗳，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做的和现在一模一样，在一模一样的地点。”

“知道。”我说。

“为什么知道？”佐伯注视着我。

“因为那时我在那里来着。”

“在那里炸桥了？”

“在那里炸桥了。”

“作为隐喻。”

“当然。”

你用双手抱住她，抱紧，贴上嘴唇。你知道她的身体在你怀中瘫软下去。

“我们都在做梦。”佐伯说。

都在做梦。

“你为什么死掉了呢？”

“不能不死的。”你说。

你和佐伯从沙滩走回图书馆，熄掉房间的灯，拉合窗帘，一言不发地在床上抱在一起。和昨夜几乎同样的事情几乎同样地重复一遍。但不同之处有两点。完事后她哭了，这是一点。脸埋在枕头上吞声哭泣。你不知如何是好。你把手轻轻放在她裸露的肩头，心想必须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好，话语已在时光的凹坑中死去，无声地沉积在火山口湖黑暗的湖底。这是一点。后来她回去时，这回传来了“大众高尔夫”的引擎声，这是第二点。她发动引擎，停下，像思考什么似的隔了一会儿，再次发动，开出停车场。引擎停下后到再次发动的空白时间里，你的心情变得极度悲哀。那空白如海面的雾涌入你的心中，久久留在那里，成为你的一部分。

佐伯留下了泪水打湿的枕头。你用手摸着那湿气，眼望窗外渐渐泛白的天空，耳听远处乌鸦的叫声。地球缓慢地持续旋转，而人们都活在梦中。

(1)　西班牙语paella的译名。一种西班牙风味饭，将米饭同橄榄油炒的鱼、肉、菜以及香料煮在一起而成。

(2)　西班牙诗人、剧作家（1898—1936）。

第32章

早上快五点时中田睁开眼睛，见枕旁放着一块大石头。星野在旁边被窝里睡得正香，半张着嘴，头发乱蓬蓬的，中日Dragons棒球帽滚在枕边。小伙子脸上分明透出坚定的决心——天塌地陷也不醒来！对冒出一块石头中田没有惊讶，也没觉得多么不可思议。他的意识即刻适应了枕旁有石头存在这一事实，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而没有朝“何以出现这样的东西”方向延伸。考虑事物的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中田力所不能及的。

中田在枕旁端然正坐，忘我地看了一会儿石头，之后伸出手，活像抚摸睡着的大猫一样轻轻摸着石头。起初用指尖战战兢兢地碰了碰，晓得不要紧后才大胆而仔细地用手心抚摸表面。摸石头当中他始终在思考着什么，或者说脸上浮现出思考什么的表情。他的手像看地图时那样将石头粗粗拉拉的感触一一装入记忆，具体记住每一个坑洼和突起，然后突然想起似的把手放在头上，喀嗤喀嗤地搔着短发，就好像在求证石头与自己的头之间应有的相互关系。

不久，他发出一声类似喟叹的声息站起身来，开窗探出脸去。从房间的窗口只能看见邻楼的后侧，楼已十分落魄，想必落魄之人在里面做着落魄的工作过着落魄的日子。任何城市的街道都有这种远离恩宠的建筑物，若是查尔斯·狄更斯，大概会就这样的建筑连续写上十页。楼顶飘浮的云看上去宛如真空吸尘器里长期未被取出的硬灰块儿，又好像将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凝缩成若干形状直接放飞在空中。不管怎样，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向下看去，一只瘦黑的猫在楼与楼之间的狭窄围墙上翘着尾巴往来走动。

“今天雷君光临。”中田如此对猫打了声招呼。但话语似乎未能传进猫的耳朵。猫既不回头又不停步，兀自优雅地继续行走，消失在建筑物背后。

中田拿起装有洗漱用具的塑料袋，走进走廊尽头的公用洗漱间，用香皂洗脸，刷牙，用安全剃刀剃须。这一项项作业很花时间。花足够的时间仔细洗脸，花足够的时间仔细刷牙，花足够的时间仔细剃须。用剪刀剪鼻毛，修眉毛，掏耳朵。原本就是慢性子，而今天早晨又做得格外用心。除了他没有人这么早洗脸，吃早饭时间还没到，星野暂时也醒不了。中田无须顾忌谁，只管对着镜子一边悠然梳洗打扮，一边回想昨天在图书馆书上看到的各所不一的猫脸。不认得字，不知道猫的种类，但书上猫们的长相他一个个记得很清楚。

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种猫——中田一边掏耳朵一边想。生来第一次进图书馆，中田因之痛感自己是何等的无知。世界上自己不知晓的事真可谓无限之多，而想起这无限，中田的脑袋便开始隐隐作痛。说当然也是当然，无限即是没有限度。于是他中止关于无限的思考，再次回想图片集《世界上的猫》中的猫们。若能同那上面的每一只猫说话就好了！想必世界上不同的猫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讲话方式。随即他想道：外国的猫同样讲外国话不成？但这也是个复杂问题，中田的脑袋又开始作痛。

打扮完毕，他进厕所像往常一样拉撒。这个没花多长时间。中田拿着洗漱用具袋返回房间，星野仍以与刚才分毫不差的睡姿酣睡。中田拾起他脱下乱扔的夏威夷衫和蓝牛仔裤，角对角整齐叠好，放在小伙子枕旁，再把中日Dragons棒球帽扣在上面，俨然为集合起来的几个概念加一个标题。之后他脱去浴衣，换上平时的长裤和衬衫，又喀哧喀哧搓了几下手，大大地做了个深呼吸。

他重新端坐在石头跟前，端详片刻，战战兢兢地伸手触摸表面。“今天雷君光临。”中田不知对谁——或许对石头——说了一句，独自点几下头。

中田在窗外做体操时，星野总算醒来。中田一边自己低声哼着广播体操的旋律，一边随之活动身体。星野微微睁开眼看表，八点刚过。接着他抬起头，确认石头在中田被褥枕旁。石头比黑暗中看到时要大得多粗糙得多。

“不是做梦。”星野说。

“你指的是什么呢？”中田问。

“石头嘛！”小伙子说，“石头好端端在那里，不是做梦。”

“石头是在。”中田继续做广播体操，简洁地说道。语声听起来仿佛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的重大命题。

“跟你说，关于石头为什么在那里，说起来话长，很长很长，老伯。”

“那是，中田我也觉得可能是那样。”

“算了，”说着，星野从被窝里起身，深深叹息一声，“怎么都无所谓了，反正石头在那里，长话短说的话。”

“石头是在。”中田说，“这点非常重要。”

星野本想就此说点什么，旋即意识到早已饥肠辘辘了。

“哟，老伯，重要不重要都别管了，快去吃早饭吧！”

“那是，中田我也肚子饿了。”

吃罢早饭，星野边喝茶边问中田：“那石头往下怎么办？”

“怎么办好呢？”

“喂喂，别这么说好不好！”星野摇头道，“不是你说必须找那石头，昨天夜里我才好歹找回来的吗？现在却又说什么‘怎么办好呢’，问我也没用。”

“那是，您说的一点儿不错。老实说来，中田我还不清楚怎么办才好。”

“那就伤脑筋了。”

“是伤脑筋。”中田嘴上虽这么说，但表情上看不出怎么伤脑筋。

“你是说，花时间想想就能慢慢想明白？”

“那是，中田我那么觉得。中田我干什么事都比别人花时间。”

“不过么，中田，”

“啊，星野君。”

“谁取的是不晓得，不过既然取有‘入口石’这么个名字，那么肯定过去是哪里的入口来着。也可能是类似的传说或自我吹嘘什么的。”

“那是，中田我也猜想是那样的。”

“可还是不清楚是哪里的入口？”

“那是，中田我还不大清楚。和猫君倒是常常说话，和石头君还没说过。”

“和石头说话怕是不容易。”

“那是，石头和猫差别很大。”

“不管怎样，我把那么要紧的东西从神社庙里随便搬来了，真的不会遭什么报应？搬来倒也罢了，可下一步怎么处理是个问题。上校山德士是说不会遭报应，但那家伙也有不能完全相信的地方。”

“上校山德士？”

“有个老头儿叫这个名字，就是经常站在肯德基快餐店前的那个招牌老头儿。穿着白西装，留着胡须，架一副不怎么样的眼镜……不知道？”

“对不起，中田我不认识那位。”

“是吗，肯德基快餐都不知道，如今可真成稀罕事了。也罢也罢。总之那老头儿本身是个抽象概念，不是人，不是神，不是佛。因为是抽象概念，所以没有形体，但总需要一个外形，就偶然以那个样子出现。”

中田一脸困惑，用手心喀哧喀哧搓着花白短发：“中田我听不懂怎么回事。”

“说实在的，我这么说了，可自己也半懂不懂。”星野说，“总而言之，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老头儿来，这个那个跟我罗列了一大堆。长话短说，从结论上说来就是：经过一番周折，在那个老头儿的帮助下，我在一个地方找到那块石头嘿哟嘿哟搬了回来。倒不是想博得你的同情，不过昨晚的确累得够呛。所以么，如果可能，我真想把那石头交给你。往下多多拜托了，说老实话。”

“那好，石头交给中田我了。”

“唔，”星野说，“痛快。痛快就好。”

“星野君，”

“什么？”

“马上有很多雷君赶来。等雷好了！”

“雷？雷君会在石头上面起什么作用？”

“详细的中田我不太明白，不过多少有那样的感觉了。”

“雷？也好也好，看来有趣。等雷就是。看这回有什么发生。”

回到房间，星野趴在榻榻米上打开电视。哪个频道都是面向主妇的综合节目，星野不想看这类东西，却又想不出其他消磨时间的办法，只好边说三道四边看着。

这时间里中田坐在石头前或看或摸来抓去，不时自言自语嘟囔一句。星野听不清他嘟囔什么，大概在同石头说话吧。

中午时分，终于有雷声响起。

下雨前星野去附近小超市买了满满一袋子糕点面包牛奶回来，两人当午饭吃。正吃着，旅馆女服务员来打扫房间，星野说不用了。

“你们哪里也不去？”女服务员问。

“嗯，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待着。”星野回答。

“雷君要来了。”中田说。

“雷君？”女服务员带着莫名其妙的神色走开了。大概觉得尽可能别靠近这个房间为好。

稍顷，远处传来沉闷的雷声，紧跟着雨点劈里啪啦落了下来。雷声不怎么雄壮，感觉上就像懒惰的小人在鼓面上顿脚。但雨刹那间变大，瓢泼一般泻下。世界笼罩在呛人的雨味儿里。

雷声响起后，两人以交换友好烟管的印第安人的姿势隔石对坐。中田仍然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摸石头或搓自己的头。星野边看着他边吸万宝路。

“星野君，”

“嗯？”

“能在中田我身旁待一些时候么？”

“啊，可以呀。再说就算你叫我去哪里，这么大雨也出不了门嘛。”

“说不定有奇事发生。”

“若让我直言快语，”小伙子说，“奇事已经发生了。”

“星野君，”

“什么？”

“忽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中田我这个人到底算是什么呢？”

星野沉思起来。“哟，老伯，这可是很难的问题。突然给你这么一问，我还真答不上来。说到底，星野这人到底是什么我都稀里糊涂，别人是什么就更糊涂了。不是我乱吹，思考这玩意儿我最最头疼。不过么，若让我直说自己的感觉，我看你这人蛮地道，尽管相当出格离谱，但可以信赖，所以才一路跟到四国。我脑袋是不够灵，但看人的眼光不是没有。”

“星野君，”

“嗯？”

“中田我不单单脑袋不好使，中田我还是个空壳。我刚刚、刚刚明白过来。中田我就像一本书也没有的图书馆。过去不是这样的。中田我脑袋里也有过书，一直想不起来，可现在想起来了。是的。中田我曾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但一次发生了什么，结果中田我就成了空空如也的空盒。”

“不过么，中田，那么说来我们岂不多多少少都是空盒？吃饭、拉撒、干一点儿破活，领几个小钱，时不时跟女人来一家伙，此外又有什么呢？可话又说回来，也都这么活得有滋有味。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家阿爷常说来着：正因为不能称心如意，人世才有意思。多少也有道理。假如中日Dragons百战百胜，谁还看什么棒球？”

“你很喜欢阿爷是吧？”

“喜欢喜欢。若是没有阿爷，自己不知道会变成啥样。因为有阿爷，我才有心思活下去，无论如何要好好活下去。倒是表达不好，总像是好歹被什么拴住了。所以不再当飙车族，进了自卫队。不知不觉变得不那么胡来了。”

“可是星野君，中田我谁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也没有被拴上，字也认不得，影子都比别人少一半。”

“谁都有缺点。”

“星野君，”

“嗯？”

“如果中田我是普通的中田，中田我的人生想必截然不同，想必跟两个弟弟一样，大学毕业，进公司做事，娶妻生子，坐大轿车，休息日打高尔夫球。可是中田我不是普通的中田，所以作为现在这样的中田生活过来了。从头做起已经太晚了，这我心里清楚。尽管如此，哪怕再短也好，中田我也想成为普通的中田。老实说，这以前中田我没想过要干什么，周围人叫我干什么我就老老实实拼命干什么，或者因为势之所趋偶然干点什么，如此而已。但现在不同，中田我有了明确的愿望——要返回普通的中田，要成为具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含义的中田。”

星野叹了口气：“如果你想那样，就那样做好了，返回原样好了。我是一点也想像不出成为普普通通的中田的中田究竟是怎样一个中田。”

“那是，中田我也想像不出。”

“但愿顺利。我虽然帮不上忙，但也祝你能成为普通人。”

“但在成为普通的中田之前，中田我有很多事要处理。”

“比如什么事？”

“比如琼尼·沃克先生的事。”

“琼尼·沃克？”小伙子说，“那么说来，老伯你上次也这么说来着。那个琼尼·沃克，就是威士忌上的琼尼·沃克？”

“那是。中田我马上去派出所讲了琼尼·沃克的事，心想必须报告知事大人才行，但对方没有理会，所以只能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中田我打算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成为——如果可能的话——普通的中田。”

“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不过就是说那么做需要这块石头喽？”

“是的，是那样的。中田我必须找回那一半影子。”

雷声变大，简直震耳欲聋。形形色色的闪电划过天空，雷声刻不容缓地紧随其后横空压来，一时间天崩地裂。大气颤抖，松动的玻璃窗哗啦啦发出神经质的声响。乌云如锅盖一般遮天蔽日，房间里黑得甚至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但两人没有开灯。他们照样隔石对坐。窗外只见下雨，下得势不可当，几乎令人窒息。每当闪电划过，房间刹那间亮得耀眼。好半天两人都开不得口。

“可是，你为什么必须处理这石头呢？为什么必须是你来处理呢？”雷声告一段落时星野问。

“因为中田我是出入过的人。”

“出入过？”

“是的。中田我一度从这里出去，又返回这里。那是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的事。当时盖子偏巧开了，中田我从这里出去，又碰巧因为什么回到这里，以致中田我不是普通的中田了，影子也不见了一半。但另一方面，我可以——现在倒是不怎么行了——同猫们说话了，甚至可以让天上掉下什么来。”

“就是近来的蚂蟥什么的？”

“是的，正是。”

“那可不是谁都做得来的。”

“那是，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事。”

“那是因为你很早以前出入过才做得来。在这个意义上，你不是普通人。”

“是的，正是那样。中田我不再是普通的中田了。而另一方面字却认不得了，也没碰过女人。”

“无法想像。”

“星野君，”

“嗯？”

“中田我很怕。刚才也对您说了，中田我是彻头彻尾的空壳。彻头彻尾的空壳是怎么回事您可晓得？”

星野摇头：“不，我想我不晓得。”

“空壳和空房子是同一回事，和不上锁的空房子一模一样。只要有意，谁都可以自由进去。中田我对此非常害怕。例如中田我可以让天上掉下东西来，但下次让天上掉什么，一般情况下中田我也全然揣度不出。万一下次天上掉下的东西是一万把菜刀、是炸弹、或是毒瓦斯，中田我可如何是好呢？那就不是中田我向大家道歉就能了结的事。”

“唔，那么说来倒也是，不是几句道歉就能完事的。”星野也表示同意，“光是蚂蟥都够鸡飞狗跳的了，若是更离奇的玩意儿从天上掉下，可就不止鸡飞狗跳了。”

“琼尼·沃克钻到中田我体内，让中田我做中田我不喜欢做的事。琼尼·沃克利用了中田我，可是中田我无法反抗。中田我不具有足以反抗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中田我没有实质。”

“所以你想返回普通的中田，返回有实质的自己。”

“是的，一点儿不错。中田我脑袋确实不好使，可是至少会做家具，日复一日做家具来着。中田我喜欢做桌子椅子箱箱柜柜，做有形体的东西是件开心事。那几十年间一丝一毫都没动过重返普通中田的念头，而且周围没有一个人想特意进到中田我身体里来，从来没对什么感到害怕。不料如今出来个琼尼·沃克先生，打那以来中田我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那么，那个琼尼·沃克进入你体内到底都叫你干什么了呢？”

剧烈的声响突然撕裂空气，大概附近什么地方落雷了。星野的鼓膜火辣辣地作痛。中田约略歪起脖子，一边倾听雷声，一边仍用双手慢慢来回地抚摸石头。

“不该流的血流了出来。”

“流血了？”

“那是。但那血没有沾中田我的手。”

星野就此沉思片刻，但捉摸不出中田的意思。

“不管怎样，只要把入口石打开，很多事情就会自然而然落实在该落实的地方吧？好比水从高处流向低处。”

中田沉思了一会儿，也许只是面露沉思之色。“可能没那么简单。中田我应该做的，是找出这块入口石并把它打开。坦率地说，往下的事中田我也心中无数。”

“可说起来这石头为什么会在四国呢？”

“石头可以在任何地方，并不是说惟四国才有，而且也没必要非石头不可。”

“不明白啊！既然哪里都有，那么在中野区折腾不就行了，省多少事！”

中田用手心喀哧喀哧搔了一阵子短发。“问题很复杂。中田我一直在听石头说话，还不能听得很清楚。不过中田我是这样想的：中田我也好你星野君也好，恐怕还是要来一趟这里才行的。需要过一座大桥。而在中野区恐怕顺利不了。”

“再问一点可以么？”

“啊，问什么呢？”

“假如你能在这里打开这入口石，不会轰一声惹出什么祸来？就像《阿拉丁与神灯》似的出现莫名其妙的妖精什么的，或者一蹦一跳地跑出青蛙王子紧紧吻着咱们不放？又或者给火星人吃掉？”

“可能发生什么，也可能什么也不发生。中田我也从未打开那样的东西，说不清楚。不打开是不会清楚的。”

“有危险也不一定？”

“那是，是那样的。”

“得得！”说着，星野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用打火机点上，“阿爷常说我的糟糕之处就是不好好考虑考虑就跟陌生人打得火热。肯定从小就这个性格，‘三岁看老’嘛！不过算了，不说这个了。好容易来到四国，好容易弄到石头，不好什么也不干就这么回去。明知有危险也不妨一咬牙打开瞧瞧嘛！发生什么亲眼看个究竟。说不定日后的日后会给孙子讲一段有趣的往事。”

“那是。那么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呢？”

“能把这石头搬起来？”

“没问题。”

“比来时重了很多。”

“别看我这样，阿诺德·施瓦辛格虽说比不上，但力气大着呢。在自卫队那阵子，部队扳腕大赛拿过第三名，况且近来又给你治好了腰。”

星野站起身，双手抓石，想直接搬起。不料石头纹丝不动。

“唔，这家伙的确重了不少。”星野叹息道，“搬来时没怎么费劲的么。活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

“那是。终究是非比一般的入口石，不可能轻易搬动。轻易搬动就麻烦了。”

“那倒也是。”

这时，几道长短不齐的白光持续划裂天空，一连串雷鸣震得天摇地动。星野心想，简直像谁打开了地狱之门。最后，极近处一个落雷，然后突然变得万籁俱寂，几乎令人窒息的高密度静寂。空气潮乎乎沉甸甸的，仿佛隐含着猜疑与阴谋。感觉上好像大大小小无数个耳朵飘浮在周围空间，密切注视着两人的动静。两人笼罩在白日的黑暗之中，一言不发地僵止不动。俄顷，阵风突然想起似的刮来，大大的雨点再次叩击玻璃窗，雷声也重新响起，但已没了刚才的气势。雷雨中心已从市区通过。

星野抬头环视房间，房间显得格外陌生，四壁变得更加没有表情。烟灰缸中刚吸了个头的万宝路以原样成了灰烬。小伙子吞了口唾液，拂去耳畔的沉默。

“哟，中田！”

“什么呢，星野君？”

“有点像做噩梦似的。”

“那是。即便是做梦，我们做的也是同一个梦，至少。”

“可能。”说着，星野无奈地搔搔耳垂，“可能啊，什么都可能。肚脐长芝麻，芝麻磨成末，磨末做酱汤。叫人平添胆气。”

小伙子再次立起搬石头。他深深吸一口气，憋住，往双手运力，随着一声低吼搬起石头。这次石头动了几厘米。

“动了一点点。”中田说。

“这回明白没给钉子钉住。不过动一点点怕是不成吧？”

“那是，必须整个翻过来。”

“像翻烧饼似的？”

“正是。”中田点头道，“烧饼是中田我的心爱之物。”

“好咧，人说地狱吃烧饼绝处逢生，那就再来一次。看我让你利利索索翻过身去！”

星野闭目合眼，聚精会神，动员全身所有力气准备单线突破。在此一举，他想，胜负在此一举！破釜沉舟，有进无退！

他双手抓在合适位置，小心固定手指，调整呼吸，最后深吸一口气，随着发自腹底的一声呼喊，一气搬起石头，以四十五度角搬离地面。此乃极限。但他在那一位置总算保持了不动。搬着石头大大呼气，但觉全身吱吱嘎嘎作痛，似乎所有筋骨神经都呻吟不止。可是不能半途而废。他再次深吸口气，发出一声呐喊。但声音已不再传入自己耳内。也许说了句什么。他闭起眼睛，从哪里借来超越极限的力气——那不是他身上原本有的力气。大脑处于缺氧状态，一片空白。几根神经如跳开的保险丝接连融解。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想不成。空气不足。然而他终于把石头一点点搬高，随着一声更大的呐喊将它翻转过来。一旦越过某一点，石头便顿时失去重量，而以其自重倒向另一侧。“砰”一声，房间剧烈摇颤，整座建筑都似乎随之摇颤。

星野朝后躺倒，仰卧在榻榻米上，气喘吁吁。脑袋里如有一团软泥在团团旋转。他想，自己再不可能搬这么重的东西了（这时他当然无从知晓，后来他明白自己的预测过于乐观）。

“星野君，”

“嗯？”

“您没白费力，入口开了！”

“哟，老伯，中田，”

“什么呢？”

星野仍仰天闭着眼睛，再次大大吸了口气吐出。“假如不开，我可就没面子喽！”

第33章

我赶在大岛来之前做好图书馆开门准备。给地板吸尘，擦窗玻璃，清洗卫生间，用抹布把每张桌子每把椅子揩一遍。用上光喷雾器喷楼梯扶手，再擦干净。楼梯转角的彩色玻璃拿掸子轻轻掸一遍。再用扫帚扫院子，打开阅览室空调和书库抽湿机的开关。做咖啡，削铅笔。清晨一个人也没有的图书馆里总好像有一种令我心动的东西。一切语言和思想都在这里静静憩息。我想尽量保持这个场所的美丽、清洁和安谧。我不时止步注视书库路排列的无言的书，用手碰一下几册书的书脊。十点半，停车场一如往常传来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多少有些睡眼惺忪的大岛赶来了。开馆时间前我们简单交谈几句。

“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想到外面去一下。”开馆后我对大岛说。

“去哪里？”

“想去体育馆健身房活动活动身体。有一段时间没正经运动了。”

当然不仅是这个。如果可能，作为我不想同上午来上班的佐伯见面。想多少隔些时间让心情镇静下来，然后再见。

大岛看看我的脸，吸口气后点头道：“一定多加小心。我不是老母鸡，不想啰嗦太多，但以你现在的处境，无论怎么小心都不至于小心过分。”

“放心，注意就是。”

我背起背囊乘上电车，来到高松站，转乘公共汽车去那座体育馆。在更衣室换上运动服，一边用MD随身听“王子”一边做循环锻炼。由于好久没做了，一开始身体到处叫苦。但我坚持做下去。叫苦和拒绝负荷是身体的正常反应。我必须做的是安抚和制服这样的反应。我一边听《小小红色巡洋舰》（Little Red Covette），一边大口吸气、憋住、呼出，再吸气、憋住、呼出，如此有条不紊地反复数次，让肌肉痛到接近临界点为止。流汗，T恤湿透变重。几次去冷饮机那里补充水分。

我一边像往常那样轮流用器材锻炼，一边考虑佐伯，考虑同她的交合。我想什么也不考虑，但没那么简单。我把意识集中于肌肉，让自己潜心于规律性。以往的器材，以往的负荷，以往的次数。耳朵里“王子”在唱《你这性感骚货》（Sexy Motherfucker）。我的阳物端头仍有隐约的痛感，一小便尿道就疼。龟头发红。包皮刚刚剥离的我的阳物还很年轻很敏感。我脑袋里全是稠密的性幻想、茫无头绪的“王子”的嗓音，以及来自很多书本的片言只语，脑袋几乎胀裂。

用淋浴冲掉汗水，换上新内衣，又乘公共汽车返回车站。肚子饿了，进眼睛看到的餐馆简单吃了点东西。吃着吃着，发觉原来就是我第一天进的餐馆。如此说来，来这里到底多少天了呢？图书馆里的生活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来四国后一共应有三个星期左右。从背囊掏出日记本往回一看即可了然，而在脑海里没办法准确算出天数。

吃完饭，一边喝茶一边打量站内行色匆匆的男男女女。人们都在朝某处移动，如果有意，我也可以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可以马上乘某一列电车奔赴不同的场所，可以跑去另一处陌生的街市，一切从零开始，一如翻开笔记本崭新的一页。例如可以去广岛，福冈也行。我不受任何束缚，百分之百自由。肩上的背囊里塞有维持眼下生存的必要物品：替换衣物、洗漱用具、睡袋。从父亲书房里拿出的现金仍几乎没动。

然而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

“然而你也十分清楚自己哪里也去不成。”叫乌鸦的少年说道。

你抱了佐伯，在她体内射精，好几次。每次她都予以接受。你的阳物还在火辣辣地痛，它还记得她里面的感触。那也是你拥有的一个场所。你想图书馆，想清晨悄然排列在书架上的不说话的书，想大岛，想你的房间、墙上挂的《海边的卡夫卡》以及看画的十五岁少女。你摇头。你没办法从这里离开，你是不自由的。你真想获得自由不成？

在站内我几次同巡逻的警察擦肩而过，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身负背囊的晒黑的年轻人到处都有，我也难免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融入万象之中。无须心惊胆战，自然而然即可，因为那一来谁也不会注意到我。

我乘挂有两节车厢的电车返回图书馆。

“回来了？”大岛招呼道。看见我的背囊，他惊讶地说：“喂喂喂，你怎么老背那么大的行李走来走去啊？那样子岂不活活成了查理·布朗漫画中那个男孩的从不离身的毯子了？”

我烧水泡茶喝。大岛像平日那样手里团团转着刚削好的铅笔（短铅笔到哪里去了呢）。

“那个背囊对于你好比自由的象征喽？肯定。”大岛说。

“大概。”

“较之把自由本身搞到手，把自由的象征搞到手恐怕更为幸福。”

“有时候。”

“有时候。”他重复一遍，“倘若世界什么地方有‘简短回答比赛’，你肯定能拿冠军。”

“或许。”

“或许。”大岛愕然说道，“田村卡夫卡君，或许世上几乎所有人都不追求什么自由，不过自以为追求罢了。一切都是幻想。假如真给予自由，人们十有八九不知所措。这点记住好了：人们实际上喜欢不自由。”

“你呢？”

“呃，我也喜欢不自由。当然我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岛说，“让·杰克·卢梭有个定义——文明诞生于人类开始建造樊篱之时。堪称独具慧眼之见。的确，大凡文明都是囿于樊篱的不自由的产物。当然，澳大利亚大陆的土著民族例外，他们一直把没有樊篱的文明维持到十七世纪。他们是本性上的自由人，能够在自己喜欢的时候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情。他们的人生的的确确处于四处游走的途中，游走是他们生存本身的深刻的隐喻。当英国人前来建造饲养家畜的围栏时，他们全然不能理解其意味什么，于是他们在未能理解这一原理的情况下被作为反社会的危险存在驱逐到荒郊野外去了。所以你也要尽量小心为好，田村卡夫卡君。归根结底，在这个世界上，是建造高而牢固的樊篱的人类有效地生存下来，如果否认这点，你势必被赶去荒野。”

我返回房间放下行李。然后在厨房重新做了咖啡，一如平日端去佐伯房间。我双手端着浅盘，一阶一阶小心登上楼梯。旧踏板轻声吱呀着。转角那里的彩色玻璃把若干艳丽的色彩投射在地板上，我把脚踩进那色彩中。

佐伯在伏案书写着什么。我把咖啡杯放在写字台上，她抬起头，叫我坐在平时坐的那把椅子上。她身穿黑色的T恤，外面披一件牛奶咖啡色的衬衣，额发用发卡往上卡住，耳朵上戴一副小小的珍珠耳环。

她半天什么也没说，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刚写完的字，脸上浮现的表情和平日没什么两样。她扣上自来水笔帽，放在稿纸上，摊开手，看手指沾没沾墨水。周日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泻入。院子里有人在站着闲谈。

“大岛说了，去健身房来着？”她看着我问道。

“是的。”

“在健身房做什么运动？”

“机械和举重。”

“此外？”

我摇头。

“孤独的运动。”

我点头。

“你肯定想变得强壮。”

“不强壮生存不下去，尤其是我这种情况。”

“因为你孤身一人。”

“谁也不肯帮我，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肯帮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为此必须变得强壮，如同失群的乌鸦。所以我给自己取名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

“噢——”她语气里不无佩服的意味，“那么，你是乌鸦了？”

“是的。”

是的，叫乌鸦的少年说。

“不过那样的生存方式恐怕也还是有其局限的。不可能以强壮为墙壁将自己围起来。强壮终究将被更强壮的击败，在原理上。”

“因为强壮本身成为了道德。”

佐伯微微一笑：“你理解力非常好。”

我说：“我追求的、我所追求的强壮不是一争胜负的强壮。我不希求用于反击外力的墙壁。我希求的是接受外力、忍耐外力的强壮，是能够静静地忍受不公平不走运不理解误解和悲伤等种种情况的强壮。”

“那恐怕是最难得到的一类强壮。”

“知道。”

她的微笑进一步加深：“你肯定什么都知道。”

我摇头：“那不是的。我才十五岁，不知道的——必须知道却不知道的——东西不可胜数。比如关于您佐伯就什么也不知道。”

她拿起咖啡喝着。“关于我，应该知道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就是说，我身上没有任何你必须知道的事情。”

“那个假说您记得么？”

“当然记得。”她说，“不过那是你的假说，不是我提出的假说，所以我可以不对假说负责任。对吧？”

“对的。必须由提出假说的人证明假说是正确的。”我说，“那么我有个问题要问。”

“什么问题呢？”

“您过去写过一本关于遭遇雷击之人的书，出版了，是吧？”

“是的。”

“书现在还能找到吗？”

她摇头：“本来印数就不很多，加之早已绝版，库存大概都化为纸浆了，连我自己手头上也一本都没有。我想我上次也说了，原本就没谁对采访遭遇雷击之人写成的书感兴趣。”

“为什么您感兴趣呢？”

“这——，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我从中感觉出某种象征性的东西，也可能仅仅为了使自己忙起来而随便找个目的活动活动脑袋和身体。直接的起因是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是一时心血来潮开始调查的。那时候我也从事写东西的工作，钱不成问题，时间也可以随意支配，所以能够一定程度上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过作业本身是饶有兴味的，可以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不做那件事，我很可能同现实越离越远，闷在自己内心出不来。”

“我父亲年轻时在高尔夫球场打工当球童，给雷打过，死里逃生。和他在一起的人死了。”

“在高尔夫球场被雷打死的人为数相当不少。一马平川，几乎无处可躲，况且高尔夫俱乐部本来就让雷喜欢。你父亲也姓田村吧？”

“是的。年龄我想和您差不多少。”

她摇头道：“记忆中没有田村这个人。我采访的人里边没有姓田村的。”

我默然。

“那大概也是假说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在写关于落雷的书期间同你父亲相识，结果你出生了。”

“是的。”

“那么，话题就结束了——不存在那样的事实。所以你的假说无由成立。”

“未必。”我说。

“未必？”

“因为很难完全相信你的话。”

“这又为何？”

“比如我一提起田村这个名字，您当即说没有这个人，想都没怎么想。您二十多年前采访了很多人，其中有没有姓田村的，不至于一下子想得起来吧？”

佐伯摇摇头，又啜了口咖啡。分外浅淡的笑意浮现在她的嘴角。“啊，田村君，我……”说到这里，她合上嘴。她在寻找语句。

我等待她找到语句。

“我觉得自己四周有什么开始发生变化了。”佐伯说。

“什么事情呢？”

“说不明白，但我知道。气压、声音回响的方式、光的反映、身体的举止、时间的推移，都在一点一点变化，就像很小的变化水滴一滴滴汇聚起来形成一道溪流。”

佐伯拿起“勃朗·布兰”自来水笔，看了看，又放回原来位置，继而从正面看我的脸。

“昨夜在你房间里，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我想也在这些变化之中。我不知道昨夜我们做的事是否正确，但当时我下决心不再勉强判断什么，假如那里有河流，我随波逐流好了。”

“我说出我对您的想法可以吗？”

“可以的，当然。”

“您想做的，大约是填埋已然失去的时光。”

她就此思索片刻。“也许是的。”她说，“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大概也在做同样的事。”

“填埋失去的时光？”

“是的。”我说，“我的童年时代被剥夺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是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必须趁现在挽回，哪怕挽回一点点。”

“为了继续生存。”

我点头：“那样做是必要的。人需要能够返回的场所那种东西。现在还来得及，或许。不论对我还是对您。”

她闭上眼睛，十指在台面上合拢，又像领悟了似的把眼睛睁开。“你是谁？”佐伯问，“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情？”

我是谁？这点佐伯一定知道，你说。我是《海边的卡夫卡》，是您的恋人，是您的儿子，是叫乌鸦的少年。我们两人都无法获得自由。我们置身于巨大的漩涡中。有时置身于时间的外侧。我们曾在哪里遭遇雷击——既无声又无形的雷。

那天夜里，你们再次抱在一起。你倾听她体内空白被填埋的声音。声音微乎其微，如海岸细沙在月光下滑坡。你屏息敛气，侧耳倾听。你在假说中。在假说外。在假说中。在假说外。吸气，憋住，呼出。吸气，憋住，呼出。“王子”在你的脑海中如软体动物一般不停顿地歌唱。月升，潮满。海水涌入河床。窗外的山茱萸枝条神经质地摇摇摆摆。你紧紧抱着她。她把脸埋在你胸口。你的裸胸感受她的喘息。她摸索你一条条的肌肉。之后她像给你发红的阳物疗伤一样温情脉脉地舔着。你再次射在她口中，她如获至宝地吞咽下去。你吻她的那里，用舌尖触碰所有部位。你在那里变成其他什么人，变成其他什么物。你在其他什么地方。

“我身上没有任何你必须知道的东西。”她说。你们抱在一起，静听时光流逝，直到星期一的清晨来临。

第34章

巨大的乌黑的雷云以缓慢的速度穿过市区，就像要彻底追究失落的道义一样将大凡能闪的闪电接二连三闪完，很快减弱成东面天空传来的微弱的余怒残音。与此同时，狂风暴雨立即止息，奇妙的岑寂随之而来。星野从榻榻米上站起打开窗户，放进外面的空气。乌云已了无踪影，天空蒙上了一层薄膜般的色调浅淡的云。视野内所有的建筑物都被雨淋湿，墙壁上点点处处的裂纹如老年人的静脉青里透黑。电线滴着水滴，地面到处都是新出现的水洼。在哪里躲避雷雨的鸟们飞了出来，开始叫着寻找雨后的虫们。

星野把脖颈转了好几圈确认颈骨的情况，随后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坐在桌前望了许久外面大雨过后的景致，从衣袋里掏出万宝路，用打火机点燃。

“可是中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过石头又打开‘入口’，结果也并没发生特殊事情嘛。青蛙啦大魔神啦，离奇古怪的东西一样也没出现。当然这样顶好不过了。雷倒也打得震天价响，耍足了威风摆够了派头，不过这样子收场总觉得不大过瘾。”

没有应答。回头一看，中田以端坐的姿态向前倾着身，双手拄着榻榻米，闭目合眼，俨然精疲力竭的虫子。

“怎么啦？不要紧吧？”小伙子问。

“对不起，中田我好像有点累了，心里也不大舒服。可以的话，想躺下睡一会儿。”

果不其然，中田脸上没有血色，雪白雪白的，双眼下陷，指尖微微发颤。仅仅几小时之间，他看上去苍老许多。

“知道了，我这就铺床。躺下好了，尽情睡个够吧。”星野说，“不过不要紧吧？肚子痛啦恶心想吐啦耳鸣啦想拉撒啦这些都没有？要不要叫医生？医保证可带着？”

“带着。医保证是知事大人给的，好端端的放在包里。”

“那就好。不过嘛，中田，这种时候是不好一一细说，给医保证的不是知事。那东西是国民健康保险，怕是日本政府给的，不大清楚，应该是的。知事大人不可能这个那个什么都照顾到，知事大人什么的忘掉好了！”星野边从壁橱里拿出被褥铺开边说道。

“那是，明白了。医保证不是知事大人给的，知事大人努力忘掉一段时间。可是星野君，不管怎样中田我现在都没必要请医生。躺下睡上一觉，大概就会好的。”

“我说中田，莫不是又要像上回那样睡个没完？睡三十六个小时？”

“对不起，这个中田我也全然说不清楚。事先自己只是决定要睡，并没定下要睡多长时间。”

“那倒的确也是。”小伙子说，“睡觉是不好安排时刻表的。好了好了，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这一天也是折腾得够呛，又打那么多雷，又谈了石头，又好歹打开了入口，这种事到底不常有。又要动脑筋，想必累了。用不着顾虑谁，放心睡就是。往下的事无论什么由我星野君处理，你只管睡好了！”

“谢谢谢谢。中田我总给您添麻烦，无论怎么感谢都感谢不尽。若是没有您星野君，中田我肯定束手无策。本来您是有重要工作在身的。”

“啊，那倒是。”星野的声音多少沉了下来。事情一个接一个实在太多了，竟把工作忘了个精光。

“那么说倒也是的。我差不多也该回去工作了。经理肯定发火。‘打电话说有事请两三天假，再就没了下文。’回去怕要挨训。”他重新点上一支万宝路，徐徐吐出一口，朝落在电线杆头的乌鸦做了个鬼脸。“不过无所谓。经理说什么也罢，头顶真的冒火也罢，都不关我事。还不是，几年来我连别人那份也干了，像蚂蚁一样勤勤恳恳。‘喂，星野，没人了，今晚能接着跑一趟广岛？’‘好咧，经理，我跑就是。’就这样吭哧吭哧干到现在。结果你都看到了，腰都干坏了。幸亏你给治好了，若不然真可能坏大事。毕竟才二十多岁，又没做了不起的事，竟把身体搞垮了，往下如何是好。偶尔歇一歇也遭不了什么报应。不过么，中田……”

说到这里一看，中田早已进入熟睡状态。中田紧闭双眼，脸正对着天花板，嘴唇闭成一条直线，甚是惬意地用鼻子呼吸。枕旁那块翻过来的石头仍那样翻在那里。

“这人，一眨眼就睡了过去。”小伙子感叹道。

为了消磨时间，星野躺着看了一会儿电视。下午的电视节目哪个都百无聊赖。他决定去外面看看。替换内衣也没了，差不多该买了。星野对洗衣这一行为比什么都不擅长，与其一一洗什么内裤，还不如去买新的。他去旅馆服务台用现金交了第二天的房费，交代说同伴累了睡得正香，不要管他由他睡好了。

“叫他起来他也不会起的，我想。”他说。

星野一边嗅着雨后气息一边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行走。中日Dragons棒球帽、Ray-Ban绿色太阳镜、夏威夷衫，仍是平时的打扮。去车站在小卖店买份报纸，在体育版确认中日Dragons棒球队的胜负（在广岛球场输了），然后扫了一遍电影预告栏目。正在上演成龙主演的新影片，决定看上一场。时间也好像合适。在交警岗楼问电影院位置，得知就在车站附近。他走到那里，买票进去，边吃奶油花生边看。

看罢电影出来，已是黄昏时分。虽然肚子不很饿，但想不出有事可干，遂决定吃饭。走进最先看到的寿司店要一份鱼片寿司。看来疲劳积累得比预想的多，啤酒一半也没喝完。

“也难怪，毕竟搬了那么沉重的东西，还能不累，”星野想道，“感觉上简直成了三只小猪造出来的歪房子，险些被大灰狼一口气‘飕’地吹到冈山县去。”

出得寿司店，走进映入视野的扒金库游戏厅。转眼工夫就花了两千日元。运气上不来。无奈，他走出游戏厅，在街上转了一阵子。转悠之间，想起内衣还没买。不成不成，出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嘛！他走进商业街一家廉价商店，买了内裤、白T恤、袜子。这回总算可以把脏的一扔了之了。夏威夷衫差不多也迎来了更新期，但看了几家商店之后，他得出在高松市内不可能买到合意的新衫的结论。无论夏天冬天他只穿夏威夷衫，但并非只要是夏威夷衫即可。

他走进同一条商业街上的一家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以便中田半夜醒来肚子饿时食用。橙汁也买了一小盒。之后进银行在现金提款机上提了五万日元装入钱夹，看看余额，得知存款还有不算小的数目。几年来干得太多了，没工夫正经花钱。

四下已彻底黑了下来。他突然很想喝咖啡。打量四周，发现从商业街往里稍进去一点的地方有块酒吧招牌。酒吧古色古香，近来已不容易见到的老样式了。他走进里面，坐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点了杯咖啡。装在结实的胡桃木盒里的英国进口音箱淌出室内音乐。除他别无客人。他把身体沉进沙发，心情久违地放松下来。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安谧那么自然，和他的身心亲密地融为一体。端来的咖啡装在十分典雅的杯中，发出浓浓香味。他闭目合眼，静静呼吸，倾听弦乐与钢琴的历史性纠合。他几乎不曾听过古典音乐，但不知何故，听起来竟使他心情沉静下来，或者不妨说使他变得内省了。

星野在柔软的沙发中一边闭目听音乐一边想事，想了很多。主要想的是自己这个存在，但越想越觉得不具实体，甚至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毫无意义可言的单纯的附属物。

比如自己一直热心为中日Dragons棒球队捧场，可是对自己来说，中日Dragons到底是什么呢？中日Dragons赢了读卖巨人队，能使自己这个人多少有所长进不成？不可能嘛！星野想，那么自己迄今为止何苦像声援另一个自己似的拼命声援那种东西呢？

中田说他自己是空壳，那或许是的。可是自己到底是什么呢？中田说他因为小时候的事故变成了空壳，但自己并没有遇上事故。如果中田是空壳，那么自己无论怎么想岂不都在空壳以下？中田至少——中田至少还有可以叫特意跟来四国的自己思考的什么，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尽管自己实际上并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星野又要了一杯咖啡。

“对本店的咖啡您可满意？”白发店主过来询问（星野当然不会知道，此人原是文部省官员，退休后回到老家高松市，开了这家播放古典音乐并提供美味咖啡的酒吧）。

“啊，味道好极了，实在香得很。”

“豆是自己烘烤的，一粒一粒手选。”

“怪不得好喝。”

“音乐不刺耳？”

“音乐？”星野说，“啊，音乐非常棒，哪里刺什么耳，一点儿也不。谁演奏的？”

“鲁宾斯坦、海菲茨、弗里曼的三重奏。当时人称‘百万美元三重奏’。不愧是名人之作。一九四一年录音，老了，但光彩不减。”

“是有那个感觉。好东西不会老。”

“也有人喜欢稍微庄重、古雅、刚直的《大公三重奏》。例如奥伊斯特拉赫⁽¹⁾三重奏。”

“不不，我想这个就可以了。”星野说，“总好像有一种……亲切感。”

“非常感谢。”店主替“百万美元三重奏”热情致谢。

店主转回后，星野喝着第二杯咖啡继续省察自己。

但我眼下对中田多少有所帮助，能替中田认字，那石头也是我找回来的。对人有帮助的确叫人心情不坏。产生这样的心情生来差不多是第一次。虽说工作扔在一边跑到这里来一次又一次卷入是是非非，但我并不因此后悔。

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种自己位于正确场所的实感，觉得只要在中田身边，自己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怎么都无所谓的。这么比较也许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即使当上释迦佛祖或耶稣基督弟子的那伙人恐怕也不过这么回事。同释迦佛祖在一起我也无非是这样一种心情。自己恐怕在谈论教义啦真理啦等复杂东西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它们。

小时候，阿爷曾把释迦佛祖的故事讲给自己听。有个名字叫茗荷的弟子，呆头呆脑，连一句简单的经文也记不完全，其他弟子都瞧不起他。一天释迦佛祖对他说：“喂，茗荷，你脑袋不好使，经文不记也可以，以后你就一直坐在门口给大家擦鞋好了。”茗荷老实，没有说什么“开哪家子玩笑，释迦！难道还要叫我舔你屁股眼儿么！”此后十年二十年时间里茗荷一直按佛祖的吩咐擦大家的鞋，一天突然开悟，成了释迦弟子中最出色的人物。星野至今仍记得这个故事。之所以清楚记得，是因为他认为一二十年连续给大家擦鞋的人生无论怎么想都一塌糊涂，天大的笑话！但如今回头一想，这故事在他心里引起了另一种回响。人生这东西怎么折腾反正都一塌糊涂，他想。只不过小时候不知道罢了。

《大公三重奏》结束之前他脑袋里全是这些。那音乐帮助了他的思索。

“我说老伯，”出店时他向店主打招呼，“这叫什么音乐来着？刚听完就忘了。”

“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

“大鼓三重奏？”

“不，不是大鼓三重奏，是大公三重奏。这支曲是贝多芬献给奥地利鲁道夫大公的，所以，虽然不是正式名称，但一般都称之为《大公三重奏》。鲁道夫大公是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儿子，总之是皇族。富有音乐素质，十六岁开始成为贝多芬的弟子，学习钢琴和音乐理论，对贝多芬深为敬仰。鲁道夫大公虽然无论作为钢琴手还是作为作曲家都没有多大成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不善于为人处世的贝多芬伸出援助之手，明里暗里帮助了作曲家。如果没有他，贝多芬的人生道路将充满更多的苦难。”

“世上还是需要那样的人啊！”

“您说得对。”

“全都是伟人、天才，人世间就麻烦了。必须有人四下照看，处理各种现实性问题才行。”

“正是那样。全都是伟人、天才，人世间就麻烦了。”

“曲子果真不错。”

“无与伦比，百听不厌。在贝多芬写的钢琴三重奏之中，这一支最伟大最有品位。作品是贝多芬四十岁时写成的，那以后他再未写过钢琴三重奏，大概他觉得此曲已是自己登峰造极之作了。”

“好像可以理解。无论什么都需要一个顶点。”星野说。

“请再来。”

“嗯，还来。”

返回房间一看，不出所料，中田仍在睡。因是第二次了，星野没怎么吃惊。要睡就让他睡个够好了。枕旁石头仍原样躺在那里，小伙子把面包袋放在石头旁，之后洗澡换新内衣，穿过的内衣塞入纸袋扔进垃圾篓，随即钻进被窝，很快睡了过去。

第二天快九点时星野醒来，中田在旁边被窝里仍以同一姿势睡着，呼吸安静而稳定，睡得很实。星野一个人吃早饭，对宾馆女服务员说同伴还在睡，不要叫醒。

“被褥就那样不用管了。”

“睡那么久不要紧吗？”女服务员问。

“不要紧不要紧，死不了的，放心。通过睡眠恢复体力，我清楚那个人。”

在车站买了报纸，坐在长椅上查看电影预告栏目。车站附近的电影院在举行弗朗索瓦·特吕福⁽²⁾电影回顾展。弗朗索瓦·特吕福是何人物他固然一无所知（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一来两部连映，二来可以消磨傍晚前的时间，便进去看了。上映的是《大人不理解》和《枪击钢琴师》。观众寥寥无几。星野很难说是热心的电影爱好者，偶尔去一次电影院，看的又仅限于功夫片和枪战片。所以，弗朗索瓦·特吕福初期作品中多少令他费解的部分和场面为数相当之多。而且因是老影片，节奏也很慢。尽管如此，其独特的气氛、镜头的格调、含蓄的心理描写还是可以欣赏的，至少不至于无聊得难以打发时间。看完时，星野甚至觉得再看一场这个导演拍摄的影片也未尝不可。

出了电影院，逛到商业街，走进昨晚那家酒吧。店主还记得他。星野坐在同一张沙发上要了咖啡。还是没有其他客人。音箱里流淌出大提琴协奏曲。

“海顿的协奏曲，第一号。皮埃尔·富尼埃⁽³⁾的大提琴。”店主端来咖啡时说。

“音乐真是自然。”星野说。

“的的确确。”店主予以赞同，“皮埃尔·富尼埃是我最敬重的音乐家之一，一如高档葡萄酒，醇香、实在、暖血、静心，给人以鼓励。我总是称其为‘富尼埃先生’。当然不是个人有什么深交，但他已成为我的人生导师一样的存在。”

星野一边倾听皮埃尔·富尼埃流丽而有节制的大提琴，一边回想小时候的事，回想每天去附近小河钓鱼捉泥鳅的事。那时多好，什么都不想，一直那样活着就好了。只要活着，我就是什么，自然而然。可是不知何时情况变了，我因为活着而什么也不是了。莫名其妙。人不是为了活着才生下来的么？对吧？然而越活我越没了内存，好像成了空空的外壳。往下说不定越活就越成为没有价值的空壳人。而这是不对头的，事情不应这么离奇。就不能在哪里改变这个流势？

“嗳，老伯？”星野朝收款机那里的店主招呼道。

“什么呢？”

“如果有时间，不麻烦的话，来这里聊一会儿好么？我想了解一下创作这支曲的海顿是怎样一个人。”

店主过来热心讲起了海顿其人和他的音乐。店主总的说来比较内向，但谈起古典音乐则实在是滔滔不绝——海顿如何成为受雇的音乐家，漫长的一生中侍奉了多少君主，奉命或遵嘱创作了多少音乐，他是何等现实、和蔼、谦逊而又豁达之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多么复杂的人，心中怀有多么沉寂的黑暗……

“在某种意义上，海顿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坦率地说，任何人都不知晓他内心奔腾着怎样的激情。但在他出生的封建时代，他只能将自我巧妙地用顺从的外衣包裹起来，只能面带微笑随机应变地生活下去，否则他势必被摧毁。较之巴赫和莫扎特，许多人看不起海顿，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求生方式上。诚然，纵览他漫长的一生，适度的革新是有的，但绝对算不上前卫。不过如果怀以诚心细细倾听，应该能够从中听出他对近代性自我藏而不露的憧憬，它作为蕴含矛盾的远方的魂灵在海顿音乐中默默喘息。例如——请听这个和弦，喏，固然宁静平和，但其中充满少年般的柔弱绵软的好奇心，自有一种内敛而执著的精神。”

“就像弗朗索瓦·特吕福的电影。”

“对对，”店主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星野的肩膀，“实在太对了。那是与弗朗索瓦·特吕福作品息息相通的东西——充满柔软的好奇心的、内敛而执著的精神。”

海顿音乐听完后，星野又听了一遍鲁宾斯坦、海菲茨、弗里曼三人演奏的《大公三重奏》。听着听着，他再次久久沉浸在内心省察之中。

我反正要跟中田跟到底，工作先不管它——星野下定了决心。

(1)　苏联小提琴家（1908—1974）。

(2)　法国新浪潮派电影导演（1932—1984）。

(3)　法国大提琴演奏家（1906—1986）。有“大提琴王子”之称。

第35章

早上七点电话铃响时，我仍在沉睡未醒。梦中，我在山洞深处弯腰拿着手电筒，朝黑暗中寻找着什么。这时，洞口传来叫我名字的声音。我的名字。远远地、细细地。我朝那边大声应答，但对方似乎没有听见，仍然不断地执拗地呼叫。无奈，我直起身朝洞口走去。本想再找一会儿，再找一会儿就能找到，但同时又为没找到而在心里舒了口气。这时醒了过来。我四下张望，慢慢回收变得七零八落的意识。知道是电话铃响，是图书馆办公桌上的电话。早晨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帘泻入房间。旁边已没有佐伯，我一个人在床上。

我一身T恤和短运动裤下床走到电话机那里。走了好一会儿。电话铃不屈不挠地响个不止。

“喂喂。”

“睡着？”大岛问。

“嗯，睡来着。”我回答。

“休息日一大早叫醒你不好意思，不过出了点麻烦。”

“麻烦？”

“具体的一会儿再说，总之你得离开那里一段时间。我这就过去，火速收拾东西可好？我一到你就马上来停车场，什么也别说先上车。明白？”

“明白了。”我说。

我折回房间，按他说的收拾东西。无需火速，五分钟一切收拾妥当。收起卫生间晾的衣物，把洗漱用具和书和日记塞进背囊即告结束。然后穿衣，整理零乱的床铺。碾平床单皱纹，拍打枕头凹坑使之恢复原状，被子整齐叠好——所有痕迹随之消失。拾掇完我坐在椅子上，想着几小时之前应该还在这里的佐伯。

二十分钟后绿色的马自达赛车开进停车场时，我已用牛奶和玉米片对付完简单的早餐，洗好用过的餐具归拢起来。刷牙，洗脸，对镜子看脸——正好一切做完时停车场传来引擎声。

虽然正是敞开车篷的大好天气，但牛舌色的篷顶关得紧紧的。我扛着背囊走到车跟前，钻进副驾驶席。大岛把我的背囊像上次那样灵巧地绑在车后行李架上。他戴一副阿玛尼风格的深色太阳镜，一件V领白T恤，外面套一件花格麻质衬衫，白牛仔裤蓝色CONVERSE运动鞋，一身轻便休闲打扮。他递给我一顶深蓝色帽子，带一个NORTH FACE标记。

“你好像说过在哪里弄丢了帽子，把这个戴上。遮脸多少有些用处。”

“谢谢。”我戴上帽子试了试。

大岛审视我戴上帽子的脸，予以认可似的点点头：“太阳镜有吧？”

我点点头，从衣袋里掏出深天蓝色Ray-Ban太阳镜戴上。

“酷！”大岛看着我的脸说，“对了，把帽檐朝后戴戴看。”

我顺从地把帽檐转去脑后。

大岛又点一下头：“好，活像有教养的拉普歌手⁽¹⁾。”

随即，他把变速定在低位，慢慢踩下油门，连上离合器。

“去哪儿？”我问。

“和上次一样。”

“高知山中？”

大岛点头：“是的，又要跑很长时间。”他打开车内音响，莫扎特明快的管弦乐淌了出来。好像听过。邮号小夜曲？

“山中已经腻了？”

“喜欢那里。安静，能专心看书。”

“那就好。”大岛说。

“那么，麻烦事？”

大岛往后视镜投以不快的视线，继而瞥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拉回正面。

“首先，警察又有联系了，昨天晚上电话打到我家里。这回他们好像找你找得相当认真，和上次全然不同。”

“可我有不在场的证明，是吧？”

“当然有。你有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案件发生那天，你一直在四国，这点他们也不怀疑。问题是你或许和谁合谋，有这样的可能性余留下来。”

“合谋？”

“就是说你可能有同案犯。”

同案犯？我摇摇头：“这种话是哪里来的呢？”

“警察照例没有告诉主要事项。在向别人问询上面他们贪得无厌，但在告诉别人上面则非常谦虚。所以我用了一个晚上上网收集情报。知道么？关于这个案件已有了几个专业性窗口，你在那上面已是相当有名之人。说你是掌握案件关键的流浪王子。”

我微微耸肩。流浪王子？

“当然遗憾的是，何种程度上属实何种程度上属于推测则不能准确判断，这方面的情况经常如此。不过，综合各种情报分析，大体上是这样的：警察目前在追查一个男子的行踪，六十五六岁的男子。男子在案发当晚来到野方商业街派出所执勤点，坦白说自己刚才在附近杀了人，用刀刺杀的。但他这个那个说了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话，于是值班的年轻警察认为他是个糊涂老头儿，没有理睬，话也没正经听就把他打发走了。案件被发现后，那名警察当然想起了老人，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连对方姓名住址都没问。若是上司知道了就非同小可，因此他缄口不语。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什么原因不晓得——事情败露了。不用说警察受了惩戒处分，一辈子恐怕都浮不出水面了，可怜。”

大岛加速换挡，追过跑在前面的白色丰田TERCEL微型车，又迅速折回原来的车道。

“警察全力以赴，查出了老人身份。履历虽不大清楚，但得知似有智能性障碍。不大严重，与常人稍有不同。靠亲戚资助和政府补贴生活，独身。但人已不在原来居住的宿舍。警察一路跟踪，得知已搭卡车去了四国。一个长途大巴司机记得有个从神户来的大约是他的人坐过自己的车。说话方式特殊，内容也奇妙，所以有印象。还说他跟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在一起，两人是在德岛站前下的大巴，他们住过的德岛旅馆也锁定了。据旅馆女服务员说，两人大概乘电气列车去了高松。这么着，他的脚步和你现在的位置正好碰在一起。你也好老人也好都是从中野区野方直奔高松，即使作为巧合也太巧了。警察当然认为其中有什么名堂，譬如认为你们两个合谋作案。这次是警视厅派人来的，满城搜来查去。你在图书馆生活一事恐怕再也隐瞒不下去了，所以领你进山。”

“中野区住有一个有智能障碍的老人？”

“有什么印象？”

我摇头道：“压根儿没有。”

“从住所说来，倒像是离你家较近，走路也就十五六分钟吧。”

“跟你说大岛，中野区住有很多很多人，我连自己家旁边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好了，听着，话还没完。”大岛往我这边斜了一眼，“他让野方商业街下起了沙丁鱼和竹鱼，起码前一天曾向警察预言说将有大量的鱼自天而降。”

“厉害！”

“不一般！”大岛说，“同一天夜晚，还有大量蚂蟥落在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这记得吧？”

“记得。”

“警察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连串的事件，推测这些离奇古怪的事同谜一样的老人之间大概有某种关联，毕竟同他的脚步基本一致。”

莫扎特的音乐放完，另一支莫扎特开始。

大岛握着方向盘摇了几下头：“进展简直不可思议。开头就已相当相当奇妙，而往下越来越奇妙。结果无可预料。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事情的流程渐渐往这一带集中。你的行程和老人的行程即将在这一带的某个地点汇合。”

我闭目细听引擎的轰鸣。

“大岛，我恐怕还是直接去别的什么地方好些，”我说，“无论即将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给你和佐伯添更大的麻烦了。”

“譬如去哪里？”

“不知道。把我拉去电车站，在那里想。哪里都无所谓。”

大岛喟叹一声：“那也不能说是什么好主意啊。警察肯定正在车站里转来转去，找一个高个子十五六岁背着背囊和有强迫幻想症的酷少年。”

“那，把我送去远处没人监视的车站可以吧？”

“一回事。迟早总要被发现的。”

我默然。

“好了，并不是说已对你签发了逮捕证，也没有下令通缉。是吧？”

我点头。

“既然这样，你眼下还是自由之身。我带你去哪里随我的便，同法律不相抵触。说起来我连你的真实名字都不晓得，田村卡夫卡君。不用担心我。别看我这样，我行事相当慎重，轻易抓不住尾巴。”

“大岛，”

“怎么？”

“我跟谁也没合什么谋。即使真要杀父亲，我也用不着求任何人。”

“这我很清楚。”

大岛按信号灯停下车，动了动后视镜，拿一粒柠檬糖投进嘴里，也给我一粒。我接过放入口中。

“其次呢？”

“其次？”大岛反问。

“你刚才说了首先——关于我必须躲进山中的理由。既然有首先，那就该有其次，我觉得。”

大岛一直盯着信号灯，但信号硬是不肯变绿。“其次那条理由算不得什么，同首先相比。”

“可我想听。”

“关于佐伯。”大岛说。信号终于变绿，他踩下油门。“你和她睡了，对吧？”

我无法正面回答。

“那没有什么，不必介意。我直觉好，所以晓得。仅此而已。她人很好，作为女性也有魅力。她——是个特殊人，在多种意义上。不错，你们年龄相差悬殊，但那不算什么问题。你被佐伯吸引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想和她做爱，做就是了；她想和你做爱，做就是了。简单得很。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对你们好的事情，对我也是好事。”

大岛在口中轻轻转动着柠檬糖。

“但现在你最好稍离开一点儿佐伯。这同中野区野方的血腥案件无关。”

“为什么？”

“她现在正处于极其微妙的地带。”

“微妙地带？”

“佐伯——”说到这里，大岛寻找着下面的措词，“简单说来，正在开始死去。这我明白。近来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

我抬起太阳镜看大岛的侧脸。他直视前方驱车前进。刚刚开上通往高知的高速公路。车以法定速度——这在大岛是少见的——沿行车线行驶。黑色的丰田SUPURA赛车“飕”一声超过了我们坐的赛车。

“开始死去……”我说，“得了不治之症？例如癌啦白血病什么的？”

大岛摇头：“也许是那样，也许不是。对于她的健康状态我几乎一无所知。不见得没有那样的病。可能性并非没有，但我认为相对说来她的情况属于精神领域的。求生意志——恐怕与这方面有关。”

“求生意志的丧失？”

“是的，继续生存的意志正在失去。”

“你认为佐伯将自杀？”

“不然。”大岛说，“她正率直地、静静地朝死亡走去。或者说死亡正向她走来。”

“就像列车朝车站开来？”

“或许。”大岛停下，嘴唇闭成一条直线，“而且，田村卡夫卡君，你在那里出现了，如黄瓜一样冷静地、如卡夫卡一样神秘地。你和她相互吸引，很快——如果允许我使用古典字眼儿的话——有了关系。”

“接下来？”

大岛两手从方向盘上拿开片刻。“仅此而已。”

我缓缓摇头：“那么，我是这样猜想的：你大概认为我就是那趟列车。”

大岛久久缄默不语，后来开口了。“是的，”他承认，“你说的不错，我是那样认为的。”

“就是说我即将给佐伯带来死亡？”

“不过，”他说，“我并不是因此在责备你，或者不如说那是好事。”

“为什么？”

对此大岛没有回答。他以沉默告诉我：那是你考虑的事，或者无须考虑的事。

我缩进座位，闭起眼睛，让身体放松下来。

“嗳，大岛，”

“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自己走向哪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不知道是前进好还是后退好。”

大岛仍在沉默，不予回答。

“我到底怎么做才好呢？”我问。

“什么也不做即可。”他简洁答道。

“一点也不做？”

大岛点头：“正因如此才这么带你进山。”

“可在山中我做什么好呢？”

“且听风声。”他说，“我经常那样。”

我就此思索。

大岛伸出手，温柔地放在我手上。

“事情一件接一件。那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责任不在预言，不在诅咒，不在DNA⁽²⁾，不在非逻辑性，不在结构主义，不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我们之所以都在毁灭都在丧失，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建立在毁灭与丧失之上的，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其原理的剪影而已。例如风，既有飞沙走石的狂风，又有舒心惬意的微风，但所有的风终究都要消失。风不是物体，而不外乎是空气移动的总称。侧耳倾听，其隐喻即可了然。”

我回握大岛的手。柔软、温暖的手。滑润，无性别，细腻而优雅。

“大岛，”我说，“我现在最好离开佐伯？”

“是的，田村卡夫卡君。你最好从佐伯身边离开一段时间，让她一人独处。她是个聪明的人、坚强的人，漫长岁月里她忍受着汹涌而来的孤独，背负着沉重的记忆活着，她能够冷静地独自决定各种事情。”

“就是说我是孩子，打扰了人家。”

“不是那个意思，”大岛以柔和的声音说，“不是那样的。你做了应做的事，做了有意义的事。对你有意义，对她也有意义。所以往下的事就交给她好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也许冷漠——在佐伯身上，眼下你完全无能为力。你这就一个人进入山中做你自身的事，对你来说也正是那样一个时期。”

“我自身的事？”

“侧耳倾听即可，田村卡夫卡君。”大岛说，“侧耳倾听，全神贯注，像蛤蜊那样。”

(1)　Rap Singer，美国一种黑人音乐的说唱歌手。亦可译为“饶舌歌手”。

(2)　Deoxyribonucleeic acid之略，脱氧核糖核酸酶，构成生物遗传因子的高分子化合物。

第36章

返回旅馆一看，不出所料，中田仍在睡，放在他枕边的面包和橙汁好端端地留在那里，身都没翻一下，估计一次也没醒过。星野算了算时间，入睡是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已经持续睡了三十个钟头。他突然想起：今天星期几呢？这些日子对日期的感觉已荡然无存。他从宽底旅行包里掏出手册查看，呃——，从神户乘大巴到德岛是星期六，中田一直睡到星期一。星期一从德岛来高松，星期四发生石头和雷雨骚动，那天下午睡觉来着。过了一夜……那么，今天是星期五。如此看来，此人来四国好像是专门为了睡觉。

星野和昨晚一样先洗澡，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钻进被窝。中田这时仍发出安然的睡息。也罢，由他去吧，星野想道，由他睡个够，想太多也没用。很快他也睡了。时间是十点半。

早上五点，包里的手机响了。星野马上睁开眼睛，取出手机。中田仍在旁边大睡特睡。

“喂喂！”

“星野小子么？”一个男子的声音。

“上校山德士？”星野应道。

“是我。还好？”

“啊，好是还好……”星野说，“喂，老伯，你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我该没有告诉你的啊。再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没开机，懒得谈工作。可你怎么就能打进来？真是怪事！解释不通的嘛！”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星野，我不是神，不是佛，不是人。我是特殊物，我是观念。所以叫你的手机叮铃铃响纯粹小事一桩，小菜一碟。你关机也好没关也好，和那个没关系。犯不上一一大惊小怪。直接去你那边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你睁开眼睛见我冷不防坐在枕边，无论如何也会吓一大跳……”

“那是，那是要吓一大跳。”

“所以才这么打手机。这点儿礼貌我也是懂的。”

“那比什么都好。”星野说，“对了，老伯，这石头怎么办啊？中田和我把它翻过来，入口也开了。正是霹雷闪电的时候，石头死沉死沉的。呃——，中田的事还没说，中田是跟我一块儿旅行的……”

“中田我知道，”上校山德士说，“你不必介绍。”

“嗬！”星野说，“也罢。之后中田就像冬眠似的呼呼睡个没完没了。石头还在这里。差不多该还给神社了吧？擅自搬了出来，担心报应。”

“好个啰嗦小子！没什么报应，我说了多少遍了？”上校山德士惊奇地说道，“石头先放在你那里。你们打开的东西必须关上，关完再还回来。现在还不到还的时候。明白了？OK？”

“OK。”星野说，“打开的东西要关上，拿出的东西要归还。好的好的，明白了。试试看。喂，我说老伯，我就不再想那么多了，照你说的办。昨晚我开窍了——正经思考不正经的事，纯属徒劳！”

“明智的结论。有句话说愚者之虑莫如休憩。”

“说得好。”

“含蓄之语。”

“高知知事不视事，视事的不是知事。”

“什么呀，到底？”

“绕口令，我编的。”

“现在说这个可有什么必然性？”

“什么也没有。说着玩罢了。”

“星野，求你了，别开无聊玩笑了，脑筋有点儿不灵了，那种没有方向性的无聊我应付不来。”

“对不起对不起。”星野说，“不过，老伯，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因为有事才一大清早特意打电话来的吧？”

“是的是的，竟忘得一干二净。”上校山德士说，“得交代重要事了。跟你说，星野，马上离开那家旅馆。没时间了，早饭不吃也可以。立即叫醒中田，搬起石头离开那里搭出租车。车不要在旅馆搭，到街上拦一辆。把这个地址告诉司机。纸和笔手头有吧？”

“有有。”星野从包里拿出手册和圆珠笔，“扫帚和垃圾箱准备好了。”

“不是说别开无聊玩笑了么？”上校山德士对着听筒吼道，“我可是认真的，事情刻不容缓！”

“好了好了，手册和圆珠笔一样不少。”

上校山德士讲出地址，星野记下来，冲着手机念一遍确认：“××二丁目，16—15号，高松花园308室。不错吧？”

“不错。”上校山德士说，“门前有个黑色伞筒，筒下有一把钥匙，开门进去。随便怎么住。里面东西大体齐备，暂时不出去买也够用。”

“那是老伯你的公寓？”

“是的，是我拥有的公寓。说是拥有，却是租的。所以，尽管住好了，为你们准备的。”

“喂，老伯？”

“怎么？”

“你不是神，不是佛，不是人，原本不具形体——是这么说的吧？”

“正是。”

“不是这世上的东西。”

“完全正确。”

“那样的东西为什么能租到公寓套间呢？嗯，老伯？老伯你不是人，所以户籍啦身份证啦收入证明啦原始印鉴啦印鉴证明啦一概没有，对吧？没有那些是租不来房子的嘛！莫不是耍什么滑头？把个树叶变成印鉴证明骗人？我可不愿意再卷到莫名其妙的事情里去。”

“真是不晓事，”上校山德士咋舌道，“无可救药的蠢货，你的脑浆莫不是琼脂做成的？好个丢了魂儿的傻瓜蛋！什么树叶？我不是狐狸，我是观念！观念和狐狸完全是两码事。瞧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你以为我会专门跑去不动产商那里一五一十办那些狗屁手续？会为了租金和他们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傻气！现世上的事统统委托秘书，必要的文件由秘书全部准备好。还用说！”

“是吗，你也有秘书。”

“理所当然。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小瞧人也该有个限度。我也日理万机，雇一两个秘书何足为奇！”

“好了好了，明白了。别那么激动嘛，小小开个玩笑罢了。可是老伯，干吗那么风风火火地非离开这里不可？让人家慢慢吃顿早饭不行？肚子饿得够呛。再说中田睡得正沉，叫他也不可能马上睁开眼睛……”

“听清楚，星野小子，这可不是开玩笑：警察正在全力搜查你们！那帮人今天一早就要一家家询问市内的宾馆旅店，而你和中田两人的衣着相貌早已无人不晓，肯定一问即中。毕竟你们两个外观相当有特征。事情的确刻不容缓……”

“警察？”星野叫了起来，“别胡扯了，老伯。我又没有胡作非为。上高中时的确偷过几回摩托，但那也是自己骑着取乐，没有卖了赚钱。骑了一阵子又好好还了回去。那以来再没和犯罪沾边儿。勉强说来，无非最近搬走了神社的石头，那还是你叫我……”

“跟石头无关。”上校山德士斩钉截铁地说，“真是糊涂虫，石头的事不是叫你忘掉么？警察根本不知道什么石头，知道也不会当回事。至少不至于为这点儿事一大早倾巢出动来个全市大搜查。是严重得多的事。”

“严重得多的事？”

“警察为此追捕中田。”

“老伯，这我就真糊涂了。中田恐怕是全世界离犯罪最远的人了。严重得多的事究竟是什么事？怎样一种犯罪？为什么中田会参与？”

“现在没时间在电话里细说。关键的是你必须保护中田逃离。一切都担在你星野肩膀上。明白？”

“不明白。”星野对着手机摇头道，“简直一头雾水。真那样做，我岂不成了同案犯了？”

“同案犯成不了，顶多接受调查。可是没有时间了，星野，复杂问题先整个吞下肚去，先照我说的马上行动！”

“喂喂喂不成不成！我么，老伯，我跟你说，我讨厌警察，顶讨厌不过。那些家伙比地痞无赖比自卫队还坏。手段卑鄙，耀武扬威，欺小凌弱最来劲儿。无论上高中时还是当卡车司机以后，都没少挨那些家伙收拾。所以么，跟警察我可不想吵架。有败无胜，后患无穷。明白吗？我何苦卷进这种事情里去！说起来……”

电话挂断。

“得得！”星野长叹一声，把手机塞进包里，然后开始叫中田。

“喂，中田，喂，老伯，失火了！发大水了！地震了！革命了！哥斯拉⁽¹⁾来了！快快起来！快！”

叫醒中田花了相当不少时间。“中田我刚才刨板来着，剩下的当引火柴用了。不不，猫君没有洗澡，洗澡的是中田我。”中田说。

中田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星野摇中田的肩，捏他的鼻，扯他的耳，总算让中田恢复了知觉。

“您不是星野君吗？”中田问。

“啊，我是星野。”小伙子说，“叫醒你了，对不起。”

“不不，没关系。中田我也差不多该起来了。请别介意。引火柴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好。不过么，出了点儿不妙的事，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不是琼尼·沃克的事？”

“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总之从有关方面来了情报，叫我们离开这里。警察正在找咱们。”

“是那样的吗？”

“听说是那样的。可你和琼尼·沃克之间到底有什么呢？”

“哦——，没向您说过那件事？”

“没有，没有说过。”

“觉得好像说过了……”

“哪里，关键的没有听到。”

“实不相瞒，中田我杀了琼尼·沃克。”

“不是开玩笑？”

“是的，不是玩笑，是杀了。”

“得得。”

星野把东西塞进旅行包内，石头用包袱皮包了。石头又返回原来的重量，不至于拿不动。中田也把东西收拾在自己的帆布包里。星野走去服务台，说有急事要走。房费提前付了，结算没花多少时间。中田脚步还有点踉跄，但总算可以行走了。

“中田我睡了多长时间？”

“是啊，”星野在脑袋里计算，“大约四十个钟头吧。”

“我觉得睡得很好。”

“是啊，那怕是的。若是觉得睡得不好，睡也就无从谈起了么。哟，老伯，肚子没饿？”

“像是相当饿了。”

“能不能忍一忍？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儿，吃要放在下一步。”

“明白了，中田我还可以忍耐。”

星野搀着中田走上大街，拦住驶来的出租车，给司机看了上校山德士告诉的地址。司机点一下头，把两人拉走。路上用了二十五分钟。车穿过市区，开上国道，不久进入郊外住宅区。这里环境幽雅安静，同刚才住的车站附近旅馆那里截然不同。

公寓是哪里都可见到的还算漂亮的普普通通五层建筑，名字虽叫“高松花园”，但建在平地，附近没有什么花园。两人乘电梯上到三楼，星野从伞筒下面找出钥匙。里面是所谓两室一厅套间。两个房间，客厅，加上厨房兼餐厅，洗脸间带整体式浴室。一切崭新，干干净净，家具几乎没有使过的痕迹。大屏幕电视，小型音响装置，配套沙发。房间里各一张床，床上卧具一应俱全。厨房里烹调用品一样不少，餐橱里碟碗排列整齐。墙上挂着几幅蛮有情调的版画。未尝不可以看作高级单售公寓开发商为客户准备的样板房。

“一点也不差嘛，”星野说，“个性谈不上，但至少整洁。”

“很漂亮的地方。”中田说。

打开浅灰色电冰箱，里面满满地装着食品。中田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逐个查看了一遍，从中拿出鸡蛋、青椒和黄油，洗净青椒细细切好先下锅炒了，然后把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拌。挑出一个大小合适的平底锅，以熟练的手势做了两个掺有青椒的煎蛋。又烤了面包片。如此做成两份早餐端到桌上。还烧水沏了红茶。

“简直训练有素，”星野好生佩服，“真是了不起！”

“始终一个人生活，这些已经习惯了。”

“我也一个人生活，可做饭根本提不起来。”

“中田我本来就是闲人，此外无事可干。”

两人吃面包、吃煎蛋。但两人都意犹未尽。中田又炒了熏肉和油菜，接着各烤两片面包吃了，肚子总算安顿下来。

两人坐在沙发上喝第二杯红茶。

“那么，”星野说，“老伯你杀人了？”

“是的，中田我杀人了。”中田讲了自己刺杀琼尼·沃克的经过。

“太惊险了，”星野说，“荒唐到了极点！这种事情，你就是再如实述说，警察也根本不会信以为真。我因为是现在，才好歹相信，再往前一点儿压根儿不会当回事。”

“中田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不管怎样，一个人被杀死了。人被杀了，光发呆是没有用的。警察要动真格地搜查，那伙人正在追捕你，已经到了四国。”

“给您星野君也添了麻烦。”

“那，自首的心情可有？”

“没有。”中田语气中透出少有的坚定，“那时候有来着，但现在没有。因为中田我此外有必须做的事情。现在自首，事情就做不成了。而那样一来，中田我来四国就失去了意义。”

“打开的入口必须关上。”

“那是，星野君，是那样的。打开的东西非关上不可。之后中田我将成为普通的中田。但在那之前有几件事必须完成。”

“上校山德士协助我们行动。”星野说，“石头位置是他告诉的，他会掩护我们。他到底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呢？莫非上校山德士同琼尼·沃克之间有什么关系不成？”

但越想星野越是糊涂。本来讲不通的事硬要讲通是不可能的，他想。

“愚者之虑，莫如休憩。”星野抱臂说道。

“星野君，”

“什么？”

“有海的味道。”

小伙子去窗前打开窗，走到阳台上把空气深深吸入鼻孔。但没有海的味道。惟见远处有苍翠的松林，松林上方飘浮着初夏的白云。

“没有海味儿嘛。”小伙子说。

中田出来像松鼠一样一喘一喘地嗅着。“有海味儿，那里有海。”他往松林那边指去。

“嗬，老伯，你鼻子好使。”星野说，“我有点儿鼻炎，味儿闻不出来。”

“星野君，不走到海边去看看？”

星野想了想。走到海边去问题不大吧。“好，去瞧瞧。”他说。

“去之前中田我想蹲厕所，可以么？”

“又不是什么急事，随便蹲多久。”

中田进厕所的时间里，星野在房间里转着圈检查房间里的物品。上校山德士说的不错，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洗脸间里从刮须刀到新牙刷、棉球棒、一贴灵、指甲钳等基本东西大体齐全。熨斗和熨衣板也有。

“虽说这类琐事全部委托秘书，可也的确想得周到，没有漏网。”星野自言自语。

打开壁橱，里面替换内衣和外衣都准备好了。不是夏威夷衫，而是普通格子开领衫和短袖运动衫。都是Tommy Hilfiger牌，新的。

“上校山德士这家伙看上去机灵也有不机灵的地方，”星野自说自话地发牢骚，“我是夏威夷衫迷这点儿事本来一看便知！即使冬天都一件夏威夷衫。既然做到这个地步，准备一两件夏威夷衫也是应该的嘛！”

不过一直穿在身上的夏威夷衫到底一股汗臭味儿了，他只好从头上套进一件半袖运动衫，尺寸正合适。

两人往海边走去。穿过松林，翻过防波堤，下到沙滩。海是风平浪静的濑户内海。两人并坐在沙滩上，好半天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微波细浪宛如被提起的床单一般地说爬上岸来，又低声溅碎。海湾里几座小岛也隐约可见。两人平时都不常看海，现在怎么看也看不够。

“星野君，”

“什么？”

“海这东西不错啊！”

“是啊，看着叫人心里安稳。”

“为什么一看海心里就会安稳呢？”

“大概是因为坦坦荡荡什么也没有吧。”星野用手指着海面，“还不是，假如那里有橄榄球队足球队，那里有西友百货，那里有扒金库游戏厅，那里冒出吉川当铺招牌，心情哪能安稳下来呢！一望无边一无所有的确很妙。”

“那是，或许是的。”说着，中田沉思起来，“星野君，”

“嗯？”

“我想问一件没意思的事。”

“问好了。”

“海里到底有什么呢？”

“海底有海底世界，那里生活着鱼啦贝啦海草啦五花八门的东西。水族馆没去过？”

“中田我有生以来一次也没去过水族馆。中田我一直居住的松本那个地方没有水族馆。”

“那或许是的，松本在山里边，顶多有蘑菇博物馆什么的。”星野说，“反正海底有很多东西。水里面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从水里吸氧来呼吸，所以没有空气也能活，跟咱们不一样。有好看的，有好吃的，也有危险的家伙、气色不好的家伙。对没实际见过的人，很难解释好海底是怎样一个玩意儿。总之和这地面绝对不一样。再往深去，阳光几乎照射不到，那里面住的是气色更难看的家伙。喂，中田，等这场风波平安过去，两人去一家水族馆看看。我也好长时间没去了。那地方极有意思，高松一带离海近，肯定有一两座的。”

“好好，中田我无论如何也要去水族馆看看。”

“对了，中田，”

“啊，什么呢，星野君？”

“咱们前天中午搬起石头打开入口了吧？”

“那是，中田我和您星野君把石头入口打开了，的确打开了。接着中田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想知道的是：打开入口实际发生什么了呢？”

中田点了一下头：“发生了，我想发生了。”

“但发生了什么还不知道。”

中田毅然点头：“那是，是还不知道。”

“或许……现在什么地方正在发生吧？”

“那是，我想是那样的。如您所说，好像正处于发生过程中。中田我在等待它发生完毕。”

“那一来——就是说——一旦发生完毕，各种事情就能各就各位了？”

中田果断地摇头：“不不，星野君，那个中田我不知道。中田我正在做的，是应该做的事。至于做这个能导致什么事情发生，中田我不知道。中田我脑袋不好使，想不了那么复杂。往后的事无由得知。”

“总而言之，从事情发生完毕到得出结论什么的，要再花些时间喽？”

“是，是那么回事。”

“而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被警察逮住，因为还有应干的事没干。”

“那是，星野君，正是那样。中田我去警察那里无所谓，一切按知事大人的指示办。可是现在不成。”

“我说老伯，”星野说，“那些家伙听了你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肯定‘砰’一声扔去一边，另外自己捏造合适的供词。就是说，合适的说法由对方制作。比方说有人入户偷东西，抓起菜刀捅人什么的——弄成谁听了都能点头称是的供词。至于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正义，在那些家伙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为提高破案率而屈打成招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中田你要被关进监狱或重兵防守的精神病院，总之都是糟糕透顶的地方，恐怕一生都出不来。反正你也没有请得起好律师的钱，无非有个应付了事的公派律师罢了。这是明摆着的事。”

“中田我不太明白那么复杂的事情。”

“总之那就是警察干的勾当，我可是一清二楚。”星野说，“所以嘛，中田老伯，我不愿意和警察纠缠不清，跟他们根本不合拍。”

“啊，给您星野君添麻烦了。”

星野深深喟叹一声：“不过么，老伯，世上有句话说‘喝了毒药盘子也别剩下’。”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喝了毒药以后，顺便把盘子也吃下去。”

“可是星野君，吃盘子是要死人的。对牙齿也不好，嗓子眼也痛。”

“言之有理。”星野歪起脖子，“干吗非吃了什么盘子不可呢？”

“中田我脑袋不好使自是想不明白，毒药倒也罢了，可盘子吃起来着实太硬了。”

“唔，的确。我也慢慢糊涂起来。非我胡诌，我脑袋也相当成问题。反正我想说的是：既然已经来到这里，那么索性庇护你一逃了之算了。我横竖不相信你会干坏事。不能在这里把你扔下不管。那一来星野的信义就扫地作废了。”

“谢谢！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才好。”中田说，“这么说或许得寸进尺，中田我还有一个请求。”

“说说看。”

“是不是需要汽车……”

“汽车？租赁也可以的？”

“租赁的事中田我不大明白，怎么都无所谓，大也好小也好，反正有一辆就行。”

“这个手到擒来。车的事我是行家，一会儿借一辆就是。要去什么地方呢？”

“啊，恐怕是要去什么地方。”

“喂，中田，老伯，”

“嗯，星野？”

“和你在一起果然不腻烦。怪名堂层出不穷——起码可以这么说。和你在一起就是不腻。”

“谢谢！您能那么说中田我就算放心了。不过，星野，”

“什么？”

“不腻是怎么回事呢？坦率地说，中田我不明所以。”

“老伯，你没对什么腻过？”

“没有，中田我一次也没有过那样的事。”

“是吗，一开始我就觉得怕是那样。”

(1)　Godzilla，日本东宝电影中出现的力大无穷的怪兽名。

第37章

中途在稍大些的镇停车，简单吃了饭，进超市同上次一样买了不少食品和矿泉水，驶过山中未铺沥青的路开到小屋前。小屋仍是一星期前我离开时的样子。我打开窗，替换憋在里面的空气，整理买来的食品。

“想在这儿睡一会儿，”大岛说着，双手捂脸打了个哈欠，“昨晚没怎么睡好。”

大概相当困了，大岛在床上简单动了动被褥，衣服也没脱就钻进被窝脸朝墙壁睡了过去。我用矿泉水为他做了咖啡，装进他随身带的保温瓶里，然后提起两个空塑料罐去树林河边打水。林中风景同上次来时一样，草的清香，鸟的叫声，小溪的低吟，树木间吹来的风，一晃一晃摇曳的叶影。头顶流移的云看上去十分之近。我觉得这一切是那样的亲切，仿佛是我自身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大岛在床上睡觉的时间里，我把椅子搬到檐廊上，边喝茶边看书。关于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沙俄的书。一场几乎不具实质性意义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将近四十万法国士兵命丧陌生而辽阔的大地。战斗当然惨烈至极。医生数量不足加之药品短缺，身负重伤的大多数士兵就那样在痛苦中死去。死得极惨。但更多的死亡还是饥寒交迫带来的，那也同样死得惨不忍睹。我在山中的檐廊里一边听鸟叫喝香草茶，一边在脑海中推出风雪弥漫的俄罗斯战场。

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有些担心，放下书去看大岛。即便睡得再熟，也未免过于安静了，半点儿动静也感觉不到。但他盖着薄被，呼吸还是那么悄然。凑近一看，得知肩部在上下微微颤动。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他的肩部，倏然想起大岛是女性。我偶尔才想起这一事实。几乎所有场合我都把大岛作为男性来接受，大岛想必也希望那样。但入睡时的大岛，竟好像奇异地返回了女性。

之后我又走去檐廊接着看书。我的心折回满是冻僵的尸体的斯摩棱斯克的郊外大道。

大约两个小时后大岛醒来，到檐廊里确认自己的车仍在那里。绿色的赛车由于跑在未铺路面的干土道上，差不多浑身雪白了。他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今年的梅雨没下多少，”大岛揉着眼睛说，“不是什么好事。梅雨季节不下雨，高松夏天肯定缺水。”

“佐伯知道现在我在哪里？”我问。

大岛摇头：“说实话，今天的事我什么也没告诉她。她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有个小屋。她那人以为尽量少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最好，不知道就无需隐瞒，也就不至于被卷进麻烦事。”

我点头。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因为她过去被卷进过了足够多的麻烦事。”大岛说。

“我对佐伯说我父亲最近死了。”我说，“说被人杀死了。但没说警察正在追我。”

“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不说我不说，佐伯恐怕也大致觉察得出，毕竟脑袋好使。所以如果我明天早上在图书馆见面时向她报告田村君有事外出旅行一段时间向您问好，我想她也绝不会这个那个地询问。如果我不再多说，她就会点下头默默接受。”

我点头。

“不过作为你是想见她吧？”

我不作声。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合适，但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

“我也觉得不忍，但刚才也说了，你们最好离开一段时间。”

“可是我说不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情况有可能那样。”大岛想了一下承认道，“我这也是说理所当然的话——事情在实际发生之后才算已经发生，而那往往同外表不一样。”

“嗳，佐伯到底怎么感觉的呢？”

大岛眯细眼睛看我：“就什么而言？”

“就是说……假如知道再不会见到我，我现在所感觉到的，佐伯也会同样感觉到吗？”

大岛微微一笑：“为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完全弄不明白，所以问你。因为我从未这么喜欢过需要过谁，也从来没有被谁需要过。”

“所以脑袋一片混乱，一筹莫展？”

我点头：“一片混乱，一筹莫展。”

“自己对对方的那种迫切的纯粹的心情，对方是否也同样怀有，这你是不会晓得的。”大岛说。

我摇头。“一想到这里我就万分痛苦。”

大岛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眯缝着眼睛望着森林那边。鸟们在树枝间飞来飞去。他双手抱在脑后。

“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很理解。”大岛说，“尽管如此，那终究是必须由你自己思考、自己判断的问题，任何人都代替不了。恋爱这东西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田村卡夫卡君。如果拥有令人吃惊的了不起的想法的是你一个人，那么在深重的黑暗中往来彷徨的也必是你一个人。你必须以自己的身心予以忍受。”

大岛两点半开车下山。

“如果节约一点，那里的食品应该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届时我会返回这里。万一有什么情况来不了，我会跟哥哥联系，由他补充食品。从他住的地方一个小时就能赶来。我已跟哥哥说过你在这里了，不必担心。明白？”

“明白了。”我说。

“另外上次也说了，进入森林时千万千万小心，一旦迷路甭想出来。”

“会小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就在这一带，帝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演习——假想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同苏联军队战斗。这话没说过？”

“没有。”

“看来我常常忘记说要紧的事。”大岛边说边用手指戳着太阳穴。

“可这里不像是西伯利亚森林。”

“不错。这一带是阔叶林，西伯利亚是针叶林。但军队不会注意得这么细。总之是在森林深处以全副武装行军，进行战斗训练。”

他把我做的咖啡从保温瓶里倒入杯子，放一点砂糖，津津有味地喝着。

“应军队的要求，我的曾祖父把山借了出去：‘请随便用好了，反正这山也没用过。’部队沿着我们开车上来的路走进森林。不料几天演习结束点名时，不见了两个士兵。当部队在森林里展开时，他俩全副武装地消失了，都是刚入伍的新兵。军队当然大大搜索了一番，但哪个都没找到。”大岛喝一口咖啡，“至于是在森林里走丢的，还是开了小差，至今都不得而知。不过那一带是深山老林，里面几乎没有东西可吃。”

我点头。

“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总是与另一个世界为邻。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踏入其中，也可以平安无事地返回，只要多加小心。可是一旦越过某个地点，就休想重新回来。找不到归路。迷宫！你知道迷宫最初从何而来？”

我摇头。

“最初提出迷宫这一概念的，据现在掌握的知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他们拉出动物的肠子——有时恐怕是人的肠子——用来算命，并很欣赏肠子复杂的形状。所以，迷宫的基本形状就是肠子。也就是说，迷宫的原理在于你自身内部，而且同你外部的迷宫性相呼应。”

“隐喻。”我说。

“是的。互为隐喻。你外部的东西是你内部东西的投影，你内部的东西是你外部的东西的投影。所以，你通过屡屡踏入你外部的迷宫来涉足设在你自身内部的迷宫，而那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进入森林里的亨塞尔和格蕾特尔⁽¹⁾。”

“是的，就像亨塞尔和格蕾特尔。森林设下了圈套。无论你怎么谨慎怎么费尽心机，眼睛好使的鸟们都会飞来把作为标记的面包屑吃掉。”

“一定小心。”我说。

大岛放下车篷把赛车敞开，坐进驾驶席，戴上太阳镜，手放在变速球杆上。随即，熟悉的引擎声在森林中回荡开来。他用手指把前发撩到后面，轻轻挥手离去。灰尘飞扬了一会儿，很快被风吹走。

我走进小房内，躺在大岛刚刚睡过的床上，闭起眼睛。回想起来，我昨晚也没有睡好。枕头和被褥上可以感觉出大岛的气息。不，与其说是大岛的气息，莫如说是大岛的睡眠留下的气息。我把自己的身体钻进那气息之中。睡了三十分钟左右，传来树枝禁不住什么重力折断落地的声音。我随之醒来，起身去檐廊四下打量。但目力所及，看不出任何变化。或许是森林不时奏出的一种谜一样的声响，也可能是睡梦中发生的什么，我无法分辨二者的界线。

我就那样坐在檐廊里看书看到太阳西斜。

做罢简单的饭菜，一个人默默吃了。收拾完餐具，我沉在旧沙发里思考佐伯。

“如大岛所说，佐伯是聪明人，具有自己的风格。”叫乌鸦的少年说。

他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和在父亲的书斋时一样。

“她和你明显不同。”他说。

她和你明显不同。迄今为止，佐伯已经历过各种各样很难说是正常的情况。她知晓你尚不知晓的许多事，体验过你未曾体验的许多感情，能够分辨对于人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那么重要。迄今为止，她已就许多大事作出判断，并目睹了由此带来的结果。可你不同，对吧？说到底，你只不过是仅在狭小世界里有过有限经历的独生子罢了。你为使自己变得坚强做了不少努力，并且实际上某部分也变得坚强起来，这点不妨承认。然而面对新的世界新的局面，你仍然一筹莫展，因为那些事情你是第一次碰上。

你一筹莫展，连女性是否怀有性欲都是你难于理解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考虑，女性当然也应有性欲，这个你也知道。但对于那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实际上是怎样的感觉，你全然捉摸不透。就你本身的性欲来说，那东西很简单，很单纯。但说到女性的性欲尤其是佐伯的性欲，你却一无所知。她在和你搂抱当中感受的肉体快感同你的一样吗？抑或性质上和你感觉到的截然不同呢？

越想你越对自己十五岁这点感到无奈，甚至产生了绝望的心情。倘若你现在二十岁——或者十八岁也可以，总之只要不是十五岁——你想必就能正确理解佐伯其人、其话语、其行为的含义，并做出正确的反应。你现在处于极其美妙的事情中，如此美妙的事情很可能再不会遇上第二次——便是美妙到如此地步，然而你不能充分理解此时此地的美妙，由此而来的焦躁使你绝望。

你想像她此刻在干什么。今天是星期一，图书馆关门。休息的日子佐伯到底做什么呢？你想像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想像她洗衣服、做饭、打扫、出去购物的情景，越想像越为自己此时置身此处喘不过气来。你想变成一只慓悍的乌鸦穿出小屋，想飞上天空翻山越岭落在屋外永远注视室内她的身影。

也可能佐伯去了图书馆你的房间。敲门。没有回音。门没有锁。她发现你没在那里，东西也不见了。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她推想你去了哪里，或者在房间里等你归来亦未可知。等的时间里大概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支颐望着《海边的卡夫卡》，思索包含在那里的昔日时光。但无论怎么等你也不回来。她终于无奈地出门走去停车场，钻进“大众高尔夫”，发动引擎。你不想让她就那么回去。你想在那里紧紧抱住来访的她，想了解她一举一动的含义。然而你不在那里。你孤单单地待在远离任何人的场所。

你上床熄灯，期待佐伯出现在你的房间里。不是现实的佐伯也可以，十五岁的少女形象也未尝不可。总之你想见到她，无论活灵还是幻影。希望她在你身边。你的脑袋几乎被这样的愿望胀裂，身体几乎为之七零八落。然而千思万盼她也形影不现。窗外听到的惟独轻微的风声。你屏住呼吸，在黑暗中凝眸细看。你耳听风声，试图解读其中某种意味、感觉某种暗示。然而你四周仅有黑暗的若干层面。不久，你怅然闭起眼睛，坠入睡眠。

(1)　Hansel und Gretel，德国童话中的主人公兄妹名字。

第38章

星野用房间里的公用电话号码簿查找市内租车点，选一处地点合适的打去电话。

“普通的Sedan⁽¹⁾就可以，大约借两三天。尽可能别太大也别太显眼。”

“跟您说，先生，”对方说，“我们是专门租赁马自达车的公司。这么说或许不礼貌，显眼的Sedan什么的一辆也没有，您尽可放心。”

“那好。”

“家庭用的可以吗？可信赖的车，向神佛保证，绝对不显眼的。”

“唔，那就好，那就家庭用的。”租车点就在车站附近，星野说一个小时后去取。

他独自乘出租车赶到那里，出示了信用卡和驾驶证，暂且租用两天。停车场里的白色家用小汽车的确不显眼，甚至令人觉得乃是匿名性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完美象征。一旦把眼睛移开，连是什么形状都难以记起。

开车返回公寓路上，在书店买了高松市区地图和四国公路地图。发现附近有一家CD专卖店，于是进去寻找《大公三重奏》。路旁CD专卖店的古典音乐专柜都不很大，只有一盘廉价的《大公三重奏》，遗憾的是并非百万美元三重奏的演奏，但他还是花一千日元买下了。

回到公寓，见中田正在厨房里以训练有素的手势做放入萝卜和油炸物的煮菜。温馨的香味充满房间。

“闲着无事，中田我就这个那个做了点儿吃的。”中田说。

“太好了，这些日子尽在外头吃，心里正想着差不多该吃点清淡的自做饭菜了。”星野说，“对了，老伯，车借来了，停在外面。这就要用？”

“不，明天也没关系。今天想再跟石头君说说话。”

“唔，这样好。说话很重要。不管对象是谁，也无论说什么，说总比不说好。我开卡车的时候也常跟引擎说话。如果留意细听，可以听出好多名堂。”

“那是，中田我也那样认为。中田我同引擎说话固然不能，但同样认为不管对方是谁，说话总是好事。”

“那，和石头说话多少有进展了？”

“是的，觉得心情开始一点点沟通了。”

“那比什么都好。那么，老伯，我把石头君擅自搬来这里，石头君没为此气恼或不高兴什么的？”

“没有，没有那样的事。依中田我的感觉，石头君好像没怎么对位置问题耿耿于怀。”

“太好了。”星野听了，放下心来，“若是再给这石头报复一下，我可真走投无路了。”

星野听买来的《大公三重奏》听到傍晚。演奏比不上百万美元那么华丽那么悠扬舒展，总的说来较为质朴和稳健，但也不坏。他歪在沙发上倾听钢琴和弦乐的交响，深沉优美的旋律沁入他的肺腑，赋格曲那精致的错综拨动着他的心弦。

星野心想，若是一星期之前，我就是听这样的音乐，也恐怕只鳞片爪都理解不了，甚至理解的愿望都不会产生。可是由于偶然走进那间小小的酒吧，坐在舒舒服服的沙发上喝了美味咖啡，现在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音乐了。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像要测试自己刚刚获取的能力，将这CD反复听了多次。除了《大公三重奏》，CD还收有同一作曲家被称为《幽灵三重奏》的钢琴三重奏。这个也不坏。不过他还是中意《大公三重奏》。还是这个富有深意。同一时间里，中田坐在房间角落对着白色的圆石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不时点一下头或用手心喀哧喀哧搓脑袋。两人在同一房间里埋头各做各的事。

“音乐不影响你同石头君说话？”星野问中田。

“不不，不要紧的。音乐不影响中田我。音乐对于中田我好像风一样。”

“唔，”星野说，“风一样。”

六点，中田开始做晚饭。烧大马哈鱼，做蔬菜色拉，又做了几样炖菜盛在盘子里。星野开电视看新闻，想看一下中田涉嫌的中野区杀人案件的侦破有什么进展没有，但电视对此只字未提。拐骗幼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报复、中国公路发生大规模交通事故、以外国人为核心的汽车盗窃团伙、大臣歧视性失言、信息业大型企业的临时性裁员——尽是此类报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消息一条也没有。

两人隔桌吃饭。

“呃，味道好极了！”星野大为佩服，“老伯你很有做饭才华。”

“谢谢谢谢。承蒙别人吃中田我做的东西这还是第一次。”

“没有能和你一起吃饭的亲朋故友？”

“那是。猫君倒是有，但猫君吃的和中田我吃的大不一样。”

“那倒是。”星野说，“不过，反正好吃得很，尤其是炖菜。”

“合您口味比什么都好。由于不认字，中田我经常犯非常荒唐的错误，那时候做出的东西就非常荒唐。所以中田我只能用常用的材料做同样的饭菜。若是认字，就能做出很多花样……”

“我是一点儿也没关系的。”

“星野君，”中田端正姿势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呢？”

“不认字的滋味十分不好受。”

“那怕是那样吧。”星野说，“不过据这CD介绍，贝多芬耳朵听不见。贝多芬是非常伟大的作曲家，年轻时作为钢琴手也在欧洲首屈一指。作为作曲家本来就名声很大。不料有一天耳朵因病听不见了，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作曲家耳朵听不见东西可不是件小事，这你明白吧？”

“那是，好像明白。”

“作曲家耳朵听不见，等于厨师失去了味觉，等于青蛙没了划水蹼，等于司机被没收了驾驶证。任凭谁都要眼前一片漆黑，对吧？可是贝多芬没有屈服。当然喽，情绪低落多少怕是有的，但他没在这种不幸面前低头。是山爬过去，是河蹚过去！那以后也一个劲儿作曲不止，创作出比以前内容更深更好的音乐。实在了不起。例如刚才听的《大公三重奏》就是他耳朵基本听不清声音后创作的。所以嘛，老伯你不认字虽说肯定不方便不好受，但那并不是一切。就算认不得字，你也有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这方面一定要看到才行。喏喏，你不是能够跟石头说话吗？”

“那是，中田我的确多少能和石头说话。以前和猫也能说来着。”

“那就是只有你才做得到的。哪怕看书再多，一般人也不可能和石头和猫说话。”

“可是星野君，中田我这几天老是做梦，在梦里中田我可以认字。不知因为什么可以认字了，脑袋不再那么不好使了。中田我高兴得跑去图书馆，看一大堆书，心想能看书原来竟这么妙不可言，就一本接一本看下去。不料房间里的灯突然一下子灭了，变得漆黑一团。有人把灯关了。什么也看不见，不能继续看书了。于是醒了过来。即使是在梦中，能识字能看书也实在美妙得很。”

“唔——，”星野说，“我倒是认字，但书什么的一概不看。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清。”

“星野君，”

“嗯？”

“今天是星期几呢？”

“今天星期六。”

“明天是星期日吗？”

“一般是的。”

“明天一早能麻烦你开车么？”

“可以呀。去哪儿？”

“中田我也不知道。上车后再考虑。”

“或许你不信——”星野说，“没问我就晓得你肯定这么回答。”

翌日清晨七点刚过星野醒来，中田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星野去洗脸间用冷水“咔咔”搓了几把脸，用电动剃须刀剃了须。早餐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茄子酱汤、竹鱼干和咸菜。星野吃了两碗饭。

饭后中田收拾碗筷，星野又看电视新闻。这回多少有了中野区杀人案件方面的报道。“案发后已经过了十天，但至今未得到有力线索。”NHK的播音员淡淡地说道。荧屏上推出带有气派大门的房子，门前站着警察，门上贴着“禁止进入”的封条。

“对于案发前去向不明的十五岁长子的搜寻仍在继续，但仍未查明行踪。对于案发后当即来派出所提供杀人案情报的附近居住的六十多岁男性的搜索同样没有中断。至于两人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现在尚未澄清。家中没有零乱痕迹，估计是个人恩怨所致。警方正在全面调查遇害者田村先生的交际范围。另外，为表彰田村先生生前的艺术贡献，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我说老伯，”星野朝厨房里站着的中田招呼道。

“嗯，什么事呢？”

“老伯，你莫不是晓得中野区被杀的那个人的儿子？听说十五岁。”

“中田我不晓得那个儿子。中田我晓得的只是琼尼·沃克和狗，最近说过了。”

“呃。”星野说，“除了老伯你，警察好像同时在找那个儿子。独生子，无兄无弟，母亲也没有。儿子在案件发生前离家出走，去向不明。”

“是吗。”

“莫名其妙的案件。”星野说，“不过警察应该掌握不少情况，那些家伙只透露一点点信息。据上校山德士手中的情报，他们知道老伯你在高松，而且得知一个貌似星野的英俊小伙子同你一起行动。但他们不会把这个也透露给媒体。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把我们在高松的事公诸于世，咱们必然跑去别的地方，所以表面上装出不知晓我们在哪里的样子。这些性格恶劣的家伙！”

八点半，两人钻进停在路上的家用小汽车。中田做了热茶灌进保温瓶，然后戴上平日戴的皱巴巴的登山帽，拿起伞和帆布包，在副驾驶席上坐好。星野本想照例扣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但往门口墙上的镜子里一看，心里不由一惊：警察应该已经掌握“年轻男子”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架一副Ray-Ban绿色太阳镜、身穿夏威夷衫这一事实，而头戴中日Dragons棒球帽的人在香川县恐怕别无他人，再加上夏威夷衫和绿色Ray-Ban，那么外部特征可谓正相吻合。上校山德士因为想到这点才没准备夏威夷衫而准备了不显眼的藏青色半袖运动衫，这家伙真是滴水不漏。于是决定把Ray-Ban和帽子留在房间里。

“那，往哪里去呢？”星野问。

“哪里都不碍事。请先在市区兜上一圈。”

“哪里都不碍事？”

“是的。尽可去你喜欢的地方。中田我从车窗往外看就行。”

星野“嗬”了一声。“在自卫队也好在运输公司也好我一直开车，对开车多少有些自信。但握住方向盘时必定有个方向，径直开去目的地。这已成了习性。一次也没人交代说‘随便哪里都可以’。真那么交代，我还真不好办。”

“十分抱歉。”

“哪里，用不着道歉。尽力而为就是。”说着，星野把《大公三重奏》放进车内CD唱机，“我只管在市内转来转去，你就看窗外。这样可以吧？”

“可以，这样可以。”

“发现你要找的东西，我就停车。这样就能一个接一个有新节目出现。是这么回事？”

“那是，情况很可能那样。”中田说。

“但愿那样。”说罢，星野在膝盖上摊开地图。

两人在高松市区转了起来。星野用荧光笔在市区交通图上做标记。仔仔细细转完一个社区，确认所有道路都通过之后，再转下一社区。时而停车喝口热茶，吸一支万宝路，反复听《大公三重奏》。到中午进餐馆吃了咖喱饭。

“话又说回来，你到底在找什么物件呢？”饭后星野问。

“中田我也不明白。那……”

“那要实际看到才明白，没实际看到是不明白的。”

“正是，一点儿不错。”

星野无力地摇了下头：“一开始就知道你这么回答，只是确认一下罢了。”

“星野君，”

“什么？”

“到发现有可能要花些时间。”

“啊，也罢，尽力而为就是。已经坐上去的船。”

“往下要坐船不成？”中田问。

“哪里，眼下还不用坐船。”

三点，两人走进咖啡馆，星野喝咖啡，中田犹豫半天，才要了冰牛奶。这工夫星野已筋疲力尽，没心思开口，《大公三重奏》到底也听腻了。在同一地方来来回回兜圈子不合他的脾性。枯燥，开不出速度，还要努力保持注意力。时不时同警车错车，星野每次都尽量不同警察的视线相碰。尽可能不从派出所执勤点前经过。虽说马自达家用小汽车不显眼，但若看见次数太多，警察出于职责难免要询问。还要避免不小心同其他车相撞弄出交通事故，神经绷得比平时还紧。

他看着地图开车的时间里，中田活像小孩子或有教养的小狗，手扒车窗以同一姿势静静地往外看个不止，那样子真像在寻找什么。黄昏到来前两人就这样专心于各自的作业，几乎一声不响。

“你找的东西是什么……”星野一边开车，一边无奈地唱起井上阳水的歌。下面的歌词忘了，便自己胡诌起来：

还没还没找到么，

太阳快要落山了，

星野我肚子饿瘪了，

汽车转了一圈圈，

眼珠转了一圈圈。

六点，两人返回公寓。

“星野君，明天继续来。”中田说。

“今天一天市区转了不少，剩下的我想明天能转完。”星野说，“呃，有句话想问。”

“啊，星野君，问什么呢？”

“若是在高松市内找不到那家伙，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中田用手心喀哧喀哧搓脑袋：“高松市内若是找不到，我想恐怕要扩大找的范围。”

“有道理。”星野说，“如果还找不到，咱们又如何呢？”

“若是还找不到，就再扩大范围。”中田说。

“就是说，一直扩大到找到为止喽？俗话说走路多的狗总会碰上棒子。”

“那是，我想情况会是那样。”中田说，“不过星野君，中田我这就糊涂了——为什么狗走路多会碰上棒子呢？前面若有棒子，我觉得狗会绕开的。”

给中田这么一问，星野歪头想了想。“那么说倒也是。我还从没这么琢磨过。是啊，狗干吗非往棒子上碰呢？”

“不可思议。”

“不说这个了。”星野道，“这种事琢磨起来越来越麻烦。狗和棒子的问题今天且按下不表。我想知道的是搜索范围扩大到何时为止。如果一个劲儿扩大下去，很可能跑到旁边的爱媛县和高知县去，夏去秋来都不一定。”

“有可能那样。不过星野君，即使秋去冬来，中田我也非找到不可。当然不会永远请您帮忙，往下中田我一个人走路寻找。”

“那是另一回事……”星野一时语塞，“可石头君也该提供多少详细些亲切些的情报么，比如大体在哪一带啦。大体就可以的……”

“对不起，石头不会说话。”

“是么，石头不会说话——从外观看倒也不难想像。”星野说，“石头君肯定不会说话，游泳就更不擅长了。也罢，现在什么也别想，好好睡觉，明天接着来。”

第二天也是同一情形的重复。星野把市区的西半边以同一程序转了一遍。市区交通图已一道道涂满了黄色标记，不同的只是星野的哈欠数量多了几个。中田依然脸贴车窗全神贯注地搜寻着什么。两人几乎不交谈。星野一边注意警察一边把着方向盘，中田不知厌倦地扫描不止。但仍然一无所获。

“今天是星期一吧？”中田问。

“嗯，昨天是星期日，今天应该是星期一。”接着，他以无聊而又无奈的心情将随便想到的话语加上旋律唱道：

既然今天星期一，

明天必定星期二。

蚂蚁是有名的劳动能手，

燕子总是那么漂漂亮亮。

烟囱高挺挺，夕阳红彤彤。

“星野君，”中田稍后开口道。

“什么？”

“蚂蚁干活的时候，怎么看都看不够。”

“是啊。”星野应道。

到了中午，两人走进鳗鱼餐馆，吃了优惠价鳗鱼饭。三点进咖啡馆喝咖啡，喝海带茶。六点时地图已涂满黄色，市内道路已被马自达家用小汽车那格外匿名式的轮胎碾得几无空白，然而所找之物仍踪影皆无。

“你找的东西是什么……”星野以有气无力的声音信口唱道：

还没还没找到么，

市内几乎转遍了，

屁股也坐痛了，

差不多该回家了。

“再继续下去，我很快就成Singer Song Writer⁽²⁾了。”星野说。

“你说的是什么呢？”中田问。

“没什么，不咸不淡的玩笑。”

两人只好离开高松市内，准备上国道返回公寓。不料星野因为想别的事，拐错了左拐地点。他一再尝试开回原来的国道，但道路以奇妙的角度拐来拐去，加上多是单行线，很快迷失了方向。注意到时，两人已闯入没有印象的住宅区，四下全是围着高墙的古旧而典雅的街道。路面静得出奇，空无人影。

“距离上离我们的公寓应该不会很远，但完全摸不着东南西北了。”星野把车靠进适当的空地，关闭引擎，拉下手刹，打开地图。他看了看电线杆上写的街名，在地图上寻找其位置，但眼睛累了，怎么也找不到。

“星野君，”中田招呼道。

“嗯？”

“您正忙着对不起，那里门上挂的招牌写着什么呢？”

星野于是从地图上抬起眼睛，往中田指的方向看去。高墙一段接一段，稍往前有座古色古香的大门，门旁挂一块很大的木板。黑色门扇关得紧紧的。

“甲村纪念图书馆……”星野念道，“这么不见人影的安静地段居然有图书馆。再说也看不出是图书馆嘛，跟普通大宅门一个样。”

“甲村纪念图书馆？”

“是的。大概是为纪念一个叫甲村的人而建造的图书馆吧。甲村是怎么一个人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晓。”

“星野君，”

“嗯？”星野边查地图边应道。

“就是那里。”

“那里？什么那里？”

“中田我一直寻找的就是那个场所。”

星野从地图上抬起脸，看着中田的眼睛，又皱起眉头看图书馆大门，再次慢慢念一遍木板上的字。他取出万宝路烟盒，抽一支叼在嘴上，用塑料打火机点燃，缓缓深吸一口，往打开的车窗外吐出。

“真的？”

“真的，一点儿不错。”

“偶然这东西真是不得了。”星野说。

“千真万确。”中田也同意。

(1)　美式英语，指乘坐四到六人的双排座厢形普通乘用车。

(2)　意为“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手”。

第39章

山中的第二天也一如往常，缓慢地、没有接缝地过去了。一天与另一天之间的区别几乎只表现在天气上，假如天气相差无几，对日期的感觉势必很快消失，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将无从分辨，时间将如失锚的船舶彷徨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我估算今天是星期二，佐伯应该像往常那样——当然我是说如果有人提出要求的话——向旅行团简单介绍图书馆的情况，一如我第一次跨进甲村图书馆大门那天……她以细细的高跟鞋登上楼梯，鞋声在幽静的图书馆里回响。长筒袜的光泽，雪白的衬衫，小巧的珍珠项链，写字台上的勃朗·布兰自来水笔，温文尔雅的（拖着长长的无奈阴影的）微笑。一切恍若遥远的往事，或者说感觉上几乎不具现实性。

我在小屋沙发上一面嗅着褪色的布面的味儿，一面再次回忆同佐伯发生的性事。我让记忆按着顺序浮上脑海。她缓缓脱衣，然后上床。不用说，我的阳物已开始勃起，很硬很硬。但已没有昨天的痛感。龟头的红色也已不知何时消失了。

在性幻想中沉浸得累了，便把平时做的运动项目再做一遍。用檐廊的扶手训练腹肌，快速下蹲，用力做伸臂投球动作。练出一身汗后，在林中小溪里浸湿毛巾擦身。水凉凉的，多少可以冷却我亢奋的心情。然后坐在檐廊里用MD随身听听“电台司令”（Radio Head）。自离家以来，我差不多反复听同样的音乐：“电台司令”乐队的《Kid A》、“王子”的《走红歌曲专辑》，有时也听约翰·科特伦的《我的至爱》。

下午两点——正是图书馆参观时间——我再次走入森林。沿上次那条小路走了一程，来到那块平坦的空地。我坐在草地上，背靠树干，从伸展的树枝间仰望圆圆地敞开着的天空。可以望见夏日云絮白白的一角。这里是安全地带，从这里可以平安折回小屋。用面向初学者的迷宫电子游戏打比方，也就是“level 1”，可以顺利通过。可是由此往前，就要踏入更幽深更有挑战性的迷宫。小路越来越窄，进而被不怀好意的羊齿的绿海吞没。

但我还是决定再往前走走看。

我想试一试这森林究竟能走进多深。我知道里面有某种危险，但我想亲眼看一下、亲身感受一下危险到什么程度和是怎样一种危险。我不能不那样做，有什么从背后推动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大约是通向前面的小路。树木越来越威武挺拔，周围的空气密度越来越浓。头上树枝纵横交错，几乎看不见天空。刚才还洋溢在四周的夏日气息早已消失。这里似乎原本就不存在什么季节。稍顷，脚下的路究竟是不是路我逐渐没了把握。看上去既像路，又不像路——尽管以路的样子出现。在扑鼻而来的绿的气息中，所有事物的定义都变得扑朔迷离，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相互混淆。头顶上一只乌鸦厉声叫了一阵子，叫声非常尖利。说不定是对我的警告。我停住脚步，小心环视四周。没有充分的装备再往前进是危险的，必须回头才行。

然而没那么简单，很可能比前进还要困难，一如拿破仑撤退军队。不但道路似是而非，而且周围树木勾肩搭背，构成黑糊糊的墙壁挡住我的去路。我的呼吸声在耳畔听起来大得出奇，仿佛是从世界角落吹来的空隙风。一只巴掌大的漆黑的蝴蝶从我眼前翩然飞过，其形状同我白T恤上沾过的血无异。蝴蝶从树后飞出，款款地在空间移动，重新消失在树后。蝴蝶不见了之后，四周的声息愈发滞重，空气愈发寒气袭人。一阵恐怖感朝我袭来：没准我已迷失了正路。乌鸦又在头顶正上方叫了一阵子。像是刚才那只乌鸦，传达的是和刚才一样的信息。我又一次止步仰望，仍不见乌鸦身影。现实的风不时心血来潮似的吹来，色调深暗的树叶在脚底发出不安分的沙沙声响。感觉上似有阴影在背后迅速移动，而猛一回头，它们早已藏在什么地方了无踪影了。

但我总算回到了原来的圆形广场，回到了那块幽静的安全地带。我重新坐在草地上，深深呼吸，仰望被圆圆地分割出来的明晃晃的真正的天空，再三确认自己返回了原来的世界。这里有夏天亲切的气息，太阳光像薄膜一样包拢着温暖着我。但回来路上感觉到的恐怖仍如院子角落未融尽的残雪一样久久留在我的体内。心脏不时发出不规则的声音，皮肤仍微微起着鸡皮疙瘩。

这天夜里，我屏息敛气躺在黑暗中，只将眼睛定定地睁大，等待谁在黑暗中出现。但愿会出现。我不知道这一祈愿能否带来某种效果，但总之我要将心思集于一处，祈之愿之。我希望我的强烈祈愿能产生某种作用。

然而祈愿未能实现。愿望落空。佐伯仍未出现，一如昨晚。无论真正的佐伯还是作为幻影的佐伯抑或十五岁少女时的佐伯都未出现。黑暗一成不变。入睡前我为强有力的勃起而烦恼。比平日壮得多硬得多。但我没有手淫。我决心将自己同佐伯交合的记忆原封不动地呵护一段时间。我紧攥双拳沉入睡眠，祈愿能梦见佐伯。

不料我梦见了樱花。

或者不是梦也未可知。一切都那么活灵活现，那么有始有终，模糊的地方一概没有。我不知该如何称呼才对，但作为现象来看，那当然只能是梦。我在她宿舍里，她在床上睡觉。我躺在睡袋里，和上次留宿时一样。时间倒转回来，我立于临界点那样的位置。

半夜我为剧烈的口渴醒来，爬出睡袋喝自来水，一连喝了几杯。喝了五六杯，大概。我的皮肤挂了一层汗膜，又强烈地勃起了。短运动裤前面高高支起。看上去它好像是和我有不同的意识、依据别的系统运作的生灵。我喝水时，它自动接受进去了一部分，我可以隐约听见这家伙吸水的声音。

我把杯子放在洗涤台上，靠墙站立片刻。我想看一眼时间，却找不见钟表。应该是夜最深的时刻，是钟表都将迷失在什么地方的时刻。我站在樱花的床头。街上的灯光隔着窗帘照进房间。她背对着我呼呼大睡，形状好看的脚心从薄被中探出。似乎有人在我背后悄然按下了什么开关，响起幽微干涩的声音。树木横七竖八地挡住我的视线。这里甚至没有季节。我一咬牙，贴着樱花钻了进去。两人的体重压得小单人床吱呀作响。我闻闻樱花脖子味儿，一股轻微的汗味儿。我从后面把手轻轻搭在她腰部，樱花发出低得几乎不成声音的声音，但仍然睡个不休。乌鸦厉声叫了一阵子。我向上看去，但不见乌鸦，天空也不见。

我撩起樱花穿的T恤，用手触摸她柔软的乳房，用手指捏弄乳头，如调整收音机的波段。我勃起的阳物有力地触在她大腿根内侧。但樱花不出声，呼吸也不乱。我想她肯定在做很深的梦。乌鸦又叫了。那只鸟又在向我传达信息，但内容我无法解读。

樱花身体暖融融的，和我一样津津地沁出汗来。我一咬牙改变了她的姿势，慢慢搬过她的身子让她仰卧着。她大大地吐了口气，但还是没有醒的意思。我把耳朵贴在她如画纸一般扁平的腹部，细听位于其下的迷宫中的梦的回声。

勃起仍在持续，看情形几乎可以永远硬下去。我往下脱她小小的棉质三角裤，慢慢从脚下拉出，之后把手心贴在露出的毛丛，手指轻轻按进里面。里面暖融融湿乎乎的，仿佛在引诱我。我缓缓蠕动手指。樱花依然不醒，只是又一次在深梦中吁了口粗气。

与此同时，有什么企图在我体内凹坑样的位置脱壳而出。不知不觉之间，我身上有一对眼睛对准了自己的内侧，所以可以观察里面的情景。我还不清楚那个什么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但不管怎样我都既不能推进又不阻止那个什么的活动。它没有面部，滑溜溜的。不久它钻出壳时想必会有应有的面部，蝉羽状的外衣也将从其身上脱落。那样一来，我就可以认出其本来面目了，而现在它不过是形体未定的标记样的东西罢了。它伸出不成为其手的手力图捅破外壳最柔软的部位。我看着它的蠢蠢欲动。

我决心已定。

不，不对，坦率地说我没下定什么决心，因为我别无选择。我脱掉短运动裤，整个露出阳物，随即抱住樱花的肢体，分开她的双腿进入。那并不难。她那里非常柔软，我这里异常坚硬。我的阳物再也没有痛感，龟头在这几天已变得无坚不摧。樱花还在梦中，我在她梦中压下身去。

樱花突然醒来，得知我已进入其中。

“喂，田村君，你到底在干什么？”

“好像进入了你的体内。”我说。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樱花以干涩的语声说，“不是跟你说过不能干这个的么？”

“可我没别的办法嘛。”

“好了，快停下来，快把它拔出去！”

“不拔。”我摇头。

“田村君，好好听着：一来我有固定的恋人，二来你是在我做梦时进入的，而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知道。”

“还不算晚。你确实已进入我的体内，但还没有动，也没有射，只是乖乖待在那里，就像在沉思什么。是吧？”

我点头。

“拔出来！”她苦口婆心地说，“并且忘掉这件事。我忘掉，你也忘掉。我是你姐姐，你是我弟弟，即使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也毫无疑问是姐弟。明白吧？我们作为一家人连在一起。做这种事是不应该的。”

“已经晚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决定了。”我说。

“因为你已决定了。”叫乌鸦的少年说。

你再也不愿忍受让各种东西任意支配自己、干扰自己。你已杀死了父亲，奸污了母亲，又这样进入姐姐体内。你心想如果那里存在诅咒，那么就应该主动接受它。你想迅速解除那里面的程序，想争分夺秒地从其重负下脱身，从今往后不是作为被卷入某人如意算盘的什么人、而是作为完完全全的你自身生存下去。

她双手捂脸，微微哭泣。你也为之不忍。但到了这一地步你已有进无退。你的阳物在她里边越来越大、越来越硬，简直像要在那里生根。

“明白了，什么也不再说了。”她说，“但有一点你得记住：你是在强暴我。我是喜欢你，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形式。我们很可能再也不能相见了——无论此后你多么盼望。这也没关系？”

你不予回答，关掉思维电源。你搂紧她，腰部开始起伏。起始温情脉脉小心翼翼，继而摧枯拉朽。为了返回，你想把路上的树木的形状印入记忆，但树木无不大同小异，很快被匿名的海浪吞没。樱花闭起眼睛任凭你鼓捣。她一声不响，也不反抗，脸毫无表情地歪向一边，然而你能够把她感觉到的肉体快感作为你自身的延伸加以感受。这你现在很清楚。树木重重叠叠，形成黑魆魆的壁封闭了你的视野。鸟不再传递信息。你一泻而出。

我一泻而出。

我睁开眼睛。我躺在床上，周围谁也没有。时值深更，夜黑得无以复加，所有钟表都已从中失去。我下床脱去内裤，用厨房的水冲洗上面粘的精液，它犹如黑暗产下的私生子，白白的重重的，黏黏糊糊的。我一口气喝了好几杯水。无论怎么喝都不解渴。我实在孤独难耐。在子夜无边的黑暗里、在森林的重重包围中，我孤独得地老天荒。那里没有季节，没有光明。我回身上床，坐在床上深深呼吸。夜色拥裹着我。

现在，那个什么已在你体内历历显形。它作为黑影憩息在那里。外壳已无影无踪。外壳被彻底毁弃。你的双手粘有黏糊糊的东西，好像人的血。你把手举到眼前，但光亮不足，看不清是什么。无论内侧还是外侧都过于黑暗。

第40章

“甲村图书馆”的木牌旁边有块招牌，上面写着休息日为星期一，开馆时间十一时至五时，入馆免费，有意者可于星期二下午二时来馆参观。星野念给中田听。

“今天是星期一，偏巧关门。”星野看了一眼手表，“不论今天星期几都过了开馆时间，一回事。”

“星野君，”

“嗯？”

“这图书馆和上次跟星野君去的那座看上去有很大不同。”中田说。

“是啊，那座是公立大图书馆，这座是私立图书馆。规模绝对不一样。”

“中田我不太明白了，这私立图书馆是怎么一个东西呢？”

“就是哪里一个喜欢书的资产家建座房子，把自己收集的很多书向世人公开，让大家随便看。了不起啊！门面就很气派。”

“资产家是怎么回事呢？”

“有钱人。”

“有钱人和资产家有什么区别呢？”

星野歪头想了想。“这区别嘛，我也不大清楚。大概同光是有钱相比，资产家好像有教养什么的。”

“有教养？”

“就是说，有钱人只要有钱就行，我也好你也好，只要有钱都可以当上有钱人，但资产家就怎么都当不上，当资产家需要一些时间。”

“很复杂啊！”

“啊，是很复杂。反正都跟咱们无关，咱们连光是有钱的有钱人都没希望当上。”

“星野君，”

“嗯？”

“既然星期一休息，那么明天十一点来这里图书馆就能开了？”

“应该是的。明天星期二。”

“中田我也能进入图书馆吗？”

“木板上写着谁都能进，所以你也能进。”

“不认字也可以进去吧？”

“啊，不怕的。认字不认字什么的，不可能在门口一一盘问。”星野说。

“那么，中田我也想到里面去。”

“可以呀，明天一早就来这里，两人一起进去就是。”星野说，“对了，老伯，有一点想确认一下：这里就是那个场所喽？要找的什么贵重东西就在这图书馆里？”

中田摘下登山帽，用手心搓了几下短发：“是的，应该在的。”

“那，不再找下去也没关系了？”

“是的，没有再要找下去的东西了。”

“太好了！”小伙子如释重负，“我正在想，真要找到秋天可如何是好。”

两人返回上校山德士的公寓美美睡了一觉，第二天十一点出门去甲村图书馆。从公寓走路去只需二十分钟，两人决定走路。星野早上去站前把车还回给租车点。

两人到图书馆时，门已大敞四开。看来将是闷热的一天。周围洒了水，门内可以见到修剪整齐的庭园。

“老伯，”星野在门前叫了一声。

“嗯。什么呢？”

“进图书馆后我们怎么做好呢？你一下子端出一桩没头没脑的离奇事来我怕也不好办，所以想事先问你一下，作为我也大致要有个心理准备。”

中田沉思起来。“进去做什么中田我也心中无数，但这里既然是图书馆，那么我想先看看书再说。中田我选几本图片集或画册，你也挑几本什么书看。”

“明白了。因为是图书馆所以先看书，言之有理。”

“至于做什么好，下一步再慢慢考虑。”

“好好。下一步的事下一步考虑不迟，这也是健全的想法。”星野说。

两人穿过精心修整过的美丽庭园，走进传统样式的门厅。一进去就见有一个借阅台，一个不肥偏瘦的漂亮小伙子坐在那里，白色棉质扣领衬衫，小眼睛，额前垂着长长细细的头发。星野心想，活脱脱是弗朗索瓦·特吕福黑白电影里的形象。漂亮小伙子见两人进来，好看地微微一笑。

“您好！”星野声音朗朗地说。

“您好！”对方也寒暄一声，“欢迎！”

“想看看书。”

“当然，”大岛点头道，“那当然。请随便看。这座图书馆对一般公众开放。开架式，自由挑选。检索是卡片式，用电脑也能检索。有不清楚的只管问好了，我乐意协助。”

“谢谢。”

“有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或要找的书吗？”

星野摇头道：“不，现在没什么特别的，或者不如说与书相比，对这图书馆本身更有兴趣。正好从门前走过，觉得蛮有意思，就想进来瞧瞧。建筑物真是不一般！”

大岛优雅地淡然一笑，拿起削得尖尖的长铅笔：“这样的人士很多。”

“那就好。”星野说。

“如果有时间的话，两点开始馆内有简单的导游项目。只要有人提出，几乎每星期二下午都安排，由馆长介绍这座图书馆的由来。今天正好星期二。”

“这玩意儿大概极有趣。怎么样，不看看，中田？”

星野和大岛隔着借阅台交谈的时间里，中田紧紧抓着摘下的登山帽，怔怔地四下打量，直到星野叫自己名字才回过神来。

“啊，什么事呢？”

“跟你说，两点钟有个馆内参观节目，怎么样，不参观参观？”

“好的，星野君，中田我很想参观。”

大岛兴致勃勃地看着两人说话。中田与星野——这两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不像是亲戚。无论看年龄还是看外表，都可谓令人费解的组合。哪里也找不出共同点。就这位叫中田的年长者来说，讲话的方式多少有些古怪，身上有一种不释然感，不过给人的印象并不坏。

“从远处来的么？”大岛试着问。

“嗯，我俩是从名古屋来的。”星野慌忙抢在中田开口前回答。倘若中田冒出一句什么“从中野区来的”，情况未免不妙。电视新闻已经报道了一个貌似中田的老人涉嫌中野区杀人事件，所幸据他所知，中田的头像尚未出现。

“够远的了。”大岛说。

“那是，跨过一座大桥，很大很漂亮的桥。”中田说。

“是啊，一座很大的桥，我还一次都没跨过。”大岛应道。

“中田我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桥。”

“建造那座桥，”大岛说，“花了极长的时间和极多的钱。据报纸报道，管理桥和高速公路的道路公团⁽¹⁾，每年大约有一千亿日元赤字。那基本上是用我们的税金填补的。”

“一千亿日元是怎么一个东西，中田我不很明白。”

“坦率地说，我也不很明白。”大岛说，“无论什么，一旦数量越过某一个点，就失去了现实性。总之就是很多很多钱。”

“实在谢谢了。”星野从旁插嘴道。如此放任自流，中田说不定会说出什么来。“参观的事，两点到这里就可以了？”星野问。

“是的。请两点过来。馆长为大家解说。”大岛回答。

“两点之前在那边看书。”星野说。

大岛一边手中转动铅笔，一边注视两人的背影，过了一会才继续已经开头的工作。

两人从书架上挑选合适的书。星野挑了一本《贝多芬与他的时代》。中田拿了几本家具图集放在桌上，然后像极细心的狗一样满房间查来看去，摸摸这里嗅嗅那里，或盯住一个地方看上半天。十二点之前除了他俩一个阅览者也没有，因此没人留意中田的这些举动。

“我说老伯，”星野低声说。

“啊，什么事呢？”

“跟你说，求你件急事——希望你尽量别说是从中野区来的。”

“那又为何？”

“说起来话长，总之我认为不说为妙。如果得知你是从中野区来的，对别人来说有可能是一场麻烦。”

“明白了。”中田深深地点了下头，“给别人带来麻烦总是不好的。就按您星野君吩咐的，瞒着不说是从中野区来的。”

“那就谢谢了。”星野说，“对了，你要找的宝贝东西可找到了？”

“没有，星野君，还什么都没找到。”

“可场所是这里没错吧？”

中田点头：“没错。昨晚睡觉前跟石头君讲了很多，我想这里是那个场所，不会错。”

“那就好。”

星野点了下头，又回到贝多芬的传记。贝多芬自视甚高，对自己的才华绝对自信，对贵族阶级概不讨好。他认为惟有艺术、惟有情感的正确表露才是这世界上最为崇高、最值得致以敬意的东西，而权力和钱财则是为之服务的。海顿在贵族家寄宿的时候（不寄宿的时候很少）同仆人们一起吃饭，音乐家们在海顿生活的时代属于仆人阶层（当然直率而随和的海顿宁愿同仆人们一起吃饭，也不愿同就餐时有种种清规戒律的贵族们在一起）。但是，贝多芬每次受到这样的侮辱都大发雷霆，往墙上摔东西，要求与贵族平等地同坐一桌。贝多芬性情急躁（甚至可以说是暴躁），一旦发火便不可收拾，政治上想法也很激进，并且不加掩饰。耳聋之后，这种脾性愈演愈烈。他的音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飞跃性地向外扩展幅度，同时又稠密地集中于内心。大概惟独贝多芬才能将这种二律背反性同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如此非同寻常的作业将他的现实人生迅速毁坏殆尽，人的肉体和精神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剧烈劳作。

“伟人也真不容易啊！”星野中途放下书，叹了口气，深为敬佩。学校音乐室里放着贝多芬半身铜像，他只是清楚地记得他愁眉苦脸的神情，而不知晓此人送走的人生竟如此充满苦难，于是心想，无怪乎他显得那么郁郁寡欢。

星野思忖：这么说也许不合适——自己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伟人。他往中田那边望了一眼。中田一边目不转睛看家具图集，一边做着凿凿子或推刨子动作，大约一见到家具身体就习惯性地动了起来。

那个人倒有可能成为伟人，星野想，普通人横竖做不到那个程度。

十二点过后来了另外两个阅览者（两个中年女士）。于是两人去外面歇息。星野准备了面包当午饭，中田一如平日帆布包里带着装有热茶的小保温瓶。星野问借阅台里的大岛哪里吃东西不碍事。

“问得有理，”大岛说，“那边有檐廊，不妨一边欣赏庭园一边慢慢用餐。如果愿意，餐后请来喝咖啡，这里备有咖啡，不必客气。”

“多谢。”星野说，“好一个家庭式图书馆。”

大岛微笑着把前发撩去后面：“是啊，同普通图书馆相比，我想是有所不同，或许真可以称为家庭式的。我们的目的是提供能够静心看书的温馨的空间。”

此人感觉极好，星野想，聪明、整洁、富有教养，且十分亲切。没准是同性恋者，他猜想。但星野对同性恋者并不怀有什么偏见。人各有所好，有人能跟石头说话，男人睡男人也无须大惊小怪。

吃完东西，星野站起长长地伸个懒腰，独自去借阅台讨了一杯热咖啡。不喝咖啡的中田坐在檐廊里边看飞来院子的鸟边喝保温瓶的茶水。

“如何，可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书了？”大岛问星野。

“唔，一直看贝多芬的传记来着。”星野说，“非常有趣。跟踪贝多芬的人生，有很多东西让人思考。”

大岛点头：“是的。极审慎地说来，贝多芬的人生是相当艰难的人生。”

“嗯，活得十分辛苦。”星野说，“不过我是这么想的，从根本上得怪他本人。贝多芬这个人几乎天生没有协调性，只想他自己，脑袋里只有他自己的事、自己的音乐，为此牺牲什么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身边真有一个，那怕是很麻烦的，我都想说一句‘喂喂，路德维希⁽²⁾，请原谅’。外甥精神上出问题也没什么奇怪，可是音乐厉害，打动人心。不可思议啊！”

“完全如此。”大岛同意。

“可他何苦过那么难受的日子呢？再正常一点儿、像一般人那样活着不也可以的么，我觉得。”

大岛来回转着手中的铅笔。“是啊。不过在贝多芬那个时代，大概自我的表露被视为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的行为在那以前的时代也就是绝对王政时代被作为不当和有违社会常规的行为受到严厉压制，这种压制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掌握社会实权而被全部解除，大部分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同自由、个性解放同属一义，艺术、尤其是音乐首当其冲。柏辽兹、瓦格纳、李斯特、舒曼等紧随贝多芬出现的音乐家无不度过了离经叛道波澜万丈的人生，而这种离经叛道在当时恰恰被认为是理想的人生模式之一，想法非常单纯。那一时代被称为浪漫派时代。的确，对于他们本人来说，那样的生活方式有时是相当难以忍受的。”大岛说，“喜欢贝多芬的音乐？”

“没有详细听，还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星野直言相告，“或者不如说几乎没听过。我只喜欢《大公三重奏》那支曲子。”

“那个我也喜欢。”

“百万美元三重奏倒是很合心意。”

大岛说：“我个人偏爱捷克的苏克⁽³⁾三重奏。达到了优美的平衡，散发着一种清风拂过绿草那样的清香。但百万美元也听过。鲁宾斯坦、海菲茨、弗里曼，那也是足以留在人心底的演奏。”

“呃——，大岛，”星野看着借阅台上的姓名牌说，“你很熟悉音乐？”

大岛微微一笑：“算不上熟悉，但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常听。”

“那么有一点想问问：你认为音乐有改变一个人的力量吗？比如说自己身上的什么会因为某时听到的音乐而一下子发生变化？”

大岛点头。“当然，”他说，“体悟什么，我们身上的什么因之发生变化，类似一种化学作用。之后我们检查自己本身，得知其中所有刻度都上了一个台阶，自己的境界扩大了一轮。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倒是偶尔才有一次，偶一有之。同恋爱一样。”

星野不曾闹过刻骨铭心的恋爱，但姑且点头赞同。“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吧，”他说，“对于我们的人生？”

“是的，我那样认为。”大岛回答，“假设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的人生恐怕将变得枯燥无味。贝多芬说过：‘倘若你没读《哈姆雷特》便终了此生，那么你等于在煤矿深处度过一生。’”

“煤矿深处……”

“啊，十九世纪式的极端之论。”

“谢谢你的咖啡。”星野说，“能和你交谈真好。”

大岛极得体地微微一笑。

两点到来之前星野和中田各自看书。中田仍然比比划划地看家具图集看得入神。除了两位女士，下午阅览室又来了三人，但希望参观的只星野和中田。

“仅两人参加，能行么？只为我们两个麻烦一场，挺不好意思的。”

“不必介意。即使一个人馆长也乐于当向导。”

两点，一位相貌端庄的中年女性从楼梯下来，背挺得笔直，走路姿势优雅。身穿棱角分明的藏青色西装裙，脚上是黑色高跟鞋。头发束在脑后，袒露的脖颈上戴一条纤细的银项链。非常洗练，别无赘物，尽显品位。

“你们好！我叫佐伯，是这座图书馆的馆长。”说着，她娴静地一笑，“说是馆长，其实这里只有我和大岛两人。”

“我叫星野。”

“中田我来自中野区。”中田双手攥着登山帽说。

“欢迎远道而来。”佐伯说。

星野心里一惊，但佐伯似乎毫不介意，中田当然也无动于衷。

“那是，中田我跨过一座很大很大的桥。”

“好气派的建筑物啊！”星野从旁边插嘴道，因为提起桥来中田又会絮叨个没完。

“啊，这座建筑物原本是明治初期作为甲村家书库兼客房建造的，众多文人墨客来这里访问留宿。现在是高松市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人墨客？”中田问。

佐伯微微一笑：“从事文艺活动的人——钻研书法、吟诗作赋、创作小说的那些人。各地资产家往日都向这些艺术家提供资助。和现在不同，那时艺术是不应用来谋生的。甲村家在当地也是长年致力于文化保护的资产家之一，这座图书馆就是为了将那段历史留给后世而开设和运营的。”

“资产家的事中田我了解。”中田开口了，“当资产家需要时间。”

佐伯仍面带微笑点头道：“是啊，当资产家是需要时间，钱攒得再多也不能买来时间。那么，请先上二楼参观。”

他们依序转了二楼的房间。佐伯一如往常介绍房间里住过的文人，指点着他们留下的书法和诗文作品。佐伯现在作为办公室使用的书房的写字台上依旧放着佐伯的自来水笔。参观过程中，中田兴味盎然地一一细看那里的一切，解说似乎未能传入他的耳朵。对佐伯的解说作出反应是星野的任务，他一边随声附和一边心惊胆战地用眼角瞄着中田，生怕他弄出什么莫名其妙的名堂。好在中田只是细看那里各种各样的东西，佐伯也好像几乎没介意中田干什么，有条不紊地面带微笑地领着参观。星野感叹：好一个指挥若定的人！

参观二十分钟左右结束了，两人向佐伯道谢。带领参观的时间里，佐伯脸上一次也没失去微笑，但看着她的星野觉得很多事情一点点费解起来。此人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就是说，在看我们的同时又看别的东西，一边解说一边在脑袋里想其他事情。她彬彬有礼，和蔼热情，无可挑剔，每问必答，答得亲切而简洁，然而她的心似乎不在那里。当然不是说她敷衍了事，在某些部分她是乐于忠实履行这种实际性职责的，只是心未投入而已。

两人返回阅览室，在沙发上各自闷头翻动书页。星野边翻边半想不想地想佐伯。那位美丽的女性有某种不可思议之处，而那种不可思议又很难准确地置换成语言。于是星野不再想，回到书中。

时值三点，中田突如其来地立起，这作为中田的动作是带有极少见的力度的。他手里紧紧攥着登山帽。

“喂，老伯，你去哪里？”星野低声问。

然而中田并不回答，他双唇紧紧闭成一条直线，步履匆匆地朝门口那边走去，东西扔在脚前的地板上也不管。星野也合上书站起来。情形总好像不对头。

“老伯，等一下，等等。”得知中田不会等，星野赶紧追去。其他人抬起头看他们。

中田在门前往左拐，毫不犹豫地登上楼梯。楼梯入口立着一块写有“无关人员谢绝入内”的牌子，但中田不予理睬——或者莫如说他本来就不认字。鞋底磨歪的网球鞋踩得楼板吱吱作响。

“对不起，”大岛从借阅台里探出身朝中田的后背招呼，“现在不能进那里。”

但声音似乎未能传入中田耳朵。星野尾随着追上楼梯：“老伯，那边不成，不能上去！”

大岛也离开借阅台，跟在星野身后登上楼梯。

中田毫不踌躇地穿过走廊，走进书房。书房门一如往常地开着，佐伯正背对着窗伏案看书，听得脚步声，她抬起脸注视中田。他来到写字台前站定，从正面俯看着佐伯的脸。中田一声不响，佐伯一言不发。星野很快赶来，大岛也随之出现。

“老伯，”星野从后面把手搭在中田肩上，“这里不能随便进，这是规定。回原来地方吧！”

“中田我有事要说。”中田对佐伯说道。

“什么事呢？”佐伯以温和的语声问。

“关于石头的事，关于入口石。”

佐伯无言地注视了一会儿中田的脸，眼里浮现出极为中立性的光，之后眨了几下，静静合上正在看的书，双手整齐地置于台面，再次抬头看中田。看上去她难以作出决定，但还是轻轻点了下头。她看星野，又看大岛。

“把我们两个单独留下好么？”她对大岛说，“我在这里跟这位说话，请把门带上。”

大岛犹豫片刻，但终究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轻轻拉一下星野的臂肘，退到走廊，带上书房的门。

“不要紧吗？”星野问。

“佐伯是有判断力的人。”大岛领着星野下楼说，“她说行就行的。对她不必担心。去下面喝咖啡好了，星野。”

“说起中田来，光担心是没有用的。一塌糊涂！”星野摇头说。

(1)　日本政府出资经营的企业机构。

(2)　贝多芬的名字。

(3)　捷克小提琴演奏家（1929—　）。

第41章

这回是作好了准备进森林的。指南针和刀、水壶和应急食品、军用手套、在工具库找到的黄色喷漆、小柴刀——我把这些装进小尼龙袋（这也是在工具库找到的），带进森林。裸露的皮肤喷上了防虫剂，穿长袖衫，脖子用毛巾围上，戴上大岛给的帽子。天空一片阴暗，溽暑蒸人，看样子很快就要下雨，于是把防雨斗篷装进尼龙袋。鸟们互相招呼着穿过灰云低垂的天空。

我像以往那样很快走到圆形开阔地，用指南针确认大致向北之后，进一步踏进了森林深处。这回用喷漆隔三岔五地往路过的树干上涂黄色，只要循此而行，即可返回原地。喷漆不同于《亨塞尔和格蕾特尔》中做记号的面包，不必担心被鸟吃掉。

由于做了这一系列准备，我所感觉的恐怖不像上次那么强烈了。紧张当然紧张，但心跳平稳得多。驱使我的是好奇心，我想知道这小路前面有什么。假如什么也没有，知道什么也没有也好。我必须知道。我小心翼翼地把四周的景物印入脑海，一步步稳扎稳打。

哪里不时响起莫名其妙的声音：“咚”一声什么掉在地上的声音、地板承受重压时咯吱咯吱的声音，以及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奇异的声音。我不知晓那些声音意味着什么，想像都很困难。它们既像从很远地方传来的，又似乎近在耳畔，距离感仿佛可以伸缩。头顶有时响起鸟扑棱翅膀的声音，声音响得出奇，估计被大大夸张了。每有声音传来，我马上停住脚步，侧耳倾听，屏息等待什么发生，但什么也没发生。我继续前行。

除却这些时而传来的突发性声响，四周基本上万籁俱寂。无风，头顶无树叶摇曳声，传入耳中的惟我蹚草前进的足音。脚一踩上落地的枯枝，“嚓”的一声脆响便四下回荡。

我右手提着刚在磨石上磨过的柴刀，没戴手套的手心里有刀柄粗糙的感触。时下还没出现刀具派上用场的情况，但它恰到好处的重量给我以自己得到保护的感觉。我被保护着——到底被什么呢？四国森林里应该没有熊没有狼，毒蛇也许有几条。但细想之下，森林中最有危险性的恐怕是我自己。说到底，我无非对自己的身影战战兢兢罢了。

尽管如此，在森林里走起来，我还是有自己被看着、被听着的感觉。有什么从哪里监视着自己，有什么屏住呼吸埋伏于背景中盯视我的一举一动，有什么在远处什么地方倾听着我弄出的动静，并且在推测我怀的是什么目的、去的什么地方。但我尽量不就它们思来想去。那大约是错觉，而错觉越想就膨胀得越厉害，越想就形状越具体，很快会不再是错觉了。

我吹口哨填埋沉默。《我的至爱》、约翰·科特伦的高音萨克斯。不用说，我不熟练的口技不可能吹出密密麻麻铺满音符的复杂的即兴曲，无非把脑袋里想出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声音而已，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些。看表，早上十点半。大岛此刻想必在做开馆准备。今天是……星期三。他往院里洒水，用抹布擦桌子，烧水做咖啡——我在脑海中推出这些场景。那本该是我做的事，可我现在置身于森林，并朝着更深的地方行进不止，谁也不知晓我在这里，知晓的只有我，加上它们。

我沿那里的路前行。称之为路或许勉强，大概是水流花了很长时间冲出的自然通道。森林里每下一次大雨，颇有速度的水流便急剧地剜去泥土，卷走杂草，露出树根，遇上巨石就绕弯而下。雨停水息之后，遂成为干涸的河床，形成人可以行走的路。那种路径大多为羊齿和绿草所覆盖，稍不注意就迷失不见。有的地方坡很陡，必须手抓树根攀登。

不觉之间，约翰·科特伦已不再吹奏高音萨克斯。耳朵深处正在回响马克·泰纳的钢琴独奏，左手刻录单调的节奏模式，右手一摞黑黑厚厚的和弦。它将某人（没有名字的某人、没有面部的某人）黯淡的过去被像拉肠子一样从黑暗中拉出的光景巨细无遗地描写出来，宛如描写神话场面。至少在我耳里听来是这样。我将不屈不挠的循环反复一点点切割成现实场景予以重新组合，那里隐约有催眠的危险气味，一如森林。

我边走边用左手拿着的喷漆在树干上轻轻地留下标记，并屡屡回头确认那黄色标记是否看得清楚。不要紧，表示回程路线的标记如海上的浮标参差不齐地首尾相连。为慎重起见，我又用柴刀不时在树干上砍出痕迹。这也是一种标识。并非任何树干都那么容易留痕，我这把小柴刀完全砍不动的也有。每当碰上不甚粗又似乎软些的树干，我就在它身上砍下一刀，留下崭新的刀痕。树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击。

大大的黑蚊子时不时如侦察员一样飞来，企图扎进我裸露的肌肤。耳畔“嗡”一声响起振翅声。我用手赶开或把它拍死，拍时“喀哧”一声，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感。有时它吸足我的血，痒感随后袭来。我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揩去手心沾的血。

过去在这山里行军的士兵们若是夏季也难免为蚊子烦恼。不过，所谓“全副武装”究竟有多重呢？铁疙瘩般的旧式步枪，为数不少的子弹、刺刀、钢盔、若干手榴弹，当然还有粮食和水、挖战壕用的铁锹、饭盒……估计有二十公斤左右。总之重得要命，和我这尼龙袋不可同日而语。我不由得幻想自己在眼前树木茂密的拐角处撞上那些士兵们，但士兵们早已消失，消失六十多年了。

我想起在小屋檐廊里读的拿破仑远征沙俄。一八一二年夏天朝着莫斯科长途行军的法军士兵也该被蚊子折腾得好苦。折腾他们的不光是蚊子，法军将士必须同其他许许多多困难殊死搏斗，饥渴、泥泞的道路、传染病、酷暑、袭击拖长的补给线的哥萨克游击队、缺医少药，当然还有同俄国正规军进行的几场大会战。好歹进入居民逃光已成空城的莫斯科，部队人数由最初的五十万骤减到十万。

我停住脚步，用水筒里的水湿润喉咙。手表上的数字正好变成11时。图书馆开门的时刻。我想像大岛开门和坐在借阅台里的身影，台面应该一如平时放有削尖的长铅笔。他不时拿起铅笔团团旋转，用橡皮头轻轻顶住太阳穴。如此光景真真切切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而那场所却距我那般遥远。大岛说，我没有月经，乳头无动于衷，但阴蒂有感觉，性行为不是通过阴道，而是通过肛门进行。

我想起大岛在小屋床上脸朝墙睡觉时的身姿，想起那里残留着的他或她的气味。我在同一张床上、在那气味的拥裹中睡去。但我不再想下去了。

我想战争，想拿破仑的战争，想日军士兵不得不打的战争。手中有柴刀确实的重感，刚磨出的锋利的白刃耀眼炫目，我不由得移开眼睛。为什么人们要打仗呢？为什么数十万数百万人必须组成集团互相残杀呢？那样的战争是仇恨带来的，还是恐怖所驱使的呢？抑或恐怖和仇恨都不过是同一灵魂的不同侧面呢？

我往树干上砍了一刀。树发出听不见的呻吟，流出看不见的血。我继续行进。约翰·科特伦又拿起高音萨克斯。反复切碎了现实的场景，重新组合。

我的心不知不觉地踏入梦的领域。梦境静静返回。我抱着樱花，她在我怀中，我在她体内。

我再也不愿忍受让各种东西任意支配自己、干扰自己。我已杀死了父亲，强暴了母亲，又那样进入姐姐体内。我心想如果那里存在诅咒，那么就应主动接受。我想迅速解除那里面的程序，想争分夺秒地从其重负下脱身，从今往后不是作为被卷入某人的如意算盘中的什么人，而是作为完完全全的我自身生存下去。此外别无他想。我在她体内一泻而出。

“即使是在梦中，你也是不该做那种事的。”叫乌鸦的少年向我说道。

他就在我背后，和我一同在森林行走。

“我那时很想劝阻你来着，你也应该明白这点，应该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可是你不听我的话，径自向前迈进。”

我不回答，也不回头，只管默默移动脚步。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诅咒，是吧？可结果是那样的么？”叫乌鸦的少年问道。

可结果是那样的么？你杀死了父亲、奸污了母亲、奸污了姐姐。你把预言履行了一遍。你以为这样一来父亲加在自己身上的诅咒即告终止，然而实际上什么也没终止，什么也没摆脱，莫如说诅咒在你精神上的烙印比以前更深了。对此你现在心里应该清楚，你的遗传因子里至今仍然充满着那个诅咒，它化为你呼出的气，随着八方来风撒向世界。你心中黑暗的混乱依然故我。对吧？你怀抱的恐怖、愤怒和不安感丝毫没有消去，它们仍在你体内，仍在执拗地折磨你的心。

“记住，哪里也不存在旨在结束战争的战争。”叫乌鸦的少年说，“战争在战争本身中成长，它吮吸因暴力而流出的血、咬噬因暴力而受伤的肉发育长大。战争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活物。这点你必须了解。”

姐姐！我脱口而出。

我是不该奸污樱花的，即使是在梦中。

“我该怎么办呢？”我看着前方的地面询问。

“是的，你必须做的大约是克服你心中的恐怖和愤怒。”叫乌鸦的少年说，“引来光明，融化你那颗心的冰冻部分。这才算真正变得顽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我的意思你可明白？现在开始还为时不晚，现在开始你还可以真正找回自己。动脑筋思考，思考何去何从。你绝对不蠢，思考应该不成问题。”

“我难道真杀死了父亲？”我问。

没有回音。我回头看去，叫乌鸦的少年已不在那里。我的问话被沉默吞噬。

在深邃的密林中我一个人孤苦伶仃，觉得自己彻底成了空壳，觉得自己成了大岛一次说过的“空幻的人”。我身上有个巨大的空白，那空白至今仍在一点点继续膨胀，它迅速吃掉自己身上残存的内核，我可以听见它吃的声音。自己这一存在愈发变得无可理喻。我的确山穷水尽了。这里没有方向，没有天空没有地面。我想佐伯，想樱花，想大岛，但我距他们所在的场所有几光年之遥，如倒看望远镜，无论手伸出多远都无法触及他们。我孤单单地置身于幽暗的迷宫。大岛叫我倾听风声，我倾听风声。然而这里丝毫无风。叫乌鸦的少年也不知去了哪里。动脑筋思考，思考何去何从。

可是我再也思考不了什么。不管思考什么，我到达的地方终归只能是迷宫的尽头。我的内核究竟是什么？那是同空白对立的东西不成？

我认真地想：假如能彻底抹杀自己这一存在该有多好！在这厚厚的树墙中、在这不是路的路上停止呼吸，将意识静静埋入黑暗，让含有暴力的黑血流尽最后一滴，让所有遗传因子在草下腐烂。恐怕惟有这样我的战斗才能结束，否则，我势必永远杀害父亲、奸污母亲、奸污姐姐，永远损毁世界本身。我闭目合眼，凝视自己的内心。覆盖那里的黑暗凌乱不堪，粗糙无比。乌云裂开时，山茱萸的叶片迎着月光，如千万把刀刃熠熠生辉。

这时，皮肤里面好像有什么被替换，脑袋里咔嚓一声响。我睁开眼睛，深深吸气，把喷漆罐扔在脚下。扔掉柴刀，扔掉指南针。所有东西发出声音落在地面。这些声音仿佛来自极遥远的地方。我觉得身上一下子轻了许多。我拉下背上的尼龙背袋一并扔在地上。我的触觉远比刚才敏锐。周围的空气增加了透明感。森林的气息变得更浓了。约翰·科特伦仍在耳底继续着迷宫式的独奏。那里无所谓终止。

随后我转念从尼龙袋里取出小猎刀揣进衣袋。这是从父亲书桌里带来的利刃，必要时可以用来划开手腕血管，让我身上所有的血流到地面，以此破坏自己这一装置。

我把脚踏入森林的核心。我是空幻的人，我是吞噬实体的空白。正因如此，那里已没有值得我怕的东西，全然没有。

于是，我把脚踏入森林的核心。

第42章

房中只剩两人之后，佐伯劝中田坐在椅子上。中田想了想，弓身坐下。两人半天什么也没说，只是隔桌看着对方。中田把登山帽放在整齐并拢的膝头上，照例用手心喀哧喀哧搓着短发。佐伯双手置于写字台面，静静地看着中田的一举一动。

“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我想我大概在等待你的出现。”她说。

“那是，中田我也认为恐怕是那样。”中田说，“但花了时间。让您等待得太久了吧？中田我也以中田我的方式抓紧来着，但这已是极限。”

佐伯摇头道：“不，没什么。比这早或比这晚我恐怕都将更为困惑。对我来说，现在是最正确的时间。”

“请星野君这个那个帮了很多忙，如果没有他，中田我一个人想必更花时间。毕竟中田我字也不认得。”

“星野君是您的朋友？”

“是的，”中田说，“或许是那样的。不过说老实话，中田我不大清楚这里面的区别。除了猫君，中田我有生以来称得上朋友的人一个也没有。”

“我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佐伯说，“我是说除了回忆。”

“佐伯女士，”

“嗯？”

“老实说来，中田我称得上回忆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因为中田我脑袋不好使。所谓回忆，到底是怎样一个东西呢？”

佐伯看着自己放在台面上的双手，之后看着中田的脸：“回忆会从内侧温暖你的身体，同时又从内侧剧烈切割你的身体。”

中田摇头道：“这问题太难了。关于回忆中田我还是不明白。中田我只明白现在的事。”

“我好像正相反。”佐伯说。

深重的沉默一时间降临房间。打破沉默的是中田，他轻轻咳了一声。

“佐伯女士，”

“什么呢？”

“您记得入口石的事吧？”

“嗯，记得。”她的手指碰到写字台上的勃朗·布兰自来水笔，“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一个地方碰上的。或许一直蒙在鼓里会更好些。但那是我无法选择的事。”

“中田我几天前把它打开过一次，那天下午电闪雷鸣，很多雷君落在街道上。星野君帮忙来着。中田我一个人无能为力。打雷那天的事您记得吧？”

佐伯点头：“记得。”

“中田我之所以打开它，是因为不能不打开。”

“知道。为了使许多东西恢复其本来面目。”

中田点了下头说：“正是。”

“你有那个资格。”

“中田我不大清楚资格为何物，不过佐伯女士，不管怎样那是别无选择的事。跟您说实话，中田我在中野区杀了一个人。中田我是不想杀人的，可是在琼尼·沃克的促导下，中田我替一个应该在那里的十五岁少年杀了一个人，而那是中田我不得不接受的。”

佐伯闭起眼睛，又睁开来注视中田：“那样的事情是因为我在久远的过去打开了那块入口石才发生的吧？那件往事直到现在还到处导致许多东西扭曲变形，是这样的么？”

中田摇摇头。“佐伯女士，”

“嗯？”

“中田我不晓得那么多。中田我的任务仅仅是使现在存在于这里的事物恢复本来面目，为此离开了中野区，跨过一座大桥来到四国。您大概已经明白，您不能留在这里。”

佐伯微微一笑。“好的。”她说，“那是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中田君。过去我追求，现在我依然追求，可是无论如何也没追求到手。我只能静静等待那一时刻——现在这一时刻——到来，而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忍受的。当然，痛苦恐怕也是赋予我的一种责任。”

“佐伯女士，”中田说，“中田我只有一半影子，和您同样。”

“是的。”

“那一半是战争期间丢掉的。至于为什么发生那样的事，又为什么发生在中田我身上，中田我不得其解。不管怎样，那已经过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我们差不多该离开这里了。”

“这我明白。”

“中田我活了很久。但刚才也说了，中田我没有记忆。所以您所说的‘痛苦’那样的心情中田我是理解不好的。不过中田我在想：哪怕再痛苦，您大概也不愿意把那记忆扔去一边，是吧？”

“是的，”佐伯说，“正是那样。无论怀抱着它生活有多么痛苦，我也——只要我活着——不想放弃那个记忆，那是我活下来的惟一意义和证明。”

中田默然点头。

“我活的时间够长的了，长得超过了限度。这时间里我损坏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物。”她继续道，“我和那个你说的十五岁少年有了性关系，就是最近的事。我在那个房间再次变回十五岁少女，同他交合。无论那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都不能不那样做，而这样又可能使别的什么受损。只这一点让我难以释怀。”

“中田我不懂性欲。”中田说，“一如中田我没有记忆，性欲那东西也没有。因此，不知道正确的性欲和不正确的性欲有何区别。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么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正确也罢不正确也罢，大凡发生的事都要老老实实接受。因此也才有现在的中田我。这是中田我的立场。”

“中田君，”

“啊，您要说什么呢？”

“有件事想求您。”

佐伯拿起脚下的皮包，从中取出一把小钥匙，打开写字台的抽屉，从抽屉里拿出几本厚厚的文件夹放在台面。

她说：“我回到这座城市以来一直在桌前写这份原稿，记下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我出生于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深深爱着在这座房子里生活的一个男孩儿，爱得无以复加。他也同样爱着我。我们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圈中，一切在圈内自成一体。当然不可能长此以往。我们长大成人，时代即将变迁，圆圈到处破损，外面的东西闯进乐园内侧，内侧的东西想跑去外面。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未能那样认为。为了阻止那样的闯入和外出，我打开了入口的石头。而那是如何做到的，现在已记不确切了。总之我下定了决心：为了不失去他，为了不让外面的东西破坏我们两人的天地，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把石头打开。至于那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的。不用说，我遭受了报应。”

说到这里，她停顿下来，拿起自来水笔，合上眼睛。

“对我来说，人生在二十岁时就已经终止了。后面的人生不过是绵延不断的后日谈而已，好比哪里也通不出去的弯弯曲曲若明若暗的长廊。然而我必须延续那样的人生。无非日复一日接受空虚的每一天又把它原封不动地送出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错事。有时候我把自己封闭在内心，就像活在深深的井底。我诅咒外面的一切，憎恶一切。有时也去外面苟且偷欢。我不加区别地接受一切，麻木不仁地穿行于世界。也曾和不少男人睡过，有时甚至结了婚。可是，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稍纵即逝，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惟有我所贬损的事物的几处伤痕。”

她把手放在摞起来的三本文件夹上。

“我把那些事情详详细细写了下来，是为清理我自身写的。我想彻头彻尾地重新确认自己是什么、度过的是怎样的人生。当然我不能责怪除我以外的任何人，但那是切肤般难以忍受的作业。好在作业总算结束了，我写完了一切。这样的东西对我已不再有用，也不希望别人看到。如果被别人看到，说不定又要损毁什么。所以，想求人在哪里把它彻底烧掉，痕迹也别留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件事拜托给您。除了您中田君我别无可托之人。冒昧相求，您能答应吗？”

“明白了。”中田有力地点了几下头，“既然您有那个愿望，中田我保证烧得一干二净，请您放心。”

“谢谢。”

“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中田问。

“是的，正是那样，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写完的东西、写后出现的形式却无任何意义。”

“中田我读写都不会，所以什么都记录不下来。”中田说，“中田我跟猫一个样。”

“中田君，”

“什么呢？”

“感觉上似乎很早以前就和您相识了，”佐伯说，“您没在那幅画里边吗，作为海边背景中的人？挽起白色裤腿，脚踩进海水……”

中田从椅子上静静立起，走到佐伯的写字台前，把自己硬实的晒黑的手重叠在佐伯那置于文件上的手上，并以侧耳静听什么的姿势把那里的温煦转移到自己的手心。

“佐伯女士，”

“嗯？”

“中田我多少明白些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回忆是怎样一种东西了。我可以通过您的手感觉出来。”

佐伯微微一笑：“那就好。”

中田把自己的手久久重叠在她手上。不久佐伯闭目合眼，静静地让身体沉浸到回忆中。那里面已不再有痛楚，有人把痛楚彻底吮吸一空。圆圈重新圆满无缺。她打开远方房间的门，看见墙壁上有两个和弦像壁虎一样安睡着，遂用指尖轻碰那两只壁虎。指尖可以感觉出它们恬适的睡眠。微风徐来，古旧的窗帘不时随之摇曳，摇得意味深长，宛如某种比喻。她身穿裙摆很长的蓝色衣裳，那是她很早以前在哪里穿过的长裙。移步时裙摆微微有声。窗外有沙滩，可以听见涛声，也能听见人语。风中挟带着海潮的气息。季节是夏天。季节永远是夏天。空中飘浮着几方轮廓清晰的小小的白云。

中田抱着三本原稿文件夹走下楼梯。大岛正坐在借阅台里同阅览者说话，看见中田从楼梯下来，微微漾出了笑意。中田礼貌地点了下头。大岛继续说话。星野在阅览室专心看书。

星野把书放在桌上，抬眼看着中田：“噢，时间够长的了，这回事情完了？”

“完了，中田我在这里的事已经结束。如果您可以的话，我想差不多该回去了。”

“啊，我可以了。书差不多看完了。贝多芬已经死了，正在举行葬礼。盛大的葬礼，两万五千名维也纳市民加入送葬队伍，学校停课。”

“星野君，”

“什么？”

“往下还有一个——就一个了——请求。”

“说好了。”

“想找个地方把这个烧掉。”

星野看着中田抱的文件夹：“唔，量可相当不少啊！这么大的量，不好在附近一点儿一点儿烧，得找个宽阔的河滩什么的。”

“星野君，”

“嗯？”

“那么就去河滩吧。”

“多问一遍也许犯傻——那东西莫非非常重要？不能‘通’一声随便扔去什么地方？”

“不能啊，星野君。东西非常重要。必须烧掉，必须化成烟升上天空，必须有始有终。”

星野站起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明白了，咱两人这就去找河滩。哪里有倒是不知道，不过耐心去找，一两片河滩四国想必也会有的。”

忙了一下午，很少这么忙。来了很多阅览者，有几人问得很专业。大岛忙着回答和查找要求阅览的资料。有几项必须用电脑检索，平时可以请佐伯帮忙，但今天看样子不行。这个那个事情使得他几次离开座位，连中田回去都没察觉。忙完一阵子环视四周，发现两人已不在阅览室，大岛便上楼梯去佐伯的办公室。门罕见地关着，他短促地敲了两下，等候片刻，但无回音。又敲了一次。“佐伯，”他从门外招呼道，“不要紧吗？”

仍无回音。

大岛轻轻转动球形拉手，没有上锁。他把门打开一条缝往里窥看，见佐伯伏在写字台上，头发垂在前面挡住了脸。大岛略一踌躇。也可能仅仅是累了打盹，可他从未见过佐伯午睡，她不是工作中打盹那一类型的人。大岛进房间走到桌前，弯腰在耳边呼唤佐伯的名字。没有反应。他用手碰了碰佐伯的肩，拉起她的手腕把手指按在上面。没有脉搏。肌肤虽然还有余温，但已十分微弱，似有若无。

他撩起佐伯的头发看她的面庞。两眼微微睁开着，她不是在睡觉，而是死了，但脸上的表情十分安详，俨然做梦之人。嘴角仍淡淡地留着笑意。大岛心想，此人即使在死时也不失端庄。他放下头发，拿起写字台上的电话。

大岛早已知晓这一天会来临，但如此和实际成为死者的佐伯单独留在寂静的房间，他还是不知所措。他心中异常干渴。我是需要这个人的，大概需要这个人的存在来填埋自己身上的空白，他想。然而自己未能填埋这个人怀有的空白，佐伯的空白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仅仅属于她一个人。

有谁在楼下喊他的名字，好像有那样的声音传来。房门大敞四开，楼下人们匆匆往来的声响也传来了。电话铃也响了。可是大岛对一切都充耳不闻，只管坐在椅子上看着佐伯。想叫我的名字，尽管叫好了，想打电话，尽管打好了。不久，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似乎越来越近。人们很快就要赶来把她拉去哪里，永远地。他抬起左腕看表：4时35分。星期二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必须记住这个时刻，他想，必须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田村卡夫卡君，”他面对身旁的墙壁喃喃自语，“我必须把此事告诉你，当然我是说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第43章

扔完东西，身体轻了，我继续朝森林中前进。心思只集中在前进上。已经没必要往树干上留记号，没必要记住回程路线。我甚至不再理会四周景物。反正千篇一律，重重叠叠地耸立着的树木、密密匝匝的羊齿、下垂的常春藤、疙疙瘩瘩的树根、腐烂的落叶堆、虫子留下的干巴巴的空壳、又黏又硬的蜘蛛网，以及无数的树枝——这里的确是树枝世界。张牙舞爪的枝、互争空间的枝、巧妙藏身的枝、弯弯曲曲的枝、冥思苦索的枝、奄奄一息的枝，如此光景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只是，每重复一遍，所有一切就增加一点深度。

我闭着嘴追寻地上的路或类似路的空间。路一直是上坡，但现在坡已不那么陡了，不至于让人气喘吁吁。路有时险些被葳蕤的羊齿和带刺的灌木丛淹没，但摸索着前行，还是可以找出模模糊糊的路来。我已不再对森林感到恐惧，森林自有其规律或大致的模式，一旦打消恐惧感，规律或模式就渐渐显现出来，我将其重复性熟记在心，使之变为自身的一部分。

我已一无所有。刚才还小心拿在手里的黄色喷漆也罢，刚磨好的柴刀也罢，都已没了踪影。尼龙袋没背，水筒和食品没带，指南针没要。统统扔了，走一段扔一件。我想通过扔这一肉眼看得见的形式告诉森林或告诉自身，自己已变得无所畏惧，因而宁愿赤手空拳。我作为抛弃硬壳的血肉之身独自朝迷宫中央挺进，准备投身于那片空白。

耳内一直鸣响的音乐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剩下来的惟有隐隐约约的白噪音⁽¹⁾。那好像铺在巨大的床上的没有一道褶的白色床单，我将手指放在床单上，用指尖触摸白色。白色无边无际。我腋下渗出汗来。时而可以透过高大的树枝窥见的天空已被一色灰云遮得严严实实，但没有下雨的样子。云纹丝不动，现状一成不变。高枝上的鸟们短促地叫着，传递着似乎别有意味的信号。虫们在草丛中振响预言的羽声。

我思考空无人住的野方的家，此时大概是门窗紧闭。无所谓，就那样紧闭好了。沁入的血任其沁入好了。与我无关。我无意重新返回。在最近发生流血事件之前，那个家已有很多东西死去。不，莫如说是很多东西被杀。

森林有时从头顶到脚下威胁我，往我的脖子吐凉气，化作千根针扎我的皮肤，千方百计想把我作为异物排挤出去。但我对这些威胁渐渐可以应付自如了。说到底，这里的森林不外乎是我自身的一部分——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有了这样的看法。我是在自身内部旅行，一如血液顺着血管行进。我如此目睹的是我自身的内侧，看上去是威吓的东西，其实是我心中恐怖的回声。那里张结的蜘蛛网是我的心拉出的蜘蛛网，头上鸣叫的鸟们是我自身孵化的鸟。如此意象在我胸间产生，并扎下根来。

我像被巨大的心脏鼓动从后面推着似的在林中通道上前进。这条路通向我自身的特殊场所，那是编织出黑暗的光源，是催生无声的回响的场所。我力图看清那里有什么。我是为自己带来封得严严实实的重要亲笔信的密使。

疑问。

为什么她不爱我呢？

难道我连被母亲爱的资格都没有吗？

这个疑问长年累月剧烈地灼烧着我的心、撕咬着我的灵魂。我所以不被母亲爱，莫非因为我自身存在着深层问题？莫非我这个人生来就带有秽物？莫非我是为了让人们无视自己而降生的？

母亲走前甚至没有紧紧抱我一下，片言只语都没留下。她转过脸，一声不响地只带着姐姐一人走出家门，如静静的烟从我眼前消失。那张背过去的脸庞永久地远去了。

鸟又在头上发出尖锐的叫声。我朝天上看，天上惟有呆板的灰云。无风。我兀自移步前行。我行进在意识的岸边，那里有意识的拍岸白浪，有意识的离岸碎涛。它们涌来，留下文字，又马上卷回，把文字抹消。我想在波涛之间迅速解读写在那里的话语，然而实非易事，没等我最后读出，语句便被接踵而来的波涛洗掉冲走。

心又被拉回野方的家中。我清楚地记得母亲领姐姐出走的那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檐廊里眼望院子。初夏的黄昏时分，树影长长的。家里仅我自己。什么原因我不得其解，但我知道自己已被抛弃，孤零零地剩留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日后必定给自己带来深刻的决定性影响。并非有人指教，我只是知道。家中如被弃置的边境哨所一般冷冷清清。我凝视着日轮西垂，诸多物体的阴影一步一步包拢这个世界。在有时间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一去无返。阴影的触手一个刻度又一个刻度地蚕食新的地面，刚才还在那里的母亲面庞也将很快被吞入黑暗阴冷的领域，那面庞将带着故意对我视而不见的表情从我记忆中自动地被夺走、被消去。

我一边走在森林中，一边想着佐伯。浮想她的脸庞，浮想那温和浅淡的微笑，回忆她的手温。我将佐伯当作自己的母亲，试着想像她在我刚刚四岁时弃我而去。我不由摇头，觉得那实在不够自然，不够贴切。佐伯何必做那样的事呢？何必损毁我的人生呢？其中想必有未被解明的重大缘由和深刻含义。

我试图同样感觉她那时的感觉，试图接近她的处境。当然没那么容易。毕竟我是被抛弃的一方，她是抛弃我的一方。但我花时间脱离我自身。魂灵挣脱我这个硬邦邦的外壳，化为一只黑漆漆的乌鸦落在院子松树的高枝上，从枝头俯视坐在檐廊里的四岁的我。

我成为一只虚拟的黑乌鸦。

“你母亲并非不爱你。”叫乌鸦的少年从背后对我说，“更准确说来，她爱你爱得非常深。这你首先必须相信。这是你的出发点。”

“可是她抛弃了我，把我一个人留在错误的场所消失了，我因之受到深深的伤害和损毁。对此如今我也明白过来。如果她真正爱我，何苦做那样的事情呢？”

“从结果看的确如此。”叫乌鸦的少年说，“你受到了足够深的伤害，也被损毁了，而且以后你还将背负着这个伤害，对此我感到不忍。尽管这样，你还是应该认为自己终究是可以挽回的，自己年轻、顽强、富有可塑性，可以包扎好伤口昂首挺胸向前迈进。而她却无可奈何了，只能继续迷失下去。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拥有现实性优势的是自己。你应该这样考虑。”

我默然。

“记住，那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叫乌鸦的少年继续道，“现已无计可施。那时她不该抛弃你，你不该被她抛弃。但事情既已发生，那么就同摔碎的盘子一样，再想方设法都不能复原。对吧？”

我点头。再想方设法都不能复原。确实如此。

叫乌鸦的少年继续说：“听好了，你母亲心中也怀有强烈的恐惧和愤怒，一如现在的你。惟其如此，那时她才不能不抛弃你。”

“即便她是爱我的？”

“不错。”叫乌鸦的少年说，“即便爱你也不能不抛弃你。你必须做的是理解并接受她的这种心情，理解她当时感受到的压倒性的恐怖和愤怒，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事加以接受。不是继承和重复。换个说法，你一定要原谅她。这当然不易做到，但必须做。对于你这是惟一的救赎，此外别无出路。”

我就此思考。越思考越困惑。我心乱如麻，身上到处作痛，如皮肤被撕裂。

“嗳，佐伯是我真正的母亲吗？”我问。

叫乌鸦的少年说：“她不也说了么，那作为假说仍然有效。总之就是那样。那作为假说仍然有效。我只能说到这里。”

“尚未找到有效的反证的假说。”

“正是。”

“我必须认真地彻底求证这个假说。”

“完全正确。”叫乌鸦的少年以果断的声音说，“未找到有效的反证的假说是有求证价值的假说。时下你除了求证以外无事可干，你手中没有其他选项。所以即使舍弃自身，你也要弄个水落石出。”

“舍弃自身？”这话里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话外音，而我捉摸不透。

没有回应。我不安地回过头去。叫乌鸦的少年仍在那里，以同样的步调贴在我身后。

“佐伯当时心中怀有怎样的恐惧和愤怒呢？那又来自何处呢？”我边向前走边问。

“你以为当时她心中到底怀有怎样的恐惧和愤怒？”叫乌鸦的少年反过来问我，“你要好好想一想，那是必须用你自己的脑袋切实思考的事。脑袋就是干这个用的。”

我思考。我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予以理解和接受。可是我还无法解读留在意识岸边的小字。拍岸白浪和离岸碎涛之间的间隔过短。

“我恋着佐伯。”我说。话语极为自然地脱口而出。

“知道。”叫乌鸦的少年冷冷地说。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情，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意义比什么都大。”

“当然，”叫乌鸦的少年说，“你不说我也知道。那当然是有意义的。你不是正为如此而到这种地方来的么？”

“可我还是不明所以，不知所措。你说母亲是爱我的，还爱得非常深。我愿意相信你的话。但即便真是那样我也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深爱一个人必然导致深深伤害一个人呢？就是说，果真如此，深爱一个人意义何在呢？为什么非发生这样的事不可呢？”

我等待回答，闭上嘴久久等待。然而没有回答。

回过头去，叫乌鸦的少年已不在后面。头顶传来干涩的扑翅声。

你不知所措。

不多会儿，两个士兵出现在我面前。

两人都身穿旧帝国陆军野战军服：夏天穿的半袖衫，打着绑腿，背着背囊。戴的是有檐便帽而不是钢盔。脸上好像涂了一层黑色颜料。都很年轻，一个高高瘦瘦，架着金边眼镜，另一个矮个头宽肩膀，粗粗壮壮的。他们并坐在平坦的岩石上，没保持战斗姿态。三八式步枪竖放在脚前。高个儿百无聊赖地叼着一根草。两人举止十分自然，好像事情本来就如此，看我走近的眼神也很平和，没显出困惑。

周围较为开阔，平展展的，俨然楼梯的转角平台。

“来了？”高个儿士兵声音朗朗地说。

“你好！”壮个儿士兵稍微蹙起眉头。

“你好！”我也寒暄一声。看见他们我本该感到惊奇，但我没怎么惊奇，也没觉得费解。这种情形是完全可能的。

“等着呢。”高个儿说。

“等我？”我问。

“当然。”对方说，“因为眼下除了你，没人会来这里。”

“等了好久。”壮个儿接道。

“啊，时间倒不是什么关键问题。”高个儿士兵补充一句，“不过到底比预想的久。”

“你们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在山里失踪的吧，在演习中？”我询问。

壮个儿士兵点头：“正是。”

“大家好像找得好苦。”我说。

“知道。”壮个儿说，“知道大家在找。这座森林里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但那伙人怎么找也不可能找到。”

“准确说来，并不是迷路。”高个儿以沉静的声音说，“总的说来我们算是主动逃离。”

“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碰巧发现这个地方并就此留了下来更确切。”壮个儿补充道，“和一般的迷路不同。”

“不会被任何人发现，”高个儿士兵说，“可是我们两人能够发现，你也能够发现。起码对我们两人，这是幸运的。”

“要是还在当兵，作为士兵迟早要被派去外地，”壮个儿说，“并且杀人或被人杀。而我们不想去那样的地方。我原本是农民，他刚从大学毕业，两个人都不想杀什么人，更不愿意给人杀。理所当然。”

“你怎么样？你想杀人或被人杀？”高个儿士兵问我。

我摇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被人杀。

“谁都不例外。”高个儿说，“噢，应该说几乎谁都不例外。问题是就算提出不想去打仗，国家也不可能和颜悦色地说‘是么，你不想去打仗，明白了，那么不去也可以’。逃跑都不可能。在这日本压根儿无处可逃，去哪里都立即会被发现。毕竟是个狭窄的岛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留下来，这里是惟一可以藏身的场所。”

他摇摇头，继续下文：“就那样一直留在这里。如你所说，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刚才也说了，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当下和很早以前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根本没有区别。”说着，壮个儿士兵像要把什么“飕”一声赶跑似的打了个手势。

“知道我会来这里？”我问。

“当然。”壮个儿说。

“我们一直在这里放哨，哪个来了一清二楚。我们好比森林的一部分。”另一个说。

“就是说，这里是入口。”壮个儿说，“我俩在这里放哨。”

“现在正巧入口开着，”高个儿向我解释道，“但很快又要关上。所以，如果真想进这里，必须抓紧，因为这里并不是常开着的。”

“如果进来，往前由我们向导。路不好认，无论如何需要向导。”壮个儿说。

“如果不进来，你就原路返回。”高个儿说，“从这里返回没有多难，不用担心。保证你能回去，你将在原来的世界继续以前的生活。何去何从取决于你，进不进没人强迫。不过一旦进来，再回去可就困难了。”

“请带我进去。”我毫不迟疑地应道。

“真的？”壮个儿问。

“里面有个人我恐怕非见不可。”我说。

两人再不言语，从岩石上缓缓起身，拿起三八枪，对视一下，在我前头走了起来。

“或许你觉得奇怪，心想我们干吗现在还扛这么重的铁疙瘩呢。”高个儿回头对我说，“本来什么用也没有，说起来连子弹都没上膛。”

“就是说，这是一个符号。”壮个儿并不看我，“是我们脱手之物中最后所剩物件的符号。”

“象征很重要。”高个儿说，“我们偶然拿起了枪穿上了这种军装，所以在这里也履行哨兵的职责。职责！这也是象征的一种延伸。”

“你没有那样的东西？能成为符号的什么？”壮个儿问我。

我摇头：“没有，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记忆。”

“呃，”壮个儿说，“记忆？”

“没关系的，无所谓，”高个儿说，“那也会成为蛮不错的象征。当然喽，记忆那玩意儿能存在多久、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大清楚。”

“如果可能，最好是有形的东西。”壮个儿说，“那样容易明白。”

“例如步枪。”高个儿说，“对了，你的名字？”

“田村卡夫卡。”我回答。

“田村卡夫卡。”两人说。

“古怪的名字。”高个儿说。

“的的确确。”壮个儿应道。

下一段路我们只是走路，再没出声。

(1)　耳朵听得见的所有噪音。

第44章

两个人在国道沿线的河滩上烧了佐伯委托的三本文件。星野在小超市买来打火机油，在文件上浇了个够，用打火机点燃。两人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一页一页稿纸被火焰包围。几乎无风，烟笔直地爬上天空，无声无息地融入低垂的灰云。

“咱们现在烧的原稿哪怕看一点点都不成吗？”星野问。

“是的，看是不成的。”中田说，“中田我向佐伯女士许诺一字不看地烧掉。履行许诺是中田我的职责。”

“唔，那对，履行许诺很重要。”星野流着汗说，“对谁都很重要。不过么，用碎纸机就更容易了，省时省事。凡是复印机店都有出租的大型碎纸机。花不了几个钱。倒不是我抱怨，这个季节烧火，老实说真够热的。冬天倒是求之不得。”

“对不起，中田我对佐伯女士许诺说烧掉，所以还是要烧掉才行。”

“也罢，那就烧吧，反正也没什么急事要办，热一点儿还是能忍受的。我只是——怎么说呢——提议一下罢了。”

一只路过的猫停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两人在河边烧这不合节令的火。一只瘦瘦的褐纹猫，尾巴尖略略弯曲，看上去性格似乎相当不错。中田很想跟它搭话，但想到星野在旁边，只好作罢。猫只在中田一人独处时才肯搭理。何况中田已没了足够的自信，不知自己还能否一如从前地跟猫交谈。中田不愿说古怪的话把猫吓着了。不多工夫，猫好像看火看够了，起身去了哪里。

花了很长时间彻底烧罢三本文件，星野抬脚把灰烬踩成碎末，若有强风吹来，肯定会被利利索索地刮去哪里。时近黄昏，乌鸦们陆续归巢了。

“我说老伯，这一来就谁也看不到原稿了。”星野说，“写的什么自是不知，总之灰飞烟灭了。世上有形的东西又减少一点儿，无又增多一点儿。”

“星野君，”

“什么？”

“有一点想问您。”

“请请。”

“无是可以增多的东西么？”

星野歪起脖子就此沉思片刻。“这问题很难，”他说，“无会增多？归于无就是说成为零，零加多少零都是零嘛。”

“中田我不太明白。”

“星野君我也不太明白。这东西思考起来，头就渐渐痛了。”

“那么，就别再思考了。”

“我也认为那样好。”星野说，“反正原稿彻底烧光，写在上面的话消失得一干二净。归于无——我原本想这么说来着。”

“那是，这回中田我也放心了。”

“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星野问。

“那是，这一来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往下只剩下把入口石关上。”中田说。

“这很要紧。”

“是的，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打开的东西必须关上。”

“那，就快点儿干这个好了。好事不宜迟。”

“星野君，”

“嗯？”

“还不能够那样。”

“这又为何？”

“时机还不成熟。”中田说，“关入口要等关入口的时机到来才成，在那之前中田我还必须好好睡一觉。中田我困得厉害。”

星野看着中田的脸：“我说，还要像上次那样一连睡上好几天？”

“那中田我也说不准确，估计情况很可能那样。”

“那，大睡特睡之前不能忍一忍把要办的事办完？老伯你一旦进入睡眠程序，事情简直寸步难行。”

“星野君，”

“什么呢？”

“实在抱歉。中田我也觉得能那样该有多好。如果可能，中田我也想先把打开的入口关上再说。遗憾的是，中田我必须首先睡觉。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就像电池没电似的？”

“或许。花的时间比预想的多，中田我的气力眼看就要耗尽了。您能把我领回可以睡觉的地方么？”

“好好。拦一辆出租车马上回公寓。让你睡个够，睡成木头。”

坐进出租车，中田顿时打起盹来。

“老伯，到房间再睡，随你怎么睡。先忍耐一会儿。”

“星野君，”

“嗯？”

“这个那个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中田以含糊不清的声音说。

“的确像是被你添了麻烦。”星野承认，“不过么，细想前后经过，是我擅自跟你来的。换个说法，等于是我主动承揽麻烦。谁也没求我，好比喜欢扫雪才扫雪的义务工。所以老伯你不必一一放在心上，快活些！”

“如果没有您星野君，中田我早就日暮途穷了，事情恐怕一半都完成不了。”

“你能那么说，我这星野君出力也算值得了。”

“中田我万分感谢！”

“不过么，老伯，”

“嗯？”

“我也有必须感谢你的地方。”

“真的么？”

“我们两人差不多已经到处走了十天。”星野说，“这期间我一直旷工。最初几天跟公司联系请假来着，后来就彻底来了个无故旷工。原来的工作单位恐怕很难回去了。好好求饶认错也可能勉强得到原谅，但这都无所谓了。非我自吹，凭我这不一般的开车技术，加上本来能干，工作什么的手到擒来，所以我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你也用不着介意。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半点儿也没为此后悔，听清楚了么？十天来我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天上掉下蚂蟥，冒出一个上校山德士，和大学里学什么哲学的绝世美女狠狠干了一家伙，从神社搬走入口的石头……离奇古怪的事接二连三。觉得十天里经历完了本该在一生里经历的怪事，简直就像乘坐试运转的长距离过山车。”星野在这里停下来思考下文。“不过么，老伯，”

“嗯？”

“我在想，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无论如何都是老伯你本人。是的，是你中田。为什么说你不可思议呢，是因为你改变了我这个人，真的。我觉得自己在短短十天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怎么说好呢，就像各种景物看起来有了很大不同。以前看起来无足为奇的东西成了另一种样子，以前觉得索然无味的音乐——怎么说呢——开始沁人心脾。这样的心情如果能同哪个有同样感受的家伙说一下就好了。而这是以前的我所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情况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一直待在你身旁，是因为我开始通过你的眼睛去观察事物。当然不是说无论什么都通过你的眼睛看，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我是自然而然地通过老伯你的眼睛看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很中意你观察世界的态度。正因如此，我这星野君才一直跟你跟到这里。已经离不开你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发生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情。在这点上，该由我感谢你才是。所以你不必感谢我。当然给人感谢的感觉并不坏。只是我说的是：你为我做了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我说，你可听清楚了？”

但中田没有听。他已闭上眼睛，响起了睡着时有规律的呼吸声。

“这人也真行！”星野叹了口气。

星野搀着中田返回公寓房间，把他放在床上。衣服就那么穿着，只把鞋脱下，往身上搭了一床薄被。中田蠕动了下身子，像平日那样以直视天花板的姿势静静地发出睡息，往下再也不动了。

得得，看这样子肯定又要甜甜美美睡上两三天了，星野心想。

但情况没有如星野预期的那样发展。翌日星期三上午，中田死了。他是在深沉的睡眠中静静咽气的，面部依然那么平和，乍看和睡熟没什么两样，只是不再呼吸而已。星野一再摇晃中田肩膀，叫他的名字，但中田确确实实死了。没有脉搏。出于慎重把小镜子贴在他嘴边，镜面也没变白。呼吸完全停止。在这个世界上他再也不会醒来了。

同死者同处一室，星野发觉其他声音一点点消失，周围的现实声响逐渐失去了其现实性。有意义的声音很快归于沉默，沉默如海底淤泥一般越积越深——及脚、及腰、及胸。但星野还是久久地同中田单独留在房间里，目测着不断向上淤积的沉默。他坐在沙发上，眼望中田的侧脸，将他的死作为实感接受下来。接受这一切需要很长时间。空气开始带有独特的重量，无法准确把握自己现在自以为感觉到的是不是自己真正感觉到的。而另一方面，若干事项又理解得十分自然。

中田大概通过死而终于返回了普通的中田，星野觉得。中田因为太是中田了，所以惟有一死才能使他变回普通的中田。

“嗳，老伯，”星野招呼中田，“这么说是不大合适，可你这死法不算坏呀！”

中田是在深沉的睡眠中平静地死去的。大概什么也没考虑，死相安详，看上去没有痛苦，没有懊悔，没有迷惘。星野心想，中田像中田也好。至于中田的一生到底是什么和有怎样的意义，那是无从知晓的。不过说起这个来，任何人的一生恐怕都并不具有明确的意义。星野认为，对于人来说，真正要紧真正有重量的，肯定更在于死法上。同死法相比，活法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话虽这么说，但决定一个人的死法的，应该还是活法。星野看着中田死时的表情如此似想非想地想着。

但有一件大事余留下来——必须有人把入口石关上。中田差不多做完了所有事情，惟独这件剩下。石头就在沙发跟前。时机到来时，我必须把它翻过来关闭入口。但如中田所说，处理石头是万分危险的。翻石头必有正确的翻法，假如拼力气胡来，世界没准会变得不可收拾。

“我说老伯，死倒是奈何不得，可把这么一件大事留下来，叫我如何是好！”星野对死者说道。当然没有回应。

还有一个是如何处理中田遗体的问题。当然正统做法是马上从这里给警察或医院打电话把遗体运去医院，世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将如此行动。如果可以，星野也想那样做。但中田大约同杀人事件有关，是警察正在寻找的重要参考人，如果警察得知自己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十天之久，自己难免会处于相当微妙的立场，势必被带去警察署接受长时间的讯问。而这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一来懒得一一述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二来自己原本就对付不来警察，不想和他们发生关系，除非迫不得已。

况且，星野心想，这公寓套间又该怎么解释呢？

山德士上校模样的老人把这套间借给了我们，说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叫我们随便住多久——这么说警察会乖乖相信吗？不至于。山德士上校是谁？美军派来的？不不，喏，就是肯德基快餐店那个广告老头儿嘛，你这位刑警不也知道吗？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戴眼镜留白须……那个人在高松小胡同里拉皮条来着。在那里相识的，给我找了个女郎。假如这么说，警察笃定会骂混账东西开哪家子玩笑，把自己痛打一顿。那些家伙不过是从国库里领开支的流氓阿飞。

星野长吁一声。

自己应该做的，乃是尽早尽快远离这里。从车站给警察打个匿名电话，告诉公寓地址，说那里死了人，然后直接乘列车回名古屋。这样，自己就可以和此事没有瓜葛了。怎么分析都是自然死亡，警察不至于刨根问底，中田的亲属认领遗体举行简单的葬礼就算完事。自己去公司向经理低三下四说一声对不起以后好好干。于是一切照旧。

星野归拢东西。替换衣服塞进旅行包，扣上中日Dragons棒球帽，小辫从帽后小孔掏出，戴上绿色太阳镜。渴了，从电冰箱里拿出轻怡可乐。背靠冰箱喝可乐的时间里，目光蓦然落在沙发腿前的圆石头上——依然翻着的“入口石”。之后他走进卧室，再次看床上躺着的中田。看不出中田已经死了，仿佛仍在静静呼吸，即将起身道一声星野君搞错了中田我没死。中田确乎死了，奇迹不会出现，他已翻过了生命的分水岭。

星野手拿可乐罐摇了摇头。不行啊，他想，不能就这样把石头留下。如果留下，中田恐怕死都不踏实的。中田无论做什么都善始善终，就是那么一种性格。没想到电池提前没电了，以致最后一件大事未能了结。星野把铝罐捏瘪扔进垃圾篓。喉咙仍然干渴，折回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第二罐轻怡可乐，揪掉拉环。

死前中田对自己说想能认字，那样就能去图书馆尽情看书了，哪怕去一次也好。然而他未等如愿就死了。当然死后去那个世界或许可以作为普通的中田识文认字，但在这个世界上他直到最后也未能认字，或者不如说最后做的事恰恰相反：把字烧了，把那上面许许多多的字一个不剩地投入无中。哭笑不得。事至如今，作为我必须成全此人最后一个心愿，把入口石关上。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说来说去，电影院也好水族馆也好都没领他去成。

喝罢第二罐轻怡可乐，星野在沙发前蹲下，试着搬起石头。石头不重了。轻决不算轻，但稍微用力即可搬起，同他和上校山德士一起从神社搬出时的重量相差无几，也就是作为腌菜石正合适的重量。这是因为——星野想——现在不过是块普通石头。发挥入口石作用时重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搬起，而轻的时候，不外乎是普普通通的石头。当特殊事情发生时，石头在那种情况下才获得异乎寻常的重量，发挥作为“入口石”的作用，例如满城落雷……

星野去窗前拉开窗帘，从阳台上仰望天空。天空一如昨日灰濛濛的，但感觉不出下雨的征兆，雷也似乎打不起来。他侧脸闻了闻空气味儿，什么变化也没有。看来今天世界的中心课题是“维持现状”。

“喂，老伯，”星野对死去的中田说，“就是说这房间里只有你我两人老老实实地等待着特殊事情来临了。可那特殊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半点也猜测不出，什么时候来也不晓得。更糟糕的是眼下正值六月，这么放下去老伯你的身体要一点点腐烂的，臭味都会有的。这么说你或许不愿意听，可这是自然规律。时间拖得越长，向警察报告得越晚，我的处境就越糟。作为我自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但情况还是希望你能理解。”

当然没有反应。

星野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对了，没准上校山德士会打电话来，那个老头儿肯定知道石头如何处理，说不定会给一个充满爱心的有益的忠告。但怎么打量电话机都不响铃，一味保持着沉默。沉默的电话机看上去极富内省精神。没有人敲门，没有邮件（哪怕一封），没有特殊事情发生（哪怕一件），没有气候变异，没有预感。惟独时间毫无表情地流逝。中午到来，下午静静地向傍晚靠近。墙上电子挂钟的秒针如豉虫一般流畅地滑过时间的水面。中田在床上继续死亡之旅。食欲不知为什么全然上不来。喝罢第三罐可乐，星野象征性地嚼了几片苏打饼干。

六时，星野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看NHK定时新闻。吸引人的新闻一条也没有。一如平日，一成不变的一天。新闻播完，他关掉电视。播音员的语音听起来甚是烦人。外面天色越来越暗，最后夜幕彻底降临。夜把深邃的寂静带给房间。

“老伯啊，”星野招呼中田，“多少起来一会儿好么？我这星野君现在可是有些走投无路了，再说也想听听你的语声。”

中田当然不回答。中田仍在分水岭的另一侧。他无言无语，死不复生。静得那般深沉，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地球旋转的声音。

星野去客厅放上《大公三重奏》CD。听第一乐章的时间里，泪珠从两眼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涟涟而下。得得，星野想，以前自己是什么时候哭的来着？但无从想起。

第45章

的确，从“入口”往前的路变得极难辨认，或者不如干脆说路已不再成为路。森林愈发深邃和庞大，脚下的坡路也陡峭得多，灌木和杂草整个遮蔽地面。天空几乎无处可觅，四下暗如黄昏。蜘蛛网厚墩墩的，草木释放的气息也浓郁起来。岑寂越来越有重量，森林顽强抗拒着人的入侵。但两个士兵斜挎着步枪毫不费力地在树隙间穿行，脚步快得惊人。他们钻过低垂的树枝，爬上岩石，跳过沟壑，巧妙地拨开带刺的灌木挤过身去。

为了不看丢两人的背影，我在后面拼命追赶。两人根本不确认我是否跟在后面，就好像存心在考验我的体力，看我能坚持到什么地步，或者正为我气恼也未可知——不知为什么，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言不发，不光对我，两人之间也不交谈，只管目视前方专心致志地行走，位置或前或后互相轮换（这也不是由哪一方提出的）。两个士兵背部步枪的黑色枪管在我眼前很有规则地左右摇摆，俨然一对节拍器。盯着这东西行走，渐渐觉得像被施了催眠术，意识如在冰上滑行一般移往别的场所。但不管怎么样，我仍不顾流汗默默尾随其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被他们拉下。

“走得是不是过快了？”壮个儿士兵终于回头问我，声音里听不到气喘吁吁。

“不快，”我说，“没关系，跟得上。”

“你年轻，身体也像结实。”高个儿士兵冲着前面说。

“这条路平时我们走习惯了，不知不觉就快了起来。”壮个儿辩解似的说，“所以，如果太快就只管说太快，用不着客气，说出来可以慢一点儿走。只是，作为我们是不想走得过于慢的。明白吧？”

“跟不上的时候我会那么说的。”我回答。我勉强调整呼吸，不让对方觉察到自己的疲劳。“还有很远的路吗？”

“没多远了。”高个儿说。

“一点点。”另一个接道。

但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很难靠得住。如两人自己所说，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因素。

我们又默默走了一程，但速度已不那么迅猛了。看来考验已经过去。

“这森林里没有毒蛇什么的？”我把放心不下的事提了出来。

“毒蛇么，”高个儿戴眼镜的士兵依然背对我说——他说话总是目视前方，感觉上就像眼前不知何时会有什么宝物蹿出，“这个还从没考虑过。”

“有也不一定。”壮个儿回头说，“记忆中没看见过，未必没有。就算有，也跟我们无关。”

“我们想说的是，”高个儿以不无悠闲的语调说，“这座森林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所以毒蛇什么的不必当一回事。”壮个儿士兵说，“这回好受些了？”

“是的。”我说。

“毒蛇也好毒蜘蛛也好毒虫也好毒蘑菇也好，任何他者都不会加害于你。”高个儿士兵仍目视前方。

“他者？”我反问道。也许是累的关系，话语无法在脑海中构成图像。

“他者，其他任何东西。”他说，“任何他者都不会在这里加害于你。毕竟这里是森林最里头的部分。任何人、或者你本身都不会加害于你。”

我努力去理解他的话，但由于疲劳、出汗再加上反复所带来的催眠效果，思维能力已大幅下降，连贯性问题一概思考不成。

“当兵的时候，一再训练我们用刺刀刺对方的腹部，练得好苦。”壮个儿士兵说，“知道刺刀的刺法，你？”

“不知道。”我说。

“首先要‘咕哧’一下捅进对方的肚子，然后往两边搅动，把肠子搅得零零碎碎。那一来对方只有痛苦地直接死掉。那种死法花时间，痛苦也非同一般，可是如果光捅不搅，对方就会当即跳起来，反而把你的肠子搅断。我们所处的就是那样一个世界。”

肠子，我想，大岛告诉我那是迷宫的隐喻。我脑袋里各种东西纵横交错，如一团乱麻，无法分清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为什么人对人非那么残忍不可，你知道么？”高个儿士兵问我。

“不知道。”我说。

“我也不怎么知道。”高个儿说，“对方是中国兵也好俄国兵也好美国兵也好，肯定都不想被搅断肠子死去。总而言之我们就住在那样的世界。所以我们逃了出来。但你别误会了，其实我们决不贪生怕死，作为士兵莫如说是出色的，只不过对那种含有暴力性意志的东西忍受不了。你这人也不贪生怕死吧？”

“自己也不大清楚。”我实言相告，“不过我一直想多少变得坚强些。”

“这很重要。”壮个儿士兵回头看着我说，“非常重要，具有想变得坚强的意志这点。”

“你不说你坚强我也看得出来。”高个儿说，“这么小的年纪一般人来不了这里。”

“非常有主见。”壮个儿表示佩服。

两人这时总算止住了脚步。高个儿士兵摘下眼镜，指尖在鼻侧搓了几下，又戴回眼镜。他们没喘粗气，汗也没出。

“渴了？”高个儿问我。

“有点儿。”我说。说实话，喉咙渴得厉害。因为装水筒的尼龙袋早已扔了。

他拿起腰间的铝水壶递给我，我喝了几口温吞水。水滋润着我身体的每一部位。我揩了下水壶嘴还给他：“谢谢！”高个儿士兵默默接过。

“这里是山脊。”壮个儿士兵说。

“一口气下山，别摔倒。”高个儿说。

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沿着不好放脚的陡坡路下山。

长长的陡坡路走完一半拐个大弯穿过森林的时候，那个世界突然闪现在我们面前。

两个士兵止步回头看我。他们什么也不说，但他们眼睛在无声地告诉我：这就是那个场所，你要进入这里。我也停住脚步，打量这个世界。

这是巧妙利用自然地形开出来的平坦的盆地。有多少人生活在这里我不知道，从规模来看，人数应该不会很多。有几条路，沿路零星排列着几座房子。路窄，房小。路上空无人影。建筑物一律表情呆板，与其说是以外观美丽为基准、莫如说是以遮风挡雨为基准而建造的。其大小不足以称为镇，没有店铺，没有较大的公共设施，没有招牌没有告示板，无非大小大同小异、样式大同小异的简易建筑物兴之所至地凑在一起而已。哪座房子都没有院落，路旁一棵树也见不到，就好像在说植物之类周围森林里已绰绰有余了。

风微微吹来。风吹过森林，在我四周此起彼伏地摇颤树叶。那窸窸窣窣的匿名声音在我的心壁留下风纹。我手扶树干闭起眼睛。风纹看上去未尝不像某种暗号，但我还不能读取其含义，如我一无所知的外语。我重新睁开眼睛再次打量这个新世界。站在半山坡上同士兵们一起细细打量起来，我感觉心中的风纹进一步移向前去。暗号随之重组，隐喻随之转换。我觉得自己正远远地飘离自身。我变成蝴蝶在世界周边翩然飞舞，周边的外围有空白与实体完全合为一体的空间，过去与未来构成无隙无限的圆圈，里面徘徊着不曾被任何人解读的符号、不曾被任何人听取的和音。

我调整呼吸。我的心尚未彻底合而为一。但是，那里已没有畏惧。

士兵们重新默默启步，我也默默尾随其后。越沿坡下行，镇离得越近。带有石堤的小河沿着路边流淌，水一清见底，琤有声，令人心旷神怡。所有东西在这里都那么简洁那么小，到处竖有细细的电线杆，有电线拉在上面。这就是说，电是通来这里的。电？这让我产生一种乖离感。

这个场所四面围着高耸的绿色山脊。天空灰云密布。在路上行走的时间里，我和两个士兵什么人都没有碰上。四下悄然，无声无息，大概人们都在房子里屏息敛气地等我们走过。

两人把我领进一座房子。房子同大岛的山间小屋无论大小还是样式都惊人相似，活像是一个以另一个为样板建造的。正面有檐廊，廊里放一把椅子。平房，房顶竖一根烟囱。不同的是卧室同客厅分开，卫生间在中间，而且可以用电。厨房里有电冰箱，不很大的老型号。天花板垂有电灯，还有电视。电视？

卧室里放着一张无任何装饰的简单的床，床上卧具齐全。

“暂且在这里安顿下来，”壮个儿士兵说，“时间恐怕不会很长。暂且。”

“刚才也说了，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问题。”高个儿说。

“压根儿不是关键问题。”壮个儿点头道。

电从哪里来的呢？

两人面面相觑。

“有个小型风力发电站，在森林里边发电。那里总刮风。”高个儿解释说，“没电不方便吧？”

“没电用不了电冰箱，没电冰箱保存不了食品。”壮个儿说。

“真的没有也能想法应付……”高个儿说，“有还是方便的。”

“肚子饿了，冰箱里的东西随便你吃什么。倒是没有了不得的东西。”壮个儿接道。

“这里没有肉，没有鱼，没有咖啡没有酒。”高个儿说，“一开始也许不太好受，很快会习惯的。”

“有鸡蛋、奶酪和牛奶。”壮个儿士兵说，“因为动物蛋白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

高个儿说：“那些东西这里生产不了，要到外面去弄——物物交换。”

外面？

高个儿点头：“是的。这里并非与世隔绝。外面也是有的。你也会逐步了解各种情况的。”

“傍晚应该有人准备饭菜。”壮个儿士兵说，“饭前无聊就看电视好了。”

电视可有什么节目？

“这——，什么节目呢？”高个儿神情困惑，歪起脖子看壮个儿士兵。

壮个儿士兵也歪起脖子，满脸窘色。“说实话不大了解电视那玩意儿，一次也没看过。”

“考虑到对刚来的人或许有些用处，就放一台在那里。”高个儿说。

“不过理应能够看见什么。”壮个儿接着道。

“反正先在这儿休息吧，”高个儿说，“我们必须返回岗位。”

承蒙领来这里，谢谢了。

“哪里，小事一桩。”壮个儿说道，“你比其他人腿脚壮实得多。很多很多人跟不到这里，有的甚至要背来。领你真是轻松。”

“这里有你想见的人吧？大概。”高个儿士兵说。

是的。

“我想很快就能见到。”说着，高个儿点了几下头，“这里终究是狭小的世界。”

“但愿快些适应。”壮个儿士兵说。

“一旦适应，往下快活着咧。”高个儿说。

多谢！

两人立正敬礼。然后仍把步枪斜挎在肩上，走到外面，步履匆匆地上路重返岗位。他们想必是昼夜在入口站岗。

我去厨房窥看电冰箱，里面有西红柿和一堆奶酪，有鸡蛋，有芜菁，有胡萝卜。大瓷瓶里装有牛奶。也有黄油。餐橱里有面包，切一片尝了尝，有点儿硬，但味道不坏。

厨房里有烹调台，有水龙头。水龙头一拧有水。又清又凉的水。因为有电，大约是用泵从井里抽上来的，可以接在杯里饮用。

我去窗边往外张望。天空灰濛濛一片，但不像要下雨。我望了很久，还是一个人也没见到。镇给人以彻底死掉之感。也可能人们出于某种缘由而避开了我的目光。

我离开窗子，坐在椅子上。靠背笔直的硬木椅。椅子共有三把，椅前是餐桌，正方形桌面，好像涂了几遍清漆。四面石灰墙上没有画没有照片没有日历，仅仅是白墙。天花板上吊一个电灯泡，电灯泡带一个简单的玻璃伞罩，伞罩已烤得泛黄。

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手指试了试，无论桌面还是窗台都一尘不染，窗玻璃也明净得很。锅、餐具、烹调用具虽然哪个都不是新的，但用得很细心，干干净净。烹调台旁边放有两个老式电炉，我试着按下开关，线圈很快发红变热。

除了餐桌和椅子，带大木架的老型号彩色电视机是这个房间惟一的家具，制造出来怕有十五年或二十年了，没有遥控器，看起来像是捡来的扔货（小屋中每一件电器都像是从大件垃圾场拿回来的，并非不干净，也可以用，但无不型号老且褪色）。打开开关，电视上正在放老影片。《音乐之声》。上小学时由老师带着在电影院宽银幕上看的，是我儿时看过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之一（因为身边没有肯带我去看电影的大人）。家庭教师玛利亚趁严厉刻板的父亲——特拉普上校去维也纳出差之机带孩子们上山野游，坐在草地上弹着吉他唱了几首绝对健康的歌曲。有名的镜头。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得非常投入。假如在我的少年时代身边有玛利亚那样的人，我的人生想必大为不同（最初看这电影时也是这样想的）。但不用说，那样的人不曾出现在我眼前。

然后倏然返回现实。为什么现在我必须在这样的地方认真地看《音乐之声》？不说别的，为什么偏偏是《音乐之声》呢？这里的人们莫非使用卫星电视天线接收哪个电视台的电波不成？还是另外一个地方播放的录像带什么的呢？有可能是录像带，我猜想。因为怎么换频道都只有《音乐之声》。除这个频道，别的全是沙尘暴。那白花花粗拉拉的图像和无机质杂音的的确确让我联想起沙尘暴。

《雪绒花》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关掉电视，原来的寂静返回房间。喉咙渴了，去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大瓶牛奶喝着。新鲜的浓牛奶，味道和在小超市买的大不相同。我倒进杯里一连喝了好几杯。喝着喝着，我想起弗朗索瓦·特吕福的电影《大人不理解》。电影有这样一个场面：名叫安特瓦努的少年离家出走后肚子饿了，于是偷了清早刚刚送到一户人家的牛奶，边喝边悄悄溜走。喝掉一大瓶牛奶需要相当长时间。镜头哀婉感人。吃喝场面能那般哀婉感人真有些难以置信。那也是小时候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影片之一。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片名吸引下一个人去名画座影院看的。乘电车到池袋，看完电影又乘电车返回。走出电影院立即买牛奶喝了，不能不喝。

喝罢牛奶，发觉自己困得不行。困意劈头压来，几乎让人心里难受。脑袋的运转慢慢放缓速度，像列车进站一样停下，很快就什么都考虑不成了，体芯仿佛迅速变硬。我走进卧室，以不连贯的动作脱去裤子和鞋，一头栽倒在床上，脸埋进枕头，闭上眼睛。枕头散发出太阳味儿。令人亲切的气味儿。我静静吸入、吐出，转眼睡了过去。

醒来时，周围漆黑漆黑。我睁开眼睛，在陌生的黑暗中思考自己位于何处。我在两个士兵带领下穿过森林来到有小河的小镇。记忆一点点返回，情景开始聚焦，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雪绒花》。厨房那边的锅咯哒咯哒发出低微亲切的声响。卧室门缝有电灯光泻进，在地板上曳出一条笔直的黄色光线。光线古老而温馨，含着粉尘。

我准备起床，无奈四肢麻木。麻木得十分均匀。我深深吸一口气，盯视天花板。餐具和餐具相碰的声音传来，传来什么人在地板上匆匆走动的声音。大概是为我做饭吧？我好歹翻身下床，站在地板上，慢慢穿上裤子，穿袜穿鞋，然后悄声拧开球形拉手，推开门。

厨房里，一个少女正在做饭，背对这边，弯腰在锅上用勺子尝味儿。我开门时她扬脸转向这边。原来是甲村图书馆每晚来我房间凝视墙上绘画的少女。是的，是十五岁时的佐伯。她身穿和那时一样的衣服——淡蓝色半袖连衣裙，不同的只是头发用发卡拢起了。看见我，少女淡淡地暖暖地一笑，笑得让我感觉周围世界在剧烈摇颤，仿佛被悄然置换成另一世界。有形的东西一度分崩离析，又重新恢复原形。但这里的她不是幻影，不是幽灵。她作为真正有血有肉可触可碰的少女位于这里，就在这黄昏时分，站在现实的厨房里为我准备现实的饭菜。她胸部微微隆起，脖颈如刚出窑的瓷器一样荧白。

“起来了？”她说。

我发不出声。我还处于将自己归拢一处的过程中。

“像是睡得很香很香。”说完，她又回过身品尝咸淡，“你若是一直不起床，我想把饭留下回去了呢。”

“没打算睡这么沉。”我终于找回了声音。

“毕竟是穿过森林来这儿的。”她说，“饿了吧？”

“说不清楚，我想应该饿了。”

我想碰她的手，看能不能真正碰到。可是我做不到。我只是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倾听她身体动作发出的声响。

少女把锅里加热的炖菜倒进纯白的瓷盘，端到桌上。还有装在深底玻璃碗里的西红柿蔬菜色拉，有大面包。炖菜里有马铃薯和胡萝卜。一股令人怀念的香味儿。我把香味儿吸入肺腑，这才觉出肚子真是饿了。不管怎么说得先填饱肚子。我拿起满是伤痕的旧叉旧汤匙连吃带喝的时间里，她坐在稍离开些的椅子上看我，神情极为认真，就好像看也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

“听说你十五岁了？”少女问。

“嗯，”我边往面包上抹黄油边说，“最近刚十五岁。”

“我也十五岁。”

我点头，差点儿没说出“知道”。说出口来还为时太早。我闷头进食。

“一段时间里我在这里做饭。”少女说，“也打扫房间和洗衣服。替换衣服在卧室床头柜里，随便穿好了。要洗的衣服放在篓里，我来处理。”

“谁分配你做这些事的？”

她凝眸看我的脸，并不回答。我的问话就像弄错了线路似的，被吞入哪里一方无名的空间，就此消失不见。

“你的名字？”我问起别的来。

她轻轻摇头：“没有名字。在这里我们都没名字。”

“没有名字，叫你的时候怕不方便。”

“没必要叫的，”她说，“需要的时候我自然出现。”

“在这里我的名字大概也用不着了。”

她点头：“你终究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你是你吧？”

“我想是的。”我说。但我没有多大把握。我果然是我吗？

她目不转睛看我的脸。

“图书馆的事记得？”我一咬牙问道。

“图书馆？”她摇头，“不，不记得。图书馆在远处，离这里相当远。这里没有。”

“有图书馆的？”

“有。可图书馆没放书。”

“图书馆不放书，那放什么呢？”

她不回答，只略微偏一下头。问话又被错误的线路吞没。

“你去过那里？”

“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回答。

“但不是为了看书？”

她点头：“因为那里没有放书。”

往下我默默吃了一阵子，吃炖菜，吃色拉，吃面包。她一言不发，只管用认真的眼神看我吃饭的样子。

“饭菜怎么样？”我一扫而光后她问。

“好吃，好极了。”

“即使没有肉也没有鱼？”

我指着空空的盘子：“喏，不是什么都没剩？”

“我做的。”

“好吃极了。”我重复道。的确好吃。

面对少女，我感到一阵胸痛，就像被冰冷的刀尖剜下去一般。痛得很剧烈，但我反倒感谢这剧痛。我可以把自己这一存在和冰冷冷的痛贴在一起。痛成为船锚，将我固定在这里。她起身去烧水沏热茶。我在餐桌上喝茶的时间里，她把用过的餐具拿去厨房用自来水冲洗。我从后面静静望着她的身影。我想说句什么，但我发觉在她面前，所有话语都已失去了作为话语的固有功能，或者说将话语与话语连接起来的意思之类的东西从那儿消失了。我盯视着自己的双手，想着窗外月光下的山茱萸。剜进我胸口的冻刀就在那里。

“还会见到你么？”我问。

“当然。”少女回答，“刚才已经说了，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出现。”

“你不会一忽儿去了哪里？”

她一声不响，只是以似乎费解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我又能去哪里呢？

“在哪里见过你一次。”我断然说道，“在别的地方，别的图书馆。”

“既然你那么说的话。”少女手摸头发，确认发卡仍在那里。她的语声几乎不含感情，似乎向我表示她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兴趣。

“并且为再次见你而来到这里，为了见你和另外一位女性。”

她抬起脸一本正经地点头：“穿过茂密的森林。”

“是的，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你和另一位女性。”

“结果你在这里见到了我。”

我点头。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少女对我说，“只要你需要，我就会出现。”

洗完东西，她把装食品的容器放进帆布袋，挎在肩上。

“明天早上见。”她对我说，“希望你快些适应这里。”

我站在门口，守望着少女的身影在稍前一点的夜色中消失。我又一个人剩在小屋里。我置身于闭塞的圆圈中。时间在这里并非重要因素。在这里谁都没有名字。只要我需要她就会出现。在这里她十五岁，想必永远十五。而我将如何呢？难道我也要在这里永远十五么？还是说在这里年龄也不是重要因素呢？

少女身影不见之后，我仍然一个人站在门口半看不看地看着外面。天空星月皆无。几座房子亮着灯光。光从窗口溢出。和照亮这个房间的灯光一样，都是黄色的，都那么古老温馨。但人影还是没有，看见的惟独灯光。其外侧横陈着漆黑漆黑的夜色。我知道，夜色深处矗立着更黑的房脊，深邃的森林成为围墙把这镇子圈在中间。

第46章

知道中田死了，星野不好离开公寓房间。一来“入口石”在这里，二来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而有什么发生的时候，就要守在石头旁边迅速采取对策。这类似派到他头上的一种职责。他将中田担任的角色直接继承下来了。他把躺着中田尸体的房间的空调设在最低温度，风量则调至最大，窗关得严严实实。

“喂，老伯，你不怕冷就行。”星野朝中田打招呼。中田当然不会就此发表任何意见。房间里飘浮的空气的特殊重量无疑是从死者身上一点点渗出来的。

星野坐在客厅沙发上，无所事事地打发着时间。没心思听音乐，没心思看书。暮色降临房间角落渐渐变暗之后他也没起身开灯。浑身上下似乎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一旦坐下就很难站起。时间缓缓来临，缓缓移去，有时甚至令人觉得说不定会趁人不注意偷偷返回。

阿爷死时也的确难过来着，但也没这么严重，星野心想。阿爷病了很久，知道他不久人世，所以实际死的时候，大体有了心理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阶段，情形大为不同。但不光是这样，他想，中田的死好像还带给他一种让他深入地径直地思考的东西。

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于是去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冷冻炒饭，用微波炉解冻吃了一半。又喝了一罐啤酒。然后再次去隔壁看中田，以为说不定会起死回生。然而中田依然死在那里。房间如电冰箱一样冷冰冰的。冷到这个程度，冰淇淋都很难融化。

单独同死者在一个屋顶下过夜是第一次。或许由于这个关系，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倒也不是害怕，星野想，也并非不快，只是还不习惯同死人相处。死者与生者时间流程是不一样的，声波也不一样，所以才让人不安然。这怕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现在中田位于已死之人的世界，自己仍在活人世界这边，距离还是有的。他从沙发上下来，坐在石头旁边，像摸猫一样用手心抚摸圆石。

“到底如何是好呢？”他对石头说，“本想把中田交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但必须首先把你安顿好。这就有点伤脑筋了。你若是知道星野君如何是好，告诉我一声可以么？”

当然没有回答。眼下它只是普普通通的石头。这点星野也能理解，不能指望它有问必答。但他还是坐在石头旁边抚摸不止。提了几个问题，列举理由说服，甚至诉诸恻隐之心。他当然清楚这纯属枉费心机，但此外又想不出可干之事，再说中田不也时不时地这样跟石头搭话了么？

不过求石头发慈悲也真够窝囊的了，星野思忖，毕竟有句话说“像石头一样无情”。

起身想看看电视新闻，但转念作罢，又坐回石头旁。他觉得此时保持安静大概很重要。自己应该静静等待什么才是。可我这人实在不擅长等待，他对石头说，回想起来，自己一向吃心浮气躁的亏。凡事不考虑成熟，毛手毛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结果一再受挫。阿爷也说我像开春的猫似的沉不住气。也罢，沉下心来在此等待好了。要有耐心，星野君！星野如此自言自语。

除了隔壁全开的空调的嗡嗡声，耳畔已没有其他动静。时针很快转过九点，转过十点，但什么也没发生，无非时过夜深而已。星野从自己房间拿来毛毯，躺上沙发盖上。他觉得睡觉也尽可能挨近石头为好。他熄了灯，在沙发上闭起眼睛。

“跟你说石头君，我可要睡觉了。”星野朝脚边的石头招呼道，“明天早上再接着聊吧。今天一天够长的了，我星野君也困了。”

是啊，他不由感慨，长长的一天，一天里出的事实在太多了。

“喂，老伯，”星野大声对隔壁门说，“中田，听见没有？”

没有回音。星野喟叹一声闭起眼睛，移了移枕头位置，就势睡了过去。一个梦也没做，一觉睡到天亮。隔壁房间里中田也一个梦没做，如石头一般睡得又沉又硬。

早上七点多醒来后，星野马上去隔壁看中田。空调依然发着嗡嗡声往房间里送冷气。冷气中，中田仍在继续其死亡行程。死的气息比昨晚看时还要明显，皮肤已相当苍白，眼睛的闭合也带有几分生疏感。中田缓过气来霍然坐起，“对不起，星野君，中田我睡过头了，十分抱歉。下面的事包在中田我身上，请您放心”——这样的情景绝对不会发生了，中田再不可能妥当处理这块入口石。中田已完全死去，这已是任何人都无可撼动的决定性事实。

星野打了个寒战，走出去把门关上。他进厨房用咖啡机做咖啡喝了两杯，然后烤面包片蘸黄油和果酱吃了，吃罢坐在厨房椅子上，看着窗口吸了几支烟。夜间的云不知去了哪里，窗外舒展着夏日湛蓝的天空。石头仍在沙发跟前。看样子石头昨晚没睡没醒，只是静静伏在那里。他试着搬了搬，轻而易举。

“跟你说，”星野快活地搭话，“是我，是你的老熟人星野君，记得吧？看来今天又要陪你一整天喽！”

石头依旧默默无言。

“也罢，记不得也没关系。还有时间，慢慢相处吧。”

他坐在那里，一边用右手慢慢抚摸石头，一边考虑到底跟石头说什么才好。以前一次也没跟石头说过话，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合适的话题。但一大清早不宜端出过于沉重的话题，一天太长，还是先说点儿轻松的，随想随说。

想到最后，决定说女人，逐个说有过性关系的女人。仅就知道名字的对象而言，数量没有几个。星野屈指数了数，六个。若加上不知道名字的，数量可就多了，这个且略而不谈。

“跟石头谈以前睡过的女人，我是觉得意思不大，”星野说，“作为石头君你一大清早也未必乐意听，可是除此之外实在想不起说什么好，再说你石头君偶尔听一听这软绵绵的故事也没什么不好。仅供参考。”

星野顺着记忆的链条讲起了这方面的奇闻逸事，尽记忆所及讲得详细而具体。最初是上高中的时候，骑摩托胡作非为那阵子。对方是个比自己年长三岁的女子，一个在岐阜市内酒吧打工的女孩。时间虽短，但也算是同居来着。不料对方过于投入，竟说出要死要活的话来，又说给家里打电话，又说父母不同意。于是觉得麻烦，加上正好高中毕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进了自卫队。入伍后马上被调往山梨兵营，同她之间的关系就此了结，再没见面。

“所以嘛，怕麻烦是我星野君人生中的关键词，”星野向石头解释说，“事情稍一纠缠不清就一溜烟逃走。非我自吹，逃的速度可是很快的。所以，这以前穷追猛打刨根问底的事一次也没干过。这是我星野君的问题点。”

第二个是在山梨兵营附近认识的女孩。轮休那天在路旁帮她换五十铃ALTO轮胎，由此要好起来。比自己大一岁，是护士学校的学生。

“女孩性格不错，”星野对石头说，“乳房大大的，很重感情。也喜欢干那个。我也才十九岁，见了面一整天蒙着被子大干特干。不料这人嫉妒心强得不得了，轮休日一天不见就啰啰嗦嗦问个没完，什么去哪里了、干什么了、见谁了。总之就是拷问。如实回答也硬是不肯相信。这么着，最后还是分手了。交往了一年多……石头君你如何我自是不知，我可是最受不了人家这个那个絮絮叨叨问个没完。简直透不过气。只好落荒而逃。进自卫队就有这个好处，一有什么就缩进去不出来，等烧退了才冒头。对方没办法出手。如果想和女人一刀两断，最好进自卫队。你石头君也牢记为妙。总叫挖壕和背沙囊倒不是滋味……”

以石头为对象述说的时间里，星野再次痛感自己过去干的几乎全是不三不四的勾当。所交往的六人之中，至少有四人是脾气好的女孩（另外两个客观地说性格上好像多少存在问题）。总的说来她们待自己都很亲切，虽说算不上是令人屏息的美女，但都相当可爱，那种事上也让自己干个尽兴，即使自己嫌麻烦省去前戏也从不抱怨。休息日给做好吃的，过生日给买礼物，发工资前还借钱给自己（记忆中几乎没有还过），也没要求过什么回报。然而自己丝毫也不感谢，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同一个女孩相处就只和她一个睡觉。一次也不曾脚踏两只船，这方面还说得过去。可是一旦对方发一两句牢骚，或以正理开导或醋劲大发或劝自己存钱或周期性轻度歇斯底里或谈起对未来的担忧，自己就挥手拜拜。认为同女人交往的要点就是别留后遗症，一有什么啰嗦事赶紧逃之夭夭，而找到下一个女孩又从头周而复始，以为这是一般人的常规活法。

“跟你说石头君，假如我是女人而跟我这样自私自利的男人交往的话，我肯定火冒三丈。”星野对石头说道，“如今回头看来，连我自己都这么想。可她们何苦容忍我那么长时间呢？叫我这个当事人都百思莫解。”

星野点燃一支万宝路，一面徐徐吐出一口，一面用一只手抚摸石头。

“还不是么？你也瞧见了，我星野君长相算不上英俊潇洒，干那种事都不够得心应手，又没有钱，性格又不好，脑袋也不怎么样——总的说来是相当有问题的。岐阜一家贫苦农民的儿子，自卫队出身的无权无势的长途卡车司机！尽管这样，回想起来却还相当得女性宠爱。随心所欲绝对谈不上，但记忆中从没遭过冷遇。允许干那种事，又给做饭吃又借钱花。不过么，石头君，好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近来渐渐有了预感——喂，星野君，很快就要还债的哟！”

星野如此这般不断向石头讲述同女性的交往史，同时一个劲儿摸石头。摸惯了，渐渐变得欲罢不能。时值正午，附近学校响起了铃声。他走进厨房做乌冬面，切葱，打鸡蛋放进去。

吃罢又听《大公三重奏》。

“喂，石头君，”星野在第一乐章结束时对石头说，“如何，音乐不错吧？听起来不觉得心胸开朗？”

石头沉默着。也不晓得石头听了音乐没有。但星野并不理会，只管继续下文。

“一早上我就说了，我干了很多不三不四的勾当，一意孤行。现在倒不敢卖弄，对吧？不过细细听这音乐，总觉得贝多芬好像在对我这样说道——‘喂，星野君，那一段就别提了，也没有什么。人生当中那种事也是有的。别看我这样，其实我也做了不少糊涂事，没有办法，事情就是那样。身不由己的时候也是有的。所以嘛，往下继续努力不就行了！’当然喽，贝多芬毕竟是那样一个家伙，实际上不可能那么说，但我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好像有那么一种心情。这样的感觉你没有过？”

石头默不作声。

“也罢，”星野说，“说千道万这只是我个人想法。不啰嗦了，静听音乐。”

两点多往窗外看去，见一只胖墩墩的大黑猫蹲在阳台扶手上往房间窥看。星野打开窗，姑且拿猫打发时间：

“喂，猫君，今天好天气啊！”

“是啊，星野小子。”猫回应道。

“乱套了！”星野摇了摇头。

叫乌鸦的少年

叫乌鸦的少年在森林上方缓缓飞行，像是要画很大的圆圈。画完一个，又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画同样规整的圆圈。如此在空中画出好几个，圆圈边画边消失。视线就像侦察机一样，只管注视着眼下。他仿佛在那儿搜寻什么的踪影，然而很难发现。森林如没有陆地的大海一般翻腾着铺陈开去。绿树枝纵横交错，重重叠叠，森林披着厚重的匿名外衣。天空灰云密布，无风，恩宠之光无处可觅。此时此刻，叫乌鸦的少年也许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鸟，但他没有闲情注意这些。

叫乌鸦的少年终于找见一处林海的缝隙，朝那里笔直飞下。缝隙下方有一块俨然小广场的圆形开阔地，地面有一点点阳光照射下来，点缀似的长着绿草。端头有一块很大的圆石，上面坐着一个男子。他一身鲜红色针织运动服，头戴黑色平顶高筒礼帽，脚穿厚底登山鞋，脚旁放一个土黄色帆布袋。打扮相当奇特，但对叫乌鸦的少年来说这些怎么都无所谓。这正是他寻找的对象，打扮如何全然不在话下。

听得突如其来的振翅声，男子睁开眼睛，往落在旁边大树枝上的叫乌鸦的少年看去。“喂！”他以爽朗的声音招呼少年。

叫乌鸦的少年毫不理会，仍蹲在树枝上一眨不眨地冷冷盯视着男子的动静，只是不时歪一下脑袋。

“晓得你的。”男子说着，伸出一只手轻轻拿起礼帽，旋即戴回，“估计你差不多该来了。”

男子咳嗽一声，皱起眉头往地面吐了一口，用鞋底喀哧喀哧蹭几下。

“正赶上我休息时候，没人说话多少有点儿无聊。如何？不下来一会儿？两人坐在一起聊聊嘛！看见你是第一次，这也不是完全没有缘分吧。”男子说。

叫乌鸦的少年双唇紧闭，翅膀也紧紧贴在身上。

礼帽男子微微摇头。

“是么，原来如此，你开不得口。也罢。那么就让我一个人说好了，作为我怎么都没关系。你不开口我也知道你往下要干什么。就是说，你不想让我再往前去吧？对不对？这点儿事我也知道的，猜得出。你不希望我继续前进。而作为我当然不想就此止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再没有第二回的机会，不能坐失良机，所谓千载一遇指的就是这个。”

他用手心“啪”一声打在登山靴的踝骨部位。

“从结论上说，你阻挡不了我的脚步，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比如我可以在这里吹几声笛子，那一来你就再也不能朝我靠近，这就是我笛子的妙用。你恐怕有所不知，此笛极为特殊，和世上任何笛子都不一样。这口袋里有好几支。”

男子很小心地伸手拍了拍脚旁的帆布袋，又抬头看一眼叫乌鸦的少年停留的大树枝。

“我搜集猫魂做的笛子，被活活切割开来的生灵的魂集中起来形成的笛子。对于被活活切割的猫们我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可是作为我不能不那样做。这东西是超越世俗标准的，不讲什么善、恶、爱、恨之类。所以也才有这笛子。长期以来，制作它是我的天职，而我对这天职也的确完成得很好，算是恪尽职守。无须愧对任何人的一生。娶妻、生子、做了数量充足的笛子。所以笛子再不做了。这可是仅在你我之间仅在这里才说的话——我准备用这里收集的所有笛子做一支更大的笛子，更大更强有力的笛子，自成一统的特大级笛子。我这就要去制作这种笛子的场所。至于笛子在结果上究竟是善是恶，那不是我所决定的，当然也不是你，而取决于我制作的场所和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一如历史和气象，不带任何偏见。惟其没有偏见，我才可以自成一统。”

他摘下帽子，用掌心抚摸了一会儿毛发稀薄的头顶。然后戴回，用手指迅速拉正帽檐。

“一吹这笛子就能一忽儿把你赶跑，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可能的话现在我还不想吹，毕竟吹这笛子是需要付出一定力气的，作为我不想白费力，要尽可能为将来养精蓄锐。况且，吹也好不吹也好，反正你使出浑身解数也休想阻止我的行动。无论谁怎么说，那都是再明白不过的。”

男子又假咳一声，隔着运动服摸了几下开始凸起的腹部。

“我说，知道limbo⁽¹⁾是什么吧？limbo是横在生死之间的分界点，是冷清清暗幽幽的地方，而我现在就在那里。我死了，自愿地死了。但我还没进入下一世界。就是说，我是移行的灵魂。移行的灵魂没有形体，我现在这样子不过是临时显形，所以你不可能伤害现在的我。明白？即便我血流如注，那也并非真正的血。即便我痛苦不堪，那也不是真正的痛苦。能抹杀现在的我的，惟有具有相应资格之人。遗憾的是你不具有那个资格。不管怎么说你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幻影。无论以怎样固执的偏见也无法将我抹杀。”

男子对叫乌鸦的少年微微一笑。

“如何，不试试？”

这句话就像一个信号，引得叫乌鸦的少年大大地张开双翅，一跺脚离开树枝向男子径直扑来，简直令人猝不及防。他把两脚蹬在男子胸口，猛然回头如挥舞尖头镐一般将锋利的嘴尖朝对方右眼狠狠啄去，与此同时，漆黑的翅膀在空中啪哒啪哒发出很大的响声。男子毫不抵抗，任其啄去，手臂、手指都不动一下，甚至喊叫声也没有。不仅不喊叫，反倒出声地笑了起来。帽子掉在地上，眼珠倏忽间裂开，从眼窝里冒出。叫乌鸦的少年仍一个劲儿啄其双目。眼睛所在的部位成了空洞之后，转而啄其面部，不管哪个部位都拼命啄击不止。眨眼之间，男子的脸面伤痕累累，到处流血。脸一片血红，皮肤裂开，血沫四溅，成了一个普通的肉团。接着，叫乌鸦的少年又毫不留情地啄其头发稀薄部位。然而男子依然笑个不停，似乎好笑得不得了。叫乌鸦的少年越是猛烈啄击，他的笑声越大。

男子失去眼球的空眼窝一刻也没从叫乌鸦的少年身上移开，趁笑声间断时呛住似的说道：“喏喏，所以不是跟你说了么，不要惹我笑成这样好不好？任凭你用多大力气都伤不了我半根毫毛，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你不过是一片薄薄的幻影，不过是没人理睬的回声罢了！干什么都是徒劳。怎么还不开窍？”

叫乌鸦的少年这回把尖嘴啄进对方讲话的嘴里。一对大翅膀仍然急剧地扑棱着，好几根黑亮黑亮的羽毛脱落下来，如魂灵的残片在空中盘旋。叫乌鸦的少年啄裂男子的舌头，啄出洞来，拼出全身力气用嘴尖把它拖到外面。舌头极粗极长，拖出喉咙后仍像软体动物一样叽里咕噜爬来滚去，聚敛着黑暗的话语。没了舌头的男子到底笑不出了，连呼吸都好像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声地捧腹大笑。叫乌鸦的少年细听其不成声的笑声。不吉祥的空洞的笑声如掠过远方沙漠的风一般永无止息，未尝不像是另一世界传来的笛声。

(1)　葡萄牙语，意为地狱的边缘（善良的非基督徒的灵魂归宿处）。或译“灵薄狱”。

第47章

天亮不久就醒来了。用电热水瓶烧水泡茶，坐在窗前椅子上往外面观望。街上仍空无人影，什么声响也听不到，甚至鸟们都没动静。由于四面围着高山，因此天亮得晚而黑得早，现在只有东山头那里隐约发亮。去卧室拿起枕边手表确认时间，手表已经停了，电子表的显示屏已经消失。胡乱按了几个按钮，完全没有反应。电池本不到没电期限，入睡时手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把手表放回桌面，用右手在平时戴表的左手腕上搓了几下。在这个场所时间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眼望鸟都不见一只的窗外风景的时间里，心想应该看一本书了。什么书都可以，只要印着字、形式是书即可。很想拿在手上翻动书页，眼睛追逐上面排列的字迹。然而一本书也没有。不仅书，字本身这里都像压根儿不存在。我再次四下打量房间，但目力所及，字写的东西一样也没发现。

我打开卧室的柜，查看里面的衣服。衣服叠得见棱见线放在抽屉里。哪一件都不是新衣服，颜色褪了，大概不知洗过多少次，洗得软软的，但显得十分整洁。圆领衫和内衣。袜子。有领棉布衬衫。同是棉布做的长裤。哪一件基本上——即使不算正合身——都是我穿的尺寸。全部不带花纹，无一不是素色，就好像在说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带花纹的衣服。粗看之下，哪件衣服都没有厂家标签，什么字也没写。我脱掉一直穿着的有汗味儿的T恤，把抽屉里的灰T恤换在身上。T恤有一股阳光味儿和肥皂味儿。

没过多久——不知多久——少女来了。她轻轻敲门，没等应声就打开了门。门上没有类似锁的东西。她肩上仍挎一个大帆布包，身后的天空已经大亮。

少女和昨天一样站在厨房里，用黑色的小平底锅煎鸡蛋。把蛋打在油已加热的锅里，锅旋即“吱——”一声发出令人惬意的声响，新鲜的鸡蛋香味儿满房间飘荡开来。接着她用老影片中出现的那种款式粗笨的电烤箱烤面包片。她身穿和昨晚一样的淡蓝色连衣裙，头发同样用发卡向后拢起。肌肤光洁漂亮，两只瓷器一般的细嫩手臂在晨光下闪闪生辉。小蜜蜂从敞开的窗口飞来，意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完美。她把食物端上餐桌，立即坐在旁边椅子上从侧面看我吃饭。我吃放有蔬菜的煎蛋，涂上黄油吃新鲜面包，喝香味茶。而她自己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一如昨晚。

“进到这里的人们都自己做饭吧？”我问她，“你倒是这么为我做饭。”

“有人自己做，也有人让别人做。”少女说，“不过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不太吃东西。”

“不太吃？”

她点头：“偶尔吃一点点。偶尔想吃的时候吃。”

“就是说，别人不像我现在这样吃东西？”

“你能坚持整整一天不吃？”

我摇头。

“这里的人整整一天不吃也不觉得有多么痛苦，实际上经常忘记吃喝，有时一连好几天。”

“可我还没适应这里，一定程度上非吃不可。”

“或许。”她说，“所以才由我做东西给你吃。”

我看她的脸：“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适应这个场所呢？”

“多长时间？”她重复一遍，随即缓缓摇头，“那不晓得。不是时间问题，与时间的量无关。那个时候一到你就适应了。”

今天我们隔桌交谈。她双手置于桌上，手背朝上整齐地并拢。没有谜的切切实实的十根手指作为现实物存在于此。我迎面对着她，注视着她眼睫毛微妙的眨动，计算她眨眼的次数，留意她额发轻微的摇颤。我的眼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那个时候？”

她说：“你不会割舍或抛弃什么。我们不是抛弃那个，只是吞进自己内部。”

“我把它吞进自己内部？”

“是的。”

“那么，”我问，“我把它吞进去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发生呢？”

少女稍稍歪头思考。歪得甚是自然，笔直的额发随之微微倾斜。

“大约你将彻底成其为你。”她说。

“就是说，我现在还不彻底是我喽？”

“你现在也完完全全是你，”说着，她略一沉吟，“但我所说的和这个多少有所不同。用语言倒是很难解释清楚。”

“不实际成为就不会真正明白？”

她点头。

看她看得累了，我闭起眼睛，又马上睁开，为了确认她是否仍在那里。

“大家在这里过集体生活？”

她又思索片刻。“是啊，大家在这个场所一起生活，确实共同使用几样东西，例如淋浴室、发电站、交易所。这方面大概有几条所谓规定什么的，但那没有多复杂，不一一动脑筋想也会明白，不一一诉诸语言也能传达。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要教你的——什么这个这样做啦那个一定那样啦，最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融入这里，只要这样做，就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

“把自己融入？”

“就是说你在森林里的时候你就浑然成为森林的一部分，你在雨中时就彻底成为雨的一部分，你置身于清晨之中就完全是清晨的一部分，你在我面前你就成了我的一部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你在我面前时你就浑然一体地成为我的一部分？”

“不错。”

“那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所谓你既完完全全是你又彻头彻尾成为我的一部分……”

她笔直地看着我，摸了一下发卡：“我既是我又彻头彻尾成为你的一部分是极为顺理成章的事，一旦习惯了简单得很，就像在天上飞。”

“你在天上飞？”

“比如么。”她微微一笑。其中没有深意，没有暗示，纯属微笑本身。“在天上飞是怎么回事，不实际飞一飞是不会真正明白的，对吧？一回事。”

“反正是自然而然的、想都不用想的事喽？”

她点头：“是的，那是非常自然、温和、安谧、想都无须想的事。浑融无间。”

“嗳，我莫不是问太多了？”

“哪儿的话，一点儿不多。”她说，“若能解释得贴切些就好了。”

“你可有记忆？”

她再次摇头，再次把手放在桌面上，这回手心朝上。她略看一眼手心，但眼睛里没现出明显的表情。

“我没有记忆。在时间不重要的地方，记忆也是不重要的。当然关于昨晚的记忆是有的。我来这里为你做炖菜，你吃得一点儿不剩，对吧？再前一天的事也多少记得。但再往前的事就依稀了。时间已融入我体内，没办法区分这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

“记忆在这里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

她莞尔一笑：“是的，记忆在这里谈不上有多重要。记忆由图书馆负责，跟我们无关。”

少女回去后，我去窗前抬手对着早晨的阳光。手影落在窗台上，五根手指历历可见。蜜蜂不再飞来飞去，而是落在窗玻璃上静静歇息。看上去蜜蜂和我同样在认真思索着什么。

日过中天时分，她来到我的住处。但不是作为少女佐伯来的。她轻轻敲门，把入口处的门打开。一瞬间我没办法把少女和她区别开来，就好像事物由于光照的些微变化或风力风速的少许改变而一下子变成另一样子，感觉上她一忽儿成为少女，又一忽儿变回佐伯。但实际并非那样。站在我面前的终究是佐伯，不是其他任何人。

“你好！”佐伯的语声十分自然，一如在图书馆走廊擦身而过之时。她上身穿藏青色长袖衫，下面同是藏青色的及膝半身裙，一条细细的银项链，耳朵上一对小小的珍珠耳环。看惯了的装束。她的高跟鞋咯噔咯噔踩在檐廊上，发出短促而干脆的声音，那声音含有少许与场合不符的回声。

佐伯站在门口，保持一定距离看着我，仿佛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我。但那当然是真的我，如同她是真的佐伯。

“不进来喝茶？”我说。

“谢谢！”说着，佐伯终于下定决心似的迈进房间。

我去厨房打开电热水瓶开关烧水，同时调整呼吸。佐伯坐在餐桌旁边的椅子上——刚才少女坐过的那把椅子。

“这么坐起来，简直和在图书馆里一样。”

“是啊，”我赞同，“只是没有咖啡，没有大岛。”

“只是一本书也没有，而且。”

我做了两个香味茶，倒进杯子拿去餐桌。我们隔桌对坐。鸟叫声从打开的窗口传来。蜜蜂仍在玻璃窗上安睡。

先开口的是佐伯：“今天到这里来，说实话很不容易，可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你和你聊聊。”

我点头：“谢谢你来看我。”

她唇角浮现出一如往日的微笑。“那本来是我必须对你说的。”她说。那微笑同少女的微笑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佐伯的微笑多少带有深度，这微乎其微的差异让我心旌摇颤。

佐伯用手心捧似的拿着杯子。我注视着她耳朵上小巧玲珑的白珍珠耳环。她考虑了一小会儿，比平时花的时间要多。

“我把记忆全部烧掉了。”她缓缓地斟酌词句，“一切化为青烟消失在天空。所以我对种种事情的记忆保持不了多久——各种各样的事，所有的事，也包括你。因此想尽快见到你，趁我的心还记得许多事的时候。”

我歪起脖子看窗玻璃上的蜜蜂，黑色的蜂影变成一个点孤零零地落在窗台上。

“首先比什么都要紧的是，”佐伯声音沉静地说，“趁还来得及离开这里。穿过森林离开，返回原来的生活。入口很快就要关上。你要保证这么做。”

我摇头道：“嗳，佐伯女士，你还不清楚，哪里都没有我可以返回的世界。生来至今，我从不记得真正被谁爱过被谁需求过，也不晓得除了自己能依靠什么人。你所说的‘原来的生活’，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你还是要返回才行。”

“即使那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没有一个人希望我留在那里？”

“不是那样的。”她说，“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留在那里。”

“但你不在那里，是吧？”

佐伯俯视着两手拢住的茶杯：“是啊，遗憾的是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那么你对返回那里的我到底希求什么呢？”

“我希求于你的事只有一项，”说着，佐伯扬起脸笔直地盯住我的眼睛，“希望你记住我。只要有你记住我，被其他所有人忘掉都无所谓。”

沉默降临到我们中间。深深的沉默。一个疑问在我胸间膨胀，膨胀得堵塞我的喉咙，让我呼吸困难，但我终于将其咽了回去。

“记忆就那么重要么？”我问起别的来。

“要看情况。”她轻轻闭起眼睛，“在某些情况下它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你自己把它烧掉了。”

“因为对我已没有用处了。”佐伯手背朝上把双手置于桌面，一如少女的动作，“嗳，田村君，求你件事——把那幅画带走。”

“图书馆我房间里挂的那幅海边的画？”

佐伯点头：“是的。《海边的卡夫卡》。希望你把那幅画带走，哪里都没关系，你去哪里就带去哪里。”

“那幅画不归谁所有吗？”

她摇头道：“那是我的东西，他去东京上学时送给我的。自那以来那幅画我从未离身，走到哪里都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只是在甲村图书馆工作后才临时送回那个房间，送回原来的场所。我给大岛写了封信放在图书馆我的写字台抽屉里，信上交代我把这幅画转让给你。那幅画本来就是你的。”

“我的？”

她点头：“因为你在那里。而且我坐在旁边看你。很久很久以前，在海边，天上飘浮着雪白雪白的云絮，季节总是夏季。”

我闭目合眼。我置身于夏日海边，歪在帆布椅上。我的皮肤可以感觉出粗粗拉拉的帆布质地，可以把海潮的清香深深吸入肺腑。即使闭上眼睛阳光也闪闪耀眼。涛声传来。涛声像被时间摇晃着，时远时近。有人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画我的像。旁边坐着身穿淡蓝色半袖连衣裙的少女，往这边看着。她戴一顶有白色蝴蝶结的草帽，手里抓一把沙子。笔直下泻的头发，修长有力的手指。弹钢琴的手指。两只手臂在太阳光下宛如瓷器一般泛着光泽。闭成一条线的嘴唇两端漾出自然的笑意。我爱她，她爱我。

这是记忆。

“那幅画请你一直带在身边。”佐伯说。

她起身走到窗前，眼望窗外。太阳刚刚移过中天。蜜蜂还在睡。佐伯扬起右手，手遮凉棚眺望远处，之后回头看我。

“该动身了。”她说。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她的耳朵碰在我的脖颈上。耳轮硬硬的感触。我把两只手掌放在她背部，努力读取那里的符号。她的头发拂掠我的脸颊。她的双手把我紧紧抱住，指尖扣进我的脊背。那是抓在时间墙壁上的手指。海潮的清香。拍岸的涛音。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在遥远的地方。

“你是我的母亲吗？”我终于问道。

“答案你应该早已知晓。”佐伯说。

我是知晓答案，但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能把它诉诸语言。倘诉诸语言，答案必定失去意义。

“我在久远的往昔扔掉了不该扔的东西。”她说，“扔掉了我比什么都珍爱的东西。我害怕迟早会失去，所以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扔掉。我想，与其被夺走或由于偶然原因消失，还不如自行扔掉为好。当然那里边也有不可能减却的愤怒。然而那是错误的，那是我绝对不可扔掉的东西。”

我默然。

“于是你被不该抛弃你的人抛弃了。”佐伯说，“嗳，田村君，你能原谅我么？”

“我有原谅你的资格吗？”

她冲着我的肩膀一再点头。“假如愤怒和恐惧不阻碍你的话。”

“佐伯女士，如果我有那样的资格，我就原谅你。”我说。

妈妈！我说，我原谅你。你心中冰冻的什么发出声响。

佐伯默默放开我。她解开拢发的发卡，毫不犹豫地将锋利的尖端刺入右腕的内侧，强有力地。接着她用右手使劲按住旁边的静脉。伤口很快淌出血来，最初一滴落在地板时声音大得令人意外。接着，她一言不发地把那只胳膊朝我伸来，又一滴血落在地板上。我弓身吻住不大的伤口。我的舌头舔她的血，闭目品尝血的滋味。我把吸出的血含在口中缓缓咽下。我在喉咙深处接受她的血。血被我干渴的心肌静悄悄地吸入，这时我才晓得自己是何等的渴求她的心。我的心位于极远的世界，而同时我的身体又站在这里，同活灵无异。我甚至想就这样把她所有的血吸干，可是我不能那样。我把嘴唇从她手臂上移开，看着她的脸。

“再见，田村卡夫卡君。”佐伯说，“回到原来的场所，继续活下去。”

“佐伯女士，”

“什么？”

“我不清楚活着的意义。”

她把手从我身上拿开，抬头看我，伸手把手指按在我嘴唇上。“看画！”她静静地说，“像我过去那样看画，经常看。”

她离去了。她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去外面。我立于窗前目送她的背影。她步履匆匆地消失在一座建筑物的背后，我依然手扶窗台久久地注视着她消失的地方。说不定她会想起忘说了什么而折身回来。然而佐伯没有返回。这里惟有“不在”这一形式如凹坑一般剩留下来。

一直睡着的蜜蜂醒来，围着我飞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似的从敞开的窗口飞了出去。太阳继续照着。我回到餐桌前，坐在椅子上。桌上她的杯子里还剩有一点点香味茶，我没有碰，让它原样放在那里。杯子看上去仿佛已然失去的记忆的隐喻。

脱去新换的T恤，穿回原来有汗味儿的T恤。拿起已经死掉的手表戴到左腕，把大岛给的帽子帽檐朝后扣到脑袋上，戴上天蓝色太阳镜，穿上长袖衫，进厨房接一杯自来水一饮而尽。把杯子放进洗涤槽，回头打量一圈房间，那里有餐桌，有椅子，那是少女坐过的椅子——佐伯坐过的椅子。餐桌上有茶没喝完的杯子。我闭上眼睛做一次深呼吸。答案你应该早已知晓，佐伯说。

打开门走出。关门。下檐廊阶梯。地面上清晰地印出我的身影，好像紧贴在脚下。太阳还高。

森林入口处，两个士兵背靠着树干在等我。看见我，他们也什么都没问，似乎早已知道我在想什么。两人依然斜挎步枪。高个儿士兵嘴里叼着一棵草。

“入口还开着。”高个儿叼着草说，“至少刚才看的时候还开着。”

“用来时的速度前进不要紧吧？”壮个儿说，“跟得上？”

“不要紧，跟得上。”

“万一到那里入口已经关上，想必你也不好办。”高个儿说。

“那可就白跑一趟了。”另一个说。

“是的。”我说。

“对离开这里没什么可犹豫的？”高个儿问。

“没有。”

“那就抓紧吧！”

“最好不要回头！”壮个儿士兵说。

“嗯，不回头好。”高个儿士兵接上一句。

于是我们重新走进森林。

爬坡时我还是一晃儿回了一次头。士兵们说最好不要回头，但不能不回。那是能够眺望小镇的最后地点，这里一过，就要被树墙挡住，那个世界势必永远从我眼前消失。

街上仍空无人影。一条漂亮的小河从盆地里流过。沿街排列着不大的建筑物，等距离排开的电线杆的浓重影子投在地面上。一瞬间我僵住了，心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返回那里。起码应该在那里待到傍晚。傍晚时分，提着帆布包的少女将来到我的房间。只要我需要，她就出现在那里。我胸口骤然发热，强大的磁力把我向后拉去，脚如灌铅一样动弹不得。过了这里就休想见到她了。我站住不动。我不再理会时间的脚步。我要向走在前头的两个士兵的后背打招呼：我不回去了，我还是留下来。但我没有说出声。语言已失去生命。

我夹在空白与空白之间，分不出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甚至自己希求什么都浑浑噩噩。我独自站在呼啸而来的沙尘暴中，自己伸出的指尖都已看不见。我哪里也去不成，碎骨般的白沙将我重重包围。但佐伯不知从哪里向我开口了。“你还是要返回才行。”佐伯斩钉截铁地说，“我希望你返回，希望你在那里。”

定身法解除，我重新合为一体，热血返回我的全身。那是她给我的血，是她最后的血。下一瞬间我转身向前，朝两个士兵追去。拐弯之后，山洼中的小世界从视野里消失，消失在梦与梦之间。往下我集中注意力在森林中穿行，注意不迷路、不偏离路。这比什么都重要。

入口仍开着，到傍晚还有时间。我向两个士兵道谢。他们放下枪，和上次一样坐在平坦的大石头上。高个儿士兵把一棵草叼在嘴上。两人一口粗气也不喘。

“刺刀的用法别忘了。”高个儿说，“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但不光是这样。”壮个儿说。

“当然，”高个儿清了下嗓子，“我们只谈黑暗面。”

“而且善恶的判断十分困难。”壮个儿士兵说。

“可那是回避不了的。”高个儿接口道。

“或许。”壮个儿说。

“还有一点，”高个儿说，“离开这里后，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不可再次回头。”

“这点非常要紧。”壮个儿强调。

“刚才好歹挺过来了，”高个儿说，“但这次就要动真格的。路上不要回头。”

“绝对不要。”壮个儿叮嘱道。

“明白了。”我说。

我再次致谢，向两人告别：“再见！”

他们站起来并齐脚跟敬礼。我不会再见到他们了，我清楚，他们也清楚。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同士兵们分手后我一个人是怎样走回大岛的小屋的，我几乎记不得了，似乎穿越森林时我一直在想别的什么事。但我没有迷路，只依稀记得发现了去时扔在路旁的尼龙袋，几乎条件反射地拾在手里，并同样拾起了指南针、柴刀和喷漆罐。也记得我留在路旁树干上的黄色标记，看上去像大飞蛾粘在那里的羽片。

我站在小屋前的广场上仰望天空。回过神时，我的周围已活生生地充溢着大自然的交响曲：鸟的鸣叫声，小河流水声，风吹树叶声——都是很轻微的声音。简直像耳塞因为什么突然掉出来似的，那些声音充满着令人惊奇的生机，亲切地传到我的耳里。所有声音交融互汇，却又可以真切地分辨每一音节。我看一眼左腕上的手表。手表不知何时已开始显示，绿色表盘浮现出阿拉伯数字，若无其事地频频变化。4∶16——现在的时刻。

走进小屋，衣服没换就上床躺下。穿过茂密的森林之后，身体是那样的渴求休息。我仰卧着闭起眼睛。一只蜜蜂在窗玻璃上歇息。少女的双臂在晨光中如瓷器般闪闪生辉。“比如么，”她说。

“看画！”佐伯说，“像我过去那样。”

雪白的沙子从少女纤细的指间滑落。海浪轻轻四溅的声音传来了。腾起，下落，溅开。腾起，下落，溅开。我的意识被昏暗的走廊般的场所吸了进去。

第48章

“乱套了！”星野重复一句。

“没什么可乱套的嘛，星野君。”黑猫不无吃力地说。猫的脸很大，看样子岁数不小。“你一个人挺无聊的吧？一整天和石头说话。”

“你怎么会讲人话呢？”

“我可没讲什么人话！”

“把我搞糊涂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能这样交谈呢——猫和人之间？”

“我们是站在世界的分界线上讲共通的语言，事情简单得很。”

星野沉思起来。“世界的分界线？共通的语言？”

“要糊涂你就糊涂着吧，解释起来话长。”说着，猫短促地晃了几下尾巴，似乎对啰嗦事表示鄙视。

“我说，你莫不是上校山德士？”星野问。

“上校山德士？”猫显得不耐烦，“那家伙谁晓得！我就是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普通的市井猫。”

“有名字？”

“名字总是有的。”

“什么名字？”

“土罗。”

“土罗？”星野问，“寿司用的土罗⁽¹⁾？”

“正是。”猫说，“说实话，是附近一家寿司店饲养的。也养狗，狗名叫铁火⁽²⁾。”

“那，你土罗君可知道我的名字！”

“你大名鼎鼎，星野君嘛！”黑猫土罗说罢，终于笑了一瞬间。第一次看见猫笑。但那笑稍纵即逝，猫又恢复到原来无可形容的神情。“猫无所不知，中田君昨天死掉也好，那里有块不寻常的石头也好。大凡这一带发生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毕竟活得年头多。”

“嗬！”星野钦佩起来，“喂喂，站着说话累，不进里边来，土罗君？”

猫依然趴在扶手上不动，摇头道：“不了，我在这里挺好，进去反倒心神不定。天气又好，在这里说话蛮不错的嘛。”

“我倒怎么都无所谓。”星野说，“怎么样，肚子不饿？吃的东西我想是有的。”

猫摇摇头：“不是我夸口，食物我应有尽有，莫如说在为如何减量而苦恼。毕竟被养在寿司店，身上胆固醇越积越多。胖了，就很难在高处上蹿下跳。”

“那么，土罗君，”星野说，“今天来这里莫非有什么事？”

“啊，”猫说，“你怕够为难的吧？一个人剩下来，又要面对那么一块麻烦的石头。”

“说的是，一点不错。正为这个焦头烂额呢。”

“若是为难，我可以助一臂之力。”

“你肯相助，作为我是求之不得。”星野说，“人们常说‘忙得连猫手都想借’。”

“问题在于石头。”说着，土罗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把飞来的苍蝇赶走，“只要归还石头，你的任务就算完成，想回哪里都可以。不是这样么？”

“嗯，是那么回事。只要把入口石关上，事情就彻底结束。中田也说来着，东西一旦打开，就得再关上。这是规定。”

“所以我来告诉你如何处理。”

“你知道如何处理？”

“当然知道。”猫说，“刚才我不是说了么，猫无所不知，和狗不同。”

“那，如何处理呢？”

“把那家伙除掉！”猫以奇妙的语声说。

“除掉？”

“是的，由你星野君把那家伙杀死。”

“那家伙是谁？”

“亲眼一看便知，知道这就是那家伙。”黑猫说，“但不亲眼看就莫名其妙。原本就不是实实在在有形体的东西，一个时候一个样。”

“是人不成？”

“不是人。只有这点可以保证。”

“那，外形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我不晓得。”土罗说，“刚才不是说了么，亲眼一看便知，不看不知道——说得一清二楚。”

星野叹了口气：“那，那家伙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你不知道也不碍事。”猫说，“解释起来非常麻烦。或者不如说，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反正那家伙现在老老实实的，正在黑暗处大气也不敢出地窥视着四周的动静，但不可能永远老实待着，迟早要出动。估计今天就差不多了。那家伙肯定从你面前通过。千载一遇的良机！”

“千载一遇？”

“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黑猫解释道，“你在这里以逸待劳，等着除掉那家伙即可。容易得很。之后随便你去哪里。”

“除掉它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吗？”

“法律我不懂。”猫说，“我终究是猫。不过那家伙不是人，跟法律应该没有关系。说千道万，总之要干掉那家伙。这点市井猫都明白。”

“可怎么干掉好呢？多大、外形什么样都不了解嘛！这样，干的方案就定不下来。”

“怎么干都行。拿锤子打、用菜刀捅、勒脖子、用火烧、张嘴咬——只管用你中意的办法，总之弄到断气就是。以横扫一切的偏见斩草除根。你不是参加过自卫队么？不是拿国民的纳税钱学过开枪么？刺刀的磨法不也学了么？你不是士兵么？如何干掉自己动脑筋好了！”

“在自卫队学的是普通战争的打法，”星野有气无力地争辩，“根本没接受过用铁榔头伏击不知大小不知外形的不是人的东西的训练。”

“那家伙想从‘入口’进到里面去。”土罗不理会星野的辩解，“但是不能进入里面，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放入。要在那家伙进入‘入口’前把它干掉，这比什么都要紧。明白？错过这次就没有下次了。”

“千年一次的机会。”

“正确。”土罗说，“当然千年一次这说法在措辞上……”

“不过么，土罗君，那家伙没准十分危险吧？”星野战战兢兢地问，“我是想把它干掉，但反过来被它干掉可就万事休矣。”

“移动时间里估计没有多大危险。”猫说，“移动终止时才有危险，危险得不得了。所以要趁它移动时干掉，给它致命一击。”

“估计？”

黑猫未予回答，眯细眼睛伸个懒腰，缓缓站起：“那么再见，星野君。一定要稳准狠地把它干掉，否则中田君死不瞑目。你喜欢中田君，是吧？”

“啊，那是个好人。”

“所以要干掉那家伙，以横扫一切的偏见斩草除根。那是中田君所希望的。而你是能为中田君做到的。你继承了资格。这以前你一直在回避人生责任，活得稀里糊涂。现在正是还账的时机。不要畏畏缩缩。我也在后面声援你！”

“让我很受鼓舞。”星野说，“那，我现在心生一念……”

“什么？”

“入口石之所以还开着没关上，说不定是为了把那家伙引出来？”

“有那个可能。”黑猫土罗一副无所谓的口气，“对了，星野君，有一点忘说了——那家伙只在夜间行动，大概夜深时分。所以你要白天把觉睡足，晚上打盹让它跑掉就麻烦了。”

黑猫轻巧地从扶手往下跳到旁边的房脊，笔直地竖起黑尾巴走开了。块头儿虽然不小，却很敏捷。星野从阳台上目送其背影，猫则一次也没回头。

“得得，”星野说，“一塌糊涂！”

猫消失后，星野先进厨房寻找能当武器的东西。里面有刀尖锋利的切生鱼片刀和状如柴刀的沉重菜刀。厨房里只有简单的烹调用具，惟独菜刀种类相当齐全。除了菜刀，还找到了沉甸甸的大号铁锤和尼龙绳，碎冰锥也有。

这种时候有支自动步枪可就解决问题了，星野边找边想。在自卫队时学过自动步枪，射击训练次次成绩不俗。当然厨房里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何况在这么幽静的住宅区打一梭子自动步枪，肯定惹出一场轰动。

他把两把菜刀、碎冰锥、铁锤和尼龙绳摆在客厅茶几上，手电筒也放了上去，然后在石头旁坐下，摸着石头。

“得得，昏天黑地！”星野对石头说，“居然要拿铁锤和菜刀同莫名其妙的东西搏斗，这像什么话嘛！而且是附近黑猫指示的！站在我星野君角度想想好了，一塌糊涂！”

石头当然没有应声。

“黑猫土罗君估计那家伙没有危险，但终究是估计。作为预测未免乐观。万一阴差阳错忽然跑出一个《侏罗纪公园》那样的家伙，我星野君可如何是好呢？不就呜呼哀哉了？”

无言。

星野拿起铁锤挥舞几下。

“不过回想起来，一切都属身不由己。说到底，从在富士川高速公路服务站让中田搭车开始，作为命运想必就已安排好了，结局必然如此。蒙在鼓里的只有我星野君一个。命运这东西真是莫名其妙。”星野说，“喂，石头君，你也这么想的吧？”

无语。

“啊，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路毕竟是我自己选的，只能奉陪到底。出来怎样一个青面獠牙的家伙自是判断不出，也罢，作为我星野君也只管竭尽全力就是。此生虽短，快活事时不时也受用了，有趣场景也经历了。据黑猫土罗的说法，这可是千年一次的机会。我星野君在此花落灯熄未尝不是造化。一切都因为中田。”

石头依然缄默无声。

星野按猫说的在沙发上打盹以备夜战。依猫之言睡午觉固然奇妙，不过实际躺倒之后足足睡了一个小时。傍晚，进厨房把冷冻咖喱海虾解冻，搁在饭上吃了。暮色降临之后，他在石旁坐下，把菜刀和铁锤放在手够得到的地方。

星野熄掉房间照明，只留一盏小台灯。他觉得这样好些。既然那家伙夜间才动，还是尽量弄暗些为好，作为我星野君也想速战速决。好咧，要动就动吧，快快决一胜负，往下我还要回名古屋宿舍给某处的一个女孩打电话呢。

星野对石头也几乎不搭话了。他缄口不语，时而觑一眼手表，无聊时就拿起菜刀和铁锤挥舞一番。他想，假如发生什么，那也要在真正的深夜。不过也有可能提前发生，作为他不可错过机会，毕竟千年一次。不能粗心大意。嘴里闲得难受了，就嚼一片苏打饼干，喝一小口矿泉水。

“喂，石头君，”子夜时分星野低声道，“这回好歹熬过十二点了，正是妖怪出动时分。关键时刻到了，咱俩可得看准，看到底发生什么！”

星野手摸石头。石头表面似乎多少增加了温度，但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他像鼓励自己似的一再用手心抚摸石头。

“你石头君也要在背后支援我哟！我星野君是多少需要那种精神支援的。”

三点刚过，从中田尸体所在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就像有什么在榻榻米上爬。可是中田那个房间没有榻榻米，地上铺着地毯。星野抬起头，细听那响动。没听错。什么响动不知道，总之中田躺的房间里显然发生了什么。心脏在胸腔里发出很大的声音。星野右手紧握寿司刀，左手拿起手电筒，铁锤插进裤腰带，从地上站起。“好咧！”他不知对谁说了一声。

他蹑手蹑脚走到中田房间门前，悄悄打开，按下手电筒开关，把光柱迅速朝中田尸体那里扫去，因为窸窸窣窣无疑是从那里传来的。手电筒光柱照出一个白白长长的物体，物体正从已死的中田口中一扭一扭蠕动着往外爬，形状让人想起黄瓜。粗细同壮男人胳膊差不多，全长不知多长，出来了大约一半。身体上像有黏液，滑溜溜地泛着白光。为了让那家伙通过，中田的嘴跟蛇口一样张得很大很大，大概下巴骨都掉了。

星野咕噜一声吞了口唾液，拿手电筒的手瑟瑟颤抖，光柱随之摇动。罢了罢了，这东西可如何干掉？看上去无手无脚无眼无鼻，滑溜溜没有抓手，怎样才能把这样的家伙弄断气呢？它到底算何种生物呢？

这家伙莫非像寄生虫一样一直躲在中田体内？还是说它类似中田的魂灵呢？不，那不至于，那不可能，星野凭直觉坚信。如此怪模怪样的家伙不可能在中田体内，这点事我也清楚。这家伙恐怕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无非想通过中田钻到入口里面，无非擅自跑来想把中田当作通道巧妙利用，而中田是不该被这样利用的。无论如何要把它干掉。如黑猫土罗所说，以横扫一切的偏见斩草除根！

他毅然决然走到中田跟前，把切生鱼片刀朝大约是白东西脑袋的部位扎去。拔出又扎。反复了不知多少次。然而几乎没有手感，简直就像咕哧一下子扎进了软乎乎的蔬菜。滑溜溜的白色表皮下面没有肉，没有骨，没有内脏，没有脑浆。一拔刀，伤口马上被黏液封住，没有血也没有体液冒出。星野想，这家伙毫无感觉！这白色活物不管星野怎么击打都满不在乎，仍然从中田口中缓慢而坚定地继续外爬。

星野把切生鱼片刀扔在地上，折回客厅拿起茶几上类似柴刀的大号菜刀返回，使出浑身力气朝那白色活物砍去。脑袋部位应声裂开。不出所料，里面什么也没有，塞的全是同表皮一样的白浆浆的东西。但他还是连砍数刀，终于将头的一部分砍掉。砍掉的部分在地板上如蛞蝓一样拧动片刻，死去似的不再动了。然而这也未能阻止其余部分继续伸展。伤口立即被黏液封住，缺少的部分又鼓出恢复原状，仍在不断外爬，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白色活物从中田口中一节节外爬，几乎全部爬出。全长将近一米，还带有尾巴。由于有尾巴，总算分出了前后。尾巴如鲵鱼又短又粗，尖端则陡然变细。没有腿。眼睛没有嘴没有鼻子没有，但毫无疑问它是有意志的东西，莫如说这家伙只有意志，星野无端地清楚这一点。这家伙只是在移动过程中因为某种原由偶然采取了这一形体。星野脊背一阵发冷。总之非把它干掉不可。

星野这回用铁锤试了试。几乎无济于事。用铁疙瘩一砸，砸的部位固然深陷，但很快被软乎乎的皮肤和黏液填满复原。他拿来小茶几，拎着茶几腿往那白物身上猛打。可是无论怎么用力都阻止不了白物的蠕动。速度绝对不快，但无疑正朝着隔壁入口石那边如笨蛇一般蠕动着爬去。

这家伙跟任何活物都不一样，星野想道，使用任何武器看来都奈何不得。没有该刺的心脏，没有该勒的脖子。到底怎么办呢？但死活不能让它爬进“入口”，因为这家伙是邪恶之物，黑猫土罗说过“一看便知”，一点不错，一看就知道不能放它活着。

星野返回客厅寻找可以当武器用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随后，目光蓦地落在脚下石头上。入口石！说不定可以用它把那家伙砸死。在淡淡的黑暗中，石头看上去比平时约略泛红。星野蹲下试着搬了搬。石头死沉死沉的，纹丝不动。

“噢，你成入口石了。”星野说，“这就是说，只要在那家伙赶来之前把你关上，那家伙就进不来了。”

星野拼出所有力气搬石，然而石头还是不动。

“搬不动啊！”星野喘着粗气对石头说，“我说石头君，看来你比上次还重，重得我胯下两个蛋蛋都快掉了。”

背后“嚓嚓”声仍在继续，白色活物正稳稳地向前推进。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来一次！”说罢，星野双手搭上石头，狠狠吸一口气，鼓满肺叶，憋住，将意识集中于一处，两手扣住石头两侧。这次再搬不起来就没有机会了。看你的了，星野君！星野对自己招呼道。胜负在此一举，决一死战！旋即他拼出浑身力气，随着吆喝声双手搬石。石头多少离开了点地面。他又一鼓劲，像撕离地面一般把石头搬起。

脑袋里一片空白。感觉上双臂肌肉似乎正一块块断开。两个蛋蛋大概早已掉落。但他还是没有放开石头。他想起中田，中田为此石的开关缩短了生命，自己无论如何要替中田把事情最后做完。继承了资格，黑猫土罗说。全身肌肉渴望供给新的血液，肺叶为造血而渴望必要的新鲜空气。然而不能呼吸。他知道自己正无限接近于死亡，虚无的深渊已在他眼前张开巨口。但星野再次集中所有能集中的力气把石头搬到胸前，终于向上举起，“砰”一声翻过来放在地上。石头震得地板摇摇晃晃，玻璃窗嘎嘎作响。重量实在惊人。星野一下子坐在那里，大口喘气。

“干得好，星野君！”稍后星野自言自语道。

入口关闭之后，那白色活物收拾起来远比预想的容易，因为出路已被堵死。白物也明白这点，它已不再前进，在房间左顾右盼寻找藏身之处，也许想返回中田口中。但它已没有足够的力气逃走了，星野迅速追上，挥舞柴刀一般的菜刀把它砍成几段，又进一步剁碎。白色碎块在地上挣扎了不一会儿脱了力动弹不得，硬硬地蜷缩起来死了。地毯被黏液粘得白光闪闪。星野把这些碎尸块用畚箕撮在一起装进垃圾袋，拿细绳扎紧，又用另一个垃圾袋套上，又用细绳扎紧，再套上一个壁橱里的厚布袋。

如此处理完毕，星野瘫痪似的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呼吸，两手瑟瑟发抖。想说句什么，却说不出。

“成功了，星野君！”过了一会儿，星野对自己说道。

攻击白色活物和翻石头时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星野担心公寓里的人会被惊醒报警。幸好什么也没发生，没有警笛响，没有敲门声。在这种地方遭遇警察可不是好玩的。

被碎尸万段装进口袋的白色东西再也不会起死回生了，这点星野也心里清楚，那家伙已无处可去。不过慎重总没有坏处，天亮时在附近海岸烧掉好了，烧成灰，完了回名古屋。

时近四点，天将破晓。该动身了。星野把替换衣服塞进自己的宽底旅行包，出于慎重，太阳镜和中日Dragons棒球帽也收入包内。最后的最后再被警察逮住可就前功尽弃了。还带了一瓶色拉油以便点火。又想起《大公三重奏》CD，也一并装进旅行包。最后走到中田躺的床头。空调仍在以最强档运转，房间里冷如冰窖。

“喂，中田，我要走了。”星野说，“对不起，我不能永远留在这里。到了车站给警察打个电话，叫他们来收老伯你的遗体。下面的事就交给和蔼可亲的警察先生好了。往后再不会相见了，我不会忘记老伯的，或者不如说想忘也不那么容易。”

空调咔嗒一声停了下来。

“我嘛，老伯，我是这样想的，”星野继续道，“往后每当遇上点儿什么，我大概都要这么想：若是中田这种时候会怎么说，若是中田这种时候会怎么做。我认为这相当重要。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田的一部分日后也将活在我的身上。说起来，我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容器，不过总比什么也不是强些吧。”

但他现在搭话的对象不过是中田的空壳。最重要的内核早已去了别的什么地方。对此星野也一清二楚。

“喂，石头君，”星野对石头也打了招呼。他抚摸石头的表面。石头又回到原先什么也不是的石头，冷冰冰粗拉拉的。

“我该走了，这就回名古屋。你也和中田老伯一样，只能委托给警察了。本该把你领回原来的神社，但我星野君记忆力不好，实在想不起神社在哪里了。是对你不起，原谅我吧，别报应我。一切都是按上校山德士说的办的。所以嘛，要报应就报应那家伙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遇见你也是有幸，石头君，对你我也是忘不掉的。”

之后，星野穿上耐克厚底轻便运动鞋，走出公寓。门也没关。右手提着自己的宽底旅行包，左手拎着装有白色活物尸体的布口袋。

“诸君，升火时间已到！”他仰望黎明时分的东方天空说道。

(1)　金枪鱼中脂肪较多的部位，常用来做寿司。

(2)　一种用生金枪鱼做的菜肴。

第49章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听到汽车引擎声越来越近，我走到门外。不久，一辆车头高耸、轮胎粗重的小型卡车出现了。四轮驱动的达特桑⁽¹⁾，看上去至少半年没洗车。车厢里放有两块似乎用了很久的长形冲浪板。卡车在小屋跟前停住，引擎关掉后，四下重归寂静。车门打开，一个高个子男人从车上下来，身穿偏大的白T恤和土黄色半长裤，脚上一双鞋跟磨偏的轻便运动鞋，年龄三十光景，宽肩，晒得没有一处不黑，胡须大概三天没刮，头发长得盖住耳朵。我猜测大约是大岛那位在高知开冲浪器材店的哥哥。

“噢！”他招呼一声。

“您好！”我说。

他伸出手，我们在檐廊上握手。手很大。我猜中了，果真是大岛的哥哥。他说大家都叫他萨达⁽²⁾。他说话很慢，字斟句酌，仿佛在说时间有的是不用急。

“高松打来电话，叫我来这里接你，带你回去。”他说，“说那边有什么急事。”

“急事？”

“是的。内容我不知道。”

“对不起，劳您特意跑来。”

“那倒没有什么。”他说，“能马上收拾好？”

“五分钟就行。”

我归拢衣物塞进背囊的时间里，大岛的哥哥吹着口哨帮忙拾掇房间，关窗，拉合窗帘，检查煤气阀，整理剩余食品，简单刷洗水槽。从他的一举一动不难看出他已非常熟练，仿佛小屋是自己身体的延伸。

“我弟弟看来对你很满意。”大岛的哥哥说，“弟弟很少满意别人，性格多少有问题。”

“待我十分热情。”

萨达点头：“想热情还是可以非常热情的。”他简洁地表达看法。

我坐上卡车副驾驶席，背囊放在脚下。萨达发动引擎，挂挡，最后从车窗探出头来，从外侧再次慢慢查看小屋，之后踩下油门。

“我们兄弟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就是这座深山小屋。”萨达以熟练的手势转动方向盘沿山路下山，“两人都不时心血来潮到这小屋独自过上几天。”他推敲了一阵子自己刚才出口的语句，继续说道：“对我们兄弟来说，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场所，现在也同样。每次来这里都能得到某种力量，静静的力。我说的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

“弟弟也说你能明白。”萨达说，“不明白的人永远不明白。”

褪色的布面椅罩上粘有很多白色狗毛。狗味儿里掺杂着海潮味儿。还有冲浪板打的石蜡味儿、香烟味儿。空调的调节钮已经失灵。烟灰缸里堆满烟头。车门口袋里随手插着没带盒的卡式磁带。

“进了几次森林。”我说。

“很深地？”

“是的。”我说，“大岛倒是提醒我不要进得太深。”

“可是你进得相当深？”

“是的。”

“我也下过一次决心进得相当深。是啊，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随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意识集中在把着方向盘的双手上。长长的弯路一段接一段。粗轮胎把小石子挤飞到崖下。路旁时有乌鸦，车开近了它们也不躲避，像看什么珍稀玩意儿似的定定地注视着我们通过。

“见到士兵了？”萨达若无其事地问我，就像在问时间。

“两个士兵？”

“是的。”说罢，萨达瞥一眼我的侧脸，“你走到了那里？”

“嗯。”

他右手轻握方向盘，沉默良久。没有发表感想，表情也没改变。

“萨达先生，”

“嗯？”

“十年前见那士兵时做什么来着？”我问。

“我见到那两个士兵，在那里做什么了？”他把我的问话原样重复了一遍。

我点头等他回答。他从后视镜里查看后面的什么，又将视线拉回到前面。

“这话我跟谁都还没有说过，”他说，“包括弟弟——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怎么都无所谓，算是弟弟吧。弟弟对士兵的事一无所知。”

我默默点头。

“而且我想这话往后也不会对谁说了，即使对你。我想你大概往后也不会对谁讲起，即使对我。我说的意思你明白？”

“我想我明白。”

“什么原因可知道？”

“因为即使想说也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那里的东西，因为真正的答案是不能诉诸语言的。”

“是那么回事。”萨达说，“一点不错。所以，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的东西，最好完全不说。”

“即使对自己？”

“是的，即使对自己。”萨达说，“即使对自己也最好什么都不说。”

萨达把COOLMINT口香糖递给我，我抽一片放在嘴里。

“冲过浪？”他问。

“没有。”

“有机会我教你。”他说，“当然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高知海岸的波浪极好，人也不多。冲浪这东西远比外观有深意。我们通过冲浪学会顺从大自然的力量，不管它多么粗暴。”

他从T恤口袋里掏出香烟叼在嘴里，用仪表板上的打火机点燃。

“那也是用语言说不明白的事项之一，是既非Yes又非No的答案里面的一个。”说着，他眯细眼睛，向车窗外缓缓吐了口烟。“夏威夷有个叫TOILET BOWL⁽³⁾的地方，撤退的波浪和涌来的波浪在那里相撞，形成巨大的漩涡，像便盆里的水涡一样团团打转。所以，一旦被卷到那里面去，就很难浮上来。有的波浪很可能让你葬身鱼腹。总之在海里你必须老老实实随波逐流，慌慌张张手刨脚登是什么用也没有的，白白消耗体力。实际经历过一次，你就会晓得再没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不过，不克服这种恐惧是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冲浪手的。要单独同死亡相对、相知，战而胜之。在漩涡深处你会考虑各种各样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死亡交朋友，同它推心置腹。”

他在篱笆那里跳下卡车，关门上锁，又摇晃了几下大门，确认是否关好。

往下我们一直沉默着。他打开调频音乐节目开着车，但我知道他并没怎么听那东西，只是象征性地开着而已。进隧道时广播中断只剩下杂音，他也毫不介意。由于空调失灵，驶上高速公路后车窗也开着没关。

“如果想学冲浪，来我这里好了。”望见濑户内海时萨达开口了，“有空房间，随你怎么住。”

“谢谢。”我说，“迟早会去一次，什么时候倒定不下来。”

“忙？”

“有几件事必须解决，我想。”

“那在我也是有的。”萨达说，“非我乱吹。”

接下去我们又许久没有开口。他想他的问题，我想我的问题。他定定地目视前方，左手放在方向盘上，不时吸烟。他不同于大岛，不会超速，右臂肘搭在打开的车窗上，以法定速度沿着行车线悠悠行驶，只在前面有开得太慢的车时才移到超车线，有些不耐烦地踩下油门，旋即返回行车线。

“您一直冲浪？”我问。

“是啊。”他说。往下又是沉默。在我快要忘记问话时他总算给了回答：“冲浪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了，偶一为之。真正用心是在六年前，在东京一家大型广告代理店工作来着。工作无聊，辞职回这里干起了冲浪。用积蓄加上向父母借的钱开了冲浪器材店。单身一人，算是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

“想回四国的吧？”

“那也是有的。”他说，“眼前若是有海没山，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人这东西——当然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长的场所。想法和感觉大约是同地形、温度和风向连动的。你哪里出生？”

“东京。中野区野方。”

“想回中野区？”

我摇头道：“不想。”

“为什么？”

“没理由回去。”

“原来如此。”他说。

“和地形、风向都不怎么连动，我想。”

“是吗。”

其后我们再度沉默。但对于沉默的持续，萨达似乎丝毫不以为意，我也不太介意。我什么也不想，呆呆地听广播里的音乐。他总是眼望道路的前方。我们在终点驶下高速公路，向北进入高松市内。

到甲村图书馆是下午快一点的时候。萨达让我在图书馆前下来，自己不下车，不关引擎，直接回高知。

“谢谢！”

“改日再见。”他说。

他从车窗伸出手轻轻一挥，粗重的轮胎发出“吱”一声开走了——返回大海的波浪，返回他自身的世界，返回他自身的问题之中。

我背着背囊跨进图书馆的大门，嗅一口修剪整齐的庭园草木的清香，觉得最后一次看图书馆似乎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可一想才不过四天之前。

借阅台里坐着大岛。他少见地打着领带，雪白的扣领衬衫，芥末色条纹领带，长袖挽在臂肘那里，没穿外衣。面前照例放一个咖啡杯，台面上并排放两支削好的长铅笔。

“回来了？”说着，大岛一如往日地微微一笑。

“你好！”我寒暄道。

“我哥哥送到这儿的？”

“是的。”

“不怎么说话的吧？”大岛说。

“多少说了一些。”

“那就好，算你幸运。对有的人、有的场合，一言不发的时候甚至也有。”

“这里发生了什么？”我问，“说有急事……”

大岛点头。“有几件事必须告诉你。首先，佐伯去世了。心脏病发作。星期二下午伏在二楼房间写字台上死了，我发现的。猝死。看上去不痛苦。”

我先把背囊从肩头拿下，放在地板上，然后坐在旁边一把办公椅上。

“星期二下午？”我问，“今天星期五，大概？”

“是的，今天星期五。星期二领人参观完后去世的。或许应该更早些通知你，但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我沉在椅子里，移动身体都很困难。我也好大岛也好都久久保持着沉默。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擦得黑亮黑亮的扶手，转角平台正面的彩色玻璃窗。楼梯对我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从楼梯上去可以见到佐伯，而现在则成了不具任何意义的普普通通的楼梯。她已不在那里。

“以前也说过，这大约是早已定下的事。”大岛说，“我明白，她也明白。但不用说，实际发生之后，令人十分沉重。”

大岛在此停顿良久。我觉得我应该说句什么，可话出不来。

“根据故人遗愿，葬礼一概免了。”大岛继续道，“所以静悄悄地直接火化了。遗书放在二楼房间她的写字台抽屉里，上面交代她的所有遗产捐赠给甲村图书馆。勃朗·布兰自来水笔作为纪念留给了我。留给你一幅画，那幅海边少年画。肯接受吧？”

我点头。

“画已包装好了，随时可以拿走。”

“谢谢。”我终于发出声音了。

“嗯，田村卡夫卡君，”说着，大岛拿起一支铅笔，像平时那样团团转动，“有一点想问，可以吗？”

我点头。

“关于佐伯的去世，不用我现在这么告诉——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再次点头：“我想我知道。”

“就有这样的感觉。”大岛长长地吁了口气，“不想喝水什么的？老实说，你的脸像沙漠。”

“那就麻烦你了。”喉咙的确渴得厉害，大岛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

我把大岛拿来的加冰冷水一饮而尽。脑袋深处隐隐作痛。我把喝空的玻璃杯放回台面。

“还想喝？”

我摇头。

“往下什么打算？”大岛问。

“想回东京。”我说。

“回东京怎么办？”

“先去警察署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我是不愿意返校，但初中毕竟是义务教育，不能不接受的。再忍耐几个月就能毕业，毕了业往下就随便我怎样了。”

“有道理。”大岛眯细眼睛看我，“这样确实再好不过，或许。”

“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

“逃也无处可逃。”

“想必。”我说。

“看来你是成长了。”

我摇头，什么也没说。

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住太阳穴。电话铃响了，他置之不理。

“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电话铃停止后他说道，“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挽回的感情。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但我们的脑袋里——我想应该是脑袋里——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间。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而我们为了解自己的心的正确状态，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也需要清扫、换空气、给花瓶换水。换言之，你势必永远活在你自身的图书馆里。”

我看着大岛手中的铅笔。这使我感到异常难过。但稍后一会儿我必须继续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至少要装出那种样子。我深深吸一口气，让空气充满肺腑，将感情的块体尽量推向深处。

“什么时候再回这里可以么？”我问。

“当然。”大岛把铅笔放回借阅台，双手在脑后合拢，从正面看我的脸，“听他们的口气，一段时间里我好像要一个人经管这座图书馆。恐怕需要一个助手。从警察或学校那里解放出来自由以后，并且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这里。这个地方也好，这个我也好，眼下哪也不去。人是需要自己所属的场所的，多多少少。”

“谢谢。”

“没什么。”

“你哥哥也说要教我冲浪。”

“那就好，哥哥中意的人不多。”他说，“毕竟是那么一种性格。”

我点头，并且微微一笑。一对难兄难弟。

“嗳，田村君，”大岛盯视着我的脸说，“也许是我的误解——我好像第一次见到你多少露出点笑容了。”

“可能。”我的确在微笑。我脸红了。

“什么时候回东京？”

“这就动身。”

“不能等到傍晚？图书馆关门后用我的车送你去车站。”

我想了想摇头道：“谢谢。不过我想还是马上离开为好。”

大岛点点头。他从里面房间拿出精心包好的画，又把《海边的卡夫卡》环形录音唱片递到我手里。

“这是我的礼物。”

“谢谢。”我说，“想最后看一次二楼佐伯的房间，不要紧的？”

“还用说。尽管看好了。”

“您也一起来好么？”

“好的。”

我们上二楼走进佐伯的房间。我站在她的写字台前，用手悄然触摸台面。我想着被台面慢慢吸入的一切，在脑海中推出佐伯脸伏在桌上的最后身姿，想起她总是背对窗口专心写东西时的形影。我总是为佐伯把咖啡端来这里，每次走进打开的门，她都抬起脸照例朝我微笑。

“佐伯女士在这里写什么了呢？”我问。

“不知道她在这里写了什么。”大岛说，“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她是心里深藏着各种各样的秘密离开这个世界的。”

深藏着各种各样的假说，我在心里补充一句。

窗开着，六月的风静静地拂动白色花边窗帘的下摆。海潮味儿微微飘来。我想起海边沙子的感触。我离开桌前，走到大岛那里紧紧抱住他的身体。大岛苗条的身体让我回想起十分撩人情怀的什么。大岛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世界是隐喻，田村卡夫卡君。”大岛在我耳边说，“但是，无论对我还是对你，惟独这座图书馆不是任何隐喻。这座图书馆永远是这座图书馆。这点无论如何我都想在我和你之间明确下来。”

“当然。”我说。

“非常solid⁽⁴⁾、个别的、特殊的图书馆。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我点头。

“再见，田村卡夫卡君。”

“再见，大岛。”我说，“这条领带非常别致。”

他离开我，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微笑：“一直在等你这么说。”

我背起背囊走到车站，乘电气列车到高松站，在车站售票口买去东京的票。到东京应是深夜。恐怕先要在什么地方投宿，然后再回野方的家。回到一个人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家，又要在那里落得孤身一人。没人等我归去。可是除了那里我无处可归。

用车站的公共电话打樱花的手机。她正在工作。我说只一会儿就行。她说不能说得太久。我说三言两语即可。

“这就返回东京。”我说，“眼下在高松站。只想把这个告诉你一声。”

“离家出走已经停止了？”

“我想是那样的。”

“的确，十五岁离家出走未免早了点儿。”她说，“回东京做什么呢？”

“大概要返校。”

“从长远看，那确实不坏。”

“你也要回东京吧？”

“嗯。估计要到九月份。夏天想去哪里旅行一趟。”

“在东京肯见我？”

“可以呀，当然。”她说，“能告诉你的电话号码？”

我说出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她记下。

“嗳，最近梦见了你。”她说。

“我也梦见了你。”

“噢，莫不是很黄的梦？”

“或许。”我承认，“不过终归是梦。你的梦呢？”

“我的梦可不黄。梦见你一个人在迷宫般的大房子里转来转去。你想找一个特殊房间，却怎么也找不到。而同时那房子里又有一个人转着圈找你。我叫着喊着提示你，但声音传不过去。非常可怕的梦。由于梦中一直大喊大叫，醒来疲劳得很，所以对你非常放心不下。”

“谢谢。”我说，“但那终归是梦。”

“没发生什么不妙的事？”

“不妙的事什么也没发生。”

不妙的事什么也没发生，我如此讲给自己听。

“再见，卡夫卡君。”她说，“得接着工作了。不过若是想跟我说话，随时往这里打电话。”

“再见，”我说。“姐姐！”我加上一句。

跨桥，过海，在冈山站换乘新干线，在座席上闭起眼睛，让身体适应列车的振动。脚下放着包装得结结实实的《海边的卡夫卡》画。我的脚一直在体味它的感触。

“希望你记住我。”佐伯定定直视我的眼睛，“只要有你记住我，被其他所有人忘掉都无所谓。”

有比重的时间如多义的古梦压在你身上。为了从那时间里钻出，你不断地移动。纵然去到世界边缘，你恐怕也逃不出那时间。但你还是非去世界边缘不可，因为不去世界边缘就办不成的事也是有的。

车过名古屋时下起了雨。我看着在发暗的玻璃窗上划线的雨珠。如此说来，出东京时也好像下雨来着。我想着在各种地方下的雨：下在森林中的雨，下在海面上的雨，下在高速公路上的雨，下在图书馆上的雨，下在世界边缘的雨。

我闭目合眼，释放身体的力气，缓松紧张的肌肉，倾听列车单调的声响。一行泪水几乎毫无先兆地流淌下来，给脸颊以温暖的感触。它从眼睛里溢出，顺着脸颊淌到嘴角停住，在那里慢慢干涸。不要紧的，我对自己说，仅仅一行。我甚至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泪水，而是打在车窗上的雨的一部分。我做了正确的事情么？

“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叫乌鸦的少年说，“你做了最为正确的事情。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得像你那么好。毕竟你是现实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可是我还没弄明白活着的意义。”我说。

“看画，”他说，“听风的声音。”

我点头。

“这你能办到。”

我点头。

“最好先睡一觉。”叫乌鸦的少年说，“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不久，你睡了。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1)　日本日产公司出产的卡车。

(2)　在日语中这两个字有“潦倒”之意。

(3)　意为“便盆碗”。

(4)　意为“固体的、坚实的、实心的”。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插图小说集《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一、二部出版。

2010年　61岁

长篇小说《1Q84》第三部出版。

2011年　62岁

《村上春树杂文集》出版。

2012年　63岁

与小泽征尔合著的《谈小泽征尔与音乐》获第11届小林秀雄奖。

2013年　64岁

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年》出版。

2014年　65岁

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出版。

2017年　68岁

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出版。

村上春树重点作品简介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挪威的森林》

ISBN: 978-7-5327-7677-1

Norwegian Woo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历经30年畅销不衰的长篇爱情小说，更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青春名作。本书讲述了看似不善言谈但极具个人魅力的主角渡边，爱上了娴静阴郁的直子，同时也被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所吸引的爱情纠葛故事。在拯救这个迷失自我的直子的过程中，渡边逐渐失去自己的方向；而热情率真的少女绿子的出现，如同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吸引着苦闷迷惘的渡边。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不断进行着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且听风吟》

ISBN: 978-7-5327-7763-1

Hear the Wind Sing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成名处女作，是“我与鼠”的“青春三部曲”系列开端之作。本书讲述了回到故乡海边度假的少年“我”与愤世嫉俗的青年“鼠”厮混了一整个夏天的故事。在此期间，“我”捡到了一个醉酒女孩。俩人因奇妙的缘分而互相吸引，并产生了一些朦胧的情感。但“我”寒假归来之后，却发现女孩早已不知去向，短暂的恋情莫名结束，徒留“我”一人面对人生前路的迷惘，怅愁无限。

时候一到，任何人都得洗手上岸，别无他路。

《1973年的弹子球》

ISBN: 978-7-5327-7757-0

Pinball, 1973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1973年的弹子球》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8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青年的“我”大学毕业之后，靠做英语翻译工作为生，生活平凡宁静。与一对难以分辨的双胞胎女孩的同居似是一切开始转变的前兆。某天，“我”受到记忆中一台“宇宙飞船”弹子球机的召唤，于是与双胞胎姐妹踏上寻找弹子球机之旅。而当“我”终于与那台念念不忘的弹子球机相逢时，“我”却只是漠然地离开了它。随后“我”与双胞胎姐妹正式告别，独自一人回归无边的孤单。而“我”的朋友“鼠”爱上了如他一般孤独的女子，被虚无和迷茫充斥着的生活，致使他最终决定离开恋人、离开城市……

不管这世界何等平庸且百无聊赖，毕竟是我的世界。

《寻羊冒险记》

ISBN: 978-7-5327-7759-4

A Wild Sheep Chas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寻羊冒险记》是村上春树继处女作《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珠游戏》后的“我与鼠”系列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一头控制全日本的超能力羊失踪了，它的宿主、黑社会头子命在旦夕。“我”无意中收到来自好友“鼠”关于这个羊的照片，受黑社会胁迫，只得携女友开启了寻找带有奇异星形斑纹之羊的冒险旅程。远离曾经百无聊赖的生活，在寻找羊的过程中“我”不断进行对自身的寻找与救赎，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在北海道的雪山绝地，当“我”终于与“鼠”重逢，而此刻，好友早已成为与那罪恶之源同归于尽的阴魂了。

在这孤独无奈的世界，跳舞是唯一的出路！

《舞！舞！舞!》

ISBN: 978-7-5327-7760-0

Dance, Dance, Danc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舞！舞！舞！》是村上春树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此书内容与《寻羊冒险记》相衔接，主人公“我”是同一个人。小说分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老同学，一位完美但饱受包装之苦的电影明星五反田，不堪现实重负而杀害两名应召女郎之后，自己也投海自尽。小说的另外一条线是“我”与结识了孤独女孩“雪”，她和其母亲“雨”相依为命，而“雨”善良的男友笛克却死于意外车祸。朋友相继死亡的阴影持续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在死亡阴影下过了一段惊魂的日子，最后与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相恋并获得了安全感。

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却的过程。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ISBN: 978-7-5327-7756-3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讲述了三十七岁的“我”不仅事业有成，还拥有娇美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但“我”始终念念不忘青梅竹马岛本。俩人少年时阴差阳错地遗憾错过，二十年后，经历了失败婚姻的岛本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正当“我”准备奋不顾身、抛弃一切要和岛本在一起时，岛本却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已然支离破碎的婚姻在妻子的原谅下得到了支撑和修补。兜兜转转，儿时记忆最终存放在心底的某处角落，一切回归平淡。

憎恶这东西一旦在心里生根，要想铲除比登天还难。

《奇鸟行状录》

ISBN: 978-7-5327-7755-6

The Wind-Up Bird Chronicle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原书为三部曲。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历史线诺门罕战役；另一条现实线，讲述了主人公冈田亨应妻子久美子要求去寻找已经失踪了一周的猫，他在找猫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妻子不告而别，来信说已有新欢。但冈田亨经过调查，发现妻子是遭遇了邪恶势力的黑手控制。他经过在深深枯井的冥思苦想，最终夺过球棍一举将象征“恶”的对手在非现实空间击败。在挽救妻子的同时，冈田亨本人也完成了由被动到主动、消极到积极的自我救赎过程。

这颗意为“旅伴”的人造卫星，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行。

《斯普特尼克恋人》

ISBN: 978-7-5327-4598-2

Sputnik Sweetheart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创作的长篇小说，探究了人类的孤独本质。“我”喜欢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而堇却钟情于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敏，并且怀抱着爱慕之心成为敏欧洲之行的旅伴。但在向敏表白遭拒后，堇在希腊的小岛上神秘失踪。因为她发现，“恋人”原来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早已在一个惊险之夜消逝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少女，同样也追求不到同性之爱。最终，只留下苦寻她但无疾而终的青年喃喃提问：“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为堇而单相思的青年也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ISBN: 978-7-5327-7762-4

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日]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内容简介：《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典型的平行线长篇小说。该小说单数二十章为“冷酷仙境”，双数二十章为“世界尽头”，两条故事线交叉并行，始终不交汇。在“冷酷仙境”中，“我”结识了发明控制人脑装置的老科学家及其孙女，在经历了一系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后，最终摆脱危机。而在“世界尽头”，住在与世隔绝的小镇中的居民没有影子、没有心，生活百无聊赖，宛如一潭死水。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似是表现了现代人在人生选择上的不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