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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小姐：战火成全的爱情传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徽因:民国最美的女神 / 江晓英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71-0654-8

Ⅰ.①林…  Ⅱ. ①江…  Ⅲ.①林徽因(1904～1955)－生平事迹  Ⅳ.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3188号

责任编辑：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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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0.25印张

字    数  223千字

定    价  32.00元    ISBN 978-7-5171-0654-8

序

林下别致——民国才女林徽因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这样形容她：“林徽因就像一团带电的云，裹挟着空气中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

·林下别致(一)

想象她“吆喝”骡车的样子，单薄的身子，甩头的秀发，与并肩的倩影行进在偏远僻静的阡陌纵横间。一挑素简行头，几尾星子如影随形，月辉或静默在灰扑扑的老庙大柱上，斑驳中打望着去来。她和他，便一起走进一座座墙垣的梦里。千年的寂寞，千年的等待，也许，就为了这一次际遇的偶逢，它们就被发掘、演绎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走向时光的向阳处，赋予了生命的更新价值！

她为了这一份初心，陪伴他走遍了15个省份的山野乡林，高山云梯。他们采撷的历史风云，不同于厚沓的文字记载，在这源远流长的时间长河中，最为朴实直接的科学考证，就是那些尚存的历代建筑物，这些，成了他们眼界里的宠儿。于是，他们从南到北的找寻足迹和线索，将这些“活着”的历史一一发掘、翻新，形成一种建筑学术体系。

她和他，都是著名的建筑学历史家。她是民国才女林徽因。他是梁思成，林徽因的丈夫。

她和他，志趣相投，信任有加。他们交相辉映的光芒，至今很少有伴侣能超越这种高度和境界。

她和他是学友、战友，是相濡以沫的爱人同志。

她是司法总长林长民的女公子。他是维新变法推动者梁启超的公子。

·林下别致(二)

就今天而言，她的文学才情，被关注的程度似有与她学术成就并驾齐驱的势头，在某些领域或文人眼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游轮驶向大洋彼岸的时候，没有人会预见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牵引力，注定了一次美丽的邂逅。她成为了他诗作的源泉，他为她开启了文学殿堂之路。

他引领着她走向一种情怀的浪漫，他为她编织了一件梦的衣裳，洁白在飞扬。那年她16岁，正值花样年华。他长她7岁，已婚育有一子。他们的炽热碰撞，卷起的众说纷纭，半个世纪也没消停、湮灭，随着对他们诗作的挖掘和热捧，一朵朵浪花更加恣意地飞舞，赋予了新的故事内涵。

他是徐志摩。她和他的爱情一直受到争议和妄猜，他们到底是爱了，放了？最后或爱与不爱，他都在奔赴她一堂精彩的建筑艺术讲座中，千里化了羽翼，殒命于空中，年仅36岁。

一生中，她都是文学的吹鼓手，啦啦队长。她在“太太的客厅”里摆擂设局，为民国时期一些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提供艺术沙龙的据点，为文学文艺的发展，营造了一种生动的氛围。

新月社的成立，加速了新诗空间的拓展，她是重要成员之一。

她的诗作师承徐志摩，又别具“林氏”风格，烙上了一种无以媲美的抑扬顿挫，读来骨子里更有硬性。她一生保留下来的诗作仅有几十首，却都极为出色。小说、话剧、文评等，深受大家的好评、喜欢。

她爱这变幻！

多才多艺的她，在舞台剧上的演绎洋溢逼真，得到了泰戈尔的激赏。

她是诗人林徽因。她和诗人徐志摩的情缘纠结，一晃快一个世纪了，故事还依旧精彩！

·林下别致(三)

“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和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还非常之多。”

有人说呵护，说懂得，说这女子是我今生的唯一！但是，这些话语都没他的践行、落实来得铿锵有力、直接。

他为她终生不娶！他一直追随她，做她的左邻右舍。她住前院，他就在后院为她撑起一份暖。他不扰她，他们都活得明明白白，清楚大方。包括她的丈夫和他们的朋友，没有人会在乎有这么一个男人爱着这个女人。一爱就是一辈子，甚至到了晚年，他都是住在她的儿子家里安享黄昏斜阳的美。

她的孩子视他为亲人，最亲的人！他一直陪伴她的孩子们学习，玩耍，作了自己的后代和延续来看待，这是何等的爱！

他是金岳霖，为了爱，他一生“逐林而居”。

有人说，柏拉图的爱情在童话里，而金岳霖的爱，不是童话，却是实实在在的付出和心甘情愿，人间几人能做到？

她是幸福的！林徽因这三个字，让她成为女人的“公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竟可以得到这么多无私的爱情和被爱？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都曾问过。

他是理性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却做了一件世上人不能看透却又很崇拜的情事——无悔地爱她！

一个别致的女子。林徽因。

让我们一起扑向时间的海，回溯到民国的某一天。

第一卷  一身肝胆任记取

第一章  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林觉民

她的眼睛很美，如果用会说话来形容，倒是有些肤浅。因了这一抹出神的流彩，祖父一直很宠爱她。娇小玲珑的身子，清雅静怡如兰草般永远的雏芽姿态，像极了林孝恂夫人游氏的模样。她是林家长孙女，周身散发的神气和智慧，都刻录着林氏家族的风采和丰骨。这是一个继承了优良血统的女子，她秉承的家风和遗训，无一不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侧面，另一种精神。而作为女性，在上下五千年的长河中，璀璨闪耀的多才女子，终是极少，大多命运多蹇。

而她则不同，一生鲜艳如初放，性灵高洁似璞玉，心怀柔美，亦不乏棱角。丰美的人生，丰硕的成就，几多赞叹。世人谈及时都百般地崇敬，尊爱丛生。

她是风华女子的标杆，因为她成就了毕生的光耀！

她从哪里来，又在哪里栖息，生命的跫音曾驻足过哪儿的天地？她的天空，恣意着怎样的斑斓七色，为何一直这般高远和深邃？

那么，让我们满怀虔诚，慢慢地走进她的世界去看一看，在凌乱不堪的民国时代，曾有这么一支青莲濯濯地绽放，便是林徽因！

三坊七巷，有人说福建闽侯县(现福州市)杨桥巷17号走出了两位近代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活跃着闽籍三大才女，林徽因、冰心和庐隐，其中林徽因和冰心与这幢清中叶建造的老房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老房子最初的主人无从知晓，据记载，一个别号崧甫的人，曾是这儿的房主。那么这人是谁，他与林徽因和冰心会有什么牵连呢？

崧甫，是林长民、林觉民和林尹民的曾祖父，经历及其他不详，也只有他传下来的这栋房子记载着这个家族的延续，其中的一支后人林觉民一家到了民国时期就安住在这儿。

林徽因是林觉民的堂侄女，这杨桥巷17号也算是林家的祖屋。故居在福州，即使出生在浙江杭州市，林徽因籍贯也是福建闽候县。她和冰心、庐隐同乡，而且同里，这巧合的确是不一般的重合，让人不由地会遐想这条古老街巷的魅力。据说庐隐也是出生在三坊七巷里的，只是无法考证故居是哪一幢屋子了。

冰心一家其实是后来迁入杨桥巷17号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由缘份，让两个毫无瓜葛的才女扭在了一起说文道地。

1911年4月，黄花岗的72位壮士遇难。其中，就有林徽因的堂叔林觉民，当时年仅24岁。在广州起义的前三天，4月24日晚，林觉民在香港滨江楼挑灯写下了那封几乎每一个上过高中的人都熟悉的《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书。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这封《与妻书》缠绵悱恻，又慷慨激昂，决绝中的柔情复转，悲壮而不舍的情怀使人怆然而泪下。革命与现实的交错，为了无悔的理想，舍小家为大家，永别了，爱人！永别了，亲人！锥心之痛难以名状。当是感触任何人！

林觉民(1887—1911)

此番荡气回肠的书信成了千古绝唱，有人说足可以和诸葛亮的《出师表》相提并论、争辉和媲美。

林觉民的家国大爱，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后来人，他们以各种方式祭奠这一位英雄人物，而那些影片中的演绎和一首首为之而作的经典歌曲，无不彰显出人们对他的敬意和深情。其中，齐豫作词以林觉民妻子口吻创作的《觉》，更是让听过此歌曲的人不禁泪下。千秋道义夺爱人，寒夜孤灯守天明。

觉(遥寄林觉民)

觉

当我看见你的信

我竟然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多的难舍和舍得

有时候不得不舍

觉

当我回首我的梦

我不得不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难的追寻和遗弃

有时候不得不弃

爱不在开始

却只能停在开始

把缱绻了一时

当作被爱了一世

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

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

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

一个名字

如今

当我寂寞那么真

我还是得相信

刹那能永恒

再苦的甜蜜和道理

有时候不得不理

著名经济学者郎咸平先生在清华演讲，有学生问他最敬仰谁？他答曰：林觉民！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一句催人泪下的拷问，便是今生的诀别。

革命人，大气、豪放、坚定、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让林家人撒播的种子一脉相承，包括林徽因骨子里涌动的爱国情怀，报效祖国的决心，在后来，无不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气节内核。

林觉民牺牲了，革命的浪潮还在继续，而杨桥巷17号，对于这个失去了主心骨的家庭已经很不安全，清政府对于革命党的清肃是满门抄斩！不得已，已经怀有身孕的林觉民妻子陈意映忍着满腔的伤悲，携老扶幼，一家子仓惶地搬到了光禄坊早题巷一幢偏僻的小屋中安顿下来。过了不久，受到打击的陈意映不足月便产下了遗腹子林仲新，两年后，思念成疾的陈意映追随亡夫而去。这位与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同宗的美好女子，为爱抒写了最为坚贞的一笔。林家人的坚毅，林家人的痴情，这是一种少有的铮铮铁骨气质！

林家人卖掉了杨桥巷17号的房子，而它的新主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后来，冰心在《我的故乡》里对这幢朱门灰瓦的老房子做过生动的描绘，更加清晰地展现了当时的情景。

老房子虽然从林氏过到谢氏，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林徽因族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虽然她未曾居住过(1927年林徽因新婚回到故乡，杨桥巷17号已卖给了谢家)，但是，这里外的因缘纠结，道不清说不明的冥冥注定，为后来两人的故事，多了一记伏笔。

在这幢房子中，还埋藏着更多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林觉民是觉醒的革命人，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女校”，先是将新婚妻子陈意映动员进来，再发展了堂嫂、弟媳、堂妹等亲友家属十多人入学。林觉民任教员，不仅教授她们国学，还大讲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与束缚，同时也介绍西方国家的男女平等观念和社会制度等情况。受他的思想影响，林觉民的姑嫂放了小脚，走出家门，进入刚建立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这是一个传承中国文化，有着知识氛围的家庭，也是一个摈弃痼疾和思想新潮的家庭。林家的开放思想和觉醒意识不同于普通人家，先知先觉，氛围浓烈。而在杭州的林长民这一家族，同样也受到进步和解放思想的极大影响，林长民的父亲，林孝恂眼光明亮，意识开阔，给予了子女和家庭不一样的知识和时事灌输，这与他文人的气质是分不开的。

林孝恂，字伯颖，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人。根系福建闽侯林氏，旧年林氏是望族。林氏至林孝恂这一支已渐沦为布衣。但林孝恂勤奋，以光绪年间进士之身列翰林之选，与康有为同科，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地方官。当年在京时，觉官场社会应酬开销太大，家底单薄无以支撑维计，萌发了外放地方官的想法，而外放的捷径就是在翰林院年度甄别考试时只要故意写错一个字，考官即明白此人希望离开京城。林孝恂依此行事，便如愿到了江南任职，最后代理杭州知府。

作为地方小官吏，林孝恂能接受西方思想观念和教学观点，在晚清摇摇欲坠的政治大环境下，是开拓的，也是开阔的。他以敏锐的视角和灵敏的嗅觉感知到了一场变革的蠢蠢欲动，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后代谋求一个发展的空间，确立一条适合的路径。他的前瞻性高远辽阔，超越了许多同僚的眼界和视角，运筹帷幄之中，谋定布局占了先手，让林氏家族延续着兴盛繁荣的大格局。

林孝恂的这一家庭价值理念，很有曾国藩家族作风的意味。拷问历史，怎有千秋万代的繁盛，但是，有一种精神永在，共存，锲入骨子里的延续。

第二章  承美德

书幌露寒青简湿

墨花润香紫毫圆

——林孝恂

诗曰：“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林徽因的名字，从诗经《大雅·思齐》的大姒嗣“徽音”二字演绎而来，后因与中国海派作家、诗人林微音的名字时有混淆，便将“音”改为了“因”字。这是林徽因祖父林孝恂亲自取的名字，意为继承美德，同时引出孙儿满堂，林家昌盛的意思。

林徽因是林孝恂的长孙女，这一房人这一代的第一个孩子。实际上，林徽因的母亲是林长民第二房夫人。林长民原配夫人叶氏早早地过世了，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所以，这位生于浙江小城嘉兴，父亲开了一间小作坊，只能算小家碧玉的女子，还算幸运地作了填房。

后来有人评价，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头脑像她裹得紧紧的一双小脚一样，守旧又畸形。本是文盲的她，嫁入林家这样的书香门第，好好地经营德容妇容，将丈夫、公婆伺候好了，或许日子会如意吉祥一生。但是，她却不这么想和做。何雪媛在家排行最小，娇生惯养，斗大的字不识不说，也不会女红，而且更为招人不快的是一张利嘴，脾气暴躁不检点小节，特别任性。在家做姑娘时，父母还包容惯着，但是，到了林家，依旧一点也不改性子，我行我素地不以为然。这样的模样，让婆母游氏非常反感，当然其他人也不待见。游氏喜好读书，工于书法，而且女红也拿手在行，既是贤妻良母，又是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主母的端架，让人不得不信服于她。一对比，何雪媛自然与婆母相差不是一大截，根本就是处在两个世界里的人，必然不讨游氏的欢欣。生下长女林徽因后，何雪媛也为林家添过一男一女，但都不幸夭折了，家庭地位更令人堪忧，丈夫不疼，公婆不爱，自然成了林家的嫌人。

林徽因有一位优秀出色的父亲，上天便给了她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母亲。上苍说，世间是公平的，人世是不完美的，总有一个支点平衡才好。

林家接二连三地失去子嗣，原本因林长民在日本留学，也没有将纳妾提上议程，如今这样的“香火”不旺，林家人不得不考虑后继的事情。

林长民(1876—1925)

1912年，林长民娶了第三个妻子程桂林。程桂林也不识字，但是她精明乖巧，投得公婆的缘，伺候林长民也有妻子的章法，慢慢地，自然在林家就有了地位。再到后来，程桂林生下了林燕玉、林桓、林恒、林暄、林垣几个子女，更是受宠得爱，同时林家也有了光大门楣的后来。林桓成为了美国俄亥俄美术学院院长，林桓的女儿林璎，2010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奖章，在美国白宫接受美国总统颁奖。她学习从事的专业，就是姑姑林徽因的建筑学，成绩斐然。林家人都有革命的情怀，到了林徽因这一代，三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驾驶战机阵亡于成都上空。为此林徽因悲伤地写下了《哭三弟恒——一九四一年空难阵亡》一诗，成为经典之作。全诗浸透的惋惜、伤痛、不舍，撕心裂肺地哭诉着！当然，这是后话。

程桂林一脉，枝繁叶茂，深得林家人的宠爱。由此，林长民便以“桂林一枝室主人”居称，又因宅院里栽着栝树两株，他又自谓“双栝老人”。

程桂林的好，林徽因母亲何雪媛的不是，一直笼罩在这个家庭，尤其在林徽因的心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伤痛。当然，何雪媛自己何尝不是难过与无奈的。

在大院、堂屋前，林家人是极其喜欢林徽因的。她乖巧，漂亮的样子很像祖母游氏。出生后的林徽因，基本是祖母一手带大的孩子，游氏将她放在自己房里抚养，从小的知识作风启蒙，思想启迪和开发，都是得了游氏和祖父林孝恂的言传身教，两位老人都是文人，有修养，重教育，特别是林孝恂，从布衣成为朝廷命官，所经历过的社会变革和朝廷纷争肯定不一般，自是有一套做人的方式和方法。他不但将自己的儿子送出国门学习深造，也鼓励支持亲属子女出国，另外他还资助蒋百里赴日本留学，蒋百里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教育家，由此可见林孝恂独显其慧眼和敏锐的政治家思想。

20世纪末浙江石门民间发现林孝恂手书的对联：

书幌露寒青简湿

墨花润香紫毫圆

林孝恂读书泼墨，书卷气一直伴随为官道路。这幅对联正是林孝恂宦余生活的写照。文人官人，大多有不一样的经历，也会造就不一般的气质和气魄。林孝恂敢于打开封建思想的禁锢，实乃真开明。林孝恂请了国学大师和外籍教师在家中讲学；聘请国学大家林琴南讲析四书五经；聘请新派名流林白水讲授天文地理知识，以及境外概况；又招了外籍教师华惠德(加拿大)、嵯峨峙(日本)来家教习英文、日文。这种做法，用今天的话归纳来说，就是叫教育投资，而多半眼界开阔的人选择的方式和理念不同。在晚清有这样的教育做法，是超出常人和常规做法的，而且中西兼容，更不容易了。

林徽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受到的熏陶必然比其他孩子高出一筹。林徽因作为中西方文化契合的最好范本，这与林孝恂主持的家庭教育模式是分不开的。

林长民时常在外，留林徽因在祖父母膝下环绕。林徽因6岁时，她就开始做了祖父的通讯员，代笔给父亲写信。这些信已经无法寻到了，但是，家人幸运地保存了一些林长民给她的回信，弥补了这份遗憾的珍贵。记录最早的一封书于林徽因7岁时。

林长民手迹

徽儿：

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闻娘娘往嘉兴，现已归否？趾趾闻甚可爱，尚有闹癖(脾)气否？望告我。

祖父日来安好否？汝要好好讨老人欢喜。兹寄甜真酥糕一筒赏汝。我本期不及作长书，汝可禀告祖父母，我都安好。

父长民三月廿日

如果去探究林徽因的信件，可从其父亲的回复中得出些许感慨——这是一个早熟的姑娘。能将家庭事一一地梳理清楚，她能打理好日常琐碎事情，有不一般的练达。且作为长孙女的她，肩负了兄弟姐妹的表率作用，她就是这个家庭的标杆。虽然她还是一个孩子，尤其还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林家人对她的期望，没有男女的歧视，从林长民积极地带她去英国见世面的举动中就可看出一二。在她十二岁时，父亲与她的一封书里写道：

本日寄一书当已到。我终日在家理医药，亦藉此偷闲也。天下事，玄黄未定，我又何去何从？念汝读书正是及时。蹉跎误了，亦爹爹之过。二娘病好，我当到津一作计□。春深风候正暖，庭花丁香开过，牡丹本亦有两三葩向人作态，惜儿未来耳。葛雷武女儿前在六国饭店与汝见后时时念汝，昨归国我饯其父母，对我依依，为汝留□，并以相告家事。儿当学理，勿尽作孩子气……

林徽因曾对知己费慰梅倾吐谈论过童年的生活。后来，费慰梅有一句话，真切地记录下了林徽因当时的情形和思想：“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这是林徽因一种早熟的写照。她没有了童年，或者她的童年作了一颗寂寞的种子埋下，一直没机会发芽，一晃早春便如此匆匆地过了。

祖父病故后，林长民忙于北京政务，全家人北上住在天津。林徽因一定程度上成了天津这个家里的主心骨，照顾自己的母亲和二娘，还有几个幼小的弟弟妹妹，打点家务，她承担了不应该是一个女孩，特别是一个贵族女孩应该承担的事务。她保存的一封与父亲的通信上是这么批注的：“二娘病不居医院，爹爹在京不放心，嘱吾日以快信报病情。时天苦热，桓病新愈，燕玉及恒则啼哭无常。尝至夜阑，犹不得睡。一夜月明，桓哭久，吾不忍听，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时许，桓始熟睡。乳媪粗心，任病孩久哭，思之可恨。”这样细碎周到的家庭汇报，不是一般小女孩能做到的。林徽因的能干和懂事，成就了她可以发展职业的本领。这样锻造出来的孩子，事业上必有过人的耐力和坚持力，也能吃苦和晓理。

林徽因没有童年，或者说童年和少年，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日子的充实剥夺了。林徽因在这些家事处理中，学到和懂得的，远比书本和经验之谈来得直接和有效。童年是困惑的，童年也是收获巨大的。对于林徽因来说，是愿，还是怨，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小小的孩子，终究在大大的事情面前，无比自信地完成了许多人无法承担的任务，这就是林徽因年少时的收获。

第三章  悼林公

天所废，孰能兴，十年补葺艰难，直愚公移山而已；

均是死，容何择，一朝感激义气，竟舍身饲虎为之。

——梁启超

辛亥革命后，时局动荡，前清官吏纷纷躲避战事和变革带来的不确定。经历惯了风雨，又遇上了改朝换代的这些大小官员，一般都是选择回到故乡置田安家，以保全身家的完整和晚年的生活。而林孝恂的抉择却不同，他不但不跳出瞬息变幻着的风云格局，反而客居于上海，投资股份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从而跻身进入现代出版行业。这种乱世中的不按常理出牌，不按章法谋局，无疑有点火中取栗的大胆意味，预见难料，实难揣测未来的格局走向。一旦有变，钱财一夜间就如“小石子掷入水中”，声响全无就可能忽地不见了踪影。

这就是林孝恂，能斡旋主流和看清方向的林孝恂。

林家人，不一般。能文能武，英雄之家，文艺之家，官宦之家。这样的家族，会有一种精神恒在，始终贯穿渗入到了后代子弟的骨血中去。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家风家训秉承。林徽因算是其中一个佼佼者。在光耀门楣的同时，更加彰显了中西方文化的契合，封建与现代思想的撕裂、掺拌、融通后成就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代表。

林家人开明，林家人激昂，林家人奋勇，林家人的开拓性和创造性烙印下了许多精彩。

林徽因实际上还有一个出色的堂叔，叫林尹民，他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为革命捐躯。只是没有同根同宗的林觉民那么显得光华，后人大多记住了林觉民和他的《与妻书》。其实，革命事迹略显平淡些的林尹民，他的忠烈和抱负却是雄浑、铿锵的。这一门忠孝，青山常驻，烈火永盛。林长民，林尹民，林觉民，三兄弟先后光荣地去了两位。林长民，该以怎么的姿态来延续或高举林家人的旗帜呢？

在外为官的林孝恂，带着一家人离开了福建老家，最终定居于浙江杭州。对于林长民的培养，林孝恂大胆地采取了中西兼容教育，希望林长民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人。

1902年，林长民赴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林长民本身聪慧过人，曾中光绪廿三年的秀才。这也算中西合璧的新式优秀人物。在日本留学期间，林长民曾任留日福建同乡会会长，结识了许多名流政要，如日本的犬养毅、尾崎行雄，中国的宋教仁、张謇、岑春煊、汤化龙等。林长民对于圈子群的积极营造，可见其抱负的高远和宏伟的志向，他是有革命理想和人生信念的人，一生为之奋斗不息。

林长民遇难后徐志摩曾这样感叹：

“这世界，这人情，哪禁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抉剔？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不是应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

这简短直白的评述，当是林长民一生心性和为人的写照。这样的人扎根政界，无疑有煽动性和革命性，很具有“杀伤力”。

徐一士在《谈林长民》中描述的林长民的样子是：“躯干短小，而英发之慨呈于眉宇。貌癯而气腴，美髯飘动，益形其精神之健旺，言语则简括有力。”让人难免细细思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精干的气质，神气的模样，胡须飘逸，口吐莲花，让人自然遁形自我的存在，他或许会成为任何一个话题的焦点，就如他的女儿林徽因一样，从来都是魅力十足，气场过人的性情中人。

在当下，我们一提及林长民，都会不由自主地说，他是林徽因的父亲。而在当时，林徽因被人介绍的身份：这是林长民的女儿。

林徽因和父亲林长民，在所处的时代，或现今被关注的程度，以及因由本末无从考证了。但是，在清末民初，林长民委实一个风云际会的人物，倜傥志士，叱咤政坛许多年。他留学归来即投身宪制运动，宣统元年由聚在上海的各省咨议局公推为书记，组织请愿同志会，要求清皇朝召开国会；民国元年参与议订临时约法，先后担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1917年入阁做过三个多月司法总长，为期甚短却盛名一时。因拒绝军阀贿赂开脱其罪，为此丢了乌纱。正气浩然的他自嘲刻了一枚印章“三月司寇”，颇堪玩味。

林长民在担任司法总长期间，与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属于同僚，两人官位相当，意气相投，彼此携手鼎立推动宪政运动。后来梁林两家结为儿女亲家，那真是门当户对的一桩姻缘，也是非常自然的了。林长民的气贯长虹，有人说拒收军阀十万现大洋算不得什么，他对于革命的推动和民族的意义，有更为高标的振臂一挥。

梁启超(1873—1929)

“巴黎和会”期间，正在巴黎的梁启超，用电报快速告知国内的外交委员会成员暨事务主任林长民，日本将继德国享有霸占青岛的特权。林长民连夜撰写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发表于5月2日北京的《晨报》上。消息的披露，无疑是重磅炸弹，旨在国人赶紧地警醒。他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最后号召：“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篇愤慨陈词的短文，一时成了导火线，瞬间点燃了全国同胞的爱国热情。第三天，爆发了具有时代记号和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林长民此举，无疑成了事件的中心点和重心轴，意义非凡！但是，这一壮举，也预示着他的政治生命将再次跌入深谷，于是，他不得不辞去刚担任五个月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一职。辞呈以公开的形式刊登于《晨报》：

“长民待罪外交委员会者五阅月矣，该会仰备顾问，陈力就列，职责较微。自初次议决一案，由国务院电致专使，经月之后，当局意见忽生纷歧，虽经再三迁就，枝节横生，久已不能开会。长民兼任事务，无事可任。本应早辞，徒以荷我大总统之眷，厕于幕僚之列，非寻常居官有所谓去就者，故亦迁延以至今日。

今者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君，有正式公文致我外部，颇以长民所任之职务与发表之言论来相诘问。长民愤于外交之败……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闻阁议后曾将日使原文送呈钧座，用意所在，得无以公府人员难于议处，无以谢邻国而修睦谊乎？长民上辱我大总统之知究，不敢凭恃府职，予当局以为难。兹谨沥情上陈，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交。”

林长民一生忙碌于政治，或许，最终无一所谓的功成大建树，但是，他提倡和引领的时代符号，也有几笔重要的记载。辛苦地奔走忙于政事，该歇下的时候，林长民也曾心存疑惑和迷茫。

辞去外交委员会委员一职后，林长民被派往(也可说是打发)欧洲参与组建“国际联盟”的闲差。政治抱负已经山高水远了，难以实现也不能再有作为。如果是一种从头来过，都还有希望尚存，但是，流放这种打击无疑最大，翻身之日或许已经遥遥无期了。林长民这时非常消极，同时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度地厌倦。胡适此时见到的林长民是：“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

也是这次派驻海外考察，林长民有机会带上了最为喜欢的女儿林徽因同往。而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人生剧情，也是从这一刻起正式拉开大幕了，她的精彩如一团带电的云，在沉寂的酝酿中慢慢地蓄攒能量，只等那一瞬间的迸发随即而来。

徐志摩(1897—1931)

在伦敦，一个偶然的际遇，林长民和诗人徐志摩相识了，他们谈天说地，引以为知己，同为性情中人。林长民还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艳事与徐志摩一吐为尽，这种不避讳像极了多年信任有加的老友。徐志摩据此演义成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可见彼此亲近无隙的坦诚心怀。也就是这一时期，一场热烈轰动的爱情故事敲响了鼓点。在与林长民相遇后，徐志摩遇到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女子，她是林徽因。

一边恋着林徽因，一边与林徽因的父亲高山流水知音地传递着友谊的深厚和游艺的妙哉。据说，这一期间，林长民和徐志摩两人相互邮寄着有意思的信件，一个以女子口吻，一个以男子口吻热烈地互诉衷肠，这无疑是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奇思怪想。这就是中国文人，他们有许多特别的创新和创意，令人耳目一新，也叹为观止。

如果林长民不是一位政客，那么，他的才华必将在文艺文学上大放光彩。有人说，以他的书法造诣后来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书法家，他书写的“新华门”匾额，至今悬于长安街。他的文学才情，如若论之，游记和情书更显功底和悟性，实属难得的人才。林徽因说，父亲是她唯一的知己，而林长民同样也说女儿是他的知己。林长民还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这句话，没由来地让人心底发酸。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林徽因的才华和性情，她对于父亲的爱和父亲对她的栽培，都显得那么努力和无私。林长民走得太匆匆，被流弹击中不幸遇难，当时，林徽因留学美国。这样的离开，感叹的同时，也有无尽地惋惜，周总理曾说“北洋政府里有好人”，指的正是林长民。

当时，各方对于林长民褒贬不一，有人贬为逆贼，有人誉为志士。上门吊唁者数百，梁启超的挽联，可谓知人公正之论：

天所废，孰能兴，十年补葺艰难，直愚公移山而已；

均是死，容何择，一朝感激义气，竟舍身饲虎为之。

第四章  人生结

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梁从诫

林徽因一生有一个结！

梁从诫是这么来说自己母亲的苦恼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林家始终是一个封建家庭，无论怎么变革和追潮，思想怎么开化，都有尊卑偏正之分。何雪媛是林长民继室，本来正室的离世，给了她一个绝佳平台，她只要在林家好好地尊老爱幼，守己守夫，生儿育女，即使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以林家的包容气度，还是能让她过上宽松无忧的日子。但是，她的小姐脾气一直跟随相伴着，没有真正地静下心来揣摩如何做好林家媳妇儿，也没有真正的林家夫人的架子，有许多明眼的短处被人拿捏，且又不能好好地克制和自控。此外，她的欲望反而愈加不能掩饰，她想得到丈夫的疼爱，想得到家族的尊重，想得到公婆的认可，她当然明白只有有了这些才能在这个家立足。或许她想的是，来到了兴旺发达的林家，也算攀上了高枝，出头之日不远了。作为一个小作坊主的闺女，夫家的条件是许多人想攀附的，在这个高门庭中虽然是填房，但当时她至少是林长民唯一的妻子，那时林长民还没纳妾，也没想到纳妾这事。这样的人家，传承中国古风，最注重尊卑长幼，秉承礼仪气节，自然也就会有许多的框框套套，规矩方圆，在这样的“禁锢”下生活，过日子，无疑对何雪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小门户生长的女孩子，毕竟也不见多识广，且脾气暴躁，情绪波动，很难适应这种秩序严谨的家庭氛围。其实，自古权贵人家多寂寞，内眷是非争斗多频发。

何雪媛除了性格和这个家族不合拍外，心不见小，头脑却紧凑，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和应对技巧，想得到更多的关爱和财富，无疑是很难达成的。先天条件决定了她的最终命运。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右一)

幸好，何雪媛还有一个林家人都爱着的孩子，才得以让她在林家好过些。林徽因对于母亲，悲哀了一生，忧愁了一生。提到母亲，她总是难以平静。她去信对费慰梅说：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林徽因的伤痛，没人能替她抚平，这是一种淤堵，硬伤。二娘程桂林的处事和乖巧，赢得了林家上上下下的尊重和喜欢。特别是林长民给予程桂林的爱，那是不加掩饰的，从程桂林的子嗣枝繁叶茂中可以一目了然地体现了。林长民甚至将自己的居室也冠以程桂林的名字，可见一斑的宠爱有加。一个失去丈夫的爱和支撑的女性，特别是封建社会下还一夫多妻的这种状况，让何雪媛更加委屈和不甘。

幼时的林徽因

小时候的林徽因，在林家的前庭中常常受到全家人的爱护和喜欢，大家对这个大小姐尊重有加。林徽因的出色，不仅因她在相貌上近似老爷子林孝恂和游氏，更重要的是她的才情天赋从小就胜人一筹，做事说话也分寸得宜。在林家这样的大家族中，生存下来并良好存在的方式和价值，全凭自己得人心，服人否。小小年纪，林徽因的处事能力就颇有板有眼了。院前的繁荣喧闹，没有随着林徽因的转身而带到后院的何雪媛房里，每次走进母亲的小院，清冷袭来，林徽因心头漫过的凄凄和伤痛，那是多年萦绕心中的梦魇。她和母亲在一盏孤灯下，慢慢地等待一个又一个的天明。

何雪媛对程桂林及程桂林的孩子们，心中有气，不假眼色地抵对，让林徽因有时难以做人。一家人不和睦，自然产生间隙，这让林家人更加不喜欢何雪媛，也让林长民更加亲近懂事会做人的程桂林。经过这样的反复后，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的林长民和何雪媛自是越来越远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林家和林长民对于林徽因的爱从来没有因为何雪媛的不是而改变和疏远。

林徽因和母亲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直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在相依为命的过程中，何雪媛一直还是那急躁的性格，林徽因将她这个缺点活脱脱地承袭了。这极好，又不好。当然，对于能很好把握尺度的林徽因来说，急躁有时反而变成了她利落地说干就干，说是就是的行事风格，快手快脚，快人快语，拉快半拍的做事节奏。如果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未免不是好事。

林徽因的老邻居，了解这一对母女情形的金岳霖，是这样分析看待何雪媛的。他在给费正清的信中道：“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自己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谈，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不大可能。”这是对何氏最为精辟而真实的评价，金岳霖用哲学家的眼光和思维对此一点即破。优秀的林徽因在母亲面前，总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她们就像两只相爱的刺猬，一次次锥心地靠近，却又一次次在伤害中退却。

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续弦娶了林洙，再无其他子嗣的何雪媛便继续随着梁思成生活。后来，梁思成也在七十年代先她而去，何氏又随着林洙一起生活。这么一个老人，不知女儿和女婿已经先她离开了人世，依旧是当初的模样过日子，是幸福，还是不幸。至少，老人长寿，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当年与林洙一起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得知了林徽因的母亲尚健在，指示相关部门给予老人每月五十元的生活费，国家领导人出面关心呵护何氏晚年，林徽因的贡献和成就，可见一斑。

林徽因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姐妹中，抗日战争为国捐躯的林恒，因由林徽因的一首悼念诗作，他被许多人记住了，使人倍感哀痛和惋惜。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林家几代英雄，实在少见。林长民、林尹民、林觉民，都为梦想义无反顾地奔赴黄泉，没有眨一下眼睛的决绝，他们革命的火种在林氏子弟心中一直延续着，精神着。林恒也在追随自己的父亲、叔叔们的路上，一点没有迟疑，当是好男儿！

后来，侄女林璎也积极追赶姑姑林徽因的步伐，在建筑学术上大有成就，2010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奖章，成为林家人的又一骄傲。其父其母艺术造诣也非常高，父亲林桓曾任美国俄亥俄美术学院院长。

许多人知道的林徽因，出生名门，高贵不已。许多人心中的林徽因，是衔着金汤勺的娇小姐。许多人眼里的林徽因，是大家闺秀，风华绝代和才情无双的佳人。林徽因的文学造诣，曾与张爱玲并驾齐驱。而林徽因生命的光彩，不单单属于文艺，她有更为辉煌的事业和追求。

第五章  百年好

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

——梁启超

梁启超与林长民是并肩作战的老朋友，战友，最终成为了姻亲，这是缘分的缔结和再延续。

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结为百年之好！

这两家人，典型的同道之人，世交之家。这两家人，门当户对。梁启超是财政总长，林长民是司法总长。

梁启超祖籍广东，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他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戊戌变法运动(百日维新)的领袖人物。他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在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梁启超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到1906年十年内在《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著有《饮冰室合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等。影响深远，福泽后世，著名诗人徐志摩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说起徐志摩，与梁启超的渊源还不止这些。徐志摩曾经不惜一切为之追求的伴侣，就是后来成为梁启超儿媳妇的林徽因。因为徐志摩的不弃不舍，梁夫人有一段时间非常生气，一度暗示林长民要林徽因与徐志摩保持距离。有了这么一段插曲，让一些本来很简单正常的事情，蒙上了揣度和猜测的意味。1926年7月7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恭请梁启超作为证婚人，在这个婚礼上，梁启超的一段贺词，让这段婚姻一开始就笼罩着不详阴影。梁启超在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信上对此也有提及：

孩子们：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

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

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

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

梁启超的担心一语成谶。后来，婚后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出现了许多裂痕，两人婚姻摇摇欲坠之时，却因徐志摩急着搭乘免费飞机赶回北平听林徽因的一个建筑艺术讲座而坠机身亡。这林林总总，让徐志摩、林徽因，与梁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梁启超的预见性，竟如此充满了智慧和真知灼见，以至于不得不痛心疾首地在婚礼现场演绎了这一出难堪的祝词，古今确是少有。

梁家是政治之家，也是知识分子的家庭，与林家同出一辙的背景，这也是林徽因与梁思成能志趣相投，心心相印一直走下去的内因。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个个优秀，各有所长，堪为大用之才。

梁思顺，长女。爱好诗词、音乐，编有《艺蘅馆词选》。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思成，长子。林徽因的丈夫。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获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学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梁思忠，三子。就读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

梁思懿，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

梁思宁，四女。曾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投奔新四军。

梁思礼，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获普渡大学学士学位，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九个儿女中，有三个儿子是中国院士，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人文组)，梁氏一家真可谓“满门俊秀”。

“龙生九子”，个个龙腾虎跃般的精神，响彻一方。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都有响当当的成就，实属罕见，真乃教育楷模之家。不得不说，林徽因嫁入这样的家庭，委实相当。

林家和梁家结亲，林长民没能等到女儿的大喜之日，没能见证女儿百年好合的成礼，没能看到婚礼现场的热闹气氛，就意外地被流弹击中先去了。但是，在林长民离世后，梁启超将林徽因作了女儿看待，承担了她在国外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用。当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没走入婚姻殿堂，这一义举，使林徽因得以安心学习，顺利毕业。林徽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终究成为了著名的建筑学家，与丈夫梁思成比翼齐飞！

林长民和梁启超，这么两个显赫的人物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支撑，两个家族都渗透着高贵和智慧的血统。高贵的是头颅，是精神，而延绵不断的是智慧，是德行之光永存。

林徽因和梁思成有一女一子。

女儿梁再冰，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担任新华社记者，曾与丈夫于杭一起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作为新华社驻外记者工作多年。

儿子梁从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创办人、会长。著有文化随笔作品集《不重合的圈》。编辑：《为无告的大自然》、《薪火四代》上下卷、《林徽因文集》两卷本、《中国名人名言》(TheGreatThoughtsofChina)。翻译：英译中《狄德罗百科全书节选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等。

林徽因一生锦绣，林徽因的家人幸福美满！

一个句点，月圆人圆。家和梦，都长长远远！

第二卷  再渡重洋铸芳华

第一章  小大人

徽自信能担任编字画目录，及爹爹归取阅，以为不适用，颇暗惭。

——林徽因

中国人喜欢用“言传身教”来侧面印证修养和知识存在的重要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对这个成语再延伸的体会，这是从千百年来的古训中撷取的经验之谈。

近代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个林徽因，全面、博学、精干、才貌俱佳！用时髦的语言来定位她——复合型的高级知识分子。

怎样的一个家世环境，耳目晕染出这样一个玲珑通透又韧性十足的才女呢？

除了林徽因的家族精神传承，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从启蒙，到识字，求学，深造，进而所经历的人生际遇，各种巧合成就了别致有韵而才华卓越的林徽因。

人的一生中，有人说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从能感知世界开始，到稚子，七岁前，这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孩子未来的性格、爱好、情商、智商等。先天的培养不亚于后半生的感悟，林徽因能成为民国才女中的佼佼者，她的孩童经历，该有着怎样的不同或有趣呢？

刚出生的林徽因，极逗人爱，即便是女孩，祖母的欢喜和宠爱，也有别于其他人。这个封建社会里的旧式封建家庭，思想还是非常解放的。有一副讨人欢喜的样貌，这是林徽因天生美人胚子的魅力，这样，祖母游氏便将她放在自己房里，环绕膝下，要紧地爱着。幼小稚气的林徽因，娴静温婉的祖母，这一大一小的人儿，天天相对，天天交流，自然，游氏的光华就映照在了林徽因的身上。而游氏不单貌美，能干大方，且女红出色，书法颇有造诣，爱好诗书，是一个如碧芳华的知识女子，这在旧社会极是少见。能看出和感知到，游氏家族倾向于重视男女平等，至少，在家教这一点上是可以印证族人有开放的思想和观念。

祖母是一个受惠于家庭教育的人，那么，在林徽因身上继续这种传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飘香的书墨和浓浓的亲情，让这一对老小十分融洽。其实，天才除了与生俱来的智商，发现、开发、引导才是最重要。林徽因在应该启蒙的阶段，遇到了正确的人和有利的条件，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幼儿时的心智启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经意间的质变背后，或许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时期积淀的重要性。

灵气和慧气，这是祖母游氏在孙女林徽因身上“引水浇灌”的结果，成就了林徽因的才情并茂和艺术天赋，这些因果自然天成，纤细而敏感，即可一触即发。据说，在一次火车行进中，从太原始发的列车经过榆次时，林徽因无意间瞥了一眼窗外，就下意识地感觉到远处的雨花宫非同凡响，有一种第六感觉不断在作祟，总觉得它与众不同，有说不清的吸引力。后来，经过考察验证后，确是如此。雨花宫是一座建于公元1008年宋代初期的建筑，是古建中简洁结构的重要例证，体现了中国建筑风格由唐到宋的过渡，在建筑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这就是有敏锐触角的林徽因，她的眼光和眼界总是异于常人，思维和感悟力超乎寻常。

童年的林徽因，与一群表兄弟表姊妹共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是祖父在杭州的置业。林孝恂在杭州为官，院落的硬件和软件条件自然是不错的。加上林孝恂生性儒雅，所以，这样的家庭布局和陈设都有一定的文人气。成天泡在这样的环境下，为思想的引导和智慧的开发，必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发展平台。林孝恂本身的教育理念就非常独特和积极先进，因此，在林长民长期在外的情况下，他和林家人就充当了林徽因的生活和学习导师，奠定了林徽因后来的知识基础和语言能力。

林徽因在杭州的幼儿时光是快乐的，天性纯真的她与林家人相处十分融洽，她的落落大方和激昂热情，一度在各种圈子里受到赞誉和欣赏。这或许与林家无拘束的家风有很大的因由关系。林孝恂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回家常住，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以当时的观念和现如今的一些旧俗风气，“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般，是不可在娘家长住久待的，这一想法和做法一直在中国家庭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而林家人是允许女儿回娘家生活的，门风不入俗套，这是能真实感悟到的林家人对儿女的态度，男女较平等。

家贵始于和，家兴源于旺，融融乐乐一家子，枝叶繁茂的庞大着，这就是林孝恂的初衷祈愿和最终愿景吧。

林徽因的大姑母林泽民就长期生活在林家。她是一位真正的大家闺秀，自小接受私塾教育，在父亲林孝恂的教育理念下，熟谙诗词歌赋，精通琴棋书画，算是不可多得的才女。这位姑母只比林徽因父亲林长民长三岁，性情娴雅温婉，是一位知书达理的长辈。林徽因5岁时，由大姑母一手启发教育，教书认字，督促学习。姑母的教导与关爱，弥补了林徽因心中的一块空白，既感受到了母性般的温柔和疼爱，同时也在姑母身上体悟到了博学和知性的魅力所在。对于这位大姑母，林家的孩子都特别的喜欢。

后来，林徽因的异母弟弟林暄回忆道：“林徽音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严格的教育。父亲不在时，由大姑母督促。大姑母比父亲大三岁，为人忠厚和蔼，对我们姊兄弟亲胜生母。”显然，林泽民对林家孩子的无私爱抚和知识传授，对这个大家庭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果没有林孝恂包容女儿可常回家看看常回家住住的心怀，没有林泽民对晚辈们的细心关怀，或许就没有这么一个灿烂美好的林徽因，也就少了一位热爱古建筑的学者，一位浪漫纯净的诗人，一位积极有为的才女。林泽民一定程度上福泽了林家后人。

除了从大姑母身上可追溯到小时候的林徽因以及她成长的经历和趣闻外，各种文献中是鲜有林徽因儿童时期的记载的。林徽因的母亲应该是最直接、最用心的见证者，但是，何雪媛只字不识，没能用文字记录下点滴，就连描述当初的情形都没有语言组织能力，这些故事被岁月的流沙慢慢磨砺成精彩的想象和憧憬。只有林徽因散文里一段关于小时候出“水痘”的小故事提示，我们能依稀感受到不一样的林徽因，以及她的艺术天赋。那段往事大致是这样描述的：

儿童都要经历一回的这个疾病，她家乡叫“水珠”。她竟然不像许多儿童那样感受难忍的病痛，却说：“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一个小小的人儿，面对奇痒难耐的“水痘”时，她不是焦虑和忧愁，或哭泣，而是略带欢欣和自豪地告诉人——“我出水痘了！”

这种骄傲有点像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奖状，回家告诉大人的神情，稍作神秘着的而又“太阳脸”地告诉家人，我有好事了，我得奖被表扬了。牛顿的苹果，在他眼里就不是苹果了，他眼里的苹果落地充满了未知和好奇，这样的兴趣和想象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就是科学家以及那些艺术家，他们“窗外”中闪烁的晶体和光点，耀眼四射，有时着眼点和想象力近似“痴、疯、呆”地不可思议，正是这样的不同思维和科学实践推动了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林徽因的“幻想”，与他人的区别仅仅也就是这么一点点，微乎其微却与众不同，她用艺术的思维和艺术的敏感快乐地来看待生活和事物。这就是别致的林徽因。

左一是林徽因，灵气十足的小佳人

林徽因小时候如何的不同凡响，没有留下只字片语的文字。单从后来他与父亲的信件交流中，可以见证一二才华。她缜密的思考，周全的文风，说事道事像模像样，那是她仅仅七八岁的年龄，就开始以祖父林孝恂的名义代笔给远在他乡的父亲交流家中近况，这是非一般小孩能做到的。

1916年，林长民全家才正式迁入北平定居。在政治上尚不稳定的林长民，不想给家庭带来动荡和影响，在这之前便先将家人都安置在天津住下，自己两头跑。而林徽因就像一个小大人，在年幼的弟弟妹妹面前，在自己的母亲和二娘面前，极力周全着家中事务的琐碎。这是林徽因的长处，她其实不喜欢这些，但是却因为必须她得义不容辞地参与进来。

迁到了北平后，林徽因开始了正式的求学生涯，进入现代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和学习。培华女中是一所教会办的贵族学校，教风严谨，学风蔚然，这对于聪慧而开悟的林徽因来说，学业上路特快。在这里，林徽因开始了英语的起步训练，良好的语言环境为她打牢英文基础提供了很大帮助。林徽因从一个封建的私塾式的家庭教育中跨入朝气洋溢的学习新天地，才情得以更加放开地施展，那些还没被挖掘的内蕴和智慧，随着深入学习一点点地展现出来了。

在父亲远游日本期间，林徽因受到文化思潮的鼓动，澎湃之余便慢慢地整理家中的字画收藏，她将这些物件一一地过目后，一件件地进行分门别类的记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目录检索。这样的事情，她觉得有趣和有意义，是自己爱好和喜欢做的，尽管编撰还不那么完善和周到，却能在其中感悟到林徽因做事的认真态度和工作方法，极富思想性和条理性。她将自己整理书画的事情告诉父亲：“徽自信能担任编字画目录，及爹爹归取阅，以为不适用，颇暗惭。”

这种主动的行为和自发的乐趣，形成了林徽因特有的人事处理风格，这点上很难能可贵，与大多贵族小姐的行径截然不同，林徽因的头脑中充满了另一种自我价值的找寻和定位，这就是她的过人之处。

第二章  英伦情

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颠，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atchardraux时许……七时归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

——林长民

林长民赴欧洲考察，按理说，携带女儿林徽因一起去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情理之中的正常也有着许多思索的意味。作为长女的林徽因，十五六岁年纪了，少女亭亭玉立，一派出水芙蓉的摇曳之姿。在封建思潮下的旧中国，不管是普通人家，还是达官贵人，这样的岁数，正好是寻找夫婿的好时机。佳人如蓓蕾，清芬自然香。

在民国的美女才女中，像陆小曼就是其中的一位才貌双全的人儿，显赫名满的家世，让她早早地找到了生命里的另一半，不久就成为了将军夫人。夫君王赓年轻俊朗，海派留学归来，军界担任要职，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的美满姻缘，但是，就是这么完美的婚姻，又早早地夭折了。在封建社会下的贵族小姐们不乏心理隐疾者，她们的内里的呼声是无从诉说也无法袒露的。特别是在婚姻选择上，她们大多听从家庭安排，门当户对地过日子就行，又或是一些利益联姻罢了。

林长民没有将自己的女儿过早地送入婚姻的“坟墓”，他的眼中，女儿是一块宝，是他人生价值的另一体现。或许，当时的林徽因，她能与父亲面对面的平等的有观点的对话，这是一种毫无芥蒂的心灵沟通和兴趣交流，倒不是林徽因有什么特别的知识层次或通晓时事，她的过人处在于父亲是父亲，同时又是朋友、师长，他们在一起是对等融洽的。这在今天来说，现代的父母与孩子也难以达到这样的默契程度。这与林家在男女地位上的主张是吻合的，也与林长民曾经留学有着极大关联，观念是新式的，做法是西式的。

林长民决定带着女儿去欧洲考察，他的想法不言而喻。他对林徽因的培养和期盼，不仅仅是希望她做一个高贵的太太，更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独立自主，有职业，甚至是事业，单是这点上，就够新潮和前卫了。在民国那样动荡不安的时期，朝夕瞬变的时局中，让林徽因走一条特别的路子，需要一定的勇气，这也是林家人目光深远的地方，总能别具一格地想问题，做事情。

而林徽因是怎么想的，她理解父亲的用意和期望吗？

林长民临行前致信告诉懵懵懂懂的林徽因：“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聪慧过人的林徽因见字如面，多少是能体会到父亲的心思和考虑的，她在心底必然也有了出行的心理准备。

登上法国的Pauliecat邮船，是同年四月初。这是林徽因第一次到外面的世界去，也是第一次坐上这样的大邮轮，第一次看到浩渺无垠的大海。飞翔的海鸥，纵目远处，世界辽阔，无边无际的波浪宽阔，一朵一朵的游云如烟漫过，一切美不胜收，而内心是激荡、新鲜而快乐的。

这是一艘开往春天的邮轮，林徽因和父亲林长民已经行进在了春天的航道中。

这是一次特别的父女同行，他们都从零开始，各自都在找寻人生的坐标和未来的方向。只是，林长民是在主动积极地破冰中，而林徽因则是无意识里慢慢体悟。在这极短而又丰富的一年半留洋考察中，林徽因结识了几位特别的挚友，影响了她一生，她与他们情谊相交一生，且行且走一辈子。

五月抵达法国后，林徽因与父亲转道去英国伦敦。他们先暂时入住Rortland，后租了阿门二十七号民房定居下来。

八月上旬开始，林长民计划了漫游欧洲大陆的行程，他将林徽因引进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中去，开始了一次有憧憬有意义的旅行。其实，这也是父女俩的一种实地考察学习方法，只是，他们以文人般的触角和艺术的思想去漫走欧洲，便赋予了不一样的谐趣意境。

法国灿烂辉煌的文化，德国满目创伤的战火遗迹，比利时的动物园，意大利的名胜古迹，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特别是面对湖光山色的瑞士风景，他们更是融入了这种自然的醉美里，痴迷欣喜着。这样的山水交融，丽景如织，勾起了林长民的表达欲望，平时忙于政务，在北平时他少有记录心情，此次游历一番，也算是心情舒畅，一次难得的放松。于是，他在日记中兴趣盎然地写道：“罗山名迹，登陆少驻，雨湖烟雾，向晚渐消；夕阳还山，岚气万变。其色青、绿、红、紫，深浅隐现，幻相无穷。积雪峰颠，于叠嶂间时露一二，晶莹如玉。赤者又类玛瑙红也。罗山茶寮，雨后来客绝少。余等憩Hotelatchardraux时许……七时归舟，改乘Simplon，亦一湖畔地名。晚行较迅。云暗如山，霭绿于水，船窗玻璃染作深碧，天际尚有微明。”

父女俩雅兴十足，成了最佳的旅游拍档。林徽因乖巧机灵，林长民诙谐有见地，他们边行边唱，边游边吟，不亦乐乎。一个暂时离开了政治纷扰的不快，一个新鲜好奇地打量这世界，这是一趟完美的有收获的自由行。

以林徽因在中国时的英语水平，要去接轨欧洲还是尚存一定距离。在国外生活，没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将成为学习和生活的最大障碍。要在外国好好地待下去，先得掌握语言这个基本技能。林长民自然看得到这个关键点，于是专门为林徽因聘请了一位家教，专门辅导英语知识，攻克语言难关。这位老师叫Phillips，林长民译作斐理璞，因为其为人忠厚朴实，林长民非常放心地让斐理璞来他们的寓所住下，这也是林徽因在英国接触的第一位外国朋友。斐理璞还带来了女儿，与这一对母女朝夕相处久了，在异国他乡的孤独里，林徽因很自然地喜欢上了她们。斐理璞带着林徽因融入真正的英国人生活中去，让她更快地掌握英语的技巧和方法，在实战中取得更大的收获和更好的经验。

当时，斐理璞的姻亲克柏利经营一家糖果厂，因了这一层的关系，林徽因时常能得到一种叫可可糖的糖果，前后“干掉”不下三箱子的可可糖，“战绩”斐然。可可糖唇齿留香，林徽因非常喜欢这个味道，以致多年以后她常怀想起当初这一刻的甜蜜。此外，林长民还给林徽因请了一位钢琴老师，极力培养女儿的艺术特长。林长民的投资果然奏效，凭借林徽因的悟性和智慧，她从没辜负过父亲的栽培和期望。

在他们结识的人中，有一个叫柏烈特的医生，有五个女儿，这使得林徽因有了机会和这些女孩子相处，她们之间融洽交往，非常欢喜快乐。一次，柏烈特全家准备前往南部海边避暑，便邀请了林徽因偕行。就是这次旅行中，林徽因像一匹撒开蹄子的小马驹，调皮活泼的性子再也关不住了，在这一个月里，她几乎和姑娘们天天一起下海游泳，无拘无束地嬉戏打闹着，特别的畅快。海是蓝蓝的，天是蓝蓝的，小女孩都爱这般蓝蓝的干净的感觉。

这些接触和相交，和外国朋友打成一片，让林徽因很快地进入了状态，英语水平也大大地提高了。

这种自由自在的玩耍，随着林徽因的即将入学而结束。

林徽因的调皮、天真、童趣，并不影响她作为父亲社交搭档的形象。林徽因良好的外貌形象，清纯的风格，得体的应对，无疑是为林长民的社交活动增光添彩的，即使在国外，政治上不得志的情况下，林长民也活得如鱼得水般地肆意。在这些聚会交往中，林徽因慢慢走进了一座高高的城堡中，这些骄傲的人物，他们行云流水般地来来往往，让林徽因应接不暇，收获了应酬许多朋友的社交经验。可以说林徽因的好友圈子，一开始层次就非常之高。其间，她认识了旅居国外的留洋精英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等人，这让她的眼界自然广阔，这是许多京城名媛无法相比的资源优势，林徽因独享之。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了“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个时候缔结的。

这众多的名人中，多是文艺文学界或是学术界的精英，这对于林徽因的艺术细胞开发是很有意义和帮助的。这无疑给了她绝佳的平台和绝好的机会，她心中的小火苗如萤火般微微地开始闪烁了，越发亮丽，晶莹。

一位高瞻远瞩的父亲，一个多才慧气的女儿，他们的交相辉映，在英国的天空下，自成光芒铺开了。

第三章  初相见

我想，我以后要做诗人了。徽因，你知道吗？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谁写过一行可供传颂的诗句。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徽因，我的最高理想，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可是现在做不成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写诗。

——徐志摩

欧洲的风情，从初遇见的美好，游历中所见所闻的浪漫情趣，到多彩丰富的风土人情，林徽因陪伴父亲行走在异国他乡，更多地领略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文，这是她人生境遇中的第一次眼界的改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仅仅是带来视觉的冲击，灵魂的追寻也在悄悄地发生，这可谓一场质变。

1920年8月，林徽因以优异的成绩，如愿以偿考取了St.MaryCollege(圣玛丽学院)。凭着开朗的个性特征和聪慧的为人处事，林徽因为自己创造了更为轻松的人事环境，同时，也必然会搭建出一个极为有利的学习环境。在这以后，林徽因的英语水平再次迅速提高，口语更加纯正娴熟，知识结构和知识广度正慢慢地拓宽延伸着。

热闹的聚会，理想的学校，似乎林徽因在英国的生活和学习都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她原本就是一个具备了在广阔舞台上自由挥舞水袖的女子。但是，这位离乡背井的少女，其实很多时候是处在孤独寂寞中的。天生的艺术敏感性让林徽因始终站在忙碌繁华的背后，静默着看这世间的一点点空洞在沉沦，罅隙里有乱草纷飞……

林长民是一个热爱事业的人，政治舞台才是他的第一生命力。每当林长民去参加各种会议和聚会，不能在家陪林徽因时，她都虚空而胶着着孤单。一个人在屋子里，身在异乡为异客，难免会生出枝枝丫丫的思乡情节来，尽管那些繁忙丰富的日子打发了许多空挡，其实林徽因心内依然纤细，情怀寂寞难耐。

林长民有一段时间去了欧洲大陆开会，在离开的日子里，林徽因更觉空荡荡的，莫名其妙的辗转反侧。人在天涯，漂泊的无助，玩伴的缺乏，就像一缕缕幽幽浮萍，只能静静地随波逐流下去。这挥不去载不动的乡愁，有时就像一只只小小的蚂蚁，不断地啃噬着她郁蓝色的时光，而她只能在每一天期待阳光的悄悄来临。可是，伦敦总是一个雾霭重重，阴雨绵绵的城市，潮湿浅浅的在蔓延滋生着。

伦敦瓦灰色的天，瓦灰色的日子，就是这么的无以言说。

学习，观察。除开这些平时的功课，林徽因也有打发时间的绝招，她会选择泡上一杯咖啡，安静地独坐在书房中，呼吸伦敦的空气，聆听伦敦的雨，那雨连绵不绝地下着，下着，一直没有停歇的意思，比她心中发霉的无聊更显绵长、湿润。这样的时分，她会摊开英文杂志，择一些心情文字漫无目的地翻阅，慢慢打发掉这闲淡的，和充满着潮湿的苔藓气味的时光。

一个个二十四小时，一轮轮孤单真切上涌，林徽因的忧愁，似一堵灰色的墙垣支撑着她心中的梦。

偶尔，林徽因也出去画画，她最喜欢去剑桥附近写生，同去的还有房东太太。

剑桥周围有许多可以作素描的景致和建筑，这是伦敦人文英才的集散地，有一种古老的气息，涂抹着厚重的底色，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群，在放眼中林林总总而立，林徽因喜欢这一抹独特流彩。

房东太太是一个女建筑师，对于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建筑都非常熟悉，她们会谈论起对面的皇家教堂，皇家的学院，以及那些传神的雕塑，散落的大小建筑物。在林徽因眼里和最初的感触中，它们无非是房子，只是庄重好看些而已。然而，经过房东太太专业解读和细致介绍后，林徽因才恍然一醒，原来，这些都是艺术者的建筑，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她醒悟到，其实建筑不单单是简单的建造房子，这是一门科学的包含艺术性的建造学，是非常复杂而又宏伟的工程。房东太太的无意点拨，让这个时候的林徽因，对建筑艺术升起了朦胧的美好向往，无疑为她日后的选择埋下了厚重的一笔，影响了她一生的职业选择。

这是一个朦朦的在伦敦司空见惯的雾霾日子。但是，就是这一天冥冥之中注定的因缘际会，让城市的天空散发出一种铮亮的色泽。才女林徽因与诗人徐志摩相遇了，他们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剧情就此拉开序幕。

1920年初冬，林长民租住的公寓，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的江苏籍学生陈通伯，他旁边的一位高高瘦瘦的，模样俊朗且周身散发着一股子精气神的人，引起了林长民的注意。陈通伯介绍说：“这位叫徐志摩，浙江海宁人，正在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一直敬重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艺术，特意慕名拜访。”就这样，徐志摩走进了林长民的视野中。徐志摩是一位很有风采风度的青年人，谈吐学识自不一般，与林长民一拉开话题，便收不住思想的线索，谈论热烈、激昂，两人一见如故，只觉得相见恨晚。慢慢熟络后，林长民与徐志摩都互引为知己，在异国他乡的寂寞、孤独中，潺潺的流水之音，引发了高山共鸣。

而此时，林徽因也是在场的，可能因为与林长民初相识，徐志摩还保持着一定的拘谨和约束，所以，他并没有特别地关注在旁的林徽因。中国文人大多懂理守节，在别人家中做客，不会没礼貌的东瞅西望，因此，他们的初相逢印象不太深刻。

第一次相逢，烟雨朦朦，你也朦胧。

如果初相遇是正常的失之交臂，那么随着徐志摩不断地与林长民的深交，林徽因便与这个风趣而文雅的徐志摩熟悉了。彼此一起围坐，林徽因会静静地聆听父亲与徐志摩他们天南海北的侃侃而谈。其实，在林长民身边一直围绕着好些留学的年轻人，他们都极其喜欢与林长民交往，林长民也爱和这些进步青年接触和谈话。林长民非常赏识徐志摩的才气和性情，两人脾气兴趣爱好都很投缘，连林徽因也看到了徐志摩在父亲林长民眼中的不一样。徐志摩来林家的时间，愈发多起来。

每天的下午茶时间，便成了一种固定的沙龙时段。

林徽因欣赏这位忽闪着灵气，语言别致的才子。

那徐志摩呢？在这位面容姣好的少女面前，他闻到了芬芳，看见了美丽，他似乎倾听到了白莲出水时紊乱的心跳，他眼前有一枝洁白初放在盈盈的水中央。

诗人的情感，都是细腻、丰富、敏感的，心中隐匿的许多沉寂的感情因子，企图在时光抵达的某一瞬间完成发酵。林长民呼唤女儿“徽徽”，呼唤得轻轻柔柔的，多么温暖的感觉。在这种暖暖的气氛下，自然很容易产生美丽的情愫，而且林徽因是那么的娇小，玲珑，聪慧，大方。

此时的两个年轻人，也开始谈论各种有趣的事情。林徽因读书非常多，涉猎也广泛，他们谈话的主题丰富，这也是两人能知音般交往的重要前提。徐志摩不庸俗，林徽因特慧气，两人的诗文灵感如星子聚光般慢慢地迸发出来。这时期的徐志摩，开始了真正的诗歌创作，而林徽因的美好就是他创作的源泉。林徽因在徐志摩的感染下，对文学感悟强烈，文学鉴赏力也提高得很快。他们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这样的火热氛围，对于成就诗人来讲，林徽因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没有认识徐志摩之前，林徽因巧慧聪明，是一块最完美的璞玉，正是这样的交流机会不断出现，才真正开发了林徽因的所有才华，才有了人们认识的才女林徽因。

不得不说，林徽因最终能成为优秀的女诗人，是因为她遇见了诗人徐志摩。他告诉她，生活就是一首无言的长诗，需要一生去默诵，感悟。因人成诗，因事成诗，因为人需要诗意地栖息。徐志摩带给林徽因的文学启迪，是骨子和血液中的一种穿透和浸入，抵达她最薄弱的生命地带，从而敏感地转化为了诗意无限。林徽因本身就天分十足，她走入文学殿堂只需有人那么轻轻地一拨，就会生出许多涟漪来。

在温暖的壁炉前，一对璧人，他们谈英国，谈英国朦朦的天气。他们谈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兴致浓厚时，林徽因便用一腔纯正的伦敦音朗诵诗句，她的表达能力非常强，吐息清楚自然，极富感染力，这是她的魅力独特之处。有活泼开朗的性格，有跳跃敏动的思维，有透彻独立的见解，因为她的诵读，每一件作品似乎都有了葱郁的生命力。他们天南海北，他们泛泛而谈，他们在不断交织中产生了一些美好的情愫，越来越浓，特别是徐志摩，他对林徽因的感觉更甚。

林徽因在成长，学识日渐厚增，艺术细胞增多，有多彩的水晶球为她而转动，从此不曾停歇。一日不见君，“妙处难与君说”。

徐志摩说：“我想，我以后要做诗人了。徽因，你知道吗？我查过我们家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谁写过一行可供传颂的诗句。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徽因，我的最高理想，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可是现在做不成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写诗。”

因为一个人改变一生，因为某句话而牵挂一生。因为有些人，注定遇见，不论是情是爱，都是一辈子的牵挂了。友谊长存，一朵云，投射到了谁的心中，濯濯地娉婷绽放！

第四章  定终身

我也很爱徽因，我已经把他当成我的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老夫的眼力非常不错，徽因将会是我的第二个成功。

——梁启超

1921年末，游历欧洲，考察归来的林长民父女，抵达了上海。随后梁启超又专门派人迎接林徽因回北平，仍然安排她进入培华女子中学就读。这时的林梁两家，已经基本定下了两个孩子的亲事，只等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个人相处加深了解培养感情，顺理成章地走入婚姻殿堂。这是两个开明的家庭，即使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会让孩子体验到自由恋爱的这个过程，让姻缘更加和谐，美满和稳定。林徽因和梁思成生长在思想解放、文化熏陶的家庭中，是幸运的，幸福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初识时，林徽因还是娇小的小女孩模样，14岁的明媚，豆蔻般的青涩鲜妍，满目神采飞扬，似精灵般的活泼着，美好得直抵梁思成的心尖上。梁思成是梁家的大公子，即将步入青年男子的行列，他的气派作风已经非常沉稳，他谦和容易亲近于人，许多人和他都没有距离感。梁思成也是一位学识渊博且幽默情趣的人，少年时的他，与林徽因的第一次相见，他就砰然心动了。有了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的梁思成，情事上的反应必然比小小年纪的林徽因来得直接和迅速，在他的印象里，这位不谙韵事的小姑娘是可爱的，是他喜欢的。这相隔短短的几年，他们的见面带来什么样的风起波澜呢？

这一年相逢，他们都是心智成熟的人了。

他21岁，年华正盛，一切葱茏；她体态丰盈，宛若出水芙蕖般亭亭而立。

他们开始慢慢地沟通，说见闻，谈喜好，也聊起对未来的憧憬，比如对职业前景的想法和看法。林徽因对梁思成说，在伦敦，她的朋友可以将一座房子的样子，耐心地一点点用手中的水墨彩笔，慢慢地描摹到一个画板上去。她说，这些房子，不是单纯的建筑，是艺术和建筑融为一体的完美境界，它们是灵魂和思想创造出来的结晶体，这种表达形式厚重，深邃。她说自己以后想学习建筑艺术，当时，梁思成对于这个学科还处于懵懵懂懂的想象中。不过，梁思成非常喜欢画画，他认为建筑中需要美术的基础，正好适于他再深造的学科选择。这样的选择正合了他的心意，也合了她的理想，何乐而不为呢？梁思成决定陪着林徽因去美国学习建筑学。他们为之努力着，确定了最后的出行日期。

正当两人抛开一切束缚，即将出国的时候，一场意外阻止了他们的行进步伐。

梁思成出车祸了。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带着弟弟梁思永去参加“五七国耻日”游行活动，学生们在大街上扯起了横幅口号，为赶上游行队伍，梁思成和梁思永急急忙忙地骑着摩托车追去，当他们驶过长安街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到，顷刻间，摩托车翻倒，梁思成被压在车子下面，而弟弟思永却被抛得老远。车祸后的梁思成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思永还算清醒，赶紧叫了家人来帮忙，当时的梁思成脸色惨白，毫无血色，眼珠一动也不动，这可吓坏了一家子人。还好梁启超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赶紧催来外科医生，经确认，梁思成骨折了，便即刻送往协和医院救治。仔细检查后，梁思成右腿伤势很严重，一家人伤心无比。要知道，梁思成是长子，他肩负的家庭重任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家庭的传承观念问题，长子是榜样，是顶梁柱。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梁思永身体无大碍，调理后不久就恢复了，此乃万幸。

说好了一起走，去实现梦想，梁思成的意外事故，让林徽因和他一起留学的梦，短时间泡汤了。更重要的是，梁思成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林徽因的心会动摇吗？

其实，作为未下聘的儿媳妇，梁夫人是不满意林徽因的。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呢？

梁思成的受伤，倒成了他与林徽因情感加深的纽带，让本来还有些许摇摆不定的林徽因，坚固了爱情的方向和决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梁思成出事后的伤痛，倒一定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幸福的希望，这次伤，他打心底觉得值了。至少，林徽因天天来陪他，也不顾黄花大闺女的矜持，帮他换洗、喂饭，随时给他讲故事，说笑话，谈外面的时事，在他眼里，这是天赐的机会啊！而在梁思成母亲眼中，这是大大的不合规矩，不守女孩子底线的表现。

梁启超则不这么看，他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对于年轻人的新派作风，以及林徽因对于儿子的照顾，那是喜上眉梢，他在给女儿的信上说：“我也很爱徽因，我已经把他当成我的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老夫的眼力非常不错，徽因将会是我的第二个成功。”这是一个极高极诚恳的评价，梁启超对这个准儿媳充满了希望，也对自己的眼光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经过一年的休养，梁思成好了起来，虽然脚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但是，他拥有了一生陪伴的爱人同志，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巩固了。第二年，两人携手奔赴美国留学，他们在为实现心中的梦想而奋斗着！这一去，便是永恒牵手。

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于18世纪，是美国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历史悠久，被公认为全美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与哈佛和斯坦福大学齐名。学校以学术学风浓厚著称，良好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在历任校长的执行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名气。学校学术气氛浓厚，各种思潮活跃，朝气蓬勃。林徽因和梁思成准备报考这所大学的建筑系，与他们同时去美国的，还有梁思成清华大学的同窗好友陈植，他们所选的专业一致，三人常一起进进出出写生、学习。

宾夕法尼亚大学

在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前，林徽因三人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这也是美国的一所名校。他们制定好选校的目标后，开始了补习辅导以应对入学考试。林徽因选择了户外写生和高等代数两门课程，梁思成选择了三角、水彩静物和户外写生三门课程。其实，林徽因并没有绘画和制图的基础，她与清华美术社出身的梁思成相比，几乎是“门外汉”，这对于考建筑系来说无疑成了拦路虎。而值得庆幸的是，林徽因是天生有艺术细胞的人，她与生俱来的悟性和独特的见解能力，帮助她很快地掌握了一些要领，并使之显得与众不同，效果明显，这样的领悟力，让辅导老师也赞赏有加。

当他们满怀信心赶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注册时，校方告诉林徽因，学校建筑系只招收男学生。这消息非常意外，让林徽因不得不做出其他选择。这所大学不收女生的原因是，建筑系的学生经常需要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宾大的建筑系一直不收女生。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合计，只能先入校，再想办法。林徽因于是改报了美术专业，同时选修建筑系的主要课程，随时静待变化，她一直没有放弃对于建筑艺术的热爱。

建筑系在一幢小楼里，楼前草地，绿树，到处是风景，美不胜收。这样的环境，林徽因和梁思成非常满意，他们很快投入学习中。特别是梁思成，他秉承了父亲严肃、认真的学风，对待任何一件事或一项工作，都会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人能打乱他的思路。有同学邀请林徽因参加户外野炊，他们都想梁思成也来参加，但是，谁也无法请动这个忘我的人，只好委托林徽因出面。而作为恋人的林徽因，实则也想梁思成同行，一是可以一起玩，二则请动了梁思成，大家也会欢欣雀跃，对她刮目相看。

于是，林徽因便作了一身野外玩耍的装扮，去画室找梁思成。梁思成一抬头看见林徽因，高兴地指着图纸说：“徽因，你来看，这柱子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希腊早期建筑那种大方块式的呆板。柱基和柱顶过梁的一点点改变，就使十分稳固的建筑获得了极优美的仿生物体的动态。你再看这爱奥尼亚柱，柱式多么雅致，线条多么流畅，柱体凹槽的生硬被柱顶的涡卷形装饰大大抵消。”

梁思成正兴头十足中，想与林徽因深入讨论这个作品，却听林徽因在央求自己一同去野炊，并说：“我和同学打赌了，你不去我就输了，你忍心让我输掉吗？”梁思成这才注意到林徽因的一身打扮，美丽俏皮，清爽自然。他略微迟疑后道：“今天我还有好些事要做，你还是自己去玩吧，下次咱们找个好地方一起出去。”梁思成对林徽因的语言，每次都温柔得让林徽因也说不上抵对的话，她无法撼动他心中对工作的热忱。这也是梁思成一生视事业为重心，视事业为生命的一种体现，他的意志力和恒心坚守得纹丝不动。或许，就是这样的争分夺秒学习，珍惜每一寸光阴和每一次机会，让梁思成在建筑学上有了无比辉煌的建树。林徽因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意料之中，虽难免失望，但她能理解。

爱人的心，需要暖暖地包容，也需要对他(她)的接受和认可，才能长长久久地携手一路走下去。

懂，才是爱人的心！

第五章  芳草心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林徽因

林徽因的聪慧和美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可谓是校花的礼遇，走到各处，都众人瞩目。中国女子如果形容其出类拔萃，大不了说某人蕙心兰质，优雅清韵。林徽因则不一样，她是一个全身洋溢着古典丰韵的美人，又能在时尚前卫的美国着一身别致的装扮，其与生俱来的气质和犹有新意的着装，曾风靡大学校园一时。走在黑人聚居的大街，总有四面八方的口哨热烈地响起。这时的林徽因便更加完美优雅地走过大街，徒留一阵清芬若隐若现地飘过。作为男伴的梁思成倒不介意，林徽因受到这样热烈目光的追逐，自己也脸上有光，大多数男人都有一种“占有欲”作祟：看！这是我的未婚妻，她是梁思成的未婚妻。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林徽因的心，始终在建筑系上打转。她一直努力不懈地学习，在各科学业中都得到了极高的认可，成绩总稳操胜券，偶尔落后一点也是坐在“第二把交椅”上。

林徽因的游艺和交友，并未影响到她的学业，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林徽因悟性和坚持的结果。我们许多时候只看到了一个人在公众面前的成功一面，而忽略他们背后的学习和成长，以至于惊讶于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必然结果。有因则有果，天底下没有一件事不是做出来的，林徽因独辟蹊径的领悟力，或者早已隐匿在了她的才华中，只是我们无法追根溯源它的始于。不过在最终的达到里，那些付出终是能见证和看到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是一所充满活力的院校，那时正是“包豪斯”建筑思潮在国际建筑学界流行的时代。当时建筑系的两位教授是斯敦凡尔特和保尔·克雷，他们都是欧洲学院派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学生都非常喜欢他们。克雷在建筑和数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后来设计了华盛顿泛美联盟大厦、联邦储备局大厦和底特律美术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都曾获得嘉奖，成为他卓越才华的有力证明。学校经常会布置一些别出新裁的作业，让学生去完成：或是为毁损的建筑作修复设计，或是重新设计凯旋门、纪念柱等等。林徽因属于思维奇巧，灵光一动就有奇思怪想的那类学生，她的一张张创作图案，会随时随意随机而来，稿件源源不断地出炉，一些初稿未全，新稿即又设计了，愈积愈高的图纸，会让她慢慢地失去耐心完成，到了最后甚至丢弃了。而颇具耐心的梁思成则将这些半成品稿子，以他精准的，细致的绘画技巧，一一修复成为整齐而清楚的作品。林徽因是兴奋型的创作者，梁思成是稳、精、沉型的创作者，这也是他们在事业上一直合拍和扣手的很重要的原因，性格、做事、为人他们都为互补型的，互为彼此的肩和手。

据林徽因的大学档案记载，自1926年春季学期开始，她已经成为建筑系教授的助理，在下学期时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林徽因是一直在美术系的，而建筑系不招收女生的校规是如何被这么一个女子打破的，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注脚显示。名校多规矩，一个普通的留学生，能让学校为她破戒改规矩，实属很有震撼力的事情，但是结果表明，她做到了，如愿以偿地开始了自己的理想和追寻，而她立志建筑艺术事业，为之奉献的宏愿也更加坚定了！

她开始和梁思成肩并肩地学习，他们智慧的火花互为闪烁、辉映，在初放中“无懈可击”地优秀着。

在大学时，梁思成还做了一件非常完美的作品。让教授赞叹不已，足以以假乱真。

他用了一个现代的圆玻璃镜面镶嵌在仿古铜镜里合成，铜镜正中刻上了两个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浮雕，飞天的外围是一圈卷草饰，与飞天组合成完美的圆形图案，图案中间刻着：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这是梁思成别出新裁的手艺。他对林徽因说：“做好以后，我拿去让美术系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这个镜子的年代，他不懂中文，翻过来正过去看了半天，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铜镜，从图案看，好像是北魏的，可这上面的文字又不像，最后我告诉教授，这是我的手艺。”林徽因除了惊叹“这件假古董简直可以乱真啦”，更多的是满心欢欣。这件艺术品是为她而做，意义就别样了。这一份珍贵的礼物，虽算不上定情之物，但是，可以肯定是梁思成爱之声的载体。

聪慧和天赋过人的林徽因，用了3年时间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热衷于交往和活动的林徽因，学玩两不误，在学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在社会上也有出色的影响力。她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社会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一些社团性质和社会性质的事务和活动，这些活动让她积累了良好的组织能力和人事交往技巧。林徽因似乎有着“水晶球”般的聚合力，不管在哪儿，总能得到聚光灯般的投射，闪耀、绽放自然的光芒。她一直是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而紧紧围绕着她的“星宿”一颗比一颗闪亮。他们是心悦诚服的跟进，只为一种诚实的相对，真实地活着一回。

在公众视野里，林徽因第一件成熟的作品，是在大学生圣诞卡设计竞赛中获奖的一幅圣母像。那是用点彩技法绘制的一幅图，颇有中世纪欧洲圣母像的苍古韵色感，这件珍贵的文物至今保存在该校的档案馆中。

自古好事两难全。出国留洋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美国学业期间，都遭遇了痛失亲人的悲痛。梁思成的母亲，在他们出国不久，因乳癌病情急速恶化，未能再见长子一面就与世长辞了。其实，在梁思成与林徽因出国前夕，梁思成母亲李惠仙的病情已经复发，强忍着伤痛和离情，母亲送行了自己的孩子。她或深知，这是母子最后的缘分，但作为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她选择义无反顾地放他去飞，这一去竟终成诀别。而远在彼岸的梁思成，尽孝无能，送终亦无能，该是多么地难以承受！重山万里的阻隔，望断天涯路，何时是归期？唯有将此化为一身力量，学有所成报答亲人、祖国，于是梁思成怀着深重的爱与哀，投入到了生命的厚重塑造中去，一生不曾改变。

留学的第二年冬，一个更大的打击，来自于林徽因的家庭变故。

林长民遭遇流弹袭击身亡的噩耗传到美国。

先是梁启超来信给梁思成。梁启超以一个长辈，一个父亲的身份叫梁思成代为转告林徽因：“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的看待。”他还写道：“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

林长民的突然离世，让林家人措手不及，惊愕了，他们很难承受家庭主心骨地离去，这对林家打击实在大。林长民有两房妻子，林徽因是长女，还在学业中，尚不能独立工作和生活，还不具备挑起一个大家庭生活的重担。而林长民仅留下三百余元现钱，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也随着他的离世而彻底掐断，还有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养育，该怎么办？梁启超曾致信张国淦说：“彼身后不名一文，孀稚满堂，饘粥且无以给，非借赈金稍微接济，势且立濒冻馁。”为此，他多方设法筹集赈款，成立了“抚养遗族评议会”，但集资有限，也就不了了之了。人们常说，林子再大，一旦大树倒了，那些曾一起栖息的鸟兽，比谁都跑得快，离得远，深怕殃及池鱼，祸及自家。这就是人性，社会，世间！如此真实、现实。

失去父亲的林徽因，可想而知这沉痛的打击。林长民是长辈，他更是林徽因的知音和一个优秀的灵魂导师。在林徽因的心里，林长民宛若一盏灯塔，航行中遇到迷茫时，也能寻到方向和出口。一下子灯塔灭了，她在茫茫渺渺的大海上，该怎么前行呢？

遭此巨变的林徽因，先是想马上回国，而后是想打工一年供养自己学费，因为她考取的是半公半私的留学指标，生活和一部分学费需要自己凑齐解决。但最终她的这些考虑，都被驳回了：一是母亲不同意她回去，二是梁启超也不同意她回去，梁启超说无外乎多供养一个女儿读书，这女儿他又是那么地爱着。

林徽因骨子里是一个坚决的人，从不受人之恩惠，林家人骨子里一直有这样的硬骨，从祖父开始，都是资助于人，被资助，还是第一遭的感受。这就是林徽因难为情的地方，让她低下头颅去乞怜，她不想，更不会去做。但，梁启超是什么人？他是她未来的公公，林长民一生的战友。更重要的是，在梁启超眼里，他看到了一位优秀的女子在成长，他除了私心的将她作了儿媳妇、女儿看待外，他更觉得她林徽因今后必成大器！这就是梁启超，梁公的独具慧眼，鲜有人比。

为了让林徽因安心，梁启超还亲自给林徽因去了一封长信，劝导和安慰她，好好学业，他会为她打理好一切。

紧接着，梁启超就开始着手兑现这些承诺，他致信问梁思成：“林徽因留学费用还能支撑多少时间，嘱他立刻回告，以便筹款及时寄到。”当时，梁家经济也日趋困难，梁启超开始准备启用股票利息解救燃眉之急，“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明年再说明年的话”。可想而知，他对林徽因的爱护，甚至超过了对子女的细心，他生怕她受困于梁家这种资助的不安中。实则林徽因却有这样的敏感和脆弱，她在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自己要好好地将学业完成，不辜负了这份情，也圆一生的理想。

在林徽因的引导下，在梁思成的热爱中，在他们合拍的新意里，这对留学建筑学的新锐人才，完美地完成了建筑学业的攻读，将这一个领域的知识和精髓带回了祖国，最终成为中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此外，林徽因的广泛爱好，由于她在大学时喜欢上了舞台设计，于是，她成为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设计的中国学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年打下的深厚美术功底，加上纯粹的艺术的悟性，以及话剧表演经验，林徽因对舞台的布局有着不一样的感悟，对空间、视角、灯光、营造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她善于用自己的思维和角度去诠释另一种风格，这也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对此，她的教授帕克很是欣赏她。学习舞台设计只是林徽因的一个情趣爱好，她始终将建筑学作为自己的最终梦想，从不曾改变。

新的征程即将启航，好事临近，这一对璧人，情感多考验，前前后后十年光阴，少年磨砺成了英才，他们才彼此挽起了手臂，步入幸福的雀巢。

第三卷  半生风雨半生勤

第一章  东北行

拉斯金的演讲词中说：“真正的妻子，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家便围绕着她出现在什么地方。”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中心，你在哪里，我就要跟随着你去哪里，你在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你就像是我的心灯，让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面对黑夜了。

——梁思成

欧洲可谓是建筑之都，太多的艺术殿堂令人向往和探索，特别是对艺术爱好、痴迷的专业人士来说，诱惑力极强。周游欧洲，感受建筑的伟大，林徽因和梁思成确实不敢多想，他们一直靠梁启超支持供养着留学，根本没有这么一笔经费满足考察的愿望。但是，梁启超早早地替他们想到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婚后，梁启超为儿子和儿媳设计了一条游艺欧洲的经典路线，凭借他之前出游欧洲的经历和对各国风土人情以及现实稳定格局的考虑，他致信给两个孩子：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同时，梁启超要求儿子：

“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影象(凡得意的东西都留他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

老人的心思细腻而周到，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无微不至。后来参观的，并没见到过多的有关这次欧洲之行的文字记载，即可感知，新婚燕尔的两个年轻人，许是沉浸在初婚的甜蜜中，顾不上记住梁启超的叮嘱了。忙于欣赏和快乐，未在记录上下功夫，很是遗憾，这一段最美丽的经历和沉甸甸的收获没有可考的资料。

林徽因是第二次游历欧洲，此刻她心中的雀跃可想而知，她可以作导游为梁思成讲解，叙述，特别有成就感。他们一路拍照，即使文字不多，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这次欧洲行，林徽因后来对自己的学生关肇邺吐露过当年的怀想，她回忆起参观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时的情景，对心境进行了描绘，由此见得她对这次游历印象特别深刻。

欧洲行还没有结束，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国内梁启超的急电，催促他们尽早回去，说东北大学已经确定要聘请他们担任教职。这刚刚毕业的二人，人还未归国，为何就有这样的机遇呢？

说来，这并不是梁启超本人的初衷。最初的时候，梁启超本打算将孩子安置在清华大学任教。他托了清华的校长，请求可否在清华增设建筑图案讲座，这样，梁思成可以留在北京任教。校长的回复较为勉强，说他不能独自做主，需要学校评议会投票通过。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东北大学急需建筑专业人才。

东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沈阳文科专科学校，张学良任校长。学校在文、法、理、工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其中，工学院创建了国内的第一个建筑系，开创了建筑学历史上的一个先河。学校的雄厚背景，让其有底气可以大胆的任用人才，选拔人才，各个学院引进了许多优秀进步的青年担任教员。但是在挑选建筑系教员时，学校犯难了，因为是全国创新的专业，那么这样的人才便稀有奇缺，本来学校是有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杨廷宝任系主任，而杨廷宝已经签约了一家公司，不能赴邀。遗憾之际，杨廷宝想到即将毕业的师弟梁思成，便向校方极力推荐，这样，梁思成便寻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梁启超再三权衡后，觉得这次机遇实属难得，虽然离京远些，但是专业对口。况且，成婚后的梁思成，除了必须养活自己，还得做林徽因及其母亲何雪媛的坚强后盾，义不容辞对她们今后的一切负责到底，他重任在肩，这是无形中的鞭策，梁启超不得不替梁思成先谋划一个稳定的职业，伺机再寻求更好的机会。梁启超一向目光如炬，高瞻远瞩思虑问题。

梁思成和他的学生们

虽然欧洲行程没有走完，但是，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收获也颇丰了。欧洲建筑多元雄浑，华丽瑰美，古典多韵，许多殿堂级的建筑作品，让他们目不暇接，对建筑学的热爱更为激荡，决心也更坚决，他们坚信自己一定会让中国建筑学更加有魅力、更辉煌。他们游历了圣保罗大教堂、布莱顿皇家别墅、英国议会大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等。在美丽的香榭丽大街上，他们在清扬、浪漫的光影里，彼此挽起手，林徽因裙裾飞扬，梁思成感受到了春天般的炽热，他们在爱河里徜徉。

可以想象，让两个热情似火的人，每天静下来写游历日记，确实困难。梁启超在病榻上时时刻刻盼望能收到两人从欧洲各地邮寄的明信片，这小小的要求，似乎都不是那么如愿，这对他很是遗憾。

回到北平的一对新人，得到了梁家上下的亲昵，为他们举办的大婚仪式，各方满意，梁启超也甚为安心。

婚后，两个人开始为将来的生计打算，毕竟，东北大学的265元的月薪还是需要付出才能得到的，况且建筑系在中国是崭新的专业，筹备和组建工作急需展开。于是，不久，梁思成便先行赶往东北，开始了教学生涯的第一场大战，史无前例地建设中国第一个专业的建筑系。而林徽因则南下，去了老家福建迎接自己的母亲北上。林徽因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对于老家的大院，心中自然无烙印，何况此刻这幢房子的姓氏早已易主了。林徽因便去了父亲创办的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并为两所中学校分别作了“建筑与文学”、“园林建筑艺术”的讲演。这是林徽因唯一的一次去福建，也是最后一次。她是福建才女，孕育她成长的山水，却是吴越地区的灵气福祉。林徽因为叔叔林天民设计的东街文艺剧场是她留给故乡的唯一建筑遗迹，可惜如今也已拆除，了无痕迹。

建筑系说是一个系，其实就两个教员，一个班级。这是初期的教学规模。

一切都是新鲜的，办学状况也是没有底的。先是教科书的选用，国内肯定是没有这样的专业教材，而外国教材未必适用这些刚接触此专业的学生，因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只能自己想办法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和编写教材。他们就将自己在留学时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分出绘图、设计、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细细地教授给学生。梁思成是系主任，教授建筑设计和建筑史等课程。林徽因是教授，负责美术装饰史和专业英文课。

工作中的梁思成

作为新兴学科，学生们都没有一个大体概念，更别谈什么是建筑学。林徽因和梁思成便有意识地从兴趣培养开始做起，引导学生们的爱好。他们不但讲授专业基础和知识，还增添了哲学、文艺、音乐、体育等大家感兴趣的学科知识，这是非常好的教学理念。视野的开阔，能激发学生们学习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建筑学需要艺术的根底修养，这是学业有成的不二途径。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这几方面的佼佼者，由他们讲授出来，别具一种特色和魅力。梁思成对学生们说：“建筑是人类文化的历史，要成为优秀的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和文学家的洞察力。”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建筑学人才。艺术是修养，艺术是品味，这样“温火慢慢熬出来”的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应是无疑的了。

学校的艰辛可想而知，两个人的教学备课、辅导量不是一般的大，对于两个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人来说，更是一件困苦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朝气蓬勃着不觉得累，更多的热情和憧憬一直激励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前行。

刚到东北大学不久，梁思成对林徽因说：“拉斯金的演讲词中说：‘真正的妻子，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家便围绕着她出现在什么地方。’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中心，你在哪里，我就要跟随着你去哪里，你在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你就像是我的心灯，让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面对黑夜了。”林徽因除了一种温暖和感动，更笑着说丈夫：“你应该去做个诗人！”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两人绑在一起了，无论如何，面前的困难都需要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地去克服，别无选择和退路。

学生们对于两位年轻教授的德行智慧，无不敬佩，这成了林徽因和梁思成顺利教学的基础。付出与收获，兼顾着前行，动力不断，浇灌着一批好苗子，最终成为了这一领域的践行者，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建筑学家。这是多么令人自豪和骄傲的先行开拓，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终于做到了！第二章  梁再冰

第二章  梁再冰

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的学生，我才能暂时忘掉身体的不适。

——林徽因

沈阳的冬天，典型的北方气候，一进入这个时期，夜间便格外地漫长而寒冷。相对于其他地区，人们更早地感受到了寒风凛冽的提前到达。

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偏瘦小的人，从建筑系的筹建，到成立，再到两个人包揽全部的教学任务，可想而知的工作量，对于两个单薄的身子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另一方面，学生们又特别黏这两位充满活力、有精神能量和学识见地的老师，慢慢地熟悉后，时常下了课，晚上索性直接跟到老师家去，继续探讨些问题。平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教学，或许因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大的缘故，从方式、语言、知识结构上，都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他们从学生的认识上下功夫，不断输送建筑艺术这个概念是什么，不是简单的、单纯的造房子，而是建筑、美学、音乐、教义、技术、构图等众多智慧和创新的结晶，这些新鲜知识的不断灌输和引导，加上他们在教学上中外古今的旁征博引，无不彰显着这门学科纷繁的趣味性和广博的知识性，使得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多角度的思维。于是，他们越来越喜欢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敢于发表见解。

这样，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小家，一时间便成了大家的小教室，亢奋的学生们，与这两位老师一起近距离学习和讨论也不知疲倦，常常一坐下就是几个小时。夫妻二人除了疲倦，更多的是欣慰。教学之余，便是成堆的作业需要批改，白天学校上课，晚上灯光下一份份地阅读学生的成果，两人熬夜成了家常便饭。梁思成很心疼林徽因，知道林徽因的做事习惯和风格，于是假装狠狠地对她说一番：“不睡觉，不休息好，哪来有给学生讲课的精神，小心长皱纹。”林徽因也是小女子，小女子都渴望丈夫对自己疼爱有加，细心爱护，这不算虚荣心，只是简单的幸福的欲望而已。所以，这时的林徽因总是甜蜜的，她通常是先给梁思成沏好一杯茶，然后满足地睡去。这点滴入微的眷爱，梁思成总是做得不声不响，这个心中有爱，做事有分寸的男人，总让林徽因感受到无尽的包容和宽广的胸怀，而这种宠爱也伴随了她的一生。

正当两人甩开膀子做事业的时候，一个急骤的来电，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两人来不及思量悲伤，安排好学校事务后，急匆匆地赶回了北平。梁启超病危，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对小夫妻难以抑制心中的痛。梁思成是梁家大公子，是梁家的顶梁柱，而林徽因是梁启超亲自遴选的儿媳妇，他一路扶持林徽因，给予了她父亲般的温暖和导师般的引领，梁启超其实就是林徽因的另一个精神导师，慢慢地引导林徽因走向最完美的生命路径，虽然他的作用看似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极为关键！

梁启超病重，梁家充满了哀婉气氛，由于主刀医生的粗心大意，误将梁启超的左肾脏摘除，原本还能康复的梁公，在这次手术大失误后，就是坐等时日的问题了。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真正发生在眼前的时候又都不愿意相信。老人瘦得不成样子，躺在床上，躯体枯槁，形容大变，已经失去早日的精神和华彩，时光分分秒秒争先恐后地从他的体内流逝，光阴笼罩的沉下，在罅隙中若隐若现……

老人见到儿子和儿媳赶回来，内心安慰，反而用一笑来化解这两个孩子的伤痛。梁家的子女，许多在国外，要回到国内，尚需时日。这段时间，梁思成和林徽因日夜守在老人身旁，悉心温暖地照料着老父亲。在走向生命的尽头的日子里，梁启超有最为心爱、最为心疼的两个孩子陪伴，这是他毕生最幸福的时刻了。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用思想和行为影响中国一个时代的老人，含笑走完了他的一生。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离世，享年57岁。

梁启超去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新生命孕育着，即将降临梁家。这一悲一喜，人间轮回，就这么简单，匆匆复匆匆。林徽因这时已经有孕在身，她忍着无比的伤痛，一直坚持和梁思成一起料理完公公的后事。由于梁启超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各界的吊唁活动形式很多，参与的人士也众多。美国史学期刊《美国历史评论》也刊发了文章：

“就是这个年轻人，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领袖的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表现在他的文风和他的思想里的这种能够跟上时代变迁的才华，可以说是由于他严格执行自己常常对人引用的格言：切勿犹疑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

父亲去世，作为长子，除了料理悼唁的现场，父亲安放地的选择，墓碑的设计，梁思成都得认真细致地思考和落实，以专业的角度和眼光完美做好。林徽因和梁思成怎样都没有想到，回国后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然是父亲梁启超的墓碑，这种活生生的情感割疼，是无法用常人的感悟来体悟的。

墓碑高二米八，宽一米七。墓体、碑体统一采用大理石。形状呈中国传统墓碑的榫头几何状，也不乏现代元素的契合，具有不一样的内蕴风格。墓碑正面刻着“先考任公府君暨李夫人墓”，背面是九个子女的名字。古朴稳沉，庄严大气。梁启超一生的精神精髓，无不彰显在这一亩几寸地上了。

老人已故，后辈能做到的无非让他入土为安。梁启超著书一辈子，墓碑上却没有只字片语留下。

半年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他们忘不了这位老人，他是至亲挚爱的长辈，他曾经柔怀家国天下，他那么地胸襟开阔。他们的女儿后来取名“梁再冰”，因梁启超的书房名“饮冰室”，他的著作题名《饮冰室文集》。梁家人不忘本，不忘根，不忘代代传承梁启超的精神，追寻隽永。

初春，沈阳依旧寒冷彻骨，冰封山河。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底，结成的霜花，一直泛着晶莹。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继续他们的事业和人生羁旅。这是一场很彻底的变故，梁思成的担子更重了，似乎，男人在该拔高的时候，脊梁就该立立地挺起。可是，经过打击后的梁思成，以及有身孕的林徽因，两人的身体在短短几个月中，遭受的折磨考验，非同一般。林徽因体弱多病，梁思成本不是一个健壮的人，体质在车祸后更是大打折扣。回到学校，感冒，没胃口，不适应，一切不适似乎都围绕着他们转。怀孕的林徽因更是迅速瘦了一圈下去，这些都没能动摇她坚持上课的决心，她说：“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我的学生，我才能暂时忘掉身体的不适。”或许，一旦站在了学生面前，站在了讲台上，林徽因的责任感以及上课的认真，真可以淡化一些她低落难受的情绪，这真是她的心理感触。但是，梁思成则不这么想，一大一小，现在是两个人，林徽因的身体随时牵扯着他的神经，有时他巴不得自己为她承受这些疼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劝妻子多安静修养，上床静卧。但林徽因舍不得，这是她一生的梦想，况且，如果自己不上课，总会有人替她上，这人就是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如今，梁思成的工作量达到极限不说，他的身体也存在愈加变差的危险，她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独自忙碌，辛苦？

梁思成(右二)、陈植(右中)等在东北大学教职员宿舍前

还好，新学期，建筑系迎来了几位海归教员，他们都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留学时的同学，其中一位就是从清华大学随梁思成一同出国的陈植，还有另外两位同学童寯和蔡芳荫。建筑系的新鲜血液，增加的三位得力干将，如冬季大补，让本来暗自“叫苦不迭”的夫妻二人脸上一下子有了血色，他们底气足了，心情也好了起来。他们本是一起的知心人，再次相聚且共事，无不欢欣雀跃，劲头更足，于是，各种教学灵感不时涌现，并一一落实到实践中。慢慢地，建筑系越来越上台阶，工作气氛热烈而和谐。几位年轻人精力充沛，考虑着如何将知识变为动能，转化为成果和实践，就这样，“梁、陈、童、蔡建筑事务所”挂牌了。这个事务所虽然没有林徽因的名字，梁思成挂了姓氏了，妻子肯定是不必再“锦上添花”，但是，她却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这是一个试验基地，既能实现这群青年的热血抱负，又能通过事务所的案列，以模板的形式，再现到教材中，理论和实践巧妙结合，足可以成为活泛的教学例子。

几个人摩拳擦掌，开始了新的尝试。第一单生意便承接了为吉林大学设计校舍的大工程。他们各自心里都明白，这将会是他们的模板工程，好与坏，关系到名声能否打响，加之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设计到施工成型的实践过程，所以人人都既紧张又亢奋，想一举拿下这个工程的质量和名气。工程完工时，一张张图纸闪烁成一幢幢实在楼宇，热血理想实现，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的欢呼，他们彼此忘情地紧紧相拥着。

事务所如愿以偿地一单接着一单得以正常运作，这打响的名号起到了大作用。一些有权势的官宦人家，追求的格调，正是事务所这群小青年可以赋予的内涵，他们的设计理念，中西合璧，融合贯通，非常适合流行的市场需求。不得不说，他们极富眼光。其中，林徽因与梁思成参照沈阳古建筑风格设计的郊区公园肖何园，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些成绩和反应，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发展信念。

林徽因设计的东北大学老校徽

其间，林徽因独立设计的一件作品，让学生们过目不忘，他们都不会忘记东北大学的这一枚校徽。1929年，张学良悬赏800银元征集东北大学校徽的设计方案，在众多的作品中，林徽因设计的以白山黑水为图案的作品获得了头奖。配合着赵元任创作的校歌“白山高高，黑水滚滚，由此山川之危利，故生民质朴而雄豪”的激扬旋律，更加凸显了这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因为注入了学校灵魂和人文风貌，所以成为一种经典被传颂。

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小试牛刀，对丰硕的收获充满了愉悦，对前景未来有了更高的渴望，不仅仅是因为作品面世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建筑事业即将有后来人，他们亲自栽培的“好苗子”、“中国牌”建筑师即将问世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荣耀啊！

第三章  回北平

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朱启钤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和林徽学的建筑理论和践行的建筑设计等，基本都是西方的风格和特点，对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建筑史，从国内才兴办建筑系可以得知，底子是非常薄的，如若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来对待，就是首创，开先河，这是一个空白点。这个盲点一直是两人心中的一块病根，难以消化。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为两个孩子寄去了一本名为《营造法式》的古籍，是国内新发现的宋代李诫所著的中国建筑史。这本书无疑是一注兴奋剂，刺激了他们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兴趣和无限神往，在当时宛若春雨似地植入了两人的心田，就此树立了他们未来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心理启程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

回国后，两人忙于工作，忙于家庭的突发事情处理，一直未腾出时间真正地去认真研究中国的建筑史学。其实到了沈阳后，他们生活在一个古建筑群中，古韵气息已相当明显。特别是清代的皇室陵寝，在这里集中度好，非常值得研究和利于考察。这难得的机会，林徽因和梁思成一直紧紧地把握着，只要有些课余空隙，两人便四处考察学习。有一张他们测绘北陵时的照片，夫妻俩一左一右爬在石兽的两侧，正在专注地细致地研究这斑驳建筑背后的故事和厚度，一点一线的走向，一棱一角的布局，或许都有未曾发现的建筑学秘密或特色。学以致用，书本是老师，实践得真知，才能印证所学所悟。这是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挖掘和研究古建筑的开始，从此后，两人对于这项工作乐此不彼，一发不可收拾。两人携手走过了15个省份的200多个县市，去探秘中国古建筑文化的深邃和博大，这对于身体一向不是特别好的林徽因来说，更是一种巨大考验。

工作量的繁重，加上刚做了母亲，林徽因的体质越发虚弱。

北方不比江南水乡的云雨围绕，空气湿润。这里偏于干燥，气候又偏寒，林徽因感染了肺结核，这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无疑是一件大事。一切工作不得不停下。1930年冬天，林徽因回到了北平疗养治病。此刻到京的夫妻二人，在朋友眼里都是变了形的人儿，徐志摩说他们瘦得似一对猴儿，可想而知这两人枯槁的状态。都是瘦小的人，又都劳累成疾，面相和身体都不是一般的差，谁见了都心疼。况且林徽因还一身病痛回来。

第二年，梁思成辞去了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了北平。他的继任者是一起留洋的同学童寯，一个东北人。

梁思成在北平家中

辞去这个自己一手组建的建筑系工作，两人委实舍不得，但又无法不舍得。其一是林徽因因身体原因，已经无法继续在东北大学担任任何教学任务了。其二是东北形势非常紧张，变数不定。他们在东北大学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不安全的困扰，比如社会治安问题。他们住在郊区，土匪常常会深更半夜穿过他们的住宅地进城。每当夜晚时，家家户户都不敢轻易亮灯，冷不防就有彪形大汉从窗下打马经过，空气紧张得几乎令人窒息。但是，在林徽因看来，似乎这些身手矫健，着衣穿扮很是奇特的人物倒成了一种神秘的再现，像极了她心中的一幕小说剧，她用特别的眼光看一些特别的现象，这就是艺术家的心理和着眼点，这就是不同的林徽因，同她出痘时的思维一个模样，总看到人事的另一面特殊和特点。

当然，不安全的真实原因源于日本人的蠢蠢欲动，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明目张胆地暴露，沈阳已经不安全了。作为教师，没有了安定，没有了一分地的教课地盘，无疑就等于牧羊人没有了羊鞭。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好在北平的有心人抛出了橄榄枝，这让林徽因夫妇有了返回北平的决定。

机会，是给有准备和有才学的人的，只是时辰早晚的问题。梁启超的“曲线就业”方针，放行孩子们去东北任教，其实是非常接地气也非常明智的做法。

北平新建立了一个叫营造学社的团体，力邀梁思成和林徽因加盟。而这个社团的宗旨和方向是研究建筑文献学术，重于建筑的践行工作，也非常符合他们的心境和追寻，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真正实力和才华得以全面的展示，同时也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挖掘开启了新的里程碑。

这个社团建立于1929年，由曾官至国务总理，与赵秉钧、陈宦、梁士诒一起拥戴袁世凯复辟，总揽登基大典事务的大官僚朱启钤自费创办。创办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着实是一种因缘际会。

当初，朱启钤在主持修建中山公园时，便对古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在偶然间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古籍，梁启超寄给美国留学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营造法式》就是该版本。这位纵横官场的人物，自此后下定决心倾注毕生精力和财力，组织古建筑的研究工作。他为此撰写了《中国营造学社缘起》，提到“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的看法和理论。

华夏几千年，许多精粹可以繁衍生息，而古建筑是不可复制的绝版，如果不加以研究和保护，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将会慢慢地消失殆尽，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损失，绝非危言耸听。所以，朱启钤兴建营造学社，提出“绝学大昌，群才致用”的开拓性建议，足以显示了其心胸的宽广和深明大义之举。实则，在之前，梁思成是非常犹豫加盟营造学社的。朱启钤因为政治立场，拥立袁世凯复辟而受到国人谴责，声名狼藉。但是，这一壮举，又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义举。最终，林徽因和梁思成选择了回到北平，加盟了这个公益的私人兴办的社团。这是一种眼光，也是因由他们的追寻、理想与朱启钤及朱启钤的社团宗旨不谋而合。一个求贤若渴，一个心有所属，这善举大旗自然就得以举起了。

梁思成被聘请为营造学社研究部主任，林徽因被聘请为校理，都是学社的核心人物。特别是梁思成的工作岗位，仅次于社长，是最重要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起初，营造学社在天安门内故宫的一角找了十多间西庑旧朝房作办公用房，这样，营造学社的初期模型就构建完毕。梁思成一生开辟了三个较大的新战场，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厚一笔记载。还有后来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筹建，他也功不可没。

到了1932年，经过打造的营造学社，慢慢地引进了新力量，又请了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立足文献的研究，梁思则担任法式部主任，重在实地的勘察工作。

朱启钤成就了梁思成夫妇的理想和抱负，梁思成和林徽因则协助完成了朱启钤的宏愿。这真是一桩完美的幸事。

后来，林洙在著作《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中统计到：营造学社在北平期间，除测绘故宫的重要建筑六十余处及市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离开北平调查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这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携手走过的地方，跨度大，覆盖了中国15个省份，考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建筑群体，不仅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财产，也为他们取得了斐然成就。

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东北大学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被迫被关闭。建筑系主任童寯主持南迁上海。当中国第一批建筑专业的大学生毕业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无不欣慰感叹，这一批他们亲自浇灌、锤炼过的“小苗”，如今终于成长成了大树。梁思成去了一封长长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他说：“这些毕业生将是‘国产’建筑师的‘始祖’，他们责任重大，前程无量。我代表林徽因，以两个人的名义向学子们道喜，愿他们通过努力，将来能为中国建筑事业开辟一个新的纪元。”当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不收女生，如今，毕业于该校美术系的林徽因则教出了一个班40多名的建筑师，有刘致平、刘鸿典、张鎛、赵正之、陈绎等等。这是一件值得探讨的有趣事情。

事业的每一步，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抉择得非常及时、妥当。从东北大学的教学经验里，林徽因和梁思成慢慢地树立了信心和信念，让他们在人生的路途上，快速步入轨道，没有绕弯路而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和精力，当属幸事。

营造学社的历练，让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事业日臻完美，达到了一定高度。

第四章  林先生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

——林徽因

在她的学生、业内人士以及同事中，他们都尊呼她为林先生。

她是真正的先生，中国建筑学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女建筑师，第一位诗人建筑师。太多的先河开创，堂堂亮亮地冠冕在这个灵气和美貌并存的女子身上。艺术家、诗人、建筑师、教授，哪一个身份才是她？其实，这些都是她生命和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历，事业，爱好，成就，每每件件都辉煌，都可以成为一种经典。

考察中的林徽因

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辰说：“‘林徽因首次在理论上定义了中国建筑的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其实仅仅凭这一点，我们足以将林徽因定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者与先驱者。她在理论上的作用完全不应低于任何一位与她同时期的建筑学者，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中国建筑史学上，梁、林不可分。作为妻子，同行的林徽因一直是梁思成事业的参与和支持者，又是梁思成开发工作的灵感源泉，她不仅仅是贤内助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位关系。有着艺术气质和文艺水平，又有独特观察力和敏感触角的林徽因，在野外建筑考察中，往往更能快速深度地发掘到所考察建筑的内涵和价值。

日本人曾扬言，要看中国唐代风格的建筑，需得去日本奈良。这句话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位中国建筑师，无疑是一种挑衅和轻蔑。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次野外考察，弥补了这一珍贵的缺失篇章。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疆域辽阔，太多的建筑遗迹遍布四处，乡野、高山、深谷，任何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或许都会有惊天动地的发现。

1937年初夏的一天，被判定在中国绝迹了的唐代建筑，终于被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发现，这一考察的建筑史突破，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破了中国无现存唐代建筑物的魔咒。同时，也给建筑学提供了最为珍贵的“活化石”研究样板。在国外，古代留存的建筑主要是石头垒砌而成的，经得起日晒雨淋和风吹雨打，岁月带给这些古建筑无非是一种慢慢侵蚀的斑驳沧桑感，就是一般的雷电水火也奈何不了，因此，保存更为完整和丰富。但是，中国古代建筑物多为木结构，百年老屋都难遇见，何况几百上千年的建筑体。他们发现的这一处唐代建筑物位于太原东北方的五台山上，一座叫佛光寺的庙里。

那天，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的另两位同事莫宗江和纪玉堂一起进发五台山，山路非常崎岖，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有骡子，将人、食品、测量工具等驮着慢慢地前行，越来越陡、越窄的路径，就连骡子也“罢工”了，无奈之下只能人牵着牲口不断地往前走。蹒跚了两天，他们终于在夕阳映照的灿黄下发现了一处殿宇，宏伟庄严，飞檐走翘，斗拱硕大，各处工艺精致像极了唐朝的工匠手艺。一行人一下子疲惫全消，多日来的辛苦和无力，此刻爆发了“小宇宙”，一个个精神亢奋起来。作为研究员，知道科学的考证才是第一位，如何将这座寺庙的建筑年龄确认，成了头等大事，但是，更多的是一点点挖掘，通过推敲和计算，以便找到证明它存在时间的有力证据和众多数据。

一般来说，有文献刻录、记载是最为真实和客观的鉴定方法。建筑无论是家居，还是寺庙，在大梁上或一些特定的位置留下历史的印证，是建筑者常用的办法。梁思成的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留下一张张科考的痕迹和历史的缩影。庙宇久无人待，到处是虫子、蝙蝠等小动物来袭，几个人爬上爬下测绘或发掘着。包括作为女性的林徽因，一直较弱的身体原本不适应这样的发掘工作，但她顾不上许多，竟也敢于爬上庙堂高处勘察，急切和盼望的心情可想而知。极富敏锐性的林徽因，终于在两丈高的大梁底面发现有墨迹，隐约可辨“女弟子宁公遇”字样。但有些字迹仍是不清晰，林徽因便一一清理开尘土和遮挡物，一个人用了三天时间，认全了所有字迹，最终确认这座寺庙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乃一位叫宁公遇的女施主捐资建造的佛殿。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空白，这就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经历风风雨雨一千多年后依然完整保留着原样。

坐在庙堂前，一片祥和温暖的霞光下，考察组一行人打开罐头、饼干，大家咀嚼着一点点的美好和喜悦。

林徽因在儿子梁从诫出生后，身体呈现日益好转的迹象，参与野外考察的时间越来越多。她不是梁思成的左臂右膀，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无法分割的结合体。

梁思成说：“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梁思成的学术文章，一经林徽因润色，便生动起来，不得不说，文学思维过滤出来的学术文字，非常具有魅力，也有散文的优美感。她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开始是这样描述的：

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北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

说起来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哪一处不是洋人开的天地，北戴河，牯岭，莫干山，所以峪道河也不是例外。其实去年在峪道河避暑的，除去一位娶英籍太太的教授和我们外，全体都是山西内地传教的洋人，还不能说是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呢。在那短短的十几天，令人大有“人何寥落”之感。

林徽因文学性的表达，让建筑研究报告、学术文章更有灵气和可读性。她总能诗意地看待一切，绘画一幅心中的憧憬和景致，每一座建筑，每一件物品，每一个人或事，在她眼里，都能看出别致的好花样来，色彩斑斓的丰富着。她说：“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她就此思想提出一个建筑学的概念“建筑意”，将建筑学研究注入了人文的色彩，让建筑和建筑史鲜活起来，有了生命力和延续性。

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林徽因坚持同梁思成一起出行考察，从东南到西北，从南方到北方，许多地方都留下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学社考察清苦，也有许多危险，在行进中，生性乐观活泼的林徽因，和一群年轻有理想的人一起将这些困难抛开。一些考察日记清楚的记录道：“下午五时暴雨骤至，所乘之马颠蹶频仍，乃下马步行，不到五分钟，身无寸缕之干。如是约行三里，得小庙暂避。”又说：“行三公里骤雨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在梁思成也有这么一段记录：“今天工作将完时，忽然来了一阵‘不测的风云’，在天晴日美的下午五时前后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不单是在280多尺高将近千年的木架上，而且近在塔顶铁质相轮之下，电母风伯不见得会讲特别交情。”自然条件和考察条件不是一般相信的那么艰苦，而是非常的艰苦，时常有各种风险存在，鸟虫干扰，土匪劫匪的袭击，无法预料的路途未知，都需要他们一一去经历和处理。

梁思成的建筑著作，许多都有林徽因的痕迹，不单单是考察，还有著作的修订、定稿，校核等。在为《清式营造则例》写序时梁思成特别说明：“内子林徽音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这一对比肩的爱人同志。他们一路携手的事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诠释了中国人常说的“夫唱妇随”的内涵，且发扬到了极致。

他们是中国建筑学的开山鼻祖，这样说也不为过。

第五章  谱华章

以后，偶尔赴八宝山参加某人的追悼会之机，我总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师致以哀思。一位了不起的中华第一女建筑师，才华横溢的学者，她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如此的造诣，她在建筑方面和梁先生并驾齐驱，共同做出卓越的贡献。

——吴良镛

吴良镛先生是中国建筑学泰斗、两院院士，并非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学生，但是，他却说：“以后，偶尔赴八宝山参加某人的追悼会之机，我总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师致以哀思。一位了不起的中华第一女建筑师，才华横溢的学者，她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如此的造诣，她在建筑方面和梁先生并驾齐驱，共同做出卓越的贡献。”一句恩师，何来的如此深厚缘分？

吴良镛(1922—  )著名建筑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原来，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吴良镛清华大学任教的推荐者。

其次，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吴良镛亦师亦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同事。

更甚，梁思成还是吴良镛匡出国深造的积极推动者，他为吴良镛选定了溪艺术学院的伊利尔·沙里宁，并亲笔信给予引荐。

后来，病榻上的林徽因还书写了一封信，催促正在留学的吴良镛早日归国，为形势大好的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实际上，吴良镛第一次与林徽因和梁思成相见，是在1945年初春，受当时主持“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梁思成的邀请去重庆，帮助整理绘图工作，直到几个月后机构撤销才离开。就是这一次的工作机会，吴良镛见到了林徽因，当时他们刚从宜宾李庄搬到重庆，吴良镛见到的林徽因，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清瘦的倦容，一看身子就非常虚弱。房间里还有一位客人，梁思成介绍说：“这位是傅孟真(傅斯年)先生。”而后，为了不打搅林徽因休息，他们走到了一间四壁空空的房子里，梁思成就在这间屋子里站着告诉了吴良镛：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批准成立清华营建系(建筑系)。当前的建筑教育保守、沉痼，他将去欧美考察，邀请吴良镛去新办的系里出任助教。就是这次热情的见面以及真诚地邀请，吴良镛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林徽因曾率先提出民居建筑这一建筑形式的重要性。以前的建筑学关注宫殿、神庙、大型公共建筑等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偏多，林徽因这一悉心洞察在当时世界建筑学上都是领先的思维。而吴良镛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建筑体系践行坚守者之一。他们致力的方向一致。

1948年的一天，林徽因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两位解放军干部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陪同，亲自登门拜访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二人。他们说明了来意以及当时的北平现状，如果党中央与国民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不果，那么势必会有一场攻城之战，因此，为了保护北京城的古建筑，希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能绘制出北平重要的古迹，避免战火摧毁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正在愁苦如何能保护好北平古建筑群不受战争袭击的夫妇俩，听后十分欣喜，当即允诺完成这项任务。后来，这次绘制的重点古建筑以及保护建筑的名单，成了北京城建筑的一份重要文献，在共和国文物保护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仰仗在营造学社当年的积累与沉淀，林徽因和梁思成才可能在紧张紧迫的情况下，准确地标记出了偌大一个北平城的古建筑。不难体会到，他们在平时的践行中，如何地亲力亲为和热爱着这一份事业，才有这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卓越功夫，非一般人能为。

有心人、执着者，这爱国情怀如蔓蔓葱郁的藤蔓，一点点缠绕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里。他们出色的才能，国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仰慕已久，多次邀请他们出国讲学、工作，林徽因身体也正值需要先进医学技术治疗和良好环境疗养的时候，但他们却斩钉截铁地一一回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驻守着心里的一道长城。15年与病魔作斗争的林徽因，一直躺在床上参与建筑学术的研究和大学授课。在梁思成出国考察期间，她积极参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建筑系)的筹备工作，为年轻的学生们授课，编纂建筑文史资料，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上，以及景泰蓝工艺的改良中，林徽因展示了无比优秀的建筑艺术才华，受到后来人的敬仰和倾慕。

1952年5月，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设计工作。她不仅担任美术设计方面的任务，对于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也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和建议。建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小须弥碑座采用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设计意见，小须弥碑座四周刻有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图案组成的八个大花环浮雕，同大须弥碑座的八幅近代历史浮雕相互照应，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在林徽因生命的最后历程里，她绚放的光芒，擎出莲般的洁净芬芳。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

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

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

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特种工艺品外销受阻，整个行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生存攸关直接摆在了眼前。为扶持传统手工艺，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特种工艺品公司，1951年公司成立了研制景泰蓝的特艺实验厂，同时，清华大学营建系在梁思成、林徽因的主持下成立抢救景泰蓝工艺的美术小组。

林徽因和梁思成二人从不染指古董，他们说做这一行，先得做好这个。家里的老货都是梁启超留下的遗产，但是，他们俩却非常喜欢逛古玩店，时常能淘点不错的小东西。也就是一次在北京海王村旧古玩摊上，他们被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摊主见他们很喜欢，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是快绝根了。”这叹息，如一记锤，敲在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心里。多次多方走访的结果，让他们开始为景泰蓝工艺前景堪忧，必须尽快拯救，才不致让这一瑰宝在新中国失传。

病中的林徽因

与此同时，医生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林徽因发出病危的“黄牌”警告，她的肺已布满了空洞，肾也切除了一侧，结核菌已从肺转移到肾、肠。她一天吃不了二两饭，睡眠不足四五个小时，就是这么一位在生命边缘游走的女子，却在丈夫梁思成的陪伴下，带着助手们多次跑到景泰蓝工厂去调查，了解它的工艺程序及材料特点。通过她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高超的，但是由于传统产品的造型庸俗、色彩单一、图案繁琐，致使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濒于停业。根本原因找到后，林徽因不顾身体，继续和助手们研究设计景泰蓝生产工艺的造型，图案以及色彩等，探索出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图案方案，取得景泰蓝工艺的巨大创造性发展，挽救了频临绝迹的特种工艺艺术。要问林徽因的才从何来，如何能将国之精粹发扬更大的光芒，林徽因的艺术敏感性，舞台设计的经历，以及诗人般的情怀都助成了她一身本事和无以复加的建筑艺术才华。

当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接过林薇因设计的景泰蓝礼品时，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品，真是美极了！”

在林徽因主持改造下，瑰宝景泰蓝终于焕发了光彩华章。

第四卷  问这秋这秋几许

第一章  探香山

庭院是一片静，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不惊你安眠！

——徐志摩

江南的水乡，有一种独特的温婉和纤细风情，风儿是细密的，阳光是柔美的，水流是轻潺的，这里的人儿也似水作的骨肉，一方水土的恩泽，一片天空的垂青，让生长于江南的林徽因出落得如一茎盛放的芙蕖，美丽、高洁、傲然，却又是饱含了人间烟火气息的俏女子。这是江南的好，江南似一张盛产美好的温床，自古多情，人杰地灵，养育了无数的才子佳人，文人骚客。

江南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个梦幻，何尝不是林徽因的梦呢！回国后的林徽因，并没有回到水乡锦里的温柔中去，在公公梁启超的鼓励、安排下，随丈夫梁思成去了遥远、寒冷的东北，组建新成立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新学校，老师少，困难多，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也繁重芜杂，自然气候更是一直折磨着林徽因，在这样紧张、繁琐、劳累的情形下，林徽因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且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不得已回到北京养病。1931年3月，她接受医生的建议，前往北平西郊的香山安心疗养。

说林徽因是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养病的，这是文学书上一贯的说辞。就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家室条件，以及林徽因一直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让所有人都觉得她应该在一个宽敞、格调、漂亮的大房子里疗养，似乎这样才符合她的身份和地位。陈学勇先生在《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中说，据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其实当时林徽因的住所是别墅附近的一排平房。在那段岁月里，林宣曾上山看望过病中的林徽因，他还记得，平房落在斜坡上，房前一条走廊。林徽因住第一间，她的母亲住第二间，女儿在第三间，第四间用作厨房。”这样的考证与传言实则大相径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别墅里还是平房中，香山的风景依旧，香山的空气依然，香山给予林徽因的感觉没有因此而有丝毫地改变、错位，一样让人沉迷、心醉。在这个天然氧吧中，空洞放开一切，人、自然、天地、日月，谁是谁不重要，谁是谁也不必分清楚，洪荒中早已充斥了声声不息的绿芜、天籁、清澄、斑斓，万物苏醒，精灵歌唱，天然合一。在香山的日子里，有孩子、母亲的依偎陪伴，有丈夫梁思成无微不至的爱护，更有许多朋友的真挚关怀与殷勤探望，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与叠加，让林徽因的身心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舒展和平和状态，虽然无法做到“物我两忘”的境地，却可以真正地放空尘世中的迷障、沙砾，让眼前亮色起来，让一切生动了，活泼着。

怕林徽因萌生孤单和寂寞的情绪，梁思成将她平素喜欢的书籍打理好，雇了脚夫挑上山去，以供林徽因解闷、学习。其实，依林徽因的性子，若手儿闲住了，恐怕心也是无法搁下的。知妻莫若夫，梁思成一直都懂林徽因，非常懂得。这是彼此信任、关怀、挚爱的真实体现，夫妻情，知己意，二者统一，谁的人生不美满，不快哉！

林徽因在香山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岁月。女儿再冰娇小可人，是母亲的小棉袄，与孩子一起的时光，其实就是与童年时光再次相会，总会产生别样的纯真、童趣，人也会随之年轻起来。而母亲平素虽爱唠叨些，但此刻却似这三月的春天，温暖、恒定，犹如一方镇静药剂，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林徽因病痛的伤心和精神的空虚。梁思成周末驱车从城里赶来，夫妻俩在这美妙的自然环境中，情愫更多地弥漫着。

一个晚上，这位凝脂美玉般的人儿一卷在握，而四周焚香阵阵，她身上披的是一件素白的袍子，月光也是白净、疏松的，在这迷离的光线下，林徽因难免感慨、陶醉，于是对梁思成情不自禁道，看到她这个样子，任何男人进来都会晕倒。这本来是一句很“天然”的玩笑话，林徽因却似乎道错了对象，说与丈夫梁思成听或许是不太妥，不过，在此时此刻此景的摇曳、情致中，她脱口而出，也算真性情了。不遮掩，不伪饰，不假装，是林徽因一贯的作风，难能可贵一个“真”字。而作为丈夫的梁思成了解吗？他，了解！但还是故作吃醋，怄气了，生气地回道：“我就没晕倒。”明显还是小心眼在作祟。

亲情的包裹，青山绿水、空气清新的环绕，让林徽因的心情大好起来，病情也得了缓解和控制，身体状况得到了恢复，明朗便会滋生新意，似乎有一枝雏芽在萌动中，待破茧而出。

林徽因和一双儿女

民国时期的北平，曾有两位名媛在各自的交际圈内掷地有声，在皇城根下谱写过耀眼、辉煌的骄人篇章。她们都好友，交友，一位是陆小曼，一位就是林徽因。陆小曼的圈子多在京都名媛、小姐中，而林徽因的朋友圈子却更为宽泛，也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其中有像金岳霖、张海、张奚若、罗隆基、韩湘眉这样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有像胡适、沈从文、冰心、徐志摩、凌叔华这样的文坛大作家；还有专业上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有心灵相通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等外国朋友。因此，林徽因虽身在香山，朋友却是流动着来，倒成了少有的一道风景线。而其中，去得较多的一位算是好友徐志摩了。徐志摩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其他同伴，则都有林宣一路前往，这样的避讳应该注意的。

徐志摩曾书信与陆小曼道：“此次(上山)相见与上回不相同，半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这话似有隐瞒之实，据现在的考据确认，徐志摩去香山探望林徽因绝不止信中提到的三次，而见面真的是无半分愉悦吗？这样的书信分明是哄着陆小曼千万别乱想，我只是尽朋友之谊去看看林徽因而已，去得也非常少，很是没意思的。这信，谁信？陆小曼是信徐志摩的，如此，徐志摩就顺着陆小曼的心结写，就好。

徐志摩因为对林徽因担心，心里其实是乱如麻的，说心如刀割也不为过，徐志摩一向是一位真性情的男子，也许不单对林徽因，对自己认可的朋友，都心存了一颗赤诚的金子之心。他的率真、坦荡、真我，是诗人应有的品行、气质，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令人心动的诗篇。

庭院是一片静，

听市谣围抱；

织成一地松影——

看当头月好；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这首《山中》，徐志摩作于1931年4月1日的晚上，也就是林徽因在香山疗养的日子里。究竟何为？他作了这首诗歌，而名字恰好为《山中》。循着足迹去追寻，却有意外收获。“庭院是一片静，听市谣围抱；织成一地松影——看当头月好。”这庭院是谁的庭院，在哪儿呢？其实，徐志摩在北平任教时，因陆小曼不愿意迁至北平，所以，他一直借住胡适的公寓，这里的庭院自然是胡适家的庭院了。晚间的北平城依旧是喧哗如织，这一静一动，墙内墙外的分明，更加激起了一种想念与向往，他问：“不知今夜山中，是何等光景；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他在问谁呢，谁又在山中？或许，蛛丝马迹中就有了几分香山的影子，香山也静，这静逸与市井中庭院的静很不一样，是一种深、更深的静。徐志摩此刻想起这些，只想攀附一片月光，随着清风而去，去往山中松林包裹的夜光下，任作一枚绿色的松针，如愿掉在你的窗前，如一息轻轻的叹气，但，却不想惊动梦中沉睡的人。非常浪漫、缱绻的一首小诗，徐志摩这首诗歌，除了本身作品的经典外，其真正的意义，或作为一把钥匙，真正地开启了林徽因的“一身诗意千寻瀑”。紧接着的4月12日，林徽因便作了《那一晚》，这是林徽因的第一首诗作，虽是处女作，却是不同凡响，起点的高度，如今看来，也是觉得是一种不可思议，但是，也是理所当然的必然。但凡了解林徽因一生的历经，便会知道这只是到了质变的破点，恰恰好由徐志摩启蒙，由徐志摩点燃，又由徐志摩开启了这个破点。

这便是机缘，也许无关乎爱情，也不是温暖的亲情，但是，林徽因与徐志摩之间的情谊，这种第六感觉的无以道明，正好是你懂我，我也懂你的最好诠释，非关风月，也可情真如此。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工作中的林徽因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赞赏什么，谁来赞赏？当“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的时候、当“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的时候，“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这一派气势，高盎，推出，虽无挑衅，却是汹汹逼得人紧的战事宣言！林徽因巧慧，非一般女子可有，林徽因的自信，不输男儿半分，林徽因或许其他事情不需要任何人的褒奖，她的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唯有一件事，现在急需得到肯定，那就是这首《那一晚》的诗歌，而这首诗歌却让她分明感觉到了实力的所在，所以，她说，我独立地闯进你的边境易如反掌！这是谁的边境，何谓边境？其实就是她期待的赞赏者，赞赏者诗文的高度，她将会越过去。也就林徽因可以这样“夸下海口”，就凭此文足矣。

如此一比对，这算不算是对徐志摩《山中》的和诗呢？其实诗歌可以疗伤，可以疗病，徐志摩先前的出发点，或许只是对林徽因的一份担忧，对林徽因的一种挂记，并没想到正在山中疗养的林徽因会因此有所感悟而诗意迸发，开始创作就步入了一个写字的高潮期。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果林徽因还在继续忙忙碌碌中，或许根本分不开心身来自由抒发心中感慨；如果不是徐志摩的带动，她也会失去创作的许多灵感；如果不是早期喜爱文学，品读过许多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她也许根本没有一触即发的积累。

诗人林徽因，于是就这么被推向了文学的舞台，意外之中，却是意料之外的机缘巧合。冥冥之中，她一生必将为文字盛开，为文学谱写一份辉煌的篇章。

第二章  道偶然

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实惟有天知道得最清楚！

——林徽因

香山的静美，香山的清冽，香山上那些蓊郁的山林、山岭，潺潺的溪涧，含梗在山峡中的各具特色的古建筑，这些自然造物与人工巧织，现代气息与历史蕴藉，厚重人文与清浅空气相互交辉的无以媲美的独特风格，成就了香山的灵气与浑朴，它温软、细腻、多情、清疏，流淌着一种诗意般的情景梦幻，接近它，精神扩张和情感抒发的因子自发地蠢蠢欲动，诱导着生命本真和人生感悟的原形重现，一个真实的自我一点点迫近，这就是环境的魅力与功效。人格的塑造，生活的观念，人性的初始，人的命运，往往都与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密切关联着。

林徽因在这美妙的香山中，不经意拾起了一枚曾经掩埋下的珠贝，撬开它的壳，立即就闪烁炫丽光彩。殊不知，这枚珠贝经历得沙砾打磨，大浪冲刷、日子沉淀，再到某一刻因由契合地猛然唤醒，它该是多么地不易，生命乐章的演绎，五线谱的跳跃缺一不可的交织才能尽显完美地蜕变。

1931年4月，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二期上，林徽因发表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那一晚》、《仍然》三首诗歌。其中，《那一晚》和《仍然》均署笔名“尺棰”。在林徽因发表的作品中，用“尺棰”署名的时候并不多，而这三首诗歌其实实难分出创作的先后顺序。诗中所表达、诉述的，许多人都看作是一种感情的倾吐，是对徐志摩《山中》和《两个月亮》的回应。于是，不管如何，那个“你”自然就扣上了徐志摩的影子，一直甩也甩不掉。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者、作者、读者依旧希望，或者就认定是她为徐志摩而作的。林徽因曾经对诗歌创作作过一句经典的阐述：“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实惟有天知道得最清楚！”谁说得清呢？包括林徽因自己，或许也无法说清她写诗歌的来龙去脉。假定的人事，有时无非是深入的幌子，而进取中表达的，更多的是诗人瞬间的捕捉，这转瞬的灵感，则来源于生活的积累和生命的感知，合纵连横交错后的引爆，情感复杂、抒发变幻，表达具象其实是捉摸不透的，也许真的是“天知道得最清楚”！

1936年，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篇《究竟怎么一回事》的文章，阐述了她对诗歌和创作诗歌的看法：

写诗，或可说是要抓紧一种一时闪动的力量，一面跟着潜意识浮沉，摸索自己内心所萦回，所着重的情感——喜悦，哀思，忧怨，恋情，或深或浅，或缠绵，或热烈，又一方面顺着直觉，认识，辨味在眼前或记忆里官感所触遇的意象——颜色，形体，声音，动静，或细致，或亲切，或雄伟，或诡异；再一方面又追着理智探讨，剖析，理会这些不同的性质，不同份量，流转不定的情感意象所互相融会，交错策动而发生的感念；然后以语言文字(运用其声音意义)经营，描画，表达这内心意象，情绪，理解在同时间或不同时间里，适应或矛盾的所共起的波澜。

不难看出，林徽因对诗作的研究乃至其诗作的形成，在理论上也颇为深厚，精妙。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诗歌里都是这样的变幻着，有多少人啊！爱着这变幻，变幻的不确定、迷漫，有一息伟大的变幻，才有了人世间最美丽的诗篇。

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的行径？

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

星光，日影，在在都是她的花样。

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

骄傲的，她奉着那荒唐的使命：

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

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

都市喧哗，再寂成广漠的夜静！

虽说千万年在她掌握中操纵，

她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

难怪她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

来抚慰恋爱的消失，死亡的痛。

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

谁又能大胆的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徐志摩以“爱、美、自由”为生命的永远追寻，林徽因何尝不是？昨天的、今天的人何尝不是呢？这三样人生之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他是徐志摩，他勇敢、大胆、热烈，他敢于坦坦荡荡地去应对、去回应，因此，他的人生碑文上才会有人为他疾书这生命的本真，这是多少人都做不到的。他的灵魂凌驾于他的躯体、包括思想之上，这是真实、自我，极富个性的他。而徐志摩为林徽因一生的挚友，诗歌的启蒙老师以及推动者，他的潜移默化不可不说是深植在了林徽因的脑海里和思想中，运笔时再辅她个人独特的历经、体悟和视角，这样的诗作便会放射出光芒来，一点亮就会光耀四方。这是偶然，更是必然。

至于林徽因为何署名“尺棰”发表《那一晚》和《仍然》，这些都不是后来人探究的重点，去研究这个似乎达不到以点概面的小插曲，不能真实地反应林徽因诗歌的特征和内涵。其实，只有深入去一次她诗文的“发源地”，或许，才能真正了解一二。

说偶然，道偶然，却都不是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林徽因的诗歌启蒙，如果有意识地追溯回去，不难发现，她对诗歌的好奇、喜爱、认知，应该是与父亲生活在英国的那一段日子里，一种不经意的“投影”，映射下的思想波光，从而引发出的文艺初潮，再经慢慢培植，久而久之，思想和骨子里便很自然地摄入了诗意和诗情。潜意识一经存在、发酵，就不会再磨灭。

在英国伦敦的那些日子里，林徽因是孤单的、寂寞的。父亲林长民时常要应付社交圈子，有时难免会冷落下林徽因一个人在家生活，这样的日子是无聊的，感情是空虚的，光阴也是漫无目的的。幸好，林徽因通过父亲结识了在英国的一些中国朋友，有了联系和交流多少不会更孤单、无助，而徐志摩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员。徐志摩与林长民非常投缘，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便多了对文学、文艺的探讨，这种热闹的氛围，让身处现场的林徽因，也过了一把瘾，这个时期，不仅林徽因的思想里深埋下艺术和文艺的种子，同时徐志摩也深受启发，彼此切磋中对诗歌的再感悟，让他在诗歌创作上受益匪浅。这段经历在徐志摩的诗歌发展上同样是重要的一笔，使他对诗歌的领悟力大大提高，这个突破，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林徽因的美好。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似乎是不用质疑的“人人皆知”，有人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向往，即是对他一生“爱、美、自由”理想的向往。在林徽因身上，他看到了这些美好的存在，他追寻的，就是林徽因所体现出来的。因此，他一生都爱着美好，这种美好透过林徽因，使他看到了诗意，看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而这种诗意由内而外地又折射到了林徽因灵魂里去，这种相互交辉的变幻，便使他们摩擦出了生命的火花，与友情、爱情、亲情似乎都有关联，却似乎又都是一种简单的具象，以致徐志摩自己到头来也分不清了。

林徽因在伦敦公园中(1920年)

但，林徽因分得清！处在孤寂中的林徽因，正好有一块思想的荒芜地，这时正好由经父亲和徐志摩的思想牵引，进入了诗歌领域。在英国的那个时期，林徽因熟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更多的是外国诗人的作品。她一生的挚友费慰梅曾说：“多年后听徽因提起徐志摩，我注意到她对徐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济慈、拜伦、曼殊斐儿、伍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新美感、新观念、新感觉，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徐志摩常常为徽因“读济慈、雪莱、拜伦、华兹华斯和斯万伯恩的浪漫诗篇，他读得出了神。他为林徽因打开了文学的大门，而这扇大门，就是用英诗装饰的。”

年少时的林徽因不曾写诗，但是，外国诗人对她的影响，早已经种在了她心田上，不发芽则已，发芽就会开出绚丽的花朵。

凡是一种偶然的发生，必是自然的存在与反应！

林徽因一鸣惊人的诗作诗歌，再往里走，再去深究，会有更多的因素浮出水面。诗歌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表象，它是夹杂了奇峰险峻、鸟鸣花语、旷野青川、人群走兽、烟云长河、星辰水月，它是来来去去的故事里外，它是注下的某次因缘际会，它是世间万象的美妙揉合，更多的参透。

因为这种参悟与参透，林徽因的笔下灿灿生辉！

第三章   言『新月』

这是一首理想的爱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

——朱自清

“觉醒”二字，用在诗歌的创作上最为贴切。

何为觉醒，觉醒为何，觉醒中的表象如何？如果巧遇一把梦寐以求的钥匙，这把钥匙它不在别人手里，也不在花花世界的尘世中，它只在你灵魂深处浮荡，似一缕蒿草从不轻易就范于污浊，始终保持着使人艳羡的葱绿，活泛着鲜妍，在宁静中开着微光的轻闪、轻闪的梦。在某个夜深人静，在躯体沉睡中，思维暂停状态下，它更为清醒地，也更为持戒地抵御着某种惊醒的入侵。但，你仍得相信，它是在等待，等待时光凝聚成一柄锋刃，刺破漫长的时光隧道，你才知道，原来，它只是等待某一次警醒后的揭竿而起，在跌宕中激越，在回首时认取生命的真谛，从而醒来，悟了，于是，觉醒。

觉醒催生的灵感一发不可收拾，在宽敞的天地间，胸怀延伸着辽远，林徽因对文字的觉醒，唤起了灵魂中的诗意盎然，越深入，越沉醉其中，不然，怎会接二连三地创作不停，发表不断呢？继《诗刊》上刊登三首诗歌后，林徽因又在第三期《诗刊》和《新月诗选》上发表了《一首桃花》、《笑》、《深夜里听到的乐声》、《情愿》。加上之前曾发表过的《仍然》等作品，这些都发表在“新月社”旗下的刊物上，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重要成员之一。“新月社”的核心成员还有胡适、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陈西莹等，梁启超、闻一多、张君劢也曾多次参加社团活动。这些人多曾留学英美，大家情趣相投，对文学、文艺热衷非常，也具有很高水平的写作与鉴赏能力，于是，便想到了聚会一起开展些文化探讨活动(这让人难免会想起林长民和徐志摩一干人在英国聚会时谈笑风生的情景，也是一种文学交流的延伸)。这样，最初的“新月社”活动模式就诞生了，后来随着社员扩大、声势壮大，便发展成了俱乐部形式。他们起始的愿望就是“几个做文学梦的同行人，开拓一些艺术上的新路径”，如此简单而已。其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蕴育而起的，寓意为“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谈到“新月社”，不管是当时，还是当下，都不得不提到一个与“新月社”息息相关的人，在“新月社”成立时，她不是诗人，却在“新月社”活动中十分活跃，到了“新月社”发展壮大的时候，她依然也没有诗作面世，但是，“新月社”许多大型活动似乎都少不了她的影子。泰戈尔1924年来华时，她是重要陪同成员之一，与徐志摩一起，包括自己的父亲，上演了一幕极为精彩的话剧——《齐德拉》，至今被人热议和称颂。她就是林徽因，恐怕也只有她这么一位轻妙多才的女子，才能在“新月社”众多人物面前不羁了性子，她的艺术气质和内涵修养有一种逼人的不容小视！

徐志摩说她的诗歌“新起的清音”，这是一种不掩饰的极力推崇和真心赞美。这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艳一瞥，原来这美妙的珠贝一直隐藏在这里，静默了多少年了，无意被撬开了硬蚌，露出珠圆玉滑的最真，怎么不惊讶和欣喜呢。

别丢掉，本心，初心，便会有一颗饱满的诗心。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持着那真！

一样是明月，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向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作为林徽因的经典诗歌作品之一，《别丢掉》一直受到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多有赏析者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去探视此诗的形成原因与精神内核。梁实秋(灵雨)曾批评它晦涩，难以让人懂得，而朱自清就梁实秋的评论自有一番自己的见地：“今年上半年，有好些位先生讨论诗的传达问题。有些说诗应该明白清楚；有些说，诗有时候不能也不必像散文一样明白清楚；关于这问题，朱孟实先生《心理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大公报·文艺》)确是持平之论。但我所注意的是他们举过的传达的例子。诗的传达，和比喻及组织关系甚大。诗人的譬喻要新创，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总要新，要变。因为就觉得不习惯，难懂了。其实大部分的诗，细心看几遍，也便可明白的。”“譬如灵雨先生在《自由评论》十六期所举林徽音女士《别丢掉》一诗(原诗见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天津《大公报》)”，“这是一首理想的爱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

《别丢掉》作于徐志摩去世的第二年夏天，许多人都将此作看作是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情诗，斯人已逝，诗人倾诉的心声在说与谁听，谁能真实地读懂它，懂得她，有那么一个人吗？而诗中若隐若明的“你”，他(她)到底是谁？如今，“黄鹤一去不复返”，即是还在，也未必能清楚明了个中的感悟和心情。其实，谁愿意丢掉曾经的热情，谁又在流水似的日子清冷中，在幽幽的岁月里，在黑色的渺茫下，叹“你仍要保持着那真！”保持那真不容易，像梦一般的高而迷茫，但是，必须得认清，仍有一个回音，说，都得保持着那真。或许，《别丢掉》的，便是人世间里众生都不该，不应丢掉的本色和纯真，最原始的面貌——真！

徐志摩是诠释“真”字的稀有者，林徽因，她何尝不是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有共同理想和一样心性的人，怎么会真挚交往了这么多年，不管风言风语，不管人事辗转，不管天涯海角，他们的友谊却越深沉、执着。天地间，唯有坦坦荡荡方能见日光，不然，必是生活在深海里的海藻，盘根错节的攀爬、附会，却终年不得阳光的青睐，阴暗潮湿乃生存的匹配，哀乎，悲乎？那些饱满丰美的诗行，便是最好的印证。干净的灵魂，才能写出美妙的清音，谁说不是呢！

在新月诗派中，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地位都举足轻重，他们创作的诗歌，思想启蒙都来自英诗，对外国诗人的推崇，以及对外国诗作的熟稔，使他们诗歌的烙印极为明显，浪漫、清丽、柔美，构思轻巧，意象奇峰，画面质感，极富韵律，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和呼唤，用灵魂说话，用灵魂表达，用灵魂咏唱世间的真、美、好或苦、痛、伤，尤显一个“真”字。相对于林徽因，徐志摩的诗辞藻有时更为华丽，表达更为张扬，而就写作目的来看，林徽因更偏于一种自我呢喃、轻咛的境况中，这与她真实的内心非常贴近。林徽因的诗歌，第一作者是自己，而最终的读者依然是她自己，或许，她下笔，纯粹是一种自我抒发，与发表没有丝毫关联，而所发表的作品，也多是应朋友之邀，不得不为情“奉献”罢了。

一个诗人，如果因为发表而作，或因为出名而写，怀揣着这样的目的和心思，那么，他的诗作再好，也是次品。心有多宽，意就有多广，情有多深，爱就有多沉。如果这些都渗透于思想中，自然，诗作便有了生命和灵魂了。

林徽因的诗歌，有一种炫色的精妙、轻巧，游离着清亮的光束，诗情碰触下的清脆穿行在云山雾罩下的迷离中，有勘不透的美不胜收，令人无限向往。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旋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松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的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笑》，给人一种唇齿留香，余味深长之感。因为这一抹旋的笑点响了日子，也点响了日子里轻软的影子。林徽因学习建筑，也学习舞台设计，林徽因对画画精通，对中外文学熟谙，她的诗歌承载的厚重，也就多了节奏、人文、历史、空间、留白，各种能想到，能悟到的情景皆于诗作中了。这便是她写诗歌无法比拟的优势，诗作的一鸣惊人，也就自然情理中了。

看这《笑》，几人能勘破这“笑”，那么得甜蜜，芬芳。这是林徽因纤软、闪亮的笑，轻弹着云波，轻浪的纹路，别样地迷人。一如她的诗歌中散发出的沉香，醉人、醉心。

第四章  问这秋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音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

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中期待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诗的一篇；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

秋天是一个多思的季节，秋天的泥土中散发着湿湿的氤氲，秋天里瓜熟蒂落，秋天收获迷人的锦色。秋天，成熟、圆满。其实秋啊，在风中也挟夹着一层薄薄的萧瑟，落叶在飞舞，一山山的枫红，一山山的沉翠，似都有倾诉不完的故事。秋天让人迷失、走丢，易伤感、伤怀、伤心，秋天也让人充实、丰沛，能在成熟中体悟到一种盛宴的丰美。这秋，秋天多情着、矛盾着，却又有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气息，缓缓的云，缓缓地流动着诗意清芬、温婉，无以媲美的秋意浓。

古今中外的诗人大多爱秋，林徽因也不例外。对秋天的挚爱，或许能从她笔下探知一二。

正与生命里一切相同，

我们爱得太是匆匆；

好像只是昨天，

你还在我的窗前！

笑脸向着晴空

你的林叶笑声里染红

你把黄光当金子般散开

稚气，豪侈，你没有悲哀。

你的红叶是亲切的牵绊，那凌乱

每早必来缠住我的晨光。

我也吻你，不顾你的背影隔过玻璃！

你常淘气的闪过，却不对我忸怩。

可是我爱的多么疯狂，

竟未觉察凄厉的夜晚

已在背后尾随，——

等候着把你残忍的摧毁！

一夜呼号的风声

果然没有把我惊醒

等到太晚的那个早晨

啊。天！你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苛刻的咒诅自己

但现在有谁走过这里

除却严冬铁样长脸

阴雾中，偶然一见。

《给秋天》、《秋天，这秋天》、《十月独行》、《红叶里的信念》，这些写秋天的，或者秋天里抒发的诗歌，有别于林徽因前期诗作的轻灵、精巧。这几首诗歌中，所吟诵的篇幅拉长拉开，节奏上更为紧凑，挥洒时张弛有力。一气呵成的《秋天，这秋天》七十多行，《红叶里的信念》达到了一百行，这是林徽因诗作中少有的风格，特别是这些长诗钟情于写秋天，就更富有想象和韵味了。

秋，给了林徽因怎样的一些触动和深度思索，让她情不自禁地吟诵着，长长绵绵地，荡气回肠地诉述？

术有专攻，业有所成，在事业上日臻丰满的林徽因，步入了一个人生理想的收获期。在民国依旧是女权不解放的大时局背景下，她能取得如此的骄人成绩，不但突破了自我，也是女性能承担社会工作和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例证，谁说“女子不如男”，在建筑学上的成就和突破，林徽因向世人证明了女子的“能”！这是努力、付出、经营下的美好花果，林徽因获得了，同时，她也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痛苦，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几年拼搏中，过度劳累等因素诱发了她肺病缠身，至此，她不得不停下所有的工作，专心养病、调理。这对正处在事业黄金期的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人的一生中，与生命背道而驰的，往往是最为得意和顺利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无数愿景和渴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时刻，通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艰难和挫折横埂在前进的路途上，林徽因遇到的情形便是如此。她那么年轻，却获取了那么多的硕果；她那么年轻，生命途中却遭遇了最大的“敌人”；她那么年轻，才开始初放着含露的蓓蕾。可是，人生际遇如此，生命常态无形，都得接受这命运的洗礼，都得经得起病痛的考验。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交织下，林徽因内心会产生怎样的感慨？生命的春夏秋冬，孩提时的葱茏、无羁、天真童趣，她走过了。夏的炙热与热烈，在爱情中，在事业上她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蜕变，她历经了。从春走到秋，似乎，该是迎接饱含清露的一个季节，硕果累累迎风招展，等待她的采撷。但就是这么一个起点航线的征程中，她将自己撂下了一段路程，不得不搁下所有，疗养身体。

身体的垮掉，心理上自然而然会发生改变。抒写秋天，用秋天的蕴藉来表达内心再合适不过了。收成了，萧瑟中，清冷着，却又在沉甸甸中蕴含着希望。

林徽因的秋，是她生命的秋。她时常在秋去秋来中检阅着来去过往。尽管她知道，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但是，她依然热烈地迎着每一个秋，来了，去了。而她，仍然继续写着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成熟。

秋天，这秋天

这是秋天，秋天，

风还该是温软；

太阳仍笑着那微笑，

闪着金银，夸耀

他实在无多了的

最奢侈的早晚！

这里那里，在这秋天，

斑彩错置到各处

山野，和枝叶中间，

象醉了的蝴蝶，或是

珊瑚珠翠，华贵的失散，

缤纷降落到地面上。

这时候心得象歌曲，

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

浮出珠沫，溅开

山石的喉嗓唱。

这时候满腔的热情

全是你的，秋天懂得，

秋天懂得那狂放，

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

不经意的凌乱！

才华横溢的林徽因，坚信会拥有生命里每一个美好的秋天，当枫叶红了的时候，当秋风又徐来的时候，化作了一枚坚实的信念，植入到了心房中，等下一个春暖花开。

都说林徽因的爱情诗篇令人心动、沉醉，其实不然，稍作了解就会发现，林徽因作品中，多有描写市井、民众题材的诗歌。她透过窗子之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荒芜上，在行行走走的歇下、提起的瞬间，捕捉着每一个生命，每一次变迁的精彩和感悟。《茶铺》、《年关》、《微光》、《旅途中》、《小楼》等，都呈现出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活境况，以点为核，辐射辽远，这些精湛的小诗中透露出的许多信息，意境深远，值得后来人细品、沉思。

张大爹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矮檐上长点草，也结过小瓜，

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

是老坛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零乱。

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

大爹自己(上年纪了)不相信古老。

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

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

明净而新鲜的一首《小楼》，是林徽因吟诵的昆明即景。寥寥几笔，古街、古景、老人、新柳，托盘而出的妍色，像一涧清冽的汤泉，天然中跳跃，朴实里玲珑，笔下真实，感情诚挚，这不可多得的晶莹透亮的小诗，别开生面的布局、运笔，不由使人眼前一亮，顿觉活泼、生气。

林徽因的诗歌没有徐志摩的诗作那么的柔媚、娇嫩，却多了几分坚韧的弹性。林徽因的诗歌，有别于当时许多女诗人的呻吟之作，有社会担当的一面。林徽因的诗歌其实是她内里的呐喊和心声，说是大众在看，在揣摩，在深悟，其实，谁能真得懂她！一如我们不懂的这个现实社会一样，或拨开浮云的那一天，已是近黄昏。只是，也有少数的同行人陪着她慢慢地走着，走着……不论当时，当下，都有这样的知己、诗友。这就是诗人的无憾，有人懂你，或只有一个人懂你，哪怕这个人是自己，亦无悔！

岁月就是一首诗，一首无言的歌。在静默中，我们常常更为清晰、也同时充满着倾吐的欲望，于是，这便成了诗人们写作的大好时光。但凡安静，便会滋生诗意情怀。林徽因的《静坐》，她悟到了什么？

冬有冬的来意，

寒冷像花，

花有花香，冬有回忆一把。

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

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

寒里日光淡了，渐斜……

就是那样地

像待客人说话

我在静沉中默啜着茶。

林徽因的窗子，里外没有隔阂，它是澄清的一堵通亮，外即内，内可透视外面。静静地时候，每一个人的姿态都那么的相似，只是，真正的静，是如一面平镜般的坦然，看它是你，你则也是它了，互惠融通，彼此心意了然。这样的寂静下，一杯茶，一缕烟，一个影，一支笔，可不就是当下、全部了。一切都因为这静，你静，而不是世界的静止，如此而已。林徽因能参透这静中的美妙，静中的乐趣，静中无限大的空间，因此，她的诗行就多了一种淡淡的流溢光华，不急、不躁、不痴、不迷，清水出芙蓉，“正中擎起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林徽因捧出的辉煌，何止这些，在小说，散文等文学领域，她一样着墨着不一样的精彩！同样成绩非凡，令人刮目相看。

第五章  塑文华

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有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

——李健吾

在新月诗派的众多诗人中，大多以诗歌创作为核心，涉及、延伸到散文、小说、戏剧等领域的诗人极为少数，沈从文算是新月派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也是在文学领域多发展、有突破的诗人，如果再仔细甄别、发掘，不难发现，以诗作为主的林徽因，其实在散文、小说、戏剧上也收获颇丰，且独具视角，别有特色，运力深厚，均属上乘的佳作。尽管林徽因留存的作品为数不多，但其研究价值却颇大，实有意义。

论林徽因的文学处女作，真正算起来，应该是算她1924年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一篇王尔德童话译文《夜莺与玫瑰》，这是林徽因第一篇见报的文学类作品，当时并没有引起外界很大关注，也没有激发起她本人的创作热情，这也许就是林徽因爱好兴趣的一时产物，“玩票”之作罢了。不过，由此可知林徽因对文学的感悟力一直存在，只是缺一个破发点，或暂时没有时间来应付本属于爱好的文学创作，在她生命中，文学就是一抹淡彩，仅仅是图画中的着色点之一，可她却一样挥笔得充满情趣和乐趣，顺手拈来，恣意花开。

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毫不掩饰对林徽因的喜欢和称赞，她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

萧乾与文洁若

林徽因的才学和机智，可以在当年的“太太的客厅”里得到印证，她所展示的辩机和知识，非一般人能所及。她思维清晰、敏捷，热得似一把直窜的小火苗；她热烈、激情，对于真理执着、坚持；她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不但没有影响众人对她的认识、看法，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爱慕和尊敬，这样的人思想跳脱，思维活泼，这不但是她语言上的天赋，也是性格使然的结果。这样的心性，在小说创作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林徽因一生只有六部小说问世，确是稀少，但是，这些作品在当时包括现在都引得许多学者研究，有人说，根本看不懂她创作的《窘》、《九十九度中》写了什么，作品表达、传递着什么。

《窘》于1931年夏初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新月》刊物上，是林徽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林徽因的实践性尝试作品，很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小说不走传统的套路，善于着墨于心理描写，对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带着同样的细腻手笔和温婉情愫，主角不是主角，配角不一定是配角，他们只是在林徽因笔下担任和担当不一样而已。

《窘》中，34岁的维衫爱上了朋友少郎16岁的女儿芝，思想差异，年龄界限，辈分悬殊，这是摆在面前的无法更改的事实，因此，便演绎了一次次令人窘迫的尴尬场面。手法别具一格，运笔丰满细腻，林徽因的小说，融汇了诗歌中的美感和韵调，也有建筑学上空间布局的宏阔、射线，方方面面地互为渗透，每个点都散发出不同的色泽和蕴含，让小说即使在看似破碎中也有一种无形的主旨贯穿其中，充满了布局的玄妙和设计的精巧，令人回味悠长。

《九十九度中》更甚。这个以华氏99度高温作标题的小说，据说当时在《学文》创刊号上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和反响，与发表《窘》时一样备受冷落。即使有关注的学者，也称“读不懂”。这倒奇了怪，为何一篇文字也将专家们难住了？难道是作品太多瑕疵，还是太过新颖、前卫，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林徽因创作《九十九度中》的时间是在1933年，而作品发表于1934年，说明这篇小说压在箱底一整年了。据说朱自清之前曾读了此手稿，也给出了“确系佳作，其法也新”的认可。但是，林徽因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将该作品马上面众的想法，于是一直搁浅、等待，直到《学文》的创刊号上才与读者见面。是林徽因对自己的文字不够自信，还是有它因，在今天看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小说创作的意义所在，它让学者也生迷惑了。一位国立大学文学教授说，完全读不懂这篇小说，现下的人呢，读懂了吗？或许真的许多人都没有读懂，或者在慢慢地懂得之间徘徊，似乎“曲高和寡”了。当然，也有专家说了，比如李健吾就写过一篇评论，他说：

“一件作品或者因为材料，或者因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须有以自立。一个基本的起点，便是作者对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极其富有传统性，也可以极其富有现代性。”

他还道：

“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有现代性；唯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式式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有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一个女性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场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水波一样轻轻地滑开。”

李健吾(1906—1982)

中国现代作家、戏剧家、

翻译家、文学批评家

李健吾的肯定，无疑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九十九度中》，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有一拨一拨的人在问自己“看懂了吗？”依然会有人说“没看懂”答案，切确的疑惑。但是，这部作品却真值得去咀嚼、去回味。佛祖的“拈花一笑”，或许在场只有迦叶尊者一人悟了，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问题嘛！林徽因的小说创作，敢于探索，敢于不同，也敢于向传统、自我挑战，将生命里能取来的汁液养分全部浇灌于此，从而达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形式上的文学作品了，它的截面反应出更为广大的生存空间，所运用的知识矿场、宝藏更为丰富多样，技法且饱含着东西方文化融合合并后的精髓和要旨，具有无限魅力。

林徽因还创作了模影零篇《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四篇一组系列小说，都发表在了《大公报》“文艺”副刊上。1935年，在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中，也辑录了林徽因的“模影零篇”作品。林徽因一生仅创作了六篇小说，虽为数不多，却都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直闪耀着光华和曦晖。

《窗子之外》，是林徽因很负盛名的一篇散文。窗子之外，都是些什么？在贵族大家庭中成长的林徽因，留学过英美的林徽因，嫁入极富声望梁家的林徽因，也有了一定成就的林徽因，她的世界里，窗子内外有着什么样的不同？走入街市，走向人群，走进茫茫然然的熙熙攘攘中，到底哪儿不同了？林徽因打开自己的视角和思维，从理性的角度诠释她看到的窗子内外，以女性的细腻感知人间百态、人世辛酸，窗子之外，窗子之内，不走出去，不走进人海中，哪有这么多的真实感怀和人生悟性呢？来源于生活的，认知于生活的，都得为生活服务好，周全好，让更多的人认取生活的真谛，人生的本真。

林徽因两篇悼念徐志摩的散文，可谓是上乘之作。《悼志摩》、《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融入了太多的思念，太多切切的情感，真挚感人、朴实无华，并没有嚎天喊地的一味眼泪熏染，一个“情”字感怀人，一个“真”字打动人，一个“念”字伤心人，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情感，是一种精神的契合，对艺术的追求，对美好的认同，对彼此的懂得，他们是难得的知己挚友，这样的感情，是不能狭隘在“爱情”这样窄窄的范畴里，是一种让人更明朗的，更欢欣的，更自如的第六感觉。爱情会枯竭，友情却可弥足长存，珍贵无比。

林徽因的散文作品也不多，曾创作的《蛛丝与梅花》、《窗子以外》、《究竟怎么回事》、《彼此》、《一片阳光》等也非常受欢迎，她的笔法有种炫而彩的与众不同，独特的触角延伸的方向和内蕴，总让人为之一动，心中花开。

学过舞台设计的林徽因，在戏剧创作上也得心应手。一部《梅真同他们》，再次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功底，浑厚天成，一幕幕剧情在她的笔下婉转成书！

人生便是这幕舞台剧，一旦拉开，随之而来的精彩，赢得一阵阵掌声，经久不息！

第五卷  三生石上三生缘

第一章  三段缘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前面的一个，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林徽因

对感情的追寻和价值的追求，二者都是林徽因人生信仰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极为重要，这是两股滋养着林徽因生命恣意绽放的源泉和动力。一个人如果没有爱情，那么他的生命将是一片荒原、漠地；是小草不发，甘露枯竭；是亦如一尾“沙漠鱼”，只能苍凉在西风中等待绿洲、清风的迁徙，来抚慰干裂唇齿。若一个人没有了价值取向，那么他的血脉就如一条条干涸的阡陌，即是纵横交错，也不过是一张无形无矩的大网，网住了人之心性、本初，性灵则被那些中规中矩的陈化所束缚、捆绑，那么，他又何来有心田泽泽，水湄泱泱的波光潋滟之美呢！

崇尚一个“真”字的林徽因，她岂能受生活的摆布和人性的禁锢！

于是，林徽因说：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求自己，也不苛责别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判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想做的事太多，并且相互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去做，那件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罪过自己。”

于是，时光如水中，总会饱含着多情的月光，在温润如玉时撬开这夜色如岚的徐徐，他美好着，任由汲取着；总会有一面澄澈、干净的湖镜，你即是他，他即是你了，不分彼此的亲近，偶尔也抵对着起波澜；也总会流水遇青峰的绝妙映衬，流水去处，青峰崛立，青峰不改，流水不息，一曲“叮咚”，捧出知音七弦，互为懂得，这便是生命的本真和最终的追寻。

于是，敢为的林徽因，一直在感情面前不做作，不掩饰，不拘着。她在谣言纷纭中，能真诚、坦荡地对待与徐志摩的微妙情愫，坚守友谊长存。她的态度不同于一般人遇难事便退避三舍的自我保全做法，她认定的，坚持的便会去承担和接受。其实，这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的感情，桩桩件件哪一个不是难以捉摸和参透呢！真不是仅凭理智就能把握和操控的。

对于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感，在当年和现下，都有许多疑惑不能真实地解开。他们到底是恋了，还是没恋，或者是牵手后又离别了？在今天看来，许多人想知道的是最终的果，而对于那时花开的美好与嫣然，倒是其次了。感情的事情是最难以说清楚、道明白的，只有当事人保留着当初的遇见、发生和发展的情感轨迹，任何人去猜读、揣测，寻丝觅迹都是徒劳无功的枉然而已。

徐志摩是一枚灿灿的太阳，热烈、奔放，散发出炽热的光芒，无论做事、写诗，还是在情感追寻上都如此这般的滚烫，让人深陷一股火热中。他的敢于释放，无私释放，这让他的情感历经丰富了，但也波折，特别是他与林徽因的一段若明若暗的情愫，半个世纪已过去了，许多人还在不予余力的挖掘。就林徽因留下的文字记载和与子女在这问题上的交谈上看来，徐志摩一生都将林徽因作为“美、爱、自由”的化身，在他心中，林徽因的美好，就是他追寻的极致，恰恰是这样的因由纠结，一直缠绕在他们的故事里。

徐志摩爱林徽因吗？没有人会说他不爱她，这已经是得以肯定的事情，但是，他爱的是林徽因，还是林徽因身上的光华绝妙，这就很难说清了。总之，徐志摩对于林徽因，参杂的情感太多太复杂，而林徽因回应的微妙，虽在有意退避中，却仍然将徐志摩做了精神上的同路人，他们互为鼓励，在认同中走过了流言的风风雨雨，两人皆无悔！林徽因是徐志摩炙热下，柔美的一弯清月，皎洁在水未央中无法捕捉，他为爱逆流而上，她则为美好守护心田。有一句歌词，说“白天不懂夜的黑”，那太阳可懂月亮的心呢？徐志摩是浩空中壁挂的火红太阳，林徽因则是夜色褐眸里的清辉，他们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只能注定彼此相对守望，知心相伴一生。很多人将无法透视和弄清的感情，笑称为第六种感情，这种感情是如何的呢？是不是正如林徽因和徐志摩他们这种既懂得，又相惜相知，又在坦荡、互助中生长起来的这种饱满情感。是这样的吗？

走过风雨，未必人人都能见到彩虹。其实大多数时候彩虹早已深种于心，它一直翕动着荧荧的锦色，迷离、光耀，炫目中令人无限向往、神驰。

徐志摩的现代诗——《再别康桥》

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故事，似一道靓丽的彩虹，来时夺目，去时留影，充满了玄迷。如果说他们的故事宛如一首诗歌，每个人读，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感悟和懂得，不尽相同。然而，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情感则不同，他们的相恋、相知、相扶、相拥，一生尘埃落定，圆满美好，两人携手功成名就。

有人或许心中会默默地疑问，是梁思成成就林徽因一生辉煌，还是林徽因成就了梁思成的梦想，还是他们彼此成就了心中的愿景和信念？梁思成温润谦谦，林徽因朗朗干练，他们的契合本就是最为般配和和谐的爱侣搭档，在性格上互补，在情趣上相投，在事业上同行，他们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性格、家庭以及学识优势，让情感更为的牢固，让生活充满阳光的味道，让抵对在时光中磨平棱角。

梁思成是林徽因生命中的一面哈哈镜，梁思成具有的人格魅力和君子之风，始终让林徽因感到安全和独立，这个男人从不羁绊自己妻子的思想和灵魂，这就是他的好，她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天生的优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总体上梁思成带给林徽因的是快乐和幸福！同样，林徽因也是梁思成的一面平镜，她的美好，她的才气，她的个性，都是梁思成爱了的模样。他们在建筑学上孜孜不倦的一致追寻，成为了一根牢固缠绕的红绳子，一直牵引着他们走下去，攀爬得更高。他们是彼此的镜子，不分里外，不分谁是谁，不分高低深浅上下，他们一生融为一体了，也只有这样的一对人儿，相互影印下，才会光芒四射，这是天赐良缘，无人不羡慕这样天作之合的姻缘。尽管，他们的感情路上也布满泥泞过，红灯也闪烁亮起过，但都被相互的包容、宽厚、理解和付出化为了绕指柔，一生婚姻美满！

在林徽因的情感经历中，如果说起她与徐志摩的故事，她或许会予以否认，但是，对于她的另一段感情，她则敢于承认，也敢于拷问自己的情感的真实。

当林徽因发现自己爱上了金岳霖时，她不是采取回避和迂回的隐蔽方式，而是主动的向自己的丈夫提及这段感情的原委和想法，这样的明朗做法，显然是新式女子的思维。留洋过的林徽因，在勇敢和担当上，与同时期的民国女子是截然不同的，她这种坦然的处理，反而赢得了梁思成的豁达与宽容。梁思成不但没有更多的责怪和抱怨，反而尊重她的选择，让林徽因真正看到了自己丈夫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不是能装出来的权宜之计，也不是故作男人的大度，他懂她，就够了！金岳霖听了这段故事的前后，也更加尊重林徽因夫妻俩，并认定他们为一生可以交心交往的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人常谈论的林徽因与金岳霖高尚的爱情故事，并对之称颂，仰慕。

这一段佳话，一直传诵。后来，金岳霖一直在这对夫妻的视线内生活，住地不远，有些年他们两家人是前后院的邻居，他们有时聚餐在一起，因为近，所以常“资源共享”饭食，两家都有好厨子，都好这一口。金岳霖对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双儿女，也是深爱，有时带他们出去玩，有时上下课也去接送，暮年的时候，金岳霖是在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那儿度过的，可想而知，一个将他人的孩子作了自己孩子的男人，该是多么的细腻、温存。金岳霖，一生未娶，但他，一生未有委屈，爱一个人，就是爱上她的一切，就是默默地付出与支持，从来无怨无悔！

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曾道：

“不过我同你有大不同处：就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捉住一种生活的意义，即使这横溢奔放的情感所发生的行为上纠纷是快乐与苦辣对渗的性质，我也不难过不在乎。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以下我情愿也随着赔偿这天赐的幸福，坑在悲痛，纠纷失望，无望，寂寞中捱过若干时候，似乎等自己的血来在创伤上结痂一样！一切我都在无声中忍受默默的等天来布置我，没有一句话说！(我且说说来给你做个参考)”

她还说：“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前面的一个，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这就是林徽因，林徽因的感情观念，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取向，决定了不一样的林徽因，以及她的爱情故事令人目眩神迷，充满了温柔的橘红，摇曳得似深巷中缱绻的烛火，那么得温暖，微微一剪光，扑闪地在月光如水中，纷纷流溢着感动。

第二章  老婆好

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梁思成

中国人有句俗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这倒不是有意夸赞自己，或嫌弃相濡以沫的妻子，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比较自信自我，这是从心底上蔓延出来的气韵，非常的魄力。同时，五千年文化浸染的中华民族，许多女性囿于尊夫、从夫、顺夫的传统禁锢之中，思想难以开拓，情感相对内敛，因此，夫妻情势上易刻板、遵从，或有时就难免少了些许美好的情趣。贤良，淑德，温婉，这样的妻子可以持家，安家，兴家，是男人心中的贤内助，但，却不是男人爱情故事中的良人，也就有了“老婆是人家的好”的诸多遐思和幻想。这样的感情定式，却被梁思成一句话语推翻了：“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只要是关乎林徽因，那就一切都好，在梁思成的世界里，林徽因占领的不是一席之地，而是整个高处的经幡。

夫唱妇随，在寻访古建筑之路上，他们的脚步永远都是契合的

婚前，他问她：“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

她答道：“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缘来如此，他们完整，完美的一生给予了当初誓言的全部诠释。

她对他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作为她的丈夫，作为一个男人，他听后非常震惊，心中有如烈火锻造，一夜痛苦不堪的折磨，但是，他冷静思索一晚后，毅然告诉妻子：“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这是对妻子何等的心灵爱护和情浓真挚啊，他是梁思成，是爱了林徽因的梁思成。林徽因的坦然大胆和毫无保留，丈夫即是知己，也是大哥，更是当事人，如果林徽因走传统女子的保守路线，不公开，不诉说，无非演变成“相思苦熬”，对三人都不公平，再者，说不定也会增大“婚外情”的机率，这是无法预测的情感走失，恰恰是这位开明的新式女性，将丈夫作了真心人，诉情，诉苦，诉茫然，并没有似其他女子的故作和扭捏隐藏着。人的情感一生都很复杂，在心灵上从一而终的人极少极少，岔路口总会有，只是在岔路口遇到的上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路盲人”的决定，或遇人不淑，或刚好巧遇智者、清者、明者，那便是福分和运气了！

梁思成此刻扮演的角色重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是一位上师，明了，看得清原委，也懂得妻子，懂得人性的真实，所以，他为爱放行！他为妻子能收获更大的幸福而退步。这一做法，打动了思想动摇中的林徽因，她不但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中说了一句让梁思成终生难忘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就如当初婚前的诺言，铿锵有力。后来，林徽因将经过原原本本说与金岳霖，这位智者叹道：“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这样的性情同样坦坦荡荡，令人钦佩，三人并没由此产生芥蒂，反而更放心，更关怀，更坦然。正是因为林徽因的情感处理方法和技巧，让她和梁思成的婚姻走到圆满的终点。

金岳霖(左一)，一生逐“林”而居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和婚姻，或许有许多人从心里都会暗自问到：“他们是真的相爱吗？是真正的幸福吗？”

一位是梁启超的大公子，一位是林长民的长女，他们同样出身名门，门第自是不说，两家都是以书香传家，瀚文弄墨，梁启超和林长民都是学问家中的骄子，二人都是名高才显贵不可言。其子女一个是清华才子，理科佼佼者，兴趣爱好广泛，多特长；一个是面容美好的才女，文学文艺女青年，见闻颇多，研究宽泛；这样的一对金童玉女，这样的家世背景，就撇开政治联姻的俗套说法，也不失为好姻缘。尽管梁启超的说法是“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这个联姻，却是既定事实，没有特殊的外界干扰，林梁两家都不可能悔婚。还有什么比这更适合的更好的婚姻！

梁思成学建筑学，是因为林徽因喜欢，爱屋及乌，这算不算是一生倾情奉献呢！

林徽因的美好，让梁思成也是紧张的，虽说两家说定了这事，但是世间事是万千变化的。他们的情感稳固，也许，有两件事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两人出国留学前，梁思成骑摩托车摔断了腿，据记载，是梁思成和弟弟一起去参加游行途中不幸受伤的，也有说法是林徽因因为想吃橘子，梁思成为林徽因买橘子途中摔断的；后者提法这毕竟是传言和猜测，就梁启超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件来看，梁思成是参加1923年“五七”国耻游行受伤的，后来多以此提法来定位梁思成腿伤的缘故。梁思成的腿断，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但是，却赢得了林徽因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计性别之嫌，周到关怀住院中的梁思成，做得细致，周全。梁思成母亲曾认为不妥，未过门的媳妇就一点不避嫌的照顾，与传统和体统不符，还有些许埋怨和想法，倒是林徽因也不在乎这些念叨，一如既往的对待病中的梁思成。想来，梁思成心里是幸福极了，林徽因这样的表现，确切无疑地将自己作了未来丈夫看待，他这是暗自欢喜中。当然，见地非凡的梁启超更为放心了。这是两人感情增进的插曲之一。

另一则便是在林长民意外去世后，梁启超对待林徽因的态度，林长民一去，林家不但少了精神的支撑，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收支也失去指望。而林长民一生在金钱上虽不是视为粪土，也是干净清廉，他没有积蓄，连身后事都是梁启超在支撑着办完，随后的林徽因留学费用也便成了一个难题。这个时候的梁家并没有因林长民的去世而弃了林徽因以及林徽因的母亲不顾，梁启超写信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安抚好受到打击的林徽因，将她作了自家女儿看待，告诉她，会尽自己力量供她念完大学，这样的仁慈关爱之举，令林徽因除了感激，还在感激中真正地读懂了一位长者的胸怀与博大，无疑为梁思成爱情长跑中增加了助推的动力，但是，并非俗世里所言的“吃人口软，拿人手短”的顺从，林徽因是真正的遇到了自己值得交付一生的一个人，一个疼她的长辈，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精神的契合，一致的追求，是林徽因与梁思成白头偕老的重要润滑剂，两个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甚至学术上有争议的人在一起，碰撞时溅起的花火，当是别样的精彩炫目。林徽因是一个追求真理，不肯轻易认输的人，梁思成是一个学风严谨，思维慎密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有不弄清决不罢休的科学研究态度，倔强的事业态度，恰好都是彼此欣赏的做事风范，对于感情的增进实乃“百益而无一害”。

精神世界，是一个人真正的独立王国，当有一个人可以打开你精神世界的窗口，并能长期驻扎的时候，那么，这人便是你终生的知己，你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也可以游历，他会主动地为你开凿爱的运河，泅渡你一生，一世。林徽因与梁思成，便有这样的默契和懂得，所以，感情的堡垒尽管也有烽火点燃，但能理智地止于长城之外，抵御风寒和雾霭的时而崛起。

再者，林徽因是一个思维活泼的人，行事作风干净利落，谈吐犀利、快人快语，朋友圈子广泛，深受男士精英的崇拜和仰慕，无论何时何地，她都是话题的制造着，话题的引导、主导者，话题的中心人物。因此，她在场的时候，梁思成通常是静静地配合自己的妻子，为在座的朋友们沏茶，或在侧安然听他们高谈阔论，他很少能插上嘴。这样的情形下，这样的场面中，梁思成累吗？心中有怨怼吗？妻子是众星捧月的主角，自己是默然旁听者，如果是在自己家中举办沙龙，聚会，还得亲自招呼、应酬、照顾好大家。梁思成累！但他的累却是甘愿的，情愿接受的。谁叫林徽因性格如此呢，谁叫她博学多才，倾吐滔滔不绝呢，谁叫她的丈夫是梁思成，是这个理解她，纵容她的男人呢。

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和第二任妻子林洙谈到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不娶的话题上时，她说梁思成曾道：“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对林徽因的爱和宠，造就了梁思成的累，他累得幸福，累得无法向人表白，也无法能表述清楚个中滋味。也许，他后来娶了一位平凡的女子，正说明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心结其中。他的世界里太想安静、安定、安心了。

第三章  知己心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泰戈尔

或许，一部《人间四月天》娓娓演绎的林徽因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故事，更加速加深了现代人对他们感情故事的探究和追问，不过电视剧毕竟是一个渲染过的加工过的艺术剧目，不可作历史参考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就这部电视连续剧引发的林徽因热，经过这些年，依旧薪火不息，研究和抒写她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从小诗、散文、小说，到人物传记等，应有尽有，对林徽因的感觉各持己见。其中，她和徐志摩的感情经历，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剧照，黄磊饰徐志摩、周迅饰林徽因

徐志摩爱林徽因，世人皆知。但是，作为他爱慕的对象，林徽因是否也同样爱恋过他，这就众说纷纭了，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正是如此悬疑着，才有了继续研读的嚼头，许多人乐此不疲地考证着。

林徽因对徐志摩，从她16岁时遇见他，再到徐志摩为捧场她的一个讲座而途中不幸飞机失事遇难，都印证了那篇《偶然》，一切的偶然，都具有捉摸不透的联系和必然，又那么巧合。

在英国时的初相遇，林徽因青春年少，宛如一朵洁白清芬的栀子花，带着清露的滋润，深深地打动了徐志摩。那时的林徽因，花季是孤独的，在异乡，那么多的日日夜夜，没有一个可诉说和靠近的朋友知己。她年龄尚小，林长民交往的贵族、精英、名士，皆是成年成熟有身份的人，和一个小女孩，难以产生朋友的交情，因此，林徽因渴望在他乡能有一位知心朋友的陪伴，这是人之常情，而且是非常地渴望。从来小女孩心性，都难以独自承受孤独和一个又一个的寂寥夜晚，父亲又经常外出，留下林徽因灯下对影，心理上的需求，让她与徐志摩有了在这清冷的外国他乡一见如故的感觉。徐志摩虽然年长林徽因许多，但是，写诗人的心灵都是孩童般洁净的模样，有稚气和童真在，也是天马行空的自由飞翔着，对未知的情感世界充满了好奇地探寻和向往，眼中的翦翦眸光，一抹似水的铮亮和晶莹。

林长民对徐志摩的认同和相知，让这段小儿女的情感有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见面时有，林长民公寓凭添了热闹和学术的气息。这段时光所有人都应该非常的留恋和思及，自然的切磋，激烈的互动，热情洋溢自是了。也就是这样美好的日子里，与林徽因的相处，激发了徐志摩的诗歌灵感一发不可收拾，从而诗泉涌动，浪漫细胞也随之觉醒，大脑深层里有抑制不住的情感在迸发，急需诉说，而这个诉说的对象，写意的对象，便是林徽因了。

爱意绵绵的诗文流淌，很难见到不动心的主角，这是人之本性，条件反射的结果。林徽因之前没经历过爱情故事，对美妙情感的向往和诉求，在这情窦初开的年龄里，当是很容易被感染和打动，进而滋生异样的情愫来，你说16岁的她懂爱情吗？也许还朦胧，迷离中，说她不懂吗？其实已经是花枝待放的春天了。徐志摩的出现，尽管有年龄的悬殊，但是，成熟恰好是男人的魅力和杀手锏，似微微南来风一样的姿态，轻柔，细腻，拂过……林徽因有些动情就自然了。

这样的苗头，似乎是好也是坏，徐志摩是有妇之夫，林徽因是一位活泼清纯的少女，他们的轨迹开始就注定了距离。一个炙热心不可控，一个含羞不知所措，许多不匹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林徽因虽有诗人般的奔放情感，但是，她也是一位非常理性的女子，对于徐志摩的追逐，动了些微情感的她，冥冥中也许有了不踏实，不可靠的心理顾忌，于是央求父亲给了徐志摩一封书信，表明了心迹。

志摩足下：

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悮(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1921年10月，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回国，没有知会徐志摩。

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最初情感发展，单纯而明洁，在林长民的快刀斩乱麻下，利落定位了这段感情的无疾而终。

回到国内，在双方家长的极力促成下，林徽因与梁思成迅速定情，确定了婚姻的走向，至此，似乎一切都安然落下帷幕了。

后来回国的徐志摩也曾试图唤醒林徽因的情感，他的炙热一度遭到了正热恋中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冷处理，但朋友关系尚未破坏。

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丝丝缝隙的转机，不过，也是徐志摩单方面感觉的机会罢了。

泰戈尔(1861-1941年)，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924年4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给了徐志摩和林徽因多有接触的机会。两人共同担任翻译，并策划安排行程事宜。在这次访问交流中，徐志摩和林徽因一直陪伴泰戈尔左右，有一张两人侧立泰戈尔身旁的照片非常醒目，北京各大报纸也竞相渲染集会的盛况，其中李欧梵在《浪漫一代》中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一个长者衣袂飘然，道骨仙风，一对璧人年轻有为，一时间在北平引起了轰动，他们的故事再次被人们提及和议论。加之一出绝妙的话剧《齐德拉》，不光有这对饱受瞩目的人儿，更有林长民参与其中的角色，这让梁思成的母亲极为恼火，心中颇有微词，找了机会过话给林家，毕竟两家都是京城大户，这种情形成何体统呢！

但是，剧目是早就确立好了的，在泰戈尔64岁的寿诞上演绎，林徽因与徐志摩接触是在所难免。

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提到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事：“5月20日，是泰戈尔离开中国的日子，老人对于和林徽因离别却感到遗憾，年轻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对徐志摩和林徽因来说，这一次离别又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林徽因。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但却没有使林徽因动心。泰戈尔只好爱莫能助地作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于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希望，又从沸点中降到了冰点。此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出国，完成学业，完婚。徐志摩遇见陆小曼，经历轰轰烈烈的爱情长跑，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各人安好，各自归宿，也许都称得上圆满吧。可是，一生追求本真的徐志摩总觉得缺些什么，在他与陆小曼从一场热闹非凡的故事中走入现实的油盐柴米后，生活酸甜苦辣咸才真实地摆在了眼前。应付生活，失去诗意，斑斓不在，徐志摩相当苦闷，然而总算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待他的友谊常在，他们还可以精神交流，特别是林徽因在香山养病的一段时光里，徐志摩以一位导师的身份，引导林徽因走向了文学道路，他在林徽因写诗从文上功不可没，也让后来人目睹了一代才女的精彩笔墨。

而最终，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以最为刻苦铭心的方式结束了。

1931年11月19日，林徽因在北京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得此消息后，徐志摩特意从上海辗转搭机赶赴而来，不幸的是，飞机在山东济南党家庄附近失事，年轻的一代才子就此殒命，化作云鹤仙然而去。后来，梁思成从事故的现场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林徽因将此悬挂于卧室的床头，直到她去世。愧疚，心疼，还有那些说不清的前尘过往，他们的情感已不是单纯的情事恋情，师生情谊，兄长情谊，知己情谊，在相知相处的日子，谁不动心这些日日夜夜的那笑，那偶然泛起的波澜呢！

梁思成是一位好丈夫，一位无可挑剔的爱人同志，不然，他为何默默地支持林徽因将飞机残骸挂于室内中，一挂这么多年。一个男人，需要多大的胸怀来容纳。或许，他才是真正懂得林徽因的一个知己，这样说，不无道理。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徐志摩的故乡——硖石。夜色中的幻影一幕幕走来，那些前尘过往让人忘记也难。于是，1935年徐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下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表达她的悼念之情。

林徽因曾正式写下过两篇悼念徐志摩的散文，撼动人心，直激灵魂。天国有路，有香山，有诗歌的殿堂，他们依旧烟火，依旧一起畅谈生命，生活，和一切有生机的万象！

第四章  永相随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

一个在精神上丰富的人，他必定是一位安静，睿智，开慧的人；一个在感情上饱满的人，他一定是一位有爱，懂爱，为爱的人；一个在行为上坦荡的人，他肯定是一位真诚，果敢，甘愿的人。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的人，可谓极少极珍贵，遇见便是缘，相知乃是福，若相爱则是三生三世修来的福禄了。

他第一次遇见她，她正值花季妙龄，青春活泼，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聚会上，在人群攒动中微微含笑而过，他年长她9岁，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循序渐进，那时他已是“大叔”的年龄，她还是一个小“萝莉”。再相遇时，赶上她的新婚，他为她送上了最特别的新婚祝福：“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多么俏皮，有爱的话语啊！当时，他们在各自所涉足的学术领域已然风华正茂，成为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开拓性的灵魂人物。他们并在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交汇着闪烁的光芒。他们可谓是同道者，同路人，精神的契合者。

她是林徽因，他是金岳霖。

他一生选择逐“林”而居，她习惯了他的娓娓相随，一辈子不离不弃的执着。他们的相遇，相知，相惜，让传奇充满了戏剧的目眩神迷，让柏拉图的爱真实在生活里，让人世的情爱有了深层次的诠释。他们自控，自爱，自守，展现着大爱无言，真爱沉默。

说起来，金岳霖与林徽因的认识，过程非常有意思，也有些艺术的色彩。

据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原来，林徽因与金岳霖的结识，源于徐志摩的引荐，这也让他们之间扑朔迷离的感情故事多了渲染和挖掘的成分。

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成为女性眼里的“公敌”，男人心中的“女神”，离不开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徐志摩。这个说法至今仍被提及，可想而知他们三人对林徽因一生的影响程度。推理及人，反角度思索，是不是也深刻的说明林徽因对他们的影响折射，成就了民国时期三位出色的男子？

梁思成不说也明了，徐志摩不表也分明，单说被称为“老金”的金岳霖。

金岳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是一位严谨的学者，理性的智者，思维的慧者。他开启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融，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他在中国的哲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这么一位有着科学头脑的思想家，他遇到他的钟爱时，选择了一辈子顽固坚守。

金岳霖曾留学美国、英国，游学欧洲诸国近十年，他与林徽因有着相同的求学经历，也有着相同的思想浸润，他们在生活理念上，在人生、价值观上，在向往追求上，无疑是非常接近和相通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抱负。这为他们的认识，认识后的交往，交往中的心心相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仪表堂堂的金岳霖也不乏追求者。一米八几的高大身材，西装革履的洋派衣着，谈吐不凡的学者气质，曾获得了不少优秀女子的青睐，据说当时有一位金发的美国女子一直追随金岳霖。当金岳霖真实地发现自己爱上了林徽因后，再也没将感情付诸过其他人，终身选择不娶，不婚。对感情的这种专注，当下人不能体会到的其中的不可思议，却这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林徽因与中外友人聚会中

金岳霖是梁家沙龙的座上宾，次次少不了他的出现。这或许与两家毗邻而居也有直接关系。1932年，金岳霖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与梁家同住一处。梁家前院，大院；金岳霖后院，小院。前后院单门独户，各不干扰。两家人时常合并餐桌子，聚在一起小吃，享受一份友谊的快乐。

这样的氛围，梁思成愿意吗？或者，这个问题也是当时和现下林徽因的关注者很想知道的。

男人的宽厚是什么？梁思成给了男人们一个答案。金岳霖也给了男人们一个榜样。

一位美丽的妻子，多才的妻子，能干的妻子，虽然让梁思成的一生都担承着无形的压力，但同时也给了他事业的动力。林徽因对金岳霖爱慕的坦诚，让梁思成备受煎熬，他也想过退出，也这样提议了。但，正因为夫妻两人彼此的豁达与真诚，他们最终不离不弃地走下去了。而金岳霖对梁思成的这一做法，更加感怀、感动，梁思成是一位优秀的丈夫，真正的男儿，他值得拥有林徽因，他也会疼爱林徽因一辈子。如此，金岳霖便选择了默默守候，于是，林徽因生命中就多了一棵白杨树的守护，不论风霜，他寂寂挺立，只为伊人而驻。

一个屋檐下，难免会产生矛盾。这里说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两人在生活中的小纠葛。互不相让时，金岳霖成了他们的仲裁。金岳霖是逻辑学家，是哲学家，他的慧眼，他的理性，非一般人所能比，他通常一眼就能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因此，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人突发矛盾，弄不清搞不明的情况下，会在金岳霖处申请“仲裁”。而金岳霖会耐心地一点点分析，将矛盾和问题理得一清二楚，自然就明了谁是谁非了，问题也就能解决了，最后，他们又和好如初。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随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金岳霖则任教于西南联大，两家人多数时间仍然住在一起。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从云南迁往宜宾李庄，生活十分艰苦，正值林徽因肺病严重，为了给林徽因补身体，金岳霖自己买小鸡饲养，盼望母鸡早日下蛋，能给林徽因补养身体。他自己也在休假时跋涉老远的路途，就为了看看这夫妻二人，陪他们说说话足矣。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用小说的语言和情节也难以描述清楚。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感，或许当事人也无法弄清吧？

林徽因去世后多年，一天，高龄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老金”才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在座的人无不嘘唏感叹！这是什么样的执着和信念，让这位迟暮的老人念念不忘当初，一个没有人再想起的日子，一个让他一刻也不曾忘记的日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承载了他们多少美好的回忆。

别问曾经，别问结果，别问谁是谁，谁又是谁的唯一，只是，这一刻我想你了！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千年后也会传颂着。

在金岳霖80岁高龄的时候，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和地点的时候，老人的孩子举动，会令看过这段故事的每一个人为之流泪，感动。他凝视相片，端详她良久，然后嘴角渐渐地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了，喉头微微颤抖着，似有千言万语哽咽在那里，想对她说许多的话儿，却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就这么看着就好，一言不发地。他紧紧捏着照片，像是怕她再从他的生命中飞走，怕她又离开他了。他注视许久后，慢慢地抬起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似的，请求来人能将照片给他。

他说：“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

他说：“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做成……”

他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

他念道：“哎呀，‘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

他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

他挂念的，是林徽因一首《八月的忧愁》，林徽因创作时，也许，他在她身边。他所关注的林徽因，无时无刻不在脑海里。

《暮年金岳霖重谈林徽因：此情只应天上有》的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们编纂好林徽因诗文样本，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送书稿，又再次去拜望金岳霖先生。

天已转冷，金岳霖仍旧倚坐在那张大沙发里，腿上加盖了毛毯，显得更清瘦衰弱。我们坐近他身旁，见他每挪动一下身姿都皱一下眉，现出痛楚的样子，看了令人难过。待老人安定一会儿后，我们送他几颗福建水仙花头，还有一张复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他似乎又一次跟逝去三十年的林徽因“神会”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坐在这位垂垂老者的身边，你会感到，他虽已衰残病弱，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他现在跟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我们不时听到他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他的心境和情绪，没有独身老人的孤独常态。他对我们说：“过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总布胡同，现在我和梁从诫住在一起。”我听从诫夫人叫他时都是称“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

看着瘦骨嶙峋、已经衰老的金岳霖，我们想，见到他实不容易，趁他记忆尚清楚时交谈更不容易。于是取出编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请他过目。

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先生趁机凑近他耳边问，可否请他为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等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这样的历久而深沉的感情，这样倾尽一生的陪伴，或许在他们之后，世间便再无此情了。

他是金岳霖。她是林徽因。他们的爱情故事，不问经年，不求结果，不管来生，只要今朝的我，想你了！

第五章  爱情花

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张幼仪

每一个人都有一株爱情花，我们亲手栽种，亲手浇灌，亲手嫁接，亲手采摘。

这爱情花，在生命历程中，或曾各表几枝，姿颜各具，形态各异，芬芳各有。它们以最完美的形式招展于风雨中，以最优雅的颌首绽放于水未央，以最虔诚的坚守伫立于生命里。爱情花，世间最洁白最洁白的花朵，它们极近，遥远；遥远，极近。一辈子让人挂牵和向往。

谁是当初最青涩的那一朵，谁是后来最饱满的那一朵，谁又是极绚烂的那一朵？

有人说，若做女子当做林徽因，因为她拥有最美丽最持久最芬芳的爱情花，她曾被爱一团团包裹一层层温暖过，她的爱情花大胆而热烈，理智也自我，放任却懂得。她种下的爱情花，在纷纭众说中，始终保持着一股子坦荡自然的情怀，不避不让，不诉不畏，立于天地间。

有一张旧照中，嘉年华的林徽因，着一身洁白的盘扣衣裳，蓝布裙子，清秀，灵气，聪慧。这正是民国时期女子最为时尚的打扮，新潮与复古的恰好结合，体现的是闺阁女子的淡雅、娴静、知性、温婉、大方。而林徽因娇好的容颜，灵巧的身材，慧中的气质，更为这装束增色不少。这就是少年林徽因，十五六岁的年纪，她在情窦初开时，浇灌的爱情花如三月的细雨清风，可以拂开任何的花枝。在那个年纪，远离故土的她，还是父亲身边一位懵懂的涉世未深的学生，对未来充满了好奇、憧憬和追寻。那个年纪的她，偶遇了一位性情开朗的诗人，他是徐志摩。

徐志摩和发妻张幼仪

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道，在24岁以前，他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他才“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而且“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潜移默化了他的气质，洗刷了他的灵魂，最终形成了人们心中的诗人徐志摩。

这个“整十年前”，就是1921年，他在英国结识了林长民以及其女林徽因，从此，他的诗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他的诗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对生命的追寻和坐标的定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认识林徽因后，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不管这个事实中，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扑朔迷离，但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热爱，却从来没改变过。即使许多年后徐志摩与京城名媛陆小曼结为秦晋之好，不过其内心的“女神”地位，终也没有人能动摇。遇见林徽因后，她就成了徐志摩心中唯一的一朵爱情花。而这朵爱情花，徐志摩是用心灵和热爱，灵魂和心血浇灌的；这朵爱情花，他赋予了它生命的姿颜，无穷的想象，还有无法摘取的遗憾。因此，这朵爱情花，成为不可替代的最为高贵的生命花朵。

林徽因(左一)泰戈尔(中)

徐志摩合影(1924年)

反观林徽因，在少年时代初遇徐志摩，徐志摩的浪漫，徐志摩的开朗，徐志摩的热情，或也曾在异国他乡中，给予了她许多美好的想象，并陪她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诚然，林徽因与徐志摩是精神上的知己，他们骨子里散发着同样的的浪漫主义色彩，且对文艺文学都有着独立独特的见解，他们是精神契合者，两朵并蒂而开的蓝莲花，引人向往。但徐志摩的疯狂，徐志摩的执着，徐志摩的家庭，也让林徽因清楚地认识到，与徐志摩的未来其实真的不靠谱。一个有家室有孩子有年纪的男人，不能托付，也不可依靠。在林徽因即将启航的理想中，需要一位踏实接地气的男子一路同行。

彼时，徐志摩的爱情花是他艺术加工过的模样，是他诗意的题材，是遐想的寄托，是化身了的花神。林徽因的爱情花，在那个青涩的年纪，是一株兰草般的幼芽，在融融的夜色下，只能是可闻不可近的美妙昙花，忽远忽近，无法把握和拥有。正是这些不可捉摸，让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太多想象和杜撰的空间。其实，他们培育不出水乳交融的爱情花，这是彼此的性格和家庭的情况决定的，但他们却同样美好，一样高贵。

有人说林徽因现实。说来，林徽因确实很“现实”。她是一个懂得自己需要什么，自己为了什么，自己该怎么做的女子。林徽因不是小脚的古女子，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她在父亲林长民的培育下，已经成为一位新式的现代女子。她是中式与西式文化融合打造出来的形象代言人，新生代女知识分子。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社会人，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一位有理想的自然人，林徽因不再做高门庭里的彩釉花瓶，她不需要温室，不需要保护，她只需要一位志同道合的可以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可以手挽手，齐上阵，为心中的建筑梦搏一搏，为中国的建筑梦拼一拼。

林徽因与梁思成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订亲。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两家门当户对，两人可谓天作之合。他们的爱情花其实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栽培、植根、发芽、开花了，只等交汇的一刹那。

面对这么一位美丽的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女子，梁思成在对建筑学一无所知的懵懂下，为了他心中的爱情花——林徽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这个时候的他，也得到了父亲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梁启超对林徽因寄予的厚望，对林徽因的疼爱，不比自己的孩子少，他将林徽因作了女儿看待。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长、成就，梁启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有了梁启超的支持，林徽因才得以完成学业，才能顺利地走上一条追求建筑学的道路。

因为有了共同的目标，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花才得以绚丽地开放。

也许，这就是所谓接地气的爱情和婚姻，只有当彼此的心贴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地碰撞出火花来，才能将生命的色彩点亮。尽管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在爱情道路上也坡坡坎坎，尽管他们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摧折，尽管他们的爱情花少了些许唯美和浪漫，但是，彼此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让他们彼此间多了融合，多了忍让，多了包容，多了接纳，这样的爱情花，才能真正持久、芬芳、迷人。

幸福的一家人，右一为林徽因

的母亲何雪媛林徽因与梁思成，拥有最饱满最朴素的爱情花，不需要刻意去营造，去修剪，去采摘，自然天成，这是他们的幸福！正是他们的和谐与幸福，他们美好的缔结和携手，才将我国现代建筑学推向了一个高度，这一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一桩好姻缘，开创的历史先河，也让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这个小家为了“大家”，在中国建筑学上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和贡献。这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故事带来的不同凡响。

而另一位出现在林徽因生命中的男子，他以宽厚的肩膀，博大的心怀，虔诚的坚持，将林徽因的天分和性灵引向了更深处更高处；他以睿智的思想，成熟的思维，清晰的思路，一步步顺着林徽因，引着林徽因，扶着林徽因，走进一个理性而亮堂的世界，一个宽阔也辽远的世界。他能予以林徽因的，是导师般的宽厚、宽容、宽泛，他将一位哲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以身示范传递给了林徽因，给了这个他心爱的女子。

无疑，金岳霖也有一株爱情花，他为这一株摇曳的爱情花，整整守候了一生，还有下一生吗？

金岳霖的爱情花，藤萝一直伸向遥远遥远。

他无怨无悔，他将柏拉图式的爱情演绎到了人间极致，只因为他遇见了自己的爱情花。

林徽因，你的爱情花，不能大肆为他盛开的时候，你，哭了吗？

爱情花，梦中花，或许人人都有一朵。

第六卷  惠存天涯若比邻

第一章  『猫腻』记

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杨绛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爱的焦点”，这个焦点或许是这个家庭温暖柔软的一个载体，是孤独寂寞时一种心灵的陪伴，是热爱生命、放松自我的一种真实呈现。这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或许都养过小鸟，养过小乌龟，养过小狗，养过小猫咪，养过许多喜爱的“小宠物”，它们成了生活中“爱的焦点”，乐趣层出不穷。其实，作为成年人，同样也极其喜欢这种小宠物的豢养，特别是在文人圈子里，他们开发和创造的“爱的焦点”，除了意趣颇多，还能激发许多的文学联想，经由好手笔锦绣打造一番，“爱的焦点”便更加丰富、丰采了。宗璞爱猫，她笔下的两只猫儿，恬静可爱，细腻懂事，仿佛一幅静美的油画延展着生命的哀伤与快乐，似一撮撮星子在时光里沉醉，荧荧而飞舞。

杨绛说，钱钟书也爱猫，他的猫和他笔下的《猫》，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公案，据说与林徽因有关。

钱钟书在《猫》一文中说：

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象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到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培养新习惯。只有这时候进来的陈侠君比较上得她亲信。

这篇《猫》中的李太太，影射的人物，据说有林徽因的影子。

但是，据一些资料记载，钱钟书这篇《猫》发表于1946年1月李健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当时钱梁两家并不熟悉，不是一个“圈内”里的人，也不是邻里关系。为何后来许多人将这篇《猫》中的主角联想到是在隐射林徽因呢？

这中间确实蹊跷，但又那么离奇的有着生疑的背景、人物、情节，而且又那么相契合。有一段小插曲是这样的，可以来解读这个误会的情形。

解放后的钱家和林家同住清华园，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两家人发生过一些故事，皆因猫起，这猫都是各自的“爱的焦点”。杨绛说，钱钟书“爱”猫，养了一只“很聪明的猫”，而林也养了一只猫。猫对钱对林，都是“爱的焦点”。不幸的是，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邻居猫的“欺负”。钱钟书特备了一根竹竿，只要一听到猫的“惨叫”，就知道他的“爱的焦点”受邻家的猫“欺负”了，赶紧出来“打猫”，为他的“爱的焦点”报仇。后来，杨绛劝钱钟书，说你小说里不是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打猫要看主妇面”，不要因为“猫事”伤了两家的“和气”。可是，钱钟书性情直爽，可不会顾忌什么“主人面”、“主妇面”的，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这段有意思的经历，杨绛说起的时候很自然，也饶有趣味。

就有人揣测了，这是钱钟书对林徽因的为人待物不欣赏，特别是对“太太的客厅”充满了不屑，这客厅西洋做派，沙龙聚会，热闹高调，都是钱钟书不太喜欢的行事风格。钱钟书通过小说《猫》，将一群“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奚落得“忒无聊”，说他们是为了找寻“浪漫”、“温馨”、“情感”、“精神”和“避风港”，这就是“太太的客厅”里的交流气氛，钱钟书分析了他们的心态，做派，最终总结出的结论是：一群空虚苦闷的人，找一个虚妄的出口罢了。

可是当时钱钟书并不熟悉林徽因啊！为何会有这些描摹，恰恰和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背景和行径那么相似。而在《猫》这篇文字发表多年后，竟然冥冥之中两家人纠葛在了一起，一篇《猫》引发了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热议的主题恰好是文化沙龙活动，女主角像极了林徽因。

这篇《猫》对于钱钟书和林徽因都成了一种隐形的伤害，文学界的公案有着啼笑皆非的无言以对，还有道不清说不明的因果注定。没见过林徽因有只字片言对《猫》这篇文字的评议或提及，但是，她对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文字的反应却是剧烈的。

林徽因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在众多的对她的文字描述中，她都善于激昂陈词，俨然一个“话篓子”。她说话，其他人都插不上嘴，一群人的世界，成为她一个人的讲坛，但是，大家都极其喜爱听，喜欢她滔滔不绝地绘声绘色地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她总有独特的视角和独立的认识，少有人能辩驳之。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也就成为了她的性格“痼疾”，有人喜欢有人却“蔑视”。其实，不管一个人善谈与否，言之有理是最重要的，林徽因的辩机，机锋伶俐，拿捏准确，直入三寸，她“降服”的高手，大多是社会精英，文化名人，纵观京城才女，有几人能做到游刃有余，更别说令男子们心悦诚服了！

就是当时京城内外，许多的优秀男子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林徽因做到了。尽管微词颇多，但事实给了最好的证明。

梁思成和林徽因生活的地方，一路热闹，不管他们搬到什么地方，是在皇城根下的北京城，是偏远一隅的昆明，是条件恶劣的李庄，还是他们考古、逃难途中的某个旅馆中，只要有他们的存在，哪儿都有一股子热火，一股子新鲜，一股子洋溢着的热情。他们身边的一群人，不论是挚友，同事，还是偶遇的有缘人，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文人学者气息中，都体会到了时局动荡下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坚忍不拔和忘我的精神。他们让人不由自主地对未来有追求，有向往，对一切有憧憬和希望，这种感染力，大多通过林徽因的行为和个性传递着，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肺病缠身的重症病人。课堂上的林徽因，辩论中的林徽因，行进里的林徽因，不管是依在座椅上，还是卧于病榻上，她都是一腔文采，妙语连珠，神采奕奕。

即使在战争逃难途中，林徽因都用她的一双慧眼，一颗敏感心关注窗子以外形形色色的人群，形形色色路过的风景，和他们形形色色的归宿。

凝聚着某种光芒的林徽因，除却磁场的吸引，个性的魅力，其深厚丰沛的学识才是让她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和重心的主要因素。金岳霖因爱逐林而居，多源于志趣相投，心灵相吸。而一群精英、高知选择与林为伍，与林相交，与林阔论，或许是因为与她有着一样的志趣，一样的追寻，一样的梦想，一样的心扉，这便成为他们彼此心心相印的连结，也正好应和了中国人的几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天涯海角，天上人间，有缘人若比邻，有情人长相惜，这就有了友谊的长相存。

于是，便有了他们举杯言欢，冉冉欢腾，一问一笑一茬茬的那几年。

梁思成、林徽因总布胡同的旧居

北总布胡同三号，位于北京东城墙根下，一个两进四合院，大大小小共有四十来间屋子的老院子，当年一群“海龟”精英聚会于此，许多人是通过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中描摹的模样去想象和揣度的，那气氛，那渲染，那情形，是真的吗？林徽因女儿梁再冰是这样描述她记忆中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妈妈和爹爹住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房前有廊子和石阶，

“太太客厅”一角

客厅在正中央，东头是他们的卧室，卧室同客厅(玄关部分)之间有隔扇。西头是他们的图画室，周围有许多书架。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多么清幽的一个地方，多么有墨香的一个院落，这就是“太太的客厅”的聚会场所吗？

其实，据金岳霖说，当年这所谓的聚会，多半是在他的小院子进行的。他描述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

或许，这就是外界猜测的“太太的客厅”的聚会形式，与人们印象中的模样相差甚远。

第二章  『山西醋』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冰心

文人之间的文字公案还真不少，或学术争端，或彼此相轻，甚至一些更甚的埋汰，在古今，中外，男女，老少中都时有发生，这是一些避免不了的纠结故事。因为较真，因为在意，因为互相不理解、抵对，不相识者可不相往来，相识者后来也成了陌路人，其间的恩怨，有时还波及到下一代。这种情况在文人中时有发生，特别是名人，他们更能让人记住，也更让人好奇个中的原由。比如张爱玲与傅雷之间的一段文字恩怨，或本源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因傅雷化名讯雨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而多出了许多是非。不敢用真名来直接批判，或多或少让人生疑或不满，两人后来在不断的文字游戏中展开“战争”，这场“文战”成了一个经典案列。其实，在他们同时期的人物中，还有一对因文字而产生误会的作家，《我们太太的客厅》演变成为林徽因与冰心一辈子的隔膜。

先得提及一段小评论，颇有意思。张爱玲说：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是我甘心情愿的。”

为什么张爱玲不愿意与冰心相提并论？除了个人喜好，有些人也会将文人相轻扣上去，这是一种必然的想法和猜测。冰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中国中小学课本上的作品收录，冰心的文字是相对较多的，这是一种成绩的肯定。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但是，这样一位作品丰富的作家，因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旋入一段文字公案中，想必她自己也难以道明其中因由。其实，就是说明了澄清了，也许也不能让人太多信服。因为这篇文字中的主角描写实在是与林徽因主持的沙龙活动太多吻合，以至于林徽因自己都认为是写她的。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字呢？冰心道：

“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翡翠扣子，下面是肉色袜子，黄麂皮高跟鞋。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半掩着耳轮，轻轻的拢到颈后，挽着一个椎结。衣袖很短，臂光莹然。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一只绿玉戒指。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

她文中还道：

“彬彬未生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怕她长的像父亲。等到她生了下来，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

《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层出不穷的人物，被描绘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的，有科学家，政治学者，画家，文学教授，外国友人，诗人，这一群人，他们在干什么？冰心说了，他们在耍着洋派，营造着浪漫，空虚着情怀，他们是颓废的，是不知亡国恨，是不闻窗外事。反正，这太太客厅里的一群人，似乎与窗子以外的世界不接轨，这是一群掏空了精神世界和精神追求的人。冰心的本意或许是想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刻，以小说的形式警醒那些未有苏醒的沉浸在自我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这些人，恰好是留学海外，有着小资姿态的一群新中国知识分子。她将这群人作了讥讽对象，而且刻画的鲜明直接，线条和人物勾勒得清晰也明朗，是不是这群人真地就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众生相呢？

萧乾、李健吾、卞之琳等与林徽因交好，同时也与冰心关系密切，这些人都有文字记载这篇小说的影射，而他们皆异口同声地认为这就是写林徽因的，就是讥讽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沙龙聚会。

时过境迁，当92岁高龄的冰心接受访谈，被问到这篇小说的因由时，她说其实这是写的陆小曼，但是，小说中描写的太太除了“爱看京剧”这个与陆小曼接近外，其他的几乎都不靠谱，比如陆小曼是没有孩子的，而这一时期，陆小曼是生活在上海的，陆小曼身边的人与林徽因结交的人的类型是有着一些区别的。再者，小说中的太太的女儿叫“彬彬”，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林徽因叫她“冰冰”，两者发音极为相似，真有这么凑巧？小说中还有几个重要人物的描述，也依稀可见其人的背影，比如太太的先生虽然是一位银行家，这位银行家不是我们想象的肥头大耳或者大腹便便，他“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一个非常有涵养或者有风度的男人，这形象显然与商人不太挂钩；而哲学家则是一位“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的男子；对诗人叙述得更为精彩，对他的着墨不少，从神态，姿势，语言，到诗情蓬勃，难免不会让人往徐志摩身上去想。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不就有这么些体形特征吗？说到有外国人，便会想起沙龙的常客费慰梅，虽然林徽因一生的好友费慰梅不是这个形象，但是，至少人物形象这样是齐全了，非常的周到细致。

有一些小细节在小说中也有令人费解的蹊跷，在故事的尽头，只剩下诗人和太太时，诗人对抱膝围坐炉火前的太太吟诵了一段诗句：“这微光，这你，这一切，又是一首诗。”这其中值得咀嚼的韵味并不是来自诗作的美好，而恰好，小说连载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在连载的那一天，版面上同时刊登的还有林徽因的短诗《微光》，有人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冰心是在看到此诗后，遂即在结尾中临屏落墨而勾勒的，属于一种谐趣的调侃，因为这篇小说结尾部分是多日后完成刊登的，有足够时间和空间来完成修改和润色。

对诗人和太太的暧昧描摹，似乎从单纯的对一群知识分子不知人间疾苦，不闻战火纷飞时人间疾苦的鞭策、数落外，还另有落脚点，对一桩婚外情的点明，牵涉的人物、面和角度发生了些转换，读者关注的不再是所谓的小说内涵与深度，小说的目的与警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林徽因和徐志摩曾传出的一段恋爱绯闻，而这个绯闻一直也没个定论和结果。

在徐志摩飞机出事后，冰心在信中这样对梁实秋说过：“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徐志摩的意外，究其直接原因，是因为赶赴林徽因在北京主讲的一场学术会而急匆匆从上海辗转乘机，不幸遇难的。一次突兀的事件，搁在两个本来就有千丝万缕说法的男女身上，自然，任由谁，林徽因的朋友，徐志摩的家人，或是两人共同的友人，难道心底就没有一丝遗憾或一些埋怨吗？

林徽因与冰心的郊游留影

“伯仁因我而死”，最疼苦的人，其实是林徽因吧！林徽因后来悼念徐志摩的文字，成为了她作文生涯中厚重的一抹，那丰沛的情感倾诉和想念挂记，不知多少人为之动容。或许，他们之间的感情，真无关风月，懂！是他们彼此最为珍贵的财富，任何人也无法替代。

冰心痛心疾首徐志摩的离去，是有道理的，无可厚非，她还提到：“志摩死了，在一场不为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了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里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来心理的酝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和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都太晚……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对徐志摩，冰心是不太喜欢的，但是徐志摩的诗歌才情，她也是赞誉的。

冰心还提到，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离京回沪前夕曾探望过冰心，他写下了“说什么已往，骷髅的磷光”。此时的徐志摩对生活充满了失望，颓废显而易见。所以，一定程度上，冰心是疼惜徐志摩的。徐志摩还对冰心说过：“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徐志摩对冰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相信吧？他或许觉得在冰心那儿，才能真正的倾吐和解脱，他认为除却密友的懂得，还需要一位既信任又有宽广胸怀的女性来包容他的心碎和无处安放的情绪，也许这就是徐志摩对冰心的感觉，她有女性的细腻和温暖。

但是，与林徽因生活观和行为观取向不同的冰心，在看待感情纠葛上，则多了严肃和传统，她接受的婚姻理念和家庭观念，有别于留洋的有着解放思想的新知识分子，林徽因就是一种解放了小脚的女性爱情观，但冰心截然相反。尽管冰心也去过美国，冰心的爱人吴文藻也留学美国，而且，吴文藻和梁思成是清华大学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相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她们还有过郊游的合照，这也是冰心和林徽因不多的珍贵合影之一，可她们在思想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她们的友谊，起于何时，仅从这帧照片来看，应该相识很早了；止于何时，从《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也许就是一个分水岭。那时恰好林徽因从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隔阂起，再冰释前嫌，已经是很难的事情。几十年后的一天，2007年5月23日，两人终于站在了一起，林徽因一手书卷一手执笔，冰心一手持玫瑰，一手握卷书，还有另一位福建才女庐隐双手自然地放在书卷上，三位福建籍女作家，以另一种方式这样圆满地站在了一起。

而这段文字引发的公案，不管岁月如何变迁，不管当时如何原由，不管她们愿或不愿，两位当事人永恒凝聚在了一起，这也成了福建文坛的一桩盛事，美谈。

第三章  『八宝箱』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胡适

林徽因，徐志摩，凌叔华，陆小曼，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好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胡适与徐志摩，应该是于1923年6月前后开始交往频繁的，从胡适日记依稀可窥见一二。胡适日记6月7日记载：“经农带来君励，志摩一信”，9月9日记载：“寄信：志摩”，同日还有“收信：志摩二”。

胡适(1891—1962)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是一个习惯记录心情、写日记的人。当然，徐志摩也是，包括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因为一桩日记的案子，林徽因，凌淑华，陆小曼三人成了公认的“死敌”，这些都是在徐志摩不幸遇难后发生的事情，而与这个案子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甚至说是这个案子的主导者之一，就是胡适，而他与四人之间的纠葛，与这一桩悬疑的过往有着密切关系的具体始因，至今也没有一个水落石出的说法。因此，后来人也只能循着当日的一些蛛丝马迹，追寻那一段很难说清的前程过往。

提及这五个人的交集，先要从一些小事情开始说起。

徐志摩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将最真实的情感经历记录在了一本本笔记本中，1925年去欧洲时，他将这些日记包括一些私人物品交与凌叔华保管。众所周知，凌叔华是徐志摩的女性密友之一，她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其先生陈西滢是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与胡适、徐志摩等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之一。这一排列，似乎拉近了距离，他们都是这个文学圈子里的人。当时，徐志摩和胡适是新月派的核心力量，林徽因是骨干之一，陆小曼也是新月派聚会的常客，而凌叔华与新月派也有一些交汇，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家里为诗人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陪同泰戈尔全程的徐志摩、林徽因必然也在场出席，这也许就是林徽因与凌叔华第一次相见，徐志摩因此次聚会与凌叔华也结为了好友，最后发展成亲密知己。

徐志摩因为两段情的不断挫伤，情绪非常沮丧。诗人的性格使然，让他急需要一个倾吐痛苦的出口，如果在男性朋友间提及这些“婆婆妈妈”的情事，是不太好的，也显得太过没出息了。于是，与凌叔华性格相投的徐志摩，在不断熟悉中彼此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信任，慢慢地他开始将这些烦恼和难过尽情向这位娴静、温和、知性的女子倾诉，显然，这样的倾诉得到了凌叔华的响应。凌叔华非常耐心地倾听了徐志摩念念叨叨的情事，而且给予了徐志摩温存的抚慰和温暖的劝慰，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子，能充当徐志摩不快乐或快乐时的“耳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应该说这与徐志摩讨巧的性格有关，也与凌叔华对徐志摩存有好感有关。一个不在意你的女子，绝对不可能经常听你一串串“疯言疯语”，这是必然。没人会相信一个女子真能大度、温柔、善解人意到与一位无关紧要的男子聊生活、聊感情、聊私人话题。徐志摩曾经这样评价她与凌叔华的关系，饶有趣味。他说：“女友叔华是我一个好同志。”“好同志”作何解释，这或许只有创意者徐志摩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了。徐志摩还这样形容凌叔华：“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你偏爱这怪字，傻，多难写，又像粽子的粽子，他那一个钢叉四颗黑豆真叫人写得手酸心烦。”写出这一段话的首先是妙人，是诗意者才会这样诗意地表达。美与不美，诗人眼里说了算。凌叔华在徐志摩眼里是很妙、妙得可爱，妙得傻气的这么一位女子。是真“傻”？这里的傻或许是对凌叔华认真和宽厚的性格的一种不由自主地褒扬。徐志摩的语言丰富，辞藻甜蜜，说出来的话既贴切，又形象。如是女子，少有不动心的吧？

当然，在徐志摩心中，妙人不止一位。这样就让许多本来简单的事情剪不断理还乱了。特别是“八宝箱”事件发生后，一些关系便陷入了僵局，引发的矛盾众多，线头却只有一个。

在当时，人们时兴写日记用来记录自己的经历、生活、情感，包括事业。当然文人的记载就更加丰富了，写作的作品有时也在其中，这是一种人生的体悟和历史的佐证。当有些往事不能盖棺定论时，日记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许多文人都会用这样的文字积累来记载自己，作为回顾生命历程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徐志摩也不列外。

凌叔华(1900—1990)著名作家、画家

因为不方便或者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徐志摩前后两次将“八宝箱”交与凌叔华保管，这在今时今日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个“八宝箱”中有些什么？为何后来许多人都紧张，不紧张的都好奇，这里用猎奇更为贴切。“八宝箱”中除了有徐志摩的日记本，私人信件，部分文稿等以外，后来还存放了陆小曼的日记本，相当有看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徐志摩在英国与林徽因相识那一年的日记记载，给许多人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而陆小曼“零嘴”的一些是非话，也如数家珍地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本，成为另一个让人充满想象的看点。于是，林徽因和陆小曼想得到属于自己秘密的日记本，那就非常自然了。而且，作为徐志摩的遗孀，“八宝箱”中所有的物件按理说都该归于陆小曼，保管者凌叔华应该及时归还或者记着归还。但是，这原本很简单的事件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插曲，甚至还让几个美丽的有着社会地位的女子“反目成仇”。

有人指责林徽因，说徐志摩的日记本关你什么事？其实，林徽因想拥有这个日记本也属于正常。据林徽因说徐志摩曾经答应她将在英国那一段日子的日记本赠与她作纪念，斯人已去，虽不知道话语属实否，但是以徐志摩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是有可能有这样承诺的。也有人说，林徽因虚伪，她怕自己在英国与徐志摩的恋情公开成为笑柄。以徐志摩的诗人思维，不乏有对美好臆想的描述成分在，将一些内心的憧憬化为诗句记录下来。对此，林徽因曾大致说过，徐志摩对自己的美好想象，或许来自对诗中女子的憧憬，他自己不觉得，其实那不是对林徽因真实地爱恋，有虚化成分在。这些在英国写的日记本，不管到谁的手里，特别是陆小曼，都是不利于与徐志摩这一帮子亲密朋友的感情的。或许，存放于林徽因处不恰当，却是最好的去处。

“八宝箱”的争夺战争因为各种原因，就这样拉开了。有人说，林徽因在这场争夺战中很强势，由胡适亲自出面为她要到了“八宝箱”，交由她全权处理。而陆小曼成了弱势一方，凌叔华成了受气桶一方。里面诸多的原因，即便是当时的当事人也未必能说清楚。

陆小曼(1903—1965)近代画家，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

胡适将箱子交给林徽因的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林徽因收到箱子后，作了细致的清点，并回复：“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1921年7月31日)。次本从Dec.2nd(同年12月2)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林徽因做事情是周到细致的，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将“八宝箱”清理记录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如果稍有疏忽遗漏了东西，今后也许又是官司。

果不其然，后来官司真真就来了。林徽因从好友张奚若处听说，凌叔华那里还有一本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林徽因感觉到，最重要的日记还在凌叔华手中，除开手上现有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记录的是徐志摩在康桥的那段生活。但徐志摩认识林徽因那一段时间的日记记录却一点也没有，这说明凌叔华手中尚有一本日记的可能性很大。迫无他法，林徽因只得借助胡适叫她整理遗稿为名，名正言顺的向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自然不乐意，但是也只能答应林徽让她后天到她家去取。不过林徽因并没有取到，凌叔华借故不在家，没有将日记给她。林徽因只得再求助胡适，胡适再次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要求凌叔华完整将徐志摩日记交出。其实，对于胡适与林徽因，胡适与凌叔华，从对胡适的称谓可看出疏浅，凌叔华是称呼胡适“适之”的，在文坛上能这样称呼胡适的人只有一二，少之又少。而林徽因是尊称胡适“先生”，可以感觉到，其实凌叔华与胡适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自然些。但在这件事情上胡适是更为偏向林徽因的，甚至对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的求助，要求帮忙将徐志摩遗稿交与她整理的诉求都没答应。其实，外界都大致有了解，胡适是徐志摩的好友，更是陆小曼的朋友、知己，一度传闻两人有情愫，这样“铁”的关系在“八宝箱”面前也没用，说明胡适在这件事上对林徽因的支持多么坚定。

后来，多次的交割后，陆小曼的日记林徽因还与了凌叔华，林徽因则保管了“康桥日记”。但遗憾的是“康桥日记”后来也不知所踪，有人揣测是林徽因的后人烧毁了。当然，凡事都有其两面性，虽说是遗憾，但也不遗憾。这些是是非非原本可以作私人空间的保留，生出的这些隔阂已经够深了，何必再去纠结呢！

再从背景看，林徽因与凌叔华的经历有一定的相似，都是名门望族，成长的经历几乎也雷同，母亲都不是正室，饱尝了些许艰辛和苦楚。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婚外情，而且两人都是文人。林徽因对于婚外情大胆地向丈夫袒露，坦坦荡荡，凌叔华却不敢，她只能私下呵护这份感情，这是两人的性格特征决定的，无可厚非。林徽因要强，磊落；凌叔华温娴，含蓄。她们都是优秀的现代女作家，受人尊重和景仰。

第四章  师生情

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林洙

杨永生先生曾记述有这样一件难以考证的趣事：

刘敦桢先生得知梁思成与林洙结婚，寄给梁先生一封信，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那四个字是“多此一举”。刘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学者，谁也不会料到他竟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幽默，弄得梁先生啼笑皆非。

林徽因病逝七年后，梁思成与小他27岁的林洙结婚，此举遭到了身边许多朋友，包括家人的反对，其中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情绪反应是最强烈的。

林洙是怎么走进梁思成的，这得先从林徽因和林洙说起。

同为福建老乡的林徽因和林洙，结识源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者、知名学者程应铨，当时高中毕业的林洙与程应铨是一对恋人，因为程应铨到清华大学任教，林洙便随其同行来了北京，自然就认识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元老林徽因夫妇。

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因此对程应铨的才气非常看重，极力地撮合自己的女儿和程应铨的恋爱关系，同时，为让林洙在京城站稳脚跟，希望林洙能进入清华大学的先修班学习。恰逢解放前夕，当时先修班未办，于是，林洙只能选择自己补习。同时持父亲的介绍信找到了福建老乡林徽因，希望得到林徽因的帮助。林徽因与林洙的父亲有多少交集，没有多人能说得太清楚。当林洙找到林徽因后，肺结核晚期的她，竟然答应了每周二、五下午为林洙单独辅导英语，这样的教授，对于身体极不稳定的林徽因来说，是非常吃力的。但她担当了，这说明她对林洙父亲介绍信的认可和对林洙这位老乡的好和认可。

而后来，林徽因对林洙的好更不用说。林洙与程应铨结婚时，两人在经济上非常困难，程应铨是大学助教，薪水只能维持生活，没有更多的积蓄，结婚过日子总得操办一些家什吧？无奈之下的林洙想到了变卖自己的首饰，林徽因听闻后，将林洙叫到自己身边，说“有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并拿出一个存折，说是营造学社有一笔钱，是帮助青年学生的，让她先拿去用，需要多少钱你就用多少钱。林洙取完钱后问林徽因，这个存折怎么会是梁思成的名字。实际上，当时的营造学社早已不存在了，这笔钱就是林徽因夫妇自己的钱，为了让林洙放心用这笔钱，她找了一个藉口而已。而对于这笔钱的资助，梁思成自己也不知道，林徽因就做主帮助了林洙和程应铨。程应铨是梁思成的同事，而且梁思成还是程应铨的上司，林洙是林徽因的同乡，林洙是林徽因的学生，按照常理，林徽因没有理由来接济这对新婚夫妻的，至少做不到资助这么多，但是林徽因就做了，而且做得心甘情愿。不是她们之间存在有太特殊的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了林徽因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原则，对于青年，她都会尽可能地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包括栽培。林洙与程应铨结婚时，主婚人恰好是梁思成。

因为程应铨的缘故，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林洙，进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任秘书，后来更是有了近距离地与林徽因夫妇交好的机会。

1958年，林洙与程应铨离婚，当时正值程应铨最艰难的时期。1957年，程应铨因为提出保护古建筑，批评北京市剥夺华揽洪、陈占祥参与规划之权，被认为是反对“党的城市建设路线”，随后被定为右派，而这一做法，普遍被外界认为是支持他的师长梁思成的一种做法。在这人生最苦闷、苦痛，最需要支持的时刻，自己的妻子林洙不是与他手挽手，心连心地渡过难关，而是坚决地离开了自己，同时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离开，而且不让他们再见面，这种离别之苦才是人世间最折磨人的打击。这时的程应铨的悲伤可想而知，但这还不算最悲哀的一件事，后来的一些事情，对程应铨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其实，想开了，也就那么一回事，现状是如今两人情缘已了啊。

程应铨被打为右派后，林洙从清华建筑系系秘书的位置上被调到资料室做管理员，并在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梁思成整理资料。这期间，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一个是失去爱妻的失意人，一个是离了婚的单身女人，都需要生活的温暖，都需要感情的抚慰，都需要一个人能说说话，倾诉一番心里苦楚的人，他们正好遇见了，在彼此需要这些的时候遇到了可以倾诉的人，这就是缘分。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对的人，就是幸福的！尽管许多人认为梁思成的选择是错的，或者是多余的。林洙可以在程应铨需要她的时候离开，如果换作梁思成也步了程应铨后尘，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呢？

后来证明，林洙和梁思成一起携手走过风雨，经历那段最为波折和艰辛的日子，始终没有离弃梁思成，他们坚守彼此到了最后。

当时，这层窗户纸是怎么捅破的呢？

据林洙书中描述到，一天，梁思成终于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她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署名是‘心神不定的成’。”当林洙当面看完了这封信后，梁思成却害怕唐突了她，嗫嚅着说，“我以后，再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林洙一听到这样的话，陡地觉得伤心。她扑到她敬爱的师长和朋友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他们只是决定，从此以后生活在一起。这些，都成了后来人不断描摹着他们的感情故事的起始。

梁思成的大胆表白，这种风格，似乎有些林徽因为人处事的影子折射其中，坦荡，也直接。在失去爱妻林徽因后的日子里，梁思成在事业道路上也不断受阻，他处于人生低谷中，这是男人最需要一个温柔肩膀的时候，这个肩膀不一定有最美丽最高贵的线条，但一定是最熟悉，最安定，最可靠的港湾。尚还年轻的林洙，她有，而且有精力来打理梁思成的日常生活和协助梁思成建筑学上的一些琐碎工作，他们本身就在一个单位工作，革命友谊也罢，情感因素也好，他们很是契合。于是，在一片哗然中，他们结合了。

任凭谁说，都大不过当事人的决定。没有人能体会其中滋味和个中原因，我们看到的现状和结果，是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和岁月的检验的，这就是事实。

梁思成和第二任妻子林洙

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两个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父亲的再婚，对他们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在他们心里，母亲美好，母亲优秀，母亲伟大，母亲一直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生活力量，任何人也无法替代，替代母亲这个位置。

孤独、打击、郁郁，身体，生活和事业的诸多原因，使得梁思成迫切地需要一个助手，需要一个贤内助，自然，与他最接近的女子就成了他心目中合适的人选。

人生的相濡以沫，有时不是人能预见或者看透的，智慧的顺应，理智的选择，让生命更加有活着的意义和价值，那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人类的贡献。梁思成和林洙的结合，还惊动了时任北京市第一书记、市长的彭真亲自过问两人的具体情况。一次，梁思成去参加研究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副市长吴晗邀请他到自己家中，说：“前些时候，彭真同志问我，你们为什么反对梁思成结婚，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嘛。”梁思成将与林洙相识的经历和他们的婚姻经过告诉了吴晗，吴晗一边听，一边点头。临告别时，吴晗又说，彭真同志让他转告梁思成说“你告诉梁思成，我支持他们的婚姻！”回到家中，梁思成很自然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林洙。两人的婚姻得到了组织的支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最大鼓舞！

但是，二人的结合，始终留下了阴影。那就是亲人和朋友的疏远和无形的抵制。

有一些趣闻曾提到关于梁思成和林洙的生活故事，如今真假难辨，不过很有些意思。

沈从文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了，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从文对此评价：“林洙就是爱钱。”换作林徽因，这点小事，梁思成应该是不必回家请示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相通，是心灵的，是相印的，是自由的懂。梁思成的成就，林徽因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是外人或者外界能全部知道和了解的，林徽因是梁思成事业上的一盏明灯，足以照亮他们事业前行的方向，谁也不能替代。

对于女儿梁再冰的抵触，梁思成最为难过。梁再冰是公开的，不留情面地抵触。据说，在梁家的客厅里，原本挂着一幅由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所画的林徽因像。林洙和梁思成结婚后，取下了这幅画，为此梁再冰曾打了林洙一巴掌，拂袖而去。熟料，这件事不胫而走，从清华传到北大，一直传到今天。

梁思成当年有雅量支持并坚持让林徽因在卧室里悬挂徐志摩出事后飞机的残骸木头，他心思坦明，内里清澈，这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包括林徽因。如此有勇气将一个绯闻男性朋友的去世纪念物挂于室中央，这是一个多么倔强，性情，独立，又饱含着大爱之人啊！林徽因的遗物，林洙未能全部接纳，如果换作普通家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是有着林徽因足迹的地方，有着林徽因音容笑貌的地方，有着林徽因朗朗笑声的地方，有着孩子们对林徽因幻想的地方，这地方，不仅仅是一间住房了，它已经深深地烙印下了一群人，一代人的回忆。见字如面，见物如面，保持这里的一切感觉，梁再冰和梁从诫是非常渴望的。这么小小的移动，对于林洙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林徽因的子女心里却是风起云涌，不能自已的伤心。

“文革”中，梁思成遭到了打击和批斗，工作被停，这时期，多亏了林洙。梁思成在病床上对高占祥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扶持梁思成，还要照顾林徽因的母亲，林洙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支撑着这个家。

许多待人评说的历史，其实已经没有可追根到底的必要了。每一个时期，一些人，一些故事，都是特定发生的。没有对错，只有甘愿与否，做到与否。

林洙眼里的老师——林徽因，是一个很完美的女人，是值得她尊重和爱戴的，这就足矣！

第五章  闺蜜情

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

——费慰梅

费慰梅是林徽因极少的女性朋友之一。或者说费慰梅是林徽因女性朋友中独一无二对她一直保留着欣赏、喜欢、挂记、赞美、接纳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费慰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却也符合林徽因的行为作风以及交友风格。

费慰梅(1909—2002)，美国人，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的夫人

李健吾说林徽因：“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这话糊里糊涂就脱口而出了，覆水难收。但是，也不必收回去。林徽因的女性知己，就是我们现下说的“闺蜜”，却是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一掌之内似乎可以盖全了。

引用林徽因自己给费慰梅的信说：“我从没料到，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和享受到两位女性之间神奇的交流。”这样说来，林徽因的“闺蜜”更是奇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多么孤独的一个字眼，一段表白，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林徽因没有女性朋友，渴望女性朋友，获得女性朋友后的欣喜和激动。费慰梅成了林徽因一辈子的朋友，她们之间的友谊经历了几十年，不曾改变，而且被不断地深化和延续，甚至，连梁思成的遗孀林洙，费慰梅也是极力予以关照和爱护。这是对梁思成的友谊的见证，同时，也是费慰梅对林徽因的一种爱和思念的延绵，毕竟，在艰苦的年代，林洙为梁思成做的一切也有目共睹，林徽因对梁思成的眷恋和未完成的照顾，她来做到了。

1932年，28岁的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刚有了儿子梁从诫。回到北平后，林梁租住了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太太的客厅”那栋院子。这一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的女儿费慰梅来到北京，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费正清。当时，费慰梅23岁，她和林徽因两人其实都处在青春芳华中，尽管林徽因已经是两位孩子的母亲，但这丝毫不影响林徽因个人对待人事的热情和激情。

她们相识于一次外国朋友的美术展上。

说起美术，林徽因和费慰梅可谓是知己遇到知己，同行巧遇同行了。

有人精心地研究过林徽因与费慰梅能成为众人羡慕的“闺蜜”的内因。必然的结果，其实已经写在了她们的经历和骨子里了，只需要轻轻地一拨就解开了。

林徽因出生于一个有着政治背景，革命背景，同时拥有文化氛围的高门庭中，封建、开明、厚重，这些都是林家独一无二的特征或优势。虽然林徽因的母亲是妾，但是，她是林家的长孙女，她从小得到的教育实际上是完整的，也是积极的。后来在父亲的栽培下，少年时代的她便留学英国，再后来留学美国，除却美术专业，还可以同时进修女学生难以涉入的建筑学，这些游学经历对她的未来和事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因此，林徽因是一个既中国情，又西方味的；既传统，又洋派的；既创造，又务实的多重精神的女性。她热爱西方的民主，曾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林徽因曾经跟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比林斯说过：“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指美国)，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这话后来被比林斯收进一篇描写林徽因的文章，于1926年1月17日发表在了《蒙塔纳报》上。其实，林徽因更是一位有着民族责任感，敢于担当的女子，她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祖国的深沉情感，在不断的人生艰难中，在困苦的年代里一一具现了。

哈佛大学是文化人心中的一座灯塔，是聚集全世界精英学者和聚焦高端知识学识的地方。费慰梅的父亲是哈佛校长，自然，她的生活环境是优越的，学习环境是优质的，教养环境是优雅的。无疑，费慰梅也是优秀的，她是外国友人在中国的一方文化小缩影，她和费正清都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费慰梅有一位响当当的父亲，母亲则是一位开朗、开明的酷爱旅行的作家，她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费慰梅四姊妹都在年轻时就开始独身外地求学或考察旅行，费慰梅是大姐，更是几位妹妹的标榜。费慰梅是幸运的，她学了自己喜好的艺术，来到了自己喜欢的国家，更加如意的是，她和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中国迷的后来成为中国通的费正清一同来到了中国，从此，他们开始了一段平常也传奇的人生道路。因为他们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切顺其自然地就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去，而且，她还拥有了那么多的开心和收获——在异国他乡有了一辈子的知己，同路人。

在美术展览会上的林徽因和费慰梅，一经交流，才得知，两家住得原来如此之近，只有几百米远。于是，一有时间，费慰梅便从羊宜宾胡同出发，骑着自行车迫不及待地赶往林徽因家处。她是这样描述那段激情飞扬的日子的：“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后来，费慰梅和费正清自然也就成为了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在盛放的青春里，在亮丽的时光里，她们“一见钟情”。

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说起费慰梅和费正清来中国，那纯粹的就是一种骨子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热爱，有种狂热的激情促使他们来到这个还处于徘徊，战乱纷纷，军阀割据的国度中，所以，他们成为“中国通”就成为了必然，而与林徽因夫妇的相识，又让他们走了一段捷径。

林徽因和费慰梅交流，几乎都是用英语，这种语言沟通的顺畅，也是她们友谊能一直持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林徽因不会英文信件的阅读或者写作，那么，她们没有邮件来交流思想和生活，这段情谊也不会这么容易地延续下去，平台是相当重要的。在林徽因心中，用纯粹的英语与朋友交流，应该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对白不再更多地陷入中国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或者是一些琐碎的是非里去，

林徽因和费慰梅郊游

她们可以用相对“洋气”的味道诉说彼此的心扉，那是一种略带贵族式的口吻，我们可以从她们接受的教育中，深深地感知到这样的情形。而优雅和爽朗，也特别适合林徽因的性格。

与费慰梅相识后，林徽因在费慰梅的带动下，参加了骑马活动，她们出去踏青，出去溜达，出去骑马。这个时候的林徽因是很精神，很利落的，她在马背上奔驰的风姿和心情，与平时在家中的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林徽因曾对费慰梅说过这样的感受：“我在双重文化养育下长大，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滋养对我不可或缺，在你们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觉得精神贫乏，若有所失。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今秋和初冬那些野餐、骑马，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西方的娱乐方式带给林徽因的冲击，不是一种洋派的标榜，也不是一种稀奇的追赶，是实实在在地快乐与收获，林徽因从中获取的自信与骄傲，让她短暂地忘却了自己的肺病有多么得厉害，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结果。

林徽因和费慰梅对美和美感的物体或者艺术的作品有着同样的共鸣和一样的追寻。费慰梅就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时，在重庆有一个小房子，小房子是费慰梅布置与设计的，这让林徽因非常的惊喜和惊叹：“我像是走进一本杂志！”她们对艺术都有着敏感的触角和智慧的欣赏，因“臭味相投”，交流起来就不困难了，而且交流的范围多在文化圈和艺术圈的范畴，自然喜欢，也熟络。当然，她们也有一些女人的悄悄话，比如对徐志摩的一些看法和感觉，费慰梅都是可通过林徽因的表达和接触感知一二的。费慰梅说：“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费慰梅只是在感知中去体会、体味。或许，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林徽因，懂得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感情，那些妄猜，那些定论，都不足以代表当事人，他们的故事是一个谜，因为谜一般，人们才不断地揣测与探究，这就是人性的根本。

林徽因的迷人，在费慰梅心中，她是这样描述的：

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年轻的时候，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后来，在她的一生中，视觉艺术设计也曾经使她着迷。然而，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字艺术，不论是口头表达还是写作。

费慰梅高寿，活到了92岁。林徽因因为肺病及其并发症，早早地去了。

本来，费正清和费慰梅费劲心思，为梁思成争取了一个去美国讲学的机会，这样一来，林徽因自然也可以随行，可以去美国好好地治疗她的身体，但林徽因拒绝了。祖国在苦难中，祖国人民在苦难中，林徽因义无返顾地选择留下，她要与祖国同呼吸同命运。她的倔强，她的饱满，她的血色，她的脉动，与祖国在一起，与千千万万饱受苦难的同胞一起，他们共同渡过。她和林觉民以及那些为革命献身的林氏家族的亲人们一样，他们的血液膨胀、澎湃，那是激昂的炎黄子孙的中国热血，川流不息地奔流！

在最困难的年代，林徽因夫妇从北京一路逃难西南，对此，费正清和费慰梅都给予了关注和支持。费慰梅寄来一些钱，虽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也是杯水车薪，但是，他们两家的友谊从未间断过。费正清和费慰梅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无私帮助，让颠沛流离中的这一家人生出了极大的感动。林徽因也不断地去信，将心中的苦闷，将无奈、希望和憧憬都说与费慰梅，这成了林徽因最低谷时期的一种延续生命的“液体”。那时，很多人都认为，林徽因是走不出李庄的，她是那么嬴弱，失去了血色，失去了营养，失去了药品，但她还是走出来了。后来，林徽因坐着滑竿，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那是她第一次去镇上的热闹地儿，第一次去女儿梁再冰的学校。

费正清说：“在重庆看不到林徽因，我便去李庄，坐了三天三夜的小船。”费正清在途中感染了风寒，高烧不退，两个都咳嗽的病人，见面却滔滔不绝，兴致勃勃，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场景。

随后，费慰梅也来了。她说，在山城热闹庆祝抗战胜利，没有林徽因不行。她请了美国飞行员驾驶运输机将她送到宜宾，再从宜宾赶到李庄，就为了与林徽因享受胜利这一刻的喜悦之情。林徽因和费慰梅，在中国西南的小镇上，目睹了欢庆和歌唱，即使林徽因那时已经不能下地走路了。

林徽因等人在考察行进中

她们曾经一起，去山西考察，她们一路快意人生，一路感受中国的历史，也一路饱经了战争带来的苦楚，她们在困难的前行中缔结的友谊，一路芬芳，一路甜蜜，一路向阳。

第七卷  今夜星光耀永恒

第一章  南飞雁

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而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傅斯年

如果要送林徽因一朵花，最好不过冬日清霜中含苞吐蕊的梅花，且她更似腊梅，为有暗香来。梅朵赋予冬天以色彩、生命、律动的热烈，它点燃苍茫冷寒里的一枝温暖，它在凛凛烈风中清倔而立。白梅单薄，但与天地同色，是白茫茫里暗哑的独白；红梅斗艳，却能抑制住奔放的索求，在清苦里独自飞扬；腊梅僻幽，时常转墙角处，豁然见一树，见它们不争不诉地探出清芬。这是中国的梅，最性清的梅花烙，中国人将梅花作了灵魂之物，作了精神之物。南方盛产梅朵，西南尤甚腊梅，随处可见其芳踪掠影，随时可闻其暗香浮动。“清香传得天心在，未话寻常草木知。”寻梅不用踏雪，西南的梅就是如此的。

曾经，林徽因就盛放在西南的边陲小镇上，尽管这种盛放是幽微的，喘息的，寂寥的。她在这西南的潮湿中，发酵最芳华的坚持，坚持骨骼，坚持黎明，坚持信仰。

或许，林徽因从没想到过，有一天会离开繁华而厚重的北平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扎下，就是九年的光阴。她更没想到，包括梁思成也没有预测到，他们人生中最为丰沛的年华，最为宝贵的时间，就落在了辗转与滞留的无奈中，默默地耗去了事业的黄金期，荒凉了一段大好时光。他们只能对天仰叹，时不待我的幽怨，却奈何不得。而业界的朋友们，更是为这么一对夫妇的才华因为战争的无情得不到施展而十分惋惜，这是中国建筑学上的重大损失，也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一辈子的遗憾和疼痛。

“七七事变”是林徽因和梁思成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何尝不是大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个转折点呢！当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他们在那儿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大殿。这标志着原来中国还有一千多年前的木结构建筑留存下来，还有这么一颗沧海遗珠静默闪亮在千年的时光中，从此，中国的唐代建筑不再仅是敦煌壁画上的图像了。这一发现，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次辉煌发现，也是彪炳史册的一件历史考古大事，它让那些叫嚣中国已经没有了千年前的建筑的声音立刻哑然。但是，欣喜之余，困苦和颠簸随之而来。林徽因夫妇在建筑史上的最灿烂时光也随着这次的发现，在战争的枷锁下慢慢地被吞噬掉光彩。

北平是不能待了，但营造学社的资料不能毁了。这笔建筑史上的财富，是在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一干人用大量的精力，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心血累集、凝结起来的，如今在他们手里沉甸甸的。营造学社负责人朱启钤不打算离开北平，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没有犹豫，坚定地随着清华大学南迁的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一批营造学社的同仁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打包装箱好，将建筑“财富”移送到更安全的地方，不让日本人所毁灭或夺去。

北平的局势紧张下，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了离开前的准备，这一离去，预示着这个安定的家成为了过去，而那些珍贵的个人财富，也会随之放弃许多。带着营造学社的“大财富”，小家的“小财富”，他们不得不考虑精简一些。

林徽因，梁思成，林徽因的母亲，两个孩子，这一行人，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一个重症者的主妇，而“当家人”梁思成也有腿疾，老沉疴了，这真是无处诉说的难。这样的搬迁，对这个“老弱病残”的家庭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考验，风险颇多。曾有亲友问夫妻二人：“你们为什么那样心情激动地准备南迁呢？即使这里成立自治政府，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的房子还在这儿，北平还是中国的，不是日本的，生活还像平时那样过。”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回答了所有：“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林徽因的几位叔辈，以林觉民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他们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那一刻，在林徽因身上延续着。

林徽因瘦弱的身体没有冲锋在第一线，她也不似父亲一样迷恋政治，父亲是政治的热衷和追求者，而林徽因则以一位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骼，重新诠释了一种革命精神。记得在重庆读书的还尚小的梁从诫曾问母亲林徽因，万一侵略者真的打到了四川，我们该怎么办？林徽因答道：“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林徽因如此认真地回复儿子，或许这样的气节，华夏儿女展现的民族精神，其实千古同样。无数多“屈原”，无数多为理想追寻和祖国荣辱付出了生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都同林徽因一样，有一颗赤子之心，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坚定心。

1937年7月28日，在本来作为临时“阵地”的“太太的客厅”里，一群满怀信心与军士们共同坚守的“与城共存亡”的教授和家属们，突然发现守城将士已经人去楼空，他们立即明白了，离开的时候到了。幸好他们已经早做了南下的准备，付诸行动时便不算太慌张。但是，真要离开，谁能忍受着抛却家园的锥心之痛呢？大家都期期艾艾的哀伤着……

林徽因一家老小从北平出发到天津，而许多教授、文人的太太们依旧留守原地，只有这一批知识分子先行南下，可想而知离别的苦楚多么让人揪心。林徽因也揪心，她内心巴不得车子能挤下更多的孩子太太们，她知道这一去，不知道何日再相见了。临行前林徽因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样的病人不宜远行，更不必说逃难。”这些警告对于心意已绝的林徽因来说，已经阻挡不了她坚决的脚步和坚定的信念。待在北平，其实就是一种心灵“屠宰”，那是会要了林徽因的命的。

而促使梁家人立即撤退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日本鬼子垂涎梁思成的成就，一张请柬——“东亚共荣协会”的邀请，让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得不提前出发逃亡南方，他们不做亡国奴，更不会做侵略者摆布的傀儡或者被其利用。清晨六点，被扯上车的林徽因，该作如何的感想？苦心经营的一切随着战争的硝烟而成为曾经，过去不复，而未来有些什么坎坷等待着这一家子呢？

林徽因和孩子郊游

金岳霖与林徽因一家同行，这算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至少，单身汉的金岳霖多少可以在旅途中照顾一下“老弱病残”的一家子，相互扶持不是锦上添花时的作秀，落难时稍微的搭手便是最温暖的感动。

他们乘坐轮船，转乘火车，搭乘汽车，上上下下不知几次，终于到达了武汉。整整九天的时间。这无休止不停歇的前行，对于林徽因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浑浊的空气，窒息的气氛，颠簸的车船，是肺病患者最忌讳的。然而，一番颠簸之后的落脚地还不能作为安全的驻扎地，于是，一群人又启程，通过上下车船16次后，终于到达了湖南长沙。大家总算安全到达，心里自然高兴、雀跃，至少，短暂地远离了的战火纷飞，可以继续重新建立教学基地了。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精神和追求，往往不能以一般人的思维去定位，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于是，这一群高等学府里的精英，在安定下来了的日子里，重新开始了走动窜门，当然，林徽因家是首选，那儿是聚众地。林徽因的号召力自是不用多描摹，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粉丝团”，林徽因有一帮铁杆“粉丝”，那么自然就以林徽因为“核心”，大家又重新回到了温暖的日子里。

长沙不比北平的浪漫和雅致，这里毕竟是一个省会城市，住宿，经济，目前的状况，都不能与从前的那个“太太的客厅”相提并论，林徽因要自己做家务，没了保姆，上下老少，除了自己，还能有谁去做呢？让林徽因去做琐碎无聊的家务事，确是有许多苦楚，她是不喜欢将时光浪费在觉得没有成就的单调乏味的事情上的。她向费慰梅曾经这样抱怨过：

“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

后来在李庄，林徽因做家务的时间更多，不过，她学会了慢慢地接受和打扮心情，对于林徽因这样有着艺术气质的人来说，不得已中也能添一抹活泼的生机和颜色。乡村的野花野草多，滋养了林徽因最美丽的心情，她将这些生鲜的好看的生命插在玻璃瓶中，开放、枯萎；枯萎，开放。林徽因是一个爱护生命的人，尽管她知道自己不能说了算，但是，她可以做到对自己生命的负责和坚持到底。

在长沙遭遇了一次空袭后，林徽因一家再也不能呆在这儿了，这儿也不安全了。他们只有提前离开长沙，再次辗转去昆明。

当时对于空袭的突然，没有人预料到会来得如此快。没有警报的发布，一切都还在正常中。林徽因告诉费慰梅：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就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住了三间，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玻璃的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上苍眷顾了这一家人，一颗炸弹扔在他们跑去的那个街道，但没有爆炸。这是奇迹，也是幸运，林徽因和家人幸免于难，苍天也算睁大了眼睛的，不然中国建筑界将失去两位泰斗人物，没有他们，许多建筑学上的东西都可能发生微妙的改变，比如国徽的设计，又或景泰蓝的工艺改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等等。许多无法预测和想到的事件，在稍纵即逝中就会发生瞬息改变。

逃难，难逃啊！一路不停地奔走，磨砺人意志的不断迁徙考验着这一家，吃尽了颠簸的苦头。人员的特殊，身体的状况，现实的不稳，行走的艰辛，他们是如何跋山涉水走过的？想来，当一个人被逼迫到一定的境遇中，他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也都变得非常锐利且坚韧。之后，他们从长沙又启程了。

要走贵州，再绕道去云南，必经沈从文的故乡湘西沅凌。沈从文得知他们的行程安排后，提前书信通知了家人安排并接待好这老少一家的吃住。

沈从文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直是密友，两家人生活中走动频繁，且林徽因与沈从文过从甚密，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探讨，虽然未必有与徐志摩那么频繁，但交流也是颇多的，是知音，也是知己。

沈从文的家乡——湘西，是一个层山叠翠的好地方，山水好，人文好，一路沿途风光也好。林徽因一家居住北方的时间居多，特别是两个年少的孩子，见到这样的风土人情，心情雀跃起来，大家眉头舒展着，一派晴空朗朗好风光。沅凌，这个不同于城市风景的边城一隅，迎来了这不寻常的一家子，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携手而来。他们在主人的热情陪伴下，在这山风徐来的轻轻柔柔中，尽情地享受着一桌子乡土风味，湘西的菜，腌制的，辣乎的，野味的……大家欢声笑语，一时间竟忘记了艰苦和困难，度过了简单而愉快的时光。

不过，这只是漫漫长途中的一个驿站，前方的征程，在等着他们去战胜。

就在他们到达贵州地界的时候，林徽因病倒了。在养病中，他们巧遇了一群天之骄子，前往昆明受训的部队飞行员，中华热血儿男。就是这一场遇见，让林徽因夫妇多了许多亲人，也多出了许多伤悲。

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毅力支撑着她必须陪着亲人走下去。她咬紧牙终于撑到昆明的时候，羸弱而憔悴，身体已极度受损。

昆明的生活，需要重新规划，当时他们财务状况已经很紧张了。窘迫之余，林徽因不得不自己完成所有的家务活，亲自操办一家人的吃穿住行。他的朋友曾经见她拎着一个瓶子在街头打酱油，非常心疼至极。他说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妇，梁思成的妻子在街头柴米油盐醋的，实则很难想象的境况。但是她做得很坦然。有信仰的人，永远是不会被自然、社会，环境所逼迫挟持的，他们总会找寻到出口，让自己坚持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生命价值。林徽因便是如此，她曾经在李庄写道：

今天十二个钟头

是我十二个客人

每一个来了，又走了

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

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的胸怀

黄昏却蹑着脚，好奇的偷着进来！

我说：朋友，这次我可不对你诉说啊

每次说了，伤我一点骄傲

黄昏黯然，无言的走开

孤单的、沉默的、我投入夜的怀抱！

病中的林徽因

林徽因是孤独的，也是悲伤的，她一直被病魔遏制，囚禁在病榻上，一个人的伶仃，一个人的角落，或许有人懂她，或许没人懂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入秋了，冬还远吗？

第二章  悼英雄

我的小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机牺牲了。

——林徽因

林徽因和梁思成，曾经有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但也成了他们一辈子的伤痛。

当一群活泼乱跳的孩子，他们只能是说是孩子，他们那么小，那么年轻。他们是从敌占区来到昆明苦练飞行技术的一群半大小子，弃笔投戎，为了祖国和人民，义无反顾地翱翔在蓝天上，他们用生命化作了云端的一朵朵洁白，融入了无垠的云河中，但他们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中，却是永远的孩子，是值得景仰的抗日英雄！

说起与这些孩的相识，实则是一种极深的缘份。

彼时，林徽因一家赶往昆明途中，正值入冬，雨雪交加，这是西南的典型气候特征。林徽因病倒下了，病倒在湘黔交界的晃县，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栖身的旅店，梁思成抱着高烧病重的妻子，焦急地一家家地去投宿，但是，都无功而返，老板甚至连地铺也不肯提供。正黯然伤神中的梁思成，突然听见店外飘来小提琴的声音，悠扬的琴声荡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且演奏的是世界名曲，梁思成想，会这样乐曲的人，一定会是素养很高，说不定会遇上谦谦君子，如果是，讨一个地方落脚未尝不可能的。于是，梁思成循着音乐而去，敲门一看，原来是一群身着军装的年轻人。梁思成与政治结缘少，因此对军人也不曾多了解，当看到这一幕，很显然，要一个空地儿的请求确实不好说出口，他们是小伙子，又是军人，应该有一定的组织纪律性，能同意的可能性不大。梁思成琢磨着，但是最终还是将来意说明，却不想这一群年轻军人非常慷慨义气，立即表示让出一间给他们住下。

总算有了歇下的地方，也可以给林徽因治病了，一家人暂时安心，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他们遇到了这么一群可爱朝气的青年人，据说是去昆明练习飞行的，是杭州笕桥航校的第七期学员。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后来也来到了昆明，他是第十期航校学员。因为林恒这一层的关系，这一群年轻人与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走得更近了。

他们一到休假时间，便会三三两两约上来昆明城里，来林徽因家。本来，林徽因极为好客，她喜欢热闹，而且当时张奚若、金岳霖等一批老朋友也在昆明，这样的聚会，让航校的这些年轻人非常兴奋，走动也就频繁起来。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沿海城市，离家遥远，时常有思乡情结，他们小小年纪，在军中的苦楚必然很多，特别是飞行员训练是极其严格的，肯定有很多辛苦和艰难，他们的心理也会摇摆不定。于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就成了他们的“心理辅导员”，开导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放下包袱，放下苦闷，放下郁结，好好地训练，好好地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俨然成了他们的大哥大姐，倾听着兄弟们内心的纠结，清除掉他们情怀里的“淤塞”。

一年后，这批青年从航校正式毕业。梁思成和林徽因被邀请出席了学校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上，梁思成作为这些青年人的“名誉家长”作了发言。他们的父母在千里之遥，无法目睹他们毕业时的荣光，也无法从战争的未知中知晓孩子们最后的归宿。他们最终被编入抗击侵略者的部队中，去实现他们的使命和抱负。林徽因和梁思成于是就多了一个身份，成为这批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按说因为彼此的分别，这些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但还有许多发展和延续仍在继续中。

当时，费正清来到李庄，对于林徽因夫妇的生活环境非常地感慨，他笑谈，在这个地方，不能喝上咖啡，但是，能听到留声机的吱吱呀呀，确是也算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而且和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听，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在梁家生活用品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享受音乐就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这留声机从何而来？

据说，这与一位航校的学员有关。他叫林耀，与林徽因同姓。他是那8个飞行员中最年长的一位，他和林徽因最投缘，也接触最多，是8位学员中最后一个牺牲的。林徽因从昆明来到李庄时，林耀曾经趁休假两次来看望她和梁思成。他最后带来并留下了林徽因最喜爱的唱片机和唱片。他们的交流十分流畅，从林耀的谈吐和才学中，林徽因看到了闪光的思想，她很欣赏这位有自己的见识和见地的飞行员。

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

有一次，林耀驾驶飞机从李庄上空过，但是执行任务的他无法来看望林徽因，他竟然在空中低飞了两圈，并投放了昆明好友们给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来信，以及一包糖果。这样大胆的做法，换作今天简直就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疯狂，是严重违反部队纪律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有这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不是浪漫之举，这是感情的执著与深厚。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在负重伤调养好后却依旧要求上战场，最后却没有逃出死亡的魔咒，不幸牺牲了。

一个个飞行员的遗物，不管是在昆明的时候，还是在李庄的时候，部队都会准确无误地给梁家寄来这些最后的纪念物品。从陈桂民的噩耗开始，梁家就连接不断地收到一份份死亡通知书，这让偏于情绪化的林徽因更加悲痛。最熟悉的亲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是因为飞机坠落而去，尤其是弟弟林恒的牺牲，对林徽因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林徽因很喜欢这个弟弟，当时林恒已经考取了清华大学，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参军报效国家。在北京的时候，林恒就参加了游行，他的血脉里，流淌林家革命人的沸腾血液，林家可谓英雄辈出，这是不可否认的。

而另一个让林徽因一辈子也无法忘怀的人，便是徐志摩，也是死于空难。徐志摩空难中残留的飞机遗骸片，和林恒牺牲后梁思成拾捡的飞机遗骸片，最后都悬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卧室中。

面对这样的离去，面对各种离去的原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更加惋惜与伤悲，有人因为英勇而就义，这是为国捐躯，而有人因为飞机的故障而就义，虽然也是英雄，但是却“枉死”，一条条活鲜鲜的生命就这么被夺去。每来一次部队的阵亡通知书，林徽因就大哭一次，这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后来，梁思成干脆隐瞒了这些信息，将学员们的遗物悄悄藏起来，但是终归有被发现的时候，免不了还是伤心。

其中一位叫叶鹏飞的飞行学员，因为两次飞行故障跳伞，心内郁结，在第三次飞机出现故障，当机长命令他跳伞时，他却坚决不跳，他觉得失去了两架飞机已经很内疚了，不愿意再这样，只有与机共存亡，才能让心里更加的踏实。最后，他不幸牺牲。这本来是不关飞行员的事情，因为检修不力，因为保障不济，因为重视不够，这些老式的飞机，依旧不断地执行任务，这就是这一批飞行员的悲哀。最后，那一批林徽因和梁思成认识的学员，全部将生命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祖国的蓝天。

此后，梁家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每到7月7日12点整，总会默哀三分钟，以悼念那些为抗战打击侵略者牺牲的烈士们。

林徽因在弟弟林恒牺牲后的第三年，在梁思成再也隐瞒不住了的那一天，她写下了最为动人的一首长诗《哭三弟恒》，这首诗歌成了不可多得的即兴佳作，悲愤悲伤悲怜中出诗词，或许，千古名篇都是这样来的。人到情深处，不得不诉述。林恒最后留下航校毕业的纪念佩剑，林徽因一直珍藏着，林徽因病逝后，最后由林徽因的母亲收藏。

昆明，李庄，留给林徽因一家的印象极为深刻。

林徽因梁思成在昆明

在昆明，林徽因和梁思成设计自己的房子，三间正房，一间厢房，外带单独厨房。这是他们真正的窝，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为自己设计一套“爱的港湾”，却在昆明，在极其艰苦的情形下实现了。他们虽然耗尽了全部的积蓄，但是，全家人却非常地高兴、满意，他们准备好了长期驻扎昆明的准备。这座房子位于昆明市郊的一个叫龙泉镇龙头村的地方，从图纸，买料，运料，木工，泥水匠等施工程序，都是夫妻二人合力完成，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干劲和愿景。而且，爱美和艺术的林徽因还将卧室铺上了木地板，还砌了一个小小的壁炉，这样的体验，让林徽因又回到了在北平时的时光，天空晴朗着，舒适、舒心、舒展了，心情也极好。她期待费慰梅和费正清来她的新家做客，这是她和梁思成亲自搭建的爱的巢穴。他们可热情洋溢地谈论，可娓娓动情地倾诉，想必这时的林徽因，她一定最幸福的，她一直憧憬着他们的突然到来。

不久，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撤离昆明，迁徙李庄，而营造学社当时归口这个研究所，因此，梁思成和林徽因不得不随着大部队前往四川宜宾李庄。他们的新建的房屋就此空下来。而在西南大学的包括金岳霖在内的那些好朋友，此后几年间也分割两地，这是林徽因最为寂寞的几年，李庄的日子，度过的时光，想是在林徽因的记忆中尤为深刻，特别清晰了。

第三章  北回归

梅花你这些残了后的枝条，

是你无法诉说的哀愁！

今晚这一阵雨点落过以后，

我关上窗子又要同你分手。

但我幻想夜色安慰你伤心,

下弦月照白了你，最是同情,

我睡了，我的诗记下你的温柔,

你不妨安心发芽去做成绿荫。

——林徽因

傅斯年、梁思成、李方桂、董作宾等53人在李庄立下“留别李庄栗峰碑”，预示着北归的日子不远了。

西南边陲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纯朴而寂静，虽然令人心神安定，但对于这一群来自北方的扎根科技、文化的精英而言，这里的土壤，始终只能短暂地寄居他们的无奈，最终的向北飞才是定局。因为只有回到祖国的心脏中，才能发展先进性，突破局限性，探索未知性。只有北平城才是人才发挥热量和展示能量的摇篮，那儿才是他们的归属地。

愈发迫近的脚步，冲击着游子们的思乡情节，离开北平多年，有股力量在召唤他们。

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伴下，他们先去了重庆。检查，治疗林徽因的肺病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恰好，费慰梅也在重庆，闺蜜能相见，自是兴奋喜悦的。孤独了这么多年，离开城市生活这么多年，相别了知己这么多年，林徽因期盼着一切重逢带来的欢喜和激动。

她到了费慰梅的家，她爱上了费慰梅设计的小屋子，无不感慨这种艺术的手法，赞叹费慰梅的品味和灵感。费慰梅开着一辆吉普车，她们一起去街头巷尾感受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看看久违了的繁华与喧嚣。她们去吃西餐，享受从前的优雅日子。

林徽因和费慰梅有讲不完的话儿，她们诉不尽分别的苦和这些年相互的思念，林徽因是活泼、生动的，在重庆的日子里，她又回到了曾经那个飞扬的林徽因，虽然，她依旧肺病缠身，但是风采依然焕发。

马歇尔将军举办的一个重要的酒会，费慰梅带着林徽因参加了，在这里，林徽因接触了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吴国桢、冯玉祥，还有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这或许是林徽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中共领袖人物的风采。不久，周恩来派了一位时尚的女子与林徽因接触，她穿旗袍，高跟鞋，也烫新潮的卷发。她是一位共产党员，这样的形象，颠覆了林徽因心中对共产党员的想象，与外界的传闻简直是大相径庭。她们摆谈了许久。这位女共产党员叫龚澎。

党派林立，是当时的政治格局。没有人能猜透走向，谁将最后胜券在握。观望的各方很多，皆不敢轻易定论和靠近，生怕不慎引来麻烦。特别是知识分子相当地谨慎。

北归的日子排上了议事日程，根据排序，营造学社的人员飞机序号排在47号，按照当时动静，第1号飞机还在等待中，不知何时轮到47号，这样的等待是漫长的，又因军队和政要的飞机随时插队，起飞时间遥遥无期，只能静待。

林徽因想昆明了，很想回去看看。于是，好友张奚若、金岳霖等人就热心地为她张罗组织着。之前，费慰梅请了一位美国胸外科专家为林徽因作肺部检查，结果不是很理想。医生悄悄告诉费慰梅，病人也许只有五年的时光了。费慰梅不可能告诉林徽因这个结果，林徽因自是聪明人，也不会提及和过问。对自己的身体，林徽因一直很有数，自香山疗养时就开始写秋，那时的林徽因觉得自己就已经进入秋天，如今，或许真的是“秋意浓”了。其实，即使没有老毛病，就是在李庄病了那么多年，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和保养，也是非常严重的了。林徽因能从李庄走出来，靠了毅力和不屈的那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这才是林徽因骨子里的东西，这才使得她有了事业上的辉煌。

相隔多年，再遇故知，无疑是林徽因治病的最好药剂，如果真缺了这一帮子好友知己，林徽因的生命将是枯涸的。

三五知己，畅游思想，在昆明的日子，阳光照在林徽因身上，她感到无限温暖，仿佛又做回了当年“太太的客厅“里的女主人。只是，她现在的身体更加孱弱了，也苍老、憔悴了。

心情大好的林徽因，见昆明都是美好的，她赞道：“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剧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这是林徽因在昆明圆通山唐家花园居住一段时间的感受，这感受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渴望和憧憬，她的生命被重新点燃，不断地燃烧起来了。

在好友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只要上过初高中的人，都会知道他，他就是朱自清，他也是林徽因的朋友。他和林徽因一家一同南下。林徽因在昆明期间，朱自清自然前往探望，而且是几次促膝谈心，林徽因的生命未来，明眼人都知道，这位骄傲的女子，也许已经到了最后的生命历程，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徽因的生命是强大的，她像盘根错节的榕树，给一个攀附的机会，它的生命就会重生，又见葱茏。林徽因一生只和自己斗争，与生命赛跑，她斗赢了自己，也跑赢了判决书。

对林徽因的身体怜惜和祈愿，是这一群懂她，爱她，敬她的好友们永远的心声。

在昆明将息快半年的林徽因，与从李庄出发到重庆的梁思成会合，他们在等待一个月后，终于踏上了北归的班机。载着日思夜想的挂牵，载着无限渴望的心情，载着满腹的委屈和即将归来的雀跃，载着心内复杂的情怀，林徽因一家回到了北平。

他们的未来，充满了诸多不安的因子，慢慢地侵蚀着心里的弦，中国到底何去何从，他们渴望安定，渴望家园，渴望祖国强大，他们有太多的渴望和诉求，其实这也是普通老百姓共同的希冀和祈盼。林徽因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事的疑惑，曾对费慰梅书信道：

“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的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苦难。一个人毕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察觉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我作为一个‘战争中受伤的人’，行动不能自如，心情有时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着这个‘胜利日’。接下去是什么样，我可没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胜利果然到来了，却又要打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说，我依稀间一直在盼着它的到来)。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这么焦灼烦躁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这时的林徽因是焦急的，战事的持续，内战这种最无情的自耗，无休无止地搅得她身心不得安宁，再加上身体的不断预警，林徽因真是感到了冬日的到来，或者它已经踩着细碎的步子来了。

第四章  出书记

问题在于而且始终在于，她缺乏忍耐寂寞的能力，她倒用不到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

——金岳霖

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阔别了九年的北平城，自然是感慨万千，难以抑制心中的委屈和伤悲，最为饱满的年华，已经消磨在了遥远的西南边陲。如今回到的家，百废待兴，一切重来，难免心内凄凄的，或许这也是每一位回到北平城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感觉。有久别重逢的欣喜，更有对美好家园的渴望。

这个饱经苦难的皇城，从明代定都以来，历经连绵战火、朝代更替、兴衰荣辱的洗礼，斗转星移间，烽烟几度，繁华几度，落幕几度，细细算来，两三百年无非是弹指一挥罢了。如今徒留一地的千疮百孔待修复，而人心难以修补，这是未来政治格局再度变化的根本。

林徽因一家在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工的接待处落脚，他们再也没回到北总布胡同三号，那个曾经热闹非凡、蓬勃兴荣的地方。梁思成回到清华大学任教，还未走马上任，因一个重要的邀请，他便被当时政府派往了美国，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这时的梁思成，已经在国际建筑学舞台上崭露头角，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与费正清和费慰梅不余遗力地将他的学术成果及论文推荐到国际建筑学杂志上发表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引路人，在战火纷纷的中国，特别是抗战期间待在内陆地区，是很难与世界接轨的。他们无私的帮助，让中国建筑学的研究有了更快速更快捷的展示平台。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小误会，如果不是一次机缘巧合的提及，也许会成为两家人无法说出口的伤疤。尽管费慰梅一直不知情，一直以为自己办理的事情已经在许多年前就办妥了。正是因为两家不一样的情感，让梁思成无法出口问及，而费慰梅其实也蒙在鼓里的。而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些珍贵的资料和图片。

1978年，费慰梅的一位欧洲朋友访问清华大学，在与一位教授交流的时候，便提到了费、梁家的长期友谊，本来是拉近距离的话语，却不曾想，教授的回答是不客气的，他说：“是吗？那为什么费正清的夫人不依梁教授的要求，退还给他那些图稿和相片呢？”收到信息后的费慰梅惊诧了，她说：“我在剑桥看到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后，顿时目瞪口呆……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样看待我呢！”

原来，1957年3月，梁思成曾捎口信给费慰梅，要她将这些书稿寄给英国的一位刘小姐收存，而她自己按照梁思成的交代，已经办妥了，但时隔这么多年却出现了这样情况——资料未物归原主。

本来收着当初交接物证的费慰梅是可以不再管这事的，只需要出具这个证明即可，但她显然不会心安。几经辗转，费慰梅终于将在新加坡执业的刘小姐找到，刘小姐认可包裹仍在，只是迟迟不兑现还稿，在费慰梅再次坚决要求下，这些凝聚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心血的建筑学资料终于回归祖国了。一个长达20年之久的误会，也从侧面说明了费林两家的珍贵友谊，是经得起时代变迁的考验的。

事实上，梁思成脚板还没踏热北平的土地，就立即动身去美国了，丢下了一家老小在北平等待搬家。清华大学分配的是清华园新林院8号作为梁思成的公寓，这所公寓是一座洋式的住宅，单层独户，设施一应俱全，室内非常的舒适，室外的景色也优美。一家老小不可能等着梁思成回来搬家，小得小，老得老，这个移居重任自然就落到身体还很孱弱的林徽因身上。其实林徽因是极烦家务的一个人，但家中之前的多次搬家任务，都是林徽因一个人指挥完成的。那时，都恰遇梁思成有特殊任务外出：从昆明搬到李庄是林徽因独立完成的；后来，他们再次搬到胜因院12号的时候，也是她一手操办的。

林徽因和儿子梁从诫

一家人总算安定下来，孩子们也上了学，林徽因也慢慢地考虑着自己的愿望和想法。

林徽因有一个习惯，就是尊重结果，不搞特殊，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按理说，分数没有达到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梁再冰，如果林徽因出面通融一下，不是没有机会在清华就读的。当时，林徽因只是觉得自己的女儿应该是有这个能力考进清华的，当她查完梁再冰的成绩确实没达到上线分数后，再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崇尚自由的大多尊重秩序，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极其遵守制度的人。

梁从诫从郊外的燕京大学附中转学到了辅仁大学附中，一切回归到从前的日子。经济宽裕些了，烦扰少些了，除了自己的病痛外，林徽因觉得一切都好了。空闲下来的林徽因想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文字，尤其是在白塔寺医院作了肾脏切除手术康复后，林徽因觉得不能再等了，她决定将自己的诗稿等整理出来。

在做肾脏手术前，这风险已经让林徽因感到了死亡魔鬼的逼人，她的公公梁启超就是因为肾脏切除不慎而离世的，她在担忧，自己是否能下得了手术台。她这样写到：

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

一生一世，

短不过百年，

半百却是那要凝固你的时间，

然而这样的灵魂，怎么会死？

行走不辍的人，谁又能阻住你的步子？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

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调向窗外，

落日将近时，西天上，

总还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

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

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

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

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

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当我去了，还有未说完的话，

像钟敲过后，时间在悬空里暂挂，

对忽然的终止，你有理由惧怕。

但原谅吧，我的话语永远不能完全，

亘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哑。

这是她给自己的姐姐写的一首近似遗书的诗歌——《写给我的大姊》，诗中带着不舍、留恋、不甘，更有一种坦然接受的心怀在其中。她的这位大姐姐是姑妈的长女，童年时的伙伴，她们一向交好。这种心里独白，其实就是林徽因对人世最后的交割，她将其化为了行行的诗意。或许，艺术家们的格调和思维都是如此吧，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完美无缺，无怨无悔。

林徽因在几次大病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在香山疗养，在李庄的时光，还有这次的肾脏切除手术，都丰收了不少佳作美文。越是恶劣的心绪、环境下，愈发有珍珠迸发出来，她在《恶劣的心绪》中叙述道：

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忧，

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

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

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

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

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

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

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都还说不上来，

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

沉默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

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手术比想象的成功，痊愈后，林徽因诗性也来了，她连续投稿了16首作品，陆续刊登在了《文学杂志》、《经世日报》、《益世报》等上，这给了她再缔造文学梦的鼓舞。她精神奕奕地开始收集整理原有的一些散落稿件，准备编订成诗集。其实，在十年前，林徽因已经编纂了自己的诗集，出版公告也已经在杂志上刊登，可惜因战争而夭折了，她没能完成第一本诗集的出版，一直很遗憾。这次对她来说势在必行，不能再耽搁了，时局不稳，动荡不安，一切还在变数中。但是，林徽因的出版整理终究没能跑赢历史的变迁，北平解放了，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完成了政权更替。直到林徽因病逝，她都没能如愿以偿的看到自己的诗集问世。

新中国成立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忙起来了，他们肩负的使命更沉，也更重了。

第五章  耀星空

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

——梁思成

林徽因和梁思成，从民国走来的才女才子，他们卓越的成就，奠定的建筑学基石，为他们赢得了国人的景仰和同行的尊崇。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再次将中国建筑学大旗扛在肩上，将培养建筑学人才作为己任，将建筑学研究和践行发扬光大，在重任和艰苦面前，他们的创作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硕果更加多彩，为他们一生赢得了最灿烂的辉煌和最有力喝彩。

回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些日子去，去重温这一幕幕重重复复的影像，他们带给我们的，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这是一个即将迎接崭新气象的日子，但北平依旧弥漫着硝烟的气味，国民党政府的特殊班机，接走了一批批熟悉的朋友、同事，他们辗转去南方，再次去颠沛流离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纹丝不动，连念头也许都没动过，他们再也不想挪窝了。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给了他们太多的灵感和想象，也给了他们事业的平台，这么多的珍贵建筑物，他们想在这特殊的时候，能有些作为。一方面，他们是着急了，怕一场战争毁了一座城，这是无法复制的人类财富；再者，他们离不开建筑学的考古，离开北平，无疑预示着事业从此没有了舞台，自己展示才华的机会也将失去，而且这是关乎事业“命根子”的大事，离开了建筑学，他们相当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担心的过程是寝食不安的，他们在无能为力中只有祈盼交战时两军能顾及到这些古老的建筑物。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让梁思成和林徽因顿时茅塞顿开，心情踏实下来。张奚若带着两位解放军来到新林院八号，希望得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帮助，将北平城要保护的名胜古迹标注出来，避免成为轰击的目标建筑，这无疑也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所想之事，正中下怀了。于是，他们与一帮子同事着手，不但将北平的古建筑描注得精确清晰，另外还编写了一册《全国重要建筑物简目》，册子发到了相关部队和人员手中，有效地避免了战争中对古建筑物的破坏，避免误击的情况出现。

就是这一件不经意的事情，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对新的当权者有了很好的印象。这与国民党宣传的形象相差甚远。这些山里林里来的大兵，他们懂得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说明其组织和眼界都是不一般的。这让他们暗涌一些欣喜，毕竟，今后就要与新政权同呼吸共命运了。

不靠近政治，不等于漠视、不关心政治。作为学者的他们，静待这一切的到来，充满了憧憬，期待安定，期待有一个学术的环境和平台。林徽因给费慰梅去信说：“只要年轻一代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无所谓了。”这是林徽因的心声，她对眼前的一切，已经在这些年的动荡不安中习惯了顺应，她希望孩子们好。

只是，有一件事让林徽因措手不及。梁再冰要参军，在她即将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年，她的态度是那么地坚决，林徽因和梁思成根本不能改变她的心意。去意已定的梁再冰，也许和自己的母亲林徽因一样，一旦选择好目标，没有人能阻挡或者劝说改变。经过思想斗争，林徽因和梁思成不得不放行自己的女儿，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去一年后再回来继续完成学业。梁再冰这一根筋的执著，像极了林徽因，只是，她们追寻的目标不一，林徽因的建筑学是学术，梁再冰是弃笔从戎的军人，一文一武。梁再冰的革命思潮意识，也有林家人的风范，这种沿袭下来的历史使命感非常强烈。

早在回到北平的时候，正值梁思成出访美国期间，林徽因办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

清华决定组建建筑系，由于梁思成暂时无法上任，就由土木系教授吴柳生代理工作，实际上吴柳生只负责一些行政事务，业务方面的管理全部落在了“编外职工”林徽因和建筑系老师吴良墉身上，林徽因主要负责拿主意和策划。病卧在床榻上的林徽因，硬是一手组织建好了偌大一个建筑系，从聘用教师，到教务安排，以及设备的配备等，大大小小的事物都需要林徽因亲自过问，一个新家的兴起是如此不容易啊！虽然第一期招生只有15名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仅剩下了8名学生，但是，这8名学生最后都成为了新中国最为优秀的建筑学家，他们一直都忘不了为建建筑系做出贡献的林徽因。其实，林徽因一直只是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她没有纳入清华的正式员工中，但她却担任和担当了这么多，是如此无怨无悔和兢兢业业，任今天的谁都会百个不愿意，百般退缩的。但是林徽因就是这么一个人，闲不下来，却又身体虚弱到开校第一节课的时候都无法与学生见面，最后派了梁从诫当代表出席。

林徽因与清华大学建筑学的感情，与建筑系教员和学生的感情，缔结的深厚，是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绘清楚的，只有当事人知晓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吴良墉与林徽因亦师亦友，他眼里的林徽因，他后来描摹的林徽因，真正地让我们走进了一位忘我、激情、积极、博学、才干的林徽因，她是拼命三郎，将身体置于事业之后的奇女子。

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一个崭新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政权，即将将中国改头换面。1949年7月10日，临时代行政府某些职责的全国政协筹备会在各大报纸发布启事，启事征稿国旗图案，国徽图案，国歌歌词。其中对国徽的设计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截稿时间为8月20日。8月5日确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当8月15日截稿时，国徽的设计稿件非常少，最后初选的28件也均被否定。这样，国徽初选委员会不得不向全国政协报告了目前的情况，要求组织专家重新拟定方案。按照相关的记载，委员会建议的“另请专家”是指邀请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主要是张仃，仲灵等人。

但是，张仃这一组设计方案没有过初选。国旗，国歌，纪年，国都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就差国徽的设计定稿。

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和莫宗江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并附上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其文如下，可细细地参详其中设计的过程。

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品。《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

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的连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作成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

全部作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绶结所采用的褶皱样式是南北朝造象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颜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跨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是否差强达到这目的，是要请求指示批评的。

这个图案无论用彩色，单色，或做成浮雕，都是适用的。

这只是一幅草图，若蒙核准采纳，当即绘成放大的准确详细的正式彩色图、墨线详图和一个浮雕模型呈阅。

林徽因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莫宗江  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集体设计

参加技术意见者

邓以蛰  中国美术史教授

王  逊  工艺史教授

高  庄  雕塑教授

梁思成  中国雕塑史教授，做中国建筑的研究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林徽因和莫宗江提交的国徽，也没有选用。在国徽的设计上，后来形成了两个设计组，一个是以张仃为代表的中央美术学院，一个是以林徽因为代表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两个设计组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提议，最终，1950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报送的国徽图案。这个方案就是1950年6月21日清华营建系提交的国徽图案。图案下方用隶书书写：

国徽图案说明

一、形态和色彩符合征求条例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国徽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经过近一年的征集，最终定稿了。

梁再冰说，在国徽设计期间，家中就成了设计的第一战场，草稿到处是，每次到家，一大帮人在忙乎着。这个时候没有人会顾及到林徽因是一个病人，林徽因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她已经忙得没有时间来想身体的状况。

就像当初在李庄一样，林徽因身体好一些，她便参加梁思成负责的《中国建筑史》撰写工作。林徽因撰写宋辽金部分，并对整部书稿做了校对和补充。虽然林徽因写的字数只有1.5万，但是她引证的资料和有关书籍有50多种，而野外考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文章更为权威，全面，扎实，慎密。

1950年6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特种工艺品公司，急救扶持北京传统手工艺业。1951年特艺公司成立研制景泰蓝的特艺试验厂，梁思成、林徽因负责成立救济景泰蓝工艺的美术小组。

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林徽因的一个学生钱美华，经过她们的努力，最终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日臻完美，且创意不断，让景泰蓝艺术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天空，立于世界手工艺品之林。

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筑委员会成立了，由梁思成和刘开渠主持设计。而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抱病参加了须弥座的图案设计工作，和她一起搭档的是关肇邺。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推敲，设计方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这是林徽因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方案，凝聚着她深厚的建筑学才能，展示了极富天分的艺术细胞。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一次大规模的对古建筑极度打击性的拆除运动拉开了。显然，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肯定着急如焚，以他们的性格一定会阻止这个方案的实施。当时，有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的意见，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无济于事。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后不久，在一次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于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也和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遗憾总是存在的，千古都是。人有悲欢离合的遗憾，草木建筑有逝去的遗憾，一切地球上的生物和物体来了又去了，这就是更替的规律。

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是1954年6月，也是林徽因参与政治活动最直接的一次。秋天，这个秋天，林徽因爱了的秋天，林徽因走到了秋天的落黄里。病情恶化的林徽因，住进了北京同仁医院，而身心疲惫的梁思成也在次年1月因病住在了林徽因的隔壁病房接受治疗。曾经共荣辱的夫妻俩变成共患难的病友了。3月31日深夜，这个陪伴林徽因坚强的男子呼喊到：“受罪啊，徽，受罪啊，你真受罪啊！”一个男儿的爱，在这颤抖的字字句句中，完全地给了爱妻林徽因。

一种嘲弄的讽刺，一个特殊的西方日子。死神带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她回首，她微笑着说：“今天是愚人节。”那一年，她才51岁。是啊，她刚走过短短51年的时光。她是中国建筑学大师，民国才女林徽因。1955年4月1日6时20分，请记住这一年这一天这一时刻。

她是林徽因。

后  记

林徽因说这秋，这秋天有太多的繁衍生息。这秋，挂硕果累累，这秋，有艳阳风起，这秋，它委实令人着迷。然而这秋，一茬茬的落英缤纷，一载载的来去匆匆，这秋，其实关不住万物起落和人间锦华，繁茂后是荒芜，颌首中也低首，抵对里也包容。这秋，我们都是过客匆匆。

我们都是秋客，回到林徽因诗意泛波的香山去。一阵阵晚风袭来，心内清浅，于是，这秋就真地很美很华光了。

◎遇见

一朵花的形式

最易从雨水中剥茧。似泣非泣

等待天窗外展成半裸的诱惑。潋滟分庭抗争

谁的法门可紧闭

近似无动于衷。气压扼腕

稍一嘣脆，尘埃揭竿而起

一大片一大片的。唇瓣上，翕合的思想

风头正劲

抛开几粒散漫的跫音

一些紧促，打哪儿来。恰好

岔路口，遭逢一缕灵魂。丢了

天光明啊！

◎秋客

往青岭子去

独行。拉扯深浅的步履

从上到下关不住风。转了。扩大的回音

几乎沉下去。空洞

恐惧。心跳。希望——

韵次的浪，从边缘施压。内核降落

呈大面积水洼

苔藓久不经事。厚厚一层

小心思

泠泠窜出。一阵松涛

一声低鸣，响尾的节。拔地而起

从纯蓝中漏下云河。这秋的情绪

寂静

这是人间秋色。看这秋谁来过，谁踏上又一个秋，一个接一个的秋去秋又来啊！谁在秋天数下落红，谁又在秋天埋下火种。秋，她始终弥漫芬芳，清点岁月如歌。看呢，那山野菊在高岗上漫山遍野地放肆，大胆地笑啊笑的，雏菊般的艳羡人。

这便是我们的秋天了。

秋天，我们来过。

林长民手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叔华: 中国的曼殊斐儿 / 林杉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171-0557-2

Ⅰ.①凌…  Ⅱ. ①林…  Ⅲ.①凌叔华(1900～1990)－生平事迹  Ⅳ.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3408号

责任编辑：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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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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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2.25印张

字    数  275千字

定    价  36.00元    ISBN 978-7-5171-0557-2

写在书前的话

凌叔华是20世纪一位卓有成就的才女。她出生于北京官宦之家，气质高贵，温婉，恬雅，诗文、书画兼擅，深得那个时代文人圈子的赞许。她比之林徽因成名要早，成就更为富瞻。然而，凌叔华与其他女性相比，却走了一条颇为不同的颠沛之路，半生居留海外，直到晚年才回到生她养她的北京。

我早在创作完成《一代才女林徽因》之后，因着凌叔华在书中出现，很自然地，她便进入我的创作视野。不过，由于当时资料匮乏，所见资料大都停留在一些著作层面，对于完成一部传记相去甚远。比如她的籍贯具体在何处？她的父亲人生背景如何？一如表格式的相当概念。即使我采访她的女儿陈小滢，干女儿杨静远也未得到确切答案，她们只提供了一些自我亲历的材料(当然也很重要)。所以，这部作品我迟迟未能动笔。

直到有一天，我采访了广州番禺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胡家梁先生，他才慷慨地把多年研究成果悉数提供给我，并告之我凌叔华的故里在番禺区的深井村。在深井，我又得到村志办凌志康先生(原村党支部书记)的热情帮助，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材料。加之天津朋友相助，又得到凌叔华早年在天津求学时的不少资料，弥补了凌叔华传记写作中的多个盲点。这些材料不仅丰富了作品中凌叔华的心灵世界，而且也建构了她的人生平台，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较为从容地展开灵魂的时空对话，向人物聚焦，写出多侧面的性格“文理”。

文本的透视很难一步到位，只能一步步接近它的真义。在新资料的支撑下，这次较之前出版的《秀韵天成凌叔华》一书有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又添写了一些新的章节，不当之处请史家指正。

作  者

2014.7.20

第一章  布政使家的女公子

一

她坐在后花园的小山上，望着猫额状的夕阳，慢慢地被深灰色的西山所吞没，收起了它最后几缕灼目的光芒。

山，如同搁浅了的古船，静静地停泊在遥远的天边，失去了大自然如泣如诉的天籁。被暮色简化了的风景，勾勒出一幅姿容婉约而韵味无穷的剪影，那静穆的美，隐约着一派醉意朦胧的风景。

夕阳欲眠，归鸦率行上下翩飞，两个翅膀不停地拍打着远处近处的灯火，涂抹着一天意兴阑珊的倦意，慢慢溶入暮色。

而她依然坐在岩石上，像一个虔诚的拜谒者，进入了一个惟神忘我的境界。山，在她的目光中不停地变幻着：或疏淡，或浓重，或清晰，或朦胧，或喧腾，或宁静，这是绘画要捕捉的最好的境界和语言。可是在她的目光里，有时感到清晰可辨，胸有成竹，令人兴奋和陶醉；有时转过身去，却变得意象散乱，一片模糊，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这个时候，每一丝风声，每一声鸟鸣，对于她都是多余的，唯独窒息了一切，她才能进入至纯至美的境界。

困倦一阵阵向她袭来，她感到有些疲劳，不知不觉竟然睡去了。

一会儿，天上几只迟归的乌鸦，用穿透力极强的叫声，撕裂着寂寥的天空，蓦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

凌叔华北京东城史家胡同故宅

她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怔怔地又去观看那蜿蜒的山峦。每到这个时候，她心里便响起母亲告诫的话：造物主自有它的旨意，静心领略才会得到。

这一次改变了观察方式，她先去用心测量山峰的高度，再去估算山势的坡长。那山体的颜色，也在她的目光中不停地测试着：由银白到浅灰，由浅灰到深紫，直到暮色加重，与升起的夜色渐渐叠加在一起。

有时候，她心里猛然冒出了一茎萌芽，试图把它记下来时，可是那一束光亮迅速熄灭，脑海里只剩下一片模糊。

她毕竟不是能够探测自我心灵感悟的年龄啊!

整整一个下午，她陷入苦思的境地。梦想使她尝到了足够的伤害，她的心情又懊丧起来。

“宝贝儿，快回去吧，天都黑了，妈妈还等你吃饭呢!”佣人张妈到后花园来找她了。

叔华打了一个呵欠，站起身来，摇了摇头不想回去。

张妈问：“你在这儿干什么，吃饭都忘记了?”

叔华说：“看山。”

张妈说：“山有什么好看的?”

叔华说：“那是我的功课。”

张妈不解地嗫嚅着：“做功课不在大先生书房，跑到这儿一待就是半天，这是哪门子功课。”她拉起叔华的手，一起回到妈妈的房里。张妈怕不有妥，又对叔华的母亲李若兰说：“她一到小山上便坐半天，是不是鬼魂附体了，快给老爷说说，派人到东岳庙进进香吧。”

李若兰说：“不用管她，你去给她用饭吧。”

这天夜里，母亲李若兰又和叔华说起外曾祖父五十岁才开始作画，一时间竟成了广东画坛名家的往事。李若兰是个有识见的人，她告诉叔华曾外祖父作画的事并非杜撰，而实有其事，这位外曾祖父是乾隆五十年(1785)恩科贡生、五十七年(1792)举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谢兰生(1759—1831)。《番禺县续志·人物志》载：他“字佩士，号溰浦，又号里甫，别号里道人。南海人。”中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以父年老未赴散馆，父殁，遂绝意进取。为粤秀、越华、端溪、羊城等书院掌教。治古文，得韩苏家法，诗宗大苏，出入杜韩；书法颜平原，参以褚河南、李北海；画尤高探吴仲圭、董香光之妙。论粤画者，谓在黎二樵之上。”“布政使南城曾燠，最推重之。有诗云：‘燕寝凝香一樽酒，眼中复得谢与崔。’崔为举人崔弼。”续志还说，他“生平意趣高迈，晚岁好道家言。”“年七十余，殁于羊城书院。”“著《常惺惺斋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北游纪略》二卷、《书画题跋》二卷、《游罗浮日记》一卷。”

谢兰生活了七十二岁，逝世后葬在火罗岭。

李若兰鼓励叔华说，绘画是一生的事业，不在一朝一夕，要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才能成功。你现在还小，长大后自然就明白了。

那一夜，凌叔华失眠了。

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

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英、美、法、德、意公使照会清政府，请禁大刀会、义和团，并调兵八千直抵北京，八月六日乙亥，西太后携光绪帝仓惶出逃至山西、陕西。

这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凌叔华出生在北京史家胡同的住宅。朱红大门坐北面南，兽环台门，两尊石狮一左一右在门前蹲伏着，麻木而冷漠地注视着街上匆匆过往的行人。院内古木参天，假山高耸，青砖兽脊，长檐斗拱，绕过照壁，一条砖石铺就的甬道穿过多进多厢院落，直通到史家胡同的后门，这便是凌福彭在京城任职时购置的房产。如果你从空中鸟瞰，这九十九间房子，鳞次栉比地纵横着凌府的豪华和气派。

然而，凌叔华的母亲李若兰生下这个女儿并没有给她增添些许喜气，因为前面两个皆为女儿，她此时又一次感到命运的无奈。在那个社会，女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无疑是多生贵子，为丈夫接续家族香火。更何况她是家中最末的一位夫人，显然在几房夫人中也没有地位。这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

三天后生女的消息才告诉了凌福彭。他若有所思地安慰李若兰养好身体，生育事由不得自己，来日方长，你还年轻。之后便按着“瑞”字排序，给孩子起名瑞唐。后来凌叔华发表文章，因在同母姊妹中行三，便沿用古人“伯仲叔季”称谓，以此行世文坛。

京城的形势一天天吃紧，凌福彭只好安排她们母女回家乡避难，襁褓中的凌叔华第一次回到广东番禺老家。

番禺，是秦置县，汉代因之。隋开皇十年(589)，分番禺、南海二县，但辖域不晰。唐长安三年(703)，于江南洲(今珠江岸南)置番禺县。宋开宝五年(972)并入南海，后又分置，县署在(广州)城东紫泥港。元后迁广州城的东部，城西部为南海，沿续到近代。

清代番禺县辖域：北48里至花县，南35里至顺德，东51.5里至增城，西1.5里至南海。东北70.5里至从化，东南74.5里至东莞，西北2里至南海，西南3.3里至南海。与今天的城域概念不同。

番禺建城很早。传周夷王(前891)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这就是羊城、穗城之来源。

据史载，粤城自周赧王(前314)初，越人公师隅相度南海地，始筑城曰南武。秦任嚣、赵佗相继增筑周围十里，是为越城。城内原有三山，北自白云蜿蜒南来，依次为粤秀、禺山、番山，相引如长城势，迤逦珠江而止。汉刺史步骘辟番山，唐节度史刘隐凿禺山。此后历代多有扩之，而故城大体如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谓之“番禺一都会”，唐诗人高适云：“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便说越城之事。

清代的广州府署、番禺县署、南海县署皆在羊城内办公。番禺和南海的辖界北起镇海楼，南经五仙门至珠江，一线中分，东为番禺，西为南海之辖地。羊城还有一个特征，从东城门到西城门有一条主干道，叫惠爱街，这条街自西而东按十约(清代以人数多少定单位，约在镇乡之下)，六约为府署所在地。八约为番禺县署所在地，十约为粤东典试和主考官行辕皇华馆所在地，凌福彭就是在这里完成乡试中举的。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十五日，他又北上京城参加顺天会试(复试)，中试恩科(即遇皇上庆典举行的考试，故称恩科)举人。

然而，凌叔华的家并不在广州城里，而是在城东珠江口交汇处金鼎乡(今深井村)的岛上。

小岛四面环水，形似一只宝鼎，古称金鼎。它的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外出靠船摆渡。西北与黄埔隔水相望；东北与长洲隔水相邻(今河道已填平)；南望新坑等村落(今辟广州大学城)，亦由河道相隔；东是珠江滔滔流水。小岛埠岗起伏，叠翠成青苍如黛的碧色。

小岛土壤肥沃，除种植传统农作物水稻、甘蔗、莲藕、茨菇、马蹄(又称荸荠)外，还种植荔枝、龙眼、黄皮等水果，尤其是荔枝，已有两三百年种植历史，百年树龄近千棵，红壳糯米糍是荔枝中的极品。

金鼎称乡，是以晚清规制，“无论为社为乡为约，人满五万为镇，不满者为乡”。金鼎人口四千，因而称乡。乡下有约，分别是中约坊、正吉约坊、岐西约坊，南田约坊等，凌福彭的祖居便是在“中约坊”的上街。

村中古宅、庙宇、祠堂林立，古巷石板铺路，幽深而绵长。

从“扶轮”、“说言”牌坊进入，放眼可见悠长的麻石巷，古宅石基高达两米，檐下雕刻精美。红砺石是明代建筑，大青石是清代建筑。屋顶双层梁柱，叠成品字，覆盖着墨色“黑瓦”。还有客家碉楼式建筑、西洋式门楼和廊柱，明显有着中西文化碰撞的痕迹。坐落于岐西约坊的“愚园”，是清末民初广东省警察厅厅长凌鸿年的故居。

金鼎庙宇有十余座之多：武乡侯庙、北帝庙、雷公庙、医灵庙、关帝庙、观音庙、洪圣宫、三圣宫等。其中三圣宫便是凌叔华散文写到的庙宇，庙址在南田约坊，离凌叔华祖居中约坊上街很近，步行十分钟便可抵达。

凌氏祠堂原有二三十间，今存九间，其余因年久失修倒塌或“土改”充做民房。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击孙中山乘坐的永丰舰，吃水三米的永丰舰，巧妙地从金鼎与长洲之间东西小河里(仅两米水深)突围而出，直奔广州白鹅潭。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创建时，因校舍不足，曾借用凌氏祠堂暂作营地，还借用井头岗、江抱元岗辟做操场，用以训练学员。

在番禺，凌叔华的家族史可上溯到南宋末年。

据《番禺县续志》和《凌氏家谱》载，她的宗祖凌震(1235—1315)，字国威，号雷门，是福建莆田人。淳祐年间(1241—1252)进士第，知广州，兼领岭南东路经略安抚使，改广东都统。景炎元年(1276)端州航海至闽广间，广州海上溃军奉张镇孙为帅，震与镇孙结集，行伍分东西二路，誓图恢复。后与元兵屡战广州，张镇孙死，凌震收集散兵数千，倚文天祥为声援。后与王道夫再走广州，诏擢凌震为广州制置使，王道夫拜兵部侍郎、广州转运使。祥兴元年(1278)十一月，元将李恒复陷广州，“十二月，道夫先引兵取广州，与恒战，大败被执。震继至，亦败退，战于茭塘，又败，复退至城东东圃，纠义勇力战，兵势莫支，后震死，其子孙葬之东圃古鼎冈”。东圃在珠江北岸，与南岸的黄埔遥遥相望，平日有渡船往返。

凌震死后，其子凌方名落籍于南岸的金鼎墟，是为凌氏家族之始祖。累经元、明、清诸朝，凌氏一族生齿日繁，今深井四千多人，凌氏后人占了一半，凌叔华数“景客”一支，已是二十一世。

她的曾祖父凌梓，育有八子，是本村巨富。

她的祖父凌朝赓，号作朋，县志有载：“朝赓性慈惠而好奇，耐劳苦。亲丧未葬，徒步野宿数百里，求墓地，卒得之西樵山(南海县苏村)，大科峰厝焉。咸丰初，岁大饥，时红匪乱后，乡民荡析，朝赓恻然，捐米数万石，全活无算，以是‘凌义士’之名遍远近。道、咸之交，中外多故。海山仙馆潘氏译刻西人算学，制器诸籍，朝赓与一西人友，益广加搜讨，昕夕研摩，有汽船、水雷之制，尝以水雷破敌船舰之策，陈于钦差大臣龙元僖、罗惇衍、苏建魁三公。复制成风船，迳驶白鹅谭，机件灵捷。殁后，水雷颗颗犹陈列厅事侧。遗书数大椟，当时未有识者。论者咸以‘天不假年，不竟其用’，为可惜云。”

金鼎正像它的名字一样，这块形同金色宝鼎的土地，流光溢彩，香飘四季，它很容易让人想起富丽、凝重，沧桑的张力，人杰地灵的引力。这是大自然造物的杰作，也是给金鼎人一份独有的馈赠。

金鼎的渔业生产也颇具规模。清末民初已组成大型船队远涉零丁洋捕渔，“咸鱼地”就是出海归来用来晒鱼的场所。村南的沥江海(河道80至100米不等，水深10米)边，是金鼎八景之一“沥海渔歌”之地，这里聚居着村里上百户异姓居民，他们打鱼之外还负水上安全之责，有“金鼎海军”之称。每近黄昏，便舟船云集，歌声四起，此唱彼和，用渔歌镀亮着他们的人生。

沥江海还有津渡码头，北通黄浦、东圃、长洲，南达新坑、官山墟、大石头等地。清晨脚步匆匆，一片繁忙。随着欸乃浆声，船便驶离码头，放眼江水，烟波浩淼，衣袂飘飘，伴着水淋淋的朝暾，半江瑟瑟半江红，大自然给他们折射出特有的人生况味。

金有鼎的态度，鼎有金的精神。这便是凌叔华童年根之所系的故乡，精神的故乡，灵魂的故乡。

三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晚清广东省一名俊彦，而在京津一带则更负盛名。

凌福彭(1856—1931)

他原名福添，字仲桓，号润台，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8月30日)生。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贡(秀才)入张之洞幕府；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举人，二十一年(1895)乙未，会试中进士(二甲第三名)，那一年他三十九岁。同榜有康有为(二甲第二十七名)、胡思敬、曹汝霖等。他未参加公车上书，朝考和殿试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馆学三年后，补户部主事。之后，到地方任职，由天津知府(1901)、保定知府(1905)、天津道(1907)、代理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1908)，一路飚升到直隶布政使(1910)，授头品顶戴，赠光禄大夫。民国后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获少卿，二等嘉禾章。后受袁世凯派遣，到河北遵化“续修东陵”，袁死后赋闲。一九三一年暮秋病逝广州，享年七十五岁。

凌福彭学路很长，踏入仕途却很晚(一说与辜鸿铭同为张之洞幕府幕僚)，但走得顺风顺水，升迁很快，十多年便达到他官位的峰巅，与其比肩者不多。内中原因，是他传统士大夫思想和皇权观使然。他早期得慈禧心腹恭亲王信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直隶任职后，又深得袁世凯的荫护。但他也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随着政治形势变迁和年龄衰老，他也不得不在家赋闲了。

李若兰(约1878—1939)

凌福彭一生经历四次婚姻。原配冯氏(番禺黄埔村人，后病故)；二夫人不详，三夫人谢氏(1873—？)；四夫人李若兰(约1878—1939)，是凌叔华生母。凌福彭与四位夫人一共育有十五个子女。据有关资料透露，大女(名不详)，二女凌雪山(嫁广州荔枝湾潘家)；子凌启恂、凌启松(见凌福彭墓碑，1932年3月刻立)；女凌淑英(1895—1913)、凌瑞清(1896—1913)、凌大容(1897—1913)、子凌淑桂(1898—1913)(见日本《神户新闻·姊妹四人溺毙瀑布水潭》1913年8月11日)；与李若兰育有四女：凌淑芝(约1896—？，嫁铁道部长之子)、凌淑萍(1898—？，嫁上海)、凌叔华(1900—1990，嫁留英博士陈西滢)、凌淑浩(1904—2006，嫁留美学人陈克恢)，以上共十二名，其余不详。这其中佼佼者要数凌叔华和留美医学硕士凌淑浩了。

凌叔华在自传体小说《古韵·母亲的婚姻》中，给她的母亲李若兰编织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她在小说中写道，朱兰(李若兰)的家在景色秀丽的三水镇，她的祖父是个学者，诗人，应试成了一名举人。朱兰的母亲生了两个女儿，朱兰最小。有一天亲戚送来一张请帖，请朱兰和爸爸去广州参加寿宴。生日庆典过后，爸爸带朱兰与亲戚去码头看灯火，到码头后发现女儿朱兰丢了，在亲戚帮助下连找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回到家就病了，一年后死于心脏病。

朱兰被一个坏女人拐走，不久卖给了富商潘家。潘少奶奶几年前死了丈夫，潘老先生把家业交给这位儿媳打理，潘老先生知道儿媳喜欢孩子，见四岁的朱兰长得好看而且聪明，于是便收作养女并送私墪读书。第二年朱兰生母找到潘家，潘少奶奶十分同情生母，决定让朱兰自己拿主意，最后朱兰选择留下，生母随时可以来看望。

朱兰十六岁时，媒人踏破门槛。一天早上潘老先生告诉儿媳，晚上有贵宾到家吃饭并题写匾额。贵人是京城要员，京考中试被恭亲王选用，将来肯定官运亨通，且是潘少奶奶父亲的学生。饭后这位要员欣赏潘老先生的书画时见到了朱兰，对她颇有好感。几天后要员差人送来婚帖，潘少奶奶征求朱兰意见，朱兰说欣赏要员的字，并不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

又过了一天，说恭亲王发来电报，催“贵宾”丁先生速离穗返京，得赶快定亲。三天后朱兰便随丁先生上了回京的路。到京后她才知道，丁先生已有三位太太，无奈之下她希望生个儿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结果却是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无疑这个故事是小说家言，演绎颇为生动、传奇和感人，但也给真实生活蒙上了一层面纱。故事不排除有真实的成分，但凌叔华为尊者讳和抬高自我的因素不能忽视。我们无须为之多怪，评头论足，文学允许虚构，与纪实作品不能等量齐观。

比较起来，妹妹凌淑浩，在九十八岁时与她女儿陈美芳的丈夫(美籍加拿大人)讲的话，倒是接近她母亲李若兰的真实情况。内容大致如下：

她母亲年轻时曾经在画舫上卖唱，那些船雕刻得十分精美。她父亲上了船，指着最漂亮的姑娘说：“我要娶她。”李若兰跟着他走了。

凌淑浩的话，说的直接、通透，完全颠覆了叔华的隐讳之词。此时的凌淑浩已无少年的虚荣和自尊，世事洞明的她，无须再作什么掩饰。且凌淑浩性格率真，那段话很符合她的性情。

那次回乡未待多久，随着清政府与多国议和、签约和赔款，李若兰也带着襁褓中的叔华回到北京。但北京的家被糟踏的一片狼藉，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失。

四

光绪三十年(1904)，李若兰再次临产，回故乡金鼎去待产。凌叔华和两个姐姐也一同跟去。

这次回乡，凌叔华在《爱山庐梦影》一文中，作了详细描述：

“母亲因要回广东，把孩子全数带去了。去看过外婆，我们便住在黄埔附近一处濒海的祖屋，那也有两三个月吧。祖屋门外不远，便是一个沙滩，滩上本有两三只无主的破旧木船，我们到后，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了。除了刮大风下大雨，我们无时不在那里玩耍的。这个沙滩听说从前是一个小港口，繁荣时代曾有货船游艇停泊，但在一次大暴风雨之后，有三只船吹上了沙滩，海湾忽然变得很浅，船也不进来了。那些破木船搁在岸上，村中的人，谁也不知是在什么年代。”

“那时附近的几家孩子，常在沙滩上玩捉迷藏。记得有一次我藏在一块船板底下，大家没找到我，等了好久我便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凉阴阴的，身上衣服也有点湿渌渌的，不知是潮水来过，或是下过一阵雨。我懒懒的仍旧躺在船板上，偶然望到对面绿油油的山头，被云雾遮住了，山腰有朵朵白云，很快的飞来飞去，但不一会儿，又阖眼睡着了。”

“忽然耳畔听到邻居的四婆的叫唤才醒来。她要我立刻回家，我不肯。她问我缘故，我就把看到的小孩子驾着朵朵飞云告诉她。她大为吃惊立即拉着我跑回家去。她跟母亲说对山的齐天大圣对我显了灵了，她得带我去对面山上他的庙烧香，并挂名作他徒弟。这样不但可以消灾，还有齐天大圣保佑。母亲立刻就答应了。”“到了那庙我发现所谓齐天大圣神像，原来是一只金脸大猴子，”她告诉我“以后什么山神鬼怪，见了我都要另眼相看，因为齐天大圣神通广大”。

“可是，我至今还不解：为什么我那时看见的青山高得很，常有白云朵朵缀着？过了二十年，我再去的时候，非但一朵云彩也没有，连那山，也变成一座平平无奇的矮山了。”

这就是凌叔华第二次回乡的记忆。深井村史办公室的同志说，凌叔华的祖居就在中约坊上街，出村往南经过南田约坊，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沙滩和小船的地方。那是一个废弃了的码头。她说的庙宇叫“三圣宫”，现在还在，只是很破旧了，村中其他庙宇都没有了。

那次回乡，叔华在金鼎足足待了三个月。一天清晨，舅舅坐船来接她们回广州，从那里乘轮船回北京。等待她的将是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春天。

第二章  天光初露

一

人生，是由一连串偶然的链条构成的，如果你不慎更动了中间某一个链环，人的命运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凌叔华与绘画结缘，便是六岁那年不经意间在墙上涂鸦时，被前来拜访父亲的天津商会总理、山水画家王竹林看见，才向她的父亲举荐拜师学画的。

而这个如同做着庄周梦的小姑娘，因着蝴蝶的出现，她的目光也为之明亮起来。

绘画是爱的激情，灵魂的低语，用线条和色彩通过心灵底部的光芒，去照亮那命运之途的未来。

却因蝴蝶梦生涯。

一个至纯至诚的梦境，便成为她艺术生涯的开端，启动了她命运的另一扇门扉。

从故乡金鼎回到北京后，叔华的身体一直不好，姐姐们开学时，她便在家里玩耍。一天下午，她没有玩伴，就又跑到院子中间花园的小山上观看西山的风景。这是一个睛好的天气，阳光灿烂，秋风徐徐，在天海之间，西山朦胧着一种婉约的含蓄之美，她痴痴地望着，时光在钟声里慢慢地淡远着。她站在那里，仿佛成了那座山的影子。

寂寞的时候，叔华便从小山下来，拿起一只炭棒，在雪白的墙上画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面墙上画满了山水、树木、白云和小鸟，她越画越想画，记忆中的一切缓缓地从她的手下流出。她幻想，她的云朵，她的小鸟，能够纵身飞去，在天地间遨游，而那白云和小鸟，仿佛从她梦中飞来，不要被阳光融化掉。

不知什么时候，王竹林先生站在了她的背后。

“有老师吗？”

“我只是画着玩。”

“画得不错，很有天分。我去跟你爸爸说，不让你学画太可惜了。”

王竹林(1857—1939)

王竹林是父亲在天津商务公所时的同事和朋友。母亲李若兰曾与她说起过王竹林的身世。他本名王贤宾(1857—1939)，天津县人，咸丰七年生，与她父亲年龄相仿，早年经营长芦盐务和商业，捐河南补用道，买卖做到京津一带，北京房山有他的煤运公司、华胜烛皂厂，是一个有着不小产业的商绅，也是一位有名气的画家。

但她母亲没有想到，王竹林晚节不保，天津沦陷后，他参加了日伪组织，任“天津物资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三九年在家中被刺而死。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凌福彭督办天津商务公所的时候，王竹林任董事，他们共事一年半。天津商务总会创办时王竹林被推举为总协理，那时候，商务总会办报纸、修铁路、办学校，他的工作异常出色。只是这一年运气不佳，因“杨翠喜借款案”被弹劾，停职了几个月，闲暇的时候，常找凌福彭聊天。

叔华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王竹林来到父亲的书房，她担心因涂抹了白墙惹父亲生气，走到门口就停了下来，扶着门扉站在那里。

王竹林向凌福彭讲了叔华绘画的事，并建议叔华从现在起开始学画。

凌福彭听后又惊又喜。他一生工词章，爱书画，早就盼着子女中有这样的人才。他当即让叔华拜这位山水画家王竹林为师：“快过来给老师行礼。竹林兄，以后她就是你的学生了。”

凌福彭又顺手拿出一瓶威士忌，倒了三杯，递给叔华一杯说：“来，敢喝吗?你先敬老师一杯。”

王竹林端起酒杯说：“先祝贺你有这样福气的女儿。”

第二天，王竹林来的时候，给叔华带来画笔、彩墨和一大卷宣纸。他在凌福彭大书案上作画，边画边教叔华如何调色、运笔和赏画。他说：“你学画山水，第一要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等到你懂得它性情脾气的时候，你就会猜到它什么时候要笑，什么时候会发愁，什么时候会打扮起来，什么时候会生气，什么时候它会假装不理人。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气，你就会下笔潇洒自如了。即使不照古人画法，你也可以自成一家。”

他先勾线、麻皴，再设色、点苔，一幅山水画在腕下渐渐清晰起来。

叔华静静地看着，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王竹林的手和笔。

凌福彭对叔华学习绘画特别看重，以后常带她到收藏家那里看画，有客人来时，也让她与哥哥淑桂作陪吃饭。他把绘画看作是凌氏家族的一件雅事。

二

那两年，为推行清廷“新政”，凌福彭不仅身兼数职。而且调动频繁。他曾“护天津道，并代理津海关道篆，河工洋务”。那时直隶在“保定设有谳局，为通省刑名总汇，遇有疑难重案，督饬局员，悉心推鞫，务得真理，民不含冤，狱无留滞”。光绪三十二年(1906)，凌福彭继上一年署保定知府后，实授保定知府，一度搬家到保定居住，姐妹们无事时，就跑到官邸花园去玩，至今她仍留有四姊妹在花园假山上的合影照片。但没有多久，“因天津交涉事繁，仍调暑天津府篆，以资熟手，并令督办自治局，总理高等审判分厅，以为立宪基础”。

凌叔华四姐妹在花园假山上的合影

这一年，清王朝实行了司法改革，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设总检察厅，为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同时又令各省分期筹设各级审判厅。

凌福彭回天津后，一面制定审判章程，一面筹办审判厅。同年十一月，《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在《北洋法政学报》第十期上刊出。这个章程分四编一百四十六条，成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试办审判厅的法规，同时还制定了《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员弁职守》等法律文件。第二年三月，在凌福彭主持下，天津率先在全国设立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和天津地方审判厅，同时又在县乡设立乡谳局四处，负责审理天津府、县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凌福彭又从留日法政学生中挑选了一批办事人员，使司法人员开始专业化。

凌福彭也亲自开庭审理犯人。

开庭时，叔华姐妹偷偷躲到法厅的屏幕后边偷听偷看。她记得父亲审案时总是穿上满清的官服，公堂装饰着鲜红的窗帘，中央是一张大桌案，上面放着用黄缎子包着的官印，旁边是毛笔和砚台。父亲身后站着许多黑黄制服的兵士，帽子上缀着红缨。文官身穿朝服，按官阶大小站在一侧，整个大厅给人一种肃穆庄严之感。犯人依次过堂，如不抗辩，便让其在供状上签字，不会写字的就画个红十字。父亲审理案件也像平时一样爱笑，他那温文尔雅的微笑，给犯人增添了交待罪行的勇气。父亲有时提醒犯人，狡辩是没有用的。当然，父亲也有发怒的时候，有一次怒叱一个扯谎的犯人时，姐姐竟被吓哭了。父亲遭扰后并没有责怪她，说她还小，不该待在这种地方，错全在让她来这儿的大人身上。父亲还对叔华姊妹们讲，对于犯人总要给他们有生还的机会，这是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即使毫无价值。

有一次，李若兰跟叔华姊妹们讲，一个全区最漂亮的小媳妇，害死了她的婆婆，审案时企图哄骗父亲缓刑。后来父亲对三妈说那个女人的确漂亮时，三妈说话不注意，伤了父亲的自尊，他把刚冲好的一杯热茶全泼到三妈的新衣上。三妈是个性子刚烈的女人，当晚就吞了鸦片，全家人吓坏了，赶紧请了附近医院的大夫来救治，才没有发生危险。后来叔华试着问父亲：“那女犯是不是个美人?”

父亲说：“我看她算是个美人，但那是水中月，镜中花。尽管我很喜欢这朵花，可不至傻到那个程度，这就是你三妈的错。”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委任凌福彭和翰林院金邦平筹办天津自治局，这是“新政”的内容之一，也是直隶城乡最高地方自治领导机关。天津自治局成立后，下设法制、调查、文书、庶务四课，“有督理二名，参议三名，法制科员三名，其他科员二名，书记若干名，分掌多项事务”。同时还在天津初级师范学堂设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所，研究其学理法则，令天津府七县派绅董五十人入所学习，为期四个月，学后一律发给文凭，为地方自治宣传宪攻制度，开启民智做准备。

在这同时，天津还成立了由官、绅、商、学等四十六人组成的自治促成会，仿照日本自治法规，制定了《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使之活动有法可依。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十八日，天津地方自治议会经过选举宣告成立，李士铭任议长，王邵廉任副议长。

袁世凯派人前去祝贺：“今日为天津议会成立之日。可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可为我中国前途贺!”

天津地方自治短时间获得成功，它雄长大陆，比隆三代，迅展全国。由此直隶替代湖南，成为全国地方自治的模范省。

三

过了一段时间，王竹林告诉凌福彭，他已恢复了天津商会的职务，要回天津去，建议让叔华拜宫廷画师的缪嘉蕙为师。

凌福彭说：“我看她不一定会教小孩子。”

王竹林说：“真不教也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让叔华去看去听。让她见识一下丹青高手，不光看她如何作画，还要看她日常生活的一切，言谈举止，艺术趣味，以及一切与画有关的东西。这样，即使不画一张画，她也会成为丹青高手。”

凌福彭说：“你是真想让你的学生成为一个丹青高手?那好，就照你说的做。”

王竹林说：“我真心希望她成为一个丹青高手，而不是一个画匠。”

王竹林去后，凌福彭给叔华讲了这位女画师为人和故事。

缪嘉蕙，字素筠，云南人。光绪中叶，慈禧太后传谕选绘画命妇，那时被选进宫的有两个女画家。一个是王韶，号冬青，浙江人，另一个便是缪嘉蕙。

缪嘉蕙既工花鸟，又能弹琴，字也写得很好，且能善体圣意，深得慈禧青睐，置诸左右，成为终身侍候慈禧太后的女画家。

慈禧太后在宫中作画时，宫女们跪着平托画具、颜料伺候，缪嘉蕙在一旁“指点”。有一次，慈禧在画仙鹤时喃喃自语：“这仙鹤的腿总是画不好。”缪嘉嘉会意，立刻画一只仙鹤的腿奉上去。慈禧见了，很高兴地进行临摹。

缪嘉蕙为人也很好，上自后妃，下至宫监，对她都很亲密，常称她缪师傅或缪太太。她曾特意画了一幅武则天的画，《金轮皇帝衮冠临朝图》献给慈禧，深受赏识。从此以后，慈禧太后赏赐给王公大臣的花卉扇面，大都出自缪嘉蕙的代笔。

缪嘉蕙除给慈禧太后作画外，自己也常作应酬笔墨，京师画店也时有她的字画出售。除月俸银二百两外，出售字画也是一笔丰厚的收入。她不仅给儿子捐了个内阁中书，而且还在后海醇王府旁边买了座房子。

过了几天，王竹林和凌福彭说，他安排好了，带叔华去见缪嘉蕙画师，至于是否收为徒弟，要等见了面再做决定。

那时候，要建立师生关系，学生要给老师送礼。凌福彭为拜师的事准备了一只大红箱子，里面有衣料、山珍海味，钱装在一个大信封里。

李若兰给叔华穿上新棉袄，戴了一顶过年时才用的棉帽。

那一天，在军咨府任职的表哥冯耿光也来了，他和王竹林带叔华去拜会缪嘉蕙。

缪嘉蕙见到叔华和她的习作非常高兴，对叔华寄予了厚望，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大画家。这是她第一次对着众人夸自己的学生。

后来凌叔华回忆说，与缪师学画，非常令她沉醉，心里总是充满抱负和诱感。凌叔华在天津女师上学，缪嘉蕙给她的侄儿写信时，常询问凌叔华的情况。

凌叔华没有辜负缪嘉蕙的期望，终于成为她最得意的弟子。

童年时代的凌叔华，还拜另一位专攻山水的画家郝漱玉为师。

郝漱玉学问极好，似乎有些怀才不遇，终日郁郁寡欢，但她训徒极严，要叔华每天至少画两幅山水交她修改。

有一次凌叔华说：“我看过的山水全画完了，怎么办呢?”

郝漱玉说：“哪里会画得完呢？古人说画山远近不同，四时不同，画一山莫可尽悉，要画出山的异同，不是一日之功。画山没有穷尽，绘画也没有止境，孩子，那是一辈子的事啊!”

郝漱玉的话，不仅给童年叔华学习绘画以深刻启迪，还帮助她成了一个终生爱山的痴迷者。

一次汪洋恣肆的挥舞，一次金蛇绕日的涂鸦，透露了她生命深处的天赋之光，而王竹林慧眼识珠，点石成金，跨过时间的长河，镀亮了这个多梦女孩儿的金色童年。

第三章  再添几重师从

一

叔华学习绘画，转瞬便是一年。

她在线条和色彩上的进步，令父亲凌福彭心情格外激动。他高兴地给在广州的女儿凌雪山写信说：“我们家出了个画家，虽然她才学了一年，可画得跟大人一样好。

那些日子，凌福彭的一颗心汪洋似的激荡着。

有一天他吩咐家人，为叔华布置一间画室。

这个画室就在府邸的后院，与母亲李若兰的居室有一墙之隔。画室两边各有一个明净的窗子，从里边望出去，一边如紫瀑布般的藤萝，一边如白云出岫似的丁香。微风吹过，屋内气爽神清，沁人心脾。为布置这间画室，凌福彭派人跑遍了京城的家具店，每一件家具都由他亲自定夺。特别是那一张大红漆几案，放在朝丁香花树的窗前，铮明闪亮，光可鉴人。那只红色方凳恰与案几相配，它的高度正好让叔华坐在上面写字画画。

父亲对这个画室十分满意，给这个画室起名为“香岩精舍”。他亲自题写，请京师雕刻名家制成匾额，那棕红漆地，配上石绿大字，鲜艳夺目，十分照眼。

叔华除去到老师那里上课，她几乎天天泡在画室里。不停地临摹、调色、读画，成了她的全部功课。不临摹的时候，她就到外面看山、看花、看树，对着自然景物学习调色，那斑斓的色彩，为她打开了无穷的情趣，探索到了艺术深处的奥秘。最有趣的是，那些藤萝、丁香、白云、小鸟常常伴她入梦，母亲几次听到她在梦中笑醒。

有一次叔华把这个画室画在一个“玫瑰团扇”上，凌福彭把它送给在度支部任郎中的好友廉泉先生，他欣然挥毫题了一首七绝赠给叔华：

隔墙柳色映鹅黄，

南海明珠入梦芳。

移向鸥波亭子里，

一生旖旎不离娘。

凌福彭书法

这首诗后来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廉南湖的诗集《梦还集》里。

廉泉，字南湖，江苏无锡人。他不仅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而且也是书画鉴赏名家。他的夫人吴芝瑛，安徽桐城人，清末古文大家吴汝伦的侄女。她亦通文史，能诗文，擅书法，与秋瑾在京城结识，并资助其赴日本留学，创办《中华女报》。秋瑾死后，与徐自华相偕，营葬秋瑾于西泠湖畔，并书墓表，题墓碣，遭清廷忌恨。

凌福彭闲暇的时候，也到画室写写书法。父女二人研墨裁纸，不一会儿便有几幅墨迹悍畅的大字跃然纸上。凌福彭善篆书，在广东粤城颇有名气。然而，凌福彭对自己写的字总是不满意，把它挂在墙上，一会儿近看，一会儿远望。他说：“写书法要手眼合一，意到笔随，沉醉其中，方能悟出它的境界。”

凌福彭为鼓励叔华学习上进，告诉她太祖母(当地人叫她黄毛太，是太祖父海上劫来的意外收获)持家的不易。

你的太祖父病逝南海后，老祖母“接受了家里的生意”，听说有人要卖附近一块坡地，“老祖母卖掉了凌家所有店铺，把钱都投到了花生种植上。”“为了在当地占据竞争优势，她决定不光卖花生，而且还出售花生油。”“一榨出油来，他们就送到广州去卖。”事业成功后，她想让她的孙子们去哪儿上学就能到哪儿上学。因你的爷爷去世早，太祖母对我很宠爱，但同时发现我对学习没有兴趣。太祖母问：“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我说想做生意。太祖母给了我一个机会，借过年派我到一些店主家去讨债，在门房外一等几个小时，结果睡着了，天快亮时被鞭炮声吵醒，沮丧地回到家，太祖母问：“要回多少债？”我回答：“一分也没有。”“你还想不想做生意？”我回答“不想了。”她告诉我，只有好好念书，参加科举考试才是正道。于是给我雇了先生，从此开始了认真学习。

凌福彭还告诉凌叔华，青少年时代他是在背诵经典中度过的。

他在熟读四书五经之后，还要学习经典的注疏，模仿着写诗作文。最初是通过重重考试，光绪十一年(1885)，取得督办学校的“生员”名号，又称秀才，凌家门上用红纸写了“生员”二字来庆贺。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那段时间，家里为他定下婚事。他的结发妻子是黄埔村富商冯氏。但他还要继续攻读，所以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里，而是到城里书院中苦读。

光绪十八年(1892)，他在省城“秋闱”中式举人。但这还不算数，须于第三年二月初十前到京，参加顺天府复试，又叫“北闱”。复试于二月十五日在贡院举行，这是新科举人于乾隆五十四年定的规矩，实质是对举人资格的再认定。复试试题为论一，经义一。他顺利地通过了会试，获得了“癸巳恩科举人”头衔。这年会试，发生了“倩作顶替”事件，经言官劾奏，将三人斥革，其余无一人受罚。

凌福彭对叔华说，顶层考试更是难上加难，没有深厚的经史根底，卓越的属文能力，很难高中鼎甲的，这几乎没有什么侥幸可言。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是一个大考之年。“他走的是水路，雇了一艘小船，从人工挖掘的大运河北上”。“墨砚里的墨汁冻上了，仆人就把砚台贴紧身体，用体温将墨汁化开”。他到京后下榻在一个小旅社里。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他又一次走进被高墙围着的贡院。在考官阅卷排序之后，他金榜题名，成了名副其实的进士，在群星灿烂考试的举子中，他名列二甲第三名，同乡的康有为则列二甲第二十七名。

接下来是殿试，在三月发榜后四月初进行，新进士殿试用大卷，阅卷者偏重楷法，一字破体，一点汙损，皆足以失翰林。交卷以日内为度，由皇上在保和殿对二、三甲进士亲自策问。

朝考是在殿试后的五月进行。

新进士殿甲后，由皇帝亲自出题试于保和殿。试题为论、诏、奏议、诗四项；入考者可选一二题，亦可全作。试卷用白纸套格，每页两面共十二行，每行十八字，书法要工楷，即日交卷。阅卷大臣阅后将选卷上呈，由皇帝裁定。朝考翰林院庶吉士，目的是为朝廷“养人材”。每科少则四十余人，多则七八十人不等。这样一来，对入选者又加一重尊崇和荣耀，含金量陡增。

他顺利地通过了朝考，擢翰林院庶吉士。他自幼失怙，在祖母的启迪下，以考取功名为指归，尽管年近四十，苦海慈航，他终于踏上了仕宦之路，光耀凌家门庭。那一刻，他神采焕然，激动之心溢于言表。许多年后他回想起进京赶考那个小客栈外的芬芳，对女儿说：“我特爱闻这紫藤花香，它总让我记起许多赏心乐事，带我回到进京赶考的那段日子。我一见榜上有名，便心花怒放，好像天下人都在看我，等着我大展宏图。”

他的名字被刻在北京孔庙的碑上，凌叔华、凌淑浩及其后人不止一次到那里观摩，分享他的荣耀。

凌福彭进入仕途快车道，是他与袁世凯的结缘。特别是袁在北洋推广“新政”期间，凌福彭的创造发挥，使得袁对他另眼相看，步步提携。他也不忘袁的知遇之恩，唯袁是从。他明白绑在这架马车上的意义。即使在袁世凯倒霉归隐河南彰德洹上三年，他也没有与袁断绝往来，年节的问候，生日的贺寿，尤其是养寿园的落成，亲自登门献诗。在袁克文编辑的《圭塘唱和诗》集中，就有凌福彭诗词的墨迹：

解甲归农田，恋岫知云意；

真灵位业存，寻山到水源。

勋名三尺剑，东皋春已及；

生计数弓园，布谷唤前村。

“真灵位业存”，“勋名三尺剑”，如果说是对袁世凯一生概括与写照，那么，“寻山到水源”便是凌福彭半生追随袁世凯的心灵感受。

宣统三年(1911)六月，袁世凯在彰德致函直隶布政使凌福彭、提学使傅增湘、提法使张镇芳，请他们为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以维持该校继续存在。接信后，凌福彭允诺从“藩库中每年支取八百金”给予解决。

区区小事，凌福彭对这位老上司给足了面子。

凌福彭点燃一支香烟，悠闲地吸着，烟在头上旋绕。他打开一个纸包对叔华说：“今天让你看一样东西，这是叔祖从广东老家带来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它。”

那是一个十五寸可见方的画夹，有工笔、写意，有山水，也有人物，古朴庄重，墨色苍然，足足十多张，原来这是她外曾祖父谢兰生的画作。他的画，是学吴镇、董其昌、王原祁等人的山水，笔调清雅，设色明快，雄俊而有秀气。传世画作有道光元年的《搽山飞瀑图》、《水榭腾花图》，今仍藏广东博物馆。

他的书法师欧、颜、柳、董，继师二王，晚年之笔酷似米芾。

他的弟弟谢观生，字退谷，号五羊山人，以绘事与乃兄齐名，世称“二谢”。子女亦均工书画。

叔华看着这些嶙峋陡峭的山峰，烟雨满素的朦胧，简洁传神的人物问：“你见过外曾祖父吗？”

凌福彭说：“他是嘉庆年间的举人，八十年前就去世了。年轻时，他的书法便已远近闻名，三十岁通过科举，他不愿留在京城，就回到广州书院做事。他五十岁时突然决定挥毫作画，与他同时的大画家无不惊讶。后来他果然成功了。他的画是文人画，受到许多学者的称赞。”

自此，叔华备受鼓舞，更加勤奋学画，同时又跟父亲学写书法。

二

快吃午饭时候，凌福彭对她说：“你的画师让我为你找个先生念书，这对画画也很重要，今天下午我带你去见大先生。”

大先生的书房在院落的花园附近，它的南面正对着一个圆圆的月亮门，是居室通往花园的路口，书房的四周是太湖石堆起的假山，下边放着许多盆栽的鲜花。墙边生长着龙槐、枣树和翠竹。书房一正两厢，宽敞豁亮。北墙上挂着孔子画像，上边写着“至圣孔子先师”，桌子正中摆着一只青铜香炉，两边放着一对青瓷花瓶，沿墙摆满书架，窗前是书桌和茶几。

大先生在凌家教书许多年了。他是典型的北方人，身材魁梧，肤色黑红，声音宏亮。他不苟言笑，性情直爽，读书时他的头总是微微摇着，像唱歌一样把书的内容读出节奏来。

下午，凌叔华跟父亲来到大先生的书房，先拜孔子像，再向先生行跪拜礼。大先生扶起叔华说：“起来起来，以后你每天到这里上课，我来教你读书。”

凌福彭说：“磕过头，她就是学生了。她这个年龄，最好是先练练耳朵。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能背许多诗词，但不懂什么意思，十二岁以后才渐渐明白。”

大先生说：“您说得太对了，有些孩子因听得不准，大了后常发错音、用错字。”

凌福彭说：“现在用不着学太多，只要学会在画上题诗就足够了。”

大先生说：“有你这样的父亲，写诗不成问题。”

凌福彭说：“可她的哥哥哪写过一首好诗？”

大先生说：“树上果子有大有小，它们是自然生长的，又不是茶杯，你想做多大就多大。”

凌福彭开心地笑着走了。

叔华每当背会两首诗，大先生就让她到外边玩一会儿。她很快学会了好多短诗。大先生每天早晨用红笔在他教的诗句边画个圆圈，然后给叔华读两遍，第三遍让她跟着读，然后再一起读几遍，叔华就差不多记住了。

大先生看着叔华说：“猜猜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

叔华告诉他不敢说。

“说吧，没关系。”

“我怕说出来会说我的想法可笑。”

“可笑的想法有时能成好诗，别把可笑的念头吓跑了，一首诗只要有真情实感，可笑不可笑都没关系。”

叔华跟大先生学了近两年，所学古诗和散文，都深深地印在她脑海里，许多年后还能出口成诵，每当看到一些美好的景物时，她便会产生写诗的灵感，脑海里浮现许多新奇的想法。

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袁世凯上书光绪皇帝，这样推荐凌福彭：

该员才长心细，器识宏通，如果重以事权，必能力膺艰钜，应如何量予擢用之处，出自宸裁。该员现因卓异，请咨引见，除给咨送部外，理合附片具陈。

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凌福彭在袁世凯举荐下，由天津知府擢升顺天府(北京地区)尹。

他到任后，有人议论顺天府开办的东、西、南三路中学堂“人数太少，程度不齐”，“遂有主归并中学、开设师范之说”。他仿效天津经验，札饬顺天二十四州县就此事公决。“开议之时，主归并者十有四人，不归并者十人。”他决定在京师另立一所中学。将正在开办的顺天东、西路中学堂改办成师范学堂，顺天南路中学堂改办为农业学堂。令宛平县高等小学堂由西什库后库迁出，移至外城梁家园办学，所腾校舍供新设立的顺属中学堂使用。新设中学堂属东、西、南“三中学之学生、经费概行归并”。

这年十一月，御史张世培折参凌福彭“破坏学务”、“淆乱定章”，而学部却在奏折中支持凌福彭的主张，并就招生和经费提出建议：“北路学生有合格者亦酌量选择收录，以昭平允。”

凌福彭还整顿了顺天高等学堂。

经过整顿后的高等学堂，“每年可省一万余两，若以此款撙节动支，当可敷用”，如有不足，顺天府会商直隶提学司设法筹拨应用。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凌福彭擢任直隶布政使(直隶不设按察使，总督之后布政使是二把手)。清帝退位后，他又受袁世凯委派，到遵化“续修东陵”。

直隶，因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囊括今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一部分，因地处京畿，为清代省府第一衙。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说。直隶总督署建于雍正七年(1729)，近代历任总督有曾国籓、李鸿章、袁世凯等，督署设在保定，后迁天津。尤其是袁任总督时，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保定创办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后来又建成北洋陆军预备大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堂。保定军校(俗称)前后其办九期，毕业生7000人，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000多名。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叶挺、傅作义、陈诚、白崇禧、蔡廷锴等，皆出自“保定系”。

四

辜鸿铭(1857—1928)

有一天，凌福彭对叔华说：“我给你找了一个最好的英文老师，咱们现在就去拜见他。”

凌福彭告诉叔华，这位英文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先生，他在国外留学多年，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凌叔华心想，这位教授，一定是个西装笔挺，领结光鲜，风度翩翩，不同凡响的人物。到了辜家大门口，正好辜鸿铭刚从外边回来，一辆黄包车叮叮咚咚地停在门口，黄包车夫是一个彪形大汉，最显眼的是他头上盘着的一条粗黑油亮的大辫子。凌叔华不由吃了一惊。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位干瘦矮小、鼻梁上架一副玳瑁式眼镜的小老头，他头戴红疙瘩黑色瓜皮帽，身穿灰布长袍，上罩一件紫红色的中式夹褂，最奇特的是，从瓜皮小帽下，垂下一条灰白色小辫，令凌叔华诧异地张大了嘴巴。

凌福彭冲着那个瘦老头迎上去，大声说：“鸿翁近来可好。”

瘦老头宽宽的额头下，一双小眼睛漾出笑意，连声说：“好，好。”又转向凌叔华：“这就是你说的要学英文的女公子吗？”

凌福彭点点头，他把叔华推到前边说：“快叫辜伯伯。”

叔华忍住笑，轻轻地说了声：“辜伯伯好!”

后来凌叔华才知道，辜鸿铭是福建闽侯人，祖上移居新加坡并在那里出生。他勤奋好学，少年时去英国爱丁堡读书。他精通六国语言，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张之洞幕府任职，一干便是二十年。清末任教于北京大学，与他同时期的还有陈汉章等人。

辜鸿铭和凌福彭同为张之洞幕府时期的老朋友，就住在凌家对面的柏树胡同。他与收藏家梁松生，每隔一两天便到凌府小聚，话题涉及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深夜方才尽兴。

辜鸿铭谈吐诙谐，然而他的诙谐却离不开一种悖论，逆向思维是他的特性，要点是以违反常理使人感到意外。他与梁松生往往意见相左，争论起来互不相让，有时面红耳赤。话题开头总是从那根猪尾巴小辫开始，梁松生认为已经过时，剪下来他第一个收藏，辜则认为留着是一种时尚，给多少钱也不能剪下，那是他生命的所在。梁赞成共和体制，辜则坚持君主立宪，夸它是一条时髦的领带。梁认为仁厚是陈腐教条，辜说他对儒家有天然亲近，那才是足够好的哲学。

辜鸿铭的古怪已成天然特性，他以对立为守成，大家接受的，他拒绝；大家喜欢的，他厌恶；大家崇拜的，他鄙视；这已成为他各种话题的定论，并成为他与众不同的乐趣和骄傲。他特立独行，已是家喻户晓的最有趣人物，他走到哪里哪里便陡添情调，把枯燥乏味的世界唤醒。

他不是哲学家，却有着天然的哲学因子；他不是思想家，却有着思想家的某种光辉。他到凌府来，不完全是二人早年在张之洞幕府的同僚之谊，而是为了天然启迪智慧的享受。最后，连梁松生和凌叔华也喜欢上他独有的一份癖好。

辜鸿铭记忆力很强，直到晚年，还能把弥尔顿的《失乐园》背诵如流，一字不错。他对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那样，从小学背儿歌，大点儿后背圣经，亦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他让叔华到他家去，从尘封的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诗集，挑出两首诗让她背，不一会儿她就背会了。在辜鸿铭的指导下，她背了许多英国的诗文，对于学习诗歌，也得到许多健康的启蒙。

一天下午，辜鸿铭来到凌叔华家，凌福彭正在和叔华看花工老周移栽过来的新竹。辜鸿铭来后，凌福彭备好了茶，便请他一同欣赏，并说：“大思想家，帮我解答个相当困惑的问题怎么样？你说如果邻家的花在我家长出来了，能不能说我家的花匠更精于料理土壤，我家的花园更适于花木生长？”

辜鸿铭笑了，他说：“这问题太简单了，倘若这是在我家，根本不会去想它，你家的花匠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如果他当总理，中国将会变成美国一样的强国。来，为你的总理、天才的花匠干一杯!”

叔华那时还小，但很喜欢《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便请辜鸿铭讲那里面的故事，还问他去没去过那里。

辜鸿铭说：“我若生在《天方夜谭》那个世界就好了，我可以给你讲上三千个中国的故事。”

叔华不信：“辜伯伯，我知道你去过许多国家，你想瞒我可不成。”

他拿起笔来，给叔华写了十六个字：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任在北洋。

叔华因年龄小不太明白辜鸿铭写的意思，然而那些英文却像树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总有一天会长出枝干，挂满茂密的叶子，成为一株碧树，开花、结果。

凌福彭的苦心，是希望他的家风延续，并源远流长。

第四章  泪洒神户

一

辛亥革命的骤然爆发，清王朝顶层政权即刻倾覆，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清封建统治，走到了尽头。而南京政府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也变数重重，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晚，袁世凯精心策划了北京政变，一时间这座古城枪声大作，火光四起，数千家店铺被洗劫一空，许多官商携带细软急避各国使馆，一般百姓则逃往他乡。随之兵变亦漫延到天津和保定。

凌福彭为了全家人的财产和生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

凌叔华与北大教授在一起(胡适、林语堂、凌叔华、陈西滢、周作人等)

他先是安排与李若兰生的大女儿淑芝与铁道部长的儿子举办了婚礼，然后让其去哈尔滨经营夫家的卷烟厂。接着让李若兰携小女儿淑浩到保定的舅舅家避乱。再是让三夫人谢氏带叔华等六姊妹由京师法政大学讲师松丰龟次郎帮助，赴日本神户去上学。

一切安排就绪，谢氏带儿女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那一年叔华十二岁，走前曾到义父母家告别，这件事对凌叔华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她在自传体小说《古韵·义父义母》里，记下了义父赵朋生和义母相别而缠绵悲恻的回忆。有人考证，这个赵朋生不是别人，即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赵秉钧，因暗杀宋教仁事洩，最后在天津被袁世凯毒毙。

赵秉钧，河南汝州人，咸丰九年(1859)生，早年因考不中秀才，投笔从戎，参加了左宗棠的楚军。他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字也写得不错，被保以补缺，后改捐典史分发直隶，投奔了袁世凯。光绪二十八年(1902)被袁任命为保定巡警局总办，后调天津创办警务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袁保举担任了巡警部右侍郎。光绪三十四年袁世凯被裁后，他便在天津赋闲。辛亥以后，赵秉钧助袁窃国，逼清帝退位，炸死主战派核心人物良弼，吓退恭亲王溥伟。孙中山践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袁世凯。民国元年(1912)，赵秉钧当上了第三任国务总理并兼任内务总长。民国二年(1913)初，袁世凯召见赵秉钧，指示其杀掉与袁“对抗到底”的宋教仁。三月二十日晚，赵秉钧借宋赴京参加国会之机，派刺客将他枪杀于上海火车站。案发后第四天，应桂馨等人落网，事情大白于天下。五月，赵秉钧托病辞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袁又任命他为直隶都督兼民政长。民国三年(1914)二月二十六日，赵秉钧吃了厨子送来的他爱吃的一盘鲜艳的葡萄，七窍流血而亡。

赵秉钧是凌福彭在天津的同僚，二人有过口头婚约，等叔华长大后与其子完婚。赵秉钧的突然暴亡，给这桩婚姻也蒙上了阴影。其妻虽然很喜欢凌叔华，但自知儿子不争气，与叔华不相匹配，那时叔华只有十四岁，正在上中学，于是主动与凌家解除了婚约。

值得注意的是，凌叔华在小说中写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义父”赵朋生(赵秉钧)，另一个是她的蒙师王竹林(王贤宾)，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贤者、尊者。前者赵朋生，破译他并不难，朋者，崩也；生者，虽死犹生也。后者王贤宾，日伪时期在天津当了汉奸，引起国民公愤，一九三九年被人杀死于家中。从上述两个人物看，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中显然有个人成份在内，因此误导了不少读者。

凌淑浩在婚嫁态度上与凌叔华就不同。她回忆说，叔华小时候，父亲就给她定了亲。亲家是天津巡警总监赵秉钧，他们有一个口头婚约，等叔华到了合适年龄，就嫁给他儿子。那是叔华九岁那年的事。

凌淑浩就此事对父亲说：“只要我没被许配出去，我就去当医生。”

凌福彭问：“那要花多少钱？”

淑浩说：“我不花你一分钱。”

事后果真如此。凌淑浩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自己争得奖学金完成学业的。她是班上仅有三名女同学之一，还有一名是李德全，后来与冯玉祥将军结了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新中国首任卫生部长。

到了一九二五年，凌淑浩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奖金，踏上赴美留学之路。她是当年考取清华留美奖学金五人之一，且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一岁。

从这些事情上，不难看出她与凌叔华的性格差异，同时也窥见凌淑浩的聪慧和性情的率真。

民国元年(1912)，凌淑浩因年龄小不便出国上学，便由母亲李若兰带她去了保定乡下的舅舅家。

这年四月，凌福彭的三夫人谢氏带着六姊妹从天津登上了赴日本神户的邮轮。

大约经过一周的海上颠簸，待他们到达日本兵库县的首府神户，已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了。这与春寒料峭、尘土飞扬的北京相比，简直成了两个世界。他们最先看到的是濑户湾水碧如蓝的海水和如云的樱花。

樱花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国花，西班牙人说：“唱一支民歌给我听，我就能道出这个民族的性格、风土和历史。”日本各地都有观樱的胜地，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人们在樱树下与花同饮同眠，已成为一种习俗，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那首最有代表性的民谣《樱花》，一上岸，几个孩子就听到这支歌优美的旋律：

樱花，樱花啊!

暮春时节天将晓，

霞光照眼花英笑，

万里长空白云起，

美丽芬芳任风飘。

去看花啊，去看花，

看花要趁早，要趁早!

它的音阶与众不同，是一种特殊的五声音阶。叔华姊妹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音韵使他们备受感动。

神户的美，也让花季六姊妹激动不已。他们在气爽风清里带着各自的行囊，在松本的引领下，随着谢夫人走出熙熙攘攘的码头。

松本告诉他们，神户古时是个小小渔村，原名叫兵库，从六世纪以来就成为海上交通门户，后来因贸易繁忙被辟为物资集散地。一八六七年成为国际通商口岸，五年后改名神户。当时这里有生田和长田两个神社，因侍奉生田神社的民户居住地叫神户村，“神户”的名称便由此而来。一八八九年神户设立市，人口有百万之众。

他们下榻的地方是神户下山手通区一座二层小楼里。打开窗子，便能看见六甲山绵延起伏的山峦。

安排好食宿后，他们便请来家庭教师学习日语。五月，凌淑英、凌瑞清和凌大容便进入华侨办的同文学校就读。凌淑英和凌瑞清读二年级，凌大容读一年级。凌叔华、凌淑桂和凌淑萍因年龄小继续跟家庭教师读书。

同文学校由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倡办。一八九九年五月，梁在中华会馆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要华人以“增长支那之学识，激发国民之正气，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以“同气同根，血脉相承”为宗旨，创办一所华人学校。在日华侨纷纷响应，第二年三月校舍便很快落成，并命名为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由日本政治家犬养毅出任名誉校长。

凌叔华哥姐溺水的日本神户布引瀑布水潭

在神户，他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南京町，它是华人聚居之地，起始于一八六八年，清政府在神户设立了领事馆，因中日贸易兴旺发达，从此中国人增多。这里街道热闹非凡，号称华人“厨房”。叔华姊妹最爱吃的是那里的糖果和名闻遐尔的神户牛肉。这里的牛都是单独饲养，吃上等的饲料，其肉质超级鲜嫩，入口即化。牛肉红白相间，尤其是那洁白的脂肪夹在鲜红的瘦肉中间，如同大理石的波纹，精致而有韵律，且不说制作加工后的吃口，仅此一望便垂涎欲滴。在叔华的记忆里，比起家乡粤菜风味，神户的牛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佳肴。

二月上旬的春节庙会，是神户南京町不可或缺的活动。舞狮和舞龙最让人怦然心动，那狮舞滚动，那龙舞腾跃，让围观人欢声四起，叫好声不绝于耳。高跷队穿着节日盛装，化妆成老头老太，手舞着手帕和大烟袋，随着锣鼓的奏鸣声，他们走着扭着，叔华姐妹紧随其后，也情不自禁地扭将起来。

神户的日子，带着香，带着蜜，甜甜地装饰在叔华童年的梦里。那是抹着色，涂着彩的记忆。

二

喜与悲是一对孪生姊妹，它们在人们不经意间上演着令人惊咤的一幕。

就在他们到神户第二年八月，这一幕突然降临了。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日，凌淑英、凌瑞清、凌大容、凌淑桂(弟弟)四姊妹乘星期天去六甲山游玩并拜谒生田神社。

六甲山海拔九三三米，分东西六甲山、摩耶山和再度山。在东六甲山的北侧，便是布引瀑布和有马温泉风景区。这里的瀑布大小不同，约有四十八条之多。

北京的山有些因为无水是荒凉的，有的祼露着胸膛，在季节风里卷着一阵又一阵的黄尘，撕心裂肺地锐吼着掠过人们的耳畔，很难让人产生亲近之感。山有了水才会有生命，因了水的浸润，山便活了起来，中国江南的山便是印证。

六甲山占尽水的风光，因此也灵秀起来。那苍郁的林木，染苔的石头，走近它也就有了一份眷恋，一份亲切之感，这也是造物给予人类的馈赠。

四姊妹一踏进这山的怀抱，立刻感到一股扑鼻的清香向他们袭来，那气息直透腋下，幽静、安谧仿佛是山涧无形的器官，使人的心灵顿然安宁肃穆起来。姐妹们嘻闹着、追逐着一路前行，他们中那个唯一的男孩淑桂则显得另类，从路上捡了一枚石子，一路用那洁白的球鞋踢着前行。年龄最长的姐姐淑英，对这个弟弟关爱有加，她不停地停下来催促其赶快前行。

山路越来越陡峭，他们绕过了一道弯，又爬过一道坡，虽然穿着浅绿和浅蓝的丝绸夏装，但依然感到身体的温热，汗水也浸湿了脊背。前面有一家茶社，他们想吃冰激凌，在各自的招呼下，又一阵风向茶社跑去。让他们失望的是，茶社只卖茶水和食品，却不卖冰激凌。于是他们买了一张布引瀑布的明信片，接着继续往山上爬行。香草公园位于山顶，山上有一幢仿中世纪欧洲建筑大屋，有餐厅和各种香水出售。那里聚集了世界各国的香水，让参观者试闻。四姊妹对这些化妆品不感兴趣，他们走出大屋，继续四处游荡。大约四点钟的时候，他们穿过离瀑布不远处的一道黑色大门，因为天色将晚，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要再往山上走了，于是他们折回来，从那道黑色大门下来。

在香草公园下方的山脚下，有一条布引之龙瀑布，这条瀑布高43米，下面有个430米的瀑潭，水深6.6米，潭水清澈，煞是壮观。据说潭底有一座龙宫，它的神秘为日本古代诗人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

大约一小时之后，亦就是在这座深潭里，悲剧发生了。

据《神户新闻》次日《姊妹四人溺毙于瀑布水潭》的文章称：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号下午五点，一位叫中村龟增的人在回家途中经过瀑布时，看到三具年轻的中国少女的尸体，还有一个溺水的男孩。他们漂浮在泪滴瀑布下面幽蓝的水中。这个人吓坏了，赶紧去报案。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查，估计那几个姑娘分别是十五、十六和十七岁，男孩是十三岁。当时有很多人围观，纷纷表示同情。这几个女孩都穿着浅色中式丝绸夏装和丝织内衣，最大的那个姑娘系着浅蓝色的绸缎腰带。然而，记者特别注意到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她们虽然都穿着外套，但脱下了裤子。她们的裤子和四把丝绸伞是在谷川桥下被发现的。

文章还根据警察得到的证据进行了推测：

那个光着身子的男孩脱掉了衣服，去瀑布下面的水潭里游泳。结果陷在不断冲下来的水里，出不来了。他的姐姐一个接一个地脱掉裤子，跳到水潭里想去救他。她们没来得及脱掉外套，两个姐姐的尸体比妹妹的更加僵硬一些，警察据此推测年纪大些的姐姐是最先跳进水里的。在最大的姐姐上衣口袋里有一个装着两日元的钱包，还有几本中文书。

文章接下来写道：

死者名单列出了他们确切的年龄：男孩凌淑桂(15岁)、他的三个姐姐凌淑英(18岁)、凌瑞清(17岁)、凌大容(16岁)，都是凌福彭的孩子，他们住在神户市的下山手道区。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凌淑桂和三个姐姐去拜谒生田神社，一直没有回来，家庭教师就出去找他们。在去神社的路上，他听说有几个中国人在布引瀑布淹死了，马上回家去告诉几个孩子的妈妈，三十九岁的谢氏，还有两个留在家里的孩子凌淑萍(15岁)和凌叔华(13岁)姐妹。她们一起赶到布引派出所，从一个警官那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如五雷轰顶。当地的警方帮助他们把尸体运回家里。

文章最后写道：

凌家这几个孩子是在上一年的五月被送到日本上学的。淑英和瑞清在国文学校上三年级，大容在一年级。这几个孩子个个都是又美丽又聪明，大姐淑英特别爱护十五岁的弟弟，所以不顾一切跳下水去救他，发生了几个姊妹在水潭里香消玉殒的悲剧。

这是一位撰写凌叔华论文的日本研究者，寄给凌淑浩外孙女魏淑凌的文章复印件，也是四姊妹溺水而亡最权威的记载。

凌叔华失去哥姐后饱尝撕心裂肺的痛苦，第二天她躲在屋里写了一篇哭姊文，抒发了心中的郁闷：

我最爱的清姊掉在瀑布里溺死了。我们天天哭她。有一夜我醒了，窗外月明如画，房内夜凉如水，粉墙上风筛树影，情境凄寂极了。忽然我看见凉台上有一人影倚栏立着，细认正是清姊。我大惊跳下床，影子却没有了。这一宵便流泪直到天明。第二天，饭也不吃，独自躲在屋顶的小房内，在衣箱背上写了一篇哭姊文。写完一边拭泪一边念，直到黄昏，母亲催逼才下来。

这篇短文的真挚与错愕，表达了她小小心灵的巨大的隐痛，文字符号浸泡在无比纠结和忧伤之中，泣着血，滴着泪，凝固成《我的创作经验》最初的一块璞玉。

凌叔华还回忆说，那天早上八姐(瑞清)离开家前，她向她借了一把梳子，如今再也不可能还给她了。这是八姐生前留给她的一件遗物，每见到它总会黯然神伤。这件事让她终生难以释怀，一直到晚年，那个“结”也没化开，她从不把梳子借给别人。也许是善的感受力驱使，她不想再把拆裂之痛殃及别人。

一年多的海外读书生活就这样嘎然而止了。在谢氏夫人带领下，凌叔华怀着极度的悲伤离开了神户。

第五章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

一

民国二年(1913)八月晚些时候，凌叔华等从日本神户回到凌福彭从北京迁居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的家。

民国初年的凌福彭

一月中旬，袁世凯下令革除旧制，各省最高执政官为民政长，下设内务、财政、实业和教育四司。直隶先后由冯国璋(兼)、刘若曾担任。根据参议院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件，凌福彭受袁世凯委派，到遵化为清室续修东陵。李若兰告诉叔华说，袁世凯考虑她的父亲在布政使任内损失了不少钱财，修皇陵可是个肥缺。言外之意从那里可找回些补偿。

凌福彭知道，天津是他任天津知府、直隶布政使的旧地，有广泛的人脉和良好的教育条件，于是便在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街购地建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洋楼，四面竖起围墙，室内配置了欧式和中式两种不同风格的家具。至于多余的烂泥地，他便差人把它填平，卖给了那些开发商。李若兰带着几个女儿从北京来天津团聚，因为少了四个孩子，天津的家也少了些往日的吵闹，多了些生活的安静。

早在十年前袁世凯便下令开发河北新区，范围是东沿京奉铁路(今京津铁路)，西至北运河(今海河)，南起金钟河(今金钟河大街)，北抵新开河。此外，还要求六个月把坟茔迁完，一年内填平坑塘，二十个月建起新屋，建筑标准每亩不低于一千两白银。同时规划南自金钢桥，北至河北新火车站的大经路(今中山路)，并以此为轴线，建成与之相平行的二经、三经、四经、五经路(即今二马路至五马路)。又借《千字文》之天、地、元、黄、宇、宙、日、月东西交插的多条“纬”路，使得新区形成经纬纵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为解决交通不便，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月，在天津北边的京奉铁路又增设了河北新站(今北站)；同年十一月，在南部旧城厢通往河北新区的金刚铁桥完工，取代了原来的窑洼浮桥。此外，又建了由法租界通往老龙头火车站的老龙头铁桥和金汤桥(原来是浮桥)，新区内还开通了通往老城厢和意、日、法租界的有轨电车，尤其是这三座铁桥的建成，大大方便了天津市海河两岸的交通。

随着新区的建成，袁世凯的直隶总督衙门也从保定迁来天津办公，地址在金刚桥西北侧、东临大经路附近(原海防公所)；凌福彭的知府署衙门亦迁到大经路中段路东的署址(今中山公园西)。

这些开发，天津府是当然执行者，凌福彭再熟悉不过，这恐怕是他再次来天津筑楼建屋的原因。另外去东陵比之北京也较为便捷，从新大路街到北站上火车只有300米之遥。

警察局长是凌福彭旧属，关照也是他份内的事，加之凌福彭不常在家，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孩子，便在附近增设了派出所，加强安全和服务。电话局长也不甘落后，很快拉线进屋，给家里装上了电话。不太理想的是，这里离火车站太近，火车的轰鸣声和房子的潮湿给一家人平添了新的烦恼。

一切安顿下来之后，李若兰把注意力很快转移到淑萍、叔华、淑浩的就学上来。

一天，李若兰找到一位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老师，来辅导三个女儿(淑萍、叔华、淑浩)的入学考试。当这位老师得知她们几个在家庭教师那里已学过古文、数学和中国历史，便决定让她们直接参加直隶女子师范学堂入学(插班)考试。

接下来，姊妹几个按照老师的安排，进入入学考试前的准备。

二

一阵秋风过后，给津门大地镀上一层萎蘼的苍黄。

鸟声敛声而去，迷迷茫茫的黄，地老天荒的黄，统治了这个世界。只有天空弄云的鹰，诉说着一种存在，一种慰籍，在广袤的天海间游荡。芦苇和茅草再也挺不起腰脊，顺着风的方向，摇曳着旷野最后的亮色。

凌叔华走出院子，向北拐上一条小路，便是村野。她停下脚步，幽幽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那些穷苦人家的伙伴。

在老师辅导凌叔华入学考试的日子，她不时走出院落到郊外玩耍，那乡间生活，成了她生命中唯一乐趣。

一天下午，几个穷孩子来到墓地，都是八九岁的小孩，后面还跟着四五岁的小不点儿。他们划着火柴点燃干草。风一吹，火苗便迅速升腾起来，像一条火蛇上下蹿动。孩子们追逐着火苗，兴奋地呼喊，好玩极了。火苗熄灭时，他们看看散在各处的黑色灰烬，又显得很为沮丧。

一个高个女孩看到叔华站在那儿看他们，便问：“你也点一根儿。”

叔华笑了笑，接过火柴，点燃干草。叔华和孩子们跟着火苗一步步向前走，她看着那一张张被火映得通红的小脸，她指着一个孩子说：“你看他的脸色红的跟烧鸡似的。”

一个女孩儿说：“烧鸡是什么味儿，我从来没吃过。”

另一个女孩儿说：“一定好吃，我在食品店里见过。”

一个男孩儿对叔华说，他奶奶告诉他，头年烧草，第二年草会长得更好。

一个女孩儿说：“我爸妈都埋在这儿。姐姐说他们走时穿得很少，冬天会觉着冷，烧火能让他们暖和暖和。”

叔华说：“世间没有鬼，那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天真的叔华，心里感到歉疚，她意识到刚才不该说那句话。

那个女孩儿眼里闪着泪花说：“照你说我妈永远不会回来看我了。”

一个男孩儿提议：“来，咱们玩游戏吧，不说这些了。”

女孩儿问：“玩什么游戏？”

男孩儿说：“今天我们玩开火车。”

“开火车”是孩子们的发明创造，每个人就是一节车厢，一个接一个站好，互相抱着腰，开起来像条长蛇舞动。

大一点的男孩儿当火车司机，一个小一点的男孩儿骑在他的背上当烟囱，叔华站在最后当车尾。小一点的男孩儿高喊一声，“火车”就开了。孩子们在墓地转动起来，爬过一个坟头又一个坟头，就像翻过座座山峦。最后火车缓缓驶到一片空地上，那儿站着一个女孩儿当站长，她一吹哨，火车就停了。

他们有时坐下来讲故事，每一个故事叔华都爱听。叔华也给他们讲西方的故事，好像他们也能听得懂。玩上课游戏的时候，叔华也教他们认一些简单的字，他们非常尊敬她，叔华为此感到骄傲，常常沉浸在快乐之中。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叔华正看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忽然听到远处灌木丛里传来吵闹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个老太婆和一个警察争吵。

老太婆面色苍白，满脸皱纹，身瘦如柴，眼里含满了泪水，破衣服裹着她瘦小发抖的身体。她的牙都掉光了，不断地向警察哀求：“长官，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吧，我不在乎您逮我走，判死刑也没事，在牢里倒有饭吃，我还很高兴您带我走呢，可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没钱看病买药，连吃的都没有，发烧两个星期了，她为了孩子也得硬撑着，不能死。而我还要照顾她。长官，您听见了吗？”

警察说：“盗棺犯法，你知不知道？”

老太婆说：“我知道，我男人多老实，从没犯过法，饿死了，法也救不了他。我儿子那么孝顺，卖苦力挣点钱还要养活一家五口，自己吃不饱也饿死了。你可怜可怜我这个穷老太婆，您要让我走，他们还有活头，长官，发发慈悲，救救我们吧。”

警察说：“你也太狠心了，来偷死人的头发。”

老太婆说：“我是没办法呀，您要是看了我儿媳妇病得直唉哟，孩子们饿得直哭，就会原谅我了。”

警察说：“我没工夫听你闲扯，我只知道你犯了法，上司让我逮你走，我也没辙。我再说最后一遍，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把你捆着拖走。”

老太婆绝望了。她硬撑着想走，但突然摔倒了。

警察说：“快走，你个没良心的。”

叔华看着这一幕，心里非常难过，但又帮不上忙，眼里盈满了泪水。

回去以后，叔华把墓地发生的事跟母亲李若兰说了，她也很同情那个老太婆。那天下午，李若兰去看了那老太婆的儿媳妇，回来时显得很悲伤。

李若兰把佣人张妈叫来，摘下一对玉耳环交给她，让她拿到当铺去，把钱给那个可怜的女人，请个医生给她看病。

叔华半夜里醒来时，母亲和张妈坐在一起，显得特别难过。

叔华问：“张妈，那媳妇怎么样了？”

张妈说：“已经死了。”

叔华问：“孩子呢？”

张妈说：“小点的先死了，两个大的明天送孤儿院。现在邻居照顾他们。我给那媳妇钱时，她笑了笑，说不出话。她指着大孩子说：‘饿’。然后就默默地死去了。”

母亲说：“我真担心连棺材都没有。”

张妈和母亲关系不错，常在一起聊天。她突然说：“我担心别有哪个缺德的把这事告诉了老爷。三太太已经怪我们了，怕把病传到家里来，给她儿子染上。”

母亲说：“叔华，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到墓地去了，待在家里好好读书做作业，闷了去画画。”

凌叔华隐隐感到，世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三

民国三年(1914)初夏，凌叔华参加了入学前的考试，和姐姐淑萍如愿以偿地到直隶女子师范学堂插班就读，而淑浩则到另一所公立学校上课。

入学之初，凌淑浩表现得极度兴奋，但不久就厌倦了。在课堂上，她和其他女孩子递纸条，还把书本立放在书桌上当挡箭牌，下面大读通俗小说。

一天，她跑到院子里和同学去玩，听到老师喊她的名字。老师说：“我知道令尊的地位很高，你可能在家被娇宠惯了，但是在学校的功课上，你真是不见得多聪明。”然后又把她叫进屋里，大声呵斥：“小凌你长得一张聪明脸，却是一副笨肚肠！”

凌淑浩说：“是吗？那我就不用你教了。”

就这样，她辍学回到家里。

凌福彭问：“你准备怎么办？”

凌淑浩说：“我在家里学。”

凌福彭问：“你学什么呢？”

凌淑浩说：“历史、地质，那些学校规定的课程。”

凌福彭说：“你去找你想找的老师，我给你付学费。”

凌淑浩说：“那再好不过了。”

于是她找了一个教化学、物理和数学的老师。那一整年，她就在家里学习。

也是在这一年，凌福彭出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议员，参加起草《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不久，约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帮助袁世凯废除国务院，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四月九日，北京政府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这也是对他尽职尽责的一种酬报。

民国四年(1915)七月，凌叔华的故乡广东闹水灾，许多县冲决了基围，房屋坍塌，人畜溺毙，损失严重。北京政府派她的父亲凌福彭和蔡乃煌、李翰芬携灾款赴粤赈灾，设救济公所，分赈灾区，修筑各地基围。他们在肇庆救灾时，受到百姓称赞，并建祠纪念，至今还有他们的名字。

同年秋天，凌淑浩经过补习，也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读书。

这年年底，凌福彭被派往山东青岛任职，见证了中日谈判和德日权力的移交。尽管他早年几次到日本考察，了解些日本情况，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了日本人用军事恫吓和外交讹诈的野心。在青岛期间，他“日渐失望，萌生退意”。随着袁世凯称帝和死亡，凌福彭的政治生涯也走到尽头。

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齐璧亭(1885-1968)从日本学成归国，担任了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这年六月，适逢女师建校十周年，学校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1906.6.13)，由北洋政府学务处傅增湘(1872-1949)根据袁世凯“大兴女学”旨意创办，校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初设简易科，学制一年半；后设完全科，学制四年，加预科一年，学生五年毕业。他任学堂总理(校长)，实际由他的夫人凌女士主持。校址初在天津河北区三马路三才里西口，宣统二年(1910)迁到天纬路东口(今天津美术学院)。生员来自天津及东南各省。

宣统二年六月(1910.7)由吴鼎昌接任，添建附属小学，民国元年(1912)春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年又更名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同年，北洋高等女子学堂划入，成为女师附属女子中学。

吴辞职后由张相文接任(1866-1933)，民国元年(1912)八月，任校长不几日(因与白雅雨策划滦州起义失败)，遂辞去校长职务，去北京专办中国地理学会。校长由李家桐接任。民国三年(1914)，天津劝学所蒙养园拨入女师，成为附属幼儿园，民国四年(1915)，李家桐因病辞职。同年，又聘南开学校的张伯苓代理校长，实际事务由其妹夫马千里执行校务。

民国五年(1916)，齐璧亭接替张伯苓。齐璧亭(号国梁)是个有开创性的校长，他执掌女子教育三十四年，把这所学校由初师、中师、最后开将为师范学院。他本人也是一个有不断进取心的人。

他早年毕业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北洋大学师范科，曾两度赴日留学，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他根据自身经历和中外女子教学实践，接任后即大力提倡“勤仆、奋勉、和婉、敬信”的办学宗旨，不长时间便把学校各项事业搞得风生水起，五彩纷呈。

教学之外，他又创办了女师学友会并自任会长，下设总务、学艺、图书、讲演、文艺、运动、交谊、馀兴等八个部，各部部长由教师担任，各部又设正副委员长、委员若干，由学生中选拔。后来又设总、副委员长，由各部委员长选出。校友会还创了《会报》，每年出刊，两期。《会报》为16开本，每期200页，15万字左右，设教学、文理、新闻、文艺等10多个栏目。《会报》由图书部编辑，每期1000册，北洋印书局印刷，总务部发行。

《会报》的创办，大大活跃了学校气氛，调动了师生学习和教学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女师还筹建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乐群会等组织。

凌叔华初被选为文艺部委员长，后又担任校友会总委员长。宗旨是“辅助本校国文之发达，期得美满有用之效果”，职责是“掌理文社、诗社等之组织，进行学校新闻、年会会报之编辑、发刊等项。”

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会报》第一期刊登的“十周年纪念录”一文中附有“毕业生及现在学生一览表”，记录了190余位在校学生的基本情况。这个一览表透出凌叔华姐妹的一些信息，凌淑萍，本科三年级，凌淑浩，本科二年级，二人籍贯均为“广东番禺”，家长职业“政界”，住址“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而且表格中只有凌淑华的名字，却无具体年级等资料。这个“淑”字，应是她本来的名字，改成“叔”字，是成名以后的事。在女师，她还用“瑞棠”这个名字写文章。

据凌淑浩回忆，凌叔华在一九一四年秋就已经是女师的学生了。一年后，她也考入女师，并与叔华同在一个班，凌淑浩还说：

到了年底，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她很不高兴，因为我是第一名，她是第三名。叔华总以为她是家里最聪明的。她一直这么想，我不觉得她最聪明，不过她倒是能写会画。她的作文真的很棒。便是我说，别的你就不懂了。我觉得我在其他方面更在行些。

据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会报》第四期该校语文老师张皞如在《奇遇歌赠荷生、淑华二女士》一文中说：

丙辰(1916)秋，同肆(修)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学校，而不同组——荷生隶于四年甲组，淑华隶于四年乙组。盖荷生来校已久，淑华则以后始纠鼓箧，而名能以文才优秀，为本组冠。

“荷生”，本名凌集嘉；“鼓箧”即击鼓开箧，是古代的入学仪式。按照一览表的记录和张皞如的文章记载，二人不是同一班级。即使到秋天，淑萍、叔华倒是同一年级(四年级)，凌淑浩只能是三年级的学生。这恐怕是凌淑浩的回忆有误(或《家国梦影》作者有误)。

民国五年(1916)暑夏，齐璧亭经过竭力筹划，女师增设专修科终于有了眉目。《会报》第三期(1917.4)登出了《专修科将升增设》预告：

本校创始以来，前后毕业者已五次，共计有数百人之多。毕业后，赴多地任职者，固属多数，而立志升学者，亦复不少。惟以我国尚无女子高等专门学校，以致升学无地，殊属遗憾。校长有鉴于此，已向公署呈责经费，以便增设专修科。想我前后毕业诸君，有志深造者，必同声相庆也。

专修科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天津当时女子师范无高等教育的缺憾，来满足一些女生继续求学的心愿。

民国六年(1917)六月六日，凌叔华随“正科第七学级”毕业(见《会报》第四期《学级定名之布先照录》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毕业名单》)。

不久，专修科成立(《会报第四期》)，凌叔华毕业后业去教书，她选择了“学制为两年”的专修科继续读书。然而，就在这年的夏秋间，天津突发大水，县西北三十三个村庄被淹，天津周围河水暴涨，赵家庄、唐家庄、唐家湾、杨柳青、西大洼等处河堤相继决口，顿时一片汪洋，津浦铁路中断，日、英、法租界大都被泡在水中，天津六万多间房屋被淹，两万多间倒塌，十多万灾民流离失所。

凌福彭在天津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的家亦未幸免。

凌淑浩记得，她家的一楼，水漫到椅子腿上，不得不搬到楼上去。当水淹到楼梯平台时，一只飘着红十字小旗的救生筏听到他们的呼救，她从二楼的窗户里被拉出来，接到一条又宽又平的船上，载着他们从屋顶和烟囱间穿过。蛇、老鼠和狗在污水中游动，猫和鸡爬上树和房顶，原先店铺林立的大街变成了河道。人们把门板当作救生筏，沿着水的街道到处是浮动的脑袋，想从店铺里捞点儿东西上来。周围的农民把舢板停在自家的田里，年轻人带着镰刀潜到水里割点庄稼，然后再浮上来透一口气。

凌家挤到他们在德租界原先买下的一幢小房子里，直到十二月把南运河决口抢修合拢，水患才得以平息。

他们回到天津新大路街的家里，洪水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片狼藉。衣物全泡在水里，地上是一层奇臭无比的淤泥，橱柜里漂着死去的老鼠，茶杯被冲到院子里。

难民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他们挤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顶盖着用芦苇编织的席子，地下铺得是稻草和谷草。许久，这座城市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

八月二十二日，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凌叔华到“家事专修科”开始上课。按照学科要求，课程由“家事学指导”和“自我修养”两部分组成。齐璧亭说，日本女子能力的强大，皆源于女子家事教育的发达。中国办女子教育也必以家事为主，方能发展女子特长，而大有造于国家社会。专修科还增加了设备，创办了实习工厂，设备齐全，为全国之冠，参观者络绎不绝。

在这期间，凌叔华还撰文《拟募捐赈济水灾启》，文中说：“乡关日暮，望万里而谁归；涕泣路穷，嗟半菽之不给，狂风起于深夜，冻馁不能成眠；冷雨降乎中宵，淋漓那堪驻足”。她饱含深情的描述，让人读后产生对灾民的同情和悲悯。

邓颖超(1904—1992)

需要补充的是，邓颖超(文淑)于一九一六年由女师的预科升入本科(后定为十学级)，并担任了校友会余兴部委员。许广平一九一七年考入女师，比邓低一年级，后担任了校友会文艺部委员，应归部长和凌叔华领导。

民国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第二天，消息迅速传到天津，天津立刻沸腾起来。五月五日开始，天津各校学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五月十四日，天津各校代表在北洋大学集合，商议抵制日货，下午在直

许广平(1898—1968)

隶水产学校正式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五月二十五日，以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为主体，在天津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公推刘清扬为会长，李毅韬为副会长，郭隆真、邓颖超、张若茗为评委委员；王侦儒、周之廉、张嗣静、周敏、郝雨春、王瑞生等为执行委员。这些学生组织成了领导天津五四运动的核心力量。

凌叔华也热情洋溢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以能为国家分忧感到骄傲。她的中文在班里最好，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选为四秘书之一。学校游行或到公众场所演讲前，她都参与了写计划、讲演词和标语的活动。

邓颖超任讲演队队长，她和张若茗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讲演队刚柔相济的一对，演讲起来，一个温文尔雅，一个牛气冲天。

副队长郭隆真是一位婚礼上逃出来的女学生，她带领同学奔波于四郊乡里。敲开门，就拉起话匣子，见做饭从做饭说起，见做针线从做针线说起，而且将话题巧妙地引入救亡图存、妇女解放之中。说到起劲处，她满脸的麻子粒粒通红，听讲的人全都乐了。她自己也乐，然而讲得更加起劲。

由于她们的齐心协力，使爱国、反封建和民主精神得到最广泛的传播，为天津五四运动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八年(1919)年夏天，凌叔华专修科学习结束了，她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名字刊登在《教育公报》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家事专修科学生毕业名单”附表中。

在女师读书期间，《会报》保留了她的大量佚作，与她后来发表的作品风格有很大不同，表现出她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注和忧虑。如民国七年(1918)她刊登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一文中说：

亡国秘约已签字矣！将继朝鲜之后矣！四万万同胞装饰沉沦于万劫不回之城矣！筣何言哉！……吾国今日即类于濒死者也。惟稍异而稍优者，即吾国青年尽有力强体壮、才大思转者在。苟能息争悔祸，同心协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之以薪，尝之以胆，不信以四万万之众，不能沼吴而疆越边。同胞！同胞！莫忘今日之耻！

民国六年(1916)一月，她随父游览北京，所见沿途满目凄凉，对奸细的“西服人”之说颇为愤慨，她在日记中写道：

噫 ，悲哉！苟国泰民安，朝野同体，得共和之真义，又何来奸细之事耶！驱车出正阳六，城楼焕然一新。表项城欲假此饰粉太平，亦可笑也。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说：

我国今日一家农而千家食，一人织而千家衣，己国制造不足，取之于外，舶来品之输入日夥，金钱外溢，如水就壑，曷胜叹哉！(并称自己)棠椿萱并茂，不兴风木之悲；衣食温饱，未感饥寒之苦……

一样的情怀，一样的热血，家国之思，气度非凡，发自内而溢于外，读来令人拍案。

她的诗也写得非同一般，在《暮秋竹枝词四首》其中二首写道：

(一)

柿红栗熟又深秋，杨叶萧萧起暮愁。

才向金刚桥上过，引人袖手少行舟。

(二)

九月燕津秋兴豪，黄花灿烂有肥螯。

闻道旺朝重九节，鼓楼闲步算登高。

诗贵意象的选取与巧达，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把秋天的金刚桥，“引人袖手少行舟”；九月的重阳节，“鼓楼闲步算登高”，这样平常的事表达意趣盎然，清新老道，特别是“少”与“算”字用得恰到好处，分寸感极强，没有诗才和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凌叔华在女师期间仅《会报》上留下的书信、诗词、游记、论说、日记等十九篇(见年表篇名)之多，且题材多样，笔法纵横，思随时代，让我们看到青春时代的凌叔华文采卓然，不同凡响，作为女师学生中的翘楚，深得老师和同辈的称羡。

从民国九年(1920)一月起，天津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又投入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那时有两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被日本厂主杀害，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联合会向天津市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他转呈总统。凌叔华和全校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宣传，说服商店抵制日货，关门一天，并要求政府向日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那时天津许多日本商人的商品以次充好，把便宜货运到中国市场，以高价销售。他们还将走私品运到天津，谋到暴利。中国人对此非常愤慨。

游行返校后，语文老师张皞如要求凌叔华和其他几个学生，立刻把当天的请愿活动写成作文，他选出最好的一篇送到《天津日报》发表。

第二天早上，张皞如带来一张报纸。下课时他当着全班同学朗读。凌叔华听到是她写的作文时，脸红心跳，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张先生把报纸递给凌叔华说：“留着这张报纸，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你会更加珍惜它。”

张皞如是凌叔华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南满人。一八九六年，他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父亲被捕，母亲出走，他流落街头，叔叔找到他，把他带到天津上学，中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一所学院学习，他的中文学业非常出色，毕业后回到天津任教。他非常憎恨日本人，也讨厌洋货。学生运动在天津持续了两年，他经常帮助学生会为他的学生制定活动计划，修改讲演稿、请愿书，还推荐到报纸上发表，像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样，这为他赢得了叔华和许多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叔华做什么事都事先同他商量。抗日战争前一年，张暤如在南满被日本人杀害。

凌叔华的老师张皞如，也曾是周恩来的老师。凌叔华在女师写的文章，倍受张先生赞誉，并写了许多评语留在《会报》里。

在凌叔华《雨后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启》，他的评语写道：“一路雨天花。此文家纤秾之品，亦文家自然之品也。二者兼得，真乃难事。”

在《与同学书劝真熟读尤西堂〈反恨赋〉》，他的评语是：“无一语不神韵，无一笔不风华。凌生才人也，亦学有根抵人也。勉之进之。”

在《张允瑛女士追悼会记》，他的评语写道：“匹马单枪，如入无人之境。此语惟凌生当之。”

在《论女子学文之功用》，他的评语是：“入门下马气如虹。惟斯文得之，虽后幅于文字稍略，而议论坚卓，根底宏深，大气盘旋，实有他人能不可及者。瑞棠勉之，吾为吾校得才贺。”

在《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他的评语是：“谈得意处，如龙跳天门；谈失意处，如蝉呤秋树。光明俊伟如子由，抑郁慨恻如子长，读之领人神往。”

在《拟中秋夜与嫦娥书：对月述评》，他评论更是议论纵横：“神情遥远，气象万千，壮夫之怀，才人之笔。金圣叹所谓‘灵眼觑着，灵手捉着’，史家所谓‘天雨为栗，鬼为夜哭’者，此也，有此文乃不负此题”。

在《人必如何而后为得志说》，他评论说：“色色空空，唤醒世人，理既超妙，笔复纵横，读之如遇南华老仙，放言谈道，句句令人点头称是。”

在《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他评论说：“笔有锋芒，辞挟风雷，使当道者见之，不知心有慽慽焉否。”

凌叔华对张皞如老师十分敬佩，曾将她的思念写在小说《古韵》里，但又朦朦胧胧，今从校友会《会报》里终于得到一些具体细节，他不仅文采斐然，对凌叔华也有识珠之明。上世纪二十年代凌叔华走上中国文坛，印证了他的判断并非虚言，上述评语便是佐证，今抄录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共飨。

刘表扬(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张若茗(1902-1958)毕业后，一九二○年十一月同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员。邓颖超(1904-1992)毕业后，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任教，一九二二年夏应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到该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奉调南下广州从事妇女运动。许广平(1898-1968)晚一届毕业，一九二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一九八四年，邓颖超来天津会见女师校友，还记得同班同学岫尘名字叫秀臣。梁岫尘(1900年生，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说：“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爷爷盼孙子，可惜生了两个孙女，姐姐叫秀君，我叫秀臣。到了民国，姐妹怎么还称君臣呢？这个名字是毕业时白老师给改的。”邓颖超说：“我原来叫文淑，白老师给改为颖斌，我不喜欢，后来自改为颖超。”

凌福彭退居林下后，曾两次到北戴河度夏。

北戴河在商、周时属孤竹国，伯夷、叔齐即孤竹君二子。公元前六六四年孤竹亡，又属燕地。秦始皇第五次东巡到此，刻“碣石门”。三国时曹操北定乌桓，来“碣石”赋《观沧海》诗，这是耳熟能详的历史。

北戴河的开发始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正式划定“鸽子窝”沿途三海里为避暑区。民国六年(1917)北宁铁路局为方便中外游人，开设了北戴河至海滨的支线。民国八年(1919)，建莲花石公园和第一、第二公共浴场，吸引了大批游客。凌淑浩按奈不住宣传的吸引力，鼓动父亲凌福彭携家人来此度夏。第二年，美、英、德人又建“东山会”(组织)，海滨增添了人力车和驴脚为载客工具。凌淑浩不甘落后，和姐姐叔华又随其父来此避暑，在饱尝海浴滋味的同时，又意外地圆了她的求学梦，上医科学校的计划有了眉目。

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夏，凌福彭带叔华、淑浩住在朋友的别墅里，她们曾记得，在二楼阳台上能看附近跑道上的赛马。凌福彭在这里办过一次宴会，和一帮北洋老友一边喝着木桶里堆着冰块的德国黑啤酒，一边畅谈往事。凌淑浩在这里认识了两个外藉女人，一个是印度青年女子，她帮她学中文；另一个女人是在山东齐鲁医学院教书的美国人，她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杂货店，凌淑浩因买浴帽与她相识。她问能否到她那儿上学。那位女士告诉她，医学院有一半课程是用英语讲授的，上医学院先得练习好英语。于是她明白了上医学院必备的先决条件，从而坚定了学医的志向。

大约在民国九年(1920)淑浩毕业前夕，表哥冯耿光(小说中叫康光)因事到府上看望姑夫凌福彭，并为叔华、淑浩姐妹回北京上学说项，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冯耿光(1882—1975)，字幼伟，广东番禺黄埔村人，是凌福彭大夫人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先在福建马尾要塞任司令，后改任清政府军咨处司长。辛亥革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兼山东临城矿务局督办，后脱离军界。民国七年(1918)冯国璋任命他为中国银行总裁，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辞去总裁一职，改任常务董事。在这期间曾发生安福系攻击中国银行总裁、副总裁“贪渎”一案。

冯耿光是梅兰芳(十四岁相识)一生重要支持者，梅早年住宅芦草园，便是冯耿光所赠，梅妻福芝芳亦是冯牵的红线。梅赴美、苏演出，经费都是冯为之筹集。梅称自己“一生事业中受他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另一位表哥冯祥光(小说中叫康贤)，字玉潜，广东番禺黄埔村，清举人，曾赴德国留学。历任闽浙总督署和两广总督署文案，考察宪政大臣参赞。民国后任驻巴拿马、旧金山、汉堡、新加坡总领事。

二位表哥还劝说凌福彭不要“成天跟那帮军阀费唾沫”，尽早搬回北京去居住，也让两表妹到北京去上学。

凌福彭很快同意了两位表侄的建议。

民国九年(1920)，凌淑浩以优异成绩从直隶女师毕业。两姐妹一起考入燕京大学女子学院。

凌叔华站金刚桥头，回忆着七年来天津女师的读书生活，一颗心像海河荡漾的澄波，不停地翻腾着这段青春似水的流年。

第六章  燕京，燕京

一

一九二一年秋天，凌叔华、凌淑浩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一起走进燕京大学女子学院。

这是一所非常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大学，说它年轻，因为“燕京”这个名字正式得来尚不足两年，它最早是由四所大学合并而成。正式合并是在1916年完成，即使上推到这一段，燕京大学才有五年历史。

燕大女校设在东城灯市口同福夹道前佟王府内。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加入后改为燕大文理科女校。

联合大学最初的校址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十所院落内，校方为购置这块地皮，花光了前期投入的全部基金。盔甲厂原来是明清两代制造军火之地，在经历了两次爆炸事故之后，改为制造盔甲和弓箭作坊。此外地基湫隘，尘土没胫，是往京城运煤的必经之路，门前还有一条流淌不尽的臭水沟。

燕京大学的命名，有一个复杂的争论过程。合校之初，这所大学叫什么名字，几所大学的代表争论不休。新学校名义上是基督教会及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会妇女海外传道会、公理会和伦敦会协办。总投入三十五万美元，暂时叫做“北京大学”。如同所有的事情一样，基督教到了中国，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明显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这些教会之间本来就有很多门户之见，所以学校的正式名称一时很难统一。

汇文派提出，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称不叫汇文，他们就不予承认。而非汇文派则坚持，联合大学叫别的名字都可以，就是不能叫汇文，如果用汇文这个名称，他们就会把毕业文凭，堆在校园里付之一炬。直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司徒雷登入主这所大学，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司徒雷登接受了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诚静怡的建议，才用北京的古名，叫燕京大学。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由社会名流蔡元培、王宠惠、吴雷川、胡适以及教育总长傅增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审定这一名称。

司徒雷登(1876—1962)

这年秋天，司徒雷登与博晨光、郭必德共同制定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每年的圣诞节为燕大的校庆日。

早期燕大学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一九二三年与全国统一，改为本科四年。那时学科尚不完备，理科主要是生物、化学；文科主要是英文、教育、哲学。只有二十九名教师，其中有四名中国教师，其余全部是外国传教士。学生总数九十四人。一九二○年三月，燕大正式挂匾。这时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加入进来，成为燕大女校，这样燕大由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三部分组成。其中文理科男校和神科设在崇文门盔甲厂。主持女校的是原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麦美德，主持男校的是博晨光。所谓男女合校不过是女生到男校上课，男生到女校上课而已，相互之间都很拘谨，没有多少联系。

凌叔华(1900—1990)

叔华和淑浩参加迎新会就在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女校本部。她走进二门，便是王府前三间大厅改成的大礼堂，长廊下摆满了红色的玫瑰。这样鲜艳的花朵，将揭开凌叔华人生最灿烂的一页。校长司徒雷登

凌淑浩(1904—2006)

首先致辞，因为迎新会是在女校举办，所以司徒雷登讲的是女子教育问题，他说：第一是希望本校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生受同等教育，将来在社会上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生相等；第二是现在男女两校校舍，都太嫌狭窄，我们要建筑一个大规模的学校；第三是希望男女青年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第四是希望我校学生，出校后作回报社会中坚人物，以所得学问，改造中国。

直到这时，凌叔华才真正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校长。

他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宽宽的额头，浓重的眉毛之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人，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宗教意识和东方情结的美国人。他的中文演讲一口地道的南京口音。凌叔华正在暗暗纳罕，旁边一位女生说：“司徒雷登的杭州话比南京话还好呢。”

对于司徒雷登的经历，凌叔华在报考该校之前大概知道了一些。

他的父亲约翰二十五岁时，被作为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派往中国，到了杭州，五年之后就能流利的使用汉语了。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司徒约翰，所以他生下的儿子，就沿续了中国的姓氏司徒。司徒雷登最先学会说的就是中国话，他直到四岁才学习英语。他的全部教育是在美国完成，而他文化的根却深深扎在中国。当他作为传教士，再次踏上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回到故乡的感觉。

接下来是唱校歌，由高年级的合唱队演唱。合唱队的同学是青一色的黑燕尾服，白衬衫，黑领结，风度翩翩。他们唱着：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美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高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材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凌叔华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心中仿佛有团火在上升。她意识到，这种强悍的精神力量，将影响她的一生。

凌叔华读的是动物系，她报考这个系并不是因为她十分热爱动物这门学科，实际上，使她发生兴趣的，是她最崇拜的作家歌德。歌德最先就是学动物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妹妹凌淑浩准备学医。而动物学中有门解剖学，说不定还能帮助妹妹做点什么事情。

真正读了动物系，她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有多么的荒唐。

首先，这门课程十分枯燥乏味，整天都是生命的物质基础，生命的细胞，生物的新陈代谢，生物的进化等等，一点也提不起她的兴趣。再者教学设施十分简陋，仪器也很老旧。至于解剖学，在凌叔华看来，几乎就是残忍和恐怖了。第一次上解剖课，打开一只狗的腹腔的时候，凌叔华的眼睛都不敢睁开，一个人跑到墙角处呕吐不止。还有那些昆虫和无脊椎软体动物，就更让她害怕，夜里做梦常常被爬到她身边的小动物惊醒。

她实在是有些厌倦了。然而她的英文水平由于底子扎实，在这里又多是英美教师，所以长进很快，而且，她对文学的热爱也与日俱增。

体现她英文水平的是，她编写出了两个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以西乐的方式呈现，从布景对话到舞蹈音乐，全是她一个人策划。制作布景需要木工，好在她们家工人多，就拉了几个人来帮忙，居然做得有模有样。她请来了她的好友陆小曼当主演，表演的服装是向梅兰芳借来的。梅先生答应得也很痛快，只是借来戏装又宽又大，穿上去一点也不合身。没想到的是，这两出戏在协和医院小礼堂接连演出两天，竟场场爆满，卖出去一千多张票。后来剧本还被刊登在北平的《科学及文学》期刊上，真是出尽了风头。卖票收入两千元，全部交给基督教青年会拿去赈灾了，为此，凌叔华在毕业前还得了中国燕大斐德斐荣誉学会颁发的金钥匙奖。

妹妹淑浩入学后每天用完早餐便去教室做弥撒，因为学校是由美国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共同管理的，这一课是不可或缺的。淑浩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之一，学校给她的任务是早晨在宿舍外摇铃，早饭后到教室听讲道、祈祷，还要诵经。而叔华则在宿舍里讨论恋爱、婚姻等诸多她们关心的问题。

淑浩记得，一个周六姊妹二人到真光影院看美国默片《赖婚》，叔华看到紧要处哭得像个泪人，淑浩却笑她眼泪太多。

淑浩的舍友是李德全(后来为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长，冯玉祥的夫人)，她们下课后经常到王府井去闲逛，用英语对话，引得别人盯着看她们。她还对李德全说，我要学好英语，以后到那座绿房子里去念书。

在燕京那一年，英语教师艾丽丝·佛瑞姆给淑浩起了个英文名字“艾米”。

到了年底，淑浩决定报考北京协和医学院。她参加了四天笔试，考完生物、化学、物理和数学，就剩下英语口试了。她心中忐忑，对主考官W·W·斯蒂夫勒说：“拜托您能不能说慢点儿，说快了就不能全听懂了。”她还请佛瑞姆老师帮忙，给斯蒂夫勒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斯蒂夫勒给佛瑞姆回信说，凌小姐已以高分通过了考试，不用为之担心了。

凌淑浩就这样顺利地考上了协和医学院。

二

凌叔华虽然初入学读书，但每天大半光阴依然用在书画上。由于父亲凌福彭嗜好书画，认识的画家也很多，因此她经常去参加北平画家的聚会。那时，中国画学研究会刚刚成立，著名画家陈师曾是发起人之一，画家们经常在罗园雅集。罗园位于东城，且具亭榭水石之胜，主人罗雁峰善画佛，常与陈师曾、齐白石、王梦白、金拱北、姚茫父及吴静庵、江南苹夫妇合作。江南苹和凌叔华年龄相仿，是陈师曾惟一的女弟子，这一帮丹青高手，茶余饭后，濡毫染纸，兴之所至，一幅又一幅画作在腕下诞生。

因此江南苹便成为凌叔华的丹青好友。

江南苹原籍杭州，一九○一年出生于河南，后来到了苏州。十七岁那年，因母亲患病，带了她到北京外祖父家养病。表兄知道她想学画，便介绍她拜陈师曾为师，二十一岁那年，江南苹奉父母之命与金融界吴静庵结婚，一九三○年吴静庵调上海，于是她料理行装赴沪，直到一九八六年在富民路寓所病逝。

凌叔华上课之余，也经常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春天，陈师曾、齐白石宴请日本画家渡边晨敢，渡边此番来北京是想捐些中国画带回日本出售，所得款项周济中国华北旱灾。渡边是陈师曾的日本老友，齐白石是师曾挚友，而凌叔华又是江南苹的好友，所以凌叔华也被邀同去赴席。凌叔华当即应允捐出她画的山水屏风助赈，后来方知卖了一百大洋，渡边特来信致谢。那时她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业余正在读西洋文学。也是在那次宴席上，她第一次见到了她非常钦佩的作家郁达夫先生。

一九二三年初，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在他的寓所为画家们举办了一次画会。

这一天来的画家有陈师曾、陈半丁、姚茫父、王梦白、萧厔泉、齐白石、金拱北、周养庵，还有美国女画家穆玛丽，也是叔华一个不错的画友。

先来的是齐白石。他操着湖南口音问：“今天是请我吗?我怕又弄错了日子。上次到她(江南苹)家去，一个人都不在，问当差的，他也搞不清。”那一天他看到叔华室内的玉兰花开得很好，说要写一首诗送她。过了几天，他真的写了一首玉兰诗送来，并另画一小幅画。

随后来的是陈师曾和陈半丁。陈师曾是一代文宗陈散原先生的哲嗣，留学日本，执教于北京大学。陈半丁虽在晚清肃亲王门下多时，却并未染上满人官场恶气。看到叔华和南苹招呼他们的茶，陈半丁说：“这是头号观音！没有好画报答主人，先生也得打手心了。”

不一会儿，王梦白摇摇摆摆地衔着纸烟走进来。他后面是姚茫父，圆圆的脸，一团笑意，同他一起走进来的萧厔泉，却是一张历尽沧桑非常严肃的脸。

午炮响过，金拱北也来了。他是一个很富态的绅士型中年人，穿着也比这几位在座的画家考究得多。

客人的年龄都过了中年，穆玛丽的年龄也近五十，只有江南苹和凌叔华年纪最轻。

饭后大家回到画室中用烟茶，叔华和南苹裁纸磨墨。

陈师曾说：“让我来开张。”

王梦白说：“我们俩合作。”陈师曾说：“你只画肥猪，让我来题字。”

几分钟后，肥猪在竹子下走。陈师曾抢过笔来题字，只见他写道：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若要不瘦亦不俗，

莫如竹笋烧猪肉。

上两句是苏东坡的句子，下两句却引得大家发笑。

接着白石、半丁、茫父，各人都画了一二张新近得意之作。每张画未收笔，就有人在旁订下。

齐白石平时最恨人来讨画，他当面骂过不少来要画的人，画室门上贴着：“不给钱要画，是为无耻”。但这一天却白送了好几幅。

“大家合作一张好不好!”不知谁在提议。

陈半丁把纸铺在桌上，簌簌几笔，画他得意的秋海棠。

王梦白接过笔，用飞白勾出一朵白菊花。他把笔递给齐白石说：“让金冬心大笔镇压一下，不然我的菊花要飞了。”

齐白石画了一束雁来红。陈师曾接着画了一枝秋葵。

笔传到姚茫父，一口气撇了一丛兰叶。周养庵接过笔画了一枝桂花。

金拱北曾在英国学画，对中国合作画不熟。他温和地笑着画了一朵牵牛和一小枝红蓼在高高的画角上。他说：“该谁了?吴太太、凌小姐怎么不来几笔?”

江南苹说：“该萧先生了。”

“石头算不算秋天的花卉?”萧厔泉是山水专家，他这样说，引得大家发笑。他随后写了一枝松，松针疏疏的，倒衬出其他花草的绰约。

凌叔华说：“纸上画得差不多了，请哪位写几个字。”

姚茫父拍拍他的大肚子：“别忘了这里面装得都是主人家的酒菜呢。”他也不推辞，提起笔来写道：

九秋图，癸亥正月，半丁海棠，梦白菊，师曾秋葵，厔泉松，白石雁来红，养庵桂花，拱北牵牛红蓼，茫父兰草，集于香岩精舍，叔华索而得之，茫父记。

他的字有点学魏碑，紧紧地聚在画的一角。叔华提出要收藏这幅画，自然便如愿所偿。《九秋图》便成了凌叔华珍藏的现代画中的精品。

这一天画会尽欢而散。

与此同时，凌叔华的文学才能在写作中也渐渐呈现出来。

入学后不久，一位英文老师包贵思读了她的作文后，独具慧眼地认为她在文学上会有大的发展，并把意大利宗教家阿西西的几本书借给她看，说读后保证她会改变主意。

一九二二年三月，周作人应聘到了燕大。凌叔华给周作人写信，谈了自己转系的想法。周作人非常支持她转系。当时英文系除了主科英文之外，还要修两门外文，周作人为了让她顺利转系，特别把日文列为副科，而当时燕大尚未开设日文课程。一向不借书给人的周作人，破例给凌叔华搬来了三尺高的日文书，让她抓紧“恶补”，好在凌叔华幼时住过日本，有些日文基础，考试时总算轻松地过了关。

这一年，在周作人的帮助下，凌叔华从动物系转到了外文系。

第七章  文坛初涉

一

周作人到燕大执教，无疑给爱好文学的青年带来一缕新鲜的阳光。凌叔华的文学梦，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周作人(1885—1967)

进入大三后，她写了很多小说和散文作品，把这些作品挑了几篇满意的，送给了周作人，请他给予指导。周作人从中选出一篇，送给《晨报副刊》去发表，这一篇便是凌叔华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这篇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幸，对女性命运发出了质问。这篇小说发表后，很快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也有人在《晨报》发表文章，说这篇小说实际是凌叔华自身经历的写照。最可恨的是，这位作者在文章中，说凌叔华曾嫁给前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儿子，后又离婚云云。这让刚刚踏上文坛的凌叔华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一向视作圣殿的文坛，竟是这般污浊。她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与不平：

周先生尊鉴：

寄来《晨报》副刊投稿一份已收到，至为感激。投稿人不知为谁，不知先生可为探出否。日前偶尔高兴，乃作篇小说，一来说说中国女子的不平而已，想不到倒引起人胡猜乱想。家父名实是F.P.Ling，唐系天津师范毕业，并担任《今报》著作，稿中前半事实一些不错，后来所说就有些胡造，最可恶者即言唐已出嫁又离婚一节。若论赵氏之事亦非如稿中所说者，唐幼年在日时，家父与赵秉钧(他二人是结拜兄弟)口头上曾说及此事，但他一死之后，此事就已如东风过耳，久不成问题，赵氏之母人实明慧，故亦不作无谓之提议矣。那投稿显系有心坏人名誉，女子已否出嫁，在校中实有不同待遇，且瞒人之罪亦不少，关于唐现日之名誉及幸福亦不为小也。幸《晨报》记者明察，寄此投稿征求同意，否则此三篇字纸断送一无辜女子也。唐日前因女子问题而作此小说，有人想不到竟为之画蛇添足，此种关于人名誉的事，幸报上尚不直接登出，先生便中乞代向副刊记者致我谢忱为荷。余不尽，专此并谢，敬请时安。学生凌瑞唐上言

这封信由周作人拿给《晨报》副刊发表，算是为叔华辩诬。凌叔华这个名字，反而被更多的人所熟悉了。这之后，凌叔华在《晨报》副刊又发表了《资本家的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两篇小说和《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散文作品，一鸣惊人，出手不凡。那老到的语言，严谨的架构，实不似出自新人之手。

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

因为凌叔华鹊起的文学声望，所以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到北京时，她已成为京城文艺圈子里的翘楚人物，出面参与了接待工作。

凌叔华在欢迎泰戈尔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这位仙风道骨的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早已被北京的大小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晨报》甚至用了倒计时方式，追踪泰戈尔抵华后的每一处行踪。凌叔华早就喜欢泰戈尔的作品，但是没想到她会一下子离这位大诗人这么近。她感谢贯于提携后进的包贵思教授，把她引荐给这位大诗人。泰戈尔在北京期间，一度住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北大指派招待诗人的是徐志摩和青年教授陈西滢，当时北京画界同志会找不到开会合适的场所，有人就提议到凌叔华家的大书房开会。凌叔华因认识了陪同泰戈尔一起访华的印度画家兰达·波士，便也要他赴画会，消息传到北大，徐志摩和陈西滢就跟着泰戈尔一起来了。

本来凌叔华想从东安市场买些西洋糕点，但她母亲说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于是就叫佣人到外订了一些藤萝饼、玫瑰花饼，还让佣人现磨新鲜杏仁，用杏仁茶招待贵宾。

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到凌家来的除了印度客人、画会的同仁，还有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屋里挂满了中国画界同志会画家不同风格的作品。

北京画界同志会的凌文渊(江苏人，画家，曾任北洋政府副总长)致欢迎词，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画历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理念。这是中国画一脉相承的传统。

接着，泰戈尔作了《中国画之观感》为题的讲演。他说：

凌君所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二语，余甚承认。又谓诗人与画人在艺术上有一致之精神，尤表同情。盖艺术无国界，最称高尚。中国艺术源流，在历史最为悠久而深奥。西方人士不知中国文化者，往往误谓中国艺术，将有断绝之虞，其实不然。余昔游日本。由某收藏家，约观中国画，早已叹赏不置。及至中国，觉得民族爱美的实现，与自己的理想，甚是相合，并极相信爱美的精神，不易磨灭。惟有时暂为消沉，但是如泉水之流于地下，不久又能涌出地上，仍然进行，或者反加活泼。今观诸君作品已入此境矣。不过余对于中国画，尚有两层意思：一、须将历史的遗传与现在的关系合一研究之。二、将印度与中国美术上可以使它得到融洽机会。如百川合流，益流益大，于美术前途，大有希望。余昔亦曾游历西方，但见闻所及，有如履行沙漠，干燥无味，一到中国，如睹绿洲。今观诸君作品，咸有趋于新的发展之倾向，此等愉快，岂可言宣?

欢迎仪式和讲演结束后，大家一边吃着藤萝饼，喝着杏仁茶，一边听着古琴弹奏的乐曲，相互间娓娓不断地交流着。

凌叔华见到泰戈尔，与他握手时不免有些拘谨，抬头见他银白的长髯，高长的鼻梁，充满神秘思想的双目，宽袍宽袖，下襟直垂到地，顿时好像觉得神游在宋明画本之中，差点连“久仰久仰”都忘了说。但泰戈尔的爽朗立刻就冰释了她的拘谨。

凌叔华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画吗?”也许这么问实在是过于唐突，也有些不礼貌。可没想到的是泰戈尔竟真的坐下来，在已经准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佛像和莲花，画完后还一再说“谢谢，谢谢”。

他问凌叔华：“你画画是喜欢用中国手法，还是用西洋的手法。”

凌叔华说：“中国画比较古老，经验也许比西方的画深一些，中国画好得真是令人出神，可是拿古人作招牌又真是使人厌恶。欧画有些太重写实，近来流行巴黎印象派新式画法也很怪气。叫人一看分辨不出什么来，细看才能悟到，真正的艺术品，并不贵乎做作，越随便越见妙笔，兴会到了的作品，实在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力。”

泰戈尔点头微笑说：“好诗也是如此啊。”

叔华又问：“您什么时候学的英文?”

泰戈尔说：“十三岁。”他说的时候，连当时上学淘气的神情都带了出来。

凌叔华又问：“到北京后感觉怎么样?”

泰戈尔说：“很想一个人随便上街走走。”

这让凌叔华着实感觉到，泰戈尔的神韵实在是令人可爱，慢慢地泰戈尔与凌叔华聊到了诗，他问凌叔华是写新诗还是旧诗。

凌叔华回答：“旧的没味，新的常不觉要模仿欧式，也很无聊，不如不做爽快。”

泰戈尔感同身受地说：“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困难，我也是尝试着过来的。”

然后泰戈尔又说：“要成为大诗人、大作家、大画家，书可以少读。却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寻找真、善、美，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秘密。实在不是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凌叔华请来的古琴演奏家，还为泰戈尔演奏了《高山流水》、《寒鸭戏水》、《壩下吟》等中国名曲。

泰戈尔的话，伴着杏仁茶的香气和淙淙的琴声，在屋子里弥漫着。

也许是受泰戈尔用英语写诗并获诺贝尔奖的影响，在送走泰翁之后，凌叔华从一本《伟大艺术家的故事》的书里选择了《约书·那瑞那尔文》、《汝沙·保诺》和《加米尔·克罗》三位艺术家的生平，牛刀初试，翻译成中文，次第刊登在《燕大周刊》上。这不仅检验了她英语专业的实力，也是毕业前为母校交出的一份答卷。

是年七月，凌叔华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业师周作人送给她的礼物是一摞日文经典，希望她日后多研究日本文学，从中汲取创作营养，在写作上更上层楼。这是他对凌叔华的殷切期待。

二

这次聚会之后，徐志摩和陈西滢结识了凌叔华，有时他们到凌家拜访，有时邀凌叔华到西单石虎胡同七号新月社参加活动。

石虎胡同七号是北京西单一个司空见惯的四合院，坐落在一条幽静的小巷里。大门两侧一对石鼓，宛若古物，注释着这座房子的年代。

一正两厢两进的院落，核桃、柿树、藤萝、古槐，点缀其间，弥漫着香甜浓郁的香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月社就设在这里。

它的前身是前清大学士裘曰修的府第，再往前则是右翼宗学，一代文豪曹雪芹和他的挚友敦敏、敦诚，也曾在这座小院里落过脚。

松坡图书馆，是以蔡锷将军的字命名的，不久前梁启超主持从沪迁京，主馆设在北海快雪堂，外文部就设在这里。徐志摩从欧洲回国，滞留京城期间，在蒋百里、胡适帮助下，担任了外文部秘书，他的寓所也安置在这里。

新月之名是由泰戈尔《新月集》而来，新月社的创办人胡适、徐志摩等人，是在聚餐会的基础上组成的文学社团。聚餐会是徐父徐申如和银行家黄子美共同出资，为在京的朋友会面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欧美的留学生。后来还有与徐志摩交往深厚的作家和诗人。也就是在新月社里，凌叔华认识了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张君劢、胡适、陈博生、丁西林，林语堂、金岳霖等名士，还有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银行家黄子美等人。

最初的时候，新月社想演戏。用徐志摩的话说是，“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是自己好玩”。不久前，为庆贺泰戈尔六十五诞辰，他们在东单协和小礼堂上演出了泰氏剧《齐德拉》，轰动了整个京城。

他们新年办舞会，元霄节办灯谜会，中秋节办赏月会，还办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等，办得最多的是朗诵诗会，这样简便易行，也是徐志摩的特长。凌叔华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领略了徐志摩的风采。

办书画会也展示了凌叔华的才华，她画的山水意韵悠远，墨色淡雅，静谧清逸，透着元明诸家的遗韵。与悬挂在展室中梁启超法张迁碑的隶书，林长民法二王的行草，徐志摩法张猛龙的行楷，一样的笔法遒劲，一样的意味隽永，受到新月同仁的交口称赞。

三

那次聚餐会后，她与胡适也成了朋友，或请他到家里看碧桃丁香，或请他到舍下品茗谈书，她的父亲凌福彭非常支持女儿与这些新派文化人交往，常常设宴款待。一个星期三，收到胡适的信，她复信说：

月下谈佛，幽雅极了，恨我无福列末座。本星期六早上大驾没课，有事吗?舍下客走，很清静。你来告诉我那件小事行吗?

日来我写了一篇短小说，也想高攀你看看。这是两个人的事，西湖做背景。原来我很想装契诃夫的俏，但是没有装上一分，你与契老相好，一定知道他怎样打扮才显得这样的俏俊。你肯告诉我吗?通伯说上篇意思深刻，好好写，可以成为我的masterpiece(杰作)，所以我存了奢望要仔细打扮一下。

望你能来。

就这样，她与胡适间书信频频往还，求学问道，探询人生。

这年冬天，徐志摩又与一班朋友来凌叔华家小聚。事前徐志摩说要带郁达夫一起来，到时恰恰缺了他一人。问其原因，是郁达夫的棉袍被穷学生穿走了，而现在的棉袍是大家集资后才买下赠给他的。

徐志摩眉飞色舞，把这件事说得有声有色。

大家并不觉得郁达夫有什么不对，只是觉得十分有趣。

叔华的好友江南苹当即提议：“我看你们应当到前门估衣铺交涉一下，给他们第一件棉袍的钱，把这件棉袍取回，言明万一失掉了，让铺子立刻送第二件来。”

“要是第二件送到也不见了，该怎么办?”丁西林讽刺说，“我看应该出钱连做三件，一件不见了，穿第二件，第二件不见了，穿第三件，这样一来，便无问题了。”

陈西滢问：“谁出钱呢?”

他们中有人起哄：“当然是徐志摩啦!”

志摩连忙叫道：“你们都来欺负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会打人的，知道吗?”

志摩的生气，谁也不当回事。一个雨雪漾漾的早晨，他一个人又巴巴地跑去前门估衣铺，为郁达夫买了一件棉袍，否则郁达夫连课都上不成了。

这年十二月，《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凌叔华的小说《酒后》在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立刻引起文坛的关注，好评如潮。她的业师周作人立刻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给予肯定和好评。那时正好日本一家很有名的杂志《改造》主笔小火田薰良来到北京，打算收集几篇中国新文学代表作译成日文，出一期中国专号，杨振声便将《酒后》拿去译成日文发表了。剧作家丁西林受杨振声、沈从文的鼓励，把《酒后》改编成同名剧，也在第一卷第十三期上发表。

后来，鲁迅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中说：“凌叔华的小说……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又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

初上文坛的凌叔华，因着她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终于写出了《酒后》这样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使她一举成名，奠定了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四

一九二五年七月，妹妹淑浩要参加清华留美奖学金考试，叔华有些担心，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考试，参加者有五百之众，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请他为之帮忙。信中说：

淑浩妹已考清华，听说了三位评判员作最后的选定，赴考各生皆找人介绍个人品德学业于评判员，以便届时参考。评判员里有范源濂，记得您与他相识，不知您可否写封介绍书与范？浩曾在北洋女师毕业，在燕京大学理科二年，后至协和医学院预科毕业，现在已读完正科二年，在校素有好学之名，于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两年曾得首名荣誉奖金。就她的健康活泼方面说，历年皆作女生体育部长，这都是事实，想你不至笑我自己夸自己的人吧？如果您与范不识，请示知是盼。

胡适问凌淑浩为什么谎报年龄(时年不足21岁，登记为22岁)，她解释后胡适笑着说，“不会因为年龄小就把你刷下来”，并请她的表哥冯耿光为她做经济担保人。凌淑浩还请胡适不要把此事告诉她的父母。

一周后，电报送到凌家，告知已考上，并且是五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一。另外四个女生是江苏的张乃充，专业是音乐，所选学校是奥柏林音乐学校；江苏的唐禄贞，专业是历史与政治，所选学校是史密斯学院；江苏的郑伟凡，专业是物理学，所选学校是康奈尔大学；广东的王罗兰，专业是商务管理，所选学校是芝加哥大学。

父母得到消息后，想让她放弃这笔奖学金，但淑浩没听从父母劝告。她兴高采烈地满城疯跑，为出国作准备，母校推荐她去西储大学医学院，她按克莱夫兰地址，寄去了自己奖学金证明。七月下旬，她得到外交部的出国护照，并买了一只大箱子，把能带书藉都装了进去。大姐淑芝和父母每人送她三件皮袄，叠放在书的上面。

叔华告诉她，到上海后再买西装。

走前，凌福彭为这个宝贝小女儿淑浩设宴饯行，预祝女儿海外学有所成。他没有想到，此次告别竟成永诀。

叔华亲自送妹妹到上海，凌福彭的朋友派车来接站。她们未去姐姐淑萍家，而是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住下。凌淑萍到上海上学，成了一个跳舞高手，而且烟抽得很凶。凌福彭把她嫁给一个吃祖上老本的阔少，整天靠舞会打发时间。叔华和淑浩觉得她的生活方式可耻，不愿与其混在一起。

第二天，叔华、淑浩与淑萍在饭馆相会，淑萍便故作姿态劝淑浩买舞鞋、下舞池，淑浩对此鄙夷地说：“跳舞是浪费时间，我还有正事要做。”

饭后与凌淑萍告别，她俩赶到南京路永安百货公司选购西装，挑来挑去也没有挑到合适款式。叔华婉惜地说，订做又来不及，那只能穿着中国服装在美国登陆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日早晨，叔华送淑浩从上海黄浦江码头上船，她要经过十七天的海上生活，才能到西雅图海岸下船。她们五个女孩儿原来互不相识，此刻则相互帮扶，在海上度过一段难忘的旅程。

叔华与妹妹淑浩这次告别，她没有想到等再次相会，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第八章  一场没有故事的婚恋

一

凌叔华与陈西滢相恋是金针暗渡，在不动声色中进行的，至今没有留下可资穿凿的故事，成为他们相恋的斯芬克斯之谜。

诗人徐志摩(1897—1931)

对于凌叔华来说，她芳草含翠的美丽并不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无人敢于问津。原因之一是她的门坎太高，无男子可以匹配；原因之二是时机尚未成熟，只得待字闺中。窥伺者什么时候出现？事情要追溯到她大学毕业前夕，在家里接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家吃茶的那个时刻。

在这群人中，不妨也有年轻人，登场者便是不久前从英伦海归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和北大教授、留英博士陈西滢。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三位青年男女相识了。在这之后，徐志摩、陈西滢便成了凌家的常客。然而，出场最频的要算徐志摩了。他有时还带来一二新友，高谈阔论，不待到天黑不走，甚至还蹭吃蹭喝。凌父凌母对他们这些学子也颇有好感，很欣赏他们的学识和才华，每到此刻，李若兰便吩咐厨子开便饭招待。

此时的徐志摩正煎熬着与林徽因失恋的痛苦，泰翁也深知此事，他曾为徐志摩做过林徽因的工作，但事已定局，他爱莫能助，便对徐志摩说，凌叔华小姐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一个很恰当的人选，不妨把友谊之花栽种起来。徐父申如在北京亦见过恬静的凌叔华，对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很希望儿子能娶到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为妻。

于是徐志摩首先发飚，一场狂烈的追求由此便开始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日回来不久，便与张歆海到江西庐山避署，同时翻译泰戈尔来华访问的讲演稿。就在这以后的半年里，徐志摩给凌叔华写了不下七八十封信。

七月，徐志摩从日本路过杭州时便急不可奈地给凌叔华写信：

我又忍不住要写信给你了。这时候，我单身在西湖楼外楼，风还是斜，雨还是细。我这愁人的心曲，也就不言而喻了。堂馆倒颇知趣，菜也要得，台上有鱼有虾，有火腿。半通远年(注：绍兴酒的一种牌子)已经落肚，四肢微微生暖。想起适之，彭春，与你，就知你们三位可领略这风雨中的幽趣，可以不辞醉的对案痛欲，可以谈人生的静，——此外都不成了。

回京后他还请凌叔华去西单石虎胡同七号“好春轩”寓所倾谈。

回到北京，徐志摩常常感到孤独苦闷，于是他邀凌叔华做他的“通信员”，用她那恬静的谐趣和幽默来温润他的枯索：

××，你即然是这样诚恳，真挚而有侠性，我是一个闷着的人，你也许懂得我意思。我一辈子只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我曾写过日记，任性的滥泛着的来与外逼的情感。但每次都不能持久。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是超人，那就是不近人情的，谁都不能把挣扎着的灵性闷死在硬性的躯壳里。日记是一种无聊的极思(我所谓日记当然不是无颜色的起居注)。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那朋友可是真不容易得。单纯的同情还容易，要能容忍而且融化却是难，……

在一天夜里，叔华他们走后，雨下大了，徐志摩一个人独坐在那里，心像一块磨光了的石头，没有睡意，抽着烟给她写起信来：

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告诉我，你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日常的话都是穿上袍褂戴上大帽的话，以为是否?但碰巧世上最不能容许的是真——真话是命定淹死在喉管里的，真情是命定闷死在骨髓里的——所以“率真”变成了最不合时宜的一样东西。谁都不愿不入时，谁都不愿意留着小辫子让人笑话。结果真与疯变成了异名同义的字!谁要有胆不怕人骂疯才能掏出他的真来，谁要能听着疯话不变色不翻脸才有大量来容受真。得，您这段罗哆已经够疯。不错，所以顺着前提下来，这罗哆里便有真，有多少咬不准就是!

这天下午，徐志摩说头痛，存心赖学，给凌叔华写信：

××，你说你生成不配做大屋子的小姐，听着人事就想掩耳朵，风声，鸟闹(也许疯话)倒反而合适：这也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恼。……说起这一时上庐山才真美哪，满山的红叶，白云，外加雪景，冰冷的明星夜(那真激人)，各种鸟声，也许还有福分听着野朋友的吼声……×，我想着了真神往，至少我小部分的灵魂还留在五老峰下，栖贤桥边(我的当然纯粹是自然的，不是浪漫的眷恋)。那边靠近三叠涧，有一家寒碧楼是一个贵同乡，我忘了谁的藏书处，相当不俗的客时，主人也许下榻。假如我们能到那边去过几时生活——只要多带诗笺画纸清茶香烟(对不住，这是一样的必需品)，丢开整个红尘不管不问，岂不是神仙不免要妒羡!……我还不大对得住庐山，我还得重去还愿，但这是要背上翅膀的才敢说大话，×，你背上有翅膀没有？有就成，要是没，还得耐一下东短西长!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教给我的，多谢你。

徐志摩这天没出门，正在屋里写东西，凌叔华的信来了。他看了信的前半封，点头暗自善哉，善哉，下半封让他开口尽笑，自语着捉掐捉掐：

××，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真淘气，你偏爱这个怪字……谁知你在那里掐出坏主意哪!什么枣子呀，苹果呀，金瓜呀，关刀呀，铁锤呀，圆球呀，板斧呀，全到门了，全上台了，真有你的，啊!你真会寻乐，我说得定你不仅坐在桌上吃喝时候忍不住笑，就是你单个坐在马车里，睡在被窝里，早上梳洗的时候，听先生讲书的时候——想着那一大堆水果鲜果兵器武器(而且你准想着)你就撑不住笑，我现在拿起你末了那张信页放在耳朵边听时都好像还听你那格支格支的“八字胡子”等等的笑哪!北京人说：“损”，大姑儿你这才损哪!……

真淘气的孩子，你看，累得我罗嗦了老半天没有说成一句话。本来我动手写信时老实说，是想对你发泄一点老天的闷气，太阳也没也来，风像是哭，树叶子也完了，几根光光的枝叉儿在半空里擎着，像是老太太没有牙齿关不住风似的，这看了叫人闷气。我大声的念了两遍雪莱的《西风歌》，正合时，那歌真是太好了，我几时有机会伴着你念好吗?

这封信提到，“风像是哭，树叶子也完了，几根光光的枝叉儿在半空里擎着”，透露出一个时间信息，这是北京十一月初的季节，徐志摩还在激情满怀地给凌叔华写信。但凌叔华早在当年十月，就给胡适写了洋洋洒洒的长信。信中说：

今晚本是我立意引老父看看新月社是与普通俱乐部不同的，请示我可否正式加入，不想弄巧成拙了。吃请时本很乐，谈话亦很有趣，不意在回家时，我的兴头被人家几句话杀灭，而且只有伤心悔懊了。故堂兄(冯耿光)首先讲小曼往事不端，又讲志摩竟与小曼相爱传满京城，曼之艳以往爱人亦为了摩。我驳了几句谣言苛薄，属实全非，他说我处在闺中不闻世事，谣言不能全假。他本恨外界中人，他的朋友都如此说来。我不得已代为小曼声辩。但不被信，我不得不停止了。

……小曼是近几个月来被她的丈夫引到清净些的友朋中，不幸许多人，因其往事不端不愿与她接近，志摩特加青眼并加以鼓舞，两人为感遇而成知己，也是当然之事。……譬如志摩与我写信，半疯半傻的说笑话自娱，从末有不可示人之语。我很懂得他的内力不能发展的苦闷，因时每每发出来。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太冤了。……我不知您的态度如何，我盼望你能明白他的地位与心情，加以赞助，使他早脱社会目矢。为朋友为新月社计，适之，你一定明了且赞成我的话。

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写此信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而已。……许多可能可以误解而发强烈感情，因而忘了初衷。……您与志摩友谊比我深许多，我只有半年。此次我说的话，也许你还会谢我呢？……

从这封信可以得知：一，此信写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她与志摩相识后的“半年”(起点是泰戈尔访华的四月下旬)。“半年”虽是个概数，以此推算，上下不会相差太多。二，堂兄不知徐、陆相迹之事，怕也反馈了她与徐，难脱干系；三，徐志摩三个月内给她写了“不下七八十封信”，她不会看不到露出冰山一角而无动于衷。对于徐志摩的才华和风度，无疑也是钦佩的，惯常的解释是徐与她门不当户不对，且是有过婚史的人。最主要的，恐怕是月牙儿还没有长到圆满的那一天。不像她说的“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徐志摩滥觞于情火的难奈，陆小曼这颗“宝珠”又滚出了道德的底线，这件事突然给她横亘了一道山梁，她不得不绕道说禅，求助他们的胡大哥说话了。

二

徐志摩意外的出局，给另一个觊觎者让开了一条道路，这便是与徐志摩常来凌府走动的北大教授陈西滢。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无锡胡埭镇姚家湾村。幼时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的小学就读，后转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一九一一年毕业升入中院。第二年春天，他受表舅吴稚晖鼓励，到英国求学，修完中学课程后，又到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攻政治经济与文学。在伦敦大学期间，受恩师拉斯基指导，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二二年二十六岁时，应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后与好友王世杰、周鲠生、杨瑞六、皮石宗、杨振声创办《现代评论》杂志。

陈西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家是无锡的望族，有一块金光灿烂留洋博士头衔，是北大堂堂的英文教授，更大的优势是他还是个未婚的处子。他虽没有徐志摩外在的风流倜傥，但他从英伦带回的绅士气派，一身学养并不在徐志摩之下，在北大还有“中国的法郎士”之誉。如果说“徐陆相恋”事件曝出之前，徐志摩在凌叔华的心中还占有一席之地，那么现在，凌叔华早已明白琴已成声，盆亦无需再鼓了。也便是此时，陈西滢兀然在她心中放大了许多倍，她的心自然倾斜到陈西滢这一边来。

凌叔华很懂得中国社会为人处事的潜规则，抑或是家庭影响或性格使然，她的性情总是隐藏在温柔平和的背后，透着大家闺秀的风度，这一点恰恰与陈西滢深蕴不露的性格成为暗合，他们从不追求表层之态，乍穿新鞋高抬脚，沉缅于轰轰烈烈的过程，而是沉着冷静，一步一个脚印走进人生的实在。

陈西滢也很看重才貌双全的凌叔华，在一番密切的往来之后，二人的情感便熟络起来。然而，凌叔华还是给他规定下“约法三章”，以谈文艺和编辑约稿名义相联系。于是他们的爱情在不温不火中，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

当然，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他们的情感很快进入快车道，仅一个月，便不再隔空对话了。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昨由宁寄到美味的鱼，送了三尾到东吉祥胡同，陈西滢住处了，倾通伯来说，您有饭局不能吃鱼了。”又说刚“由津回来，我打算借你的诗签抄一本，可以割爱吗？如何，便中请通伯带下。”

年末的时候，《现代评论》创刊，凌叔华也参与其内。当然主要成员是王世杰、唐有壬、陈西滢、徐志摩、胡适、高一涵、杨振声、张奚若、李四光、丁西林等欧美留学的教授。陈西滢担任了《现代评论》文艺部主任。

那时候，《现代评论》正需要稿件，陈西滢也很欣佩凌叔华的才华，她虽发表过几篇小说，但文字还不够精练，创作才能无异还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他告诉叔华，要“好好的写”，怎样打扮文章才显得“俏俊”，争取写出“杰作”来。在陈西滢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久她写出了小说《酒后》。陈西滢随即把这篇小说刊登在登《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

这篇小说的发表，立刻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凌叔华也喜不自胜，无疑也透着对陈西滢的感激，迅速地系紧了他们的爱情纽带。

凌叔华也知恩图报，很快在扇面上画了一幅画，给陈西滢送去。凌叔华也学了一些精致的淘气，进门说给他把家里案几上那盆菊花送来了。陈西滢睁大眼睛看了半天，却不见带来什么鲜花。正在此时，凌叔华从背后打开一把折扇：“陈大教授，菊花在这里呢!”

直到这时，陈西滢如梦方醒，忙站起来接过纸扇说：“好大胆，你也敢戏弄我这个大教授了!”

凌叔华的笑声打破室内的宁静。

那天夜里，陈西滢到无锡乡人廉南湖先生府上拜访，其见到凌叔华画纸扇，连称这菊花画得好，随手拿起笔来，在空白处题了《叔华为通伯画菊》一诗：

一语缠绵岂暗投，银河迢递隔牵牛。

卷帘人瘦西风起，如此韶华未是秋。

廉南湖望着叔华在菊旁题款的那句话：“送我案上最爱的一盆花给你”。对陈西滢说：“这不仅是佳作，且深意在焉，你可不敢造次哟!”

这是他们在婚恋史上仅存的一则稍带浪漫情怀的故事。

三

《酒后》一文发表后不久，凌叔华的创作热情更高了。

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随着与陈西滢的爱情升温，她一口气写下了《吃茶》、《绣枕》、《花之寺》等十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一九二五年五月，陈西滢从张奚若手里接过“闲话”专栏，从第一卷第二十二期起，改由他撰稿。爱情成了陈西滢的助燃剂，他与凌叔华并蒂莲开，一口气也写了《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天星斗》、《东西文化及其冲突》等十数篇专栏文章，开创了“绅士派”文风的先河，成为名震京城的青年才俊，“闲话”广为世人称道。

然而，围绕“剽窃”和“抄袭”事件所发生的争吵，凌叔华也不幸被他人所羞辱，陈西滢又完全根据不切实际的臆测和“流言”转而羞辱鲁迅，这毫无道理的挑畔，自然受到鲁迅的反击。为此，凌叔华与陈西滢也产生过一些不快，但很快就消解了。

一九二六年四月，凌叔华和陈西滢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然而，对于官宦之家的凌叔华来说，还是不能超越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道门坎的，怎么办呢?他俩找了对凌叔华父母最有影响力的表哥冯耿光，央他去父母那里说媒。

凌叔华这年四月三十一日写信给胡适，报告了她与陈西滢婚事进展情况：

在这麻木污恶(指三·一八惨案)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向你说了吧?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桩心事现在已经结论，当然算得最值得告诉朋友的事。适之，我们该好好的谢你才是。那天舍表兄来说(已不止一次)，我在隔房听了，在他话里有许多老人爱听的话，一半儿当然是表兄尽心，那一半儿的话，我认出来是你同志摩给他的好印像。末了，老父允说商量，这事就有边了。这原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样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力，在艺术道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自然这只是就我个人说的话呀。

凌叔华对于这些事总是不徐不疾，慢别人半拍。实际上，当年二月凌、陈二人就办了订婚仪式(见徐志摩《爱眉小扎》)。过了两个月才告诉胡适。而徐志摩是在一个多月前(1926年3月21日)去信告诉了胡适。信开头便说：

天天想写，天天不写，你懂得。通伯、淑(叔)华已经老太爷批准，不久可成眷属，会捉老虫(鼠，南方话)猫不叫，殆斯之谓欤!

至此，徐志摩还对陈西滢耿耿怀着醋意。殆斯，危险意，指代词也。

北京《晨报·星期画报》刊登的陈西滢、凌叔华结婚照

七月十四日，凌叔华和陈西滢经过两年多的相识相恋，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八日，北京《晨报·星期画报》简要报道了婚礼经过，并登了凌、陈结婚照一幅。报道说：

陈西滢君、凌叔华女士于本月十四日在协和礼堂举行婚礼，胡适之博士证婚。陈君为“闲话”老手，凌女士为创作名家，可谓珠联璧合。当日胡博士演说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闻者皆谓结婚哲学。闻是日行婚礼后，在欧美同学会宴客，席末终，而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

协和小礼堂在北京东单三条，坐南朝北，始建于民国十年(1921)，是一座传统的大屋顶中国建筑。而欧美同学会在南河沿南口路西，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宽敞而明亮。大画家吴昌硕送了新婚夫妇一方闲章，阴刻三个篆体字：双佳楼。其意昭昭，楼字高耸，占去方章一半，但却没有其楼，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珞珈山武汉大学建成，这座山半腰的“十八栋”寓所，才名实相符称之为“双佳楼”。

徐志摩、陆小曼的婚姻欲速则不达，而且枝节横生，婚礼一直拖到八月十四，比凌、陈整整晚了一个月。梁启超是主婚人，他那个没有照镜自鉴的演说，并不比胡适演说得美妙，且饱含哲理，弄得京城瓦釜雷鸣，叮当作响，一片哗然。

婚后凌叔华跟陈西滢回无锡老家看望公婆，这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礼数，然而这趟无锡之行却使凌叔华心情怏怏，弄出许多不快。

新媳妇来家洗衣做饭、侍奉公婆本是常理，但凌叔华哪做过这个，便借故身体不适勉力下床，亲朋好友上门看望新娘子，倒茶送烟她更不屑于此，陈西滢见此便主动代劳。最使凌叔华忍受不了的是，陈西滢每月薪金要将大部寄家，只留四分之一自用，她人前不好发作，心里却生着闷气。

多事的徐志摩在《爱眉小扎》里因叔华而叹息说：男女一旦结为夫妻，爱人就会慢慢变成怨偶，夫妻间没有真爱可言，倒是朋友的爱较能长久。九月十二日，徐志摩给胡适写信说：“叔华、通伯已回京，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竟究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的至少)太近古人了!”

是五十步笑百步，是幸灾乐祸？

凌叔华、陈西滢已立业成家，然幸福和苦恼并存，矛盾与和谐共生，人生之路很长，也许矛盾磨合得愈来愈少之时，生活激情也就剩下不多了。

第九章  “抄袭”与“闲话”的纷争

一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在徐志摩接编的《晨报副刊》上，用了英国画家毕亚兹莱所作的一幅敞胸半裸的女性黑白画像，同期刊登了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在后记中，徐志摩称“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

凌叔华为《晨报副刊》临

摹的刊头画十月八日，《京报副刊》发表了重余(陈学昭笔名)一篇题为《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对凌叔华所绘的这幅画像提出指责，说这是一幅公然剽窃他人的作品。论者言之凿凿，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又一篇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又一署名陈牧的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零零碎碎》一文称，“最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

接连两次受到指责，对于刚刚走上文坛的凌叔华来说，无疑是两记闷棍，这种羞辱实在让她难以忍受。

第一，所谓剽窃毕亚兹莱本来就是一场误会，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之后，要改变这个副刊的单调刻板，要重新设计刊头，找来找去，找了几个人所设计的画稿都不满意，于是便去找擅长绘画的凌叔华。在凌叔华家里，他们找出一本画册共同翻阅，结果选中了一幅半裸女郎招手的插图，因为时间太紧，徐志摩要把这张画页撕下来带走，凌叔华舍不得毁了画册，徐志摩便让她马上描下来，晚上就交去付印。在刊出这幅作品的《晨报副刊》上，除了徐志摩的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谈了他办《晨报副刊》的态度和方略，还有凌叔华的一篇小说《中秋晚》和梁启超的三首词。没想到，因为徐志摩的一个技术性疏忽，让凌叔华蒙受了不白之冤。出刊的当天晚上，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起新出的副刊，徐祖正、邓以蛰说，这幅画是毕亚兹莱的，责怪徐志摩没有写明白，凌叔华更是着急，说又该人家骂了。徐志摩说不忙，他正想作一篇长文，说明为什么想用那幅刊头画，正在找一本卡图勒斯的集子，他记得毕亚兹莱的画是为图解卡图勒斯一首诗而作的，那首诗的内容他不知道，所以得看了书再写，问过几个朋友，都说找不到这本书。

重余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不仅深深伤害了凌叔华，也让徐志摩非常难堪。文章先说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学者专家随处皆是，真所谓要一百只焦黄狗不易得，艺术家文学家碰脚走的!这些艺术家与文学家既然是“超狗者”的了，终于没有一点声息，而被我等得不耐烦了。文章末尾指出这幅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按：毕亚兹莱又一译名)的：

琵亚词侣是英国人，他现在已变为臭腐，已变为泥土。总之是不会亲自出马说话的了!但这样的大胆是要当的吗?万一有彼邦的人士生着如我的性格一样者，一入目对于这个“似曾相识”起了追究，若竟作大问题似的思索起来，岂不使我觉得难受!

可是仔细想想我又何必着急替人家难受?反正人家有这样的本领做这样的事，呀哟!真——算了罢!!!

徐志摩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说明事情的经过：“幸亏我不是存心做贼，一点也不心虚，赶快来声明吧。第一我先得把重余先生这份骂完全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再说，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并且有便时转致重余先生以后多多教正，同时我得对替我摹制图案人深深的道歉，因为我自己不小心连累了她也招人错怪了。”

他要孙伏园将此信刊出，为凌叔华辩诬。

孙伏园于是在十月九日刊出了此信。

第二，所谓抄袭契诃夫小说，凌叔华也是冤枉的。新文学运动初期。借鉴和模仿国外作品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认为有某些“相似”，就简单地视之为“抄袭”。《花之寺》是否是“抄袭”作品，文学界已有定评。即使在当时，徐志摩、吴宓、阿英等名家均有中肯的评价。

鲁迅(1881—1936)

陈西滢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他中等身材，面色苍黄，有久坐不起的习惯。一坐上椅子，他百事可为，可以阅读，可以讲课，甚至还可以打上一架。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过脸能叫人过目不忘，还有点凶相，同事中宁愿看他紧紧绷的脸也不愿看见他笑。那笑是那种阴险的微笑，把目标引进虎穴，在玩弄够了的时候，发出一阵冷笑或者大笑，然后再把它一口吞下。他的一双大眼独具魔力，清澈、漂亮、端正地镶在见棱见角的脸上。头发从顶部中间分开，锐利的目光可以看透一切人和事，洞察、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陈西滢最开心的时候是他与书默默相伴的时候，兴趣之广，藏书量之大，但少有善本，大多是二手货。他博览群书并不表明他兴趣广泛，更不证明他心胸宽阔。这是北大同事温源宁写他的游戏文字。

便是在这个时候，陈西滢失去了往日的绅士风度，他为恋人的无端受辱感到愤懑，他认为攻击文章系鲁迅所作(近年有研究者认为确与他有关)，便采取了一个报复手段，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抄袭作品，文章整节抄录了日本学者盐谷温《支那文字概论讲话》一书，而且措词十分刻薄：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并不曾研究中国文史，而顾颉刚是这方面的专家。抄袭一事原说张凤举所为，近年有资料表明是顾颉刚所说。

鲁迅对此进行了反击，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不是信》一文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写作过程的甘苦，有力地证明了诬称《中国小说史略》为“剽窃”与“抄袭”有多么荒唐，愤怒地斥责说：“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可怜教授的心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如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吧。”

二

这个看起来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影响却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三六年，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还谈到此事：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近年有资料说是顾颉刚所说)，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在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迫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这一事件，实际上也成为了后来发生的“闲话”事件的先声。

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期上，发表了陈西滢一篇写法郎士的“闲话”，这篇文章得到了徐志摩的青睐。这也是他自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起为之撰稿，持续了很常时间的一个专栏，在十三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大加赞扬陈西滢的文章：

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惟一的标准是理性，惟一的动机是怜悯……他的前途是不易有危险的，只要他精力够，他一定可以走得很远——至少可以走到我们从现在住脚处望不到的地方，我信。

周作人立即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对徐志摩的文章予以驳斥，矛头实则指向陈西滢：

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的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的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由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也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说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周作人一改过去温文尔雅的常态，在文章里写了这样一些恶话、狠话，没有描绘出陈西滢面目，却画出了自己一幅恶人丑态。他的火气这么大，并不是为了什么女师大事件(那时女师大事件已过去半年)，而是他提携过的学生凌叔华“背叛”了他，成了陈西滢的恋人，且在背后说了他“闲话”，所以他要给她一个惩罚。文章中所谓“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说是陈西滢说的，因为张凤举曾经告诉过周作人。此文发表后，陈西滢即致信周作人：

先生今天在晨报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因此，我虽然配不上称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余的读者一样，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们的文章里常有“放冷箭”、“卑劣”……一类的口头禅，大约在这种地方总可以应用了吧?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来？

周作人接到信后，马上给陈西滢写了回信：

来示敬悉。承问两项，奉答如下。

(一)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在第一项我答得如此含胡，因为(二)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的名字，必需先得那位中间的见证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待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至于“捏造”先生的事实，则吾岂敢。

周作人很快与张凤举联系，请他出来作证，但张凤举因双方都是不错的朋友，无论如何不肯出面，周作人只得给陈西滢写了第一封信：

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考查，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

从这封信里，陈西滢已经知道了周作人的动机，也揣摩出了张凤举的态度，于是就给张凤举写了一封信：

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我确实是听见过的。并且听见过两次。一次A君说时，只有我个人在场，所以现在不用去提他。一次B说时，是在西山卧佛寺，在场的人有先生和西林和我。所以要是周先生没有自己捏造，那么他所指的想来是这一次了。如是这样，先生当然是所说的见证。不是吗?

先生大约还记得那天的谈话吧?B君说起了这话，我说我也听A君说过，不过这是叫人能相信的。B君说他的朋友亲自看见的，某饭店可以代叫。我说，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学生的名字罢了。大家讨论一会之后，我说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饭店叫一个来。让我们考她一考，证明她是女学生，我总不能相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看不得这样的意见，先生记得吧?

总之，这一晚我们都是立于怀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并没有怎样的肯定。……

显然，陈西滢的用意是要张凤举将他的意思转达给周作人，张凤举果然心有灵犀，向周作人转达了他们通信的内容，之后，怕陈西滢放心不下，又致信陈西滢：

我们昨天的谈话我已经告诉周岂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来想去，我别无他话可说，要说的全对你说了。不过我要向你道歉，因为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与别人绝不相干。你的原信送还，请检收。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登出了陈西滢致徐志摩的一封长信，同时还刊出陈西滢、周作人、张凤举之间来往的几封信，总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这期《晨报副刊》被称为“反周专号”。

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

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友谊——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放大你私人的意气。

这是“闲话”的大致过程。

三

在论战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凌叔华曾给她的老师周作人去过一封信，请求不要把她拉进里边。她知道，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周作人的怒火。周作人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了。因为我不是全权编辑，许多《语丝》同仁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自己的弟子出来求情，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从此这场纷争就渐渐平息了。

对于这场纷争，后世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聚讼纷纭，其观点多认为是“女师大风潮”的余波所致，是“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场争论反映了那个年代有东西方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上的偏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营垒大分化、大改组，文学流派峰起，随之文学阵营的划分也越来越明显，学术之争、政见不同，导致了个人恩怒。“闲话”事件是那个时代的个案，但也暴露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们维护自己的错误往往比维护真理的尊严还要卖力气，其学术壁垒自然也就成了宗派壁垒。这种原本与政治斗争无涉的纷争，参与者们却把它当作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而周作人挑起这场事端的一个潜在心理，是他对陈西滢的一腔怨恨。凌叔华本来是周作人的学生，后来转至拜陈西滢为师，继而相恋，周作人不会没有一点感慨，或许这才是他挑起争端的真正原因。

第十章  伴君京都行

一

新婚不久的凌叔华和陈西滢，扬帆远航，东去日本京都，开始了海外撰述员的研修生活。

这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京都这座有着东方色彩的古城，对于凌叔华来说是游过的旧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倍感亲切。而对于陈西滢来说，则还是第一次，这座有着东方风情的陌生城市，给他带来了许多新鲜和神秘的向往。

刚踏上这块土地，秋天便给这座古城披上了一层绿瘦红肥的色彩，红云一般把飞翘的屋顶掩映在它的怀抱里，在金色的秋阳下，给这一对旅人凭添了一种金属的质感。

陈西滢说：“这里的秋天太美了。”

凌叔华说：“美只是它的外表，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待久了才能深深地体会它。”

他们先去了京都古城洛东区的京都帝国大学，然后在东山脚下租了一处简朴的小楼，先安顿下来再从长计议。

帝国大学是一所以理工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也是继东京大学成立之后第二所国立大学。一八九一年，二十三位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提到，日本仅有一所国立大学，缺乏竞争，对办学和学生培养都不利，建议在西京(京都)再建一所大学。一八九七年议案得到通过，诞生后的大学定名为——京都帝国大学。

这所大学建校之初就注重国际间的交流，每年有不少外国著名学者和教授来这里任教、讲学、研修和考察。陈西滢和凌叔华就是以北京大学海外撰述员的名义来帝大研修日本现代文学。经蔡元培校长批准，他们的一切费用由北京大学财务部支取。

他们报到后知道，这所大学有五百多名学生，设理学、法学、文学、经济学、工业、农业、医学七个学部，大学院(研究生院)就设在各学部内。

帝大与东大虽为日本两所齐名的公立大学，但他们办学目标迥然不同。东大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帝大则以培养科学人才见长。

帝大有着悠久的日本传统和文化，他们远离首都东京，学校自然环境优美，是一个潜心治学的好场所。创办以来，他们注重学术上的高标准，有理重于文的传统，教学与科研占明显优势，因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京都学派”。

一位校方人员向他们介绍说：“帝大是一所校风自由的大学，校方不过多地督促学生学习，因为学习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要靠学习者本身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不懈的努力。校方所能做的主要是为学生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研造环境，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后来凌叔华和陈西滢了解到，事实上在这里要想拿到学位，比其他学校更为困难。而且这所大学所藏中国文献很多，有的在我们国内很难找到，如甲骨文、汉籍拓本、地图、相片等。

著名作家郑伯奇就是这所大学的留学生。他一九一七年来京都留学，一九二一年与郭沫若等人组成了创造社，一九二六年回国任教。

雷震是一九二三年考入这所大学法学部的留学生，一九二六年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随森口繁治教授攻读“宪法”专业。

凌叔华和陈西滢安排好住宿后，便开始了在帝大为期一年的研修生活。叔华先提高日语水平，而后阅读日本当代作家的小说和诗歌；陈西滢则开始修改去年他翻译的安德烈·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一书的稿子，因为它提供了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重要材料。现在有了时间，修改后拟再写一序言，形成一本书，年底交新月书店出版。

二

研修之余，凌叔华、陈西滢还与日本作家展开了文化交流。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便是他们拜访的一位。他们先写信给谷崎要求访谈，没有想到谷崎竟主动要来看望他们。谷崎按图索骥乘了两个小时火车来到他们住地。在交谈中，谷崎听说夫妇二人想了解日本文学界当前情况，便很快给他们开列了一张戏剧和小说家名单，还在凌叔华的手帕上写了一首和歌。谷崎还主动请夫妻二人共进晚餐，席间他们交流了欧洲作家、中国的京剧名家和日本的艺伎等情况，直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才相互告别。

在京都，陈西滢还给胡适写信，力劝他也来日本居住。并说这里租房容易、氛围平和、查找中文资料也十分方便，与上海居住环境有天壤之别。他还说，这里“山水之清丽，古刹之众多，我们又住在东山脚下，一出门便入胜景，所以倒并不寂寞。”

研修期间，他们常去附近的疏水河边看松写竹画梅，当然还有四月绽放如云的樱花。他们挽着臂，双双走在疏水河堤上，那浅碧清亮的流水，倒映着他们青春的面影，时隐时现，摇曳着梦的每一个音符。银阁寺(又名慈昭寺)亦离住处不远，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驻足锦镜池、银河滩，看斜卧池上那株粉红色山茶，猩红的天竹，听山百舌、八哥等多类的鸣叫和蝉唱。玩累了的时候，便到茶室餐饮，吃最廉价的鳗鱼钵饭，尤其是覆盖在上面的那几片精致的盐萝白，味道极其鲜美，许多年后他们还回味无穷。

岚山是他们最爱的一座山。山色青绿如黛，保津川一水如碧，渡月桥接通着两岸，这里的春雨来得最勤，二人乘一把油纸伞，最爱在雨中观樱。樱，成了他们的背影，他们成了雨的背影，雨成了山的背影。在所有的风景里，最能撩拨他们的是万种风情和最动人的诗意。

陈西滢对佛寺最不感兴趣，清水寺的水却是寺院的精魂。这座寺座落在京都的东山，是日本奈良时代法相宗的金地，如果不去，来一遭日本，会留下终生遗憾。凌叔华说：“我们不拜佛，看看这座水的建筑，听听水的音乐，看看水的诗篇，那也是大功德。”陈西滢以往的执拗终于被凌叔华说服了。驻足音羽瀑布前，听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在这水的梵歌中，那流水仿佛一片片羽毛，轻拂着灵魂的尘垢和生命中的姹紫焉红。叔华问：“通伯，来一趟怨吗？”陈西滢说：“那就让我们双手合十吧!”

在研修的间隙里，他们还去了附近的大阪、名古屋等地的胜迹，领略了这个国家的建筑艺术和文化。

不过在日本这一年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凌叔华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疯了的诗人》、《小蛤蟆》，独幕剧《她们的他》，散文《登富士山》，翻译了契诃夫小说《一件事》，编辑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集《花之寺》，拟交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陈西滢则完成了安德烈·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的最后译稿，编辑了过去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短论，并定名为《西滢闲话》，也拟交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突发奇想地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菊子》和《成功》。

三

一天夜里，凌叔华和陈西滢突然接到志摩的电报，说他路过东京，要他们去接早车，在东京一晤。

凌叔华、陈西滢连夜乘车赶往东京，路上凌叔华想，没准要在东京火车站等上一个整天。没想到的是，可他们一到车站，徐志摩便在迎面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招手了。

徐志摩穿了一身整洁的西服，灰法兰绒上衣，白哔叽裤，洁白的衣领上打了一条漂亮的领带。一年多未见，徐志摩和陈西滢这对老友热情拥抱。异国相逢，凌叔华在身后也激动得落下了泪水。

徐志摩说：“我先到美国和欧洲，而后转道印度看望泰戈尔先生。”

凌叔华说：“我昨天夜里做梦，就梦见你来了，通伯也说梦见了你。巧得很，我们一到你也就到了，你说奇怪不?”

徐志摩说：“那是神的力。我也在想，到日本能否有缘见面，心中尚且没数。我们乘的英国船从昨晚就进入日本内海，九州各岛灯火辉煌。清晨起来看着内海风景，水是绿的，岛是青的，天是蓝的，点点渔帆，相映成趣。船停在神户口外，日本人下来检查护照，我与文伯说，看那一船男的全是蠢货，女的全是丑类，此去一路哪受得了？幸亏我们今天下午到横滨换乘轮船。”

凌叔华说：“你糟蹋你们男人，还不忘捎带着我们女性，真是岂有此理!咱们先出站，找一间茶室去饮茶说话。”

他们来到一间茶坊，主人跪坐门口，把客人让讲去，鞠躬行礼，寒喧后便煮茶去了。

徐志摩说：“昨天等到早上四点才在神户靠岸。王文伯约鲍振青来接，上岸后就坐着出租车乱跑，买了一点东西就去山里看雌雄泷瀑布(即布引瀑布)，我喜欢神户的山，一进去就扑鼻的清香，一股清爽的空气直浸到肺腑。我和文伯买了两根刻花手杖，到雌雄泷瀑布池边坐了一阵。这真是东方山水独到的妙处。下山后又到济远寓里小憩。”

凌叔华伤心了，坐在那里默不作声。

徐志摩知道凌叔华四姊妹是在那里溺水死的，忙说：“听文伯说，现在不仅通伯敢于和女人一起洗澡，就是叔华都不怕和男性共浴了。”

凌叔华脸上飞出一抹红润。

茶室里爆出一片笑声。

徐志摩说：“今天下午我和文伯还要赶到横滨下船，咱们以茶当酒，千里相会，谢谢叔华、通伯来东京一晤。”

凌叔华说：“这真是匆匆一面。”

茶后他们挥手告别。

凌叔华、陈西滢站在茶坊门口的红纱灯下，望着徐志摩和王文伯远去的背影。

四

八月间，正是日本酷热的夏季，凌叔华和陈西滢跟东京基督教中国青年会联系，登一次富士山消夏。

富士山，对于凌叔华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它只不过是一座平凡无奇的山，最大的想法是躲躲京都的暑气。然而听说登山的人都得准备寒衣，在热如蒸笼的八月，真像吃了一碗冰淇淋，于是她与陈西滢加入了登山者的行列。

从东京出发的第一段路程，是饭田町到大月驿，途中要经过三十三个山洞，乘车约三个半小时。第二段路程，从大月驿换乘小电车到吉田口，约两小时。凌叔华笔下出现了富士山的轮廓：

沿途水田碧绿，远山蜿蜒不断，好风扇凉，爽气有如中秋光景。车轨两边的大沟中流水潺潺，人家借它作水磨用的很不少，车在途中暂停时，我们下车洗手，觉得冷水如冰。土人说这是富士山融雪流下来的。

车仍然前行，忽见含烟点翠连绵不断的万山中间。突然露出一座消平的山峰矫然立于云端。峰头积雪尚未全消，映着蔚蓝的天光，格外显得清幽拔俗，山的周围并不接连别的小岭，同时也许因为富士山的山形整齐的原故，周围蜿蜒不断的美山，显然见得委琐局促的样子，恰似鸡群中立着一只羽衣翩翩悠然出尘的仙鹤。

这就是凌叔华远眺富士山的画面描写，一幅简括的构图，线条是那么美，那么清晰。

到杏田口已是下午五时，一行人在小镇上晚饭，购买登山用的木棍、短席、草帽、手套、线袜和草鞋。这时凌叔华才发现他们旅行团一共二十三人，除凌叔华和李女士，其余全是男子。他们在庙里拜过山神，木棍上刻庙印以为纪念，便从庙的左侧踏上山路。

由杏田口到山上是登山的第一段路程，计日本五合目。凌叔华和陈西滢怕走不了，就雇马前行。凌叔华笔下呈现出黄昏的树林：

穿过松柏树林的道上已是黄昏的时候，大树底下许多小树开着雪白的小花朵，吐出清淡的幽香，林中一会有夜莺娇脆流啭的啼声，一会儿是山雉哽涩的叫唤声，时时还夹杂着不知名字的鸟声与微风吹送一片松涛余韵。大家不约而同的默默不作一些声息向前走着。登富士山指南的书上说，人在山上时左右前后的看，就会“山醉”。“山醉”会晕倒的。我们进了大树林子内，虽未曾左右前后的观看，却已为林醉了。这是耳目得了太美妙的享用不觉的醉了吧。

到一合目，路并不远，因为天气冷，大家停下来加上寒衣，此地已是海拔五千三百多英尺了。

二合目因为路不长，没有停下。到三合目进茶棚休息饮茶。在黑黝黝的山道上，什么风景也看不到，前面仍是灯笼那一点光引路，余下的只有心中的怅惘和赶路的疲倦。

到了五合目，天已过午夜，大家倦不择屋，也就安然住下。第二天早上四时上山。吃过梅子饭，天已渐渐亮了，大家收拾好东西，继续上路。山风愈来愈大，约走了一里路，便觉呼吸困难，大家在一石室旁坐下来休息。凌叔华记下了白云的景像：

这目前的确是一幅神品的白云图!这重重舒卷自如，飘扬神逸的白云笼着千层万层青黛色蜿蜒起伏多姿的山峦是何等绰妙，山下银白色的两个湖，接着绿芊芊横着青青晓烟的水田是如何的清丽啊!我倚在柱子旁看痴了。我怕我的赞美话冲犯山灵，我恐怕我的拙劣画笔猥亵了化工，只默默的对着连带来的写生本都不敢打开了!

越往山上走风越大，大家到一石屋休息，据说这里是六合目。因为越往上走越困难，于是便分成两组，上去下去的各占一半。凌叔华和陈西滢归下去的一组。休息后，领路的把下山的人带到御殿场，坐火车回东京。

这是凌叔华人生之旅的一个小小记忆，她用那隽永和精粹的文字，引领我们走进异国的一个超拔世界。在这一个朝山人的群落里，不仅是一次钟毓灵秀之旅，一次消解暑热的纳凉之旅，更是一次精神和文化之旅。在那个斑斓清晨和盲睛的夜里，让清凉的山风荡进人的怀里，那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踏上去的何止是一座自然的山，那是一座文化的山，一座精神的山，在叔华的记忆里，留下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影子。

这一年的九月，凌叔华和陈西滢结束了帝国大学的研修，乘船经上海回到北京。

第十一章  第一部小说集

一

凌叔华小说集《花之寺》书影

《花之寺》是凌叔华的第一本小说集，一九二八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陈西滢在《编者小言》中说：

凌叔华出这一年半的作品，虽然题材不一，作者的态度风格却可以清清楚楚的得到认识。在《酒后》之前，作者也写过好几篇小说。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练，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进来。在《春天》之后，作者也曾发表过好几篇文字，可是我又觉得她的风格渐渐有转变的倾向——那好像在《春天》里就可以觉察出来的吧——只好留着将来另行收集了。

《花之寺》这个书名，是徐志摩定下来的，凌叔华亦很喜欢。《现代评论》三周年纪念增刊有《花之寺》的广告，徐志摩为之评价说：

《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

作品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味，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

凌叔华小说集书前照

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在《花之寺》出版当年四月，即发表佚名书评说：

《花之寺》之作者似无为“大文豪”等等之野心，故其书中无大悲剧以震骇人之耳目。亦不愿为严正之道德家及狂诞之讽刺作家，故其小说不论人生哲学，亦永不嘲笑女主角。独以闲雅之笔写平谈之生活中最富有趣味之数段，以自成其风格。凡不得于海内鲁莽夸诞之男作家者，于女士书中得之。不见于西洋之小说家而一二见书于日本现代作家者，亦于女士文中见之。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序中说：

“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佛，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

阿英一九二九年在《花之寺——关干凌叔华的考察》认为：

凌叔华这部小说，是在描写资产阶级的太太们的生活和各种有趣味的心理。她的取材是出入于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灵魂。……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有了相当的成就。

这是名家对凌叔华小说的评论与介绍。

二

这部短篇小说集共十二篇作品，简要介绍如下。

《酒后》虽不是凌叔华的处女作，但是她的成名作。一九二五年一月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

这篇不足四千字的短剧，似一场独幕剧，以白描手法，极具象征意义地写出了一代人追求灵魂自由的哀歌。

小说一开篇便推出青年夫妇在客厅的场景：夜深客散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因醉酒酣睡在大椅子上。女主人哀叹：“他的家庭也真没味，他真可怜。”而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公却在幸福的环境中“醉了”。

“采苕。我也醉了。”

“你不是说你没喝多少酒吗?”女子微笑说。

“我不是酒醉。我是被这些环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灵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它跳的多么快!”他说着便靠紧采苕那边坐。

采苕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随后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说：

“你还不认账喝醉了呢。你听听你自己把那些耳，鼻，口，目，灵魂，心等等字眼全数的搬出来了。只是你的脸不像子仪那样红，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没听见他的妻子说什么，仍旧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说：

“亲爱的，叫我怎样能不整个人醉起来呢?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到!……”

男主人公永璋喋喋不休地赞美着妻子采苕，采苕都有些厌了，干脆做出听而不闻的样子。永璋说，大后天便是新年了，一定给妻子买一样东西。然而，妻子却望着那边睡倒的子仪，欣赏着他的仪容。接下来，凌叔华依然用人物对话的手法，把故事推向出人意料的境地。

“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答应我一样东西……只要一秒钟。”

“请快点说，”永璋高兴的说：“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一样。别说一秒钟，千万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不要紧。”

“他……”

“他不醒的，你放心说罢。”

“我，我只想吻一吻他的脸，你许不许?”

妻子终于说出了她的要求，并说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在妻子的再三要求下，永璋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

小说最后一幕写道，她站起来走了两步，然后又拉丈夫陪她一起去。永璋劝她自己去，陪了你去，便是对你不信任。采苕一直在心跳，越走近子仪，她的心越跳得厉害，然后三步并两步又走回到丈夫身边，低头坐下。永璋问她为什么，妻子说：“没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

故事到此结束。

凌叔华在《酒后》这篇小说中，把吻与不吻推向了故事的峰巅，她让我们看到，一代人追求灵魂自由的不易与尴尬。

小说还以哲学的思考。反衬出永璋的幸福和子仪的不幸福。子仪一直睡在那个温柔乡的客厅里，到故事结束他也没有醒来，仿佛在故事中他只是一件道具。然而他的不幸，却负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巨大重荷。

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读者普遍好评，还被翻译介绍到日本。剧作家丁西林还改成了独幕剧。究其原因，是针砭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写出了它的深意，因而引起同辈作家和文化界的关注，成为凌叔华的成名作。

《绣枕》这篇小说并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全篇仅由两个平行的场面组成，然而，它那富有象征意义的情节，却给我们编织了一个带有绝妙讽刺意味的故事。

这篇小说全文不到三千字，最初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上。

小说开篇便是大小姐正在低头绣一个靠垫，此时天气闷热，张妈站在背后给她打扇子，她不住地用手巾擦汗。张妈劝大小姐休息一会儿，她说老爷说了，必得明天十二点前给他送去。

张妈说：“哼，这一对靠枕儿送到总长那里，大家看了，别提有多少人来说亲呢。门也得挤破了。……听说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亲事。唔，我懂得老爷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诉太太今年你有红鸾星照命主……”

“张妈，少胡扯吧。”大小姐停针打住说，她的脸上微微红晕起来。

此时张妈的女儿进来说，昨儿四嫂子说大小姐绣了一对靠垫，已经绣了半年啦，光那只鸟就用了三四十种线，问妈看行不行。

张妈连忙赔笑问：

“大小姐，你瞧小妞儿多么不自量，想看看你的活计哪!”

大小姐抬头望望小妞，见她的衣服很脏，拿住一条黑色手巾，不住的擦脸上的汗，大张着嘴，露出两排黄板牙，瞪直了眼望里看，她不觉皱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会儿再说吧。”

光阴一晃便是两年，大小姐还在深闺中做针线活，小妞儿已经长到和妈一样高，衣服也懂得穿干净些了，还能替妈做工。又是一个夏天，她给大小姐一边捶腿一边说闲话，说前天干妈送她一对枕头顶，一边是一只翠鸟，一边是一只凤凰。

“怎么还有绣半只鸟的吗?”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说。

“说起我这对枕头顶，话长哪。咳，为了它，我还和干姐姐呕了回子气。那本来是王二嫂子给我干妈的，她说是从两个大靠垫子上剪下来的，因为已经弄脏了。新的时候好看极哪。一个绣的是荷花翠鸟，那一个绣的是一只凤凰站在石山上。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爷，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少爷看见就叫王二嫂捡了去。干妈后来就和王二嫂要了来给我，那晚上，我拿回家来足足看了好一会子，真爱死人咧，只那凤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样线。那翠鸟的眼睛望着池子的小鱼儿真要绣活了，那眼睛真个发亮，不知用什么线绣的。”

大小姐听到这里不觉心里一阵震颤，小妞后来把它拿来，让她也照着绣一对儿。“大小姐没有听见小妞问的是什么，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

这篇小说在两个平行的场面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两年前，大小姐对她绣的靠垫连小妞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白家却把她精心绣了半年的“信物”当了脚垫子，尔后白少爷又送了下人，展转到小妞手里，又被剪成枕顶，这对大小姐以及她的老爷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更谈不上高攀那位白总长了。在凌叔华客观冷静的描写中，其艺术效果不说自现。

这篇作品另一个艺术特色便是它的象征意义。伏天是热的，老爷和大小姐给白总长绣靠垫的心也是热的，然而当大小姐从佣工手里看到她亲手绣制的“翠鸟”和“凤凰”剪成了枕顶时，她只是无言地摇摇头，那颗心也冷到了冰点，这一热一冷，透出了小说主人公心里的寒气。这是不容忽视的严酷现实，官宦与庶民永远不在一个平行线上，它是一块难以打破的社会坚冰。

《有福气的人》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现代评论》一期增刊上。

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以白描的手法，从不同角度写了章老太这个祖母级的人物，她的福气“要算第一名了”。她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是见到重孙辈的人了。她从年轻到老没忧虑过柴米。老太爷的岳父是懂得挣功名的人，三十多岁便替老太爷捐了个候补道员，章老太出门拜年，便穿了件团鹤补褂、绣花朝裙，带上朝珠，款款地做“命妇”了。老太爷在京候差时又讨了两个小老婆，她不仅不生气，还说大户人家没有两三个侍妾是不成体统的，那争风吃醋是小家子气的人才做出来的。最令人羡慕的还是她自己妆奁私储的富足，儿媳、孙媳都孝顺她。老太太对儿子们都一样爱惜，待儿媳们也没偏向，即使两个老姨太也一视同仁。近二十年章家的进款出款，动产不动产，都是老太太一手经理。就是儿子们——社会上的办事人，遇到难解决的事，也要得到老太太的一言才敢去做。过生日时大家都叫她“寿星”，她自己非但不难过，还微微笑应着。小说写到，这一日二少奶奶和三少奶奶屋里的孩子才出过疹子，她便唤了刘妈一同去看。

她慢慢的踱到一排水缸前，想看看里头的金鱼，便停步等刘妈。在东花厅内好像大爷同大少奶奶说话。

“那个乾隆五彩瓷佛怎不见了?”大爷的声音。

“我没见有一个什么瓷佛……是装匣子的吗?”大少奶奶答声。

“对哪，你没看见吗?王五爷送的，这一屋子东西数那个值钱了。”

“装匣子的，不错，我今早上才看见在这条桌子上的。……王升，你看见有个匣子装着瓷佛爷吗?”

“看见来着。今天晌午二少奶奶来拿走了。听说是老太太叫她来收拾的。”王升说。

“这一屋子东西我最喜欢那瓷佛，倒叫她拿走了!”大爷的懊丧声。

“王升，你听谁说老太太叫她来收拾的?”

“我看见她从老太太那里来的，”王升答。

“哼，她倒会，东不要，西不要，专挑了这一件!”

“大爷，小些声音说吧。……闲话多哪……”

“为什么要怕这些闲话。老太太给大宝一些东西不是应当的吧?你看二少奶奶多机灵，想着法儿哄老太太，好东西都轮到她管了。四少奶更厉害，整天围着老太太，来了不过一年多，弄得老太太简直离不开她，将来老太太的东西还不给她哄光了。……人家都恨不得把老太太顶在头上走，你还要怕闲话!”

“……别尽埋怨我吧，你总也不懂在她跟前陪陪，你看四爷三爷!……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早上听来的，你知道这几个月都是四爷拿租折取钱吧?老太太又说四少奶能写能算，所以把统统的股份单、租折都交了她，哼。东西过了她的手……”

老太太脸上额色依旧沉默慈和，只是走路比来时不同，刘妈扶着，觉得有些费劲，她带笑说：

“这个院子常见不到太阳，地下满是青苔?老太太留神慢点走吧。”

这是凌叔华精心构制的一个身份高贵却实为玩偶式的悲剧人物。

章老太在“有福气的人”的名义之下，却笼罩着这个大家庭的阴影。真正被儿孙们所看重的，则是那些五彩瓷佛、租折和股份单，也许她最后才嗅到了一点气息，一个偌大家庭，就被这些儿孙、儿媳一点点瓦解了。凌叔华以她独具的慧眼，从家庭这一视角，恰如其分地描画了那个时代的变革。

饶有兴味的是，是小说结尾刘妈几句举重若轻的话，却道出章老太虚假福气背后所掩饰的悲凉人生。

《等》是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小说，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上。

凌叔华在惨案发生不久，写给胡适的信上说：“呵，还叫你好好的青年流血饮弹，被你气破肚子也没什么着实的法子报复。在乱世养成我们的怯懦吗?昨天我去北大看追悼会去，那些血衣也陈列出来，我看了只觉从唇际冷冷的麻木到心部，再到踝部。我想写些宣传文字尽尽本分，心又乱的慌。”

这是她自小说创作以来，绝无仅有的一篇。从母女对未来的女婿等待中，让你感受到段祺瑞政府的可憎，青年人爱国请愿的可爱。作者用欲悲先喜的手法写道：

“妈妈。你猜他今天会不会来?”

“谁?”三奶奶今早上似乎思路异常迟钝的问道。

“他?”阿秋说着微笑的走回脸盆前面，低了头挽上袖子去洗臂膊。……

“我想他来，前天他不说今天大概要来吗?这瓶粉又是他送你的吧?味气真好。”三奶奶拿起烟袋捻，面上平和多了。

“他送的，我自己哪里舍得买好粉?”阿秋说着露出少女娇矜的笑容。“外头打门是送信的吧?一定有他的。”她走去一会儿，手中拿着信跑进来，一边笑说，“妈妈，今天下课就来。明天还要我们同他出去好好的乐一天呢。”

“哦，明天别是他的生日吧?”三奶奶问。

“不是，也是，他说明天是他的第二个生日。”

“怎么叫做第二个生日?”

“妈妈，”阿秋撒娇的顺势爬在她妈身上细声道，“我不信你不懂？”

“我头发都快白了，那晓得这些新鲜话?”

“难道妈妈也不记的去年我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样说我倒明白了。秋儿，我们还不如今天先请他吃顿好饭吧。递那件棉袄给我，等我弄两样他爱吃的菜等他来。”三奶奶说着也精神上来，也不咳嗽了。

母女二人不仅期盼这位未过门的女婿到来，而且还盼望着女儿尽快结婚。阿秋的爹死时她只有三岁，二十一年过去了，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女婿大学堂毕了业就做事，现就有人聘定了他，每月薪水一百多块，一家人困苦就要过去。可是——

到了两点半钟，三奶奶已把菜肴打点好，只等他下学时，趁热便吃了。又走到堂屋看阿秋摆桌位。

“多摆一张椅子，请请四叔叔，看他来不来。若没有四叔叔，那选得上这样好女婿?”

三奶奶后来拢拢头，洗洗脸，已经是三点半了。……

到了五点她们俩都急起来。阿秋满心委曲，泪溃了眼眶，只抱着头嚷痛“还是我到大学堂去打听吧，”三奶奶等的疑心起来。“他们说一定来，别是他碰到什么事来不了吧?方才张大妈告诉，今天学生们又到执政府请愿，想必他也混在大群人众里面。”

母女商议了好一会，三奶奶决意到学校查问去。方走到大街上便听见街上人说卫队开枪打死了许多学生。她心里猛吃一惊，赶快跑到学堂打听，门房说学校里死了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

这是一曲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之歌。

小说没有从正面描写“三·一八”惨案的场景，却从另一个视角，揭露了段祺瑞执政当局乱杀无辜的罪行。

在阿秋和母亲等待这位未过门的女婿回家中，因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个未来的美梦彻底破灭了，苦苦的等，到头来却是母女无言的悲哀。

这篇小说虽然情节简单，也没有血淋淋的场面，然而凌叔华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描写，却能唤起人们对母女二人的同情和怜悯，对段祺瑞执政的愤恨，让人们发现社会的无情和人生的严酷。这也是那个年代反映“三·一八”惨案为数不多的一篇小说。

三

收入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十二篇作品，在主题上是相当统一的，巧妙地探究了社会转型期女人的忧虑和恐惧。陈西滢在《编者小言》中认为，“她的风格渐渐有转变的倾向”，在以后的岁月里，凌叔华的创作是不是像预言的那样，再有新的突破呢？

读者将拭目以待。

第十二章  甫到武昌

一

黄澄澄的太阳还未褪尽秋天的暑热，陈西滢和凌淑华从日本回京立足未稳，便急匆匆由上海转水路南下武汉，到新创建的武汉大学报到。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民国二年(1913)改建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十年后又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民国十五年(1926)又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另有国立北京中俄大学和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并入。校址分设三处，称中山大学一院、二院和三院。校部设在武昌城内紫阳湖畔东厂口的一院，学生近2000人。民国十七年(1928)，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陈西滢、凌淑华因为没有租好房子，先到老同学皮宗石家暂住，以后搬到武昌昙华林街一所教会人士的院落里租住。院落虽不大，但院中有一株高大的杨树，绿荫匝地，让人感到十分清幽。

昙华林位于武汉老城的东北角，地处螃蟹岬(山)以南，花园山、凤凰山以北，街道呈现出“一路两街环绕周边，老街里巷居中贯通”的格局。自近代汉口开埠以来，美、英、瑞、意教会组织在这里建教堂、办学校，有武汉的“租界”之称。各类学校二十多所，最有名气的当属文化书院。围绕着昙华林西至得胜桥，东至云架桥，北至中山路，南至粮道街，东西长一千二百米，南北宽八百米，总面积一平方公里。代表性建筑有北伐的得胜桥、马道门、太平试馆、崇真堂、育婴堂、鼓架坡半园、三义村、涵三宫、云架桥、“孟宗哭竹”的孝子巷、六通寺、城隍庙、供奉刘关张的灵瑞道院、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旧址、石瑛故居、钱基博(钱钟书之父)故居朴园、刘公馆、伍修权的家等，这些地点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沧桑，还承载着文化、经济、民俗和宗教的故事。

胡适来武汉讲学与武大教授(珞珈三杰)合影

昙华林地名始载光绪九年(1883)《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昙华林”一说是指此地多小型庭院，且善植昙花；一说是印度梵文的译音。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一街名可能与佛教有关，可惜未再作进一步考证。

十月，陈西滢安排好住处，即到原中山大学主楼上课。凌淑华因无留洋背景，只得在家做全职太太。

武大的首任校长(开始由刘树杞代理)王世杰，字雪艇，一八九一年生于湖北崇阳。他四岁入私塾，十二岁到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二十岁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一九一一年十月辍学南归，参加了武昌起义，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二次革命失败后到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法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被中国留学生选为代表，向中国代表团力陈拒绝签字。一九二○年冬，应北京大学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大教授兼法律系主任，是《现代评论》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汉口后，他离开北大，转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又任武汉大学校长。

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杰上任后，教学之外考虑最多的是选址建校的问题。八月，他请来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农林学家叶雅各等人来考察，最后择定武昌城东靠近东湖的逻迦山(俗称罗家山)作为校园新址。然而，这是一片丘岭丛葬之地。几千年来，城内城外的百姓死了就埋葬于此。凌叔华刚来的时候，这里荒冢累累，一望无际。因在这里建校，那些荒冢必须迁走，校方费了无数口舌和大笔资金，又加上政府的压力，那些死者家属才算答应了。然而，那些死者后裔并不去认领，每天掘出无数骨骸，皑皑然堆放在那里，最后还是学校为他们建了三座灵塔，才将其安置。

选址、迁葬问题解决了，大家还觉得地名也不吉利，王世杰请大家起名字，最后采纳了诗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建议，用同音不同字的办法取名珞珈山，亦含坚硬玉饰之意，既保留了原来人们的称谓，又诗意盎然，同时还象征武大是“两湖”最高最美的学府。

武汉大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设计，他到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参照中国传统“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建筑理念，以逻迦山为中心，利用山与谷布置学区，使得建筑与自然有机形成一体，堪称美轮美奂。中央是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站图书馆平台上，武大全貌尽收眼底。

学校占地三千多亩，建筑面积近八万平米，主要建筑有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和体育馆、图书馆、饭厅、学生宿舍、俱乐部、教室住宅、实验室、大门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筑组成。

招标以后，由武汉著名的汉协盛和永茂等营造厂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分别承建各项工程。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动土，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完成大部分建筑，最先完成的是文学院、理学院、“老斋舍”(学生宿舍)和“十八栋”(教授小洋楼)，工学院(1934)、法学院(1935)最后建成。王世杰见到漂亮的“十八栋”说，没有舒适的住所，难得名牌教授。武大首批教授王世杰(首任校长)、王星拱(二任校长)、周鲠生(三任校长)、杨瑞六、陈源、皮宗石、袁昌英、任凯南、李剑农、邵逸周、石瑛等，全是由英国学成归来，他们云集于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奠定了学风和学术基础。建校期间，王世杰带领学生从东厂口步行到逻迦山造林，半年之内，植树五十万株。

建新校是一个巨大工程，无疑给广大师生点燃新的梦想，困难和期待成为这群追梦人的又一考验，需要时间一步步将矛盾消解。

二

校园建设的路线图令陈西滢心里升起希望之火，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其教学工作。可是在这里住久了的凌叔华觉得并不怎么好。比起古都北京和风光秀丽的日本相去甚远，加之这个冬天落雨不断，居室阴冷，成了她一块心结。过年后不久，这里又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任命朱培元、刘峙、韩复榘为一、二、三路总指挥，派兵进攻武汉，后来桂系败退，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南逃广西。一段时间，这里人心惶惶，混乱一片。

在寂寞、不满和无聊的时候，凌叔华便用创作来打发日子。她给在上海的胡适写信，同时还寄去她新创作的小说《小哥儿俩》，请他转《新月》杂志，信中还说：

此间比北京自然说不上，一冬总是落雨，春来正庆幸可以享享阳光与自然界的美，又被什么战事闹得鸡犬不宁。最可惜的是武汉大学预计今秋可落成的依山临湖的新校址，又成云烟了。一天枪弹的钱，销去三两所大学的希望，这是想不到会这样快的!

志摩为梁任公跑了两次北京，听北京朋友说，他说话的态度很有些像三四年前的人了。小曼据说依然虚弱的很，她亦可怜，精神也振作不起来吧。

我们夏天还回北方，此间大约热得不堪，现在仲春已行路时出汗了。你们夏天不离上海吗？

四月二十一日接到胡适的回信后，五月十一日她又写信给胡适：

四月廿一的信收到，甚感朋友的勉励。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到了春天，院子热闹，屋内稍清静，所以赶紧趁时写些东西。最近写了两篇，并寄上其一《杨妈》。不知你还记得四年前大家在府上吃饭，高一涵先生说故事，你代为悬赏征文的事不？当日我倒是认真想写，但又写不出来，后是大家都没有下笔，我也懒下去了。现在居然大家已经忘掉了时，我写了。如仍有赏，只好赏我一个人吧!(自然，及格与否，无比较也不能定)。这里面的女仆，是拿我用过的一个作模子，太太是我想像的好太太(听说高太太素有贤名)，高先生我知道不多，不妥地方大约也不会有多少吧。这篇阅后，还望便中赐以指正。如果《新月》要用，就请你叫他们先抄一份下来，因我这一篇在六月中就得拿去印书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注明这事实，就请注数语(最好只及事实的)，我倒不是想因注而传流不朽，不过想着留一点纪念，叫读此篇的朋友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还未忘这件事吧了。

这一年，凌叔华先后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小刘》、《小哥儿俩》、《送车》、《杨妈》、《搬家》、《女人》等作品。暑假从北京回来后，凌叔华又给胡适写信：

我们这里真是孤陋得很，朋友们也不会想到给这一个畸角的人们写封信的。我仍然度我看家生活，武昌是个具有中国城市各种劣点的地方，所以除了蹲在家里，哪里也别想去。房子又小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看到一片!这种无聊生活怎好呢？写东西，总说那几个人，叫人都厌了，不说还不如不写好。

……

可怜活活的一个人，整天关在三四丈的几间小房里，除了吃睡之外，看书看得眼也黑了!

陈西滢致胡适的信中，也谈及了叔华的情绪：“叔华在这里，却实在是活埋。她时时闷得要哭，我也没有法子劝慰，也许有一天她连哭都不想哭了，那我们在别人看来是完了，在自己也许倒好了。”

昙华林居住时期的凌叔华，她不停到崇真堂附近的邮局发信、寄稿件，在这条一千二百米的东西长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趟。如果脚印是时间滤光器的话，这条街上一定会留下她很有质感的脚步声响。

三

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十六日，沈从文因胡适中国公学离任，只身带了武汉大学的聘书，来武大文学院向陈西滢报到。

沈从文所教课程，还是新文学创作与写作，每周授课三小时，月新一百二十元。到校伊始，他给胡适写信说：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的样子，各处有脏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吃饭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从这封信当可印证凌叔华的烦闷不无道理。

沈从文不上课的时候，便到凌叔华家看画为消遣，或到古旧书店买字帖，或到图书馆看书。还说“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的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而来的书。”

在武大虽然过得并不愉快，但对于教学沈从文还是尽力把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经验，悉数留给他的学生们。何其芳、吴晗、罗尔纲等，都是受惠于他的弟子。

沈从文在武大上完第一学期的课，寒假便赶回上海看还在中国公学旁听的妹妹。在这期间，他还看望了丁玲、胡也频和他们的儿子。不久，因胡也频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时被国民党军警抓捕，他接到狱卒送来胡也频的条子，便四处托人为他保释。丁玲与他虽多方努力，最终还是归于徒劳，二月七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冯铿等，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时寒假已过完，沈从文辞去武大教职，向徐志摩、邵洵美借了一笔路费，决定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常德。从湖南回沪经过汉口，沈从文和丁玲过江去看望武大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凌叔华在与著名作家李辉谈话时回忆了这段往事，内容大致如下：

他们来去匆匆，只在她家住了一天。她和丈夫曾陪他们在东湖浏览一番，第二天他们就上船了。她的印象中，丁玲的样子很憔悴，情绪也不高。在谈话中，大家都避免谈论她不畅快的事情。沈从文则顺便打听了继续任教的可能性，结果自然失望。

回到上海，沈从文正在四处谋职，突然收到徐志摩来自北京的邀请信。信上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经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你那么一个人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会涨价？”

沈从文听从了徐志摩的建议，于五月中旬离开了他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睽违多年的北京。

就在沈从文来武大执教的同年秋天，袁昌英应聘到武大外文系任教。她带着女儿杨静远，从上海溯江而上来到武昌，和凌叔华住到同一个院落里。袁昌英母女的到来，解除了凌叔华许多寂寞和烦闷。

袁昌英号兰紫，在外文系教授戏剧；一八九四年十月出生，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一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一九二六年赴法国研究法国文学；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国公学讲授英国戏剧。袁昌英早在北京时就与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了新月社、《现代评论》的活动，相识相交甚好，还让出生不久的女儿杨静远认他们夫妇为干亲。

稍后，来武大教书的还有苏雪林。苏雪林幼名瑞奴，学名苏梅，一八九七年生，大凌叔华三岁，安徽太平人，一九一七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一九一八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先习美术，后改文学，回国后曾任教于东吴大学和安徽省立大学，那时她已有《绿天》和《棘心》两部作品饮誉文坛。

她们的相聚，给当时的武汉大学带来不小声誉，尽管凌叔华不在武大任职。她们三人形影不离，意趣相投，有时烹茗谈艺，有时连袂出游，有时捉笔润色，久之她们便得了一个集体号——珞珈三杰，意为三位是女中豪杰。

她们也是“珞珈山上的三个文学朋友”，亦都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坛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凡在珞珈山住过的人，或与新文艺有缘的人，或从报刊杂志中，都会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袁昌英、凌叔华、苏雪林。

袁昌英，是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第一位中国女性。她以现代主义重新创作话剧《孔雀东南飞》，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行年四十》等作品，开创了中国女作家的先河。

凌叔华以短篇小说《酒后》名世，著有《花之寺》、《小哥俩》、《女人》等小说集，亦是画坛高手。与冰心、林徽因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三位才女”。

苏雪林是文豪苏辙第三十八代嫡孙，留学法国。著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中国第一部描写留学生生活的小说)，散文集《绿天》(一些篇章被选入当时中学生课本)，是李大钊、胡适的学生。

一九三○年六月，闻一多先生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到青岛大学任教，陈西滢便接替他任文学院院长。

武汉大学新址建成后，学校教职员陆续从东厂口搬来。但真正搬完，已是第二年夏天了 。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武大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专程从南京赶来祝贺并讲话。他的讲话热情洋溢，称武大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大学最漂亮的建筑。

武大的教职员住宅区，是按级别划分的。教授们住在一区即“山前十八栋”。那是一排排依山建造的小洋房，一家独居或两家合住一个连体楼。陈西滢和凌叔华就住在一区的小楼里。

杨瑞六、袁昌英夫妇也搬到这里，住在最上排的三百二十七号。杨瑞六比袁昌英晚来一年，任经济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他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与陈西滢是校友，回国后同在北大任教，现在又走到一起。

一个夏天的早晨，袁昌英穿了一身白衣服去文学院听课，陈西滢喊道：“男子，干啥子去？”

袁昌英小名兰子，同事们喊来喊去，便成了“男子”。袁昌英便借水行舟，以男子自居。

“到文学院去啊。”袁昌英答。

“这就奇怪了。”陈西滢说。

“奇怪什么？”袁昌英说。

“我们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

袁昌英这时才发觉陈西滢和她开玩笑，便也说：“你的文学院离这里也太远了，坐交通车都不方便。”

陈西滢说：“把你的家搬到文学院顶上，那时你又要叫嚷不是远近，而是上下太麻烦了，我看你呀，顶好去学仙人的缩地术!”

袁昌英说：“到你的文学院听法朗君训导，也是给你捧场啊。”

陈西滢便讽刺说：“你到文学院听课，也是为了实现你的作家梦。你没听说过‘舍命吃河豚’那句话吗？作家的味道胜过河豚当不止几十倍，岂不是拿十条命来争取？”

凌叔华在屋里听到这两位留英老同学打嘴仗，便跑出来说：“大清早你这是干吗，兰子，别理他，女人穿衣服也成了他讽刺的话柄。我看他都成病态了，一句好听的话也不会说。”

院子里响起袁昌英的笑声。

这期间，凌叔华夫妇和袁昌英夫妇常在院子里品茗聊天，谈谈往事，叙叙友情，凌叔华初到武昌时孤独和苦闷，便慢慢消解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山上不时飘来阵阵槐花的香味，凌叔华打着扇子说：“兰子，那一年奉军占领北京，你到法国去了，北京乱成一锅粥，到处抓人杀人，《京报》的邵飘萍也被抓去砍了头。《现代评论》也常被检查，朋友们的稿子都寄到我那里，为了保护好稿件，还得夹上一封假情书。”

“那你不成了大众情人了吗？”袁昌英说。

“是啊，为了刊物生存，只好这样。蔡校长、胡博士待在上海不回来，北大的许多教授也都纷纷南下。我和西滢结婚后，只好先去日本待一年，看看形势再说。”

袁昌英说：“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父亲也在那里。一九二八年回来后，情况仍未好转，国民政府又要北伐，只好到上海找胡先生。”

凌叔华说：“西滢在日本就给王世杰校长写信，说武大要扩建，需要人，上海那地方我又不喜欢，所以就来了来武大。”

袁昌英说：“那可苦了你，打小在北京长大，到南方来一时怕不习惯。”

凌叔华说：“咱们这拨人聚到一起，慢慢也就适应了。”

陈西滢插话说：“用北方话说，那可是鲇鱼吃黄连，苦了大嘴了。”

袁昌英说：“你挖苦我们没什么，你可要善待这个小妹妹啊!”

隔着夜幕，凌叔华感到，陈西滢还是佩服袁昌英的，遇事比他达观。

生活有时会给人苦闷和烦恼，但也会给人以喜悦和收获。而苦难，总是给予那些敢于面对的人，然后在这之间，为他们打开另一道门扉，展开另一番风景。凌叔华没有把这段时间留下空白，她在等待中惊醒，在等待中超越，便是她面对苦难的一种深刻体会。

一九三○年四月，继《花之寺》之后，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集《女人》。这便是文学与生活给予她的双重回报。

这部小说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凌叔华近年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小刘》、《李先生》、《杨妈》、《病》、《送车》、《疯了的诗人》、《他俩的一日》和《女人》等八篇。这部作品集仍以凌叔华熟悉的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在题材和主题上，比《花之寺》都有了新的拓展。

沈从文在谈到凌叔华小说特色时说，她“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在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它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

甫来武汉大学的凌叔华，终于走出最初的寂寞和苦闷，她被生活中的人和事激励了创作热情，逐渐开阔了自己的视野，笔下的人物性格也变得多样起来。

四

民国十七年(1930)秋天，凌福彭的身体江河日下。

李若兰给在美国的小女儿凌淑浩一连去信，详细描述了她父亲日趋恶化的健康状况。并说她父亲已回到南方，在那里，他能够从床边的窗户看见他的荔枝林。看了母亲的来信，凌淑浩本想回去看望父亲，但又不能拖着身子去做这样一次远渡重洋的长途旅行。托马斯·道远·陈(即淑浩儿子)出生后不久，她又接到一封家信，告知她父亲去世了，家人把他埋在番禺。

也是那一年，凌淑浩在美国匹茨堡完成医学实习后，接受了陈克恢(协和大学淑浩的老师)的求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巴尔摩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仪式过后，凌淑浩坐上陈克恢的“双门纳什车”，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途中度过四天蜜月，陈克恢便接受了伊利·李利制药公司为期一年(研制麻黄)的合同，凌淑浩做他研究室的助手。之后不久，凌淑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穿着一件大褂掩盖了七个月。

以此推算，凌淑浩生下儿子当是一九三○年的事了，而在《家国梦影》一书中魏淑凌写成“一九三三年秋”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婚后到一九三一年之前，她父亲从病重到病逝，她从怀孕到生子这段时间的事。

根据番禺深井村村志为凌志康提供的凌福彭的墓碑和材料所记，准确时间是一九三一年深秋。

凌福彭最早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广东城西荔枝湾，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春天，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了南京，时局很乱，上海(租界城市)成为比较安定的地方。受南方影响，北方的军阀政府也加紧思想控制，形势一天天恶化，加之学校常年欠薪，已不利于文化人的生存，因而许多学人纷纷南下上海谋职。胡适那时在美国访问，知此情况，干脆不回北京，直接去了上海。叶公超、梁实秋、刘英士、丁西林、饶孟侃等人，应暨南大学郑洪年校长之聘，也先后去了上海。

深井村村志提供的材料亦说，民国十六年(1927)凌福彭也去了上海，住在女儿凌淑萍家。因女儿与郑家结亲，凌福彭也与郑家父辈过从甚密，到上海后便与郑公馆比邻而居。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外面传言，有人要绑架凌福彭，于是他便迅速离开上海，到广州荔枝湾“定香馆”二女儿凌雪山家居住。凌雪山的丈夫潘寿西是广州十三行富商潘文岩的后人，潘家原是福建同安人，乾隆间由闽到粤，入籍番禺。

导致凌福彭病逝的主要原因，是民国二十年(1931)秋天回乡祭祖。他不得不拖着病骨支离的身子，承担这次“主祭”之责，到深井后，是人们把他从车上抱下来的。这次祭祖，因路上受了风寒，回到广州他的病情便恶化了。

凌福彭病故后，在广州停棂“七期”，请僧人做道场，宾朋吊唁。深井村的材料说，他的棺椁是上等楠木做成，价值千两白银。到深井安葬，雇的是两只洞艇游乐船，一只运棺木，另一只运亲属，从珠江码头上船，沿江东下，再运到深井江沥海(村南边的河)码头下船，由杠夫抬往福旋冈墓地安葬。

凌福彭的墓碑是百天以后第二年壬申(1932)三月刻立的，碑文是：

清授  光禄大夫润台府君

一品夫人先妣冯夫人  墓

民国壬申三月祀子启恂、启凇  孙念本、念赐、念曾、念珠立石

后来有乡人说凌福彭的墓地犯冲，“福旋者覆船也”。民国癸末(1943)孟冬，由叔华的兄长启恂、启淞迁墓地于大飞冈(坐寅向甲庚之原，向庚兼甲庚)。大飞冈在村北的飞鹅岭，珠江从脚下穿流而过，形如天鹅饮水，这里有深井八景之一“飞鹅饮涧”之称。

凌福彭的葬礼李若兰是否有偕女儿们参加，材料没有提及，查遍凌叔华的文字，没有一处写她父亲病逝的事，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小说《古韵》中写了早年对父亲的记忆。而母亲李若兰用信件传递了凌福彭从生病到病逝的信息，成了家族中仅存的记忆，尽管时间上有些错位，细节应该是准确的。

呜乎!一代大儒凌福彭，就这样殒落了。

昙华林时代的凌叔华，接下来是否会走出生活的沉闷和寂寞呢？

第十三章  八宝箱风波

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济南号”，从南京飞抵北平，要去听林徽因为外国驻华使节作的中国古建美学讲座，在途经济南城南党家庄时，因天雨雾大，触山身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晨报》刊登了这一消息。

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

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这司机二人是王贯一和梁壁堂，乘客一人是徐志摩。

胡适(1891—1962)

凌叔华听到这一消息，在脑海里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心里想，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怎么会死了呢?也许是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

林徽因(1904—1955)

这年二月下旬，徐志摩应胡适之邀来北大执教，住胡适家米粮库胡同四号的楼上，三月初便开始了紧张的备课授课。六月，凌叔华从武汉回到北京家中。徐志摩午后到东城史家胡同看望她。第二天又约上沈从文、罗隆基一起到香山看望疗养的林徽因。第三天凌叔华又请志摩在家吃鲥鱼蜜酒。第四天应陈衡哲之约，凌叔华、徐志摩、杨振声等吃午饭看小曼临摹画卷。第五天凌叔华、徐志摩、杨振声、邓以蛰、沈性仁等晚上到北海聚会。

凌叔华清楚记得，十一月九日那天，志摩去看她时还说：“明日要御风南去。”转而看到她的本子上抄着志摩一篇记游文章，旁边戏题着“志摩先生千古”几个字，志摩说：“哪能就千古了呢?”第二天志摩没有飞成。他给她通电话时还顽皮地说：“风太大，吹回来了!”

然而，志摩身亡的消息，终于从朋友那里得到证实。

十一月下旬，胡适和朋友们要为志摩编辑遗著，征集存在朋友中的信函，此事也通知了凌叔华。凌叔华在给胡适的信中讲了她和西滢对志摩的怀念。

今晚听炮响两声，坐在冷清灯影下重读志摩旧信，忽然发现了一页，寄呈一阅。这一页中令我想起彭春，他曾经与志摩互诉心曲而成知己的人，此时竟让他在海外瞎猜知己的生死，似乎太残忍了。不想，你知道他的行踪了，如能通知他最好不过。……此刻重读志摩的信真是说不出的情绪，泪是可以把纸洗了。可是同时感到一种没有白来一世的自慰，因为在过去几年，竟真找到一个人间友谊比喻不上的一个人。他竟会因我诚恳迟钝的心灵，□□□□□□的事物，因此产生不少精品。他的信我捡了两晚，除去一些涉人涉事或人以为故意自炫的外，其余的还一样不缺质与量的丰富与精彩。……通伯来信哀志摩的话有几句道着我们大家的悲痛。他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以后谁能像那样多才?……”通伯可怜得很，因为家在摇曳风雨中的北方，国事欲哭无泪，偏偏在此时把个相爱的朋友折了，无怪他每上床时双眼闭不上，□□□□□□□□□怕大不如前了。

十二月六日，北平在北大二院大礼堂设奠，胡适、杨振声、周作人、林徽因、凌叔华等到会致哀，北大师生纷纷排队参加。蔡元培、梅兰芳、杨杏佛、黄炎培等社会贤达送来花圈和挽联，白花花挂满了礼堂。那天，凌叔华写的怀念文章《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在《晨报·学园》发表。

……我呆呆等了三天电话，等到去济南探望的朋友回来，听他们讲志摩身体比其余两人完整多了。竟在空机架内度了两个黑夜(听到这里，我不禁还说这却是他平日所爱的昏夜梦境，又是听得到枭鸟怒号的荒郊——他诗的幻象)。可是这憔悴了的朋友，他不得不往下说志摩是已经装在棺材里了，上面有块玻璃，只看见他的脸。呀，谁会相信有这样荒唐的事，把这样一个活迸迸的人儿，装在一只不见阳光，不沾风露的木匣子里?别是那个淘气精要同志摩开玩笑，故意做出这可怕的东西来恼他吧?志摩，我相信你会跳起来把这一个人收拾收拾的!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

我真不相信你永远不回来了，志摩!我们这群人没有了你这样一个人，我们怎么样过这日子?你不是对我说过，“我想我们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世界添一些子价值”吗?现在这世界只有一日比一日丑化贱化，为什么你竟忍心偷偷的先走了呢?你难道不曾知道我们是没有对现世界下总攻击的力气吧?莫不是你畏难先逃了。可是我不相信你忍心看着我们跪向撒旦跟前讨饶，因为我们活着既没有勇气或性气做出一些事使得撒旦咬牙切齿，更没有胆子摸上他那条黑黝黝的道路。我们真不中用呀!志摩!我并不是编些话来哄你欢喜，说你是能干人，不过我们实在相信你是真的一个自己所说的“同情寻求者……也是一个价值寻求人”，你的性情，脾气，努力，已经证明你的寻求，有了一些着落(你看见你的几十个朋友在这几天内为你怎样心碎吧?)。在这种局促世界里但凡不是肠肥腹满白日也作梦的人，谁不是时时望着撒旦的伟大暗暗点头佩服。唉，志摩，我只听你一个人断然说过这样勇敢话：“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得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这是抄你给我信上的话)。我们就不能像你这样肯自己骗自己，我们知道是骗着做的就要灰心丧气。你却不这样。你平常因为你的寻求使命，常常做出我们大家不肯做的事，到我们说你笑话你(虽然这说笑常是大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可是在今天我们想到你时，想到你的性气事迹，我们都含着泪点头了。志摩，你也知道吗?……

完了，完了，“让你的泪珠圆圆的滴下，为这长眠着的美丽的灵魂”真可怜吧，我此刻还得用你的话来还你，再也想不出一句美的句子了，也许是永远想不出了!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

然而，志摩去世的阴霾在人们心头还没有飘逝的时候，凌叔华和林徽因为志摩日记的事却发生了一场纠纷。

早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志摩去欧洲的时候，便将他的一只小提箱交给凌叔华保管，半开玩笑地说，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你得给我写一传，这个箱子里有你所需要的资料。

这便是后来被人们称作的八宝箱或文字姻缘箱。

志摩从欧洲归来后，未将小提箱取走。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南下上海，亦未将箱子取回。直到这次遇难，这只提箱仍存在凌叔华家里。

十一月下旬，凌叔华将“八宝箱”交给胡适编志摩文集。

十一月二十八日早晨，林徽因从胡适那里取走了这只箱子。她给胡适回信：

由您处拿一堆日记簿(有满的本一，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1921年7月31日)起。次本从Dec.2nd(同年12月2日)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一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数捡出后，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箱的。

十二月十日，凌叔华听说“八宝箱”落到林徽因那里，便给胡适去信：

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到徽音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本，牵涉的是非不少(骂徽音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煞风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我只恨我没有早想到。我说这事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并不想在我手中保管(因此时风景已煞，不必我保管，且我亦是飘泊的人)，请你不必对徽音说，多事反觉不好。不过内中日记内牵涉歆海及你们的闲话(那当然是小曼写给志摩看的)，不知你知道不?这也是我多管闲事。其实没有什么要紧吧。

后来，林徽因听说叶公超在凌叔华处看到了志摩日记，遂向她提出借看，不料叔华说“遍找志摩日记不得”，没有给林徽因。在胡适帮助下，凌叔华把日记给了林徽因，没想到收到的只是半册，而这半册日记，正好断在志摩见到林徽因的前一两日。

林徽因对此非常生气，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十二月十二八日胡适写信给凌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的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密，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密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的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和孟和夫妇也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

凌叔华抗不过胡适的胁迫，把志摩日记送到胡适家里。十二月十四林徽因收到胡适转给她的志摩日记，看了看写道，这本日记是“一百二十八页”，“从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始”,“用‘计划得很糟’一句结束”。当日凌叔华写信给胡适：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么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即仍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见□于人□)，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责。这有备与未备分别得狠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的风是这样刺脸，沙是这样迷眼，省得总依恋北京。

胡适得到这些文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八宝箱”纠纷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而这箱文件的最终下落，却成了世人皆知的八宝箱风波。

那一年，“八宝箱”纠纷虽给凌叔华添加了许多不快和烦恼，但是，随着女儿小滢的落生，却给她带来无穷的欢乐。

据陈从周说，他后来打听过这些文件的下落，林徽因得到的一部分，一直保存着，去世前全部销毁了。胡适保存的一部分，或许还在世。

徐志摩死后，在上海举行公祭后，棺木运回硖石暂厝，第二年春天各界签祭后，安葬在硖石东山万石窝。徐申如想让凌叔华题写碑文，但她一直未写。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还给胡适去信商量志摩碑文的事：

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别康桥》)，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 “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富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至今日方有暇落笔。写倒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

也许是抗战的原因，凌叔华又西迁乐山，奔父丧、母丧，后又出国，墓碑一直没有题写。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徐申如先生去世，墓地亦选在东山志摩墓的左首，才由乡人、书法家张宗祥题写了“诗人徐志摩之墓”镌刻于碑上，立于墓前。

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凌叔华在英国收到陈从周寄给她的《徐志摩年谱》和赵家璧寄给她的“纪念徐志摩小曼”的文章，都提到志摩坠机后，胡适出面要求凌叔华把志摩日记交他的事。近年公开的胡适日记中写道：“我查此半册日记的后幅似有截去的四叶。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了下去，写信要这些脱叶，不知有效否……这位小姐今天还不认错。”凌叔华读到日记非常生气，她给陈从周回信诉说自己的心中不平：

日来我平心静气的回忆当年的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那时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那时我蒙在鼓中，但有两三朋友来告我，叫我赶快交出志摩日记算了。我听了她们的话，即写信胡适派人来取，且叮嘱要交与小曼。但胡不听我话，竟未交去全部。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

那时林徽音大约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来同我谈过，已交适之了(那时适之正办《独立评论》，他要清华北大的名教授捧他，所以借机拉拢他们)，那时公超和陈之莲都是被拉的人，他们话中示意过，沈性仁和陶孟和、杨今甫也示意过，可怜我一个不懂政治热的人，蒙在鼓里，任人借题发挥，冤枉了多少年!半个世纪后方始明白这个冤枉。……我对胡适的指名要我交出，不免发生反感。但是后来我被朋友警告交给胡适了，他也交与小曼及徽音他们二人的日记了，他在自己日记上仍写存在我处。

半个世纪前在北平发生的八宝箱风波，又一次在凌叔华心里掀起一层不平静的波澜。

第十四章  踏歌山水间

一

徐志摩的八宝箱真是一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那信件，那日记，一时间便成为世间的魔鬼，让凌叔华吃尽了苦头，如梦一样缠绕着她，甚至成为一桩排遣不去的心结。

她想重构自己的生活，不在这件事上徘徊，于是用翻译来消弥心中的不快，她找来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便信手翻译起来。

她很欣赏珞珈山十八栋房舍，就像结婚时吴昌硕祝贺的那样，她想把它打扮成真正的“双佳楼”。除室内精心装修布置外，室外还栽种了几株木笔(紫玉兰)，这是她喜爱的花树，童年只在北京潭柘寺见过。翻译累了的时候，她走出室外，可重见栉次麟比的屋顶和澄波荡漾的湖水，看亲手栽下的木笔发芽生长，不知不觉间春天在她的笔下溜走了。

时间转动，但她翻译依然不易。

当书稿翻译到一半儿的时候，外面传来消息说叶公超也在翻译这部著作。她放下手头翻译，给叶公超写信，希图说服他不必撞车，免得重复劳动。她选择暂时把书稿放一放，谁知这一放，此书的翻译再没有继续下去。

秋天到来的时候。袁昌英要为父亲袁雪安老先生过六十大寿，拟到南岳衡山佛寺进香，征求凌叔华能否同行。她没有多想，便答应了。她厌卷了这万丈红尘给她造成的烦恼，寄情山水，接物利生，也不啻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又一途径。小滢由保姆带着，她无须操心。她在《衡湘四日游记》开篇写道：

兰子说他们后日便到长沙省亲兼游南岳。我也没顾得问可否带我同去，立刻便说：“我跟你们去。”在中国游一处山水，向来是件大事，尤其是女子，旅行有种种困难，这不能怪我抓到一个机会不肯放手吗。

两日后的下午，他们从武汉通湘门登火车，第二天早上在长沙下车，随袁父派来接站的人出了站，然后到了袁宅。袁老先生已办好上山的手续，下午二时便可动身。

八角亭是长沙最繁华的一条街。她与袁昌英到九如斋买好了上山的食品，便按时起程了。叔华写道：

下午二时半，乘人力车去汽车站，此行因有十余人，所以包了一辆公共汽车，我们上了公共汽车，风驰电掣的开到城外汽车道上。

他们一路上车下车，上船下船，再乘车，驻足的第一站便是祝圣寺。

祝圣寺的建筑，是以招待香客为目的，除了两座宝殿及两偏殿外，后有两进大厅及客堂，都是给香客下榻的。我们被引到最后一层客堂去，中间是一敞厅，陈设一如俗家规模，两旁是卧房，内有板床布帐被褥，看去尚可用。洋油灯、面盆、厕所都还应有尽有。

他们在这里吃过晚饭，听过念经，就进卧室休息。天刚亮大家就起来了，凌叔华到前殿闲看。早饭后袁昌英、杨瑞六等为杨老先生祝寿。大约九时，山轿来了。大家上轿向山上进发，途中经过圣帝庙、日光神桥，不多时就到百步云梯了。叔华怕落后，也上了轿。转过几座山前面就是半山亭了，大家下轿参观，修路的工程师邀袁老先生等人入室饮茶。

我们出半山亭，再上五六里路，转到一石坡，上有古柏十余株，中有新建半西式石屋一座，下轿上前去看，方知是邺候书院。相传李宓贫贱时，常在坡上读书。有一高僧知其非凡人，煨芋给他吃。地下倒有石匾煨芋处及邺候书堂两个，乃清初人写，字迹挺秀异常。新刻在石屋之匾实望尘莫及，但事实上一则高踞凌人，一则委之泥沙，邺候有知，当也太息吧。

下面是下坡路，凌叔华未再乘轿，独自走下坡来，她拿出写生本，随手画了书堂山景。随着天气晴朗，新修的大路也开阔起来。往前不远，高坡上的石屋便是南天门了。轿夫在石庙前停下来喝水，大家边看石庙边等候他们。天近中午时候，到达山顶，大家下了轿，向祝融宫走去。

那里供奉的是祝融神，大约取意是南方属火，故南岳帝当是火神了。祝融宫是大石块筑成的，屋顶铺瓦是铁的，以防风高吹去。宫之建筑，朴实无华，颇有古风，宫内香火甚盛，神前陈设亦颇不凡。庙址不过五六丈宽大，大石块颇多，远望有伏龙卧虎之致，气象宏壮。

凌叔华在山上徘徊时，居然吟了一首诗，末两句是“七十二峰齐俯首，依稀仙乐动天风。”十年不做诗了，偶成此句，倒是值得纪念。回程在上封寺用饭，饭虽不丰，却香得很。饭后送了香资，乘轿原路返回。到了圣帝庙，付了轿资，便在此住下，等第二天早上汽车接他们出山。

下山仍走旧路，路过湘潭时小作游览，其街市可与普通省会相比，酱园、米店等规模宏大，酒楼茶肆应有尽有，街道长石铺路，走了半个小时街市，竟无一个乞丐相遇。

我们找到一处饭馆吃中饭。地方尚属宽敞干净。我们进门便吩咐少放辣子，开出菜来，碗碟内红绿的却都是辣椒。我下了几箸，已经眼鼻淌水，抬头看看他们湘南人，以为他们必不如我们狼狈了。谁知桌上没有一个不面红汗流，一边却很得意的吃着。

饭后已近三时，他们匆匆渡水上车，到长沙城内，已是上灯时分了。

南岳之行，让凌叔华饱尝了衡山灵光独耀的性灵，一扫积在心上的阴霾，创作的灵感又被激活了。

需要补充的是，这位袁雪安老先生，也是一等风云人物，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与蔡锷将军是同窗好友。回国后他曾先后担任北京民国大学代理校长，湖南省代省长，云南、山东财政厅长，湖北省委秘书长，告老还乡后寓居长沙。就在这次南岳之行的第二年，便因癌症病逝了。他的小夫人是贵州人，后嫁戏剧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先生。

二

凌叔华从南岳衡山回来不几天，忽然接到诗人朱湘由汉口一个旅社寄来的信，说有事访她。

朱湘是安徽太湖人，一九○四年生于湖南沅陵，号子沅，十七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加入清华文学社。在那段时间，便开始了诗歌创作，有些诗常交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朱湘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他的诗风很像新月派诗体格律，加之他与新月社人员交往密切，朱湘也可以说是新月派诗人。《草莽集》便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结集。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认识了文坛新秀凌叔华。

一九二七年凌叔华婚后去了日本京都，朱湘则赴美在罗伦斯大学进修拉丁文、法文及英国文学，后转芝加哥大学进修希腊文、比较文学和德国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朱湘从美国回来后到安徽大学任教，后来当了英文系主任。一九三二年五月，朱湘在聘人与欠薪一事上与校方发生矛盾，便辞职不干了。他表示不再当教员，宁肯当一个行乞的诗人，过飘泊的生活。

过了几天，朱湘果真来到了珞珈山。

几年未见，凌叔华几乎认不出这位当年风韵潇洒的诗人朱湘了。他穿一身破旧的短装，面容憔悴不堪，连长衫都没有穿。

凌叔华说：“子沅，我们从二七年别后，已有五年不见面了，听雪林说你在皖大教书，生活得很不错。”

朱湘打断凌叔华的话：“瑞唐，别再提皖大了。我这个人的性格你是知道的，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我不懂，也做不来。”

凌叔华说：“你说的对，这个社会对我们文人真是不公道，武大有些事不比皖大强多少，西滢有时也为此呕气。这个社会，逼着你也得学点为人之道，不然你就无法生存。”

朱湘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凌叔华说：“你途中被窃的事，那天雪林也和我说过，我也很同情你，我这里有几十元钱你拿着，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你做个回家路费吧。”

朱湘接过钱，道了声“谢谢”。

凌叔华领他到合作社吃了顿晚餐。分别的时候对他说：“子沅，今天就不留你在学校住了，你知道近来战事频繁，国民政府发了剿匪区保甲训令，谁也不敢留客。”

朱湘说：“晓得，晓得。”

朱湘走后，凌叔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音讯。对于这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见到他穷愁潦倒的样子，她爱莫能助，心中十分惋然。

过了几天，朱湘的夫人刘霓君来访。她告诉凌叔华，听说朱湘在路上被窃羁留武汉，就从长沙赶来了，可是他先一天走了。

刘霓君于一九二三年在上海与朱湘结婚，先后生了一男一女。以前夫妻感情极好，现在常常吵嘴，朱湘闹着要离婚。她现在带着孩子住在长沙的娘家。这段时间刘霓君到处找他，偏偏事不凑巧，朱湘去了，她来了；她去了，朱湘来了，走马灯似的转，彼此总是碰不上头。她结婚时的一条金项链，当了三百元，就在追逐中花掉了。

刘霓君还告诉叔华，朱湘有时也很伤感，他对我说：“我们不该生下小沅来，让他在人间受苦!”他又说：“恐怕我要走在你们前面了!”有时他半夜醒来，对刘霓君说：“你要替我抚养我们的小沅和小东啊!”

凌叔华对刘霓君很有好感，她不仅通情达理，而且长得非常美丽。听了刘霓君的诉说，凌叔华隐隐感到朱湘近来的思想变化有些不对头，她也只能劝刘霓君多照顾朱湘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翌年的十二月，上海朋友传来了朱湘从由上海去南京的船上跳江自杀的噩耗。

朱湘的去世，凌叔华非常伤感。这个驰聘文坛的青年诗人，因穷困只活了二十九岁，像一颗流星，转瞬间便也陨落了。

凌叔华又失去了一个挚爱的文友。

三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胡适应邀到武汉大学讲演，因还有其他几所学校要去，日程安排很紧，武大的讲演只好安排在下午。

胡适与凌、陈夫妇的关系非一般人可比，中饭便安排在凌叔华家里。饭前，凌叔华拿出她的绘画作品给胡适看，尤其是不久前去衡山的那些画稿，令胡适大为感叹此次到南方却没有机会到衡山一游。

凌叔华常向胡适诉说自己的痛苦。眼前居住条件虽然改善了，她的“家属”地位却没有改变，憋在心里的怨气常有发泄，“可怜活活的一个人，整天关在三四丈大的几间小房里，除了吃睡之外，看书看得眼都发黑了。”

胡适在上海时托陈西滢安排沈从文的事，尽管超出陈西滢的职权范围，竟然意外的办成了，要知道他对妻子的事都不愿向学校领导张口。凌叔华知道西滢为人的态度，加之小滢出生等事，他也爱莫能助。不久前她还在信中给胡适诉说：

一个女人是怎样心乱得可怜。尤其是不甘心光做主妇的人……他们要你怎样你怎样，一不留神便有别扭出了。一个有丈夫的女人真是公仆。因为自己名义上没有按月按日的正当收入，故一切人都把你当作被人豢养的。

凌叔华是知识女性，她的想法不无道理，而陈西滢结婚前恐怕没有想到这一层。

四

一九三四年八月，陈西滢和凌叔华回北平度暑假，在一则广告的鼓动下，终于圆了凌叔华童年登泰山的梦想。陈西滢也很理解妻子的愿望，亲自跑到旅行社，购买了去泰山和曲阜的往返旅游票，决定次日即刻出发。

凌叔华翻了一下日历，第二天是八月二十二日。

他们乘午后三点十分的车离开北平，二十三日下午五点半到达泰安，安排好宾馆食宿住下。第二天早饭后在大路上每人叫了一乘二人抬山轿，一步一颤地奔泰山而去。

进入岱宗坊便走上登山之路，他们经玉皇阁、关帝庙、“孔子登临处”、红门、万仙楼，便到了有名的斗母宫。

斗母宫是依山而建的一座庵庙，明清时香火很盛，尼姑能琴善诗，貌艳如花，留下许多风流传说。

凌叔华泰山之游

他们问起从前能弹古琴的老尼姑，被告之四年前已经化去。现在这里只有六七个人，但辈份却排到了四代，最小的还是个孩子。

上行二三里，便是石经峪。一块十来亩大的摩崖，卧碑上刻着金刚经，字大如斗，是六朝人的遗作，原有千余刻字，现只剩三百多字。工人拿着墨棰拓字，特拣出可成联成对的字出售。凌叔华未有买字，只照了几张像接着上山。

再过壶天阁、药王庙、中天安即到了步云桥。

凌叔华喜水，凡有瀑布处，不辞崎岖都要上前一看，然这里瀑布只是平常，她只让陈西滢给她照了几张像留作纪念。鉴于这里山景甚佳，照相不能达其高远，叔华便坐下来写生。

走到五丈夫松，时已过午，叫茶点菜，伴以自带面包佐餐。吃过饭再上路，过天街、碧霞宫、东岳庙，走小路上玉皇顶。他们看无字碑，探海石、孔子庙。泰山是五岳之尊，许多文人雅士不远万里前来寻访，一睹山的神奇。他们也不放过这个机会，周游一圈，陈西滢跑到崖上，登高望远，叔华戏他摄影留念。因未安排第二天看日出，且已下午四时，他们便结束泰山探访，照原路下山。

回到宾馆付完轿资，已是晚上七时半了。

第二天一早，由泰安乘头班火车去兖州，再从兖州乘人力车。三十五里平林秋野，他们坐的人力车如庙会上的旱船，一路狂奔，到曲阜城门已是十点三刻。

进城又是走街串巷，到孔庙，已是十一点半了。

他们从孔庙正门进入，先看了孔子讲经处，再看大成殿。内有孔子塑像、乾隆写的“万世师表”、孔子周游列国刻石、孔子家谱碑、孔宅故井、习礼堂等。出庙已是午时一点多了。车夫带他们到酒馆用餐，饭后两人又乘人力车到孔陵参观。叔华写道：

出北门约行四五里，便望见一条路上都是枝干枒杈的古柏，中间夹着两座白石牌坊，映着蓝蓝的天，美极了。这条柏林，约有一里多长，我们从旁穿过去，可看到全景。若在路上走，可以享受到浓荫奇香。车夫似乎不知道我们意思，他们在外面走了一会方才到柏路上去。

他们到第二座石坊下车步行，从中间穿过去便是孔陵正门。两旁有华表、石豹、石马、石俑，直对中间享殿。殿后有碑亭数座，都是皇帝祭孔时的纪念，内有宋真宗、清康熙和乾隆的御碑。

他们在御碑亭前喝茶，守陵人向叔华说：

孔陵周围十余里，现在坟地一天比一天增加。凡孔姓成过丁的都要葬在这里墓地。一年少说也有二三百起葬事，每天至少有一次送殡的，多时还有两三起……

守陵人的话或许要打折扣，但上述数字也真是可观了。

在回兖州的路上，叔华感叹：“中国人生活的太苦，孔子帮不了什么忙”，他做了几千年帝王的清客，睡在偌大墓地，未免使这好好先生太难为情了。

结束了泰山、曲阜之行，回到北平，她便秉笔疾书，写下了那篇《泰山曲阜纪游》的长文，刊登在《国闻周报》上。淤积在心里的孤寂和困扰，此时她仿佛释然了许多。

行走在山水间的凌叔华，大自然装饰了她的梦境，那一抹云、一座山、一泓水、一株树，无不在她心里恒久地回荡着。给了她气蕴，给了她秉赋，同时也给了她无尽的爱，艺术的情趣不就是这样陶冶出来的吗？

第十五章  主编《现代文艺》

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珞珈山十八栋门前的木笔(玉兰)又吐出新绿，山下桃花含苞待放，所有的景物都为春的颜色打开着，惠风和畅，绿意盎然，这是武汉三镇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在几位文化界朋友的倡导下，凌叔华接手创办了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开始，她和几位朋友交换过几次意见，但没有议出什么固定宗旨。刊物出版在即，她只好写了几点开场白。

第一，我们不想借本刊宣传什么主义。普遍化是哲学理论重要的性质，人类原是哲学的动物，所以什么东西都喜欢叫它普遍化。照旧说便是“一以贯之”的道理。文艺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然不能让它例外。……我们以为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时代潮流虽日异而月不同，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变化。你能将这不变的人性充分表现出来，你的大作自会博得不朽的声誉，否则无论你怎样会跟着时代跑，将来的文学史决不会有你的位置。……文艺也似其他学术一样，有他绝对的尊严的独立性，文不能做任何主义的工具，也与学术不能专在实用上讲一般。不明白这道理，文学就失了唯一存在的条件了。

第二，我们想竭力戒除党同伐异的恶习。新文学的历史仅短短的十余年，文坛中的派别出现不少。五四运动初起时，所有作家因努力的目标相同，还能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不曾过了几时，政治上割据称雄同室操戈的习惯，就传染到文学上来了。……新文学前途的发展，无形中不免受其妨碍，那就不可等闲视之了。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好名之心，又为人所同具，也许我们会重蹈覆辙而不知，所以将这一点拈出来以为自己警惕之资，并为同志之鉴戒。

第三，我们愿借本刊尽一点提倡健全文学的义务。在混乱，昏浊，矛盾，顽固，轻浮，嚣张的现代中国社会中间，愈是带着病态的东西，愈容易存在，愈容易繁荣滋长。好像一沟臭水，含垢纳污，一切不洁净的虫豸依以为家。新文学初发轫时，大家提倡“人的文学”，态度颇为严肃，主张也极正当。……自从革命文学呼声起来后，这类文学渐现没落，但其潜势力尚不可悔。而且病态文学一名词包括的范围很广，我们可以叫那些满足官能，刺激色情的，肉麻淫猥的小说为病态文学，我们也可以叫那些动辄以天才自居、歌德自命的以夸大独自尊狂示范青年的诗文为病态文学。既然反对病态文学，就应当提倡健全文学了。什么是健全文学的标准，这很难说。大概与上文所述相反的，和有热烈的情感同时又有冷静的头脑，观察事理能直彻到底，不为表面现象所欺蒙，论断平允不偏激，不存成见，富于同情心，向上的志气和进取的精神的文学都可勉强够得上健全的条件。

第四，我们主张本刊对于艺术须力求其完整。我们都知道文艺像植物一样，从发芽至成荫，需要相当的岁月，术士用幻术造出的顷刻花不可信，暖窑薰开的唐花，也经不住严霜烈日的打击。种子下土以后小心灌溉培育，等候开花结果日子来到，这是园艺家惟一的途径。……

第五，本刊希望对华中文艺空气的造成可以有点帮助。北平是新文学的策源地，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北平俨然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现在这个中心似乎转移到南京上海去了。但以历史的关系，北平仍有它的地位，所以华北华南文艺空气都很浓厚。只有华中仍旧沉寂得可以，尤其武汉三镇竟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弘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试问这是何等的干燥乏味!

凌叔华在《发刊词》的最后高声呼吁：

武昌为长江上游重镇，是辛亥首义之区，汉口是东方芝加哥，汉阳是中国匹兹堡，以形势和工商业区域论，又为全国的中心。若让其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起来，同志们!我们把这首义之区的光荣城市再加上几分灿烂吧!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起来，同志们，春天到了，晴丽的旭日照着，和煦的东风吹着，丝丝的细雨沐着，我们快拿起锄头来开垦。快把文艺种子撒下去，莫空度这时光，莫辜负这美壤，莫吝惜我们的汗水与精力，丰富的收获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努力!同志们，努力!

《现代文艺》创刊后，在最初的几个月经常闹稿荒，她就让熟悉的好友袁昌英、苏雪林、陈西滢、朱东润、沈从文、胡适、杨振声等写稿支持；实在赶不上的时候，她就亲自去写；她还将徐志摩的遗札、朱湘的遗作找出来发表，以解燃眉之急。

不久，凌叔华又收到向培良先生的《公开信》，她抓住时机，立刻在报上刊登了这封信，以鼓励读者积极参与这块新开垦的文艺“园地”。

你给我们的公开信，已经解读。不胜欣幸。我们办本刊的动机，只不过想在华中寂寞的文坛呐几声喊，现在居然有了空谷回音，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愿望没有落空。

至于发刊词主张偏于消极方面，也有其原因。我们觉得文学的主张应从作品本身表现出来，而且文学的范围也如人生的一般广大，若拿一种主义或几个条件代表它，不唯有顾此失彼之嫌，而且也怕蹈买椟还珠之弊。这是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的。

我们很感谢先生的期望和鼓励。造我华中文艺空气，不是区区几人可以相负得来，还得先生与华中人士共同努力。本刊是公开的园地，希望先生及华中同好常常有文章见赐。

萧乾是经沈从文介绍，两年前在北京凌叔华的家中认识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又经杨振声、沈从文介绍，到《大公报》接编该报的《文艺》副刊。为使平津作家能同华中读者见面，同时扩大刊物稿源，提升《现代文艺》在华中地区的影响力，凌叔华与萧乾建立了稿件“联号”。

一九三六年九月，为纪念《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十周年，该报发起全国性文艺作品征文，凌叔华和叶圣陶、杨振声、巴金、朱自清、李健吾、林徽因、朱光潜、沈从文、靳以等被邀请担任评委，并由萧乾通过信函协调意见。

这一年，凌叔华还参加由杨振声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送去了自己的参展作品。杨振声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文学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国画鉴定家。萧乾专程赶赴南京会展，为这次美展写了报道。

《现代文艺》创办将近两周年时，作者队伍已成方阵。人员之众，令人刮目相看。女作家有：

苏雪林、陈衡哲、凌叔华、徐芳、袁昌英、冷绡、杨刚、沉樱、罗洪、维特、陈蓝、冰心、蒋恩钿、谢缦、高青子、微沫等。

男性作家有：

陈西滢、吴其昌、石民、陈铨、徐转蓬、赵景深、方重、廷秋、朱东润、孙大雨、马文珍、沈从文、陈春随、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吴世昌、卞之淋、李畸、常风、陈瘦竹、李辰冬、李芒菲、孙洵候、李威深、田涛、芦焚、李辉英、林庚、杜秦、黄照、刘祖春、王西彦、胡适、杨振声、李影心、戴望舒、白坤、萧乾、李道静、刘恩荣、俞平伯、屈曲夫、严文井、李蕤、高植、陈荻、刘影酷、郑效洵、李寒谷、费蕾、靳以、费力夫、巴金、李健吾等。

仅从作者队伍的构成看，《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已跻身京津沪大报副刊之列。

二

一九三五年秋天，凌叔华接到在天津女师读书的张秀亚的来信，信中说她想趁她北平省亲之际前来拜访。这是联络作者的好机会，凌叔华不顾身体不适，即复信请她来平：

你想来平，我自然十分欢迎，但日内我因家妹去美非常忙碌，而我然须看医生去，所以不能即日请你来，你搭星期五(十月二号)下午的车来好吗?大约四时由津开，七时到平，到平即直来我家，我等你吃晚饭。大约也不用等你回信了。你在我家住一宵，星六在平玩一日，晚车回天津去。我大约星期或下星一去(南去)。东西非常乱，一点没有收拾呢。这一次会晤我很高兴，虽然我自愧没有什么才艺可以使人生(恨相见晚)的可能，但我相信我不会使人十分失望，我有的是真挚情感与直率谈吐，那是朋友们承认的。

这两天非常疲乏，字也写不成样。你星期五一定能来。我们大家谈谈，也许有些新灵感，这当然是我一方面希望你给我的。

信中提到“家妹去美非常忙碌”，即凌淑浩一九二四年赴美留学、结婚、生子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凌叔华从武汉赶来与她相聚。

夜幕降临的时候，张秀亚在灯市口附近，终于找到了凌府朱红门户。

凌叔华穿一件绿色的衬衫，站在院内阶前，用微带广东口音的国语与张秀亚打招呼。

晚饭后，她领张秀亚到她那满是典籍和画稿的书房里聊天。

那书房很宽敞，靠窗摆着一道画案，堆了许多卷轴，一张宣纸上刚画了几笔秋山老树。室中央是一张精致的茶几，几朵向日葵插在一个黑釉瓦罐里。那瓦罐样式古拙，摆在这儿有一种奇妙的艺术感觉。

张秀亚问：“人家都说您的作品在描写上受了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影响，而讽刺笔法上又像受了契诃夫与莫泊桑的感染，是这样吗?”

凌叔华说：“也许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但这三家的作品我还不曾看过，将来倒要好好看看。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唯美派王尔德幽灵附体了，整日价美呀艺术呀，美与艺术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许还不曾弄清楚。还有一些人，见到麦苗竟以为是韮菜，他却偏偏还要写农村，这不是很可笑吗?”

张秀亚问：“您现在写什么作品?”

她喝了口茶，摇着一把纨扇说：“我正在尝试用童话写一篇小说，即将发表在《创作十年》里。内容是三个人叙述一件事，竟变成迥然不同的三件事，足见人言可危。写童话实在是中国作家当务之急，为救救没有书读的孩子，也应该如此，尤其是一些女作家们。”

她们谈着谈着，张秀亚似不胜数百里车程的疲劳，小头一歪竟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凌叔华带张秀亚到西斜街去看望沈从文夫妇。那一天沈从文正在家欣赏一些青花瓷器，看到满脸稚气、身材矮小的张秀亚，相视一笑说：“陈蓝(张秀亚当时用的笔名)原来是个小孩呀!”

在凌叔华的鼓励下，张秀亚不时有文章在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上发表。许多年后，张秀亚著作等身，文学成就斐然，成了台湾现代著名的女作家。

三

一九三五年末，凌叔华第三本小说集《小哥儿俩》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这本小说集中有： 《小哥儿俩》、《搬家》、《小蛤蟆》、《凤凰》、《弟弟》、《小英》、《千代子》、《开瑟琳》、《生日》、 《倪云林》、 《写信》、《无聊》、《异国》，共计十三篇作品。凌叔华在自序中说：

这本小书先是专打算收集我写小孩子的作品的。集了九篇，大约自民国十五年起至本年止，差不多近十年的工作了。排印以后，编辑者说这书篇幅少些，希望我添上几篇，这是后面几篇附加的原因。那是另一类的东西，骤然加入，好像一个小孩子穿了双大人拖鞋，非常不衬，但为书局打算，这也说不得了。

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屐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如这本小书能引几个读者重温一下旧梦，作者也就得到很大的酬报了。

这部小说集出版以后，茅盾以‘惕”的笔名，在《文学》杂志发表《再谈儿童文学》的评论：“凌女士这几篇并没有正面说教的姿态，然而竭力描写着儿童的天真等等，这在小读者方面自会发生好的道德作用。她这一‘写意画’的形式，在我们这文坛上尚不多见。我以为这形势未始不可以加以改进和发展，使得我们的儿童文学更加活泼丰富。”

细读这部小说集，写儿童的有十篇作品(其中童话一篇，日本为背景的三篇)，写现实妇女生活的两篇。写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小说一篇。

《小哥儿俩》描写的是七叔叔给小哥儿俩的八哥被黑猫吃了，小哥儿俩誓言要杀死它，然而当看到黑猫生下一窝小猫时，又怜悯的与黑猫示好了。《搬家》写枝儿回老家探亲，与四婆结下友谊的故事。《凤凰》则是枝儿在家门外用面捏“凤凰”，被人拐骗又被家人接回来的事。《弟弟》中未来的二姐夫答应给他找《水浒》画像“失约”，写弟弟心理变化的过程。《小英》因在三姑姑婚礼上见了“吓人的”婆婆，回家与祖母相哭，认为是受了婆婆欺侮，提出“三姑姑不做新娘子”的想法。《开瑟琳》和张妈女儿银儿到母亲房里玩，不慎将母亲手表玻璃打坏，银儿出主意埋到花园里，母亲回来后认为是张妈所偷被开除，后来母亲在花园里找到手表，开瑟琳看到后“全身不觉木了”。

以日本为背景的有三篇小说。《千代子》写千代子在家里和学校常常听到说中国人如何丑恶，而在洗澡时见到的恰恰相反，她便很自然地加入到“笑声”的行列里。 《生日》所描写的是晶晶与父母在公园里共渡她两周岁美好生日的故事。《异国》是写中国女孩蕙感冒住院，与日本护理小姐的友谊。

《小蛤蟆》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童话，写的是小蛤蟆渐渐长大了，它告别妈妈出游与蜜蜂、麻雀相遇对话，又回到妈妈身边的一段经历。故事以拟人化的笔法，生动、别致地刻画了小蛤蟆这个故事的“主人”，读来感人肺腑，令人耳目一新。

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于各方面原因，《现代文艺》停刊。凌叔华怀着惜别之情，写了篇停刊词，发表在当日副刊版上：

这是本刊的末一期。出了这期，本刊便与读者诸君告别了。

本刊在去年二月十五日出第一期，到现在共出了九十五期，这不满两周年，不到一百期的刊物生命，固然不能不说是短促。可是在中国的文艺刊物里面，能够活这么长久，也已经可以不算是夭逝了罢?

是的，我们是说，活这么长久，这刊物存在的时候是活着的。它没有犯贫血病，也没有中风麻痹。它没有在病床上吟呻，延一天是一天，挨一个月是一个月。最初两三个月，我们也常常闹稿荒，常常有营养不足的恐惧。可是到了今年，我们无论在何时，都有十期以上的可以登载的稿件在手中。我们所感觉困难的，倒不是好文章的太少，而是好文章的太多。所以来到的停刊，是遇难而不是病故。

凌叔华在回顾了发刊词的意见，能否达到预定路线，以及作者队伍问题后，不无感慨地说：

编者最大的愉快，是这个刊物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以文字为终身事业的青年；他们靠着薄薄的稿费，过着刻苦的专心著作的生活，他们虽然等着稿费过日子，可是写的文章可一点都不迁就世俗的嗜好，一点都不马虎。想着他们，对于这小小刊物停办，未免感到一点遗憾。

……

我们也要谢谢本报的主持人。要是没有他们的好意与同情，非但这个刊物不能得到它的两年的生命，而且不会有诞生的可能。

天寒夜长，风凄雨苦，我们打着这个小小刊物的丧钟。别矣!

两度花开，两度花落，凌叔华完成了她生命中一次灵魂的跨越，而《现代文艺》副刊在这个万象纷纭的园地里，无不蕴藉着作家们的真情咏叹，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灵光独耀地闪耀在南国的星空里。

第十六章  婚外情事

一

一个二十七岁的英籍学人悄然走进凌叔华的情感世界。

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英国画家、评论家罗杰·弗莱(中文名傅来义)的妹妹玛格丽·弗莱随一个讲师团来中国，在武汉大学结识了陈西滢和凌叔华，回英后与凌叔华时有书信往来，还请她的哥哥罗杰·弗莱(1866—1934)画了一幅马的静物写生送给凌叔华。在这次讲师团活动中，玛格丽还认识了武大学生廖鸿英，并介绍她到牛津大学进修农艺学。因为玛格丽的介绍，廖鸿英在英国结识了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一些学人，当她得知在武汉大学的一名英籍教师即将离任时，便通过玛格丽推荐了朱利安·贝尔来武大接任。正是这个“浪荡子”朱利安的到来，打破了凌叔华、陈西滢一家宁静的生活。

朱利安·贝尔是英格兰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第二代人。

他一九○八年出生，父亲克莱夫·贝尔放荡不羁，情人不断，后来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离婚。他的母亲瓦内萨是邓肯·格朗特的密友，也是罗杰·弗莱的情人。

朱利安小时候在阿希汉姆·查尔斯顿度过，喜看士兵训练和打仗游戏；少年时在莱顿和欧文学校读书，渐长便开始到法国远游，读《著名的陆地战役》，喜欢打猎，尤以捕鹰和抓食肉鸟儿为最；在王家学院求学时，论文中留下无数军事谋略草图，拟获研究生奖学金未果，一九三○年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理想工作。其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描述这个外甥：“脾气暴躁”，“性情不羁”，“粗野但诚实”和“无法无天”。其生活极不检点，似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先后与十几名女子有染，直到武汉大学任职时，母亲还不放心他的性病。朱利安在一事无成的局面下，他更希望做一个“行动者”，来验证他的“军事理论”。

早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政府仿效美国政府的做法，通过清王朝庚子赔款决议，退款基金部分用于中英教育交流。中英文化协会与国立武汉大学签署的合同是委派朱利安·贝尔执教英语和英国文学两年，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性病)，他未能如期到任，发数封电报说明理由。委派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包含一年考察期。教学时间每周九到十二小时，工资七百英镑一年，其中三百到四百英镑由所在学校支付，剩余庚子赔款基金支付，由英国政府汇出。校方同时还为其提供“适度的膳宿条件”，当合同期满或第一年之后有任何一方希望中止合同，校方将提供一百一十英镑的返程费。他的合同中方由武大校长王星拱和工学院院长、中英协会代表石英签署。

二

一九三五年秋天，朱利安·贝尔远渡重洋终于来到上海，而后从上海到南京换乘轮船抵达武汉。

到武汉大学报道后，受到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陈西滢和夫人凌叔华的热情接待。当天下午就被请到陈西滢家中做客，安排的宿舍也离陈家不远。凌叔华极尽地主之意，帮助朱利安采购用品，布置房间，还为他担任翻译和社交老师。

十月五日，朱利安·贝尔高兴地给母亲瓦内萨写信报告平安：

我是星期天早晨到的，终于到了，一切顺利。明天得赶紧准备了，很快就要开始讲课……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可爱——我和系主任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待了一下午——小女孩大概六岁，很逗人喜欢，跟我也挺投缘。这里一切都不拘俗套——是个内陆的剑桥。

信中提到的系主任即陈西滢，妻子和孩子是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

朱利安也带着喜悦的心情，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他的教学工作。他在大学里是出了名的“诗人”，在教职员工名单上填写的是“剑桥文学学士；从事写作研究”。他讲授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每个班级十个学生左右)，还有每周一次英国现代主义讲座，一共十六小时的课时。他不仅认真备课，还写教学日记，记下学生写作能力等。朱利安的热情和直爽性格很快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朱利安·贝尔的妹妹安吉拉与母亲瓦内萨·贝尔

一周后，朱利安向母亲瓦内萨再次写信：

系主任陈源教授还有他的妻子和我住得极近，他们简直就是天使……非常有修养：他是个批评家，翻译过屠格涅夫(此人也是戈尔迪的朋友)；而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国)画家，也写短篇小说，同时还是汉口一家大报纸的文学版编辑。我听说她被称作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又译曼殊斐儿)，但我觉得在这个名号之外，她实际上更加复杂有趣，尽管她又娴静又文雅。

他还在日记中对武汉大学和陈氏夫妇赞誉有加，并把武大比作“剑桥大学”。

又过了十一天，朱利安在给他的母亲瓦内萨的信中写道：

随着我同陈先生一家的接触增多，在我眼里他们显得越发友好、敏锐而且聪明，他们是那种所有人都该全心喜欢的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还不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还因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不能讨论性和政治，而且我发现我们交谈时老是我在说，他们说英语自然不能如我这样流畅。我希望在这个月结束之前就可以开始学汉语。

朱利安感到，这里因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是不能随意谈论“性和政治”的。

上课伊始，他的教学工作是十分忙碌的。他把英国布鲁姆斯里的伦理道德、英国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都列为他的授课内容。他想通过教学活动，让中国学生了解现代英国文学，并由此促进中国的文学尝试。

初到武大的时候，人们给朱利安取了个中国名字“培尔”，与他的名字朱利安·贝尔发音相近，有一股清教徒的味道，是“建立在古老传统之上的平静心灵”。后来这个名字成为埃迪·普雷菲尔等对他的戏谑之词。

三

朱利安·贝尔到武大仅一个月，便向他剑桥时期的朋友、财政部某官员的私人秘书埃迪·普雷菲尔说出了“他的爱情奇遇”。

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对院长夫人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是中国最著名的画家、短篇小说家之一。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很有趣——总而言之，她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最优秀的女人之一。”

剑桥的大部分朋友早知朱利安的多情倾向，并认为他是一个情种，爱情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动机”。埃迪看信后要求朱利安告诉他“整个故事的经过”，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并“顺便问一下她的芳龄”。他答应朱利安“一定会保密，不会泄漏半点口风给别人”，“拿出你的小照相机，给她拍张照片”，还告诫朱利安“千万别跟你的院长陷入什么麻烦”。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给母亲瓦内萨去信，宣布了他的“爱情生活”：

亲爱的内萨，总有那么一天，您要见了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她不是，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可爱的人，就是年纪大了十岁)，因为她才真正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敏感最有才华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想等我康复后，我会让她更投入，我现在的身体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的影响和别人对我的影响都不大，但我很了解自己，有句话说得好，游行跟着旗帜走。

母亲告诫他，那是“极其危险的”。他随时可以回到英国，而“可怜的苏(sue)”将为你的越轨行为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陈源院长“颜面扫地”也远比在英国更为严重。

十二月六日，他给他的母亲写信说：

昨天我给你写信时，然后叔华来了。看到信，她对其中一段有关她的话大为光火，所以现在威胁说要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感谢上帝，不是中断我们的友情。今天晚上我们刚还大吵一番，搞得筋疲力尽，但是我想我最终能够说服她——我现在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如果不能让她回心转意我会绝望的。她绝对是我所爱过的最严肃最重要最成熟的女人——而且也是最复杂和最认真的，最善良最迷人的人之一。所以可以预言，暴风雨期已经到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是日伪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日，日本侵华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学生突破反动军警的包围，爆发了数万人的示威游。第二天陈西滢因事外出了，凌叔华去找朱利安商量她母亲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便是在这一天，朱利安与凌叔华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十二月十八日，朱利安写信给他母亲说：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对我倾诉——我们经常这样——我抓住她的手——我感到她在回应我，几秒钟后，她就被我搂在怀里……她说，她过去从没有爱过……她说她什么也不敢相信了，现在却在努力寻找爱情、寻找某些可以相信的东西。

她告诉朱利安，她曾经爱过徐志摩，她与陈西滢的结婚是为了尽义务，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关于爱没爱过徐志摩的问题，凌叔华一直讳莫如深，不肯承认。美国作家特丽夏·劳伦斯在采访她的女儿陈小滢时得到确认。

陈小滢说她母亲曾经“追求过徐志摩”，又说徐志摩“出国时(1923—1924)把许多书信和日记留给她。这些东西直到他去世时(1931年)她还一直留着。我想当徐志摩的遗霜(第二任妻子)试图讨回那些信件时曾发生过不少不愉快。徐志摩还爱过林徽因，她也给他写过信。我不理解为什么从我母亲那里找不到徐志摩书信或诗歌的片言只字。我的猜测是她嫉妒徐志摩的朋友们，并且可能变成他秘密的敌人。我父亲是他的好朋友。我猜我父亲是经徐志摩才介绍给我母亲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朱利安又给好友埃迪回信这样描述凌叔华：

她很害羞，言谈举止都显得害羞……这是迄今以来我最奇特的一次恋爱。她紧张而且热情，就像你的宿敌海伦(苏塔)，她也总爱自我折磨、悲观，常需别人肯定。她们的嫉妒心都强，不愿意失面子。但另一方面，她聪明、可爱、敏感、热情，还是个狡黠的小说家。她是社交的完美导师，帮我挡去了无数的花招。

埃迪·普雷菲尔深知朱利安专爱与女人调情的一贯作风，处处带着布鲁姆斯伯里的习气，他建议朱利安注意流言，不要胡作非为。

朱利安并未听从母亲和好友的告诫，停止自己的“浪荡子”行为，反而变本加利地实施他的“情感攻略计划”，目标很明确，就是拉凌叔华和他“上床”，虽然他的性病使他不免尴尬。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他频繁地给他的母亲写信，竟有十数封之多。

四

凌叔华在北京

一九三六年一月，他打算与凌叔华一起去北平待上三周，“到那里去同床”。

一月十日，他写信给母亲列出向凌叔华的“情感攻略计划”：

一、此事绝对保密，偶尔去汉口找宾馆过夜；

二、征得她丈夫同意后离婚；

三、她可以住到比较近的地方，我可以去看她；

四、我想办法调动到另一所学校去，然后她也可以去。如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我可能和她结婚(我希望按中国法律办，因为这里离婚的程序简单一点，只要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公开宣布离婚即可)。

凌叔华告诉朱利安，她与陈西滢的婚姻是出于“友好，责任和想要结婚”，这之前她与徐志摩曾有过恋情，尽管如此，她仍然是徐志摩的挚友。从上述攻略计划看，绝不是朱利安的一面之词，透着凌叔华的意志和信息。

凌叔华终于等来了去北平的时机。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姨母”克恩慈女士病逝了。

凌叔华与朱利安商定，骗过陈西滢的眼睛，她先一步到北平参加克恩慈的丧礼，朱利安晚一步赶去幽会。可是，凌叔华到北平后，“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什么人都没去看。在房子里穿了笨重的棉衣围着炉子都嚷冷(我本来不怕冷的)，在很好的太阳里晒着也觉不到温暖。旁人却都说这几天忽然变得暖多了，你来得却是好时候呢。母亲怕我病了，劝我出去走走。我说：‘不出去也好，多走一处，将来多留一处凄楚的回忆。多见一个朋友，便多一次的感慨。’我心里其实想说将来中国死无葬身之所的话，怕惹老人家难过，只得默然了。”

这是凌叔华到北平的第三天，写在《悼克恩慈女士》文章中的一段话。从这段话看，凌叔华对母亲也未说实情。实际上她在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情人朱利安的到来。

朱利安大约一个星期后出发。动身以后，他给英国好友埃迪写信说：“我正在去往北京途中，在充满沙尘的北方平原上，我将与情人度过20天的假期。”

一月十七日，朱利安在给她的母亲的信中说：

有心理准备，“纸是包不住火”、也许需要寄钱给我支付回家的路费，或听到我和她结婚并在这里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或她自杀了，如她经常威胁的那样……这一切都似乎有点不真实。

第二天(十八日)，他又给她的母亲去信：

我享受着生活，就像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样：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时就像巴黎一样奇特，你能想象还有什么比同一位情妇一起去巴黎更完美的事情吗？她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她委身于你，十分可爱，在饮食口味上也无可挑剔——是这个世界上浪漫男子的梦想……还有，我要结识中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要去剧院，要去滑冰，还要做爱。

朱利安在另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很快乐，傻乎乎的……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吃饭，不过，可叹的是，在这样一家中国饭店里，你没法炫耀自己的情妇，因为你完全被隔绝在小房间里。

此时，凌叔华被情欲之火冲昏了头脑，在朱利安面前大显自己的门第和人脉关系。她领朱利安到凌府家中做客，带他到沈从文家中赴茶会，还带他到齐白石家中为之求画。凌叔华也一改过去的装束，戴上精致的耳环，时尚的绒帽，风姿绰约，跟朱利安去拜访在北京的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阿克顿。凌叔华在离开北京之前，还领着朱利安到西山郊游，尽管是寒冷冬天，但灰蒙蒙的山峦还是令朱利安激动不已。二月一日，他在给他的母亲的信中说：

在西山的日子里，我们看了许多寺庙。其中有些十分可爱，白色大理石的庭院，布局对称美观：许多装饰华丽的浮雕和一些美的雕塑。有一尊巨大的镀金睡佛，我想象着哪位政界要人送他一双巨大的鞋子。然后，你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我们爬了一座小山，我真的爱上了西山。它是那样的山——从平原上看十分突出，其实它们跌宕起伏，就像旧日的青铜水牛一样，而且体积巨大，色彩浓厚。我真的能在北京生活的十分愉快，但我想我还是更爱查尔斯顿。

参观卧佛寺镀金大佛，令朱利安眼羡，他贪婪地想象，有哪位政界要人送他那双“巨大的鞋子”就好了。

北京之行还使朱利安做起了凌叔华家里的财产梦。

他设计凌叔华如果和陈西滢离婚，他鼓励她继承北京家中遗产，来维持经济上的独立。二月三日，朱利安给埃迪写信说，“相当幸运……能够拥有大笔财产，还能够通过写作和绘画养活自己”。并设想让凌叔华把那个“邪恶的姐姐”从家里赶出去，以便保住她的遗产。

年关的钟声就要敲响，凌叔华不得不回武汉同家人团聚。朱、凌北平浪漫之旅，就这样在“千金良夜”中落下帷幕。

五

凌叔华、朱利安从北京回来之后，他们时相过从，继续混在一起。

朱利安想帮助凌叔华把她的作品译成英文，办法是先由凌叔华翻译，再由他加工、修改。这些稿件被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接受，拿到英国的《伦敦水星》杂志却被拒绝。

六月初，妹妹淑浩和她的丈夫陈克恢从美国回来探亲，叔华接到母亲来信，便带小滢赶回北平与他们团聚。

凌淑浩的外孙女魏淑凌在《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一书中写了这次回北平的活动：“七月和八月都在那里。在北京期间，与那些作家、画家和其他朋友见面占去了叔华很多时间，但这几个星期，凌家两个最小的姐妹又一次与她们的母亲住在了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睡觉。姐姐淑芝也时常顺道来家里看看，拉着他们的儿子‘汤姆’，买了玩具，到火神庙看木偶戏。淑浩还到曾经就读的协和医学院、冯耿光表哥家，和朋友们会面、吃饭、聊天。他们原想不久从美国回来，看到日本侵略的魔爪已伸到了华北，在亲友的劝说下，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暑假到来的时候，朱利安和他的学生叶君健(后来成为作家、翻译家)、德里克·布莱恩，还有汉森·罗伊一起，前往西藏探险、打猎。他们先是乘船东下，游江西庐山。在途中，他给凌叔华写信说，这些人没有谁与“陪我共游北京的你相媲美”，他无限向往“大山、凉风和运动”。他还买了步枪，去牯岭射杀野猪，这使他兴奋不已。从庐山下来，朱利安等折而北返，向西经四川去西藏。尽管路程遥远艰苦，朱利安仍然激情满怀。途中他写下若干首诗篇，其中《交合之后》，写得是他与凌叔华的甜密回忆：

横越，跨过，纠结的蚊帐

脆弱的维纳斯，迷惑的战神

陷坑已张开铁网

锈痕斑斑，如潮涌的星

自然尚容许穿透

只挡在一层皮膜前

墨画的节肢动物可以生殖

在切嚓响的搏击中

螃蟹肢腿在海的拥抱中扣紧

咸味的黏液，向深海沉没

逃逸，海风飞过寒冷

绯红的落日，黑色的断树

陡峭的英格兰鸟语悬壁，直到老

在沙滩上纠结着，我们睡

诗的选题格调不高，但意象清新。尤其是诗的结尾声两句，独特新颖，很有诗的冲击力，如一束初夏的闪电，会将心灵灼伤。

在朱利安结束从西藏旅游回来的时候，廖鸿英和英斯·杰克逊从英国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归来，英斯也是英国人，朱利安和她一见钟情，如一蓬野火倾刻间燃烧起来。

朱利安与英斯的传闻让凌叔华陷入狂乱，她一改过去的高雅与娴静，怒斥朱利安不负责任，并以死相威胁。她随身带着一瓶老鼠药和一把刀子，如若不然就吊死在朱利安屋里。

朱利安公然用种族歧视来回应凌叔华的挑战，盛怒之下说凌叔华是“中国式头脑”，“中国人是下等民族”，“一个贤明的帖木儿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阉割他的男性公民，让女人同北欧的日尔曼或印欧的亚利安民族结合——所生的后代一定很不错”。

由于凌叔华的吵闹，迫使朱利安改变了态度。

此时武大管信件的人也从中得知了朱、凌不轨的信息，一时间传遍校园。后来廖鸿英将二人的暧昧关系传到陈西滢耳中。十月的一天，朱利安和凌叔华被陈西滢堵在屋里。陈西滢暴怒地“打碎门上的玻璃，想硬闯进卧室里去”。然而，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以极大的宽容让凌叔华自己做出选择。由于双方都想顾及面子，凌叔华选择了断绝与朱利安的关系。而朱利安为平息剑拔弩张的关系，“以事不关己的立场辞职”，被迫离开中国。

至此，朱利安只剩下无奈和悔意。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埃迪的信中说：“愈加麻烦了，我对那事已经相当厌倦了……已不再合我口味了”。

朱利安在离开武大之前，这样写信给凌叔华：

有许多事情都将会非常好。最好的便是我们打败了法西斯，你们打败了日本，然后明年秋天你就可以来查尔斯顿……我们不需要再担心地位、传统、流言等等，只需要从此幸福生活。

是安慰，是怕凌叔华自杀，是画饼充饥？

此后，朱利安向学校假称先到南京，再转道上海，从上海离开中国。他还让轮船公司的朋友帮他作一份声明。实际上，朱利安是从武汉南下广州，再由此转道香港，乘船返回英国。而凌叔华假称回番禺老家处理父亲遗产，先一步赶到广州，与朱利安见面，共度最后时光，而后再送朱从香港上船。同朱利安一同回国的英斯也在那条船上，尽管朱利安力图不让两人碰面，结果二人还是碰上，不过都让他应对过去了。

朱利安在离开武大之前，陈西滢曾与他有过一次交谈，定下所谓“君子协定”。当陈西滢从廖鸿英那里得知凌叔华去香港和朱利安相会，

1937年朱利安(左一)在西班牙前线

即给他写信，指责他不守信用，“不是一个君子”。而凌叔华面对丈夫的质问，推说：“如果他想见我，我负不了责任。”

朱利安离开中国后，他仍不断与凌叔华书信往来。

六

一九三七年，朱利安回到英国后，不顾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和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劝说和反对，执意到西班牙战场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并当了一名救护车司机。七月十八日在马德里之战中，他驾驶着救护车未能躲过敌人飞机的追击，被榴散弹炸死，埋在了马德里北部的弗伦卡拉尔。瓦内萨回忆说：“他伤势非常严重，不可能生还。医生告诉我朱利安表现得多么优秀，他带回了数以百计的伤员。”

朱利安战死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学，正值秋季开学之际，学生们为他开了追悼会，地点在文学院的第一教室。正在武大读书的学生吴鲁芹后来回忆，陈西滢以文学院院长身份出席追悼会并作了发言，说朱利安·贝尔是很有希望的作家，但是不知怎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了，而且牺牲了性命。就在这时会场一角发出嘘声。当陈西滢走下讲台，一位学生就冲了上去，大叫贝尔先生是为主义而死，不懂的这个就是不了解贝尔先生，就不配来纪念贝尔先生。他一面指责墙上挂的大幅挽联：“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送这副挽联的是抗敌问题研究会。他说这种不了解贝尔先生的行为，正说明他们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接下来就有人去朗诵挽诗，并有人带头呼口号。挽诗和口号都与贝尔不相干，肃穆的追悼会变成了群众大会。陈西滢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不动声色，一直到散会，才默默地走出会场。

朱利安·贝尔去世的第二年(1938)，由他的弟弟昆丁·贝尔编辑了纪念文集《散文、诗歌与书信》，由伦敦贺加斯出版社出版发行。

朱利安·贝尔生前写的《中国日记与笔记》，现存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约翰·康福德、朱利安·贝尔合传《到前线去》，由两位英国学者撰写并出版。约翰是朱利安牺牲在西班牙战场的剑桥同仁。

凌叔华和朱利安·贝尔在武汉大学十六个月的婚外情，不管是帕特丽夏·劳伦斯所著《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还是魏淑凌著《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其资料主要来源于英国上述著作和资料。

直到凌叔华一九九○年在北京病逝，她与朱利安·贝尔这段婚外情，世人也知之甚少。即使当年武大的老人知道一些内情，碍于传统，大都为尊者讳。

第十七章  内迁前夜

一

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救亡团体等大部迁移到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轰轰烈烈展开。武汉大学一时成了抗敌指挥总部，武大的操场也变成了军队的训练场。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等十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文协理事。文协未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一切工作。

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等亦参加了抗敌协会的工作，陈西滢被推举为抗敌协会理事。苏雪林为支援抗战，捐出了平时积蓄的三根金条。

一九三七年秋天，凌叔华在武汉接待了从上海流亡来的萧乾夫妇。

凌叔华对于萧乾夫妇的到来非常热情，马上腾出楼上房间，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书房里。那时日机不断来空袭，凌叔华一家便和萧乾夫妇到湖区跑警报。

杨振声、沈从文这时从北平也逃到了武汉。

杨振声早在清华大学任教和燕京大学兼课时，就认识萧乾，他是萧乾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此时从凌叔华处得知萧乾失业，随即收为教科书编写班子的临时人员，萧乾夫妇也从凌叔华寓所，搬到杨振声在珞珈山脚下租借的住房。

由于同住珞珈山，凌叔华和萧乾、杨振声、沈从文这些老朋友常有往来。凌叔华不断给予这些朋友生活方面的照顾，然而，由于时局日紧，不容他们去谈论文学。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空袭日益频繁，这些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这群文化人租住的珞珈山下的房子，门前有一个竹牌坊，上面有五个“福”字，他们就戏称为“五福堂”。杨振声是堂主，大家都叫他杨大哥。然后是沈(从文)二哥，萧乾是三哥，杨振声的大儿子是四哥，沈从文的内弟张寰和是五哥。一群人打破了辈份，平等自由，其乐融融。萧乾平时去武汉大学图书馆选教材，写讲解，遇到拉警报，就跑到附近小树林躲空袭。

暂时的喘息并没有持续多久，前线又传来南口、保定、石家庄被日军攻陷的消息，一批批伤兵接连运抵武汉。萧乾、杨振声、沈从文等打起行装，告别凌叔华、陈西滢夫妇，从武汉去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从文大哥沈云六的家。

在这期间，陈西滢听说父亲被日军飞机轰炸亡故，便冒险回了一趟无锡老家，陈西滢的弟妹均在外读书，他只得把母亲和大姐接到珞珈山居住。母亲和大姐信奉佛教，便在家里摆起了灵堂，每天吃斋念佛，为死者祈福。凌叔华本就对陈家印象不好，此刻朝夕相处，亦无共同语言，她倍受折磨，只让女儿小滢中间跑来跑去，由陈西滢去照顾她们。

一九三八年四月，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和诗人W·H·奥登来造访武汉大学，凌叔华也参加了武大为他们举行的茶会。他们是为撰写一本中日战争的书来中国，尽管大家为战事“忧心忡忡、情绪暗淡”，然而凌叔华还是努力表现出了应有的镇定。她将自己绘制的扇面赠送给他们，上面不仅有淡雅的东湖风景，还题写了有关抗战的诗句：“正当举国同奋起，惊叹走笔忘吾哀”。她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准备了一份礼物，装在一只精巧的小盒子里，“衬垫上是一颗象牙雕成的头颅”，请他们回去代为转交，因为他们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友人。

二

在国民党首府南京被困之时，从北方彻退下来的伤病员，也大量的聚集来武汉。面对当前抗日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唤起全民抗战意识，鼓励前线士兵英勇杀敌，成为全民不可或缺的工作和义务。武汉大学师生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分批分期去慰劳武汉三镇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凌叔华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她与苏雪林选了一个平日慰劳人员去得少的汉阳。一打听，汉阳的伤兵医院不在汉阳的市中心，而是在汉阳南边靠长江边上的鹦鹅洲，总名称为第十五伤兵医院。

早上八时，她与苏雪林等十人从武昌渡江到汉阳，在那里雇了两条小船，装上两挑子慰问品便开船了。

走了一刻钟，她们才发现船并不是在江里走，而是在漫了水的陆地上走。凌叔华骋目环顾，到处一片汪洋，在浮出水面的房屋顶上，一丛丛树梢露在空中，远远望去，像一丛丛水草。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霏霏细雨，即使打开雨伞，也不能完全遮住身体。已是十月天气，她们被这秋雨打得又湿又冷，不禁打起了寒战。

沿途人家房屋皆半截泡在水里，屋里只好搭起木板，一家男女老少，站在上面，守护着他们的绳床、瓦灶和破盆烂罐。这是他们唯一的家产。有的墙体因浸泡已大片脱落，豁开的墙用破席挡着，有的屋内搭起的木板已经倾斜，摇摇欲坠，这是日军轰炸造成的“人间地狱。”

一个多小时后她们下了船，走过一个臭水泥泞的夹道，这便是第十五伤兵医院。

迎接她们的是医院的吴主任，在他的引领下，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凌叔华、苏雪林等人共走访了四座伤兵疗养所。这哪里是什么医院，实际上是从前的会馆。但那些厅堂还算宽敞，空气也还流通。这些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排排病床上，铺着灰色军毯，盖着薄薄的棉被，身上穿着印有红十字的短棉袍。

凌叔华说：“这样的床，让我们睡一天，准保会背痛。”

苏雪林说：“看上去还好，比上海的伤病医院要好一些。”

她们分开与伤兵们谈话慰问。

这批伤员是抗战开始较早投入战斗的士兵。有宋哲元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师在北平、宛平战斗负伤的士兵；有汤恩伯的第十三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在北平南口战役负伤的士兵；有孙连仲、曾万钟、关征麟部参加河北保定会战负伤的士兵；还有参加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负伤的士兵。这些士兵有的来了一个月，有的则刚来一个星期。士兵大部分是炮伤和弹伤，有的断了臂，有的伤了腿，有的伤了胸，大都经过手术，现在正在休息。在凌叔华看过的二三百名的伤兵中，他们没有一人因病痛而呻吟，也没有一人因负伤而怨天尤人。

凌叔华问：“你们负了伤，一定很痛苦吧!”

一个断臂的士兵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受点伤不算什么。”

有的士兵说，我们心里很急，盼着伤快点好了，快到前线同兄弟们一起打小日本，蹲在这里算怎的。也有的士兵说，我们吃亏是武器不行，没有飞机大炮，光靠轻武器远远不行。还有的士兵说，我负伤后是老百姓把我救下来的，子弹是在北平协和医院取出的，弹片是在河北保定医院取出的。凌叔华早年在这两个城市上学或生活过，谈起这些医院她并不陌生，跟这些士兵谈话，不觉拉近了同他们的距离。

有一个士兵告诉凌叔华，他身边躺着的这个兄弟，一个手榴弹投过去，炸死了十三个日本兵。这个士兵又告诉她：“日本兵不善夜战，晚上非睡觉不可。我们就趁黑夜去摸他们。”

这些伤兵年纪大都在二十岁上下，体格健壮，十分和善，但对日本侵略者却同仇敌忾。

医院一天两顿饭，这些北方来的士兵吃不惯大米，希望多做一点面食。

凌叔华走到手术室看了看，这里医疗设备十分简陋。

吴主任说：“希望红十字会给医院增加一些医疗器材和药物。特别是X光透视，麻醉药剂，士兵大都是炮伤，弹片多至七八处，有了这些设备，手术时士兵少受些痛苦。”

凌叔华说：“我们会给红十字会去说。”

楼上是负伤军官养伤的地方，陈设与士兵住的相仿，只有三四个人，伤口大都痊愈了。这些军官告诉凌叔华，全民抗战尤其要有人指导民众，像华北老百姓的心是好的，愿为国尽力，但用着他们时，却帮了倒忙。希望有文化的人多指导民众，给他们作好宣传。

凌叔华把带去的慰劳品托医院领导分给负伤的士兵，不够的以后再补上。新到的伤兵没有被褥，她当即决定把武大战时服务团做的五百多条棉被送来，并再想法捐点钱，给医院做一两千条褥子。

太阳已经偏西，大家饥肠辘辘，她们告别吴主任，便踏上归途。

士兵们掌声相送。

这次汉阳慰劳伤兵，凌叔华无不为之动心动容。她仿佛也被置身于战火之中，枪炮声，呼啸声，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轰鸣。战争原本是让女人走开的，然而此时却迅速地拉近了与她的距离，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士兵，为国捐躯，慷慨赴死，都堪称民族的骄傲!在这国脉如丝的时刻，不管是前方和后方，不管是普通百姓和文化界学人，都应该给他们送去一份热情的帮助和支持。

三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战争动员令，武汉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末就开始筹划内迁事宜，作为陪都的四川重庆，本是最佳选择之地，但因迁入的机关和学校太过拥挤，他们只好选择了远离重庆几百公里的小城乐山。

由于工作需要，陈西滢需要先走一步。他先送母亲和大姐到重庆弟弟那里，叔华和小滢暂留武汉家中。

凌叔华、陈西滢在珞珈山旧居(山前十八栋)

一九三八年六月，武汉已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而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城防布署，准备与日军会战，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珞珈山留给凌叔华的日子不太多了。

就在她离开之际的一天清晨，入住十八栋时栽下的两株木笔(玉兰)的紫红色花朵竞相开放了。

凌叔华望着那美丽的花朵，一时悲喜交加，情绪十分激动。此时盛开的花朵，是对主人培植的辛勤报答，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日寇愤尔怒放，这令凌叔华十分诧异。

在北京，叔华只在潭柘寺见过这紫红色玉兰，且在初春料峭时节开放，六月开放还是她第一次看到，这让她感慨良久，然而，她不得不与它惜别了。

在离开武汉那天，凌叔华和女儿小滢在武昌码头登上一艘江轮，它满载乘客和货物逆水西行，小滢开始流鼻血，几个小时止不住。到重庆，在陈西滢弟弟家住了几天后，又改乘一艘小气轮西行，八月的一个晚上，她们到了乐山。夜空下，两岸夹黛的青山，在悬崖石壁上，依稀可望见雕刻的那尊硕大的佛像。

不久，武汉会战的消息传到乐山。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大军与日寇展开长达四个月的争夺，中国士兵以死伤四十万的代价痛击了入侵的敌人。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了，但也大大挫伤日军的元气，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占领中国的企图，使日寇不得不陷入战争的泥潭。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进入武汉三镇，武大校园成了日本侵略者司令部，凌叔华居住的“十八栋”，也成了日寇军官的住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武汉大学的怀抱。

第十八章  乐山并未带来快乐

一

一九三七年冬天，战争的火焰迫使武汉大学搬到长江上游的四川小城乐山。凌叔华、陈西滢一家也随校西迁，把家安在了城北嘉乐门的半壁街。

这座小城坐落在大渡河、岷江和青衣江的交汇处，东北为丘陵，西南为山地，下游为三江冲积平原。乐山始建于我国春秋时代，北周置嘉州，南宋升嘉定府，清雍正改乐山县。

武汉大学的文学院、法学院就设在文庙里，中间大殿为图书馆，两庑是教室。校长室、教务长室和校办公室在文庙的后面。而理学院、工学院则设在城西。各院办化验室设在钟鼓楼。到乐山后，校方不再提供教职员宿舍，各自找人租赁，大都住在城内的鼓楼街、半壁街、玉堂街和丁东街。

武大开课不久，寒假便到了。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相邀到凌云山游览。

凌云山在乐山城东岷江的东岸，与古城隔水相望，最早称青衣山，因唐代建凌云寺而得今名。这座山雄伟秀丽，朱楼画檐，绿树掩映，高崖峭壁上雕凿着许多佛像。古人称：“夸父之巧，巨灵之工，一至是耶”。

山上最著名的建筑是凌云寺，初创于唐开元初年(713)，清康熙六年(1667)重建。凌云寺巍峨壮观，画檐飞角，正中高悬巨形金匾，集苏轼书“凌云禅院”于其上。两旁书刻“大江东去，佛法西来”的诗联，气势磅礴，有佛法庄严之感。寺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

灵宝塔耸立于凌云寺后面的灵宝山上，始建于唐代，共十三级，风格与西安小雁塔相似。登临可四处远眺，视野开阔，乌尤山、乐山城、三江之水尽收眼底。

璧津楼在后半山的山道上。原址在乐山城南门，始建于宋代，后移建在洪川庙的废墟上。因南门原为渡口，青衣江出璧玉而得名。楼上有古人题刻的“闲听秋风，静眠凉月”， “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等匾额，驻足其间，有松风明月之意境。

乐山大佛雕凿在凌云山西壁石崖上，是这里最著名的景观，佛像坐东面西，通高七十一米，肩宽二十八米，远眺峨眉，近瞰乐山，双目欲睁似闭，面容慈祥肃穆。唐开元初年(713)，海通和尚为平水患，开凿了这尊大佛，历时九十年才建成。

从大佛背后的夹道前行，经海师洞左转拾级而上，便是东坡楼了。此楼为木质两重结构，原为明代魏忠贤祠，传说苏轼曾在此读书，后人便改祀为东坡楼。

初踏乐山山水的欢乐，凌叔华被战争火焰烧灼的心，暂时得到了安顿，这里的青山绿水也为她洗去一路的尘垢，她当时不知道，战争的洗劫竟是如此漫长，在这座小城一住便是八年。

二

武大从珞珈山迁来乐山不久，内部斗争便表面化了。一方面以校长王星拱为首的“淮军”，开始拉拢各系的主任；另一方面是以教务长周鲠生为首的“湘军”，他的做法是巩固院长级，但经常处于劣势。

他们虽然都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发展到现在，已是各有天下。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维持着绅士的架子，因住在东吉祥胡同，有人称他们为“吉祥君子”，但到了乐山，绅士们便没有那份风度了。

王星拱，字扶五，一八八八年生，安徽怀宁人，早年考取安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化学，一九一六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一九二八年到武汉大学任系主任、副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世杰走后他接任了校长。

周鲠生是湖南长沙人，一八八九年生，早年留学英法，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八年到武汉大学生任教授、教务长。

陈西滢虽不是湖南人，因着与周鲠生的私人关系，他被划入了“湘军”阵营。他主持的文学院得罪了中文、外文、教育三个系的主任，在武汉时还不明显，这时教授们经过系主任的挑拨，把平时的怨气一齐向陈西滢洒来。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文系由陈西滢推荐请了两位教授，一位是叶圣陶，一位是高晋生。由于中文系主任刘博平与高晋生是同学，攻击得不那么露骨，而对叶圣陶则不同了。叶圣陶不是大学毕业，虽写过几部白话小说，却成了刘博平攻击的话柄。刘攻叶的名言是“白话不算是文学”。他还派他的得意门生朱某跟班听课，这位助教逐字逐句记下来，每周向刘博平打小报告。刘博平把这些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叶圣陶文理不通的罪名。王星拱也加入到攻击叶的行列，让他的同乡、中文系的一名姓徐的教授大肆进行义务宣传。

朱东润是一九二九年来武大中文系的，因是陈西滢邀请来校，王星拱、刘博平也把他划到了陈的一边。因武大新生语文成绩太差，陈西滢为加强中文系基础学习，提议由朱东润讲授六朝文这一课程。朱费了很大气力，做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就在这时刘博平却决定六朝文不开了，又叫朱东润开《史记》课，于是朱只得又去写《史记》的讲议。

那时刘博平把中文系的刘、徐二教授划在自己一边，叶圣陶、高晋生、朱东润划到陈西滢一边。苏雪林从师友关系上应在陈西滢一边，刘博平看在她是安徽人的份上，没有给她过多的难堪。刘博平看到中文系自己势力不足，在王星拱的支持下，又拉了黄、徐两位教授作支柱，还从中央大学请来一位姓李的讲师，人手齐了，便开始进行排挤。

一九三九年秋天，因“恒言”事件，打破了中文系表面的平静。

刘博平为入学甄别考试，将柳宗元的《佩韦赋》译为“恒言”，要中文系的教师去监场，学生问什么是“恒言”，教师们都答不上。到文庙阅卷的时候，正好警报响了，于是大家都退了出来。叶圣陶、高晋生、朱东润回到住处，商议着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恒言”二字，不解所指，未便参加阅卷，签字后公开致信校长王星拱，狠狠抨击了一下刘博平。

八月中旬，陈西滢、凌叔华与朱东润相约同游了一趟峨眉山。 峨眉山在乐山西边不远的峨眉县。这座山海拔三千米，上山要走三天，下山快些也要走两天。它与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山西的五台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山上寺庙建造于东汉，大小寺庙近百座，主要庙宇和风景区有报国寺、万年寺、伏虎寺、清龙江栈道、洪春坪、仙峰寺、洗象池、金顶等十多处。山上峰峦起伏，雄秀叠翠，真不愧为“峨眉天下秀”的美誉。

当他们一行回到峨眉县的时候，忽然天上飞过三十多架飞机。峨眉县城立刻拉响警报，然而峨眉县没有被炸，却轰炸了乐山县城。

这一次乐山县城损失惨重，全城一片火海，焦枯的臭味达半月之久。城中心的主要建筑被炸毁三分之二，庆幸的是武汉大学师生伤亡不大。

杨瑞六、袁昌英的家化为灰烬，只有人逃了出来。杨瑞六在匆忙中救出了他《货币与银行》一书的手稿。

经过这场轰炸，武大秋季开校日期推迟了。陈西滢的住处没有受到损失，而他在武大的形势已经输定了，文学院院长被架空，没有工作可干，自己开的课是教熟了的，他让凌叔华留在家里照顾老小，他邀上朱东润又到青城山旅游去了。

不久叶圣陶辞职，到四川省教育厅郭有守那里当了语文视察员，高晋生则去了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稍后朱东润也辞了职，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十月初，陈西滢、周鲠生先后辞去文学院和法学院院长之职。王星拱看到中文系刘博平和外文系方重反对陈西滢太过露骨，便决定由教育系主任高翰来接任文学院院长一职。

凌叔华在武大虽没有职务，而这样的人事变动也影响到她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陈西滢的事，令她的心也难以平静下来。

三

战争进入了胶着相持阶段，全国的抗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国民党内部分裂，国共合作摩擦，战场胜负难测，抗战初期那种激情渐渐式微，而陈西滢的辞职，给家庭的冲击也影响了凌叔华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四月，凌叔华在《后方小景》一文中，不无调侃地描述：

春天的夜晚“严寒彻骨”，“梦回时，远近都是咳嗽声”的“重伤风”。“天亮了，小孩吵、闹肚子饿，大人心烦了，吧吧批了脸”。

沿河边的厕所，清风传送味气；靠城门的大街上，小贩水一样进城；城门边，两厢的店铺照常开张，但一夜间货物涨了价。马路中心，一长队童子军走过，在衣衫破旧的小贩中“着实显得仪表不凡”。而人们依然故我地谈论着卖主涨价，是因为“缺货”。

街上的童子军“向茶馆借了条结实的板凳”，一个学生站在上面讲，“国家已到最后关头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板凳上的学生嚷得额上鼻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点，脸上通红如喝了烧酒，一直红到脖子根。”而围着听讲的人则诡异“有什么不得了的事值得这学生这个样子”。

“听了一会，有三个聪明的听懂了”，原来是“东洋人强占了许多地方，抢劫了许多东西，打死许多‘同袍’”。这个学生“原来是抱打不平的，他要替人家报仇，叫大家帮他”。有的说“这年月真稀奇，花了钱放着书不读，倒派他们出来‘代缘告帮’”。还有的说“我说这叫‘狗咬老鼠管闲事’，报仇，哪里轮到小孩子身上？”

这就是“后方”的抗战。凌叔华用少有的讽喻笔法，通过一个个场景，一段段对话描述，把事关国家命运的严肃话题，弄得走了腔，变了调，令人哭笑不已，甚至成了闹剧。文章题目曰《后方小景》，然小景不小，其背后揭示的，俨然是一个全民抗战动员不深入的重大课题。

在关注全民抗战的同时，凌叔华的家庭“战争”也爆发了。原来陈西滢的母亲和大姐在重庆跟他的弟弟居住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凌叔华本就与她们性情不合，此时因生活条件艰苦，住处又狭窄，家里的气氛就紧张了。自幼被别人侍候惯了的凌叔华，如今去侍候一家老小，跑街，做饭，劈柴，洗衣，心中自然诸多不平。加之不耐四川的气候，又患上甲状腺炎，多方求治，然收效甚微，情绪不好时常常向陈西滢发作。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西滢刚刚辞职，凌叔华的母亲李若兰在北方去世了。

卢沟桥“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北京，凌家史家胡同的住宅遂成不安全之地。李若兰考虑天津德国租界那所房子空着，相对比北京安全，于是便搬到那里居住。在天津，李若兰很可怜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尽力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地方。有的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李若兰感染了肺炎，死在了那些陌生人中间。

凌叔华接到母亲病逝的消息，便收拾行装，告别西滢和他的母亲、大姐，带上小滢，急急赶往北平。叔华告诉女儿是为她外祖母处理后事。小滢不知道，这是不是去北平的真正理由，还是找借口离开乐山。

第十九章  北平奔丧

一

凌叔华一行回到北平故宅，第二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李若兰(约摄于一九三○年)

那时因中国四处是战区，她便沿着朱东润刚从无锡返回乐山的路径，按图索骥，重又走了一遭。

她带小滢先由乐山乘汽车到重庆。在陈西滢表舅吴稚晖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买了重庆到贵阳的汽车票，凌叔华母女很快就上路了。路上经綦江、松坎、娄山关、遵义、永靖到贵阳。过娄山关时，秋雨绵绵，山路左拐右绕，路上十分难行，稍不留心就会滑到山谷，做了野魂山鬼。到贵阳时天色已晚，他们找了一家简陋的客栈，吃完饭便睡下。

从贵阳到昆明要经过安顺、六盘水、曲靖，路上大约有两天行程，第三天才到达昆明。从昆明到越南河内的火车票好买，凌叔华没有停留，稍事休息便登上了去河内的火车。河口是中越之间的一条界河。过河口的时候，凌叔华望着桥下的流水告诉小滢，这边土地便是越南了。到河内她们又换乘火车到海防，那里办手续很简单，不长时间便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

凌叔华和小滢在香港没有停留，买了到上海的船票，第二天一早便登船北上。船到汕头时，城市早已被日机炸毁，全城一片瓦砾。到达上海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更为糟糕，四处飘着膏药旗，港口满是穿黄衣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个日本兵要和小滢说话，凌叔华赶紧把她拉过去，叫了一辆人力车，匆匆离开码头，直奔陈西滢弟弟家。凌叔华在上海稍事休息，让陈西滢的弟弟帮助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

凌叔华与女儿小滢等(摄于北平家中)

回到史家胡同旧宅，只有同胞大姐淑芝带着十五个孩子在那里度日。母亲死时，二姐淑萍没从上海赶来，小妹淑浩远在美国，丧事自然全由大姐承担。淑芝告诉她，母亲孤零零一个人住在天津，临死前她才把母亲接回北京侍候。母亲死后，她无力将母亲安葬，只得暂厝法源寺内。

淑芝的丈夫虽是原铁道部长的儿子，但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此时连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找不到。淑芝丈夫带着他们生的十五个孩子住在这里，只能扎紧裤腰带勉强度日。

没过多久，这两姊妹为争夺剩下的房屋发生了矛盾，整日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叔华设法将庭院租给一家日本人，想逼淑芝一家搬出去。淑芝发现自己中了妹妹圈套，便挥起一把菜刀，怒气冲冲追得叔华满院子跑。小滢被这场景吓坏了，只好钻到桌子底下躲避。

小滢后来说，她怀疑母亲一直和日本人有来往。等房客一搬进来，叔华和小滢就搬了出来，在离开老房子的时候，小滢还看到院子里有辆三轮车，车把手上飘着两面小旗，一面是日本占领的满洲国旗，一面是日本的膏药旗。

第二年春天，凌叔华在西山买了墓地，才把母亲的灵柩从法源寺移来安葬。以后她还打算把母亲的灵柩迁到故乡深井凌家的墓地去，但等到多年之后回来，在榛莽荒草间她已无法找到母亲的墓冢了。

二

开学的时候，凌叔华把女儿小滢送到燕京大学附小上学。为了解决北平的生活之需和上学费用，她把史家胡同的房子出租，然后又在海淀羊圈胡同三号买了一个小院，暂时把家安在这里。

陈小滢保存在纪念册里，至今还记载着燕大附小同学的名字：

在燕京读书的同学、女同学有：

刘毓贞、洪爱兰、陆瑶华、容□瓘、赵春生、黄意亚、阎心宜、赵景葵、谢孟媛、白迺宏、曹雁宾、周懿芬(中—甲的)。

中—乙的同学有：

全美贵、赵毓玲、张广利。

六年级的女同学有：

齐文颖、吴户生。

从前的友有：

查全性、查其恒、查有恺。

陈小滢

一九四一年六月，陈小滢在告别清华附小，南返四川乐山时，纪念册还保留了两名同学的临别赠言。一名是赵景葵写在活页卡片上留言：

小滢学姐：

平素你天真活泼，谦虚和霭的态度，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旦离别了，使我非常悲伤。

望你以后永远保持你那天真活泼，和霭谦虚的态度吧。

学妹(赵)景葵赠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

另一名是谢孟媛写在活页卡片上的留言：

小滢友留念：

“你愿人怎样待你，

你就怎样待人。”

友(谢)孟媛写于燕园  一九四一年六月

这是小滢岁月的留痕，如今读来十分珍贵。

这一年，陈西滢为《中央日报》猛写社论，遣责日本侵华罪行，然而却给在北京的凌叔华找了不少麻烦。凌叔华回忆说：

抗战时，陈西滢在重庆为《中央日报》猛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我当时在北平替母亲办丧事，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问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给陈先生写信，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

陈西滢的工作，一直是凌叔华挂在心上的大事，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她给在美任大使的胡适写信说：

这两年他为王星拱(现在武大校长)排挤得十分苦恼。王抚五为人一言难尽，他在我们朋友中的外号叫王伦(水浒上)，嫉才妒德，不一而足，且听信小人，不择手段行事。因此武大几根台柱如瑞六、鲠生、南陔、通伯都辞了职了。现在都打算走，不过雪艇拦着他们，仍在教书，迟早怕都得走。

通伯为抚五压迫得也辞去了文学院事。现在校中一切开倒车，武大声誉远非前比。因为通伯身体不强，我想他这样牺牲下去，太不值了，故写信同你商量。

胡适接信后对陈西滢的事非常关心，经与西南联大联系去那里教书，联大很快发来了邀请函。

陈西滢经过考虑后还是推辞了。他向胡适去信表示感谢，并说明不去原因是母亲病得不能起床了。在此之际，尽管他再厌恶这个地方，眼前也只能待下去。

不久，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没过多久，他的姐姐因抑郁症重病缠身，陈西滢又要照顾这位终身未嫁的姐姐。在姐姐病入膏之时，仍双目直睁，咽不下最后一口气。还是弟弟知道姐姐的心意，陈西滢跪在她床前喃喃诉说一番，答应等抗战胜利，一定把她和母亲的灵柩运回老家无锡胡埭镇姚家湾祖坟安葬。姐姐听了弟弟这番话，才慢慢合上眼睛。同事们见此情景，无不落下同情的泪水。

屋漏又遭连阴雨，独自生活在乐山的陈西滢，厄运真是如影随形，一刻也不肯离身。又是一个中秋节到了，云敛晴空，水轮乍涌，母亲和姐姐走了，妻子和女儿又远在北平，真是无半子之依，空对天上一轮明月，他热泪滂沱，悲从心起，他本不善诗，此刻因情所牵，他拿起笔来，他写下《中秋即事》一诗，以填补心灵的空虚：

乐山又过中秋节，

独酌陈眉独自愁。

云雾也怜人寂寞，

不教圆月照江楼。

年光暗逐江流去，

故里何时可重回。

一夜旅愁眠不得，

眼看晓色入窗来。

艰难世事，耿耿难眠。他浊酒独酌，头一次尝到命运的捉弄，他怎么能不愁呢？

三

在沦陷了的北平，与凌叔华能够交往的人大都南去了，无人愿在日寇的铁蹄下过苟延残喘的生活。

周作人是她从前燕大的老师，如今他成了日伪文化高官，无人再与他来往。即使凌叔华一次在火车站与他不期而遇，也是躲在人丛中走了过去。

她实在寂寞的时候，便进城去找常风。战前常风曾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当助理编辑，凌叔华是这个杂志的编委之一，彼此也都熟悉。常风常写些书评，给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寄过稿件。他比凌叔华年轻，进入文坛晚了一辈儿。有时凌叔华带小滢进城，去常风家歇脚。那时邓以蛰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迫于经济拮据，想卖清代恽南田一副对联变现。琉璃厂曾出价三百元收购，邓以蛰没有变卖。凌叔华听到这个消息，便请常风为之疏通。而常风知道邓以蛰对此联爱不释手，便让她也出琉璃厂那个价码。凌叔华权衡再三，想以二百五十元为限。无奈常风只得再到邓以蛰门上游说，没有想到邓异常爽快地说：“都是熟人嘛，她想要，拿去好了，不要说什么钱多钱少了。”

就这样，买家出了个傻数，卖家也得了个傻数，“二百五”成交!

在北平，凌叔华最忘不了的还是创作。

到那时，她写了若干个短篇小说，结成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子，虽在文坛有了一定影响，但她没有一部中长篇小说问世。在这段日子，她虽与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和他的姨妈英国著名作家伍尔夫书信往还，探讨英文自传写作，但她的目光从未离开对中国现实观察。一年多日军践踏下的北平生活，时时有些故事和人物细节在她心中涌动，而许多作家在敌战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缺乏的。于是一篇《中国儿女》中长篇小说构思完成，并开始了创作。

小说讲的是北平沦陷区一个寡母与她的儿子、女儿的故事。在城里不时有人偷袭日本士兵，于是日军抓捕并杀害了大批老百姓。寡母的儿子建国是个中学生，他拒绝参加日本皇军的检阅，与同学跑到外面找抗日队伍去了，在郊外他亲眼看到村民对日本宪兵和汉奸的惩处。建国走后母亲到处去找他，结果被日军抓了起来。建国的妹妹宛英四处求助，终于找到了在日军关押处受尽折磨的母亲，宛英将她接回家后，留下一封信也走了，并嘱她去找哥哥去了，千万不要派人去找她。

这部中篇小说后来发表在熊佛西在桂林主编的《文学创作》杂志上，署名素华。

许多年后，叔华妹妹的外孙女魏淑凌所著《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一书中说：“她写这篇作品原因可能是为了赚钱；也可能是为了掩饰她在北京与日本人不太光彩的私下交往；或者是为了作尝试表现革命、民族感情的作品；也可能是这些原因都有。”这其中“不太光彩的私下交往”并非推测。

据了解，凌叔华在沦陷区北平，确有一名日本人和她关系非同一般，从二十年代延续到抗战期间，那时已是日本政府的高官，抗日战争结束后被定为战犯。《中国儿女》中广田的形象就有他的影子，生活中他送给小滢一辆童车，小说中广田则送给宛英一块手表。

一九四一年五月，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接到美国政府的训令，让他结束燕大校务，准备撒退，他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同学们到大后方还是到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根据地，凡是参加抗日活动，学校和他本人都会给予支持。凌叔华也感到，她在北平不能再待下去了。

这年秋天，经胡适推荐，陈西滢要去中英文化协会任职，凌叔华很快结束小滢在燕大附小的学业，打点行装，告别亲友，从北平乘车到上海；然后乘船到经香港、广州、贵阳、重庆，回到乐山。

凌叔华带着小滢且走且停，回到乐山，已是一九四二年的初夕了。

第二十章  青鸟殷勤

那一滴清脆的鸟鸣，打破了两种陌生文化的阻隔，留在身后那一串青青的音符，为广大的世界染爱。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到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长达十六个月的书信往来，是从凌叔华阅读了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开始的。后来凌叔华回忆说：

我曾在战时读了伍尔夫的一篇文章叫做《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心里感触得很，因为当时住在四川西边最偏僻的地方，每天出门就面对的是死尸、难民，乌烟瘴气的，自杀也没有勇气，我就写信问伍尔夫，如果她在我的处境下，有何办法？

弗吉尼亚·伍尔夫摄于1903年

那时她的恋人伍尔夫的外甥朱利安·贝尔刚在西班牙战争中死亡，她正经受着情感上的折磨，三月三日她第一次给伍尔夫写信说：

除了灾难，我还有内心深处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

紧接着，凌叔华第二天又写了大体相同的第二封信。信是寄到伍尔夫姐姐瓦内萨那里再由她向伍尔夫转交的。

伍尔夫年长凌叔华十八岁，是一个很有建树的作家，已出版了她的全部主要作品，在英国早已斐声文坛，并有了国际声誉。而凌叔华只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此刻正向自传体长篇小说领域涉足。

伍尔夫接到凌叔华的信后，四月五日回信说：

……瓦内萨刚刚又转来你三月三日的信，但愿我能对你有所帮助。我知道你有充分的理由比我们更不快乐，所以，我想要给你什么劝慰，那是多么愚蠢呵。但我惟一的劝告——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劝告——就是：工作。所以，让我们来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就值得做的工作。我没有读过你的任何作品，不过，朱利安在信中常常谈起、并且还打算让我看看你的作品。他还说，你的生活非常有趣，确实，我们曾经讨论过(通过书信)，你是否有可能用英文写下你的生活实录。这正是我现在要向你提出的劝告。你的英文相当不错，能给人留下你希望造成的印象，凡是令人费解的地方，可以由我来作此修改。

你是否可以开一个头，把你所能记得起来的任何一件都写下来?由于在英国没人知道你，你的书可以写得比一般的书更自由，那时，我再来看看是否能把它印出来。不过，请考虑到这一点：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消遣，而是当作一件对别人也大有裨益的工作来做。我觉得自传比小说要好得多。……

无论如何请记住，如果你来信谈到有关你自己的任何事，或者是有关政治的事，我总是高兴的。能读到你的作品，并加以评论，对我来说是一大快事。因此，请考虑写你的自传吧，如果你一次只写来几页，我就可以读一读，我们就可以讨论一番，但愿我能做得更多。致以最深切的同情。

三月二十四日，凌叔华又致信伍尔夫，告诉她自传已开始动笔。伍尔夫收到信后，四月九日复信说：

几天前，我收到你三月三日的信，当即写了回信，可是我真蠢，竟忘了寄航空信，因此，我补寄此信。告诉你我已经写了信。我所要说的惟一重要的事，是请你撰写你的自传，我将欣然拜读，并作必要的修改。现在，你的另一封信(三月二十四日)又收到了，信中谈到，你已开始动笔，我非常高兴。朱利安常说，你的生活极为有趣；你还说过，他请求你把它写下来——简简单单，一五一十写下来，完全不必推敲语法。我还问你，是否要我给你寄去一些旧英文书——例如，十八世纪的书——以便你可以从中学习词汇。不过，这些事你都可以在我的那封信中读到。如果我能对你的工作助以一臂之力，请来信告诉我。我确信，工作是此时一个人能活下去的惟一途径。此信我将立即寄出，以便你能早日收到。

寄上我们的同情，并随时期待从你获悉有关你和你们的战事及政局的消息。

在这期间，凌叔华给伍尔夫寄去了小礼品，她接到这些礼品后深受感动，并给凌叔华寄了两本小书。七月二十七日，伍尔夫复信说：

我刚去造访了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交给我你送给我的那只可爱的小盒子及其中的两件小礼品。我无需说，你为我弄到这些礼品，使我深受感动；我将把它们摆在我的案头——不是为了忆起你的音容，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我仍然时常想念着你，非常感谢。我听朱利安说，他们见到你多么愉快。不过他只在这儿待了一会儿，我来不及从他那儿听到更多的消息，我总在盼着你把自传写下去。现寄上小书两本，一本是(盖斯凯尔夫人的) 《夏洛蒂·勃朗特传》，另一本是兰姆的散文集。……以后，我还将陆续给你寄书。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谢我。当然，你绝不要考虑付钱。书在英国很便宜，花几便士就能买到一本。你想要什么书，请把书名告诉我。

我们即将迁居萨塞克斯，我希望在那儿能有更多的时间，伦敦是太拥挤了。……

希望你再来信，告诉我你的工作进行的怎样了。请记住，我将乐于给你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将乐于拜读你的作品，并且改正任何错误。不过，你怎么想就怎么写，这是惟一的方法。

致以衷心的问候，再见。请称呼我弗吉尼亚，我不喜欢被称为伍尔夫夫人。

凌叔华很快写出了小说的第一章“穿红衣服的人”。她立刻给伍尔夫寄去。因战争的原因，伍尔夫十月十三日才给凌叔华复信说：

我用打字机打下了此信，以便省你的眼力，因为我的书写体太难认了。你寄来的大作一章，我终于拜读了。由于某种原因，我将它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要告诉你，我非常喜欢这一章，我觉得它极富有魅力。自然，对于一个英国人，初读是有些困难的：有些地方不大连贯；那众多的妻妾也叫人摸不着头脑，她们都是些什么人?是哪一个在说话?可是，读着读着，就渐渐地明白了。各不相同的面貌，使我感到有一种魅力，那些明喻已十分奇特而富有诗意。就原稿现在这个样子来说，广大读者是否能读懂，我说不好。我只能说，如果你继续寄给我下面的各章，我就能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这只是一个片断。请写下去，放手写。至于你是否从中文直译成英文，且不要去管它。说实在的，我劝你还是尽可能接近于中国情调，不论是在文风上，还是在意思上。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详尽地描写生活、房舍、家具陈设的细节，就像你是在为中国读者写一样。然后，如果有个英国人在文法上加以润色，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容易理解，那么我想，就有可能保存它的中国风味，英国人读时，既能够理解，又感到新奇。

……你寄来的手稿，我都妥善保存，你的手书我读来毫不困难，因此。不需要打字。

在这以后，凌叔华陆续写出了“母亲的婚姻”、“搬家”、“一件喜事”、“中秋节”、“第一堂绘画课”、“一件小事”、“贲先生”、“叔祖”、“老花匠和他的朋友”等章节，给伍尔夫寄去。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伍尔夫复信说：

我高兴地得知，你终于收到我的信，今后我仍将给你寄航空信。我收到你的几封来信，你寄来的各章，我也都妥为保存。但我希望你留一份底稿，以免邮寄中丢失的风险。究竟应该建议你怎样来写，仍然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敢肯定地说，你应该坚持写下去。困难之处，正如你所说的，是在英文方面。我感到，如果某个英国人把你的文字修改成正规的英语散文，全书的情趣就将破坏无余。然而，如保持现有状况，英国读者自然是不容易充分领会你的意思。我想，你大概是无法将它口授给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吧?如能那样，也许就能意识和情趣统一起来。这就全看你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能较快地理解，并且善于表达。这一点，我只能听凭你自己解决，因为，我不知道你能遇到什么样的机会。同时，我想最好是，把尽可能多的章节集在一起，然后整个通读一遍。零零星星地读是无法获得一个真实印象的。不过，我所看过的部分，已足以使我感兴趣和入迷。出版的问题自然是要取决于许多因素，有些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现在考虑它也无用。不过，请写下去，让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书籍的前途更光明。眼下，出版一本书真是难而又难，人们除了政治，什么都不读。……我常羡慕你，你生活在一片有着古老文化的、广阔荒凉的大地上。我从你所写的东西里体会到了这一点。你的画给瓦内萨寄过吗?你高兴写信的时候就写吧，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请把你的自传写下去。尽管我还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把它做到底将是一件大事。我把劝告自己的话奉送给你，那就是，为了完成一桩非属个人的事业，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七月十六日，伍尔夫给凌叔华来信，报告了她近期写作和生活情况，感谢她寄给她”红黑两色的招贴画”。她信上说：

我恐怕是太疏于给你回信了。这部分是由于我不是一个写信的能手。那天整个上午，我都在写罗杰·弗赖，所以，我对打字机已厌烦透了。然后，我们就去法国度假，驱车游览布列塔尼。紧接着，我婆母发生了意外，病故了。现在，我们不得不迁出这所房子——屋里堆满了书籍、文稿、活字、家具，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去。九月份我们的地址将是梅克兰堡广场三十七号，届时请将信寄往该址。

再者，也很难想出有什么值得奉告的消息。人们只一味大谈特谈战争轶事，这类轶事，你们自己已经听够了。……我总在想，要是朱利安在，能帮助我就好了。我把你寄来的各章都归在一起了，我告诉过你，在全书完成之前，我不拟读它。请继续写下去，因为它可能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多谢你寄来的红黑两色的招贴画，我很喜欢，你说你要给瓦内萨也寄点什么，我正要去和她共进晚餐，这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我真希望你也住在附近，可以前来参加。眼下，这些小小的聚会是我们的最大享受，我们谈论绘画而不谈战争。我们为你们所受的一切苦难深感遗憾，然而，万里迢迢相隔，谈这些又有什么用？任何时候你想写信，就写吧。来信会转寄到新址。……

这是保存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中的最后一封信。

读着伍尔夫的这些信，凌叔华的心里生出一份感慨，一份快乐。伍尔夫的信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滴助燃剂，催人奋进，催人向前。

乐山小城生活着的凌叔华，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美丽与哀愁，飞扬与落寞，生活中总是并行不悖地存在着，而那含苞欲放的花朵，正需要这和煦春风吹拂，果实将挂在秋天的枝头。一年多青鸟殷勤传书，成为凌叔华自传体小说《古韵》创作的一份丰厚报尝。

第二十一章  山居的日子

一

凌叔华坐在灶下烧饭，熊熊的火苗映红了她清纯的脸庞。

她不时朝窗外望望，雾给远处近处的山峦穿上一层薄如蝉翼的轻装。篱笆外的竹丛，不知何时又添了一层新绿，有几株凤尾一样的枝梢，无力地弯下了腰，低下了头。窗下那几棵壮硕的菊花，开得热烈而奔放，兀自在那儿黄着，灿然镀上一层金的色调，给人一种富贵的质感。

万景山上，凌叔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凌叔华给女儿小滢画的乐山新居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陈西滢赴英去主持中英文化协会的工作，同行的还有桂质廷。这一年七月，武大为无房教师在陕西街尽头，万景山的平地上盖起了几排平房。因陈西滢已离开武大，凌叔华自然分不到房，于是她请了泥水匠，在武大教师平房前排的右边，在破旧的万寿寺旁建起几间平房，并在房上搭了一座小楼，峭然凌空，与对面山上的凌云寺遥遥相望。屋外编织了篱笆墙，千杆修篁，几株古松，充盈着门前屋后一片湿翠，那绿竹渐渐长高，已超出了她的屋檐。

搬家那天，苏雪林等一班朋友都来帮忙，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凌叔华的干女儿)也请了假，帮着看守半壁街那边的房子。

朝雾消退的时候，凌叔华常坐在小楼里远眺，凌云山、乌尤山的影子，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的流水，构成一幅极富情致的山水图。每望及此，她便会忘掉操作的疲劳和物价高涨的忧虑。

吃过早饭，小滢上了学，凌叔华便在院子里浇水种菜。她种菜一半是食用，一半是为了欣赏它的颜色。她爱青菜的绿，它是青春的颜色，生长着的颜色。她为它们写诗，用头二三绿、头二三青和石绿花青来描画它们，然而却往往不能奏效，无论如何也画不出它们碧色的绿。

她性素爱山，天意总是来成全她，所住之处，总是与山为伴。她坐在小楼里看书作画，有时还写诗自娱。有一次她写了一首七绝，苏雪林看到，极为称赞其中两句：

浩劫余生草木亲，

春山终日不忧贫。

那时川中物价节节高涨，敌人近境，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然而她与山相伴，坦然不为所扰，感谢乐山这多情的山水，灵性的山水。

有时候，袁昌英、苏雪林也到小楼相聚，那楼小只堪容膝，布置雅洁，几个人烹茗谈艺，凭窗远眺，山光水色迎面入怀，成了她们几个游目骋环的福地。像伍尔夫那本书一样，凌叔华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小楼上，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杨静远心里痒痒的，总想上去观望，无奈总是奉命在楼下陪着干妹妹陈小滢玩耍。

凌叔华趁此良机，便大作其画，在成都、乐山接连开了几次画展，颇获好评。当然也售出不少画作，补充母女二人的生活之需。如果说凌叔华在乐山时代前几年是作文，那么后几年便是作画了。朱光潜在评论凌叔华的画时说：

在这里面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一条轻浮无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弯谧静清滢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这都自成一个世外的世界，令人悠然意远。……作者写小说像她写画一样，轻描淡写，着墨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

一九四三年秋，正逢武大校庆，凌叔华作长卷水仙致贺，这画给正在读外文系的学生孙法理(现西南师大教授、著名翻译家、莎士比亚专家)的印象颇深，六十年后还历历在目：“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晕染，从清淡高雅上下功夫，淡墨勾勒，花叶灵动，清新秀逸，似乎透露着作者的才情与人品。”

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凌叔华到重庆去了，十四岁的陈小滢突然要报名参军。

长(沙)衡(阳)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依照他的《一号作战纲要》，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和破坏中国空军基地的目的，又开始了桂(林)柳(州)战役，十一月十日，两城均告失陷。十一月中旬，日军向广西进攻，十二月初连下独山、八寨、都匀，直接威胁到陪都重庆。一时间人心惶惶，举国皆惊，国民政府已做迁都西昌的准备。继十月十一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之后，又一次青年从军运动高潮迭起。中央日报、广播电台等媒体配合宣传：“军事第一，军人第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些口号还印在邮局发行的信封上。

在乐山的武大、武大附中也发起新一轮参军热潮。把口号用标语的形式贴到学校门外，贴到教室的墙上。陈小滢和“桃园三结义”的另外两名同学郝玉瑛、杨衍枝，破指写下血书，坚决报名参军，打击日本侵略者。

那天凌叔华为出国的事到重庆去了，袁昌英叫女儿杨静远晚上到万景山居室陪陈小滢睡觉。杨静远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晚饭前郭么姑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陈小滢、郝玉瑛、杨衍枝报名从军了。真想不到这三个热烈的孩子居然这样做，太可爱了，也太可怜了。她们是真正为国事忧心。单纯的热情冲动使他们有所行动。但她们都只有十四岁，够不上兵役年龄。当然小滢的事我们家非负责不可。晚上爹妈劝她：年龄太小，去从军是白牺牲。她难过极了，肯求妈妈不要阻止她。

为参军的事，陈小滢给远在英国的父亲写信说：

亲爱的爹爹：这几天你和妈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和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郝)玉瑛、(杨)衍枝都报名参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抵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的淫糜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些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是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它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堂兄贻春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

这封信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寄到英国，陈西滢读后很受感动，他当即将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编辑看，编辑们看后也颇为感动，加编者按在报上全文发表。

第三天，凌叔华从重庆回来了。她送给杨静远俄国生产的巧克力，还告诉她美国人正在积极援助中国抗战，重庆到了一千美国军官，贵阳到了两万美军。在重庆的渡船上，她还遇到一个开汽车的美国士兵，从江西给重庆运汽油，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没有停下来吃过东西。她告诉杨静远，你瞧人家国家的人民是怎样工作的。

然而，突入贵州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制空权早被美军所控制，趁此机会，何应钦、汤恩伯在贵阳指挥军队，不到半个月，相继收复了独山、八寨、南丹等地，重庆告急之势随即解除。陈小滢在凌叔华和袁昌英多次劝说下，也放弃了从军的打算。

十二月的一天，凌叔华领着陈小滢参加了武大从军出发欢送仪式，有一首歌，久久地在她的记忆里萦徊着：

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杀东洋，收复失地好还乡……

那场轰轰烈烈的从军运动，陈小滢终因年龄太小没有被批准，而在她少年心灵里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需要补充的是，她们报名参军的三名女同学后来天各一方。郝玉瑛一九四七年就读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五○年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圆了参军梦。杨衍枝的父亲是乐山仁济医院院长，后来她继承父亲的医学事业，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是一位儿科医生。陈小滢到英国后就读于伦敦大学、马德里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先后在香港美联社、BBC、伦敦BBC国际部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北大西语系教授英语，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理事，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部主任，一九九六年后来武汉、北京与同学和老师多次相聚。

三

凌叔华这段时间一直为工作和出国的事所困扰。小滢渐渐长大，西滢出国了，尽管她在乐山和重庆的朋友中不断活动，眼下仍无结果，十一月十四日，她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求他的帮助：

我同小滢一切粗安，她也长到我一样高了，现入高中一年，脾气却还像孩子。我到四川不觉又三整年了。去年我发现颈部肿大，曾请医诊查，据云是胛状腺病，嘉州自古为此病之繁殖，医云人甚多以此病死的。……今年医生曾诊几次，说药既无效，别无他法，只有迁地为宜了。我想不论迁到何地，我不能到沦陷区去。听刘通诚先生说，现在美国很想要国语及粤语之人材，亦有许多学术机关起始研究中国文学艺术。我如能去美，不但可以治了病，且亦可以在战时做点事。因为我结了婚，一向未到社会或政治场面上活动过，所以我在门口无法找事出去。你在美可以替我找一位置吗?如能在大学中找一教职更好，否则去教国语，我也乐意去。……我也托了燕京大学的老师Miss Lin及刘建芳代为问问。他们说如可请你为我介绍人或证明人好一些。我想你是很清楚知道我的学历人品，所以我说大约没有问题，你可以答应的。但他们知道我没有你知道的多，所以我还希望你为我格外费神看看哪样工作我可以胜任。如有定议望打一电来，我可以据之请求护照办一切手续。……总之，我现在希望你能帮忙我一下，通伯告诉我说：适之是最爱朋友的，他如能为力，一定不会袖手。所以我同你直说一切，望你快些代我设法，这里交通日见困难，早一天好一天。至于小滢，我已决定，可以送去通伯那里上学，由我送去。如不能在英上学，或是带到舍妹淑浩那里，或在□□□□上学也可以，通伯在英收入甚微，只够一二人合用，所以我不能就食。目下女眷出去，人数多也成问题了。

外面给赵元任先生一信，你看看如用得着就交他，否则不必交去。总之我此出国完全是为了病没办法，同时我自问我的出去也不是于国无益的，反之或能对国家尽了点力呢。这里生活日涨，读书人都面有菜色。武大春天三四个月内死了三个教授，年纪均是四十几岁的壮年人：董方刚(董天怀之子)、吴其昌(梁任公弟子)、萧□泽(数学系的)。另有两个年纪小些的助教，也是贫病而死。教授收入抵不上一个女佣，只有三千元薪水一石米也。我们早已终日烧火、洗衣、劈柴、跑街了。因为我们人少，倒也没有特别担当不起的苦恼。但想到病，以及将来愈来愈大的苦恼，却不免心中凄惶。盼你抽空示我数行，至感至感。如事有议，则盼打一电来。至叩!

凌叔华把她的心扉全部向朋友们敞开了。袁昌英、苏雪林也很同情她的景况，但都爱莫能助。她一天天等待着。

杨静远二十二岁生日到了。凌叔华送给她一件乔其纱夏衫，一个夹论文的纸夹，小滢也送给这位干姐姐一个小本子。杨静远高兴极了，她有生以来还没有穿过这么好料子的衣服。

跨入新的一年，似乎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经常在小楼相聚，议论着时局的发展。希特勒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场盟军日益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不断传来的捷报，日军已到日暮途穷的黄昏。这些本来是远离女人的话题，此刻也让她们高兴了好久。

一天，袁昌英告诉凌叔华，武大当局要换朝了，周鲠生已答应接手武汉大学的领导工作。

八月七日，周鲠生回到了阔别了六年的武汉大学，他风度依旧，只是比以前胖多了。陪同他来的还有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

八月八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欢迎周鲠生校长接手武大工作。杭立武代表国民政府教育部也作了演讲。杨瑞六在这次人事调整后代理武大教务长。

凌叔华也拜访了周鲠生、杨瑞六，为武大今后的发展祝贺、庆幸。

八月十四日傍晚，广播里传来了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街上的爆竹声响起来了，像一阵急风骤雨刮过乐山小城，人们呼喊着，跳跃着涌向街头。凌叔华带着小滢出来了，袁昌英、苏雪林、杨静远出来了。八年的蛰居，八年的痛苦，瞬间就这样结束了。凌叔华茫然中透出兴奋，双眼激动地涌出了泪水。

乐山小城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狂欢之夜!

陈小滢兴奋得难以入眠，又给父亲写信，报告当时的激动的心情。

她说，“现在我在极度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虽然已在深夜，但我神智清醒极了，我想痛哭，高叫及狂笑”。“这时全山城已被惊动跑出，我已流了眼泪，一面狂笑，一面揩眼”。“永直在陕西街口大哭，我们疯狂的跳着，喊着，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男孩子遂把它拔下丢掉”。“我们都疯了，在公园口摔了两大跟头还狂笑着爬起来冲，不知跑了多少街，像风似的从火中黑暗中乱冲”!“永直的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衫烧烂，克强一只鞋也掉了底”。“我们回到家中，干了几杯白酒，一点不醉”。“我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她补充说，“我脸被烧，脚跌掉皮，但一点不痛”!她再次补充说，“爹爹，今夜我不睡了!我要等到黎明，看那九年来第一次光明的日出。不行，我要疯了!神经受了太大的刺激，我头痛得要裂了”!

这是十四岁小滢的心情，也是全中国人民此时的心情。

第二十二章  告别故国

一

一九四五年秋天，凌叔华又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都北平。

离开乐山之前，她先去了一趟武汉大学的珞珈山。这块在她青年时代就拥抱过的山水，给她留下了太多的思念，然而八年过去了，珞珈山还是以前的样子吗?

她带着思念来武大十八栋看最后一眼，意味着永久的告别。记得在离开珞珈山的时候，她亲植的两株紫白木笔，竟开了好多花朵，那真是对主人的殷勤和报答!如今站在旧居前，园中那两株木笔却不见了，只有书房前那几株梧桐，已高过楼顶；居室前的蔷薇，也还长得葱郁茂盛；山坡上植得数百株小松，早已高过人的头顶。小楼的窗子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蛛网。

在这里，她想起了许多过往，杨振声、沈从文、肖乾、朱利安·贝尔。往事如烟，就这样一幕幕过去了。还有一件事让她永生难忘，便是生在这座楼里的独生女儿小滢，如今十五岁了，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喜欢文学，又想当作家，颇有乃父之风。不久前她给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写信，很快得到这位“沈伯伯”的回信。那封信写得颇为生动，不仅感动了小滢，同时也感动了凌叔华。信正应了他那句创作名言：“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他给小滢的回信，没有讲关于创作的大道理，但全信处处体现了文字要“贴紧生活”法则。他先说他见小滢：

你说你不是“摩登女郎”，这个名词，云南四川用法似不大相同。我们这里说的是健康，活泼，聪明而乖，不是指会穿衣服敷粉，这个叫“时髦女郎”!你这时尽管不黑而俏，到我下次看见你时，保定是被阳光晒得黑而俏了。

我记得第一回见你，是在武昌一个什么人家的洋楼中(很美观的洋房)，文华学校附近，你在摇篮中用橘子水和奶粉当中饭，脸瘦得像个橘子，桃子，李子？——唉，真不好形容，可是眼睛大而黑，实在很动人!

第二回是在北平东城你家中，火热天，徐志摩伯伯还在世界上和金伯伯用手掌相推比本领，你那件小花衫子，我将来写小说时，还得借用到故事中!

第三回在珞珈山，你每天总到小学校车站旁边去找那位警察朋友，天晴落雨，通不在意!吃饭时，你和妈妈相吵，就傍近爸爸，和你爸爸鼓小气，又倚靠近妈妈；嗨!这个作风，假若保留到二十五岁时，可就真厉害!

第四回……你想想看，在什么情形下看你最好？照我希望最好是带点礼物来参加你和什么人××，因为如果那时要来宾演说，我不必预备，也可以说说这个故事，让大家开开心。可是到那时，我也许像电影上的老头子一样，笑话想说，说不下去，只感动快乐得流眼泪……这个礼物原来是你一张一岁多点的相片，上面还有我妹妹(九姑)写的几个字：“眼睛大，名小滢”。

这张相片有个动人的历史，随我到过青岛，住过北平蒙古王府——卅一年(1942)昆明轰炸学校时，同我家中几个人的相片放在一处，搁在九妹宿舍小箱子中，约四十磅大小一枚炸弹，正中房子，一切东西都埋在土中了，第二天九妹去找寻行李时，所有东西全已被人捡去，只剩下废桩上放了一个小信封，几个相片好好搁在里边。原来别的人已将东西拿尽，看看相片无用处，且知道我们还有用处，就留下来，岂不是比小说还巧!

这不是给小滢一般地写信，是在结合她自己的事做示范，启发她如何写文章。他写云南“大雪山下的鹿脯，小说上还只有史湘云吃过一次”；他写“熊掌同妖精手掌一样，干干的满是黑毛，如挂在墙上，晚上睡觉真担心它会从墙上蹦下来掴我一下”；他写“芒果，有饭碗大，是中国最特别的种子”；他写“白菜有二十斤一棵的”；他写“五月能吃石榴，大的一枚有一斤重”；他写“这里的西红杮极好，大的有一斤重一个!做出汤似乎比文章还得人赏识”；他写“蝴蝶有身上起太极图的，有作霓斑的，有全黑却加上红殷殷花纹的，有一色碧绿绒，头是乌黑的。大的约六寸长，……间或有一尺大的，完全如假造的”。看到这些描述，真让你垂涎欲滴，吸引着你的心灵，让人欲到那里一睹为快，这就是小说家沈从文讲故事的本领和过人之处。

他还写各色人物——

金伯伯(即金岳霖)，在北平时玩蟋蟀和蝈蝈，到长沙买了百十方石头章，到了昆明，无可玩的，就各处买大水果，一斤重的梨子和石榴，买来放在桌上。张奚若和杨今甫伯伯的孩子来时，金伯伯照例就和他们打赌，凡找得到更大的拿来比赛，就请客上馆子……金伯伯还养过一些大母鸡公鸡，养到我住的北门街，走路慢慢的，如天津警察，十来斤重，同伟人一样，见了它小狗也得让路，好威风!可惜，到后我们要搬乡下时，他送人也无处送，害得他亲自抱下乡去，交给陶伯母，总算有人承受。你若在这里，纵口馋量大，宰一只时，恐怕也得吃一星期!

教师中最出色的应数吴宓，这个人生平最崇拜贾宝玉，到处讲演红楼梦，照例听众满座。隔壁有个饭馆，名“潇湘馆”。他看到就生气，以为侮辱了林黛玉，提出抗议(当真抗议)!馆子中人皆尊重这教授，便改名“潇箱”。你想想看这人多有趣!你问问妈妈，她会告诉你这人故事的。

信中还写到“巴金五月八号已结婚，太太也是个相当能吃的很可爱的小姐”；“鞋子最破的或应数曾照伦，脚踵落地，一眼看来真够凄怆”；信的最后还问“刘秉麟先生那个梳大发辫的团脸小姐，一定也大了”，“还有大眼睛如黑人神气的小周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住时，我每回去看他姐姐，他就要我说故事，想不到这位姐姐从英国载了副大近视眼镜回来，已做了博士”，“苏伯母可还如珞珈山时那么骑自行车，头发不长不短如女兵？避空袭可还有人藏在方桌下，方桌上放个木盆装上一盆水”？

沈从文信中写到的人，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和特点，有的让人捧腹，有的与众不同，叙述平易近人，独俱格调，久存于心。

凌叔华把这封长信寄给《文艺先锋》杂志公开发表，前面所加的陈小滢附志中说：“从文伯伯一定不会因我没有征求他同意便发表而生气吧？!”不知为何，沈从文好久没理凌叔华。

回到乐山，她着手回北平的准备。那时武大分两批返鄂，负责行政工作的先回珞珈山，杨瑞六、袁昌英等先行回去了。负责教学业务的再留乐山一年，苏雪林等继续留下上课。

凌叔华跟大家一样，变卖衣服和自建的房屋，筹集回北平的川资。四川经过长期战争，物资馈乏，价格飞涨，乡下人见物就买，不几日便把家产处理得干干净净。

风起帆举，破浪东去，马达声伴她们一路到重庆。

在重庆等候飞机期间，母女二人住在陈西滢二弟陈洪家里，做出国前的准备。

终于等到了去北平的飞机，因北返的人太多，航班限制行李重量，凌叔华带着两大本相册，她和小滢各抱一本走向机舱，飞行员见状大声宣布，每人只许带一小箱衣服，手上和衣袋里不许带任何东西，未已，美国大兵即走来检查，她们手上的相册立刻被收去扔了。凌叔华和陈小滢的眼泪夺眶而出，嘴里却不敢哼一声。她知道，那机票是从黑市上买来的，一旦被发现，那会节外生枝，他们会任意处罚乘客。

就这样，凌叔华和陈小滢含着泪水上了飞机。

在回到北平的日子里，凌叔华茫然不知所措，许多朋友还未从南方回来，北京不时有“内战将要爆发”的传闻，她和女儿小滢衣奔食走，写了许多信，托了许多人，出国、工作仍无着落。

突然有一天陈西滢从英国来信，说比利时大学聘一位教师讲授中国艺术，他代为接受了聘书，让她们母女赶紧办理出国手续。

一切准备就绪，已是这年的九月了。她们即乘火车赶往上海，从那里乘轮船经美国转到伦敦。

二

在上海，凌叔华和小滢借住在复旦大学教授靳以先生家里。拟从上海乘船去美国淑浩家，再从那里去伦敦与陈西滢相聚。

凌叔华原本与靳以并不太熟悉，因凌叔华在编辑《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时，靳以为她异地做过编辑，又因靳是天津人，凌也是半个天津人，因而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所以对凌叔华的到来，他非常热情，把仅有的两间房腾出一间给母女二人居住。

靳以姓章，发表作品时用今名。他一九○九年生人，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曾编辑过《文学季刊》、《现代文艺》等刊物，后回母亲任教。著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多部，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前夕》。解放后任上海文协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后被推选为全国第二届人大代表，不幸于一九五五年早逝。

那时靳以一家住在江湾校区宿舍庐山村10号，是一幢奶黄色二层小楼。整个楼下是一间大厅，楼上一间卧室有阳台，凌叔华和小滢便住在楼上。她们在这里等船等了近两个月，闲暇时便去拜访了沪上的朋友。

最先见到的是萧乾夫妇。

萧乾和夫人格温刚从英国回来，同在复旦教书。他教新闻写作和英国小说，格温教英语。格温的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英国人。她出生在上海，从小随母亲回英国，在外婆家长大。她受的是英国教育，不会说中国话，夫妇两人在上海辗转搬了六次家，最后住在复旦大学一幢日式小楼里。格温对这个住处很满意，她挎着一只蓝子，从校园四处拾来一些碎砖瓦，在窗前围起一块小草坪，生活才安顿下来。后来叔华得知，格温是萧乾的第三位夫人，他们的相识，还是陈西滢从中介绍认识的。

在上海，萧乾乘出租车带小滢跑遍了有名的街道、外滩、城隍庙和商店，给她买了袜子等物，还带她到冷饮店吃冰淇淋。有一次萧乾骑自行车带小滢去玩，差点被美军的军车撞了。回来被靳以骂了一顿，说他不负责，萧乾当时窘得像个大孩子，虽然靳以只比他大一岁。若干年后，小滢还清楚地记得这些事。说起来很有意思，小滢后来的丈夫秦乃瑞，当年是萧乾在英国时的学生，中文名字还萧乾给起的，不过当时起的是金乃瑞，后来认为金不像汉姓，自己改姓了秦。

之后，她去看望了天津女师时老同学许广平。

此时鲁迅已去世十年，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一个人带着儿子周海婴过活，还要为鲁迅的母亲寄生活费。虽然鲁迅与陈西滢因“女师大风潮”有过一场论战，但那是二十年前的旧事，彼时她二人都未与对方结婚，也未发生过直接矛盾，尤其是“五四”时期共同战斗的友谊，远远大于那些不愉快的过往。许广平与凌叔华的妹妹凌淑浩也是天津女师的同学。这次二人见面，小滢没有去，她带去了女儿的《纪念册》，代求许广平为小滢写下她的寄语：“多才多艺，博爱和平，像我们的先生一样。小滢妹妹，景宋。”

景宋是许广平的字，“像我们的先生一样”是指其母凌叔华的才学。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青年女作家赵清阁为凌叔华出国饯行。参加聚会的有：鲁迅夫人许广平、诗人方令儒、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江苏籍女作家罗洪、浙江籍女作家沉樱(梁宗岱前妻)，北大才女张充和(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妹妹)。

赵清阁是河南信阳人，一九三七年来到当时抗战中心武汉，主编第一个抗战文艺刊物《弹花》，与陈西滢、凌叔华同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先在《神州日报》副刊主编《原野》，后又参与编辑《文潮月刊》。赵清阁拿了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双宿双飞》，送给凌叔华和赴宴的文友。

凌叔华感谢赵清阁为她设宴送行，也祝贺她的新作出版问世。

九月二日，她告别靳以一家，乘车赶往公和祥码头。下午的阳光一片辉煌，“麦琪将军号”海轮粗大的烟囱吐出团团黑烟，模糊了远方的天际。沉重的汽笛声响了，船慢慢驶离了码头。

陈小滢的叔婶和萧乾前来送行，凌叔华和小滢站在甲板上，不停地向岸上挥手作别。

三

去旧金山走这条液态海路并非是一件美差，叔华上了船才深切感受到它的痛苦。

“麦琪将军号”原是美国一艘海军运输船，不久前退役改装成一条客船。全船一千五百人，只有房舱和统舱两个等级，几百人住在一起，“热”是第一挑战杀手，进了舱先给你洗个不花钱的桑拿浴。

上船后叔华才知道船上还有文化界和政界的一群朋友及眷属。他们是将军冯玉祥夫妇、画家叶浅予夫妇、数学家华罗庚、哲学家冯友兰、作家吴组缃、电影家司徒慧敏等。由于房舱很少，冯友兰、华罗庚都未能住进。冯玉祥将军看不过去，亲自给美国船长写信，但也无济于事。请看画家叶浅予记下的那次旅行日记：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十一点到公和祥码头，旅客已排成长蛇阵，等待海关检查。许多朋友来送行，史东山和韩仲良为我们拍了一段电影，等到将近一点半才挤上船。秩序之乱，有如逃难。

原先这条“麦琪将军”号是海军运输船，最近恢复运营。船舱只分房舱和统舱两级。房舱住宿，统舱住兵。统舱分四层，上下铺只二尺光景。全舱要住几百人。舱里那么热，人那么多，如同进了地狱。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

昨晚在铺上一直淌汗，像泡了一次土耳浴。海水蓝得像派克墨水，飞鱼一阵阵从激浪中飞出，作弧形抛物线降落在澈浪中。

太阳太强烈，我们将帆布船椅放到房舱甲板上，又被船员赶走。

下午四时左右，看到海岛一群，据说是琉球群岛，傍晚过长崎海岸……

风行水行，叶浅予一路作画不停，写日记不停，直到九月十四日抵达旧金山。

凌叔华在船上也没有放弃与这班朋友的交流。冯玉祥、李德全、叶浅予、吴组缃、冯友兰等，他们谈天说地，回首往事，互致问候，成为航行中不可或缺的话题。小滢忘不了她那本宝贝纪念册，趁名人聚集之机，留下他们的墨宝、绘画和题签。

他们从上海启程，到达美国的旧金山，屈指算来，足足走了十二天。凌叔华抬头看了看码头上的挂表，已是九月十四日上午十时了。

码头上，出关的人一片混乱，潮水般向移民局涌去，秩序大乱，骂娘声不绝于耳。凌叔华和女儿小滢夹在人流中间，在人声鼎沸中，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移民局的关卡。

四

在结束横渡太平洋之旅后，凌叔华和小滢打计程车到旧金山火车站，从那里乘开往纽约的火车，中途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市下车，去看望妹妹淑浩。

印第安纳波里斯市是印第安纳州的首府，位于州的中央，跨怀特河两岸，市区面积911.7平方公里，人口八十多万。属马里恩县，城市占据了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另有八个独立市镇。该市始建于一八二○年，五年后市政府迁至于此，产业主要有汽车、药业、食品、金属、电子等。

凌叔华的妹夫陈克恢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完成博士学位后与凌淑浩结婚，他从事中药药理研究，淑浩也放弃了从医念头，去做丈夫的助手。如今儿子陈道元已十二岁，女儿陈美芳八岁，都在附近就学。他们购置了私人住房，住在汉普顿路519号白人社区，室内安装了空调，门窗紧闭。门前绿草如茵，在太阳下浮光耀金。

陈小滢在国内时是个山里玩耍的“野孩子”，门窗四开，空气新鲜，她刚到这里适应不了这密闭生活，总是感到憋闷。星期天淑浩和陈克恢带她们去教堂，小滢戴着淑浩衣橱里那顶帽子，牧师把她们当作中国来的难民介绍给大家，小滢感到是一种人格羞辱，血一下子涌到脸上。凌淑浩送给小滢一箱自己的旧衣服，她更是不高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后来到英国后穿在身上，让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然而她一想到是中年妇女闲置的衣服，心里便十分沮丧，埋怨姨妈不给她买一套新的年轻女孩的衣服。

凌叔华也感到与妹妹一家生活上的落差，在美国没有别的熟人，她只看望了上海时期新月社的邵洵美，然后从纽约搭乘一艘由军用运输船改装的客轮，赶赴英国伦敦，于一九四六年底与陈西滢相聚。他们一家终于结束四年分离的生活，在伦敦摄政公园附近圣约翰伍德一座小楼里定居下来。

第二十三章  初到英伦

一

在瓦内萨·贝尔的帮助下，陈小滢踏着伦敦三月的春风又走进了学校，瓦内萨·贝尔还推荐玛乔里·斯特拉奇做她的英语老师。

玛乔里是布鲁姆斯伯里圈内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的妹妹，也是一位作家。

瓦内萨·贝尔居住的“查尔斯顿农庄”。早期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聚会处

自从朱利安死后，凌叔华便与他的母亲瓦内萨·贝尔开始了书信往来。在那些年里，因了凌叔华的信件往还，不时寄些小礼物给她，冰释了瓦内萨失子的一些痛苦。她深深思念着她的儿子，也对凌叔华报有深情。然而她也有思想顾虑，担心她们的往来会影响到叔华的家庭。凌叔华在旧金山上岸的时候，便去信告诉瓦内萨，不久她和女儿将到英国伦敦。

当时，陈西滢受国民政府委托，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因巴黎物价昂贵，他难舍几年积蓄买下亚当森街十四号寓所，因而未把家迁往法国，陈西滢只得奔波于巴黎和伦敦之间。

一九四七年一月，瓦内萨到伦敦第一次与凌叔华会面，四天后瓦内萨给凌叔华去信：

你不必为没能与我保持联系而自责——我十分理解。在去年通过书信对你有了深切了解之后，我终于与你见面了，这是很奇怪的感情。我仿佛处于一个虚幻世界中，对自己所有感受到的难以言表。经过这么长时间，如今我已经接受了没有朱利安的生活，并且仍然试图从中获得某些东西——我认为你的出现让我再次感觉到，我是多么需要他。

出于情感驱使和现实需要，凌叔华通过瓦内萨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保持着联系，适应异域城邦的艰难处境，努力开辟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她写信给瓦内萨，描述那些孤寂的夜晚，瓦内萨以略显淡漠但依旧充满同情的态度，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她。

瓦内萨在安排小滢到纽纳姆学院入学的同时，又让凌叔华一起跟玛乔里·斯特拉奇上课学习英语。她又将凌叔华介绍给以译介中国和日本诗歌而闻名的翻译家阿瑟·威利相认识，如此凌叔华也得以不断并拓宽英国文化界的人际关系。

春暖花开的时候，瓦内萨邀请凌叔华去查尔斯顿做客。那里距离伦敦一百多公里，她带上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去英国时那个纪念卷轴，乘火车抵达查尔斯顿。她打开画轴，当二十二年前罗杰·弗莱单色水墨风景画出现时，瓦内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凌叔华拿出一本新的纪念册，请瓦内萨和邓肯·格兰特为之作画。朱利安的弟弟昆汀(1910—1996)是英国著名评论家、雕刻家、作家、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凌叔华在他做的陶罐上，也为他作了中国画。

在伦敦的第一年，瓦内萨在许多事情上都给予凌叔华很多照顾和帮助：让她到纽纳姆学院上课，去哪里购买画布和支架，如何学习平版印刷，以及如何联系画廊举办画展等。

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瓦内萨鼓励凌叔华在巴黎或美国举行画展，并说，“不要让一时的失败摧折你的信心”。在瓦内萨的指点下，凌叔华在欧洲举办了几次画展。

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伦敦与另外两位女士共同展出了画作。

瓦内萨为这次画展出了不少主意。让她的小儿子昆汀(评论家)为凌叔华写评论，邀请名人为画展揭幕，介绍她在中国的名声。瓦内萨还带朋友来参观画展。八月二十五日，瓦内萨去信鼓励她多展出一些“有关伦敦的画作、瑞士的河流和风景画，尤其是‘日内瓦到蒙特勒’一带的”。

第二次是同年十二月在伦敦纽帮德大街亚当斯画廊举办的个人画展。这次共展出三十七幅作品，售出其中的十一幅。

凌叔华知道，举办一次专业画展，需要听从多方面的建议。这次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帮她请到了英国桂冠女诗人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的儿子本·尼科尔森，又请到了朱利安在剑桥的好友、美术教授、现为伦敦大学考陶德艺术研究院院长安东尼·布兰特，前来观看她的画作。

十二月十三日，瓦内萨去信评价她的画展。在这里她暗示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即“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相信人们一定会对一个中国艺术家所看到的伦敦很感兴趣。人们看到过很多的中国风景画，但是却很少在画布上看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

在这之前的六月十八日，凌叔华给伦纳德·伍尔夫写信说，多萝西·伍德曼“对我几幅画特别感兴趣，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画的独创特点有几分类似于音乐。我画了将近七十种不同的兰花(花和叶)，形式各异，充分展现了我的想象力”。

开展后，多萝西·伍德曼再次观看了凌叔华的画展。

邓肯·格兰特也有同感。在这次画展上，她评论凌叔华画的阿尔卑斯山，“在欧洲创作的一些小型风景画有种奇特的魅力”。

第三次画展是一九五三年在茨维玛美术馆的展出。

在凌叔华画展手册上介绍说，凌叔华用画笔记录了她在伦敦北郊发现的所谓“东方化”的风景，烟雾中的泰晤士河，苏格兰的湖泊，还有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的西辛赫斯特。但是，像安德烈·英洛亚在赛努奇美术馆目录简介中说的那样，她“并没有”刻意去给这些西方风景蒙上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而是如实地画了她所看到的一切。这足以证明她的原创性，因为在这些风景中，她发现了千年的经历。

此时，凌叔华又收到巴黎塞努奇美术馆的邀请，经过一番准备后，她于一九五九年在那里举办了第四次画展。安德烈·莫洛亚“给天资聪慧的叔华”展出目录撰写了序言。

这次展览大受欢迎，在巴黎加展了三个月。凌叔华说，一家美国的美术馆也要展出她的作品，哈佛的展览也在洽谈中。

然而，凌叔华想要融入英国社会并非易事。瓦内萨既不能不助，又不能越俎代庖，自有一番苦衷。如一九四七年九月，给她的女儿安吉拉写信，诉说当时的心情：

我为她引荐了一些人，但情况似乎并不妙。威利明显不喜欢她，装出要出国的样子来避开她。老甘伯(玛乔里·斯特拉奇)对她的逞才使性极其厌恶，之所以愿意收她做学生，是因为得从她那里混口饭吃。不过还好，克莱夫(贝尔)喜欢她，邓肯也觉得她不错，我自然也喜欢她——不过，确实很难给她提供一个朋友圈子，那才是她真正想要的，谁都不可能让她一直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我们得考虑一下将来的事。我希望一切都好，而她也可以像从前一样坐在那里画柳树。

在此期间，凌叔华以中国人的方式，买了各种不同的礼物来感谢瓦内萨，作为英国人，对此却感到不习惯，每次送来礼物，瓦内萨都要责备她。由此看到，在一种新的环境里求生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凌叔华来英之前还算是有成就的人，如果是平庸之辈，又没有一技之长，更可想而知了。

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南海边的伯恩茅斯公寓请了几位朋友，以简朴的仪式，为在英国剑桥留学的独生女儿李林和女婿邹承鲁举行婚礼。

凌叔华(右一)一家与李四光(左一)一家在英国南海边留影

凌叔华一家应邀前往，为李林、邹承鲁新婚送去了礼物。

李四光与陈西滢早年一起留学英国，过从甚密，只是不在一所大学。他们也不是来自同一省份，一个来自湖北，一个来自江苏。李在伯明翰大学学习，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陈在伦敦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二人同被蔡元培先生聘请，到北大任教。李四光任地质系教授，后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陈西滢任英语系主任兼教授。

在鲁迅与陈西滢论战中，因薪水多少的问题李四光受到鲁迅的奚落，遂亦参与其中，为陈西滢助战。此外，还有一层关系，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原是师大女附中教师，与陈西滢是无锡同乡，曾有人撮合过二人的婚姻。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在珞珈山时告诉过陈小滢：“如果他们结了婚，那么就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了！”

李四光夫妇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到达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的。会议结束之后，李四光没有立即回国，同夫人来到伯恩茅斯公寓疗养，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第二年九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到了欧洲，这时他又接到参加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的郭沫若从布拉格给他捎来的一封信，请他早日返国。李四光在英国接到这封信，心情十分激动，马上订好了到香港的船票，办好了过路签证。

就在这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好友陈西滢给他打来电话，说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外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不然就扣留他送往台湾。

李四光听后，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告别夫人许淑彬，只身从伯恩茅斯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法国。第二天国民党驻英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夫人许淑彬对来人说他外出考察去了。过了两个星期，许淑彬收到他从瑞德交界巴塞尔的来信，明白这是让她前去会合。

许淑彬把不便携带的东西，交给凌叔华保管，凌后来设法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了李四光。

李四光夫妇在巴塞尔买好了从意大利热那亚开往香港的船票，摆脱了国民党驻英使馆的纠缠，终于回到了祖国。

李四光夫妇于一九五○年五月六日从广州出港，经上海、南京到达北京。在车站，他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陈西滢的妹夫)，以及丁燮林、钱昌照、钱端升等人欢迎。晚间，郭沫若设宴招待，李济深、陆定一、胡乔木等出席作陪。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畅谈近三小时。在六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上，李四光同其他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同志接见，还特意向他问候。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经中央政府第三次委员会通过，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年六十岁。

一九五二年八月，又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

三

一九五○年五月，苏雪林再度赴法，在巴黎东方饭店见到陈西滢时，把她写给凌叔华的信交给他，说瑞士之行后到伦敦看望叔华。

八月十八日，苏雪林从巴黎乘火车到敦刻尔克，然后乘船到英土上岸，傍晚才赶到伦敦凌叔华亚当森街寓所。

凌叔华这天晚上为苏雪林接风，陈家客厅高朋满坐。五年未见，叔华风韵依旧，只是略微胖了一点儿。两位好友在伦敦相见，她们相抱良久，热泪盈眶。她向客人们说：“这就我常常思念的好友苏雪林先生”。

陈西滢幽默地补充：“她是我敬佩的女中男子，好汉作家！”

饭后客人散去，凌叔华与苏雪林同室而寝。久别重逢，她们有说不完的话。

苏雪林说：“抗战胜利后袁昌英回到武大，你去了英伦，我们三个人风流云散，我一直在想，今生怕无缘再相聚了。”

凌叔华说：“聚散离合是人之常情，我不是写信说，一定能够再见面的吗？”

苏雪林说：“那年回到武大，学潮频频发生，我也上了军警抓捕的黑名单。要不是朱君玖给他们说谎，我也就被抓去了。袁昌英先回湖南老家，然后转道广西与杨瑞六会合。后来我和姐姐乘船到了上海，那时南京已经解放，上海也危在旦夕，在高神父的引荐下，便去了香港真理学会编辑《时代学生》杂志。”

凌叔华也说了她这几年的经历。她说：“朝代有更迭，人事有代谢，这是人世大事，也是平常事，见多了就不奇怪了。生存才是最基本的状态。”

两人躺在床上，一直聊到午夜。

在伦敦期间，凌叔华陪苏雪林游览了国立画廊、伦敦塔、维多利亚纪念馆、黎琴公园、书店街等处，选购了一些书籍和研究屈赋的资料。使她最难忘的是参观大英博物馆。它是英国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位于伦敦的鲁塞尔大街，十八世纪中叶，是由汉斯·斯隆爵士遗赠给国家的私人图书馆及其藏品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内有埃及、希腊、罗马、西亚、欧洲和东方艺术诸馆。其中东方艺术馆陈列着中国大量古代和近代文化艺术珍品，最为名贵的是唐本东晋顾恺之横卷《女史箴图》，画于一千六百年前，是流传下来我国最早的书画作品。另一幅是宋元时代赵孟頫的双马图。画下铜牌注：“帝国作战部遗赠”字样。凌叔华、苏雪林看了很气愤，那不是当年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从中国掠夺过来的吗？

剑桥大学是徐志摩二十年代初就读的地方，那里也造就了密尔顿、华滋华斯、拜伦等世界知名度的诗人，是中外作家十分向往的地方。在凌叔华、陈西滢的陪同下，苏雪林去参观了剑桥大学。

剑桥是剑桥郡的首府，位于伦敦北部五十六英里，也是剑桥大学所在地。他们一行从利物浦乘火车，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大学城。剑河从城西向东北方流去，身后留下这条碧波荡漾的河水，两岸杨柳依依，紫枫争艳。几十座不同样式的桥梁搭建其上，把两岸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四野绿草如茵，点点番红花、蒲公英点缀其间，焰火一般鲜丽。连绵的树木组成山一样的背景，有序地聚集，多样地组合。哥特式教堂，秉持而立，组成人与神的双重景观。

从十三世纪末创办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至今已有三十余所学院。一些学院由英国历史上的国王、王后、主教等建立，因而便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

当他们一行来到国王大街的时候，凌叔华指着皇家学院对苏雪林说：“这是当年徐志摩就读的学院，英国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德蒙·瓦勒尔、荷拉斯·瓦尔波尔、罗培特·布洛克就出自这个学院。萧乾也曾在这所学院就读，他是志摩的朋友魏雷和福斯特介绍的。”

陈西滢补充说：“福斯特是英国当今著名作家，一生未婚，与老母生活在一起，一九四五年我与萧乾曾到他家作客。”

苏雪林感叹地说：“这可是座神圣的殿堂，正应了古人‘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的意境”。

三一学院更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建筑，她们漫步在这所学院里，凌叔华介绍说：“这所学院建于一五四六年，大科学家牛顿就在这里求学，毕业后又在这里任教三十年，数学是他们的强项，在学院享有独特的地位。大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是这里的学生。”

苏雪林感叹：“看了人家的学院，不免令人惭愧，我们的国家闭关锁国，军阀混战，要落后人家几个世纪了。”

告别大学城已是傍晚时分，她们领略的不仅是自然风情，更是一种人文的精神力量。

第二十四章  跨文化创作《古韵》

一

《古韵》一书的出版，是凌叔华结合英语学习，无意中在读了英国《观察家》报的文章《在你的花园里》开始的。

《古韵》英文版封面书影

特别是作者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在讲到中国植物时，令她产生极大兴趣和深深乡愁。于是凌叔华通过《观察家》报给作者写了一封信，问能否前去拜访维塔和她的西辛赫斯特城堡著名花园。不久，凌叔华得到回应，被邀请去了她的宅邸，并参观了她美不胜收的花园。

维塔的宅邸大致占地四英亩，四周拴养着几条大狗，一辆手推车用来运送木柴，供应冬季室内的炉火。维塔的丈夫是英国驻土耳其使馆的参赞，因而她喜欢穿土耳其服饰。她长得非常漂亮，颈项间戴一条祖母绿项链，显得高贵而华丽，但她也常带一点诗人的忧郁。维塔是名门望族之后，有着西班牙吉卜赛人的血统，这体现在她一双黑色眸子和优雅的仪态中。

凌叔华的到来维塔非常欢迎，她把她领到古堡顶上楼阁里吃茶聊天。她们在谈话中说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凌叔华说到她与伍通讯并写自传的事。维塔听后立刻兴奋起来。她说：“我与伍尔夫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她的姐丈、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餐桌上认识的，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一九二八年秋天我们一起到法国旅游一周。我们经常通信，她常常向我提出一二十个长篇问卷，如果不逐条回答，她就会变得多么恼火。”

二人在品茗中，凌叔华知道维塔不仅是热心的园艺者，而且是英国著名的桂冠诗人和小说家。当维塔得知凌叔华对文学非常感兴趣时，就问她是否用英语写过什么作品。凌叔对她说起从前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通信，还提到伍尔夫生前鼓励她用英文撰写自传。维塔惊讶地说，“你一定要完成你的书”。她告诉叔华，伍尔夫曾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奥兰多》，你可找来一读。她依稀记得，伍尔夫曾与她谈起过有人从中国寄给她的故事。

维塔鼓励她重新写这本自传。

随后，维塔《在你的花园里》专栏文章中写道：

一个冬天的晚上她睡着了，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全世界各种奇花异草包围之中。在梦中，她看见房间的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中国式的皇家园林，广阔无边，包罗万象，花园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大地的宝藏在这里幻化为无尽的美景融在一起。

她把一个英国梦，移植到那个遥远的中华帝国。后来，她与凌叔华成了亲密的的朋友。凌叔华的两篇小说《在中国的童年》和《红衣人》，经维塔和她的丈夫引荐，分别刊登在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的《旁观者杂志上》。

瓦内萨在祝贺凌叔华用英文首次发表作品时写道：“你把一种可怕的、更是奇异的经历表现得引人入胜，让我从一个孩子的眼光去感受了这种经验，这种写法是非常可贵的。”

维塔则将她的写作特点概括为“对世界的另一头已消失的生活方式所作的让人愉快的素描”。

《我们家的老花匠》、《造访皇家花匠》两篇小说，与她的画放在一起，发表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和四月二十五日《乡村生活》杂志上。

上述四篇小说，都是其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古韵》中的章节。

二

凌叔华在维塔的帮助下，联系上了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并且与伦纳德一起拜访了僧侣屋，看了伍尔夫的起居室和花园。最后在伍尔夫堆积的遗物里，终于翻出了凌叔华抗战期间寄给她的书稿。伦纳德在伍尔夫死后继续经营贺加斯出版社。书稿经凌叔华的英语教授玛乔里·斯特拉奇校订润色，他接受维塔的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由贺加斯出版社以精美的装帧隆重推出，并取名《古韵》。

书名是来自白居易诗《废琴》的诗意：“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一九九一年由著名作家傅光明先生翻译在中国出版，台湾译为《古歌集》。凌叔华将这本书献给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塞克维尔·维斯特。维塔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还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原直隶布政使的女儿凌叔华致信弗吉尼亚·伍尔夫，并收到回信——中国与布鲁姆斯伯里之间一次不同寻常的书信交往。叔华住在遥远的中国西部省份，那地方颇令伍尔夫夫人向往：“我真羡慕你住在一个具有古老文明而又广袤荒凉的地方，从你的信中我对它已经有所了解。”

或许我们会笑话弗吉尼亚·伍尔夫想把家从塔维斯托克区搬到广袤荒凉地方的想法，但这种愿望同她的性格并不矛盾。她是个浪漫主义者，同时也是个极现实的人。她提出了丰富的建议：“我非常希望为你的工作提供点帮助。工作是我目前生存的惟一途径……我惟一的忠告，就是工作，这是我自己尝试过的……关键是写你自己确定想写的……你问我该读些什么书，我想十八世纪的英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最好学。你喜欢书信吗？库柏和华普尔的书信明白晓畅，司各特，简·奥斯汀的小说，盖斯凯尔夫人的《夏绿蒂·白朗宁的生活》以及当代作家乔治·摩尔的小说，都很干净利落。”

她并未停留在口头，而是向中国寄去了兰姆的散文和《夏绿蒂·白朗宁的生活》。“平安收到后，请告诉我，我再给你寄。在伦敦买书既容易又便宜，你不用付钱。给你寄书，不胜荣幸。”

伍尔夫夫人很快收到一部手稿，并对这部手稿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我写信是要告诉你，我很喜欢它，它很有魅力。当然，对一个英国人来说，开头读起来有点困难，有些支离破碎。英国人一定闹不清那么多的太太是谁。不过读一会儿就清楚了，然后就会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那里有新奇诗意的比喻……继续写下去，自由地去写，不要顾虑英文里的中国味。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更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然后，就英文文法略加更易，我想一定可以既能保持中国味道，又能使英国人觉得它新奇好懂。”

在另一封信里，伍尔夫夫人把自己的观点谈得更明确：“我想，如果有些英国人把你所写的同规范的英国散文做个比较，对这部书的总体印象就会受到影响。当然，要让英国读者理解你的全部意蕴非常困难……但我感觉，它非常有趣，令人着迷。”

弗吉尼亚·伍尔夫同叔华从未见过面。叔华于一九四七年抵达伦敦，行李中夹着一大叠打字稿。她给我写信，纯属偶然，她不知道我和伍尔夫夫人是好友。事实上，我听说过这些描述在世界另一端已经消失了的生活方式的有趣故事。她在信中向我问候，并请我为她作序。我欣然接受，并相信读者会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我一样，为它着迷心醉。叔华现住在伦敦。她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就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凌叔华小说《古韵》插图之一

美好的生活自然包含许多部分。在这部回忆录中，有些章节叙述了北京家庭纷繁懒散的日常生活，很有意思。伍尔夫夫人说得明确，英国读者也许闹不清开头的那么多太太，但很快就对大妈、二妈甚至四妈、五妈熟悉起来，更不用说九姐、十弟了。情节富于喜剧色彩，但当三妈拽着六妈的头发，尖声叫骂，连推带搡拉到院子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滑稽；当无名的红衣人被锋利的大刀砍下头颅时，你也不会觉着好玩。对我们来说，它比《天方夜谭》更引人，因为它是取自一个同时代人真实的回忆。

这部自传体小说共十八章，是作者童年时代的往事回忆。

她写了这个家庭的喜与乐，也写了这个家庭的悲凄与窘迫；她写了那个时代老北京社会风情的人与画，也写了这个社会的罪与罚；她写了童年时代独有的骄傲与陶醉，也写了心灵的焦虑与自卑；她写了这个官宦之家花天酒地的闹热，也写了浮华背后冷色调的风景。

这部自传体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英国的畅销书，风靡英格兰大地，先后被译成法、德、俄等文出版，受到读者广泛好评，许多报刊发表了书评文章。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依然深感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时与潮》周刊也评论说，书中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好奇、热爱和孩子般的纯真幻想，有幽默、智慧、不同寻常的容忍以及对生命的深切同情。无论新旧，只要是好的，叔华都接受，从不感情用事。

《旁观者》则对书中的插图作了专门评论，书中有几幅作者自画的插图：描绘那个机灵的小女孩同义母一起放风筝，和老花匠去买花，跟贲先生学诗等等，都非常令人着迷。

《古韵》的出版，圆了凌叔华那个失而复得的梦，再一次镀亮了故园上空的阳光，无异也给英格兰这座雾城捧出一束陌生而神奇的花影。

三

凌叔华这部小说的成功大大膨胀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对伦纳德说：再“写一本书——一本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盘桓了多年。”她还与伦纳德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要去亚洲找灵感，甚至想去朝鲜，为打仗的中国士兵做翻译。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还要继续办画展，筹集资金。一九五四年在巴黎画展之后，她给妹妹淑浩去信，讲了去美国办画展的设想。

令凌叔华没有想到的是，妹妹在美国已看到她出版的小说《古韵》，对其中家庭的描写非常不满，认为叔华靠出卖自己家庭隐私来取悦于西方人。此时伦纳德原计划将此书在美国出版，以扩大发行量，为出版社取得更多收入。凌叔华没有同意，她写信说：“如果我的书在美国出版，的确会引起许多问题。我得认真考虑一下，看看能否设法删除一些部分而又不对这本书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

她所说得“会引起许多问题”，是怕影响妹妹在美国的工作和处境。本来淑浩和丈夫就避讳与在美华人接触，所以选了到比较偏辟的印第安纳波里斯工作和生活。如果小说在美国出版，淑浩母亲的家庭地位必然会给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后这本书拖到一九八八年才在美国出版。

或许是凌淑浩考虑到姐姐的经济状况，才帮助叔华安排了在印安纳波里斯的画展。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凌叔华的画展在约翰·哈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了她六十九件绘画作品，其中有的是画在丝绸上的，有的是画在宣纸上的。

《印第安纳波里斯新闻》的评论，很关注她笔下的欧洲风光，说“这些风景画中有一种超尘脱俗的魅力，让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不过它们的标题真够古怪，如《洛克·卡特琳》、《柯尔库布赖港》、《迪河上的桥》、《翰普斯地德荒野》、《海德公园的冬天》……我完全相信，凌叔华能够以这种精致迷人的笔墨去描绘交通拥堵中的翻斗的卡车。”

凌叔华在抵达印安纳波里斯的当月，还为参观者举办了“怎样欣赏中国画”的讲座。凌淑浩在一个妇女俱乐部为叔华接风，亲自主持欢迎午宴。

《印第安纳波里斯时代报》则把目光投向凌叔华身上那件“浅绿底色上绣着竹叶图案的丝绸旗袍”，以及陈西滢作为联合国教科组织的代表，对乌拉圭的访问。

可惜，这场展出只卖出八件作品，收入两千六百美元。接下来东去纽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展出，而后又南下波士顿在一家画廊展出，只波士顿博物馆购买收藏了她一幅画。在美国的展出未达到她的预想，又在行程中花去了她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卖画的钱，怏怏然不得不回英国了。

从那时开始，凌淑浩对外称她的姐姐是一位艺术家(画家)，而不称其为作家。画展后的许多年，叔华给她多次写信，她都没有再回信以冷落来说明不满。

跨文化写作给凌叔华带来希望，但也带来失望。她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写出了“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的第一章时，她发现这种作品是读者和出版商所不愿接受的。伦纳德爱莫能助，只得回信婉拒：“到目前为止读上去很有兴趣，但是真的太短了，不管从那个方面说，都无法肯定是否可以做成一本书”。伦纳德是出版商，没有像妻子伍尔夫那样给凌叔华承担起顾问和导师的角色。

从此凌叔华再未攀上新的制高点，内心时时感到困惑和忧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不无埋怨地说：

有能力去画，却仅仅因为不被需要而无法继续工作，这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个国家的人们，大部分都不愿接受新的观念与艺术形式，除非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此出售的大部分中国画都是中西混合的作品，主题和画面都必须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想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败，我真是厌恶极了，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凌叔华感到一种“江郎才尽”的威胁到来。

不久，伦纳德买了她画的一幅“竹笋”，用来装饰自己在蒙克的寓所。这是他给凌叔华最后的安慰。

终于，凌叔华等到一个机会，好友苏雪林推荐她到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由此，她又收获了一个生命转进的机会。

她虽未回到故国，但总算回到日夜思念的东方来了。

第二十五章  执教南大

一

一九五六年夏天，凌叔华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

南洋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建立在狮城西南的裕廊山上。这里山势不高，蓁芒丛生，是一坐平凡无奇的山丘。然而学校的建筑却古香古色，一派中国风格。对于爱山如痴的凌叔华来说，不但没有觉得枯躁，反而庆幸它保存了濯濯童山的纯朴，没有历史的沧桑和庸俗的浮夸，恰如一部稍带洪荒气息的歌谣。

1956年凌叔华和陈西滢在新加坡南洋大学

她居住的云南园，房前十二扇窗子洞开，对着一座隐隐青山。星洲四季如夏，除了雨中罩上一层薄纱，其他时间则是空濛悠远，鲸波暾日美景良辰了。那阶前的栀子花，那冲天的鸟声，常伴她入梦。对于一个浪迹天涯的人，小楼倚空，滴翠挼蓝，实可指为依归了。于是她把这居所称之为——爱山庐。

那一年，陈西莹先生送她来星洲，也曾在此小住。

来之前，凌叔华的外甥女陈美芳刚刚毕业，借此来看望姨妈和姨父，另外想学一些中国画的知识，听了凌叔华的绘画课。陈美芳回去后，叔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这其中抄录了她母亲凌淑浩的来信中的一段：

关于写信，想到你对美芳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祖母以及关于我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提笔。我简直难以想象，特别是母亲已经去世，不能够亲自辩解了。我们的太祖母不是西班牙人。你是听谁说的？我很爱妈妈，你说她，就是跟我作对。像你这样的上等人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贬低家人。美芳从伦敦回来后，变得那么困惑，我真后悔让她跟你学画。

信中大有推倒阿尔卑斯山之势。此时凌叔华才明白，九个月以来，她给淑浩写了不下六封信，而淑浩一封也未回的真正原因。是美芳伦敦之行回去说了什么？还是因为小说《古韵》的事耿耿于怀？凌叔华也百思不得其解，把心中的委屈写信向外甥女诉说：

我不记得我曾经向你提到过我母亲的事，因为你从没见过她。我也没有谈过我们的太祖母，我是听父母说起过，说我们的太祖母有一头金黄色的卷发，所以家里人叫她黄毛太。没有人把她当成外国人，而且即便她是西班牙人，头发也应该是黑色的。我们都知道，许多杰出的美国公民祖上都是欧洲人，他们也并不为自己的血统感到羞耻。所以我真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惊小怪的。至于我母亲，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她不是正室就觉得没脸见人……

接到你妈妈的信后，我无法相信她会说这样的话。她将我对她的情分看得一文不值，我不相信她会这么无情。这辈子我没有对她说过谎，也没从她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每年圣诞节，我都给她寄礼物，尽是挑好的、贵的买，因为我希望她从一个最亲的亲人那里得到礼物而感到快乐，而且，也是因为从小时候我就爱这个妹妹。如今，我很羞耻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傻子，尤其是这九个月来，我写信给她，寄礼物给她，她不仅不领情，相反，还写了一封粗鲁、无情的信来骂我。

凌叔华这封信，美芳对小滢说不记得收到姨妈这封信。是没寄出，还是美芳忘记了？但那个时期姊妹二人发生过矛盾或误会是存在的。

到南洋大学教书后，这些矛盾也就慢慢冰释了。

二

初到南洋大学，她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梦一直未休。她在给伦纳德的信中说，她一到新加坡，便搬进学校提供的三居室小别墅中，让她吃惊的是，新加坡竟是个“半中国的国家”。

六月三日，在信中又报告了初到的感受，她发现在这里很难了解到当地的政局，除了分量不重的教学工作和帮助图书馆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外，她在一座四邻稀疏、但树木茂密的小山坡上，过着一种“隐士生活”。夜晚，她点着蚊香驱赶昆虫，香烟袅袅，伴她进入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梦境之中，这使她获得“一些新鲜思想，我可以把它们用到我的第二本书中”。

深秋时候，她又给伦纳德去信说，对于那个庞大计划，她的信心突然崩溃了。朱利安“说我的文字有一种俄罗斯风格，有时还有点儿法兰西的味道。他说如果能正确地运用它，就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我想按照他说的去做，但不太成功。如今每天的生活让人厌烦。我可能是江郎才尽了。”

不久，山下有四个男孩女孩来找她。这些孩子大都十来岁的样子，衣裤破旧，散漫不洁，脚上也没有穿鞋子，然而他们憨态可掬，天真活沷。一个大一点的女孩对叔华说：“您是先生，我妈说请您教我们读书。”她说着随手把带来的两条黄瓜和一把小葱放到桌上，又补充说：“这是给您的。”

叔华感到这些孩子朴素可爱，收下黄瓜小葱，她给了那些孩子铅笔和练习本，并嘱他们每天黄昏来这里读书练字。

时间如风，一刹那便两年了。南洋大学增加了上千名学生和一百多名教员，房子也增建了几十座，而那些乡下孩子像裕廊山的植物一样长得疯快。有几个月叔华到伦敦休假，回来时三个孩子已穿上了鞋子，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了。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到城里工作去了，她回来看叔华时，脸上涂了脂粉，头上烫了发，脚上还穿一双漂亮的高跟皮鞋。

凌叔华意识到，孩子们真的无可置疑地长大了。

凌叔华在中文系授课内容是新文学研究(1956年学期，必修课)、新文学导读(1957年上学期，选修)、中国语法研究(必修)和修辞学(1957年下学期，必修)。

她调查这些学生看过什么书，发现他们读书很少，而且书籍匮乏，偶尔看到有一本新书，大家便抢着去买。但是，她也发现，这里的学子爱好新文艺和具有写作才能的很不少。凌叔华被他们的知识饥荒深深感动，授课时格外给补充新的文艺理论。她常对他们讲，无论科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它的术语，也有其基本原则。如果做一个学人，就要认识这一合理的新趋势。写一篇小说，光凭灵感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天才者或有例外，但有几人呢？关于创作，要虚心采访和研究，只凭自己那点意思，写出来的东西多是狭窄肤浅的。她告诉他们，对新文艺有志的人，要充实自己对大众的了解，然后方能下笔，像过去那样“十载寒窗”，面壁自修，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为解决书籍匮乏，她利用去香港看望女儿小滢和度假便利条件，为大学带回数百册新书，不到一周，被学生抢借一空。如《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新文艺之作，在市上发现了，常会加二三倍的价钱，被捷足者率先搜去。有一次她发现多了一本《文学遗产》，便给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竟高兴得流出眼泪来。

四年间，她在新加坡和英国之间来回穿梭之余，还访问了亚洲许多地方。

三

凌叔华在南大教完第一学期课，一月底到台湾去看望苏雪林。在这期间，她与苏雪林一起参观了台中白沟古物保存所，观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台的收藏品，并游了日月潭。趁此之便，她又去香港度假，与在香港美联社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团聚。

凌叔华出于对蒙师辜鸿铭的怀念，去了一次他的故乡马来西亚的槟城。

渡轮靠岸后，凌叔华看见人群中大地先生和两位南大同学在那里等候。大地先生先是带她见过生病在家的槟城艺术协会会长清泉先生，再乘车到北部旅游胜地丹绒武雅的下榻怡园。

凌叔华入室安置好行装之后，下楼来享受花园夜色美景。她告诉大地先生，“辜鸿铭先生出生在这里，我来之前想去凭吊他，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在北京大，如若槟城加上他在北京的名气，这座城市就名符其实的人杰地灵了。”

大地先生是凌叔华在英国时就认识的朋友，是星、马闻名遐迩的书法家，他说：“凌先生的话确是如此，辜鸿铭先生的事迹和文名在槟岛彰显，定会占尽南亚风光。”

在槟城，凌叔华游览了极乐寺、泰禅寺、观音亭、圣乔治教堂、诗华寺等处，她想起童年时辜鸿铭先生与她说过的那句话：“槟城风景好得很呢。”今天她到这里，果然印证了辜先生的话不是虚言。

而槟榔屿给她最奉厚的报答，便是那篇名播海内外的散文：《记我能知道的槟城》。

一九五九年初，凌叔华利用放年假的机会，踏上了她第三次去日本的旅途。

前两次去日本，正是日本全盛时期，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衣丰的强国。而这次去日本，则是“战后”造访，其国势大不如前，那蓬莱三岛的风光，也在人们心中消褪了颜色。

她乘船途经香港直抵日本横滨，然后转道去日本首府东京。

刚刚放下手里的提具，她便接到张大千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刚刚接到巴黎来信，得知今日抵达东京，请即刻到他家共会刚从美国纽约来的画界朋友济远先生。

他们一见如故，大千在日本朋友杉村建议下，次日到镰仓逛庙看梅去。镰仓位于东京南部的神奈川县，背山面海，是一座著名的历史古城，被日本称为“镰仓时代”。在高德院，他们一行到神社看完大佛，便乘的士到锦屏山瑞泉寺看梅花。

凌叔华走到禅堂转角的花坛上，有一弯老梅枝干斜伸过来，其姿态宛如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大千说：“这棵叫照水梅，它的花朵都是面向水的。”凌叔华则想到，那年徐志摩到孤山，寄回北京两枝梅花和一首诗：

红梅肥

绿梅瘦，

绿梅寄与素(叔华)，

红梅寄与眉(小曼)。

凌叔华对大千说：志摩永远忘不了人间，所以他的诗句，总是带着人间的温暖。

大千也说：徐志摩是个多情的诗人，他陪泰戈尔到日本写的那首《沙扬娜拉》，至今读来让人心动。

结束东京之行，凌叔华告别大千夫妇和济远先生，又南下京都，最后一站是奈良。这些地方，她战前都曾去过，再游只是想重温年轻时的梦境和看看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四

在南大执教期间，中文系先后有过两任主任。第一位是佘雪曼(1909—1993)，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第二位是涂公遂(1902—1992)，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

中文系教授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背景。

中文系主任佘雪曼与教授潘重规同出于南京中央大学；后任中文系主任的涂公遂毕业于燕京大学，刘太希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刘与潘重规还是舅甥关系。佘、潘这些“章(太炎)、黄(侃)弟子”，以南京大学为师承是很自然的事，而潘重规还是黄侃的女婿，他的妻子黄念容一九五七年也成为南大中文系讲师。刘太希是潘重规舅舅，为接出困于大陆的姐姐(潘重规之母)，刘太希想尽一切办法，救其姊于“水火”之中。

凌叔华虽与涂公虽同出于燕大，但二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一般，因而“被孤立于外”。

刘太希(1898—1989)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应聘到南大中文系，他是江西信丰太阿人，早年入北大，是林琴南、梁启超的高足。后到小县城当了个不太正规的小县官，抗战初钻到国防部当了秘书，边写诗边混饭，竟被蒋介石授了个少将参议。蒋败逃台湾后，他到香港定居，一九五七年通过亲属关系进入杏坛，到刚建立的南大中文系当了副教授，授课内容是历代诗选、诗经等，一九六二年看到南大形势不妙，便辞职去了台湾。

凌叔华在授课之余，鼓励学生创建了“南洋大学创作社”，开展写作及文艺评论；而刘太希、涂公遂则支持中国文学研究会写古体诗，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很快，他们在创作主张和创作实践中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主要表现在刘太希古诗正统观与凌叔华寄希望“新诗的未来”的分野。学生中也各有追随者，由此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凌叔华，潘重规、黄念容夫妇于一九六○年四月离开南洋大学。涂公遂、刘太希于一九六二年三月离开南洋大学，去了台湾。

需要指出的是，凌叔华的友人苏雪林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执教生涯时说：“南大来台湾找人，应聘者有台北师范大学潘重规等，我名亦其列。我怕南洋气候不适合，不敢去，荐原在英伦侨居的凌叔华自代。凌到南大后即教我的功课，但凌与那边中文系主任刘太希摩擦得相当厉害，仅教一年即未被续聘。”

受到苏雪林此话的误导，有论者以为凌叔华在南大只教了一年或一年半的书，而受教于凌叔华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纷纷为老师鸣不平，认为苏雪林“厚诬”了凌叔华。据南大校史记载和第一届毕业生回忆，刘太希从未担任过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他回台湾走马灯似的变换岗达五处之多，当没当系主任与南洋大学就没关系了。而凌叔华在南大执教了四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来苏雪林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也在南大教书，这位《楚辞》考据家能把上古事情考察的有鼻子有眼，不知什么原因，她与友人同在一所大学教了几年书也没搞清楚，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选边所需？不得而知。

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教学之外，继续她的绘画，文章则偏重于散文写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她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了个人画展。连士升、潘受以及学生刘森发在报端撰文盛加赞誉。

一九六○年二月，凌叔华在结束南大四年教学生涯之前，她编辑了这期间写的文章，定名为《爱山庐梦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她在自序中说：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在来南洋后收集的一件纪念品。这里面描写了我近三年的生活与思想——当然也充溢着我对云南园流恋的情绪。最使我欣幸的是在短短三四年中，我不但得以重温我“爱山”的旧梦，同时还遇到几位对人生对文艺工作有同样见识的真朋友。

云南园的山，成了她梦中挥之不去的影子。山在她的生命中，浩荡着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并与之相伴相生，成为万丈红尘中物我两契的至高境界。

五

一九五九年冬天，借寒假她回了一趟大陆，先后去了广州、武汉和北京。

回到南大的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写信给伦敦的伦纳德：“中国的朋友忠告我说，最好别向其他人提起我的中国之行。”可是她的这个计划无意中被在香港英国BBC电视台工作的女儿陈小滢发现了，她知道这会让父亲陈西滢受到牵连，但当她告诉父亲时，凌叔华早已去了大陆。

凌叔华先去了故乡番禺。

在侨务人员的陪同下，她在广州走访了一些亲友，之后便去了故乡深井。在族人的引领下，凌叔华先去了中约坊上街的祖居。她的两个哥哥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香港，深井村已无直系后人。凌念楚是凌叔华亲叔祖的重孙，一九三一年凌福彭去世时还是个少年，如今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凌叔华依稀还能记起他少年时的模样。邻居四婆早已过世，儿孙们也都子女成群，说起往事，大家都还记得叔华的名字和童年的故事。

邻居们对凌叔华说：“姑妈童年在江沥海玩耍的那个小港口，现在只剩下半段水域，四婆带你到山上烧香的三圣庙和洪圣宫还在，但北帝庙、雷公庙、医灵庙、关帝庙、观音庙，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

在去景客凌公祠的路上，凌念楚指着几棵两三人才能合抱起的老荔枝树说：“四婆家里人常说起，姑妈小时候和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游戏。小伙伴们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玩耍。”

凌叔华参拜了家庙后，又去了村东北方大飞岗父亲的墓地。

飞鹅岭在大飞岗山巅，爬过几道山坡，凌叔华来到父亲墓前。她环顾四周，这里海拔虽然只有五十多米，然而，它北临珠江，南望全村风光，确是父亲长眠的好归宿，且有驾鹤归去之意境。凌叔华把花圈轻轻地放在父亲墓前，又在父亲墓旁植了两株小松树。

接着凌叔华一路北上，从武汉下车后，她又去了一趟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在与武大的领导和好友的畅叙中，她独没见到袁昌英。在她提出要见她时，校方以种种理由搪塞了。凌叔华哪里知道，袁昌英因家庭出身、南京国大代表等问题被“打右”，继而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已被武大开除在街道劳动改造。

后来袁昌英从校方那里接到凌叔华给她带来的礼品，才知道叔华来武汉看她而不得见。

凌叔华到北京后，从周鲸生夫妇那里才得知袁昌英上述遭遇。在武汉，凌叔华用武汉大学的明信片，给英国查尔斯顿山庄病重的瓦内萨写了几句话寄去。第二年十月七日，是凌叔华回英后写给瓦内萨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还译了苏东坡《江城子》的词放进信封寄去。词的内容是：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凌叔华借诗说愁，向瓦内萨问候并表明她心迹。时过不久(1961年)，瓦内萨就去世了。

之后，凌叔华到了北京，那里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老朋友张奚若已身居高位，先做教育部长，又做对外文化委员会主任。他请了凌叔华和几位老朋友相聚。席间张奚若用他带有浓重陕西味的京白，绘声绘色地描述与调侃杨振声手拿酒杯慢悠悠的姿态，真像《空城计》里的孔明，惹得一桌人大笑不止。

然而，凌叔华发现大家笑得很惨，尤其是清华教授邓以蛰在那里一言不发，眼里却含满了泪水。张奚若见状，立刻提议下周到西单的川菜馆再聚一次，一个人也不许少。他特别叮嘱凌叔华说：“你一定得来，就是订了机票，也要展期再飞。”

张奚若的提议，一班朋友谁也不敢与他辩驳。在政界，他特别爱护朋友，与他们的友情长久而不衰。在外交界，不分中西，大家也一样敬爱他。结束中国大陆之行，凌叔华又返回新加坡南洋大学。

六

一九六○年三月，南大举办“大学周”活动。四月二日，南洋大学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共计四百三十七人。这一天，南大的师生、嘉宾和学生家长莅临观礼，咸有百年树人之威。

凌叔华(前排右二)与南洋大学师生合影

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1897—1972)在典礼上致词说：“社会公众人士，有目共见，我们南洋大学初办，能达到这种境地，是值得欣慰的！”

期间，全校师生联吟诵咏，庆贺毕业，诗作后来结集成《云南园吟唱集》。凌叔华经历了南洋大学“黄金时期”的四年，正如徐志摩诗句写得那样：“我轻轻的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拂一拂衣袖，不带走西天一片云彩。”她没有填词，亦没有写诗，与师生们合影后便悄然离去，返回伦敦。

凌叔华知道，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南大面临的大势，他们还沿承旧官场那套恶习，争名逐利，早已超出为人师表的操守和道德规范，再言什么国粹，都会把人引入歧途。有鉴于此，走开才是明智之举，这里不是你家江山，风雨终将降临，搞那些小打小闹已毫无意义，早晚都得走人。

她的离开有的说是系里人际关系矛盾，有的说是陈西滢敦促她回英照看陈小滢刚出生的女儿，也许不无道理，但那已无关宏旨了。

实际上，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接二连三的“报告书”，就已露出形势不妙的端倪：先是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后是星马政府资深公务员、医生魏雅聆报告书，又提出学生必须学“中英巫三种语文，南大乃星马真正的国民大学”，“向马大看齐”。这两个报告不断冲击南大，新加坡教育部长杨玉麟攻击陈六使是“商人办学”，说“大学是求学和研究的机构，不是做生意的场所”。李光耀下手更是强硬，干脆“褫夺陈六使公民权”，迫使他不得不向理事会辞去主席一职。这与陈六使筹组民主党、支持自由社会党参加新加坡首届大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此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凌叔华走后留下的教授一职，由香港作家徐讠于继任。

第二十六章  第二次巴黎画展

这是凌叔华继一九五四年巴黎画展后又一次来巴黎举办画展。不同的是，一个在马塞·森纳斯奇博物馆，一个在市立东方博物馆；一个在暖风和煦的春天，一个在寒风料峭的冬天。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凌叔华的个人绘画和她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以及文物古玩展终于开幕了。这次展出的作品，还印成了精美大型画册，送给被邀请的嘉宾。

十二月的巴黎，树木凋零，绿瘦红衰，街上行人脚步匆匆，拉起衣服的领子，任寒风撩起他们的衣衫。

十二月的巴黎，寒冷没有阻挡住热衷艺术的人们的脚步，东方博物馆门前，人头窜动，黑鸦鸦聚集了无数参观者。

凌叔华兴奋异常，她一面接见来宾，一面在画册上签名留念。陈西滢也来助阵，他和工作人员招待来宾登记，赠送画册。

在众多的来宾中，最让人注目的是旅法著名华人画家潘玉良和陪她前来的王守义。她和凌叔华是画界同道，也是多年的朋友。自从叔华去南洋教书后，她们已有八年没有见面，这次叔华来法办画展，也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

王守义急不可奈地翻着画册。

潘玉良站在那里，默默地读着名信片上法国国家研究院院长安德来·莫洛瓦为凌叔华在波士顿画展撰写的序言：

凌叔华这位“心灵纯真”的中国女子是位大文人的女儿，其父曾任直隶布政使和顺天府尹。在中国，文人要精通多种艺术。一个诗人一定得用漂亮的书法书写自己的诗作。中国书法秀美，很接近大自然的线条美。在丝绢上作画，更是容不得半点修改和涂抹。无论是画家画一幅山水风景，还是书法家写一幅字，落笔都要十分果断。

在《古韵》一书中，叔华讲在她六岁时，有一次用木炭在白墙上乱画，画出山、花和人，引起父亲一位朋友的注意。这位朋友对她说：“你的画很有特色。你很有才，日后定会成为大画家。我跟你父亲谈谈，该让你拜师学画……”就这样，她成了慈禧太后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

叔华继承着“书香门第”的传承。她同时学习书法、绘画和文学，终于成为诗人和小说家，她还主办过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后来，她结识了两位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维塔·塞克维尔·韦斯特，在两位的指导下，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并成功地将自己中文作品那充满诗意的韵致融会在了英文作品之中。

她的绘画属于中国所谓的“文人画”之列。文人画刻意表现的已不仅是山川花竹等既有的固体本身，更要表现画家本人的情趣神韵和思想意境。在她那蕴涵诗意的绘画中，那些高山、流水、翠竹、鲜花，既是物，又是神。就连画面上的虚空留白，也同画家笔下的每一笔一样富于表现力。正如郭宜绶博士(音译)所说：“很难说究竟是画意表达诗情，还是诗情表达画意。其实，正是诗句、书法和绘画这三位一体，才组成了一首诗歌。只有熟练掌握了这三要素，才能画好文人画。”

中国画家从不照抄古人，而是汲取其精华，用以反映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画并不一定依照实物。对于他们，重要的是刻画出一种诗的意境。叔华毫不费力地就做到了这一点，她笔下那雾霭笼罩的群山；那寥寥几笔白描勾勒出的波光熠熠的河流，水纹常与绢的丝纹不谋而合；那略带淡灰色的朵朵白云，构成了她独有的使人如入梦中云雾的意境。

她作画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遒劲的笔触，几笔就勾勒出一株栩栩如生的兰花，一茎挺拔的玉兰或几朵含苞待放的苹果花蕾。那朴实凝练的表现技法，与中国水墨画白纸黑墨的简洁特点相谐，构成一种近乎抽象的格调。然而，画面上那简洁的大自然的条条曲线所显露出来的勃勃生机，却鲜明地跃然纸上，这有力地证明了那些花朵和枝茎都是在沃土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真实的生命存在。

现在，叔华与丈夫陈教授住在英国。每当她想写生时，便去寻些诸如伦敦北郊荒原、泰晤士河上的迷雾或苏格兰湖泊的景物来描绘。她并不人为地在这些西方的风景中加上一些极为怪诞的东方色调，她只消把所看到的景物如实画出来，就会使它们与众不同。因为她是以一种有几千年历史的眼光去观察的：

少女把自己融入心灵的

缕缕蓝丝之中

她感到花儿变得晶莹透明

并且是用世界最古老的文化所赋予她的既精美又罕见的画笔来捕捉大自然的。

参加画展的人渐次进去后，潘玉良、王守义才见到凌叔华。潘玉良握住凌叔华的手说：“祝贺画展成功，你和你的画作同样那么年轻！”凌叔华谢过潘玉良的祝贺后说：“那年在日本碰到张大千先生，说你为他所做塑像他很满意。”

潘玉良说：“那虽是我所学专业，也只是偶尔为之。如此说来还是莫氏为你写的画展序言要精彩十倍。他真不亏是国家研究院院长，对我们中国的文人画竟了解得那么深。”

凌叔华领潘玉良、王守义见过西滢之后，便一道去参观画展。

凌叔华这次画展，是继美国印第安那州哈仑美术学院、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画展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画展。这次展出的画作共有三十余幅，最早的是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中在武大时期的作品，画展还展出了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名画家倪瓒、董其昌、陈洪绶、查士标、恽格、石涛、郑板桥、赵之谦、金冬心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有她收藏的文物、金石和文房四宝等。

她们沿着展厅的路走过，在《三峡清晨》画作前停住了脚步。

这是一幅描写长江三峡清晨的景色。远处是万仞大山、裂岸的长江和点点孤帆远影，中景是雄峙的夔门和江水，近处是一丛碧树和高竖的白帆，一条纤绳被数名船工拉向远方。整幅作品气势恢宏，大开大合，画出了祖国山河的壮丽，然而她的绘画语言又是温婉而蕴藉的，表现了一个博大的历史空间，她的时间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当年，作者用三峡这一特定景观，独抒性灵，画出了人民安宁的生活，也从另一面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这幅画没有明显的墨线勾描，全用干笔皴擦，湿笔晕染而成，树木、人物全用米氏法皴点，气韵生动地表现了生命的激情和心灵的宁静。让观赏者从大山大江、飞鸿远音中，体验物我双泯的特有情结。

潘玉良转过身去对叔华说：“这幅画是你心灵的写照，可惜我没有经历故土那场战争劫难，虽在法国同样也经受过战争苦难和法西斯败亡的喜悦。可是太惭愧了，我画不出这样有感情的作品。”

凌叔华画作：独游渥兹华滋故里

王守义站在另一幅画前读着落款的题字：“一九五四年十月独游渥兹华滋故里，秋山秋树，晓烟暮云，都在传达诗人的诗句，湖上放棹，尤有参禅之味。”

凌叔华走过来说：“这是几年前到诗人故园去作的一幅画。那几句话是我后来追加上去的，也是我四十多年绘画的一点感悟。明心见性，是禅宗对文人的影响，欲识山川之美，儒、释、道不可不读，然后才能达千古之思，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挥毫泼墨，才能天趣皆成。”

潘玉良驻足身后，不停地赞叹着叔华的这幅画：“太美了！太美了！你看这画如入仙人之境，远山入云，烟岚轻绕，真是自然天成，听叔华说容易，真正做到就难了。西方人绘画就不讲究这些，因而也就读不出那么深厚的韵味，这也是东方画家与西方画家价值取向的不同。”

她们来到《早春玉兰颂》画前停了下来。潘玉良默默读着画上题字：“若盈盈墨秀不谢不凋”陷入了沉思。一朵初开的玉兰，两个含苞的蓓蕾，驻足在一枝新柯上，一只蜜蜂营营而来紧绕着飞舞。这寥寥几笔，一朵玉兰便跃然纸上，与她的山水画形成了巨大反差。构图简洁，不泥成法，透着一股强烈的主观情绪，让人闻到了花朵的幽香，听到了蓓蕾怦然开放的声音。仿佛想起故都潭柘寺明媚的春天，那玉洁冰清的花朵里，藏着早春的一缕阳光，一份情怀。潘玉良说：“你的写意画减少的不能再减少了，那里面总有一种冥力，连结着你的心理思维，给人一种寄托，一种平和，一种反光，一花一柯间，跳动着生命的律动。”

凌叔华说：“我画画从来不是刻意为之，画这些小品都是兴趣所至。”

她们转到叔华收藏古人字画的展厅，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那些烟雨满素的字画，负载着一段逝去的岁月。收集这些字画，是外曾祖父、父亲和她所付出的几代人的心血，不仅要有眼力，而且也付出了相当的经济代价。这些画全是真迹，让潘玉良、王守义直惊得目瞪口呆，口中不停地赞叹：“太珍贵了，太珍贵了!”

凌叔华说：“兵祸水患，保存它更不容易，多亏了西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文化工作，不然早就灰飞烟灭了。”

潘玉良在国内时，也见过一些名人字画，但大都是晚清的。凌叔华收藏的元、明画作，她从来没有见过。

凌叔华指着元人倪瓒的这幅山水作品说：“还是我初学画山水时，在王竹林师帮助下，父亲从一个画商那里购买的，现在找这样的画就难了。”

王守义问：“你有师承吗？”

凌叔华说：“除了拜师，师承是有的，王维、米沛、倪瓒、董其昌、石涛、董源、吴历等人的画，全都临过，一段时间迷上了倪瓒，学习之余还写过一篇小说。关键是要跳出前人的桎梏，创出自己的风格，不然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没有多大出息。”

王守义说：“说起来惭愧，我很早就跟玉良学美术，竟然一事无成，只好跑到法国来开餐馆。要讲绘画，也离不开天资。”

凌叔华指着眼前查二瞻云山卷说：“那一年在日本东京和大千先生到上野公园国家博物馆看中国名画，无意中看到了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布袋和尚图》和《六祖截竹图》，还有李龙眠的潇湘手卷，那可都是神品。特别是潇湘手卷中的云水、鸥鸟、渔村与烟云的和谐，真可与米元章山水媲美，然而我收藏的查二瞻仿米友仁《宿雨霁晓烟欲出》卷，与此卷有着同工之妙。我突然有个念头对大千先生说，我很盼望有一天把它携去对着欣赏一下，这个梦不知哪天才会实现。”

潘玉良对王守义说：“这就是叔华精神世界的两翼，她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个高水平的画家。”

她们又到文物厅，看了凌叔华收藏的文房四宝、三国铜鼓和汉石拓片等文物。凌叔华指着那个身披绿苔的三国时代铜鼓说：“这只铜鼓是我在抗战时期从乐山城里花重金买下的，尽管当时生活拮据，但我心里还是拗不过对古文物的痴迷，买回来也只能放在客厅当茶几用。

凌叔华在市立东方博物馆举办的个人画展，给巴黎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份温情。法国电视台热播了这次画展的盛况，法国电台、《世界报》、《费加罗报》等报刊广为报道，并发专文评述。

她的好友苏雪林在台湾看到她在法国办画展的消息，第一时间写出评论文章予以推介：

叔华于写作以外，兼工绘画，幼时曾从西太后画师缪女士学习，长大后，常入故宫遍览名作，每日临摹，孜孜不倦。其画风近郭忠恕，笔墨痕迹淡远欲无，而秀韵入骨，实为文人画之正宗。赴英后，因生活昂贵，井臼亲操，而写作不辍，以英文写一书名曰《古韵》，英伦各大报均以予佳评，台湾亦有人介绍。……

苏雪林的文章，饱和着一份激情和特殊的友谊。

后来，英国大英艺术协会又借出她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和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在伦敦展出，亦轰动一时。

纵览凌叔华作品，不管是花鸟抑或是山水，她的画作是典型文人画高逸清远一路，秀韵简括，冲淡恬静，有着米芾、董源、倪瓒和石涛的遗风。更为突出的是，她的画作无不透着佛家的菩提心旨，从有相中悟无相，从本体中悟至道，“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心识菩提，张扬自性，显露出她过人的艺术才华，那是落花春梦般的禅意钩玄。

十二月的巴黎，风冷雪寒，凛冽刺骨，而凌叔华的画展，却为浪漫的法国人，平添了许多融融暖意。

第二十七章  陈西滢之死

一

一九七○年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因病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住在伦敦北郊亚当森街的凌叔华，正在为陈西滢脑溢血发病住院而忙碌着。因女儿小滢与丈夫秦乃瑞远居英国北部的爱丁堡，她只好求助于台湾“国民政府”外交人员陈尧圣、熊文英夫妇帮忙。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国际地位下降，加上台湾“政府”经费紧张，连年积欠联合国会费，陈西滢的处境便已十分狼狈。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国民政府”大使降旗撤回台湾，但台湾当局仍电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驻馆看守。法国的冬天不仅寒冷，而且漫长，“使馆”内没有取暖设备，陈西滢一人孤独地坐在屋里，形影相吊，冻得瑟瑟发抖，连吃饭也要到外面小饭馆就餐，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六六年，台湾国民党政府被联合国取消成员国地位，三月十二日，陈西滢在法警干预下，让其迁出巴黎办公处。他极力抗争，被法国军警强行架出。在挣扎时血压骤然升高，当场昏厥，不得不请医救治。之后他辞去国民政府驻外职务，没有回台，便北去伦敦在家赋闲。

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给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法警迫我们出走时，心中愤怒，精神紧张，故血压高涨至250度。法警请来的医生，认为必须躺下以救护车送去旅馆。次日便降低，以后均在200度以下，有时仅170、180度，可以告慰。”

自此他为高血压所苦，请求找到接班人他就退休。凌叔华多次来巴黎，为他返回伦敦做准备，同时也心存忧虑，因为家里一直靠他的收入为生，如退休那点退休金则很难维持。这期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聘陈西滢前往任教，因身体一直不好，便改由凌叔华就任，讲授中国近代文学。然而她在加拿大刚刚教了一年，因陈西滢生病，便匆匆返回英伦。不久陈西滢又患上了脚软症，行走不便，记忆越来越差，语言表达不也完整了。是回台湾还是居伦敦，心中很纠结，因他与国民CC派有矛盾。一九六九年他给学生吴鲁芹信中说：“老耄的状态日增，记忆力日衰，走路极缓，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老年人到了这种阶段，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伦纳德去世了。伦纳德生前曾给凌叔华许多实际建议，她也为寻求出版或艺术展览的合同向他多有请教，她很感激伦纳德这么多年对她的帮助，如今像烟云过眼离她而去。

陈小滢记得，她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从法回英后，陈西滢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边地之旅》作为生日礼物。几个月后，她因感冒才在床上认真读了这本书，一段湮没了的历史突然展现在她的面前。父亲还在书页的边上写了批注，从他的角度纠正了“朱利安在中国”这一章的某些内容。

一九七○年在陈西滢去世前不久，小滢和父亲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问他为什么和母亲结婚，而且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后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他只说了一句：“你妈妈是个很有才的女人。”然后慢慢站起来，走回到汽车里去。

陈西滢这次住院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大都处在半昏迷状态，始终未能说话，捱到三月二十九日晚，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四岁。他的死，与四年前在法国受的那次强刺激密不可分。

四月三日，陈西滢遗体火化那天，凌叔华已无力再去伦敦北城教堂。事后熊文英回忆说：“陈源教授交游甚众，门墙桃李也很多，但是，他的最后一程，人生的最后一程，肉体行将被焚化的最后一段三英里的道路，只有我们夫妇相送。”

陈西滢的死，台湾政府并未特别表示，只发了“两三个字”的唁电了事。凌叔华本就对台湾当局与陈西滢的意见有别，此时更印证了她的感觉。对那个唁电她颇有诿词。

伦敦《泰晤士报》在悼念陈西滢逝世的文章中说：“他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

凌叔华把陈西滢病逝的消息告诉了在美国的老友梁实秋，他正在西雅图的旅途中，即刻写了《悼念陈通伯先生》的回忆文章：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们难得一面。他和叔华都曾回过台湾，晤谈甚欢。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并且答应我寻觅原书影印。后来他果然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借原书，删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书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写序文，我义不容辞的写了。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事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通伯在海外生活，精神上相当苦痛，老病之身和横逆的环境抗争，国内的人士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苦。叔华告诉我他在巴黎我大使馆独立支撑危局的情形，令人听了心酸。通伯退休后，如果不是因为多病，早已返国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遂作九泉之客！彩云易散，天道宁论！

曾任国民政府教部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旅美华人顾毓琇与陈西滢是无锡同乡，也是学界同道，听到他逝世的消息，也写来了悼词：

春风寒，春雨冷，无奈清明光影，浓雾散，薄云天，骑鹤人化仙。

明月下，说风雅，长忆西滢闲话。梁溪水，尽清凉，魂魄归故乡。

在台湾的苏雪林听到陈西滢病逝的消息，第一时间写了《悼念陈源先生》的文章，在台湾报刊发表：

陈氏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很坏，就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说他说话困难，并不是说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马相如、杨子云患有同样的症候，但他说话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挣出一句话。

……陈氏对我们女同事为礼貌起见，俏皮话和泼冷水尚保留；对留英同学，一向玩笑惯了的袁昌英(兰子)教授便毫不客气，至兰子常受其窘。

……记得抗战发生后，其尊翁在南京日机轰炸受惊而死，珞珈山陈寓居然设立素纬香烛的灵堂，并不敢烦朋友来吊祭，他们一家早晚焚奠而已。……数年后，陈母逝世，他哭得像个小孩似的，人家问他衣衾棺木怎么张罗，他只说我方寸已乱，你们说怎样办就怎么办，只须从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万不可再委曲她了。……又过几年，他的姐姐也因病死了，当陈尸榻上未殓时，紧闭的双目，忽然大张，陈氏见状大惊，急进房，俯身死者榻前，用无锡土白喃喃和死者说话。……阿姊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灵柩停厝异地，放心不下的缘故，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姊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姊安心归去吧……说也奇怪，他老姊的双目果然缓缓阖上了，我们吊客也被感动得人人热泪盈眶了。

台湾作家吴鲁芹(1918—1983)在《哭吾师陈通伯先生》一文中说：

我初次见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与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总觉得他应该是身体修长面目十分清瘦的人物，我何以会有这种想象，实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册，到院长室请院长签字，发现身材矮小，背微驼，面色红润，就好像其中有差错，似乎系主任方重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轮廓。

我正式受业于先生门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时学校已搬到四川乐山，系里有几位先生没有随校迁到内地，通伯先生原先只受高年级的课，这时也兼代一班低年级的“短篇小说”。这一学期我开始领略徐志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绝非天才诗人的兴之所至，绝非朋友间的捧场，实在是由衷而言。

在做论文的这段时间，我才认识通伯先生认真严格的态度，并不逊于朱孟实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朱先生是板着脸的，他是笑呵呵的。我那时真是年幼无知，大言不惭……从抄大纲到完稿，连文法上的小毛病，他都仔细改了，他说最重要的是训练找材料、用材料和一般的组织能力，自己的见解还是次要，渐渐我也看出我一些大言不惭的见解多么幼稚可笑了。

通伯先生是着重通才教育的，那时外国文学系的人必修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哲学概论、理论学等等……到了后来教育部的教育家约了部内科员部外专家研议统一，口号很好，要通才教育专才教育兼筹并顾，也就大势去矣。

从上述对陈西滢的评价和回忆中，应当看出他的性格特征，他不大喜欢说话，而他的语言总是以嘲讽挖苦人见长，这就是他的个性。也因此引发了他同鲁迅的一场论战，并在论战中以“闲话”文名大增。便是那场大战，他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不再执笔为文，没想到一肚子才华竟输得那么惨。

作为文人，他只是在文坛上昙花一现，那一册薄薄的《西滢闲话》，成为他离开文坛的孤帆远影。特别是那个造神年代，为了突出阶级性，把争论的文化特征全部抺去，把个人性推到政治性的极端，陈西滢不可幸免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新时期以来学术界时有文章发表，对陈西滢及其“闲话”作了较为客观的学理论述，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陈西滢本想把留洋所学给社会添一点亮色，不曾想出师不利，被碰得头破血流，只得转道专事教学，安下心来帮助昔日好友王世杰实现教育梦想，把武大办成如同剑桥那样的一流大学，但士不逢时，又陷帮派之祸，不仅实现不了理想，还被迫离开了学界。所幸好友胡适帮他出水火，结束那个困轭局面，以国民政府官员身份留居国外。岂料生不适时，又赶上台湾当局国际地位的丧失，他负不了责也挽不了那个狂澜，最后的命运便这样注定了。

二

陈西滢的逝世，在台湾学界引起不小震动，这年四月，台湾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学生联合会举行追悼会，怀念陈西滢这位学界前辈的逝世。凌叔华被邀请来台参加。

追悼会结束后，她向各校学生联合致辞答谢，并拜访了王世杰、叶公超等当年同陈西滢共事的上司和同仁。

凌叔华原打算将陈西滢的骨灰葬在台湾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班老友相聚一起，台湾的亲友告诉她，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须按号分配，且世俗感太重，殊无清幽可言，她只好先将此事搁置起来。

六月，凌叔华又参加了台湾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古画研讨会。会上陈方迈和他在故宫的朋友，特意买了凌叔华的《爱山庐梦影》多册送人，与会朋友对文中关于“禅”的解析，特别给予赞许。

叶公超是凌叔华新月社时期的老朋友。他弃学从政，赴台后当了国民政府十年的外交部长，是诧叱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一九六一年从驻美大使任上被蒋介石一纸召回，赋闲在家，他不能与在美家人团聚，只好舞文弄墨消磨时间，有时发发牢骚。叔华这次来台，即约她到“红宝石”赴宴，他特意请谭祥做了她最爱吃的各式春卷和一条龙饺子，令凌叔华多年难以忘怀。

此时的叶公超，已不是凌叔华印象中的那个叶公超了。他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然而，他心中的痛苦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他有家归不得，行动有人“保护”，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席间，他和叔华谈起北京时的新月社，谈起胡适和徐志摩，无不感慨良多。他说：“胡大哥是个最乐于助人的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他自己。”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话的人，一种是歌唱的人。徐志摩是个不会说话只会唱歌的人，他的散文全部的趣味，就在于他的音乐性。”

凌叔华说：“你概括得真精彩，我们这一班朋友，离开的越久，认识得就越深刻。当年我们对志摩死后说的话，写的文章，远远不如你今天讲得好。”

一道水煎饺子上来了。叶公超说：“叔华，趁热赶紧吃，后面的饺子还有水煮的，笼蒸的。通伯不在了，你要想开点，把身体保养好。哀莫大于心死，我活着袁永熹她们在美国又怎么样？”

餐厅外传来了阵阵音乐声，叶公超对领班说：“叫你们老板来，这是哪方神圣在那里弹琴，今天高兴，我要给我的朋友唱一段京戏。”

他一时兴起，在音乐的伴奏下，高声唱起了谭派的《打渔杀家》。

凌叔华听了，不仅韵味十足，而且还带工架，真是不同凡响。她不觉踏节鼓起掌来。

饭后，凌叔华把在法国画展的画册签名送给了叶公超。

叶公超看后说：“你画得苹花真好！岛内只知道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今天在你启发下，我赠你一幅《水仙图》。”

叶公超回去后，真的画了一幅水仙，派人送到凌叔华下榻的中泰宾馆。展现在凌叔华面前的不仅是一幅具有文人气质的水仙，而且还题了一首七绝，配上他那褚体加魏碑的墨迹，《水仙图》更显文气十足：

广寒宫里觅仙踪，

不染胭脂见玉容。

微步凌波闻鼓瑟，

一番萍水一相逢。

这幅画让与会的朋友无不翘首赞叹，凌叔华也被叶公超开朗的性格所感染。

那时候，台北正在举行第二届亚洲作家会议，张秀亚、林海音等文友在中山楼与凌叔华相遇。会后，张秀亚、林海音、谢冰莹、琦君、王怡之相约，到中泰宾馆去看望凌叔华。路上林海音对张秀亚说：“在小女生时代非常崇拜作家，我也是一个‘凌迷’。”

凌叔华在台湾与林海音(前右)、谢冰莹(前左)、王怡之(后左)、张秀亚(后中)、琦君(后右)

那一天，凌叔华和来看望她的台湾女作家们聊得十分开心。

凌叔华对林海音说：“当年张秀亚到北平去看我，可能因为年幼，坐火车累了，晚饭后在我的书房里说着话就睡着了。”

张秀亚说：“那年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叔华先生还带我到西斜街去看望沈从文先生，那天沈先生夫妇正在家里欣赏青花古瓷，悠然自得，一派闲云野鹤的趣味。”

凌叔华说：“沈从文看着身材矮小的张秀亚，惊疑地说，陈蓝(张那时的笔名)，你原来是个小姑娘呀！”

光阴荏苒，凌叔华屈指算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而眼前的几位女作家，她们在台岛文学的星空中，都是人们眼中最明亮的星了。

张秀亚《北窗下》的风情，饱含着爱的情愫，献给了这个苦难而美好的世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殷殷乡愁，呼唤着人类理性的回归。谢冰莹是女兵出身，喜欢在雨中踽踽独行，而一颗孤独的心，却被雨珠洗亮着。琦君心中的故园，是一盏最亮的灯，故乡的橘子红了，她的名字也被染红了。静止如水的王怡之，始终寻觅着人在世界的位置，抒写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和无奈。

文学永远是一支心灵的歌，青春的歌，正像生命之水的浪花，前呼后涌地流过，造就着一代代新人。凌叔华说：“相聚不易，咱们留个影吧。”

随着快门的启动，她们被定格在那个难忘的瞬间里。

古画研讨会结束后，凌叔华到台南成功大学看望她的老友苏雪林。

成功大学的前身是台南工学院，一九五六年应教育改制而建。苏雪林来后派给她的住宅，在台南市东宁路十五巷五号，三室一厅，前后都有大院子，到学校上课亦很方便。

凌叔华在南大教书时来台北看过她，一晃又十三年未见面了。苏雪林把凌叔华接到家后，畅叙了各自家庭的变化，西滢的死也使苏雪林悲痛不已，她把悼念陈西滢的剪报送给叔华留念。

凌叔华说：“真没想到，张宝龄也故去八九多年了。”

苏雪林说：“这算不上什么噩耗，我与他夫妻间早已名存实亡。他的死是张家托海上作业的船员捎来口信。张宝龄这个人倒极聪明，对朋友也甚忠实，只是与我无缘。他所要求的妻子是三从四德，服待他如王太子一般的女性。据说他在北京患病，一日侄媳为他织一件毛线短衫，线不够，忽见箱中有一条毛线围巾，颜色相同，便想拆用，他连忙挥手阻止，说这是你二婶的东西，我要作留念，线不够可到街上去买。他流着眼泪说，我过去对你二婶太过分了，现在追悔莫及。后来不几天就过世了。倒是我读了侄辈们的信，也甚为感伤。唉！一世孽缘，难得临死还说几句忏悔的话。”

凌叔华说：“我们都节哀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还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在台北时就听朋友们说，你一直还在研究《楚辞》，我看大可不必，他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研究清楚了又怎么样，留给那些年轻人去做吧。”

苏雪林说：“叔华说得对，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然怎惹那么多文墨官司。活到这把年纪，脑子倒是该开开壳了。”

在台南，苏雪林陪她浏览了赤崁楼、安平古堡、鹿耳门天后宫等景观，吃了那里的虾仁肉圆、鼎边锉、棺材板、蚵仔煎等招牌风味小吃。之后苏雪林送凌叔华到高雄乘机，途经香港返回英国。

陈西滢的骨灰原有放台北的设想，后来她与女儿小滢商量，还是落叶归根好。那年凌叔华在《春日偶成》一诗中说：

重重新缘映湖光，

幽径行行草木香。

便从江南山水看，

梦回依旧是他乡。

许多年后，陈小滢将凌叔华与陈西滢的骨灰，一起归葬于陈西滢故里无锡西郊胡埭乡姚家湾陈氏墓园，了却了她一桩心愿。姚家湾地处太湖之滨，惠山脚下，风光不错，又是鱼米之乡，但对于凌叔华来说仍有“他乡”之感。因为她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当年结婚只是到此匆匆一瞥，没有多少情感牵挂。

不知长眠在这里的陈西滢作何感想呢？

第二十八章  殷殷故国情

一

陈西滢的去世，让凌叔华尝到了未亡人的痛苦。

有一天，她忽然接到台湾顾一樵先生来信，转告文化大学张其昀先生意见，约她去该大学执教，并言称如将西滢先生的遗书捐赠，文化学院可为他建文库和纪念室。

凌叔华当即赞成并去信致谢，请董浩云整理告竣后帮助送达文化学院；但对教书一事，因健康原因，不宜前往执教。

关于陈西滢的墓地，她也向顾一樵先生稍加说明，因在台墓地未能即行建设，此事再从长计议。

那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凌叔华终于从痛苦中摆脱出来，精神和体力渐渐得到恢复。如今霜冷江河，她孤衾有梦，又想起了家，北京史家胡同的家。家是乡愁的根，家是乡愁的缘，这就是家国情怀。一想起家，天又变得蓝了，水又变得清了。上次回大陆，悠忽间又是十三个年头，尤其是北京，她生于斯，长于斯，那里永远有着她割不断乡思、乡恋、乡情。陈西滢走了，女儿小滢在爱丁堡有她自己的家和工作，不能常陪在她身边。她乡梦难休，如今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二年春天起，她多次回国观光，回北京，去沪上，访昆明，游敦煌……她风行水行，且歌且行，一路行来甘之如饴，用旅途的劳顿去洗濯心灵的忧伤，用心灵的感悟去点亮生命之光。所到之地，她不忘会旧朋，结新友。她探望陆小曼，面晤沈从文，拜会邓颖超，造访萧乾……有道不完的友谊，说不尽的情怀，她渴望让时光回流，让生命再度起程，去消解路上画不完看不尽的风光。

一九七二年，凌叔华国内游历三月之久。到上海的时候，她想看看陆小曼，此前有人告诉她，陆小曼改了吸大烟的毛病，在艺专教学生绘画。但当她此次上海之行提出与小曼晤面时，友人告诉说陆已去世七年。她听了心里一片茫然。

后来她才知道，一九五三年上海美术家协会举办了一次画展。展会上陈毅市长去参观，发现了陆小曼的画，当他知道她是徐志摩(陈是徐在北大学生)的夫人时，特别惊讶，随即便向工作人员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得知陆小曼生活有困难时，他告之陆小曼是个人才，要关心她的生活。之后不久，陆小曼成了上海图画院的画师，并成为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生活上才有了着落。

陆小曼患有肺气肿病，经常住院，还带病给成都杜甫草堂画了多幅水墨画，不取任何报酬，都上交给国家。一九六五年春天，陆小曼病情加重，感到不久将离人世，便留下遗言：“我希望死后和志摩葬在一起。”四月二日，她与世长辞。徐志摩的好友张奚若(教育部长)向海宁文化局打招呼 ，后来说徐积锴不同意而作罢。不久“文革”开始，陆小曼的骨灰无人接受，只好葬到万人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小曼在台湾的一个侄子为她在苏州东北华侨公墓建造了一座衣冠冢，芳魂总算有了归宿之地。

二

一九七五年春天，凌叔华又回大陆旅游。

经有关部门批准，她去了向往已久的甘肃敦煌参观。在到达兰州机场时，由省艺术学院院长常书鸿接机，在一路交谈中，她得知常书鸿也是美术界的同道，一九二七年到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师从窦古特学习绘画。一九三六年应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来到重庆，后又去了敦煌。

在兰州，由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陪同，凌叔华先后参观了兰州博物馆、大桥公社、兰州毛织厂等处。周代的马踏飞燕、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物美价廉的毛织品，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凌叔华在甘肃与常书鸿夫妇留影

第二天她告别常书鸿夫妇，由博物馆女职员陪同，乘火车去酒泉。在酒泉她们参观了夜光杯厂。女职员告诉她，夜光杯是用祁连山老山玉制成，白如羊脂、黄如鹅绒，绿如翡翠、黑如乌漆，其形制简朴典雅，广为中外宾客欢迎。凌叔华看了赞叹不已，买了两只作纪念。

去敦煌没有铁路，天刚拂晓，她们便乘长途车出发了。出酒泉小城不久，车便进入大漠。一路尽是起伏沙丘，荒漠中只只球状植物，据说叫骆驼草，是沙漠中的绿化树。

天到中午，她们在这里用过午饭，继续上路。车后扬尘像一条硕大的尾巴，拖在身后须臾不肯离开。在红日西下时，她们来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洗漱后共进晚餐，相约明天去看千佛洞。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把敦煌莫高窟定为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今已花了十多年时间，陆续用水泥修了参观的人行道，并仿大理石雕成栏杆，既美观又照顾到游客安全。

凌叔华在这里一连看了三天，拍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素描。之后她又游了鸣沙山、月牙泉、西千佛洞、白马塔、西云观等景点。敦煌比北京季节要晚一个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她们采了许多榆钱，请厨房师傅做了榆钱饼给大家尝鲜。

凌叔华结束敦煌之行，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灵魂采光。

回到伦敦，她写出了散文《敦煌礼赞》，在香港报刊发表。应香港《大公报》之请，她把自己在大陆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写了《我的回国杂写》，连载三四日。她在给浦薛凤的信中说：“内中后半是叙述西滢辞职后可怜心境及政府无情待遇……此种待遇，当然不止对西滢一人。我听到他的荒唐待遇，不止一二次了，可怜忠心耿耿如西滢者(他是昏倒在地，当法国政府逼他交出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巴黎及伦敦报上均有照片登载)。台北方面，见他因病辞职(血压高得惊人)反而不理会。直等他辞职之后，另派一人，官加一级(大使级)薪加一倍，巴黎中国及法国学术界对此皆抱不平！当然‘朝里无人莫做官’，这本是至理名言，不幸西滢不肯相信。”

那时凌叔华已经七十五岁，她穿一件外套，不系扣子，脚穿一双平底鞋，看上去步履矫健，能走许多路的样子。

三

一九七八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在这次回国之前，她先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天津女师同窗邓颖超去了信。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同窗之谊：我所经历的邓大姐与凌叔华的几次交往》一文中说：

邓大姐看到凌叔华的来信后，对我说：“我要见见她……(她)在校时在学习上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长得也很秀气，温文尔雅。后来她成了作家和画家。我们几十年没有来往也没有见过面了。我只知道她在解放前出国了，后来得知她去了英国，算来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至今我还能记起她年轻时的样子，现在也成了老太婆啦，我们都老啦。”然后要我一定别忘了提醒她凌叔华来京的日子……六月十九日，凌叔华在来京的第二天，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的一个小会客室里，与凌叔华见了面。记得当时邓大姐提前了几分钟等候着客人的到来。不一会儿，凌叔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过来了，邓大姐等候在门口，凌叔华进来的时候，两个老同学久久地握着手，很长时间没有松开。

一九七九年三月，经医生检查凌叔华患了恶性肿瘤，左乳房手术后康复。

陈小滢的丈夫秦乃瑞，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他一九五七、五八年来北大留学，一九七二年率一个代表团访华。一九七九年秦乃瑞来北京大学教书，第二年应我国政府之邀，担任全国人大会议文件英文定稿工作顾问，陈小滢为了让儿子思源学中文，她辞去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也来华任教，并让儿子到北京西颐小学读书。

一九八一年凌叔华再次回国，又与邓颖超见了面。这一次她向邓颖超说出了想回国定居的心愿，并提到凌家在史家胡同的宅子，“文革”时被一家工厂占用了。她说她上次回来到那里看过，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过归还事宜，却没有结果。她希望回来有个地方住。

凌叔华这次回国，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招待。那次宴请，“凌叔华提出请两位三十年代的老朋友沈从文、丁玲作陪。沈从文得知有丁玲参加，就婉言谢绝了”。

凌叔华哪里知道，她的这两位老朋友因一九八○年三月一号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对沈从文一九三三年发表的《记丁玲》一书进行严厉批评后已不再交往，而且成了中国文坛一桩公案。沈从文在给周健强的信中说：“人家已经在《诗刊》上骂过我是‘市侩’、‘胆小鬼’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这就是那次沈从文未出席宴会作陪的原委。

不久她给家住天坛南门旁(那时家里无电话)的萧乾写信，约其到新侨饭店会面。萧乾夫妇与凌叔华见面后，还将她接到家里畅叙。

在邓颖超的过问下，凌叔华的房子有了结果。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她在给老友萧乾的信中说，“组织上”给她在复兴路上安排了某单元七楼的住房，虽厨房卫生间欠备，但“有煤气供暖，有电梯上下，这在北京是天堂样的房子了！”她说的那套房子，即今天复兴路燕京饭店附近一套二单元的房室。

她在信中还告诉萧乾，打算把伦敦的住房部分出售，以备回国生活之用，“因自己年已衰老，不能工作了”，但“作画还可维持标准，所以我想多画些画，以备回国开一画展，得款助老人院，也是一件应作的事”。她还说，这次来北京，她还打算重访昆明，因为她的新作中有一段是以昆明为背景，必须亲眼看看那里的景物。

三年后(1984年)，萧乾到英国访问，在中国大使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凌叔华与萧乾见了面，并对他说：“我生在北京，我的心也还留在中国。只是因为在伦敦生活相当方便，小滢一家也在英国定居，所以总拿不定主意回不回去。”

一九八五年九月，吴文藻去世，凌叔华给冰心去信表示哀悼。信中说：

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两年，便已隔世，永不能畅叙了！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你在这苟酷无情的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再找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我们俩可以瞎聊一番，五六十年前的老话，乃至于目前有趣的见解和闲谈，都没有关系吧！

你还记得初回燕京时见了我面，你说实话：“叔华，你知道熟语说的，江阴强盗(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源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陈西滢在旁听了只好苦笑！现在想起来有如一梦了。

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慽，好在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

匆匆专问珍重不一。

然而，凌叔华却没有回来。

五年后她在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杨义的信中才说出了原委：是一家发了财的马来中国人，央求她出卖住了三十年的老屋，不意买房人野心甚大，买了上面二层，以装修噪音为由又哄骗她卖出留下的房屋。谁知买下房屋后他们封窗起墙，令她不见天日。她不得已把房室全部卖掉，在搬家时又跌伤了腰骨，令她痛苦难忍，三四个月不好，甚至不能独立上街了。

这一年，她的腰伤仍不见好转，经检查大夫说是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回国定居的事便暂时拖了下来。

四

凌叔华的绘画、教书和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最初由小说及散文，再由散文及文论，这方面她的成就最大，绘画紧接其后，这是她一生的成就和辉煌。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虽然因年大体衰，疾病缠身，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但她仍然矢志不移，且歌且行，并且用不同的文学品种(有些成为她的经典之作)，大有“衰年变法”之势，成为她创作生涯的又一峰巅。

一九七○年七月，她从台湾回英后，应林海音之约，在《纯文学》月刊第八卷第一期发表了剧作《下一代》。

它的故事发生在伦敦西北住宅区一户南洋侨民的家庭。这个家由舅、甥女、甥男、孙、外孙女组成，他们在西方社会不辞辛苦谋生，但一颗心仍系念着故土(南洋)，最后祖、孙两辈人决定回去种稻、养鸭、办孤儿院和学校。

这是凌叔华燕大读书时尝试过的一种文体，四十五年后她又以南洋侨民为生活素材，写出了“有钱”也驱赶不走对于故土的乡愁。

《敦煌礼赞》是她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又一经典之作，也是各家选本必选篇目。祖国的大好河山、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都使她情有独钟，备感亲切。她在这篇散文里记下了所感所思，以及祖国发展变化：

我们现在的敦煌已不是千百年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敦煌了。我到敦煌后，天天在艳丽的桃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下过，青青的柳色，亦溶化我的离愁，翠绿的水田，使我幻想的江南居然移到沙漠来。同行的研究员告诉我，“三十年前的敦煌，有句俗话‘喝水贵过油，风沙撵人走。’现在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党河修好了，居然水田、花木瓜果都有了。这里夏天的瓜和水果都格外甜，你下回来，可在夏天来尝一下。”

我们也知道敦煌早已闻名世界，在汉武帝时遣使张骞走过，唐时玄奘到印度取经走过，元时马可波罗走过。那是我们在两千年前送丝绸到欧洲去的路，也是他们带回葡萄到中国做酒的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丰富的东西，我们也希望二十世纪的学人也会借此机会，使敦煌宝藏重见光明，把已往失落的宝物送回来，这会使得更多世界学者乐意来敦煌参观并研究的。

这篇散文，是凌叔华御风而行超越时空的心灵歌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凌叔华发表在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可以说是她在小说领域创作的封笔之作，一别早年闺秀风格，用第一人称描写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我”在海淀大街李大妈家的一次奇遇。

小说通篇写了一个“惊”字。小说讲的是一天早晨，“我”送小女儿到幼稚园、街上买完菜正要回家时，被李大妈拦住，让“我”到她家帮一下忙，因为她的丈夫在“我”父亲手下当小职员多年，不好不去。原来是她丈夫离家十五年，早不回晚不回，正赶上儿媳坐月子才回来。儿子是个爱国者，明知媳妇要生孩子，却要加入“民团抗战”，直到走的那天早上才告诉他娘。母亲明白，男人向来是“流血不流泪”，她理解儿子的心情，便不再去拦。接下来小说情节便展开了。

我进门后，早就听到年轻女人的呻吟声，此刻我也看到左手卧房蓝布帘子里面，炕儿上躺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闭着眼睛哼哼的呻吟。一会儿忽然侧身要坐起来，嘴里喊着：“大忠的妈，你给我买到帽子没有？我求你赶快去买一顶。时辰一到，我就得走，到了阴间，没有帽子戴，可要被小瞧不起啊！”

李大妈告诉他已给他到做衣铺定了帽子，老头一再催她再去。李大妈说你儿子是为国为民才离开家的，忠孝不能两全，我还要照看他的媳妇。李大妈被催不过，拉住“我”的手暂时照看一下，接生产婆一会便来，她再不能等，数完钱便走了。

我独自留在堂屋，留心两边房的人叫唤，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一阵空虚、怅惘，好像半夜在坟地里迷了方向，摸索走路。一会儿老头儿大声的喊我：“十姑娘，请您进来一下，我得穿上鞋子。那双黑缎子鞋子，是在床底下，你来帮个忙，我下不了地。”

一会儿对面房里的小媳妇又哭又喊痛死了。如此三番交替呼来唤去，万一是难产怎么办？正在这时，大门铃铛一响，接生产婆到了，好一阵折腾，最终生下了个儿子。

老头子忽然坐起来正色望着我，说起庚子年那场战争，义和团也和今天的“民团”一样，都是为国为民战争的，这仇是永远不会忘的，外国人再来欺负我们，我们都立刻变成“民团”，或者就叫“义勇军”，“只有小日本不肯相信”。

最后，老头子也不再说他死了，“灰白贫血的脸，忽然光润起来”。

这是两代人对于同一性质战争的认知。小说用一家人“死亡”和“新生”，描写了北平普通人的抗日故事。

随着中国新时期的到来，凌叔华也浮出了地表。

她的作品在大陆、港台不断再版。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她的《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散文选集》，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文存》(两卷本)，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凌叔华经典作品》选，上海书店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佚作《中国女儿》，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集《绣枕》等，美国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凌叔华选集》，台湾业海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另一版本书名)，台湾洪苑书店出版了《凌叔华小说集》(一、二两册)等，还有一些作品被选入各种版本。

一时间，凌叔华又热了起来，还有许多咨询者、通信、来访、研究文章等见著报端。比较有代表性的采访是美籍台湾女作家木令耆(刘年玲)的《菊访》、台湾《联合报》记者郑丽园的《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等。

木令耆的采访是在一九八○年八月。

她是由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图书馆的《新月》杂志上读了凌叔华的作品，经心笛女士的提起，借这次到伦敦学习电视剧写作来拜访的。在紧张学习之余，她两次到凌叔华家长谈。第二次她手持一束金黄色菊花前来，告之“正因为我想到了中国，才买了这束菊花为您祝福！”

她们所谈的内容有白话文写作，《现代评论》杂志，徐志摩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友谊，二三十年代文坛旧友以及文艺又在复兴等。

文章题目便是由那束金黄的菊花而得之。

郑丽园小姐的采访是在一九八七年春天。

她到伦敦后四处打听凌叔华的居所，失望之时在伦敦大学讲师马森的帮助下，几个星期后才得到了回音。联系上后，她本以为几个小时的访问，没想到，被凌叔华娓娓道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趣闻所深深吸引，一个月内竟跑了八次。面对十年前罹患乳癌，去年跌伤腰骨，又乏人照顾的凌叔华，还在追求未竟大志，感动的她舍不得轻易下笔。

对于这次采访，郑丽园把八次漫谈的内容有“齐白石、康有为、俞曲园是家中常客；英文是辜鸿铭打的基础……”、“泰戈尔来我家喝杏仁茶，徐志摩、胡适之等都到了，独有郁达夫缺席……”、“朱湘来珞珈山看过我后，就在武汉(上海到南京)渡船上投江自杀了……”、“我在遍地死尸、难民的川西，开始与维吉尼亚·伍尔夫通信……”、“为了生活，奔走于南洋、北美、英伦之间，中断了写作……”等内容，在《联合报》连载。

在结束访问时，凌叔华托郑丽园把她的散文集转交林海音女士，在题字时竟忘了是八几年，问过后仍写成一九八六年，还是错。

这是晚年的凌叔华在国内外文坛发出的最后光亮。

第二十九章  叶落归根

一

一九八九年透骨彻髓的寒冬又降临了。

凌叔华独自住在伦敦新搬进的房子里，寒风鬼魅般地拍打着门窗，她已预感到什么不祥，生命的影子与她渐行渐远。

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顽石般又爬上心头。

她给远在爱丁堡的女儿小滢打电话说：我要回家。

小滢听出了那一端的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便让丈夫秦乃瑞赶快做出安排，乘车南下伦敦。

其实在那个年代回北京并非易事，他们托的“韩叙、陈昊苏、袁晓园，还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北京大学及亲戚等”，早已在私下进行。这是那个年代办事的潜规则，因为立法不健全，俗称“走后门”，不然事情则办不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她不管天气寒冷，不管女儿劝说，言称就是住院也要到北京去住。在女儿陈小滢、女婿秦乃瑞的陪同下，从伦敦乘机，踏上了返回故国的归程。

十二月初，凌叔华在女婿秦乃瑞护送下到达北京，直接住进了北京石景山医院晓园国际保健部治疗腰伤。这是专门为外国友人和归侨专设的医疗机构。石景山医院对这位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家、画家相当尊重，照顾得殷勤周到，每日三顿正餐另加两次点心。在医院大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凌叔华的腰伤渐渐好转，并能够从病床上坐起来了。

翌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是凌叔华的九十大寿。陈小滢专门请人做了生日蛋糕，用奶油浇上“生日快乐”四个红绿相间有大字，医院领导和亲友也送去了生日礼物。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领导舒乙也带人前来祝贺，并带来了鲜花、寿礼和生日蛋糕。凌叔华看着蛋糕上那个红色的“寿”字，高兴地说：“谢谢!”她躺在鲜花簇拥的病床上，文学馆的同志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作留念。那一天，她用中、英、日文说话，给日夜护理她的护士小姐讲故事，唱日文歌，愉快地度过了这个大喜之日。那一天，医院厨房的师傅还专门为她做了一碗龙须面。

到了四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她多年前已治愈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到了淋巴。医院会诊后对她进行二十四小时特别护理。由于凌叔华的血管特别细，医院还专门指定一位技术高的小儿科护士长为她打针，以便减轻她的痛苦。

在病重的日子里，她常不分季节的向女儿小滢要她想吃的豌豆黄、山楂糕、烤白薯、茯苓饼等等，小滢和院方想方设法满足她的要求。

远在美国的妹妹凌淑浩接到姐姐从北京寄来的信，她准备让外孙女魏淑凌陪她去北京。就在此时她接到秦乃瑞的信，说十四姨身体虚弱，而且他认为这么远去中国并不明智，并说大夫也认为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她们不太可能在两周内赶到。

在美国工作的外孙女小明，闻讯后匆匆赶来，这是她第一次回中国，在看护了姥姥一周后，因假期已满便赶回了美国。她在写给妈妈陈小滢的信中说：“石景山医院对我姥姥照顾得无微不至，使我感动不已，我相信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能找到如此富于奉献精神医德又这么高明的医务人员了。”

凌叔华对医生和护理人员相当配合，礼节周到，和蔼可亲，为此也赢得了大家对她的尊重。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医院要求来探视的人都穿上消过毒的白色罩衣。有些来看望她的朋友，见到总有好几个人围着她转，误以为是她在北京的亲戚，后来才知道是医院护理人员。

四月三十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志征得陈小滢的同意，前来医院探望病重的凌叔华。他们送来一束红色的康乃馨，凌叔华谢过后，示意小滢放在窗前她可以看到的地方。舒乙问她：“您记得老舍吗？”

她说：“老舍是舒舍予，我记得他的作品，他到过我们史家胡同的家。他和他的好多朋友没有了，杨振声没有了，丁玲也没有了……。”

1990年5月18日，凌叔华回史家胡同故居

受到幼儿园小朋友的热烈欢迎舒乙又拿出几本馆藏的凌叔华的初版书给她看：“这是谁写的呀？”

她说：“是我写的。扉页上的照片是四十年前照的，那时住在珞珈山，日子过得快，日子过得快……”

凌叔华心里一直惦着文坛上那些朋友，多次提到萧乾、徐志摩、巴金、夏衍、丁西林、胡适、叶君健、常书鸿、王世襄、熊式一、朱光潜、杨宪益、戴乃迪、赵家璧、张奚若等，她对舒乙说：“谢冰心是个好人。沈从文怎么样？沈从文的太太呢？见到她，给我问好，希望还见到她。”

舒乙问：“文学馆已给许多作家建立了文库，您愿意把您的藏书和画也给文学馆吗？也替您建一个凌叔华文库？”

她说：“也好，希望建文库，建文学馆，难得啊。”

凌叔华应邀在石景山医院处方笺背面签了名，虽还能握笔，但已很难支配那只笔了。她非常缓慢而用心地写了两遍，字迹仍难以辨认。在签完字写日期时问：“今年是一九三几年啊？”

她的思绪又回到她那风华正茂的年代……

五月十四日晚，陈小滢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打电话，说母亲想去北海公园，还想回史家胡同旧居看看。石景山医院对此事非常重视，开了专门会议，以满足凌叔华这个愿望，医院最后决定派十名医生、护士监护，带上必备的抢救设备和药品同去，并帮助联系具体事宜，希望越快越好。

第二天，文学馆派人到北海公园进行联系，安排在五月十六日早上，从北海公园东门进入，停在湖水前的东岸，那里角度最好，可以看到白塔的全貌。

五月十六日清晨，凌叔华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汽车从景山西街缓缓驶入，穿过东门，来到前湖东岸的水畔。

北海，是京城人们一块韶华永驻的福地。那塔白如帆，水绿如蓝，置身其间，让你平生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受。冬天，这里白雪皑皑，一片银色世界，只有那青青的湖面上，飞动着点点殷红，展示着生命的无限活力。春天，绿肥红瘦，满园春色，或疏淡，或热烈，或宁静，路转萦回，疏影薄荫，充溢着至纯至美、仪态万方的风情。

不管是寒冬，抑或是盛夏，这是凌叔华童年时与姐妹们常去玩耍的地方。不管是春日，抑或是深秋，这是她与西滢常常驻足的去处。这里为她留下尽是甜蜜的回忆和无尽的眷念。

凌叔华在陈小滢与外孙陪同下再游北海

她安静地躺在担架上，那白白的塔，清清的水，穿过万千条柳丝，又蓦然闯入她迷濛的双眼。

小滢蹲在她身边问：“妈妈你看见了吗？”

凌叔华脸上浮现出甜甜的笑容：“看见了，看见了！白塔美，湖水美，柳丝也美。……”

在那微弱的话语中，透着她内心无限的激动。她的眼里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在湖畔，文学馆、电视台为她录了相，拍了照。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来北海了。

从北海出来，汽车驶向灯市口大街不远处的旧居。

这是她父亲凌福彭在京城做官时买下的一座大宅邸，有九十九间屋子，从南面的干面胡同向北直通到后面的史家胡同，凌叔华就出生在这里。她结婚时，父亲把后花园的二十八间房分给她，作为陪嫁，从北面的史家胡同出入。自一九四六年她和小滢去英国伦敦，其他时间，她都居住在这里，即便在武汉大学，她也每年回家里度夏。如今，这座院落已改成幼儿园——史家胡同甲54号。这一天，幼儿园听说凌叔华要回这里看一看，她们把幼儿园三百多名娃娃组织起来，手捧鲜花，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这位远方归来的奶奶。

凌叔华激动得又一次淌下了泪水。

幼儿园的娃娃毕恭毕敬地为她献上鲜花，并为她演唱了《生日快乐》的歌曲。

也许是凌叔华又想起了童年的回忆，她嘴里一遍遍嗫嚅着母亲李若兰的名字，恍惚间又说着呓语：“我母亲正等着我吃饭呢。”她仿佛又回到承欢在母亲膝下的童年时代。

凌叔华回到石景山医院，整整一个下午沉默不语，也许她还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里。直到第二天她才对她钟爱的外孙思源说了许多话。

六天以后，在亲人和医护人员的陪伴下，凌叔华安详地走完了她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了却了一腔故国情怀，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历史的时针，定格在了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上。

小滢为母亲换上早已准备好的黑地绣花绸袍和披风。这是母亲生前珍藏的料子，小滢从伦敦带来，请人在北京加工缝纫的，她还为母亲戴上了一顶样式别致的黑帽，并别上一枚金质饰针。

发给亲友们的讣告上写着：

凌叔华教授(女，1900—1990)，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SHUHUA)、素心等。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北京。1922年入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1926年发表小说《酒后》成名。在《现代评论》、《新月》、《晨报》副刊上发表大量作品，后结集为《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绣枕》等小说表现家庭中婉顺女性的苦闷，心理笔法细腻秀逸，揭露了旧礼教对人的残害。她还擅长写儿童情态。1989年底，抱着落叶归根的愿望，终于由英国回到北京。病重后仍在担架上重游了思念多年的北海公园和史家胡同旧居。1990年5月22日上午6点45分于故乡北京辞世，享年90岁。

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会死的。”

凌叔华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京城，许多报刊、电视台作了报道。

六月六日，在凌叔华遗体告别仪式上，外交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驻英使馆、香港总署、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现代文学馆、燕京大学校友会、英国华文作家协会等部门或个人送了挽联和花圈。

她的天津女师同窗邓颖超派秘书送来了她从中南海西花厅庭院剪下的一束玫瑰，并请秘书转达：“我人虽未到，但心到了。”

她的燕京大学老同学冰心，派女儿女婿送来了用白菊编织的花篮，上面写着“叔华同学灵次”的挽联。

中国作协主席巴金从上海亲笔写了信：“凌叔华女士我三十年代在上海见过，还为她当时主编的报刊写过文章。不能出席告别仪式我感到遗憾，只能请您代我在告别仪式上奉献一个花篮。”

她在病床上提到的老朋友中的健在者，大都前来和她作最后的诀别。

萧乾夫人文洁若来了。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萧乾，即刻写了悼念文章《叔华死得幸福》，发表在六月十三日的《新民晚报》上。

老舍夫人胡絜青率子送上一束马蹄莲，深切表达了对凌叔华的哀思。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默默地来了，她把一小篮芬芳的鲜花放到凌叔华身旁，然后又默默地去了。她是为已故丈夫沈从文特来送别的。

凌叔华在南洋大学教过的学生，新加坡大学图书馆主任余秀斌，听到恩师去世的噩耗，专程飞到北京，向老师作最后的诀别。

干女儿杨静远在丈夫严国柱的陪同下，向“母亲”依依惜别。

被阻隔在台湾的老友苏雪林，陈西滢的学生吴鲁芹，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未能前来吊唁，她们分别在《联合报》撰文悼念这位文坛才女和画家。

……

告别仪式之后，凌叔华的骨灰在女儿陈小滢、女婿秦乃瑞的护送下，和陈西滢的骨灰一并合葬于江苏无锡胡埭乡姚家湾陈氏墓园。

墓碑上镌刻着：

先父作家学者陈源西滢

先母作家画家陈凌叔华瑞棠  之墓

陈小滢夫妇与儿女在无锡姚家湾陈氏墓园

这是女儿女婿、外孙、外孙女为她和陈西滢撰写的碑文。

她生前誓言：“我死一定死在中国”，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林花谢了春红。凌叔华没有死，她的文学作品，她的绘画艺术，一定会跨越时间的长路，华瞻地飘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星空里。这是她的梦，也是她生生不息的夙愿。

叔华先生，你看这里的草多么绿，天多么蓝，阳光多么灿烂！

2006年3—5月，/2007年2—4月。2014年2月修订再版

附录一  凌叔华年表

北京(1900—1912)

一九○○年  出生

三月二十五日，凌叔华生于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原籍广东番禺县金鼎乡(今广州市黄埔区深井村)。名淑华，学名瑞棠、瑞唐，后以凌叔华为笔名行世。

父亲凌福彭(1856—1931)，生于咸丰六年(1856)，原名凌福添，字仲桓，号润台。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授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等；民国元年后，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

母亲李若兰，(约1878—1939)，广东三水人，为凌福彭第四房夫人。长女淑芝(约1896—？)、二女淑萍(1898—？)、三女叔华(1900—1990)、子夭折(1901)、四女淑浩(1904—2006，一九二五年留美获硕士，为美籍华人)。

一九○四年  四岁

北京动荡，与母亲姐姐回广东老家。妹淑浩生。

一九○六年  六岁

随母回广东金鼎数月。

一九○七  七岁

从天津商会王竹林习画，又拜缪素筠、郝漱玉为师习画。跟辜鸿铭习英语。

日本神户(1912—1913)

一九一二年  十二岁

四月，随三妈谢氏(1873—？)赴日本神户同文学校读书，同去还有哥姐计五人。

一九一三年  十三岁

八月十日，四哥姐去神户山中游览，姐淑英(18岁)、瑞清(17岁)、大容(16岁)、哥淑桂(15岁)溺毙布引瀑布水潭；谢氏遂带淑萍、叔华回国，迁居“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住址。

天津(1913—1920)

一九一四年  十四岁

是年，经母亲请人辅导，叔华、淑浩通过入学考试，叔华考入直隶女子师范读书，淑浩则到另一所公立学校上课。

一九一六年  十六岁

是年，留日归国的齐璧亭任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学校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一月，齐璧亭兼任学友会会长，下设总部、学艺等八部，部长由在职教委提任，部设正、副委员长，委员若干，由学生担任。凌叔华为文艺部委员长。

学友会还创办《会报》，十六开本，每期200页，约十五万字，发刊1000份。为北洋书局印刷。

四月，《会报》第一期出版，在《十周年纪念录》一文中附有“毕业生及现在学生一览表”。表中有凌叔华二姐凌淑萍(本科三年级)和妹妹凌淑浩(本科二年级)的名字，在藉贯栏均填写为“广东番禺”，家长职业栏为“政界”，住址栏为“天津(今河北区)新大路无线电后”。表中有“凌淑华”的名字，但不知什么原因，无具体内容。

是年，凌叔华在《会报》刊诗文《感怀二首》、《暮秋竹枝词四首》、《雨后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启》、《与同学书劝其熟读尤西堂〈反恨赋〉》、《张允瑛女士追悼会记》、《论女子学文之功用》、《记学艺会事》。

一九一七年  十七岁

四月，《会报》第三期载文：《专修科将行增设》，告之筹备情况。

六月六日，凌叔华从女师毕业。

十二月，《会报》第四期载文公布《专修科成立》，文中说学制二年，于八月二十二日授课。凌叔华未去中小学教书，她选择了在专修科继续学习。

是年，在《会报》刊诗文《对于化学实验水之心得》、《游普陀山记》、《题咏絮楼集三首》、《参观中记料器厂》、《民国五(六)年年假日记》、《与执友书：历述生平得意事与失意事》、《拟中秋夜与嫦娥书：对月述怀》、《国文毕业考试题目》。

是年，学友会设总、副委员长各一个，由各部委员长中选出。凌叔华被选为总委员长兼文艺部委员长。

一九一八年  十八岁

是年，在《会报》刊文《拟募捐赈济水灾启》、《邀女友组织游春旅行团启》、《人必如何而后为得志说》、《对于中日秘约之感言》等。

是年，邓颖超为运动部委员； 许广平为文艺部委员。

一九一九年  十九岁

五月，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学生会秘书，在老师指导下为学生会起草游行计划，写讲演词和标语。经老师推荐，作文第一次在报端发表。

夏，于女师专修科毕业。随父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假。

一九二○年  二十岁

随父第二次到北戴河度假。

北京(1921—1926)

一九二一年  二十一岁

入燕京大学动物系，后在老师周作人帮助下，转入外文系。

一九二三年  二十三岁

八月二十五日，《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一文，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一九二四年  二十四岁

一月一十三日，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发表于《晨报副刊》。

二月二十八日，散文《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发表于《晨报副刊》。

四月二十九日，在家招待泰戈尔访华一行，结识徐志摩、陈西滢。

秋，毕业于燕大外文系。因在校期间编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并演出，得“金钥匙”奖。

秋，徐志摩、凌叔华自此起，通信多达数十封。

年末，《现代评论》创刊，凌叔华参与编务。

是年，凌叔华加入新月社。

一九二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小说《酒后》在《现代评论》发表，轰动文坛，被公认为成名作。之后，相继有小说《吃茶》、《绣枕》、《再见》、《茶会以后》、《中秋晚》、《花之寺》、《有福气的人》、《太太》等发表，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八月，送妹妹淑浩去上海候船赴美留学。

十月，卷入晨报副刊刊头画风波。

十一月，《花之寺》又卷入抄袭事件。陈西滢发表“闲话”，不指名为之辩护。

是年，诗人廉南湖为《叔华为通伯画菊》等画作题诗八首。

一九二六年  二十六岁

三月底，到北京大学参加“三·一八”惨案追悼会。

是年，又发表小说《等》、《说有这么一回事》、《春天》、《小英》；译英女作家曼殊斐儿小说《小姑娘》并发表。

七月，与陈西滢结婚，父陪嫁史家胡同房二十八间。婚礼在东单协和小礼堂举行，胡适为主婚人，设宴于欧美同学会。后回陈西滢老家两月。

一九二七年  二十七岁

小说《弟弟》、《病》、《绮霞》等发表。

十月，陈西滢、凌叔华以北大海外撰述员名誉赴日，为期一年，居京都东山脚下。

是年，北伐日紧，父移居上海，不久又去广州女儿家。

一九二八年  二十八岁

一月，小说集《花之寺》由海新月书店出版。

九月，从日本回国。陈西滢受聘于新成立的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同往，住武昌昙华林大街。

是年，有小说《疯了的诗人》、《小蛤蟆》和散文《登富士山》、剧作《她们的他》、译作契诃夫小说《一件事》发表。

武汉(1928—1938)

一九二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小说《小刘》、《小哥儿俩》、《送车》、《杨妈》、《搬家》等小说发表。

是年，任北京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至1934)。

一九三○年  三十岁

四月，小说集《女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六月，陈西滢接替闻一多任武大文学院院长。

是年，小说集《小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有小说《凤凰》发表。

是年，女儿陈小滢出生。

一九三一年，三十一岁

秋，父亲故于广州荔枝湾二姐凌雪山处，回南奔丧。

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

十二月六日，参加北京大学徐志摩追悼会，《晨报副刊》发表悼文《志摩你不回来了吗？》。

十二月卷入“八宝箱”事件。

是年，小说《倪云林》、《写信》、《旅途》、《晶子》发表。

一九三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二十二日，凌叔华交给胡适徐志摩全部日记。

秋，与袁昌英、杨瑞六夫妇等同游衡山、湘潭。

是年，武大新校址在珞珈山落成，陈西滢、凌叔华迁珞珈山“十八栋”第三排第二栋。

一九三三年  三十三岁

是年，散文《衡湘四日游记》发表。

一九三四年  三十四岁

八月二十二日，与陈西滢同游泰山、曲阜。

是年，小说《千代子》、《无聊》、《奶妈》，散文《泰山曲阜纪游》、《我们怎样看中国画》，创作谈《我的创作经验》发表。

一九三五年  三十五岁

二月十五日，应约创办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

九月，英国青年诗人朱利安·贝尔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

十二月，小说集《小哥儿俩》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是年，发表小说《春天》、《开瑟琳》、《转变》，散文《悼花狗》、《西京日记》，童话《红色的冬青》和书评《十七岁》等。

一九三六年  三十六岁

一月初，赴北平吊唁克恩慈女士，借机与朱利安私会。

春，致信天津女师三年级学生张秀亚来京会面。

七月，带小滢回北平与从美国探亲的妹妹淑浩相聚。

十月，与朱利安·贝尔婚外情事发。朱辞职。

十二月末，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停刊。

是年，发表小说《小床与水塔》、《一件喜事》、《死》，散文《悼克恩慈女士》、《春的剪影》等。

是年，美术作品参加南京全国美展。

是年，《大公报》评选“文艺奖金”，应邀担任裁判委员。

一九三七年  三十七岁

二月下旬，赴广州与朱利安见面并送其到香港回英。

七月下旬，随陈西滢赴庐山，参加蒋介石举行的“共商国是”谈话会，会后游山并与胡适会面。

七月十八日，朱利安在西班牙马德里被德机炸死。

十月三日，参加武汉大学战时服务团，赴汉阳劳军。

是年，发表小说《疯了的诗人》、《八月节》，散文《小莹》、《慰劳汉阳伤兵》。

是年，与朱利安母亲瓦内萨·贝尔开始通信。

是年，陈西滢父亲被日机炸死。陈冒死回老家把母亲和姐姐接到武大同住。年末，陈把母亲和姐姐转重庆弟弟处，遂赴四川乐山安排迁校事宜。

四川乐山(1938—1946)

一九三八年  三十八岁

三月三日，凌叔华致信弗吉尼亚·伍尔夫，后伍复信鼓励其用英文创作自传。

三月二十七日，陈、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凌为会员，陈为理事。

六月，“武汉会战”在即，随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住城北嘉乐门半壁街57号。

一九三九年  三十九岁

八月十九日，日机轰炸乐山。

八月初，其母病逝，携小滢绕道赴北平奔丧。

是年，与伍尔夫信件往还，至伍尔夫自杀身亡。现存伍回信六封。

是年，发表散文《后方小景》。

一九四○年  四十岁

暂居北京，在燕京大学兼课，住海淀燕大南门外羊圈胡同。小滢入燕大附小读书。

一九四一年  四十一岁

秋，因陈西滢赴英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携小滢离北京回乐山。

一九四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六日，绕道香港、广州、贵州回到乐山。十三日，陈西滢与桂质廷同行赴英。

九月，发表中篇小说《中国儿女》。

一九四三年  四十三岁

七月，自筑屋万景山破庙旁，并在平房上搭建小楼，小可容腾，与凌云、乌尤二山遥遥相望。

是年，在成都、重庆举行几次画展。

是年，发表散文《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山居》。

一九四五年  四十五岁

秋，杭战胜利后到重庆陈西滢胞弟家候机。

一九四六年  四十六岁

春，乘机返回北平。

八月初，由北平赴上海候船出国，借住复旦大学靳以家。

九月二日，乘“麦琪将军号”赴美，去印第安纳州胞妹淑浩家相聚。

十一月，到达伦敦。陈西滢出任国民政府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因总部设在巴黎，此后数年陈西滢往返于伦敦和巴黎间。

英国伦敦(1946—1956)

一九四七年  四十七岁

是年，定居伦敦，住亚当森街十四号。

一月，邀瓦内萨到伦敦会面。

春，访弗吉尼亚·伍尔夫故居。

一九四九年  四十九岁

八月二十五日，凌叔华、陈西滢到英国南海边伯恩茅斯公寓参加李四光女儿婚礼。陈告知李四光国民政府外交部阻其回国信息，李听后只身渡英吉利海峡，经法国、瑞士，由意大利返国。

十二月，在伦敦纽邦德大街亚当斯画廊举办个人画展。

一九五○年  五十岁

结识英国桂冠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其帮助下与伍尔夫丈夫伦纳德取得联系，找回早年寄往英国的自传底稿。

是年，苏雪林自法国来访。

一九五三年  五十三岁

是年，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年  五十四岁

春，巴黎马塞·森纳斯奇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

十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哈仑美术学院、纽约、波士顿举办画展。

新加坡(1956—1960)

一九五六年  五十六岁

五月，由苏雪林推荐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为期四年，住裕廊山十七号宿舍。

一九五九年  五十九岁

年初，重游日本东京、京都等地。

冬，首次返大陆观光，回故乡深井、武汉、北京探访亲友。

一九六○年  六十岁

二月，散文集《爱山庐梦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出版。

春，辞去南洋大学教职。

五月，《凌叔华选集》由新加坡星洲的世界书局出版。

是年，《凌叔华短篇小说选》由马来亚青年书店出版。

英国伦敦(1960—1989)

一九六二年  六十二岁

十二月，凌叔华绘画和她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及文物展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

一九六六年  六十六岁

是年，陈西滢辞去国民政府驻外职务，在家赋闲。

一九六七年  六十七岁

是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

一九六八年  六十八岁

是年，大英艺术协会展出凌叔华绘画和她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及文物。

是年，应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之邀，讲授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绘画艺术。

一九七○年  七十岁

三月二十九日，陈西滢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四月，台湾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台湾大学学生联合会举办追悼陈西滢活动，凌叔华应邀参加。

六月，参加国民政府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古画研讨会。在台期间，与叶公超、苏雪林、张秀亚、林海音等故旧相会。

是年，剧本《下一代》发表于台湾《纯文学》杂志。

一九七二年  七十二岁

春，回国旅游约三个月。

一九七四年  七十四岁

回国旅游，见老友蒋恩钿、沈从文。

一九七五年  七十五岁

四月，从北京赴甘肃敦煌参观，圆了她多年的敦煌梦。

是年，《我的回国杂写》发表于香港《大公报》。

一九七八年  七十八岁

是年，拜会老同学邓颖超。

是年，散文《敦煌礼赞》发表于香港《大公报》。

一九七九年  七十九岁

是年，患乳腺癌做切除手术。

是年，《凌叔华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一九八○年  八十岁

八月，美籍华人女作家木令耆访凌叔华于伦敦寓所。

一九八一年  八十一岁

春，回国观光。在北京新侨饭店与萧乾、文洁若夫妇，干女儿杨静远晤面。

一九八二年  八十二岁

十月十五日，致信陈从周，谈及徐志摩“八宝箱”往事。

一九八四年  八十四岁

九月，萧乾、文洁若夫妇赴英，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次晚宴上与凌叔华晤面，并说拟回北京定居。

十一月，小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发表于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

一九八五年  八十五岁

是年，拟出售部分房子回国定居，因事摔伤未回。

一九八六年  八十六岁

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小说集。

四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凌叔华散文选集。》

九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花之寺》，收作品三十二篇。

一九八七年  八十七岁

春，台湾《联合报》记者郑丽园访凌叔华，以《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之题，刊于五月六、七日《联合报》。

北京(1989—1990)

一九八九年  八十九岁

十二月初，在女儿陈小滢、女婿秦乃瑞护送下，回北京住石景山医院晓园国际保健部治疗腰伤。

一九九○年  九十岁

三月二十五日，在石景山医院度过九十华诞，亲朋好友前往祝贺。

四月，乳腺癌复发，并转移到淋巴，医院会诊后改二十四小时特别护理。

五月十六日，在医务人员护理下，到北海公园看白塔，又去看东城史家胡同旧居。

五月二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在石景山医院病逝。

六月六日，举行凌叔华遗体告别仪式。后在家人护送下，与陈西滢骨灰一并合葬于无锡西郊胡埭乡姚家湾陈氏墓园。

附录二  参考书目及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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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向上述著作者和提供文献资料诸位先生、女士致以衷心谢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小冬：繁华锦瑟三折戏 / 臧宪柱著.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4

ISBN 978-7-5699-0072-9

Ⅰ.①孟…Ⅱ. ①臧…Ⅲ.①孟小冬(1907～1977)－传记Ⅳ.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712号

丑牛系列之民国的婉约

孟小冬：繁华锦瑟三折戏

著    者|臧宪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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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0072-9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唱念做打间演绎名伶的传奇悲歌

孟小冬，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有史以来女须生第一人，被戏迷们称为京剧“冬皇”。她生于京剧世家，7岁拜师学艺，11岁于无锡正式进行营业性演出，并在当地一炮走红。十几岁北上深造，红遍京津，成了当年炙手可热的名角。后因结婚息演，婚姻失败后复出，名声更胜。而立之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余叔岩为师，继续深造。得大成之后，首次复出便随即隐退。

对于戏迷们来说，孟小冬是有些神秘的。她少年成名，红遍大江南北，但随着艺术水准的提高，她却与舞台渐行渐远。甚至有戏迷因为这个对她提出非议，觉得她太过保守，将满身才华束在家里而不拿出来献给观众。其实，她有苦衷。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孟小冬更是神秘的。这个在中国京剧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曾一度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电影《梅兰芳》上映的时候，很多人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有一个著名的京剧“冬皇”。

之所以如此神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孟小冬自愿的。她不登台，一是因为身体，二是因为情感。

孟小冬结过两次婚，一次是跟梅兰芳，一次是跟杜月笙。这是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人，孟小冬因为京剧跟他们相遇，并“种下”一生的纠葛。其间，有温馨、有甜蜜，也有刻骨铭心的痛。可以说，这两个男人给了孟小冬极大的不确定性，让她体验到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美好，也让她尝到了人世间最为难捱的疼痛。面对感情的飘忽不定，她会伤心也会流泪，甚至难以自拔。

孟小冬的人生是悲剧式的，这种悲剧，来自于时代对女性的禁锢和压迫。不过，孟小冬却凭借着自己的顽强和努力，让这悲剧的色彩变淡了些。年少时，她便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努力，却从未言苦；成名后依然勤学苦练，却从不言累；年老后受疾病折磨，却从不言痛。

从某种意义上说，孟小冬的人生，就代表了那个年代京剧女演员的奋斗史。从开始的不允许登台，到后来在京剧界变得举足轻重，整个发展过程，孟小冬都参与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读孟小冬的一生，也可以让我们一窥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由于身份原因，她接触的都是当时处在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的命运，就是那个时代的命运。

以上，便是孟小冬的意义，更是研究孟小冬的意义，同时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当人们真正走近孟小冬之后，便会发现，她的一生不仅跟京剧的演变和发展息息相关，更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特点。这些都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一个生命中烙上了时代印记的人物，是永远都不过时的，也是需要人们时刻铭记的。

第一卷  天赋秉异初现锋芒

第一章  生于乱世一鸣惊人

20世纪初期，正是京剧盛行的时候，当时京剧刚刚成型不久，属有生命力的新剧种，它兼容并包，吸百家之长，招揽了一大批观众，也产生了一大批京剧名家。在那个时代，京剧演员们通常都是四处流动演出的，俗称“跑码头”，即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演。在众多京剧码头中，天津是公认的最难演的码头。因为这里的观众鉴赏水平高，如果演不好，是要吃瘪的。当然，如果得到天津观众的认可，那么这个演员也就出名了。所以不管是刚出道的后生，还是唱戏多年的老戏骨，到了天津，都是非常认真的，生怕砸了招牌。

1918年的时候，一位叫孟鸿群的京剧演员，跟着戏班来到了天津唱戏。他出生于京剧世家，父亲跟几位兄弟都是京剧演员，且都有些名气，他本人也算是一个小角儿。他知道天津这个地方不好演，自然也格外认真。

这天，又到了他演出的时间了，将要上演的是京剧传统剧目《八蜡庙》。孟鸿群出演“褚彪”一角。开场一切都很顺利，演员发挥正常，观众也都很捧场，不断有叫好声。

然而，演到褚彪与费德恭的打戏的时候，出了问题。这出戏孟鸿群已经记不清演了多少遍了，早已经烂熟于胸，可是就在演到一半的时候，孟鸿群突然感觉一阵眩晕，身子无法动弹。接着，便倒在了台上。

顿时，整个剧场炸锅了。后台的演员们见状，赶紧上前扶起孟鸿群，将他搀到了台下。台下的观众议论纷纷。不过，天津到底是著名的京剧码头，观众们懂戏，所以也明白现场的突发状况并不是演员不好好演，不尊重自己，多半是身体出了状况。所以尽管大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也没有人捣乱。

孟鸿群是一个极为刚强的人，也是一个职业道德感极强的人。在后台，由人喂了几口水之后，他已经清醒了，缓了缓，便要求重新上台。他说自己没事，不能总这么晾着观众。

众人自然是一阵劝阻，对他说，戏可以以后重演，观众若有不满，大不了给他们道个歉，累坏了身子，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这孟鸿群很倔强，一定要重新上台。这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小姑娘，就是孟鸿群的女儿孟小冬。孟小冬从小待在戏班中，跟父亲走南闯北，她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学过戏，不过由于父亲每次练嗓的时候都带着她，也常常指点她，所以对京剧，她是不陌生的。

孟小冬来到孟鸿群跟前，像个小大人似的说道：“爹爹，您身体不好，就先歇一会儿吧！歇好了再上台，我先去给观众们唱一段，免得大家等得着急。”说完，扔下一群愣愣的人们，走上台去了。

观众们依然在议论，猜测那个演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同时，有些观众已开始焦躁了，质问演员什么时候能重新上台。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走上舞台的孟小冬，所有人都渐渐安静下来，人们好奇，这个小孩子看起来也就七八岁，这时候她登上台来做什么。

就在人们狐疑不定的时候，孟小冬已经开口了，她先朝台下鞠了一躬，之后说：

“我父亲突然身体不适，暂时不能马上登台，下面就由我给大家清唱一段《捉放曹》吧，算是给大家赔个礼。”

说完，她又朝观众深鞠一躬，之后转身向琴师鞠了一躬，说道：“听他言，正宫调。”

中国第一坤生，孟小冬

“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这一声刚落，顿时台下掌声如雷，纵使是天津的观众，也开始钦佩起这个小孩子了，整个一段下来，观众席中叫好声不断，气氛甚至比之前专业演员表演时更加热烈。观众们如此热烈，倒并不是因为孟小冬唱得比那些成年演员好，而是她表现出了高于年龄的天赋，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登台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戏班主，而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单凭这份魄力就值得观众鼓掌，何况这个小女孩唱得还很不错。不过，台下的观众们想不到的是，十年后这个小女孩会重返天津，并一举成名，成为女须生之皇。

这孟小冬，便是本书的主角了。她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人。她以女子之身，在台上演绎了无数男性角色，且演得极为成功，成了她所在行当的“皇帝”。她一生努力，中年时终得艺成，但大成之后只演了一次便主动息演。她的生平经历很复杂，那个时代最为特殊的两个男人——梅兰芳、杜月笙都跟她有过婚姻，但最终一个与她分道扬镳，一个早早离她而去。孟小冬的人生，是辉煌的，也是悲哀的。读懂了她的人生，就读懂了京剧的发展，也就懂得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

而想要知道这些，自然要从孟小冬出生开始谈起。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国签下了《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上海为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的耻辱，是我们遭受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开始。从那以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大地便没有安宁过，百姓们的生活也从此急转直下，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南京条约》中，将上海定为通商口岸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上海变革。或许这也算是痛苦中涌现的一点点安慰吧。

开放后的上海，由一个曾经的小渔港，慢慢进化成了一个大都市。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了，不过却未必更加开心。因为西方列强还一直骑在当地人的头上。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们得寸进尺，进一步蚕食和侵略中国，上海自然不能例外，而且，不仅没有例外，反而成了重灾区。英、法、美等国先后威逼清政府，将大片上海城区的土地划到他们的名下，成立了各自的“租界”。在我们的国土上，他们却享有着特权。

当时，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同庆街观盛里的一条弄堂中，住着一户普通人家。在1908年的12月9日，这家人迎来一件喜事，他们家添丁了。添的是一个女娃娃，她不是别人，便是后来被誉为京剧“冬皇”的一代名伶孟小冬。

孟小冬乳名若兰，本名令辉，从艺后，取艺名筱冬，后来改为小冬，取这个艺名，就是因为她生在冬天。

孟小冬出生的那年，是清光绪三十四年，正值乱世。那时，大清德宗皇帝已经寿终正寝了，无法再理会皇家的这个烂摊子了。然而，变动还不止这一件，那位垂帘听政的老太后慈禧，颁布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将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册立为皇帝，之后不久，慈禧也离开了人世。

在中国历史上，慈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无数人认为，是她让原本就有些摇摇欲坠的大清皇朝，快速走向了没落。在有这样想法的人看来，慈禧的离去无疑是清朝发展的契机。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此时的大清王朝，早已经成了一个迟暮的老人，它面对的，不仅是亿万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普通百姓，还有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

然而，中华民族向来不缺乏勇猛的爱国志士。一批批仁人志士看到国家的衰亡，相继揭竿而起，拼尽全力以求力挽狂澜，让这个庞大的帝国重新焕发生机。

在这些人的努力下，革命到来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1912年的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后来，袁世凯对总统职位的觊觎及窃取使原本已是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更加动荡不安。

这就是孟小冬生存的时代。同时，一大批有理想、有热血的中国人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未来而奋斗着。可以说，那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时代，如果没有无数甘愿牺牲的先辈们，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在今天看来，那个时代充满了激情、热血和机会。彼时的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理想、民族的命运而奋斗。他们不仅是自己，更是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个体对命运的追求，更能看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

然而，这个视角注定是历史式的，我们的关注点是那些为梦想而奋斗的个人，我们关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功绩，更关注他们得到这些的过程以及他们的人生轨迹。

是的，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是一个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的时代，而它也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是有梦的人可以恣意挥洒人生的时代。

孟小冬就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她的父亲叫孟鸿群，是一名京剧演员。在孟小冬出生之前，孟鸿群自然是满怀期待的，不过他期待的是妻子能够给他生一个胖儿子，日后好继承自己的衣钵，做一个优秀的文武老生。可老天偏偏不遂他的愿，赐给了他一个女儿。

人往往都是这样，对未来怀有无限的遐思，总是将事情往最好的方向想。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最终的结果并不如他想象得那般完美，他一定会失望。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后，即使并没有如他所愿的那般完美，他也不会那般在意了。

孟鸿群就是如此，他期盼的一直是一个儿子，如果在妻子临盆之前，告诉他他将得到一个女儿的话，相信他会有些许失望的。可是，当新生命真正降临的那一刻，拥有后代的喜悦早已经战胜了对性别的在乎。看到刚出生的女儿，孟鸿群依然是极度欣喜的，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想要一个儿子的心愿。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孟鸿群已过了而立之年。在今天，这个年纪的人也许还有未婚的，可是在当时，却该是膝下儿女环绕的年纪了。可是孟鸿群却只有孟小冬这一个女儿。

孟鸿群的第一房夫人是王氏，结婚几年后不幸因病过世，并没有留下子嗣。后来孟鸿群娶了孟小冬的母亲也就是张氏，一年后便有了孟小冬。

在孟鸿群的心中，这个迟来的孩子自然是自己的心头肉，从心底里希望她能够平安、幸福。然而，跟大多数父母一样，光有希望是没用的，还要能够给孩子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才可以。

孟鸿群是一个京剧演员，那时候对他们的称呼是伶人。这是一群可怜人，他们是专门为别人提供快乐、感动和享受的，可是他们自己却很少能够获得这些。在那个年代，能够给别人提供快乐和感动的人，是不受人们尊重的。伶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要四处奔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跟当地的权贵搭上关系，因为只有拥有这些人的保护和捧场，伶人们才能够成功搭台唱戏，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允许，是没有演出机会的。即使自己搭了戏台，一样会有人来拆台。

然而，真正给伶人家庭带来不便的，还不是需要倚仗当地权贵，而是不断地迁徙。孟鸿群走南闯北，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唱戏。虽然辛苦些，但并无生存之忧，一家人的生活还算滋润，虽说谈不上富裕，但也要好过普通人家了。

就在孟鸿群以为，自己的一生将这么平静地过完时，却出了意外，即本篇开头的场景。他的身体不行了，不过，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女儿逐渐长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她继承了自己家族中的艺术基因，在京剧方面已经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其实，他早就知道女儿是能够唱京剧的，也想让女儿唱京剧。只不过，他没想到女儿竟然可以唱得这么好。于是，他开始为女儿规划人生了。

第二章  梨园世家缘定氍毹

京剧如今已成为我们的国粹，不过它的出现并不算很早，至少跟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传承比起来，要晚上太多。京剧大概于清光绪年间形成于北京，它的前身为徽调，通称皮簧戏，这种戏种在清同治、光绪两朝，最为盛行。

道光年间，汉调进京，被二簧调所吸收，于是形成徽汉二腔合流。在当时，被人们统称为皮簧戏。光绪、宣统年间，上海早已崛起，成为经济繁盛之所，因此北京很多皮簧班接踵去上海演出，虽然北京众多皮簧班源于安徽，但唱腔等跟安徽皮簧班有很大不同，上海观众遂称京皮簧为“京调”，以示二者的区别。

因为京班们起源较晚，还属于新生事物，因此善于博采百家之长，创新与包容性都很强，颇受当时人们的喜爱，于是在众多戏班中逐渐脱颖而出。到了民国以后，上海梨园界差不多全部为京班所掌握，于是人们正式称京皮簧为“京戏”。这便是京剧最初的名字，这种剧种源于北京，但名字却是起于上海的。因为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北京曾改名为北平，因此当时人们也有称京剧为平剧。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又改为北京，平剧又复称京剧。

在京剧的发展史上功劳最大的，当属程长庚、张二奎和余三胜等几位了。他们在皮簧戏流传以及慢慢演化成京剧等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之后，便是几位大师的弟子们了。尤其要说一下的是程长庚先生的徒弟——谭鑫培。

程长庚先生的徒弟谭鑫培

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堪称京剧的集大成者，他师从程长庚，又兼百家之长，并积极创新，后来发展出了谭派，是京剧自始以来传人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

谭鑫培的徒弟余叔岩，在老师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又创立了余派，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无声不学谭，无派不学余。”可见这对师徒影响之大。本书的主人公，后来被称为“冬皇”的孟小冬，便是余派的正宗传人，也可以说是得余派精髓的唯一传人。当然这是后话。

与谭鑫培同时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京剧艺人，名叫孟七，他是孟鸿群的父亲，孟小冬的爷爷。孟七是老徽班出身，主攻乱弹与昆曲，唱武生兼武净。为了谋生，孟七一直在长江下游一代游荡，专跑码头。

1860年，太平军的陈玉成攻占了江浙的大部分地区，渐渐形成势力。战乱年代，伶人们的生活自然是凄苦的。他们要东奔西跑，因此也更容易碰到歹人，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看戏的人也就更少了。因此，伶人一般都惧怕战争，因为战争会带给他们更多的不稳定。而孟七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便投奔了陈玉成，在陈玉成帐下的同春班里当了教师。

四年后，太平军战败，孟七带领自己的五个儿子离开江浙，去了上海，在上海天仙茶园里演出，且颇为成功。据说，在当时，天仙茶园的孟家与丹桂茶园的夏家，堪称上海两大梨园世家。

孟七的长子叫孟鸿芳，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艺，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孟鸿芳尤其爱好读书，还喜欢钻研各种剧种里的武打动作，在丹桂园茶园里，孟鸿芳是大武行头。早年的时候，武行头都是凭借口头说戏，没有固定的套路，一个师父一个讲法。孟鸿芳出现后，对之做了改变，从他开始，武行头说戏的时候也有了提纲。这样，这一行当更加规整了，也从此迅速走向成熟。孟鸿芳不仅努力，天赋也好，他生就一副好嗓子，不管唱什么都很动听。又由于他喜欢读书，爱钻研，所以会的剧目很多。不过，他本人却偏爱唱小丑，最终也由演武生转为演丑角。

孟七的二儿子叫孟鸿寿。他有个绰号，叫做“第一怪”。在当时的梨园，还有两怪，一个是著名的须生双阔亭，他双目失明，但一样能够上台演戏，而且举手投足颇为标准，舞台走位也是丝毫不差。另一个是王益芳，天生哑巴，专攻武戏，开打时，翻转腾挪，勇猛异常，而且动作潇洒，非常漂亮。他们三人并称“梨园三怪”，他们身体都有些残疾，而这不仅没有影响他们从事京剧事业，还让他们都成为了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孟鸿寿有些跛脚，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高烧，多天不退，到处寻医问药都没能医治。就在家人想要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中医，后经那老中医的调理，孟鸿寿的高烧总算退了。不过命虽保住了，却留下了后遗症，两条腿软如棉花，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跛脚人。

因为跛脚，孟鸿寿无法登台，孟七则想了个办法，不教他唱戏，只教他场面。结果孟鸿寿学有所成，不管是武场的打鼓，还是文场的京胡、梆胡等，他都极为擅长。而且，他还懂得很多梆子戏，当时甚至有一些上海的科班都找他当教师。

可是，孟鸿寿却并不满足于此，也许是出于对京剧的热爱，也许是想要跟命运抗争。民国初年的时候，孟鸿寿竟然不顾自己行动不便，毅然登台饰演跛脚的小丑，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孟七的三儿子叫孟鸿荣。孟鸿荣虽然也是自小就跟父亲学戏，不过跟两个哥哥不同，他不是由孟七全职教授，而是有自己的师父，即王庆云。孟鸿寿跟王庆云学的是武旦，后来去了小金台的科班坐科。小金台教学质量很好，当时天仙茶园的老艺人，如孟七、任七、陈桂寿等著名演员都被聘为小金台的兼职教师，在空闲的时候去教授学生。在坐科期间，孟鸿寿主要跟父亲孟七学武净，同时还跟自己的大哥，也就是孟鸿芳学习老生。

在孟七的几个儿子中，虽然孟鸿荣曾经在外拜师学艺，却是最得孟七真传的一个人，也是最能继承孟七衣钵的。出科后，他改名叫“小孟七”，在各路茶园演出。孟鸿荣不仅在上海演，也常去外地。苏州、杭州等地的剧场，常会聘请他去演戏。而且，每到一地，孟鸿荣都极受欢迎，可以说他是走到哪里都能吃得开的“角儿”。

1902年的时候，孟鸿荣曾经去杭州演出，在演《铁莲花》时，跟他合作的娃娃生就是刚刚以“七龄童”为艺名登台不久的周信芳。小周信芳在戏中做滑雪动作的时候，竟然加了一个“吊毛”的身段，让孟鸿荣很是惊讶，他觉得这个孩子会演戏。后来，周信芳成名之后，在上海新新舞台做主演，他常常会找孟鸿荣合作。二人早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而且在艺术上相互欣赏。孟鸿荣觉得周信芳会演戏，很佩服他。而周信芳也很欣赏孟鸿荣的演戏方式，尤其是对孟鸿荣的红生戏，更是赞赏有加。

此外孟鸿荣的老生戏，也有一定的水准，像《乌龙院》《徐策跑城》等，都是他的拿手剧目，既叫好又叫座。而且，他不仅演戏好，还能编剧，且有不少佳作传世，像比较有名的《鹿台恨》等，都是出自孟鸿荣之手。

“麒麟童”周信芳

在整个孟氏家族中，孟鸿荣红得最早，名气也最大。李浮生是当时的老戏迷，也是著名的剧评家，他曾评价孟鸿荣说：“小孟七(孟鸿荣)乃属实至名归，他的盛名早于麒麟童(周信芳)，如若他能多活几年，那么坐南方文武老生第一把交椅的，很可能是小孟七，而非麒麟童了。”由这一段评价，可见孟鸿荣的艺术造诣以及在观众当中的威望和号召力。

孟七的第五子便是孟鸿群了，就是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秉承父业，攻武净兼文武老生，在艺术方面，得到了孟七的真传。尤其是《铁笼山》《艳阳楼》等剧目，演起来颇具其父孟七之风。

1912年左右，孟鸿群长期驻扎上海，与麒麟童周信芳合作。在《花蝴蝶》《要离断臂》等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最让孟鸿群骄傲的是，他曾为“伶界大王”谭鑫培配戏。那是1912年底的事情，那时候谭鑫培早已名贯梨园，全国上下已经“无腔不学谭”了。此时的谭鑫培也已经到了晚年，年近古稀的他受邀第五次到上海演出，场所是新新舞台。

谭鑫培演出的剧目是全本的《连营寨》，在去之前，他指名要孟鸿群为他配赵云一角。原来，许多年前，谭老先生在北京就跟孟七合作过，并结为至交，对于孟氏父子的戏路以及戏曲造诣了然于胸，亦是非常欣赏。这次到上海来，自然要找老朋友之后为自己配戏。当时，孟鸿群三十五六岁，正是英气勃发、身强体壮的时候。又受邀于这样一位受人尊重的老艺术家，自然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怠慢。而戏出来之后，也确实没有让众人失望，孟鸿群演活了赵云，不仅得到了观众的首肯，更是受到谭老的称赞。

孟鸿茂钻针老唱片

孟七最小的儿子叫孟鸿茂，是孟七续弦所生之子，与鸿寿、鸿群等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孟鸿茂也是小金台的科班出身，攻铜锤，倒嗓之后，跟随大哥二哥学习文丑。他曾经和白牡丹(荀慧生)合演《小放牛》，与前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同演《戏迷传》等。

孟鸿茂在南方名气很大，尤其是他演的《丑表功》《拾黄金》等，更是无人不晓。孟鸿茂嗓音清亮，字正腔圆，比他那名为“天下第一怪”的二哥更为叫座。

孟小冬正是生于这样一个父祖叔伯都是名角的梨园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受到熏陶，日后从事京剧行当也就不意外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孟小冬从小就跟在父亲身边，5岁的时候，每天天一亮父亲就会叫孟小冬起床，跟随自己去上海老城乡的古城墙上练功。那时候，父亲教孟小冬的主要是老生唱段。6岁的时候，孟小冬就跟随父亲一起跑码头了，她自然是没有演出机会的，不过每天都在接触演出，而孟鸿群在闲暇无事的时候，也会教给她很多东西。

一个人的成才，不仅得益于良师的教导，更在于自己有学习的欲望和天赋。孟小冬就是有欲望和天赋的，她天资聪颖，容貌秀丽，而且颇具男孩气质。孟小冬很喜欢京剧，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所以虽然小小年纪就开始勤学苦练，她却并不觉得枯燥和劳累。

正是由于这份天分和努力，孟小冬越发沉迷于京剧之中。也正是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和不断的学习，才让孟小冬在7岁的时候站出来帮父亲处理突发状况。

话说，那天孟小冬的登台，不仅稳定了观众的情绪，为观众带来了一段精彩的唱腔，也为孟鸿群赢得了休息的时间。孟小冬唱完下台后，孟鸿群接着登台，演完了早已准备好的剧目。

当孟鸿群强撑着完成了整场演出，下台卸妆时，孟小冬看到父亲早已经大汗淋漓了。他的衬衣都已经完全湿透，脸色也很难看，呈紫红色。孟小冬以为父亲是过于劳累了。她不知道，父亲是硬撑着，用生命在恪守着一个艺人的职业道德。第二天，孟鸿群中风发作，因为抢救及时，并无大碍，自此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了。这一次大病导致孟鸿群无法再唱自己拿手的武戏了。原本的红角，如今却只能在戏班里做一个打杂，给人说说戏，偶尔跑跑龙套，演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等。

工作的减少，伴随的一定是收入的降低。尽管家里也有些积蓄，可这点积蓄的作用主要在于应急，在没有了主要收入进账的情况下，仅靠积蓄维持不了多久的生活。

而这时，作为长女的孟小冬，肩上的担子自然重了起来。父亲的变故，让她提前走进了梨园行当。她接起了家族的衣钵，正式入门学戏了。

第三章  拜师学艺苦练身段

孟鸿群决定，让孟小冬投在她的姨夫，也就是孙派老生仇月祥门下，学习孙派老生。

孟小冬嗓音清亮，且不带一点雌音，是个天生唱老生的料子，加上又是亲戚，仇月祥非常乐意地收了这个徒弟。不过，虽然是亲戚，仇月祥依然是照班授徒，孟鸿群与之签下了八年的卖身契约。

临行前，孟鸿群抚摸着女儿的头顶，深情而又略带苦涩地说：“孩子，要记住，想要让人瞧得起，想成人，将来想有出头之日，就得学好本事，就要当角儿。”年幼的孟小冬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不过她能够听出这句话里不仅有鼓励还有期盼。孟小冬用力地点点头，表示不会让父亲失望。从那以后，在孟小冬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要唱戏，更要唱好戏，做就做谭老板那样的角儿。

从此，孟小冬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学戏生涯。对于唱戏她是不陌生的，并且也有一些功底。不过，那之前的训练，都是略带玩票性质的，虽然也会很苦，但并不难捱。这次不一样，正式拜师了，自然要动真格的了。等待孟小冬的不仅有成角儿后的辉煌，还有成角儿路上的各种艰辛。

提到跟师父学戏，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还是拜师前的事情，那时候孟小冬才刚刚6岁。因为从小跟父亲练习身段，此时的她已经有了一定的基本功了。再加上天天听父亲吊嗓，竟然也喜欢上了老生唱腔，自学了一些唱段。

孟鸿群外出演出的时候，总会带上孟小冬，有合适的角色，偶尔还会让她串上一次，以培养她的兴趣。当时，孟小冬客串的角色，基本都是娃娃生。

有一次，孟鸿群一行人去南京跑码头，一次到一个厅长家里唱堂会。那厅长是个戏迷，甚至可以说是个戏痴，他极爱听戏，也极喜欢唱戏的人。在他的家中，像厨师、车夫、奴仆这种下人，也是必须要会唱上两句的，如果一句都不会唱，那么就要掌握几门乐器，可以给人伴奏。若这两样都不懂，则不会雇佣。

见到孟鸿群的班子后，那厅长对孟小冬产生了兴趣，他很少见到这么小的孩子整天跟随戏班的，而且孟小冬浓眉大眼本就招人喜爱。于是，那厅长就问孟鸿群：

“这孩子几岁了？懂戏吗？”

孟鸿群听问，赶紧答道：“回厅座，此子6岁了，刚刚学了一两段。”

厅长一听这么小的年纪竟然也会唱戏，不禁来了兴趣，说道：“不错！来，我来操琴，让她唱一段听听。”

说完，转身问孟小冬：“小姑娘，你会唱什么？”

孟小冬毫无惧色，大方地回答：“《斩黄袍》。”

厅长问过琴师应该用什么调后，便开始掌琴了。可是孟小冬刚开嗓唱了一个字马上就停了下来，跟厅长说，调门太低了。厅长调高了调门，结果孟小冬依然嫌低。这一下，不仅厅长，连旁边的老琴师都惊呆了，心想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竟然调门如此之高，实在罕见。厅长又调高了调琴，继续拉起来。

“孤王酒醉……”孟小冬刚开嗓就听“啪”的一声，原来由于调太高，厅长手里的琴弦断了。

厅长看着手里的断琴，颇感惊奇，对着孟小冬竖起大拇指，不住赞叹：“好嗓子！好嗓子！将来定有前途！”

接着，厅长又说道：“小姑娘，我要收你做我的徒弟，教给你谭氏唱腔，给你开蒙……”

孟鸿群常年跑码头，是吃开口饭的，靠的就是和气生财，自然是每一个主顾都不敢得罪的。更何况，眼前的这位还是大军阀手下的人，自然更不敢惹。于是顺着厅长的话说：“好，太好了！”接着，就让孟小冬给厅长鞠躬行礼，拜为老师。

那一次，孟鸿群在南京搭班唱戏，一共停留了将近两个月。在这个两个月间，孟小冬竟然真的三天两头去厅长家里，跟着厅长学戏。那厅长从头到尾，将谭鑫培的《卖马》整整地教给了孟小冬。每次她学完离开时，厅长都会赏给她两块大洋。结果两个月下来，孟小冬得到的钱财，竟然和她父亲所得的包银所差无几。

不过，这些包银也差不多是孟小冬南京一行所得的所有了。那厅长虽然爱唱戏，但功力实在是有限，身边的人说他唱得好，不过是因为怕他，不敢得罪他罢了。孟小冬拜他为师，说到底也不过是逢场作戏。

那厅长虽然手段不行，却也应该算是孟小冬正式磕过头的第一位师父，算得上是孟小冬拜师学艺中的一个玩笑或小插曲。

后来，孟小冬跟自己的姨夫仇月祥学戏了，这次可不是戏耍了。

仇月祥是北京人，自小学戏，科班出身，早年拜京剧“新三杰”之一的孙菊仙为老师，跟孙菊仙学习孙氏自创的“孙派”老生唱法，出师后，仇月祥又自学了些其他门派的唱腔，因此对于谭派、刘派等老生，他也有一定的研究。

仇月祥是孟小冬的师父，也是她的姨夫，属于近亲，自然不会像其他师父教徒弟那般，稍有不如意便非打即骂。因此，相比其他从小学戏的人来说，孟小冬算是幸运的，不会面临体罚。然而，虽然没有重罚，但要求是不能松懈的。仇月祥是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在教孟小冬学戏上，他从来没有降低过自己的标准。所以，孟小冬的学戏生涯，也并不轻松。

仇月祥虽然年纪不老，但教戏的经验相当丰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套独特的教戏方法。

孟小冬学戏的时候，每天清早师父都会叫她起来，然后带着她去遛弯儿、喊嗓。这些都是仇月祥儿时坐科所经历过的，也是梨园界通用的教学方式，经过多年的检验，早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了。仇月祥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懂得因材施教。在跟孟小冬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充分了解了孟小冬的基本功，然后提出了一套适合孟小冬的训练方法。

仇月祥觉得，现在的孟小冬不必像其他同年龄段的孩子一样，依然每天练习“拿大顶”，她在这方面已经有足够积累了。现在的孟小冬，需要练习的是踢腿、压腿、下腰等，尤其要练习的是身段。还有在练气、喊嗓子方面，要下苦功夫。

那段时间，孟小冬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早起来，跟随师父出去，到城墙根下，对着城墙练习口型。练完之后，跟师父回家，学唱腔，学身段。一学便是一天。到了晚上，便开始背戏词。当然，这中间少不了要帮师父干些琐碎的活计，像沏茶、装烟丝等。

可以说，孟小冬每天都非常忙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在不停地做事。这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辛苦的。

如今的小孩子们每周上五天学，休息两天，平时也不用做家务，还能偶尔玩玩游戏、看看电视之类的，他们还是喊着没有自己的空间，很累，等等。可是跟孟小冬比起来，现在的孩子简直是幸福极了。

但年幼的孟小冬并不觉得苦，反而每天过得有滋有味，因为她自小喜欢戏剧。对她来说，学戏虽然是父亲的安排，却也符合自己的意愿，所以她不觉得苦，反而觉得甜。

因为喜爱，再加上拜师之前就有基础，孟小冬进步非常之快。师父每天不停地教，孟小冬就不停地学，虽然也会感到累，但那些剧目总是能让她感到新奇和欢喜。这份新奇和欢喜，就是孟小冬学下去的动力。

仇月祥有一个习惯，在教授唱腔的时候，手里会拿一块木质“戒方”，外形类似私塾先生的戒尺，不过，仇月祥的“戒方”不是用来打人的，而是用来打节奏的。每次都是孟小冬在那里唱，仇月祥在旁边给她打节拍。仇月祥还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每一个唱段都要反复唱，至少要唱二三十遍才可以，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在内心对这段戏产生深刻的印象，甚至是习惯。他想要的效果是，提到这段戏的时候不用想，习惯性地就能脱口而出，这样才算是真正学会了。

仇月祥为孟小冬开蒙的第一出戏是《乌盆记》。由于孟小冬年纪尚幼，因此仇月祥只教她“二黄”和“反二黄”两段，其他如“西皮”等，因为有较为复杂的动作，年幼的孟小冬很难完成，因此暂时不教。

老式的手把手教授，或许看起来有些笨拙，但效果还是极好的。在仇月祥的精心教导下，孟小冬进步很快，而且她本来就有基础，加上天分很高，所以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师父所教的戏段学得有模有样了。仇月祥虽然脸上严肃，但看到孟小冬进步如此之速，心里也是极欢喜的。只是不便表露出来，怕孟小冬受到夸奖之后太过骄傲。

看孟小冬将《乌盆记》学得差不多了，仇月祥便开始教她新戏，分别是《空城计》和《逍遥津》。

仇月祥在孟小冬身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除了自己每天都教戏之外，还专门为孟小冬聘请了一位琴师，每天下午三点上门来为她吊嗓子，每次吊两出戏，大概要花掉两个小时的时间。

每天早晨喊嗓，练身段，中午学戏，下午学戏吊嗓，晚上背戏词，这就是孟小冬一天的生活。而将这些场景不停地一天天重复，就是孟小冬童年的生活。人们看到的都是孟小冬在舞台上的光鲜和靓丽，却少有人知道，在这光环的背后，她曾付出过多少的辛苦和汗水。

努力从来都是不会错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有了那希望人们也便有了前行的动力，有了成功的可能。孟小冬天资聪颖加上懂得努力，自然个人的实力会有很大提升。如今的孟小冬，虽然还是一个孩童，但实力已不在成人之下，她需要的不仅是继续努力学习，还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第四章  初次登台艳惊四座

很快，展示自己的机会就来了。在孟小冬拜师那一年的深秋，有人送来了邀请函。

当时，上海的一位名人关絅之过四十岁生日，想要操办一下，于是聚齐亲友为自己祝寿。那时候，娱乐项目缺乏，人们最为感兴趣，也最能体现出自己身份的娱乐方式，便是听戏。所以很多大户人家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都会请戏班来唱戏。不仅在于热闹，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这关絅之也一样，他邀请了上海九记票房的诸位票友们登台演戏，为自己造势。说起九记票房，在上海那是大大的有名，它是上海成立最早的京剧票房，也是当时上海滩人才最多的京剧票房。比如当时著名的戏剧期刊主编刘豁公、袁寒云等都属九记票房。

仇月祥在上海梨园界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也有很多人听说他收了一个好徒弟，因此有人给他们发邀请，请年幼的孟小冬客串一出《乌盆记》，也就是孟小冬正式学习的第一出戏。

正式开演的那一天，8岁的孟小冬首次登台献艺，她扮演的是刘士昌，跟他配戏的是名票冯叔鸾，他饰演张别古。孟小冬一开口，台下顿时掌声四起。人们纷纷觉得惊奇，都没想到，这个8岁的小姑娘竟然有如此嘹亮的嗓音，且字正腔圆，咬字清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孟小冬虽然是个女孩，但唱戏丝毫不露雌音，且动作走位，方寸不差。这样的表现，着实让内外行惊艳了一把。

这便是孟小冬的第一次登台。前面帮父亲解围的时候，虽然也算上台唱过几句，但那算不得演出，只是一段清唱而已。而这次，穿上戏服，跟名票对戏，才是真正的登台。

孟小冬的这次登台无疑是成功的，新声乍试，便震惊四座，从此在上海戏界一炮打响。

在这次堂会的演出之前，曾有四五天的排练时间，这之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有一天下午，仇月祥给孟小冬请的青年琴师准时来帮她吊嗓，可是不知何故，仇月祥发现那天琴师的节奏一直有问题，速度偏快。

仇月祥没有直接指出，而是在旁边用自己的“戒方”拍打节奏，企图控制一下那青年琴师。可是，结果那琴师不仅没有放慢节奏，反而越拉越快，赶得孟小冬上气不接下气。仇月祥见状，勃然大怒，将手中的“戒方”狠狠拍在了桌子上，大喊：

“停。”

转身非常严肃地问那琴师：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吃错了药吗？怎么越来越快，是想要我们冬姑娘的命啊？你必须给我一个理由，赶紧说！”

那青年琴师见状，知道糊弄不过去了，只好实说。原来，他一个朋友临时请他帮忙，去票房伴奏，定的时间是四点钟。因为跟那人关系不错，所以不好退却，这琴师就答应了下来。而小冬这边的时间是三点开始，五点结束，如果按照正常节奏，那么就要耽搁去票房伴奏了，所以那青年琴师才拼命赶节奏。

仇月祥听了琴师的解释之后，不禁大怒，吼道：

“呸！”接着又说“你有事，可以打个招呼，我们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到时候大家一起商量，让你早走一些，或者今天停一天，明天再练也无所谓。可是你什么都不说，而是用节奏来赶我们的孩子，实在是不像话。年轻人，在上海滩谋生活，要懂得规矩，你这种混事的办法是不行的，滚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年轻琴师知道自己理亏，也懂得自己所做太不地道，自然不敢还嘴，只是慌慌张张收拾了东西，头也不敢抬，一溜烟儿跑掉了。

谁知，第二天那个琴师又准时来了。进门后先赔笑，接着低着身子说：

“仇大爷，昨天的事实在是抱歉，确实是我不对，赶得大小姐竟缓不过气来。今天我没事了，有的是时间，也绝对配合，请大小姐尽量吊嗓子，保证没问题。还望您老再给一次机会。”

仇月祥早已经消了气，又见这年轻琴师赔着笑脸，应该是真有悔过之心了，也便没有多计较。只是跟那人说：

“以后继续合作是没问题，不过年轻人，有两句话我要跟你说明了。以后不要胡来，帮人吊嗓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胡琴过门拉得太短，把节奏弄得太快，那样对拉的人有损，对唱的人更是有害。我们在江湖上走动，在社会上讨生活，靠的就是一个规矩、一个道理，遵循了这个道理，便有走不尽的路，赚不完的钱。如果不遵循这个道理，那么用不了几天，就会被人踢出这个行当。年轻人，我今天的话，你可要记住了。”

年轻琴师已经知道错了，也懂得仇月祥这段话的道理和分量，因此不住点头称是，最后还略带玩笑地说：“仇大爷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仇月祥听了，也高兴地笑了笑，对琴师说：

“好了，不多废话，帮小冬吊嗓子吧。”

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仇月祥的为人处世风格。他是一个有职业要求的人，更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师父，所以小冬才能够学有所成。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导，那么即使有天赋，也不一定能够成事。所谓凡事都有两面，必须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时候，才能真正有所成。

孟小冬早年的成名剧目，多是由启蒙恩师仇月祥所授。仇月祥教给孟小冬的，都是孙派唱法，即由著名艺术家孙菊仙开创的一路唱法。

那时候，是一个京剧人才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京剧流派频出的年代。概因当时京剧刚刚形成不久，还属于新生艺术门类。这样的艺术，自然是有活力，长于创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时候的京剧，不仅有改编于传统皮簧戏的老戏，更是有当时的京剧艺术家及爱好者自己编排的新剧。这种创新性和活力，是京剧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为国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即使这种敢于创新，充满了活力的新剧种，也是有很多局限的。其中最大的局限便是演员的性别问题。

在京剧中，一直有男扮女的传统，且一直延续至今，这源于历史的沿革。在古代，女性是被禁锢的，女人如果从事唱戏行当，则会被看得低贱，因为女人应该待在闺中，深藏闺阁才对，整日价抛头露面，难免不被人评头论足。过去，唱戏本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职业，经常要走南闯北，如果戏班中有女性演员，平时的起居生活也就会有诸多不便，尤其是男女不可混住，因此光是在住宿上就要多些花费，这对跑江湖的唱戏人来说，是很难承担的。

坐着的是孟小冬

所以，那时候的戏班中基本都是男人。这是封建时代对女性的禁锢，不过它也有其正面的意义，便是诞生了很多著名的坤角男艺术家。而且，确实有很多男旦在京剧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王瑶卿、于连泉、冯子和、黄桂秋等。而有“伶界大王”之称的梅兰芳先生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仅参演了很多新戏，开创了梅派唱法，还将京剧带出了国门，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声誉。甚至梅派京剧艺术还被公认为世界三大艺术表演体系之一，不可谓不辉煌。

清末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动荡期，同时也是新思想、新意识不断涌现的时期。这时候，很多女性走出家门，意欲打破禁锢，而社会对女性也变得宽容了许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逐渐出现了全部由女青年组成的戏班，多半都是演唱京剧。

虽然人们对由女性组成的戏班不再抵制了，却也没有给它足够的尊重。早期，在戏迷的眼中，她们虽然也在唱戏，甚至有些唱得还不错，但依然是上不了台面的，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虽然有些人依然歧视女性，但大多数人在慢慢接受女性唱戏，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甚至已开始为女性同胞的权利摇旗呐喊了。

不过，虽然女演员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她们组成的班底，在称呼上还是没有改变，叫做髦儿戏班，这是女性戏班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给它的称呼，带有调侃和轻视的意味。后来，这个名字一直没被完全甩掉。

1919年的3月到5月，孟小冬就参加了王家的髦儿戏班，一起去无锡演出，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绩。

如果说唱堂会是孟小冬第一次登台，并得到了行家和台下观众的认可的话，那么去无锡演出，便是孟小冬的第一次辉煌，得到了一方百姓的追捧和热爱。

第二卷  挑帘成角饮尽荣誉

第一章  三莅无锡声名大噪

孟小冬第一次去无锡的时候，是11岁，陪着她一起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孟鸿群和师父仇月祥。在那次巡演中，跟孟小冬搭戏的是当时著名的坤角老生杜云峰以及武生小春来等人。他们的演出场所，是当时无锡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剧场。

帮孟小冬促成这次演出的，是她的六叔孟鸿茂。

经过几年的教授，仇月祥觉得小冬已经可以出去进行营业演出了，而且她也确实需要多登台锻炼一下。于是他便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商议，想让小冬出外跑跑码头，实践一下。孟鸿群也早就有这个打算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心爱的女儿，看着她成长，在孟鸿群心里，小冬早已经具备登台的能力了，所以他丝毫没有迟疑，就同意了仇月祥的意见。

主意定了之后，就是找戏班了。正好那段时间有人托孟小冬的六叔孟鸿茂帮忙找人唱戏，要去的地方就是无锡新世界屋顶花园剧场。他们要找的，是一个能够挑大梁的老生。

当时，孟鸿茂已经推荐了一个老生，双方正在洽谈报酬事宜，戏班还没有启程。孟鸿茂就想到把小冬也推荐过去，一起试试看。

第二天，无锡新世界的经理便跟孟鸿茂来看孟小冬，那经理初见孟小冬，感觉不大满意。因为孟小冬还是个小孩子，个头不大，也略显瘦弱，还没有脱掉孩童的稚气。他心想，这么一个小孩子能唱出什么来呢？碍于中间人的情面，勉强听小冬唱了一段。

那天，小冬唱的是《逍遥津》，她一开口，那经理便被吸引了，一曲终了，经理听得很是兴奋，当即表态要孟小冬去无锡，而且要求头天的打炮戏就唱《逍遥津》。临走时，他还意犹未尽，不住地说：“无锡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人能唱这个戏，这下好了，无锡戏迷有福了。小姐去了，准红！”

就这样，孟小冬来到了无锡。

海报早就张贴出去了，票卖得也不错。不过，演出开始前，却出了点状况。就在开演前不久，无锡突降大雨。这突然而来的大雨肯定会影响上座率，可是没办法，宣传已经打出去好几天了，而且已经陆续有人来了，无法改期，只能照常上演。

当晚，孟小冬唱“大轴”，即最后一个出场，演唱的曲目是当初跟经理约定好的《逍遥津》。虽然大雨影响了上座率，但差不多也坐满了。

当晚的演出很精彩，孟小冬一开嗓，就镇住了底下的观众。她年纪虽小，但嗓音洪亮，且没有女性特有的雌音，舞台走位丝毫不差，唱时感情充沛，堪称完美。

当晚，无锡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剧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观众们都被这个瘦小的女孩征服了。此时，站在后台的孟鸿群和仇月祥却是两种不同的表情，仇月祥见到观众们的热情，欣慰地笑了；而孟鸿群则老泪纵横，他终于等到女儿出头的一日了。

散场后，仇月祥请孟小冬父女吃消夜，席间兴奋劲儿还没过的仇月祥不停地夸赞孟小冬：“好样的小冬，师父没白操心啊！”孟小冬也很开心，尤其是听了师父的夸奖之后，更是兴奋，她转身不无天真地问父亲：“爹爹，我现在也是角儿了吧？”孟鸿群还没回答，旁边的仇月祥已经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跟小冬说：“还早得很，你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师父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孟小冬的头上，她心里一下凉了很多。她转过头看了看父亲，从父亲的表情中，她感觉到，虽然父亲没有说话，但他的意思跟师父是一样的。这一下，忘乎所以的孟小冬顿时清醒了很多。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前一晚孟小冬在新世界演出的盛况，写道：

是日为须生孟筱冬登台之第一日，故卖座甚佳。孟筱冬芳龄尚稚，而嗓音清越润利，较小刘鸿声响亮，做态亦颇活泼，故博得观客连连彩声。

还有评论说：

前晚整个剧场沸腾了，观众席上一片惊叹声：这是奇迹！

她才11岁。孟筱冬毕竟不凡，可谓大器早成。

王勃14岁即能即席作赋，自古惊为天才；孟筱冬12岁能唱谭、刘各调，亦天才也。

这里须要提及一下，报纸中登的“孟筱冬”是没有错的，她刚出道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艺名。后来她去上海法租界的共舞台表演时，才将艺名改为“孟小冬”。

接下来的几天，孟小冬接连表演了《失街亭》《斩马谡》《空城计》《白虎堂》等，场场爆满，且都得到了观众的极大认可。

等到两个月后，孟小冬离开无锡的时候，当地的观众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年纪幼小的女孩。当地报纸还登出了这样的消息：

凡内行看戏者，无不为之惋惜云云……奈离锡在际，此曲将成《广陵散》矣！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孟小冬在无锡戏迷心中的地位，以及她给无锡戏迷带来的满足和愉悦。甚至有很多人责怪新世界在合同期满之后没有挽留孟小冬。

后来，应观众的要求及舆论的影响，新世界屋顶花园剧场决定重金礼聘孟小冬再次来无锡献艺。

孟小冬第二次来到无锡，是两个月后，也就是当年的7月。这次，盛况更是空前，剧场的票开售即罄，演出时连回廊里都站满了观众，更有观众索性搬来桌椅，站到上面观看。

那段期间，报纸曾经报道说：

屋顶花园自孟筱冬卷土重来，游客陡增，日间以乡曲为多数，晚间则人众拥挤。深望主其事者将剧场设法扩充之。

又说：

孟筱冬自离锡后，一般戏迷深为惋惜。今闻孟伶重行来锡，连排名剧，以饷邑人，故门票每日可售七百余张，皆该伶一人之魔力。

这一次，孟小冬在无锡一共演了68场，历时两个多月。用全本的《桑园寄子》《四郎探母》《翠屏山》打炮。

值得一说的是，孟小冬这一次的无锡之行还演了她的首次代表作。

当时，袁世凯的二女婿也是著名的剧评人薛观澜在无锡，孟小冬曾去薛家演堂会，上演的剧目是《黄鹤楼》。其中孟小冬饰演刘备，当唱到“休提起当年赴会在河梁”一句时，台下喝彩声四起，观众兴奋异常。因为这句被小冬唱绝了。很多年以后，薛观澜列举了孟小冬一生所演的剧目，选出了她的八次代表作，而这次堂会中所唱的《黄鹤楼》，被薛观澜称为孟小冬的第一次代表作。

为了养家糊口，小小的孟小冬就当了戏班的主角，并于半年之内两下无锡，连演130多场，其努力程度叫人肃然起敬。从辛苦程度上讲，这是命运对孟小冬的不公；对无锡的观众来讲，这是上天对他们的眷顾。这样一位京剧天才在无锡连演130多场，实在是无锡戏迷之福。

孟小冬少年扬名，早就结识了许多名流。除了薛观澜之外，孟小冬在无锡还认识了杨氏家族。孟小冬和杨寿彬夫人及其子杨景炜经常来往，这成了孟小冬后来北上时，能够结交上层京剧名家的一个桥梁。

豆蔻年华的孟小冬

无锡杨氏家族跟北洋政府中担任高官的一干人，有不少的联系，孟小冬去北京之后，受到了杨家不少的关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孟小冬离开了无锡，但她的声音没有离开，一直萦绕在无锡戏迷的耳畔。无锡戏迷始终不能忘记，曾经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美好的艺术享受。有些人，日夜期盼着孟小冬的再次到来。

孟小冬确实第三次去了无锡，不过那已经是五年后的事情了。而此时的孟小冬早已不是那个瘦削的小女孩儿，她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孟小冬的这次到来，是因为一家戏院的开张。1924年的时候，无锡东新路上新开了一家戏园，叫庆生戏园。庆生戏园比之前的新世界屋顶花园要宽敞很多，环境也更加优雅。

戏园开张，要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打响品牌。而请名角儿来演出，则是最好的方式。在商议请谁来替自己打响这第一炮的时候，老板想到了五年前曾经来过无锡演出的孟小冬。她如今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名角儿了，自然有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无锡戏迷们仍然对她念念不忘。无疑，在无锡，孟小冬是最有号召力的。

后来，庆生戏园经过多次联络，终于请到了孟小冬。这位著名的京剧演员第三次来到无锡。不过跟前两次不同，这次不是常驻演出，而是短期帮忙性质的演出。即使这样，无锡的戏迷们一样疯狂了。

孟小冬的阵势也大不一样了。本次广告打出的是：

重金聘请京沪著名环球欢迎超等唱做并美须生泰斗。

相对于五年前那个略显青涩的小姑娘，此时的孟小冬，已经是足以威震一方的名角儿了。这一次，孟小冬在无锡一共演了8场，场次虽少，但剧目却非常精彩。孟小冬的首场打炮戏是全本的《四郎探母》。关于当晚的情况，第二天的报纸是这样写的：

孟小冬昨晚登台庆升，盛况从来未有。

孟小冬这8场戏一共演了6天，这6天里，庆生戏园天天客满，场场爆棚。观众们不仅感受到了五年前孟小冬带给自己的震撼，更是听出了这五年间孟小冬的进步。关于这点，报纸上评价道：

孟小冬之唱做比前进步，某戏迷家谓犹五百与五十之比。

更让无锡戏迷疯狂的是，孟小冬不仅在技艺上精进了，所率领的班底也早已不同从前。这次，辅佐孟小冬的琴师是全国闻名的“胡琴圣手”孙佐臣。孙佐臣名孙道光，北京人，因为乳名叫老元，因此人们大都称他为孙老元。

孙老元最初学的是小生，后来放弃演唱改学胡琴，并最终取得成就。在孙老元17岁的时候，曾经给三庆班的大老板程长庚操琴，并因此而名声大噪。后来，孙老元一直跟着程长庚的弟子汪桂芬、孙菊仙等人，为他们操琴。因为合作者的江湖地位都极高，孙老元也得到了人们的称赞和敬佩。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谭鑫培，他听了孙老元的经历，听了孙老元的琴音之后，非常仰慕，托人联系，最终得以合作，于是，孙老元又为谭鑫培拉了很多年的琴。

孙老元是资深琴手，跟众多名家合作过，功力和见识自然非凡，他的伴奏稳健大方，圆润流畅，琴音干净。不仅在梨园圈子里有名气，甚至在观众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甚至会有人专门为了听孙老元的琴而走进剧场。孙老元跟孟小冬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孙喜欢拉高调门，因为这样显得琴声脆丽而又高亢。而孟小冬是女声唱老生，恰好调门极高，因此两人合作相得益彰，更显彼此的魅力。

孙老元跟随孟小冬去无锡的时候，已经年过花甲了，不过年纪虽大功力不减。尤其是上台之后，更是有一股子冲劲儿，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这便是一个老琴师对舞台的热爱了，或许他们也有精力不济的时候，但只要上了舞台，立刻精神抖擞，变成了这个舞台的霸王。

关于二人的合作，当地的报纸也多有报道，其中一篇这样写道：

孙老元之胡琴，为舞台第一手，此次来锡，邑人之耳福不浅哉。

孟小冬之戏，邑人交誉之，然其琴师之佳，亦称一时无两。

小冬得其衬托，弥见精神。小冬之艺固堪激赏，然必有此好琴师乃相得而益彰，场面之重，有如是者。

与孙佐臣话叫天(指谭鑫培，人称谭叫天)当年盛况，犹白头宫人谈开元遗事也。

孟小冬这次虽然演出时间短暂，无锡的戏迷一样是过足了戏瘾。

以上便是孟小冬三赴无锡的整个过程，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无锡演出，不过她的声音却永远留在了无锡戏迷的心中。

孟小冬给无锡带来了欢愉，而无锡也给孟小冬带来了福气。可以说，孟小冬是从无锡开始，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名角儿生涯。

第二章  上海登台杜孟初识

现在，我们继续将时间拉回五年前。在无锡的两次演出，也让孟小冬有了些名气。更重要的是，在无锡的时候她认识了很多豪门富人。这些人不仅在以后给予了她不少帮助，也让年幼的小冬开了眼界，了解上层社会的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辛亥革命之后，江南首开男女同台演出的先河，之后各地效仿不断，很快北京等地也渐渐出现了男女演员同台演出的现象。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也会同其他的进步一样，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们已经能够接受男女演员同台了，但依然没有给予绝对的肯定。所以，女性演员能够选择的空间还是较少的，一般来说她们只能在一些小戏班里唱戏，许多大戏院是不允许男女同台的。

那时候，相对规模较大的戏园中，只有头脑活络，思想相对开放的黄楚九的戏园，是允许男女同台的。

黄楚九是余姚人，我国西药业和现代娱乐业的先驱，他思维敏捷，很会经营事业，他没有太多的陈规旧念，头脑比较开放。因此他涉猎行业很多，并且多有所成，时人称他为“百家经理。”

商界大亨黄楚九

1917年，黄楚九在法租界开办了大世界。当时上海最为繁华的娱乐场所是新世界，黄楚九为了跟新世界竞争，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大世界无论在建筑、配置等方面都力求超过新世界。他们请的演员自然也一定要是自己最为中意的。

大世界初创之时，仅有两层，底层是京戏、歌舞和电影等，二楼则是一些杂耍、各地曲艺、说书场等。其中的演员，都是各地名家，像弹词的吴玉荪、朱耀庭，苏滩的林补清，滑稽戏的王无能等。唯独京剧只请到了当时一些三流角色。

因为当时京剧方兴未艾，各大名角都在大戏院演出，很少有人愿意到这种游乐场性质的场所来演，这让人觉得丢了身份。由于没有名角儿，大世界的京剧场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小京班”。

大世界开办以后，因为票价低，各种服务又比较到位，所以异常火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将其他游乐场的顾客吸引来了大半。因为生意好，黄楚九扩大了大世界的规模，加高了楼层，而且演出场也扩大了。之后，黄楚九又花重金聘请来了当时在上海滩名气很大的著名武生李春来，作为大世界的头牌。从此，大世界更加热闹了。

1919年孟小冬已经开始了职业的营业演出，当时她演出的地方是城隍庙的“小世界”游乐场。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楚九发现了这个年纪虽小，但颇具实力的女孩，便亲自登门相邀，请她去大世界客串演出。

当年的11月，孟小冬应邀到大世界客串大轴，演唱《逍遥津》，结果效果很好，当晚就卖了满堂。黄楚九非常高兴，于是正式聘请孟小冬到大世界来搭班唱戏。12月1日，孟小冬跟大世界正式签约，成了大世界京剧班的一员，当时跟她同台合作的，有著名演员李春来、露兰春、粉菊花等。这些都是上海有名气的角色，孟小冬刚出道不久就能跟他们同台，且能上演的剧目颇多，让很多人咋舌。这是孟小冬的幸运，而这份幸运来自于她的天赋和努力。

由于孟小冬等一众女演员的加入，大世界的大京班也成了男女合演的形势。在大世界的舞台上，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女扮男，男扮女，一时男女难分，于是黄楚九决定给大京班改名，最后定的名字是“乾坤大剧场”，意为这里男女都有，且男女同台。

孟小冬虽然少年得志，但并不张狂。她珍惜跟前辈同台的机会，更珍惜跟前辈的交往。在大世界演出的时候，她跟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的粉菊花关系很好，并常常去请教技艺。粉菊花也很喜欢这个努力的后辈，自然不吝赐教，孟小冬问什么，她都努力解答。最后，二人成了忘年交。当时的大世界内除了京剧之外，其他剧种的演员都是上海最一流的。孟小冬跟他们关系也都不错，而且从其他剧种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加入到自己的戏中。

1919年的12月13日，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日子，不过对孟小冬来说，这一天却并不寻常，许多年后发生的一件事，给这一天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那是后话，暂且不表，我们先来说说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天，孟小冬演压轴，剧目是《击鼓骂曹》，她演祢衡。孟小冬唱到“纵然将我的头割下，落一个骂贼的名儿扬天涯”的时候，台下喝彩声尤其热烈。这时，观众席中一个30来岁、短头发的男子，立即吩咐自己的手下，准备花篮。孟小冬一曲唱完，那男子便迫不及待地起身，往后台奔去，连最后的大轴戏都顾不得听了。男子走到后台，便向孟小冬献花。此人，便是之后称霸上海滩的杜月笙。

杜月笙，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最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之一见到孟小冬之后，杜月笙双手抱拳，用韵白的方式说道：

“孟大小姐，阿拉杜月笙这厢有礼了！”接着又说：“恭喜孟大小姐演出成功！”杜月笙的这番恭维绝对是发自真心的，他确实被孟小冬的表演给折服了。

孟小冬此时正在卸妆，她平时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不过此时，也被这个略显滑稽的杜老板给逗笑了。她觉得眼前这个人很特别，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别人的个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孟小冬的眼里，杜月笙那对大招风耳朵极为有趣。孟小冬“扑哧”乐完，还没开口，旁边的师父仇月祥已经走了过来，指引孟小冬见礼，而一旁的父亲孟鸿群亦是催促小冬，赶紧接过花篮给对方还礼。在师父和父亲的敦促下，孟小冬走上前去，从杜月笙手中接过花篮，并双手合十还礼，完成了这一次的见面。那时候，孟小冬年仅十一岁，是第一次和杜月笙见面。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之后的命运，会跟这个人紧紧连在一起。恐怕杜月笙也不会想到这些吧。

其实，杜月笙早就听说过孟小冬。以前孟小冬在各处的髦儿戏班演唱，其中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小世界游乐场。而杜月笙正好是小世界的股东之一。那时候，杜月笙就听过孟小冬的戏，觉得这个小女孩将来一定有所作为。不过他没想到仅仅三年，这个小女孩就有如此精进，以至于当晚他被深深吸引住了。

有人说就在当晚，杜月笙深深迷恋上了孟小冬，甚至有的文章写道，那时杜月笙就已经暗下决心，要将孟小冬娶到手。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充其量不过是后人的一种猜想。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杜月笙确实迷上了孟小冬，不过更多的是迷她的戏，是一种粉丝对自己喜欢的演员的爱慕之情，还没有发展到男女情爱。杜月笙对孟小冬萌生情愫应该是孟小冬成年之后。不过，这次献花之后，杜月笙确实非常关照孟小冬，给了她很多帮助和支持。

不久，孟小冬与大世界的第一次合同期满，杜月笙见有机会，便热心撮合孟小冬去他老大，也是他师父黄金荣的剧场演出。1920年12月，孟小冬正式搭班黄金荣的共舞台，从此再上一个台阶。自此凡是孟小冬的戏，杜月笙几乎每场必看，俨然成了孟小冬的铁杆儿粉丝。

当时的京剧领域，人才辈出，竞争也非常激烈。那是京剧最辉煌的时代，不仅有一众举足轻重的名角儿，而且时常就会产生新唱腔，上演新剧目。

这些新剧目，有的是出自文人之手，完全由编剧们独立创造，有的则是根据时事改编。

1920年，上海曾发生一起谋杀案——洋行职员闫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该案发生后，经过各路报纸媒体的大肆渲染，很快便传扬开来，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案发不久，有就人将该案编成了话剧，起名《枪毙闫瑞生》，在舞台上演。因为是时事剧，舞台布景又华丽，情节曲折动人。这幕剧上映之后，连演半年不衰，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大老板黄金荣见此情景突然奇想，便请人将这幕话剧改编成了京剧，在自己的共舞台上演，没想到这一改轰动更大，其热度竟然超过了原先的话剧。

由这一件事也可看出当时京剧界的风气，是兼容并包、不断前进的。当时的京剧从业人员，不仅从其他的曲艺曲种当中吸收唱腔，而且还积极创造新剧，这种创造力才是京剧能够在那个年代流行的主要原因。如今的京剧也需要创造力，这一点值得现在的人们深思。

孟小冬也曾参演过《枪毙闫瑞生》一剧。本来，这幕剧是由露兰春主演的，一次露兰春无法上台，因此由孟小冬临时串演莲英一角。这一场戏是莲英托梦，戏中有大段繁重的唱功，也有翻、有舞、有唱，非常热闹，是观众喜爱看的，却也是一般演员唱不好的。

本来，这一段是露兰春的拿手好戏，没想到孟小冬偶然一次串场便后来居上。很多人都觉得孟小冬的那一场，比露兰春唱得还要好。这便是孟小冬的实力了，哪怕是偶尔一次的露脸，也能让观众牢牢记住自己。

孟小冬是那种既唱得好，又懂得多的演员。她专攻老生，但常兼演武生、红生，如果有需要旦角也能上，像在《枪毙闫瑞生》一剧中，便是饰演莲英，属旦角。而且，不管她上哪一个，都唱得有板有眼，绝非一般演员可比。

在那个京剧最辉煌，同时内部竞争也最激烈的时代，想要成角儿，不仅要做到“专”，还要做到“通”，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孟小冬正是这样一个既专又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当时，《枪毙闫瑞生》一剧不仅火爆，票价也颇高。遗憾的是，这出戏并没有流传下来。一则该剧不同于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剧具有历久弥新的影响力；二则当时的演出场面混乱，演员们穿戴的是现代衣服，运用的是古老的身段和唱腔。当时的观众能够感到新奇和刺激，后来看起来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不过虽然这出戏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达到很高的艺术标准，但其意义却不容小觑。它代表的是一种尝试和努力，只有有这种创新的意识，敢于尝试，才能够做出新的东西来。正是有这些失败的经验在，才能够让人们走向更加成熟的成功。

黄金荣的共舞台是一个可以让人走红的地方，自然也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想要在这种地方站住脚，自然是需要一定实力的。而且，像这种万人瞩目的舞台，有时候光有实力还不行，还要经历这样那样的事情，有钩心斗角，有得势失势，在这里，不仅需要实力，有时候还需要靠山和智慧。孟小冬在共舞台期间，就曾亲眼目睹过一幕争斗。

前面曾提到过，共舞台有一个叫露兰春的演员，此人技艺高超、能文能武，可以说是一个全才。露兰春跟孟小冬颇有渊源，她们两个同一年进入黄楚九的大世界，后来又一同进入黄金荣的共舞台。

眉目姣好的露兰春

露兰春的实力是不如孟小冬，但名气跟孟小冬却相差无几，她比孟小冬大9岁，二人关系不错，一直以姐妹相称。两人也有过合作，一起演《宏碧缘》，且红极一时。

露兰春二十刚出头，正值青春年华，是女人最漂亮的年纪，身边自然少不了追求者。其中之一，便是共舞台的大老板黄金荣。当时，黄金荣已经50多岁了，可是依然春心不死，定要将露兰春霸占到手。主意打定之后，便是行动了。黄金荣也确实执着，他一连两个月天天亲自下戏园为露兰春捧场，同时，还花费重金，在报纸上买版面宣传露兰春。而且，他还帮助露兰春灌注了很多唱片。一时间，大上海的报纸上都是露兰春的报道，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当时的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黄金荣对露兰春的追捧，让露兰春名声大噪。人有名气了，自然引来更多的追随者，其中一个便是当时浙江督军、大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这卢筱嘉也是上海滩的一个名人，他跟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还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并称“民国四公子”。卢筱嘉是一个标准的戏迷，很爱听戏，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浪荡哥，整日沾花惹草。他从报纸上看到大批对露兰春的报道，早已经垂涎三尺了。于是找了个日子，身着便装，轻车简从专程去共舞台听露兰春的戏。

戏还未开场，卢筱嘉便迫不及待地命自己的手下给露兰春送去了一枚钻戒，以示交好，并约定戏散后共度良宵。不过，被露兰春以另有所约推掉了。

碰了钉子的卢筱嘉很是生气，于是决定改捧为踩，想惩罚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戏子。戏开演之后，露兰春刚出场，卢筱嘉就故意喝了一声倒彩。

黄金荣，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目，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滩青帮三大亨

此时，黄金荣也在台下听戏，他听到竟然有人喝倒彩，不禁大怒，于是不分黑白，也没问那人是谁，就派自己的手下给卢筱嘉一顿老拳。卢筱嘉见对方人多，自己由于没有准备只带了两个保镖，动起手来也必然吃亏，便没有发作，只好灰头土脸地走了。

卢筱嘉从小受宠，哪吃过这样的亏，于是连夜跑回杭州，跟自己的父亲哭诉，说如何被别人欺负。卢永祥虽然气儿子不争气，只知道寻花问柳，但更气黄金荣太过跋扈，竟然敢动自己的儿子。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发给了淞沪护军使何风林，让他出头教训一下黄金荣。

几天之后，还是共舞台，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几个保镖来给露兰春捧场。戏看到一半的时候，卢筱嘉带着十几个便衣悄悄来到了二楼包厢，在黄金荣和保镖还没反应过来时，就掏出了手枪，顶在了黄金荣的脑袋上，并恶狠狠地说：

“老猪猡，瞎了你的狗眼，连老子也敢惹，识相的就规矩点，否则一枪崩了你。起来，跟我们走！”

卢筱嘉刚说完，便过来两个彪形大汉，对着黄金荣就是一顿嘴巴，打得黄金荣两眼直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响。这一下，可把黄金荣的保镖吓坏了，本来还想出头的，即使不能救出老大，至少也发两声，做出个已经尽力的样子来。可见到老大被人这么打了之后，竟不敢动了。

黄金荣被人连拉带拖带出了戏园，出了戏园之后，黄金荣才发现，路口上都有拿着枪的人把守着。这时他知道，这次自己栽了。

就这样，上海第一大亨黄金荣在众目睽睽之下，脑袋上顶着手枪，被人连拉带拽地从自家的戏园押走了。这位横行上海滩多年的青帮头子这次栽了大跟头，也吃尽了苦头。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黄金荣老婆林桂生的耳朵里。她初听这个消息还挺高兴，心想让你去追狐狸精，这下遭报应了吧。可是转念一想，事情早晚要解决，还是要把他救出来的。

林桂生自己拿不定主意，便打电话给黄金荣的小弟杜月笙。当时，杜月笙还在黄金荣手下做事，是黄金荣最得力的手下之一。其实，杜月笙早已经听说这件事了。原来，黄金荣刚被人带走，杜月笙的手下就将消息告诉杜月笙了。开始的时候，杜月笙还不相信，他怎么也想不出，在上海还有谁敢惹黄金荣。可是接到师母的电话后，他不能不信了。

杜月笙急急忙忙赶到了黄公馆，去的还有一个人，也是黄金荣的得力徒弟，叫张啸林。三个人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分头行动。林桂生打电话给法租界求助，因为黄金荣本身就是法租界的人，他们应该会管，如果法国人出面调停的话，或许何风林会买账。而张啸林则去杭州求见卢永祥，杭州本是张的老巢，在那里关系颇多，想来卢永祥会给他这个面子，至少能递上一句话，让对方不把事情做绝。

杜月笙也是准备自己亲自去见何风林的，不过他的心思多，因此并不想马上就去。他觉得，让黄金荣多吃点苦头，对自己或许更有利。

过了两天，许多黄金荣的徒子徒孙见杜月笙一点动静都没有，都来找他，跟他说法租借那边的外国人跟何风林交涉过了，可是对方不买账。这时候，正是老大用到我们的时候，如果对方实在不通情理的话，不如跟他们干一仗。杜月笙制止了他们，跟他们说，还没到时候。

其实，杜月笙早已经有了盘算，他想趁着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改变上海滩的格局。如果这时候自己能够大显身手，那么取代黄金荣的日子也许就指日可待了。

很快，杭州那边也传来了消息，张啸林见到了卢永祥，并百般求情，对方总算是答应给何风林发一个电报，让他们从轻发落。可是到底怎么个从轻法儿，甚至会不会从轻，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说准。

苦的是此时的黄金荣，被带走后他便被关在了位于龙华的淞沪护军司令部的地牢里，不仅戴上了脚镣，还挨了好几顿打。而且，对方一连几天也不给他正经饭吃，每顿只有一点点热水，只要人不死就行。几天下来，原本大腹便便的黄金荣，如今已经是皮包骨头了。

又过了两天，杜月笙觉得，时机到了。他知道，自己这么做是有些冒险的，对方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显然就没打算和平了事，也没将他们这些社会大亨放在眼里。更何况，当时的杜月笙虽然也有一定的势力，但毕竟只是黄金荣手下的一个小弟，分量还不够，对方未必买他的账。不过杜月笙觉得，这个险是值得一冒的，因为成功后带来的收益实在太诱人了。最后，他没带兄弟，而是带了两个锦盒，自己驱车来到了何风林的司令部，到门口后，递上名帖，送上锦盒，要求见何司令。

何风林听手下说杜月笙是一个人来的，而且打开锦盒之后，看到里面是黄灿灿的金条，不禁对他有些佩服了，同时他也知道，真正能够打破僵局的人到了。于是，便让人放他进来。杜月笙见到何风林之后，一番客气寒暄，低头道歉是免不了的。何风林见眼前的人虽然姿态很低，但并不流于谄媚，心里就知道，这个人绝非池中物，他日能掌控上海滩的必是此人，凭空多了些好感。同时，他也知道，再僵持下去对谁都不好。于是便做了个顺水人情，应了杜月笙的请求，将卢筱嘉也邀来，一起商议这件事怎么解决。

杜月笙全程满脸赔笑，让卢筱嘉很是受用，再加上父亲早已经发过电报，让他不要因为一个戏子而把事情闹大，如果黄金荣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卢家也不好收场。所以，他在态度上也算和蔼，没有太过苛刻，而是一直听着杜月笙讲话，看他到底想要怎么解决。

杜月笙单枪匹马来见他们，心里早有考虑。杜月笙提出，可以将当时稻香楼里的头牌小木兰介绍给卢筱嘉，至于卢筱嘉得到佳人之后是娶来当老婆还是做妾，那就是他个人的事情了。第二就是，让共舞台的那些保镖们为卢筱嘉摆酒压惊，并在酒桌上当面道歉。

这两点，卢筱嘉都是同意的，本来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他对露兰春也已经失去了兴趣，不过就是争个面子罢了。如今既有更好的女子奉上，又让对方当众向自己道歉，这他自然是同意的。不过同意归同意，但如果只有这两个条件，他断然不会就坡下驴的，因为他想要的还不止这些。

杜月笙当然也明白，于是，接着又提出了第三个条件，他说自己跟黄金荣还有张啸林三个人筹集了一笔资金，准备开一家贸易公司，专门做烟土生意，如果卢筱嘉和何风林二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入股，之后拿分红。

本来，何风林不过是帮朋友忙，给卢家出出气，本以为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一听杜月笙如此说，立即来了兴致。赶紧凑上前去问一股要多少钱。杜月笙微微一笑，告诉他只需要两个人的名望就够了，不用拿钱。到时候，只要二人上下打点一番，让公司的货可以在江浙、上海一带畅通无阻即可。

何风林听了非常高兴，当场就答应了，卢筱嘉也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也替自己的老爹应了下来。

这样一来，不仅大家不是敌人，反而成了合伙人了，黄金荣自然也就该放了，不过，杜月笙就是杜月笙，他不仅考虑到了何风林和卢筱嘉的面子，还考虑到了黄金荣的面子。于是他跟二人提议说，想自己出面，请出青帮上一代“大”字辈的老先生张镜湖做个调停人，然后大家办个酒宴，握手言和，这样两方都不失面子。

卢筱嘉和何风林得了诸多好处，自然不会阻拦，当即就应了下来。就这样，黄金荣被放了出来。

由这件事可见杜月笙的手段，本来是一对敌人，却让他变成了朋友。以后有了何风林做靠山，做事自然方便了很多。

很快，黄金荣就被放出来了，不过这个跟头栽得实在太大，他想自己以后怕是没有什么威望了。而且，从这次事件中，他也发现了，杜月笙实在是个人才，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自己救了出来，还结交下了这些手握兵权的人，以后上海滩的天下，必定是此人的。于是，到了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杜月笙当初拜他为老头子的帖子，还给了杜月笙，并不无惭愧地说：“月笙老弟，从此你我就以兄弟相称吧！”

杜月笙见此，自然心花怒放，不过面上还是客气了一番。之后，他才接过帖子，并说：“师父，您永远都是我的师父。”

从那以后，杜月笙的地位便差不多可以比肩黄金荣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孟小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看着这风云变幻，孟鸿群着实是被吓到了。他知道，共舞台绝非久留之地，因为想要在这种地方立足，不光凭表演实力和人气，更重要的是人脉、关系。而这些恰恰是自己没有，也不想有的。于是，当孟小冬跟共舞台一年合同期满之后，孟鸿群便跟仇月祥商量，匆匆带着孟小冬离开了上海。

其实，目睹了这一番争斗后，孟小冬的心里也是不太舒服的，她感觉到了在名伶光环下，演员们的无奈与凄凉。他们可以掌控舞台，却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离开了共舞台之后，孟小冬一行人先去了福建，做了一段短期的演出，然后又越海去了南洋，在菲律宾演出了几个月。

第三章  北上深造声动京城

孟小冬一行人从南洋回来后不久，共舞台的老艺人马春甫受人之邀，请孟小冬去汉口演出，约定时长为三个月，包银一共两千四百元。孟鸿群答应了这次邀约，不久，一行人前往汉口。

这时候，前面曾提到过的孙老元已经在孟小冬的身边了，他也在一行人之内。

那时的汉口非常发达，经济繁盛，是我国商业与交通的重镇。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追根溯源起来，汉口也可以算是京剧的发源地之一，京剧中生行两位大师谭鑫培、余叔岩师徒均为湖北籍。这里也确实出了很多京剧名家。因此上，当时的汉口京剧异常流行，有很多京剧戏迷。

戏迷多的地方，生意自然好做，但想要做好也有难度。因为戏迷多，自然懂戏的人就多，因此如果唱不好，就会得到观众的冷遇。汉口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演出机会多，但观众鉴赏能力极高。它和当时的天津一样，是最难应对的唱戏码头之一。在当时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有三个码头是最难唱的，分别是天津、汉口和上海，就是因为京剧在这些地方非常受欢迎，而这些地方相应的也有很多懂戏的人。

左起孟小冬、姚玉兰、章遏云

那个时代，最为流行、最受追捧的是谭派，当时甚至有“无腔不学谭”的说法，而孟小冬的师父仇月祥是孙派学徒，小冬自小学习的也是孙派唱腔。因此，孟小冬到了汉口能否一炮打响，当时的孟家队伍也没有太多的把握。不过，团队里有孙老元这样的琴师，压力相应会小一些。

孟小冬于农历七月到达汉口，打炮戏分别为《逍遥津》《徐策跑城》和《击鼓骂曹》。由于很久之前就已经张贴了孟小冬将来汉口的海报，所以当地的戏迷早已经翘首企盼，因此戏票卖得异常火爆。能否在汉口大火，就看演出的效果了。

结果非常好，汉口的戏迷们听完孟小冬的三天打炮戏之后，非常激动，纷纷表示孟姑娘是有实力的。不仅扮相好，而且嗓子好，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唱得好。伴随着孟小冬一起火爆的，还有孙老元的胡琴。早年间，孙老元曾经跟随余叔岩到过汉口，当时就得到了汉口观众的认可，甚至被当地人称为“全国第一琴”。如今再来，威风不减当年。

孟小冬在汉口的演出，不仅征服了听戏的戏迷，成为当地的大事件，同时震惊了许多同行。这其中有一位跟她戏路相近的同行，也是女老生名叫姚玉兰的。

那时候，姚玉兰也在汉口演出，她听别人说孟小冬技艺了得，孙老元的琴声更是独步天下，不禁内心痒痒，想要亲自去观摩一番。没想到这一看便不可收拾。她听了孟小冬的几场戏之后，竟被深深吸引住了，最后干脆跟自己的母亲告假，暂停演出，专门去听孟小冬的戏。

两人本是同行，而且戏路相近，见过面后又很投缘，于是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没多久，二人拜了金兰姐妹。姚玉兰年长孟小冬4岁，做了姐姐，孟小冬则做了妹妹。谁也想象不到，这对年轻的佳人，许多年之后，竟然都做了杜月笙的姨太太。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本来孟小冬约定的是在汉口演出三个月，可是由于当地的戏迷太喜欢她了，各界挽留声不断，因此三个月满之后，又续演了两个半月。这次码头，直到1923年春天才结束。

在汉口将近半年的演出，孟小冬的技艺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得益于每天演出的实践锻炼，还得益于孙老元的帮助。

前面曾经介绍过，孙老元17岁就崭露头角，前后跟过程长庚、汪桂芬、谭鑫培等人，这些人都是伶界大王级别的，孙老元跟他们合作已久，对每个人的唱腔、特点都非常熟悉。仇月祥非常看重这点，让孟小冬多向孙老元请教，而且孟小冬也是一个爱钻研的人，身边有这么一个高手，自然不会放过。而孙老元因为跟孟小冬配合得好，本身也是一个爽快之人，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知道的如数教给了孟小冬。

不过，孙老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给小冬讲谭派唱腔是没问题，不过想要真正掌握谭派唱腔的精髓，光靠我讲不够，而且，再回上海共舞台那种地方，也不会有所帮助，像我们现在这样四处跑码头，一样不行。想要在谭派唱腔上有所成就，必须要进京深造，那里才是京剧的大窝子，有的是高人。”

仇月祥听了孙老元的话，也深以为然。他们都明白，想要成为真正的高手，就必须要去高手云集的地方。如果所处的地方没有高人，即使在这里做了头头，也难免有坐井观天之弊。

孟小冬对此也是没有异议的，她本就尊重孙老元和自己的师父，对两位的意见自然听从。而且，她也想去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试试，看看自己有多少斤两，也看看别人有多大的能耐。

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先回上海，然后再做商议。回到上海之后，仇月祥和孙老元将自己的想法跟孟鸿群说了。孟鸿群还没开口，在场的孟鸿茂已经出声了，这个孟小冬的六叔听了二位的话后拍手称赞，说道：“好！这个想法好！不如让我家孟小帆(孟鸿茂之子，攻武生兼文武老生)也跟你们走一趟。”孟鸿茂话音刚落，孟鸿群也开口了，说道：“那里是我的老家，如今我体力早已不比从前，估计在上海也待不久了，你们先去那边，站稳脚跟后我也跟过去，落叶归根也好。”

说到这里，孟鸿茂突然想起一件事，插嘴道：“等等，我听说大舞台的白老板最近也要北上，不如我去问问他，他是名角儿，有号召力，如果让他带着，把握更大些。”孟鸿茂嘴里的白老板就是著名的京剧演员白玉昆，乃是著名武生，有人甚至称他为“全才演员”，是绝对的名角儿。众人都觉得这个想法好，于是便让孟鸿茂去探听一下情况。

孟鸿茂来到了白老板的住所，请安问好之后，便问白老板是否有北上的打算。白老板跟孟鸿茂说确有此事。原来，丹桂第一台散班之后，原定的是由白老板来主持后台的工作，可是白老板考虑本来这一工作都是由麒麟童周信芳负责的，自己取而代之不太好，而且杂事太多也怕最后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名声。正好这段时间天津有人来托请他组班去演一段时间，两下一合，便决定北上。白老板的手里已经有了些人，像小翠芬、王庆奎、张雨亭等，可是还凑不成一个班子，需要再约上几位方可。

白老板大概介绍了情况之后，便问孟鸿茂所来到底为了何事。孟鸿茂笑着说：“我有个侄女小冬，之前在大世界、共舞台演戏，后来合同期满，没再续期，前一段时间去了汉口，如今回来了，想要去北方再求深造。还有就是犬子孟小帆，虽然也在共舞台挂牌表演，但不成器，我想让他投白老板门下，望您指教。”白玉昆本来就在招兵买马，正愁着无处找人呢，一听有人要来搭班，自然高兴，就说：

“六哥但请放心，我们这次是男女合班，令郎、令侄女来自然不成问题。何况他二人我早有所闻，孟小帆的戏我是看过的，唱得好，也有生气，去外面见见世面定有所获。小冬这孩子更是厉害，将来必有出息，你们孟家三代梨园，这次总算出了个金凤凰。如今正是她该到京城一展身手的时候。再说，我和五哥鸿群也是老朋友了，还有仇老先生跟着，哪里还会有错儿。你听我的消息就好！”

后来，孟鸿茂又去白玉昆那边催了两次，白玉昆的班子才搭好。1923年冬，孟小冬和师父仇月祥、琴师孙老元以及堂弟孟小帆跟随白玉昆一行人从上海出发，一路北上。

白玉昆一行人并没有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去了济南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25年春，才到了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天津。

白玉昆，著名京剧演员

天津是当时著名的水陆码头，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在曲艺方面尤其发达。天津人热爱曲艺，也懂曲艺，所以这里是伶人最想去的地方，也是最不想去的地方。想去是因为如果在天津得到了认可，那么不管是行内地位，还是个人表演水平都算得到了公认。不想去是因为这里的观众鉴赏水平实在太高，演员极不好演。直到今天，当红的杨派京剧演员于魁智还说过：“天津的观众鉴赏水平高，在这个地方唱戏不能有半点闪失，台下内行太多。”他又说“杨派传人如果不经过天津观众的检验，算不得真正的杨派传人。”而且，不光是京剧，在相声界也有类似的说法，一位相声演员，如果不经过天津的观众检验，算不得真正的成功。

由此可见，在天津唱戏，是很有难度的。而且京剧界也确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说明高手都在北京，需要在那里学习才能学到真东西，而想要得到业内承认，需要到天津接受当地观众的检验，过了关，就可以去上海赚钱了。当时上海比较繁华，消费高，机会多，人们也愿意在听戏上花费钱财。

孟小冬一行人抵达天津后，应当地老板赵广顺的邀请，在日租界的新民大戏院演出。这一次，孟小冬除了每晚的夜戏之外，也经常会演一些白天戏。孟小冬是挂头牌的领衔主演之一，其他两个头牌是白玉昆和赵美英。当时，他们的班底较为豪华，有赵小楼、赵玉英、晚香玉、马少山等人。

孟小冬除了单演《空城计》《珠帘寨》《捉放曹》等骨子戏之外，还和青衣赵美英合演《四郎探母》《打花鼓》《坐楼杀惜》等对戏，而且很多时候她也要参加集体演出。此外，孟小冬还和赵鸿林合演了《连营寨》，在其中饰演刘备，而赵鸿林则饰演赵云。本来赵云这个角色应该是孟小冬的堂弟孟小帆来演的，可是孟小帆到了天津后不久，就离开了白玉昆的戏班，去往他处了，因此由赵鸿林来代替。

孟小冬在天津待得时间并不久，不过却得到了行内外的一致好评。天津谭派的著名票王王君直更是对小冬赞赏有加，甚至惊为奇才。王君直除了经常看孟小冬的戏之外，还常到孟小冬的住处去，跟她谈天说地，有时候则是教孟小冬些戏。

提起王君直，在当时的天津可是非常有名的。王家是天津的名门望族，清末的时候，王君直曾经担任过学部的主事、朝议大夫等职位。更为重要的是，王君直学问很大，是当时天津的诗文、书法大家，很有名气。

王君直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喜爱京剧了，那时，他常和著名的琴师陈彦衡等参加春阳友会的活动。春阳友会是北京京剧界的著名大票房，不仅知名票友常去，而且很多著名的京剧演员也经常光临，像余叔岩、余振霆、金钟仁等著名的演员都经常去那里。王君直喜欢的是谭派老生，他不仅爱听戏，有时候也自己去演戏，而且还曾跟著名演员梅兰芳、陈德霖、王长林等配过戏。王君直嗓音纯正，唱腔质朴，尤其对谭派的精髓，掌握得极为独到。曾有传言说，有一天王君直在茶座里清唱，正好那天谭鑫培本人也在那间茶座闲坐。谭听了王君直的演唱之后，颇为震惊，亲自前往拜会，并结为知交。而且，谭鑫培后来还曾说过：“学我者众，得我精髓者唯君直一人耳。”由此可见王君直的实力。

王君直虽不是专业演员，但在梨园圈内的名气，绝对不比著名演员小，而且接触的都是高手，懂得的戏也多，因此算得上是一位京剧艺术修养极高的人了。据传，当年像余叔岩、杨保忠这种大牌演员，有时候也会登门向他请教。

孟小冬初到天津，便得到了王君直的赏识，并主动为孟小冬解说唱腔，并在咬字、发音等诸多方面加以指点，可见小冬的幸运，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君直老先生的古道热肠。

天津历来是演戏最难的地方，如今孟小冬在天津已经唱红了，也算是得到了业界的认可，自然名气更大。而孟小冬也即将向自己的目的地——北京——进发了。

1925年6月5日晚，孟小冬第一次在北京城唱戏。她的打炮剧目是全本的《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一角。孟小冬因为扮相好，台风漂亮，一出场，喝彩声四起，演唱的过程中，更是叫好声不断。孟小冬在北京这一炮，打响了。

凭借着一出精彩的《四郎探母》，孟小冬在北京城一炮走红，从京城梨园界脱颖而出，也算是熬出头了。到此时，孟小冬可以说是一个角儿了。而那天的那场戏，不仅孟小冬唱得好，在她的生命中，也是极重要，极有意义的一场戏。因为这出戏，让她扬名北京，并很快红遍京城。

人红之后，自然追捧不断，孟小冬出了名，自然有人愿意来请她去唱戏。当时，前门外的歌舞台，以及开明楼、广德楼等多家戏院都来邀约。同时，三庆园方面也一直盛意挽留孟小冬。一时间，忙得孟小冬晕头转向，不得不白天演一家，晚上再演一家，有时候甚至一晚上要演两家戏园。

那时北京前门一带，戏园颇多，而且诸多京剧名家基本都在这边演出。那时候，也是京剧最鼎盛的时期。

当时，正是余叔岩红得发紫的时候，而其他名角儿也都不遑多让。除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之外，还有徐碧云、朱琴心、黄桂秋、小翠花，等等，此外还有著名的须生马连良、高庆奎、杨宝森等众明星。

孟小冬在《四郎探母》里的扮相

京剧演员的大红，说明了京剧的繁盛。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在这个行当谋一份职位是很轻松的，但同时，想要在这个行当出头，却不大容易。众星云集的地方，一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很多外来的名角，像麒麟童、孟子和、夏月润，以及与孟小冬一起北上的白玉昆等，都铩羽而归了。唯有孟小冬留下了，而且在众星云集的北京南门，不仅留下了，还格外受欢迎。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大轴的头牌身份出现，成为一名红角儿，足见孟小冬的实力。

当时在北京有一位著名的剧评人，叫做“燕京散人”，他对孟小冬的唱腔有过非常细致的描述和评论。他说：

“孟小冬天生一副好嗓子，其最难得的是没有雌音，这在千千万万人里是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这个评价可谓是极高了。充分说明孟小冬已经被北京的戏迷们认可了，并受到了热捧。最开始的时候，孟小冬分别在开明、三庆和广德等戏园演出，剧目则多为《南阳关》《四郎探母》《武家坡》等，深受观众们喜爱，她的票房也一直都很高。

在艺术上，孟小冬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她如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可是她却并不满意，觉得自己还可以再上一个台阶。因此，平时没事的时候，总是爱琢磨其他派别的唱腔。而对余叔岩的唱法，孟小冬格外留意。渐渐地，孟小冬吸收别家之长，不断精进，演唱剧目上也有了改变。她逐渐放弃了海派剧目《狸猫换太子》《乌龙院》等，逐渐向京派过渡。

而且，在这一段时期内，孟小冬不仅上台演戏，还灌注了三张唱片，分别是《捉放曹》《珠帘寨》《逍遥津》，销量也都不错。

孟小冬的北京之行，成功了。

第四章  众星捧月京城一绝

事业稳固之后，孟小冬开始学习谭派唱腔，当时她找到的老师是京剧音乐家、著名琴师陈彦衡。同时，孟小冬还拜陈秀华为师，后经名票王君直介绍，又结识了言菊朋，经常与之切磋艺术。身边有这么多懂戏之人帮助，孟小冬在技艺上自然得到精进。很快，她的谭派唱腔就学得有板有眼了。

由这些可见，孟小冬的成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她喜欢京剧，因此愿意接触更多的流派，并吸取他们的长处。更重要的是，她懂得努力。在一般人的眼中，小有成就后就应该继续享受了，可是孟小冬还在学习。一个不断在充实自己的人，必定是最后取得成功的人。这是孟小冬在事业上的追求，同时也是她在艺术上的追求。

1925年8月，北京也取消了男女演员不能同台的限制。这对当时的京剧演员，尤其是孟小冬这种女演员是一个极为利好的消息。这个限制取消之后，孟小冬参加了北京第一舞台的胜达义演，在那次演出中，她和裘桂仙合演《上天台》，出场序为倒三，在他们之后的是梅兰芳和杨小楼合演的《霸王别姬》，以及余叔岩和尚小石合演的《打渔杀家》。

梅兰芳饰演的虞姬

那次算是孟小冬第一次跟梅兰芳见面。当时的孟小冬也算有些名气，称得上是个角儿，可是在梅兰芳这种京剧大师面前，依然是个小角色。他们在后台擦肩而过的时候，孟小冬只是出于礼貌和敬仰，对梅兰芳点了下头，叫了一声梅老板。那时的小冬，是不太敢上前跟梅兰芳大方地打招呼的。而梅兰芳也不过是回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个跟自己打招呼的人到底是谁。孟小冬心里自然也明白这点。

孟小冬不知道的是，自认小角色的自己，其实大名早已经传到梅兰芳的耳朵里了。梅兰芳早就知道有个叫孟小冬的坤伶唱得极好，只不过没见过面，不知道是哪一个罢了。那天，梅兰芳是在化妆间竖着耳朵，认认真真听完孟小冬的《上天台》的。

由此可见孟小冬在当时的地位和心态。她很年轻，而且是上海过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流行的是谭派和余派唱腔，而她自幼学习的是孙派唱腔，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孟小冬一直有一种新人的心态，觉得自己跟那些著名的京剧艺术家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对那些名角儿一直都持有一种仰望的姿态。她不知道，自己早已经得到了业内人的认可，那些京剧大家们早就听说过她的大名了，而且，很多人对她还极为欣赏。

孟小冬的这种心态，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太过谨小慎微了，但对她的事业发展却是极为有利的。不管什么时候，谦虚一点都是不会错的。谦虚会让人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努力改进，取得更大的进步。孟小冬就是靠着这个成长的，因为一直有一种新人的心态，所以一直在努力了解和学习不同流派的艺术特色，从而使自己的戏路越来越宽。努力加上天分，孟小冬注定将成为真正的名角儿。

确实，孟小冬是一直在努力着的。她来到北京的最大目的，就是得到艺术上的发展，她是来这里深造的。随着见识的广博，孟小冬对各京剧流派的理解也更深了。经过综合，孟小冬觉得，余派艺术精细而又深刻，在唱、念、做方面尤其要求严苛，是其他流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有了这点认识后，孟小冬便决定开始研究余派了。

她当时的梦想是能够立雪“余”门，正式拜师学艺，可是那时候机缘并不成熟，因此她只能到梨园去观摩余叔岩的演出，每次有余叔岩的戏，孟小冬都要去认真听，风雨无阻。

孟小冬的这次北京之行，绝对是成功的，不仅达到了学习的目的，更是在北京立住了脚，并扬了名。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进京的时候，孟小冬只有17岁，虽然有了名气，但在那样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环境中，想要不被遗忘，就要努力，不仅要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更是要努力去演戏。只有多演，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也只有多演，才能够让观众更多地看到自己。

这时候，孟小冬的师父仇月祥已经不经常教她戏了，而是负责各种事务，就像今天的艺人经纪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琴师孙老元。此时的孙老元已经年过花甲了，而且当时还是夏季，天气炎热，可是这位老人不但不觉得累，反而兴高采烈、精力旺盛，跟着小冬四处赶场。在没戏的时候，还经常辅导小冬，给她讲戏，可谓是老当益壮。孙老元能够有这份精力和耐心，就在于他对京剧的热爱，当然，这跟他觉得小冬是一个可造之材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仅凭一份对京剧的热爱，却不上进、又没有天赋的话，一样会让老师失去兴趣和耐心。

由于自己的努力，加上身边有高人指导，孟小冬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也在快速成长着。

那一年，孟小冬非常忙，她6月份在北京初次登台，一炮打响，此后直到年底，她几乎没有中断过演出，可谓忙碌而又充实。那时孟小冬已经不怎么演海派戏目了，而是以谭派为主，其中她新学会的《南阳关》最受欢迎。

开明戏院在宣传孟小冬的时候，曾在广告中写道：

《南阳关》乃老谭名剧之一也，孟艺员小冬者已得个中三昧，上期在本院开演，蒙我都人士空巷出现，后至者均感向隅，本院至今犹引以为憾事。顷间屡接各界来函，烦请重演，雅意难违，本院特商之孟艺员，定于星期五晚重演一次，同时加演《雪杯圆》。

开明戏院不仅宣传孟小冬，对琴师孙老元也是屡次褒扬：

著名琴师孙佐臣，为人古怪，除孙菊仙、谭鑫培、陈德霖外，其他约者大半不应。今竟为孟小冬操琴，足见孟小冬之艺能有过人处。唱片公司灌收唱片非名伶不取，今竟出资数千灌收孟小冬之戏剧，足见孟小冬之腔调有绝妙处。民十以还，坤伶不甚兴也。

然孟小冬在上海、汉口、香港、福州、天津，甚至菲律宾的小吕宋(马尼拉)大受欢迎，足见孟小冬之唱打念做有不凡处。本期特聘孟小冬奏献生平杰作，以享我顾曲诸公，名剧名伶，机会难得，即请早临是幸。

还有一次说：

眉宇间英气逼人的孟小冬

孙佐臣君为谭鑫培操琴若许年，凡谭氏之精华半多深印脑筋中。今孟艺员小冬得其指授，神会心领，唱打念做大有谭氏风味，因有女叫天征号，惟孟艺员于谭氏剧摹仿最称精到者，首推《托兆碰碑》，此固孙君对人言如是，不知演来究竟如何？愿顾曲诸公命驾一评，是所至盼。

孟小冬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她清楚记得，在来北京的时候，父亲曾说，如果他们能够在这边立住脚，自己也是想来的。因为北京是孟小冬的老父亲孟鸿群的根，哪一个老人不想最后落叶归根呢？于是，孟小冬便跟师父仇月祥商量，说打算把自己的父母接来北京一同住，如此便能一家团圆，老人们也有人照顾。

仇月祥听了很高兴，看着自己从小带大的徒弟这般孝顺、懂事，仇月祥非常支持。于是商议决定，由仇月祥代替孟小冬写信给还在上海的孟鸿群，告知他小冬在北京演戏的情况，并说明小冬现在已经有了养家的能力，希望二老能够来北京，一家人团聚。

孟鸿群接到信之后，感到非常欣慰。一是孩子长大了，已经有所成，而且还很孝顺；二是他也确实想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于是，他便跟妻子商量说：“我在北京出生，从小在北京长大，十多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哥哥们四处跑码头，最后来到上海，一晃就是几十年。现在我身体不好，不能演戏了，经常闲在家里，倒是非常怀念故乡。正好小冬又来信了，不如我们就搬去北京吧！何况家中这些年也没什么收入，早已经没有值钱的家当了，也没什么留恋。再等几年走不动了，想回去也难成啊。”

夫人听了便道：“我都听你的，是去是留你拿主意就好。”

老两口商议停当之后，便开始收拾了，家中的东西能送人的送人，不能送人的就卖掉，没几天工夫就准备得差不多了。之后，两人便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跟大女儿团聚去了。

那时候，孟小冬住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里，屋子是租来的，一个老式的四合院，面积不算很大。本来只有小冬和师父仇月祥住在这里，显得空荡荡的。如今孟鸿群夫妇和孟小冬的弟弟妹妹们一搬过来，就有点挤了。不过，一家人团聚是最重要的，大家也不会觉得不方便，而且，孟小冬的弟弟妹妹们刚来北京，感觉什么都新鲜，也顾不上挤不挤的，更重要的是，这里虽然略显挤一些，但也比他们在上海的时候住得宽敞。这样，一家人就算暂时安顿下来了。

不幸的是，由于孟鸿群年事已高，再加上一路舟车劳顿，一到北京他就病倒了，打起了摆子。而且，孟鸿群以前就曾经中过风，这下更得有人照顾了。因此家中又雇了一个老妈子，负责烧饭做菜。另外，小冬又请了一个看门的男佣，协助管家，同时也帮忙照看弟弟妹妹。

这样一来，这个小院子就显得更加拥挤了，原本只有两个人住，现在猛增到了九人。而且，琴师孙老元虽然不住在孟小冬家里，但每天都要过来帮助她吊嗓子、说戏，自然也是要占用房间的，这地方就更显得狭促了。孟小冬见此情景，便托人帮忙找房子，想买一处新的居所。

托完人之后，孟小冬便去跟母亲汇报这件事了。她来到母亲身边，从腰间掏出一个丝绒小袋子来，然后取出十几张银票，一共加起来有1万多元，递给了母亲。并跟母亲说，这是这些年在外面演戏赚来的钱。以前都是自己带在身上，现在母亲来了，就交给母亲代为保管。老太太接过银票，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你父亲唱了一辈子戏，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看到母亲替自己高兴，小冬也很开心，接着跟母亲说：“我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来孝敬您和爹爹的。对了，现在家里人口太多了，房子已经不大够用了，我已经托人在东四牌楼那里看了一处房子，还不错，比这里宽敞多了，我打算买下来，一家人舒舒服服过日子，也好让您二老享享清福。”

孟母听了后，问道：“多少钱？”孟小冬笑笑：“六千多。”“这么贵！”孟母唏嘘道。“恩，开始我也觉得贵，可是后来一想，那边条件比较好，相当于咱们这里两个院子大，而且房型也好，不仅够我们住的，而且还可以练功、排戏等，仔细算算还是划算的。”小冬对母亲解释道。

孟母本来是觉得贵的，心里想着买个稍微小一点的也无所谓，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她想女儿已经18岁了，保不齐哪天就要成家了，买个大的房子，到时候也够住，这样女儿成家之后还可以跟自己住在一起，也有个照应，于是点点头也没再说什么。

一个月后，孟小冬一家连同佣人一共十来口人，浩浩荡荡住进了东四三条的25号和26号院，孟小冬住26号院，孟家其他人住25号院，两院相通。从此，孟小冬一家正式落户北京。

就在孟小冬搬完家后不久，家中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杜月笙。

杜月笙是帮黄金荣来办事的。

原来，黄金荣虽然因为追捧露兰春而栽了大跟头，但他却依然没有死心。他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那么就只有将露兰春娶进门才能挣回点面子来。就这样，黄金荣开始跟露兰春谈起了条件，问她怎样才会嫁给自己。露兰春那边的条件是，要明媒正娶，嫁过来之后要掌家。

黄金荣没有迟疑就答应了露家那边的要求，不过，还有一个麻烦需要解决，那就是黄金荣的老婆桂生不同意这门亲事。最后，黄金荣一狠心，跟林桂生离了婚，娶露兰春过了门。

黄金荣本来以为娇妻娶过门，就算是太平了，可以好好过日子了，没想到却一直没得安生。露兰春过门之后，依然坚持唱戏，黄金荣本是不答应的，他是堂堂上海滩的大佬，自己的女人怎么可以再抛头露面呢？可是经不住露兰春软磨硬泡，黄金荣最后只得答应她。

露兰春本就漂亮，又是名角儿，自然追随者众多。这其中，有些人因为她是黄金荣的老婆而不敢怎样，但就有不怕惹麻烦的。这胆子大的就是富商颜料大王薛宝润的二公子薛恒。薛恒跟露兰春早就认识，也一直对露兰春有想法，可是当时黄金荣整天缠着露兰春，所以露兰春也就没怎么联系薛恒。

如今，虽然露兰春跟黄金荣结了婚，但其内心是不大满意的。一个生活不如意，一个有心追求，而且两个人都青春年少，自然就容易走到一起。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就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露兰春去演戏的时候，经常趁人不备跟薛恒在她专属的化妆间里厮混。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自然也传到了那些大佬的耳朵里。

最先知道这件事的是杜月笙，不过他城府很深，并没有张扬，而是默不作声、静观其变。后来张啸林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是一个急性子，听了气得要死，觉得这样不仅老大没面子，自己也没面子。于是便派人去把薛恒抓了起来，扬言要杀掉他。后来杜月笙听了这件事劝张啸林不要过分冲动，如果弄出人命来，大家都不好交代。张啸林听了杜月笙的劝，于是留了薛恒一命。

渐渐地，这件事传到了黄金荣的耳朵里，不过他见小弟已经帮他教训了薛恒，而且薛露二人也不再往来，也就不再追究了，他想，只要她露兰春跟自己好好过日子，这件事就当做不知道吧。

可没想到，不久之后，露兰春趁着黄金荣出差的空档，卷了黄家的家财，逃跑了。这下黄金荣可气坏了。他派人追回了露兰春，拿回了钱财，并跟露兰春离了婚。不过，他觉得这样还不解恨，又提了条件，即露兰春从此以后不准上台演戏，也不准离开上海。他是想要让这个女人尝尝苦头。

很快，黄金荣就又有了新欢，又很快，他那新欢又成了旧爱。这时候，无聊的黄金荣突然想起了露兰春来，又想见见这个给自己带来过欢乐，也让自己丢了许多面子的女人了。于是便派人去找露兰春。可是手下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于是报告黄金荣说露兰春已经不在上海滩了。这下，黄金荣真是动怒了，这个女人太不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他这次要找到她，并惩戒她。

经过打听，他听说露兰春可能在北京，而且听说露兰春跟孟小冬关系不错，没准儿孟知道她的下落。于是黄金荣找来了杜月笙，让他帮自己走这一趟。

对黄金荣的举动，杜月笙是很不赞成的。要知道这时候的杜月笙早已经不是黄金荣的手下了，他跟黄金荣一样，同是上海滩的大佬，甚至他的名望还要更大一些。可是杜月笙并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情愿，因为犯不着为这点事闹翻了脸，于谁面子上都不好看。最后，杜月笙便跑来北京。

其实，杜月笙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的。黄金荣跟露兰春离婚的时候，是杜月笙帮忙处理的。他觉得露兰春可怜，便给她争取些分手费，然后秘密安排她去了天津。他当然不会告诉黄金荣露兰春的所在，只是假意按照黄金荣提供的线索，直接去了北京。当时杜月笙心里还有一个念头：去北京可以见一见孟小冬了。

杜月笙带了两个得力的助手，来到北京之后，装模作样地打听了一番露兰春的下落，结果一无所获，便不再打听了。反而开始寻找孟小冬的下落。他跑了很多戏园，终于知道了孟小冬在哪里演戏。之后便去听戏了，不过他没有直接跟孟小冬见面，而是散戏之后，偷偷派人跟踪孟小冬，找到了孟家的地址，然后择日登门拜访。

见面之后，杜月笙全程没有提露兰春半个字，只是说自己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看老朋友，聊了些闲话。之后便返还上海了，并跟黄金荣说，没有找到露兰春。

这一次见面，于孟小冬是没有什么大感触的。不过对于杜月笙来说，却感触颇深。因为他之前虽然也喜欢孟小冬，也迷孟小冬的戏，甚至每逢孟小冬上台都会去捧场，但那时候孟小冬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而这次两人见面的时候，孟小冬俨然已经是大姑娘了，杜月笙对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美人，更加欣赏了。

二人的这次见面，算是一段小插曲。

全家安定之后，孟小冬没了杂事，自然便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唱戏上。此时，孟小冬更加努力了。随之而来的，则是愈加的红火。

当时，女须生很多，但像孟小冬这般，天赋条件极好，唱起戏来不带半点雌音的，却绝无仅有。因此，她不仅成了名，更是成了京城的一绝，就是跟那些成名已久的男性须生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正是这一点，让孟小冬迎来了一次跟大师合作的机会。这次机会给孟小冬的生命留下了许多的精彩，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的遗憾。

第三卷  梅孟之缘龙凤齐飞

第一章  初识惊鸿钗弁互易

1925年，孟小冬17岁，这正是一生中最好的年纪，而在这一年，孟小冬身上却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带给孟小冬的到底是悲苦还是欢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今天的我们是无从判断的。我们所能够确定的就是，有一件事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一年，孟小冬结识了梅兰芳。

前面曾说过，孟小冬和梅兰芳曾经有过同台的经历，不过那一次仅仅是一面之缘，二人也就是打了个招呼，彼此听了对方的戏而已。然而这一次结识，却是真正的合作，甚至摩擦出了情感。

提起梅兰芳，相信没有人没听说过他，他是中国京剧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师，也是中国京剧界公认的“伶界大王”。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就已经把中国京剧带出了国门，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曾先后带着自己的团队，去过日本、美国和苏联，梅兰芳所到之处，均备受欢迎。看过梅兰芳的戏的人，总会过目不忘，被他的艺术魅力所熏陶，被他折服。

梅兰芳不仅在表演上登峰造极，在京剧创新上也是功勋累累的。他积极创新，改革和丰富了旧剧那种传统而又略显僵化的表演模式，让京剧这门传统艺术散发出迷人的现代光辉。这才是真正的大师，不仅在个人艺术成就上有别人达不到的境界，还能为整个行业带来新风。可以说，京剧所以能够走出国门，进入世界艺术之林，主要就是梅兰芳的功绩。同时，也正是梅兰芳的这些功绩，让京剧在国内的地位空前提高，从此被人们称为“国粹”。

可以说，梅兰芳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撼动的地位。

青年时期的梅兰芳眉目清秀

梅兰芳原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浣华，艺名兰芳。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1894年出生于北京。由于出身京剧世家，所以梅兰芳早早就进入了京剧行当，他8岁开始学戏，10岁在北京的广和楼登台演出，1908年的时候，搭喜连成班，营利商演。1911年，北京举行了京剧演员评选活动，梅兰芳位列第三。1913年，梅兰芳赴上海演出，演出效果很是成

功，一时风靡整个江南。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对梅兰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出现了，此人便是齐如山。齐如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名齐宗康，字如山，生于1875年，河北高阳人。齐如山自幼熟读经书史籍，学问渊博，而且从小喜欢戏剧。他19岁进入当时官办的外语学校“同文馆”学习法文和德文，历时五年。毕业后，齐如山出了国，去西欧游学，其主要的考察内容，便是欧洲的戏剧。

辛亥革命爆发后，齐如山归国，在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校任教。由于从小接触戏剧，又在欧洲做过实地考察，所以齐如山对戏剧颇有研究。可以说，齐如山是一个戏曲理论家，他曾经也创作过不错的剧本。

齐如山非常喜欢京剧，但他对京剧的爱跟一些“糊涂者”不同。有些人爱一样事物，眼里只看到它的好，如果有人指出这样东西也有缺点，便会暴跳如雷，跟那人理论。可是齐如山不一样，他很理性。他对京剧喜爱有加，但也觉得京剧中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对那些从旧式皮簧戏中吸取过来的东西，很多让齐如山感觉不适，觉得这些东西的存在，阻碍了京剧的发展。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齐如山便产生了改革京剧的想法。齐如山是资深戏迷，又是一个出色的文人，这样的人想要认识京剧名角儿并不难。事实上，齐如山也确实跟很多京剧名家都比较相熟。

当时，谭鑫培、田纪云等经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参与者都是京剧各路名家，当然也有很多剧评人、资深票友等。而齐如山，经常被邀请参加这类活动。通过这些机会，齐如山给当时的京剧演员们讲述了很多西洋戏剧的知识以及特点，并主张进行京剧改革，还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当时人们思维相对闭塞，因此京剧名家们听了齐如山的介绍，心向往之，觉得这个人很有想法，懂得许多自己没听说也从未想过的东西。因而，在伶人们中间，齐如山有很大的名气。很多人都常常去听他的演讲，觉得他讲得清新脱俗、别具一格。

说起梅兰芳和齐如山的相识，还有一段温馨的小故事，堪称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戏曲理论家，齐如山

1913年的时候，梅兰芳刚刚崭露头角，一次，他在天乐茶园演《汾河湾》，当时齐如山也在台下听戏。

当时的演出是这样的，以唱为主，动作等其他方面并不是那么被人在意。那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观众们闭着眼睛、神情投入、摇头晃脑地在那里听，很少看舞台上的表演。而演员在表演上也稍微粗略些，有些该互动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表情，只要求唱好就可以了。

当天的梅兰芳就是这样。当薛仁贵唱到“窑门”一段时，由梅兰芳饰演的柳迎春按照师父的传统教法，面向里坐着，开始“休息”了。说得恰当点便是，此时他也跟台下的观众一样，注意力全在薛仁贵的唱上，已经有些游离于角色之外了。

对于梅兰芳这种暂时的“游离”，观众是不会在意的，且认为这就是京剧的样子，因为一直以来，演员们都是这样演的。所以在当时的京剧舞台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境，台上两个演员，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只要唱得好就行，完全可以没有互动。

可是，在齐如山的眼里，这么做却是不合适的，他看着不舒服，觉得这是京剧这门艺术中的一个瑕疵或说不足。

齐如山对这位比自己小很多的京剧名伶很是看重，想要跟他交好，也想要帮助他成长。可是，当时他跟梅兰芳并不相识，于是齐如山采取了当时的人们通用的做法，给梅兰芳写信。

在信中，齐如山以梅兰芳当天所演的《汾河湾》为例，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说：“假使有这样一个人，他出现在一个女人的面前，跟那女人说，自己是她失散了十八年的丈夫。而这女子不信，叫他叙述身世证明。那么，这个女子岂能在对方滔滔不绝的叙述时无动于衷，不管对方说了什么都漠不关心呢？”

同时，齐如山在信中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戏里面，薛仁贵背井离乡十八年而毫无音信，突然回来了，柳迎春早已不认识他，怀疑是有人冒充自己的丈夫，来欺负自己，从而一怒跑回寒窑，并顶住寒窑不开。这时候，薛仁贵在外面叙述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两个人在寒窑中成亲的景象，以证明自己就是薛仁贵，同时也表达他的思念之情。但是梅兰芳当天的表演当中，柳迎春却一直背对着门外的薛仁贵，听到薛仁贵那动情的讲述，竟然丝毫没有情绪上的共鸣，完全无动于衷，身上、脸上竟然一点戏也没有，然而，当薛仁贵唱完之后，这柳迎春竟然突然发生转变，立即开门相认。这是不恰当的，不符合生活的逻辑。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听薛仁贵唱的时候，柳迎春有一个情绪的变化和积累的过程。她经历的心理过程是这样的：先是怀疑眼前的人是冒充的，后来听他说得句句是真，开始半信半疑，当薛仁贵说了很多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之后，开始相信，并感到震惊，之后就是激动和欣喜等。这里面有一个情绪的渐进过程。这样的情绪发展过程才是符合生活逻辑的，省掉这个过程会让人感觉很突兀，观众会产生不适感。而且，在信的后半部分，齐如山还列出了自己对这段戏的详细理解。他将迎春的情绪变化分成了九段，并提出每一段应该用什么样的动作来表现当时的情感。

梅兰芳《黛玉葬花》剧照

梅兰芳看了齐如山的信后，非常高兴，他觉得这封信中所写的，正是京剧中所缺的，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做了，便可以将京剧提上一个档次，自然也能让自己的艺术修为提上一个档次。于是，梅兰芳便根据齐如山信中的建议，加上自己对戏中情节的理解，重新设计了那段戏的演法。

10天后，梅兰芳再次上演《汾河湾》，这一次，他改变了演法，按照齐如山的建议在戏中加入了很多表情和身段。散席后，跟梅兰芳一起演戏的谭鑫培跟别人讲：“窑门一段戏的时候，我唱得有几句并不十分好，可是台下依然有很多叫好声，而且极热烈，当时还暗自纳闷是怎么回事。留神一看，原来是兰芳那孩子正在那做身段呢！”

当时，齐如山也在台下，当他看到梅兰芳竟然真的听从了自己的建议，按照自己的想法改了戏，而且效果颇好，不禁非常激动。自那以后，凡是有梅兰芳的戏，齐如山都要到场，而且看完之后便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寄给梅兰芳。就这样前前后后齐如山一共给梅兰芳寄了100多封信，提了很多极有建设性的意见。可是两个人却从来都没见过面。

梅兰芳(左)齐如山(中)等人在缀玉轩中

今天我们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而且齐如山是每逢梅兰芳的戏必看，那么何不见上一面呢？所以会如此，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那时候，虽然戏曲演员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尊重，但依然没有太高的地位，很多人仍将他们视为“戏子”。而且，清末的时候很多人会光顾所谓的“相公堂子”，即一些面目姣好的男性童伶经常会充当一些类似男妓的角色，供那些纨绔子弟或浪荡公子们取乐。而且，这些人有时候还会因为一个特别漂亮的男性童伶而争风吃醋。因此，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跟京剧演员来往，主要是怕影响了个人的名声。齐如山也是因为这一点才采用写信的方式的。而且，梅兰芳当时也不太愿意见陌生人。一个不愿见陌生人，一个怕因见演员招来闲话，索性两人就不见面，而是书信来往，双方都觉得方便。

后来，有一天梅兰芳派人给齐如山一封信，邀请他来自己的家中见面，二人才算正式结识，之后便引为至交。

那之后，齐如山经常给梅兰芳写剧本，前后一共写了差不多四十余出戏。他将自己的戏剧理念都融入到了创作的戏剧当中，给当时的京剧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而梅兰芳也在齐如山等人的帮助下，综合了各家的表演方式，最终创造了一种醇厚流丽的唱腔，后来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从那以后，梅兰芳如鱼得水，一路飙红，成了人人景仰的“伶界大王”。后来，梅兰芳带领自己的团队去日本演出，并大获成功，他在京剧界的地位更加坚实了。

孟小冬跟梅兰芳见面的时候，梅兰芳已经功成名就了。

那是1925年的8月，北京电灯公司的总办为母亲庆贺八十大寿，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堂会，邀请各路名家来唱戏。当时大轴已经定了，是梅兰芳和余叔岩合唱的《四郎探母》，而为他们配戏的则是姚玉英、龚云甫、姜妙香等一众名角儿。可谓是群星云集、众星闪耀。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开演前一周，余叔岩突然派人来通知主人家说要调戏，他因病不能演出。当时，余叔岩确实身体有恙，他那时已经换上了便血病。但是这次改戏，其实与病痛无关，主要是因为包银的问题。

《四郎探母》这出戏中，老生戏份最重，在其他地方也都是老生挂头牌的，但这次却因为演公主的是梅兰芳，所以主人家将公主挂做了头牌。结果就是老生戏份虽多，但却居于二牌，余叔岩心中不乐。而且，余叔岩对包银也不满意。主人家给梅兰芳的是两千元，给余叔岩的则是八百元，所以余叔岩才找出了这么个借口来。

其实，余叔岩的本意是想让主人家给自己提一些包银，他觉得，哪怕是提到一千也好。倒不是余叔岩贪财，而是相差太多面子上不好看。可是主人家听说余叔岩要调戏，也没多想，以为真的是因病不能演了，十分焦急地到处找名角儿顶替这个位置，可是找了一圈都没有合适的。后来有人主张不如再去求求余叔岩，多给些包银。但有人觉得这样不好，一时间七嘴八舌，也讨论不出个什么。

正在这时候，有人提议，不如找如今正红火的坤角老生孟小冬来试试。主人家请来的戏曲调度听了这个建议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虽然孟小冬正当红，可是年纪太小，未必有真本领，怕撑不起场子。何况，是给梅兰芳配戏，找来这么一个小姑娘，怕是出不来效果。然而，主人家却并没有反对，反而说可以先找来试试看。

就这样决定由孟小冬来试戏。试戏的地点是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家里，当天他家设宴，梅孟二人在他家见面，并吊嗓试戏。

冯耿光在家排行第六，人称冯六爷，是广东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民国初期的时候在北京担任中国银行的总裁。他跟梅兰芳结识很早，跟齐如山一样是梅兰芳的亲密朋友之一。在梅兰芳和孟小冬的交往当中，冯耿光也是一个重要角色。

当天，孟小冬在师父仇月祥的陪同下，很早就来到了冯府。虽然小冬跟梅大师不久之前曾同台演出，也曾打过照面，彼此听过对方的戏，这次才算是第一次正式会面。

冯总裁告知小冬之所以找她来的原因，并介绍她和梅兰芳认识。在那种场合，小冬算是晚辈，而且初出茅庐不久，名气上也没有梅兰芳响亮。更重要的是，艺术造诣上，她不如梅兰芳。因此孟小冬十分谦虚，向梅兰芳行了个礼，嘴里叫了声“梅大爷”。当时齐如山等一批“梅党”都在，听见小冬竟然如此称呼梅兰芳，不禁觉得好玩儿，没忍住发出一阵哄笑。

梅兰芳则很客气地还了一礼，说道：“小冬姑娘，不要客气，以后叫我梅……”梅兰芳说到这里就停下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让孟小冬叫自己什么好。这时，旁边的“梅党”之一张三突然接声道：“就叫梅大哥吧，哈哈……”众人又是一阵欢笑。这时候冯耿光走了过来，对小冬说：“今天也算认识了，以后少不了常见面，就叫梅先生吧！”之后，大家便入席了。

梅兰芳(右二)与冯耿光(左一)等人

席间，冯耿光站起致欢迎词，然后要求梅兰芳和孟小冬对对戏，简单排练一下。这是正题，自然没人反对。

这时，仇月祥站了起来，客套了几句，说小冬初学乍练，希望梅兰芳多多指点。之后人群杂七杂八说些闲话，便开始正式试戏了。

排练场设在冯家的大客厅。因为不是正式的演出，所以没有舞台，也没有观众席，只是在客厅放置了几张八仙桌，上面随意摆些水果、瓜子、盖碗茶之类的招待客人。而当天也确实没有外人，除了小冬师徒以及琴师孙老元之外，就是一众“梅党”以及冯耿光的家人。

那时候，男女同台演出才刚刚解禁，一般大的剧场依然不允许男女同台演出。所以，孟小冬虽然演了很多次的《四郎探母》，但基本都是跟女演员合演。梅兰芳就更是如此了，他是名角，去的自然都是大剧场，因此每次也都是跟男演员同台。

不过，这种情况下的合作，却让人多出了几分期待。由身为女性的孟小冬演男人，身为男性的梅兰芳演女人，相比梅兰芳和余叔岩这样两个大家的合作，观看者对孟小冬和梅兰芳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反而更感兴趣。

而且，因为是临时试戏，所以孟小冬和梅兰芳都没有穿戏服，都是平时的打扮，这样就更增加了男女颠倒的意味了。当然，普通观众是没有这个眼福，也只有当天在场的人，能够感受到那一次演出的魅力了。

随着一阵小锣声敲响，孟小冬正式登场了，她一出来，就获得了碰头彩，而一开口更是叫好声不绝。当时伴奏的自然是琴师孙老元，那天他也很高兴，显得特别精神，因此拉的也很卖力，甚至已经超出“正宫”调了，琴声清亮，也博得了几个满堂彩。孙老元拉的这个调门是极高的，一般的演员都驾驭不了。孟小冬本身嗓音就好，又跟孙老元合作多年，自然不成问题，而且那天孟小冬也似有些激动，好像要跟孙老元比试似的，嗓音特别高亢，而且听不出半点雌音来。

孟小冬唱完，便是梅兰芳出场了，这时场上的琴师也换了，变成了梅兰芳的琴师，调门自然也就降了下来。梅兰芳一上场，自然叫好声不断。

珠联璧合的梅孟

接着，就是二人配戏。唱到后来的“快板”时，两个人你追我逐，孟小冬在梅大师面前竟然丝毫不落下风。反而是梅兰芳觉得调门太高，反而有点吃力。于是喊了暂停，之后对孟小冬说：“小姐，请稍慢些，我们现在的情形乃是夫妻二人间家常谈心，应该语速稍缓，不宜太快，那样反而给人一种似在争吵之感，你觉得如何？”

孟小冬听了梅兰芳的话后，猛然醒悟，连忙回应道：“梅先生说得有理，是小冬无知，让先生受累了！”

旁边的人见孟小冬小小年纪，第一次在梅大师面前表演就能够旁若无人，按照自己的所掌握的尺寸来唱，不禁都非常佩服。

一曲唱完，众人向负责调度的戏曲提调征询意见，问孟小冬唱得如何。提调对她自然是满意的，连夸唱得好，甚至说日后有可能会超过余叔岩。不过他也指出，在节奏上还需要再对几遍。显然，这是首肯了。

第二天，孟小冬不得不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自己的老板告假几天，然后专心排练。

8月23日，正式开演，梅孟二人果然珠联璧合，当日演出大获成功。

这一次接触，不仅让孟小冬感受到了大师的魅力和对艺术的理解，也让梅兰芳及“梅党”一众人见识到了小冬的实力。从那以后，梅兰芳每次演堂会的时候，只要有《四郎探母》，便会邀请孟小冬跟自己合演。

以上，便是梅孟二人第一次会面的情形，可以说是互相欣赏，彼此看好的。虽然没有擦出情感的火花，但在彼此的心中，都是认可对方的。

而能够跟梅兰芳一众人等结识，对孟小冬技艺的提高自然也是大有好处的。到这里，可以说孟小冬已经位列京剧演员第一梯队了。

演艺地位有时候很奇怪，尤其是演员界。不仅要看观众对你的评价，还要看专家对你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看你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哪怕一个不是特别厉害的演员，只要他跟一众名角儿整天在一起，人们也会对他高看一眼。那些有实力的就自不必说了。

孟小冬现在是有观众，也有专业人士的承认和指导，更是得到了“伶界大王”梅大师的认可，而且经常合作，自然算是京城中响当当的角色了。

不过事业虽然有成，但已经长大成人的孟小冬，还没有迎来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这注定是不太远的事情。爱情是甜蜜的，不过在孟小冬这里，却掺杂了苦涩。

第二章  流转深情设法联姻

1926年的5月4日。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任英航总裁的王克敏过生日，办大堂会唱戏。当天，到场的都是北京城内数得上的大人物，而舞台上自然也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演员。梅兰芳、孟小冬都在被邀请之列。

本来，当晚的戏码已经敲定了，可是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提议让梅兰芳和孟小冬唱一出《游龙戏凤》。这出戏梅兰芳常演，不过合作搭档基本都是名家余叔岩。孟小冬虽然也曾跟师父仇月祥学过这出戏，但平时很少演。可是，谁也没想到，孟小冬在对戏不是特别熟悉的情况下，竟然答应跟大师梅兰芳对演。她的这一举动，就连师父仇月祥都替她捏了一把汗。因为对方实在是太强了。

这种意外的演出是存在风险的，但同时也让观众有更多的期待。只有从没有见过的东西，才能够勾起人们更多的好奇心。也只有人们无法预测即将上演的是不是一台好戏的时候，期待才会更高。

孟小冬没有辜负观众们的期待，演出非常成功。虽然对戏本不是特别熟悉，而且对面是著名的京剧大师，孟小冬丝毫不露怯，反而完成得自然潇洒。实在是令人钦佩。

《游龙戏凤》写的是明武宗正德皇帝微服出访，在李家客店中挑逗李凤姐的一出戏。然而，在当天的舞台上，却是乾坤颠倒的。孟小冬扮演的是正德皇帝，而美男子梅兰芳演的则是李凤姐。

戏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正德皇帝从头到脚地瞧李凤姐，之后用手指搔李凤姐的手心跟她打情骂俏。

梅孟二人演戏，自然都是按照常规出演。但在观众看来却是另一番情味。他们要看青涩年华的孟小冬如何调戏美男子梅兰芳。

当演到正德皇帝调戏李凤姐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不断有人叫好，有些甚至已经有起哄的性质了。大概在那个时代，这种情境实在是太难看到了。人们也经常看这出戏，但因为男女同台还未真正普及，所以大都是一个男人调戏另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调戏另一个女人。这种男女颠倒，由女人调戏男人的桥段，实在是让台下的观众感到亢奋。

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梅党”中的一些中坚分子，竟然真的入戏了。那齐如山竟然说：“台上这俩真真是天生的一对，如果有人能够成人之美，将两位撮合到一起，也算是人间佳话了。冯六爷，您看呢？”其他的“梅党”一听，大受启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如果将这两个人撮合到一起，京剧舞台上岂不是真正上演了一出鸳鸯戏？台下的丈夫是台上的妻子，台上的丈夫则是台下的妻子，简直是太有趣了。

没多久，几个“梅党”中的中坚力量便开始聊起了这事儿。齐如山是主意的提出者，自然觉得好。旁边的李释戡也说：“如果从经济上看，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两人结合，那么婚后出台合作演出生旦戏，票房肯定大卖。”冯耿光听了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讨论，没有插话，不过心里早已经在盘算这件事了。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很是有趣。

齐如山等人为何要这般撮合孟小冬和梅兰芳？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有趣，还有其他的考量。这还要从梅兰芳的家庭说起。

梅兰芳也是个苦命的人，他3岁的时候，父亲梅竹芬就去世了。那时候，梅兰芳的祖父也已经过世了，家中主事的是他的祖母陈氏。陈氏见儿子早早离去，留下一对孤儿寡母根本没办法生活，便让跟他们同住在一个院子内的大儿子，也就是梅兰芳的大伯梅雨田来照料这对母子。

然而，上天并没有可怜这户穷苦人家，梅兰芳12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候，他的老祖母再一次说话，希望梅雨田夫妇能够接手供养梅兰芳。不过，梅雨田的夫人，也就是梅兰芳的伯母却提出了一个想法。她们夫妇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她希望梅兰芳能够过继到他家。这样就可以替他们传递香火了，否则，梅兰芳传递的依然是梅竹芬这一房的香火，他们不过相当于替弟弟养了孩子。

梅兰芳的祖母陈氏想，反正都是自己的儿子，是一家人，如今梅兰芳没人照顾，给谁家传香火还不是一样呢！而且，如果梅兰芳真的过继过去，也算是跟大伯有了父子的名分，大伯家也会对这个苦命的孩子更好。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梅兰芳正式过继给了自己的大伯。

梅兰芳的大伯是一个京胡手，虽然到不了大富大贵的程度，但也算是有固定收入，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能够保障的。所以，过继之后，梅兰芳的日子也算好过了些。

因为梅雨田夫妇急于抱孙子，所以在梅兰芳16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张罗梅兰芳的亲事了。他们给梅兰芳找的妻子是王明华。王明华非常贤惠，也很能干，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女性。王明华比梅兰芳大两岁，她嫁到梅家的时候，梅兰芳还没有成名，家境也不富裕。不过王明华并没有任何抱怨，反而是勤恳努力，一心操持家务。

梅兰芳元配夫人，王明华

梅兰芳和王明华感情很好，他们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大永，隔了一年，王明华又为梅兰芳生了个女儿，叫五十。梅王二人感情和睦，一双儿女又非常乖巧，这一家四口不管在谁的眼里，都是幸福的。

王明华不仅能干，肯吃苦，还很精明，且富有见识。她不仅在生活上给梅兰芳以体贴和照顾，在事业上也给了梅兰芳很多帮助。王明华善于梳头，早期的时候，就经常帮助梅兰芳整理假发。那时候，梅兰芳去演戏的时候，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木盒，里面装的就是王明华帮他梳好的假发。这样，梅兰芳上场之前，只要拿出假发，往头上一戴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也有很多人在传播这件事。结果时间久了，传言走样，人们都说王明华每次都会跟着丈夫去戏班的后台，亲自给丈夫梳头。传来传去假话成了真事，王明华后来竟然真的去戏班帮梅兰芳梳头了。至于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没有人知道。有人猜测说，可能是传言太盛，于是王明华索性就假戏真做，顺水推舟一把，直接去帮丈夫。这种说法也有可能，不过我们不能确定。

王明华非常聪明，接触化妆不久，就学得有板有眼。最后，梅兰芳在她的帮助下，扮相更加俊美得体了，表演也蒸蒸日上，事业开始迅速崛起。

从此，不管梅兰芳外出演戏还是参加应酬活动，王明华都会陪伴左右。1919年，梅兰芳作为中国第一位京剧艺术家去日本演出的时候，王明华也一同前去了，那一次，她还负责掌管梅兰芳演出的许多业务事项。

从日本演出回来之后，梅兰芳的名气更大了。而王明华对梅兰芳的呵护也得到了众人的褒奖和赞扬，并被坊间传为佳话。从那以后，梅兰芳几乎就不管家中的事务了，只是安心唱戏，家中的大小事情都由王明华一手操持。梅兰芳外出演戏等事务，也会征求妻子的意见，很多时候干脆也就交给她安排了。同时，王明华在化妆、饰物等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追求细节，她给梅兰芳化的妆，总是很精致，很考究。

夫妻二人相互信任、形影不离，让旁人很是羡慕，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对标准的神仙眷侣，模范夫妻。

为了长期陪伴丈夫身边，全身心支持丈夫的事业，王明华一时考虑不周，竟然在生了一双儿女之后，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老天不仅没有眷顾这个优秀的女人，反而降临给她许多的灾难。就在梅兰芳事业有成，整个家庭步入幸福之后，他们两个的孩子大永和五十相继因病夭折。丧子之痛让梅兰芳备受打击。然而，处在悲痛中的梅兰芳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安慰受伤的妻子，这是一个丈夫的责任。

不过，梅兰芳的安慰和鼓励并没有让王明华走出悲痛，她从此一蹶不振，甚至经常在半夜惊醒，之后再也无法入睡。上天对王明华似乎有些太过残忍了，就在她还没有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又患上了结核病。

正值好年华的福芝芳

这时候，梅兰芳的日子也不好过。那时，人们是极度在意香火问题的，一家如果没有儿子、无法延续香火便会被人嘲笑，而他们自己也会因此极度烦恼。梅雨田夫妇就是曾经烦恼过的，他们年轻时只有两个女儿，一直在为没有儿子而发愁、焦虑。到后来虽然过继了梅兰芳过来，但老两口在曾经的焦虑与失落中被吓破了胆。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急着给梅兰芳张罗亲事，为的就是能够尽早看到第三代。

可是，偏偏天公不作美，老两口还没在孙子、孙女双全的幸福中体验够甜蜜的滋味，两个孩子就去了另一个世界。这对两位老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他们急于想再要一个孙子，可偏偏王明华做了绝育手术，不能再生了。于是，老人们便想要梅兰芳再娶一房，帮助梅家传递香火。

梅兰芳虽然深爱着王明华，但一样不能违背长辈的意愿。更何况在那个时代，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而另立侧室是很正常的事情。人们不仅不会将这个视为道德问题，反而觉得这样做的男子是孝顺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梅兰芳结识了福芝芳，并将其娶回家门。福芝芳过门之后，王明华担心自己的病会传染给家人，更担心传染给梅兰芳，便自己提出离开家，去天津的医院住院治疗了。

梅兰芳和福芝芳的缘分，也是来自舞台。福芝芳是满人，早年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福芝芳的母亲很倔强，也很刚强，她硬是靠着卖手工削制的牙签，把女儿培养成人，女儿还成了北京的名角儿。

梅兰芳和第二任妻子福芝芳

后来，福芝芳与梅兰芳相识，并相爱，然后嫁入了梅家。婚后，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福芝芳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主动放弃了演戏，专门在家相夫教子。平时闲暇，便学着读书认字。梅兰芳对她也很关爱，知道她想要识字，便给她请了两个教师，教她读书。

福芝芳很努力，很快便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读一般的古文了。那之后，福芝芳的角色就改变了，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待在家里相夫教子，而也像王明华那般，开始帮助丈夫打理事业。她开始经常陪伴梅兰芳看书、修改和整理剧本等，也偶尔会去后台帮助化妆，以及做些服装设计等工作。甚至，有时候如果戏班里的演员之间有了芥蒂，她还会出面帮忙说和，以前这些都是梅兰芳一个人完成的。

渐渐地，福芝芳在梅兰芳的事业中参与度越来越高了。她的这种行为，让“梅党”中的很多人不爽。王明华是一个性格较为温和的人，跟这些人还能够较好地相处，有时候大家有些意见不同的地方，王明华也能做出让步。而福芝芳则不同，她跟自己的母亲一样，很刚强，也很倔强，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人。她对那些“梅党”过多插手丈夫的事业很是不满。甚至有时候，会给这些“梅党”白眼。这让他们很不舒服。

如今，“梅党”们看到孟小冬色艺双绝，而且颇具男子气，很大方，也好相与，便想撮合她跟梅兰芳。他们觉得，如果孟小冬进了梅家的门，就可以对抗福芝芳了，而且以孟小冬的为人，如果她掌管了梅家，不仅对梅兰芳，对“梅党”们也都是有好处的，至少孟小冬极好相处。

不过话虽这么说，当时的“梅党”也并不是老早就怀着积怨要给梅兰芳再娶一房以对抗福芝芳的。最开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玩笑，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好玩，因此常常聊上几句，结果越聊越深入，越聊越觉得孟小冬跟梅兰芳合适，也便由一种玩笑变成了一种想法了。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原本只是无心的一句玩笑，可是静下来一想，好像也有些道理，而且较为有趣，于是便开始往深处想。后来，越想越觉得可行，便开始去做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很多人的思维特性。不仅有些闹剧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沿着这种过程上演的。甚至很多极为有意义，对人类发展很重要的事件，也是这么开始，沿着这种路径上演的。

“梅党”当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人，分别是齐如山、李释戡和冯耿光。齐如山和李释戡都是文人，主要帮助梅兰芳写剧本，探讨艺术方面的事情。冯耿光则负责梅兰芳事业发展事务等，他的话语权更大些。

齐如山和李释戡喜欢所谓的雅事，他们愿意看书中的情爱故事，也常常在戏剧中编制各种美丽的爱情故事。如今，生活中有这么一对璧人，结合后能够成就一段佳话，自然不会放过。而冯一开始是没有什么表示的，甚至有些反对，可经不住别人总说，又因为他跟福芝芳有些不睦，也就不再阻拦了。

关于冯耿光和福芝芳之间的矛盾，是这样的。冯是中国银行的总裁，他见梅兰芳为人老实，尤其不善理财，于是就替梅兰芳在中国银行开了个账户，并帮忙办理了“特殊储户”的手续，这样一来，梅兰芳在中国银行就可以享受最高级别的利息了。然而，这种类型的储户，虽然能够享受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想要一次性大笔取钱，也会多出一道手续，需要冯的参谋进行核准。

对于这点，福芝芳很不乐意，她有一种自己的家却被别人掌控的感觉。因此常跟梅兰芳抱怨，甚至多次要求梅兰芳将钱从中国银行取出来，存入别家。梅兰芳是一个较为随意的人，他觉得人不能忘本，因此常跟福芝芳说，如果没有冯六爷，我们也不会有今天。而且，人家也并没有要控制我们的家庭，所以随意些就好，不必太过计较。福芝芳觉得丈夫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软弱，可是她也无可奈何。于是这股怨气便向其他人的身上发泄了。这也是前面说福芝芳对“梅党”过多参与梅兰芳事业而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福芝芳没有当着冯的面表达过抱怨，但私下里也是说过些坏话的。时间久了，自然就传到了冯耿光夫妇的耳朵里。冯听了之后非常生气，觉得被人冤枉了，冯的夫人更是气愤，觉得一片好心不仅没有得到好报，反而被人奚落很是不值。于是便劝冯以后不要再管梅家的事情。

但冯耿光觉得，梅兰芳太过忠厚，而且对理财等实在是一窍不通，如果自己放手不管他，他很可能会在外面吃亏。所以就跟夫人说，我们是为了兰芳，还是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好，何必跟一个妇人一般见识。

这样，虽然没发生什么事情，但都不待见彼此。

所以，当齐如山等人总是在耳边说孟小冬和梅兰芳合适，冯耿光也便不再阻挠，同意了这一想法，并托请齐如山和李释戡做大媒。齐、李二人自然是愿意的。

至此，好像一切都已经齐备了，但是还差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梅兰芳同意吗？“梅党”跟梅兰芳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梅兰芳是高兴的。他跟孟小冬平时接触不多，基本都是有堂会的时候一起演出。但梅兰芳对孟小冬的印象极好，她很认真，也很努力，更重要的是她有才华，有魅力。这些都是梅兰芳看重的，也是梅兰芳欣赏的。

而且，梅兰芳也梦想那样一种生活，跟一个有灵气的女子一起，台上扮着夫妻，台下是真夫妻，夫妇同唱，既有共同语言，又能够长时间待在一起。可谓是理想生活的典范。

不过，梅兰芳虽然也很喜欢孟小冬，但并没有立即答应冯耿光和齐如山他们要娶孟小冬过门。原因很简单，他是有妻室的，而且他们夫妻之间没有什么嫌隙，再说现在也不像当初娶福芝芳的时候，可以用传宗接代为借口。而且，最让他担心的是，以福芝芳那种强势的性格，她能容得下孟小冬吗？到时候，一家人如何相处？

可以说，梅兰芳想的这些都非常现实，也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但“梅党”们不这么想，他们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会有这个差别，就在于角度问题。梅兰芳是主角，之后的生活需要他自己去经历，所以他能意识到有些问题将会很棘手。而“梅党”们是旁观者，他们不过是想看一出自己喜欢的爱情故事罢了。至于这故事中的主角们到底用何种方式去生活，甚至生活得怎么样，他们是不会考虑的。

面对梅兰芳的担心，“梅党”们并不在意。最后，李释戡给梅兰芳出了个主意，让他先到外面找所房子，跟孟小冬直接成亲，来个先斩后奏。这样，即使福芝芳不满意，她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至于之后的事情，或者可能出现的状况，到时候见机行事就好了。

梅兰芳听了李释戡的话之后，点头微笑，表示同意。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到这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差的就是孟小冬那边是否会同意。

第三章  名定兼祧新婚燕尔

孟小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不是因为她不喜欢梅兰芳，事实上，“梅兰芳”三个字对孟小冬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确实，在那个年代，梅兰芳绝对是家喻户晓的大师。在同行的眼中，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懂戏，所以他们更加明白梅兰芳到底有多厉害。

孟小冬也想象过，如果能够跟伶界大王梅兰芳成亲，那确实是一件美事。可是，孟小冬担心的最大问题是，梅兰芳已经有妻室了，自己如果嫁过去，只是一个妾。这种身份，她是不能接受的，其实她更担心的是，父母不会接受自己去给人家做妾。

所以，当齐如山和李释戡来到孟家，正式跟孟小冬说起这事的时候，孟小冬没有马上答应，而是跟他们说，这种事还是需要问下父母的意见。

很快，孟鸿群夫妇就随孟小冬出来了，陪同齐如山、李释戡二人一同说话。孟鸿群是一个直爽的人，所以说话也开门见山，他直接对媒人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之常情。孟某在这里先谢过两位媒人的美意。对于小冬，能够嫁给梅老板是她的造化，可是老汉听闻梅老板已经有了两房夫人，如果小冬过去，如何安排呢？若要小冬做个偏房，我们孟家还是要好好商量一下的。”

言下之意非常明显，孟家对梅兰芳是认可的，但即使对方是梅兰芳，让自己的女儿去做偏房，也是不大可能的。

齐如山和李释戡早已经预料到了孟家的态度，并做好了准备。因此，孟鸿群话音刚落，齐如山就开口了：

“请孟五爷放心，梅家是不会让小冬受委屈的，畹华也会对小冬好。第一，王夫人如今病体沉重，早已经去了天津疗养，平时是不来北京的，所以实际梅家只有一房。第二，小冬嫁过去之后，并不住梅家，而是另择婚房两人分居另过，暂时不在一起生活，因此不会有矛盾。第三，畹华自幼兼祧两头，这一点孟五爷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小冬过去也是正室，并非偏房。”

孟鸿群听了之后，疑虑自然消了大半，便说：“如果是这样，倒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二位知道，冬儿是我的大女儿，这些年在外漂泊，挣钱养家，也极为不易，我们老两口指望着她，也觉得亏欠了她。如今她要出嫁了，我们自不能拦着，但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容我们再商议商议，到时候给二位回话。”齐如山说：“这个自然，婚嫁乃是大事，马虎不得，五爷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那我们就等消息吧！”之后，便和李释戡起身告辞。

在这里要插一句，所谓的兼祧两头，就是古时候有的男子肩负着两家的继承人任务。梅兰芳自幼丧父，是由大伯抚养大的，而他的大伯没有儿子。这样，梅兰芳身上就肩负着一个重任，他既要为自己的父亲传宗接代，也担负起了大伯那边传宗接代的任务。理论上说，这种情况下的人是可以有两房正妻的。一个是代表自己父亲那头，另一个则代表大伯那头。

齐如山等人所以能够想到这个名目，就在于福芝芳和梅兰芳结合的时候，福芝芳的母亲也是不太同意的，一样是不喜欢自己的女儿给别人家做小，当时“梅党”们用的就是兼祧两头的说法。

孟鸿群夫妇虽是孟小冬的父母，对女儿的婚嫁有一定的决定权，但孟小冬毕竟是拜过师，签过契约的。如今要嫁人了，自然要跟仇月祥商量一下，至少是打个招呼。

可是他们没想到，仇月祥竟然极力反对。他觉得，孟小冬刚刚崭露头角，成了一方名角儿，正是应该大展拳脚去唱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嫁人，以后怕就没办法上台了，太过可惜。而且，对方已经有了两房妻子，嫁过去也未必就能有好日子过。给人做小，不是那么简单的。

孟鸿群跟仇月祥解释了对方兼祧两头的说法，仇月祥听了非常不以为然，他觉得这话未必可信。

本来，孟鸿群夫妇也是有些犹疑的，一会儿觉得孟小冬嫁入梅家确实不错，一会儿又觉得有些不妥。所以跟仇月祥说这件事，不仅是打声招呼，也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让他帮忙出个主意。可没想到，仇月祥的态度极为坚决。这反而让孟家觉得，仇月祥所以这样不是为了孟小冬的将来考虑，而是怕失了孟小冬这棵摇钱树。反而不太将他的意见看重了。

同时，孟小冬的心里也是有类似情绪的。她对嫁给梅兰芳，自然是从内心愿意的。本来，她对这个师父兼姨夫很是感恩，他虽然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但都是为了自己好。她明白师父的苦心，所以对师父的话也一直是听从的。但如今，师父却极力反对，不禁就让她产生了逆反心理。

不过，虽然此时孟家都同意这门亲事，但孟小冬有些顾虑，而且仇月祥又反对，所以虽然想要答应，但并没有立即行动，而是暂时拖了下来。孟小冬心里也是焦急的，可她却不好意思跟父母提出来，让他们赶紧去回对方的话。

齐如山等人看孟家没有立即答复，便开始想对策了。他们三言两语就分析出了孟家的顾虑。他们觉得，孟鸿群之所以到现在还在犹疑，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孟小冬跟仇月祥那边有契约在，而仇月祥是一定会反对的，这样孟家即使不愿听仇月祥的话，也不好直接驳回仇月祥的面子。而且，结婚就要解除契约，按规矩是要给仇月祥一笔费用的，这笔费用可能孟家不一定想出。第二个，就是名分问题了。孟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三代唱戏，在梨园内也是有名有姓的，女儿要嫁给人家做小，肯定面子上过不去，即使对方是梅兰芳也一样。

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剩解决了。冯耿光主动说话，他可以帮孟家出解除契约的钱。这样一则孟家少了后顾之忧，不用拿钱出来了，二来表示了诚意，孟家会更加安心。针对第二点，他们想出的应对办法更为绝妙。齐如山等人跟梅兰芳说，不如让王明华出面，只要她表示同意，并愿意做媒的话，那么孟家自然一百个放心了。

这个点子确实是好点子。梅兰芳也同意了，虽然王明华早已经去天津养病，二人也不经常见面了，但毕竟是患难夫妻，王明华在梅兰芳心中的位置还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而且他觉得，以王明华的为人和性格，告诉她孟小冬的情况，她肯定会支持的。果然，王明华答应了。

至此，一切都解决了。齐如山再次登门，送上了3000块钱，说这是给仇老师傅解约的钱。同时他还告诉孟鸿群，梅兰芳的正室夫人王明华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并表示支持，还说要主动让出正室的位置给孟小冬。

孟鸿群听了之后，极为开心，这一下他的顾虑都解决了。不过，他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跟齐如山提出，要孟小冬跟王明华见上一面，当面致谢。孟鸿群提出这点自然不仅仅是让孟小冬去致谢那么简单，他是想让她去王明华那里确认一下这个消息。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位老父亲对女儿的爱，他不想让女儿受半点委屈。

齐如山早有准备，自然不在意这个条件。不过他也说明了王明华的情况，跟孟鸿群说，见面是没问题的，但王明华在天津，且重病在身，不好远行，要小冬去天津走一趟方可。这个理由极为充分，孟鸿群自然表示理解并同意。

之后，孟鸿群将那3000块给了仇月祥。为了表示对仇月祥的歉意，他同时将孟小冬的妹妹也是他的小女儿，小名银子，交给了仇月祥，让他代劳，继续教授戏剧。仇月祥对孟小冬成亲一事是一直反对的，可是如今孟家都同意，他也没办法阻拦。最后只是对着孟小冬发了一通牢骚，然后带着银子去了上海。

1926年的农历十月份，梅兰芳、孟小冬在两位大媒齐如山和李释戡的陪同下，向天津出发了。路上，梅兰芳关切地问孟小冬：“你师父那边的事情解决了吗？”“解决了，”孟小冬回答，“就是有些不太高兴。”

“那是自然。”梅兰芳接话，“你师父是位好园丁，能够精心培育出你这样的人才，确实不容易。看看今天，还有谁能够望你项背啊！”

孟小冬说：“师父主要是怕我今后不再唱戏了，他觉得可惜。”

听到这里，齐如山插话道：“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要结婚就得有所牺牲。福夫人以前在城南的游艺园唱青衣，也是头牌的。结婚之后，生儿育女，料理家务，也就不再登台了。你师父是把你当做摇钱树了，他怎么舍得你不唱戏。”

听了齐如山的话，孟小冬皱了皱眉头，沉默不语，她的心里很不痛快，好似浇了一盆冷水一样。她心想：为什么女人结了婚就不能再唱戏呢？我孟小冬能不能例外？就在孟小冬还在盘算着这些事情的时候，车子已经停下了，他们到地方了。

孟小冬他们下了车，来到了王明华所在的病房。王明华夫人刚刚从午睡中醒来，正在吃着护士帮她削好的水果。梅兰芳第一个进门，之后急步走到窗前，喊了一声：“明华”。王明华听声一愣，之后猛地抬头，看见了梅兰芳，当然也看见了他背后有个年轻漂亮看起来文静优雅的姑娘，此时她一切都明白了，她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姑娘，点了点头，显然是满意的。

梅兰芳见状，赶紧给王明华介绍：“这就是孟小冬。”

这时候，孟小冬也上前见礼，她本想称呼对方姐姐，可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好，万一对方见怪怎么办。于是，慌乱中只是说了句“你好。”王明华应了一下，之后说道：“原来你就是孟小冬啊？我早就听说过你，天津这边常有人提起孟小冬的名字，还听说你是北京现在最红火的须生。畹华他们也跟我说过你。百闻不如一见，今天算是看到本尊了。我听说你跟畹华还唱过几次堂会，反响很好。谢谢你来看我。”

孟小冬赶紧接话说：“都是梅先生捧我，我哪里行啊！”“怎么不行？我看你行，我这样的才是真的不行了，现在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了，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只是我不放心畹华，难以安心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情愿让出正室的位置。将畹华交给你，我放心。”她接着问孟小冬：“人总是要找个归宿的，畹华是个很好的人，值得相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愿为你们做个大媒。”说完，还没等小冬回答，就摘下了左手上的戒指，然后戴到了小冬的手上。并说：“这就是你们的订婚聘礼，可惜我身体不行，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众人一见，不禁拍手称好，深深被这位贤惠女性的开明所打动。孟小冬内心也非常感激，同时见到如此好人竟然得此重病，也有些心酸，她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出来，可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后，只是眼带泪花地叫了声：“大姐！多保重！”之后，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

以上就是当时梨园界常常被人们提及的话题：“梅孟结合，本是意中之事，不足为奇，奇的是这场亲事的媒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梅郎的原配夫人梅家大奶奶。”

至此，梅孟的婚事，算是扫清了一切障碍，只等最后的那一个仪式了。后来，经过了几次协商，二人定在1927那年春节过后的农历正月廿四日成亲。

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婚礼是在冯总裁的公馆里举行的。梅兰芳和孟小冬的观念都很新，没有那么多的封建意识。对所谓的八字、算命等更是不太在乎，所以结婚的日期、地点之类的都是他们根据喜好定的。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份较为特殊，平时行事也较为低调，因此并没有大操大办也没有往外放消息。当天的婚礼很简单，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也没有迎亲的大花轿，只是一批平时经常来往的人前来贺喜，大家一起热闹一番。

孟小冬那天格外的漂亮，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旗袍，外面是獐绒的坎肩，头上则戴了一顶貂皮帽。孟小冬本来就很漂亮，那天穿着打扮又很得体，无论是从打扮上，还是从气质精神面貌上，那天的孟小冬都是无与伦比的。在她的眼里，这不仅是一个结婚仪式，更是自己幸福的开始。

梅兰芳自然也一样，天生的美男子，那天更显帅气了。当天在场的人，都不住感叹，这真是一对璧人，郎才女貌，不可多得。

就这样，孟小冬和梅兰芳正式结合了。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人生总是有起有伏的，要经历低谷，自然也要体验幸福。而新婚燕尔，自然就是那幸福时刻。梅兰芳和孟小冬虽然是经人撮合才在一起的，但也算是有些自由恋爱的影子在里面，在当时也算得上新潮。这样的结合，一般来说都是会有一个极为亲昵的甜蜜期，因为他们是因为彼此欣赏才走到一起的。孟小冬和梅兰芳自然也是一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孟小冬却感到了落寞和无奈。不是丈夫对自己不体贴，实际上，梅兰芳对孟小冬是非常好的，很疼她，也很照顾她。让孟小冬感觉不适的，是她自从结婚之后，就没有再唱过戏。这跟她之前的想象不一样，她也曾偶尔冒出一些想法，追问为什么女人结婚之后就不能够再演戏的原因。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跟丈夫提及过，只是内心想想罢了。在不出去演戏这一点上，她是自觉遵守的，从来没跟丈夫抱怨过。

但是，对于一个演员，尤其是因为喜爱戏剧而走上演艺道路的演员来说，不演戏是会产生不适的。

时间久了，孟小冬也曾偶尔跟梅兰芳提出，自己想偶尔上个台，透透气。不过每次都被梅兰芳否决了，理由无外乎是些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小冬无奈，只好从此息影，安心做起了梅太太。

不过此时，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很多戏院老板都想找孟小冬演戏，可是遍寻不着，而很多戏迷也都在打听孟小冬的下落。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地人们还是知道了消息，说孟小冬已经跟梅兰芳成亲，现在住在冯公馆里，被梅兰芳“金屋藏娇”了。随着消息越传越盛，冯耿光觉得小冬不再适合住在他那边了，因为总有人来打听。最后，“梅党”和梅兰芳一起商量，决定将孟小冬秘密迁走。不过为了平时走动方便，并没有搬到太远的地方，依然在东城区内。

孟小冬的新家很大，院墙高耸，几乎与世隔绝。怕孟小冬感到孤独，冯耿光派自己的小姨子去跟小冬作伴，同时又请了一个老妈子为他们烧菜做饭，又雇佣了一个男佣，负责看家护院。同时，梅兰芳为孟小冬购置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同时买来了余叔岩的唱片，让小冬解闷。但同时，对外则更加保密了。

“梅党”一众，保密措施做得确实非常好。最早披露梅孟可能已经结合的消息的是天津的《北洋画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然后就刊登到了报纸上，可是因为之前毫无预兆，很多人都不相信。而就在这时，“梅党”们登报“辟谣”，弄得这家报纸十分狼狈，时隔不久，不得不又登出一则消息，予以辟谣。

直到很久以后，消息才慢慢传开，人们也才知道，孟小冬真的跟梅兰芳在一起了。

不过，梨园中有一个人，“梅党”们并没有隐瞒，不仅如此，梅兰芳还曾带着孟小冬去那人家里登门拜访，此人就是须生泰斗余叔岩，也是余派的创始人。

余叔岩跟梅兰芳合作了多年，二人都是京剧界的泰斗人物，早已相识，也互相欣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平时，梅兰芳称呼余叔岩为三哥，而余叔岩则叫梅兰芳为兰弟。以这个称呼论，余叔岩是应该叫孟小冬弟妹的，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么称呼的。

一代京剧大师，余叔岩

事实上，余叔岩第一次见到这个弟妹的时候，是有些不舒服的。原因无他，当年就是这个孟小冬顶替了自己的位置，挡了自己的财道。余叔岩这里的挡了自己的财道，指的就是在冯公馆堂会的时候，他因为想要提价而谎称有病要改戏，结果被孟小冬顶替了的那件事。其实，余叔岩真正在意的自然不会是那几两包银，而是那一次差一点让他下不来台。

但是，大师自然有大师的气魄，虽然这个小姑娘曾经差点让自己难看，但余叔岩怎会真正计较，心有不快也不过是一闪念的事情，他对小冬还是很欣赏的，何况还有梅兰芳这一层关系在，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合适的举动。

梅兰芳此次拜访余叔岩的目的，是想为孟小冬聘请一位教师，上门教戏。这是孟小冬跟梅兰芳提出来的，她本身就不想彻底放弃唱戏，再加上梅兰芳给她买来的余叔岩的唱片，听得孟小冬很是兴奋，对余叔岩的艺术造诣更是佩服有加，因此便向梅兰芳请求，要拜余叔岩为师。

梅兰芳虽然不愿让孟小冬登台唱戏，但对于孟小冬学戏的想法是支持的，他觉得小冬为自己也确实付出很多，她喜欢戏，虽不能唱，多学学也是好的，至少待在家里不那么烦闷。不过，梅兰芳还是放不下面子，所以他的意思是小冬不要出去学戏，而是找来老师到家里教。

梅兰芳跟余叔岩提了自己和妻子的想法，却被余叔岩拒绝了。余叔岩的考虑有三：第一，自己身体不好，常常卧病在床，教徒弟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恐怕支持不久。第二便是他也是一代宗师，虽然跟梅兰芳关系极好，但让自己这种身份的人去上门教戏，还是有些放不下身段的。第三则是，自己跟梅兰芳是好兄弟，如果孟小冬真正拜自己为师，而自己每天出入孟小冬那里，难免有人说闲话，这样对他和梅兰芳都不好。不过，碍于梅兰芳的情面，余叔岩最后帮他们找了一位老师，此人便是鲍吉祥先生。

至此孟小冬的一颗心终于安定了下来。她之前之所以感觉烦闷，是因为整天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现在好了有老师每天上门教课，又不会烦闷。她觉得这种生活也不错。

这段时期内，梅兰芳依然在四处演戏，不过，每晚夜戏结束之后，大多数还是会回到无量大人胡同的福夫人那里。一般都是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来孟小冬这边。来之后，都是先登楼午睡片刻，修养精神。等到3点过后，便下楼吊嗓子。梅兰芳吊嗓间断休息的时候，孟小冬也常常会吼上几嗓。不过不同的是，梅兰芳是为了晚上的演出做准备，而孟小冬不过是凑个热闹。

那段时间里，孟小冬不仅陪梅兰芳学戏，还一直尝试着学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小冬自幼学戏，跟着师父走南闯北，从来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以前，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是接触的人多了，尤其是认识了很多名角儿、大家之后，她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上好像少了点什么。

孟小冬发现，像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尚小云这些艺术家们，不仅戏唱得好，还个个能写会画，说出来的话也跟一般的凡夫俗子不一样。而且，这些人文学修养都很高，跟一些文人墨客聊天，丝毫不落下风，而自己就显得有些渺小了。不会画画，字也写得歪歪扭扭，而且谈论起文学等话题，常常露怯。

如今，戏也不唱了，人也安静下来了，每天又有大把的时间。她决定，要将这些补上。于是，孟小冬便求梅兰芳教自己些文学书画知识。梅兰芳自然是高兴的，还专门给小冬腾出了一间书房，里面文房四宝具齐，小冬没事的时候，就在书房内写写画画，也算是充实。

后来，孟小冬还曾经聘请过一位国学老师，专门教自己书法、绘画，以及文化课等。后来孟小冬能够写出一手好字，完全在于此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孟小冬在新婚燕尔的时候，过的还是不错的。虽然不能够登台唱戏了，但每天都有事做。更重要的是，她现在有了爱情，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因为不能登台而带来的遗憾。

或许，孟小冬那时想，自己就将这样过完一生吧。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份自认为会得到甜蜜的感情，最后给自己带来的只有无尽的伤害。

第四章  生杀之祸梅孟仳离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茶园戏馆里，曾出现一种捧角儿的风气。这些捧角儿者构成非常复杂，上至大总统，小到老百姓都有。而被捧者自然是那些演员。

按说一个人如果喜欢某个演员，觉得这个演员艺术水准高，有造诣，出于对他的喜爱会经常去看他的戏，或者将这个演员的戏推荐给身边的人，或写一些文章给这个演员提提人气，这些都是正常的。

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比如某些捧角儿者会出于偏爱某一个演员或者某种不便告人的原因，而胡乱吹捧一些演员，有的甚至已经到了让人肉麻的地步了。更有甚者，两伙捧不同演员的人，常常还会互相攻击、谩骂。他们往往乐在其中，不仅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很不合适，反而觉得这是真性情的表现。

这种人，就类似今天的某些铁杆儿粉丝了，他们总是喜欢自己的偶像永远是第一，永远都是最受欢迎的。如果有哪一个人说他们的偶像有某些不足，那么他们就会不依不饶。更有甚者，仅仅是另一个人在风头上盖过了他们的偶像，也会遭到他们的攻击。

在当时，如果某个吹捧者影响力很大，是社会的名流，那么别人还会尊称他为“捧角儿家”，这个称号在捧角儿者内部算是尊称，不过在外人看来，则更像是一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

有的捧角儿家，为了把自己喜欢的角儿捧红，不惜花费重金，甚至发动自己所有的关系。后来，很多同捧一个人的捧角儿者，慢慢互相往来，有的结成了一个集团，他们互相欣赏，没事的时候就会谈论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捧的角儿更加红火。在当时，最庞大的捧角儿集团，恐怕就是梅兰芳身边的“梅党”了。

一般来讲，捧角儿者大都为异性捧场，即男捧女，或者女捧男。当然，也有男捧男，女捧女的，不过这种不多见，一般只有像梅兰芳这种著名的大家，在舞台上魅力四射，才会有很多同性捧他。这些同性之间的捧场，大多是冲着艺术来的。

这些捧角儿者，有的行为很是奇怪。他们有的会预先在剧场包下几排座位，开戏的时候不来，只有等到自己要捧的演员快要入场的时候，才陆陆续续来到剧场。而听完自己要捧的演员的剧目之后，便马上离开，根本不听其他演员的演唱。这种行为，看似是对自己追捧的人的热爱，却会伤害其他演员的心。不过在这些捧角儿者眼里，只要帮助自己喜欢的演员添了场面，他们就高兴了。

有捧角儿，自然也有踩角儿。一般来说，没有任何关联却踩一个人的现象是很少见的。通常都是一帮人一开始捧一个演员，但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跟这个演员闹翻了，便会组团去踩他。

他们的做法通常都是这样的。也是包好一定的座位，然后按照戏园开场时间入内，在其他演员唱戏的时候，表现都很正常，可是一旦跟他们闹翻的那个演员即将出场的时候，他们便找准一个关键时刻，比如那个演员即将登场，或者刚发第一声的时候，突然呼啦一下，全站起来走了。这样，那位演员就会很尴尬，从而丢失面子。

这些捧角儿者，可谓是异类，能让你上天，也能将你狠摔在地。他们觉得你好的时候，什么都肯为你付出，觉得你不好了，则狠狠地修理你、恶心你，让你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这种风气很盛，许多演员都曾经历过。甚至大名鼎鼎的余叔岩，都曾经被人踩过。

麒麟童周信芳年少的时候曾经到上海演戏，不想当时碰到了“小小余三胜”也就是余叔岩，之后二人打擂台。结果麒麟童被打败，从而退出天津。

1920年的时候，余叔岩去上海演戏，演出的地方是丹桂第一台，而那时候周信芳已经是上海的大拿了，而且又是这家戏院的后台管事。余叔岩想，这下糟了，周信芳这次如果报复自己就惨了。没想到周信芳很是宅心仁厚，他不仅没有想要报复余叔岩，反而找到余叔岩说：“当年你我都还年少，是小孩子，那时候的争强好胜就是玩闹，何必再去担心？这次是你第一次来到上海，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不管是什么戏，我都会尽量配合。外面的事情，也由我来替你摆平。”

余叔岩听了这话，非常感动，也放下心来。想在上海这个地方，周信芳不说是梨园之王，也是差不多的地位了，有他帮忙肯定没事。可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乱子。

原来，当时陈彦衡也在上海。早年间，陈彦衡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教过一段余叔岩，后来他看余叔岩一天天火了起来，就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余叔岩正式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他的地位就更高了。二是他要给余叔岩操琴，而待遇则是分成形式。这显然是有些无理的要求，因此两个条件余叔岩都没答应，他们二人自然也就闹翻了。陈彦衡则转去捧言菊朋，等到言菊朋红起来之后，陈彦衡又提出了类似的条件，结果言菊朋也没有答应。

陈彦衡这种人，称得上是梨园界的混混，虽然有些让人不齿，但其关系网确实很大，而且常年行走梨园，也有很多徒子徒孙。他听说如今余叔岩来上海唱戏了，就决定羞辱一下他。

余叔岩演戏那天，陈彦衡的徒子徒孙们包下了剧场第三排到第五排的所有座位，然后开戏就入场，正常听戏。等到余叔岩上场的时候，这些人全部起身，一哄而散，表示余叔岩的东西太烂，不忍入耳。结果弄得余叔岩哭笑不得，情绪也很坏。

虽然周信芳在上海梨园界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但这种事情他也是阻止不了的，也只能干看着。

我们会觉得，这种行为很过分，然而还有更过分的，就发生在本书的主角孟小冬身上。据余叔岩的次女余慧清说，孟小冬曾经得罪过一个姓孙的人。后来，这个人扬言要在孟小冬去鑫鑫戏院演《洪洋洞》的时候，包下所有座位，但不去人，让孟小冬下不来台。这件事对孟小冬的打击很大。所以有一次她曾说了一句气话，如果嫁人就嫁那种跺脚乱颤，没人敢惹的人，省得受这些人的闲气。

上面的种种是剧场捧角儿。还有其他形式，便是吹嘘所捧演员有多么厉害，或者直接给一个封号。像梅兰芳便被称为“伶界大王”，孟小冬后来被人称为“冬皇”，都是此类。

可见，对于捧角儿者，演员是不大敢惹的。毕竟，演员靠的是名气吃饭，如果有人故意来捣乱，那么自己就会很难堪。更为重要的是，演员们也需要一些捧角儿者。这样能让自己的演出更加顺遂些，有人帮着宣传，也能让自己的名气更大，是好事。

当时，在众多的捧角者当中，有这样一个小角色，他叫李志刚，是北京东城某大学的学生。李志刚生于山东，在东北长大，后来又随母亲迁到了天津。中学毕业之后，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便来北京上学了。

当时的学生，闭门苦读的很多，但游玩放荡的也不少。而学生们的放荡方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去八大胡同那种地方，流连于妓院之间。另一种不太富裕的，就去戏园捧角儿。这李志刚不爱学习，家境又很一般，所以便常去捧角儿。每当课余，便去城南的游艺园听戏。

最开始的时候，李志刚捧的是旦角琴雪芳。天长日久，就打起了琴雪芳的主意，因此不时去后台溜达。本来，根据规定女戏班的后台是不准闲杂人等随便乱入的，可是这李志刚是个大学生，平时打扮出一副斯文形象，又对人彬彬有礼，跟戏园的人都很熟悉。而且他又是戏园的常客，因此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出声阻拦。还有就是，人们也觉得，这样一个斯文的人是不会乱来的。所以，李志刚虽然常常出入后台，也没什么人管他。

不过，琴雪芳在上海的时候，就早已经名花有主了。而且，琴雪芳眼界甚高，对这种穷学生是不大看上眼的，所以李志刚虽然总是找琴雪芳聊天，但对方很少搭理他，不过是偶尔打声招呼，或者闲聊几句，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后来，琴雪芳合同期满，便回上海去了。这李志刚一阵失落后，便开始寻找下一个捧的对象。最后，他看中了孟小冬。一次他曾在后台看到过没上妆的孟小冬，觉得青春靓丽，比琴雪芳漂亮多了。于是便生起歹心，此后常常无事献殷勤，想要得到小冬的芳心。

李志刚发现孟小冬被师父仇月祥看管得很严，便决定先搞定仇月祥，于是没事就给仇月祥点烟、敬酒，一口一个大爷地喊，想要博取仇月祥的好感。后来，他又借着散戏后送孟小冬师徒回家的名义，常常去孟家走走。

孟家是梨园世家，吃开口饭的，对这种戏迷自然是客客气气的，不敢得罪，所以一直敷衍着他，表面上待他如客，背地里则烦得不行。可在李志刚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将孟家的客气当成了欢迎，以为小冬的家人对自己有好感，甚至已经接受了自己，因此不时想入非非。这以后，他去小冬家更勤了，在他心里，长跑跑就能跑出感情，说不准哪天孟家就会决定将孟小冬嫁给他。

不久之后，孟小冬在城南游艺园契约期满，之后转战于前门的新明剧场，而那李志刚也跟随到了那里。他紧追着小冬不放，一直在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而且，时间越久，对孟小冬越是情深，深深陷入，不能自拔。

不料突然有一天，孟小冬辍演了，接下来数日，始终不见孟小冬的影子。戏园则经常布告，说原本安排的孟小冬的戏因故不能上演，不过孟小冬一定会择日上演好戏以飨听众。那时候，正是军阀混战最厉害的时期，常有飞机往北京城里投掷炸弹。李志刚以为，孟小冬害怕炸弹，所以不敢出门演戏，因此跑到了孟家，去问原因。结果连跑了几次，也没见到小冬，更是问不出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李志刚感觉，事情好像不妙，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他四处打探，依然没有孟小冬的消息。直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从一个老戏迷的嘴里听说，孟小冬已经嫁给了梅兰芳，恐怕从此以后都不能登台了。

李志刚听了这消息，如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的美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同时，他内心一股邪恶的火焰升起，他觉得孟小冬和梅兰芳伤害了自己，所以要去复仇。

李志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终于打听到了冯耿光和梅兰芳二人的住址。之后，便常在这两家附近徘徊，观察动静，等待复仇的时机。别人虽然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自家附近乱逛，可是看他衣冠楚楚，且一副斯文样儿，也都没太在意。

1927年的9月14日，李志刚又来到了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附近，他见梅兰芳的汽车停在那里，便去梅宅求见，结果被门房挡在了外面。不过李志刚并没有走，他一直在梅宅外面等待机会。

大概晚上七点左右，有客人来梅宅造访，那人下车之后，步入梅宅，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白皙的斯文少年，便问门房这是什么人。门房回答说这是一个请求帮助的人，来梅宅好多次了，一直没让他进去。那客人笑笑，就进去了。

原来，那天晚上冯耿光要在家设宴，宾客极多，梅兰芳是当时的名人，又是冯耿光的好朋友，自然是要出席作陪的。可是就因为有人在门口不走，众人都想等他离开了再出门。而且，当时梅宅内也有好几个客人，其中冯耿光也在，正好在梅宅内喝茶聊天也算快活。后来，天快黑了，宴会也即将上演，众人就决定大家一起出去，然后将梅兰芳夹在中间，趁着天黑走掉了事。他们想，如果帮这个人也没问题，但看样子不是什么善类，梅兰芳一众是名人，怕惹出什么事端来，反倒不好看。直接说不帮打发人走更不行，那样如果有媒体吵起来，岂不是失了身份。

李志刚看到一众人走了出来上了一辆汽车走了，也没看清里面到底有谁。不过他见梅兰芳的车依然停在那里，便认定梅兰芳还在家，所以依然在那里等待。

等到梅兰芳一行人到了冯公馆之后，梅兰芳往家里打电话，问门口的人是否走了，家人回答说还没有，梅兰芳便命家人关好大门，不要去管他。

八点多的时候，梅家的司机开着空车去了冯宅，准备晚上接梅兰芳回家。李志刚看空车开出，觉得奇怪，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紧随其后，来到了冯宅。梅家司机看这个年轻人竟然跟着自己来了，觉得很是奇怪，就跟其他家的司机和冯公馆的老仆人说了。大家见这青年穿着干净，一副斯文模样，也没多想，便客气地问他有何事。青年则答自己叫李志刚，是山东人，有事向梅兰芳求援。

老仆人见他不像个无赖就去告诉了冯耿光。此时，冯家正有很多宾客，冯便不耐烦地跟老仆人说给他些钱让他走掉就好了，何必前来禀报。那老仆人说已经给他加到二十块了，可那人就是不走，非要见梅老板。梅兰芳有一个习惯，他从不见陌生人，所以就跟老仆人说我不去见他。

这时候，旁边的一位客人，即大陆日报的张三张汉举出声了。这人平时最是好事，他主动说要去见见那年轻人。

李志刚见前来的不是梅兰芳，便跟张三说自己要见梅老板。张三问他何事，李撒谎说自己家里跟梅家是世交，如今家道中落，正逢祖父去世，无钱安葬，要向梅兰芳求援。张三听了之后回到屋中，跟众人说了，大家纷纷解囊，最后凑齐了两百块钱。结果李说不够，张三感觉有异，便说你要多些也有，不过要带我去你家看看情况再说。

之后，张三便用自己的汽车拉着李志刚，去往李的家里。结果一路上李不断扯谎，一会说自己家在这边，一会说在那边。张三不禁起疑，就多问了几句，最后李志刚实在回答不出，张三就认定，这人或许是个骗子，便要求他下车。结果，这个年轻人突然脸色一变，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顶住张三的胸口，并命令司机开车回冯公馆去找梅兰芳。

张三的司机见主人被人挟持，哪敢出声，一路狂飙，没多久就将车开回了冯公馆。到了之后，李志刚拿出自己事先早就写好的信函，让张三的司机拿去交给梅兰芳。

那是一封很长的信，不过主题鲜明，要梅兰芳给他五万元。当时已经是半夜了，客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梅兰芳也已经回家了。剩下的，大都是冯公馆内部的人，根本没地方弄那么多钱，最后众人一起凑，也不过凑齐了五百多块。可是李志刚似乎铁了心要黑梅兰芳一笔，看到那么点钱，竟然大怒，说必须五万块，少一分都不行。

冯无奈，只好给梅兰芳打电话，告诉他大概，并要他赶紧尽量筹集些现款，派人送来。可是，梅兰芳和冯耿光通话的时候，没想到被电话局的秘密探员给窃听到了，之后告诉了密探处的朱处长。朱处长听了之后，赶紧带了十多名密探，往冯公馆赶去，同时，又打电话给其他警局，请求派人增援。

冯耿光看到朱处长，非常吃惊，一问才知道，是通过电话得知了事情，就赶过来了。冯耿光大概介绍了情况，朱处长决定亲自去会一会李志刚。朱处长换了一件普通的大褂，拿着冯家临时凑的五百元钱，便去跟李志刚讲条件了。他说如今已经是半夜了，实在无处筹钱，这些你先拿着，明天再将其他的补齐。李志刚还是不松口，非要现在就拿到现款。

就在这时，有两个正在巡逻的巡警正好经过胡同口，被李志刚远远地看见了。他以为是抓捕自己的人来了，就命令张三下车，同时用枪抵在张三背后，想要一起进到冯公馆里，去躲避一下。

当李志刚押着张三往冯公馆走到回廊的时候，朱处长瞅准了机会，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李志刚，想要将他制服。李志刚突然被人抱住，慌乱中拿着手枪朝着左右肋下各开了一枪，都打空了。朱处长害怕李志刚继续胡乱开枪打到别人，便放开了李志刚，迅速躲了起来。张三听到枪声也躲了起来，藏到了门后，可是没想到，门后有电灯，映出了张三的影子。李志刚跑过去，又将张三控制住了。然后挟持着张三躲进了一间屋子里。同时喊话，必须拿出五万块来，否则便伤害张三。

这时候，各路警局的支援人员已经到了，整条胡同都布满了军警。这些人眼见着劫匪就在屋里，但碍于他手里有人质，所以不敢动手。随后，军警们制定了策略，用钱为诱饵，跟他讨价还价，然后抓机会下手。

他们先是给了李志刚两千块，但李不收，接着增加到了三千块，依然不收，最后增加到了一万块，李志刚依然不收。

一直僵持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冯耿光致电中国银行，又送来一万元，这时候赎金已经到了两万了。一样如前，还是由朱处长交给李志刚。在这些钱中，有两千块是大洋，李志刚要求朱处长将这些大洋换成钞票，朱处长故意表示为难。最后，李志刚思索了一下，表示接受。

于是，朱处长开始从窗户里往屋子里一沓沓地递钞票，同时，他暗示自己的手下在门窗边守候，寻找机会。他又命人鸣枪示警，想要惊吓李志刚，从而制造机会冲进去救人质。

然而，李志刚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他的手枪一支抵在张三的后心上，不肯移位。而且，他还让张三帮他去窗口取钱，自己则躲在张三的背后，不露面。

侦缉队的人虽然非常能干，但碰到这么精明的劫匪也是无计可施，他们不敢强攻，因为冯六爷早已经交代过，哪怕钱都被劫匪拿走也无所谓，但千万不能伤害到人质。

直到钱都送齐之后，李志刚才向外喊话，要求给他准备一辆汽车，他要逃了。外面的人遵命照办，这时候李志刚才带着张三走出了屋子，不过一直是张三在前他在后，两个人紧紧贴在一起。就这样，李志刚押着张三一直走到了大门外，警察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抓捕机会。到了汽车门前的时候，李志刚叫张三先把钞票扔进车里，张三听言，弯下腰往汽车里一钻，这时候，手枪刚好离开了张三的后心。旁边的巡警一看，这正是机会，于是赶紧往前奔。李志刚看警察们向自己奔来，知道对方有埋伏，便本着鱼死网破的想法，照着张三就是几枪。之后转身向警察们开枪，打伤了两人。

警察们见张三已经倒地，也便不再客气，一阵乱枪扫射，李志刚应声而倒。

当天下午，军警联合处将李志刚的尸首抬到了东四九条的西口，枭首示众。

再说张三，李志刚被击毙之后，立即被送到了附近的传染病医院，后来又转到了协和医院，结果医生说张三失血过多，基本无治愈可能。最后，众人将他送回本宅，在家中咽气。

这张三因为一时多事，竟落得最后身死，实在可叹，不过他也算是救了梅兰芳一命。

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家发生抢劫杀人案，著名京剧演员伶界大王梅兰芳险遭杀身之祸，这样的血案自然是极吸引眼球的。很快京城一片哗然，大街小巷都讨论了起来。然而，虽然此案如此轰动，住在“金屋”中的孟小冬却全然不知。

此事一出，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大报小报争相报道。当然，很多无良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做了许多篡改。一时间谣言满天飞，甚至有的报纸说李志刚跟孟小冬本是一对情侣，结果梅兰芳横刀夺爱，才酿此惨剧。

人们是喜欢猎奇的，报纸自然就会用奇异的方式满足他们。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还有很多落井下石的人出来，借机打击梅兰芳。这些人多半是梨园行当的从业者。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梅兰芳名气太大了，自然遭人嫉妒，那些人平日里拿梅兰芳没办法，这次有这样一个话题肯定不会放过。因此，很快，许多报纸就由报道事件经过改为攻击梅兰芳了。弄得梅兰芳只能减少唱戏频率，有一段时间干脆躲在家里不出去了。

在各方舆论渲染下，“梅党”众人也开始了讨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们所没想到的。对于“梅党”一众人来说，开始时撮合梅兰芳跟孟小冬纯粹是因为好玩，他们只想着如何将这一段情事弄得浪漫些，让人看了更加美丽些，从未想过两人结合之后需要面对柴米油盐等杂事。如今，出了这样的问题，自然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也让他们很是担心。

因为“梅党”一众，除了齐如山等掌事的在梅兰芳的事业上能够给予很大帮助，还有一些混日子的闲散人员，这些人是靠梅兰芳吃饭的。如果梅兰芳倒下了，他们的好日子怕也就没有了。

因此，这些人难免会对孟小冬有怪罪的情绪，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这件事与孟小冬无关，但却是因她而起的，自然要埋怨她了。所以，孟小冬在“梅党”一众人的心中，位置也随之下落了不少。许多曾经抱着“捧孟抑福”想法的人，如今也不再出声了。更大的压力来自福芝芳那边。本来，福芝芳早已经知道了丈夫在齐如山一伙人的怂恿下娶了孟小冬，但故意装作不知。竟在梅兰芳面前不提一字，依然安心主持家政，只是心内暗自愤恨齐如山、冯耿光等人。如今，她见冯家公馆发生命案，自己的丈夫险遭别人暗算，而这一切都是因孟小冬而起，便觉得自己发力的时候到了。于是开始以此事为名目，大做文章，吵闹不休。

梅兰芳再也无法隐瞒，只好赔着笑，说尽了好话。不过，梅兰芳就是梅兰芳，他选择了一种最为有效的应对方式，对于那些谣言，不去管它，任它自生自灭，等到人们谈论厌倦了，自然也就不再提了。

当然，梅兰芳选择这种应对方式是对的，不过这可苦了孟小冬。因为想要让人们淡忘最好的方式就是唱戏的时候好好唱，其他时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尽量不去制造话题。尤其是少去孟小冬那边，因为如果梅兰芳跟孟小冬频繁接触的话，传出去一定会让这件事持续发酵。

就这样，孟小冬跟梅兰芳结婚不到一年，便又回到了类似独居的生活。这是命运对她的捉弄，而她跟梅兰芳的感情也从此走向了低谷。

可以说，这件事给孟小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孟小冬最后跟梅兰芳走向分手的导火线。

第四卷  浴火重生青山依旧

第一章  各安天涯劳燕分飞

选择了低调的梅兰芳，将精力全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他除了平时参加一些不定期的演出之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访美演出”的准备上。

其实，“访美演出”这件事，梅兰芳已经筹划了好多年了，这件事的总策划、总调度是齐如山。在此之前，梅兰芳曾经两次出访日本，演出都非常成功。正是有了这两次的成功经验，让梅兰芳动了去美国访问演出的心思。然而，去美国演出要比去日本演出难多了。日本虽然也是外国，不过毕竟是亚洲国家，虽然语言不通，但文化传承上是有关联的。但美国就不一样了，不仅语言不通，文化也完全不同。

这样，去美国就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同时，也需要准备大量的资金。其他不说，剧团一共有二三十人，单是这些人的旅行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这些，自然也都是齐如山在张罗。

因为要忙于备演美国，因此梅兰芳就有了借口，可以向孟小冬解释为什么不去“金屋”了。但是，孟小冬虽然见不到梅兰芳了，但她毕竟是梅兰芳的女人，一样还要恪守之前的规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出去演出。这种封闭式的生活，让孟小冬很是压抑。

之前，梅兰芳两头跑，那时虽然只能得到半个梅兰芳，但也知足了。可如今倒好，根本见不到了，有时候甚至半个月、一个月才见一次面。孟小冬已经隐隐感觉到，梅兰芳对自己的态度早已大不如前了，现在的梅兰芳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热情，反而对自己有些冷淡了。

孟小冬想到这些，顿时觉得很伤感。她开始怨恨对方了，如果我孟小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是我的错我可以改。但你为什么这样，不温不火地晾着我，让我整天待在这高墙之内，不见一个人影。你不担负一个丈夫的责任，我反倒要老老实实去尽一个妻子的义务。这都是什么年代了？还要我过如此的生活？越想越气，越气越伤心，孟小冬开始对梅兰芳失望了。

然而，真正让孟小冬难以忍受的，还是接下来的一件事。

1928年春节后不久，孟小冬突然收到了一份报纸，那是家人转给她的一份《北洋画报》，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

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福已截发。

意思是，梅兰芳又到天津演出了，不过这次是带着妻子福芝芳一起去的，而且这是梅兰芳第一次携带福芝芳外出演出。

孟小冬看了这则消息之后，感觉非常委屈。在她看来，梅兰芳这么做是针对她的。福芝芳嫁给梅兰芳很多年了，可是以前梅外出演戏的时候从来没有带过她一起去，那时候，福芝芳还年轻，也是当红的京剧演员。可现在，福芝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而且主持着梅家的日常事务。何以当时应该带的时候不带，反而现在带她出去了？

这一次，孟小冬真的被伤到了。她觉得，他们太欺负人了。因此越想越气，一向倔强的孟小冬流下了泪水。

伤心的孟小冬决定，先回娘家待一段时间。

对于女儿突然归家，孟鸿群夫妇是非常开心的。小冬是他们的心头肉，可是自从结婚之后，就很少回来看他们。这次回来了，他们二人自然开心。可是，后来老两口见小冬一直闷闷不乐，便猜想一定是那张报纸上的内容让女儿伤心了。想到这里，老两口不禁也对这个女婿产生了一点看法，觉得他有些过分了。

尤其是孟鸿群，这天他跟小冬说：“前几天王毓楼过来时谈起，他姐王明华在天津病重，可梅却带着福二到天津游逛，竟然连医院都没去。算是够无情的了。他还说，以前他姐姐没有生病的时候，也常常受他们的气，王氏梅剧团唱武生的，脾气不好，有一次他看不惯，一怒之下拿起桌子上的茶壶就向梅兰芳砸去，没想梅躲得快让开了，结果打到了姚玉芙的身上，都流血了。”

小冬听了，接话道：“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孟鸿群说：“有什么不好办的，他能去天津唱戏，你就不能吗？”

孟小冬得了父命，而且母亲也支持，就决定按照二老的意见，去天津演一场。不过孟小冬也有担心，她已经快两年没有登台了，虽然中间鲍吉祥先生曾经教过她一段时间，可是后来也停了。这么久没上台，心里不免有些打鼓。孟鸿群知道小冬的担心，就让她暂时住在家里，每天用心排练。同时，孟鸿群也开始找人去天津联系演出。

最后，孟家又找到了雪艳琴，雪艳琴本名叫做黄咏霓，是回族人，出生在北京。她是当年最负盛名的一位女性旦角，素有“坤旦领袖”之称。雪艳琴跟小冬年纪相仿，脾气秉性都好。她以前经常跟孟小冬合作，私下里也是以姐妹相称的，很是要好。本来，她对小冬是有气的，因为孟小冬结婚的时候太过低调了，连她这个好朋友也没告诉，让她心里不快。不过这次孟小冬亲自登门央求，也算是给足面子了，加上她本来就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气也不是真气，便答应跟小冬一起去天津演出。

天津戏园方面，听说两年没上台的孟小冬要复出，而且主动来天津演，自然是欢喜异常的，这是他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当时主办《天津商报》“游艺场”的沙大风，更是竭力宣传，对孟小冬大捧特捧。他甚至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做“孟话”，专门介绍孟小冬。在那段日子里，那个栏目的内容一直很精彩，诗文不断。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沙大风竟然在栏目中称小冬为皇，提起她便用“吾皇万岁”。

这样一来，孟小冬的此次天津之行，可谓是未演先热了。天津人对孟小冬并不陌生，她就是在那里真正打响名号的，天津的观众也一直都很惦念她。可以说，在天津，孟小冬很有号召力的。以前的观众积累，再加上沙大风等人的宣传，自然是让孟小冬火上加火。因此她登台的时候，声势极盛。

那一次，孟小冬是在天津的春和戏院演戏，她演的那几场，场场爆满。孟小冬和雪艳琴前三天的打炮戏都很精彩。第一晚，孟小冬和雪艳琴合演《四郎探母》。第二晚，孟小冬压轴演《捉放宿店》，雪艳琴则大轴演《虹霓关》。第三晚，则是雪艳琴压轴演《贵妃醉酒》，孟小冬大轴演《失空斩》。孟小冬和雪艳琴这一对姐妹，并挂头牌，且互相谦让，不分谁大牌、谁小牌，互演大轴，可见二人关系确实很好，也看出两个人都是不那么在意名利的。

孟小冬演出结束之后，又在天津小住了几天。这期间，自然要接触不少的人，而当有人问起她跟梅兰芳的关系时，小冬总是不做回应。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婚姻关系，依然没有正式向外公布。不过，这个消息早已经是当时公开的秘密了。差的只是没有从当事人的口中得到一个确认罢了。

孟小冬自行离开梅兰芳为她准备的“金屋”，且去天津风风火火演了十来天的戏，在天津取得了轰动效应，而且演完戏之后，又在天津玩了几天。回到北京之后，她也没有先回“金屋”，而是直接回了娘家。这种行为，无疑是对梅兰芳所作所为的一种示威和抗议。

梅兰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带着妻子去天津的举动会被小报报道出来，并刺痛了孟小冬的心。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孟小冬竟然有这么大的反应，用这种几乎是针锋相对的做法来回应自己。

孟小冬的做法让梅兰芳很是尴尬，也很生气。他自此才看到，这个娇小的女人，实际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也体会到了小冬的厉害。最后，梅兰芳没办法，只好前去孟家，接孟小冬回来，结果在孟家的时候，还被孟五爷语中带刺地揶揄了一番。这一次，梅兰芳算是体会到了夹板气的滋味。

其实，梅兰芳带着福芝芳去天津是为了给孟小冬看，根本就是孟小冬自己的想法。她是因为长时间受冷落，内心变得敏感了。

前面说过，福芝芳早就听说齐如山他们撺掇梅兰芳再娶一房妻子。对这件事，她是有气的。首先，她跟梅兰芳成亲的时候，得到的也是兼祧两房的承诺，但实际上，她却是二房。虽然王明华身体不好，早已经搬出了梅家，而她也早已经成了梅家的事实掌门人。但对于这个名分的认定，还是心有不满的。更为重要的是，福芝芳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她出身穷苦，跟母亲相依为命，练就了坚韧、刚强的性格。因此，她是不满意跟人分享丈夫的。

可是她知道，虽然在家里她是女主人，但在外面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听那一众“梅党”的话的。她对那帮人本就不满，但一直还没有实力去跟他们争，所以也只能忍。

福芝芳等待的就是一个机会。如今，出了人命了，福芝芳自然就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她便像前面提到那般，开始对梅兰芳发难。梅兰芳本就理亏，如今又因为李志刚一事弄得满城风雨，自然就更没办法还嘴，所以在气势上就矮了一头。更为重要的是，福芝芳当时怀有身孕。梅兰芳自幼丧父，心想如果这次不是李志刚误杀了张三，要是自己真出了点事情，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这些孩子，尤其是没出生的这个。难道也要他向自己一样，从小就孤苦无依吗？

所有这些加起来，让梅兰芳很是惭愧，他觉得自己似乎欠福芝芳太多了。于是去天津的时候就带她一起去了，算是一种补偿。

结果没想到，孟小冬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归根结底还在于当时的社会形态。那时候男人三妻四妾虽然不会被社会诟病，但是女性们已经开始觉醒了。尤其是像福芝芳、孟小冬这样的女人，自小跟外界接触，性格自然更为强势一些。她们虽然不在意跟别人分享丈夫，但心底终归是会有些怨念的。所以彼此吃醋也很正常。这里面，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感情是一条单行道，可梅兰芳偏偏选择了多行。

梅兰芳为了弥补孟小冬，也算是对自己之前带福芝芳去玩没带孟小冬做个补偿，在年末的时候，趁着去广州、香港演出的机会，背着福芝芳暗中带着孟小冬随剧团一同前往。

这一次，他们在外面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中旬才返回北京，此次不仅游历了广州和香港，中间还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这次的旅行，让孟小冬非常愉快。

我们也能看出，孟小冬是爱梅兰芳的，而且她的要求并不高，不让她唱戏也可以，只要丈夫陪在身边就好。

那次剧团一共有三四十人，这么大的队伍，自然是瞒不住什么秘密的。所以，从那次回京之后，梅孟之间的关系也便公开了。

从香港回来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由于二人关系已经公开，所以梅兰芳专门为孟小冬准备的“金屋”也便不再对外保密了。甚至，梅兰芳赴美国演出之前的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然而，这年的夏天，梅兰芳和孟小冬之间竟又闹了矛盾，而且还吵了一架。这一次，孟小冬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也是很多女人都会用的办法——回娘家。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梅兰芳不仅没有去接她，反而带着福芝芳去北戴河游玩去了。

很多报纸都登载了梅兰芳携夫人福芝芳去北戴河避暑的消息，而且有些报纸还登载了梅兰芳和福芝芳的泳装照，以及二人一起骑驴旅行等照片。

孟小冬看了这些消息之后，内心五味杂陈，一时难以平静，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也第一次尝到了给人做“妾”的滋味。可是，这又能怪谁呢？所有的苦果都是自己选择的，也只能由自己来承担。

这一次，孟小冬似乎真正明白了自己在梅兰芳心中的位置，也似乎懂得了，自己之前以为得到了半个梅兰芳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天自己要彻底失去这个男人。这时候，她对当初“梅党”们承诺的所谓两头大也开始怀疑了。一向骄傲而又自信的孟小冬，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彻底没有了主意，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心情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糟。

其实，此时的梅兰芳心中也不轻松。他这次和孟小冬发生口角，是因为赴美演出的名单问题。梅兰芳的这次出国演出，是以精简为原则的，为的就是节约开支。因此剧组中很多人都是身兼数职的。

当然，如果梅兰芳提出自己要带夫人一起去，别人应该也不会阻拦。不过到底该带哪个夫人出去就成了难题了。本来，梅兰芳是打算带着福芝芳一起的，原因是年初的时候已经带着孟小冬去过香港了，这次轮到福芝芳。当然，这不仅是梅兰芳的想法，也是福芝芳一直争取的结果。但孟小冬不同意，而且她也有一个非常过硬的理由。此时福芝芳正怀着孕，而此次去美国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时间漫长，再加上在异国他乡，不仅孕妇自己不方便，出了问题别人还要照顾她，反而影响整个演出。

梅兰芳听了小冬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劝福芝芳不要去。福芝芳自己也知道在这个时候远涉重洋确实不合适，不仅对自己无益，也容易招人闲话，更重要的是，也可能会给剧组带来很多麻烦。

福芝芳是一个极为刚强的女子，她考虑再三，最后竟然做了一个决定，自己可以牺牲肚里的孩子，也要同去。一是为了表明自己此行必须要去，二是别人再也没了阻止自己的借口了。

梅兰芳赴美演出

然而，虽然福芝芳说自己不惜堕胎，不过最后还是没去成。因为当时同去的还有梅兰芳的两个亲戚，凤二爷和姜六爷，他们觉得此行本来资金就有些不足，如果梅再带上夫人，就更是捉襟见肘了。而且也不方便，于是就跟梅兰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虽然没有直接反对，只是陈述了携带夫人前往的利弊，但态度已经很明朗了。而且，梅兰芳自己也发愁，他觉得如果只带福芝芳去，自己也确实没法儿跟孟小冬交代。

最后，梅兰芳索性听从了同行人的意见，干脆两个都不带去了。孟小冬要跟着去美国，当然有跟福芝芳较劲儿的成分，不过更多地还是想去见识一下，也想帮帮剧组的忙。见到不能去了，难免心有不甘，因此有撒娇使气之举。梅兰芳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自然没有好态度，于是两人不断发生口角。孟小冬一气回了娘家，梅兰芳也赌气，索性带了福芝芳去了北戴河。

经过了长达六七年的准备，梅兰芳的美国之行终于实现了。1929年12月，梅兰芳一行人从北京启程转道上海，之后去美国。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车站万人相送，场面好不壮观。

这一次，梅兰芳在美国一共演出了72场，几乎场场爆满，访问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梅兰芳还获得了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洛杉矶波莫纳学院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

梅兰芳离开美国回到国内的时候，上海各界名流500余人都去码头迎接。其中有戏剧界的周信芳、林树森，诗人徐志摩等。

梅兰芳一行人因为离家日久，归心似箭，因此在上海只停留了几天，便乘船北上了。

没想到，梅兰芳刚下船就接到了其伯母逝世的噩耗。梅兰芳是个孝子，虽然自己非伯母亲生，但却是伯母养大的，而且自己也已经过继给了伯母，早已经有了母子的名分。在梅兰芳心中，伯母跟亲生母亲已没什么差别了，所以急急奔回了北京。而齐如山则被留下来应对各种记者。

梅兰芳本就名声在外，此次出访美国又大获成功，自然名气更加响亮。如今他家里出了事，“梅党”自不必说，其他梅门弟子以及各路梨园名角也差不多都来吊唁了。

孟小冬很早就得到了消息。她知道梅兰芳的伯母去世了，也知道梅兰芳已经回来。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结果梅兰芳没有来，也没派人带消息让她去吊唁。最后，孟小冬待不住了，别人尚且去慰问吊唁，身为梅兰芳的妻子却不去，成何体统，而更为重要的是，她想知道，自己在梅家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于是，孟小冬头上插了一朵白花，主动来到了梅宅，要为婆母披麻戴孝。可是没想到，她刚要进门，便被三四个下人拦住了。

孟小冬问下人为什么要拦她，下人说这是夫人吩咐的，之后让孟小冬回去。孟小冬自然很生气，也很不甘心，她愤怒，她想发火，可都忍住了，她知道这里不是闹事的地方，今天的日子也不是闹事的日子。于是她忍住怒火，要求下人找梅兰芳出来说话。没想到下人跟她说梅兰芳这几天哀伤过度，正在休息，不见客。

这下，孟小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也不管那么多，便直接要往里冲，没想到下人又来拦她，结果两边就吵嚷了起来。这时候，正巧王少卿、杨宝忠等人来梅宅吊唁。他们几个见门口围着许多人，还吵吵嚷嚷的，便上前去看怎么回事。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杨宝忠便稳住了孟小冬，跟她说：“你先别闹，我去请梅大爷出来，之后再做理论。”

不一会儿，梅兰芳和齐如山等人便慌忙赶来了。梅兰芳见到孟小冬，非常尴尬，吞吞吐吐地说：“小冬，你先回去吧，三两天我就忙完了，到时候去看你，这里的事就不用你跟着操心了。”孟小冬听了梅兰芳的话，极为生气，回道：“你这是什么话？不说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平常的朋友，进去为老夫人磕个头也不会有人阻拦吧？为什么我就不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人了？”

梅兰芳本就尴尬，被小冬这么一问，更是不知如何回答，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孟小冬又问站在梅兰芳旁边的齐如山：“齐先生，当初您不是跟我说‘两头大’吗？怎么我今天连进去磕个头都不行？”齐如山支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来。这时候，旁边的杨宝忠已经看出究竟来了，他将梅兰芳拉到一旁，小声说：“要不我去二奶奶那里求个情，就让小冬进去磕个头吧！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

梅兰芳经杨宝忠提醒，才反应过来，赶紧说：“还是我去吧！”便走进了内院。此时，福芝芳已经快要生产了，正挺着大肚子，穿着孝服，在灵堂前恭迎客人呢。梅兰芳走到她的身边，说：“你也劳累了一天了，进去歇歇吧，这里我来。”福芝芳回话说：“我还好，不累，你去忙你的吧，不用管我。”梅兰芳见劝不走她，只好硬着头皮说：“小冬就在外面，不如就让她进来磕个头吧！”福芝芳听到这里，立即站了起来，厉声说：“不行！”之后用带有挑衅的目光盯着丈夫。梅兰芳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是劝不了她了，而她如今有孕在身，又不想太过刺激她，于是叹了口气，离开了。

出门后，梅兰芳突然想起孟小冬的舅父，也就是张桂芬，此时他正在府内帮忙操办丧事，便将之找了来，让他帮忙去劝说小冬，自己则躲了起来。

最后，在舅父的劝说之下，孟小冬万般无奈，含着眼泪离开了，一路狂奔回了娘家。这次遭遇，让孟小冬很受打击，本来，她也明白自己相当于“妾”的地位，可是毕竟还是有“两头大”等说法，虽然没有福芝芳地位高，但至少也是一个精神安慰，但这一次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如今，自己在梅家地位不明，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受那般羞辱，以后真是没脸见人了。从此心情忧郁闷闷不乐，不久大病了一场。

当时，孟家的邻居是一户满清的皇族贵戚，跟小冬家关系很好，那家的夫人还认了小冬做干女儿。这次听说小冬病了便来看望。夫人见小冬容颜憔悴，茶饭不思，就建议她去天津就医。并说自己的一个詹姓亲戚在天津的英租界居住，家境颇好，住房宽敞，小冬可以暂住那里。

孟小冬接受了义母的建议，于1930年的8月去了天津，并开始接受中医的调理。詹家的女主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此家中设有佛龛，每日香火不断，还经常打坐念佛，秉持修行。

孟小冬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心早已经累了，觉得这家女主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好。也学着她，经常跟着静坐念佛，想让心静下来。因此在天津的那段时间，孟小冬从未出过门，整天就是在詹家跟着女主人打坐学佛。

再说梅兰芳，他忙完母亲的丧事之后，也没有休息，赶紧来到了孟家，看望小冬。可没想到却扑了个空。这时候，孟鸿群老先生因为常年患病，又加上年事已高，行动有些不便，早已经久卧在床了。虽然孟小冬不在家，梅兰芳也是一定要去看看岳父的。结果却碰了个大钉子。

孟老爷子本是武行出身，脾气大，爱发火。他早已听说了小冬奔丧被辱的事情，自然是非常生气的。因此，对着梅兰芳就是一顿数落：

“你是大红人，如今去了美国，更红了！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忘形，我们家小冬哪一点配不上你。可是嫁过去之后不仅一年中有半年多独守空房，还三番五次受辱，简直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如果小冬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赔上这条老命，也要跟你来个鱼死网破。”

说完，便将梅兰芳拿来的礼物扔到了地上。梅兰芳见状，羞愧难当，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内心的委屈，不禁也失声痛哭，对孟老爷子说：“五爷，您误会了！我是真心爱着小冬的，一定会对她好。她是不会有什么事的，也希望您老保重。”

这时候，孟小冬的弟弟以及弟媳赶紧过来劝解孟老爷子，并让梅兰芳早点离开，免得老爷子再次动怒。当小冬弟弟送姐夫离开的时候，见姐夫哭得伤心，心生不忍，偷偷告诉他孟小冬去了天津就医，不过具体住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这段时间的梅兰芳可谓是焦头烂额。他带剧组去美国演出是成功的，收获了巨大的名誉，可是由于路途实在遥远，因此开销巨大，他们并没有赚到钱，反而赔进去了许多。而归来之后，就接二连三的出些让他头疼的事，更是影响了梅兰芳的心情。

可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将小冬找回来的，因为那是他的妻子。于是，梅兰芳便托了《天津商报》的记者叶畏夏，帮忙打听孟小冬在天津的住所。

叶畏夏很快就找到了孟小冬的住所，可是凭他怎么说，小冬就是不见梅兰芳。最后，梅兰芳也只能苦笑，觉得这是老天对他的惩罚。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梅孟感情将要走到绝境的时候，小冬的母亲出现了。原来，她听说女儿在天津整天吃斋念佛，有些担心，便赶来天津看望小冬。叶畏夏抓住了这个机会，硬是说服了老太太，让她做小冬的工作，最后还安排梅兰芳向老太太叩拜求援。老太太本来就是一个良善的人，也很喜欢这个知书达理的女婿，如今见他如此哀求，也就答应帮他说和。

最后，孟小冬在母亲的劝慰下，终于答应了跟梅兰芳重归于好。

感情就是这样，很坚固，但也很脆弱。它能坚固到两个人一起笑对生死，但也脆弱到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宣告终结。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感情，正处在动荡期，这时候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甚至不需要有什么外力或者矛盾，仅仅是平淡，就能够让它终结。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二人的结束也确实是因为平淡。

梅兰芳此时已经是大名人了，更是大忙人。他跟孟小冬和好不久，福芝芳便生产了，这时候梅兰芳自然是要多陪福芝芳的，这无关感情轻重，而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而且，由于赴美演出获得空前成功，梅兰芳的应酬活动和需要出席的场合也更多了。

所以，虽然梅兰芳跟孟小冬和好了，却抽不出那么多时间来陪伴在孟小冬的身边。而这些，对于屡屡受伤的孟小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她甘愿一个人待在院子里，这一切都是为了梅兰芳。但梅兰芳竟然没有时间陪伴她。这样一来，孟小冬自然会思考一个问题：自己的付出和牺牲是否值得。

答案自然是不值的。最终，孟小冬决定走出梅兰芳的生活，开始回归自己。

分手是孟小冬主动提出来的，梅兰芳自然不同意，可是孟小冬去意已决，任谁也改变不了。最终，他们分开了。

第二章  青灯斩情空门顿悟

那一段时间，梅兰芳是颇为伤心的。从种种迹象中可以看出，梅兰芳是爱着孟小冬的，可是他却无法给孟小冬想要的生活。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梅就考虑到了，他跟孟小冬结合之后，面临着很多问题，且是自己未必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梅党”们三言两语就解决了他的顾虑，而那解决方法并不高明，只是告诉他，逃避就可以了。由此可见，梅兰芳极易被人影响。而且，他跟孟小冬真正结合之后，很多事情梅兰芳也处理得不好。就比如在孟小冬和福芝芳的关系上，梅兰芳应该充当的是一个中间角色，他是关键。但他却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不仅没有让两个人彼此认可，甚至还造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嫌隙。

所有种种都预示着，在生活问题上梅兰芳并不高明，这才是导致他跟孟小冬最终分手的原因，而这也是孟小冬悲剧的根源。

梅兰芳是企图挽留孟小冬的，但是没有成功。梅兰芳也曾去孟家找过孟小冬，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是孟小冬并没有见他。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彻底宣告失败，他们的缘分尽了。

分手是孟小冬提出的，但她并不快乐，可以说很伤心。在跟梅兰芳结合的这几年中，她付出的太多了。结婚时正是她当红的年纪，也正是她人生最好的年纪，如今年华已经不再，但身心却伤痕累累了。

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及子女

不过，即使再不高兴，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未来不会因为悲伤而不到来，过去也不会因为悲伤而改变。不管遭遇了什么，生活总是要面对的。

孟小冬病倒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孟小冬总算从悲痛中恢复了过来。不过那恢复是身体上的，精神上她依然处在伤痛当中。那一段时间，孟小冬对曾经迷恋的舞台生活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厌倦。她推掉了很多的演出。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孟小冬决定换个环境，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最后，她选择了天津的詹家，又一次开始了吃斋念佛的生活。

前文曾经说过，《天津商报》的记者沙大风极为欣赏孟小冬，正是他第一次称孟小冬为“冬皇”，并公开在报纸上对孟小冬喊出了“吾皇万岁”的话来。当他得知孟小冬因为婚姻遭受挫折，自暴自弃连演出都不接之后，非常痛惜。于是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小冬。

沙大风给孟小冬建议，说她跟梅兰芳的结合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今分手了，也必须通过法律，正式提出离婚，如果这么不明不白的，只会给人留下话柄，让人们无端猜测，反而对自己不利。

那时的孟小冬，正处在凌乱当中，她听了沙大风的话，觉得有道理，自己和梅兰芳的婚姻确实应该有一个正式的了结，算是给戏迷，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她又不太想将这件事闹得太大。

已具风韵的孟小冬

最后，沙大风又给了孟小冬一个建议，他说上海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律师，叫做郑毓秀，非常厉害，不如去找她，她是专业人士，自然能够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这一次，孟小冬听从了沙大风。

1931年夏末的时候，孟小冬南下上海，找到了郑毓秀，并根据对方的意见，聘请其为法律顾问，正式向梅兰芳要说法。

在上海期间，孟小冬找到了她的好姐妹姚玉兰。此时，姚玉兰已经嫁给了杜月笙，成了杜月笙的第四房姨太太。好姐妹多年未见，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同样觉得高兴的还有姚玉兰的丈夫杜月笙。

杜月笙是因为听过孟小冬唱戏而开始关注她的，并且逐渐喜欢上了这个极有个性的女子。他早年去北京的时候，还曾拜会过孟小冬一次，而且听说孟小冬嫁给了梅兰芳，心中还有过一丝失落。

杜月笙是一个常年在江湖的人，极为敏锐，他虽然不知道孟小冬为什么来上海，为什么找到了姚玉兰，但他明白孟小冬此次不请自来，一定是有什么事的。

孟小冬与姚玉兰多年前就已经结为金兰，自然是无话不谈的，她将自己的境况以及来上海的目的告诉了好姐妹。姚玉兰听了孟小冬的遭遇之后，便出主意说：“打官司虽然正式，但很麻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让月笙出面帮你解决一下，不用再请什么律师了。”孟小冬本来就是叙叙旧情，并没有找他们帮忙的意思，因此听了之后，感觉不好意思，便说：“这点小事怎么好麻烦杜先生。”姚玉兰回答：“没事，本来也不难解决，而且以我们的关系，让他帮你也是正常的。”

最后，孟小冬选择了让杜月笙帮忙，杜月笙自然是愿意的，而且他解决起来也确实迅速。杜月笙给远在北京的梅兰芳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告诉了梅兰芳孟小冬要请律师的事情，并且跟梅兰芳说，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闹出去对谁都不好。而且这件事上你确实也有理亏的地方，没尽到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我看不如这样，我当个和事佬，给你们做个中人。然后你拿出一笔钱来，给孟老板，算是对她的补偿，之后井水不犯河水。至于郑大律师那边，我会去打招呼，相信他会给面子。

梅兰芳自然是答应的。当初离婚的时候，梅兰芳就有送一笔钱给小冬的打算，一是为了化解矛盾，二是也算给小冬的补偿，毕竟小冬这些年不演戏收入也不多，当然，他也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告诉小冬自己还是在意她的。可是哪想到，那时候孟小冬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他说话。如今，孟小冬将事情弄到了上海，请杜月笙出面，自己要给个面子，另一方面虽然对孟小冬的做法感到不快，也确实觉得自己应该给些补偿，并跟杜月笙说给孟小冬4万块。

听梅兰芳如此爽快就答应了，也算是给足了自己面子，杜月笙很是高兴。便在电话里表示，钱自己先帮梅兰芳垫上，以后梅方便的时候，再还他就是了。

杜月笙这么做，自然也是有他的目的的。他虽然跟梅兰芳也算是朋友，但情感上却是倾向于孟小冬这边的。如果梅兰芳真心实意给这笔钱，那么他帮忙垫上，算是给梅兰芳面子，帮梅兰芳解决了问题，毕竟4万块不是小数目，梅兰芳虽然是名角儿可是刚去美国演出回来，赔了不少钱，一时间怕也拿不出那么多。而且，如果梅兰芳只是敷衍暂时答应，他垫上之后，梅兰芳也就不得不给了，因为很少有人敢欠杜月笙的钱。

这就是杜月笙的智慧，一个常年混青帮的人，自然办起事来是滴水不漏的。

孟小冬的上海之行，算是没有白费，那以后，心情也好些了。倒不是因为拿到了一笔钱，而是总算觉得赢得了一丝尊严，以前，净被人欺负了，这次总算扳回了一局。

同年秋天，沙大风主办的《天风报》发起了一次赈灾义演。他本就喜欢孟小冬的戏，再加上几次来往，跟孟小冬也算是朋友了，所以自然要邀请孟小冬的。那段时间，孟小冬的心情好像也有些恢复了，答应了沙大风的请求。

孟小冬在天津是极有市场的，而且息演多年，此次再次登台，自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观众们望眼欲穿，只盼着演出的到来。

果然，孟小冬没有让天津的观众失望。人们发现，虽然孟小冬已经多年未演戏了，但功力还在，而且不仅嗓音依然如前，在动作、身段上仿佛更加精进了，让天津的观众大大地过了一把戏瘾。

那次跟孟小冬同台的，还有著名的“旧谭派”领袖级人物言菊朋。言菊朋是著名的京剧家，他参加完义演之后，又接连演了好几天。孟小冬对言菊朋是非常敬佩的，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观摩机会，便邀请朋友为言菊朋捧场。

此前，二人也是相识的，而且言菊朋还曾给过孟小冬一些指点，但是从来都没有正式拜师。这次在天津偶然相遇，孟小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便请沙大风在中间说和，表达自己想要拜师的意愿。彼时，孟小冬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角儿，跟那些老一辈比，差的不过是些舞台经验，言菊朋没有任何犹豫，欣然答应了。并且说，选个好的日子，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甚至当时天津的一些报纸还登载了这件事。

没多久，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孟小冬拜了上海的京剧票友苏少卿为师了。

对于这一消息，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孟小冬已经是著名的京剧演员了，那时沙大风极赞她的“冬皇”称号，也早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但她却拜了一位票友为师，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不懂小冬是怎么想的。

面对朋友的疑问，孟小冬给出了解释，她引用了孔子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进行了说明，她说自己拜师不在乎对方是否比自己有名气，是否比自己更全面，在乎的是能不能学到东西，只要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拜票友为师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小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自己的名气和成就，而是自己的业务能力，她是因为喜爱戏剧而走上舞台的，并不是因为喜欢出名儿走上舞台的。

然而，生活好像注定跟她过不去一样。就在她积极学习，准备在艺术境界上更上一层楼之时，又一件麻烦事出现了。

彼时，天津的一家报纸上连载了一部小说，虽然书中的主人公改了名字，但一看就知道，写的是孟小冬和梅兰芳的事情。那部小说中，重提了当年的李志刚案件，并且暗指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某某著名坤角儿，而且还提到了该坤角儿最后敲诈某大王级名伶数万大洋等。

小说一发，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时间风言四起，让孟小冬极为恼火。可是，对方是用小说体进行写作的，其中还夹杂着很多虚构情节，而且并未提及孟小冬的名字，所以孟小冬虽然气愤，但也拿对方没办法。她只能是在背后默默忍受，无人的时候独自神伤。

这对孟小冬造成了很深的伤害。她那本来已经逐渐燃起的斗志，也突然消失无踪了，代之的则是对这个社会深深的厌恶。整个人也失去了笑容，从此情绪低落，一蹶不振。

最后，孟小冬看破了红尘，来到了北京的一座寺庙，拜主持为师，举行了一次皈依的典礼。

不过，孟小冬虽然举行了皈依仪式，也正式拜了大和尚为师，但并未真正遁入空门。不过是表明自己皈依三宝，成为了佛家信徒而已。

从那以后，孟小冬便不再登台，而是一心向佛，以求身心清净。

孟小冬信佛也跟学艺一样，广拜师父，她除了在家独自念经静坐之外，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还会去寺院听法。而听法的地方也不局限于一处，当时北京的各大寺庙她都去过，为的就是从各路大师那里都获得指点。

那段时间，孟小冬的心是安静的，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受外界打扰。这种安静的生活状态，是她自结婚之后从未有过的。以前，她被“困”在“金屋”里，虽然也是没有人打扰的，不过内心中总有一份对情郎的牵挂，以及见不到情郎的煎熬。现在才是彻底的宁静。

然而，另一群人却备受煎熬。他们便是孟小冬的戏迷们。

孟小冬早已经是名家了，也正处于艺术辉煌期。她的离开，无疑是戏剧界的一大损失。戏迷们早就等着看她的戏了，可是她却总也不出来。于是，外界对孟小冬的呼声越来越高。有越来越多的戏迷，呼唤着她，希望她重返舞台。

这时候，很多人开始开导孟小冬。他们说，那些人所以登载无聊小说，为的就是引起读者的兴趣。你又何必在意呢？况且，如果他们真的有恶意，是为了伤害你的话，你现在这种躲在家里的做法岂不是正好中了他们的计吗？等有一天，观众彻底忘记你的时候，他们怕是会在背后偷笑吧！而且，孟老爷子已经去世了，一大家子人都等着你来撑起这个家呢？此时消沉，岂不是让那些小人偷笑，让全家人跟你受苦吗？不如重新拾起精神来，让他们看到你是不能被打倒的。而且，那些流言算什么呢？你在报纸上发一份声明，将事情的经过阐释一下，让支持你的观众们看到真相，大家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孟小冬一想，觉得有理。自己这样做，看似得到宁静，其实是不敢面对外界舆论的一种逃避。自己为何要逃避呢？分明是他们做错了事，伤害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用他们更为高兴的方式去“报复”他们呢？

于是，孟小冬拿起纸笔，开始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启事，现援引原文如下：

启者：冬自幼习艺，谨守家规，虽未读书，略闻礼教。荡检之行，素所不齿。迩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为冬所不堪忍受者。兹为社会明了真相起见，爰将冬之身世，略陈梗概，惟海内贤达鉴之。

窃冬甫届八龄，先严即抱重病，迫于环境，始学皮黄。粗窥皮毛，便出台演唱，借维生计，历走津沪汉粵、菲律宾各埠。忽忽十年，正事修养。旋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

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抑冬更有严重声明者：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逼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并有好事者，未经访察，遽编说部，含沙射影，希图敲诈，实属侮辱太甚！

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凡走一地，先严亲自督率照料。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惑视听者，冬惟有诉之法律之一途。勿谓冬为孤弱女子，遂自甘放弃人权也。

特此声明。

这则启示于1933年的9月5、6、7日，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连载三天。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多人也从中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从这份启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很多信息。孟小冬确实是愤怒了，而且，她虽然曾经深爱过梅兰芳，但确实被梅兰芳的一系列行为给伤到了。不过，在愤怒之余，孟小冬也保持了理性。她说出了自己最在意的事情，是之前介绍人，即“梅党”跟自己说是有名分的，但真正应该体现出名分的时候，也即梅兰芳伯母去世时，自己却遭遇了羞辱。但是，她并没有直接用这件事指责梅兰芳，也没有夹杂太多的情绪，而是陈列事实，让读者自行判断。

这则启示宣告了孟小冬的态度，同时也预示着孟小冬将要复出了。确实，此后不到半个月，孟小冬便重返舞台。她的戏迷又有戏可听了。

第三章  重返舞台旧人重逢

1933年9月25日，是孟小冬正式复出的日子。那一天，她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了自己拿手的全本《四郎探母》。

当时，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余派”唱腔的创始人余叔岩先生，已经因为病痛辍演多年。余先生造诣极高，对艺术要求也极为严格，所以虽然从艺多年，但还没正式收过徒弟，因为在他看来，一般人都不是认真学戏的，不值得教。这样，他本人辍演之后，正宗的余派戏，几乎就可以说是没有了。人们想听余派只能从其他研究余派的演员那里听。但当时确实没有太正宗的余派演员。不过，在这不久前，孟小冬刚刚拜了鲍吉祥为师，主攻的就是余派戏。所以，一批老的余派戏迷，更是将孟小冬的这次演出看得格外重要。因为在他们眼里，孟小冬虽然不是余派的传人，但以她的能力如果钻研余派戏，一定能够掌握余派精髓。

久未现身的余派唱腔，加上强大的演员阵容，再加上“冬皇”复出，这场戏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当然，演出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观众极为满意。

孟小冬的这次复出，时机也是非常好的。当时，余叔岩已经辍演多年，而杨小楼年事已高，早已经不能挑大梁了，再加上梅兰芳长期逗留南方，北京的京剧界，虽然也有马连良、谭富英、言菊朋等名角儿，但孟小冬的回归还是给了戏迷们很大的期待，也给京城的京剧界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孟小冬复出的消息一经放出，天津那边也马上行动起来了。他们第一时间找到了孟小冬，邀请她去天津唱戏。10月份的时候，孟小冬在天津连唱三天，让天津的戏迷大大过了一把瘾。据说，当时演出结束之后，压抑了许久的天津戏迷彻底疯狂了，他们在散戏后久久不愿离场，而是在戏园高喊“冬皇！冬皇！”“吾皇万岁！”等口号，表达自己对孟小冬的支持和热爱。

自此之后，孟小冬开始了常规演出，奔波于京津之间，不时上演自己的拿手戏。而没有戏要唱的时候，就去跟自己的老师鲍吉祥学习余派唱腔。

那段时间，是孟小冬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此时，她的艺术造诣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更为重要的是，余派唱腔中的其他人，早已经没落，而深得精髓的，也差不多只有她一个了。那些原来的余派戏迷，纷纷投入孟小冬麾下，成了她的忠实观众。

一次，孟小冬上演跟鲍吉祥新学的《捉放曹》。在其他人看来，这一天很是平常。不过那天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这一天，余叔岩去听孟小冬的戏了。余叔岩早就认识孟小冬，不过那时候，孟小冬还没有专门研究余派唱腔。而自她复出之后，人们纷纷议论，觉得孟小冬的余派唱腔是最好的，深得余叔岩的精髓。所以他就想去看看，这个孟小冬到底到了什么境界。

那天，余叔岩是悄悄去的，他没有张扬，而是找了个不起眼儿的位置坐下了。戏一开场，余叔岩就被深深吸引了，整个演出过程中，他不断点头，显然他认可了孟小冬。最后，由于害怕被人认出，戏还没演完，他就提前退场了。不过，他走的时候，心中已经没有疑惑了。他已经被孟小冬征服了。或许，后来他肯收孟小冬为徒，这一次的看戏经历极为关键。

1935年夏，南方发生洪灾，受灾地区达八省之多。为了唤起人们的慈爱之心，上海大亨杜月笙以慈善家的身份在上海发起了赈灾义演。另一位大亨黄金荣则提供场地，将自己的黄金大戏院腾出，专门用于赈灾义演。

杜月笙和黄金荣共同举办的活动，请来的必然是名角儿，而孟小冬自然也在其中。本次，她演出的剧目有《空城计》《捉放曹》等，都是拿手剧目。然而，正在孟小冬踌躇满志的时候，她的老胃病犯了，无奈原定40天的演出，只演了20天便演不下去了，不得不辍演。不过，她没有当即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姚玉兰的家中调养治疗。

所谓命运无常，对于孟小冬来说，确实如此。她年少得志，成名又早，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本来以为自己的艺术生命会很长，没想到在北京遇到了梅兰芳，并与之成立家庭，从而为了恪守妇道而退出舞台。那是她最好的年纪，却没能从事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等到感情破裂，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她重新出山，并再取辉煌，可没想到却又遭遇病痛，无法长时间演出。这对于一个天才式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来说，算是极大的打击了。

孟小冬确实是天才级别的。她的一生结识过无数的京剧名家，但若论嗓子，孟小冬没有服过谁，而且，也确实没人能够比得过她。当时，在戏曲行当里，曾有一句老话，叫做“台下不见，台上见。”意思是在台下，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等到了台上，咱们再比个高低。

那个时代，技术极其落后，没有麦克风，演员唱戏全凭高嗓门，如果嗓子不够高，是唱不了戏的。因为你在台上唱，必须要保证台下每一个人都能听见，且听得清，还要让他听出好来。如果声音过小，后面的听不见，观众自然不干。

当时，有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金少山，此人天赋极好，是公认的好嗓子。而且不仅唱得好，对京剧的贡献也很大，还自创了一种较为先进的新唱法。一般有才之人，大都狂傲，这金少山也一样。

金少山很少循规蹈矩，一般都是想什么就做什么，很是随性，也颇不守规矩。据传，有一次金少山在南京演戏，跟他合演的是当时著名的武生王虎臣，他们演的剧目则是全本的《连环套》。在后台准备的时候，王虎臣那边的人一边准备化妆，一边聊着天。其中就有人说虽然外面传言金少山很厉害，但他看其实没什么，应该没有自己这边的王老板牛。巧的是，正好被金少山这边的人听见了，就告诉了金少山。金少山听了之后，并没作声，心里却已经想好了惩戒对方的办法。

开场后，金少山先唱《盗御马》，那次他是卯足了劲儿了，唱得尤其好，观众听得也非常过瘾，一场戏下来，喝彩声不断。金少山演完之后，就卸了妆，换身衣服，跟人说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就走了。

舞台上的戏还在接着演，等要到需要金少山再次上台的时候，后台经理才发现人不见了。经理很着急，赶紧派人四处去找，同时跟观众们说，金老板临时发烧，去医院打针了，估计要几十分钟才能回来，请大家谅解。台下观众已经被开场的《盗御马》勾起了兴致，对金少山也是非常欣赏，因此竟然毫不在意，甚至有人说没关系，就是等上一个小时也没问题，只要能听到金少山的戏就行了。

舞台是不能晾着的，最后经理无奈，只好临时插了一场《瞎子逛灯》，以拖延时间，同时也算是给观众一个小小的交代。

众人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在剧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金少山。满肚子气的剧场经理见到这位角儿，赶紧换了笑脸迎了上去，跟他说要喝咖啡叫他们送来就好了，何必跑这么远呢？

金少山答道：“等我干吗啊！这种戏谁演不了啊！不是有人说我金少山没什么了不起吗？让了得起的人去唱就好了嘛！”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从此金少山也就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形象，甚至有人还给他扣了一顶误场怠工的帽子。不过金少山并不在意，反而继续我行我素。

而且，金少山也确实有不太守时的毛病。以前他在黄金荣的场子演戏的时候，就很不守时，常不把误场当回事，那时候经常是戏已经开场了，金少山却还没到。有一次黄金荣在自己的剧场看戏，结果又遇到了金少山误场，当时气得不行，恨不得立刻将金少山揪到自己的面前，一枪崩了他。可是，当金少山匆忙赶来，连续喊了几个高腔之后，弄得整个剧场掌声、喝彩声不断，搞得黄金荣也哭笑不得，无奈地跟身边的人说：“这个赤佬，虽不守规矩，可还真得他唱才行。”

金少山

就在1935年的这次上海赈灾义演中，孟小冬遇见了金少山，他们两个合演压轴《法门寺》，孟小冬演赵廉，金少山则演刘瑾。这一次，金少山又来晚了，等孟小冬都化完了妆，前面的戏已经快要下场了，金少山才慢腾腾地走进后台。孟小冬对这位有着“金嗓子”之称的金三爷的故事早有耳闻，这次见他依然这么不拿演出当回事，不禁心里不快，同时她的调皮劲儿也上来了，就决定恶搞一下这位爷。

在当时的京剧界，金少山的嗓音之高，是赫赫有名的，很少有人敢在嗓音上挑战他。孟小冬暗地里告诉自己的琴师，等到“庙堂”一段的时候，将调门调到正宫调。琴师有些疑惑地问小冬行吗，小冬调皮一笑，跟他说没事，你就等着看戏吧，之后便上场了。

那段戏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是孙玉姣唱，然后是孟小冬的词，金少山则接孟小冬。等孙玉姣唱完之后，正好到了“庙堂”一段，也就是孟小冬告诉琴师升调的地方。琴师跟随孟小冬已久，自然早有默契，等孙玉姣一唱完，马上就把调门变了，成了正宫调。孟小冬丝毫不在意，按着这个调门就唱上了，丝毫不费力气，台下观众听得大呼过瘾，顿时喝彩声四起。不过，旁边的金少山却被这一下弄懵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孟小冬到这里会突然提调。不过这是台上，哪有他多想的时间，他只能跟着孟小冬的调门往上唱。本来，唱这一段的时候，按照戏本金少山演的刘瑾是坐着的。可是金少山知道，这么高的调门，坐着唱是肯定唱不上去了，只好站起来，在站起来的同时，还不忘狠狠地瞪了孟小冬饰演的赵廉一眼。一口气唱完了一大段之后，金少山的贴身内衣都湿透了，人也累得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回了原座。虽然受了些惊吓，但总算拼了老命没丢人。台下此时已经沸腾了，刚才的孟小冬的高调门，加上金少山的高调门，让他们过足了瘾。

台下的观众光顾着听得过瘾了，自然没太多想，不知道是孟小冬在戏耍金少山，台上的演员可是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当时，由韩金奎饰演的贾桂，在台上就忍不住乐了。孟小冬饰演的赵廉，按照本子是背对着台口跪在台上的，此时也忍不住低着头咯咯笑个不停。更为有趣的是，从金少山的这次演出开始，这段刘瑾原应该坐着唱的戏，都改成站着唱了。

戏完之后，演员到回到了后台。这时候，韩金奎忍不住去打趣金少山，说道：“金三爷，想不到您老也有今天啊！让孟老板给压过去了吧！”金少山此时是哭笑不得，只好略带无奈地说：“好吗！可累死我了。”转脸看到了正要卸妆的孟小冬，马上板了脸，故作生气地说道：“爷们儿，你今天可把我坑苦了哈！”孟小冬，赶紧冲着金少山深深鞠了一躬，用京戏韵白的方式答道：“千岁爷，下官多有得罪了，还望海涵。”说完，又跑到一边偷着乐去了。

这算是孟小冬此次去上海义演中的一段插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段时间，孟小冬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要不然也不会想出这种办法来捉弄金少山。他们之间的所谓比试，更多的是娱乐性的，带有搞怪的性质，根本不是较劲儿。而且，也能看出，这时候孟小冬的嗓音是极好的。

孟小冬这次去上海，不仅给观众带来了享受，也见到了许多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姚玉兰就不用说了，孟小冬一直住在她家里。而杜月笙此时是姚玉兰的丈夫，自然跟孟小冬也常能见面。事实上，这次孟小冬去上海，另一个收获便是跟杜月笙走得更近了。这对她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次义演是杜月笙和黄金荣等大佬联合起来，用赈灾的名义举办的。这种盛会自然少不了梅兰芳，否则就给人一种规格不够的感觉了。既然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参与了这次演出，少不了是要碰面的。不过，各种记述显示两个人好像没什么交集。

虽然孟小冬离开了梅兰芳，而且离开得很彻底，甚至做了让梅兰芳很不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孟小冬并没有忘记他。她的心里还是有梅兰芳的。只不过，我们已经无从判断，孟小冬是因为无法忘怀过去所受的伤害才不能忘记梅兰芳，还是因为时常想起梅兰芳的好而无法彻底忘记他。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这两个京剧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注定是没有缘分的。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不仅不可能在一起生活，同样也不可能在一起演出了。对戏迷来说，这是一个损失，但对双方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总的来说，孟小冬的这次上海之行还是很快乐的。虽然身体不如以前了，但是毕竟唱了戏，更为重要的是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同年，黄金荣对自己的黄金大剧院租赁给了金廷荪。剧院经营者改变，自然要重新举办开幕仪式。而那次开幕仪式异常隆重，特意请孟小冬、章遏云、陆素娟来帮忙剪彩。之后，孟小冬还上台演了几天的戏。

那次演出北京来了很多名角儿，像马连良先生等都在其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定居上海的梅兰芳先生并没有出现在这次的演出中。他所以没去，不是因为怕见孟小冬，而是因为当时他有事情不在上海，时间实在赶不开，所以就没有到场演出。

演完戏之后，孟小冬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自然还是住在姚玉兰的家里。结果，这一住改变了孟小冬的命运。她跟杜月笙产生了感情。

提起这段感情，也是颇为不同寻常的。孟小冬对杜月笙的印象自然是很好的，这位青帮老大这么多年来没少帮助自己，同时又是好姐妹的丈夫，感情自然就进了一步。不过，她却从没有想过要跟杜月笙发生什么纠葛。

孟小冬(右)与姚玉兰

而杜月笙是喜欢孟小冬的。孟小冬十几岁的时候，杜月笙就知道她，也曾经关注过她。后来她长大成人了，更是让杜月笙时常牵挂。可以说，杜月笙早就对孟小冬倾心了，不过因为孟小冬嫁给了梅兰芳，所以他没了机会，便没有表达过。而只是在背后默默帮助孟小冬摆平各种事情。

姚玉兰也是通过京剧跟杜月笙相识的。杜月笙看了她的表演很是喜欢，便不懈追求，最终抱得美人归。那时候，杜月笙已经有三个老婆了，姚玉兰是他的四姨太。不过，虽然杜月笙老婆较多，但他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姚玉兰身上的。他们结婚后，更多时候杜月笙都是跟姚玉兰在一起的。

然而，姚玉兰虽然得宠，却并不安心。她爱丈夫，她的丈夫也喜欢她，但她总是没有安全感。因为她还有三个竞争者，虽然现在丈夫的心思都在自己身上，可是男人尤其是像杜月笙这种地位的男人，喜新厌旧是很平常的。他很可能再找一房姨太太，那时候自己也便失宠了。姚玉兰是一个很聪明的女性，也是一个比较看得开的人。她想，反正也阻止不了丈夫纳妾，那为什么不索性让步再大些，自己给他介绍呢？这样，杜月笙即使厌倦了她这个人，也会对她感恩，从而不至于太过冷落她。

找人，是门学问，尤其是给自己找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就更是一门学问了。姚玉兰早就知道，丈夫是喜欢孟小冬的。她也知道孟小冬是一个很好的人，她不会背叛自己，更不会对付自己。因此，孟小冬便成了姚玉兰的目标，她要撮合孟跟自己的丈夫结合。这样一来，对几个人都好，孟小冬是自己的姐妹，进门之后自然跟自己一派，这样即使杜月笙的另外三个老婆想要对付自己，那么也有了跟她们抗衡的资本了。杜月笙喜欢孟小冬，他二人结合之后，杜月笙得偿所愿。而孟小冬如今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找个归宿了。所以这是一个极为圆满的结局。

打定主意后，自然就是实施了。杜月笙这边是不需要做什么工作的。差就差在孟小冬未必会同意。

姚玉兰是孟小冬的好姐妹，她的话孟小冬自然是听的，也是信的。姚玉兰总是说杜月笙的好，孟小冬不自觉地就信了。而且杜月笙也确实对她很好，在这种潜移默化中，孟小冬对杜月笙的好感，自然是急剧上升的。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差的就只是最后一道工序了，那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天，姚玉兰跟往常一样，热情地邀请孟小冬跟自己一起睡。结果，半夜的时候，姚玉兰偷偷出去了，而再进来的则是杜月笙。

面对这突然的变故，孟小冬自然是吃惊的，不过她最后没有抵抗。姚玉兰长时间在她耳边吹的风起了作用。而且，杜月笙这些年对她的照顾，也让她的抵触情绪减少了许多。我们不知道当晚的情况，不过相信杜月笙也是说了许多好话的。这些条件在一起，让孟小冬接受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从此后，孟小冬成了杜月笙的女人。

孟小冬与杜月笙生活在一起

从那以后，这三个人就正式在一起生活了。姚玉兰对此自然是高兴的。她经常跟孟小冬说，不如就直接搬过来，我们一起过日子。而且，我们姐妹一起，也可以跟那三个婆娘斗一斗，到时候将家产争来，我们就一辈子无忧了。孟小冬对这种话总是不置可否，不过她确实留了下来。

孟小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七七事变爆发了。很快，战火逼近上海，杜月笙和姚玉兰决定暂时避一避风头，去往香港。当他们邀请孟小冬一同去的时候，却被孟小冬拒绝了。她的想法是，家人还在北京，而且那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所以一定是要回北京去的。而且，自己虽然跟杜月笙在一起了，姚玉兰也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可是毕竟她还没有名分。她是吃过没有名分的亏的，所以，她最终选择了离开。

当杜月笙和姚玉兰一同去香港的时候，孟小冬独自一人回到了北京。

第四章  立雪余门广陵绝唱

自那以后，孟小冬演戏的机会就少了。一是身体越来越不好，不能长时间演戏，还有一个就是时局动荡，看戏的人少了，演出的机会自然就少了。不过，孟小冬虽然不经常上台了，但她对艺术的追求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仿佛随着时间的推进，变得越来越热烈了。

孟小冬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拜师计划。

孟小冬是拜过很多师父的，像给她启蒙的仇月祥，后来的鲍吉祥，还有著名的京剧票友苏少卿等。孟小冬的这些师父虽然也都是名家，不过真正能够称得上大师的，怕是不多，甚至没有。而且，孟小冬拜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取长补短，因此也便不要求对方一定要在艺术造诣上全方位高出自己。只是有一两个方面有自己值得学习的就好。但这次她要拜的师父却不一样了，这绝对是一位大家，是真正的大师。孟小冬想要拜的师父是余叔岩。

这个想法孟小冬早就有了。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孟小冬跟梅兰芳成亲不久，就曾让梅兰芳带着自己去过余叔岩的家，想要拜余叔岩为师。后来余叔岩没有答应，才给她推荐的鲍吉祥。不过，虽然那次没有成功，但孟小冬并没有想过要放弃，她一直都在坚持，都在找合适的机会，拜入余叔岩门下。

余叔岩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中国的京剧史上算得上是一个开宗立派的的人物了。他的“余派”唱腔，曾经红极一时，是人们争相模仿的一种唱腔。孟小冬最近这些年，便是一直用余派唱腔演唱的，而她最近几年拜的几位师父，也基本都是余派唱腔中有所成的人。但是，想学习余派唱腔，自然是跟余叔岩本人学才好。

不过余叔岩对于收徒弟，好像并不热衷。余叔岩名第祺，祖籍湖北罗田，于1890年出生于北京。余叔岩出生在一个京剧世家，他的爷爷是京剧初成时期的著名老生余三胜。而且，余叔岩少年刚出道的时候，艺名就是“小小余三胜”，当时在天津演出。

前文曾说过，余叔岩年幼的时候，曾和同样年幼的麒麟童周信芳打过擂台，就是这段时间。后来，余叔岩因为生病加上倒仓，不得不回北京。这期间，他的岳父资助他，拜访了很多名家，进行学习深造。他曾跟钱金福、王长林等学习武功，跟姚增禄学习昆曲，同时还跟一些谭派唱腔的人学习了谭派的唱法。让余叔岩得益最多的是后来拜了谭派创始人谭鑫培为师，跟师父学习了很多东西。而且，每当谭鑫培上台演出的时候，余叔岩总是到场，在下面仔细观摩、学习。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跟谭鑫培学习，还跟谭鑫培身边的人学习。像谭鑫培的琴师、鼓师等人，他都很熟悉，并经常向他们请教。正是凭着这份好学和努力，余叔岩的艺术造诣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917年，已经年届古稀的谭鑫培被逼着为军阀唱堂会，结果呕血而亡。一时间，老生行业里群龙无首。人们都为此惋惜，但也都觉得自己出头的日子到了，昔日的须生之皇离去，正是产生新的须生之皇的时刻。于是，各路英豪无不卖力演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观众和戏评人的认可，接班做新的须生之皇。余叔岩本身就曾拜谭鑫培为师，是得到过谭鑫培亲自指点的，也算是对谭派唱腔掌握得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人。不过，他却没有出山，原因是那段时间嗓音还没有恢复，而是依然在家苦苦练习。

一般人，在面对名和利的诱惑时，多半会迷失自己，从而贸然行事，在非最佳时机的时候出现，从而错过了成功的机会。但余叔岩经受住了，所以最后他成功了。

那段时间，余叔岩经常去“春阳票友会”，那里差不多可以说是谭派票友的聚集地，很多对谭派唱腔有极深研究的知名票友都聚集在那里。余叔岩乐于交友，跟他们自然是好朋友，也经常向他们请教。

谭鑫培生前收徒极少，就是余叔岩这种正式拜了师父的，也没有教授太多。不过，有一群人却是谭派的绝对继承人，谭派表演方式的精华，他们悉数掌握了。他们就是常年跟谭鑫培合作的人。像谭鑫培的琴师陈彦衡就是其中一位，谭鑫培晚年的时候，一直都在跟陈彦衡合作，他的很多秘不传人的好腔，也都被这位细心的琴师记下了，后来，很多热衷于谭派的人都常去向陈彦衡请教，余叔岩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除此外，余叔岩还经常去找那些跟谭鑫培合作的演员，像杨小楼等，跟他们请教谭派。这些人本身就是名角儿，对京剧的东西看一遍，便有所领悟。跟谭鑫培合作了那么多年，对谭鑫培的很多特点及唱腔自然了然于胸，便教给了余叔岩很多东西。

就这样，余叔岩靠着向各方学习，竟然能够做到谭之十分六七了。虽然还不及谭鑫培那般火候老到，但跟其他人比起来，已经算是得到谭派精髓的人了。更为重要的是，余叔岩精通文墨，且思想很新。那些未能继承谭鑫培的地方，他便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创造。

这样一来，跟那些完全继承、模仿谭鑫培的人比起来，余叔岩身上就有了更多的亮点，而且，他将不足的地方演绎出自己的特色，也相较别人更少缺点。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谭派已经被人们捧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因此差不多走进每一家戏园，听到的都是谭派的唱腔。一种唱腔，哪怕再是高明，人们总有听腻的时候，更何况这时候那真正的开创者已经离去，剩下的都是些模仿这种唱腔的人呢？

因此，当余叔岩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眼前一亮，这个年轻人继承了谭派的精华，又跟其他的谭派演员有很多不同，再加上他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余叔岩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了。

一时间，余叔岩轰动了北京城。不过那时候余叔岩的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只是参加些票友的活动，偶尔演演堂会，正规的戏园演出，他是很少去的。因为他心里明白，剧院演出跟堂会不一样，自己现在的嗓子恐怕不是参演剧院的最佳时机。这便是余叔岩最大的过人之处，他总是能够理智地思考，懂得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

没想到，余叔岩的不经常演出，反而为自己迎来了更多的关注。人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年轻人，谭派唱得极好，但却不经常登台。余叔岩的神秘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因此他能够长期引起别人讨论。这些都为他正式复出造足了势。

1918年秋，余叔岩正式复出参与营业性演出，他没用过去的“小小余三胜”的艺名，而是以余叔岩的名字重返舞台，而跟他同台表演的，则是梅兰芳。

二人合演的第一出戏是《游龙戏凤》，这出戏反响极好，甚至有人觉得它已经超越了谭鑫培和余紫云合作的版本，这个评价可谓极高了。

从那以后，余叔岩逐步将所学谭派的心得结合自身特长不断摸索，境界猛进，从而一举成名，轰动北京城。当时，北京的戏迷们称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为“三大贤”，是当时北京四九城内最为耀眼的明星。同时，这三个人也代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老生、武生和旦角的最高水准。

后来，随着自身技艺的提高，余叔岩逐渐完成了谭派精髓与自身特色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与谭派不尽相同的余派。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不再对谭派那么追捧了，转而去听余派。这时候，余派唱腔又成了当时的流行。不过，人们虽然喜欢余派，真正能够听到正宗余派的机会却是不多的，原因是余叔岩并不经常上台唱戏。

余叔岩不经常登台，不是他不愿意唱，也不是没人请他唱，而是他的身体不好，经常得病，不得不歇息。可以说，跟其他的开宗立派宗师比起来，余叔岩的成就是丝毫不让众人的，但艺术生命则要短了许多。他的老师年逾古稀依然能够上台，可他年岁稍大一点之后，就基本不怎么露面了。

正因为余派流行，所以孟小冬才那么向往，并在晚期改成学习余派。因此，她梦想着拜余叔岩为师也就不奇怪了。

1934年的12月，杨梧山由上海调到北京担任陆军次长。他到京不久，便在泰丰楼宴请自己的老朋友余叔岩。当时余叔岩的母亲陈淑铭老人刚去世不久，他正是热孝在身，本不想出席宴会的。然而，杨梧山多次致函，坚持要请他，最后盛情难却，只好带着次女余慧清，父女二人左臂带着黑纱出席。

杨梧山虽然身在政坛，但非常喜欢京剧，会拉京胡，他跟余叔岩是多年的老友。当初余叔岩去上海演出的时候，他也曾帮忙出了很多力气。这也正是余叔岩不好推辞的原因。在那次的宴会上，作陪的是孟小冬。

其实，这次宴会并不是杨梧山的主意，而是他临行前，杜月笙对他的请托。原来，孟小冬曾多次跟杜月笙、姚玉兰等人提起自己想要拜师余叔岩的事情。杜月笙早就对孟小冬有好感，自然记在了心里。后来他听说杨梧山要去北京上任，他知道杨跟余叔岩关系很好，便拜托他帮忙说情，请余叔岩收孟小冬为徒，至少要答应指导一下孟小冬。席间，杨梧山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推杯换盏之间提到了要余叔岩照顾下孟小冬。

不过，这次余叔岩依然没有答应收孟小冬为徒。我们不知道余叔岩到底在顾忌什么，如果说资质、努力程度，孟小冬无疑是够格的，而且在当时学习余派的人当中，孟小冬不说是佼佼者，也已经差不多了。因此，如果余叔岩想要将自己的一身技艺传承下去，孟小冬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可能是余叔岩有些东西放不下吧。毕竟孟小冬曾是梅兰芳的妻子，而余叔岩是梅兰芳的好朋友。如今二人已经离婚，自己再收孟小冬为徒，在别人眼里怕不太好看。而且，即使梅兰芳不说什么，也难保他身边的那群“梅党”们说些闲话，到时候闹得朋友不愉快，反而不美。

总之，余叔岩没有要收孟小冬为徒的意思，不过他给出的借口不是自己不想收徒，而是身体不行，教不了了。这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当时，余叔岩确实已经因为身体问题，很久没有上台了。

不过，余叔岩虽然并没有答应收孟小冬为徒，也没把路都堵死。他当时说：“切磋技艺，未必就要有一个师徒的名分，如果孟小姐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尽管来问我，余某知无不言。”

杨梧山是一个混迹官场的人，见缝插针是看家本领，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余叔岩说完这句话后，杨梧山便让孟小冬当场请教。孟小冬拜师之念由来已久，今日虽然未能成功拜师，但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就请教了一出戏，即《击鼓骂曹》。孟小冬的这出戏是跟陈彦衡学的，就是谭鑫培的琴师，因此有很好的基础。余叔岩听了小冬的理解之后，给她指点了几个关键处，又将整出戏的大概说了一遍。虽然讲得不详尽，但孟小冬一样觉得受益匪浅。

虽然这一次孟小冬并没有拜师成功，不过毕竟当面向余叔岩请教过了。更为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余派的源头，因此除了向琴师陈彦衡学习之外，她还经常去请教曾经在谭家教戏的陈秀华请教。可见孟小冬的学习意识之强，用心之深。

前文曾经说过，余叔岩曾经偷偷去看过孟小冬的戏，而且颇为赞赏。其实，自那时候起，余叔岩就已经认同孟小冬了，也觉得如果收徒的话，这是一个极好的人选。可是一直因为种种顾虑，因此没能收孟小冬为徒。

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

话说余叔岩有一个挚友，叫做孙养农，此人长居上海，每次到北京，总是要去余叔岩家，二人喝茶聊天，纵论天下，是极好的朋友。有一次，孙养农又去北京，跟朋友喝得七荤八素的，半夜才出得门来，之后晃晃悠悠就上了车。司机早就熟悉了他的品性，也没问直接就往余叔岩家开去。原来，这孙养农有一个习惯，只要在北京待着，必定每晚都要去余叔岩家坐一坐，跟余叔岩聊会儿天，然后再回去自己歇息的地方。

这天，孙养农晃晃悠悠地跨进了余家的大门，就听见里面琴声嘹亮，歌声动人，他知道这是余老板又在吊嗓子了。虽然醉醺醺的，不过这孙先生头脑还清醒，他朝余家的看门人连连摆手，意思让他不要声张，别去报告自己来了，以免打扰了余叔岩练嗓，那样不仅煞风景，自己也没得听了。

就这样，孙养农背着手，在余家院子里听了很久，那晚余叔岩唱得是《卖马》中的一段。孙养农听得如痴如醉，不过同时他也悲从中来。自己的这位老朋友，一肚子本领却常年因病困扰，不能经常演出，实在是让人惋惜。想到这些，孙养农鼻子一酸，泪水差点掉下来，不过他赶忙就感到自己的失态。于是赶紧调整精神，继续听戏，听到精彩处时，没忍住大声喊了声好。这一声惊动了余叔岩，他也听出了来人是谁，于是赶紧停下不唱，出来迎接这位好朋友。

当天，冯慧仙也在场，他是来为某个票友说项的，那票友想要让余叔岩指点一二，自己跟余叔岩不熟，所以托冯来递个话。余叔岩没有答应冯慧仙，婉拒了。待冯走了之后，余叔岩和孙养农便聊起了这个话题，余叔岩说：“现在的人啊，只想着拜师，从不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找我的，不是材料不够，就是不懂得努力，教了也是白教，索性一个不收，反倒落个清静。”

听了余叔岩的话，孙养农问道：“那依你看，如今哪个最接近你的戏路呢？”余叔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孟小冬，她是块材料。”孙养农听了之后有些诧异：“那你为什么又拒绝收她为徒呢？”

余叔岩听了孙养农的提问，叹了口气，说道：“教戏的时候，难免要扶手臂、搀手等，小冬是个女性，不方便。更何况她曾是兰芳的妻子，而我与兰芳是极好的朋友，如此一来，就更不方便了。”

至此，余叔岩才说出自己的顾虑，他拒绝收孟小冬，不是因为觉得孟小冬不行，也不是不想收徒弟，而是有太多世俗上的考量。

当晚，二人谈了很多。虽然这次谈话涉及孟小冬的地方很少，但确实给了余叔岩一个触动。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一身技艺或许真的要找个传人了，一旦自己身体不行了，或者生一场大病，无法教授徒弟了，那么自己这一派岂不要断绝？余叔岩想法的改变，自然是利于孟小冬日后拜师的。

说来也巧，余叔岩有一个发小儿，叫李育庠，一次坐火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文武老生，叫做李桂春。言谈中，李桂春说出自己要去北京，然后找门路帮自己的儿子李少春去拜余叔岩为师。李育庠一听，便说了自己跟余叔岩的关系，并开口许诺对方，帮忙当个中间人，代为介绍一下。不料，李育庠跟余叔岩说的时候，余叔岩当场就拒绝了，此时他虽然已经有了收徒的想法，甚至从内心觉得自己确实需要一个徒弟了，但标准依然未改，必须是自己看中的，判定有资质，并肯去努力的。在余叔岩眼中，这种自己见都没见过，只是朋友帮着答应的徒弟，是不值得收的。然而，这李育庠确实是个奇人，他见老伙计竟然如此不给自己面子，竟然耍上了流氓手段。跟余叔岩说，我们也算是从小玩到大的，如今你竟如此不给我面子，既然你无情，我也无义。你今天若是不答应这事，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余叔岩对这个发小儿实在是无奈，最后只好答应了下来。

李少春的拜师仪式是在1938年的10月19日举行的。余叔岩首次收徒，前来祝贺的人非常多，期间很多前来贺喜的客人聊着聊着便聊到了孟小冬身上，不少人都为孟小冬抱不平，觉得余叔岩太过偏心。人家孟小冬一直对你尊崇有加，见了你毕恭毕敬的，而且天赋又高也懂得努力，可你不收，反而收了个李少春这种条件没有孟小冬好的。这不是重男轻女吗？

余叔岩听了众人玩笑式的责问，也有些尴尬，只得说小冬曾是兰芳之妻，后又离异，我与兰芳一向交好，如今虽然往来较少，也不宜介入这种关系。

众人一听，说道那好办，我们就去把兰芳找来，让他保证不干涉，这样总行了吧？这时候，在场的人已经被此氛围感染，纷纷玩笑似地七嘴八舌起来，弄得余叔岩好不尴尬。不过，还得接话，于是继续解释道：“你们不要急，听我说。男师父教女徒有诸多不方便，你们都是梨园行当的人，知道教戏的时候难免有身体碰触，怕遭人言啊！”

众人听了，又是一阵哄笑，这时杨梧山突然上前插话道：“原来你不收小冬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担心男女授受不亲啊！这个好办，你家的两位女公子不都是戏迷吗？你教授小冬之时，可以让她们陪学，这样一来，旁人还能说出什么呢？”杨梧山说完，听众们一阵叫好，都觉得这个主意实在是妙。

余叔岩见到了这个份上，如果自己再不松口，显得太不合时宜了，便不再拒绝。第二天的时候，请来许多梨园行有头有脸的人做中人，第三天正式举行了孟小冬的拜师仪式。

余叔岩与孟小冬、李少春

余叔岩是北京地区的名人，自然很多人想要结识他，而他本身也愿意交朋友，因此家中客人很多。一般来说，余叔岩吃完晚饭后，都是陪着朋友们聊天，等到将近十二点钟，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便开始教授孟小冬和李少春。这一教，往往就要教到第二天的天亮。

每次孟小冬学戏的时候，余叔岩的两个女儿也都是陪在旁边的，为的就是防止别人说闲话。

一般来讲，传统式的师徒协作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类似孟小冬跟仇月祥那般，师父不收学费，并且负责学生的日常起居花销，但是当徒弟学有所成之后，赚来的钱要分给师父一部分。还有就是类似今天各种补习班的样式，交学费学习。而余叔岩选择的却是另一种方式，即教学问但不收费。

所以如此，一是那时的余叔岩不缺钱，他不过是想把自己的一身本领传下去而已。师父免费教学，而且教得极为认真，让孟小冬更为感动的是，师父教自己的时候，还拉上两个女儿作陪，让孟小冬很是过意不去。年轻女孩之间本就容易熟络，孟小冬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之后，孟小冬便经常买些礼物给她们，以弥补自己没花学费的亏欠心理。

那一段时间，孟小冬是下了心思的。她不仅自己听得仔细，还懂得利用身边的资源。刚刚拜师不久的时候，对师父还没那么了解，她便通过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打听余叔岩的教课特点，以及在余叔岩面前要注意些什么。

孟小冬跟余叔岩学习的时候，总是站着听，不做笔录，而是用心默记，表示对余叔岩的尊重。这样做余叔岩自然从内心喜欢，觉得这个女徒弟有心，懂得规矩。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默记总是会有遗漏的，有些东西当时听的时候记下了，很快就容易忘记。因为跟余家姐妹相处得很好，两个小姑娘就自动担起了记笔记的任务，她们记下后，到时候送给孟小冬。这也是孟小冬跟余家姐妹感情融洽的一个见证了。

余叔岩的艺术成就在于注重细节。当时，很多演员都将主要的功力放在了唱上，对于动作以及人物心理等揣摩得不够。前文曾经介绍过，齐如山跟梅兰芳结识，靠的就是齐如山给梅兰芳讲了人物心理的变化，并觉得应该将这种变化体现出来。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余叔岩也有着类似的看法。

他教给孟小冬和李少春的不仅有唱腔上的各种变化，更是有一出戏中，每个人物处在每个阶段的时候，心理上的发展和变化，并告诉他们如何表现出这些变化来。

正是因为余叔岩的戏中夹杂了太多这种细节性的东西，是需要去认真揣摩，认真体会的，所以虽然孟小冬和李少春都有很好的基础，甚至孟小冬已经是绝对的名角儿了，但二人学习得依然很慢，当然也很苦。不过，进度虽慢，但质量却高。他们两个，尤其是当时的李少春演出很多，他每学完一出戏，便上台表演，以检验成果。而每次都差不多能够引起轰动。

这便是名师的能力了，不仅自己演得好，教学生也教得好。

李少春最开始的时候，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本来就有一定的天赋，而且肯努力，进步也快，有些戏目甚至比孟小冬接受得还要迅速。不过，一段时间之后，李少春去余叔岩那里的次数就开始少了。

之所以这样，不是李少春不愿意学了，也不是余叔岩不喜欢他了，而是李少春没有太多的时间，他需要不断登台。李少春跟孟小冬不一样，此时的孟小冬虽然也需要养家，但她毕竟是名角儿，唱了很多年，而且也红了很多年。手里有一定的积蓄，因此即使不经常上台，家中的吃穿用度也没有问题，而且杜月笙也会经常资助她，在经济上她是没有负担的。但李少春不一样，他需要养家。现实让他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舞台上。最终，李少春在父亲的要求下，不得不辞别恩师，跟着老父亲去关外演出了。

这样，李少春虽然也是余叔岩的入室弟子，但其实并没有跟余叔岩学过太多的剧目。而孟小冬则不同，她是因为真心喜欢戏剧，所以才拜师的，其目的就是提高自己，因此不仅学的剧目多，学习得也更加刻苦。当然，成长得自然也更快。

余叔岩本身就有病在身，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了。他自己好像也感觉到了身体境况的不好，因此更加珍惜这在世的时日，对小冬的教授也更加严苛了。每一出戏，都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地教小冬。这样虽慢，但学得扎实，孟小冬在这一段学习的日子中，可以说艺术造诣又上了一层楼。

就这样，孟小冬整天跟着余叔岩学戏，一个教得认真，一个学得刻苦。几年的时间，孟小冬已经学了余叔岩所会剧目的大半，而余派唱腔的精髓，也尽都学会了。

1943年5月19日，余叔岩这个甚至可以用伟大来称谓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最终没有战胜病魔，离开了人世，享年54岁。孟小冬听闻师父死讯，一时无法接受，悲伤不已，然而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余叔岩去世之时，北京正处在日伪的统治之下。这期间，孟小冬以要为亡师心丧三年为由，正式宣布告别舞台，不再为人唱戏。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她不想为日伪唱戏。

1947年9月，孟小冬再次出山，这一次是为了陕西水灾义演，同时也是为了庆贺杜月笙60岁的生日。孟小冬连着演了两场《搜孤救孤》。

自从拜师余叔岩门下之后，孟小冬就很少登台了，正儿八经的演出可以说是没有的。这次是孟小冬正式学习余派之后的第一次正规演出，也是孟小冬给观众们交答卷的一刻。这也是她这一生中最后一次正式演出。

由于孟小冬在开演之前就已经宣布了，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所以未演便轰动了，人们争相抢票，一时间一票难求。原本只卖五十万元的一张门票，竟然被黄牛们炒到了五百万元一张，即使价格翻了10倍，依然是供不应求，很多人还是拿着钱买不到票。甚至，当时已经到了像马连良这种角儿都弄不到坐票的程度，他为了看戏，只好找人在戏园过道加了张凳子。

当晚的演出极为轰动，也相当成功。不仅戏园的人大呼过瘾，通过无线电收听直播的人，也都觉得不虚此生了。

这一次是孟小冬演艺生涯的巅峰，同时也标志着孟小冬演艺生涯的结束。纵观孟小冬从艺的这些年，虽然中间也有坎坎坷坷，不过只就艺术上来讲，还是顺利的。她8岁第一次登台，便给观众们一个惊喜，等到最后一次唱完，又是让观众大大满足了一把。以辉煌开始，又以辉煌结束，可以称之为完美。如果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她因为身体不好，曾经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孟小冬那段时间虽然不在台上，却一直在戏迷们的心中。一个艺人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遗憾呢？

但她的人生却并不完美，甚至满是伤痛。第一次婚姻没能让她得到想要的生活，反而是受了一身的伤。这些都是她所没想到的，更是她所不想要的。如今年纪已经大了，也该给自己找一个归宿了。可是那归宿在哪里呢？此时的孟小冬对以后的日子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

不过，好像有一个人早已经开始为她规划了。

第五卷  缘起缘灭戏如人生

第一章  情归于杜释然于心

其实，孟小冬这次去上海演出，本来也是有顾虑的。因为这种类型的演出，梅兰芳肯定是被邀请的对象，到时候台前台后免不了要碰到。虽然说两个人的事情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但如果再见面，依然会觉得有些尴尬。当然，最重要的是，媒体的眼睛都会盯着他们俩，到时候没事也会弄出事情来。

不过还好，这次主办人依然是杜月笙，而他也早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这次演出一共是十场。杜月笙的安排是分别由孟小冬和梅兰芳唱大轴，其中孟小冬两场，梅兰芳八场。这样，两个人就不会碰面了。但是媒体和戏迷们都希望梅兰芳和孟小冬能够合作，这不是没事找事，而是觉得这样的组合才是当时最强大的组合，才能让他们好好过上一把戏瘾，也生出更多谈资。

媒体希望有话题，戏迷们希望有好戏看，这样一来，话题自然就会出现了。确实，当时有一些小报呼吁梅兰芳和孟小冬再次合作，以飨听众。事实上，如果仅仅合作演戏，也并无大碍。只是小报们的无良体现在他们不仅呼吁两人合作，更是表达出了想用个这次演出，让梅孟重归于好的意愿。这样一来，就让孟小冬和梅兰芳尴尬了。

当然，同时感到尴尬的还有杜月笙。一边是自己的朋友，一边是自己事实上的女人，如今被媒体弄得混乱不堪，他自然是不愿意的。

不过，小报们的发言是没法阻止的，所以也只能当做没看见，任它去做吧。然而，当时却有个来头很大的人物，也参与了进来，要撮合梅兰芳和孟小冬合演一场。这个人就是黄金荣。

这次的上海义演，同时也兼有为杜月笙庆生的目的。而且，这次杜月笙过生日排场弄得尤其大，宾客足有五六千人，汽车也差不多上千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期间警察局长亲自在门口指挥交通，而且当时许多政府的头面人物也都来了，像宋子文、汤恩伯等都到了现场，甚至连蒋介石也派了代表祝贺。

黄金荣心想，杜月笙如今虽然是上海的老大，但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肯定会给自己几分面子，所以他也去了，不仅为了祝寿，更是为了告诉别人，我老黄也不是一般人物，你们都看重杜月笙，但杜月笙看重的却是我老黄。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竟碰了软钉子。他到现场的时候，杜月笙并没有出来迎接他，而是推托说身体不舒服，仅派了一个小弟出来。

这下可把黄金荣气坏了，他觉得太没面子了，整天都想着怎么扳回来一局。后来他就想到了孟小冬和梅兰芳。

黄金荣跟杜月笙是对手，但也是多年的旧相识，对于杜月笙跟孟小冬的关系，他自然是知道一二的。于是，他就想着趁这个机会，让孟小冬跟梅兰芳上台合演，好让杜月笙出丑。当时一些小报上的消息，就是黄金荣授意发的。

不过，孟小冬和梅兰芳都是有分寸的人，他们在梨园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早已经对各种舆论看开了。而且，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他们也自然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因此，他二人自然不会被小报牵着鼻子走。事实也确实如此，二人不仅没有合演剧目，甚至一方有戏的时候，另一方也会故意避开，以免有闲话。甚至就连最后一天有杜月笙本人参加的集体合影孟小冬都没去，因为那天梅兰芳在。

也正是因为这次上海之行有太多的闲话，孟小冬演完之后便整理行装回了北京。杜月笙和姚玉兰自然是极力挽留的，不过孟小冬说自己离开北京已经好几个月了，家中老母非常惦念，已经写信催促了，不得不归。这个理由是无法反驳的，因此杜月笙和姚玉兰也不好强留，于是拿了很多首饰出来，作为孟小冬出席此次活动的酬谢。

不过，孟小冬并没有收受杜月笙给的酬金，只拿了一块刻有杜月笙名字的金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回京孟小冬并没有拿戏服，她只留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件——演程婴时穿的褶子，其他的都送人了。其意非常明显，是想告诉众人自己在演出之前宣传的从此不再登台并不是制造噱头，而是真实的。

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梨园行当的同行以及各类戏迷都觉得十分惋惜。有人也问过她为什么要从此弃演，孟小冬只是幽幽一声叹息：“我现在的样子，还怎么演戏呢！”她并不是屈从命运，也不是看透了世事，而是病痛使她不再有长时间演出的体力了。实在是可悲可叹。

提起孟小冬的身体情况，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孟小冬本身并不是多病的体质，然而由于少年从艺，自小刻苦练习，再加上很小就四处跑码头，风餐露宿的，吃不好睡不好，因此后来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再后来又染上了鸦片，因此身体才越来越不好的。

说到吸食鸦片，在当时也是较为流行的。鸦片很早就传到了我国，并引起了吸食狂潮，后来清政府下令戒烟，情况好转了很多，但其实那时并没有彻底杜绝。不过是慢慢演变成了有钱人的专属游戏罢了。

京剧演员中，吸食鸦片的也有不少，像孟小冬的师傅余叔岩也是吸食鸦片的。甚至还有传言说，孟小冬之所以染上鸦片烟就是因为余叔岩。不过这师徒二人吸食鸦片并不是迷恋毒品带来的那种虚幻飘渺的迷幻感，而是为了抵抗病痛。

余叔岩身体是极差的，他是那种天生多病的体质，自小身体就不好。后期更是多病缠身，甚至到了便血的地步，这也是他很少登台的原因。由于当时医疗水平较差，他只能靠鸦片来缓解疾病带给他的折磨。孟小冬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吸食鸦片的。

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鸦片的害处，不过是疾病带给他们的那份痛苦太过难捱了。据说，孟小冬还曾经跟马连良等京剧名角儿宣传过禁烟的，可是她依然没有戒掉，这就是毒瘾的危害了。你明明知道它是伤身的，但却离不开它。

本身的病痛，加上常年吸食鸦片导致身体每况愈下，造成孟小冬早早便无法登台献唱了。这对孟小冬来说是隐痛；对中国曲艺界来说是损失；对戏迷来说则是遗憾。不过，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局面。

这似乎也是上天跟余派唱腔开的一个玩笑。余派起于余叔岩，可是余叔岩的身体不好，所以观众便很少能够看到他的演出。如今，他好不容易收了个徒弟，而且尽得余派精髓，可又是由于身体问题不能登台。这一当时戏迷们极度痴迷的唱腔，竟然永远也无法将之原汁原味地呈现于舞台上，实在是让人遗憾。

孟小冬回到北京不久，就有很多戏院的经理登上门来，请她去演出，还跟她说她在上海引起轰动的事情，京城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等着她在京城制造同样的轰动呢！孟小冬听了之后，自然是开心的，不过虽然心情大好，依然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她告诉来人，自己已经把戏服全都送人了，从此也将不再上台。

孟小冬返回北京之后，杜月笙对其非常牵挂，他总觉得这次有些对不起她。杜月笙心里非常明白，孟小冬这次来上海演出，完全是为了自己，结果不仅没有拿报酬，还因为各种小道消息被烦得不行。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孟小冬年纪已经很大了，还独自一人生活，实在是让人心疼。后来，杜月笙猛然想起，孟小冬在上海的时候，一次闲谈中偶尔提到北京那边的房子有些住不开了，当时自己还答应帮忙购置一套，由于这段时间太过忙碌，竟然将这事忘了。

他心想，我杜月笙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何况，对方还是孟小冬，是自己的女人。于是赶紧派了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弟兄，去北京买了一处房子，送给了孟小冬。虽然后来孟小冬在这座新买的房子中并没有住多久，不过，通过它可以看到杜月笙对孟小冬的看重。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是，孟小冬的最后一次演出不仅在上海当地取得了轰动，也让她在京剧界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高。孟小冬早就有了“冬皇”的称号，这称号最开始起于天津的沙大风，后来随着孟小冬在天津和北京的走红，逐渐京津两地的戏迷也都承认了这一称号。不过在南方，依然很少甚至没有人用“冬皇”来称呼孟小冬。然而，通过上海的这一次演出，孟小冬在整个南方也打响了名号，从此“冬皇”这个称号，走向了全国。而孟小冬也成了全国公认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这对孟小冬来说，是一种褒扬和肯定，不过却总给人一种来的不是时候的感觉。在她流连于舞台的时候，人们没有给她足够的尊崇，当她离开舞台的时候，人们却一致认可了她。这份认可让人开心，但也总会给人带来一丝伤感。

不过不管怎么样，此时的孟小冬名声已经到了极致。从此，她成了中国京剧史上一位绕不开的人物了。

1948年下半年，北京附近战事又起。面对共产党，蒋介石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眼看战火就要烧到北京了。

这时候，孟小冬彻底慌了，她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整天都活在恐惧当中。而就在这时，她的结义姐姐给她来了一封信，说是已经听说北京即将发生战争的事情，希望她赶紧离开北京，去上海暂居避难。

这封信无疑给了孟小冬极大的安慰。这封信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她将要去哪的问题，更是让她感觉到一种温暖，她从此知道，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是有人会主动来帮助自己的。这份来自朋友的帮助给人带来的喜悦，是很多其他方式的喜悦不能比拟的。

接到信后，孟小冬就开始急匆匆地准备行李，想要赶紧去上海。然而就在这时，淮海战役打响，交通中断。孟小冬眼看走不成了的时候，上海来了两个客人。他们是杜月笙的门徒，是杜月笙派来专门接孟小冬的。原来，杜月笙早就了解了局势，知道铁路中断了，所以特意包了一架飞机，派人来接孟小冬。

孟小冬到了上海，自然还是跟杜月笙、姚玉兰住在一起。见到孟小冬，夫妻二人非常开心，也希望她能从此在上海常住。

从那以后，孟小冬安心地留了下来，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这里有她的姐妹，也有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男人，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不仅能够保护她，还懂得关心她。这是孟小冬一直想要的，如今她得到了。

孟小冬终于走出了曾经那失败的婚姻给她留下的阴影。现在，她的生活很好，很开心，也很宁静。这份恬淡跟她之前的向佛是不同的。那时候，她是因为不堪外界的叨扰，刻意去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内心清净。而如今的宁静，是生活给予的，也是她想要的，是真正能够给她带来幸福的一种宁静。

人到中年,风韵犹在

经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孟小冬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感情归宿。这是她渴望的，也是她期盼的。如今，她终于得到了，她也可以安心了。

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暂时安宁的孟小冬不知道等待她的到底是持续的幸福，还是继续的流离和颠簸。但对于身处彼时的孟小冬来说，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她想要的是体验每一个当下，她渴望的是到手的每一个幸福，并将之紧紧握在手里，将之榨干，不让一点一滴的幸福溜走。

那时的杜月笙，年岁已经算是很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随着时局的日益复杂，他需要面临的问题也更多了。这时候，上海滩早已经不是以前的上海滩了，上海滩的老大，也再没了从前那般呼风唤雨的能力。

在种种外在条件的干扰下，杜月笙变得忙碌和焦虑，最后，他病倒了。而这时候，陪在他身边的，则是姚玉兰和孟小冬，她们二人对杜月笙照顾得很周到。此时的三个人，俨然已是一个整体了。

或许，在孟小冬的心中，那一段时光应该是最为安宁的吧。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判断了，但她那一段时光，似乎确实颇为满足。

然而，孟小冬的生活注定是磨难式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孟小冬这种地位的人想要安宁是非常容易的；但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孟小冬这种出身的人想要获得安宁却并不容易。即使她想要安安静静的生活，时代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这就是动乱年代的特性，在动乱年代里，普通人有更多成为英雄的机会，但英雄却少有享受普通生活的机会。孟小冬算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杜月笙也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他们这样的人，注定要活在时代的漩涡中心，当发生变故的时候，第一个嗅到变故味道的，肯定是他们。首先要受到变故影响，不得不因为变故而改变自己生活的，一样是他们。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没多久北京和平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尤其是淮海战役让他们损失惨重。这个时段，不好过的不仅有身处战乱中的百姓们，身居高位的蒋介石也是一样的，他内外交困，最后被迫下野，国民党内部选举李宗仁做代理总统。

不久之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攻下了国民党的老巢南京。至此，人们都知道，国民党已经败了。而此时，上海人也感觉到了战争的氛围，他们知道，自己这里也将迎来炮火。

这一切，看似与孟小冬关联不大，但却注定要对她的生活产生影响，因为她的男人是杜月笙。

1949年4月10日的时候，蒋介石找到了杜月笙，告诉他上海可能将要失守，让他早做准备。蒋介石的意思很清楚，他希望杜月笙能够收拾东西跟自己去台湾，他还警告杜月笙说，如果继续留在上海，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回到公馆的杜月笙，着实思虑了一番。他很清楚目前的局势，留在上海是不大可能了，首先蒋介石不放心，更不会允许他“变节”，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投奔共产党也不是个好办法，自己之前一直为国民党效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曾经杀害了很多共产党人，这笔账可不是随便就能勾销的。虽然不久前章士钊等人曾做过自己的工作，说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杜月笙觉得那么大的事情说了就了了，总是不放心。而如果跟蒋介石去台湾，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杜月笙帮蒋介石做事已经很多年了，对蒋非常了解，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用得到自己的时候，总是极力拉拢，用不到了就一脚踢开。这些年已经吃足了老蒋的苦头，实在不想继续跟着他了。

最后，杜月笙决定，走是一定要走的，不过不是去台湾，而是去香港。

第二章  随杜迁港补行婚礼

杜月笙是上海大亨，不过他跟其他几位上海大亨还是不太一样的。首先，他有民族气节，不仅没有像张啸林那样公开投敌、做了汉奸，反而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

那还是许多年前的事情，杜月笙跟黄炎培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帮助抗日活动募集了很多捐款。之后，又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曾命自己的手下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的大汉奸，也是自己多年的兄弟张啸林。

后来，杜月笙又帮蒋介石做了很多事情。战乱爆发后，杜月笙曾经有一段时间因故离开了上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才重新回到上海。

那时候，杜月笙以为自己帮助抗战出了这么多的力气，也帮蒋介石做了许多的事情，如今胜利了，蒋介石自然应该不会太亏待自己的。而且，当时也确实有消息说，蒋介石打算任命杜月笙为上海市的市长。

虽然觉得蒋介石会优待自己，但这个消息杜月笙是不大信的。多年的青帮生涯，杜月笙对人性早已了如指掌，而且分析局势的能力也高出常人很多。他明白，抗战胜利了，上海的各个租借也随之消失了。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动荡也就结束了，届时，权力自然会集中到政府的手里。这样，他的那些手下，即黑社会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甚至成了政府要清扫的对象。之所以如此，在于国民党自己手里有军队，因此，即使杜月笙的兄弟们愿意替国民党出力，且能够帮他们将上海管理得更好，人家也未必用。谁会跟一群名声不好的人打交道呢？何况是在自己有能力统治的情况下。

杜月笙知道，他呼风唤雨的时代过去了，自己再也不会有那般的辉煌了。果然，事情不出杜月笙所料，不久蒋介石政府就宣布了上海市长的任命书，上面的名字不是杜月笙。然而，让杜月笙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还是太过乐观了。

他还没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北站就有人打出了标语，说要打倒社会恶势力，并把他定义为社会恶势力之一，这是杜月笙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知道，凭借自己的功劳，当个上海市长也未尝不可，但蒋介石出于现实的考虑不会给他这个职位。但不管蒋介石怎么出于现实考虑，还是会给自己一些甜头和奖励的。没想到对方不仅没给奖励，反而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

杜月笙杜氏家祠落成摄影留念

杜月笙在青帮混了那么多年，自然耳目众多。在途中，他就知道了上海北站的情况，于是为了避风头，他临时改为去南站下车。这一次，又让他吃了一惊。他以为就算蒋介石不优待自己，不给自己一个好的位置，凭借自己在上海这么多年的努力，总会有些人来给自己接风的。结果，车站冷冷清清的，一个政要都没有。

这一连串的事情，让杜月笙很是生气，也很不安，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直到最后他才知道，自己遭受的这一切冷遇，都是他曾经的门生吴绍澍在捣鬼。

吴绍澍曾经是杜月笙的徒弟，在他手下混了十年。后来，他投靠了国民党，立了功，抗战后很是辉煌了一把，竟然做了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等职位，最多的时候身兼六职，可谓是红极一时。

吴绍澍非常懂得揣摩人心，他知道蒋介石虽然利用青帮，但骨子里是不喜欢青帮的。对于青帮，蒋介石真正的用意是，消灭掉。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而已。因此，吴绍澍就制定了策略，他首先要远离杜月笙，这样可以撇清嫌疑，之后要扳倒杜月笙，这样既可以立威，又能在蒋介石那里获得嘉奖。

制定了策略后，吴绍澍便开始了一系列打击杜月笙的活动。他抓了杜月笙身边的很多人，后来甚至变相扣押了杜月笙本人。最后，杜月笙被迫出了很多钱，才赎回自由身。

然而，杜月笙毕竟是杜月笙，他从最底层做起，几年时间就能成为上海滩的老大，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具备过人的能力，怕早就被人给灭了。

杜月笙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便摸清了局势，于是开始韬光养晦，慢慢等待机会的到来，同时也开始暗中运作，利用自己之前的关系，在背后打击敌人。他通过戴笠的关系找到了吴绍澍犯罪的铁证，呈给了蒋介石，最后成功扳倒了吴绍澍。

彼时，正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交战之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节节败退，他个人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挽救政治危机，蒋介石在上海施行了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开始打击各个巨商、富户等。杜月笙是上海的大亨，他也明白，很多人将他看成是上海各种复杂局面的总根源，这一次蒋介石的行动中，自己肯定已经被列为打击对象了，怕还是重点打击对象。于是，他赶紧命令自己的大儿子杜维藩将手下的维昌证券关闭，之后去北京躲一阵。然而，杜维藩虽然躲过了审查，但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却被查办了。

这件事让杜月笙很是恼火。他想，我已经退到这种地步了，你们还是要办我，那就来个鱼死网破吧！被逼急的杜月笙在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说道：“我本是坏人，可是总统先生执政以来，一直将我当做好人，我个人深感其恩，从那以后也便没再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情，想必当局会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信服的答案。不过我要说的是，扬子公司的物资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希望特派员能够一视同仁，也去查查，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特派员找不到他们的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说完之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

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长子和二女儿合开的。杜月笙的这段话，很快就传遍了上海滩，大家都佩服他的机智，也在观望政府最后将如何处理。蒋介石也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他一看，竟然查到自家人身上了，这怎么能行，便马上命令蒋经国，让他不要蛮干，要讲究些策略。没多久，杜维屏被释放了。

就这样，杜月笙可以说一直在夹缝中生存，靠着自己多年的“手腕”还维持着一个上海滩老大的体面，不过为了这个所谓的“体面”，要操多少心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今，蒋介石要完蛋了，却突然对杜月笙好起来了，并主动为他安排后路，想让杜月笙跟他走，杜月笙自然要好好想想。

蒋介石的变化无常，让杜月笙心里没底。而他跟共产党那边实在是结怨甚深，虽然共产党说不会追究，但杜月笙心里总是没底儿。最后，他选择了两不相跟，不留在上海，也不去台湾，他的目标定在了香港。

当时的上海，不仅杜月笙存在去留的问题，其他人也一样。杜月笙的老大哥，亦是朋友、亦是对手的上海滩另一位老大黄金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杜月笙听说黄金荣一直没拿定主意，一会儿要走一会儿又不走的，便去劝他。

杜月笙给黄金荣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告诉他自己这些青帮大佬所处的位置，最后给他建议，让黄金荣跟自己一道去香港。不过，黄金荣并没有接受杜月笙的劝告，他跟这位曾经的老弟，后来的对手加朋友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

黄金荣说自己跟杜月笙不一样，虽然杜月笙也算是一个老人了，但毕竟只有六十岁，而他已经八十了。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多的牵挂了，所以生死也就没所谓了。更为重要的是，黄金荣说自己这一辈子该经历过的都经历过了，已经没什么遗憾。他自从六十岁开始，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抽上几口大烟，去澡堂子泡个澡，再者就是跟人打打牌。这几样在香港都是满足不了的，那里抽大烟会被抓，找不到人打牌，也没有澡堂。对于一个已经活够本的人来说，这些比多活几年更打动人。而且，他这一把年纪了也不想再去折腾，落叶归根挺好的。

杜月笙听了黄金荣的话，便没再劝，他知道这位老哥哥说的都是实话。从黄金荣的话中，他也想到了自己，怕是要客死他乡了。

不过这番话也确实让杜月笙感慨万千。昔日自己和张啸林一起跟着黄金荣闯荡。后来依靠个人的努力，自己和张啸林也都开门立户，成了与黄金荣并肩的老大，三个人称霸上海滩。可是，随着时局的动荡，张啸林当了汉奸，并被自己亲手除去。如今，自己则要远逃香港，而带自己进门的黄金荣，现在也成了一个迟暮的老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在安静中死去。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来说，这个结局无疑会给人带来极为复杂的心情。

不过，不管心情如何复杂，不管如何感叹生命无常，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人都在身边，老朋友也见了，杜月笙再无牵挂，便决定择日出行，奔香港。

本来，杜月笙是想坐飞机去香港的，快捷、便利，可是医生说他如今健康状况不佳，怕是坐不了飞机，最后无奈只能乘船而去。

当时，由于急于逃出上海的人实在太多，船票非常紧张，想买一张票简直难如登天。而杜月笙是全家搬迁，妻子儿女、朋友佣人一大群，所以即使他这样的大亨，也只能买到座位分散的票，无法让一家人聚到一起。

航行期间，孟小冬、杜月笙和姚玉兰合住一间头等舱。舱内有两张紧挨着的单人床和一个三等床位。孟小冬和姚玉兰商量，两个人轮流照顾有病在身的杜月笙，约好每人几个小时，时间到了就相互替换，另一个人去三等床位上休息。就这样，两个人一路照顾杜月笙直到船抵达香港。

由于出行仓促，杜月笙在香港买的房子并不理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挤，本来杜月笙就有好几个老婆，一大帮儿女，何况还带了些昔日的兄弟和仆人一起出来，人就更多了。小一点的房子自然装不下这许多人，可又没有太多时间选择，只好随便买了一所先住下。对于那些仆人，或许这样的房子也是没什么的，可是对于孟小冬这种在北京住惯了独门独院的四合院的人，自然觉得简陋又不方便。

不过，孟小冬并没有抱怨，反而很是知足。她当然会在意房子的舒适度，但跟这个比起来，跟谁在一起，显然更为她看重。如今，能跟爱自己，自己也爱的人整天生活在一起，稍微简陋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段时间，孟小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照料患病的杜月笙。而唯一能够让她放松一下的，就是每周五在杜府举行的清唱雅集。这一天，一些至亲好友都会来到杜府聚会，其中有钱培荣、赵培鑫、朱文熊等一众京剧演员。当时的琴师也都是有名的高手，像孟小冬后期的专用琴师王瑞芝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人聚在一起，自然是除了唱戏还是唱戏。每次的雅集，孟小冬自然是主角儿，她算得上是余派的唯一正宗传人，又是大江南北统一认可的京剧“冬皇”，不仅名气大，功夫也好。更为重要的是，她很少出现在正式演出当中，所以，能够听到孟小冬的戏，不仅是戏迷们的愿望，也是这些著名票友、京剧艺术家们的愿望。

而这些人的到来，也让孟小冬觉得生活充满了乐趣。

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孟小冬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姚玉兰一起，照顾杜月笙的饮食起居，周五的时候则跟一众梨园界的朋友们吊吊嗓子，唱唱戏。虽然平淡，也算温馨，毕竟身边都是自己喜欢的人，做的也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而，杜月笙毕竟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而且，昔日的辉煌不再，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亨平添了几分惆怅。在这些消极心理和疾病的共同作用下，杜月笙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1950年5月，杜月笙的病更重了，他只能躺在床上，靠着吸氧气维持身体的运转。可是，即使这样依然不时地喘个不停。而孟小冬则始终陪在他的床边，替他换洗衣服，不时问冷问热。

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杜月笙终于好些了，不再那么喘了，他在鬼门关又走了一遭，还是没有进去。不过，此时的杜月笙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甚至有些让人惨不忍睹。

孟小冬与晚年杜月笙

可以说，在杜月笙晚年，唯一让他安慰，能给他提供动力的，便是孟小冬的陪伴和服侍。杜月笙以前曾经帮助过孟小冬无数次，可是他心里明白，相对于孟小冬在自己身上的付出来说，自己曾做过的，根本不算什么。杜月笙的一生，成就过无数人，那些跟着他的小弟，很多都出头了，过上了好日子。唯一一个跟着他没有享过福的，便是孟小冬了。自从她正式定居杜家之后，杜家的境遇便每况愈下。这还不算，杜月笙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孟小冬来到之后，所做的就是整天给杜月笙熬药，侍候他的起居。杜月笙曾经的繁华，她未得到一点；但杜月笙此时的落寞，她却全部承担了。

对于一个人来说，得意时有人来到他的身边，会让他高兴，但失意时依然有人来到他的身边，则会让他感动。同样，对于一个人来说，当别人得意时靠过去，是大家都愿意的，当那人彻底失意的时候再靠过去，则是很多人不愿意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杜月笙很感激孟小冬，同时，他也觉得自己辜负了这个一世名角儿的感情。

在杜月笙面前，孟小冬一直表现得很得体，她整天带着微笑，为的就是给杜月笙一个好的心情。不过杜月笙明白，孟小冬很苦，这从她那日渐消瘦的面容就能看出来。杜月笙更觉得自己欠这个女人太多了。

不过，杜月笙口头上却从未表达过。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不好意思说，也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深知孟小冬的个性。孟小冬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女子，她与生俱来的刚强赋予了她高傲的本质。可以说，孟小冬是从未低过头的，不管是面对具体的苦难，还是面对那不可触摸的人生，从未认输过。她这种性格的人，最难以忍受的便是别人表示出的同情和怜悯。

正是知道孟小冬的这种个性，杜月笙才不敢贸然开口，不过他的内心中是怀有深深的歉意的，他一直想为孟小冬做些什么，可是自己现在的样子，又能做什么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敬爱的心，去面对这个爱自己，自己也深爱着的人。

孟小冬平时是个较为安静的人，她自从进了杜家的门之后，一直都是不问任何事的，只是默默地照顾杜月笙。在杜家，她算是做的多说的少的，却从未抱怨过，也没有表露过不满足或者是想要向往更好。不过在她43岁生日前夕，孟小冬却反常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杜月笙很受触动。

当时，杜家刚搬到香港不久，他觉得，香港虽好但未必是能够久居之地，所以有将全家移民到美国的想法。从香港去美国，可要比从上海去香港麻烦多了，第一就是要办护照。当时，杜月笙默默计算了自己想要带上的人，然后说估计要办27张护照。这时候，当着众人，孟小冬看似无意地说了句：“我也是要跟着去的，可是算什么身份呢？是丫鬟还是女朋友啊？”

这句说完，众人都有些惊讶，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话了。而受触动最深的，自然就是杜月笙了。他突然想起来，孟小冬自从进了杜家的门就一直在付出，可自己竟然连个名分都没给她，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于是，杜月笙下了决心，要给孟小冬一个名分。

孟小冬正式嫁给杜月笙

想到这里，杜月笙开口了，他当着众人说，自己要与孟小冬尽快成婚。其实，之前没说，并不是他没有这个打算，而是碍于各方顾虑。第一，当时正值战乱，又是杜家最为困难的时候，举办婚事，不大合适。再者，自己已经重病在身了，也不好开这个口。这一次，听见孟小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杜月笙明白，这件事孟小冬十分看重。自己一直以来就想为她做点什么，在这个时候，如果继续装聋作哑，就有些太说不过去了。

当时，家人中也有些是反对的，理由跟杜月笙之前的顾虑是一样的。他们觉得，杜月笙和孟小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而且这个家中的每个人也都认同孟小冬的地位，再去举行婚礼没有必要。不过这次杜月笙是下了决心的，根本不听别人的劝告，执意要跟孟小冬举办一次婚礼，给她一个正当的名分。

由于杜月笙本身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原配夫人，又有三位填房，所以原则来讲，举行仪式是不大合规矩的，而且当时杜月笙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出门极不方便。最后，便折衷在杜家公馆举行一个仪式，只请一些至亲好友来参加喜宴。

虽然场地有限，但杜月笙对宴席的要求却很高，他执意要弄最好的酒宴，最后，派人渡海去了九龙，将九龙地方最好的九龙饭店的大厨都拉来杜家，亲自下厨。而且那天杜月笙坚持带病陪客，以表示自己对这一仪式的看重。杜月笙的这些做法，都表明了他看重这次婚礼，更是看重孟小冬。而孟小冬看着自己这位已经63岁的新郎官，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是一个迟来的婚礼，虽然它姗姗来迟，却异常闪亮。在那种条件下，杜月笙坚持用如此的规格，甚至比杜月笙辉煌的时候请来上海所有的政要都让人动容。

孟小冬满足了，对杜月笙，她从此无遗憾。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了。这之后的日子孟小冬过得更加舒坦。这份舒坦不是因为肩上的担子轻了，而是心中的失落和遗憾没有了。一个人没了心事，自然就更加快乐。

年老失意，是最让人难受的。而杜月笙所处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他的心情一直都不好，这又反过来加重了他的病情，更多的病痛，又导致他情绪的进一步低落，这好似一个死循环，缠绕着他、折磨着他。

最终，杜月笙挺不住了。在一个宁静的早晨，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上海大亨，安静地立了一份遗嘱，之后便离开了人世。

第三章  在港授徒为国献艺

孟小冬本身的悲剧，大都源于时代。她所处的时代中，女性演员可以取得成绩，能够获得戏迷们的认可，也可以称王称后，但却少有人生的自由。像梅兰芳也是京剧演员，但他可以娶好几房太太，他也能在舞台上唱一辈子戏。孟小冬则不行，跟梅兰芳结婚之后，她就要放弃舞台，这是时代的局限。

时代强加给女性的束缚，只能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慢慢消失，它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而改变。所以，当孟小冬决定嫁给杜月笙之后，她也将第二次面对那个问题，即从此不能再登台演出了。从种种迹象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是做好了这个准备的。

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孟小冬对杜月笙的看重，也能看出她个人心态的变化。前文曾经提到过，在要跟梅兰芳结婚的时候，孟小冬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那时候她是不甘心，也不情愿离开舞台的。不过这一次，显然是她自己做的决定。这说明，她更珍惜眼前的这份感情，同时，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也逐渐看淡了人生。

不过，虽然离开了京剧舞台，但孟小冬却并没有离开京剧艺术。她只是不上台表演了，并不是从此不接触京剧了。前面说过，孟小冬到香港之后，也是经常组织、参加一些票友雅集的。这算是她刚到香港的时候，与京剧仅有的联系，因为那时候的孟小冬事情很多，她要照顾生病的杜月笙。

杜月笙离世之后，孟小冬自然就没有那么忙了，也没有那么累了，但同时，也没有从前那般开心了。毕竟，她失去了自己的最爱。而且，她的好姐妹姚玉兰去了台湾，也没有人陪她了。

这时候，唯一能够给她带来快乐的，自然只有京剧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的家俨然成了京剧票房，她的那些老朋友，王瑞芝、郭晓农、钱培荣等经常去她那里吊嗓聊戏。

时间久了，自然有人劝说孟小冬登台，不过都被她婉拒了，她不想背弃曾经的诺言。但是，在众人的不断劝说下，她做了另一个决定，就是开始收徒弟了。

1952年的春天，在孟小冬的家中，由孙养农举香，孟小冬正式收钱培荣和赵培鑫为徒。收徒那天出了一个小插曲。就在仪式进行当中，孟小冬的私人医生吴必章忽然跑到了钱培荣和赵培鑫中间，也朝着孟小冬叩了一个头。孟小冬感他心诚，便收下了他。不过，由于他没拜祖师爷，仅仅拜了师父，所以算是半个徒弟。

孟小冬是一个热爱京剧的人，也是想要为京剧做些事情的人。她继承了师父的衣钵，也继承了师父的收徒方式，极为严格。不过，师父再严格，也要徒弟肯学才可以。在她早期收的这几个徒弟当中，赵培鑫就属于那种不太肯学的。他学了几段戏之后，便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于是日渐骄纵，开始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有人曾经问他唱得到底是哪一派，属余派还是马派，结果赵鑫培牛气十足地说自己唱得是赵派，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代宗师了。孟小冬得知了赵鑫培的一系列所为，极为不满，最后将他一顿训斥，并责令他不许再进门。而那半个徒弟吴必章也没学多少。他是一个医生，不是专业的京剧演员，拜师只是因为爱好京剧。不过，好在钱培荣是一直跟随孟小冬学戏的，而且学得极为认真。他跟随孟小冬学了差不多七年，是孟小冬在香港期间教授过的时间最久的学生。

钱培荣有一个习惯，他每次去听课都要拿上录音机，将老师所讲的内容录下来，等到回家的时候没事就放出来听，之后仔细揣摩。更为难得的是，后来孟小冬迁居台湾，钱培荣依然坚持请教。因为不能上门了，他便把自己平时唱的录下来，每两个月去台湾一次，放给老师听，让老师指教。这份努力和认真，实在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更让人感动的是，钱培荣不仅学习认真，也极懂得感恩，他自从拜师孟小冬之后，坚持每个月拿出一部分薪资孝敬老师，一直坚持到孟小冬离世，实在是让人敬佩。

孟小冬在香港的时候，正式收的徒弟不多，但得到她指点的却不少。概因她家是京剧演员及票友们的集散地，人们常常在此聚会聊戏，说到兴头上，孟小冬自然会给上一些建议。

在这些从孟小冬处受益的人中，值得一提的是辜振甫先生。他从小就非常喜欢京戏，早年间也曾到北京和上海专门学过一段戏曲，甚至还曾拜余叔岩为师。算得上是一个发烧友级别的爱好者。1949年底，辜振甫携新婚夫人由台湾去香港避祸。期间他曾经请教过琴师王瑞芝，跟他学习余派唱腔。后来，王瑞芝将他介绍给了孟小冬，并拜入师门。

孟小冬是很喜欢这个徒弟的，不仅因为他是真正爱京剧的，更是因为他有很深的思考。据传，有一次孟小冬授课的时候，曾经问自己这个年轻的学生为什么喜欢京剧。辜振甫思考了一下，回答道：“我觉得，京剧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还蕴含着很多其他的东西。像我国的传统习俗、历史、礼乐教化等都在里头。”

对于这个回答，孟小冬极为满意，能从一个年轻人的嘴里听到这种话，是她所没想到的。

那之后，孟小冬对辜振甫格外上心，还手把手教他自己的拿手戏《洪洋洞》。后来，辜振甫为台湾和大陆的交流做了很多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传统继承者，一直为两岸往来而努力。

辜振甫先生

在香港期间，孟小冬收的徒弟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之外，还有知名票友李相度、丁存坤、张雨文等。这些人从孟小冬的身上学到了余派唱腔的精髓，并将之发扬，让余派在海外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有人曾说，余派的唱腔乃是余叔岩自创，但真正让它拥有影响力的，却是孟小冬。

确实，余叔岩是伟大的，他是门派的开创者，不过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京剧的辉煌期，各路英豪太多，大家各显身手，也各有特色。虽然余叔岩自成一派，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其他人跟他差距并不是太大，因此虽然轰动，却还没到一览众山小的地步。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体不好，真正教授的徒弟很少，能够掌握余派精髓的，更可以说仅有孟小冬一人而已。而孟小冬，也跟余叔岩一样，由于身体原因很少登台。这样，余派名气响亮，但实际演出少，因此虽然很多人知道它的名气，也很向往，但实在很少有机会听到正宗的余派。

到了孟小冬在港的时候，京剧已经不如之前兴旺了，那些名气极为响亮的大家也都相继离世。尚在的人中，也只有孟小冬和梅兰芳这两个人。这时候，对于他们所在的流派，人们自然关注甚多。而且，虽然余叔岩的余派跟其他派别来比占优势，但并不占压倒性优势。可传人中，其他派别跟余派的孟小冬比起来，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为重要的是，孟小冬经常参加各种雅集，那些有话语权的人都来听她唱戏，更是愿意宣传她。因此，余派便慢慢以压倒性的优势流传开来了，这是其他如马派等所不能比拟的。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孟小冬都有一个建议。觉得以她的身份、地位和艺术造诣，已经有资格称“孟派”了。是啊，像赵培鑫都会跟别人公开说自己唱的是赵派，孟小冬这个级别的人物，自称孟派自然更无不可。

不过孟小冬却一直拒绝这么做。她觉得，论艺术造诣，自己还不如师父余叔岩，论唱腔中的创造性，自己也不如师父余叔岩，更重要的是，余叔岩对艺术的认真和挚爱，是她所一直尊重的。所以她觉得将师父留下来的东西传下去才是自己最应该做的，相对这个而言，自身的名声之类的还在其次。

这是一个京剧艺术家的情怀和责任，更寄托了她对恩师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大局逐渐稳定，国家开始了对文艺领域的关注。这时候，很多流落在外的艺术家都在周恩来总理的统战政策感召之下，回了大陆。其中，京剧领域内的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等都回了大陆。孟小冬是京剧冬皇，余派唯一的真正传人，自然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而且，她是周总理极为看重的一位。

为了能够让孟小冬答应回大陆，周总理曾经派姜妙香、章士钊等人多次赴香港做她的工作，还答应她如果回归大陆可以让她去戏校教戏，将这门艺术发扬光大，也可以帮她拍摄京剧类的舞台艺术片。

当时，人们觉得孟小冬是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不仅政策对她极为优待，那时候孟小冬的老母亲张云鹤女士也在北京生活。确实，孟小冬自然也有落叶归根的愿望，不过她最后依然拒绝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考虑到了诸多不便。那时候，梅兰芳已经成为了中国戏剧研究院的院长，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绝对的领军人物。如果孟小冬回去的话，不管是工作上还是平时人际交往上，想要真正避开梅先生怕是很难。而她又不想经常跟这位曾经的爱人相见，不是彼此有怨念，而是太为尴尬。第二，孟小冬毕竟跟马连良他们不一样，她是杜月笙的太太，而杜月笙曾经对共产党做过什么，她是清楚的。因此，虽然大陆方面承诺不追究，但孟小冬到底还是没底儿。还有就是她如今年岁已大，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了，像现在这样偶尔在雅集上唱几句还行，如果担任日常的教学任务，身体是吃不消了。

正因为有这些顾虑，所以孟小冬最后婉拒了大陆方面的好意，执意留在香港。

不过，孟小冬毕竟是生在内地，长在内地的，她虽然有诸多顾虑不愿回来，但对内地的感情依然是在的。她经常关注内地京剧事业的发展。当时，内地排的昆剧舞台艺术片《十五贯》曾上映香港，孟小冬竟然一反常态，不顾虚弱的身体，前后一共到影院看了15场之多，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63年的4月，京剧名角儿马连良、张君秋等率领北京京剧剧团去香港演出。这次演出中央方面很是重视，赴港之前，每次排练的时候，周总理都会到场，亲自审看演出剧目，并时常跟大家交谈，问还有什么问题，哪些是需要他配合的，一定会给予支持。此外，剧团临行前，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大姐还在家中设宴，亲自为主要演员们饯行。

就在饯行宴上，周总理又一次提到了孟小冬。他说自己曾经看过孟小冬的戏，极为好看，并跟马连良先生说，这次去一定要想办法跟孟小冬见上一面，做做她的工作，即使她不能回来唱戏，也要跟她商量一下，录录音也好，像孟小冬这样的艺术家，是应该有作品传世的，不然太过可惜了。

内地剧团来港演出，这自然是大事，孟小冬肯定是知道的，而且来的多是她的老朋友，她就更为关注了。在港演出期间，演出团的主要成员马连良先生等人，曾宴请孟小冬。席间，马连良说了周总理的意思，又一次向孟小冬发出了邀请，想让她回大陆唱戏。孟小冬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说自己会考虑。这时候马连良先生见孟小冬气色甚好，精神也佳，便说即使不能立即回去，灌几张唱片也是好的。孟小冬对这个提议很是感兴趣，说会好好考虑。

最后，孟小冬思虑再三，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说，大陆方面再三邀请，让她倍感荣幸，可是由于身体等原因，实在无法登台唱戏，所以暂时没有回大陆的打算。至于灌唱片，她也觉得没多大意义，原因是她的恩师余叔岩先生有18张唱片传世，自己的手艺都是从师父那里学来的，两人演出相差无几。如果再灌制唱片，会有一定的重复。不过，虽然这两样她无法完成，但孟小冬说自己对拍摄电影很有兴趣，如果大陆想就这方面跟她合作，她一定配合。

不过孟小冬提了几个条件，分别是指定了一些演员和乐队配置，还有就是她希望剧组人员能够在影片摄制之前先到香港，他们一起排练，之后再行拍摄，为的就是彼此有一个磨合跟默契，好拍出更好的片子来。

大陆方面对她提出的几个条件是表示理解的，并且说前两条绝对没有问题，但第三条需要向上级请示一下。

概因当时大陆正处在自然灾害期间，财政有些困难，而让剧组人员提前到香港排练，需要很大一笔经费，批示上可能会有困难。

就这样，这件事暂时搁置了下来，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为孟小冬拍摄影片的计划迟迟未能施行，最后竟不了了之了。

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孟小冬对大陆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不过，她好像依然没有走出曾经生活的阴影，因此有太多的顾虑，以至于大陆之行始终没能实现。但她想为大陆的戏迷献技是真实的，可惜并未成功。这是大陆亿万戏迷的损失，亦是整个中国京剧界的遗憾。

第四章  十年台北凝晖遗音

1967年春的一天，孟小冬、姚玉兰这对已经差不多15年没有联系过的异姓姐妹，通了一次电话。那通电话是孟小冬打给姚玉兰的。彼时，孟小冬在香港，姚玉兰在台湾。

在电话中，孟小冬告诉姚玉兰，最近有一个她们共同的朋友来找过她，跟她说有个生意，肯定能赚大钱，想要孟小冬给他投资，结果被孟小冬拒绝了。不过孟小冬听说那个人要去台湾找姚玉兰借钱，孟小冬觉得这个人不靠谱，所以她提醒了姚玉兰一下，要小心，不要上了别人的当。同时，她也说道，我们姐俩虽都有些私房钱，但也都有限。吃穿用度是够了，但经不起折腾，如果投入生意中，赚了自然好，万一赔了，日子就难过了。姚玉兰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同时，她也很开心孟小冬能够给她打这个电话。她们之前是好姐妹，后来杜月笙去世的时候，闹了点小矛盾，便不联系了。

其实，两个人心中也都是有对方的，不过都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孟小冬借着提醒姚玉兰打了这个电话，其实也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委婉地告诉这位姐姐，她想要和好了。

姚玉兰自然明白孟小冬的意思，她也是早就觉得两个同甘共苦的姐妹不应该这么冷战着。不过是碍于情面不好开口罢了，这次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就坡下驴。于是，她们又和好如初了。

姚玉兰觉得，如今两个人年岁都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如今已经不比从前年轻的时候了，应该找个能够养老的地方了。而她认为，台湾是比香港要好些的，因为毕竟当初杜月笙死后，杜家人去台湾的比较多。而且，这边是蒋介石的老巢，蒋的部下大都在这边。而这些人中，有很多曾经是跟杜月笙交好的，也能照顾下她们。于是，和好之后，她便经常给孟小冬打电话，劝她到台湾跟自己一起生活。

最后，孟小冬接受了姚玉兰的邀请，并于1967年9月，去了台北，从此在那边定居。

孟小冬到台北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孟小冬搬家的时候将自己养的三条狗也带上了，装在了一个木笼里。根据当时的规定，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受到了海关人员的阻挠。就在争论的时候，去接孟小冬的陆京士等人到了，他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便去跟海关人员交涉。

结果海关人员不给面子，说这种行为是违反规定的，谁都不可以。后来，陆京士在聊天中告诉对方，来者是我国有名的京剧“冬皇”孟小冬，这才得到了放行。原来，孟小冬的出入境证明上，写的名字是孟令辉，所以海关人员不知道自己阻挠的这个人就是孟小冬。当他们知道是京剧名家孟小冬之后，便乖乖放行了。而且，还给孟小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迎接仪式。从这个插曲中可以看出孟小冬的名气，也能看出她的影响力。更是能够看到，在台湾孟小冬也是有着极大的市场的。

孟小冬定居台北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由于她名气太大，很多人都来拜访，其中更是不乏各界名流。像想要采访她的记者，要请她登台的一些演出队领导，以及有些梨园同行请她赴宴等，络绎不绝。不过基本都被孟小冬辞谢了。

孟小冬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身体原因。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又染上了吸食鸦片烟的习惯，因此更加孱弱了。对于这些社交活动，实在是应付不来。索性就一并推掉，在家静养。

不过，虽然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对于那些京剧爱好者她还是欢迎的。当时，有很多爱好京剧的人都会去她那里，想求得她的指点。如果当天身体好，而且对方确实是有些基础的，孟小冬便会认真指教，给对方一些指点。至于那些一看就是没诚意，不过是来见见名人的，则三两句话就打发了事。

孟小冬刚到台北的那几年，生活是很惬意的。开始的时候，姚玉兰和杜月笙的二女儿杜美霞都跟孟小冬生活在一起，平时会给她很多照料。尤其是杜美霞，简直就像是孟小冬的亲女儿一样，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后来，孟小冬自己租了一处房子，不过跟姚玉兰她们相隔不远。而姚玉兰和杜美霞则几乎每天都要来孟小冬这里坐一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无间断。

后来，提起那段日子的时候，孟小冬依然很是怀念，她说：“真的好奇怪，她们只要来，我就会很开心，哪怕是一句话不说就坐在那里，我也觉得心情好。如果他们谁都不来，我就感觉不自在，像是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一般。”

那段时间，孟小冬的精神也很好，经常跟朋友们打打牌、玩玩麻将之类的，有时候则给人指点些戏。实在没事就练练书法，后来孟小冬还跟人学习太极拳等，用来锻炼身体、打发时间。

后来，孟小冬又多了一个习惯，每晚都会念一会儿经文。她年轻的时候，就曾信奉佛教，早就是个佛教徒了。不过这些年由于各种杂事太多，沉下心来念经的机会早已没有从前那么多了，这下有了时间，就将这个又捡了起来。

孟小冬在台北的那几年是很平淡的，最多也就是跟一些京剧爱好者们聊聊戏，因为身体的原因，她已经很少开口唱了。平时戏瘾上来，也只能是用低调门吊吊嗓子，早已经没了年轻时的风采。不过，一个人年轻时的风采或许更加可爱，但老来的恬静也是别有一番魅力的。

孟小冬的魅力，在于她的经历让她看透了人生，也看淡了人生。对于所谓功名利禄，她早已经不去挂怀了，唯一能够引起她的兴趣的是京剧艺术。除此外，她的追求就是平淡。

不过，随着年岁的增大，京剧也渐渐无法引起她的兴趣了。不是她不想唱，而是常年的咳嗽、气喘，让她开不了口，在病痛的作用下，唱戏给孟小冬带来的不是愉快而是痛苦。

这一段时期内，孟小冬便很少出门了，运动对她来说，已经成了过分的奢侈。此时，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待在家里看电视。从屏幕中，为自己寻找快乐，打发时间。据传，孟小冬的家里有两台电视机，有时候她会将两台电视都打开，同时收看两个不同的节目。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孟小冬是比较随意的。京戏她自然会看，也是最爱看的，但其他如电影、话剧以及一些娱乐节目等，她也都常看。有时候，看电视里的某些演员唱歌，她还会点评这个唱得好，那个在动作或咬字上有些不足等，都会说出来。心情好的时候，孟小冬还会对一些知名的影视歌星进行模仿，引得宾客们大笑。

孟小冬晚年的时候，由于受病痛折磨，过得其实是很痛苦的。不过天性坚强的她却很少表露，而且还会用各种形式为自己找乐。这就是孟小冬，一生倔强。

1976年，孟小冬已经是69岁高龄了。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身边的人自然是关心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应该为她老人家庆生，办一次大寿。一般来讲人们常说七十大寿或八十大寿，但很少有整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过的，都是六十九岁或七十九岁的时候过。原因无他，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习俗而已，在我们的传统中，一直都有“庆九不庆十”的说法，也就是七十大寿要六十九岁过才好。

孟小冬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六日，不过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她那些港台的弟子以及亲友们就开始互相联系，商量着怎么给孟小冬过寿。最初，制订的计划是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堂会，不过，因为孟小冬的弟子们比较分散，没办法凑在一起排练，所以最终没有成行。

最后，孟小冬的弟子、亲朋们在孟小冬生日的前一天举办了一个大的聚会。第二天，又在金山街上的金山行业公司招待所举行了盛大的庆生仪式。这一天，除了孟小冬的亲朋挚友以及那些弟子外，还来了很多其他人，如当时台湾京剧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及其他一些传统剧种的知名人士等。

那是一次众星云集的集会，也是一次很热闹的集会。期间，不少人纷纷登台清唱，场面极为火爆。孟小冬因为年事已高，加上有病在身，没法登台，但她却是最开心的一个。

连续两天的活动下来，虽然孟小冬的心情很好，但身体上却有些吃不消了。从那以后一直到年底，孟小冬始终小病不断，不是感冒就是哮喘加重，整天都无精打采的。春节刚过，姚玉兰就劝孟小冬去医院看看，可孟小冬不同意，她觉得大过年跑去医院看病，太不吉利了。为此，两个老姐妹还颇为争执了一番。

春节过后，孟小冬的哮喘病愈加严重了，以前服用的那些中成药也不再管用。这时候，姚玉兰和杜美霞都劝她赶紧去医院治疗，可她就是不愿意去。就这样，一直拖到5月份，实在支持不下去的孟小冬才答应请医师来家帮她治疗。医生看了孟小冬的病情之后，劝她去医院住院治疗，但她坚持不肯，只是说：“等我考虑一下，等有了决定再找你们吧！”

家人朋友们自然知道，她这话的含义就是不去，于是纷纷来劝。可是孟小冬很是固执，人们说多了，她便反驳，最后弄得别人也不好再开口。

生活在台北的孟小冬

5月下旬的时候，孟小冬的病情就已经很严重了，医生检查出她肺部积水，要求她立即住院，但孟小冬坚持不肯。等到了25号的时候，孟小冬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不省人事。家人见状，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急救。医生帮她排除了肺部的积痰，然而她依然昏迷不醒。5月26日，孟小冬因肺气肿和心脏并发症不治离世，享年70岁。

这样一位堪称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就这样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纵观孟小冬的一生，是多彩的，不过其中却掺杂了太多的灰色。她少年成名，令无数人羡慕，但她也失去了美好的童年；她成年之后，嫁得佳婿，结果受到的却是伤害；她中年拜师，终于学成无二艺术，但却因为病痛，浑身本事无法施展；她老年的时候身边各路名人簇拥，但她所爱的那个人却早已经离她而去。

她取得了太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但她同时也经历了许多别人想忍都无法忍的痛苦。这就是孟小冬，一个多彩的女人，过了一个多彩的人生。或许，上天是公平的，在此处关闭一扇门，便会在另一处打开一扇窗。在此处敞开一扇窗，便会在别处关闭一扇门。

孟小冬是坚忍而又倔强的。年少时，便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好几倍的努力，却从未言苦；成名后依然勤学苦练，却从不言累；年老后受疾病折磨，却从不言痛。但同时，她也是脆弱的，面对感情的飘忽不定，她会伤心也会流泪，甚至留下一生的创伤。说到底，她还是一个女人，即使再坚强也需要有人呵护、有人疼爱。可惜的是，青春年少时，她身边的爱人不懂得去呵护、疼爱她。等到老了，找到那个疼爱她的人了，上帝却从她身边将那个人带走了。

或许，这就是人生吧！有苦有乐，彼此掺杂，会让人哭，也会让人笑。

不过不管怎么样，孟小冬依然是成功的，她的出现让那个动荡年代的人们，有了暂时忘掉痛苦，享受片刻欢愉的机会和可能。一个可以给别人带来享受的人，一定是一个不虚此生的人。

早在临终前一个月，孟小冬就仿佛感觉到了自己大限将到。有一天，她找来了杜月笙的大弟子陆京士，拜托他为自己选一个墓地。因为孟小冬早已经一心向佛，所以，她早就决定了死后要葬在佛教公墓中。陆京士得了委托之后，帮忙四处打听。最后，他听人说台北县的树林镇净律寺旁的佛教公墓正好有一块墓地出让，便跟孟小冬说了。孟小冬听后便让他买了下来。

买下墓地之后，陆京士找人帮忙设计了坟墓的样式，可是画了两次图纸孟小冬都不满意，最后她亲自修改后，才决定了最终样式。

5月27日晚间，杜府家人及孟小冬的一众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如何出讣闻。当时，因为孟小冬身边没有子女，因此众人对于怎么撰写讣闻颇感为难。最后，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出面，说愿意以自己的名义称孟小冬为“继妣杜母孟太夫人”。

6月6日，台湾的《中央日报》和香港的《工商日报》同时登载了杜府发布的讣闻。一时间，舆论哗然，大家都为杜家大公子识大体而大加称赞，更是为一代京剧“冬皇”的陨落而悲伤。

6月8日下午，杜府在台北的市立殡仪馆举行孟小冬的入殓仪式。当天，各界知名人士都送来了挽联和花圈等，祭奠这位京剧大师。

张岳军挽联：

绝艺贞忱

陈立夫挽联：

菊坛遗爱

张大千挽联：

魂归天上，誉满人间，法曲竞成广陵散

不畏成劫，宁论利往，节概应标列女篇

一代“冬皇”，就此谢幕。

附录1  师承与弟子

孟小冬师承(含正式拜师及给予诸多指点者)：

仇月祥  孙佐臣  王君直  陈秀华  陈彦衡  杨宝忠

鲍吉祥  李适可  程君谋  闫继鹏  苏少卿  余叔岩

孟小冬琴师：

马少亭  孙佐臣  杨宝忠  王瑞芝  任莘寿

孟小冬弟子(含正式拜师及给予诸多指点者)：

吕  光  钱培荣  赵培鑫  吴必彰  张文涓  黄金懋

李  猷  蔡国蘅  李相度  沈泰魁  丁存坤  赵从衍

吴中一  吴彬青  丁宝麟  严许颂辉  万啸甫  周慰如

徐文缃  冯德曼  姜竹华  汪文汉  龚耀显  张雨文

许密甫  金如新

资料来源：《京剧冬皇孟小冬》311—312页

附录2  孟小冬年谱

1908年12月9日，孟小冬出生于上海民国路同庆街观盛里(今人民路观盛里)。

1915年，孟小冬7岁。拜孙(菊仙)派老生，亦是孟小冬之姨夫仇月样为师，学老生。

1919年，孟小冬11岁。该年3月起在无锡正式开始营业演出，在无锡共演出68场，历时两个多月。挂牌时用艺名“孟筱冬”，并一炮走红。同年7月，应无锡戏迷之邀，两至无锡，在新世界屋顶花园演出，历时110天。12月1日回沪，加盟上海大世界游乐场乾坤大京班为正式演员。

1920年，孟小冬12岁。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大京班演出，至该年11月合同期满停演。12月14日正式搭班共舞台，改艺名为孟小冬，接露兰春在连台本戏中担任主角。

1921年，孟小冬13岁。在共舞台合同期满后辞演，之后应邀赴福建作短期演出，又赴菲律宾献艺数月。同年在百代公司首次灌制唱片若干，有《击鼓骂曹》《逍遥津》《徐策跑城》《武家坡》《奇冤报》《捉放曹》等。

1922年，孟小冬14岁。该年8月20日孟小冬与师父仇月祥及琴师“胡琴圣手”孙佐臣由上海同赴汉口演出，场场爆满，在汉口一炮而红。

1923年，孟小冬15岁。继续在汉口演出，后半年返回上海。

1924年，孟小冬16岁。该年6月至7月初，孟小冬应邀三赴无锡，反响强烈。返沪后与著名武生白玉昆在上海商议组班，欲北上深造。后辗转山东济南、天津、北京演出，仇月样、孙佐臣随同前往。

1925年，孟小冬17岁。该年春，孟小冬随白玉昆班到达天津，于新民大戏院演出，大受欢迎，获得天津戏迷认可。期间，在天津结识数位著名票友，其中谭派名票王君直还给了孟小冬很多指点。6月到北京，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三庆园演出，以全本《四郎探母》打炮，获得成功。后陆续演出于开明、三庆、广德等戏园及城南游艺园。同年在长城、丽歌唱片公司灌制唱片《珠帘寨》《捉放曹》和《逍遥津》三张。8月参加北京第一舞台盛大义演，8月23日冯公度母亲八十寿辰堂会，孟小冬与梅兰芳合演《四郎探母》，轰动一时。

1926年，孟小冬18岁。彼时其已在北京立足脚跟，遂接全家来京，后典屋东四三条25号、26号。同年，为求深造先后向谭派名宿陈秀华、陈彦衡、王君直、苏少卿、言菊朋、李适可等问艺，又请杨宝忠说戏兼操琴伴奏。后来，在天津与金少梅组班，于大罗天剧场演出。下半年在王克敏生日堂会上与梅兰芳合演《游龙戏凤》。

1927年，孟小冬19岁。在冯耿光、齐如山等人撮合下，与梅兰芳在冯府成亲。期间息影罢演，曾拜师鲍吉祥。9月14日，一位迷恋孟小冬的戏迷李志刚欲绑架梅兰芳敲诈未果，愤而杀死梅的朋友张汉举。

1928年，孟小冬20岁。因与梅兰芳吵架，愤而复出，与雪艳琴在天津公演十余天。天津《大风报》创办人沙大风撰文捧小冬为“冬皇”。

1929年，孟小冬21岁。与梅兰芳及梅党一众共同筹备赴美演出的后勤事宜。同年12月梅兰芳离京赴美国演出，孟小冬与梅兰芳在寓所送别合影。

1930年，孟小冬22岁。梅兰芳访美结束，于8月回京。因梅兰芳大伯母逝世，孟小冬前往梅宅奔丧吊唁被拒于门外。孟万念俱灰，遂往天津念佛隐居。

1931年，孟小冬23岁。仍息影，不过在长城公司灌制《捉放曹》《珠帘寨》唱片，杨宝忠操琴。与梅兰芳分手后居于天津，情绪低落，看破红尘，一度整日念经打坐。该年12月因父孟鸿群患病，由天津返北京探视。

1932年，孟小冬24岁。该年2月孟小冬父孟鸿群病逝。9月孟小冬在天津拜苏少卿为师，为家庭生计，欲重返舞台。

1933年，孟小冬25岁。该年9月5、6、7日孟小冬在天津《大公报》连续三天发表“紧要启事”，澄清与梅交往事体。因婚姻关系息影5年以后，终于重返舞台。

1934年，孟小冬26岁。不定期地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并向鲍吉祥学演余派戏。12月经杨梧山、窦公颖介绍，在杨宅宴会上得余叔岩指点，余承诺，有问题尽可问他，但未正式拜师。

1935年，孟小冬27岁。继续在北京、天津作不定期演出。11月应章遏云之邀同赴上海义演，原定演出20天，因病只演8天结束。

1938年，孟小冬30岁。该年10月21日，孟小冬在北京泰丰楼正式拜余叔岩为师。12月24日在北京新新大剧院首次公演余叔岩亲授剧目《洪洋洞》。

1939～1942年，孟小冬31～34岁。该段时间内，孟小冬上台次数极少，主要在余叔岩家学戏。

1943年，孟小冬35岁。该年5月19日，余叔岩因患膀胱癌于北京病逝，孟小冬6月3日为《369画报》撰文《余老师逝世后感想》。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孟小冬以“为师心丧三年”为由退出舞台隐居。

1947年，孟小冬39岁。该年5月孟小冬赴上海。9月为陕西水灾义演暨贺杜月笙六十大寿，共义演10天。期间，孟小冬演两天大轴。演出盛况空前，孟自此告别舞台。

1948年，孟小冬40岁。年底离京赴上海，入住杜府。

1949年,孟小冬41岁。于4月27日，跟随杜月笙乘船赴香港。

1950年,孟小冬42岁。在港与杜月笙补行结婚。

1952年，孟小冬44岁。春季在港收赵培鑫、钱培荣、吴必彰为徒。

1953年，孟小冬45岁。为孙养农著《谈余叔岩》一书作序，题为《仰思先师》。

1977年5月26日深夜，孟小冬在台北去世，享年70岁。

资料来源：《孟小冬》264—266页

附录3  同时代人物年代

梅兰芳(1894—1961)

杜月笙(1888—1951)

程砚秋(1904—1958)

姚玉兰(1904—1983)

荀慧生(1900—1968)

孙佐臣(1862—1936)

尚小云(1900—1976)

余叔岩(1889—1943)

陈彦衡(1868—1933)

言菊朋(1890—1942)

马连良(1901—1966)

李佩卿(1897—1932)

谭富英(1906—1977)

杨宝忠(1899—1967)

杨宝森(1909—1958)

王瑞芝(1909—1976)

李少春(1919—1975)

王少楼(1909—1966)

苏少卿(1890—1971)

露兰春(1898—1936)

张君秋(1920—1997)

章遏云(1911—2003)

赵培鑫(1914—1968)

裘盛戎(1915—1971)

沙大风(1900—1973)

资料来源：《京剧冬皇孟小冬》313页

后  记

孟小冬是一个颇为特别的人，她本人极为简单，但她的命运却很复杂，甚至外界对她的评价都呈现出了某种矛盾性。

有些人觉得，孟小冬是极为优秀的，甚至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她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个时代中的人们，人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孟小冬的人生尤其不确定。她的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她本人性格跟那个时代的冲突。

孟小冬的思想是较为前卫的，她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更重要的是她渴望独立和自由。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很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对女性来说，自由和独立却是一种稀缺品。于是，这里便有了矛盾。

孟小冬虽然倔强，但她并不是一个善于或者说乐于制造矛盾的人。她人生中的种种矛盾大都是被动卷入的。就像跟梅兰芳先生的婚姻。严格来说，两个人想要的是不一样的，梅兰芳显然想要一个传统式的，贤妻良母般的女人，乐于奉献，少于索取。

不过，孟小冬却不是这样的女性。孟小冬虽然也有奉献精神，但她愿意奉献的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尤其不是自己的爱。这样，矛盾就来了，一个渴望拥有男人全部的爱，一个却无法给予。这是梅孟婚姻中最主要的矛盾。

孟小冬之所以离开梅兰芳，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被梅家轻视了，而是感觉自己的爱情不完整。然而，这一切，都源于“梅党”们的一个玩笑式的提议。在整个过程中，孟小冬和梅兰芳更像是在演一场“梅党”们导演的戏剧。

孟小冬身上的另一种矛盾，便是事业上的。她是一个热爱京剧的人，甚至可以说把唱戏当成自己生命的人。但上天却偏偏没有给她一个好的身体，以至于她年纪轻轻便很少登台演出。

因为对京剧有着无与伦比的爱，孟小冬在艺术上的要求十分严苛。对她来说，艺术可以没有，但不可以不完美。这一点上，她的师父余叔岩跟她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也正是因为这点，余叔岩很少收徒，他要的是认真学，心思全在戏上的徒弟，而不要那种只是为了好玩，或者仅是将戏当成谋生工具的徒弟。

他们师徒二人，骨子里都是完美主义者。孟小冬继承了师父的衣钵，也继承了师父的这种性格。所以她虽然也收了几个徒弟，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人。在艺术传承上，孟小冬是有些保守的。

据传，孟小冬是不轻易教人的，甚至有时候吊嗓都不让别人偷听。也正是这点，让她受到了许多诟病。有人觉得，她的保守，让余派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跟她和余叔岩比肩的大师级人物，这是余派的损失，也是京剧界的损失。

但如果从孟小冬的角度上看，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艺术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刻苦、需要钻研，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一定是对艺术有爱的，那些仅仅将之当成一种谋生手段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大师的。

而在孟小冬人生的晚期，这样的人其实已经不多了。在一个完美主义者眼里，如果不能完美传承，不如索性放弃。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孟小冬不想教，不愿意教，而是时代的改变让京剧变得不那么流行了，想学习的人没那么多了。喜欢的人少了，想学的人少了，孟小冬选择徒弟的范围自然就少了。基数少造成的必然结果便是人才少，尤其是可造人才少。所以，她宁可将一身技艺带到另一个世界，也不愿意在这边留下许多“半成品”。

这就是孟小冬的性格，追求自由、追求完美。她的想法没有错，错在不应该生在那个年代。

人生的悲剧，很多时候都是来自时代的悲剧。孟小冬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解读孟小冬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展现她的悲剧人生，而是从她的人生中获得助益。我们可以看到，孟小冬一直是在抗争的：婚姻不如意的时候，她在抗争；京剧艺术衰落的时候，她在抗争。还有就是她精益求精、积极向上的态度。孟小冬少年成名，但并没有自傲，反而是一直以低姿态向别人求教，可以她说一生都在学习。正是这种态度，让她做到了别人所做不到，做成了许多别人所做不成的事。这些才是孟小冬的真正闪光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青：风从海上来 / 江晓英著.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9

ISBN 978-7-5699-0542-7

Ⅰ.①苏…Ⅱ. ①江…Ⅲ.①苏青(1917～1982)－传记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589号

丑牛系列之民国的婉约

苏青：风从海上来

著    者|江晓英

出版人|杨红卫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装帧设计|张子墨

责任印制|刘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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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74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0542-7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新加坡作家尤今说女人有四个阶段：少女，少妇，徐娘，老妪。

少女情怀如诗，短暂而美丽。

少妇情怀如散文，精明能干，成熟踏实。

徐娘像小说，沉着豁达，妩媚动人。

老妪像论文，沉闷枯燥，晦涩难懂。细细品味，却韵味十足。

女人是一部书，一部娓娓走笔，草蛇伏线在一竖一捺、一点一撇、一横一斜、一提一放字里行间的故事书。女人如书，书自天成；女人如书，卷卷流云；女人如书，字字玑珠。杰出女人似人间底色出岫来，件件不重样，事事有千秋，精彩绝伦着无以复加的一部花样编年体史书。

女人书，温娴静怡地散发栀子的清芬。

女人书，坚与韧完美网织的袒露。

女人书，一部力透纸背的生命史诗。

她说《结婚十年》，说与女人听，说与商贩闻，说与市民知，说与商贾晓，说与政要懂。她说与知己、不知己的热衷生活的人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说。

如此，书便再版，再版，一版再版地大卖；如此，她便可获得源源不断的版税养活一家大小；如此，她便有了欣欣向荣的时而慎重的、幽微的，大胆盛开的活水源泉。

她将十年婚姻中芝麻谷子的零碎琐事，以犀利，直接，大胆，通透的笔触洋洋洒洒道来，说老百姓的家务事，说女人的婚姻事，说窗子以外的新鲜事，说一些拉拉杂杂的生活常事。一些聊胜于无的眼前事便活灵活现地影印在你心坎上，慢慢咀嚼，已是满口余香，趣味丛生，既尖锐刻薄，又辛辣胆大。

她以女性的口吻，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思维，女性的认知，开诚布公地谈论中国式女人的人情世故和生活底色。素材略显平常稀松，却蕴藉深刻高远。行文走笔的特立独行风格，开了历史之先河，女子之先河。

十年之前，在婚姻的樊笼中，她是妻子、母亲、媳妇、女儿，也是旧式家庭中的少奶奶。尽管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尽管她的婚姻本算得上是爱情的结晶，尽管她个性中饱含着热情洋溢。但是，三个女儿的相继出生，让她承受了公婆的冷眼相向，而丈夫的感情出轨，使得矛盾加剧，最终促使她义无反顾地摆脱婚姻的枷锁。

从此，她也开始了一条不平凡的路。这条路让她走得既艰苦又充满激情，既困难又充满希望，也让她成为了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出版人，杂志社创办人。

张爱玲说：“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

张爱玲还说：“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

她们说来说去，在咬文嚼字中比肩齐飞，成为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中的“苏张”。“双璧”并驾齐驱成为海派文学的推动者和繁荣者，影响深远巨大。

饮食男女，苏青是也。

她笔下桩桩件件都是饮食男女的俗事凡事，经她吐露，却不同凡响、生活谐趣。

她和她的《天地》共创了上海文坛的一个天地，不拘泥于形式的文学用稿，引得各色各样的名流雅士踊跃赐稿，一时间杂志百花齐放，一度使得“洛阳纸贵”。

她谈女人，站在女性的角度看女人。她谈男人，用女子的眼光审视男人。她谈她的眼见耳闻和生活体悟，直率，索性，干脆，掷地有声。

苏青谈的，老百姓喜闻乐见，风流名士欢喜，才子佳人欣然。于是，她的《结婚十年》反复再版达18次，盛况空前，无限风光。

文风的辛辣，表达的赤裸，语言的刻骨，有人“加冕”她一顶“文妓”的帽子，此后未曾脱掉。

而她在上海“孤岛时期”与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的交集，与大汉奸周佛海的交往，与胡兰成千丝万缕的瓜葛，埋下了此后生活中遭诟病的引线。

新中国建立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苏青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之同呼吸，共命运。

从此，她专注戏剧创作，一部《宝玉与黛玉》在京城及各地连续演出300多场，轰动一时。

有人说，如果上海滩还有最后一位穿旗袍的女士，大致是苏青了。

当然，如果张爱玲依旧与其并肩而坐，繁华的十里洋场，某个小巷的某个路口，某个斜阳夕照下，或许有“双璧”从壁垒中走了下来，濯濯生辉。

只是，张爱玲早已远走他乡，寂寂凋零在大洋彼岸。

若干年后，宁波鄞州浣锦桥边，有人等着苏青归去！

张爱玲，苏青，曾经的“双璧”同样远赴重洋，一个是身前，一个在身后。

江晓英

第一篇  生如夏花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

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

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

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

我相信自己

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

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

乐此不疲

——泰戈尔

第一章  冯家大院

我是生长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浣锦的地方，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曰浣锦桥。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

——苏青

不曾想，一个寂寞了百年的籍籍无名的小村落，一时间被推向了舆论的中心。它的拆迁消息一经传出，如星雨点点密匝在一潭幽深中激荡起涟漪层层。当地居民，还有一些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外作家纷纷疾声呼吁“手下留村”。

是什么样的村落，让这么多人牵挂和惦记呢？

或许，这份关注不仅仅是对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栋房子的热切向往。或许，有那么一些影存早已种植在一个飘渺、久远的梦中。梦里，灰扑扑的色泽在簇簇地降落。它是古朴的，陈旧的，消褪的，或许在某个深幽的拐角处，绿茸茸从古老的墙垣中，从罅隙里探出一丛葱茏，那便是沉香生了新翠，一些故事吐蕊发芽了。

2009年11月26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所载《苏青阿姨与冯家》一文称：“家母为苏青阿姨堂姊……本文叙述苏青阿姨鲜为人知的家世、生平二三事，容或得补充诸书不足、讹误处。”

一文引出尘封事，一语道出不了情，冯家村，这个昔日普通的小村落从此不普通，鲜活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中。

远远地，一片苍郁中，青砖石砌起夯实的一座座屋基，马头墙立于风霜中百年相连又间隔，而木头屋檐轻挺、微翘在和风中，有斑驳从熹微从苍老里一点点剥落下来，它们可曾饱含过如水的月光，如水的流年，还有如水年华中的前尘过往。可待“燕子来时新社”，这江南人家门庭便生动起来，里外相通，里外门户的大大小小的小子丫头于是天翻了，叽叽喳喳地蹦蹦跳跳，他们从历史的影印中走下来，活泼轻快着。

冯家小村落，似可闻当年的嬉戏笑语欢声。谁在奔跑，谁在打闹，谁家传出了朗朗的诵读声，而谁又立于“浣锦桥”上，俯首清溪缓缓而流。

走进冯家院落，追寻百年村落的历史往事，或许关于它拆迁受到广泛关注和热切重视的一切谜底，就迎刃而解，无须解疑了。

《苏青阿姨与冯家》中道：“浙江鄞县南门外石契镇有一小地名‘后仓’，意指‘后面的仓库’。石契镇旁邻栎社镇，现在建了‘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从前由栎社镇远远就看到后仓冯家金房大宅院的大墙门。”

金房，这个陡然的字眼醒目地钻入眼帘，让人好奇心遂起，什么样的房子，是镀金的镶金的嵌金的房屋可称为金房吗？而一个村落中，真有这般奢华到用金子铺垫和装点的门楣吗？

中国人讲究风水文化，考究门庭坐落方向，研究牌匾题字蕴积，中国人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吃住行，饱含着一种“富贵荣华永”的人生追寻和热切向往。因此，中国人在修房葺屋上，对择日、选材、动工、竣工等都十分挑剔、重视，将这些事情视为家族或家庭中的头等大事，恭敬、虔诚地看待和对待，追求圆满和完美。而因地域、人文、习俗、历史等的不尽相同，也就造就了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民族、民间建筑特色，挑开细微差别，却是流溢着各种精彩纷呈。

文中提到“金房”，单从字面上推敲，容易让人圈囿在固定思维模式中，产生不必要的疑惑或陷于认识的简单性。若稍加思索和探究，便不会有这么稚气的想法了。

在清末民初，一个小小的村落，怎可能真的用金子来打造呢？财不露富，贵在不言，这是中国人对金钱管理最为传统的认识和想法。对于偏于一隅的小山村，适当地藏金纳玉是最明智的做法。但是，缔造村庄的先行者却旗帜鲜明地告诉他人，我这里是“金房”，不显即贵，不贵即富，寓意非常明确、直接、开放。

“金色”的冯家村，它从何而来？

一向讲究阴阳八卦的中国人，会让金色孑然独立地存在？

或许，这就是中国文化十分有趣的地方，常说“金玉良缘”“金玉良言”，“金玉”预示着美好的，相衬的，融入的，日进斗金，岂能缺玉呢？

“原来还有‘玉房’。数百年前，浙江慈溪县冯家两位兄弟迁徙至鄞县后仓；哥哥是金房的祖先，弟弟是玉房的祖先。”“金房”高拱，“玉房”蔚然，一派“金玉”呈祥。文中这点滴爆料，却简约而不简单地将冯家村的底蕴推向更深更高处，值得后来人去探究和体味。

许是静静地漫步在小巷的青石板上，流光泻影一幕幕穿梭，那些残缺的泛黄晕色或许会一点点地拉近光阴的距离，恍然间，故事一桩桩一件件从苍老中跳脱出来，丛生谐趣，萌生新鲜。冯家村，再不单单是因为有一位名唤“苏青”的女作家从这里走出去，才如此被人关注和惦记，其内里的丰韵和沉淀，聚合成闪烁的晶莹的光点，氤氲在江南的山水迷雾中。

在中国的人文历史中，每一个姓氏，每一个祠堂，每一个家族，各自演绎着风雨烟云，或沉潜，或起伏，或激进，或追溯，都有着与家族史匹配的发展规律，其演变的趋势，与每一代当家人的德行、品格、胸襟密不可分，意义深远。

冯家村，一个“金房、玉房”构建的建筑群，一个江南腹地里的小村落，有着怎样的不同凡响，或者不为人知的故事，让它生动活泼起来了。

一部家族史，一个发展史，必然会有一个引子任它发端、发迹。

在《苏青阿姨与冯家》中，不经意便可寻到冯家村由来的来龙去脉。

据说，“金房第一代那位哥哥‘捉狗屙’(收集狗粪卖给农夫作田肥)勤俭起家，逐渐置买田地。据说第二代‘仁’字辈太公是猴子投胎转世，喜坐梯子高层；一日竟听到空中鬼相语，惊悸得病，早逝。传说太公婚娶太婆时，‘青龙、黄龙’(一条青蛇、一条黄蛇)盘于新娘花骄底下。花骄一到冯家，‘青龙、黄龙’立刻钻进并隐身米缸、谷仓里，‘青龙伴米缸，黄龙伴谷仓’，但谁也没有真正看过它们。从此田地年年丰收，稻谷卖都卖不完。”

这是一个美丽的目眩神迷的传说，金房的发迹史，或倍觉不可思议，主人的创业史，出乎人意料的普通，乃农家肥拾缀者，并非什么大显大福大贵的人家，是靠积累、打拼、执着而创立家业的。

到了第二代继承人，文中讲述的传奇故事，将家族兴旺发达的内因全部都抖落开来。

原来，勤劳、向善、好施、乐观，在潜移默化中会开出富贵花来，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一种神奇的因果循环。文中记载道：“太婆过世了，‘青龙、黄龙’也随之离开冯家。她育七子、子又育孙，子媳、内外儿孙‘孝杖棒’几十根，数也数不清楚。”

多子多孙，多孙多福，冯家的“太婆”，她的佛心善意之举，不但赢得了当地人的敬意和尊重，也为儿孙后辈沉积下了福禄之缘。据说，老人出殡的时候：“金房大墙门外头站满了叫化子，痛哭流涕悼念她。”只因她身前“遇叫化子来二房后门乞食，必放下饭碗，亲自起身舀三调羹米给叫化子，再回来继续吃饭。叫化子即使每天来，仍必拿到三调羹米。”太婆个人魅力完美地转化为家族魅力时，冯家村不断地发展壮大了。

从庄稼人到殷实者，从殷实者到经营者，从经营者传承下去，开枝散叶，冯家村中走出了举人，秀才，大学生，一个个知识分子从冯家村落走出去。

其中，有一位冯家女子，光耀了冯家人的门楣，半个世纪过去，仍然有那么多人记住了她，记住了她从冯家村走出去。

她名和仪，字允庄，笔名苏青，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上海女作家。

第二章  有凤来仪

他见了祖父很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的，薄薄铺些白云。我眼不转晴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地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苏青

他是晚清举人，自然文采斐然，他为他的孙女取名和仪。寓意为“鸾凤和鸣，有凤来仪。”这是一个饱含贵气、福气、大气的好名字。

和仪，应该是端庄、大方、温娴、高贵的姿态。

而冯和仪(苏青)一生呈现的生命姿态和生活姿颜，与“和”关联、与“仪”接轨吗？和为贵，和为容，和为韵，和生万物，顺势而为，顺应自然天地之气，成就仪态万千、风华绝代的个人魅力，苏青做到了吗？

中国人常说：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中国人对名字有着特别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视角，将名字视为个人特征的体现，有名片效应，一张“金字”招牌。因此，对于孩子的取名，家长们非常地慎重，也非常地讲究，自是推敲再推敲，才能真正确定下来。

孙女“和仪”，饱含着他的希望和祝福！

他是从宁波鄞州冯家村走出来的晚清才子，姓冯，名丙然，字止凡。

或许，如今已经不能在历史的扉页里搜索到他的一点点曾经和过往。但是，作为上海女作家苏青的祖父，历史有理由好奇地将他从岁月的沉睡中摇醒，与他絮絮叨叨一会儿，共同去追溯那些关于苏青童年的轶事和趣事。

有关他的记载，有几个关键词：“本村私塾校长”“宁波府中学堂校长”“杭州副参议员”“创办《四明日报》”“开公立医院”“热心建设铁路”等，这些标签足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冯丙然。此人不简单，好公益，兴教育，参政事，该是怎么样的一位能干人和社会人，才能做到这么多跨界、跨行、跨领域的非常之事呢？

一个一生都努力扶持教育事业的人，必是德高望重，学问不凡。作为清末民初的学校校长，冯丙然的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引人侧目。在当地人中，社会地位显著，是一种精神形象的追寻和体现。

在苏青眼中，便能知道得更清晰。她说：“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桥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见，听取他的判断。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的，薄薄铺些白云。我眼不转晴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地在答复他们了。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这是怎样的一个老人，他的气概如何呢？仅仅是这一小段描摹，冯丙然慧者智者明者清者的儒雅夫子形象，就烙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中，兴味有余，久久不散。

孩子的幼儿教育，多半来自家长的行为影响和语言引导。冯丙然，他对苏青潜移默化地引导和教育，是通过以身示范、以身作则来达到的。这也许就是当下一些教育专家常常呼吁的“亲子教育模式”吧，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教育课堂。

在幼时的苏青眼里，祖父的言行举止、待人处世，在乡邻乡亲中所赢得的尊崇和敬意，会让她不自觉地眉梢“神气”，“骄傲”起来。拽着祖父的青衣袍子出门，是多么光彩的一件事啊。你看，四面八方投射来的盈盈笑意，四处招呼不断，问候声声传来，他们恭敬谦卑地连忙热情让座。尊者坐下，有心事者便赶紧上前，抓住这不错的际遇，将心中的困惑、疑问赶紧兜出来，希望得到这位智者的解答。他们坚信能从他智慧的言语中捋出一个线头来，一切难事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因此，在小小的苏青心中，充满了对祖父的敬仰和信服，祖父很“厉害”呢！

年幼的苏青从祖父冯丙然身上读到的人事、社会、地位、生活、人生等，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名后的苏青，骨子里的爽利、磊落、热情，虽与祖父的行为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对人对事对物，泰然真诚处之，智慧大胆行之，却都有冯丙然的影子。

当然，父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也必然是孩子成长的丰沛养分，直接或间接左右着孩子的未来世界。

无疑，苏青是幸福的。有人将她和张爱玲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感怀于苏青少年时获得的爱，远比张爱玲多许多。

苏青有祖父母的疼爱有加，有外婆的放任娇纵，有冯家村中至爱亲朋的包容爱护，她在冯家村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中，收获了细致入微的亲人关爱。尽管父母因在外读书的原因对苏青管教很少，但是，苏青心中收获的爱是满满的，溢在心田是甜甜的。

而童年时的张爱玲，抬眼灰蒙，心中清冷，生活世界里全是满怀的无奈。当倔强的母亲远赴重洋，当吸食大烟的父亲再婚，当她被关在楼阁中病得奄奄一息时，她的生命底色是灰烬的苍白的，她的家庭是缺陷的，亲情是缺失的，这是一种无以言明的伤痛，一生伴随着她。

《苏青阿姨与冯家》提到：“家母(生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与苏青阿姨(生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年纪相仿，系同班同学。学业成绩互争雄长，不是一个第一、另一个第二，就是颠倒过来。小朋友日常相处、嬉戏，难免“拉帮结派”。四房连苏青阿姨一起共六人，她以“强人势”(宁波土话，指强大势力)又团结老玉房、“九份头”二人，组成“共和国”(意指全部都在我们这边)；家母也联合大、五、六房、它的冯姓同学总共六人，组成“中国”。苏青阿姨放学必先迂回绕道老玉房、“九份头”，然后回家；希望巩固这两处二人的向心力，避免让家母那边吸引过去。”

小时候的苏青，与大多数小女孩一般，调皮、伶俐、朝气。同时，苏青又多了一些孩子不具备的气质特征，她兼有“领袖”气概，固有“争强好胜”之心，也有“永不服输”的精神。从小练就了强大的领导能力，温婉的协调能力，精明的洞察能力，这让后来在上海滩打拼的苏青如鱼得水，或多或少源于少时的潜移默化。当年的小孩子游戏，就是一个直接的敞亮的平台和舞台，孩子们排演剧目，演绎快乐人生。

苏青的童年，那些鲜为人知的点滴故事，一幕幕地出现在《苏青阿姨与冯家》一文中，似一串串沉香的珠链轻轻地拨弄着，颗颗窸窣在响动，从幽深的时光隧道中远远地传来，叮铃铃一串串地落下。

谁会对一位去世近半个世纪的老人记得如此清楚，包括她的经历，她的童年，她的性子，且极力地呼吁政府保护她的故居，她会是谁呢，与苏青有着怎样的关联？

她叫徐芳敏，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苏青阿姨与冯家》便是出自她的手笔。她与苏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扯，与苏青也有着剪不断割不掉的亲情关系。她的母亲与苏青是堂姊妹，她也就是苏青的侄女了。

在徐芳敏的强烈呼吁下，在海内外朋友们的声援下，冯家村这棵“梧桐树”依旧等“有凤来仪”。这里的山山水水在江南的风雨中苍翠欲滴，古老的石库门静默在岁月的侵蚀中，匾额、对联，雕刻在时光里散漫着香凝醇厚的墨韵。

2010年3月5日，徐芳敏在《苏青阿姨与冯家·后记二则》补充道：“本文作者撰写此文，固然为了‘叙述苏青阿姨鲜为人知的家世、生平二三事’。也希望藉此文，敬谨请求浙江省宁波市政府：基于‘保存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文化遗产——三十年代女作家苏青故居宁波鄞州区石契镇冯家老宅古建筑群’……敬请停止‘拆除冯家老宅古建筑群’的计划！”

冯家村，苏青的故乡，一个梦的代名词，却也是千千万万海外游子的梦的呢喃。

第三章  乡野囡囡

但是，我是个贪玩的孩子，有时候郑妈掌烛进了正房，我却拖住外婆在天井里尽瞧星星，问她织女星到底在什么地方。暗绿色的星星，稀疏地散在黑层层的天空，愈显得大地冷清清的。外婆打个寒呼，拿起旱烟管指着前进过继舅舅的楼上一间房间说着：“瞧，外公在书房里读书做诗呢，阿青不去睡，当心他来拧你。”

——苏青

张爱玲说：“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

这话，说与苏青，是对她极好极好的褒奖和肯定。这样的评价，之于张爱玲是难能可贵的。

多半像她这样玲珑剔透的女子，骨子里多是疏冷的，看待人事较为苛刻，眼光犀利且独到，不易走眼。

苏青这种“简单健康的底子”从何而来？

在纷繁芜杂的现下，寻“简单”不易，觅“健康”也不易。腐蚀的土壤，污浊的空气，混乱的吵闹，成千上万的人活在忙忙碌碌中，奔跑在来来回回里，哪有“简单”，何曾“健康”？或许，寻一块净土，享受心灵深处的简单快乐，享受一种健康的简单生活，也是奢求和梦想了，谁能真正地放下呢。

而张爱玲阐述的“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那这底子是怎样得来的呢？

这得循着乡野、溪涧、山林、循着一枚白月光，循着温暖的熹微，循着明眸的日子，去山那边外婆种植的蓝天碧水下探寻一片“安好晴天”，那六年的澄澈时光，苏青的骨头里是如何长出了花蕊的，那么纯净而鲜妍。

苏青对外婆的情感和思念，全都在一篇《外婆的旱烟管》中道出了。睹物思人，外婆从缭缭的烟雾里走了出来。

苏青说：“外婆有一根旱烟管，细细的，长长的，满身生花斑，但看起来却又润滑得很。”“外婆用不着拐杖，她常把旱烟管当做拐杖用哩。每天晚上，郑妈收拾好了，外婆便叫她掌着烛台，在前面照路，自己一手牵着我，一手扶住旱烟管，一步一拐地在全进屋子里视察着。”“我是个贪玩的孩子，有时候郑妈掌烛进了正房，我却拖住外婆在天井里尽瞧星星，问她织女星到底在什么地方。暗绿色的星星，稀疏地散在黑层层的天空，愈显得大地冷清清的。外婆打个寒呼，拿起旱烟管指着前进过继舅舅的楼上一间房间说着：‘瞧，外公在书房里读书做诗呢，阿青不去睡，当心他来拧你。’”

一言一语全是外婆，梦里梦外都是外婆，苏青和外婆，外婆和她的旱烟管，细细长长地直接伸进了苏青幼小的心房上，轻轻一点明火，烟丝便呛开去，外婆在雾霭中有条不紊地掐着烟丝，吸着老烟，她和苏青静默在这幽深的夜色里，阁楼上似乎还有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偶有洪亮的吟哦拔地而起，外婆说，那是外公又作诗了，他是诗痴。

能和冯丙然结成儿女亲家，据说因为冯丙然也喜好诗歌，两亲家因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促成了儿女婚事，倒是美事一桩。这冯丙然虽曾中举人，但对不第秀才苏青的外公颇为欣赏，两人思想开化，尊重女子教育，主张女子上学堂，支持女子作学问。这样的教育主张，自是冯丙然所期许的，未来的儿媳妇也是读书之人，与儿子很是匹配呢。

因此，苏青能受到良好的学习教育，与家庭的教育主张是分不开的。尽管小时候的苏青非常调皮，让家人头痛，但冯丙然却表扬苏青道：“这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这表扬听起来似乎有些为孙女辩解了，但后来的证明却也如此，冯丙然看人、识人，目光如炬。

说到顽皮，这与苏青在外婆家潜移默化养成的性子是分不开的。

苏青外婆的家在离县城五六十里地的小山村中，待苏青被送到外婆家寄养的时候，外公已经去世，留下一群女人：外婆、婆姨、老妈子、奶妈，这是一群女人的世界，加上乡里邻居的女人窜门子，苏青小时候简直就是生活在一个“女儿国”里，在长辈们的宠溺下任性放肆地生活着，很是惬意。不久，这种美好被打破，外婆给过继的儿子娶了一房媳妇，日子便热闹起来。

苏青这位舅妈好妒，多事好事，性子张扬，又喜好制造一些是是非非。苏青在外婆家是极度受宠爱的，乖巧聪明的她自然成了女人们的“逗乐”对象。久而久之，这位爱嫉妒的舅妈便心生了计谋，将一些骂人的脏话悄悄地灌输传授给苏青，然后不懂何意的苏青清清脆脆地便说了出来，有些是骂外婆的，有些是骂婆姨的，逮着她们的“痛楚”说，都是些非常难堪的话。按说外婆会先教训苏青，才会去寻“源头”处理此事，但聪慧冷静的外婆并没这样做。她知道这不是一个孩子能知道和编排的是非，后面一定有人怂恿，去骂孩子正中他人计谋，另则，她也是爱护自己的外孙女，决不允许她受半点伤害。经过调查，一切水落石出，这都是新进门的儿媳妇搞的鬼，而其中原因便是苏青在这个家中太得宠爱。苏青外婆这下火气大了，本来对这位不太会做人的儿媳妇还算包容，对她那些不入流的作风做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不想她向年幼的孩子下手，这次可不能饶了。

于是，苏青的外婆将族里长辈召集开会，一起来决定儿媳妇的去留，一致意见是休了苏青的舅母。最终，在苏青舅母娘家人的苦苦求情下，才了了此事。由于这次的事情闹得太大，苏青的母亲也赶回了娘家，之后苏青被母亲接回了祖父家，时年六岁。而当时的苏青并不知晓外婆家为何如此热闹，还杀鸡宰鸭的，高兴得四处蹦达，开心不已。

外婆对苏青的爱太过“纵容”，让她肆意成长，回到冯家后，她还能如此无拘无束吗？

祖父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有着传统礼仪的大家庭，金房玉房里里外外都是叔叔伯伯婶婶堂兄弟姐妹，好不热闹的环境，苏青虽喜欢，但适应吗？在小山村生活的这几年，苏青是一只放养的小马驹，欢快，无羁，撒蹄子飞奔在乡野间，她是一个不喜欢约束，好动好想好奇的小囡囡，她真能依旧欢畅如从前？

“我很怕见他的脸孔，有时候他挑着谷子进仓去了，我正在仓中玩呢，他便连声怒喝：‘还不快滚出去！滚！’气得我连连顿足骂：‘老东西不要你讲话！’但也不敢不让开，否则给他撞倒了可不是玩的。‘快出去！’他把谷倒在地上又回过头来驱逐我了，我恨恨地只得走出谷仓，但也不甘就下去，只在门口张望，天报应，他在咳啥呢，咳得很重而且是连声的，额上青筋暴胀，像是喉头很难过，不禁伸进两三只手指去捏，呕出来的都是鲜血，天哪！他似乎也吓着了，连忙用穿草鞋的脚一阵乱擦，手指上的血顺便抹在仓壁上，横涂竖擦都是，惊回头瞧见我还在张望，便又端着叮嘱我说：‘别去告诉祖父母呀，我要做活，他们知道了不答应呢。’”这是苏青《河边》一文中一段有趣对话，真是口直心快，骂人毫无遮拦，像是在外祖母家一样，想说就说，一吐为快。这样的情节，苏青走笔来，活灵活现的，那股子真实劲和调皮劲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好一个无法管束的囡囡啊！这淘气可爱的孩子，让管教她的祖父母如何办呢？

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家庭中，培养后代都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于是，苏青的教育问题，就成了祖父母的心头事，是顺其自然发展，还是严厉约束她呢？

第四章  慈爱如饴

有时候豆酥糖屑末贴牢在我的耳朵或面孔上了，祖母在第二天发现后便小心地把它取下来，放到自己嘴里，说是不吃掉罪过的。我瞧见了便同她闹，问她那是贴在我脸上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吃？她给我缠不过，只好进去再拆开一包，撮一些些给我吃了，然后自己小心地包好，预备等到半夜里再吃。

——苏青

都将慈爱作酩酊。

人生中，有一种最易被灌醉的感动，莫过于挚爱亲情的永生守护。它在时光里，是温温的，清浅的，不经意的，却又是最持恒的，永固的，不容质疑的。

苏青说：“犹豫着，犹豫着不到十来天工夫，终于把这些豆酥糖统统吃掉了。它们虽然已经潮湿，却是道地的山北货，吃起来滋味很甜。——甜到我的嘴里，甜进我的心里，祝你健康，我的好祖母呀！”

一声“我的好祖母呀！”喉哽在心田上，凝咽而泣。

那些少年时的快乐，甜蜜，悠哉哉的，一点点地从时光中慢慢浮出来，它们丁点儿闪在祖母的布帐子上，扑簇簇掉下来。于是，甜腻腻的“豆酥糖”扑鼻而来，散发沉醉的酥脆脆味道。

“祖母鼾声停止的时候，她也伸手去摸板上的吃食了。她在黑暗中摸索的本领可是真大，从不碰撞，也从不乱模，要什么使是什么。”这是多么有趣的一个老人，半夜“偷吃”吃食，“偷吃”时还神不知鬼不觉的，睡梦中也能做到快、狠、准，下手绝不含糊，虽双眼紧闭，但照样能使出“眼疾手快”的绝技，招招在行，次次得手。一个调皮而可爱的祖母，影印在苏青细腻、温情的笔触下，犹如在眼前。

她是苏青的祖母，何尝不是外乡游子心中的祖母呢！

每一位祖母，她们额上皱褶的光阴，都是温润的，细微的，清凉的，有淡淡红晕的，伴着温情的月光如水。其实，每一位祖母也是热烈的，活泼的，她们和孩子们一样单纯，心性“稚气”。“老小，老小”，苏青是这样描述自己祖母的孩子气的。

“有时候她摸着一数发觉豆酥精少了一包，便推醒我问，我伸个懒腰，揉着眼睛含糊回答：‘阿育不知道，是老鼠伯伯吃了。’可是这也瞒不过她的手，她的手在枕头旁边摸了一下，豆酥糖被窝里都是，于是她笑着拧我一把，说道：‘就是你这只小老鼠偷吃的吧！’”

这祖孙俩，真乃“吃货”也！吃得特别，吃得有味，吃得欢畅，吃在大凉床上。

于是，可以想象出一幅画面来，黑黝黝的夜色里，冷不丁地伸出一只“贼手”，贼手“轻车熟路”地摸索到“老巢”，轻而易举地利索地拿下“宝贝”，并在“猎人”的鼻子眼下，肆无忌惮地欢快地吞噬下“战果”，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作案现场”，一切瞬间又恢复如初，鼾声，宁静，木格子窗上的老时光，一切如昔。

小时候，苏青与祖母这样的夜间游戏，总是充满了乐趣，欢声，笑语，犹如一出动感快乐的儿童剧目。苏青狡黠，祖母智慧；苏青是“馋猫”，祖母似“老鼠”；“螳螂”苏青在前，“黄雀”祖母殿后，丛生无限喜乐。这世间的情爱，有什么能比得上长辈们的疼爱呢。

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成长环境，学习环境，才造就了苏青真诚、直性、热烈的性格。

吾家有女初成长。据说一个人成长的阶段，几个年龄段最重要。

1—3岁，是孩子的意识启蒙期，孩子对外界的感知、悟性、直觉，源自于对颜色、动静、气味等的分辨。这时的孩子，是接受一切的，灌输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在亲情的爱抚下，声、色、味循序渐进地诱导，可以定格他们早期的性格特征，使智力得到最原始的开发。到了6岁，他们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群体、社会等的各种影响，有了自己的看法、意见、知识，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思想已然独立。孩子的最后开发期，是在12岁前全面完成的，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这样看来，苏青的性格养成和情商开发，在与外婆在一起的时光中，是智力最佳的成长期。而与祖母同乐的日子里，则是个性的有利形成期。8岁后直至再回到浣锦乡前，与父母在城里相处的一段光阴，由于特殊的生活和教育背景，让苏青潜意识里对婚姻生活充满了疑惑和恐惧，有了最终“娜拉”式的出走。

苏青顽皮，性直，刚毅，韧劲，从祖父、祖母、外祖母身上汲取的养分最多。

外婆给了苏青“由着性子”撒野的心胸敞亮，祖父影响着苏青“书写天下”的豪情和激情。

而苏青最亲爱的祖母，她在苏青眼里永远是：“长挑身材，白净面庞，眉目清秀得很。”曾经该是怎样的一位佳人，到了暮年，依旧容颜清丽，身姿修长，令人赏心悦目。或许，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也就如此吧。苏青由内及外的慧中气韵，有没有祖母的影子呢？不得而知。但从苏青《豆酥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祖母的人生信条和生活理念，与众多的祖母相同，却又有一定差别。

她说：“我的祖母天性好动，第一就是喜欢动嘴。清早起来，她的嘴里便磅叨着，直到晚上大家去睡了，她才没奈何只好停止。嘴一停，她便睡熟了，鼾声很大。有时候我给她响得不要提了，暗中摸索起来，伸手去偷取板上的吃食。板上的吃食，总是豆酥糖次数居多。于是我捏了一包，重又悄悄地躺下，拆开包纸自己吃。豆酥糖屑末散满在枕头上，被窝里，有时还飞落过眼里，可是我不管，我只独自在黑暗中撮着吃，有时连包纸都扯碎了一齐吞咽下去。”

她继续道：“于是我们两个便又在黑夜里摸起豆酥糖来，她永远不肯在半夜里点灯，第一是舍不得油，第二是恐怕不小心火会烧着帐子。她把豆酥糖末子撮一些些，放进我嘴里，叫我含着等它自己溶化了，然后再咽下去。‘咕’的一声，我咽下了，她于是又提起一些些放进嘴里来。这样慢慢的，静静的，婆孙俩是在深夜里吃着豆酥糖，吃完一包，我嚷着还要，但是她再不答应，只轻轻拍着我，不多时，我朦胧入睡，她的鼾声也响起来了。”

这祖孙可谓是一对“奇葩”，晚上偷嘴的境界不可谓不高，情趣盎然，颇有心得。

苏青还说道：“我们从不整理床褥，豆酥糖屑末以及其他碎的东西都有，枕头上，被窝里，睡过去有些沙沙的，但是我们惯了……有时候豆酥糖屑末贴牢在我的耳朵或面孔上了，祖母在第二天发现后便小心地把它取下来，放到自己嘴里，说是不吃掉罪过的。我瞧见了便同她闹，问她那是贴在我脸上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吃？她给我缠不过，只好进去再拆开一包，撮一些些给我吃了，然后自己小心地包好，预备等到半夜里再吃。”

这样的情节，犹如一场小话剧，人物个性特征栩栩如生就如眼前了，祖孙俩的逗乐从肢体到语言再到场景等，机警的神态，直教人开怀捧腹大笑。

当苏青咀嚼着祖母从家乡捎来的“豆酥糖”，脆生生的一口，那便是祖母的味道，有宠溺的甜甜溢满心田。

唐人杜牧诗云：“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古往今来的游子，无论何时何处何方，心系的乃是门前雁字来时，微微风儿中呢喃的浓烈乡音乡愁。那是化不开的结，解不了的扣，没有人能摆脱这“蛊”惑。于是便随着岁月，伴着时光，在泛黄中老去，不停不歇。

第五章  小“话痨子”

所以为儿童的幸福着想，有一个好父亲是重要的，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而母亲必须有相当的职业收入才是。——苏青

祖母和苏青有一个“宝库”，“宝库”中，不是金银珠宝，不是玩具布娃娃，其实也不是藏匿了零嘴豆酥糖这么简单，那是祖孙俩一个秘密的基地，垒砌了堆积如山的欢声笑语，是她们快乐的源泉，喜乐园。

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起来“偷嘴”，捡拾大凉床上的豆酥糖屑，抢食腮帮子上黏着的豆酥糖粒，这你争我夺的游戏，祖孙俩乐此不彼地日日继续着，直到有一天，他的出现，让苏青告别了那些天真有趣的童年时光。

他是苏青的父亲，名冯浦，字松雨。一位越洋赴美的留学生。

说到留美，其前因后果还颇多，也十分精彩。不得不说，能出国深造的，一定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才会赢得这个大好机会，何况，还是一个公派留学的机遇呢。

这样的大好事，怎么就碰巧让冯松雨给赶上了？

苏青曾道：“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

1914年，是冯松雨的祥和发展年。先是上天送与他一位可爱的“千金”，然后是上苍再次眷顾他，赠予他一次绝佳的人生发展机会。留学镀金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没有殷实富足的家庭背景和先进开放的家庭理念，留洋谈何容易，何况这是一次全“免单”的学习旅行，机会不是谁都能有的。

不过，对于这样的深造契机，有才情的中华儿男是极其渴望的，站在当时的清政府的角度来体味，却是耿耿于怀的伤心事。

1900年夏天，慈禧被八国联军吓得仓惶逃出了北京城。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不但没有激起清政府的抵抗精神，反而在次年九月与侵略者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被敲诈勒索了4.5亿两的白银赔款。如果按照当时的人口来做一个推算，每一位中国人要赔上一两白花花的银子。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卖国签约啊！条约要求从1902起至1940年止，中国用39年还清赔款，这其中还有5.32亿两银子的利息，总计9.82亿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了7%的赃款。对于这个赃款，一位在中国传教、经商，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向美国总统提议了一项非常前卫的想法，而这位美国总统竟然欣然应允，答应退还赔款，作为中国建立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基金”。苏青的父亲冯松雨就是1914年这一批被选送的青年才俊。

美国人傻了，将得手的银子扔还中国？

有人给出了可能性答案：“如果美国在30年内能将中国青年学生吸引来受美国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在知识与精神上圆满而巧妙地支配中国的领袖，控制中国的发展了，为了扩大精神的影响，牺牲点银子是值得的。”这项提议的人是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他对史密斯的想法极其赞赏并鼎力支持，这就有了一批接一批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深造，不明缘由的人还以为是美国人“通情达理”地为中国培养未来的人才。其实这就是一种精神侵略，将中国的英才俊杰的思想引向西方的思维模式，洗脑中国传统的固有的精神理念，这一招不可谓不高。

在苏青出生三个月后的一天，1914年8月15日，冯松雨踏上了驶往大洋彼岸的“中国号”游轮，同行的有后来成为教育学家的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他们在海上领略了从未有过的风光，也品尝了各种美味佳肴甜品，海上旅行是风风光光，也令人开心忘怀的。最后，他们抵达了美国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了几年的留学生涯。

苏青五岁时，冯松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到了汉口的中国银行做事，后来再升职跳槽到了上海的银行做经理。

父亲的升迁，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稳定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也促成了一家人团聚的有利条件和时机。其中，还包含着几个小小的原因。祖母对苏青的溺爱，已经到了让冯松雨无法容忍的地步。婆孙俩“不知饱”的偷吃，不讲卫生的吃住行为，苏青野性放任的性子，都让冯松雨担心这孩子的将来，会受到这些没规没距的影响。而且，在浣锦乡下的苏青，从小是一个“话痨子”，让外婆操了不少心，也让同住屋檐下的冯家人笑话了不少。

6岁前在外婆家因为舅母起心乱授脏话的缘故，不懂事的苏青已经引起了一出骂外婆、骂姨婆的闹剧，当时差点酿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家庭“公案”，正是如此，母亲才将苏青从外婆家接回，好在跟前加以管教。但是，调皮野性的苏青，依旧改不了大大咧咧的性格，“口无遮拦”地有什么说什么，兴致来了，尽拣一些冯家孩子没听过的新鲜事吹起来。

她说：“自从加入了一个刚从山乡里跑出来的野孩子后，情形便不同了，弟妹们都学会了‘娘的X’，哥哥姊姊也都对桃子山金柑山心向往之。我见众人都没我见闻广，更加得意洋洋，整天大着喉咙讲外婆家那面事情给他们听，什么攀野笋哩，摸田螺哩，吃盐菜汁烤倒牛肉哩沙婆那里没处买牛肉，也舍不得把自己耕牛杀了吃，只有某家的牛病亡了时，合村始有……伯姆婶娘仆妇等都掩口而笑了，我也得意地随着笑，母亲却深以为耻，黄打数次，仍不知悔改，气得牙齿痛，饭也吃不下。”

从前在外婆家都唤她“小鹦鹉”，典型的小话唠，自从回到冯家，苏青确实“死性不改”，众邻里的笑话让母亲怎能挂得住脸儿，也打骂过，但是，收效甚微。只有祖父对苏青有着不同的爱护。苏青说，“还是祖父把我叫过去跟他们住，每天和颜悦色的讲故事给我听，这才把我说话的材料充实起来，山芋野笋及妈的X也就不大提起了。我听故事非常专心，听过一遍就能一句不遗的转讲给人家听，于是祖父很得意地把着短须道：‘我说这孩子并不顽劣，都是你们不知循循善诱，她的造就将来也许还在诸兄弟姊妹之上呢！’祖父的话是有力量的，于是众人不但不笑我村气，还都附和着赞我聪明，那时母亲的牙齿当然不会痛了，还写了封信给父亲，父亲也很欢喜。”看来，同一件事，因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处理，效果却大相径庭。威望高的祖父一句话，就确定了苏青未来似的，都在“兄弟姊妹之上呢”，这该是多么敏锐的眼光啊！不能否认，这些话有鼓励苏青的意味，但是，更多的是祖父有一双洞悉世事的眼睛，非一般人能比。苏青骨子里的要强性子，聪明智慧的领悟力，还有动手动嘴动脑的能力，是一般孩子不及的。祖父的话不无道理。

总归，桀骜不驯的苏青像乡下的一匹小马驹，没有缰绳，会成为野马，这是对苏青抱有幻想的父亲不能忍受的。

冯松雨对苏青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位公使夫人。当然，公使夫人不是这么轻而易举能攀上的，不是大家闺秀必是城市丽人，苏青现在的撒野样子，怎能成为冯松雨心中的才情兼备、温婉内秀的女儿呢？所以，立即将苏青接进上海从头培养才是硬道理。

到了上海后，苏青平时在一个弄堂小学上学，晚上的时候，应酬无数的冯松雨便会叫妻子将苏青打扮成“花蝴蝶”似的，一并与他参加各种应酬活动，这对生性好动的苏青来说，内心是欢喜的。

起初，“父亲常叫我喊黄伯伯张伯伯，在客人前讲故事唱歌，‘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父亲指着我告诉客人，客人当然随着赞美几声，母亲温和地笑了。”苏青《说话》中描述到，刚带到朋友们中间时，苏青的大方可爱，给父亲赢得了面子，贴了金。但慢慢地，苏青的“痼疾”露馅了。话痨子的习惯依旧我行我素，她是这样理解父母对她的认识的：“渐渐的这个失望滋味连父亲也尝到了，不是在爬半湘园饭上时间‘这里怎么没有野笋？’就是在吃血淋淋的牛排时间‘这个是不是盐菜汁烤的？’当着许多客人，父母忙着支吾过去，那种窘态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的参与四五次后，父亲就失望地叮嘱母亲道：‘下次不用带她到外面去了，真是丢人！以后话也不准她多讲，女子以贞静为主……’于是，花蝴蝶似的衣服就没有穿了，每晚由仆妇督促着念书写字，国文程度好了不少。”

或许，“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苏青不再陪伴父母应酬，却在图书中、童话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找到了学习的真正乐趣。

“小鹦鹉”苏青，静了下来，真正地读书写字，提高了各方面素质，慢慢成为了真正的才女佳人。

第六章  裂帛深种

冒末，你呢？还不是外婆给你读到十来年书，结果照样坐在家里养养我们罢了，什么希望不希望的。——苏青

有人将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誉为出走的“娜拉”，不但勇敢地摆脱了婚姻的枷锁，而且大胆地走出了国门，并在大洋彼岸找寻到真爱。张爱玲的母亲是前卫的、果敢的、热烈的，她的一生只为自己而活，尽管她的做法给自己的孩子们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痕。但是，为自己活一把，她大体上是做到了。

大多数人说苏青是幸福的。年幼时有外婆的摇篮曲，童年有祖母的豆酥糖，还有祖父的开明教育和耐心引导，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爱，这些都是苏青幼年最真切拥有过的亲情真爱。

如此而言，张爱玲的亲情爱护确实不能与苏青同日而语。最疼爱张爱玲的大抵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了,祖父母、外婆外公之于她太过遥远、缥缈，父亲太不“争气”，徒留一地伤悲，父女成仇。

苏青痛恨极了父亲，与张爱玲对父亲的态度相比，有过之而不及。

怎样的怨怼，让苏青一生都无法原谅父亲呢？

苏青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在大上海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中，她早早地看透了人世间的许多不如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父亲的花天酒地，母亲的软弱迎合，让成家后的苏青无法摆脱父母失败婚姻的影子，潜移默化里促成了后来苏青的“娜拉”式出走。

苏青的母亲姓鲍名竹青，非常幽雅的一个好名字。竹乃高洁之物，青是希望，青是常绿，这名字取义高远，生机无限。

这人世间，不可能有谁料事如神，也没有人能将未来掐算得一清二楚。自己的一片天空，极力争取，还是认命了事，或者顺天由人，每一个人的选择不同，结果也会千差万别。

有些情感，是点燃了岁月，还是慢慢地蹉跎了苍老，或者在苍老中失去了自我？其实，都不得而知，往往要走到终点处，才会显现真正的结果。

苏青父母的结合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模式，父母包办，一切由父母做主。其实，这两位老人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人，也是学问之人，有眼光，有学识，有能力，自然对这一桩婚事是充满希冀的。至少他们觉得门当户对才是毋庸置疑的好姻缘。但是，就是这么一对璧人，却没有白头偕老。

也许是受了国外生活理念的影响，加之冯松雨在银行做投资生意，凭借知识的渊博，目光的超前，顺风顺水赚了不少钱，从而导致他行为意识的“超前”。不但平时吃酒、赌博、狎妓，长期出入娱乐场所，甚至包情人，养二奶，凡是一个男人能享乐的项目，他几乎没有遗漏。这肆无忌惮的日子，他过得潇洒、风流，无不尽欢。但是，身体不是“金刚石”，事业不是“铁饭碗”，银行的倒闭，让他心理受到打击的同时，身体也垮掉了。这样，正值壮年的冯松雨丢下妻儿老小，撒手人寰了，那个时候，苏青仅仅11岁。鲍竹青成了年轻的寡妇，拖着半大的孩子，支撑着残破的家庭。

不得以，鲍竹青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浣锦乡的老家生活。

其实，当初诞下苏青后，冯松雨去了美国留洋，而鲍竹青选择了就读师范学院。夫妻二人没有因为孩子和家庭而抛下对理想和美好未来的追求。特别是鲍竹青，作为一个女子，一个刚有孩子的少妇，居然获得了公婆的同意，再次入学学习，这对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旧式家庭来说，是难得的，也是幸运的。

冯家对于男女地位的态度，对男女平等的基本认识，是超前的、开明的，也付诸在行动中，这才有了鲍竹青的继续深造。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一直在冯家大院中延续，苏青也是得利的冯家女子之一。

可是，即使是这么一位饱读诗书、知书达理的新式女子，对于丈夫的胡作非为，也一直是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夜夜垂泪外，她还能做什么？

当然，这种郁结下她还会做许多事情。侍奉年迈的公婆，照顾年幼的儿女，伺候酒鬼丈夫，做好琐碎的家务事。

她对老人好，是孝敬，应该的，同时或能博得公婆的同情。她对儿女好，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必须，是作为母亲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对丈夫“好”，或许，只是期待他在某一刻能幡然醒悟。

对于性格软弱的鲍竹青来说，从没觉得该找丈夫谈一谈，或者闹一闹，实在不行一拍即散。她做不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只有守着不争气的丈夫，日日流泪罢了。

鲍竹青也气恼过，那是丈夫去世多年后，自己也有外孙女了，她曾对苏青说：“告诉你吧：我为什么仍旧坐在家里养你们？那都是上了你死鬼爸爸的当！那时他刚从美国回来，哄着我说外国夫妇都是绝对平等，互相合作的，两个人合着做起来不是比一个人做着来得容易吗？于是我们便结婚了，行的是文明婚礼。他在银行里做事，我根本不懂得商业，当然没法相帮。我读的是师范科，他又嫌教员太没出息，不但不肯丢了银行里的位置来跟我合作，便是我想独个去干，他也不肯放我出去。他骗我说且待留心到别的好位置时再讲。可是不久第一个孩子便出世了。我自己喂奶，一天到晚够忙的，从此只得把找事的心暂且搁起，决定且待这个孩子大了些时再说。哪知第二个，第三个接踵而来，我也很快地上了三四十岁。那时就有机会，我也自惭经验毫无，不敢再作尝试的企图了。可是我心中却有一个希望，便是希望你们能趁早觉悟，莫再拿嫁人养孩子当作终身职业便好。无论做啥事总比这个好受一些，我已恨透油盐柴米的家庭什务了。”

这些真实的想法，鲍竹青在偶然间迸发出来，可是这时已无用了。

做女人难，做女人苦。做旧社会的传统女人是难上加难，苦上加苦。毕竟，民国社会还是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占主导的封建时期，鲍竹青想在社会中找工作立足，非常有挑战性，那时的职业岗位基本向男人倾斜，女性想谋求一职多半艰辛。

冯松雨过世后，家里的经济支柱倒了，天塌了，孤儿寡母只得回到那个叫冯家村的地方，毕竟，那儿有亲人，有祖业，有希望。

冯松雨过早的离世，不但让家人饱尝了天人永隔的苦楚，还造成了家庭诸多后遗症。无独有偶，苏青后来也是早早地订婚，早早地结婚，早早地生养孩子。她婚后不幸福，也是苦撑了十年，最终还是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独自抚养几个年幼的孩子，与这时的鲍竹青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冯松雨在世，决计不会轻易地嫁掉女儿，让苏青走上一条艰难的生活之路，一生坎坷，艰辛。在婚姻问题上，苏青果决、自立，母亲鲍竹青却退让、苦守，这就是母女俩对待破碎婚姻的不同之处。

一生中，苏青都无法原谅父亲。她说：“从此男孩大起来对家庭失去兴趣，女孩大起来简直不肯相信男人了。他们及她们的将来结婚幸福从此就有了黑影。”

她还说：“为儿童的幸福着想，有一个好父亲最重要，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

这是多么决绝的言语，也只有苏青敢说敢言，敢爱敢恨了！

冯松雨曾给苏青烙印下的伤痛，或许不似张廷重留与张爱玲的来得那么直接，但是同样深刻，同样是难以磨灭的累累刻痕。

第七章  掩卷·纯真年代

童年是一支遥远的老歌。在那东山顶上，在山花烂漫间，在徐徐清风里，蒲公英飞呀飞呀的，从东飞到西，从西追到东，它们呀，与燕尾蝶一同穿越时光海，穿越云层，一同认取梦的方向，它们忽闪忽闪的，点亮憧憬，点亮未来，勇敢地一次次飞翔，飞翔。

童年是一串斑斓的珠贝。洁白轻轻地拍打着滩涂，拍打着月光，拍打着幽蓝的海韵，当潮汐来，风浪来，归航的人回来了呀！于是，码头上沸腾起来，风帆、汽笛、欢声，远远地，一些熟悉的身影穿过人潮人海，穿过人声鼎沸，穿过熙熙攘攘，渐行渐近。

童年是一首旖旎的诗行。青涩萌萌地在发芽，在燕儿的呢喃中，在一米阳光里，在清澈的溪涧旁，在空谷、森林、草甸，在回响的天际，四面八方的清音娓娓徐来，它游走在春晖的心上，它试图撬开春的喉梗，它走进融融的明媚中，一同歌咏春的交响。

童年，是一帧信手涂鸦的小人儿连环画。

童年它爱天真的激荡，它从蓝莹莹的瞳孔中，撷取青青的蔓溯。

从童年的心底，可采摘圣洁，可写意青葱，可素描金色，亦可抵达月光的深处……

当短笛，老牛，炊烟，犬吠，斑驳的黄昏，日复一日走向古老的门楣，有些回忆便从春联中跳下来，童年，回来了！

于是，流光肆意，一切遥远不再遥远。祖母的鼾声，外婆的笑骂，祖父的教诲，外公的轻吟，那些泛黄的故事，线索一点点地剥落。

于是，关于童年，关于童年里鲜为人知的人、事，慢慢地活泼起来。

纯真年代，诗意葱茏。

第二篇  似水华年

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胴体

辅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

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

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

我相信自己

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

不盛不乱，姿态如烟

即便枯萎也保留丰肌清骨的傲然

玄之又玄

——泰戈尔

第一章  少年轻愁

可怜的孩子呀！他每星期六下午不回来的原因，不是恐怕荒废学业，只是图省这十几个铜板的航船费。——直到他放假回来时，身上已经生满白虱了。

——苏青

少年不知愁滋味，或许是未到穷困潦倒时的伤心处吧。

苏青说：“可怜的孩子呀！他每星期六下午不回来的原因，不是恐怕荒废学业，只是图省这十几个铜板的航船费。——直到他放假回来时，身上已经生满白虱了。”

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是谁，为何这般的模样？周身分明还活蹦乱跳着一只只白生生的虱子，如此情景，难免会让人联想到电视剧中演绎的某个画面，蓬头垢面的乞丐，静静地坐在太阳下的某一隅，慢慢捉着虱子的情景。因为穷，衣服不能换洗，汗迹、赃物、气味日积夜累地发酵便会生出了这般的“虫子”来。

原来，这是穷人才能拥有的“特殊待遇”，由此可见，这孩子家境并不宽裕，甚至极其困难。但苏青说的时候，似乎风轻云淡地在对岸看着他，娓娓地诉说着一个与己无关却眼见为实的无奈故事。

这可怜的人儿他不是别人，恰是苏青的胞弟，血肉相连的亲人。苏青如实道来，却那么理性、自然，仿佛这一切的发生是理所应该的。到底是怎样的生活磨难，让苏青弟弟如此困顿，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省吃俭用？为了节约十几个铜板的船费，他不得不日日守望码头，期待某一次某一个背影突兀地出现，带来温暖，带来果子，或者几个鸡蛋。

苏青说：“‘没有。’我弟弟摇头。半晌接着问：‘妈妈几时才上城呢？’正才公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妈妈几时要上城，几时可以经过弟弟的学校，也许带着十只鸡蛋之类去瞧他。弟弟住在校里，天天想家，所以天天到河埠头来等航船。他虽然不能就搭航船回来，但是只要见了正才公公，以及船舱中，船梢头坐着的堂兄弟、族叔伯之类，也就可以稍慰旅怀了。”

这个十岁的娃娃，小小的祈盼，那么简单、卑微、热切，却是次次的转瞬成空，没有那一抹熟悉的身影惊喜的出现。

希冀总是遥远的，浩渺的。

其实也不远，它在浣锦乡，在每一次渴望的脉动中。

这个少年的成长，是从懂得开始的。懂得为家庭减负，懂得为母亲分忧，懂得将苦和难埋藏于心间。苏青何尝不是呢！

苏青的文字，总是赋予读者阅读的轻松，节奏的轻快。不管是大快朵颐的时事批判，还是讲述故乡的碎碎叨念，或是像这样的哀怨酸苦之事，她能将这些如实写来，而且说得热热闹闹，原汁原味的，原本属于哭哭啼啼的怨怼情绪，经她一勾一勒，却有了不同形式的呈现。

不呐喊，不呼唤，不骂咧，字字句句都是铿锵有力的情理直言。

苏青说：“记得我们有父亲的时候，家中常是阴沉沉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也不知在怨谁……害得我们孩子家也不得高兴。后来，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又受经济拮据的影响，受尽痛苦。”

苏青多年后提起父亲，心口上憋着气，总是堵得慌。

如果父亲健在，家会是现在这样的模样，弟弟会生出虱子来吗？

尽管，苏青的父亲在世时，家里一片阴沉，气氛窒息，弥漫着不和谐的雾霾。但经济上总归是有保障的，生活基本无忧，男人是一片天，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毕竟他都能撑起一种精神和希望来。

失去父亲，失去支柱，是全家人的痛，也是苏青更痛的痛。苏青所说的“所以为儿童的幸福着想，有一个好父亲是重要的，否则还是希望索性不要父亲……”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心酸罢了，这是她真实的想法吗？

其实，苏青一直渴望能有一位好父亲，她想有一位真正的引路人，能给她的未来点亮心灯。最终，上苍没有满足她这个最简单的人生愿望，病逝的父亲不但带走了她对美好的憧憬，而且留下了许多伤痕和磨难，让早熟敏感的她，对情感充满了惶惑和疑问，让她在婚姻上吃尽苦头，直至走到婚姻的尽头。

在苏青眼里，父亲永远缺少温存和暖意，在《好父亲》中她说弟弟的苦，道弟弟的难，诉弟弟的困，何尝不是她心中的所思所想，何尝不是她当时的境遇，何尝不是她最为揪心的痛楚呢！

年幼的弟弟，思念亲人，期盼温暖，可以直率地表露出来，因为他小，可以愁上眉头。苏青却不能，她是姐姐。生性要强的她将爱与哀愁，只能风轻云淡在谈笑风生中。其实，苏青也年少啊，她何尝不想表达对母亲和亲人的眷恋和思念呢？

都说苏青从不矫情，有话就说，有理说理。但是，少年的心思，哪怕用最为直接和饱满的笔触，也未必能全部道得清，说得明。苏青替弟弟诉一场少年清苦，追一幕苦难过去，忆一回心酸往事，这一出出剧情，不也是苏青自己若隐若现的心事吗？

这一对年少的姐弟花，谁比谁站立得坚韧、挺拔，谁比谁更渴望抚爱、关怀，除了不得已的坚守、坚持、坚定外，他们还能做什么？

性格硬朗的苏青，从大都市上海回到冯家大院，从冯家大院走进学堂，从学堂迈入高级学府，一次次地蜕变，一次次地攀爬，一次次地破茧成蝶，都体现着生命的朝气蓬勃。

人生年华似水流，青春这支无言的歌，有时像稚气脸上那几颗潮红醒目的小豆豆，粉刺着，却是炫目地开呀开的，恰似初春桠枝上那几点吐蕊的颜色，分外妖娆。

穷则思变——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一句鼓励进取的至理名言。

中学时候的苏青，美貌如花，人才出挑，是学校难得的才女美女，这本应该是她骄傲的本钱，但是，她心里却是蒙着一层薄薄的阴影，不便为外人道。

俗话说得好，“好马配好鞍”“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尽管姿色出众，但由于家庭的拮据，苏青没有更多漂亮的衣服，即使美貌如天仙，如她这般爱美的女子都会难掩心中的失落。

苏青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困境和尴尬：“再说我自己吧，在校读书的时候也相当出风头，会说会话，可是从来就没有给人家做过傧相。原因不是没有女朋友邀，而是自惭无新衣服，傧相推却了。事后又知道新娘家原是存心送衣服的，这才后悔不迭，哭了好几夜。”为了一件本该到手，却终究没得到的新衣裳，苏青哭了，一哭还是好几日，该是蒙头而哭吧！少女的失落情怀，终究是一场雨来一场风，就这么烟消云散了，可有些磨难还在继续着。

穷困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思进取。

困苦或许就是最好的磨砺，最直接的利器，它让人真正懂得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向。要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更广阔的天空，更开阔的视野，必须经历艰辛和苦难，才可以让肩膀更浑厚，让翅翼更坚挺，让生命有花开的痕迹，散落也美丽。

想起弟弟身上的白虱，苏青笔下生风时，便是这种难言的心殇。

张爱玲曾说，苏青总喜欢拽着她和炎樱逛街选料子，做旗袍。小时候的愿望，长大了，就一并将它们实现吧。

第二章  快乐女生

我进中学时才十二岁，跳来跳去瘦皮猴似的本来还用不着防范到这类情事，可是我的五姑母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谆谆告诫起来了：“裙子放得低一些哪，你不瞧见连膝盖都露出来了吗？……你颈上那条小围巾还不赶快给我拿掉？这样花花绿绿的还有什么穿校服的意义呢？”

——苏青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机场路旁，有一所冯家小学，本世纪初，由当地政府斥资四千万元择址新建，建设成为一所风格新颖、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布局合理的新学校，学校秉承了“让每个孩子都抬起头来走路”的教学理念，积极打造着“故事小学”。

故事何来？或许，以“冯家”命名，这所学校本身就是故事了。

的确如此，这所解放后更名为“冯家小学”的学校，乃当地人冯丙然创办于1906年，前身为“敦本小学”，原址位于冯家村金房、玉房之间，1999年后仓小学并入冯家小学后选址再建，但其校名保留，这显然是对学校办学理念和宗旨精神的秉承，也是对冯家人用心教育公益事业的纪念。

这所历史悠久的小学，除了金房、玉房、九份头中的孩子、周边冯姓子女可入学外，与金房、玉房有姻亲关系的家族子弟皆可来读，只是书本费自理。而苏青的家其实是在金房和玉房之外的，当然她是可以就读的，也能享受全免费的教育。这就奇怪了，苏青父亲乃金房直系亲属，为什么会住在金房、玉房之外呢？这似乎与常理相悖呀！

其实，这由不得苏青一家选择，冯松雨的出身排行就定位了他们只能居住在金房和玉房之外，因为冯松雨乃冯丙然的四儿子。徐芳敏在《苏青阿姨与冯家》中解释道：“金房建筑群谚语云：‘大小顾墙门(大房和最小的七房在大墙门内第一进)，二六后边屯(屯，居也；二、六房第二进)，三五两边分(三、五房住两边厢房)，轧出四房外边屯。’好像因为一加七、二加六、三加五都等于八，所以大与七、二与六、三与五房建筑两两成双；唯四房无所配对，独立在金房之外、新玉房之旁。”

这家族的规矩真让人纠结。让苏青家直接落单在建筑群中心外，显然，这是中国式的讲究“害的”。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讲究风水布局，讲究数字吉利，诸多的风俗礼俗乡俗等，有时反成为和谐发展的痼疾。但是，冯松雨自然只得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苏青年幼，想是没有认真考究过一家人为什么会住在建筑群僻静的一隅，当然，即使她知道这些也不能影响到她从小活泼跳脱的性格。

这样，祖父建立的这所“敦本小学”就成为了苏青教育的启蒙源地，也成了她的快乐源泉。无拘无束的儿时游艺，性子可以坦率，说话可以率真，做事可以率性，无疑有助于苏青的成长发展，她一直是一个天真的快乐女生。

但在上海弄堂小学的一段时间，苏青是最苦闷的。由于父亲冯松雨对她的希望很高，便不断地要求苏青学钢琴，学语言，学能成为淑女的诸多“艺术特长”。但是，好动的苏青，好说的苏青，总让父母失望透顶，“野性难驯”的她，骨子里都是被浣锦的山山水水浸淫过的直率，粗犷，很难与大上海的城市生活接轨。还好，因为冯松雨工作的变故和身体的原因，苏青又回到了养育她那不羁性格的浣锦老家，不必迫于压力再学了。

中学生活，是苏青一生中最难忘的美丽时光，她在这里快乐、收获、腾飞。

宁波二中，就是苏青当年就读的中学学校。这所学校现位于宁波市月湖南端的竹洲岛上，有文形容此岛：“竹叶婆娑，水波潋滟，幽静宜人，书叶留声。”更有详细记载：“北宋庆历年间被称为‘庆历五先生’之一的历史名人楼郁在竹洲开办书院，名‘城南书院’；南宋淳熙年间历史名人被誉为‘淳熙四先生’之一的沈焕设讲舍，与其弟沈炳及金华的吕祖俭汇于竹洲讲学，名‘竹洲三先生书院’。清光绪五年(1879年)，知府宗源瀚办‘辨志精舍’，建有讲堂厅、学子宿舍等院舍四进，设汉学、宋学、史学、舆地、算学、词章六科，创甬上开设舆地、算学等新学科先导，故宋时起，竹洲便已是兴学求知，文人荟萃之所，被誉为浙东学术中心。1912年，由宁属六县人士集议，择校址于竹洲岛，创立了‘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堂’，从此揭开了宁波二中辉煌办学的第一页。”

苏青就读于宁波二中的时候，这里建校不过十多年，还属于一所欣欣向荣发展中的学校。但是，这里的教学质量和管理理念却是相当规范很具水准的。单从苏青一篇描写姑母的文章中，就可以窥探到学校管理的情形。

她说：“我的五姑母有着矮胖的身材……我与她接触最多的时候是在鄞府女学堂改称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再由鄞县县立女子师范改称鄞县县立中学以后。那时刚值男女同学实行伊始，因此五姑母也就虎视眈眈的严格执行她的职务，唯恐这般女孩子们一不小心会受人诱惑，闹出什么乱子来。我进中学时才十二岁，跳来跳去瘦皮猴似的本来还用不着防范到这类情事，可是我的五姑母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谆谆告诫起来了：‘裙子放得低一些哪，你不瞧见连膝盖都露出来了吗？’‘头发此后不许烫，蓬蓬松松像个鬼！’‘下了课快些回到女生自修室里来温习功课，别尽在操场上瞧男生踢皮球哪！唉，看你瞧着不够还要张开嘴巴笑呢，我扣你的操行分数。笑！你再不听话，我要写信告诉你爸爸了。’”

原来，苏青的五姑母是学校聘请的“女训育员”，实际上是做舍监的工作。她对苏青的寄宿生活管理严之又严，生怕小小年纪就瓜葛上“男女”关系。

不过，还真有一桩男女交往让五姑母给逮着了。苏青是这样说的：“我生平怕这门数学，而坐在我后排的一位男同学却绰号‘小爱迪生’，最擅长数学。他姓周，我在没法时常喊声‘密斯脱周’，回过头去请教他，后来不知哪个嚼舌头的告诉人家说是我们之间有些那个，于是一传二，二传三，全级男生都喊起我‘爱迪生太太’来了，那时我已有十五岁光景，听了之后心中未免发生异样感想，上数学课时便再也不敢回头问他了。”

少年是青涩的，少女是羞涩的。青梅竹马的相处，难免心生好感，而大环境下校规的禁锢，封建社会礼仪的束缚，是不允许学生们早恋的。看来，五姑母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她才会对苏青如此关注和要求了，当然针对其他学生，她大概也是这样严格的吧。

苏青因为对数学的偏科，很想找一位成绩优异的同学帮助辅导，而理科学习中，一般较为出色的大多是男生，于是就有了这一出故事。

学生宿舍管理，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可小视。宿舍管理好的学校，必是学风严谨。苏青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是适应的，也是快乐的。

说起她快乐，与她在学校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受到重视和爱护的人，始终都对世界充满着一颗明亮剔透的心，这个时期的苏青，将才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不但成绩优异，还擅长写作，在校刊发表文艺作品，同学们称呼她为“天才的文艺女神”。苏青的文学天赋，这个时候就已经显露无遗，如果不是命运的几经波折让她不得不提笔“卖文”解决生活困难，那么，中国现代史上，便少了这么一位独具特色的女作家，实乃憾事。

第三章  话剧女神

现在，我离×中已有两年，别后第一年元旦听说他们索性不举行游艺会，因为同学们都预备科学救国，没有心情来干这关于艺术的玩意儿，而且在严厉检定下也没有什么好演的，但去年我重返故乡，以来宾资格往观时，一般同学们又在“元旦同乐会”五字下热烈地表演着《露露小姐》等爱情戏，知道一个圈子已绕转了，不知这次元旦他们又演些什么？——苏青

相对于散文作品，苏青的短篇小说出品极其少，有小说集《涛》。散文一般取材于生活的某些片段，某个人物，某次事件，某种怀念，情感真实，印迹可循，身在其中，稍一触碰便是涟漪阵阵，与之共鸣。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种种吐纳都有亲身经历似的逼真感。

如果说散文的底蕴来自生活的沉淀和知识的积累，那么，小说的写作必源于阅历的广泛性、经历的复杂性、判断的独到性和领悟的深刻性，小说是虚构的，是生活的再塑造、生活的再提炼、生活的再延展，小说具有案例的典型性。

苏青一篇《胸前的秘密》就有这般魅力，情于景中，景在情里，很具有引人入胜的魔力。

苏青讲述的这个故事，显然将自己植入其中了，文中的“阿青”，也就是她的小名。此外婆和彼外婆，那山村和这山村，许多的人和事，已然分不清到底是苏青的真实故事还是她编撰的故事，有散文的真实感，有故事的可读性，这不是一出情景话剧还能是什么呢？

苏青说：“它已经随着我死去的女儿埋葬在地下。”

“那是十万遍大悲咒，缝在布袋里，挂在我的胸前。”

“念大悲咒的人，叫做广才爹。”

“广才爹是我外婆家里的长工，高个子，瘦长脸孔，牙齿漆黑的，老爱喝又浓又苦的茶汁，有时候，他驮着我上山玩去，在半途中，他突然会停下来说：‘喊我一声爸爸，阿青。’”

一个精神扭曲的旧社会男子，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儿；一个坏事做尽的当兵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个是富人家的长工，一个是被宠爱的小女儿。他们相处了许多年，他身上有着许多的秘密，当这秘密被一个小小的孩子无意识地掀开时，于是，就发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故事。

故事中一直贯穿着一种情感挣扎，情感困惑，情感认知，情感归宿，其实已然无法用对错来判定是非。这情感饱含着爱情、亲情、友情，张力十足，话语精彩，发人深思，剧情可塑性强，苏青情绪沉浸其中，就有了文字喷薄而出，她就是“阿青”了。

苏青对小说深度的把握，对情感分寸的把握，对语言节奏的把握，或者，当年在学校演绎话剧时，就练就了她的悟性和灵感。当然，她一生中最大的一幕话剧，便是她的《结婚十年》。

如果称她为话剧女神，实则不为过。据说，中学时的话剧表演，苏青多半都是主角。她在《元旦演剧记》中讲述得很清晰，又深刻，不但将当时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描述得细致到位，而且将学校这个小社会也分析得透透彻彻，更重要的是通过剧目汇演主题的变化，侧面反应了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思想、观点、追求和认知。是现实社会缩影的一个侧写、速写。

她说：“在中学时代，每逢元旦，校中总要举行一次大规模同乐会的。”

看来，中学举办同乐会，就如同今天的学校举办“六一”汇演，是例行的文化活动，一种学校精神风貌的载体形式。

这样的活动，里面的方方面面的协调、组织、沟通，其实颇费周折，就是一个小小社会的一隅再现，“社会”无处不在，“现实”四处皆是，一个角色的争斗，原来都是一场不大不小的人事斗争，人性的本质也就一览无遗了。

“在女中，讲到演剧时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筹备委员的人选：因为这个同乐会虽说是整个学生会发起的，而实际上等于级际竞赛，各级参加表演之热心程度，完全视其本级同学在筹委会中所占席数而定，故某级会演剧的人多，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就得在这级内多挑几个筹备委员出来，使她们可因此而踊跃参加，至于对待不大会演剧的几班，尽管可以不要她们筹备，让她们去撅着嘴巴生气好了。不过执行委员也不是个个为公家着想的，她们不管自己一班的表演技能如何，只想多选几个本级同学出来当当筹委，因此使问题复杂了，从十一月半起，尽管一次召集临时会议讨论这事，结果总要争到十二月半光景，由教员出来指定，才得解决，虽然背后还尽多咕哝着的人。过了元旦，各级际还得有许多冷嘲热讽的活儿，因之哭泣饿饭的也有，同乐会就成为同气会了。”

一场话剧节目的筹备演出，一点点演变成学生“帮派”实力的竞争，这让人哭笑不得。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包括当下，何尝不也是这样呢。有“背景”的孩子，老师在安排节目或者“头衔”时，总是在显要位置，这是一种心知肚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见怪不怪的正常事了。如此说来，这倒是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暗疾”了。

汇演剧目的题材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苏青说：“我进中学后的第一个元旦，各级所演的各剧多选富有反抗性者，如郭沫若之《卓文君》，王独清之《杨贵妃之死》等。因为那时离‘五三’不远，救国的工作虽已松弛了，革命的声浪总断续地在响：于是我也主演了一剧《娜拉》……要想当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主角，就非全级最多数派的领袖不可，不论她能不能胜任；如果你在本级中得罪过某领袖……选你饰老太婆或叫花子……逼得你忍着泪也得登台。至于出演后的批评，也就是各派各级间互相攻讦的文章，客观两字是谈不到的。”

这样的话剧表演，其背后的闹剧，年年都上演，与话剧本身一样具有可看性。

“革命的狂热已渐渐地消失了，校中充满着恋爱空气，就是平日同学间的通讯，称呼也要用：‘我天天怀念着的爱友哟！’或，‘我的唯一的同学呀！’等句子，那么这次剧本的内容自非哥哥妹妹莫属了，计有《复活的玫瑰》《青春的悲哀》《孔雀东南飞》《弃妇》等等，你来哭一场，我来哭一场的，把同乐会变成同哭会了。”

革命的热潮过后，平静的春雨中，酝酿了一出春情，年年花会发，岁岁草又生，本属于情愫懵懂的年龄，又将在一年一度的话剧中发酵某些情感。

譬如说苏青，有人说是因为她与他出演了一出剧目，从而走进了热烈的情感中，因为有爱，已然相爱，所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们便欣然应允，这是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让他们最后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中学时代的苏青，在出演的剧目中，有爱国剧目、爱情剧目，也有历史剧目。有“犯罪小孩”“娜拉”“洋人”“学生”，苏青对于各色各样人物的演绎，把握到位，神采丰富，受到学生粉丝们的追捧。

这个时候的苏青，青春洋溢，风头正劲，说苏青是“话剧女神”实是实至名归。

第四章  女子学校

但五姑母对我的防范还不肯放松懈，她天天注意我看的小说。“看恋爱小说会使女孩子们看活了心哟！”她告诉我母亲：“爱贞如今已是个有夫之妇了，还可以让她心中别有活动吗？”——苏青

苏青8岁从上海某弄堂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1924年也就是父亲冯松雨病故的第二年，12岁的苏青进入了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这所曾给苏青母亲留下教育烙印和少女欢乐的学校，如今成为苏青心智、学识、心理、性情、爱好等早期开发的绝佳平台，冯家有女初成长，一切都那么自然地开阔起来。尽管失去了家中最为宽厚、坚实的臂膀，但生性乐观、倔强、独立的苏青，在生活面前，依旧一股子热情洋溢，神采飞扬。

谁说缺爱的伤痛，缺钱的苦闷，缺家的亮堂，就必须一副愁眉苦脸、苦海难度的眉头紧锁呢？苏青的与众不同，或许就在于此吧。跌了跤，她会利索地爬起来，大嗓门地骂咧两句，然后顺势拍拍身上的尘土，抬头继续前行。

生活就得这样过，掸了灰烬，取栗自暖。活着取决于态度，对生命的虔诚，对自我的负责，对未来的期许，认清当下，该拿起的则拿起，别让抑郁或苦恼生了“霉菌”，提也提不起，放也放不下。这样的心病是最难清除和根治的。

过往不复在，继续保留一颗初心、本心才最重要，花季年华，本应纯真。一旦有了新的平台、环境和圈子，苏青的心情便会重新明朗起来，唧唧喳喳地不得消停了。冯松雨曾有一句精辟的“总结”，他对朋友介绍自己的女儿道：“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这足以说明苏青话痨子的本色，从小即是，冠冕了封号的。

县女师设在宁波市西南隅一个叫“月湖”的竹洲上，四面环水，幽僻静怡，与月湖中的芳草洲、月岛、烟屿、竹屿、花屿、雪汀等形成了月湖十洲，各处楼台亭阁，水榭凉台，花木丛生，风景宜人，布局匠心别致，十洲取名雅致、清逸，想是文人骚客起意的杰作了。

这样一方胜地中造就的人才，特别是女才子，该是不同凡响吧。况且，这所女师是当时鄞县唯一的一所中等程度的女子学校。

因为是女子学校，便少了男女同窗共读的许多话题和想象。但是，辛亥革命的浪潮如春雷声响，掀开的新篇章比比皆是，关于风气，封建下的“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如同火药罐，一点即燃。男女之间的距离、关系，女子的社会地位，包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等涉及女子权利的问题，在新思潮的气压下，破茧而出。女子要求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也就理所当然了。

苏青在《涛——生活中的浪花》中说：“我是十二岁那年进中学的，正值暴风雨前夕，空气沉闷得很。我所进的中学不是所谓普通中学，而是叫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是鄞县唯一的中学程度女子读书的所在，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男女同学这回事，而且连做梦也不曾想到。”

毕竟，女子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有明显倾向性，不如男子学校的教学来得开放、知识多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苏青曾在《我国的女子教育》中深刻提到：“严格的说来，我国根本没有所谓女子教育；学校里一切设施都是为男生而设，不是为女生而设的。这在男女同学的学校不必说了，就是专收女生的女子中学，女子大学，他们的课程等等还不是完全跟男校或男女同学的学校一样吗？但是一般自命为新女子的还高兴得很，以为这是男女平等。”“从前我也曾高兴过，现在却有些怀疑起来了：男生能够受他们所需要的男子教育，女生也能够受她们所需要的女子教育，这才叫做平等呢？还是女生跟着男生一样受男子教育，便算是平等了。”苏青眼里的教育人人平等，不仅限于男女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而是同等教育平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享有教育权。

县女师是官办的师范性质学校，也是要收取膳食费和学杂费的，再者能来此读书的，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女儿。所以学校也作了针对性教学，开办了如“刺绣”“烹饪”“缝纫”等适合女孩子的特殊课程。在这里，不但学知识，学教养，更要学会女子的必杀技——家务能力，提高文化内涵素质的同时，精研“柴盐油米”的家务操持同样必要，如何过好日子似乎是女性的最终目标，这样培养出来的女子秀外慧中，谁不爱呢！易得佳偶，家长和学校皆大欢喜。

但毕竟这些女孩们都是有着文化基础的新时代少年人，激进社会思潮下的蠢蠢欲动，充满了对改革的期待，迫切地希望有一天男女同校享受一样的教育课程，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

女校特殊，不光因为都是女子就读，更重要的是针对姑娘们制定的各种“特色”校规，让大家不尽烦恼。苏青常常被揪着小辫子，尽管姑母是学校校监，非但不“罩”着，反而对苏青管理得更严格和谨慎，让苏青哭笑不得。

她说：“第二次他喊我进校长室去，原因是我不该梳了两个辫子头。原来当时女校有一种规矩，便是附小女生梳辫子，师范女生梳头，不问年龄大小，只讲程度高低。我十二岁进中学，当时是最年幼的一个，许多十八九岁甚至于二十余岁的附小女生都拖着长辫子，但我却要组起一个身来。会的式样很多，有直S，有横S，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头，但是我却梳不来……于是有人向我建议：你的年纪轻，后来梳独个会不像样，还是当中挑开梳两个吧。我想起古装美人图上的丫环，觉得她们的垂会样子还好看，就照着做了。”“不料史老先生却又喊我过去训斥，这次他的脸色更青更白，右手不是摸牙须而是紧紧握住牙须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守校规？梳两个头，成什么样子？古语说得好，天元二日，民无二主，——真是造反了！’”

一个发饰，能与“造反”联系上？能与“天元二日，民无二主”有真正的关联吗？这还不是苏青最懊恼的，最让苏青难过的是自己的五姑母也对她呵叱道：“还不快出去把头梳过了！谁叫你梳两个的？是谁在教唆你？——快出去呀，赶快把头改梳过。”苏青最后不得不“噙着眼泪，委屈地退了出来。”

苏青在写作中喜欢将人物的名字改头换面，不依照传统路子来行文走笔，这是她的作文特征。而对于她的作品题材，也有许多“争议”，出现了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的疑惑，无法分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胸前的秘密》正是如此。对于这些题材的归属，其实真不能一概而论，苏青运笔的手法和写作的技法往往与众不同，这样的文字风格似散文又像小说，难以分清、明了。苏青文章中的五姑母，实际上是指现实中的二姑母。苏青的散文《小脚金字塔》就是写这位姑母的。

姑母性格豪放，对于苏青的教育和保护，是内心真正的关心，事事过问，件件落实，生怕她“误入歧途”。姑母也是有胆魄的女人，男人不敢去做的事情，她却敢于承担。当年，苏青的祖父冯丙然去世后，丧事大操大办，场面热闹非凡，来客众多，且不乏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此后，冯家便被土匪瞄上了，绑走了苏青的一位伯父进行敲诈勒索，不见银子不放人，不然就撕票。后来银子凑足了，可谁去呢？这成了一个大难题，最后，还是苏青的二姑母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由她去。而此去生死难卜，即使不死，也有会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危险。在土匪不讲信用再次增加了赎金的情况下，二姑母凭着自己的智慧，两上土匪山与之勇敢周旋，终于赎回了苏青的伯父。

苏青的二姑母，名冯组群，是冯氏家族中的一位奇女子，胆略不让须眉。苏青在这样的姑母“监管”下，不乖巧都不行了。

有句俗话，“黄金棍儿出好人”，虽然有点宣扬“暴力”教育，但是，严厉的管理，严格的要求，严肃的态度，也不失教育方法的一种。在现代教育中也会对此有精辟的探讨。

孩子到底适于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无疑，苏青急急跳跳、风风火火的猴性子，确实需要一种约束力来管束她，需要二姑母这样的亲人认真打理、关照她的生活和学习，让年少不经事的、缺少父母管教和亲情温暖的苏青，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

所以冯组群成了苏青生命中不得不提及的名字，与她的未来和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第五章  那时花开

生命像海，平静的时候一片茫茫，没有目的也无所适从，但忽然间波涛汹涌起来了，澎湃怒号，不可遏止，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前面的推着更前面的，大势所趋，不由得你不随波逐流的翻滚过去。一会儿，风停了，汉平了，剩留下来的仍是一片茫茫，疲乏地，懒散地，带着个波涛的回忆。

——苏青

苏青说“生命的浪花”，澎湃，激流汹涌。

“她涨红了脸，气急败坏地警告我：‘听么？你……你孩子家也知道国……国民党了吗？谁告诉你的？幸而……幸而还好，不曾给他……他老人家知道，要是他老人家……史老先生知道了，你得当心……以后这话不许说！’”苏青笔下，生动刻画过许多老师的形象，直率坦诚，着墨谐趣，人物栩栩如生，事件令人莞尔。上文中的这位史先生，苏青描摹道：“前清的秀才，也是我祖父的老朋友。他有一张满月般、带着红光的脸，三塔牙须，说长不长，道短却也不短。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摸着牙须。轻轻的，缓缓的，生怕一不小心摸落了一根。”

史先生其实不姓史，这里苏青将人物的真实姓名给隐去，化以假名代替是多见的，写作习惯罢了。史先生姓施，名国祺，是一位秀才，老夫子也。夫子自然是要秉承中华民族传统的严谨、严肃、严律的教育理念，这才是治学的根本，他确实也这么做的。正是这样固执的一成不变的做法，给他招来了大麻烦，最终被学生们赶出了校门，将铺盖卷扔到了大门外。

史先生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令女生们如此反感他，敌对他，厌恶他？了解故事背景，还原人物真实，答案就在苏青笔下了。

苏青说：“据说有一个高级女生因入了国民党，清早邀请三五个同学在操场上谈论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什么的……史老先生听到‘国民党’三字，手便一颤，牙须幸而没扯断，眼镜却啪的掉在地上了……碎了玻璃还不够，渐渐的连史老先生的心都碎了。因为后来这位入国民党的女生虽经迫令‘主动退学’，而高级女生中似乎开了风气，常有切切擦擦私下在操场或在校园或在厕所中私谈情形……”女学生们对待新生事物，接纳新生事物，发展新生事物，是激情飞扬的，传递又快又热；但作为女师的校长，史先生的思想是传统的，保守的，他对这样的事情痛心疾首，坚决要认真执行女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能让学校体制变质，腐化堕落了。

当然女学生们的想法则是好想法，她们想男女同校，想接触异性，想接触革命思想，想挣脱樊笼去看看，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但这就与史先生的规定是冲突的，与学校的制度是相悖的，矛盾自然而然就凸显了，甚至不能调和，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1926年，北伐军浩浩荡荡开进鄞县县城时，街上人头攒动，标语迎风飘扬，青年热血沸腾，苏青说：“春光明媚之际，同志们终于完成了光明灿烂的工作，整个的县城都悬满了青天白日旗，只缺少一个地方，那便是我们史先生管理下的女子师范。”

革命的旗帜插遍了县城各个角落，就是不能“攻克”女师大门。由此可见，史先生是多么的固执，他抵制一切新思想，拒绝一切新事物，坚持认定自己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但革命大趋势已然形成，谁能抵挡得住呢，史先生被时代淘汰，被学生们唾弃自是必然了。

一生中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苏青最擅长将他们的个性特征和鲜明形象勾勒出来，不拘泥，不刻板，笔调幽默、诙谐、活泼、走笔生风，带有特别的响动，时常有警醒人的作用。

张爱玲说：“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是这样的吗？苏青真正无法做到“刻骨的讽刺”，或许，这就是苏青的高明之处。留有余地，就会有想象空间，她对人物的刻画，不彻底的揭露、批判、讽刺，正好符合她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模式，点到为止的游刃有余，比深刻尖锐来得更有弹性和韧性。

苏青的文字套路，据说有着林语堂的影子，苏青对林语堂是尊崇的、景仰的。他们虽没有直接交往，但苏青的一桩文字公案，林语堂还亲自在刊物上调和过。

无巧不成书的是，张爱玲也非常喜欢林语堂，并在出国留学计划中，将林语堂当时生活的国家作为首选，这也说明林语堂在她心中的地位和高度。

县城的革命高潮一声声迭起，史先生走了，学校“乱”了也正常。苏青姑母见这种氛围和环境已经不适于安静地读书，于是将苏青送回老家浣锦，以避开时局的混乱，烽烟的无情。

辍学的辍学，上学的上学，女师的教学其实还在继续。不过在苏青复学时，已然物是人非，校名两易，从县女师改为“中山公学”，再由“中山公学”改为“女子中学校”。

1928年春天，苏青的祖父冯丙然经不住孙女的软磨硬泡，终于同意了苏青插班就读初一下学期，这说服能力不愧为“小鹦哥”。

回到梦寐以求的学校，苏青又长大了一岁，高了，见多识广了，想法也更大胆、周全、稳妥了。当然，她笔下老师们的形象愈加丰满了。

她讲女校长的故事，道：“校长是一个漂亮的女性，姓邹，刚刚同她丈夫离婚不久。她在大学还只念完一年课程，中学就在女子师范读的。”原来，这位女校长算得上是苏青的校友，也是从这所学校出去，再回到自己的母校任职，这里便是她的“娘家”了，这样做事该是事半功倍，轻车熟路吧？但是，并非如此，女人容易被情牵绊，且容易失去理智，这位女校长亦是。因为自己热恋的男友移情别恋，女校长伤心欲绝，气馁后请辞了校长职务。这位女校长的名字，苏青依旧隐去了真实姓名，只说她是县教育局长杨菊庭委派来任职的。

女校长走后，接任她校长工作的就是这位教育局局长——杨菊庭。

苏青眼里的杨校长，在她描摹的众多老师中，是刻画较入微的一个。她说：“其貌不扬，姿态难看。他‘生得矮胖身材，白麻子，两颗门牙尽管往外扒……”

这位校长与曾经那位史校长有近似的地方，反对学生激进，反对女生与异性交往，反对女生上街聚会，他还说：“招摇过市，白白给人家品头论足。”生怕学生们被“看”了去，他这样老套陈旧的想法，自然很不讨学生喜欢。后来，学校来了一位男历史老师，他对近代史重大史实的脉络、中华民族受屈辱的症结、列强的罪状，都剖析得全面、深刻、到位，深受学生喜爱，可惜的是并没得到校方的认可。校长不断地挑刺，伺机打压，让这位老师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最终在病中郁郁而逝。

这位老师的离世也让学生们悲恸不已，他们想送这位敬爱的老师最后一程，给他开一个追悼会，却遭到学校毫无人情的否决。这便引发了学生与校方激烈的矛盾冲突，学生们以罢课、请愿等方式抵制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事件越闹越大，不能罢息。于是，校方决定开除这次事件中的主要骨干，遏制事件的再发展，在公开发布的开除学生告示中，苏青的名字“赫然在列”，罪名是“受人煽惑，鼓动罢课”。

如果苏青这次真被开除了，还有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出版人、作家苏青吗？当然不会！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最终以校方收回告示而收场。

第六章  宁波皇后

“总之，就算是恋爱这个玩意儿吧，虚伪，浅薄，肉麻，只好骗她们这批笨蛋！眼见着没落就在目前，继着狂欢来的是遗弃与堕落！”我们像发现了真理似的，胜利地相视一笑，也随在他们的后面，挽臂而出。

——苏青

回忆有毒，文字是蛊。当某一个夜深人静，某一个静谧黄昏，某一个时光渡口，轻轻地打开午夜的留声机，侬侬的清音便铺卷而来。难怪张爱玲说：“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现代人习惯了张爱玲唇齿的翘动，微颌间便起意了某句人生经典的警句，入情入理论事，有情有据谈人。她说苏青，谈得彻底，但亦有婉转时的意犹未尽。

张爱玲对苏青的了解，包括对她爱情的理解，因为一句“同是女人”，便知她们之间的默契了。

苏青一生几经波澜，命运起伏，最大的转折点也许不是父亲的病逝，不是家庭的没落，而是年少时与李钦后指定了婚约。这桩明显带有封建色彩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配，依着苏青的性子和脾气，本该会有一番挣扎、抵触，甚至拒绝。但从苏青的文字记载来看，辞藻间并没有过多地指摘这桩联姻的不是，也没有埋怨母亲“仓促”地答应。当时的冯家，虽然经济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文化底蕴和传统教养犹存，鲍竹青兴许对苏青的未来早有盘算和考虑。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是受过师范文化教育，曾随丈夫混迹过大上海的女子，必然有一定的眼界和见识。李家不但是县城屈指可数的富有门庭，准女婿李钦后学业也非常不错，不然，他怎么会辅导苏青的数学，怎么会考上东吴大学法学院呢。

苏青说：“那就是坐在我背后的一位男同学，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原来，苏青和李钦后同班，他们的座位一前一后，高中就“亲密无间”了？

这是苏青文字中不经意间露出的蛛丝马迹，或许还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她与李钦后的少年情感历程。

张爱玲曾说苏青：“她起初的结婚是一半家里做主的，两人都是极年青，一同读书长大，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儿，无可选择的，兄弟一样的自己人。”

“兄弟一样的自己人。”这样来形容苏青与李钦后的感情基础厚实，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苏青的一生，如果有一位女子是她的“闺蜜”、知己，那便是张爱玲了。张爱玲懂苏青，犹如懂自己一般。许这结论言过其实了，实则不然，生性玲珑剔透的张爱玲，她懂“同自己一般的女子”，实属太正常不过，心有相通，戚戚必然。

其实，苏青从“女子中学校”毕业后，按照她后来报考的意愿，是可以直接升入学校的高中。最终，她选择了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念的是师范科，而原先的学校也设有同样的高中师范科。这难免会让人猜忌，苏青为什么不升入本部呢？

可能的原因无外乎三种。

“女子中学校”的校长还在继任中，他对苏青曾做出过开除的决定，虽然后来公告撤回，但是，这样的大环境已经不适合苏青了。

再者未来夫君一直殷勤地“呼唤”苏青，叫她去他的身边。他们热情洋溢的书信，字里行间句句有热切企盼，让少女初长成的苏青，不胜娇羞欢喜，心向往之，就如鸟雀渴望蓝天，鱼儿希冀流水般，带着懵懂的青涩的情爱冲动。他们的信件来往，早在媒人撮合后就开始了，一次比一次甜蜜，一次比一次亲昵，这种相见不得，却是心心相印的感觉着实折磨人，不如寻机朝夕相伴，以解相思苦，升学就成了最好的机会。

再加上第四中学还开出了许多优厚条件，让苏青及家人暗自心动，这里的师范科学费是全免的，食宿减半，对于经济愈加拮据的冯家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选择第四中学，何乐而不为呢！

后来，成绩优异的苏青，在学校的关照下，从师范科转到了普通科，这才有了后来的报考大学之事。而李钦后实际上是在普通科的，他们是否真的同班，隐隐约约中，苏青都有细微流露，包括《小脚金字塔》里对“小爱迪生”周姓同学帮助她补习数学的描写，同学对她“爱迪生太太”的戏称，都有她未来丈夫李钦后的影子。而且，苏青与李钦后在学校期间还一起演出过经典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剧照为证，说明确有其事了。在大多数文字作品中，苏青都是善于直接了当抒发情感和内心想法，但偶尔也喜欢暗藏玄机，任人揣度。

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和她出版的散文、短篇小说集等，有时需要并拢合一起来细思量，齐参透，才能发现其间关联的一些小秘密，慎密、细致的布局以及延伸。

高中时期的苏青，已然亭亭玉立。

恋爱，让青春期的女孩子甜美俊俏，活泼可爱。从她的文字中，常常可以捕捉到大量的信息。

有人会因为恋爱无暇顾及学习，有人会因为情感愈发优异，应该说李钦后和苏青是后者的代表，他们高中毕业后，都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苏青更是以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一个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与李钦后一起双双高中金榜。

国立中央大学和东吴大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苏州，虽说相距不远，其实还是难得见一次面的。大学时期的苏青，有了另外一番天地世界，她是冠冕着“宁波皇后”的美誉跨入大学校园的，自然引人侧目和瞩目。

大学校园是成年人的天地，苏青长大了。她在《女生宿舍》中讲述了大学生活的故事，颇有意思。那是一个有特色的时代，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时女学生的思想、观念、兴趣、情感、家庭等全部展现在她的笔下，同时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初大背景、大环境下的一些人物侧影。

她道：“于是预测各人结果：周美玉小姐，摩登少妇，整日陪丈夫出入交际场所，终身不持针线，不触刀砧。魏茨君则患歇斯底里，当女舍监，入天主教。李文仙应速转男身，鼻架几千度之近视镜，终日研究阿摩尼亚。而我呢，据她们意见，只配嫁潦倒文人，卧亭子间读T．Haldy小说。”

预言有时是“一把刀”，捅得人撕心裂肺，血肉模糊。故事的收梢，苏青再道：“在这个预言说过后的寒假中，我结了婚，吾夫既非文人，亦非潦倒。次年夏我因怀孕辍学，魏亦毕业，嫁一花甲老翁做填房，长子的年龄比她还大上十年。今年暑假，周、梅毕业离校，各如所料。本学期在校者仅王、李二人；不料旬日前李文仙因用功过度，咯血而死；近视镜还只配到八百余度。今宿舍中旧客硕果仅存背准王行远一人，天天独坐在马桶上干着‘行自念也’工作。”

人生本是聚散两依依，聚也依依，散也依依。依依惜别单身时光，在夫家的催促下，还在大学一年级的苏青，接受了与李钦后先完婚再继续就读大学的提议。苏青没有想到，一个不得已的决定，就这样改变她的人生轨迹，这是“命中注定”吗？

第七章  掩卷·花样年华

当熹微浸透湿湿的寒意，当清辉抽穗泠泠的水湄，当思念串成蔓蔓的青藤，少年和行囊，月光和站台，绿皮火车奔向远方，谁在远方，谁又是谁的远方？

海那边，红房子，石头墙，草屋顶上的旗杆，旗杆缀满了海上花。

风从海上来，咸咸从辽阔中一浪浪地涌来。

风在蓝的心里，蓝在云的梦里，云在天的眸里，而谁又在谁的飘摇里呢？

风说，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吧！

你听，海螺的轻鸣，波澜的角逐，海脊线上鲜明的水天一色，那些来去，溯洄，承接，它们反反复复的，多么像一出青春剧，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认认真真地热情演绎，而最终，当潮汐不得不褪去时，徒留一地伤悲，掩映在岁月的沙漏中。

光阴它带不走爱与哀愁，日月它带不走梦与忧愁，风儿啊！

请一定，一定拥紧这最后的温柔，镌刻下生命的炽热，此刻，当下，不离不弃。

或许，多年后，某个时光渡口，某次不期而遇，某些人，某些事，某段无法言明的邂逅，都一一写着——青春无悔！

这样，便好了。寂静，花一般！

第三篇  结婚十年

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

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

如同一阵凄微的风

穿过我失血的静脉

驻守岁月的信念

——泰戈尔

第一章  十月十日

谨詹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三时在青年会举行结婚典礼概从简略恕不柬邀特此敬告诸亲友好谨希谅鉴

——苏青

20岁的年龄，犹如7月里饱满而亮色的谷穗子，烈日当空下，一串串自然坠落的金色，在潋滟的水泽中，在清风的抚慰下，在蝉鸣蛙叫声里，弥漫着成熟醉人的芬芳，不由让人憧憬一次圆满的季节收获。锦瑟华年，别样生动、活泼着。

苏青刚好是在这个艳羡人的双十年纪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青春洋溢，才貌出众的她，颇有“宁波皇后”的范儿。而这“宁波皇后”的冠冕起源何处？似乎人人都叫得很顺溜，并没觉得这是夸耀其辞。

有人说是宁波人能干又精明，在哪儿都能抱成团，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实力。1933年秋，刚入大学校园的苏青，即参加了南京宁波旅京同学会在中央大学法学院研究室举行的常会。新旧同乡见面，自然亲热得很，气氛轻松活跃，情谊交流的同时，常会还进行了改选。从干事到副干事、会计、文书、运动主任、游艺主任等，组织结构明晰，分工细致到位，苏青最后被推选为会计。值得一提的是就这一小小的学生会会议，却引来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记者一直与会在侧，他们关注什么，有什么样的热点吸引了他们呢？

而后，一篇题为《冯和仪女士荣任中大宁波皇后》的文章在“上海宁波日报”上刊登，几个耀眼的大字“中大宁波皇后”很是特别，标题下则是洋洋洒洒同乡会会议情形，收尾处笔锋一转，将文章欲体现的核心和主旨大笔渲染一番，道：“又于席间一致拥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高材生冯和仪女士，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宁波皇后’，闻冯女士系吾甬闻人冯友生先生之孙女，今夏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部，冯女士善交际，精音乐，擅长著作，而对文学一道，研究尤深。”

一则许是看似简单的新闻报道，却是对了解青年苏青最好的佐证。当时的苏青，是何等的鲜亮、朝气，她成了家乡人的骄傲和自豪，并被拥立为“宁波皇后”，这“拥立”一词，足可见当时盛况。

出色的苏青，新入校就担任了同乡会职务，善于交际的她，自然会吸引青年才俊的目光，被热捧是可想而知的。而在苏州读书的未婚夫李钦后“远水不解近渴”，情感交流难免会疏远，从而形成彼此心理的距离。如果真让栖息“梧桐树”的凤凰都飞了，这是李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只有早结婚早定根，才能将这块心头大石放下。

1934年2月4日，在《上海宁波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一则名为《冯和仪女士于归志盛》的报道，令人侧目。

文中道：“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高材生冯和仪女士，与上海东吴法律学院高材生李钦后君，假宁波傅家房子结婚。先一日，在冯宅举行于归典礼。是午，冯宅门前，车如流水，马似龙，礼堂装潢，异常富丽，壁间满悬各界闻人贺幛喜轴，道贺者甚众，皆由乃叔前定海县县长冯纯观氏，殷勤招待，甬上名流如著名法律学者鲍士康、缪瑞芝、龚圣鉴、何瑞芝，作家陈迹、张其春等，皆至冯宅道贺致敬礼云。”

苏青结婚时，只是南京中央大学一名一年级的学生，何以引得报纸重磅报道，这似乎有悖新闻报道的“原则”。而标题的拟定也颇有新意，大有褒奖和渲染之意，好似苏青荣归故里，一派欢腾祥和的热闹场面，必须以此为记，足以显得隆重。但苏青真有这么大的名气和声望让报纸侧目报道吗？不管是与否，事实是报纸就这么记载了。

在学校如日中天的苏青，如何能答应李家的完婚请求呢？这其中因由没人能道得清楚。许是李家的恳切要求，鲍竹青不得不答应；也许是苏青觉得结婚并不影响学业，就应允了。不管如何情形，苏青和李钦后完婚了。

这是一场中西结合、新旧合并的新式婚礼。

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中开篇即道：“徐正甫(长男)崇贤为苏俞淑宜(长女)怀青结婚启事谨詹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三时在青年会举行，结婚典礼概从简略恕不柬邀特此敬告诸亲友好谨希谅鉴。”这是一则结婚广告无疑，新人新事新办，连结婚请柬也略去了，这并不是新郎新娘两家不够重视这场婚礼，恰好体现了对一对新人的迁就和宠爱，自己的事情，他们可以自主兴办。

徐崇贤是谁？苏怀青又是谁？

既然《结婚十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那么苏青笔下的苏怀青即是自己，徐正甫便是李钦后了。他们这样的创意婚礼，在当时轰动一时，热闹非常，传为一段佳话。苏青说：“天还没大亮，房间里却早已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了。”

苏青的小说中，真亦假时假作真，真真假假难辨明。

就如结婚启事道：“谨詹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三时在青年会举行结婚典礼”，难道苏青的结婚真是十月十日，当然不是。这个十月十日跃入眼帘的时候，冷不丁会让人想起《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这难道不是苏青小说中的巧设布局？既然书名为《结婚十年》，何不如将小说中结婚的日子定于这一天，岂不增加了伏线，这番考究也许未必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但是，这样的伏笔，不失巧慧，暗喻老道，苏青聪颖过人。

人生中，不知有多少个十年，再十年，苏青正好在双十的年纪出嫁，此后她经历的生活波折和人生困苦，许不是能用一个双十的年岁能概全的。在《续结婚十年》中，我们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了解苏青从青涩步入成熟，从憧憬迈入现实，从自由落入禁锢，从理想、热血、激昂跌入琐碎、疲于奔波的起伏人生。在历经了最美好的年华，她是如何立身于滚滚红尘中，与大千世界，与光怪陆离，与人情冷暖，与是非黑白，与命运和生活作着怎样的一种积极抗争？或许，这就是“十月十日”这个特殊日子的真正涵义和用心良苦吧！

回归现实，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并非苏青的结婚日。1934年2月4日《上海宁波日报》中对苏青返乡喜结连理的大肆报道，即可知道苏青真正的大喜日子。

苏青素以大胆女作家著称，其用笔犀利、直接、诙谐，刻画人事常常入骨三分，随之入情入境，共鸣十足。她描写自己的婚礼现场，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原汁原味，令人捧腹之余，还能了解到当地的习俗、民风、民情等人文历史，从中去感受源远流长的风土风情。她善于挖掘乡土乡情，乡音乡貌，无论何时何地，不改的是故乡情。

婚礼在青年会举行，苏怀青坐着男方雇佣的花轿，身着五姑母设计的新娘装束，礼服是“淡红绸制，上面绣红花儿。罩纱也是淡红色的，看起来有些软绵绵惹人陶醉。手中捧的花儿是绢制的，也是淡红色……头上的花环也用粉红色，脚上却是大红缎鞋，绣着鸳鸯，据说这双鞋子因与公婆有关，因此不能更改颜色”，可谓一身鲜、妍、娇、嫩融融而成，容光焕彩，美丽芬芳。

苏青善于从小事中研磨细微的别致之处，她在《结婚十年》中曝光苏怀青出嫁前的一段“糗事”，别出心裁，让人捧腹不已，凭添了谐趣。她说：“已经晌午了，我正在床上着急，因为整个上午没有起来，大小便急得要命……我知道花轿要到了，心中恰如遇到救星，巴不得她们一齐出去，好让我下床撒了尿再说。不料她们却不动身……我急得流下泪来。泪珠滚到枕上，渗入木棉做的枕芯里，立刻便给吸收干了，我忽然得了个下流主意，于是轻轻的翻过身来，跪在床上，扯开枕套，偷偷地小便起来……用力伸个懒腰，真有说不出的快活。”

写实，大胆，奔放，肆意。这就是苏青的作文。

第二章  意外“来客”

整个的冬天就是迷迷糊糊过去了，每天我同他在一室中看书，每晚我同他在一桌上吃饭。他是湖南人，性格坚韧，坦白，乐观。

——苏青

南京有一个鼓楼医院，非常著名。

1934年初的某一天，这里迎来了一位普通的女性“病人”，她由一位体贴温情的男子陪伴着，先是挂号。“挂号处的人问：‘看什么病呢？’他望向我，我回过脸去不理他，一面悄声说：‘妇科。’”在《结婚十年》中，苏怀青由人陪着去看病了。

苏青继续道：“他替我挂了特别号，陪我走进诊查室。一位慈祥的老医生问我病症了，我想说，只是开不得口，回转头来眼睛看着他意思叫他出去。但是他不懂，反而焦急地催我说：‘快告诉苏医生呀，你有什么病。我只知道你近来胃口不好，想吃什么，一会儿厨子端上来却又说不要吃了……’”显然，这位男子的着急程度不亚于病人苏怀青，他对她日常的生活饮食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不然，怎么知道她近期胃口不好了呢。他说的“厨子端上来却又说不要吃了”，充分说明他们常常在一起就餐，或者说形影不离也不为过。

这个苏怀青身边的男子，会是谁呢？既然苏怀青是苏青自己的影子，那么这人会不会是李钦后呢，他从苏州赶来探望苏青？

答案在一点点地揭晓。苏青再道：“医生领着我出来，我的脸上满是泪痕时，便惶惑地问：‘什么？什么？你没有什么病吧？’”这问话医生的便是先前那位男子了，他的征询很是急迫，生怕苏青有什么不适，三个急切的“什么”，足以表达其对苏怀青的关心和担心程度。

回话的人却不是苏怀青，却听见“医生拍拍他的肩膀说：‘请放心，没什么病，尊夫人是有喜了。’”

“他是嘴唇顿时发白，颤声向我说：‘你……你……’”听见道贺，男子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反而略有惊诧与恐慌，不能自已了，他问得结巴，一个“你……”便是纠葛的千言万语，悲伤抵过任何的诉说与追问。

苏青继续说:“我不敢再瞧他的脸，掉头径向外走。不知走了多远，斜地里忽然有一辆黄包车蹿出来，他赶紧拉住我臂膀说：‘当心呀！’车子过去，他就放开手，大家仍旧默默地走。”

这男子是谁？

苏青文中唤他“其民！”

他是其民吗？在《结婚十年》中，他是应其民，在苏青的现实世界中，他也真实存在着，乃苏青的大学同学徐其民。这个曾经给予她希望，让她充满幻想的男子，并不知道怀青已经结婚。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单击倒了应其民，也破碎了苏怀青的所有梦想，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怀青只得如实坦白告知：“我是结过婚的人哩！”

这是多么美丽一个梦啊！旖旎而绚烂，他们有情有义的开始，却始料不及地结束，那么尴尬的场面，彼此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男子，却用全部的挚爱包容了怀青的隐瞒及所有，他对怀青说：“那好极了，否则……否则我打算马上同你结婚哩，你的孩子就算是我的好了。”想是这番话语出口时必定悲怆、凄婉了。何等的情义男子，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并不是在安慰和敷衍怀青，而是将怀青真正放在心上。

《结婚十年》中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多少故事是苏青原本的经历，不得而知，既然苏青定位此书是自传体小说，必定是在写自己了，只不过人物艺术化罢了。

在《结婚十年·两颗樱桃》中，对苏怀青和应其民的情感剥落，何尝不是在吐露苏青与应其民的感情经历呢。这么说来，苏青在新婚后就对婚姻产生了异心，萌芽了一段新感情，而这种“出轨”为什么来得如此快，如此热烈？

这得追溯到大婚那天，苏青与李钦后不经意间埋下的“疤痕”。

一场新式的婚礼，被李家操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

在《结婚十年》中的婚礼现场，有亲友、朋友、家人、伴郎伴娘、司仪、证婚人等，里里外外围了许多客人，这样的人群熙攘中，怀青大抵记住了两三个人，自己的小姑，另外一位是叫瑞仙的寡妇。哥哥结婚，小姑上窜下跳地乐呵，长得又有些“特别”，苏怀青自然记住了。为什么一个寡妇，怀青还记得这么清楚呢？

文中说：“一双银色高跟皮鞋，银色长旗袍下摆，再望上去，越过银色的双峰，在尖尖的下巴上面，玲珑地，端正地，安放着一只怪娇艳的红菱似的嘴巴，上唇微微翕动着，露出两三粒玉块般的门齿。”怀青在婚礼现场从盖头往上斜瞄去，独独地看到了一位妖冶的女子，并且“情有独钟”地从头到尾关注着，这与一位新婚女子在拜堂中的心情和表现是不相符的，为什么？

这也许就叫女人的直觉吧，一种不明所以的第六感呼之欲出。当新人挨着向长辈和亲戚们见面献茶时，新郎便叫这位叫瑞仙的女子上前与怀青见礼。但见她幽幽地望了新郎一眼，娇嗔道：“你倒好，也来搭我寻开心。”说着她脸红起来，并佯装生气不开心，随即又在新郎的笑容中笑意盈盈。这对话，神态，娇笑，真暧昧！怀青是何等聪慧之人，怎能不懂男女欢爱中的一颦一笑呢，这些细微的神情交流，怀青都收入了眼底。

接下来的闹新房、洞房夜等，新郎与瑞仙之间的互动流露，愈发加大了怀青的疑惑，这两人关系不寻常。再过几日，竟然听见他们一起调笑，唱起了《风流寡妇》，这让新婚中的怀青作如何想？

难过，悲愤，低落，后悔，五味杂陈是必然了。

但是日子还得过，不能因为一些疑惑而将刚兴起的家拆散吧。

怀青想，回到学校就好了。再也见不到这些“不干净”，而自己也自由了。于是，结婚后的一对新人便分居两地，各自忙碌学业，一切看似照常，但只有怀青知道，她的心已经丢了，对婚姻非常失望。

这是小说中的徐崇贤和苏怀青的结婚前后，实际上也是李钦后和苏青结婚情景的再现。

他们曾热情演绎过两地情书，但如今一地相思不复存在。

他曾经呼唤她：WC女士，怀青，青，青妹，我的青儿，随着通讯的频繁，称呼愈加亲密。

那时年少轻狂，正值情窦初开时，热恋中的两人不得相见，只能在字里行间的娓娓呢喃里，感受彼此的气息、心跳，还有无限的渴望和深情的眷恋。怀青从心底呼唤着：崇贤，贤，贤哥，声声娇柔打在少年的心上，怎不叫人心思驰骋。

其实，苏青和李钦后的婚约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走的是封建传统的老套路。但恋爱可是自由谈的，且谈得如火如荼，欲罢不能。中学毕业，苏青便转学与未婚夫在同一高中部会合，可见他们对情感是迫切的，欣喜的，希冀的，是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却不想在新婚后便出现了拐点。这是谁的错呢？

谁与谁在远离，谁和谁又在靠近。

文中徐崇贤与瑞仙的暧昧，并没有因结婚而有所收敛，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地玩着“偷腥”的把戏，“偷”的滋味，倍加新鲜、火辣、刺激，两人一直不安分着。这根潜伏的导火索，让要强的苏怀青，怎能做视而不见呢。她该争取丈夫，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爱玲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就在这时，她遇见了他，一位美好的男子，应其民。她因他的温厚、理解、爱护而快乐自由着。大学生活，这般的绚丽灿烂，一切因为爱情踩着融融的银辉来到了。他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游船，倾听空旷中那天籁的回响。他们静静坐在图书馆的角落，享受阳光，四目相对，莞尔一笑的刹那心动。

苏青说：“整个的冬天就是迷迷糊糊过去了，每天我同他在一室中看书，每晚我同他在一桌上吃饭。他是湖南人，性格坚韧，坦白，乐观。我们谈得很少，但是却投机，我常觉得自己有一句要紧的话同他说，只是说不出口。”这一幕幕温馨的再现，主角是怀青，也是苏青自己了。

“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苏怀青和应其民并不像张爱玲和胡兰成这般有说不完的知己话，但他们朦胧的默然相守，亦如初秋的静美，让人安宁，迷醉，沉沦。

如果不是上天作弄，造物弄人，这条深深的路径会有人并肩走下去吗？

由不得谁想与不想，一位“来客”的突然造访，将小说中怀青，现实中的苏青打回清醒中。

意外怀孕了，他们还要挣扎？

第三章  两颗樱桃

“我好比这颗多余的樱桃，应该摘去。现在这里只剩下两颗了——一颗是你，一颗是你的他。”说着，又将樱桃递到我手里。

——苏青

南宋哲学家朱熹道：“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春日》中，万千景致，五光十色，遍野馨香。

在春天，我们更多的是用眼睛去打探生活的美好，去勾勒外面世界的精彩，处处好风光，样样皆新鲜。我们心中的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是放眼的未来，是又一次秋实的希冀。

其实，硕果累累，物草丰美，何须待到秋高气爽时。

一串串挂枝的红红的小小的樱桃，便是最甜蜜的收成。

但是在《结婚十年》中，苏怀青眼里“应其民”曾经递给她的两颗樱桃，不是欣喜，不是向往，更不是圆满的丰实。

她说：“月儿已经悄悄地躲进到云幕中哭泣去了，我也不敢再看湖中的双影，只惨然让他扶上了岸，送到了车站，一声再会，火车如飞驶去，我的手中还不由自主地捏着这两颗樱桃。”

这一场人生羁旅，从月白的站台出发，它轰隆隆抵达何方？

悲怆，哽咽，苍老的天真，有没有离别的笙箫回荡在万籁俱寂里……

那颗摘下的“较小一些，也生得低一些”的樱桃，谁尝过它的酸涩情怀？

他们何尝不知，何尝不想并蒂而放的自由与肆意。只是，她已婚，为人妻，即将为人母。

这便是事实。

苏青通过《结婚十年》这部书为载体，完全地深入地表达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纠结。那就是怀孕后的苏青或曾有过堕胎的荒唐想法，她想打掉腹中的胎儿，是对婚姻的失望，还是心中的一时“魔障”，不尽而知。不过，能知道的是她想重新来过，重新追求心中的幸福。这些在《结婚十年·两棵樱桃》中都有了印证。

文章道：“回到宿舍，我简直直哭上大半夜。舍不得他，我只恨自己，恨腹中一块肉，当夜我就起了一个犯罪的念头，我想打胎。”

她继续说：“我呆呆瞧着《孕妇卫生常识》与《育儿一斑》，心中考虑打胎问题。”

“应其民”不离不弃的关怀和爱护，让犹豫不决的苏怀青更加难以定论心中的选择。他好得几乎“完美”，如何能忍心舍去？

新婚中，丈夫虽也对她相敬如宾，但真正的激情早已不在。而在学校生活中，同学“应其民”对她是呵护有加，从不言得到。这对于从小缺少父爱的怀青来说，是非常渴望的，这样的男子不走进她心里去，还有谁呢！

本来，苏怀青的怀孕，对于“应其民”应该是重磅炸弹，他可以立即选择转身离开或怨恨求诉等，许都是情理之中的反应，却恰恰不是这样的。

他“似笑非笑地，把这两本书递给我道：‘那是送你的，今天一早我特地跑到花牌楼去买来——昨晚上我对不起你。’”

这是什么书？

“《孕妇卫生常识》与《育儿一斑》。”

他昨晚怎么对不起她呢？

“‘告诉你吧，我说那是很好的事，你不会懂我的。’说着，他拉起我的手，用力捏，痛得我掉下泪来，一面挣脱一面说：‘这算什么？’他似乎一惊，声音就温和起来，他说：‘我们划回岸边去吧。’”

原来，昨晚他们又去划船了。原来，“应其民”情绪发生了异常，他心理的波动，都在那一“拉”一“捏”中尽显了，伤心、悲痛不言而喻。

但是，这一切随着新一天的来到，似乎烟消云散。“应其民”一大早去买书，是给苏怀青专门购买的孕妇书籍。

而且，他们的约会依旧，图书馆并肩看书，湖边一起散步，一起吃饭，原来的一切照旧，唯一有所改变的是，“应其民”对苏怀青的饮食起居更加无微不至，包括对孕妇生理心理的照顾，样样件件做得体贴、妥当。这样的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还对她不离不弃，苏怀青的感动可想而知，她该怎么办？

“我想打胎，但怕因此而遇到危险。几次想问问他，又觉得难于出口。”

这是非常矛盾的心理较量，两种声音撞出的激烈回荡。让苏怀青三番五次提及到了要“打胎”，她真正地实施过吗？

有心去发现，揣度一二，或许有蛛丝马迹的线索了。当然，这个信息是千真万确的，不再是小说中的再加工。

一则报纸新闻，让猜想若隐若现地浮出水面。

1934年7月5日，仍然是《上海宁波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宁波小姐冯和仪女士荣膺中大乒乓球赛冠军》的报道。

副标题载为：“一百五十九女生中获首选备受吾乡旅京人士注目文学家并兼运动家。”

文中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科女生部教授，为提倡适合女生体质之轻便柔软运动起见，特发起全校女生乒乓球赛，采取循环淘汰制，先于各学院中互相比赛，甄拔各学院中球技最上乘之一人，代表该学院，参加全校决赛。因中大女生众多，故自五月初开始比赛以来，于六月中旬，方结束各院校代表赛甄选并揭晓。吾乡冯和仪女士，竟荣膺中央大学文学院女生乒乓球赛冠军，按文学院女生数逾二十人，竟突露头角，已引起全校之注目，嗣于前日举行全校决赛，事前由女生体育部登公告于该校日刊。

这仅仅是一场大学女子乒乓球比赛，报社记者却赋予了太多笔墨和极大热情对其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报道，一五一十如数家珍，细枝末节也没漏掉，可谓用心良苦。

苏青是大学生，宁波籍女大学生，因为她过五关斩六将赢得了乒乓球冠军的冠冕，于是，报社推波助澜兴起，就有了以上洋洋洒洒的新闻报道。不知是报社缺新闻线索，还是苏青在宁波人心中已经引以为自豪和骄傲，这样轮番几次对她进行“推广宣传”，确实有些大肆渲染了。

我们不必去烦忧这缘故，真正觉得蹊跷的是：从五月到七月的大赛期间，正好是苏青身怀六甲的时候，为什么她还参赛，为什么都没有人看出她已然身孕在身，为什么这样激烈的运动中，苏青依然身体无恙，孩子好好地在腹中享受着运动的节奏，力量，欢快呢？

很值得思量，细究。

这些讯息结合起来，似乎有种很微妙的猜测其中。

苏青是不是真有“打胎”的想法，让孩子自然地流产，通过激烈的体育活动，长时间的运动来实现，这样的危险程度，心理考验，自会减弱些？我们不得而知。最后，当火车正轰隆隆的地驶向了新一天，苏怀青手心上的两颗樱桃，还依旧闪烁着鲜活的艳色，等待有心人去品味，咀嚼。

人生的轨道伸向远方，车辙留下怀想，不管如何，历史如车轮飞驶，一刻也不得耽搁。

苏怀青和苏青，她们有时同为一体，有时各不相干。小说可以赋予各种各样的生活感悟，生命省悟和人生体验，允许存在真假转换，情节虚构，故事荒诞。但《结婚十年》以自传体小说定位题材，便确定了这部小说基本是苏青生活的经历翻版，苏青和苏怀青是合二为一的双面体，彼此映衬，彼此拷问，彼此纠缠，想在彼此的身上寻找到生活和生命的答案，仅此而已。

关于苏怀青与“应其民”的故事，《两颗樱桃》中许许多多的真情对白，各种场景的温馨演绎，还有不惜笔墨对心理和行为的描摹，都是苏青对这段感情的升华。想来多年以后当她提笔抒写往事，必定心有触动，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形象了。

第四章  产女前后

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的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法据理，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与别个女人睡觉。反之，情形就不同了：母以子贵，儿子若做了皇帝，你就是圣母太后。

——苏青

有人说，女子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应当是初为人母时，由内而外弥漫着甘甜的奶香气，周身弥散着温厚与浑圆的融融暖意。她们满目生辉，眉黛巧丽，神情娴静，许是人间清婉那枝莲，光华流溢，容颜鲜亮，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媲美、争辉。

苏青做妈妈呢！

做妈妈的苏青，该是心中多么欢欣和满足啊，没有什么比生命延续更值得骄傲和鼓舞的了。

可是，在苏青的散文《生男与育女》中，她对生产的感悟和体会，却分明有着一种强烈的激愤和怨怼。这是为什么呢？

她道：“‘大小平安。我们明年待你生儿子时再来吃你的红蛋。哈，哈，哈……’邻居张四嫂，汪大婶子等挤挤眼一窝风去了。室中只余下产妇的惨笑面容，婆婆的铁青脸色，仆妇的无聊神情，及婴儿的呱呱哭声。”

这“哈，哈，哈……”如此刺激穿耳，似密匝的雷点，似挑衅的鼓点，一次次地击打在苏青的胸口上，窒息得令人心烦意乱，无法言说。而最该给予关怀的家人，他们的“面色”“神情”，更叫人添堵添乱。

失望，冷漠，清冷，伴随着孩子的声声啼哭，愈发伤怀。

不就是生了一个女儿嘛！

如此，便失了公公婆婆的“宠信”和“爱护”，从天堂跌入凡间，苏青想不通了。

她想不通的不仅仅是“待遇”的悬殊差别，更重要的是从中省悟到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生产的是女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产女的也是女人。生产的女人感到悲哀，被生的女人觉得不舒适，轻视产女的女人困在失望的痛苦中。生产的女人恨轻视产女的女人予以难堪而迁怒于被生的女婴，轻视产女的女人因怪生产的女人的肚子不争气而迁怒于被生的女婴，于是众怒之的——女婴——虽有‘千金’‘掌珠’之名而不能有‘千金’‘掌珠’之实矣！”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生产了女婴的女人，被乡邻四舍的女人歧视；被歧视了的女人，怨恨起哇哇哭泣中的女婴。谁之过？

或许，在《结婚十年》中斩断情丝，辞别“应其民”回家后的苏怀青，曾有那么一阵子的温暖时光。公公婆婆的关怀照顾，丈夫也是十分细致。虽然小姑子时不时有冷眼冷语的讥讽，却都被家庭的温馨化为了“废话”。

那是在《养了一个女儿》中的真情流露，她说：“贤的父亲说：‘生平不曾做过缺德的事，如今怀青有了喜，养下来要是真是个小子，我想他的名字就做叫承德如何？’于是婆婆说：‘承德！承德好极了！怀青一定养男孩，因为她的肚子完全凸出在前面，头是尖的，腰围没有粗，身子在后面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大肚子。’”

一家人围坐一块儿闲谈，一切围绕苏怀青的肚子展开话题，婆婆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肯定是一个白胖男孩呢！似乎，就这么敲定了苏怀青生男生女的问题。公公还由此告诫自己的儿子：“你以后还不快快用心呀，儿子也有了，可真了不得！”

家中氛围喜不胜喜，“孙子”即将到来呢，一切生气勃勃中。

怀孕，是一件“苦差事”，这不能做，那不能摸，许多事由不得自己，苏怀青是烦恼的。特别是左右四顾都护着她，盯着她，生怕有什么差池，“小子”不小心给“溜走”了。这个时期的苏怀青是家中的“大熊猫”，人人不能碰，不能骂，她也不能“随心所欲”。

她说：“贤同我吵，他的父母就责骂他，因此杏英也处处敢怒不敢言了。还有黄大妈——贤家里的一位老女佣——处处护着我，生怕我一不小心跌了，生怕我吃错了什么生冷的东西。”

这家中贯彻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啊！以孕妇(小子)为中心，以安全，营养为基本点，条理清晰分明，落实不折不扣，执行力度刚性，谁也不能违反。

其实，这一切好光景，只因公婆心中的“小子”梦，让苏怀青的日子阳光灿烂着。

何谓希望越大失望愈大？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了。苏怀青产下了一个女儿，就此，家中的气氛冷了下来。

想起医生不经意回答她“是女的！”那一瞬间，“顿时全室安静了下来，孩子也似乎哭得不起劲了，我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仿佛惭愧着做了件错事似的偷听旁人意见，有一个门口女人声音说：‘也好，先开花，后结子！”这句话想是多么无奈。苏怀青的肚子不争气，一胎闺女。

“明年准养个小弟弟。”另一个声音附和道。

苏怀青听见“婆婆似乎咳嗽了一声，没说话。”

小姑子倒是热诚道：“可以给我瞧瞧吧，原来是女的，何不换个男孩？”

这孩子性别能换吗？

这样的言语必定是刺到了苏怀青心上。

《结婚十年》中苏怀青对生产的体悟，不用多说，想必也是苏青的感受了。她们不断在彼此交换的身份中，在文字的娓娓诉说中，找寻当初的心情，找到曾经的自己，必定是难以名状的心情呢！

因为苦楚，因为不甘，因为无处安放的心情，苏青撰写了一篇《生男与育女》的文章，这篇不经意地投稿，刚好为苏青撬开了一座文学殿堂的城门，让苏青有了平台，有了机会接触到上海滩出名的编辑和作家，从此走上出版和写作之路。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古代谚语，经得起千百年任何人的检验。

一朵雏菊真地开花了，但苏青却不知，她依旧沉浸在产女的低落中。

乳汁喂养孩子，这是母性的本能，母爱的原味，乃天地间最为芬芳的味道，苏怀青却因公公的特别关照，叫她不必自己喂奶，明年可以早些养个男娃娃，而失去了作为母亲应尽的“义务”，她伤心，也悲哀吧。

在《结婚十年·寂寞的一月》中，苏青诉说道：“我没有话说，心想：自己的乳怎么多着不让孩子吃呢？薇薇虽然吮得我乳房很痛，但是我爱看她钻在腋下偎靠着我的样子，有她睡在我的身旁，我便觉得充实了，幸福了。”

佣人黄大妈从乡下物色了一位奶妈来，苏青文中说这人：“她的身材又矮又胖，面孔是扁的，鼻子有些塌，看上去样子倒还和善。”除了能感觉本质的善良、纯朴，对这位奶妈的样子，怀青很是失望。而且想着自己的孩子即将投入到这位女子的怀中，那种失落与伤心可想而知。

孩子不再时时刻刻躺在自己的怀里，不能分分秒秒感觉到她温暖的呼吸，不能真真切切地触摸到柔嫩的肌肤，苏怀青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复杂艰难。而且婆婆也有过吩咐，不允许其他人来打搅苏怀青坐月子。

这一个月是清静的，伤感的，低落的。

“我寂静地一个人睡在床上，时间似乎特别长。贤有时候也轻轻走进来瞧我，但是不太多讲话，有一次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再过三天他要到上海去了，学校里已经开学。我点点头没有回答，心想瑞仙又该快乐了吧，幸福的是她，痛苦的是我。”

从苏青小说中的描写可以感觉到，贤与苏怀青相处一直是有礼有节的，包括苏怀青月子中亦是，他们的确只是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

委屈、不甘吗？

小说中的苏怀青她会如何做，现实中的苏青该怎样打发这无聊的光阴，她们的影子重叠会在何处？

张爱玲说：“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人这一生中，冷暖自知，而“浮华褪尽，人比烟花寂寞”。学会往前看，向开看去，一切如天空般，都会辽阔起来。

第五章  母爱无疆

那时我因为养了一个女孩子，家里的人都不喜欢，时时予我以难堪，我便不大和她们谈话，闲下来躲在房间抱抱孩子，孩子睡着了，边看写书。

——苏青

唐人孟郊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爱如山似水，从古吟到今。母亲赋予孩子生命，呵护孩子心灵，陪伴孩子成长，只要有孩子的地方，那便是母亲魂牵梦萦的方向。

母爱相随，不离不弃。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遇，天下母亲都会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空，默默地给予自己的全部。

高尔基说：“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的确，母爱是这人世间最美好，最纯洁，最真挚，最无私，最伟大的情感了。

苏青产女，有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忧心、挂记着。她是鲍竹青，苏青的母亲。

外甥女的降临，苏青多了心事，鲍竹青最懂；苏青现下的境况，鲍竹青也明了；而苏青此刻的心情，鲍竹青更清楚。作为母亲，不能时时刻刻照顾做月子的女儿，不能分担女儿的忧思和愁绪，不能改变女儿目前的现状，或者，唯有置办一份风风光光的满月酒大礼，才能表达鲍竹青作为母亲、外婆的心情和心意。

而什么样的礼物才算大礼呢？

李家本来富有，予钱财没新意，也不需要，况且，这是给外甥女的大礼，自是应该围绕孩子来做“文章”。于是，就有了苏青在《结婚十年·少奶奶生活》中许多温暖的片段，让人真正理解、体悟到这种无私纯净的母爱之情。且将文中的外婆直接作鲍竹青看待，苏怀青作苏青感悟，这样更深刻更直接地体会到这份母爱之情。

苏青道：“母亲送来的东西，又是这么多一大堆：僧顿小袄一百二十件，棉的夹的单的都有，滚领的颜色又不肯与衣服尽同，有的还绣花……莲红的，橘黄的，湖蓝的，葱白的绸子，织着各式各样的花纹，有柳浪，有蛛网，有碎花，有动物，有简单图案，有满天星似的大小点子，有浮云掩月般的一种颜色遮住另一种的，分也分不清，数也数不出，瞧得人眼花缭乱。”

一百二十件，呀！全是小袄子，不单颜色五花八门，红的嫩艳，黄的利落，蓝的纯净，白的雅致。面料也极为考究，棉和绸子的搭配，应时节不同，厚薄也不一。而袄子上织锦的各色各样图案，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取材于生活中动感的，可爱的，有趣的动、植物或自然景致，将它们全部绣到小袄上，别有创意，情趣丛生。

这些生动活泼的设计，会是谁的主意，谁的用心呢？

苏青内心自是一清二楚，“我知道这里有许多是五姑母费心设计的，选料子配颜色绣花团都是她的拿手本领。”

能干的五姑母，一帮慧心巧手的女子，她们飞针走线的勾勒，将慈爱付诸于丝丝线线中，将呵护，疼爱融进了一针一线里，她们用心用情编织这张密密匝匝的亲情网，将苏青包裹得严严实实，网中都是冯家人的关怀和暖意。她们是一群贤惠、勤劳、智慧的宁波女子，将地方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小的丝线活，却是内蕴深厚的中国风、古典意。苏青在着墨诉说亲情温暖的同时，大大地宣扬了一番地方传统手工艺和民间文化特色，这也是她行文走笔的特点之一，一物一景总关情，都是她心中的一个梦啊，难以忘怀。

苏青将普通的人事，生活的细节，深入的思悟，通俗易懂地写出来，非常“接地气”，她的《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能大卖，也许就是基于此，因为她说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事，心里的话，心上的情，亲切自然，真挚感人，容易打动人。

苏青对母亲满月酒的大礼描写，远远不止这些。

她再道：“此外又是各式跳舞衣一百二十件，连衣连裙子，细相的也有，圆筒状的也有，长短袖的都有，没有一件同式样，没有一件类似颜色……除了这两批以外，尚有大小衣啦，绒线衫啦，背心啦，披肩啦，形形色色，共三百六十件之数。”

三百六十件之巨！孩子能穿这么多吗？

三百六十件，或许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含义了。这些已然浸透了母爱，饱含了亲情，满满皆是感动，也许无法言表，只能多年后将这些点滴记录下来，将这段浓浓的爱与甜蜜在不经意间酸楚地忆起。

“大小花样不同，鞋子却又勾心斗角起来。弥月应该穿老虎头鞋，因此这老虎头鞋便足足做了十双，有大红绒绣黑白花的，有金黄缎缀黑绒花的，有湖色缎钉碎珠花的，有粉红绒映五彩花的，一只只老虎头上都有很大的“王”字，眼睛斜挂，黑白分明。十分神气。其他尚有船鞋啦，象鞋啦，猪鞋啦，兔鞋啦，狮子头鞋啦，花花色色，害得红黄绿白黑诸种软皮鞋都失了光辉，显得太简单太呆板了。”

从头到脚，这一身身一套套的穿戴，从帽子、鞋子，到袄子、裙子，大小衣服，可谓花色品种样样齐全，足可以开一间婴幼儿服装店了。

孩子能穿戴多少是其次，鲍竹青想表达的新意才最为重要。苏青是懂得的。

她说：“生女儿真是件没光彩的事，女儿生了外孙女儿又是一番没光彩，我可怜母亲一世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这番又是何必勉强给我装体面，费心费钱的弄了这许多东西来给这里人们懒洋洋地摆上祀神桌上呢？”

一个“没光彩”，一个“装体面”，一个“懒洋洋”，足以表达苏青内心的全部。

原来，鲍竹青这份大礼，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办满月酒时不遭白眼，能让自己的小外甥女圆圆满满的举行幸福的满月酒仪式。但，终究是事与愿违，苏青和女儿，并没有按照家族的习俗进行满月祀神，婆婆说，等来年小弟弟出生的时候一并吧。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男女有别和不通人情，难怪苏青挥笔写下《生男育女》，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她愤慨道：“生女儿可就不同了：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徜其数量更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有嘲生女诗云：‘去岁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弄来弄去都是瓦，令正原来是瓦窑。’故女人能多弄几个璋固佳；若成瓦窑，不如不弄矣！”

看这言辞多么犀利，机锋带刃，火药味十足，也只有苏青敢说，敢干了。

关不住话篓子的苏青，从来没有想到过，当日她洋洋洒洒说的那些“气话”，会真的一语成谶！是不是该哑笑呢？

之后，接二连三的产女，让苏青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冷眼。她该如何接受眼前的事实，接受更多的打击和考验呢？

苏青的这些历练就是她的人生财富，一生的财富，正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生活积累，才有了不断的生命体悟，最终成就了不一样的苏青，著名的作家、出版人。

苏青也曾问过自己：“我能不能再回到学校里去呢？”那时，大女儿还在襁褓中，她的犹豫，只不过是徒添烦恼罢了。苏青的思想是前卫的、激进的，而她的行动是滞后的、传统的，苏青就是这么一个被新文化洗脑，却被旧习俗套牢了的女子。

张爱玲说：“有一天微妙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世象衍生浮华，也成就升华，作为“文明”人，当记取当下，记取快乐，记取秋天的硕果累累的丰美。

泰戈尔说：“我相信自己/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盛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丰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

第六章  好儿媳妇

天天我等着他，等着他，愈急日子愈长。清早起来看着偌大的一个房间，放着这许多器具什物，每次拭净又扬上灰尘，上了灰尘后又把它拭净，无数遍地替它们服务着，想想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苏青

古人称三寸的小脚为金莲，听起来玲珑剔透，活色生香，于是，三寸金莲这词就摇曳生动起来。

因为脚小，古代女子常常足不出户，她们从父从夫从子，一辈子生活在“家”这个“天井”中，成为孝女、贤妻良母，成就女子美德。

这就是封建社会下的男尊女卑，中国妇女的悲哀！

苏青不是旧式女子，也没有三寸金莲，但是在她做少奶奶的那段时光里，却对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残存陋习有深入的感受和了解。

她说：“我的母亲是城中有名的孝顺媳妇，她苦苦的孝顺了一辈子，始终没有孝顺出祖母的良心来，因此我就看灰了心，立志不做孝顺媳妇。哪知过门之后，我的公婆都是讲究遗传学的，他们相信女必肖母，把我照例的请安奉茶等习惯都看作孝顺的表现，我这个人是向来爱戴高帽子的，人家说我好，我便不忍坏了，因此改变方针，决定做个好媳妇。”

这样看来，苏青当初是下定决心，要秉承母亲的优良做派，秉承传统妇女的良好作风，将自己“包装”成李家满意的好儿媳妇、李钦后喜欢的好妻子、孩子倚靠的好母亲。她为这个目标，也曾经努力过，并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迈进。

家庭主妇，无非围着柴盐油米转，无非熟稔女红手艺等，想到这些，苏青不觉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和想法。

她说：“从六岁到十岁，我是走读的，那时年纪还小，母亲也不叫我做什么菜，吃饭时最多帮着分分筷匙碟子罢了。十岁那年的秋季我便住读了……初中时代我是闹饭堂能手……进了高中便是救国忙，弄得君子应远厨也，茶饭无心。大学膳食是自理的，校门口小吃店林立，生意极忙，餐餐有应接不暇之势。”

这是苏青在《做媳妇儿的经验》中一段生活经历描述，看来，她对家务事还真是一位“无历经”“无操持”“无经验”的“三无”女子呢！

如此情形，苏青真能做一个合格的家庭妇女、李家少奶奶吗？

其实，苏青在学校时，是选修了几年烹饪课的，她“学会了一只炒鸡蛋”，这难得拿得出手的“技艺”，她找机会演绎了一番。她道：“做媳妇时自然先卖弄这个仅有的本领，买了鸡子炒将来，给小姑尝过，也没说什么，可是怎么会不合公婆食性呢？事后研究出来，原来是搅蛋时盐没有搅匀，给小姑尝的一边还好，剩下来的便咸得不堪了。”

小小的厨艺，大大的学问。将鸡蛋搅匀，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厨房活，苏青却不懂，也不会，做一次餐也被自己弄砸了。

苏青想，李家人的财力，富养苏青母女是不在话下的。不如摈弃家务活这种弱项，做好当媳妇儿、嫂子的本分，于是，她每天按时向公公婆婆请安奉茶，向小姑请茶，用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尽快尽可能的融入到这个家庭中。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中，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这样的人生真好啊，满足，愉悦，幸福！

生活在这个世上，人人希望安身立命，个个却不认命安心，人心难测啊！

在这个四四方方的“天井”中，有吃有穿有孩子有家人，苏青真能安身立命吗？

有句经典是这样说的：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追求与高度，向往与目标，落脚与归处，这许许多多的未知和变数，它们会慢慢地折磨人性、灵性、心性，它们会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停滞不前，或者会因此拷问对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取向，让一切变得模糊而不确定起来。

苏青的憧憬是丰满的，现实生活却是很骨感。

一个家庭中，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这些是不一致的，必定会有磕磕碰碰，如何协调好，相处融合，需要彼此的包容、体谅、接纳，苏青试着去做了。

她在《结婚十年》中说：“说起奉早茶，真是件够麻烦的事。公婆清早六点钟起床，等他们洗过脸，我得赶快捧两杯刚泡好的热茶上去。因此我至少须较他们早起床半个钟头，梳洗完毕，穿着得整整齐齐的，于是老黄妈给冲好了茶，由我用一只椭圆的银制茶盘盛着端了过去。公婆的茶都盛在两只有盖的细瓷茶碗里，燕子花纹；另外有一只无盖无花的绿茶盏，是专门泡茶给杏英喝的。杏英起得迟，有时候我已经在吃早点了，看见她起来，赶紧放下饭碗给她递茶去，但她总是有意和我过不去似的，瞥见我来了，便另外拿起杯隔夜剩茶汁来连连啜，一面撇嘴狞笑道：‘嫂子不敢当，我的茶已经有了，你快去吃完了饭抱女儿去吧。’”

一个“瞥见”，一个“撇嘴”，一个“狞笑”，书中苏怀青小姑的为人作风便栩栩如生的展现在眼前。这还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喜欢作弄自己的嫂子，而苏怀青对她也是不屑一顾的，于是，“我没好气，便一声不响把绿玉茶杯重重放在她面前，啪的一声，沸水四溢了。”看来，这两人确实性情不合，八字不合，兴趣也不合。

苏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小姑生于商贾殷实之家，她们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人文环境，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思想、认识不在同一层面、同一高度上，她们的交流是有障碍的。如果她们能像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和小姑子张茂渊一样，有共同情趣，共同志向，共同追求，能做到一起逛街，一起游艺，一起品茗读书，那么，也不会产生这些隔阂和不理解了。可是，苏青却没有黄逸梵这么幸运，有懂她、知她、护她的小姑子，可左右不离。

苏青是一个对大千世界有着好奇心的人，她的人生就这么被“囚禁”在这小小的院落中，无奈地看春花逝去，看云朵归去，看月儿隐去，她心甘吗？

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对生活有着细致入微观察力的苏青，有着这样的做儿媳妇经验总结，堪为经典。她说:

一、待公婆顶要紧的是“恭”，礼数不错，他们就是心里并不欢喜你，面子上也不得不还你以礼。换句话说，尊敬公婆便是尊敬自己。

二、小姑小叔辈能联络更好，否则也当竭力忍耐，避免正面冲突，只是淡然不大去理会他们，公婆也不能怪你什么。

三、不多讲话，这是好媳妇必具的条件。因为态度不好责备起来尚难，而一句话说错了，使授人以把柄。

四、处处表示你是好出身的人，千万不要说出娘家，娘家亲戚，以及自身的短处来，那些除非瞒不住，久之给他们自己得知了，没有办法。而且，你千万不能说出娘家，或娘家亲戚与你有不和的事。

五、待夫家的亲戚要特别客气，恭敬。

六、不要在公婆跟前表示同丈夫亲热过分的样子；也不要表示待儿女爱惜过分的样子。

七、时时要暗示他们自己能够做孝顺媳妇，也能在必要时中止孝顺，假如他们真个不识抬举的话。

从大世界中窥探微生活的真谛和本质，这种智慧的领悟力，无疑让苏青能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家庭关系，少奶奶的安逸日子，这种枯燥乏味、一成不变的生活，如果苏青不作多想，也是能继续的。但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她无法这样安心下去。

空闲、无聊、单调，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特别是对于苏青这样有思想，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式女子来说，近似一种心理折磨，她确信自己不能这样碌碌无为下去。

于是，苏青找到了一位亲戚，请他帮忙为自己找些事做。

这位亲戚的威望和地位应该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苏青在《结婚十年·小学教员》中提到：“他说：机关犯不着，还是暂在学校里教教书吧。于是他便写张名片介绍我去见县教育局长。”看来，这位亲戚必定是当地要员了，教育局长能按照他的条子照办，就知道他的手腕和能力。

这个学校名培正小学，《结婚十年》中苏青写的是“培才小学”。

她说：“我教常识，一样也同国文教法，先自读给他们听，再教他们如何写法，之后，便完了。次序方面是先低级到高级，从春一起，而秋一，而二年级，而三年级，而至于四年级。我和他们约定，当我在教别年级的时候，未教到诸级须先自己看一遍，不懂之处，等教到时再提问来问。”

这是一所私人学校，加上校长，也就三位老师，管理秩序混乱，教学机制不全，一个老师负责多班级，多课程，而且，学生并不听话，“他们总不肯照我吩咐，吵吵嚷嚷，混乱极了。”

当初，苏怀青拿着亲戚条子去找教育局长的时候，就生了一肚子闷气。那位教育局长的傲慢态度，让骄傲的苏怀青很吃不消，她说：“像这种屋子，就是他把局长位置让给我，我也不高兴来办公呢！”不过，她的理性最终战胜了她的情绪化，她做了一名光荣的老师。

本来，上班的第一天，苏青还刻意打扮了一番：“穿着紫红的薄丝棉袍子，小袖口，高领子硬绷绷托竖起清瘦脸儿，外面披着件纯黑呢，花皮翻领，窄腰大下摆的长大衣配着高跟鞋……实在不像个当小学教员的样子。于是红颜薄命再加上怀才不遇，两重委屈，把千古才子佳人的哀思都聚集在一起了。”

“怀才不遇”“委屈”“哀思”，这些抑郁不已的情绪，也许一开始苏青就带到了工作中，总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了，这样的心态，她能在教学中体会到快乐吗？

肯定不能的！

对教书兴致不太高的苏青，寻了一个借口，辞去了学校工作。这一段不太长的教师经历，只是苏青人生中的小插曲，转瞬即逝，没留下太多的回忆和想念。

其实，此时此刻，她一直思念着一个人。

她说：“望着天，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想头，飞又飞不上去。住在地球上，活在人世间……这个世界上恰恰就像是多了一个我似的，譬如说吧，贤与瑞仙本来相处得正好，我来了，便成为多余。公婆杏英等同住在一块也该是很安静的吧，有了我，就有人不肯放松。薇薇有奶妈抚养着，有她的祖父祖母照顾着，也是用不到我的。甚至于其民吧，他爱读书，他爱工作，假如再爱了我，也就增加麻烦了。”

他，在哪儿呀？

第七章  掩卷·时光如书

总有些不经意，在转弯处回眸。

不是不懂，不是不想，不是不知道踌躇的因由，落下举棋不定。如今已被推上岁月的祭台，我们还一味地俯首吗？

有些琴弦，知音难求。

有些金石，岁月难书。

有些时光，人事，爱恨，像雾像雨又像风了。

无非对与错，无非好与坏，无非真与假，无非这一场走走停停，它多了些生命的承重。

无非我和你，我和你的他(她)们，几番纠葛，几回游走，那又如何？

终究我和我，我和日子，和故事，和尘封的一切与一切，作了时光书。

有人为它掩卷而泣，有人悄然路过。

而你，总是不经意，在岁月深处静静地垂首、回眸。

月光如玉，时光如玉。

第四篇  浣锦裂帛

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

甚至预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

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

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

请看我头置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

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

——泰戈尔

第一章  为伊归来

“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这两句话却也勾动了我的愁思。

——苏青

有人说：“短暂的是人生，漫长的是等待。”

于是，漫漫的岁月中，你不来，寂寞便来了。

于是，寂寞的等待便衍生了千滋百味的一些道不明说不清的情绪，时而空洞，时而希冀；时而低落，时而企盼；时而放下，时而向往。诸多的万般无奈，在念与不念间，在想与不想里，在愿与不愿中沉浮，不由心，不由己，不由时。

“‘月不长圆花易落，一生惆怅为伊多。’这两句话却也勾动了我的愁思。”苏青说。

何来愁思，何时愁思？

在《结婚十年》中，归宁的苏怀青揭开了一切答案。

一首唐人吴融作的《情》诗，本是邻居徐秀才形容女儿凤珠为情所困的心境，不曾想，却在不经意间深深地撩动了苏怀青心底的波澜。

从辍学到产女，从产女到做好儿媳妇，从了无生趣的家务中抽身做小学老师，苏怀青一直在试图改变自己，改变生活，改变轨道，但终归各种因由，她不得不回到了四四方方的“天井”中，继续扮演着母亲，儿媳妇，嫂子的角色。当然，她也在等待着。

她在等什么？

或许，这等待饱含了太多的酸楚和委屈，唯有自知。

还好，据说“N城的老派规矩，女儿出嫁后的三年中，总是接回娘家来过夏的。”苏青在《结婚十年·归宁》中欣喜道。

这的确是一个暂时逃离现实与樊笼的好由头，小说中的苏怀青打起主意来。她先是给母亲悄悄去了一封信，说“如何依恋想念之情，说渴望能够再与她同住。”这样动容的话语，满满地感动，感怀，作为母亲，心生疼痛便自然了。除了赶紧差人来徐家提及女儿归宁的事情，她还能做什么。

对于归宁，在苏怀青的心里无非是逃出樊笼一阵子，卸下无聊、烦恼的枷锁，而令她没想到的是，公公婆婆却对此无比重视，按照风俗习惯，早早地准备了若干回门礼物，婆婆亲自安排、督导，不肯假手他人。

苏青小说中说：“我婆婆在端午那天为了拣这个顶粽，不惜大费周折把全体粽子都排列在四张八仙桌上，端详了又端详，最后还得听凭公公来决定——究竟这只高出侪辈的顶粽是否真能出类拔萃呢？我们俗眼也是分辨不大出来，不过既然是公公挑的，便没人敢反对，一家之主挑只尖儿，还会有错吗？”

这么多的粽子，密密麻麻地摆放在堂屋中的八仙桌上，个个顶角的，“长长尖尖的茁在上面，下面三个角给它支平稳了，一只只簇在盘中多好看！据说张献忠堆小脚山，拣这个娇小尖翘的金莲放在上面作顶子。”婆婆这一番细致到位的解析，不但道出了地方风俗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对儿媳妇归宁的热忱与重视，全家总动员，公公指定尖顶粽子，小姑热络参与其中。

小说中的徐家，是一个典型的民国封建家庭，尊崇儒学，保守规矩，注重门风，同时善于接纳一些新鲜的人事，特别是在选择儿媳妇的做法上，便能隐约感觉徐老爷子的观念和理念，是求新求变的。希望高知新派女性能融进这个保守的家庭来，这种思想是进步的，心怀是开阔的，眼界是高一筹的。

有人说苏青执笔，不偏颇，不偏袒，忠于自己，忠于内心，她可以是在说某件事，某个人，某些群体，某种现象。但是，她绝不会针对人、事、物，只是通过这些现象和线索，发掘其背后的深层次意义和内涵。

苏怀青归宁那天自己好一番收拾，“着淡红绸薄夹袍……外套浅灰色短大衣，一条五彩花手帕插在左袋口，半露出像朵杂色的鸡冠花”。也将女儿薇薇“打扮得花团锦簇”，一行人分乘三辆车子，浩浩荡荡地回娘家呢！

古往今来，天下母亲，最是心热心暖。女儿和外甥女的到来，让苏怀青母亲开始天天忙碌操心起来，吃的，玩的，用的，全部妥当细致安排，希望这对母女能舒心舒畅地住下，当然，外甥女薇薇是住一宿就得回徐家的。

苏青小说中道：“接着三道茶来了，先是上好龙井茶，我与薇薇及奶妈各一杯，奶妈杯中没有玫瑰花玳玳花……其后便是桂圆汤。”“她一会儿对准薇薇同奶妈瞎攀谈，一会儿忙着分配糕饼水果，一会儿又关照林妈说快点做点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苏怀青这次归宁，从婆家各种礼物的精心准备，到母亲细致入微的温情关怀，她在感动、感怀之余，其实内心的某些空白，是无法用亲情的温暖来填充的。这种苦涩与酸楚，怎么能向母亲启齿呢？

“你也不必太自烦恼，小姑终究要嫁人的，好在公婆待你都不坏。就是家里住着拘束些，也应该的，现在做媳妇总比以前好得多了，只要等到崇贤毕业，你们就可以到上海组织自己小家庭去，薇薇交给她祖母好了。万一她祖母不肯，我也会养的。”一语道破玄机！母亲是懂她的，懂得她的一切，一切不安与焦虑。

“小家庭”，多么温馨的字眼，从此在苏怀青心中扎根落户了。

正是这次归宁，让苏怀青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和期盼，潜移默化里有了一份对未来的规划。

但也是这次归宁，一些意外的遇见，却深深地埋下了伏笔，影响到苏怀青的一生。

如果，苏怀青没有遇见余白。

如果，她没有和余白、凤珠三人去划船。

如果，他们没有在划船时巧遇苏怀青的五姑母以及她的学生、摩登女郎胡丽英。

可是没有如果，时光没有倒流，无法追溯和改变，某些机缘巧合的注定，让这些不经意的人事，慢慢地重叠起来，影印成一出深远的剧目。

他们都在剧情中，幕布已然缓缓拉开了。

这位余白是谁，胡丽英又是谁，凤珠与他们，他们与苏怀青，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和关联？

原来，余白乃徐秀才家亲戚，徐太太侄儿，正在上海念大学，因母病中，时常回家探望，自然也会到徐家看望长辈，而凤珠则是徐家的独生女，她一直暗恋着表弟余白，却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余白对凤珠只有姐姐般的尊重。而恰好这时，一次划船中的无意遇见，让余白、胡丽英、凤珠、苏怀青他们一同遇见了，余白对胡丽英一见钟情。而后，经过命运的杠杆撬动，他们的人生轨迹悄然发生改变。

余白真实的身份是小说作家徐訏，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到上海后，在林语堂先后创刊的《论语》《人世间》杂志社做助手，而不是苏青小说中说的大学生身份，且徐訏当时在上海文学界已有了一席之地。1936年3月他与人创办了《天地人》半月刊，并向苏青约稿。但在《天地人》杂志办刊半年后，徐訏远赴法国留学，各种原因，苏青最终没有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实乃遗憾。多年后，苏青兴办《天地》《小天地》时，是否有《天地人》，有徐訏的影子，不得而知。

而小说中的胡丽英则叫赵琏，徐訏的第一任妻子，他们和苏青同一年结婚。他们的故事演绎，便是从苏怀青归宁开始的。

母亲对苏怀青归宁期间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让她难以吃消。苏怀青是知道母亲经济困难的，一个没有丈夫的妇女，经济来源无疑局限，卖掉谷物是经常的，苏怀青如何舍得母亲花去这些不必要的钱，目的就为了她在家时能吃好，用好，喝好。同时，苏怀青也不得不面临亲朋好友走动时的花费，东家送了礼物，西家也必须得去，带回的十个大洋没了，但是还得继续将亲戚朋友照拂到，不然母亲的颜面何在？

最终，苏怀青不得不当了结婚戒指，以光鲜体面的形象完成这次归宁。

这种人情世故的应对，多少有些无奈，谁能感受个中滋味呢？

正当苏怀青万千感慨的时候，徐崇贤从上海归来的消息传来。于是，母亲便以最快的速度为苏怀青打理好行囊，催促女儿上路，并递上了一个盒子。

“有一对……这只是……是我预备归西时戴……戴了去的……”母亲呜咽着泣不成声道。“眼泪撑不住纷纷坠下来。”

“直到车子去远后想到自己手中还握着块硬的——但是已经不凉了的东西，才定睛看时，原来却是只与先前一模一样的，我母亲本来预备她自己戴着入殓用的红玫瑰宝石戒，我的泪淌了下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怜怀青的心与苏青的疼心心相连着，小说里外，一出说不清的故事继续演绎着。

第二章  海上花开

一路上我心热得很，觉得真正的幸福要开始了，这里一切都是新的，而且自己做得主来。

——苏青

“‘今天船到得特别早，’他笑嘻嘻说，‘爸妈还睡着吧’？”冷不丁的，苏怀青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清音轻轻地拂过耳际。

她说：“我穿着件纯白纺绸的窄短袖高领子长衫，边沿一律镶上淡竹叶青颜色的滚条。那时太阳刚从窗格子里吐进来，我笔直站在镜前，正端详间，瞥见另一个颀长的影子突然从身后转了出来，那是贤，早来得出乎我意外！”

这是一个美好的清晨，此情此景，不单单是温馨、浪漫、心动，它还略带小情绪，有些许悸动的酸楚和委屈呢。而诸多的纠结，也在猛然间发酵，蔓延开去。但终归还是在一句简单的“也许”“我不知道”中，万般离愁化为了绕指柔。

她是想他的，一定是的。他也曾想她吗？

这个问题，她始终拷问着自己，他在上海有“瑞仙”，还会惦记着一个她？

《结婚十年》中苏怀青对崇贤的不放心，一直让她猜忌，疑惑着。

而实际上，徐崇贤的原型李钦后在有了孩子为人夫君后，已然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位一直富养的公子，并不像其他“富二代”一样，时时向家中伸手索取钱财，他在经济上是崇尚独立的，希望自己经营事业，能自给自足。即使是他与苏青在上海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也不愿意求助于家中，这样倔强的坚持，最容易造成夫妻间的分歧，直接影响到情感。

一个家庭，不能自保温暖，何来安家兴旺呢？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故事了。

苏青在《结婚十年》中将这对小夫妻的团圆，刻画得十分生动，将彼此的心理，细微的动作，作了惟妙惟肖的描摹。不是新婚，却也甘甜如饴。

恰当的气氛，恰当的时机，恰当的理由，便有了对未来日子的重新规划。

《结婚十年》中说苏怀青随崇贤赴上海，是丈夫主动提出的，他不希望苏怀青在家中孤独，不开心。

而最终张罗此事的人是苏怀青的公公，他对儿子道：“你明年快毕业了，只差两学期，得好好用功一番。学校里寄宿恐怕太嘈杂吧，我想假如有相当的房子，还是让怀青一道跟你到上海住去，你上完课回家里，她也静静地帮你抄写抄写。”

而后，徐家托付上海的亲戚，找到了相当的房子，小两口双双赴沪的事情便确定下来了。

细细斟酌，这件事显然有公婆撮合的意愿。他们会想，如若怀青去了上海，不但能照顾好上学的崇贤，解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且两人还可以培养感情，指不定早日抱上孙子呢。老人家的想法是周全的，热心的。其实，苏怀青和徐崇贤应该也有此意，正称了此心。

于是，苏怀青告别公婆，告别孩子，离开了故乡宁波，随丈夫赴大上海组建小家庭。这对一直企盼新生活的苏怀青来说，充满了憧憬和喜悦，希冀和心动。

特别是《结婚十年》中描写苏怀青临行前收拾衣物的情景，着墨颇有力量。

苏青写道：“我与贤也商量着衣服皮箱该如何带法。贤说：‘这个倒是容易办的，你就先带夏秋两季的单薄衣服，冬天大衣被垫等我们索性下次再来拿吧，只是你的零星东西太多，有许多不必要的，我看还是一起撂在这儿。’”徐崇贤对苏青的建议是商议的，口吻是轻柔的，他认为其实最好轻装从简。

但苏怀青却不这样想。

她说：“衣服少些我不要紧，但是玩意儿都是我逐日心爱挑买来的，不带去，你上学校听课时，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寂寞起来拿什么来消遣？”

看来，苏怀青这心性，还似小姑娘般，怕丈夫早出晚归，自己怪冷清的，倔强着要将平时的玩意儿都带去，一副不依不饶的孩子模样。

崇贤说：“你要带也随你，但是轮船相当挤，在路上遗失弄坏了我可不管。”

本来是一句很自然平常的提醒，苏怀青却不依了。她生气道：“谁要你来管？我们就到了上海也最好大家各管各，你读你的书，我去找事做。”

这话火辣辣的，无疑很过了。说话没遮拦，直截了当不留情面，这是小说中苏怀青的个性特征，而其原型，现实中的苏青何尝不是呢。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映照，彼此对照，苏青在苏怀青身上，一点点地投射着往昔的影子，她不避讳自己的问题和缺点，照样曝光、批判。

就拿打点行李来说，小说中的苏怀青就有明显的娇小姐脾气，喜欢独断，也不大听劝，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也为今后不协调的婚姻生活埋下了伏笔。

苏青的过人之处，便是为人处事坦坦荡荡，写字行文方方正正，诚实于心，诚实于事，诚实于人，这样的作家实属难得，令人钦佩！

在家乡山山水水的养育中，在人事风土的洗练里，苏青的文学细胞从萌芽到抽枝，从疯长到结穗，她遇到了一个最好的平台，遇见了一位伯乐，让她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便发表了四篇文字。

1936年8月至10月，她分别在《论语》上发表了《生男与育女》《我的女友们》，在《宇宙风》上发表了《科学育儿经验谈》和《现代母性》。

而《论语》和《宇宙风》杂志，是林语堂兴办的当时在大上海鼎鼎有名的刊物。

发现她的伯乐便是《论语》的编辑陶亢德，这位与徐訏同被鲁迅称为“林门的颜曾”的编辑，一手提携了苏青，发掘了苏青潜力，他对苏青文学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被鲁迅提到的“颜曾”，是指孔子的门生颜回和曾参，陶亢德和徐訏则是林语堂的得意门生。

正因为陶亢德看中苏青的文字，将苏青不自觉地引向了文学大道，引领到了更高的层次上。这是机缘巧合，更重要的是，苏青的文学素养已然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即将与故乡告别，带着梦，带着行囊，带着憧憬，苏青在《结婚十年·来到上海》中说：“出了港口，海面骤然显得宽阔了，远远的岸像条青线，海水则是黄苍苍的，再驶前去，连线也不见了，一片滔滔，荡漾着无量海水，把我瞧得惊然起来。我说：‘贤啊，假如此刻轮船遇到了险，渐渐地沉下去了，我们将怎么办呢？’他笑笑道：‘你怕吗？’我偏着头想了一想，才毅然回答到：‘假如有你在一块，我是不怕死的。’”

苏青描写的苏怀青心性纯真，说话还透着些许孩子气，一副未见长大的模样。

结束一段过往，开始一个未知。

一些故事收梢了，一些故事却刚刚发酵着，等待有人揭幕去。

徐崇贤和苏怀青立于甲板上，远方是一片浩淼的大海，也是一场遥不可及，他们即将奔赴中。

苏怀青说：“两个人死在一块总比一个人孤零零死去的好。”

她怕离别，怕背叛，怕抛弃，怕一种莫名的孤独涌上心头。

她对一切否定着，又对一切希冀着。她对丈夫说：“贤，你到了上海可不要抛弃我呀。”

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许多的不确定，她疑惑、不安。

其实，她始终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子，从大学校园直接跨入少奶奶的行列，期间虽然有过小学教师的经历，但是时间毕竟短，接触的除了两个老师，其他的便是学生，人际关系环境非常单纯。

她想到的是：“抛别了亲生女儿，抛别了娘，抛别了一切心爱的物件，跟着一个生疏的丈夫到上海来，前途真是茫茫然的。海面是这样的宽，海风是这样的凉，整个世界都是黑沉沉地，我觉得脚下松松的，人像浮着，又仿佛在飘，心里老害怕。”

她的忐忑，在焦虑中愈发的深沉，许多联想不自觉地跳出来。她说：

“假如他不大关心我……”

“假如他只关心着瑞仙……”

“假如他有了什么意外……”

“这可怎么办呢？我真急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假设，在苏怀青心中，慢慢地成了一种隐疾，非常可怕。

她将如何摆脱这种臆想的桎梏，或许，大上海的丰富多彩，是一剂妙方也不一定呢。

苏青作导演，苏怀青表演；苏青作编剧，苏怀青是主角；苏青作原型，苏怀青是影子。她们彼此不分，道怀青的一切，意识里全是苏青，这就是读《结婚十年》的心情了。

第三章  爱巢遗梦

茫无边际的黑海，轻漾着一轮大月亮。我的哥哥站在海面上，背着双手，态度温文而汾酒。周围静悄悄地，一些声音也没有。滚滚的月色弥漫着整个的人心，整个的世界。

——苏青

张爱玲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再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

这是非常经典、有内涵的警句。“张说”之所以迷人，引发共鸣，令人爱不释手，或许与她对社会、生活、人性、情感的独特见解有关。有人说张爱玲的文字独树一帜，辨析度高，词藻既冷艳，又活泼；思想很跳脱，亦深邃；题材多别致，且有代表。不管是在民国时期，还是21世纪的今天，其煽动性和传播性都非常强，丰富体悟带来的心灵冲击，直捣人心窝子中去。

而同为上海“双璧”的苏青则不同。“苏说”求真、务实、直接、大胆，她会告诉你一个理儿，一个观点，一个最终，不善“布疑阵，设悬疑”的她对文字的布局、结构、节奏、开合等的把控和推动，与张爱玲的精巧与细密大相径庭，但都同样具有蛊惑性。前者为你解惑、释疑，后者等你揭秘、澄清。

风格迥异的两人，成为文字知己，的确很使人疑惑。

张爱玲生长于大都市，苏青成长于乡野间，环境虽大不同，但她们的心性和觉悟是近似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有许多契合之处。特别在情感上，与胡兰成的某些“交点”，可感受到她们对爱情和择偶的态度，取向有大同小异之处。

报社记者曾经组织过一次张爱玲和苏青的“对谈”，话题为“妇女职业婚姻家庭”，在谈到“标准丈夫”时，苏青说了五点：“本性忠厚；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年龄应比女方大五至十岁。”而张爱玲对此是基本赞同的，不过还强调了一点：“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这种大胆、前卫的非常言论，出自四十年代上海滩两位当红才女之口，便可探知她们非凡的洞察力了。

如果以她们的“爱情故事”为蓝本，不难发现，以上的观点多有印证。

胡兰成长张爱玲10多岁，“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一纸婚约，手续近似“儿戏”，却有人说这种荒唐不落俗套，反而符合他们的思维和风格。胡兰成成熟聪颖，才华出众，有着丰沛的情感经验和丰富的情感经历，对于初涉情感的张爱玲来说，这位“大叔”的确魅力非凡。

而李钦后和苏青却年龄相仿，是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到一起的，尽管他们也有自由恋爱的成份，但到底还是属于一桩传统的姻缘。

说忠厚吧，李钦后肯定算不上，不然他也不会走上“贪污”的不归路。

论学识和财产，李钦后虽然毕业名校，家庭经济状况本在苏青之上，但是，因时局的动荡，挣钱困难，这些优势也慢慢地消褪。

当然，李钦后也有突出的优点，超过一米八的个头，高大健硕的体格，很有男人味。不过，他好灯红酒绿，喜社交应酬，在苏青眼里并不懂生活情趣，而且，生活社交中体现的粗鲁和自私，很令苏青反感。他喜欢光着膀子在露台上冲凉；爱与底层的劳工发生争执；消费大手大脚，饭桌上少不了“好菜”；酗酒后时常三更半夜回家，闹得街邻不安宁。这些不良的表现，当然是与苏青理想中的“标准丈夫”相悖的，也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和夫妻情感不和谐埋下了伏笔。

当然，新婚燕尔时，这些生活矛盾，在当时并不突出。两地分居的惦记和想念，倒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彼此情感的增进，相见时别有一番甜蜜和温存。可一旦在上海建立了小家庭，他们还会享受到因依附大家庭带来的轻松吗？

这不，说到问题，问题它就找上门呢！

苏青和李钦后在上海有新家了，即将开始兴办和打理这个家了。

第一件事先从置办柴盐油米醋开始，两人一合计，热情张罗起来。对于这一段感受，苏青是通过《结婚十年》来诉说的。

她说：“米是一元钱一斗，煤球九角一担，留下地址叫他们送就是。于是我们又花四角钱买了只小煤球炉子，买了两只略有大小的钢精锅子，铁锅是N城买好带来的，其他一时也想不起什么，于是贤拎了煤球炉子，我捧着钢精锅子，在归途中又买了十只熟咸蛋……”这些家什的置办，小说中的苏怀青和徐崇贤倒是不含糊，一桩桩一件件逐一采购到位。文中提到的N城带来了铁锅来，或许能体会到他们对新生活、小日子的重视和向往，早早有打算，认真在计划，有条不紊，有板有眼地做着准备，毕竟生活不是“过家家”，事事都要有人做，样样都要有人管。

本来，兴高采烈的两人，将这些事办妥后，即可一起准备一顿完美的晚餐。

但听到“煤球久久不送来”才知道这计划不如变化快，“欠东风”呢。

于是，“我说：‘叫林妈去催一声吧。’”

贤却答“她又不认得路。”

“那么你自己去一趟吧。”怀青又道。

却听贤很男人的回答：“这是主妇份内事，我不好代庖的。”

推诿，推诿，我“让”你，你推我，这小夫妻俩都很“礼让”，较上劲了。

苏怀青道：“我很生气，偏不肯动脚步，但挨到天黑时他们也就自己送来了。”

煤球这东西，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个头不大，体积也不重，但是，如若一堆积累在一起搬运，那还是有分量的，而且煤球面目“可憎”，黑黝黝脏兮兮的，叫怀青去运回，贤在家中坐等，似乎确实件令人生气的事情。

两人怨怼起来。赌气，找气。

以前苏怀青独自在N城的时候，她的胡思乱想，郁结苦闷，撕碎的是自己的心，与他人无关，算是一个人的“战争”。而现在，两个人世界里的抵对、争执，引发的却是硬碰硬的“抗战”，这些怨恨、发泄，于是有了新载体。矛盾主题转移后，纠结新形式开始了，只是这不起眼的变化，他们未察觉吗？

本来阳光灿烂、美好朝气的新生活，应该是略带着小新鲜，小刺激，小心动的。但任性自我，互不相让的两人，他们之间似乎少了些什么。

是相守的暖热，是扶持的相知，是信任的互助，还是夫妻应有的包容，懂得，爱护呢？问题的协调，情感的沟通，苏怀青和徐崇贤面临着彼此的融入和接受，他们会重视这些小裂痕，会用心去修补吗？

受过高等教育的徐崇贤，“大脑子”似乎装着“小意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俨然大男子作风做派，什么该女人做的事情，男人“不好代庖”了，纯属扯淡、推卸。而苏怀青也附着小姐气，不善于退让和妥协。

民国时期，意识形态的转变，观念理念的更新，潮流思想的冲撞，让这种新旧矛盾凸显、尖锐。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生活在旧式家庭中，所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是极不容易调和和解决的。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根本，也许源于他们心灵深处的一个觉醒的“我”与一个沉睡的“我”的相互抵制和彼此交融。这是一种时代病。

李钦后和苏怀青，极富有代表性。苏怀青满脑子新思想打转，手脚却被捆绑束缚着；安于做少奶奶，却不安心这样过一辈子；想守着丈夫，又不时蹦出做职业女性的想法。这种挣扎的想法里，很不容易寻找到出口和定位好人生。

越来越多的琐碎需要苏怀青和徐崇贤共同打理、料理。有了新家，徐崇贤决定宴请朋友，但是，不懂烹饪的苏怀青却给搞“砸”了。

贤说：“麦片做的不好吃，客人都皱眉。”这本来是一句顺嘴的话，不带有批评和埋怨的，但是苏怀青听来，却不是这味了。自尊心特强的她，立马“羞恼交进，索性掉下泪来同他吵”，并宣称“明天你打发我同林妈一齐回N城去吧”。一副不依不饶的哭闹样子，让徐崇贤下不来台。

“面子”失了，妻子哭了，徐崇贤该如何做？他并没有为此迁怒于怀青，而是安慰正在发脾气的妻子。看来，徐崇贤还是善于谦让的，他知道苏怀青的脾气，摸透了小妻子的“弱点”，尽量包容，忍让。

一顿饭弄砸，其实不算什么，美满幸福的日子，还需共同去打造。

乡下来的林妈，因为小脚的缘故，从楼下拎水到楼上擦地板，很是费劲，于是徐崇贤和苏怀青商量后，决定三个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让这个家庭有了生气。

苏怀青也试着去改变。她向林妈学习如何经营家庭，诸如买菜砍价啊，开支计划啊，家务管理啊，她都愿意去尝试，只为讨得徐崇贤欢欣，做一个他向往的满意的太太。

但生活这面镜子，它是铁做的橼，玻璃镶的心，既有坚硬的壳，也有易碎的颜。现实中，与人切切相关的吃穿住行，哪一桩哪一件不需要经济支持，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人的俗语说得如此直白，生活需要钱，无钱寸步难行。

而徐崇贤晚上读书做学问，白天兼职中学老师，这项经济收入毕竟是有限的。钱的困扰，就成了他们矛盾和分歧的重点。

时常囊中羞涩的徐崇贤，每当遇到苏怀青伸手要家庭开销时，便心生莫名其妙的烦躁与不安，他兼职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啊？

但他极好面子，宁愿清苦，也不向家中寻求经济支持。这样一来矛盾便慢慢地累积，各自埋汰，相互怨气。妻子不体谅丈夫在外学习和工作的辛苦，丈夫不理解妻子经营日子的艰辛，除了矛盾加剧，还能有什么作用。

这个蹒跚中的小家庭，这种艰难的小日子。气到深处，徐崇贤说：“你嫌我穷就给我滚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问我要钱？”

多么凌厉绝情的话啊，苏怀青如何受得住。

她也收泪冷笑答道：“我就出去也不怕饿死，真是没的倒霉死了，嫁着你这种只会做寄生虫的男人！”

“你要出去马上就给我滚出去！”徐崇贤揪着苏怀青欲将她拖出去。

这样的难堪，最终慢慢地平息了，但是，它在苏怀青心里种下的阴影，难以磨灭，像锋芒刺向了灵魂中。

于是，苏怀青想到了要自强。她需要一份工作，需要强大起来，需要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让精神有栖息之处，让心灵不再流浪。

《结婚十年》中这些精彩描述，虽说是写苏怀青，却是苏青如何一步步走出家门，走向职场最真实的写照。

第四章  牛刀初试

我相信女人们要是都肯把这种吃醋方法改变一下，制成几句流行的口号，健康第一！快乐第一！学问至上！事业至上！要陪丈夫也得在自己行有余力的时候始偶一为之，不要为吃醋而妨害一切工作，葬送毕生幸福，天天不得闲，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苏青

《结婚十年》中的主人公苏怀青与这部书的作者苏青，到底能划等号否？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困扰人的话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自传体长篇小说”这种定位，谁能真正解析得清楚“自传体”和“小说”之间的关联，有着怎样的密不可分，又有着怎样的别有洞天。

有人认为，小说的语言、风格、情节、内容，无不体现着平实与朴素，琐碎与细致，以作者为原型展开的自述和回忆，主导着故事的延展，定性为“自传体”无可厚非。但也有人疑惑，既然苏青是写自己，那为何又贴上了“小说”的标签，这样矛盾的体裁称谓，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苏青，她是如何想的？

尽管苏青一再否认小说中的苏怀青是她本人，但是，据相关史料、资料的记载，其生活经历、婚姻状况、职业发展等，与她笔下的苏怀青不言而喻的重叠起来，孰真孰假，苏青本人是知晓的吧。

十年风雨，十年艰辛，经历了不平凡的十年，离婚后靠艰辛写作，卖文为生的苏青，她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她，但她也是不曾改变的她。将苏怀青这个人物作载体，讲述一段不为外人道的经历故事，不但达成了她赚取稿费的目的，而且也圆了她对这段过往倾吐无门的梦。关不住话语，沉不住气色，这是苏青的个性特点。在还处于封建思想残存的民国时期，苏青要标注《结婚十年》为“自传体”，是要冒着相当大的舆论风险的，这其中牵扯的人事太多，道不明理不清的地方大有在，只有再缀上“小说”二字，故事模棱两可，真假难辨，既制造了看点，也有研究的噱头，如此定位，一举两得。

以苏青求真、坦诚、大胆的性格来推测，《结婚十年》的自传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小说中苏怀青的种种，对于了解、剖析苏青本人，是具有价值的，一定程度上，将苏怀青作了苏青的影子来看待不无道理。这种佐证，不但串起了苏青的生平，更重要的是通过苏怀青的语言、行为、心理的穿针引线，圆润勾勒了一个完整、现实的苏青，她们互为倒影，不分彼此了。

苏青不能敞开心怀直接表达的各种，苏怀青有办法替她全部道来。

譬如当年苏青是如何走上文学路，并崭露头角的，小说中苏怀青作了详尽的答疑。

她说，在上海建立了小家庭后，与崇贤并不是成天厮守卿卿我我的，崇贤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双重压力下，陪伴她的时间自然少些，这样，她除了料理家事，照顾丈夫外，有大把大把时间亟待打发，选择读书看报，便成了一种嗜好。

爱学习，长知识，本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鼓励的大好事，不曾想，却遭到了徐崇贤的反对。

《结婚十年》中是这样描述的：“我知道贤不喜欢我看书，而我自己看书的兴趣愈浓。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常偷翻着他的法律及社会科学书籍看，同时也常摘记抄录下来，准备自己做洋洋万余言的论文。不料有一次给林妈弄巧反拙，想赞美我几句以博贤的欢心，反而惹出祸水来了。她说：‘小姐真是用功呀，女状元的，只要姑爷你一出去，她就翻开书本子来看了，真是的，她又不打牌，又不看戏，什么玩儿都不爱。’贤不等她说完，就沉下脸来对我说：‘哦，怪不得呢，叫你快些改考卷也不改，原来你是忙着研究学问。不过，女状元，我得警告你，以后请不要翻我的书橱，我是最恨人家乱动我的东西的。’说过之后，他就马上把书橱门锁上了。”

按理儿，徐崇贤是个吸收过洋墨水，洗脑过新思想的人，妻子安心待在家中，好学自律，不是美事一桩嘛。但他却不认同，而且愈加讽刺，挖苦，这种大男子作风，着实荒唐、可笑。

于是，在徐崇贤锁上书柜后，倔强的苏怀青想到了其他办法。

她说：“我的心里很起反感，暗想你自己整天不读书，书尽闲着又不许人翻，真是岂有此理。但是你不许我看我偏要偷着看，于是我就把心一横做虚帐，每天省下几文小菜钱，凑成一角便可以买本幽默杂志。”

财务作假，只为“贪污”一点钱买杂志看，这种精神，该是赞扬，还是批评呢？

在这之前，徐崇贤也曾明确反对过怀青看书，但是聪明的她，很智慧地破解了这个“规定”。她想，不准我看书读报，你总是要看的吧。于是，“后来我也学到了乖，就是同附近一个报贩闲谈瞎扯几次，向他借些报看，看完之后，一张不买当然也不好意思，于是就向他仍然买两本杂志，在贤吃过晚饭无聊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说这是专为给你解闷买的，他很奇怪，问我可看过不，我回答说因忙着织绒线，不爱看那些，他很喜欢。”

苏怀青不是一般的固执，她对精神食粮的追寻和渴求，谁也不能阻挡其脚步，就像她不断的写作一样，一旦爱上，便一发不可收拾。

小说中有一段记载，是说苏怀青的稿子即将被刊用，她得到报社通知的情形，非常令人动容。

“我不能忘记，那是多么使我兴奋的一天！簇簇快到二周岁了，我正在计划着要替她做套小衣裤时，林妈拿了张纸片上来。我的心头狂跳着，头晕眼花的念下去，是一张现成印就的明信片，内容大概说：尊稿收到，甚好，拟登敝刊第X期……这期数却也没有刊出，但是我已经够快活了，拟登便是准登，差些迟早又有什么要紧？于是我赶紧写好第二篇，预备他下期一登出，我马上就把此篇寄去。”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无疑是有震撼力的，除了按捺不住的狂喜，怀青紧接着便是马上着手下一篇稿子，她在这个通知上看到了希望，看到光芒在闪烁，她一扫往日的阴霾，感觉世界一下子亮堂了起来。

她将丈夫希望她“故作孩子脾气，只好玩，爱打扮，好向他撒娇，而有事时则又须一本正经塔主妇架子，督促佣人清洁居室，买煮小菜，并且替他按抄笔记，政改考卷之类”等要求一概抛之脑后了。

妻子不是花瓶，她也有内涵的；妻子不光小鸟依人，她也舞文弄墨的；妻子不但操持家务，她也全面发展的。怀青心中是这么诠释自己的。

但是，当怀青一直翘首企盼报刊传来的好消息时，却一次次地扑空、失望了。

她说：“但是下期，再下期，第三次都没有登出，我想这定是编辑先生在寻我开心了，叫我每期为找自己文章而多花此一角钱，岂非意外的损失吗？于是我决定第四次不买了，可是走过报排时总不免再瞧上它一眼，走了几步又不无恋恋地回过头来。一毛钱！预备明天不要买肉丝了吧，翻开目录一看，天哪，可不是赫然有自己的名字吗？这一乐简直是非同小可，自己的名字放在大作家后面，仿佛我就与他成了一字并肩王了，于是赶紧买一本回家去，忍不住满脸笑容，林妈见了我还不及问话，便被我一把拉住她告诉道：‘林妈，这里有我的文章，讲养簇簇的，与某某人的登在一起呢？可惜你不识字……’她听了似乎很高兴，忙接口问：‘某某人是谁呀？也是养孩子的吗？这本书做什么？他们有没有讲到要养男孩子可有什么办法——啊，小姐，你会做书了，何不捎一本回去给太太瞧瞧？’于是我连说应该寄给母亲的，但叮嘱她千万别告诉贤，将来稿费领来了，也好寄给母亲去让她开心开心。林妈不懂稿费是什么，经我解释后，便也欢天喜地说：‘还有钱呢，真是了不得，小姐，你满肚子文章只要动动笔头就可以换钱了，明天还是少看些书空下来多写写，也省得向姑爷讨钱受气。’”

好事来了，苏怀青有了五元钱稿费收入，虽然非常微薄，但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这是一种能力的证明，她觉得“世界上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情就不过如此”。

如果不断地投稿，是不是会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呢？一定是的。苏怀青急需得到社会的承认，权威的认同，读者的认可，这将是心灵的愉悦的满足，这种快乐，无疑对她锲而不舍地追求文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是小说中的苏怀青爱上文字的故事，而真正的主角，现实中的苏青，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据相关材料记载：1935年初冬，苏青两篇名为《女生宿舍》和《科学育儿经验之性质及命题》的散文，分别刊登在林语堂主办的《宇宙风》第五期、第六期上。这是继她在《论语》上发表《生男与育女》《我的女友们》，在《宇宙风》上发表《科学育儿经验谈》《现代母亲》后，作品再次被大刊物选用刊登，唯一不同的是，投稿地点发生了变化，之前的四篇是在宁波老家，后两篇是在大都市上海。

而1935年发表的六篇作品中，有两篇引来了一段文字“公案”，甚至惊动了林语堂先生，这难免让人疑惑，文学路上刚出道的苏青，是势头过旺，引得同行嫉妒，还是她的做文高调，惹了业内“冤家”？

至此，苏青人生中一桩桩一件件的“文仗”拉开了序幕，她和张爱玲一样，都在文字公案的口水仗中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

第五章  为谁伤逝

假如孩子大了，我一定教他读历史，自己用脑筋去读。我教他先要知道从前人的所谓是非利害，如何变迁，如何层层被发现，于是新的修正旧的，或索性推翻旧的。我再要告诉他，我自己心中的所谓是非利害又是什么，如何在努力贯彻自己的主张，如何在矛盾地继续自己的生活，直到自己死亡之时为止。

——苏青

时下的孩子，一天也不得闲。不是钢琴苦练，便是声乐训练；不是提笔素描，便是走笔书法；不是水袖长舞，便是柔道拳术。高强的负荷，枯燥的日子，沉重的包袱，难免会心情压抑，滋生出一些心理疾病来。“独子独女”，这种现代家庭中的特殊人口现状，从而孕育产生了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孩子们在享受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教育项目，越来越频繁的教育活动的同时，他们的空间却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少，快乐越来越少。

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呢？

苏青说：“普通人教子可分两种主张：一种是要使得儿子酷肖自己，所谓‘克绍箕裘’，而且能够‘跨灶’更好。另有一种则是希望儿子再不要像自己一般没出息，或出力不讨好了，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如鲁迅的遗嘱希望其子不要再做文人，以及明思宗之痛语其女为何生在帝皇家，他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民间安稳地过活，不必做皇家的金枝玉叶受亡国灭种之惨。”

不管是现代社会中，一群人围绕着一个孩子转动，还是过去社会里，一个人打理一群孩子生活，何种情形，都让人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却是心甘情愿的承受和接纳。苏青在说《教子》的时候，深有体悟，道来洋洋洒洒，胸臆满腔。

她说：“知教也自有其方法，方法对了还得看机会，有时还要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能否允许，孟母三迁是幸而当时找房子便当，若在今日，教她又如何筹措这笔预费呢？”

苏青的文章有种“糙”的爽利，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切中要害，快人快语吐纳似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掷地有声，很有分量。

她道：“革命家的儿子未必再肯革命，他也许进贵族学校，也许在政府中当一个现成的官吏。所以我对于许多革命家的宣传说：‘为我们的子孙找一条路吧。’这种话在我听来反而觉得力量薄弱了，因为替自己找一条路是我的迫切的要求，替子孙找一条路，我总怕徒劳无功。假如我千辛万苦的替他们找出来了，他们偏不爱走，要另辟疆径，岂不是害得我白费气力。因为后辈的心不一定就如前辈的心，因此古人所尊的道始终不会实行。”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遵循这种固守的思维，以自己的经验为孩子的教育搭桥引路，常常得不偿失，未必适合其发展，因材施教，因时施教，才更得宜。苏青说过：“婴儿时教他动作，如以物勾引，使其手舞足蹈等，或授以假乳头，叫他吮吸解闷。稍长则教其行走，再大起来教其说话，识字。假如孩子到了十二岁以上，则我希望能多训练些技能，如打字啦，速写啦，或关于简单工程方面的。道德方面，我只教他凡利于合群的，便应奉行，因为一个人不能到处取厌于人，结果只好孤零零的活下去。”

苏青的教育心得丰富多彩，运用理论，她得心应手吗？

李钦后和苏青共养育过5个子女。1934年9月，苏青21岁，长女出生；1936年6月，苏青23岁，次女出生；1937年8月，苏青24岁，三女出生；1939年6月，苏青26岁，四女出生；1942年1月，苏青29岁，独子出生。

在人生最美好的华年里，苏青却是频繁生育，四女的出生，真真是印证她的戏谑之言：“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徜其数量更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

这么多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紧跟着来到人世，先别说教育，从嗷嗷待哺起，养育就是大难题了。或许，这些难言的辛苦和困惑，苏青通过《结婚十年》来直言倾诉最好不过呢。

特别是在生育二女(实际是三女，苏青调换了顺序)时，小说中的苏怀青吃尽了苦头。

在《产房惊变》中苏青道：“看护们慌张地嚷着满屋跑，我也惊醒明白过来了，有一个邻床年青的产妇锐声哭，说是不好了，开炮了，兵队马上就要到。又有人嚷着屋顶快悬外国旗呀，省得飞机投弹，于是又有一个产妇光着下身要爬到床下躲避去，我的心如丢在黑的迷茫的大海中，永沉下去倒反而静静的，贤不能再来看我了吧？大难临头，夫妻便永别了！各自飞散了……于是我垂泪向看护讨些吃食，她们给了我一碗薄粥，两碟小菜则是黄豆芽与酱瓜。我嚼着咽着觉得十分伤心，贤也许慌张地独自逃走了吧？爱而近路的房子也许全烧毁了。还有林妈，还有周明华，他们都到那里去了呢！只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里挨着日子等死，即使成了鬼魂，也无依无靠的找不到归家路呀！”

上海的时局剧烈动荡，苏怀青正赶巧这时候生孩子，且又是一个女儿，当崇贤与院方交涉保证，提前出院，预备三五天一起逃回N城去时，怀青心中忐忑动摇着，她说：“我不愿再看公婆失望的面孔，我不愿回到N城去，隆隆的炮声虽然震得玻璃窗格格抖动着响，但是我决不恐惧，宁可守着我的女儿在这里同成炮灰，我不能带她回去让她受委曲呀！”

正当苏怀青还在犹豫挣扎是否随崇贤回N城时，她却得到了一个令人心碎万分的消息，她的贤在送人上火车时，已然挤上轰隆隆的列车，随着茫茫的逃难队伍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刚出生的孩子与她，这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将怀青的心猛然击碎，先前，她还心情不佳地驳斥着林妈关于“莫不是姑爷觑空儿自己也挤上去了。大难临头来哪里还顾得什么夫妻”的话语，不想真是一语成谶了。是崇贤上了火车真下不来了，还是本来心随车动就上去了，其实都不重要了，终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既成事实。

这个灰色的插曲，深深地烙印在了苏怀青的心中，不可磨灭，成为一根隐形的导火线，随时能点燃怀青对崇贤的不信任感，导致夫妻危机频出。

而历经辛苦、跌跌撞撞带着新生女儿逃回N城的苏怀青，因为战事频繁，不得不辗转住到乡下，她与孩子、崇贤，躲避着这一场战火纷飞，但是终究躲不了经济的告急，崇贤不得不回到上海工作，赚钱养家养孩子。得到崇贤说上海军队撤离，市面基本太平后的消息，怀青打算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当她将这个想法告诉公婆时，老人考虑一夜后建议：“你要到上海去住也好，只是带着小女儿不便，万一再有变化，岂不要累崇贤脱不得身吗……我看还是留乡下找人养吧，等到断了奶，你再来领回去，那时天下也太平了。”

怀青听从了老人的这个建议，将襁褓中的女儿留在了乡下抚养，却不曾想，这一去，却是与孩子永恒离别了，母女阴阳相隔。

“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已在甘八年春天死去，凄惨地死在童妈的家乡，像百卉欣欣向荣中的偶然掉下来的一片落叶……我们把忏悔之泪一齐化做了爱的情液尽量灌输到菱菱身上去，尤其是贤，他毫不犹疑地高高捧起了这个尚在襁褓的小女儿，给放在至情至性的精神宝座上，用深切的父爱来保护着她，给她享受，予她满足，谁都动不得她分毫，甚至连我也在内。”

一个生命骤然猝死，世间却又有多少生命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这生生灭灭的循环规律亘古不变。人之生如夏花，落如秋叶，从光明中蹒跚而来，又归于漆黑寂静里，如此这般的轮回，一茬茬的因缘注定了。秋去秋来，谁还会记得，谁曾路过谁，路过人间，谁又在征程中早早地做了逃兵，留下痛彻心扉的由头，却转身不管不顾地离去。

据记载，真实的情形是：1939年春，苏青的三女殇。同年夏，四女诞生。

苏青的人生经历中，《结婚十年》间，忙于生养孩子，《续结婚十年》后，忙于养家糊口，她担当的重任，不仅仅是抚养年幼的四个孩子，还有母亲、弟妹，甚至伯父，她也经常予以关怀和资助，这哪是一个女子应该承受的负荷啊！

至于对孩子的教育，长女随公婆在老家生活，她有心尽母亲的责任，却终究被挡在外面。而其他孩子，苏青与李钦后离婚后，离婚证上写明的仍然是由丈夫抚养。其实，由于时局不稳，战事频发，工作不稳定的李钦后时常经济窘迫，哪有更多的能力照顾好孩子呢？

在《结婚十年》中，苏青对怀青是如何回到孩子们身边，又是如何与离婚丈夫贤生活的作了详尽的阐述，或许，这就是她自己切身体会的最有力的佐证。

在孩子的教育上，苏青显然是有心难为的，社会的动荡，离异的隔阂，经济的困扰，使得她不得不投身到职场中打拼，以保证孩子们有安稳的生活。而疏于对孩子日积夜累的知识灌输，教育灌输，是在所难免的。

在苏青去世三年后，小女儿崇美远赴大洋彼岸，又三年，外甥带着苏青的骨灰盒，去了美国。

何时再回到母亲的怀抱，何时再映容在浣锦溪中，盼归来！

第六章  出走娜拉

我觉得一个作家，一个勇敢的女性，一个未来的最伟大的人物，现在快要完了。痛苦地，孤独地，躺在床上，做那个海上的月亮的梦。海上的月亮是捉不到的，即使捉到了也没有用，结果还是一场失望。我知道一切光明的理想都是骗子，它骗去了我的青春，骗去了我的生命，如今我就是后悔也嫌迟了。

——苏青

从江南北上，逾中原，抵达皇城根；从北国南下，循水路，岸靠黄浦江。镶嵌在华夏大地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北京和上海，在民国时期，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历史厚韵，引领社会发展，树立时代标杆，两座城池耸峙对望，若南北振臂一挥，必有潮流趋势互为牵引，互为影响，互为动力。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高潮，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优秀作家层出不穷，而女性作家也从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文坛生力军。北有才女冰心、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南有张爱玲、苏青、关露、丁玲等，这支规模不小且集中的文学骨干队伍，成为民国文学艺苑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历史的变革，时代的焕颜，时局的动荡，这些丰富的素材资源，加之亲身的人生体验，如此经历便成为她们走笔文华和镌刻烙印的重要例证。而正因迭迭交错的因缘际会，将她们彼此的故事穿插在了民国的风起云涌中，衍生出不同气象，影响深远巨大。

若将她们称之为时代背景下出走的“娜拉”，一点也不为过。

她们挥书时闻当下，落笔内心省悟，踏准颤音节拍，将“咽喉”中的跌宕串成一阶阶玲珑佩珊的音符，不绝耳。笔下或沉静，或清丽，或高亢，或犀利，或苍凉，或绝美，标签独一枚，影印下了风云转换、沧海变迁的一幕幕，她们挥笔下的景象或许不能以点概全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却不失为其中一种最直接有力的佐证。

苏青便是其中的一位，她演绎的娜拉出走，颇具代表性，有值得剥茧深究的价值和意义。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间的缘分修来不易，因此，再性情不投、相互抵对的夫妻，在共同的生活中，细想来，其实都有过甜蜜的日子存在。尽管李钦后和苏青最终缘分到头，但他们也曾拥有过执手温暖、幸福快乐的好时光。

那是在经济宽裕，孩子成长，老人健在的一段光阴中，也是李钦后的职业生涯最为辉煌的时候。一家人和和睦睦，苏青的眼眸里，彼时一切色彩充满了明丽的光亮，艳羡人得很。

从她的《结婚十年》中便能寻到蛛丝马迹。

她说：“从此贤便一天天生意兴隆起来，在沙逊大厦另外租了三间作事务所，雇了一名男仆，一名书记，后来还用了几个帮办。他的身材本来生得魁梧，如今更常穿起长袍黑褂来，以壮观瞻……于是把那个年轻不大懂事的浪姨辞去，另外找到两个中年佣妇，一个叫朱妈，一个叫王妈，他们平日一律须穿上蓝布衫黑裤，胸前悬起块白布饭单，客人来时须殷勤小心，见着我与崇贤则口口声声喊奶奶少爷。”

这是一个会用钱的主，有了经济支持的徐崇贤，将职场和家中都铺排得有模有样，大气高端上档次，以此匹配与之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层次。特别是在对新生闺女菱菱照顾上，徐崇贤都是亲力亲为，样样件件做得无微不至，花精力的同时，也很舍得为孩子花钱，小小孩儿，穿的吃的用的，一律最好。

《结婚十年·父女之爱》中道：“贤的进款很不错，一笔就有三千五千，他又喜欢买东西，吃的用的都满坑满谷。尤其是花在菱菱身上的，几乎已近于奢侈，天天吃牛奶，水果，鸡子，鱼肝油不必说了，贤还听信中医的话，喂她红枣汤，桂圆领，胡桃茶，参须汁等等，因此菱菱常患便秘，贤到处给她找外国医生……贤又把二楼亭子间作为贮藏室，堆着整吨的煤球，十多担米，几听火油，几听生油，其他如肥皂，火柴，洋烛，草纸等多的都是。”

徐崇贤是舍得的人，只要他有，便会给家人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享受，这是毋容置疑的。试想，如果不是遭遇战火纷飞，以致社会动荡，工作不能保障，他们的家庭还会因为经济等问题而最终破裂吗？

这个问题的假设似乎是多余且不成立的，因为怀青和崇贤最终是离婚。

而其中的原因，或早已埋下伏笔，只是等待时间的引爆罢了。

在第一次归宁时，苏青无意间遇见的余白和丽英，无巧不成书，他们与怀青一家成为了邻居。当年，余白和丽英一见钟情擦出火花后，便结为连理，两位心心相印的人儿，按理本该有着美好的生活。但是，毕竟现实不同于浪漫的爱情故事，余白的文人气，为人处事的做派，与社会有着微妙的“鸿沟”，导致事业不太顺利，收入也不太稳定，丽英多有抱怨，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两个女人相处私话的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各自叹气一番，怨声载道的丽英总羡慕怀青一家的幸福生活，至少不用为钱愁，为生活担忧。

丽英手巧，不但自己会打扮，也会打扮孩子，菱菱时常被她装扮得可爱招人，讨得崇贤也对丽英印象颇好，有时还在怀青面前夸耀丽英的贤惠美好。怀青不觉这有什么，也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但是，就是这样的疏忽，让怀青的生活和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和改变。

其实，心的出轨，精神的出轨，有几个已婚者没有经历过呢？

怀青也有过，而且这人很特别，他是丽英的小叔子明华。年轻青涩的少年郎，以一种朝气蓬勃的情怀，不经意闯进了这个本来沉郁的家庭，带来了如沐春风的新气象。当然，这也是怀青的自我感觉。明华来的这段时间，正好是上海局势最紧张的时期，对于风声鹤起的战事氛围，明华不但不惧怕，反而愈加兴头起来，《结婚十年》中描写到：“他不时跑出后门去买报纸号外，兴奋地讲着轰炸什么舰的消息，听见飞机掠过时便赶紧奔上晒台看，有时候还到流弹落下的地方去拣碎弹片。他似乎很替我抱憾似的，因为我不能行动往各处找热闹，‘这真是伟大的时代呀！’他叫喊着……我不能忘记有一欢他曾清楚地对我说：‘我们宁可给炸弹落下来炸得血肉横飞的送了命，不要让生活压榨得一滴血液也不剩呀。’”

青年人的思想与众不同，恰好，这对于曾经从热情四溢的大学生一下子过渡到少奶奶身份的怀青来说，终于找到了一种对过往记忆的倾诉平台，勾起了她胸中本有的阳光和炽热。无疑，他们在一起便会有说不完的话语，倾心彼此，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段不伦不类的情感历经，最终以怀青的清醒结束了，该唏嘘，还是遗憾？

没有可能的未来，徒添烦恼和麻烦罢了，怀青明白得很。但是，在她能将自己的情感处理得妥妥当当的时候，有人却没有这样的省悟去维持家的温暖和稳固。

“忽然余白差人给我送来封信，说是他今天就要动身到内地去了，祝福我平安，并且希望我的孩子长命百岁。他说他有许多话不能对我说……我看了若有所悟的问贤道：‘余白去了丽英不同去吗？’他肯定而又故意犹豫其辞答：‘恐怕不会的吧。’我说：‘那么丽英独个子留在上海将怎么样呢？’他沉思了半晌，像是不愿说却又不得不告诉我道：‘他们已经于最近离婚了。’”余白的留有余地的话语，让怀青预感到了什么。趁夜，怀青偷翻了崇贤的大衣，在皮筐子里找到了丽英的照片。

而最终，丽英亲自揭晓了这个故事的最终。“她穿着一件半旧的碎花夹袍，形容显得憔悴，见了我半晌开不得口，最后才毅然对我说道：‘我觉得我很冒昧，有句话想请问你：究竟你同你的贤还相爱不呢？’我的腹中连产冷笑，但面子上却仍旧装得很诚恳的答道：‘我相信我们一向是相爱的。’她默然半晌，只得老实说出来道：‘你觉得他…他真的靠得住吗？因为他对我……他同我……别人……’我连忙截住她的话道：‘我是十分相信你的，也相信他，别人的话我决不瞎听，我们原是好朋友。’她无可奈何地流下泪来：‘我……一时错了主意……已经……已经有了二个月……’”

徐崇贤没有选择与丽英在一起，丽英最后堕胎离开了上海，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婚姻的波折，让这对夫妻已然没有了信任感，恰逢徐崇贤事业也步入谷底，生活的拮据，让这个家庭阴云密布。儿子半岁时得了肺炎，怀青也染上了肺结核，病情凶险，万念皆灰的她，幸好遇到贵人，将她的肺病治愈。

性情性格的大不同，人生理念的不一致，情感与精神的出轨，经济和现状的不如意，小说中的怀青和崇贤没能经得起这些生活和人性的考验，最终分手。而现实中的苏青和李钦后亦是如此，他们的婚姻也走向了尽头。

第七章  掩卷·不如归去

深秋。午夜。

雨雾霏霏，空气中轻漫着氤氲的湿气，它撩拨橘红的温存，挑衅心底的虚浮，此刻，唯愿世界停顿下来，将心交与本真，将空赋予诚实，将往送达遥远。

于是，一切细碎响动起来，挑下灯盏，开卷时光，那些往来底事，桩桩件件由此推开，揭首因缘际会，或许，有些注定，早已铭刻于今生今世的生命走线中。

就像秋天，落叶会飘零，流水会冰凉，会有红彤彤的果实坠满枝，而青峰则毅力在雾霭中，迎接风雪款款地到来。

轮回的经历，亘古的变与不变，当拾捡起一行行注目的过往变迁，耳畔便生风了。

于是，清音低吟浅唱，倾诉委婉如泣，行板高亢轻盈，一阵阵地来，一阵阵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有人循着阡陌的纵横交错，循着如水月光的小径，循着夜莺歌唱的方向，循着心底的遗梦，纵情追去。

道是不管不顾，然而谁又能明了当初离家的决绝，无可奈何，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第五篇  洋场风云

般若波罗蜜，一声一声

生如夏花，死如秋叶

还在乎拥有什么

——泰戈尔

第一章  午夜徘徊

红颜薄命，这四个字为什么常连在一起，其故盖有二焉：第一，红颜若不薄命，则其红颜与否往往不为人所知，故亦无谈起之者；第二，薄命者若非红颜，则其薄命事实也被认为平常，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这就是红颜薄命的由来。

——苏青

1943年春，苏青搬出了丈夫家，与李钦后正式分居。她暂住在《万象》杂志的老板平襟亚家中。

为何是选择住在平襟亚那儿？

《续结婚十年》中有一段话：“堂姑丈住在福明路上，我的堂姑母早已死了，现在所娶的一个填房，年纪还不过二十七八岁。姑丈的年纪已经有四十九岁了，他是一个沉静而精明的商人，身体孱弱，居家十分节俭。他们家里不雇老妈子，只有一个姑母的老奶奶在替他们烧饭洗衣，我平日同他们也不常往来，可是见了面，他们总是待我很客气的。”

到底这堂姑丈是不是平襟亚，单从文字，包括一些考证中，尚不能很确定这个关系。但是，能肯定的是这个暂住的事实成立。

“娜拉”抬脚说出走容易，但选择离开后，该如何生存呢？鲁迅说过：“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刚挣脱“樊笼”的苏青，不可能回去了，那么，她面临的现实问题便是“生存”。

从苏青的职业经历来看，有过两次短暂教师经历的她，由于大学肄业，再有从事老师工作的可能性极小，况且之前皆是亲戚推荐联系的结果，有裙带关系作用其中。除此之外，自由撰稿有过收入，勉强列为工作经历也不是不可的。正因为这样，苏青便寻思着是否能将这个特长发挥利用一下呢？

思来想去，确实可行。不过该找谁呢？

从苏青当时的处境和现状，如果求职于《万象》，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她住在《万象》的老板平襟亚家中，恰逢《万象》主编陈蝶衣离职，新主编还未及时上任期间。若按照常规的路子来演绎，这算是苏青绝佳的求职机遇，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平襟亚一边经营书店，一手打理杂志，直到柯灵的接任。

为何苏青只字不提去《万象》谋职，也从未在《万象》上发表作品，何故？

最终不得而知。但她一直暂住在平襟亚家，平襟亚接纳了苏青入驻，就此看，他们之间肯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道的住在堂姑丈家的提法，也就经得起推敲了。

十字的街口，徘徊是最无奈的等待，夜影婆娑，濛濛的凄寒，最暖不过一记轻轻地搀扶，一生足以铭记了。

有人说，帮助过你的人，当你再遇困难时，一定会有再帮助、提携的举动。

一定如此！不然，苏青不会在这个时候想起“他是第一个赏识我文章的人，真使我有不胜知己之感”的这个人，他便是苏青文学路上的引路人陶亢德。

陶亢德何许人也，他如何能予以苏青援手呢？

在民国时期，有一批著名的编辑名手，也称编辑家，他们眼光独到、嗅觉敏锐、触角犀利，在纷飞乱世中，发掘和栽培了一批文学作家，这是中国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职业经历，对研究近代出版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陶亢德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曾是林语堂办刊时的左膀右臂，与林语堂创办了《宇宙风》，担任过《生活》周刊编辑，《论语》杂志主编，《人世间》编辑等，与周作人、老舍、郭沫若、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等一大批成名作家有过亲密接触。在当时的出版界非常权威，也有影响力。

苏青与陶亢德，因文字结缘，或从未想过有再深入的交集，可是，命运的车轮就是这般奇妙，在某个驿站，注定了某些人必然会相遇，这便是缘分，也叫宿命吧。

苏青回忆道：“1942年正月生下男孩后，因丈夫不顾我生活，我想谋生，便找陶亢德……”

这位扎根于文学圈中，有着深厚人脉关系和复杂社会背景的编辑家，便成了苏青文字生涯中真正的导师，启开了她潜在的职业梦想，引领她走进一番新天地。而他几次关键的点拨，也让苏青真正找到了人生坐标和职业定位，成了四十年代上海滩响当当的集老板、编辑、作家于一身的女性出版人。这在民国时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在上海沦陷时期，她在编辑上的建树和成就令人侧目，具有时代标杆作用，研究价值愈加凸显。

如果《结婚十年》讲述的多为家庭纠葛和情感纠葛，与传统、旧式、封建的人事作“斗争”、周旋，那么，《续结婚十年》则是时代大背景下的一幕幕最为生动的写真，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剧本。这就是苏青与其他民国时期作家与众不同的地方了。

在《续结婚十年》中，苏青依旧延续自传体小说的体裁定位，因此，书中的人物，都是可以循迹发现原型的。生旦净末丑，如此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登场了。

先是鲁思纯，原型陶亢德，自是不用多说。接下来便是鲁思纯介绍与苏怀青认识的青年作家潘子美，这人则是《风雨谈》杂志的柳雨生。

潘子美为怀青在中国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个编剧的位置，介绍人是公司的编剧主任魏如生，这是《续结婚十年》中写道的。而真实情形苏青说是：“当年年底，通过陶亢德关系，由柳雨生介绍我入伪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任编剧。不过二三月，因主任韦瑞生辞职，我也随着离开。”

而在这之前，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小插曲，直接关系、影响到怀青的人生走向。那便是潘子美引荐怀青参加了金世城总理的一个各界招待会，就此后，苏怀青与众多的人、事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剧目。这位大名鼎鼎的金总理，对应的即是当时上海滩第二号政治人物陈公博，怀青与金总理(苏青与陈公博)，因为遇见，慢慢地了解、走近，发生发展了一段不为外道的故事。一个是汪伪集团的二把手，一位是初出茅庐的小作家；一个行走龙潭虎穴多年，一个下海不知江湖深浅；一个深沉、老练、精干，一个爽朗、直白、积极。他们碰触的火花若明若暗，谁也不敢轻易揭开这幕布下的真实。

这是一对同为失意人的男女，因为特定的环境下衍生的情感纠葛，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单从一些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的撰书，或多或少能感知一二。

感情的产生，绝大部分与身份无关，却与冥冥之间的缘分，遇见后的如故与相吸、相惜、相知有关联。说是金总理正如日中天，怎么就不如意呢，怎么就与怀青戚戚生怜呢？

或者有一种知己情谊叫懂得吧。张爱玲曾说苏青是小暖炉子，她能明白周遭人的不如意，体谅他们的痛楚悲伤，还能抚慰他们的心灵缺失，苏青有一把火，能亮堂他人。

在认识金总理的同时，她还结交了几位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和权贵。其中戚中江(原型汪伪政府重要人物周佛海)、戚太太(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徐光来(《古今》杂志老板，曾为汪伪政府中央委员，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伪交通部政务次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朱朴)这三个人，对怀青生活和事业产生了必不可少的影响。戚中江和戚太太对苏青的经济支持，徐光来对怀青文字的力挺，他们的帮助和支持，造就了脱胎换骨的苏怀青。试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人没有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如何在十里洋场，如何在高人辈出的文化出版界落脚扎根呢。

有人说，苏青是《古今》的老板朱朴捧红的，她从陶亢德的发现、提携，到柳雨生的铺路、打点，再到朱朴的力推和打造，她在文学路上走得确实风雨无阻。从1942年10月开始，苏青在《古今》上先后发表了《论离婚》《送礼》《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古今〉的印象》《再论离婚》《论红颜薄命》《谈做官》等，其中，有几篇巩固她影响力的文章，皆来自此刊物。

《论离婚》，其鲜明的个性特征，议论的精彩纷呈，词句的妙语连珠，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便是陈公博。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身为《古今》杂志社老板的朱朴。那时的朱朴刚失妻丧子，其实对于开办杂志，有一定打发痛苦时光和“玩票”性质在其中，但是，对于苏青的成长，他是关心的，他懂苏青，苏青也懂得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以及他所承受的哀伤和苦痛。

面对“伪市长”陈公博的夸赞，苏青是很欢喜的。当朱朴提议叫苏青写点文字奉承“陈市长”时，苏青便答应了。或许，这对于苏青找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从小到大，苏青都是心底明朗、活跃的人，她的思想既守旧，又有新潮的波澜。她是一个心思相对纯澈、坦荡的人。但是，在这人生的路口上，在即将食不果腹的情形下，加之苏青接触的这一群与文学有着不息瓜葛的汪伪要员们，他们在以文艺分子姿态出现的时候，让本来没有政治目的单纯的苏青无法拒绝这种“朋友”之好。他们不图苏青什么，什么也不需要苏青参与和帮忙，而真正需要“利用”他们的，倒是走投无路的苏青了。

于是，苏青一篇名为《〈古今〉的印象》的文字，便引起了热议，成为市井茶余饭后的笑料。

第二章  古今往事

男女的事谈得太多，现在仍旧谈做官吧。官的种类可分为二：一是做文的官，一是做事的官，做事的官大抵有权，有权常有利，他们因此就很得意，不过我们却也眼热不来，粮食，税捐，财政，经济，公用，卫生，教育，土地……那一件内行，那一件办得来乎？因此我们若要做官，还是只能选择前者，那就是说做做公文的官。

——苏青

一个人一生钟情于一件事，为了一件事，做好一件事，是极不易的。古代女子因为封建思想、社会制度、传统观念、道德约束等，或许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只能圈囿于“三从四德”的框框套套里做好所谓的分内事：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操持家务。她们生活的轴心以“家”为铺垫、延展、落脚，她们的喜怒哀乐系于“家”的荣辱兴衰中，她们的生命姿颜只为“家”而幽幽、默默地绽放，这就是封建制度下女子的宿命吧。

到了民国时期，得利于新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意识萌芽，女性开始在社会地位、职业取向、家庭分工、教育权利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不再以单纯的“主妇”形象出现。时代的裂变，许多女子将“小脚”解放出来，从“樊笼”中飞上云天，她们瞭望天地悠远浩渺，静看世间开阔清朗，她们的思想雀跃跳脱，行动积极向上，情绪激昂高涨。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众多的优秀女性从“桎梏”中挣脱而出，登上了崭新的历史舞台，她们水袖长舞，心怀憧憬，创造出一个个精彩，一个个传奇。

挥书过《传奇》的上海作家张爱玲，有人将她作民国精致女子来标榜，说她独特绝艳，周身散发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凄美薄凉气息，惹人生疼，同气相惜，令人难以忘怀。深究其因，理由简单不过一二。张爱玲一生，与文字结缘，与文字为伴，不离不弃的是文字，这是她的事业，她的经济来源，她的生命的色泽。为文而活，以文而活，张爱玲用文字诠释了其生命的全部。现下热论张爱玲，不少人喜欢将她与苏青并提而论，其实，在4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她们早就是一对“姊妹花”，不然怎么称之为“上海双璧”呢。

如果说古代女子是封建意识的“牺牲品”，那么张爱玲便是思想解放的“践行者”，而苏青则是二者之间的典型代表者。既有残存的封建意识，又有开放的革命意识，在这些矛盾的互为作用下，经过慢慢地搓揉、打磨、拼接，其心理、意识、观念在彼此不断地碰撞下，苏青便有了别样的气质、特点。

一部《续结婚十年》，再现了苏青的蜕变过程。这也是一部民国女子如何谋爱求生的辛酸史，更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一帧写照剪影，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衍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众生相演绎了一出“孤岛”交响曲。苏青以自我经历为蓝本，小说为体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40年代初人们的生存现状，社会的人文现状，以及复杂的政治现状等，表现手法大胆朴实，描写栩栩如生，为研究当时的上海实情提供了参考价值，具有特殊意义。这既是苏青的文学成就，也是社会成就。

其实苏青人生中真正的裂变，或许是从与丈夫分居开始的。这期间的苏青，饱受着寄人篱下的苦楚，而又要承担着谋求生活的各种压力，她的生命轨迹在浑然不知中悄然发生了改变。

当《古今》杂志的老板朱朴说，“陈公博看了《论离婚》很是赞美，那你何不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呢？这样你找工作的事就好办了”的时候，苏青最终还是写下了那篇名为《<古今>的印象》的文章。

《论离婚》到底是写了什么，令“市长”也念念不忘，拍案叫好呢？

苏青道：“性的诱惑力也要遮遮掩掩才得浓厚。美人睡在红绡帐里，只露玉臂半条，青丝一绺是动人的，若叫太太裸体站在五百支光的电灯下看半个钟头，一夜春梦便做不成了。总之夫妇相知愈深，爱情愈淡，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恋爱本是性欲加上幻想成功的东西，青年人青春正旺，富于幻想，故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情说爱，到了中年洞悉世故，便再也提不起那股傻劲来发痴发狂了，夫妇之间顶要紧的还是相瞒相骗，相异相殊。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

敢于公开谈性，谈得情趣盎然，谈得活色生香的民国女性作家，也就只有苏青了。

苏青开了中国女子先河之举，创造过民国文学界诸多“第一”，到如今也可圈可点。

第一位集出版、编辑、作家、发行商众多头衔于一身的女性。

第一位宣称自传体(纪实为内核)小说为体裁写自己的女作家。

第一位将性描写搬到纸媒上，且谈得津津乐道的大胆女性。

由于苏青的大胆写作，总有那么一些读者期待着她不一样的“新鲜”文章出现。

而在《古今》杂志“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的《〈古今〉的印象》，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力和体味空间。同时，也成了他们茶余饭后诟病苏青的谈资和笑资。是什么样的文章，有这样的“公众效应”呢？

这得从苏青这篇文章的内容谈起。她道：“我顶爱读的还是陈公博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长》，一篇是《了解》。”

爱读“市长”的文章无可厚非吧，官员时常显摆自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舞文弄墨一把，政客即是“骚客”，权力者也是风雅人。因此，苏青开篇捧捧陈公博是情理之中的。接下来她说：“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这是一位典型的女“粉丝”模样，她干嘛呢？隔着橱窗“偷窥市长”容颜，并且心情与之同呼吸。“市长”微微的轻叹，“市长”周身散发的气息，“市长”令人敬慕的庄严。苏青说“市长”的鼻子很大，其实，她描摹的“市长”只是一帧相片，一件“死物”罢了，她却能在底色与流转中看到“市长”美好的一面，这是“崇拜者”心理作祟的缘故。这样的夸赞对象，如果换作他人，大不了公众一笑而过了，但是，他是具有影响力的当权派，汪伪政权的大汉奸，如此便不同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基本的字数要吧。苏青接下来还得继续夸耀，她说：“他把上海的市长比作Number　one　Boy(头号仆人)，这个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确切，‘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动力，使我对他的照片都换了印象。”

苏青文中两次提到陈公博的鼻子，并将其比喻成公正与宽厚的象征，这才有了热闹的“话题”，惹来讥讽和嘲笑。原来，在中国的命相书中，鼻子是有特殊代表意义的，它是男性器官的代名词，其形状和大小互为隐射，懂这些的人是不会这样大谈特谈的，况且还是在杂志上。苏青将陈公博的鼻子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且赋予了其优秀品格的意义，不让人诟病、笑掉大牙那才怪呢。但是，已婚的苏青怎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其实，苏青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从小外出求学，单纯的学校生活，导致她的性启蒙相对滞后。父亲早逝，母亲远隔，苏青在成婚前，性子中有柠檬般的酸涩、清澈，这是肯定的。她不知道“鼻子”在相书的含义，实属再正常不过了。当时的情形下，文章被热炒的内因还有一个，那便是苏青与陈公博的私交关系，成了众人猜测的焦点。如何这两人又扯上关系呢？

其实，苏青下笔写《〈古今〉的印象》时，与陈公博还不熟识，不然她也用不着为了工作如此公开溜须拍马，后来人猜疑的男女关系，张冠李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时间上有偏差。苏青的《论离婚》引起陈公博赞誉后再看到苏青歌颂他的文章，这对一位爱才惜文的成熟男子来说，怎能不心怀荡漾呢。于是，在朱朴的撮合下，苏青与陈公博见面了。这段经历，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也有特别详实地描写，只是主角换成了苏怀青和金总理。

她说：“姑母亲自递给我一封信，信封足足一尺长，印着机关的名称，旁边用墨笔写上‘金缄’两字。我不禁‘咦’了一声。姑母的眼睛锐利地逼视着我，我不免心里慌了起来，只说句：‘大概是不相干的朋友写来的’……‘他老是借用机关的信封’，姑母怀疑地笑了一笑，也就走了。”

金总理亲自来信邀请怀青赴宴，而且信件是姑母传递给她，与一位汉奸头子来往，甚是让人轻慢的丑事，怀青是知道的。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和生活的窘迫，怀青咬咬牙，还是按时赴约了。

他们单独约见中，金总理敞开心怀，与怀青道了许多心中的苦恼和诸多的无奈。

苏青写到：“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自己的历史，童年失怙，苦读，参加革命，希望的幻灭，但是他爱他的领袖，一个提拔他的革命前辈，如父兄，如师友，情同骨肉，他是永远追随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金总理还对怀青说：“我是甘愿为朋友牺牲的。”能清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时的金总理，应该是很明白自己最终结局的，被历史唾骂收场自是必然了，他的所谓的“朋友之谊，追随之举”，是愚忠的，忠奸不分，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而金总理又是文化人，他应该是在现实的选择与良心的拷问间不知徘徊了多少次，失足遗恨的困扰，一直缠绕也未必没有，所以他见到单纯的文学青年怀青，有了强烈的倾诉欲望。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愫触动，而是一场心灵救赎的对话。汉奸的头衔一旦顶上，没人能摘下来，就像怀青与他交往后，受惠于他的关爱与好处，这也是抹不掉的一段灰色历史。因为有了这次见面，两人加深了印象，懂了各自的苦楚，特别是当怀青提到工作没有着落，寄住在亲戚家有许多不便时，金总理萌生了帮助她的想法，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久，怀青的工作便有了着落。当然是金总理办妥的。与此同时她收到了一张未署名的支票，整整十万元，面对巨额“来路不明”的钱，怀青大抵也明白，这是金总理送来的。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她养育，一边是惴惴不安的良心拷问，经过思想斗争，怀青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笔钱，并搬出了姑父家找到了新居所。

对于这段经历，真实的情形是，苏青利用陈公博援助的钱，置办了一套房子，开始了独立的新生活。她和李钦后在分居一年后正式离婚，结束了结婚十年的夫妻缘分。有人说这是陈公博有意促成的。其实不然，之前一拖再拖的婚姻“枷锁”，应该是苏青经济还不够独立，不够稳定，她有顾虑，有所担心，一旦这些问题解决了，离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由不得李钦后愿意不愿意了。

至于苏青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又是做何工作的，有一封信我们能知晓一二内情。这是陈公博托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转交给苏青的：

和仪先生:

昨晤周夫人，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同时我也知道中日文化协会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祝安

陈公博启

6月19日

最终，苏青衡量再三，选择了在伪市政府秘书处做事，这瓜葛让她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从7月份上任，苏青仅仅做了两三个月的官员，最后被陈公博以“女人搞政治不适合”潜掉了。但薪水照给不误。

以苏青的智慧和才能，有这样的后台背景，真的做不下一个小小的官员职位吗？

这令人费解的问题，一篇苏青发表的《谈做官》将答案揭晓。

陈公博说政府中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能乱说；该做的才做，能缓做得缓做，不能做的绝不能逞强做。苏青触及了陈公博的“底线”，将政府中的做事办事准则公诸于世，这不是让“市长”难堪嘛。虽然苏青并不是这样的目的，但是她“自以为是”的做法，让陈公博感觉到了隐约的“不安全”，这个女人或什么都好，就是嘴巴不严实，那还了得。

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据推论的猜想，政治这东西，变幻莫测，如果陈公博不让苏青离开政府部门，那么，就不会有今后在出版史留下一笔的苏青了。苏青也许真的因为一直跟随陈公博而洗不脱汉奸的罪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苏青《谈做官》道：“一个做大官的人，不但没有朋友，而且没有爱人。一个真正想讲爱情的女子决不会把做官的人看作对象，他的事情这样忙，行动这样不自由，都是恋爱过程中的致命伤。春天里蝴蝶儿踊跃了，他在忙着接见宾客；秋夜月光如水般泄下来，他已疲倦得沉沉入睡了，你还能同他讲些什么呢……所以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多少女子会真的爱上一个做大官的人，说是爱，爱的定是他的金钱与权势。除了金钱与权势之外，她若真的会爱上他，那么她定是世界上最痴心的人，因为她将因此而牺牲自己的全部青春与快乐。”

陈公博是上海市“市长”，他是大官呢。他没人爱、得不到爱吗？如果有人爱，那也是为他权势所诱惑，苏青与之交往也为这些吗？

纵然，苏青因为生活境况的无奈而有意外的机遇接触上了陈公博，一定程度上，她确是有“目的”性，她需要工作，需要收入。而她也接受了陈公博的支票馈赠，拥有一本陈公博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她只需轻轻地填上数字，就可以取现了。但是，苏青并没有动那一本极具诱惑力的支票簿，而选择了在文海中继续打拼，以自己的双手抚养孩子，供养家人，保全自己。这就是另一面的苏青，她是有着自我底线和觉醒的人，在那个战火纷乱、政治复杂的年代，女子要谋生，要懂爱，何等的不易啊！

当抗战胜利来到，汉奸陈公博最终受到人民审判的那一瞬间，苏青内心应该是痛楚交加的，以私人情感，或是以陈公博对她的无私支持和援助来说，苏青是感激涕零的，并且陈公博本身具有的文人气质，也曾吸引了苏青，作为一个谋生的女子，在她最潦倒、最困难的时候施与援助的任何人，她都是感恩的，记挂的，这就是苏青的本性。

第三章  天地之间

事业对于女人究竟有多少价值？我总在怀疑。须知男人的爱情开始便是事业的开始，因为他相信有了事业才可以保持他对她的爱情；而爱情失败后更加要努力事业，因为他相信事业成功了就不怕没有再获得爱情的希望。而女子则不然。女子的爱情成功了就用不着事业，事业成功后更得不到爱情，则此所谓事业又有什么用呢？我也知道女子一面恋爱，一面工作原是可以的，只不过那要全世界的女人个个都如此才好，否则，照我看来，一面工作一面谈恋爱的女人，总会较专心恋爱而不做工作的女人吃亏的。

——苏青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它潜沉在岁月幽黯的溶岩中，它假寐，欲睡非睡，似醒非醒。这种本性中最原始的渴求与欲望，因为有所指，有所倾向，有所倚重，于是行进发展中，往往起先急功近利想突破自己，展示雄心壮阔，企图尽早踏上高速轨道，然欲速则不达，多次反复后，才懂得积蓄、沉淀、隐忍，等待风来时的厚积薄发。有梦想者，多半不会半途而废。

有人问，为何经常将苏青和张爱玲互为引子，牵出彼此的故事和精彩来。的确，这对“上海双璧”，她们不光现在被人们置于同平台上说道，其实，在40年代的上海，她们就已经是一对文坛上的“姊妹花”了。

据说，欣赏苏青文字的陈公博，同样也欣赏张爱玲的作品。

将苏青引以为知己的胡兰成，最终成为了张爱玲的丈夫。

而她们欣赏的人物也如出一辙，林语堂和鲁迅成为她们心中的精神领袖。

她们一生以文谋生，为文生存。张爱玲后期涉猎电影剧本，而苏青则开拓戏剧剧本，且都有成就和建树。

她们的文字生长、扎根于30、40年代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坛的荒芜和萧条，时局的不稳和不安，恰好给了她们挥书的平台和空间，使得她们一举成名。

张爱玲清傲，苏青暖热。张爱玲心性寡淡，苏青张力十足。张爱玲不喜交道于人，苏青善于八面生风。张爱玲与文字，是生活、工作、精神的产物，这之间的比重不分仲伯。苏青之于文字，生活为先决，其次是理想的实现，最后才是精神上的愉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有轻重缓急的。因此，在这些细微差别中可以体悟到她们的理想为何。

张爱玲的理想自始至终不曾改变，而苏青的追求随着她自身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当有了人生自由，生活保障，社交人脉和文学圈子后，苏青的心蠢蠢欲动了，她曾经不敢想或未曾达成的想法，此刻一股脑儿地钻出来。

从“市政府”出来，闲暇的时光正好给了苏青充分思考和规划未来的时间。有一个事情她朝思暮想了许久。其实，当初她与前夫李钦后看到朋友们创办杂志热火朝天，认为有甜头可尝，也曾兴致盎然的下水一番，但不懂行也不懂经营的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于是，苏青参与的第一份期刊《小评论》无疾而终。后来她也向陶亢德提及过开办杂志的想法，都被她的启蒙恩师给劝阻了，认为时机不够成熟。苏青心中记挂这事，一直没放下，她何故这么执着呢？

一个人的理想，或许在经过外界的阻力和打击后愈发坚定、执着，苏青亦是如此。第一次办刊的失败，又经历了小编辑都做不好的尴尬，到后来《古今》的总编周黎庵(在老板朱朴同意的情况下)拒绝了她的应聘，而《风雨谈》主编柳雨生也一直将她的《结婚十年》连载不作重要位置刊用，尽管陶亢德也打过“招呼”。这些都让苏青感觉到作为作者的苦恼和悲哀，既然自己有了机遇和平台，何不参与一把呢？

于是，她再次向陶亢德征询开办期刊的意见，这次陶亢德没有反对，进而为她作了指点和建议。

有了指导“总监”，接下来便是经济支持，苏青便找到陈公博，“市长”答应给她五万元作为启动资金，而与苏青交好的杨淑慧也送来两万元作贺仪，一切停当，苏青一段轰轰烈烈的老板、编辑、发行生涯正式开始了。

她取杂志名为《天地》，出版社名为“天地出版社”，正式运营的时间定于1943年10月10日，苏青时年三十岁。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苏青撰写的《结婚十年》中，苏怀青与徐崇贤结婚日是10月10日，而他们的婚姻刚好经历10年整，这些恰恰好，犹有余味。

《古今》《论语》《宇宙风》《天地人》，集天地大成，道洪荒开来，望浩淼时空，多少往事付诸古今传奇中，宇宙之大，不管风向哪儿吹，总有精魄如大小珠玉落银盘，从而慢慢地传承下来。苏青将月刊定名为《天地》，其名字气象可比肩林语堂、朱朴。以徐訏创办的期刊命名，不失为典范之作。

宏大的名字已经让人青睐有加了，那么她会邀约什么样的作家加盟呢？有些期待。

苏青最先想到的是有知遇之恩的陶亢德，没有他，就没有苏青以及苏青的期刊，顺理成章陶亢德都该赐稿一二，况且以陶亢德在上海出版界的地位，有文道贺必是对期刊起到肯定作用。不过，陶亢德却以“一向编而不作”推却了。但苏青仍有法子，她将陶亢德在日本游学期间邮寄来的指导书信，编辑成了名为《东篱寄语》的文章刊发在了《天地》上，并谨记其倡导的“多带一点巾帼气，女中的丈夫总还是女性……贵杂志一方面固须老作家撰述，一方面亦不妨多使非作家写写文章。”期刊要有文学性，又趋大众性，这样才能兼顾各方，广开作者和读者群体，办刊才能保持持久性。陶亢德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有了后来陈公博、周佛海、杨淑慧、梁文若、汪正禾、胡兰成、赵叔雍、冯和侠等行外人的“赐稿”，政客、贵妇、名媛、公子哥儿……凡能增加看点卖点，吸引眼球的人物，苏青都试着去约稿。当然，《天地》的办刊质量并没因这些所谓的“外行”人参与而减弱，相反颇有面面俱到、囊括“天地”之感。

其中，最有意思的算是苏青约稿张爱玲的一段趣事。说是苏青原本打算用统一印制作家征稿信函，却因油印机暂借不了，只能改为手书。本是郁闷失望的她，却因以饱满圆润的字体和幽默俏皮的文风书写的邀请函成了亮点之举。她的一句“叨在同性”，让性子清冷的张爱玲不由地“噗哧”一笑，这就是苏青为人处事的独特作风。如若真的是统一函件，张爱玲是否入驻《天地》作家团队，倒真的不一定了，上海文坛或将会失去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苏青还是作者时，将嘴皮子化为笔杆子，展现的是知识和眼界，当她成为老板的那一刻，其商人本色尽显。她把宁波人精明、敏锐、开拓的思维运用到实践中，成绩令人刮目相看。

出版行业的链条其实非常简单清晰：资金——策划——作者——作品——编辑——印制——发行——回笼(资金)等。苏青是如何玩转这些环节的，如何将《天地》一经发行，几天就卖断货不得不再版，其手段和方法很有研究价值和学习价值。

说钱的问题解决后，便是白纸供应的难题。沦陷时期的上海，白纸限量，一般人是拿不到的。但此时的苏青非同他日，“背靠大树好乘凉”让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纸张供应。接下来是重要的一环，策划封面、目录、排版、插画等。苏青有过编辑经验，加之她的聪慧与刻苦，目录和排版不在话下，但如何定位封面风格，让插图吸引眼球，她却是不在行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如今保存的《天地》月刊，包括苏青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等，其封面设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成为最大亮点，即使是在当下，其设计理念也是前卫的，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些独一无二的画稿，源于谁的手笔？

苏青在伪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任编剧时，结识了一位名叫谭惟翰的青年人。班公曾有一篇《谭惟翰这个人》的文章发表在苏青的杂志上，还附了一张照片在侧，文中说“他很年青，很文雅，很美丽”，而照片上的谭惟翰确实眉目清秀、干净透明，难得的“漂亮”男子，正是他，应邀设计了苏青《天地》期刊的众多封面。而苏青也说谭惟翰的封面“别致得很”，非常满意。

《天地》期刊上还有一个人设计的封面也独树一帜，这人便是张爱玲。她设计了第十一期到第十四期的封面，其中一幅作品，堪称绝佳，甚能体现天地之蕴藉。封面下方仰卧着一位安静丰腴的女子，通体透红色均，纯朴归真，她的眉、眼、鼻、唇、发际、发簪、颈、上颚、下颚、衣领只是寥寥几笔的勾勒，便生出乾坤，山峦(鼻)、河流(发际)、悬崖(下颚)、人群(发簪)、湖泊(眉眼)、城池(衣领)、洞穴(嘴)等代表大地的万物，上方则是蓝色的三朵祥云，彩霞，喻为天。又似女子轻轻吐纳的呼吸，循环亦如空气流转。

谭惟翰一手画技，兼具古今中外特色，韵味十足。而张爱玲在想象、思维和着眼点上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们为《天地》杂志创作的封面，便是一面时代的扉页，一帧历史的画卷，蕴涵厚重，气息独特，咀嚼留香。

作者决定了作品的层次，作品决定了杂志的档次，档次决定了出版的收益，每一个老板其实都懂，但不是谁都能笼络到成名大家或新锐写手。好在苏青脑子活，也有出版界的诸多前辈、朋友鼎力扶持，于是，开办初期便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天地》一出刊，常常几天就脱销了。

《天地》的火爆，到底基于什么？细究作者阵容或可知晓。

周作人、班公、陈公博、周佛海、朱朴、实斋、苏曾祥、知堂、苏红、周楞伽、丁谛、秦瘦鸥、柳雨生、胡兰成、谭正璧、文载道、汪正禾、张爱玲、杨淑慧、梁文若、冯和侠……名家、政客、出版人、编辑、编剧、评论家、当红女作家，权贵女眷，等等。这些当时有影响力的人物，与苏青稍微熟识投缘的，都成为了《天地》的忠实作者，这也是《天地》出刊时花团锦簇的缘故。因为作者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就产生了话题的多样化、结构的多元化、口味的多变化。一方小杂志，天地大乾坤，他们不经意的一个观点、一句导语、一种想法，便能勾起读者的兴趣，牢牢地俘虏人们求新追变、好奇敏锐的窥探心理，受到追捧也实属情理之中。

趁着暖来风，苏青点子活泛起来，不断有好策划助推杂志名气。

同题(命题)作文，这是大多文学爱好者喜好的文字游戏，苏青将其发扬得淋漓尽致。曾是杂志忠实“粉丝”的她，非常了解读者的胃口，清楚市场的需求，当然她会主动去抓住读者的心。

杂志发行的第三期，苏青就举行了一个题目为《最……的事》的征文活动。活动不限作者，不限期限，聊聊就好，说说就行：天下事，家国事；高兴事，悲伤事；有情事，无情事；忙碌事，无聊事，事事皆可，参与尽兴，一律不设奖项和奖励，纯粹的大家谈，有兴致便好。读者收获了，苏青受益了，作者也畅言了，众人各执己见，言论千秋，一番文思暗涌，波澜兴起，煞是好看，也足够热闹。

其实在第二期的时候，聪慧的苏青就已经找到了资金回笼的一些办法。比如预定预售，折扣吸引等，这种当代人常用的营销诀窍，苏青早就运用自如，令人不得不佩服她的见地和思维，非常有前瞻性，一位很会做生意的女作家，在民国时期不可多得。

时常制造悬念，吊足读者胃口，这是苏青惯用的营销理念。当读者还手捧着新期刊，津津有味阅读着文字的时候，冷不丁的一个作者、作品预告，已经将你带去了下一期精彩内容的想象中，这便是苏青的高明之处。在大刊物《风雨谈》上打广告，借力涨势，这种办法虽没有“一两拨千金”的功效，不过喜欢《风雨谈》的读者，必定有人会关注起《天地》来，于是《天地》和《风雨谈》呈现双赢局面，双方皆乐。

挂“名牌”，树“旗帜”，一个品牌企业，必定有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天地》也不例外，但如何打好这一张“牌”呢？创造机会，适时推出，或许才能事半功倍。苏青借助新年喜庆，顺势策划了一个特刊，将篇幅增大，将纸张质地变成铜版，如此便于登载作家的相片，从而产生视觉冲击，迎合了读者期待新年新气象的新鲜感觉，简单创新，却很有新意。

投身于事业中的苏青，忙忙碌碌，不断地开拓前行，她体悟着生命的真谛，体会着人间的百味丛生，也体味着离婚女子的孤独，那种难言的哀伤，一直伴随着她。谋生谋爱，可否两全呢？

第四章  两顶“冠冕”

谚云：水往低，人望高。试现目前所谓职业妇女的真相如何？几个赫赫有名的女事业家，还不是幕后全仗别人的照应？至于真正靠自己能力而生活的女人也不是没有，只是苦得可怜，或许仅够养活一身，远不及交际花之类倒往往是孝女兼做慈母的，她们负担极重，因此不得不阔绰地卖淫。

——苏青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这句经典语录引发的共鸣，不单是女人、名女人，或许，也能令男人心有戚戚。男人打拼似是循自然之道，是责任，是担当，若换作女子出头，一旦成功，有了名望，多半会顶上“女强人”的冠冕。这副“枷锁”下，看作褒奖、赞美亦可，认为强势、狠角亦是。

世间男子伟岸挺拔如青峰，女子柔美韧性似流水，山水相依，山水相映，诠释着生命的和谐与共进，彼此依偎，缺一不可。

当平衡一经打破，那么，格局就发生转变，男子以不变应万变，而女子却不得不为生存和生计而改变。这便意味着独立前行，意味着风雪自担，意味着孤绝坚守，她于是在众人的眼中，多了清冷，多了坚硬，多了一些“背道而驰”的作风做派。这是必然，也是无奈。

苏青有过两顶“冠冕”，被世人众说纷纭，至今也摘不掉。什么样的“冠冕”，竟然让她戴了大半个世纪，这得从苏青的作文、做人说起。

有人说她是“大胆女作家”，甚至扣上了不雅的“文妓”帽子。

这个中缘由，得先从苏青的著作、文章开始追溯。

在民国时期，尽管思想趋于开放萌动，但在封建意识的固守作用下，社会形态和人文环境既矛盾又接纳，既纠结又融和，既抵制又相契。非常具有时代性和标志性。这个时期的知识女性，保守中有观望，蜕变里求成长，她们知行未必协调、合拍，在坚定中反复否定，当这种现象一旦被人打破时，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引为舆论焦点，备受关注和议论。苏青就是这么一个吃了“螃蟹”的人。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文艺文学百花齐放，历数精彩篇章。年年岁岁却有相似，岁岁年年亦有相同，但若去挖掘与苏青文章异曲同工之妙的作文风格，却鲜有。其实文坛从不缺大家、名家，也不缺好文章好、风格。不过，苏青这股子笔力劲，泼辣、爽气、洒脱的文风，却是一眼就能甄别，“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就是她文字的魅力。

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短篇中的《谈性》《好色与吃醋》《谈女人》《谈男人》《谈婚姻及其他》等作品，在当时是开创了先河之举。一个女子敢于公开谈论男人、女人，敢于侃侃而述对情感的经历和看法，敢于在大众面前提及性及人性，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往往能窥探到其思想中的“离经叛道”，骨子里的“血性花蕊”，基于性子使然，才有了笔下的诸多因果。

据说，苏青最大胆的一件事是将《礼记·礼运》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修改成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个标点符号的简单移动，寓意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也正因为这件事情，扯出一桩文字公案，至今仍然被有心人津津乐道的揣度。

其实，民国时期女作家有文字公案的不在少数，林徽因与冰心因为《我们太太的客厅》，沸沸扬扬闹了半个世纪也不得消停，张爱玲与平襟亚因为《一千元的灰钿》延伸出来的《不得不说的废话》《“一千元”的经过》的文仗，也曾打得不亦乐乎。这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对探究苏青几桩文笔官司也好奇、冲动起来。

但凡看过苏青文章、了解她性子的人，都能从中体悟到，这是一位“强硬派”作风的女子。做事做人有主见，个性自我自负，这样的脾气最容易起事端。当然，这也是局外人的臆想和假设罢了，带有主观性和猜疑心。

都说凡事不能想当然，看到的不一定最真，听到的不一定最清，悟到的不一定最准，许多人事，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经由特殊的因缘发酵，起始和结果往往常出乎人意料。

苏青的第一桩文字官司，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来了，显然有些猝不及防。

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创办了半月刊《宇宙风》，在创刊号和第二期上，苏青分别发表了《科学育儿经验谈》和《现代母亲》两篇文章，先简单浏览标题，便知其行文率真。喜好单刀直入，对想表达的核心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意图明显。这种直截了当的手法，常常会将读者带到想象的误区，总觉得苏青的文章题材偏于议论，实则不然，她的短篇文字多为散文，笔锋有论文的犀利，笔力有小说的深度，笔触有散文的细腻，笔调更为大胆开阔，风格蔚然一体，自有乾坤。

在《科学育儿经验谈》和《现代母亲》中，苏青作文不失机警、幽默，她原本想抨击的是那些一味“迷信”科学养育，只会照本宣科的年轻母亲，养不好孩子，最终是靠奶妈的“土方法”将孩子带得壮壮的这些琐碎事情，纯属苏青个人经历感悟和真切体会，洋洋洒洒道来，有亲临其境之感，正因如此，有关注者和热心人就有看法了。

当陶亢德将一封读者来信转到了苏青手中时，不知苏青是哑然一笑，还是抿嘴无奈，或生气不屑。最终，在《宇宙风》第六期上见到了一名叫赵敏求的信件，一篇苏青作的名为《科学育儿经验谈之性质及命题》的文章。且不说信件和文章说了些什么，最大的看点却来自于林语堂附了一段话在苏青作品后面，他道：“语堂批案：你们俩一男一女，妄事生非，且语多牵扯，累及本“堂”，池鱼遭殃。本堂与原案无涉。不必搅在里头。且赵生牝鸡司卵，未免多嘴，冯氏逢场作戏，不必深责。是奶是水，全是捕风捉影，非奸非杀，何故击鼓喊冤？以喂乳作免战牌，冯氏既自知不合，倘汪妈呈辞职书，赵生岂甘为荐头店耶？冯氏发回养儿，赵生务须安分，此后若闻人作天癸高论，仰即免开尊口。”

能将林语堂吸引出来公开断案的情形并不多见，这次是何故呢？

一位初出茅庐的女作者与一位极为普通的男读者之间，他们因为对文章理解不同造成的分歧，原本《宇宙风》编辑做一段导语就可平息的事情，却惊动了刊物的发起人林语堂亲自出面调节，这似乎并不合常理。且说赵敏求的信件是没有提前公开的，是陶亢德收到后转交苏青预览，为此才有了苏青的下文。而下文之后还有“黄雀在后”，那便是林语堂的一段附录言论。当理清楚思路和线条后，是不是觉得疑惑丛生，是不是林语堂不经意看到了读者信和苏青文，因某种不谋而合的感悟，便来了兴致，发现了潜在的看点，并将看点有意放大。于是，一件本来寻常的文字官司，因为林语堂的批注(案)，名气大噪，刊物收益，读者满意。而作为“委屈一方”的苏青，无意间收获的却是林语堂的青睐有加，以及名号的打响。

或有人会说这样的猜测和揣度难免牵强附会了，事实上，林语堂爱惜苏青才情，那是有据可证的，原本他们的缘分还不止于此。林语堂曾约见苏青，却因苏青怀孕中或顾虑形象对自己信心不足，放弃了一次绝佳的因缘际会，不久林语堂便出国了。这件事让苏青终身抱憾，成了心口的隐痛。

到底是什么打动了林语堂，让他对苏青另眼相看，除了文字还能是什么！

幽默、犀利、直接、大胆，女子行文能如此，在文坛极少见，又合了林语堂的节拍，想来林先生他不参和一把，谁能有他这样的力度助推新人“苏青”呢，看似无意，却是有心了。

苏青的写作风格，敢于揭露的行文特色，让她的读者粉丝群多了几许期盼和遐思。

她说：“她们只能爱着男子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精子，利用它，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

她说：“男人都是爱女人的，然而不能够解释得明白，因此女人便淌眼抹泪。一般女人只知道细语温存，搂呀抱呀叫做爱，须知道男人们的事情正多着呢……又谁能专心一志的同女人缠绵？”

苏青语出惊人，道男人也不敢直白的性情话，这便惹来了“大胆女作家”的封号。像“男人爱女人的年轻美貌，这是男人的天真直率处，也是男人在生理上易于冲动之故。性爱原由刺激而来，然而不能持久，因为两人相处得久了，兴奋便自减少。”这样的描写，但凡写到女人和男人，她都不绝于口，随时道来。

其实，将苏青冠以“大胆女作家”的称号，还有一个值得探究的内因，那便是苏青的个人情感经历。在谋生谋爱的过程中，她曾纠葛的那些若明若暗的感情，成为诟病的引线。

除了苏青本人，没有人能真实全面地了解到她的情感经历，只能从她的小说、散文中，从某些作家的文字片段中，或一些八卦传闻里揣度那些她交往过的对象。政界的人物、军界的上校、出版界的编辑、新闻界的大腕、商界的老板、教育界的学校教员、工程师等，他们或与苏青有过情感过程，甚至有些同居过，遗憾的是没有人向苏青提出过结婚。

在《续结婚十年》里，苏青曾描写到一位叫谢九的上校，据考证，此人乃台湾作家王林渡，笔名姜贵。抗战胜利后，王林渡主持京沪地区日军投降接收，其间认识了苏青，因为彼此都爱好文学，有了共同语言，且这种非常时期中的苏青急需一个坚实的臂膀，既可生存，又能阻扰军统的骚扰(苏青与陈公博、周佛海、陶亢德、柳雨生等人的关系，难免会受到军统的随时传唤)，作为中统的王林渡，自然能庇护到苏青，加之王林渡之妻在战争中失联，于是他们的交往和同居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彼此的不信任和某些芥蒂，随着王林渡与妻子的团聚，他们之间的一切又归于平静，而且相互留下了“怨气”。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九的描写，王林渡(姜贵)非常不满意，甚至嫉恨，于是在香港的《上海日报》连载了半月的《我与苏青》，在台湾《文艺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妇艳》，都是对苏青的抨击和不屑。不过，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能够察觉到，王林渡对苏青上心过，动情过，也付出过，特别是在“失去”爱人后，他是真想与怀青好好过，但是，怀青却不这么认为，觉得谢上校与其他男子一般，为了情欲和性欲居多，尽管她也渴望一个真正的归宿，谢上校之于她，她有些爱不起来，也许这才是内因。

这段公案，局外人理不清扯还乱。

张爱玲对苏青一生奔波劳累的写照，只用了一句话，便囊括了全部——“谋生之外也谋爱”。从话中或能得知，如何维持生活，如何生活好，才是摆在苏青面前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有了这个基础，苏青才会考虑谋爱的可能性。那么，既然生活成了苏青的负担，她又是怎么“谋生”的呢？

1945年4月，苏青在《光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折扣》的文章，谈到了稿酬在文汇书报社遭到了剥削，内心不平，于是挥书说事了。不想，这有些泄恨的内容，有人看不过去了，一篇署名危月燕的《与苏青谈经商术》的文章发表在了《社会日报》上，文章中谈及苏青诸多的脾气和个性，当然，并不中听。

危月燕说，苏青“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领配给纸、领平价米，做生意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筹，她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著作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真足以使我辈须眉都自愧不如。”

这些还不能打住，他继续道：“虽然苏青小姐作风大胆泼辣，但就我个人来看未免失策，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苏青小姐太急功近利，结果反而贪小失大，以她的《浣锦集》来说，实在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此书出到第七版仍然定价一千元，未免太贵，再版书售价应该低廉一些才能畅销。另外文汇书报社的六折、七五折，也不算太高，卖给地摊报贩，虽然可以提高一个折扣，但一本书也只仅仅提高了十元左右，另外，小贩一次最多只能批销十本，且不能立即支付现金，不如文汇书报社一次性可预先付她书款的半数，如果只因为想多赚几万元，情愿放弃预支的现金，岂不是因小失大，失策过甚么？

第二，是苏青女士不太懂得出版与发行之间交情的重要，社会上女人做事派头奇小。有时明知吃亏也要顾及交情，俗话说吃亏就是便宜，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道理，如今上海的小报界对苏青女士的论调往往贬多褒少，岂属无因？如果认为都是有人从中在作祟，那就大错特错了，希望苏青能知错改错，反躬自省，若认天下人都是凶人，在《天地》杂志上写《敬凶》这样的文章，那么在社会上非成为孤独者不可。

第三，商场上建立信用是第一要义，信用就是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苏青小姐只知金钱，不知信用，在发行中今天托这家，明天托那家，甚至不惜纡尊降贵亲自跑到报摊上去接洽，为一两个折扣将协议置之不顾，虽然手段厉害，但一旦失却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文章的最后用一首打油诗结束：勿贪小利，要卖交情，建立信用，第一要紧。结婚十年，应懂做人，出言吐语，自己谨慎。乱发脾气，非生意经，依法追诉，不知所云。得道多助，失道寡邻，不必敬凶，自有钱进。”

看到这样的批评文章，谁能受得了，换作当下，不管谁是其中的主人翁，也得吵得天翻地覆了。

这样的文字，是朋友间的调侃，还是朋友指正苏青问题，或是文者为报社打抱不平，当然也存在与苏青有过节，产生文人相轻。其实这个人苏青太熟悉了，她曾经是《天地》杂志的作者，那个时候，这位作者的文章还不止一次发表在期刊上，这人便是作家周楞伽，与苏青熟识，算是老朋友。这样说来，同为作者的周楞伽为何帮着报社说话？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不管如何，官司是拉开了战幕了，苏青老是不小心就中弹，这确与她的文风和作风有关，“小鹦哥”嘴害人啊！

苏青能咽下这口气？肯定不能。

4月20日，苏青一篇名为《女作家》的文章发表在《光化日报》的“饮食男女”栏目，说有人攻击她文章走红的原因是写了一些“月经带文字”，说恨不得说这话的男子“自宫”或帮他“割掉男人的累赘”。而后直接对准周楞伽生理缺陷攻击，说他是文汇书报社破格优待的文人……女作家也是人，人的权利总要争的，你周楞伽不喜欢贪小，随便你把书款全数奉送给人，或者不收版税也好，不关我的事，但是我的事却不要你来瞎管，你耳朵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不要把鸡毛当令箭。最后苏青还补上一句：“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文仗的结果是，报社乐，读者笑，当事人气。气了就更咽不下气，得继续战斗啊！

不久，周楞伽直接真名在《社会日报》上《正告冯和仪》，说原本玩笑几句最后却愈打愈凶，不惜人生攻击，说苏青的《结婚十年》这样的作品是毒害青年，麻醉社会。

苏青对此再道《矢人惟恐不伤人》，谈作家应有的条件和为人，讥讽周楞伽多管闲事，提及他耳聋残疾，对此挖苦。

紧接着，怒火冲天的周楞伽再发表了《再告冯和仪女士——论当女作家的条件》，他说“冯女士当不当女作家，不关我的事，但冯女士既以女作家自命……可是她给予我们的作品太使人失望了，什么《结婚十年》《饮食男女》，翻开内容来一看，满纸‘风流寡妇’‘两颗樱桃’，大胆老面皮，肉麻当有趣，读之使人魂飞天外，魄荡九霄，难怪苏州某书店将她的作品称之为‘科学的性史’，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社会的进化，是足以毒害社会，开历史的倒车。敬告冯女士，女作家的台被你坍尽，你如能从此不当女作家，退出文坛，此乃文坛之幸，女作家之幸也！”

最后战斗还不罢休，周楞伽又针对苏青新发的文章《敬凶》发表了《毕竟是谁凶》，而另一篇《犹太型》中的一篇打油诗：“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书中自有颜如玉，恋爱岂可向众论。应得权利难放弃，迟付书款杀头型。拜金第一人都晓，何必推非以色民。”让苏青从此脱不掉“犹太作家”的帽子了。

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沦陷时期的民国才女难上加难！

苏青纵然有许多不是，但是她坚强不息的谋生精神，一个人赡养母亲、长辈、弟妹、孩子的担当心更是令男子也汗颜，她有她做人的原则和道义底线，不失为一位有骨气的新民主主义女性。

第五章  苏州行记

席上向汪正未先生索稿，汪先生命先喝酒，乃一饮而尽，不觉即醉。下午去天平山，不得不坐轿子，在轿中睡了一觉，途中风景不详，抵山时尚醉眼朦胧，爬到一线天时，才感到危险，稍为清醒一些。归途中抬轿女人絮絮京小账，游兴为之大减。

——苏青

电视连续剧《天道》中有一个关键词——文化属性。

中国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美国谚语：“一个人做生意，两个人开银行，三个人搞殖民地。”

文化属性的最基本定论：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的习惯的定性(基本的文化素质表现)即为文化属性。

这是一个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的充满哲思的蛊惑词汇。如果将它置于沦陷时期的上海滩，置于当时文化圈里的一群人，置于一位叫苏青的女子身上，那又烙印过什么样的文化属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作家沈从文在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了京派和海派的关系。沈从文、芦焚、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李健吾等为京派代表，张爱玲、苏青、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则是沪地热门人。不难看出，南腔北调，风格迥异中，源于“土壤”“空气”“温度”的大相径庭，发酵的文风、气韵、格调皆有所属，带有明显的地域标识。

于是，京派和海派作品，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影印在历史烟云中，折射出某段残垣断壁下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伴随时光的碾磨，越来越珠圆玉滑，不断被拾起、问及。

而不管何时何地何境下，推动、造就繁荣的文学事业，将这些文化符号宣扬、传递出去，须得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精通业内的出版商，名堂响亮的出版物，在这些载体条件的支撑下，顺势而为，顺应而为，顺时而为，或许就能水到渠成了。

在四十年代初的大上海，文学之花处处皆放。出版人即是作者，作者便是编辑，编辑原是出版商，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抱团，彼此依偎取暖，资源共享就成为一种必然。

苏青笑说“叨在同性”，即俘获了张爱玲的芳心，成为《天地》杂志的常驻作家。换作其他出版人，能像苏青这样以最少的成本博得最优秀的人才吗？

陶亢德发现新人苏青，多有书信交流；柯灵想留住张爱玲，亦师亦友，颇费心思；有“东方佐尔格”(五重间谍)之称的《杂志》老板袁殊，他联络作家的方式，更为大气，曾邀请十多位文化人去苏州集体游玩，只可惜，重要嘉宾周黎庵和张爱玲却缺席了。当然，这并不影响一行人的心情和雅意。特别是苏青，忙碌之余，正好放松疲惫的身心，她的兴致更浓。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以苏怀青的体验角度，将此次出游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再现了当时文学群体的形态，文人作家的心态，同行者间的情态，在那些细心、微妙的文笔流转间，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文化众生相，这些侧影的写照，远远不只是苏青在表达个人情感，其中对几位左翼人士的描摹，恰好刻录下他们的“工作”影子，弥足珍贵。

一位是文中的郑烈，其现实原型是袁殊——苏游活动的发起人。这位有着特殊身份，在特殊年代中，在各种场合下扮演着各种角色的文化人，他以军统、中统、汪伪、日伪等不同的势力作掩护，借机、借力为党搜集情报，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其实袁殊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先后开办的《新中国报》《杂志》月刊、《政治》月刊等，成为其最佳的工作平台和活动掩体，便于积极联络各方、各界的情报。据说，袁殊曾经邀请过苏青加盟他的编辑团队，而苏青则因袁殊的“日本汉奸”身份拒绝了。

地下党员组织的苏游活动，袁殊会邀约自己的同志参加吗？

掠过一些文字记载，慢慢去抽丝剥茧，倒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苏青说：“她本是江北的“左”倾女性，给郑烈手下的特工捉过来，备受酷刑，不肯投降。后来郑烈本人惊奇而发生兴趣起来，不知采用何种手段，居然使得那位女英雄帖然就范了——至少在表面上。”

这个“她”是谁，苏青说“她”名为“张明健”；她为什么被抓，特工说她是“左”倾人士；郑烈因何会对她有了兴致并让她帖然呢？苏青智慧巧妙的一句“至少表面上”，让人茅塞顿开。同志间不就是战友嘛！张明健的原型，后被证实为吴婴之，她在这次活动后交上的作业稿题目为《登灵岩天平》，文中自称记者，点到“如果说这是义务……”由此可以设想，她会不会是袁殊杂志的编辑呢？以这样的身份作掩护，加之有袁殊“罩”着，那么工作就自然容易开展了。

吴婴之还说：“同游作家中，有两位是女作家，一位是《女声》社的关露小姐……”当然另一位则是苏青了。

再从苏青《续结婚十年》中去认识关露小姐，她什么样的一位人物呢？这次苏游既然是一行三位女性，而张明健(吴婴之)和苏怀青(苏青)身份自是不言而喻，那么，另外便是苏青笔下的“秋韵声”小姐。她又是作甚的，与袁殊有什么关系？

苏青道：“秋小姐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编这本《妇女》，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她见了张明健很是喜欢，说她俩是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过来的。”

与吴婴之的游记对照着细看，不难发现，这位秋小姐即是关露，而且和袁殊、吴婴之关系密切，她也是左翼人士。一句“她俩是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过来的”，苏青用得巧妙，有四两拨千斤之效，点明了俩人战友、同志情谊，这次不期而遇，自然显得格外惊喜和欢欣。不过，透过苏青字里行间的语气，她对秋小姐(关露)还是保持着距离和看法，或有文人相轻、才女抵触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关露和吴婴之对苏青也有芥蒂，毕竟她与汪伪政权要员走得近，他人也会避嫌。当然，苏青也会想，既然秋小姐你是左翼人士，为什么搅合在日本圈子里，因为苏青的做人底线中，绝不交往日本人。

但她或许没想过，袁殊、吴婴之、关露与形形色色的敌人、日伪、汉奸交道，正是他们开展工作的好平台、好良机。这一群红色“间谍”，日夜行走在滚烫的钢丝上，生命插入敌人咽喉中，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局外人根本不能懂得也无法辨识他们的思想行为到底为何，只有当历史大幕翻开新篇章，回过头去检索曾经，猛然间，哦！才知道原来如此。

苏青看她们，应是雾里看花，偶然间捕捉到一些讯息，却又在转瞬间消失殆尽。彼此不是“同道中人”，怎能知道同道中事呢。

这次苏游，关露交卷一首诗歌：《吴歌》。

苏青干脆奉上心里独白，几篇日记虽别出心裁，却有应付之嫌。

同去一行十多人，据说还有实斋、谭惟翰、文载道、钱公侠、黄果夫、谭正璧、予且、江栋良等，他们都有作业交与《杂志》。这些作品有《苏州记行》《苏游杂记》《苏台散策记》《苏州的女轿夫》《苏州印象》《记灵岩天平之游》《苏州印象记》《苏州素描》《登灵岩天平》等，以此表示对东道主袁殊的感谢和对期刊的支持。

从活动名单中不难看出，除了两位女性，其他男作家多与苏青熟识，他们同时也是《天地》的忠实作家。袁殊此番揽才纳贤，实属人才合理流动，资源共享之举。其实，从1943年3月开始，苏青就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胸前的秘密》《一张熟悉的脸孔》《听肺病少年谈话记》《好色和吃醋》皆发表在《苏游日记》之前。而《杂志》后来还陆续刊登了她的《蛾》《河边》《评影片〈现代夫妻〉》《为杀夫者辩》作品。其中一篇《为杀夫者辩》，曾经还掀起过一场舆论的轩然大波。

她要做什么，这么坚决！她要为“杀夫者辩”！

“杀夫者”，一个手刃丈夫的女子，与苏青何干，这种刑事案件，哪儿或许都可以抓一把，不过这次还真不是苏青先多事。其实起因简单，一桩社会热论的詹周氏杀夫案，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杂志》记者新闻触角敏锐，决定约稿苏青，希望她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题目本是拟草好的，或是基于此，苏青兴致不高，虽最后应承写，但其内容却大大超乎记者的预想，其观点是为杀人犯辩论，这种背道而驰的做法和作文，当然符合苏青的个性特征，不然，《杂志》也不会约稿于她。苏青总能在普通的事件中独辟蹊径，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撕开事物的伪装，在扑朔迷离中理清线索，还原本来面目，不管她阐述得是否透彻、完整，其笔锋是犀利直接、咄咄逼人的，杂志社喜欢这种铿锵的声音，苏青的文字在当时走红，也就不难解释了。

对于詹周氏杀夫这个案子，社会舆论无非众口一词——杀夫者该杀！当苏青的稿子《为杀夫者辩》交到记者手中时，摆在《杂志》编辑面前的难题是，该不该刊登呢？放眼望去，除了杀夫者的辩护律师必须为其辩护外，唯有苏青胆大包天的为犯人“叫屈喊冤”。苏青是想博得读者眼球，或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又或脑子突然卡住了，而知道苏青文风的人，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幼时父母双亡的孤女杜被周家收养，十七岁时许配与詹云影，结婚后才知这位男子不成器，成天晃荡在市井中，不务正业，也不养家糊口。某日詹周氏提出变卖一些家具做点小生意，结果遭到反对，甚至无端唾骂。这事在平时，或许詹周氏忍气吞声一晚便过去了，但经历了长时间压抑和抑郁的她，在此刻完全失去所有理智，提起菜刀对准睡觉中的丈夫颈部就下手，直到砍死，怕被发现，分尸藏于皮箱中，最终让邻居识破。整个案件清晰、简单，起因、结果一目了然，不过，小报在血淋淋的背后看见了商机，不断挖掘、甚至编造故事曲折，让剧情充满看点和爆点，赚足了银子。

《杂志》也凑上一把，当然刊物不能走小报“乱编一气”的路线，他们约稿的作家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在公众视野中，能凝聚焦点，引出关注点，从而达到好卖点。苏青的《为杀夫者辩》，确实“奇葩一朵”，《杂志》在慎重考虑后，应觉得其剑走偏锋，观点新颖，有可圈可点之处，最后刊用。

苏青是怎么说的呢？

她道：“于是当地大小报章便热闹起来，有的标题为《酱园弄血案》，有的称为《箱尸案》，最普遍的则是叫做《谋杀亲夫》。我以为夫则夫耳，有什么亲呀不亲的……老老实实说来应叫做‘杀夫案’，什么血啦，箱尸啦，不免太像侦探小说口吻，而‘谋杀亲夫’云云则又是十足封建味的。”

她又道：“有一家小报说是贺大麻皮‘生有异惠’，果然当天该报就多销了数千份。又有一家小报说是贺大麻皮甚不中用……于是读者又万分感到兴味，那张小报的价目当即发生黑市。”

苏青《为杀夫者辩》，不如说是为社会风气辩论，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有了媒体的介入炒作，有了低级庸俗的阅读群体，有了发酵的空间和土壤，一切都顺理成章起来，让事件背负了过多的舆论焦点，让有心编排者赚得盆丰钵满，让人性的弱点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这些人难道不是和杀夫者一般，有精神疾病吗？

一针见血，这就是苏青的手腕和风格！

第六章  我看苏青

老实说，历史家常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美貌而走。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了人家小老婆，便觉得独宿就该可怜，如冯小奇般，双栖便该祝福，若柳如是然，全不问这两家大老婆的喜怒哀乐如何。但假如这家的大老婆生得美丽，而小老婆比不上她的话，则怜悯或祝福又该移到她们身上去了，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活该，惟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苏青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北宋文学家苏轼一首《题西林壁》，朗朗上口，禅意蕴藉，很受追捧。诗文揭示一个哲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态、不同的看者，看待同样的事物，却因感受不一，产生的认识就大相径庭了。

现代作家王安忆说：“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她是谁？为何说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是回来对“文学”负责的，这种热切褒奖和高度赞扬，是诚恳而自然的，是主观、个性、不加掩饰的，王安忆说她“似曾相识燕归来”“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说她“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着一身精致的滚边的别了小胸针的绛紫旗袍，从烟云浮华、喧嚣芜杂的背景中走了下来，精神而神气着的模样。

在这城市的某个巷口、某一隅，冷不丁会看见有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王安忆说《寻找苏青》，“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但是，“倘若能看清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女性市民”。苏青即是上海女子栩栩如生的写照，转瞬半世纪，那个夹杂着宁波口音，怀揣着乡土情怀，饱含着大上海心的女子依旧如故，或现实中比比皆是，只是苏青多了些文艺范，多了一支锐笔。

王安忆说苏青，免不了谈及张爱玲，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她们被誉为“上海双璧”，同为海派代表作家，同时期耀眼在上海文坛，又是人所周知的“闺蜜”，其生活与事业重叠交错的故事，衍生枝繁叶茂，纷纭众说。

“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王安忆眼中的张爱玲，总是隔了那么一层“捅不破”，触手可及，却又镜花水月，一切幻象遥远而极近，形似清涧水流，无法方圆中定格，这便是张爱玲。

相对于张爱玲的玲珑通透，苏青为人处事现实接地气。王安忆看苏青和张爱玲，是女性视角审视女人，是女作家心理欣赏同路人，是当下人探究民国风，始终隔着山重水复的时光距离，难免萍踪追影，雾里看花。

1945年4月1日，《天地》第十九期上刊登了张爱玲的《我看苏青》一文，这篇文章至今被人津津乐道，文中包含了些什么信息呢？

张爱玲说：“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这样的开篇着实有意思，先是释疑两人并非“亲密无间”，再是解惑同行女人的“距离”问题，看似不痛不痒，简简单单却暗含着许多讯息。所谓的“闺蜜”情，许是旁观者和后来人欲加的，在张爱玲眼中，苏青与她的关系“复杂”，唯有她与炎樱是赤诚相对的。

不过，张爱玲说得倒是事实，苏青与她之间确实存在诸多纠葛与牵扯。

苏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媒人”。因为苏青邮寄的一本杂志，胡兰成在书中认识了张爱玲，并千方百计的从苏青那儿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从此演绎了一桩“倾城之恋”。

苏青与胡兰成有着忽暗忽明的“友谊”。苏青先于张爱玲认识胡兰成，他们之前或曾有过猜测不透的情愫或情感。当然，至今也没有文字印证，也让这件事更加扑朔迷离，无法真正盖棺定论。

张爱玲是苏青《天地》杂志的忠实支持者，是驻守最长、发表文章最多的作家。胡兰成也有几篇作品刊于《天地》上。同时，苏青与张爱玲皆为四十年代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她们“双璧辉映”，引领了海派文学新高度。

一起出席对话节目，一起逛街购物休闲美容，一起在刊物上同题同乐……

其实她们之间有许多的往来交集和情感交织，那么，张爱玲为何解释说她们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亲密，不是经常见面呢？

心性淡薄、心气极高、心思慎密，这样的张爱玲，朋友机缘是极少的。当然，一旦认定了朋友感情，她也是不离不弃的，比如与炎樱便是如此。不过，张爱玲能勤耕执笔于《天地》，并能洋洋洒洒畅谈心中的苏青，这说明她对苏青是存着真挚情谊的，是一种不自觉的真正理解和心心相惜。苏青不易，她知道；苏青性格，她懂得；苏青渴望，她明白；苏青那些心路和情感经历，她也看得真真的，悟得切切的。

她说：“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伟人’，‘女人’就是她。”

她还说：“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到得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

张爱玲总能一针见血的看透到事物的本质中去，苏青与丈夫李钦后，他们婚姻背后的脆弱，李钦后的性格特征，这段婚姻失败的问题症结等。最终，由张爱玲为他们做了总结定位，非常理性，恰如其分。

苏青常常是忙碌的，打理出版社，交际社会人，惦记家里人，守好自己心，她能闲下来的时候极少。“她难得有这样的静静立着，端详她自己的时候，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校，使我想到‘乱世佳人’。”从张爱玲笔下跳出来的字眼，苍白而冷峻，近距离地端详苏青，那么婷婷而立的一抹青色，怪惹人心疼。

“有一次我同炎樱说到苏青，炎樱说：‘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开心。’”这或许就是苏青的悲哀了。男人看她是女汉子，女人看她为强女子，他们与她一起，感受自由，感受温暖，感受理解，因为苏青承担、包容、宽厚，朋友们理所应当接纳苏青的好，苏青的情，苏青的爱，不必更多地考虑为这女子做些什么，好似是她不需要，或者她什么事都能办到。

“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这句话成为了张爱玲对苏青评价的经典语言，也是她们友谊的共同见证，即使有人质疑太过自我，太过夸耀，不过以张爱玲的个性和笔调来看，实属正常不过，随心而论，自是坦然的。

张爱玲的《我看苏青》，在字里行间或只字片语里，总是游走着一种不经意的居高临下气息。她说“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说“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还说“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等，透过这些语气和言论，张爱玲对苏青的认知角度，有种无意识的审视感觉。

张爱玲看苏青，看到职业女性奔忙中的憔悴一面，而身为张爱玲丈夫的胡兰成却看到了苏青姣好的面容，这仿佛暗示着些什么？

胡兰成说：“她长的模样也是同样地结实利落，顶真的鼻子，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无可批评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与完成，是那样的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这样不留余地地夸赞老婆的“闺蜜”，不知道张爱玲会心生醋意不？不过，胡兰成这段描摹情景确实美极了，不管是男人女人，或都愿意尾随着他的目光，在泛晕的灯光下，轻轻地凝视埋头写作的苏青，知性而温暖，静怡而安然，那么的美好。

这种娴熟地勾勒和写真，如果不是近距离，如果不是亲密间，如果不是常相望，怎能道出“一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感觉呢。只不过，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女子温柔静静地凝视男人，而男人默默地伏案灯下，才符合剧情的发展和情景的规律，似乎角色倒置了。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以不同的身份相望，便产生了不同形象的苏青，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她呢？其实，每个人心中的苏青都是那个她，从不曾改变，也不曾淡忘。

张爱玲四十年代看苏青，王安忆九十年代寻苏青，真正体现了时间不是距离，久远不是问题，看人看事看物，无非一个“心”字、“诚”字、“真”字罢了。

当然，也有人看苏青，心得大不同。那便是苏青曾经的邻居，熟友徐訏了。

他说：“苏青所写的则也只限于一点散文，以俏皮活泼的笔调写人间肤浅的表象，其成就自然更差。”苏青是更差了，那么，比苏青好一点点的这个作家是谁呢？

“我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时，很想看看敌伪时期占领区的文艺，文艺的表现不外是生活的生命的或是社会的时代的，无论是歌颂诅咒或讽刺……我只看到一些散文，而也是些零星的萎弱的作品……有人介绍我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原来，那一个比苏青稍强的女作家便是张爱玲了。徐訏说他“只看了一些散文”，而且是朋友推荐看的。那么，他以什么标准定论苏青和张爱玲的写作水平呢？两位女作家成名恰巧都是小说，以散文对她们盖棺定论，确有断章取义之嫌，实为欠妥。

苏青曾是徐訏的邻居，他们亦是同乡，苏青还准备在《天地》上发表一篇文章《记徐訏》的(不知何故，并未上刊)，如此看来，他们应该是彼此了解的，有较多交集的，但是为何徐訏在文中却表达出不屑一顾的看法呢？原来，徐訏的前妻丽英，后来成为了苏青丈夫李钦后的情人，这种难言的尴尬，唯有当事人清楚明了，提到苏青，徐訏就来了气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最终，有人将徐訏、张爱玲、苏青归于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中，这或是徐訏不曾想到的吧。

第七章  掩卷·身不由己

这季节的庭院，旁斜的幽趣，从隔壁的墙垛上探过来。

它是翡翠绿的，不似榕叶儿轻纵的经脉，细细的、尖尖的伸向青黄的边缘。

到底是初冬了。

鸟儿的鸣叫，从早落在枕边就不得消停。那西窗上偶尔有风来，有三三两两路过的清影，没有人望向窗外，窗外一阵阵扑哧。四野在逃窜，然后，微亮的世界俯下身来，悲悯又开始鸟瞰了。

自由吧！

枝枝蔓蔓的，它始终属于苍绿，属于依附而生却又不肯屈首的绿萝。

它纠缠墙垣，墙垣下汪汪的一潭深幽，它打了鸠占鹊巢的小心思。

然而，落叶寻根，片云归洞，日暮西山……

洪荒无非一泻而下，日子总是不管不顾，时光原本不堪回首。

曦晖隐了，涧水凉了，岁月走了。

冬天还在。

春天，远吗？

第六篇  开到荼蘼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

轻狂不知疲倦

——泰戈尔

第一章  大江东去

其实我的境遇也同你差不了许多。我们都像一株野草似的，不知怎样地茁出芽，渐渐成长，又不知怎样地被人连根拔起来，扔在一边，以后就只有行人的偶一回顾或践踏了。但是，近年来我渐渐悟到了一个道理，即愈是怜惜自己，愈会使自己痛苦，倒不如索性任凭摧残，折磨而使得自己迅速地枯萎下去，终至于消灭，也就算是完结这人生旅行了。

——苏青

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人与人，人与人群，人群与人群，关关联联的情势延绵，即使再错综复杂，彼此走向对方时，路径也是通达的，人心也是圆润的，情感也是交融的，是不断向未来索求饱满、圆熟的。

于是，担起难料世事，肩挑雪雨风霜，承载人生起伏，便成为生命的必然和宿命。

于是，世间自然属性，社会犬牙交错，人性棱角分明，它们构建了琉璃斑斓的赤橙青蓝紫，色泽万物，蓬勃生机。

于是，不得不向每一份因子垂询内核的本真，它何时走失，何时归来，又何时褪去青涩和坚壳，甚至撕下那些伪装的保护。

于是，世故孕育而生，充盈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交往中。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接纳它，面对它，告诉它。当瓜熟蒂落时，便是生命最完美、包容、善良的成熟呢。

当横生枝节，一切行进戛然而止时，又该何去何从？

比如说苏青的《天地》杂志难以为继了。

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上海时局混乱不堪，安全和生存都顾不上的人众，哪有热情坦然欣赏《天地》文学呢？与此同时，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大大增加了投资成本，那些曾经活跃于《天地》的名家大家也骤然隐去，各种压力下，期刊滞销就既成事实了。而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出路在哪儿，苏青面临着艰难的思考和抉择。

当初，苏青开办出版社及杂志，依托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启动资金有人送，紧俏配纸有人给，文章作品有人投，期刊出版有人销，可谓顺风顺水，一派红红火火的繁荣景象。《天地》运营前十期，盛世空前，时有脱销。而苏青于1944年将自己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的《结婚十年》集结出版，半年内再版达九次，到了1948年年底，竟然已有十八版之多，热潮此起彼伏，掀起一阵“海”风涟漪，这也奠定了苏青被封为海派文学领军人物的基石。同时，苏青还将创作的大量散文、小说作品集结，出版了《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等。这些骄人成绩的取得，不但能赚钱养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因此，苏青是全力以赴在奔跑，在打拼。

她累，但她坚韧！

因此，她必须说，不吐不快。1944年11月，苏青在《大众》第19期上发表了《做编辑的滋味》，诉说着心中的苦闷和郁结，但谁能了解和理解呢？

做作者难，做编辑难，做出版人难，做老板是难上加难啊！何况苏青演绎着几重角色，有时甚至要参与设计、发行、运送等普通工作，“铁人”也不过如此了。

《天地》惨淡经营，苏青不得不想法子广开门路，意图扭转颓势，她准备再办一个期刊《小天地》。然而，这种率性而为的转向、转移，让人难免对苏青的考虑产生质疑，她是否认真、慎密地研究过市场和现状，既然基础扎实的《天地》已然走向衰颓，其真正的原因何在？

或许，战争局势、政治局势、社会局势影响的人心走向才是刊物每况愈下的关键点吧。这就意味着，市场的退化与杂志本身关系不太大，要给予维持，营造大众看点，启发读者热点。而最坏的打算便是“关门大吉”，等待机遇再次来临。最终，苏青选择了一种极不妥的办法，1944年8月，她兴办了新刊物《小天地》，主要刊登一些精炼、短小、轻松、趣味的文字，它小到只有小三十二开那么大，想与《天地》形成姊妹对，加强连横合纵，但，有用吗？

最终事实证明，这样只可能衰败得更快。1945年6月1日，第二十一期《天地》杂志出刊，这也是最后一期《天地》杂志，它的猝然中断，连对读者说声再见也没来得及，就停刊了。之前苏青还预告了下期作品有《红楼一角》《恋爱的况味》等文章，她的长篇连载《朦胧月》发表两期后也嘎然中止。《小天地》也在出刊几期后自然消亡，没人记得它的来去、消长。

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社挂牌于爱多亚路一六零号六零一室，地处租界。后改为大上海路，今是延安东路。1945年2月，摇摇欲坠的天地出版社迁址到了上海拉都路三八八弄九号，离《天地》的扼腕关闭仅距4个月。其后，苏青还将自己家做过出版社社址，当然，那时“天地”已去。

时隔两年的1947年4月，迫于经济压力和生活困难，苏青重新点燃了开办出版社的热情，她用自己的字号“允庄”登记注册了四海出版社，次年11月11日又注册了天地书店，有点产销合一的经营理念。苏青将自己曾经出版过的书再版，将前期撰写没出版过的新版，采取自产自销的服务体系，减少成本，节约开支，以书养书，以书赚钱，以书养家，以维持老人、孩子，甚至前夫的安稳、现实日子。苏青一身包袱，酸楚难言，无法诉说，无法倾吐，更无法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唯有前行，独自上路。她将生命的伤痕静静地掩埋在时光长河中，等待消褪，烟消云散。

在四海出版社创办期间，苏青新出版了《续结婚十年》，她在序言《关于我》中说：“关于我的一切，其实是无须向人申诉的，不过我有一种心直口快的坏脾气，话在胸中淤塞得长久了，不吐不快，想想还是趁着这次印新书的机会，把它原原本本的说一番吧。”

不得不说，不得不提，不得不解释了。这是一种心理需要，一种自我辩驳，一种在政治压力前吐露心声的最佳方式和途径。关于大众想窥探的，想知道的，想明白的一切，苏青一下子敞开闸门，吐了一个畅快淋漓，其实质不过是聊以安慰压抑、憋屈的苦闷和心思。

她道：“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这也是古人曾经说过，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得有一个身体，能自我管好饥饱的身体，健康的身体。

苏青说我要生活，要养育孩子、老人，我要靠双手自食其力，错了吗？

不过，当她在1944年11月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秘书的时候，不知想没想过，尽管这个职务只是挂职拿薪水，但是，其组织的性质，一经牵扯，就染上了一层生生世世也无法抹去的不光彩，让人唾弃和诟病，这是不容辩驳的。

当然，在《关于我》中，苏青谈到了许多详实而具体的问题和想法。

她说：“其间也有许多小册子对我作个人的攻击，加上连环图画，绘得恶形恶状的。千篇一律的话大概是讲到私生活之类，例如与某某有关系啦，借什么敲一笔大竹杠啦，以后又广蓄面首啦……把一个艰苦写作的文女人当作放荡不堪的妖妇来描写，在我简直是梦想不到的事……记得一本‘前进妇女’里索性老实不客气的称我为‘文妓’，主张国府‘严惩’……”

作为热门的话题名人，据说现在有专门的公关团队为其服务，有的是将某些不利的传闻清理了或降低传播热度，有些名人竟然想方设法制造舆论话题，以提高知名度和保鲜度。

苏青在上海滩不需要制作话题，有永远的是非话题跟着她，如影随形的结果是，她愈红，炒作越厉害，她一开口，舆论更加猛烈，但是从没见她真正妥协过，退却过。苏青是“铁人”，有“铁腕”，更有“铁肺”，她将一种“没心没肺”的问题处理方式正确地用在了疑难杂症中，坦然面对，该说就说，余下的读者去斟酌、理解，其他的无关于她了。

她在《关于我》中最后表白道：“三四年来，我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我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过，因为自尊心及尊重别人的心。”“今天是旧历元旦，家里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上门……可惜的是我连这些爆竹费都仍‘小气’而舍不得花费，闷在阴冷的房里，我只好翻翻旧报，发觉里面所提起的‘苏青’恐怕绝对不会是我，而是另外有这么一个很不堪的，然而实际生活却是比我可羡慕得多的女人！”

陷在舆论漩涡中的苏青，坐在清冷房间里的苏青，那个操着宁波腔行走在出版路途上的苏青，那个不低下自我头颅却又不得不委曲求全于现实的苏青，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苏青，几十年众说纷纭，依旧难以定论啊！

第二章  人间万象

生命像海，平静的时候一片茫茫，没有目的也无所适从，但忽然间波涛汹涌起来了，澎湃怒号，不可遏止，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前面的推着更前面的，大势所趋，不由得你不随波逐流的翻滚过去。一会儿，风停了，汉平了，剩留下来的仍是一片茫茫，疲乏地，懒散地，带着个波涛的回忆。

——苏青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说：“戚先生的手尽抖着，似乎有什么病，饭是仅有一些些，他吃完了便索饮冰水，我不禁抬眼瞧了他一下。他微笑道：‘不要紧的，我的胸口有些闷。’又问：‘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你的吗？譬如说经济方面……’我听了心中很难过，他以为天下都是势利者，不是借钱便不肯来的吗？戚太太以为我不好意思开口，便说：‘你要什么我们都肯答应的，现在算是患难朋友了。今天我们还算比你富有些，将来也许要请你帮助我们呢。’我知道她也根本误会了，只觉得其言甚凄惨，听着几乎使我落掉泪来。”

“‘快近黄昏了啊！’他感慨地说。”这位戚先生，现实中便是汪伪政权的大汉奸周佛海，戚太太则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某一天，上海的某栋公寓，门口筑起了小堡垒，很是森严，苏怀青好不容易说明来意，得到许可后，进门探望昔日的朋友。朋友此刻已然失势，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这种情形下，多少人避之还来不及呢，可是，小说中的苏怀青却没有顾忌这些，依然以朋友的身份前往看望，倒是出乎主人戚先生和戚太太的意料之外。

他们原本想是怀青在现实中遇到了困难，前来求助于他们，便不自觉地关心起来，说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可以帮到一二。当怀青听到这样的话语后，一时间心有戚戚，黯然伤悲起来，几乎落泪了。难道以前的朋友，来探望他们的极少，难道朋友间的友谊只有利益的驱动，或者最终选择了明哲保身。对于怀青的突然造访，他们除了心有感动，难免会揣度来访的真实意图，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一种自然的关怀之意，本是很简单的想法，但于怀青理解来，多了些五味杂陈的感慨。

苏怀青对戚先生和戚太太的这份友情，何尝不是苏青对周佛海和杨淑慧的情谊表达呢。周佛海是大汉奸，在政治上，苏青与他们没有半点瓜葛，但论到私人感情，杨淑慧对苏青照拂相当多，这是不争的事实，苏青记情，别人给予的点点滴滴她都会铭记于心，想来无以为报，如果探望算是一种情意的表达，那么，苏青这种行为是令人钦佩的，此时与汉奸还有来往，界限不清，是相当涉险的，留下被人说事的话柄，不是明智之举，但到底苏青是做了。

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出版后，第一时间给杨淑慧送去。那时，恰逢蒋介石对周佛海颁布特赦令。杨淑慧收到书后自是感慨万千，当即回信道：

和仪贤姊惠鉴：

睽离二载，世事沧桑，可胜感叹。顷接华翰，殷勤慰藉，隆情高谊，感何可言！外子事幸蒙国恩，谅于报章早已得悉，必与妹同庆也。《续结婚十年》妹已拜读，字里行间可知吾姊年来应付难矣，妹本拟返沪一行，奈沪地无家可归，京地又须每日送守饭，故迟迟又迟迟矣。吾姊有假可否来京一转？斗室虽小尚可下榻。纸短情长，容当面诉。

此复。

敬叩

著安。

妹杨淑慧

5月26日

这封杨淑慧的来信，苏青一直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被公安局抄家时。为何苏青选择了收存这封极可能惹麻烦的信件，答案不得而知，但是从中能体会到苏青很重视这封信，重视它的存在，重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一种温暖叫友谊，值得且行且珍惜！

之后，杨淑慧又将书带到了狱中，带给周佛海阅读。当周佛海看完《续结婚十年》后，情感澎湃中在日记里写道：

女作家苏青，胜利后迭遭攻击，顷承赠新著，作诗二首谢之：

新书苏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困寒暑异，时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类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后是非浑莫定，漫将惠誉付东风。

“一切一切的人们，从此我就再也没有遇见的机会了。”

当《续结婚十年》中怀青走出戚先生家，她知道，这次分别意味着不再重逢，刹那之后便是永恒的离别。就像她与鲁思纯和潘子美，他们一场心痛的告别，一直穿刺在怀青心灵深处，难以回首。

鲁思纯和潘子美是小说《续结婚十年》中的人物，是主人翁怀青成长中最重要的两位导师。鲁思纯发现了怀青的才情，引导她成为优秀的作家、出版人。潘子美一路提携怀青，在他的引荐和帮助下，怀青认识了许多出版界业内人士，认识了金总理和戚先生等政要和权贵。

苏怀青与他们，既有师生情谊，又有朋友之情，更是同行相伴，这份相遇相知相惜的知遇之恩，怀青自是分外珍惜。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时局政局的变化转瞬成烟云了。

苏青写《续结婚十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讲述了这些故事的前因后果，文中的心声袒露，是怀青对鲁思纯和潘子美歉疚的表白，不也是现实中苏青对陶亢德和柳雨生的救赎之意吗？

原来《续结婚十年》中的鲁思纯是陶亢德，潘子美即是柳雨生了。不管是小说中还是现实里，这两人都与汪伪政权走得极近，关联颇多，被列为“文化汉奸”，因此，抗日战争后肃清汪伪政权党羽时，他们即上了名单，成为抓捕的对象。但抓捕归抓捕，那是当权政府的事情，怎么又和苏青挂上关系呢？

《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描写：“因为他们的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不知道他们此刻究竟在家不，现在我想请你与我们这里的人同去，到了他们家，你先上去找他们，假使不在家，你便什么也不要提起；假使他们在家，你便叫他们走下楼来说一句话，以后就没有你的事了。”怀青斩钉截铁答道：“我不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出卖朋友。”“就算不是朋友吧，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此一来我以后便再也没有面孔出去见人了。”原来，当权者抓捕鲁思纯和潘子美，希望怀青做诱饵，以利于逮捕工作的顺利完成，于是对怀青展开劝导攻势，却遭到怀青断然拒绝。

怀青心里可以不配合，但是行动中由不得她做主便被押上了车，她在车上一幕幕地看着恩师和朋友被带离家中，那种伤切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和倾吐的。他们之于怀青，有多年的帮助和照顾情谊，不求利益，不求回报，不求拥有，确实难能可贵。更无关政治，因此，怀青只会记得他们的好，记住他们的情，记起他们无私的给予。

这一段故事旁生枝节，是怀青万万没有想到的，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压抑而悲哀，伤痛且难过，而自己也不时地处在惶恐中，作为与汪伪政权要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怀青一直担心着，害怕着，忐忑不安。当然，这是苏青书中的怀青心理，现实中的苏青，是不是和怀青感同身受呢？

肯定是！

当然政府最终没有认定苏青有汉奸罪行，但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却将她淹没在唾沫星子中，报纸杂志上作文作画谩骂、诋毁、隐射、笑话她的，以及与她撇清朋友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苏青再一次深陷“漩涡门”。有句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时隔五六十年后，再去看苏青那时红透上海半边天，既是好事，也是一种无奈的伤悲吧。

苏青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这种辩解，苏青也是无奈之举了。不发声，她憋屈，发了声，谁听她的呢？

历史的车轮，碾碎时光褶皱成远方，不管如何，一切朝着前方看，望着曙光前行，那便是光明了。

第三章  阑珊却步

我相信人类也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进死，求乐讲普的天然欲望的。这正如功利派请人所说，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假如此道德致得后反要使我们失去生命或幸福，则此道德必非真正道德，理合从速舍夫为上。

——苏青

现在有一种写作者，呼曰“枪手”。枪手已然成为一种隐形职业，专门为需求者提供书稿撰写，按照要求者的资料，图片，意图等产出作品，这种“私人订制”的文字，一旦出版或发表，枪手一般没有署名权，更不能说是自己写的，这是一种行规和履约。

有人想请苏青做枪手呢。

她道：“先是有一位小领袖来对我说：要我代她写一篇文章，是恭维妇女界大领袖的。‘现在且不必说明’她谨慎从事的说，‘渐渐的时机成熟，我就替你吹嘘，把你的名字告诉她。她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的……她的好朋友是党政要人，你若能得到她的支援，便一切不成问题的了。’”

吹捧政要，苏青当年确实干过，为了能找到工作，她专门为陈公博写了一篇赞美的文章，作品署名苏青。可现下这位找苏青写文章恭维妇女界大领导的小领导，居然让苏青放弃署名权，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令苏青气恼的是小领导说找机会，一定在大领导面前吹嘘一下苏青。她还说：“‘她现在很忙，请她写文章的人很多’……可惜忙不过来。假如你能够代她写一些东西，署名用她的，稿费全给你，她也许渐渐的能够谅解你。”

苏青何须让人谅解她？况且她们与苏青八竿子打不到一处，大不了是拿捏住苏青与汪伪政权走得近，有一定政治“硬伤”。但是以苏青直肠子的脾气，她会为此就范？

当然不能。就算是报刊杂志上那么激烈的舆论攻势，那么中伤的流言蜚语，苏青也没轻易低下头，这又算什么。当即，苏青回绝了小领导的“好意”。得罪大领导成必然了。

苏青说：“后来据说那个妇女界大领袖对我的印象很不好，动不动就向别人说：‘苏青的文章是谁代写的，苏青的朋友是不是……’”真有人替苏青捉笔，苏青想来也没那么累了。当然，枪手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需要才华、文笔、个性，甚至知名度。

枪手的事情了了。正处于经济危机的苏青该如何办？曾想过洗手不写了，但是回家看着幼小的孩子，苏青想不出自己除了以文字养家，还能做什么职业。

也有慧眼的人抛出橄榄枝，真诚地邀请苏青加盟某大报刊，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换用笔名。这对于苏青来说，既能谋得职业，又能以新面孔重新来过，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不过，苏青仍然拒绝了。她这样描述自己心理的：

“以后又有某大报的主持人来约我喝过几次咖啡……他期期艾艾地说：‘好在你们文学家最多笔名，换个把新的也是不在乎的吧。’我觉得换笔名便是‘心虚’的表现，以后或许愿意换，从前我也常换的，而在此时此地却偏偏换不得，事情就此告吹了。”

看来苏青还是非常看得清的，其实用一个笔名不算什么大事，但在不该用的时候用了，那便不是小事了。

大报刊邀请这事虽然“黄”了，但另外一家夜报正合了苏青意。他们叫苏青为新办报刊写文章，而苏青事先声明笔名不会改的，不料回话说：“好极了，我们正好借大名号召了。”结果这次号召招来的是一串骂。报刊上峰只好出面与苏青商量，问她是否能将笔名换一下，却得到苏青的回答是：“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又一次无疾而终的短暂合作。最终，迫于生活无奈，有一阵子苏青不得不给小报撰稿，因为稿费高啊！看着那些曾经痛恨过的小报刊借助自己的名字，将自己的作品时而故意排错篡改时，苏青只能长吁长叹了：现实啊，生活啊，日子啊！

大报刊和新夜报不敢启用苏青做编辑或发表其文章，也是不得已。尽管苏青在业界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是非缠身的她何尝不是麻烦人呢。这家大报纸是指《和平日报》，“某大报的主持人”乃总编辑杨彦歧。而新出的夜报则是指《新夜报》，报刊上峰为任职董事长的潘公展。苏青在《关于我》中如数家珍的细述了这些情节，也是想通过文字还原一些真实的境况和境遇吧。将前前后后的因因果果立字于此，任凭他人评说去。

提起“苏青”这个笔名，也曾给苏青带来困惑，之前她是用过冯和仪这名字发表过文章的。在上海沦陷前三个月，因为要在汉奸办的《中华周刊》上发稿子，为掩人耳目，她才取了苏青的名字，倒不是因为后来认识了诸多汉奸，心虚而为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苏青形似一株飘摇的水草，逆生长在漩涡、洪流中，为了生活的养分，选择随波漫溯的同时，却又将自己的心始终扎根于生命的最柔软处，保持着倔强的姿态。不管如何艰难，她的创作，从来没有停歇过。1948年12月出版了长篇小说《歧途佳人》，中篇小说《九重锦》在《新夜报》上连载，她以“鱼月”的笔名发表了几十篇散文，其中在香港《上海日报》上刊登了32篇之多，可谓笔耕丰硕。但是，经济的回报并未同步，香港《上海日报》的稿酬周转中不知落入何人囊中，实为憾事，无疑对靠稿费度日的苏青来说是雪上加霜了。

而在苏青创作生涯中最可喜又可惜的一件事，发生在1947年末，苏青将《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的影视改编版权给了永华影业公司。并此拟定签约了合同。其内容为：

永华影视公司甲

立合同人(以下简称方)

苏青(冯和仪)女士乙

为电影摄制权事宜议定条件如后：

一、乙方所著述之《结婚十年》及《续结婚十年》二书之电影摄制权售与甲方摄制电影一部或前后二集。

二、乙方应得电影摄制版权费(包括影片前后二集)国币叁仟万元正。由甲方一次付给(付款时乙方另给收据为凭)。

三、乙方自签约后完全承认上项著作之合法摄制电影权归属甲方，不得另与其他影片公司有同样或类似之接洽。

四、甲方改编后之剧本本应先行送与乙方过目，乙方保留对改编剧本之建议权。

五、本合同自签约日起完全生效。

1947年11月18日

遗憾的是，《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并未拍成电影。原因不详，不过时局的影响和战争的纷乱导致拍摄流产的可能性较大。这份协议连同杨淑慧那封信，同时在上世纪50年代被公安人员从苏青的家中搜出，意外地得知了当年这个不被人知的大好喜事。苏青还真能沉得住气保守这个签约秘密，确实难得了。

第四章  晚风未落

真正的牺牲都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不该赞美牺牲，而该赞美避免牺牲。

——苏青

一声惊雷响彻云霄，从黄浦江上冉冉而生的太阳，与北京天安门清晨的五星红旗一般灿艳艳，大街小巷流动着载歌载舞的人群，四野山峰缀枝着的新果和秋实，到处是激昂高亢的欢呼声，新中国解放啦！

翻开新一页，每个人重新抒写新篇章，未来的模样，苏青描摹了许多，放眼在美好的憧憬中。

新社会，新气象，一定要有新定位，向着浩浩荡荡的车来人往走去，苏青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呢？

从来对社团不太“感冒”的苏青，在九三学社吴藻溪的介绍下，于1949年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第一次参与社团组织和活动。这对于苏青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尝试，在芜杂的大上海，容易迷失自己。当然，这次再也不会了，苏青的眼力劲还是非常锐利的。

因为，组织或许会给她提供就业的机会，苏青心底盘算。

1951年，一则广告消息引起了苏青的注意，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公开招收“第一届戏曲编导学习班”学员的消息，主办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戏曲改进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何建国初期就入手戏曲改革呢？丢下了枪杆子的革命人，拾起笔杆子，描摹新生活，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国共大战，国家千疮百孔，老百姓何尝不是深受心灵创伤。而戏剧文化扎根于群众中，乡野中，城镇中，各行各业，各界各层，人们大多喜好于它，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是最快最好的捷径了，于是，有了这样的人才招募实属正常。

“戏剧编导班”招收的条件其实放得很开，这也是一种策略。一些有演艺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稍低；一些有戏剧创作基础，文化水平却不够；一些有才情有经验，年龄又偏大了；一些具备条件和素质，但又有一些政治“硬伤”，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苏青很想去，她能顺利报名吗？

苏青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她没有戏剧编剧经历的情况下，报名处会同意她参考吗？

“妇女生产促进会”推荐了苏青的报名，为了顺利入围，她不得不耍起小心眼，有意识地隐瞒了些真实情况，不料，却被当场“拆穿”。报名时遇到了熟人，此人叫丁芝。不过这个小插曲并没影响苏青考试。接下来是三门基本科目的考试：一是写一篇剧评；二是论述文艺理论与戏剧常识；三是写篇唱词。

看到这样的考题，苏青傻眼了。唱词是什么，她不知道。理论和常识部分，她一知半解。唯有剧评，她倒是可以应付。

苏青在刚入职场时，柳雨生介绍的工作便是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编剧，很短暂的一次工作经历。当时苏青很在意这份工作，因为急需养活自己和家人，她必须全力以赴做好这份职业，因此努力学习和研究编剧知识是肯定的，这样的积累便有助于这次考试了。另外，苏青在读书时，常常参与学校举行的元旦或新年等戏剧表演，算是对剧本的实践，多少有了些经验，而且当时苏青多是担任主角，演绎的对象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从公主到小市民，从女人到男人，时间跨度大，空间转换大，角色转换多，无疑增加了经历优势。但是，这些都没怎么用上。

接下来考试中，苏青泄气了，唱词交了白卷，理论和常识勉强应付了一下，评剧倒是完成，可想而知分数会有多高。而考试录取比例为9∶1，如果这样也能考上，真是不可思议了。

落榜才是正常的。《解放日报》放榜了，苏青名落孙山。

不料，一个周后，苏青接到了招生处一个通知，叫她去谈话，谈话的结果是她被破格录取了。

高兴之余，苏青该感谢的是丁芝，是她向组织汇报了苏青情况，才有了这一出情势反转。有人猜测这样的决定或许来自于当时的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以他对上海文艺分子的关怀，这样的破格之举无疑是有可能的。就像他对张爱玲的关心和安排，做得非常细致而温暖，只可惜张爱玲最终还是远走大洋彼岸，倒是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了。

一个饱受非议的女子，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关心，苏青一下子来了劲头，报到那天下课后，她就开朗地去窜门子了。

周良材著的《追忆苏青二三事》中有这样的记录：

记得在报到时，我印象中的苏青，身穿一套半新半旧的列宁装，一根腰带紧裹着那已经发福的身腰，嘴上含了一支翡翠绿的烟咀，上面点着长长的，冒着火花的卷烟。新来乍见，大家就发觉她我行我素，与众不同，个性十分突出。

学习班地点设在延安中路浦东大楼的8楼。开班的第一天，苏青就主动到我们男生宿舍串门，风风火火，快人快语。

她操着一口硬梆梆的宁波话“自报家门”:

“我叫冯允庄，就是写《结婚十年》的苏青，你们几位，谁读过我的书?”

我们这一帮小伙子，的确有不少是爱好小说、散文的，一听她就是40年代鼎鼎大名的女作家，极感兴趣，纷纷与她攀谈起来。她也显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热情，爽朗地谈及她的创作历史，坦率单纯，毫无城府可言。

这位苏青也真有意思，谈着谈着，又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不多会儿，她再度出现时，手里捧了一大堆《结婚十年》。我们人手一册，无一遗漏，皆大欢喜。

这一下可“炸”了，风声很快就传到班委领导耳根里。第二天，教务长召开全体大会，批评了这件事。那时候，还没有“无限上纲”“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样的说法，只是强调“这是旧社会的作品，宣扬的是不健康思想，不能在班内散发泛滥”云云，并责令全部收回《结婚十年》。

领导似给苏青打了一顿“煞威棒”。

然而，苏青对此若无其事，依然谈笑风生，神色坦然，加上她随和热情，豪爽不羁的个性，与班上同学相处极好。特别是到了最后创作阶段，大伙酝酿题材时，苏青凭着深厚的文学根底，愉快地帮助同学出点子，定选题，制提纲，忙个不停。我记得她自己的创作剧目是《翡翠园》，但她去图书馆寻找的资料却是《王翠翹》《蓝娘》等等。非其它原因，助人为乐也!

苏青写自己，角度太过自我；上海沦陷时的人写苏青，“横看成岭侧成峰”，心态和心境等各种原因，不是面目不全就是面目全非。周良材写的《追忆苏青二三事》，贴近生活中的性情苏青，张扬而活泼，开朗且热情，他与苏青是戏曲班的同学，可以近距离接触，感知新环境下成长的苏青，脱离了心理束缚的苏青。她在这个只有40个人的班级里，在只有4个女生的情况下，在都是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中，焕发了青春蓬勃，不但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苏青在戏曲班的毕业作品是《兰娘》，这是她戏曲编剧生涯的处女作。

四个月的学习班生活还未结束，上海开展了“镇反”运动大逮捕，形势紧张，苏青不得已提前结束了学习，等待工作落实。还好。离开时，文化局的人告诉她以后就归文化局领导了，这算是一种分配告知，苏青肯定是欢喜的，有了单位，就有了保障，接下来的生活便不成问题了。

工作还没等来，苏青便收到了九三学社的通知，希望她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正无所事事的苏青起先是满口答应的，可不想临行前却推脱了，以什么理由没去的，如今不得而知。

最终，戏改协会推荐苏青去了上海合作越剧团试用。苏青便来了劲头，她把评剧《翡翠园》改编成《翠娘盗令》的剧本，努力的结果却因戏路问题被搁置。而不久剧团再次送她去第三届戏剧研究班学习，但最终的结果是剧团根本不愿意正式聘用苏青，只签约她为特约编剧，这样的结果，让原本对编剧工作充满信心的苏青，产生了心理变化，负气之下离开了上海合作越剧团。

苏青抬眼刚望见曦晖，却又被乌云给遮蒙了。

乌云有时，太阳永恒。总会拨开云层看日出，这条路该如何走下去，苏青等待着黎明的再次来到。

第五章  红楼新梦

“你到底总还是孩子见识，”母亲轻声笑起来了，眼中发出得意的光芒。你以为社会是一下子便可以变得完完全全合理的吗？永远不会，我的孩子，也永远不能！假如我们能够人人共同信仰一个理想，父死子继，一代代做去，便多费些时光，总也有达到目的之一日。

——苏青

这世上，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在曲折行进中完成和圆满的。变数越多，经历越丰富，磨难越深刻，成就愈辉煌、愈灿烂、愈恒久。

当然，也有些流沙中的晶莹会被暂时掩埋、沉寂，但是，当浑圆的珠玉一经被拾起，便会光芒四射。

苏青，这位曾经创作过大量越剧作品的戏剧编剧，或许早已被戏剧界淡忘，甚至遗忘，但是，她作为越剧编剧的开拓者之一，应该让人记起，并了解她创作的情形。因为，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创造了全国巡演逾三百场的芳华越剧团记录。她创作的《屈原》，荣获了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优秀演出奖、音乐演出奖，这是从三十五个剧种一百五十八个剧目中脱颖而出的。遗憾的是，这部剧没能获得优秀剧本奖。

一场好的戏剧，肯定是以好的剧本为基础的，再牛的演员，再好的行头，再多的经费，要演绎一出完美的戏剧，没有好的剧本是不行的。其他奖项都收入囊中，恰恰是剧本没有。或许，苏青对于这样的结果，除了气恼外，还会自问：“如果编剧不是我，能获奖吗？”

1954年秋天，因为《屈原》的红火和得奖，苏青创作的热情重新点燃了。

回想当初从合作越剧团辞职后，苏青的沮丧，让人确实怀疑她能否胜任编剧工作，是否能创作出能上演的剧本，更别提好剧本了。

戏曲界都知道芳华越剧团的团长尹桂芳是一个大好人，当陈曼推荐苏青到剧团的时候，尹桂芳一口应承了。这是1951年年底的事。

陈曼其实也是芳华旗下的编剧，年轻但却是一位老编剧了。二十四岁的如花年龄，已经在六七个剧团担任过编剧，而且作品颇多。

苏青初来乍到，第一个剧本是和陈曼合作的，名为《新房子》，这是一出现代剧，以宣传“五反”运动而创作的。为何苏青不能独自编剧，或许剧团考虑到苏青刚经历了辞职风波，心理压力大，况且没有创作经验，于是让陈曼与她合作，这样更容易完成剧本创作，而且陈曼是老编剧，经验相当丰富。后来这部作品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票房寂寂，未能惹人注目。

当第二部剧本依然上座不佳的时候，苏青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第二部剧作取材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江山遗恨》，与之前的《新房子》获得了相关部门的减税不同，这直接影响了剧团营业额。而芳华越剧团是民营性质的，全靠收入养活剧团和人员。所以团里的一些人见到这样的情形，便心生怨言，苏青哪受得了这气，但除了窝火，还能做什么呢。

她还可以继续创作啊！证明自己，稳固工作是当务之急，于是，苏青打算改编新剧本《秋江》，当申请提出后，剧团的意见是陈曼参与一起创作，这让苏青很难堪，觉得是对她能力的怀疑，十分不高兴。当然，如果换位做思考，苏青也许不会这么想了。之前她创作的两部戏反响平平，成绩不佳，剧团还是不敢轻易冒险，怕上座率依旧不高。

苏青心火积压，因为修改剧本的小事，与同事发生矛盾后最终诱发了咳血，她的肺结核病又犯了，不得不回家休养、调整。

整整一个夏天，苏青想了许多，最终明白了什么。1953年秋天，她根据《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成了《卖油郎》的剧本。这出戏苏青是下了狠功夫的，她大胆地删减了原著的人物和情节，赋予了一些新情节、新面孔，让剧目内容丰富起来，更有看点吸引人眼球。这部剧最终是取得一定票房，较之前两部好多了，但却因为苏青的改动，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

苏青听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评选“世界十二名人”活动中，候选人有中国的屈原，这样的讯息如果作为普通人听见了，无非右耳进左耳出罢了，但苏青动心了，她想将屈原搬上越剧舞台，这个剧目改编不容易有新鲜，要取得票房好成绩难度极高，正因如此，苏青想挑战了。

当苏青向团长尹桂芳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想到团长也感兴趣。谁都知道，剧团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推成出新，要有所突破，剧目新颖。既然苏青想尝试一下，何不支持呢。

在与尹桂芳约定由她演绎屈原后，苏青更加有信心。接下来是整个团的重要人物都要对此作研究、准备工作。团长尹桂芳，导演高德明、作曲连波及苏青一行人去了北京，观看了正火热上演的话剧《屈原》，并与屈原的扮演着赵丹进行了座谈，用心取经，认真研磨。最后的日子，苏青还住在屈原研究专家文怀沙家，随时请教，聆听指导，收获颇丰。

1952年，在丽都大戏院首演了苏青编剧、尹桂芳主演的越剧《屈原》。本剧共分《橘颂》《贿》《疏原》《著骚》《诬陷》《阻会》《救婵》《天问》八场。尹桂芳重塑的屈原，打破了她一贯的小生扮相，转变成了儒雅的文生模样，很是难得，不仅成就了全新形象的尹桂芳，《屈原》也成为芳华越剧团的重要剧目之一。

当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作题为《为提高和发展新时代的戏曲艺术而奋斗》的讲话时，所提到的“任何创造性的改革都应该受到我们热烈欢迎和支持，这次汇演中得到较好成绩的沪剧《赵一曼》和越剧《屈原》，就是民间职业剧团勇于改革的很好的例子”时，大大地鼓舞了芳华越剧团，也鼓舞了尹桂芳和苏青。特别是苏青，众多的想法一股子冒出来，她在热情燃烧中寻找着新生活的薪火，并乐此不彼地实践，创新。

苏青改编《屈原》，起源于听到了“小道”消息，说屈原参与了世界名人的评选，这时的苏青以新闻工作者的敏锐性，抓住眼前机遇，借机借势借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编剧任务，这种方法讨巧，既配合政治，又迎合市场，真是一举两得。后来，苏青将这一招用在了改变《红楼梦》上。

1954年，因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引发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曹雪芹的《红楼梦》便成为了焦点话题，苏青感觉时机又来了，于是便开始着手准备《红楼梦》的越剧创作。她通过一位熟人，接触上了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宝玉和黛玉》上演前夕，苏青将油印剧本送与贾植芳征询建议，贾植芳也认真地做出了答复，他道：

允庄先生：

来信及《红楼梦》一切稿均收到。因为事忙，今日才读毕。我觉得全剧精神及结构颇好，并能符合全书反封建主旨。作者是通过宝黛爱情来暴露和控诉封建制度的违反人性罪恶的，因此，必须深刻显示出爱情的社会定义来，它的纯洁性和丰富性。即是说，这两个正面形象必须通过细节描绘，来充分地，尖锐地表现出他们所代表的历史社会现象本质的东西，即它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我认为，首先掌握了这一点，是提高剧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键、贾府罪恶和宝黛故事是一致的。

另外，我也请一个对古典文学较有修养的同志看了一遍，他的一些简单和不成熟的意见，都写在稿端，并供参考。

匆此，盼祝。

笔祺！

贾植芳

元月5日

《宝玉和黛玉》上演后，好评如潮，各地巡回演出三百多场可见其被追捧的程度。当然，也有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比如苏青新构思的一个丫鬟惠香，成为问题的争议点，有说这种突破是好的，匠心独具，也有说不尊重原著，擅自篡改人物和内容不可取。这部越剧最终获得较大的成功，也标志着苏青戏曲编剧水平达到新高度，确立了她在越剧编剧界的地位。

后来，苏青又想编剧《李太白》，再次住进了文怀沙家中，一住又是半个月，但是这次没有取得多少经验，因为她是匆匆回到了上海，一场运动即将开始，苏青也牵扯进去了。

在与贾植芳一来二往求教中，贾植芳家中自然留下了一些苏青的书信，而后在胡风运动中，因为贾植芳与胡风的密切过从，被公安局逮捕入狱。不久，苏青也被批捕，时间是1955年12月1日。巧合的是，在关押苏青的上海提篮桥监狱，苏青遇到了周佛海的儿媳妇施丹萍，她们被羁押在一起，而施丹萍入狱的原因是“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这样来看，苏青可能是因为“潘杨反革命案”入狱的，与胡风案件没有更多牵扯。施丹萍安慰苏青，她们没有太大问题，很快会出去。施丹萍为什么这么笃信会没事呢？

原来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二室先后担任股长，副科长职务，这次也被批捕入狱。而施丹萍则在市公安局政保处一室做反特工作，她非常了解政策，以及自己和苏青两人在这场运动中的实际问题，不会关押太久。施丹萍说得虽没错，但也关押了近两年。

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但是出狱后并没有对以反革命案逮捕的苏青作出恰当的结论。直到1984年11月19日，苏青去世两年后，上海市公安局对苏青案复查作出结论：“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

至此，苏青的历史问题，画上了句号。

第六章  寂寂花落

但是我摇头不语。我幻想着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是不是果在湖汇山上虽不得而知，但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然不好，但我的确实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的写下去，预备把它当作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个自己的身份呢？

——苏青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如果林子乱了，鸟雀还有栖身之所吗？不飞才是笨鸟，失聪的鸟了。

听说李钦后出事了，这事还真不是小事，而是杀头之罪！

前夫获罪，与苏青何干，况且李钦后已经再婚，有了他关心的人和关心他的人，苏青着急哪门子事呢？

一篇标题为《坚决向一切贪污行为斗争！人民法院扣押李钦后等》的文章于1951年3月16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第三版上，标题大字醒目。内容中说：“接群众密报，发现该院工作人员李钦后(学习审判员)……三犯串通一气，竟敢进行有计划的贪污活动，并在李犯钦后家中搜获黄金首饰等两，及人民币，缝纫机等赃款赃物总计贪污受贿数字越值一亿元。”

不知道苏青看后做何感想，无论如何，没了夫妻情分，他还是孩子们的父亲，苏青心中又气又恨又恼是肯定的。

最终，李钦后被认定罪行重大，被宣判为死刑。在李钦后的判决书中，有一句提到苏青的话，内容为：“在敌伪时期他的前妻苏青所写风行一时的黄色小说《结婚十年》中所指的男子即为李钦后……”苏青就这么躺着也中枪了，这是她始料不及的，幸好她当时不在宣判现场，不然该是怎样的尴尬表情？

李钦后被枪决后，最终是苏青带着一对儿女去收尸的。李钦后现如今的妻子是一位资本家的女儿，哪见过这种严厉的阵势，自是怕极了，只好求苏青帮忙。当苏青翻开一个个棺材，找到李钦后时，这位曾经还算高大英俊的男人，蜷缩在棺材里，这样的情境下相见，再见亦是“亲人”，死者去了，一切皆空了。余下的只是料理好后事。

苏青总是仗义，惦记情分，不忘各种恩情、友谊，在他人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候站出来，做力所能及之事。

李钦后案发于1951年上半年，那时苏青正在戏曲编剧班学习。这一晃几年过了，不曾想，苏青自己也进入了监狱，一待就是近两年。出狱后，芳华越剧团还要她吗？她还有创作的热情和心境吗？这些问题都摆在了苏青面前，毕竟生活还要继续，还要赚钱养家啊。

还好，芳华越剧团接纳了她。但好景不长，一年半后，剧团准备迁往福建。本来苏青也打算带着小女儿一同去福建，但文化局却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苏青不必随剧团去了。不知何故有这样的决定，思来想去，应该是苏青出狱后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对她的问题做出结论，她现在还不适合随越剧团“支援前线”。

之后，苏青被组织安排到了红旗锡剧团任编剧。

而到了新剧团，作为新人的她总得开展工作吧。于是，苏青将本来在芳华越剧团编剧的《李太白》继续创作完成，公演时取得了成功。苏青这个时期的剧本创作已经是信手拈来，成为成熟的编剧了，如果不是各种无法预见的磨难，她为戏曲事业贡献的成就应该更多，更高。

一轮一轮的磨难接踵而至，牢狱之灾过后，清静了一段日子，“文化大革命”来了。苏青再也不能创作剧本，她被安排去看剧团大门，相对于那些下派到“五七干校”的人，这样的“待遇”似乎还算好的。

但每月工资却降到了十五元，日子愈发难过，还好儿子在外地每月邮寄五元来补贴。

最终，看门的待遇也没了，苏青被剧团辞退，开始被批斗，关“牛棚”审查，下乡改造，再批斗，这样的反复循环，身体和精神如何受得了。苏青从一个扯着嗓门说话的女人变成了“哑巴”妇女，而工资的一度停发，让她营养难以跟上，病了也无条件医治，肺病复发非常严重。挨到1975年1月，62岁的苏青从黄埔区文化馆退休，退休金能拿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不过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是，这时的苏青已经走向暮年。

夕阳何处去，山外山。

身体垮了。医生说X光片竟然找不到苏青的肺了。

这个时候的苏青是脆弱的，但更是坚强的。孩子们幸福与否，便是她永恒的牵挂。如今亲近在身边的只有小女儿和儿子了，她要办两件事，一是为小女儿谋求出国的机会，二是为外地回上海的儿子找出路，因为儿子回来暂时没有正式工作，只得靠摆地摊挣钱，苏青心疼啊。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一幅凄凉的晚景画面，苏青的晚年生活便是如此。在生命的甬道出口，在黄昏日落中，谁陪伴着她走向斜阳暮下。

苏青最后一封书信道：“天天想写信，天天没有如愿，原因是想细诉心曲，欲“细”反而不达了……我近来认识了一个老人，家有花圃，主要种月季花，我已去不成公园，三天两头到他花圃中去坐坐，也空气清新。我今年连买了五盆月季，都种不活(原因是施肥太勤，欲速不达)。现在他给我弄了两盆，正在盛放，十分可爱。我每天蒙蒙亮起来，看花要看到两三小时。他答应等花谢后，仍把花送到他花圃去培养……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可是我不能来看你了，实在怕走，只想安静。结防所来人叫我去拍片(已二年不拍片了)，我也一味拖拉，现在决定不去了，也决定不来买花，不来看你了。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息尚存，总是想念你的。”

想你，只是近黄昏。苏青口口声声念叨的那个“你”，是一个叫王伊蔚的女子，她一直以老朋友的身份温暖地陪伴着走入暮年的苏青。这份珍贵的友谊，无疑是最美的月季、芙蓉、秋菊。她们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初，王伊蔚曾是1932年10月1日创刊的《女声》杂志社的主编。1935年下半年因政府新闻检查机关刁难以及经济拮据停刊，1945年11月1日复刊，苏青和潘柳黛等人都是《女声》的特约作家，苏青也有文《记苏曾祥医生》在此刊上发表过。王伊蔚恨透了日本人办的《女声》，苏青亦是不喜欢，而且她们皆对关露供职于日本人的《女声》很有看法，这也许就是二人走近的微妙原因之一吧。

苏青一生写文无数，最感动最柔情的却是生命尽头中这句“总是想念你的”，让人不由怆然泪下。

她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说“阿青，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我前月已在湖汇山买了一块坟地，风水很好的，面积也宽大，我想回去写一张遗嘱，叫你弟弟将来替我们做坟时剩出一方空地，将来你便同我永远作伴好了。”

“母亲，等我老死上湖汇山的时候，也许你早已到别处投胎去了呢？”

母亲一本正经答道：“假使我今日同你说好了，我会等你的，我们娘儿俩一生苦命，魂灵在山中也要痛哭一场呀。”

“但是我摇头不语。我幻想着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是不是果在湖汇山上虽不得而知，但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然不好，但我确实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地写下去，预备把它当作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个自己的身份呢？”

母亲，青儿终是辜负了你！

1982年12月，中国现代作家苏青于上海病逝，享年69岁。

时隔六年后，苏青的骨灰被外甥带到了大洋彼岸。

第七章  掩卷·魂牵梦萦

我依旧走不出梦。梦里的人，不是夜夜地来。

而我的梦，却是夜夜的。

醒在梦里，你在梦中。而故乡在你的梦里头，我只好将它走成故乡。

我说这的时候。你分明有泪，一直在我梦里。

就像那只豢养的小兽，不经意间，利诱闪闪在动作，你说深入些，有些记得，会投降，会像夜索求黑。

你说，镂空些许清冽的丝光，等我壮大成影子，影子壮大成夜色。你在我手心舞蹈，哪儿也不去了。真的。

你说这的时候，分明有泪。还有我们苍老的声音。

在梦里。

一次次挑衅。

关于生活中的文学家苏青(代后记)  高  立

苏青，是20世纪1940年代，在大上海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被誉为海上文坛双璧。彼时之上海，乃中国文化中心，其在文学乃至文学史上之地位，自是不可小觑。

苏青的创作涵盖小说、散文、戏剧诸多文学体裁，堪称文坛不可多得的多面手。

创作了如许作品，有如此地位的著名作家，生活与其创作之间有无些许联系？幼时生活的冯家村，大户人家冯氏一族的林林总总对苏青的创作有哪些影响，当是苏青作品爱好者意欲一睹为快的。

江晓英女士近来致力于对民国才女作家作品及其生活的钩沉，试图通过对作家的身世、出身、家庭，求学，家庭中、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探寻，独特解读这类文化人的心灵历程，创作实绩背后隐藏着的或鲜为人知的“故事”，“故实”，或引领她们走上文学之路乃至高居文学殿堂的个中三昧。

林徽因、张爱玲……现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鲜活的既往才女苏青活脱脱的形象。围绕着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搜罗史料，钩沉爬梳，提炼概括，辅之以《续结婚十年》，通过与苏青熟稔的张爱玲、徐訏等作家，周佛海、胡兰成等变节文人，精心描绘出了一幅生动的“风从海上来”的海派画卷——关乎文学、人生与历史、环境，社会生活，大家族的恩恩怨怨。

在文学上，苏青的创作时独特的“这一个”，在与朋友相处中，她与同事著名作家，同时生活在上海的“双璧”中的另一半张爱玲的亲密友谊，在文学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无疑是对几千年来“文人相轻”的绝妙反叛，使得读者，或者说有那么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读者，似乎从中读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这无疑与江晓英女士的精心、细心、专心密切相关，恰又满足了读者欲知却不知从何而知的阅读诉求，可以说是做了一件读读者大有补益之事。

作为传记作品，探寻人的心路历程，必然离不开人物生活的时代与环境，她的家世，婚恋情感。可贵的是，江晓英女士对此的描述是基于广泛搜求的史料，对事情的判断是在深入占有、分析翔实材料基础上的独抒己见。在对传主的态度上，秉持的是客观、平和的心态，这样就既可避免偏颇，又能满足读者阅读的需要，同时也是对人物传记尤其是文学家传记写作的一种有意的探索。

在前期已经出版的关于林徽因、张爱玲的传记作品中，江晓英在文字上已经做了大胆且有意的探索，传记出版后获得了圈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在这本新近杀青的作品里，至少在语言上，江晓英仍循其上两部书成功之路，保持了同样风格，且行文益加绵密，推敲更为细致严谨，于是乎，鲜活的苏青，鲜活的文学家形象便有了更加严谨的表述、描述与议论，阅读全文，感觉更加切中肯綮。

充分占有材料，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入手，去研究、发现苏青，不回避矛盾，不为贤者讳，重在探索心路历程，旁及相关人物，考虑当时环境，做出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因而令人信服的结论，体现了江晓英搜求、研究、为文的认真、执着，为读者了解苏青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对近来日渐升温的苏青作品阅读、研究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江晓英笔下的苏青，尤其是评价评判，皆言由心出，是悉心研究的独特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的出版发行，洵为利己利人之盛举。

甲午初冬于泉城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黄金时代的婉约 / 李婍著.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9

ISBN 978-7-5699-0519-9

Ⅰ.①萧…Ⅱ. ①李…Ⅲ.①萧红(1911～1942)－生平事迹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497号

丑牛系列之民国的婉约

萧红：黄金时代的婉约

著    者|李  婍

出版人|杨红卫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孙  开

装帧设计|张子墨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新业文化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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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194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0519-9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萧红，一个红颜薄命的民国才女作家，一个让人心疼到不忍去触碰的苦情女子。写她，一股凄冷之气氤氲于笔端；走近她，她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凄美的千疮百孔的爱情传奇，让红尘中的烟火男女多少有些看不懂她。

她是冰天雪地一只畸零小鸟，孤独寂寞，在文字中寻找梦中的故乡和亲情。童年的故乡，或许并不美好，却是她一生写不尽的故事。呼兰河畔，一年四季都有风景的祖父的后花园，感情冷漠的父亲，早逝的母亲，用缝衣大针扎她手指的祖母，对她永远不冷不热的后妈，呼兰小城的那年那月那人那事……缺乏温度的童年占据了她整个生命的大部分，那些故事深深烙刻在记忆深处。她的童年美丽而忧伤，故乡的家园不是她遮风避雨的地方，她只有从文字间，从梦境中，从《生死场》上，从《呼兰河传》里寻找亲情和温暖，她用生命书写人生，文字中充满温暖、柔软、轻盈。

亲情的冷漠，使她格外渴望爱情并期许能从中感受到阳光和温暖。她向往爱情，一生有过几次爱情，但每一场爱情都是以凄凉的形式落下帷幕。

她爱过表哥陆振舜，美好而青涩的初恋不了了之。

她和未婚夫汪恩甲同居怀孕，未婚夫弃她而去，把她丢在宾馆当人质。

她深深爱着志同道合的萧军，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和萧军走到一起的时候，就注定了她是弱势群体。她和初恋表哥私奔过，和未婚夫同居过，在男人们眼里已经算是二手的残花败柳，中国男人都有处女情结，他们自己可以三妻四妾，却不许自己的女人出轨，哪怕精神出轨，他们也会很痛苦，更不用说身体出轨了。萧军一边爱着萧红，心里一边痛苦着，于是，他说“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他不断寻找新的爱情，通过自己的出轨，他觉得和萧红扯平了。

在爱情的凄风苦雨中，萧红等来了看上去儒雅文静的端木蕻良，贪恋温暖的萧红，又一次以孕妇的身份嫁给这个男人。本来是想从一个缺少温暖的地方奔向温暖，她以为她寻找到的新生活会幸福温暖，她以为强势男人的出轨和拳头让她痛苦不堪，找一个儒雅的弱势男人，她就拥有了温柔的臂膀替她遮风挡雨，到最后，却变成了她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男人撑起一片天，她要用自己的付出为男人开辟一个安静的港湾。

在爱情上，她曾说：我孤独的和一张草叶似的了……

和同时代张爱玲对胡兰成低到尘埃中的爱情相比较，萧红的爱情更卑微，她在尘埃中卑微到连花都开不出来，只能变成一片不起眼的草叶。

事实上，她连草叶都不是，她永远不和她的那些男人肩并肩走在一起，她永远没有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她寻找的爱情总是这样不确定，她寻找的温暖总是这样带着寒意，她害怕孤独，却总是陷入孤独中。

她走进了人生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在写作上她是个天赋极高的女子，在爱情上，在生活中，她的智商和能力都比不上智商平平的一般女子。她的每一段爱情，刚刚启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她都掌握着主动，她是主宰感情的女王，几个回合之后，她最后都沦为被人主宰的女奴，屡战屡败，她依然不吸取教训，从这一点来讲，她又是个笨女人。

她人生阅历丰富而坎坷，渴望真情，渴望温暖。她是幸运的，在人生和事业的关键时刻遇上了鲁迅这样的恩师，在生命的最后一息遇上了义重如山的骆宾基，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有朋友伸出温暖的手……她灵魂深处的苦痛和哀伤需要有人来慰藉，那一丝丝温情给她苦闷沉郁的人生增添了一点暖黄的亮色。这暖意给苍凉中的她带来安慰，她不顾一切去捕捉和投奔唯一的温暖，她整个灵魂都依赖这点暖意。

有时候，她弱小孤单，让人心生怜悯期盼有一个温暖强大的臂膀能呵护她；有时候，她强大傲然，让身边的男人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另类女子。

她美丽纯洁的生命短暂得如同绚烂的烟花，只在天空绽放出一片冷艳，转瞬便归于冷寂，她把凄婉苦难的命运活成了一串动人的歌谣。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觉得自己永远都一无所有，她觉得自己永远孤独地一个人行走，她无法停止寻找温暖的流浪脚步。她的生命太短暂了，三十一岁，一切还都刚刚开始，她却香消玉殒，心有不甘地匆匆而去。

梦想永远搁置在了香港遥远的浅水湾，在生命最后一刻，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李  婍

第一章  呼兰河边长大的女孩

她是冰天雪地一只畸零小鸟，不管缺乏温度的童年是否美好，总有一些故事深深烙刻在记忆深处，祖父的后花园，呼兰小城的那年那月那人那事……

呼兰河畔的乡绅之家

呼兰河、萧红、飘雪的东北。

这些主题词集结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独特神秘的美感。

萧红的根在呼兰河畔，在飘雪的东北。

在那座遥远的名叫呼兰的东北小镇，留下过萧红童年时代的欢笑和少女时代的泪水。

哈尔滨北部的呼兰小城城南的二道街204号，是萧红出生的地方。

这里离上个世纪初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哈尔滨不过三十公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民国初年，也算得上近在咫尺，如果坐马车半天就能到，即使步行有五六个钟头也差不多。

民国初年的呼兰小城有着东北乡镇原生态的从容，也有着临近大都市的小城镇特有的喧嚣热闹和不安分。

1911年6月1日，那天恰好是农历的端午节，在浓烈的节日氛围中，乡绅张维祯的儿媳临产了。从那个即将做父亲的年轻小官吏张廷举脸上，却看不出即将成为父亲的欣喜和焦虑，反倒是做老公爹的张维祯更显得激动和不安。张维祯高高瘦瘦的，久久站在离一棵树不远的日头下，地上大部分浓阴是树的身影，他的身影折在地上显得很单薄，他手里拄着文明棍，嘴上则不住地抽着旱烟管。

张维祯急切地盼望儿媳妇给自己生个传递香火的男丁，他太需要一个孙子了。

祖上从山东莘县闯关东过来的张家人，所经历的大约就是李幼斌主演的那部电视连续剧《闯关东》里面朱开山的生存模式，萧红的祖爷爷张岱带领一家人，从遥远的山东故乡用大煎饼支撑着，历尽艰难来到东北阿城县的一片荒原，跑马占荒地成为暴发户。他开辟的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福昌号屯，张家人顺理成章成了福昌号屯的大地主。张维祯也是在福昌号屯长大的，他喜欢附庸风雅，喜欢城镇生活，不甘心在偏僻的屯子里永远做土地主，所以成年后就变卖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家产，从福昌号屯搬到了呼兰城。

张维祯的老婆范氏生过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唯一的儿子没等到长大就夭折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没有儿子，这个儿子张廷举原本是哥哥张维岳的三儿子，后来被他过继到自己名下。

张维祯骨子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家没有儿子，就必须从哥哥家过继一个替自己传宗接代。张廷举很小的时候就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过继到叔叔家，他是被作为传递香火的工具来看待的。张维祯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读过一些诗书，却没成为文人，家里有过殷实的家底，如今他只剩下四十垧地了。对这些地，不善于经营的张维祯采取了最粗放的经营模式，他把它们全部租给当地的农民，他坐等收租做他的土地主。自己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所以也不希望这个过继到身边的儿子有多大出息，张维祯对过继儿子的最大期望，就是他将来长大后只要能给他生个孙子就是了。

偏偏过继儿子张廷举不甘于把一生的命运拴在土地上，他骨子里执拗好强，其实这一点萧红和他很像，萧红的身上就遗传了父亲这种倔强。张廷举少年时代也是个叛逆的孩子，他自作主张，离开呼兰到齐齐哈尔去读书。那时候齐齐哈尔是省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就设在那里，张廷举在那所学校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汤原县的农业学堂担任教员，后来大概为了方便照顾家庭，调到呼兰教学，当过校长，当过县教育局长，日伪时期当过呼兰县协会会长，日本投降后是县维持会副会长，这些都是后话。

萧红出生的时候，张廷举还只是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张老师为人师表，不苟言笑，习惯了天天板着一张脸，给学生看，也给家里人看。

对于正在产床上生产的女人姜玉兰，张廷举说不上爱，也说不上不爱，在他看来这个女人和所有男人的老婆一样，是家里一个必不可少的物件。清朝末年的婚姻爱情，基本上还是凭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廷举在省城读优级师范学堂，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其实很希望自己未来的媳妇是那种读过诗书的美丽淑女，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好生活是每一个书生所向往的。

张廷举的婶娘范氏，过继后应该叫母亲了，很操心这个儿子的婚事，某一日范氏到乡下串亲戚喝喜酒，在喝喜酒的亲朋中，看中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是来这家串亲戚的，是姜家窝堡的姜玉兰。范氏凭着眼缘感觉这个女孩子不错，娶回家做儿媳妇再好不过了，就自作主张找了媒人到姜家提亲，提亲的时候，按照当时风俗，给姜家送去了裹脚布和装烟钱。

姜家和张家算是门当户对，姜玉兰家也是当地的土地主，和张廷举家一样，祖上都是跑马占荒的暴发户，姜家窝堡就是这样形成的村落。姜玉兰姐妹四个，她是老大，对每个女儿，父亲姜文选都估价而嫁，坚决不做赔本买卖。他最看好的是大女儿姜玉兰，这个女儿容貌俊秀，性格温柔，他一定要给她选个如意郎君，挑来挑去地就把女儿挑成了剩女，直到她二十二岁了，直到二妹都出嫁了，她还没嫁出去，姜文选心里就有些着急了。

对于张家的提亲，姜文选打听了一下，觉得这户人家还可以，家境说得过去，彼时张家正在盖新房子，就在呼兰小城二道街上，那工程在当地算是很宏大的，几十间房子一气呵成。男方张廷举还在省城读书，虽然没见到本人，但应当是个很有前途的后生。他就替女儿答应下了这门亲事，收下张家送过来的裹脚布和装烟钱，答应等房子落成装修完迁进新居就完婚。

张廷举对于这个比自己大两岁，从没谋过面的未婚妻，没有什么概念。眼界开阔了的他也曾幻想着找个学历高一些的美女做老婆。一是拗不过范氏的坚持，二是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目标，就遵从家里的安排和那个名叫姜玉兰的女子结了婚。

好在姜玉兰长得身材模样还说得过去，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虽然文化不高，但做事还是有模有样的，张廷举便草草把婚事答应下来。

1908年，张家新房子落成后，八月，是呼兰一年中气候最舒适的季节，就定在了那个月成亲。

结婚的日子，偏偏赶上阴雨绵绵，接亲用的是大车，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了。天上下着雨，总不能让新娘子淋着雨来成亲吧，张家把两辆大车都搭上炕席，搭成奇特的篷车。这两辆特制的篷车一路泥泞把新娘子姜玉兰娶到家，陪在她身边的是浩浩荡荡二十多人的送亲亲友团。

贴在车棚上的大红的喜字在雨中被浇得流着红红的泪，后来连红颜色都淡去了，只剩下一页洗刷得发白的纸片。

结婚两三年后，姜玉兰才怀孕生子，在张家人的热盼中，产床上的姜玉兰生下一个女孩儿。

在得知生下的是个女宝贝的一刹那，第一个失落到极点的是张维祯，不过当他在确认自己延续香火的希望已经无可扭转地变成泡影之后，他并没有在失望中纠结，而是迅速调整心态，投入到做祖父的喜悦中。不管怎么说自己当爷爷了，儿媳第一胎生个孙女也没什么，说不定下一个就是孙子了。从刚刚升级为父亲的张廷举的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失望，他的表情依然是让人猜不透的漠然。姜玉兰却是泪流满面，她一直盼望着生个儿子，母凭子贵迅速在张家站稳脚跟，自己却不争气地生了个小丫头片子，生个女孩子并不是自己的心愿。她虚弱地躺在产床上，满心的懊丧，好像所有的错都在那个刚出生的孩子身上，所以看都不看一眼，接生婆把孩子包好，放在她怀里，她心生怨恨地用泪眼瞟了瞟这个看不出丑俊的孩子，心里在默默怨她：你为什么是个女孩子，如果生成个男孩该有多好。

爷爷张维祯给新出生的小孙女取了名字，乳名荣华，学名秀环。

荣华这个乳名有些俗，大意就是希望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荣华富贵。后来姜玉兰又生了三个儿子，乳名一如既往的大俗，大弟叫富贵，二弟叫连贵，三弟叫连富，连贵就是长大后参加了革命的张秀珂，其余两个没长大成人就夭亡了。

秀环这个学名也一般般，既不美也不雅，后来的学名乃莹是她的外祖父姜文选改的，其实起名字这种事是轮不上姜文选这个外祖父的，只是因为秀环这个名字和姜玉兰的二妹姜玉环有一个重字，张家人可以不在乎这个，可姜家人在乎。姜家窝堡的这个土地主喜欢读书，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大地方参加过科举考试，不知道是心理素质不行，还是学问不够高深，屡屡不中，只好回到老家姜家窝堡继续当他的土地主。为了给外孙女起个既和她姨妈不重名又好听的名字，姜文选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最后选定了张乃莹，他觉得这个名字更雅致一些，更文气一些。

后来，一直长到二十多岁，这个女孩子的名字都是叫张乃莹。

姜玉兰对这个新出生的小生命，刚开始有些怨，从她吸吮自己第一口乳汁的那一刻，才骤然间唤起她原始的母爱。轻轻抚摸着小女婴粉嘟嘟毛茸茸的小脸，姜玉兰一天天越来越喜爱自己的小女儿，孩子的每一点成长都让她无限欣喜。

只是，这个小女孩从小就不怎么乖。

人家的婴儿都要包裹得像粽子一样，姜玉兰照例也学着别的妈妈那样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这个孩子似乎从小就不喜欢被襁褓捆绑着，每每妈妈要把她裹紧的时候，她就会使劲挣脱，这让初为人母本身就技术不熟练的姜玉兰无所适从，和这个小孩子战斗半天，最终总是以小女婴的胜利而告终。

那些邻居家的婶子大娘都不相信襁褓捆不住一个小孩子，见识过萧红婴儿时代的一些大婶曾经说：“这个小丫头从小就厉害，根本裹不住她的手脚，长大了注定是个渣子。”

萧红从刚出生开始，就不是人们眼里的乖乖女。

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孩子还是乖一些更可爱，她不乖，自然就不可爱，她不可爱，自然就会有人不喜欢。明确表示不喜欢她这个样子的，一个是她的父亲张廷举，还有一个就是奶奶范氏。

第一胎生了个女孩子，本来就让张廷举觉得很没面子了，这个女孩子还这么不招人待见，如果你用不友好的目光看她一眼，她似乎能读懂，不像别的小孩子那样用示弱来讨好你，而是用挑衅的倔强的眼神回敬你，她的目光犀利尖锐，像受伤之后不服输的小兽的眼神，这眼神让张廷举心里很不快乐，有时候他都不敢和她对视。

至于奶奶范氏，则纯粹是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她盼望中的男丁，才对她不热络。另外，这个孩子生在端午节，在当地有一种说法，生在端午节的孩子是不吉祥的，奶奶对这个不吉利的女孩子带着深深的成见。奶奶的柜子里总会有许多好吃的，但那些好吃的不是为萧红准备的，只有来了串亲戚的孩子，她才会拿出来给那些孩子们吃。那个时候如果萧红恰好在跟前，会跟着沾沾光，混上一块糖或者一小块点心，就连给她那一点点东西时，奶奶总是一脸的不情愿。

萧红知道奶奶不喜欢她，一两岁的时候就知道。她对抗这种不喜欢的手段是，用纤细的小手指不断戳破奶奶窗棂上糊的窗户纸。东北的传统建筑那年月都是窗户当中嵌着玻璃，四边糊纸，这层窗户纸是用来抵御冬季的严寒的。奶奶糊窗户的纸白得耀眼，两三岁的萧红站在炕上，这耀眼的洁白诱惑着她，她便尝试着用手指捅一下，砰的一下，她居然能把这洁白捅穿一个洞，这小小的成功激发了她的热情，趁着奶奶和妈妈唠嗑的当儿，她认真地用手指戳破她的身高够得到的那些窗户纸。每戳一个小洞，她就很有成就感地笑一笑，窗外寒冷的风透过那些小洞钻进屋子，寒冷趁机在空气中安营扎寨。等大人们感觉到了冷，萧红已经把最下面的窗户纸捅得千疮百孔。

妈妈急急伸手去把她从炕上扯过来，虚张声势要打她的小屁屁，趁着妈妈过来逮她的那个时间差，她又争分夺秒多捅了两个。

奶奶却不是虚张声势，她从自己的针线笸箩拿起一根缝衣针，站在门口对着萧红的手指比划着：“再敢捅窗户纸，当心用针扎你的手。”说着，还用针尖在她的手指上比划了一下。萧红哇哇大哭起来，她以为奶奶真的扎她了，她从此记住了这个用针扎她手指的老太婆。

若干年后，回忆起小时候的事，萧红曾经说：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萧红的哇哇大哭还是会引来救兵的，那个救兵就是爷爷张维祯。

在张家，最盼着抱孙子的是张维祯，但是既然这个孙女来到了自己家，就要像孙子一样善待她，所以一听到小孙女的哭声他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把她抱在怀里哄啊哄，直到哄得她破涕为笑。

爷爷的眼睛笑盈盈的，这笑，是萧红的安慰，也是她的靠山。

有了爷爷的笑撑腰，她不在乎爸爸的冷漠和奶奶的刁钻。

妈妈真的很争气，第一胎生育了一个女儿之后，她铆足了劲憋着生儿子，再生果然就生了个男孩，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地连着生了三个儿子。这样一来，在妈妈眼里，萧红反而成了稀有品种。自从有了第一个弟弟之后，妈妈对女儿更加疼爱了。姜玉兰短暂的生命中，留下的照片不多，她和女儿的合影更是少之又少，在萧红故居纪念馆，有一张萧红三岁的时候和妈妈的合影照。照片是在一个寒冷的季节拍摄的，背景是千篇一律的民国年代照相馆的特色布景，妈妈身着棉旗袍，但是身段依然苗条婀娜，身穿中式马甲的萧红一身富家小姐打扮，偎依在妈妈身边，小脸胖嘟嘟的，很萌很可爱。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幸福时光，有不算厚重的母爱，有爷爷的呵护，那时候，奶奶和爸爸的冷漠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张家是呼兰城不大不小的地主，萧红就成了这座城里不大不小的地主家大小姐，在当地也算是大家闺秀了，只是她从来也没有大家闺秀的范儿：

一出生，她就抗拒被襁褓捆绑；

刚到幼儿园小班年龄，就学会用手指捅奶奶的窗户纸，奶奶用针对着她手指比划了一下，她可以长时间不理那个老太太；

稍稍长大一些，她喜欢带着弟弟到东二道街的那个常常淹死牲畜的大泥坑看热闹；

还有，这个地主家的大小姐喜欢和家里的佣人们混在一起。

这哪像个大家闺秀啊，从小就是奔着野蛮女友发展的节奏。

这个小女孩从小就很个性，那个时代，个性的小孩子就是各色的另类。

各色的孩子只有妈妈能容忍。妈妈不断给这个家中增添新的生命，随着一个个小生命的到来，她的忍耐力也不断增强，一份母爱分割成若干份，分到萧红那儿的那份母爱想细致都细致不起来。事实上，妈妈后来变得很粗心，粗心到萧红偷偷玩她的首饰盒，弄丢了里面的戒指、耳环，她都顾不上追究。

就这份不很细致的母爱很快也消失了。萧红八岁那年秋天，姜玉兰得了一场暴病，应当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家里请了当地最好的医生，高大儒雅的大夫经不住高额出诊费的诱惑，带着一帮徒弟来诊治因为传染病病入膏肓的张家少奶奶，他用针灸刺了病人腿上一个穴位，针灸之后，大夫失望地摇摇头，这个病人已经没治了。

果然，没过三两天，姜玉兰就死去了。

萧红还不太懂得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前两年大弟弟富贵得病死去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落泪，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一会儿就能醒过来。奶奶去世的时候，那热热闹闹的出殡场面只是让她觉得好玩。现在妈妈也死了，她依然不知道发自内心的放声痛哭，只是被嗷嗷待哺的小弟弟撕心裂肺地寻找妈妈的哭声感染，陪着弟弟一起哭泣。

后来，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弟弟被爸爸送回阿城四叔的家。没了妈妈，没了幼弟，院落一下子冷寂下来。

爸爸整天沉郁着一张脸，那冷酷的表情常常让她不寒而栗，她才想起妈妈的温暖。看来妈妈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没妈的孩子就像深秋园子里的野草，在寒风中无依无靠地挣扎着。

失去母爱的萧红敏感而神经质，她凭着本能学会了自己去寻找温暖的庇护，四顾左右，她想到了爷爷。

老祖父的后花园

童年的故乡，只有两个去处能给萧红带来快乐：一处是爷爷的后花园，一处是东二道街那个常常淹死牲畜的大泥坑。

大泥坑淹死牲畜的事不常发生，爷爷的后花园却是一年四季都有风景。

萧红记事的时候，爷爷张维祯已经是七十来岁的老头了，这个老爷子号称乡绅，估计一辈子也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没当过政府的小官吏，充其量也就是个在当地有些文化的中小地主。不过，正是因为读了些圣贤书，这个肚子里面有了些墨水的地主和一般的土地主就有了些不同，他身上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超然脱俗，而对经商理财之类却是一窍不通。

柔弱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女汉子。萧红的奶奶范氏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她很有些《红楼梦》贾府里贾母兼王熙凤的范儿，不但统领着家里的经济大权，政治大权也由她把控着，家里的一切都由她说了算。

男人既然没有能力打理好家政，范氏索性就让他闲着，实在闲得难受了，张维祯就主动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做，比如擦擦自家卧室地柜上的一套锡器。他搞卫生的能力不是很强，经过他的擦拭，那本来看上去很整洁的物件就变得满是擦痕，越擦越不干净，于是常常招来范氏一顿骂，骂老东西“死脑瓜骨”的同时，每次都会捎带上小孙女萧红这个“小死脑瓜骨”，骂“老不成器”的同时，也会捎上萧红“这个小不成器的”。也就是说，这一老一小就是奶奶的出气筒，不过这些骂都是善意的，并没有恶意的成分。

在萧红童年的视角中，爷爷是心地善良的老人，一天到晚自由自在地闲着，眼睛永远是笑盈盈的，喜欢和孩子们开开玩笑。爷爷和小孩子开玩笑的方式也带着孩子气，一见到谁家的小孩子，就会笑眯眯地对小朋友说：“快看，天上飞来个家雀。”小孩就往天上看，爷爷便趁机把孩子的小帽子摘下来，藏在自己的长衫里或者袖口里，告诉孩子：“看到没，你的帽子让家雀叼走了。”这种学龄前儿童智商水平的小游戏，常常会逗得孩子们笑成一团。

爷爷年轻的时候怎么过来的不知道，到了老年，他最后的领地就剩下了后园里那片菜地。像许多赋闲的老人一样，从春暖花开的季节开始，他就忙碌在后园里种菜养花，这不是奶奶分配给他的工作，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找乐，恰好小孙女萧红没人待见，他就把她带在身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孩子能帮他解闷儿，为他驱逐了很多寂寞。

现在去萧红故居参观，还能看到那片菜地花圃，那个地方并不是很大，但是，足以让一个老人和孩子从这里获得充实和快乐。

萧红很小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喜欢带着她到后园里玩，那里是萧红的童话世界，有蝴蝶、蜻蜓、蚂蚱、蜜蜂各式各样的虫儿和花花草草的陪伴，有流转的白云，飞翔的紫燕，有大地蒸发出的温暖气息。在那个地方，足以慰藉一个小孩子孤冷的心。

萧红五岁那年，奶奶的身体突然间变得很差，差到根本没力气拿着大针吓唬捅窗户纸的小孙女。萧红依然会抽冷子去捅奶奶的窗户纸，捅完就跑，她已经跑得足够快，奶奶追不上的，老太太气急败坏，小孙女则跑到远处得意地拍着手跳着脚大笑。

她不喜欢奶奶的地方还在于，她的皮球又脏又旧，看上去黑乎乎的。拥有一个邻家小弟那样的又新又大的皮球，成了她一个时期以来的目标和愿望，奶奶早就答应给她买个新皮球，每次上街回来都说忘了，所以她的新皮球一直是奶奶的口头承诺，直到奶奶去世，也没兑现这个承诺。

孩子评价大人的几个星的标准就这么简单。

奶奶的病越来越重，不停咳嗽，她医治咳嗽的良方就是吃猪腰烧川贝母，这虽然是药，因为用炖猪腰做药引子，猪腰的味道大概也不错，孩子们不懂得这是药，看着她吃炖猪腰，会馋得口水直流。奶奶高兴的时候，会把这个美味的药引子分给孩子们吃，萧红也吃过奶奶分给她的猪腰，吃完了还是不喜欢这个老太太，甚至有时候搞点恶作剧，比如趁着奶奶熬中药，她在外屋搞点诡异的动静，这动静能把老太太吓得灵魂出窍，手中的铁火剪子都能掉到地上。

奶奶去世那天，萧红记得最清楚的是爸爸踹她的那一脚，奶奶已经奄奄一息，这个老太太的生与死在六岁女童萧红眼里还没什么概念，所以，那天她依然在爷爷的花园里嬉戏玩耍。天空飘着雨，她把酱缸上的缸帽子戴在头上遮雨，因缸帽子遮着头和眼睛看不见路，她跌跌撞撞满心得意。那时节，奶奶已经死了，一身重孝的爸爸大约觉得女儿太不懂事了，所以重重地踹了她一脚。她清楚地记得爸爸飞起的是右腿，这一脚让她差点儿没有滚到灶口的火堆里去，这一脚不但没有把她的孝心踹出来，反而把父女之间的情谊踹得烟消云散，这一脚被萧红永远记在了心上，后来又记录在文字中，这个恶毒老爸从此成为所有人心目中的坏爸爸，永远也无法翻案。

奶奶的死对于五六岁的萧红来讲只有空前的热闹，亲戚们来了很多，拿着烧纸在灵前或真或假哭上几鼻子，就驻扎下来等着出殡。热热闹闹的吹打班子开了张，有哭的，有唱的，还有念经的和尚老道。最重要的，亲戚们带来了许多小伙伴，可以短时间内陪着她上树爬墙登房顶。直到去世的人下葬，尘埃落定，她的这场娱乐活动才宣告结束。

奶奶死了，萧红就搬到了爷爷那里去陪他，和爷爷睡在一张炕上，跟着他学古诗，跟着他在后园里疯玩。当初，对这个不长出息的女孩子，妈妈是很失望的，她曾经叹息：“荣华这孩子，都让他们给惯坏了。”这种没出息的孩子，让她上学也不一定有什么培养前途，所以，妈妈活着的时候，已经到了学龄的萧红，并没有到学校读书。萧红把没能如期上学这笔账算到了妈妈头上，认为是妈妈不想让她上学。

没了妈妈，爸爸张廷举也一如既往地不疼爱这个女儿，姜玉兰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外面工作，顾不上家里的事，也顾不上疼爱孩子们。如今姜玉兰死了，张廷举在悲痛中只停留了短短的时日，就感觉没老婆的日子很艰难，虽然阿城福昌号的亲人们经常过来帮他打理家政，虽然家里的事务有下人帮着打理，没有女主人的家总感觉不像个家。所以，姜玉兰刚刚入葬，他就张罗着让人帮他寻找续弦。

媒人提亲的这个女子名叫梁亚兰，比张廷举小十岁，刚刚二十一岁，还是个青春妙龄女子。张廷举对这个女子很满意，待到前妻的百日祭刚过，在姜玉兰去世当年飘雪的某个冬日，他就急不可待续娶了第二个妻子梁亚兰。

大红的双喜字把姜玉兰去世的一片素白都抹了去，张廷举的居室布置一新，已经没有了前妻留下的痕迹。新娶进门的梁亚兰娇美可爱，她根本就没有做好给人家当继母的心理准备，她不是个坏女人，只是不知道如何给三个小孩子当后妈。刚刚提亲没几天就过门了，只是听人说这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不错，有学问，还是个小学校长。

这个新妈妈来得太早了，早的有些不合时宜，那时候，萧红还在为妈妈穿重孝，她的鞋子上粗针大线缝了一层白布。新妈妈娶进门了，要萧红姐弟去拜见新妈妈，亲友们觉得萧红穿着重孝去见新媳妇不吉利，也不合适，就三下两下把她鞋子上的白布拆了下来。

天寒地冻的日子，天空飘着细细的雪花，萧红牵着三四岁的二弟连贵也就是张秀珂，有人抱着四五个月的三弟连富，来给新妈妈梁亚兰磕头认妈妈。

那天萧红表现得很乖，她磕了头，叫了妈妈，张秀珂还不会磕头，被别人按着也磕了，梁亚兰象征性地抱了一下襁褓中的连富，认妈的仪式算是完成了。

面对着一群孩子，梁亚兰不知所措，对于妈妈这个陌生的称呼，她的表现有些冷漠，在萧红看来，这冷漠和窗外的天空一样冰冷，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她就不喜欢这个新妈妈。

新妈妈来了，萧红上学了。

张廷举在新一任老婆娶到家不久，就把整天不让人省心的女儿送进学堂，把刚出生的小儿子送给四弟家，这样，家里只剩下三四岁的张秀珂，平时就清净多了，不会让新娶到家的老婆觉得心烦。

爸爸娶回新妈妈对于萧红来讲是件不快乐的事，但是，让她去上学却是她梦寐以求的。

新妈妈梁亚兰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她喜欢玩牌，所以睡得晚起得也晚。她有一群比萧红大不了多少的弟弟妹妹，她的妹妹经常到姐姐家来串亲戚，陪着姐姐玩耍。梁亚兰的妹妹梁静芝和梁玉芝后来还和萧红合过一张影，那是两个美丽的女孩子，实话实说，模样比萧红好看。因为不喜欢新妈妈，萧红对这些小姨妈一开始也不是很喜欢，她觉得这些人都和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属于正房那边的，她和爷爷属于后园的，新妈妈进了家门后，她就很少到那边去了。后来，长大了一些，才和小姨妈们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

萧红上学后，课余时间就泡在爷爷的后园里，那里是她信马由缰的地方，她满园子无拘无束地乱跑，踩坏了花，踩坏了草，踩坏了菜，却没人责怪她。她用爷爷浇地的水瓢玩水，不是帮着爷爷浇花浇菜，而是把水洒向空中，玩人工降雨。这些还算是靠点谱的，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张家的大小姐居然爬到梯子上当众大便，还口中念念有词，说自己在下蛋。

她学会了爬树，经常翻墙头，偶尔还会尿裤子。

这样顽劣的女童，的确该严加管教才是，即使在今天，在开放的年代，谁家也不会把女孩子培养成这个成色。看得出来，爷爷对这个小孙女过于溺爱了，这种溺爱造成了萧红的我行我素，这种溺爱让她觉得家里别的亲人都不疼她爱她，只有老祖父是唯一疼爱她的人。她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不被别人喜欢和重视，除了爷爷的后园，世界上到处都是冷冰冰的，这种感觉，随着新妈妈的小弟弟小妹妹的出生，在她心中越发根深蒂固。

在爷爷身边，萧红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文化启蒙教育。

早上一睁眼，爷爷要给她念一首古诗，晚上睡觉前还要念一首，半夜里她睡不着，也是在爷爷念古诗的呢喃声中慢慢入睡，那些古诗让她牢记了一生，对她后来成为女作家起了关键作用。

爷爷大概不懂得怎样哄小孩子入眠，他不会唱催眠曲，一首首的《千家诗》就成了爷爷的催眠曲，这些诗都是爷爷小时候在私塾里学会的，所以用不着课本，全凭口口传诵，爷爷念一句，她念一句，这看似无心的启蒙教育，让萧红受益一生，她把这些诗全记在了脑子里。

在家里，萧红对别的人很冷漠，但是却知道疼爱妈妈留下的亲弟弟张秀珂，她上学后有时候会把弟弟带在身边，她上课，弟弟就坐在一边乖乖玩耍。

后来弟弟也搬到了爷爷的屋子里住，一起住在爷爷的炕上，一起听爷爷念诗。

新妈妈对前任留下的孩子，采取不打不骂不管的“三不政策”，并说不上她有什么不好，因为她从来没有打骂过萧红姐弟，他们即使做错了什么，她也不动一手指头，偶尔会指着桌子或椅子，或者鸡啊狗的指桑骂槐。等孩子的爸爸回来，她会及时告上一状，把发生的那些事告诉他，由他去管教。爸爸明显比妈妈在世的时候严厉多了，新妈妈的告状常常给萧红带来一顿爸爸的暴打，所以，她在仇恨爸爸的同时，更加仇恨这个感情冷漠的女人。

后来，爷爷的后花园也不是遮风避雨的地方了，爷爷老了，浑身的病痛。他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刚开始只是偶尔抽几口，慢慢吸上了瘾，他自顾不暇，已经顾不上萧红姐弟了，他们只好从爷爷那里搬出来。

弟弟张秀珂是个男孩子，比姐姐更惨一些，他住在下屋里，和家里的老厨子睡在一个炕上，被子永远没人帮着拆洗，满是油腻，还爬满虱子。萧红比弟弟也强不到哪儿去，他们手里没有多余的零花钱，偶尔从家里偷个小瓶子换糖球解解馋，吃完糖球，连糖球中间粘着的草棍都不舍得扔，草棍上沾着甜味，他们会含着草棍慢慢品尝上面残留的那点甜蜜。

萧红一天天长大，爷爷一天天老去，她在回忆爷爷的文章中这样写着：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爷爷是八十出头的年纪去世的，在他去世的时候，正是后园里满树玫瑰花开放的时候，但是那片美丽的后花园就已经不属于他了，他早就没有气力去打理那些花花草草了，爷爷离开后花园的日子，也是萧红远离那里的日子。

到爷爷去世，萧红经历了许多亲人的生离死别，妈妈、奶奶，还有两个弟弟，但是，只有爷爷的死让她最悲痛，所以她哭了，整个丧事自始至终都是以泪洗面。最疼爱她的爷爷去世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走了，他的死让萧红感觉，人间一切爱和温暖都被他带走了，她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她觉得这个家再也没有温暖了，她一心想逃离这里，一心想到外面寻找一份温暖和快乐。

叛逆小姐的生活

萧红上学那年九岁。

在今天看来，九岁的孩子应当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了，九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算是大龄学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九岁上学还不算晚，特别是女孩子，许多人家是不让女孩子上学的。萧红的妈妈姜玉兰对于让女儿上学这件事积极性就不高，一直拖到她去世，也没能送女儿走进学堂，她大概觉得女孩子上学也没有什么用，另外萧红这样的小女孩，整天上树爬墙的，送她进了学堂也不一定是读书的材料。

妈妈去世后，爸爸对这个不着调的女儿不知道该怎么管理，特别是续娶回个年轻的夫人，女儿整天在家里晃荡，让新夫人很为难，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恰好1920年呼兰小镇首开小学女生部，也就是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爸爸把萧红送进学校上学，萧红成为小学女生部的第一期学生。

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东二道街上两家小学学堂，南头一个北头一个，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龙王庙里的那个经常学学养蚕什么的，祖师庙里的那个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萧红刚上学的时候进的是设在龙王庙院内的龙王庙小学，就是那个经常学养蚕的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班，这所学校离他们家很近，只有百步之遥，她三两分钟就能步行到学校。

这个顽皮的女孩子念书格外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爸爸长吁一口气，好在这个孩子学习上还算是让人省心，如果她三天两天的逃课，不就麻烦了。

萧红本来在大家眼里不是乖巧的好孩子，她上学后，大家突然发现，这调皮的孩子竟是个会读书的好学生，于是周围的人对她开始另眼相看。本来并不是很喜欢她的伯父也会偶尔教教她语文，给她讲故事，或者买些儿童读物。

县立第二小学虽然有女生部，在呼兰县并不是最好的小学，她上到小学四年级，爷爷坚决要求在县教育部门工作的儿子给孙女转学，转到教学质量更好一些的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上学，这所学校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在县里算是重点小学。后来，这所学校因为出了萧红这样的优秀学生，就改名叫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小学，现在的萧红小学就是当年的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

萧红的学习从来不用人督促，事实上，也没人督促她，她的所有功课中，成绩最好的是作文，所以说萧红成为女作家不是偶然的。

上学之后，她的天地比过去宽多了，过去她眼里最宽阔的天地就是爷爷的后花园，现在她可以走出自己的家，行走在上学的路上，路上不但可以经过那个热闹不断的大泥坑子，还可以经过几家碾磨房、豆腐店、扎彩铺、“李永春”药铺和染布匹的染缸房。一路上有看不完的风景，经常能撞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让她的业余生活多了些八卦色彩。

她其实是个喜欢听坊间八卦的小孩子，有时候甚至让自己参与到一些八卦当中去，这些八卦为她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萧红这个呼兰县城的大家小姐常常显得很另类，童年时代的另类是因为年幼不谙世事，少女时代的另类则是她有意而为之。

上学后，她接受了一些新思潮新观念，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打量眼前的世界。

她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爸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对自己永远是冷酷的，从来不给一个好脸子，即使女儿考了个好成绩，从他脸上也读不出一点欣慰和快乐来，萧红曾一度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怀疑自己的身世血统。她发现，这个冷酷的男人不但对自己的女儿冷冰冰的，对家里的仆人也格外冷酷。如果爸爸是个穷人，待人冷一些没人追究，顶多会让人认为这人穷得心理不正常了，但是，作为富人，对家里的下人过于冷酷，在过去的那些岁月，上纲上线地说，就有恶霸地主的嫌疑了。

萧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和家里打工的下人站在一边，这在富家小姐来说是很另类的。

有二伯是萧红家的长工，这个长工是他们老张家的本族同宗，过去也曾是很富有的地主，因为不会理家，家道败落下来，沦落到给人扛长活混饭吃的地步。这个有二伯叫什么名字萧红从来没细究过，因为从小就叫他有二伯，这个称谓也就成了他的名字。有二伯并不是个优秀员工，萧红的爷爷和爸爸之所以收留他，说穿了还是可怜这个落魄的本家，与其让他在别人家受气，还不如在自家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三十年前就来到萧红家打工，那时候还是三十多岁的青壮年劳力，一竿子插下去，在这个地方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萧红记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工。

因为沾亲带故，有二伯在张家打工的心理就和别的打工者有些不一样，在别的打工者面前，他感觉自己是半个主子。家里的其他仆人也这么认为，老厨子叫他有二爷，佃户们叫他有二东家，赶上嘴甜会说话的还有可能叫他二掌柜的，那个时候，他在一片虚假繁荣面前，恍然觉得自己应该比他们的地位要高一些。但是在张家老板那里，他又是实实在在的打工者，是真正的仆人，那身装扮也是实打实的仆人打扮，头上戴的是没有边沿的草帽，身上穿的是老东家前清时代穿过的压箱底的旧衣服，他在这个大院里居无定所，哪个工种需要，他就搬家到干活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他的心理经常是扭曲的，性格就有些古怪。这种不是主，不是客，不是仆的心理，和萧红得不到家庭温暖的落寞心理很契合，所以，萧红和有二伯之类的仆人们走得很近，彼此感觉心理上有相通之处。

萧红在家里感觉自己得不到温暖的时候，采取的措施是闹，通过她顽谑的闹引起大家关注，有二伯则是骂，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骂，骂糊涂街，骂的结果是东西给他送过来了，他却不吃，告诉人家他不吃这个，拿去吧。

有二伯还有一个比萧红高明的招数，就是假装自杀，萧红的爸爸，也就是有二伯的堂弟，偶尔会把这个堂哥暴打一顿，有二伯就会假装寻死觅活地玩惊心动魄的上吊、跳井等把戏，这些招数萧红学不来。

萧红、有二伯两个极力想证实自己有存在感的一老一小，有时候会齐心合力闹出一点动静，比如他们不约而同到后园的储藏室偷东西，有二伯偷铜酒壶，偷米，偷各种能变卖出钱来的东西，萧红则偷黑枣之类的小吃和能拿着玩的玩具，这一老一小两个家贼，常常把家里的气氛搞得很紧张。

萧红还和周边的一些小人物走得很近，像小团圆媳妇、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王大姑娘等。这些都是比有二伯还低一个层次的下人，大概只有和他们在一起，她才能感觉的自己的优越感。萧红和草根儿们的这些亲近，很让家里人反感和鄙视，他们可以自己不重视这个孩子，甚至可以欺负她，但是她不可以自己轻视自己，不可以把自己混同于下等人，用爷爷的话说：“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你可以当另类小姐，但是不可以另类到草根堆儿里去。

和草根们走得很近，使萧红真真切切了解了最底层的生活，她知道他们为什么对生和死那样的麻木、冷漠，他们的意识中，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所以，虽然活得很艰难，但他们顽强地和命运抗争。

萧红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不服输的个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再是那个在爷爷的后花园满世界乱跑的疯丫头了，她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那个时代，最新潮最流行最前卫的热血青年是反封建，萧红的爸爸虽然不是思想前卫的人，对反封建还是很支持的，比如当年呼兰县城建立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他就是极力促成这件事的主谋和策划，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并不是老古董，他一直是力主让女儿上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只是没想到，女儿一步就由一个疯玩疯闹的小孩子，跨越到了激进青年的行列。

萧红的激进带着青春期的冲动和亢奋。那时候，前卫的女孩子都流行剪短发，在学校里，她第一个剪掉辫子梳起短发。别的女学生在家里可能还有妈妈管着，不敢随意把辫子剪掉，她不怕，亲妈已经死了，后妈根本不会管她留什么样的发型，她就成为学校里最早剪短发的女孩子。

1925年，在南方的大城市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这个事件发生后，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热潮也波及呼兰这个遥远的东北边陲小镇，这里的学校也举行学生运动，仅有的几所学校的学生们都走上街头，上街游行、示威，声援远方的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爱国斗争。虽然从声势上和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根本无法相比，但是，青年学生的热情同样高涨，年轻的心都是一样火热。

呼兰县成立了“县沪难后援会”这样一个组织，就是专门声援上海的“五卅惨案”的。

那时正赶上1925年的暑假。七月，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没有因为放假而降温，呼兰第一中学牵头的中学生联合会开始举办募捐活动，各中小学都参与进来。这件事成了萧红十五岁那年的暑假的主要活动内容，在举办活动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她是积极的参与者，她除了在街上游行打着小彩旗喊喊口号之外，还参与了声援“五卅惨案”的募捐活动中去。

那时候，在街头搞募捐比现在的难度大多了，倒不是百姓的文明素质太差，主要是民众不了解“五卅惨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穷人捐不起，富人不想捐，在县城的街头站一天，也收不到多少捐款。

有学生就提议，不然就到有权有钱的人家家里上门募捐吧。

呼兰县城有钱有权的人家基本上都集中在县城的东南角，号称全县有钱有势的“八大家”，都是县里的党政军首脑人物，比如县长高乃济、南大营驻军冯司令、省议员大地主王百川等一些权贵。这些人家的门可不是好进的，一般小家小户的孩子连他们的门口都没敢靠近过，让同学们到这些人家里去募捐，谁都有畏难情绪，大家都向后退缩，没有人主动请缨自己去试试看。

只有萧红主动说：“我去试试看，有谁愿意和我做伴吗？”

大家怯怯地互相观望，有个名叫傅秀兰的女生平时很文静的，这会儿却突然变得比别人勇敢了一些，低声说：“张乃莹，若不，我跟你一起去。”

两个女孩子平时不是一类性格的，不过倒可以互补。

萧红带着傅秀兰奔向县城的东南角。那时候的呼兰县城并不大，走着，很快也就到了。在县长高乃济家门口还没进门，就被看门的轰出来，南大营驻军冯司令家有卫兵持枪站岗，都没能靠近，更不用说劝捐了。

省议员大地主王百川家本来也不是很容易能进去的，正好赶上这家的太太或者是姨太太逛街刚回家，在门口遇上了萧红她们两个。她们也搞不清这个穿着时尚高级旗袍的女子是大老婆还是小老婆，反正是这家的女人，于是便开始照本宣科地对那个穿金戴金的女子进行宣讲和劝捐，大道理还没来得及讲，那个女子就听烦了，说自己没钱去搞什么募捐。

萧红的嘴从小就得理不饶人，这一次充分发挥了她伶牙俐齿的作用，她吧嗒吧嗒一通说，说得那女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了，心说，这是谁家的厉害丫头啊，小嘴儿真厉害，什么民族大义啊，反帝爱国啊，全是新名词。算了，快给她们块儿八毛的把她们打发走得了，于是，丢给她们一元钱，才算是把两个小姑娘打发走了。

这次募捐虽然收获不大，只募来一元钱，但总还是有些成效的。这一元钱鼓励了同学们的意志，看到没，只要坚持，一元钱一元钱的劝捐，积少成多，最终也会募到一些的。

募捐的形式丰富多彩才能更加有效，学生联合会决定在呼兰西岗公园搞一次义演，利用这种形式在街头搞社会募捐。义演的节目都是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其中有一个街头剧叫做《傲霜枝》，是一出反封建的小话剧。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演戏，许多小女生都觉得抹不开面子，萧红不在乎，她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的剧社，在《傲霜枝》这个剧里面，萧红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小姑娘。

第一次演戏，萧红演得很蹩脚，平日里心理素质非常好，演起戏来却没什么自信，心慌得厉害，还差点忘了台词。不过观众很配合，他们说张家大院的大小姐张乃莹演得不错，有一些人还慷慨了一次，主动捐了一些钱。

爸爸张廷举那时候应当已经是呼兰县某所学校的校长或者教育局长了，对女儿的做法他应当支持才是。他表面上确实没有反对，但还是觉得这个女儿太另类了，早晚会给自己惹事，于是就想，让她读点书之后，尽快嫁出去就是了。所以，张廷举打算等她初小学业完成后，就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完婚。

这件事是爸爸张廷举一厢情愿的，萧红根本就没答应。

等到萧红初小毕业，家里向她提起不再上中学的事，一场无法避免的家庭冲突发生了，萧红和爸爸以及后妈撕破了脸皮大闹一场，这是她出生以来和爸爸进行的最正面的一场家庭战争，这一次，她真正让爸爸见识了这个小丫头片子的厉害，最终争取到了到哈尔滨上中学的权利。

一场缺乏爱情的包办婚姻

从收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中学的入学通知书那天起，萧红就开始兴奋，她如愿以偿就要成为中学生了。

那个夏天，是她长到十七岁最幸福的一个夏天，她的脸上总不由自主地挂着甜甜的笑容，连她平日里不怎么喜欢的爸爸和后妈，在她眼里都顺眼了许多。

1927年暑假结束后，萧红成为哈尔滨东特女一中的一年级新生。

女中学生萧红已经出落成有些俊美的大姑娘了，对于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学习机会，她很珍惜，学习上认真刻苦，课余时间也不敢随便逛街，因为家里给的那点零用钱很少，也因为她的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不想把宝贵的时间荒废掉。课余时间，偶尔她会到在哈尔滨工作的六叔张廷献那里去坐坐。

六叔张廷献和萧红的爸爸张廷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萧红的亲奶奶去世早，亲爷爷就又续娶了一个老婆，张廷献是萧红的继祖母生的，但是他们两家关系走得很近。

张廷献工作前在阿城师范读书，他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汪大澄，两个人关系很铁。师范毕业后，汪大澄在道外区的一所小学当校长，张廷献任道外税务分所所长，上学时候的同窗好友现在又在一个区工作，两个人就经常地走动走动。

彼时，正值汪大澄的弟弟汪恩甲从吉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正为找工作发愁，哥哥就让他到自己的学校当教员，张廷献去汪大澄那里的时候，经常能见到汪恩甲，感觉这个小伙子很不错。

汪大澄到张廷献那里闲坐，也偶尔看到来看望六叔的萧红，那时候的萧红留着那个年代女学生的齐耳短发，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一身清纯的学生装，眼睛大大的，青春靓丽，落落大方。汪大澄眼前一亮，觉得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很不错，就问这是谁家的女孩？

张廷献说是自家侄女，在哈尔滨读中学。

汪大澄就想到了弟弟汪恩甲，张家是呼兰的地主，家庭条件不错，而自己家是哈尔滨顾乡屯的富户，父亲还是一个小官吏，条件并不比张家差，双方又知根知底，就让张廷献去提亲。

许多资料上说汪恩甲是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儿子，都是以讹传讹，历史上真正的汪恩甲是顾乡屯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家里条件不错，和萧红也算得上门当户对，所以六叔张廷献受汪大澄委托向哥哥张廷举提媒的时候，张廷举通过权衡，很快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不要一看到带“屯”字的就以为是偏僻乡村，这个顾乡屯可不是什么偏远农村，如今位于哈尔滨西北角，当年也算是哈尔滨的一片繁华区域。好歹人家汪家也算是大城市哈尔滨的富户，张廷举考虑到男方家境也很不错，最重要的是，这个汪恩甲受过新式教育，还是教育工作者，他自己当了半辈子老师，觉得做教师的人品肯定错不了，就自作主张把这桩婚事大包大揽下来，由他做主把萧红许配给了汪恩甲。

这是一桩实打实的包办婚姻，虽然表面上看考虑到了男女双方的家庭出身、年龄、学历等因素，但是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的包办婚姻从来就没有浪漫可言，任何一桩包办婚姻都是一种无奈，萧红的这桩包办婚姻也是如此。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的时候，萧红还在上中学，约定的是萧红初中毕业后再结婚。

家里在隆重地为萧红张罗订婚的事，萧红却是一脸懵懂和茫然。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已经偷偷在想未来的爱情了。她就读的这所东特女一中实行男女分校制，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她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男子，所以，长到十六七岁，萧红还没有为哪个男子心动过。学校同宿舍的女孩子们有的也已经订婚了，有些包办婚姻中的小男女还是有爱情的，看着她们写情书时候的投入和接到情书之后的甜蜜，萧红也想生活中有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

爸爸给自己定下的这桩婚事中的男主角汪恩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她常常在寂静的夜晚躺在床上想入非非。听说家里给她订婚了，同学们就和她开玩笑，要求她把未婚夫带到学校来，让她们帮着鉴定鉴定。

未婚夫的样子到底怎样呢？

萧红从最帅的帅哥想到最丑的丑男，又从最丑的丑男想到最帅的帅哥，他究竟长得有多丑有多帅？不知道，但愿不要丑到一塌糊涂。

后来见了面，萧红发现，这个汪恩甲的长相既没有帅到光芒四射的地步，也没有丑到吓人的地步，模样看上去还算周正，能拿得出手去。按照萧红后妈的妹妹梁静芝的话说，汪恩甲也算相貌堂堂。当时他的身份是一所学校的教员，和同班那些女同学的未婚夫比起来，学历上似乎要差了一些，她们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读书。

教师的社会地位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不错的，怎么说也是文化人，这个工作还算体面。不过，凭着女孩子的虚荣心，萧红还是希望汪恩甲能进一步深造，那样自己在同学们中才显得更有脸面。

对汪恩甲这个人，萧红说不上反感或者讨厌，也说不上喜欢，感觉很平静，没有传说中的那种怦然心动，她单独坐在汪恩甲对面的时候，很奇怪自己能那样淡定。是的，是淡定，她的讲述那样流畅，那样有逻辑性，倒是汪恩甲显得有些不自然，缩手缩脚的，一点都不大方，说他老实吧，那眼神儿又有些不安分，不知道这样的眼神算不算色眯眯的。他这个样子，让萧红骤然失去了幻想中的那种浪漫。她觉得，她梦中的白马王子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样子，她也说不好，最起码比这个汪恩甲要更加风流倜傥一些，更加儒雅一些，也更加有主见一些。萧红觉得，汪恩甲不是个有主见的男人，遇事总要和他哥哥商量，比如萧红说，你还是到法政大学进修一下吧，汪恩甲并不立即作答，只是说，要回去和哥哥商量商量再说。

你自己的事能不能自己做一回主啊？

依照萧红的性格，她想这样质问他一句，话到嘴边又忍下了。毕竟两个人之间还没有熟到那个份儿上。

东特女一中对学生管理虽然严格，但赶上家里给包办了婚姻的学生的未婚夫来学校看望未婚妻，学校也会破例网开一面，这就使那些苛刻而严厉的制度显得很搞笑，一边是不许女生自由恋爱，一边却允许那些包办婚姻的未婚夫们明目张胆出入校园。后来，汪恩甲也加入到恣意出入校园的未婚夫队伍中，同学们经常开萧红和汪恩甲的玩笑，女孩子们管汪恩甲叫“汪先生”或“密司特汪”，在玩笑声中，萧红已经从心理上认定了自己这辈子就是汪恩甲的人了。

寒冷的冬季课余时间，她会乖乖躲在宿舍里，为汪恩甲一针一线编织毛衣。窗外雪花飞舞，那时候的萧红是柔美的，她把自己对未来的憧憬都编织在了毛衣里。有时候，她还会和汪恩甲通通情书，这些小情调也是甜蜜的，萧红曾经奢望就一直这样浪漫着，浪漫到自己高中毕业再说完婚的事。

萧红就读的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大家闺秀开办的，培养的是新式“三从四德”未来合格贵族太太，办着办着，随着进步教师的加入，学校就变了味道。萧红在那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王荫芬的国文老师，最喜欢鲁迅的作品，所以在课堂上经常讲鲁迅的文章，有时候还把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一些作家的文章搬到课堂上讲，这种传授方式不仅让萧红深深喜欢上文学，她的思想和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萧红和汪恩甲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萧红说的一些新名词，汪恩甲一点都不感兴趣，而对于汪恩甲不思进取的状态，萧红越来越失望，她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男人不是自己需要的那种。

正当她对汪恩甲感觉到不甚满意的时候，汪恩甲的父亲去世了。

按照风俗，已经订了婚的儿媳妇，在未来公爹的丧事上，就要像已经过门的儿媳妇那样履行职责，比如披麻戴孝等。

萧红无法抗拒，也无力抗拒，人家汪家已经把丧信儿报到了萧红呼兰老家的家门上，继母梁亚兰已经率领着张家的奔丧队伍行进在呼兰到哈尔滨的路上，萧红必须向校方请假，随同继母梁亚兰到顾乡屯参加未来公爹的丧礼。

萧红很无奈地去了，一到那被白布、哭声和唢呐声营造出的哀伤气氛的现场，她根本由不得自己，片刻间就被打扮出一身素白重孝，这身打扮，妈妈死去的时候她穿过，爷爷死去的时候她穿过，现在为一个没见过一两次面的陌生老头，她又装扮齐整了。眼泪却是一滴都流不下来，看着汪恩甲兄弟俩张着大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哭，萧红有时候受了感染眼角会湿润一下，醒过闷儿来，想想自己的角色，又觉得很尴尬，这个死去的老头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吗？自己被装扮成这个样子，完全像是在演戏，萧红对这角色并不是很投入。

装扮成这个样子的结果是，丧礼一结束，萧红就得到了汪恩甲家二百元的赏钱，这是奖赏没过门的儿媳妇为未来公爹披“重孝”的辛苦费。这二百元钱是萧红长这么大挣来的最多的一笔钱，当然，这钱不是萧红亲手接过来的，如果当时给到她手上，她大概都不会接。

萧红和汪恩甲的关系若即若离地保持着，汪恩甲为了让未婚妻高兴，主动到法政大学夜校班上课，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深造，这样他们之间貌似又有了些共同语言。

有些人这辈子注定是不安分的，比如萧红这样的人，小时候折腾小屁孩儿那点事儿，长大了折腾大事。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日本次第拉开侵华序幕，爱国的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萧红也时常会加入到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去，参加游行和其他宣传活动，特别是日寇修筑吉敦铁路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中，萧红是积极的参与者。消息传到呼兰县，张廷举这个严父又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了，他本来就不同意女儿读中学，他阻止萧红读书的用意不是不想让她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而是怕这个孩子学问越大给自己捅的篓子越大，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依照她的性格，是不能让她出去见更大世面的，否则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萧红在哈尔滨参与上街游行的事，家中紧急做出决定，立即中断她的学业，马上和汪恩甲结婚。

这个消息对于汪恩甲来说算是个喜讯，他得到张家那边透露的婚讯后，就开始着手准备结婚的事，只等着那边给他个准信儿，就发喜帖。

家里人到学校让萧红回家一趟，她还以为家里有什么事，想也没多想就利用礼拜天休假的时候回去了。一到家，爸爸和后妈都在厅堂候着呢，一副郑重其事的姿态，一见到萧红，爸爸开门见山提出完婚的事，说你的年纪也不算小了，就不要继续上学了，差不多就和汪恩甲成亲吧。

萧红被这突如其来的婚讯搞懵了，她说自己还没有心理准备，还要继续上学，不想现在就结婚。

爸爸一脸的恼怒，告诉萧红：“不管怎么说，哈尔滨那儿的学不能再上了。”

萧红说：“我也正想离开哈尔滨那所学校，到北平去读高中。”

这话让爸爸和后妈瞠目结舌，她居然还想到北平去读书？在自己身边就不断惹是生非，到了北平还不定会惹多大的事呢。爸爸坚决反对，后妈和爸爸一唱一和，呼应得很好。

如果只是爸爸反对，萧红可能还会忍气吞声少说几句，后妈的积极参与让她反感透了，她不喜欢让这个女人管着自己，压制自己，就按捺不住情绪大吵大闹起来。这吵闹声激怒了后妈，老公前任留下的孩子，她打又不能打，骂又不管事，只好拿出东北女人的那股子泼劲儿，冲到门前把屋门打开，对着外面大声喊叫：“老乡亲们，大家伙都来看看吧，我这个做后妈的管不了前房的女儿，我丢人啊，我无能啊。”

后妈一把鼻涕一把泪数落萧红的不是，爸爸则铁青着脸，一口一个“不肖之子”“孽障”“叛逆”地骂着。

原本寂静的呼兰城，被这高分贝的吵闹声惊动了，院门口凑过来许多看热闹的，后妈管孩子，本来就是很有看点的八卦戏，现在这场戏可以免费观看，也为大家贫瘠的业余文化生活增添了一点佐料。

既然事情已经闹起来了，就不好草草收场，必须分出个胜负才是，至少在后妈梁亚兰看来，自己不能随随便便输掉人气。她场外求援找来了萧红的大舅做友情嘉宾，让萧红的亲娘舅去管教外甥女。

大舅是萧红妈妈姜玉兰的亲弟弟，接到续姐姐梁亚兰送来的口信，他不敢怠慢，一方面碍于亲戚的情面，另一方面怕去晚了自己的亲外甥女吃亏，于是匆匆从乡下赶到了呼兰城，半真半假地过来教训外甥女，一顿狠狠的呵斥，说再不听话，就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他当然不会打断萧红的腿，只是做出这种气势和姿态，给梁亚兰看，让她觉得自己已经给她出了气，就达到目的了，至于最后萧红是否中断学业和汪恩甲结婚，是否打消去外地继续读书的念头，他是管不了的。这孩子从小就犟，连她亲爸都管不了他，何况自己这个做舅舅的。

风波暂且平静下来，婚事也暂且搁置下来，萧红又回到东特女一中继续上课。

这一次，萧红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她很烦，懒得见经常来献殷勤的汪恩甲。

这些烦心事除了和学校里的闺蜜们念叨念叨，还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就是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上学的远房表哥陆振舜。陆振舜是个很有想法的进步青年，对于包办婚姻之类的很蔑视，不过，他自己就有一个包办婚姻的老婆。

陆振舜这种表哥的身份是不好进东特女一中找萧红的，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未婚夫可以出入校门，表哥不可以。他们之间很谈得来，两个人都愿意经常在一起面对面坐着聊聊天。他们的会面经常是在外面，上一次约好下一次的会面时间、地点，然后如期赴约，这很像情人间的约会。

萧红很依赖陆振舜，当她流着眼泪向这个表哥诉说自己如何如何抗拒结婚这件事的时候，陆振舜向流泪的小表妹递过一块手帕的同时，也递过了自己宽大温暖的臂膀和胸膛。萧红放心地偎依过去，偎依在这个男人怀里流泪，她觉得很温暖，也很踏实，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爱的冲动，她第一次有了恋爱的感觉。

陆振舜这次来找萧红，是想告诉她，自己已经从法政大学退学，马上要到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等他在北平安定下来，就帮着萧红找一所高中，两个人一起到那里读书。

去北平读书成了萧红最大的憧憬，陆振舜的突然离去让她心里空落落的，她发现，她已经爱上他了。

初二的暑假很快就到了，这个暑假意味着萧红的初中学业已经结束。

初中学业结束了，下一步面临的就是完婚这件事，爸爸和后妈已经开始悄悄为萧红准备嫁妆了，这让她无比心烦，她现在满心都是表哥陆振舜的影子，那个本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的汪恩甲现在在她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

最重要的，她和汪恩甲之间是包办婚姻，作为新女性居然屈服于一桩包办婚姻，她觉得这不是自己的性格。

第二章  放任自流的时光

自由，浪漫，温暖，爱情，她就像一个笨女孩，明明看到了那些美好的诱惑，傻傻追到跟前，却都是海市蜃楼般的怅然和失落。与表哥不了了之的初恋，弃她而去的未婚夫，惨不忍睹的现实把她的梦碾得粉碎。

私奔，到北平读书

那个暑季，张家上下在张罗着萧红的婚事，结婚用的许多东西都置办的差不多了，有些东西还是专程到哈尔滨办的。因为是继母，梁亚兰不想让外人说自己这个当后妈的亏待前任的孩子，嫁妆的档次和数量都说得过去。

萧红情绪低落，躲在自己的房间很少出门。

家里在逼婚，汪家那边也在催着萧红早些过门，两边形成一股势力催促得紧，让萧红无所适从。

本来她对汪恩甲还不算讨厌，因为这次逼婚，她对他多了几分反感。

她原本想去北京继续上学，如今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后妈梁亚兰的妹妹妹梁静芝放假后也住到姐姐家，和萧红住在一个屋里，虽然年龄不相上下，但是梁静芝的辈分是姨妈。萧红在屋里唉声叹气，梁静芝坐在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是陪着小心轻声对萧红说：“要不先嫁过去，上学的事等以后再说。”

萧红一脸苦笑：“老姨，你真是个老实人，嫁过去还能再上学吗？以后你记着，找婆家的时候千万别找有钱的人，找个有文化的穷人就是了，有钱人都为富不仁。”

梁静芝很单纯，她一脸茫然地听着，觉得萧红就是和周围别的女孩子不一样，她说出来的道理都不一样。

小弟弟给萧红送进来一封信，一看那熟悉的字迹，就知道是陆振舜寄来的。她急急打开，想看看陆振舜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梁静芝问：“谁来的信？”

萧红全身心投入到那份信当中，根本没听到梁静芝的问话，萧红的小弟弟是梁静芝的亲外甥，还没到上学的年龄，不知道谁来的信，邮差给送到了家门口说是大姐姐的信，他就屁颠屁颠送来了，对老姨的问题他回答不上来，只好摇着小脑袋也不作答。

等萧红从信中抬起头，梁静芝再次问她时，她的脸微微有些发红，推说是同学来的信，梁静芝察言观色地问：“是外甥女婿汪恩甲来的？”

小弟弟拍手笑着说：“姐姐脸红了。”

萧红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实有些发烫。

陆振舜在信里说了很多思念的话，这些话由他写出来，比汪恩甲的语言表述动人得多，更能拨动少女的心弦。毕竟，这个表哥是过来人，家里有老婆，实战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俘获女孩子的感情。

萧红的心已经彻底向陆振舜这边倾斜了。

陆振舜在信里还说，暑假一开学他还回北平继续读书，邀请萧红和她一起到北平，并言称他已经给她找好了一所高中，如果家里不支持，他来帮助她，费用不是大问题，他家里的资助省着点用，足够两个人的花费。

到北平读书很有诱惑力，诱惑着萧红继续和爸爸谈条件。

她还是希望由家里出钱帮她完成学业，不想靠着陆振舜的帮助。虽然感情上很依赖这个表哥，甚至有些爱上他了，但是她心里很明白，表哥不是自己真正能够依靠的人。从亲缘关系上来说，他是远房姑姑家的，不是很近的亲表哥，不能名正言顺资助自己；从情感上来说，他已经结婚了，即便非常爱这个表妹，也不可能休了现在的这个老婆，和她生生世世执手阡陌红尘。用他的资助去读书，只会被人们看做是情人或者小三，背着当小三的骂名去上学，还会有未来吗？

萧红陷入人生的痛苦和犹豫之中，她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路是立即和汪恩甲结婚，一条是和陆振舜偷偷到北平读书。在这人生的岔口上，应当何去何从，谁能帮她拿主意？

孤单落寞惆怅中，她又想起了爷爷，若是爷爷活着，该有多好，即使不能帮到自己，也可以倾听一下自己的诉说。她鬼使神差找出了爷爷的遗物：一个印满年代痕迹的破酒壶，一杆大烟枪。摩挲着那两个物件，想着爷爷最后的岁月，她从这两个物件中看出了一点生的寄托，她开始偷偷喝酒，抽烟。

深深夏夜，烟酒调制出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充实和温暖，不足以让她忘却眼前的烦恼，而她的心境也被幽寂的夜色渲染得更加荒凉。

那烟，那酒都是爸爸平生最恨的，爷爷沾染这些的时候，他也恨，只是拿他没办法，如今女儿也变得这般，他终于大怒了，他气得浑身发抖，对这个叛逆的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这一怒，促使萧红下了最终的决心：离家出走，跟着表哥偷偷去北平。

她假装同意和汪恩甲完婚，说要准备件像样的嫁衣。

家里答应了，给了她一笔钱去做一件绿色大衣。其实做这样一件衣服用不了那么多的钱，她把剩下的钱偷偷存下来，准备做去北平的盘缠。

那天萧红是悄悄离家的，没人知道她这次走出家门要去哪里。没有大包小包的行囊，没有任何出远门的姿态。

马上要离开呼兰了，萧红回望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座小城，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她想她该留恋些什么才是，至少应该让眼角淌下两滴眼泪，可泪水在心里翻滚了几下，却无论如何走不到眼睛里去。一想到爸爸和后妈在她离家后会如何生气，如何暴跳如雷，她心中反倒有一丝丝解气的快感。

她匆匆赶到哈尔滨，来到和陆振舜约好的地点，就像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两个人平常约会一样。

陆振舜是带了重重行囊的，他让老婆准备了足够多的东西，说是这次出远门，一定要多带行李。那个女人不知道她悉心为丈夫准备的行囊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的一份，看着丈夫肩负着这样沉重的行囊上了路，她执意要送一程，被陆振舜拒绝了。他当然要拒绝，因为这一送，他带着萧红去北平的事说不定就暴露了，他是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他们一起走这件事的，一旦败露，他和萧红谁都走不成。

两个人满怀忐忑到了集合的地点，一见面，陆振舜紧紧拥抱了萧红一下，给她鼓劲儿。萧红在烈日下跑得已满身是汗，又被表哥如此热拥，这让她有种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这一刻，她没有幸福甜蜜的晕眩感，从离开家到现在，焦虑和不安一直紧紧伴随着她，她不敢想象当家里发现她不见了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混乱状况。爸爸会破口大骂，除了骂不让他省心的女儿，还会捎带着把家里许多人都骂一遍，后妈对她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也许唯一的亲弟弟张秀珂偶尔会想念一下这个姐姐，除此之外，没有人会在乎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

陆振舜轻声说：“走吧，耽误的时间长了家里会有人追来的。”

会有人追来吗？会有人在乎她的离家出走吗？如果知道了她是跟着表哥逃走的，家里人会怎么想，呼兰城的人们会怎么想？走都走了，就不去管它了。

事实上，他们是私奔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联想到“私奔”这个词。

“纸里包不住火”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太正确了。很快家里的人们就发现萧红是跟着陆振舜离家出走的，在发现陆振舜带着萧红一起失踪这件事情之后，大家不约而同惊呼出一个词——私奔，萧红跟着表哥私奔了，这个表哥还是个有妇之夫。

张家人感觉这件事让他们蒙受了莫大耻辱，特别是张廷举，这件事发生后，都不知道该怎么走出家门，他觉得自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于是他愤怒地宣布开除萧红的族籍。但是，这件事不是一个开除族籍就了之的，更为难的是，他没有办法向萧红的未婚夫家那边交代，汪家很快就会听说这件事的，就会向他要人，可是他到哪里去把萧红揪回来？即使揪回家，汪家还要这种伤风败俗的女子做媳妇吗？

萧红这一不辞而别，把父女之间仅有的连结全部斩断了。

爸爸对这个女儿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从呼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北平，一路颠簸劳顿，陆振舜和萧红终于到达目的地。萧红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现在表哥是她最亲最近最可以依赖的人，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

她被安排在师大女附中上学，陆振舜在中国大学就读，他们在现在的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找了一所公寓暂时住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人共用一份上学资费，时间长了，就显出经济上的紧张来了。为了省钱，也为了离学校近一些，陆振舜在二龙坑西巷一座小院落里租到一个房间，他们搬了过去。这个地方离中国大学和师大女附中都很近，是个有八九间房屋的四合院，他们租住了两间房子，一人一间。

这里的条件和先前那所公寓相比，条件要差一些，但是出门在外能有这样的住处也算是很不错了。

把一切安顿好，天色就暗下来了，两人简单吃了些东西，天还没黑透。

两个人坐在太阳最后一抹余光渲染得不很明朗的光影下，萧红感觉面前的陆振舜有时候很熟悉，有时候又很陌生。他把她揽进怀里，在这对青梅竹马的男女之间，这样的暧昧不是第一次，她没有抗拒，但是在他把手伸向她私处的一刹那，她脑子里骤然闪了一下乡下那位只谋过一两次面的表嫂的影子，于是下意识地推了他一下，没想到却被他拥得更紧了。

那是甜蜜温暖的诱惑，在寒冷的北平深秋之夜，她抗拒不了他暖暖的身体，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初夜竟是给了这个男人，过去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和他发生这样的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窗外夜色浓的恰到好处，两个人听着彼此急促的呼吸，萧红此时想的是：我是不是个坏女孩？怎么可以和表哥这样。

陆振舜亲吻着萧红的额头说：“我一定要娶你。”

萧红眼里含着泪水，她带着泪腔说：“这怎么可能？我恨你。”

“你是知道的，我真心爱你。”表哥的表白让萧红的泪水汹涌而出。两个人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两情相悦的知己，住在一起，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情人关系，萧红成了陆振舜妻子之外的女人。和一个有妇之夫同居在一起，未来是渺茫的，这种恐惧感经常会向萧红袭来，但是，每每实实在在地拥着陆振舜的时候，她又会忘掉这些，特别是进入到师大女附中读书后，快乐的学校生活让她忘记了所有的后顾之忧。

自从搬到这个小院子，他们这里骤然热闹起来，他们最好的朋友李洁吾是这里的常客，还有过去在哈尔滨上学时候的一些同学都喜欢到这里聚会。他们围坐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理想，谈未来，谈爱情，在这一点上，每个时代的青年都一样，他们喜欢指点江山，言语激昂。萧红坐在她固定的位置上，每次都积极发言，这种漫谈式的聚会经常让人忘记时间概念，说着说着，就到了深夜，当胡同里值夜人敲着梆子走过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时间又不早了，这才匆匆结束他们的“论坛”，各回各的住处。

那一年的10月10日，为庆祝辛亥革命双十节，各校学生计划联合举行一次游行示威，陆振舜和萧红积极参与到游行队伍中。到处是武装警察，便衣特务们参与到游行队伍中，许多激进的青年学生被抓捕了，这件事对萧红震动很大，她的想法是，干革命不能前瞻后顾，既然敢上街游行，就什么都不怕。

秋风吹过，很快就有初冬的感觉了。

天说凉就凉了，这时候萧红才想到，自己还没有厚一些的衣服呢，更不用说过冬的冬装了。穿着单薄的夏装去上课，显得非常美丽动人，同学们都以为萧红是嫌臃肿的冬秋服装不好看，没人知道她根本就没钱购置冬装，她的骄傲和矜持不许她告诉别人，她的行囊中其实只有夏装。

十一月初，就下了一场薄雪，这个冬天居然来得这样早，早得让人猝不及防。院子里枣树上，没摘尽的枣子鲜红鲜红的依然挂在枝头，挂上一层薄薄的白霜，鲜艳诱人。经不住枣子的诱惑，陆振舜找了根竹竿费力地捅下几个，萧红在雪地上四处找寻落下来的枣子，然后化了些雪水来煮，邀请朋友们来吃。吃着名副其实的雪泥红枣，萧红忘记了自己到此时还穿着单薄的夏装，这个冬天怎么过，她还没多想。

家里终于来信了，没有寄钱，也没有寄冬装，只有一页单薄的信笺。信是爸爸寄来的，依然是逼着她立即退学，回家和汪恩甲结婚。陆振舜那边，因为他给家里寄了一封信，提出了要和妻子离婚，家里已经知道了他和萧红之间的事，不但驳回了他的离婚请求，从那个月起，还彻底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两个人靠着陆振舜家中前几个月寄来的钱维持学业和生活，向同学朋友借钱他们又张不开口，就那么一天天熬着。

一层单衣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初冬的严寒。周末，又一个即将落雪的日子，萧红那身单衣不足以支撑她去外面，但为了去上课她只能硬撑着，好不容易盼到了周末，她便整天都守在煤火炉边取暖。

一天，朋友们照例来聊天，萧红挨近炉边听着他们神聊，听着听着却昏倒了。大约是煤气中毒，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抬到院子里，又是掐人中，又是灌酸菜水。萧红醒过来了，脸色依然很不好看，看着四周一脸紧张的朋友们，她浅浅地笑了：“刚才我是不是死过去了？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在家的时候，她还可以冒着煤气中毒的危险守在炉子边，可上学的时候那一路的严寒怎么抵挡啊。

冻得实在坚持不住了，雇来照料他们生活的耿妈找来了一些旧棉絮，把萧红的两件单衣改成一件小棉袄。耿妈改衣服的时候，萧红瑟瑟发抖地坐在一边等候着那件正在改制中的棉袄，此情此景恰恰被来访的好朋友李洁吾看到了，他知道陆振舜和萧红爱面子，但他们这些穷同学又帮不了他们的忙，随即他便默默走出去，到手头稍稍宽裕一些的同学手中帮他们借来二十元钱，萧红这才到东安市场买了件御寒的衣服。

一晃临近寒假了，陆振舜家里来信了，催促他寒假回家，信里面说，如果寒假回去，就给他们寄回家的路费，如果不回去，以后断绝一切经济供给，何去何从，让他们自己掂量着。

收到这封信的那个冬夜，陆振舜守在炉火边一直沉默着，回还是不回？回去，就意味着他和萧红之间就彻底分开了；不回去，手里面已经没钱了，在这边怎么活下去。

到深夜，他终于做出最后的决定，回东北老家。

萧红听到陆振舜的这个决定，一夜痛心无眠。

寂静的夜晚，她闭着眼睛，听着他在窸窸窣窣整理行装，心中在暗暗责备他：商人重利轻别离，回去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不会不知道，难道他忍心舍下她，忍心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别的男人？

被废掉的一纸婚约

陆振舜要回东北老家，萧红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一起离开北平，就像来的时候要靠着他来一样，走的时候还要靠着他回去，否则，她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单凭自己的能力，她是没有办法独自在外面漂泊的。

她知道，此一去，这段初恋就宣告结束了。陆振舜是离不了婚的，他根本就下不了这个决心，不是感情上离不开乡下的媳妇，是经济上离不开那个家，如果真正让他带着自己喜欢的女人私奔，他奔不出去太远，最终还会回去。他不是那种真正有担当的男人，这一点，萧红已经看出来了，如果陆振舜坚定地爱着她，他们可以想办法在北平读书生活，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但是，面对家庭的压力，陆振舜首先屈服，缴械投降了。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萧红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家乡。

1931年春节已经临近，学校放寒假了，租住的四合院也显得冷冷清清。离开这里前，萧红最后看了一眼枝头还挂着带着初雪的几枚枣子的那颗老枣树，心里是无限的落寞。她不知道此次离去，她是否还能回来，她想自己大约是回不来了，还是最后再看这里一眼吧。她的初恋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她此时已是伤痕累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回家的旅程，她已别无选择，现在只有回家这一条路可走了。

其实她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愿回那个家，她害怕回去，害怕回去之后将要面对的一切。

从北平到了哈尔滨，陆振舜把萧红送到回呼兰的车上就回家了。

萧红独自回到呼兰，独自面对家里家外已经为她准备好的一切见面礼。

那时节，寂寞了很久的呼兰小城很久没有新的八卦话题了，目前坊间流传的话题咀嚼了很久已经少了味道，萧红的回家给小城增添了新的八卦亮点，于是那个春节的闲话中，主题就变成了有关张廷举那个私奔的女儿又回来了的各种版本的传奇。

萧红早就想到了她回家之后会出现的一切，坊间的流言蜚语总会飞一阵子，爸爸的斥责甚至打骂，后妈那阴沉的脸以及比脸色更冰冷的语言，都会在她走进家门的瞬间发生。这一切果然不出所料如期发生了，她没想到的是，她还没进门，家里已经做出了决定，这个春节回老家阿城福昌号屯乡下去过年。这个决定纯粹是因为她做出来的，在呼兰过年张廷举觉得丢不起人，他不想让萧红出现在呼兰城人们的视野中。

萧红不知道自己的贸然离家，给家里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她走后，当时已经是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张廷举因为教子无方被撤职，调到巴彦县任教育局督学，这对于正在事业顶峰的张廷举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实，做出去乡下老家过年决定的不是张廷举，而是萧红的大伯张廷蓂。大伯是萧红又恨又爱的一个亲人，因为张廷举不懂经营，这个兄长经常到他们家来帮着掌管家政，萧红小时候，大伯对她很疼爱，经常给她买书，讲故事，她的启蒙教育的功劳有大伯的一份。因为对侄女的爱，所以，当萧红做出了逆天的事情之后，这个大伯要亲自出面管一管了。

现在，萧红在所有人的眼里就是个问题女孩，说穿了，就是个坏女孩。一个家族出了个坏女孩，比出个纨绔子弟还让人不齿。

虽然家里人在嘴上说开除族籍，但是那只是说说而已，萧红回家了他们还要接纳。回乡下过年不仅仅是为了躲避舆论，也是为了让她在乡下冷静冷静，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再者，张廷举也想趁着人家汪家那边还没有追究，稀里糊涂把她嫁过去，以息事宁人。

在老家阿城福昌号屯过的那个年还算热闹喜庆，并没有因为萧红的私奔事件影响到一家人过节的情绪。张廷举自从过继给叔叔之后，很少回乡下的家和亲兄弟们一起过春节，这次回家过年，进一步拉近了他和兄弟们的感情，大家一起帮着劝说萧红，让她春节之后就出嫁。

萧红还惦记着到北平上学的事，在师大女附中她刚刚读了一个学期的书，还想继续读下去，她答应等读完了高中就出嫁。

张廷举一听就急了，当着一大家族人的面暴跳如雷。他不再相信女儿的话，当初上初中的时候，她答应初中毕业后就嫁人，初中毕业了，她偷偷跟着表哥私奔去外地读高中；现在又说高中毕业嫁人，说不定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呢。

如果仅仅是上高中也就罢了，关键是你不该跟着有妇之夫私奔啊。你和表哥陆振舜不清不白的，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萧红上学的事一经提出来，就被全家人否决了。

形势的发展对自己明显不利，如果硬顶，不会有好结果。萧红口头答应了结婚的事，春节的时候，也礼节性地到哈尔滨的未婚夫家拜了年。汪恩甲没有因为萧红和别的男人私奔的事责怪她，还陪她逛了街，买了东西，她的心又有些向汪恩甲这边倾斜了。她意识到，表哥陆振舜软弱的肩膀是不能依靠的，初恋就遇上这种缺钙的男人，这幸福的泡沫远不如和汪恩甲有些庸俗的婚姻来得平实。

她告诉汪恩甲，嫁给他是没问题的，只是现在她在北平那边刚刚上了一个学期的高中，如果就此中断学业太可惜了，不如让她读完高中，等高中毕业后两个人再成亲。

本来就没有主见的汪恩甲想了想，居然答应了。如果他当时坚持马上结婚，估计当时走投无路的萧红也只能走结婚这一条路，因为当时她已经认可了嫁给汪恩甲这件事。

萧红表面上敷衍着要结婚，暗里却一直做着上学的准备。这一次，她想搞到离家的路费比登天还难，家里在钱的问题上对她卡得很死，一分钱都不让她经手。

陆振舜心里到底还是爱着萧红的，他想帮她，但是家里对他看管也很严，想给萧红写封信都办不到。后来陆振舜曲线救国，给在北平的同学李洁吾写信，告诉他想办法给萧红寄五元钱的路费，那样她就可以逃离呼兰到北平上学了。

李洁吾接到陆振舜的信，立即着手筹备那五元钱。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五元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要知道，一般小职员的工资也不过每月十五到二十元。既然是好朋友，就要两肋插刀，更何况萧红不单是李洁吾朋友的女友兼表妹，也是自己的好朋友。他凑齐五元钱后，灵机一动把大洋兑换成能在呼兰花的“哈尔滨大洋”票子，把钱票贴在戴望舒诗集《我的记忆》后面的硬封皮夹层里，然后寄给萧红。他在信里提醒她：“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

萧红收到的信件都是要经过家人严格检查的，经过几道安检，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了，才能交给她。像陆振舜的信，第一道安检都通不过去就被没收了。李洁吾寄来的书和信在张家人经过层层安检之后，终于交到萧红手上。

聪明的萧红读完信，一眼就看明白了信里面的猫腻，她第一时间把书里夹带的那张钞票藏好，找了个借口溜出家门，再一次胜利大逃亡，赶在开学之前回到北平租住的西巷那个地方。

耿妈还在，不过只是住在这里，已经和萧红没有雇佣关系了。

她和陆振舜春节前在这里一起居住时用过的那些家什还在，许多东西都是他们一起置办的，不过现在它们只剩下女主人了，男主人没回来，许多家什只好继续闲置着。

这一次回北平，只有萧红自己回来了，爱情没有回来，曾经爱过的那个人也没有回来。

这一次离家出走比上一次稍稍从容一些，她的装扮也像模像样的：身上穿着一件蓝绿华达呢面狸子皮里的皮大衣，配上貉绒毛领，显得高贵美丽。这件衣服价格不菲，也就是说在家里萧红虽然遭到了全家人的谴责和冷落，但是并没有受到虐待，这样贵重的服饰只有富贵人家的小姐才穿得起。另外，她还给寄钱帮着她逃出来的好朋友李洁吾带来了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酒很浪漫，花很美，不知这酒，这花是她想了什么办法从家里搞出来并千里迢迢带到北平的。

住在这里，睹物思人，萧红的心里还是有些想念陆振舜的。陆振舜并不是绝情的男人，他只是软弱，其实有时候，男人的软弱比绝情还可怕，遇上一个软弱而多情的男人，让你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陆振舜没有回来，学费一时也凑不齐，到北平的第二天，萧红急火攻心就病倒了，高烧不退，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床上，冷得簌簌发抖。人在囧途，举目无亲，偶尔有朋友来探望一下，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的痛苦和寂寞，现在还有谁能给她一点温暖呢，哪怕一点点。此时她想到了远在哈尔滨的未婚夫汪恩甲，她想从他那里讨得一点温暖，于是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

汪恩甲没有回信，萧红以为他对自己寒了心，就不再幻想从那个未婚夫那里的温暖。大病一场之后，她只能无望地期盼着表哥陆振舜能挣脱家庭的羁绊回到这所小院。

李洁吾又来看她，临近傍晚了，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着，耿妈敲门进来，告诉萧红有人来找她。

萧红以为是去年经常在一起聚会的那帮老同学老朋友中的一位呢，正准备出门去迎，却发现那人自己已经进来了。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男人，李洁吾不认识。

萧红见到那个人，一开始有些惊诧，等定下神来，才向李洁吾介绍说：“这是汪先生。”

是的，来人正是汪恩甲，他没有给萧红回信，却按着信上的地址找来了。

他没想到一进门，萧红的屋里还坐着个男人，这个男人自我介绍说是萧红表哥的同学，就是带着萧红私奔的那个表哥的朋友啊，她表哥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这个朋友看起来也很可疑，所以汪恩甲从进屋那一刻，一句话都没跟李洁吾说。他的脸色很难看，这难看就是因为未婚妻在和一个男人谈笑风生，他吃醋了。

关键时候，汪恩甲的小气和俗气就显现出了。他不说话还显露不出他的没素质，因为他的沉默，屋子里的空气僵持着似乎不流动了，他打破沉默的方式居然是很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银元撂在桌子上，叮叮当当玩起银元来。银元相互撞击的声音撕裂了屋子中的沉默，那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似乎在为他提气壮胆，有了这银元的金属声撑着，他底气很足，很有些“钱壮怂人胆”的感觉，外表也飘飘然起来。

萧红没想到汪恩甲这么庸俗无聊，李洁吾愣在那里，不知道突然造访的这个汪先生神经是不是正常，后来意识到自己再待下去就多余了，他才匆匆离去。汪恩甲自始至终没跟李洁吾打一声招呼，萧红也没有去送他。

大约汪恩甲把李洁吾当成假想敌了，没机会找陆振舜算夺妻之恨的账，只有在陆振舜的朋友身上出出气。

汪恩甲和那帮穷学生相比，很有财大气粗的感觉。萧红现在一是需要钱，二是需要一点温情，汪恩甲都给她送来了，现在萧红不想拒绝这银元和庸俗的温暖。她把汪恩甲安顿在陆振舜住过的地方，汪恩甲不但在感情上取代了陆振舜，他们还同居在一起了。

在北平，两个人过了几天浪漫的日子，就在汪恩甲带来的那些稀里哗啦作响的银元已经快花尽。再也碰撞不出响声来的时候，家里那边传来消息，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在哈尔滨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

消息传来，萧红质问汪恩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这边和未婚妻同居着，那边你大哥替你解除了婚约，这是在耍姑奶奶玩儿吗？

汪恩甲解释不清，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决定立即回哈尔滨探探究竟。

1931年3月中旬，萧红和汪恩甲返回哈尔滨。

彼时，汪大澄已经把萧红和汪恩甲的婚约变成一张废纸了。从小道消息他探听到萧红第二次离家出走了，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是和她表哥私奔到北平的，谁知道第二次离家出走是跟着谁私奔的，这种伤风败俗的女人怎么可以娶回家当兄弟媳妇？老爹已经去世了，长兄为父，他必须替弟弟把好这个关，当初弟弟的这个未婚妻是自己替他看中的，算是自己看走了眼，不能因为自己没看对人害了弟弟一辈子，所以，他决定不征求汪恩甲的意见，代弟休妻。

按说对于一直不想出嫁的萧红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现在她改主意了，她决定拼死捍卫这个婚约。

萧红一纸诉状把汪大澄告上法庭，状告他没经过当事人同意，代弟休妻。既然不爱汪恩甲，为什么又不想退婚？设身处地替她想想，也是出于无奈。她别无出路，从懦弱的表哥身上，她悟出，亲情靠不住，爱情有时候也靠不住。茫茫世界她举目无亲，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个男人寻找一点温暖，当下看来，只有汪恩甲是可以拯救她的人，毕竟他们名正言顺地订过婚。

萧红的上诉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现在他们站在同一个战壕，枪口一致对外。汪大澄单方撕毁婚约，让张家人蒙受了莫大羞辱，他们旗帜鲜明站在萧红这边。开庭那天，萧红这边有还算强大的亲友团在法庭上和汪家对质，她据理力争，要维护自己的婚姻和幸福。

退婚事件的关键人物汪恩甲，关键时刻却掉链子了。他虽然舍不下萧红，却又要顾忌哥哥的声誉，所以，当需要他的证言的时候，他站出来违心承认了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此，汪大澄代弟休妻的罪名便不成立。

萧红的上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她身败名裂，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所有的人都把她看成问题少女，当成反面教材。

官司输掉了，婚约解除了，张家人的脸面这一次被萧红彻底丢尽了，整个呼兰城，整个哈尔滨都在传说这件事。

张家在呼兰县各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因为实在难以忍受铺天盖地的八卦炒作，都转学离开了呼兰。一家人因为她的私奔和婚约事件，感情上事业上学业上都伤筋动骨的。

那时，张廷举已经被调到巴彦县担任教育督学，他在外地工作，怕萧红再次出走，想到萧红的后妈是管不住这个不着调的女儿的，只有借助整个家族的力量齐抓共管，他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把在呼兰的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的乡下老家，让整个家族帮忙，把萧红幽禁在乡下。

幽禁在乡下的问题女孩

阿城福昌号屯是张家的祖业，当年祖先张岱离开山东老家就在这里定居垦荒，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创下了不小的家业。那里住着萧红的继祖母徐氏和两个伯父、四个叔叔，还有一个没出嫁的小姑姑，这是一个家族庞大的大地主家庭。萧红他们一家几口来到这里，立即淹没其中。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大地主庄园，在距离县城有数十里的一片旷野中建起的一个村落。村落的四周环绕着一望无际的农田，那些农田都属于张家所有，那里的田园风光极好，如果赶上今天，那是绝好的旅游去处。这个村落很大，住着张家整个家族以及为他们服务的雇工佃户、搞其他服务工作的各个工种的下人。

因为那座村屯地处空寥地带，张家大户担心有土匪来抢掠，就把村子修建得固若金汤，村子有围墙，围墙外面四周有三米多深的壕沟围着，夏天沟里的水满满的。村里面通往外界的门户只有南门和东门，两个门也是有人守护的。

这样的村寨就是个独立王国，离着城市很远，交通闭塞，外界的消息要传到这里来要费很大周折，这些土豪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经营好自己的家业。

萧红到了这里，不可以在整个村子随便走动，而是被圈在一个大宅院里。大宅院有个名字，叫腰院，因为院子所处的位子在村子中央，所以就有了“腰院”这个名称。

腰院是村子的政治文化中心，张家商议要事的处所在这里，来了重要客人也住在这里，张家家族的主要家庭成员都集结居住在这里，所以，把萧红关在这里不算是虐待她，而是把她当作家里的一员来看待的。

这座院子很大，外面有高高的围墙，墙是土墙，但是这土墙又高又厚，比砖墙还结实。围墙四角都设有炮台，炮台不是虚设唬人的，上面有实实在在的装备，步枪和土炮都预备着几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在炮台上巡逻放哨。

萧红就被软禁在腰院十一间正房的中间位置，西边住着二伯父和四叔全家，东边住着七叔一家，她和继祖母住在一起，被一家人严严实实看在中间，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监督下。

这种软禁不是实实在在的囚禁，她可以在院子里面活动，但是不许走出这所院子，不是绝对不可以出来，出来要有人陪着，说穿了，就是走到哪里都有人看守着，她一个人休想走出去。腰院只有正南一个大门，平时大门关得紧紧的，人们出入走旁边的角门，这个角门也有人把守着。

家里人对守门的交代好了，一定要把从呼兰城来的那个小姐看住了，不许她走出这个腰院半步。看门的不敢违抗命令，玩忽职守是要被开除的，他们很在意这份工作，所以把防范萧红走出大门当作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她走得离门口近一些，他们就会警惕起来。

村子里的人们因为远离城镇，思想观念更保守，他们的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前清时代，萧红在他们眼里就是不可理喻的另类，在这里，她就相当于来接受再教育的，村里人用他们最朴素的观念试图给她洗脑，他们觉得，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变成了坏女孩，太可惜了，就不相信给她改造不好。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东北春回大地的时候，坐着大车，走在刚刚有了一丝新绿的东北辽阔的原野上，萧红因官司失败而郁闷的心情稍稍有所缓解。住在热热闹闹的大院子里，鸡飞狗跳的，很纯粹的农耕生活模式。继祖母的南窗外有一排小花坛，种着花草，萧红刚住进来的时候，那些花草才有些萌芽，不过长得很快，等她住得开始厌倦的时候，小花小草已经有些茂盛的感觉了。

如果到这个地方来旅游，或者和情人恋人一起住进来，这里应当是个好地方。如果长期关在里面没有行动自由，个中滋味，只有被关的人知道了。

萧红的一切都是被规定好了的，比如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睡觉，都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负责监督管理萧红的有一大帮人：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大伯父很严厉，他并不常在家，但是萧红在福昌号屯的那段时间，正赶上他在家，所以萧红丝毫不敢造次；平时负责掌管家中事务的二伯父在对萧红的管理教育上重任在肩，他把管理侄女列入日常工作中一项重要日程；五叔作为村里的保安队长，在安全保卫工作中把防止萧红外出当做大事来抓；六叔在哈尔滨工作，只是偶尔回来，但是因为当初萧红的婚事是他帮着一手操办的，事情搞成这样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所以每次回家都不敢对萧红掉以轻心。

叔叔伯伯们自然没有什么好脸子，继祖母也不喜欢她。不喜欢归不喜欢，却还是住在一个屋檐下，住在一个大炕上，继祖母睡炕的最里边，小姑姑菱姑睡在炕中间，萧红在最外面。

继祖母进这家门的时候，萧红的亲奶奶得病死了，扔下四个儿子。徐氏二十出头就成为四个孩子的继母，丈夫壮年早逝，这个四十来岁就守寡的女人以自己的刚毅和勤苦耐劳独自支撑着门户，把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七子一女都抚养成人，并让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她在这个家里是真正的老大，没人敢违抗她的命令。

继祖母从来都不伪装自己对萧红的不喜欢。萧红到福昌号屯来软禁，是要经过老太太点头首肯的，她也想替三儿子张廷举管教好这个在大家眼里不走正道的女儿，她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能把萧红管教过来，所以她才肯让萧红和她住在一起，睡在一个大炕上。

继祖母不痛快的时候，萧红就是活靶子。老太太那张厉害的嘴，让本来不在嘴上吃亏的萧红自愧弗如。她并不直接说萧红多么差劲，而是旁敲侧击借着别人敲打身边这个不好管的女孩，能把萧红说得听不是，不听也不是，甚至被逼得站在墙根边倚着墙捂着嘴偷哭。继祖母知道萧红在哭，但是她装作没看到，依然说她的。如果萧红敢哭出声，那就真的招惹到老太太了，她会怒气冲冲凑过去，银簪子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在萧红的泪眼中那光芒变得一片模糊，她会质问萧红：“你哭什么，又没人欺负你。你是有真本事，能给咱家出名争光，怕是祖上也找不出你这样的丫头。”

萧红就不敢哭了，连哽咽也变得弱弱的，细声细气。

继祖母有个女儿菱姑，萧红的小姑姑，二十六七岁了还没有嫁出去，这是老太太的心病。让萧红住在自己屋里，她还要防着别让这个坏女孩把自己的女儿带坏了，所以，继祖母是很累心的，只要萧红和菱姑走得近一些，细声细气说几句女孩子的悄悄话，老太太必定会凑过去，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这样一来，萧红只有少说话。吃饭的时候，她们在一个炕桌上吃，自顾低头吃自己的，吧嗒吧嗒的吃饭声，吸溜吸溜的喝粥声，萧红不盼着继祖母打破沉默，一旦打破沉默，就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

就萧红这种境遇，居然也有人嫉妒，因为家里的一般人是没有资格和家里的一把手徐氏在一个饭桌上吃饭的，萧红同辈的堂姐妹一大帮，谁有资格睡祖母的大炕？在其他堂姐堂妹眼里，继祖母给萧红的是最高待遇，不过，萧红宁可不要这最高待遇，守在这个封建老太太身边真的很难受，她每天都有窒息感。

白天还好，可以不总在继祖母的眼皮子底下晃悠，只要不离开腰院，萧红可以在整个大院里游荡。到了夜晚，她就必须回到继祖母的大炕上了，那才是最难捱的时光。终于熬到老太太鼾声大作，谢天谢地这一天可以结束了。躺在土炕上的萧红常常睡不着，想着北平的读书生活，想起和表哥一起生活的日子，偶尔也会想起已经退婚的汪恩甲，细想想，那个汪恩甲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知道自己会被圈在这个地方，还不如嫁给他呢。现在婚也退了，将来还不知道家里会给自己找个什么样的婆家，说不定还不如汪恩甲呢，以后的日子越想越后怕。

嫁人，是那个时代女孩子最没底数的一件大事，所以，小姑姑菱姑快三十了还不肯出嫁，大约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好人家。某些寂寞长夜，她们都睡不着，各自睁着眼睛想自己的心事，她们不敢交流，别看老太太鼾声一片，有一点动静她就能惊醒，如果把她惊醒了，勾起她的数落，这一夜谁也休想睡去。

她在这个院子里实在寂寞了，可以到院墙的炮台上向外瞭望。

外面的风景也没什么好看的，一成不变的景色。只是有一次，遇上了村里人娶媳妇，悠扬的唢呐声一响，菱姑拉着她去炮台上看，看着遥远的绿野间，一支娶亲的队伍越走越近，红红火火的煞是鲜艳，连驾车的驭手的鞭子上都系着红缨，束着红绳。看不清新娘子长什么样，也看不清新郎是谁，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故事的主角是谁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看的就是热闹，而那些热闹又是别人的，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娶亲的热闹看完了，两个待嫁的女子就联想到了自己，站在初夏的炮台上，两个人面对四野陷入沉默。菱姑盼着生命中出现一个自己心仪的好男人，在某个清晨，就这样把自己接走。萧红则盼着早些从这令人窒息的地方走出去，走到宽阔的世界里，过自己想象的美好生活。她相信，在外面的世界，总有一个男人是属于自己的，总有一些温暖是属于自己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找到。

可是，现在最闹心的是，怎样从这里走出去呢。

这个大家庭里，年轻一些的都在外面读书工作，剩下的这些人除了传统到无可救药的前清遗老遗少，就是像小姑姑和年轻婶娘们那些没怎么读过书，对新思想一窍不通的人，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他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想知道的欲望。这个碉堡一样的村子里，没有报纸，没有任何新消息来源，他们并不觉得深锁在这个大院子里有什么不好，相反，大家觉得在这里吃喝不愁，过着桃花源一样的生活，是一种幸福。

寂寞难耐的时候，萧红写诗，面对继祖母那小小的花坛，写下：

你美丽的栽花姑娘，

弄得两手污泥不嫌脏吗?

任凭你怎样地栽，

也怕栽不出一株相思的树来。

这诗，这里的人们都读不懂。

菱姑也不是真的懂萧红，但是她同情这个只比自己小几岁的侄女。除了小姑姑，还有一个女子稍稍懂她，就是七叔张廷勋的妻子王氏，萧红管她叫小婶。

小婶刚刚二十多岁，比萧红稍大一点，也许是年龄上相仿，小姑姑菱姑、小婶婶王氏和萧红有一些共同语言。萧红读过书，她满脑子的新思想，她们羡慕并佩服她。有时候萧红提到逃出这座院子，她们也开动脑筋一起替她想办法，想来想去，还是无计可施。这个大院看管很严，村寨的门口看守更严，即使出了腰院，也出不了村，出了村，也逃不远。

萧红便老老实实待着，等待机会。

机会没等来，却又惹了事。

大伯这样的地主虽然不是恶霸，对手下的佃户是很不讲道理的，有些事情萧红会看不惯，比如为佃户加租。看不惯的时候，萧红会不知轻重地提出意见。大伯是允许别人提意见的人吗？他在这个大家族里一言九鼎，大家都敬畏他，他有错也没人敢说他。萧红忘记了自己已经不是小时候的萧红了，因为她一次次的离家出走，一次次的让张家丢脸，一次次的带给家族恶劣的影响，大伯父已经对她有了很深的成见。所以，她如果敢对大伯说三道四，招来的定是拳脚相加的毒打。

大伯父说了：这个小丫头如果再敢滋事，就在家族里弄死了事。

那铁青的脸色似在告诉萧红，他说到做到，这个地盘他做主，他说了算。而且，他追赶着萧红，还要接着教训这不懂事的侄女。

吓得萧红慌不择路窜进小婶婶的房间。

大伯父不能进来，就在门口高声大骂。按照东北乡俗，大伯子不能进入兄弟媳妇的房间，萧红进了小婶婶的屋子，相当于进了福昌号屯的租借地，有了豁免权。

进了那个大伯父进不得的房间，萧红就不敢出去了，她怕自己一出去就被大伯父捉住。吃饭的时候，她让小婶婶替她把饭端进来，凑合着吃几口饿不着就得了。当然，在里面她也不闲着，找了根织针替婶婶织毛线活，袜子手套，大人孩子的都有。她织毛线的时候那般专注，静美，织出来的活计也漂亮，小婶婶都舍不得让她离开了。

在福昌号屯一住就是大半年，眼看秋风凉了，萧红还被幽禁在这里，一步都没离开过这个大土围子围成的村寨，她几乎被憋疯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张家人以为，外面的政治风波，一切的动荡和他们的福昌号屯都没有关系。“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这个小个体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时局不安宁了，张家的这个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也变得风雨飘摇，这个大家庭陷入一片混乱和惊恐。家里的重点不再是防范土匪，变成了防范日本人的袭击，当下的重点是疏散家里的妇人和孩子，给他们寻找安全的地方去逃命。

在那种紧张的氛围中，没人再顾得上看管萧红了，菱姑和小婶婶意识到，帮助萧红逃出福昌号屯的机会到了。

十月初，菜园里的白菜到了收获的季节。

这里生产的白菜一大部分是卖到城里去。那天傍晚，她们打听到第二天有几辆马车要到阿城送白菜，马车就停在腰院的牲口棚，已经提前装好了车，用篷布苫好，为的是起大早就出发。菱姑和小婶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第二天天色微亮，她们就把萧红藏进一辆送白菜的马车里。

萧红用冰冷的手紧紧握住菱姑和小婶婶的手，眼里含着泪光。

小婶婶轻声说：“别哭，当心被听到。”

菱姑也流下眼泪，告诉萧红：“记着给我们捎个信回来，自己在外面好好的。”

送白菜的马车载着萧红，在寒冷的东北十月清晨，行走在冻得干硬的土路上，一路颠簸离开了福昌号屯。挤在冰凉的白菜中间，萧红几乎被冻透了，到了阿城，车子一停下来，她立即偷冷子从白菜堆里逃出来。

车停下后，有人看到，一个年轻姑娘从拉白菜的大车里钻出来。

也许赶车的车把式早就发现了藏在里面的萧红，他们装作不知情，没有人吭声。通过半年多的观察和接触，他们发现，这个被主子幽禁着的另类小姐其实人不坏，她总替他们说话，是个善良女孩，对待他们从来没有小姐的架子，他们愿意帮着她逃出去。

萧红穿一件蓝士林布长衫，身上沾满菜叶，模样看上去很落魄。她稍稍整理了衣饰和蓬乱的头发，两手空空站在阿城街头，一脸的茫然。街上不相干的人没人多看她一眼，那个时候，在混乱的东北，人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见怪不怪，像她这样的逃难者到处都是，没人在意一个逃难的女孩子。

萧红辨别了一下方向，她意识到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必须赶紧离开，否则又会被追回，遣送到那个监狱一般的家。

那段乡下幽禁的生活不堪回首，却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那一幕幕场景，在她后来创作的《生死场》中生动再现。

眼下，她要考虑的是下一站到什么地方？

去哈尔滨吧，现在只有去那里了。

在对的年华里遇见错的人

萧红从阿城县乘坐火车来到哈尔滨。

下了火车，从车上走下的人流各奔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去处，只有她，站在街头的冷风中，不知道哪个屋檐下有她的栖身之地。

想到过去那些要好的女同学，一一在脑子中筛选过之后，她选择了几个最要好的，想去找找她们。

女生们初中毕业，嫁人的嫁人，升高中的升高中，再加上萧红被关了那么长时间，和外界没了任何联系，许多同学都已经联系不上了，那几个上学时候的闺蜜，有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搬了家，不知去处，有的到外地上学去了。

从福昌号屯逃出来的时候，菱姑和小婶把自己的私房钱给了她，可仅有的那点钱根本支撑不了几天，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一个花季女孩子颠沛流离冻饿街头，是件很危险的事。

在街道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远房姑姑家的门口，就是表哥陆振舜的家。当初在哈尔滨上初中的时候，周末她有时候会到这里来，姑姑对她很亲热，也很喜欢这个聪颖的侄女，后来和陆振舜之间有了暧昧的感觉，她就很少来了。今天，怎么会走到了这个门口？

站在那个门口，她举手想叩门，犹豫了一下，举到半空的手又放下了，因为自己和陆振舜的私奔，因为和汪恩甲的退婚事件，亲友们都对她有了深深的成见，这个姑姑作为陆振舜的妈妈，怎么可能接纳自己？

萧红满心的凄楚，转身想走时，门却“吱呀”一声开了。

前面走出来的是姑姑，后面跟着的年轻女人是表嫂，就是陆振舜的媳妇，她们大约是去街上买东西。第一眼看到萧红，她们的表情先是震惊，震惊之后，姑姑嫌恶冷漠地扭过脸，装作没看到她，表嫂则鄙夷地横扫她一眼，这一眼，是面对情敌的嫉妒恨，是只有女人才能看懂的仇恨，对这个小狐狸精，表嫂没有冲上前羞辱抓挠，已经算是给足了萧红面子。

这两个女人的表情，让萧红瞬间明白，自己来错了地方，怎么可以到陆振舜家门口来乞怜呢？

陆振舜已经是永远的过去时，从此以后，不管在谁面前，必须傲然，无论多落魄，都要做傲然的公主。

她忍着没有让眼睛中闪过一丝泪光，装作很淡定很悠闲的样子，萧红转身离开陆振舜家门口，走到一个僻静的街边，她的泪水不由自主汹涌而下。好冷，这冷来自寒冷的空气，也来自心底。她索性坐下来，冻僵的手伸进衣袋，里面只有几个银元，这是她的全部财产。

她埋下头，默默擦干泪水，发现面前有一双年轻女子的脚，那双脚上穿着好看的套鞋，那样时尚的套鞋又美丽又暖和，萧红下意识看看自己还穿着一双满是孔洞的旧布鞋的脚，心里一阵酸楚。

那双穿套鞋的脚已经站了很久，似乎没有离去的意思，萧红顺着那双脚向上看，发现原来是自己过去的一个女同学。

萧红前几天曾经找过这个女同学，她们家搬家了，所以没找到。没想到竟在街上不期而遇，同学相遇的惊喜冲淡了刚才的忧伤，两个人紧紧拥在一起。

天色有些晚了，哈尔滨街头华灯初上，这位昔日闺蜜约她跟自己一起回家。

这是她在街头流浪多日后，第一次走进一个温暖的家。在别人温暖的家里，除了一顿热乎的饱饭，还有铺盖松软的被褥，她踏踏实实睡了一个夜晚，第二天醒来，精神好了许多。

天亮之后，同学要回学校上课，她不好赖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就谎说自己要去打工。

女同学看萧红脚下的鞋子不保暖，找了一双自己的半新套鞋让萧红穿上。有了这双套鞋，萧红骤然感觉暖和了很多。

她继续到街上流浪，晚上再回同学家蹭人家一顿晚饭，蹭一个睡觉的地方。

她知道，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她是个要脸皮的女孩子，骨子里有大家闺秀的高傲。在同学家住了几日之后，她就搬离那里，说是搬离，其实她没有任何家当可搬，连一个随手的手包都没有。她想，当务之急是找一份工作，比如到工厂做工，或者到街头做缝补女，但是到工厂做工是需要担保人的，谁能给她作担保？街头的缝补女都有自己的地盘，看似最草根的卑微阶层，也有自己的小社会，一个新手根本插不进去。

失望，落魄。

街头，远远走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爸爸张廷举，他大约是到哈尔滨来办事。他也看到了女儿，女儿的衣衫有些脏，显得有些破旧，气色也不是很好，只有一双大眼睛还是那样倔强有神，看到他的时候，很不屑地把头扭到一边。此时的张廷举多希望萧红服输，哪怕是嘴上服输，他也立即会掏出一把大洋递到她手上，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他心里是疼的。

萧红没服输，甚至没叫一声爸爸。依照她的性格，是不会向爸爸屈服的，她想的是，宁可死在外面也不回那个没有自由的家。她还担心爸爸会冲上来强制自己回家。最后，父女俩像两个陌生的路人擦肩而过，谁都没有低一下头。

走过去后，张廷举一脸愠怒，眼睛里却含着泪光，对这个女儿恨也不是疼也不是。他知道，这一次见面之后，也许他很难再见到这个不让人省心的犟种了。

萧红则是一脸轻蔑和无所谓，她嘴角带着胜利的浅笑，这一次她胜利了，从此，不论未来给她什么样的命运，都将和那个家没有任何关系。

世界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这句话对于整天在街上流浪的萧红来说体会最深。在街上，她总会不期地遇到熟人亲人，比如她还遇到过在这个城市上学的堂妹，遇到过自己唯一的一奶同胞弟弟张秀珂。

后来，她把那天的场景写进了她的散文《初冬》。

弟弟已经到哈尔滨读中学了，在清凉的街道上，姐弟俩迎面相遇，弟弟心疼姐姐，依照他的经济能力，只能请姐姐到路边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

那家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氤氲的热气飘着咖啡香，萧红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那件外衣显得很寒酸。少年弟弟看着衣衫单薄、头发蓬乱、面无血色的姐姐，无比心疼，只是徒劳地劝着：“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吧！”

萧红不断地重复着那句：“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接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弟弟无奈且心疼着，嘱咐姐姐几句，两个人握过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萧红看着弟弟的背影远去，喉头有些哽咽。她穿过寒风街头，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只是，把手伸进衣袋时，她发觉衣袋里只有一两个铜板孤零零躺在里面。

十一月，哈尔滨真正意义上的冬天来临了。又降温了，饥寒交迫这句话一般人只是说说而已，对于那时的萧红来说，她是用生命在体验。

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风雪交加的傍晚，街上见不到多少行人，走过一家卖热浆汁的小摊，她很想买一杯热浆汁填充一下饥饿，却发现口袋彻底空空荡荡了。

夜已深，天寒地冻，食不果腹，一件贴身的单衣是抵挡不住严寒的。她昏昏沉沉地睡在一个不知谁家的门洞子里，夜半时分被一个老女人推醒，睡眼蒙眬中，萧红看不分明那个老女人的相貌，她告诉萧红，在这个地方睡会被冻死的，还是跟她去旅店睡吧。

萧红告诉她自己没有钱住旅店。

老女人说，自己在那边的旅店长期租住一个铺位，今夜那里正好没人住，可以让她借住一夜。

萧红暗想，这会不会是个骗子？自己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即使是骗子，又能骗得了什么？自己都落魄成这样了，谁怕谁啊？她随她去了，住进了她指定的铺位。旅店是档次很低很低的那种大车店，被褥臭烘烘的，满是潮气，但是在这样的风雪之夜，对于萧红来讲却是温暖的。

很多天没有在床上睡过觉了，一躺下去，萧红就呼呼大睡，丝毫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陷阱。

醒来，天色大亮，雪依然在下。

她坐起来，探身去找床下的套鞋，才发现，套鞋不见了，昨夜那个老女人趁她熟睡，把她的套鞋偷走了。

旅店的老板告诉萧红，那个老女人就是个拉皮条的，经常干点顺手牵羊偷盗行骗的事，并说只是偷了她一双套鞋，就认便宜吧，只是她住店的费用还没付呢，让她必须想办法把住店的钱付上。

现在，她身上只有一件稍稍像样的蓝士林布的长衫了，当掉这件衣服，就只剩下贴身的单衣单裤。当掉衣服还上旅店的住宿费，她欲哭无泪。

她只知道爸爸对她多么冷漠，多么无情，却不知道世道险恶，外面的世界根本不是她这样的小姑娘能闯荡的，江湖上的各种骗子太多了，还没混上一个月，她就彻底服气了。

家是坚决不能回的，亲友们也不能去找，最无助的时候，她又想起那个已经解除婚约的汪恩甲。她只有去找这个过去的未婚夫了，如果他还肯收留他，她就嫁给他。

但是，汪恩甲现在在哪呢？

萧红去三育小学找过他，人们告诉她，他已经不在三育小学当教员了。这个地方萧红不敢久留，汪恩甲的大哥汪大澄就在这所学校当校长，如果被他看到会是件很麻烦的事。

汪恩甲的家萧红是去过的，她鼓起勇气去那里找他，可想而知会是什么结局。一个已经退了婚的前未婚妻，一个曾经和他们家对簿公堂让他们丢失过脸面的女孩子，一个衣衫不整的流浪女，突然找到门下，说要找汪恩甲，汪家人会给她什么好脸子？她毫无悬念地被汪家人冷言冷语赶了出来。

汪恩甲听说萧红在到处找他，于是来到街上寻找到了四处流浪的萧红。

此时，汪恩甲已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班，萧红见到汪恩甲的一瞬间，她倔强冰冷的伪坚强霎时融化成一汪水，这里，是她最后的退路，她已经无力再坚强下去了。

面对衣衫褴褛的前女友，汪恩甲没有拒绝她的求助，他还是喜欢她的，因为心里一直放不下她，以致解除婚约后一直还没有寻找新的女友。现在她突然找来了，汪恩甲心中有些窃喜。他不在乎这个女人眼下这衰败的装束和悲惨的现状，他知道，如果不是落魄到这个境地，凭着当初那个傲气的张家大小姐，他是驯服不了的。只有到了她走投无路来求他的时候，他汪恩甲才能彰显他的大男人气派，她才会乖乖听自己的。

他把她带到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安住下来，并给她买来衣服鞋帽，打扮齐整之后，带她到一个小饭馆吃了顿热乎乎的饱饭。

那是一个很小的饭馆，对于已经很久没吃过饱饭的萧红来说，就像是进了天堂。此时，谁能给她送一点温暖，她都会万分感激，汪恩甲送来的温暖足以让她过去强大的傲慢无声委地。

这些年，逃婚，抗争，直至最终流落街头，转了一大圈，却又转了回来，她身边的男人还是汪恩甲，这结局具有极大的讽刺性，让萧红这些年的努力显得很苍白。

如果早知道最后还是要做汪恩甲的女人，她还会不遗余力地抗争吗？

萧红现在想不了那么多。眼前这个男人，不管他有多么平庸，只有他能给萧红带来最基本的温暖，这点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温暖，就是特殊时期的爱情的附加值，它对这个落魄中的女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她累，她困，她需要洗个热水澡，她需要好好睡上一觉。

在寒冷的冬夜，汪恩甲的怀抱是温暖的。萧红被他紧紧拥着，沉沉睡过去。她睡了很久很久，似乎睡了一个漫长的世纪。醒来的时候，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照在萧红的身上、脸上，明晃晃地照得她睁不开眼。

她索性不睁眼，索性继续把眼睛闭上。

汪恩甲没有离去，还在她身边，这让她很踏实。

他手里在玩着几个洋钱，过去，萧红最讨厌他玩大洋的这个动作，觉得他庸俗透顶。此刻，那洋钱碰撞发出的叮当作响的声音，在萧红听来突然间变得很悦耳。

一个多月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告诉萧红，钱虽然庸俗，但当一个人不名一文的时候，再自信再骄傲也是昂不起头颅。汪恩甲虽然庸俗，可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点温暖的时候，他那点别有用心的温暖也能捂热这个弃家在外的女子冷透的心。

经历了一场新的磨难的萧红，显得比过去温顺多了。她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了，躺在床上，完全就是一个温婉的小女生，这个样子的萧红汪恩甲更喜欢。

同居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1931年深冬，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他们开始了同居生活。

汪恩甲和萧红的同居是瞒着家里人的。两个人住在一起没多久，就到了1932年的新春佳节，汪恩甲为了不暴露自己和萧红同居的事，只能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自己回家过年。

那是萧红一生中最孤独的一个春节。

春节前后，哈尔滨遭遇炮火，义勇军展开正式保卫战，但最终哈尔滨还是沦陷了。在炮火纷飞中，萧红一个人困守旅馆，年节的气氛衬托着她的孤单和寂寞，整个旅店的客人就剩下她自己。她有些伤感，伤感一寸一寸吞噬着她的情绪。当初没和汪恩甲同居，一个人在街上流浪时，她顾不上伤感，也没有伤感的资本，现在她觉得自己是个有人爱的女孩，有人爱的女孩在某些时段就要有些期期艾艾的小情调，她把这些小情调写在纸上，她不知道这就是诗，这就是文学。

春节过后，汪恩甲回来了，她把这些她写在纸上的文字拿给他看，汪恩甲不以为然。男人一旦占有了一个女人，就变得很物质，对这些精神层面的小把戏开始不屑一顾。

春天，萧红出现了孕妇怀孕初期的一些典型症状，她发现，她怀孕了。

她把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汪恩甲，焦急地问他该怎么办？是不是快一点成亲，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汪恩甲从来没想过同居之后还有这样的一些麻烦事，他显现出一些做为男人不敢担当的劣根性，他心烦，焦虑，嘴上说尽快和家里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其实他从来就没有把他和萧红同居的事告诉过家里。他离开三育小学后，就没有经济收入了，全靠家里给的学费生活，那点学费不足以支撑他上学、泡妞以及偶尔抽抽大烟。手头没钱，他就在东兴顺旅馆记账，食宿都记在账面上，说等最后一起还。

进了那年的深春时节，住在东兴顺旅馆的萧红已经欠下了六百元的食宿费。

旅店老板彻底翻脸了，让他们立即还钱。

汪恩甲说他回家去要钱，让萧红在这里等着他，然后就匆匆走了。

萧红怀孕的身子越来越笨拙，她乖乖住在旅店，等着她的汪恩甲带钱回来，她天真地想，也许他晚上就可以回来了，手里抓着一把洋钱，把玩得叮当作响。

但是，汪恩甲却一去无踪影了。

第三章  三郎，我在爱情里找到你

在并不美好的时节，遇上了一份最美好的爱情。那个夜晚，三郎驾一叶小舟，拯救的不只是她的生命和爱情，还有她的灵魂。他的三首定情诗，引领她走上创作之路。

怀孕少女文艺范的求救信

汪恩甲走了，终究没再回来。

他不回来，欠旅店老板的钱就还不上。

东兴顺旅馆当时在哈尔滨属于比较高级的旅店，这是一座俄式建筑客店，坐落在城市繁华区，正门开在朝西南的街角，两侧顺着东向北两条街展开，本来是不赊账的。

因为“九一八”事变住店的少了，旅馆便采取措施承揽客商，也因为当时萧红的叔叔是道里区税务局的，汪恩甲的哥哥当时又是道外教育局局长，这两个客人有这样硬的背景，旅店老板觉得他们最终不会欠账不还的。现在他终于发现，自己想错了，汪恩甲溜之大吉，汪恩甲的哥哥和萧红的叔叔非但不替他们还欠账，还怪罪旅店老板收留萧红和汪恩甲在这里同居，他们还想找他算账呢。

旅店老板彻底傻了眼，他立即给萧红调换了房间。原来住在上等客房的萧红被安排在一间小窗户上有铁栏的阴暗房间。这个房间狭窄阴暗潮湿，本是个小仓库，之所以让她搬到那里，一是那个房间根本不是客房，萧红腾出的好客房可以租给别的宾客，不耽误旅店的生意；二是她住到那里就相当于把她当人质软禁起来，汪恩甲的钱拿不回来，她就休想离开这所旅店，如果她出去后跑得无影无踪，向谁去要钱？

汪恩甲一去杳无音讯，萧红的心一点点变凉，汪恩甲给她的那点柔情和温暖慢慢褪去，褪到冰凉梆硬了无色彩。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日日夜夜思念着汪恩甲，设想也许他要费些周折到处借钱，也许他被家人软禁起来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开始的那段日子她心里很平静，床头有汪恩甲买回来的几本书，她闲适地看看书，织几针毛衣，或者给昔日的同学朋友写封信。

她也给汪恩甲写信，她觉得目前信件是唯一可以联系上他的渠道，往他就读的学校、他的家里写信，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起初，等待是一种苦辣酸甜的幸福煎熬，后来那份等待只剩下了煎熬没有了幸福，再后来，思念和等待变成了凄然的仇恨，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变成幽怨的怨妇，天天对着窗口铁栏外的那一小片天默默垂泪。

这些年，不论面对什么样的磨难和挫折，她都很少流泪，如今为一个薄情男儿，她却哭了。几度情，几度怨，都已经不堪回首，昨天的风花雪月，只留下她肚子里这个顽固生长的小生命，不管她如何落寞惆怅，不管她怎样折磨自己，顽强的胎儿自顾生长着，把萧红的肚子顶得高高隆起。现在她已经是一个行动困难的孕妇了，就是想逃也逃不了多远。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甚至开始怀念当初在街头流浪的日子，那日子虽然饥寒交迫，毕竟是自由的，毕竟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这沉重的肚子是怎样的拖累。

无限的怨，无限的恨。

有时候，她都不知道该怨恨谁，有时候她最怨恨的是自己，有时候是那个现在连模样都有些想不起来的汪恩甲，有时候是肚子里这个不安分的踢踢打打的小生命，有时候是东兴顺旅馆的老板。不管是怨也好，恨也罢，当下的境遇，使她只能无望地在旅店那个狭小的空间内徘徊。一身破旧宽大的衣装，满脸的妊娠蝴蝶斑，头发长长的，参差不齐，她不敢照镜子，觉得自己的形象无比丑陋，不敢设想自己的明天，明天会怎么样，她不知道。她只有偶尔读读别的旅客丢下的一些旧报纸打发时光，实在苦闷的时候，她会在宾馆的纸笺上写上几句发泄的话，写出来，她觉得心里就痛快多了。

那个深春时节，她还在等待自己已经很渺茫的希望，但心底已经是无限的苦涩了，那首《偶然想起》就是这样信手写来的：

去年的五月，

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

今年的五月，

我生活的痛苦，

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

这首诗写完之后，她写信投给了东三省商报社副刊《原野》，并随诗稿附了一个短笺：

编辑先生，我是被困在旅店里的一个流亡的学生，几乎是失掉了自由。我写了一首新诗，希望您能在您编的《原野》上给我登载出来，在这样大好的春天里，可以让人们听到我的心声。顺问撰安。

诗稿寄出去后，杳无音讯，萧红以为自己的习作还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就有些心灰意冷了。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份失望而放弃写作，在无聊和困顿中她依然不停地写，因为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她才能暂时让她忘掉眼前的烦恼。

东兴顺旅馆老板发现，容留萧红这样住下去不是长久之计，食宿费日益增多，她名下的账也越来越多，要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

不过，依照她现在这大腹便便的状态，是卖不上大价钱的，最好是生下孩子之后，孩子大人分别卖掉，才有可能多卖点钱。

旅馆老板这个盘算萧红已经知道了，她是无意中听到了老板和老板娘的谈话。听到那个消息她无比羞怒和震惊，感觉这个地方令人毛骨悚然。

那个夜晚，她睡到半夜就在噩梦中惊醒，她梦到自己被旅馆老板卖到了妓院，梦醒之后，浑身都是汗，整个人都被泡在虚汗当中。她抚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和砰砰狂跳的心，还好，只是个梦，梦里的情景历历在目，她知道，如果再在这里住下去，这一切迟早会真的发生。

怎么逃出去呢？

在阿城的福昌号屯幽禁的时候，有姑姑和婶婶帮忙，现在谁能来帮帮她呢？

她想不出能帮到她的人，一股无助的凄凉袭击上心头，她无法再入睡。

七月，哈尔滨已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夏夜依然是清凉的，对于身怀重孕的萧红来说，凉爽的夜晚她依然感觉到闷热，外面似乎要下雨了，不一会儿功夫有凉风从小窗吹进来，带着细细的雨丝。

萧红随手从床边抓起一张旧报纸，这是白天的时候她在走廊上捡拾的一张别的住客丢下的旧报纸。报纸是在哈尔滨街头巷尾都能见到的《国际协报》，对开三大张，内容很丰富，特别是新闻评论和副刊，吸引着她认真看下去。

看完报纸，她决定给这个报社写封信，把自己目前的窘境告诉他们，她觉得求助媒体来帮助自己是最直接的途径。如果再不离开这个地方，自己很快就可能被卖到妓院。

她连夜写就了一封求援的信，在信里面把自己的情况简单作了介绍，说自己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的女学生，因为逃婚离开家，沦落街头，后来又被恋人抛弃在旅店，欠下旅店食宿费，因无力偿还费用被老板当做人质扣押，旅店老板马上要把自己卖到妓院去，眼下只能请求报社帮帮她。

萧红把写好的信小心翼翼折叠好，装进信封，在寄信地址一栏写下：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社二楼十八号。

过去，她向外面寄信很少写地址，这一次破例把地址写得很全，她想，万一报社有好心人来解救自己，好知道到哪儿去救她。

求救信寄出去后，萧红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这封信寄到《国际协报》报社，辗转到副刊编辑裴馨园手上。

盛夏的一个上午，在国际协报社副刊部的编辑室，裴馨园拿着萧红的求救信，和本部室的几个编辑分析这封信的真实性，因为他们曾经接到过虚假的行骗信件，裴馨园上过一次当，那次上当让他和编辑室蒙受了很大伤害，所以，面对这一类的信件，他们很慎重。

东三省商报社副刊《原野》的编辑方未艾和《国际协报》报社副刊编辑萧军是好朋友，那时候萧军的笔名是三郎，方未艾经常到《国际协报》报社找萧军闲坐聊天。那天，方未艾去找萧军，正遇上他和裴馨园在研究萧红的那封求救信。

方未艾早前看过萧红寄给他的诗稿，已经编辑好了正准备发表，一看那笔迹和信件的内容，方未艾认定写这封信的人和给自己寄诗歌稿件的是同一个人，他认为，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孩子看来真的遇到困难了。

裴馨园和萧军觉得信上的笔迹很隽秀，像是一个女人的笔迹。萧军认为，出于媒体人的良知，应当派几个人去看看，如果是真的，就助她一臂之力，如果是坏人设的圈套，多去几个人也不怕她。

萧军长得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粗粗壮壮，他练过多年的武术，喜欢打抱不平，好见义勇为，大约觉得这是个见义勇为的好机会，求救的又是一个娇弱的女学生，于是他跃跃欲试。

好朋友方未艾也鼓励他：“三郎，你说得对，不管是真是假，都要去探探。”

说话间，副刊部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

裴馨园接起电话，却是一个陌生女性的声音，声音很轻柔，听起来很年轻，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她说她叫张乃莹，就是给他们写求救信的那个女生。

裴馨园问她，是住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社二楼十八号吗？

萧红说，她正是被软禁在这个地方，因为欠了老板的钱，老板很快就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让报社的老师去救救她。

事态紧急，刻不容缓。那天下午，裴馨园带着报社的舒群等几个人抽出时间就赶往东兴顺旅社，萧军因为临时有事，没去成。

那个地方离报社不是很远，很快就赶到了。

来到东兴顺旅社，已经是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他们在旅店的二楼甬道的一侧十八号房间门口见到的萧红，与他们想象中的女中学生形象相去甚远。

一见到《国际协报》的编辑们，萧红就像见到了久违的亲人，这是她被关在这个地方之后第一次有人来看望她，汪恩甲离开这里后，再也没有人为她进过这家旅店。

她带着这些她眼里的亲人走进她居住的那个杂物间，从来没有人进过她居住的小屋，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小屋一下子变得更加狭窄了。傍晚时分，屋子的光线昏暗，即使阳光好的时候，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

萧红开了灯，灯光下，屋子里有些凌乱，因为人多，所以看不明白这间屋子里堆放着什么样的家具。一张双人床上散放着一些旧报纸，还有一些写过字的草笺，裴馨园随手拿起一张，是一些短诗，很稚嫩，但是很有文采，这是一首题名为《静》的短诗：

晚来偏无事，

坐看天边红，

红照伊人处。

我思伊人心，

有如天边红。

萧红不好意思地说，是自己随手写着玩的，写得不好，让老师们见笑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微微低下头，一张脸上有谦逊、娇羞、还带着小女孩的娇嗔。就在她低头间，能看到她黑亮蓬乱的秀发间，居然夹杂着几根白发，在灯光照耀下白发闪着银光，虽然不算多，但是夹杂在黑发间，长在一个年轻女孩子头上，还是很显眼的。

她把自己的遭遇详略得当地告诉了这些她觉得值得信任和信赖的人：她的逃婚，私奔北平上学以及表哥的软弱背叛，乡下九个月漫长的幽禁，哈尔滨街头的流浪生活，同居未婚夫的无情抛弃，眼下被扣押做人质的凄惨命运……

她诉说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泪水，但声情并茂，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觉得心酸，大家对这个可怜兮兮的女孩子又多了几分心疼。

他们想马上救她出去，可是，大家微薄的收入一时半会儿凑不齐赎金，无法帮她还上她欠旅店老板的债。临走时，他们只能和旅店老板进行沟通，让他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旅店老板口头答应了，这是缓兵之计，他不想招惹媒体，怕他们坏了他的生意，但是，他心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打发这些编辑走了之后，他盘算着换一家离家远一些的妓院，神不知鬼不觉卖掉萧红。

《国际协报》报社副刊编辑们的到来，让萧红心中燃起了希望。她顾不得矜持，顾不得脸面，她要把这点希望当做最后的救命稻草，不管编辑部的老师们是不是嫌烦，第二天，她再次拨通编辑部的电话，当然，这电话是背着旅店老板打的。

裴馨园还没想到搭救萧红的对策，又担心她着急，就决定派萧军带上几本书去东兴顺旅馆安慰她，让她少安毋躁，静心等着他们想办法搭救她。

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很艰巨，萧军其实那天就想跟裴馨园一起去看望萧红，临时有事没去成，一直觉得是个遗憾。他内心深处是同情那个孱弱的女孩子的，他是个热心肠的男人，而且也结过婚，和女人零距离接触过，应该知道怎样安慰女人。不过自己那个没文化的草根老婆和大家闺秀出身的那个落难女学生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冥思苦想，见了萧红之后，他要怎样更好地安慰她呢？

一艘改变命运的小船

裴馨园交给萧军的任务是让他去探望安慰萧红，他找了两本书带上，一本是鲁迅先生的《呐喊》，一本是高尔基的《童年》，就出发了。

来到东兴顺旅社二楼十八号，萧红正坐在破旧的桌子边写着什么，一见到萧军进来，她一脸诚惶诚恐的惊喜。萧军自我介绍说他叫三郎，《国际协报》报社副刊编辑助理，裴馨园让他过来探望她。

她站起来，那形象让萧军着实吃了一惊。

夕阳的余晖下，站在他面前的女子是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她穿了一袭褪了色的蓝色单长衫，长衫罩在她有着硕大臃肿肚子的身体上，依然显得有些宽大。长衫是民国年间女人日常穿的，带开气的那种，一侧的开气开了线，已经裂到膝盖以上了，于是这件长衫就变成了奇特的不等式服装。裂开的开气下是一双惨白纤细的腿和光赤的脚，脚上的鞋子很随意地穿着，说是穿着，因为鞋子严重变了形，其实就是挂在脚上拖着。

即使这样落魄，萧军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女孩子与生俱来的大家闺秀的气质。她身上有文艺女青年的特质，率真、可爱，脸上还带着一股子青春的稚气，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黑亮黑亮的，透着倔强和聪颖，一看就充满灵气。

萧红点点头，示意萧军坐下。

三郎这个名字她是知道的，他稿子写得很好。他看上去很年轻，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衣服不怎么整洁，但是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两道剑眉夸张地竖立着，搭配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嘴巴比一般人大，嘴角向上微翘，显得倔强而调皮。这个三郎说不上有多么英俊，但是在萧红看来很亲切，一看到他，凭着第六感觉，就觉得他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人。

萧军坐下来，才看清楚了萧红住的这个房间的全貌，靠墙有一张双人床，床幔半垂，葱心绿的被子在床上半摊着，枕边散放着几本书，窗下有一桌两椅，屋子的墙面不怎么整洁，黑黑黄黄的，墙角上还挂着密密的蛛网，整个房间破败凌乱，把这个穿着不合身衣饰的娇小孕妇安放在这个地方，让人骤然生出一种悲悯感。

萧红是笑着的，见到三郎，她知道他们没有抛弃她，现在她最怕的就是被人抛弃。就像一个突然见到了亲人的孩子，她纯真地笑着，萧军发现，她笑起来很好看。

她把自己刚刚写的诗拿给萧军看。

这是一首小诗，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春曲》：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来了。

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她还能写出这样的诗歌，让萧军刮目相看，特别是诗的题目用了魏碑郑体双钩大字，那几个字写得很漂亮啊，能写这样一手好字的女孩子，该是多么内秀。透过这首诗，萧军感悟到他们的帮助对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不敢保证他们的努力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如果能给她带来心情上的春天，也算是没有白白努力。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看到萧红的第一眼起，萧军心里就有些放不下这个可怜兮兮的女孩子。

这不仅仅是因为怜悯之心，萧红那双大眼睛里的神气让萧军觉得，这不是个一般的女孩子，这样的女子不该就此毁灭，他要尽自己的力量拯救她。具体怎样拯救，他还没想好。

那天，他们谈了很多，谈人生，谈文学。

那天，是他们一见钟情的日子。

爱情很多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1932年7月12日，那个仲夏日，一对文学青年之间有了心灵的契合，他们都被对方深深吸引了，都有一丝相见恨晚的惆怅。有的爱情无关身份，无关金钱，无关物质条件，只需一步，他们就爱上了对方。

从那天起，萧军经常到这里来看望萧红。

每次，他喜欢坐在小窗前的椅子上，说着说着，当两个人目光相碰撞时便会心一笑。或者，彼此某段时间沉默片刻，萧军就会透过那个小窗，看窗外美丽的松花江。

萧红是敏感的，从萧军的眼睛里，她读懂了他的心，但是，她不敢往那方面想。那时候的萧红怀着别人的孩子，她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弃妇，而且还被作为人质扣押在旅店，她虽然很喜欢三郎，却不该确定这种喜欢算是什么情感，也不敢确定萧军对自己是怜悯，还是喜爱。已经受过两次伤害的女人的心是敏感脆弱的，她不敢奢望一份温暖的爱情，只能战战兢兢地远距离观望。

她每天都盼望着萧军，他来了，她无比快乐，他不来的日子，她就会觉得灰暗无比。

有几天时间，萧军因为忙着编稿子没去看萧红，她碰巧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没人照顾，孤苦无助的时候，却分外思念萧军，于是她勉强爬起来鼓足勇气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萧红的声音疲惫又微弱，她轻声说：“我病了，你能来看看我吗？”萧军听到那个声音，非常焦急，待他抽空到旅店时，发现萧红病弱地躺在床上，一见到他来，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这些日子你是不是很忙啊，还是已经忘了我了。我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不让人喜欢的人，人们都不愿意接近我。”

萧军连忙解释不是她说的那样，自己确实很忙。看着她惨白憔悴的脸，萧军很心疼，于是说服了旅店老板，带她去看了医生。

萧红对萧军的这种依赖，变得越来越浓重。

萧军也越来越离不开萧红，她的睿智、开朗和那个时代女孩子少有的才气，让他不仅仅是喜欢，还有欣赏。

萧红的《春曲》这样写她和萧军之间的情：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她爱萧军，迷恋着他这个人。其实，萧军此时是有家室，有老婆孩子的。他出生在辽宁义县，满族人，就像萧红原来的名字不叫萧红而是叫张乃莹一样，萧军原来的名字叫刘鸿霖，还曾经用过刘吟飞、刘羽捷、刘蔚天、刘毓竹等，民国年间又没有身份证，名字改来改去的也不太追究。除了这一大堆名字之外，他还有几个笔名，比如三郎、田军，等等。

萧军骨子里很另类，他少年时代读过许多古典小说，读古典小说的结果，一是使他喜欢上了文学，二是让他有了人生第一个理想。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侠客，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偷偷拜师学艺练武术，按照最初的理想，十八岁那年他考上沈阳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在那里学习法律和军事，毕业后还在军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军队的军阀作风和他做侠客的理想相去甚远，就毅然离开了。

第一个理想破灭了，他开始追求另外一个理想，走文学之路，当作家。他在哈尔滨化名“三郎”在各报纸上投稿，发表了不少作品，后来就被聘用到《国际协报》报社副刊部工作。

另类的叛逆气质，在文武之间游离不定的行业选择，让家里人对他不太放心。在老家辽宁义县，家里早就给他订了一门亲，女方姓许，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姑娘，也不管萧军同意不同意，家里给他匆匆完婚。这种半包办性质的婚姻，不是文学青年萧军所希冀的小资情调的浪漫婚姻，也不是侠客萧军所需要的夫唱妻随一起闯荡江湖的豪放婚姻。萧军和许氏只有婚姻，没有爱情，两个人稀里糊涂生了两个孩子。萧军离家后，许氏也曾千里迢迢带着孩子从老家来到哈尔滨寻找萧军，由于当时萧军参加地下党的反日活动，政治环境恶劣，他就把老婆孩子打发回老家了。

临走的时候，萧军告诉那个眼泪巴巴的女人：自己以后还要漂泊天涯，生死未卜，别因为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男人耽误了她的美好青春，回去后，如果遇上比他好的男人就改嫁吧，不必等着他，此一别，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算清了，他不会再回那个家了。

这一番话相当于离婚宣言。许氏知道萧军从来没有爱过自己，乡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也要脸面，她擦干泪水，义无反顾带着孩子走了，连头都没有回，从此萧军的这个原配夫人就彻底在他的生活中消失了。那个女人回到老家后，也许一生都在默默等待一份无望的爱情，明知那份守望一点意义都没有，却依旧都会拿出一生的时间去消磨、等待，最终在痛苦中香消玉殒。

遇到萧红的时候，萧军已经宣布与第一任夫人许氏脱离了关系，让她自行改嫁。虽然他们没有办离婚手续，但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他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所以，萧红和萧军之间，都不算彼此的第三者。

萧军在等待救援萧红的机会，他相信，机会一定会有的，只是不能操之过急。

机会终于等来了，进入八月份，哈尔滨连降大雨，这是一场拯救萧红的大雨。来自四面八方的雨水涌进松花江，松花江水那几日每时每刻都在涨。1932年8月7日夜，脆软的江堤终于支撑不住了，一夜之间河水冲破了江堤，道里道外等城区一片汪洋。

瞬间许多房屋倒塌，许多人被淹没在洪水中。

萧军工作的国际协报社因为地势稍高些，并没有进水，但是作为媒体人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松花江决堤的消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住在江边东兴顺旅社的萧红，旅社一定被淹在了洪水中，她怎么样了？

他走出报社，向东兴顺旅社走了没多远，就被眼前的洪水拦住了，那边已经是汪洋一片，低矮的房子完全淹没在了水中，高一些的楼房也淹没了一半，有一些小船在水中划行着，搭救一些被困在洪水中的人。

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小船。

他焦急地问一个刚刚靠岸的小船上的人，他们的船是不是可以借他用用，人家告诉他，那边有租小船的，他可以去租。

萧军来到租小船的地方，碰上了《原野》的编辑方未艾，他告诉萧军，他们的编辑部和附近的东兴顺旅社都被水淹了，他从那边刚刚逃出来，路过东兴顺旅社的时候想用船载上萧红一起走，她说她等着三郎去救她。末了，方未艾说，这会她大概还在那儿望眼欲穿地等着萧军呢。

这个死心眼的女子。

萧军心里又多了一分急。

他租上小船，划向东兴顺旅社的方向，到处是水，过去的参照物不好找了，只能盲目地向大概的方向寻找。这时萧军才深深意识到，这个女人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此时，东兴顺旅社一楼已经完全淹没在洪水中，旅店老板也已顾不得扣押在二楼的萧红欠账的事，关键时候，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命。老板都逃得无影无踪了，那里的住客自然也都跟着逃离了，最后困在楼上的除了萧红，还有一个老茶房。老茶房是被旅店老板下令留在这里看守萧红的，否则他也早就逃命去了。

水越涨越高，眼看就涨到二层楼板了，一点也没有回落的迹象，还在一寸一寸往上涨。萧红挺着大肚子站在楼梯边，看着马上就要涨到脚下的水流，吧嗒吧嗒掉眼泪，这一片汪洋，是要把她吞没的节奏吗？楼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她困在这里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没有睡了。饥肠辘辘中，她感觉无比疲惫，却又不敢睡去，她怕自己在睡梦中被洪水卷走。

泪眼蒙眬中，她把自己这二十年经历的一切都在记忆中过了一遍，哭过笑过，爱过恨过，只是，她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温暖、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爱情，莫非短短的一生就这样到头了吗？她不甘。凭着直觉，她觉得三郎萧军会来救她的，没有为什么，只是她的直觉。

三郎真的来了，她看到他了，驾着一叶小舟，行进在风雨中，奋力向这个方向划来。

萧红破涕为笑，使劲儿向他挥手，那一瞬间她甚至想跳起来，事实上她根本跳不动，笨重的身子把她沉沉地拖住，她只能做着跳起来的动作。萧军登上二楼的一刹那，她扑到他怀里嘤嘤嗡嗡哭出声：“三郎，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萧军拍拍她的后背安慰她：“好啦，好啦，找到你就好啦，快上船！快上船！水马上就淹没这里了。”

萧军把萧红扶到船上，把她仅有的一件行李搬上船。他做这些的时候，旅店的老茶房在一边默默看着，没有阻拦他，隐隐是说了句让萧军担保接她出去以后要找他要钱的话，见萧军根本没有搭理他，也就罢了，没再纠缠。他大概在想，与其让这个女孩子在这里困死饿死淹死，还不如让她逃个活命，毕竟这是两条性命啊。她逃走了，自己也就没有看管她的使命了，随后也可以想方设法逃个活命了。

小舟离东兴顺旅社越来越远，每走远一步，萧红的心就轻松一分，几个月扣押在这个地方的噩梦总算结束了，这辈子她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了。萧军用力划着小船，他硕壮的背影，让她很有安全感，她想，如果靠在这个结实的肩膀上好好歇息一下，一定很温暖。

离开东兴顺旅社，摆脱了被扣押的困境，萧红的去处依然是个难题。她无家可归，萧军自己租住着一处简陋的住房，根本无法安置她，他就和裴馨园商量，让萧红先到他们家暂住。裴馨园回家和老婆商量了一下，就收留了萧红，让她先住到了自己家里。

吃住在别人家，有诸多的不方便，再加上萧军的暴脾气和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孕妇萧红，很是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好在住进去没多久，萧红就到了分娩的日子，阵痛袭来之际，萧军闻讯赶到，手忙脚乱把她送进道里的市立医院。他是做过爸爸的，但是他的孩子都是在乡下出生的，没见识过女人在医院生产的繁琐。他口袋里没有住院费，四处借了，实在借不到。没钱，医院是不收病人的，没有什么职业道德可讲的。萧红在一边咬着牙呻吟，那呻吟声刺痛着萧军的心，他拳头一横，恨不得揍医生几拳，他忍了忍，最终忍住了心中的怒火，绕开医生，直接把萧红送进医院的三等产妇室。

一个小生命在洪水刚刚退去的这座城市降生了，只是这个小女婴并不受欢迎和祝福。第一眼见到她的那个男人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尽管他一直守候在她妈妈的身边，却不是她的亲生父亲，那个刚刚当上妈妈的瘦弱小女子，连看小女婴一眼的力气和心情都没有，她紧紧闭着疲惫的眼睛，虚脱了一般。

护士把孩子抱出去包扎，然后，把放着孩子的小床推到萧红的床边，萧红看到一张皱皱巴巴的小脸，从那张小脸上，她似乎看到了汪恩甲的影子，于是那噩梦般的日子又影子一样笼罩在她的记忆中。

这是汪恩甲的女儿，这个孩子是孽根。这样想着，她朝那个熟睡中的女婴使劲摆摆手，神经质大叫：“快把她弄走，我不要她，不要啊。”

尖利恐怖的叫声把临床的产妇们惊得瞠目结舌，大家都以为这个女人疯了，又或者是得了产后抑郁症，试想有哪一个妈妈不心疼自己的骨肉的。

护士把小女婴放在萧红身边的板桌上默默离去，那个地方很硬，和在妈妈怀抱里的感觉不一样，女婴哭了，先是响亮地大哭，后来哭累了，便是嘶哑地哭，疲惫地哭。

因为刚发完一场洪水，那个夏季的蚊虫比往年更多，萧红在她的自传体作品《弃儿》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

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躺在冰凉的板桌上，涨水后的蚊虫成群成片地从气窗挤进来，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行。

她懒得多看这个孩子一眼，她把自己对汪恩甲所有的怨和恨都撒到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奶水下来后，奶子涨得很痛，可她宁肯痛着，也不给那个饿得无力哭泣的孩子吃上一口。

没人能体会她心中的痛苦。

萧军担心这样下去，这个小女婴会夭折，在征得了萧红的同意后，他把这个孩子送了人。

孩子被一个穿白色长衫的女人抱走了。

当女婴被别人抱走的一瞬间，她把头蒙在被子里，嘤嘤哭起来。她自责，觉得对不起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这个孩子。这种悔恨和自责一直伴随到萧红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十年后她临死的那一刻，还在牵挂着这个没吃过一口母亲奶水的孩子，临终前，她委托身边的端木蕻良，一定要替她找到这个孩子。

穷哈哈的文艺青年

萧红昂贵的住院费萧军是付不起的，最后，他带着萧红逃离了那家医院。

不能再去裴馨园家了，人家又不是难民收容所，因为他们的居住让人家的温馨生活失去安宁，他们也于心不忍。临住院前，裴馨园的妻子、母亲已经明显表现出了对萧红寄居的不满，萧军甚至还和裴馨园的老婆吵过架。出院后，他们住进道里公园对面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社。

在欧罗巴旅社三层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同居了，那间小客房就成了他们的新婚洞房。

这个有着西方浪漫名字的旅店，很具欧式浪漫风情，不过他们租住的房间属于最低廉的，工资低得连萧红的住院费都支付不起的萧军，是没钱租住高档房间的。

那个秋天，在欧罗巴旅社，他们度过了爱情中最初的蜜月，那是贫寒幸福甜蜜的特殊蜜月。两人往往是有了住店的钱，就没了吃饭的钱，每天的日子就在黑列巴就着白盐泡着清水中度过。黑列巴是俄罗斯人的一种主食，就是由面粉、荞麦、燕麦烤制的黑面包，那个时代的哈尔滨人也喜欢用它做主食，价格很便宜，携带也方便，买上一个，胳肢窝一夹就回来了。讲究一些的俄罗斯吃法是蘸着黄油、鱼子酱，喝上一杯酸味俄罗斯啤酒，但是，他们艰难的日子容不得他们穷讲究，只能蘸着盐巴，喝着白开水。

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萧红寂寞地在欧罗巴旅社的小房间发呆，等上一天，直到黄昏时分，才等来萧军。回来的萧军往往会夹着一块黑面包，带着冷冷的秋风匆匆走进门。他们对坐着，你一口，她一口吃着那个干硬的黑列巴，盐巴也舍不得多蘸一下，谁蘸多了，另一个就会说：省着点吃亲爱的，这样度蜜月，会咸死的。

当时的萧军已经没有固定工作了，他外出主要的任务就是到处谋职，或者借钱糊口。像他这种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张嘴向别人借钱很不容易，人家能借给他三角五角就不错了，借到一元的时候极少。借到的钱必须省着花，否则下顿就要饿肚子。有时候，连黑列巴都吃不上，两个人饿着肚子拥在一起，躺在床上，透过窗子看秋夜的星空，谈文学，天马行空地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有时候爱也可以充饥，两个人深深爱着，居然能把饥饿的事情渐渐忘却。

萧红的身体还很虚弱，由于严重缺乏营养，产后的她身体一直恢复不上来，脸色苍白，头发脱得厉害，肚子瘦下来了，整个人也瘦了一圈。

萧红只希望肚子瘦下来，那拖着沉重的大肚子度过的十个月对她来讲简直不堪回首。有时候，她做梦还会梦见自己被沉沉的肚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梦中惊醒后，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在小腹上，小腹瘪瘪的，依然有些痛。自从生完孩子，她的肚子总是隐隐作痛，不过，好在它现在已经是平平的了，抚摸着平平的肚子，她这才放下心来。

身边躺着她的三郎，他正在香甜的睡梦中。

三郎的身体结实宽厚，和她的娇小形成强烈反差。他看上去真壮硕，秋夜已经很凉了，可能是他火力壮，总把被子掀到一边自顾睡。萧红便又给他重新盖好，默默看着他粗大的五官，听着他粗重的鼾声，她忍不住温情地吻了一下他宽大的脸颊。

萧红陶醉于萧军为她制造的爱的浪漫和晕眩中：“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这爱情是新奇的，投入到和萧军的热恋当中，萧红才发现过去她和表哥陆振舜之间，和汪恩甲之间的感情纠葛根本就谈不上是爱情。

他们在欧罗巴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之后，他们连这个地方也住不起了。萧军失去了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的工作，每月二十元的固定收入没有了，那点收入至少可以维持两个人能吃上黑列巴。

好在萧红已经习惯了这种穷愁潦倒的日子，有一个人陪着自己流浪，比起去年这个时候一个人流浪街头要踏实多了。他们搬到了商市街，这个住处是一个跟着萧军学武术的学生家提供的，学生的家长是哈尔滨铁路局的财务处长，家境自然殷实，家里条件太好了，就担心有人绑小孩的票，所以聘萧军来做家教，主要是教武术。

听说有了自己的住处，萧红激动的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来到萧军学生的家，从正房走出一个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红唇卷发、腰肢纤细的妙龄少女。因为那份美丽那份风情，萧红便留意多看了几眼，女人也是喜欢看绝色美女的。四目相对时，萧红和那个美女都惊呼起来。

萧红说：“汪林，你怎么在这里？”

时尚美女说：“张乃莹，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在这里？”

萧红才恍然大悟，这里原来是自己中学同学汪林的家，萧军的学生就是汪林的弟弟，也就是说，现在汪林是自己的房东了。

说是中学同学，她们其实不是一个班，汪林比她还低一个年级，但是上学的时候都很熟悉。而今曾经的同学不期而遇，汪林并没有轻视看上去一副落魄样子的萧红。她对萧红的热情，一方面因为她们曾经是同校同学，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因为汪林的弟弟现在正跟着萧军学武术。

住在老同学家里，对他们还算是照应，至少，房租免收了。

萧军每天利用早晚时间教房东的小孩武术和国文，这样每个月就有了二十元的学费收入，而且也有了一个简陋的栖身之地，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就像萧军写的那样：

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安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也不想顾到的。我的任务，只是飞啊飞……寻找着可吃的食物，好似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

现在萧军的主业是做家教，做自由撰稿人成了他的副业。业余时间，他为《国际协报》等报刊撰稿，那个时代的稿酬高，加上这些稿费，他们的日子过得有了些起色。有了稿酬的填充，他们除了能吃上黑列巴和白盐，偶尔也能改善一下生活，吃上碗热热乎乎的热汤面，碗里还能放上几片菜叶，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奢侈生活了。当然也有比这个更奢侈的时候，比如新拿到一笔稿酬，他们也会撒着欢儿败一次，到门口的小饭馆要两个馒头，一份丸子汤，你分几个，我分几个，丸子的味道好坏搁到一边，那份小情调却是足足的，他们偶尔这样很惬意地吃上一顿，不过这样的时候很少。

商市街是一条商业街，店铺林立，街面上很繁华，小商小贩们在街头兜售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有老毛子那边的舶来品，也有国产货。商家们基本上都是前店后宅，前面的铺面做买卖，后面的宅院住人。萧军和萧红住的那个地方在商市街25号大院后院，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房子，而是煤棚旁的偏厦子，说穿了，就是间锅炉房。那个地方原本是不住人的，低矮阴暗，只有一个门，门上镶着一块窄小的玻璃，连窗户都没有，大白天里面的光线都是昏昏沉沉的，那可怜兮兮的光线只能通过那块窄小的玻璃供给进去。

那时的萧红，就是借着门上小玻璃透进来的那点微弱光线，帮着萧军抄稿子，后来自己也尝试着创作作品。屋子里没有电灯，他们根本装不起电灯，也交不起电费，晚上的照明就用蜡烛。白天是阴暗的光线，晚上是昏暗的烛光，经常在这样的光线下抄写，萧红的视力急剧下降。

冬季烟熏火燎的，到了夏季松花江的湿气倒浸上来，里面潮湿闷热，比睡在露天还难受。对这个所谓的家，萧红想爱却爱不起来，她在作品中这样描写商市街的这个家：

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温暖。

但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有她的爱人萧军，所以，面对这样寂寞，这样无趣的一个家，她还是用十二分的热情努力做好家庭主妇。只是，她这个家庭主妇有些笨，从小就是家里的大小姐的她根本没有做家务的经验，把好好的一锅饭烧焦，把好不容易生起的炉火熄灭的事经常会发生。

不是每个女人生来就会过日子，萧红在过日子方面天生愚钝，萧军挣回来的那点钱她总是掌管不好，所以有的日子还是会饿肚子的，半夜饿的最难受的时候，她甚至动过偷邻居挂在过道门上列巴圈的念头。好在，她已经不是童年时代在呼兰老家偷储物室里好吃东西的那个调皮女孩了，她战胜了自己，含泪目送萧军饿着肚子出去工作。这时候，萧红面有愧色，她不知道用什么能填饱他们的肚子，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如果可以吃，也早就被他们吃掉了。

萧红看着萧军每天戴着他的飞机帽在外面为两个人能吃上饱饭奔波，也想替他承担点生活的重压，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去试当电影院画电影广告的电影广告员。在阴冷飞着清雪的哈尔滨严冬，萧红顶着雪花在中央大街上的一所电影院奔波了六次，最终还是没做成电影广告员，做广告员的理想只落在了她后来写的《广告员的梦想》中。

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上，每天行走着各路人等，让萧红最受刺激的是那些衣饰高贵，穿着时尚的摩登贵族的夫人和小姐，她们带着一股香风目空一切行走在街上，曾几何时，她也曾是她们中的一个，但是，现在她早已从她们的阵营中走出来，变成了与她们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从租住的阴暗偏厦子走到街上，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萧红表现得并不自卑，腹中有诗气自华，一身破旧衣掩饰不住她的文艺女青年范儿。只是遇上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她还是会有失落感。

萧红在租住的没有炉火的房间内偎在床上，披着被子，依然是冷，两腿几乎麻木了，炉子里昨夜燃过的炭火连余温都没有了，墙角已经积上了一层白白的冰霜，那时，外面的气温比屋内都暖和。萧红走出去，站在街边看街景，初冬的暖阳是穷人的救星，她百无聊赖地站在街边一隅。

从房东家里飘来做午饭的香味，一闻那味道，就是在做炸酱面。好香好香啊，她忘记了自己已经有多久没吃过炸酱面了，那香味勾得她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她忍着，使劲忍着，不断咽着口水。

汪林从街上回来，看到站在街边的萧红，和她搭讪：“这么冷的天，站在外面做什么？”

萧红想说外面比屋子里暖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自嘲地笑笑说：“看看街上的风景。”

“中午在我们家吃吧，呀，我闻到了，炸酱面的味道，在我们家吃炸酱面好吗？”汪林今天不知遇到了什么高兴事，热情地邀请萧红跟自己回家吃饭。

萧红不好拒绝，就在汪林家蹭了一顿饭。

那不过是一顿家常的炸酱面，那味道却永远留在了萧红的记忆中，每每回想起那顿炸酱面，那销魂蚀骨的香味就在记忆深处缭绕不去。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这样香这样饱的饭了，肚子填充得饱饱的就有了温暖慵懒的感觉，有些昏昏欲睡了。那天，汪林还请她看了一场新上映的电影，是胡蝶主演的一个新片。

坐在影院的椅子上，汪林悠闲从容地嗑着松子，松子是花了几角钱买来的，这买零食的钱够萧红一家两天的伙食费，接过汪林递过来的松子，萧红迟迟没有往嘴边送，她已经不习惯吃零食了。汪林那底气十足的样子，萧红其实是羡慕的，表面上她不想在气势上输给谁，心理上她早就输了。和汪林走在一起，她一直在自惭形秽，她不敢看街边的玻璃橱窗，怕看到里面自己的形象和汪林对比产生的巨大反差，她能想象出，在镜子的映照下，在汪林的衬托下，自己看上去像是三十多岁的妇人。

二十一二岁的花季女子，在饥寒中煎熬，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青春了。

穷归穷，但对于近在咫尺的亲人们，萧红从来都不肯和他们搭上半点关系，这个倔强的女子绝对不在家人面前低下自己的头颅。堂弟堂妹有在哈尔滨上学的，想方设法找到她并去看她，看到姐姐那落魄的样子，便不忍，便想给她放下点钱，便劝她回家。萧红拒绝了，她宁肯借朋友的钱，也不肯接受家人的一分一厘，她说，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

她不要回那个家，她不要家里的钱，她不想再欠他们什么，那个家已经跟她毫无关系了。她已经找到真正的爱情了，她下定决心跟着她心爱的三郎做最幸福的流浪汉。

流浪的日子很苦，苦中却有别人所不知道的乐。

流浪的日子是充满诗意的浪漫的。

夏日的夜晚，租住的阴暗偏厦子闷热难耐，实在待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会手拉手走上街头，走到松花江畔，面对滔滔江水，萧军用手里的三角琴弹着狂烈的乐曲，萧红扎着短辫穿着夸张的廉价衣裙守在他身边，弹到高兴处两人还会即兴唱上一曲。

萧军除了到处打工，大多数业余时间是用来创作的，和萧红一起到江边浪漫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那时节，他已经算是当地较有名气的作者了。萧红一开始帮着萧军抄稿子，她自己过去只写一些短小的诗歌，在萧军的影响下也拿起笔，开始尝试写散文，写小说。当她沉下心开始构思的时候，许多人和事就浮上脑海，走向她的笔端，以福昌号屯为背景的《王阿嫂的死》《夜风》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萧红的第一个笔名是“悄吟”，悄吟，悄悄地吟诵，她不甘心让卑微的生命淹没在黑暗中，她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是微弱的细小的呻吟。她这个笔名真好，温婉美丽又不失诗意，是她自己取的，还是萧军帮她取的？

新年的时候，国际协报举办“新年征文”活动，这种征文奖金一般比稿费还高，萧军让萧红也写一篇征文试着投投稿，她写了《王阿嫂的死》，文笔相当流畅，在“新年征文”中发表，用的就是悄吟这个笔名。这篇稿件在哈尔滨文坛产生了轰动效应，作品影响很大，连萧军都叹服她的文学功力，认定她是天才，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材料。

从此萧红的文学创作生涯正式开始，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她开始把自己经历的那些人和事写成散文故事和短篇小说，其实，她那时候还分不清散文和小说的区别，她的小说都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虚构的成分很少，介乎散文和小说之间，界限很模糊，不过，作品的文学性很强。那时候她的笔名除了悄吟，还有田娣。哈尔滨的几家报刊都在刊载萧红的文稿，只一年的时间，她就发表了多部短篇小说和多篇散文。

萧红不再是吃闲饭的女子了，她经常能领到自己的稿酬，她成了人们敬慕的女作家，尽管这个女作家的作品还有些稚嫩，尽管她自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力。

两个人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之后，就想着一起做点事，比如搞点初级文化产业什么的。两个人合作把萧红的作品《弃儿》改写成了电影剧本，找到左翼文艺团体寒光电影公司，本来公司很看好这个本子，觉得可以拍摄，怎奈萧红和萧军提的要求电影公司觉得太无理了，他们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有多无理呢？原来是两个人要分饰片中的男女主角，拍摄的事最终流产。

电影没合作成功，他们又想合着出一本作品集。

萧红提前把作品集的每一篇样稿都整理出来，誊写清楚，装订成册。稿件的封面上，萧军精心用红墨水写上了“跋涉、三郎、悄吟合作、1933”一些文字，最终的封面就选用了这样简单的一个设计。书中收录了萧军的六篇小说《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萧红的小诗《春曲》，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出书的钱是在《五日画报》社工作的舒群和一些朋友们集资凑起来的。

1933年10月，萧军和萧红的第一部书《跋涉》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正式出版，三十二开，毛边。出版前因为没有经过伪满洲当局的审查，被定为非法出版物，致使本来已经发到商场代售的书，没出售几天，便被迫禁止发售，没卖出去的全部被查封并焚毁。

第一部书刚出版，就遭遇到这样悲惨的命运。

面对失败和挫折，他们表现的平静而淡然。或许是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输得起，只有输得起的人才有赢的机会。

这本书一共印了一千本，除去被查抄的，已经所剩无几了，后来，萧红、萧军还把手头仅有的几本《跋涉》拿出一本寄给了鲁迅，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情了。

流浪青岛

谁都没想到，《跋涉》的出版会给他们惹来一场大麻烦。

当局把书查封了，收缴了，焚烧了，但是远远不算是结束，因为书中的文字有揭露日伪残暴统治的内容，他们被当局盯上了。

一开始只是盯梢，盯着他们住在哪儿，所以萧军和萧红外出回家时，走到离家不远的街上，总是先到街对面有米黄色招牌的小食品店，或者躲到附近的秋林商场，装作去买东西，等确认没人跟梢时才敢放心大胆走进去。

盯梢的人一般是便衣，有时候也会很招摇，骑着电驴子，戴着墨镜。所以，看到门口附近有停放的电驴子或者有戴墨镜的人活动，他们就隐蔽起来。

到了1934年的春天，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

这样的日子必须结束，总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捕，心理也会崩溃。

对于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赤贫流浪者，在哪儿都是流浪，何必要在一个地方做困兽。1934年6月，他们决定离开商市街，到别处去流亡。那时候，他们和地下党组织已经有了深深的接触，党组织同意他们的决定，并帮他们锁定了下一站的目标，山东的青岛。

先是坐火车，然后是转轮船，初夏的一天，他们告别了梦想起步的地方哈尔滨，从此踏上流亡之旅。

再见了哈尔滨，再见了商市街。那里留下了他们在寒冷饥饿疾病中痛苦挣扎的记忆，也留下了美丽浪漫幸福的爱情的印迹。

从商市街沉郁冰冷僵硬的梦中跋涉出来，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下一个梦将是什么样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他们只有默默祈祷一切会好起来。

一只小皮箱就是他们全部的家，他们在洒满阳光的夏日午间，风尘仆仆走下渡轮，踏上了青岛的土地。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前一日，萧红就是端午节出生的，再过一天就是她的农历生日。

在哈尔滨时候的好朋友舒群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码头迎接他们，舒群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不仅是作家，还是革命活动家。早在哈尔滨时他就被日伪特务盯上了，所以在几个月前离开哈尔滨到了青岛，短短的几个月，他不仅和当地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还找到了美丽贤惠的妻子倪青华。

一踏进一个新地方，就有朋友做地接，这是何等的温暖。

海滨城市青岛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不错，这座城市美丽整洁又热情。他们被舒群夫妇接到舒群岳父的府上——倪家公馆暂时落脚。倪家公馆的主人是倪青华的大哥倪鲁平，他的对外身份是青岛市政府劳动科科长，党内身份是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地下党机关刊物《磊报》主编。

住在倪公馆，萧红有一种久违的温馨安逸感，当年，这样华贵的生活方式曾是她的人生常态，很久不睡这样软的床垫，不吃这样精致的食物了，她快把这种生活方式遗忘了。

不过这个地方只是停停脚，他们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麻烦。第二天刚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萧红他们就搬到了观象一路一号一座石头基座垒成的二层小楼，在这个地方，舒群已经帮他们租好了房子，楼下两间房子的一间归舒群夫妇居住，另一间归萧军和萧红居住。

当初房子的主人设计这座楼房的时候，一楼本来是给佣人住的，属于半地下建筑。一楼的面积不大，如果两家都挤在一楼就太狭窄了。萧红他们便把楼上的一个有太极图的单间租下来，从楼下搬到楼上住。

和哈尔滨商市街的偏厦子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晴好的日子，灿烂阳光洒满房间，商市街那个阴暗潮湿的小房子和这里简直没法比。之后，萧军以刘均的名字在《青岛晨报》找到一份编副刊的工作，家务由萧红操持，两个人的家没有太多的家务做，现在不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整天为吃不饱饭而奔波着到处借钱，萧红正好腾出时间来踏实写作。

在青岛的日子，无疑是萧军和萧红在一起时最幸福最浪漫的一段时光。

萧军又恢复了他浪漫不羁的本性，他的穿着很随意，经常戴着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毡帽前面垂着，后边微微翘起，在如今的一些演绎民国的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毡帽；上身是一件浅黄色俄式衬衫，非常宽大，通常情况下他都会加束一条皮腰带；下身却是一条短裤，脚上不是皮鞋，不是布鞋，而是草鞋。这种装束在那个时代的青岛街头非常草根，街上拉洋车的洋车夫大都是类似的装束，其实这种装束在哈尔滨男青年中很潮，是最时尚的装扮，但是在青岛却不算是时尚。

萧红依然很率真，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她总是质朴可爱的，很接地气，比如她的头发，就那么随性地用一条天蓝色的丝带简单束一下，那条丝带不是在街上的饰品店里买来的，而是从一块做衣服的丝绸下脚料上撕下来的，边缘毛毛刺刺的，显得很粗糙。她身上的旗袍是棉布的，其实棉布这种朴素的面料并不适宜做旗袍，质地太粗糙，显示不出旗袍的温婉柔美。萧红头上束着粗糙的丝带，身上穿着最平民化的旗袍，脚上的鞋子后跟已经磨去一半，颜色也不太分明，显得破破烂烂。不穿旗袍的时候，她会穿一条旧西裤，看起来更像是邋里邋遢的粗野村姑。

哈尔滨的女子是最会打扮，也是最爱打扮的，曾经身为大家闺秀的萧红，二十岁之前也是打扮得最漂亮的女孩。她其实很爱美，只是萧军做副刊编辑的那点收入不足以支撑她把自己打扮成公主，能解决温饱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别忘了，在哈尔滨，他们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

是的，他们生活的主基调还是贫寒。

贫寒的生活让人顾不得脸面，也顾不得矜持。作为漂泊者，梦可以漂着，心可以漂着，脚步可以漂着，但是胃口不能漂着。有任何挣钱的机会萧红都不会放过，《青岛晨报》后来发生变故，一些破旧家具丢弃在那儿没人要了，被萧红拾了去，用独轮小木车载着到街上拍卖。旧家具是两三副木床板和几条木条凳，其实是卖不了几个钱的，如果值钱的东西人家能丢弃掉吗？萧红拽着好朋友张梅林和她一起上街去卖，梅林觉得很难为情，说这些破木头我们还是不要了吧，不值几个钱。萧红睁大清澈润泽的大眼睛，很是不理解他：“怎么不要？这至少卖十块八块的。”

十块八块对于萧红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如果有这样一笔钱，她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买件新旗袍，可以买一瓶杏仁露止咳治治自己的咳嗽，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不停咳嗽，有一位来他们家拜访的女学生告诉她，杏仁止咳露治疗咳嗽很灵的，不妨买来试试。萧红淡然一笑：“等三郎在报馆发了薪水就去买。”可是萧军的薪水发下来了，杏仁止咳露依然没买，她舍不得花这份钱，这属于计划外的开支，花去这笔钱，一个月的生活又要紧紧张张了。

她珍惜眼下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她现在很满足，觉得过得蛮好。

萧红现在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了，她会从菜市场讨价还价买回最新鲜的蔬菜，然后烹制出许多花样的菜肴，她还做过俄式大菜汤，主食有时候是用平底小锅烙的油饼，招待朋友的时候，这是她的拿手厨艺。

她经常写一些短篇小说，在《青岛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字依然清丽纤细，有女作家的细腻，也有女作家文字中所不具备的拙朴和别具一格的牧歌情调。

过去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萧红从来不想家，甚至随时都想远远地逃离那片土地。现在远离了故乡，呼兰河畔的一幕幕时常会出现在她的梦里，还有幽禁了她七八个月的福昌号屯里发生的那些故事，会活灵活现在她的脑子里重演，她忍不住要拿起笔，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萧红开始静下心来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坚信自己已经有能力把控更大篇幅的作品了，《生死场》的构架已经基本形成。

写《生死场》的萧红，必须这样衣着简朴，一身村姑打扮，这身行头便于她零距离接近她塑造的角色。写作累了，便从窗口向外探望，沉思。

萧军也开始写他的大部头巨作《八月的乡村》，其实这部书稿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已经起草了。

两个人喊齐了一二一，开始在文学道路上起跑，比赛谁写得快，今天我写了多少字，你写了多少字；比赛谁写得好，有朋友造访时，萧红会把新写的部分章节读给他们听，那美妙的文字让萧军感觉到羡慕嫉妒恨。

这是一场浪漫的文字竞赛，两个相恋的人，在文学创作的竞赛中互相鼓励，也暗暗较劲。创作的时候，他们专心埋头写作；入夜闲下来的时候，他们紧紧拥在一起，谈论的依旧是文稿的事情；说到不同见解，还会激烈争吵起来，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谁都不会先认输。

萧红的《生死场》写得很苦，那些不愿搅动的已经沉淀的痛苦记忆，又被她重新寻找回来，故乡底层人的悲惨命运被她用笔写在纸上，她陪着他们受难，陪着他们流泪。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生死场》开篇的一句话，书中，乡村的底层人物如同动物一般生生死死，他们和动物一样是乡村的主角：小说中作为丈夫泄欲工具的金枝，得了瘫病经常遭丈夫虐待的月英，心灵扭曲摧残孩子的妈妈，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却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阶级的赵三……萧红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形象逼真，呼之欲出，因为这些人物都生活在她的老家福昌号屯里，她只是把他们的故事娓娓讲给你听。她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东北女子，有时候讲得声泪俱下，有时候讲得没心没肺，有时候讲得让听者无语深思。

萧红的这部《生死场》在1934年初秋时节完成，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几乎同时完稿。

稿子完成后，他们觉得应当请一个巨匠级的大师帮他们指导指导。

于是，萧军想到了鲁迅。

萧军喜欢偷空到位于广西路上的荒岛书店读书，书店老板孙乐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成为青岛“左联”的活动点。孙乐文有一次偶然说起在上海内山书店看到过鲁迅先生。这句话给了萧军灵感，他想给鲁迅写封信，说说稿子的事，这封信就寄到了上海的内山书店。

这封信是以萧军的名义写的，他在信里面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向鲁迅请教，还想请鲁迅看看他和萧红新完稿的两部长篇。

写这封信，萧军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笔名。

信寄出后，他们不知道鲁迅是否能收到那封信，收到信后，又是否会在意他们这些不甚知名的文学青年，抱着仅有的遥远的一丝希望，他们等待着，竟然真的等来了鲁迅的回信。

萧军的信是1934年10月初寄出的，鲁迅10月9日收到，当天夜里就给他们回了信。

对于他们想让自己看书稿的事，鲁迅在回信中说：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没想到鲁迅不但回了信，还答应看他们的书稿。萧军和萧红高兴地把信件拿给周围的朋友们分享，收到信的那一天，成了他们的节日。他们仿佛怕寄晚了鲁迅会反悔似的，第一时间就把《生死场》的抄稿和一本从哈尔滨带出的《跋涉》打包寄出，随信还寄去一张他们的合影，就是在坊间流传最多的那张他们自己认为最帅气的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曾做过哈尔滨文学杂志《凤凰》的封面。照片上的萧军穿俄式绣花亚麻衬衫，腰间松松地束了一条带穗头的腰带，萧红则是一件短袖斜条纹绒布旗袍，两条辫子只有齐肩长短，用丝绸发带扎了两个大大的蝴蝶结，那蝴蝶结看起来有些夸张。

书稿寄出去的时候，青岛时局已经在暗中发生着变化，只是他们还没觉察到。

两天后，青岛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国民党卧底的潜入，中秋节之夜，舒群、倪鲁平、倪青华等人被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也在那一夜被捕了，幸亏萧军和萧红那天没随着舒群和倪青华到倪家公馆去过中秋节，否则他们也逃脱不了被捕的命运。

每一个和党组织有关联的人都面临着危险，《青岛晨报》、荒岛书店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危险系数都很大。还有，萧红他们一直和舒群一家住邻居，其危险系数比一般外围人员要高出许多。

很快，《青岛晨报》就被警方盯上了，许多员工自发离开报社出逃，报纸不得不停刊关张，萧军赖以生存的饭碗没了，青岛的美好生活不复存在。萧军和萧红在这里多停留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们和报社的张梅林商量后决定，立即离开青岛，到上海去。

说是去上海，他们把身上所有的钱搜出来，还不够买船票的。

入夜，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派人捎信约萧军出去，在栈桥尽头东边的大亭子旁悄悄见了一次面，那情景，和影视剧里地下党接头的镜头差不多。月黑风高的深秋夜晚，他们在海边相见，孙乐文说：“我明天就要转移了，青岛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尽快离开，这是组织给你们的路费。”

他交给萧军四十元钱。

萧军正为路费发愁呢，这四十元钱无疑是“雪中送炭”，令他感觉非常温暖。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紧紧拥抱了一下，便匆匆分开。

要离开青岛，一些善后工作必须做好，最怕的是鲁迅接到了他们的信后给他们回信，这样会给鲁迅惹上麻烦。萧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别回信了，他们过几天去上海找他。

一切处理妥帖后，萧红、萧军和张梅林一起坐日本轮船“共同丸”迅速离开青岛。他们买的船票是四等舱，四等舱一般是不坐人的，属于货仓，在船的最底层。坐在四等舱里的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乘客，在人与人的空隙处，塞着咸鱼包、粉条等杂七杂八的货物，各种味道集合在一起，空气中散发着怪怪的气味，刺激着人们的嗅觉。

轮船沉沉地鸣叫着离开青岛码头，向上海启程。

他们长长吁了一口气，席地坐在硬邦邦的船板上，萧红的脸上是平静的笑。

从哈尔滨流亡到青岛，又从青岛到上海，她早就习惯了这种动荡的流浪生活。

那一天是1934年11月1日。

青岛只是萧红和萧军的一个人生驿站，在那里，他们仅仅住了半年时间。

第四章  上海，那曾经的温暖和阳光

那是她创作的黄金时代，那是她一生中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有了鲁迅的提携关爱，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她成长为民国知名女作家。

远离生死场，寻梦上海

从青岛到上海，只用了一天时间。

1934年11月2日，萧红和萧军、张梅林带着一身难闻的咸鱼味从四等舱爬上轮船上层的甲板，他们伸展着因长时间席地而坐变得有些僵硬的腿脚，小心翼翼踏上上海的土地。

这里就是大上海，十里洋场到处都是灯红酒绿，街边从某些商铺某些娱乐场所传出留声机的音乐，香软的靡靡之音弥漫在昏暗、暧昧、湿冷的风中。到处是月份牌美人那样的广告招牌，街面上的穷人看上去和别的城市没多大差别，富人确实能看出和别处的不一样，特别是街头行走的摩登女郎，尽管已经是初冬，但她们穿着高开衩的旗袍，那气质那装扮尽显婀娜多姿。

从一家大百货公司的橱窗旁走过，里面的陈列看上去非常高大上。一个裹着高档时装的女子从他们身边走过，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水味道，萧军吸吸鼻子，回头悄声对走在后面的萧红说：“上海的香水味道真好，等我们有钱了，我也给你买它三五瓶。”

这句话把一直沉着脸赶路的萧红逗笑了，她说：“真老土，那是巴黎香水，很贵的。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这话有点“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感觉，三个人很轻松地笑了起来，这是他们踏上上海土地之后，第一次开心大笑。

夹裹在这样的行人中，萧红显得寒酸单薄，灰头土脸的。她跟在萧军和张梅林后面，紧紧追赶着他们，那双磨掉了半个跟的旧皮鞋已经有些不合脚了，踢里踏拉的。平时和萧军一起出行的时候，也总是这样，萧军在前面迈开大步欻欻走，萧红一溜小跑在后面追赶，从来没有从从容容散过步。

三人先是找了一家档次不是很高的旅店住下，然后开始租房子。

只要有钱，房子是好租的。但因为钱紧，他们只能找廉价的出租房。

最终，梅林去了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一个同学租的亭子间拼住。萧红他们在拉都411弄的福显坊22号租到了房子，他们租的这个房子是拉都北端一个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

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给他们的四十元钱除了买从青岛到上海的船票，租下这个小亭子间后，又采购了一袋面粉，一只小泥火炉，外带一点木炭和锅碗瓢勺油盐酱醋什么的生活必需品，四十元钱用光了，他们又把全部积蓄几乎都投到了里面。

萧军摸摸衣袋，告诉萧红：“咱们现在袋子里只有十二块钱了。”

“没关系，采买的这些东西支撑半个多月没问题。”萧红正用抹布认真擦桌子，她看上去很乐观，手头还能剩下十二块钱已经大大超出了她的意料。当年她在哈尔滨街头流浪时，最贫困的时候分文皆无，现在居然还有十二块钱，还有这么多吃的用的，她已经很知足了。

经济拮据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这几年，萧红的每个冬季几乎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她已经有了抗寒冷饥饿的免疫力。

他们租的房子就是现在的襄阳南路351号那幢粉黄色拉毛外墙公寓，如今，那座民国年间的老房子像一座古董屹立在城市很中心的位置。当年，这里并不是上海的中心地带，那时节这里是比较偏僻的，属于临近上海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当时房子是新盖成的砖房，但里面的条件比较简陋，楼梯光线昏暗，在屋子里透过窗户往外看，能依稀看到外面的农户的菜地和看守菜地的窝棚。租住这样的位置往往要便宜得多，他们并不是看好了这里临近城郊，空气新鲜，而是没有足够的资金租更好的房子。

出租弄堂里的小亭子间是上海人独到的精明之处，租这种狭小黑暗的小房间的，都是混在上海落魄失意的海漂。对于曾经在街头有过居无定所流浪的经历，曾经住过阴暗潮湿的偏厦子的萧红来说，在国际大都市上海有一个亭子间住，她已经很满足了。她勤快地安顿着自己的新家，还好，六七平米的小房间内，一个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木椅，也算温馨。有一张小书桌，这张小桌子其实算不上书桌，但好歹可以在上面写作，有它就齐活了。

这里和哈尔滨租住的偏厦子一样，没有炉火，没有阳光，到处充斥着阴冷，唯一有区别的是，这里有电灯，晚上不用点着蜡烛秉烛写作。

把一切各就各位安顿好，萧红兴奋而疲惫地仰面躺在硬的有些硌腰的床上，长吁一口气：谢天谢地，从今天起，我们就算在上海落下脚了。

萧红对窗外的那片菜地很满意，她自言自语，也似乎在告诉萧军：“外面的这个菜园还有点诗意。”

萧军正在对着墙壁费力地挂他自己的一张黑炭画的背影画像，刚才，他已经挂好了一张很有情趣的很典雅的人物风景画，这两张图片上墙之后，屋子内立即多了几分文化气息。他配合着萧红的心情说：“嗯，只要你认为有诗意就好，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是很难写作的。”

萧红趁着心情好，开始和面，准备烙葱油饼。

张梅林来看他们，见面就说，“别做饭了，我们到外面喝几盅，庆贺庆贺从青岛乔迁到人间天堂上海。”

萧红并没有被这种诱惑所打动，她依然头也不抬地和面，依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没有闲钱到饭店搞庆贺活动的。不过，他们还是咬了咬牙，买来一斤牛肉，熬了一锅香喷喷的牛肉青菜汤，就着萧红做的烙饼，象征性地对这次迁居上海做了一个小小的庆祝。

他们开始静下心来写作，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完稿后还没来得及修改，趁着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开始修改文稿。萧红像一个称职的秘书，在寸寸寒冷时光里，帮他抄写修改后的稿子。工作一会儿，她的手就会被冻僵，湿冷的气息包裹着她，呵呵手让那份僵硬稍稍融化一下，然后接着写。

他们除了修改稿子，也在创作新作品，希望能靠着发表作品的稿费维生，但是，寄出去的稿件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袋面粉马上要吃完了，如果还是没有作品发表，他们只能想别的办法维生了。萧军戏称他们两个是两只土拨鼠，从青岛逃到上海，没有朋友，一切都是陌生的，连天空看起来也是生疏的。

在让人透不过气的潮湿寒冷和看不到希望与前途的沉郁中，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修改完成。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和鲁迅通信，只是通信，并没有见过面。

鲁迅基本上每信必复，信都是回给萧军的，有时候会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萧红对此提出了抗议，之后鲁迅回信的时候开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姐姐，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鲁迅的幽默一下子拉近了他们心与心的距离，他们非常想见见这位恩师。

11月27日，鲁迅回信了，约他们三天后的下午到内山书店见面。

得到这个消息，她们的心兴奋得狂乱地跳着。鲁迅在这些文学青年心目中不是一般的偶像和巨匠，他是一个神，是他们这些草根作者认为高不可攀的大人物。现在，这个高不可攀的大师级人物来信，说要和他们见一面，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福，他们要把这份激动和朋友一起分享。于是，他们找到张梅林，告诉他，鲁迅先生要和他们见面了。

等待，心焦而忐忑地等待着和一直景仰的鲁迅见面的日子。

11月30日下午，按照约定好的时间，他们提前了一点时间来到内山书店。这样做显得礼貌一些，他们觉得，不能让鲁迅先生来等他们这样的小辈。

走进书店，却发现鲁迅居然先他们而到，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这让他们更加不知所措。他们设计了许多和鲁迅见面的情景，但在他们的预案中，没有设计他们迟到的应对措施，所以，一时间两个人都有些慌乱。

鲁迅从座位上站起来，腋下还挟着个带花纹包皮的小包袱，走过来平静地问：“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当时，鲁迅穿了一件黑色的短长袍，短长袍有些瘦，藏青色的西服裤子的裤管也有些窄，在瘦窄的服装束缚中，更显出他的瘦。

萧军和萧红步调不很一致地点着头，原先设计的那些问候语全忘到九霄云外了。

鲁迅和蔼地笑笑说：“我们走吧!”

还要走？去哪儿？他们不敢多问，跟在鲁迅后面走出书店，向附近一家咖啡店走去，那是霞飞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店。

外面的天空有些阴霾，上海的冬天，这种没有阳光的日子很多。阴冷的天空正刮着冷风，鲁迅走在前面，不时咳嗽几声。萧红先是盯着鲁迅那双穿着黑色橡胶底网球鞋的脚，而后把目光向上移，她注意到，他背影消瘦，再加上本来个子就不高，在粗大威猛的萧军衬托下更觉瘦小，就是这个瘦小羸弱的身影，引领着他们走上了文学正途。

走进咖啡店的雅间，萧军萧红诚惶诚恐，鲁迅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率先打破沉默，轻松和他们谈笑。在他们心目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鲁迅，原来这样平和，善解人意，咖啡室的气氛立即变得柔软轻松起来。

萧红发现，坐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位善良平和的老者。他貌不出众，面色略显苍白，脸颊消瘦，因为消瘦，使得本来就高的颧骨更显得突出，一双眼睑显得浮肿的大眼睛，口唇上留有浓密的隶书一般的一字胡须，这胡须最有特点，根根笔立，又粗又黑，因为没有修剃那胡须显得有些凌乱。他的脸色不太好，呈现出一片苍青而又近于枯黄的颜色，但是他的目光是智者才有的，总是半眯着，你会发现他的目光很锐利。

谈笑风生间，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了。

有了女人和孩子的参与，这场面一下子变成了家庭和家庭之间，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小聚，氛围也彻底变了一种风格。

女人之间的寒暄，女人和孩子之间的童趣对话，大家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这样的见面方式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他担心两个青年人尴尬不随意，特意让许广平把孩子也带来了。海婴很喜欢这个说着一口东北话的大眼睛扎着蝴蝶结的姐姐，萧红用东北话逗海婴玩，海婴用上海话淘气地回她，这两种方言的混搭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把大家惹得不断大笑。

后来，许广平回忆鲁迅和萧军萧红初次见面的情景，这样写道：

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午后的时光过得很快，阴霾中的冬日午后更显短暂，会面近了尾声。要分手的时候，鲁迅取出二十元钱送到两萧面前，让他们拿着，回去贴补一下生活，另外又让许广平从衣袋里掏出了几个铜板和银角子，给他们做回去的车费，拉都最北端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路程。

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敢想到的，他们没给鲁迅带任何礼品，不但让鲁迅破费请他们喝咖啡，还送他们二十元钱。萧红萧军激动万分，当时，都不知道怎样接过的那笔钱。

走出咖啡馆，傍晚的天色愈发昏沉，两个人在寒风中和鲁迅一家挥别，各自走上回家的路。这一次，萧军没有自顾自往前走，他把脚步慢下来和萧红并行着，诉说自己还没有平息下来的激动。

回到住处，他们就商量着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对先生的感谢，嘱托他注意身体。

鲁迅接到他们的信，没有简单的应酬几句文字，而是真心实意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因为通过这次见面，他敏锐地感觉到，两个年轻人因为窘迫的生存现状，导致心态比较浮躁焦虑，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利于文学创作的，于是在复信中指出这个问题：

我看你们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处在焦躁的情绪中，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到，鲁迅的话提醒了他们。

这里不是他们熟悉的哈尔滨，这里不是到处都有朋友和组织可以依靠的青岛，这里是形势和处境更加复杂的上海。

萧红的《生死场》被鲁迅推荐给了生活书店，生活书店觉得这部书稿不错，有了出版意向，就把这个选题向国民党有关机构送审，如果审查通过，很快就能出版了。在没有什么好消息的沉闷日子中，这个好消息让萧红高兴了好几天，但是稿子最终没有过审，只有重新等待机会。

他们重新调整心态，不管处境怎样，坚持创作才是硬道理。只有努力，只有坚守梦想，梦想才有希望成真。

既然是来上海寻梦的，既然已经走到了今天，就要坚定走下去。

他们互相鼓励，逆境中，他们是可以患难与共的情侣、文友和同志。

早生华发的女孩

鲁迅的好朋友胡风喜得贵子，鲁迅在梁园豫菜馆做东，要办一桌满月酒以示庆祝。

这次活动是上海文学界的一次盛会，许多文学界名流都要参加的，鲁迅立即想到，是不是让萧军和萧红也参加一下，趁这个机会结识一下文学界的朋友们，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有好处。

许广平赞成鲁迅的想法，从第一眼看到萧红，她就为那个东北女孩的率真所打动。她看得出，萧红不是个有心计的女孩子，大眼睛中流露的是不谙世事的纯真和倔强。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显示出北方女孩的淳朴，圆圆的小脸上是年轻女孩子的白皙洁净，但让人心中一惊的是她那头过早花白的头发，白发在黑发间泛滥成灾，这个女孩子要经历多少人生苦难和曲折才沧桑成这样？许广平也想找机会帮帮她，鲁迅邀请他们参加胡风儿子的满月庆典活动，不失为一次好机会。

萧军和萧红收到鲁迅和许广平的请柬：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落款署名为“豫广同具”。“豫”是鲁迅的字豫才的缩写，“广”字是许广平名字的缩写。

收到请柬已经是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午，距离宴会不到一天时间了。

这是他们来上海后参加的第一个宴会，也是他们到这个城市的第一次活动，面对的是国家级的文学界大腕级人物，一定要给大家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萧红翻开他们仅有的一个行李箱，里面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她看看自己身上的行头，又看看萧军身上的，感觉萧军身上那件说灰不灰，说黑不黑，破破烂烂的旧罩衫实在太寒酸了，自己的服饰虽然也强不到哪里去，好歹比萧军过得去眼。

萧红决定为萧军亲手缝制一件参加宴会的礼服。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她立即拉上萧军到街上的布店里，从大拍卖的铺子里花了七角五分钱，选了一块价格便宜的降价黑白格细绒布。民国时期的上海，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老克勒”们都喜欢穿花格子衬衫，很海派的感觉。萧红很欣赏那种范儿，但是，她不会裁剪“老克勒”们的那种样式，只会裁剪哈尔滨流行的哥萨克式的，她索性就按照自己熟悉的套路，准备给萧军做一件独特的花格上衣，让萧军一出场，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布料买回来后，已经是傍晚时分。萧红使出浑身解数，要亲手设计、裁剪、缝制一件独一无二的新“礼服”。第二天就要参加宴会，萧军不相信萧红连夜能把新衣服做好，因为他们没有缝纫机，只有一把剪刀，一根缝衣针，一团棉线，几粒纽扣。那个夜晚，萧军在书桌前写稿子，萧红坐在床边独自忙乎着对付那块黑白格细绒布。亭子间那个夜晚冷得快，萧军写了一会儿就坚持不住了，停下笔拥着被子坐在床上，一开始还有一句无一句地和萧红唠嗑陪着她，没多大工夫就打开了呼噜。

寒冷的冬夜里，萧红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缝制着衣服，她缝制得很认真，每一个针脚都细细均匀地摆布着，她消瘦的身影被灯影拉得长长的，所有的挚爱，所有的深情，所有的温暖都被她缝进了那件衣服中。一阵困意袭来，她打了个盹，手指被尖利的针尖扎到了，串串血珠流出了，怕玷污了新衣服，她慌忙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着。

后来，萧军回忆说：

“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

那件衣服属于仿哥萨克式的，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法式袖口，做工看似简单，其实很麻烦的。萧红不厌其烦，有爱人香甜的鼾声相伴，她满心的温馨和幸福。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她心里有他，在乎他，就会心甘情愿为他默默付出。她也知道，其实，萧军没有她想象得那么好，他身上有无数多的缺点，但是，她爱他。当自己爱的这个人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开心的时候，一切的辛苦和委屈都值得。

清晨，萧军从睡梦中睁开眼睛，萧红已经开始缝扣子了。晨曦下，她低着头，悉心缝着，头上的白发在晨光中闪着银光，看样子她一夜未眠。

萧军的心里一阵温暖和心疼。他抬起手，抚摸了一下萧红那黑白相间的头发，萧红回头朝他笑笑：“马上就好了。”

她一脸疲惫中绽出的那一丝笑容却是轻松甜蜜的。

衣服大功告成，萧军试穿了一下，不但很合身，而且很时尚，看上去很酷。萧红左看右看，觉得还缺一点什么，就找出一条小围巾帮他系上，然后，又给他的腰间系了条小皮带，于是，昨天还城市贫民形象的萧军，瞬间变成一个又潮又酷的型男。

萧军把萧红紧紧拥在怀里，这一夜，自己的女人没白辛苦，一下子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体面的男人。

在上海广西路梁园豫菜馆举行的那个活动，请了很多上海文学界的名流：茅盾、聂绀弩、周颖夫妇、叶紫等，鲁迅对这次活动十分重视，平常请客都是很随意的，这次他亲自到饭店订了菜单。

鲁迅在给这次活动的“主宾”胡风、梅志夫妇的信中，特别提到，带上公子一起来。具有戏剧效果的是，负责转信的是梅志的家人，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送信的日程，致使胡风夫妇没有收到请柬，所以他们没能参加。这场宴会本来是以庆祝胡风长子张晓谷的满月为名而设的，主宾却没有到来，一大群叔叔大爷在这边为张晓谷小朋友喝满月酒，张晓谷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却一点都不知情，这成为整场宴会的一个很有喜感的话题。

来的宾客都是鲁迅的好朋友，鲁迅特地把萧军和萧红介绍给他们。

介绍到叶紫的时候，鲁迅特意告诉萧红和萧军，以后如果在上海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叶紫的年龄和他们差不多，沟通起来更方便。那时候，叶紫已经加入“左联”，和陈企霞共同创办了《无名文艺》，还参与主办《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的短篇小说《丰收》已经在文坛引起轰动。鲁迅让叶紫做萧军和萧红的“向导”，叶紫向来都把鲁迅交给他的每件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那天的宴会上，鲁迅异常活跃，他和他的朋友们说着笑着，他的笑声是明朗的，大家说到了一些好笑的话题，他竟然会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笑声牵扯出剧烈的咳嗽，一下子会咳很久。

在轻松的气氛中，萧军穿着萧红亲手赶做出来的方格子衣服，自我感觉良好，这种样式在在哈尔滨很常见，但在上海看上去很奇特，令他一下子就有了另类的感觉。萧红用欣赏的目光不时看看他，两人的骄傲和满足同时写在了脸上，看起来很是淳朴可爱。

这次宴会一下子结识了这么多文化界名流，使得他们一直处在兴奋的晕眩中，至此，鲁迅亲手把萧军和萧红引进了上海文坛的大门。

这次宴会对萧军和萧红来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们在宴会结束后，就直奔法租界的万氏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就是萧军穿黑白格衣服，萧红故意搞笑叼着一只烟斗的那张，照片上的两个人眉宇间透着快乐，他们在上海文坛的春天快要来到了。

先生领进门，自己如果再不努力就枉费了先生的一片苦心。第二年春天，萧军的《职业》发表在《文学》上，萧红的《小六》发表在《太白》上，他们陆续开始在《中学生》《文学》《太白》等刊物发表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表，使他们在上海文坛迈出新的一步，也让他们暂时有了一点经济收入，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生活了。

在上海有了安定的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圈子，萧红有了精力和心情创作她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哈尔滨商市街的往事，在萧红笔下那样生动，那样具有感染力，那一组四十一篇散文，显示了萧红写作的灵气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生活条件稍好了一些，他们把家从郊区搬到法租界萨坡赛路。这个房子比拉都那边好多了，在法租界也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不但房间宽大，而且地理位置好，后门临街，这样，联系报刊发表稿件，拜访朋友，购买生活用品等都方便一些。

这一次搬家和刚从青岛到上海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他们举目无亲，现在身边已经有了一大群朋友，过去在东北时候的朋友罗烽、白朗夫妇也来上海了。胡风夫妇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萧军和萧红搬家的时候，胡风、梅志夫妇也来凑热闹庆贺。中国人搞庆贺，最终的项目总是聚餐，热热闹闹撮一顿。东北人在家待客，最好的饭食就是包饺子，萧红包饺子是有天分的，她提前和好了面，调好了馅，朋友们来了，她便招呼大家和她一起包饺子。

东北的女孩子从小就学包饺子，萧红和白朗包饺子都是高手，萧红擀皮儿飞快，梅志看她们包出来的饺子很好看，跃跃欲试说自己也会包饺子，大家将信将疑，让她一起来帮忙。结果，从梅志手里出来的饺子一塌糊涂，很像是上海的那种菜肉馄饨，样子却比大馄饨还难看，一个个像是四不像的怪物。

胡风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老婆包的那种奇形怪状的饺子让他脸上很无光，就悄悄提醒她，不要再丢人了，不会包就是不会包，矜持一点，优雅一点好不好。

也许是被萧红、白朗两个东北女子的开朗感染了，不管胡风怎么提醒，梅志就是刹不住车，到了吃饭的时候，闹闹嚷嚷要喝香槟酒。

胡风被她搞得脸上一红一白的，很是尴尬，从萧红家里出来，他就责怪老婆：一点城府都没有，这样会被人瞧不起，人家会认为你无知的。

后来，胡风和萧红身边的朋友们都发现，在萧红面前，你不用有什么城府，用不着伪装，她自己率真，也喜欢朋友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即使有些话说重了，她也不会计较。

这个东北女孩身体很瘦弱，脸色有些苍白，乍一看一副弱不禁风的大小姐样子，写的文字也细腻忧伤，其实性格很开朗，有时候甚至有些二。

鲁迅和许广平欣赏萧红，也是因为她的率真和无邪的天真。

鲁迅经常在病中，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多见客人，所以他的住处一般对别人是不公开的，对萧军和萧红是一个例外，不但告诉他们详细的门牌号，还多加上一句：随时可以到家里来做客。

萧红从鲁迅的态度中感觉到了诚恳和热情，这个一生都在寻找温暖小女子，对人世间的哪怕一点点温暖都很敏感，她属于向暖型的，得到了鲁迅家的邀请，立即成了那里的常客。

得到了鲁迅那么多无私的帮助，萧红觉得自己也该送一点小礼品。钱多的买不起，便宜的拿不出手，于是，她想到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的两件宝贝：一件是爷爷留下来的一对铁核桃，那对核桃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了，从她懂事的时候爷爷就在手中把玩，那时候已经在岁月的浸染和手掌的把玩中变得黑红光亮，外表是美丽的醉红色，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爷爷去世后，她就把这对核桃带在了身边，即使在哈尔滨最贫寒最落魄的时候，她也没舍得把它卖掉，那是她对呼兰河畔的家乡，对童年，对亲情唯一的纪念。在最寒冷最寂苦最无助的日子，这个物件曾给过她温暖和活下来的勇气，是她患难中的随身伴侣，和她相依相伴，是有感情的。还有一件是她很喜欢的玩具，一对枣木小棒槌，是捣衣用的小模型，这件玩具是在哈尔滨的时候一位好朋友送给她的，后来和那对核桃一起一直随身带着，做护身符用。

现在，对鲁迅一家她无以回报，就把自己贴身的这两件东西拿了出来，送给海婴做玩具。海婴很喜欢这两件玩具，一开始总算计着怎么把核桃吃掉，后来玩久了，对这物件有了感情，就决定不吃了。

萧红到鲁迅家很不见外，这种不见外是北方人特有的性格，当她觉得你是可以交心的人，就会把你的家当做她自己的家，把这家人当做自己的亲人。

海婴是最喜欢这个大姐姐的，因为她梳着两条扎着蝴蝶结的辫子，海婴大概觉得这个姐姐和自己年龄最接近，是一个可以玩到一起的小伙伴，萧红去了，他会把这个大姐姐“劫持”到院子里陪他玩。许广平问海婴为什么只喜欢这个姐姐，不喜欢别人，海婴的回答很有童趣：“她有小辫子。”然后，揪着这萧红的辫子给大家展示。大家笑成一团，鲁迅很少这样开怀大笑，这种发自内心的，毫无芥蒂的笑声让萧红温暖而感动。

1936年3月，萧红一家又搬家了，这次他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离鲁迅的家近了很多，用萧军的话说，靠近些，为的是方便，多帮忙。他偶尔会去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路程近了，萧红到鲁迅家去的更勤了，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去，此时的萧军已经移情别恋，心里有了别的女人，她满心的凄楚，鲁迅的家成了她最后的港湾。

她很依赖这个港湾，有时候，她到鲁迅家闲坐，穿着一身旧衣裤的许广平一边织毛衣一边陪她。遇到楼上的鲁迅有事叫许广平，楼下的海婴玩够了叫妈妈陪的时候，许广平便楼上楼下的跑，萧红这个客人就显得很多余。

萧红有时候也会帮着许广平做点事，比如做她最拿手的葱油饼、水饺，或者烙个北方人喜欢的主食韭菜合子什么的，至于做的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不过鲁迅很捧场，吃饭的时候会扬着筷子，要再吃几个。

不过，总到人家串门，确实会把人家的生活打乱，去了，女主人要陪着笑脸和时间，后来许广平也觉得有些累，她后来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就写道：

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许广平累了倦了，脸色会不好看，她的脸色萧红不会看不出来，她那样敏感的一个女作家，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即使看出来也被她忽略不计了，她需要这里的这份温暖，如果连这份温暖都没有了，她的心就又回到哈尔滨遇到萧军之前冰冷孤苦的境地了。她的三郎，她的萧军已经不爱她，不在乎她了，她害怕没有温度的生活，怕极了。

鲁迅最欣赏的东北才女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的出版问题一直是鲁迅放不下的一件心事。

那段时间，鲁迅正在翻译《死魂灵》，他常常放下自己的工作，修改《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小说的稿子都是萧红用薄薄的“美浓纸”复写的，美浓纸是日本生产的一种印书纸，纸质细腻洁白，只是太薄，用来拓印章边款或者印刷古书都不错，但是并不适合做复写用，复写在这种纸上的文字笔画粗，字里行间能透出下一页的墨水印，所以看起来很吃力。鲁迅的眼睛已经花了，本来看东西就费劲，逐字逐句修改那两部小说，让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见过萧红《生死场》原稿的舒群晚年回忆：

我看过萧红那份原稿后，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对青年的爱护。那情谊太深厚，那份耐心也是少见的。《生死场》几乎每页都有鲁迅亲笔修改，蝇头小楷，用朱砂圈点，空当处写不下时，就划一道引到额上去添加，就是那一道，都划得笔直，字迹更是工整有体。当时我想，就凭鲁迅为青年改稿的细致耐心，他就是不朽的。

鲁迅本来身体就不好，还要加班加点帮着萧军、萧红改稿子，鲁迅的脸色更加青黄，眼泡看上去也更肿大了一些。他为《八月的乡村》做了序言，本来《生死场》的序言打算让胡风写，胡风不辱使命，刚把序言写好后，才发现鲁迅又抽时间为《生死场》写了一篇文字，胡风觉得还是用鲁迅的文字做序言比较好，他的那篇就成为了《生死场》的后记。

鲁迅在序言中写道：

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帮叶紫、萧军、萧红三人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字就叫“奴隶社”，这个名字也是鲁迅起的，意思是叶紫、萧军、萧红是三个小奴隶。这个说法很切合实际，这三个人都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苦孩子，经常居无定所，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都要靠鲁迅的救济生活。用鲁迅的话说：“奴隶总比奴才强。”

恰好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待出版的小说，叶紫的小说集《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于是这三部书被列为“奴隶丛书”，由鲁迅分别写了序，推荐出版。

1935年秋后，《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这套“奴隶丛书”由鲁迅出资在上海容光书局正式出版。出版这部书的时候，萧红第一次用了“萧红”这个笔名，萧红的名字是“小小红军”拆开，她和萧军分别取其中一个字，就有了这个名字。不过，萧军在这部丛书中用的是“田军”这个笔名，没有用“萧军”。

《生死场》的封面是萧红亲自设计的，她利用紫红色纸张的本色，把书名周围涂黑，红色部分代表“生”，黑色部分代表“死”，这个封面线条简练，色彩强烈，封面和书的内容一样，很好地诠释了对于生命状态的强烈感慨，只有萧红自己才能设计出这样一个封面。

《生死场》出版后，在读者中反响很大，给了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震动，也奠定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此萧红成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家，萧红的名字被人们所熟识，越叫越响。

萧红和萧军真的很幸运，他们遇到了鲁迅这个恩师，鲁迅对他们的帮助是全方位的，经过了几年的流浪和流亡生活，他们终于在最不容易打进去的大上海的文坛站稳了脚跟，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席之地。

鲁迅对萧红的赏识是真心实意的，当年，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之前，在上海拜访了鲁迅，曾问他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鲁迅说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没有说他是最优秀的女作家，由此看来鲁迅对萧红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他对萧红的欣赏因为她有才气，更因为她有和自己相近相似的人生经历。

这个女孩子的童年美丽而忧伤，鲁迅也曾有过一个美好而凄凉的童年。

这个女孩子小小年纪人生阅历丰富而坎坷，她是脆弱的，渴望真情，渴望温暖。鲁迅经历了无数艰难的拼搏，性格中也有最脆弱的一面，也在寻找人世间的温情和暖意。

这个女孩子柔中有刚，有时候很直率，其实多愁善感。鲁迅刚中有柔，文字语言犀利，其实心思很缜密。

萧红虽然永远都在仇视她的父亲，但她有强烈的恋父情结，从小得不到的父爱，让她在与男人接触的时候，总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在鲁迅面前，她的这种恋父情结尤为突出，之所以不管许广平的脸色，不怕给人家添麻烦，时不常地主动到人家家里去做客，就因为从鲁迅身上，能感悟到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父爱。

鲁迅在匆忙中就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鲁迅曾经年轻过，所以，人过中年之后，他总在找寻青春的影子和感觉。从萧红身上，他感悟到青春的活力，他其实是被她吸引了。有一种感情，无关爱情，就像鲁迅对萧红，这种吸引与爱情无关，并不是因为他爱她，而是为他自己那逝去的走远的青春，她的笑，她的纯真，常常让他想起青春的自己。他们之间有一种无声的默契，这种默契叫相知，是超越男女之情的一种友谊。

在鲁迅面前，萧红像一个娇憨的孩子，随意，任性，有时候还会像孩子似的撒娇，这个状态的萧红我们也仿佛似曾相识，哦，童年时代在老祖父面前，她就是这个样子的。

江南的梅雨时节，从小在东北长大的萧红是不太习惯的。

天气说热就热了，不像东北的天气，从春天到夏天，要慢慢酝酿，慢慢成长。天气一下子变得闷热，她买了一件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天到鲁迅家里去串门，许广平在忙家务，根本没注意她的新衣服，在海婴眼里，萧红穿什么衣服都没有区别，他只喜欢她的小辫子。所以，那天萧红只剩下一个观众，鲁迅。于是，她很萌地问鲁迅：“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平时是不在意谁穿了什么新衣服，他自己也不在乎自己的穿戴，貌似并不懂得穿衣之道，那天却蛮有兴致地坐在躺椅上，叼着他的象牙烟嘴，品评了一番萧红的新衣服。

萧红穿的是宽袖子的大红上衣，咖啡色裙子。

鲁迅从上往下扫了一眼，迅速得出结论：“不大漂亮。”

乍听这话，萧红心里很失落，她其实是想听句表扬的话。

为了诠释他的这个结论，鲁迅又用一套美学理论给予解释：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而是裙子配的颜色不对，红上衣要配红裙子或者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红色和咖啡色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外国人在衣服的配色方面就比较讲究，街上的外国人不会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不会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

当然，这只是鲁迅的着装观点，现在大街上的女孩子们在服装的款式颜色上都故意混搭，没有那么多讲究了，八十多年前，鲁迅的这些观点绝对适用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观。

萧红只是随便一问，她不过是想让别人关注一下她穿上新衣服了，没想到鲁迅原来在女子着装方面还有这样的研究。那时，鲁迅得病刚刚好些，靠在躺椅还说了一些穿衣方面的审美学，比如：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最后，鲁迅又捎带脚地把萧红前些日子穿过的一双靴子也点评了一番，说她那双短靴是军人穿的，靴子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应当放在裤子下边。

忙里忙外的许广平人在忙碌中，耳朵还能腾出空闲听鲁迅和萧红的谈话，鲁迅关于服装的那些见解，她还是第一次听到，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子，十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点评过关注过自己穿什么衣服，她还以为他不懂女人的服装方面的事呢。他对这个东北女孩子说的那些话，让她有些嫉妒，特别是他居然能记起前些日子萧红穿过的一双靴子，在许广平的记忆中，鲁迅从来没有这样关注过任何一个除了她之外别的女性。

她知道鲁迅对萧红不过是师长般的关心，不过，这也让她心里酸酸的有些不舒服。幸亏萧红长得不漂亮，幸亏她总是一脸憨憨的天真，倘若换做一个狐狸精式的女作家，早就被许广平拒之门外了。

萧红是个乖巧的女孩，她并不刻意去讨好鲁迅，也不刻意迎合许广平，她就是她，永远保持最真的自我，这样反而让人觉得她真诚可信，反而会让人觉得她可爱可交，当然还有几分可怜。

在东北的时候，萧红从小就喜欢到邻居家串门，在寒冷的冬季，东北人串门唠嗑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否则那个漫长的冬季该如何打发掉。到了上海，萧红依然改不掉喜欢串门的习惯，特别是把家搬到鲁迅家附近之后，几乎把鲁迅家当成了串门唠嗑的地方，稿子方面的事找鲁迅，生活方面的事情就找许广平。

那天下午萧红要出席一个宴会，找不到合适的扎辫子的丝带，就又去找许广平了，她想让她帮着找根布条或绸条束头发。

许广平翻箱倒柜，给她找出了好几种绸带：米色的、绿色的和桃红色的。

经过反复试戴，反复选，她们决定用米色的。

那桃红色的太鲜艳了，给小女孩用会很好看，对萧红已经不适合了。但是，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童年的梦，她们还是喜欢把那美丽的鲜艳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比量，此时，许广平和萧红都是这个心理，许广平把那根桃红色的绸带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由衷地说：“好看吧！多漂亮！”

萧红自己也觉得这个样子大约很萌，就摆了个造型等着那边的鲁迅往这边看，等着他的赞美声，没想到鲁迅那边发出的却是严肃的警告：“不要那样装饰她……”

他觉得这是许广平在作弄萧红，他不愿看到这个女孩子被任何人作弄，哪怕是他的知心爱人。其实他并不懂得女人的心思，许广平真的没有作弄萧红，她是真心实意觉得这样很好看，萧红也觉得自己在桃红绸带的装扮下萌萌的很好玩。

鲁迅的一脸严肃让许广平有点窘，有点莫名的尴尬。

这无声的呵护让萧红心中涌过一阵暖流。

那一丝丝温情给她苦闷沉郁的人生增添一点暖黄的亮色，她灵魂深处的苦痛和哀伤需要有人来慰藉，她的老祖父早已逝去了，无力再呵护她了，她的爱人萧军已经疲惫了，移情别恋了，无心再安慰她了，她从鲁迅这里，感受到浓浓的父爱，这暖意给苍凉中的她带来安慰，她不顾一切去捕捉和投奔唯一的温暖，她整个灵魂都依赖这点暖意。

萧红这种寻暖生涯，终于随着她要离开上海去日本学习，而宣布结束。

萧红去日本待一段时间的起因，是因为痛苦的感情纠葛。那段时间，萧军绯闻不断，萧红无限痛苦，无法面对一起在苦海中走出来的爱人在爱情中的遁出，她想出去散散心。

日本是鲁迅青年时代留学的地方，听到萧红要去日本的消息，鲁迅支持她的决定。萧军和萧红感情上的事，他不好多插手，一对曾经那么相亲相爱的青春小伴侣，感情上出现了不和谐，局外人的参与只会给他们添乱。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时间可以修复创伤和裂痕。萧红临行前，鲁迅在家设晚宴为萧红饯行，本来应该去饭店，鲁迅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身体很虚弱，哪儿都去不成。

那天是1936年7月15日，上海夏日最炎热的一天。

因为连日发烧，鲁迅的脸色蜡黄，眼袋显得更大了，他虚弱地靠在藤椅上，絮絮叨叨对萧红叮嘱着到日本后的注意事项，许广平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忙碌着菜肴，夜色还没有降临，许广平的晚餐就准备好了。

那天鲁迅的情绪和状态看上去比以往要好一些，他是在强撑着，似在为远行的女儿饯行。

那顿饭很丰盛，萧红陪着鲁迅慢慢吃完这顿晚餐，她吃得很饱，鲁迅似乎怕她到了日本吃不上可口的中国菜，一个劲儿劝她多吃点。

晚餐后，依依不舍地挥别藤椅上的鲁迅，萧红的心里酸酸的。

她不知道这是她和鲁迅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三个月后，鲁迅病逝，那时候萧红已经去了遥远的日本岛。

和最疼爱她的老祖父去世的时候一样，她没有能够见上他最后一面，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第五章  为什么红尘总有离殇

他说，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她却偏执地爱着那个已经不再爱她的男人。过了保质期的爱情，再挽救也回不到从前。时间推翻了她的爱情，让她又一次伤痕累累。

苦涩的爱情

无论曾经多么美好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不再，都会归于平淡。爱情是需要保鲜的，永恒的爱情需要两个人悉心维护，甜蜜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精心呵护，脆弱的爱情则需要用心看护、守护和珍惜。像萧军和萧红的闪恋闪婚式的爱情模式，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安全隐患，更需要两个人且行且珍惜。

萧红不是善于把控人际关系的那种女孩子，从她和家人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她总希望别人关爱她，却不知道该怎样用自己的真情换取别人的爱，她一生都在寻找温暖，她不知道温暖是相互的，彼此的映照才能相互温暖，爱情、亲情、友情都是如此。

她一生有过几次爱情，每一场爱情都是以凄凉的形式落下帷幕。

或许，爱情却是可以分为好的爱情和不好的爱情，好的爱情使世界变得广阔，不好的爱情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萧红一生中遇到过不好的爱情，却也遇到过好的爱情，但是，不论这份爱情是好是坏，最终都被她走到窄路上去，到末了，连脚下一丁点可以遮风避雨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她和萧军，从哈尔滨的苦难中走出来，那么好的一对恋人，却也渐行渐远。

萧军是爱萧红的，如若不爱，他不会接受那个怀着别人孩子的身体和声誉都已经破败的女人。他爱的是她那个人，所以不在乎她那时候的大腹便便丑陋不堪，不在乎她已经和别的男人有过曲折的感情经历。那个时候，他能勇敢地接纳萧红，这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单纯的英雄救美式爱情，萧红那时候实在没有什么美丽可言，萧军外表像一个江湖上的绿林英雄，其实他的内心世界丰富细腻。他接纳萧红，足以说明这份爱情有多伟大，他的胸怀有多么博大。

不过，萧军是男人，是刚刚从封建阵营中走过来的民国男人，是见识过中国男人三妻四妾的浪漫且有些花心的男人。爱着萧红的同时，他其实也想着窗外的风景，经常会被路边风中招摇的各种花花草草所吸引。

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萧红尚在旅店老板的扣押中，萧军和萧红之间已经有了爱的涟漪，从那时候起，萧军的爱情就已经出现了摇摆不定的苗头。

他们属于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模式，两个人刚刚擦出火花，水深火热中的萧红正欣喜地准备迎接这份意想不到的感情时，她发现，萧军走神儿了，他忽然遇见了一个名叫李玛丽的大家闺秀，萧军暗恋上那位Marile。那位优雅美丽的女子主办了一个文艺沙龙，身边并不缺乏粉丝和追求者，依萧军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和名气，Marile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人家不欣赏他，并不影响他的单恋，此时的萧军一边和萧红热恋着，一边痴情地暗恋着另外一个女人。

按理说消息闭塞的萧红不应该知道萧军喜欢别的女人的事，如果他自己不说，有谁会那么嘴欠跑到旅店告诉萧红？萧红即使再敏感，也敏感不到知道萧军暗恋的女子名字那个地步。

一定是萧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断在萧红面前提起那个女子，他那眼神那腔调那神情让萧红猜到了，于是萧红从狂热的热恋高峰，一下子跌倒谷底，那痛苦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她在无法诉说的苦痛中写出了一首爱情诗《幻觉》：

昨夜梦里：/听说你对那个名字叫Marlie的女子，/也正有意。

是在一个妩媚的郊野里，/你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写诗。/猛一抬头，你看到了丛林那边，/女人的影子。

我不相信你是有意看她，/因为你的心，不是已经给了我吗?/疏薄的林丛。透过来疏薄的歌声；/——弯弯的眉儿似柳叶；/红红的口唇似樱桃……

我的名字常常是写在你的诗册里。/我在你诗册里翻转；/诗册在草地上翻转；/但你的心!/却在那个女子的柳眉樱唇间翻转。

听说这位Marlie姑娘生得很美，/又能歌舞——/能歌舞的女子谁能说不爱呢?/你心的深处那样被她打动!

我不哭了!我替我的爱人幸福!/(天啦!你的爱人儿幸福过?言之酸心!)/因为你一定是绝顶聪明，谁都爱你；/那么请把你诗册我的名字涂抹，/倒不是我心嫉妒——只怕那个女子晓得了要难过的。

我感谢你，/要能把你的诗册烧掉更好，/因为那上面写过你爱我的语句，/教我们那一点爱，/与时间空间共存吧!!!

我正希望这个，/把你的孤寂埋在她的青春里。/我的青春！今后情愿老死。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1932年7月30日，离萧军和萧红相识不过半个月。相爱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萧军就移情别恋，确实有些神速。虽然萧红之前有过被男人甩的经历，但爱情还没正式开始就成为弃妇，这速度也有些太快了。面对萧军恍惚的神情，萧红能感觉到他的心正在那个女子的柳眉樱唇间翻转，萧红心如刀割，她不能要求人家对自己怎样，自己当时那个样子，哪敢奢求什么爱情？她只能擦干泪水，嘴上说着祝福的话。她说我替我的爱人幸福，你去把你的孤寂埋在她的青春里吧，只要你能够快乐。我的青春，今后情愿老死，也与你无关了。

萧军一厢情愿的单恋没有结果，李玛丽是不会喜欢上他的，他只好又退回到萧红这边，过家家似的继续着他们的爱情。

这爱情甜蜜中带着苦涩，当他们历经千难万难终于租下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后，萧红发现，她的三郎是个多情的让她不放心的男人。寒冷的冬日夜晚，萧军带回一个列巴圈，两个人就着白开水把那个干硬的东西吃掉，然后偎依在一起互相用身体取暖。萧军伸出粗糙的手抚摸萧红的脸，他里面的毛线衣的衣袖露着破茬，有些硬有些扎，划过萧红的脸。萧红帮他把袖口整理了一下，盘算着明天到街上买点针线，为他缝缝袖口。萧军的袖口已经有过缝纫的痕迹，他轻轻摩挲着，对萧红说起那个给他缝过袖口的旧日恋人敏子。

他那么深情的追忆着他爱过的敏子，说他和敏子怎样的热恋，怎样的情深意切，怎样的疯狂相爱，他读到敏子绝交信的时候怎样的昏迷了，怎样的难以自拔。最后他还脱下那件毛线衣，在灯光下让萧红看那缝过的痕迹，深情地说：“你看这桃色的线……是她缝的……敏子缝的……”

一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觉，萧军全然不顾面前这个女人那尴尬嫉妒的神情。在现任面前忆逝去的一段旧情，尽管那是过去的事情，这样念念不忘的，让这个女人怎会不吃醋？

萧军每说一句“敏子”，萧红的心都会被尖锐地刺痛一下。萧军还在意犹未尽说他的敏子：“敏子生得很好看的，眼眉弯弯的黑黑的，樱桃般嘴唇很红啊！”

萧军说到女人的红唇，一副色色的神情，萧红感觉到有酸涩的泪水流进了心里。她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厉声断喝，让萧军止住他的叙说和回忆，她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胆量和底气。她自己刚在医院生完别人的孩子，孩子送了人，她被萧军接纳了，一个身子不再纯洁，一个贫困落魄到连贞操都一无所有的女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对方只爱她一个呢？

新婚蜜月的夜晚，萧军在对旧情的追忆中沉沉睡去，睡梦中还喊着“敏子”的名字。萧红的泪水终于流下来，那苦涩的泪顺着脸颊滚滚流下。

如果敏子已经是过去时，李玛丽不过是单恋，但是现实生活中，另外一些女人的出现，搅得萧红本来就饥寒交迫的生活总是不能平静。

他们在哈尔滨商市街居住的房东家的三小姐、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对萧军就很暧昧。

汪林长得很漂亮，身材高挑，亭亭玉立，鸭蛋脸，细眉长眼，脸上一对小酒窝，红唇间经常叼着一根烟卷，吞云吐雾间透着女人特有的妩媚。她对萧军的笑靥是挑逗性的，有时候穿着跳舞的晚礼服回家，会故意在萧军面前去转上一圈，此时，萧军就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看她的眼神都有些迷离。当然，碍于同学萧红的面子，汪家小姐不敢太造次太离谱，不敢公然勾引同学的男人，就邀着萧红和萧军一起，夏天去松花江的太阳岛游泳，冬季去江上滑冰。汪林很享受和萧军在一起的感觉，萧军其实也有些心动了，萧红已经看出来了。

汪林和萧军之间的那点情，让萧红心里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很无助，夹在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好在，萧军最终克制了自己，坦白地对汪林说：我们不能够相爱的，一方面有吟，一方面我们彼此相差得太远……你沉静点吧……

但是，这份情还是伤到萧红了。汪林那身经常能让萧军眼睛发直的红色晚礼服，刺激着萧红的神经。到了上海经济条件稍稍好了一些，萧红立即做了一件同款的红色拖到地板的礼服，其实萧红并不适合穿这样的服装，她那样做，是为了出一口憋在心中已经很久的闷气。

萧军和汪林之间的爱没有修成正果，萧红便忍下了。但是，他对另外一个女子陈涓的爱恋，是萧红无论如何都难以忍受的。

十六七岁的少女陈涓是上海姑娘，从上海到哈尔滨，是来探望在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工作的哥哥的。闲来无事逛商场，见到了萧军和萧红合出的《跋涉》，那时候这本书还没有被查抄，她被书的内容吸引住，想买这本书，同行的朋友说认识书的作者，可以介绍她认识。

作家在女孩子陈涓的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她催着朋友快点抽空带她去见《跋涉》的作者三郎和悄吟。于是，在一个即将夕阳西下的冬日午后，陈涓第一次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商市街萧军和萧红的家中。

那天，萧军和萧红都在家，在破烂凌乱的小偏厦间，他们迎来美丽的女客人陈涓。她一进门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她靓丽，高雅，头上扎一条可爱的红绸带，那身装扮很潮很别致，和哈尔滨的女孩子不一样，是很海派的那种洋气。她完全没有少女的忸怩，举止大方，说着上海味的国语，和他们这群人的满嘴东北话完全不一样。

屋子里不明亮的光线下，萧红马上感觉到，萧军看陈涓的眼神似曾相识，在半年之前，也是这样一个傍晚，在东兴顺旅馆二楼那个扣押自己的房间内，萧军第一次见到自己时，就是这样的目光。他的这个目光很有诱惑力，那时，自己就是被他这个眼神吸引，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这个十六七岁的上海女孩，会被这个眼神打动吗，她身边一定不乏追求者，和那些达官贵人家的公子少爷相比，穷兮兮的萧军根本没有竞争实力。但是，身边有一个汪林不就已经被这个穷书生打动了吗，萧军还是很有女人缘的。

萧红扫了一眼身边的花心的爱人，心中暗暗嘲笑他的没出息，自己则大姐姐般陪着陈涓聊天，因为她比陈涓大了五六岁，也确实是个大姐姐。她不但赠了陈涓《跋涉》，还留她在家吃了饭，虽然那顿晚饭很简单，却是地地道道的东北风味。

萧军从第一眼见到陈涓，就喜欢上了这个江南女子，她的隽秀温婉是东北女人萧红身上所没有的，也是汪林之类缺乏内涵的富家小姐所没有的。

陈涓那天到他们家拜访离去后，至于萧军怎样又联系上了她，这里面的细节萧红就不知道了。等她知道的时候，萧军已经对那个南方女孩很上心了。在这件事情上，汪林比萧红还细心，自己心仪的男人，婉言回绝了自己，却和一个上海小妞打得火热，汪林也是醋海翻波。于是，她告诉萧红，萧军经常带着陈涓去跳舞。跳舞那种事情，只有汪林这种过着上层生活的女子可以经常参与，萧红自从离家出走独自闯世界后，就没有进过舞厅，那里的费用太高了，对于她这种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来说，怎么可以进这种奢侈地方？但是，萧军却去了，不是带着她，而是带着别的女孩。

不得不叹服，萧军是浪漫的，即使日子过到了这种境地，他还敢于无所顾忌地大胆追求浪漫的新爱情。他当然知道自己陪陈涓花在舞场的钱够他和萧红半个月的生活费，他只是无法抗拒美女的美丽，这美丽对他就是强大的诱惑。

萧红惊呆了，她不明白她的三郎怎么可以这样感情泛滥。他们的海誓山盟才发完没几天，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帘幽梦，她内心深处充满了感伤和疼痛，她不再欢迎陈涓来家里做客，她真的伤不起。

陈涓似乎没有意识到萧红的疏远，还是照常来家里找萧军聊天或者出去溜冰，虽然天天见面，但陈涓和萧军的书信往来照旧频繁，这就显得更不正常了。

这种非正常关系，萧红不舒服，汪林也不舒服，于是，汪林就站出来劝陈涓，注意收敛一下和萧军的感情，并说萧红已经感觉出来了，要吃醋了。

这种提醒让陈涓很伤自尊，她究竟对萧军是什么感情，局外人是不明就里的，此时的她是一脸委屈，差点哭出来。她说自己不过就是把萧军当自己的偶像，从来没想过爱情方面的事。既然萧军对自己有非分之想，那她赶紧逃离这个地方算啦。之后，陈涓真就马上买好车票，准备第一时间逃离这感情的是非纠葛。

陈涓本来是想悄悄离开哈尔滨，不知萧军从哪儿得到了消息，便带着萧红去给她送行，而且当着萧红的面送给陈涓一朵枯萎的干玫瑰和一封信，还强行亲吻了陈涓。

萧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那是因为被公然蔑视而屈辱的泪水。两个月前的某一天，她曾经在萧军的热吻中娇嗔地说：“这辈子我不许你的唇碰别的女人的唇，我只要你爱我。”这才多少天的时间啊，他的唇就贴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的红唇。

陈涓走了，一段没来得及正式出轨的婚外情被及时刹车，萧红长吁一口气。

萧军很是落寞了一段时间，有时候，他和萧红说起关于爱情的话题，按照萧军的爱情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他的解释是，爱一个女人就奋不顾身去爱，不爱了立即丢开。萧红对他的这个观点不寒而栗，她担心，或许有一天他不爱自己了，真的会立即丢开，她怕，怕他们的爱情走不出多远，就进入穷途末路。

后来，一路流亡，流亡到上海，宿命的是陈涓的故乡就在上海，她越是怕遇上那个女人，越就偏偏遇上了她。

偌大一个上海滩，茫茫人海，怎么就会遇上陈涓？萧红总也想不通这件事。事实上，陈涓真真切切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又勾起萧军狂热的旧情。此时的陈涓已经由女孩成长为少妇，她嫁人了，生子了，更加风韵妩媚了。她的婆家并不在上海，只是来上海住娘家。1936年初春，陈涓找到了萧红的家来登门造访。那次见面，萧红的态度很冷漠，以女人对女人的特殊敏感，陈涓应该能感觉得到萧红的敌意，但是，在女主人充满敌意和冷漠的目光中，临走的时候，她却挑衅般提出让萧军送送她。

真的不怪萧红敏感，真的不怪萧红吃醋，萧军的心重新被陈涓俘虏了，他旧情复燃，再次把爱的天平向陈涓倾斜。他又开始了对陈涓的疯狂追求，他会经常寻找机会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幽会，有时他夹着本书言称去公园看书，其实是去陈涓家了。这些萧红都心知肚明，所以她陷入无限的痛苦和绝望中。为排解痛苦，她只有去鲁迅家闲坐，去打扰人家安静的生活，其实她也是无奈，真的无奈啊。

按照萧军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爱情观，此时的萧军对萧红已经不爱了。一个已经不爱的女人，她总是唧唧歪歪地烦自己，还为陈涓的再次出现表现出巨大不满，萧军对付萧红的办法就变成了大打出手，经常把她揍得鼻青脸肿。

一个瘦弱的小女人，一个把这个男人看做天，看做一切的小女人，在承受了无辜的拳打脚踢之后，她心如死灰，对这份爱情彻底绝望了。

她写的《苦杯》中的前几首，写的就是那个时期她的苦痛：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二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三

爱情的账目，

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

算也总是不够本的。

四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五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寻一处可以疗愈情伤的地方

萧红是能隐忍的女人。年少的时候她的那点锋芒已经被磨平了，为了爱情，为了不再失去身边的男人，她一忍再忍，忍受着萧军当着她的面给另外一个女人写情书，忍受着爱人和别的女人不避讳她谈情说爱。

她痛恨自己在爱情上的软弱，但是，在萧军面前她又不得不软弱，因为在他们的爱情中，从一开始萧红就是“弱势群体”，她早已不是处女了，在萧军之前，她和初恋表哥私奔过，和未婚夫汪恩甲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同居过，遇到萧军时，在男人们眼里已经算是二手的残花败柳。

中国男人都有处女情结，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爱的女人是纯洁的处女，一生只爱自己一个人。他们自己可以三妻四妾，却不许自己的女人出轨，哪怕精神出轨，他们也会很痛苦，更不用说身体出轨了。男人一般会很在意女人的第一次是不是给了自己，对于已经属于过别的男人的女人，他们心里会有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排斥。所以，萧军一边爱着萧红，心里一边痛苦着，虽然他在萧红之前有过老婆，但他心里还是莫名的有一丝丝苦涩。于是，他不断寻找新的爱情，通过自己的出轨，他觉得和萧红扯平了。

对这种扯平，萧红如果不想打碎当下这种完整的生活，她只能默默承受。　她在萧军面前缺乏自信，那仅有的一点自信，常常被萧军明恋暗恋的女人们击得粉碎。

在上海，当他们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当他们摆脱了贫寒的流浪生活，开始过上安逸的温饱日子的时候，那曾经的恩爱却再也找不回来了。有些夫妻只能共患难，不能同甘甜，或许，萧军和萧红就属于这种类型。

萧军在萧红面前，性格越来越暴躁，过去的温馨安宁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不断地争吵。萧红除了在外面有了作家的光环，在家里就是一个受欺负的家庭主妇角色。她脸色苍白，一身疲惫，扎着花围裙，像别的普通能干的家庭主妇一样，在家里收拾地板上的烟头、擦满地的脏脚印，而萧军却腋下夹着几本书，说是去法国公园读书。鬼知道他是去读书了，还是和女人幽会了。她的爱情诗《苦杯》后面部分就是写她那个时候的心情：

六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

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不爱少女红唇上的蜜！”

七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的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八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九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侵蚀着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

怕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听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越来越神经质，她觉得做他的妻子好痛苦。她想哭，却不敢哭出声。瘫坐在椅子上，她抑郁地看着这个光线阴沉的房间。房间里到处是抑郁的深棕色调，地板是棕色的，窗框也是棕色的，连窗帘的色调都是偏棕色的，所有的色彩和她的心情一样，都昏沉沉的。窗外透出的那点天空也满是阴霾，南方的天不像东北，经常是蓝天白云的明朗。

萧红有时候也会想起东北的家，想起自己的亲弟弟张秀柯，她经常会给弟弟写封信，如今弟弟已经去日本留学了，自从他去了日本，信也少了。

想起在日本留学的弟弟，萧红的心里一忽悠，自己眼下这种痛苦的境遇，是不是也该离开萧军，去日本生活一段时间，那样也许能疗一下满心的伤痛。

他们的好朋友《文学》和《译文》的编辑黄源也建议萧红到日本去一段时间，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当时正在日本留学，他认为萧红去了日本，许粤华可以帮忙照顾她。

转天再去鲁迅家串门的时候，萧红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鲁迅，没想到鲁迅却非常支持她。也许，鲁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她排解苦闷，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自己两个学生的家务事。鲁迅对他们之间的事情不好说更多的话，他同情萧红的境遇，觉得她出去一段时间散散心，也许一切会好起来。

萧红开始着手安排去日本的事，她决定彻底改变自己，首先从外在形象开始。

她剪掉了两条小辫子，告别了美丽的蝴蝶结，从此扎蝴蝶结的萧红时代过去了。她把直硬的头发烫成了弯弯曲曲的，那种蓬松的烫发是当时上海女人的时尚。她还做了套新西服，不过，西服的面料和做工都很差，她过惯了穷日子，已经不懂得穿高大上的高档时装了，所以那西服穿上之后，看上去别别扭扭的，新烫的头发也不像那些交际花们的烫发那样摩登自然。虽然萧红自我感觉很时尚，朋友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萧红的气质其实更适合过去的那种质朴。现在这个样子，土不土洋不洋的，反而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有些像那个时代的朝鲜女人。

萧军对陈涓的爱恋就像当初他爱萧红一样，是很真诚很投入的。爱便爱，他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恋情中，丝毫不再顾及萧红的痛苦。但是，陈涓对萧军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她属于那种观念新潮的率真脱俗的民国女子，用她的话说，她对于萧军的感情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同时把情与欲的界限也分得相当严格。人总是人，能无情更好，若避免不了，则发乎情止乎礼，又有什么不可呢?

陈涓和萧军的一场感情游戏，随着萧军的又一次强吻而再次落下帷幕，几年前哈尔滨的一幕又重演，她又一次逃离了，这次是离开上海找她的丈夫。萧军资助了她二十元旅费，他和陈涓的恋情算是画上了不很圆满的句号。

虽然萧军和陈涓的恋情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萧红会留下来，既已决定了要走，就不会改变行程，她伤痕累累的心还在淌着血，她的伤痛，还是要去疗养的。

离开上海前，萧红在鲁迅家吃了顿告别饭，还去照相馆和萧军黄源拍摄了一张临别合影，就是被坊间戏谑为“勾肩搭背”的那张。萧红新烫的头发，穿了件格子旗袍，看上去不像二十多岁的女子，年岁显得有些苍老。

就是穿着这身装扮，1936年7月17日，她踏上了上海到日本的渡轮，逃离了这块伤心之地，渴望走进一片新的天地，走向新的生活。

渡船一驶离码头，看着岸上向她挥别的萧军，她的心一下子变得飘忽不定。她这才发现，这些年她太依赖萧军，已经不习惯一个人漂泊了。望着一望无际的由淡蓝色逐渐变成黑蓝的茫茫大海，她站在船尾，鼻子一酸泪水就盈满眼眶：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如果有三郎陪我该多好。黄昏时，船舱里的空气非常污浊，她晕船了，胃里面翻江倒海的。

船刚刚抵达日本长崎，萧红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给萧军发了第一封信，把自己在船上的感觉写给了萧军，其实她还是离不开他，她依然深深爱着他。

到达东京，萧红去找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在陌生的东京，她住进趜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日本居室一般都不很大，这间居室一个人住还算宽敞，是六帖的榻榻米屋子，日式拉门，窗户是那种挂着竹帘的纸拉窗，整洁素雅，只是没有桌椅。

萧红向房东借来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刚一安定下来就给萧军写了第二封信，看似在向他报一声平安，其实是在叙说内心的思念和牵挂，信的第一句就款款深情地问萧军，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然后叮嘱他不要忘记吃药，饭少吃些，注意锻炼身体，身体太弱不要到海上游泳，并告诉他租住的“屋子里面也很规整，只是感到寂寞了一点，总有点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住下几天就好了”。

少了什么呢？少了她又爱又恨的三郎。

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听着蝉鸣，听着木屐的清脆响声，萧红真的有些想家了，想她和萧军的那个家，她非常不争气地还是思念萧军。在这个世界上，他依然是她唯一的牵挂，他给她的那些伤害似乎随着她的远行都淡去了，给她留在心底的只剩下对爱人的依依眷恋。昨日已经无奈而去，过往的那些伤痛和美好都从指缝中悄悄溜走了。孤独寂寞向她潮水般袭来，这次的逃离看来是失败的，从住下来的第一天，她就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安定下来之后，她开始和在东京留学的弟弟张秀珂联系，想用亲情来冲淡和抵消自己的寂寞。阴差阳错的，却一直没有见到弟弟。找到弟弟的住处，因为言语不通，费了好大劲才从房东那里了解到，弟弟已经不在东京了。

东京没有她可以依赖的温暖，这些年，她总是在抱怨家庭如何没有温暖，亲朋好友如何对她冷漠，可当她真正离开了那片热土，离开了所有熟悉的一切，更大的孤独让她脆弱的心进入更深的抑郁中。

许粤华不可能天天陪着她，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每天一大早就要出去，或去图书馆，或去做别的事情。萧红去许粤华住所找她，她不在，只好重回自己的住处。萧红的心里充满莫名的委屈，她想大哭一场，准备给萧军写信，拿起笔来，钢笔没墨水了，墨囊里抽进的墨水一压又随着压出来了，她无比懊丧，如果有萧军在就好了，过去这些小事都是他帮着解决。终于把钢笔搞定了，只是耳边听不到萧军蹬蹬上楼的声音，她又什么都写不出。

她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写信告诉了萧军：

这里的天气很热，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没有书报可看；到街上走走，路不认识，话也不会讲；神保町的书铺好像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的木屐声，一点也听不惯这声音；总之，心情非常坏，无聊，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

她一个人絮絮叨叨地向遥远的故乡那边唯一牵挂的爱人叙说，却一直没有见到萧军寄来只言片语，这让她彻底绝望了。焦虑烦躁中，她开始写散文《孤独的日子》和回忆家乡的文字《王四的故事》。

萧军终于回信了，信是从青岛寄来的，他借住在山东大学任教朋友的单身教员宿舍，开始写作了。这是萧红离开上海到东京之后，第一次绽开开心的微笑。她的快乐原来还是源自于萧军的爱，回信的时候，她有了写诗的心情，那首《异国》就是在回信中寄给萧军的：

夜间：窗外的树声/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的高粱/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踏踏的木屐有时潮水一般了。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一些。

这里是异国他乡，她必须慢慢适应，让自己安定下来。

她学着独自走上街头，逛逛神保町的大街小巷。神保町是日本文化集散地，类似于北京的琉璃厂和潘家园，那里是日本最大的书店街，密密麻麻到处是书店、出版社、出版批发商代销店。街上的一切风景都是陌生的，街边居然还有一条黑色的河，河上漂着破船，能真切看到床上衣衫破烂的女人和孩子。这街景像上海的徐家汇，不是萧红所喜欢的，那些书，那些书店也不是萧红喜欢的，她只好写信让萧军从国内给她寄书。信里她还嘱咐他：

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做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

这满纸体贴和柔情穿越千山万水寄达客居青岛的萧军手中，任是铁石心肠的男人，都会为之感动。萧军嘴上说对她婆婆妈妈的关心很不舒服，他不愿被人可怜，其实他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所以他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她青岛如何如何好，刺激她从日本赶回青岛。

既然走出来了，萧红就不会轻易妥协，她想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的坚持其实并不容易，她水土不服大病一场，且高烧不退。

初秋，许粤华要回国了。

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黄源负担不起妻子的学费，许粤华只好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匆匆回国，临别时，萧红拖着病恹恹的身体为她送行。只是，她没有想到许粤华回国后即将变成她的情敌。

那段时间，距离产生美这句话用在萧红和萧军身上再合适不过。从他们信件的内容看俨然是一对情深意切从来没有产生过间隙和隔阂的亲密恋人，萧军也对萧红的身体很不放心，用他特有的口气命令萧红，如果在东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赶紧滚回来吧。

这句“滚回来”让萧红很温暖，他想她了，想让她回到身边了。她没有马上滚回国，而是抓紧写作，一边写她的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一边上日语补习班。许粤华回国了，没人给她当翻译了，她要恶补日语，以后一切都要靠她自己了。

后来她的身体和心情都很不给力，经常头痛、胃痛，而且痛经的老毛病又犯了，日本的便衣警察偶尔会到她的住处突击检查，影响着她的情绪。也许那时候她真的该听萧军的话，真的该从日本滚回萧军的身边，那样，他们的爱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那样，就不会有萧军和许粤华搞婚外情的机会。

她拒绝在萧军的劝阻下回国，是自尊，更是她与生俱来的不服输的性格决定的。她本身就是个多重性格的矛盾体，有时候喜欢逞强，有时候又显得可怜楚楚的柔弱。

东京的秋天到了，深秋时节秋意已浓，时光碾碎在秋阳中，红彤彤的枫树和黄灿灿的银杏被秋天涂抹的浓颜重彩。天气舒适，萧红的心情好了很多，身体也跟着好起来，她终于有了心情到街上闲逛。那天，她给自己买了一套毛线洋装和一张草褥。毛线洋装把她装扮得像一个时尚的女人，草褥折起来当做沙发，身穿毛线洋装的萧红坐在她自制的沙发上，守着小圆桌，桌上有一瓶红葡萄酒，酒瓶下站着一对金酒杯，那画面很温馨。她觉得如果这样话，也许她还能在东京继续住下去，住上一年半载。

她不知道，就在那天的前夜，远在上海的鲁迅逝世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鲁迅逝世两天后。是她去吃早餐的时候偶然从一个小饭馆的报纸上看了鲁迅和逝世的字样。依照她的日文水平，是读不懂报纸的，一种不祥的感觉顿时笼罩在心头，她神情恍惚不安，急切想知道报纸的内容，便乘电车赶往市郊一个中国朋友家，她要证实“逝世”之类的字样是否和鲁迅有关。

几经证实，她真切地知道了鲁迅确实于10月19日晨5时25分永远的去了，巨大的悲痛袭上她的心头。她手边有一本大画册，那是前几天她从一家书店买的，准备送给鲁迅，画册还没送出去，斯人已去，悲痛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窗外，萧瑟秋风中有泛黄的叶子随风飘落，那匆匆而去的身影愈发勾起萧红的伤悲，落叶的凋零在秋风里充满悲伤情调，那个祖父般呵护自己的人不在了，中文报纸有鲁迅仰卧床上形销骨立的遗容，那张照片让萧红哭了一夜，寂寞冰冷的长夜，她的泪水一直止不住地流，第二天她给萧军写了封信，告诉他想个法子，好好安慰许广平，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哭太多。

这来自海外的哭声和国内朋友们的哭声混在一道，发在《中流》半月刊“纪念鲁迅先生专号”上。

到东京仅仅三个多月，情伤没疗好，遥远的家乡，最敬爱的老师却永远离开了，这使得萧红孤寂、清寒的异乡生活又增添了浓浓的哀伤。

她想，自己只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才对得起鲁迅对自己的培养。于是，她埋头创作，开启了写作的黄金时代。她在11月19日给萧军的第二十九封信中提到：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光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嘴唇这一块那一块地破着，在日本的生活依然落魄不堪。那个冬天没有过完，她决定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

东京那个地方，对于萧红来说一点留恋也没有，她想，若回去就不会再来了。

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

从1936年7月萧红乘船东渡日本，到1937年1月回到上海，半年时间，萧红给萧军写了三十五封信。

这三十五封书信依然是情人间的卿卿我我，热烈、浪漫，局外人从这些信的字里行间读到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恋人之间的情深意长，萧红也以为她的三郎回心转意了，还在爱着她。她热烈地思恋着远方的萧军，想念他温暖宽阔的怀抱，于是，抱着满怀的希望，她回来了。

回来的那天晚上，黄源为萧红接风。那天来为萧红接风洗尘的除了萧军和黄源，还有几个东北的文友。萧红感觉大家都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情隐瞒着自己，说话的时候，总是有意避开一些话题，闪烁其词。

萧军对她的突然回来，并没有表现出她预想的那份小别胜新婚的惊喜。

仿佛昨天刚刚分开，今天又凑到了一起，半年间通信中的情意绵绵好像从来就不存在一样。萧军的样子还是老样子，态度还是过去的态度，此前的情感裂痕似乎依然还在。

只是他们租住的地方又换了新住所，这一次是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56号。房子不错，是一家由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一排西班牙式楼房，房间比她在日本租住的那个小屋子宽敞多了。

一回到上海，萧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鲁迅家看望许广平，她想到那个她光顾了无数次的大陆新村的鲁迅住所，想去寻找鲁迅留下的踪迹和气息。萧军告诉她，因为怕许广平在过去的家中睹物思人总沉浸在悲伤中，也为了防止国民党派人来搜查，他已经帮助许广平搬到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

许广平的新家，一切的布置已经是新的格局，物是人非，更深的哀伤涌上萧红心头。

鲁迅已经走了整整三个月了。

她和萧军陪着许广平和海婴去给鲁迅扫墓。

这一天，是上海冬季一个半阴的天气。记得第一次见到鲁迅也是这样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现在却是阴阳两隔了。万国公墓落叶缤纷，鲁迅就睡在四周长满了青草的墓园里，萧红泪眼模糊地看着萧军清理墓基，墓基上镶着鲁迅的照片，照片上那熟悉的音容笑貌在静静地凝视着她，她觉得自己不是来凭吊鲁迅的亡灵的，而是来看望他的，她俯下身对着鲁迅墓深鞠一躬，把带来的鲜花整齐竖在墓基前。

从此，疼爱甚至溺爱她的恩师就长眠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了。

她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布满阴霾。

之后，她写了情真意切的《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跟着别人的脚印，/我走进了墓地。/又跟着别人的脚印，/来到了你的墓边。/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我就在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只是说一声：“久违。”/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听着附近石匠钻刻着墓石，/或是碑文的声音。/那一刻，/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带去。/我们走出墓门，/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去打着石头的声音，/我不敢去问那石匠，/将来他为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正当萧红的心在悲伤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敏感的她发现，在书信中一直爱意悠悠的萧军，其实在她走后的半年时间，一直没有停下追逐婚外情的脚步，原来他一直在出轨。

从萧军寄往东京的最后信件中，萧红已经发现了他再次出轨的端倪，她想回来帮他摆平，只是她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个第三者居然是她的闺蜜，萧军好朋友黄源的老婆许粤华。她从东京回来后，许粤华还经常过来看望她，即使这个闺蜜和萧军之间显得有些亲密，她也不会多想。

那天，萧红到黄源家串门，上楼走在楼梯上，听到黄源与许粤华争吵的声音，这其中似乎还夹杂着萧军的争吵声。她觉得很奇怪，萧军什么时候跑到人家来吵架了。听来听去，这里面似乎有什么感情纠葛。萧红依然没多想，推门进了争争吵吵的卧室，她的突然出现，让吵架的三个人都猝不及防，吵架声戛然而止，屋里的空气凝滞一般，还带着说不出的尴尬。

寒冷的冬日，卧室的窗子是敞开的，许粤华躺在床上，开着窗子，萧红走过去顺手把窗子关上了，轻声对许粤华说：“你这样不冷吗？”并随手从床边拿起一件大衣贴心地给她披上了，她的这种无知的傻傻的善良，让许粤华的脸一红一白的，感觉无地自容，萧军看着萧红做那一切，无语沉默着。平时脾气还是很好的黄源却怒喝一声：“请你不要管。”

萧红一惊，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上，她突然意识到，她在楼道里听到的争吵内容是真的，许粤华从东京回来后，就和萧军产生了婚外情。都说朋友妻不可欺，萧军居然恋上了朋友的妻子，难怪黄源发那么大的火，如果是北方火气大的男人，就不仅仅是这样发发火的问题了。

萧红初来时的满心喜悦一下子变成了理不清的悲愤和忧伤。她一时也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悻悻地走出来，她委屈地想：黄源凭什么对自己发威，你们三个人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他或许在怨自己为什么不管好自己的老公，可是自己远在天涯海角，是最无辜的。你们天天在一起，你凭什么不看好自己的朋友和老婆，让他们搞到了一起？

萧军在萧红去日本的半年时间里，搞出来的一个绯闻对象，居然是黄源的妻子许粤华，那个她自认为最贴心的一个闺蜜。一个是自己亲爱的丈夫，一个是自己的好闺蜜，他们怎么会欺骗自己搞到了一起？萧红想不明白这件事，想不明白本来萧军和许粤华互相都不对眼的，怎么会突然搞起了婚外情。

萧军骨子里喜欢纯情的红唇少女，萧红知道自己从遇到他的那天起就已经不是红唇少女了，许粤华是红唇少女吗？许粤华说不上如何美丽，只是性格上和萧红完全不一样，她敢恨敢爱，一旦投入到一桩爱情中，就不怕粉身碎骨，这样的胆量萧红现在已经没有了，她还要依赖萧军的那点温暖，萧军都已经这样了，她还无法说服自己断然结束这段婚姻。

萧军和许粤华疯狂的恋情注定是无果的，他们的这种背叛承载着沉重的道义上的负载。此时，许粤华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生下来，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立即掐断这不被任何人祝福的婚外情。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现在萧军和许粤华都无力做到斩断情丝，他们请来帮忙的两个人居然是黄源和萧红，这就把四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搞得错综复杂，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黄源和萧红本来都是受害者，两个受害者之间也是互相指责，一场婚外情造成了两家的感情创痕。

萧红忍气吞声，把受伤的尊严隐藏好，她装作没事的样子，像出国前一样，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的家务活，帮着萧军整理、抄写文稿，加班加点为向她约稿的刊物撰写稿子，甚至出去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也是一脸淡笑，情绪貌似很平稳。她烫过的头发已经变得平直了，脸色比过去好一些了，衣着也比出国前时尚多了。从她的脸上，没人能看出她心灵深处的伤痕。知道萧军和许粤华婚外恋情的人都暗自感叹，萧红真不是一般人，真是量大能容老公出轨事。不是她量大能容，是她不得不容，为了维系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小家，她只能心甘情愿做爱情的奴隶。

萧军是不会关心他给萧红造成了多大伤害的，他这会儿最关心的是许粤华怎么办？她已经怀孕了，必须把胎儿打掉。大概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许粤华，萧军很伤感，天天在家中借酒消愁，醉了，还要找萧红的麻烦。

萧红陪着小心，陪着笑脸劝他：“你近来的喝酒是为了报复我的吸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像一片草叶了……”

这话，或许会让我们觉得萧红太贱。

和同时代张爱玲对胡兰成低到尘埃中的爱情相比较，萧红的爱情更卑微，她在尘埃中卑微的连花都开不出来，只能变成一个不起眼的草叶。

事实上，她连草叶都不是。

萧军为他和许粤华的感情困扰着，他对自己的任何一段感情都非常投入，一旦投入到新的感情中，旧情就如同一块破抹布，对他一点诱惑力都没有了。萧红作为他爱情的过去时，目前依然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晃得他眼晕，烦了的时候，他会平白无故发脾气，平白无故暴打萧红一顿。

毫无顾忌的暴打，往往使萧红的身上伤痕累累。

那段时间，萧军对萧红经常施行家庭暴力。萧军是练过武术的，用这样的拳头打一个娇弱瘦小的女子，不知他怎么下得去手。每次打完之后，看着蜷缩在一边瑟瑟发抖的萧红，萧军有一点自责，但是更多的是出完气之后的舒畅感，根本就不把这个嘤嘤低声痛哭的女人放在眼里。

那段时间萧红的弟弟张秀珂从日本回国后正好就住在姐姐家里，萧军打萧红的时候当然是背着小舅子，但是，张秀珂经常能听到姐姐和姐夫吵架。那天，张秀珂就在另外一个房间，萧军不能打萧红，就冲着电灯泡发威，狠狠地把灯泡打碎了。张秀珂发现灯泡坏了，满地都是玻璃碴子，问这是怎么回事，萧军抢着掩饰：“是不小心碰坏的。”那时候的张秀珂根本不知道萧红和萧军之间为了什么总吵来吵去的，他依着姐姐当初在老家时候的性格，以为又是姐姐太强势，所以造成了夫妻之间的不和，心里是埋怨姐姐的。萧红心里有再大的委屈也不愿告诉弟弟，她怕弟弟知道了萧军的事，会影响他在弟弟心目中的形象，从此看不起他。

萧红极力为萧军掩盖着，因为还爱着他，所以她依然处处维护他的利益。她的身上脸上总之伤痕累累，身上的伤是可以遮盖的，但是，脸上的伤却遮不住。

她左眼青着一块去出席一个日本作家和上海进步作家的见面会，咖啡室里，早春的暖阳下，萧红那块明显的淤青在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更加显眼，出卖了刚刚发生完的家庭暴力。

碍着萧军的面子，男人们不好意思多问，梅志和许广平问萧红：“脸上怎么青了一块？没碰到眼睛吧?”

萧红下意识地用手阻挡着脸上的那块乌青，掩饰说：“没什么，是晚上楼道里灯光暗，不小心碰的。”

明摆着是萧红在为萧军打掩护，作家们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深究了。萧军听完萧红的谎言，反倒在一边冷笑：别不要脸了，明明就是我打的吗。

就在大家惊骇间，萧红接过萧军的话茬挤出一丝笑：别听他说，他不是故意打的，昨晚他喝醉了，我劝他，他酒劲发作给了我一拳，他喝多了酒总是要发病的。

大家默然无语，女人们看着眼睛里有了一丝泪光的萧红，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萧军得意地笑着，听着萧红善意的谎言，他没有一点羞耻和自责，他就是要这样折磨她，许粤华已经做了人工流产手术，他的心惦记着调养中的许粤华，但是又不好明目张胆地天天厮守在她身边伺候，心中的火气冲着谁发？只有冲着萧红。

在朋友们的眼里，萧军和萧红的感情已经很坏了，萧红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受气包，没有爱情的同居生活还有意思吗？天天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生活好玩吗？

其时，萧红也在尝试着像离开上海东渡日本那样，再次为了爱情出逃。男人的滥情，伤的是女人，女人的痴情，伤的还是女人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一次比一次伤得狠了，她决定再离开萧军一段时间，等冷静下来，再看看两个人还有没有继续过下去的必要。

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也曾痛诉：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作出气筒，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我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再次想出逃，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她已经明白，爱情既已如此，靠一次两次的出逃是挽不回局面的，她是弱者，她的反抗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似乎只有出逃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些年，不管遇到什么难事，萧红都习惯于逃跑，尽管每一次逃跑都把她搞得狼狈不堪，但关键时候，她还是选择逃。勇于出逃的人是勇敢者，一般女人是不敢离家出走的。但是，勇于出逃的人也是懦弱者，只有不敢直面现实的人才选择逃遁。

这一次逃向何方呢？

东京坚决不能再去了，在东京的那半年对她来说就像一场噩梦。

哈尔滨也不能去，那里没有她需要的温暖。

她想到了北平，六年前，在北平她曾经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她很怀念那段时光，那里尚有她的一些朋友，她想到那里去住一段时间。

萧军听说萧红要去北平，沉默了一下，他答应了。他知道自己给萧红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他承认自己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不忠诚，当萧红在日本期间，他曾经和许粤华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考虑到从道义上来讲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才让萧红从日本回来。这种结束曾经使他和许粤华很痛苦。

他没考虑到萧红比他们更痛苦。

萧红要去北平的时候，萧军已经基本上和许粤华了断了那段恋情，所以这次也和当初萧红去日本时一样，萧军处于情感空档期的时候，萧红走了。

萧红和萧军的关系很微妙，她的每次出逃，都选择萧军即将回归的时候，而一旦萧红狠下心来，萧军就会表现出一丝依依不舍。这一次还是那样，萧红要走的时候，萧军告诉她，过段时间他去北平找她，陪她住一段时间。他其实并不喜欢北平，他第一次到北平的时候，古城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他也想认真在那座古城住上一段时间，培养一下自己和那座城市的感情。萧红到北平权当是他的先遣部队，先预热一下，他随后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就去陪她。

对这些话，萧红没做任何反应。

萧红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他真的会到北平去陪她吗？她将信将疑。

他们像两个玩爱情游戏的孩子，哭哭笑笑，好好坏坏，局外人看不懂他们的爱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北平那年的暮春时节

暮春四月，萧红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只身从上海踏上前往北平的列车。

行李箱里的东西很简单，除了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几个苹果和几包香烟，另外还有一张萧军的照片。她曾经吸烟，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基本上戒掉了，回到上海后，自从得知萧军和许粤华的绯闻，她又开始吸烟了。

萧军的照片是她临出门的时候，又拉开行李箱，从桌上取下来塞进去的。她觉得有这张照片在，就像是萧军陪在她身边，聊解寂寞和可能发生的思念之苦。

列车一路北上，窗外的景色由江南的嫩绿变成鹅黄，过了黄河桥，路边的树木还是光秃秃的，原野上的草刚刚有些绿意。沿路的车站上到处是从西安回来的东北军，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内部人心浮动。1937年春，群龙无首的东北军被调出西北，分置到皖北、苏北、南阳、保定各地，那些军人散漫地分布着，他们的战马在铁道旁吃刚刚生出些许绿色的草。

已经过了中午，肚子有些饿了，萧红拿出苹果吃了一个，又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了慢慢吸着。午后的阳光照耀在车窗外的景色上，她慵懒地看着外面变幻的风景，一片开着洁白花儿的梨园慢慢掠过，一片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的坟地从眼前掠过，偶尔会看到田园中春作的农人。

离上海越来越远，果然她又开始想萧军了，隐隐又对他生出一些牵挂，就像去日本的路上一样，还没达到目的地，萧红就生出了给萧军写信的欲望。临出发的时候，对萧军的话她还是将信将疑，还没走出多远，他就又成了她唯一信任和牵挂的人。女人心中总要牵挂些什么才充实，萧红唯一能牵挂的只有一个萧军，她把他重新拾回自己的心中来填充那片空白，来给空落落的情感世界压分量。

她拿出纸笔，在列车的小桌上摊开信纸，却发觉车摇得很厉害，几乎写不成像样的字。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只好停下笔。

民国年间，从上海到北平，要经过漫长的旅途，一路上要三四天的时间，这三四天的孤独旅途，似乎比去东京的时候还觉凄冷，那时候她还有即将踏上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这一次她没有任何欲望地向北平进发，到那里究竟去找谁，还没有准谱。

火车遇到大大小小的站台都会停下来，每每停下来的时候，萧红就抓紧在信纸上写上几句，车一开起来，颠簸得厉害，字就写不好了。

断断续续的用几天的时间总算写成了一封信，她急于马上寄出去，她担心萧军得不到她的消息牵挂她，一离开他，她就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所有的站台都找不到寄信的邮箱，她只好继续把这封信写下去，直到到了北平，在中央饭店住下之后，那封信才算是发出去。

六年前，她曾经在北平上过一段时间中学，那时候的萧红刚从遥远的边陲小镇呼兰县城走出来，北平的一切在她眼里都是新奇的。这一次不一样了，她到过青岛，到过上海，还到过东京，古老的北平城就没有了当初的神圣和新奇。此时正是北方多风的季节，漫天的黄尘迷住她的眼睛。

她本来打算住王府井的迎贤公寓，这种公寓式旅店供长时间停留的旅客居住，迎贤公寓就属于豪华公寓了，基础设施完善，住在这个地方的基本上都是些外国商人、律师、官僚等。萧红到了那个地方，觉得不适合自己居住，便到了附近东长安街的中央饭店。中央饭店的住宿费是一天两块钱，与附近的北京饭店以及上海那些高档酒店相比，这个价位就算便宜的了。

住下来后，她走出旅店，茫然地站在北京街头四月的风中，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她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找鲁迅在北平的家。用了半天时间找来找去，最终也没找到，倒是找到了她自己当年在北京住过的旧居，那里现在已经改成一家公寓了，住在那里的都是一些上学的学生。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让她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今非昨，时过境迁，如果人生可以重新走一回，她还会以现在的模样站在这里吗？她不知道。

顺路走到了当年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一个姓胡的同学的家门口，那是一个大户人家，门口有看门的门卫，她向人家打听起那个旧日同学，门卫看萧红的一身装扮像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就很客气地告诉她，胡小姐已经不在这里住了，早就嫁人了。

萧红恍悟，时光毕竟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当年的小女生都已经为人妻为人母，时光荏苒，那些美好的青春年华已经沙漏般流逝了，旧时的酸甜苦辣只留在了昨天的记忆中，埋在了时光的烟尘里。她的眼睛里有湿润的感觉，不知是风沙迷了眼睛，还是落寞的滋味让她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但是，在北平，萧红只能找寻旧日的痕迹，只能去找旧时的朋友，否则，在这座城市她只能像一只断线的风筝那样漂泊。她费了老大劲，找到了当初在这里上学的时候经常在一起聚会的东北老乡李洁吾。

李洁吾是萧红表哥陆振舜在哈尔滨上学时候的同学，过去萧红两次到北平，都得到过李洁吾的帮助，这次萧红从天而降忽然来到北平，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四月末的一个傍晚，萧红叩响了李洁吾家的门。

李洁吾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婴去开门，只看见柔暖的春风中，一个女子穿着一件黑色大衣静静站立，样子很优雅，她一见李洁吾出现，就抢上一步紧紧握住他的手：“洁吾，还认识吗?我是萧红，找到你可真不易啊!”

李洁吾没想到会是萧红，眼前的萧红已经完全变了样，不再是那个跟着表哥私奔到北平，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连学费都交不起的那个可怜兮兮的少女，她是全国著名作家了。李洁吾愣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乃莹，是你吗？”

萧红紧紧拥抱了一下这个当年给过自己许多帮助的老朋友，牵着他的手就进了院子。

他们这个亲昵动作，把正在厨房做晚饭的李洁吾妻子惊得目瞪口呆，她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了一个女人，和自己的老公一见面就抱在了一起。她对萧红表现出女人吃醋后特有的冷淡。

那顿晚餐萧红是在李洁吾家吃的，是东北风味的面条，萧红很久没吃过的那种家乡口味。但是那顿晚餐吃得并不轻松愉快，李洁吾的妻子还对萧红带着敌意，敏感的萧红第一眼就捕捉到了女主人不愉快的神情，所以吃饭的时候空气有些不轻松，吃完饭聊了几句萧红就离开李洁吾家。走出幽长的胡同，坐着洋车回旅馆了，她怕在这里待得太久惹得女主人更加不高兴，经过了这些年的历练，在人情世故上她比当初老成多了。

萧红走后，经过一夜的调查盘问，李洁吾妻子总算消除了对萧红的误会。第二天出现在李洁吾家的萧红，又变了一个新形象，她穿一套深天蓝色的毛织西装套裙，挺阔雅致，头发用丝带束在脑后，这个装扮是日式的，日本女人最时尚的装扮就是这个样子。在相对传统保守的北平城，这个装扮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萧红和李洁吾妻子后来成了好朋友，在北平，她不能失去李洁吾这个熟络的朋友，不能失去这份友情的温暖，为了拉拢关系，就必须和朋友的妻子结成同盟，所以，最终，萧红和李洁吾妻子把关系拉得很近，近到了近乎闺蜜的关系。

女人和女人之间，只要不是情敌关系，就有可能莫名其妙地迅速成为闺蜜，所有的女人，无论地位高下，都不例外。

对萧红来讲，中央饭店一天两块钱的住宿费还是有些贵了，她接受不了，委托李洁吾帮忙在灯市口找了个名叫北辰宫的旅馆，这个地方要便宜一些。再后来，因为和李洁吾妻子混得相当熟了，萧红索性被女主人邀请接到家中去住，她独占了东屋的一间，室内一床一桌虽然简陋，但能免费在朋友家居住，不但为她省了许多费用，还让她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

萧红临时住处里的唯一的那张桌子上，被她端端正正摆上了萧军的照片。

李洁吾差不多是萧红和萧军的粉丝，他看了萧军的照片，左右端详说：“嗯，看上去是很厉害的人物，并且有魄力。”

女人摆上一张男人的照片，是对自己的一种掩护，李洁吾的妻子端详过萧军的照片，对萧红残留的那点敌意顿时烟消云散了。

李洁吾家的小院很安静，院心种着两棵梨树，此时正是梨花盛开时节，满树的梨花在这个安静的小院显得有些闹。白天的时候，萧红偶尔会替李洁吾夫妇看会儿孩子，怀抱着这个孩子，她忽地一下想起几年前被自己送人的那个女儿，那个孩子现在也有四五岁了吧。

更多的时间，萧红是去外面走走，在东安市场的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茶花女》，或者看看书。到了夜晚，她的心又重回情爱的纠结和苦难中，这情景和心情，同她在日本的时候差不多。她白天看上去貌似很快乐，很少和人说痛苦，但是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感觉心就要被淹死了。她害怕夜晚，每个夜晚她都会在噩梦中惊醒，或者从梦中哭醒，夜里，她的恐惧常常会主宰着她的神经，这痛不欲生的长长黑夜，她睁着惊恐的眼睛期待天快快亮起来。

萧军是她前世的冤家吗？她依然放不下他，几乎每天都抽时间不停地给他写信。在给萧军的信中，依然是没骨气地倾诉一腔柔情，问他喝酒了没有，告诉他不要喝酒了，说酒能够伤肝，若是有了肝病，那是不好治的。担心萧军一个人在家菜类一定吃得很少，还告诉他要多吃水果，

接到萧军的信，她会边读边哭。

这情丝剪不断理还乱。她很脆弱，萧军在她心中还是她最坚强的依靠。

在北平的日子，偶尔也会有惊喜，比如不期遇上了他们的老朋友舒群。从哈尔滨到青岛，再到北平，总是有缘遇上他，缘分啊，萧红非常高兴。有故友陪着，他们经常去中山公园散步，去吃北平小吃，去听富连成小班演唱的京戏，逛逛北海，游游长城。走过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儿童服装橱窗前，萧红的脚步会不由自主停下来，看看那些四五岁孩子穿的童装，暗想，她的那个没有下落的孩子也该穿这样大的童装了。

一晃从上海到北平一个半月了，萧红的心绪仍是烦乱，她四处奔波为萧军的到来准备找民房长期租住，期待着他早日到来。

临来北平前，萧军曾经许诺很快就会到北平去找她，但是二十多天过去了，他依然没有任何来北平的迹象。五月中旬，萧红收到萧军一封短信，信的内容不是说他要来北平，而是催促她立即回上海：

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

他病了，身体不适。接到这封信，萧红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回到萧军身边。

他的话无论是真是假，她都信以为真。

其实这一次萧军又是在骗她，他本来就无心到北平去，自己又不好为当初说出去的谎言圆场，只有用这种方式让她回上海，否则，依照萧红好逞刚强的性格，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到他身边，现在他身边没有情人，需要萧红来填充情感的空缺。

萧红告别北平，匆匆回去了。她把一些带不走的行李放在了李洁吾家，天真地以为秋后她还会和萧军一起再回来，她不知道其实萧军根本就无心陪她到北平，他们永远不会一起回去的。

回到上海，萧军看上去好好的，比她当初离开的时候还好，看不出有什么旧病复发的迹象。萧红终于明白了她是被骗回来的，但是她心甘情愿被萧军骗，只要他还爱着她，善意的谎言也是爱，她不在乎。

回到上海，她才知道，回来依然是痛苦。

萧军和许粤华名义上是断了那种关系，实际上并没有中断来往，他们之间还保持着朋友关系。萧军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个三郎了，萧红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也会想她，只要她一回到身边，他就会厌倦。他觉得自己已经不爱萧红了，现在纯粹是在迁就她，迁就的爱情是痛苦的。按照他“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这段爱情其实应当丢开了。不过，萧红不主动提出分手，他是不会率先抛弃她的，只要她能忍，他也能迁就。

萧红回上海没几天，他们的常态性吵吵闹闹就又开始了。吵得最厉害的时候，便会说到分手之类的狠话。

这样的话他们一年中会说无数次，每次说完之后并不是真的分开，过不了多久，也许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和好。

那天又发生了口角，萧军再次说起了分开之类的昏话，说完之后没多一会便道歉，两个人刚刚要破涕为笑和解的时候，许粤华来了。

许粤华还会时常到萧军和萧红的家里来串门，她不想失去萧军和萧红这两个朋友，她这样做无异于在给人家本来就伤痕累累的爱情上不断撒盐，她和萧红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了她和萧军的那段绯闻，而完全变了色彩和味道。按理说作为第三者和情敌，应该主动从这错综复杂的地域遁去，但许粤华大大方方地出现了，还柔声细气劝解萧红。

萧红生出一肚子的醋意，扭过头去不作答。

萧军告诉许粤华：我们要分开了，她已经和你没有友情了。你有什么事情明天上午再来。

许粤华无趣地看着脸色冷漠的萧红，流着眼泪无言而去。

萧红也流下泪水，她本来朋友就不多，她也不愿失去一个好朋友，可是这好朋友直接把刀插到她的肋上，让她无法再接受她。她看见许粤华流泪，她也难过，只是，许粤华为什么就不能替她想想，她现在该走得远远的才是。

萧军面对自己已经不爱却还要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和依然深爱却不得不黯然分手的女人，对萧红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许粤华并不是你的情敌，即使是，她现在的一切处境不如你，你应该忍受一个时间，你不能这样再伤害她……这是根据了人类的基本同情……

他要求萧红同情伤害她的许粤华，他说萧红这样做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理直气壮的爱情谬论让萧红对他彻底失望了。

许粤华的处境无论如何，无论她多么温雅贤淑，无论她有什么样的理由出轨寻找爱情，无论她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她有多大的委屈，由萧红去同情她，向她伸出温暖的友情之手，萧红怎么可能做得到？别忘了许粤华插足的是萧红的家庭，破坏的是萧红的幸福，说穿了，她是不择手段横刀夺爱的第三者。

当蜜糖变成了毒药，当闺蜜横刀夺爱，让自己的男人移情别恋无法自拔的时候，即使她做出一种姿态，说我把男人又还给你了，我们还像当初一样做好朋友吧，她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萧军居然口口声声指责萧红伤害了许粤华。

萧红的心又一次彻底凉了。

第六章  缘，聚散了你我

一个北上，一个西去，北上的是萧军，西去的是萧红。人生路上，无奈分道扬镳，那个名叫端木蕻良的男人，能代替她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三郎吗？

邂逅端木，恨不相逢未嫁时

萧红从北平回到上海不到两个月，发生了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快，“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也成为抗日战场。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萧红还在懵懂中，对突然爆发的这场战争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好朋友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在战争前夜抱着一只颤栗的小猫咪来萧红家中避难，告诉她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当隆隆炮声中看到勇敢的战士为国捐躯的时候，她从飞机的轰炸声中醒悟过来，这窗外的炮声不是瞬间即逝的烟花，一场日本侵华的血腥战争已经爆发了。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萧红顾不上沉溺于个人的儿女情长中，顾不上个人的小伤感，她以战斗者的激情和姿态，以笔作武器投入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她用自己的笔写一些与抗战有关的文字，尽管这些文字的威力显得有些微弱，但是，她投入进去了。

战争的爆发，使上海陷入一片混乱中，许多刊物都停刊了。胡风和上海同仁要创办一份抗战刊物，正在为刊名发愁。胡风本想拟定为《抗战文艺》，又觉得太直白，没有艺术味道。

在时远时近的炮火声和令人心颤的飞机轰鸣声中，八月的一天，胡风邀请萧红、萧军、曹白、艾青、彭柏山、端木蕻良等作家商议筹办刊物事宜，告诉大家他正为刊物的名字发愁，让大家一起出谋划策。

因为已经爆发的战争，那次聚会作家们一反往日的幽默活泼，神情都比较凝重。萧红坐在一边，不断吸着纸烟。对刊物名字的事，她沉吟思考了很久，提议刊名就叫《七月》，纪念七月抗战的爆发，另外一层意思，七月流火，七月是一团熊熊烈火，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有象征意味，还有诗意。“七月”两字采用鲁迅的手迹，也是为了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弘扬鲁迅精神。

在这次《七月》创刊会上，萧红第一次认识了端木蕻良。

那天，端木蕻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在这些文学大家面前，他是没有名气的小辈，所以默默坐在那里，一直没说一句话。萧红对这个陌生的文弱儒雅的男子没太在意，还是胡风把端木蕻良介绍给了萧红，告诉她，这个男青年叫曹京平，笔名端木蕻良，是辽宁昌图人，已经发表了十一部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是个很有前途的文学青年。

因为都是东北老乡，因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是辽宁人，乡情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闲谈中，听说端木蕻良已经来上海一年时间了，萧红睁大眼睛天真地问：“是吗，都来这么久了，怎么没听胡先生说起你呢？否则我们早就认识了。”她比端木蕻良大一岁，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他，给他递上一杯茶。

端木蕻良受宠若惊地接过去，礼貌地笑笑，他没敢多说话，也不知道对萧军和萧红这样的大作家说些什么。其实他来到上海后是见过一次萧红的，只是她在明处，他在暗处，她不知道罢了。听着她大胆提出把刊名改为《七月》，看着她潇洒地夹着纸烟，看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名女作家的派头，端木蕻良暗自佩服萧红的才识。他欣赏这个女人，她有东北女人的直率豪爽，也有女作家特有的浪漫文艺范儿，虽然乍一看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越看越有味道。

端木蕻良属于有些小资的左翼文青，他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家境殷实，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就离开老家，到了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搞学生运动，在南开中学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了。

虽然中学没拿到毕业证，第二年端木蕻良却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其实他对历史并不怎么感兴趣，最喜欢的还是文学创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写一些小说，后来就加入北平左联。他曾经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北平左联遭到破坏后，他辗转到了上海，结识了鲁迅、胡风这些文学艺术界的大鳄。

1936年夏天，端木蕻良刚到上海不久的一个日子，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公园里和几个朋友坐在树下聊天，远远走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他见过面，是黄源，还有一男一女，朋友告诉他，那个男的是萧军，女的就是萧红。那天，萧红穿了件红色衣服，马上要到日本去了，她已经从外形装扮上为出国做好了准备，头发刚刚烫过，装扮比过去也时尚了不少，远远望去，给人风姿楚楚的美感，有些《红楼梦》中林美人娇弱惹人怜爱的感觉。那一次，萧红给端木蕻良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第一印象，他几乎产生了要主动上前结识他们的冲动，不过，依照他的性格，最终还是忍下了。

《七月》创刊会上，萧红有了两大收获，一个是刊物采用了她取的名字，她在文化界更加令同仁们刮目相看，另一个就是她正式认识了端木蕻良，她生命中的又一个男人。

1937年9月11日《七月》在上海发刊，胡风主编，萧红成为临时编辑部里的一个编辑。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刊物，稿件的质量却很高，编辑水平在当时也是一流的。

上海的时局越来越动荡，曾经与萧军深深相恋的许粤华似乎也无心再打扰他们的生活，因为她和萧军的那场绯闻，使她和丈夫黄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她开始把精力放在编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少年读物》之上，随后跟随也是文化名人的黎烈文到福建永安编报刊，最终和黎烈文相爱，并在和黄源离婚后，嫁给了黎烈文。黄源则把一切的情感纠葛抛在脑后，参加新四军，投入到火热的抗战中去，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文化战士。

在文化同仁们纷纷搬离上海之后，创刊不久刚刚出版了三期的《七月》也面临着危机。上海即将沦陷，形势越来越动荡不安，《七月》杂志被迫转移到武汉。萧红和萧军也随着《七月》编辑部一起，在1937年初秋，在聚满了逃难的难民的上海梵皇渡车站，在拥挤中登上前往南京的列车，从南京坐船转道去汉口。

萧红和萧军这对本来已经行将陌路的夫妻，因了突发的战争，相互扶持着离开上海，他们牵着手，像一对恩爱夫妻那样裹挟在难民潮中，相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座城市的沦陷，暂且缓解了他们爱情分崩离析的速度。生命攸关的时刻，价更高的爱情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除了爱情，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从汉口下轮船前，要在江汉关进行例行的检疫。

虽然时局不好，萧红他们运气好。

船上的乘客毫无次序地拥堵在船舱的各个角落，这种检疫不过就是走过场，检疫船靠近后，有检疫官走上轮船，萧军和萧红发现，其中一个检疫官居然长得很像他们哈尔滨时代写诗的朋友于浣非，笔名宇飞。他开口说话，便是一口浓重而熟悉的东北口音，没错，就是他，他们惊喜地挤上前。

几句热烈的寒暄之后，宇飞从检疫船上叫过一个人，这个人是宇飞的朋友——诗人蒋锡金。他老家是江苏宜兴的，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工作，业余时间在汉口和冯乃超、孔罗荪合编《战斗》旬刊，还帮着穆木天编辑半月刊《时调》，每天在武昌和汉口之间忙来忙去，有时候就住在宇飞工作的检疫船上。宇飞把萧军和萧红介绍给蒋锡金，并委托蒋锡金帮助和照顾他们。

之后，萧军和萧红还真仰仗着蒋锡金的照顾了。

武汉到处都是从上海逃过来的难民，在这里租房子是件非常难的事，蒋锡金很仗义地让萧军和萧红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寓所。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他们，他在书房里放了张小床，自己睡进书房。这个新认识的朋友和他们相濡以沫得像一家人，萧红每次做饭都多准备一些，让蒋锡金和他们一起吃饭，洗衣服也顺手把蒋锡金的一起洗了。白天蒋锡金外出工作，萧红就在他书房的桌子上写作，她已经拟完了《呼兰河传》的大纲，开始着手写这部巨著了。

炮火中难得的一段短暂的静美岁月，萧军和萧红的关系缓和了下来，在外人眼里，他们像许多恩爱夫妻那样，安安静静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武汉，成为三十年代末中国文人的避难所。

萧军和萧红的好朋友张梅林也来到武汉，在记忆中这个张梅林生活能力很强，他们一起从青岛逃到上海的时候，张梅林很快就租到了房子，这一次也是，在租房子那样不易的情况下，他居然在小金龙巷不远的地方租到了一间房子。因为住得近，张梅林成了萧红家的常客，他惊奇地发现，和三年前相比，萧红不但白皙了，丰腴了，也洋气了很多。

那天，张梅林在萧红家正闲聊着，门外走进来一个看上去有些闷骚有些文青气质的男人。张梅林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就多看了一眼，萧红对这个人的到来似乎也有些怔怔的发愣，她惊喜地问道：“端木蕻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萧军说：“是我写信把他邀过来的。”

张梅林眼中的端木蕻良留着一头蓬乱的长头发，脸色黄白，说话的声音略有些嘶哑，看上去背微驼，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脚上是一双那个时候流行的长筒靴子，手上戴着一副棕色的鹿皮手套。

最醒目的是他那双手套，纤秀精致，根本不像男士用品。他把手套从手上摘下来，一双瘦细的手就被解放出来，和大家一一握过手。

萧红拿过端木蕻良刚刚除下的手套，调皮地套在自己手上，忍不住大笑起来：“哎呀，他的手真细呀，你们看，这手套我戴正合适。”

这笑侃把端木蕻良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解嘲说：“我的手套还不错吧？”

“嗯，是鹿皮的，质量还好。”萧红笑成一团，萧军和张梅林都善意地笑了起来。几个东北老乡，因为战争，居然在南方的这座城市聚在了一起。

端木蕻良来了，住处成了问题，这个有些小男人的男子汉凭着他的能力，是不可能在武汉租到房子的。萧军把人家招惹来了，就得好人做到底。他忘记了他自己还是借住在蒋锡金的家里，现在又多了一个男人，怎么住？

第一个晚上，萧军索性就让端木蕻良睡在了他和萧红的床上。

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虽然是苦难的战争年代，也是让人感觉非常不方便，特别是萧红，和衣在床头蜷缩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整个人都觉得没精神，本来身体就不怎么好，看起来脸色很难看。

考虑到让一个大男人和他们夫妻挤在一张床上多有不便，第二天蒋锡金从邻家借来一张竹床和一张小圆桌，让端木蕻良和他一起住进书房。

四个人挤在这小小的空间，却也其乐融融。白天，萧红忙着参加各种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忙着编辑《七月》，忙着参加《七月》的座谈会，忙着给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做饭洗衣，忙着创作她的《呼兰河传》；夜晚，几个人都回家了，大家凑到一起聊天，唱歌唱戏跳舞。萧红会跳却尔斯登舞和萨满舞，癫痫性的却尔斯登舞和跳大神一般的萨满舞都有些夸张和野性，沉浸在舞蹈中的萧红野性率真可爱，惹得对萧红了解还不太深的端木蕻良对这个比自己大一岁的女子说不出的欣赏。

如果生活以这样的轨迹走下去，端木蕻良和萧红之间也不过是互相有些欣赏的朋友关系，发展不到情人的地步。

不久，又来了一个促进他们感情的催化剂。

画家叶浅予的女朋友，同时也是漫画家的梁白波也到武汉来了，来投奔好朋友蒋锡金。

她的到来，让这个已经住了四个人的小空间在住宿问题上陷入无法化解的难题。

男男女女五个人，怎么排列组合都很困难。

大家凑在一起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怎么把当前的住宿合理布局。思来想去，讨论的最后结果，就是依然让端木蕻良住到萧军和萧红的大床上，三个人共睡一张床，端木蕻良的竹床让给梁白波，梁白波住进书房，蒋锡金尽一切可能到外面借宿，比如宇飞工作的检疫船上之类的地方。

这下子端木蕻良正式驻扎在了萧军和萧红的床上，三个人每天晚上都要挤在一起，虽然萧军睡在中间，但是三个人还是觉得别别扭扭的。萧军和萧红本来是把端木蕻良当小弟看待的，只是这个小弟只比他们小一点点，一张床上两男一女，萧军偶尔还会有在外面加班，晚归之类的情况时有发生，更重要的是，萧军和萧红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了深深的裂痕，萧军的粗糙和端木蕻良的细致比较起来，也成了缺点。

这种居住组合的最终结果是，萧红渐渐对端木蕻良产生了好感，她是个在感情上需要温暖的女人，端木蕻良半是崇拜半是尊重半是讨好的关切，让萧红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情感温暖。

在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本来并不坚定的端木蕻良此时会变得坚定起来，旗帜鲜明地站在萧红一边，与她结成同盟，这让萧红变得坚强而自信。胡风的妻子梅志在武汉见到萧红时，惊异地发现，萧红比过去漂亮了，脸色变得白里透红，眼睛变得闪闪发亮，身体明显好多了，神情中多了一些女人的自信，只有爱情的力量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状态，萧红遇到爱情了吗？

梁白波在小金龙巷21号寓所住了一段时间后，叶浅予到了武汉，梁白波立即从这里搬走，去找叶浅予了。虽然那也是一桩谁也判不清的爱情疑案，但那个时候的梁白波对叶浅予还是一往情深，不顾一切和他同居在一起。

梁白波走了，整个居住的格局又有了很大变化，至少，端木蕻良不在萧军夫妇的床上充当第三者了。他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张已经有了感情的大床，搬到书房的竹床上，乍一离开他还有些不适应，萧红也觉得自己的床上少了一个男人，大床变得空落落的。

萧红一开始只把端木蕻良当弟弟看，端木蕻良看萧红的眼神却带着些温情脉脉，这种眼神萧军从来没有过，他们本来就是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男人。他身材瘦高，气质比萧军要洋气的多，同样的衣服，穿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效果就完全不一样，端木蕻良没有萧军的粗犷豪放和野性的江湖气，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柔柔的，文绉绉的，最重要的是，他会搜罗出他知道的所有赞美的词句夸赞萧红的作品，让萧红沉浸在他营造的良好感觉中。

萧红越来越喜欢端木蕻良，越来越离不开他，如果某一天家里少了萧军，她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端木蕻良因为有事外出没回来，她就像丢了魂一样，不断到门口张望。

这细微的感情变化，萧军已经感觉到了。

虽然看出了萧红对端木蕻良感情上的依赖，萧军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危机感，他对自己很自信，不相信自己会败给一个阳刚不足阴柔有余的奶油小生。

直到后来，看到萧红抄录的那句“恨不相逢未嫁时”，他才意识到，事情有些麻烦，比他预料的要复杂得多。

延安向北，西安向西

冬季，萧军和萧红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外面找到了住处，蒋锡金也搬到外面去住了，原来拥挤不堪的房子只剩下了端木蕻良一个人。

大家还是比较照顾端木蕻良的，依照他不善于交际应酬的性格，自己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便让他在小金龙巷21号寓所享受单独居住的优厚待遇，这样的好事不是什么人都能摊上的。

热热闹闹的一个大家庭只剩下了端木蕻良一个人，人多的时候，大家烘托着这里的气氛，没感觉到室内的温度这般寒冷，现在却是冷寂的很。

他渴望原来那些朋友常过来陪陪他，特别是萧红。

萧红和萧军搬出去后还是经常回来看看，萧红来的次数比萧军多，坐的时间也比萧军长，她会帮着端木蕻良做些家务，懒得做饭的时候，两个人结伴到门口的小饭馆随便吃些什么，就着饭馆里的温暖多停留一会儿，说些闲话。萧红把这个大男孩一般的男子当成了知己，把许多对别人没说过的事情都说给了他，比如萧军那一宗宗的外遇，这种家丑萧红从来不对外人讲的，不知为什么却愿意讲给他听。有时候，她会在端木蕻良的住处待到很晚才回家，两个人说到无话可说了，就静静赏月。冬季的半弯冷月实在没什么好赏的，他们却能赏出浪漫的诗意来。

那一日，萧红又来了，端木蕻良不在，门却没锁。因为怕萧红来了无法进门，端木蕻良特意给她留了门。萧红推开虚掩的门进了书房，见桌子上摊着纸，就边练字边等着端木蕻良。她顺手写了唐朝诗人张籍的一首诗：

君知妾有夫，

赠妾双明珠。

感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恨不相逢未嫁时”那一句，萧红重复写了好几次，直到她自己很满意。

最后没等来端木蕻良，那句诗就摊放在那里。

这句诗是有意写的，还是无意写的，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若说无意，像萧红这样敏感的人，怎会无意间不断重复那句“恨不相逢未嫁时”？那一句，正是她当时的心理写照。萧军的屡屡出轨，让她对当下的婚姻失望甚至绝望过，萧军对她若即若离的情感，让把爱情当做生命一部分的萧红，总想抓住那已经不再温暖的最后一缕情丝。端木蕻良的柔情是她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表哥没有给予过她，汪恩甲没有给予过她，萧军也没有给予过她。倘若先遇到了端木蕻良，后遇到了萧军，也许她不会选择萧军。

在爱情上，萧红一直都是失败者，她只是凭着感觉爱上某个男人，至于端木蕻良是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其实她并不知道。

端木蕻良回来后，桌子上的诗让他明白了萧红的心，她原来对自己是有意的。

对那首诗，最敏感的是随后到这里来串门的萧军。

诗就摆在那里，还没来得及收起来，萧军来了，看到那熟悉的字体，看到那诗句，他沉默无语。端木蕻良陪着小心观察萧军的脸色，依照萧军的性格，说不准会大发雷霆甚至掀翻桌子，还好，他没有，只是冷笑一声，拿起毛笔，写下了几句话：

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

端木蕻良看了萧军写的几句话，满心的忐忑和不安。他确实有些喜欢萧红，在这一点上他是心虚的，但是绝对无心破坏人家的家庭，也没敢主动勾引过萧红，他其实属于色大胆小的男人。

萧军挥笔写下的“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几个字，是从《列子》“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这句话演化来的，写在这张纸上，寓意深刻。

萧红恰好来了，看萧军拿着笔潇洒地挥墨狂书，凑上去笑着说：“写什么呢？这字写的一点美感都没有，缺乏文人气。”

萧红的到来等于给端木蕻良解了围，他长吁一口气，把战场让给了他们两个，自己退到屋外。

萧军把笔狠狠一摔：“文人气有什么好!”

萧军吃醋了？他的醋意让萧红心里隐隐地有些沾沾自喜，你不是不爱我吗，还吃什么醋？你不爱我，有人爱我，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

三个人的关系和情感纠葛就在这种错综复杂中无序地发展着。

萧军不会主动抛弃妻子，他以为自己对萧红一点爱情没有了，只是出于同情还保持着这种关系，经受了刺激之后，他发现爱情还是有的。

萧红本没想着会爱上端木蕻良，可是，那乱糟糟的心事分明是恋爱中的女人才有的，这边舍不下萧军，那边牵挂着端木，这三角恋的感觉好痛苦。

三个人中，端木蕻良是最矛盾的一个，老乡萧军对他很不错，插足他的爱情他觉得不义气。才情横溢的萧红是他崇拜的一个女性，对于萧红，他的崇拜和尊敬多于爱慕，从萧红那边传过来的暧昧气息，他接收不是，拒绝也不是，有时候只好装傻。不过，他对萧红还是有一些心动，如果不是因为这几分心动，也许他早就远离了这个爱情的是非地带，到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去了。

他们在武汉不过就是住了几个月，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年底，阎锡山在临汾创办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他自己担任学校的校长，聘请了李公朴任副校长。李公朴上任后，到武汉准备聘请一批文化人做教员，萧军、萧红以及端木蕻良、艾青、田间、聂绀弩都接受了聘书。

1938年1月，这些受聘的教员和民族革命大学在武汉招收的学生们一起，集结在武汉火车站，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登上开往大西北的列车。

很阴冷的一个夜晚，因为现场热烈气氛的烘托，到处都是火热高亢的热情。那场面，使萧红恍若回到久违的学生时代，记得十年前她也是这样的热血贲张，也是这样的热情奔放，受到这热情的感染，她变得很激动，萧军看上去比她还要激动，身边的端木蕻良虽然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但是看上去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黄白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情绪的变化，他的沉着冷静让萧红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他像一个成熟的智者。

萧红穿着她的毛领呢子大衣，和大家挤进货车的车厢，一路向西，向陌生的西北进发。

在冬日灰蒙蒙的临汾城，萧红遇到了女作家丁玲。

丁玲是1937年10月从延安率领“西战团”抵达临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那时候的丁玲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女革命者，她的装扮也由小资女作家变成了穿着臃肿粗糙军装的女战士，整个人都显得很粗线条。而在丁玲眼里的萧红还完全是一个苍白的小资，她一身黑色长裙，白色围巾，这身装扮不但在丁玲面前显得很个色，在寒冷的临汾城都显得鹤立鸡群，美丽动人。也许确实有些冷，萧红的脸色是苍白的，对于不熟识的人，她紧闭的嘴唇常常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她很有城府，熟了之后，她一开口说她的东北话，才让人觉出来，这个貌似深沉的女子其实还是自然率真，少于世故的，这一点，恰恰被丁玲认为是女性的弱点，丁玲觉得，萧红这种保有纯洁和幻想的女人，容易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

丁玲的目光是敏锐的，后来的萧红没有跟随丁玲去延安，而是选择了一条另外的道路。

临汾并不是安定的大后方，日军不断南下，作为同蒲路上南下咽喉的临汾，成为日军的一个重要目标，临汾不断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晋南战局急剧变化，民族革命大学刚刚开课一个月，必须立即转移。

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决定转移到运城，萧红、聂绀弩、艾青、端木蕻良等人想跟随“西战团”到运城去，关键时刻，萧军的拧劲儿和江湖气上来了，他不打算跟他们一起行动，而是独自留在临汾打游击。

丁玲劝说萧军，还是跟着他们一起走吧，晋南这一带的老百姓现在都已经跑光了，连人都没有了，还跟谁一起打游击啊，这里现在没有打游击的基础。

萧军说，打不了游击他就去延安，反正不躲躲藏藏地跟着他们去运城。

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做更多的抉择。

此时，也就在此时，萧红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和萧军这些年都梦想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来了，在这战火纷飞的不合时宜中，他悄然而至。

刚刚有了怀孕初期的反应，恶心呕吐，浑身无力，萧红的脸色更加苍白了。自从萧军做出了要打游击的打算，萧红的心里就变得无比失落，她不想离开萧军，有了身孕之后，就更不想离开他了，依照自己现在的身体现状，她又不可能留下来跟他一起打游击，只有劝萧军跟着他们一起走，她几乎是流着眼泪在苦苦哀求：“三郎，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怀孕了。”

她以为这个消息能让萧军惊喜，让萧军毫不犹豫地选择跟着她一起走。

萧军确实震惊了一下，也只是一下，却没表现出什么惊喜，几乎什么表示都没有，甚至还有几分冷漠。这冷漠深深刺痛了萧红的心，这是深爱过她的那个三郎吗？六年前，萧红肚子里怀着别人孩子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冷冰冰的，现在，这个女人肚子里是他的骨肉，他凭什么这样对待她？萧红的泪水本来是不准备流下来的，终于忍不住了，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

萧红低声说：“三郎，你可以不顾及咱们的孩子，但是你要想想你憧憬并追求着的文学事业，我并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才劝阻你，我只是想到我们不该放弃，还记得我们在哈尔滨时立下的志向吗？你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萧军这种人一旦认了死理，十头牛都拉不回，他认准的道理是：“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前线战死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民族、国家，谁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而谁应该去送死呢？”

这道理萧红是懂得的，她只是不想在这陌生的地方，失去自己的爱人，让肚子里的孩子失去爸爸。她依然苦苦相劝，那一天她说了无数话，不断劝，劝，劝。

萧军烦了，投笔从戎是他少年时代就有的愿望，只是历史没给他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却被女人孩子拖着后腿。他最终不计后果地说出了一句最伤情的话：“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如果我没有死，如果我们再见的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那我们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这句话掷地有声，这句话把本来就已经伤痕累累的爱情推向了悬崖，萧红完全忽略了后面的那些话，她伤心地说：“好的。”

此时，真的不是说这种绝情话的时候，如果萧红像过去一样，没有身怀有孕，这句话她只当是萧军的一句浑话，这样的话在婚姻中他其实已经说过无数次，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萧红抚摸着还没有隆起的小腹，哀伤地沉默了。

眼前这个男人，已经彻底令她失望。

他是她唯一的亲人，关键时刻，这个亲人却是这样绝情。

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遇上的每一个男人都这样无情无义，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遭遇这样的命运。

这是萧红和萧军一生中最后一次大吵。

这次争吵之后的次日晚上，队伍要坐火车离开临汾，萧军帮着萧红提着行李奔赴车站。他们一前一后走向临汾车站的月台，萧红情绪很低落，端木蕻良适时走过来，说了两句暖心的话，萧红嘴角勉强牵出一丝笑容。

萧军把行李放好，拉着聂绀弩走到一边，他们在上海的时候都是好朋友，这次他是想把萧红托付给聂绀弩照顾。

月台上灯光很暗，萧军把聂绀弩拉到更加昏暗的地方，告诉他：“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

聂绀弩问：“你呢？”

萧军说：“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事方面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这些话让聂绀弩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对夫妻究竟出现了什么矛盾，他侧身看着远处落落寡欢的萧红在黑暗中的剪影，问萧军：“你们没事吧？”

萧军轻描淡写地说：“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聂绀弩长吁一口气：“那就好。”

战乱之中，萧军这句我决不先抛弃她听起来还是很仗义的，一个男人，即使不爱自己的女人了，在战火纷飞中，在她身怀六甲时提出分手，总会让人觉得不够爷们儿。

列车驶离临汾，目送萧红凄然离去之后，萧军以为从此自己就轻松了，但他不知为什么还是心事重重。

离开临汾的时候，萧红不单单把最心爱的男人萧军留在了月台上，也把她最喜爱的一双小红靴落在了他们的住处，那是她最心爱的一件东西。

列车启动了，她才猛地想起来，想想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丢失了，丢失一件心爱的东西算什么？沉沉的冬夜，列车呼啸着驶过黑暗的夜，萧红强迫自己忘掉萧军，忘掉她丢失的心爱物件。

相忘是一种痛苦，缘尽了，心痛还在，这漫漫黑夜中，她独自舔舐自己的伤痛，谁可以安慰她呢？在人前，即使有泪，也只能往肚里咽。

这次的分别，对两个人的感情和命运都是历史性的。

从临汾出发，萧红随“西战团”经过西南边的运城，最终到达西安。

从临汾出发，萧军原本是准备到五台山打游击的，结果没去成，南下辗转到了延安。

从临汾出发，延安向北，西安向西，这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他们爱情的分水岭，从此两个人天各一方，走向陌路。

三郎，我们分手吧

“西战团”最终到了西安后，把大本营驻扎在梁府街女子中学。

到西安之后，萧红的情绪渐渐好了起来。走了萧军，身边还有一个端木蕻良，他永远不温不火的情感，虽然让萧红找不到和萧军在一起时火爆热烈的激情，却是别样的温馨。

她的心已经明显向端木蕻良倾斜了。

端木蕻良不太善于和大家掏心掏肺地交流，所以不像萧军那样有许多好哥们好朋友，大家都看出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之间的那点暧昧，但是都不看好他们的感情。

萧军的一句“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并没有起到离婚证书的作用，此时的萧红还在萧军名下，她还是萧军的妻子，她和端木蕻良之间的感情，只算是婚外情。

有看法归有看法，朋友和同志之间，谁都不好说太多的话，谁都不知道萧红和端木蕻良之间究竟算是什么关系。

不过，萧红的情绪确实比刚离开临汾的时候好多了，古城西安是她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在端木蕻良陪伴下，她遍游了西安的名胜古迹，那个春天，西安的景色是萧红这些年到过的城市中她最欣赏最喜爱的。或许有新的恋情的滋润，她的气色配合着春天的风景，有了些春风满面的感觉。和丁玲等一起，他们编排宣传剧，尽情欢唱，在抗战岁月的缝隙间，享受了一个春季相对安宁的生活。

萧红和端木蕻良走得越来越近。

临行前，萧军把萧红托付给了聂绀弩，聂绀弩觉得自己应当不辱使命，如果萧红和端木蕻良真的好上了，他坐视不管不闻不问，似乎有负朋友的嘱托。恰好丁玲约他一起去延安办事，那时候他们已经听说萧军辗转到了延安，担心在延安遇到萧军后他问起来，自己不好和他交代，他决定临去延安前的几天找机会和萧红谈一谈。

春夜，西安的正北路，朦胧的月色下，聂绀弩约萧红出来谈谈，他只能把她约出来，在驻地，萧红都是和端木蕻良黏在一起，根本没有机会。

那天的萧红穿得不太讲究，但是那做派还是很小资的，一件酱紫色的普通小棉袄，外面披了件黑色小外套，头上的毡帽也有些旧了，但是被她歪戴着，就戴出了俏皮的韵味。她手里拿着根小竹棍，一边走一边用那根小竹棍敲打着沿路的电线杆和街树，走路不是在走，而是蹦蹦跳跳的，看上去超级萌。一个孕妇挺着已经有些显形的肚子，还能有这样的活泼和童真，足以看出，爱情的力量把她武装得完全变了一个人。

聂绀弩不知道话题该如何切入，只好先说萧军，说萧红和萧军的爱情，说他觉得萧军还爱着她，她应当有信心等待着萧军云云。

因为实在绕不开萧军这个话题了，萧红实话实说，说出了这些年她和萧军在爱情上的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她承认她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同志，但是，做他的妻子却是件痛苦的事，他把妻子当出气包，爱情上不忠诚，这种屈辱她不想再忍受了。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说这些话的时候，理智而冷静，不像是在说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却像是在说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

绕来绕去，终于绕到端木蕻良身上，这是聂绀弩要切入的正题。大家都发现端木蕻良最近一段时间似乎在追萧红，或许这只是大家的错觉，他希望萧红告诉他，她和端木蕻良真的没什么。

说到端木蕻良，萧红把手里的那根小竹棍举起来给聂绀弩看。

月光下，那根小竹棍发着柔和的光，其实在南方这是一根普通的竹棍，二尺多长，二十几节，小指头那么粗。萧红有时候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她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她前两年送给鲁迅儿子海婴的那对枣木旋成的小棒槌，再比如这根两年前从杭州买来的小竹棍，这些物件在别人看来没什么好玩的，她却当做宝贵的玩具带着，珍藏着。

她说，白天的时候，端木蕻良想让她把这根小竹棍送给他，她没答应，谎说明天再给他，明天，她也不准备送他，而是打算放回自己的箱子里，她想让聂绀弩帮她打个掩护，如果端木蕻良再讨要这个物件，就说小竹棍送聂绀弩了。

也就是说，端木蕻良想要萧红的这根小竹棍当定情礼物，萧红还在犹豫不决中，她还没对端木蕻良承诺什么。

为了萧军，这个忙当然是要帮的。聂绀弩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如果端木蕻良问起来，就说萧红把小竹棍送自己了。他以为萧红是不爱端木蕻良的，因为有时候她也会说端木蕻良身上缺乏男人的阳刚气，爱装腔作势，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

他忘了，中国有句古话：褒贬是买家，喝彩是闲人。陷入爱情中的女人，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局外人是分不清的。聂绀弩自以为看懂了萧红，听懂了她的意思，其实，他根本就闹拧了。

走出了萧军的爱情，萧红已经把端木蕻良当成了自己的感情寄托。

聂绀弩临去延安前一天，在路上遇到萧红，两个人在路边一家小饭馆吃饭，他邀请萧红和他们一起去延安，说是到了那里说不定能遇上萧军。

萧红沉默了。

就在那天，她已经把那根小竹棍当做定情物送给了端木蕻良。

聂绀弩暗暗替远方的萧军着急，他提醒萧红：“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

萧红听聂绀弩说到萧军，心中不由一颤，声音也变得有些颤抖，她故作镇定地说：“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她所说的要紧事就是她爱上端木蕻良这件事，就是她把心爱的小竹棍当做定情物送给端木蕻良这件事。

端木蕻良的个性大家都不喜欢，所以，人们都不看好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爱情，其中包括聂绀弩，也包括丁玲。他们到延安办完事后，打听到萧军就住在延安招待所，便顺利地找到了他。

萧军也是刚到延安不久，还没有正式投入工作，那天他正在无聊地看一本闲书时，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丁玲和聂绀弩。老朋友异地重逢，先是寒暄，寒暄之后聂绀弩进入正题，劝萧军跟他们一起回西安，再不回去萧红恐怕就彻底移情别恋了。

不就是和那个端木蕻良吗？萧军确信自己的魅力会在这场爱情争夺战中大比分胜出。他雄心勃勃地跟着丁玲和聂绀弩上了路，搭一辆军车奔赴西安，挽救爱情。

用萧军的话说，他和萧红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刺猬一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当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当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延安，一个在西安的时候，萧军这只刺猬又觉得孤单了，开始想念另外一只刺猬了，听说萧红和端木蕻良之间的感情发展神速，他决定随丁玲他们走一趟，想要挽救回他和萧红之间的爱情。

春深时节，萧军和丁玲一行回到了梁府街女子中学的院子。

丁玲先回院子，她离开半个多月又回来了，大家聚在她的屋子里迎接她，萧红和端木蕻良也去了，问候完丁玲走出房间的时候，迎面碰上正好走过来的萧军。

萧红和萧军四目相对，这曾经是她最亲近最熟识的爱人，现在她对他却有了陌生感。萧军望着因为怀孕身子已经变得有些笨重的萧红，就像当年在东兴顺旅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样，目光是深情的，不同的是，那时候的萧红肚子里怀的是人家的孩子，现在她怀的是自己的孩子。

萧红别过脸去，不去和萧军对视。

端木蕻良尴尬地站在萧军对面，上前一步主动拥抱了萧军一下，却不敢正视萧军的眼睛，目光躲躲闪闪。他无助地看看萧红，萧红的脸正扭向别处，他又向周围寻找求助对象，一下子瞄上了正要进房间的聂绀弩，就抓住救命稻草般跟着他进了屋，非常殷勤主动地拿起刷子帮着他刷衣服上的尘土。

他是想通过讨好聂绀弩，想让他关键时刻助自己一臂之力。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着实让人又恨又怜又鄙视。

萧军以为只要他一出现，萧红就会像以往那样，不计前嫌，奋不顾身冲上去和他重修旧好。这一次萧红表现得非常冷静，更确切地说，是冷漠。

西站团迅速给萧军腾出一间屋子，萧军进屋准备洗脸，萧红也跟了进去。

外面，暖洋洋的春风中，西站团的团员们大都在院子里，听说萧军来了，他们便知道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之间会有一场冲突发生。人或多或少都是有些八卦心理的，一看萧红跟着萧军进了屋，人们表面上在谈笑着与那场三角恋无关的事情，心思其实都集中在这边的屋门口。

萧军往脸盆里倒了些水，撩起水刚开始洗，萧红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那声音听上去轻松平静，似乎还带着微笑。

萧军擦着脸，心里很不舒服，嘴上还是回答：“好。”

萧红这一次神色变得严肃了些，她一字一顿地说：“若是你还尊重我，那么你对端木也须尊重。我只有这一句话，别的不要谈了。”

这句话只需说完就行了，她知道萧军也不会回答她。她表述完自己的意思，扭头走了出去，留下萧军怔怔地站在那儿。他刚到西安，一个回合还没有展开，就看到了自己的败局，他不甘，心里觉得憋屈，难受。如果败给了别人，也许还好些，偏偏败给了端木蕻良，这个他从来没放在眼里的男人。

这种酸味的失落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段爱情，一件物品，自己不喜欢了，可以闲置在那里，可以忽略他不重视他，却不容许别人当宝贝捡回家，当丢失的时候，才觉得其实那件东西还是自己喜欢的，却为时已晚。

既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萧军就想找机会和萧红单独谈谈，

傍晚，萧军匆匆吃过晚饭，去萧红的宿舍找她，约她出去走走，萧红答应了，但是拽上了端木蕻良。三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梁府街女子中学，这个散步团队让西战团的人们都屏住呼吸，这是什么节奏，会不会出门就打起来？

三个人各怀心事默默走着，近处就是莲湖公园，走到了公园门口，萧红停下来，这史上最奇特的散步团队整体都停止了前进。

萧红说：“我们到公园里去走走吧。”

若是在往常，端木蕻良会毫不犹豫跟着萧红走进去，这次有萧军在，他不敢贸然前行，只是偷窥萧军的脸色。夜色已经黑下来，脸色是看不太清楚的，但可以看出萧军并没有跟随萧红走进去的意思。

“天都黑了，到里边去干什么？”萧军自己不想进去，也不准备让萧红进去。

现在的萧红已经不是两个月前的萧红了，她执拗地坚持要进去，而且叫上端木蕻良，跟她一起去。

端木蕻良胆怯地看看萧军，沉吟了一下，最终选择留在原地。

萧红一个人走进了黑暗中的公园，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着，她希望有人响应她，至于跟上来的那个人她希望是萧军还是端木蕻良，她自己也不知道。

身后终于有了脚步声，从声音判断，是萧军的，端木蕻良没有跟过来，他没那个胆量。

萧红故意加快了步伐，就在萧军快要追上来的时候，她躲在了一棵树后面，让他失去了目标，听着他焦急地呼喊着自己的名字，萧红心中无比矛盾，他还是在乎自己的，现在如果她从树后面走出去，萧军一定会紧紧拥住她，他们就又回到了从前。

回到从前又怎么样？吵吵闹闹，好了分，分了好，那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她强迫自己不要出去。那一夜，他们走散了，什么都没谈成。

从那个夜晚之后，萧军变得非常消沉，他在以后的若干个傍晚，一个人走进莲湖公园，看隔年的残荷，看湖上的孤舟，想他和萧红过去六年生活中的旧事。别看他天天吵吵着闹分手，真的要分手了，他舍不下。

那个夜晚离开莲湖公园回到驻地，萧红告诉端木蕻良她已经和萧军彻底分手了，她边说边哭，哭得端木蕻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谁都无法安慰她的心，她也舍不下萧军，但她不想回到过去那痛心的日子，如果他再辜负她，再闹绯闻怎么办？

为了表示分开的决心，萧红把她保存的萧军的那些信件都还给了他。

萧军把萧红遗忘在临汾住处的那双小红皮靴带来了，亲手交给了萧红，问她：“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最喜欢的吗？为什么把它遗落了呢？你啊，总是这样不沉静，怎么能让人放心啊。”

萧红接过那双失而复得的小皮靴，心头也曾经一热，眼睛有了潮湿的感觉，但一想到端木蕻良就在门外等着她，就把泪水忍了回去。

萧军看着萧红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动情地说：“我有话说，我们是不是等孩子生下来再离，如果你不愿意要孩子，可以由我来抚养。”

萧红倔强地昂着头，但泪水已经不争气地留下来了。

现在你想起孩子的事来了，当初在临汾的时候，分离前的那次谈话，你说的那些绝情话，你都忘了？

萧军这次彻底绝望了，看来萧红是铁了心要分开了。爱已破碎如斯，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了。

西安是他的伤心地，不能再久留了。

他黯然离开西安，去了兰州。

重组的婚姻能走多远

萧军离开西安没几天，1938年4月底，萧红和端木也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去武汉。

对于萧红跟随端木蕻良去武汉这件事，大家都不赞成。丁玲极力劝说萧红跟他们一起去延安，萧红拒绝了，她的拒绝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她以为萧军已经到了延安，如果在那个地方再度和他相遇，两个人都会很尴尬，另一方面，因为延安对于她并没有那么大的诱惑性，她不想让她的写作更多地沾染上政治的成分，她想做自由的无党无派的文学人，她要给自己一个宁静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创作环境。她不像丁玲那样懂政治，只想寻找一处安静的温暖的港湾，安下心去写自己的作品。

她以为温文尔雅的端木蕻良，可以给她一个温暖的港湾。

回到武汉，他们决定重新住进小金龙巷21号寓所。萧红的日本女友池田幸子那时候也住在武汉，大约觉得萧红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不太合适，就邀请她住进自己家，并把家里最好的屋子给她腾出来。盛情难却，萧红答应了，当晚就住下来。

入夜，端木蕻良一个人住在那边感觉寂寞了，他和萧红刚刚进入热恋，热恋中的男女是难以安静下来的，这撩人相思的初夏夜，让他更加思念萧红，于是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端木蕻良，那个夜晚竟然走街串巷来到萧红借住的池田幸子家那间屋子的窗下，轻轻地呼唤起来。萧红醒了，她虽然怀着身孕，却猫一般轻巧地爬到窗台上，跳窗跟着端木蕻良回了他的住处。

这一幕恰恰被惊醒的池田幸子看到了，她惊骇地看着萧红跳窗跟着端木蕻良逃走，像夜猫子一样飞速离去。爱情的力量原来这样巨大，那个日本女人轻声在后面嘀咕：“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回到武汉，萧红认为最好的朋友就是胡风了，她带着端木蕻良到胡风家做客。也许端木蕻良觉得自己和萧红一起这样贸然出现，会引起萧军和萧红那些老朋友的质疑，所以快到胡风家的时候，他故意和萧红拉开一段距离，萧红进去了，他站在外面的蔷薇花丛的阴影下发呆，他不知道，其实比他们先回武汉的艾青等人早就把他和萧红在一起的事跟武汉的朋友们讲了。

在武汉，此时还有许多萧军和萧红共同的朋友，重新回来后，萧红发现，朋友们突然变得对她很冷漠。

因为她离开了萧军，和端木蕻良相爱吗？

按说不相干的外人，不至于这样嫉恶如仇，感情上的事情谁说得清，缘聚缘散，是每个人自己的因缘，别人犯不着在爱情上替谁打抱不平。

萧军的朋友们就替他打抱不平了，如果萧红离开萧军，找了一个他们圈外的人，他们是另一种心态，关键是她居然爱上了端木蕻良。

于是端木蕻良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都把怨气撒到他头上。

端木蕻良也觉得委屈。

在他和萧红的爱情中，他一直比较被动。

那时候的端木蕻良还是没有结过婚的青葱小伙儿，过去他是否谈过恋爱不知道，但是肯定从来没有结过婚或者和别的女人同居过，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和萧红的恋爱，就显得有些不对等了。萧红在他之前不但和三个男人有过实质性的婚恋经历，还为别人生过孩子，同时肚子里还怀着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还有，从年岁上来说，也比端木蕻良大一些。这样一场恋爱，让性格本来就懦弱的端木蕻良勇敢承当，真够难为他的。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端木蕻良不担当，在他和萧红的婚恋问题上，他还是有过勇敢担当的。比如带着萧红离开西安，回到武汉，公开两个人的恋情；比如不顾家里的极力反对，和萧红大张旗鼓举办婚礼。

在辽宁，端木蕻良家曹家是当地的大地主，她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大概长得很美，被父亲抢回家，变成自己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成了富人家的妻子，却并没有过上了养尊处优的奢华富贵生活，她的娘家或许出身贫寒，即使嫁入豪门，依然没有地位，要亲力亲为做一些苦活累活。母亲劳碌半生，只盼着养大儿子，娶回一房好儿媳，生了孙子，她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当最小的儿子端木蕻良把他和萧红的事情告诉母亲，母亲已经提到了半空的希望瞬间被摔得粉碎，她拼死不同意儿子娶回这样一个离过婚且带着拖油瓶的女人，她觉得这个女人不吉利。母亲的哭闹声让端木蕻良在他和萧红的婚姻上情绪一直高昂不起来。

经过认真反思，端木蕻良最终决定，不通知家里，他和萧红在武汉公开结婚，在汉口大同酒家举行一场婚礼。

这是萧红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婚礼。

端木蕻良觉得，既然两个人要结合在一起，就要通过婚礼给她一个名分，绝不能不明不白地同居在一起。这似乎也是在挑战萧军，因为萧军虽然和萧红做了六年夫妻，却从来没有过任何婚礼之类的形式，端木蕻良至少要在形式上胜出萧军一筹。都说端木蕻良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可是，要和萧红举办婚礼，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能做到这一点，就该给他点一个赞。

五月一个晴好的日子，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汉口的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在当时战火的武汉就算是隆重的了，虽然没有双方的家长参加，但端木蕻良三哥的未婚妻带着父亲和同学们作为亲属参加了婚礼，当时在武汉的许多文化界名流如胡风、艾青等以及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都参加了。有的人为萧军打抱不平，心里是不想去参加的，但是碍着萧红的面子还是去捧了场。

为了这一生中的第一次婚礼，萧红特意做了件新旗袍，尽量把衣服做得肥大了些，为的是遮住怀孕的体型。已经进入武汉的五月，天气炎热起来，只能穿薄薄的单旗袍了，那薄薄的一层无论如何也遮不住她浑圆的腰身，如果萧红是一个体态丰满的人说不定还不会太显眼，她本来就是单薄瘦削的女子，怀孕五个月的肚子真的是藏不住的。

新娘腆着一个大肚子，穿着一袭旗袍，在新郎的臂弯中走上婚礼。新郎穿着得体的西服，脸上和嘴角还带着大男孩的稚气，新娘幸福地微笑着，看上去有一丝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沧桑。明眼人一看他们就是奉子成婚，只是，这个孩子不是新郎的，新郎不是新娘肚里孩子的爸爸。

胡风为了渲染婚礼的气氛，提议让这对新人谈谈恋爱经过。

这个提议是一对新人没有想到的，这没在他们今天准备的议程中。端木蕻良看了看萧红，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习惯在公共场合讲话，萧红只好硬着头皮说了几句：“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过，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另外，我深深感谢端木，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满足的是，端木蕻良不会对她家庭暴力，不会打她骂她，这是萧军做不到的。在萧军名下的时候，她永远都是受气的小媳妇的形象，那些年她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娇柔的小女人。现在嫁给端木蕻良了，她从小女人翻身解放成为女汉子。

婚礼之后，萧红深情地送给端木蕻良一份定情礼物,礼物装在一个橘黄色的丝袋里面，端木蕻良打开一看，是几枚红彤彤的相思红豆，这几枚红豆是几年前鲁迅和许广平送她的，现在她送给端木蕻良了。

端木蕻良属于从小养尊处优的富家少爷，根本不会保护女人，也没有生活能力，家里家外的一切都要靠萧红支撑，萧红苦苦追求来的这个新生活并不幸福。他们在一起给朋友们最深的感觉是，萧红当初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外出，萧军挺着胸脯在前面甩开膀子走，萧红在后面迈着碎步紧紧追赶；现在和端木蕻良在一起，每每都是萧红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在前面开路，端木蕻良缩头缩脑远远跟在后面。

从温婉的小女子，变成顶门立户的女强人，萧红迅速适应着角色的变幻。

天气越来越热，萧红的体型越来越臃肿，但是她必须每天上街去买吃的用的，这些琐碎的事情端木蕻良是不管的。六月的一天，她上街买东西，顺便买了一张报纸，回家后慢慢浏览，其中一条消息让她的心情非常失落，那是萧军和王德芬的结婚启事，分手不过刚刚一个多月，萧军就恋上十九岁的女孩王德芬，而且是闪恋闪婚。

萧军在婚恋上是善于搞闪恋闪婚的，他和萧红当年也是这种模式。不过，和王德芬恋爱的套路与萧红是完全不一样的，遇上萧红的时候，她在婚恋道路上已经很成熟，王德芬则不同，她是一个单纯美丽的小女孩，从来没有恋爱经验。萧军那时自认为是被萧红甩了，所以觉得很没面子，要立即把丢失的面子找回来，他所谓找回面子的最直接办法就是立即找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结婚，一到兰州，就把目标锁定了王德芬。

萧军写给王德芬的情书是一般小姑娘招架不住的：

爱的！只要我一接近你，就感到一种眼睛看不见的温柔包围了我，真的会变成一个孩子了，像一只羊羔似的伏贴在你的怀中，任着你抚摸吧，我会在这抚摸中睡得香甜而美丽！爱的！爱的，当然有时我也希望你也变成一只羔羊，让我做这个母亲……是的，我不否认，我从你的身上感到一种我从不曾经过的爱！我一时用言语说不出来，总之它是珍贵的！不像蜜，也不像糖……它像唱歌里面的低音那样使人不能不感动！

这一招确实很实用，王德芬哪是萧军的对手，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他们就火速登报订婚。

报纸上萧军订婚的消息让萧红心如刀绞，虽然离开了萧军，她心里还是爱他的，当他彻底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的女人了，她的心底还是无言的痛，别忘了，她肚子里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如今，孩子他爸又娶了新娇娘，作为旧人，不论是以什么形式分手的，总会心酸失落一阵子。

其实，她如果知道萧军在新婚不到一个月，就移情别恋喜欢上一位去往延安的女学生粉丝，她应该为自己的勇敢离去而骄傲。那个她爱过的三郎简直太不让人省心了，给这样的男人做妻子，痛苦是没有尽头的，她的选择是对是错姑且不论，至少是结束了一种痛苦生活。

结束了一种痛苦，又步入另一种痛苦，只能说萧红遇人不淑，这是她的命，谁也无奈。

六年前的这个季节，她也是拖着笨重的身子，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成为萧军的女人；六年之后，她又以同样的尴尬，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

每次怀孕，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成为她的累赘。

萧军已经有了新妇，他不会在乎旧妇肚子里的孩子了。

他不在乎了，萧红还会在乎吗？

萧红不想生下这个孩子了，她准备到医院堕胎。

夏日的上午，天气凉爽的时候，她经常穿着一身宽大的服饰，到胡风家闲坐。胡风的妻子梅志也正怀着第二胎，两个孕妇大腹便便坐在蔷薇架下，抚摸着各自的大肚子，商量着一起找医生打胎。梅志想打掉孩子，主要是考虑到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带着个小孩子逃来逃去的太不容易了，萧红嘴上也是这么说，但是她想打掉孩子还有深层次的意义，就像当初不想让汪恩甲的孩子给她和萧军的生活带来阴影，她不想让萧军的孩子给端木蕻良的生活带来阴影。

恰好，梅志租房的那家房主人的夫人也怀孕了，听说梅志和萧红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想去打胎，就打算和她们一起去医院。

萧红、梅志以及房主人的夫人相约来到一家医院，组团去打胎。到了那里，医生提起手术费，一个人的手术费就需要一百四十元。

三个人一听，都吓呆了。这么贵啊，她们哪里出得起这么多钱。

孩子只好留下来，顺其自然在肚子中生长着。

做女人好难啊，萧红拖着笨重的身子步履艰难回了家。女性的天空在战争年代更低了，羽翼更稀薄了，身边的累赘更笨重了，她为自己的命运而哀叹。

萧红回家了，端木蕻良并没有关心她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看她没有买回菜来，就是满脸的不高兴，他饿了，还等着萧红回家做饭给他吃呢。

第七章  流浪的脚步在天涯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永远的一无所有，荒芜的亲情，惨淡的爱情，虚无缥缈的友情，为了寻找温暖，她无法停止流浪的脚步。

只有一张逃命的船票

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后，她感觉最疏远她的恰恰是过去最好的朋友，比如当时在武汉的东北作家群中的那些人，罗烽、白朗、张梅林等人。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的日子，爱情婚姻中有过多少痛苦，受过多少伤害，他们是最清楚的。他们大约觉得，当年萧军对萧红是有恩的，无论承受什么样的痛和苦，萧红都不能先提出和萧军分手，她主动离开婚姻，率先和另外一个男人结了婚，就是不厚道。另外，萧军和萧红的爱情曾经是他们心目中最浪漫最美好的爱情传奇，这个传奇因为多出了一个端木蕻良而破碎了，这破碎的美丽，让他们牵恨萧红，也牵恨端木蕻良。

张梅林从哈尔滨到青岛，再到上海，后来到武汉，一直和萧军、萧红相伴左右，突然间，萧红离开了萧军，她身边的男人变成了端木蕻良，张梅林从内心深处是不接受萧红的这次婚姻变故的，虽然早就听说萧红和端木蕻良又回了武汉，又住回了过去那个地方，张梅林的住处紧挨着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家，他却从来没有去过。

张梅林不愿意到那所房子去，过去那里住的是萧军和萧红，现在男主人变成了端木蕻良，他怕自己去了会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既然张梅林不愿意登自己的门，萧红便主动去看他。她放下身价，舍下脸皮，用她的真诚又寻回许多朋友，又挽回无数友谊，她和朋友们去找他聊天。

初夏的一天，萧红和几个朋友邀张梅林一起去蛇山散步。

张梅林兴致并不高，沉默地随着大家走着，他一直一言不发，过去在萧红面前，张梅林不是这样的，他说起话来总是停不下来。

萧红挺着大肚子和张梅林并排走，她一直想跟他谈谈，但好朋友的这个态度，让她心里难过。

“你不爱理我，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得不好吗？是因为我离开三郎，嫁给了端木吗？”萧红鼓足勇气，没头没脑对张梅林说了这么一句。

张梅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讪笑了一下：“这是你自己的事。”

“可是，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不仅仅是你，还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就好像我做错了什么。”

“哪里，是你多想了，哪里有什么眼色”张梅林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萧红委屈地说：“自从我从西安回来，你们看我的目光就变得不坦直，含蓄了。过去那个生活模式太痛苦了，我只是想换一种生活，不管我的选择对与错，已经走到了今天。我真心希望好朋友们给我一点温暖和鼓励，还像过去我和三郎在一起的时候那样。你们不理我，我好难过。”

她的眼角有了泪，张梅林沉默不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样劝她。

那段时间，萧红处在各种痛苦和焦虑中：朋友的疏远和不理解，因为怀孕越来越沉重的身子，武汉越发紧张的战局，各种焦虑使她变得很浮躁。她戒掉烟酒，想静下心继续写《呼兰河传》，却无论如何都难以安静下来。和端木蕻良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她在写作上没什么成就，也没有文字公开发表。

好在在武汉还有一个文人圈子，她在这个圈子里又结交了许多朋友，和臧克家、老舍等一些中国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交往密切。

和端木蕻良一起生活，并没有找到她所想象的幸福甜蜜。她挺着大肚子在端木蕻良眼前晃来晃去，那个刺眼的庞然大物在端木蕻良眼里是耻辱和累赘，蜜月还没过完，他就对她变得很冷漠。他和萧军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男人，他对萧红的态度就像一杯温吞水，从来没有炽烈地爱过，从来没有火辣辣的激情。萧军却正好相反，他打打闹闹哭哭笑笑，总要把生活和爱情搞出点动静来，那种打是亲骂是爱的剑走偏锋的极端爱情方式，让人过目不忘。

没了炮声，没了蝉鸣，没了燥热的夏夜，萧红躺在端木蕻良身边，听着他均匀的鼾声，抚摸着自己高似山峰的肚子，她会想起萧军，想起他山呼海啸的呼噜声，想起他火辣辣的爱。如果这两个男人中和一下该多好啊，她有时候这样想。

到了七月中旬，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急，日军的飞机不断来袭，重庆成为武汉人逃离的首选目标，东北作家群的朋友们也商量着一起去重庆，此时，船票已经变得一票难求。

端木蕻良的朋友很少，让他出去搞船票也真够难为他的。他本来认识的人就很少，因为和萧军的前妻结婚了，东北作家圈的许多朋友也不跟他来往了，最熟识的就剩下罗烽和白朗夫妇，听说罗烽也准备离开武汉去重庆，他就托罗烽买船票。罗烽费了很大周折，打通各种关系，也只搞到四张船票，分到萧红和端木蕻良名下的只有一张。

船票拿回家，两个人一张票，谁走谁留？

端木蕻良主张萧红先走，他觉得萧红怀着孕，到了重庆那边，她安全了，他也就放心了，自己一个男人怎么都好办。

萧红告诉端木蕻良：“还是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蕻良觉得自己丢下萧红，一个人逃命，将来会落下一个坏名声，他名下的坏名声已经不少了，不少人觉得他是萧军和萧红之间的男小三，如果再丢下怀孕的萧红逃走，那么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小人了。他说：“哪能让你一个留下来，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在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生活中，她一贯做拍板的角色，这一次她又果断拍了板：“好不容易有张票，不能浪费了，你先走吧。我在武汉还有许多朋友，留下来会有人互相照应。你留下来连个朋友都没有，局势紧张了，谁来照顾你？”

八月初的那个微雨蒙蒙的下午，萧红把端木蕻良送到码头。她一只手撑着雨伞，另一只手抱着笨重的行李，端木蕻良走在她身后，一只手捏着最流行的那种司的克，也就是手杖，像一个不太懂事的还需要妈妈呵护的大孩子，他的这种公子哥派头萧红也看不惯，但既然嫁给了他，就必须容忍他，她只能无语地轻叹一声，但愿他独自到了重庆能收敛一下这种不让人喜欢的个性，能好好生活。

远处，不时传来飞机轰炸的爆炸声，码头上人头攒动，比上一年他们从上海逃往武汉时的场面还混乱，这些逃难的难民，涵盖了各种身份各种社会角色，有西装革履的，也有背着棉被草席、挑着担子的。萧红腆着个巨大的肚子挤在人群中，看上去极其危险，随时有可能被人挤倒，但端木蕻良急着赶船，怕迟到一步赶不上了，顾不上过去扶她一把。

谢天谢地没误了航班，端木蕻良从萧红手中接过行李，和罗烽赶上了船。

端木蕻良真的走了，船启动的一刹那，他遥遥地和萧红四目相对，看上去像一个离开妈妈的大孩子，很无助的样子。

他走了，萧红放心了。

目送着那艘船消失在江面上，萧红才步履沉重地从码头缓缓往回走，路上，不留神脚下一滑，差点摔倒。

还好扶住了路边的一棵树，她把身体倚在湿滑的树干上，喘息着，让自己安静下来。

她又变成孤苦伶仃的孤家寡人了，她必须让端木蕻良先逃离这里去重庆避难，她觉得，她和肚子里的孩子不应该成为他的负累，这孩子和他没有关系，他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如果萧军在她身边，会拿着那张船票先走吗？

也许不会吧，倒不是因为他更爱萧红一些，依他的性格，他不会让一个怀孕的女人独自流浪在战火中，即使这个女人怀的是别人的孩子。

这就是萧军和端木蕻良的区别，就是因为这件事，端木蕻良成了天下人所不齿的那种灾难中抛妻逃命的无担当男人。

在这件事情上，端木蕻良觉得自己很无辜，他是奉萧红之命先走的，怎么就变得无担当了呢？过后想想，其实端木蕻良也不必为自己叫屈，按照中国人的理念，一个大男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把女人特别是一个怀孕的女人丢在战火中，自己先逃了出去，都会受到谴责。萧军打女人的耳光，背着女人搞绯闻，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他没有在灾难中丢下女人不管，端木蕻良在武汉大轰炸中让女人一个人守着孤岛，不管这个女人后来是死了，还是劫后重生，活得风风光光，他都会被诟病。

端木蕻良走后，日本飞机的来袭加大了密度，萧红独自居住小金龙巷，有时候，她感觉轰炸声就在不远处，骇人的爆炸声中，她会下意识地躲到桌子下或者床下，躲下了，身子笨重，费很大劲也站不起来。

她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困苦的生活貌似又回到了当年的哈尔滨时代。端木蕻良走的时候，只给她留下了五块钱，这五块钱，连交房租都不够。

萧红又一次面临独自流浪街头的厄运，遇到萧军之前，她一个人挺着大肚子流浪，离开萧军找到了她渴望的新生活之后，她还是一个人挺着大肚子流浪，命运真是作弄人，她寻找的爱情总是这样不确定，她寻找的温暖总是这样带着寒意，她害怕孤独，却总是时不时陷入孤独中。

她只有继续寻找温暖，她把求援的手伸向了朋友们。

汉口三教街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部是孔罗荪的家，那个地方是属于汉口的特三区，原来曾经是租界地，日军的飞机暂时没有光顾那里，那个地方成为朋友们的避难所，孔罗荪、蒋锡金、冯乃超、鹿地等人已经住在那里了。

萧红知道那里已经很挤了，所以提出自己想住进去的请求时，口气是弱弱的，她说，她可以睡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不用床铺，买条席子就行。

大家怎么可能让一个孕妇睡在走廊的地板上呢，就是再挤，也要给她一个地方住。1938年8月11日，萧红带着简单的行囊也搬了进去，成为那个大家庭新的一员。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执意要在过道搭个铺，她的性格谁也拗不过她，只好依她。

这些人都在等机会逃离武汉，等候买船票入川。

孔罗荪的家成了临时抗战文学活动中心和抗战文化的据点，大家挤住在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里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那浓浓的友情，浓厚的文化氛围，浓郁的文人情结，让萧红恍若回到了上海时代，回到了一年前的武汉时期。她又恢复了过去的活跃，暂且忘却了已经不属于她的萧军，忘却了离开武汉就音讯皆无的端木蕻良。一个有事业的女人，只有做回自己的时候，才是最充实，最受人尊重的。

没多久，胡风一家也搬到这边来了，这里真正成为了抗战文化大本营。

胡风不知道萧红住到了这里，当发现端木蕻良不在，就问她：“怎么没看到端木，他不和你在一起？”萧红告诉他端木蕻良去重庆了。胡风又问去重庆做什么工作？萧红顿了一下，她也不知道此时的端木蕻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临走的时候他说去当战地记者，就讪笑说：“人家从军去当战地记者了。”

在这个地方，大家从来不谈论端木蕻良，只有胡风来了才问了这么一句。在大家的心目中，端木蕻良丢下萧红不管，实在不够爷们儿，他们都为这个男人觉得丢人。萧红表面上很快乐，心里也是苦的，只是从来不表露出来。她用那种一贯的有些轻松有些直率的语气告诉胡风，冯乃超已经交代过了，过些日子让她跟着冯乃超的妻子李声韵结伴走。

住在这里的文人们共同的特点是穷，当然现在最穷的就算是萧红了，她已经一无所有，全靠着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朋友拿出钱来买吃的用的，这里进入了临时共产主义社会。在乱世有这样一个地方住，萧红真的很知足了，至少这里目前是安全的，武昌那边不断传来爆炸声，站在窗前向天空望去，就能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飞到不远处的武昌丢下几颗炸弹，于是，那一带便是火光一片。

幸亏离开了武昌，不知道昨天住的那个地方是不是遭到了轰炸，萧红点燃一支香烟，边吸边凭窗看着远处令人心悸的惨烈场景。

日军的空袭经常在夜间进行，窗外的夜空中火光冲天，作家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炮声隆隆的夜晚，他们煮上咖啡开文学研讨会，探讨怎样写好抗战文学作品。

萧红被这样的氛围所感染，那段时间，她写了小说《黄河》《孩子的演讲》等。

刚开始的时候，住在这里她什么都不用做，他们雇了一个女人帮着做饭打杂，雇来的女人也不是当地的，据说也是逃难过来的难民，大家从来不把她当外人，直到他们中最富有的一位把钱全部丢了，丢钱的同时，女佣人一起消失了，大家才哀叹原来他们雇来个女贼，后悔也晚了，钱没了，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也结束了，大家只能凑合着过，只能轮流做厨师。

李声韵是货真价实的大家闺秀出身，做饭上讲究养生美容，炖鱼不放盐，大家不敢把做饭的重任交给她，怕她做出来的饭没法吃，于是就到各个饭店订饭，锦江的炒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这些饭风味独特，只是太贵，吃了几顿就吃不起了，还要靠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萧红有时候也主动承担做饭的任务，她做的饭好吃，最受大家欢迎。她亲自到大街上买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做她最拿手的汤菜，这种汤菜是俄罗斯风味的，要就着面包吃，在武汉根本吃不到这样的美食，她做的那锅汤成为大家记忆中最美味的一顿午餐。

餐后的萧红点燃一支香烟，幸福慵懒满足，她让自己笼罩在淡淡的烟雾中，开始憧憬到重庆后的理想，她说她最小的最琐细的理想就是到重庆以后，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

说这些话的时候，萧红瞪着圆圆的大眼睛，一本正经的，李声韵嗤嗤偷着笑，孔罗荪斜躺在租来的沙发上眯着眼享受着饭饱之后的片刻安逸，他们这种不以为然让萧红很失望，她继续阐述她的宏伟蓝图：

“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是最能休息的地方。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萧红是敏感而前卫的，不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观念，都远远走在了前面，那个年代，她就想到了让作家的灵魂到美丽中去安顿，那个理想温馨而美好，似乎也很容易实现，但是，到如今，中国作家也没有一间这样的文艺咖啡室。

重庆，不见日光的米花街

买到船票的那天，大家都很兴奋，互相开玩笑说，离实现我们文艺咖啡屋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九月的一个夜晚，萧红和李声韵相携登上去重庆的船。继续留守武汉的朋友们看着朦胧的灯光下两个女人手挽手站在船上向他们挥别，萧红挺着高高的肚子很威武雄壮的样子，大家的心里还是觉得放心不下，大家担心的是，李声韵能照顾得了萧红吗？李声韵的父亲李书城是国民党元老，那时候曾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部长，李声韵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作为家里的娇娇女，从来没吃过什么苦，连她和冯乃超生的女儿都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回了奶奶家养着，人们都担心路上怕是萧红反过来要照顾李声韵。

后来的情况和大家猜想的差不多。

船启动没多久，刚到宜昌，李声韵突然大咯血。

李声韵脸色苍白，不断咳出鲜血，萧红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她几乎吓晕了，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同船的《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编辑段公爽出手相助，带着李声韵下了船，直奔宜昌医院，萧红不放心，跟着他们下了船。

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从船走上码头，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段公爽告诉萧红，李声韵放心交给他好啦，让她快上船，一个孕妇在黑夜的码头上确实让人不放心。目送着段公爽带着李声韵匆匆而去，萧红觉得一切像是在梦境中，好不容易等来了船票，两个人一直说结伴去重庆，李声韵又半路病倒了，自己这个样子，又照顾不了她，真让人心焦。

磕磕绊绊往船上走，天还没亮，眼前的景物看不太清，一个不小心，萧红被码头上纵横的缆绳绊倒了。

那时她已经怀孕快九个月了，九月的夜晚，地上冰冷。倒在地上她想爬起来，徒劳地费了好大劲，就是没办法站起来。她哀伤地躺在地上，腹中的胎儿因为她这一跌，躁动了一阵，随着她的平静，胎儿也安静下来。

是不是把他摔坏了？萧红抚摸了一下腹部，她怕这一摔摔掉了这个孩子，又盼着这一跤把胎儿摔出来，当她一个人面对艰难生活的时候，她生出一些恨，恨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恨萧军，也恨端木蕻良。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她拿什么养活他啊，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将会面临怎样的尴尬。

腹部没什么反应，也就是说没摔到胎儿。听着航船的汽笛声，大约是要开船了，萧红很着急，她继续挣扎着想站起身，还是站不起来。眼睁睁看着自己坐的那个船驶出码头，开走了，她搂紧自己的行囊，好在没把东西落在船上。

在冰冷的地上一直躺着，看着天上的星月渐渐淡去颜色，这陌生的星空不是呼兰河畔的深邃星空，不是上海的晴朗星空，不是武汉战火染红的星空，这里是流浪旅途的星空。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有人过来赶船，发现地上躺着个怀孕的女人，有好心人赶紧过来把她扶起来。

她站起来，试着走了两步，除了脚步有些蹒跚，没什么大碍。她的那趟航班已经走远了，她只能独坐宜昌码头，饥肠辘辘地望着不断逝去的江水，等着下一趟船。

九月中旬，萧红形单影只踏上重庆的土地，从武汉到重庆，一路上经历无数的艰险。

船到了重庆码头，一见到来接她的端木蕻良，萧红的眼眶就湿润了，现在端木蕻良就是她最亲的亲人了。

端木蕻良告诉她，昨天他已经来接了一次站，等到最后也没见到萧红的影子，所以，今天在武汉航班到达的时间又来接站，还好这次没扑空。

萧红坐上端木蕻良雇来的滑竿，她没告诉他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怕他担心。

此时的端木蕻良并没有像他自己离开武汉前说的那样做战地记者，而是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邀请，担任了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同时还兼职做复旦大学《文摘》副刊主编和编辑。他住的地方就是《文摘》的门市部，和别人挤住在一起，萧红来了，没有住的地方，暂时安排她住进了他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范士荣家里。范士荣来重庆比较早，租的房子大，家里住满了逃难的人，女主人一口一个曹太太叫着，萧红这才恍然意识到，这是在叫自己呢，端木蕻良的真实姓名不是叫曹京平吗，自己自然就成了曹太太。

萧红以曹太太的身份在范家住了几天，这里环境嘈杂，端木蕻良把萧红放在这里，就开始忙自己的工作了，根本顾不上萧红，他们虽然住进了一个城市，还和两地分居一样见不上面。

预产期临近，萧红感觉住在这里不是个办法，和范家人不熟，不可能让人家照顾自己，而端木蕻良这种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让他照顾产妇能靠谱吗？最重要的是，这个要出生的孩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萧红不愿意让他一边伺候月子人一边心里不舒服，就联系上了好朋友白朗。白朗六月份就已经陪着婆婆来到重庆了，当时住在江津，萧红准备搬到江津白朗的家里去。

好朋友有难，白朗当仁不让地要伸出援助之手。那时候，白朗的丈夫罗烽在外面忙“文抗”会的工作，经常不回家，正好可以腾出房子让萧红住，将来生了孩子，白朗的婆婆还可以帮着照顾月子，于是萧红又独自坐船来到江津。

又是一个人的寂寞旅途，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江津白沙的一处民宅里，是罗烽、白朗租住的家，萧红在1938年秋季，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段时间她先是无所事事的待产，实在无聊的时候就给朋友写写信，修改完成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稿，然后做衣服，给自己做，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她并不像即将做妈妈的女人们那样，陶醉在幸福的等待中，而是经常处在焦虑和烦躁中，动不动就发无名火。也许，在萧军的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她又想起了萧军，也许，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亲手甄选的新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不是她想要的那种生活，现在这种贫苦落魄的状态令她绝望。许多心里话大概连她最推心置腹的老朋友都不能说，那是她无法言说的隐痛，她对白朗说的最敞开心扉的一句话是：“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

这种焦虑一直延续到她临产，白朗把她送进当地一家私人妇产医院，顺产一个男婴，据说那个孩子低额头，四方脸，模样长得极像萧军。这孩子的模样更加勾起她的痛苦记忆，孩子很乖，不像第一个孩子那样哭个没完。白朗在萧红产后，尽心尽力去照顾她，送可口有营养的肉汤和饭菜，作为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好这对母子。

孩子出生后第四天，萧红告诉白朗，孩子昨天夜里抽风死了。说这些话的时候，萧红很平静，脸上没有太多的悲伤。

这个孩子的生死一直是一桩历史疑案，孩子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送人了，还是人为的夭亡了，谁也说不清。就在萧红言说孩子死亡的前一天，她曾经让白朗到街上给她买来德国拜尔产的镇痛药“加当片”，那天晚上孩子说死就死了，确实有些蹊跷。不过，按照常理，萧红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喜欢孩子的善良的女子，不会忍心对一个刚刚出生的幼小的生命怎么样，孩子出生前她那样细心地做了可爱的小衣服，或许那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确是抽风死了。

六年前，第一个孩子生下来，送人了。

如今，萧军的孩子生下来了，死了。

萧红的第二次生产程序完成了，她没有在妇产医院久留，稍稍恢复了一些体力，就出了院，穿着白朗为她准备的厚衣服，又独自从江津码头登上去重庆的客船。

和白朗在江津码头握别的时候，萧红凄然地说：“我愿你永远幸福。”

白朗说：“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萧红苦笑了一下：“我会幸福吗？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这声苦笑，她是已经对她和端木蕻良的爱情婚姻不抱希望了，设想到了自己的未来会以孤独而终结。

重新回到重庆，端木蕻良依然没有为她找到住处，不知是真的找不到呢，还是不积极寻找，总之萧红回来后依然没有一个家。她暂且住到位于米花街一个阴暗的小胡同里的老朋友池田幸子家，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也在那里借住。

米花街，名字听起来很好听的，萧红独自寻到那里的时候是早晨，街上的晨雾依然浓重，路边的街灯还没灭掉，绿川英子和怀着八九个月身孕的池田幸子到街上迎她，老朋友虽然只隔了几个月不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见到之后分外亲。产后已经恢复了一些的萧红，看上去气色不错，大眼睛很有神，也显得很娴静。来到这个不见日光的米花街，她立即融入这里的生活，为大家煮牛肉，聚会的时候谈天唱歌，当然，依然改不掉抽烟的毛病。

陪池田幸子住了一段时间，萧红在歌乐山保育院找到住处，就搬到那边去了。那段时间是萧红创作丰盛期，她静下心来创作了散文《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短篇小说《山下》《莲花池》等。后来，在重庆创作的几篇小说和在武汉完成的《黄河》一起结集为《旷野的呼喊》，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在歌乐山居住时写的散文与后来写的《放火者》等，一起收入《萧红散文》，1940年6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

胡风、梅志夫妇也到重庆了，在武汉的时候，萧红和梅志相约去打胎没打成，现在，梅志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可爱的小女儿。孩子出生没几天，萧红得到消息，手捧一株清香扑鼻的红梅去看望她。此时的萧红已经恢复了精神气，她穿一件黑丝绒长旗袍，在梅志眼里，她亭亭玉立，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那件旗袍是上个冬季她在等待孩子出生的无聊中自己做的，从在地摊上选了衣料、金线和铜扣子，金线沿边钉成藕节凹凸花纹，铜扣擦得锃亮。

穿越历史时空，可以清晰看到，手执红梅、高贵娴雅出现在梅志眼前的萧红是那样的美丽自信，那时候她还借住在池田幸子家昏暗的米花街，她必须靠自己调整心态，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尽管她和白朗分手的时候把未来说的那么灰暗，但是，未来还很长，她还不到三十岁，漫长的未来她要调整心态给不太平坦的路上铺上一些阳光。

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似乎并不是很默契，时常会感觉到寂寞，就像在上海的时候那样，她排解寂寞的方式依然是到朋友家串门闲坐。在上海的时候，是到鲁迅家闲坐，招惹得许广平经常不高兴，在重庆，她到迁到这里的朋友们家闲坐，照样也是打扰人家的生活。池田幸子生了女儿后，不愿再让人打扰，萧红看不懂人家的心思，一如既往地到那里去串门，池田幸子就对梅志抱怨过：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这怎么能行，我没有阿妈不行的。

这些抱怨，萧红是听不到的，她要到这些朋友那里寻找阳光和温暖，不知道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和不便。

胡风和梅志的家也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多年的老朋友了，彼此没说的，到了这里似乎更随意一些。梅志也对萧红无话不说，那一日，萧军从兰州给胡风寄来一封信，信里夹带着萧军的新婚合影照。正好萧红来了，看到了那张照片。

照片上，萧军和他的新婚妻子并排坐在山石上，相互偎依，一脸的幸福甜蜜。萧军身边的女子年轻漂亮，他们身边还温馨地坐着一只狗。照片的反面写着几行字：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

萧红无语沉默，脸色由红变青，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萧军的这张照片让她想起来她一生中最美好的爱情，如今曲终人去，最爱的那个人变成了别人的丈夫，她欲哭无泪，此时她才意识到，其实在内心深处，她还深深爱着萧军。

放下照片，忍下泪水，萧红强作笑颜对梅志：我走了。

刚来还没说两句话就要走，这不是萧红的风格，梅志看出来了，她似乎是在逃避什么，萧军是她一生永远的痛。

栖居北碚，为寻找一丝安宁

萧红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初夏，端木蕻良才把萧红接到重庆北碚黄桷树镇秉庄的复旦大学教授楼居住，这已经距离萧红到重庆的时间八九个月了。好事多磨，尽管等待的时间长了一些，住房条件还不错，他们住的那座楼房是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靳以等人也住在那里。

端木蕻良有了固定工作，他们一家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家里也雇了保姆，萧红无聊的时候，会带着保姆到镇子的集市上去赶场，买些日用品。现在不愁没钱了，她厌倦的贫穷生活告一段落，去市场买东西她可以像一个有钱的太太那样只需动动嘴，保姆就手提肩扛地把需要的东西买回家了，但她却找不到她刚到上海安家时的乐趣，不知道该怎样去追求享乐。

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苦闷，有时，她会站在学校的篮球架下望着远处的山峦云雾发呆，穿着蓝底白花旗袍的萧红大概还没找到做教授夫人的感觉，她会独自散步到嘉陵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想自己的心事，这江水，是不是让她想起了遥远的故乡，想起呼兰河，想起松花江。

离开呼兰河畔的故乡已经很久很久了，自己最牵挂的弟弟张秀珂参加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故乡已经没有人想起她了，但是，她魂牵梦绕的依然是那片土地，她正在着手写《呼兰河传》。

对于松花江，记忆最深的是和萧军在江边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那是她生命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如今，她和她的三郎劳燕分飞，今非昨，人成各。

嘉陵江畔，她的角色是连她自己都不习惯的曹夫人，这个陌生角色是她自己选择的，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去适应。

住进教授楼的萧红逐渐把自己的角色由女作家弱化为教授夫人，这样的角色定位增加了一些从属性，事实上，萧红对于端木蕻良的从属性也确实在一天天加强，她离过去的朋友们越来越远了，并且很少再到朋友们家中去串门添乱，她变得比过去懂事了，沉默寡言了。

从夏天搬到教授楼，到深秋时节，萧红像是突然成熟了很多，也老了很多，过去那个单纯幼稚的女作家萧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低调的教授夫人。秋色尽染的嘉陵江边，端木蕻良穿着时尚的咖啡色夹克，斜着肩低着头在前面走，萧红走在后面，穿着素色旗袍，天有些凉了，她在旗袍外面加了件红毛衣，这打扮类似于《红岩》里面的江姐，也是当时重庆最时尚的装扮。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当初，萧红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在街上走，后来嫁给了端木蕻良，刚开始的时候，是萧红走在端木蕻良前面的，从哪天开始，她又变成了这样的从属者？

梅志看见过萧红这样的背影，那背影消瘦骨感，两肩也比过去耸得更高，抬着肩缩着脖，背还有点佝偻，那年萧红还不到三十岁，今天，三十岁的女子还被称作女孩子，正是青春靓丽的好年岁，那个年岁的萧红的背影看上去却如同一个沧桑的中年妇女。

她永远不和她的那些男人肩并肩走在一起。

她永远没有最无忧无虑的快乐过，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端木蕻良当上了教授和刊物主编，还是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头茂密蓬乱的长发，那形象有些像现代动画片里的美少年，很帅气很艺术的感觉，这样形象的男子一般都活得洒脱，不但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女人，有时候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他很散淡，散淡得不食人间烟火，家里的俗事一件都不做，他教授的课程是下午两点开始，只要没有事情做，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蒙头大睡。天一黑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才起床，吃过午饭，有时候还能接着再眯个午觉，然后才去上课。

因为爱好睡觉，所以，他们家的窗户索性就用纸糊住了，为的是挡光，在那个时代，日军的飞机不断空袭，这样做大约也为了起到防空袭的作用吧，总之，他们家的光线很阴暗，一般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痛苦的。萧红强迫自己要适应端木蕻良的一切，适应他天一黑就睡，适应他赖床不起，适应他不和外界来往，适应他什么家务活都不做。她把一切都承担起来，烧饭做衣，饿着肚子等着他吃拖到中午十二点的早饭。端木蕻良喜欢独往独来，远离社会远离朋友，他很少陪着萧红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到外面拜望朋友，萧红只能独自从这偏僻的小镇子上走出去，偶尔走进山城去看望过去的朋友，当然，只是偶尔，她还要照顾端木蕻良的情绪，还要照顾他的生活。

空闲的时候，萧红开始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对她写得那些东西，端木蕻良不再像当初刚认识萧红的时候那样吹捧她了，他在一边睡他的懒觉，并不关心她写些什么，对她絮絮叨叨琐碎的写作手法，表现出一丝不屑和反感。

住在他们家楼上的邻居靳以见证过这样的瞬间。

端木蕻良的性格和萧军不一样，萧军经常会用拳头说话，招惹是非，按说文质彬彬的端木蕻良不会对谁动拳头的。不过，这个文质彬彬的人比较偏执，他偏执起来，还是会大打出手的，好在不是打了萧红，而是打了邻居家的女佣人。

几十年过去，那年那月的故事已经积上厚厚的尘埃，究竟因了什么芝麻粒大的琐事，引得端木蕻良一个大男人和女人动手，已经考证不清了，如果能让端木蕻良这样动气，一定是邻居家的女佣人不占理，那么既然打了就打了，气已经出了，然后再去处理打架的事就是了，男子汉敢作敢当，大不了就是到镇公所被拘留几天。

被打的人是一个泼辣的四川女人，常年吃辣椒的四川女子脾气火爆，性格泼辣，挨了男人的打自然是不依不饶。女佣的主人是复旦大学端木蕻良的同事，平时他和同事们从来没有任何交往，人家的女佣人挨打了，就更不给他面子了，便给自家的女佣人撑腰。有了主子撑腰的那个四川女人打上门来，撒泼打滚，说端木蕻良把自己打坏了，非要讨个说法。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端木蕻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躲进屋里把门一插，死活不敢出来了，他让萧红出去应对那个女人。

这样的阵势萧红也没遇到过，她一个女作家哪是一个乡村泼妇的对手，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一趟一趟跑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萧红柔弱的肩膀替端木蕻良担起这些本来不属于她的责任，她其实也委屈，也曾对人委屈地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最后，这件事情还是萧红请求靳以出面帮他们调停周旋，赔了人家不少钱，才息事宁人的。

男人闯了祸，让一个娇弱的女人去替他摆平，这件事成为周围的同事和邻居的笑柄，茶余饭后说起那个不敢担当的丈夫，大家对这种作家抱有很深的成见，用很瞧不起的口吻调侃：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原来作家就这点水平？

贪恋温暖的萧红，本来是想从一个缺少温暖的地方奔向温暖，她以为她寻找到的新生活会幸福温暖，她以为强势男人的拳头让她痛苦不堪，找一个儒雅的弱势男人，她就拥有了温柔的臂膀替她遮风挡雨，到最后，却变成了她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男人撑起一片天，她要用自己的付出为男人开辟一个安静的港湾。

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为萧军抄写书稿，换成了端木蕻良后，她又为端木蕻良抄写。她也是一个作家，是比他们还要优秀的作家，却心甘情愿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他们抄书稿上。对端木蕻良让萧红替他抄书稿这件事，曹靖华就真诚地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他对萧红说：“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他抄稿子呢？不能再这样。”

朋友们的这些话萧红已经听不进了，她走进了人生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在写作上她是个聪明的女子，但在爱情和生活中，她的智商和能力都比不上智商平平的一般女子。她的每一段爱情，刚刚启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她都掌握着主动，她是主宰感情的女王，三混两混，几个回合之后，她最后都沦为被人主宰的女奴，屡战屡败，她依然不汲取教训，依然不改她的手法和套路，从这一点来讲，她又是个笨女人。

在武汉的时候，飞机轰炸让萧红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她以为到了重庆就能躲开日军的轰炸。来到重庆后，她发现，这里并不是躲避日军侵略的净土，1939年的一年间，几乎过不了十天半月就有一次日机轰炸。到年底，连地处城外的北碚也不能幸免，飞机不分白天黑夜的开始光临这个地方，复旦大学也受到严重破坏。

生活在惊恐和不安中，萧红每个夜晚都在失眠，多雾的重庆天气潮湿，这个东北长大的女子对这里的冬天本来就很抗拒，日夜不得休息，进一步破坏了她的健康，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端木蕻良考虑不能再在重庆生活居住了，应当接着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此时，他的作品《大江》正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副刊连载，《大公报》副刊邀端木蕻良写《新都花絮》，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也邀端木蕻良为大学设在香港的“大时代书局”主编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随着与香港方面联系的密切，端木蕻良决定离开重庆，到香港发展。

《星岛日报》当时正由诗人戴望舒主编，他也向萧红发出约稿函，之后，萧红的作品《旷野的呼喊》《花狗》《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也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发表，香港文化界对萧红的作品是很推崇的。萧红的生命中，爱情和事业都居于很重要的地位，为了她和端木蕻良的爱情，为了她最热爱的文学事业，她决定离开火热的抗战前沿，远离战火，到遥远的香港安安静静地过温暖的生活，在平静安宁中完成她一直没有完成的《呼兰河传》。

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已经进入深冬腊月初。从重庆到香港的机票非常难买，就像从武汉到重庆一样，也许要等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买上票，他们只能把去香港列入计划中，想先托人买票，等票买好后再收拾行装，反正也没有多少值钱的家当，收拾起来也快。腊月初六那天，萧红陪着端木蕻良到了重庆城里，托朋友购买去香港的机票，那个晚上他们住在城里没回北碚，夜里得到消息，很凑巧这两天正好有去香港的机票，明天有一张，后天有两张。

端木蕻良说那就订后天1月17日的吧，两个人一起走。从武汉来重庆的时候，因为他一个人先行，到如今萧红的那些朋友们见了他还耿耿于怀，骂他不仁不义，他可不敢再一个人先走一步了。

如果后天就出发，他们就没有时间回北碚的家中收拾东西了，也没有机会和朋友们告别了，这样就有些太匆忙。

萧红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那些书稿，别的东西不要了也就罢了，自己写下的所有手稿还在北碚的家中，无论如何也要带走，那是她多年的心血，她一定要回去把那些稿子收起来带在身边，否则她不踏实。再说，也该和靳以、胡风等朋友打个招呼，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大家还以为他们失踪了呢。

这一次，端木蕻良态度很坚决，他的理由是从城里到北碚一天打来回根本来不及，书稿他将委托二哥的同学王开基夫妇帮着收拾，然后再寄给他们。实话实说，他真的不想和那些所谓的朋友们打什么招呼，他知道那些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他们，那些朋友不是他的朋友，而是萧军和萧红的朋友，他永远都不想见到他们，正好用行程匆忙做借口，不打招呼也就罢了。

2014年1月17日，农历的腊月初八，萧红跟随端木蕻良，几乎是两手空空坐上重庆飞往香港的班机，匆匆飞向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飞机起飞了，透过玄窗看着高空下微缩的渐渐远去的山城重庆，萧红的心中没有过去离开任何一个城市去往另外一个地方的那种从容和新奇，不知为什么，她有些不舍，对即将飞往的那个未来感觉心里没底。

飞机一路向南，离重庆越来越远，离她远在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家乡越来越远。一路上她沉默不语，听着端木蕻良在身边响起均匀的呼噜声，这个男人真是睡觉能手，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安然入睡。

她也觉得很疲惫，她想闭目养神，却心绪烦乱，没有来由的心神不宁。她想，也许到了香港就好些了，那里的生活也许会安宁一些。

如果她知道，此去她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这片土地，她年轻的生命将最终留在即将飞往的那个地方，她无论如何也要多看几眼下面这可爱的秀美河山。

他们离开重庆后，马上就到春节了，老朋友兼楼上楼下的邻居靳以有几天没见到萧红一家了，只有他们家的女佣人还在，问时，女佣人说主人去城里了，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直到后来，端木蕻良委托人来收拾东西，他才知道，萧红已经跟着端木蕻良去香港了。后来，靳以对梅志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

在朋友们的一片质疑声中，萧红去到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目的地。不管她是以屈就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去香港的，还是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当她离开这片热土后，并没有找到预想的温暖和快乐。

在香港，她依然是一个人孤单地行走着，一直走到最后。

第八章  凋零在浅水湾的梦

在生命最后一刻，她爱过的那些男人们都去哪儿了？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一部《呼兰河传》写尽悲欢

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从阴冷潮湿、雾气蒙蒙的重庆来到香港。

飞机停在九龙的启德机场，萧红走下飞机，潮湿的风扑面而来，这里的天气比重庆要温暖得多，有一步来到春天的感觉。

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已经事先为他们安排好了一个住处，暂让他们住在九龙尖沙咀诺士佛台三号大时代书局隔壁二楼，这是孙寒冰生命中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四个月后，孙寒冰就在一次日机轰炸中，在重庆复旦大学校园罹难。

他们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住的是个带阳台大房间，居住的条件与内地相比，似乎要差一些，但是一落脚香港就有地方住，在那个乱世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他们对这个住处很知足。

在这个地方，萧红住了近一年，一年后因为大时代书局调整房子，他们又搬到了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二楼大时代书局的一间小屋里。萧红和端木蕻良这最后住处的原貌究竟什么样我们已经见不到了，后来居住的乐道八号时代书店那片楼宇早已拆除，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购物中心区，他们当年居住的地方沧海桑田几经改建，那块土地上建过一座五星级大酒店凯悦酒店，后来又建了覆盖半条街的国际广场，古旧的痕迹一点都找不见了。

虽然与内地相比香港要温暖得多，在屋子里待久了依然很冷，特别是总赶上阴冷的天气，气温的总旋律还是清冷，萧红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总是咳嗽，她忍受不了这种南方的阴冷，于是便从街上购置了一个小火炉，用来取暖，也用来做饭。

家很快就安置好了，从哈尔滨到香港，这些年萧红不断地流浪迁徙，在脚步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不断地租住各式各样的房子，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动荡，也习惯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迅速安家，迅速熟悉新的生活环境。

七十多年前的岁末年初，萧红住到香港九龙尖沙咀之后，心情一直包围在陌生感和孤独感之中。从被俄罗斯文化浸染的哈尔滨走出来的萧红，走进被大不列颠文化熏染的香港，有些东西是似曾相识的。和哈尔滨街头一样，这里的大街上也行走着许多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只是，哈尔滨街头的洋人满嘴都是打着嘟噜的俄语，这里的洋人甚至中国人，都说着她根本听不懂的英语。即使不说英语，当地的南粤话她也听不懂，在这里有一种到了异域的陌生感。虽然是在朋友的安排下来到了这里，也有朋友接应他们，与内地相比，这里的朋友还是太少了。

不知为什么，这里总让萧红想起一个人在东京的日子，想起在东京时语言不通的陌生和孤独。好在有端木蕻良陪伴着她，否则，她真的不想生活在这个地方。

战火还没烧到香港，人们的生活从容恬静，井然有序。尖沙咀位于九龙半岛南端，从住的地方走不出多远，就能看到美丽的海湾。那碧蓝碧蓝的海，让萧红暂时忘记了正在进行的那场战争，忘记了他们刚刚从令人心惊胆战大轰炸的重庆逃出来。

只是，心情就是快乐不起来，总有一丝愁绪写在心头。

她曾经给朋友写信，叙说这里的美丽：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是多么恬静而优美，有山，有田，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这一切不正是我所梦想的写作佳境吗？然而啊，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马上就要过年了，这里年节的氛围和内地似乎也不一样，许多东北传统的过春节必需的道具，在这里也买不到。在这动荡的年月，过不过春节倒也无所谓，朋友少倒也清静，正好静下心来认真完成大部头著作。但是，人是群居动物，离群索居的生活是孤独忧伤的。

静静的午后，百无聊赖，萧红摊开稿纸继续写她一直魂牵梦绕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部书已经酝酿了近两年了，起了个头之后，写写停停，这两年一直没有完整的时间和合适的心情让她完成，香港的安静给她提供了继续写下去的机会和条件。这个下午她写得很顺，正沉浸在创作的酣畅情绪中，房门被敲响了。

会是谁呢？他们在香港没几个认识的朋友。

端木蕻良去开门，探头进来一个戴着眼镜个子高高大大的男子，这样的大块头，特别是那黝黑的肤色有些像东北大汉，萧红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就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进来的眼镜男谦恭地微笑着，那张笑脸密密麻麻布满细碎的麻子，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戴望舒。”

萧红惊诧地扭头看着那个自称戴望舒的眼镜男，他怎么可以是戴望舒？过去从来没有和戴望舒谋过面，但是她读过而且很喜欢他的诗，一直以为戴望舒这种将诗歌写得朦胧而优美的人，应当是个儒雅斯文的帅哥，没想到真实相貌会是如此类型的。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倒是一脸的真诚善良，让萧红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她放下走中的笔，迎上去和戴望舒握手。

此时的戴望舒是《星岛日报·星岛》副刊的主编，那个下午他们谈得很投机，俨然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么默契。

谈着，一晃天色已晚，到了晚饭时间，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饭。

第二天一早，戴望舒就又来了，他这次是来接萧红和端木蕻良到家中做客的，他的家在薄扶道香港大学网球场对面山坡的“林泉居”。那个时段，是这个一生爱情婚姻并不幸福的多情诗人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于两年前带着娇美的妻子穆丽娟和女儿朵朵从上海来到香港，比戴望舒小十二岁的穆丽娟那年不过二十三四岁，年轻美丽，小女儿纯美可爱，萧红一到他们家就喜欢上这一家人，喜欢上他们居住的优美环境。戴望舒一家欢迎他们搬来一起住，说这里更适合萧红写作。当时，端木蕻良的腿因为风湿病不能爬山路，只好谢绝了这一家人的好意。

因为萧红和端木蕻良总有作品在《星岛日报》和《大公报》发表，在香港，他们是有知名度的内地作家，他们来到香港的消息几天后就在叶灵凤主持的《立报》副刊《言林》发了出去。初到一个新地方就如此被关注，有几个人能有此殊荣，萧红总觉得到了香港后没了朋友，没了温暖，她是没捕捉到这些身边的温暖。

事实上，到了香港之后，萧红和端木蕻良的社会活动还是很多的。

2月5日，在大东酒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也就是香港文协，专门为萧红和端木蕻良来香港举行欢迎仪式。这样隆重的文化聚会让萧红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上海自己文学创作的黄金阶段，会议时间不长，主要的内容就是欢迎会。在来香港参加的第一个会议上，萧红穿着她自己缝制的那件最喜欢的黑丝绒旗袍善良登场，她给人的感觉，消瘦，端庄，秀雅，有女作家独有的个性。她和端木蕻良都在会上做了发言，她的发言，精简干练，是与抗战有关的，内容是关于重庆文化现状的，她的发言，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四处漂泊的女作家在国破家亡之时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为了进一步融入到香港的文化圈，他们加入香港文协，出席香港文协换届大会，不断结识文化界的新朋友，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不论是女子中学的三八主题座谈会，还是大学的文艺座谈会，萧红一般是有请必到，到了必发言。

香港文协举办的各种活动他们几乎都参加，那一年，萧红曾出席“黄自纪念音乐欣赏会”，参加文艺讲习会有关文艺的演讲活动，最重要的活动是纪念鲁迅先生诞辰六十周年和逝世四周年的两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筹备工作中，萧红接到一项任务，由她执笔写一部关于鲁迅先生的剧本，让鲁迅形象走上舞台。之所以把执笔的任务交给萧红，是考虑到她对鲁迅最熟悉。对于这项任务，萧红没有立即接手，她觉得，用舞台艺术形象表现鲁迅是件严肃认真的事，弄不好就会歪曲了鲁迅的形象，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经过再三斟酌，她决定用哑剧的形式来表达，哑剧沉默、严肃，适宜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物。

哑剧剧本的初稿是萧红和端木蕻良共同完成的，经过修改，那个哑剧的表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即使这样的忙碌，萧红一直在坚持她的创作。

萧红的创作是神速的，只要稿子写顺了，便文思泉涌。到香港后，她的《呼兰河传》写得很快，这里和平的大环境使她能静下心来，细细回忆童年的故乡，遥远的东北小镇呼兰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

这部小说的文笔也与过去有了区别，显得更加细腻，优美，那纯净的亲切的口语化语言，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她用唯美的散文式写作手法，用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看故乡的人和事。小说里面描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天真活泼的小团圆媳妇，孤苦无依的有二伯，贫困的磨官冯歪嘴子，这些小人物都是萧红童年时代生活中的人物，他们很草根，很平庸，甚至卑琐、落后、愚昧，他们的悲惨遭遇发人深思，萧红通过给读者描绘出一个悲凉的童话世界，来表达自己对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茅盾曾这样评价《呼兰河传》：“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部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以人物为中心的模式，而是一部回忆性、自传性的小说。

这部小说尚未写完定稿，就被戴望舒看中了，他从9月1日开始在《星岛日报》上对这部小说进行连载，一直连载到12月27日，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这部小说载完。《呼兰河传》边连载，边修改完善，到年底，算是正式定稿了，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

1940年的9月，对萧红来说，是她到香港后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呼兰河传》开始在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刊连载，她开始动笔写一部新的长篇《马伯乐》，就在那个金黄的九月，在上海的时候通过鲁迅认识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回国要途经香港，准备来看望。萧红得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她喜欢这个开朗有个性的美国女作家，从第一次见面她们就感觉对方对自己有一股独到的吸引力，也许因为她们都是有个性的文化女子，所以惺惺惜惺惺，很快成为好朋友。

快乐中的萧红是美丽的，尽管身体还不是很好，一如既往的消瘦羸弱，但是她的精神很好。到了香港后，她比在内地的时候时尚多了，添置了一件浅色的西服，发型也有了改变，不再是简单的直发或者梳两条干巴巴的小辫子，而是把扎好的辫子盘在头上，这发型在当时的香港是最时尚的，透着知性女人的妩媚和干练。

那个九月，就是这样的一身装束，她在家中迎来了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这次来香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一个女人终究经受不住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她的健康状况很差，这次是从香港回国治病。得知萧红住在香港，她第一时间就去九龙尖沙咀萧红的住处去看望她。当史沫特莱的颀长身影出现在萧红家的门口，萧红无限惊喜，两个人紧紧拥在一起，在史沫特莱的衬托下，愈发显出萧红的瘦弱。

史沫特莱一到，萧红和端木蕻良平时沉寂落寞的家立即生动热闹起来，史沫特莱响亮地笑着，说话也是大嗓门的，她这次见到萧红，发现她比过去更加清瘦娇弱，但是，比在上海的时候更增添了知识女性的优雅知性，总之，萧红变漂亮了。

只是，萧红居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有些差。当时史沫特莱住在香港会督英国人何鸣华博士的乡间别墅沙田地哨号玫瑰园，那里环境优美，居住和生活条件都是香港最好的，那个地方很适宜萧红写作。史沫特莱不管端木蕻良是否同意，自作主张就把萧红接到了自己住的玫瑰园乡间别墅。

在玫瑰园乡间别墅，萧红完成了《呼兰河传》的最后定稿，并继续写她的长篇讽刺小说《马伯乐》的续稿。

终点港湾玛丽医院

史沫特莱在玛丽皇后医院全面检查了身体，她的胆囊出现了严重问题，已经到了非手术不可的地步，于是，她在这家医院做了胆囊手术。手术很成功，她以为从此就完事大吉，又可以像过去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但是，回到玫瑰园，她依然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回美国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身体是事业的本钱，直到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一贯不知关爱自己的史沫特莱才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看着比自己年轻很多却病病弱弱的萧红，史沫特莱劝她也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这些年，萧红和医院打交道基本上都是生孩子这样的大事，她身体虽然一直很差，却很少去医院，很少看医生。她到了香港后，湿热的天气并不利于她的身体，原来就有的肺病似乎比在内地厉害了一些，有时候会咳嗽不止，她以为自己最近有些累了，忙完这段就会好一些，但是，她总有忙不完的事，总有写不完的作品。

刚到香港的一个夏日，萧红给重庆的好朋友华岗的信提到：“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

病恹恹的身体，无形中影响着萧红的创作，最终，她还算是听了史沫特莱的劝说，通过朋友找了两个中医，也吃了一些药，偶尔也会有些起色，不过没有完全治愈。

史沫特莱觉得，萧红应当住院治疗，不能总这样拖下去了。

第二年夏天，史沫特莱要离开香港的时候，萧红从玫瑰园回到自己的家中，那时候，萧红的家已经搬到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萧红搬离玫瑰园的时候，史沫特莱劝她将来也离开香港，或者回重庆，或者到新加坡。

萧红想了想，说：如果真的要走，她不想回重庆，最后是去新加坡。

她不是不热爱自己的国家，不是想逃避热火朝天的抗战，她还有许多要写的东西，只是想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安静静完成她的作品，仅此而已。太平洋战争眼看就要爆发了，他们已经嗅到了战争来临前的硝烟味道，去新加坡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端木蕻良正主持着《时代文学》刊物的编务工作，脱不开身陪她一起走。

萧红想，这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找个熟识的朋友一起走，不能像那年去日本似的，人生地不熟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寂寞也会把人寂寞死的。她又把目光转向朋友圈，鼓动茅盾夫妇和她一起去，茅盾当时在香港正编辑刊物，也离不开。

大家就劝萧红先不要急着走，等一等，会有人陪她一起去的。

作为好朋友，史沫特莱是很讲情义的，离开香港前，她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联系了香港最大的医院玛丽医院，帮萧红预约好了医生，让她抓紧时间去诊治。

然后，史沫特莱才安心离开香港，她不知道这一去，和萧红就是永别。

关于玛丽医院，它坐落在香港薄扶林道102号，是技术领先、设备一流的西式医院，因为这家医院是以英王佐治五世的皇后玛丽的名字命名的，人们习惯于将这家医院叫做玛丽皇后医院，单从这名字来看，就透着上层社会的高贵。事实上，这家医院也确实是贵族医院，里面的设施都是高档的，病房比一般医院宽大、整洁，院长是英国人，连护士都有许多蓝眼睛高鼻子的美丽西方小姐，医生是香港大学医科毕业的高材生，药品是一般医院听都没听说的新药。这样的豪华医院，虽然冠以公立的名声，一般人根本住不进去，它不接受一般患者的预约。萧红不好拂了朋友的好意，既然史沫特莱帮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妨去检查一下身体。

找到了史沫特莱推荐的医生，经过粗略检查，萧红的妇科病很严重，在她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就落下了这个病根，每个月有一次肚子痛，是痛不欲生的那种痛，每每到腹痛的时候，如同大病一场，几天不能起床。医生怀疑她的头痛等疾病大约也与妇科病有关，于是为她做了一次子宫手术。

头痛会与妇科病有关吗？我们不是医生，不好妄自断言，著名的玛丽医院医生的医术也是良莠不齐的，这次诊断并没有完全到位，因为手术之后，萧红的健康非但没见什么好转，头痛的毛病更加严重了，依然还是咳嗽。

秋天，健康水平每况愈下的萧红再次走进玛丽医院。

这一次，医院对她进行了系统的体检，通过照X光片子，才发现她的肺部有黑点，萧红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肺部患处多处已经钙化，按说这也没有什么大事了，医院给出的建议是，入院彻底治疗肺病，以防后患。

那个时代，肺结核病在中国内地基本等同于现在的癌症，不过，在医疗条件相对先进的香港玛丽医院，这算不上什么疑难杂症。

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日子过得穷困潦倒，周鲸文等朋友立即筹集资金，帮助萧红住进医院。医院的治疗方案是，用打空气针的方式治疗萧红的肺结核，所谓空气针，就是向胸腔中打空气，提高胸腔气压，把已经钙化的结核轰开，激活，让病人得到彻底治疗，这个医治肺结核的方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但有时候也很危险，如果空气量小，可分散到肺泡毛细血管，与血红蛋白结合，或弥散至肺泡，随呼吸排出体外，因而不造成损害；如果把握不好量，空气进入血管，能引起气体栓塞。

不过，与危险性这些副作用相比，打空气针的治疗作用还是比较显著的。

玛丽医院的一等病房是宽敞明亮的大房间，萧红住不起这样的高级病房，只能选择三等病房。三等病房的房间条件差得远，即使是这样的病房，一般人也是住不起的。

因为肺结核是传染病，萧红一开始住的是隔离病房。条件最差的隔离病房还不如三等病房，后来萧红就住在玛丽医院四楼的病房前方走廊的阳台上，阳台不是我们现在住房那种全封闭的类型，这所医院的阳台上没有窗，只有竹帘。按照医生的说法，患结核病的人就应该住在这种阳光和空气都很好的地方，让阳光照耀着，让风吹着，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有利于身体康复。

晚上，没了烈日的照射，竹帘便卷起来。无风的炎炎夏日或者炎热的初秋日，睡在这样的阳台上还是很舒服的，但赶上风大的日子，特别是刮台风的时候，住在这样的阳台上冻也要把人冻死。萧红就赶上过这样一次，那一次让她深深感觉到了香港的寒冷，她无助地在风中颤栗着，那一刻，特盼望有护士来照顾她，有亲人守在她的身边。

没有极好的护理，没有极好的疗养条件，萧红的病虽然经过治疗，并不见好转。她住的那个阳台外面，是美丽的海湾，刚开始住进来的时候，凭窗临海，可以面对蓝色的海湾，看潮起潮落，她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后来心情却越来越差。

住在医院里，什么稿子也写不成，她心里焦急，最焦急的是，花了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治疗疾病，却丝毫不见好转。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更会感觉到孤独寂寞，希望有人陪伴着自己，希望朋友们经常来看望自己。端木蕻良有自己的一摊工作，还要为她治病筹措资金，不会常陪在她的病榻前，朋友们的探视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三等病房每周星期三、星期四是探病时间，其他时间都不允许探视。

萧红盼望着周三和周四的到来，说不定会有朋友来看自己呢。

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那次是无意中在医院见到萧红。

她并不知道萧红住在这家医院，本来是探望一个自己住院的同事，她从楼下走过的时候，萧红正站在窗前，失落地向外张望，这个探病日没有朋友来看自己，从院子里她看到一个熟悉的女孩子的身影，认出是朋友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萧红的脸上绽出一丝笑容，她使劲招手，大声呼喊着柳无垢的名字。

柳无垢隐隐听到楼上的病房有女人在叫着自己的名字，她侧过身，眯着眼睛向上看去，发现在一个阳台上，一个女病人穿着医院统一的病服，披散着头发，正站在阳台上朝她频频招手，她认出这个女病号是爸爸的文友萧红。

柳无垢和萧红只是认识，见过几次面，算不上特别熟识。萧红实在是太寂寞了，但凡见到一个自己熟悉的面孔，就有见到亲人般的感觉。

那一日，柳无垢眼中的萧红是那般楚楚可怜，在香港那样炎热的日子里，萧红穿着厚厚的绒睡衣，比过去更瘦了，看上去非常疲惫，面色苍白没有血色，嗓子有些发哑，不能多说话。她说自己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她边说边咳嗽，有时候咳的说不成话。她说如果病情依然还是这样，她就回家，不在这里住院了。

柳无垢同情地对萧红说：“怎么会不见好呢，多到海滨走走是不是对康复有利呢？”

萧红无限落寞地看看窗外的海边，压着嗓子细声说：“刚做过手术，不能多走动。”

起初，朋友们都怀疑主治医生的治疗手法是不是存在问题。和萧红一起入住的还有三个这样的病人，其中就有一个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戴爱莲是叶浅予的女人，那时候，叶浅予和梁白波已经分手了，和戴爱莲爱得如火如荼，萧红和叶浅予的女人们真是有缘，总能住在一起。病房里，她和戴爱莲是邻床，人家也住在阳台上，也整天这样风吹日晒的，病情却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只有萧红，一天比一天萎靡，貌似病情也越来越重，到医院别的地方检查和治疗，都要由护士推着轮椅去。

像这种面朝大海的新鲜空气治疗法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另外几个病人用这种方法有效，到了萧红身上也许恰恰就适得其反。她没钱买营养品，身体底子又弱，瘦弱的身体哪里顶得住长期暴露在阳光空气中，日夜吹这种强劲的海风？特别是进入深秋之后，香港的夜晚也是很冷的，寒风阵阵袭来，萧红蜷缩在单薄的棉被中，每个夜晚都被冻得瑟瑟发抖，这哪里是住院治病，简直如同坐监受刑。她暗暗告诉自己，要坚持，要坚持，这样做是为了治病，为了尽快让自己康复起来。

一直忍到十一月底，她实在忍无可忍了，咬着牙也实在坚持不住了。

十一月下旬，香港夜晚的气温在天气好的时候也不过十五六度，赶上恶劣天气，会更冷一些。这样的气温下，暴露在寒冷的海滨空气中，冷风扑面而来，很快就把萧红身上单薄的被子打透，即使裹紧薄被，也无法安睡。萧红夜夜在寒风中失眠，就算是实在困极了偶尔入睡，也都是些冰冷的梦，关于哈尔滨冰天雪地的冰冷的梦境，让她总能想起正沦落在日本铁蹄下的遥远故乡，想起童年的呼兰河畔的故乡。甚至，有一次，她还梦到了自己从来都不喜欢的父亲，梦中的父亲已经十分苍老，醒来，她把身子缩成一团，蒙着被子坐在病床上，看外面的星月。这里是香港，是离家乡很远很远的地方，从一出身就经历坎坷的萧红，病倒在这遥远的远方，在这里，她并没有寻到她想要的温暖，这里的夜晚和家乡一样冰冷如水。

受了冷风刺激，她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

她想，必须赶紧出院，不然，会被活活冻死在这个地方的，她平生最害怕的就是寒冷，这医院的寒冷总能勾起她许多不愿回想起的记忆。

1941年11月下旬，在萧红自己的坚持下，她出了院，回到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自己的家中。

那间房子大约有两百尺左右，相当于大陆二十平米左右的房子，房子中间放了一张大床，占据了不小的空间，那张床看上去已经有些年头了，色调老旧，显得有些破烂不堪。室内还有一张书桌，比床的成色稍好一些。

这破破烂烂的家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比医院里温暖得多，至少，晚上不用在冷风中睡觉了，可以暖暖和和睡个安稳觉了。

萧红以为回到家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她的身体会逐渐好起来，可以继续搞创作。然而，脱离了玛丽医院阳台的冷风，她的病情依然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出院几天后，周鲸文和夫人，以及柳亚子都去乐道8号看望过萧红，那时，她咳嗽得比住院的时候还要厉害，嗓子完全变哑，连说话都成了问题，她有气无力地躺在家里那张破床上，来了朋友，想起身迎送，却没有气力爬起来，只能疲惫地躺着。

萧红病成这个样子，柳亚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感慨万千地为萧红赋诗写道：

轻扬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春韶鬓未华。

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

离开医院，萧红的身体不见好转。

依然是寒冷，萧红觉得，这个冬季异常寒冷，比哈尔滨的冬天都冷。香港的冬天，已经习惯了这种轻度潮湿寒冷的人们是不用点煤火炉子取暖的，最冷的时候也就是那么几天，穿上件夹袄就扛过去了。萧红耐不住湿寒，在卧室燃上炉子，情况才稍稍好了一些。

头痛、无力、剧烈的咳嗽让她无法安宁下来，无法拿起笔来写作。来看她的朋友们告诉她不要急着写作，先把病养好再说。

她听了大家的劝，决定好好养病。

时间已经是十二月初了，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现在回家了，端木蕻良依然顾不上她，他似乎比过去更忙了一些，连陪伴她的时间都没有。萧红心里多少有些怨，卧病在床的人都比较脆弱，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温情，但是端木蕻良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他不知道女人是需要体贴爱护的。怨恨和失落中，萧红不经意间就会想起萧军，想起她最需要一个有力臂膀的时候，萧军给她的爱，如果有萧军在，他不会整天把自己一个人扔在家里面不管的，虽然他照顾人属于粗线条的，却不会让她渴着饿着。

朋友们为萧红的病况担忧，他们觉得，萧红在家里这样的养病方式对身体康复不利，过些日子还是要到医院去。柳亚子和周鲸文正筹集萧红下一步治病的费用。

抱病在床的萧红并不清楚，此时，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在香港爆发。

1941年12月8日清晨，萧红被剧烈的爆炸声从噩梦中惊醒。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力地想爬起来透过窗子向外面看看究竟，那恐怖的声音在她听来这般熟悉，在上海听到过，在武汉听到过，在重庆听到过，一路被爆炸声追赶着逃到了香港，终究是逃不过去的，它又追到了这里。

爆炸声之后，是尖利刺耳的警笛声，又是在搞防空演习吗？似乎不像。

她心惊胆战地半坐着，凭着经验，凭着外面人们嘈杂慌乱的声响，心里清楚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地在香港爆发了，她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无处逃遁。睡在一边的端木蕻良也被爆炸声惊醒，他走出屋门，想到外面去看个究竟。

端木蕻良走出去，被时代书店的一个看门的伙计叫住，说有他的电话。

这个时候有谁会给自己来电话？端木蕻良过去接听，是不久前来香港的一个名叫骆宾基的东北文学青年打来的，他打电话是向端木蕻良辞行的，来香港三个月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给了他很多帮助，现在香港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内地。

骆宾基的电话让端木蕻良眼前一亮，他正发愁一个人无法转移病重的萧红，孤家寡人的骆宾基不失为一个好帮手，他在电话中恳求骆宾基能不能晚走几天，留下帮忙照顾萧红。电话那头的骆宾基似乎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下来，说自己马上过去。他住的地方离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很近，很快就可以赶过来。

端木蕻良心里踏实多了，他放下电话，放心地走出去，他知道骆宾基一会儿就赶过来了，他可以安心地去街上打探消息了。

端木蕻良走后，萧红六神无主地躺在床上，她好害怕，她想找一个人问问外面的情况，第一个想到的是柳亚子，柳亚子住的离她的住处不远，她挣扎着起来让人给柳亚子捎去一个便条，想让他过来一趟。

端木蕻良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给柳亚子送信的人走了，也没有回音，萧红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听到一声屋门推开的声响，她举头看时，进来的不是端木蕻良，而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他没有敲门直接就进来了，在这个时候，是顾不上讲究礼貌的，萧红现在特渴望有人来，不管来的是谁，她都会觉得有了主心骨。

那青年气喘吁吁的，惊魂未定，便先奔到萧红床前：“姐姐你没事吧？”

萧红认出来，来的这个人是骆宾基，来自东北的一个文学青年，前不久刚刚来到香港，十月份的时候，他们见过两次面，他是从浙东一带辗转过来的，是弟弟张秀珂的朋友。

萧红嘴角展出一抹笑容：“我没事，这不好好的。外面怎么回事？”

骆宾基说：“日本飞机轰炸香港了，这里不安全了。”

是的，萧红住的地方已经不安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轰炸机随时有可能轰炸这里，把这里化作一片灰烬。

“必须抓紧离开这里，实在不行就躲到九龙的农村去。”骆宾基急急地说。

此时，这个比萧红小了六岁的大男孩显得特男子汉的感觉。

到外面探听完消息的端木蕻良终于一脸惶恐地回来了，他说九龙启德机场那边已经被日本的飞机炸毁了，飞机场炸毁之后，想坐飞机离开香港是不可能了。他满脸愁苦，显得特别无助，特别没主见。端木蕻良见到骆宾基真的来了，也感觉很温暖，毕竟有个人帮他拿主意，他心里踏实多了。

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萧红以及萧军的相识，源于他们都是东北籍作家。

其实他的祖籍不是东北，而是山东平度，和萧红一样，祖上都是山东人，1917年生于吉林珲春，原名张璞君。

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骆宾基从小就怀揣着文学梦。上学的时候，他不是那种门门功课全优的学生，只上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北京大学旁听、自学过一段时间，又在哈尔滨精华学院学习过俄语，靠着学得不太系统的这些知识，在哈尔滨当教员，做编辑谋生。那时候，他在哈尔滨的文友中，经常听到萧军和萧红的名字，他成为萧军和萧红的铁杆粉丝。左翼文艺青年金剑啸是萧军和萧红的好朋友，骆宾基从他那里听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了，这个消息让他悟到，要在文学道路上有大的建树，必须到上海去。凭着对文学的一腔热情，十九岁的骆宾基流亡到上海，参加青年救亡运动，在上海左翼文艺阵营影响下，他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

骆宾基是幸运的，这部小说一动笔，他就和鲁迅联系上了，病榻上的鲁迅给他回了信。但是，遗憾的是，当这篇小说要写完的时候，鲁迅逝世了，茅盾又给了他大力支持，他的处女作报告文学《大上海一日》就是由茅盾主编的《呐喊》发表，《边陲线上》完稿后，茅盾又帮他推荐出版社，最后这部小说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骆宾基在文学道路上起步很早，起步之初就得到了文学巨匠们的提携，这增加了他在文学道路上的自信。骆宾基和萧红的渊源颇深，在上海的时候，他和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就认识了，因为他们同龄，因为他们都是从东北逃亡到上海的流亡青年，因为骆宾基和张秀珂的姐姐萧红都是作家圈的人，他们很快成为挚友。

来到香港，骆宾基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就是萧红。据说骆宾基临来香港之前，张秀珂曾委托他替自己去看看姐姐萧红。张秀珂认为，姐姐在香港得病住在医院，他不能前往探望，让自己的朋友替自己去看看，对姐姐也是一种安慰。

他乡遇乡人，那个秋日，萧红见到骆宾基特别高兴，听说他是弟弟张秀珂的朋友，她顿时觉得亲近了许多，几乎把这个小老乡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她把骆宾基引荐给端木蕻良，告诉端木蕻良要对骆宾基多多关照。

端木蕻良对骆宾基还是很照顾的，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编发骆宾基的作品，这对骆宾基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骆宾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个从东北过来的年轻人有情有义，听到轰炸声，他第一时间就来到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家，从这一点上来看，骆宾基确实很仗义。

早晨的一轮轰炸已经平静下来，骆宾基坐下来，和端木蕻良商量把萧红转移到安全地方的事。正在商量着，柳亚子匆忙赶过来了，虽然是寒冷的冬季早晨，五十多岁的柳亚子走得满头是汗，能看得出他心里很急，他把自己知道的最新消息带给他们，告诉他们这里无论如何不能久留了，要尽快转移。

萧红见到这位仁厚的长者，仿佛见到了救星一般，她紧紧握住柳亚子的手，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说：“我害怕！”

柳亚子安慰她说：“不要害怕，还有大家呢。”

骆宾基也安慰她：“不要害怕，还有我呢。”

这时候的萧红完全就是一个可怜兮兮的不懂事的孩子。她平时并不是特别不懂人情世故，但是，每逢到了最需要关爱的时候，就不再顾及别人的感受，本来大家很同情她，她的不懂事有时也会让人无奈甚至反感，比如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她每天泡在鲁迅家，引起许广平的不满。在这炮火连天的日子，年逾五旬的柳亚子冒着炮火来看她，他的家人还等着他速速回去商量逃难的事，萧红却不许老先生离开这里，她大概觉得，有父亲般的老者陪伴在身边，她会更有安全感。

大家哄着劝着，等萧红稍稍安静下来，让柳亚子脱身回了家。

萧红心理非常恐惧，她害怕自己会马上死去，害怕被大家抛弃，总感觉抓住些什么才能踏实，她紧紧抓住骆宾基的手。骆宾基坐在她身边，任她抓住不放，他轻轻拍着萧红的背安抚她。在骆宾基的安抚中，萧红疲惫而虚弱地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端木蕻良让骆宾基守着萧红，自己到外面办一些事情，前天，斯诺夫人给萧红汇来二百港元稿酬，他要去银行取出来，另外他还要买些吃的用的，以备逃难之用。

办完事情端木蕻良赶回来，就和骆宾基一起带着萧红转移，萧红睡意懵懂被他们唤醒，草草穿好外套，奔向街上逃难的队伍中。

街上一片大乱，到处是无头苍蝇一般寻找避难场所的市民。九龙已经被日军占领了，街上随时都能看到日军的铁丝网，现在只有渡海到香港。

白天渡海根本不可能，必须捱到夜晚，趁着夜色偷偷渡过去。

中共地下党组织了解到萧红的情况，已经派于毅夫和他们联系，并准备好了夜渡船只。骆宾基想回自己的住处把作品的手稿和平日穿的衣物带上，萧红不愿这个懂事的大男孩离开，他离开了，她怕他再也不回来了。端木蕻良就说，以后再回去取吧，骆宾基只好作罢。

入夜，萧红躺在一副临时做的担架上，冒着被日军巡逻人员发现的危险赶赴港口，连夜渡海到香港。

到了香港，他们先是赶到《时代批评》宿舍，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人们都到别处逃难了，然后他们又来到香港半山的住宅区，再转到铜锣湾，最后通过关系在思豪大酒店落了脚，住进张学良胞弟张学铭长期包租的一套房间。

思豪酒店的老板夫妇是东北人，一口亲切的东北话让他们立即有了到家的感觉。住进去的时候，天色已晚，萧红的脸上写满疲惫，不过住进这豪华的房间，她有些兴奋，强撑着精神没有昏睡。房间很大，过去应当是最豪华的一个房间，因为战争突然爆发，已经撤去了所有盖在家具上的精美的布艺伪装，现出了斑驳陆离的原形，这里的豪华透着破败，整个房间显得很诡异。

他们确实太疲惫了，从昨天早上的大轰炸，到这个夜晚，已经两天一夜没有休息了，即使是身强力壮的二十五岁青春小伙骆宾基也感觉到了疲惫，他瘫坐在沙发上，觉得自己已经一点气力都没有了。

这里虽然不敢说将来是不是安全，至少，现在算是安全的地方，今夜可以不用担心日军的炮火炸到他们的头上。萧红长吁一口气，灯光下，她看着把整个人埋在沙发中的骆宾基，这个从昨天起才真正熟络起来的弟弟很可爱，这两天真的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单是端木蕻良，她说不定今夜还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还要忍受炮火的袭扰，没准什么时候就葬身炮火中了。从大家的闲谈中，她听到，港九间海运通船今天已经中断了，昨夜如果不是冒险连夜赶到这边，就是想逃过来也难了。

那一夜，端木蕻良把萧红安顿好，和骆宾基交代了几句，只说是让他帮自己照顾着萧红，他要出去办些事，然后他就出去了。

大家都以为他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却一去就是踪影不定。

端木蕻良走后，又有朋友来探望萧红，应酬完探望萧红的来客，骆宾基告诉萧红让她好好睡觉，自己要趁着夜色回一趟九龙，把自己住处的《人与土地》的手稿抢回来，那部稿子他写了两年，不能让它葬身炮火。

萧红有气无力地说：“你回不去的，码头已经戒严了，回去是冒险。”

骆宾基说：“我偷渡回去。”

听骆宾基的口气是执意要走，萧红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他这一走也许永远再不回来了，她身边还有谁呢？他走了，她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她害怕孤独。于是，萧红哀求他不要离开：“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骆宾基沉默了，他的稿子就是他的命，朋友的命比自己的命更要紧，看着满眼是泪的萧红，他不忍扔下她一个人离去。不过，端木蕻良终究会回来的，今夜不回来，明天也会回来的，那么就等他回来后再去取。

那个夜晚，端木蕻良一直没有回去。

第二天，依然没有回去。

他们只在思豪大酒店睡了一个夜晚的安稳觉，之后，日军就从九龙山头架炮隔海轰炸香港市区，两天后，空袭也开始了，香港也不再是安全之地。

端木蕻良音讯皆无，他活着还是葬身炮火中了？骆宾基守在萧红身边，六神无主的，他还牵挂着他落在九龙的书稿。

萧红看出了他的心思，叹息一声，用嘶哑的声音低沉地说：“端木也许不会回来了？”

这话让骆宾基很吃惊，怎么会？他怎么会抛下重病的萧红逃掉呢？

萧红依然在低声自言自语：“我早就该与端木分开了，过去不肯分开是因为那时我还不想回家，现在我已然惨败，丢盔弃甲。我要回家，与我的父亲和解。我的身体倒下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她的语气哀婉，伤感，一张惨白的脸闪着蜡光，显得那么弱小无助。骆宾基彻底打消了离开她的念头，此时，如果自己这个弟弟也弃她而去，她一动不能动地躺在床上，还怎么活下去？

他决定留下来，用友情温暖这个一生苦难的姐姐。

想到自己有可能毁在炮火中的书稿，骆宾基还是盼着端木蕻良能快些回来。

永远的浅水湾，永远的萧红

对于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关系，没有婚恋经历的骆宾基是看不懂的。

端木蕻良说失踪就失踪了，连萧红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一个丈夫就是碍于情面，也不能丢下重病在床的妻子，突然离去杳无音讯。

过了几天，端木蕻良终于出现了，这些日子他做什么去了，他没有解释，也就没有人追问他。或许，萧红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失踪，或许，过去那些骆宾基看不到的日子，端木蕻良一贯就是这样三番五次的失踪的。

端木蕻良不知从哪里给萧红带了两个苹果，萧红冷漠地看着那两个苹果，问他：“你是不是准备突围离开香港？”

端木蕻良回答：“在等消息。”

骆宾基以为端木蕻良这次回来，是要带着萧红一起突围离开香港，他既然回来了，自己就可以回九龙找他的书稿了。但是，端木蕻良只在思豪酒店停留片刻，就又匆匆忙忙消失了。

他把病妻交给一个外人，把自己沉重的责任卸给了一个刚刚认识三个月的新朋友，好在这个朋友重情重义，比较靠谱。此时的骆宾基完全有理由像端木蕻良一样不辞而别，他和萧红，和端木蕻良都不过是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没有责任和义务在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一个病入膏肓的别人的妻子。

有人说骆宾基和萧红之间有男女之情，有姐弟恋情，细思量，这里面情是有的，却不会是多深的男女之情，充其量也就是友情和乡谊。对于骆宾基来说，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对刚刚见过两次面，见面时就已经容颜憔悴，已经病得爬不起床来，而且比自己大了六岁的大姐姐萧红，会有什么爱情上的非分之想吗？似乎不会。他对萧红的感情，更多的是粉丝对偶像的喜爱，以及因为朋友相托，不能食言的忠义之情。

至于萧红对骆宾基，感情上可能要复杂一些。端木蕻良的离去让她的心凉透了，骆宾基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她一生在感情上都非常依赖别人，非常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温暖，眼下能给她温暖的只剩下一个小她六岁的大男孩骆宾基。她对骆宾基，是危难时机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那种温暖支撑，是姐姐需要弟弟的亲情，也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窗外火光冲天的枪炮声中，有骆宾基在身边，她心里感觉温暖踏实。

相守在一起的那些天，萧红把自己一生的故事讲给骆宾基听，其中有关于她和萧军的，有关于她和端木蕻良的。对端木蕻良她已经彻底失望了，她说起端木蕻良，只是冷冷地说，她看不明白他在追求什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我们之间不能共患难。

这一生中，她遇上了几个不能共患难的男人，她的表哥陆振舜，她的未婚夫汪恩甲，还有现在还在她名下的这个丈夫端木蕻良。

她也遇上过可以共患难的男人，就是那个她一直忘不掉的萧军，她想，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萧军是不会丢下她不管的。

骆宾基也是一个可以共患难、敢担当的男人，但他不是她的男人，他只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小老弟。

思豪酒店已经没有客人了，他们居住的那个楼层变得空空荡荡的，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了。外面时不时的轰炸声，愈发衬托出这座寂寞的宾馆的空阔，只要醒着，萧红就不停和骆宾基聊天，只有不停说话，才能减弱一些她的恐惧情绪。

这些天的接触中，萧红很喜欢这个大男孩，和他也很亲近，有时候开句玩笑，也说过等她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这句话是不能当真的，听起来更像一句玩笑话。还有一句不是玩笑的话，就是炮弹落在离他们居住的宾馆很近的地方，萧红以为很快就会炸到这里来，曾经对骆宾基说过：“我们死在一起好了！”在生死关头，说这句话的时候，能带着几分深情？

萧红并不知道自己的健康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外面的战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她抱病躺在床上，还憧憬着等身体好了，就回老家呼兰。她有些想家了，甚至有些想念她并不喜欢的父亲张廷举，她在1941年写的《小城三月》中，父亲就不再是冷酷的封建家长了，而变成了开明绅士，随着离家越远越久，她越开始怀念那个远在天边的家，和家里那些与自己血浓于水的人。她不知道，其实父亲也在变，随着一天天老去，他也开始反省和后悔自己当年对女儿的冷漠，到了晚年，他请别人帮忙在图书馆查找萧红的作品看，和一些老朋友小聚的时候，他端起酒杯说起女儿，会老泪纵横。那时候，萧红已经死去了，父亲的原谅她没有听到看到。

萧红在生命最后的那段时光，想到的是等她病好了，要回到老家续写她的《呼兰河传》第二部。她还要邀几个朋友和骆宾基一起，共同完成一部表现红军长征题材的小说。

这样的美好憧憬最终停留在了梦想阶段，战争进入了升级版，12月18日夜，日军和守土英军隔海展开激烈炮战，旅店的客人们都躲进了酒店地下室，萧红已经虚弱到不能行走的地步，骆宾基陪着她依然住在五楼的客房里，骆宾基知道这种陪伴面临的是生命危险，他没有逃离，一直陪伴在萧红身边。

那个夜晚显得无限漫长，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响，在近在咫尺的隔壁，他们随时可能变成炮灰。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端木蕻良居然回来了。

思豪酒店昨夜已经被炮弹炸到了，这里已经十分危险，端木蕻良雇了民工抬着萧红往后山别墅转移。一路上，不断有炮弹落到他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抬到半路上，民工说这里太危险了，他们丢下担架想不抬了。这时候，骆宾基想的是，如果他们逃走了，他就和端木蕻良一起把萧红抬到目的地。还好，民工们被即将到手的那点儿工钱诱惑着，总算是把萧红抬到半山腰一幢四壁空空的弃置别墅。

刚刚来到这里的当晚，这个所谓安全的地方就遭到了炮弹袭击。

端木蕻良对骆宾基说，他要下山另想办法，让他好好照顾萧红。

这次真的不能冤枉端木蕻良，他下山后确实是去想办法了，经过一番曲折的周旋，才把萧红抬下山，住进告罗士打酒店。

刚住进去两三天，日军就登陆香港了，听说这家酒店马上要成为日军指挥部。端木蕻良和骆宾基抬着萧红立即转移，走出酒店，不知道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先是在何镜吾家落了一下脚，之后住进中环一家裁缝铺。他们刚离开告罗士打酒店，日军就占领了那里，并把那家酒店改名为半岛酒店。幸亏早出来一步，想想好后怕。

临时落脚的那家裁缝铺也不是理想的避难所，不安全是一方面，另外条件极差，屋子里阴暗潮湿，光线极差，白天也要开灯，吃饭问题也没法解决。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的分工是，骆宾基继续守在萧红身边，端木蕻良到外面寻找更合适的住处。也就是说，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端木蕻良就把自己解脱出来，把陪伴守护萧红的担子交给骆宾基。端木蕻良只负责对外联络的事情，守在萧红身边的只有一个骆宾基。

端木蕻良神秘兮兮的，基本上属于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后来在一生打不完的官司中，骆宾基说萧红最后的四十四天都是自己陪在身边，端木蕻良逃脱了自己的责任。

随后在周鲸文的安排下，萧红住进时代书店后面的斯丹利街另租的书库里。

书库很宽敞，除了一些码放整齐的存书，就是为萧红安置的一张床。一代女作家在战乱中抱病颠沛流离，最终能有这样一个去处，守着满屋子的书香，她很满足。圣诞平安夜的午前，她搬进了书库，就在那个下午，新一轮大规模的轰炸就又开始了。

书库里面，书香阵阵，书库外面，炮声震天，到处弥漫着硝烟味。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萧红的身体更加虚弱，呼吸都困难了。书香的味道是她最喜欢的，在这个味道中她安静下来，昏昏沉沉睡着，不再去思量外面的枪炮声，她已经无力去想那么多了，时局已如此，只有听天由命。

那个圣诞前夜的傍晚，一杆白旗在港督府竖起，港督无奈投降了，香港彻底沦陷。

枪炮声归于寂静，萧红的病情却变得险恶起来，她一直在昏睡，如果不抓紧时间送医院救治，只怕会有生命危险。战乱中，找不到几家开业的医院，只有一家号称香港最好的私立医院——养和医院还在营业，他们把萧红送进去经过检查，医生说萧红肺气管里有瘤，必须立即实施手术切除。

端木蕻良本来就是优柔寡断的人，他拿不定主意，年轻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骆宾基也无法帮他做决定，依照端木蕻良的初步意见，最好还是不开刀，保守治疗。

或许是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望，萧红想快一些把病治好，她自己拿定了主意，亲自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她对端木蕻良说：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

刚刚完成手术的时候，当时表面看起来很成功，萧红的病情有了好转。

看萧红情况稳定下来，有端木蕻良在她身边陪护着，骆宾基决定回一趟九龙，把自己的手稿带出来。另外，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换洗衣服，浑身都馊了，他要回住处带几件换洗衣物。

骆宾基离去之后，萧红的病情又出现反复，她突然胸痛得厉害，声音更加嘶哑，这一次手术，进一步缩短了萧红的生命旅程。那家私立医院面对病情突然恶化的萧红束手无策，端木蕻良连夜把她转到玛丽医院。

玛丽医院还没来得及对萧红实施救治，那家医院就被军管了，萧红又被转到一家法国医院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

来到圣士提反女校临时救护站的时候，萧红已经奄奄一息。

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趁着清醒告诉端木蕻良，她若死了，将来把她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现在回不去，要用白色的绸子包裹自己，先埋在一个面向大海的风景区；让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去趟哈尔滨，找到她与汪恩甲生的女儿；端木蕻良要保护好她的作品版权，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商市街》的版税留给她的弟弟，《生死场》的版税留给萧军，《呼兰河传》的版税留给骆宾基。此时，她把这些天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的骆宾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把刚刚完成的《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足以看出她对这个小老弟的深情厚谊。

骆宾基回到九龙的住处，那里经过了炮火的洗礼变得一片狼藉，还好，书稿还在。他通过重围再次返回时，却找不到萧红的踪影了，听说转到了玛丽医院，他去了，那里已经被军管，医院的牌子也变成了日本陆军医院，门口有日本兵站岗。骆宾基怀里抱着苹果，冒险进去寻找，医院已经人去楼空，没有萧红的踪影。他只好回到时代书店的书库，等来了端木蕻良，才知道萧红已经住进了圣士提反女校临时救护站。

骆宾基匆忙赶到圣提士反中学，萧红昏迷着，气息很微弱。他走过去，握紧萧红的手，萧红感觉到了另外一双手的温暖，她稍稍清醒了些，慢慢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骆宾基，大约是想挤出一丝笑容，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

骆宾基把萧红半扶起来，躺在自己的怀里，他觉得这样萧红应该更舒服一些。

萧红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头，她娇弱地倚在骆宾基怀里，已经说不出话，但是心里很明白，明白自己已经不久人世，目光中闪着一丝倔强的不甘。

她示意让骆宾基找来纸笔，用最后的力气，在纸上写了一生中最后一段话：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2日中午12时，三十一岁的萧红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和不舍，饮恨而逝，她死在了骆宾基的怀里。这个最终把她拥在怀里的男人，不是她的任何一任丈夫，属于她的那些男人们都没有在她弥留的最后一刻给她一点温暖，她感觉到非常冷，她渴望有人给她温暖，给她爱。

但是，曾经属于她的那些男人，都没有能把这些给她。

她不甘，她只有三十一岁，她的眼角带着一滴泪离开人间，还有那么多没来得及写的作品等着她去写，只有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到处是硝烟战火，萧红想葬在鲁迅墓旁的遗愿一时难以实现，端木蕻良选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把她葬在了这里。这个地方面向大海，风光旖旎，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相信萧红会喜欢这里。当时，写着“萧红之墓”几个字的墓碑只是一块简陋的木板，在那个形势下，没有条件立更好的墓碑。

从此，萧红永远留在了这里，香港美丽的浅水湾。

不过，浅水湾的萧红墓里只葬了萧红一半骨灰，另一半却葬在了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这里是萧红逝去的地方。之所以分葬两处，是怕埋在浅水湾的墓得不到保护被毁掉，因为浅水湾是风景区，不能葬人，而且，日军已经占领了浅水湾，这个墓随时有可能被毁。

后来，萧红被埋葬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迁回广州银河公墓安葬，她只是回到了广州，永远没有回到鲁迅先生身边。

而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后山的萧红另一半骨灰，因为埋葬地树木茂密，端木蕻良再也找不到埋葬的地方了，萧红的这半骨灰永远留在了香港。

萧红走了，她爱过的恨过的嫁过的没嫁过的，与她有着爱情、友情等千丝万缕关系的男人们都还在。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在萧红刚刚逝去的那些日子，还是很和谐的，他们一起送走萧红，一起埋葬了萧红，一起离开香港，逃回广西桂林。

之后的若干岁月中，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之间因为萧红，却是说不尽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形成一个个扑朔迷离充满悬疑的文坛公案。

事实上，这一切，与长眠地下的萧红都无关了。她已经静静地走了，不再需要伤痕累累真真假假的爱情，不再需要永远抓不住的温暖。

最终，没有哪个男人落在了她的名下，没有哪个爱人对她情有独钟，那所有的过眼烟云般的情感故事，不过是喜欢八卦的人们嘴里的花边新闻。

只有那些不朽的作品永远属于她。

《生死场》《呼兰河传》至今还被人们喜欢着，流传着，有这些，就足够了。

萧红，人们不会忘记这个才情横溢的悲情才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最是清醒落寞人 / 牧来著.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4

ISBN 978-7-5699-0190-0

Ⅰ.①张…Ⅱ. ①牧…Ⅲ.①张爱玲(1920～1995)－生平事迹Ⅳ.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140号

丑牛系列之民国的婉约

张爱玲：最是清醒落寞人

著    者|牧  来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总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樊艳清

文字编辑|古  杨

装帧设计|张子墨

责任印制|刘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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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0190-0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爱到倾心，蒙眼爱

著名导演李安曾这样评价张爱玲：“张爱玲是个没有爱的人。有时候我们会奇怪，她既然那么了解男女关系的本质，为何还要飞蛾扑火？张爱玲是个有心理疾病的人，这是几乎所有经历童年阴影、不得父母疼爱的人都有的问题。”

李安所说的“童年阴影”指的是张爱玲幼时的家庭不幸。父亲是一个不思上进的贵族遗少，母亲则是一位美丽勇敢的现代女性，这两者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只是这悲剧的最大受害者不是两位当事人，而是他们的女儿：张爱玲。

张爱玲很小时，母亲为了离开这个迂腐没有生气的家，便偷偷跑去英国留学，张爱玲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亲娶进门的姨太太负责的。等她十岁时，长期分离的父母终于选择了离婚，张爱玲继续和父亲一起生活。等她十四岁时，一个梦魇般的女人出现了：父亲迎娶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用蕃性格乖戾，常常在言语和生活上折磨张爱玲姐弟，父亲又总是站在后母那边，这让张爱玲的性格愈发敏感内向。一次，张爱玲因为和她发生激烈的争执，竟被父亲拘禁半年之久，期间甚至差点死于疾病。最终，她在佣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有回过父亲的家。

这就是李安口中的张爱玲的“问题”根源。我们当然不否认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但就张爱玲而言，这条规律真的适用吗？张爱玲真的是个病态的，没有爱的人吗？著名学者巴特夫妇曾说过：“历史大部分靠猜测，剩下的则是偏见。”对张爱玲的种种，每个人都只能尽量摒除错误信息和私心杂念的干扰，做出一个符合自己逻辑的“猜测”。

李安猜张爱玲没有爱，我却猜她有。而且，她的爱，比这世上绝大部分人都要来得深沉厚重。

首先是对文字的爱。张爱玲幼时兴趣颇多，音乐、绘画、英文样样拿手，她还曾在《天才梦》里幻想自己将来要在金色的大厅中开钢琴演奏会。但真正让她心心念念的却是魅力无穷的文字。文字是她慰藉家庭苦闷的挚友，也是疗愈她性格缺漏的良医。

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她就因为突出的文采被国文老师赏识，将其几篇文章发表在校刊上，她还因为文学的关系结识了好友张如谨。若没有文字，她的苦闷便没有疏泄的渠道，她的自尊便没有赞美的填补，她的生活也将失去友情的丰富。正是因为文字给了她这么多，所以她将一生都交给文字，无论命运舒皱晦明，她都矢志不渝。

她用亲身经历写《不幸的她》，用一本正经的“孩子气的认真”写《论卡通画之前途》，用无拘无束的幻想写《天才梦》，用细腻的观察记录写《沉香屑》，用精致瑰丽的才情写《倾城之恋》，用对往事的豁达写《童言无忌》，用对文字的虔诚写《自己的文章》……

就这样，她从1932年的处女作《不幸的她》一直写到1994年的最后一本《对照记》。她用六十多年的时间和文字热恋，并将这恋爱经历毫无遗漏地印刻在纸丘上，任路过的人取阅评说。

其次是对亲人的爱。张爱玲敏感内向，从不轻易表露感情，但她却清楚地记得每个人对自己的恩情。她从父亲家里逃出后在母亲和姑姑那居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母亲为她的花费她一一记在心里，等后来写作拿了稿费，便存了二两金子打算还给她。姑姑对她的长期照顾她也牢记心中，1980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得知姑姑境况不佳，便将自己在国内的著作版权交由其丈夫李开第先生处置，所得稿费也一并赠予这两位老人。

最后是对恋人的爱。在爱情的密林里，张爱玲就像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原本顺着大路走得很顺畅，却突然被一个迷幻动人的声音所吸引，便循声而去，渐渐迷失在丛林深处。路上纵有千般阻隔，途中管他万种绞割，她亦无怨无尤。这是因为：她早已主动将自己的眼睛蒙起，只是定定地听着那段迷人的旋律。所以，伤痛不再是问题，距离也不再是困扰。至此，除了找到那个花开成海的伊甸园，她唯一的结局只能是：堕入永远无法逃离的深渊。这是痴爱，也是愚爱，但不论如何，她的爱是真的，没有分厘的利益计较，也没有丝毫的怨尤悔恨。

当然，蒙起眼睛的过程中，张爱玲也免不了对周遭的一切感到莫名地没有把握，时而敏感多疑，时而恐惧不安。对胡兰成的不敢信任，对桑弧的不够勇敢，都像普通女人一样。但张爱玲终究是个传奇的女人，她的犹豫和恐惧只会短暂地占据心神，天明时，当爱人出现在她面前，她依然会坚定地握住他的手，让他牵引自己——无论哪里是目的地。

蒙起眼睛的人生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张爱玲让人唏嘘的一生，在她自己眼中，却并没有那么不堪。正如她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写的那样：“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过去，但现在应该快乐。这就是张爱玲的人生哲学。

一切都会过去，但张爱玲不会过去，她甚至从未离去：她用瑰丽的文字和痴绝的真情蒙起我们每个读者的眼睛，成了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最清澈温暖的秘密。

牧  来

2015年1月于南京

上篇  她是海上吹不停的风

精致，心是一首妥帖的诗

对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早已不再是一个代表文采与天分的名字，而是展示生活情调、彰显时尚品味的精致形容词。张爱玲的背后不再是动人的文字、天才的比喻、深刻的剖析，而是老上海、织锦缎、青花瓷……

的确，张爱玲从未掩饰过自己对衣饰的钟爱：织锦缎夹袍、青花瓷旗袍，这些都是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滩所推崇的“时尚”。她还在文章里如此认真地说道：“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也许是恼于整天将张爱玲挂在嘴边却没完整读过几本张作的“文艺青年”，“爱屋及乌”之下，张爱玲也成了矫情的象征；也许是安稳惯了的现代人难以切身体会动荡年代的世道人心，张爱玲在抗战年代如此注重个人生活品质的行为也招来不少责难。

张爱玲矫情吗？未必。张爱玲没心没肺吗？未知。我们唯一可以知道，并肯定的，就是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不论这份“精致”，在朴素主义者眼里是多么矫情，在爱国主义者那里又是多么不合时宜。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凭借《传奇》和《流言》两本集子的热销，张爱玲成为上海最风光的女作家。那几年，张爱玲不仅在文学圈红得发紫，在时尚界，她也玩得很转：舞会、电台、咖啡馆、校园……她清瘦的身影和诡丽的穿着总能引得众人侧目热议。

一次，张爱玲要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与剧团老板周剑云见面时，她穿的是自己设计的一袭古典的齐膝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这种新颖的扮相让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感到愕然，并称之为“上海第一服饰”。

兴许正是这样频繁地以华服示人，所以有人看不顺眼，刊文嘲讽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对于这些流言讽刺，张爱玲从未正面回应，倒是她在《传奇》再版序言里的一段话，可以给予完美地解答：“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年轻时张爱玲的生活哲学就是“活在当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她幼年遭遇的家庭不幸以及在香港求学时经历的生死围城有关。父母离异后父亲的暴躁摧毁了她的安全感，继母丢给她的破旧衣裳则成了她童年记忆里永恒的“耻辱”，双重压迫下，印象中生母的优雅动人就成了她用尽半生去追逐的美丽幻影。

香港被日军围困期间，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都有人发疯，有的人忙于逃命，有的人却排队结婚。十八天的围困结束后，香港将压抑的欲望彻底释放出来，每个人都贪婪地享受着各种美食，张爱玲也不惜徒步数公里，只为吃一份心心念念的冰激凌。这些经历使得张爱玲注定会成为一个“生活型”的作家，她像看重文字质量一样看重生活质量。

不过，张爱玲的生活哲学虽饱受创痛经历的影响，但她的那份“精致”，却又不是淤泥中生出的妖冶之花。

《申报》上曾刊出过这样一则广告：“炎樱与张爱玲合办樱炎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话、时间：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

可见，张爱玲对衣饰时尚的热爱，并非只是对童年缺失的补偿，她当真是发自心底地喜欢，并且有研究，有追求。她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普遍来得生动，也和她对人物着装的巧妙设计与细致描述有很大关系。她甚至还写过一篇《更衣记》，主要讲述了满清以来中国人服饰的变化，巧妙而深刻地剖析了近代中国人在性格特质与审美观念上的变迁。

如果说在衣饰上，张爱玲的精致是通过搭配的别致和思想的深刻来体现的，那在饮食上，张爱玲的精致则体现在彻底的随俗和幽默的调侃里。

随俗和幽默也能算精致吗？在张爱玲的逻辑里，是的。

只要是关于生命本真的享受，对她来说都是精致的。如果你偏要给精致套上几个限制性的定语，那她一定会觉得这种“精致”仿佛是箍上铁环的贵妇帽，徒增美丽的负担。

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张爱玲大方地说：“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对张爱玲来说，吃的艺术就是精致理论与饮食习俗的自然交融。所以，在张爱玲看来，大饼油条也是精致的。因为：“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就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

张爱玲不喜欢周作人那种明明谈的是吃喝，却偏爱摆出一副冲淡清高的姿态：“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几样最节俭清淡的菜，除了当地出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色……这样炒冷饭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厌倦。”张爱玲可不想要节俭的清高，她要的是口腹的欢愉。

当然，张爱玲在饮食上的“随俗”还没到“看见什么吃什么”的地步。在《童言无忌》里，她说自己“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莱、酱萝卜、蛤螟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所以，她自嘲地说自己是个“最安分的肉食者”。对这个“肉食者”来说，上海的“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那里“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

这般幽默俏皮的“歪理”，想必也只有张爱玲这种有文学天分的“资深吃货”才说得出来。她还颇为羡慕地期许道：“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

食物的通行之所并不只是口腹，有时它也会从心底跳出，惹动张爱玲的亲切回忆。孤身漂泊在美国时，有一次她在多伦多的街上看见了一种久违的食物：香肠卷。她不禁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去咖啡馆买小蛋糕时的情景，那时他总是让小张爱玲自己去挑选蛋糕，而自己每次都只买香肠卷。旧日恩怨早已消散，此时的张爱玲心中只剩怀旧的情愫，便顶着店员的白眼买了四只香肠卷。

张爱玲不仅喜欢设计衣服、研究食物，她还对自己著作的装帧设计很上心。也许是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的装帧并未完全符合张爱玲的审美，在散文集《流言》出版时，她热心地参与了整个设计过程。彼时，上海作为沦陷区物资较为紧缺，家家户户都会囤点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张爱玲囤的就是衣料和白纸。她有一间屋子，里面的大半空间都被成堆的白纸占据了。她有时甚至就睡在这些纸上，才感到踏实安心。

最终，这些聆听过张爱玲不少梦呓的纸张果然派上了用场，《流言》首印的两千册就是用的这些纸。酷爱画画和拍照的张爱玲还为《流言》画了不少插图，并将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张照片嵌入其中。设计完毕后就是印刷了，为此她天天跑到印刷厂去“监工”，给印刷师傅提出种种意见，一心要把这本《流言》做得完美。

在《“卷首玉照”及其他》中，张爱玲回忆道：“今天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印刷工人说：‘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凭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听这语气，像极了一心想把一件事做好而任性地折腾别人的孩子。

看着一架架机器不分昼夜地印着她的文章，张爱玲“不由得觉得温暖亲热，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她想起在香港被围时，自己“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的情形”，她说那时垫着的画报“摸上去又冷又滑，总像是人家的书”。

现在，她终于有可以枕着安心入眠的自己的书了，她怎能不小心又小心，仔细再仔细呢？对她来说，这本书再精致都不为过。

衣饰、食物、书帧……张爱玲细心地雕琢着生活的每段枝杈。我们从树上掉落的片片木屑里，或是捡到了精巧的美丽，或是拾起了别致的风情，或是闻到了亲切的香气，或是听见了生命的欢愉……

当然，也有人对着满地木屑和跟风捡拾的人紧紧皱起了眉头，进而开始埋怨那个埋首树梢的“雕刻家”。但张爱玲早已听不见这些赞叹和埋怨，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雕琢，是非美丑，于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将她的一句感慨稍加更改，也许就是对她生活态度的最好注脚：“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有我的临摹。”

孤傲，给美丽一种特权

一个25岁之前就已写出《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上海女人，似乎注定是孤傲的。何况，她还写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样既热烈到自恋，又冷静到残忍的句子——哪怕这只是她十九岁时一半游戏一半自遣的戏谑之语。

理解来自倾听，误解来自意淫。正如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在《羞怯》一诗中描述的那样：“仿佛小草披上露水外衣，如果你看我，我就变得美丽”。

所以，只有当你静默着看向张爱玲，她才会脱去尘嚣与讹谣的外衣，为你展现她丰盈纯粹的美丽。可惜的是，大部分人对张爱玲的判断仅仅来自脑海里的臆想——他们从未向她投去安静而纯粹的目光。

是的，也许你曾读到过张爱玲广为流传的只言片语；

是的，也许你对她和胡兰成的爱恨情仇也有所耳闻；

是的，也许你还从百度百科大致了解过她的生平经历……

只是，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张爱玲——至少不是完整的张爱玲。

人们强调张爱玲的冷艳孤高，也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心里不可告人的隐秘需要。叔本华曾感叹：“赤裸是美丽身体的特权。”只是他没有想到，人们似乎更钟爱被标签与伪装包裹的身体。所以，赤裸纯粹的文字是张爱玲无匹才气的特权，但人们却更爱她偶然间发出的几声叹息，或是不经意拾起的几个比喻。

在那个年代“言必称革命、文必谈兴邦”的大气候下，张爱玲的文风明显更具私人性。她在《自己的文章》里也直白地表达过：“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她更斩钉截铁地批评这种常被拿来贴在她身上的标签：唯美。她说：“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

有这等自白与见解的人，怎会是孤傲不近人情的呢？

也许用张爱玲自己的说辞难以服众，不如来看看一些与之亲近的人的描述好了。

张爱玲的挚友邝文美在1957年曾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张爱玲》，里面写到：

老实说，在认识她以前，尽管我万分倾倒于她的才华，我也曾同一般的读者一样，从报纸和杂志上得到一个错误印象，以为她是个性情怪癖的女子。直到我们几年前偶然相识，一见如故，后来时常往来，终于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才知道她是多么风趣可爱。照我猜想，外间传说她孤芳自赏，行止隐秘，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可能是由于误解。例如，她患近视颇深，又不喜戴眼镜，路上相遇，她没有看出是谁，别人却怪她故作矜持。再者她有轻性敏感症，饮食要特别小心，所以不随便外出赴宴，别人因此以为她架子很大。再加上她常夜间写作，日间睡觉，与一般人生活习惯迥异，根本没办法参加社交活动，这也是事实。我相信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是任何人都有过的。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她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谈笑风生，妙语如珠。

被误解惯了的张爱玲十分认同这篇文章的描述，甚至在她母亲病重时，她还特意将这篇文章寄给母亲，可见此文在她心中的重要意义。

除了各怀鬼胎的“恶意揣测”，误解有时也会来自心浮气躁的“断章取义”。

1952年，张爱玲拿了香港大学给她的复学通知书。之后，她便离开让自己红得发紫的上海，来到香港，靠翻译美国文学作品为生。她期望在这里过上自己渴求多时的“冷清的生活”，虽然大部分港人都未曾读过她的著作，但还是有不少热心的“粉丝”会伺机寻求见偶像的机会。当时香港有位有名的女星叫李丽华，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便央求与张爱玲熟络的宋淇夫妇代为引荐。

到了约定的那天，李丽华早早从九龙过海赶到宋淇夫妇的家里，她打扮入时，讲话斯文，一看就是精心准备许久的样子，而张爱玲却过了很久才来，再加上她有深度近视，却又不喜欢戴眼镜，所以漂亮的李丽华在她看来也只是一片“华丽的光影”。

更让李丽华尴尬的是，才坐了一会儿，张爱玲便以有事为由离开了。读到这里，人们不禁揣测：在著名影星面前尚且这样，那面对凡俗众生，张爱玲的孤傲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加上胡兰成曾说过的：“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这一切似乎都坐实了张爱玲的孤傲。

事实到底是怎样呢？也许我们应该耐心一点，把故事读完，听听张爱玲自己的说辞。那天虽然没和李丽华久谈，但她却毫不掩饰对李丽华的深刻印象。第二天和宋淇夫妇见面时，她说李丽华在她心中“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相形之下，她倒有点紧张和局促。

张爱玲向来怕见生人，这和她童年的诸多经历有关。喜怒无常的父亲和生性狠毒的后母让她变得敏感而小心，一次被父亲毒打并监禁半年后，她从家里逃到生母黄逸梵的住处。张爱玲迫切地想向母亲倾吐自己的点滴心情，于是总找机会和母亲说笑，但母亲却因为那些年心情烦闷而无心倾听，她甚至告诫张爱玲：“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些经历使得张爱玲在待人接物时显得异常拘谨，不爱说话，怕人家嫌烦，渐渐就养成了轻易不见生人的习惯。

完整地听完这个故事，我们也许才能更加宽容地将张爱玲描述成一个有点害羞、不善交际的“孤独”之人。至于“孤傲”，其实和她并不沾边。

有许多作家、明星将自己作为最重要的作品进行创作和经营，公众也乐意为他们的这种角色扮演买单，但天生一副赤白骨头的张爱玲，在生活中却并不懂得如何去扮演人们臆造的那个“张爱玲”。她牢记母亲略显无情的忠告：“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既然自己没有清高的天性，那就别把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地方。胡兰成说她是“临水照花人”，但她生命里的大多时光，却是在书案前度过的。

张爱玲只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孩子，她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但更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她会在早期的文章里嗔怨自己“写了那么多爱情，却没有恋爱过”；她会像每个有追星梦的女孩一样做张恨水的“铁杆粉丝”；投稿得了奖，她会欢天喜地地拿奖金去买中意许久的唇膏；明明出身名门，她却调皮地自我调侃：“我们这种小市民……”

这样可爱可亲的一个女人，哪里会是孤傲的呢？

另类，有所贪恋才可爱

张爱玲的“另类”并不仅仅体现在她无匹的文学才华上，她的审美、衣着无不显露出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古怪”。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这似乎并不只是一个小姑娘偶尔为之的任性宣言，她当真是这么做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张爱玲并称“四大才女”的潘柳黛就曾在《记张爱玲》里写道：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色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由于潘柳黛对张爱玲的成见颇深，所以她的话我们不免要打了折来听，但张爱玲自小喜欢奇装异服的事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她的弟弟张子静就曾直言：“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和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服来说罢，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多古怪呢？旗袍外面套短袄只是小菜一碟，更有甚者，“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这样的衣服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特殊，但在那个年代，却已是十足的奇装异服。

这或许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她的母亲黄逸梵酷爱裁剪，常常买一堆布料回来自己动手设计。出国游学时，黄逸梵在给张爱玲的信里也离不开衣服和时尚：想学皮革制作，想开家卖皮手袋的店铺……她甚至当真从马来西亚买过一箱蛇皮打算做皮包。耳濡目染中，张爱玲对新奇的衣裳有了一种“偏执”的热爱，即便只是去巷口买一份臭豆腐，她也会盛装出行。

除了母亲的影响，张爱玲对另类服饰的钟爱也许还要从她的做人哲学里一探究竟。还是以潘柳黛和张子静两人的说法对照着看好了。潘柳黛记得在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穿着奇装异服去印刷所校稿，引得所有工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她刻意将自己“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好与书名《传奇》相吻合——这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是一场高明的营销事件。有人不解，追问她为何如此，她则回答：“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呢？”

潘柳黛描写张爱玲时向来喜欢添油加醋，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张子静的描述：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样的说法相对更值得信赖一些，毕竟张爱玲不是那种会轻易说出“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的女人。从张子静的这番转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年轻时的做人哲学：绝不默默无闻，即使走另类路线，也要被人知道。这种人生哲学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称道，但对那时的张爱玲来说，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更何况，她所追求的这种另类，除了衣饰，更多的则体现在了她对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上，这对读惯了迂腐文字的读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在自己对“奇装异服”的偏执上，张爱玲也曾做过侧面的“辩解”：“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携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所以，对不善用交谈解释自己的张爱玲来说，她是在用穿衣“扮演自己”呢！

衣饰上的另类我们还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解释，但对金钱的“狂热”，就只能从价值观上分析了。是的，除了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另一个另类标签就是：拜金。

张爱玲的拜金似乎从出生时就注定了，抓周时，她没有选择后来让她享誉世界的笔杆，也没有沉迷于女人偏爱的刺绣，而是死死地抱住了一块代表金钱的小金镑。这似乎预示着她从小就会是一个“财迷”。

当然，张爱玲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她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激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她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钱。我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所以，与其用“拜金主义者”这样宏大的词汇来形容她，倒不如将她称作一个坦率的“小财迷”。很多清高的文人嘴上从不谈钱，私底下却为了锱铢利益干下不少苟且之事。从这点来说，张爱玲要比他们真实且可爱得多。

张爱玲爱钱，却并不吝啬，因为她爱的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各种我所需要的东西”。中学时，她画漫画得了一笔5块钱的稿费，她立刻拿去买了一支心仪许久的丹琪唇膏。母亲劝她把那张钞票留下做纪念，她则大咧咧地说：“对于我，钱就是钱，要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从不介意别人说她是财迷，她自己也经常拿这点来自嘲。她在家常说希望自己有许许多多的钱，能够买好多好多衣服，装满几个柜子。她姑姑张茂渊调笑她：“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则笑答：“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本是俗人”，这似乎是受尽命运揶揄的张爱玲给这个世界最大的揶揄：那个写下无数惊艳脱俗文字的女人居然这么轻易地坦言自己只是个爱钱的俗人，这实在让许多人感到幻灭。如果一定要帮张爱玲找一个爱钱的“高尚借口”，那我们也许可以从“追求自由”的角度来考量一番：处在张爱玲那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中，买什么都需要申请，想逃离却又受制于经济能力，所以生出“有钱了才有自由”的想法也并不奇怪。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张爱玲的一两个“怪癖”而费尽心思地去圆自己臆想出的那个完美谎言。连胡兰成都说她是个“爱钱如命”的女人，我们又何必去替她“洗白”呢？更何况，这个说她“爱钱如命”的男人，反而是在金钱上受她恩惠最多的。胡兰成背负汉奸之名在国人的追杀下屡屡逃亡，是张爱玲节衣缩食地支持着他的荒唐生活——那动辄数万元的巨款，是她顶着“财迷”的头衔锱铢必较来的。

所以，张爱玲的“爱钱如命”，并不影响她热爱爱情。

当然，在张爱玲的字典里，排在金钱之上的绝不只有爱情。在她给《联合报》副刊编辑苏伟贞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另类张爱玲”的“另类一面”：《联合报》副刊刊登了电影剧本《哀乐中年》后，苏伟贞要付她稿费，她在回信里写道：“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

“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这份“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气概颇让人动容，毕竟那时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只靠版税维持生计，此时更应该“斤斤计较”才是，但她还是潇洒地选择澄清事实，这份“舍财”的果断，和当初承认自己“爱财”的坦然，想来才是张爱玲最珍视的赤诚底色。

其实，另类、怪癖算不得十足的贬义词，正相反，它们往往是真性情的天才所专有的“符号”，清代诗人袁枚就是个十足的“吃货”，他除了名作《随园诗话》，还著有一本《随园食单》，里面收录的几百种食谱大都经过他亲自制作和品尝。所以，张爱玲对奇装异服和金钱的痴迷，算不得什么问题。有节制、有底线地痴迷三两俗物，才是真实且可爱的人生。

苦恋，只为不负好时光

林夕曾不无感伤地说：“我写了很多词，到最终却赢不到一个人。”

仿佛这就是才子才女的宿命：与文字恋得越深，在人间就爱得越苦。在很多人看来，张爱玲一生都与“胡兰成”纠缠在一起——在手边，在心底，在文字里。当然，更多的，是在他们眼里。

人们历来喜欢猜测名人的感情和心思，久而久之，最大胆的猜测甚至都有机会演变成人们的“共识”。经历了胡兰成、桑弧、赖雅这三段滋味各异的恋情，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沮丧？绝望？冷漠？她的几番苦恋究竟对她和她的作品造成了哪些影响？

对此，人们臆想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定论”。

然而，在200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经历和恋爱观所做的“官方解释”却似乎并不太符合这些“公论”。张爱玲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在爱情的灰烬里存活？

不是凄苦，而是赤诚！

张爱玲自称：“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张爱玲不是一个苦情少女，而是敢爱敢恨，能陪另一半流浪天涯，也能陪他隐居乡野的“女汉子”。

《小团圆》面世前，人们一直对张爱玲的几段感情有着诸多猜测，根据自然是胡兰成的“胡说”。张爱玲不满自己的人生和感情几乎被他人的说法所“垄断”，便动笔写下了自己的“张说”——《小团圆》。彼时是1975年，距她和胡兰成分手已有28年。但友人却劝张爱玲暂时不要发表：“可以想象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醋地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最终，张爱玲听从了友人的意见，将《小团圆》封存起来。

2009年2月22日，16万字的《小团圆》终于得以出版，这部尘封34年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人们对张爱玲的几段感情经历终于有了与胡兰成《今生今世》对应的参照本。

从《小团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胡兰成笔下对他诸般崇拜依恋的张爱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虽然常常没有主见，但却坚定地听循内心声音的痴情女子。她和胡兰成的相识相爱原没有那么浪漫和传奇，这也是胡兰成后来对她始乱终弃的原因之一，但张爱玲不一样，她只要爱上了，就会爱得刻骨铭心，哪怕最终让自己伤痕累累。

但归根到底，张爱玲伤的是心，而不是灵魂。她爱得深刻，却不忘初心；她爱得盲目，却不失原则。正因如此，她才会在被胡兰成几番刺伤后，坚定地给他写去分手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不过，张爱玲终究不似胡兰成那般无情，她在分手信里还寄上了自己刚挣的30万法币稿费，以解其逃难之困。

这段感情对张爱玲的损耗巨大，她在离开温州时曾对胡兰成说：“我将萎谢了。”

张爱玲最终没有萎谢，她在电影的世界，在导演桑弧的世界里重生了！虽然此时的张爱玲尚未完全忘记胡兰成——至少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英俊率真的桑弧还是让她感受到了初恋般的美好。那段日子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一起逛街……虽然名义上从未向世人公开这段恋情，但心底里，他们都将彼此视为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只是，当不明真相的友人主动来撮合张爱玲与桑弧时，她却意味深长地摇了三次头，仿佛每一次都要用尽全部心力。桑弧太好看了！而她，在经历胡兰成之后，整个生命都被掏空，即便努力地涂粉、用冷水洗脸保持容颜，但终究在心底里是自卑的，而桑弧也对张爱玲的真心有所顾虑。最终，他们的爱恋在秘密里开始，也在秘密中悄然结束。

离开中国的土地后，张爱玲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遇到了“一生中最爱”——赖雅。

很多人兴许认为赖雅不过是张爱玲在美国人生地不熟时随便找的一个依靠，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赖雅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剧作家，年轻时的传奇经历更是不比张爱玲逊色。所以，当一位传奇的西方绅士与一位传奇的东方淑女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相遇时，他们几乎是宿命般闪电相爱了。而且，相比和胡兰成初见时的窘迫，张爱玲与赖雅在艺术营大厅聚会上的初遇，要更像她在《爱》里写的那样：“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那天，被人群簇拥的赖雅发现了落寞的张爱玲，便上前去打招呼：“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就这简短的一问一答，将两个人的余生紧紧拴在了一起。

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因为经济拮据和赖雅的身体不佳常常过得比较困苦，但苦中亦有快乐和满足。张爱玲清晰地记得他们在彼得堡松树街租的那间61美元的公寓：他们精心地布置着不大的房间，墙是张爱玲亲自粉刷的，是浪漫的蓝色。他们每天一起读书、写作，有时去地摊上淘一些便宜的“宝贝”回来，有时一起喝一点香槟、红酒……

有人奇怪精明的张爱玲为何不选择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做自己在美国的归宿。他们并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才是张爱玲心中渴慕已久的“现世安稳”。

不幸的是，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干脆瘫痪在床，一切家务都落到了张爱玲身上，她还要负责写稿赚钱，那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劳顿的时光。但她的恋爱哲学从来就是“若还有爱，我便永远与你同在”。她绝不会在爱人最需要自己时离开。想当初，她对胡兰成早已心灰意冷，但依然坚持等他度过逃难生涯最困难的时期才和他分手，并寄去巨额稿费。这都说明张爱玲不是那种会因伤生恨的女人，她更不会因为负累过重而放弃心爱之人。

1967年，赖雅去世。从此，张爱玲终生未嫁，并一直以赖雅为姓，自称赖雅夫人。

张爱玲的三段爱情各有各的苦处，旁人在提起时总免不了唏嘘，替这位绝世才女惋惜。但这样的惋惜，真的契合张爱玲在那些爱恋中的温柔心跳吗？那些我们避之不及的苦恋，有多少是张爱玲甘之如饴的呢？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你可能远远注意到了张爱玲磕磕绊绊的身影。只是，走近一些，再近一些，你才会看见她满足的微笑，幸福的神情。

所以，从灰烬中看到绝望的是俗众，从灰烬中总结经验的是聪明人，从灰烬中发现爱情本来面目，并甘之如饴、赤诚如一的，才是张爱玲。

如果没有《小团圆》里的“自白”，不知我们还要误解张爱玲多久；如果没有对她的美国往事的细心挖掘，我们不知还要为她的择偶标准贴上怎样生硬的标签。当然，这误解和生硬不仅来自旁观者的臆测，也源自当事人的沉默。张爱玲一直很避讳谈个人隐私，对自己的爱情经历更是讳莫如深。

《羞怯》中的一句话是对张爱玲的这种沉默的注脚：“所以我要缄默，不让原野上经过的人知道我的幸福；所以我要缄默，不让知道我幸福的人看见我的战栗与无助。”不论幸福还是无助，张爱玲对自己的爱情在很长时间里都选择了缄默，甚至这部记录了太多“秘密”的《小团圆》，张爱玲也曾想到要销毁。

的确，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摘下眼罩，痴情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但这些痛并快乐着的美丽心情，哪里能轻易向第三者说起呢？如果真有人如吴梅村描述的那样“侬似衣上花，春风吹不去”，那也只需安安心心地守在他/她身边，轻轻给他/她讲述心底清澈的秘密和唇边暖暖的情话，哪里有空四处招摇晾晒呢？

所幸的是，沉默的张爱玲终究没有忍心销毁《小团圆》。那些原本清澈的秘密历经波折，终于为世人所知。

时光辜负了张爱玲，张爱玲却没有辜负时光，和我们。

下篇  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

童年·旧事

贵族遗风

作为旁观者钟爱的谈资，张爱玲的出身一再被提及：父亲张志沂是清末“清流派”大臣张佩纶与名臣李鸿章长女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则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这段现在看来颇有传奇色彩的身世，对童年的张爱玲来说，既是一种莫名的骄傲，也是一种遥远的揶揄。

祖父张佩纶因“直声”和“清流”享誉官场，鼎盛时期与张之洞等人同称“四谏”“十朋”，祖母李菊耦也有“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美誉，按说这样的天作之合不会生出一个不思上进、性格暴戾，还一度沉迷鸦片的独子。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在人前大谈“我们老太爷”如何如何，在人后却没有一点名臣公子的样子：逛妓院、抽鸦片、打孩子……当时的他完全想不到，他将来能在历史的文海里偶尔露一下脸面，不是因为祖上的余荫，而是因为那个被他毒打多次的，瘦瘦的、倔倔的女儿。

当然，张志沂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只是在父母光耀的阴影里失去了方向，且又缺乏基本的自制力。这似乎是名门之后的“通病”：一面享受祖上的荣耀，一面承受那份荣耀的巨大重量。最后，要么负重，继承衣钵；要么甩手，放任自流。七岁时，张志沂的父亲张佩纶去世，母亲李菊耦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独子身上，严格督促他读书，虽然此时早就废除了科举，但身处这样一个官宦家庭，强大的惯性使得他的母亲和他都别无选择。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都在屋子里背诵古文。明知毫无用处，还是得一遍遍地吟咏嗟叹。时代早已转变，抑郁不得志的张志沂只得从鸦片、招妓、赌博里寻求安慰。

这种矛盾在张爱玲身上似乎也有所体现，张爱玲成名之后，不少人嘲讽她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念念不忘：“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这样的说法是否是嫉贤妒能的恶意揣测我们不得而知，但反方的说法也不少：《古今》的编辑周黎庵某次见面时曾向她问起家世，她却含糊其辞地带过，丝毫看不出对祖上荣光的留念与向往。

其实，张爱玲并非刻意隐瞒，也不是低调，而是性格使然。她虽然在文字上“张狂恣意”，但在生活中，却不乏“矜持自省”。可以说，张爱玲从小就是一个“心眼很多”的女人，像猫一样小心而敏感——这当然和她身处的恶劣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张爱玲对祖上的“矜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孩子的害羞，不想让人觉得自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一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些荣耀还伴随着不少“污名”。那时，清朝才结束不久，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也不像今人这般宽容。所以，张佩纶、李鸿章这些晚清名臣更多的是以“丧权辱国”的形象为人所诟病的。因此，敏感如张爱玲，自然会在公众场合与祖上保持着必要的距离。

当然，这并不表示私下里张爱玲也对祖上“敬而远之”，当文化界兴起对小说《孽海花》里的人物原型的考据时，她表面上从不参与，私下却抱着祖父的集子一点点对照着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发出这句感慨的小姑娘，有种可爱的倔强。

敏感而倔强的张爱玲在读完那些集子后，究竟对祖上持什么态度呢？在她的世界观里，毁誉参半的祖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遥远的亲人。她不需要“政治评价”，她只需要“情感评价”。她在后来的文章里，固执地将祖父张佩纶形容为一个“好人”“真人”——哪怕她从未见过祖父的真容。“好人”是祖母告诉她的，“真人”则是她自己从集子里读出来的。

除此之外，张爱玲还从祖父的事迹和文字里读出了一种“人生的回声”。只是，当她真正听见这回声的振聋发聩时，已是同样历经沉浮与爱恨的多年之后了。直到那时，我们才能从她的文章里，看见她既不自矜，也不自得地以一颗平常心去谈论祖上的种种。

这种态度的转变也许并不只是年岁使然，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族谱里的名字好奇而敬畏，后来她自己则成为了族谱上最耀眼的名字。小时候的张爱玲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小心而敏感，后来她自己赢得的荣耀则远胜过任何贵族的光环。从那个敏感而倔强的“小姑娘”，到那个平易而从容的“老奶奶”，张爱玲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从“贵族少女”到“传奇女人”的蜕变与成长。

童言无忌

1920年9月30日，“与月亮共进退”的张爱玲选择在一个下弦月的晚上，降生在上海麦根路——那时，她的名字还叫张煐。1921年12月11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父亲张志沂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张爱玲便随父迁居天津。1924年，母亲黄逸梵奔赴英国游学，四岁的张爱玲在姨奶奶的看管下开始私塾教育。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并搬回上海，母亲也结束游学返回上海。同年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1930年，张爱玲插班到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并正式改名张爱玲。同年父母协议离婚，张爱玲仍和父亲一起生活。

仅从张爱玲十岁前的人生履历上看，并没有太多的亮点或异样。但这种印象多是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只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我们不妨走近一些，从她幼时“童言无忌”的缝隙里，去听一听这个将来叱咤文坛的传奇女子的一些宿命般的言语。

张爱玲生于上海，但她的童年生活却是在天津度过的。两岁时她就随父亲搬到天津法租界，住在一座豪华的宅院里：朱漆大门、两座石狮、漂亮的喷泉和花坛……颇具贵族气质。但张爱玲却对这些提不起兴趣，每天萦绕在她耳边的是那个只知抽鸦片、背古文的父亲浑浊的吟咏声，三十多岁的人，六十多岁的神态，父亲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幼年张爱玲眼里的世界。大年夜外面的鞭炮声好不热闹，她却在呼呼大睡；等到鞭炮声渐渐稀疏，她却惊醒过来大哭：“热闹已经过去了，没有我的份啦！”佣人赶忙将她抱起，连声宽慰：“小煐子不哭，快穿上新鞋出去玩吧！”她兀自哭着：“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热闹已经过去，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句话恰是对她身处的家族的最好注脚。李鸿章的时代过去了，张佩纶的时代过去了，张志沂的时代虽然来了，但他却依旧活在过去的荣光里。我们“小煐子”的时代在那时尚未铺展开来，但她却早早地感受到了“穿上新鞋去追赶热闹也不可得”的悲凉。更悲凉的是，当她晚年早已不再贪恋繁华与热闹，只希望在遥远的异乡土地上安享宁静时，她却不得不面对跳蚤长达二十三年的骚扰——那时经济拮据的她买新鞋的唯一原因就是：旧鞋她已经不敢再穿了。

当然，张爱玲幼时也不总说这些和年龄不相称的感慨。搬进天津这座宅院后，她每日都要佣人将她抱到铜床上一边嬉戏一边学背唐诗。

张爱玲虽然天性聪颖，但却十分懒惰，为了鼓励她学习，女佣规定每认得两个字，便给她两块绿豆糕吃。自幼对文字有着独特感觉的张爱玲喜欢给这些佣人们取外号，一个额头上有疤的高个女佣被她唤作“疤丫丫”，一个略通文墨，常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男佣被她固执地叫作“毛物”，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张爱玲却乐此不疲地将他的一家称为“二毛物”“三毛物”“毛娘”……有趣的是，后来“疤丫丫”就嫁给了“三毛物”。从这些古灵精怪的称呼里，我们看得出：早熟而敏感的张爱玲其实并不缺乏童真童趣。

张爱玲有个小自己一岁的弟弟：张子静。子静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生得十分清秀，很像跳蚤他美丽的母亲。作为一个漂亮的小公子，子静很受家里人的喜爱，所以就连他的贴身佣人张干也因此骄横起来，相比之下，张爱玲的佣人何干则要唯诺许多。四岁的张爱玲渐渐意识到家里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地和张干争论。张干气不过，赌咒道：“你这脾气只能住独家！希望你将来嫁的远远的，弟弟也不让你回来！”

虽然为了争个男女平等，张爱玲总爱和弟弟作对，但她却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弟的疼爱，她在《弟弟》里写道：“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据说张干能从人抓筷子的位置预测未来，一次，她骗张爱玲说：“筷子抓得近，以后嫁得远。”

张爱玲赶忙将手指往上挪：“那抓得远呢？”

张干大笑：“那当然嫁得更远了！”

张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将来当真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再也不曾回来，也再没有见过自己这个“秀美可爱”的弟弟子静。

所以说，童言虽无忌，却常常透露着命运的秘密。

当然，四岁的张爱玲并不懂得这些玄妙的道理，她更不懂得父亲荒唐的世界。父亲到处寻花问柳，还在外面养了一位“姨太太”，他甚至还带张爱玲去姨太太的住所玩过。张爱玲的母亲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不再理会，她一心想着伺机离开这个陈腐的家，离开堕落的张志沂。机会很快就来了，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需要一位监护人陪同，黄逸梵主动请缨，很快便踏上了远行的航船。

母亲远走后，父亲干脆就让姨奶奶搬到家里来住了。这位姨奶奶一开始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相比漂亮的弟弟，她更喜欢张爱玲，每次去舞厅跳舞，她都会带上张爱玲。高兴时，她还会给张爱玲做时髦的衣裳，每次她都会逗问张爱玲：“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妈妈？”被“收买”的张爱玲立刻回答：“喜欢你！”那时的她沉浸在拥有新衣服的喜悦里，未曾感到不妥，但长大后，每每念及此事，她都会觉得不安，仿佛做了很对不起母亲的事。

这份愧疚也许源自多年后母亲重病时，窘迫的张爱玲只能寄去区区100美元的支票。所以她才一直对童年的妄言耿耿于怀，心心念念着：“若是当初自己说的是喜欢母亲，也许母亲的结局就不会这么凄惨了。”

是的，张爱玲幼时无忌的童言总是萦绕着些许宿命的味道，宿命又总是伴随着悲哀和无奈。但历经人生的起落阴晴，我想张爱玲早就明白了：哪怕一切注定，也要亲身去一一践行。因为旅途中的风景，只属于望向它的眼睛。赶不上繁华时代，就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传奇；宿命般远走他乡，也是以爱之名，欢喜满心……这世上有太多懊悔幼时“童言无忌”的宿命女性，但只有充满宿命的张爱玲，写出了《童言无忌》。

不幸的她

在天津的生活随着姨太太的“发疯”而结束，那时，姨太太渐渐暴露张狂的本性，不仅对张爱玲和张子静动粗，甚至还敢殴打一家之主张志沂。这件事的结果是姨太太被家族赶出了门，声名狼藉的张志沂则被单位赶出了门。1928年，张志沂带着八岁的张爱玲和七岁的张子静搬回上海定居。之后，张爱玲先后就读于黄氏中学和圣玛利亚女校。

十二岁时，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里面的文字让人惊艳，却透露出深沉的哀伤。

“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碧海，呆呆地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那从前的歌声呢！

小说里那个年轻的，向往自由的“她”为了寻找自由而四处漂泊，但字里行间却充满对童真欢乐的追忆与向往。小说用词之妙、情致之深，都令许多成人感到汗颜。只是，一个十二岁，还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在展露无匹才华的同时，为何又会发出这样沉重的感慨呢？她笔下的“她”的不幸，是否也同样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呢？

“不幸”也许是张爱玲最不喜欢，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宿命”。父母为她取名“瑛”，意为似玉的宝石，却没有给她足够的珍视。十岁那年，母亲黄逸梵一时兴起给她改名为“爱玲”，这似乎也是她留给女儿的最后一件“礼物”，因为就在那一年，她和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正式离异。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年代。所以，女作家闫红说造成张爱玲父母离异的第三者，不是某个人，而是“新时代”。

父亲张志沂虽然眠花宿柳、不求上进，但古文尚佳，小有才情，换到魏晋兴许能博个“真名士自风流”的雅号，但他的一切都是与古代相宜的。而母亲黄逸梵则是一个叛逆且时尚的现代女性，她是胡适的牌友，是徐悲鸿夫人蒋碧薇的闺蜜，向往自由的她完全接受不了张志沂的花心和种种旧时代的恶习，所以早在张爱玲4岁时，她就趁着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的机会，以监护为由跑去了英国，这一去就是4年。当她在英国欣喜于丰富的现代艺术、礼仪、社交生活，甚至因为觉得原名“黄素琼”不够浪漫而改为后来的“黄逸梵”时，她无力也无暇去预测张志沂的心性会因她的逃离而产生怎样可怕的变化。

张志沂本来就因郁郁不得志而脾气不好，加上妻子的冷淡与逃离，他就愈发放纵自己：毒瘾日深、沉迷赌博、将姨太太带回家……直到后来姨太太大闹门庭被驱逐，他自己也因毒瘾太深而病重时，他才感到后悔与自责。搬回上海后，他写信给妻子道歉，并承诺痛改前非，妻子也答应了他的请求，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上海。但好景不长，早已朽坏的张志沂很快就对自己的“毒誓”反悔了，他甚至还想出了不出钱养家，逼迫黄逸梵花光积蓄依附自己的昏招。最后，心灰意冷的黄逸梵请律师逼他协议离婚。

离婚后张志沂对张爱玲姐弟的教育全凭心情，高兴时带他们背背书，不高兴时就斥责殴打。看到女儿十岁了还在家里闲着，母亲黄逸梵便偷偷将她带去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在填写姓名时，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不甚响亮，便自作主张地填上了张爱玲的英文名Eileen的音译：“爱玲”。后来，黄逸梵多次想更正这个略显潦草的取名，但却因为张爱玲出名太快而不了了之。

就在张爱玲还没断断续续地享受够母亲这“潦草”的爱时，黄逸梵再次远行，这次踏上的是法国的土地。张爱玲的不幸远未结束，就在她写出《不幸的她》的第二年，她就要面对一个更不幸的，甚至是可怕的名词：后母。

1934年，张志沂迎娶了民国总理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蕃。讽刺的是，当时人们盛传“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但惟独这个七小姐是以爱抽鸦片著称的，所以她嫁给张志沂时已是三十六岁的“大龄剩女”了。

也许是愤懑于张家没落的现状，也许是沉迷鸦片太久，性格变得扭曲，孙用蕃一进门就成了张爱玲姐弟的梦魇。孙用蕃经常羞辱家里的佣人，对他们姐弟也是多次打骂。弟弟从小逆来顺受惯了，从不吭声，但张爱玲却受不得这种屈辱，总是奋起反抗。但让她感到绝望的是：父亲总是站在后母那一边。

一次，全家一起吃饭，仅仅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就给弟弟狠狠一巴掌。张爱玲看到之后十分难过，将脸埋到碗碟里强忍着泪水，此时后母却阴阳怪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打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啧啧！”这一刻张爱玲明白：这个家已经再也没有温情和幸福可言了。

持“天才来自不幸”论调的评论家们或许会欣喜地将这段旧事视为又一例证。但是，倘若就这么粗暴地将《不幸的她》里的“她”与张爱玲画上等号，并因此武断地推导出“家庭不幸造就了孤傲且天才的张爱玲”，那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心思细腻不代表神经敏感，遇事沉着不代表性格冷漠。心灵鸡汤者教世人感谢苦难，张爱玲却教我们感谢在苦难面前，不曾屈服的自己。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林林总总地记叙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后，忽地感慨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好像更加印证了童年苦难造成她悲剧人生观的说法。只是，张爱玲的重点不在磨难，而在人生。喜欢把注意力放在苦难身上的人往往会忽略她之前的那句：“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计较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读书就像唱歌，没耐心听完前奏就直接唱副歌的人，哪能了解一部作品真实的情感与况味呢？虽然张爱玲的不少文字都充满人生的苦涩与残酷，但她更不缺希望与温情。在《不幸的她》里，除了前面那段夹杂宿命悲凉的感慨，更有充满温情的描写。

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浪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也不怕，只紧紧的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所以，虽然张爱玲的童年充满不幸，但在她单纯的眼里，世界依然是如此美妙动人，丝毫没有被现实的阴影所遮蔽。这份历经风雨却不染风霜的纯粹，才是她灵魂深处最弥足珍贵的璞玉，也是她文字里除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惊艳之外，最值得我们细细品赏的温润质地。

天才少女

当然，人们不免好奇，为什么从小经历家庭的种种磨难，张爱玲依然能保持清澈无染的心性呢？

答案是文字，文字就是张爱玲的救命稻草。

十二岁起，也许更早——也许从她正式被称作“张爱玲”开始，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倾城之恋。只是，她热恋致死的对象不是某个将要伤害她的男人，而是文字。有些人生来就被缪斯把着手，因此他们写出的每个字都能开出花。

当然，文字带给张爱玲的并不只有鲜花。有些人在生活中困窘不如意，只能将自己放逐到文字的天地寻求庇护；有些人偶然间发现了文字世界的奇妙，竟然渐渐学会了如何自动屏蔽外界的风雨。这两种情境看起来类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和结果。

张爱玲很幸运，是后者。

文字的柔和温暖，给了张爱玲在苦难面前继续执拗下去的勇气。勇气积聚在心，就成了一辈子改不掉的脾性。

1931年，十一岁的张爱玲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逐渐开始显露自己非凡的文学才华。那时的她已经可以画一手很好的铅笔画，钢琴也弹得不错，但张爱玲最大的爱好却不在此，她更喜欢看小说，《红楼梦》《广陵潮》《泪珠缘》《日出》都是她的挚爱。这使得张爱玲在历来轻视国文教学的圣玛利亚女校，显得十分另类而突出。

一次，老师在黑板上给他们写了两个题目，让他们任选一题作文，也可自己命题。那些说惯了英文的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多“惨不忍睹”，但张爱玲自己命题的《看云》则让老师汪宏声为之惊叹，虽然别字较多，但“神情潇洒，辞藻瑰丽”，所以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面对褒奖，这个坐在最后一排的，瘦骨嶙峋的少女却没有丝毫的表情，她像往常一样“沉默而懒惰”。沉默是说她不爱参与活动，不爱交朋友，懒惰则是说她经常不交作业。

这个世界的一切仿佛都与她没有关系，她只是埋头做着自己中意的事情。上课时她也不听讲，翻飞的铅笔不是在记笔记，而是在画老师的素描像。老师们拿她没辙，一来多少了解她的特殊家庭情况，对她的“可怜样”没有抵抗力，一来也是因为她很争气，考试时总能稳稳地拿A。

那时的张爱玲有一种“潦草的可爱”，若是有人问起她的校园生活，人们一定会调侃地说：“爱玲？哦，我忘啦！”

“我忘啦”是张爱玲最广为人知的口头禅，作业没交时她会无辜地说：“哦，我忘啦！”鞋子因为没有放到鞋柜里而被拿去“展览”时，她也会毫不在乎地说：“啊哟，我忘了放在柜里啦！”

张爱玲的文名广受师生议论，她的“潦草”也为圣玛利亚女校带来一丝生气，之后老师收上来的文卷不再是各种“八股”，而是包含了诗歌、小品在内的诸多形式。但张爱玲自己却似乎并不关心这些，汪宏声对她之后交来的文卷的评价是“文章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但总是缺少热情。”但让他无奈的是，似乎对一切都缺乏热情的张爱玲，时不时总能写出让他惊异的文章。

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曾发表过一篇小说，叫《霸王别姬》，技巧之成熟让所有人惊叹，汪宏声在课上甚至说张爱玲的《霸王别姬》比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敦促她“好自为之，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但张爱玲还是一如既往地懒散，她甚至打算把这篇小说分成上下两部当两次作业来交。汪宏声生怕张爱玲埋没了自己的才华，常督促她去体验生活，还建议她学写童话，但后来当他看到张爱玲厚厚的《传奇》时，他才知道这个懒散的瘦弱少女对生活的体验，要远丰富于常人——她只是不喜欢轻易地在人前表露自己的喜好与感情罢了。

汪宏声老师和张爱玲也并非总是意见相左。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里“最恨”那一项填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而汪宏声老师在1944年写的《记张爱玲》的末尾一句就是：“爱玲是有天才的，我希望她暂时——我只好希望暂时——不结婚！”

让汪宏声发出这句感慨的是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唯一的好友：张如谨。张如谨和张爱玲一样喜欢文学，而且相比懒散的张爱玲要努力得多，汪宏声还曾试图帮她出版长篇小说《若馨》。可惜的是，结婚之后，张如谨就再没写过东西了。

那时，张如谨偏爱张资平的小说，但张爱玲却“看不上”他，认为他的文字和名字一样“资质平平”，她更推崇张恨水：“(张资平)文章总是差一口气，鸳鸯蝴蝶派只有张恨水的作品才够得上水平。”旁人若是听了这番评价，一定要嗤笑这个小姑娘“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无法理解这个充满不幸的小女孩对周遭的世界，尤其是对文字有多么敏感，他们当然更无法预见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姑娘将来会给中国文坛带去怎样剧烈的冲击。

对不善交际又自视不菲的张爱玲来说，张如谨是难得的既能在感情上与她交好，又能在文字上与她交谈的知己。相比人们更熟知的张爱玲一生的挚友炎樱，张如谨带给张爱玲的快乐与温情是短暂而纯粹的。那时，张爱玲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午后和张如谨一起散步于幽曲的巷道，闲聊文字，漫谈理想。

张如谨喜欢冰心，希望和她一样在诗歌、散文、小说上都能写出成绩；张爱玲则把目标瞄准了风趣的语言天才林语堂：“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这是她在《私语》里的自白，紧跟着她还宣告：“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张爱玲是否太贪心了呢？也许吧，不过张如谨却只是宽和地调笑道：“你的愿望简直是一串糖葫芦！”

那些突然闯入文字世界并恣意驰骋的岁月，那些在第一个人生挚友面前疯言疯语的日子，也许是这个天才少女一生中最柔软的时光。

雕琢·砥砺

荆棘之鸟

虽然家里的寒冷在一天天加深，但学校里还有让张爱玲留恋的温情。只是，这种冷与热脆弱的平衡很快便随着张爱玲的毕业被打破了。毕业典礼上，一方是父亲和后母，一方是回国探亲的母亲和姑姑，这对冤家在女儿的毕业典礼上各自五味杂陈，却都不曾想到，心里最纠结和凄凉的，其实是自己的女儿。在周围一片憧憬未来的欢声笑语中，十七岁的张爱玲手里紧紧攒着薄薄的毕业证书，仿佛攒着自己从不曾丰满的命运。

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想去英国留学，母亲自然是支持她的，但经济上并不宽裕的黄逸梵帮不上多少忙，一切还得听张志沂的。张爱玲鼓足勇气向父亲提出了留学的请求，结果自然是碰壁。张志沂觉得她是受了黄逸梵的挑唆，在“走她们的老路”，更扬言要“打断她的腿”。后母孙用蕃也跳出来讥讽：“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后，“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心惶惶，去英国留学的事更被无限期搁置了。趁着后母出门，张爱玲请求去姑姑那住两天，父亲同意了。他不知道的是，张爱玲趁着这几天参加了留学考试。就在张爱玲完成了自己的“小花招”回到家的那天，一件小事引发的蝴蝶效应彻底葬送了她的留学梦。

进门时，张爱玲看见了自己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后母。张爱玲扭捏地上前打了声招呼，孙用蕃却狠厉地责问：“这几天死哪里去了？”

张爱玲解释说：“这几天炮声太吵，我去姑姑家住了几天。”

孙用蕃冷笑道：“真是千金小姐！外面打仗你还在意吵不吵。现在更是目中无人了，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

张爱玲嘟囔着：“我跟爹说过了。”

孙用蕃听了上去就是一巴掌：“噢！跟你爹说了，那你‘娘’呢？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也许是受了太久的委屈，也许是孙用蕃这次的责难对张爱玲来说太过屈辱，张爱玲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忍气吞声，而是抬手要打回去。张爱玲被佣人拉开了，孙用蕃惊诧了一会儿后便发挥泼妇的本领，哭着去向张志沂告状：“打人了！她居然敢打我！”

不出所料，张志沂自然是向着孙用蕃的，他一边怒骂一边将张爱玲打倒在地。瘦弱的张爱玲从未经受过如此疾风骤雨的毒打，她像一只无人疼惜的流浪狗被折磨得扭作一团。一旁的佣人们也都惊诧莫名，这一次，张志沂似乎是将张爱玲当作了离开自己的黄逸梵，每个拳头都在喷涌着深入骨髓的愤怒。如果不是何干扑到张爱玲身上挡了几脚，也许张志沂当真会将张爱玲活活打死。

由于被打后张爱玲哭喊着要去巡捕房验伤，要让世人知道张志沂的狠毒，所以张志沂索性将她关了禁闭：门被锁上，窗户也被木板钉死。期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曾来求情，却被张志沂用烟杆砸伤，愤愤离去。这下，张爱玲彻底失去了通过“正常途径”重获自由的可能。

那段黑暗的监禁岁月里，张爱玲多次试图逃跑，《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里的逃跑情结都涌到她的脑海里，她左思右想，却琢磨不出一个万全的方案。几个星期里，她就“已经老了许多年”。那时，常有轰炸机在上海盘旋，绝望的张爱玲甚至赌咒：“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为了自由，张爱玲甚至以绝食相威胁，但张志沂都不为所动。甚至连她得了痢疾，病得十分严重时，张志沂都不肯为她请医生。幸好忠心的何干以老太太托梦的名义趁孙用蕃不在哄骗了张志沂，张志沂才同意给张爱玲注射药剂，否则张爱玲能否活过那个春天还真的很难说。

最终，事情迎来了转机，张爱玲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那天夜里，何干偷偷带来了母亲的口信：“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向来“贪财”的张爱玲倒真不是没有丝毫犹豫，但她一想到那些进进出出的钱并非自己的，而自己若是“再关几年，等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便下定了出走的决心。

知道张爱玲心意已决，何干便偷偷将门锁打开，任张爱玲跌跌撞撞地逃离这座死寂的“墓穴”。当真站在马路上时，眼前虽是战争造就的残破光景，但张爱玲却依旧欣喜地称它为“可亲的世界”，她不吝文采地形容那一路小跑：“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让人好气又好笑的是，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爱玲居然跟黄包车夫讲起了价钱——真是无可救药的财迷！

逃到姑姑的公寓，见到母亲和姑姑时，张爱玲的恐惧和委屈才后知后觉地喷涌而出：“我怕他追来……”看到被折磨得消瘦不堪的张爱玲，母亲潸然泪下：“别怕！我绝不会让他带走你！”姑姑也过来搂着她们，忍泪宽慰：“他来了才好！我借不到手枪也要让他头上缝几针回去！”

在后来的回忆散文里，张爱玲并未用生花妙笔去粉饰这段禁锢岁月里的自己。她不曾将赌咒与父亲同归于尽的言辞美化成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曾将那场勇敢的逃离描述得慷慨果决。她甚至自承分析利弊的心理过程，并坦言：“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

然而，这份泅渡风雨后对身染污泥的坦诚，却比粉饰身心清白的行为更加令人感动。何况，久困樊笼的张爱玲就像荆棘之鸟，在浴血之后获得的并不是满身血腥，而是彻底的、赤白的重生。未来等待她的，是远比那份残破家业璀璨的传奇荣光！

华袍之虱

这段幽闭岁月也并非没有在张爱玲身上留下任何烙印。她以“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为题写了一篇记述父亲暴行的英文文章，发表在《大美晚报》上，以期和那段阴暗的岁月作个决绝的告别，却不曾想，和母亲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另一种“禁锢”。

自张爱玲懂事以来，她们母女从未有机会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所以，那个时髦、现代的母亲在张爱玲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美丽动人、雍容优雅、敢作敢为。但靠近之后，张爱玲才发现：不食烟火的母亲也常常为柴米油盐苦恼，而这样的苦恼让她没有心情去聆听这个饱经磨难的女儿的“微不足道的小心情”，这让向来敏感的张爱玲变得愈发内敛。

虽说“所有女人都是同行”，但张爱玲和母亲在根本上并不是一类人，至少她们向往的并不是同一种生活状态。母亲从小就希望张爱玲能变成一个“现代淑女”：自立自强，积极向上，时髦而充满阳光。但张爱玲在生活中却总是表现出懒散、局促和无知的一面。她不会削苹果，在姑姑家住了两年连电铃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出门认路、待人接物之类的了。母亲对这一切自然是失望的，张爱玲甚至隐隐觉察出母亲有了“不知道在战火纷飞中为这么个女儿留下来是否值得”的念头。

经过漫长的努力，张爱玲虽然学会了洗衣煮饭，学会了自己缝补袜子，在生活能力上有所进步，但长期压抑在母亲的威严和不满之下，张爱玲的性格依然怯懦怕生，在为人处世上总达不到母亲的预期。母亲怨嗔道：“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母亲不明白的是，让张爱玲受苦的，其实正是她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张爱玲愈试图去修剪自己的枝杈，愈向母亲的审美标准靠近，她就愈偏离自己原本自然的生长姿态，愈不易获得原本触手可及的快乐和成功。

来看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句经典比喻之前的那段独白吧：“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天才往往是需要并钟爱孤独的，热衷社交的母亲很难理解这一点，她急切地敦促张爱玲从孤独的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去领略她认为的“美好世界”。但这份殷殷之心以警告、督促的形式附着在张爱玲身上却仿佛华袍之虱，只带来无数“咬噬性的小痛苦”。她甚至坦言：“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在这无法调和的矛盾里，张爱玲别扭地、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她一天中难得的轻松就是在屋顶阳台的片刻徜徉，即便如此，敏感的她还是会突然有种“赤裸地站在天底下”的羞耻和无助感，她觉得自己和所有彷徨的年轻人一样，因为过度的自信或自卑而受到上帝的裁判，未来不复有希望的光彩。直到这时，她对母亲的狂热崇拜才渐渐冷却。她无奈地感慨：“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除了母亲的教育方式和内容让张爱玲感到无措，经济上的附庸也让她感到不安。

张爱玲是一个对金钱十分敏感的人，在姑姑家生活的这两年，一切费用都是母亲负担的，但母亲的经济状况也不佳，这让张爱玲感到痛苦。她曾说过：“能够爱一个人爱到向他要零用钱的程度，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那段寄居岁月里，她常常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在橱窗里看见新款衣服，她的爱美之心总是蠢蠢欲动，但囊中的羞涩最后多变成了脸上的苦涩。

母亲给了她两个选择：“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买衣服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张爱玲最终还是选择了读书，她想追随母亲昔日的足迹，去英国留学。

有经验的老人会告诉你：摆脱持续不断的小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专注在一件事上，转移注意力。为了忘记华袍之虱那烦人的“咬噬性的小痛苦”，张爱玲让自己潜心在留学考试的复习中。“英格兰”这三个字经常以蓝天下的红房子的画面出现在她梦里，虽然母亲告诉她英国多雨，但她却固执地将它想象成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为了到这个希望的地方，向来懒散的张爱玲收起小姐脾性，彻夜伏案苦读。看到张爱玲如此认真上进，母亲还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硬挤出一部分，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补习数学。

天资聪颖的张爱玲这次没有让母亲失望，她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远东地区的第一名。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张爱玲并未到那片“阳光明媚”的蓝天红房。欧洲之行虽未如愿，但张爱玲还是成功地手持这份傲人的成绩单改入了香港大学。

那一年是1939年，一个在历史和文学史上都值得铭记的一年。

港大新生

1939年夏天，各地战火纷纭，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人人自危，但张爱玲在恐惧中却有一丝欢悦，因为她终于可以逃离让自己伤痕累累的上海，来到香港读书。虽然未能踏上魂牵梦萦的英伦土地，但香港那如明信片般清亮蔚蓝的海水还是让张爱玲的心情舒畅不少。

那时的香港既是学子们的避风港，也是文学青年的天堂。“避风港”是因为那时由于诸多原因，战火尚未烧到这里；“天堂”则是因为“七七事变”后，茅盾、夏衍、于伶、萧红、戴望舒等一大批知名作家避难至此，他们或办报纸杂志，或潜心著述，造就了一个短暂而繁荣的香港新文学时代。有趣的是，后来在张爱玲生命中写下重重一笔的胡兰成，彼时也活跃在香港文坛，以轻盈的“流沙”为笔名，任《南华日报》主笔。当然，他们此时并不相识。

虽然张爱玲幼时从上海搬至天津又迁回上海，没少奔波，但搬来搬去终究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这次香港之行却是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母亲和姑姑不放心，便拜托姑姑张茂渊在香港的好友李开第先生做张爱玲的监护人。让人感慨命运神奇的是，多年之后，张茂渊亦在李开第患难时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最终两人结为夫妻。1980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得知张茂渊和李开第境况不佳，便将自己在国内的著作版权交由李开第先生处置，所得稿费也一并赠予这两位曾悉心照料过自己的至亲老人，传为佳话。

和亲人关切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不同，香港大学的同学带给张爱玲的压力则是物质上的，他们多来自富贵人家，出手阔绰，这是靠着母亲有限资助的张爱玲所不能比的。一位华侨之女在得知开战的消息后，惊呼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怎么办？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无法理解战争，自然更无法理解张爱玲的苦涩。

所以，在学习上向来懒散的张爱玲延续了复习留学考试时的勤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期望用奖学金减轻母亲的负担。况且，港大的优秀毕业生还有去英国留学的机会，虽然不知那时欧洲的战况如何，但张爱玲心中的“英国梦”却从未熄灭。

张爱玲在港大读的是文学专业，许多教授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西方文学的教授喜欢莎士比亚，每每讲到偏爱的情节，他总会陶然忘我，甚至趁兴点一根雪茄。教古典文学的则是一位颇有仙骨的老先生，他吟咏的楚辞能让张爱玲听见战国楚地的苍阔悲歌，他念诵的唐诗能让张爱玲看见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当然，期末时张爱玲也给他们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因为张爱玲门门功课第一，是个十足的“学霸”。当然，当学霸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休闲活动的大幅缩水。

也许是距离稀释了旧日苦闷，也许是缺少娱乐的生活让张爱玲略感郁结，张爱玲时不时会思念上海的家，思念母亲和姑姑。她们彼此通信甚勤，母亲的信里满是关切与叮咛，姑姑的信则充满诗意文采。为了加强英文水平，好为将来留学做准备，张爱玲总是试图以英文写回信。但她渐渐发现，在留过洋的母亲和姑姑面前，自己的英文水平实在不够用，所以她的回信总是越写越短。因此，张爱玲在繁忙的功课之余，用原本写小说散文的时间补习英文。

其实，张爱玲苦学英文还有一个野心，那就是将来能像林语堂一样，用英文写出一流的作品。从这点来说，她从未远离文学。

张爱玲对汉字的嗅觉并未因英文的阻滞而变得迟钝，入学一阵子后，张爱玲看到上海的《西风》杂志以“我的……”为题悬赏征文，首奖500元。“见钱眼开”的张爱玲抽出空来写了《我的天才梦》寄去。这篇奇文以“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开头，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作结，中间夹杂几则轻描淡写却相当生动的旧事，文辞惊艳又不乏深刻自剖，所以斩获了这次征文的首奖。但让张爱玲失望的是，所谓“首奖”并非一人，而是13个人，在13位获奖者当中，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她被排在末尾，只拿到很少的奖金——虽然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书时正是以《天才梦》为名。

这件事促使张爱玲愤愤地下定决心：两年内不再写文章，安心学业——毕竟，相比征文那点“零花钱”，奖学金才能满足张爱玲的“大胃口”。调笑归调笑，回顾那段求学岁月，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张爱玲的勤勉与聪颖。踏实的张爱玲尽日流连图书馆，品咂诗文，饕餮古今，连少有人问津的旧书库都被她视为洞天福地。她偏爱那里夹杂旧书霉味的阴冷空气，她试图用安静的呼吸来“亲历”那一段段鲜活的历史，动人的传奇。聪颖的张爱玲还善于探察每一位教授的脾性，交出最让他们满意的答卷。所以，期末门门功课第一，而且她还从一个很少给高分的教授那里拿到了他教学数十年以来给过的最高分。张爱玲的英文也在这段时间内突飞猛进，用英文写作早已没有问题，甚至随便一本英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她也能“拿起来就读”。

如果说从前在圣玛利亚初露才华的张爱玲是一块难得的璞玉，那她在港大的这段求学经历则是一场恰如其分的雕琢砥砺。彼时，张爱玲还无法预料：那个尽日呼吸图书馆阴冷空气的勤勉少女将为几年后的上海带去多么耀眼的光彩。人们更会诧异地反复追问：那个做着“天才梦”少女，怎么会一跃成为真正的天才，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的传奇女作家？

挚友炎樱

虽然经济上的拮据使得张爱玲在港大时只能穿不太入时的衣裳，人群中望去并不起眼，但此时的张爱玲却在内在修养上愈发动人，和她久处的人都会感叹她的聪慧与娴静——而不是她母亲认为的敏感和沉默。她亦不再像往日那样“死气沉沉”，内心充满跃动的生机。

课余她会抱着书本跑到山上一边散步一边练习英文，明媚却不晃眼的青翠山色让她感到舒心和安宁，叮咚的泉水声也悄然配合着她默念英文的韵脚。一次，她居然撞见一条从洞中钻出的二尺大蛇，呆立半晌后她才惊叫着跑下山去，但仔细回忆时，她却认为刺激大过恐惧。

这样的独处时光总能让张爱玲觅见生命里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动人欢悦。

没有了母亲的殷殷督促，张爱玲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更加顺畅自在。寡言的张爱玲擅长倾听，所以同学和室友在她面前多没有防备，畅所欲言。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骨子里是多彩的文化，唇齿间是生动的情趣，这些都让张爱玲欢喜不已。张爱玲常听她们讲遥远的故事，看她们跳异域的舞蹈，偶尔还学两句有趣的方言，小小寝室里总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张爱玲还喜欢和女同学一起去一间叫作“青鸟”的咖啡馆，吃着小面包，尽情聊天调侃，战争的愁云未及笼罩到她们青春洋溢的脸上，她们的人生仿佛只有明媚的春光。

这些同学里，张爱玲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为世人熟知的挚友：炎樱。

“炎樱”是张爱玲为她取的名字，她本姓摩希甸，名法提玛，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母亲则是天津人。作为一名肤色较深的混血，炎樱平素并不使用拗口的全名，而是称自己“莫黛”，莫是姓的音译，黛则是黑的意思。后来，古灵精怪的她在书中读到一种叫作“貘”的吃梦为生的上古神兽，便欣喜地将自己改名为“貘黛”。张爱玲形容这个名字还是挺恰当的，因为炎樱的“云鬟高耸”，的确很像一只有角的小兽。

后来，炎樱还因为“貘黛”音似麻袋、毛头而改名“貘梦”，但张爱玲却自始至终固执地叫她炎樱：意为炎炎夏日中的樱桃果肉，清凉晶莹，让人垂涎不已。有趣的是，虽然这个名字出自张爱玲真心的“疼爱”，但炎樱本人却一直强调她并不喜欢这个名字。这像极了张爱玲小时候为家里佣人瞎取名的旧事。

张爱玲和炎樱的缘分要早于港大岁月，她们跟随同一位英文老师补习，还同船来香港。在船上初见时，张爱玲给炎樱的印象是“真好玩”，张爱玲把这三个字理解为“身形奇怪，略带嫌弃”。炎樱给张爱玲的印象则是十分可爱：“个子娇小，婴儿脸，肤色金黄，大大的眼睛。”在张爱玲的书中，炎樱总是被描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灵气美女，但看过她照片的读者却多觉得单纯论长相的话，炎樱并不出众。这种观点若是结合《炎樱语录》来看，我们反而可以肯定：在性格和才气上，炎樱一定十分吸引人。否则她怎么会让挑剔的张爱玲如此“爱不释手”，甚至不惜笔墨粉饰呢？

炎樱的确是一个“语言精灵”，在张爱玲记录的《炎樱语录》所提供的诸多例子里，我们隐约可以嗅见泰戈尔散文般轻灵且深邃的诗意：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同时，炎樱言谈间又不乏调皮和幽默：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和张爱玲内敛的才气不同，炎樱的灵动是张狂恣意的，有时连张爱玲都忍不住为她捏一把汗。西方有句谚语叫：“两个头总比一个好。”意思是：两个人的智慧总胜过一个的。有点类似“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但炎樱却调皮地将这句话改成：“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居然将这句话写在了作文里——在她明知阅卷老师是一位神父的情况下。还有一次，张爱玲、炎樱和另一位女同学出去散步闲谈，那位女同学感慨了一句：“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炎樱则低声调侃道：“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炎樱和张爱玲一个活泼，一个沉静，在性格上刚好互补，所以相互吸引，成为相知相伴相悦的挚友——或许叫“闺蜜”更时髦一点，虽然张爱玲自己更愿意把这种关系称作“双声”，意为能在一起发声、共鸣的人。虽然多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这对“双声”之间生出嫌隙的噪声，不复亲密动听，但共处港大时的欢声笑语却并不会因此匿声消隐。

能够定义友情的只能是共同负荷生命的经历本身，而不是时过境迁后彼此对它的评价。

乱世众生

生逢乱世，想安静地埋首书乡只能靠运气。1942年12月，香港的运气用尽了，日本人终于盯上了这处繁华的战略要地，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安宁也就此终结。

初闻战讯时，天真的港大学生们居然因为不必考试而欢欣不已。他们多是富家子弟，在他们的人生规划里，有旅行、有读书、有舞会、有恋爱，却唯独没有战争。所以他们面对战争的诸多反应，都让张爱玲感到哭笑不得。同宿舍的女孩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战争的衣裳而苦恼，因为她早已习惯在不同的社交场合穿戴不同的衣饰。但在盘旋的轰炸机底下，穿什么有区别吗？难道她希望像在舞会上一样，用华丽的衣裳吸引敌军飞行员的注意力？还有一个叫苏雷佳的姑娘更让人感到“女人”这种生物的不可思议。她在一颗炸弹掉落宿舍隔壁，老师催促学生下山走避的空当儿，还有闲情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统统打包，磕磕绊绊地运下山去。张爱玲对她的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真是“天真得可耻”。

随着战事日益紧张，大家对战争的态度也有所改观。此时的众生相在张爱玲眼中交织出一种极富戏剧性的荒诞色彩。大部分人的态度是一种暧昧的怯懦，用张爱玲的比喻也许更形象：“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炸弹掉落时，平素以干练勇敢著称的姑娘却第一个嚎啕大哭，胡言乱语着关于战争的恐怖故事，把周围的同学吓得面无血色。但空袭过后，她们却又尽力像平日一样，能不理会的一概不理：洗菜、烧饭、打牌——直到枪炮声再次响起。

在这种反复的、骇人的恐惧下，只有炎樱保持着最积极的心态。当然，你也可以称那种积极叫：不怕死。她可以在战况激烈时冒死进城看电影——看的还是卡通片；也可以在流弹打破浴室的窗户后依然兴高采烈地泼水唱歌。这份“乐观”让那些在恐惧中神经衰弱的师生感觉受了极大的嘲讽，所以舍监老师对她发怒了，就连张爱玲也不知道该称她“勇敢”还是“神经”。

没过多久，港大便宣布停办了，来自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参与守城工作，要么流落街头。张爱玲和一群同学去防空总部报名，结果刚从总部领证出门就遭遇了一轮空袭。张爱玲随众人逃到人行道边的门洞躲避，恐惧中她暗暗自嘲：“这哪是一个防空员应该做的事？”从门洞望去，炎炎烈日下街心那辆刚才还挤满人的电车给张爱玲一种“原始的荒凉”感。这种感觉很快被濒死的悲伤所淹没：“我竟然要死在一群陌生人之中？当然，和家人死在一起也没什么好……”就在张爱玲胡思乱想之际，有人大喊：“摸地！”此时虽然门洞里早已人挤人，但大家还是在恐惧的淫威下乖乖地、艰难地蹲下了。飞机往下猛扑，声音由远及近，张爱玲连忙用防空员的铁帽罩住脸，那一阵无所依凭的黑暗也许是张爱玲一生中最接近死神的时刻。

万幸的是，炸弹落在了对面街上，轰炸机也渐渐远去，他们终于逃出生天。让张爱玲啼笑皆非的是，警报解除后，众人仿佛瞬间将刚才的生死体验抛到九霄云外，都去争抢电车席位，生怕手里的车票钱白费了。

战火无情，幸运的只是极少数人。不久，张爱玲就听闻大学教授佛朗士去世的消息。在张爱玲看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在偏远的地方盖了三间屋子，一间专门养猪；家里没有电灯电话，因为他不欣赏物质文明；遇到志愿军操练，他会通知学生：“对不起孩子们，下周一的课不能上了，我要去练功夫。”他的生活充满逗趣的滑稽事，但最滑稽的是：他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战争开始后他被征入英军，结果那天黄昏归营时，也许是思索着什么，他没听见哨兵的警告，被一枪击毙。对此，张爱玲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这是)人类的浪费……”

香港保卫战(1941年12月8日开始，1941年12月25日结束，香港沦陷)虽然只有短短十八天，但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当时太平洋战场的战局，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土地上的人情人性。围城时期的遭与乱比比皆是：政府冷藏室的冷气管失修，居然眼看成堆的牛肉腐烂也不拿去分发；各处机关单位只顾争夺柴米喂饱员工，哪里顾得上防空。张爱玲也时不时要饿着肚子“飘飘然”去上班，她倒挺会自我安慰：“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

委屈是每个人都在受的，和委屈在一起的还有绝望。

张爱玲形容那种绝望就像“凌晨四点”：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的。为了排解这份难捱的委屈与绝望，每个人都不惜释放心中“荒唐”的一面。用欲望赶走绝望，这似乎是很多末世小说钟爱的主题。

的确，活着艰难，死却容易，若不趁还有命时用力攀附些什么，总觉得这辈子白活了。所以，那时香港人不忙于躲炸弹，却急着结婚，报纸上除了惊悚、悲观的新闻标题，居然全是喜气洋洋的婚讯。这让正在读《官场现形记》的张爱玲在错愕惊异的同时，也对他们投去宽容和理解的目光。因为她读出：为书中的欢笑戏谑作注脚的，其实正是人生满满的苦涩心酸。以书观人，这些遭逢乱世的“疯狂”男女，也不再那么不可理喻。

“想做什么就马上做，否则就来不及了”，这是香港人从这场战火中学到的经验。即使战火熄灭后，这份认知也依然深刻影响着香港人的言行。

十八天后，香港沦陷了，但大家却高兴着欢呼：“仗打完了！”一群群女大学生又欢天喜地地跑上街头，寻找冰激凌和唇膏。张爱玲和炎樱就因为贪食冰激凌而不惜步行十里路。她们并非特例，战后的每个香港人都成了十足的“吃货”：汽车行全改成了小吃店，绸缎铺兼卖糕点，教员、律师帮办统统做了饼师。街上每隔几步便能看到一位洋行职员模样的年轻人在埋头饕餮——即使不远处就有一具穷人的尸首。张爱玲说：“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

战后港大没有复学，张爱玲和其他女学生去了“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张爱玲在《烬余录》里自承：“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那些日子，张爱玲觉得自己是一只“被猎的兽”，心慌易怒，对病人都没好脸色。其他护士也没有闲情做“白衣天使”，一个终日哀嚎不止的病人去世后，她们居然纷纷感到“欢欣鼓舞”。

战火锻铸了人的承受力，也扭曲了人的心性。张爱玲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悟出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这个放在自己身上也适用的道理。

张爱玲的“自承”有多少演绎的成分我们不得而知，“冷漠”是否能就此成为她的一个性格标签我们也不敢妄言。但正如她在《烬余录》末尾那段深刻而无情的描述所示：她的冷眼不仅给众生，给乱世，也给她自己。也许只有这样的“冷眼”，才能带我们穿透历史的尘芜，看清人生的本来面目。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冷酷的现实里，张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画。她自认为那是她绘画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没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了。她甚至觉得，自己之后写的所有小说，不过是在为那些重叠的人像做“注解式的传记”。很快，剖世的“画”画完了，为它们写“传记”的日子也不远了。1942年春天，张爱玲携炎樱一起返回了阔别三年之久的上海。

这一次，上海等待她的不再是痛苦与压抑，而是不朽与传奇！

绝代·芳华

卖文之路

对于上海这座给了张爱玲诸般滋味的城市，她总抱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喜爱。仿佛它是上学时隔壁班那个面容冷峻的帅气男生，必须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不被他发现，才能安心地享受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思念和欢喜。倘若他突然主动望向自己，自己却只能慌张地躲避，只因无力承受这份过于甜蜜的注视。

然而，从香港回来后的张爱玲虽然在行事上依旧小心，却不再慌张怯懦。这几年的种种经历和积累，让她确信自己已经可以与任何人对视。她不再害怕别人的议论，她能受得起任何人的注视——哪怕是一座城。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住在姑姑家。彼时，张爱玲的母亲出国去了新加坡，而她和父亲早已断了联系，更未想过有一天能冰释前嫌——至少不是现在。姑姑和张爱玲的母亲一样，是个新式女性，她在和哥哥因为张爱玲的问题分家后，便自食其力，成为了时髦的“职业女性”，供职于一家“外资企业”。姑姑的坚强与自立对张爱玲影响深远，因此在报考圣约翰大学未果后，张爱玲便开始了正式的卖文生涯。

说来有趣，这位即将用超凡文采征服整个上海文坛的传奇女子，报考圣约翰大学未果的原因竟然是国文未及格。她还被要求参加国文补习班，不知这究竟是对张爱玲文学造诣的揶揄，还是对圣约翰大学鉴赏能力的讽刺。倒是张爱玲的挚友炎樱顺利考入，还成为校方指派的“学生长”。炎樱对此颇为自得，但她的风光很快便被“不幸”的张爱玲抢去了。

在港大苦学英文的张爱玲此时已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她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便投稿到英文月刊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本面向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的综合性刊物，里面的内容包括时事报道、旅游攻略、书评影评，等等。张爱玲初次投稿的内容则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洋洋洒洒近万字，还附有张爱玲亲手绘制的12幅发型服饰插图，很快便被采用了。初次投稿即被采用让张爱玲信心大增，紧接着，酷爱电影的她又接连在该报发表了多篇影评，统统大受欢迎。

为什么那些老外喜欢看一个中国女人写的文章呢？该报的主编梅涅特这样分析道：“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梅涅特的分析十分精准，张爱玲的成名正是得益于对自己民族的深邃好奇。同样是写发型服饰，写书评影评，写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杂感，很多青年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私人写作”的泥沼，沉浸在对自身记忆与感受的“鉴赏”中无法自拔，忘记留一只眼睛看世界，看众生，看历史。因此，他们的文章比之张爱玲，少的远不止是文辞上的华丽与奇诡。所以，梅涅特不吝赞美地称张爱玲是“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当然，梅涅特不是赛珍珠，他无力将张爱玲像林语堂一样推广到西方世界，否则以张爱玲“比林语堂更出风头”的志向，她是否会走上全职英文写作的道路也未可知。

卖“洋文”卖出名堂后，张爱玲抽空整理了两段在港岛时期的见闻，写成了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相比那些介绍性的英文文章，这些可以让她恣意编织构建的中文小说，给了她更畅快的创作体验。张爱玲渐渐发现：在西方世界扬名的“林语堂梦”并不适合自己，她更愿意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市井生活，一锹一铲地从中掘出国人的善与恶、妄与诚。

两部书稿完成后，张爱玲没有像那些急于成名却又苦无门路的青年作家一样四处投稿碰运气，她对自己的中文文章尚没有主动拿去投稿的自信。于是，张爱玲便托母亲这边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去拜访了他的好友周瘦鹃。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成名颇早，虽不受新文学作家待见，但却是上海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彼时，他在上海任多家报刊的编辑，张爱玲找他算是找对人了。

由于受老友所托，来者又出身名门，所以周瘦鹃并未敷衍了事。张爱玲与之寒暄一阵后便奉上书稿，周瘦鹃当即捧起研读。初见小说的名字，周瘦鹃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当时青年作家多崇洋厌古，哪里会用《沉香屑》这种明显代表传统小说的“落伍”书名。对张爱玲这种“甘于落伍”的创作态度，周瘦鹃很是欣赏。读了正文，周瘦鹃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竟有这份深沉的目光、老辣的笔触；喜的是，对西方文学浸淫不浅的周瘦鹃发现张爱玲并非仅仅是一位传统小说作者，她在创作上明显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精华，他甚至觉得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已经可以与毛姆比肩。此时回忆起书名《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那个不起眼的西方标点“冒号”，周瘦鹃才发现：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女子，竟是一位“中西合璧”的文学天才！

周瘦鹃当即拍板：这两部小说分别作为《紫罗兰》杂志复刊后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打作品。周瘦鹃一生偏爱紫罗兰，他的住处就叫紫罗兰庵，他的笔名也是紫罗兰庵主人。《紫罗兰》杂志是周瘦鹃于1922年创办的，后因故停办多年，于1943年5月复刊。所以，这份杂志对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他能将张爱玲的两部小说分别作为该杂志复刊前两期的主打作品，绝不仅仅是因为友人的嘱托。

周瘦鹃的赏识让张爱玲受宠若惊，她原意只是让文学前辈指导一下文章，能提供一些投稿渠道自然更好，没想到他居然直接将自己的文章作为《紫罗兰》复刊的主打作品。其实，在文学主张上，张爱玲对鸳鸯蝴蝶派的态度是较为暧昧的，就像她虽然极度推崇鸳鸯蝴蝶派另一位代表作家张恨水的作品，但她却直言：“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不过，周瘦鹃的赏识还是让她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增加了不少信心。

为了表达对周瘦鹃的感谢，张爱玲将他请到姑姑的公寓喝下午茶，公寓里精巧的布局、典雅的陈设，以及让人赞不绝口的点心都给周瘦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那两期《紫罗兰》的编辑例言中还专门叙述了此事，丝毫不避讳自己对张爱玲文学水平及生活品味的欣赏。

自此，张爱玲对自己能否以卖文为生，再没有怀疑。

横空出世

虽然周瘦鹃对张爱玲推崇有加，但张爱玲的“二炉”推出后却并未达到她预期的热度，这兴许和《紫罗兰》杂志的“格调”不高有关。《紫罗兰》虽然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但这种欢迎总被罩上一层“恶俗”和“封建余孽”的外衣，颇不受当时沦陷区的主流文艺圈待见。从这点来说，《紫罗兰》虽是高调复刊，却在时代背景下明显势颓，出版18期后便再次停刊。

初次投稿的“阵地”似乎并未选对，但张爱玲的才气很快便跨越了文学派别之间的鸿沟，吸引了新文学圈子的目光。那天，《万象》主编柯灵“奇迹似的发现了”《紫罗兰》上刊载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他的惊奇或多或少是因为：如此深刻而出色的文章居然出现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这也使得他虽然极爱张爱玲之才，却由于大气候下的“门户之见”，始终不愿主动找张爱玲约稿。

不过，让柯灵惊喜的是，张爱玲主动带着书稿找到了《万象》的编辑部，这让柯灵“喜出望外”。

原来，在《紫罗兰》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水平后，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许多佳作，但由于作品风格与《紫罗兰》相去甚远，她便鼓起勇气向几家著名杂志投稿。相比上次的熟人牵线，这次编辑与作者的见面显得纯粹得多，柯灵与张爱玲相谈甚欢，当即拍板将这部名为《心经》的小说登载在8月的《万象》上。从这之后，直到1944年6月张爱玲和《万象》老板平襟亚因为稿费问题而交恶，《万象》每期上几乎都有张爱玲的文章连载。《心经》《琉璃瓦》《连环套》均是首刊在《万象》上。

几乎与《心经》被刊载在《万象》上同时，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茉莉香片》也在《杂志》上登了出来，这昭示着张爱玲在上海大红大紫的日子正式来临了。

从《紫罗兰》到《万象》再到《杂志》，张爱玲的投稿并非胡乱撒网，她的选择大体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刊物气质与自身脾性的契合度。《紫罗兰》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并非张爱玲的最爱，《万象》代表的严肃新文学又相对制约了她灵动的才气，而集齐了洛川、谷正魁、章羽等当时一大批颇有才情的作家的《杂志》则显得更符合张爱玲的口味。

二是刊物对自己成名的助益度。《紫罗兰》势颓且难被主流文学圈认可，虽然周瘦鹃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但她的文学趣味和生存危机决定她无意帮鸳鸯蝴蝶派东山再起；《万象》编辑柯灵虽然赏识张爱玲的文采，但他是“有严重意识形态倾向”的编辑，他将《万象》视为战斗阵地，而不是单纯的文学杂志。从这点出发，他更看重傅雷、夏丏尊、叶绍钧、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的投稿，因此，《万象》自然无心将张爱玲作为自己的“主打明星”。而背景颇深的《杂志》则不惜血本力捧张爱玲，自1943年7月起，《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不仅如此，《杂志》还极有前瞻性地采用了现代媒体包装畅销作家的种种手段：召开以张爱玲为首的“女作家聚谈会”、对张爱玲的种种活动进行追踪报道、为读者热心解答有关张爱玲的种种问题……《杂志》的目标很明确：将张爱玲从旗下的普通作家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时尚符号”和“文化热点”进行全力打造。为此，《杂志》还充分挖掘张爱玲的照片、书信和隐私里的价值，为读者建立起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张爱玲形象”。一时间，上海人皆视“读张”为时尚。这在当时身为沦陷区，人心惶惶的上海，实在是一件稀罕事。

凡此种种，张爱玲便将自己的投稿重点最终放在了《杂志》上。《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最受“张迷”欢迎的得意作品都发表在《杂志》上。《紫罗兰》是张爱玲的出道平台，《杂志》则是张爱玲的成名福地。

小说成名后，张爱玲又捡起了散文这项手艺，她先后给《古今》和《天地》投稿，亦获得不俗反响。《天地》的主编是张爱玲的文友兼好友苏青，苏青自然乐得将“闺蜜”作为自己的王牌，所以，在一期《天地》上有时甚至可以看见三四次张爱玲的名字。

自此，张爱玲不仅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更是几乎“一步登天”。从1943年5月在《紫罗兰》发表文章算起，到她11月彻底攻占上海各大报刊杂志，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也许时下我们早已见惯了一夜成名，对张爱玲这半年的成名之路并不感冒，但真正让我们惊异的不是她用这半年积聚了多少名声和财富，而是她写出了多少流传至今的文章：《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封锁》……这些居然都是在半年光景里完成的！

更让人惊异的是，在那个政治背景复杂，各方斗争不断的年代，在上海沦陷区这个特殊的地域，政治倾向、文学趣味各异的大小文学圈子居然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张爱玲。热衷鸳鸯蝴蝶派言情的《紫罗兰》、坚守新文学阵地的《万象》、尝试“纯文艺”路线的《杂志》、推崇幽默闲适的《古今》……他们一致对张爱玲推崇有加。这在文学史上即使不是孤例，也算得上十年一遇了。从这点来说，“出名要趁早”既是张爱玲年轻心性的率真愿景，也是她无匹才气的注定命运。

在淡忘童年阴影，第一次心平气和地评价上海时，张爱玲说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许，张爱玲就是这种“奇异的智慧”的一次概率小到近乎奇迹的完美结晶。

当然，也有人对张爱玲的这场年少成名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张爱玲若是晚些成名，或者慢些成名，也许将来的境遇就不会那么坎坷，我们也能欣赏到张爱玲更多更好的作品。对此，持“出名要趁早”论的人自然是不屑的，两者争执不下，我们也难断优劣。不妨来听听张梅女士的评述吧，也许对张爱玲来说，成名的早晚与快慢，从来就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柯灵)曾劝张爱玲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舞，文章不如待海晏河清后再刊行。而张爱玲偏就只能盛放于时代的夹缝里、文明的荒原上。”

海上传奇

张爱玲似一枝泥沼中蓦然盛开的清花，给气息芜杂的上海文坛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呼吸。这也是上海各个文学圈子都对她青眼有加的原因之一。当然，立场决定态度，每个人都关注她的才华，但不是每个人都关心她的未来。文化商人看重的是利益，是“张爱玲”这块摇钱招牌，汪伪政府需要的是文学明星，需要她转移注意、消解矛盾、粉饰太平，只有真正的进步文人才怜惜她的才华，为她的迅速成名亦喜亦忧。

深谙世事的柯灵将当时清浊难分的上海喻作“万牲园”，荒诞而危险。《杂志》对她的全力包装，汪伪文人对她的恣意吹捧，都是藏匿着无数陷阱的花丛，一不留神就会让她倾覆其中。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前辈也很关切张爱玲的成长，当时一心购藏中华文化典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郑振铎也破天荒地托柯灵给张爱玲带去真诚的建议：不要在各方势力交错的上海到处投稿，一旦民族大节不保，再耀眼的才华也会被世人摒弃。他还具体建议：张爱玲新写的文章可以先交付开明书店保管，开明书店预付稿酬，等局势明朗时再出版。这也是当时委身于开明书店的王统照、王伯祥、徐调孚、周振甫等文学名宿的意见。

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张爱玲此时尚沉浸在成名得利的快乐中，她对纷至沓来的褒奖、批评、建议、警示感到无力分辨，只得依照自己的直觉和喜好来选择，所以她婉拒了柯灵的建议，她决定“趁热打铁”。彼时以文采成名后，张爱玲的家世也被挖了出来，成为上海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更给她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于是她干脆将自己的小说集结成册，以《传奇》为名出版。

1944年8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出版了。这本书收集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玻璃瓦》《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十篇小说。这本书的装帧和张爱玲的文字一样精致：蓝色封面、黑色隶字，很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趣味。

对这本书的出版，张爱玲显得异常兴奋，她在后来再版的序言里回忆道：“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色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这段交织着才女之灵动和少女之羞赧的独白实在可爱得紧！

是的，张爱玲不关心纷繁复杂的政治，她也不关心自己身处的世界究竟有多险恶，她虽对世事人心有着远异常人的洞察，但她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所以，面对这个千疮百孔又五颜六色的世界，她在心底更多的不是畏惧与谨慎，而是好奇与急切。所以，她才会发出那段著名的感慨：“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的迫切兴许不仅仅出于少年心性的草率，她看不到时代么？她读不懂时局么？当然不是，在上面那段迫切的表白后，她紧跟着冷冷地分析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只是和其他洞穿世态后或选择明哲保身，或选择殊死抵抗的文人不同，张爱玲选择了第三条路：无所顾忌地恣意盛开，盛开在“时代的夹缝”里，盛开在“文明的荒原”上。毕竟，时代太大了，人生太快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关心那些他们关心不来的东西。

《传奇》出版后，的确成了上海众生在挣扎和迷茫间偶然瞥见的一扇美丽的夜蓝色窗子，他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月亮和热闹，还有一个个鲜活的，会哭会笑的人物：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川嫦……他们随着书里的人物时哭时笑，仿佛周遭的破败世界也变得鲜活起来。所以，《传奇》的出版使得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首印几千册书四天便宣告售罄，仅过一个月便再版。

对此，张爱玲异常开心，但她并未因此懈怠，她不仅笔耕不辍，还发挥自己的设计才能，开始过问图书的装帧。《传奇》再版的时候，张爱玲“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随着《传奇》的热销，张爱玲从“文学新星”一跃成为人们心中的“传奇明星”，读者对张爱玲的喜好、习惯、隐私等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张爱玲自然不会让他们失望，对服饰颇有研究的张爱玲总能以“奇装异服”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增加他们吹牛和调侃的谈资。张爱玲倒不是有意迎合读者，她本来就是个“生活型的作家”，写作只是她谋生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放下纸笔后，她更关心生活里那些实实在在的事物：衣着、饰品、食物……小时候父亲嗔怪母亲是个“衣架子”，现在她有了条件，自然乐得“步母亲后尘”。

刨去流言的污染与时间的漫漶，客观地说，张爱玲在服饰上的研究是很有建树的。她的散文《更衣记》言简意赅地叙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时装的流变历史，字里行间又不乏对人性和社会风气的针砭刺探，让诸多只懂服饰搭配忌宜的“时尚小姐”望尘莫及。在《更衣记》中，张爱玲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但她在生活中却丝毫不忌惮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她对女性在满清三百余年历史上缺乏多彩的时装感到不满，所以她在生活中似乎要把清人未曾试过的风格和颜色统统尝试个遍。

张爱玲对衣服颜色和款式的挑选是细腻而大胆的，和她的文章一样，她偏爱浓郁且对比强烈的衣饰，将大俗和大雅交织在一起，兀自美丽，任人评说。有人奇她旗袍外面罩短袄，有人讶她穿晚礼服招待闺蜜，有人嗔她穿前清老衣裳仿若寿衣……议论的人越多，她就越有名，她越有名，议论的人就越多。这些舆论虽然并非张爱玲有意引导，但却实实在在地帮她罩上了一层神秘而传奇的光晕，让她在上海一时风光无两。

虽然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经清楚地体察到“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但她似乎更介意的是：平淡恒常的生活是无趣的。所以，对自己的这场戏剧化成名经历，张爱玲并不感到惶恐和不安。毕竟，谁的人生都逃不离顶峰和低谷，身在顶峰却患得患失，人生岂不再也没有痛快的机会？更何况，张爱玲的志趣哪里会如我们想的这般简单，她愿意在动荡时代的夹缝里恣意盛开，却绝不甘愿只盛开在区区一个时代。不妨来读读她在《传奇》序言里对自己的“预言”吧。

“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风华绝代

张爱玲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安家的“豪言”并非成名后的狂妄，她确实有这等资本。如果说一个年轻女人只会心耕笔织和搭配衣裳，那她终究还是无趣了点。张爱玲虽然敏感怕生，但她的生活却和“无趣”一点都不沾边。

首先，张爱玲是个自立的女人，自立的女人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做什么都比别人有底气一些。虽然她的好友苏青对这种自立不以为然：“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张爱玲坦言自己也能体味出这种自立背后的悲凉，但她终究是欣喜于自己能挣钱这件事的。她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她更惋惜的是，因为幼年没钱，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变得不那么温暖：“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所以，卖文为生的日子虽然清苦了些，但张爱玲终究甘之如饴。

《传奇》热卖后，张爱玲的手头宽裕起来，她常邀炎樱一起逛街、买布、自己做衣服。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踏实而安心，渐渐地，她也学会了去菜场买菜，自己动手烹饪。自立带给她的另一件礼物就是对人与事的温情忍耐。她在《童言无忌》里提到自己去菜场买菜时的一个细节：“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若是换作从前的张爱玲，兴许早就嫌恶地松开手狼狈地逃远了吧，要知道小时候学钢琴时，俄国女老师吻她额头，她都要记着位置，过后偷偷擦去呢。但她却在如今自立的生活中渐渐“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其次，张爱玲是个兴趣丰富的女人：音乐、舞蹈、电影、拍照都是她的兴致所在。有了文字打下的物质和审美基础，使得她可以安心且畅快地逞游在这些纷繁的爱好中。

音乐是张爱玲自幼便熟悉的“小伙伴”，只是那时的她更多地将它视为“迂板的大哥哥”，总给自己带来无聊和压抑。回忆一下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中的那个场景吧：父亲为八岁的女儿过生日，女儿吹灭蜡烛后，父亲却拉住她要切蛋糕的手：“别忙，你先弹个琴给我们听，再给你吃。”于是女儿只得乖乖地去给父亲和他的客人弹琴助兴。张爱玲的母亲和故事里的父亲一样，并不真心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了不得的钢琴家，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通过这高雅的消遣变得淑女一些——当然，自己待客时也更有面子。

也许是童年学琴的经历让她苦闷，所以她在《谈音乐》的开篇即坦言：“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张爱玲真的不喜欢音乐么？未必吧，还记得她在《天才梦》里的独白么：“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她更是发下宏愿：“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所以，《谈音乐》开头一棍子将音乐打死后，张爱玲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渐渐消退对旧事的怨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音符的敏感与亲昵。

在谈到对乐器的好恶时，她说：“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在谈到音乐风格时，她说：“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在谈到异域音乐时，她说：“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乐很单调，永远是吉他的琮争。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来了，控在竹竿上晒着，花格子的台湾席、黄草席，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盹。”

这些堪比动人音符的妙语若不是张爱玲对音乐有着长久的接触和深入的思考，单凭文学天分是写不出的。虽然音乐在张爱玲的小说天地和自剖空间中从未占据显眼的地位，但即便是作为话头或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音乐给张爱玲的文字和人生观提供了一种别致的韵味，也许她自己都未曾察觉。

张爱玲对舞蹈也情有独钟，在她的少作《理想中的理想村》里，她幻想中的“理想社会”就至少要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建在“小山的顶上”。这兴许和她幼年常被“姨奶奶”哄骗去“起士林”舞厅有关。当时她只有四岁多，刚进门的“姨奶奶”每晚都要带她去舞厅看跳舞，起先张爱玲并不乐意，但后来桌上总会多一块奶油蛋糕，她也便在那流连忘返了。那段吃蛋糕看跳舞的时光不仅培养了张爱玲对西点的喜爱，也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兴趣。

成年后的张爱玲虽然自己并不常跳舞，但她小说里的主人公却常常出现在交际舞的舞台上。跳交际舞确实是一个表现人物、推动情节的不错设定，因为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对跳舞的态度是如此暧昧。在公开的社会活动中，中国人很难“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所以中国历来是个“没有跳舞”的国家。但在沦陷区的上海，却有不少青年男女对此十分热衷。这或许和交际舞总不可避免地带有性的意味有关，但相比其他类型的触碰，跳舞又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这种暧昧和矛盾，正是跳舞之于国人的魅力所在，也是它吸引张爱玲去关注、思考和取用的地方。

如果说张爱玲对音乐和跳舞的喜爱还算不得浓烈，那她对电影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对电影是由衷地、全然地爱着。这份情愫得从她八岁说起，那时她随父亲搬回上海，母亲也留洋归来，两人暂时和好，家里又显得温暖起来。一天，张爱玲的母亲和一个“胖伯母”一时兴起，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了一出电影片段，张爱玲坐在地上看得津津有味。这可能还算不得她“观影生涯”的开端，但必是这段幼时难得的温暖记忆让她对电影产生了持久而深沉的迷恋。

后来，她开始进电影院看电影，她总会在一个人物出来时便急切地问道：“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再长大一些后，她开始对电影有更深入的理解，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了。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她还有模有样地写过一篇关于卡通电影的论文，叫《论卡通画之前途》。她在里面的语气十分认真，却又因为稚气未脱而显出几分可爱：“卡通画是有它的新前途的。有一片广漠的丰肥的新园地在等候着卡通画家的开垦。未来的卡通画决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

这个小女孩的“预言”在今天看来算是应验了。相比那个年代单纯取乐的卡通电影，现在的卡通电影的确在题材、内容和教育意义等方面都有着更深入的探索。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深知姐姐爱看电影的癖好，他说姐姐平时很少说话，但一聊起电影，“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自从张爱玲离家出走后，每次与弟弟见面，她也只谈电影或小说，很少提个人生活。这倒是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电影偏好提供了素材，张子静回忆说：“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

张子静还记叙了张爱玲痴爱电影的一个经典案例：一次，张爱玲、张子静，以及一帮亲朋一起去杭州游玩，结果刚到杭州，她就在报纸上读到谈瑛的新片《风》上映的消息，由于当时杭州还没有影院，张爱玲便临时中断旅程，当天就赶回了上海。张子静只得陪她一起回去，他记得很清楚：刚一下火车，张爱玲家也不回就径直奔向影院，还一连看了两场！张子静由于旅途奔波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张爱玲却仿佛刚休假归来一般享受。她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张爱玲对电影爱到这种地步，让张子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张爱玲爱电影可不只是看，她对电影的理解也颇为深入。她最初向杂志投稿时就是以影评为主的，从她的文学生涯来看，影评算得上是她进入文坛的“敲门砖”。虽然她后来忙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而无暇继续写影评，但对电影的钟爱却是贯穿她一生的。

和现在的女人一样，张爱玲对拍照也很热衷。如果说对音乐、舞蹈和电影的喜欢源自张爱玲的个人审美，那对拍照的热衷就算是闺蜜间的“交流方式”了。因为张爱玲的照片多与炎樱有关，那时，对画图有所研究的炎樱总喜欢扮演“摄影导演”的角色，在《“卷首玉照”及其他》里，张爱玲写道：“貘黛在旁边导演，说：‘现在要一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的，头发当中挑，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还是很守旧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里。’她又同摄影师商酌：‘(露出了)太多的骨头？’”照片拍出来后，炎樱“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张爱玲的家里，兴奋地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张爱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一次，一个摄影师因张爱玲新书需要插图的缘故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摄影师自己很是满意，“光线柔和，朦胧的面目，沉重的丝绒衣褶，有古典画像的感觉”。但张爱玲却不买账，炎樱也觉得这张不好，她说：“这张像个修道院的女孩子，驯良可是没脑子，而且才十二岁。放大了更加觉得，那谦虚是空虚，看久了使人吃力。”于是，她俩便决定“在上面涂点颜色”，虽然她们也知道等摄影师看见了必定会生气，但她们当时玩心已起，哪顾得上这些。结果她们捣鼓半天，愣是把一张美照给画成了“遗像”，让张爱玲“立刻想趴下磕头”。

欢笑之余，我们不难发现：从先前那些与自己娓娓而谈的审美世界，再到这个和挚友亲切私语的秘密空间，张爱玲的个人生活是如此丰满有味，与我们印象中那些只知码字却不懂生活的古板作家大异其趣。这个二十三岁便誉满上海的年轻女人，委实不是一朵别人眼中盛开在泥沼中的畸变之花，而是用心且耐心的“快乐艺术家”，怡然自得地装扮着生活的每段枝杈。若是再加上那百年难得的文采，或许我们可以将“绝代芳华”这四个字，送给彼时的她。

用张爱玲自己的文字来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要更诗意一些吧。这段文字本是她拿来评论胡金人的画作《白玉兰》的，但张爱玲自己，何尝不是一朵丰盈如画的白玉兰呢？

“土瓶里插着银白的花，长圆的瓣子，半透明，然而又肉嘟嘟，这样那样伸展出去，非那么长着不可的样子；贪欢的花，要什么，就要定了，然而，那贪欲之中有嘻笑，所以能够被原谅，如同青春。玉兰丛里夹着一枝迎春藤，放烟火似的一路爆出小金花。连那棕色茶几也画得有感情，温顺的小长方，承受着上面热闹的一切。”

流言挚语

树大招风，迅速成名的风光自然少不了流言蜚语的伴随：她的“奇装异服”，她的“古怪脾气”，她的“传奇家世”都成为被调侃讽刺的对象。有趣的是，张爱玲继《传奇》之后的第二部集子，就叫《流言》——不知这究竟是无意的预言还是有意的自遣。不过，这倒是让张爱玲一生的宿命色彩又变得浓郁了几分。

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流言”确实始于“传奇”。就在《传奇》火遍上海，张爱玲炙手可热之际，关于她的种种“流言”开始慢慢传开。而那些关于张爱玲的流言里最具代表性的几个，都和一个名字分不开，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潘柳黛。

关于潘柳黛的身份，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她和张爱玲、苏青以及关露并列当时的“四大才女”。同时，她也于张爱玲初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时与之过从甚密，这似乎增加了她对张爱玲的那些“八卦”的可信度。

1975年，潘柳黛写了一篇《记张爱玲》，里面用颇为熟稔的口气记叙了关于张爱玲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张潘二人交恶多年后潘柳黛的一次单独“清算”，此时的张爱玲被人问起潘柳黛时的回应则是：“不认识这个人。”

我们不妨来看看潘柳黛笔下的张爱玲究竟是怎样的吧。

首先是血统，张爱玲在上海文名雀起时，胡兰成写过一篇《论张爱玲》，里面提及张爱玲的显赫家世，而潘柳黛则对此不以为然，并辛辣地讽刺道：“张爱玲的‘贵族血液’是怎么一笔账呢？说来话长，原来听说张爱玲的爸爸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换句话说：就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她更是提出了一个后来在上海流传甚广的比喻：“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这个比喻虽然文辞巧妙，但却因为过于罔顾事实而显出满满的恶意。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这种血缘断不至于被称为牵强附会，更没到“鸡汤论”所描述的那般“荒谬”。

其次是衣着，张爱玲酷爱“奇装异服”的说法虽然广受议论，但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早的的案例却是来自潘柳黛的“记叙”。潘柳黛与苏青去拜访张爱玲时，张爱玲身着华丽的晚礼服，让她们误以为张爱玲是有宴会要赴，结果张爱玲告诉她们：她是为了迎接朋友。潘苏二人正疑惑张爱玲要迎接哪位贵客，张爱玲却笑盈盈地拉起她们的手说：就是你们呀！对此，潘苏二人的反应大相径庭，潘柳黛觉得张爱玲的做法太奇怪，并感觉到了窘迫，因为穿着晚礼服的张爱玲让自己感觉像个“野人”，而苏青却并未生出这些无端的联想。不过，这段轶事在潘柳黛的笔下却成了：“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苏青就这样被拉进了她的“阵营”，而事实则是：这次会面之后，苏青和张爱玲愈走愈近，与潘柳黛却渐渐疏远。

起初，潘柳黛还只是对张爱玲的性格表现出一点不悦，觉得她“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到后来，她干脆将张爱玲的整个文采和人品说得一文不值：“在中国卖弄美国噱头，到美国再去卖弄中国噱头，我想聪明的张爱玲很可能已经放下剪刀，拿起厨刀，在美国朋友面前，正在大力表演她的‘祖传秘制’‘李鸿章杂碎’的‘贵族’烧法呢。”

潘柳黛究竟为何会对张爱玲有这么大的意见呢？若是以潘柳黛自己惯用的招数来进行恶意揣测，那无外乎就是：被抢了风头，心有不甘。

潘柳黛在上海文坛闯荡初期也曾一时风光，曾任《华文大阪每日》记者和《文友》杂志编辑，虽算不得一枝独秀，但好歹也能被人津津乐道。但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44年，随着《传奇》和《流言》两本集子的热销，张爱玲的文名冠盖群英，引得众多评论家、作家的热议，更被酷爱贴标签的小报记者奉为“当世女作家中之祭酒”。而潘柳黛却甚少被评论家提及，就连仅有的一次被写入小报，也是死死被张爱玲压制着：“潘柳黛的作品，芜杂荒乱，野气冲天，而又野而不悍，就觉力薄，实在是不能与张冯(张即张爱玲，冯即冯和仪，为苏青本名)并论。”

张潘之怨虽给现代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八卦”，但对当时的张爱玲来说，这却为她带来了不少烦恼。潘柳黛的言论细推起来常常不攻自破，但大众总是喜于看热闹的，尤其是“名人爆料”，那就更了不得了。结果，两分自矜成了九分自恋，三分奇怪成了十分奇葩。就在潘柳黛的添油加醋和众人的以讹传讹中，张爱玲从“传奇女子”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女人”。这一来揭露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老毛病：文人相轻；二来则印证了自古不变的真理：人红是非多。也许是早看透了世事芜杂，难辨真假，所以张爱玲才将第二本集子命名为《流言》，一来自嘲以舒心胸，二来自省以拘言行。相比之下，潘柳黛直至二十载后仍对此念念不忘，甚至要为此专门撰文清算，二者无论文采还是人品，高下立现。

当然，张爱玲的麻烦不只来自流言的恶意抹黑，有时，善意而诚挚的提醒也会因舆论的关系成为一种困扰。就在张爱玲纵情恣意地舒展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各个报刊杂志刊文连载时，向来快言快语的傅雷注意到了她。作为一名正直且认真的学者，傅雷是以“惯讲真话”出名的，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但对张爱玲在写作上的一些倾向表达了担忧，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傅雷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并以笔名“迅雨”发表在《万象》上。在这篇评论中，傅雷对张爱玲先是做出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张爱玲不同于普通作家，她为五四以来渐渐走偏、走死的文学创作氛围注入了新空气：“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

张爱玲从不谈主义，除了偶尔拿来自嘲的“拜金主义”，她更关心身边人的吃喝拉撒睡、爱恨喜怒悲，以及这些行为与情绪背后的人性纠葛。对此，傅雷表示赞赏：“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绝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之后，傅雷在解释为何要写这篇评论时，还不忘把《金锁记》狠狠地夸了一通：“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为什么说这是文坛最美的收获呢？不仅是因为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更是因为小说在色彩、节奏和语言风格方面的把握实在是有“最幸运的成就”，他更不吝篇幅地详细剖析了张爱玲的语言天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

由此可见，傅雷之后对《连环套》的严厉批评，明显是对张爱玲的“爱之深，责之切”，生怕她为自己的才华所累，不思进取，徒增唏嘘。

傅雷认为《连环套》的最大问题是“内容的贫乏”，这里的内容不是今天常说的故事情节，而是彼时文人最为看重的心理、思想。他抱怨说：“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

在《连环套》尚未连载完成的情况下便提出这样尖锐的批评，向来谨慎的傅雷无疑是当真“动了怒”，他觉得张爱玲这次的人物刻画十分失败：“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

这种评论倒是很符合现在动辄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只重故事情节和那“一套又一套的戏法”，完全忽略了对笔下人物的准确把握。作家常说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傅雷或许正是心痛张爱玲生出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孩子，却渐渐只沉迷于对他进行粉饰与打扮，全然忽略了他本真的性格与内心的期许。且不说傅雷的批评是否准确，毕竟文章的类型丰富多彩，不能总将心理与思想放在书桌上时时供着。但这种批评所适用的范围却远比一两篇文章的格局要广大得多：简单回想一下，现在有多少年轻妈妈只顾着把子女当做衬托和炫耀的玩具，却几乎不关心他们的内心感受与性格成长呢？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该时时提醒自己：创造不是荣耀的顶峰，而是负责的开始。

最后，傅雷对张爱玲提出诚挚的建议：“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他还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担忧，现在看来，倒像是无心的“预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只不过，张爱玲没能好好收场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爱情和生活。

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张爱玲对这篇评论颇有意见，她还专门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进行“委婉”的辩解：“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最后，张爱玲摆出了一副表面怯懦而内里强硬的态度：“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每一个迷恋文字的人，或许都像张爱玲这样，是很难被别人的文字说服的。但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傅雷的批评。这篇《连环套》一期期连载下去，张爱玲一期期地赶稿，许多地方缺少对之前的呼应和对下文的推敲，终于写不下去，半路夭折了。

“文蜜”苏青

除了恶意诋毁和诚挚批评，张爱玲成名之后从“文友”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热情的赞美和有益的启迪。诸多文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自然就是和张爱玲同为才女的苏青了。苏青既是张爱玲的伯乐，也是张爱玲的好友，但她俩的关系又与世俗意义上的闺蜜有所不同。她俩的交流不在闺房，而在书房，她俩的亲密不在隐私，而在文墨。所以，我们不妨称苏青为张爱玲的“文蜜”好了。

苏青本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大六岁。苏青和张爱玲的经历十分相似：同为书香世家，同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样有不菲的文采，也同样经历过不少坎坷起伏。张爱玲是遭遇家庭的不幸，苏青则是组建了一个不幸的家庭：早婚、生子、离婚，年纪轻轻便成了单身妈妈。

这些“同样”使得张苏二人很是惺惺相惜。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虽然言辞冷静克制，却还是能看出苏青在她眼中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而苏青对张爱玲亦是推崇有加，这里倒是可以用潘柳黛酸溜溜的记述来侧面印证一下：“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按理来说，苏青是最应该和张爱玲有所嫌隙的，毕竟在张爱玲走红之前，上海最火的女作家并不是潘柳黛，而是苏青。但苏青却不似潘柳黛那般小心眼，更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她很乐意见着张爱玲“大红大紫”起来，更愿意把她作为自己《天地》杂志的金字招牌。在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上演时，她还热心地为张爱玲写宣传稿。

总之，苏青对张爱玲的推崇和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在女作家座谈会上，她甚至不怕得罪同行，直率地说道：“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对此，张爱玲也是“知恩图报”，她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

当然，张爱玲和苏青并非单纯地互相吹捧，她们对彼此最珍贵的特质是明晰的。张爱玲评价苏青的文章说：“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苏青也对张爱玲精巧比喻背后的冷眼洞察感到由衷的钦佩。

对张苏二人来说，她们彼此不仅是拿来欣赏的，更是用来砥砺思想、增长见闻的。1945年2月17日，受记者邀请，张苏二人就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座谈。张爱玲的聪慧、苏青的豪爽，她俩之间的相互欣赏与启迪，我们都能从中清晰地窥见。

记者一上来就针对苏青早年成婚生子的经历提出关于“职业妇女”的问题：“在苏女士的文章里似乎时常说职业妇女处处吃亏，这样说来，苏女士是不是主张妇女应该回到闺房里去的？”

对此，苏青回应说：“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时候，总以为职业妇女是神圣的，待在家庭里是难为情的，便是结婚以后，还以为留在家里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并不是向上性的，现在做职业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现在大多数的职业妇女也并不能完全养活自己。”

大半生受制于经济窘境的张爱玲对此深有感触，她对“职业妇女”的苦处更是一清二楚。但她却并不觉得“回到闺房”才是最好的选择：“社会上人心险恶，那本来是这样的，那是真实。如果因为家庭里的空气甜甜蜜蜜，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小天地，所以说家里比社会上好，那不是有点像逃避现实么？”

对此，苏青回应：“从感情上讲，在家里受了气，似乎无关紧要，一会儿就恢复了，但在社会上受了气，心里便觉得非常难过，决不会容易忘怀的。”

张爱玲似乎并未想起自己在家中受到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气，她先是附和说：“嗳，真的！有一次我看见个阿妈打她小孩，小孩大哭，阿妈说：‘不许哭！’他抽抽噎噎，渐渐静下来了。母子之间，僵了一会，他慢慢地又忘了刚才那一幕，‘姆妈’这样，‘姆妈’那样，问长问短起来，闹过一场，感情像经过水洗的一样。”但她并未因这温情的小故事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因为社会上人心坏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现实。”

在谈到职业女性的威胁：丈夫容易被专事打扮的女子夺去时，记者说：“其实将来风气也许会变，一般人都会重视职业妇女，而专会打扮的女人也许反而不时髦了。”

张爱玲对此颇不以为然：“可是男人的天性总不见得变得这样快。”

苏青则提供了一些实例：“我看到某刊物上有这样的记载，说莫斯科有一次会议里讨论到妇女的打扮问题，结果女的方面不主张打扮，男的方面都举手欢迎打扮。还有一次听到商店里有化妆品出售，虽然理论家大声疾呼，叫女人们千万别轻自堕落，但女工们还是拥挤着去争买，后来闹到红军出来维持秩序才休。”

对此，张爱玲精辟地总结说：“有些女人本来是以爱为职业的。”

苏青也笑言：“她们是专家。普通的职业妇女恐怕竞争不过她们。”

记者奇道：“专门以‘爱’为职业的女子恐怕只是少数人吧？”

张爱玲斩钉截铁地说：“并不少。”

她们又谈起大小家庭的问题，大家庭人际关系复杂，又有婆媳矛盾，小家庭则显得过于冷清。对此，苏青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新颖想法：“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住。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与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此时正在和胡兰成热恋的张爱玲仿佛发现了“救命稻草”：“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之后，记者又把问题引到了婚嫁方面：“假使你有个妹妹，要你替她择配，你会提出什么条件呢？”

似是回忆起了自己并不平顺的婚姻经历，苏青回答说：“女人以‘失嫁’为最可怕……丈夫是宁缺勿滥，得到无价值的一个(整个)，不如有价值的半个甚至仅三分之一。”向来豪爽的她提出：“每人的结婚倘仅限一次实在太危险，因为年青人观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张是尽自己能力观察，观察停当(自以为停当)就结婚，虽然总想天长地久，不过就不久长也罢，多嫁几次只不过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国的事，亦无什么风化可伤也。”

记者则弱弱地提醒道：“现在的婚姻制度恐怕不能说合理吧？离婚在事实上又很困难……”

苏青大气地摆了摆手：“离婚不成问题，至于小孩，依我说最好由父亲出钱，归母亲抚养。假如男的不出钱，不妨就带他们去做‘拖油瓶’，据说范文正公便是做拖油瓶出身，他的继父姓朱，似乎后世也并不因此就看轻他。”

苏青的大胆和“创意”再次给张爱玲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她们谈到“标准丈夫”的问题，记者问：“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青的答案是：“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却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常常听见人家说要嫁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她一面说“不要许多理论”，一面又刻意强调男子年龄要大十岁以上，其实只是因为胡兰成比她大十五岁罢了。

我们看到，张爱玲和苏青在交谈过程中，偶尔意见相左却并不脸红，时而彼此附和却并不谄媚，更多的则是相互启迪，擦出妙语的火花，实在比普通闺蜜间的八卦要有益得多。

倾城·绮恋

在劫难逃

为张爱玲作传，胡兰成是永远绕不过去的。这个男人在张爱玲最风华绝代的时候出现，将其从未萌动的芳心掳去，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践踏，直至她最终心灰意冷地写信分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附上的，还有“嗜钱如命”的她存下的30万法币。这段耗损了张爱玲数载光阴与无数心力的爱恋，成了一段让她唏嘘一生的苦涩回忆。

有人说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相弃不过是一个最常见不过的，俗套的男欢女爱的把戏。只是，在爱情的世界里，谁又能免得了俗，逃脱得了那网缚过无数人的把戏？有人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不过是乱世里的一段露水姻缘，既算不得浪漫，更谈不上传奇。但爱情本来就是最简单质朴的情愫，它并非是因为穿了荣耀的外衣，才显得如此动人。

不论别人怎么说，张爱玲还是那个张爱玲，胡兰成还是那个胡兰成，那段倾城之恋，从未在历史的风尘中减损过自己的光彩。不妨从头来看吧，先来看看胡兰成在遇见张爱玲之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1906年生于浙江绍兴嵊县的一个偏远乡村。胡兰成的父亲行事悖谬，五十八岁时死于胃溃疡，胡兰成却称之为“荡子病”。“荡子”在胡兰成看来是个褒义词，意为“行事洒脱、不拘于常情”之人。他称父亲为荡子，也常以荡子自比，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江山和美人多钟情于荡子。

胡兰成的人生经历确实如荡子般“不拘于常情”。1919年，在绍兴第五中学就读的胡兰成只上了一学期的课便因学生运动回了家。1923年，他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临毕业时却因为编辑校刊得罪了校务主任而被学校开除。两年后，胡兰成父亲去世，他紧接着便迎娶了父母之前替他定下的乡里郎中的女儿玉凤，他开始在村里教书。1926年，不甘庸碌的胡兰成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结果仅三个月就被开除……此后十年间，他辗转各地以教书为生。期间免不了各种碰壁，也屡屡被扫地出门。他的结发妻子玉凤于1932年病殁，两年后，他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全慧文。

直至1936年，胡兰成的人生尚无多少堪责之处，至多不过是行事乖张罢了。但教书生涯注定无法满足这个荡子的野心，他对政治时局颇为关注，并自诩有治国安邦之才。

1936年5月发生了桂系军阀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胡兰成“瞅准时机”，于《柳州日报》上发文大力支持两广与中央分裂。两广事变迅速以桂系军阀的失败告终，胡兰成也锒铛入狱。但胡兰成鼓吹的“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却被亲日分子看中，他出狱后，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开始向他约稿，他的几篇文章还受到日本刊物的译载，因此愈发受到重视。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去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此时其政论文章已小有名气，汪精卫便有意将他培植成自己的御用文人，对其重金拉拢。随后，在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时，舞文弄墨的胡兰成一度成为宣传造势的排头兵。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胡兰成被任命为宣传部次长。在政治上小有建树的胡兰成在感情上却不顺遂，他的妻子全慧文得了精神病，只能在家静养，与此同期，他结识舞女应英娣，并在没有和全慧文离异的情况下“娶”了她。

按理来说，郁郁多年的他总算混出了模样，理应好好“珍惜”才是，哪知他本性却依旧是个荡子，谁的面子都不给，连汪精卫都被他几次置于尴尬之地。随着抗战的僵持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胡兰成对汪伪政府的信心大大降低，便提出“日本必败”的言论，这彻底激怒了汪精卫。

1943年12月7日，胡兰成被捕入狱，性命堪忧，幸得日本友人的全力搭救才幸免于难。1944年1月24日，胡兰成被释放，但汪精卫对他的仇恨并未消退，因此他开始了自己荒诞的逃亡生涯。

张爱玲，正是他逃亡路上偶遇的第一个美丽驿站。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之民国女子》的开篇回忆起与张爱玲相识的过程：刚出狱不久的他低调地在南京的住所赋闲，一天苏青给他寄了一期《天地》月刊。当他翻到张爱玲的那篇《封锁》时，才读一两节便惊为天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这在向来以文才自诩且心高气傲的胡兰成身上并不是常有的事，他甚至兴奋得直向身边的友人推荐，他们纷纷赞好，胡兰成仍是“于心不足”。

激赏之余，胡兰成急忙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的情况。苏青只说张爱玲是女子，别的便不再透露。胡兰成似乎知晓这点就足以兴奋半天了，他说：“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似乎忘记了大半生的波折辗转，全然沉浸在这份突来的喜悦中。不过，他还是有些怀疑的，毕竟，越是美好的东西，越是会使人生出不真实感。等到第二期《天地》寄来，他才彻底打消疑虑，因为这期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附有她的照片。

此时的胡兰成无疑认定这就是上天的精心安排，让自己在如此困顿时居然能领略到这般美妙的文章。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和这位神秘的张爱玲女士发生点什么，像所有古代轶事所述那样，谱写一段名士与才女交好的佳话，这或许是胡兰成在政治成就外最看重的“业绩”了。这在张爱玲的《小团圆》里也提到过，胡兰成初看张爱玲这名字觉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后来，胡兰成的确将能发生的关系都发生了，他欣喜于上帝的慷慨赠予，却完全没去考虑这份赠予是否来自对张爱玲的无情夺取。

结束南京的赋闲生活后，胡兰成很快便悄悄返回了上海。下了火车，他没有返回家中与妻儿相聚，而是径直来到苏青的住所，向其当面打听张爱玲的情况。苏青隐约觉出胡兰成的殷殷之心，便推说张爱玲是不见生人的，但拗不过胡兰成的央求，只得将张爱玲与姑姑同住的寓所地址给了他。

至此，这场宿命般的相遇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对兴奋莫名的胡兰成来说，这会是一次“得偿所愿”的相识，而对尚且懵懂的张爱玲来说，这将是一场“在劫难逃”的相遇。

尴尬初见

这场相遇并未如我们预想的那般干柴烈火，中间还有两次小小的阻隔，仿佛上帝也未完全下定决心：是否要让张爱玲立即陷入这场无望的热恋中。

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回忆道：拿到地址的第二天，他便来到张爱玲的公寓，结果恰如苏青所料，他吃了闭门羹。张爱玲不见胡兰成的原因听起来有些好笑：胡兰成没带名片，无法确证其身份。或许，张爱玲只是有些害羞罢了，胡兰成的名字她自然是听说过的，他对她的欣赏与关心，苏青也对她提起过，只是当她真的面对这样一位热情粉丝的突然拜访时，还是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胡兰成见状，只得悻悻地留下一张纸条，说今日虽未见到张爱玲的真容，亦有“傻里傻气的高兴”，改日再来拜访。

可能是觉得局促间将人拒之千里有些不妥，第二天张爱玲主动给胡兰成去了电话，说希望登门拜访他。恰好他们两人在上海的住处离得还挺近，所以电话才挂不一会儿，张爱玲便到了胡兰成家。

如果说炙热的爱恋多发端自一见钟情，那张爱玲与胡兰成竟要算个例外。

初见张爱玲，胡兰成的第一印象不是得偿夙愿的满足与欣喜，而是错愕与别扭：“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得全不对。”对胡兰成来说，张爱玲高瘦的身形，拘谨的神态让他对之前的幻想感到幻灭。他每日看到的照片只是张爱玲的头像，他原以为张爱玲即便不美，至少也是清秀婉丽的，但面前这位高瘦的女子却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容貌并非不够清秀，只是和身子搭配在一起就显出一种不协调。读张爱玲的文章，胡兰成觉得她必是一位从容世故，能与之侃侃而谈的妙人，但眼前的这位拘谨女子却让他觉得“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更不能“当她是个作家”，若他不开口找话头，她看起来竟有一直沉默下去的“决心”。

胡兰成没料到与“梦中缪斯”的初见会是这种尴尬的场面，他觉得整个客厅的空气都变得有些凝滞了。

为了避免尴尬，胡兰成主动和张爱玲攀谈起来。说是攀谈，其实绝大部分时候是他在做个人“演讲”。他一会对政局高谈阔论，一会对张爱玲的文章品头论足，一会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添油加醋地端给她看，一会又对她的生活嘘寒问暖。对此，张爱玲颇为适意，倒不是因为胡兰成突兀的自得或关心，而是因为她不需要负责“救场”了。她极少与异性独处一室，因此最希望的就是老老实实当个听众，如果硬要自己参与到对谈当中，最好也是回答些事实性的简单问题。因此，即便是被问到稿费几何，她也痛快地如实回答了。

对此，胡兰成赞道：“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虽然张爱玲的神情依然是如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心事重重的那种正经模样，但尴尬总算是避免了，胡兰成甚至还对张爱玲的“幼稚”生起“可怜”来，隐隐觉得她需要他的保护和指引。

此时，胡兰成早已忘却了初读张爱玲文章时的五体投地感，转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得意与满足。或许，对他这种“名士”来说，一个会听的才女要比会说的佳人更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张爱玲的客气与拘谨不仅让胡兰成产生了错觉，还激发了他的表现欲，他们一聊就聊了五个小时。直到天快黑时，胡兰成才起身送张爱玲出门。他们并肩走到弄堂口，胡兰成突然没来由地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既似熟人调笑，又似恋人嗔谈的一句“责问”让张爱玲一时错愕，不知如何应对。以张爱玲从小所受的“淑女式”教育和她历来界限分明的社交习惯，她对这种初次见面的轻佻之语本能地生出一丝反感。胡兰成应该也注意到了张爱玲的抵触：“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作为情场老手，胡兰成确信：这句话等张爱玲过后回味时，必定别有一番滋味。他甚至自得地断言：“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真的非常好。”

我们不免奇怪，既然张爱玲并不符合胡兰成的预期，那他为何还要在她身上使用这些调情的招数呢？用他自己“含情脉脉”的说法是：“她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他甚至说全程寥寥几语的张爱玲改变了他的世界观：“美是个观念，必定如此如彼，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形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这样充满矛盾的说辞不免让人觉得有过分修饰的嫌疑。

其实，这并不奇怪，胡兰成的文章向来是“观念先行”的，具体的叙述与抒情，不过是用来圆某个预定观点的道具罢了。纵观其一生，张爱玲也不过是成全其“名士”梦的一块别致的跳板而已。所以，对《今生今世》这本经过精心雕琢的“自传”里的“自白”，我们当然是要打了折再听的。

仔细推敲胡兰成的描述，蛛丝马迹并不少，他的真意也呼之欲出：初见后他对张爱玲燃起的更有可能是一种“征服欲”，而不是单纯的“爱欲”。在描述自己用时评解除冷场尴尬时，他说的是：“我竟是要和爱玲斗，向她批评今时流行作品……”在形容自己惊讶于张爱玲房间的华贵时，他用的比喻是：“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斗”是胡兰成在描述自己与张爱玲相识岁月时最常用的字眼：“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却见了张爱玲要比斗起来。”

由此可见，胡兰成是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学识和魅力将这位具有无匹才华的传奇女子斗倒，让她成为自己光辉履历和情史上的耀眼一笔。从这点来说，张爱玲的容貌身材与待人接物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在尴尬的会面后要突兀地说出那句调情之语：“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他当时似乎已经有意要和张爱玲在诸多战场“斗上一斗”，而这不过是他在“情场”上惯用的出奇制胜的一招。

兴许有人会疑惑：胡兰成的人品固然不堪，但对其文本背后的心理解读，是否也有臆断的嫌疑呢？

为真切地还原这段旷世绝恋，我们不得已费如此多的篇墨来对胡兰成的记述刨甲去皮，而这样一来，的确也难免会有伤筋动骨的时候。“胡说”自不可信，对“胡说”的种种解读，也常常让人觉得是更糟的胡说。可惜，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因为向来不爱多谈自己感情经历的张爱玲即便是在《小团圆》里，也未对这段初遇经历做过多的记录。张爱玲的版本只有寥寥数语：胡兰成来见她时，她并未闭门谢客，而是大方地将他迎了进来。与张爱玲同住的姑姑半是调笑半是提醒地问道：“太太一块来了没有？”张爱玲听后“立刻笑了”，因为当时过了一定年纪的男人自然是有家室的，姑姑觉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爱慕之情，便点了一下他，只是这点得也太明显了，胡兰成只得尴尬地笑了笑，将话题带过。除此之外，他们聊了什么，聊了多久，我们一概不知。在张爱玲笔下，第一次见面后她并未对胡兰成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只有一句简洁的描述：“穿著旧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国语说得有点像湖南话。像个职业志士。”而胡兰成对张爱玲的第一印象也只浓缩成了一句：“你跟你姑姑在一起的时候像很小，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又很老练。”

虽然“胡说”既不能全信，又不宜妄揣，而“张说”又简短无料，但综合来看还是不难发现：这次见面并不像众人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令他们彼此“惊心动魄”，更谈不上一见钟情。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固然凄美绝艳，但我们也没必要神话当中的每个细节。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甚至有些尴尬的相遇，虽然今后的发展远远出乎两位当事人的预料，但在这个还算平静的午后，他们至多只在彼此心里投下一粒轻盈似雨的石子，荡起的也不过是轻微若无的涟漪。

醉翁起意

不可否认，第一次的见面张爱玲并未让胡兰成有怦然心动之感，若不是她的文章，可能他们在大街上每日擦肩而过，胡兰成都不会对她留下多少印象。但张爱玲处事幼稚与文章老练之间的强烈反差还是引起了他不小的兴趣。如他所言：“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作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种艳法，惊亦不是那种惊法。”这种别样的“惊艳”激起了阅人无数的胡兰成的好奇心与探知欲。第二天，他便去张爱玲的公寓回访了她。

胡兰成本以为这次回访只是昨日的延续，即便交换了主客身份，但彼此的“强弱关系”应该是不会变更的。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才隔了一个晚上，张爱玲就仿若换了一人，让他所做的心理准备再次成为了无用的摆设。张爱玲在自己的房间接待了胡兰成，房间里的“华贵之气”让见多识广的胡兰成也感到不安，虽然那些陈设并不多么值钱，但那种新鲜明亮得有些刺激的现代性却彰显着房间主人的不凡品味，而这位主人，此时正穿着“宝蓝绸袄绔，带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凡此种种都与昨日的会见截然不同，胡兰成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像极了昨日的张爱玲。

但胡兰成毕竟老于世故，为了“反客为主”，他再次使出侃侃而谈的招数，又是天南地北地一番“演说”。胡兰成似乎是铁了心要与张爱玲“斗”了，即便张爱玲从未表现出任何要与他一拼才学的意思，但胡兰成总是忍不住单方面地将他们之间的“聊天”幻想成古代的“男女相难”的佳话。要知道，他幼时听说书时，最爱的就是苏小妹三难秦少游那段。

但愈聊到深处，他愈发现张爱玲的静谧深远是任其如何虚张声势都无法撼动的。

出身寒门的胡兰成对世家贵族的轶事颇感兴趣，他自然熟知《孽海花》与张爱玲先祖李鸿章、张佩纶的对应关系。不知是单纯好奇还是意图用祖上典故暗示张爱玲，他向张爱玲问起书中张佩纶与李菊耦那段才子才女的婚配佳话。张爱玲却淡淡地将祖母写的诗默抄给他看，并直言祖母的诗写得并不好，这首还是经过祖父删改的，与书中所叙相差甚大。痴迷种种佳话的胡兰成惊异于张爱玲竟这么轻描淡写地就将一则与她有着深远关系的佳话给毁掉，不禁生出一种“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的无力感。不过他还是颇有气度地在“完败”之后赞道：“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张爱玲对自己的家世素来坦诚，既不刻意渲染，也不讳莫如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她的性情使然，也是她的骄傲所致。她的光彩，是从不需要别人来衬托的。但同样骄傲的胡兰成却抑制不住骨子里的自卑，因此总喜欢攀附些什么。我们很难认定胡兰成后来选择对张爱玲发起猛烈攻势与她的传奇家世是否全然无关。他在南京时就曾去张家旧宅访历过，断井颓坦间虽早已没有昔日的鼎盛状貌，但还是给这个穷苦出身的乡下“名士”不少的想象空间。所以，有机会和李鸿章、张佩纶的后人结一段姻缘，而且又是如此有才华的一位妙龄女子，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这点从他后来每逢遇人自矜家世便抬出张爱玲来讥讽他们便可知一二。

聊完家世，张爱玲不经意间提起的一件未竟之事更增添了胡兰成对她的好感。彼时胡兰成刚下狱没多久，生死未知，与胡兰成颇有交情的苏青便偕同张爱玲一起去周佛海家里求情，只是她们并不晓得周佛海与胡兰成之间的复杂恩怨，因此未能成功。张爱玲此行在胡兰成看来是极其幼稚的，要知道，周佛海与他分属汪伪政府针锋相对的两个派别，明里暗里一直较着劲，胡兰成的下狱就与周佛海的谗言有很大关系。再者说，复杂的政事哪里会因一介女流的谏言就有所更改呢？胡兰成愈发惊诧于在文章中洞察世事人情的张爱玲为何在平日处事这般小孩子气，他当然也惊诧与自己素昧平生的张爱玲居然会为他奔走求情。这两种惊诧交织在一起，在他看来是“比感激更好的”。因为感激只是感激，并无爱意，而惊诧则有一种莫名涌动的欢喜。

胡兰成说自己沉浸在眼前“一刻值千金”的惊喜中，没有功夫去感动和比拟。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有趣说法。没功夫感动，怎么听都有点不近人情的味道；而没功夫比拟，却还是在行文中将比拟的对象张佩纶给“捎带”了出来。

胡兰成自认为与张佩纶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均是几经沉浮后喜得良缘。张佩纶发配归来后李鸿章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耦许配给了他，而胡兰成则是经受牢狱之灾后遇见了他们的后人张爱玲。娶李菊耦时张佩纶的原配已经去世，而胡兰成的发妻亦于早年亡故——只是胡兰成似乎没想起来，自己和张佩纶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续娶了第三任妻子应英娣。胡兰成虽然故作洒脱地写说自己只顾着惊喜，“没有去比拟张佩纶当年”，但联系上下文以及他的心性，想必此时他最渴望的不是张爱玲的真情，而是自己堪比张佩纶的佳话。他甚至不乏幻想，自己亦能像张佩纶一样东山再起，以“仗义执言”得一个“清流党”的好名声。如此，名士风流与宦海纵横便可一举得兼了。只是，他似乎忘了自己当初是怎样背弃国人，选择做汪伪政权“笔杆子”的。

胡兰成就是这样，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恣意选择，过后又不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甚至还抱有天真的幻想。幻想不得，便以自己的文墨粉饰。这种行径，也只能以他自封的“荡子”来形容了。

那天回家后，胡兰成辗转反侧，如果说第一次见面时他尚有居高临下的骄傲，那这次会见，他便真切地感觉到张爱玲的“分量”了。毕竟是在自己家里，张爱玲的拘谨少了许多，倒是显出从容淡泊的气度，让胡兰成刮目相看，再加上屋中陈设与张爱玲家世的衬托，胡兰成竟不免要“自惭形秽”起来。种种反差与惊诧让先前“竟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的感觉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不论胡兰成是出于对佳话与名门的攀附还是当真觉出了张爱玲的妙好，总之，他决心要发起真正的攻势了。

天天都来

胡兰成迫不及待地给张爱玲写了一封信，但本应是倾诉衷肠的情话，却被他写成了“五四时代的新诗”。胡兰成有意在张爱玲面前卖弄才情，却弄巧成拙，张爱玲平素最厌烦的就是“新文艺腔”。但荡子让人难以揣测的行事风格总有难以预料的后果，张爱玲兴许是觉得这样一位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人使用这般可笑的言辞没准真是情深所致，因此并未嗤笑鄙薄。相反，她倒是对胡兰成在信中夸她谦逊一事郑重地回复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懂得”在张爱玲这里是极重的一个字眼，它比“了解”更深入，又比“理解”更亲密。观其一生，都未用过几回。然而，张爱玲如此有分量的一句话，却正是用来回复胡兰成的那封轻浮之信的。细究起来，胡兰成并不“懂得”张爱玲。才见两面胡兰成便夸其谦逊，不过是因为她处事低调、言辞不多，倒不是真的发现了张爱玲内心对生命与世事的敬重。不过张爱玲历来被人误作清高孤傲，难得有人称其谦逊，因此即便胡兰成所言并非自己真实的底色，但至少比她惯见的曲解抹黑要适意得多。其实在这之前，周瘦鹃、柯灵、傅雷等文坛大佬都对张爱玲有过不少褒奖之词，但他们最多是对她文学才能的“理解”，像胡兰成这样以亲昵的语气夸赞她性情的，还真是异性里的第一人。

误打误撞间，胡兰成居然当真拉近了与张爱玲的距离。因此，他那些突兀的举动和幼稚的文辞自然就被张爱玲有意无意地淡忘了。

张爱玲确实不在乎胡兰成是否真的“懂得”自己吗？还是在文坛呼风唤雨却从未经历爱情滋润的她，太需要在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当口造出一个符合“少女期望”的成熟异性，来寄托自己的爱情幻想？

杜甫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只是倘若春天来了，时节到了，来的却是夹杂着污泥的疾风骤雨呢？可能很多未经世事的女人都会选择像张爱玲这样，用自己的清净去筛淘雨中的污秽，却骗自己这雨是清好的，是静美的。这种“自欺”并不只出现在他们相识之初，纵观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三年爱情经历，胡兰成夸张爱玲，多是为了夸自己；张爱玲夸胡兰成，却多是为了骗自己。

这之后，胡兰成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去见一次张爱玲。几次之后，张爱玲觉得有些不妥，便去信告诉胡兰成以后别来了。

对张爱玲不见的原因，他们俩的说法相差甚大。胡兰成觉得这是因为“女子一旦爱了人”，便有种种烦恼、委屈，甚至是凄凉感。而作为烦恼和委屈根源的他倒是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也不为张爱玲设身处地地着想，因此收到信的当天，他就又去找了张爱玲。他还颇为得意地写说：“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于是他干脆天天去找她了。但在张爱玲的记叙中，她不想再见胡兰成，却是因为他天天来她屋里一坐几个钟头，实在让她感到窘迫。毕竟，她们家“不兴房门天天开着”，而为了不让胡兰成有做客的生疏感，她亦是关了自己的房门接待他。久而久之，胡兰成来看她，就仿佛住宾馆一般。就连她姑姑也忍不住皱着眉头嘟囔了一句：“天天来……”这才是张爱玲苦恼的根源。

当然，这并不表示张爱玲对胡兰成就全无好感，经过几次接触，她自是对胡兰成有不小崇拜与亲近之意的。但她为人处事历来求个清楚明白，这种暧昧不清的交往方式实在让她感到别扭。她虽不以“淑女”自居，但断不至于像胡兰成如荡子般行事。只是她没料到，胡兰成竟这般“蛮不讲理”，刚去信说别再来，他马上就来了。她当时是否真如胡兰成所言“见了仍又欢喜”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胡兰成这莽撞而强硬的一步，彻底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张爱玲原以为胡兰成是个老成持重的风云人物，没想到在自己面前，他却这般小孩子脾气——他愈发符合自己对爱情的种种期望了。

当张爱玲刻意忽略胡兰成的诸般荡子行径，亦不去理会他的政治倾向有何不妥，只是仔细地观察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中年男子时，她的“少女心”终于悄然萌发了。

她在《小团圆》里这样写道：“她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沉默了下来的时候，用手去捻沙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线头，带著一丝微笑，目光下视，像捧著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不难看出，此时他们之间的“地位”再次发生逆转，胡兰成又成了居高临下的一方。但这次，张爱玲开始享受这种被他温柔盖过的弱势地位。这点我们可以从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那张照片背后的文字更清晰地看出。

一天，胡兰成提起自己对《天地》杂志上她的照片很感兴趣，可惜影印得并不清晰，第二天张爱玲便取出了自己珍藏的那张，在背面写上一句话送给了他。那句话就是：“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句话出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张爱玲并未确证过，但倘若是真的，那在张爱玲的生命中，无异于是一次最炙热的感情表达。张爱玲虽然对天地人情抱有最虔诚的敬意，但这对象毕竟是宏大的集合，并非一个个具体的人。对单独的人和事，她往往是矜持，甚至是敬而远之的，因此常给人孤傲不易亲近之感。像这般不惜“自降身价”，以谦卑的姿态去突出对某个人的欢喜与重视，实在是破天荒头一遭。

张爱玲对胡兰成生出如此强烈的崇拜，或许和他们一起去拜访邵洵美的经历有关。邵洵美是战前的著名文人，又是很出名的美男子，所以当时在沦陷区很出风头。说起来，邵洵美还算张爱玲的表叔，因为他从小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娶的正是李鸿章的女儿(实为李鸿章弟弟的女儿，也是过继的)。胡兰成邀张爱玲去拜访邵洵美也是因为邵洵美想见见这个文采斐然的“侄女”。说来有趣，那天晚饭后，胡兰成骑着儿子的自行车来找张爱玲，替她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那是一个“冷清的冬夜”，他们一起行了好远才来到邵洵美家的洋房。

一路上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一个曾经在政坛叱咤风云，又颇有才情的男人居然蹬着自行车与自己一起呼吸着冷寂的冬夜，这种有点滑稽又有点浪漫的情景，一定在张爱玲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让她记忆深刻的是，等到了邵洵美的家里，当胡兰成和别人坐在一起聊天时，她第一次从他脸上看见了“轻藐的神气”。这是他在自己面前从未展露过的骄傲，再回头想想之前他们一路行来的滑稽模样，她愈发被眼前这个进退从容、用情深挚的男人所吸引，再也转不过目光。此时，她确实感觉自己低到了尘埃里。但她的“低”亦是快乐的，她曾说过：“女人要崇拜才会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会快乐。”因此，他们各自扮演崇拜与被崇拜的角色，也算是各取所需了。

虽然崇拜对张爱玲来说是一种快乐，但她也有烦恼。她在《小团圆》里借九莉之口问自己：“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她苦恼于自己与他的关系像中世纪的恋爱一样绝望：骑士爱上主公的夫人，主公即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场爱恋最终也无法结出皆大欢喜的果。“幸运”的是，张爱玲虽不似胡兰成那般对“责任”毫无概念，但她的行事原则亦不是中规中矩的。她坚信：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因此，她不求名分，甚至不求与胡兰成长相厮守，只要他对自己是真心喜欢就好了。

从那之后，每次胡兰成离开她的房间，她总会默默将他留下的烟蒂收集起来，用一只旧信封装好。张爱玲亦不掩饰自己的爱意，一次胡兰成临走前，她“顺手”就将抽屉打开，把那个信封拿给他看。他看了什么都没说，只是笑。

他们之间时而相敬如宾，时而言语亲昵。每次来，胡兰成都会客气几句：“打搅你写东西了吧？”张爱玲只是笑着摇摇头。而当他转个口气，嗔怪她吃住都在屋里，过的仍是学生生活时，她亦只是笑笑，不说话。一次，胡兰成突然看着她说：“你脸上有神的光。”张爱玲笑着解释：“是我的皮肤油。”胡兰成也跟着笑起来：“是满面油光吗？”

有时，他们也会正经聊一些彼此的观念。张爱玲爱钱，胡兰成也吃过穷的苦，所以他们在金钱观上还是挺一致的，那就是：绝不能受穷！张爱玲是个从小就希望“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吃粽子汤团西式糕点”的精致女人，她觉得人要是穷了，连爱吃水果这种爱好都会变得“不道德”起来。胡兰成也说穷人的道德观是成问题的，他在邮局工作时，有人来寄一本字帖，他觉得很好，便“坦然”地私自留下了——这也说明了他为何只在那干了三个月就被辞退了。

胡兰成还提到，穷人是连恋爱的自由都没有的，他曾爱过同乡的一位“四小姐”，她要去日本留学，他本来也是可以同去的，只因凑不齐400元而未能成行。对前一则故事，张爱玲只当笑话来听，后一则故事她倒是有点在意，但又不好问胡兰成那位“四小姐”后来怎样了，她只能在心里像小女孩那样笃定地揣测到：“她大概一定早已结了婚了。”

除了生平故事，胡兰成也爱显摆自己的诸多理论。但张爱玲的鉴赏力是极高的，她很清醒地看出，胡兰成的理论多不是有“确实证据的”，而是“有愿望性质的思想”，是“一厢情愿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但张爱玲误以为这只是他的政治作风，是“工作状态”，她不知道，或说不愿过早知道，这个男人即便是在情感的世界中，也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理论与幻想里：只顾自己适意，不管别人实际。

她若是及早看清了这个男人身上散发的诸般魅力背后是怎样的乖谬悖妄，相信她也就不会写下“低到尘埃里”那样的痴情句子了。若真如此，作为读者我们自然是少了一些佳句做谈资，但对她来说，兴许就多了很多快乐，去好好过这一生。

爱或不爱

胡兰成有时也会跟张爱玲讲“和平运动”那些东西，但张爱玲觉得他的那些想法不过是“怀旧”，因此也不去注意听，只让他兀自说个高兴。即便只是倾听，对张爱玲来说整日如此也是很累的，她身体素来不是很好，因此每次一坐一整个下午，等晚上他走后，她都会“累得发抖”，整个人仿佛都被掏空了，呆呆地坐在姑姑的小电炉前取暖。每每此时，姑姑也都小声地说话做事，仿佛家里有个病人似的。

张爱玲的病，就是胡兰成。张爱玲也曾想治治这病，不仅是因为每日聊到晚上让她实在劳累，也是因为聊到晚上就应该请他吃饭，但她又不想麻烦姑姑做饭。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张爱玲曾萌生了出去旅行的念头，只是当她听说一个女教员在火车站无故被日本兵扇了耳光后，她便知道这还不是旅行的时候。加上她当时的经济也不算太宽裕，所以她只得继续捱着这甜蜜的病。

而在胡兰成这边，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出张爱玲的窘迫，即便觉察出了，以他的性格，又哪里会放在心上。他当时仍在南京工作，每个月回上海八九天，每次一回来便径直来到张爱玲的住处，从此“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他每次来时，都仿佛回家似的说一句：“我回来了。”张爱玲已经成了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南京时，当他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他说仿佛“在手里像接了一块石头，是这样的有分量”，但他同时又强调说，这重量“并非责任感”。胡兰成的为人总是这样矛盾，他说他不见张爱玲时，也不怎么相思，只是突然变得很喜欢“啸歌”，有次他从张爱玲家里出来到另一位友人那里做客，主人在打牌，他看了一会便坐立不安地想啸歌，想说话。

那段时间，胡兰成觉得他俩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胡兰成说自己在张爱玲面前就像“生手拉胡琴”，总是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说什么都不对味。因此，即便本该是“丝竹之音”的甜言蜜语，到他嘴里也成了“金石之声”，无甚柔情。因此他总是懊恼地将自己说的写的改了又改。但他又觉得，张爱玲是喜欢这种“刺激”的，他甚至止不住地自得：“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说的什么，爱玲亦觉得好像‘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胡兰成形容那段畅谈的时光说：“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只是不知他若是看到《小团圆》里张爱玲说她曾想着逃去旅行，该作何感想。

胡兰成不必想这些，因为他很快便做了一件让张爱玲逃无可逃的事。那天晚上，他要走了，她照例起身送他。他却突然掐灭烟头，空出手来按在她的手臂上，温柔地说：“眼镜拿掉它好不好？”她顺从地摘下眼镜，没想到胡兰成径直就吻了下去。惊诧中，张爱玲感受到“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她心想：“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但等胡兰成打算有进一步动作时，张爱玲还是觉得有些反感，胡兰成也只得笑着放开了手。

这个突兀的吻虽算不上浪漫，但还是在张爱玲心底激起了层层涟漪。这是她的初吻，更是她的初恋。她本以为这个吻带来的甜蜜幻想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胡兰成毕竟是个行事乖张的急性子。

第二天，胡兰成从外面吃过饭才来到张爱玲家，他一身酒气，借着醉意坐到她身边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张爱玲虽然心中有所颤动，但还是笑着对他说：“你喝醉了。”胡兰成不依不饶，他拿着她的手，细细地看着手心的纹路说：“我醉了也只有觉得好的东西更好，憎恶的更憎恶。”他再次问道：“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张爱玲有点犹豫地问：“你太太呢？”胡兰成说：“我可以离婚。”有趣的是，张爱玲听到这个回答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担忧：那该要多少钱？

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只是借着酒醉撒泼，她亦不想背上破坏别人家庭的恶名，所以她最后回应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她没有说“战后”，因为战后以胡兰成的劣迹，他必会被全国通缉。张爱玲心里生起一个颇为浪漫的画面：“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的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

那天走的时候，他们似乎都有些尴尬。他又将她拦在了门口，久久地盯着，默默地笑着。张爱玲亦没有害羞低头，而是端详他的面庞。胡兰成的正面有点“横宽”，张爱玲觉得他有点“女人气”，还是最市井最泼辣的那种女人。见胡兰成并没话要说，她便将脸转过去，笑着“望到几千里外，也许还是那边城灯下”。胡兰成似是知道张爱玲心意已决，今日必然无果，千言万语只化成一句：“你眉毛很高。”

这句话是否和当初那句突兀的“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很像呢？只是，这次他没有问出“你怎么可以？”因为他知道她是可以的，这个充满反差与惊异之美的女人，做什么选择，都是可以的，任何人都不容置疑。胡兰成原以为自己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情场高手，没曾想张爱玲似乎比他更看得开。胡兰成没想到自己会是先开口认真表白的那个，更没想到自己的表白居然会被对方拒绝，他觉得自己这次彻底败了。

张爱玲虽在胡兰成面前形容洒脱，但胡兰成刚走，她便笑着告诉姑姑：“胡兰成刚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说他可以离婚。”姑姑听了提醒说：“当然你知道，在婚姻上你跟他情形不同。”张爱玲轻轻地点了点头：“我知道。”

不知是知难而退还是另有要事，第二天胡兰成没有再来，第三天也没有……

两个星期后，姑姑忍不住奇怪地感慨说：“胡兰成好些天没来了。”张爱玲只是轻轻“嗯”了一声。那天走在路上的时候，“马路上两行洋梧桐刚抽出叶子来，每一棵高擎著一只嫩绿点子的碗。春寒，冷得有些湿腻”，张爱玲的心情却是轻快的，她确实爱上了胡兰成，那个吻，那个“永远在一起”的表白也确实给她深深的触动，但于她而言，这份感情更多的是一种矛盾和麻烦，而她是最讨厌麻烦的人。她希望这件事“圆满结束”了，虽然她“也有点怅惘”。

就在这段时间里，她写出了那篇最为张迷称道的《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个青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爱》是张爱玲写给自己和胡兰成这段感情的情书，也是墓志铭。这是她字数最少的散文了，只有320多字。让人感慨造化弄人的是：她和胡兰成的恋爱时间，正是3年零2个月。当然，此时她并未料到自己会和胡兰成继续纠缠3年之久，她以为自己和他就像故事里只有一面之缘的男女主人翁，互相留下一句“你也在这里吗？”的惊诧与欢喜，供一生感怀，足矣。

《爱》一开头，张爱玲就写道：“这是真的。”仿佛不这样就会贬损这个故事的价值似的。由此也不难看出，她必是将自己与胡兰成的这段短暂爱恋移情到了故事里的主人公身上，故而她一定要使用这样执拗的说法。

细究起来，这个故事的确很可能是真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自己发妻玉凤的庶母，这个故事也是他说给张爱玲听的。

《爱》和张爱玲其他的文章有着显著的不同，她的其他文章虽然文辞华丽，但骨子里却透着冷眼与残酷，而这篇小故事却正相反：虽然讲的是一个颇为遗憾的爱情故事，但却有一种明亮而温暖的诗意——这在她的作品里几乎是唯一的。

春夜里，桃树下，月白衫，一个从未打过招呼的对门青年，一声突如其来却又自然而然的问候……爱意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萌发了，虽然眼前人转眼即逝，自己也被命运牵扯到山水万重的远方，但那份轻轻淡淡的爱意却从未消退。只因为，这场相逢太过珍贵，它从千万人摩肩接踵的阻隔中穿过，它于千万年无涯的时间荒野里静候，最终不早不晚，刚巧赶上。这场风尘仆仆的“一面之约”，最终化为一句温柔的：“噢，你也在这里吗？”世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清澈，更浪漫，更温暖的爱了。

当然，张爱玲还是张爱玲。

纵然这篇《爱》在她的作品里是如此特殊，但本质上，它并未出离于张爱玲的爱情观、人生观。这份爱固然纯美感人，甚至惊艳，但毕竟是无从把握的瞬间之爱。张爱玲的瞬间之爱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及时行乐无关，它更像是一则凄美的寓言，提醒自己爱情与尘世的真相，提醒自己不要沉溺其中，万劫不复。

峰回路转

张爱玲的沉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胡兰成在爱情里，一直是个“泼皮无赖”。就在张爱玲以为他们的露水姻缘已经画上句点时，胡兰成又出现了。张爱玲没有表示抵触和抗拒，也没有去追问他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倒是胡兰成后来自己坦言：“那时候我想着真是不行也只好算了。”

胡兰成哪会这么轻易就算了呢？他权当那次只是醉言，仿若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每日来看张爱玲。不过，他倒是清楚地记得那个吻，因此他再吻起张爱玲，也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

从这点来说，胡兰成算是一个佛家口中的“心中无碍”之人，对佛学有所涉猎的他还写过一本《禅是一枝花》，讲的就是最求“顿悟”与“洒脱”的禅宗的故事。只是无所挂碍的心境断是不应用在爱情世界里的，因为爱情天生具有“依赖”和“牵绊”的属性。无所挂碍地谈恋爱，在今天看来，无异于耍流氓了。

一次，胡兰成给张爱玲带来几册日本版画，他拉着她的手一起翻看。不经意间，他注意到她袖子里的手腕十分“瘦削”，不禁“咦”了一下。张爱玲见状有些“自卫”地解释说：“其实我平常不是这么瘦。”胡兰成怔了一下，想起这段时间的别离，轻声问道：“是为了我吗？”张爱玲听了“红了脸低下头去”，害羞她当然是有的，尤其是面对眼前这个失而复得的知心人。但她不似轻易就淹没在羞赧中无力思考的懵懂少女，她心里总会冒出些声音，对自己的境况品评一番，此时她突然想起旧小说里常见的陈词滥调：“怎么样也是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她此时确是抬不起头的，但究竟“是真的还是在演戏？”张爱玲在心中这样问自己。只是还没等她想出答案，胡兰成便又吻了她。她也终于放弃思考，“两只孔雀蓝袍袖软弱地溜上他肩膀，围在他颈项上”。

吻了一会后，胡兰成有些讶异地问：“你仿佛很有经验。”张爱玲笑着说：“电影上看来的。”

从此之后，他们都只像电影里那样，轻轻吻彼此的嘴唇。这似乎是他们之间最相宜的关系了，再淡一分，就少了爱的温暖，再浓一滴，就会烫伤彼此。

吻完，胡兰成揽着张爱玲，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脸贴着脸。胡兰成十分享受这样的温存，他眼里也流出温润的光来，这在张爱玲看来，就像是挂在她面颊边的，“亮晶晶的钻石耳坠”。她忍不住赞道：“你眼睛真好看。”胡兰成笑说：“三角眼。”张爱玲心揣，不知这是他哪个同学或同事给他取的外号，她竟有点小小的生气。

就这一句“你眼睛真好看”我们不难发现，张爱玲应该是动了真情了。她之前可能还有诸多犹豫和顾虑，但当她自然而然地说出这句话时，已是将心彻底交给胡兰成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在动情时说的话都是相似的，都是淡淡地夸一句对方的样貌。不同的是，胡兰成看中的是眉毛，张爱玲看中的是眼睛。如果允许“过度阐释”一下，是不是表示胡兰成更在意的是衬托眼睛的事物，也就是真心的修饰物，而张爱玲在意的则是真心本身呢？

彼时，张爱玲没有心思去细察这些细节背后的人心人性，她只是静静依偎着这个男人，一起听着楼下人家屋里传出的广播声，放的是很俗气的流行歌，全是“郎呀妹的曲调”。他们听着听着便笑了起来，因为情深意浓时，歌里那些俗套的用词都显得很应景。胡兰成忍不住说：“这流行歌也很好听的。”张爱玲不置可否，她想起小时候姑姑经常唱的一支英文歌：“泛舟顺流而下金色的梦之河，唱着个恋歌……”想来也很配此情此景。

恋爱就是这样神奇的一件事，它会给你身边的一切都罩上一层黄晕的光，让你什么都看不真切，却又什么都觉得美好。

听着耳边若有若无的流行歌，和胡兰成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张爱玲突然觉得：“过了童年就没有这样平安过。”时间似乎也被他们之间的爱意慢慢拉长，直至永恒无尽。他们仿佛身处一个金色的，一无所有的沙漠，只有嘹亮的音乐在其中回荡，她说：“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这一刻，也许就是张爱玲“瞬间即永恒”恋爱观的最好体现了。

但张爱玲终究没有把胡兰成当成永恒的依靠，她确实认为“这一段时间与生命里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因此与任何别的事都不相干”。但她还是提醒自己：“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即便是在金色美梦的长河上划船，她也“随时可以上岸”。

胡兰成并不晓得张爱玲那些反反复复的心思，他只是说：“你就是笑不好。现在好了。”张爱玲听了也笑出来：“不过笑得自然了点。”

只是，让一个人的笑从不自然变成自然，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呢？可能也只有爱情才有这种魔力了。可这魔力还能延续多久呢？张爱玲又有些伤感起来。

胡兰成似乎感应到了张爱玲的伤感，他也忧愁地想起自己的年龄，感慨说：“我三十九了，一般到了这年纪都有一种惰性了。”张爱玲听出他语气中的“畏难”，虽然她知道他说的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他们间的爱情，但张爱玲也清楚眼前的“天长地久”并没有那么久，她那“金色的永生”也永远不会是永远。

说到年龄，胡兰成开始算起其他情侣的年龄差距，他想到鲁迅与许广平，他们相差17岁：“而且他们只在一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他又说：“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他还提起汪精卫和陈璧君，说陈璧君从前为了见汪精卫，愣是在雨中站了一整夜。原因么，无外乎是陈璧君“矮胖，戴眼镜，很丑”，而汪精卫则是个“美男子”。

张爱玲不晓得胡兰成分析这些做什么，她只是笑着听。最后，胡兰成才把话题扯回自己身上：“我们这是对半，无所谓追求。”似乎有些不甘心，他又加了一句：“大概我走了六步，你走了四步。”张爱玲笑他讨价还价似的，真像个女人。

那天之后，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他们对彼此的爱意也毫不掩饰，甚至半公开化了。他们在张爱玲家里长相厮守，甚至还像老夫老妻似的一起出门买东西。在报纸杂志上，胡兰成撰文为张爱玲“护驾”，俨然“张爱玲第一知音”的样子。他甚至写信给朋友说：“我和张爱玲恋爱了！”对此，张爱玲是高兴的，她虽然觉得他们之间并没有未来，但她也“恨不得要人知道”。

爱恨交织

平心而论，那段时间里，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保护和关心还是很不错的。

1944年6月，柯灵因为政治言论被日本兵逮捕了，素来不问政事，也不插手胡兰成工作的张爱玲第一次开口求胡兰成帮忙。毕竟，柯灵于她有知遇之恩。胡兰成与日本人的关系密切，他和宪兵队沟通之后，柯灵便被释放了。这件事还为张爱玲引来一个小小的危险，汪伪政府的一位教育部长对胡兰成说：“张小姐西洋文学有这么深的修养，年纪轻轻可真是难得。但是她想做‘主席夫人’，可真是不好说了。”其实，张爱玲从未想过做什么“主席夫人”，她不过是在文章里写说：她有一次在路上看见警察打人，心想自己若是主席夫人的话，就可以上去给那警察两记耳光解恨了。结果以讹传讹，再加上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人们便以为张爱玲有什么政治企图呢。对此，胡兰成只得替张爱玲向他们一再解释。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助益，一来是因为爱情的刺激，二来他时常和张爱玲交流写作的心得。有一次，他想描写张爱玲走路的样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形容，便央求张爱玲替他想，张爱玲灵机一动，说小说里写孟玉楼的那段很好：“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击掌叫好：“淹然”两字甚妙，他问张爱玲这两字的释义，张爱玲回答说：“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她所理解的“淹然”。胡兰成又问如何形容两人在一起的状态，张爱玲则满含爱意地回答：“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正是这些浓情蜜意与文字交锋使得张爱玲在那段时间里著述颇丰，且精品迭出：小说《年青的时候》《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散文《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私语》《诗与胡说》，等等都出自这短短几个月内。

当然，胡兰成带给她的也不全是毫无压力的爱意。苏青就曾提醒她：“现在外面都说你跟胡兰成非常接近。”言下之意，她最好离他远一点，免得引火烧身。邵洵美也写信告诫张爱玲要当心胡兰成。张爱玲倒是毫无心机地将这些统统告诉了胡兰成。但胡兰成听了却感到有些错愕，他以为邵洵美是自己的朋友，不会说自己的坏话：“邵洵美这人还不错，他对我也很了解，说我这样手无寸金的人，还能有点作为，不容易。他说他不行了。”张爱玲听出了胡兰成的言外之意，以为是她在说邵洵美的坏话。但她能有什么动机呢？难道是想提醒胡兰成有不少人关心自己，借此抬高身价么？对此，张爱玲“简直不能相信”，她实在想不通，只能揣测是胡兰成对自己的魅力过于自信，认为不会有朋友背叛他。亦或者说，他对每个朋友都是有“占有欲”的，一个都不肯放弃。

张爱玲的揣测是对的，胡兰成不仅对朋友霸道，对爱情更是如此。他后来在逃亡途中见一个爱一个，且一个都不愿放弃，恰是最好的明证。只是此时的张爱玲，还未预见将来的种种折磨。她对胡兰成的这种脾性，也只是一时愤懑而已。

说是霸道，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又常常像个“市井女人”般只晓得撒泼耍赖。一次，张爱玲照例坐在他腿上，用指尖顺着他的眼睛鼻子一路描摹勾划着，她注意到胡兰成“目光下视，凝注的微笑，却有一丝凄然。”她不禁疑惑：“我总是高兴得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有点悲哀。”胡兰成解释说：“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张爱玲就是他渴慕许久，最终到手的苹果，但他继续“抽噎”的原因却不完全是因为爱情，至少不全是为了张爱玲。他忽的感慨了一句：“太大胆了一般的男人会害怕的。”他的意思是张爱玲似乎没有以前那样低调自矜了。张爱玲很想回敬他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我不过是对你表示一点心意。我们根本没有前途，不到哪里去。”但这句话她终究没有说出口。

还有一次，胡兰成又提起结婚在一起的事：“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确定。”张爱玲听多了不禁觉得莞尔：“不离婚怎么结婚？”

其实张爱玲也有自己的一番思量，她一来仍在担心离婚的花费巨大，二来又害怕胡兰成口中的“结婚”完全是与自己不同的概念。所以胡兰成连问她两声，她都没有做声。胡兰成似乎也是一时兴起才这样草率地“求婚”，他隔天打圆场说：“我们的事，听其自然好不好？”这次张爱玲才轻轻“嗯”了一声。她心想：她有把握随时可以停止这段感情，而且，这次他走了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至此，张爱玲似乎还未完全身陷其中——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而胡兰成却不这么看，他在《今生今世》中的说法与张爱玲迥然不同。他在行文中甚至从未提到过自己曾向张爱玲几次“求婚”。他说他之前向张爱玲问起她对婚姻一事的态度，张爱玲说她“没有怎样去想象这个”。究竟是张爱玲真的没有心思去想象婚姻，还是胡兰成压根没给她这样的想象空间呢？他说“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他甚至觉得：“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以我们对张爱玲的了解，即便她当真在心灰意冷之余不再对他的风流韵事吃醋，她也断不至于会期望所有女人都喜欢他。

胡兰成自比“有志气的男人”，说这种男人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他认为张爱玲虽是女人，也有这样的慷慨。其实，张爱玲有的不是慷慨，而是警醒和自爱。她对胡兰成的行事作风有所警觉，因此不愿全然沉溺其中，同时她自己的文艺天地又如此丰富，她哪里得空去思虑是否能和这个男人“修成正果”？

胡兰成只看到那个在自己面前“低到尘埃里”的弱女子，却没看到他不在时，她睥睨众生、嬉戏红尘的眼光与笔墨。他们俩的性情其实和各自的文章很像，一个妖娆，一个冷艳，因此一个满口荒唐，一个长久沉默。

好与不好

胡兰成的浓情蜜意与虚情假意交织在一起，让张爱玲分辨无能，只得又爱又恨。而换个角度，对胡兰成来说，张爱玲也是“有好有坏”的。

张爱玲的“好”是她的纯真心性。下面这些记叙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即便多有不实，但张爱玲在恋爱中的可爱情态还是可见一斑的。他俩在房里说话时，张爱玲总是“孜孜的看”胡兰成，心中似有“不胜之喜”，她毫不掩饰对胡兰成才识的崇拜：“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有时，她还会兀自欢喜到诧异的程度，一个劲地问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

张爱玲的许多爱好和生活情趣也颇让胡兰成觉得欢喜。他在书中饶有兴味地一一记录道：“张爱玲喜闻气味，油漆与汽油的气味她亦喜欢闻闻。她喝浓茶，吃油腻熟烂之物。她极少买东西，饭菜上头却不吝刻，又每天必吃点心……”凡此种种，都让他觉得新鲜有趣。他知道张爱玲从小被母亲往“淑女”的方向教导，但不论她如何努力，总是做不到像淑女那样优雅地笑，她不是兴高采烈地张嘴大笑，就是心满意足地呆笑，让胡兰成觉得有些“傻里傻气”的可爱。

张爱玲当然不傻，胡兰成也多次夸她是“锦心绣口”。张爱玲会像少女一样在窗外静静观察屋里的“心上人”，不同的是，她在看完后能写出：“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这样的佳句或许会被认为仅仅出自爱情的无意触发，那不妨来看他们的闲聊好了。一次，他们坐在沙发上聊起姓氏，张爱玲说：“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是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荫下编花蓝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胡兰成问“张”如何，张爱玲答说：“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胡兰成又说起“胡”姓的由来，说他的祖辈也许是羌人：羌与羯氐鲜卑等合称“五胡”。张爱玲则一一评说：“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是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张爱玲的“绣口”不只会刺自己心底的绮丽图案，古人的诗句经她一番拆解，总能让胡兰成生出“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的彻悟感。读《诗经》，胡兰成刚开口念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便惊呼：“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胡兰成再读《古诗十九首》：“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张爱玲立即响应：“真是贞洁，哪是妓女呀！”胡兰成再诵《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张爱玲亦是叹息：“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张爱玲的种种解读都是胡兰成没想到的，他渐渐觉得：“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句子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她打招呼。”他只能服膺地夸她聪明得“真像水晶心肝玻璃人儿”。

张爱玲聪慧无比，对胡兰成却全无戒心。在胡兰成记忆中，张爱玲对他是没有丝毫隐藏的。她的诸般脾性，都一一搬出来给他看。她会毫不顾忌地将幼年窘事说与他听，一点不觉得害羞，甚至是喜滋滋的。她说她小时候按母亲教的那样走“淑女步”，结果总是磕磕绊绊，常常撞到桌角。腿撞青了她就自己涂红药水，一涂就是一大片，弄得她姑姑每每以为她是“重伤流血”。

对着胡兰成说起这些往事时，她都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她是在给自己最爱的人，分享自己的生命。张爱玲还将童年旧物翻出来给他看，有母亲从埃及给她带回来的玻璃珠，有她小时写的作文，还有她十四岁时写的《摩登红楼梦》，里面的情节荒诞有趣：秦钟和智能儿坐火车私奔到杭州，还结了婚；贾母带宝玉和众姊妹到西湖去看水上运动会，还吃着冰激凌……

但是，在胡兰成眼里，张爱玲也不全是“好”的。他说：“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这样的字眼似乎过于狠毒了，他便用具体解释说：“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且不说向来低调内敛的张爱玲是否真有爱凸显自己、受不得委屈的毛病，即便如此，她也不至于被称为“非常自私”和“心狠手辣”吧。也许是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胡兰成紧接着又“夸”了她两句：“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叫人不安的，因为她从不迎合别人，别人更难去迎合她。总之，张爱玲就是使人看她“诸般不顺眼”，你不能用固有的美恶观去审视她，这样是看不透她的。胡兰成记得曾有几位“文化人”来她这里做客，只觉得“不可逼视，不可久留”。言下之意，唯有他才能坦然心安地面对张爱玲的神气韵味。这对他的诸多行径来说，又是莫大的讽刺了。

对于张爱玲，胡兰成倒是有一件事描述得很准确，那就是她的认真。胡兰成说她“但凡做什么，都好像在承当一件大事”，盛装接待朋友自不必说，就算只是走路、拈针、开罐头，她的深情也是“非同小可”的，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正经”。这种“认真”兴许和她幼时不谙生活常识有关，所以常人可以三心二意随手做的事，她亦需要全心全意来做才行。这对读者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她即便不刻意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惊艳，只凭这份认真，也能找到最好的比喻和形容。

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认真”并不都是赞许，至少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不是如此。

胡兰成说自己在金钱，甚至人情上都是有欠人，也有人欠的，但张爱玲却能做到“两讫”，毫不拖泥带水。即便是和最亲密的姑姑或炎樱，她都会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每次和炎樱去咖啡店吃点心前，她都会先和炎樱讲好这次谁付账。但张爱玲对钱的计较又不是吝啬，她用钱时都是“理直气壮”的，即便节俭，也是一种“慷慨的节俭”。她说西洋人虽然有大手笔的投资，有慷慨做慈善的事迹，但在生活中，却不知道如何用钱让自己过得更有品质一点。对此，胡兰成本没有太多意见，但他却见识过张爱玲为钱拼命的样子：她曾两次路遇“瘪三”的抢劫，每次她都死命地抵抗，和瘪三“拔河”，一次保住了手提包，一次留下了一半的小馒头。

胡兰成对张爱玲永远沉静如水的性子也有些不满，仿佛不论他如何用情，张爱玲都只会浅笑无言似的。他说张爱玲是个无情的，没有“离愁”的人，张爱玲也承认自己更关心眼前的世界，但有次她也对胡兰成提到：“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相反，倒是“自作多情”的胡兰成在离别后少有离愁。

爱情里的好与不好，对与不对，不管当事人怎么描述，旁人永远是无可置喙的。胡兰成的关心与花心，张爱玲的天真与较真，个中滋味，也只有他们彼此才懂得了。

幸福敲门

那阵子，张爱玲与胡兰成整日窝在家中细语温存，渐渐彼此都感到有些“吃力”，几天后胡兰成便返回了南京。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胡兰成推测她是又想到了婚姻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提出这种建议。胡兰成倒是颇为“心宽”，觉得这样也不错。

就在“三角恋”中的两方一个困惑一个自欺时，第三方却先坐不住了。

1944年8月，就在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绯闻传得满城风雨时，胡兰成的第三任妻子应英娣向他提出了离婚。对这段往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只是模糊地一笔带过：“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听他的语气，似乎妻子生气这件事是很不可理解似的。

这段往事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中倒是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应英娣是个泼辣的女人，胡兰成娶了她之后，她一直不愿去他上海的家住，而是留在南京的住处，因为胡兰成与全慧文的几个孩子都住在上海，她不愿去受委屈。所以，当她听闻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的绯闻，并翻到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件时，她便大闹起来，最终更是直接提出了离婚。

那天，胡兰成给张爱玲带来了两份报纸。两份报都并排登着“胡兰成应英娣协议离婚启事”，“胡兰成全慧文协议离婚启事”，同一个男人同一天在报上刊出与不同女人的离婚启事，实在有些滑稽。胡兰成将报纸拿给张爱玲时，眼中不是得偿所愿的满足，而是笑中带着凄楚。全慧文得病多时，他们亦不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之间只是差了一份离婚手续而已，但胡兰成对应英娣却是有感情的，他们之间两年多的婚姻生活虽不是甘甜如蜜，但也有一种小家庭的温暖。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心中难受，虽然自己亦不好过，但还是上前去抚摸他的头发以示安慰，胡兰成却“护痛似的微笑皱着眉略躲闪了一下”，张爱玲只得“笑着坐回原处”。这一笑，相信不比胡兰成进门时“凄楚的笑”更明媚。

胡兰成还有些担心应英娣：“另外替应英娣买了辆卡车，她要个卡车做生意。”

张爱玲只是低声“哦”了一句。

闲谈几句之后，张爱玲仿若忘了刚才的别扭，忽然笑着说：“我真高兴！”

胡兰成也被她逗笑了，嗔道：“我早就知道你忍不住要说了！”

张爱玲的开心是真的，因为她终于完整地拥有他了！胡兰成的嗔怨也是真的，因为他不能再在几个女人之间悠然周旋了。

那天，胡兰成没有回家，因为他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张爱玲这算是他家么？应该是吧！至少眼前这个消瘦伶俐的女人，确是他此刻最爱的了！张爱玲从后面抱住他，他亦牵起她的手，两人久久无言。忽的，胡兰成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张爱玲绕在他项上的手臂也拥紧了一些。不知是和解，还是订约。

后来，张爱玲向姑姑说起此事：“他很难受，为了他太太。”

这次姑姑倒是看得很开：“真是‘衔着是块骨头，丢了是块肉。’当然这也是他的好处，将来他对你也是一样。”

这算好处么？张爱玲并不知晓，她无力预见将来自己是否会成为“应英娣第二”，她也无法担保胡兰成不会恋上“新的张爱玲”。她只知道，有一分爱，便用力地爱一分。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也是她唯一愿做的。如此，人生才不会有所愧憾吧！

那两则离婚启事登出后，大小报纸都在揣测下一步就该轮到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婚启事了。但此时日本败局凸显，胡兰成自知将来时局变动后，与他有关之人均难免被牵连，因此他建议张爱玲不要举办任何仪式，亦不要对外公布。他还安慰张爱玲说：“请朋友吃酒，那种情调也很好。”张爱玲却“觉得有些凄惨”，她知道这是胡兰成在“还债”。

女人在认定一个男人时常常会说：“我不在乎他是做什么的，只要他真心对我好就行了。”可男人的事业往往决定了他对你好的程度。若仅仅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无法在物质上给予可靠的支持也就罢了，毕竟很多女人像张爱玲一样，是有自给自足的本事的。但若是因为所谓“事业”的缘故，让女人要受到种种心理上的委屈，甚至是对未来的绝望，那这样的男人，女人还是要小心为妙。像张爱玲这样，债是胡兰成一个人欠下的，但代价，却要他们两人来还。这种境地，即使有幸福，也实在算不得美满。

不美满就不美满吧，自己的人生又何曾美满过？只要眼前这份欢愉是出于彼此的真心就好了——这是张爱玲彼时的心声。没有婚礼、没有启事，甚至没有亲朋好友的祝贺，只有张爱玲的挚友炎樱，见证了那一纸传奇的“婚约”。

那天，张爱玲穿上了一件颇为喜庆的桃红色衣裳，在“婚帖”上极其郑重地写下：“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她觉得还差些什么，便把笔交给胡兰成，胡兰成倒是挺有急才，他接过笔，写下了那句颇为今日文艺青年喜爱的祈语：“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炎樱作为证婚人，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时，张爱玲和胡兰成暂时忘却了不可知的未来，只是心满意足地凝望着彼此，仿佛这一望，岁月就当真静好起来，现世也不再风雨飘摇，而是安安稳稳。

结婚之后，胡兰成形容他们“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一样，该如何还是如何，胡兰成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这种说法不免有为将来的几段外遇做铺垫的嫌疑，毕竟，若是张爱玲的生活能因他有好的改变，他为何不肯呢？他说结婚后他们“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但这真是张爱玲最渴望的婚恋状态吗？

张爱玲并不知道胡兰成将来会在回忆录中如此形容那段新婚生活，她倒是沉浸在满满的喜悦当中，还把胡兰成买的金镯子当贺礼送给姑姑。与此同时，她的小说集《传奇》也出版了，而且几天之后便再版，在上海掀起一股“读张”的热潮。虽然张爱玲说“只有初版畅销”，稿费也不算丰厚，但这件事肯定是让她兴奋不已的。“双喜临门”下，张爱玲不仅在外人眼中风光无限，向来内敛的她亦是意气风发。

她记起他尚未与前两任妻子离婚时，有一天照例在她屋中与她闲谈，他欣喜地感慨说：“这样好的人，可以让我这样亲近。”那时，她感觉“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沙滩上的潮水，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又往后退，几乎是静止的”。她当时就发愿“要它永远继续下去，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现在，她的愿望似乎成真了！

痴缠·告别

山雨欲来

张爱玲的幸福没能持续太久，动荡年代里，“现世安稳”哪是这么容易求得的呢？旧秩序早已风雨飘摇，旧秩序的缔造者们都在大厦崩塌前各方奔走，或为逃命，或为挣扎。

1944年夏天将尽的一个傍晚，张爱玲和胡兰成在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虽然“天上余辉未尽”，但日生自有日落，它又能撑到几时呢？胡兰成漠然慨叹：“时局不好，来日必有大难。”张爱玲听了心头一振，她虽不关心政治，但聪明如她，哪里不晓得胡兰成的未来会如何呢。只是她没想到，风雨竟来得如此之快，她用力盯着那一抹余晖，仿佛这样它就会永不逝去似的。

胡兰成看张爱玲神思不属的样子，便引用汉乐府里的诗句鼓励她：“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张爱玲却似乎没注意到后两句，而是替他忧虑：“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张爱玲的这句话实在说到了胡兰成的心坎里，他欢喜地说：“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厢里藏藏好。”他们一唱一和，倒是很符合这“今日相乐”的宗旨。随后，张爱玲去屋里给胡兰成倒茶，胡兰成上前接茶时，张爱玲“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胡兰成的脸，眼睛里都是笑”。胡兰成叹道：“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张爱玲回说：“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他们甜蜜地依在一起品茶看景，心中真是“皆当喜欢”了。

虽然预料来日必有大难，但胡兰成倒还没有绝望，他告诉张爱玲，日本人请他去武汉接收《大楚报》，实则去掌控湖北，为今后办“大楚国”做准备。胡兰成觉得自己还能有做事的余地，毕竟抗战还没完全结束，即便难有期望，他也要奋力一搏。张爱玲嗔怪他为何这等大事都不与她商量，他则笑言：“说了你亦不会反对。”他还使出了惯用的安抚招数：给钱。他从日本人给的办报经费里拿出一部分交给张爱玲，名义上是“替张爱玲还给姑姑”。当时时局动荡，连换了几个币制，再加上通货膨胀，所以张爱玲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箱钱的价值，只知道比自己的稿费要丰厚得多。张爱玲亦不推辞，她觉得向爱人拿钱，本来就是一件顶幸福的事。更何况，她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算好，用这笔钱补贴一下倒是不错。

那晚，张爱玲总算有理由留胡兰成吃饭，不必感到窘迫了。是的，虽然他们已经“结婚”，但相处之法却一如从前。

吃完饭，张爱玲给胡兰成去绞了一把热毛巾，胡兰成似是真把自己当成了“金主”，他摸了一下讶道：“这毛巾这么干这么烫，怎么擦脸？”虽然说这句话时他一如既往地温笑着，但张爱玲心中却有点委屈。那毛巾是专供饭后使用的小方巾，叠在那里本是冷而湿的，张爱玲猜想胡兰成必是习惯用热毛巾的，便去姑姑的浴室将它绞热了才拿来。由于姑姑的浴室较远，她怕毛巾拿过来已经冷掉，便故意将热水开得很烫，自己手都烫疼了。但张爱玲并未向胡兰成解释这个过程，更没有向他撒娇，而是安静地回答：“我再去绞一把来。”

似乎觉出了张爱玲的委屈，等她回来后，胡兰成对她说：“到洋台上去好不好？”张爱玲自是依他。那晚，天上“高悬着大半个白月亮，裹着一团清光。”胡兰成突然咏道：“明明如月，何时可擷？就在这里了！”并趁机一下捉住了她。张爱玲被他逗笑，刚才的委屈消散在静谧的月光中，就连胡兰成手上夹的烟头烫了她一下，她都没有在意。胡兰成吻她，她“像蜡烛上的火苗，一阵风吹着往后一飘，倒折过去”。张爱玲忍不住问：“是真的吗？”胡兰成笑说：“是真的，两个人都是真的。”

那几天，他们整日腻在一起。渐渐地，张爱玲发现了胡兰成的心不在焉，每说几句话，他会“别过头来吻她一下”，但明显是不甚用心的，“像只小兽在溪边顾盼著，时而低下头去啜口水”。张爱玲突然想念起之前他们不似这般亲密时，她遥望他半侧面的样子，她不禁说道：“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胡兰成“脸色动了一动”，他不知道张爱玲是在赌气，还是当真对他意兴阑珊起来。他嘴上不肯示弱：“你十分爱我，我也十分知道。”说完再次吻她，但这次亲吻在张爱玲眼中却“像山的阴影，黑下来的天，直罩下来”。

夕阳从门头的圆镜里反射出两条五彩的虹影，他们静静地看着，却渐渐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不知是对彼此未来的担忧，还是对各自命运的惶恐。胡兰成嘟囔了一句：“没有人像这样一天到晚在一起的。”但紧接着，他又自己反驳自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过一会，他又道：“能这样抱着睡一晚上就好了，光是抱着。”张爱玲一直安安静静地听他在那自言自语，他忽想起一段往事，又说：“乡下有一种鹿，是一种很大的鹿，头小。有一天被我捉到一只，力气很大，差点给它跑了。累极了，抱着它睡着了，醒了它已经跑了。”听到这，张爱玲有些伤感，恍惚间觉得眼前的虹影消失了，她蓦的想起他要去的武汉，想起“整个的中原隔在他们之间”，这距离，远得让她“心悸”！

前途未卜时，人总难免伤感怀旧。那段时间里，张爱玲听胡兰成讲了不少他的童年旧事，张爱玲据此写了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诗：

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寂寂的流年，

深深的庭院，

空房里晒着太阳，

已经是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

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虽然胡兰成没有明说自己对这首诗的看法，但张爱玲觉出他显然是不太喜欢的。因为：

“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而他的未来，是否也会同样多彩，同样不单恋她这一种瑰丽的颜色呢？答案几何，她很快便会知晓了。

谁是小周？

千般不舍，终有一别。

1944年11月，胡兰成离开上海，到武汉去经营《大楚报》。此时的武汉饱受空袭之苦，天气“灰尘蒙蒙，衣裳才换洗就又龌龊”，人也烦躁易怒，“见面无别话，只讲说炸弹”。与胡兰成同来的关永吉和沈启一直埋怨这里的“种种不及上海北京”，同时，他们还“非常之想念吃食与女人”。胡兰成也是思念张爱玲的，但他说他并不像他们那样“有怨怼与贪欲”——这或许是因为他的贪欲纵使在这里，亦能被满足。

胡兰成在报社上班，但出于安全考虑，却和同事一起住在汉阳医院里。医院里有六七个护士，但多“恶形恶状”，纵使他们妻子不在身边，也不至于对她们生出绮念。其中只有一个被众人称作“小周”的见习护士还算看得过去，他们都爱与小周嬉闹，胡兰成下班后也跑去与他们说笑。久而久之，胡兰成就忘了对张爱玲的思念，转而对天真烂漫的小周发起攻势。

小周的天真自是比张爱玲的“幼稚”要更得胡兰成的喜欢——毕竟，小周才16岁，她的天真，必是真的。小周年岁尚轻，哪里斗得过胡兰成这只“老狐狸”，很快，他们便“在一起”了。有空时，小周便会去胡兰成的房间，让胡兰成教她读唐诗。两人共处一室，吟咏戏谑，哪里还在意外面呼啸的轰炸机。胡兰成想起张爱玲送他的题字照片，似是为了“收集信物”般也向小周要照片，并让她在照片上题字。小周题的正是他教她的隋乐府诗：“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这喜不自禁的嗔语似乎比张爱玲的“低到尘埃里”更让胡兰成觉得欢喜，他对小周的用情也就愈发没有顾忌了，他甚至又拿出他廉价的“求婚”：“训德(小周全名为周训德)，日后你嫁给我。”小周一开始倒是很机灵地拒绝了：“不，你大我廿二岁。”后来，禁不住胡兰成几次央求，她最终也默允了此事。

胡兰成当然没有将张爱玲完全抛诸脑后，他也曾反思说：“我今这样，对爱玲是否不应该？”但他“思省了一大通，仍是既不肯认错，又不能自圆其说”。

不能“自圆其说”那是自然的，任谁脚踏两只船都会如此，但“不肯认错”就显出他荡子的本性了。他常说爱情乃是天意，当它发生时，他无力违抗，只能顺从。但他怎么没想到：一夫一妻更是天经地义呢？

天意也好，人性也罢，都不过是胡兰成拿来为自己开脱的巧妙说辞罢了。他的心意其实十分确凿：张爱玲，他爱；小周，他亦爱。传奇女人和天真少女，他都是要的！毕竟，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同时拥有两个妻子了。

而此时，张爱玲却还在信守离别前的誓言，痴痴地等他回来。她清楚地记得，胡兰成曾对她说：“我必定逃得过，唯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回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她哪里知道，才离开两个月，她的张牵张招已经在牵招别的女人了！

若不是因为胡兰成的花心带来的讽刺，此时的张爱玲其实算得上是春风得意！她的小说集《传奇》热销后，散文集《流言》也出版了。与此同时，她的《倾城之恋》也被改编成舞台剧在上海火热开演。一时间，张爱玲成了整个上海的宠儿——唯独不是胡兰成的。

次年3月，胡兰成返回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张爱玲日盼夜盼，终于将如意郎君盼回，本以为这将是耳厮鬓磨、互道思念的一个月，但没想到胡兰成倒是很坦诚地说起了小周之事。对于张爱玲的态度，胡兰成的说法是：“一夫一妇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

张爱玲果真不晓得“妒忌”吗？未必！仔细琢磨“妒忌”二字，不难看出胡兰成有多么自恋。婚后男方出轨，妻子必是暴怒的，纵使内敛如张爱玲，也必是要生气的，哪里会先轮到“妒忌”出场呢？胡兰成并不相信张爱玲会妒忌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但他又怎么会相信自己居然会爱上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呢？

对此，胡兰成没有再多言，只是在接下来的行文中“碰巧”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张爱玲告诉他，曾有一个外国人向她姑姑提出，希望“爱玲与他发生关系，每月可贴一点小钱”。胡兰成听了自然一阵厌嫌，但他说张爱玲提起此事时却并不反感。不知他究竟想暗示些什么，还是单纯地为自己的荒唐行径找些平衡。

对于小周，张爱玲自己的说法是什么呢？在《小团圆》里，张爱玲说胡兰成去武汉后给她的第一封信里就提到过小周，说她“人非常好，大家都称赞她，他喜欢跟她开玩笑”。张爱玲听了有些警觉，在回信中暗暗点了一下他：“我是最妒忌的女人，但是当然高兴你在那里生活不太枯寂。”

相信即便是普通人读到这句话都能明白其中意味，但胡兰成自诩聪慧多才，对这句话却仿若无睹，依旧与小周调笑暧昧，甚至愈演愈烈，对其展开追求。

张爱玲真的妒忌小周吗？是也不是。说是，那是因为胡兰成笔下的小周天真可爱，似乎更能撩拨胡兰成的注意与爱护。她在《双声》里也写过：“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说不是，那是因为张爱玲早知道胡兰成是个有不少风流韵事的人，他自己也向她承认“我是喜欢女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知道“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才会“到处留情”。她还主动替他开解：“在内地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

张爱玲居然如此豁达？

是的，她曾说：“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但在这件事上，问题不是她的豁达，而是他的欺骗。原来，在张爱玲的记忆中，胡兰成并未将小周之事全盘托出，张爱玲以为胡兰成对小周“止于欣赏”，她说：“他喜欢教书。总有学生崇拜他，有时候也有漂亮的女同事可以开开玩笑……但是与小周小姐也只能开开玩笑，跟一个十六岁的正经女孩子还能怎样？”不过，张爱玲对胡兰成毕竟是了解的，虽然她仍不相信他会与一个小姑娘发生什么，但却本能地对小周抱以深深的警惕。

正是因为胡兰成的“有所保留”，加上近半年离别的苦苦思念，所以张爱玲未再追究此事，而是与胡兰成如往常般相处，度过了还算开心的一个月——这也是她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最后的一段温存时光了。

你好，再见！

随后，胡兰成再次离开上海，先是陪侄女青芸回杭州结婚，五月又回了武汉。相比回上海，这次回武汉他倒是觉得“真是归来了”，甚至一下飞机就“归心如箭，急急渡过汉水”，去到汉阳医院找小周。显然，他是把这里当成他真正的家了。

就在胡兰成与小周的关系日益亲密，甚至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时，他心中的“大难”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听到消息广播时，胡兰成正在街上，当即惊出一身大汗。胡兰成并未死心，他做出了最后的挣扎。他立即跑去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宣布武汉独立，并试图建立武汉军政府，但只过了十三天，这场闹剧便失败了。胡兰成见大势已去，便扮成日本伤兵，连夜逃离了武汉。

胡兰成先后逃窜至南京和上海，期间去见过张爱玲一面，但在那里始终难以藏身，便又潜逃至杭州、温州附近，以张嘉仪为名隐居。

在整个逃亡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在离开武汉时，胡兰成对小周是依依惜别，字字含情：“我不带你走，是不愿你陪我也受苦，此去我要改姓换名，我与你相约，我必志气如平时，你也要当心身体，不可哭坏了。你的笑非常美，要为我保持，到将来再见时，你仍像今天的美目流盼。”但对离开上海，离开张爱玲，他却只字未提。

倒是张爱玲详细记述了她与胡兰成的那次短暂见面。她知道胡兰成第二天就会逃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但她却没有说出依依不舍的情话，而是留下了这么一段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心声”。

现在在他逃亡的前夜，他睡着了，正好背对着她。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把切西瓜的长刀，比较伏手。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

张爱玲为何会对胡兰成生出这样大的怨念？这或许也是胡兰成在自己的记叙中无颜提及张爱玲的原因。原来，在离别的那一天，胡兰成终于向张爱玲说出了自己对小周的爱有多深。

“我临走的时候她一直哭。她哭也很美的。那时候院子里灯光零乱，人来人往的，她一直躺在床上哭。”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动情地回忆着、惋惜着另一个女人——还是在他即将与张爱玲分离的前一天。张爱玲这才恍然：“原来他是跟小周小姐生离死别了来的。”她甚至敏感地想到：“‘躺在床上哭’是什么地方的床？护士宿舍的寝室里？他可以进去？也许他有地位，就什么地方都去得。从前西方没有沙发的时候，不也通行在床上见客？”其实，她很清楚，那是胡兰成自己的床，她的恣意曲解，不过是不肯正视现实。

胡兰成向张爱玲保证自己从未和小周发生关系，但张爱玲对此却完全没有信心。况且，他已经对小周生出如此浓烈的爱意，有没有发生关系又如何呢？更让她觉得荒唐的是，白天他还在倾诉对另一个女人的思念，晚上，他却试图占有自己的身体！他不断吻她，还说：“今天无论如何要搞好它。”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而此刻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完全占有张爱玲。对此，张爱玲只觉得愈发荒唐了，但她始终没有抗拒，只是默默承受着。

后来，胡兰成竟然对她说了这样一句冷血的话：“刚才你眼睛里有眼泪，不知道怎么，我也不觉得抱歉。”那一刻，相信张爱玲当真是心如死灰了。他睡着后，她望着他的脸，有种“茫茫无依的戚觉，像在黄昏时分出海，路不熟，又远”。紧接着，她便生出了上面那段“谋杀负心汉”的念头。但她转念又想：“你要为不爱你的人而死？为他坐牢丢人出丑都不犯着。”

第二天一早，青芸便来接胡兰成，临时说要一条被单包东西。张爱玲一时没找到干净的被单，等找到送下楼时，他们已经走了。张爱玲站在台阶前怔了一会儿：“一只黄白二色小花狗蹲坐在她前面台阶上，一只小耳朵向前摺着，从这背影上也就看得出它对一切都很满意，街道，晴明的秋天早晨。她也有同感，仿佛人都走光了，但是清空可爱。”

人都走光了，剩下的清空，真的那么可爱吗？张爱玲其实并不知道吧！她悻悻地转身进屋，却听见邻居家的小女孩在一遍遍唱念着：“你好！你好！再见！再见！你好！你好！再见！再见！”

辗转寻觅

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再见。胡兰成逃到浙江诸暨的高中好友斯颂德家，每日闲闷，只能写信给张爱玲解愁。张爱玲劝他信不要写太长，以免邮局那边起疑查验，但他却不听，总爱在信中高谈阔论，她知道：“他太需要人，需要听众观众。”

一次，斯颂德来上海办事，直接把胡兰成的信给带了过来，他笑说：“我预备遇到检查就吃了它。”张爱玲则调侃说：“这么长，真要不消化了。”

胡兰成的苦闷不仅斯颂德消化不了，张爱玲亦是开解无能。胡兰成曾托张爱玲转寄一封信给一位著名的佛学学者，这位学者倒也谦和，很快回了信，回信亦由张爱玲转寄给胡兰成。这位学者不过是在信中提到一句胡兰成的信太长，“亦不能尽解”，胡兰成便敏感地写信告诉张爱玲，说他是“自取其辱”，有点愧对张爱玲的帮助。张爱玲心想：“怎么这么脆弱？名人给读者回信，能这样已经不容易了。人家知道你是谁？知道了还许不理你。”她知道：“他太不耐寂寞，心智在崩溃。”

胡兰成的确是耐不住寂寞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心智崩溃，他居然又找了一个“相好”！

胡兰成到斯颂德家避难没多久，由于风声太紧，斯家便安排斯家的姨奶奶范秀美带他转去温州。温州是范秀美的娘家所在，这一路上，十八岁即守寡的范秀美对他悉心照顾，他也对范秀美问东问西，一来二去，两人便“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甚至还没到温州，他们便已结为夫妻。对此，胡兰成坦言：“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但他又为自己辩解：“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他甚至说：“我待秀美，即真心与她为夫妇，在温州两人同同走街，一面只管看她的身上脚下，越看越爱，越看越亲，越看越好。”

胡兰成本来还感到闲闷，但和范秀美在一起后，他又觉得适意了。虽然生活窘迫，但他倒是有不少闲情雅致。正月初五和范秀美去拜观音庙，祈的是“小周与世人皆消灾得吉”；初八陪范秀美上新年坟，他觉出人世的“明净悠远”；十五他们又到海坛山看庙戏，在“这样的热闹场所，是如同西湖香市，我与秀美一个像许仙，一个像白蛇娘娘”。他似是当真找到了乱世里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只是这一切，都与张爱玲无关。

胡兰成避居浙江时，张爱玲倒是一直惦记着他。起初看到他信中的焦虑，她亦十分不忍。她觉得有必要去看看他在上海的家里人，因为她感觉“忽然此外没有亲人了”。看来，那一纸婚约虽然一直被她压在箱底，从未翻出，但在她心中，胡兰成还是她最重要的至亲之人。

彼时，胡兰成在上海的家仍由侄女青芸照料，她在杭州结婚之后，仍旧回上海替胡兰成管家。见到青芸后，张爱玲竟忍不住掉泪：“我看他信上非常着急，没耐心。”即便是在胡兰成面前，张爱玲也从未哭过，但此时她却伤感不能自已。青芸也只得安慰说：“没耐心起来没耐心，耐心起来倒也非常耐心的呀。”

后来，胡兰成转去温州后，信件也断了，张爱玲更是思念。直到有一次，斯颂德又来上海办事，他见张爱玲提及胡兰成又落泪伤心，便动了恻隐之心：“想念得很吗？可以去看他一次。”张爱玲听了之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淡笑着摇摇头”，仿佛还有不少顾虑。但当她听斯颂德说胡兰成“倒是想小周的时候多”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要去当面向他要个决断！

1946年2月，张爱玲辗转来到温州，一路上怕人认出，专拣小路走，也算历经波折。初见胡兰成，张爱玲并未提及小周之事，她更不知晓范秀美的存在，她动情地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对此，胡兰成沉默着没有回应。

他在《今生今世》中说：“二月里爱玲到温州，我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他虽辩解称这是因为“我因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爱玲如此为我，我只觉不敢当”。但从他上下文的叙述当中不难看出，他更有可能只是嫌张爱玲太过多余了。当他身为能臣名士时，他需要她的传奇家世与无匹才情，来成就一段佳话；但当他成为一个落难书生时，范秀美这样会照顾人，会心疼人的才是他的“必需品”——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成了华而不实的“奢侈品”了！张爱玲找到他后住在温州城中的一家旅馆，胡兰成每天白天来找她，她以为又可以过一阵那种吟咏唱和的日子，但当她再谈及种种文学艺术话题时，他却常念及此时境地，总有些神思不属。

过了几日，张爱玲察觉到胡兰成的意兴阑珊，也渐渐对范秀美起了疑心，但以她的矜持内敛，胡兰成不说，她自不会问。只有等胡兰成不在时，她才装模作样地问斯颂德：“兰成怎么能在他们家长住，也没个名目？”斯颂德有点冷淡地回答她：“没关系的。”说这话时，他别过头去不看张爱玲。张爱玲见此，心中自然也有数了。有一次，胡兰成还带范秀美一起来旅馆看张爱玲，张爱玲正好在画画，便顺势给范秀美画了一张肖像。在画的过程中，张爱玲忽道：“不知道怎么，这眼睛倒有点像你。”胡兰成听了把脸一沉，不再看她。

渐渐的，胡兰成来看张爱玲时，两人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无话可谈，回想来见他的迫切心情与一路上的艰辛，张爱玲不禁感到一丝凄凉。而胡兰成对此不仅不予安慰，还火上浇油，跟她说他得知小周在武汉因为和他的关系被捕了，他有去自首救她出来的念头。其实，以胡兰成“只爱自己”的性格，他必不会真去的。想想被他盛赞为助夫樊梨花的范秀美吧，等他后来逃到台湾地区、日本，压根就没再被提起过。即便是如此可贵的“患难夫妻情”，他都能轻易丢个干净，又何况只是几个月的露水姻缘呢？

但张爱玲听了这话，终于忍不住向他摊牌：“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周小姐，我可以走开。”张爱玲其实并未把事做绝，因为她压根没提此时就在他身边的范秀美，而是让他和远在华中的小周做个了断，这已经是她最大的仁慈了。

胡兰成似是没料到张爱玲会主动说出这种话，下意识地试图用大道理来搪塞过去：“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张爱玲“听了半天听不懂”，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已经不仅是在诡辩了，他这简直就是“疯人的逻辑”。张爱玲忍不住责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无言以对，只得推说自己和小周远隔千里，此生未必还有见面的机会，让她不要再问了。

张爱玲沉默半响，终于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此话说得极重，浑噩如胡兰成也觉得有些难受，但他转念又觉得有些不对，他说：“我与爱玲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悲哀。”这话当真是“疯人的逻辑”了！你伤了她，她为什么不可以有悲哀呢？你的美好仙境，其实是她的人间地狱！

最后告别

在温州待了二十天，张爱玲绝望地回了上海。按理来说，心灰意冷至此，张爱玲应该痛下决心与胡兰成一刀两断了。更何况，她也说自己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抵抗力很强”，断不至于分手后寻短见。但她在感情上毕竟像平常女子一样，也会为爱的逝去而痛不欲生。所以，她还是会忍不住写长信给他，向他讲述自己的痛苦。姑姑见她这样既有不忍，又有失望，她冷冷地提醒道：“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张爱玲则无奈地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喜欢起来简直是狂喜，难受起来倒不大觉得，木木的。”

张爱玲的“木”没有减轻她的难受，反而给她带来更多更深的痛苦。

回到上海的头两个月里，张爱玲整日闭门不出，且只吃美军那种西柚汁罐头，以至于那天上街时她“看见橱窗里一个苍老的瘦女人迎面走来，不认识了，吓了一跳”。张爱玲为胡兰成憔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的地步，我们不能不感到疼惜，却又有种想说“活该”的愤恨！

过了一阵，斯颂德又来了，除了带来胡兰成的新消息，他还有一个委婉的目的：要钱。彼时，胡兰成因为温州排查户口的原因，又搬回到斯颂德的诸暨老家，躲在他家楼上整整八个月。由于胡兰成在逃离武汉时将大部分储蓄都给了小周，所以他在斯颂德家中的吃用都是斯颂德负担的。渐渐的，斯颂德感到有些吃力，他便来找张爱玲了。

斯颂德没有明着说要钱，只是告诉了张爱玲这么一则消息：小周已经出狱，胡兰成想把小周接到他家去。斯颂德显得十分为难，说这太引人注意，但胡兰成却一再坚持，他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是拿小周在刺激她呢！张爱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也不点破，只是说：“他对女人不大实际。”斯颂德怔了怔，说：“很实际的哦！”这次轮到张爱玲怔了怔，两人便都没有再说了。

此后，每次给胡兰成去信，张爱玲都会附上一些钱，胡兰成亦坦然接受。其实，听了斯颂德带来的消息，张爱玲心中已经隐隐有了决断——这已经不知是她做出的第几次决断了，在爱情上，张爱玲是个不懂拒绝的女人，每次暗下决断后，当他来寻她时，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继续追逐那苦痛的欢愉，无法自拔。

“幸运”的是，胡兰成次次得逞，便愈发变本加厉，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逼张爱玲做出最后的决断。

在诸暨避了近一年后，风声渐息，胡兰成便打算回温州了。他取道上海，在张爱玲那住了一晚。当天有斯家的人送他到张爱玲那，还陪着聊到傍晚。等把人送走后，胡兰成竟然摆出一副男主人的样子数落张爱玲：“斯先生这次对我真是——！这样的交情，连饭都不留人家吃！”张爱玲顿时火上心头：“我是招待不来客人的，你本来也原谅，但我亦不以为有哪桩事是错了。”况且，胡兰成不是不知道她从不留人吃饭的习惯，他这句责怪，实在显得有点刻意，仿佛提醒张爱玲他的地位似的。

张爱玲在生活自理能力和待人接物上的确有不足，但她也曾开心地想着如何扮演一位贤惠的好妻子——但这都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此时他们的感情风雨飘摇，她哪里还能受得了他这样对自己指手画脚？

胡兰成并未在意张爱玲的动气，他以为张爱玲对他依旧一往情深，当晚更慨然将范秀美之事告诉了她。张爱玲虽然早有所料，但听他这样轻易说出，还是感到难受得说不出话来。胡兰成又问她有没有看他在斯家写的《武汉记》——里面全是小周的身影，张爱玲自然答说：“看不下去。”听了这话，胡兰成竟不知趣地想以玩笑化解，去打了一下张爱玲的手，张爱玲心中已是十分厌恶，这下更是骇怒，她喊了一声：“啊！”

张爱玲这一叫，胡兰成才“觉得真是惊动了天人”，知道自己做的不妥，但为时晚矣。当晚，他们分房而睡：一个细数从头，痛下决断，一个则仍在那做“三美团圆”的美梦。第二天一早，胡兰成到张爱玲房中找她。他想吻她，张爱玲没有答应，但却主动将他抱住，满脸泪痕地轻唤了一声：“兰成。”这一声让胡兰成震动不已，因为他听得十分真切：这必是她最后的告别了，她的语气从未如此温柔而绝望。

张爱玲回忆那最后的拥抱与轻唤时说：“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是的，长城没有用了，他的吻也没有用了，他们的一切，真真正正地过去了！

张爱玲没有当场和他说分手，等他走后，她亦断断续续给他写信，寄钱——她想的很清楚，爱是没有了，但恩情还在，等到他脱离险境，再和他正式分手吧！又过了几月，抓汉奸的风声已过，胡兰成经人介绍到温州中学教书，境况好了很多，张爱玲终于写了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这里的“小吉”，其实是小劫的谐音——她当然不是不会写劫字，她只是对他依旧抱以美好的祝福。这就是张爱玲，一个喜怒哀乐和寻常女人一样平凡，种种细节又如此让人动容的传奇女子。她虽在与他的爱恋中反反复复，但自己那套为人处世的标准却从未松动过。许多人都误以为张爱玲是个无情之人，但一个即便被深爱之人伤过千百次，也要在分手时给予祝福，甚至随信奉上自己刚卖完剧本所得的三十万稿费的女人，又怎会是无情的呢？张爱玲做人的底线，其实是很多人处世的最高标准都无法企及的。

回首这场历时三年的倾城绝恋，张爱玲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女孩，在爱情的密林里被一个迷幻的声音所吸引，便兴奋地循声而去。路上纵有千般阻隔，途中纵有万种绞割，她亦无怨无尤——只因她早已蒙起了自己的眼睛，只能定定地听着那段动人的旋律，痴痴地闻着那阵甜蜜的香气。

当然，蒙起眼睛，免不了对周遭的一切感到莫名地没有把握，时而敏感多疑，时而恐惧不安。但愈是如此，她愈对远处传来的梵音感到依恋，仿佛那是她在黑暗中唯一的指引。至此，除了找到那个仙乐飘飘的伊甸园，她唯一的下场只能是：堕入无尽悔恨的深渊。

张爱玲悔恨吗？我们无从知晓，她说她自从分手后，从来都不会想起胡兰成，只是偶尔那痛苦又会无缘无故地来侵扰她。她读威尔斯的《摩若医生的岛》，里面有一种使动物变成人形的“痛苦之浴”，她说她看到这四个字时，不会想起胡兰成的名字，却清楚地认识那种感觉：“五中如沸，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地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唯有一回——那已是多年以后，她梦见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寂寞的松林径》，她早已忘了电影的内容，只记得里面动人的主题歌。歌声中，“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著，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这时，胡兰成出现了，他微笑着拉她，她突然感到羞涩，两人的手渐渐拉成一条直线……就在此时，她醒了。

她说：“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

寻觅·天涯

电影奇缘

在温州时，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萎谢了！”经过这段伤痕累累的感情，张爱玲萎谢的不只是爱意，她的文学创作亦陷入低谷。

1945年之后，更确切地说是从胡兰成离开上海，四处留情开始，张爱玲虽仍时有新作问世，但数量较以前大幅缩水，质量上也不出彩。相比前两年的文思泉涌，柯灵说她仿佛放电影断了片一样，“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外加“感情的悲剧”。

这个曾在上海滩风光无限的传奇女子，当真就要从此萎谢了吗？

其实，1945年以后张爱玲写的小说在技巧和细节的处理上要比从前成熟许多，只是她开始刻意减少小说里的“传奇色彩”，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人生平凡、安稳的一面上。如果说之前张爱玲使的是凌厉剑法，以炫目的招式夺人眼神，那她现在更喜欢用无锋的重剑，以“大巧不工”的沉稳从容慑人心魄。长篇小说《十八春》连载后，居然有和书中人物经历类似的女子从报社打听到张爱玲的住址，跑到她门前哭诉。其小说技艺之日臻纯熟，可见一斑。

张爱玲这段时间小说散文数量减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开始写电影剧本了。张爱玲自幼酷爱电影，早先在写小说散文时，就经常使用电影元素。她在《童言无忌》里记叙自己凄凉的家庭生活时，就曾写说：“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她后来还将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舞台剧，颇受观众好评，这都为她将来创作电影剧本打下了基础。

1946年，文华影业公司成立，桑弧和黄佐临被聘作编导。他们一直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舞台剧《倾城之恋》的成功也让他们肯定了张爱玲的剧作才能。由于柯灵曾是黄佐临“苦干剧团”的编剧之一，所以他们便请柯灵为中间人，邀张爱玲为他们写剧本。

那天，桑弧和同事龚之方拿着柯灵的介绍信来拜访张爱玲，请她尝试写剧本。酷爱电影的张爱玲只犹豫了一会，便起身爽快地答道：“我写！”她兴许还不知道，她这一声答应，既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扇隐秘大门，亦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绮丽情缘。

张爱玲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不了情》，讲的是一位未婚女家庭教师与已婚男主人之间的情感纠缠，故事的结尾不是现在常见的“happy　ending”，而是女主人赶回家中将女教师赶走，让这份畸恋不了了之。整个故事的设定比较俗套，剧情也没有太大的起伏，但因为张爱玲下笔十分慎重，桑弧的导演功底也不差，所以电影拍出来后，还是挺有韵味的。

写《不了情》的那段时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已经到了尽头，她断断续续地与胡兰成通信，也断断续续写着《不了情》。虽然这部电影的内容与他俩的恋情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张爱玲将之命名为《不了情》，确是别有深意的。在电影里，“不了”指的是女教师和男主人感情的“不了了之”，在电影外，“不了”却是在说她和胡兰成婚姻的“痛苦纠缠”。后来，张爱玲将《不了情》改写成了小说，就干脆取名《多少恨》了。

张爱玲当然没有把《不了情》当做是她对胡兰成的“祭奠”，她对电影的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在动笔之前，她就参阅过大量电影剧本，学习剧本创作的技巧。她对电影里的种种细节也很在意，她在多年后再版的《多少恨》的前言里说：“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与东山再起的陈燕燕主演。陈燕燕退隐多年，面貌仍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味，不过胖了，片中只好尽可能的老穿着一件宽博的黑大衣。许多戏都在她那间陋室里，天冷没火炉，在家里也穿着大衣，也理由充足。……不过女主角不能脱大衣是个致命伤。——也许因为拍片辛劳，她在她下一部片子里就已经苗条了，气死人！”

张爱玲的认真得到了回报，《不了情》于1947年4月10日在沪光和卡尔登两家剧院同时上映，立刻引起了上海人的观影热潮。据龚之方回忆说：“《不了情》产生很大的轰动效能，卖座极佳。”说来有趣，这部电影的卖座和它极出彩的广告宣传文案不无关系：“无尽量哀愁，千万种感慨”“情近乎痴，爱人于真”“小姐们，请你们的感情不大冲动，本片使你哀愁，使你流泪，可是这究竟是‘戏’，不是真的，希望你们——别跟有太太的人谈爱，上帝会祝福你们”“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这些文案是否出自张爱玲之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想想她当初出版《流言》时连装帧印刷都要管的认真劲儿，她有帮衬几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些文案时隔六十多年，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点意思。

《不了情》成功后，桑弧邀请张爱玲帮他写第二个剧本。这是桑弧老早想好的一个喜剧，但他只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具体内容还得交给张爱玲来完成。第一部剧本尝到甜头后，张爱玲也发现了写剧本的乐趣，便慨然应允。这部剧就是：《太太万岁》。

《太太万岁》是一部“笑中有泪”的“家庭讽刺剧”，这是张爱玲比较钟爱的类型，又恰好能发挥出她“于荒诞戏谑处发现人生回响”的天分，所以写起来并不费力。《太太万岁》讲的是一个贤惠过头的太太陈思珍，她处处为家人着想，为丈夫分忧，总盼着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却因为能力不足、运气不佳而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部剧“喜而不腻，哀而不伤”，既让人在幽默讽喻中开怀大笑，又让人在笑过之后对“浮世悲欢”有所感悟。当然，这不仅是张爱玲编剧的功劳，桑弧细腻的导演风格也是不小的助益。

《太太万岁》于1947年12月14日在上海的四大影院同时上映，再次受到全上海人的追捧。按理来说，初试牛刀即如此叫座，张爱玲的“转型”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成功总伴随着流言，在《太太万岁》上映前不久，张爱玲在报上刊载了一篇《〈太太万岁〉题记》，一来为电影造势，二来简单介绍一下电影剧情和人物设置，以免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这篇题记保持了张爱玲一贯的文字水准，因此大受著名剧作家洪深欣赏，他在《编后记》中赞道：“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作家中的一人。”

洪深的不吝赞美并没有为张爱玲带来荣光，相反，却引起许多人的争论，胡珂即撰文讽刺说：“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　comedy的芳香！跟这样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不过我这一回的感觉，不但奇怪，而且悲愤。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　com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由此可见，1947年的上海并不是一个能让电影健康生长的地方。在战争的摧残下，人们已经无法平心静气地、单纯地欣赏一件艺术品了。

起初众人还只是对洪深的溢美之词感到不满，后来干脆连张爱玲也一并攻击，她和胡兰成的事也被扒出，作为她品行不端的“确证”。其实，自从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就从未停止被骂过。对此，她一直聪明地选择不予回应，她唯一在意的是读者和观众的口碑，而不是背景堪疑的评论家的点评。所幸，《太太万岁》在上映前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上映后却依旧火热。这也算张爱玲在上海最后几年里仅剩的安慰之一了。

秘密情人

1947年的张爱玲在爱情里最终绝望，却在电影里找到新的憧憬。当她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所得的30万法币的酬劳寄给胡兰成时，她心中的平静大过悲伤，因为属于她的时代，似乎远未结束。

1948年，张爱玲仿佛彻底走出了失恋的阴影，桑弧、龚之方等人常去她的公寓做客，在龚之方的记忆中，她那时是“合群”“喜欢与人聊天”“对朋友的态度热情”的，状态甚至比和胡兰成在一起的那几年更好。

前两部电影大获成功后，桑弧又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搬上荧幕，但终因不合大时代的潮流而搁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继续合作，这一来是因为桑弧本身就是一位会写作的导演，他和张爱玲之间有很多共鸣，二来则是因为他们在前两部电影的合作过程中日久生情，早已确定了情人关系。

在《小团圆》中，第一次见桑弧时，张爱玲形容他“够引人注目的，瘦长条子，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头发有个小花尖。”桑弧与胡兰成全然不同，他和张爱玲一样，是极认真的人。张爱玲记得在《不了情》试映时，她感觉桑弧把她的故事改编得有些牵强，因此影片尚未结束，她便低声和姑姑说：“我们先走吧。”桑弧没和她们坐在一起，但看见她们离去便立即追了上来：“怎么走了？看不下去？”张爱玲边走边说：“改天再谈吧。”但桑弧却不依，把她拦在楼梯口，苦笑着辩解：“没怎样糟蹋你的东西呀！”张爱玲知道：“他是真急了，平时最谨慎小心的人，竟忘形了，他的袴脚痒咝咝的罩在她脚背上，连姑姑在旁边都脸上露出窘态来。”

张爱玲并没有说她和桑弧是怎样在一起的，谁追的谁？他们看上了彼此的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而且他们在一起时也很低调，连她刚回国的母亲都瞒着。甚至若不是《小团圆》的出版，人们都还以为她和桑弧的感情不过是小报编出来的无聊绯闻。

从时间上看，张爱玲还未和胡兰成正式分手时，她已经和桑弧确立情人关系了。而她对桑弧的态度，也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桑弧有一次忍不住说：“哎，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张爱玲知道他是在问她与胡兰成的事，她心里已经下定决心等胡兰成脱困再与他分手，便用玩笑搪塞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桑弧拥着她，一会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一会又说：“你的脸很有味道。”最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次：“哎，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这次张爱玲避无可避，只得笑说：“我当然认为我是好人。”这句话仿佛给了桑弧一个明确的信号，他的眼中“陡然有希望的光”，张爱玲却仿佛失言般在心里“皱了下眉头”。

张爱玲似乎很满意这种秘密情人的关系，而更进一步的发展，却是她所不愿意的。其实，当时很多朋友都觉得她与桑弧合作融洽，十分般配，不明真相的龚之方有次还自告奋勇地去帮桑弧“做媒”，张爱玲的回答却“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这个拒绝的场景意味深长，甚至比她写过的任何剧本里的场景都令人动容。她是因为旧伤未愈？还是担忧未来的道路？抑或只是不明确自己对桑弧的感情？总之，她用三次摇头给他们的这段情缘做了最无奈也最贴切的注脚。

刚认识张爱玲的时候，桑弧觉得张爱玲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说话的方式也很奇怪，他不像胡兰成那样即便懂得不真切，也能以巧言妙语击中张爱玲的心思，他常说的则是：“喂，你在说些什么？”张爱玲听了总是笑。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和每个人说话时，都是笑着的，张爱玲并不对那些笑容加以区分，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分辨其中每个笑的意味。对桑弧的疑惑，她究竟是觉得有趣还是无奈呢？

桑弧和张爱玲当然不是没有共鸣的，他们在电影上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初识时，张爱玲告诉他：“我现在不看电影了。也是一种习惯，打了几年仗，没有美国电影看，也就不想看了。”作为电影从业者，桑弧听了立刻“肃然起敬起来，仿佛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贞”。但他告诉张爱玲：“我觉得你不看电影是个损失。”他们后来一起去看过几次电影，当剧场里的灯光暗下来时，张爱玲看到他“聚精会神的侧影”，看到他那“内行的眼光射在银幕上”，也忍不住对他“肃然起敬”。对电影和故事的认真与热爱，或许是这两个原本并不属于一个世界的人彼此靠近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张爱玲对桑弧亦不是没有“占有欲”的，一次，桑弧在张爱玲家做客，他聊起一些建筑的沧桑历史，聊起一些大厦的前世今身，张爱玲的姑姑对这些也颇有研究，和他津津有味地对谈起来。张爱玲虽然喜欢上海，但却对有历史感的东西不甚了了，所以插不上嘴。于是张爱玲生起了一丝妒意，只是出于礼貌，她一直克制着不去开灯，免得让他们以为是她听得不耐烦了。后来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聊得太欢冷落了张爱玲，才讪讪地结束了热聊。

张爱玲重视桑弧的意见，她有一件车毯大衣，两手可以插在口袋里的那种。它的下摆原来有一些羊毛排穗，以增加衣服的长度，但因为桑弧曾说：“这些须头有点怪”，所以张爱玲便把它剪掉了。还有一次，桑弧讶异地说了一句：“你从来不化妆？”张爱玲便开始学搽粉，——之前二十八年生命里，除了唇膏，她几乎没试过任何化妆品。桑弧打量着她，指着眼睛和鼻子中间的地方说：“这里再搽点。”她本想在那里“留一点晶莹”，但还是听话地又补了点粉。她笑着抱怨：“像脸上盖了层棉被，透不过气来。”他听了有些不好意思，但两人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嫌隙。

如果说胡兰成总是用种种“你这样是好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桑弧对张爱玲的指点则当真是出自对她的关心。所以，张爱玲才会对桑弧“言听计从”。

当然，张爱玲和桑弧之间偶尔也会有冲突，而这些冲突，自然多与胡兰成有关。胡兰成取道上海回温州时曾来张爱玲这住过一宿。那天，胡兰成刚在客厅坐下，桑弧的电话便响了。当张爱玲听到电话那头桑弧的声音时，她感觉“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嘈音”。那一刻她以为：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慌乱之中，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局促不安，桑弧是知道胡兰成来的，所以见张爱玲这样，他有些不高兴地将电话挂了。

后来，一次聊天时，桑弧笑着说道：“他好像很有支配你的能力。”张爱玲则解释说：“上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完全两样了，连手都没握过。”桑弧听了忽然有些激动：“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他碰。”对此，张爱玲既觉得他有孩子似的好笑，又十分感动。再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写分手信时，桑弧正好也在，她便将写好的信递给他看：“我不过给你看，与你没关系，我早就要写了。”由此可见她还是很紧张桑弧的态度的。

总体来说，张爱玲对桑弧是矛盾的。她一面十分信任这个低调认真的男人，她曾说：“我一定要找个小房间，像上班一样，天天去，地址谁也不告诉，除了桑弧，如果他靠得住不会来的话。”一面又不想对他喜欢得太深，她曾告诉姑姑：“我怕我对他太认真了。”

但爱情哪里是可以“规划”的呢？对一段感情陷得有多深，只有老天爷才说了算。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出来时，她注意到桑弧的脸色不太好，她敏感地拿镜子照了一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妆花了，桑弧试图聊电影解脱尴尬：“我喜欢琴逑罗吉丝毫无诚意的眼睛。”但这话听在张爱玲耳中，却像“针扎了一下”似的，很不好受。

和桑弧在一起，张爱玲其实是自卑的，因为桑弧是个“漂亮的男人”，这也是她对他不敢太过喜欢的原因：她不相信漂亮的男人。一次，桑弧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却突然感觉“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为了让这流逝更慢一些，她希望自己更漂亮一点，好追得上他的流速。所以，每次桑弧来找她之前，她为了“使皮肤紧缩”，总去用冷水冲脸。一次被姑姑撞见，她感到很是窘迫。

有次，桑弧几天都没来，她以为他对她意兴阑珊了，在笔记本里哀怨地写到：“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等他来了，她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试着安慰她，她却依旧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他说：“我知道。”她的心绪却又有些反复，半嗔半怨地说：“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只是，从未停止的眼泪透露了她的真意。

换个角度，桑弧对张爱玲其实也是想爱又不敢爱的：一方面，他隐隐觉得张爱玲早已把整颗心给了胡兰成，她对自己还能全心投入吗？另一方面，张爱玲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心藏得很深很深，因此性情多有反复，让他无力分辨她哪句告白是真，哪句绝情是假。所以，各有保留的两人终究没能勇敢地携手向前一步，跨过那“喜欢”与“爱”的鸿沟。

1949年，张爱玲和桑弧一起合作了第三部电影《哀乐中年》，这是他们最后的“相伴”了。而张爱玲对“哀乐中年”四个字的解释，也恰好是他们这段感情的最好注解：“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

是的，桑弧就是张爱玲最贴心也最动情的安慰，她曾说：“桑弧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哀乐中年》上映不久，上海解放，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也宣告结束，转而以“梁京”为笔名开始写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之后，他们的感情究竟发生了哪些转折，张爱玲没有再说，我们无法妄加揣测。我们只知道，1951年，桑弧娶了一个漂亮的圈外女人做妻子，而张爱玲，亦在第二年远赴香港。他们的感情经历正如他们第一部合作的电影《不了情》那样，最终不了了之。

作为一对“秘密情人”，他们这几年对彼此的种种暧昧与深挚，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倒不如细细回味一下这样一个细节：一次，桑弧深夜送张爱玲回家，他们害怕进屋后姑姑责怪，又舍不得立刻分离，便一起坐在楼梯上聊天，仿佛两个十几岁的，无处可去的小毛孩。

张爱玲嗤笑说：“我们应当叫‘两小’。”

而桑弧则接口道：“是‘两小无猜’。”

寻寻觅觅

就在张爱玲与胡兰成藕断丝连，与桑弧秘密恋爱之际，她的母亲回来了。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张爱玲虽然把她当做长辈，也尊重她的意见，但终究不会有太多压力，更没有顺从与叛逆的问题。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当初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在母亲那生活时，就处处受到母亲的管辖和压制，让她过得很压抑。

这次母亲回来，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她要认真思考将来的出路了。

在母亲回国前，她就在信中斥责张爱玲是“井底之蛙”，因为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成名后选择继续以写作为生，没有回香港完成学业。其实，时局变动下，张爱玲一直是把留学当做“最后一条路”的，只是看到战后的英国十分破败，美国那边她又没把握，所以才一直留在上海。她心想说：人生漫漫，要稳扎稳打！所以她时常向国外投稿，只是苦于摸不出门路。

母亲回来后，张爱玲和姑姑的神经一直很紧张，因为黄逸梵是很强势的，而她这次出国数年也算小有成就，一度还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眼界更高的她自然对张爱玲沉迷于文学创作不满，她也早知道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事，只是张爱玲骗她说他们早已分手，她才没有多追究。后来当小报上盛传张爱玲与桑弧的绯闻时，黄逸梵还来抽查过——她自然也是看不上搞电影的男人的。

过了一阵后，黄逸梵听闻了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名，也去看了她的电影，感觉还不错，再加上张爱玲的感情生活似乎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糟糕——当然，这是因为张爱玲隐藏得好，黄逸梵渐渐对张爱玲宽和起来。毕竟，做父母的一旦上了年纪，对子女的成就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当然，她偶尔也会端出长者的架子来，给张爱玲一些文学创作上的意见：“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

张爱玲见时机成熟，便打算做一件对她来说很郑重的事了，那就是：还钱。是的，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当初为了照顾她、培养她是怎样节省和抱怨的，再加上名义上她自小过继给伯父，一直喊母亲“婶婶”。因此，她早就暗下决心：将来挣了钱一定要还给母亲！早在母亲回上海前，她就问姑姑母亲一共为自己花了多少钱，姑姑说按照现在的算法，大致是二两金子的价格。张爱玲算算自己的财产，之前去温州找胡兰成，一路上大概花了一两左右，现在将将剩下二两，刚好够还给母亲。

那天，她们坐在一起吃蛋糕闲聊。黄逸梵端然说：“我看你也还不是那十分丑怪的样子，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她之前反对张爱玲在爱情上任性盲目，现在又担心起她“没人要”了。接着她又回忆从前，有些自省地说：“我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少，所以见了面总是说你。也是没想到那次一块住了那么久——根本不行的。”

听到这，张爱玲觉得时机合适，便把金子拿出来，笑着说：“那时候婶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黄逸梵坚决地说：“我不要。”继而又忍不住流泪：“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黄逸梵仿佛觉得张爱玲还她钱就是要和她断绝母女关系似的，所以坚决不接受，她还想保存这份感情。

钱终究没有还成，她们母女的感情也没有发生突兀的变化。过了几月，黄逸梵又动身去马来西亚了，姑姑说她就像“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张爱玲听了不说话，她不知道母亲这次回来是否本打算长住的，她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把母亲气走的。

其实，黄逸梵的离开和张爱玲关系不大，她本性无法安定，注定漂泊。一次次回来，又一次次离开，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终生信仰。即便几年后她在英国病倒，甚至没钱看病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一生颇为精彩，没有多少遗憾。

硬要说的话，在黄逸梵的内心深处，她唯一的遗憾就是张爱玲。她既遗憾于自己没有处理好和这个敏感内向的女儿的关系，也遗憾于张爱玲的人生道路充满波折，刚刚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大时代的变革便来临了，女儿能安稳平顺地走下去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所有人，上至各界名流，下至平头百姓，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些曾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国民党官员早已仓皇出逃，未出走的各界名流大多惶惶不可终日，所有人都在等待，都在观望，张爱玲也不例外：她喜欢上海，她愿意留在这里，这里的小市民气息更合她的胃口。她也认为：自己从不沾染政治，从未坐过一天办公室，不过是个码字吃饭的普通女人，任何改朝换代的风波都不应该影响到自己的。

所以，公寓外的世界正在热火朝天地变革着，她却在屋里安安静静地耕耘着自己唯一熟稔的土地：文学。当然，张爱玲并不是一个不关心时代变迁的人，只是她关心的角度，要比一般人更低一些，因此也更细微贴实一点。

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因为吃不准当时的文坛风气如何，加上自己曾遭左翼文人抨击，因此张爱玲用了一个笔名：梁京。这里张爱玲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梁”“京”其实是“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这也是张爱玲这辈子唯一使用过的笔名。

这部《十八春》是张爱玲的“投石问路”之作，一来看看新政权对她这样一个与日伪汉奸有过交集的女人究竟有多大的容忍度，二来看看新上海文坛还有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凭借深厚的功底，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读者追捧，不少人随着连载中主人公世钧、曼桢、叔惠、翠芝的不同境遇而喜怒哀乐，甚至有读者在读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时忍不住将报纸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

《十八春》之后，张爱玲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艾》。《十八春》虽然结局还算圆满，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并不合当时的气候，所以在创作《小艾》时，张爱玲有意增加了它光明的一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小艾》是张爱玲迎合政治的“失败之作”，但这只是张爱玲在寻觅人生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尝试罢了，她对自己文字的要求，还是保持着一贯水准的。她后来将《十八春》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尾删掉重写，并改名《半生缘》，即是明证。

上海解放后，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并接管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并一直关注着张爱玲的境况。1950年7月，夏衍特邀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很低调地坐在后排，但还是有些人对她记忆深刻，因为那天大家都穿着列宁装，而她穿的则是一件旗袍。张爱玲自然不是刻意与众不同，只是她个人的韵律并不符合新时代的脉动。

会后，夏衍又安排她随文代团去苏北参加土改，希望让她的履历好看一些。这段两个多月的下乡经历对张爱玲来说颇为难得，她难得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如此亲近，既觉得新鲜，又觉得紧张。所以，当她和一位妇女聊天，对方笑着和她应对时，她是很惊喜的——他们不讨厌自己！这对不善与人相处的张爱玲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张爱玲并不关心政治，但她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爱并不比其他人来得浅薄，她曾写过一首《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如今，她果真到了中国的最底部，她享受这种踏实的感觉。

只是，归根到底，张爱玲是个“个人主义者”，她无法长久地适应集体生活，更无法忍受自己的每时每刻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所以，这段下乡经历促使张爱玲思考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上海观望：即便新社会能接纳她，她又是否能接纳一个缺乏私人生活的社会呢？再加上那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即便有夏衍力保，她还是很难相信自己能被重新接纳。

所以，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奔赴香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海，从此成了张爱玲一生的乡愁。

重回港岛

到香港后，张爱玲没有回香港大学读书，而是寄居在女青年会。这是她第二次来香港了，自然不陌生，但这次的心境却与上次大相径庭：上次是憧憬与兴奋，这次却是迷茫与孤独。要在这里生活多久？还有机会回上海吗？还是要一直漂流下去？这些，她统统都不知道。

就在她思虑向何处投稿时，美国人找上门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之前读过张爱玲的文章，也知道她的英文功底很好，便邀请她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东西。虽然作为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转行做翻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落差，但由于麦加锡给的稿费还算丰厚，所以为了生计，张爱玲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美国人拜托她翻译的作品十分庞杂，有《老人与海》之类的文学名著，也有政治色彩很浓的小说。对此，张爱玲兴味索然，只能硬着头皮当做糊口的差事：“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

只身在香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张爱玲自然是苦闷的。幸运的是，她就在此时遇见了人生中的另一位挚友：邝文美。邝文美是学者宋淇的妻子，也在美国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宋淇与邝文美其实都是张爱玲的忠实粉丝，他们四十年代在上海居住时就拜读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但因为听闻张爱玲脾气古怪，便一直没敢去拜访。如今有缘在一家单位工作，他们自然愈走愈近。

与古灵精怪又爱嫉妒的炎樱不同，邝文美是较为典型的温婉宜家的娴静女子，在她面前，张爱玲会不由自主地放松，甚至变得健谈起来。所以，渐渐的，张爱玲将她视为人生又一难得闺蜜，经常拉着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但考虑到她还要照顾家庭，所以每晚到了8点只得放她回家，以致后来张爱玲亲切地称她为“我的8点钟灰姑娘”。即便后来远赴美国，张爱玲亦时时将她挂在心头，信中家长里短、言无不尽，这在张爱玲一生的书信历史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你几时到北京店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像你那件白地黑花缎子对襟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短肥些。”“早晨梳头是否费时候，是不是自己梳？我前一向烫的头发不好也不坏，最近试验剪得极短，终于决定养成不长不短分层的直头发。”“前几天我吃到煮珍珠米太少，太淡，远不及Mae(邝文美)带来的热水瓶里装着的，那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甚至直言：“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一个人。”这似乎是将炎樱也算在内的，在张爱玲看来：“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镜子，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而她与炎樱在这点上表现得却并不明显。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朋友自古就有两种：一为玩伴，一为知己。玩伴只是陪伴了一小段生命，知己却是温暖了一整个灵魂。

当然，邝文美也把张爱玲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她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里写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比张爱玲幸福，因为‘在千千万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我能够不迟不早的遇见了她。虽然现在我们远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谈心，但是每过一阵我能够收到她的长信，读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编的电影……无论如何，这总是值得感谢的事。”

除了与宋淇夫妇推心置腹，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照例是清静安宁的。但很快，她又要应对种种波折了。除了翻译，张爱玲还受美国人所托写了两篇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无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不愿提及的两部作品，因为它们的主题、套路，以及许多情节都被提前设置好了，她压根就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况且，政治色彩太浓厚，完全掩盖了小说本身应有的自由的艺术性。但这两篇小说在美国人的力推下还是火了，加上她“上海传奇女作家”的身份，她很快在香港也有了不小的名气，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张爱玲是最怕接客待人的，她立即委托宋淇夫妇在他们家附近为她租一间房子，这间房陈设十分简陋，没有书桌，没有书架，甚至连书本身都没有。张爱玲倒是不以为意：“我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齐，否则可能：(一)立刻又得搬家。(二)就此永远住下去。两者皆非所愿。”她觉得只要能有一个安安静静写文章的地方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紧接着，她在上海出版的《传奇》《流言》等作品集都被翻出来在香港重印，但彼时香港的盗版十分猖獗，甚至还有人冒充她的名字出书，她自己就发现了两本：《秋恋》与《笑声泪痕》，两本书除了文字水平之外，从包装、主题以及故事情节均与她从前的作品十分相似，但读者并不知道：封面上那个作者“张爱玲”，其实是个男的。机警的张爱玲立刻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整理了一下，在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出版，但盗版的销路依然不错，那本《笑声泪痕》甚至印行多次，这让张爱玲也无可奈何。

张爱玲对香港的了解是深入骨髓的，她见识过围城岁月前后香港人的荒唐纵欲，也经历过和平年代香港文化的肤浅芜杂，所以她深知：这不是久居之地。张爱玲在写《赤地之恋》时已经在申请移民美国了，期间夏衍还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到上海，不要去美国，实在不行留在香港也好。但张爱玲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踏上远行的航船，像母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天涯孤旅。

1955年秋天，张爱玲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当即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那天来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二人，张爱玲万分不舍，她在后来写的信里说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时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她的思念与眼泪当然不只是给宋淇夫妇的，还有她深爱的，中国。

在《诗与胡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张爱玲眼中的中国是可爱的，因为即便处在脏乱与忧伤中，也能时时发现许多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所以，她自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从前尚未身处被迫离别的境地时，她已大略思虑过此事，结果是：“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如今，当面临真正前途未卜的离别时，她心中的不舍与思念又是多么浓郁呢？

著名粉丝

初到美国时，张爱玲经炎樱介绍借居在纽约的职业女子宿舍，这是救世军办的，专供离异妇女等贫民居住的地方。炎樱战时移民日本，后又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次张爱玲来美国，她们也算“他乡遇故知”了。起初，她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起聊天、逛街、吃东西，但过了一阵，张爱玲渐渐发现：原本就有些心高气傲的炎樱，现在的姿态似乎更高了。也许是当年在上海时风光都被张爱玲抢去了，现在轮到自己关照张爱玲时，炎樱言谈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她常常向张爱玲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认识了哪些人，别人是如何夸赞她的，云云。

这让张爱玲心生反感，她只得写信给心中真正的闺蜜——邝文美：“Fatima(炎樱)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这些话当然不能全信，我们在对一个深爱之人失望时，总会下意识地去遮掩自己曾经付出的热情，用“其实当初也没有那么喜欢她”之类的说辞让自己释然一点。张爱玲当初对炎樱的感情自然是浓烈而深挚的，只是她如今的转变，实在让自己接受不了罢了。

在纽约，张爱玲并不只有炎樱一个朋友，她与著名学者胡适也有过一段交集。早在香港时，张爱玲就曾把《秧歌》的稿子寄给胡适，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有益的评价。胡适成名后向他寄书求教的人不计其数，显然他对张爱玲也有所耳闻，所以在回信中很诚恳地写道：“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他还随信附上了对一些章节的改动意见，让张爱玲十分感动。所以，到了纽约后，张爱玲便立即去拜访了旅居美国的胡适。

胡适住在纽约东城区81街上的一栋白色小洋楼，但制式很像港式公寓，房子里的装修也是中式的，让张爱玲恍惚间有种回到中国的感觉。更让她恍惚的是胡适的亲切与儒雅，他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但穿着一件灰色长袍的他却像极了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张爱玲看到幼时的“偶像”就这样真切地站在自己面前，竟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幸好她是拉着炎樱一起去的，有炎樱和胡适夫妇说笑，她的紧张就不那么显眼了。回想起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桌前翻阅的《胡适文存》，还有经胡适考据的《海上花》与《醒世姻缘》陪自己度过的围城岁月，再看看眼前这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神情甚至有些落寞的“卸甲将军”，她心中感慨良多——既为偶像，也为自己。

谈话间，张爱玲向胡适提出自己将《海上花》与《醒世姻缘》翻译为英文的志向，胡适十分高兴，勉励她坚持下去。得到胡适的肯定，张爱玲渐渐放松下来，还跟他聊起自己在香港围城期间，在日军的空袭下如饥似渴地读《醒世姻缘》的往事，胡适听了颇觉有趣。

后来，张爱玲又单独拜访过胡适一次，没有了炎樱的“掩护”，张爱玲只得自己想方设法地找话说。幸好胡适本身很健谈，从世界政局到历史掌故，他侃侃而谈，张爱玲在这些方面涉猎不多，只得乖乖地听着，插不上话。似是觉出了张爱玲的窘态，胡适便将话题转到彼此的家世渊源上，说他的父亲曾受惠于张爱玲的祖父，对此，张爱玲自然不甚了解，只得又尴尬地支吾两声。

胡适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外交》杂志写文章，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听了既诧异，又难过，胡适的文章都要改么？谁有资格改？她能听出这份不好意思背后的失落，她想起上次拜访后，炎樱四处打听后告诉她：“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化奠基人在西方却如此不受重视，实在让她感到悲凉，她想替胡适打抱不平几句，但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落魄，并不比他好多少，最终只能以无言来表示理解和安慰。

张爱玲与胡适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也就是那年感恩节的第二天。感恩节那天张爱玲陪炎樱一起去一个美国朋友家吃饭，直至天黑才回去，结果受了凉，胡适本来是怕她一个人过感恩节太孤单，约她去吃中国菜的，但见她病了，便到了第二天才来看望。张爱玲的女子宿舍比较简陋，她便邀胡适在宽敞的公共客厅坐坐。这个客厅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是一架旧钢琴，台下则是许多旧沙发，宿舍负责人鼓励大家去那喝下午茶，不过大家都不愿去。胡适倒是觉得这里不错，他四处打量，说这里很适合聚谈，张爱玲心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这种比较的心态似乎每个出过国的人都曾有过：站在自己的国土上艳羡“外国的月亮”，站在异乡的土地上遥念故土的人情。说到底，不过是乡愁太浓郁，无从稀释罢了。

胡适来看张爱玲，张爱玲十分感动，但她在偶像面前总是太拘谨，生怕说错了话被偶像嘲笑，所以总是半天才答一两句话。过了一天，胡适要走了，张爱玲将他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聊了一小会。

那天很冷，风也大，胡适望着街角那段起雾的河面，似是怔住了一般，笑眯眯地出着神。张爱玲心中“一阵凛然”：“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学着他的样子，微笑着向河面望去，却“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这苍凉、神秘如命运呓语的一望永远钉在了张爱玲的心中，她似是感应到了自己晚年同样凄凉落寞的境遇，不禁将衣领拉紧。

那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为了换个好点的写作环境，张爱玲申请到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去居住，由于该申请需要担保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求助，胡适爽快地为她出具了担保证明，同时还把她的《秧歌》寄还给了她。拿到稿子时，张爱玲看到上面满是细心的圈画和批注，扉页还有题词，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与此同时，胡适也接到邀请，要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便离开了美国。

胡适走后，张爱玲对他颇为挂念，时常在报上寻找他的消息。直至1962年2月，张爱玲在报上读到噩耗：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

张爱玲强忍悲痛，下决心要将答应胡适的翻译《海上花》的工作完成，但她每次动笔，都会想起“适之先生不在了”：“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胡适谈不上是张爱玲的知己，两人一共也只见过三次面，但在张爱玲心中，他却是极其重要的。他是张爱玲幼年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也是她在围城岁月里心底的一点光明的慰藉，更是她在异乡土地上难得的一份亲近与温暖。

执子之手

1956年3月，36岁的张爱玲离开纽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堡，她辗转来到麦克道威尔，那时刚下过大雪，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艺术营远离市区，造型很像中世纪的小城堡一样，在张爱玲眼中恍若美国的“世外桃源”。进门时，张爱玲看到两旁的参天大树，脚下是酥酥的踩雪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哪里知道，自己这颗早已冰封的心，居然要在这遥远而寒冷的异乡土地上，重新复苏、跳动、迸越。

艺术营是为了让各个有志向的艺术家潜心创作而设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张爱玲也分到了一间。漂泊数载后，张爱玲终于有时间和条件安下心来创作了，她全心身投入到英文小说Pink　Tears的创作中，基本不参与社交活动。而为了让艺术家们互不打扰，艺术营规定在下午4点前不允许集会，所以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里，张爱玲不用担心自己的孤僻有什么问题，这让她感到很适意。

但缘分来时，性格、习惯都不会再是问题。才来艺术营没多久，张爱玲便在供大家聚会聊天的大厅里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赖雅。

赖雅全名叫甫德南·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哈佛大学文艺硕士，颇有天赋，早年即在文坛小有成就。赖雅兴趣广泛，尤其是摄影，在做了一阵英文教师后，他作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奔赴欧洲，全程报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开始了自由撰稿生涯，之后他又不安分地跑去欧洲采访了许多知名作家，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等。期间他结婚生女，但最终以离异收场。之后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先是摔断了腿，后又轻度中风，1956年时，只能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韬光养晦，期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就这样，一个风度翩翩又热情洋溢的65岁西方男人，一个低调内敛又心思细腻的36岁东方女人，在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营大厅里相遇了。赖雅无疑是大厅里最活跃的人，他被几个艺术家围着，正在热情地聊着他在好莱坞的趣事。而躲在角落看杂志的张爱玲却是最落寞的。赖雅无意间向她看了一眼，张爱玲瞬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赖雅似乎也对这个神秘而优雅的东方女子产生了兴趣，便主动找张爱玲搭话：“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赖雅刚准备继续和她多聊一会，就被其他几个朋友给拉走了。

这简单的一问一答究竟在他们彼此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涟漪呢？

当天回到工作室后，张爱玲心绪起伏，第二天，她又来到大厅中，却没发现赖雅的身影，就在失望之时，一声亲切的问候从身后响起：“爱玲女士，晚上好！”回头一看，赖雅正站那对她微笑致意。

“晚上好！赖雅先生！”张爱玲也笑着回应。他们很熟络地聊了起来，丝毫没有初见的生疏感。有趣的是，赖雅与胡适同年，张爱玲在面对胡适时可要比这拘谨得多。这里面自然有张爱玲崇拜胡适的原因在，但换个角度来看，赖雅的风趣与绅士也可见一斑。

赖雅对张爱玲颇为好奇，那时在美国的东方女性并不多，像她这样精通英文的更是少数。更让赖雅惊讶的是，张爱玲才来美国半年。

两天后，一场暴雪降临，天寒地冻里，艺术家们都挤在大厅取暖，张爱玲和赖雅自然默契地待在一起，继续深入地聊着。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午后，他们各自回忆起过往的传奇经历，在给自己带来无限感慨之余，也给对方带去了几分悸动与神往。在这毫无保留的分享与共鸣中，他们的灵魂比身体上的距离要更靠近了一些。

那天回去的路上，由于路滑，赖雅轻轻牵着张爱玲的手，让她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滋润心田的温暖。这种温暖，有胡适那种前辈关怀所无法比拟的温柔。

那天之后，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便去彼此的工作室互相拜访了。张爱玲也将自己的英文作品拿给赖雅看，希望得到他的点评。赖雅惊讶于一个东方女人竟然可以写出如此漂亮的英文文章，大加赞赏之余不免也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对张爱玲来说，赖雅则是一个完美版的胡兰成，有他的儒雅、博学和体贴，却没有他的荒诞、风流和冷酷。因此，他们互相之间越看越喜欢，交流和共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晚饭后还常常一起执手散步，谈天说地。这几乎是每个艺术家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创作、交流、恋爱……实在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

但在张爱玲的一生中，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几个月后，先于张爱玲来到艺术营的赖雅的居住权限要到期了，他将转去纽约州的耶多艺术营，热恋中的他们即将面临分别。在火车站，经济拮据的张爱玲拿出了一部分存款强塞给赖雅，让他大为感动。临别时，张爱玲嘱咐赖雅记得写信，赖雅连连点头。两个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一百岁的人，还像刚恋爱的小情侣似的依依不舍，实在令人动容。

其实，赖雅若是知道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怀有身孕，想必会更加不忍离开的。是的，张爱玲虽没有子嗣，但却曾经怀过孕——就在那个寒冷而又温暖的冬天。

赖雅只在耶多艺术营待了一个多月，随后他搬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居住。7月初，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上说她发现自己已怀孕。惊讶之余，赖雅开始思虑起自己的能力与责任：他身体状况不佳，写作的稿费也不稳定，他能给张爱玲一个稳定的未来吗？答案并不确定，但他似乎心意已决，他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真挚而热情的“求婚信”，并连夜冒着倾盆大雨将它寄出。两天后，还没等到回信的张爱玲已经迫不及待地来找赖雅了，她要当面听听这个男人的回答。

见面后，赖雅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思念与用情，并“再次”向她求婚，但是他提出：坚决不要孩子。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收入也不稳定，哪里有能力和精力照顾新生命呢？张爱玲自然也顾虑到现实问题，但她毕竟36岁了，今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吗？思虑再三，张爱玲最终还是同意了赖雅的意见。

1956年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这一天距离他们初次见面，仅仅过去了5个月零1天。但从这天起，他们便相伴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婚后他们在纽约游玩了一阵——如果这也能算“蜜月旅行”的话。到了10月份，他们重新申请到去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居住的机会。他们的爱情在那里的深冬萌发，开花结果后又在那里的深秋落地。他们虽然依旧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家庭，但能一起回到那里生活，毕竟是幸运且幸福的。

可惜的是，新婚燕尔的幸福很快便被赖雅的身体状况给毁了。他刚到艺术营便再次中风，几度卧床不起，别说写作，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丧失了。张爱玲整日整夜守在他身边，默默祈祷他能康复。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赖雅丧失写作能力，张爱玲的投稿也常常石沉大海，他们的生活似乎即将陷入绝境。

也许是上帝不忍见张爱玲的一生如此困苦，便“网开一面”。

次年1月底时，赖雅的病情已经好转，甚至可以出门探访朋友了，张爱玲的《秧歌》也有公司准备改编成剧本，报酬有一千多美元。虽然他们的状况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但命途多舛的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1957年4月，他们在艺术营的居住权限又到了，这次他们没能申请到其他艺术营，只得就近在彼得堡松树街租了一间61美元的公寓——这已经是他们能负担的最好的公寓了。虽然这间公寓不大，家具也很破旧，但他们终于拥有自己的小窝了，所以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地去类似跳蚤市场一样的“庭院摊位”去“淘宝”，每次捡了便宜都能让他们高兴好一阵。张爱玲还亲自上阵客串了一把油漆工，将屋子粉刷成了自己钟爱的，浪漫的蓝色。他们会一起做饭，一起喝少少的香槟或红酒，一起畅谈文学和艺术……不管外面的人们过着怎样奢华安逸的生活，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都是富足而完满的。

这既是无奈，也是幸福。

5月份，张爱玲得知自己的小说Pink　Tears没能获得出版公司青睐，倍受打击。这部英文小说是以她的得意之作《金锁记》为原型改编的，她本以为可以靠这本精良之作敲开美国出版业的大门，没想到居然铩羽而归，再加上之前手术后没有好好修养，她终于病倒了。这次换赖雅照顾她了，赖雅还勉励她在创作上不要着急，良禽择佳木而栖，她只是还没遇到自己的“佳木”而已。

之后，张爱玲在赖雅的宽慰下重振旗鼓，一面通过老友宋淇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维持生计，一面开始新的英文小说The　Shanghai　Loafer的创作。

8月份，张爱玲的写作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却突然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彼时的她无力承担去英国的来回机票，只得写信安慰，并附上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可惜的是，母亲手术后不久便去世了，只给张爱玲留下一箱古董和无尽的悔恨。

当初母亲四处游历时，就是靠着变卖这箱古董过活的，现在古董的主人变成了张爱玲，她的命运也会和它的上任主人一样吗？这究竟是一笔意外财富，还是残酷的诅咒呢？

撒手离去

1958年，他们向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的申请获得批准，他们得以被资助去南加州继续创作。这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事，她虽然满足于安静的居家创作生活，但心底却对大城市的繁华有一种隐隐的向往，加上他们的写作事业在那里也确实更有机会一点，所以他们开心地上路了。

这期间，他们的感情也愈发深厚，尤其是赖雅对张爱玲，简直到了依恋的地步，她的才情，她的贤惠，她的体贴，都让赖雅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之前那次婚姻破灭是因为自己对家庭生活的厌倦，但和张爱玲在一起，家庭生活却仿佛突然充满了魔力。他甚至执意提前立下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财产都留给张爱玲。虽然他的积蓄不多，但收藏有很多与著名作家的信件，其价值还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如此，浪漫的赖雅还很细心地记下每年张爱玲的农历生日，蛋糕、玫瑰、电影票和祝福一个都不少。这些都让张爱玲感动不已，她从未在爱情的世界里收获如此真挚且可靠的温暖，那是她一生中最安宁喜乐的一段时光。

1959年2月，他们得到的资助到期了，这次他们搬到了旧金山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才真正上了轨道。他们以月租70美元的价格租下了布什街645号的房子，同时赖雅还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办公室。每天，他早起去办公室写作，中午回来叫醒昨夜工作到两点的张爱玲，一起吃午餐，下午再各自工作或购物。晚上他们通常会待在家里看书或电视。这样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对他们俩的健康都有好处。同时，他们也各自交了很好的朋友。赖雅和画家约·培根游遍了旧金山的大街小巷，张爱玲则和研究艺术的爱丽斯·琵瑟尔成了挚友。

1960年，张爱玲终于入了美国国籍，虽然她常常在公园里向爱丽斯讲述自己的童年趣事，向她描绘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点点滴滴，但她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待了整整五年，她需要一纸法律证明，证明自己不再是个“异客”。

旧金山渐渐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家。

旧金山的生活波澜不惊，但张爱玲却总是提心吊胆，一来是担心赖雅的病情复发，二来则忧虑于两人收入的窘迫。思虑再三，她决定回一趟香港，寻找一下新的“财路”。赖雅对她自然是万分不舍的，但为了他们的未来，他只得同意了。

1961年秋天，张爱玲先是来到了台湾，为自己的小说《少帅》收集资料，她也在这里结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她还在王祯和的陪同下游玩了美丽如画的花莲。张爱玲显然对花莲很感兴趣，她一边走街串巷，一边做着笔记。临别前，张爱玲和王祯和以及他母亲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上，张爱玲没有往日的孤高冷艳，而是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年轻而有生气。

本来按计划离开花莲后，张爱玲要去台东参观当地赛夏人特有的“矮灵祭”，之后再回台北，飞去香港。但不知是不是“矮灵祭”的谐音对张爱玲来说太不吉利，她尚未成行，便听闻了赖雅再次中风的消息——他果然是不能没有张爱玲的！

赖雅是在坐车去找女儿的路上中风的，病发当时他被女儿接到了华盛顿的医院，张爱玲的钱不够到那的机票，只得按原计划飞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红楼梦》的剧本攒钱。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好回去照顾赖雅，张爱玲租了一间小房间，开始没日没夜地赶稿，她的眼睛甚至因为过度疲劳而导致溃疡出血，她的双腿也因为坐飞机时座位狭窄而肿了起来，一直没能消退，她甚至舍不得钱买一件冬装来御寒。

终于，在她的日夜赶工下，《红楼梦》剧本提前写好了，在等待电影公司审核期间，她又接了一个新剧本——“能赚一点是一点，赖雅还在等我回去呢”这是张爱玲那时唯一的心声。然而，等待换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红楼梦》被竞争对手抢拍了，张爱玲的心血付诸东流，她亦没能在母语世界里重新焕发光彩。

1962年3月，张爱玲飞回了美国，从此再也没踏上过这片让她几度欢喜几度愁的土地。

按计划张爱玲会在18号抵达机场，但心急的赖雅17号就跑到候机大厅了，他此时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只是心病却还需要张爱玲的慰疗。张爱玲回来后，也下定决心再也不离开赖雅了。她觉得人生难得有一深爱之人在殷切地守候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拿来拒绝这份等候呢？这之后，即便张爱玲长期供稿的电影公司倒闭，他们的收入和生活境况愈发糟糕，她也再没有离开过他。

他们把家搬到了黑人区的廉价公寓里，张爱玲也不得不放弃寄予厚望的《少帅》的写作，转而写一些广播剧和翻译作品维持生计。但张爱玲的努力和妥协没有换来基本的回报：赖雅的身体终于彻底垮了，他几次中风后瘫痪在床，完全依靠张爱玲来照料。张爱玲从一个贤惠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全职看护。这让赖雅十分内疚，因此他变得沉默寡言，张爱玲也被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压得喘不过气，生活不再是幸福而满足的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生有起伏，爱亦有明媚和晦暗时分，既然眼前这个人曾给过自己如此温暖的慰藉，那在他需要自己时，为他牺牲再多又如何呢？

张爱玲的不离不弃终究没能感动上帝：1967年10月8日，赖雅带着对张爱玲的无限眷恋与歉疚，悄然离去。对他来说，自己和张爱玲都得到了解脱；而对张爱玲来说，她宁愿永不得脱，因为解脱之后，将是一生的失落。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余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以赖雅为姓，并自称赖雅夫人。这段十年多的跨国恋情，在张爱玲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如果一定要为这段感情下一个结语，那不如用张爱玲多年前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的那段无奈的告白好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是的，人生和永恒都是我们无法做主的事，时代的洪流里，我们常常自身难保。但我们唯一能做主的，就是守住那颗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心，在岁月的流变中，永不褪色！

余韵袅袅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先后在雷德克里芙女校和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但都不顺心，在创作上她也始终没能打开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倒是在大洋彼岸的港台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了她的许多作品，一些铁杆“张迷”也冒了出来，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也将张爱玲视为写作上的“老师”。1971年，张爱玲接受了“第一张迷”水晶先生的专访，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颗红的星，又是一颗绿的星。”

……

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高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张爱玲告诉水晶先生，自己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也就是她常说的“与月亮共进退”。谈话期间她喝了好几杯咖啡——这是她与月亮共进退的武器。因为得知水晶先生已经订婚，张爱玲还特意为他的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这些细节都让水晶先生感慨：“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张爱玲！”她哪里有一丁点的冷艳孤高呢？

可惜的是，这是我们关于张爱玲晚年生活细节的唯一史料了。

1972年，因为名气渐涨而收入宽裕的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在这里潜心创作。她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和研究红楼梦。翻译《海上花列传》算是她的还债之作，当初她便答应胡适要做的，现在才空出时间和精力。但即便是还债，张爱玲也做得煞费苦心，仅仅是书名的翻译，她就和出版方一再商议确认，更别提里面各种中文名字翻译的韵味考量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则是张爱玲的兴趣所在，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早年还曾写过戏谑之作《摩登红楼梦》，她后来将自己考据《红楼梦》的想法告诉了宋淇夫妇，他们鼓励她有时间一定要完成这件工作。而此时的张爱玲没有了各种包袱，她有的是时间。

1977年，张爱玲前后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这本24万字的《红楼梦魇》，以小说家的眼光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新见解。

后来张爱玲也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张看》《色，戒》《惘然记》《余韵》《对照记》都出自这段最后的隐居岁月。

《对照记》是张爱玲最后一本散文集，里面收录了她许多未公开的私人照片。完成《对照记》时，张爱玲已经73岁了，在这本“遗著”里，她一改往日对个人隐私的低调保护，将自己、母亲、姑姑，以及炎樱等人的照片都放了进去，让我们看清了那些曾陪伴过她生命或长或短时光的人物形象。彼时，除了炎樱之外，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父亲逝世于1953年，母亲逝世于1957年，胡兰成逝世于1981年，姑姑逝世于1991年。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是她在1994年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摄的：清瘦，苍老，面容冷峻，手里还卷握着一份报纸，上面赫然写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给人一种莫名的奇异观感。她是在告诉世人：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吗？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的邻居发现已经好几天没见到这位清瘦的东方老太太的身影了，当他们报警打开张爱玲的房门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凄美所震撼：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清瘦的老太太，端然躺在行军床的蓝灰色毯子上，旁边是一张书桌，桌上是一叠铺开的稿纸，和一只未来得及合上的笔。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又命运多舛的传奇女子，就这样悄然逝去了。那天恰好是中国农历的中秋节，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一天——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女人！她的逝去，有最美的月光送行。

张爱玲逝世前早已整理好了各种稿件和书信，整齐地装进手提包，放在桌上，并留下了简短的遗嘱：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宋淇夫妇处置；二、不举行丧礼，立刻将遗体火化，不要让人看见，将骨灰撒到空旷处。她要像一株自生自灭的野花那样，恣意开后，悄然萎去，不给世人一点叹息的机会。

9月19日，张爱玲的遗体在玫瑰岗墓园火化，没有仪式，没有亲朋到场。火化后，她的骨灰被撒在了浩淼的太平洋中。还记得潘柳黛曾戏谑地说她的贵族血统纯度就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后的鸡汤浓度吗？现在她真的将自己的一切撒在了那里，但那份厚重与苍凉，却溢满了整个太平洋。反而是那些纠缠她一生的流言妄语，被太平洋的风轻易吹散。

唯愿太平洋水深情重，能将她的魂魄安然护送回上海，护送到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

著名作家叶兆言曾评价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但当我们真切地在纸上陪她走完这坎坷泥泞的一生，陪她欢笑哭泣，陪她高歌沉默，陪她爱恨，陪她释然之后，也许我们会愿意用更温暖的语言，像回忆一个老朋友那样说起她：“哦，张爱玲，那个既聪明又愚笨，有时还有点犟的瘦姑娘！她精明一辈子，在爱的路上却执拗地蒙起眼睛。愿太平洋的海水，可以稀释她每次磕碰受伤的疼痛，给她永远的喜乐安宁。”

附  录

张爱玲语录

爱情私语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爱》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红玫瑰与白玫瑰》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倾城之恋》

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一点贱。

——《倾城之恋》

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

——《倾城之恋》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倾城之恋》

随便看见什么，或是听见别人说一句什么话，完全不相干的，我脑子里会马上转几个弯，立刻就想到你。

——《半生缘》

我要你知道，这世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半生缘》

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半生缘》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

——《沉香屑·第一炉香》

你要是爱她，我在这儿你也一样的爱她。你要是不爱她，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还是不爱她。

——《心经》

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伟大的多。可是从另一方面观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的多。

——《谈女人》

对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谈女人》

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生活哲学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

——《童言无忌》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童言无忌》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的天才梦》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

——《倾城之恋》

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连环套》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花凋》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涉及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公寓生活记趣》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十八春》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惆怅，像忘却了的忧愁。

——《更衣记》

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

——《论写作》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传奇》再版序言

张爱玲大事年表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麦根路，原名张煐。

1921年12月11日，张爱玲1岁，其弟弟张子静出生。

1922年，张爱玲2岁，随父亲张志沂迁居天津。

1924年，张爱玲4岁，母亲黄逸梵奔赴英国游学，张爱玲在姨奶奶的看管下开始私塾教育。

1928年，张爱玲8岁，父亲辞去职务并搬回上海，母亲也结束游学返回上海。同年，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

1930年，张爱玲10岁，插班到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并正式改名张爱玲。同年，其父母离婚，张爱玲仍和父亲一起生活。

1931年，张爱玲11岁，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结识好友张如谨。

1932年，张爱玲12岁，母亲奔赴法国，张爱玲首次在校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

1934年，张爱玲14岁，父亲再婚，迎娶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张爱玲写出《理想中的理想村》《摩登红楼梦》《后母的心》等文章，未发表。

1937年，张爱玲17岁，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因与后母争执被父亲拘禁半年。

1938年，张爱玲18岁，从父亲家中逃出，至母亲和姑姑处生活。同年，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得第一名。

1939年，张爱玲19岁，因战乱持伦敦大学成绩单入读香港大学文学系，结识挚友炎樱。

1940年，张爱玲20岁，以《我的天才梦》参加《西风》杂志征文，获第十三名荣誉奖。同年，获香港大学两项奖学金。

1941年，张爱玲21岁，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张爱玲在围城期间担任医护人员。

1942年，张爱玲22岁，与炎樱一起返回上海，住在姑姑家中，开始文学创作生涯。于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戏及其他》等散文与影评。

1943年，张爱玲23岁，经亲友介绍结识《紫罗兰》主编周瘦鹃。5月，张爱玲在该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6月，张爱玲继续发表《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张爱玲结识柯灵，此后在《杂志》《万象》《古今》等刊物发表《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初露锋芒。

1944年，张爱玲24岁，1月，在《万象》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7月腰斩。2月，在《天地》发表《烬余录》，后发表《花凋》《谈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系列小说、散文。9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出版，四天后即再版，轰动一时。《杂志》编辑部多次举行《传奇》座谈会，张爱玲也出席了一系列作家交流会。12月，《倾城之恋》舞台剧在上海上演，反响热烈。

同年，胡兰成因仰慕张爱玲文名而前去拜访，两人日渐生情，纠缠不断。8月，胡兰成与妻子离婚，与张爱玲结婚。11月，胡兰成前去武汉接管《大楚报》，结识小周。

1945年，张爱玲25岁，散文集《流言》出版，并在《杂志》上发表《留情》《我看苏青》等小说、散文。3月，胡兰成回上海，坦诚小周之事。5月，胡兰成再次离开。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结束，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

1946年，张爱玲26岁，2月，前去温州寻找胡兰成，发现胡兰成身边的另一个女人：范秀美，失望而归。同年，应桑弧邀请编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两人也因此结缘。

1947年，张爱玲27岁，在《大家》月刊发表小说《华丽缘》和《多少恨》。6月，给胡兰成写分手信，正式离异。

1950年，张爱玲30岁，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7月，应夏衍邀请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

1951年，张爱玲31岁，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上连载中篇小说《小艾》。同年，桑弧结婚，与张爱玲的感情无疾而终。

1952年，张爱玲32岁，离沪赴港，为香港美国新闻处翻译作品，并结识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

1953年，张爱玲33岁，为生计奉命撰写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同年，父亲在上海病逝。

1954年，张爱玲34岁，《秧歌》《赤地之恋》出版。张爱玲寄《秧歌》给胡适请求点评，结下友谊。

1955年，张爱玲35岁，11月，张爱玲离港赴美，借居在纽约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与炎樱重逢，并一同拜访了胡适。

1956年，张爱玲36岁，2月，张爱玲前去纽英伦州的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居住，开始撰写英文小说《Pink　Tears》，并结识美国剧作家赖雅，日渐生情，于当年8月结婚。

1957年，张爱玲37岁，CBS上映电影《秧歌》。同年，母亲在英国病逝。

1958年，张爱玲38岁，获资助在加州从事写作半年，发表小说《五四遗事》，为香港的电影公司编写《情场如战场》《桃花运》《人财两得》等剧本。

1960年，张爱玲40岁，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1961年，张爱玲41岁，因生计回香港发展，途中出访台湾，结识白先勇、王帧和等青年作家，后于香港完成《红楼梦》《南北一家亲》等剧本。

1962年，张爱玲42岁，回美，与赖雅搬到黑人区的廉租公寓，相依为命。

1966年，张爱玲46岁，长篇小说《怨女》、Pink　Tears(中文版)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并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

1967年，张爱玲47岁，任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驻校作家，开始翻译《海上花列传》。同时，《半生缘》在香港《星岛晚报》和台北《皇冠》杂志连载。同年，赖雅去世。

1969年，张爱玲49岁，任职于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1971年，张爱玲51岁，接受水晶先生专访，同年，从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离职。

1972年，张爱玲52岁，移居洛杉矶，从此开始隐居生活。

1973年，张爱玲53岁，在《皇冠》发表《初评红楼梦》，其小说、散文也由台湾重刊。

1974年，张爱玲54岁，在《皇冠》发表《二详红楼梦》，完成《海上花列传》翻译。

1976年，张爱玲56岁，出版第二部散文集《张看》，并发表《三详红楼梦》。

1977年，张爱玲57岁，出版《红楼梦》评论文集《红楼梦魇》。

1979年，张爱玲59岁，发表小说《色，戒》。

1981年，张爱玲61岁，出版《海上花注译》。同年7月29日，胡兰成于日本东京去世。

1983年，张爱玲63岁，出版《惘然记》。

1987年，张爱玲67岁，出版《余韵》。

1988年，张爱玲68岁，出版《续集》。

1991年，张爱玲71岁，姑姑张茂渊在上海病逝。

1993年，张爱玲73岁，完成《对照记》。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矶西木区公寓被发现，享年75岁。9月19日，遗体在洛杉矶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骨灰撒于太平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四小姐 : 战火成全的爱情传奇 / 李婍著.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12

ISBN 978-7-80769-921-7

Ⅰ.①赵…  Ⅱ. ①李…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1689号

丑牛系列之民国的婉约

赵四小姐 : 战火成全的爱情传奇

著    者|李  婍

出版人|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黎  雨

责任编辑|胡俊生  樊艳清

文字编辑|夏  西

装帧设计|张子航

责任印制|刘  银

营销推广|张晓兵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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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9-921-7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私奔，是凄美的，为一个黯淡的未来私奔一生，是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传奇。

赵一荻用自己的执着完成了这个亘古少有的传奇。

她是民国年间的名媛，出身名门望族，拥有高贵的身份、优雅的气质和风华绝代的美貌，为了一见钟情的少帅张学良，这个十五岁的少女独自踏上私奔之旅，奔向她心仪的那个男人。她没有名分，从娇贵的大家闺秀，一下子沦为少帅府的侍从小姐，甚至连二奶和小妾都不算，她委曲求全，以侍女和秘书的身份成为张学良的女人。

从古到今，男人都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女人都是把爱情放在第一位，从见到张学良那一刻起，赵一荻早已经放低了身姿，为了爱人，她把身姿低到尘埃之中。

在她眼里，身份不重要，只要能留在深爱的那个人身边，就有了一切。

在她眼里，他有过多少女人都不重要，不管他曾经爱过谁，谁曾经爱过他，现在他就是她的唯一，他是她唯一爱过的男人，是一生中的唯一。

在她眼里，别人是不是把她当作红颜祸水不重要。她相信她深爱的男人，相信他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是有原则的。她只要他好，自己那点名声算不得什么，受点冤枉也无所谓。她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不是红颜祸水，不是妖魅的狐狸精。

在她眼里，美好的爱情就是温暖的相互厮守，不管自己的爱人是叱咤疆场的将军，还是被幽禁一生的阶下囚，她的情不移、爱不变。

赵四小姐住楼里时，她放弃了阳光明媚的房间，选择了小楼东北角最冷的一间屋子居住，为的是一眼就能看到他工作的那个窗口，每个夜晚，痴痴地守着窗儿，可以遥望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的爱人。

西安事变前夜，她默默地陪着他，守着他，用温情激励他鼓起勇气创造惊世骇俗的历史。

漫无天日的幽禁生涯，她作为一个没名没分的女秘书，抛弃安逸幸福的大都市生活，抛弃自己唯一的孩子，抛弃了身后的一切，自愿走进牢笼。她洗尽铅华，不是替任何人来尽责任和义务，只为自己的爱，自己的心。她把自己的悲喜都和这个男人紧紧系在一起，她要用自己的爱支撑他走过困境。

有人说，每个温润可爱的女子都曾经是天使，为了自己爱上的那个人，她们宁愿折断翅膀飞落凡间，为自己心仪的那个男人不再腾飞。女人是一种痴情的动物，当她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想随时见到他，天天和他厮守，赵一荻就是那些折断翅膀的天使中的一个。

从十五岁情窦初开的青丝少女，到年近百岁心如止水的白发老婆婆，她用了整整一生，只为陪伴她深爱的男人。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幽居生活，孤寂荒芜的山野间，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一个雍容华贵的大家小姐，相互依偎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孤灯旧书寂寞夜，她是红袖添香的红颜知己；忧虑苦寂中，她用温情和抚慰替他抚平伤痕。

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说的：战争，摧毁了一座城市，也成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的坚守，张少帅别无选择的境遇，成就了这段爱情佳话，这是缘，这是命。

她用女秘书的名分无怨无悔地陪伴着他，直到苦苦相伴三十年后，才等来一场迟到的旷世婚礼，才等来一个在她看来已经不重要的名分。

她与他相濡以沫度过幽禁岁月，用七十二年的不离不弃，书写了千古传诵的爱情神话。

她用自己的执着和坚守赢得了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为自己的私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她就是他的一世红颜。

第一章  赵家最美的四小姐

天上掉下个绮霞小幺妹

1912年5月28日。

香港。

这一天对于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昨夜刚刚下完一场微雨，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

民国元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很不消停的一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是这一年，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是这一年。广东的地盘上也不安宁，总有政治事端发生。紧邻广东的香港稍稍安定一些。

天刚亮，著名的标志性建筑钟楼旁边的露天咖啡座和瞭望台，就开始变得喧哗热闹起来，偶有一两个顽固不化依然拖着长辫子的遗老遗少匆匆走过，很常见的风景，没人思量。

此时，北洋政府交通系统的要员赵庆华在香港太平山的赵家豪宅中，女佣们一大早就上下忙碌着。

二太太吕葆贞要生产了，除了女佣和接生婆跑上跑下制造出的一丝紧张氛围，其他人看上去很淡定，包括安静地坐在厅堂里的赵庆华，这之前他已经有了一大帮儿子和女儿，所以，这个二太太生男生女对他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当然他希望最好是儿子，如果是女儿也无妨，他有三房太太呢，这一年他刚刚三十八岁，太太们还都年轻，给他生儿子的机会还多着呢。

大太太默默陪伴在赵庆华身边，她是个美丽小巧的女人，娘家姓刘，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据说，她是当时豪门望族家的小姐，因为当年这个姓刘的大户人家看上了在京城大衙门里上班的赵庆华将来或许会有大出息，就把他当成潜力股把小姐嫁给了他。实践证明，后来赵庆华确实有了出息。女人既盼着自己的男人有出息，又怕自己的男人长本事。赵庆华有了出息后，就犯了许多中国男人共同的毛病，纳妾，他不但纳了妾，而且纳了两房。

即将生产的吕葆贞就是赵庆华纳的第一个妾。

这个女人是盛宣怀家的一个丫鬟。盛宣怀是著名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始人，他还是实业家和福利事业家。盛家的小姐个个秀美温婉，最著名的是盛家七小姐爱颐，她和宋子文凄美的爱情故事是民国时代流传很广的传奇。依照赵庆华当时的地位，还不能高攀上盛家的小姐，但是如果帮助盛宣怀家消化一个大龄丫鬟还是可以的，盛家是很人性化的，丫鬟服务时间长了，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也会给她们找个地位不错的男人像嫁女儿一样的嫁出去。这样一来，赵庆华也算是和盛宣怀攀上了亲戚，吕葆贞做了赵庆华的二太太后，经常像回娘家一样到盛府走动。

不管怎么说，吕葆贞过去的身份是丫鬟，丫鬟成长起来的小妾，一辈子都低眉顺眼敬着大太太，不敢越位，不敢造次。

大太太安安静静地端坐在太师椅上，这个即将生产的二太太吕葆贞在她眼里，永远只是个丫鬟，不管是谁家的丫鬟，也改变不了她固有的出身，所以大太太永远都有优越感，她的自信就来自于这点优越感。

吕葆贞从小是个苦孩子，像她这种干粗活的丫鬟，一般都比较健壮，她身量很大，长胳膊长腿的，容颜说不上美丽，就是个中等相貌，模样一般般的女孩子。和美丽淑雅的大太太相比，她显得很质朴，但是性格很好，不但能讨大太太和老爷的欢心，也很受老太太喜爱。关键是从丫鬟转正成为二太太后，她的肚子很争气，已经为赵庆华生养了一大帮儿女。

如果是大太太生孩子，赵庆华也许会揪心一些，但二太太素来坚强，身体素质又好，他心里是很踏实的。但是，这个女人进产房也有一段时间了，总不见动静，这种等待也是很折磨人的。

室内的空气凝滞了一般，只有赵庆华和大太太吸溜吸溜喝茶的声音，他们各自在想自己的心事，赵庆华的心事与二太太生孩子无关，作为北洋政府交通系统的要员，他正处于仕途的巅峰期，许多大事等着他处理，太太生孩子，而且还是不被他重视的二太太，他并不太放在心上。大太太的心事却是二太太这次究竟生个男孩还是女孩，她是不期盼她生男孩的，女人之间，特别是共侍一夫的女人之间，她们的关系很微妙。

产房传来婴儿响亮的哭泣声，女佣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通报二太太那边的情况：“老爷、太太，二太太生了，是个小姐。”

大太太如释重负一般站起身来，对又得了一个女儿的赵庆华说：“咱们家又喜得千金，给你的四女儿起个名字吧。”

赵庆华走出厅堂，来到院心，他是很会给女儿起名字的，女儿们的名字都温婉而充满诗意，大女儿叫绛雪，二女儿叫紫霞，三女儿叫缣云，这个四小姐该取个什么名字呢？他开始凝心为新添的小女儿想名字，无意间抬头向东方的天际望去，天空中是一片绮丽多彩的美丽霞光，或许因为昨夜的一场小雨洗净了天空，彩霞分外妖娆，赵庆华面对这片霞光，给自己刚出生的四女儿取名为“绮霞”。

赵绮霞是老爸给赵四小姐取的名字，没多少文化的老妈在产床上也给女儿取了个乳名，叫香笙，意思是这个小女孩是在香港出生的，这个小名一目了然，而且好记，所以，家里人反倒喜欢叫她的小名香香。

富人家的小姐，日子过得奢侈，连名字都多得数不清，除了赵绮霞和香笙，她还有个英文名字是“Edith”。伊蒂丝，很美的一个英文名字，这个英文名字的谐音就是“一荻”，赵一荻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除此之外，她还有个名字：赵媞。也就是说，在赵府，不论是赵绮霞、赵香笙、Edith，还是赵一荻、赵媞，都是这个赵家小妞的名字，叫哪一个她都答应。后来，家人亲友也觉得她的名字太多太麻烦了，大家索性这些名字都不叫了，只唤她赵四，外面的人则称她赵四小姐。

赵家的小姐们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都有着大家闺秀的范儿。

她们的老爸赵庆华在官运上正春风得意走上坡路。

赵庆华祖籍浙江兰溪市灵洞乡的洞源村，据说是南阳赵氏的分支，很有历史渊源。但是，祖祖辈辈没做过什么大官，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到赵庆华爷爷赵树人那一辈算是比较有出息的，混了个清朝的监生，赵庆华的老爸赵定鳌子承父业，也是清朝监生出身。监生一般是在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上过学的学生，清朝成为监生的途径多种多样，至于赵庆华的爷爷和老爸是用什么途径上的国子监，就不去考证了，反正他们都是当地有着高学历的文化人。

作为当地的高学历文化人，观念自然不同于没文化的乡间野佬，他们最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是把十二岁的赵庆华送进香港的“拔萃书院”读书，三年之后，又鼓励支持他考进了在当时很前卫的学校和专业——两广电报学堂，毕业后分配到清朝的邮传部工作。虽然不过就是邮传部，但也算是在中央直属部门工作，算是京官了。首先他运气好，总能遇上贵人相助，从邮传部的小办事员做起，他工作认真，哪一步升迁都没有落下他。几年时间就混成了处级干部，后来得到邮传部尚书唐绍仪的提携，以七品小京官的身份出任广九铁路代理总办。也就是说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北洋政府交通系统的官员，历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那时候交通系统的首领是梁士诒，赵庆华就属于梁士诒这条线上的。后来梁士诒被张作霖推荐出任内阁总理，他立即把当年追捧自己的小弟赵庆华提拔到了交通部次长的位置，赵庆华还曾经担任过交通银行经理、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

这一切不仅仅是光宗耀祖，也让赵家直接进入了中国达官显宦之列。赵庆华从事的这些行业都是肥缺，银子挣足了，他也有着中国人乍富之后的一个共同毛病——置房子置地。他在京津港三地购置了多处房产，还在京郊八大处修建了西山饭店和两处自用的小别墅。

在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赵一荻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白富美。她的童年生活幸福而快乐，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一样有大量的补习班。老爸赵庆华忙于自己的工作，老婆孩子的事情他是顾不上的，吕葆贞一来养了一帮孩子不可能一一顾得上他们，二来她一个丫鬟出身的女人，也不懂得怎样用新式教育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教育孩子的事就交给了家里的专职工作人员来做。

在香港生活期间，赵一荻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上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对于她的出生地香港，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民国六年春天，赵庆华在政府内阁任职，把家从香港迁到京城。于是，赵一荻就在六岁那年随着父亲和家人来到了遥远的北方。

春天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但是，这里的一切都与香港不同。赵一荻感觉很新奇，他们被安置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赵家老宅里。这里不但气候与香港迥异，城市的风景、房子的建筑风格都和过去的家完全不一样。赵府过去曾是清朝某个贝勒的住宅，建筑风格高端大气，赵庆华当年在邮传部工作的时候，置下了这座宅院。

搬到新家，大人们忙着收拾行装，赵一荻和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撒欢儿玩耍。与阴柔的南方相比，她似乎更喜欢这粗犷的北方，这里的沉稳大气让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感觉发自内心的安宁和快乐，她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这个刚刚结识的北方，喜欢上了这里的刚刚有了些鹅黄的宫墙柳，喜欢上了这红墙绿瓦的另类气息。

门口有一些小玩伴，在外面跑来跑去，他们说着字正腔圆的京腔，天上有鸽哨呢喃，赵一荻站在家门口怯怯地看着他们。

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北方的风情。

那时候，她不知道，在更加遥远的北方，有一个东北男人将是她一生的挚爱。同一个时空下，张学良正在父亲张作霖的军中服役，他已经成为一名少年军人了。当名叫赵一荻的这个六岁女孩正在为初到北方而感到新奇的时候，张学良已经是新婚不久的小军官了，他正春风得意地做着青春少年的美梦，梦想着成就一番伟业。

致青春，典雅纯洁的娇美女生

在京城没住上多长时间，赵庆华一家就搬到了天津居住。

这样搬来搬去确实很麻烦，孩子们刚刚熟悉一个新环境，交上一帮新的玩伴，自然是不愿意搬走，赵庆华更不愿意这样不断地搬家，但是他也没办法。1917年6月，张勋复辟回到京城，那里又变成了废帝溥仪的天下，赵庆华在北京待不下去了。好在他在天津还有宅院，就拖家带口搬到了天津的家。之后的一段岁月，赵一荻就是在天津度过的，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度过了她的美好青春。

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影响着赵庆华，他的工作虽然专业性很强，但是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他的命运就是依托政治而生存。政治有风险，从政需谨慎。这个道理他懂，却只是无奈。对于玩政治的人来说，如果站错了队跟错了人，那就犯了方向性错误。赵庆华躲在天津，静观京城之变。

张勋复辟的闹剧没上演几天，就以失败而告终，段祺瑞再次出任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赵庆华的政治生命又有了活力，他被新政府任命为邮传部邮政司司长。

去还是不去，他在犹豫中，按照对外的说法，他是厌倦了官场的浮沉，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是特别看好段祺瑞，怕过不了多久老段又被人家轰下台了，他落得到处东躲西藏的下场。

赵一荻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她被送进天津法租界的浙江小学。这所学校的旧址就在今天的天津市河北路小学那个地方，始建于1910年，这是浙江人在天津开办的一所私立小学，许多在天津做官的经商的浙江人，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读书。赵庆华身上有浓重的故乡情结，他也把最小的最疼爱的女儿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学校建在法租界深处，看上去是很隐蔽很安全的。

入学的时候，赵一荻刚刚七岁，牵着家人的手走进学校，她从此开始了在天津这座城市的生活。

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是非常前卫的大都市，很有些副首都的感觉，不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政治上也有着独有的魅力。许多显赫的大人物，都把天津当作自己家的后花园，他们喜欢在京城工作，在天津居住。与京城沉闷的政治氛围和古老的人文氛围比较，天津更现代，更罗曼蒂克一些。那时候的天津是达官贵人们的乐园，是真正的宜居城市，这些高官和富商形成了稳固的上流社会圈子。特别是法租界，直、皖、奉系各路大军阀的别墅和公馆都建在那里，袁世凯在那个地方有楼房，山东军阀张宗昌、淞沪军阀卢永祥、直系军阀孙传芳也在法租界建有别墅。

无数像赵一荻这样的官二代富二代集结在天津，在赵一荻就读的那所小学，随便拎起一个孩子，没准他的爷爷或者爸爸就是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天津浙江小学，赵一荻却没有真正完成小学学业。

1922年春末夏初，安静的天津城骤然变得不安静了。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开战了，炮火虽然暂时还没有打到城里来，却时时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人们都不敢送孩子去学校上学了，谁知道炮火会不会烧到津城，谁知道学校是不是保险。

当然学校不会就此停课，只是部分孩子不去上课了，赵一荻也在其中。

那年她十岁，已经长出了美女的雏形，身材瘦削颀长，白净俊秀，无论什么样的衣裙，穿在她身上立即显出与众不同，她与生俱来的大家闺秀气质随着渐渐长大越来越浓郁。她不想休学，想继续去上课，家里人都不同意，说那样太危险了。

闷闷的，她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跟着家庭教师练练琴，学学英文、美术什么的。她弹琴的姿势很美，姐姐们都有些嫉妒她，这个小妹就像一个小女妖，小精灵，不但长得美，学什么会什么，冰雪聪明。家庭音乐老师刚刚教完一个曲子，大家还在学习和练习阶段，她已经能弹得像模像样了。还有那不好学的英文，她却一学就会，甚至能和老师熟练对话了。

在别的兄弟姐妹们课后复习的时候，赵一荻会独自坐在一旁慵懒地发呆，她的表情看上去比同龄的女孩子更成熟一些。妈妈闲着没事的时候，会做些缝纫编织之类的手工活打发时光，她本来就是劳作女儿出身，即使成为了富家太太，也忘不了自己的本色，这个时候，赵一荻会抢过妈妈手里的活计，帮她缝几针或者钩几针，妈妈惊诧于小女儿在女红方面的无师自通，她居然也能把缝纫做得很有几分样子。于是妈妈常常对其他的女儿这样说：“看咱家香香，就是头脑灵光，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比你们这些做姐姐的都强。”

姐姐们扁着嘴酸酸地说，你的香香哪儿都好，我们哪比得上她啊。

第一次直奉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两年，枪炮声有时候会紧密一些，也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安安静静的，赵一荻就以为战事已经过去了，吵着闹着要去上学。家里人就安慰她，不急，再等等看。过不了多久，又有零星的枪炮声响起在远方的天际，那声音像是过年时候的鞭炮声，赵一荻就又安静下来，她知道，老爸不会永远让她在家休学的，总有一天她还会回到学校去。

东北张作霖的奉军占领了天津，张作霖这个名字是休学以来赵一荻听到最多的，她只是知道自己的休学和这个人发动战争、占领天津有关系，岂能料想几年之后自己会和他的儿子有了扯不断的干系。张作霖的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带着他的军队一路打过来，天津城有他的驻军，京津一带都有奉军驻扎着，为了安全起见，有一些家底的富户都开始往租界搬，乡下的地主土豪们也涌了进来，天津的各国租界却因为这场战争更加繁荣昌盛，天祥市场等大商场兴建起来。

在家人的陪同下，赵一荻会经常逛逛商场，买一些女孩子需要的东西。从人们的回头率上看，十一二岁的赵家四小姐已经长成了倾城小美女，她亭亭玉立，秀雅端庄文静，有南国女孩的纤秀婉约，又有北国女孩的落落大方。

赵庆华觉得这样让小女儿总是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第一次直奉战争已经稍稍消停了，该让她重返校园读书了，如果总是这样下去，四小姐就会变得性格孤僻，很难再融入到社会中。民国不同于封建社会，女孩子将来还要在社会上抛头露面，一个性格孤僻，没什么见识的女孩子，将来难嫁到好人家。

1923年，已经十二岁的赵一荻重返校园读书。

她不能再到天津的浙江小学读小学了，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都该上中学了。赵庆华决定让她直接读中学，赵一荻成为了天津法租界的中西女中的中学生。中西女子中学就是今天的天津市长征中学，当时是一所教会学校，教育的方式和内容都是新式的，这里的教学模式不但在天津算是前卫的，在全国的中学中，也算得上靠前的。

对于跳级上中学这件事，家里人唯一的顾虑是她能不能跟上班，赵一荻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她很自信，相信自己能行，在休学的两年时间里，她一直没有中断学习，她自学了许多课程，读了很多书。

实践证明，家里人的担忧和顾虑是多余的，赵一荻不但能跟上学业，成绩还很优秀。

这所学校里，学生们习惯用英文名字。赵一荻的英文名字Edith就是这个时候取的，所以说，在这之前我们根本不应当把赵四小姐叫做赵一荻，赵一荻这个名字是之后根据她的英文名字的译音得来的。

赵一荻最快乐的事情是，从此她周围又有了许多伙伴和朋友。她是个性格比较随和的女孩子，大家都喜欢她，于是，她和许多同学成了好朋友，她的朋友很多，一些平时看上去很傲气很不近人情的女孩，也成为了和她无话不谈的闺蜜。对此有些男作家在写有关赵一荻的传记的时候，总喜欢说，因为她天生丽质美丽漂亮，大家都喜欢和她交往。这是纯粹的男性视角，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孩子之间成为闺蜜互相吸引凭的是什么，男孩子与女孩子交往，总是把女孩的外貌容颜放在第一位，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很少看对方的外表，一个女孩长得再美丽，如果性情上和自己不合，她们也不会把她发展成闺蜜，女孩与女孩之间的友谊凭的是默契。

在中西女中，赵一荻最好的朋友是民国前国务院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朱媚筠，这个女孩子因为在家里的女儿中排行老五，被称为朱五小姐，还有天津著名的吴家大院的小姐吴靖，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女儿陆静嫣、财政部长李思浩的女儿李兰云等。

这些女孩子的家庭都非常有背景，不是高官的女儿，就是富二代，共同的家庭背景和业余爱好，让她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后来她们都成为民国年间的名媛。

在学业上，她们的学习成绩良莠不齐，在对美的追求上，她们却非常一致。中西女子中学因为是教会学校，不像其他女校的女学生那样要求统一服装，不必穿那个年代整齐划一的白衬衫黑裙子，这个学校的女学生们个个打扮得青春靓丽时尚，很罗曼蒂克、很拉风、很摩登、很前卫。

赵一荻天生爱美，她对时装的定位是，典雅大方但须前卫，却不盲目跟风。她是个纯洁的娇美女生，那时候，天津女孩最流行的发式是剪短发，就是那种看上去很清纯的女学生头，齐耳短发，显示出女孩子青春的纯美，大街上顿时出现了无数留着短发的年轻女子，这里面不单单是女学生，也有追求时尚的少妇和其他爱美的女子，头发是不是敢剪是衡量一个女孩子对时尚是不是敏感的风向标。赵一荻闺蜜圈里的几个小姐妹也商量着把自己的头发剪短，大家商量好之后就回家实施了。

赵一荻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在小女儿剪头发这件事情上为难她的，这样的事情父亲甚至都不过问，母亲又是那样一个贫民出身的女人，她更不愿让女儿在任何方面输给别的女孩子，既然当下最流行的发式是剪短发，那你就把长辫剪掉吧，不能让别人说女儿有一个丫鬟出身的老妈，就把女儿打扮得像个下人似的，而且，她觉得她的四小姐剪什么样的头发都好看。

反倒是赵一荻的好朋友吴靖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阻碍。其实吴靖姐姐妹妹好几个，大姐和小妹都已经把辫子剪掉了，不知道那姐妹几个是没和妈妈商量，还是当时赶上妈妈心情好没阻拦。到了吴靖要剪短发的时候，妈妈突然对这个女儿严厉起来，坚决不许她把头发剪短。眼瞅着中西女中自己的几个好朋友都已经把头发剪短了，吴靖一是觉得自己没面子，二是觉得自己输给了那几个姐们儿，回到家就伤心地哭，最后还是爷爷心疼孙女，替她做主，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这个名叫吴靖的女孩嫁给了赵一荻的六哥赵燕生，成了赵一荻的亲嫂子。

民国年间上层社会的闺蜜们也活得很洒脱，她们和现在的女孩子一样，一起疯，一起玩，偶尔也一起干点儿小坏事。这帮女孩子经常拉帮结伙泡舞厅，夏天游泳，冬天溜冰，暑假一起去北戴河避暑。

那时候她们还不太懂得爱情，但是每个女孩子都隐隐有了心事。

那时候，美少女赵一荻还没有遇上少帅张学良。

舞厅里的甜蜜小仙女

十四五岁的赵四小姐长成了一朵花。

正是如花的年纪，赵一荻不想长成一朵花都不行，她拗不住自己生长的方向。她长得像谁呢？父亲长得没有这么精致，母亲长得没这么秀气，她唯有像她自己。

赵一荻是赵家的小公主，被一家人宠着捧着。她并没有因为别人百般呵护而变得飘飘然起来，少女赵一荻表现出了极高的素养，一切那个时代大家闺秀应当具备的涵养她都具备，她优雅的外表下是善良的本性和能包容、隐忍的大家女子风范，这样的女孩子一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比如嫁给一个性价比很高的男人，进入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做官太太，或者未来嫁给一个富商。

民国年间对上层女人的要求已经不再是三从四德之类的要求，做一个合格的官太太或者富商太太，不但要优雅美丽，有较高文凭，还要在社交礼仪、艺术修养，以及政治智慧上过硬，这已经不是赵一荻老妈吕葆贞的那个时代，凭着一个淳朴善良能干的丫鬟身份，就可以马马虎虎当上二太太。大家闺秀必须多才多艺，太矜持了不行，比如，到社交场所和人们进行必要的交流，学会跳交际舞是很有必要的。

赵一荻骨子里是喜欢安静的，她娴静的样子很可爱，一副静若脱兔的娇憨，很惹人爱怜。妈妈吕葆贞已经远远被时代抛在了后面(她一生从来就没在时代最前沿混过)，她从来没进过什么娱乐场所，而且那时候适合她们这个年龄段女人的娱乐项目就是传统的娱乐消遣，听听相声、大鼓等曲艺节目，看看评戏、京戏等戏剧，即使这些中老年妇女喜欢的娱乐项目，吕葆贞也不感兴趣。她本身就是南方人，对北方的这些东西不甚懂。吕葆贞不知道当下怎样把小女儿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品质大家闺秀，只好把培养赵一荻做一个合格的未来大户人家太太的重任交给了赵一荻的姐姐们。

姐姐们有的已经出嫁了，凭着过来人的经验和教训，她们觉得，小妹有必要去舞厅里混混，学会跳交际舞是上层太太小姐的一项重要的必修课，你可以跳得不够精炼，但是必须要会一点最基本的技法，才不至于在社教场合一败涂地。赵一荻的一切硬件设施都已经很过关了，如果最后输在这些软件设施上，就得不偿失了。

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南方的繁华在上海，北方的繁华看天津，因为紧邻北京，天津这个国际大都市不仅有商业上的意义，还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时，跳舞已成为天津上层人士最摩登的象征，那时候的天津上层人士如果不会跳一点舞，就会被人们看作土老帽。交际舞最盛行的时候，连清朝的遗老遗少都跃跃欲试，想一试身手了。

末代皇帝溥仪落寞之后，曾带着他的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以及一大群旧臣遗老来到天津，在和平区鞍山道70号的天津静园居住。这个亡国皇上在丢弃了大好河山之后，心理素质还是很不错的，他带着美丽的婉容皇后经常到国民饭店、惠中饭店的舞厅里跳舞，舞曲是西洋音乐。溥仪的探戈跳得很好，他很陶醉于这种状态，有时候一跳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常常通宵达旦地泡舞场。跳舞的时候，他还要显示曾经的皇帝范儿，一定要成群结伙带上他曾经的旧臣们给他护驾，这些遗老遗少们可没有他们的旧主子那样观念前卫，他们哪里接受得了这个，哭着喊着劝皇上自重，在他们的呼吁下，还曾经在天津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舞风波，引发过“跳舞与礼教”的大讨论。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势不可挡的新潮流淹没了。官僚买办、洋人富商这些新兴势力根本不理会什么禁舞不禁舞的，该怎样跳还怎样跳，禁舞闹剧不了了之草草收场，跳舞风气在天津更加盛行起来。

那时候最著名的娱乐场所就是今天天津的小白楼一带，民国年间的天津人习惯性地把这里称作俄国城，因为这里有许多俄国侨民，他们不但在这里开了大量的商店、饭馆、酒吧，还建了许多红红火火的娱乐场所，主要就是电影院和舞厅，北京影院的前楼是圣安娜跳舞厅，影院北边还有一家小型但是精致的舞厅。国民饭店里的安琪儿舞场和日租界屋顶的巴黎舞场算是规模最大，名气也最大的，这些地方一般人是不敢去的。

天津的舞场最热闹的时段是夜晚。

华灯初上，擅长交际的少女少妇们打扮齐整了，衣香鬓影风情楚楚地出现在舞场，舞场里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刚刚开放起来的民国男女们拼命地贪婪地享受这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时候会从夜幕降临时分一直玩到黎明，这些通宵娱乐的男男女女的生活规律完全颠倒了，白天睡觉、晚上娱乐成为某些人的生活常态。

舞场就是天津上层女子展示美丽的一个平台，佳丽名媛们穿上自己最时尚最流行的时装，用上最高级的香水、香粉，带着浓烈的芬芳涌进来，美丽和女性魅力就是她们征服男人的砝码，就是她们的生产力。在这灯光变幻莫测的舞场中，人生也好似一场舞，那些年轻女孩子，说不定就能遇上一个让自己心仪的上层社会的好男人。小姐们到这里来的时候，目的性一般都很强，她们都想在这里钓到一个金龟婿，而且这并不是不着边际的梦想，不少女孩子就是这样嫁出去的。

凭着赵一荻的条件，她是不用在这种场合，用这种方式去推销自己的。姐姐们之所以想把她带进舞厅，是想让她学会一门技艺，多一些社会经验，长长见识。

赵一荻在这之前也曾经参加过一些社交活动，都是和中西女中的闺蜜们一起去的，很少和家人一起出席社交场合，舞厅更是进得不多。有时候父亲有带着女眷们参加各种舞会宴会的机会，赵一荻总是躲得远远的，家里来了客人需要女眷们陪同应酬，她这个最小的小妞也总是倚小卖小，没有人怪她，因为她最小，而且确实年岁也还小。

当家里人回过头来再认真审视这个四小姐的时候，觉得她的模样其实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像他们家这样有一些社会地位的小姐，是不能被人小视的。

几个姐姐就开导小妹：去见见世面吧，不会跳舞怎么行呢？

赵一荻对姐姐们的劝，并不以为然，不会跳舞不也活得很好吗，我为什么要学会跳舞呢？

那时候，她对跳舞确实是不喜欢，甚至有些抗拒，但是她很给姐姐们面子，不好意思说得太明了，怕姐姐们下不来台，她是个做事历来喜欢替别人考虑的人。

赵一荻拒绝姐姐们的借口总是“我功课忙，还有没做完的作业”。

姐姐们后来在舞场中偶尔会碰到中西女子中学的一些女生，赵一荻说要做功课的日子里，那些女生给出的答案是今天根本没功课，她再以功课忙为借口就不管用了。

于是，她便实话实说，说自己对跳舞不感兴趣，有跳舞的时间，还不如多读几本书。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脸的安静纯美，让姐姐们拿这个纯真的小妹没有一点办法。

大姐已经出嫁了，平时不怎么回娘家，姐妹关系再好，毕竟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这个最小的妹妹不好太勉强，在她看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足够了，这个小妹不开窍她也没办法。

二姐和三姐是她一奶同胞的姐妹，她们说话更随意一些，说得轻一些重一些都无所谓。这两姐妹经常去舞厅，她们打扮得很潮很华美，每每在舞场中都能成为中心人物。二姐和赵一荻长得有几分像，三姐长得相貌上有些像妈妈，当然比妈妈秀气多了。

姐姐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天津的蔡公馆。

蔡公馆的主人叫蔡绍基，清末民初曾担任过北洋大学总办、天津海关道台，他曾经在国外留过学，喜欢热闹，热情好客，经常在自己的公馆内举办私人舞会，成为名门闺秀、富家子弟的社交场所。蔡公馆的舞会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人数上有限量，另外每次举办舞会的时候都要发放请柬，只有够层级的人，才能接到蔡公馆的请帖。

赵家的小姐们是经常被邀请的那一类人，依照她们老爸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她们是上流社会的女孩子。

参加蔡公馆的宴会是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这个名额太珍贵了，赵家的小姐们为了准备参加这场舞会，逛了半天街替自己挑选了最称心如意的时装，又拿出半天时间认真悉心打扮，本来都是美女，经过一番细心的捯饬，一个个光彩照人。

她们自己提前准备好了，时间还早，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际。那天是周末，赶上四妹赵一荻没去上课，正坐在自己的闺房内捧着什么书津津有味地读着，娴雅美丽再加上浓浓的书卷气，她坐在那里像一幅绝美的油画。姐姐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次应当带上小妹。

她们把四妹唤出来，言说她们要去参加蔡公馆的宴会，赵一荻没有变表现出一丝艳羡，只是淡淡地说：去就去呗，都打扮好了，为什么还不出发？

二姐说：等着你呢。

赵一荻灿然一笑：那你们就安心等着吧，没别的事我回屋看书去了。

三姐拉住赵一荻，把她按在梳妆台前：这回可由不得你了，我们绑架也要把你绑架去。

两个姐姐要用强迫的方式逼着她就范。一个给她化妆，一个给她去找衣服，忙前忙后的。

三姐帮赵一荻化的妆已经完成了，妆后的小妹如出水芙蓉般清丽可人，赵一荻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化这样的妆，梳妆镜里的那个少女美丽得令人窒息，她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

负责给她找衣服的二姐却是两手空空失望而归，从赵一荻的衣柜里，根本找不出可以参加舞会的服装，她的那些衣服太学生气了。二姐只好从自己的衣柜里翻出几件衣裙让赵一荻穿。赵一荻瞥了一眼姐姐的服装，扭着身子说：你的这些衣服我一件都不穿，多俗艳啊，要是让我穿成那样我可不去了啊。

三姐赶紧给二姐递眼色。二姐重新在赵一荻的衣柜搜索了一遍，选了件淡紫色的荷叶边的连衣裙让她换上。

装扮一新的赵一荻像个小仙女。

那个夜晚，在蔡公馆，赵家姐妹的出现成了整个舞会的一个亮点，特别是清纯秀丽的赵一荻，给了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她坐在舞厅的角落里，静静地喝咖啡，不管是谁来邀请，她都微微一笑，给予婉拒。

此时，这个舞厅角落里的甜蜜小仙女显得很神秘，更加撩拨起青年男子们的好奇心，他们都在悄悄打听：这个温婉可爱的小女生是谁家的小姐？

妩媚在《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有了一次走进舞厅的经历，赵一荻觉得舞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面目狰狞，女人们虽然妩媚风情，却很有分寸，男人们基本上都彬彬有礼，很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后来赶上自己空闲的时候，姐姐们要带她去舞场，她也不再抗拒了，甚至还学会了一些最简单的舞步。姐姐们都称赞她很有跳舞的天分，一上场伴着舞曲就知道是什么舞，走什么样的舞步，而且舞姿优美，跳得像模像样的。

学会了跳舞的赵一荻无论是眼神和身段都多了一些成熟女性的妩媚，其实那年她也不过十五岁的年纪，着实还算是个小女孩。在今天，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还在上中学，还在迷恋温馨的粉红少女装，还在向爸爸妈妈撒娇。民国时代的女孩子虽然已经挣脱了许多封建桎梏，但是，嫁得好还是她们最好的人生选择。在出嫁之前，她们读书，培养各种爱好，貌似社会大环境已经给了民国女性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其实，这些都不过是铺垫，是在为她们将来嫁一个好男人做铺垫。

赵一荻的大姐赵绛雪算是嫁得不错的。

赵大小姐是个美人，她的郎君叫冯武越，广东番禺人，是任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儿子。冯武越少年时代就留学法国，著文立说、写字画画都很精通。

虽然冯武越少年时代就很文艺，但是他老爸并没打算让他成为文艺青年，辛亥革命那年，十六岁的冯武越被送到法国，然后是比利时，他在国外学习的是航空和无线电这些在当时中国人眼中最先进最前沿的新领域新技术。学习结束后，他也没急着回国，而是在欧美各地一边游玩一边实习。对他来讲，旅游也算是实习了，在海外的一切见闻都是新奇的，都是一种学习。回国后，冯武越在航空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成了张学良的法文秘书。

张学良骨子里喜欢洋派，喜欢新潮，对冯武越这个法文秘书很赏识和器重。冯武越在张学良手下任过东北航空公署设计主任和东北文化社主任等职，那时候他虽然在东北军任职，但属于文职官员。

冯武越和赵家大小姐赵绛雪在1921年结婚，婚后小夫妻经常住在沈阳，和家人接触的机会少了。赵绛雪出嫁的时候，四妹赵一荻还不到十岁，一脸的懵懂，根本不知道大姐出嫁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冯武越身体有恙，得了严重的脊椎结核病，被病痛折磨得经常直不起腰来，就从沈阳回到天津，想重拾少年时代的旧梦。1926年，冯武越先是被聘任为《益世报》总监察兼撰述，这种打工仔的身份总是让他有挺不起腰杆的感觉，当然，在生理上他的腰杆本来就挺不起来了，如果心理上不挺起来，会让他感觉更痛苦。于是，1926年7月7日他创办了以京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北洋画报》，这份刊物受到了张学良的资助，也就是说，张学良也是《北洋画报》的股东之一。

冯武越确实是做传媒的天才，他创办的《北洋画报》内容丰富，包括时事、社会活动、人物、戏剧、电影、风景名胜，及书画等，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这份报刊有专门的副刊版，可以连载长篇小说，登载随笔、名画、漫画等。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北洋画报》每期的封面上都刊登一幅美人名人照片，名人主要是当时的军政界名人，美人的面貌就宽泛多了，戏剧电影界的女明星女大腕，有红遍天下的交际花，有名媛闺秀，也有学校的清纯女生。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够美、够出名、够富，就都有可能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这份报刊在北方的发行量很大，从办刊初期的周刊，到三日一刊，后来改成隔日刊。美女们只要上了这个封面，一夜之间就能红透北方，比她们泡多少次高级舞场效果都好。于是名伶贵妇名媛们纷纷行动起来，想法设法走各种后门上《北洋画报》的封面炒作自己，一旦炒红，便身价百倍。

赵二小姐和赵三小姐都想在舞场里打造小妹，大姐赵绛雪对跳舞兴趣不大，但她也想为培养小妹尽一点自己的力量。看到许多毫不相干的女子为了炒红自己都在争着抢着哭着喊着做《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她突然意识到，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小妹的知名度，比进舞厅的效果会好得多。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公冯武越，问他可不可以把小妹的照片放在《北洋画报》的封面。

冯武越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啊，凭着小妹的气质和容貌，比往期的许多《北洋画报》封面女郎强得多。这其实不算是走后门，也不算是假公济私，赵一荻明摆着是有这个实力的。答应完老婆之后，冯武越又有些后悔了，就四小姐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性格，会不会觉得做封面女郎有损于她大家闺秀的形象，会不会不配合呢？上封面的照片可不是随便找一张什么照片就能凑合的，必须由《北洋画报》的专职摄影记者亲自去拍摄，如果四小姐不配合，这个提议就等于零。

大姐赵绛雪说，我去找四妹谈谈这事。

灿若夏花的日子，赵绛雪专程回娘家去找小妹。

一听说是上《北洋画报》封面，二小姐和三小姐的眼睛顿时都亮了，大姐好偏心啊，我们也想做《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赵绛雪说，你们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添乱了，想想办法帮我一起劝劝小妹吧。

那两姐妹答应了一起去劝小妹。她们设想这件事一定难度很大，所以在战略上要重视起来，研究了一套对策和措施之后，由大姐和赵一荻主谈，其他姐妹在旁边煽火敲边鼓。

没想到，大姐刚一开口，赵一荻居然答应了。

那时候《北洋画报》刚刚创办不久，却已经风靡津城，中学里的小女生们都把能上《北洋画报》封面看作一种荣耀。赵一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她也是有几分艳羡那些美丽的封面女郎的，却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这种机会。她没有这个信心，虽然身段很好，气质很好，但是她的五官不是那种无可挑剔的绝色美人。如果在生活中就这样看，她很生动很迷人，谁知道上了呆板的画报封面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么好的机会是不能轻易错过的，在整个中西女中，有几个女生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啊。

出乎姐姐们的意料，她爽快地答应了，姐姐们怕她反悔，立即让大姐夫冯武越安排摄影记者拍照。

那时候拍照很麻烦，设备还很落伍，补光用的工具还是很原始的闪光粉和镁粉灯，就像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摄影记者拍照的时候，手持镁粉灯，点燃的时候照相机就“噗”的一下，镁烧着了，闪光灯闪一下，不但有浓浓的烟雾，还会有刺鼻的气味，摄影记者也是这样给赵一荻拍照片的。一天折腾下来，总算给她拍摄了一组照片。摄影师要让她摆出各种优美的姿态，到最后，她都有些不耐烦了，硬着头皮赔着笑脸把最后几张拍完。

1928年赵四小姐时装照

照片是黑白的，摄影师要在众多照片中精挑细选，选出一张最满意的照片登上《北洋画报》封面。

最后选中的那张就是最经典的赵一荻照片。她身穿洁白纱质西式公主裙，头上歪戴着宽沿遮阳帽，临水照花般静美地斜坐着，体态婀娜妩媚。这张照片无论是光影的运用，还是人物的形态都无可挑剔，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精品之作。

赵一荻很喜欢这张照片，姐姐们对这张照片也很满意，催促着冯武越尽快刊登出来，于是，她的照片很快就在《北洋画报》登出来，她成为早期的《北洋画报》封面女郎。

成为了封面女郎的赵四小姐一夜之间就倾倒众生，成为了天津市面上的万人迷，谁家的女孩啊，这么娇美，这么有风采。小帅哥们打探消息，是想结识这个红粉佳人，有名望的上层人士打探消息，是想让这个俊美的小姐来自家做媳妇。

赵一荻却没有想这么多，她沉浸在因为闺蜜们艳羡而心理满足的氛围中。她没想到这张照片不但改变了她后来的生活，也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短暂的乱纷纷的蜂围蝶阵之后，赵四小姐没想到自己的这张封面照片引起了一个男人的注意，这个男人就是传说中的奉系东北军风流少帅张学良。

因为张学良一直对《北洋画报》进行着财力上的支持，所以，每期报刊出版发行后，冯武越都要给张学良送一份。张学良对这份报刊很喜欢，它信息量很大，张少帅通过阅读《北洋画报》，掌握了许多时政最新动态。当然，风流倜傥的张少帅关心时政的同时，也捎带脚关心一下封面美女，这些美女都很养眼，让他心旷神怡。

张学良经常到天津居住，只要他到了天津，冯武越会亲自登门拜访，同时带上最新出版的画报。

赵一荻的照片刚上完《北洋画报》，张学良来天津了。

这次来，他没什么大事，主要是休闲游，冯武越有了空闲就带着几份《北洋画报》去看望张学良，恰好其中的一期封面就是赵一荻的照片。

虽然过去是上下级关系，但张学良一直很赏识冯武越，两个人的谈话就少了上下级之间的那种隔阂感，显得很随意，像两个老朋友那样谈天说地，说着各种很随意的话题。

说话间，冯武越递上自己带来的画报，说这是新出的几期，请少帅过目，给提提意见。

张学良接过画报随手翻看，草草浏览了一下要闻版，就去看封面的美女。每一期的封面都细细端详，看到其中一份，他停下来，端详了好久，看似无心地问：这是哪里的佳丽啊，这个女子好典雅美丽。

冯武越凑过去一看，正是小姨子赵一荻那张封面照片。

少帅的风流在东北军中是人所共知的，冯武越在他身边工作多年，对他太了解了。冯武越装作接过画报细看的样子，从张少帅手里把那张画报拿过来，故意用不屑的口气说：这个封面是我的小姨子，一个还没长大的小孩子，谈不上美丽。

说着，就把画报放到一边，他心里有些怕，怕张学良真的看上了自己的小姨子，那就麻烦了。张少帅这种以风流著称的男子，家里还有妻子儿女，如果和自己的小姨子搭上什么关系，老丈人赵庆华还不跟他冯武越拼命吗？

张学良看似毫不精心地又把那份被冯武越放到远处的画报拿过去，津津有味地欣赏赵一荻的照片，对冯武越说：你就不要替你小姨子谦虚了，这个女孩子清纯秀雅、身姿婀娜，绝对是气质绝佳的小美女。看你老婆那俊模样，小姨子也错不了。

冯武越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心想：我小姨子长得美不美和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张学良放下报纸，又开始和冯武越谈别的事，赵一荻的美丽只是一个话题，谈过就不再提了，冯武越也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章  不倾国不倾城只倾你心

这个哥哥梦里见过

1927年，赵一荻考取了北京燕京大学英文系。

那一年她实际只有十五岁，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年岁的方法，她算是十六岁了。古代，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到了及笄之年，原则上算是大姑娘，她出入任何社交场合，都不会招来风言风语了。于是，许多自以为门当户对的人家到赵府提亲，赵庆华谁都不得罪，只是推说小女年龄尚小，过个一年半载再说吧。

虽然不断在拒绝，提亲的人家还是络绎不绝，赵庆华恼不得气不得，人家好心好意提亲，是看得起赵家，如果女儿大了，没有人理睬，那才是真正闹心呢。

一家人商量，倒不如趁着提亲的多，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先定下来，否则错过了大好机会，没准就遇不上条件这样好的了。

从大量的征婚者中经过认真细致的一轮又一轮筛选，初步敲定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帅哥，家庭条件、年龄、品貌都还和四小姐搭配，和赵一荻商量，并拿出男孩子的照片让她看，她不置可否，单看照片，那少年倒是个帅哥，一切条件都还不错，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还差点什么，还差什么呢？赵一荻也说不好，就是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儿。后来那个男孩和她见了面，实话实说，很儒雅的英俊少年，和他在一起，感觉像两个还没有长大的玩伴，找不到闺蜜们私下说悄悄话的时候说到的男孩女孩交往的时候那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总之，赵一荻就是觉得自己和这个指定为她的未婚夫的少年之间有陌生感，见了几次面，都难让那种感觉烟消云散。

她把这些告诉了自己的闺蜜吴靖，吴靖那时候已经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女学生了，主攻西洋文学专业，当时正和赵一荻的六哥偷偷谈恋爱，按照吴靖的恋爱经验，赵一荻和那个男孩子之间根本就不算爱情，他们顶多也就是有点好感，不讨厌对方而已。

吴靖问她：你们之间是一见钟情吗？

赵一荻用清纯的眸子盯着吴靖，觉得自己在她面前简直就是一窍不通的小学生。

什么叫一见钟情，反正我不烦他，这算不算一见钟情？

吴靖用近乎鄙视的眼神看着赵一荻，不屑地说：那算什么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是你一见到他就有这个哥哥我在哪里见过的甜蜜感，想想看，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赵一荻茫然地摇摇头，长这么大她还没有对哪个男人产生过这种感觉，或许自己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她突然觉得自己特佩服吴靖，在她眼里，吴靖差不多就是爱情专家了。

吴靖的那个班是清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招女生的班级，过去清华只招收男生，那一年全校才招了十八名女生，她是全体女生中年龄最小的。因为母亲给她定了一个她不满意的男朋友，娘儿俩闹翻了，吴靖是趁老妈防守不严夜里逃出吴家大院的，所以，她等于无家可归了。她和赵一荻的六哥赵燕生是同班同学，后来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赵燕生谈起恋爱，她的自由恋爱让赵一荻很羡慕。吴靖在学校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现在身边又有了心仪的男孩，周末就不回天津了。赵一荻却基本上是每个周末都要回去，其实赵家在北京有几套房子，哥哥也在北京上学，她用不着总回天津的家。她却还是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坐上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独自一个人往家跑，北京这个城市她是喜欢的，从香港迁到北方她就喜欢上了北京，但是现在这里没有父母的温暖。她未必属于向暖型的女孩子，也许因为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时不时她会莫名的忧伤，那些毫无来由的忧伤趁着青春的缝隙偶尔会骚扰她一下。

从北京回天津，还是很方便的，朝发午至，虽然和现在的京津城际列车没法比，在当时就算是很先进很方便的了。

周末回到天津，赵一荻会赖在自己的闺房里慵懒地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就半天半天地发呆，她似乎从来没想过要邀自己的未婚夫见个面什么的，似乎那个人不过就是个飘忽的影像，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这大概真的不算是爱情，但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正在做梦的年龄，她又有些渴望书上读过的那种浪漫的爱情。

无端地轻叹一声，把周末的光阴叹去了三分之一。

那天正好是蔡公馆举办生日舞会，赵家的小姐们又收到了邀请函。姐姐们去参加舞会，觉得小妹周末闲来无事，就一起叫上了她。那天赵一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陪着姐姐去了。

暮春季节，天气已经很热，赵一荻那天穿了一身裙装。在天津街面上，穿裙装的人还很少，赵一荻就更加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臃肿了一个冬春的厚衣服脱下来，纤细的腰肢如同室外的杨柳一般随着春风生动着，让两个姐姐一顿艳羡：这衣服穿在小妹身上竟这么好看。

赵一荻和姐姐开玩笑：主要是人长得好看。

姐姐们就笑她越来越不知道羞耻了，哪有这样自我表扬的。

因为是生日舞会，那一天的舞会比往日更显热闹，不仅仅是来的人多、层次高，舞会的布局也比以往奢华隆重了许多，好像又新增了几个好听的舞曲，留声机的轻轻旋转中，美妙的乐舞在厅堂内缓缓流淌，有一支曲子很美，一首从没听过的西洋舞曲。赵一荻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安静地听那首曲子，她的神情气韵，看上去和整个舞场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在这闹腾腾的喧嚣中，她看上去那样娴静那样单纯，那种不着人间烟火的脱俗之美，让人瞬间就能安静下来。

她不知道，此时在不远处，有一个男士正被她这种魅力所感染，他阅美女无数，却很少见到这样有一点书卷气有一点静美又有一点典雅的女孩子，她妆容精致，衣裙时尚华美却不俗媚，这个女孩子他似乎是见过的，他终于想起来的，她很像《西洋画报》某一期的封面女郎，冯武越的小姨子。他不由自主站起身，走到赵一荻跟前，很绅士地邀她跳一曲。

突然有个男士站在自己跟前来邀请自己跳舞，打断了赵一荻的安静，她抬头看有些暗淡却还算柔和的光影中站着的这个人，他个子不是很高大，却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英俊帅气，和自己见过的那些男子都不一样，特别是他的眼神，和他的眸光碰撞的一刹那，她有一种从没有过的被电到的感觉。

这个哥哥梦里见过，这是她刹那间的一闪念。

这个赵一荻梦里见过的哥哥就是张学良。

当时正在东北军中任军团长的张学良住在天津，他以父亲张作霖第五位夫人张寿懿的名义，在天津租界里购置了一座小洋楼。这座小洋楼总建筑面积一千四百多平方米，整体都是西洋巴洛克风格，不但每个房间都装修得美轮美奂，连楼梯、地板、门窗用的都是菲律宾木料，那叫一个讲究。这套小洋楼是斥巨资买下来的，张学良最青春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就经常住在这里。他常住天津还有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秘密，1924年，他在天津娶了二房太太谷瑞玉，两个人也真心实意爱过一段时间。到1927年初春的时候，这段爱情已经走向尾声，张学良的心里基本上没有谷瑞玉了。他偶尔会到蔡公馆跳跳舞，都是一个人去，从来不自带舞伴。

张学良和蔡公馆的主人蔡绍基是儿女亲家关系。蔡绍基是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曾的岳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张学良到蔡公馆跳舞参加一些娱乐活动也就很名正言顺了，人家不是纯粹来娱乐，顺便到这里串亲戚，到亲戚家串门不算玩物丧志。

没想到，在这里，张学良遇上了自己心仪的《西洋画报》封面女郎，世界真是太小了。

风华正茂的张学良

通常，赵一荻对邀请她跳舞的男士，都是毫不客气地婉拒的，对这个男士，她却无力拒绝，鬼使神差般就随着他走进舞池。那首天鹅舞步不是她拿手的，甚至她从来没有跳过，和他一起翩翩起舞，却配合得那么默契，跳得那么好，以至于许多人都停下来，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两个跳。一曲下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有几分恋恋不舍。

赵一荻羞红了脸，坐回自己原来坐的那个地方，偷偷看了一眼刚才和自己跳舞的男士，发现他也正用深情的目光望着自己，他会心地对她笑了一下，赵一荻羞怯地低下头，心跳得厉害，她突然想，这是不是就是吴靖说的那种一见钟情？

她很想知道刚才和自己跳舞的男子究竟是谁，正好二姐跳完一曲走到了自己身边，她就去问二姐，二姐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告诉她：他就是传说中的东北军张学良张少帅。

对于奉系东北军，赵一荻并没有好印象，或许是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使她无奈休学两年给她造成了一生中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第二次直奉战争也是让百姓民不聊生，她对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有一种反感心理，于是，对这个张少帅她就不像刚见到他的时候那样很单纯地只是一见钟情了。张学良再递过来深情的目光，她故意把脸扭到一边，装作视而不见。

对于张学良来说，自己的多情目光不被女孩子承接，这还是从没有过的特例。这些年，都是各路美女追随他，暗恋他，他很少主动向哪个女孩子示爱。他以为自己送过去一个深情的眸光，对面的女孩就会受宠若惊地承接过去，没想到人家拒绝了，一片美好的深情无声跌落，逆光破碎一地，张学良心里很不舒服，失落地再看她时，她却再也不向这边看了。

被娇宠惯了的少帅是不甘心这样失败的，一个稚嫩的小女子怎敢这样对待自己，男人的尊严，少帅的尊严驱使他顾不上这一切的尊严，站起身直接来到赵一荻面前，旁边有人识趣地站起来给他让了个座。张学良坐下来，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用语音浓重的东北话对赵一荻说：这位小姐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赵一荻被他的幽默和大方感染，觉得自己刚才确实有些无理了，张作霖是张作霖，张学良是张学良，怎么可以把老爸做的事情记在儿子的账上呢。在他面前，她心情很放松，两个人谈了很多，细思量究竟谈了些什么，却又说不清楚。

舞会结束的时候，两个人还在倾心说着话。两个姐姐过来喊赵一荻回家，张学良提出要用自己的车送她们，姐姐们婉拒了，说自己家的车在外面等着她们呢，就不劳少帅送了。

赵一荻恋恋不舍和张学良挥别，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对一个男人恋恋不舍。她的心里有一股甜蜜的、莫名的躁动，她大胆地、有些娇羞地对张学良浅浅一笑，柔声说：再见。

那声再见软软的、甜甜的、柔柔的，把久经情场的张学良搞得魂不守舍。

往外走的时候，两个姐姐怪怪地看着赵一荻，小妹今天这是怎么啦？

三姐说：你不会是看上张少帅了吧？

赵一荻娇嗔地说：三姐你乱说什么？

二姐叹息一声：小妹，你千万别犯傻，对这个张少帅可不能动真格的，听说他有老婆有孩子，还有许多情人红粉知己什么的，如果爱上这样一个男人，是一生的痛苦。

姐姐们的话让赵一荻忍不住笑了：我刚跟人家跳了个舞就爱上人家了，爱情哪有这么简单啊，胡思乱想，真不知道你们心里天天都想些什么。回家谁也不许在爸爸妈妈面前乱说啊。

姐妹们相拥上了车，三姐悄声说：别说你和他还什么事都没有，就是有事也不敢告诉老爹啊。

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赵一荻失眠了。

她很少失眠，漫漫长夜，还是有些凉，她拥衾而卧，因为一个第一次见到的男人，她失眠了。辗转反侧，脑子里总想着那个人，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她就觉得有一种前世见过的亲切感，他莫非就是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也许姐姐们说对了，她大概是爱上他了。

爱情有这么简单吗？

她反复想求证这件事，她不知道，爱情有时候其实很简单，不经意间，也许你就能遇到自己一生中的最爱，抓住了，这爱情是属于你的，一旦错过，今生或许再也遇不上真正的爱情了。

赵一荻被心事折磨着就是不能入眠，索性坐起来拿过日记本写日记，拿起笔，今天的一切却不知该怎么写，于是她在日记里写道：非常爱慕张少帅，可惜他已经有妻室，命何之苦也！

赵一荻失眠的那个夜晚，张学良却睡得格外香甜，今天他很高兴，和心仪的女孩子跳了一曲，又攀谈了很久，从赵一荻的眼神中，他品尝到一个男人俘虏了一颗芳心的快感。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失眠一夜，第二天，赵一荻又坐上回北京的列车，她返校继续上课。

随着列车驶离天津，她觉得自己昨夜给自己营造的那份沉重离天津越远，变得越来越轻松，她为昨天夜里自己的胡思乱想而感觉好笑，于是自嘲地笑了。怎么可能呢，像张学良那样的人怎么可能喜欢上自己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按照年岁，他至少要比自己大十岁，这样功成名就的“熟男”，喜欢的一定也是那些会勾魂摄魄的成熟女子，自己算什么呢，一个青涩的小女生。罢了，罢了，还是那个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小未婚夫和自己更般配一些。

这时候，她才骤然想起，自己还有个未婚夫呢，这桩婚姻虽然没有最后敲定，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别人的未婚妻怎好移情别恋呢？这样一想，她有些看不起自己了，像她这样的大家闺秀应当守本分才是。在爱情上，活动活动心眼也就罢了，千万别做出让人耻笑的事情来。

回到学校的赵一荻渐渐安静下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事实上也确实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点过眼烟云般的心灵悸动，哪个少男少女不怀春呢，怀春的青春岁月暗恋一下，或者恋爱一回，都算不得什么，更何况她根本就没有到恋爱的境地。

赵一荻安静地上课，安静地和已经集结到京城的那帮闺蜜们频频聚会。偶尔也会想起那场舞会，却已经是记忆中的旧事了。

很快就到暑假了，再回天津，每每出门的时候，她会想，这次会不会邂逅张少帅呢。一直没有再次相逢的机会。直到某一日的一次舞会上，一进舞场，突然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赵一荻的血忽地涌到脸上，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自己其实已经爱上他了。

和赵一荻在舞场的再次相逢让张学良很兴奋。

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没见，张学良眼里的赵一荻比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更楚楚动人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慕之情，立即撇下别的舞伴，直奔赵一荻，请她跳舞。这一次，赵一荻大大方方地接受了，两个人不但舞跳得很默契，连眼神都比上次默契了许多。那一场舞，张学良几乎就赵一荻一个舞伴，舞会还没结束，他就告诉赵一荻，今天必须由他送她回家。

赵一荻想说自己要和姐姐们一起回家，没想到张学良属于强硬派的，舞会一结束，就半绑架式的，把赵一荻拥到外面，她半推半就上了张学良的轿车。

这一幕赵二小姐和赵三小姐都看到了，她们相视了一眼，沉默无语地看着小妹上了张学良的车。

这可怎么是好？

赵三小姐的语气中有几分焦虑。

赵二小姐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说不定他们之间真的有缘呢。

她们隐隐觉得，小妹真的长大了，不但她们管不了了，在感情的事情上连父母都不能奈何她了。

但是，张学良毕竟是有了家室的人，姐妹俩忐忑的是，这事如何向老爸交待，小妹毕竟是她们带出来的。

赵一荻上了张学良的轿车，两个人先是在后排并排坐着，身子挨得很近。赵一荻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这样近距离地挨坐在一起，呼吸就有些急促了。后来张学良一双温热的大手揽过她纤细的腰肢，赵一荻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有些不知所措，心里慌乱得很。她不敢使劲儿推他，怕动作太大被前面开车的司机师傅发现，半推半就之间，就被张学良掳去了自己的初吻。一吻之间，她几乎迷失了自己。民国时代的女人再开放，因为刚刚从封建思想中走出来，骨子里还有很多古旧的观念。这一吻之后，赵一荻几乎坚定了要追随这个男人的想法。她觉得自己已经被他吻过了，已经和他这样了，自己这辈子就要追随这个男人。

她不知道张学良是怎么想的，她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反正她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和张学良目光相触，能感觉到这一刹那他的真情，这个男人的这一点真情足以让涉世不深、在爱情上几乎是一张白纸的赵一荻彻底被他俘虏。隐隐能记起他有老婆孩子的事，至于外界传说的他有多少女人，此时深陷情感中的女子对此都是忽略不计的。天下的女人在爱情上都是这样一种缺乏理性的情感动物，少女赵一荻定是逃不脱这个爱情魔咒的。

卿卿我我的时候，她没提过半句关于张学良老婆孩子的事，没提将来如果嫁给他做大老婆小老婆的事，只是对他一往情深，这是张学良接触过的许多女人中的个例，这个纯真得没有一点城府的女孩子反倒让张学良更喜欢，更不敢随意辜负她，对她的感情多了一份敬畏。

张学良把赵一荻送回赵府的时候，姐姐们早已经回家了。从她那尚有一丝凌乱的发鬓上，姐姐们以过来人的眼光，感觉到了小妹和张少帅之间，已经不仅仅是远远望着的那种互相欣赏，再发展下去说不定会出点什么事。

赵府门口，赵一荻从张学良的军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却恰好被老爸赵庆华一眼扫上了，他没看清那辆军车是什么样的，只看到小女儿恋恋不舍地向车里人招手致别，心里就一紧：她不是跟两个姐姐一起出去的吗，怎么被一辆军车送回来了？

赵一荻在老爸疑惑的注视下一闪而过，匆匆回到自己的卧室，她怕老爸多问，如果他问起来她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他。

问不了赵一荻，赵庆华去问另外两个女儿：小妹不是和你们一起出去的吗，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的？还是被一辆军车给送回来的？

赵二小姐和赵三小姐支支吾吾，惊了一身冷汗，只推说小妹因为有点别的事，她们就先回来了，让老爸不要多想。

应付完老爸，她们还要继续劝导赵一荻，当然还是那一套在赵一荻看来，一点都没用的套话。现在，她们的话赵一荻一句也听不进了，这事又不敢告诉父母，只好告诉了大姐赵绛雪。她们现在也后悔，当初让小妹涉足舞场，只是想在这上层达官贵人如云的地方，能为她物色一个年龄相当的官二代富二代，谁能想到她和有妇之夫张学良搭上了，给人平添了这些烦恼。

赵绛雪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公冯武越。

冯武越沉吟片刻说，我已经想到了会有这件事，虽然两个人是在舞会上结识的，但根子还在《北洋画报》的封面上，那天少帅一看到《北洋画报》封面上四妹的照片，眼睛就亮了，就动了心思了。

赵绛雪一听这些，就有些自责：这么说是我们害了四妹？

冯武越摇摇头：爱情上的事情，说不上害不害的，如果他们两个人是有缘人，即使没谁搭桥提供机会，照样能走到一起，任是谁也拆不散。如果他们之间无缘，想撮合也撮合不成，你就别自责了，一切就随缘吧。如果四妹和少帅两个人真心相爱也未必是坏事，依照少帅的身份和气质，完全配得上我们家小妹，真正的郎才女貌呢。

这一次赵一荻再返校的时候，心事就变得沉重了。

登上去北京的列车，越走心里越沉甸甸的，回到校园，连读书的时候都恍恍惚惚的，满脑子都是张学良的影子。

放学后和那群闺蜜们聚会的时候，大家立刻就从她的脸上看出了心事。

她们问她，周末回了一趟天津，怎么连魂儿都丢了？不会是让你那个小未婚夫给勾走了吧？

从她们的笑侃中，赵一荻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很失态。她们猜对了，就是让爱情折磨的，但这爱情与那个老爸给她指定的小未婚夫无关，现在那个男孩子长什么样她都记不得了。一提起未婚夫，赵一荻感觉有些对不住那位少爷，人家如果和别人家的小姐订婚，现在差不多该商议结婚的事了，遇上自己这样的，心猿意马不说，还偷偷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明摆着是自寻烦恼，却走不出这个困境。未来怎样她不知道，她就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张学良了。

从暮春到初夏，赵一荻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天津。赵四小姐十六岁那年的春天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张学良本来就和赵一荻的几个哥哥很熟识，因为喜欢上了赵家小妹，他进一步发展和赵氏兄弟的关系，后来和赵一荻交往的时候，就变得很随意，他不好单独邀请赵一荻出来玩，就让她的哥哥们带她出来，一起打球、聊天，她越来越依恋他。

爱情的快乐和苦恼交织着，赵一荻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强烈思念感，这种感情甜蜜而忧愁。她的眼神中，开始有了只有恋爱的女孩子才有的忧虑，情绪也像所有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一样变得上下波动，刚才一刻还是阳光灿烂，瞬间便会眼泪汪汪。赵一荻和张学良之间的爱情，和一般少男少女的爱情不一样，毕竟，张学良不是一般的青春少年，他在军界是有一定级别一定威望的，不可以太随便。爱上这样一个男人就要做好受感情煎熬的各种准备，比如张学良因为公务缠身回东北了，赵一荻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电话不能随便打，信不能随便写，痛苦的煎熬下，她感觉自己都快坚持不下去了，心里憋闷得难受，却又无处诉说。

直到某一个午后的课余时间，有人告诉她门口有人找，她以为是过去的同学或者在北京上学的六哥。到门口一看，却是张学良的车停在那里，她一出校门，张学良的侍卫就跑到车门前拉开车门，赵一荻上了车，立即被张学良拥得透不过气来。

想死我了，宝贝儿。

张学良的气息令赵一荻一阵晕眩。

她偎依在他怀里，娇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张学良说，想你了呗。

赵一荻陶醉在爱情中。自从眼里心里有了张学良，一般男人都难入她的法眼了。那个未婚夫已经被她彻底遗忘了，直到人家找上家门商议成亲时，赵一荻才恍然醒悟，自己的这个未婚夫该怎么打发掉？

一场没有退路的约会

张学良和赵家四小姐的情事已经在津城的上层社会中悄悄传开了。赵庆华耳闻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和张学良难解难分。他是一家人中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别人都知道了，却都瞒着他，主要是怕他生气。张学良是有妻室的人，凭着自家小女大家闺秀的身份，怎么可能嫁一个有妇之夫，去给人家做小妾，当二奶呢？

听到这个消息还有一个比赵庆华更着急的，就是赵一荻未婚夫的父亲，明明赵庆华已经把女儿许给了他们家了，现在外面却风传赵家的四小姐和张少帅好上了，这算是怎么一档子事呢？准儿媳妇还没过门，就给儿子戴上了一顶绿帽子，这样下去的话，将来结了婚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

面对赵一荻未婚夫家找上门来讨要说法，赵庆华只能安慰人家不要相信外面的谣言，他心里还是愿意让女儿嫁给这个门当户对的少爷的。

赵庆华家里有三个老婆，四个女儿，对老婆们女儿们，他一般是采取怀柔政策的，很少发脾气。但是，一旦在原则问题上招惹了他，就会发一次大脾气，做事会非常绝。他从那天看到有军车送四小姐回家，就有了猜疑，后来又隐隐感觉小女儿变得和过去不一样，她过去每逢周末都是猫在家里读书，最近却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往外跑，偶尔会用一些很昂贵的东西，比如昂贵的手包，昂贵的手表之类的，他在经济上对孩子们是很严格的，他问过二太太吕葆贞，她说她没给过四小姐钱来买这些东西，大小姐赵绛雪也说没送过小妹这么贵重的东西。这让赵庆华很担心，也很生气，女儿大了，做爹妈的真是管不了了。不过，赵庆华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忍着怒气，心想，小女儿不会把这种感情当真，或许只是青春期的躁动，觉得好玩而已，就像她玩一个洋娃娃，玩够了就放到一边了，到时候自然也就消停了。

二太太吕葆贞嫁到赵家二十几年了，很清楚赵庆华的脾气。她也是两头为难，如果坚决反对赵一荻和张学良交往，怕棒打了一对真鸳鸯。她能看出来，小女儿对张少帅是动了真感情的，她虽然出身低贱，却懂得女人在爱情上的缜密心思。自己曾经当过丫鬟的盛宣怀家，盛七小姐的婚姻爱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爱上了宋氏家族的宋子文，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说宋子文的父亲是教堂里拉琴的，门不当户不对。一段美好的姻缘被拆散之后，盛七小姐大病一场，到现在都二十七八岁了，已经成了过气的老剩女，还没有一点要嫁人的意思。

吕葆贞怕做父母的干涉多了，自己的四小姐也会走向一个极端，她不能用自己的手毁了孩子一生的幸福。经常是话到嘴边，她不敢多说，又无奈地咽了下去。

赵一荻年岁还小，不懂母亲的良苦用心，也不知道自己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父亲会做出什么决绝的事情。她现在心里眼里谁都看不到感觉不到，只有她的张少帅。

一晃就是夏天了，那一年的盛夏，北方的天气不靠谱地非常炎热，蔡绍基包了两节车要带着一家老小到北戴河避暑，即使一家子都坐进去，连仆人都算上，连一节车厢都坐不满，就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的家眷一起前往。

赵一荻和她的那些闺蜜们正好刚放暑假，就相约一起蹭蔡老板家的两节车厢。过去那些年，每年的暑假她们也是在北戴河度过的。她们中的许多家庭都在北戴河有房子，她们会轮流到各家去住，其中朱媚筠家最富有，她爸爸是交通总长朱启钤，在北戴河有五栋房子。

本来赵一荻是舍不得离开张学良独自到北戴河游玩的，那几天正赶上张学良忙，此时他已是东北军第三军团总司令，驻防保定，事情很多，抽不出空陪她，她和女同学们一起出来，也算是缓解一下寂寞。那时候，这帮姐妹们已经知道她和张学良的事了，对他们的这段感情，大家并不是太看好。这些女孩子没有人愿意给哪个男人做二奶，她们从小养尊处优惯了，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做小？

姐妹们曾经给她出主意：如果你真的爱张少帅，问问他将来会不会娶你，如果娶了你，那个女人怎么办?

赵一荻没有问过这种让张学良为难的问题，她知道依照张学良的人品，是不会随便抛弃他的结发妻子的，是啊，如果是这样自己该怎么办？像妈妈一样一直当人家的小老婆吗？做小老婆的凄楚从妈妈身上她已经有深深的体会，妈妈是丫鬟出身，是吃苦受累长大的，能忍受这份痛苦，但是她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姐能忍受吗？

姐妹们的话只是让她清醒了片刻，很快，张学良忙完了公务也到北戴河来了。一见到张学良，赵一荻马上就彻底陷入到甜蜜的爱情中，哪还考虑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

1927年夏天，在北戴河，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爱情走向成熟，或者更严格地说，赵一荻对张学良的爱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成熟，在北戴河的那段日子浪漫而美好，他们相依相偎，温柔缱绻地朝夕相处，有时候两个人十指相扣，就那么在沙滩上平躺着，什么都不说，没有一句相互承诺，赵一荻觉得这就是自己愿意相守到老的那个男人。这个天真少女的爱情是纯纯粹粹干干净净的，纯美至臻，不掺一点杂质。

从张学良的眼睛中，她能读到爱和依恋。

他从不对赵一荻承诺，其实，赵一荻特别想从他嘴里听到海誓山盟的承诺，她特别渴望。

张学良是不敢承诺，这些年他身边的女人走马灯一样，此时，他有结发妻子于凤至，他的二房夫人谷瑞玉虽然已经成了名存实亡的弃妇，但还在他的名下。就在他和赵一荻缠绵的时候，远方还有两个女人对他情意绵绵，他在北戴河不能久留，稍后还要去北京会那两个女人，一个是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海归蒋四小姐蒋士云，一个是陇海铁路督办王正廷的妹妹，那两个如花的女子也正苦苦等着他去幽会。张学良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是他无力拒绝美女们的投怀送抱，谁让他天生风流呢。

张学良在爱情上胸怀博大，不管心里能装下多少女人，对赵一荻也还是真心的，特别是两个人卿卿我我的时候，他心里眼里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女人。两个人很投入地过了几天甜蜜小情人的幸福生活之后，张学良离开赵一荻要去北京了。当然，他对赵一荻说的是去那里办事，绝对不会说是去会情人。

对赵一荻来说，这次的离别更加依依不舍，她流泪了，哭得梨花带雨一般，哭得张学良也有几分心软了。

张学良走后，北戴河的景物在赵一荻眼里失去了一切的美好，留给她的是无尽的哀伤和回味。

没有张学良的信件、电话，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常常坐在海边对着大海发呆，每每听到身后的路上有汽车开过，她就慌忙转身看，以为张学良会突然回来找她。暑假的后半期过得平淡而平静，一直没有张学良的音讯，即使暑假结束，从北戴河回到天津，从天津回到北京上学，还是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因为思恋，赵一荻常常会无端哭一场，恋爱中的女人就是这样脆弱。

之后的日子，因为军机事务的牵扯，因为各路女人的牵扯，张学良对赵一荻的感情是若即若离的，每每赵一荻在思恋的煎熬中几乎绝望，下定决心要斩断情丝的时候，张学良却适时出现，把这段情又续上。对张学良来说，和一个清纯的小女孩谈感情，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对赵一荻来说，张学良就是她的全部，所以，她注定在这场情感中要承受很大的痛苦，有时候甚至是伤害。她苦苦恋着这个有些花心的男人，她的心张学良懂，正因为懂，所以，他不敢像对待其他那些女人一样草率地对待赵一荻。那些女人都是对他有想法的，她们和他之间都是在玩感情游戏，只有赵一荻不是，她是刻骨铭心地在爱着张学良，她不在乎他身外的一切，只在乎他这个人。

到了1928年初夏，两个人的恋爱已经谈了一年多了，张学良去北京的机会更多一些，就经常到燕京大学找赵一荻相会。那时候的张学良正在河北滦州作战，即使战争的闲暇时光，他还能腾出时间找心仪的女人放松心情。这年农历四月十七日，是张学良的生日，那个初夏日他们的幽会主题是两个人一起庆生。约会还没结束，张学良就被侍卫匆匆叫出去耳语几句，回来后，他面色凝重，眼里含着泪水。在赵一荻面前，他故作镇定，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对她说，父亲的五姨太张寿懿来电话，家里出大事了，必须马上回沈阳，今生还能不能再见，就看我们的缘分了。

说完匆匆忙忙就走了，赵一荻茫然地望着张学良远去的背影，不知道他所说的大事究竟是多大的事，什么事能把她和张学良的爱情阻断。过了两天，从《北洋画报》上她才得知，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炸身亡，张学良没有欺骗她，确实是出大事了，不但对张学良一家，对奉系东北军是天大的事，在中国也是一件天大的事。

此时，赵一荻不敢奢想他们爱情未来的命运，心里只是在牵挂张学良，在这样巨大的打击面前，他能撑得住吗，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他在吃饭吗，他在睡觉吗？

赵一荻牵挂着张学良，几天下来，人就整个瘦了一圈，暑假从燕京大学回到天津的家，本来就削瘦的四小姐瘦得弱不禁风，让妈妈好生心疼：幺女啊，你这是怎么啦？

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赵庆华知道原因，赵家的少爷小姐们都知道为什么，只有从来不关心时政的二太太吕葆贞不明就里。

对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感情来说，这是一个坎，赵庆华静观其变，也许，经历了这场重大变故，张学良顾不上赵一荻，他们的这场情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是赵庆华希望的结局。

刚回到沈阳的张学良，确实顾不上赵一荻了，他没想到日本人如此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炸了父亲张作霖的专列。

在那趟专列上，有奉系军队的要员、日籍顾问，还有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增。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4日清晨到达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被日本人安放的定时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随员们死的死，伤的伤，六姨太太被炸掉了脚趾头。张作霖被救回沈阳的大帅府，已经只剩下回光返照，他用最后的气力对身边的人说：让小六子快回沈阳，将来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

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

张学良的真正生日是阴历的四月十七日，张作霖也死在四月十七日，这是巧合吗？人生往往有太多的巧合，这一天让张学良永远记住了，记住了却是永远的悲伤和愤恨，从那一年起，他把自己的生日改了，他不愿在父亲死去的日子欢天喜地为自己庆贺生日。

张学良回到沈阳，为父亲突然遭遇不测悲痛，他更加痛恨日本人。张作霖的死，使东北军军心波动，一方面要稳定军心，一方面还要安排父亲的后事，对于这个以风流著称的公子哥来说，这是一场考验。

他挺过来了，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妥帖。

半年多的时间里，张学良一下子成熟了，苦难催人成长，他成长了，做事稳重了很多。一切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他才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已经疲惫到支持不住了。他病倒了，卧床不起。躺在病榻上，回想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他想起和赵一荻分别时自己说的话。这几个月的时间，赵四小姐过得好吗？他突然有些思恋她，有一种想见她一面的冲动。阳春三月，他给赵一荻发去一封欢迎到沈阳观光的邀请信，告诉她自己病了，不方便远行，如果她有雅兴到沈阳来游览，他将派自己的副官陈大章去天津接赵一荻。

接到这封邀请函，赵一荻决定到沈阳去探望张学良。她回复说近日就动身前往沈阳，这份邀请正是她盼望已久的。

她自作主张，下定决心去赴约，她不知道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约会，这次约会之后，一段七十多年的动人爱情故事正式进入高潮。

用心良苦的私奔门事件

忍受了几个月的相思之苦，赵一荻已经有些萎靡了，突然接到张学良的邀请，就像是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即变得精神焕发，爱情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二太太吕葆贞看着女儿片刻之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心中也是悲喜交加，她同情女儿的境遇，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是她的命，人不能跟命争，如果坚决反对她和张学良的恋爱，说不定会出什么大事呢，还是随缘吧。所以，从听到赵一荻决定去沈阳看望张学良的那一刻起，妈妈就开始默默为女儿收拾行装，穿的用的收拾了满满一个行李箱。

赵一荻告诉老爸，她要去沈阳看望张学良，他病了，病得很重。

她的初衷很单纯，她只是想去探望生病的情夫，陪他几天，等他好一些了，她还回天津。

赵庆华沉默了，从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就开始不舒坦，他的意思是，让赵一荻取消这次行动，张学良是个有妻儿的男人。

从小就是乖乖女的赵一荻此时表现得异常坚定：我不在乎名分，我爱他，这就够了，爱情上的事情父亲您不懂。

赵庆华长叹一声，老爸即使不懂得新式爱情，可我是个男人，男人的心我还是懂得的，你一个小女孩只看到了男人爱情的表面，更深层次的东西你懂吗？

一家人对这件事都持沉默态度，只有吕葆贞心里是向着小女儿的，偷偷把自己的贴己私房钱拿出来塞给赵一荻，告诉她遇事多长几个心眼，女孩子在这种事情上容易吃亏。

赵一荻泪汪汪地拉着妈妈的手，告诉她自己过几天就回来了。她不知道这一别却是和母亲的永别，从此以后，她们母女再也没有相见。如果知道此生这一分别就是永诀，母女俩一定会抱头痛哭，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

接到赵一荻的回复，张学良立即派了副官陈大章即刻出发，去天津接赵一荻。让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小女子一个人来沈阳，张学良不放心，陈大章是张学良最贴心的秘书之一，这个人办事严谨周到，让他去接赵一荻是最好的人选。

陈大章奉命来到天津，直奔赵府。

事已至此，赵庆华就是再反对也没什么意义了，这真是件闹心的麻烦事。不让她去，看着她日渐憔悴苦受折磨，于心不忍；让她去，一个大家闺秀，私奔到人家府上，这算怎么回事？

对于陈大章，赵府上下不好对人家冷淡，一家人背着陈大章，背着赵一荻，只能偷偷研究对策。他们都表现出非常支持赵四小姐去沈阳的态度，在这个态度背后，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态度。

那是一趟从天津发往沈阳的夜车，那个春寒料峭的春夜，赵一荻在哥哥们的护送下离开赵府来到车站，她和陈大章一起登上远行的列车。临离开家门前，妈妈姐姐们眼里都是泪，赵庆华的目光中有泪影，却立即背转身去，他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的脆弱。赵一荻也很奇怪，一家人怎么突然变得这样脆弱，自己不就是出趟远门吗，沈阳也不是很远，如果张学良没事，她很快就回来了。

她走出家门，朝身后的家人挥挥手，这一挥，却是永远的挥别，这个家门，她再也没有踏进半步。

列车在夜色中启动，踏上了赵一荻的寻情之旅。她很兴奋，因为很快就能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情人了，一路上她都是亢奋的，在火车行进的铿锵声中，她做着自己幸福的春闺梦，想象着无数种见到张学良时候的情景。

列车到达沈阳站的时候，她没想到病中的张学良会亲自来接她。

她快乐地扑向那个穿着毛呢军装的熟悉却又因为长久不见变得有些陌生的男人，她扑进他的怀抱，明显感觉他瘦了，胡子有些硬有些扎人。两个人紧紧拥在一起，张学良大概觉得赵一荻穿得薄呢衣裙太单薄了，赶紧把她拽到自己的车上，两个人的手一直紧紧握在一起，赵一荻的一双纤手紧紧攥着张学良的手，仿佛怕他再次从自己的手心里走脱。

这不是私奔，却变成了一场私奔门事件。

这场私奔门事件，是赵一荻的老爸赵庆华一手导演的。

赵四小姐一走，赵庆华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

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二十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的任何事情，概不负责，此启。

这份声明里说：四女儿跟别人私奔了，想执行家法，现在找不到人。她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和家里没有关系了。

声明是发给别人看的，但是，时任北洋外交部副次长的赵庆华感觉单是一个声明恐怕力度还不够，又咬了咬牙，把官也辞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自己一个脸面，凭着自己的高位让女儿和已有家室的男人偷偷摸摸在一起，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二是给张学良一个心理上的要挟，我的女儿和你私奔这事地球人都知道了，你如果慢待了她辜负了她，大家都看着呢，唾沫星子也能把你淹死。因为赵庆华对张学良不放心，在他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已有妻室的花花公子，这样的男人一般都没有责任心，对于责任心不强的男人，必须用这种方式逼他就范。豁出女儿的名誉，豁出自己的前途，豁出一家人的声誉来制造一个私奔门事件，赵庆华用心良苦，他断了这对有情人的退路，这是变相逼婚。另外也是给赵一荻已经订婚的那家人家一个说法，是在告诉人家：看到没，我的小女儿已经跟别人私奔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们趁早赶紧另找媳妇吧。

赵四小姐私奔的桃色新闻先是在天津轰轰烈烈地被渲染着，很快沈阳的街头巷尾也都轰动起来，大家都在议论少帅和赵四小姐私奔的事，张学良被这事搞得很被动，曾经问赵一荻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赵一荻支支吾吾也说不清。

她是真的说不清啊，事情的原委她一点都不清楚。她也没想到老爸会弄这么一出，她完全不理解里面的良苦用心，只是觉得自己有些委屈，好像自己到沈阳来是事先和家里人沟通策划好了，用一个别无退路的私奔为借口，逼着张学良娶自己。她虽然真心实意爱着张学良，却从没想过在他身上用任何手段，她从来不会使手腕，即使会使，在最爱的人身上也使不出来，如果使了，她觉得那是对她真诚纯洁爱情的亵渎。

事情过去几十年后，透过荏苒岁月，张学良静静地坐在记者面前，回忆那段流逝的时光，他回忆说：

我跟太太认识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后来，我生病了，她到奉天来看我，她临走时，跟她爸爸说了，说要到奉天看我，她爸爸当时就没吱声，她就拎着个包来到了奉天。他哥哥就借机说她跑到奉天去了，老爷子就不高兴了。后来。老爷子登了报，把她赶出了祠堂。这样她就回不去了。怎么办?弄巧成拙了。本来她跟别人已订了婚了。所以，我说，天下事就是这样，婚姻之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

张学良把这次私奔门事件称作“弄巧成拙”，说自己本来有太太的，赵四小姐也是跟别人订了婚的，天下姻缘的事情难说哇。从这段话可以听出弦外之音，如果不是赵庆华的这一纸声明，赵一荻这段爱情的命运，和所有与张学良有染的那些女人们是同样的。和所有有着一纸婚姻却又在外面找情人的男人一样，张学良并没有想过要对哪个女人负责到底，他认为不过就是你情我愿玩玩感情，等有一天没兴趣了，这段感情就不了了之了，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赵一荻这种痴情的天真无邪的女孩子。

这个弄巧成拙，拙出了赵一荻一生的爱情之路，促成了她对张学良一生的爱情。老爸在报纸上的一纸声明比结婚证都管事，赵四小姐已经没有退路了，她这辈子只有追随张学良了。若干年后，当她明白了老爸的良苦用心，却连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她投奔张学良后，赵家人搬出了天津的家，父母去了哪里她都不知道，最可怜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吕葆贞，因为赵一荻的事情，赵庆华把所有的怒气和怨气都撒给了二太太吕葆贞，怨她生了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女儿，怨她没有教育好女儿，最终把她驱逐出家门，吕葆贞只得去秦皇岛和自己的三儿子赵蔷生一起生活。直到吕葆贞1953年去世，赵一荻也没有再见过她。

对于这次私奔事件，去天津接赵一荻到沈阳的张学良侍卫副官陈大章最清楚其中的一切细节，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后来，他向世人披露了其中一些真实情况。他说，是张学良亲自派他去天津把赵一荻接到沈阳的，而且她离家时，事先已征得了父母的同意。赵一荻的父母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张学良，但因为张学良早已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于凤至，就在赵一荻到达沈阳之时，登报声明，与女儿“脱离父女关系”，使张学良和赵一荻都没有退路。

我们可以怀疑戏说等等那些传奇故事的真实性，却没有理由怀疑张学良和陈大章这些当事人还原出的历史的真实性，真实的历史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疼女儿的父亲，为了让女儿不受伤害，炒作出一个有轰动效应的“私奔门”事件。从此，赵一荻变成了张学良的赵一荻，这个悲情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含泪退到幕后，一生再也没有露面，却一直都在默默关注着女儿。

可怜天下父母心。

第三章  张少帅的N段情史

他说，我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

当年，张学良的风流是有名的。

民国时期有著名的“京城四少”——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这四个人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民国初年，他们的老爸都不是一般人物，于是，京津沪的上层人士就送给他们“京城四少”的光荣称号。

京城四少共同的特点，都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都喜欢附庸风雅，身上既有贵族公子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又有纯真的文艺男青年特质，并且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溥侗是宣统皇帝溥仪的堂兄，因为排行老五，被尊为“侗五爷”，长得清秀英俊，看到他的照片，今天的少女们立即有了穿越回民国年代的冲动。袁克文是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次子，是袁世凯三姨太金氏生的儿子，他曾经是“太子”的准人选，从小就被袁世凯宠着长大的。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的进士，单凭老爸这个进士身份，张伯驹是不会显赫成“四少”的，只因为他们和袁世凯攀上了关系，张镇芳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是站脚助威的筹划者，所以张伯驹的地位就水涨船高了。“京城四少”中，张学良最小，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张少帅。

都说张学良是美男子，在京城四少中，他的容貌算是最差的，但是因为他比其他三位年少，和溥侗这种年长他三十岁的老帅哥相比，年少就是优势，和另外两个小帅哥相比，他老爸张作霖是当权派，这就是最大的优势，凭着这些优势，足以让他胜出，成为女人们心目中最抢手的美男子。

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出生于辽宁海城的奉系大帅张作霖，一辈子娶了六位夫人(原配夫人赵春桂，二夫人卢寿萓，三夫人戴宪玉，四夫人许澎晹，五夫人张寿懿，六夫人马岳卿)，一共为他生了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对这个儿子，他是寄予了厚望的，他并没有打算把他培养成“京城四少”之一，只是想培养成和自己一样有些霸气和匪气的一方军阀。张作霖自己守着一大群女人，管理这些女人没有他管理军队那样得心应手，他给这些女人分别找了一大帮情敌，彼此之间的羡慕嫉妒恨把她们几乎都变成了怨妇妒妇。其中怨气最重的是三夫人戴宪玉。本来她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情夫，因为张作霖，她的情夫远逃他乡，弟弟因犯错被张作霖枪毙。成为张作霖的三夫人后，戴宪玉在感情上得到的爱微乎其微，她对生活绝望了，某一日悄悄离去遁入空门，不久便郁闷而死。尽管张作霖有十条家规管理自己的女人们，但是戴宪玉的离家出走和最终凋零，还是让他感觉自己很失败。

在女人问题上，张作霖对于儿子张学良的忠告是不能吃女人的亏。那时候的张学良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和无数女人在情场上周旋过了。一对久经沙场和情场的父子相向而坐，一壶浊酒，几盘小菜，爷俩对斟对饮，这情景不像是一方军阀和儿子的家宴，倒有些像东北普通百姓家盘腿坐在自己大炕上边唠家常边喝闲酒。一般是张作霖喝得多，张学良只象征性地陪着喝一点，等到张作霖喝得半醉不醉正兴奋的时候，跟他说事或者要钱，就都好办了。

那时候，张学良的亲生母亲赵春桂已经病逝了，张作霖最宠爱的五夫人张寿懿总是在旁边陪着，五夫人不多说话，默默地帮着他们爷俩斟酒。

多年来，张作霖难得这样和大儿子坐在一起喝喝酒，唠唠嗑。做老爸的喝到酒酣处，却和儿子把话题聊到女人身上，这是一般人家的父子都忌讳谈到的话题，可见张家父子与一般人不一样。

张作霖教育儿子说：你这小子，你当我不知道你，整天在外面跟女人混。我告诉你，玩女人可以，可千万别被女人玩了。

张学良嘴上答应着，心里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在女人问题上怎么也比老爸您技高一筹。

五太太没想到张作霖在这个问题上和儿子切磋技艺，一直沉默不语的她讪笑道：你的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他呢。

张学良一生在女人问题上，基本上按照老爸的谆谆教诲行事，他自己承认，这辈子他张学良是很好色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他虽然很好色，却并没有怎么主动追过女人，除一两个女人是他主动出击以外，大都是女人主动追他。

他晚年曾写过一首诗：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

唯有好色似英雄。

五太太说张学良“坏”，张学良自己也承认，虽然他不主动追女人，不说明他不坏，依照他张少帅的地位和气质，有女人倒追他很正常，人家追你你就来者不拒？感情泛滥的男人难道不够坏吗？

张学良并非天生就是坏孩子，他的坏是表嫂培训出来的。十几岁的少年张学良在还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女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表嫂的实地教学让他第一次开了窍。在这之前，他对女人是没感觉的，在这之后，他就看不起女人了，至此一生他都不太看得起女人。

张学良有很多表哥，表嫂比表哥多许多倍，因为一个表哥会娶N个表嫂。

张学良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表哥究竟是怎么弄来的，他也不知道，在少年张学良眼里，表哥是个看不出年岁的酒色男人，在老爸张作霖手下做事，表哥有一房年轻貌美的姨太太，二十出头的样子，生得妖艳狐媚，眼睛带着钩子，只要她相中的男人，无一例外会成为她的感情俘虏。

表哥家离张府很近，张学良十三四岁的时候还是个不懂情事的少年，经常和一帮孩子到他们家去玩。表嫂的美丽并不是让他们喜欢去那里的缘由，孩子们眼里并不在乎女人够不够美艳，他们只在乎那个人是不是可以和他们玩到一起。表嫂属于能和各个年龄段的男人都能玩到一起的女人，只要是男的，她可以老少通吃。

人们都说表嫂过去在窑子里当窑姐，因为容貌俊秀，把表哥的魂儿勾住了，表哥才把她重金赎出来当了自己的小老婆。自从娶了这房小老婆，大老婆就变成了明日黄花，眼下陪在表哥身边的就是这个妓女出身的表嫂。虽然走出了妓院，表嫂没有完全忘记自己过去的业务，还经常用业余时间四处招惹男人，她地下发展的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的情人，不下一个连的人数，所以她背后有一个很威猛的外号——连长。

张学良也知道人们背后管表嫂叫“连长”，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女人又不是军人，又不带兵打仗，为什么人们叫她“连长”，他一直都很纳闷。

表嫂虽然是青楼女子，却有着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姓林。林黛玉的林，这个姓张学良记住了，名字却很绕口，不像东北许多女孩，叫翠花、小红、秀兰什么的，一下子就能记住。表嫂的名字他一直没有记住，直到后来长大了，认识了一个名叫林徽因的美女，他才突然想起来，好像表嫂也叫林什么因来着，中间那个字他永远也没有想起来。

忘记了表嫂的名字，却永远无法忘记他在她的勾引下失去处男纯贞的那一瞬间。

因为一把香蕉，张学良就被这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玩了。

香蕉是南方的产物，在东北地区，那时候很少能见到香蕉。在他们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吃香蕉的是总督赵尔巽，不知道谁从南方带回一些香蕉孝敬他，他们家吃完了香蕉，就把香蕉皮扔到家门口的垃圾桶里，那黄灿灿的物件很耀眼，刺痛着邻居们的目光，他们都好奇这家伙偷着吃什么稀奇古怪的好东西呢，于是就有一帮闲人蹲在赵总督家的垃圾桶旁边，用小棍扒拉来扒拉去，潜心研究赵尔巽家的香蕉皮。

于是，能否吃上香蕉，成为衡量一户人家够不够高大上的标准。

有些送礼的就开始选择给某某领导送香蕉。张学良的那个表哥想方设法搞来一盘香蕉，让表嫂给张作霖家送了过去。

这是张府的人们第一次见到黄澄澄的香蕉，孩子们面对这盘香蕉，不知道怎么吃，他们觉得这玩意大概是不能生吃的，应当像烤土豆烤山芋那样，用火烤了吃。

第一次吃香蕉，至于他们究竟怎么吃的就不知道了。张作霖收受了人家的礼物，总要尽快还上，他属于那种不愿意欠别人人情的人。奉系军阀的另一个重权人物吴俊升是张作霖的铁哥们儿，他从吉林带回十几瓶人参膏，张作霖觉得还人情的机会来了，就让张学良给表嫂送几瓶去。

这种事张作霖是不会亲自去的，一则他的身份不合适，二则这个表侄媳妇妖艳娇媚的狐狸精样儿让他敬而远之。其实，这事完全可以派一个家里的下人或者身边的随从去做，大概他觉得让儿子张学良送去更显得尊重人家，张作霖没想到却把儿子送进了这个女人的温柔之乡。

少年张学良想都没想就去了，把东西给表嫂放下，他转身就想回家，却被表嫂拽住，让他坐在她身边陪她坐会儿。

张学良无奈地坐下来，觉得很别扭，他还急着回家去玩儿，并没有心思陪着表嫂说话。一个玩心很重稚气未脱的少年，根本不知道怎么陪一个满目风情的烟花女子说话。

他不咸不谈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了一些话，觉得这样好累，表嫂的眼神儿也让他受不了，最受不了的是她的亲昵，紧紧挨着他坐着，正是春深时节，衣服穿得很少，身子离得这样近，更感觉到对方的体温。他有意躲闪着，表嫂一点点向他的身体靠拢着，后来这女人居然动手动脚，伸出芊芊素手，捧住张学良充满稚气的脸，问他：你喜欢我吗？

这句话把张学良吓了一跳，他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语无伦次地说：你是我表嫂。

表嫂温柔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就笑了：表嫂怎么啦？你念了那么多书，知道纪晓岚吗？清代大才子纪晓岚。

张学良一听表嫂还知道纪晓岚，又觉得这个女人还是有点文化的，连纪晓岚都知道，就稍稍平静了一些。表嫂继续说：纪晓岚说过一句话，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忍；其余的，大可不必忌讳。

这个女人是偷情的惯犯，一般见多识广久经情场的男人都招架不住她的勾引，乳臭未干的张学良在这个花痴面前就像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和博士的对抗，他们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那个美丽的少妇紧紧搂住张学良的一瞬间，少年的心里一阵激动，下意识地也搂住了那女人纤细的腰肢，那烂熟的充满欲望的热气撩拨着他的情欲，一种男性的本能使他想做一件事情，表嫂在每一道程序上都极力配合他，指引他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

张学良的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了这样一个女人。这一次让张学良非常看不起自己，被一个娼妇调戏，他觉得这个女人实在是一个坏女人，因此他开始看不起女人。

他的第一次就是被女人追，后来在感情经历上，也不主动追求女人。他实在有些怕女人，觉得她们中的一些人，简直就是老虎，根本招惹不得，自己不主动还常常会被纠缠不休呢，如果主动一些，还不知道会惹来多少麻烦事呢。

青梅竹马的“大姐”

于凤至，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他一生中最敬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没有主动追求他，也不是他主动追求来的。他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父母给他们定下的娃娃亲，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小夫妻。

当初定娃娃亲的时候，张学良八岁，于凤至十一岁，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知道爱情婚姻为何物，就被双方的老爸把他们的一生绑定在一起。

按照张作霖后来的发展，是不至于给儿子找这样一个土财主家的闺女的。当时定亲的时候，张作霖也才刚刚起步，根本预想不到未来的发展。

于凤至的老爸叫于文斗，祖籍山东省海阳县，同治年间闯关东来到东北，在辽源州州府所在地郑家屯开粮栈，后来被推举为当地商会会长。这个靠经商致富的富豪有着中国土财主的通病——怕露富，怕别人惦记他。于是，他就把家安在了百里之外的怀德县大泉眼村。于凤至就是在大泉眼村出生的，本来是一个富家小姐，一出生就变成了村姑。

1908年，张作霖奉徐世昌之命赴郑家屯剿匪，结识了于文斗，一个是剿匪司令，一个是当地的富豪。于文斗要依靠张作霖的保护，张作霖要仰仗于文斗的支持，两个人互为利益关系，他们成为极好的战略合作伙伴。为了把这种关系的纽带连接得更加坚固，他们用了一种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实用的儿女亲家做手段，给他们的一对小儿女定了娃娃亲。也许，张作霖见过于文斗的女儿于凤至，觉得这个俊俏聪明的小女孩将来给自家做儿媳妇，自己的儿子也不会吃亏。特别是后来听人说这个女孩子是凤命，张作霖很迷信，觉得有个凤命的千金小姐嫁给儿子，将来儿子一定会大富大贵。

于文斗并没有见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只是按照虎父无犬子之类的推理，觉得张作霖的儿子大概也错不了，就草草定下了儿女亲事。

于凤至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却不像真正的村姑那样没上过学。她五岁就上了私塾，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老爸给她定娃娃亲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学生。那时候许多小女生都是定过娃娃亲的，所以她并没有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妥，只是偶尔有人会提起她的小女婿之类的，她会偷偷想一想，老爸给自己定的那个小女婿长什么样？会不会是个丑八怪？

十六岁那年，于凤至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张学良是在亲事定了两年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土豪家的准姑爷。那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和姐姐弟弟到奉天城投奔老爸，张作霖告诉他自己那年给他在郑家屯定了门娃娃亲。张学良当时就老大的不愿意，他在乡村生活了十几年，见识过许多村姑，他想象中的于凤至也是那种憨憨傻傻的村姑，没有文化，没有修养，上炕认得自家的汉子，下炕认得地里的活计。他走进奉天城，过上了中将师长家大少爷的优越奢侈的幸福生活。学校里，许多漂亮女孩都暗恋他，让他对自己越来越自信，他的观念变了，不想回村里娶一个村姑过日子了，所以，他对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很抗拒，几年间有许多次和于凤至见面的机会，他都故意躲过去了，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这桩婚事拖黄了。

在这件事情上，张学良自己说话不算数，张作霖的十条家规中明确规定，儿女的婚姻大事必须由他说了算。他既然已经给张学良定下了娃娃亲，说话就要算数。

尽管张学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讨厌，却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父命。张作霖看出来了，张学良虽然不说反对这桩婚事，却一直在软对抗，毕竟结婚是他的事，这样继续下去，这婚是结不成的。于是，他也给儿子留下了活话：你的正室原配必须听我的，如果对这个女人不满意，成亲后你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你开绿灯。

端庄秀丽的于凤至

条件已经很优厚了，张学良觉得成亲前应当见一见那个女孩了，如果对方的条件实在差得太远，他还是不会答应的。他硬着头皮来到郑家屯，相亲的时候，见到的那个小女子模样倒还说得过去，衣着妆扮也没有乡村女孩的土气。这一关算是过了。光会装装城里小姐的样子，也不过就是个花瓶，张学良就卖弄地写了一首诗《临江仙》，诗的内容大抵是嘲讽于凤至的老爸于文斗巴结握有东三省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把一个村姑女儿硬塞给自己。

张学良以为于凤至看不懂，没想到她不但看懂了，还回敬了他一首，不仅诗写得好，那一手隽秀的蝇头小楷，让张学良不得不叹服，原来这个女子还是个才女。

据说，于凤至的诗是这样写的：

古镇亲赴为联姻，难怪满腹惊魂。千枝百朵处处春，卑亢怎成群？目中无丽人。海誓山盟心轻许，谁知此言伪真？门第悬殊难知音，劝君休孟浪，三思结秦晋。

于凤至在诗词里面说得很明白：我不是非你不嫁，既然你觉得我们门第之间有悬殊，那么请三思而行，还是别草率地结婚为好。

奉天城里那些暗恋张学良的小美女们，基本上都是不学无术的花瓶美女，没一个有这水平的。张学良真的挑不出什么茬来了，按照张作霖给他们定下的黄道吉日，1916年8月8日，把于凤至娶到了张府。

那天是农历七月初十，星期二。那天的黄历上写的是：宜祈福，求子，立约，结婚。

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在和于凤至成亲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婚礼上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大家都觉得他们虽然是父母之命的娃娃亲，也还不至于到这个份儿上，依照张学良的性格，即使再惧怕老爸，也不可能和一个没有见过一次面的女人成亲。民国时代已经很开放了，张学良已经不再是刚从乡村走出来的观念陈旧闭塞的小土孩，能成为“京城四少”的张少帅会和一个不知长成啥成色的村姑完婚，谁相信？

不管于凤至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的张学良，不知道于凤至第一眼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那个身量还没有长够，还带着一脸稚气的小屁孩，是她梦中的如意郎君的形象吗？她是个有思想的女孩子，成熟得比较早，她未必一下子就爱上了比自己小三岁的这个小男人，而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认定了，这辈子自己就是他的女人了。

婚礼非常隆重，婚礼之前当地的各大媒体就开始造势，形成了浓厚的舆论氛围。所以，到了结婚那天，几乎所有的东北人都知道张大帅的儿子要大婚了，这个婚礼成为东北的大事件。

张学良(左一)、于凤至(左二)、宋美龄(右二)、蒋介石(右一)

于凤至轰轰烈烈地走进了大帅府，和后来赵一荻悄声默息地住进去，形成了巨大反差。

于凤至的美丽与赵一荻不是一个类型，她端庄秀丽，落落大方，具有中国古典美。从她青年时代留下的那些照片看，这个女子是温婉的，着装永远那么得体，表情永远那么安静。她不温不火，待人接物透着大家贵妇人的风范。即使站在宋美龄身边拍照，也没有一丝迎合之意，她温润地浅笑着，似乎在说，你陪你的老公蒋介石，我陪我的老公张学良，我们站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就是平等的。

结婚那年，张学良十六岁，于凤至十九岁。

嫁给这个男人，他就是自己的天，但是，她必须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留出一点喘息机会。按照她的修养，做张少帅的太太她的知识水平似乎已经够用了，她并没有满足，她一个出生在乡村，长在小城镇的土豪家的女儿，走进大帅府感觉自己底气不足，心里有危机感，主动提出继续上学深造。

张家的少奶奶还要继续上大学，在当地也是轰动性的新闻，张作霖考虑了一下，决定了，去吧，少奶奶进修学习是件大好事，当然要支持。于凤至进入东北大学进修深造，她不是去那里镀金，而是刻苦学习了一些知识。在取得了学历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养，她的诗文和毛笔小楷都写得相当不错，甚至对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研究。她曾经收藏过许多古董和字画，并亲手在这些藏品上留下阅藏的痕迹，一个没有厚重文化积淀的女人，怎会有这样的雅兴？一般的富家太太都会把手里的钱财用来买首饰脂粉衣衫，于凤至是个有远见的女人。

于凤至走进张家，最难的不是怎样做好少帅夫人，而是怎样做好张学良的女人。

做少帅夫人对她来讲不是一个难题。自己是公爹张作霖选定的儿媳妇，所以张大帅不会难为她，张作霖的几房太太也不敢难为她。因为从小生长在乡村，于凤至有乡下女孩的隐忍和大度。对于那些长辈，不管是几太太，不管她们在张作霖那里是否受宠，她都一视同仁，在她眼里这些女人都是她的婆婆，对待婆婆就要有儿媳妇的样子和姿态，就要敬重人家，所以，那群婆婆都喜欢她。对于张学良的兄弟姐妹们，不管是哪个妈妈生的，她都拿着他们当亲兄弟姐妹，这样的大嫂和大姐谁好意思不听她的话？对待帅府的工作人员，她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少奶奶，说话做事和他们平起平坐，她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在帅府院内站稳了脚跟，这个少帅夫人做的一切都很到位，张作霖自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人，这个儿媳妇算是选对了。

怎样做好张学良的女人，却是于凤至一生都在研究的课题。张学良也感觉到，老爸给自己找来的这个媳妇是个好媳妇。她对自己无微不至地照顾，像对待丈夫，有时候又像是对待弟弟。他敬重她，经常把她看作自己的大姐，从结婚那天起，张学良一直称呼于凤至为大姐，因为这个女人比自己大三岁，也因为她做的许多事就像是大姐对待弟弟。

但是，于凤至真的不想做张学良的大姐，她不是大姐，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女人。

家里稳稳妥妥坐着个大姐给自己打理着大后方，张学良腾出更多的精力到外面沾花惹草。在各路小狐狸精的勾引下，他时不时走神儿，时不时出轨。他在外面做的那些事于凤至都知道，她隐忍，她宽容，并不代表她不生气，可她生了气又能向谁诉说呢？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他的公爹在他们结婚前给张学良的承诺，承诺如果张学良对她不满意，结婚后他可以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张作霖不追究儿子的任何责任。如果她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事实上，对于张学良那样的男人，不管对这个老婆是否满意，他都会出去到处偷食，于凤至大概也偷偷哭过、难过过，最后忍下来了。

选择这个男人不是她自己做的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她自己也无法做主，但是她可以选择自己的心情，无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她都让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管人生路上有怎样的沉浮，不管张学良遇上了怎样的坎坷，她都支持他。

或许，在张学良所有的女人中，她是最包容张学良的，所以，她尊重他的任何一个选择，他说，我喜欢上别的女人了，我要把她弄回家来，她默默为他们祝福；他说，咱们离婚吧，我想给另外一个女人名分，她悄悄退出。她不能陪伴张学良身边，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一直没有忘记那个男人，直到93岁那年，她在美国洛杉矶市好莱坞山顶上一座雅致的豪宅里因心脏病离世，还在想着远方的丈夫，更确切地说，是她的前夫。

第二个夫人谷瑞玉

张学良明媒正娶过的女人一共三个，除了隆重娶进帅府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和后来有着患难之交的赵一荻，他还有过一个名叫谷瑞玉的第二夫人，这个女人基本上都跟着张学良在军营中，所以被人们称为“随军夫人”。

谷瑞玉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像，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张画面模糊的图片，上面的谷瑞玉看不太清楚，隐隐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身材姣美，留着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短发的女子。她是天津杨柳青人，祖上世代经商，谷瑞玉也算是大家闺秀，1904年2月出生，比张学良小三岁。

谷家的大家闺秀们没赶上好光景，她们小时候，家道已经开始走向败落，几个美丽的女儿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二姐嫁给东北军一个和张作霖并肩作战过的将军做小妾，三姐是津门的一个交际花，嫁给了张学良手下的一个副官。谷瑞玉从小进入戏班子学戏，少女时期就成为享誉津门的名伶。

张学良和谷瑞玉的相识和她是不是戏剧名伶没什么关系，而且也没有多少浪漫的成分，那是一次很平常的邂逅。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张学良奉命打到了天津，谷瑞玉的二姐夫作为和张作霖很有交情的东北军军官，在天津举行家宴宴请张学良，十八岁的谷瑞玉遇上了二十一岁的张学良。

每天出入二姐家和三姐家的东北军军官多了去了，谷瑞玉整天泡在两个姐姐家，也没见她对哪一个军官动感情，所以，当谷瑞玉在花丛间遇上张学良时，姐姐姐夫都没多想。

那段时间，谷瑞玉已经厌倦了做名伶，她正在天津租界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英语。在学习语言方面她很有天分，一个学期下来，英语会话水平已经相当不错。本来就是楚楚动人的演艺界明星，再加上自己有了文化修养，谷瑞玉的气质是独特的，她有女学生的冰雪聪明，兼有女明星的唯美妩媚，在那天的家宴上，一下子吸引住了张学良的眼球。

谷瑞玉和张少帅攀谈了很久，不知道她说没说自己的主业是唱戏的，但是她一定告诉了张学良自己正在学英语，为了表明自己英语说得不错，她还故意用英语说了几句话，张学良少年时代开始学英语，而且英语学得不错，所以也用英语和她对了几句。张学良的翩翩风度和博学多才与东北军那些起于草莽的军官们不一样，立即让谷瑞玉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谷瑞玉一口流利的英语也给张学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觉得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很有学识，张学良平生最喜欢美才女，谷瑞玉恰恰就是这个类型的。

那次见面之后，谷瑞玉就有了心事，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姐姐打听张少帅的情况。有了心事的少女，那语气那眼神是瞒不了人的，姐姐一看便知妹妹暗恋上张学良了，就和丈夫策划着让妹妹再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对此，二姐夫比较积极主动，他作为东北军的将士，恨不得和张少帅攀上连襟关系，但是他知道这事不能急于求成，要等待时机，当时张学良正在忙于第一次奉直战争的军机大事，不能扰乱他的心思。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一直等到第二年的冬天，这个时机才算等到。

那时张学良任东北航空处督办，因为东北军急需购进一批新式飞机，他到天津和英国商人洽谈业务。张学良英语是不错，但是对这些技术术语说着有些费劲，就想在当地找一个翻译，二姐夫顺水推舟举荐了自己的小姨子谷瑞玉。

谷瑞玉以谈判翻译的身份和张学良再次见面了。

她充分把握这次机会，在施展自己全部的才华促成谈判成功的同时，她也全方位地展示了自己的女人魅力，把自己顺利地推销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不是个善于把持自己感情的男人，漫说是谷瑞玉这样大家闺秀出身又当过名伶的美才女，当年表嫂那样的女人都能把他勾上绣床。那时节，家里那杆红旗少帅夫人于凤至在东北的大帅府里坚守着，正是纷乱的战争期间，外面的小彩旗们在战火和硝烟中暂且消停了一阵，谷瑞玉就是打了这个时间差。她以女翻译的合法身份优雅登场，她忠于自己的心，忠于自己的感情，因为已经深深爱上了张学良，就大胆表白，大胆追求。她外表柔美，却内心强大，张学良的一生往往都败在这样的女人手下。

业务洽谈成功，在庆功宴上，谷瑞玉成为主角。这个女翻译不愧是做过明星的，主持这种场面得心应手滴水不漏，显然已经有了些女主人的从容。她得体的言语和表现，让张学良有了离不开她的感觉，杯觥交错之间已经有了一丝醉意，他们彼此能感觉到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近。

这算不算爱情，张学良很恍惚，他已经不太清楚究竟和哪个女孩子之间的感情算是爱情，在把握不准的情况下，他和女人只说一夜情，不敢轻易承诺什么。

谷瑞玉知道等待张学良给自己一个承诺是不可能的，她在戏里演绎过许多别人的爱情，知道女人的青春很短暂，在等待中爱情说不定就凋零了，既然爱他，就主动出击，主动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英雄。

1924年9月，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再次打响的时候，谷瑞玉一纸情意绵绵的情书从天津寄到了山海关战场，这封带着脂粉香气的慰问信情深意切，缠绵的儿女情长之外，还有女儿家少有的侠肝义胆，给张学良在战争的间隙带去无限温馨。这封信件寄出没多久，寄信的美女就把自己也寄到了张学良身边。在战斗最前沿，有美女陪伴左右站脚助威，张学良真的好感动，和他有过关系的那些女人中，敢于在硝烟中置生死于不顾，冒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个谷瑞玉。

在军中的那段日子里，她很有些虞姬伴着项羽的豪迈感，豁出了自己的生命，豁出了自己的感情，豁出了自己的退路，她冒着烽火连天为爱人赴汤蹈火。这个赌注下得有些大，她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只要和他在一起就是她的幸福，那个稳坐在奉天大本营里的原配夫人已经被她忽略不计。

她的出现，鼓舞了张学良的士气，也鼓舞了东北军将士的士气。一个月后，战斗胜利，张学良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张学良和谷瑞玉俨然已经是难舍难分的小夫妻了。

张作霖听说了这件事，因为当初给张学良的承诺，结婚后张学良可以在外面找别的女人，他不好坚决反对，只能默许谷瑞玉做张学良的二奶，但是对谷瑞玉约法三章：一不准登台唱戏；二不准抛头露面；三不准参与政治。

谷瑞玉都答应了，只要能和张学良在一起，多么苛刻的条件她都可以答应。

1924年10月，张学良和谷瑞玉在天津结婚，考虑到他们将来还要回到沈阳，那座大帅府谷瑞玉是不好进去的，于是，张学良在沈阳的经三路28号替谷瑞玉买下一幢小楼，回了沈阳，谷瑞玉就住在那里。在他们的婚姻存在的几年时间里，谷瑞玉很少去沈阳，偶尔去一次，也是住在她自己的那座小楼内，从来没有住进过大帅府。她在张家人眼里不过就是个像《红楼梦》里面贾琏偷偷娶的那个尤二姐一样，不但大帅府里的人不认可她，连张学良从心里也没有把她当成自己的夫人。他们的婚姻关系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时候，张学良就彻底把她遗忘到了一边，和赵一荻谈情说爱的时候，谷瑞玉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所以，赵一荻根本不知道张学良那时候在天津还有一个名叫谷瑞玉的女人。

战火中走出来的一对情侣，应该算是患难之交，之后张学良率领东北军第三方面军开赴长江下游，谷瑞玉坚决要随行，张学良觉得那个地方艰苦，劝她留在天津，谷瑞玉一定要追随他前去，她的话充满情谊：只要有你的地方就有我，就是天涯海角也随你去。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他们的感情中是插不进别的女人的，也就没有赵一荻什么事了。后来，谷瑞玉做了一件傻事，不但张学良的家族不饶恕她，亲朋好友对她失望，连张学良也对她失去了好感。

事情的起因是郭松龄倒戈反奉引起的，郭松龄本来是张学良最好的朋友，却反目成仇，张学良很痛苦。在他最痛苦的时候，谷瑞玉看着心疼却无能为力，就告诉他一种最直接的排解办法：吸食鸦片。

大家都觉得谷瑞玉脑子大概进水了，对于她来讲，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张学良了。不要以为她进了个英语进修班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事实上她不过就是个家道败落没上过几天学的唱戏的女伶，依照她的学识水平，是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依照她的见识和经验，身边的许多男人最落魄的时候都是靠大烟枪支撑着走出困境，她把这个办法也用到了张学良身上。

张学良真的开始抽大烟了，烟瘾很大，那段时间的张少帅几乎彻底变了一个人，他精神萎靡，活脱脱一个大烟鬼。张作霖知道后非常生气，张氏家族的人对这个不靠谱的二奶义愤填膺。谷瑞玉也发觉自己惹下了大祸，赶紧对张学良吸食鸦片叫停，这东西一旦上瘾，是停不下来的。1926年张学良驻防天津，谷瑞玉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张学良戒烟，最糟糕的一个办法就是，她听说一种日本进口的名叫巴文耐鲁的注射药品，能为张学良减轻戒毒的痛苦，就让医生替他注射。其实这种药就是吗啡，结果鸦片没戒掉，张学良又增加了吗啡的毒瘾。

谷瑞玉彻底变成了毒害张学良的罪魁祸首。

那年冬天，张学良驻防河南，谷瑞玉这个“随军夫人”依然坚持随行，一方面因为她对张学良的爱，还有一个因素，她想消除一下当初自己支持张学良吸毒造成的不好影响。此次行动目的确实达到了，张学良对她这一次的表现很满意。战事结束后，在天津租界和北京分别给谷瑞玉购买一幢豪华的住宅。

这个时期，他们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期间虽然已经出现了前清王妃唐怡莹的插足，谷瑞玉还是张学良最爱的女人。

或许，他们注定只能在军马倥偬中做军旅情人，安静下来之后，谷瑞玉身上的毛病就凸显出来。她常常会为一些小事和张学良争来争去，张学良这些年一直被各种女人宠着，哪个女人敢对他这样？他烦了，从起初的烦心，到后来越来越讨厌这个女人。

从1927年初夏，他们开始分居，谷瑞玉的心并没有变，张学良却渐行渐远。就是那年的初夏，张学良在感情空档期遇上了清纯美丽的赵一荻，这朵白玫瑰的出现，立即让那朵红玫瑰变成了墙上的一抹陈旧的蚊子血，他渐渐把那朵红玫瑰忘却了，美丽的谷瑞玉变成了过眼烟云。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恋情谷瑞玉知道吗？知道与否都是无所谓的，即使没有赵一荻，还会有别的什么女人代替她的位置。之后张学良升任第三方面军团总司令，驻防保定。那一次谷瑞玉没有做随军夫人，她是想去的，张学良不再带她去了，甚至都没有告诉她驻防保定的事。她一个人守着空空荡荡的豪宅，在天津住腻了，就到北京住一段。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她跳舞、泡酒吧、打麻将，整天整天地听戏，日子过得慵懒颓废，没有了爱情，她开始走向凋零。

很久没有张学良的消息了，几个月之后，报纸上关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让谷瑞玉看到了希望，她没有经过任何人允许，独自来到沈阳。当时东北军对张作霖秘不发丧，是瞒着日本关东军的，谷瑞玉贸然离开天津回奉，引起日本人怀疑，他们猜测，是不是张作霖已经去世，谷瑞玉去为公爹奔丧啊？

任性的谷瑞玉这次去沈阳，更加惹得张学良反感，因为她去得不是时候。

谷瑞玉和张学良的关系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她毕竟还是二夫人。奉系旧军阀杨宇霆、常阴槐利用她的这个身份，发展她成为他们的内线，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张学良，他们做东北军的老大。谷瑞玉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她以为这些人对她好，可以帮助她挽回张学良对她的感情，可以帮着她搬进大帅府。所以，当1928年冬天杨宇霆邀请张学良和谷瑞玉参加其父的寿宴时，谷瑞玉毫不设防地带着张学良去了，去了才知道这是个鸿门宴，宴席上张学良差点遭到一群日本浪人的暗算。

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令人失望的事情，谷瑞玉就像个笨女人，把自己推得离张学良越来越远，终于在1931年1月，张学良解除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谷瑞玉落魄地独自回到天津，但她一直放不下张学良，一直独身一个人生活。张学良西安事变后被幽禁，她在远方默默牵挂他，为他失眠为他憔悴，在一场唯美的爱情支离破碎之后。这个女人的心彻底死了，她过得非常凄惨，不到四十岁就因高血压猝发脑中风瘫痪在床，四十几岁就走完了自己的全部人生旅程。

与前清王妃的一段旧情

这位前清王妃名叫唐怡莹，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爱新觉罗·溥杰的第一任妻子，张学良的情妇。

唐怡莹又名唐石霞，姓他他拉氏，货真价实的满清八旗子弟。他们家是满洲镶红旗扎库木世族，曾祖父是裕泰公，曾任湖广、甘陕总督二十多年，到她爷爷长唦那一辈当过户部右侍郎，都是清朝的高级领导干部，父亲志锜没赶上好时光，戊戌政变逃往上海，最辉煌的业绩是当过清朝驻西藏大臣。但是这个家族最著名的还不是这些省部级干部，而是他他拉氏的两个女儿，光绪帝的瑾妃和珍妃，她们是唐怡莹的亲姑妈，这姐妹俩可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啊。

唐怡莹1904年出生，她出生的时候，姑姑珍妃早已经在四年前被慈禧太后派人推入皇宫的一口井中死去，她没有见过这个传说中很美丽的五姑妈，四姑妈瑾妃倒是经常能见到。这两个姑妈是同父异母，所以长得不太一样，四姑妈瑾妃长得有些矮有些胖，慈眉善目的，很喜欢唐怡莹，总喜欢把这个可爱

的小侄女带到宫里去。按照清朝皇族的称呼，唐怡莹应当管瑾妃叫“姑爸爸”，因为后来总是跟在瑾妃身边，唐怡莹索性就叫瑾妃“亲爸爸”，这个称呼是光绪对慈禧的特殊称呼，唐怡莹之所以敢于抄袭皇上对太后的叫法，因为她的姑妈那时候已经是太妃了，她跟着姑妈在宫里长大，没有孩子的瑾妃拿她当做自己的女儿。

前清王妃唐怡莹

唐怡莹和溥仪关系很好，算得上青梅竹马的好伙伴，甚至，她差点嫁给溥仪，他们互有好感，有人曾经提议，让唐怡莹参加秀女竞选活动吧，如果让溥仪从秀女中选挑后妃，一准能挑选上她。瑾妃因为有了自己和妹妹一生的悲惨经历，坚决不让自己疼爱的小侄女再步自己的后尘，她不许唐怡莹参选秀女，主动放弃给溥仪当后妃的机会。

如果唐怡莹和溥仪结成姻缘，历史或许是另外一种写法。

没有嫁给溥仪，最终却嫁给了溥仪的弟弟溥杰，这也是瑾妃一手策划的。

唐怡莹十四岁那年就被瑾妃通过指婚的方式许配给十一岁的溥杰。

十四岁的女孩子已经到了怀春的豆蔻年华，十一岁的男孩子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当小男孩溥杰向指婚人瑾妃叩头谢恩之后，带着厚重的聘礼，穿着前清的冠袍带履，在一大帮王府护卫、官吏、首领、小太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唐怡莹家纳聘的时候，唐怡莹心里没有一丝快乐。在后宫，她经常能见到比自己小三岁的溥杰，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她不想嫁给这个小屁孩，一想到将来要给溥杰小朋友当媳妇，她心里就很烦，烦得没抓没挠的难受。

作为唐怡莹来讲，她嫁给谁自己说了是不算数的，她别无选择将来必须嫁给溥杰。1924年1月12日，溥杰十七岁，娶了二十岁的唐怡莹，两个人正式结为夫妻。

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溥杰性格儒雅很有修养，唐怡莹从小在瑾妃身边长大，性格很像皇宫的格格，经常会蛮横霸道不讲理，搞得婆家人对她很不满意。唐怡莹也委屈啊，她觉得自己嫁给溥杰本身就是一大委屈，她根本就不爱他，凭什么要嫁给他。

其实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都喜欢艺术，都爱好书法绘画，但是两个人沟通比较少，婚后生活并不幸福。溥杰喜欢的是温柔贤惠一些的女人，唐怡莹喜欢的是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两个人同床异梦。唐怡莹是个天生爱做梦的女人，尽管已经是前朝皇室的王妃了，是前朝王爷的福晋了，她还想找一个自己的梦中情人。

那个时代传媒业很不发达，她想寻找自己的偶像，也只能从报刊上找寻。她喜欢读报，从报纸上认识了张学良，于是一厢情愿地暗恋上他，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只要见到报刊上有张学良的消息，哪怕是只言片语的简讯，哪怕是图片新闻，她都要悉心剪下来，粘贴到一个特制的本子上。每天，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张学良的消息成了她生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这一天有张学良的新闻，她会感觉很快乐，如果几天不见他的消息，她就会变得心情郁闷，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情绪也会很糟糕。

唐怡莹几年如一日地暗恋着张学良，对这一切，张学良并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些清纯小女生、一些耽于做梦的少女和少妇经常对自己示爱，没想到身为前朝王妃的唐怡莹也暗恋自己。

1926年的一天，张学良在北京饭店有个饭局，亲戚朋友一大帮。宴会很热闹，大家频频举杯，把气氛推向高潮。宴会到了高潮阶段一般局面就有些乱了，一片混乱中，张学良的一个亲戚把嘴凑到他耳朵边，悄悄告诉他，那边桌上有两个人刚才过来找他，说是想认识一下张学良，问问今天方便不方便。

张学良已经被这边酒桌上的一片狼藉搞得有些头大了，正想躲一躲，就答应让这位亲戚带自己过去见见那两位想认识自己的朋友。

走过去才发现，是一对年轻小夫妻在就餐，男的温文尔雅很有贵族气质，女的端庄秀美有着上层女子的风姿，他们就是溥杰和他太太唐怡莹。初次见面，没有做更多的攀谈，但是，唐怡莹一双秋波荡漾的眸子一直没有离开张学良，倒让张学良有些不好意思了。

溥杰谦恭地说，早就想认识张少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邂逅，真是缘分呐。

张学良也说了些久闻大名之类的客套话，然后溥杰夫妇邀张学良第二天去府上吃饭。张学良第二天正好没有什么事，就爽快地答应了。

他答应赴宴之后，唐怡莹兴奋得像个小女孩，脸上泛起红晕，端起酒杯非要敬张学良一杯，说感谢他明天光临府上。

张学良象征性地响应了一下，有些看不太懂，她老公溥杰邀请自己去吃饭，她一个女人家家的瞎兴奋个啥，貌似这里面也没她什么事。

第二天，张学良如约去了溥杰府上，宴席还没开始，溥杰陪着张学良说话，唐怡莹抱着厚厚的一个本子进来，有些娇羞地说要让张学良看一样东西。

那件东西放到了张学良面前，原来是一个剪报本，张学良不知道这家的太太还有剪报的习惯，好奇地拿起来翻看，却发现所有的剪报都是关于自己的新闻消息，不但裁剪认真粘贴整齐，每一条还都标注着年月日。他自己的秘书和管档案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这样齐全的关于他的各种活动的剪报，他一下子惊呆了，不由自主地问：这是谁剪贴的？

唐怡莹一直站在张学良旁边，轻声回答：我。

张学良抬眼看时，目光正好碰上唐怡莹那热烈的略带娇羞的眸光，这些年混迹在女人堆里的张学良顿时懂了，懂得了这个女人对自己的心意。他不由得多看了这个前朝王妃两眼，这个女子算不上国色天香，长得却是很有韵味的，她最美的就是那双眼睛，眉毛弯弯的，眼睛细长细长，似忧非忧似喜非喜，那眼神是能勾人魂魄的，任是哪个男人见了都会心动一下。她的目光很大胆，你不看她时，她在看你，你看她时，她在对你深情地微笑，这样的女人一般男人都拒绝不了。

她在老公面前，明目张胆地向另外一个男人示爱，这个女人是和一般的女人不一样。溥杰就坐在一边，对妻子的剪报似乎没什么感觉，也许他习惯了，见怪不怪了，从结婚的那天起，就习惯了唐怡莹把另一个男人作为偶像和梦中情人。他似乎并不怎么吃醋，摊上这样一个妻子，吃醋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她根本就不爱自己，吃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的醋，你就是把全天下的醋都喝光，她也视而不见。

那天，张学良尴尬地翻了一遍那份剪报，尴尬地吃完了饭，就匆匆逃离了这个地方，现在，他和溥杰已经成了朋友，朋友的老婆喜欢自己，这算是哪一码？朋友妻不可欺，就算她再喜欢自己，自己也要绷住了，千万不能做出有损友谊的事情来。

后来，张学良发现，一旦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她会倾其所有，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那股子劲儿终究会把男人拿下。当然，前提必须是这个男人恰恰也有些喜欢这个女人，至少不讨厌她。张学良最终也没有顶住唐怡莹的温柔进攻，他们很快就发展成情人关系。他们偷情成功之后，张学良觉得自己真的有些喜欢这个女人了。

他不敢把这种感情归咎到爱情上面去，他和于凤至之间有爱情吗？和谷瑞玉之间有爱情吗？和唐怡莹偷偷摸摸上床的时候，心里还藏着一个刚刚认识的少女赵一荻，对赵一荻，他的感情算是爱情吗？所以，他也不敢确定自己和朋友的老婆唐怡莹之间算是什么感情。

有一段时间，张学良真的被唐怡莹迷住了，迷恋她的身体，迷恋她的画，有一刹那他动了要娶她的心思。

从张学良身上，唐怡莹找到了爱情，这爱情是新鲜的，是溥杰无法给予不能满足的。她全身心扑到张学良身上，却不懂得不管多么爱一个男人，你都不能把你的缺点和隐私彻底地在他面前暴露。因为你不知道他究竟爱你有多深，如果他真的爱你，会把你的缺点也当成优点去爱，如果他对你处于似爱非爱之间，那么，当你把缺点彻底暴露给他时，几乎就等于见光死了。唐怡莹就是因为让张学良知道了她的有些画作是别人帮她修改过的，有些诗文也是经过别人润色的，张学良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女人，甚至鄙视她，说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玩假的，我最恨人作假。她有点才气，能写能画，作诗能文，什么都会，我很喜欢她。可是，后来我发现，她画的画是人家改过的，作的诗也是人家替她改的。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张学良还说，“她混蛋透了，她要不是坏蛋，那我就会娶她的。”

从这一点来看，张学良并不爱唐怡莹，但是，唐怡莹是真心实意爱着张学良。他突然不辞而别，让唐怡莹很痛苦，她试图用移情别恋来缓解这种痛苦，试图找一个替代品来代替张学良的爱情。在她最寂寞的时候，恰好溥杰又去日本读书了，她急需找一段新的爱情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举目四望，选中了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到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唐怡莹选择情人的规格很高，这两个情人都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民国四公子主要包括以下人物：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虽然都是军二代，虽然都是民国四公子，卢筱嘉和张学良还是不一样，唐怡莹发现，她对张学良的感情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她和卢筱嘉之间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其时，倘若唐怡莹回到溥杰身边，安心做她的前朝福晋，一切还来得及。她却把自己的后路堵上了，因为和溥杰家人的关系不融洽，唐怡莹做了一件让这个家族不能谅解她的一件大事。一个月黑风高夜，她雇人把北平醇亲王府的大批财物盗走了，这件事促使溥杰下决心和她分手。恰好日本人逼着溥杰离婚，强迫他娶日本女人，吉冈中佐出面，替溥杰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

离婚之后，唐怡莹成为著名画家，她在中国画、版画、油画、雕塑，甚至漫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后来迁居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东方语言学校。她一生中最爱的男人是张学良，据说到生命的尽头时，许多人和事她都忘记了，却能清楚地记得张学良的模样。

红颜知己蒋四小姐

张学良一生始终无法忘怀的是蒋四小姐，一个名叫蒋士云的女人。

蒋士云是江南女子，生在苏州，原本是江南的小家碧玉，爷爷经商，老爸是读书人出身，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高材生，因为学的是西语，所以后来成为了一名外交家，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

在蒋家的女孩子中蒋士云排行第四，所以大家都叫她蒋四小姐。

蒋四小姐生在南方，先天就有南方女孩的灵秀，在苏州长到十来岁，到上海上了两年学，然后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在英国人办的小学上学，主要是为了方便学英语。她很喜欢北京，在北京生活学习的两年，对她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

十五岁之后，她又回到苏州，父母远行欧洲做驻外使节，带上了这个美丽聪颖的小女儿，她在法国留学一年，不但学了一口流利的法语，也学到了那里的文化。中西文化合璧，中国江南和北方双重的文化熏陶，蒋四小姐的修养和气质是同时期女孩子都羡慕的。

1927年，蒋士云跟随父母从法国回到北京。

遇见张学良是那年的夏季，那时候的张学良无论是公务还是情场上，都分外的忙碌。他已经是东北军第三军团总司令，当时驻防保定。此时，张作霖正在筹划就任中华民国大元帅的事情，张学良因为公务会经常来北京。情场上，当时和二太太谷瑞玉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前清王爷溥杰的夫人唐怡莹还保持着情人关系，和纯情女学生赵一荻也关系暧昧。按说此时的张学良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和另外一个女人谈情说爱，他却分身有术，和蒋士云也不失时机地暧昧了一把，这一暧昧，就是一生。

张学良先认识的是蒋士云的老爸蒋履福。

中国驻外大使顾维钧是张学良的好朋友，那天去顾维钧家拜访，恰好蒋履福也在，他刚从驻法国使馆三等秘书任上卸任，回国来述职，经过引荐相互之间就认识了，一同认识的还有蒋履福身边的漂亮女儿蒋士云。

蒋士云没想到传说中的张少帅这么年轻英俊，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正是多情的时节，她深深被这个男人所吸引，但是因为在顾维钧家，她不便多说话，只是礼貌性地浅浅一笑，这样仰慕的笑容张学良见多了，他也回了一个象征性的微笑，第一次见面仅此而已。

那一年，张学良在京城社交活动多，后来在其他上流社会社交场合上，两个人经常能遇见，再次相见两个人就多了一些熟络。张学良重新审视这位蒋四小姐后发现，她无论是容貌还是学识和谈吐都不亚于赵四小姐，最重要的是这位蒋四小姐见多识广，在国外留过学，会娴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更洋派，更风流大胆，她一出现在上层社交场合就吸引了政界高官大员们的眼球。这个女孩子很快成为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而且和张学良的关系飞速发展。

蒋士云在张学良心中的分量当时是胜过赵一荻的，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女孩。赵一荻不过是中国传统大家闺秀的开放和美丽，蒋士云则给了张学良全新的感觉，她比赵一荻更早地产生过嫁给张学良的想法，但是一想到奉天那边的大帅府里还有一个一号夫人于凤至，她的心就凉了半截。从欧洲留学的女孩子怎么能够沦为给别人当小老婆的下场？她是不会给任何人当小老婆的，即使再爱这个男人，也不能屈就去给他做小，除非他离婚，让自己做第一夫人。

张学良是不会为哪个女孩子和于凤至离婚的，所以，他和蒋士云只能做彼此的知己或者情人。

对于张学良而言，多一个情人少一个情人就那么回事，他从来就没有缺过情人。但是对于蒋士云来说，她不会像赵一荻一样，一辈子寄人篱下去给人家做名不正言不顺的情人，两人断了联系。

再次见面已经是三年之后了，张学良到南京办事，顺路去上海，在上海市长张群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又遇到了蒋士云。此时的蒋士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她落落大方，楚楚动人，眼睛里总是情意绵绵的温柔，两个人又联系上了。之后，蒋士云开始和张学良书信往来，蒋士云的信里经常会夹带着一张照片，照片都是选的最美的，这些玉照搅乱了张学良的心，1931年2月，张学良邀请她到北平做客。

蒋士云这次来北平，是怀揣着梦想的，她已经成长了，有些事情已经看开了，现在她不在乎什么名分不名分的了，既然爱张学良，做大老婆小老婆都是无所谓的，这次她是想表明心迹，要做张学良的小老婆。见到张学良，才知道自己太孤陋寡闻了，现在张学良身边已经不仅仅有一个于凤至了，还多了一个女秘书赵一荻，自己现在如果到张学良身边，恐怕连女秘书的位置都没有了，当年居于于凤至之下她都心有不甘，现在如果屈居赵一荻之下，她怎么可以接受呢？只是这一片深情，就这样付诸东流，太可惜了。

自己一个疏忽，让赵家的四小姐钻了空子，蒋四小姐很失落。北平之行她没有做太久的逗留，和张学良长谈了一次，把一些该说的话说完之后，她溘然离开北平，留下了无限遗憾。

那年，蒋履福即将由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二秘升任驻意大利使馆的临时代办。蒋士云离开脚下的热土再次踏上到异国他乡的求学之旅，这一次她去的是意大利。她在那年的盛夏来到罗马，蒋士云下定决心，从此彻底忘掉张学良，她的生活中将彻底没有了张学良这个人。

在遥远的欧洲，蒋士云的生活中的确与张学良没了任何交集，但是她却无法从记忆中彻底抹掉这个人。她发奋读书，过去她的学习成绩不错，靠的是天分和聪明，现在学习成绩更好，靠的是刻苦勤奋，只有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她才能忘掉张学良。

张少帅对所有的情人都能做到雨露均沾，蒋士云远行了，他却没有完全放下她，偶尔想起她，还会寄封书函叙叙旧情。开始的时候蒋士云还回复，后来就不再回信了，再后来，蒋士云去了哪里张学良根本就不知道了。两个人彻底断了来往，但是心里却还在彼此牵挂。

失恋的人总想立即寻找到一份新的情感来慰藉伤得支离破碎的心，到了欧洲没多长时间，蒋士云就遇上了刚刚丧妻的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

贝祖贻的原配夫人刚去世，他悲伤抑郁，到罗马来旅游散散心。在某个金色秋日，意外地遇上了熟识的蒋士云，这对男女一个刚刚丧妻，一个刚刚失恋，两个人都急需一份感情来疗伤，那天的相遇让他们产生了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感觉。同是天下沦落人，只有你知我心，两颗心越走越近。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由彼此的同情发展成爱情，在欧洲他们私定终身，决定结为连理。

对于这桩婚事，蒋士云的父母是极力反对的，按说女儿找一个中央银行总裁够风光的了，虽说是二婚，但原配已逝，续弦夫人也是一把手，家里人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关键是那时候贝祖贻已经生了六个子女了，那年他已经年届四十，年纪也算是一大把了，女儿要嫁的不但是个老男人，还要进门给六个孩子当后妈，想想都后怕。蒋士云主意很正，她自己决定了的事，谁反对都无效。

1932年春天，蒋士云回国和贝祖贻在上海举办婚礼。

虽然一直没有蒋士云的消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结婚的消息张学良听说了，还听说新娘子就是自己最欣赏的蒋四小姐，张学良的心情很复杂，有一股酸酸的醋意在心中纠结不去。那时候他的政治处境也比较恶劣，正作为不抵抗将军忍受着各种谩骂，他想亲自去上海祝福蒋士云，又怕他的出面会给她带来负面影响，就派人给蒋士云送去了一份厚重的贺礼，表示自己的深深祝福。

张学良的心蒋士云懂得，她其实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张学良，尽管已经为人妇，夫妻是做不成了，但他们可以做一生的好朋友。人生有许多遗憾和无奈，特别是在爱情上，总有阴晴圆缺。爱情也不过两种结局，有些人看似相濡以沫，其实是厌倦终老，有些人相忘于江湖，却往往怀念在心。有些人注定只能远观，并不代表你忘记他了，不管他过得好，还是不好，你心里总是酸酸的难受，他过得很幸福，你会难受，他过得一塌糊涂，你更难受。

“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蒋士云立即深深牵挂起张学良，第一时间给他寄去一封信，信中是充满温情的鼓励和支持：尽其所能，与敌抵抗，否则将军将留下千古骂名。

之后，张学良奉命不抵抗，带着家眷去伦敦度假时，又收到蒋士云的信：汉卿，我盼望你有一天为国土完整，也为你不背可恨的恶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这才是我们心中的少帅！

西安事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审判厅的旁听席上，张学良意外地看到蒋士云那久违的身影。她默默地坐在那里，深情地注视着她挚爱的那个男人，千言万语只能通过眼神交流，从她的目光中张学良感受到了温暖和慰藉。他不知道，为了弄到这张南京军事法庭的旁听券，她通过丈夫贝祖贻的关系，费了好大周折，只为来见他一面。

那天，旁听席上，这边坐着蒋四小姐蒋士云，那边坐着赵四小姐赵一荻，两个女人都在为同一个男人焦虑和担忧，此时，她们的目光是否有过无意中的相互一掠，是否从彼此的目光中感受到深深的醋意？

说赵四小姐没有醋意，不是事实，她早就知道在张学良的情感经历中有蒋士云这样一个女人，所以，她一生都不愿让人在她面前提起蒋士云这个名字。

张学良被秘密关押在蒋介石的故乡奉化，蒋士云再次打通关系，到雪窦山探望关押中的张学良。这一次，两位四小姐近距离正面相见，张学良和蒋士云暧昧的态度，让赵一荻心里结了个大大的疙瘩。她是妒恨这个女人的，蒋四小姐的出现，哪怕是一封信一点信息，都会让张学良走一下神儿，这个女人哪来的这么大魅力？

后来，蒋士云随夫定居美国，赵一荻也陪着张学良被幽禁在台湾，她以为，这辈子总算摆脱了这个让自己不省心的女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没想到，几十年后，解除了幽禁生活，第一个来到台湾探望张学良的，居然还是这个蒋四小姐。1980年春天，依然颇有风韵的蒋士云从美国来到台湾，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她思恋一生的张学良，却在赵一荻那儿遇上麻烦，那时候赵一荻是张学良名正言顺的妻子，张学良的外事活动要听从她来安排，她说，还是不要见面了吧，汉卿现在身体不好，受不得任何刺激。蒋士云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心里也是老大的不高兴，用她的话说：这大概是女人跟女人之间总有看不开的地方，我就没有这种女人气。

不过，蒋士云从心底还是敬佩赵一荻的，如果换做是她，未必有这份耐力在寂寞中陪伴着张学良这样走过来，她说：张学良现在大概要整天坐着了，真没意思。

蒋士云败走台湾，十年后，赵一荻和张学良来到美国，却又遇上了这个总也躲不开的强劲情敌。

蒋士云这样的女人张学良是忘不掉的，他把她当做一生的红颜知己。一到美国，他立即精神焕发，告诉人们自己要去纽约会会朋友，而且还是个女朋友。他还告诉人们：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

张学良一人飞去纽约见蒋士云，在蒋士云的安排下每天忙于各种外事活动。这对老情人旧情复燃，俨然要双宿双飞的感觉。赵一荻此时却很安静，安静地等待着像个顽皮孩子一样的张学良，她告诉自己，他玩累了，就会主动回来了。

风流少帅最终还是回归到了赵一荻身边。

蒋四小姐不过就是个红粉知己，几十年来，张学良已经习惯了赵一荻陪伴下的那种安安静静的爱情，蒋士云的爱即使一如既往，也不是张学良所需要的那种爱了。

爱情搁置久了，也会过时的。当年时光已经流逝，原始的记忆和感觉都已经成为过去时，蒋士云永远只是张学良怀恋的一个爱情梦想，这个梦永远停留在了梦想阶段。

少帅自认的十一个女人

年老的张学良曾回忆起自己的爱情，他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好色，很荒唐，女朋友很多，其实没几个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而且大都是女人主动追他，只有一两个是他主动追的人家，这一两个里面大概就包括赵一荻。

张学良找情人，是讲究游戏规则的，所以他敢吹大话说自己问心无愧。他问心无愧的原因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从不与部下的老婆、部下的女人搞暧昧关系。为了避嫌，也不让家里的其他人招惹那些漂亮的军官太太，怕她们用和家人交往的借口到家里来，借机勾引他。不但不许太太们到家里来，连各家的小姐们也不许到他的大帅府，他知道自己的定力比较差，怕谁家的姑娘天生有小狐狸精的特质，把自己再勾引了去，就麻烦了。他说，他怕招蜂惹蝶，怕惹事，怕惹出闲话来，这就是他做人的界限。

界限和底限还不太一样，张学良知道该爱什么人，不该爱什么人，他是有自己的尺度的。他自己承认的，算得上情人关系的，就有十一个之多。这十一个情人，在某个时期他们的感情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张学良对感情的驾驭能力和控制能力很强。在爱着这个姐姐的同时，可以很投入很真诚地爱上那个妹妹。他感觉他对自己爱上的女人没一个是不真诚的，至于过后因为各种原因分道扬镳，那是另外的事。

不说前清王爷的福晋唐怡莹，不说红颜知己蒋士云，不说少年时代第一个勾引过他的表嫂林什么因，除了这些，张学良和许多当时在上层社会场面上很是张扬的很多风流女子都有过感情纠葛。

民国给了中国女性张扬个性的机会，刚刚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她们大胆挑战男性社会，大胆表达自己的感情需求。张学良正好赶上那个时代，那时候的他年轻、帅气、有权有势，是民国青年女子最欣赏的那一类男人。等不到张学良奋起直追，一些美女就主动出击了，一开始就习惯了被女人追的张学良，养成了惰性，你若追我，我就接招，你要不理我，我也就不朝前追了。

喜欢上一个女人，如果不往前追，是会坐失良机的，这样的好机会他不是没失去过。1928年，张学良在喜欢着赵四小姐，喜欢着北京天津的许多女朋友的同时，又喜欢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女儿。按照不主动追求女人的规矩，张学良没有向王正廷的女儿挑明这件事，而是经常到王家去做客，让王小姐自己猜。王小姐也许根本就没有看上张学良，一直是很不解风情的样子。张学良心里着急，就让人给王小姐几张自己的照片，意在表明心意。没想到阴错阳差，这张照片到了王正廷的妹妹大王小姐的手里。这个姑姑级别的王小姐早就对张学良有意，她截留了信件和照片，抢先和张学良联系，写了封情切切意绵绵的回信。小王小姐还蒙在鼓里，大王小姐已经把张学良追到了手，两个人迅速发展成情人关系。那段时间张学良经常到南京出差，他不是去和蒋介石谈工作，而是去和王正廷的妹妹幽会。到王家幽会的时候，经常能遇上小王小姐，到最后这个女孩子也是一脸懵懂的样子，用张学良的话说：那王小姐也有点傻不拉机的，不像王部长的妹妹那么聪明。

张学良还有一个很悲情的情人，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家的梁四小姐。大多数资料上都说这个女子是梁四小姐，但是在张学良的一篇口述回忆录里面却说是梁家九小姐，我们姑且按照大多数的说法，把她叫做四小姐。

认识梁四小姐大概和认识赵一荻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期的事，北京那边和蒋四小姐相互暗送秋波，天津这边和赵四小姐、梁四小姐关系都很不错。

梁四小姐没有赵一荻那么前卫，她很保守，虽然喜欢张学良，却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表达，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最终错过了最好的爱情档期。她的保守和她的买办老爸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做到洋行的买办，观念上应当很解放很前卫的，但是梁老板不是，他表面上是洋买办，骨子里很农民，和农庄里收租子的地主差不多。他住的是最豪华的大楼，却从来不用电灯，晚上照明用煤油灯，一到夜晚，楼上昏暗，点点豆豆的煤油灯灯光使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楼显得很诡异。之所以不用电灯，因为梁老板觉得电灯那玩意不靠谱，容易失火，他却从来没想过，油灯这样的明火是不是更不安全。梁老板安全意识超强，活得非常惜命，家里从来不买汽车，出门都是打人力车。但是，人家也有前卫的地方，可着整个天津，就他们梁家有网球场，倒不是梁老板想抢一把时尚的风头，主要是打网球这样的运动项目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没有什么危险性，如果属于不安全项目，他才不会爱上这个项目呢。

张学良因为打网球总喜欢泡在梁家，就和梁四小姐非常熟络了。梁四小姐是旧式的大家闺秀，喜欢上一个男人，表达的方式也和现代女性不一样，她有些忸怩作态，显得非常放不开。但是张学良感觉到了，就利用梁四小姐对自己的那份情，经常和她打情骂俏开开玩笑什么的，如果是别人，梁四小姐早就恼了，但对张学良她从来不恼，反而羞怯怯的很受用的样子。

某一次张学良的玩笑开得有些大了，梁四小姐第一次半推半就地说：张先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好不好？

说这话的时候，那姿态，很有古典美人的韵味。

张学良就试探她：梁妹妹你喜欢不喜欢我？

梁四小姐那次的回答最大胆：跟你说真格的，我喜欢你，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也给我交个实底到底能不能娶我？

大概感觉张学良的回答如同儿戏，半真半假的样子，梁四小姐这次用很认真的口气问他：你真能娶我吗？

这样的话不止一个女人问过，张学良的回答避重就轻，明白人一听，就能听出来他是在敷衍。

梁四小姐这种很正统的女人，是不会永远给某个男人当情人的，她最终的目的是一段爱情能修成正果，即使不能成为正妻，做二房也必须名正言顺地用八抬大轿抬回家去，她们渴望爱情，更要名分和脸面。她不是赵四小姐，她做不到像赵一荻那样为了自己的爱情甘于牺牲一切。不但她做不到，她那个土豪老爸也做不到像赵庆华那样破釜沉舟支持女儿去追求爱情。

梁四小姐很敏感，她感觉张学良对她貌似不太认真，于是心就有些凉了，正好有人来提媒，男方是叶公超的哥哥叶崇勋。叶公超曾担任过民国外交部长，他的哥哥也是当时的名流，有才有貌也有钱，于是在家里的安排下，梁四小姐嫁给了叶崇勋。老爸对这种赔钱货女儿舍不得出嫁妆，嫁到叶家后，叶崇勋表面上看是因为她没有像回事的嫁妆看不上她，其实那个风流公子根本就不喜欢她。后来叶崇勋因为工作关系到了青岛，当时他刚刚得过肺病，梁四小姐属于嫁鸡随鸡的那种女子，陪着丈夫在青岛养病。叶崇勋病稍好，就开始把控不住自己了，在一个宴会上和一个交际花表现得很暧昧。他们交杯换盏喝了很多酒，梁四小姐大约有些吃醋了，就过去劝了一句：你刚好，少喝一点吧。话音未落就挨了叶崇勋一记耳光。

当众受辱之后，梁四小姐咽不下这口气，带着屈辱收拾好自己的行装，提着一个小皮箱就负气出走了。当时他们已经定居上海，就准备坐着火车回上海。半路上，想起自己这些年的辛酸情路历程，她对人生绝望了，吞了大量的火柴头自杀了。

这个梁四小姐性情刚烈，这样的女子在爱情上比较认死理，大概张学良看透了这一点，不敢和她走得太近太深。

但是，张少帅遇到的，也有一些温情似水，怎么轰都轰不走的。她们有的是美丽的贵族少女，有的是优雅秀美的上层贵妇。火红的石榴裙下的阵阵香风，把张学良蛊惑得迷失在感情里，这种女人虽然温柔多情，张学良迷失自我的时候像一个醉汉，清醒过来之后，立即明白，这样的交际花是不可以投入太多真情的，金风玉露可以相逢，却不能在阳光下长久。女人的引诱更有杀伤力，如何收放自如，张学良在纷乱的情场上摸爬滚打，学到了一套独有的应对套路。

毫无疑问，张学良很有女人缘，他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红颜知己，就是墨索里尼的女儿。她跟随来中国当公使的丈夫齐亚诺来到中国，结识了张学良，并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张学良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女人还爱不过来呢，他还没有想过去爱外国女人。直到墨索里尼小姐的女秘书悄悄告诉他，墨索里尼小姐爱上他了，他才猛然醒悟，这个外国女人确实对自己不同一般。

走进爱情的女人，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都对自己深爱的那个男人体贴入微。哪怕是一个平时很粗心的女人，一旦进入到爱情，也会变得细心起来，柔情起来。他们交往的那段时间，张学良因为染上了大烟瘾正在戒烟，墨索里尼小姐要跟随丈夫去上海了，临行前她用蹩脚的中国话深情地说：我希望你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

张学良很礼貌很客气地点头答应。

离开张学良，一路上，墨索里尼小姐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哭了一场，她不明白这个东方男人为什么这么冷血，不懂得感情。不知她当着丈夫的面为另外一个男人流泪，那个外国公使心里会怎么想。

善解风情的男人是好男人，不解风情的男人更是好男人，张学良有时候很解风情，有时候却不解风情，拿捏得很到位，所以，不管他解不解风情，都被女人看做是好男人。

后来张学良也到了上海，认认真真找美国戒毒专家米勒戒毒。每天早上，米勒大夫的诊室都会有一个外国女人打来电话，向米勒询问张学良的治疗进展情况。米勒很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女人，就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一听就明白了，是她，墨索里尼小姐，她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

张学良还有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红颜知己，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她不是张学良十一个女人中的那些女人。

他们之间的情谊虽然只停留在友谊的尺度，但是，宋美龄一直很欣赏张学良，这种欣赏是因为张学良身上散发出的令女人们无法拒绝的魅力和风度。

宋美龄看男人是很挑剔的，张学良身上的毛病固然很多，可是他不像一般绅士那样矫揉造作，不像一般军人那样粗俗不堪。他威武中带着文雅，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懂得鉴赏古画，能作古体诗，舞跳得很好，英语说得很棒，还喜欢体育健身，会打当时被认为很时尚的网球。

宋美龄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是在上海“五卅惨案”后，张学良来到上海，奉命调停冲突，维持秩序。一个盛夏的雨夜，在美国领事馆的宴会厅里，宋美龄见到青春年少的风流少帅张学良。那个夜晚，张学良很绅士地邀请宋美龄跳了一曲，他的舞姿很专业，不时会掺杂着英语说话的宋美龄，在张学良面前说话没有一点障碍，张学良偶尔还会用英语和她交谈几句，这个美好的印象一直保留在宋美龄心底。她把他看做绅士，亲昵地称他为“小家伙”。

张学良对宋美龄很有好感，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说：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当时她还没有结婚，我立刻被她的气质倾倒，真是美如天仙。如果当时没有太太，说不定会猛追她呢！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要枪毙张学良，保护他的人恰恰就是宋美龄。她阻止蒋介石，甚至威胁他：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就立刻离开台湾，我把你的内幕都公之于众。

宋美龄的情谊张学良是知道的，他们互相欣赏互相敬重，他们是知己，有着将近长达一个世纪的友谊，所以他曾这样对别人说：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张学良一生很少主动追女人，他曾经主动追求过的一个女人就是民国著名美才女林徽因。

1928年8月16日，张学良接任东北大学校长，开始广招人才充实师资队伍。林徽因和新婚不久的丈夫梁思成受聘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正赶上张学良出资发起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就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并拿下本次比赛的最高奖。这个美丽的女教授立即凸显出来，让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惊艳了一把。

和张少帅有过交集的女人们，还没有像林徽因这样的，他对这位年轻的美女教授不仅仅是倾慕，简直被她倾倒，他追求林徽因的第一措施和手段就是要聘请她做家庭教师。到张学良身边做私人家庭教师，和赵一荻做女秘书属于异曲同工，聪明的林徽因立即看明白了。

林徽因当时已经和梁思成结婚，即使没有结婚，张学良也不是她欣赏的那种男人。即使她未婚且张学良就是她喜欢的那种男人，但因为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就是被东北军打死的，她一直视张学良为杀父仇人，也不会和他产生感情纠葛。

林徽因婉言拒绝了张学良的邀请，课务刚一结束，立即逃也似的离开东北。

在张学良追求女人的道路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失败案例。

第四章  不要名分，只做你的女人

花为谁伤寂寞心

不管张学良有过多少女人，不管他曾经爱过谁，谁曾经爱过他，对于赵一荻来说，他就是她的唯一。

被张学良从车站接回大帅府，那时候的赵一荻还不知道父亲在报刊上登出了把她驱逐出家门的公告，她还沉浸在和张学良久别重逢的喜悦中。

进了大帅府，赵一荻才知道张学良的府邸和自己家的小宅小院相比，这里实在太大了。从外面进来的时候，她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四合院，没有想到里面居然如此气派。印象最深的是四合院朱漆大门彩绘着秦琼、敬德两位门神画像，正门南侧那座起脊挑檐的影壁正中，汉白玉板的刻有“鸿禧”两个大字，通往二进院的门楼很精致，在这里，处处显示着大气和气派，让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女生赵一荻站在院里瞬间就有了一种很渺小的感觉。

张学良从车上走下来，他的病还在恢复中，身体还显得很虚弱，三月的东北依然寒意料峭。在寒风中，张学良的身体有些站不稳的感觉，赵一荻适时上前挽住他的胳臂，扶住他，走向帅府后面休息的住所。这亲昵的动作刺伤了一个女人的眼睛，也刺痛了她的心，这个女人就是恰好从卧室走出来的于凤至，这一幕她并不想看到，一出门，却正好看到这一幕。

于凤至只知道病中的张学良去火车站接人了，并不知道去接谁。这段时间，张学良病得很重，一直没有怎么出家门，研究公务几乎也是在病榻上进行的，这两天身体刚刚好些，这么冷的天，突然说要亲自到车站接人，于凤至就知道要接的这位对于张学良来说不是一般的人物。现在人接来了，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妙龄少女，从她和张学良的亲昵动作来看，他们的关系已经很不一般。

当初，张学良在天津娶了第二夫人谷瑞玉，这个女人都已经是老公爹张作霖首肯的二太太了，却还是没有走进过大帅府，只能在府外另外购置的宅院里当外宅。于凤至经过无数回合的爱情保卫战，好不容易让那个女人落魄地回了天津，现在，从天津又杀回一个新的小狐狸精？

这个小女子乍看起来和谷瑞玉完全是两类人，她的容颜没有一丝的风尘味，甚至没有半点俗气，清纯得像出水芙蓉，这样的女孩你可以恨她嫉妒她，却不忍伤害她。这些年张学良在外面四处奔波，于凤至知道，他在感情上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他沾过无数花惹过无数草，只是那些花花草草们一直没敢引进家门，依然在外面的野风中摇曳着。至于那些花草有多少，这在于凤至眼里都不作数，毕竟，她们还没有威胁到她的地位和安全。今天张学良从火车站接回来的这个小女子非同小可，不可小觑，她直接走进了这个宅院，她和张学良在一起时候的动作和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于凤至是个深沉的女人，她不会像别的女人那样很冲动地扑过去，和小狐狸精厮打在一起揪头发挠脸，也不会玩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对于搀扶着张学良的赵一荻，她特意多留意了两眼，待赵一荻向这边看的时候，却装作没看到的样子，转身又回了屋。她这样做是给张学良一个面子，也是给自己一个面子，既然张学良没告诉自己这个女人是谁，自己也没必要正面和她接触。他在外面的女人多了去了，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一个也一样。

赵一荻发现这个女人的时候，下意识地抽出搀扶在张学良胳膊上的手，她想颌首向那女人微笑一下打招呼，那女人却回屋了。

张学良已经看到于凤至，就轻声告诉赵一荻这位是大太太。当然，张学良没说“大太太”，而是用的“大姐”这个称呼，赵一荻立即就明白了，她就是于凤至，大帅府里稳坐在大太太交椅上的张学良的第一夫人。这个女人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还是很面善的，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用气势压人的女人。此时赵一荻还是想着陪病中的张学良养病，打算住几天就回天津。所以，她心里还是很轻松的，大概认为，我也没打算来抢你的老公，你也不必有深深的醋意。

不过，毕竟于凤至是张学良的妻子，自己爱的是人家的丈夫，任何一种有婚外情的人，心理上都不会坦坦荡荡，即使对方再大度，作为第三者，也感觉自己的形象在人家面前很低，哪怕这个对手只是大字不识的村妇，第三者的底气也足不到哪里去，更何况于凤至的气质不俗，整个大帅府她是一言九鼎的一号夫人。这个一号夫人面对张学良领回家的一个小女子，装作没看见，更让赵一荻这个小女子的心里有一些忐忑。

赵一荻跟在张学良后面进了一间屋。

这是张学良养病的一间卧室，一进门，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很久很久没有在一起了，彼此被深深的思念煎熬着，今天终于可以彻底释放一把了。

张学良没有把赵一荻安排在大帅府居住，而是在北陵的一个别墅里让她安顿下来。这一类情人是不适合在家里居住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的分寸把握得很好。

刚住下没两天，天津那边传来了消息，赵庆华在报纸上发出了一纸声明，把女儿赴沈阳说成了与张学良私奔。这个朝野侧目的社会新闻搅乱了张学良的安宁，现在整个天津，整个沈阳，整个国家都知道赵一荻和张学良私奔了。张学良有苦难言，我什么时候拐你的女儿私奔了？这不是无中生有吗？搁到现在说不定就会找赵庆华讨要说法，找补回自己损失掉的脸面和名誉。

但是，矢口否认也不行，赵一荻就在沈阳，就在张学良身边，你说不是私奔，谁信啊？想找赵一荻问问明白，这个女孩子一脸的无辜，像受了委屈和伤害的小鸟一样，只知道吧嗒吧嗒掉眼泪。

赵一荻已经回不了家了，眼下只有拿这里当家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不能去找赵庆华当面对质，不能再发一个声明进行更正，看着赵一荻楚楚可怜的样子，张学良心里虽然有气，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这是个深爱自己的女人，这是自己爱过的女人。他把赵一荻安顿在北陵别墅做了长期住下来的打算，让她先从私奔门风波造成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缓解一下纷乱的情绪。

对于这个影响张学良声誉的私奔门事情，于凤至是如鲠在喉，心里酸酸楚楚很别扭。弄回个小妞来已经够闹心的了，居然还是私奔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从此就要在沈阳驻扎下去了。作为第一夫人，她必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女人的本能。她在人前明着是维护张学良的尊严，暗着只剩下她和张学良的时候，敢于提出自己的各种不同见解。对于赵一荻，她是坚决不让其住进大帅府的，必须不顾一切把她像当年阻挡谷瑞玉一样挡在门外，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长治久安。她和张学良因为这件事情争吵得很激烈，甚至以死抗争，捍卫张家名誉。争执中，张学良甚至拔枪相向。为了一个刚来几天的小女人就对自己这个结发妻子拔出枪来，于凤至非常伤心。

伤心归伤心，于凤至还是爱张学良的，她知道，凭着他们这种包办婚姻，张学良能做到对她这样也算是不错了，她忍气吞声没有再为难他们。既然张学良决心已下，于凤至的阻拦是毫无意义的，反正小狐狸精没住到家里来，就让她在外面住下去吧。

事实上，他们不仅仅同居，有时候张学良会带着赵一荻出入各种场合，于是，给赵一荻安排一个怎样的身份成了于凤至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个私奔来的小妞对外要有个说法，否则和张学良一起出席各种场合，算是怎么一码事？给她一个身份，对张学良有利，对她自己有利，最重要的是对整个大帅府的声誉有利，现在外界关于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各种说法已经够多了。最终，于凤至给了赵一荻一个有职业的身份——张学良的秘书和侍从小姐。

赵四小姐对外是没有名分的，即使和张学良出双入对，对外国人就说她是张学良的女秘书，对中国人就说她是张学良的女侍从，因为中国人那时候对女秘书还没有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赵一荻私奔到这里，只是个秘书，只是个待从小姐。如果她觉得委屈，吃不下这个苦，可以离开这里啊。

赵一荻从小没吃过任何苦，一个娇贵的大家小姐，一下子沦为了侍从小姐，虽然只是个对外的说法，她在张学良身边从没有做过侍女的事，可是说起来还是不太好听。赵一荻开始几天心里还有些不太舒服，几天后就把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全忘记了。

身份对于赵一荻来讲已经不重要，只要能留在张学良身边，就是一辈子当女秘书她也认了。身份和名分都是虚的，只要身边有张学良，对赵一荻来讲就有了一切。她委曲求全，在这世界上，有些在别人看来很委屈的事，对于当事人来讲并不觉得有多委屈，赵一荻就是这样，她以侍女和秘书的身份成为了张学良的女人。

赵一荻住在北陵别墅，进入了从来没遇过的孤寂中。

过去在家的时候，有哥哥姐姐，有闺蜜们环绕着，从来没有感觉过寂寞，她有心事的时候，总会有人适时帮她出主意，替她化解。现在，守在自己心爱的人身边，却是无限孤独。沈阳城里这么多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张学良的病好了，整天忙于外面的各种事务，见到他依然很难，不过，他们总算是同居在了一起。

近在身边的思念，比远方的思念还折磨人，两个人很私密的耳鬓厮磨的时光在赵一荻看来显得那么珍贵。在别人眼里，她是张学良的小情人，情人算什么？其实什么都不算，她唯一和外面那些与张学良有关瓜葛的情人们的区别就是，她和张学良在沈阳同居了，成为众人皆知的张学良的二奶，而这一切，还要得益于老爸赵庆华的决绝。仅此一点，她已经成为了明恋暗恋着张学良的那些女人们嫉妒和羡慕的对象。在她们眼里，她是一个修成了正果的情人，所以她骄傲，她自豪，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少帅的情人，也坚定了她从一而终的意志。

孤独寂寞中，赵一荻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时候，于凤至已经给张学良生下了三子一女，1916年生女张闾瑛，1917年生长子张闾珣，1918年生次子张闾玗，1919年生三子张闾琪。虽然膝下已经有了几个儿女，赵一荻的怀孕还是让张学良很高兴，他又要做爸爸了，不管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是男是女，他都喜欢。张作霖那一代，娶了六房老婆，留下了一大帮儿女，张学良和老爸相比，在生产子嗣方面还差得远。而且，就在赵一荻怀孕前后，张学良刚刚十岁的三儿子张闾琪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看上去病病弱弱的，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所以，他特别渴望多要个孩子。

年轻女子怀第一个孩子，都希望妈妈能经常陪在自己身边。赵一荻没有妈妈的陪伴，没有亲人的安慰。自从那一纸公告之后，赵一荻再也没有亲人的音讯了，她只能轻轻抚着日渐隆起的小腹，和肚子里的孩子对话，这是她唯一守候在身边的亲人。

少帅府旁边的“赵四小姐楼”

怀孕之后，赵一荻妊娠反应很强烈，不知道什么原因后背上还长了一个痈疽，很痛苦，睡觉的时候都不敢随便乱躺，不小心碰到那个痈疽，就会疼得难以忍受。长期向一方侧卧，对孕妇和胎儿都不利。这个病奇奇怪怪的，张学良也很心疼她，为她四处求医，最后来到天津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据说这家医院治这种病是一绝。医生觉得赵一荻因为身体的原因，应当放弃这个孩子，就建议她打胎。

她怎么舍得放弃这个胎儿呢，这是她和张学良共同的孩子，就是不要自己的命了，也要保住这个孩子，这是赵一荻非常天真的想法。就是靠着这份天真支撑着，她居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当初在娘家的时候，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孩子，她从小就是个比较娇气的孩子，她怀孕时期的坚强，靠的就是爱情，爱情的力量是战无不胜的，解释不清赵一荻为什么刹那间就变成了一个顽强的小女人。

天津是赵一荻生活了许多年的地方，往昔，在这个城市，她身边围绕着一大群亲人和好朋友，现在除了张学良派来的侍卫和保姆，她最想念的那些人一个都没见到。

在天津协和医院，赵一荻生下了她和张学良唯一的儿子张闾琳。年轻的小妈妈望着儿子粉嘟嘟的小脸，心里想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此时，她特别希望能见到他们，幻想着也许自己从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过来，突然会看到他们来到自己的产床前。然而，父母的身影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那个近在咫尺的家她是回不去的，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赵一荻心情很糟糕。张学良也觉得在天津住下去不利于赵一荻调养身体，还不如再回到沈阳。

回到沈阳，住回北陵别墅，这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妈妈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带孩子，孩子哭的时候，她也会愁得泪流满面，这一切，张学良看在眼里，也很忧虑。回到大帅府，他把这种情绪也带了回去。

于凤至看出来了，作为一个过来人，她骤然明白张学良为什么而忧愁。

她是个善良的女人，自从听说赵一荻怀孕了，她就心软了。

于凤至自己已经生育过四个儿女，知道女人怀孕的时候最需要亲人的关爱。她比赵一荻幸运，虽然父亲早就不在了，但母亲还在，非常疼怜她，她每次的怀孕都有母亲陪伴在身边。在医疗条件差很多的那个时代，女人怀孕往往与死神就隔着一层纸，搞不好连命都会搭上。于凤至怀最小的儿子张闾琪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病得几乎起不来炕了，于凤至的母亲为几个外孙外孙女考虑，就打算让张学良先娶了于凤至的侄女，由她帮着照顾孩子。张学良拒绝了，他说如果他和于凤至的侄女结婚，于凤至没有了精神寄托，真的就可能很快死去，还是先替她治病吧，如果治好了就不娶那个侄女了，如果于凤至真的遇上不幸，到那个时候再做别的打算。

那一次，于凤至也和赵一荻一样挺过来了，由此来说，这两个女人的性格还是很相似的。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于凤至越来越同情赵一荻，一个举目无亲的小女子，怀孕生子这种非常时期只能独自承受，何况她也和自己一样，忍着病痛为张学良孕育儿女。女人是最懂女人的，她越来越同情和可怜这个女孩子，甚至，在赵一荻快要生产的时候，她这边也悄悄为她准备了乳粉与婴儿衣物。她打算登门去把这些东西给她送去，又怕她难为情，临产的孕妇情绪上不能有太大波动。她把这些东西又收起来，隐隐感觉，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派上用场。

于凤至已经释然了，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她发现，赵一荻不是个坏女孩，不是那种水性杨花、贪图钱财的女子，对于张学良，这个赵四小姐是真心实意的，抛弃了一切只为了一份真挚的爱情。虽然这个女人是在和自己瓜分一个男人的爱情，她依然敬重她的真挚和痴情。

好女人是不该为难好女人的，于凤至对赵一荻不再抱有任何敌意。

那天，当张学良因为赵一荻的事在她面前叹息的时候，她开口说话了：汉卿，是不是赵四小姐那边遇上了难处？

张学良没想到于凤至会主动问这件事，就把赵一荻生下一个儿子，她自己抚养婴儿困难重重，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可是家里已经和她脱离了关系，赵一荻母子处于困窘境地的事对于凤至讲了。

于凤至轻声说，生了儿子是我家的大喜事啊，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呢，明天我去看看他们母子，实在不行就回家住吧。

这话让张学良心生感动，这才是自己一贯敬重的夫人，关键时候，她总是善良而顾全大局的。

沈阳的冬日，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于凤至和贴身保姆蒋妈带着鸡蛋、红糖、红枣冒着风雪来到北陵别墅。

这是于凤至和赵一荻两个女人的第一次正面接触。

于凤至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一丝的幽怨，她看上去善良慈祥，问候完赵一荻，就去看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真挚，让赵一荻骤然感觉到无限的温暖。

于凤至从赵一荻怀里接过婴儿，抱着轻轻拍打，一股母性的温情涌上心头。赵一荻面对这个女人，心里的滋味很复杂，她其实不想伤害她，可是她真的离不开张学良，过去离不开，现在更离不开了。七想八想的，她就很没出息地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用细细柔柔的声音对于凤至叫了声“大姐”。

于凤至答应了，说汉卿就叫我大姐，你也叫我大姐吧。

赵一荻告诉于凤至：我真不是想伤害你，我爱汉卿，这辈子我可以不要名分，什么都不要，只要和汉卿在一起！

于凤至替赵一荻擦去眼泪：傻妹妹，怎么和姐姐一样傻呢。

赵一荻对张学良没有一丝伪装的痴情和执着，让于凤至的心五味俱全，有想哭的感觉。她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见到这个比自己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子，她看上去那么年轻，脸上的绒毛在室内半阴的光线下都清晰可见，其实她还是个孩子，一个任性而执着的大孩子，自己这个年龄的女人怎么可以和一个孩子较真儿呢？于凤至替赵一荻擦干泪水，自己也已经眼泪汪汪。都是女人，都是善良痴情的女人，只是为什么都喜欢上了同一个男人？像赵一荻这样一个美丽温柔、聪明贤惠的女子，何苦要遭这个罪？

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赵一荻的奶水还完全没下来，于凤至和她探讨产妇怎样下奶的话题，并说实在不行，自己就把这个孩子抱回大帅府，由她代为抚养。正为养孩子的事发愁的赵一荻刚刚止住的泪水唰地又流下来，突然觉得这个大出自己十四五岁的女人有些像妈妈，她感动得说不出话，轻唤一声大姐，就泣不成声。

于凤至说，快别哭了，你这一哭就更下不来奶了，我们这宝贝儿就更没吃的了。

赵一荻这才止住哭声，也为自己的失态觉得很不好意思。

于凤至又告诉赵一荻：我准备让你们母子都回大帅府居住。

赵一荻以为自己听错了，以为她只是接儿子去大帅府住，因为这个孩子毕竟是张家的后代，他住进去是应当的，自己没名没分的怎么可能住进去呢？当初谷瑞玉作为二太太都没住进去，自己不过就是个女秘书，是个侍女。她应声说：那就让孩子去大帅府住吧。

于凤至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并告诉赵一荻，她亲自找人勘测设计，已经在帅府东侧给她盖了一栋小楼，由她出资，由她亲自监建，那座小楼虽然没在大帅府里面，却比大帅府里面最好的楼房都有特色，她决定把小闾琳和赵一荻接到里面去住。

这个大雪飘飘的日子，是赵一荻离开家来到沈阳之后最温暖最快乐的一天，虽然室外天寒地冻，但她的心里充满阳光，她紧紧握住于凤至的手：大姐，谢谢你。

两个女人，两个善良的好女人，终于为了同一个男人的爱情，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她们是情敌，也是姐妹，在这种复杂扭曲的关系中，她们只有选择握手言和做好姐妹，才能寻找到更多的快乐和安慰。

于凤至所说的为赵一荻修建的那座小楼，就建在大帅府大院的东墙外，按照设计，这座小楼是一座二层中西合璧式建筑，占地547平方米，建筑面积428平方米。这座小楼建筑风格非常独特，既有体现中国传统风格的描金彩绘，又有典型的日本建筑风格，雕刻廊柱又具有欧式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室内陈设则是豪华气派的法式家具，小楼门厅、客厅、餐厅、琴房、舞厅、办公室、卧室、书房、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并且独立成院，清静幽雅，精巧别致。

赵一荻带着儿子搬到了这里居住，这座楼和大帅府紧紧连在一起，看似是一体的。其实进这座小楼是不必通过大帅府的，它独立成栋。也就是说，赵一荻可以算作搬进了大帅府，也可以看做已经走近了大帅府的边缘，离大帅府只有一步之遥了，从张氏帅府东门出去，就是这座小楼，从楼上可以看到张学良办公楼的窗子。

赵一荻搬进去后，没有选择阳光明媚的南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小楼东北角最冷的一间屋子当卧室。人们猜不透这个女子为什么做事不按套路出牌，明明有那么多房间可以做卧室，为什么会选择那一间呢？于凤至起初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某个夜晚，她去赵一荻的小楼上闲坐，走进她的卧室，举目往窗外望去，正好能看到大青楼二楼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她发现赵一荻和她聊天的时候，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张学良办公室的灯光那边眺望，于凤至恍然大悟，她选择这个房间，就是为了每个夜晚能看到那灯光，那温暖的灯光让她感觉踏实和安慰。张学良经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赵一荻就在这边默默地陪着他，守着他，一个女人要有怎样的痴情才会这样关注自己深爱的那个男人啊。

于凤至终于明白了，张学良曾经有过那么多情人，比赵一荻更美丽的，更有背景的，更有才情的，更有魅力的都有一些，为什么最终张学良却偏偏选择了她。赵一荻被家里逼得无家可归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女子对爱情的真诚和专一。每个夜晚，当她痴痴地守着窗儿遥望爱人窗口的灯光时，上天也会为这份痴情而感动。

赵四风流朱五狂

张学良一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不是他老爸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是在“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放一枪，全军撤到关内。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戴定了。

那一天的张学良在哪里，他在做什么？

那一天的赵一荻在做什么？

在那个特殊日子的重大事件发生时，张学良被全国人民质疑是正常的，虽然他自己觉得冤枉，毕竟他是当事人，最冤枉的是那几个和他有着各种关联的女人，一个是他的红粉知己赵一荻，一个是当红影星胡蝶，还有一个是那个年代的京津名媛朱五小姐。

“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于张学良的各种传言纷纷扰扰，本来就因为风流而闻名的张少帅，自然少不得在男女情事上被人们猜忌。一些人猜测，那个夜晚，当东北那边山河涂炭的时候，张学良正在京城带着他的情人赵四小姐以及关系有些暧昧的朱五小姐，到娱乐场合歌舞升平，遇上当红影星胡蝶，于是搂着胡蝶翩翩起舞。

那边是国土沦陷的隆隆枪炮声，这边是灯红酒绿红男绿女的奢靡生活，这种猜测如果不是被国民党元老马君武落实到文字上，也还好一些，关键是马君武在根本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写了两首题为《哀沈阳》感事诗，于1931年11月20日发表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诗是这样写的：

之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之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是在讽刺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夜嘉兴失守的严峻形势下，依然搂着美女跳舞的事情。如果光说张学良不抵抗，还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关键是他搂着美女跳舞，一下子点亮了人们的眼球，激活了一颗颗蠢蠢欲动的八卦心，人们竞相传颂这两首诗。诗写得并没有太多的文采，却有人把这两首诗背得滚瓜烂熟，在茶余饭后作为谈资。

短短的两首诗，像是很八卦的花边新闻，里面不仅仅涉及到了风流韵事，还涉及到了女人，而且一下子就涉及到了三个：赵四小姐赵一荻、朱五小姐朱湄筠、影星胡蝶。

一个伤及几个人的冤案就这样出炉了。

赵一荻自然是一号红颜祸水，她和张学良的那点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们猜想，那个夜晚，赵四小姐一定是陪在张学良身边的，她对外的身份是女秘书，是女侍从，从传说中的私奔之后，几乎所有可以带女人的场合，张学良身边都少不得她的陪伴。这样的女人，不管她做没做什么，都是板上钉钉的红颜祸水，谁让她蛊惑张学良的心智来着？

按照许多史料记载，那个夜晚，赵一荻的确和张学良在一起，不过他们没有在舞厅跳舞，而是在京城的一座戏楼听戏。

那年的夏秋，张学良大多数时间是在京城度过的。自从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身亡和三儿子张闾琪因病检查身体时胸透机神秘爆炸死去后，张学良的身体经常出状况。那一年的五月底，张学良因患严重的伤寒症到协和医院诊治，好像这场病旷日持久地治疗了几个月。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经常挑衅闹事，蒋介石给张学良定的调调就是不许抵抗，他也无奈，眼巴巴看着日本人得寸进尺。

到了初秋，张学良的病已经基本痊愈了，不过依然在协和医院休养，于凤至和赵一荻这两个女人住在京城陪着他。养病期间，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张学良各种外事活动都出席一下，大多数时候是赵一荻陪着他，于凤至自从小儿子病逝后心情一直不好，很少参加场面上的事。

偶尔，赵一荻也会陪着张学良到舞厅跳跳舞，但是，“九一八”的那天晚上，他们的确没有进舞厅。

那一夜，他们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张学良身边不但有赵一荻，还有于凤至，看戏的事于凤至还是会参加的。这场戏是张学良用来招待宋哲元等将领的，演戏的很认真，看戏的也很投入。戏看到半截，张学良的副官匆匆走进包厢，和张学良耳语几句，赵一荻看到张学良脸色大变，起身离座走出去，那情景，很像当初张作霖被炸身亡的那个夜晚。

张学良是去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了解情况去了，同时迅速与南京方面联系，请示该怎么办。

包厢里的赵一荻和于凤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都忐忑不安，后面的戏唱的是什么基本上都没听进去。自从成为张学良的女人，赵一荻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从一个不问政治的女孩，也变得很政治。她时时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人们眼中的红颜祸水，做任何事情都是小心翼翼，和同年龄段的女子相比，她显得很老成，很懂事体，从来没有显示过她的所谓风流，即使这样，还是没有逃脱被别人看作红颜祸水的厄运。

北洋名媛朱湄筠

那首诗里面的二号红颜祸水朱五小姐朱湄筠，和张学良之间没有任何暧昧关系，不知道为什么马君武把她选进里面，是因为这个京津名媛名气够大呢，还是因为马君武没搞清张学良的情人究竟都有谁呢？就是给他安插绯闻，也要摸清楚他究竟和谁有过绯闻，那样这桩公案的可信度多少还要高一些。

朱湄筠也不是和张学良一点交集都没有，她是赵一荻的同学兼闺蜜，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的妻子，1930年朱光沐和朱湄筠结婚，还是张学良为他们主婚。再细究起来，张学良和朱湄筠还沾着点亲戚，朱家的六小姐嫁给了张学良同父异母的胞弟张学铭，另外，朱四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副官飞行员吴敬安，朱九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把兄弟吴泰勋。

因为这些纷杂的姻亲关系，他们偶尔会在北京和天津的舞厅碰上，偶尔会在一起跳个舞，不过，仅仅是不经常跳舞的普通舞伴而已。如果把和张学良跳过舞的女人都算作和他有暧昧关系，那么，和他有暧昧关系的女人队伍就太庞大了，数也数不清。

张学良自己也为这件事喊冤，他说，他都没跟朱五开过一句玩笑，他们之间更谈不上暧昧关系。

如果不是马君武在诗里面硬把他们牵扯到一起，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当然，牵到一起之后更没什么了，本来就清清白白的，绝对不会为了迎合马君武的那首无稽之谈的诗而做什么。朱湄筠作为赵一荻的闺蜜，不会对闺蜜的男人做什么，张学良作为朱湄筠丈夫的领导，不会对自己部下的老婆下手，要知道他曾经严格要求自己兔子坚决不吃窝边草。

不过，“朱五狂”这一句也不是完全不对，因为朱五小姐本人还是很爱出风头的。

朱湄筠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朱启钤一生娶了三任太太，生下十个女儿，在这一点上比赵一荻的老爸赵庆华更胜一筹。十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最出众的是三小姐朱淞筠和五小姐朱湄筠。朱家的这两个小姐天生美貌，喜欢抛头露面混迹在社交场合。

民国年间的名媛们的共同特点是：一般都出身于名门望族，拥有高贵的身份、优雅的气质、风华绝代的美貌、与众不同的观念，而且一般都是高学历高智商，这样走进大都市的上层权贵圈子里，才能混出点名堂。她们中许多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大家闺秀和贵族家的太太，有的还是世间少有的奇才，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群特殊的新女性，北京天津的名媛和上海的新女性共同构成了民国女性的惊艳风景线。

朱家三小姐和五小姐主要的活动范围还是天津，她们不做作，不忸怩作态，性格大胆泼辣，但是却不放浪。都说她们风流，却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想炒作她们的绯闻，一件都找不到，朱湄筠被马君武免费炒作了一回，还是虚假新闻。

“九一八”那天，朱湄筠根本就没在北京，她正在天津住着，不但没有和张学良在一起，那个夜晚也没进舞场。那时候她和新婚丈夫朱光沐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沈阳，天各一方，一边忍受着相思的煎熬，一边又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之中。那段时间，朱湄筠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和上层太太们打打牌，基本上是不进舞场的。

虽然被马君武冤枉了，朱五小姐的知名度却一下子提升了。后来，在香港的一个宴会上，朱湄筠遇上马君武，她举杯走过去向马君武敬酒：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

马君武尴尬地僵在那里，那杯酒不知道该喝还是不该喝，没等到酒席散去就仓皇逃窜。

那首诗里面的三号红颜祸水就是著名影星胡蝶。

马君武的诗一出，胡蝶听说后，立即开始叫冤。也别怪她高调喊冤，事实上，胡蝶根本就不认识张学良，别说和张学良跳舞，就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见过。

影星胡蝶

“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时候，胡蝶和明星公司的人正在天津，一周之后，为了拍摄《自由之花》的外景来到北平。

“九一八”之夜，胡蝶并不像舆论界传说的那样，在北京六国饭店被张学良拥在怀里翩翩起舞，她是和她的《自由之花》剧组正为拍戏的事而忙碌着，根本没有心思到舞厅和哪个达官贵人共舞。只是他们拍摄的这部《自由之花》却是一部很敏感的剧目，内容是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里面有一段剧情是写袁世凯和日本勾结的。对这部戏，日本人是很仇视的，胡蝶和张学良的这个莫须有的“绯闻”其实就是日本人制造的，他们在天津《庸报》登载了《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文字：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马君武不过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写成了两首诗。

当外面传嚷她“九一八”之夜和张学良共舞的消息已经家喻户晓的时候，从天津北平拍外景回到上海的胡蝶还蒙在鼓里，回家遭到亲朋好友的谴责，她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亡家亡国的红颜祸水。这个黑锅太沉重了，她可背不起，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张学良长什么样。马君武《哀沈阳》发表的时候，胡蝶已经回到了上海，所以，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报纸。

胡蝶很愤怒，她坐不住了，诗发表的第二天，立即在上海的《申报》发表声明：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未能以戏颈血溅仇人，岂能在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

紧接着，张石川、洪深、郑小秋等人也出面了，在报刊上辟谣，为胡蝶鸣不平，证明那个夜晚胡蝶是和他们在一起。

之后，张学良到上海，正好有和胡蝶相识的机会，有人想介绍他们认识，张学良说：还是算了吧，那样一来谣言不就变成真的了吗？

20世纪60年代，胡蝶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有人问，要不要见见张学良？她回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张学良和胡蝶一生也没有见过一次面，如果不是这个诗歌谣言，也许，他们会相识的。

朱五小姐和胡蝶这两个躺着中枪的女子都通过各种渠道澄清了事实，只有赵一荻，永远都没有站出来为自己洗清什么。是不是红颜祸水自有历史来证明，她不想用苍白的语言说什么，马君武“赵四风流朱五狂”那句诗在她那里就当清风吹过。她从来不喊冤，不在个人的事情上纠缠和计较，她相信她爱的男人，相信他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是有原则的，她只要他好，自己受点冤枉也无所谓。她用自己的一生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不是红颜祸水。

只因为我有两个“他”

“九一八”事变那一夜的历史已经变成了20世纪越来越远的背影，虽然还不算遥远，许多真相却永远也说不清了。

关于张学良的不抵抗，坊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曾经给东北军发过一系列电报，命令其不抵抗；另一种说法是张学良权衡利弊，考虑到东北军的实力，主动采取不抵抗政策。

前一种说法跟随着一个传奇故事，据说蒋介石那些电报函件被于凤至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用这些东西作为要挟蒋介石的手段，所以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关于这个说法，于凤至给予了否认，说不存在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电报，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张学良晚年在回忆自己一生的历史时，也说起让他伤心的“九一八”事变。

那时候的张学良已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但是脑子还不算迟钝，对旧日的许多事情还能清晰忆起，让记忆穿越历史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多事之秋，许多事已经变为遥远的过去，他很平静地回忆说：

“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诿过于他人，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记载的。

1990年的6月和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又说：

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来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我不能将‘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责任推卸到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对‘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之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人发起对沈阳北大营进攻的时候，当然不会和中国方面任何人商议。那个夜晚，张学良在北平。那个夜晚，蒋介石在做什么？

那天一大早，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先是去了一趟中山陵，然后参加了国府会议，议题是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

那个夜晚，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部署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当晚十点钟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在剿共的路上，当晚没和张学良取得过任何联系。所以说，那个夜晚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命令，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之前是否明示或者暗示张学良不予抵抗，就不好说了。如今，当事人都已经走进历史的烟云中，谁还说得清？

张学良骨子里厌恶战争，他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做军人，更不是做军阀，母亲的早逝让他觉得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更有价值。长大后遵从父亲的设计成为军人，他依然不想打仗，认为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太多痛苦和创伤。张作霖离世后，他在东北推行铸剑为犁政策，裁军员、转军产、兴百业，他的军队已经没有强大的战斗力了，歌舞升平中，日本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也让张学良措手不及。

不管历史背后真实的背景是怎样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他抬不起头来，他一下子成了东北沦陷的罪魁祸首，成了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

张学良倒霉了，大家从他那里“挖”出来三个红颜祸水，其中的两个立即大声喊冤，不是装腔作势地喊，人家是真冤，因为那两个女人跟张学良真没什么关系，最后落实到张学良名下的只剩下了一个赵一荻。

赵一荻本来就因为和张学良的私奔事件，变成了花边新闻上的著名人物，这一次不管有没有马君武的那首《哀沈阳》，她都成为了脱不了干系的红颜祸水。她没有奋起为自己正名，既然自己的男人现在是“不抵抗将军”，当一回红颜祸水陪伴他又有何妨，男人都已经倒霉成这样了，自己那点名声还算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作为张学良的女人，赵一荻把自己的悲喜都和这个男人紧紧系在一起。从“九一八”之夜开始，张学良的脸上没有露出过笑容，赵一荻的脸上也出现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愁。

十九岁的女孩子应当是阳光快乐的，她却无论如何也快乐不起来。

那段时间，张学良身边的氛围是沉重的，不仅仅是外界舆论的重压，还有日本军队快速侵占东三省全境的耻辱和痛心。那里是张学良从小生长的地方，是他的家乡，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盘被别人抢占去，他拱手相让，手里拿着武器，连一枪一炮都不放，心中的那个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政治是件复杂的事，许多政治上的事，赵一荻是不懂的，她的政治就是爱自己的男人和孩子。当张学良在自己的政治上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赵一荻的政治却毫不动摇。张学良叹息的时候，她搂紧年幼的儿子，守在他身边，陪着他沉默。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她没有问过，她不是为张学良当着半个家的大女人于凤至，她甚至连个姨太太都不是，在别人眼里顶多是个顶着秘书名声的张学良的二奶。张学良是她的男人，张学良是她的领导，张学良也是她的天，她尊重他的一切选择，他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道理，有些道理她懂，有些她不懂，不管懂与不懂，她都不给他添乱。

偶尔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张学良会问她，现在我落魄成这个样子，丧家之犬一样，家国丢了，尊严丢了，名声也丢了，跟着我你还要背上红颜祸水的恶名，你后悔吗？

赵一荻轻轻摇摇头：汉卿，我不计较，更不悔恨，只因为我有了两个“他”。

她所说的两个“他”，一个是张学良，另一个是他们的儿子张闾琳。这两个男人都是她的最爱，这辈子有了他们，就是上苍对她的恩赐，她就足够了。

张学良人生中最黑暗的那段时间，赵一荻用自己的柔情温暖着他。于凤至是可以依赖的大姐，有她在身边，张学良觉得有主心骨，她像是自己的一个哥们儿和朋友。赵一荻却是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她细心敏感，能看透张学良的一切心思，张学良焦头烂额的时候，她一言不发给他送上一杯清茶，他就心生安慰；张学良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一句贴心的话，他就感觉到温暖。

赵一荻奉行的爱情至上主义，这才刚刚拉开序幕，此时的她不知道未来还有那么漫长的路要走。

“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痛苦中，1931年的9月18日，他启用了一个新的日记本，记录自己的人生点滴。后来所有的日记，每一本都是9月18日开始，直到他去世。可以看出，“九一八”在张学良心中，比西安事变的分量要重。

从“九一八”那天开始，蒋介石在日记中也经常提及张学良和“九一八”，不过，他大骂张学良懦弱胆小，是个纨绔子弟。从这本日记看，不抵抗命令似乎不是蒋介石下的，而是张学良自作主张选择了不抵抗。

东北军节节后退，退到了关内，军队还在，士气已经没了。一支没有了士气的军队就像一个撒了气的气球，瘪瘪的，疲软在那儿。东北丢了，根据地丢了，张学良客居在北平，身边有他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伴着。此时，妻子和情人的安慰只能抚平他表面的伤痛，内心深处的伤是谁也抚慰不了的。

乖巧的小儿子牙牙学语，童真可爱，赵一荻有时候故意把孩子抱到他跟前逗他高兴，他只有片刻会被孩子那懵懂的憨态逗得有一丝笑意，很快又是愁眉不展。

他又开始吸毒了，赵一荻想拦，却拦不住，不但张学良沾上了毒瘾，连于凤至也开始沾染这个东西。赵一荻欲哭无泪，她感觉很绝望，这可如何是好，她是劝不动张学良的，再说已经变成那个状况的张学良必须戒毒，靠言语是劝不动的。她希望于凤至劝说张学良去戒毒，于凤至摇摇头，说自己也做不到，正因为做不到，所以自己也开始抽大烟麻痹自己。

赵一荻沉默了，张学良那时候已经不仅仅是抽大烟了，他开始注射吗啡，每过一会儿工夫就扎一次，赵一荻劝他的时候，他竟劝赵一荻也试试。

誓与张学良同甘苦共患难的赵一荻心想，既然劝不了他，那就和他共患难吧，他做瘾君子，自己也陪他，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她愿意陪着他去赴死。

财务部长宋子文按照蒋介石的安排，到北平去见张学良，一方面为了鼓励安抚他，一方面也为了探探张学良的思想动态。那一次两个人一起坐车到下面视察，张学良的毒瘾已经很大了，随时都会发作，无奈汽车每走四十公里，张学良就要停车注射一次吗啡。

宋子文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发现张学良现在就是一个瘾君子，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这人就完了。

吸毒，在虚幻梦境中麻醉逃遁

人们习惯于把张学良吸毒的责任推到他的第二任太太谷瑞玉身上，认为当初如果不是受谷瑞玉的蛊惑，张学良不可能变成瘾君子。

张学良吸毒，谷瑞玉的确有脱不了的干系，不过全部责任都归到她身上，太重了，这个女人承担不起。张学良不是三岁的孩子，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军中大将，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二十挂零的少帅就是负总责的司令官，精神压力想必非常大，郭松龄倒戈反奉，让张学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增加了心理上的绝望和崩溃。那个时间谷瑞玉段正好在张学良身边守候，张学良用吸毒来排解内心的痛苦，也不一定就是谷瑞玉的馊主意，再说谷瑞玉在张学良那儿说话有那么重的分量吗？

据说张学良以往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沾过大烟的边儿，住在大帅府里的张作霖的那些姨太太们，大都抽大烟。抽大烟被看作是上层社会奢靡生活的标志，张学良偶尔也吸食几口，只是没到上瘾的地步。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借毒消愁，第一次沾上了毒瘾，他开始依赖毒品，没有鸦片提神，就打不起精神来。他抽大烟的事是不敢让张作霖知道的，先是瞒着，有了毒瘾的人，想瞒是瞒不住的。和张作霖见面的时候，他哈欠连天，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被张作霖一眼就看明白了：这小子不务正业，抽上大烟了。

因为谷瑞玉那阵子天天以二太太的名义守在张学良身边，整个大帅府的人都把责任推到了谷瑞玉身上，觉得这个狐狸精不是什么正经东西，你是干嘛吃的，让张少帅吸毒。大家认为张学良吸毒就是这个女人怂恿的，因为这个，这辈子她休想住进大帅府。

谷瑞玉在一片喊打和叫骂声中，满腹惆怅灰溜溜地缩在天津的小洋楼里，不敢再抛头露面再随便嘚瑟的时候，张学良没有一丝想戒毒的意思，这个他曾经迷恋的女人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他决定把她戒掉。对于已经迷恋上的鸦片，却没有戒掉的意思，他愈发迷恋毒品，吸毒的频率在不断增加，没有谁能控制得了他的毒瘾，张作霖也无奈。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的毒瘾更大了。他靠吸毒排解内心的巨大悲伤，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戒毒的时候，他的毒瘾已经很难戒掉了。

他尝试了很多种戒毒的方法，都没有多大作用，已经和张学良有了二心的杨宇霆告诉他，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是戒除鸦片的特效药，毒瘾发作的时候，扎一针下去，就能缓解痛苦。张学良对杨宇霆还没有戒心，觉得只要能戒毒，不妨试一试，于是让帅府的私人医生马扬武给他找来这种针剂。鸦片烟瘾上来了，就打一针，一开始确实很有效，每天打一针可以顶挡一天。后来一针不管事了，要打两针才行。鸦片是基本上不抽了，不打针却不行了，难受的时候，比当初鸦片瘾犯上来还难受。张学良这才意识到这针剂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仔细一打听，原来这玩意儿里面含有海洛因，说穿了这种巴文耐鲁就是吗啡，从一天的一次两次到后来一会工夫就要注射一次。

他也恨自己涉毒之深，为了表示自己戒毒的决心，把马扬武医生撤了职，尽量自己控制自己，后来情况稍稍好了一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陷，热河失陷，张学良一夜之间成为千古罪人，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让他连活下去的勇气都快丧失了。人在绝望的时候，可以做出离谱的事，并没有完全戒掉毒瘾的张学良用大量注射毒品麻醉自己，对他来说，吸食毒品、注射吗啡还不算多么离谱。

在毒品中寻找到的片刻轻松，让他付出的是惨重的代价。那个光彩照人的英俊少帅，没多久就出现了瘾君子典型的外貌特征。他的儒雅被孱弱代替，光洁的皮肤变得黯淡无光。张少帅瘦了，没精神气了，整天无精打采地闷坐着，打完这针勉强支撑起一点劲头，几分钟过后，就又萎靡下去，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接着再打一针。

到1933年3月被迫引咎辞职，张学良的毒瘾已经发展到其一生涉毒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他身上到处是扎吗啡扎出来的针眼，胳臂上满满的，大腿上满满的，但凡能扎针的地方，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引咎辞职后，张学良决定找个隐蔽些的地方躲起来，他带着于凤至和赵一荻，悄悄住进上海法租界的一幢豪宅里。

两个女人看上去和在东北大帅府的时候没多大变化，衣着依然很光鲜，于凤至虽然抽大烟，还没把自己折腾成黄脸婆，赵一荻只是精神气不如从前了，看上去还是青春秀丽，张学良却明显苍老了许多。一些老朋友探听到他们搬到了这里，来看他，都惊叹于他的变化之大，往往是他在客厅坐立不安、心不在焉、精神萎靡地陪朋友说不了三两句话，就要把人家晒在客厅，他匆匆离去打一针吗啡，回来再接着刚才的话题谈，也是一副心神无主的样子。在大家的心目中，过去那个风流潇洒、英姿勃发的少帅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这个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大烟鬼。

蒋介石觉得，让一个落魄成大烟鬼的张学良留在国内，在政治上对自己很不利，不如让他带着他的女人孩子出洋“参观游历”，到国外旅游一段时间，于人于己都是件好事。

按照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别说出国，他还出得了门吗？

他首要的任务是戒毒。

宋子文在张学良戒毒这个问题上，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不管他是受妹夫蒋介石指派，还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为了劝张学良戒毒，他苦口婆心地劝，告诉他出国前一定要戒掉毒瘾，他的形象不但代表着他自己，也代表着中华民国，在外国人眼里，他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

临离开张学良住所之前，宋子文还在对张学良重复这些话，出来送宋子文的赵一荻都听到了，低声对宋子文说：谢谢您，好好劝劝汉卿吧，为他打针这件事，我和大姐都快愁死了。

宋子文说，我们一起努力，你们也要多劝他。

赵一荻叹息一声：一直在劝啊。

宋子文说，光劝不行，你们也要拿出行动来，听说张太太的烟瘾也很大，你是不是偶尔也沾一点这东西啊。

赵一荻惭愧地低下头，张学良扎吗啡，于凤至抽大烟，她对他们都无可奈何，确实这段时间偶尔会沾一点这东西麻醉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还没到上瘾的地步。

宋子文告诉赵一荻，回去后他给张学良找一个靠谱的医生，不但要让张学良戒毒，于凤至和赵一荻都要戒。

送走宋子文，张学良立即召集家里人开紧急会议，自从东北沦陷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开过家庭会议了。这次家庭会议的气氛怪怪的，张学良自从有了毒瘾，比平时更爱喝水，他手里端着不离手的水杯子，哈欠连天，流泪涕涎地对大家说：我已经下了决心，把毒瘾戒掉。

看大家默然无声，他接着说：我戒毒的时候，希望大家支持配合，谁也不许偷着给我毒品，如果谁可怜我给我送了毒品，我马上打死他。

张学良把自己的手枪放到枕头下面，以示自己是说话算数的。

于凤至听说过戒毒的痛苦，担心张学良挺不住，他已经瘦弱成这个样子了，出了意外怎么办？就劝张学良，是不是调养一下身体再下决心。

张学良的毒瘾已经上来了，这会儿折磨得他正难受，于凤至的话让他情绪暴躁，他把水杯狠狠地放在桌子上，咆哮道：我决定的事情，还要你来说三道四吗？

赵一荻赶紧把桌子上的水擦掉，柔声劝导他息怒，大姐也是好心啊。

张学良当然知道于凤至是好心，只是他不能让任何借口和理由再阻拦自己的戒毒行动。他心里很明白，从那年在天津吸第一口鸦片的时候他就明白，毒品是不能沾的，一旦沾上，自己就彻底被毁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戒掉，阴差阳错地却由抽大烟发展成了扎吗啡。

看张学良情绪稍稍稳定了，赵一荻准备退出去，张学良叫住她，说自己有话对她说，他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掏出手枪，交到她手上。赵一荻愣愣地望着自己手里的那把枪，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历来和刀啊枪啊之类的无缘，这把枪放在自己手里，她觉得有千斤重，一只手根本就拿不动它，于是拿枪的这只手有些颤抖了，她不解地问：这枪，什么意思？

张学良说：四小姐，他们我谁都信不过，就信得过你，我戒毒的时候，你拿着枪，守在我门口，除了医生谁都不许靠近，我多难受都不许任何人进我的房间，你能做到吗？

赵一荻从来没见过戒毒的人是什么样子，听张学良这样一说，她隐隐感觉戒毒是件很可怕很要命的事情，就有些犹豫了，这毒，还要不要戒？看张学良坚定的样子，她又觉得，既然他一定要这样做，自己必须配合他，她相信他能挺住，能吃得下这个苦，她爱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于是她答应他，自己一定会守在他门口陪伴他。

宋子文请来的医生是上海疗养院的美国名医米勒博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开始戒毒之前，这个资深专家不但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还和张学良约法三章：一是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必须同时戒毒；二是戒毒期间，米勒有指挥其卫队和随从的权力；三是暂停张学良那些私人医生的工作，一切治疗方案听从米勒的安排。

张学良答应了，他给自己写下了“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的条幅，这条幅是用来表决心的座右铭，激励自己，也是写给别人看的：看到没，我张学良下决心要戒毒，大家都给捧个场，配合一下支持一下，千万别给我添乱。

张学良闭门谢客，进入戒毒程序。米勒的戒毒方法很独特，需要进行灌肠，吃麻醉药，抽出腐血，注入新血等程序，像他这种毒瘾已经很大的人，戒毒的过程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回顾这段艰难的戒毒过程，过后张学良自己说：

一个人能把烟戒掉了，那人就了不得。我跟你说，戒烟时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便，都不敢坐，烫的不能坐，那可真痛啊!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米勒医生要把他捆在床上。张学良的痛苦求救声让门口的守卫都有些不忍心。

赵一荻的毒是三个人中最好戒的，她还没到上瘾的地步，所以根本就不用受什么痛苦。她按照张学良事先的吩咐，守候在他病房的门口，手里拿着他交给自己的那把手枪，

病房里，不断传出张学良痛苦的呻吟声、惨叫声，那声音撕心裂肺，让深爱他的女人内心忍受的是难以言说的煎熬。她心疼他，却不能替他分担这种苦痛，只能陪在门外，只能一次次泪流满面，一次次哽咽着问米勒医生，能不能替他减轻一点痛苦。

米勒医生说，不能，谁都无法帮助他，他只能自己战胜自己。

赵一荻捂着耳朵，越是这样，那声嘶力竭的声音越有穿透性，张学良身边的其他人想趁着米勒医生不在的时候去替张学良减轻一下痛苦，看到门口哭得双眼红肿、手握着枪的赵一荻，大家又都退了出去。

最痛苦的一个星期熬过去了，张学良不再喊叫折腾了，他四肢无力地躺在床上，浑身没有一点气力，他已经没有了吸毒的欲望，只是感觉疲惫无力。对从门口走进来的赵一荻，他只是无力地笑笑：我成功了，谢谢你。

赵一荻握住张学良的手，泪水又一次流下来，这是这十来天她流的第N次泪水了，这泪水与以往的那些都不同，这是喜极而泣的泪水。

张学良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错，经过短短一段时间的调养，他就恢复了体力。一个月之后的张学良，又有了少帅的风采，他带着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以及儿子闾珣、闾玗、女儿闾瑛，在顾问端纳、副官谭海等人的陪同下，开始了他为期九个多月的欧洲之旅。

航船行驶在辽阔无垠的大海上，重新恢复了精气神的张学良在畅想这次欧洲之行。他不仅仅要休闲游览，还要通过考察替自己找出一条路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次出游他准备学一些欧洲先进的军事经验。

最终，先进的军事经验没学到多少，法西斯的治国方略倒是令他感觉耳目一新。他觉得，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统率全国，不失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好办法。

就在张学良在欧洲考察的时候，蒋介石想调东北军去福建打第十九路军，东北军拒不从命。关键时候蒋介石想起被他赶到了欧洲的张学良，赶紧通知他，让他回国听命。正在意大利的张学良接到命令，知道蒋介石又要重用他了，立即结束了他的行程，踏上回国之旅。

欧洲之行的这段日子里，抗日、收复失地、收复东北这个梦想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以为实现梦想的机会到了。

第五章  情牵江南幽禁客

郎君西京英雄梦

陪着张学良出洋的那段日子是快乐幸福的。

下野之后的张学良卸去了一切羁绊和牵挂，无官一身轻，有两个体贴入微的女人相伴，他让自己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中的张学良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

当初赵一荻刚刚认识张学良的时候，他就开始吸毒了，后来毒瘾越来越重，终于，他彻底戒掉了各种毒瘾，在赵一荻眼里，那是他最光彩照人的时段，也是最和谐幸福的时段。虽然身边还有一个大老婆陪伴左右，两个女人和平共处，为了一个共同的男人心往一处想，两个女人互相谦让，混得像姐妹，像闺蜜。有妻妾相伴，有儿女娇憨绕膝，有快乐安逸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中国男人最渴望的幸福，旅居在欧洲的张学良和他的女人孩子们陶醉其中，他们暂时忘却了国内纷乱动荡的时局，觉得如果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也很不错。

蒋介石本来也想让张学良就那样混几年再说，等将来东北军全部归到了他老蒋的名下，张学良回来不回来都无所谓了。怎奈，这支军队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驾驭，他们像一群凶猛的藏獒，看起来很拉风，但是他们只忠诚于他们的第一个主人，很难被新的主人驾驭。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特别是需要这支军队上阵的时候，他发现必须让张学良回来，他自己指挥张学良，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于是，他给正在国外悠闲度假的张学良发去电报，让他速速回国。

张学良貌似已经沉溺于国外快乐的生活，看似已经变成儿女情长的绅士，其实，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蒋介石的召唤。一接到让他回国的命令，他立即把于凤至和已经在欧洲上学的几个大一些的儿女安排妥当，让人准备行装，马上为他和赵一荻母子订回国的船票。

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心情，那天的话比平时多了许多，赵一荻看出来了，她知道张学良这些日子就盼着这一天呢，所以那个夜晚早早哄儿子上床入睡，自己默默收拾行囊。欧洲的景色再美好，生活条件再优越，毕竟不在自家的地盘上，心里一直有一种客居的不安定感。她也想家了，尽管娘家自从那年宣布她和张学良私奔之后就断绝了和她的一切往来，但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她就会觉得自己就在他们身边。现在这思念隔着重洋，隔着千山万水，太遥远了，距离阻断了思念的路，让人心里总是闷闷的。

终于要回家了，张学良高兴，赵一荻也高兴，于凤至说只要张学良高兴就行了，她其实还是很喜欢这段时间的生活。嫁给张学良快二十年了，只有在欧洲这段时间是她最安心的，不用随时防备丈夫被那些无名的小狐狸精勾引去。身边这个和自己共同分享爱情的赵四小姐已经被她所接受，把她归到同一个战壕忽略不计，别的女人都远在天边，她和赵四小姐都可以轻松一下。现在老蒋突然让张学良回去，自己的儿女们都在这边上学，她要陪伴着孩子们，不能跟着张学良一起回国，看着张学良兴奋的样子，看着赵一荻喜上眉梢地收拾行装，她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此一去，她怕又会冒出一些女人勾引自己的男人，怕独自陪伴张学良的赵一荻把这个男人的心全部俘虏了去。左一个怕，右一个怕，只怕最后自己没了归处，离张学良出发的日子越近，她的心事越重。

出发的时节，正是北半球寒冷的冬季。

到达上海的日子正是1934年1月8日，刚刚进入小寒节气，上海的天气阴冷潮湿。虽然那天是星期一，码头上的热烈气氛却像是周末，许多军界政界的高官都等候在码头迎接张学良。

这氛围，让赵一荻感觉亲切而陌生。张学良在东北最风光的时候，这样的场面是常态，那时候她经常以女秘书的身份跟随张学良出行，今天这仪式还不算隆重的。自从“九一八”之后，特别是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他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一年前从北平来到上海，他们比丧家之犬强不了多少。几个月前从上海出发的时候，也是这个码头，来给他们送行的人寥寥无几，码头上冷冷清清。回来的情形却不一样了，码头上人头攒动，就差打出条幅来欢迎他们了，看来蒋介石真的要重用张学良了。

船马上要靠岸了，赵一荻特意替张学良整理了一下西装。她看得出，他非常兴奋，他指给她看远处的码头上都有谁谁谁。那些谁谁谁们都是当朝的大人物，有的赵一荻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见过。

安顿下来后，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很低调，他不知道老蒋这次究竟是什么用意，试探着提出自己的要求，说自己想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侍从室主任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曾经是蒋介石手下的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当个办公厅主任，等于是低就了，从副手自甘沦为侍从，张学良自己故意把调子定得很低，然后等待蒋介石的反应。

蒋介石没有立即和他谈工作，告诉他先休息休息吧，一路劳顿，很辛苦了。

休息了一个来月，1934年2月中旬，张学良接到新的任命，任命他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这个职务是张学良还在欧洲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替他安排好了的，之所以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就是怕他一回来不是让他去抗日，而是去“剿共”，他心里有抵触情绪。先不给他安排工作，吊一吊他的胃口，吊到他迫不及待非常渴望出来工作的时候，然后，给他一个什么职务，他很容易就接受了。

蒋介石是“剿匪”总司令，张学良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剿匪”说穿了实际上就是“剿共”。他接受新的任命出发之前，赵一荻对他重上前线非常不放心，表现得忧心忡忡。“剿共”不同于抗日，这件事本身在私下里人们就有许多其他的说法，赵一荻作为一个小女子，虽然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但也觉得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中国人不去抗击外来侵略者，反而去打中国人，不是什么争光的大好事。她想劝说几句，却又不知道如何劝，支支吾吾欲言又止。

张学良明白这个女人的心思，临行前告诉她，我做事是讲规矩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有数。

张学良被重新启用后，第一站就带领他的东北军直奔武昌，然后整个的豫鄂皖三省“剿匪”都交给了他做副总指挥。他的“剿共”没取得什么重大进展，看似没有什么实力的共产党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在大别山，他们遭受了重大失败。张学良也算是身经百战，和各类军队打过对手，他发现共产党的红军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勇敢顽强，非常令人佩服。他的身边有共产党安插进去的红色间谍，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既然蒋介石把他任命为“剿匪”副总司令(听清楚，是“剿匪”)，所以，对于真正的“匪”还是可以剿一剿的。根据掌握的情况，皖豫交界有支真正的土匪，为首的头目也叫张学良，安徽阜阳人，和张学良同一天生日，只是小了七岁。这个土匪张学良的老爸在北洋军当过军官，后来沦为土匪，并不想让儿子子承父业，但是这个土匪儿子骨子里就是当土匪的材料，也像他老爸那样在军界混了一遍之后，最终找准了位置觉得还是当土匪老大最拉风。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读过《水浒》，看没看过真假李逵的故事，他有意或无意抄袭了“李鬼”的招数，假冒少帅张学良，自封为司令，以“少帅张学良”的名头号令四方，到处杀戮抢劫，成为皖豫一带的一害。

这个消息让张学良非常恼火，居然还有人暗地里冒充自己，明目张胆黑自己，不剿灭这个假冒伪劣的土匪张学良，自己本来就已经不怎么样的名声，就更不怎么样了。所以，这个真正的匪必须剿掉。1934年11月，东北军费了老大劲终于把土匪张学良逮住了，少帅张学良不想让这货再辱没自己的名声了，审判书上，土匪的名字变成了“张学狼”，并立即就地正法。

这种“张学良剿匪张学良”的小把戏不是蒋介石欣赏的，他要的是东北军“剿共”的辉煌业绩。1935年3月，张学良被任命为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临行前蒋介石对张学良有所暗示，只要他的东北军打开局面，现在的陕甘领袖杨虎城立马滚蛋，陕甘两省的地盘就交给他了。

张学良丢了东北根据地，确实想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怀揣着这种野心，几十万东北军开到陕北的“剿共”战场，和刚刚经过了长征的红军作战。在“剿共”战争中，东北军的实力不断被消耗，仅仅1935年10月到11月间，东北军就损失了近三个师，张家父子两代人创建的东北军，没有损失在保家卫国的东北抗日战场上，却损失在这种内战中，张学良不仅仅是心疼，还觉得很窝火。

在社会舆论中，他的人气指数直线下降，如果说当年的“九一八”事变他不抵抗有难言之隐，那么，到陕北打共产党就更加不仁义不厚道，人们已经把他看做卖国贼。

剿灭红军不但损兵折将，还成为全国人民痛骂的汉奸卖国贼，这个买卖实在不划算，张学良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中。这样下去，不但陕甘地盘变不成自己的，连军队都快七零八落了，自己本来就已经不怎么样的名声也越来越臭了。

张学良心情很糟糕，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又迎来了蒋介石的痛骂：你们号称实力雄厚的东北军，连一群饿得半死穿得叫花子一般的红军都打不过？不但丢东北军的脸面，也丢了我老蒋的脸面，下一步要效仿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碉堡战术，采取步步推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彻底把红军消灭。

张学良亲临前线，视察了一圈之后，才知道了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叫瞎指挥。陕北的黄土高原建房子都是就地挖窑洞，你来筑个碉堡看看？通过前线考察，他还了解到，东北军的基层官兵情绪很大，自己的家乡被日本人占着，不去东北打日本人，却到这偏远的地方打红军，大家普遍认为张学良的脑子让驴踢了。别说根本打不下这个地方，就是打下了，这里土地贫瘠，哪像富饶的东北那样有舒服日子过？再说看着那么多弟兄死在了这里的战场上，他们怨声载道，士气低落，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可能打胜仗。

在这种情绪和士气中，许多东北军官兵被共产党劝降，他们要求抗日和“打回老家去”。在这种情绪感染下，张学良也决定不和共产党打了，要联共抗日。

张学良亲自前往洛川和共产党接触。张学良发现，共产党的主张比老蒋有道理，他表示愿意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他真心想抗日。

张学良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意见，他要逼迫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加入到抗战队伍。中国共产党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张学良的意见，并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张学良在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也郑重表决心：我要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张学良和陕甘将领杨虎城把逼蒋抗日纳入议事日程，就等着蒋介石来陕西了。1936年12月4日，终于等来了来视察工作的老蒋，把他安顿在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没等到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就先给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全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要么把他们调离，由中央军接替他们。张学良说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根本就不听，两个性格脾气都非常火爆的男人像普通男人吵架一样争吵起来，争执中张学良流下眼泪，蒋介石当然不会在乎他的那几滴眼泪，两个人不欢而散，蒋介石也放出狠话。

张学良是个情绪型的人，回到住所他闷闷不乐，此时，守在他身边的赵一荻敏感地发现他的情绪波动。她是一个温柔细心的女子，从来不干涉他工作上的事情，政治上的事她更不敢掺和，只有他主动和她说起来，她才会旁敲侧击地说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有时候看似很随意地在说。张学良发现，这个女人是很有主见的，她常常会在轻描淡写中，提出一些非常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这一次，苦闷中的张学良把他的心事向赵一荻倾诉出来，告诉赵一荻，他想对蒋介石兵谏，又下不了决心，现在正犹豫不决。

关于兵谏的事，赵一荻并不知道具体计划，却也略知一二。那段时间，张学良和共产党的所有秘密来往信件都由她亲手拆阅缮写，有时候她作为张学良信得过的人，会代表张学良和一些敏感人士秘密联系。她知道兵谏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冒险的赌注，危险系数很高。但是，她也知道，这个行动对于国家和民族意味着什么，一头是自己男人的安危，一头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迅速权衡之后，她用温柔的话语坚定地告诉张学良：汉卿，既然已经决定的事就不要犹豫，你想做什么就做吧，我和儿子都支持你。

张学良没有想到这个一向温柔的女人会这么坚定勇敢地支持他，看来人心的向背已是大势所趋，连一个视自己男人为天的小女人都知道以国家利益为重，自己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1936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一生中最落魄的一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悄悄摸进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被蒋介石的卫队发现，双方打了起来。蒋介石这几天已经嗅到了一股子别样的味道，枪声一响，他警觉地从被窝里爬出来，穿过后墙逃上山坡。被张学良的卫队在山坡上搜到的时候，他正穿着薄薄的睡衣，躲在冬日清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幽禁中两个女人的陪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完西安事变，只顾得上扬眉吐气了，根本不会想到这次兵谏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

西安事变前夜，张学良在兵谏前的紧急会议上，用他一贯调侃的口吻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

至于把蒋介石抓起来，以后怎么放他，张学良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用他的话说，先把他抓起来再说，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他。

他们一鼓作气，兵谏的当天就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等，并致电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南京方面被这个突发事件搞得措手不及，一边组织了何应钦为总司令的“讨逆军”，派飞机轰炸西安，一边紧急派出宋子文、宋美龄这些亲友团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首先保证老蒋的人身安全。

那几天，张学良很忙很累很充实，先是周恩来率队的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谈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到达西安后，三方一起会谈，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这次事变扭转了国内战争形势，进入到全国抗战的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切处理妥帖之后，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往南京。

这个决定似乎很仓促，赵一荻知道张学良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时，已经是12月24日深夜了，刚刚还沉浸在快乐中的赵一荻骤然沉默了。她意识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张学良此去凶多吉少，这个后果他应当是知道的。无言的沉默中，张学良去了小儿子的卧室，亲吻了熟睡中的孩子。那个夜晚他看上去温情脉脉，像一个温情的丈夫和父亲。

赵一荻忍不住流下眼泪：能不去吗？

张学良说，不能，我已经决定了。

赵一荻偎依在张学良怀里，她怕就此永远失去他，她听见张学良似在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赵一荻哽咽着说：可是我在乎，我要你好好活着。

张学良替赵一荻擦干眼泪，他的眼角也已经湿润了。送蒋介石回南京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但东北军上下反对，杨虎城反对，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也反对。张学良作为义气的东北爷们儿，觉得自己必须给足蒋介石这个面子，兵谏已经让蒋介石脸面扫地，他放低身段把他送过去，算是替蒋介石找补一下脸面，作为蒋介石忠诚的部下，必须维护领袖威信。此一去虽然山高水险，该去还是得去，在政治江湖上行走，有些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蒋介石如果想对自己下手，早晚都发生。

那一夜，赵一荻觉得自己特别无助，如果于凤至在国内，帮着自己一起劝，也许还多一份力量，现在她根本没有能力力挽狂澜，她拦不住自己的男人，眼巴巴看着他走向蒋介石布下的陷阱，那里明明就是陷阱，他是知道的，却执意要去。满心的凄楚与悲凉在寒冷的夜晚愈发沁入骨髓，赵一荻抓紧张学良的手，生怕他现在就不见了。

张学良已经好几个夜晚没有睡好了，那一夜他又几乎没睡，赵一荻睁大眼晴，不盼望天亮，天亮了，她的男人就走了。赵一荻舍不得张学良，但是懂他。若干年后，回忆起当年的西安事变，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他爱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国家和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西安的天气很冷。

军事机场上飞机已经整装待发，张学良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几天没睡好觉并没影响他的精神，看上去并没有疲倦的意思。蒋介石倒是一脸疲惫，在宋美龄的搀扶下匆匆登上飞机。宋美龄这两天一再对张学良保证，只要他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安全把他们送回南京，事后不追究他的责任。张学良相信宋美龄的话，但是蒋介石是不是听她的就不好说了。

宋美龄一上飞机就用带着美国腔的中国话说：准备好了吗？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她恨不得插翅立即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南京，沉默不语的蒋介石这些天一直脸色铁青，张学良敢于冒着生命危险陪他回南京，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他在心里恶狠狠地说：回到南京再算账！

回到南京，张学良一下飞机，立即被提前准备好的卫兵包围了。张学良立即明白了，这里暗藏杀机，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悄悄委托自己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伦纳德和里昂，回到西安后由他们担任赵四小姐与幼子的贴身侍卫，照顾好赵四小姐母子的生活。他轻则被监禁，重则会丢掉性命，不管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让赵一荻母子好好保重。

飞机回到西安，随机的其他人员都回来了，独缺张学良。赵一荻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张学良被蒋介石监禁了。虽然这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当它真的发生时，她依然难以接受。那天她偷偷哭了很久，没人能够劝得住她，里昂走过去，告诉赵一荻自己受张学良的委托协助她处理家务，赵一荻红肿着眼睛说：谢谢，你先回吧，以后少不了给你添麻烦。

赵一荻准备用自己的力量联合社会各界为张学良奔走呼号，迫使蒋介石放人。她想救张学良，可是她刚刚有所行动，就被蒋介石发觉了。考虑到蒋介石心狠手辣，担心他会对赵一荻母子下手，张学良家的英籍管家詹姆士·奥德决定让赵一荻立即离开西安，趁着夜色悄悄用飞机帮她母子逃离。对于这件事情，1937年1月18日里昂在写给外祖母的信里面有过描述：

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同詹姆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九日从西安逃了出来，十一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

赵一荻再次见到张学良是在南京高级军事法庭的庭审现场。1936年12月31日，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她虽然心绪复杂，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娴静的贵妇人仪态。赵一荻发现，在旁听席上还有一位不速之客——张学良曾经的绯闻女友蒋四小姐。这个女人虽然已经嫁人了，今天却也来到了庭审现场。这种形势下，没有心情和这个女人论短长，赵一荻装作没看见，只等着看看她的张学良被蒋介石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张学良出庭了，穿了一件羊毛的古铜色长袍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还带着平常总带在身上的那把小手枪。案犯带着手枪上法庭，这大概是古今都没有的“奇葩”事，张学良的一生都是传奇，带手枪上法庭这样的传奇也只有在他身上发生。

他自己的解释是：我知道今天审判完了，我不能回去了。假使我关在什么地方，这些特务要来侮辱我，我就自杀！

那次庭审，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这个结果让赵一荻感觉五雷轰顶。这十年是他最好的年华，他刚刚三十六岁啊，怎么能把十年的美好年华放在监狱里呢？她不知道，张学良搭进去的不仅仅是十年的青春年华，还有一生的软禁岁月。如果仅仅是十年监牢生涯，十年之后他还有几十年的自由生活。可是，后来蒋介石改主意了，对于张学良这样的人，只有一辈子关禁闭，才能解他的心头之恨。他感觉对张学良这样做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他看的是大舅子宋子文和老婆宋美龄的面子，按照他的想法，张学良应当像杨虎城一样，先囚禁，再把他们全家都杀掉。

张学良被判刑后，没有住进监狱，而是移送到太平门外孔祥熙的陵园公馆进行软禁，这大概算是蒋介石的网开一面了吧。

自此，张学良漫长的幽禁生涯正式拉开序幕。

一切似乎没有回旋余地了，赵一荻想起于凤至和宋美龄家还有一层关系——于凤至是宋老太太的干女儿。能不能拼上这干亲关系再搭救张学良一回？她给于凤至发去电报，告诉她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囚禁了，自己无计可施，大姐能否回来想想办法？

接到这封电报的时候，远在英国的于凤至已经知道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也正准备回国。焦虑中，她给宋子文发电报委托他帮助周旋，自己飞抵南京后求见蒋介石，蒋介石这次算是摆上谱了，拒不接见。她又去求自己的干娘(她干娘是宋美龄的母亲)，当初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在蜜月期的时候，宋老太太曾经认了她做四女儿。宋老太太出面了，蒋介石也没给丈母娘面子。于凤至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去找干姐姐宋美龄，凭着姐妹之间的关系，凭着张学良和宋美龄之间多年的深情厚谊，她觉得宋美龄一定会帮自己。宋美龄面带难色，她不是不帮，在老蒋面前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撕破脸皮，能保住张学良的命已经是她能尽的最大所能了，否则依照蒋介石的意思，张学良必死无疑。

活着就是硬道理，只要命在，就有希望。

于凤至认头了，她也不得不认头。

赵一荻听说这个结果后，也认头了。

张学良在南京被幽禁了一段时间后，大概蒋介石觉得把张学良关在环境优雅条件优越的孔祥熙陵园公馆太便宜他了，这是让他疗养呢，还是关押呢？既是软禁，就要有个软禁的样子，不能让他这样蒙混过关，要严格起来，让张学良明白软禁是怎么回事。于是，张学良被转移到浙江奉化溪口山上一座寂静的院落里，从西安事变的惊恐中已经缓过来的蒋介石言语间已经有了些幽默元素，张学良离开南京临去奉化溪口时，老蒋谆谆教导张学良：你错就错在读书太少了，到我老家溪口静下心来好好读几本书吧。

这种读书可不是古代书生苦读圣贤书的寒窗苦读，这是一种另类的惩罚。

张学良在溪口幽禁期间，曾住在武岭学校，二日后，移居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他的心情很糟糕，几位东北旧部来探视他，他交给他们一份遗嘱，让他们交给赵一荻。

赵一荻收到从溪口转来的张学良写给她的亲笔遗嘱，心中充满焦躁和忧思，她在东北军将领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帮助下，征得蒋介石同意，决定去溪口照顾张学良。在这一点上老蒋还是很讲情面很有人情味的，答应让张学良的女人陪着他一起到山里“进修”。

几经周折，赵一荻终于在雪窦山上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爱人。

随后，于凤至也到了。

当局允许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女秘书赵四小姐与他同住。

两个女人一起陪着他住在溪口镇的那段时间，是1937年的初春，正是万物复苏的美好时节。赵一荻祖籍就是浙江兰溪，到了浙江等于是回了老家，或许骨子里就有的江南遗传基因，使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一种亲切感。这里的条件和过去的生活比较，确实有天壤之别，但是她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应，只要有张学良在，多艰苦的日子她都不怕，她本来打算在这里好好陪伴张学良，一直就这样陪伴下去。

很长时间以来，于凤至忙于出国陪伴儿女，都是赵一荻陪在张学良身边，他已经习惯了赵一荻温柔体贴的陪伴。两个人感情上你侬我侬的感觉，让于凤至心里也有了些不舒服。都是女人，一点醋意也没有是不可能的，再善良的女人，也会有意无意之间对和自己分享一个男人的女人产生嫉妒，这是人的本性。

于凤至和赵一荻都在溪口陪着张学良，这个地方不是沈阳的大帅府那会儿于凤至和赵一荻各有各的宅院，现在两个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感觉别别扭扭的。赵一荻倒是不在乎，于凤至首先忍受不住了，和赵一荻商量轮流陪伴张学良，两个人每月一替一换。如果这个月于凤至从上海乘船来宁波，那么赵一荻则由宁波回到上海去。有时她们也一同留在张学良的身边，小住几日。

赵一荻舍不下张学良，却又不好提出反对意见，毕竟人家于凤至是名正言顺的太太，自己对外不过就是个女秘书，只有言听计从的份儿。

第一轮于凤至留下，赵一荻先回上海，于凤至显得很善解人意：赵一荻的儿子张闾琳还小，她还是先回上海照顾孩子，一个月之后再来接替自己。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和张学良分离，但赵一荻的感觉却和以往张学良外出有公务或者带兵出去打仗都不一样。在于凤至的注视下，和他道别，她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克制自己的泪水，她走下山路的时候，对站在山坡上的他的身影不断回首，泪水不争气地流下来。

她真的舍不下他，他知道吗？

好想好想陪在你身边

在上海马思路公馆，赵一荻在自己的住所内天天扳着手指头算日子，计算着哪天是她和于凤至轮班的日子。

她和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已经上小学了，孩子还小，不知道老爸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年张学良忙于公务，平时也很少陪着小儿子，孩子已经习惯了没有爸爸在身边的日子，没有妈妈他则显得很孤独，从出生到现在，都是赵一荻手把手带孩子，她的寸步不离使孩子非常依赖她。她回到上海，回到孩子身边，张闾琳非常快乐，问妈妈，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他好想好想妈妈。

赵一荻无法回答孩子，她经常会呆呆地半天半天地坐着愣神儿，心里牵挂着远方那个人，他这会儿在做什么，他还好吗？

张闾琳小朋友觉得妈妈变了，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她心事重重的，好像不怎么喜欢自己了。

上海的春天很短暂，刚刚春暖花开，就到了穿夏装的时节了，满大街都是穿着薄薄旗袍的潮女。赵一荻也给自己置办了几件漂亮的新旗袍，和于凤至换岗的日期已经临近了，她要把自己妆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自己的爱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前半句是说男人的，刚性悲壮，后半句是说女人的，轻松柔美。从古到今，男人都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女人都是把爱情放在第一位，女人为了自己深爱的男人而妆扮，为了自己喜欢的男人而妩媚。

她把那些做工精致的旗袍对着穿衣镜一一试过，给它们排好了号，最漂亮的那一件见到张学良的第一天穿，然后依次展示它们，她那么婀娜凹凸有致的身材，怎么能不穿旗袍呢。为了配合这些旗袍，她还买了这一季最流行的玻璃丝袜，这种丝袜好性感，上海女人就是比北方女人会打扮。如果在东北，这个时节棉袄棉裤还没脱掉呢。

她采购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准备给张学良带过去。到了要去宁波的日子，她才感觉自己其实很矛盾，这边，有些舍不下儿子，在儿子的泪光中，她内疚地走出家门，归心似箭地登上去宁波的船。已经一个月没见到张学良了，她担心他的身体，更担心他的心情。到了溪口，发现他还好，比上一次分别时黑了些瘦了些，看上去倒是显得壮实了。

她来了，于凤至并不急着走，不知是担心赵一荻照顾不好张学良，还是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环境，愿意多陪陪张学良。她不走，赵一荻不能去跟她说：大姐，你该回上海了。两个女人面子上是很和谐的，男女之情上一比二的和平共处，作为二分之一的任何一个分母都要豁达大度，不斤斤计较，好在张学良遇上了两个好女人，他倒是乐着两个女人都在身边陪着他。

山上天气还有些凉，丝质的旗袍一时还穿不着，赵一荻悉心选购的一些漂亮衣服只好安安稳稳地睡在箱子里。于凤至曾经夸她，穿什么都好看，这句话不是女人之间的羡慕嫉妒恨，她是诚心诚意在夸。赵一荻气质优雅，确实穿什么都有模有样，与众不同。

其实，不论两个女人穿什么，软禁中的张学良都没有心情欣赏。从统率千军万马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一步变为没有行动自由的阶下囚，不但地位上的落差让他接受不了，心理上的落差也深深折磨着他。

蒋介石把张学良囚禁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说是让他恶补一下国学知识，一边改造自己的思想，一边进行培训教育读书悔过。大家都以为这句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张学良现在哪有心情读什么圣贤书。到了溪口那座寂静的院落，里面还真的有一个书房，书柜上的书满满当当。这万卷书就是给张学良准备的，看来张学良以后软禁的寂寞时光就要靠这些书来打发了。

蒋介石大概觉得依照张学良的文化水平，根本不可能读懂这些书，还专门给他配备了一个老夫子做他的老师。这个老爷子姓步，前清的进士，学问是没问题的，就是有些一根筋，脑子不怎么会拐弯，他把张学良当做私塾学生来教育，忘记了这个学生过去是桀骜不驯的大将军。

步老师被聘请到这个地方来，是重金聘用的，老先生觉得不能对不起自己拿的工钱，所以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非常敬业，给张学良排好了功课表，每天他都准时过来，给张学良上一个半小时的《论语》《中庸》课。上课的时候，赵一荻如果在的话，会陪着张学良去上课，听步老师摇头晃脑讲什么之乎者也。

赵一荻是个好学生，她很喜欢这个老先生讲课，他讲课的乡音有些像父亲的声音，自己的家乡虽然和溪口相隔一段距离，语言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她呆呆听他讲课的时候，常常想家，想爸爸妈妈，所以究竟讲的是什么，也没有完全听进去。张学良则是一句都不听，老先生在一边讲他的，张学良该干什么干什么，在步老师眼里，这个已经落魄的张少帅绝对不是什么好学生，这是他一生教过的学生中最不听话、表现最糟糕的一个。这个学生有时候公然在课堂上召集一帮秘书侍卫看守什么的，在课桌上打牌，无视老师的存在。如果仅仅是打打牌，不遵守课堂纪律交头接耳说话，也就罢了，更严重的是，他还在课堂上召集人喝酒，这是步老师最难以忍受的，他觉得这个学生朽木不可雕也。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张学良软禁的地方，张学良坐不住了，不再听这个老朽讲什么《论语》《中庸》，学会了那玩意儿能让日本人主动退出中国的土地？他很性情地上书蒋介石，请求他放自己出去参加抗战，他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第一封信蒋介石还给予了回复，让他安下心好好读书学习，再后来的信老蒋就不理他了。张学良心情郁闷，郁闷之极的时候就喝酒，喝醉了就高喊自己要去打日本。他这个样子让赵一荻心里很难过，安慰不是，劝也不是，只能随着他的性子来。

蒋介石给张学良规定了在溪口软禁可以去的地方和范围。有时候，赵一荻陪他去千丈岩或者妙高峰，听他声嘶力竭唱他最喜欢的京剧《失街亭》里的唱词。张学良的京剧唱得很好，他故意不好好唱，把好好的京剧唱得苍凉沙哑悲壮，常常把赵一荻听得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张学良心里苦，她比他还难受。

步老师彻底失望了，他向当局请示，这个学生他教不了，决定辞职不干了。他一生最失败的一次教学就是教了一个张学良，这让他晚节不保，心情郁闷。

老学究终于撤了，以后不用每天听这种折磨人的课了。张学良把这空闲出来的时间用来做些事情，他到雪窦寺种了四棵楠木，寓意自己有像楠木一样的冲天气魄。那时候他还雄心勃勃，还憧憬着脱离监禁之后干点大事，并不知道今后自己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了。

溪口这边，赵一荻舍不下张学良；上海那边，她又不忍离开儿子。跑来跑去的，她很辛苦，却并没有觉出有多苦，只是一颗心两边牵扯着，顾着这边就要放下那边。于凤至觉得，张闾琳毕竟还小，需要妈妈的照顾，赵一荻到溪口的时候不能照顾他，太亏了这个幼小的孩子。她看着都心疼了，就劝赵一荻还是留在上海抚养张闾琳，溪口这边有她一个人就够了，以后赵一荻就不用过来了。

于凤至是一片好心，赵一荻虽然一再要求还是像以前那样两个人倒班吧，或者大姐在这边陪护两个月，自己一个月，于凤至摇摇头，坚持还是自己一个人守着张学良，她对赵一荻说：四妹就在上海安心抚养孩子，孩子是我们老张家的未来，苦谁都不能苦了孩子。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她还能说什么。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爱情似乎必须退避到母爱之后，如果她不顾幼小的孩子非要坚持守着这个男人，别人会不会觉得她太自私？

她告诉张学良，以后就由大姐一个人陪着你了，我要回上海陪咱们的儿子，这段时间暂时不过来了，这是大姐的意思。

她盼着张学良恋恋不舍地拉着她的手，说自己舍不下她；盼着他去对于凤至说，你和四妹还是轮着陪我吧。

张学良却什么都没说，他这会儿不在乎哪个女人陪着自己，大姐或者四妹都无所谓，他虽然一生离不开女人，在这落魄的时候，在这动荡的时局中，不论是于凤至的体贴还是赵一荻的温柔对他来说都一样。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大概也觉得于凤至的决定有道理，毕竟小儿子确实需要妈妈的照顾。

赵一荻觉得好委屈，她喉头哽咽，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想说自己好想好想陪在张学良身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不习惯用肉麻的话表达感情。

赵一荻离开溪口，她劝自己，反正这里离上海不远，想他了，自己可以经常过来看他。

她走后没多久，初秋的一个上午，溪口囚禁地厨房就着火了，大火蔓延到整个囚禁地，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房子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张学良不得不紧急离开溪口迁往别处。

这一次的囚禁地在安徽黄山，离上海更远了，赵一荻想经常看望张学良的愿望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第六章  用爱情成就第二次生命

远方的深深牵挂

离开浙江溪口，蒋介石又把张学良迁移到安徽黄山。

这时，赵一荻正在上海陪伴儿子，张学良是在于凤至的陪伴下走上迁移之路的。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幽禁生涯。从南京出发，先是浙江奉化溪口，之后是安徽黄山，然后是江西萍乡、湖南郴州苏仙岭、湖南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阳明洞、贵阳黔灵山麒麟洞、贵州开阳刘育乡、息烽集中营、桐梓无门洞小西湖。常常是张学良在一个地方刚刚熟悉了那里的环境，蒋介石的一纸手谕就来了。在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陌生的地方，张学良像一个可以被随意挪动的棋子，蒋介石想把他挪到哪儿就挪到哪儿。蒋介石就是要这样折磨他，通过这种折磨，让他对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行为懊悔。张学良不过幽禁了他几天，他却让张学良用一辈子来偿还。

刚开始迁移的时候，张学良还有旅游的心情，感觉自己像一个游客，后来他心里的惆怅越来越重。自古以来，哪有这样被监禁的？古代被贬谪幽禁的，流放到一个地方也就罢了，像这样三天两头折腾来折腾去的，路途上的劳顿也能把人的意志折磨垮。

从溪口到黄山的时候，因为是一把大火把过去的住处烧得一塌糊涂，不得不迁离那个地方，张学良的心情还不算糟糕，和溪口比较，他更喜欢黄山。即将入驻的那个地方叫听涛居，现在如果去黄山旅游，还能找到那个地方，只是看上去已经有些岁月的沧桑。现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名字：张学良幽禁处。

这个小别墅当时还算是比较时尚的建筑，原本是为蒋介石来黄山避暑建造的，蒋介石忙于“剿共”抽不出时间来住，就送给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段祺瑞本来是想退隐后到这个地方学佛谈经的，结果还来不及居住就驾鹤西游了。这地方幽静偏僻，离南京又不远，便于蒋介石监控，做张学良的囚禁地是最合适的。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负责，派了专门的军统特务押解张学良奔赴黄山。

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外面的景色了，张学良显得有些兴奋，走到黄山脚下的屯溪，他特意要求去那里游览一下。在于凤至的陪伴下，张学良行走到屯溪老街的那一刻，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此时的境遇。在卖精美的工艺品和时装的店铺前偶尔停留一下，他会想起赵一荻，这些店铺都是她喜欢逛的，如果她在身旁看到这么多精致好玩的东西，一定高兴得像个小女孩。

赵一荻不在，时装和工艺品商店就不必逛了，张学良在自己感兴趣的旧货摊、古董摊前停留下来，徽墨、歙砚买了一些，然后开始上黄山。他以为此去怎么也得在这里住上一阵子，购置的这些文房四宝是为打发寂寞时光预备的。

张学良刚住进来，他过去东北军的部下有驻防安徽的，便悄悄来探望他。消息很快便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老蒋从电话中得知这个消息，感觉大事不好，他忽略了这里还有驻防的东北军，如果他们去武装劫抢张学良，那就有了大麻烦。蒋介石立即命令戴笠带着张学良马上离开黄山，这个地方不能久留。

在黄山住下来，还没来得及认真看一眼别墅周边的景色，张学良就被告知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一次，张学良心情非常糟糕，在南京和溪口的时候他还没有被囚禁的感觉，这回蒋介石一声令下，他在押解人员的严密监控下离开黄山，他深深感觉到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尊严。这一次，押解人员把守得很严密，防范东北军有什么小动作，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张学良仅仅在黄山住了三天，就赶往江西萍乡。

这一次，押解张学良的阵容比较强大，由几十名特务和百余名宪兵“保护”，队伍有些浩浩荡荡，这是张学良被幽禁以来随从最多的一次。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脑子一热把张学良一路奔波转移到这个地方，很令人费解，因为这个地方不像溪口和黄山一样有闲置的建筑，这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关押点。猜来想去那个地方不过是临时动议，一是因为那里是抗战的后方，二是离开黄山后要去一个东北军想不到的地方，免得他们去解救张学良，三是那个地方比较偏远便于隐蔽。这支阵容强大的押解队伍来到萍乡后，发现他们的到来太显眼了，本来就不大的小城一下子出现这么多陌生人。张学良被临时安排在旅馆住下来，这一住就是一个月，直到军统又来电让他们迁往湖南郴州。

郴州的苏仙岭苏仙庙景色优美，只是条件没有过去住的地方好，洗澡都成问题，还要到山下的县城去洗。某一日，张学良被押送去县城洗澡行走在街面上，居然遇上了一个认识张学良的国民党炮兵中校军官，他向张学良敬了个军礼，把陪同的特务吓得如惊弓之鸟，如临大敌般立即向军统汇报。

这个地方居然有人认识张学良！看来这里也不安全，继续转移。军统局又下达指令迁往沅陵。

在一个地方住习惯了，张学良真的不想走，但是现在他说了不算，一切都要听从蒋介石的安排，他说让你走，不走也得走。

离开郴州前，张学良作了一首诗：

剡溪别去又郴州，四省驰车不久留。

大好江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

在湘西沅陵的明代古刹——凤凰寺，张学良也没住多长时间。寂寞中他到河边钓鱼，被过去在报纸上见过他照片的一个学生认出来了，张学良在沅陵的消息迅速传开。这样一来，沅陵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又被转移到贵州修文阳明洞。

从奉化溪口，再到贵州修文阳明洞，这种流浪式的幽禁生活把张学良和于凤至的身体都摧垮了。在郴州的时候，于凤至的抵抗力就很差了，经常感冒发烧，到了贵州这个更加贫瘠的地方，她终于坚持不住了，乳房上生了个烂疮，病情越来越重。因为不懂得是什么病，就管它叫烂疮，其实就是乳腺癌，早期没在意，当然也没有条件在意，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于凤至离开这里去治病成为当务之急，如果于凤至走了，谁来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呢？张学良提出让赵一荻来代替于凤至。

张学良大致知道赵一荻已经迁到了香港，但现在具体在香港的哪里，张学良并不知道。这几年，家里的一切消息都隔绝了。一想到赵四小姐，张学良心中就有一丝内疚，他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她。自从那年她只身来到自己身边，十年的时间，她吃了太多的苦。没名没分地做着女秘书，连小妾都不算，好处没得到过多少，却要跟着自己一次次倒霉。“九一八”的时候被人们当做红颜祸水，西安事变又跟着自己受牵连。他也有些不忍心让她来这里陪着自己受罪，想想那些曾经的红粉知己们，谁肯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来这里陪伴自己吃苦受罪呢？他把那些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们挨个过了一遍，也曾经试探着让戴笠替他询问他认为关系和他很铁的某些女人，但人家都一口回绝了，有的连理由都懒得编一个。最后，张学良认定唯有赵一荻不会拒绝，唯有赵一荻会不顾一切到这里来。

他看得很准，赵一荻一直在苦苦打听他的消息。

张学良现在在哪里，赵一荻也不知道。

她离开溪口回到上海后不久，由于一场大火把溪口的囚禁地烧成废墟，张学良被悄悄转移到黄山，之后又辗转各处。前些年，不管他外出征战，还是落魄到什么地方，他的行踪都在她的掌控之间，她的思念追随他的行踪而去，他的踪迹到哪儿，她的思念就到哪儿。现在他似乎突然在人间蒸发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她派人四处打听，开始还能打听到他去黄山了，后来再打听，人家说他只在黄山住了几天，然后就不知被押送到了哪里。

赵一荻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张学良在她心中不单是她的爱人，也是她的亲人。自从那年父亲声明和她断绝关系，她就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变成了举目无亲的人，她把他看做身边唯一的亲人，后来有了小儿子，她有了两个亲人。如今，一个亲人丢了，没音讯了，她和儿子住在上海的马思路公馆，虽然吃穿不愁，却总觉得自己像个无依无靠的弃妇或者寡妇。

会不会永远就这样下去了，会不会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样想着，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上海已经沦陷了，许多达官贵人都迁离这个地方，亲友们也劝她带着孩子走，到香港去避一避。赵一荻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家，她怕自己走了之后，张学良万一让人来找她和儿子，找不到怎么办。

她的想法那么天真和幼稚，深陷在爱情中的女人都会变得很幼稚，她其实是陷在自己营造的爱情中，此时远方正疲于奔波的张学良根本没有心情和精力思念她。后来被亲朋半推半哄的，才勉强去了香港。

香港是她的出生地，那里有过她童年的快乐，带着儿子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却是在国破山河碎、家破人离的窘境之下。她没有心思重拾童年的记忆，落寞地在亲友的安置下住下来，她整天没有一丝笑容。

有亲友的照顾，有张学良留给她的一部分钱财，赵一荻在香港的生活算得上舒适安逸。她的三哥赵国梁在香港大学土木工科毕业后，暂时在香港安了家。有哥哥照顾着，赵一荻重温久违的亲情，她荒芜寂寞的内心多少有了些安慰。

赵一荻手头的经费足够她和儿子继续过上当初的上层贵族生活，从上海逃避战乱的那些贵妇们，又开始出入社交场合，跳舞、玩牌、打高尔夫球、赌马……她却深居简出，基本上不出门，有时候会抱着本闲书看上半天，书上究竟写的是什么，她一个字都读不进去，心里还是牵挂着远方的爱人。有时候哥哥怕她这样下去会闷坏了，偶尔会带她去清水湾乡间俱乐部打打球，她也是草草应付一下，心思全然不在球上。

她的心一直放不下远方那个人，因为没了他的音讯，心中更加牵挂他。

这种苦闷的生活一过就是三年，三年的时间，并没有让她忘记他，思念更加深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赵一荻明显比刚来香港的时候憔悴多了。她无心说笑，甚至无心打扮，要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打扮的女子，现在却不知道为谁去打扮自己。

三年后的某个日子，内地那边来电报了，一下子来了两封。

一封是张学良的，一封是戴笠的。

还没读到电报内容，她已经喜出望外，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爱人的音讯。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张学良和戴笠的电报同时寄达，欣喜之余又觉得蹊跷。心情忐忑地打开两封电报，措辞不同内容大同小异。张学良的电报不是和她叙儿女私情的，戴笠的电报也没有行政命令的语气，大意都是说于凤至病倒了，不能陪护张学良，问她可不可以到贵州去陪着张学良。

她这才知道张学良现在被幽禁在贵州，因为于凤至生病，她才可以作为替补队员准许上场。

电报的内容哥哥也看了，看完就沉默了，说心里话，他是不希望四妹答应这件事的，因为电报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也就是说，赵一荻可以答应，也可以选择拒绝，毕竟儿子还小，这不仅仅是借口，也是事实。

赵国梁探询赵一荻：你是怎么打算的？

赵一荻声音很柔，但是很坚决：我决定去陪他。

赵国梁提醒她：闾琳怎么办？

是啊，闾琳怎么办？赵一荻迅速想着该如何安置自己的儿子，却丝毫没有打过退堂鼓，她第一时间就决定了：她要去贵州陪张学良。

别子，为了你我愿自投囚笼

接到电报的那一夜，赵一荻守在熟睡的儿子身边，那一夜她无论如何都睡不着。

闾琳已经十岁了，虽然从他出生就是一路的风风雨雨，但是这些风雨和坎坷都是爸爸妈妈在承受，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磨难。纵使家已经不是家了，他依然是有人悉心呵护的小少爷，因为从小和父亲聚少离多，他心目中关于父亲的概念并不是很强，有没有父亲在身边，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

妈妈就不一样了，从小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外公外婆，他只有妈妈一个亲人的守护，他不能没有妈妈，如果妈妈也离开他，他将没有一个亲人了。

这一切，赵一荻比任何人都明白。

所以她不知道该如何张嘴向儿子说这件事。

实话实说，她舍不得儿子，这是她和张学良唯一的爱情结晶，他是自己的心头肉，这些年不论怎样寂苦，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她就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熟睡中的孩子一脸的稚气，他还看不懂妈妈的心事，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今夜迟迟不睡，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会守在自己床前。月光下，他稚气的笑脸幸福安详，偶尔会在睡梦中露出一丝微笑。

赵一荻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是多么艰难的抉择啊，一边是幼年的儿子，还需要妈妈的呵护，另一边是幽禁中的爱人，需要她的陪伴。

她必须舍弃一方。

她可以为了儿子舍弃陪伴爱人，这不仅仅是理由，也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假如那样，也许，爱人永远不再是自己的了。

儿子无论走到哪儿，无论被谁养大，永远都是自己的亲儿子，爱人一旦失去，就与自己无关了。他虽然已经落魄成那个样子，也许这辈子他永远只是幽禁中的囚犯，但他是自己最爱最爱的男人，是自己一生唯一爱过的男人，他变成了什么样她都不在乎，她看重的是那个人，除去了所有的光环，他依然是他。

儿子离了自己，有优裕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健康成长。

爱人离了自己，一个人在艰苦的环境中过着苦闷寂寞的在押生活，他的心理，他的身体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是几年来赵一荻最牵挂的，最放心不下的，几年不见了，她不知道张学良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恨不得立即见到他。

去深山老林陪伴张学良，要放弃的不单是母爱，还有安逸的生活和行动的自由。作为张学良的陪伴者，她走进幽禁地，“享受”的是和他一样的待遇，从此，不论是什么样的凄风苦雨她都要和他一起承受，这个心理准备早在溪口的时候，赵一荻就已经准备好了。

把儿子托付给谁，成了赵一荻最为难的一件事。

因为当年父亲声明和赵一荻脱离关系那件事，娘家是不能考虑的，虽然现在和哥哥姐姐有了一些联系，也只限于联系联系，真把孩子托付给他们，怕远在北平的老父亲听说后不答应，这么多年不能在身边尽女儿的孝心，她不想再因为自己的事情让老爸生气了，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无端给哥哥姐姐添麻烦。张家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托付，张学良的弟弟妹妹们有的还年少，有的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和精力抚养别人的孩子，更重要的是，赵一荻不想让儿子受委屈，她想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

冥思苦想，她想到了张学良的美国朋友伊雅格。

张作霖时代，美国人伊雅格就在张大帅部下当军需官，那时候就和张学良是好朋友，他们的关系一直很铁，张学良执掌东北三省军政大权以后，伊雅格成为他的经济代理人，张学良和赵一荻都十分信赖他。

赵一荻决定把张闾琳托付给远在美国的伊雅格，让孩子离开这个环境，对他的成长是有利的，她不想让他因为是张学良的儿子再受到别人的伤害。

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她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跟儿子谈这件事。

当真要认真谈的时候，她才感觉和这样幼小的孩子谈这样沉重的话题，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她围着这个话题绕来绕去，最后不得不绕到正题上来。

她问闾琳，是不是勇敢的孩子。

闾琳骄傲地说，自己一直都很勇敢。

赵一荻夸奖他这一点很像爸爸，爸爸也是个勇敢的人。

她又问闾琳，如果让他离开妈妈一个人去美国上学，他会哭吗？

闾琳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到美国上学，他机智地盯着妈妈的脸，这目光特别像他的父亲，有着这个年龄孩子不应该有的睿智，赵一荻慌忙避开孩子的目光，她听到闾琳很无助地说：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去美国上学？

因为爸爸也需要妈妈的照顾，因为我只能舍弃你们中的一个。这些话赵一荻能对孩子说吗？她无声地流下眼泪，她的泪水让闾琳很惶恐，他偎依到妈妈怀里给她擦眼泪，轻声说：对不起妈妈，你别哭，我一个人去美国就是了，我会像爸爸一样勇敢。

这些话让赵一荻喉头哽咽，多么好的孩子，如果一家人能在一起该有多好，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要让她忍受这种痛苦和折磨。

此时的张闾琳像一个小男子汉，赵一荻反倒像是一个需要呵护的人。

联系上伊雅格，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赵一荻，表示愿意帮助照顾张闾琳，让她带着孩子尽快到美国去。

1940年深冬，赵一荻带着张闾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见到伊雅格和埃娜夫妇。闾琳小时候经常见到伊雅格，所以对他并不感觉陌生，这对美国夫妇也很喜欢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初到伊雅格家，因为新到一个地方感觉新奇，闾琳很兴奋，当赵一荻真要离开的时候，闾琳抱着妈妈哇哇大哭，说要和妈妈一起走，一起陪爸爸。大家怎么劝都劝不住，他就那样坚持不懈地哭着，哭得赵一荻心如刀绞，泪水汹涌。

孩子哭着哭着，就哭累了，当他止住哭声，在埃娜太太的怀里慢慢静下来的时候，赵一荻满脸泪痕地别过头，狠了狠心走出去，伊雅格送她出去，赵一荻把已经说了N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谢谢你们，不要让孩子和外界多接触，防止有人加害孩子。

伊雅格在答应了N次之后，又诚恳地答应了N+1次，这个很讲义气的美国人不仅仅是口头答应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和夫人替张学良和赵一荻尽了父母的义务。他们怕在旧金山华人聚居区有人知道张闾琳的真实身份，很快就从那个地方搬了出去，住进洛杉矶，并把张闾琳改名为克尔。

或许感觉孩子在自己身边还是有些不保险，毕竟伊雅格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许多人都知道他和张学良一家的关系，为了更加安全，他把闾琳寄养到好朋友科恩夫妇家中，恰好科恩家有一个和闾琳同岁的男孩，一走进科恩家，闾琳就和那个美国男孩成为了好朋友。这个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孩子适应能力很强，没过多长时间，他俨然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华人小孩，因为没有汉语语言环境，后来这个孩子长大后不会说汉语。

让赵一荻没想到的是，她和儿子一别就是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中，不但没见过儿子，连一点音讯都没有。

原本以为，过不了一年半载，她就可以抽时间到美国探望一下闾琳。走进幽禁地，相当于进了囚笼，赵一荻一到贵州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从贵州到重庆，又到台湾，蒋介石对他们的幽禁越来越严密，她只能默默思念着自己的骨肉。实在想儿子了，她就拿出他小时候的照片看一看，照片上的闾琳永远只是十岁的模样，她想象着儿子长成英俊少年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他长成青年人的样子，那模样完全是按照张学良年轻时代的样子去想象，她有时候也会内疚，在儿子那里，自己真不是一个好妈妈。

在爱人那里，她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好女人。

一回到国内，来不及休整，她就匆忙奔赴贵州，经过辗转颠簸，来到了贵阳附近的修文县。

来到县城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随行的人都说今天还是住在县城吧，明天再上山也不迟。张学良被囚禁的阳明洞离县城还有一段距离，在阳明洞位于修文县城北的龙岗山上，赵一荻早一天到那个地方，就是早一天自投罗网成为囚徒，还是多享受一天自由的日子吧。

然而，赵一荻坚持立即去阳明洞，她想立刻见到张学良，越快越好。她等待了三年，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一分钟都不想等。每个温润可爱的女子都曾经是天使，为了自己爱上的那个人，她们宁愿折断翅膀飞落凡间，为自己心仪的那个男人不再腾飞。女人是一种痴情的动物，当她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想随时见到他，天天和他厮守，赵一荻就是那些折断翅膀的天使中的一个。

车子一路向北，道路崎岖，他们行进缓慢。在张学良被关进这里之前，阳明洞已经是很有名的古迹了，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曾居于此洞。那位四百多年前的老夫子当年也是和张学良一样的倒霉蛋，他本来是兵部主事，没站好队得罪了宦官刘瑾，进而招惹到皇帝，屁股上挨了四十大板的廷杖之后，拖着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屁股，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军事研究不成了，他开始研究哲学，在此悟道讲学，成为了名扬中外的哲学家，阳明洞也成为名胜古迹。

蒋介石把张学良安放在这个古幽的地方，并不是想让他成为第二个王阳明，他一定是觉得这个地方相对僻静一些，没有人会想到在这里关押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犯。

张学良被关押在阳明洞旁的小楼上，这小楼偶尔住住是个好地方，风景优美，幽深僻静，如果常年住在这个地方，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赶上个喜欢热闹的人，住久了说不定会疯掉的。从1938年11月起，张学良就被转移到了这里，他比王阳明稍优待一点的就是屁股上没有挨四十大板。被打烂过屁股和没打过的就是不一样，张学良当时受的刑罚显然没有王明阳厉害，后来他也没有王阳明那样的大彻大悟，但是他们巨大的失落感大概是一样的。

祸不单行这句话往往是正确的，于凤至病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已经不是于凤至在照顾张学良，而是张学良照顾于凤至。连戴笠都感觉到于凤至的病实在太严重了，非治不可，再这样下去说不定连命都丢在这里了。请示过蒋介石后，于凤至被送到重庆检查诊治，查出来却是乳腺癌。

宋美龄得知情况，念于干姐妹的感情，准备送于凤至到美国就医。于凤至自然舍不下张学良，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在他身边实在也替他做不了什么。看来命中注定自己必须离开他，命中的情缘是争不来的，她也无奈，考虑再三，提出赵一荻来替换她。

赵一荻会不会来，蒋介石拿不准，戴笠拿不准，连张学良和于凤至都拿不准。如果说别人拿不准是有情可原的，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一个没名没分的编外二奶，凭什么要抛弃安逸幸福的大都市生活，抛弃自己唯一的孩子，来这种地方受罪？说是为了爱情，张学良真的爱她吗，如果爱她，为什么不给她一点名分，哪怕只是一个妾？张学良按说不应该拿不准，大概就是因为人们考虑到的那个原因，他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个名分，赵一荻对外不过是张学良的女秘书，仅仅作为女秘书，人家有义务来跟着他吃苦受罪吗？

但她却来了，抛弃了身后的一切。那个黄昏，她一步一步攀上龙冈山，在护送她的人和阳明洞的守卫进行了交接之后，这个女子，轻轻攀上阳明洞旁的一座木结构楼房的楼梯。

三年了，她不知道他变成了什么样，她不知道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她不知道，只是一颗心突突跳得厉害。

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见到张学良的一刹间，赵一荻的鼻子酸了一下，她忍住眼泪，静静地看着他，无语。

他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这种咖啡色服饰是他家常喜欢穿的颜色，只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很一般。三年不见，他的头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稀少，那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少帅骤然间变得这般沧桑。

他老多了，也憔悴多了，站在依然年轻、风采依旧的赵四小姐面前，张学良明显苍老了许多，不过，那沧桑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军人气魄。

赵一荻的突然出现让张学良感到非常惊喜，他以为她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黄昏不太明朗的光照下，赵一荻的剪影非常美，很久没有见到过这样美丽女人的影像了。

四妹，来啦。

张学良那一口亲切而熟悉的东北话，让赵一荻顿时又找到了过去的感觉。

她轻声回答：来啦。

声音很轻，轻得连她自己都勉强听到，说完这句话，她的泪水就不争气地流下来。此刻，她好想扑进他的怀抱，诉说自己这一千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叩问他一声：是否想她？

他过得好与不好，她就不必问了，他如果过得好，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一头茂密的秀发在短短的三年间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心情抑郁惆怅，如果生活环境好一些，他不会一下子老去，她过去总以为她的爱人永远不会老去，永远是刚遇到他时的那个样子。仅仅三年的幽禁，他似乎一下子老去了十岁。

于凤至听说赵一荻到了，从病床上爬起来和她见面。

出现在赵一荻面前的于凤至一脸憔悴，她本来就瘦，这会儿看上去更瘦了。见到赵一荻，于凤至拉住她的手：四妹，你真的来啦，大姐谢谢你。

她的弦外之音是，本来不应当让你到这里来受这份罪，你没名没分的，也不该来受这份罪，都是因为自己的病，连累了赵一荻。

赵一荻听明白了，她平静地说：大姐，安心去治病吧，这里有我呢。

或许，于凤至根本就不懂赵一荻对张学良的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这个“谢”字，赵一荻是不敢领的，她不是那种想从成功男人身上牟利的小狐狸精，这本来就是她深爱的男人，她不是替任何人来尽责任和义务，她为的是自己的爱，自己的心。

于凤至向赵一荻交待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现在赵一荻来了，她可以去外面治病了，她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张学良有人照顾了，难过的是按照检查的情况，她的病情很严重，这一走能不能再见到张学良都是未知数。把自己的男人就这样交给另外一个女人，即使这个女人和自己情同姐妹，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酸意，对于女人来说，这是怎样的悲情。

那个夜晚，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最后时光。灯光摇曳，那个天气有些寒冷的深夜，张学良和他的两个女人说了很多话，此后，他的身边只剩下一个赵一荻。最终，于凤至远走大洋彼岸，至死都无缘再和张学良相见。

于凤至走了，赵一荻这回成了张学良正儿八经的生活秘书，她的出现让张学良恢复了几分青春活力，她对他讲外面的新鲜事。发现张学良有时候精神萎靡，经常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她鼓励他潜心研读明史，学学明代那位名叫王阳明的前辈，这位老先生在这里住了三年，把自己修炼成了大家，四百多年后的张少帅既然有缘来到了这里，不能给前辈丢脸啊。

张学良觉得赵一荻说得有道理，他真的开始研究明史了。在阳明洞，赵一荻是他研究成果的唯一见证者，他静心读书的时候，赵一荻就默默坐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地陪伴着，茶凉了为他续上一杯，天冷了为他披上件衣服，读书读累了陪他天南地北地聊阵子八卦。偶尔，他们会谈古论今，张学良惊诧于赵一荻学识见长，他们分别的这几年，她在寂寞中读了很多书，这些书现在都派上用场了。

过去，赵一荻在张学良眼里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这一次，张学良忽然觉得她长大了，他越来越依赖她，无论什么事都喜欢和她探讨一下。于凤至在张学良面前是大姐，总喜欢像对待弟弟那样宠着他。赵一荻不是这样，她会很平和地和张学良探讨一些话题，用她特有的温柔的叙述方式说服他，打动他。

春天不知不觉到了，1941年阳明洞的春天一如既往的美，这美景似乎与张学良无关，他的心情依然留在灰暗的冬季，无心观赏春天的景色。赵一荻拉着他去楼外赏景，听花开的声音，看草长莺飞。她和他偎依在一起坐在春风中，张学良恍然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这个女子他是真心爱过的，在他爱过的所有女人中，她其实不是最让他心动的，却是最让他舍弃不下的。这些年他可以离开任何一个女人，就是离不开她，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是他最轻松的时候。

自从赵一荻来到阳明洞，张学良明显精神了不少，气色也越来越好，她成为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张学良的幽禁生活很苦闷，看守他的那些特务也苦闷，一帮人整天在这不见人影的地方守着这么一个人，时间长了觉得挺没劲的。他们有时候自己哄自己玩，比如几个看守吃饱了没事干凑到一起打打球，这些人的球技一般般，张学良隔着窗子看到了，放下手里的书对赵一荻说：就这种水平，也好意思玩。

赵一荻也想让张学良锻炼锻炼身体，就趁机激他一把：你去给他们当教练，教教他们呗。

张学良已经很久不活动了，赵一荻的话提醒了他，自己义务给这群菜鸟当教练也未尝不可，将来他们调离这里到了别的部队，万一有机会打打球，这球技还不让人家笑话死，说曾经看守过张学良的宪兵，就这两下子，怪给自己丢人的。他走出小楼，主动给他们当起教练来，除了当教练，有时候还要兼当裁判，赶上高兴的时候，还会亲自上场，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在赵一荻爱慕欣赏的目光注视下，张少帅的英姿又开始勃发，隐约有了一些当年的模样。

短暂的春天匆匆而过，进入五月，这里草木葱茏，景色宜人。

他们已经渐渐喜欢上这里的环境，艰苦是艰苦了一些，却返璞归真，张学良俨然已经是半个明史专家了。

几天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急病让张学良不得不离开这里。

那天，张学良突然肚子疼得厉害，开始他还忍着，不想让赵一荻为他着急。后来，他疼得实在厉害，病情恶化，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脸色铁青，天气还不是很热，他额头上的汗珠噼里啪啦往下掉。

细心的赵一荻发现张学良情况不对，她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张学良说肚子疼得厉害。这个当年戒毒都能撑下来的汉子，被这尖锐的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赵一荻慌忙叫来这里的队医，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山上没有医疗设施，修文县城的医疗条件也很差。看守们不敢怠慢，张学良不是一般的政治犯，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如何担待？于是，他们立即向戴笠汇报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马上离开修文县，到贵阳进行手术治疗。

这是张学良被幽禁在阳明洞三年后第一次离开这个地方，他想象过无数种离开这里的方式，没想到却是因为患上急性阑尾炎，被迫来到贵阳住院。

本来发现的时候病情就很严重了，在山上耽误了一点时间，到了修文县医院又耽误了一点时间，到了贵阳的医院，他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不得不进行切开引流手术。也就是说，阑尾炎术后，还要在他的腹腔植入引流管，引流腹腔内的液体。

张学良的病居然严重到这个程度，赵一荻很内疚，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他。医院里，她一直陪伴着，寸步不离，一直到他的病痊愈。

病好了，贵阳这样的好地方蒋介石是不肯让张学良长期住下去的，既然幽禁，就要有幽禁的样子。张学良又得继续回阳明洞，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三年，明代的王阳明得罪了皇帝也不过就在那里住了三年，张学良这三年一步都没离开过那个地方。赵一荻也不想再让他回到那个地方了，就提出修文县比较偏僻，阳明洞交通更是不便利，那里缺医少药的，张学良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病情复发就会有生命危险，请示是否能给他换个地方。

考虑到赵一荻说的这些都是实际情况，戴笠把张学良安置到了离贵阳更近的贵州黔灵山麒麟洞。

麒麟洞是贵阳的风景区，这些年张学良一直被关押在各大风景区，荒无人烟的，主要是为了好看守。其实，麒麟洞的条件还不如阳明洞，这里景色不错，不过没什么像回事的住处，一座名叫白衣庵的尼姑庵就算最奢华的建筑了。在这里住着四个尼姑，再加上张学良、赵一荻和看守关押他们的三个连的卫兵，白衣庵一下子变成了集中营，山上架着机枪，出入的都是大兵，没有人敢到这里来烧香了。

在张学良被关押到这里之前，杨虎城也被关押在这里过，前不久已经迁到了别处，张学良他们的住处就是杨虎城曾经住过的地方。赵一荻的房间和张学良的房间中间有一个会客和用餐的小空间，他们经常会坐在那个地方看看书，聊聊天。当然，四周有看守把守着。不过，他们早已习惯了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地做他们的事情，甚至说些情话，习惯了执手散步的时候，后面有人看押着。

尼姑庵里，三个小尼姑都喜欢赵一荻。她那样有气质，那样会打扮，小尼姑们经常看到赵一荻穿着好看的旗袍，挽着张学良的胳臂，从关押他的小屋里走出来，四周驾着的机枪就对着他们。他们看上去却是格外浪漫，至少是尼姑们没见到过的浪漫，每当这个时候，老尼姑就使劲敲着木鱼把小尼姑们的注意力牵拉回来。

阿弥陀佛，都落魄到这个地步了，这个女子还这样浪漫和自信，真是世间少有啊。老尼姑怕自己手下的小尼姑们被这对在逆境中还坚持秀爱情的男女带坏了，她紧闭着眼睛使劲敲木鱼。木鱼声中，小尼姑们的目光是被拽回来了，但心里还想着那两个人，暗自思忖着，多恩爱啊，人世间竟还有这样的爱情。

再往前走就是白象桥，那里挂着一块写着“禁止”的木牌，再往前就是禁区，他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到这里了，他们只好停下来，观观景说说话。

坊间都知道麒麟洞关押着张学良，因为老百姓不能到尼姑庵烧香了，连最草根的老太太都知道了这件事。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一直很钦佩张学良将军，于是胆大包天组织各界人士到麒麟洞附近的花溪组织了一次特殊诗会，在特务监视下邀请张学良参加。大家朗诵的诗词基本上都是赞扬张学良的，诗会上，张学良一激动，即兴吟诗一首答谢大家：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这件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他大为光火，责怪戴笠怎么可以把张学良放置在距市区这么近的旅游景点，立即换地方。

张学良在麒麟洞住了半年多,1942年2月,迁往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蒋介石或许觉得张学良的幽禁生活过得还是太幸福了，要求以后严加看管。到了开阳县刘育乡，张学良的日子更难过了，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严密监视，艰苦的乡村生活和严密的监视，让张学良陷入无限的苦闷中，赵一荻敏感地觉察到了，她更加悉心地照顾他。

他已经无心看书，无心研究明史之类的了，本来对于他来说那也不过就是消遣，现在无心这样消遣了。赵一荻就帮他寻找新的消遣方式，比如在众多卫兵押送下去水坑塘里钓钓鱼，在指定范围里散散步，看远处的农人们忙忙碌碌劳作。

这场景总能勾起张学良童年的回忆，他的童年就是在东北乡村度过的，现在的自己，还不如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如果让他现在去当农民，他相信赵四小姐也会和他相依相守，陪他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苦日子。

有时候他会想，西安事变，自己后悔了么？

没有，他不后悔。

虽然在这个地方听不到抗战的炮声，他知道，在前方，抗日志士们正和日本人激烈交战。

他的幽禁也是在为抗战做贡献。

蒋介石铁了心就是不想让张学良在一个地方消停，他就是要折腾张学良，直到把他折腾得精神彻底崩溃。开阳县刘育乡没住多久，老蒋又把他送到了著名的息烽集中营。至此，张学良快把贵州住遍了。

这里是真正的集中营，在这里，张学良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有时候会无缘无故暴怒，无缘无故掀桌子，摔家具。

桌子和家具都不是自家的，当然用不着心疼，但是人是自家的，情绪不好会有人心疼，这个人是赵一荻。她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劝慰他、安抚他，让他冷静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种情绪这种状态正是蒋介石想要的，他挖个坑咱们就跳吗？

张学良觉得她说得有道理，慢慢冷静下来。

抗战快八年了，他安静下来，盼着胜利的那一天。

第七章  在台湾的漫长幽禁岁月

青山绿水间的小木屋

1944年，日军开始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行动，制订了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组织数十万兵力发起了豫湘桂战役，进攻河南，袭击湖南，夺取了长沙、衡阳，然后又侵占桂林、柳州、南宁，到那年冬季，贵州独山也被攻陷。张学良的关押地看起来也不安全了，他又被转移到桐梓“小西湖”囚禁。

桐梓“小西湖”比息烽集中营强不了多少，他依然像真正的囚徒。这个地方从外面看景色优美，像杭州的西湖，其实也是个小集中营，张学良的行动更加受到限制，他除了靠听听收音机了解一点外面的情况，几乎和外界断了一切往来。

赵一荻每天帮他调台收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其实里面的新闻大同小异，嗲声嗲气的女播音员听上去懒洋洋的，播送的新闻也没什么太大价值。

1945年9月的某一天，一条新闻让张学良为之振奋，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张学良怕自己听错了，问一直专心致志听收音机的赵一荻：我没听错吧，日本人投降了。

赵一荻也是一脸惊喜：我也是听里面这么说。

他们拥抱在一起，兴奋、激动。

张学良首先想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了，老蒋应该放自己出去了。

赵一荻想的是：他们如果被释放，就可以见到儿子了，她已经五年没有儿子的消息了，他应当长成一个青春小帅哥了。

他们确实要离开桐梓“小西湖”了，看守他们的特务说这回要把他们送到重庆，然后乘机到南京，和杨虎城一同去见蒋介石，然后让他们恢复自由。

张学良和赵一荻相信了，他们憧憬着自由的日子，那几天他们兴奋得吃不下睡不着，以为这回真的盼到头了。

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如他们所想蒋介石并没有放他们出去，不但没有释放张学良，还把他转移到了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馆。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解释，他担心张学良被中共利用，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他。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也是这样被蒋介石“保护”着，有所不同的是，蒋介石在和共产党的内战中惨败逃离大陆前，杨虎城举家死在他的屠刀下，张学良则在1946年11月就被长途跋涉押往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继续幽禁，如果他没有离开大陆，会不会也落得杨虎城的下场，谁也说不好。

张学良也不知道自己会被蒋介石送到台湾，在重庆的戴公馆住了没多长时间，又要被转移了。他已经习惯了不停地被转来转去，这次转移到哪儿，他并不知道，其实知道和不知道没多大区别，蒋介石心血来潮，高兴让他去哪里他就必须去哪里。这次去的地方路途似乎更遥远，事先已经告诉他要坐飞机走，是去南京吗？

这十年张学良一直被关押着，许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194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蒋介石表面上答应了。张学良关押在重庆的时候，老蒋曾经派人和他谈过条件，张学良如果答应了那三个条件，就让他恢复自由：条件一，向社会公开说明西安事变是因为上了共产党的当；条件二，恢复自由后立即带着他的东北军去打共产党；条件三，不打共产党也可以，立即出国留洋。这些条件张学良一个都没答应，蒋介石烦了，现在你还敢跟我玩这个，看来你的心跟共产党贴得很近啊。

1946年10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台北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庆祝大会，意外地发现，台湾这块土地是净土，没有被红色浸染，他一到台北就受到热烈欢迎，那些人如同他的粉丝，他找到了做政治明星的快感，这是这么多年在大陆所没有享受过的。他高兴之余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蒋介石突发奇想，把张学良弄到台湾去幽禁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免得共产党老惦记着他。这样想着，他就命令台湾的有关人员立即找合适的地方，不到十天的时间，就下达了转移张学良去台湾的密令。

又要出发了，赵一荻帮着张学良收拾行装，衣服必须带上，必备的日用品也必须带上，每次不能忘记的还有那台收音机，那是宋美龄某一次来探视张学良的时候特意送给他的，收音机个头很大，不像后来的袖珍收音机那样小巧玲珑，而且跟随他们四处辗转，收音机的外壳已经很旧了，不过音质尚好。赵一荻已经习惯了搬家，收拾起行装来干脆利索，到出发的时候，行李早就被看守们运上飞机，张学良和赵一荻一大早就被汽车送到重庆的九龙坡机场，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早已等候在那里。

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奉命在机上等着张学良和赵一荻登机，事先他不知道乘客是谁，只知道此次任务是从重庆的九龙坡机场直飞台湾桃园机场，上级给他下达的指令是：不准打电话，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不准走漏任何消息。

看来这次运送的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张学良和赵一荻登上飞机，王赐九一看这两个人，忽然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张学良少帅和赵四小姐，那女子并不是倾国倾城的美貌，却气质不凡、优雅温婉。她搀扶着张学良，看上去比头发稀少的少帅年轻好多好多的样子。

中国人习惯于权贵阶层的老夫少妻，这对老夫少妻在王赐九眼里看来，张学良还是过于沧桑了些。赵一荻的模样也就是二十挂零的感觉，张学良看上去有五十开外的年龄了。但她和张学良尔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样子，却又羡煞每一个见过他们的烟火男女。

张学良对重庆似有不舍，他倒不是真的不舍得这个地方，只是不清楚下一站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有一丝犹豫。如果他知道这将是他人生中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刻，无论如何也要多看几眼。

赵一荻轻轻催促他：汉卿，快进飞机吧。

飞机呼啸而起，他们不知道这是要飞向何方，这个时间，如果飞南京早该到了，如果飞上海早该到了，如果飞北平，飞沈阳也该到了……这是要去哪儿呢？

云里雾里地飞翔着，经过了无限漫长的飞行之后，飞机终于落地了。

随行的看守说：到了，下飞机吧，这里是台湾的桃园机场。

飞机驾驶员王赐九说：这里不是桃园机场，是台北机场。

原来，这种秘密飞行无地面指挥，又没有无线电联络，在这种情况下到一个陌生的航线飞行，随时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王赐九考虑到飞机上坐着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将领，如果在自己驾驶的飞机上出了事故，自己就是千古罪人，于是擅自改变飞行计划，改道飞往台北。

他的擅自改道打乱了军统的一切计划，惹得他们大发雷霆。

从重庆来到台北，这是张学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赵一荻一脸困惑，台北在家乡的什么方位？她极力分辨着方向，分辨着哪里是西，哪里是家乡的方向。

然而，无论是台北还是计划让他们飞往的桃园，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蒋介石已经让人帮他们勘查好了，尽管飞越千山万水，到了老蒋自以为很放心的台湾岛，毫无例外还是要让他们住进偏僻的深山老林景区，台湾的新竹有一处井上温泉，那里人烟稀少，长年累月见不到几个人影，下一站他们就要住进那里。

新竹井上温泉，乍一听感觉应当是个很不错的旅游胜地，其实那个地方非常偏远，在台湾的西北部，是一个很古老的城镇，居民以闽南人为主。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峰峦起伏，井上温泉确实有温泉，但这不过就是个很原生态的山胞村子，住着一些土生土长的高山族居民。

和张学良在一起被幽禁的五年间，赵一荻已经见识并住过了祖国大好山河中的不少景区，这个名叫井上温泉的地方在她心中期望值也不高。果然不出她意料，押送他们的汽车经过了长途颠簸，开进密不透风的深山丛林，在一条只能容一辆车行走的陡峭狭窄的山路上缓缓前行，穿越山体隧道，艰难行进在沟沟坎坎的石子路面上，直到午后时分，最终晃荡到那个名叫井上温泉的地方。如果赶上下雨的阴天，这条道路是无法通行的，恰好赶上那几天天气不错，算是一路畅行。赵一荻一路上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偎依在他怀里，在车上颠来颠去，连五脏六腑都快要颠出来了。

张学良的幽禁处是一排日本式木造平房，据说是日本统治时代为裕仁太子来台湾时所建。也就是说原本这木屋的建造算是高规格的，裕仁太子即使来也不过是走马观花，后来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就充分利用了起来，变成了日本警察的疗养所。日本警察撤走了，疗养所的顾客变成了普通游人和旅客。

这里景色秀美，是天然氧吧，只是太偏远了，所以这木屋一年也接待不了什么游客，平时是没人到这幽深的山林中来的，只有旅游季节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散客偶尔来几个。现在，蒋介石把这里改成了张学良幽禁地，一接到指令，这边的工作人员立即在温泉边为他翻建了一座新居。新居刚建成，还没收拾利索，已经看出大致轮廓来了，张学良住的木屋依山傍水，屋外有几棵樱花，有个大花园，还有个不大的网球场和温泉浴室。

张学良和赵一荻被安排住进小木屋，白天小木屋的光线尚好，房间里只有一两件非常简单的家具，简单布置好张学良的房间，安静下来后，赵一荻才感觉到了这里的阴冷潮湿，她发现张学良冻得嘴唇有些发紫了，忙着给他找出一件丝绵坎肩套上。这件衣服穿了许多年，有些旧了，赵一荻想，该给他做件新棉衣了，这里即将到来的冬天不知会不会很冷。如果外出采购做衣服的材料，还要在卫兵的押送下从那条很难走的路到外面去，赵一荻盘算着，出去一趟就要把需要的东西都想齐全了，出去一趟太不容易了。

到了夜晚，赵一荻才发现一个严酷的现实，这里居然没有电灯，天黑下来，四周一片黢黑，偶尔能看到点点灯光，却是不很明亮，昏昏暗暗的，那不是明亮的电灯灯光，而是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两个人相对而对，油灯的光亮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到木屋的墙壁上。

那一夜，许多事情他们都来不及多想，匆匆收拾收拾就睡下了，实在是太累了，一停下来，疲惫就袭上来，那一夜虽然冷，但他们睡得很香很沉。

第二天，他们发现这里的景色确实很不错，如果是春夏季节肯定会更美，倘若不是被关押在这里，倘若是一对情侣相伴到这里来旅游，实话实说这青山绿水间的小木屋还是很有情调的。当然这个地方不是什么季节都好玩，比如在这寒冷的冬季，这里的潮气让空气变得更加湿冷，贵州深山的冬季就已经让张学良和赵一荻心有余悸，到了这里他们才知道，其实和这井上温泉比，那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下来，对张学良和赵一荻来说，不存在喜欢不喜欢这个地方的概念，他们今后就要住在这里了，不知住多长时间。

张学良拿出自己那唯一的家用电器——宋美龄送给他的那台收音机。赵一荻帮他调了调台，还好，能收到一两个台，以后，在这闭塞的地方，这台录音机更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了。这个时段没什么新闻，还是先关掉吧，干电池也要省着用，大概买几节干电池也要到遥远的新竹县城去。

蓝衣，布鞋，为你我宁愿洗尽铅华

美丽的景色不能当饭吃，这里不但寂寞，也更加艰苦。

周边住的都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不知道张学良是什么人，不知道什么是西安事变。前些年，这个温泉的木屋子里在旅游季节住的是日本官员和他们的家眷。抗战结束，日本人投降了，他们也撤离了台湾。这里刚清静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夜之间，突然住进来这样一对男女，还有那么多的大陆军人。

张学良被囚禁的木屋子就在吊桥的下边，吊桥那边就是当地居民，他们向这边遥望，有一条明显的警戒线拦住他们去往木屋的路，他们猜测，关在这里面的不是一般人物。那个头发稀疏的男人看上去风度翩翩的，那个年轻女子长得真好看，他们是夫妻吗？这么好看的女子为什么也被关在里面不能出来？

他们出于好奇，经常向这边偷窥，大陆那边这些年发生了些什么事，山里人是不太清楚的，读书的孩子们比大人知道的稍多一些，但也不知道这里面关的是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张学良和他有着传奇色彩的女秘书赵四小姐。

女孩子们只是觉得关在里面的这个年轻女子很会打扮，穿的衣服很好看，她们也想买一件那个式样的衣服穿穿，跑了很远的路去到新竹县城，根本就没有这样款式的。

其实，那个时候的赵一荻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时装了，在特务们的严密监控下，她没有机会去逛商场，不知道外面现在正流行什么，不知道时尚女人们都在怎样妆扮自己。有时候她会在外出时机采购一些自己喜欢的布料，自己裁剪缝制服装。这个爱美的女人并没有因为长期的幽禁而失去对美的追求。没有高档时装，没有脂粉，她就自己设计服装样式，尽量把自己打扮得优雅得体。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看到她穿成什么样子，她依然不肯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仅有的一面小镜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要打扮给她的爱人看，在爱人眼里，她永远是最美的赵一荻。

很多时候，她的时装不过就是一身自己裁剪缝制的布衣，一双自己制作的布鞋，没有胭脂香粉眉笔口红，手头什么化妆品都没有，她一身素雅的布衣，洗尽铅华，却掩不住她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的气质。

从那个时期留下的照片看，素衣装扮的赵一荻身上依然散发着独具品位的女性魅力，那身装扮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发型是很时尚的民国范，上衣的下摆系进肥腿裤中，腰肢纤细，身姿婀娜，虽然不似当年那般倾国倾城的绝艳，却人淡如菊，清幽素雅中，更有女人味。

赵一荻不但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乱，她还把张学良收拾得干净利索。长期被关押的男人，通常头发胡须蓬乱，衣衫褴褛。张学良从来不曾那样过，赵一荻不允许他变成那样，她的少帅不可以像一个囚徒。她没有办法控制他日渐老去，却可以让他衣冠齐整很体面地活着，可以用自己的爱让他感悟到人间温情。

多年来，一直“守护”张学良的看守是国民党中校刘乙光，从1937年1月浙江奉化溪口开始，刘乙光就奉命专门负责张学良的内卫，对外他是张学良的秘书，对内他就是特务队的队长。这个人是戴笠的心腹，个子不高，貌不惊人，但很忠诚于党国的事业，张学良辗转了那么多地方，都是他守卫着，并且一直陪伴张学良来到台湾。他严格按照蒋介石确定的“严加防范，相对自由”的原则，按照戴笠派给他的任务：确保张学良的安全，不能让他自杀，防止来自外界的一切威胁；随时留意他的言行，做到有言必记，有行必载，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还定期直接向戴笠汇报，戴笠因飞机失事之后，他就直接向蒋介石汇报。

到了这人生地不熟的新竹井上温泉，刘乙光大概觉得这个地方偏僻，山里人对于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所以采取内紧外松的监控方式，偶尔，张学良可以在温泉的浴池隔着矮矮的木板和当地居民交流一下，甚至允许他们接触一下当地驻警的家属。

赵一荻结识了一个美丽的当地女孩戴月妹。

戴月妹的妈妈是赛亚族，爸爸是泰亚族，这两个族系都是高山族的分支，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高山族，戴月妹就是高山族女孩。她爸爸是新竹井上温泉的警察，派出所设在吊桥边。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家庭条件比较好，当时正在台北读书。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新竹井上温泉的第二年夏天，戴月妹放暑假回家，到河边洗衣服时，经常能看到穿衣服很有品味的赵一荻陪伴张学良在温泉边散步，他们有时候会走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她就会和赵一荻搭讪几句。

赵一荻很奇怪这个高山族少女会说不很流利的汉语，但是她的日语说得很好。因为这里过去是日本统治的地盘，孩子们从小就接受日本式的教育。赵一荻的服装也和当地一般小女孩不一样，碰上戴月妹和她搭讪的时候，她就停下来与之交流。

戴月妹会问赵一荻：你的衣服真好看，在哪儿买的？

赵一荻告诉她是自己缝制的，不是买的。

戴月妹惊叹于这个美丽的姐姐心灵手巧，她们交流的时候，张学良也会凑上前说上几句话，他的日语比赵一荻好，和戴月妹交流起来没有一点障碍。戴月妹有着山地女孩的活泼和纯真，高兴的时候，她会放开歌喉唱歌给张学良和赵一荻听。

有时候戴月妹还带上她的表妹一起到吊桥边来唱。桥头有一棵高大的榉木，细密的树叶撑起一片绿荫，女孩子们站在榉木的树荫下唱好听的山歌。

高山族女孩子们优美高亢的歌声，吸引着张学良和赵一荻，也吸引着看守他们的卫兵们。并没有人出来干涉，囚犯和看守都成为她们的粉丝，都在静静地听。

在这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这些少女们的歌声比任何明星的演唱会都受欢迎。大家奇怪的是，刘乙光没有出来干涉。也许，他觉得在这远离政治的地方，几个当地少女不会给他的监管工作带来什么影响；也许，他觉得卫兵们的业余生活和张学良一样贫乏空虚，让几个女孩子活跃一下业余文化生活也无妨。不知道这件事刘乙光是不是也向他的上级汇报了。

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没有电灯，只有油灯，所以，这里的夜晚更加寂寞沉静。这样的夜晚，如果每天都靠睁着眼睛胡思乱想直至进入梦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辉煌的时候，张学良是习惯于过夜生活的人。幽禁中，贫瘠的夜生活使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人到中年，油灯下读书是件很费眼费力的事，赵一荻用自己的方式丰富张学良的夜生活，她在天津生活了许多年，少女时代喜欢上了评戏，会唱不少评戏唱段，就给张学良清唱评剧，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唱得挺像那么回子事。高山族的女孩子们从来没听过评戏，夜晚也到吊桥边听赵一荻唱评戏，戏文究竟是什么她们听不懂，但是觉得她唱得很好听。

赵一荻唱评戏，她们那边用高山族的民歌和舞蹈和她应和。深色的天幕上，月亮升起来了，明亮皎洁的月光下，是很美很美的剪影，那场景很美。那样的夜晚，张学良忘记了自己当下的身份和处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东北当少帅的美好时代。听到高兴的时候，张学良也会唱上一段京剧，比如《四郎探母》之类的。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在卫兵的监视下，张学良和赵一荻坐在吊桥下边的温泉边，女孩子们站在吊桥那边，卫兵们站在张学良和赵一荻后面的不远处，这场景很奇特。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熏陶，戴月妹喜欢上了中国戏剧，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声乐戏曲专业。

夏季，有外出求学暑假回乡的小女孩们的歌声陪伴，可以在卫兵的严密监视下去温塘欢畅地洗澡。洗澡的时候，男女浴池用低矮的木板分圈着，张学良的专用浴池隔壁就是女浴池，还可以探头偷窥那边的半裸美女。这是张学良最快乐的时候，赵一荻只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她知道，她的张少帅天生是个好色的男人，如果不是被蒋介石幽禁了起来，他还不知道会招惹多少花事呢。

被这个幽禁的坏老头儿偷窥，那边的小美女们哭笑不得，他都落魄成这样了，难得还有这份闲心，大家就拿脸盆舀水泼他，泼得他满脸是水。

新竹井上温泉的夏季会比冬季好过一些，但是也会有新的烦恼，这边的夏日雨水多，经常会下大雨，下雨的时候木屋就会四处漏水。过去条件再艰苦，他们还没有住过不能遮风避雨的房子，这样差的居住条件，锻炼着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任何磨难的赵四小姐。

她从来没有过怨言，这样的生活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的，他能忍受，她更能忍受。一个东北军大帅，一个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都能承受这样的苦难，她愿意无怨无悔地陪在他身边。

他们是相依为命的伙伴，张学良越来越依赖赵一荻。他不知道这个小女子身上哪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她很瘦很弱，走路都有些娇喘吁吁，骨子里却无比坚强。过去，张学良是她的主心骨，现在倒过来了，赵一荻变成了张学良的主心骨，只要有她在身边，他就踏实。

为你愿做笼中鸟

张学良被秘密押解到台湾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究竟把张学良幽禁在了台湾的什么地方，即使国民党高层，也只限于蒋介石等一些当事人清楚。

小弟得罪了大哥的下场，就是大哥一旦占了上位，想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大哥一不杀你，二不让你坐监狱，这辈子豁出一大批卫兵陪着你，让你带着心爱的女人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至于自由嘛，这辈子就和你无缘了，画地为牢，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牢狱。

陪着张学良做笼中鸟，赵一荻心甘情愿。

大概觉得已经到了遥远的台湾，军统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监控，在新竹井上温泉的时候，曾经有三批不速之客来这里看望过他。

第一批就是张学良的东北老乡莫德惠。

莫德惠曾经是张作霖、张学良在东北时的部下，张学良被幽禁，他曾三次探望。第一次是张学良刚刚被关押在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的时候，他和几个昔日好友进行过探视，并把张学良写给赵一荻的遗书带出来交给了赵一荻。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10日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自由。会议结束后，东北军推举代表看望张学良，莫德惠作为东北人士推举的代表，到贵州桐梓探视张学良，两个人长谈了几天，他给张学良带去了安慰和鼓励。第三次就是1947年元旦蒋介石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大赦令》，东北人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迫于压力，蒋介石做了让步，允许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代表东北人士渡海到台湾看望。莫德惠长途跋涉来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见到了张学良和赵一荻。

一年前见面的时候是在贵州桐梓，现在却是在遥远的台湾岛的偏僻一隅。如果不是老蒋答应让他来探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张学良已经被弄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莫德惠比张学良大十几岁，现在却看不出张学良年轻多少。老朋友再次在幽禁地相见，百感交集。莫德惠在山里住了两周，分别时，张学良以一首《赠莫德惠》五言诗相赠：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这首诗中写的是无奈，十年的幽禁生活，没有一丝获得自由的迹象，不读书还能做什么，在深爱自己的女人的陪伴下，红袖添香伴读书，听上去很美，这种凄美要靠多少辛酸来支撑。挥别这对男女的时候，莫德惠看着他们消失在林子深处的身影，不禁老泪横流。

第二批来新竹井上温泉探视的是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

张严佛是奉命从南京专程赴台湾对张学良进行考察的，公务在身，目的性很强。但是寂寞中的张学良对所有来看望他的人都心存感激。那个夏日午后，他送给张严佛的诗依然是情深意切：

山居幽境处，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这首诗比上一首更加抒情，有了一些五代十国南唐皇帝李煜被赵匡胤软禁时“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失落感和积郁激愤的情愫。“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这大概是张学良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那一年的夏秋时节，是张学良和赵一荻这些年来最忙碌的一段，一边听高山族少女们的山歌，一边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探视者。

第三批来新竹井上温泉探视的是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

张治中本来是带着家眷到台湾度假的，既然来了台湾，想到自己的老朋友张学良传闻被关在这个岛上，就向他的学生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提出看望张学良的想法。彭孟缉不敢答应，直到张治中一再表示“一切由我负责”，他才勉强同意了。

张治中也是在张学良幽禁期间三次探望过他的人。第一次是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第二次是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前去探望他，这次来台湾新竹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们坐火车到新竹，又坐了很久的汽车才到井上温泉，步行到空中吊桥，再走过一座大木桥，来到张学良被幽禁的木屋。

张学良和赵一荻早就得到通知，说老朋友张治中带着家眷来看望他们。赵一荻特意拿出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把自己装扮得很漂亮。那是一件自己精心缝制的藏青呢旗袍，鞋子也是自己做的，和衣服一个面料，这件衣服只有贵宾来访，才拿出来穿。然而，尽管她换上了最好的衣服，但在上层大小姐们眼里还是非常寒酸的。在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看来，这位著名的赵四小姐贤淑温柔，当年那个以爱漂亮著称的赵四小姐居然能心甘情愿跟着张学良过这种苦日子，不禁对这个女子肃然起敬。

赵一荻和保养得很好的张治中的女眷们比较，显得那样纤瘦，脸上也失去了这个年龄的女子应有的红润和细腻。但是见到从故乡来的这些朋友，她比张学良还高兴，带着女眷们上山散步。多年的幽禁生活，她的体力变得很差，不能像那些女人们一样迈开大步走很远的路，她要走走歇歇。她第一次走上了桥头，那天非常兴奋，还和张治中夫妇合了影。

那天，张治中和张学良说了很多话。十年不见，张治中发现张学良苍老了很多，脸上写满了磨难的沧桑。临别前张学良送给张治中一首诗：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张学良和赵一荻眼含热泪告别张治中。

他们不知道，莫德惠、张治中的探望带来了大麻烦。莫德惠来探望的时候，和张学良、赵四小姐以网球场横网为背景的合影留念，张学良让赵一荻找来笔墨在照片后面留下一句话“网球作戏于台湾井上温泉柳老纪念”。这张照片后来被莫德惠拿出来，并配上了一篇《张学良在台湾》的文章发表在上海艺文书局发行的《艺文画报》第1卷第12期。张治中回到大陆后，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和张学良的合影以及张学良的亲笔诗稿。

刘乙光(左一)、赵一荻(左二)、张学良(右二)、莫德惠(右一)

张学良被囚禁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消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在美国一直关注张学良消息的于凤至从报纸上得知后，立即派陪在她身边的张学良的奶妈从美国飞到台湾，寻找张学良和赵一荻的下落。她当然扑了个空，因为蒋介石得知张学良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已经不再是秘密之后，非常恼火，命令刘乙光：“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这话是冲着张治中的探望说的。从此，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被转移到高雄，囚禁在寿山要塞的兵营中。在高雄的日子里，他们和外界完全隔绝，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囚徒生活。好在那样的生活仅仅过了一年，因为有情报显示，高雄要塞已经成为共军空袭的目标，他们被迁回井上温泉。

那时候，已经是1950年。

被关押在哪里对于张学良已经无所谓了，又回到老地方也不是件坏事，至少这个地方他们已经熟悉并习惯了这种艰苦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又把他们送回了老地方，也许蒋介石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既然已经把他们迁出去了，就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了。这次回来，确实极少有人知道，他们这一次算是彻底被雪藏起来，外界没有了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消息。

张学良的日子是寂寞的，长期与世隔绝让这个叱咤疆场的将军身心备受摧残。他变得脾气很大，动不动会发些无名火，赵一荻以柔克刚的劝慰是最好的灭火剂。

井上温泉这样偏僻的地方，物资极其紧缺，尽管老蒋批下了足够的经费料理张学良的生活，但是有些东西有钱也没处买，于是赵一荻鼓励张学良自己学习种植蔬菜。他们在院子里开垦出一片土地，不但种了蔬菜，还饲养了一群鸡仔鸭仔。这样一来，张学良的生活丰富多了，他种菜、喂鸡喂鸭、爬山、打网球、钓鱼、读书。

赵一荻使用缝纫机

赵一荻亲手烹饪自己种的蔬菜，闲时自己做衣服。后来，有人给她送来一台缝纫机，她居然学会了使用，过去都是用手缝制，有了缝纫机后就方便多了。她做的衣服很有个性，张学良和她自己穿的衣衫都由她亲手缝制。张学良经常穿一件半中半西式的衣服，休闲式领子，带纽扣的衬衫式袖口，衣服最与众不同的是前身左右一边一个大口袋，方便携带报纸眼镜，那就是赵一荻自己设计的，张学良冬天戴的帽子也是她自己钩织的。

她除了自己做好缝衣烧饭一个家庭主妇应当做的一切之外，还陪着张学良下围棋、打猎、钓鱼……张学良研究明史的时候，她给他当资料员，为他整理卡片，抄写资料；张学良读书眼睛累了，她就让他闭目养神，自己读给他听。

她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家庭保健医生，张学良的假牙保养的时候需要一种细线绳，她只好自制，一根一根用手捻，然后打上蜡料备用。

幸好他们手头有一部相机，记录下了许多平实而珍贵的瞬间。

照片上的赵一荻衣着朴素，却掩不住大家闺秀的秀媚风姿，她和张学良蹲在菜地里，俨然就是一对平实的农家夫妇，只是气质上不像，面对长势喜人的青菜，二人露出了喜出望外的表情。她在菜地旁边种了一片花花草草，闲来无事就侍弄那些小植物。花儿快开了，她期待着花开的日子，把自己爱人拽到花前看花，娇羞地问一声：比比看，我与花儿孰美？那情景，很像李清照的那首《减字木兰花》的词句：“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这是苦中作乐的浪漫，人生不过一场绚烂花事，这话说起来容易，当付出一生去一步一步丈量的时候，每一时每一刻却不只是说说而已那么简单了。

面对张学良的时候，赵一荻总是把自己最阳光的一面展示给他，带给他正能量，带给他快乐。夜晚，她在张学良看不到的时候，常会背着身子流出思儿的清泪。

已经很多年没有儿子闾琳的消息了，自从那年把闾琳托付给远在美国的伊雅格夫妇，她就没有再听到过孩子的只言片语。夜深人静的时候，对儿子的思念会随着夜的沉静而疯长，她不敢把这种思念说给张学良，怕影响他的情绪。白日里，非常寂寞的时候，她会拿出闾琳的照片偷偷看上半天。

宋美龄没有忘记一直幽禁中的张学良。她到了台湾后，开始不断地关照井上温泉这边的事情。这让负责监管张学良的刘乙光有时候也很为难。面对蒋介石，他必须执行严加看管的命令，面对宋美龄，他又要按照她的要求，对张学良和赵一荻人性化一些。通过刘乙光，宋美龄不断给他们带来好消息，她到美国见到了于凤至，联系上了张学良的亲人们，甚至联系上了伊雅格，带来了闾琳的最新消息，他已经长成一个帅气的大小伙子，开始读大学了。

刘乙光还从宋美龄那里带回来一台打字机，以后他们可以用打字机写信和美国那边的亲人联系了。

经历了漫长的囚禁岁月，那是张学良和赵一荻最快乐的时候，他们用已经非常生疏的手，费了很长时间在打字机上打出一封家书，打完了，却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只好重打。

活着，就是为了用生命陪伴你

爱情永远是绚丽烂漫的，在绚丽的背后，会有许多别人不知道的苦痛来支撑。

在爱人面前，在爱情面前，赵一荻是坚强的女子。面对与过去安逸优裕生活完全不同的残酷现实，她内心深处有苦痛，有抑郁，为了排解这种痛苦，她一度靠吸烟消愁。赵一荻的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吸烟更加损害了她的健康。

她年轻的时候，牙齿不好，在天津的时候就经常在闺蜜们的陪伴下到一个外国医生的诊所看牙。后来经过多方诊治先是拔去几颗，致使口腔发炎，最后没有更好的诊治办法了，所有的牙齿都换成了假牙。也就是说，美丽的赵四小姐那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居然都是假的，人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在艰苦的幽禁生活中，这一口牙齿还是很耽误事的，至少在吃饭方面和真牙齿还是不一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健康。

饮食本来就不是很好，牙齿又不给力，苦闷的时候还会吸上两口烟，赵一荻的体质越来越差，身体纤瘦，总也胖不起来。赶上现在，这样骨感瘦弱美女是时尚女孩们梦寐以求的，让她们羡慕忌妒恨。她们哪里知道，赵一荻不是刻意减肥，她恨不得让自己胖一些，再强壮一些，有更多的精力照顾和陪伴张学良。

为了张学良，赵一荻什么都能做到，就是戒不掉抽烟的癖好。如果下定决心去戒，一定能戒掉的，只是她依然把抽烟当成解脱精神苦闷的一种方式。她抽烟的姿势很优雅，细细长长的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她把自己包裹在缕缕轻烟中，凝神看着轻烟在空中袅袅飞舞，她的脆弱只有在这一刻才深深凸显出来。张学良对赵一荻抽烟这个问题也很矛盾，他劝她戒掉，又担心她彻底戒烟之后，心底不愿对任何人说的苦楚没法排解，她抽的不是烟，是别人不知道的苦涩。张学良自己心里苦的时候，可以对她发发脾气，她又能对谁去发脾气呢？

常年处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是很考验人的意志的,意志不坚定的人长此以往会被折磨疯。只是,被严密看守着的张学良和赵一荻还没被折磨疯，看守所长刘乙光的老婆率先疯了。这个女人自从嫁给刘乙光后不久，就随军跟着丈夫到处转移，她是随军家属,有行动自由,但是和住在大城市的官太太们比较,她还是亏大发了。整天住在深山老林,深入简出,特别是到了台湾之后,住在高山族人聚集的深山区,想出去一趟都不容易。这个女人心里无比憋闷,一开始是轻度精神病,只是神经兮兮的,后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这个疯女人很不让人省心,大概是觉得都是因为张学良和赵一荻被关押,才让她吃了这么多苦头。她没把怒气撒向蒋介石(当然,她也见不到老蒋),就把心中的怨恨都撒给张学良和赵一荻。张学良是男人，她还怕惹不起,主要目标基本上就是赵一荻。

赵一荻要承受很多精神压力,其中还包括刘乙光的疯婆娘给她带来的莫名其妙的伤害。

刘乙光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张学良在新竹井上温泉一住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刘乙光一直是尽职尽责的看守所长,和他在一起,谁都不快乐,这个人整天板着一张阶级斗争脸,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他老婆之所以会疯掉,也和他的这种压抑情绪有关系。他经常回台北领各式各样的命令,从蒋介石那里他领回来一个深蓝色的日记本，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说要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勾结共产党的真实经过,要向世人还原真实历史。

西安事变这个结，算是彻底系上了,无论如何老蒋也解不开。这个蓝色的小本本让原本以为有了希望曙光的张学良又陷入绝望中。那个夜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他对赵一荻说:看样子我们这辈子也甭想出去了,老蒋虽然老了,脑子好使着呢,他还记恨着西安事变,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揪住那件事不放。

新竹井上温泉是张学良和赵一荻住得最长的一个地方。1957年10月,蒋介石终于发了一点恻隐之心,让他们从这里搬出来,住进了高雄西子湾。

当初刚住进新竹井上温泉的时候,赵一荻还是三十出头的年轻少妇,搬出来的时候,脸上已经写满沧桑,虽然依然俊俏,但和当年的俏丽已经大相径庭了。

这么多年看惯了那一小片风景,哪儿有几棵树,哪儿的山坡有几个皱褶他们都能数下来,现在走出那封闭的山林,一路南下,在他们眼里,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景点。赵一荻很久没有这样兴奋了,他们到处拍照留念,像两个快乐的大孩子。

高雄西子湾比井上温泉繁华多了,这个地方房屋宽阔，环境优美，是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在这里，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心情都好多了。张学良又开始潜心研究明史,间而研读一些佛教的书。赵一荻永远是他的铁杆粉丝,他喜欢上一件事情,她也跟着一起喜欢,只是张学良因为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常年在油灯下看书,得了严重的眼病,视力越来越差。赵一荻的眼睛倒是没什么问题,咳嗽却是越来越厉害,有时候会咳得喘不上气来。

张学良眼疾最厉害的时候,根本看不了书,全凭着赵一荻读给他听。

赵一荻读着读着，经常因为剧烈的咳嗽而中断阅读,只好无奈地停下来,待稍稍好一些再继续。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光临西子湾看望张学良。因为过去她不太喜欢赵一荻,赵一荻在她面前显得很局促,不知道该怎样接待“总统夫人”。

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宋美龄曾经去过一次,这次又见面,明显感觉到张学良和赵一荻的身体状况都不如从前了。赵一荻这个女人为了张学良搭上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近二十年与世隔绝的苦难生活,使人们心目中的这个绝世红颜已经凋零成这般成色。毫无疑问,她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花瓶女人,宋美龄对眼前的穿着朴素的布衣赵一荻也有了肃然起敬的感觉。宋美龄和于凤至非常熟络,甚至于凤至还拜了她的母亲做干妈,眼前的这个女人性格和于凤至完全不一样,她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子,从不张扬,沉默寡言,别人说话的时候她静静听着,不随便插上一句话,看上去那样谦逊温柔。通过两次接触,宋美龄有些喜欢她了,感觉以前自己大概是误会了她，这个女人无视没名没分的现实，豁出一生陪伴照顾自己心爱的人，尘世间，有几个女人能做到赵一荻这样？这样的女人，任是谁见了，都会产生一丝怜惜和敬重。

发现赵一荻脸色憔悴惨白,不停在咳嗽,宋美龄关切地说:你应该去认真查查身体,咳嗽总要根治一下才是。

赵一荻说这些年一直这样咳嗽,已经习惯了。

宋美龄劝赵一荻还是把烟戒了吧,抽烟对身体不好。

赵一荻说正要戒呢,抽了许多年了,马上戒掉也难。

宋美龄随手翻看张学良读的书,问他,还在研究明史。

张学良说,除了明史,还有佛学。

一生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告诉张学良,你的研究方向错了,应当研究基督教,最好读点英文书籍,深入理解基督教义。

宋美龄发现张学良的眼睛病得很严重,她回台北后立即联系好医院,让他到台北医治眼疾。这次去台北,蒋介石在台北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时间不长的一次会面,大多数时间他们进行一些不咸不淡的寒暄。其实，见还不如不见，两个人都有些尴尬和拘谨。寒暄之后就是良久的沉默,对在多年幽禁中已经日渐老去的这个秃顶的小老头,蒋介石依然念念不忘提起西安事变,依然是没完没了的谴责,旧日恩仇还是难泯,看来老蒋这个人很记仇的。

记不记仇对于张学良来说都无所谓了，大好的青春时光已经在幽禁的寂寞中度过了。治好了眼睛，他重新回到西子湾，他觉得，这个地方也挺好的。只是，自从上次宋美龄来过之后，他不再研究明史和佛学了，改研究基督教了。之所以转得这样快，除了他格外信任宋美龄，这些年来他的心一直是空落落的，从明史中并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慰藉，从佛学中，他也没有学到什么真经，不知道这个基督教是做什么的，既然有人推荐，权且试试，万一能让自己的精神得到解脱呢。对于赵一荻来说，张学良信什么，她就信什么，她无条件追随他。

宋美龄第二次到西子湾已经是1960年元旦之后了,除了督导张学良研读《圣经》,皈依基督教,她发现赵一荻的咳嗽越发严重。她回去后说服蒋介石把张学良和赵一荻移居到了台北北投，在台北市最北边的阳明山上，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也是温泉区，但和井上温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赵一荻的肺病似乎更加厉害了，她面色苍白，咳嗽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候还会咯血。刘乙光经过请示蒋介石，送她到台北荣民总医院进行了系统检查。检查结果很不乐观，她右肺叶上出现了一个小拇指大小的阴影，初步疑为早期肺癌，属于占位性病变。医生说抽烟成瘾损害了赵一荻的健康，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同时马上戒烟，否则恐怕没有什么药能给她治了。

宋美龄亲自过问赵一荻的病情，建议台北荣民总医院组成以著名专家卢光舜医生为主的医疗小组，对赵一荻的病情进行治疗。他们的意见是赵一荻肺癌初期，暂时以药物治疗为主，先不考虑开刀手术。张学良也是这个意见，身边没有了赵一荻的陪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这样离不开她，这些年他和她已经成为一体，谁都不能没有谁。赵一荻得肺癌的消息让张学良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也倾向于保守治疗，按照当时台湾的医疗条件，开胸手术风险很大，他不能让赵一荻冒这个风险。

赵一荻对她的病处之泰然，她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她只有一个信念，自己不能死去，未来的日子还要陪伴张学良。所以，只要能治好她的病，即使冒着风险开刀也无所谓，她不怕吃苦受罪，这辈子她已经吃了太多的苦，习惯了。

按照卢光舜制订的治疗方案，赵一荻的病一天天好起来，脸上有了难得的红晕，精神也好多了。最高兴的是，他们在医院见到了已经搬到台北居住的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一家。那么多年没有见到过亲人了，这次相见让张学良和赵一荻感觉很温暖。亲情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只是被严密的看守阻隔着，相见很难。

赵一荻不再咯血了，病情渐渐稳定。美国那边传来好消息，儿子张闾琳要结婚了，新娘子是加州大学的同学陈淑贞，粤系军阀陈济棠的侄女。在外人看来他们两个人算是门当户对，赵一荻看重的是这对小夫妻之间的浓浓真情，她用自己一生的爱情经历总结出，只要彼此深爱，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

从病床上爬起来，赵一荻以为从此自己的肺病就彻底好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活着，好好陪伴爱人。

重新又回到北投，她和张学良一起继续学习基督教神学的功课，他们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也正是宋美龄所希望的。

第八章  白发新娘迟到的婚礼

两个女人之间的艰难抉择

张学良和赵一荻先是在阳明山教堂读《圣经》，后来在宋美龄的安排下，开始到台北士林官邸最大的士林凯歌教堂里上课。那是蒋介石、宋美龄做礼拜的教堂，他们是笃诚的基督教徒，每到礼拜天下午，无论天气好坏身体是否给力，宋美龄都要和蒋介石到士林的凯歌教堂，请周联华牧师为他们讲经布道。到士林凯歌教堂上课的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对于基督教，张学良二十多年前有过一点接触。当年被囚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去看望他，黄仁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送给张学良的礼物是一本《圣经》，对于他送来的这本厚厚的大书，张学良只是随便翻了翻，根本没认真看下去。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后半生都要在严密的幽禁中度过，不知道自己还要承受多大的磨难，以为顶多关上三年五载，等蒋介石气消了，也就把自己放出去了。

哪知道一关就是一辈子，不但关了自己的一辈子，还搭上了赵一荻的一辈子。

事实上，张学良如果那个时候皈依基督教，也不是时机，做礼拜需要去教堂，他和陪伴他的女人去哪里找做礼拜的教堂？

到了台北，有了“总统夫人”宋美龄的关照，一切就大不一样了。宋美龄对张学良和赵一荻承受的苦难除了同情、怜悯，还有内疚，这一切都是她的男人一手造成的。她无法说服蒋介石，只能暗中帮助他们，关照他们，牵引张学良和赵一荻步入基督教圣殿。宋美龄是个很有魄力的女人，善于把一些强势男人改造成基督徒，比如她还没结婚就把丈夫蒋介石发展成了基督教徒，现在发展落寞中的张学良和赵一荻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做，一则是为了替他们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在信仰方面给他们更多的慰藉和温情，另外也为他们提供一个和外界交流的机会，每周出来做一次礼拜，并介绍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帮助他们学习英文、《圣经》，研究神学，这样一来，张学良和赵一荻苦寂无聊的生活顿时变得充实起来。他们每周三被允许到台北的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

蒋经国和老爸蒋介石不一样，他对张学良还是很讲感情的，他派自己的副官罗启陪伴张学良到山下去做礼拜，听主教周联华牧师讲道。那时候张学良已经年逾六十，赵一荻也五十挂零了，让他们从头开始进入正规的神学学习研究领域，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有一些英文基础，但都是一些皮毛，读英文版的《圣经》就不那么顺畅了，必须恶补英文，即使这样，还要不断翻词典才能勉强读下去。这两个特殊学生非常用功，他们申请的是美国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寄来的功课先由周联华译成中文，录在录音带上，让他们拿回去听，然后用中文答题，周联华译成英文再寄回神学院。

张学良和赵一荻到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研习《圣经》的事一开始还是小范围的秘密，后来就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士林凯歌教堂虽然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人教堂，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也到里面做礼拜，难免会遇上张学良和赵一荻，先是以饭后八卦小道消息的方式传到外面，传的人多了，大家就认为不是小道消息了。小道消息有时候很准，比正规渠道的消息还真实。

消息漂洋过海，也传到北京。不过，传到周恩来耳朵里的不是小道消息，是有人提供的确切消息。

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张学良，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即使后来有了一些消息，也没有接近他的机会。他想利用张学良每周到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这个时机给他送封密信，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送信的人选来选去，选中了赵一荻少女时代的闺蜜朱五小姐朱湄筠。那时候朱湄筠已定居香港，她的父亲朱启钤先生正在北京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受到了周恩来很多照顾，很让朱湄筠感激。她的许多亲属都已经定居台湾，她可以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

北京中央有关部门交给朱湄筠三封信，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和张学思分别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另一封是周恩来写的，只有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这三封信被密封在一个精致的糖果盒底层，通过朱湄筠秘密送往台湾。

朱五小姐朱湄筠不辱使命，匆匆赶到台湾，满以为很容易就能见到少年时代的闺中密友，到了才知道她根本不可能见到赵一荻。他们时刻处在特务的监督之下，即使去士林教堂作礼拜也受到层层“保护”，只好通过黄仁霖(就是当年送给张学良《圣经》的那位)，把糖果盒转交给张学良的基督老师董显光，最后辗转到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手上。朱湄筠完成了任务，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赵一荻，直到赵一荻定居美国后，她们才得以见面。

无数人在牵挂着他们，亲朋好友都在惦记着他们，这让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心里无比温暖。

最欣喜的是，看守他们的刘乙光终于奉命调离了，这二十多年间，被他死死地看管着，这个一根筋的人可算是要离开了。已经信奉基督教的张学良选择了宽容，还专门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宴会上，张学良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在贵州我得阑尾炎的时候他曾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坐在他身边的赵一荻表情很平静，这份平静是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女子特有的。她恨过刘乙光，非常非常恨，他忠诚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自己的爱人曾经那样不留情面，铁面无私，让他遭受了许多磨难。细想想，这个刘乙光也不过就是个可怜兮兮的小人物，他对上唯唯诺诺奉命行事，对张学良既不能让他逃脱，又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最后连他自己的老婆都被折磨疯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

换了看守所长，日子稍稍好过了一些。

张学良和赵一荻认真研习《圣经》，虔诚做礼拜。事实上，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教徒是要接受洗礼的，之所以迟迟不让他接受洗礼，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还没掰扯清。基督教徒讲究一夫一妻制，当年，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为借口，让蒋介石和过去的几个夫人都离了婚，把老蒋身边的各路女人都清理干净了。目前，张学良要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也存在这个问题，他和于凤至还在婚内，虽然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的夫妻关系并没有解除。而张学良身边这位十几年不离不弃陪守照顾他的女人，却是没有任何名分的赵一荻，她不是妻，也不是妾，却是他真正的女人。事实上，赵一荻对待张学良，她尽的一直是妻子的义务，从来不曾要求过什么。

赵一荻的无私坚守，让每一个听说过这个凄美传奇故事的人都心生感动。宋美龄会不会也曾为之而感动过？女人与女人之间有惺惺相惜的心灵默契，她敬重并同情张学良的两个女人，一个在遥远的美国为他守望着，一个在身边寸步不离地坚守着。如果皈依基督教，他必须舍弃其中的一个，他会舍弃谁呢？

那天，宋美龄见到张学良，就把这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提了出来，她告诉张学良，下一步，必须在于凤至和赵一荻两个女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要于凤至还是赵一荻。

张学良想，如果两个女人我都要呢。

他只是想了想，并没有说出来，宋美龄一眼就看出他的心思，很坚决地对他说：绝不可以两个都要，只能选择一个。

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避开赵一荻的，如果她在身边，这个问题会让她很尴尬，倘若张学良说出选择于凤至，只怕她心理上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张学良没有马上做出决定，他要认真想想再答复。

他陷入两难之中，两个女人都是好女人，哪一个他都不忍舍弃。

于凤至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他，到如今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她为自己吃过很多苦，最后因为身体原因远走异国他乡，一个人带着儿女在美国生活，经受了无数苦难，这些年，就是靠着对他的思念而坚强活着。大前年初秋，二十七年没见过面的大女儿张闾瑛和从来没谋过面的女婿陶鹏飞来看望自己，从已经满脸细纹的女儿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于凤至和孩子们的消息。于凤至生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就剩下这一个女儿了，长子张闾珣在英国上学的时候，被德国空袭吓得精神出了问题，1954年刚刚37岁就病逝了。二儿子张闾玗1958年在美国因车祸身亡，三儿子张闾琪1931年就夭折了。当年小儿子逝去的时候，于凤至就差点疯掉，张学良不知道这个女人后来是怎样独自承受一次次的丧子之痛，儿子们都不在了，如果丈夫再离去，她还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吗？

赵一荻自从十六岁那年投奔自己，不顾身外的一切，一心一意爱着生命中这唯一的男人。她抛弃安逸幸福的生活，放弃了娘家的亲人，放弃和儿子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几乎是放弃了一切，甘愿走进密不透风的牢笼照顾他、陪伴他，在苦难的幽禁中，一关就是二十几个春秋，这样痴情的傻女人，如果辜负了她，苍天难容。

这道难题实在太难了，张学良长吁短叹，迟迟做不出决定。

张学良的任何一点情绪波动都瞒不过赵一荻，她知道他有心事，而且是不想告诉自己的心事，就故意不问，等着他自己说。这些年他们相濡以沫，一般张学良心里有事憋不过一两天，总会对赵一荻说一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他始终不说。

赵一荻却猜到了。

眼下他们正准备着接受基督教徒的洗礼，对于张学良来说，面临的是一夫一妻的选择，他或许在为这个选择而愁思不解。他没有毅然决然选择和于凤至离婚，她不怪他，这说明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如果他不顾于凤至当即就选择了自己，自己反而会看不起他。

他这样为难，说明对于凤至还是有情的。赵一荻心里其实很矛盾，她离不开张学良，但不愿看着他受这样的折磨，就装作很平静地对他说：汉卿，不要为难了，你就选择大姐吧，你们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选择退出。

说完已是泪眼婆娑，喉头哽咽。

张学良默默看着眼前这个女人，陪着自己受了这么多年苦，她也不再年轻了，眼角生出细密的皱纹，那个娇美妩媚的赵四小姐为了他变成了这样一个憔悴的半老妇人，他不能辜负她，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离不开她了。这些年，他已经忘记了爱情这个浪漫的词汇，如果说到爱情，他和赵一荻之间的爱情似乎更多一些，和于凤至之间亲情更多一些。在他心目中，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是他的亲人，赵一荻用生命支撑他陪伴他走过最难熬的漫漫囚徒岁月，是陪伴在他身边的爱人和亲人。

另一个女人的情殇

于凤至这些年一刻都没有忘记过张学良。

那年，因为无限的焦灼忧思患上一场大病，不得已把张学良交到赵一荻手上，自己去美国治病。

那是一场险恶的大病，在贵州幽禁地的时候，她的左乳出现了问题，最终确诊为乳腺癌，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治愈率是很低的。她的干姐妹宋美龄亲自出面，安排她到美国治病。

离开张学良前，于凤至的内心充满矛盾。不走，这样危重的病情就是等死，死了，张学良自然也就归了别的女人；走，即使能保住生命，也许就是永别，张学良在她离开前对她说的话，就是永别的意味，他说：此行赴美就医，无论将来病情是否好转，都不要再返回贵州。

言外之意，一则是让她照顾好他们在国外读书的孩子们，怕蒋介石斩草除根，让她陪着他们从英国转到美国去，不要回来；二则让她守着蒋介石的一些秘密，用来要挟蒋介石，这样老蒋就不敢随便对张学良下手。张学良知道，老蒋活着，他不会有好日子过，他告诉于凤至，只要他有一口气，就绝对不向老蒋认罪。

这个女人其实是带着丈夫交给她的重任离开中国的。临行前她等着远道而来的赵一荻，亲手把丈夫交给她。那是她的男人，当把他交给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她的心是凄凉的，她知道，这一次自己移交的不仅仅是男人，还有爱情，过去她不过就是把赵一荻看做张学良的红颜知己，这一次不同了，她移交的是全部。

于凤至的身体已经糟糕到极点，必须先去治病，保住生命。

到了美国，她按照治疗方案，先是经历痛苦的化疗，那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身边没有丈夫的关爱，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独自承受，咬着牙忍过来了。以为化疗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却依然不行，不得已又进行了两次大手术，直到最后把左乳摘除。

乳房没有了，头发掉光了，一个爱美的女人面对丑陋的自己欲哭无泪，自己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一贯追求完美的丈夫还会喜欢她吗？那段时间，她经常会从噩梦中惊醒，不敢照镜子，不敢用手碰到自己的头部和胸部，她必须从心理上首先接受自己。

她居然顽强地挺过来了，连她的主治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从英国把三个孩子接到美国，她悉心呵护他们，盼望他们健康成长。为了让手头的那点钱盘活起来，她一个女人家，学会了炒股，投资房地产，俨然成为了一个女强人。

当生命之树枯木逢春又顽强地枝繁叶茂之后，于凤至有了心情向国内探听张学良的消息。消息的渠道很闭塞，偶尔从报纸上得到的也只是只言片语，派人去打听，他们却又被转移了，从贵州追到重庆，此后就断了消息。

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张学良被转移到了台湾，待到莫德惠、张治中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探望的消息发布在报刊上，于凤至得知消息，立即派了张学良的奶妈从美国飞到台湾，打听张学良的下落。奶妈无功而返，她努力了，找到了许多人打探，甚至拐弯抹角找到了在台北一所中学上学的新竹井上温泉的土著女孩戴月妹，没有人敢把真实消息告诉她。

于凤至很失落，她暗想，如果自己亲自去一定能找到他，但是她不能去，她和张学良曾经的约定她没有忘。

只要好好活着，安心等待，就会有希望。

为一个人坚守等待，靠的是毅力、勇气和傻气，你必须足够坚韧，足够痴，足够傻，在等待中埋葬了许多美好时光，直到等得花儿次第凋零，把一个秀美女子等成了半老妇人。

把自己的男人全权交给赵一荻，于凤至无怨无恨，她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她那年得了那样一场大病，把机会让给了赵一荻，这是命，她不能跟命争。

她想好好替张学良守护他们剩下的三个儿女，这个任务后来也没有完成好。

大儿子张闾珣，多么聪明的一个孩子，那是张作霖在世的时候最喜欢的嫡长孙。他们姐弟跟随张学良下野出国考察，就留在了欧洲学习，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拘禁了张学良，于凤至离开三个孩子回国周旋，闾珣在德国的一次空袭中，被枪炮吓得精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此生活在一个精神错乱的混沌世界。于凤至再次回到孩子们中间的时候，她那个聪明伶俐的大儿子闾珣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个孩子虽然精神上出了大问题，却念念不忘爸爸。1954年，他年仅37岁就离世了。

还没从失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二子张闾玗，一个爱好运动，喜欢骑马、跑步、打网球的阳光好动的孩子，却又不幸遭遇了车祸，重伤成为植物人，1958年因伤势过重死去。

于凤至为张学良生了三个儿子，三儿子张闾琪1931年因病死在沈阳，如今，几年的时间剩下的两个儿子也都逝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于凤至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她不知道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她，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痛苦降临到她这样一个善良无辜的女人头上。她没有能力保护好他们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如果见到了张学良，她该如何向他交代？

她不知道其实她今生根本无缘再见到他。当初离开张学良的时候，她对外说是暂时离开，暂时是多长时间，是永远吗？

送走最后一个儿子的那个夜晚，于凤至精神恍惚，她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做了四十多年张学良的女人，她是有名分的，但现在她这个名分不过是个名义而已，她已经输给了那个什么都不要的女人赵一荻，赵一荻什么都不要，事实上，她什么都有了。这些年里，张学良是她赵一荻一个人的张学良，蒋介石不依不饶的幽禁成全了她的旷世奇恋。

她现在不是当年刚来美国时的于凤至了，那时候她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现在她不但投资地产，炒股也很在行。这些年赚了很多钱，眼下钱财这种身外之物对她一点意义都没有，儿子一个都没留住，丈夫只是她心中的一个念想，女儿有她自己的生活，她不过就是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孤独的华人老妇人。她用这些钱买下了伊丽莎白·泰勒的故居，想的是将来张学良和赵一荻有了自由，可以到这里来住。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的创刊号“特载”栏登载了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这件事让于凤至很震惊，因为当初她离开贵州时张学良和她曾经有过约定：他只要有一口气，绝对不可能“认罪”。于凤至认为“忏悔录”中的一些内容不是张学良所想说的，就公开提出了反对意见。

于凤至的反对意见触痛了蒋介石，这么多年过去了，张学良已经变成了摁在他手底下的“死老虎”，没想到远在美国的于凤至还想闹事，想替张学良翻案。她远在美国，蒋介石不能奈何她，但可以让她和张学良断了夫妻名分，那样，她不过就成了张学良的一个前妻，说出话来就不怎么占地方了。

张学良不是正准备着接受基督教徒的洗礼吗？用基督教徒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度才能正式洗礼、入基督教为借口，是再好不过的理由了。话由宋美龄去说，挑明让张学良自己选择，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再由宋美龄旁敲侧击，说赵四小姐陪伴了你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没名没分的，于凤至虽然是你名义上的夫人，但这么多年没有在一起生活了，建议你考虑一下，和远在美国的于凤至离婚，给赵四小姐一个名分，对赵四小姐几十年无名分的日子有一个交代，也显得你张学良有情有义。

赵一荻因此非常感激宋美龄，她曾经说：可以说我们能结婚，有蒋夫人一半的力量。

赵一荻对张学良纯洁执着的爱情，却变成了被人利用的陷阱和手段，对这一切，张学良和赵一荻是不明就里的，懵懵懂懂，就跳进了沟里。

张学良必须要辜负一个女人，不是于凤至就是赵一荻。

蒋介石派宋美龄点明了被辜负的那个女人只能是于凤至，剩下的事情不用他管，由台湾当局公务人员张群去美国说服于凤至。

一桩离婚的事情，却要由政府机关派出人员远赴美国去处理，事情本身就很滑稽。

张群是蒋介石的铁杆幕僚，他去找于凤至意义非同寻常，尽管他一再表示他虽然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并告诉她不要再为西安事变说任何话，否则可能会害死张学良。于凤至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一看就明白，他就是台湾当局派来的，是蒋介石让他来的，为了张学良的安危，这个婚她别无选择，不离也得离。

于凤至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她知道蒋介石有生之年绝对不会给张学良自由，张学良这辈子就是他的笼中鸟，他随时可能捏死张学良，为了张学良的安全，离婚吧。

婚姻其实不过就是个形式，直到做出这个决定，于凤至终于懂得赵一荻为什么不在乎这个名分了。这辈子，自己攥着这个名分，做了这么多年有名无实的张学良夫人，对于自己来说，守着这个名分有什么用，不如送给那个陪伴他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的那个女人，对她算是一个安慰，对张学良也是一个解脱。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于凤至决定放手。

六十六岁的于凤至亲笔给赵一荻写了一封信，当年她把丈夫交到了她的手上，现在，她要把名分也交到她的手上。

荻妹惠鉴：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1940年我赴美医治乳腺癌，已经廿余年不曾见面，真是隔海翘首，天各一方！记得是1928年秋天，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你父亲赵燧山因你和汉卿到奉天而发表的《启事》，声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

那时虽然我与你还不相认，但却有耳闻，你是位聪明果断，知书达礼的贤惠女子。你住进北陵后，潜心学业，在汉卿宣布东北易帜时，你成了他有力的助手。

为了家庭和睦，你深明大义，甚至同意汉卿所提出的苟刻条件，不给你以夫人名义，对外以秘书称谓。从那时开始，你在你父亲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表现出超人的坚贞和顾全大局的心胸，这都成为我们日后真诚相处的基础与纽带！

你我第一次见面，是1929年的冬天，那天沈阳大雪纷飞，我是从汉卿的言语上偶尔流露中得知你已产下一子。这本来是喜事，但是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于困窘的境地。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婴儿衣物，那时我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聪明贤惠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

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你叫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痛哭起来……汉卿后来被囚于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到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是出于不得已！经我据理力争，宋美玲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嗣后，我随汉卿辗转到了许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到了凤凰山。

转眼就是三年，获妹，我只陪了汉卿三年，可是你却在牢中陪他二十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疗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时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按说你当时不来相陪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说香港生活安逸，我知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如此折磨？后来，你为了汉卿放弃了孩子……

荻妹，回首逝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是为怪(以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闾琳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说后十分理解，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汉卿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现在我正式提出，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特此专复，顺祝钧安！

姐：于凤至

三十六年后，给你一个名分

读着于凤至的信，赵一荻无限感动。

这辈子她做梦都想成为张学良名正言顺的妻子，一想到这个名正言顺需要伤害到另一个好女人，她就断了这个念想。

现在，于凤至深明大义，主动提出放弃这段婚姻，把名分让给她，这封信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信纸上没有一滴泪痕，但赵一荻分明感觉到，于凤至是含着泪水在写这封信，言语背后的苦涩，只有同病相怜的女人才能读懂。

她觉得，不是张学良在辜负于凤至，而是自己，所以她的心情异常沉重。

设身处地地替于凤至想，想着一个白发老妇人年逾六旬还要凄婉地放弃婚姻，那一纸婚书或许是她生命中唯一的救命稻草，如今连这根稻草也要给她拿走，她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吗？

赵一荻哭了，泪水是为另一个女人流的。

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在别人面前做张学良的秘书，即使有人来探望，不经意间别人叫她一声张夫人，张学良马上会环顾四周而惊慌失措：千万别这样叫，这个夫人可叫不得。

每当这个时候，赵一荻表现得很平静，只是莞尔一笑，其实内心深处是谁人都不知的酸楚。

旅居海外暂时回台北居住的著名画家张大千是张学良的好朋友，也是赵一荻的国画老师。赵一荻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学书法和国画，国画画得很好，到了台北后，生活条件好一些了，后来甚至有了自己的住房，就又有了学画国画的雅兴。她的许多画作是在张大千的指导下完成的。张大千除了指导赵一荻绘画，到张学良这里来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品尝赵一荻亲自烹饪的菜肴。他和张学良早年就是好朋友，不过现在的张大千是著名画家，张学良是被半囚禁的阶下囚。

久居海外吃不上地道的家乡菜，赵一荻为他们烹制的大餐让张大千对她刮目相看。一个曾经的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不但对爱情坚贞不渝，还甘于清贫，亲自做家庭主妇，烧得这样一手好菜。赵一荻烧菜的水平应当说得过去，张大千号称美食家，美食家的舌尖是很挑剔的，能为赵一荻烧制的菜肴点赞，就相当于肯定了她的厨艺水平。

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张学良在北投阳明山的住处，连张学良在台湾的亲戚们去一趟那森严壁垒的地方都很不容易。张大千是特例，他和蒋介石、宋美龄的关系不一般，可以闲来无事找张学良喝喝淡茶，饮饮薄酒。

赵一荻忙里忙外地伺候着他们，于是张大千的话题就转到了赵一荻的名分问题上。

张大千说应当给赵一荻一个合法名分，这样才合乎情理。于夫人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一直没在张学良身边，想必她也应当能成全赵一荻。

张学良无语，他有自己的苦衷。

赵一荻打破尴尬，赶紧给张大千夹菜，为张学良解了围。她这辈子可以为难自己，从来不会让张学良为难，她知道他迟迟不能下最后的决心，自有他的道理，谁都不能逼他，看着他为难，她心疼。

其实，张学良是想给赵一荻一个名分的，他也无数次这样想过，只是没想过要和于凤至离婚，他设想的还是中国传统男人三妻四妾的美好理想：于凤至做他的妻子，赵一荻也做他的妻子，两个女人哪个都不丢。

但是，宋美龄说了，你这个美好理想趁早收回去吧，基督教徒只能在二者中选其一。

宋美龄又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和远在美国的于凤至离婚，和赵一荻结婚。

宋美龄过去和于凤至的关系，要比和赵一荻铁得多，能牺牲多年的铁姐妹，把红绣球抛给从来不会谄媚逢迎讨好她这位“总统夫人”的赵一荻，这里面大概不仅仅是因为赵一荻对张学良感天动地的传奇爱情故事吧，这应当是蒋介石的授意。于凤至这两年经常在美国那边为张学良鸣不平，蒋介石对这个女人烦了，替张学良拿主意，休了她，娶赵一荻。

不等张学良答应下来，台湾当局已经派人前往美国，不但说服了于凤至离婚，还带回来那封于凤至写的长信和于凤至亲笔签字的“解除婚姻协议”。

老蒋的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年近八旬的人了，还有精力做这些事情，他的“关照”让张学良的心里是一种很复杂的味道。

张学良也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他和于凤至的婚姻正式走到尽头，这下子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姐。

签完字之后，张学良和于凤至通了一次电话。

张学良说：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我们，我现在依然每天都在唱《四郎探母》。

于凤至说：离不离婚都没什么，我这辈子都是张学良夫人，我的签名永远都是张于凤至。

她还说：她花大价钱在比佛利山下为她和张学良买了一块墓地，将来百年之后她就葬到那里，一个墓穴是她自己的，另一个墓穴是张学良的。活着她不能陪伴他了，死了也要和他在一起。1990年3月20日，于凤至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世，就葬在了那块墓地里，却永远也没有等来张学良，身边的墓穴永远就那么空着。

张学良为于凤至写了一首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诗于凤至在有生之年读到了，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张学良已经不再是她的丈夫。她被这首诗深深打动，每读一次都要感动一次。

张学良究竟爱于凤至有多深，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

他放任自己做个多情的情种，他喜欢女人，连他自己都说“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假如不是西安事变，我不知道我会有多少女朋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一生，他没有机会到外面找女人了，无形中成就了赵一荻的爱情，让张学良变成了她一个人的男人。后来，连她自己都对张学良这样说：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咱俩也早完了，我早不跟你在一块了，你这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受不了。

囚禁中的这些年，赵四小姐是他的唯一，是他的精神支柱。

张学良经过认真考虑，赵一荻是对他最忠诚，感情最真挚的女人，从十六岁那年来到他身边到如今，已经整整三十六年了。三十六年之后，他决定给她一个名分，让她做他的新娘。

穿红色旗袍的半百新娘

1964年7月4日，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婚礼在台北杭州南路伊雅格的寓所举行，婚礼的主调是简朴而隆重，这场迟来的婚礼迟到了三十五年，那年，张学良六十四岁,赵一荻五十一岁。

张学良穿了件薄西服，打了条带条纹的浅色领带，很像个新郎官的样子。赵一荻则穿着红色旗袍，佩戴白色珍珠项链，娇羞而美丽。看得出她很激动，等待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很珍惜这个日子，气色也显得格外好。

婚礼非常低调，参加婚礼的一共就十二个人，嘉宾虽然少，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有蒋夫人宋美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国策顾问何世礼、立法委员王新衡、著名画家张大千，以及与张学良同年出生、同名汉卿、在沈阳一起长大的冯庸。证婚人是年事已高的牧师陈维屏，主婚人是国民党前联勤总司令黄仁霖。

陈维屏牧师用他那老成稳重、略带神秘的声音问张学良：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张学良回答的语气很坚定：我愿意。

这是他第一次亲口说出，愿意娶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是赵一荻。

陈牧师又问赵一荻：你愿意让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吗？

赵一荻眼含热泪大声说：我愿意。

平时她说话没有这么大声，这一次却破例使足了力气做出这个回答。是的，她愿意，她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了这个承诺，她什么都可以付出，她的泪水一半是快乐幸福，一半是辛酸和委屈，等待了三十六年，伴着自己的男人在牢笼中度过了二十多年，才等来一个迟来的名分，从这一刻起，她才正式算是张学良的妻子了，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张学良的秘书了。

伊雅格用相机记下了这神圣的一刻。

赵一荻轻挽张学良的手臂，笑得灿烂而娴雅，那姿态依然是大家闺秀的优雅。张学良幸福地微笑着，他们身后是掩映在鲜花中神圣的十字架，感谢神圣的基督，让他们有了这一场旷世婚礼。

张学良、赵一荻的结婚照

这张照片成为赵一荻的最爱，她把它珍藏在银行保险箱中，她像在乎这场爱情、这场婚礼一样，在乎这张照片。

1964年7月21日，多年没了消息的张学良又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台北各家报纸都纷纷登出了他们结婚的新闻，特别是《联合报》在第三版的头题位置，居然冠以几行大字标题隆重报道。

《联合报》隆重报道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婚礼成为那个夏天台湾最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他们的旷世爱情传奇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八卦，许多不再相信爱情的男女，又开始相信爱情了。

他们在士林凯歌教堂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合格的信徒。

他们对基督教是虔诚的，就像赵一荻对待爱情那样虔诚。

张学良戴上老花镜，像研究明史一样研究《圣经》，试着撰写传经布道的文字，他翻译了《相逢在髑髅地》，以曾显华的笔名公开出版。赵一荻则写了《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四本宣传圣经的小册子，以赵多加的笔名出版。在《新生命》中，有这样的句子：“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这是她用一生的情爱经历总结出的至理名言，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她之所以舍己，就是因为和张学良的爱情。

结婚是一切幸福的开始，那之后，他们的待遇也莫名其妙地提高了。家中给配备了两个厨师，两个司机，住所的面积越来越大，尽管还是有守兵和门禁，比过去却是松多了。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赵一荻却再一次病倒了。

婚后第二年的夏天，赵一荻又咯血了，而且很严重，伴随着咯血，还有时不时的低烧。到荣民总医院检查发现，赵一荻的肺病复发了，上次的保守治疗没有真正控制住病情发展，必须立即住院进行治疗。

距离上一次治疗又过去了几年，此时的医疗技术已经好多了。这一次张学良再次为赵一荻拿主意，他焦虑而恳切地要求卢光舜医生为赵一荻做手术，他想让赵一荻的病得到根治，他不能失去赵一荻。

事实上，也只有手术治疗这一条可行之路了，张学良的支持，赵一荻强烈的求生欲望，为主刀医生增添了信心。胸腔打开后，确认赵一荻的右肺患的是恶性肿瘤，所幸还没有扩散，就把这个肺叶切除了。

手术很成功，伤口愈合好后赵一荻就出院了，她只有一个信念，必须活下去，必须好好活着，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个有名有分的温馨安静生活，不能就此撒手离去，她的婚姻才刚刚开始，她的丈夫还需要她，她是他的新娘子，新娘子怎能匆匆离去呢？

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她奇迹般好了，卢光舜对赵一荻的手术恢复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她的情况很不错，基本上已经康复了，只是因为切除了一个肺叶，呼吸不像过去那样顺畅了，有时候会困难，这成为影响她晚年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台北的亲人们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四弟张学森一家和父亲生前最宠爱的五夫人、他们的母亲寿夫人，五妹张怀敏、六弟张学浚，偶尔他们可以举办一次难得的家宴，打打麻将。张家的人们对赵一荻非常尊敬，他们觉得，如果没有她的爱，张学良熬不过这几十年的监禁生活，她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撑他，她的奉献是无可替代的，他们老张家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张家所有的人都感激她。

赵一荻却从来没觉得她为张学良做了什么，对自己的爱人，自己做的都是分内的事，更何况她最终等到了这样美好的结果。

寿夫人去世后，四弟一家搬到美国生活居住，六弟张学浚来得勤了一些。

那时候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形象，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一下。那个孩子叫张闾实，是张学浚的儿子，他五岁的时候见到伯父张学良。在他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胖胖的老头，戴着眼镜，赵一荻的样子则是一位长得像校长一样的女士。张闾实在回忆中说：

只觉得他们住的房子很大，很漂亮，有一个大花园，有一个瀑布和射箭场，还有一个大鱼池，有很多很名贵的锦鲤在里面游。花园里还有一个装着两百多只鹦鹉的巨大鸟笼。大人们在一起聊天，我就和同去的其他小孩在外面玩，感觉很好玩。

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读《圣经》、做礼拜，侍弄花草，写字作画。张学良最喜欢养的是兰花，各种各样的兰花他都喜欢，他喜欢的，赵一荻也喜欢。赵一荻平时喜欢做张府的私房菜，这会让他们经常想起东北的大帅府，想起故乡。自从信了基督教，赵一荻又学会了做很地道的西餐，她会做不少西式菜点花样，比如英国烤肉、蔬菜沙拉、奶油蘑菇汤，而且严格按照西餐的规矩，饭后还要吃水果蛋糕和冰激凌。

那时候，西安事变永远都是张学良心头不能触及的一个软肋，即使偶尔电视节目中播出有关西安事变内容的节目，他也要立即把电视关掉，甚至后来索性就不看电视了。直到蒋介石去世，他恢复了自由，才逐渐可以谈论这个话题。

那些年，赵一荻一直在牵挂着娘家的亲人们，她的父母，她的亲人都在哪里，爸爸妈妈还在世吗，他们好吗？

亲人联系不上，赵一荻唯有安静地陪伴着她在台湾这边的亲人张学良。她的身体其实很差，却每天拖着满身伤痛的病体，为张学良忙前忙后，直到有一天她又病倒了。

赵一荻每一次得病都来势凶险，这一次她得的是红斑狼疮。

依然是一个夏天，不过这已经是1974年的夏天了，她身上突然出现一块块的紫色血斑，胳膊上，腿上都有，夏天穿着短袖的衣服，这些紫色血斑可以看得很明显。张学良发现了，告诉她不能再这样不在意了，必须到医院看医生。

赵一荻觉得张学良有些大惊小怪，他真的老了，越来越在意自己了，对他的在意她心里还是很受用的。她想，也许过几天就好了。

过了几天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不但皮肤上的血斑连成片，腿脚也不行了，两条腿变得非常无力。

看来真是身体出状况了，去了周边的几所小医院，除了说赵一荻贫血，都诊断不出这到底是什么病，吃药无效，打针无效。无奈，就又来到了荣民总医院。

荣民总医院的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凶猛且反复发作，对患者的危害较大。

红斑狼疮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基本上就是绝症，即使在今天，这个病也是很难根治的，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累及身体的多个器官，在那个时候，这种血液病实际上就是一种血癌。

得知是这种病，张学良几乎绝望了，前几年的肺癌刚刚治好，现在又得了红斑狼疮，我的赵四小姐，你怎么就这样多灾多难呢。

赵一荻面对疾病的心态是一般人所难以具备的，这病得都得了，垂头丧气有什么用，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呗。

治疗这种病的药用了不少，非但不见效果，病情还越来越严重，她全身红肿，医生束手无策，认为她活不了多久了。

从医生护士绝望同情的眼神中，赵一荻知道自己大概真的无望了，幸亏有宋美龄的关照，她被转到了宋美龄和她外甥女孔令伟合开的振兴医院血液科进行治疗。这家医院有蒋夫人的股份，当然技术条件不会差的，不但有巨资引进的先进的美国医疗设备，还有医术卓越的美国医师坐诊。在这里用了最先进的医术和药品，赵一荻的红斑狼疮得到了有效控制，居然在那个冬天痊愈了。

治好肺病是在冬季，治好红斑狼疮又是在冬季，冬季是赵一荻的幸运季节吗？她的一生也大抵如此，在她的人生四季中，受过那么多磨难，到了人生的冬季，却意外地收获了婚姻，收获了真正的爱情和幸福。

回到家，坐在被冬阳照耀的暖洋洋的卧室，看着张学良为自己忙里忙外出出进进的，赵一荻突然觉得好幸福，她又活过来了，还可以接着陪她的爱人走一程。

其实，她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后来，她又不小心摔断了右腿，跌断了手腕。面对这些灾难，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赵一荻的想法，已经完全是基督教徒的观念模式，她后来曾经这样总结自己那些人生灾难：

在医院养病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爱我。他屡次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使我明白我所遭遇的这些不幸的事都有他的美意，都是对我有益的。他藉着这一段的时间里启示我、带领我、磨练我、教导我，使我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圣经》里的话，使我的灵程能长进。

不管用什么宗教，什么信念来阐释自己的人生境遇，赵一荻骨子里就是个坚强、勇敢、豁达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上帝会爱她，谁都会爱她。

第九章  留在夏威夷的最后传奇

多情老少帅的最后风流

漫长的幽禁生涯没有尽头，1975年蒋介石去世了，蒋经国上台任国民党主席，张学良依然处于软禁状态，只是自由度比过去大多了，不再局限于在台北指定的地点活动，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可以在整个台湾地区活动。

蒋经国和张学良的私交是不错的，他尊重张学良，把他看做朋友和老师，经常去探望他，还曾经亲自为张学良两次选择住宅。但是，他不能让张学良彻底恢复自由，大概老蒋活着的时候给儿子留下话了，父命难违，再说张学良也一大把年纪了，这个自由度也足够他四处游览、社交了。

1988年蒋经国去世，算起来，张学良已经让蒋家父子幽禁了整整五十年了。他和赵一荻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得令人叹服，不但把老蒋熬到那边去了，还把小蒋也熬走了，而他们的身体总的来说还硬硬朗朗的。

蒋家王朝结束了，大家就觉得再没完没了地幽禁着张学良夫妇有些没道理了，为张学良翻案平反的呼声此起彼伏。

张学良考虑到老蒋和小蒋虽然不在了，宋美龄还在，她这些年待自己不薄，还是要给她留一点面子，别让她觉得他们太不懂事。张学良让侄女张闾芝代笔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意在告诉大家自己和赵一荻过得很自由，没有谁难为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改变现在宁静的生活方式，劳大家费心惦记了。

张学良的社交活动也确实比蒋氏父子在世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他八十九岁大寿祝寿会虽然没有邀请太多人，却意外地很隆重，而九十华诞的祝寿活动是东北同乡和国民党一些元老亲自为他筹办的。1990年6月1日，祝寿大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12楼昆仑厅举行，邓颖超发去了贺电，当时台湾正在执政的李登辉派人送去一副寿屏和一盒人参，宋美龄送去一个精致的花篮，陈立夫则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参加祝寿活动的宾客至少有两三百人，还有上百个来自各家媒体的新闻记者，场面不但隆重，还非常热烈。

那一天，赵一荻特别高兴，跟随张学良过了五十多年的囚禁生活，最让她快乐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他们结婚的那天，那个日子他们是主角，第二件就是张学良九十华诞的祝寿活动，他们又成了主角。这么多熟悉的面孔，这么多张笑脸，她喜欢看这样的笑脸。

她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她的张学良，她的汉卿虽然没有正式平反，社会上、舆论上已经开始重新评判他了。她亲手撰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用她的视角，用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女人的视角，解读她心爱的丈夫。这篇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台湾《中央日报》上，可见张学良的平反已经指日可待了。

在《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里，赵一荻告诉给人们一个她所了解的张学良：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

他原来是希望学医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19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所以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循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地压迫和无理的要求，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人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一个女人，为深爱一生的男人辩护，鸣不平，虽然带着一些个人观点在里面，但是她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她更了解张学良。评价张学良这个人，她是最有发言权的。这里面说的“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指“九一八”时他的不抵抗吗？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他们的身份毕竟还是没有解除幽禁的囚徒，有些事依然不可说。

1991年农历新年，对于张学良和赵一荻来说，是个真正喜庆快乐的新春。他们向李登辉提出到美国探亲的想法，说想趁着还走得动，到美国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孙们。李登辉居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李登辉首肯之后，两位老人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他们的行装，好像怕走晚了李登辉会反悔，他们就走不成了似的。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春日，3月10日，他们从台北的桃园机场出发，离开台湾踏上美国之旅，这是踏上台湾这块土地四十多年后，第一次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走一走。四十多年后，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外出，他们兴奋而忐忑，不时透过飞机的舷窗向外张望，其实外面的景色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忘情地要多看几眼，想把这半个世纪的损失夺回一点点。

张学良兴奋得像个老顽童，他头戴法兰西便帽，带着金边墨镜，依然有当年少帅的风流倜傥，这身打扮是赵一荻亲自为他设计的，他也很满意。飞机直飞旧金山，先是住到女儿、女婿家，之后又飞洛杉矶，见到了多年没见的和从来没见过面的亲友们。只是，于凤至已经不在了，她最终没有等到和张学良见面的这一天，一年前，她在独自坚守了五十年之后，终于支撑不住了，溘然离世，留下无尽的遗憾。他们在子女的陪伴下拜扫了于凤至墓，告诉这位逝去的大姐，他们过来看她了。这座墓左侧的墓碑上刻着“张于凤至”等字样，右侧的墓地空着，那是给张学良留的，留待他百年之后睡进这里。后来，那个地方就永远成了一座空穴。

赵一荻在儿子闾琳于洛杉矶的家住下来，她离开儿子这么多年了，这次要好好陪陪儿子，好好陪他说说话。尽管她的闾琳如今一句汉语都不会讲，但他们可以用英语交流，赵一荻的英语本来就很好，这些年信了基督教，学习《圣经》，她的英语水平更加见长。

张学良在洛杉矶住下没两天，就坐不住了，他说自己要去纽约。赵一荻不解，儿女们该见的已经见过了，还要去纽约做什么？

张学良说要去会一位老朋友。

赵一荻骤然想起，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移居到了美国纽约的蝗虫谷，那么他一定是要到纽约见宋美龄。多年不见，她也很想念这位曾经给予过他们无数帮助的老朋友，无奈这些日子身体不给力，马上去纽约她的身体吃不消。

张学良说自己去就可以了，让赵一荻在儿子家好好休息。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眼神飘忽不定，赵一荻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任何一点小猫腻都很难瞒住她，她感觉到，这个九十岁的老顽童似乎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他去纽约似乎不是仅仅看望宋美龄这么简单，他还有其他想法。

到了张学良要出发的时候，赵一荻听说这段时间宋美龄不在美国，那么他到纽约是去看谁呢？他在美国有很多老朋友，过去东北军的老部下，在国民党时期的老同僚。

考虑到好不容易来到了美国，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段时间的自由，赵一荻没有拦着张学良，准许他去美国见什么老朋友，但是派了孙儿、孙媳陪同前往，照顾他的生活。从她走进贵州的幽禁地，这么多年了，他们还从来没有分开过，突然分开，赵一荻不放心，也不习惯。

张学良第一次彻底自由了，没有卫兵把守着，没有女人看着，他好像回到了六十年前自己当风流少帅的那个年月，他哼着京剧，迈着碎步，心里这叫一个美。

到了纽约，他住进曼哈顿花园街贝夫人的豪宅，人们才恍然大悟，他要会的老朋友居然是当年的老情人蒋四小姐蒋士云，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这是他的“女朋友”。那时候，蒋士云的丈夫贝祖贻已经于1982年去世，她独自住在纽约的这座豪宅里，她的女儿只在周六回曼哈顿陪她度周末，而且也不是每周都来，蒋士云是寂寞的，张学良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寂寞，让她似乎又回到了春心萌动的少女时代。

这让人们大跌眼镜，不得不佩服历经磨难的九十多岁的老少帅真是人老心不老，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没忘记当年的老情人，如果不是被严严实实地幽禁着，几个赵一荻的真挚爱情也拉不住这个风流男人啊。

蒋士云(左二)与张学良(左三)等在华盛顿

蒋四小姐蒋士云天生好动，好张罗事，张学良住到她这里，她依然会撒娇，会调皮，这些都是娴雅文静的赵一荻所不具备的，让张学良有了重温旧梦的感觉，顿时活力十足，仿佛又年轻了几十岁。她给张学良策划了详细的活动方案，这个女人俨然代替赵一荻成了张学良的秘书，她说张学良半生历尽苦难太亏了，一定好好给他补偿一下，让他真正感知到人生的乐趣。

蒋士云要让张学良看看真正的美国生活是什么样的。

张学良出发前和赵一荻商量好了，他们此行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就是来美国探亲的，一见到蒋士云，张学良就变卦了，她给他安排的活动，他来者不拒，还戏称她是他的秘书，谁想见他都要通过她，由她替他安排。

她把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见老朋友，参加各种活动，去华人教堂做礼拜，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工作人员接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们座谈，还见到了当年的老部下、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吕正操。他精神矍铄，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除了想见到张学良，还想见到传说中的赵四小姐，但是大家发现陪伴在他身边的不是赵一荻，而是另外一个女人，赵四小姐换成了蒋四小姐，这个女人陪着张学良下馆子、搓麻将，到跑马场看跑马，到体育馆看球赛。

大家的普遍感觉是，张少帅果然是风流少帅，名不虚传，都这样一大把年纪了，一到美国，就临时找了个女秘书，赵四小姐知道吗？

蒋士云甚至还安排张学良去了两次赌场。

赌博是张学良年轻时候的一大爱好，他自己曾经自嘲地说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女人，二是好赌博。爱女人这件事大家都见识过了，他爱赌博没多少人见过，这次让美国赌场的发牌小姐开了眼。这个九十多岁的老头，玩的是二十一点，这么多年不赌了，手生了，一赌即输，连输了几百美元，他就是在一张桌子上坚持输下去，谁劝他都不换桌子，这才是真正的赌徒，面对输赢，脸不改色心不跳。

蒋士云给张学良安排的最隆重的一项活动是给他庆祝九十周岁的大寿，这项活动折腾得比在台北搞的那次活动还隆重。5月30日晚，在曼哈顿万寿宫，四百多名中美各界人士都来为他祝寿，蒋介石的孙子，宋子文、孔祥熙的女儿们都来了，蒋士云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张学良身边，每每照相的时候，她都紧紧挨在张学良身边，像一对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老恋人。

这样的幸福生活张学良一过就是三个月，他快把留在洛杉矶的赵一荻忘掉了，直到赵一荻打过电话来，他才恍然醒悟，还有个赵四小姐在洛杉矶等着自己呢。

情归夏威夷

第一次到美国探亲，他们一共去了三个多月，张学良就在蒋士云家里住了三个月零一天。

临行前，曾有记者问起张学良去美国的目的，张学良笑着调侃：去看女朋友。

记者们以为这位九十岁的老爷子在开玩笑，都九十岁的老爷爷了，还有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一定是满脸皱纹的老奶奶吧。张学良对他们的质疑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女朋友是你们年轻人的专利吗，我就不能有女朋友？

赵一荻也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因为他一贯喜欢用这样的口吻开半真半假的玩笑。

没想到他真的去会这个他常挂到嘴边的“最好的女朋友”了，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和蒋士云秀恩爱，报刊上到处都是张学良和蒋士云参加各项活动的照片。赵一荻平时有看报纸的习惯，当然第一时间都知道了，虽然也有一些羡慕嫉妒恨，但她一直在忍着，让这个被关了这么多年的老顽童敞开了撒着欢儿折腾几天，完成他最后的夙愿吧，爱他，就要在某些必要的时候放开手，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去看八十岁的老情人，还能有这么新鲜的？赵一荻这些年把什么都想明白了，缘分是抢不走的，是你的他跑不了，不是你的也留不住。

这个蒋士云蒋四小姐也是赵一荻诸多情敌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十年前，她曾经坐上飞机偷偷飞到台湾想和张学良幽会，被赵一荻拦下了，换做哪个女人也不会让自己用了一生的苦难争取来的一份爱情被别人搅黄了，因为赵一荻太了解张学良了，她知道这个女人的出现，对于他们的爱情意味着什么。对这件事，蒋士云也是耿耿于怀，对外说：这大概是女人跟女人之间总有看不开的地方，我就没有这种女人气。张学良现在大概要整天坐着了，真没意思。我要是陪着他，不会像赵一荻这样的。

蒋士云永远也不会理解赵一荻，她是断然不会豁出一生陪伴一个幽禁中的人，她大约觉得这个女人脑子不怎么灵光，是个不可理喻的人。但是张学良解禁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又可以像当年的张少帅那样和自己一起疯一起玩了。这一次赵一荻居然没有死死拦着他们，因为赵一荻明白了，张学良不是她蒋四小姐的张学良，她想抢也抢不走的，权当是让她替自己照顾几天自己的爱人，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她自然就该出马了。

赵一荻这个女人其实是很大度的，她给足了张学良面子，这个面子只是给张学良的，与蒋士云无关。对于张学良幽会的那个女人，不管她是谁，在赵一荻看来都是一样的。直到后来张学良在蒋士云那里住得乐不思蜀了，外界都在猜测张学良是不是要和赵四小姐离婚了娶蒋四小姐啊，赵一荻才不得不出面了。

张学良总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与共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

风流少帅一生花心的毛病是改不掉了，现在，最患难与共的妻子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了，那个放飞的风筝该收线了，否则就飞得太远了。

赵一荻一个电话打过去，那温柔平静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嘚瑟了三个月的张学良一听赵一荻的声音就立即老实了，乖乖地答应回去。蒋士云在旁边默默听着、看着，骤然明白，张少帅永远都是人家赵四小姐的，根本没她什么事，她这些日子不过就是替人家代管了几天，心里不免有了重重的失落。

1991年6月下旬，赵一荻亲自出马，把还有些不情愿离开的张学良从纽约接回，然后两个人从旧金山转道回台湾，完成了他们第一次到美国探亲的行程。

对于蒋士云来说，这次会面成了他们最后的风流。张学良被赵一荻从她的曼哈顿花园街的豪宅抓回，回到台湾后，就彻底掐断了他们之间的任何联系，只给蒋士云留下一些回忆的残缺片段。后来有人问蒋士云，张学良说他的最爱在纽约，是在说你吗？蒋士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居然还有些少女似的腼腆和羞涩，轻声说：随他怎么说。

这次美国之行给张学良和赵一荻留下了美好记忆，没有卫兵监管，没有特务盯梢的自由生活真好。

回到台湾，他们基本上开始过自由的生活了，空闲的时候，赵一荻经常会往大陆寄回一封家书。一年前，大陆那边的侄子联系上了她，收到失联了几十年的家乡亲人的第一封家书，赵一荻激动得一夜没睡好。父母都不在了，这几十年，她不但没有在爹妈跟前尽孝，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自从十六岁那年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特别是陪伴张学良幽禁的几十年，和亲人从此音讯杳无。她好想回家看看，哪怕给爹妈的坟上捧上一抔黄土，也算是女儿尽了最后的一点孝。

每每接到家书，或者给亲人写信的时候，张学良会问赵一荻：你眼圈红红的，又想家了？不然趁有生之年，我们回奉天、北平、西安看看？

赵一荻含泪用颤抖的声音说：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么？

其实，他们的魂梦一直牵着海峡那边的故乡，只是无缘回去。去美国探亲的时候，在机场曾有记者问，会不会趁此机会到大陆看看，张学良诚恳地回答：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大陆是我的老家，我当然愿意回去看看。

但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有一次张学良连回大陆的机票都买好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行，后来，赵一荻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根本就不可能再飞回故乡。回家，成为他们终身的遗憾。

恢复了自由的张学良和赵一荻开始考虑他们到哪里去度过余生，儿女们都在美国，考虑到身体越来越差，为了让他们照顾起来方便一些，他们决定移居美国。他们以年老无依靠投奔儿子张闾琳作为理由，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了申请长期居留的绿卡，这个申请很快就批准了，他们顺利地领到了美国绿卡。

这个年龄的老人要移居美国，就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再回到台湾了。

他们在台湾已经有了自己的两套房子，还有一些收藏的珍贵的古董字画，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有些东西是不方便带走的，有些是可以带走但也要卖掉的，他们必须要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才能到那个高消费的国度去生活，所以手头能变卖的东西几乎都卖掉了，然后，带着这笔钱，他们决定移居到夏威夷。

从儿子张闾琳居住的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洛杉矶，到在北太平洋中的夏威夷还有着很遥远的距离，即使坐飞机也要四五个小时的路程。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夏威夷，而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喜欢夏威夷的气候和人文环境。这里的气候和台湾岛有相似之处，并且生活着许多东方移民，在华人比较多的地方生活，更方便一些。

至于纽约这样的城市，赵一荻首先就否决了，一来太喧嚣，张学良这把年纪的人了，不适宜再过离政治很近的浮躁生活，也不适合再去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寻找热闹。二来那个号称张学良女朋友的蒋士云在纽约居住，还是让张学良离那个女人远一些比较安全，赵一荻觉得自己犯不着耗费精力吃那些乏味的醋。对于张学良来说，也没必要再招惹什么花事情事，老了老了，闹个晚节不保，就得不偿失了。

张学良这一次非常配合赵一荻，她说定居夏威夷，他就按她说的办，她想到哪儿他随着她。老男人往往是没有主见的，男人老了都这样，年轻的时候叱咤风云，老了就返璞归真回归到童真时代，女人老了反而比男人更坚强更有主见。

1994年，他们离开被幽禁了四十多年的台湾，住到美国夏威夷，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生活。这份自由来得太不易了，足足等待了五十多年，居然能活着等来这一天。如果没有赵一荻的爱支撑他的生命，张学良断然是坚持不下来的。他们珍惜获得自由后的每一天每一刻，过去爱发脾气的张学良脾气也变得好多了。

卖掉了最后的家底，他们大约觉得这些钱够他们在剩下的岁月好好消费一番了。张学良那时候已经九十多岁，赵一荻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经常会病危住院，他们大约觉得生命再过几年就走到尽头了，没必要省着细着过紧日子，所以一到夏威夷就住进了最高档的假日酒店希尔顿饭店，并选择了十五楼的一套类似总统套房那样条件最好的房间。张少帅又过上了奢侈生活，经常到外面的中餐馆吃昂贵的中餐。两个人坐着轮椅一起到海边看看海，面朝大海，一双苍老的手十指相扣，他们执手寻找人生中最后的浪漫。人生中最浪漫的事，就是这样相依相伴一天天老去，老得只能在轮椅上相守。

这样的高档生活过了四年，他们发现身子骨还说得过去，比刚来夏威夷的时候似乎还好了一些。

高档酒店的消费每天都高得惊人，四年的时间，算算看，要花掉多少钱啊。赵一荻发现他们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人还在，钱快花没了，这是人生最悲催的事情了。

绝对不能向儿孙们要钱过奢侈生活，两个人一商量，高档生活已经享受了，下一步把生活档次降下来吧。索性就搬到夏威夷的老年公寓去住，饭就在寓所里吃，可以少花很多钱。

他们住的老年公寓也是一所套房，客厅的陈设非常简朴，但是阳光很好，能把大厅照耀得阳光灿烂，平时不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坐在客厅里晒太阳。

他们真的老了，经常会回忆起陈年旧事，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美好岁月，幽禁的那几十年是一场漫长的噩梦，却也是记忆中避不开的。回头看时，张学良惊叹于柔弱的赵一荻居然有那样强大的力量，用娇弱的身躯为自己撑起一片蓝天，她什么样的福都能享，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罪都能受，什么样的委屈都能忍，上得厅堂下得草堂进得厨房，这个女人为了一生的爱，能屈能伸，真是不可小觑，这辈子遇上这个女人，是自己的福分。

执子之手生死相随

赵一荻的肺病一直和她纠缠不清。

1994年刚搬迁到夏威夷没多久，她就因为肺病住院了，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上一阵子。1997年，她的左肺再次出现癌变，经常会呼吸困难。一次次的死去活来，最终却总是有惊无险地又回到张学良身边。

她的生命力之顽强令人叹服，陪着张学良活着，是她在最后的岁月中能为张学良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有赵一荻在身边，张学良的生活就被她安排得非常有条理，几点做什么都是有规律的，谁想见张学良都必须通过赵一荻，不论谁的电话，都先由赵一荻来接听，她首肯了，才交给张学良接听，这样替张学良挡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对他的身体健康是有利的。当然，蒋士云的电话张学良更不可能接听了，那个号码大约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后来，这个蒋四小姐对别人抱怨说：他在台湾的时候我还跟他通过电话，离开台湾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我打过一次，打不进去，我知道有人阻拦……

张学良的亲朋好友们都自觉地遵守赵一荻订下的这个规矩，他们知道，张学良年近百岁还耳聪目明，都是赵一荻的功劳，她这样做，自然有她的道理。

每天上午十点半起床后，吃过早饭，张学良到赵一荻房间，听赵一荻为他诵读一段《圣经》，祷告后由秘书给他们读报纸上的中外新闻要事，然后坐着轮椅出去散步。张学良的腿部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后来的几年出行基本上就靠轮椅了。午后，偶尔会约几个好朋友来搓麻将，牌友是固定的，打麻将不仅仅是为了娱乐，也锻炼脑子。九十多岁的张学良打牌的时候，脑子还是很好用的。

他们保留的对外社交活动就是定期到当地的华人教会做礼拜，两位老人低调而虔诚地走进教堂，和所有普通的基督教徒一样坐在椅子上听牧师布道。如果不是牧师介绍说：今天张学良、赵一荻夫妇也来参加礼拜。身边的教友不会知道，那对年逾古稀的老人就是传说中叱咤风云的将军张学良和拥有传奇爱情故事的赵一荻，他们看上去很普通，因为那传奇的人生经历，便会让人感觉到他们身上的不平凡。他们含笑默默地向教友们颌首致意，张学良给人的感觉精明、温和、睿智，与赵一荻的优雅、和善、安静相得益彰，看上去是那么和谐美满的一对。张学良后半生这种在公共场所沉默、不张扬的做法，不仅仅是蒋介石用一生的囚禁逼的，也是赵一荻用人生经验开导规范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一颗平常心，当年那个风流倜傥风云天下的英雄，经历了五十六年的囚禁，才不会崩溃、沮丧和灰心。

初到夏威夷的时候，张学良和赵一荻几乎形影不离，所到之处都是两人在一起，每个黄昏两个人一起坐着轮椅去海边，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公寓。后来，赵一荻身体很差，不但肺病复发，还不小心跌倒摔伤，不能左右陪伴服侍了，每每张学良出去散步、看海，她就在公寓内等他回来。坐在窗前，她翘首遥望，静静地等着他，聆听着公寓门的把手轻轻转动的声音，那声音一响，张学良就回来了，她就会快乐地迎过去。所以，张学良不会在外面久久停留，怕赵一荻等的时间太长，不放心。

只有一次是例外，那个傍晚，护理人员推着张学良从兵器馆走过，路过馆外陈列的飞机、大炮、坦克时，他要求停下来，静静地看着那些兵器，想起了他统领千军万马的青年时代。那一次他在那里流连很久，直到天黑才回去。赵一荻一直在焦急地等着他，听说他们在陈列的兵器前待了这样久，她也沉默无语了，他一生最爱的是军旅生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被囚禁起来，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2000年，张学良虚岁一百岁，赵一荻八十八岁。

有关方面想给张将军举办百岁生日庆典活动，消息传出，许多和张学良、赵一荻能沾上一点边儿的单位和亲朋好友都忙碌起来，搞展览的，做寿礼的，大家准备好了要去给张学良做百岁大寿。

张学良的生日其实是六月四日，这一天也是张学良的父亲、前东北军司令张作霖被日本军炸死的忌日，从1928开始，张学良再也没有在6月4日过过生日，他一生都在刻意回避这一天。他百岁大寿的寿日当然也避开了6月4日，外界传说中他要在6月1日或者6月3日过生日，他却出其不意避开那些闹哄哄的喧嚣，5月28日，生日庆典突然宣布提前举行，场所很私密，没有邀请多少客人。

生日庆典大厅临时搭了个主席台，张学良那天穿了件深蓝色西服，系着鲜艳的红色领带，依然戴着他晚年最喜欢戴的深蓝色的毛线瓜皮圆帽，脖子上挂着大红和粉红的两串花环，这个老寿星被人们打扮的热烈隆重。赵一荻穿着紫红色长裙，颈上挂的是一串黄色花环，和张学良那两串大红和粉红的花环的色彩配合起来，色彩更显斑斓缤纷，虽然她插着氧气管，却很兴奋，不时和周围的人们说着话。赵一荻的健康情况已经很糟糕，那天，因为要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庆典活动，她的精神格外好，在庆典现场，她比张学良要活跃一些，谁也看不出来之前她还满脸病容地躺在病榻上不能起床。

坐在轮椅上的这对老夫妻面对镜头，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后一张合影，张学良那天握着赵一荻的手，深情地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这是我的姑娘！

这些话，赵一荻听得心花怒放，携手走过七十二个春秋，能换来这样一句话，她心满意足。

百岁华诞时，新华社驻美国记者问张学良有什么养生秘诀,张学良回答：我只不过在过简单的生活,什么都不放在心上,遇到困难,宽宏大量泰然处之,使自己活得温暖,活得充实。我能宽容自己,也能宽容别人,宽容使我人生豁达磊落,潇洒宁静,所以才坚强地活下来。

这简单的生活是赵一荻教会他的。

教会他简单生活的赵一荻此时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几步，她是强撑着来参加这次生日庆典活动的。她必须支撑着，让他最后高兴一下，她清楚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在夏威夷神谷墓园，她已经购下了一块上好的墓地，那里原来是菲律宾前废总统马科斯的陵寝，马科斯的遗孀伊梅尔达把丈夫接回国内安葬，这块墓地被赵一荻买了下来，她打算百年之后，就和自己的爱人住到那个地方去，那是一块宽敞豪华的墓园。

前生后世一切该想的该做的都做好了，连爱人的百岁庆典也完成了，赵一荻太累了，觉得自己可以彻底休息一下了。

2000年6月22日，离张学良的百岁生日庆典不过二十天，赵一荻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清晨，她躺在病床上，神志依然清醒，却呼吸困难脉搏微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她表情安详平静，静静地看着病房内的亲友们，正从遥远的故乡赶过来的从来没有谋过面的娘家侄子还在路上，也许无缘见侄子一面了。她的爱人张学良在哪儿？她急促地寻找着他，他坐着轮椅进来了，来到赵一荻病床前，紧紧握住她的手，赵一荻脸上现出一丝娇媚的笑意，他来了，她等的就是他。

张学良轻轻呼唤着赵一荻的名字，两个人目光对视，赵一荻的目光中是无限的依恋和深情：亲爱的，我不能再陪你了，我要走了，没有我的日子你自己多保重，这辈子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来生我还做你的女人。

耳边是张学良的声音，赵一荻的手在张学良的手中紧紧握着，她眼角淌下一行泪水，是不舍，是不忍离去，此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她静静闭上眼睛，在医生注射的镇静剂中沉沉睡去。

张学良一直紧紧握着赵一荻的手，凝视着她的脸庞。

赵一荻的温热一点点退去。

上午11时11分，赵一荻离开这个世界，手已经变得冰冷，张学良还紧握着。那边，牧师和亲友在做祷告；这边，张学良在轮椅上默默坐着，一直保持着他刚刚进来时的那个姿态。那只手，谁劝他都不肯松开，直到一个钟头后，确认赵一荻真的走了，他才慢慢松开她的手，喃喃地说出一句：她死了。泪水从他的眼角缓缓滚落，这是陪伴了他七十二年风风雨雨的爱人，从此他们阴阳相隔，天各一方了。

2000年6月29日，赵一荻的葬礼在夏威夷第一中华基督教会举行。

赵一荻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身子下面铺着侄子从故乡带来的华美的中国锦缎被面，身穿中式红色绣花上衣，衣领上别着一枚精致的珍珠别针，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手下抚着一本《圣经》。此时的赵一荻美丽、优雅、华贵，脸上是平静的表情，让人感觉她还活着，只是太累了，暂且睡去了，她还会醒来陪着她的爱人再走一程。她一生中从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事对社会对历史有什么贡献，她觉得她不过就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像所有爱自己男人的女人那样，认认真真爱了一场而已，仅此而已。

她被葬在夏威夷神谷墓园，没有奢侈的陪葬品，只有一本《圣经》和她写的《圣经》浅释读本《好消息》和《真自由》。墓台后边石墙上安放着十字架，墓志铭上刻着这样的文字：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会复活！

这句话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中的句子，对于赵一荻来说，她为了来践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生，生生死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爱情不会死去。

从台北赶来的周联华牧师主持了赵一荻的追思会，他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赵一荻女士当年情愿放弃人间的一切，跟随张将军软禁，有如《圣经》里童女怀孕一样，是个不可能的使命。然而她却做了，而且做得那么真诚，那么至善至美，那么让世人皆惊，那么流传青史！她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纯粹是为了爱。这爱远比台湾最近流行的《人间四月天》更专、更纯、更久远！她当时真正和汉卿先生互许一个未来，这个未来是黯淡的，是黑暗的，但她无怨无悔；最后在上帝的带领下，这未来竟盼到了火奴鲁鲁明亮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相伴一生的爱人永远地走了，失去了她，才知道这个女人对自己有多么重要。张学良靠着对那场传奇爱情的回忆又活了一年多，2001年10月14日，他在美国檀香山去世。

张学良留下的遗嘱是：与夫人合葬于神殿之谷。

两个人离别一年多，又在夏威夷神谷墓园重逢了，张学良最终选择留在赵一荻身边。

风流少帅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女人，经历了无数场爱情，只有这一个女人，这一场爱情让他最刻骨铭心。他不能没有他的赵四小姐，离开他的赵四小姐，他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活下去。

她是他的一世红颜。

那哀哀情肠，他懂了。

Table of Contents

林徽因：民国最美的女神

序

林下别致——民国才女林徽因

·林下别致(一)

·林下别致(二)

·林下别致(三)

第一卷 一身肝胆任记取

第一章 与妻书

第二章 承美德

第三章 悼林公

第四章 人生结

第五章 百年好

第二卷 再渡重洋铸芳华

第一章 小大人

第二章 英伦情

第三章 初相见

第四章 定终身

第五章 芳草心

第三卷 半生风雨半生勤

第一章 东北行

第二章 梁再冰

第三章 回北平

第四章 林先生

第五章 谱华章

第四卷 问这秋这秋几许

第一章 探香山

第二章 道偶然

第三章 言『新月』

第四章 问这秋

第五章 塑文华

第五卷 三生石上三生缘

第一章 三段缘

第二章 老婆好

第三章 知己心

第四章 永相随

第五章 爱情花

第六卷 惠存天涯若比邻

第一章 『猫腻』记

第二章 『山西醋』

第三章 『八宝箱』

第四章 师生情

第五章 闺蜜情

第七卷 今夜星光耀永恒

第一章 南飞雁

第二章 悼英雄

第三章 北回归

第四章 出书记

第五章 耀星空

后 记

凌叔华：中国的曼殊斐儿

写在书前的话

第一章 布政使家的女公子

一

二

三

四

第二章 天光初露

一

二

三

第三章 再添几重师从

一

二

三

四

第四章 泪洒神户

一

二

第五章 直隶女子师范学校

一

二

三

第六章 燕京，燕京

一

二

第七章 文坛初涉

一

二

三

四

第八章 一场没有故事的婚恋

一

二

三

第九章 “抄袭”与“闲话”的纷争

一

二

三

第十章 伴君京都行

一

二

三

四

第十一章 第一部小说集

一

二

三

第十二章 甫到武昌

一

二

三

四

第十三章 八宝箱风波

第十四章 踏歌山水间

一

二

三

四

第十五章 主编《现代文艺》

一

二

三

四

第十六章 婚外情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十七章 内迁前夜

一

二

三

第十八章 乐山并未带来快乐

一

二

三

第十九章 北平奔丧

一

二

三

第二十章 青鸟殷勤

第二十一章 山居的日子

一

二

三

第二十二章 告别故国

一

二

三

四

第二十三章 初到英伦

一

二

三

第二十四章 跨文化创作《古韵》

一

二

三

第二十五章 执教南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十六章 第二次巴黎画展

第二十七章 陈西滢之死

一

二

第二十八章 殷殷故国情

一

二

三

四

第二十九章 叶落归根

一

附录一 凌叔华年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及访谈资料

孟小冬：繁华锦瑟三折戏

序

第一卷 天赋秉异初现锋芒

第一章 生于乱世一鸣惊人

第二章 梨园世家缘定氍毹

第三章 拜师学艺苦练身段

第四章 初次登台艳惊四座

第二卷 挑帘成角饮尽荣誉

第一章 三莅无锡声名大噪

第二章 上海登台杜孟初识

第三章 北上深造声动京城

第四章 众星捧月京城一绝

第三卷 梅孟之缘龙凤齐飞

第一章 初识惊鸿钗弁互易

第二章 流转深情设法联姻

第三章 名定兼祧新婚燕尔

第四章 生杀之祸梅孟仳离

第四卷 浴火重生青山依旧

第一章 各安天涯劳燕分飞

第二章 青灯斩情空门顿悟

第三章 重返舞台旧人重逢

第四章 立雪余门广陵绝唱

第五卷 缘起缘灭戏如人生

第一章 情归于杜释然于心

第二章 随杜迁港补行婚礼

第三章 在港授徒为国献艺

第四章 十年台北凝晖遗音

附录1 师承与弟子

附录2 孟小冬年谱

附录3 同时代人物年代

后 记

苏青：风从海上来

序

第一篇 生如夏花

第一章 冯家大院

第二章 有凤来仪

第三章 乡野囡囡

第四章 慈爱如饴

第五章 小“话痨子”

第六章 裂帛深种

第七章 掩卷·纯真年代

第二篇 似水华年

第一章 少年轻愁

第二章 快乐女生

第三章 话剧女神

第四章 女子学校

第五章 那时花开

第六章 宁波皇后

第七章 掩卷·花样年华

第三篇 结婚十年

第一章 十月十日

第二章 意外“来客”

第三章 两颗樱桃

第四章 产女前后

第五章 母爱无疆

第六章 好儿媳妇

第七章 掩卷·时光如书

第四篇 浣锦裂帛

第一章 为伊归来

第二章 海上花开

第三章 爱巢遗梦

第四章 牛刀初试

第五章 为谁伤逝

第六章 出走娜拉

第七章 掩卷·不如归去

第五篇 洋场风云

第一章 午夜徘徊

第二章 古今往事

第三章 天地之间

第四章 两顶“冠冕”

第五章 苏州行记

第六章 我看苏青

第七章 掩卷·身不由己

第六篇 开到荼蘼

第一章 大江东去

第二章 人间万象

第三章 阑珊却步

第四章 晚风未落

第五章 红楼新梦

第六章 寂寂花落

第七章 掩卷·魂牵梦萦

关于生活中的文学家苏青(代后记) 高 立

萧红：黄金时代的婉约

序

第一章 呼兰河边长大的女孩

呼兰河畔的乡绅之家

老祖父的后花园

叛逆小姐的生活

一场缺乏爱情的包办婚姻

第二章 放任自流的时光

私奔，到北平读书

被废掉的一纸婚约

幽禁在乡下的问题女孩

在对的年华里遇见错的人

第三章 三郎，我在爱情里找到你

怀孕少女文艺范的求救信

一艘改变命运的小船

穷哈哈的文艺青年

流浪青岛

第四章 上海，那曾经的温暖和阳光

远离生死场，寻梦上海

早生华发的女孩

鲁迅最欣赏的东北才女

第五章 为什么红尘总有离殇

苦涩的爱情

寻一处可以疗愈情伤的地方

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

北平那年的暮春时节

第六章 缘，聚散了你我

邂逅端木，恨不相逢未嫁时

延安向北，西安向西

三郎，我们分手吧

重组的婚姻能走多远

第七章 流浪的脚步在天涯

只有一张逃命的船票

重庆，不见日光的米花街

栖居北碚，为寻找一丝安宁

第八章 凋零在浅水湾的梦

一部《呼兰河传》写尽悲欢

终点港湾玛丽医院

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

永远的浅水湾，永远的萧红

张爱玲：最是清醒落寞人

序

爱到倾心，蒙眼爱

上篇 她是海上吹不停的风

精致，心是一首妥帖的诗

孤傲，给美丽一种特权

另类，有所贪恋才可爱

苦恋，只为不负好时光

下篇 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

童年·旧事

贵族遗风

童言无忌

不幸的她

天才少女

雕琢·砥砺

荆棘之鸟

华袍之虱

港大新生

挚友炎樱

乱世众生

绝代·芳华

卖文之路

横空出世

海上传奇

风华绝代

流言挚语

“文蜜”苏青

倾城·绮恋

在劫难逃

尴尬初见

醉翁起意

天天都来

爱或不爱

峰回路转

爱恨交织

好与不好

幸福敲门

痴缠·告别

山雨欲来

谁是小周？

你好，再见！

辗转寻觅

最后告别

寻觅·天涯

电影奇缘

秘密情人

寻寻觅觅

重回港岛

著名粉丝

执子之手

撒手离去

余韵袅袅

附 录

张爱玲语录

爱情私语

生活哲学

张爱玲大事年表

赵四小姐：战火成全的爱情传奇

序

第一章 赵家最美的四小姐

天上掉下个绮霞小幺妹

致青春，典雅纯洁的娇美女生

舞厅里的甜蜜小仙女

妩媚在《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第二章 不倾国不倾城只倾你心

这个哥哥梦里见过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一场没有退路的约会

用心良苦的私奔门事件

第三章 张少帅的N段情史

他说，我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

青梅竹马的“大姐”

第二个夫人谷瑞玉

与前清王妃的一段旧情

红颜知己蒋四小姐

少帅自认的十一个女人

第四章 不要名分，只做你的女人

花为谁伤寂寞心

少帅府旁边的“赵四小姐楼”

赵四风流朱五狂

只因为我有两个“他”

吸毒，在虚幻梦境中麻醉逃遁

第五章 情牵江南幽禁客

郎君西京英雄梦

幽禁中两个女人的陪伴

好想好想陪在你身边

第六章 用爱情成就第二次生命

远方的深深牵挂

别子，为了你我愿自投囚笼

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第七章 在台湾的漫长幽禁岁月

青山绿水间的小木屋

蓝衣，布鞋，为你我宁愿洗尽铅华

为你愿做笼中鸟

活着，就是为了用生命陪伴你

第八章 白发新娘迟到的婚礼

两个女人之间的艰难抉择

另一个女人的情殇

三十六年后，给你一个名分

穿红色旗袍的半百新娘

第九章 留在夏威夷的最后传奇

多情老少帅的最后风流

情归夏威夷

执子之手生死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