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帝国

[美]约翰·S·戈登 著

董宜坤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导言 追寻幸福

｜第一部分｜ 广袤的荒原在怒吼

01 土地、国民与法律

02 “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03 大西洋王朝

｜第二部分｜ 自由的王国

大背景：美国独立战争

04 汉密尔顿的创造

05 强大的协作力量

06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07 杰斐逊派的破坏

08 自由属于新泽西

09 留住天堂的闪电

10 鲸鱼、木材、冰块和金子

｜第三部分｜ 崛起的巨人

大背景：美国南北战争

11 腥牙血爪的资本主义

12 带着玻璃口袋做生意

13 竟然会有这样的买卖

14 黄金十字架

｜第四部分｜ 走进美国的世纪

大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

15 将价格降到能支付得起的程度

16 恐惧本身

17 “资本主义又复活了”

｜第五部分｜ 一场新经济革命

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

18 战后大繁荣

19 新政秩序的危机

20 新经济，新世界，新战争

导言
追寻幸福

在21世纪曙光初现之时，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关键地位毋庸置疑。事实上，只有回望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的鼎盛之期，才能勉强找到一个可比的对象。

罗马用武力征服了世界，它的力量源自以古罗马军团为代表的军事机器。各大强国自那时起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对异族人实行政治霸权主义。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坐拥全球1/4的陆地，世界上有1/3的人口是爱德华七世的子民，但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说英语或把自己看作英国人。

然而，自始至终，美国最多勉强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国家。在20世纪，所有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没有依靠战争来扩大其主权领土，尽管也只有它在历经了三场大国间的战争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今日的美国仅仅拥有全球6%的土地和6%的人口——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真正把自己看作美国人，都说英语，但当今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高于19世纪中期处于巅峰期的英国。

美国胜于英国之处是它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虽然美国只有占全世界6%的领土和6%的人口，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近30%的份额。从采矿到电信等各个经济领域，从人均农业产值到年图书发行量再到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美籍获奖者超过总获奖者人数的42%），美国几乎在方方面面都领跑全球。

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更是充满活力和富有创新性的国度。20世纪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100年。这个世纪的重大科技成果不是源于美国，就是主要在美国实现产业化进而转化成各类消费品的。牛仔裤、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摇滚乐、SUV汽车和网上聊天室等美国文化的代表风靡全球。新技术在全球各地传播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去了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美式价值观。

正如拉丁语在过去几百年在欧洲的地位一样，英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同语言。当今世界进行外国语言研究的学者中有60%从事的是英语研究。作为一种语言课程，英语也逐渐成为各国教育系统的必修科目。英语的运用如此广泛，一方面要归功于大英王朝使众多国家把英语当作第一或第二语言，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引领着世界通信和娱乐领域的发展。互联网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交流手段总的来说是美国的发明，而现有的40亿网页中有超过80%的页面把英语作为网页语言。

美国的军事实力固然强大，然而它最强大的地方却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它的财力以及财富在人口中的广泛分配，创造更大财富的能力和能给出种种高效利用财富新途径的无穷的想象力。

如果这个世界迅速地“美国化”，就像当年的“罗马化”一样，原因并不在于美国有先进的武器，而在于其他国家都极其热切地想拥有我们所拥有的，想借由我们所有的“美国”方式行事，并获得那些想要的东西。这些年来，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以一种平和且广受欢迎的方式被广泛接纳，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情况。撇开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权力溜走的精英阶层不谈，至少美国的人民是欢迎这种制度的。这种制度和国家形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微妙、更易推进、更普遍，并且很可能会更长久。

美国是一个财富帝国，一个经历着经济盛景的帝国，一个有着众多理念和制度来助其辉煌的帝国。回望历史，正如很多成功的例子一样，有人把美国经济的成功看作必然甚至是命中注定的结果。这个国家毕竟有着广阔、多样和丰饶的国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群体。然而，所有这些优势阿根廷都有，而且它自1870年以来就没有卷入过旷日持久的战争，可是阿根廷却只能竭力争取保住其中等发达国家的地位，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

两国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政治差异。阿根廷的政治体制继承了西班牙的帝国主义体系，一种自上而下实施统治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常常将财富毁于一旦，它更多的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财富的创造。相比之下，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幸运地根植于英制传统，尤其是继承了法律至上而不是国家至上的观念。独特的英式自由观念也很关键：个人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不可随意剥夺的财产权，这是对个体至关重要的一项权利。

英国人能提出这样的观念，将之融入国家政治理念并传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长达37英里 [1] 、常常险象环生的水域把大不列颠岛同欧洲大陆分离开来。英吉利海峡不宽不窄正合适：不算太宽，所以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建立长期密切的联系提供了条件；不算太窄，对外发动侵袭绰绰有余，但这对于那些想入侵英国的国家来说，却只是一个冒险的提议，因为在过去的1 000年中外族对英国的入侵只成功过一次。

由于不需要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英国的税率一直都很低，所以它可以利用其经济优势去开发更多的资源，而且能够负担得起高成本的政府分权体制运转。地方事务放手交给当地的民众，国王不多加干涉。在欧洲的几个大国之中，要数英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流动性最高。英国国内的贵族们享有的财富和影响力不可想象，但却不是一个封闭的高贵阶层。与欧洲大陆的国家比起来，成功的资产阶级家族和地主家庭的联姻在英国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有才学的人通过联姻可以更加轻松地进入上流社会。拿破仑把英国人说成是开店铺的，意在羞辱，但英国人却把这句话当成溢美之词，颇为受用。

英国人习惯安于现状，所以他们对任何求变的尝试都深为抗拒。17世纪早期，一些英国人开始带着这些观念来到美国定居，并在新的环境中实践应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那时美国的情况与英国颇有几分相似，只是美国的优势要更强一些。直到20世纪后半叶，北美地区也一直没有受过外来侵略之苦，多数时候政府征收的税赋也很低。当时，北欧地区开始主导欧洲和世界的事务，大英帝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主宰了北欧的商贸干线，而美国的位置也使它能利用一个完全全球化的经济崛起的时机受益。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地跨寒带、温带和热带三个气候带的国家。它既是一个拥有足够军事防御能力的“岛国”，也是一块有着多样资源的大陆。

来到美国的大部分移民——这些人并不都是英国人，就是想在这片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充满机遇的地方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自己的事情——膜拜他们心中的神灵，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美国不仅是世界上宗教意识最浓厚的国家，同时也是国民最世俗、最虔诚、最具商业意识的国家。

美国人以他们的进取精神而著名，这无疑是传承了他们早先扎根于此的先人之精神。那些选择舍弃既定生活的祖先来到这片陌生而遥远的土地，追寻他们理想中的幸福。与任何其他地方相比，绝大多数人在这里都能更自由地去追寻幸福，不会受到太多干涉。宽松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找到梦想中的幸福生活。甚至那些作为俘虏而非出于自愿来到这里的人，情况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经济史仅仅是由一个个成功个案组成的历史，这样的史书写出来也没几个人爱看。美国经济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次劫难，如果当时的政治领袖们处理不当的话，危难中的美国经济就会完全失控。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大衰退。它的传统市场主要集中在英国，可是当时美国的产品大都被英国拒之门外。美国的货币（当时已经算得上是一种货币）几乎贬得一文不值，政府无力也无法偿还债务。1932年的大萧条波及范围之广使很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共和党的执政前景颇为怀疑。

前一次经济危难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倾力协作，后一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力挽狂澜。凭借强大的领导力量，美国在这两次经济劫难中涉险过关并越发壮大。然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家们也有过重大失误，比如引发大萧条的一系列决策。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执掌的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的解体意味着美国在此后将近80年的时间中不再有中央银行，结果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金融恐慌再次出现并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萧条日趋加深，而情况本不应这样糟糕。

和很多帝国故事一样，财富帝国的故事是一部史诗，是一部讲述成功与灾难、勇猛与怯懦、新观念与旧偏见、旷世英才与愚钝之辈的史诗。但最为重要的是，它是一部由数百万人书写的历史，他们克己守法，不断追求着个人利益，这就是自由的真谛了吧。和所有的史诗一样，财富帝国的故事好似向我们深刻剖析了什么使我们成为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曾经说过，“获得和付出都是我们力量的无谓浪费”，在我看来，对于这种说法再没有比美国经济的史诗更有力的反驳证据了。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第一部分｜
广袤的荒原在怒吼

在他们主宰那片欣欣向荣、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富饶土地之前，他们一定要穿越一片怒吼着的广袤荒原，在重重压力之下他们遍体鳞伤，在多重困境面前显得那样卑微……

——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牧师
《救赎》，1659

01 土地、国民与法律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为，一个国家——不管其整体的力量比局部的总和大多少，也不过是由土地、国民和法律体系这三部分组成的。

在旧世界各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土地、国民和法律，这三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但是和15世纪晚期西方文化大举扩张时期欧洲殖民者所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美国没有久远的历史。在美洲历史初期，那里只有土地。

将要成为美国的这块土地似曾相识，然而它与第一批欧洲开拓者们成长起来的地方又迥然不同。西欧人口稠密，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乡镇和村庄里；可耕地被密集地开垦，野生动物有限；森林资源并不广阔、需要有节制地开发。

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地处温带，除了常见的植物、动物，还有一些珍奇的新物种，比如，浣熊、臭鼬、玉米和响尾蛇。但是穿越现今缅因州境内的岩石海岸以及从新罕布什尔州绵延至墨西哥甚至更远处的广阔沙滩，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原。

这片荒原比整个西欧的面积还略大一些，零星分布着一些草地、沼泽、湿地、裸露在外的岩石、光秃秃的山丘以及印第安人刀耕火种的地方。荒野沿着河岸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河流域，之后呈手指状顺河溪之底绵延到贯穿美洲大陆中心的大平原之上。

当然这片广袤森林的面貌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北边，大片的五针松和阔叶树林相间，五针松是做帆船的帆樯和桅杆的首选木材。枫树、美国梧桐和白蜡树生长在阔叶林的低地上，而橡树和山核桃生长在较干燥、地势高一些的斜坡上。再向南沿着大西洋海岸分布着不同种类的松树带，它们向内陆延伸，与阔叶林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连成一片。

北美洲的东海岸地理环境宜人。广阔的沿海平原适合人类定居。科德角和德尔马瓦这样的半岛、长岛之类的岛屿以及更南面的海滩都为早期航海的船只提供了歇脚之地。梅里马克河、查尔斯河、泰晤士河（美国康涅狄格州东南部）、康涅狄格河、胡萨托尼克河、哈得孙河、拉里坦河、特拉华河、萨斯奎汉纳河、波托马克河、拉帕汉诺克河、约克河，詹姆斯河、皮迪河、阿什利河、库珀河、萨凡纳河等河流当时为小型的浅底帆船提供了进入北美洲大陆腹地的通道。早在1609年，一个受雇于荷兰的英国人亨利·哈得孙驾驶着装备完整的“半月”号船，沿着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得孙河航行了约150英里，在今天的美国奥尔巴尼境内停靠下来。要做这么远的一次内陆旅行本来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当时水道狭窄，哈得孙对这一流域也一无所知，但是他完成整个航程仅用了一周的时间。

当时的海岸线要低于现今的海岸线，随着海岸线逐渐升高，河口一点点被淹没，这些河流应运而成，北大西洋最好的港口随之形成了。美国第一批城市中有很多就是沿这些港口发展起来的，例如波士顿、纽波特、新伦敦、纽约、巴尔的摩、诺福克和查尔斯顿等。

第一批移民在北美洲定居之地的气候、地貌和欧洲大陆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北美洲气候温和，不太冷也不太热，而且雨量充足。不同于西欧那深受海湾暖流影响的海洋性气候，北美洲地处一个大洲的东边，所以本质上它属于大陆性气候。冬天到来时，美国要比西欧冷很多，而夏天又要热得多。位于北纬51度的伦敦，全年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分别是37摄氏度和零下16.7摄氏度，但实际温度很少会达到这两个极点。位于北纬41度的纽约，最高温和最低温分别是41摄氏度和零下26摄氏度，而且温度达到这两个极点是常有的事。欧洲人会觉得新英格兰地区的冬天和美国南部的夏天都是漫长而严酷的。

这块广阔的土地并不是没人居住。在第一批欧洲开拓者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时候，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北美土著居民就生活在这里，他们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亚洲的边缘。按欧洲人的标准，相对于美洲土地的广袤，土著人的数量显得非常稀少。到底有多少人，这很难给出确切的数字，甚至估算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在哥伦布时代，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到200万。就在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之前，两大洲日益频繁的联系给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带来了各种疾病，所以当地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减少的幅度还很大。

不管以哪种欧洲标准衡量，印第安人都是缺少共同文化的。欧洲人在美洲拓殖的初期，北美洲就存在近250种语言（整个西半球总共也就有约2 000种语言），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又分属很多小的、常常是相互敌对的部落，部落间的小规模冲突接连不断。

只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居住区是有组织的领地，那里的居民主要靠农耕为生。东岸印第安人大多以部落为单位，主要过着游牧生活。北美东部用来种粮食作物的可耕地只有不到1%。印第安人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在一小块土地上种上谷物、南瓜、豆子。几年之后，当土地不再肥沃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到新的地方。

从东部印第安人所使用的工具体现出的技术水平判断，他们的器具工艺复杂但缺少金属制品，所以他们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然而当时已经出现了十分先进的文化，他们能够使用数百种不同的材料以及200年后被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1] 称为“大森林文雅艺术”的技艺。在人们靠天吃饭的数千年当中，这些技艺不断进步。为了在陌生的新世界中站稳脚跟，早期的定居者们艰难地摸索着，他们习得的技艺不止一次地将其拯救出危难甚至灭绝之中。

这些定居者带来的文化包含着更加先进的技术，他们与当地的印第安人进行交流，然而交流却毁掉了后者。印第安人一旦习惯使用欧洲人精良的金属工具、布料和枪支，他们开发身边原材料的技术就慢慢消失了。不久以后，印第安人被迫以越来越不平等的条件换取所需品，因此经济主权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主权一旦被夺走，他们的政治主权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很快也就丧失殆尽。

意外撞入新世界

16世纪初，人类历史上两大最重要的技术进步终结了欧洲的中世纪，并为人们在新大陆定居提供了可能。印刷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图书以及获取知识的成本。15世纪中期，整个欧洲仅有5万本图书，大多数存放在开办大学的教会中。15世纪末，欧洲图书超过了1 000万本，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有很多是关于技术和农业的书籍。这些书大部分掌握在新生的商人阶层和有土地的贵族手中，从而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也打破了它的宗教垄断。16世纪早期，新教改革浪潮席卷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点燃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熊熊战火。

装备齐全、能进行海上远途航行的船只是中世纪后期的另一大发明。直到15世纪末期，大多数欧洲帆船还都只有小型单桅杆。这种船和400年前威廉横穿英吉利海峡抵达英格兰所驾驶的“征服”号区别不大。1450年的时候，更大型的船只问世了。船上装有3根桅杆，有时甚至是4根。驾驶这种船出行拓宽了欧洲人已知的世界。

他们需要这样做。1453年，土耳其人攻下了东罗马帝国的古都君士坦丁堡。一个穆斯林政权横跨通往东方的商贸要道，向全部过往商品收税。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将触角伸入了欧洲大陆。到了16世纪中期，它的领土已经延伸到了维也纳的大门口。这是继1 000年前的黑暗时期（Dark Ages）之后，基督徒们又一次感到入侵的威胁。

但是有了装备齐全的船只，西欧人就可以采取迂回策略绕过穆斯林人控制的古商道通行。15世纪末期，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1510年，他们来到香料群岛（又称马鲁古群岛）。这里是胡椒等各种香料的原产地，这些香料一经引入欧洲就为欧洲商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哥伦布致力于提出一项可靠的理论，但他对地球的大小判断错误。1492年他在向西航行试图到达亚洲的途中，意外地登上了新大陆。

当哥伦布和其他早期的探险者证实已经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西欧的海上大国纷纷资助探险活动。西班牙率先行动起来，先征服了墨西哥，10年后又得到了秘鲁，成为头一个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开始流入西班牙，西班牙由此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中期开始在巴西制糖，如果由奴隶劳作的话，糖是一种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农产品。16世纪末，法国人开始跨过圣劳伦斯河深入北美洲大陆，与生活在五大湖周围的印第安人做起了大宗皮毛生意。

除了1572年西班牙在切萨皮克湾的定居点因遭到印第安人的攻击而被迫放弃之外，北美洲东岸（也就是现今美国所在地）在当时几乎完全是被忽视的。它的某些地方太靠北，所以像糖这样的热带作物就无法在那里种植。它的某些地方又太靠南，所以在那儿也难见到上好的皮毛，更别说有什么贵金属了。

英国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一个为英国人熟知的意大利人，这是他的英文名）寻找西北通道的探险活动提供资助。但是移民对这片新大陆大规模的开发则是后来的事了。沃尔特·罗利爵士在1585年和1587年两次想要在现今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阿尔伯马尔湾的罗阿诺克岛上建立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后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大家只能从刻在一个树墩上的一串神秘信息中依稀了解一些当时的状况。尽管罗利爵士的殖民地最终没能站稳脚跟，但却拉开了开发新大陆的序幕。20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成功了。

欧洲文明的到来

詹姆斯敦的殖民地不是由英国而是由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建立的。

历史学家通常更关注那些有形的发明创造，比如印刷术和装备完整的帆船，但是智识性的发明常常同等重要。事实证明，复式记账法和公司模式，这两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识性发明，对欧洲文明在新大陆，尤其对现今美国各地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人们就已学会了记账。书写是人类文明的根本，人们最初很可能是为了记账才发明了文字。但是，此后的数千年中，记账方法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直到15世纪，意大利人才发明了复式记账法。人们运用复式记账法不仅更容易检查出错误，而且根据一些原始数据制作的报告能更加实时地反映出公司的财务状况。

有了复式记账法，人们就可以对地理位置偏远的企业进行投资，并对自己的资金使用情况了如指掌。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注意到，当时哥伦布首航的时候，随从人员中就有一名会计，他的职责是确保那次航行能把预期的利润一分不少地赚回来。

股份公司的出现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16世纪的情况，驾驶装备完整的轮船到远方探险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多探险船只都是有去无返，而且探险活动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最初主要是每个国家的国王资助探险队进行远征活动。当时的英国不比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少、国力弱、财政来源匮乏。在荷兰1572年发动起义脱离西班牙的统治以后，它需要为这些高成本，但同时也是高利润的活动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因为即使是最富有的公民，单凭他们一己的财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合伙制自古就有。这种所有制的任何一方都有义务承担整个企业的债务，即使投资人只投入一小笔资金，当企业破产时，他也会跟着破产。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尤其是投资那些自己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企业。股份公司将投资人所要履行的责任同他的投资额挂钩，他们只需承担部分的责任，从而解决了合伙制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做确实把一些风险转移到公司债权人手中，但同时大笔的资金也被分散到了很多小型投资中。除了民族国家以外，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发展，就要数股份公司了。和民族国家一样，股份公司的出现为推进世界的现代化提供了条件。

16世纪后半期，为了在多个领域进行贸易，英国人成立了好几家股份公司，如莫斯科公司（1555）、黎凡特公司（1583）和东印度公司（1600）。荷兰人也成立了一家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很快就夺走了葡萄牙远东帝国的大片领地，而且还让自然资源匮乏的荷兰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17世纪早期最富有的欧洲国家。

1606年，詹姆斯一世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了由一群伦敦商人组建的弗吉尼亚公司。特许状宣布，公司的目标就是帮助打造英格兰商业舰队，在贸易拓展中大力培养有能力的海员，寻找贵金属，在受到西班牙人威胁的土地上建立新教殖民地，并劝说异教徒皈依新教。

事实上，没多少人注意到特许状的最后一个目标。英国人从未向海外派遣过传教士，这次，他们显然想通过经济渗透的方式来使更多的印第安人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人在那里落地生根，使当地居民更加多样化，让万能的上帝恩泽于世，将基督教发扬光大，增加那里种植园的面积、提高其收益，并扩大我们自己的特别利益和利润。”

所以从一开始，英国人所推行的殖民方式与就西班牙和法国有很大的不同。西班牙和法国的政府力求对他们在新大陆的臣民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并且都致力于将印第安人转变成天主教徒，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想改变信仰。

此外，想要移民到新西班牙和新法兰西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才可以，以免异教徒和游手好闲之人误导当地人。但是英国政府却乐得将那些宗教捣乱分子、作奸犯科的人以及数量庞大的失业群体趁机清理出英国本土。

16世纪，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快速增长：1500年约为300万，一个世纪之后已增加到了400万，到了1650年已达到500万。然而就业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升高。从织布工们14世纪中期在佛兰芒定居开始，制衣行业就一直是英国制造业的支柱，然而它在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却逐渐丧失了优势地位。

与此同时，旧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快速地退出历史舞台。占到总人口5%的乡绅和贵族阶层拥有英国大部分的耕地，他们不断地圈地，剥夺佃户的土地，让佃农和雇工从事利润更高的生产活动——放羊。从1530年到1630年这100年的时间里，有过半的农民丧失了自己租种的土地，他们中有许多人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工作了。

另外，西班牙人在世界各地的征服活动使得金银从新大陆大量涌入欧洲，导致欧洲经济呈现急速的通货膨胀之势。16世纪欧洲的商品价格猛涨了400个百分点。

为了和传统的那些因伤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乞丐相区别，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织布工都被叫作“顽强的乞丐”。他们流落街头，当地官员为了躲避责任，将他们从一个教区赶到另一个教区。这些农民和织布工涌向商业中心和海港码头。伦敦当时已是英国最大的城市，在短短5年内，人口就从1550年的12万涨到20万。到1650年，有350万人住在拥挤的廉租屋和弯曲狭窄的街道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贫如洗。

为了吃饱肚子、躲避治安人员的追捕，这些阶层的人应征进入弗吉尼亚公司。爱冒险的绅士也加入了弗吉尼亚公司，他们通常都是些年轻的贵族后代。1606年12月，三艘帆船——“苏珊·康斯坦特”号、“幸运”号和“发现”号，从英国起航开往弗吉尼亚——船上共有105人，其中39人后来在海上病死），历尽千辛万苦于1607年4月26日抵达切萨皮克湾。为了不让西班牙人发现，三艘帆船沿詹姆斯河逆流而上约60英里，于5月13日停靠在詹姆斯敦镇（这与詹姆斯河一样都是以英国国王之名命名的）。

人们选择詹姆斯河北岸、岸边有个沼泽地的地方登陆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开西班牙人的突袭。那片沼泽在给印第安人提供一定保护的同时，在春夏时节也是数百万只蚊子的老巢，这些蚊子在殖民地居民间传播着疟疾。当地人打的一些浅井，里面的水经常是带咸味儿的，在河水水位降低的时候水更是咸得没法喝。在弗吉尼亚酷热的环境中大家因不停地出汗而大量喝水，喝水过多使得很多人食盐中毒。而且当河的水位降低时，丢弃到河中的垃圾和排入河中的污水并没有流入大海，结果加速了伤寒和痢疾的传播。

在大自然的屠杀之下，殖民地最早的这105位居民在9个月后只活下来38人。

关键的问题在于，弗吉尼亚公司正致力于一项全新的事业——美洲种植园。正是装备完整的帆船这一革命性新技术的出现，使种植园经营成为可能。事情向来如此，就像19世纪的铁路和20世纪晚期的互联网带给世界的影响一样，人们首先要经历一条曲折而昂贵的学习道路，之后才能得到稳定的利润回报。要在这样一个离家3 000英里，从伦敦出发要走上三个月才能到达的美洲荒原上成功地建立一块殖民地，执掌弗吉尼亚公司的那些精明而富有的伦敦商人们也毫无办法。

伦敦商人们接连不断地犯错误。在他们抛出黄金的诱惑后，殖民地居民不再愿意在处女地上干沉重的农活。当然，人们是挖不到黄金的，但是却发现了大量的云母，由此他们深信这里就是一个大金矿。“没有人说话，”约翰·史密斯船长在他1612年出版的畅销书《弗吉尼亚纪事》（Description of Virginia ）中写道，“没有希望，没有工作，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淘金。”这些矿石运回英国后人们才发现那一钱不值。

弗吉尼亚公司最初对土地还保留所有权，它希望殖民地居民能以农民的身份为其耕作。但是，不管是探险的绅士还是公司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码头招募的劳力，都不愿再为公司卖命。其实他们双方都不具备必要的技能——绅士们不需要掌握，“顽强的乞丐们”得不到培训的机会。

印第安人自己留够吃的之后，就剩不下多少东西可以用来交易，何况他们也想不到要主动交易。结果在冬天，殖民地居民经常忍饥挨饿。虽然每年公司都运来越来越多的人，但是殖民地的总人数增长得却很缓慢。1609年12月，詹姆斯敦有220个英国人。转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活下来的只有60人，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食物的缺乏。有位丈夫饿急了，竟然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充饥（事后他被判处火刑）。

活下来的殖民地居民在1610年6月放弃詹姆斯敦的殖民地，坐船回家。他们在詹姆斯河口碰到三艘载有新招的300个劳力的船只，随后再次回到这个狭小的定居点。

人们无数次地努力寻找一种能收回成本并能让股东们获取利润的出口产品。由于英国对玻璃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用作生产燃料的木材日益减少，公司开始着手开发弗吉尼亚广阔的森林资源以及丰富的砂石资源。但是他们把这些资源运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之后，利润已经微乎其微。铁、沥青、焦油、隔板、黄樟根皮的运输也都如此。

到了1616年，弗吉尼亚公司已将1 700多人送到了弗吉尼亚。此外，公司对设在切萨皮克的项目的投资也已高达5万英镑。在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英国，这样一笔数目的投资是什么概念，做一个比较，大家就会清楚了。那个时代的一位绅士每年的土地收入仅有50英镑。关税收入是英国国王的一大收入来源，当时国王的关税收入为年均7.5万英镑。所以尽管投了这么多钱，公司值得一说的却也只有一处房屋摇摇欲坠的边界贸易站。边贸站沿詹姆斯河而建，是350名定居者的家，他们中有很多人饱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

9年之后，英国人在北美大陆的定居点仍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毁灭危机，印第安人的攻击、西班牙人的侵扰、疾病和饥饿等都是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弗吉尼亚公司仍旧无法找到让其殖民地赢利的途径，这一点无疑是对其生存的一大威胁。

烟草拯救了弗吉尼亚

美洲当地的一种常见植物——烟叶，为殖民者提供了摆脱困境的途径。秘鲁和厄瓜多尔是最早发现这种植物的地方。在欧洲人还没到来之前，烟草在当地已有数千年的种植历史。不知道人们从何时开始把抽这种晒干的烟叶当作一种乐趣。但是，不久后他们就发现，抽烟可是会上瘾的。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的时候，在西半球所有适宜种植烟草的温带地区都可见到吸烟者。

哥伦布结束第一次航行的时候把烟草带回了欧洲。在随后的100年中，旧大陆的吸烟者数量激增，地中海盆地一带的人纷纷开始种植烟草。西班牙人也开始在西印度地区做起烟草种植、出口的生意。吸烟很快风靡了全英国。詹姆斯国王对烟草很是厌恶，认为它是恶魔的化身。他还写了一本名为《烟草抗议书》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然而，他的臣民对皇家言论却毫无兴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抽烟。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英国凉爽多雨的天气并不适宜烟草种植，因此所需的烟草大部分要从西班牙那边进口，但西班牙与英国的双边关系并不稳定，动不动就会打起仗来。

东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也迷上了抽烟，但是英国来的殖民者并不太喜欢印第安人种的那种烟叶，他们喜欢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种植的那种。1612年，一个叫约翰·罗尔夫的人从西印度（可能是特立尼达岛）带回来一些烟草种子。在弗吉尼亚炎热潮湿的气候下，这种烟草长势喜人。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罗尔夫在1614年娶了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为妻），他掌握了烟草种植与救治的技术。

1616年罗尔夫和他的妻子波卡洪塔斯向英国引入了第一种经济作物。虽然波卡洪塔斯由于很不适应英国的气候而早早离开人世，但他们两人的举动很快就引起了轰动。当罗尔夫1617年返回弗吉尼亚的时候，当地正在庆祝美洲大陆的第一个感恩节，因为那年的烟草作物长势良好，从而挽救了殖民地的商业。

美洲大陆正一步步走向它的第一次经济繁荣。回到英国的约翰·史密斯船长在讲述当年他这位新长官刚到詹姆斯敦的情形时说，虽然发现那里多少还是有些破败，但“市场、街道以及其他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烟草”。

1618年弗吉尼亚收获了两万磅（1磅约为0.4536公斤）的烟草并转运回英国。尽管4年后英国人的殖民地遭到印第安人袭击，将近1/3的殖民者被杀，其中很可能还包括约翰·罗尔夫，但浩劫之后的烟草产量还是增长了三倍。殖民地的烟草产量在1627年为50万磅，到了1629年已高达150万磅。1638年的时候，弗吉尼亚每年会向英国出口300万磅的烟草，超过西印度成为西欧主要的烟草产地。

烟草产量有如此迅猛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616年弗吉尼亚公司对它的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殖民地居民不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下地劳作，他们如今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另外为了吸引更多的移民，弗吉尼亚公司设立了人头权利制，并向新来的定居者免费提供土地。奖励给自食其力的男子每人50英亩（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土地，他们每带来一名亲属和一名自雇的仆人就会追赠50英亩的土地。这些“契约奴”答应做一段时间的仆人以偿还来新大陆的旅费。等他们履行完契约后也会得到50英亩的土地。当然前提是他们首先要活下来。在英国人到美洲定居的最初几十年中，约有25%的移民在他们刚到切萨皮克的第一年里就丧命了。

尽管危险重重，但是如果不花钱就能得到100英亩、200英亩甚至更多的土地，对很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农业是国家所有经济活动根基的时代，财富更多是以土地的英亩数而不是英镑的多寡来衡量的。在土地资源缺乏的英国，200英亩优质农田就能让一个人发家致富。美洲的土地资源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它的一大相对优势，弗吉尼亚公司通过向殖民者无偿给予土地，从而有效地开发了这一优势。

种植烟草的殖民者巴不得为契约奴支付旅费。烟草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出口量快速增长的话，弗吉尼亚的人口也要相应地快速增长才行。美洲经济在后来长期存在的一大特点——劳动力短缺，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了。

蒸蒸日上的烟草种植业拯救了弗吉尼亚，但是却无法拯救弗吉尼亚公司。债台高筑，再加上印第安人1622年的袭击以及因此所带来的损失，都使弗吉尼亚公司不堪重负。随着公司的破产，詹姆斯国王在1624年收回了特许状，并把弗吉尼亚收归为皇室所有的殖民地。詹姆斯虽然痛恨烟草和吸烟的恶习，但是收起税来倒是十分爽快。弗吉尼亚烟草产量一路飙升，它与英国和欧洲的贸易往来逐渐增多，而詹姆斯国王将发展烟草贸易的管理大权独揽在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烟草的关税收入就占到关税总收入的1/4。

美洲经济的慢性病

自1619年起，烟草产业就已经在不断改变着弗吉尼亚的面貌和经济状况。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一产业不仅成为弗吉尼亚历史上的关键一页，而且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早在12年前人们就建立了殖民地，当时弗吉尼亚公司努力想在新大陆上建立一个能够维持下去的殖民地，所以詹姆斯敦的人口多为男性。但是到了1619年，公司将一船妇女运到殖民地，这是来到殖民地的第一批女人，总共有90人。很多当地的单身汉，做梦都想要女人的陪伴。他们蜂拥而上，每人以125磅烟草的价格将这些女人抢回家为妻。弗吉尼亚社会很快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军营和矿场上浓重的男性气息慢慢地淡去，渐渐变得更像一个曾被新弗吉尼亚人留在英国的正常的人类社会。

也正是在那一年，第一个代表处在西半球正式成立了。了不起的埃德文·桑兹（Edwin Sandys）爵士被推举为弗吉尼亚公司的财务总管，这一职位为他日后担任公司的执行总裁提供了条件。桑兹很快派出新总督乔治·耶德利爵士，指示他建立一个代表处。这个被称为下议院的代表处所对应的立法机构中的上议院由它的总督和委员会组成。这个袖珍版的议会于1619年7月30日在詹姆斯敦的教堂中首次集会。

用现在的眼光回顾当时，那次集会的确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但当时人们却不这么想。英国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国家中侵略色彩最淡、国民享有的人权最广泛的国家。自《大宪章》颁布以来，自由的观念在英国得到进一步的诠释。英国的贵族们习惯于自主地管理地方以及郡中的事务，与国王一同参加议会，制定国家的各项法律。

弗吉尼亚的议会离英国本土太远，所以英国政府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给予弗吉尼亚人当地事务的立法权无异于给了他们“英国人的各项权利”。

埃德文·桑兹爵士从未去过弗吉尼亚。他的哥哥乔治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从1621年到1631年在弗吉尼亚做了10年的殖民地财务总管。就在詹姆斯敦，乔治翻译了新大陆上的第一部英语诗集——奥维德的《变形记》。

在下议院首次集会的三周后，一艘荷兰的船驶进切萨皮克，向当地的种植园主们贩卖人口。种植园主不断扩大的烟草生意迫切需要劳动力。来此的荷兰商船有一点是与以往不同的：船上的人不是以往在英国某个港口自愿上船的；相反，他们来自非洲，在那里被人卖给这艘船的船长。

这些人也不完全是奴隶。总督和种植园主买的是契约而不是人，他们将其中的大部分人买下来变成自己种植园的劳动力。这些人服务期一满，就会像英国契约奴一样恢复自由身。在殖民地早期被运到弗吉尼亚的黑人有很多后来确实恢复了自由身，并且积累了大笔的财富，甚至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奴隶。弗吉尼亚的移民多短寿，所以与契约奴相比，使用奴隶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不划算。

1650年，弗吉尼亚的奴隶只有300人，还不到当地总人口的2%。直到17世纪60年代，弗吉尼亚的法律都是承认黑奴的地位的，到了17世纪80年代，契约奴还是远远多于黑奴。殖民地的发展改善了英格兰的经济状况；缓解了移民的压力；提高了弗吉尼亚的人均寿命，黑奴的数量超过契约奴，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奴隶的数量在17世纪80年代翻了一番，到了90年代又翻了一番。

17世纪末，雇一个契约奴干4年要花15英镑，而拥有一个黑奴要花25到30英镑，但黑奴不仅终身是主人的奴仆，甚至连他的子女也都是奴隶。1710年，黑奴占到弗吉尼亚殖民地总人口的将近14%，成为当地人口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18世纪中期之前的社会一直都认为奴隶制自产生以来就是不道德的。这样的观念一经产生就很快传遍了欧洲和美洲，至少社会中那些自己没有奴隶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若涉及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便很难从道德和政治方面做出清晰的判断。

17世纪的时候，大部分人会认为人生的每段旅程都是上帝的旨意，奴隶制不过是个人的一种不幸，他们的思想还没深化到我们今天对这一制度那样深恶痛绝的程度。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奴隶制和种族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17世纪中期，一个名叫安东尼·约翰逊的黑人在弗吉尼亚东岸拥有一个250英亩的烟草种植园，而且至少有一个奴隶为他劳动。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他的邻居们大多也是这样认为的。当约翰逊的奴隶逃跑之后，他会马上向法庭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强迫法庭执行。

黑奴群体持续壮大，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稳步增加，然而由于市场的饱和，单个劳动力产出烟草获得的收益降低，于是大家对烟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人们越来越担忧发生黑人暴乱，于是认为在经济上有必要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价值。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社会对奴隶以及自由黑人的各种活动的限制日趋增多。18世纪之初，黑人的集会不能超过4个人，另外他们需要凭书面的许可才能离开种植园大本营。有巡逻队专门负责执行这些禁令，而各种规矩也越来越多。种植园主威廉姆·伯德写道：“庞大的黑奴群体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对他们必须严酷。黑奴数量众多，这让他们变得蛮横。公平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不择手段了。”

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鸿沟日渐加深，奴隶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万恶的种族歧视在人们对黑人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评定中逐渐形成。种族歧视是美利坚民族身上的一个毒瘤，人们要耗尽热血和财富才能战胜它。其实，种族偏见最多持续了300年，现在正迅速地消失。

缺乏劳动力是美洲经济的慢性病，如果说因为要治疗这一慢性病而带来了黑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话，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但至少算是一种解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承受的最惨痛的代价，以及民族道德上的最大失败其实只是无心之过，是我们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作为一种可靠的出口经济作物，烟草迅速为弗吉尼亚的经济注入了活力。说英语的人就要在新大陆站稳脚跟了。

[1]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美国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是美国最早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其最有成就的作品，如《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对美国的西部小说产生很大影响。——编者注

02 “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经济学习曲线的好处就在于，一个社会通常只需要经历一次。为了壮大自己的经济生存能力，那些日后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其他殖民地吃的苦头都不如弗吉尼亚多。

紧邻弗吉尼亚州的马里兰州成立于1632年。当时查理一世授予他的朋友，巴尔的摩勋爵二世塞西莉厄斯·卡尔弗特，1 200万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位于波托马克河以北、北纬40度以南的地方。为表达感激之情，卡尔弗特就用查理一世的王后亨里埃塔·玛丽亚的名字命名这片新的殖民地。马里兰由此成为首个归个人而非公司所有的私人殖民地。巴尔的摩勋爵二世既希望这片殖民地成为他的天主教同胞们远离在英国不被承认的境遇的避难所，当然也希望能从这片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近1/5大的殖民地上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搭载着首批殖民者的两艘船“方舟”号和“和平鸽”号于1634年抵达这里。

巴的摩尔勋爵二世派他的弟弟伦纳德·卡尔弗特（Leonard Calvert）来担任总督，掌管一个和弗吉尼亚政府类似的组织。伦纳德·卡尔弗特带领着两艘承载着首批殖民者的船——“方舟”号和“和平鸽”号，于1634年3月25日抵达了马里兰。虽然天主教徒在马里兰从来就不是多数派，但是1649年殖民地议会通过《宽容法案》来保障所有基督徒的权益（尽管不受《宽容法案》的保护，殖民地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并没有受过迫害）。这样的法案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例。

马里兰很快繁荣起来。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并没有惹什么麻烦。肥沃的土壤、温暖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烟草。有了弗吉尼亚的成功先例，人们都认为烟草是能赚大钱的农作物。沿切萨皮克湾延伸的长长地界以及参差错落的海岸线赋予了马里兰州货物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

虽然卡尔弗特向殖民地移民们征收每一百英亩4先令的免役税，但另一方面他也给了他们很多人头权利，鼓励他们来定居。按照法理，免役税是封建性质的税收，但实际上它是土地税的一种。和弗吉尼亚的情况一样，卡尔弗特家族的殖民地上很快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有地贵族，他们动辄就有数千英亩的土地；另一个是比这个阶层数量大得多的“中农”。殖民地早期的人口中除了这两个群体之外，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自由人和契约奴了。和弗吉尼亚相同的是，由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马里兰的奴隶数量也在缓慢递增。

17世纪北美洲的另外一个南部殖民地卡罗来纳也是以皇室成员之名命名的。查理二世把这块殖民地封给他的8个宠臣（也就是领主）。建立这个新殖民地的动力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巴巴多斯岛。

在殖民地波多黎各一带是一连串的小岛屿。到了1670年，蔗糖已经成为这些岛上的主要经济作物。西班牙人一直没把这些小岛放在眼里，觉得它们太小不值得劳神。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海盗趁机占领了这些岛屿，作为袭击西班牙船只的据点。17世纪中期，随着岛上的永久居民开始从事以烟草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越来越多的人在岛屿上定居下来，各国也开始争相对这一地带施加政治影响力。

最初，和北美洲比起来，西印度群岛更能吸引定居者。1650年，来到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英国移民比新英格兰和切萨皮克两处英国移民的总和还要多。但是切萨皮克的烟草产量要超过小安的列斯，所以群岛需要开发一种新的作物。欧洲市场对从甘蔗中提取出来的糖的需求大得惊人，所以糖就成为群岛的目标作物。甘蔗是原产于玻利尼西亚的一种热带植物，但是到了1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它也得到了广泛种植。伴随着欧洲人对大西洋的开发，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把糖的生产引入马德拉和加纳利这些新征服的岛屿上。

葡萄牙人后来还把甘蔗的种植分别引入巴西和大安的列斯群岛。由于在热带地区种植甘蔗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他们也在美洲各地推行黑奴制。因为要购买用甘蔗汁制备白糖所必需的设备和厂房，所以生产糖所需要的资金比其他种植园要多。

欧洲人对糖的消费量以每年5%左右的增长率在递增，平均每过14年需求量就会翻一番。合理的投资再加上充足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甘蔗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几大重要商品作物之一，为甘蔗的种植大户带来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巨大财富。

巴巴多斯岛的面积只有166平方英里，并且已经密集地住满了英国来的定居者，当岛上也开始进行糖的生产时，地主们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达尔文式的争斗，夺取充足的土地来为他们各自糖的生产争取最大利润。1643~1670年，土地超过100英亩的地主数量减少了2/3。

卡罗来纳州（直到1712年这块殖民地才分成南北两部分）的领主们想让巴巴多斯岛上那些无法生存下去的人迁到北美大陆这块新的殖民地上生活。1670年，他们用非常慷慨的土地政策吸引了200位移民：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分到150英亩的土地，免役税也不算高，而且在1689年前是免税的。另外，每带来一名奴隶还会再得到150英亩的土地。

领主们又出台了一套卡罗来纳专属的正式法规，这是由其中一位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阿什利勋爵编写的。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阿什利的私人秘书、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接下来的100年中，洛克的著作将对美国开国先父的言行产生巨大的影响。法规给予所有信徒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并成立了一个负责当地税收的委员会，甚至还给予两个贵族阶层的人伯爵领主和酋长的封号，他们将受赠大片土地——分别为48 000英亩和24 000英亩。

正如南卡罗来纳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拉迪所描述的那样，“在野外丛林、蛮人和野兽包围之中的冒险者在殖民地上组建一个贵族政府，那是一项非凡的计划”，这一计划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未能长久地推行。但是，南卡罗来纳将是美洲各殖民地中贵族政治色彩最浓重的一个。领主们任命巴巴多斯岛种植园主约翰·伊曼斯爵士为南卡罗来纳的首位总督。伊曼斯为跻身巴巴多斯社交、经济圈的上流阶层曾不择手段，杀掉了一个竞争对手，并很快娶了他的遗孀为妻。其中一位领主这样评价伊曼斯：“如果把将一切据为己有的能力当作能力高低的评判标准的话，约翰爵士绝对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

查尔斯镇（1783年称为“查尔斯顿”）很快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阿什利河及库珀河（两条河取名于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家族名阿什利·库珀）交汇于查尔斯顿的海港。1700年，殖民地的人口约为6 600人（3 800个白人，2 800个黑奴）。

起初，殖民地太靠北的地理位置使其不适合糖类作物的生长，人们只能向内陆的印第安人买糖。伸向更遥远北方的巨大屏障——阿巴拉契亚山脉，向北绵延起伏逐渐变成一群不起眼的小山丘，那就是现今的北弗吉尼亚。北弗吉尼亚的地理位置为商家提供了深入内地的便捷通道。早在1707年，卡罗来纳总督就曾吹嘘“查尔斯顿把贸易向大陆腹地又推进了1 000英里”。

太靠南的地方没有上等皮毛。印第安人用鹿皮换取毯子、布料、金属制品、枪支弹药、朗姆酒、珠形挂饰和其他欧洲的制造品，而鹿皮运往欧洲，用于书橱、腰带、手套和其他所有需要柔韧皮革的产品制造。这可不是笔小买卖。而且，当地鹿的数量很充足。和先前相比，有了火枪的印第安狩猎者可以捕获比过去多得多的鹿，鹿旺盛的生殖力使得它们的数量一直保持稳定。1699~1715年，卡罗来纳向英国年均出口总价达3万英镑的53 000张鹿皮。

西印度群岛对卡罗来纳茂密的松林中的木材需求量很大，像焦油这样的松脂制品也来自于那里的松林。1717年，卡罗来纳的焦油出口量达到44 000桶。

家畜也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尤其会面向西印度群岛出口，这是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糖类作物。牛羊在茂盛的沼泽低地和森林中茁壮成长。在殖民地尚未开发的地方是可以自由放牧的。常常是黑奴在这里照看牧群，他们在非洲时就掌握了牲畜贸易的技巧。西方家畜养殖的很多技术，比如打烙印、一年一度的牧牛大赛、牧牛之旅都是源自早期的南卡罗来纳。就连美语中著名的“牛仔”一词最初也是指那些在卡罗来纳殖民地放牧的黑奴。

然而成就了卡罗来纳经济的是水稻。水稻据推测是在17世纪90年代由一位早期的领主托马斯·史密斯引进这里的，但是高难度的种植技术却是从来自西非种过水稻的黑奴那里学来的。卡罗来纳低地大片的沼泽上曾筑起堤坝控制水流，所以这里是种水稻的理想之地。卡罗来纳的水稻远销西印度群岛、美洲北部的各殖民地和英国。结果卡罗来纳赚得个盆满钵满，1700年水稻出口量为40万磅，40年后水稻出口量为4 300万磅。卡罗来纳一年对英帝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100万英镑，所以一些被称为是“水稻皇帝”的家族，如米德尔顿家族和鲍尔家族，成为生活在北美洲最富有的英国臣民。

木蓝是一种可以用来提取一种蓝色染料（靛蓝）的植物。正在崛起的英国织布业引发了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作为当时织布业极为抢手的必需品，木蓝成为第二大高利润的大宗经济作物。木蓝、水稻、木材和牲畜贸易的兴旺把查尔斯顿打造成南部殖民地中最繁忙的港口。查尔斯顿的最大城镇到处可见有钱商人和种植园主的房子，以及这些人建立的教堂和各类机构，如查尔斯顿图书馆就是美国第三古老的公共图书馆。

卡罗来纳和切萨皮克发现它们产出的作物有着广阔的出口市场，种植成本也要比其他地方都低，两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了种植园经济。在规模经济的效应下，越来越多拥有大片土地、大群黑奴的人开始种植这些出口作物。社会呈现出多层次化：一小群富有的大种植园主主宰着中间种植园主、无地自由人，最终确立了其对殖民地政治的支配地位。

一般来说，依靠一两种商品作物发展起来的种植园经济无法发展成健全的经济体系。即使是按照殖民地的标准，也只有查尔斯顿是南部唯一一个可以算得上“城市”的地方了。因为经济资源都耗费在高利润作物的种植上，所以当地的制造业日趋萎缩，南部殖民地只好从缺少商品作物、遵循另外一种发展模式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进口必需品，甚至食品。

“山丘之城”的清教徒们

人们建立新英格兰的首要原因不是冒险和挣钱。人们在那里定居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建立一座“山丘之城”，他们相信只有那些命中注定会被拯救的圣徒才能活下来，谨遵上帝的戒律，远离堕落的诱惑。

当然，在将近400年后，“山丘之城”还在建设当中。因为即使是圣徒，也要吃饭、买生活必需品，还要花钱跨洋越海在清教徒称为“怒吼的荒原”上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只要还把上帝的崇拜放在第一位，清教徒们若想在这个世界上过上好日子，要经历的磨难是少不了的。清教徒确实把灾难当作上帝的宽恕，因为那预示着个体确实是被拯救了。16~17世纪的商人中有很多是清教徒，他们常常会在账本的抬头上写上“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清教徒坚信懒惰是邪恶的温床，并对此身体力行，为了成就自己的辉煌而全力迈进。他们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在《巴托罗缪市集》中给一个演喜剧的清教徒取的名字再恰当不过了：“热衷于土地的忙人”。

除了建立殖民地的初衷不同之外，新英格兰在很多方面和南部殖民地都不一样。新英格兰气候更加凉爽（也更加养人），耕种季节较短，土地坚硬而贫瘠。在冰河时代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的破坏下，当地只剩下光秃秃的基岩了。

早期移民除了都是英国人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相似之处。去往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的南部，除了少数来自殷实的人家之外，其他人大多穷得叮当响。清教徒移民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是东英吉利亚，一片伸向伦敦东北方北海的平整肥沃的土地；二是来自伦敦周围各郡的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当时许多清教徒都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小领主和佃农、店主、熟练技工，还有大量的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律师、牧师）也占了相当比例。

很多清教徒都是中产阶级，也是《圣经》的忠实读者。因此在17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早期新英格兰人的文化程度可能是最高的。新城镇的建设速度快得惊人，建一所学校的速度差不多跟建一座教堂一样快。定居者在抵达波士顿仅仅6年之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就建起了一所学院——哈佛学院，而弗吉尼亚要比马萨诸塞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就有了自己的学院——威廉玛丽学院。早在1640年，印刷机就已经在波士顿投入使用。

大多数的新英格兰移民除了负担自己的旅费外，还把他们的家人一同带来。然而他们没带来多少契约奴——尽管奴隶制与他们恪守的信仰并无冲突，而贩来的奴隶更是少得可怜。在早期的弗吉尼亚，人口的男女比例约为4∶1，新英格兰的比例约为6∶4。可以说新英格兰有着更加平衡的男女比例，所以在最终形成一个定居点之前，新英格兰的社会并没有经历“荒凉的西部”这一阶段。此外，大部分早期移民根深蒂固的宗教使命感以及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和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总督的坚定领导，使得那时新英格兰的人远比南部殖民地的人更加遵纪守法。

由于新英格兰人更容易组建家庭，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宜人的气候下茁壮成长，当地的人口飞快地增长。17世纪只有约21 000人移居新英格兰，但到了17世纪末，那里的人口已达到91 000人，当地的白人数量比拥有更大移民群体的切萨皮克的白人还要多。

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的殖民地都是由股份公司建立的。人们称那些来到新英格兰的公司成员为种植园主。那些留在英国并向这项事业投资的人被叫作冒险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仍能从风险资本家身上找到他们的影子。

这些冒险家虽然同其他人一样急切地想要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但同时也希望投资能尽快得到回报。当“五月花”号在1621年春天仅载着压舱物返航英国的时候，公司的股东们给布莱福特总督写了封言辞激烈的信，告诫他不要运回来任何待售商品。

在新英格兰坚硬的泥土上是不可能生长像烟草这样的高利润经济作物的。虽然新英格兰是西印度群岛的牛肉出口地，但它的农业结构让其永远也不会大批量地生产出口作物。虽然指望不上土地，但新英格兰四周的大海却充满了机会。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在1614年开发了新英格兰的沿海地区。一直以来他都希望能发现金子。当这一努力失败了之后，史密斯就开始派人打捞鳕鱼。

鳕鱼能长到200磅，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欧洲人食谱中的主要食材。腌制风干之后的鳕鱼可以保存数月，是为人体补充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欧洲捕鳕鱼的传统作业地是北海和北海以西至冰岛一带。15世纪，巴斯克人在北美东海岸一带找到了鳕鱼数量更丰富的水域。鳕鱼喜欢生活在浅一些的水域中，新英格兰的海岸以及加拿大大西洋海岸就有大片浅水域。而且冰冷的向南流动的拉布拉多洋流与温暖的向北的墨西哥湾洋流在这些浅滩交汇，当它们在这片水域融合时，从海底翻起大量的营养物质。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鳕鱼的天堂，成为世界上产鱼量最高的捕鱼基地。

甚至在1620年清教徒移民潮之前，就有英国渔民生活在新英格兰、缅因、新罕布什尔和波士顿北部的马萨诸塞（尤其是马布尔黑德和格洛斯特镇，直到今天这里都是渔港）的村庄里。这些渔民大都不是清教徒，而是一群好斗、少教之徒，更谈不上是虔诚的信徒了。自创建以来，马布尔黑德小酒店林立，但直到1684年那里才有了第一家自己的教堂。然而他们出产的鳕鱼成了新英格兰早期经济的支柱。1641年，英国的内战严重地拖垮了国内经济，新英格兰把60万磅鳕鱼运到欧洲和西印度群岛。30年后，新英格兰的鳕鱼出口量达到了600万磅。

在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一个领域的活动常常会对另一个不怎么相关的领域产生意外的副作用，这就是经济活动。有时是好的副作用，有时则相反。我们所讲的这个事例中，经济活动带来的副作用完全是积极的。鳕鱼身上除了鱼肉之外的其他很多部分，像鱼皮、鱼骨、鱼头和内脏在加工过程中被分离出来用作肥料，施入了新英格兰的田地里，结果土壤的生产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但是鳕鱼永远不会像弗吉尼亚的经济支柱烟草那样，成为新英格兰经济的主导。鳕鱼是那里出口量最大的产品，但不是唯一的出口产品。在当时的英属北美洲，新英格兰经济的多样化程度是最高的。除了鳕鱼，当地还出口木材、船桅、肥皂、黄油、奶酪，而小麦、豌豆、燕麦和其他农作物的少量富余也统统被拿来出口。

木材是新英格兰主要的经济作物，伐木业是当地的第一大产业。早在1655年，新罕布什尔的皮卡塔卡河上就有20多家锯木厂，到1705年增加到70家。新英格兰的其他河流沿岸也有很多这样的加工厂。到了殖民地末期，木材成为北美洲出口量最大的一种产品。在1771~1773年，北美洲仅向英属西印度群岛就出口了7 700万板英尺（1板英尺约为0.283立方米）的木材，6 000万板英尺的木瓦以及5 800万板英尺的木桶板。

新英格兰产出的木材的一大用途就是建造载货船只。17世纪末，新英格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这对当地的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造船一项非常复杂的行当，需要大量的工人。很多工人必须同时精通多项技艺，比如打铁、造帆、伐木、制作缆绳和木桶。按照17世纪的标准，建造一艘大型船只可能需要200名或者更多工人的协作。

由于新英格兰对技工的争夺更加激烈，所以它的人力成本要高于英国本土。但是新英格兰的原材料成本要低得多，制作帆船的主要材料——木材——的价格尤为低廉。这样一来，新英格兰建造一艘帆船的成本大约是英国建造成本的一半。在1674~1714年的40年间，仅波士顿一地的帆船年均产量就达到40艘，比其他北美殖民地船只生产量的总和还要多，1700年当地就有15家造船厂在运营之中，成了继伦敦之后英王朝最大的造船中心。

新英格兰人不仅是造船者，他们还很快成为主要的船运商。到1700年，波士顿在英帝国船运业中的排名仅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港口的后面。新英格兰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北大西洋、地中海、加勒比海甚至更远的地方。运输的货物远远不只是新英格兰的产品和进口商品。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新英格兰的经济体系同英国最相似，所以它的经济发展相当引人注目。英国自己有一个庞大的造船业和捕鱼船队，所以不怎么需要新英格兰的主要产品，但新英格兰对英国的工业品的需求量却日益增长。于是人们做起了“三角贸易”。新英格兰的木材、鱼和肉被运到西印度群岛，换取糖和盐。换来的盐和糖被运到英国换取工业品（主要是纺织品和五金制品），这些工业品又辗转运回新英格兰出售。西印度群岛的糖浆在新英格兰被发酵、蒸馏而制成朗姆酒，运到非洲换奴隶。这些奴隶再被送往西印度群岛转手。新英格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鱼换酒和水果，拿到英国卖掉后再付钱给制造商。

新英格兰的货船也会把很多卡罗来纳和切萨皮克的产品运到欧洲和西印度群岛。和所有的商人一样，新英格兰的商人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商机，不断寻找机会贱买高卖，他们在商界绝不是徒有虚名。在新英格兰，很多在海港上发迹的商人盖起来的大房子越来越多，这些房子成为他们成功的标志。

北美洲第一家冶铁厂

虽然新英格兰经济在北美洲中最为多元化，但它仍需要进口大部分的制成品。英国当时还不是“世界工厂”，但是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军者，英国已经在向着这一目标挺进了。

新英格兰最紧俏的商品是几乎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了的铁制品。铁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但是第一个得到普及的金属却是铜。原因在于，铜好处理，加热后很容易达到熔点，有些铜矿石一加热就可以分离出纯铜，而不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由于铁极易发生化学反应，压根儿就不存在纯净状态下的铁（除了极偶然情况下在陨石中会发现），这也是铁为什么会生锈的原因。铁的熔点很高，需要借助风箱这样的特殊工具才能达到。在熔化过程中，人们需要用锤子用力地砸才能去除铁中像碳这样的杂质。所以操作简单的炼铜技术连童子军都能掌握，而冶铁则需要在一个工业企业中才能完成。

但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当人们掌握了关键的技术之后，相对于铜和更加坚硬的青铜，铁的优势就显而易见了，而铁也迅速成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美洲的早期居民别无选择，只得进口金属钉、马靴、锅锅罐罐、犁形工具、武器和17世纪他们生活所需的其他100种人工制品。由于距离最近的冶铁厂也要逆风行驶两个月才能到，铁制品的价格因此很高，成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就在约翰·温思罗普带领的舰队驶进马萨诸塞湾建立殖民地的11年后，温思罗普的儿子（也叫约翰）为了在他的领地上筹建冶铁厂而返回英国。

温思罗普家族是萨福克郡的一个贵族家庭，老约翰·温思罗普在同意担任筹建中的殖民地的总督之前是一名律师。正是他创造出了“山丘之城”这个经久不衰的词语。他的儿子也是律师，对自然科学和商业都很感兴趣。1664年，温思罗普成为第一个被选入新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美洲人。

曾担任过马萨诸塞副总督和康涅狄格总督的小温思罗普，成立了一个制盐厂，专为新建殖民地提供另外一种进口成本高昂却又必不可少的产品。但要建立一个冶铁厂就需要更多的资金，而当时的美洲极需发展经济，资金是严重匮乏的。为了寻找资金来源，小温思罗普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英国了。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建设美洲的资金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英国。

想说动那些资本家掏钱给远在3 000英里以外的荒野之中的一个大型工业企业投资，绝非易事。但是一个商业计划，几个显见的事实，以及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推销员就经常可以为一个全新的点子吸引来资金。温思罗普可以抓住美洲的一大相对优势——木材。因为木头可以在真空中被加热成为木炭，而木炭和矿石在冶铁时都是必要的材料。但大规模的砍伐已使英国的森林面积锐减，而煤又只是刚刚开始用于工业生产，于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可以让人们自由开采的木材资源的北美洲，优势就很明显了。

温思罗普认为马萨诸塞利用美洲廉价的原材料就可以生产出在新英格兰和切萨皮克都能卖个好价钱的铁制品，甚至还可以把产品打入英国市场。温思罗普一定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从各种投资商那里筹到了1 000英镑，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五金商莱昂内尔·科普利（Lionel Copley）。最终这个计划总共吸引了15 000英镑的投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样一笔钱在17世纪40年代的马萨诸塞的作用了。1648年，殖民地最高的年收入是查尔斯顿的泽迦利亚·希姆斯牧师的90英镑。（当然这足以说明早期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中神职人员的收入是最高的。）

返回马萨诸塞的温思罗普到处寻找建立冶铁厂的地方，并让政府给予他的公司在殖民地21年的冶铁垄断权以及免税权。糟糕的是，温思罗普的第一个熔炉没选好址，他选在了波士顿以南的布伦特里，那里产的铁矿石和水都无法满足工厂生产的需求。

温思罗普忙着启动多个项目，同时越来越看好康涅狄格这个地方（他人生的最后30年在那里担任总督）。公司决定引进专业技术，这也是殖民地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要经常依靠英国引进的东西。他们聘用了精于冶铁企业管理的理查德·利德（Richard Leader），并计划引进几名技术熟练的冶铁工匠。

在波士顿北部的城市林恩，利德在索格斯河上，也就是现今的索格斯镇所在地建立了一家冶铁厂。到了1646年，距老约翰·温思罗普第一次登上海岸的短短16年后，一家大型的工业企业在马萨诸塞开始运转起来。然而一开始进展得并不顺利，冶铁对工人的技术极为挑剔，当地工匠们艰难地摸索着前进。这种探索有时甚至要搭上性命，所以当时厂里事故频发。同时，引进的新工匠也惹了一身麻烦。当初挑选工匠的标准是只看他们的技术，而不管其信仰虔诚与否，但他们很难融入马萨诸塞的社会中。早期林恩的法庭记录中全是有关冶铁工犯法的案子：醉酒被拘、通奸、不去教堂做礼拜，以及其他违反清教徒社会秩序的罪行。

一个英国投资商，罗伯特·蔡尔德博士，1647年有一次在波士顿游玩的时候，写信给温思罗普抱怨说：“我们的冶铁企业至今未见很大的回报。”而另一个投资者则提到：“每一项新开拓的事业都有各自的难处。”1648年夏末，一柄重约500磅的大锤从英国被引进，连接到索格斯河的水车上，猛力地锻打着铁锭，去除其中的杂质。老温思罗普给他儿子写了封信说：“熔炉每周能产出8大桶铁制品，他们的铁条和西班牙的一样好。”

北美洲有了自己的重工业，而在这之前，美国经济的另一方面也开始在索格斯冶铁厂体现。1646年，厂里的一个名叫约瑟夫·詹克斯的铁匠拿到一种装置的专利权证书，上面写着，“这种装置可以利用水能”来制造像镰刀这样的锋利工具。这就是给美国经济打上了深深的“美国佬智慧”烙印的第一个实例。“美国佬智慧”自此之后常常给世界带来惊喜。

尽管索格斯冶铁厂的生铁和生铁制品产量越来越高，但仍然不见赢利。股东开始向工厂施加压力，要求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生产和管理模式以实现赢利。但是资金状况却进一步恶化，1653年的一系列法律纠纷使工厂的经营雪上加霜，这些官司还惊动了英国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就在律师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工厂（包括小温思罗普在康涅狄格建立的新冶铁厂）却因为难以维持下去而破产倒闭了，很多工人离开去寻找别的机会了。北美洲的第一个冶铁厂到了1676年已是千疮百孔。林恩城申请拆除堤坝，这样美洲西鲱可以再次到河的上游产卵。

即便北美洲的第一个工业企业以失败而告终，企业的理念还是正确的——在北美洲殖民地生产铁还是有钱可赚的。

在殖民地末期，也就是此后的200年中，这里生产着占世界总量1/7的生铁。

03 大西洋王朝

和弗吉尼亚、新英格兰殖民地一样，纽约也是由营利性企业建立的。但是和建立其他殖民地的小公司相比，荷兰西印度公司规模要大得多。公司成立于1621年，并获得了自西非到纽芬兰岛这一大片土地的贸易垄断权。皮毛在欧洲有很大的需求量，荷兰西印度公司花了两万荷兰盾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这样一来，皮毛商人就可以通过哈得孙河（荷兰人称之为北河）便捷地接触到货源。第一年，公司向欧洲运送了价值4.5万荷兰盾的毛皮，很快就收回了筹建殖民地的成本。

17世纪早期，荷兰经济是欧洲各国中最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股票、商品交易、保险和公司管理方法——荷兰不是这些东西的发明人，就是把它们发展到新高度的革新者。荷兰政府推行欧洲最为宽容的宗教政策。荷兰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自由很快在他们新建的北美殖民地上生根发芽。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是加尔文荷兰新教的信徒，他曾试图将犹太人和贵格会教徒驱逐出新阿姆斯特丹，这些人在一封名为《强烈抗议书》的信中向荷兰西印度公司求助。公司很快就写信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明确地要求他只需管好自己的事情，这样一来，犹太人和贵格会也就能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早在17世纪40年代，曼哈顿岛最高处的小城是北美最国际化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口还不到1 000人。40年代，一位法国牧师曾在街头计算过，发现行人的语言不下18种，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到那里挣钱。在17年的时间里，荷兰人甚至都没建成一个像样的教堂，其实他们在新大陆生活下来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新尼德兰的标志就是贝壳串珠环绕下的一只海狸，而贝壳串珠即为印第安人的货币。

虽然荷兰人统治哈得孙的时间不过40年，但他们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被英国人占领近350年后，这座城市依旧是世界上商业化气息最浓的大都市。

重商主义

同清教徒一样，贵格会教徒也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才来北美的，同样也把繁荣看作上帝认可的标志。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是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爵士的儿子。佩恩爵士在英国和爱尔兰均置有地产，国王还欠他一大笔钱，有16 000英镑之多。小佩恩年轻时加入了贵格会，凭借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高额的收入，他同查理二世以及国王的哥哥约克公爵詹姆斯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1681年，查理为了抵债，把特拉华河以西的超过5 000平方英里的大片土地给了佩恩，这使佩恩一下子成了历史上最大面积的私有土地所有人。

当然，这片土地刚划分给他的时候，还是一片荒芜。佩恩不仅想在美洲建立一片“神圣的试验田”，还想在这一过程中将其发展壮大。“尽管我渴望推行宗教自由，”佩恩说，“但也想能劳有所得。”他当然能够实现他的前半部分愿望：在殖民地几乎全面地推行宗教自由，没有国教，甚至没有贵格会教徒。他让贵格会的弟兄们购买了75万英亩土地，因此筹得9 000英镑的殖民地建设金。

宾夕法尼亚（以佩恩的父亲而非他的名字命名）的发展速度惊人，1680年还荒无人烟，仅过了6年的时间就有了8 000多人。开始的两年中，43艘船载着3 000名拓荒者来到这里。和新英格兰一样，拓荒者多数都是全家迁来，在新殖民地温和的气候下，这里人口激增。到了1700年，宾夕法尼亚的人口超过1.8万，费城迅速地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上最大的城市。到了1776年，费城成为英帝国统治下仅次于伦敦的大城市，再加上郊区的人口，总人口数达到4万人。

宾夕法尼亚的土壤要比新英格兰的肥沃得多，而且那里作物生长周期也更长。农民的数量持续增多，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富余产品拿出来交易。但是像小麦这样在宾夕法尼亚（以及纽约）长势很好的作物，英国人自己也种植，因此中部殖民地的农产品在宗主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宾夕法尼亚人和新英格兰人一样需要开发其他地方的市场。富余的小麦被磨成面粉卖到法属和英属的西印度群岛，换取糖和糖浆。面粉出口对纽约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英国人1686年刻的印章上，风车的两个叶片之间就挂着两个面粉桶。

像新英格兰这样的中部殖民地，无法只依靠一种在宗主国有市场的作物，所以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同一时期殖民地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一样。在弗吉尼亚这样的殖民地，种植园主在英国借助代理人推销烟草，并让他们起到银行家和采购人的作用，把在弗吉尼亚买不到的东西运回去。同新英格兰一样，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有了自己的商人阶层，他们和宗主国商人一样的精明，其商业活动也遍及全世界。

17世纪英国的贸易范围及其在美洲的王朝快速地扩张。1600年，英国主要是同西北欧的邻国进行大宗商品贸易。100年后，英国已超越荷兰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国。英国商船的航线远至印度，同亚洲、美洲进行贸易的船只占到英国所有商船的40%。

伦敦政府想插手管理这些贸易就不足为怪了。原因有二：第一，当然是想要收取更多的税；第二就是希望贸易能同其后统御社会的经济思想的几大原则相一致。这些原则就是今天所谓的“重商主义”。事情常常是这样，重商主义竟然是它的反对者之一——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也正是卡尔·马克思创造了“资本主义”一词。）

重商主义认为显示财富最好的形式就是贵金属：黄金和白银。如果一个国家缺少贵金属矿藏，就应该尽量多出口少进口，这样才能保持贸易平衡，实现黄金白银的积累。但人们从未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举个例子，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爵士（1641~1691）证明，一个国家的富强必须以另一个国家的削弱为代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只有将进出口并举，国家才能更加强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将会大量借鉴诺思和其他人的主张。

但是重商主义却与抵制外来竞争的商人以及制造商自身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拍即合。在亚当·斯密用一本西方历史上最雄辩、影响力最大的书战胜这一观点之前，重商主义的影响力一直都存在。

1651年，英国开始通过一系列航海条例管理它在美洲殖民地的贸易。这些条例限制殖民地使用英国臣民建造、拥有或是在船上任职的船只。17世纪中期，比英国商人能干得多的荷兰商人只用了英国船只数量2/3的船就把切萨皮克的烟草运到欧洲去了，一笔买卖下来还有赢利。但随着英国商船的发展，再加上新英格兰本身已跃身成为一大船运中心，甚至还没等到与荷兰人竞争，英国的航运成本就自行降下来了。

航海条例同样要求美洲殖民地出口的有些商品只能运往英国。这其中的很多商品，包括烟草、水稻、皮毛、铜以及松脂制品（焦油、沥青、松脂）等只能在再出口时可到欧洲大陆。这样既能保证这些商品通过英国的海关交纳关税，又能保证英国商人同欧洲其他国家做生意。不过中部殖民地的面粉和生铁这样的殖民地产品，可以直接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市场。

此外，航海条例还要求，除了一些像西班牙、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的葡萄酒这样的英国自己不生产的商品之外，出口到美洲的欧洲商品需要首先经过英国，当然还有英国的海关。这一立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美洲市场的英国货。但由于在欧洲，英国很快成为生产这些产品效率最高的生产国，所以英国国内的制造商们差不多总能给出更理想的价格。

18世纪美洲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英国不断加强对美洲制造商的限制，以保护蓬勃发展的国内工业。虽然没有哪种产品的制造被明令禁止，但市场的规模受到了局限，部分商品的生产工厂和纺织厂也被禁止建立。

如果这些法令真得到一丝不苟的执行的话，必将重创北美殖民地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违反航海条例的船只和货物依条例应被扣押。但是条例并没得到切实的执行，有时根本就执行不下去，恰到好处的贿赂让负责人对条例执行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美洲各个海港的码头，收税员的隐性好处使这个职位成了个肥缺。整个殖民地时期，走私活动都很猖獗。

“需求的双重巧合”

虽然美洲殖民地越来越多产，经济日益多元化，但美洲殖民地的经济从来就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殖民地有些无法自给的产品和服务仍然要依靠宗主国，其中一项就是银行业务。

为了保护自己的货币供应，英国法律明令禁止殖民地开办银行，也禁止从英国出口铸币。这使得殖民地只能自己供应货币。

货币是一种商品，除了其被称为货币的功能外，它与猪肚、法律服务或是电脑键盘并无二致。货币是一种被广泛接受、可用来交换任何一种商品的商品。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开创性的发明。易货贸易中，有人想卖橘子且买苹果，那么他就需要找到另一个卖苹果又想要橘子的商贩。经济学家称这一现象为“需求的双重巧合”。

在一个货币流通的经济体系中，第一个商人为了挣钱可以把他的橘子卖给有需要的人，再用这笔钱从卖苹果的人那里买来苹果，这样就极大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次数。所以货币的经济作用和催化剂的化学作用大致相同：在保持自身不变的同时加速了相互作用的过程。

货币除了作为一种交换手段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功能。它是一个换算单位，也就是说，所有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用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另外，货币还有储存价值的功能，是两次生产投资之间暂时保存财富的媒介。

很多商品在某些方面充当过货币的角色。牛以前就经常被用作货币，而且在一些文明中现在还是如此。（英语中意为“金钱的”的pecuniary一词其实就来自拉丁语的Pecus，意思是“牛”。）当金属出现之后，人们把它当作钱币来用。金属比牛更适合充当货币。首先，一块铜可以分成更小的几块。在买卖中按重量计算的数块金属被打上一定价值的印记再进行交易时，这些金属块就变成了硬币。硬币是真正的货币，唯一职能就是充当货币。

比铁值钱得多的黄金、白银和黄铜都是铸币常用的金属。由于它们都是金属元素，所以不是人们可以制造出来的，只能花大价钱从地里挖出来。但是尽管人工无法合成以上这些贵金属，但还是可以减轻其重量，或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金属的成色把它们与一些廉价的金属一起熔炼。当资金短缺的时候，统治者经常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当然，长期的结果是一样的。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会根据对硬币价值的判断来决定是否要降低成色，所以硬币币值会随着其他商品价值的回落而回落。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我们有个专用经济术语来表示货币价格的下降——通货膨胀。

除了政府以次充好来抵账会引起通胀，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引起通胀。16世纪大量的黄金白银从西班牙流向新大陆，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起因仅仅是供求规律无情的杠杆作用。由于货币的供给（金银）随着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货币的价格随之下落。

英国禁止硬币出口，新的英属美洲殖民地必须要另想办法解决货币供给问题。1652年，马萨诸塞开始铸造自己的硬币，尽管严格的法律只允许皇家造币厂从事这项活动。人们一丝不苟地铸造出北美洲第一批硬币——“松树先令”。人们要自带白银，并在造币之前进行鉴定，保证硬币的白银含量相当于3/4枚英国先令的重量。松树先令对于马萨诸塞的经济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在30多年中压根儿就无法禁止它的生产。直到1684年原先的马萨诸塞特许状撤销之后，造币厂才被勒令关闭了。

其他一些殖民者把目光转向当时的国际货币标准——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约占北美洲硬币流通量的一半，其余在流通的还有游客带来的英国硬币、法国硬币等。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贸易逆差，这造成了美洲硬币的大量外流，所以货币的需求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

有了精良的技术支持，北美洲的英国拓荒者习惯了在经济交往中使用货币，所以想继续从货币经济中有所收获。他们要寻找“真钱”的替代品。

在新尼德兰和其他地区，做皮毛生意的印第安人把贝壳串珠当作交换手段，因此他们的荷兰、英国客商们也跟着这样做。贝壳串珠是用当地河中、湖中常见的淡水蛤蜊壳制作而成的一串珠子。人们把它们精巧地缝在皮带上。用钢钻在珠子上穿洞很容易，只需有一批固定的工匠就能做出更多的串珠，所以贝壳串珠的数量大大增加。这使得串珠贬值很严重，但直到18世纪后期人们一直把贝壳串珠当作货币使用。但是1760年，新泽西的J·C·埃贝尔开了一家工厂专门仿造贝壳串珠，结果毁掉了真品的价值。

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采用了经济学家称为“商品货币”的烟草。但是不管是烟草，还是牛，商品货币的麻烦在于这种商品不仅难以运输，且成本很高，质量又参差不齐，实际的价值也不断地波动。17世纪80年代，切萨皮克的烟草产量激增，烟草在世界范围内一时供大于求，价格濒临崩溃，殖民地经济岌岌可危。一个马里兰人抱怨说：“我们的烟草货币一文不值了，今年全国种烟草的人连一件衬衣都买不起。”

立法规定了烟草的最低质量标准，烟草价格起死回生。在种植区，烟草再次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1696年，弗吉尼亚的神父每年的收入是1.6万磅（约合7 258公斤）的烟草。18世纪初，立法机关已承认烟草是用来缴纳税金和公共债务的法定货币。

1730年，弗吉尼亚设立了监察体系，要求种植园主把他们自己的烟草送往公共仓库进行检查，并颁发烟草价值鉴定的仓库凭单。尽管仓库凭单不受金银价值波动的影响，而受不稳定的烟草价格的影响，因而购买力的起伏很大，但它们的作用和钞票是一样的。马里兰很快就成为居于弗吉尼亚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发展区了。

从18、19世纪之交以来，英国银行就开始发行钞票，这种钞票可兑现成黄金，储存在银行里，是可转让的票据，但只有信用记录良好的人才能兑换黄金。作为一种货币类型，钞票比其他货币有更多的优点：生产成本低廉（最初是手写的），而且比起只有在发行银行的金库中才能兑换的金银，钞票携带起来更为方便。

北美洲的殖民地没有银行，所以不能使用钞票，但这并无法阻止它们发行纸币。1690年，马萨诸塞组织军队参加威廉的国王战争（在欧洲称为“九年战争”），与法国作战。为支付士兵军饷，殖民地发行了取款凭单，承诺以后以货币赎回。发行的票据面值有5、10、20先令三种，凭单上面写着“这张一式两份的单子是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发给持有人的凭据，等值于同面值的货币。新英格兰财政部所有的公共支出以及任何时间的股票发行，财务主管及其下属都应该认可这些凭据—1690年2月3日，大法庭令。”

由于取款凭单是交纳税金和履行其他一些政府债务的法定货币，所以这些凭单和货币一样可以流通（尽管常常低于票面价格发行）。这些票据不仅是北美洲发行的第一批纸币，也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批纸币。

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都争相效仿这个好点子，宾夕法尼亚于1723年发行了它的第一批纸币。1729年，23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了一本名为“浅谈纸币本质和必然性”的小册子。他很快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将发行的取款凭单的印刷合同，而且他还特别发明了几种鉴别伪钞的办法，其中有些方法现在还在使用。

但是富兰克林把经济学家称为“非兑换货币”的一个致命缺陷最小化了。所谓非兑换货币，是被政府批准但本身不是贵重商品而且也不是以贵重商品为基础的货币。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政府一直处于两难境地——要么强行征税，要么控制大众消费。他们经常会利用权力用价值更低的货币支付各种费用，比如通过降低硬币的成色或是减轻硬币重量的办法。

但是硬币必须采用金属铸造，而且铸造成本很高，而印纸币则没有什么花费。把纸币当作短期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对政治家们来说确实是首选。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家也不例外。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驱逐良币法则”） [1] 开始发生作用后，马萨诸塞政府发行的纸币越来越多，很快金银就被挤出流通领域。人们用纸币的同时把硬币藏在床垫底下，因为他们相信硬币可以保值，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通货膨胀很快就使纸币面值出现缩水。1716年，马萨诸塞停用纸币，引进了西班牙银元，但是很快又再一次印刷取款凭单。最终只有弗吉尼亚发行了各式各样的纸币，但是它们从未取代过其他形式的货币。18世纪30年代的北卡罗来纳，至少有17种不同种类的法定货币。

尽管英国钞票很难流通，硬币的数量只占流通货币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各地都把英镑作为普遍使用的一种计量单位。对于新生的北美洲经济来说，对各式各样的货币进行估价和兑换是要花大成本的。

除了奴隶，人人都享受到繁荣带来的好处

尽管北美货币流通中有不和谐的声音，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洲还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处经济繁荣的地区之一。它是世界主要的（有时则是第一大）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商、造船商和贸易商，同时它也在一步步地实现制造品的自给。

几乎每一个城镇乡村都有自己的铁匠、铜匠、车匠、补鞋匠、木匠、制革匠和其他一些工匠来服务当地的需求。面粉厂和锯木厂的数量和规模也不断增大。在大一点的城镇，许多工匠的事业已经发展到前工业企业的规模。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1741~1808）生于纽约市，年轻时来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在那儿当了铁匠。很快他就开办了一家拥有雇员、学徒和奴隶的大型企业，大规模地生产铁制品。约翰逊成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大领主，作为立法机构的长期成员和圣菲利普教区的委员，他进入了查尔斯顿的精英阶层。他的儿子小威廉·约翰逊后来还在美国最高法院供职了30年。

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其他美国城市都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威廉·约翰逊。此时，美国的甜酒厂占据了北美洲60%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制糖厂把西印度群岛的红糖加工成在美国逐渐走俏的白糖。1770年通过纽约港口的船只总吨数中约有20%是开往其他殖民地的，而不是去欧洲或是西印度群岛。

成熟而多元化的英属北美洲经济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殖民地经济，倒是越来越像宗主国经济了。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殖民地奢侈品数量的增多。1774年，费城有300多名工匠进行马车制造。像查尔斯顿的托马斯·艾弗、费城的托马斯·阿弗莱克、纽波特的约翰·汤森和约翰·戈达德以及波士顿的约翰·科格斯韦尔这样的家具师打造出的家具精品，其艺术价值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英国货。

那个时期的经济不仅发展速度很迅猛，而且成长得也很快。13个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在1750年到1770年间翻了一番，从1 176 000人增长到2 131 000人。这要归功于移民大潮和人丁众多的大家族的迁入，这些家族中的多数孩子已经成年。殖民地的拓荒地也扩展得很快，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的拓荒地面积约为180 000平方英里，是英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而且就快赶上西欧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法国了。

人们共享繁荣盛景。18世纪70年代，殖民地社会最上层的20%的人口拥有约2/3的财富，而底层那20%的民众只占有全部财富的1%，这个粗略的统计因为没有考虑时间因素所以和事实并不相符。（通常出于宣传和政治因素，现代的统计也是如此）。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都非常年轻，孩子们一般没什么大笔财产。年龄越大财产自然也越丰厚，13个殖民地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曾计算过殖民地四十几岁的人群的财产状况，按照当时的标准只有大约8%的人算贫穷，五十几岁的人中贫穷的更少。

个中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大革命前的美洲殖民地到处充满了机会，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席卷英国中部，18世纪中期西方世界的经济开始发生变化。然而农业还是西方经济的主导，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在欧洲和西印度群岛，适合农耕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很少了。加拿大土地虽然肥沃但是可耕种季节很短，限制了庄稼播种的数量和收成。

然而，13个殖民地有几百万英亩肥沃的农田等待人们开垦。如果家里的田地不够孩子们分，还有辽阔的边疆土地，骑马一般不出一两天就能到。继续前进很快成为美国人的一大特点，而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国家。

不只是北美洲当地的孩子们听到了极具蛊惑性的经济独立的歌声，源源不断的移民也被吸引到美国，虽然每年数量不一，但美国的繁荣和机遇使移民的数量在1750年后一直稳步攀升。为筹到旅费，这些人甚至愿意做一段时间的契约奴。

1767年，纽约的皇家总督亨利·摩尔（Henry Moore）爵士解释说：“契约奴的服务一旦到期，他们就会很快离开主人，得到一小块土地。开头三四年窘迫的生活令人同情，但他们耐心地承受着苦难，非常乐观地去应对一切考验。有了土地，就能克服一切的困难。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通过那些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买卖来为自己和家庭谋生计的安逸生活。”

为了以后的富裕日子而宁愿忍受暂时的不便和风险，既是这代移民也是接下来200多年中数百万移民的共同特质。这一特质在美国经济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17世纪的人看不出崇拜上帝和追求实际成功有什么冲突的地方一样，18世纪追求经济独立的人对正在形成的美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精英阶层在不断壮大，但英属殖民地上中产阶级（18世纪没有“中产阶级”这个词，那时人们称这个阶层为“中等阶层”）的数量比西方任何地区都要多。人人都享受到繁荣带来的好处，例如，在大革命中土生土长的美国士兵比英国战士平均高出两英寸 [2] 。他们的血统都是一样的，个子出现差距的唯一原因就是美国士兵小的时候吃的要好得多。

这样的繁荣景象奴隶们自然是没份儿了。按照约定，奴隶们没有财产、没有收入、没有未来，有的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忍受没有回报的劳作、无边无际的苦难。但是尽管奴隶不是自由身，但至少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他们所受的苦难，并对这种制度进行谴责。最早的一波反奴隶制的运动出现在17世纪末期的英国。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就谴责过奴隶制（但是威廉·佩恩自己手下就有好几个奴隶）。在一个世纪后兴起的废奴运动当中，贵格会教徒永远都走在运动的前列。许多非贵格会的人斥责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中耸人听闻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境遇，而不是质疑奴隶制本身。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奴隶制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生跨越整个18世纪，他对奴隶制态度的转变体现了整个社会态度的变化历程。年轻的富兰克林经常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给自己的黑奴买卖做广告。他自己家中就有两名奴隶，一个叫乔治，一个叫金。1750年，他把奴隶制看作对整个国家福祉的伤害，因为奴隶制蔑视劳动，而且他觉得奴隶制的经济效益也很低。在富兰克林生命的最后10年，他转而成为一名废奴主义者。1775年第一个废奴运动组织在费城成立，富兰克林于1787年当选为这个组织的主席。当时甚至是像乔治·华盛顿以及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大奴隶主都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没有人会想到该如何把这种制度从这个国家甚至从自己的种植园中革除。

1772年，英国高等法院的王座庭庭长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勋爵判定，奴隶制有悖于判例法，奴隶们一进入联合王国的领地就可获得自由了，但是殖民地的奴隶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奴隶的恶名在人们心中越发根深蒂固，奴隶制仍在延续。

“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

18世纪的后期，美国人不再把自己看作宗主国在殖民地的附属品了。“美国人”一词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个词最初是指1765年生活在英属北美洲的一支欧洲后裔，但之后很快就广为传播。美国人越来越觉得自己既是英国国王忠实的臣民，又是和这个正在壮大的大西洋帝国（包括宗主国在内）中其他各地的英国臣民完全平等的人。

和所有的英国臣民一样，殖民地居民认为自己是祖先500多年以来为自由而斗争精神的传承者。

在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政府完全不把美国殖民地放在眼中，而是把囚犯和其他不良分子一股脑儿地发配到那边，保护国王以及议会中响当当人物的经济利益，比如西印度群岛的糖种植者以及英国商人。

大不列颠的地理版图在那段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查理二世执政期间，英国在欧洲充其量算是个具有中等实力的国家。查理二世曾接受过路易十四的秘密财政援助，当然作为回报，英国人只好容忍了法国人的野心。但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仇恨法国的清教徒威廉三世取代了查理的弟弟詹姆斯二世，英国从此同法国展开了一连串无休止的战争，这些战争最终把英国推上了世界强国的位置。

英国在战争中的秘密武器就是它先进的赋税体系和通过现代的国家债务制度支持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当其他的欧洲列强还在使用税款包收人（一些人承诺给政府一定的回报从而获得在一个地方征税的权力，税款超出交给政府的部分就归自己）的时候，英国已让本国的收税员担任官吏，结果相当高比例的税款进入了英国财政部的腰包。

18世纪以前，政府的债务通常是君主的个人债务，是君王同借款者私下的交易。但在1694年，英国政府颁给英格兰银行营业执照，这使得后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发展成国家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很快就开始筹划政府贷款，发行在市场上可买卖的债券。这一做法极大调动了国民手中的财富。投资者不用把多余的资本换成黄金白银，只要购买拥有广阔市场的债券，就能得到稳定的收益。这些债券反过来也能够用作个人贷款的抵押物，为新企业提供运作资本。越来越多的资本被调动起来，英国经济在18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笔真正的国债使得英国成功地向那些有更多人口和更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发动战争。正如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早在2 000多年前所说的那样：“作战国的力量源泉就是大笔大笔的金钱。”英国凭借国债成为欧洲大国政治的领军人物。

然而为了新获得的大国地位，英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700年，英国的国债在九年战争的末期为1 630万英镑，而在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临近末尾的时候，它的债务是7 600万英镑。15年之后在七年战争 [3] 进入收尾阶段时，它的债务达到了1.31亿英镑。这对一个家庭一年收入100英镑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或者说年收入有1 000英镑就算富人的社会来说，如此大一笔债务几乎是无法偿清的。

这场战争从宾夕法尼亚西部的杜尤肯堡打到印度，最终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法国被迫把它的北美帝国拱手让给英国人，结束了北美法属殖民地对英属殖民地后门的威胁。随着英国皇家海军掌控了大西洋，一万士兵进驻北美前线维护与当地印第安人的和平，还很年轻的英属殖民地第一次成功抵抗了敌国的打击。

英国政府不仅背负着巨额的国债利息要还——政府要用60%的预算支付利息，同时国家还在继续资助庞大的军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好到处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北美的英属帝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快速发展成经济强国，也难怪英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那里。毕竟殖民地人民从这场战争中获益颇丰，而且他们的赋税比宗主国中的英国臣民要轻松得多。大英帝国的普通百姓每年要缴税26先令，而一个普通的美洲人仅需交纳1先令。所以说，伦敦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殖民地应该更多地对英帝国进行补偿才是公平的。

战争之后，英国更加关注殖民地，可是伦敦政府对此根本高兴不起来。英属殖民地的海关官员腐败成风、办事效率低下，那里的关税收益只有关税管理成本的1/4。而且殖民地的商人指出航海条例的一些规定不便于实际操作，但海关对他们的请求置之不理。1733年，为了蔗糖贸易的利益，英国议会要求北美殖民地的全部糖浆都要从生产蔗糖的英属岛屿进口。但是法属西印度的糖浆价格更便宜，而且美洲的商人有权从那里购买，即使是在英国同法国交战期间也是如此。

保有某种经济优势的人，不论那种优势有多么“不公平”，在政治上总是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论这种优势是有权从别人的劳动中获益，还是有权从不必要的关税保护抑或免税中获益，其实都毫无区别。因为少数人的优势是大而明显具体的，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多数人的优势却是小而隐蔽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争夺赛中少数人常常胜过多数人。

英国哪怕只是收取非常少的税金或稍微加强贸易管制都会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只有议会代表们才能向英国臣民征税，而他们的代表是殖民地议会而不是威斯敏斯特议会，因此英国议会无权向他们征税。英国臣民在自由面前人人平等，议会有什么权力以殖民地商人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有利于英国本土商人的法律呢？

家人之间的争吵常常就是这样，吵得越厉害，就越不会努力地站到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只顾着发泄越积越多的怨气。殖民地人经常说，一味地向英国人卑躬屈膝只会使他们自己沦为奴隶，他们对这种受奴役的前兆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英国的军事保护，因而觉得整个大英帝国对他们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另一方面，英国人对这场危机的评论一提到殖民地和那里的居民几乎总是用“种植园”“孩子”这样的字眼儿，认为他们只有服从的命，而且也需要这么对待他们。此外英国政府中的多数人坚信，一旦对抗升级，他们一流的军事力量可以轻松应对殖民地的任何抵抗活动。

但是他们都错了。为英国赢得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查塔姆伯爵，即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有更深的体会。他告诉英国议会：“你无法征服美洲。”但是，议员们根本听不进去。

[1] 格雷欣法则：一种金融理论，认为当有两种名义上价格相同但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在流通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将会被囤积并最终被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取代而让后者成为流通货币。——译者注

[2] 1英寸= 2.54厘米。——编者注

[3] 七年战争（1756~1763）：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即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在欧洲、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又称英法七年战争。——编者注

｜第二部分｜
自由的王国

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创造的条件也不是自己选定的，而是在直接遇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大背景：美国独立战争

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与英国展开的军事斗争中是有很多优势的，但是在财政方面却无任何优势可言。

美国在大本营作战，可以做到快速的应变。英国要从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前来应战，通信速度要滞后3个月，经常可能是4个月。美国军队的指挥者和政治家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而他们的英国对手常常一无所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只需要不打败仗，坚持到有一天英国政府和人民被日益攀升的战争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厌倦了战争就可以了。

但是英国拥有雄厚的财力，美国却几乎是一穷二白。这一优势令英国可以调动世界上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海军（尽管七年战争结束以后实力有所衰退）。英国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是首屈一指的，在国外雇佣军的配合下，军队实力能很快得到加强。美国人就需要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组建全国民兵和武装民船船队，即使超不过英国陆军和海军的人数，起码也得等同于他们的人数。

美军要筹集打仗的费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的情况下尤其不易。推翻英国统治的13个州不愿意把新得到的诸多主权交给美国中央政府。第二次大陆会议无权征税，只能估算需要的数额，然后号召各州提供财政援助。这些州各有自己地方上的战争要支援，很少会再拿出钱进行援助。

美国中央政府的总收入只有6%左右来自税收，其余的部分就要靠借债了，一部分借款来自致力于这项事业的美国富人阶层，但是主要的部分要靠法国和荷兰，这两国更感兴趣的是削弱英国而不是援助美国。除了资金援助，荷法两国还提供了大部分的士兵制服和枪支，所以美国军队使用的60%的火药都是他们提供的。英国甚至在无意之间还供给美国军队很多军需品。在交战过程中，美国的武装民船截获了约2 000艘英国船只，加上船上的货物，总价值约为1 800万英镑。

除了借钱，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印刷业了。1775年开始的大陆会议发行了一批纸币，被称为大陆币（continental）。1779年年末又发行了总面值超过2.25亿美元的钞票，相对于那时的美国经济状况，这可是笔天文数字。货币供应的膨胀（各州发行货币使货币流通环境进一步恶化，连各州下面的县也都开始发行货币）必定引发大通胀。1776年，物价上涨了一倍，在之后的两年中又翻了一番。从1779年初到1781年初，物价飞涨了接近10倍。大陆会议试着对已经按照2.5%的票面价值进行流通的大陆货币重新估价，来抑制不断攀升的物价。货币迅速被贬得一文不值。“一‘陆’不值”（not worth a continental）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间成为美国的一个惯用语。

很多农民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军需军粮券，这种凭证也被当作货币流通。不论军需官定价多少，农民都要被强制购买。英国人行事有时则更加霸道，他们随意把农家的牲畜和粮食掠夺过来当作自己的战利品。

大陆会议对管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经验不足（大陆会议的军需处一度有3 000多名雇员），导致机构混乱，腐败、低效大行其道。直到一个叫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声名显赫的商人在1781年接管行政机构后，才把政府采购和财政收支搞得有些起色了。

最重要的是，莫里斯能够筹款帮助华盛顿从纽约向弗吉尼亚的约克镇调动大陆军。那里有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湾入口拦截，切断英军的增援部队，迫使刚瓦利斯勋爵在北美洲带领的英军主力部队投降。

如果英国要继续作战的话，伦敦就要组建、装备以及运送一支新的部队过去。国家债务急剧攀升（这时已高达2亿英镑），国内的各方政治势力都不赞成继续作战。英国开始商讨议和协定，最终在1783年正式承认了美国的独立。

美利坚没损失一兵一卒就赢得了胜利。

“中国皇后”号驶往东方

最终，美国付出的代价令人吃惊。在卡罗来纳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弗吉尼亚的部分地区，英军所到之处的农田、种植园都遭到破坏，所以这些地区战后满目疮痍。此外，大量奴隶也被英军抓走。英军还占据了一些咽喉港口，他们实行的封锁严重扰乱了当地的商业秩序。

纽约从1776年秋天到1783年11月25日一直是英军占领区，纽约人100年以来一直把1783年11月25日这个日子作为“撤退日”来庆祝。这是在现代西方世界被占领军把守时间最长的一个地区。在占领期间，英美两军交火，毁掉了曼哈顿半数的大楼。当地人口在这些年中锐减，只有原来的一半多。城里许多商业精英被逼无奈同英国人做生意，后来也随英军一同撤离了。

英美议和之后，英国开始进行商业报复。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前是美国食品和木材的一大销售市场，现在它把所有的美国船只拒之门外，而且对所有像木蓝这样的商品都不再给予优惠关税。

但是那时的英国还是美国商品的最大消费市场，也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英国商人迫切地想在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中收复失地，所以他们开出各种优惠的条件。在战争末期，美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开始迅速复苏。经济衰退仍旧困扰着南卡罗来纳，但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商品经济形势开始反弹。虽然失去了像英属西印度群岛这样的市场（当然看来只是暂时的），但新的市场已向他们敞开大门。美国产品在被英国航海法案排斥在外的北欧国家很受欢迎，原先要先绕道英国的外国货现在可以以更低廉的运输成本直接运到目的地，曾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守得严严实实的远东地区现在也向美国商人开放了。1784年“中国皇后”号轮船从纽约港起航前往东方，船上载有毛皮和人参——这是中国人心中能治百病的药材。美国人用这些商品换来了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珍奇的植物和飞鸟以及其他一些奢侈品。当“中国皇后”号15个月后返航时，船上的货全部卖空，美国商人挣了三四万美元。

纽约城以惊人的速度从被英国毁于一旦的废墟中振兴起来。10年后，人口数量不仅回升，而且还创了新高，根据17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当地人口已达到3.3万人。

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农民起义

虽说美国的国家经济形势在慢慢地回升，可是财政状况仍无起色。

1781年，各州根据《邦联条例》 [1] 最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政府治理框架。但大部分权力还是集中在国会手中，州政府负责国会议员的任命，所以他们喜欢选谁做议员就选谁。而且邦联政府无权征税，只得从各州那里征用资金，许多州不及时给钱，有些更是一毛不拔。《邦联条例》下的美国政府更像是今天的联合国，而非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

国家政府原本打算向进口商品征收5%的关税来确保其收入，但当纽约提出很多国会无法接受的条件时，这一计划只好作罢。没有各州的一致通过，这一举措就无法执行。

结果邦联政府无法履行它的各项职责，海军被解散，陆军也被裁减到最小规模，仅留下80名士兵。1785年，政府不再支付法国贷款的利息，两年后连本金也停付了。

外国列强眼中的美国手无缚鸡之力，所以它们并没有把它放在眼中。英国支持美国西北部和佛蒙特州的分离主义活动，并拒绝撤走它在今天美国境内的堡垒。西班牙不承认美国在俄亥俄河以南的主权，并控制了河口地区，不允许美国商人涉足密西西比河。拓荒者翻过群山，大量涌入已属肯塔基和田纳西两州的肥沃土地，这成为一大问题。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这些人要不断扩大农产品的出口，而密西西比河是通向大海的唯一通道。西班牙希望得到这一地区的人们的支持，还是有希望的。1784年，乔治·华盛顿把他们比作站在一个中间点上的人，“这些人很好控制，你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美国国内外的债主既无法收回利息也无法收回本金。大量的取款凭单和军需券继续流通，大大低于票面价值。

《邦联条例》的最大问题就是，邦联政府无权通过征税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管理各州之间的商业活动。尤其是在各州不愿交出主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发起，弗吉尼亚立法机构邀请其他各州召开联合会议，探讨“一个统一的商业管理体系对于成员共同利益和永久和睦的必要性”。

因此，1786年9月召开了安纳波利斯会议（Annapolis Convention）。但只有5个州的代表列席，讨论的结果就是呼吁各州在1787年5月再集会一次，“探讨美国的形势，提出联邦政府宪法的出台所必需的一系列条款，应对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

同那些支持一个更强有力政府的人一样，民族主义者交了一次好运。就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召开期间，马萨诸塞爆发了谢斯起义（Shays’s Rebellion）。在马萨诸塞的西部，许多农民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当地的立法机构完全听命于波士顿的商业团体，无视民众要求发行纸币、提供债务免除的请求，在仍旧保留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宣布休会。

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曾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名陆军上尉，后来变成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民。1786年11月，谢斯率领一支1 200人的队伍起义。马萨诸塞政府全面进入戒备状态，命令威廉·舍菲尔德将军带领600人，守卫斯普林菲尔德的军械库。政府还授权本杰明·林肯少将组建一支4 400人的队伍。舍菲尔德的部队装备了大炮来对付起义军的火枪和干草叉，他们于1787年1月24日迅速地击退了起义军的进攻。2月4日林肯率队向彼得舍姆的起义军发动进攻，成功平定了叛乱。后来谢斯只得逃到佛蒙特州去了。

马萨诸塞赦免了所有参加叛乱的人（甚至在第二年还赦免了叛乱的首领丹尼尔·谢斯本人）。谢斯起义的同情派在春天举行的立法机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很快就通过法律对诸如家庭财产、衣服和从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中买回的工具免税。

尽管谢斯的反叛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让公众明白一个道理：在选择国家管理方式的问题上人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需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次事件为1787年春末在费城举行的制宪大会铺平了道路，大会很快就决定废除《邦联条例》，重新制定章程。谢斯起义引发了对债权人法的修订，波士顿一家报纸1787年5月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谢斯起义竟然不乏溢美之词，声称“骚乱本身有时也会推动相关法律的制定”。谢斯的这次起义加速推进了宪法的制定。

年轻的美国，年轻的宪法

美国制宪委员会的杰作少之又少，但美国宪法却是为数不多的几件杰作之一。这部宪法在215年间只修订过27次，面世之时正值全世界即将进行一次人类史上有着最深远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转型。随着不同经济领域的发展，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能量场就在这些领域间来回变换。国家各种经济成分的重要性有升有降。美利坚的开国元勋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型商业模式以及新型经济体制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同时，其他的一些经济体制则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创造出了前工业时代的人压根儿都想象不出的财富，然后再全数毁掉。然而，宪法继续存在，在它的指引下美国走向下一个繁荣。

美国历史所遇到的一大幸事就是美国实现独立并确立了基本法律制度。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谓历史上的一大巧合。这本书颠覆了两百多年来指导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的理论基础。

书中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而且一个比一个有说服力地表明：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开放的贸易以及公平的政府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大的繁荣，国家的整体实力也会增强。美国许多开国元勋都读过斯密的书，非常清楚他论述的主旨。

此时的美国还很年轻，不存在要废除一些长期的垄断和特权的麻烦，它没有受到富可敌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或是曾主导英国政治的牢不可破的贵族统治的束缚。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国王依照古老的皇家传统赠予各地首领以当地征税权，美国也不存在此类问题。所以跟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更容易把亚当·斯密的观点运用到它的经济、政治体系中来。这使得美国在其开国元勋于费城集会确立的新经济世界中占有巨大优势。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卡尔·马克思写道：“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创造的条件也不是自己选定的，而是在直接遇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说得太正确了。但是马克思从未去过美国。如果马克思曾到过新大陆探险，就会看到一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确实比其他所有列强都更加自主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当然，美国并没有构建一个完全斯密式的经济体系。政府中的人总是以牺牲那些可能掌权却仍没掌权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卖力地为那些在位的人跑前跑后。不管人们倡导的金融法律是什么样的，当政者的影响力是那些可能当政的人根本比不了的。18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低效而不道德的，可是正是因为当政者的影响，想要废除奴隶制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政者可以在新宪法中强制增加一项条款，规定按照实际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奴隶数量的3/5来决定国会席位的分配。如果一个州奴隶人口众多，那么当权者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得到增强。

但是和其他大国比起来，美国花了更多时间去追求斯密的理想模式。人们在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都能看到它努力的成果。

[1] 《邦联条例》：1779年制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其作用是让原本相当于独立国家的各个州组成一个共同政府的框架。——编者注

04 汉密尔顿的创造

华盛顿政府于1789年4月30日起开始执政，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此将会由一个团队来解决新宪法下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新成立的美国国务院有5位工作人员，而财政部有40人。

财政部任重而道远：不仅要另起炉灶重建税收体系，还要保证新体系的良好运转。要对独立战争遗留下来的债务进行合理筹划与募款。关税是一个世纪以来政府收入的一大主要来源，所以还要成立海关，专门收取各项关税。联邦政府还建立起政府信用体系以备不时之需，故而还需要一个货币体系。

国会起码已经根据《邦联条例》建立了理论意义上的货币体系。体系的设计人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这也是他为美国金融体制所做的仅有的积极贡献。

众所周知，在独立革命之前，不同殖民地的商人们都使用英镑、先令以及便士来记账，但是在实际流通的货币中却没有英镑、先令和便士。采用新的计算单位有它复杂的地方，因为各个殖民地居民心中理想的计算单位互不相同，常常相去甚远。

罗伯特·莫里斯曾为大革命期间财政工作的顺利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解决分歧，他试着用每个州最常用的货币单位求出最小公约数，计算的结果是1/1 440的西班牙比索。杰斐逊觉得这个公约数太小，不太实际。莫里斯也同意这一观点，建议用这个单位乘上1 000，使其相当于一美元的25/36。杰斐逊则觉得所有美国人差不多都应该对美元很熟悉，所以新的货币单位应该是美元。

“美元”一词源于德语中的“Thal”，是“河谷”的意思。15世纪，人们在波希米亚，也就是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白银。1519年，约阿希姆斯塔尔镇附近银矿的矿主格拉夫·保兹恩和魏斯基兴开始铸造1撒克逊盎司重的银币。这种银币被称为泰勒（德国15~19世纪的银币），字面的意思是“来自河谷”。商人们极其欢迎这种崭新纯正的硬币。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统治者也开始效仿它铸造自己的硬币。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也把泰勒作为他的奥地利、西班牙领地以及新大陆（刚刚得到的有着丰富白银储量的帝国）的标准硬币。16和17世纪，人们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开采的金银数量惊人（1580~1626年有1.1万吨金银从新大陆出口到西班牙），在以后的几百年间，泰勒成为国际贸易的标准货币单位。泰勒（thaler）在英语中也写成“dollar”，就像几个世纪前“Thal”被写成了“dale”和“dell”一样。泰勒也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流通范围最广的主要硬币。

杰斐逊在他的《美国货币单位和硬币币值的确立》中不但推崇使用美元，而且赞成再把美元按照十进制分成更小的单位。在今天，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毕竟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十进制的货币体系，正如杰斐逊本人解释的那样：“每当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简单或复杂的操作方式时，最理智的做法就是选那个简单的。”然而托马斯·杰斐逊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个货币体系的人，于是1786年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一体系的国家。

为了制作零钱，西班牙比索以前常常被分割成1/2、1/4和1/8，称为辅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经常把它们叫作“八片儿币”。但是杰斐逊更赞同使用1/2美元、1/5美元和1/10美元（他创造了“角”一词）、1/20美元和1/100美元（他借用罗伯特·莫里斯计划中的“分”一词）的铸币制度。1785年，议会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将以1美元作为货币单位”。可是第二年议会虽然采纳了杰斐逊提议的1美分、5美分、1角、20美分、50美分的硬币，但还是决定发行25美分硬币而不是20美分硬币。

现存的25美分硬币是殖民地时期八进制货币制度留下的最后一个遥远的印记，但是八进制的其他印记还是存在了好几十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直到1999年还是以1/8美元为标准进行报价。虽然美国从来就没有这个面值的硬币，但是“先令”长时间以来一直相当于12.5美分，也就是1/8美元。纽约百老汇东边的商店卖的东西都不大时尚，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里仍被叫作“先令区”，街西边则被叫作“美元区”。

“先令”这个词那么富于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当然是美国硬币币值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旧时种类繁多的外国硬币也一直在用。美国的第一枚硬币是私人造出来的，这是一枚铜制的分币，上面有一句颇为刻薄的话——“管好自己的事”。1792年费城造币厂成立，但由于贵金属的缺乏，开始几年就没生产出多少硬币。

幸运的汉密尔顿

华盛顿原本有意在新政府班子中任命罗伯特·莫里斯为财政部长，但是醉心于造币业的莫里斯拒绝了华盛顿的邀请（这一步棋没走好，他最终在负债人监狱中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于是总统找到莫里斯在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副官—30岁出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汉密尔顿是唯一一个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他出生于英国北方群岛中一个很不起眼的尼维斯岛。他也是除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唯一一个不是出身富贵家庭的人，但他却凭自己的努力不仅发了大财并且声名显赫。汉密尔顿的父亲压根儿就没有明媒正娶他的母亲，在汉密尔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不负责任的父亲就遗弃了他们母子俩，所以小汉密尔顿是在贫寒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

汉密尔顿住在当时还是丹麦领地的圣克鲁斯岛，这里现在是维京群岛的一部分。11岁时，他到纽约商人尼古拉斯·克鲁格和戴维·比克曼开办的商行里工作。小汉密尔顿非常能干、踌躇满志，十几岁就能打理商行业务，所以他完全是在账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众多的开国元勋中，只有汉密尔顿有这样的商业背景。

克鲁格赏识汉密尔顿的才华，1772年帮助他进入纽约国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大革命后他专攻法律，在纽约市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也是在这里他同出身纽约名门的伊丽莎白·斯凯勒结了婚。独立战争之后，他写了很多的新闻报道和小册子，阐述他对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联邦政府的看法。1784年汉密尔顿组建了纽约银行，这是纽约的第一家银行，在全美也才是第二家。

他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不辞辛苦地完成了《联邦党人文集》2/3的内容，并在委员会竭力促成该文集的通过。当罗伯特·莫里斯把自己排除在人选之外时，被他称为“聪明绝顶”的汉密尔顿大喜过望地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

除了汉密尔顿，没有几个人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美国人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他们“对世界上这项最深奥的学科——公共财政，并不怎么熟悉，之前他们也没必要去学这个”。

汉密尔顿作为一名资深的经济学家，对公共财政领域了如指掌。但是正如很多美利坚的开国元勋一样，汉密尔顿对人性也有精当的见解，他相信在人世间只有个人利益才是人类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他要建立一种体制，一是把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同美国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二是当人们追求私利时，这种体制也可使经济活动免受人们自私的做法的拖累。

在1789年9月2日美国财政部成立以及9月11日参议院通过对汉密尔顿的任命之前，国会已经通过一项税收法令给新政府拨款，用以支付其各项活动的开支。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自然是关税，但是人们在该对什么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税率应是多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宾夕法尼亚根据以前的条例收取高额关税来保护当地的新生冶铁业，希望能把它维持下去。南部各州对像钉子和铰链这样的铁制品进口商要求降低进口关税，最好分文不收。新英格兰的朗姆酒制造商希望糖浆的关税能低一些。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威士忌酒商要求糖浆关税能定得比较高，以遏制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国会1789年夏天最终通过《关税与载重量法案》（载重量法案向进入美国各大港口的美国船只征收每吨6美分的关税，而非美国船只的关税是每吨50美分）。但是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关税问题一直是国会继奴隶制之后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在国会通过1789年的《关税法案》前，南卡罗来纳的皮尔斯·巴特勒甚至还首次威胁说要脱离联邦。

资金到位后，摆在汉密尔顿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联邦政府的债务。宪法要求新的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起前政府的债务，但是对于如何承担这笔债务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投机商仅以债券面值的10%买下了大量上届政府的债券。

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议会提交了他的第一份报告——《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报告提议政府用关税收益来大量兑换旧时的债券，并通过发行新债券来偿付以前的债务。纽约市的人们很快就看到了这份报告，但是国内的其他地方很晚才得知这个消息，因此纽约的投机商能够以远低于汉密尔顿提议的兑换价格抢购到大量的旧时债券。

结果是一些在独立战争期间以更高的价格买下债券的人最终血本无归，投机商这样的赚钱方式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慨。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只有那些原始债券所有人才能全价兑换债券，投机商手中的债券只能按其购买成本兑现。但是麦迪逊的办法实际上难以操作，因为要确定哪些人是原始持有人常常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举措会极大地降低政府的信用度。如果在这些债券持有人中，政府能确定谁持有旧时债券的话，人们就不愿意购买以后发行的新债券了，而且根据利率定下的价格也会更高。汉密尔顿以大不列颠的国债体系为模型，和英国使用债券的目的一致，力求建立一个有保障、资金充足的国债体系。

新政府中的很多人对公共财政领域一窍不通，很多人不清楚国家债券对国家繁荣的贡献，但是汉密尔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缺乏投资资金。汉密尔顿想借助国债创造一个更庞大、机制更灵活的货币供应系统。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可以发行相应的钞票。政府债券可以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扩大投资资金来源。汉密尔顿也很清楚这些债券将会吸引更多的欧洲资本。

汉密尔顿费了很多口舌，这一计划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汉密尔顿的岳父是来自纽约的新一届国会参议员，他手中有价值6万美元的政府债券，也希望能借汉密尔顿的这一计划来变现。据说当听到有人反对这一计划时，他大为惊恐，那个样子“就像是印第安人给了他一枪似的”。

汉密尔顿还打算把之前各州为参加独立战争所发行的债券由联邦政府统统包下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巩固联邦。当时大部分的州债券掌握在各州富有的市民手中。如果他们的资产中有一大部分都是联邦债券而不是州债券的话，这些人将更愿意看到联邦实现整体繁荣。

手中还留有大量债券的各州大多分布在北方，他们全力支持汉密尔顿的提议。而已经兑付完债券的其他州自然会表示反对。弗吉尼亚已经完成了债券的兑付，所以杰斐逊和麦迪逊坚决反对汉密尔顿的提议，并在议院中掌握了足够的席位可以否决这一计划。汉密尔顿于是提出要做一笔交易。

如果有足够的选票来支持通过汉密尔顿的计划，那么南部资本的来源就有了保证。为了得到宾夕法尼亚的支持，在筹措新资本的同时，要把纽约的资本挪给宾夕法尼亚使用10年。杰斐逊和麦迪逊表示同意，汉密尔顿的计划得到通过。华盛顿总统在计划上面签字使其生效，他为新的资金将要用到他挚爱的波托马克河上而感到高兴。

汉密尔顿的这一计划立即取得了成功。仅几周内新的债券就被销售一空。当关税的收益用来偿付新债券还绰绰有余时，欧洲人也开始争相购买债券。1789年，美国的金融业还毫无作为，既无力偿还债务，也无力借款。而到了1794年，美国已在欧洲享有了最高的信用等级。有些债券甚至溢价10%进行销售。

塔列朗这位法国后来的外交部长，当时在美国进行政治避难。他解释了个中原因：“美国债券是无风险的，能规避各种不测。有这样牢靠的资金以及迅猛发展的国家经济实力做保障，其债券的偿付能力毋庸置疑。”

塔列朗或许还应该谈到新联邦政府愿意承担旧时的债券，他们并没有因为短期的财政原因或政治利益而加以拒绝。政府的这一做法对赢得投资商的信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遇到突发状况，联邦政府能够以一个负担得起的利息借来大笔资金，在南北战争期间以及大萧条期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是一笔巨大的国家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共和国成立伊始实行的一系列得力政策。这绝不是一笔小小的遗产。

当然汉密尔顿和美利坚很走运，在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适逢欧洲大战爆发。这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和船运业绝对是天赐良机，美国的中立使得他们免受了很多骚扰。欧洲对美国食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激增，联邦政府的关税收益也随之大幅上涨。1790年，美国出口了总额为19 666 000美元的货物，而进口商品额总计22 461 000美元。到1807年出口额为48 700 000美元，进口额为78 856 000美元。当年政府的收入是他们17年前的5倍还要多。

第一次金融危机

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就是依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起中央银行，称为合众国银行（即第一合众国银行）。

汉密尔顿希望中央银行能履行三大职能。第一，存放政府资金，方便资金从国内的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这对于年轻的、尚不具备完善国家职能的美国是一项主要的功能。第二，央行将会是联邦政府和其他银行的一个贷款来源。第三，通过规范州立特许银行来管理货币供应。

货币供应在当时很关键。硬币——金银硬币供应量很少。1790年，只有三家州立银行有权发行纸币，其中包括汉密尔顿的纽约银行，但是这些钞票只在本地流通。汉密尔顿想，如果合众国银行按照票面价值接受这些本地钞票，其他银行也会接受，这样就扩大了本地钞票的流通范围。如果合众国银行由于不规范或是货币供应超量拒绝受理一家银行的钞票的话，其他银行也会把这家银行的钞票拒之门外，这只会让这些州立银行的经营范围单一而且狭小。

汉密尔顿不提倡政府自己发行纸币，因为他知道政府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通过印行钞票来解决货币问题。当然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没有进行限制，至少曾推说别无选择。但自从汉密尔顿当政那一天开始，货币的发展历程证明他是正确的。不管在哪儿，只要政治家掌握造币的权力，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会滥用职权，对正在发展中的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汉密尔顿建议一家银行应有1 000万美元的资本总额。如果考虑到三家州立银行加起来的资本总共才200万美元的话，大家就知道这是多大的数目了。政府将持有银行20%的股权，在董事会占有20%的席位。财政部长将随时有权审查银行的账簿。但是银行除去政府份额，余下的股份将由私人掌握。

“要对这种体制充满信心，”汉密尔顿在他1790年12月14日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中说，“这在全局中是一个关键部分，银行应由私人而不是政府来直接经营，应以个人利益而非公共政策为出发点；人们觉得政府在紧急情况下要么束手无策，要么过于乐观，但其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到公众需求的影响。”

议案在国会的通过还算顺利，两院都有所让步。只有一名来自马里兰北边一个州的国会议员反对这一提案，三位来自马里兰南边各州的议员投票表示支持。汉密尔顿以为这笔交易已经大功告成。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当时担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和众议院的詹姆斯·麦迪逊这两个人。尽管杰斐逊在旧《邦联条例》下担任路易十六的公使时，极其喜欢从各方面讨好巴黎，但在政治上他对那些城市及其欣欣向荣的商业活动非常厌恶。

杰斐逊最瞧不起银行，认为它是庸俗的，是聚敛财富的象征。“我向来都是银行的敌人……”他在给年老的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在合众国银行成立一事上我公开对那些机构表示强烈的反对，那帮银行贩子正伺机从大众手中窃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利益，他们还嘲笑我是个大疯子。”

杰斐逊生来就是美洲殖民地最富有的人之一，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5 000多英亩的土地和300个奴隶。他一辈子对钱财看得很轻。最终在他去世的时候，债务缠身、家徒四壁，只留下一个虚名。撇开他的贵族生活不说，杰斐逊设想未来的美国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主导的国家。但是这种乡村乌托邦从未变成现实，当时的美国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所以这种乌托邦设想在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下绝不会实现。

杰斐逊和他的伙伴麦迪逊以及大律师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拼死阻止汉密尔顿建立合众国银行的计划，而且还向华盛顿总统进言说建立银行违背宪法。他们的主张围绕着宪法的一项被称为“必要而恰当的条款”展开论述，这一条款授权国会“在必要的时候适时通过法律保证以上权力得到执行”。

他们说，鉴于宪法没有明确地授权国会建立银行，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国会才能这样做。“措辞严谨”自此成为美国制定各项政策的一个依据，尽管杰斐逊承认这一点主要很合那些不掌权的人的心意。事实上宪法从没有涉及征购外国土地的内容，但是在杰斐逊担任总统的时期，当机会到来，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路易斯安那。

汉密尔顿以“暗含的权力”来驳斥他们的做法。他认为如果联邦政府要成功地履行多种职责，最好要明白应怎样履行。“这完全是个禁止性条款，”他写信给华盛顿说，“这样做会损害政府的全局设想。除非是示威游行，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权力存在的观点。”而且他声称国会有权决定什么手段是必要而合适的。“和其他所有的政府一样，”他写道，“国家政府必须马上判断它的权力是否得到了恰当的执行。”最终华盛顿还是打消了心中的疑虑，签署了这项议案。

股票发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正如投资人希望的那样，银行的利润确实相当可观，而且银行的作用也像汉密尔顿之前设想的一样。1790年成立的三家州立银行在18世纪之交增加到29家，而且美国的货币供应体制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要稳健。

合众国银行股票的发行取得了成功，纽约和费城新生的证券市场中的银行股首现牛市。作为当时国内主要的金融市场，再加上合众国银行的总部也坐落在那里，费城在1792年有了真正的股票交易市场。在纽约，21名私人股票经纪人和两家公司签署了一项协定，称为《梧桐树协议》，这个协议根据传统是在华尔街68号门口的一棵梧桐树下签订的。在协议中他们互相起誓：“从今天起，任何一种公共股票的交易都要按照同种货币价值计算佣金，佣金率不能低于0.25%，另外大家可以在互惠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经纪人新组成的团队不但是个正式的机构，更是把证券交易的管制和定价管制相结合的机构，这个团队正是当今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

后来纽约开始出现投机泡沫，主要体现在纽约银行的股票上。到处都传言说新的合众国银行将要购买纽约银行，并把它作为其纽约支行。其他很多银行也都得到风声，他们的股票或者甚至是购买股票的权益，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坦慕尼银行宣布发行一只4 000股的股票，却接到了超过21 740股的认购。

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商威廉·杜尔（William Duer）是这场银行股票疯抢浪潮的中心人物。他曾在财政部工作过一小段时间，但是在汉密尔顿适时地禁止了财政部官员从事证券投机活动时，他没有听从规定而是选择了辞职。汉密尔顿对华尔街的事态发展感到惊骇。“这次，”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让诚实的人与流氓、值得尊重的股民和券商与无耻的赌徒划清界限。”

没多久杜尔的阴谋就东窗事发了，他被投进了负债人监狱，最终他没能活着走出来。恐惧第一次降临华尔街，第二天纽约那当时还不大的金融圈子中就有25家企业宣布破产，其中包括有钱有势的利文斯通家族。

杰斐逊很高兴看到这些事件。“最终，”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们的纸泡沫破灭了。纽约杜尔的垮台很快波及其他人，这些人又殃及其他人，就像9个保龄球木瓶一个碰着一个地倒下。”凡事总喜欢算计的杰斐逊估计这次损失的总额为500万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纽约房地产的总价值。因此，杰斐逊高兴地写道：这次金融恐慌的威力无异于一场自然灾害席卷纽约。

实际的情况没有那么糟，尤其是当汉密尔顿火速地稳定市场，确保大恐慌不会从根本上击垮那些健全的制度之后。他下令财政部自掏腰包买证券来支撑大市。此外原本只能用硬币或合众国银行的钞票交纳的进口税现在可以用45天期的票据交纳。

汉密尔顿构想的体系力排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政治盟友日益高涨的反对呼声，完全依照他先前的设想付诸实践。几个投机商纷纷垮台，明摆着引火烧身，但要怪也只能怪他们自己。新生的金融体制逃过一劫存活下来。“在这些制度安然无恙的同时，”汉密尔顿写道，“不会出现真正的公共灾难。”汉密尔顿敏捷的应变帮助美国顺利克服了这场恐慌，多数经纪人很快就振作了起来。

不幸的是，托马斯·杰斐逊是个比汉密尔顿更优秀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更是一个遇事容易耿耿于怀的人。合众国银行的成功以及银行制度对经济、政治平稳运转的显著促进力量一点儿都没有改变杰斐逊对银行的憎恨。他厌恶所有的银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核心的党派在1800年大选中当政，并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一直大权在握，到时他们会毁掉汉密尔顿的金融管理体系，并让这个领域一直空白下去。

虽然美国经济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下去，但它终将成为西方世界中最不稳定的一个，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循环波动幅度远远超过商业活动的正常起落。美国货币管理部门不会，也无法果断干预以平息恐慌，美国经济就像这样失去控制般起伏波动了195年。

托马斯·杰斐逊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却无法把新兴银行系统的或者是整个银行业界的管理体制设立的必要性同他的从政哲学相结合。他的多数崇拜者不如他机智，当国家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他们还是一代接一代地遵循着杰斐逊的哲学。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经济灾难大概每20年就会光顾美国一次。

05 强大的协作力量

约翰·多恩（John Donne）曾说过：“我们都是大洲的一分子。”就世界经济而言，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了。根据定义，世界经济是建立在个体、行业以及民族间无数次的商品交换之上，是人类世界最为复杂的网络。一个经济领域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全局。当两种本来互不相干的领域发展碰巧出现交集时，它们相互作用之后就会产生经济合力，这种合力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这里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新英格兰青年想出一个妙招能帮助南部农业走出低迷，这恰好与遥远的英国中部如火如荼进行的工业革命相互作用，使美国种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作物，但也会使正在迅速衰亡的农奴制死灰复燃，还差点儿断送了美国的前途。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大经济损失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木蓝贸易。木蓝原产于中亚和北非，可以从中提取出一种蓝色染料，英国的纺织业对此有很大的需求。西班牙和法国出产的木蓝最好，但是由于英国皇室的偏爱，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木蓝市场还是得从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进口木蓝。殖民地时代末期，美洲殖民地约有10%的奴隶是从事木蓝种植的。

但是美国独立后，英国转而向印度采购木蓝。由于失去了英国市场，南卡罗来纳以及佐治亚的木蓝生产很快就垮了。水稻是卡罗来纳农业种植园的支柱作物，仍旧很赚钱，但是如果还想发展的话，就要依靠有限的美国市场了。如果南部腹地想在后帝国时代兴隆昌盛的话，就要有一种新的经济作物出现。

棉花改变了一切

一种选择是棉花。当时棉花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沿岸群岛上。但是这种长绒棉（现在称为埃及棉）生长期相当长，而且需要沙质土壤，所以无法在内陆生长，产量也少得可怜。第一包棉花于1784年出口到英国，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出口棉花，但却违反了英国的航海条例。法律规定，运送到英国港的初级产品要么得用英国船，要么得用原产地的船。海关官员根本不相信美国还能生产棉花，所以这包运来的棉花被丢在利物浦的码头上烂掉了。

粗绒棉，又叫高地棉，生长期只有200天，对土壤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肥沃些更好，不肥沃也行，所以这种棉花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高地上很容易成活。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这种高地棉和海岛棉不一样，花籽黏度很大，会紧紧地黏在它周围的纤维上。棉花纤维又叫棉绒，要把花籽和棉绒剥离开来很费时间。一个劳动力一天最多可以拣出二十多公斤棉桃，要把这么多的棉桃去籽，每个劳动力需要25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这道工序叫作“轧棉”。

在美国经济史上，人们会发现“聪明的美国佬”解决了许多难题。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65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韦斯特伯勒的一个农民家里。家中兼营一个小型制造企业，生产一些必要的农具，这些农具普通农民自己做不出来。伊莱很快就显示出在机械制造方面卓越的天分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独立战争期间伊莱还是个孩子，当时钉子短缺，于是他说服父亲建造了一个锻铁炉，这样就能生产钉子了。企业办得实在红火，伊莱很快就寻思着雇一个帮工了。

179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伊莱·惠特尼在南卡罗来纳找到一份大学助教的工作。赴职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米勒的朋友。米勒在佐治亚州为纳撒尼尔·格林将军的遗孀打理着一个种植园，在那里惠特尼第一次见到长在地里的棉花，不久他就写信告诉父亲：“我听很多人说剥棉绒很困难……格林夫人这边很多尊贵的先生都认为如果能发明一种机器快速地剥离棉绒，这对国家和发明人都是件伟大的事情。我一直在不由自主地想这件事，如何制造这样一台机器，心中逐渐有了主意。”

惠特尼设计的机器结构很简单。他在滚轴的四周每隔半英寸打上一个钉子。滚轴一翻转，钉子拉着棉绒自下而上穿过格栅，留下了棉花籽。滚动的刷子把棉绒从钉子上刷到一个容器中，同时棉花籽也掉进另一个容器中。

有了惠特尼的轧棉机，一个工人一天可以完成之前25个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经济效用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惠特尼造出的第一台轧棉机竟被人偷走了。但是，第二年惠特尼对机器做了改进并拿到了专利。他和菲尼亚斯·米勒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合伙开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轧棉机。

不幸的是，轧棉机原理太简单，一个熟练木匠一下午就能造一台。南部所有的棉花种植区都掌握了轧棉机的原理，突然冒出了形形色色的轧棉机，惠特尼和米勒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专利。惠特尼在几年中花了很多钱来打侵权官司，直到1807年他的权益才得到维护，不过这时专利也快过期了。

按照19世纪早期的标准，惠特尼总有一天会认识到，从切实改变了世界的一项发明中得到的10万美元的确是笔可观的财富。但是这笔钱多半不是皇室给的，而是来自心存感激的各州政府。南卡罗来纳州投票通过从州政府的财政部门拨出5万美元来弥补惠特尼的专利损失。为了对他有所补偿，北卡罗来纳州连征5年棉花税，从税款中专门为他抽出3万美元。田纳西州也拿出了1万美元。

轧棉机对南部经济以及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793年，美国的棉花产量约为500万磅，差不多等于大西洋沿岸群岛各种棉花的总产量。500万磅的棉花还不到世界棉花作物总产量的1%，其他大部分棉花产自印度。19世纪的头10年人们有了轧棉机，美国的棉花产量翻了7番，达到4 000万磅。美国对英国的棉花年出口量也增长到约5万大包。

从此，平均每10年美国棉花产量就要翻一倍，1860年达到了20亿磅。183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接下来的20年中，美国棉花的世界占有率上升到将近70%，3/4都用于出口。

美国南部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棉花种植基地。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皮德蒙特（小说《飘》的故事背景就在此地），棉花种植利润相当高，亚拉巴马州肥沃的黑土地带以及密西西比三角洲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成为真正的棉花王国，全世界就属这里的棉花长势最好。

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美国的棉花生产基地向西移动。19世纪20年代之前，南卡罗来纳州是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到20年代佐治亚州取而代之，在接下来的10年中，又依次被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取代。路易斯安那州很快也成为主要的棉花生产地。南北战争期间，这5个州的棉花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4。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上述这些州以及另外两个生产棉花的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都是1860年美国大选之后第一批脱离联邦的州。

轧棉机的出现使得棉花价格大幅下降，普通老百姓也买得起了。尽管如此，棉花仍然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作物。每英亩棉田需要的劳动力比等面积的玉米地要多70%。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棉田很容易长杂草，所以需要定期锄草。要在南部酷夏的热浪中摘棉花可是份艰苦的工作，但是有一大群劳动力在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他们就是奴隶。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地对奴隶制的反对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制度在18世纪的晚期已经开始走向衰亡。

独立战争爆发后不久，废奴运动也拉开了帷幕。和奴隶制经济瓜葛最少的地区自然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起废奴运动的。佛蒙特州在1777年宣布从英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并废除了奴隶制，从而成为西半球第一个判定奴隶制是不合法的地方。其他北部各州纷纷效仿。1790年，纽约还有19 000名奴隶，约占总人口的5.5%；到1799年，他们也开始被解放出来，最终于1827年全部获得自由。1787年的《西北地域法令》禁止俄亥俄河以北地区蓄奴。

南方各处奴隶解放运动活跃，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许多种植园主在临死之前解放了自己的奴隶。1787年，制宪会议为达成一致认为有必要增加一条，将1808年以前的奴隶贸易合法化，而且规定这一条款不可修订。但到了1808年，社会大众甚至连南部民众都强烈反对奴隶贸易，所以国会在1808年1月1日这一条款生效的同时废除了它。（废除奴隶贸易和限制贸易当然是两码事，这是接下来50多年中海军的头等任务。）18世纪晚期，奴隶的价格基本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棉花改变了这一切。1793年之后，奴隶的价格逐渐攀升。在轧棉机卖到2 000美元一台以前，奴隶的价格是每人300美元，但到了1860年，奴隶就更贵了。奴隶主手中的奴隶增值速度很快，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放弃这笔19世纪就开始了的已达数十年的巨额投资，甚至连棉花种植区以外的南部地区同南部的这种“特殊的体制”也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经济来说，烟草越来越不重要，他们开始把用不了的奴隶卖到新兴的棉花种植州。1790~1860年，约有835 000名奴隶“被卖到南方”。

美国南方各州虽然普遍实行奴隶制，但是真正的奴隶主并不多。1860年，南方白人人口超过800万，其中只有383 637人拥有奴隶，而且其中只有2 292人拥有的奴隶数量超过100人。然而，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南方及其生活方式的象征。南方还是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而北方经济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南部棉花在纽约进行中间交易。奴隶制的存在让更多有技能的移民流向了北方，因为那里的机会要多得多；与此同时，北方当地自由的人力资本已经掌握了先进国家新型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而南方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向世界各地更先进的经济社会出口原材料。

谁还会怀疑棉花至高无上的地位呢

南方腹地的棉花生产增速快的原因就是，大西洋地区对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纺织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家庭活动，但在18世纪末期成为工业革命的第一项伟大产业。18世纪早期，棉布可是种奢侈的纺织品，因为在当时纺棉布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棉纤维自然呈螺旋状，所以和毛线、亚麻甚至丝绸比起来，将其以手工纺成线相当费事。一个妇女要花上20天的时间才能把1磅棉花纺成棉线。

最初，纺线主要是一种家庭生产活动。工厂主会给工人们必要的材料，然后计件付酬。一台织布机平均需要4个纺纱工。但约翰·凯（John Kay）1733年发明的飞梭改变了现状，极大地提高了纺纱速度。

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引进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每次可以纺8股线。5年后，詹姆斯·阿克赖特（James Arkwright）对机器进行了改良，用水车制动，因此人们把这种机器叫作水力纺纱机。机械化装置生产出大量的棉线，织布速度也提高了。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牧师于1785年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将原先按件计酬的家庭生产转变成按小时计酬的工厂生产。

棉布产量显著提高。1765年，英国约有50万磅棉花被纺成棉线，生产几乎全部都是由家庭完成的。20年后棉花产量已达1 600万磅、以工厂生产为主。急速下降的棉布价格带动了需求的猛涨，因此原棉价格也节节攀升。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解决了轧棉的问题，高地棉的加工成本也降了下来。此时美国和英国的棉花产量都大大提高。

到了南北战争的末期，棉花已经成为英国和美国南部经济的主导，两地的经济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者武力冲突，”1855年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写道，“从英国最南端的兰兹角到最北端的约翰奥格罗茨都会受到冲击。我们将近200万的同胞都要依靠美国的棉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如果美国的棉花地遭受可怕的灾难，英国1 000多艘停泊在码头的商船就会全部完蛋；一万家英国工厂就要关掉高速运转的织布机；200万英国人将会因缺乏食物而饿死。”

同时，美国南部也要依赖英国市场，但是渐渐地，尤其到了19世纪50年代棉花价格上涨的时候，它的腰杆儿就挺起来了。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詹姆斯·亨利·哈蒙德问道：“如果三年没有棉花收成会怎么样？”“人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英国肯定会义无反顾地带着整个文明世界来拯救美国南部。不，你不敢发动棉花战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打棉花战。一直以来棉花都是至高无上的，直到最近英格兰银行才取代了棉花的至尊地位。但在前年秋天，英格兰银行像往常一样再次挑衅棉花的地位时，最终还是彻底失败了。看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吧，谁还会怀疑棉花至高无上的地位呢？”

美国制造业之父

棉花出口对美国南部经济至关重要，当地所需的各种制成品也大多依靠进口，所以南部自然反对高关税这个19世纪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棉花，北方各州尤其是新英格兰才成了高额关税的倡导者。相对于联邦两派最终分道扬镳的结局来说，关税纷争只是个开端。

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当时他身穿一件设计简单、缝有一排银纽扣的棕色外套，脚蹬白色长袜并配上一双带银搭扣的鞋子。但是他事先已经确认这一身衣服完全是“美国制造”的：布料由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提供。政治家都很讲究象征意义，华盛顿也不例外，选穿这套“本国货”的目的是鼓励国内的制造业（但事实上，美国所有的上等布料都要从英国进口）。

纺织业近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赋予了英国一个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英国决心要巩固这个优势地位。纺织机的出口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美国如果想要发展自己的纺织业，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彻底改进已有的技术，要么就仿制别人的。鉴于美国缺乏熟悉复杂的纺织品制造工序的人，所以第一条出路行不通。

第二种办法是去偷别人的技术。美国决定散布秘密告示，称愿意来美国制造纺织机的人员将得到丰厚的报酬。这种告示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一种地下出版物，英国报纸不允许刊登，所以美国就在英格兰中部纺织业发达的地区私下散发。有一个叫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人肯定是对这些诱惑动了心。斯莱特1768年出生在蓬勃发展的纺织业中心德比郡的贝尔珀。1782年，斯莱特到杰迪代亚·斯特拉特那里当学徒，斯特拉特在贝尔珀有一家纺织厂，是首批运用新技术致富的人。

斯莱特对机械制造很着迷，星期天常常待在工厂琢磨机器的工作原理。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发明了一种新装置，可以把新纺的纱线均匀地缠到纺锤上。斯特拉特奖给他一个金基尼 [1] ，这可是一个学徒大半年的薪水。斯莱特在管理方面也显露出很高的天分，很快就负责起工厂的生产管理以及机器的维修和制造工作。

斯莱特在1789年结束学徒生涯之后，本想学先前的老板，自己开一家工厂当老板，但缺乏资金。斯莱特很清楚如果去美国自己能够更好地施展拳脚，因为他的技术在那里比在英国更抢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决心跨越大西洋寻找机会，但问题是怎么去。英国当时不但禁止纺织机甚至禁止纺织样图的出口，也不允许在纺织方面有专长的人移民。

在离开斯特拉特之前，斯莱特小心翼翼地筹划准备着，他将自己所管理的机器的每一个细节都铭记在心。为了不让警觉的英国海关发现，斯莱特严守秘密，甚至连他的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做些什么，在登船去往纽约的几小时前他才给母亲寄了封信说明情况。斯莱特在轮船旅客名单上登记的身份是农业工人。

斯莱特于1789年11月11日抵达新大陆，很快就听说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贵格派教徒摩西·布朗（1804年建立的布朗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些纺纱机，但不会使用，于是就写信向他主动请缨。布朗喜出望外：“我们非常缺乏熟悉水力纺纱机操作的人……如果您对自己的现状不够满意的话，请加入到我们中来，共同努力造出美国第一台完美的水纺机，共同分享这份荣耀。”除去资本利息和折旧费外，布朗还给了他各种其他好处，恐怕这是斯莱特在德比郡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好买卖。

斯莱特见到布朗的纺纱机之后大失所望，于是他从零开始造出了崭新的机器。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斯莱特制造出了用于纺纱的各种机器设备。美国的木匠和机械师对纺织设备一窍不通，所以制造过程相当艰难。当梳棉机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斯莱特几乎决定要放弃了。但最终在1790年12月20日，美国第一家棉纺厂投入了生产，工业革命在美国也拉开了序幕。

在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交给国会的一年前，布朗写信给汉密尔顿，“要一年内在各地建起工厂和机器车间，才能满足全国各地对棉布的需求”。当然布朗的说法有点夸张，不过新英格兰的棉纺厂很快一家接一家地冒了出来，当地有很多水流湍急的清澈河流可提供动力。1793年第一家纺纱厂建起来以后，布朗和斯莱特（以及布朗的表弟威廉·阿尔米）成为合伙人，斯莱特由此发家，还同威廉·阿尔米的女儿汉娜结了婚。汉娜因改进了纺线工艺而成为美国获得专利权的第一位女性。到1835年斯莱特去世的时候，新英格兰已经发展成世界纺织业的第二大中心。

两年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视察新英格兰时，也前来凭吊斯莱特，并给予他“美国制造业之父”的称号。

《禁运法案》和保护性关税

新英格兰除了有许多急流可以带动水车，为新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之外，在19世纪之交它还具有了另外一项相对优势：现成的、廉价的、积极性高且勤恳的劳动力。新英格兰一直都不是重要的农耕区，土壤稀薄，沙地多，而且气候也不好。但是出于对运输成本的考虑，大多数食物还是只能靠自己生产，所以在当地耕作是必要的生产活动。

新英格兰农民的儿子越来越多地向西部移民，搬到纽约甚至更远的地方。伊利运河一旦建成，这些移民将开始涌入新英格兰犹太人聚居区那片旧日西北部的沃土上。然而这些移民尚未婚嫁的姐妹留在家中，年华流逝，结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新英格兰河畔陡然增多的工厂，成为这些女人摆脱新英格兰枯燥孤独的农耕生活的不错去处。后来，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伊坦·弗洛美》就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工厂的年轻单身女工越来越多，她们的宿舍由女舍监进行严格管理。女工必须到教堂做礼拜，这是一种义务，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同时她们还要学习各类课程。在19世纪的新英格兰当上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社会改革者的很多女性，最初都是作为工厂工人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当时越来越多的女工逃过舍监严密的监视找到了丈夫，建立起家庭。

塞缪尔·斯莱特在罗得岛波塔基特河上的工厂把棉纤维纺成线，再送到家庭织布工手中织成布。即便在英格兰，纺纱与织布也是在不同工厂进行的，但到了1814年，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在生产上有了突破。他在马萨诸塞的沃尔瑟姆建立了一家工厂，开始把成包的棉花做成成品布，连染色工艺都是在同一个厂房进行的，世界上首个纺染一体化的纺织加工厂出现了。

可是这类工厂还是有先例可循的。美国首批大投资商之一的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曾开办了一家一体化的面粉加工厂，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自中世纪以来，面粉厂都是水力面粉厂，但其实只有研磨工序是使用水车发动的，其他环节，像筛理以及包装，都是人力完成的。埃文斯设计出一套传送工具，用水车制动的吊桶和螺杆传送带，把谷物、糠面以及面粉从一个生产环节送往另一处。实际上埃文斯用一整套机器完成了所有的面粉生产工序：谷物从一端倒下来，成桶的面粉就从另一端生产出来。除了校准、维护以及监测环节，整个生产过程几乎不需要人力投入。

虽然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棉纺厂的生产线上人工环节要多一些，但它和埃文斯的工厂都是一体化的模式。洛厄尔出生在马萨诸塞纽伯里波特的名门望族，14岁时进入哈佛学院读书，毕业后像当时很多新英格兰人一样开始经商。

从殖民地成立到18世纪90年代，贸易一直是早期大多数美国人致富的一个途径。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伊莱亚斯·德比是一个大船商，是当时涌现出的第一批百万富翁之一，他的船运贸易一直拓展到中国。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也开始和中国这个巨大的皮毛需求市场做生意，跑一次船常常就能挣5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1793年欧洲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美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随着欧洲战事日益升级，参战各方都试图破坏对手的贸易，对中立国的船运业务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一大批违禁船被所在国扣押下来。1803年到1807年，英国扣押了528艘美国船只，法国扣留了389艘。另外，英国皇家海军一直都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海员，他们会时不时地登上美国船，把所有自称是英国臣民的船员拉入英国海军。

为了敦促法国和英国尊重中立国的权益，杰斐逊总统要求国会通过《禁运法案》，此法案于1807年12月22日签字生效。这是体现美国人治国艺术的一项最伟大的法案，在所有的国家中应该尚属首例。《禁运法案》禁止美国船只进行一切对外商业活动，政府也派出美国海军来确保法案的顺利执行。美国对自己“宣战”，并封锁了自己的海运，实际上是为了给英法施压。

《禁运法案》的颁布对依赖海上贸易的新英格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807年，合法的出口贸易额从4 800万美元减少到1808年的900万美元。加拿大边界走私活动猖獗，横跨美加边界的尚普兰湖地区情况尤为严重，杰斐逊总统宣布该地区是在从事与国家为敌的造反活动。

沿海地区对《禁运法案》的反对呼声日趋激烈，14个月后，这个法案被《无贸易交往法》取而代之，后者禁止美国同它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和法国进行商业往来，美国对外贸易陷入了低迷的境地。

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对外贸易举步维艰，1810年他前往英格兰参观了兰开夏郡的棉纺厂。这次英国之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棉纺厂的布局和设计尽可能多地记在心中，打算回美国后建一家棉纺厂。就像之前的塞缪尔·斯莱特一样，洛厄尔也进行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业间谍活动，把相关的技术从英国“走私”出去，在技工保罗·穆迪的帮助下对机器设备进行了改进。

洛厄尔于1813年返回美国，然而在此之前的1812年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夺走了美国所剩无几的海外贸易机会，新英格兰经济彻底崩溃了。洛厄尔开办了波士顿制造公司，注资3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很快这笔钱就翻了一番，变成60万美元了。

贸易的中断使新英格兰经济陷入瘫痪，全国棉布货源短缺。很快洛厄尔公司的赢利就很可观了。但是在1815年和平局势重新来临的时候，英国货卷土重来，尤其是兰开夏郡大工厂的价格低廉的棉布大受欢迎。《禁运法案》和英国的封锁都扮演了保护性关税的角色，新英格兰工业在1812年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期间飞速发展。此刻面对英国货卷土重来的气势，尤其是英国向美国市场倾销低价的棉布，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带领着纺织业的制造商前往华盛顿寻求出路。

他们呼吁执行切实的保护性关税。外来竞争者凭借他们的相对优势以低于美国本土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商品仍能获利，于是，美国制造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免受外来者的挤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洛厄尔一行只是这场游行的第一批请愿者——这场游行一直持续到今天。

保护性关税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所以对政治家一向都很有吸引力：这种关税在短期内保住了本国民众的就业机会和利益。这两点一直都是政治家最为关心的，因为这有助于不久之后的大选活动。甚至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也认同了这点。但是《国富论》中对这一观点的反对理由在经济上也很有说服力。

至关重要的是，实际缴纳关税的不是外国的制造商而是国内的消费者，商品的成本已经转嫁到他们的身上。当地的制造商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所以消费者不仅要花更多的钱买外国产品，而且也要花更多的钱买国内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性关税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冲击，降低了生产成本，鼓励了创新活动。

反对保护性关税的声音来自美国南部和新英格兰的航运业。但是洛厄尔和其他的纺织业制造商于1816年成功地说服国会通过每码（约合0.9144米）棉布加征25美分关税的决定，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保护性关税。

新英格兰制造业对当地立法者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过航运业，船运商在国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南方各州团结一致支持低关税，对英国以及经济繁荣的法国的依赖性不断增加，他们惧怕报复性关税。作为制成品的一大进口市场，南方把高关税更多地看作北方工业家骗取南方消费者钱财的手段。

但是在北方商人的压力下，关税节节高涨。直到1828年，国会通过了南方人称为“可憎之物专项关税”的法案（南方人经常编出一些有趣的政治词语）。当1832年南卡罗来纳宣布各州有权裁决联邦法律违宪时，这项关税直接引发了各州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危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声称将动用军队来确保各州的拥护。当一个逐步降低税率的新关税法令出台后，脱离联邦的风潮才得以平息。

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长期以来体弱多病，于1817年去世，但是他创立的企业日益红火。1823年，公司搬到波士顿北部的梅里马克河一带，那里可以为工厂提供更加充足的水力。1826年，梅里马克河一带各地区合并成一个镇，以洛厄尔命名。但是洛厄尔的公司并不是当时唯一生意红火的制造企业。到了1824年，全美有200万人从事制造业，与5年前人数同比增长了10倍（相当于50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总人口的2/3）。

美国正在崛起，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大国。

[1] 金基尼：指163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译者注

06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1791年，联邦政府对酒精征收特许权税，这一做法对众多的朗姆酒和威士忌制造商来说肯定是不愿接受的。尽管他们可以把税费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对阿巴拉契亚山脉最高峰那一边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而言可谓意义重大。由于交通不便，农民用船把谷物运到东部市场赚取利润的唯一办法是，先把谷物蒸馏提纯制成威士忌，这样就能在同样多的运输量下大大增加收益。

1794年7月，民众对税收的反对突然升级成暴乱，500名武装民众烧毁了当地特许权税的巡查官约翰·内维尔将军的房子。8月4日，华盛顿总统签发了一个公告，要求解散叛乱队伍，并集合民兵队伍。和谈失败后，华盛顿下令13 000名骑兵在亨利·李的指挥下进入宾夕法尼亚西部，他在返回费城之前还亲自跟随军队一直行进到宾夕法尼亚的贝德福德。在强大的政府军面前，叛乱者一溃千里。两个叛军首领被抓，被判处叛国罪，但是华盛顿将他们赦免了。

在今人看来，“威士忌暴动”之所以难忘，主要是因为它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总司令没有待在后方指挥部，而和部队士兵同壕作战的战役。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既然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已付诸实施，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大的难题就应该是运输。

幅员辽阔的美国——国土面积是法国的4倍、英国的10倍，却没有几条像样的公路能与辽阔的土地相匹配。那里已经不是一块平静的土地了，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不平静的地方。从殖民地初期开始，向西部移民的运动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独立战争的一个导火索就是1764年的《魁北克法案》，这个法案把加拿大的边界扩展到俄亥俄河，并禁止白人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带定居。

独立战争之前，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生活的主要是已经在那里定居了几百年的印第安人，比如丹尼尔·布恩进入肯塔基所走的那条“荒蛮之路”，还有穿过坎伯兰山口通向田纳西州的那条通道都是历史的印记。过往的行人砍倒树木，清理出小道让马车通过。走的人多了，这些小道就被拓宽成了大路。在沼泽地，过路人会把砍下来的树横在小路中间形成所谓的“木排路”。

但是早期的路，甚至是殖民者定居区的路，夏天尘土飞扬，路面被过往的车碾压出一道一道的痕迹，春秋两季到处都是泥浆。等到绕过所有的障碍时，四轮货车和驿站马车才发现几个小时只能赶区区几英里的路。冬天路面结冰的时候，出行反而是最便捷的。英国人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1822年在纽约西部旅行，据他说，看到了“一辆马车的残骸，以非常优美的姿态卡在低地的一个洞中……那些已经领教过它的厉害的人们很难理解马车是怎么从可怕的坑坑洼洼中一路颠簸过来的，因为这些道路有时会绵延四五英里远”。

独立战争后，道路发展的推动力既不是移民潮，也不是像亨利·阿丁顿这样的冒险家，而是商业活动的力量。费城想把兰开斯特富饶农田出产的农产品运送到各地的市场和港口，而不能看着它们穿过萨斯奎汉纳河和切萨皮克湾，眼睁睁地让巴尔的摩白得了便宜。因此在1790年，费城批准成立一家私人公司修筑一条收费公路。

美国早期的公路大多是由来往的路人踩出来的。与之前不同，费城——兰开斯特收费公路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的，修筑精度高，路面宽度一致，并覆以平整的碎石和沙砾层，而且路面略带弧度，可以快速向两侧排水。

到了19世纪早期，一位叫作约翰·麦克亚当（John McAdam）的苏格兰工程师开始使用石子和沙砾改进筑路技术，慢慢地这项技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此项技术的英文名是macadam，两者略有出入）。这项技术被广泛用于美英两国。19世纪末期，工程师开始在上层的沙砾层加入柏油，使路面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这就是柏油碎石路。

费城——兰开斯特收费公路很快就为修路公司带来了效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地区的各州纷纷开始修建收费公路。各地政府注意到，有收费公路的地方，为满足路人需要而建设的旅馆、酒家、马房等设施就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1802年，国会有关建立俄亥俄州的法案规定从出售公共土地所得中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修路。1811年，东起波托马克河沿岸的马里兰州坎伯兰地区，西至俄亥俄河沿岸的弗吉尼亚西部惠灵的一条公路获准修建。坎伯兰公路将最终延伸到伊利诺伊的万达利亚，全程接近500英里。

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南部、纽约的哈得孙山谷、新泽西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南部都已经有了完善的公路系统，极大提高了人们出行的速度。18世纪80年代，一辆马车花上4~6天的时间才能从波士顿走到纽约。到了1830年，这段路只需一天半就可以走完。但是由于南方有很多可以通船的河流，所以那里的公路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得到开发）。

交通工具此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进。早期的驿站马车不过是一种田间四轮马车，装有内部无弹簧的长椅。人们坐在上面就像杯中的骰子一样摇来晃去。然而几十年后这些简陋的田间马车已经升级成更加舒适的驿站马车，看过好莱坞西部影片的人们都知道这种马车。

殖民地时期出门的人都是去办事的，几乎没有专门出去游玩的。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手头宽裕的新婚夫妇开始流行“旅行结婚”（尼亚加拉大瀑布成为人们常去的地方）。那时医生们开始为他们的一些有钱的病人开出旅游疗养的健康处方。

但是随着个人旅游的增多，商业活动把不断扩大的道路系统搞得拥挤不堪。1836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注意到有“一条连绵不绝的马车队伍”经过他在马萨诸塞康科德城的家门外，朝着“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那边的城镇去了”。到了1840年，美国有将近15 000人是全职的卡车司机，拉着产品和货物进出各个发展中的城市。更多的人在做兼职司机，尤其是在冬天农闲时节，路况良好的时候，兼职司机的数量更加充足。

但是不管路况有多好，用马车运输货物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商品的重量与价值的比值较高，运输路程遥远，且交易后仍想赚上一笔的话，就应该走水路。在前工业社会，没有天然水路的地方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开凿人工河流，即运河。

运河：遍地开花，收成寥寥

自古就有运河的概念。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曾修建过运河，而且伟大的波斯国王大流士在公元前510年，曾下令修建（也可能是重建）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

15世纪中期水闸的发明改进了运河的修建方式，这时可以在地势不平整的地区修建运河。17世纪中期建成了一条连接卢瓦尔河和塞纳河的运河；17世纪末期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运河长达142英里，连接地中海和流径波尔多最终流进大西洋的吉伦特河；18世纪末期英国已形成一套由布里奇沃特公爵负责修建的运河系统，极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运河对于年轻的美国成长的贡献显而易见，推动了它的发展，并降低了多种商品的运输成本。到了1790年，当时宪法实施仅一年，13个州中有8个州已经成立了30多家特许运河公司。当然其中很多公司一直都还处于筹备阶段，而且大多数公司追求也不高，就是想在急流和瀑布附近开发一条通道以扩大河流的适航范围。乔治·华盛顿不遗余力地想通过修建运河来拓展波多马克河的适航水域，但是苦于无法从国会那里获得资助。

第一个进入建设阶段的大型运河计划是在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准许米德尔塞克斯运河公司在波士顿和梅里马克河沿岸的切姆斯福德修建一条27英里长的运河，借此把新罕布什尔的产品——木材、花岗岩、松脂制品以及火柴运送到波士顿。

当然拍板修运河是一回事，真要开工建设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当时美国还几乎没有运河方面的工程师。米德尔塞克斯运河公司聘请洛米·鲍德温（Loammi Baldwin）负责这一工程。但是当他阅读运河修建这方面书籍的时候，书中并没有有关运河水闸方面的内容。不久鲍德温说服公司聘来了一位在运河建设方面有实践经验的英国人，威廉·韦斯顿。

米德尔塞克斯运河公司于1794年发行了股票，那些醉心于新技术利润前景的人纷纷抢购股票，完全不考虑运河建设和经营赢利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公司以每股225美元发行的股票，在投机商的操作下，涨至475美元，此刻距运河正式开始运营还要10年的时间，这是美国首个投资泡沫的例子（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虽然开发运河对波士顿以及运河规划区的经济都有很大的带动作用，但真的投入使用后，却从未赢利过。1860年公司解散之时，投资商们仅收回了75%的本金。

在早期，高资金成本以及工程技术的缺乏严重阻碍了运河建设的进程。投机商一旦吃了一回亏，就不愿意再冒险投资新运河了。纽约州决定要承建一个运河项目，那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建设项目，预计规模是当时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长运河的两倍多，工程预算成本相当于当时联邦政府一年财政预算的总和。这就是伊利运河，它将揭开美国一系列宏大工程的序幕：大西洋海底电缆、横贯大陆的铁路、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胡佛大坝、州际公路体系、阿波罗计划，它们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这是经济骰子的巨大翻转。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纽约经济本应已经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了，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纽约这个1810年以前就成为全美人口最多的州，其经济发展终有一天将会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脱颖而出。

现在几乎已被世人遗忘的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曾经是美国的政坛巨人。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伊利运河计划大获成功，远远超出了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的意料。伊利运河将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公共建设项目。纽约州和纽约市将成为未来100多年美国经济的心脏。

“克林顿沟”

有一条河道在殖民地早期已经是人所共知，它自奥尔巴尼以北的哈得孙河向西延伸，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阿迪朗达克和卡茨基尔山中间的峡谷，直达五大湖。印第安人和皮毛商曾一直往返于这条河道之上。莫霍克河的上游源头经过一段段急流后翻腾进入哈得孙流域，最终到达狼溪的源头，狼溪最终向西汇入奥奈达湖。从20英里长的奥奈达湖的另一端开始，奥斯威尔河将汇入安大略湖中。

早在1724年时，爱尔兰裔的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既是纽约的一名商人，又是颇有天赋的业余科学家（后来还涉足政界：作为殖民地总督，他在印花税法案危机中差点儿被暴民绞死）。科尔登提议改善公路状况，开发其潜在商业价值。后来有人提议将运河终点定在伊利湖，而不是安大略湖。原因有二：第一，这样可以避免通过陆路运送货物，不必绕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到达五大湖；第二，如果运河的终端是安大略湖的话，至少在几个温暖的月份里，运输船很可能会从圣劳伦斯河顺流而下经过蒙特利尔进入大西洋，而不会走运河，这样运河就会受到很大的经济威胁。

反对伊利湖路线的人认为，这样一来，运河长度延长了不少，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工程难度。哈得孙河与奥尔巴尼的水位等高，这一段的伊利运河只有563英尺 [1] （哈得孙其实是个入海口，根本不是条河）。但是在奥奈达湖以西，运河要穿过艾恩得科特河以及杰纳西河，而这两条河要汇入安大略湖；运河还要通过一片很大的沼泽地，而且得贯穿伊利湖以东的一道自北向南的山脊。

独立战争之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和其他人一同成立了西部内陆水闸航运公司，旨在改善莫霍克河的航运条件，此外还开始投资兴建一项运河工程。有钱有势的古韦纳尔·莫里斯对这个运河计划也很支持，可是他担心“我们的智力还不足以应付这么一项庞大的事业”。

德威特·克林顿很快就打开了思路。1769年出生在权贵家庭的克林顿（他的叔叔乔治·克林顿后来担任过纽约总督以及詹姆斯·麦迪逊政府的副总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年仅17岁（在毕业典礼上还用拉丁语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很快被选为州参议员，1802年又被任命为美国参议院参议员。但是紧接着的第二年，克林顿就辞去了参议员一职，开始担任纽约市市长，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12年。1810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任命他担任新的运河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很快就成为修建这条运河的主要推动者。

最终敲定的工程设计方案极其宏大。运河全长363英里，所经之处的土地仍然属于半荒芜状态，整个工程的水闸需求量超过83个。运河宽40英尺、深4英尺，需要人工移走871.6万立方米的土石——是埃及大金字塔体积总量的三倍还多。运河预算是600万美元，相当于1810年联邦总预算的3/4。

原先指望联邦政府为这个自大金字塔工程以来西方世界最大的公共设施工程支援相当一部分的建设资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响应。虽然托马斯·杰斐逊自己就是个工程师，一直热心于当时所谓的“内部改进”以及西进运动，但他认为整个运河计划荒谬透顶。他告诉克林顿，乔治·华盛顿都无法让国会拨款20万美元来修建一条30英里长、穿越定居者集中的弗吉尼亚乡村的运河，“你竟然还要修建一条350英里长、穿越无人区的运河！这是个多么大的计划啊，哪怕从现在开始干也需要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现在想这些事情简直就是疯了！”

1812年，战争曾带给那些希望中断运河建设的人一线希望，但当战争结束后，运河工程又重新启动。1817年，尽管克林顿的反对者仍然讥笑这一项目为“克林顿沟”（Clinton’s Ditch），纽约公众支持运河的力量却越来越壮大，1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立法机构支持运河的修建。对于那些建设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古韦纳·莫里斯用拉丁语豪迈地表达了全州人的一致态度，“众人同心，其利断金”。

1817年4月15日，立法机构通过《运河法案》，宣布运河“将推动农业、制造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减轻战争的损失，推动和平与幸福，巩固联邦稳定，实现繁荣富强，提高美利坚合众国的声誉”。

人们还是希望只看眼前利益的联邦政府和其他像俄亥俄这样的州能施予援手，但是纽约此时却愿意独立完成。联邦政府和其他的州自然乐得任其发展，而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则否决了一个本来要给运河工程提供资金的法案。

看一看伊利运河的最终预算成本就知道纽约州正在承担一项多大的事业：工程将耗资700万美元，相当于整个州全部银行和保险资本的1/3还要多。纽约通过对盐贸易、过往轮船以及运河25英里范围内的土地收税来支付发行债券的利息。两家伦敦保险公司是这些债券的大买家，但是多数的资金还是来自纽约民众，他们可并不全是大富翁。69个购买1818年债券的投资人中只有51人出资2 000美元，或是更少一些。其他人的投资都不到1 000美元。

1817年7月4日，纽约新任总督德威特·克林顿在纽约为运河工程铲起第一锹土，并承诺10年内竣工。

实际上，工程只用了8年。

为了尽可能加快收益进程，工程第一段就选在锡拉丘兹与赫基默之间69.5英里长、根本不需要水闸的平缓的水面上。克林顿想要在一年内完成这段工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数千工人参与到这项工程中来，最多时人数可达5万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家就在当地，还有很多爱尔兰、威尔士的移民一到达纽约市的码头就被雇来了。运河完全实行人工开凿，但是美国佬的聪明能干大大降低了工程的难度，花费也没有那么高了。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砍树方法，用螺旋装置加缆绳就可以把树拽倒。在另一种新机器的帮助下，7个男人和一群牛一天就能拉倒30~40根树桩。

肯瓦斯·怀特（Canvass White）就是众多自学成材的工程师（他们将成为伊利派工程师）中的一个。人们没有从欧洲购进昂贵的水泥，怀特在当地找到一处有火山灰的地方，火山灰是水泥的主要成分浮石的一种。

1821年运河约有220英里已经完工，正在逐步修建完成的交通设施吸引了海外的目光。伦敦货币市场开始对运河进行大笔投资，仅巴林兄弟银行一家就购买了30多万美元的运河债券。

工程人员花了4年时间才把布法罗以东的洛克港附近7英里长的坚固山脊炸开，之后在那里一连安了5个双闸门。这些水闸、杰纳西河（现今的罗彻斯特城）上的大沟渠，以及哈得孙河前15英里运河段需要的27个水闸，它们的规模比美国任何已建成的项目都要大。

1825年秋天，河道工程宣告完工。10月26日，纽约州举行了铺展了500英里的庆祝派对，与此同时，克林顿总督在众多高官的陪同下登上“塞内卡酋长”号运河驳船，船驶离布法罗，沿着运河从哈得孙顺流而下抵达纽约市。

在运河尽头的新泽西的桑迪胡克，纽约港低海湾（Lower Bay）的入口，克林顿总督把一桶伊利湖的水倒入大西洋。这是不同水域的交汇，克林顿说，“这是为了纪念地中海与大西洋间的通航。”当时有一个演讲家是这样谈论伊利运河项目的：“用最少的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修建一条最长的运河，为公众带来最大的利益。”

伊利运河立即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早期的一个评论员曾写道：“不论你站在哪座桥上，仔细打量运河，都会为之惊叹。”“只要肉眼能看得到，不管从哪个方向，你都能看到长串的小船。入夜，闪烁着的照明灯好似一群群飞舞着的萤火虫。”

1825年总共有13 100艘小船通过运河，交纳的总费用高达50万美元，这笔收入用来清偿运河建设所欠债务绝对绰绰有余。纽约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偿清了所有的贷款，余下的资金就用来拓展运河支流。运河开通后的第一年中，每天平均有42艘驳船经过尤蒂卡，而且一年下来，运河一共运送了221 000桶面粉、435 000加仑（美制1加仑约合3.785升）威士忌以及562 000蒲式耳（美制1蒲式耳约合35.238升）的小麦。同年，334 605吨的货物被送到运河上。运河所经之县的人口几年内就增加了三倍，原来的村庄发展成现今的城镇，往日的城镇发展成了今日的城市。

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是，数千民众离开新英格兰布满石块的田地，通过运河前往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向东部运输货物的成本迅速下降，这些人再通过运河把劳动产品从中西部运回来。从布法罗运送一吨面粉到纽约市原本需要三周时间，费用为120美元。很快，运送这样一批货物就只需要8天6美元。

运费在经济学中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运费使商品成本增加，而商品本身的价值是固定的。广告、销售以及包装都属于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越低，最后的定价就越低，价廉物美自然需求量就大。就像伊利运河的建成降低了中西部产品的成本那样，运往纽约市的商品交易费用也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几年前还仅仅是美国最大城市的纽约，之后已跃身成为西半球的国际大都市。1822年，伊利运河刚刚竣工，伦敦《泰晤士报》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那年的一篇报道断言运河将把纽约打造成“新大陆的伦敦”。《泰晤士报》的判断是正确的。正是伊利运河赋予了纽约商业帝国的地位，并将纽约打造成全美第一大城市。

1820年纽约城的人口是123 700人，是独立战争初期人口的5倍。费城的人口在1776年还领先于纽约，但到1820年已经稍稍落后，其人口为112 000人。而伊利运河更是使纽约的人口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着。曼哈顿的人口在1830年增长至202 000人，1840年为313 000人，1850年为516 000人，1860年为814 000人。纽约5个区在当时的人口是南北战争爆发时费城人口的两倍还多。1800年，全美约有9%的出口产品是经纽约港运出去的。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增长至62%，波士顿诗人和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毫不避讳地把那时的纽约描写成“一条舌头，它正舔食着美洲大陆商业和金融这两大块奶油”。

运河开通后的头25年，纽约市在曼哈顿岛上急速扩张，街道长度以年均10英里的速度递增。难怪很多人说约翰·雅各布·阿斯特（运河的一个主要投资人）在1848年临终之时曾说，他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把整个曼哈顿买下来。不过已买下的部分也足以让他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的人了，他的家族接连几代都享有着传奇般的财富。

创造奇迹的1817年

1817年，对于纽约市来说，是创造奇迹的一年。不仅伊利运河开工，而且还发生了另外两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黑球航线公司开始运营。1817年之前，有个人要去欧洲，于是想要搭乘一艘货船，货船一般是不载客的，但船长看到船上的货物量已经有的赚，再加上风和日丽，便允许他随船同行。接下来就是等着开船那一天了。而当时实际的出航日期较通知的日期延迟一两周是常有的事。

纽约的纺织品进口商和棉花经纪人只得频繁地往返于英美两国做生意，其中很多人就生于英国。他们觉得因为等船所浪费的时间实在可惜。于是其中有个叫杰里迈亚·汤普森（Jeremiah Thompson）的商人有了一个新主意能让大家在等候时少浪费点儿时间。他建议组成一支统一管理的轮船队，定期发船，严格按照航班时刻表执行。

1817年秋天，汤普森连同其他4个纺织品商人组成辛迪加，在纽约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布：“投资人已着手建立一支船队，今年每月都会有一天从纽约和利物浦两地对发航船。”

1818年1月6日第一艘船离开纽约，桅帆上画着的一个硕大的黑球正是航船的标志。很快汤普森等人的努力就收到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不仅各地港口争相效仿，而且就连其他的运输形式也采用了这种定期出发制，铁路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人们会觉得定期客运是想当然的事，但是在当时这可被视为一个奇迹。“能够这样定期地运送乘客太令人惊讶了，”《尼罗河每周读者文摘》1820年报道说，“这要是放到从前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纽约日后发展成全国客运和货运第一大港，黑球航线公司功不可没。

1817年，纽约历史上另外一个伟大的事件就是股票交易市场的成立。纽约逐步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华尔街一路成长得很快，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仍缺一个像费城1792年建立起来的那样一个真正的股票交易市场。1812年战争，美国的国家债务几乎增加了三倍，国家的兑换业务量明显增加，由于费城是诸多大银行的所在地，所以大部分的业务都跑到那边去了。

纽约那些仍旧按照《梧桐树协议》从业的经纪人派出一个叫威廉·拉姆的经纪人前往费城学习他们的股票交易业务。1817年2月25日，几个纽约大经纪人在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开会，制定出一个与费城股票交易市场很相似的经营体制。纽约经纪人委员会最初有28个成员，分属于7家公司，委员会很快就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租下纽约银行位于华尔街40号总部的二楼。租金是一年200美元，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取暖费了。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1863年委员会再次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经过1819年的一小段萧条期，华尔街股票市场和美国这个国家共同繁荣起来。原来从事保险、棉花贸易、彩票和债券股票交易的经纪人此刻开始专注于证券交易。

但是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仍旧是国内大城市中的几大交易所之一，还有其他几家交易所与纽约交易所齐名，它们是波士顿交易所、费城交易所和康涅狄格交易所，它们都是全国最重要的交易所。创办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其实并不是华尔街的独创。多数股票的交易一直是在街道上进行的，人们随意选定一盏街灯为据点，作为特定股票的固定交易场所。

股票交易不活跃是常有的事，有时一天的交易量还不到100股。1830年3月16日，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上午和下午的交易量加起来少得可怜，只有31股，创造了自纽约交易所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交易量。

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公路、运河仍旧使用过去罗马人的技术来改善人们生活和商业活动的环境。而新的蒸汽机技术一旦在运输中得以应用，其重要性会大大超过道路和运河，将把人们领入现代化的世界当中。在1830年，蒸汽机运输仅仅是一种便利的运输方式，华尔街对它的资助使其成为美国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07 杰斐逊派的破坏

合众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为期20年，将于1811年到期。当时州立银行有100多家，它们都是通过经营银行业务来获利的。银行业务属于货币业务的范畴：维护货币的流通，提供借贷，最为重要的就是造币。

货币在其出现最初的2000年中是以硬币形式存在的。当时的造币业务完全由政府垄断。但是16世纪，金银从新大陆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引发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一种新的货币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安全起见，人们起初喜欢把贵金属存放在金匠那里，后者会根据金属的价值给客户写张收据作为凭证。不久后人们开始在生意中使用这些收据。只要金匠是信得过的，他写的收据同放在金库里相应数量的贵金属实物一样管用，况且收据更便于携带。当收据在法律上具有流动性（1704年在英国），且完全属于持有人的时候，钞票就变成了货币。

金匠一直都在做借贷生意，但是现在他们不再把贵金属的实物给借方，而只需要签发收据就可以了。不久，为了增加利润，金匠开始签发超出金库实际金属数量的票据。只要金匠声誉良好就没问题，因为持票人不大可能都选在同一时间兑换黄金。

收据的票面价值超出实际黄金的存量，成为银行家的金匠因而可以凭空造出钱来。很多高智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法理解银行业务究竟是怎么回事，认为那根本就是在骗人。举个例子，约翰·亚当斯写道：“银行超出库房金银的实际数量多发行的每一块钱什么都代表不了，所以这纯粹是欺骗行为。”

亚当斯错了。银行业务根本算不上欺骗。当然，人们申请贷款要用土地和大楼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做抵押。倘若借款人拖欠债款，那么贷方就会没收、拍卖抵押品，然后用拍卖所得偿付拖欠的债务。事实上，银行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固定资产的不生息资本转变成可进行新投资的流动资本。这样就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经济活动注入更多的活力。因此用来贷款的货币形式的资产本质上属于借方而不属于贷方。金库里的贵金属只是银行的资本，银行家把冒险投入的财富看作上天对他诚信和商业头脑的赐予。

但是关键还是在于那些不会把凭据全部兑现的人，因为银行家根本无法及时筹到足够的资金，一一满足蜂拥而至要求兑换贵金属的人群。到那时，银行只能被迫暂停营业，但是等到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很可能就面临破产了。恐慌——这个心理学名词而非经济术语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银行储户感觉恐慌后，很快就会传染给同一银行以及其他银行的储户，传播速度快得可怕。

银行家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拥有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沃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政治学家。他说：“每一个银行家都知道，如果需要去证明自己值得信赖的话，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充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声望。”

尽管维护完美的声望是非常必要的，但银行家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对朋友们也会有时过于亲和，有时太过乐观，有时太贪婪，有时很不真诚。和政治家一样，一旦银行家拥有了制造钱币的魔力，他们就会想造出更多的钱币。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原因：规范州立银行，防止造币过量。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美国国内新生的商业银行家痛恨合众国银行限制他们各项活动的原因。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要获得一张银行的营业执照需要州立法机构通过法令批准。当然这使得整个过程笼罩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时引发了今天所谓的“腐败现象”，但当时人们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汉密尔顿的政治宿敌、致命杀手——阿伦·伯尔（Aaron Burr）通过暗中在一家纽约纯净水供应公司——曼哈顿公司的营业执照里加入一则条款而成立了一家银行。这则很不起眼的条款允许该公司把过剩资本投资给任何一家合法企业。在公司成立后的6个月里，在铺设了一个独立水管区一段时间之后，公司成立了曼哈顿公司银行（Bank of the Manhattan Company）。这家银行一直保留至今，它就是现今的美国第二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

合众国银行总部设在费城。成立的第一年，它在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以及查尔斯顿这几个美国国内主要的港口城市设立了支行。1810年，华盛顿、新奥尔良、萨凡纳以及诺福克也有了它的分行。各州的支行以及对联邦政府存款的垄断使合众国银行成为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在各地都可以按照票面价值直接使用。

合众国银行的影响力让业内的竞争对手很是眼红，尤其是那些政治上仍然追随已经退休的托马斯·杰斐逊的“旧共和党人”以及州立银行的所有者。这些银行家对合众国银行的一手遮天很是恼火，同时也希望分到一些联邦政府的存款业务，这样对扩大他们的贷款业务会很有帮助。州立银行的银行家们当时可以任命美国的参议员，所以在州立法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让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游说团。新成立的西部各州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当地的银行法规常常很松散，人们对东部金融势力的怨恨最为强烈，反英情绪也最高涨。西部人利用各种机会宣称合众国银行的大部分股票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当时以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为首的反对派反对给合众国银行续发特许状。

而东部商人支持续发特许状，此时的美国正向建立一个全国性财政机构的目标迈进。时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曾反对建立中央银行，但这时也认可中央银行不仅是联邦政府部分职能的代理机构，而且可以提供一种统一的国家货币。麦迪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也全力推动合众国银行特许状的续发。

这张特许状本将于1811年3月4日到期，1月24日麦迪逊政府提交了一项法令，将特许状又延长了20年。在美国的伟人录中，尽管麦迪逊一直是当之无愧的宪法之父，但总体上说他不算一个能干的人。他没有尽全力促成法令的通过，甚至连团结自己政府内阁成员都做不到。当他的副总统、纽约的乔治·克林顿以一张对合众国银行法令的反对票打破了参议院支持与反对票数相等的局面后，这一法令最终胎死腹中。在美国副总统任职史上，这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独立政治行为（也是唯一的一次），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合众国银行大多数分行的特许经营状都是由其所在州负责更换，它们的总部都被拍卖，大厦、办公家具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卖给了一个叫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的法裔费城商人。吉拉德花了115 000美元才得到全部东西，当时在流动资金中的这样一笔钱绝对是相当大的数目。很显然，他的财产绝对远远超过这115 000美元。吉拉德的生意遍布全球，但是在19世纪头10年英法关系恶化时，他就开始将海外资金逐步收回来。

买下一家一切齐全可立即投入经营的公司后，吉拉德很快利用120万美元的可流通证券和71 000美元的现金开办了一家银行。那时美国国内的百万富翁屈指可数，而斯蒂芬·吉拉德已经一跃成为千万富豪。

美国的外交环境进一步恶化，西部很多人到处煽风点火，要发动战争，希望能用战争征服加拿大。1812年6月，麦迪逊总统向参议院发出“警告信息”，详细说明国内人民对大不列颠的愤怒，但他没有特别提出要发动战争。相反，他非常谨慎，避免出现失误，麦迪逊称“这是宪法非常巧妙地向政府的立法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西部和南部是主战派。如果开战，拥有庞大商业航运体系以及国际贸易的东北部将承受巨大的风险，所以东北部坚决反对战争。主战派在众议院以79比49的优势获胜，只有8名南部和西部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更加接近：19比13。6月19日，麦迪逊宣布美国与英国进入战争状态。

向唯一能够攻击美国的大国宣战后，议会投票通过增加军队的开支，军饷从每月5美元提高到8美元。发放丰厚的入伍津贴，每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会得到31美元和160英亩的土地，后来这笔津贴涨到124美元外加320英亩土地。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个没什么技术的劳动者走运的话一周也就能挣到2.5美元。虽然国会已经决定要发动战争，来执行这项成本最昂贵的公共政策，而且还募集到数额庞大的军饷，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却迟迟未见拨款。这无疑是美国国会历史上通过的最没价值的议案，多年以来招致了非常多的争议。

更糟糕的是，国会下令关闭合众国银行的前一年，就终止了政府唯一的战争借款制度。财政部部长别无他法，只得通过公众认购债券的办法来融资。大多数有流动资产购买债券的人都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那里是对“麦迪逊先生的战争”反对呼声最为猛烈的一个地区。

战争早期的军事胜利本应该为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和资金支援，但是尽管对皇家海军的打击取得了几次胜利，但这些胜利对全局毫无帮助，英国对美国港口的封锁不断升级，关税和船舶吨税收益急剧减少，陆地上也是满目疮痍。威廉·赫尔（William Hull）将军下令从底特律方向出发，进攻上加拿大地区（Upper Canada，也就是今天的安大略省），然而还没前进几英里就狼狈地撤回了底特律，没打一枪就败给了英军。赫尔被送上军事法庭，并因怯懦和渎职罪被判处死刑。但是鉴于赫尔在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赫尔曾在特伦顿战役中效力于华盛顿），他最终被赦免，只是被开除了军籍。另外两股武装力量分别进入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和尚普兰湖，他们的表现虽不算丢脸，但也绝对不算成功。

1813年早春，美国政府陷入了极其窘迫的境地，至少在财政上如此。3月5日，财政部部长加勒廷写信给麦迪逊总统，报告说：“我们几乎没钱挨到月底了。”

1813年2月8日，国会授权财政部贷款1 600万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笔贷款。加勒廷想尽办法吸引投资者，合理安排这笔贷款。投资者最少需要认购100美元，可以采取按月付款的方式分8个月付清认购款。贷款计划原定于3月13日截止，但如果认购人数不够的话，可以延期至3月底。这1 600万美元只得通过认购的方式筹得，否则贷款计划将无法进行下去。

到3月13日，认购总额只有不到400万美元，加勒廷延长了认购期限，但是收效甚微。因为通信手段落后，债券没有全部认购完毕，加勒廷意识到贷款计划失败了。后来他跟麦迪逊讲：“财政部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就已经囊中空空，分散在三十多家银行中的少量余款再也买不起任何物资了。”政府资金匮乏、作战力量几近瓦解的原因不是军队的败绩，而是财政体系的崩溃。

加勒廷又给了自己5天时间寻找最后一个借款人。4月5日，他前去拜访美国国内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史蒂芬·吉拉德。

加勒廷告诉吉拉德认购额已达到5 838 200美元。如果贷款计划顺利实施的话，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纽约辛迪加愿意担保2 056 000美元。如果能躲过这场大灾难，那么还有8 105 800美元需要通过认购筹得。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1812年，政府的各种收入加起来也就只有9 801 000美元。

虽然吉拉德很富有，但是800万美元已远超过他的净资产数额。然而，吉拉德还是马上写信表示愿意“认购上述这笔借款剩余的部分”，只是要求这笔余款在取走之前能够存在他自己的银行里，并且提取贷款总额的0.25%作为向其他认购者出售债券的佣金。

尽管勇气可嘉，但其实这一做法还是很有风险。但吉拉德的信用状况无可挑剔，甚至比政府信用度还要高，所以还是很有希望能卖出相当大一部分的债券，何况他有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他的信用度和政府的相比，实在要高很多，当吉拉德成为主要参与人的消息放出去不到10天，一些投资人就从他那里认购了4 672 800美元的债券。

财政部又有了资金，前线作战的局势得以迅速扭转。威廉·亨利·哈里森夺回了底特律，美军在约克（即现今的多伦多）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美国海军也在伊利湖重创英国舰队。英国先前对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略有耳闻，当俄国政府提出斡旋，麦迪逊总统也单方面表示接受的时候，英国却拒绝了俄国的斡旋努力。而后出于其全球利益的考虑，英国只想尽快结束这场无关大局但又十分伤脑筋的战争，所以提议在根特，也就是现在的比利时境内举行和谈。这场战争对美国曾一度是一场灭顶之灾，但庆幸的是，它还是逃过了这一劫。即便这样，美国也蒙受了首都被焚烧的耻辱。

货币大杂烩

合众国银行关门了，但州立银行数量大增，在1811年之后的两年中增长了两倍还多。大多数银行发行了钞票。据亚当·斯密估算，银行发行钞票所能承受的额度是其资产的5倍，一些州立银行更把此额度限制在资产的三倍。但是有些州没有这样的限制。1809年，罗德岛一家银行的注资仅45美元，却发行了80万美元的钞票，是其资产的17 000倍还多。当然这一做法更多的是欺骗而不是单纯的银行行为，这家银行的倒闭成为全美几千例银行倒闭案的第一例。在美国，银行倒闭和苹果派一样具有美国特色，这很大程度上要拜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政治追随者所赐。

美国有些州对银行纸币的发行量压根儿就没有限制。尽管在学术上将纸币称为“临时凭证”，一般用其来缓解零钱的短缺情况，但市政当局、贸易团体、工厂，甚至个人都在发行纸币。费城有一个“食品百货店总汇”的组织也发行“临时凭证”，其中包括6.25美分的纸币（即1/16美元，或半先令）。这种临时凭证“在各个杂货店间根据需求或用费城发行的钞票进行兑换”。

在1813年的灾难发生之前，麦迪逊政府内部的意见空前一致，都支持建立一家新的中央银行。麦迪逊1815年否决了一项技术类的法令，但是1816年却在送来的一项法令上签字给予第二合众国银行（以下简称第二银行）20年的特许经营权。美国政界对于建立央行的态度曾出现过奇怪的180度大转向。1811年，肯塔基的亨利·克莱曾反对更新第一合众国银行（以下简称第一银行）的特许经营权，但现在他却和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尔霍恩一起支持这一提议。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曾经是更新特许权坚定的拥护者，但现在却成了其反对者。

由卡尔霍恩和克莱代表的地区长期缺乏硬币，原因在于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发展都很迅猛的新英格兰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商业航运，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贸易有着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因此硬币从西部和南部大量流向东北部。卡尔霍恩认为只有建立中央银行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韦伯斯特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力主维持现状。

第二银行和第一银行的总部都设在费城。虽然第二银行在经历了最初的波折之后，将会起到稳定美国货币体系的作用，但它无法拥有从前第一银行对货币体系那样强大的控制力。在两家银行相继出现的5年间隙中，美国的发展步伐太快，州立银行的数量增长得也太快。

有的州的银行法规很健全。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分别在1821年、1816年加入联邦时，它们自己都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并设有多家分行，运转状况良好。成立于1812年的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对内部的商业银行管理严格，所以人人都知道它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成立于1818年的伊利诺伊州，州内多家银行诈骗、舞弊、破产丑闻频出，众人皆知。虽然很多州都有一套良好的银行管理系统，但这一时期银行破产的例子还是随处可见。1810~1820年成立的银行，到1825年有半数已经倒闭关门了。

然而在倒闭风潮中又有数百家新生银行冒了出来，其中很多家都发行了钞票。许多自家没开银行的人也印制钞票，还想要把这些钞票拿到市面上流通。发行人开始在钞票上打上“钞票鉴别”的印记，上面详细说明了如何评估全国各地钞票的价值。到19世纪中期，流通中的纸币已达几千种，因此货币流通中频频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这和殖民地时期外来货币、仓库凭单以及各地区的取款凭单的大杂烩对货币流通领域的影响一样恶劣。

“把最后一分钱还给我们的朋友”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在内的所有总统，对于民主党的建立及其经济哲学思想的形成的贡献都比不上安德鲁·杰克逊。杰克逊卓越的政治才能对于现代美国民主党的联合功不可没。杰克逊和杰斐逊都致力于将权力的范围推广到整个社会的范畴。他们两个人对继承来的特权以及被杰克逊称为象征“金钱魔力”的事物尤为厌恶，尤其是那些实力强大、资格很老的银行。

然而杰克逊与杰斐逊的风格又迥然不同。首先杰斐逊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处世哲学源自他的智慧，而杰克逊本质上是一个执行者。难以想象托马斯·杰斐逊和别人决斗的情景，但是杰克逊独立对付三人以上不成问题——杀死其中一个对手，放过其他对手只是因为他们已经甘拜下风。杰斐逊一生从未穿过军装，但杰克逊是一位优秀的将军，曾因1815年新奥尔良一战大败英军而声名大噪。（但是这场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军事意义，因为当时美英双方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最重要的一点是，杰斐逊出身富贵，视金钱如粪土；杰克逊出身贫寒，不甘心一辈子穷苦的他用实际行动摆脱了这一梦魇。

安德鲁·杰克逊的崛起掀起了美国政界的变革，其影响之深远连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都称他为美利坚最后的一位开国之勋。班克罗夫特写道：“这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名字，集美国各种荣耀于一身的名字。”杰克逊是第一个不是来自沿海州的总统（其实他是第一个不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或者弗吉尼亚州的总统），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杰克逊把政治中心大规模西移。另外他也是第一个不是来自殖民地上流阶层的总统。1767年，杰克逊出生于南卡罗来纳的边境，父母是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英军入侵卡罗来纳，他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在战乱中丧生，杰克逊很小就成了孤儿。小时候的悲惨遭遇使得杰克逊一生都心怀仇英情结。

杰克逊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曾在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进修过法律。1787年进入律师界，不久就搬到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当时那里到处都是小木屋。杰克逊一边当律师一边从事当时最快捷、风险也最高的致富行业——土地投机买卖。当田纳西于1796年成为美国一个州之后，按照当时和当地的标准，杰克逊俨然已成为一个富翁了。第二年他就被选为田纳西的第一届国会议员，第三年就担任了美国参议员。

詹姆斯·帕顿是早期的一名杰克逊传记作家，他对“杰克逊辉煌背后的秘密”（当然也是早期大多数边疆人的致富秘诀）进行了描述。“当一匹马或一头母牛的一个颈铃就可以换到大片土地的时候，杰克逊购进了大片土地，等到大批移民到来的时候，趁机大赚了一笔。”

和大多数土地投机商一样，杰克逊有时也参与到涉及信贷的复杂交易当中。1795年为了建立一个贸易站，他把68 000英亩的土地卖给了一个叫戴维·阿利森的人，后者用期票作为支付手段。杰克逊把期票抵押出去，给自己的商栈添置了一些物资。但当阿利森破产之后，只留下杰克逊一人承担全部的债务包袱。

杰克逊花了整整15年的时间才偿清所有的债务。这件事让他一辈子对债务及其各种名目都心存惧怕。在安德鲁·杰克逊看来，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货币。和上一代的约翰·亚当斯一样，杰克逊认为纸币以及当时被称为商业票据的汇票、期票、支票等，都是欺骗他人的手段。

在杰克逊上任的第一天，他和前几任总统的不同之处就显露出来了。以前的总统就职庆祝活动仅仅是邀请“上流社会”人士参加，是名人雅士的活动。杰克逊就职典礼的风格大不一样，不管是谁，只要能到白宫来都会受到欢迎。结果几件价值上千美元的玻璃制品、瓷器和家具都遭到毁坏。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太多，甚至危及到了杰克逊的人身安全，结果他被迫跳窗逃走，佣人们则忙着一边端酒一边冲到草地上驱赶滋事者。

杰克逊入主白宫的第一单财政业务很简单：偿还国债。国债在1792年高达8 000万美元，到了1811年已经降至4 500万美元。1812年战争使国债在1815年的时候猛增到1.25亿美元。战后高关税带来了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在杰克逊当总统时，国债已减少到48 565 000美元。

杰克逊决心清偿全部国债的原因有二。第一，他认为债务是坏东西，他在1824年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中称国债为“国家的诅咒”，而且他认为一些机构和个人从国债中得益的行为也是对国家的诅咒。“我发誓，”他说，“一定要还清国债，要防止在我们政府周围滋生一批有钱的贵族阶层，防止政府沦为他们的服务工具，如果那样，国家的自由将无从谈起。”

修路这样的“内部改善工程”是最受杰克逊的西部同胞们支持的，但杰克逊为了还清债务，情愿暂时让步，声称一旦还清债务，就有充足的钱进行各种改进了。当肯塔基的国会议员恳求杰克逊不要否决一项内部整改法令的时候，杰克逊答应会好好考虑这个提案。但是这个国会议员却跟他的朋友们讲：“只有天堂的声音才能阻止这个老头否决这项法令，而且我怀疑上天也没有这个本事。”

1834年年末，杰克逊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报告说，美国将在1835年1月1日实现零债务，并将对现有的44万美元实现收支平衡。杰克逊认为这既是自己的也是整个国家的一大伟大成就。鉴于偿清债务的日子正好是新奥尔良战役20周年的纪念日，《华盛顿环球报》（Washington Globe）评论说：“对于新奥尔良和偿清国债的两大胜利，前者象征着我们对敌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后者意味着我们把最后一分钱还给了我们的朋友。”

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罗杰·陶尼说：“美国是历史上首个完全偿清一大笔公共债务的国家。”直到今天也仅此一例。

历时最长的萧条期

杰克逊清偿债务的主要意图其实很简单（对主权政府而言过于简单）：人只有到了完全必要的时候才应该借钱。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用意：银行用联邦债券为发行纸币融资，而杰克逊却想通过撤回融资，取消纸币的发行。

对于杰克逊来说，他惧怕的“有钱贵族”的核心和灵魂是第二银行及其总裁，费城贵族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

比德尔和杰克逊完全不是一路人：前者出身高贵，受过高等教育，到处游历，深谙财政之道。学法律出身的比德尔在欧洲待了三年，那段日子，他给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当秘书，当时门罗担任美国驻英国的大使。比德尔和一个富有的继承人简·克雷格结婚后，离开法律界，成为费城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很快他就在费城北边特拉华河岸边的安达卢西亚建造了一幢美国国内一流的房子，直到今天他的整个家族还居住在那里。

1819年门罗总统任命比德尔担任第二银行的董事会董事，1823年比德尔成为该银行的总裁。第二银行在第一任总裁威廉·琼斯（William Janes）时期并不顺利。琼斯曾参与第二银行股票的投机活动，并暗中进行其他一些暗箱操作。后来在国会的一次调查之后琼斯就辞职不干了，兰登·切夫斯接任总裁，收拾琼斯留下的烂摊子。不幸的是，这次调整引发了1819年的经济大恐慌，接着商业活动还出现了短期的疲软。

当比德尔担任银行总裁之后，经济的复苏以及银行方面推行的合理政策，使大多数人对银行不再有敌意。在1824年总统选举的普选中，杰克逊获得了相对多数的选票，但在众议院的选举中他却输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8年的大选中，杰克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不得人心的亚当斯。比德尔在这两次大选中都把票投给了杰克逊。

但是当杰克逊入主白宫后，对银行，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的厌恶之情马上就反映在他作为总统向国会递交的首份报告中。当时距离第二银行的特许状到期还有整整7年的时间，他竟然在这份报告中就早早地提出要停止续发特许状的目标。1832年，当杰克逊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他要毁掉第二银行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比德尔奋力保护第二银行。许多国会议员和银行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优惠贷款的受益人，当时这不属于腐败，而是很平常的事情），比德尔向他们施压，要求在国会1832年夏天休会之前通过法令给第二银行续签15年的特许状。他希望杰克逊不要把这件事牵扯到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去。在那个时代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大部分报纸公开支持某一党派，报道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第二银行的话题引发了激烈的争吵。

国会最终通过续签特许状的法令，继而准备休会。然而杰克逊显然会用搁置否决权的办法来否决这项法令，亨利·克莱说服国会延长会期，迫使杰克逊立即决定是否要签署这项法令并给出理由。杰克逊可不是一个轻易会从战斗中退缩的人，所以非常乐意接受这一挑战。他马上签发了一张否决令，这既是一篇竞选演讲稿，也充分展现了其治国艺术。他认为银行是垄断机构，专讨有钱有势之人的欢心，无视国内普通老百姓的诉求。杰克逊宣布特许状是违宪的，尽管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与其相反，但国会无法越过总统的否决权行事。

杰克逊在同年11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选票时，虽然距离第二银行的特许状到期还有4年时间，但银行充其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杰克逊不情愿就这样一直等待特许状过期，他开始将政府存款撤出第二银行，转存到他的对手称为“宠儿银行”（pet banks）的金融机构。第二银行的存款逐渐流失，发行银行券的能力以及对州立特许银行数量增幅的控制力都大大减弱。此时的“宠儿银行”有充足的政府存款，所以就加大银行券的发行力度。国家货币供应的调控权从长期的、单一的机构分散到众多的地方银行当中，但它们各自只看到本地的短期发展。

尽管第二银行对贷款的收回导致经济的发展在1834年出现短暂的回落，但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南方棉花价格高涨、北方制造业飞速发展、全国运输体系不断完善，这三方面推动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攀升，各地均呈现繁荣景象。国内银行的数量从1829年的329家增长到1837年的788家。然而，这段时期流通中的银行券票面价值比原先增长了三倍还要多，未偿贷款增长了4倍。

繁荣也为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华尔街的股票交易额涨幅之高使得“华尔街”一词成为美国金融领域的代名词。

西部的投机活动最为猖獗，那里关注的焦点是土地而不是证券。那些无意定居的人一边从联邦政府手中购置大片土地，一边从当地银行借到更大数额的银行券支付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土地销售由其下设的土地管理局负责，1832年土地销售总额已达250万美元，1836年达到2 500万美元，同年初夏的一个月内销售总额就有500万美元。

美国俚语中的“做土地管理局的生意”（to do a land-office business [1] ）就源于这股联邦政府土地购买热潮。事情发展的态势吓坏了杰克逊，他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已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他最为痛恨的东西：投机和纸币。

其实杰克逊对形势一清二楚，他后来写道：“公共土地的所有证只不过是银行信用的凭据。”“银行向投机者兜售银行券，收票人支付之后，银行马上收回票据再次卖出，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券不过是最有价值的公共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中的凭据。实际上，每一轮投机活动的结束都意味着新一轮的开始。”

杰克逊决心用自己典型的方式处理这件事。1836年他向内阁建议：想要购买土地的人只能以金币或银币，即铸币的形式，向土地管理局缴纳土地款，那些真正有意在当地定居、一次性买下320英亩土地、并能在同年12月15日之前用钞票付清土地款的买家例外。内阁的许多成员都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投机活动当中，所以总统的提议遭到了坚决抵制，很多与投机活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会议员当然也不会同意。

杰克逊只好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生效。这个法令的出台在遏制西部土地的投机活动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硬币需求量的增长。东部银行金银储量逐渐耗尽，银行开始动用以前的储备。很快，许多西部银行就感到捉襟见肘了。由于有杰克逊财政计划另一部分的支持，杰克逊财政方案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宠儿银行”的情况更是糟糕。

国债全部偿清后，联邦政府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1834~1836年政府收益增长了150%，一部分原因是不断升温的土地销售），如何利用这笔收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杰克逊总统说服国会从1837年1月1日起把这些盈余分给各州使用。政府存款纷纷撤走，“宠儿银行”开始收回贷款。

那些非常缺乏流动现金的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银行破产之风席卷美国西部，大有向东蔓延之势。流动资金的匮乏致使其他经济领域的破产倒闭事件频出。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防止黄金外流。英国在美国证券市场的投资额以及棉花进口量都在下降，华尔街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37年1月2日，《纽约先驱报》报道说，银行年利率曾经为7%，现在月利都是2%，甚至达到3%。

美国经济开始进入大萧条。棉花价格在3月份的跌幅为50%。华尔街的交易量在一片恐慌中开始猛涨（有时一天的交易量能达到1万股，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了4月份，前纽约市市长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本人也损失惨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富豪们，在4月的阳光普照之前，犹如冰雪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可以逃过这场劫难，最终我们将一无所有，只有那些负债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到了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关门歇业。联邦的收益额在这一年也减少了一半。

5月份，纽约各大银行暂停金币兑付，东部其他主要城市的银行也纷纷照做。费城各大银行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宾夕法尼亚州背负2 0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税收收入也锐减，所以该州既无力偿还本金，更无力偿还利息，只好拖欠贷款。纽约州仅有200万美元的债务，所以还是能够还清各项债务。在大萧条中，纽约州内各家银行的日子比其他州的同行要好过得多。昔日可与华尔街比肩的费城，盛景一去不复返了。

时势造英雄，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安德鲁·杰克逊于1837年3月4日卸任。马丁·范布伦内阁将会承担杰克逊政府财政政策遗留下来的政治影响。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从爆发之时起历时整整6年，直到1843年2月国内经济才趋于稳定。

美国的财政信誉也受到拖累。1843年，美国国内的经济颓势最终得以缓解，也是在这一年，查尔斯·狄更斯出版了《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 ）。这部小说描写了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在三位圣诞幽灵陪伴他游览了全市之后，内心释然，发现世界末日并没有像他最初忧虑的那样已经到来。因此，当斯克鲁奇发现原来一张三天期的票据要比“纯粹的美国安全”来得有价值时，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 land-office business直译是“土地管理局的业务”。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凡农户在公有土地连续耕种5年，根据这条法案，就可以获得160英亩公有地的产权。这些农户只要去土地管理局登记、缴纳登记费就行了。符合资格的农户于是都涌到土地管理局办手续，人数多得令管理局应接不暇。所以，后来人们就用land-office business来描述非常兴旺的生意了。——译者注

08 自由属于新泽西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蒸汽机于1769年获得了专利权，成为当时天底下最新潮的东西：这是自7世纪风车在波斯问世以来，出现的第一种可提供动力的机器。然而瓦特不是首先发明蒸汽机的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于1712年为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申请了专利。瓦特改进了纽科门的蒸汽机，使燃料的利用率提高了4倍，极大地拓宽了蒸汽机的使用范围。瓦特于1784年设计出一种旋转式蒸汽机，把上下运动的纽科门蒸汽机改造成带动轴运动的旋转装置，新式蒸汽机的经济潜力非常巨大。

在蒸汽机问世之前，除了人和耕畜，水车和风车都可用于生产。但是每一种方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水、有风的地方才能使用水车和风车，这就是18世纪早期工厂的厂址都选在乡村而不是城市的原因。人类和耕畜的力量有限，即使两者协作，效率还是很低。但是蒸汽机能产生巨大的动力，承担几乎所有的工作。许多以前难以完成（因此也是高成本）的任务，在有了蒸汽机之后，就变得简单化了（成本也降了下来），越来越多原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现在也成为可能。就像15世纪的印刷机一样，蒸汽机技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因为英格兰的炼铁业十分发达，而且煤的储量丰富，可以提供廉价的燃料，所以蒸汽机迅速深入英国经济的方方面面。然而在美国，由于国内工业最初以新英格兰为中心，那里水力资源丰富，所以蒸汽机在当地工业生产中的普及速度缓慢。直到1832年，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的249家工厂所做的调查仍显示，有4家工厂使用蒸汽机驱动设备。

大概从詹姆斯·瓦特取得旋转蒸汽机的专利权开始，人们就试着将这一技术应用到船只的驱动上。蒸汽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过去使用单桨、短桨或是双桨来推动小型船只，而大一点儿的船就只能靠风力了。

驱动帆船的“燃料”是免费的，其实就是下文讲到的太阳能驱动。但是帆船能在何时到何地，就只能听“风”由命了。18世纪，形态粗短的商船只能逆着船梁方向的风前进，船常常要偏离正确航线几百甚至几千英里才能确定一个合适的倾斜角度。北大西洋盛行西风，受其影响，从美国到欧洲的旅程要比返程快得多。

蒸汽机用于航海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把蒸汽机产生的动能传到水下而带动船只前进。人们试过很多办法。詹姆斯·拉姆齐曾试验用水泵把水从前端抽入再从船尾排出，但这样的设计太复杂，不实用。甚至还有人仿制出鸭蹼形状的装备，同样没有成功。

另一种尝试就是把几只船桨与一根水平的杆子垂直绑定。杆子中心做圆周运动，带动船桨向后划水，每划一下船就向前进一步。出生于康涅狄格温莎镇的约翰·菲奇（John Fitch）早在1787年，就设计了一艘蒸汽机船在特拉华河上航行。船运转良好，但由于在他之前，蒸汽机船领域已有了这么多的发明人，所以菲奇从未想过借此可以赚钱。他设计的船按照固定的时刻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一个子儿都没挣到，便很快停运了。

最有发展前景的点子就是桨轮的使用。这一方案的设计灵感来自水磨机，用水推动轮子转动机器。桨轮的工作原理正好相反：机器转动轮子在水中推动船向前进。可是有一个大问题。早期的桨轮都安装在船体较低的位置，这样桨轮有一半可以浸在水中。但是当桨叶近似平行地进入水中，向下推水而不是向后划水时，从发动机传到水下的大部分能量都会浪费掉。当桨轮向上翻水时，桨叶划动又会反向受到来自水的阻力，浪费能量。只有当桨叶划到底部才能做有用功。

一个名为威廉·赛明顿（William Symington）的苏格兰人把桨轮的位置提高，这样只有转到底部的桨叶才会入水，而且入水的角度能保证有效地划水。1803年1月，赛明顿的“夏洛特·邓达斯”号拖着一艘100吨重的船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从斯托克菲尔德开往福斯——克莱德运河的邓达斯港口。

赛明顿的船什么都好，只是用在运河上不灵，在经济上不如马拖驳船划算。赛明顿多多少少有点儿失去兴趣，但另一个叫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美国人却没有失去信心。

富尔顿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在机械方面很早就显露出高超的才能。虽然他当时不是通过18世纪常见的途径——拜师学艺进入这一行的，但后来还是成为舰船制造方面的专家。14岁的时候，他使用手动桨轮造出一艘小船。富尔顿早年在费城一位珠宝商那里当学徒，很快便转行画微型画，还做过理发师。1786年他前往英格兰，师从著名的美裔画家本杰明·怀斯特，然而18世纪90年代他却放弃艺术，投身技术发明。1797年，富尔顿举家迁往法国。

富尔顿并不是技术原创者，而是参考了别人的点子进行改进，最后提出了一个集大成的方案。他对戴维·布什内尔1776年设计的一种用来攻击纽约港英国舰队的人力驱动潜水艇加以改进，还试图将它卖给法国人（同时不断向英国人提供他和法国交易的进展情况，大概是想再挣上一笔钱），但结果没有成功。

富尔顿如果算不上谨慎之人的话，至少也是一名很有天赋的商人。他很擅长结识权贵。当时他认识的最有权有势的朋友就是被托马斯·杰斐逊任命为美国驻法公使的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此人来自当时在纽约州颇有影响的利文斯顿家族。

利文斯顿在距纽约市110英里的哈得孙河上游有一大片地产，克莱蒙特，他想缩短纽约市到克莱蒙特的航行时间。作为一个业余铁匠，利文斯顿曾试着制造一艘蒸汽机船，但没能成功，不过他设法拿到了纽约州的蒸汽机船的航运专属权，前提是他要在一年内造出一艘时速达到4英里的船只。结果利文斯顿没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项工作，不过当地的立法机构在1803年通过了一项法令，又给他宽限了一段时间。很多人嘲笑他的疯狂举动，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造出这样一艘船是件不可能的事。

当利文斯顿在巴黎结识了富尔顿后，他决定资助富尔顿的蒸汽机船试验。两个人签订了一个协定，要在哈得孙河上建造一艘返程蒸汽机船。说白了，就是富尔顿出点子，利文斯顿出钱，而且政府授予他们的独家航行权将保证公司赢利。富尔顿一直主张使用链条驱动装置，这种装置有点儿像坦克的车轮装置，用蒸汽机产生的能量带动划水。利文斯顿力主使用桨轮，富尔顿反对，但利文斯顿仍坚持己见。根据利文斯顿后来的回忆，富尔顿到苏格兰看望他时，有一次还亲自驾驶了“夏洛特·邓达斯”号，船的性能令他印象深刻。

富尔顿坚持认为蒸汽机船是自己独立设计出来的，但是大家都认为他在回避真相，甚至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在撒谎。富尔顿极有可能在没通知利文斯顿的情况下采用了他的设计方案的关键部分，尤其是桨轮轮轴的高位设计部分。当然，富尔顿在返回法国的路上放弃了自己链条驱动装置的设想。

1806年富尔顿在阔别美国近20年后第一次返乡，并在纽约定居下来，着手建造计划在哈得孙河上航行的蒸汽机船。一艘146英尺长、12英尺宽、平底、船舷笔直的轮船终于造出来了。锻造的桨轮装置以及铜制锅炉是在当地制造的，但是24马力的蒸汽机来自詹姆斯·瓦特在英国的公司。

富尔顿给船起了一个很平庸的名字——“北河”号，直到他死后这艘船才更名为“克莱蒙特”号。1807年8月1日早晨，“克莱蒙特”号从克里斯托弗大街的码头启程。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欢送船离港，当中很多人肯定盼着这艘船要么沉底儿，要么爆炸（当时有人把这艘船比作建在木筏子上的锯木厂，再放把火烧掉）。

然而一切相安无事。“克莱蒙特”号稳稳地向北前进，沿途超过很多帆船，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位于克莱蒙特的利文斯顿庄园。利文斯顿登上甲板，这两个合伙人驾驶船只继续前进，于次日早晨抵达奥尔巴尼。从纽约到奥尔巴尼，“克莱蒙特”号用时32.5小时，航行了150英里，平均时速为4.5英里。1803年，政府颁发的纽约河段蒸汽船的临时航运专属权此时成为利文斯顿和富尔顿的一笔财富。

富尔顿在旅客中广而告之，招徕旅客乘坐返程班轮，但结果只有两人愿意花7美元买船票，这个票价是普通船票正常价格的两倍还要多。然而在返程途中，哈得孙河沿岸挤满了人，其中包括西点军校的学生们，他们都为“克莱蒙特”号欢呼。在纽约和纽约以北的几个地方很快就开通了定期班轮。1812年，富尔顿和利文斯顿共有6艘蒸汽船在当地水域定期往返。

密西西比河的“清道工”

利文斯顿曾经和拿破仑谈判购买路易斯安那事宜，所以十分清楚蒸汽机船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地区的发展前景。这片河区从纽约西部延伸到蒙大拿州，面积有100多万平方英里，适于航行的河段超过1.6万英里。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是上好的农田，有着广阔的经济前景，而且地下矿藏丰富。

然而在蒸汽机船出现之前一直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只能使用一种方式通行于这些河道之中——运输用的平底船，它和简易的大木筏差不多大，每一艘都能承载30~40吨货物顺流而下，抵达新奥尔良。当时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曾两次乘坐这种简易船。一旦到达新奥尔良，人们就会把货物卖掉，再把运货的平底船拆开，当作木材卖给别人。

当时逆流而上的唯一方法就是乘坐一种有龙骨但无帆的运货船，这种船停在水流最平缓的岸边，需要人力撑篙才能向上游前进。在不花费人力的情况下，乘平底船从俄亥俄山谷出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新奥尔良。乘坐有龙骨的河船返程需要三个月不间断的艰苦跋涉。大多数人返程时不坐船而是选择徒步走回家。坎伯兰的“纳齐兹之路”（the Natchez Trace） [1] 从纳齐兹市的密西西比河段一直延伸到田纳西的纳什维尔，这条路在蒸汽机出现之前一直是交通要道。

1811年，富尔顿和利文斯顿把造船师尼古拉斯·罗斯福派往匹兹堡建造富尔顿设计的蒸汽机船。同时利文斯顿正设法得到其他州的水上专属行驶权。但是这位东部名门的后代在大多数州吃了闭门羹。“我们通往市场的路必须也一定会是免费的，”《辛辛那提西部观察报》（Cincinnati Western Spy）愤愤地说，“这种私人的垄断只会让西部民众更加坚持自己的权利——畅通无阻地通过西部这条共有的交通干线。”

利文斯顿虽然处处碰壁，但却赢得了一个关键地区的航运专属权——新奥尔良准州。那里的行政长官正是他的哥哥爱德华，前纽约市市长和国会议员。爱德华给予他路易斯安那水域的航运专属权。新奥尔良是河运和大洋运输的分界点，所以赢得这个准州（尚未成为州的地区）的航运专属权就相当于拿到整个密西西比山谷地区的航运专属权。

然而专属权常常得不到重视，更确切地说，往往会遭到别人的公然挑衅。有个叫亨利·什里夫（Henry Shreve）的船主把利文斯顿告上了联邦法庭，并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法庭裁决新奥尔良准州无权私自向他人授予此类专属权。此时富尔顿和利文斯顿都已经过世，案子也没有再上诉。结果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机船的数量急剧增加。

这位打赢官司的亨利·什里夫造船技艺很精湛，在他的支持下，密西西比河上的船只很快就增添了一个新的种类。这种船装有多层甲板，船梁宽大而且吃水很浅，被夸张地形容为能够“在露水中漂浮”，而且可以自如地穿行于各种复杂多变的泥滩河道。要感谢像石刻版画家柯里尔和艾夫斯、小说家马克·吐温、作曲家杰罗姆·克恩以及诗人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这样一些人，正是因为他们，这些船很快就深入人心，成为19世纪美国的一个永久象征。

亨利·什里夫也解决了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地区航行的另一大问题：暗桩。因为河水经常把两边的河岸破坏掉，许多大树被河水冲到下游，人们把它们称为“漂流树”。更危险的是一种嵌入河流底部的“种植树”，它们常常在人们不留意时把蒸汽船的底部割破，使船在片刻之间沉没，剩下的只有“剧烈的冲撞、奔腾的河水、叮当的铃声、悚人的尖叫声，而被堵塞的水流将引发另一个悲剧”。

19世纪20年代，密西西比河流域自从冰河期以来，据估计形成了至少5万个暗桩。大部分人认为暗桩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亨利·什里夫却不这么想。他建造了两个船体，各有125英尺长，每一个都是由单侧的桨轮驱动。什里夫把船体连接到支撑着一个大木头楔子的几根船梁上，铁制楔子用来抓暗桩，另外还有一个装有滑轮装置的绞车将暗桩提上水面。

1829年8月19日，什里夫的暗桩捕捞船“牛眼菊”号进入密西西比河暗桩最密集的一个区域——田纳西的普拉姆角，开始作业。什里夫将船对准一个伸出水面的树桩，撞锤将暗桩一劈两半，船员用绞车的滑轮装置把原木拉上来，再将其锯成几块，确保对船不构成威胁。当天晚上，普拉姆角的河道已被清理干净。第二年一家报纸报道说：“约300英里的河区在什里夫船长的治理下，已经变得和贮水池一样安全。”

什里夫清理暗桩最好的成绩就是在河流中打通一条道路，解决了雷德河上长达150英里的浮木阻塞状况。伴随着阻塞问题的解决，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全面通商。被命名为什里夫波特的城市成为当今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最大的城市。

富尔顿造船的成功证明瓦特蒸汽机可以驱动船只。但是这种蒸汽机太过笨重，压力小，转速慢——每分钟仅12转，单位重量动力供给能力不足。所以需要设计出一种新型蒸汽发动机，让蒸汽船运输真正能赚钱。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以及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Richard Trevithick）分别推出了这样一款蒸汽机。

瓦特蒸汽机工作时，蒸气把活塞压到气缸的底部，然后把气抽上来进行压缩，于是真空会把活塞再推回底部。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中的蒸气不仅能把活塞推到底部而且还能推回来，把蒸气送入不同的冷凝器中。（由于每次循环蒸气排放两次，而不是进行压缩，亦因机器独特的声音，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被称为喷射蒸汽机。）

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设计大大提高了蒸汽机每分钟的转速以及单位重量的动能。埃文斯1800年在美国造出第一台瓦特式的蒸汽机，他1803年根据自己设计的新款又造出一台蒸汽机。这款蒸汽机的气缸有6英寸宽，18英寸长，能产生约5马力的动能。英国制造的，不久前在作为费城供水系统一部分的中心广场组装的瓦特式蒸汽机，它的气缸有32英寸宽，6英尺长，却只能产生12马力的动能。

奥利弗·埃文斯没有造过蒸汽机船，但是却造出了美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汽车。埃文斯受委托为费城港口制造一台挖泥船，所造的挖泥船有9米长、近4米宽，重达17吨。沿斯库基尔河向上走大约一英里就是埃文斯在市场街的店铺，他给船装上一个更小、更轻、更高效的发动机，然后他给船装上轮子，将发动机连到一个链条传动的轮轴上（这就是第一辆水陆两用车）。他给这个装置取了一个罕用的名字——奥鲁特·阿姆菲博洛斯。让它以“非常优雅的姿态”起航，沿市场街顺流而下，驶向“静静流动的”斯库基尔河。

埃文斯来到中心广场后，他围着供水系统以及瓦特低压力发动机的设计转了好几圈。到了斯库基尔河后他扔掉了轮子，让奥鲁特·阿姆菲博洛斯在河上开始了挖泥工作。

瓦特发动机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并成为自300年前印刷机发明以来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但仅仅过去30年，瓦特发动机就又过时了。技术革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一直持续到今天。埃文斯开始在他费城的马尔斯炼铁厂制造蒸汽机，后来他的儿子在匹兹堡开了一家分厂，向密西西比山谷不断壮大的蒸汽机船队提供蒸汽机。

伊利运河的开发以及蒸汽机船的应用完全改变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上游的经济重心。之前这一带数量快速增长的大部分产品必须要沿密西西比河向下运抵新奥尔良，现在可以转而向东部运输。1830年，与东部的贸易占据了俄亥俄州的主要贸易份额。印第安纳州（1835）、密歇根州（1836）、伊利诺伊州（1838）以及威斯康星州（1841）也纷纷与东部开展贸易往来。

经济发展的转向除了对纽约、费城以及巴尔的摩等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之外，还加强了中西部的北部地区同东北部的联系，前者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从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迁来的移民，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得该地区在南北战争中坚定地站在国家统一派一边。

新奥尔良地处这片广阔的商业网络的腹地，所以它的港口在南部各港口的发展中一直居于首位。1810年从新奥尔良出口海外的产品仅有6.5万吨，到了1860年，出口量达到469万吨，在短短50年的时间中增长了72倍。

范德比尔特船长

纽约州的蒸汽机船的航运专属权有效期比新奥尔良的长得多，且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处心积虑地报复纽约。纽约禁止这两个州的船停靠在它的水域，这两个州就随即禁止纽约船只停在它们的水域。当然除了直接收益人之外，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专属权，其中也包括因此需要付更高价格买船票的纽约人。一个叫托马斯·吉本斯的新泽西人决定从法庭和市场两方面着手抵制专属权。他有一艘叫“斯托廷”的蒸汽机船（船很小，人们都戏称它为“老鼠”号）。他的船跑纽约——新不伦瑞克线路，这是到费城的最快捷路线的第一段。他雇了一个来自斯塔岛区名叫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人担任船长。

只有二十几岁的范德比尔特自己已经有了一支小型的帆船队，但他明白未来是蒸汽机的天下，所以就跑去为吉本斯工作，一边积累经验，一边积蓄资金。范德比尔特很快说服了吉本斯建造一艘由他自己设计的更大一些的船只，吉本斯根据罗马神话中司战女神的名字把这艘船命名为“贝娄娜”号。在那个崇尚古典的时代里，人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寓意。

船上插着的一面旗子写着：“自由属于新泽西！”范德比尔特可以大摇大摆地驾驶蒸汽机船进入纽约，只要自认为来到没有纽约州当局的地方，他就把船停下来，然后迅速地消失在城市中。纽约当局不敢扣押这艘船，因为知道一旦如此，享有航运专属权的纽约船一落到新泽西手中也会遭到扣押，新泽西会以此报复纽约。范德比尔特开着船尽可能地接近纽约的船只，然后向它猛撞过去。只要他一登上船，船员便纷纷弃船逃跑。

纽约警察甚至试图登上停泊在纽约港中央的“贝娄娜”号逮捕范德比尔特。然而警察上船后却发现驾驶舱内只有一名女乘客，其他乘客也都是些扎着丝带、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无辜的女性。当时范德比尔特就藏在甲板下面的一间密室里，之前他颇有预见性地在甲板下面建造了这样一间屋子。船上的乘客大笑那些不走运的警察。

船运垄断企业给范德比尔特开出5 000美元的丰厚年薪聘请他，但被他一口回绝说：“我会一直跟随吉本斯先生，直至他渡过难关。”从一个农场男孩成长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范德比尔特一路走来，只要是在买卖协议中承诺的义务，他一定会执行到底。

虽然垄断企业对现实世界竞争的遏制收效不大，但它们在纽约州法庭对吉本斯的诉讼却总能胜诉。5年后这个案子被（吉本基对奥格登一案）送到美国最高法院，吉本斯聘请了国内两名顶尖律师为他打这场官司。一位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时任国会议员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另一位就是美国首席检察官威廉·沃特，这次他们二人都是以私人身份打这场官司的。

在座无虚席的内庭里，韦伯斯特陈述了整整一天，这被普遍认为是一场漂亮的法庭演讲。他宣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管理各州之间商业活动”的权力具有广泛性和专有性，纽约州政府无权垄断当地水域的航行，把外来企业排除在外，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有权决断此类事情。

威廉·沃特以及利文斯顿的律师托马斯·奥克莉和托马斯·埃迪斯·埃米特都做了洋洋洒洒的陈述，事后媒体报道称这是一场激昂的雄辩。无论是纽约还是其他地方，都在期待着判决结果。“这个城市充斥着焦虑的气息。”《纽约政治家》1824年2月14日报道说，“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最近华盛顿热烈讨论的蒸汽机船事件结果如何。”

大法官马歇尔2月19日在从白宫回来的途中从马车上失足掉下来，把肩膀摔脱臼了，于是这一案子就被搁置下来。但是就在法庭辩护结束的三周后，3月2日，马歇尔用“低沉虚弱的声音”宣布了判决结果。“贸易无疑就是运输，然而它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人际往来，”马歇尔宣读着全庭一致意见（南卡罗来纳的法官约翰逊写下“同意意见”，他陈述的语气比马歇尔更加肯定），“而且通过制定人际往来的规则管理商业。”既然宪法给予联邦政府“管理各州间贸易”的权力，那联邦政府（也只有联邦政府）也有权制定规则。

当然这正是韦伯斯特一直在争辩的。（和往常一样，韦伯斯特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他写道：“大法官宣布的法庭意见可以说是我观点的再次陈述。”）但是，这也是对联邦权力的一次新的、令人振奋的宣言。门罗总统1822年在一份给国会的否决通知书中声称，宪法给予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对外来商品征收关税以及防止州际贸易设立关税的权力之上，这一点在宪法中是明令禁止的。

各地都为这一判决欢呼雀跃，很多报纸再次刊登了判决的全文。“有些纽约人，”密苏里的一家报纸说，“对于最高法院关于蒸汽机船航运专属权一案姗姗来迟的判决略感不安。他们深信纽约的姐妹州会支持这一决定，而且在与各州交往中，纽约的专断，以及独占本州与其他各州之间水域的行为都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甚至大多数纽约人也打心眼儿里支持法院的这个判决。在判决书下发后不久，“邦克船长率领着‘美利坚’号蒸汽机船从纽黑文返回，扬扬得意地驶进纽约港，随行乘客都高度赞扬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纽约航运专属权的决定。‘美利坚’号礼炮齐鸣，码头上的人报之以热烈的欢呼声。”

美国各处都在欢呼。《佐治亚日报》报道说抵达奥古斯塔的两艘蒸汽机船所到之处都在庆祝贸易和制造业垄断权的废除。“这两大领域的垄断行为实在可恶。我们要自由贸易，我们要航运的权利！”有人可能会怀疑那个无名记者对码头上的呼喊声是否进行了确切的报道，但事实上他的确准确地捕捉到了人们在那一刻的情绪。就像一位法官在20年后描述的那样，“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将所有的河流、湖泊和港口从垄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法院》这本经典著作的作者查尔斯·沃伦笔下的“美国贸易解放宣言”立即产生了经济效应。由于业界相互的竞争，从纽黑文到纽约这段航程的费用降低了40%，纽约水域中蒸汽机船数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6艘一跃增长到43艘。

然而这一宣言有着更深远的经济影响。各州都禁止把航运专属权给予那些一心想赚取租金的有权有势之人，因为不管哪一类的专属权都是违宪的。此外，各地区为一己之利对州际贸易设置的其他障碍也被清除了。因此正是因为吉本斯对奥格登一案，让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场，正如蒸汽机的应用为长途运输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动力那样，它的发展向世人暗示了一股新的力量即将爆发出来——这就是铁路，它是19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明，它将带领美国进入现代经济时代。在吉本斯对奥格登一案的指引下，美国已做好了准备。

铁路计划

和许多19世纪的发明一样（20世纪中的发明更是如此），铁路的问世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它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一整套体系，每一部分都由不同的人完成，然后由新兴的职业群体——建筑工程师（18世纪中期之前，“工程师”一直是军事领域的专有名词）将各部分“拼装”起来。

16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如果在采矿业中给货车安装轨道，耕畜（或是人）就能拉动更重的货物。原因就是金属车轮在金属轨道上的“滚动摩擦力”很小。40吨重的机车以时速60英里的状态在轨道上自由滑行的距离是等重的卡车在水平公路上滑行距离的5倍左右。铁路的这一性能使得它直到今天仍是货物运输能应用的最经济的办法。

蒸汽机面世后不久，人们开始把这两种技术相结合。事实上，奥利弗·埃文斯在铁路出现之前就早已预见到铁路的样子了。“这个时代即将到来，”他在1813年，也就是第一条铁路取得商业成功的15年前写道，“到那时，人们将乘坐蒸汽机驱动的驿站马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马车就像飞鸟一样快……乘客早上从华盛顿出发，可以到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解决午餐，当天到达纽约享用晚餐……要实现这一设想，就要铺设两条轨道来指引马车，这样马车可以从相对的方向交错而过，白天晚上都可以走。”

埃文斯从未把他的机器同铁路联系在一起，但是当范德比尔特用高压蒸汽机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机车时，这两件东西终于被联系在了一起。范德比尔特在塞缪尔·霍姆福瑞位于威尔士格拉姆根郡冶铁厂的电车轨道上试车。1804年2月21日，第一台机车成功地带动第一辆火车沿着轨道运行起来，铁路诞生了。

然而当最终克服了修建一条铁路实际面临的重重困难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25年。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解决了铁路修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铁路——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它于1830年9月15日正式投入运营。当时英国首相惠灵顿公爵也到场见证了这一伟大的时刻。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将大型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同利物浦这个大型港口城市连通起来，很快就取得了财政上的成功。

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实行它的铁路计划。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史蒂文斯学院的创立人约翰·史蒂文斯已经得到在特拉华和拉里坦两河间修筑铁路的特许权，但是这条铁路压根儿就没建起来。史蒂文斯1825年还制造了美国国内第一台机车，但是机车只是在他霍博肯市家中的圆形轨道上跑了跑。

史蒂文斯的儿子罗伯特·利文斯顿·史蒂文斯却是个才华横溢的工程师，为铁路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小史蒂文斯设计出横截面是T形的铁轨，自此奠定了铁轨设计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把铁轨铺设在垫有沙砾层的木枕上，能造出最结实的路基。另外他还发明了可以把所有部件固定在一起的铁路道钉。

伊利运河的成功让美国东部其他城市的商业团体也跃跃欲试。伊利运河的通航使得西部市场与纽约正迅速地连通到一起，一直保持快速发展态势的巴尔的摩为了自身长足的发展，也想打入正在崛起的西部市场。但是考虑到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地理位置，想要在巴尔的摩和西部之间修建一条运河，费用会贵得离谱。所以人们决定采用新兴的铁路技术，用马作为牵引力。

1828年7月4日，得克萨斯州北部的卡罗尔顿市的查尔斯·卡洛尔（Charles Carroll）——当时最后一位在世的美国独立宣言署名人，为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铲起第一锹土。这场开工仪式是一次奇特的新旧组合。卡洛尔已经91岁高龄了，但他仍然坚持穿着他年轻时代的没膝短裤，尽管这条短裤在30年前就已经过时。虽然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是由私人出资兴建的，但是各界人士都加入到庆祝铁路开工的活动中来，行内人士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就像英国中世纪很多城市的行会大游行一样。然而这次和中世纪不同，人们隆重庆祝的技术是最新潮的，它将在一代人中创造一个新的经济世界。

卡洛尔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做的事情，”他在众人（据报道在场有5万人）面前说，“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重要性仅次于当年我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署名。”

“拇指汤姆”机车

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建成甫一证明铁路是有实用价值的，英国许多地方就纷纷上马各种铁路项目，这些铁路通常都是短距离的地方线路，把一个个城镇同现行的水运系统联系在一起。很多原先的运河项目改成了铁路项目，后者与前者比起来有很多优势——铁路建设难度较低，几乎可以修建在任何地方以及大多数的地形之上，而且可以全年运行。

铁路发展势头十分迅猛。1830年，全美只有23英里的铁轨，到了1840年就已增长到2 818英里，1850年又增加到9 021英里。南北战争期间，30 626英里的铁路逐渐将整个国家连成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整体。这有着深远的影响，铁路把18世纪众多的地方市场紧密连结成一个日益统一的全国市场。“两代人之前，”亚瑟·哈德利在他1886年出版的经济学名著《铁路运输》中惊呼，“以前用马车运送货物的费用很大，所以小麦只能在其产地的200英里的范围内被消耗掉。但是今天，达科他的小麦、俄国小麦以及印度小麦可以短兵相接，直接竞争。得克萨斯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铁路的出现不仅使更广阔的市场成为可能，而且也让更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成为可能。但是铁路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这些直接的经济影响，铁路还带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铁路枢纽处更是如此。欧洲的铁路连接着现有的城市；在美国，铁路常常推动了新兴城市的出现。

铁路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铁路发展的早期，当一个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的时候，每英里铁路的造价约为36 000美元。最早的一批铁路都是由铁路沿线的居民出资建设的，他们很快也成为这一新的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进入了资本市场，尤其是进入了当时正快速成长为美国国内第一大资本市场的华尔街。当人们构想着更大规模的铁路时（很快也实现了），证券常常从一开始发行就在资本市场流动了。1835年，只有三家铁路的股票会定期在报纸上报价。到了1850年，数量增加到38只，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铁路的股票和债券占到全国可流通证券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华尔街的上市股票也增加了1/10。

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业物资：机车、火车、客车、铁轨、枕木、道钉以及桥梁的各个部件等。起初，几乎所有的这些物资都要依靠从英国进口。但随着美国市场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美国本土厂商纷纷开始自主生产这些物资，成为工业革命进程的最强大推动力。

在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举行奠基仪式的1828年，纽约的一位崭露头角的实业家彼得·库珀（Peter Cooper）同他的两位伙伴一起在巴尔的摩购买了3 000英亩的土地，建起了坎顿炼铁厂。库珀不仅希望把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经营这条铁路的公司作为自己工厂的长期客户，而且还想作为燃料和铁矿石的运输通道。不走运的是，这条铁路很快就濒临破产，因为铁路公司发现马拉火车赚不到钱，而且13英里长的铁路拐弯处太陡，乔治·史蒂芬森研究过地图之后宣布，拐弯太陡，火车无法采用蒸汽机车带动。

库珀不仅是一名很有天赋的机械工程师，也是一名优秀的商人，他不赞同那位伟大的工程师史蒂芬森的观点。“我会用6周的时间装备一台货运时速为10英里的发动机。”

库珀找来一些还能用的旧车轮，架成一个平台。他叫人从纽约运来他先前为另外一个工程所制造的蒸汽机，连同一只锅炉装在这个平台上。但是如何连接锅炉跟蒸汽机就成了一个难题。当时国内的通气管都是铅制的，承受不住蒸汽机的温度和压强。所以库珀找来一些旧火枪，把枪杆锯下来做通气管。

结果美国第一台商用机车建造成功，按照后来的标准，这款机车的确较小，人们根据著名的马戏团演出经理人P·T·巴纳姆的小矮人的启发，给这台机车取了个“拇指汤姆”的绰号。机车虽然很小，但性能一点儿都不差。第一次试行的时候，承载着40名乘客的机车就能以高达18英里的时速运行，这么快的速度在当时可是重大技术突破。（几个带着铅笔和纸的乘客写下连贯的语句，用事实驳斥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在这样高速的运行中，人的大脑无法正常运转。）

有了蒸汽机，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开始火起来。这条铁路不断加长，1834年延伸到波托马克的哈珀斯费里地区，1852年更扩展到俄亥俄河上。彼得·库珀的炼铁厂以及巴尔的摩城都跟着红火起来。当库珀若干年后卖掉工厂时，他以每股45美元的价钱购进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股票，后来出手的时候，这些股票已经增值到每股235美元。

重大的新技术诞生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协同效应的产生。对于协同效应，用它的经济影响力来解释再合适不过了。和没有铁路的日子比起来，火车让人们走得更远、更快，也更省钱。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乘马车从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要走上1个月的时间。30年后，这段路程只需要三天，人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到达目的地。

铁路极大地带动了制造业、采矿业、旅行以及商业的发展。那时的人们兴奋地发现，铁路已经将他们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前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时代。“大火车呼啸而过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19岁的乔治·坦普顿·斯特朗1839年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的太祖爷爷看到其后代在科学上的进步，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能比火车更让他们叹为观止的……想象一下，锅炉中的火苗在前方跳动，烟囱吐出滚滚热气，火车拖着长长的车厢既像一条有头有尾的巨龙，又像魔鬼。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飞奔，天哪！”

但是铁路也给人们平添了一份焦虑不安，上了年纪的人尤为如此。1844年，比斯特朗大40岁的菲利普·霍恩写道：“这个世界发展的步伐太快。改良、政治、改革甚至信仰瞬息万变。铁路、汽船、邮轮跟时间赛跑，将时间远远甩在后面……噢，怀念往昔好时光——沉重的驿站马车，还有每小时6英里的速度！”

菲利普·霍恩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使用“往昔好时光”一词的人。他生于1781年，那是一个无论从技术水平、经济还是社会面貌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同他的父辈乃至太祖辈的世界差别不大的社会。然而蒸汽机的问世以及工业革命的推进让霍恩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经济世界，从此之后的每一代人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随着我们一点点变老，我们会看到年轻时候的许多新奇的科学技术慢慢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对于菲利普·霍恩这一代人来说，这既是激动人心的全新体验，有时也是挺可怕的经历。

[1] 1785年，俄亥俄山谷的农场主们利用河水的漂流运送原木到新奥尔良南部的城市。返程时，采用步行或骑马的方式，这比乘船逆行更轻松。美国的最早的公路之一就是为这些卖完木头要返回家乡的农场主们修建的。而今，这条公路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国家公园。它使得游客们能像两百多年前的人们一样穿行在各森林之间。——译者注

09 留住天堂的闪电

19世纪早期，出行的速度加快了，通信的速度也加快了。

现在的卫星和海底电缆设施让地球各地实现了即时通信，所以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18世纪消息传播的速度有多么迟缓。1775年4月19日星期三，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了，独立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但是直到4月23日星期天，纽约才获悉此事。一名信差快马加鞭在4月28日深夜终于将消息带到了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又过去了整整五个半星期，伦敦的英国内阁才得知令他们不寒而栗的消息：美国郁积已久的危机转眼间演变成一场公开的战争。

当然，以前也有很多比骑马送信快很多的办法，但是却无法实现普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曾下令沿着英国南部海岸建造烽火台，一旦发现西班牙舰队就立刻点火报信。18世纪末期，一个叫克劳德·沙普的法国人在法国境内建造了一连串旗语台。每个旗台都由桅杆和扶手组成，桅杆的顶端是通过滑轮升降的大旗。旗台不断打着旗语，就像童子军打旗语一样，骑马要几天才能送到的消息，用这种办法几小时就可以完成。

法国各地都在用这套打旗语的方法（沙普自创了“电报”一词，意思是“从远处写信”），然而新生的美国对这种方式并不以为然，1800年，美国在马撒葡萄园岛和波士顿之间安装了这样一套旗语台。但是对大部分地区来说，由于相距遥远，再加上资金不足，这种通信方式并不适用。

可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迫切需要更快捷的通信手段，他们使用了一些成本更低廉的通信手段。19世纪30年代，每个营业日人们都要爬上位于华尔街的商人交易所顶层，纽约股票交易所在那里正举行各项拍卖活动。人们通过旗语向哈得孙河对面的泽西市的人们告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对方接到消息后再转而向下一个尖塔或是山丘上的人打旗语，大约30分钟后，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这种办法很笨拙，而且天气不好的时候自然就不管用了。

华尔街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人们日趋迫切地想要了解各种股票的价格信息，于是尝试了各种办法。甚至连华尔街内部对信息时效性的要求也一直都很迫切。华尔街在早期会雇用一些年轻人在经纪人、交易所和股民大厅之间来回奔跑传递订单和最新股价。这就是华尔街传递信息的人被称为“跑腿者”的由来。（现在人们仍旧把华尔街所剩无几的报信员称为“跑腿者”，但是他们现在大都是一些上了年纪、走路缓慢、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人了。）

“看看上帝的杰作吧！”

通信问题还是没能解决。18世纪早期人们就已经知道电流可以通过专门线路进行长距离传输。如果能发明一种方法有规律地变换电流，就可以传递信息了。

人们做了无数次努力，想要把这个理论设计付诸实践。1774年，瑞士日内瓦的发明家发明了一个装置，在装置中每根电线都用一个字母表示。当电流从代表某个字母的电线流过时，它会撞击与之对应的木髓球使其带电，而后者随后敲响一个小钟。这个字母排钟仅止步于演示阶段，很难在现实中应用。

直到19世纪初，当更高效的电池和电磁铁面世时，改进后的设备才降低了电线的生产成本，人们才开始潜心研究电报技术。尽管威廉·福瑟吉尔·库克和查尔斯·惠斯登在英格兰推出了一套商用电码系统，但最终在世界上得以广泛应用的是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推出的电码系统。

莫尔斯的父亲杰迪亚·莫尔斯是新英格兰一名杰出的牧师和作家，小莫尔斯曾学习过艺术，对画肖像小有天分。然而他却对大型的、“重要的”绘画更感兴趣，但是他在这方面资质平平。

莫尔斯整天无所事事，有大把的自由时间。有一次在船上莫尔斯结识了当时在欧洲从事电学研究的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这次邂逅使他对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场就对电报进行了构想。“如果电路各个部分都有电的话，”他说，“没有理由不能即刻传输信息。”

已经七十几岁的莫尔斯对电报技术一无所知，也没有看过相关的书籍资料，所以一度认为这个观点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事实上莫尔斯电报系统唯一原创的部分就是他编的一套高效电码，可以根据字母在英语中（E就是简单的“·”，X就是–··–）出现的频率来组合点和长划。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后来成为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位会长）这位美国最杰出科学家的帮助下，莫尔斯在纽约大学的一间屋子里建立了一个电报工作模型，模型由电池和在屋里环绕一圈的1 700英尺的电线组成，两端分别连上电磁铁和发报电键。摁下一端的电键，电路就被关闭，电流通过电线激活另一端的磁铁，使另一端的电键吸合。

莫尔斯想方设法要设计一种录音装置，以实现电流的可视化。不料却发现他的电码过于简单，一听就可以轻松破译，只要受过训练的电报员便可写出这些字母。

莫尔斯找了几位合作伙伴，共同改进电报系统。一位是纽约大学的伦纳德·盖尔教授；另一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机械师阿尔弗雷德·威尔，他的父亲在新泽西有一家经营得很红火的冶铁厂。他们向政府争取资金，计划建立一个大型电报系统演示这项技术的巨大威力。但是政府不以为然，所以有6年的时间这项研究竟毫无进展。直到F·O·史密斯（朋友都叫他“福格”）加入莫尔斯的队伍之后，他们的计划才有了起色，因为史密斯不仅是一位国会议员，还是众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主席。

1843年，史密斯在一个会议的最后几分钟趁乱把批准拨款的文件插进了一个法令中，最终艰难地从国会争取到3万美元的拨款。他把华盛顿——巴尔的摩的电报线路建设合同作为对自己的犒劳，但却把大部分钱浪费在了一些劣质电线和埋线工序上。工程开工，电线从电线杆上伸展出去。1844年5月24日，塞缪尔·莫尔斯在国会大厦键入内容为“看看上帝的杰作吧！”的电码，阿尔弗雷德·威尔在巴尔的摩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接收的内容。

电报的可行性一旦得到验证，便以惊人的速度推广开来。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连上了电报系统。1861年，电报线路也铺设到旧金山。在莫尔斯发出那封著名的电报之后，电报技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普及到了北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1866年，赛勒斯·菲尔德成功地铺设了一条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欧洲和美国从此实现了即时通信。在人类发现美洲大陆250多年后，美洲终于结束了同西方世界中心长期隔绝的状况。

莫尔斯于1872年去世之时，已经是名利双收。当时把信息从旧金山传送到印度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要是搁在1844年，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电报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可以利用同样发展快速的铁路。而电报的发展也极大提高了铁路的工作效率。早期大多数火车线路都是单轨设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辆火车驶过来，没有其他线路可走的火车就要停在一边，等到这班火车过去后才能通行。火车管理员如果发现很长时间过后其他火车还是没有出现（早期的火车故障和事故是常有的事），就会提着灯走上几百米到火车的前面看看是否发生了撞车事故。当然这需要火车减慢到管理员可以追得上的速度。

1851年，伊利铁路的一名工程师正在为迟迟不来的火车感到万分沮丧时，不经意间发现沿铁轨铺设的电报线两根为一组，火车误点和事故方面的事情可以提前用电报通知，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同条线路其他火车误点的情况。随后，人们在几年的时间里精心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信号系统，可以在保证安全运行的同时大幅提高火车速度。

在发展中的美国经济中，华尔街是电报技术的最大受益者。市场的大小取决于通信网络覆盖的面积，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证券交易所的重要性依旧存在，然而电报很快就让它们一文不值了。

电报一旦让即时通信成为可能，费城和其他各处的交易商在纽约市场就能像在本地交易一样轻松，他们很快就聚集到纽约，仅仅是因为买卖双方最理想的价格总是出现在最大的市场。

当时的人们很清楚这一道理。詹姆斯·K·迈德伯瑞1870年写道：“金钱总是有集聚的趋势，股票、债券、黄金很快就集中到了金融活动频繁的地方。流动的财富总量越大，集聚效应就越明显。根据这一原理，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电报发明前就已经成为东海岸一大城市的纽约，现在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内的金融中心。当这个金融中心从牛市跌到熊市，它也会给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州、每座城市和每个村庄带来巨大的混乱和冲击。”

现代报纸

19世纪70年代末，电报对还处于襁褓之中的另一种通信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报纸。

早在1690年美洲殖民地时期就有了报纸。当时一个叫本杰明·哈里斯的伦敦人在英国因煽动性言论被判入狱后，从英国逃到了殖民地。1690年9月25日，他在波士顿出版了名为“国内外公共事件”（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 ）的第一份报纸。哈里斯保证：“每个月都会发行一期报纸（如果信息量过多一次出版不完，会多出几期）。”然而马萨诸塞的总督和委员会马上就将其查禁，第一份报纸竟成了最后一份。但是波士顿和其他几个地方很快又出现了报纸，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各大城市都有报纸在发行。

这些早期的报纸和后来的报纸不太一样。首先，18世纪，新闻的收集速度和传播速度一样慢，除了最重要的事件，人们没什么时效观念。其次，新闻的成本很昂贵。本杰明·富兰克林熟悉的胶印平台印刷机在一定的时间里只能印刷出有限的几份报纸，而且大多数成品都被咖啡馆和图书馆定购。

前工业时代的报纸与现今的报纸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意义。前工业时代，大多数综合类报纸都是政治派别斗争的工具，会在赞扬一派的同时抨击另一派别。事实上这些报纸都是带有鲜明倾向性的评论性报纸。

纽约的一个苏格兰移民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ott）改变了这一切。贝内特1795年出生在苏格兰仅有的几个天主教家庭之一，一直都独来独往。他是当记者的好材料，虽然长相奇丑无比，眼睛还斜得厉害。19世纪50年代，当一位年轻记者在贝内特位于纽约市政厅对面的办公室采访他时，这个记者报道说，贝内特“一只眼看着我，另一只眼看着外边的市政厅”。

在阿伯丁受过良好教育的贝内特20岁时写了第一篇有关滑铁卢战役的报道，4年后由于看到美国这个地方充满机会，于是移民到那里。在最终定居纽约之前，从波士顿到查尔斯他先后为数家报纸工作过。在纽约，他曾三次试图要找到一家能阐述杰克逊主义原则的报纸，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19世纪30年代的蒸汽机不仅改变着纸媒，也在改变着其他各个领域。新的用蒸汽机驱动的可旋转印刷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印几千份报纸，而且成本非常低廉。贝内特决定尝试一下新事物。1835年5月6日，在一个潮湿的地下办公室里，贝内特是唯一的雇员，拿着500美元开始出版《纽约先驱报》（以下简称《先驱报》）。

贝内特把《先驱报》办成了一家不代表任何党派的报纸，总是力争拿到第一手消息。他找来一些报童让他们沿街叫卖，每份售价一便士，这将成为以后一百多年中美国都市街景的一大特色。不过这些点子可不是贝内特自己想出来的，但他却是将这些主意集中在一起加以应用的第一人。此外，他在新闻报道中率先融入了很多新奇元素，丰富了报刊的内容：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天气预报；定期报道体育赛事；第一个在综合类报纸上报道商业新闻和股票价格。当一名艳丽的妓女在纽约一家相当时尚的妓院被谋杀时，贝内特认为一些“有名望”的报纸不会关注这件事，所以他就对谋杀案大肆报道了一番。

《先驱报》的发行量节节高升，其他报纸也不得不关注这起谋杀案，一时间全国轰动。经过几年的发展，《先驱报》已经跻身纽约最成功报纸的行列。贝内特前往欧洲，在伦敦、罗马和巴黎签约雇用了几名记者，负责为《先驱报》提供独家报道，他们成了世界上第一批驻外记者。贝内特在国会力争通过一项原则，规定外地报纸的记者和本地报纸的记者一样有权进入国会记者席，这就是华盛顿记者团的起源。他甚至还创造了“leak”一词，专指那些政治家出于私人目的透露给记者的那些新闻。

到了南北战争期间，《先驱报》成为美国国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其他各大报纸都纷纷效仿《先驱报》的模式，整个报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期间，《先驱报》的日发行量高达40万份，超出50年前全美报纸发行总量的好几倍。

现在数百万人都是通过报纸来了解日新月异的世界。“日报，”《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 ）于1866年报道说，“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我们来说，它与蒸汽机同等重要。正是报纸把个人同整个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A·T·斯图尔特（A. T. Stewart）的店铺中的商品涨价幅度不大，价格固定而且在报纸上做广告，这家店的另一特色在于“自由进入”，顾客可以随处浏览，店员不会全程陪同。奢华的店面，自在地在店里漫步——斯图尔特的店第一次让那些有钱有闲的人把购物当作一件惬意的消遣方式，而不仅仅是日常必需的活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家具、丝绸、地毯、瓷器和印刷品，在这些新开的商店里都能买到，新生的中产阶级将它们大包大包地买回去装点他们厚重、杂乱、奢华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家，这种装饰风格在19世纪中期最为盛行。

19世纪60年代斯图尔特的“钢铁结构大厦”正式开张。大厦坐落在距离百老汇和第九大道1英里远的非中心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冶铁结构的建筑之一。斯图尔特与全国各地的商人进行大宗批发生意，此时的他成为国内最大的个人进口税缴纳者。

甚至在没有铁路的乡下，商品促销活动也打开了新的市场。小贩们沿着改善的公路系统，向沿途的家庭妇女销售一些像提桶、浴盆、布料和工具这样新型的制造品，展示“美国佬的智慧”。这为19世纪美国寂寥的乡村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新生的美国商人群体把圣诞节推广成了一个民间节日。大部分的美国清教徒（英国国教徒除外）在殖民地时代不过圣诞节，但是人口流动使这些清教徒家庭结识了一些有圣诞传统的家庭，常常是在孩子的影响下，很多家庭开始庆祝圣诞节。像纽约人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或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作家，在圣诞节来临时都开始参与非宗教部分的庆祝活动。新生的商人群体每逢圣诞节，都喜欢把店铺装点得漂漂亮亮的（由艾伯特王子引进英语国家的圣诞树此时变得流行起来）。自然而然地，他们也开始遵从互送圣诞礼物这一古老的习俗。

到了19世纪中期，圣诞节已经不仅成为延续至今的一大节日，而且还是零售业最重要的带动者。

“一切皆有可能”

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工业革命将人们带入了现代化生活。便捷的交通运输、电报和报纸的普及让家庭生活变得更加舒适。

工业革命之前，家居用品最后一项重大变革就是中世纪全盛时期进入富人家庭的烟囱。直到19世纪20年代，蜡烛和火炉仍旧是家庭的照明和取暖工具。人们用桶从井、泉和水塘里打水，露天燃起炉火做饭。

18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k）的英国人发现煤加热时释放的气体可以燃烧，并会产生明亮的黄色火焰。早在1796年，费城就有人演示过煤气灯的使用。巴尔的摩1816年颁布法令，提倡把煤气灯用作街灯，很快，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到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城市都铺设了地下管道系统，可以将煤气从当地的煤气站传输到各个地方，城市主要的大道也安上了街灯。长期笼罩都市的潜藏着危险的黑暗逐渐散去，人们的夜生活逐渐丰富起来。

虽然人们为夜晚明亮的大街欢呼，但还是担心煤气会引起窒息和爆炸，所以对使用家用煤气一直慎之又慎。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但煤气灯相对于蜡烛的好处却让人越发心动。19世纪50年代，城市中上阶层的人家中充斥着煤气微弱的嘶嘶声和古怪的潮味儿。“煤气现在已是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纽约人1851年说，“城里的大房子几乎没有不安煤气设备的。”

室内照明费头一次这么便宜，因此人们可以尽情地享用照明设施。人们开始睡得越来越晚，阅读量也比以前多得多。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活页乐谱的销售量大得惊人。

中央供暖系统的应用为人们的晚间活动提供了便利。19世纪30年代管道价格下跌，人们都能够支付得起，热水系统也开始出现在许多居民的家中。60年代，蒸汽散热器迅速取代了原始的高温火炉。有了中央供暖系统，人们的情事更加愉悦。外国人常常很惧怕这一新事物。“很多顶级房子的供热设施对于不习惯它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曾任英国驻波士顿领事的托马斯·戈雷·格拉顿写道，“是对那些人的巨大不幸……巨大的火炉不分昼夜地从孔洞和管道向上输送热气……当你打开临街的大门，滚滚热气就扑面而来，令你不由得向后缩。再一探头，热气又从后面推着你，你感觉自己已经被烤得半熟，昏头昏脑地被卷进热气当中了。”

厨房用的冶铁炉也是对壁炉的一大改进。有了它，家庭主妇做饭就方便多了，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使用。

尽管有了种种改进，但是经营一个家庭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需要很多佣人才能忙得过来。19世纪早期，家庭需求日趋扩大，佣人供不应求，一时间劳力奇缺。但是当年轻的农村妇女离开自家的田地涌入城市，再加上外来移民增加（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大的移民潮）之后，佣人工资大幅下降，一些普通家庭也能雇得起人给主妇帮帮忙了。

19世纪50年代一个典型的中上阶层的家庭会雇一名厨师、一名侍者（重活大部分由他完成，比如铲煤及侍奉主人用餐）以及一名打扫房间的女佣。再富裕一点的家庭会添一名楼上女佣、一个洗衣工、一个勤杂工（干重活）、一个车夫以及一名家庭女教师。一个有经验的仆人——比方说能烧一手好菜，主人会管吃管住，并且一周最多可挣六七美元。这对那时的女人来说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在很多家庭当中，受喜爱的佣人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颇受爱护和关注。受到宠爱的佣人，尤其是未婚女性，侍奉一家老小，自己生活过得很是惬意。另一种女性的生活状态是：在新工厂工作，住在北方城市快速蔓延的贫民窟里，每人分得一间或半间屋子，环境拥挤嘈杂。那些在家中受宠的佣人比起贫民窟的小工们，情况不知好过多少倍。尽管19世纪晚期工业大发展，但是美国的调查数字显示，1900年需求量最大的就业职位仍旧是家佣。

19世纪头几十年，也就是美国城市飞速发展的那段时间，居民家中的供水和排污问题也凸显出来。最初几年，富裕家庭用接雨桶或者蓄水池把屋顶上的水积攒起来使用。其他人家只得从最近的井打水喝，但是水源经常被厕所流出的秽物和尿壶倾倒在街上的污物所污染。这正是在美国各城市横行肆虐的黄热病和霍乱等流行性疾病的病源，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费城是第一个建立起现代供水系统的城市，它用管道送水，通过下水道对污水进行处理。1832年，美国首次出现安装这种送水系统浴室的房屋。纽约四面环海，采用这一系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更多。于是纽约修建起了一个45英里长的沟渠，从西切斯特的克罗顿河引水进来，于1842年7月4日开通“克罗顿系统”。

菲利普·霍恩热切期待着水渠的建成，几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纽约现在唯一的话题就是克罗顿河的水……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喷泉、水渠、水管以及水龙头上，都无法专心过马路了……水！水！水成为市民普遍关注的话题，它把欢乐带给了民众。”

1843年，当乔治·坦普顿·斯特朗看到父亲把克罗顿河的水接进位于格林威治大街的家中时，简直惊呆了。洗澡时再也不用把浴盆拖进厨房，在炉子上烧水一点一点倒进去。“上周我过的还是两栖生活，”他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每天晚上在浴盆里踩水玩儿，感受着洗澡的奥秘和艺术。没有什么比从上到下洗淋浴更新奇的事儿了。”

波士顿当局曾一度对人们享受安息日的行为很警惕，于是下令禁止市民在周日洗澡。

19世纪早期之前的美国人，包括那些声名狼藉的流动人口，很少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前往离出生地50英里以外的地方，即使他们真的走出去了，也再没有机会回来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一天可以走100英里；相距1000英里的人可以实现即时通话；人们能迅速地了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拧开水龙头就可以流出热水，即使在最寒冷的日子都有温水用；有了照明设施之后，夜晚读书再也不会感觉眼睛疲劳。

19世纪头10年出现在百姓生活中的奇迹——铁路、电报、报纸、供暖系统、照明设施和自来水，激发了人们乐观向上的情绪以及大家曾不知其为何物的进取信念。维多利亚时代即将到来，“一切皆有可能”成为西方世界颇为流行的观念。虽然当时的美利坚还没有完全成形，不具备一个成熟的轮廓，但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已超过世界上其他大国，美国人也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彻底击败过，即使是在以后最险恶的年代。

10 鲸鱼、木材、冰块和金子

19世纪20年代，煤气灯照亮了美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夜幕降临之时，人口占到全国一大半的乡村仍旧是一片漆黑。安装煤气管道是一项大工程（肮脏、有恶臭，有时还有危险），而且煤气是直接从煤气厂输送到用户家中的。基础设施安装成本昂贵，只有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才能养得起一个煤气厂。可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夜晚读书，晚上的活动也越来越多，而农村地区对人工照明的需求就更加迫切。这时候，鲸油被发现了。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捕鲸活动，巴斯克人、挪威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有自己的捕鲸队。早期人们主要捕捞近海的鲸鱼，捕杀后拖回来进行加工。但是随着近海鲸鱼数量的减少，欧洲人开始离开家乡，到更远的海域寻找鲸鱼。

鲸鱼身上的一些部分可以做成装饰品。除了鲸鱼肉，鲸脂可以提炼出鲸油。这种油既是上好的灯油，也可做机器的润滑剂。柔软的鲸须呈流苏状，长达三四米，大部分巨鲸将其当牙齿用。鲸须可以加工成很多产品，其柔韧的质地是女性胸衣、马鞭以及其他很多产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新英格兰捕鲸活动最早开始于1645年。早期捕鲸者的主要猎物就是露脊鲸，因为这种鲸数量丰富，而且相对容易捕获。它们死后会浮在水面上，因此这种鲸鱼是理想的猎物。1712年，近海的一艘捕鲸船被风暴吹进深海里，船员想方设法抓到一头抹香鲸，想尽一切办法把它顺利带回家。

抹香鲸和其他巨鲸有所不同，它们有牙齿但没有鲸须，主要靠捕食深海的巨型乌贼为生。抹香鲸体内的鲸油是其他鲸油无法比拟的。其硕大的头颅里还储有丰富的鲸蜡，这是制作上等蜡烛的好材料。

抹香鲸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新英格兰人开始建造远洋捕鲸船，专门在深海中捕捞这种鲸鱼。1765年，新英格兰捕鲸队停靠在亚速尔群岛，然后驶往巴西海岸。到了18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一年能出口14万~18万公斤用鲸油制成的蜡烛。

殖民地时期，英国政府鼓励捕鲸业发展，给吨位达两百多吨的捕鲸船发放补助金。美国独立后，捕鲸业更加兴旺起来。19世纪美国捕鲸船遍布世界各大洋。出海一次要两年的时间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长达四年。1800年，大约300艘捕鲸船从普罗温斯敦、南塔基特、新贝德福德以及马布尔黑德这些新英格兰的港口出航。到了19世纪40年代，700多艘美国捕鲸船在海上寻找鲸鱼。每次出海归来，船队都能收获多达2 000桶的鲸油。这些船队的故乡在这个产业的带动下日趋繁荣。19世纪早期，很多新英格兰人都是靠捕鲸发家的。

不幸的是，新英格兰太精于捕鲸之道，捕捞速度远远超出这种巨型哺乳动物的繁殖速度。当世界上各种鲸鱼的数量开始减少时，捕鲸船每次出海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市场的供不应求使得鲸油的价格稳步上涨。

当时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成熟，无法有效调动市场的力量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当需求超过供给时，价格将上涨。价格上涨反过来一方面促使人们注重稀缺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加紧寻找其他供给渠道或是替代品，来确保在高价格下仍旧有利可图。当时的一个编辑评论道：“只要一个行业有钱可赚，美国人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

鲸油价格上涨（19世纪50年代，1加仑鲸油是2.5美元，当时一个熟练工人一周赚5美元就是高薪了），人们只好尽量寻找其他可以做发光体和润滑剂的替代原料。从松脂中提取的莰烯是一种很好的发光体，但是很容易爆炸。19世纪50年代人们第一次从煤焦油中提取出煤油，但是加工过程异常复杂，成本也非常昂贵。19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鲸油价格居高不下而市场需求却非常大，纽约市的一家工厂一天能从煤焦油中提炼出5 000加仑的煤油。

煤焦油，原本只是用来提取煤油的原料，后来人们发现它富含多种化学成分、经济价值丰富，可用于杀虫剂、塑料制品、涂料、药品等产品的生产。它将成为19世纪后半期新兴化工产品的主要成分。由18岁的英国男孩威廉·亨利·帕金发现的苯胺染料成为第一种取自煤焦油的商用化学产品，它们很快就取代了那些提取自木蓝和茜草等植物的植物染料。

一种完全不为人知却价廉物美的发光体来源就是石油。石油自古就有，被人们视为珍品，一直被当成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原油外观看上去很不怎么样，但据说小剂量的原油毒性不大，可作药用）。在世界很多地方，石油自发从地下冒出来，人们可以把池塘表面漂浮的油花撇出来，或者吸附在碎布上。

1853年，一位名叫乔治·比塞尔（George Bissell）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回母校参观时，在一位教授的办公室看见一瓶从宾夕法尼亚西部带回来的石油。他知道这东西是可燃的，于是突然意识到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光源。比塞尔组织了一个投资团并邀请当时美国一位顶尖的化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小本杰明·西利曼，一起探讨石油的发展前景。西利曼的报告说，石油经加热后能很容易地分馏出各种物质，其中就有煤油。“先生们，”西利曼说，“在我看来，有理由相信贵公司可以从石油中得到一种原材料，整个加工过程很简单，成本低廉，而且石油可以制造很多贵重产品。”

尽管比塞尔和他的投资商们（西利曼自己很快加入到投资团中来，投资了200股）看到了石油的商业价值——可以从中提炼一种很有市场的商品，但问题是石油的数量还很有限。单凭从池塘水面撇油是不足以支撑一个产业的。比塞尔这时有了一个主意。1856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他在纽约一家药店的遮阳篷底下注意到一则用石油提取物制成的新药的广告，上面画着几个钻井取盐的井架。广告里药品中的石油成分恰好是钻井取盐得到的副产品。比塞尔想知道是否有可能用取盐的方法来开采石油。

公司派一个叫埃德温·德雷克的人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西北部，当时美国国内大多数石油产自这里。当地人觉得德雷克很荒谬，所以他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既会钻井取盐又愿意为公司开采石油的人。1859年8月27日在泰特斯维尔郊外，美国第一口钻井在这里架起。德雷克在井上安装了一个油泵，开始将好似无穷无尽的石油从地底下向外抽取。在短期之内，比塞尔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找石油的问题，而是要找足够多的桶来装石油的问题了。

西利曼教授绝对低估了自己的英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石油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各国甚至要动用军队来获取或者保护石油资源。

“最伟大的爱国者是那些填充了大部分阴沟的人”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几年，美国经济另一种即将耗尽的资源就是国内看似取之不尽的森林。根据托马斯·杰斐逊的预计，美国边境拓展到太平洋还需要1 000年的时间。但是杰斐逊在有生之年只看到了密西西比东边的三个州加入了联邦。美国东部的森林在大规模的砍伐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只有把树全部清理掉，中西部肥沃的农田才能真正实现多产。全美人口每10年增长1/3，从1800年的530万增长到1860年的3 140万，市场对木材的需求量也相应地不断扩大。

统计数据令人震惊。1820年密歇根几乎没有欧洲拓殖者居住，而到1897年，当地五针松木材的外运量已达到45.3亿立方米，只留下不到1.7亿立方米的五针松林。各州也都有类似的滥伐森林的现象。

但是这些年砍伐的树木并不是都用作了木材。在森林资源匮乏的欧洲，长久以来都是用煤作为木头的替代品，但对于森林资源丰富的美国来说，木头仍旧是主要燃料。蒸汽机船数量的增多，再加上1830年后铁路机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木材的需求量。这个时期火车烟囱被设计成独特的倒圆锥形，便于排放机车锅炉中烧木头排放的烟尘。

柴火的生产对土地的影响要比伐树取材还要大。那些年美国为加工木材而砍伐的森林面积总计约6.5万平方公里，而从1811年到1867年，近52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被机器毁掉了，木材数量足够做50亿捆的柴火。（做个比较就知道50亿捆是什么概念了，把50亿捆木材整齐地垒起来可以将康涅狄格州覆盖，木材厚度达1.2米）。

这种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对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但当时大多数人对这一状况见怪不怪。随着大片的森林变成农田，农业生产量剧增。俄亥俄州成立仅仅20年后，一名南俄亥俄的游客在1823年写道，“当我俯瞰那片农田时，不由地大吃一惊，我从没有见过如此欢快的场景。300英亩的玉米穗随风浮动……十几个人在田里劳作。从大自然的森林中走出来真是太有意思了，这样有趣的景致偶尔会被早期拓荒者的小屋和小块空地打乱。”

其实大多数人相信地貌的变迁是《圣经》的旨意，因为《创世纪》在开篇中就要求人类“占据地球，并且征服它”。除了像186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 ）的作者乔治·帕金斯·玛什（George Perkins Marsh）这样几个寥落的声音以及不断扩张的城市里巨大的都市公园之外，在当时并没有出现像今天所谓的环保运动。

俄亥俄州不断增长的玉米产量带动了以辛辛那提市为中心的肉类加工业，直到1860年，芝加哥才赶超辛辛那提成为第一大肉类加工地。1833年，辛辛那提的猪肉加工量为85 000头。15年之后，南北战争前夕，美国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尽管统计数据是从1839年开始的，但是玉米生产从当年的3.78亿蒲式耳增长到20年后的8.39亿蒲式耳。小麦从8 500万蒲式耳增长到1.73亿蒲式耳。

国内肥沃的农田面积急剧增加，但按照殖民地时代的标准，美国对土地的管理毫无起色，实际上还退步了。在早期人口稀少的时候，最好的土地被开发为农田，但是大部分的斜坡和湿地却没有人管。只有在单一作物为主导的南方种植园中，土壤侵蚀和过度使用才是大问题。早在18世纪80年代，玛什就认为“最伟大的爱国者是那些填充了大部分阴沟的人”。

土地的数量看似取之不尽，但是每块单位土地的价值却相当微小，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人们在保护稀缺资源的同时，又在滥用一些丰富的资源。欧洲土地少，所以自然要特别保护土地。而在美国，翻过山丘，穿过河谷，人们怎样都能找到新的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任人自由使用。拓荒者一直前进，300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前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改进工具，解放劳动力

劳动力在南北战争之前和在殖民地时代一样短缺、昂贵，所以人们应该珍惜这种资源。富于创造力的美国人想出很多种方法让美国的农田增产。殖民地时期的犁同中世纪欧洲使用的工具并无二致，而且是木制的。犁在美国东部的沙土中很好用，但是对于发展中的中西部肥沃、难耕的土地就束手无策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犁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尝试设计出一种更好用的工具。1797年，查尔斯·纽博尔德开始用冶铁做犁，1814年杰斯罗·伍德设计了一种可更换部件的犁，因此破损的犁就变得容易维修了。但是即使是铁犁在中西部的大部分土地中也无法使用，因为那里的土壤无法翻转，犁一过土又落回原处。

一位名叫约翰·迪尔（John Deere）的铁匠是佛蒙特州人，他曾经跟着新英格兰的犹太人，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地方——“大弯路”定居下来。迪尔一边忙着修理农民破旧的犁，一边开始尝试设计新的工具。1837年，他用圆形钢锯条做了一个犁，事实证明在中西部坚硬的泥土中它非常好用，犁地干净利落而且不用“清洗”。迪尔很快在伊利诺伊州的莫林成立了一家工厂生产钢犁。这种新的耕犁在不断拓展的农田中得到快速的推广。直到20世纪中期，马拉犁从美国农田消失很久之后，为纪念创始人迪尔，他的公司才把“他把钢犁给予了世界”作为公司座右铭。

然而在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收割机问世之前，美国农业生产一直都沿用古老的耕作方式。美国人的智慧从来就不是新英格兰人的专属，赛勒斯·麦考密克来自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峡谷地带的石桥郡，他在南北战争期间一直是南方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和伊莱·惠特尼的父亲一样，麦考密克的父亲既是农民也是技工，为农民制作、修理农具。和惠特尼一样，麦考密克天生就是修理的能手，他在父亲1 200英亩的农庄里工作，开始琢磨收割小麦的原理。制约小麦收割的因素很多，而小麦成熟后收割的时间很有限，人们用镰刀每天又只能收割一英亩小麦，所以小麦的种植量要视收割劳动力的数量而定。

麦考密克把小麦收割的过程分成几个部分，对应每个环节设计出一种机械装置。然后他又设计了一种能完成整个收割过程的一整套机器。麦考密克22岁的时候就造出一个可实现机械收割的工作样机。在主动轮（或称大齿轮）的转动下，马拉着收割机前进。事实上，农民当初对麦考密克的机器持怀疑态度，致使他10年间一台收割机也没卖出去。到1842年只卖出去7台。但是当1845年英国几乎是颗粒未收的时候，大不列颠废除了旨在保护英国农民免受国际商品竞争冲击的《谷物法》，英国市场对美国小麦的需求迅速增长。麦考密克抓住了这个时机。

麦考密克在芝加哥建立了一家工厂，那时的芝加哥市建成还不过20年的时间。他开始大规模生产收割机。在5年的时间里，麦考密克收割机的销售量就达到了5 000台。到了1860年，麦考密克已经是腰缠万贯。根据当年的统计，他的个人资产已达27.8万美元，不动产价值有175万美元。

有了麦考密克的收割机，人们一天可以收割8英亩的土地，而不是1英亩，美国中西部成了世界产粮区。1839年，建立不久的芝加哥只向外运出80蒲式耳的小麦，10年后芝加哥的小麦外运量达到200万蒲式耳。

麦考密克的收割机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美国谷物的产量而且改变了美国人谋生的方式。收割机以及后来一排排新型机械农业设备的面世，使农业产量持续增长，而美国农业工人的数量却逐渐减少。麦考密克收割机解放了田间劳力，为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工业的大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

1851年麦考密克在伦敦举行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他的收割机，这是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也是19世纪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次盛会。起初，人们对收割机都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伦敦《泰晤士报》带着强烈的排外心理，把麦考密克的机器描述成“这是飞行器、手推车以及四轮马车的混血儿……美国佬发明的一个奢侈的装置，又大、又笨、又难看，一般人都看不惯。”

然而，收割机在英国麦田里一经验证是好用的，《泰晤士报》的态度马上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它在1851年6月9日的报道中说：“美国的收割机是国外对我们突破先前知识最有价值的贡献……世博会办得真是很有价值。”

那个夏天，美国其他一些机械发明在伦敦水晶宫中举行的世博会上也大放光彩。美国的耕犁、柯尔特式左轮手枪、固特异的橡胶制品以及伊莱亚斯·豪的缝纫机都在博览会上获了奖。

艾萨克·辛格新设计的缝纫机功能更多也更加耐用，它很快改变了主妇们的命运，极大降低了成衣制作的成本。一件手工衬衫原本需要超过14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有了新的缝纫机，女裁缝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

很多纺织工人（单单纽约市1853年就有5 000名纺织工）担心缝纫机会抢了他们的饭碗，但是情况却恰恰相反。缝纫机的出现，使得成衣价格大幅下调，市场需求的增长幅度大于价格下降的幅度。这就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世界劳动力市场为什么没有萎缩反而日益兴旺的原因，至少从长期来看如此。当然，短期内，由于新技术有时会冲击一些旧技能市场，因而整个劳动力阶层自然会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美国19世纪中期有一首很有名的民谣，《约翰·亨利，钢铁一般的人》，就再现了这个问题。

冰块贸易

19世纪早期，美国出现了另外一项带动世界贸易的产业，而且在这一领域几十年以来一直占据垄断地位，这就是贮冰业。

在新英格兰，冰在一年中有一段时期可以免费取用，有一段时期就成了贵重商品。在气候比新英格兰温暖的地方，冰更是宝贝。

马萨诸塞州的能人弗雷德里克·图德（Frederick Tudor）看准这个赚钱机会，把新英格兰冬天到处都有的冰块保存起来，等到夏季到来，人们需要大量冰块降温的时候，冰块就非常热销了。

古罗马时代就有类似的冰块买卖。人们把亚平宁山脉的冰雪装到篮子里摆在当时权贵的餐桌上。新英格兰农民在地下挖一个冰窖，冬天把池塘里的冰块储存起来，铺上稻草来隔热，等到夏天用来保存牛奶这样容易变质的食品。图德设想可以把冰块运到世界其他人们从未见过冰的地方。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出这个点子的人。

1806年2月13日，图德租了一艘名为“幸运儿”的船驶离波士顿港口。《波士顿公报》报道说：“这可不是开玩笑，一艘载着80吨冰块的船已经从波士顿港出发前往马提尼克岛。但愿这不是场狡猾的投机活动。”

图德很不走运，这次远航的命运果然被媒体言中了。马提尼克岛没有可以储藏冰块的冰窖，而且图德也不懂得如何在船上有效地保存冰块。马提尼克岛上的人在差不多两个多世纪中从来就没有用过冰块，现在知道冰块是干什么的之后，反而觉得非常奇怪。

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图德在岛上不懈地推动贮冰贸易，造冰窖、改善隔热设备并教给他的那些潜在顾客如何做。挖取新英格兰池塘和河流中的冰块此时也成了一项日常工作。人们用特制的工具挖冰块并将其拖运到海岸边更大的冰窖里。

经济协同效应用一个完美的例子告诉我们，冰块最好的隔热材料就是木材加工中一种不好处理的废料——木屑。以前人们都把木屑丢到附近的水流中冲走（结果造成河流堵塞和洪水的时常泛滥），现在他们可以把木屑以每捆2.5美金的价格卖给贮冰商。

19世纪30年代，冰块已经成为美国利润最高的出口商品。1833年，美国的冰块最远已经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1833年，“托斯卡纳”号于5月12日从波士顿出发后，9月5日到达印度的恒河。加尔各答是世界上最炎热和潮湿的城市之一，是当时英属印度的首都，位于胡格利河上游90英里的地方。当地人热切期待着冰块的到来。《印度公报》（India Gazette ）要求冰块应该减免关税，并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在凉爽的晚间卸冰块。当局很快就满足了这些要求。弗雷德里克·图德克服困难向加尔各答运送了大约100吨冰块。印度的英国人乐此不疲地买下全部的冰块，一笔生意下来，我们这位美国投资者挣了大约一万美元。

19世纪50年代，美国冰块定期出口到几乎所有的热带地区，其中包括里约热内卢、孟买、马德拉斯、中国香港以及后来的雅加达。1847年，95艘船载着约2.3万吨的冰块驶离波士顿，另外5.2万吨被运往美国南部各港口。

其他一些城市凭借通向冰源地的地理优势，纷纷开始做冰块生意。哈得孙河沿岸的冰窖多达135个，每一个都能容纳几千吨的冰块。19世纪40年代，中上层家庭中普遍有冰盒，每天都有人来送冰块。送冰人和送冰车还走进了美国的民间传说。美国人也酷爱冰镇饮料和冰冻甜点（现在在大多数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眼中，这仍旧是美国人一个特有的嗜好）。

到了1880年，据估计冰块的年贸易量已达800万吨。而且每逢暖冬，报纸都会警告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夏天会出现“冰荒”，冰块价格会暴涨。19世纪80年代，随着冰箱的问世，美国同遥远的异国城市的冰块贸易宣告结束，因为它再也竞争不过当地自产的冰块了。但是美国国内的冰块贸易直到20世纪仍旧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年轻人，去西部吧！”

1837年开始的大萧条在40年代中期渐渐缓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参考标准——联邦政府的收入在1843年只有区区830万美元，成为数十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接下来一年的政府收益一跃增长至2 900万美元。和所有的战争一样，1846年开始的墨西哥战争给美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美国经济重现繁荣。当然，墨西哥战争同样扩大了美国的领土，战后墨西哥政府将里奥格兰德以北的得克萨斯拱手让给美国。另外墨西哥在1848年初以1 500万美元以及偿清欠美国公民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债务为代价，把将近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现今的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怀俄明州以及新墨西哥的所在地）划为美国所有。

同年，美国沿北纬49度线划分出的俄勒冈准州也顺利地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此时的美利坚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有两条差不多长的海岸线，但是得克萨斯以西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些州仍旧荒无人烟，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墨西哥战争停战协议尚未完全谈好时，当时仍旧属于墨西哥的领土上发生了一件将会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有人在加利福尼亚萨特的磨坊里发现了金子。

1848年1月24日，一个叫詹姆斯·马歇尔的人正在亚美利加河上的一家锯木厂里检查他为老板约翰·萨特修的水沟。这家磨坊距离今天的萨克拉门托城不远。前一天晚上马歇尔给水沟放水，冲刷里面的碎屑。忽然“一粒形似豌豆、大小有一半豌豆那么大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的心怦怦直跳，”日后他回忆说，“因为我确定那就是金子。”他转身向工友们大叫，“伙计们，上帝啊，我确信发现了一个金矿。”

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潮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一个叫康拉德·里德的小男孩1799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其父位于卡布拉斯郡的农场里的溪流中发现了一大块金子。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其他人也开始在溪流里淘金。北卡罗来纳州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黄金产量丰富，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批金币就是在拉瑟福德郡一个叫克里斯托弗·拜希特勒的德国移民的私人造币厂里铸造的。（尽管铸币不是法定货币，但美国宪法禁止各州政府铸造货币，却没有禁止私人造币。拜希特勒造的币值为1美元、2.5美元和5美元不等的铸币，制作精细而且足值。铸币在南北战争之前，硬通货短缺的南方经济中很是抢手。）

但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同之前北卡罗来纳州的淘金热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1847年，美国生产出的43 000盎司（1盎司约合28.3495克）的黄金，大部分都是开采贱金属矿的副产品。在1848年加州金矿大发现的刺激下，美国黄金产量翻了10番。1849年，世界各地都知道了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那一年美国的黄金产量是1 935 000盎司。1853年，加利福尼亚黄金开采量高达300万盎司，总价大约6 500万美元，这个数目比同年联邦政府的收入还要多400万美元。

黄金是种奇怪的东西。首先，它的比重很大。1立方厘米水的重量为1克，因此1立方英尺（约合0.028317立方米）的水的重量就是62.43磅；1立方英尺花岗岩的重量约为170磅；1立方英尺黄金的重量超过1 200磅。其次，黄金是惰性金属，不和其他的元素发生化学反应（这就是黄金不生锈的原因），因此开采出来的黄金通常纯度较高。开采出来的黄金有时是一些很小的金片或金粉，经常可以在像石英这样的石头里发现；有时就是大块的纯金。

当山坡慢慢被水冲蚀，金块、金片和金粉就被冲到下游。黄金比重大，所以当水流遇到漩涡或者溪流的转弯处放缓速度时，黄金就会沉淀下去，从山坡上冲下来的金子就不断汇集在这些地方。

黄金不像其他的金属，资金少的话，经常就挖不到黄金。淘金热的早期，矿工常常只要带着一只淘金盘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可以了。1848年，很多人愿意抛弃像农民、教师、银行职员以及其他上千种轻松而稳定的工作，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去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因此就出现了19世纪中期，或者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潮。黄金的消息一再流传（詹姆斯·马歇尔和约翰·萨特保守秘密的努力宣告失败），人们争相涌向金矿区，城镇中的人越来越少。旧金山原先是人口不到1 000的小镇，此时已经是“人走镇空”了，镇上的港口挤满了船只，到岸的船员一哄而散都弃船淘金去了。发现金子的消息越传越远，来自夏威夷、俄勒冈、南美洲、澳大利亚甚至中国的几千号人全都涌向了加利福尼亚。

然而，消息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到东海岸，直到当年夏末，有关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传言才四起。12月8日官方才发布告示，那天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向国会通报淘金热一事，而且在报告中附上一个相当诱人的证据：一块重达20磅的金子。按照1837年美国官方金本位率计算的话，这块金子价值4 800美元。在1848年，这个数目足够让一大家子人享受一年或更长时间舒适的中上阶层生活了。

为了找寻黄金，美国国内几乎陷入一种病态的狂热中。1849年，约有9万美国人前往加利福尼亚，1850年去那边的人仍然很多。当时在加州淘金的人口差不多占到全美人口的1%。当然，其中大多数人是男性。当加州在淘金狂潮出现不到三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州的时候，全州的人口有92%是男性。

这不是轻松的旅程。1849年，从美国东部到加利福尼亚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人们要穿越无人区，进行长达6个月的长途跋涉，有时还会遭遇攻击。第二种办法就是坐船绕过合恩角，整个旅程也要花费6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三种方法就是取道巴拿马。乘客们要穿过多雨、热病肆虐的巴拿马海峡到达太平洋，希望找到向北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道路，比如“加利福尼亚”号蒸汽机船从合恩角附近出发专门运送乘客前往加州。

取道巴拿马从理论上讲至少要70天时间，但是人们在巴拿马城等船常常要等上几个星期。奥格登·米尔斯在淘金热中靠银行大赚了一笔。他发现等待前往淘金区的有3 000人，但压根儿没有北行的船只。他往南走希望找到租船的地方，但他一直走到秘鲁最大的港口卡亚俄才找到一艘。米尔斯这趟从纽约到加州的旅程花了6个月的时间。

加利福尼亚淘金狂潮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将美国的人口中心向西推进了一大块儿。1850年美国人口的中心（1790年是在巴尔的摩的东部）位于弗吉尼亚的帕克斯堡，也就是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然而1851年年初，当时淘金依然很盛行，约翰·索尔在《特雷霍特的快车》（Terre Haute Express ）一书中写道：“年轻人，去西部吧！”这句话很快就对贺瑞斯·格里利产生了影响，并且从此伴随他一生的发展。

美国新建的州距离得克萨斯最西边的边界向西还要990多英里。这么偏远的州如何同国内其他地区进行往来成为一个大问题。波士顿和新英格兰的造船厂开始造出越来越多的快速帆船，其最大优点就是速度快，最大的缺点就是货物空间小。这种船把乘客送到加利福尼亚，缩短了绕过合恩角的时间。“飞云”号快船的名字再合适不过了。“飞云”号从纽约起航前往旧金山仅仅需要89天的时间，是原来所需时间的一半。1853年，大约有120艘快船出航。但是由于巴拿马铁路的通车，再加上太平洋航段蒸汽机船更加安全的行驶，快船无法跟它们竞争。所以快船的数量越来越少，最后一艘快船1859年从海面消失了。

人们越来越需要在美国国内设计出一条通向加利福尼亚的线路。1853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又买下7.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现今的亚利桑那州），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这个地区是修筑南方铁路最理想的线路。1860年，快马邮递（Pony Express）使各地与加利福尼亚的通信时间缩短到10天左右，1861年电报的使用更是将时间缩短到几分钟。

“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对美国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黄金就是货币。拿破仑战争末期的1821年，大不列颠实行金本位制。这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将以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的兑换率来购买或者出售大量的英镑来换取黄金。（这个兑换率是由一个世纪以前的艾萨克·牛顿爵士制定的。在所有人中只有牛顿愿意担任皇家造币厂厂长这个有着高收入但却不起眼的职位。）

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世界经济贸易的老大，英格兰银行就是全世界事实上的中央银行，主要的贸易大国很快纷纷把本国的货币同黄金挂钩。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以黄金为基准（或者以英镑为基准）。但是当美国对外贸易实行金本位的同时，国内货币流通市场混乱的状况继续存在甚至更加恶化。19世纪50年代，流通领域有7 000多种有效银行券，以及5 000多种带有诈骗性质或者伪造的银行券。

1860年，美国的从业银行达到两百多家。有些是总部设在东部大城市、规模大、行事保守、信誉良好的银行，然而大多数银行在小城市，业务主要围绕着当地的经济活动展开。还有一些银行被称作野猫银行（他们发行的银行券只能在自己银行兑换金银），因为他们的总部所在地“周围到处有野猫出没”，不仔细找很难发现。

加利福尼亚的黄金进入美国经济中流通，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很大。联邦政府金币制造量以及参照黄金储备发行的银行券数量都有所提高。鉴于当时国内没有中央银行，所以全国没有建立一种货币供应的管理机制，也没有出台相应的货币政策以控制后来艾伦·格林斯潘称之为“非理性繁荣”的局面。结果美国经济只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1850年，美国的铁路总长只有9 000多英里，但是10年之后扩展至30 626英里。生铁产量1850年为6.3万吨，6年后增长到88.3万吨。铁矿石越来越多地来自密歇根上半岛的马凯特铁山，那里是在苏必利尔湖附近发现的第一个铁矿石矿，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将成为世界上最大、储量最丰富的铁矿。煤只是刚刚开始取代木头作为美国交通运输和各个工业生产领域的主要燃料，然而它的产量这几年也翻了一番。

美国经济一呈现出繁荣景象，欧洲的资金就争相涌入美国，投资各种项目。美国股票的海外持有量1847年为1.937亿美元，10年后增长到3.83亿美元。

这些进入华尔街的新资金巩固了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庞大的金融器官每跳动一下，”《路易斯维尔快报》（Louisville Courier ）1857年报道说，“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都能感受到它的脉动。”在南方的棉花贸易以及中西部同欧洲的小麦贸易中，纽约市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外州银行为了方便它们在纽约的顾客办理各项业务，就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入纽约市的银行。从1851年到1853年，纽约州州内又成立了27家银行。

19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成长，经济发展过快就会出现泡沫，当时纽约金融市场的经济泡沫最为明显。纽约成立了新的交易所，专门进行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不屑进行面值在1美元以下的股票交易。19世纪50年代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等于19世纪前半叶成立的公司数量的总和。到了1856年，华尔街股票平均交易量增长了1/10，其中有360只铁路股票，985家银行的证券以及75只保险类股票。

到了1857年，繁荣好景渐渐远去。加利福尼亚黄金产量稳定；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再加上农业收成欠佳，使欧洲市场对美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降至最低，纽约各码头挤满了找不到活儿的船只。新英格兰有6 000多台棉织机在那个夏天一直都闲置着。

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在1857年《先驱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除了像1837年的那次一样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政府滥用职权、公众拖欠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纸币泡沫……赚得的或借贷的几百万美元都用在购买好房子以及俗艳的家具上了；当时成百上千追求新潮的暴发户们互相愚蠢地攀比着，比谁的衣服的真丝质地好、谁的蕾丝更漂亮、谁身上的钻石更大，还有其他所有昂贵却很俗气的东西他们都会拿来比一比。”

夏天的酷热开始褪去，华尔街上的股票市场不断反映着颓势中的国家经济状况。银行和经纪人越来越脆弱。9月12日的一场飓风吞没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中美洲”号蒸汽机船，也夺走了400名乘客的生命。但是对市场来说，更重要的是，价值160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黄金随船沉入了海底。华尔街听到消息后立即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噩耗很快传到了欧洲，世界市场第一次面临崩溃，同时这也显示出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增长。10月中旬，美国大多数银行（以及纽约市的各大银行）只能暂停铸币支付，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银行纷纷建立储备金、召回各项贷款，大部分银行12月份已经恢复金银支付手段。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国经济还会继续受到新一轮萧条的冲击。1857~1858年联邦储备下降了三成。

宪法实施后的头60年中，美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国内领土扩大了三倍，人口增长了8倍。但是经济规模仅扩大了1/18，或再多一点儿。一系列以农业为主的小州已经占据了半个大陆。美国制造业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中心，而且美国当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和通信网络。

美国经济革命尚未完全取得成功。虽然1860年，美国的铁路总长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但是，就拿铁轨和机车来说，大部分还需要依靠从英国进口。当时英国掌握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钢铁生产线，钢铁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将越来越凸显出来。

此外，美国经济正逐渐走向一体化，然而国内的政治势力却逐渐分成南北两派。事实证明，尽管联邦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努力，但却无法通过政治的途径解决两派的分歧。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之为英语民族发展史上最无法避免的斗争将成为对美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

独立战争虽然成就了美利坚合众国，但这个年轻的民族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战争边缘。

｜第三部分｜
崛起的巨人

60年前美国没有大富豪，没有多少富人，也没有穷人。现在穷人是有一些（尽管只有几个地方可能算是贫穷），但富人也很多，还有更多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富有的超级富豪。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
《美利坚合众国》，1894

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多，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进行全部改良所获得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1759

大背景：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是从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之后到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方世界爆发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战火遍及半个美洲大陆；火车运载着军队奔赴前线；上级通过电报传达指示；报纸大量发行，成了人们了解战事的媒介。美国内战是工业时代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

战争的惨烈是史无前例的。1862年仅9月17日这一天，在安提塔姆战役中，联邦军就有2 108人死亡、9 549人受伤，这个伤亡人数相当于历时两年之久的墨西哥战争中美国方面伤亡人数的总和。官方数据显示，战争中南北双方的士兵死亡总数为498 333人，超过美国1860年男性人口数量的3%，是美国二战伤亡率的4.5倍。

和拿破仑战争这样的早期战争相比，南北战争更多是属于20世纪的大规模冲突。交战双方听命于各自政府的财政和经济要求，这是之前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事实上，北方拥有更发达的经济和更强大的政府财政体系，所以北方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财力支持。

在1857年开始抬头的经济萧条的影响下，联邦政府一直都入不敷出。1860年，国家债务总计6 484.4万美元，财政部几乎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同年12月，南方腹地各州开始接连退出联邦宣布独立，联邦政府曾一度没钱支付各部门职员的薪水。

这时亚伯拉罕·林肯任命萨蒙·蔡斯（Salmon Chase）为财政部部长。蔡斯即便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是俄亥俄州前任参议员和州长，很清楚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战争1861年4月15日一爆发，联邦政府各个部门一天的开支约为17.2万美元。三个月，后布尔溪战役第一战打响时，美国陆军部一天的开支为100万美元；到了1861年年末，陆军部一天的开支已高达150万美元。

如何筹措这一笔笔的开销？政府通常有三种办法筹措资金。他们可以征税，可以借款，还可以自己印钱。联邦政府及其同盟政府把这三种办法统统试了一遍。事实证明，南北双方综合这三种办法做出的决策，对战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第二银行的陨落开始，联邦政府短期内主要通过向银行借款来弥补赤字。银行要么把债券储备起来，要么把债券在他们的大客户群中出售。由于当时美国缺乏一个中央银行，所以政府自己无法直接借款或是把资金从国内的一个地区转账到另一地区。

1861年7月1日，在布尔溪战役开战的三个星期前，国家债务已经上涨到9 100万美元。很快，当这场战役预示了整个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时，蔡斯从华尔街的银行家那里筹到了5 000万美元为发行联邦债券（当时债券的利率是7.3%）做好准备。这个利率明显是精打细算过的，这意味着每买100美元的债券，每天的利息就是两美分。

5 000万美元对当时的华尔街来说可是一笔巨款。蔡斯估计一年之后国家债务将增长到5.17亿美元，这个数目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蔡斯意识到现代战争的财政开支用老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幸好蔡斯有一位老朋友是费城的银行家，他名叫杰伊·库克（Jay Cooke），其父曾经是来自俄亥俄的国会议员。库克成为联邦政府专门负责出售新发行的一种被称作“5-20”债券的代理人（因为这期债券只可以在5~20年间进行兑换；年利息为6%，用黄金支付）。

库克绕过银行，让这次债券销售直接面向公众。他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派人到处散发传单。另外指示财政部只能发行面值为50美元的小额债券，而且允许债券持有人分期付款。蔡斯这一做法目的在于，让广大的民众都来购买政府债券。用俄亥俄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的话来说，库克使得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家家户户都清楚地了解到这项投资的好处。库克的战时债券在之后的大型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对美国人的理财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只有一小部分人有银行存款，只有不到1%的人持有股票。大部分家庭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底下。当南北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支持北方的各州总人口的5%都购买了库克推广的债券，这样一来他们都成了小资本家了。同样重要的是，人们藏在床垫下面那些不生息的资本都被拿出来进行各种投资。库克的战时债券推广得相当成功，到了1864年5月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卖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海军、陆军部花钱的速度还快，一天进出账的资金约为200万美元。

多亏了库克，北方才得以将大部分的战争开支问题解决。战争期间，北方2/3的收入都是靠出售债券筹得的。支持北方的各州中，没什么大银行，中产阶级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缺乏金融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战时借款只占当时总收入的40%。南方的形势由于其经济非常缺乏流动性资金而变得越来越对它们不利，所以南方的财富无法方便地变现购买各种战争物资。战争爆发时的南方占有全国总财富的30%，但是它只拥有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12%，而且其银行资产只占全国总量的21%。虽然“土地多而收入少”一词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出现的，但是用来描述1861年的南方经济状况再恰当不过了。

北方的债券销售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债务的数额。1857年经济萧条之前，人均债务只有93美分，而8年后则上涨至75美元，达到了“一战”前国家债务的最高点。这使得联邦政府的年货币流通量大幅增长。内战之前，美国政府一年的开支最多不会超过7 420万（1858年）。从南北战争开始以来，政府每一年的开支都会超过2.369亿美元（1878年）。1865年一年政府开支就有12.97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政府赤字达到10亿美元的国家。

关税几乎是税收的唯一来源，但它作为过去的一种融资方式，不足以应对突发状况。1861年8月，由萨蒙·蔡斯（10年后将任首席法官的他认为这个法案违宪）发起并在议会通过了美国第一个所得税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公民的各项收入都要交税，“不管这笔收入来自何类资产、租金、利息、红利、工资，或是来自任何贸易，或是因在美国或其他各处任职或休假得到的，抑或是来自其他什么途径”。

最初的所得税法案规定，收入超过800美元（这是当时中产阶级的收入）加征所得税3%，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这在当时绝对属于相当丰厚的收入）加征所得税5%。1864年，超过1万美元收入的所得税翻了一番增长到10%。

其实政府对其他的东西也都开始收税。印花税针对各类法律文件和许可证；特许权税针对的是大部分的商品。对于酒类，本来如果不交税，它的价格大约为每加仑20美分，现在对每加仑的酒政府将收取2.5美元的税金。各类铁路、渡船、蒸汽机船以及路桥收费的收入现在都要扣税。广告业也要缴税，关税也大幅提高。尽管联邦政府21%的收入都来自税收，而且税收额度也创出新高，但是很少出现逃税的现象，即使在之后的大冲突中也没什么人逃税。在战争期间和其他重大的国家突发事件中，人们似乎毫无怨言地缴纳着高额税金。和北方相比，南方的经济不发达而且缺少现金，所以其总收入中只有6%来自税收。

因此，南方邦联一半多的收入只能依靠上述政府筹钱的第三种途径筹得：印钱。早在1861年5月，南方邦联政府就开始发行中期国债。这种债券只有在签署和平独立协议的两年之后才能赎回金银。南北战争进入尾声之时，南方已经发行了超过15亿美元的纸币。南方不光只有里士满政府通过印制钞票来支付各种开支，各城市和各州政府也都在发行钞票。由于南方没有可靠的造币厂和新技术的印钞设备，这给造伪钞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大量发行被经济学家称为“不兑现纸币” [1] （政府说它是钱它就是钱）的货币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和现在一样，人们当时对后果一清二楚。它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格雷欣法则开始发生作用。像金银这样可靠的货币被人们藏在床垫底下，人们日常使用的是那些被认为价值低一些或者不大可靠的货币。

影响之二就是通货膨胀的加剧。大量印制的钞票充斥于南方的经济当中，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通胀率在战争的头两年高达700%。随着战事继续，通胀漩涡越来越深。货币开始贬得一文不值，同时高速发展的南方经济渐渐失去控制。

由于主战派势力减弱，人们生活水平有很大退步，开始出现囤积居奇、商品短缺、黑市交易泛滥的情况。小说《飘》里的很多情节都与历史不符，但是有一个场景是黑人管家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在瓢泼大雨中追赶一只瘦骨嶙峋的公鸡要把它作为白人家里的圣诞晚餐。这一场景生动地再现了战争后期成百上千的南方家庭绝望的生活境地。

北方同样开始印制钞票。1861年12月，北方的大部分银行被迫暂停使用黄金支付债务，联邦政府不久后也做出相同的决定。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陷入恐慌之中。“现在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越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林肯悲叹道，“我应该怎么办？”

他所做的就是发行纸币。国会授权财政部发行“绿背纸钞”（简称绿钞），之所以称之为“绿钞”是因为钞票背面使用了比正面更深的绿色。（萨蒙·蔡斯总是盯着白宫的权力宝座，所以就把自己的肖像印在了1美元面值的钞票上，这样可以提高公众知名度。）到了1865年，美国发行了4.5亿的“绿钞”，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只占到当时北方战争费用所融资金的11%。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难免不抬头，但是通胀率一直控制在75%左右。

当联邦政府通过印制钞票来筹措一部分战争开支时，国会利用这个时机对美国银行体系和混乱的纸币供应进行了改革。1863年，国会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特许银行体系（这个体系在186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这些特许银行至少需要有5万美元的资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其中3万美元需要投资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中去。此外这些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是必须是在联邦政府的指导下设计和印刷，而且发行这类银行券百分之百需要用财政部的国库券做抵押。

人们认为州立特许银行将会持有国家的特许状，但是事实上没有几家能做到。所以1865年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一个法令，对州立特许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加征10%面值的税金。这个法令的通过不仅迫使州立银行（1866年仅剩200家州立银行）取得国家特许状，而且终止了所有的“野猫银行”以及几千种不同货币混杂而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到了内战末期，全美只有两种形式的纸币：一是由银行出资的银行券，另一种就是绿钞。

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尽管联邦政府非常果断地采用绿钞应对各项开支，还要求民众将这种货币当作法定货币流通，但是政府本身却不允许人们用绿钞来交税。税金只能用黄金支付，国际贸易继续严格遵照金本位制。

当然，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想出一种办法将绿钞兑换成金子。联邦政府要求绿钞按面值与黄金进行兑换，这个要求与经济现状不符，法令被搁置在一边无人理会。纽约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不久就开始进行黄金交易。但是用绿钞来衡量的黄金价格通常与联邦军队的运气成反比，交易所委员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在下一年就停止了黄金交易。

在百老汇大街两侧卖股票的经纪人组建了一个“吉尔平新闻工作室”（尽管不大清楚吉尔平是谁）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25美元的年费就可以参加这个地方的交易活动。一些大商人在生意往来中需要黄金或者想要防止绿钞价格的波动，就会加入到吉尔平工作室，另外还有几百名投机商也想要从一场为国家的存在而战的战争起伏中大赚一笔。这些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无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所以人们都很鄙视他们，称他们为“李将军在华尔街的左路军”。亚伯拉罕·林肯甚至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

投机商对于别人的评价毫不在乎，有好多的钱等着他们凭运气或远见去挣呢。为了确保自己的预测是正确的，他们用尽了各种手段。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所以他们常常比华盛顿方面消息灵通，华尔街就是先于林肯总统知道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的。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人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工作室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就是拉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葛底斯堡战役之前287美元的绿钞可兑换100美元的黄金，这时的差价达到了最高点。）这个法令在两周后就被撤销，吉尔平工作室又重新开门营业。

那年秋天华尔街上的几个人，包括当时非常年轻的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利维·P·莫顿（Levi Morton）（后来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以及本杰明·哈里森政府的副总统）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交易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用来指示出黄金的当前价格。虽然黄金交易所已经比先前更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工作室（它在交易所营业之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令他们望而却步。

华尔街在南北战争期间的繁荣程度超出人们的预计，尽管战争爆发引起了恐慌，而且每一场战役突然爆发后都会如此，但很快华尔街的交易量——证券交易量大幅提高。当国家债务上升了1/40的时候，债券的交易也活跃起来。另外，政府的大部分支出将流向冶铁厂、枪炮厂、铁路电报公司以及纺织和制鞋商，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它们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

不久以后，华尔街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商业扩张。华尔街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仅次于伦敦证券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华尔街的财富不断增加。1864年，年仅27岁的J·P·摩根税后收入为53 287美元，这是一个熟练技工一年收入的5倍。交易所的经纪人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吃饭，所以设立了一个午餐台专门给他们提供快餐，这比他们回家吃饭要节约不少时间。可见，快餐可能是美国南北战争遗留下来的重要产物。

1863年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交易所继续沿用每日两次坐在自己席位上进行拍卖的方式。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各种新的交易就被迫挪到大街上进行，于是华尔街建立了新的交易所来进行这些交易活动，但同时街头股票交易也发展迅猛。

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之类的股票。石油交易所也于1865年成立。当时，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石油交易所就是被用来进行这些公司股票的交易的。这些新成立的交易所中，最重要的一家交易所——煤洞交易所起初在一间很不起眼的地下室开始营业。但是它的交易额很快就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并在1864年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的拍卖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人可以在大厅指定的交易柱（这来源于百老汇街的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在那里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下进行股票交易）的位置同时进行各种证券的交易。

1865年，华尔街年交易额已超过60亿。“很多经纪人一天的佣金收入就有800美元到1万美元，”詹姆斯·K·迈德伯瑞1870年在《人与华尔街之谜》（Men and Mysteries of Wall Street ）一书中写道。“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像这样繁荣过。百老汇门口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赚得盆满钵满。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华丽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奢华的物品装点，让人叹为观止。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南北差距

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已经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推进。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海军也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军工需求空前高涨，极大地刺激了生产领域的发展。关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位来帮助战争融资。结果，美国的工业生产，尽管有时还是不如英国的高效，已经具备抢占市场的实力了。受其影响，美国进口量大幅下降，1860年美国的商品进口总额为3.54亿美元，两年后，经济虽然还是在迅速发展，但进口额已下降至1.89亿美元。

这种差距并不是美国制造业造成的。1859年，美国有140 433家制造企业，10年后增加到252 148家。19世纪，铁轨产量逐渐成为反映美国工业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铁轨产量从1860年的20.5万吨增长到5年后的35.6万吨（1870年产量已达62万吨）。那些不是经济核心的工业领域也在战争的拉动下兴旺起来。盖尔·博登1856年发明的罐装浓缩牛奶在市场中大受欢迎，带动了整个食品加工业的繁荣。

由于适龄男性都参军打仗去了，国内劳动力短缺。而与此同时，各种机械发明层出不穷，工业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活跃。接连不断的欧洲移民——南北战争期间达到80多万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国内劳动力不足的状况。

南北战争也带动了南方工业的发展。但是在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下，南方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南方唯一的一家综合冶铁厂——里士满郊外的特里迪加冶铁厂，产量也大幅提高。1861年，特里迪加拥有700名工人，到了1863年1月，人数扩大到2 500人。尽管亚拉巴马州是铁矿石的主要出产地，但是生铁供应量连特里迪加满负荷生产所需要的1/3都满足不了。

佐治亚州的梅肯出现了铸炮厂。梅肯和其他地方的铸铜厂也多了起来。南方邦联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建起了北美洲最大的弹药加工厂，给自己的军队供应弹药，在轻武器方面也实现了自给自足。南方邦联执法局局长约西亚·戈加斯1863年在他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三年前，枪支、军刀、子弹、炮弹甚至连火药我们自己都造不出来，而现在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能大批量地制造，供应给我们庞大的兄弟部队。”当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联邦军队投降时，李的部队粮草用尽，士兵差不多已经饿得半死。但是每个士兵手中平均都有75发子弹，部队的炮弹数量也十分充足。

南方邦联的海军制订了建造150艘军舰的计划。当然，这个目标没能达到，但是南方最终还是建造了约50艘军舰，其中包括21艘装甲舰。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了，而且这50艘军舰对战争局势以及未来美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南方邦联的袭击舰有些是在英国制造的，比如像具有传奇色彩的“CCS亚拉巴马”号在海上专门袭击联邦军的舰船。结果美国的船主纷纷把自己的船注册成英籍，防止被袭击。这些船有很多出航后都没有再回来。

美国从殖民地早期开始就是海上强国。在当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海军实力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但是内战的创伤使得美国海上货运长期萎靡不振，全国的商业船运再也没有真正振作起来。1860年从美国各大港口驶离的船只总吨位为827.5万吨，美属船只的吨位占到其中的71%，即592.1万吨。1865年，港口的货船只有不到48%属于美国，1890年更减少到22%。南北战争的一大受害者就是美国昔日的龙头产业——航运业。

在南北战争时期，大多数产业连同南方残存的经济成分最后还是难逃遭战火摧毁的厄运。南方邦联和各州政府发行的债券和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且流动资金也全部耗尽。在战火中，奴隶们以最快的速度弃田逃难，农业——南方经济的灵魂和心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北方的封锁，棉花作物无法出口，都烂在了仓库里（尽管为了维持新英格兰棉纺厂的运转，很多棉花通过秘密渠道走私海外）。

随着战争的结束、奴隶制的瓦解，南方出现了一种新型农业：奴隶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但他们没有土地和技术，对自由经济缺乏认识。过去的奴隶主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掌握种植谷物所需要的资本（比如土地和轧棉机），然而他们缺乏现金支付帮工的薪水。

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一种是用谷物支付酬劳的佃农耕作制在南方腹地出现（当时其他地方对这种制度一无所知），直到“二战”后这种制度才成为南方农业的主导力量。但是佃农耕作制并没有把其他的经济形式排除在外，而且也不只是针对黑人劳动者。很多穷困的白人也是佃农。到了1880年，约有25%的务农黑人家庭获得了耕作土地的所有权，这是奴隶制废除15年后的一项伟大的成就。

但是南方保留着现今第三世界的一些基本特征：少数有特权的精英掌握生产工具，大多数人在贫穷潦倒和辛劳的工作中煎熬着，经济以农业和采掘业而不是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核心。

更糟糕的是，虽然废除奴隶制是南北战争最大的成就，但是奴隶制罪恶的衍生物——种族歧视依旧存在。战后重建的末期，南方白人的政治势力重新抬头，而在近一个世纪中，黑人一直无法享有基本公民权利。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这种亲密而令人担忧的关系令南方以外的企业不敢轻易进入，以利用当地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劳动力这些优势。同时，心怀抱负的南方才俊移民到北方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南方独立的企图遭受挫败之后的80年间，其自身经济状况在逐渐崛起成为世界最强大、最具活力的第一大经济实体中，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上。

有点矛盾的是，正是南北双方倾尽人力财力进行的这场战争为国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这场决战拯救的对象是神圣、令人无比自豪的美国联邦。南北战争给美国各州和整个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50万人血洒战场之后，“合众为一”这一美利坚的古老格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在今天的世界大国行列中，只有单一民族成分的日本政治离心力最小。

萨蒙·蔡斯早在1863年就有了新看法。那年他写道：“我们白手起家，没有本钱。如果我们在（战争）结束之前失去了大部分资本，劳动人民将以超乎我们想象的强大力量拿回这一切。”

其实南北战争都是国内提供的资金，巨额的投入帮助美国找回了昔日的富强。美国是“当今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国会议员戈德拉夫·奥斯1864年对印第安纳州拉斐特市的一名观众说道，“这场战争将人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得到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开发出来。”

美国人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一切。南北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军事力量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在接下来的30年中，美国人将利用新开发的资源和技能在世界发展史上画下一个又一个惊叹号。

[1] 不兑现纸币：尤指纸币等由政府批准，但不根据金银而定或不能与金银兑换的法定货币。——编者注

11 腥牙血爪的资本主义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50年相比，美国经济从南北战争结束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50年，变化更大，成长更快，领域也更加多元化。

尽管美国1865年已经成为世界上一股重要的工业化力量，但从根本上讲，它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业证券不是美国证券市场关注的热点。到了20世纪末期，仅仅一代人之后，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经济，到处都是1865年时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型集团公司。一直以来的资本输入国已经发展成完全可与英国媲美的世界金融强国。

当农业不再是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的生产却大幅提高。这是因为农民和农场主坐着四通八达的火车涌向大平原。1890年人口调查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自1607年以来，边疆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美利坚民族个性形成的一大决定因素；但是此时，这个地理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仍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零星分布在各地，而且北美洲大陆的文明地带与广袤的荒原之间不再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无论从地缘政治的现状还是实际的地理状况考虑，现在的美国都属于大陆国家。

南北战争之前，维护联邦和奴隶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在新的世纪中，这一中心则变成制定新法规和制度来实现经济的繁荣，确保经济收益在社会各个部门间合理分配。这段时期，美国对新型经济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政府和立法机构采取的各项措施上，这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明显。但实际的情况是，像律师、银行家、股票经纪人、铁路员工、劳工领袖以及实业家等许许多多来自私营经济领域的人都力图增加自身的长期利益，而这些利益不会总是保持一致。

19世纪逐渐进入尾声，那些原先只懂得一些抽象经济原理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游戏规则的辩论之中。他们常常从整个社会的立场出发，而不单单为某个特定的利益群体说话。当然这些知识分子难免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尽管常常看上去他们的做法也情有可原。像亨利·乔治这样的人仍旧是理论家，但是他们的理论后面却有大批的追随者。（亨利·乔治是一个改革者。1886年他差点儿当选纽约市市长，票数远远超过共和党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其他人，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以及他的弟弟亨利主要的身份是作家兼记者。然而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对他们试图影响的现实经济世界认识有限。

简而言之，这是民主进程混乱时期的典型例子，和大多数民主进程一样，它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社会需要在一个权力有限的联邦共和政体下管理高度活跃的工业经济。美国在不经意间透过开国元勋的伟大见解明白了该如何去做：人类不是天使，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但是这种利己主义可以通过一个权力分立且相互制约的机制为大众谋福利。

尽管有时会遭遇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之所以能长期地在接下来的140年中繁荣兴旺，就是因为美利坚民族制定了一套管理南北战争后经济的政府机关之间相互制衡的高效机制。

伊利铁路之争

南北战争过后，美国经济和政治领域腐败之风盛行。当时没有适时地加以监管，几年后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腐化。外人常常把这种事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这种态度可不能用来管理经济。没有管理者和监管体制的资本主义天生是不稳定的，因为人们常常会将自己短期的个人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前，造成的后果不是混乱就是寡头统治。正如赫伯特·胡佛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困扰就是资本家，他们太过贪婪。”

纽约的腐败风气最为猖獗，其中又数华尔街的情况最糟糕。南北战争之前的金融市场很小，所以不需要正儿八经的监管，不同的交易者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当时诈骗行为几乎闻所未闻，交易者大多是专业人士，都很有分寸。但是在战争和兴旺的交易活动的刺激下，各类证券大量涌入，情况发生了变化。

当时市场上没有监察体制。人们不会把联邦政府同监管市场联系在一起，而州立政府和市政府又是腐败当道。早在1857年，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就在他的日记中绝望地写道：“感谢仁慈的上帝，纽约州议会已经休会。”几年以后，贺瑞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议会大厅不可能继续是一群黑白不分、毫无道德、腐败透顶、没有脸皮的人的天下。”

格里利错了。1868年纽约州立法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实际上就是将贿赂合法化。法案认为“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的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前电子时代，这就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就不可能被定罪。

各州的司法机关比起立法机构也好不到哪儿去。从19世纪40年代起，当时纽约州实行的是杰克逊政府的章程，当地的法官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完全依赖于政治机器（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后果是可以料想的。乔治·坦普顿·斯特朗本人是一名颇为成功的律师，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深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1868年畅销的英语杂志《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 ）中说：“在纽约有个特别的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聘用法官。”这一现象在华尔街最好的例证就是争夺伊利铁路所有权的伊利诉讼案。

在美国早期修筑的铁路中，伊利铁路有着不寻常的历史。伊利铁路特许令的颁布是一个政治行为，从一开始政府就想要把它建成主要的交通干线。为了确保宾夕法尼亚边界“南线”各郡对伊利运河的支持，政府承诺要给他们建设专属线路，这条线路就是1832年获得特许令的伊利铁路。

布法罗本应该是伊利铁路西向的终点，但可能是因为铁路和伊利运河竞争的关系，在政治干预下，铁路路线绕开了原本应该是伊利铁路西向终点的布法罗，此外还绕开了铁路原来的东向终点——穿过新泽西的哈得孙流域的纽约市。伊利铁路总长451英里，从纽约伊利湖畔的小镇敦刻尔克延伸至新泽西州以北、纽约哈得孙河上的小镇皮尔蒙特，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在长达17年的建设过程中，这条铁路曾因管理不善而停工。当铁路完工时，整个工程的融资结构极其复杂，包括普通股、优先股以及可兑换公司债券等多种成分。这些证券是华尔街投机者的宠儿。投机者中有一位名叫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的人，尤为热衷伊利铁路证券的炒作，他曾经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而且还是董事会的董事。

德鲁是华尔街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人物，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为人非常真诚。年轻的德鲁一开始干的是贩卖牲畜的买卖，将牲畜赶到纽约市卖给屠夫。很快他又开始涉足华尔街的证券交易和蒸汽机船的船运事务。19世纪60年代，德鲁已经是富甲一方了，根据他自己的估计，自己约有1 600万美元的资产。他是今天德鲁大学的创建人，而且还出资建造和修缮了几座教堂。然而他对上帝毫无崇敬之情，他在华尔街变着花样（有些主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骗取那些粗心大意的投资者的钱财，而且乐此不疲。被人称作“投机活动指挥者”的德鲁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操纵伊利证券的价格了。

尽管伊利铁路公司在财务方面困难重重（1859年遭受了第二次破产），但这是一个庞大的企业：1859年有4 400名雇员、拥有几千辆汽车，效益也有几百万美元，因此还是很有商业发展潜力的。和其他的董事会成员一样，德鲁能够掌握内部信息，理所当然地进行投机活动。因此华尔街流传着一首歌谣：

丹尼尔让它升——伊利股票就得升。

丹尼尔让它降——伊利股票就得降。

丹尼尔让它摇摆——伊利股票就要上下波动。

经营铁路一向很难赢利，因为不管生意好坏，它的固定成本都相当高。正是因为这一点，抢占市场份额就成为竞争激烈的铁路公司赢利的关键，每多载一名乘客或者一吨货物，收入增加的同时对成本影响不大。19世纪，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铁路公司大打价格战（这也是今天各大航空公司竞争白热化的原因）。

价格战当然要有个限度，低于这个限度，无异于自取灭亡。然而，伊利董事会不屑为长远的利润和生存能力烦恼。他们更喜欢在华尔街股票交易中短进短出。这使得伊利铁路成为纽约铁路工程的“百搭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骂它是“华尔街的荡妇”。范德比尔特这位在华尔街声名鹊起的人物也打算趁机做点什么。

范德比尔特1829年辞去在托马斯·吉本斯那里的工作，开始独自在蒸汽机船运行业闯荡，很快就成为美国最大的船运商。1837年《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 ）首次称范德比尔特为“船长”（从此成为几代人对他的称呼）。“船长”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经营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机构；和竞争对手打价格战，直到对手破产倒闭或者交出一笔费用避免继续竞争；信守诺言。既是律师又是公理教会会长的马修·赫尔·史密斯1870年这样写他：“（船长）说出的话和他的债券一样信得过，他发出威胁时也毫不含糊。”

范德比尔特在一些事情上愿意通过金钱交易终止竞争，这是因为蒸汽机船不同于铁路，前者在有足够多水的地方都可以航行。如果花钱请范德比尔特退出哈得孙河的航运，就意味着更容易在长岛海峡或是在纽约至费城的线路上进行竞争了。但有些人无法理解。《纽约时报》19世纪50年代的一篇评论首次使用了中世纪的“强盗式贵族”（可能不是太确切）这一形象来抨击范德比尔特的计谋。当年那些贵族强盗在莱茵河一带向过往的船只收取保护费，保护它们顺利通过自己的城堡。（不管这些强盗真有其人还是只是19世纪人们虚构的人物，这是另外一回事。）

向路人收取保护费完全是敲诈勒索，因为这样做不是创造财富，只是转移财富。但是范德比尔特不做这样的事情。1859年比《时代》杂志更有经济头脑的《哈泼斯周刊》如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些竞争当作范德比尔特在向成功企业勒索钱财。让所有人去揣测他的对手做事情的具体动机是件不公平的事情，当然前提是这是一项合法且公平的工作。人们必须要根据结果来评判他的对与错，而范德比尔特的一切抗争的结果就是永久性地降低运费。范德比尔特一表示反对，交通费用就随即下降，而且商家间的竞争也随之结束。我们全社会都要感谢范德比尔特先生给予我们如此大的恩赐——低廉的交通费用。”连《时代》杂志都很快同意“船长”的观点。

“强盗资本家”一词逐渐变为专指在美国19世纪末期的经济中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运输帝国的人们。范德比尔特无疑是这群人中的第一个。尽管这些人中不乏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狂妄自大之辈（其他一些老实人都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漏洞颇多的法律条文之间），然而没有人只会强取豪夺似地把别人的财产直接转移到自己的名下，他们都建立起了强大的财富生产企业。但不管怎么说，把“强盗资本家”用在范德比尔特这种人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19世纪60年代早期，范德比尔特开始涉足铁路业这一原本他很反感的领域（他在美国早期的一次重大的铁路事故中差点儿丢了性命）。他先后购得了纽约至哈莱姆的铁路以及哈得孙河铁路的多数股权，这两条铁路也是仅有的两条通往曼哈顿岛的通道。当他这两条铁路的股权在1863年遭遇包括丹尼尔·德鲁在内的华尔街投机者的围攻之后，范德比尔特很快成为华尔街这场角逐的上家，在短短几周内他围歼了哈得孙的投机者一次、围歼了哈莱姆的投机者两次，给他和他的同伴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巨额财富。从此，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上确立了至高无上、后无来者的地位。当时一名英国记者将他描述成“一头屹立于豺狼虎豹遍布的沙漠中的雄狮”。

1867年，范德比尔特应邀出任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总裁，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得孙铁路合并在一起，建造了一条起于纽约、止于布法罗的铁路，可以与伊利铁路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范德比尔特自信能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但是他想对伊利铁路实行分类经营，通过设置两条互不干扰的线路来赢利（当时这是完全合法的，现在这样做就会变成限制贸易的一种组合）。

范德比尔特决心在1867年10月8号的选举中将德鲁踢出董事会，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来。从蒸汽机时代开始，德鲁和范德比尔特就既是老朋友也是竞争对手。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保证不会耍弄阴谋诡计，甚至还发誓会为对方的利益着想。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结果德鲁不仅留在了董事会，而且再次被任命为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德鲁首次重夺该职位）。另外当选董事的还有两张华尔街的陌生面孔——杰·古尔德（Jay Gould）和吉姆·菲斯科（Jim Fisk）。

德鲁很快就违背了对范德比尔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联合坐庄，一起推动伊利股票价格上涨。当范德比尔特要求董事会批准将伊利铁路纽约城段划分成纽约中央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时，除了范德比尔特在董事会里的亲信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之外，董事会一致驳回了这一要求。

范德比尔特的计划遭遇了挫折，他决定发动反击。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被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称为“数百万美元的强有力武器”来控制伊利铁路，这就是收购。伊利铁路公开流通的普通股有251 050股，可是德鲁手里掌握着作为贷款抵押的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以及一些可以兑换成股票的伊利铁路债券。此外，担任伊利铁路财务主管的德鲁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发行更多的可转换债券，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兑换，防止范德比尔特通过收购来垄断伊利股票。

范德比尔特找到乔治·巴纳德（George Barnard）法官寻求帮助。巴纳德被同代人称为“一个在范德比尔特资产中有编号的坦慕尼奴隶”，巴纳德很快就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作为伊利铁路财政主管的丹尼尔·德鲁将伊利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也明令禁止德鲁本人出售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于是立刻让他的经纪人进入市场买入全部的伊利股票。

但是“船长”远远低估了德鲁的能力。德鲁迫使布鲁克林辖区的高等法院的法官吉尔伯特宣布，只要有需要，伊利公司就可以把债券转换成股票。正如经纪人斯特德曼解释的那样：“巴纳德的法令禁止他们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的法令和巴纳德的法令恰恰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以外，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谁能责备他们呢？”

几天内，伊利铁路公司将投放市场的债券转换成10万股新股。詹姆斯·菲斯科说道：“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不让这头老蠢猪吃进所有的伊利股票，我他妈的就该死。”

当范德比尔特发现伊利铁路的董事会印制新股票的速度和他的经纪人买进的速度一样快时，就回头去找巴纳德法官，让他签发对德鲁等人的拘捕令。而在警察们出发前去抓捕伊利董事会成员时，这些董事闻风而逃。

一位经纪人在他1870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华尔街岁月的畅销书中，描写了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看到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华丽，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他赶上了他们，但是很快发现搞错了。这群人就是伊利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他们装着从刚结束的战役里收获的战利品正在逃离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惩罚”。事实上，他们的手提包中塞满了范德比尔特被卷走的700万美元。他们很快逃到了新泽西，在那边他们就可以逍遥于纽约州的法律之外了。

行动转向了奥尔巴尼，德鲁和范德比尔特双方展开了立法委员贿赂战。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把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根据《纽约先驱报》的报道，杰·古尔德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被捕时他当场就交了50万美元的保释金。

“船长”本来非常愿意花钱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么做从长远来看可能就是一场比鲁克王似的胜利（Pyrrhic victory） [1] 。公众越来越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哈得孙河铁路、哈莱姆铁路以及纽约中央铁路。因为这样一来，他几乎就垄断了整个纽约的运输市场。范德比尔特决定同德鲁做笔交易，于是通知他见面会谈。“船长”坚持两点。第一，他购买的到现在已经一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他当时的购买价脱手；第二；丹尼尔·德鲁必须要中断同伊利铁路公司所有的关系。在征得本人同意之后，杰·古尔德开始担任伊利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吉姆·菲斯科为财务主管。

伊利铁路争夺战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报纸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篇幅要远远超过对同时发生的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的报道。当人们对伊利铁路争夺战津津乐道之时，纽约商业机构的大多数人却害怕了。

和只关心下一场“杀戮”的投机商不同，股票经纪人每次靠收取一点佣金赚钱，所以他们希望对市场的预测越多越准越好，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拥有尽可能多的客户。如果发行的股票数量翻了一番或者减半，管理层一点也不在意的话，人们如何能知道每股的价值呢？一份颇有影响力的周刊《商业金融周刊》（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al ）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不全是资本家的错，因为“法律条款对公司利益管理的监督远远不够”。《周刊》建议实施以下的法规来弥补现有的执法漏洞：除非获得2/3拥有股权的股东的同意，否则，董事会无权发行新股；发行股票应该广而告之；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查；一切违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19世纪60年代末，各州立法机构腐败成风，所以这样的法律根本无法实施。但是经纪人可以在自己的股票交易所里执行以上的规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真的这样做了。1868年11月30日，经纪人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都颁布了同样的监管条例，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两个月内到在公众监督下的登记处将上市的股票悉数进行登记；另外计划发行新股的公司要提前发布为期30天的公告，广而告之。掌握在杰·古尔德和吉姆·菲斯科手中的伊利铁路公司拒绝执行11月30日的法令，结果被两个交易所摘牌。

不久，经纪人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合并为统一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华尔街终于出现了一家实力强大、可以对证券交易进行有效管理的机构。杰·古尔德很快就发现，如果想让伊利铁路证券在一个规范的市场运作，他只有遵守交易所的规定。1869年9月13日，古尔德将公司的股票和债券进行了登记。

当然，这只是开始。詹姆斯·K·迈德伯瑞1870年在他的《人与华尔街之谜》一书中写道：“股票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投机谋求蝇头小利，而代价必然是惨重的；要么把眼光放长远，抛弃原先结党营私操控市场的陋习。选择前者意味着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后者则会奏响华尔街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前奏，使纽约成为帝国之都，而华尔街也会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华尔街选择了第二条路，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行使它的新权力来有效地管理证券交易。华尔街绝不是孬种的天下，以后也不可能是。但是与前两年相比，华尔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管理机制完善的金融市场。此时华尔街上交易的股票总市值为30亿美元，而同时期伦敦市场的总市值却超过了100亿。华尔街在快速成长，成功的自我制约机制将带领华尔街在接下来的60年中超越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

动产信贷公司的丑闻

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的腐败风气绝不仅仅存在于纽约资本家和政府中，以及纽约的各条铁路线上。其实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铁路项目—1864年到1869年间建设的横贯大陆中西部通向太平洋沿岸的铁路，制造了19世纪最大的金融政治丑闻。

1850年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设想建造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但是南北两方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使得这一设想一再搁置。1862年，只有北方各州列席的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成立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1816年第二银行创建以来，这是联邦政府特许成立的第一家公司。这个铁路项目是一个商业计划，所以它的开始标志着联合公司要独立承担下这个项目。

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打算申请大量的政府援助，因为这样一条穿越1 000多英里长的无人区的铁路在公开市场上是很难融资的。东部（和欧洲）的铁路在经济上连通了各地，极大增进了各地的经济往来。人口和商业投资随着铁路来到了西部，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注册资本为每股市值1 000美元的10万股股票，总资本达到1亿美元。政府将给予联合太平洋铁路以萨克拉门托向东修建的中央铁路道路两边200英尺公共土地的优先通行权。此外在修建过程中，每铺设1英里的铁轨，铁路公司就要向当地居民购买6 400英亩的土地，有时也要向联邦政府买一些土地。

每完成1英里的铁路，联合太平洋公司就会根据不同路段的施工难度拿到1.6万到4.8万美元不等的政府债券，以及第一抵押权债券形式的30年偿还期的政府建设贷款。然而政府很快就发现联合太平洋公司需要更多的帮助。1864年，政府颁布了一个新法令，允许联合太平洋公司以及中央铁路出售第一抵押权债券（从属于政府抵押债券）。另外每铺设1英里铁轨，政府拨给铁路的用地面积就翻一番。

尽管政府给予了数额庞大的补贴，但是这仍旧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管理层很快就只顾着中饱私囊，要不然就是只关心那些老股东的利益。管理层自己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Credit Mobilier），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不用说，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索取了天价的铁路建设费，而且他们的服务常常也要收费。尽管当动产信贷公司索要6万美元的时候，总工程师彼得·戴伊给奥马哈以西的第一段铁路的预算是每英里的平均造价为3万美元，但铁路的总裁托马斯·克拉克·杜兰指示戴伊重新提交预算方案，将费用改为每英里6万美元。戴伊没有听从他的话，最终辞去了那个被自己叫作“我在这个国家的职业生涯中最棒的职位”。其他人，不用说，行事可没有如此谨慎。

总数多达一万人的爱尔兰移民、自由的黑奴、退伍士兵以及中国劳工在这两条铁路的施工线上艰苦地工作，他们跨越西部平原、山脉和荒漠，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角汇合。劳工有时在一分钟内竟然可以铺设4根铁轨，而因工伤亡的人数也多得惊人。很多人在工程事故中丧命，也有很多人在工程驻地的帐篷里因酒后闹事而送掉了性命。

当时的人们把横跨大陆的铁路视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称它为“巨人的杰作”。西部诗人约克林·米勒认为“与燃烧的特洛伊那个充满血腥的故事相比，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的快节奏中有着更多的诗情”。

这条铁路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惊世之作，但动产信贷公司大把大把地捞钱，使联合太平洋公司很快在财务上就成了一个空壳子。1867年，动产信贷公司向它的股东派发相当于他们投资额76%的第一批红利，之后的红利收益率暴涨到350%。在1868年的第二次红利派发中，一个持有市值一万美元动产信贷公司股票的股东可以拿到9 000美元的现金、若干以平价出售的价值7 500美元的联合太平洋债券以及价值1 600美元的40股联合太平洋股票，投资回报率高达181%。

奥克斯·埃姆斯（Oakes Ames）既是动产信贷公司的一个股东，也是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他认为应该及早做其他国会议员的工作，为日后的发展扫清障碍，结果他的确打通了很多关系。那些国会议员虽然需要自己掏钱买股票，但本金可以直接从丰厚的红利中扣除，所以这不成问题。那些拿到股票的国会议员中有一个名叫斯凯勒·科尔法克斯的人，他后来成为格兰特政府的第一任副总统（亨利·威尔逊是接下来的第二任副总统）。其他国会议员包括即将在1880年当选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加菲尔德，以及1884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詹姆斯·布莱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19世纪80年代将出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1869年1月在《北美评论》中写道，动产信贷公司就是太平洋铁路的一个同谋。“公司员工都是国会里的人；他们是债券持有人的托管人；他们是承包方，他们在华盛顿投票拨补助款，然后在纽约拿到这笔钱花到太平洋的铁路建设上，最后在动产信贷公司瓜分利益。”

亚当斯的控诉只是主观臆造，他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事情经常就是这样——后院起火了。一个叫亨利·麦库姆的动产信贷公司股东对公司满腹牢骚，他认为自己被戏弄了，所以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的材料被人泄露给了《纽约太阳报》的主编查尔斯·达纳。于是，1872年9月4日《太阳报》用6个版面报道了这一头条新闻：

诈骗之王

动产信贷公司是如何花钱敲开国会大门的
特大行贿丑闻

国会组成了一个贿赂案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应该将奥克斯·埃姆斯和另外一个国会议员（为数不多的几个涉案的民主党议员中的一个）开除出国会，但是结果他俩只是受到严厉的谴责。不过共和党人在1874年的大选中遭受重创，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对自己的错误敢于承认的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执掌历史上最为腐败的一届美国政府。

改革的原动力

正是报纸将动产信贷公司丑闻公之于众，新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影响力正不断加强。麦考利勋爵早在1828年就曾将媒体戏称为“第四等级”，但是一直到报纸发展成一种拥有几百万读者的大众媒体时，它才真正成为英美两国民众的强大舆论武器。伦敦《泰晤士报》的威廉·霍华德·罗素（后来的威廉爵士）对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溃败的曝光，引发了阿伯丁勋爵政府的垮台以及英国军队的全面整改。

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曝光前一年，所谓的特威德集团斥资1 200万在纽约市政厅的北边修建了一幢普通的法院大楼，它比19世纪40年代伦敦修建的更加富丽堂皇的议会大厦的工程造价还要高出20%。《纽约时报》对该事件的曝光引发了一场席卷纽约州和纽约市的改革浪潮。一项有关贿赂行为的新法案被补充进了纽约州政府的章程当中，而立法机构无权插手。

在律师群体的带动下，法院和法律行业本身也都进行了改革。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在他的日记中说：“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法律机构滥用职权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一个自称‘委托人’的银行家和商人都不敢确定……一个城市里老出现这样一些滥用职权的行为的话，这个城市是无法长久繁荣兴旺的，资金也会流向其他更安全的地方。”

根本的问题在于技术和法律的脱节。19世纪的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纽约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ld）编写的《菲尔德民事诉讼法典》，不仅在19世纪40年代被纽约州采纳，其他州也纷纷采纳了这部法律。（19世纪70年代，英国将菲尔德的这部程序法作为国内法律体系改革的基础，直到今天在习惯法世界中它仍旧是各国民法的基础。）

在电报和铁路出现以前，法官需要有很强的判断能力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法官开始滥用这种判断力。当时国内有一名叫威廉·麦克斯韦尔·埃瓦茨（William Maxwell Evarts）的大律师，他在安德鲁·约翰逊政府晚期曾担任司法部部长一职。他在一次被很多报纸争相报道的演说中谈到自己早期的职业生涯时说：“一个律师拿着一份单方面的令状走出法官秘密评议室时，他会感觉像拿着一本偷来的口袋书走出来一样。”

埃瓦茨和其他的大律师于1870年成立了纽约州律师协会，目的是为了规范业界、致力于像限制法官越权这样的法律改革。其他州的律师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协会。1871年，特威德集团垮台，律师协会向其捐出3万美元帮助他们支付起诉法官腐败行为的费用。比方说，他们成功弹劾了法官巴纳德。除此之外，协会还帮助突然规范起来的立法机构进行广泛的改革。

特威德法院大楼、动产信贷公司丑闻、后来的水门事件以及今天的安然丑闻，都成了改革的原动力。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有限权力的政府中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不可能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法律总是落后于人们的观念，不管这种观念是好还是坏。新的机会一出现，人的利己主义又会很快冒出来，借助这些机会发展自己。19世纪丑闻接连不断的原因可能就是，在那个世纪，经济、技术和社会层面都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化。

内战后接二连三的丑闻引发了众多领域的改革。在美国经济继续保持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遵纪守法蔚然成风。但是那些将对美国新经济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人，像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以及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他们中有很多成长于政府腐败之风空前猖獗的时代，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政府当作经济改革与管理的理想选择。

在他们眼中，政府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只有依靠自己，为美国新经济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并加以巩固。政治运动渐渐抬头，左翼、自由主义、人民党主义、进步主义……许许多多新名词不断出现，将为美国带来截然不同的视野。

[1] 比鲁克王在公元前280~公元前279年打败了罗马军队，但牺牲极大。这里指那些付出极大代价才获得的胜利。——译者注

12 带着玻璃口袋做生意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呈突飞猛进发展之势，货币和银行管理体系的发展已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尽管美国这些年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且经济实力也将可与整个欧洲比肩，但美国仍然没有中央银行，因此就不存在国家货币供应体系。虽然繁荣的经济与杰斐逊设想的自耕农经济完全不同，但是托马斯·杰斐逊对银行的仇恨之情久散不去。

最初，州立特许银行被剥夺银行券发行权的时候差一点儿就全军覆没，此时它们却东山再起。这些银行通过在借方的支票上做贷记（英国银行业的发明）而恢复了制造货币的能力。南北战争末期州立特许银行的数量不超过200家，1900年这类银行已达到4 405家，其中大部分规模小、财力弱。

新的国家银行体系在东北部运转良好。东北部的经济实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流动资金也最为充足。但那时国家银行都不允许设立分行，也不能跨州经营，所以一时间银行数量剧增，到19世纪之交增加到3 731家。国家银行要比州立银行大得多，财力也雄厚得多，但是国家银行常常要依赖当地的经济发展。大规模和多样化是美国经济的一大特点，然而国内其他行业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银行业却不具备这一特点，事实证明这将是一个几近致命的不足。

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方资源缺乏，达不到国家特许状的要求。密西西比州以及佛罗里达州之间压根儿就没有国家银行。更糟糕的是，国家银行不允许抵押房地产来借款，房地产是这些地区唯一“丰富”的资产。19世纪晚期，美国各地在金本位制问题上意见不同。这样一来，确定货币供应基础就成了重要的政治议题。

黄金大恐慌

南北战争一爆发，政府和银行全都脱离了金本位。政府发行了几百万不可赎回的绿钞来支付其各种开支。《国家银行法案》的颁布，外加对州立特许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征税都使得国家在内战后期首次出现了一种统一的货币。但是只要绿钞还在流通，美国国内就没有回到金本位上来，它们的价格还在随着黄金的价格波动。19世纪60年代的最后几年，135美元的绿钞大约可以兑换100美元的黄金。

然而国际贸易是按照金本位制进行的，这意味着在海外做买卖的商人需要兑换黄金来支付关税，而且还得在黄金市场进行套期交易来保证绿钞价格的波动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润。华尔街上最精明的杰·古尔德看到了其中的商机。1869年，他决定要操控黄金市场。

操控只不过是在一定时期里完全控制一种商品的供应，不管这种商品是猪胸肉、铁路公司股份，还是黄金。任何人想在这一操控时期买什么商品，就必须按照操控方制定的价格付账，或者也可以不这样做。当别人要求卖空的商人把货交出来时，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再买回来。丹尼尔·德鲁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

他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卖掉

要么买回来，要么进大狱。

19世纪60年代，华尔街上企图操控市场的大有人在，而且每年在不同的股票交易上都会有成功的例子。但是想要操控19世纪货币体系心脏和灵魂的黄金市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胆行为。首先，联邦政府有几百万的黄金，可以轻松地粉碎任何人操控黄金的企图。但是杰·古尔德自信对付得了老实又有些幼稚的格兰特总统。

他设法说服总统任命南北战争英雄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少将为联邦国库纽约分库的主管，这样任何卖出黄金的指令都必须由他亲自下达。后来当有人问杰·古尔德是否已经在政府里安装了窃听电话专门打探其动向时，他的合伙人詹姆斯·菲斯科回答：“安窃听电话？胡说八道！只需要窃听巴特菲尔德的电话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消息。”与此同时，古尔德借口美国农民需要出口他们的谷物卖个好价钱，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格兰特总统在1869年整个夏天没有批准任何一桩黄金买卖。在做格兰特工作的同时，他开始与伙伴们在华尔街上囤积贵金属。

市场上真正的黄金供应量（一段时间内随时可以拿到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少得可怜，当时不超过2 000万美元。华尔街的黄金交易室当时一天的交易量是7 000万美元，其中的大部分属于所谓的“影子黄金”（phantom gold），即只需要很少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的黄金。正如一位华尔街人士有点夸张的证实，“只要有1 000美元，一个人就可以买价值500万美元的黄金合同。”当时担任美国国内最长铁路之一的公司总裁古尔德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卖空力量，所以他有充裕的资金可以多次将市面上的黄金流动库存全部买下。

1869年9月24日操控活动达到高潮，从此就出现了“黑色星期五”这种说法。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黑色星期五。24日这一天或许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天。交易商疯了似的拼命保住自己的利益，整个黄金交易室一片混乱。全美各地的商业活动差不多都暂停下来，人们聚集在经纪人的办公室和银行里通过新近发明的证券报价机关注着纽约黄金的价格一点点儿上涨。

在屋外的百老汇大街上，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目睹了当时景象的人讲述道：“百老汇大街上挤满了几千人……一个小时的时间已让他们变得衣冠不整，有的人衣服上没有了领子，有的人帽子不知道哪里去了，他们疯狂地冲到大街上，仿佛精神病院的病人们失去了控制。人们大喊着、尖叫着，搓着双手无能为力，而黄金价格在稳步上升。”

格兰特总统最终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财政部下令在上午11点42分卖出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巴特菲尔德几分钟后就收到了这个指令。然而黄金市场早已受到重挫。那天上午11点40分，黄金价格（绿钞）已经涨到了160美元，到中午时分，黄金价格降到了140美元并继续下跳。《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写道：“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中，黄金交易室以及其他所有的渠道在高潮过去后就像刚刚经过一场火灾或劫难。突如其来的平静笼罩着整个华尔街。”

古尔德到底是赚是赔，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这场黄金恐慌引发的金融骚乱可能永远都无法厘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了。就像在黄金交易室里签订的黄金合同，尽管指明要用黄金交割，但在法律上都没有强制力，所以即使拒绝用黄金支付也不见得要承担法律后果，很多交易商就是这样做的。操控黄金带来的是买方的大恐慌，但因为他们拼命做空商品，所以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经济出现大衰退的初期，常常出现卖方恐慌，因为人们不顾及价格争相抛售股票和债券，并且取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因为他们觉得银行不可靠。

投资者和存款人都需要流动资金，当然，货币本质上就是流动资本，所以卖家恐慌会突然引发市场对货币需求的上涨。由于美国国内还没有中央银行可以管理货币供应并在紧缺时期提供流动资金以保护银行体系，所以卖家的恐慌加剧了商业活动的恶性循环。当大量的储户突然要求兑现时，几百家原先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就会因无力偿付而倒闭关门，经常是银行带着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和企业的流动资金逃之夭夭。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经济大扩张，是美国繁荣的典范时期。在短短8年的时间里，铁路津贴翻了一番，小麦产量也增长了一倍。但是1873年，发明债券推动法帮助在内战时期融资而一举成名的费城最著名的银行家杰伊·库克9月份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经破产了。

华尔街顿时一片恐慌，许多银行和经纪行来不及将他们的资产变现便纷纷倒闭。证券市场一片混乱，纽约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10天。接下来的6年中，美国一直处在大萧条的阴霾中。

这次经济衰退开始深入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因为这时依赖工资以及全国市场的国内劳动者的数量比以前要多得多。那些靠在当地卖一些自家剩余粮食的自给农民在金融大萧条中的日子还好过一点儿，而那些从银行借钱种庄稼再将粮食转卖给大的谷物公司的产业工人以及农民，日子就很艰难了。

日益扩展的公司

越来越多的新工业、贸易集团都实行法人制。19世纪的最后30年，公司数量激增，所以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美国经济以个体和家族企业居多，员工超过100人的机构很少见。然而，到了南北战争期间，几条铁路工程的雇工都在几千人的规模，工业公司发展势头相当迅猛。1860年，美国最大的企业雇主——缅因州的巴斯冶铁厂——那一年的员工数量为4 500人。

因为修筑铁路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事业，所以大部分工程在一开始就会先成立公司。随着铁路的触角伸向美国各地，铁路工程的供货商和货运客户也都发展壮大成集团公司。

在美利坚独立的早期岁月中，每成立一家公司，州立法机构就要通过一个专门的法案来审批特许经营证，这个过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政治因素。但是19世纪早期，各州纷纷开始颁布普遍使用的公司法令，只要公司符合相关规定就可以自动取得经营许可证。立法机构开始放弃那些为自己赢利的公司的组建权力，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申请许可证的公司数量日益增多，他们应付不来。

在殖民地时期，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只有7家公司。但是就在18世纪的最后4年中，新生的美利坚就拥有了335家企业。1800~1860年，仅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州，就有超过2 000家公司。

尽管纽约州原先严格限制像船锚和亚麻制品这样专门生产某类商品企业的数量，但1811年纽约州率先颁布了公司法，合法的经营项目很快就涵盖了所有的运输形式以及制造业和金融业中几乎所有的领域。

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比起来有太多太多的优势。如果其中一个合伙人去世，那么合伙企业就自动终止了，但是有限公司可以长久地存在（虽然早期的公司常常有一定的年限）。合伙企业中，任何一方合伙人都能签署一份约束所有合伙人的合同；而在有限公司经营机制下，可以专门聘请管理人员打理公司业务。最重要的是，一个公司可以起诉（和被起诉），以及将财产作为一个实体来购买、所有以及出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把公司描述成一种“人为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对法律的研究中”。

公司也可以进行合并。原本很多的铁路工程都是地方性的，旨在解决某一个地段的运输难题。这些铁路常常是由这一地区的居民出资，他们买铁路股票、挑选管理人员并关注工程进展的方方面面。但是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发展规模经济，很快就把这些地方的铁路合并成更广泛的交通网络。原先起于布法罗、止于奥尔巴尼、平行于伊利运河的纽约中央铁路，就是1853年9月地方铁路合并而成的线路。

铁路越建越长，铁路的股东也多如牛毛，铁路和股东之间的距离也更加遥远。很多新建设的大型铁路项目的股东更关心参与华尔街的投机活动能赚多少钱，而较少关心铁路公司本身怎么样。这种情况常常使公司管理层像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管理层一样以公谋私，置众多股东的利益于不顾。要想拿出举措迫使公司的管理层恪尽职守、忠于自己受托人的本职工作，就得把这一希望主要寄托在社会经济中的私营部分上。

“阿拉斯加也可以种草莓”

19世纪已开始进入尾声，公司的一个老问题却变得日益尖锐：会计核算。由于企业开始壮大，结构也更加的复杂，会计开始设计出越来越多的工具来记录过手的款项，并让经理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是怎么花的。正是有了这些新的记账工具，“镀金时代”的大集团公司才成为可能。直到今天，会计职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比方说，现金流在现今被当作公司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然而直到1954年才有现金流这个说法。

由于经理人和公司所有人之间的距离在拉大，他们在会计方面的兴趣也出现了分歧。股东想要得到及时的信息以便对自己手中的股票做出估价，并把自己所持有股票的公司的业绩与它们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公司的管理层的工作做得到底怎么样。公司的经理们当然希望把账本和自己本身的业绩“装扮”得越辉煌越好。所以在19世纪，经理们故意隐瞒公司实情、欺瞒股东是常有的事。要是换到今天，就很难瞒住股东了。

虽然有的公司的股票进行公开交易，但公司根本不公布任何数据。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向特拉华铁路、拉克万纳铁路以及西部铁路三家铁路公司询问财务状况的时候，这三家公司的回复是：“不关你的事”！“铁路公司没必要提交任何财务报告。”“不必发表任何声明。”公司三言两语就把交易所打发了。

即便当一家铁路公司发布公告，用当时的一句话讲，“公告的内容也很有可能模糊不清，股东们一般还没读就放弃了”。由于伊利铁路的相当一部分债券是纽约州出资发行的，所以铁路需要向奥尔巴尼提交一份年度报告。但是伊利公司可以有选择地“做出”一份报告来。这条有史以来管理最为混乱的铁路之一——伊利铁路的经理们，毫不犹豫地提交了一份极富创造力的财务报告来遮掩他们的诡计。贺瑞斯·格里利1870年在《纽约先驱报》上发出抗议：“如果新公布的伊利年报属实的话，那么阿拉斯加就会变成热带气候，那里也可以种草莓了。”

《商业金融周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并预先给出了解决方案：“这种阴谋诡计想要得逞的一个条件就是得保守秘密。所以，要保证公众的信息渠道的通畅，让他们能够得到像董事一样多的信息才能对公司股票价值以及发展前景了解得更多，‘投机董事’的职业已经不复存在……资产负债表要体现公司收入的来源、金额，每一块钱的去向，不动产收入，经营、供货、新建设以及修缮的费用，债务额及其形式，还有所有资金的去向，而且每个季度都应该更新并予以公布。”

华尔街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看法。毕竟银行家和经纪人需要和股东一样了解一个公司真实的价值。亨利·克鲁斯（Henry Clews）是南北战争后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经纪人，致力于推动公司常规报告制度的制定以及保证独立核算制度的准确性。逐渐强大起来的华尔街上的大银行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越来越多地要求需要资金或者想要上市的公司遵守后来被称为“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中的要求，而且要求对公司的账目进行独立审核。

在19世纪早中期，大部分的会计都只是公司的雇员。1884年末，在纽约、费城以及芝加哥的城市名录（即19世纪的电话簿）上登记的只有81位私人会计。5年后登记在册的就有322位会计了，并且这些会计开始建立自己的机构。1882年，纽约州成立了会计学院，那些通过严格考试的学员可以领到一个证书。188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正式成立，这就是今天会计行业主要管理机构的前身。

1896年，纽约州通过相关法规，奠定了这个新兴职业的法律基础，而且巧合的是，法规对于那些符合其标准的业界人士首次使用了“注册会计师”这个称呼。通过的法规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叫法很快被其他各州采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会计体系已经相当普及了。

然而，政府作为一大财政领域却不执行会计原则以及独立审核制度。其实100年前，大多数的州立政府在要求他们的市民们遵守公共会计原则的同时，他们自己却不这样做。全世界最大的财政实体——联邦政府，基本上还是采用19世纪的记账方法。由于政府没有像华尔街银行和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对抗力量施加必要的压力，所以政府的“经理们”——立法者、州长以及总统，才能够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于股东利益之前。

脱颖而出的摩根

随着工业企业的壮大以及数量的增多，它们对资金的胃口也变得更大。资金来源不再是南北战争前那段时期最重要的资本供应商英国，而是在华尔街迅猛发展起来的投资银行。没有人可以比此时华尔街举足轻重的银行家J·P·摩根更能代表新兴的华尔街金融中心的势力。

摩根的成长背景不同于很多“镀金时代”的金融巨头，他1836年出生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安泰火险公司的创建人之一。随着哈特福德一跃成为美国人均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他的祖父在铁路、蒸汽机船以及房地产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投资。摩根的父亲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在19世纪50年代是伦敦乔治·皮博迪公司在美国银行的合伙人。皮博迪退休后，他的父亲就接管了公司，并给公司重新命名为J·S·摩根公司，它很快发展成更重要的大型国际银行。

摩根小时候经常往来于欧洲各国，参观当时美国无法与之媲美的各大博物馆，久而久之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摩根进入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习，当时他这一代人中计划着从商的美国人没有几个读过大学，而摩根的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

与大多数同龄人比起来，摩根成长在一个视野更加开阔的世界中，而且从孩提时代起就对最高层次的国际银行体系非常熟悉。摩根深受皮博迪和他父亲的影响，所以相信为人正直是银行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摩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在一次听证会上他被问道，“商业信贷的决定因素不是贷款人的金钱或财产吗？”

“不，先生，”摩根回答说，“最重要的是人格。”

“比钱和财产更重要？”

“比钱、财产以及其他一切东西都重要。”摩根坚持说，“金钱买不来人格……在基督教世界里，我不信任的人不能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

19世纪70年代，摩根在华尔街已成为德高望重的人物，并且是位于华尔街与宽街交汇处东南角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这家历史悠久的公司的合伙人，这里从此也成为摩根银行的所在地。很快摩根就从众多的华尔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

1878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巨额财产（其中包括超过87%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股份）的威廉·范德比尔特想要把自己的股份多元化。但是要在不压低股票价格的情况下出售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样一家业绩杰出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摩根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他在伦敦以每股120美元的好价钱卖出了15万股的股票，而且他还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做成了这件事。这被认为是一次包销股票的杰作，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摩根成为美国铁路业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现在的他代表英国的新股东们进入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董事会。

摩根打算利用自己新的身份在急需整顿的铁路行业中大干一番。当时美国国内还有很多小规模的铁路在独立运营，尽管它们规模不大——既无法从规模经济中获益，也无法使用最新的技术。而且因为大多数铁路干线都是由很多小规模铁路组成的，它们的资本结构常常相当复杂。

铁路公司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经常造成铺张浪费，甚至会有代价惨重的重复建设，连实力雄厚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以及纽约中央铁路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宾夕法尼亚正在哈得孙河西侧建设一条铁路，与河东侧的中央铁路竞争。中央铁路反过来也在建设一条穿过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山脉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平行的铁路。

在摩根的协调下，两家铁路公司同意进行谈判，而且摩根还邀请双方的总裁在他那气势宏伟的“海盗”号游艇的甲板上会谈。“海盗”号沿纽约与西点之间的哈得孙河顺流而下，在这次航程中，在摩根的努力下两家铁路公司决定放弃他们重复建设的铁路项目。（纽约中央铁路在宾夕法尼亚山脉挖的隧道停止建设，70年后它被并入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项目。）《“海盗”号协议》达成后，摩根声名大振，他的公司因而接到了很多利润丰厚的新项目。

尽管摩根是银行家而不是铁路行业的专业人士，但是这些年中他对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切萨皮克–俄亥俄铁路、伊利铁路以及其他一些大型铁路公司进行重组，很快就成为这一行业的灵魂人物。铁路行业中的公司结构日趋完善，各条线路的规划更加合理，所以产生了更大的行业效益。摩根让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留在董事会专门监督铁路的建设，以防重蹈覆辙。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美国总共有1/3的铁路进行了重组，由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控股。一个日趋成熟的铁路产业呈现在人们眼前。

打破铁路的垄断

南北战争后美国铁路的大发展可谓气势非凡。1860年拥有30 626英里铁路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铁路总长度最长的国家。到了1870年增长到52 922英里，1880年增长到93 262英里，1890年为166 703英里。1900年美国铁路总长193 346英里，是40年前的6倍还多。1865~1916年，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年产值增长了17倍，铁路年货运量在此期间增长了35倍。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铁路将全美各地的经济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大大小小的城镇几乎都铺上了铁路，大城市通常会有好几条线路。但是，新的铁路运输网的出现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一个之前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以前各地有自己的时刻表，按照当地正午时间开始，每往西走17.7公里要晚大约1分钟的时间。因此当纽约是中午时，费城就是上午11点55分，华盛顿就是11点47分，匹兹堡是11点35分。这样来计算，伊利诺伊州有27个时区，威斯康星州有38个时区。

在人们乘马车出行的年代，行程安排倒不重要，但是当坐火车出行时，时刻表就相当重要了。由于害怕招致各地的不满，多年以来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会一直犹豫不决，所以这些铁路就各行其是。1883年铁路行业制定了一个时刻表，将全国分成4个时区——东部、中央、山区以及太平洋地区，每个时区的午时依次延后1小时。1883年11月18日，全国铁路都按照这个时刻标准运行。尽管有人抱怨说国家应该按照“上帝的时间而不是范德比尔特的时间运行铁路”，但是在执行统一时刻表的几年里，火车运行变得规范起来，而且人们很难再想象没有时刻表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人们能为铁路制定像统一时刻表这样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东西，足见铁路在19世纪晚期的强大地位。铁路运输业此时成为国家最大的产业。1900年美国人口有7 600万，其中铁路行业员工超过100万人，人均年收入为567美元。人工操作的铁路自然会利用市场的力量谋取利益。

此时，铁路已经发展成干道与分支并举的系统：一条干线连通各大城市，无数的支线延伸向更小的地区。这些干线之间常常进行激烈地竞争。举个例子，人们在芝加哥和纽约之间往来，可以在纽约中央铁路、费城铁路以及伊利铁路中任选一条出行。主干铁路要么彼此激烈地竞争，纷纷打出跳楼价；要么组成卡特尔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定价。这些卡特尔由于缺乏有强制力的机制，通常很快支撑不住就解散了。

但是大部分铁路支线属于垄断经营，铁路可以（事实上也是这样）通过增加（有时是大幅度提高）支线客户的成本来增加收益。

铁路的乘客对此自然是痛恨不已。1867年，一个社会和教育机构——农民协进会成立了，这个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代表农民阶层反对铁路的游说机构。1875年整个中西部有两万个地方农场以及80万成员加入，其中大部分人对当地的铁路都深怀怨气。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引起了各州首府政界的关注，他们开始加强对地方铁路的管理，经常组成调查团到各地视察铁路运营的情况。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调查团根本不起作用，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阔气的调查团成员发现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过是为铁路的随意妄为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而已。1895年加利福尼亚铁路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写道：“很奇怪的是，16年前为了坚决抵制铁路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而专门建立起的这个组织，在那段时间完全成了铁路公司的辩护者和拥护者。”

很快人们清楚地知道了各州靠一己之力无法有效地管理现今已经延伸到许多州的铁路。最高法院1886年在审理伯什铁路诉伊利诺伊时的案子中规定，各州无权管理跨越州境线运送货物的铁路，这标志着铁路管理权的斗争必然要延伸到华盛顿。

国会现在和州立法机构面临着相同的政治问题。他们在农民、小商贩、制造商手中的一万张选票以及在铁路方面几十万美元的投资都岌岌可危。

经过一年政治上紧锣密鼓的筹备，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讲：“这桩买卖中的哪一方都占不到便宜。有一种情况例外：立法者可能最终将矛盾转嫁到一个委员会或者法院那里。”经过慎重的考虑，国会议员提出的唯一建议就是组成一个类似无所作为的大部分州铁路调查委员会那样的联邦铁路调查委员会。

铁路公司以为国会会适时地保护它们的利益，所以就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实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早在1884年就说：“铁路调查委员会对各条铁路的交通状况做出的评估如果能保证这些铁路公司实现6%的分红的话，美国国内绝大多数铁路一定会手舞足蹈。而且我敢肯定有了这个分红保证，这些铁路公司肯定乐意接受国家政府的直接监督和管理。”

换句话说，铁路公司想要的就是一个由政府牵头并强制执行的卡特尔组织，取代接连倒闭的私营铁路公司。

最终，国会通过法令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虽然委员会要求“一切收费必须合理公平”，但并没有给出更明确的说明。另外，法令严禁对铁路干、支线的乱收费，严禁对短途运输和长途运输收取不同费用。但是委员会需要借助法庭来强制执行这些规定。铁路公司想要钻新规定的空子不是件难事。即使州际商业委员会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地位日益巩固，但是它却发展成铁路公司最初设想的模式——由政府牵头并强制执行的卡特尔组织。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大部分铁路技术知识需要由业内人士提供（从此这成为所有政府管理机构的通病）。

州际商业委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依然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联邦政府对某一经济领域进行管理的首次尝试。

尽管在州际商业委员会之后，联邦政府很快又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但是至少在短期内，预期和实际的状况常常不一致。1890年，面对限制铁路公司权力的呼声，国会仍感到压力巨大，同年它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国会两院均被支持工商业的共和党人所操控，而且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在执掌白宫，但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仅有1票反对的情况下得以通过，总统签字生效。

该法案顺利通过的原因是缺乏细节。法案宣称：“每一份合同，不管是垄断形式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联合、阴谋策划，或者和其他国家一起合谋限制几个州商业贸易的发展，从现在起都将是非法行为。”此外，“垄断或者企图垄断、联合或合谋……垄断几个州商业贸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

支持商业发展的哈里森、克利夫兰和麦金利三届政府以及19世纪90年代极端保守的最高法院都断言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颁布的最初几年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历史学家查尔斯·沃伦却认为《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有助于唤醒“国会对商业条款蕴藏的巨大能量的认识”，在下一个10年中，一位激进主义总统将利用这部法案将联邦政府提升为管理美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J·P·摩根曾经是主张公司使用标准化记账方法以及独立核算来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运动的一个发起人，其实在1913年他去世之前，就抱怨西奥多·罗斯福让人们用“玻璃口袋”做生意。和大多数人一样（政府和商界都是如此）摩根更强调别人做事的透明度，却不包括自己。

13 竟然会有这样的买卖

没有什么能比钢铁的发展更能体现19世纪晚期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了。钢铁生产成为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参考指标。而且钢铁的用途相当广泛，对像铁路和房地产等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能说钢铁是这个时代的发明，其实它至少已经有大约3 000年的历史了，钢铁新就新在制造成本的大幅降低上。

钢铁生产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经过再熔化之后，再和地下的石灰石混合除去剩余的杂质，从而把生铁转换成条铁。下一步就是把条铁倒入模具，做成煎锅、烹调用炉以及一些建筑工具等冶铁制品。冶铁制品在南北战争前在城市建设中普遍使用，但是它有一些严重的缺陷。冶铁压缩性强，可以做成上好的柱子。但是由于冶铁很脆，张力很小，所以不适合做大梁，而大梁的理想材料是锻铁。

锻铁的制作过程是将生铁熔化，反复搅动至浆状，这时大部分杂质差不多已经都挥发掉了，锻铁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些操作熔炉的工人被称为炼铁匠，他们技术熟练，工资也很高。将从搅拌熔炉里拿出来的铁进行压轧，反复折叠，其实就像揉面团那样反复压揉，直到把铁炼成纤维状，这样锻铁就不会像冶铁那样脆弱，张力也得到加强。锻铁和冶铁相比不仅十分柔软而且延展性强，可以像铜一样被拉长然后锤打成各种形状。

当然，锻铁的生产成本比冶铁要高得多，但是可以用来制成大梁、桥梁、船只，以及对于19世纪的经济至关重要的铁轨。如果没有大量的锻铁，工业革命的进程肯定不会推进得那么快。

钢是铁与适量的碳在一定条件下合成的产物，兼具冶铁和锻铁的优点。钢铁和冶铁一样非常坚固，也和锻铁一样柔韧、抗打击力强。钢铁的张力比冶铁和锻铁都要大得多，因此是上好的建筑材料。

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炼钢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少量的锻铁和碳混合加热数天。所以钢最初只用于像刀片、剃刀以及工具这些高价值物品的生产上，它们需要具有抗打击力而且要有锋利的刀边儿，这都使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19世纪中期，欧洲沿用传统制作方法生产出大约25万吨钢铁，而美国钢铁的产量只有1万吨。

1856年，一位名叫亨利·贝西默（Henry Bessemer）（后来成为亨利爵士）的英国人发明了贝西默转炉，用它可以直接快速地把生铁炼成钢。在科技发展史上常常是这样，一项发现总能带来意外的结果。贝西默曾经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炮弹，但是他发现冶铁制成的炮膛无法承受火药的爆炸力。于是他开始进行实验，希望能研制出一种坚固的金属。有一天一阵风刮来，空气中的氧气与一块熔铁中的铁元素和碳结合，结果熔铁的温度升高了，杂质也随之蒸发，大部分碳元素在化学作用下消失，剩下的只有钢。

贝西默察觉到这个变化，根据这个意外的发现，他立即动手设计出一套类似的生产流程。他的转炉就是一个约3米宽、6米高的大容器，里面装有耳轴，这样就可以把容器里的东西倒出来。转炉是钢制的，里面覆上耐火砖。空气可以从底层通过耐火砖的空隙吹进“风箱”，坩埚里的大量熔铁在大火中转变成钢。有了贝西默转炉这个工业生产上最惊人的成就，每12~15分钟就可以把10~30吨的生铁炼成纯钢。

劳工激进主义者约翰·菲奇1910年写道：“炼钢的整个过程散发着一种魅力。庞大的设备和大规模生产给人们以巨大的力量。80英尺、90英尺、100英尺高的吹气炼钢炉瘦骨嶙峋，好似永远也吃不饱一样，它们不断地张大嘴一口又一口地吞食着矿石、燃料和石头。贝西默转炉跳跃的火焰令人炫目。白热的钢锭重达几千磅，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像玩具一样跑来跑去……起重机轻松地抬起钢轨或是50英尺长的大梁，仿佛它们的重量不是按吨而是按盎司计算。这些就是在伍尔坎 [1] 的工厂中向客人施法的符咒。”

1872年，亨利·贝西默在英国设菲尔德的炼钢厂接待了一名来访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卡内基，一位美国籍的苏格兰移民。卡内基被他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以至于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他就是凭借钢铁日益高涨的需求成为美国的超级大富豪。

卡内基1835年出生在爱丁堡西北几英里外穿过福斯的丹佛姆林。他的父亲是一位手工纺织者，有自己的织布机，老卡内基用它织出了花案繁多的锦缎。丹佛姆林是锦缎贸易中心区，像老卡内基这样熟练的技工在那里可以过着非常滋润的生活。

但是工业革命毁掉了老卡内基的饭碗。19世纪40年代，用动力织布机织锦缎这样的布料要比用手摇纺纱机便宜得多。1840年，苏格兰有84 560台手摇纺纱机，10年后减少到25 000台，那时的老卡内基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老卡内基陷入了绝望，比他要坚强的妻子在危机中做出一个决定。她移居美国并在匹兹堡定居的妹妹给她来信。“这个国家更适合劳动者，”妹妹在信中说，“虽然数千人都涌了进来，但是施展才能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1847年，安德鲁12岁的时候，卡内基一家迁往匹兹堡。

卡内基夫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中的第一批成员，被称为大西洋移民。起初大部分移民都来自不列颠群岛，在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开始后，爱尔兰的移民尤其多。后来德国、意大利以及东欧国家也大批向美国移民，仅1900年一年就有超过200万的移民。

从规模和意义上来看，大西洋移民运动与导致古罗马王朝瓦解的因素之一的蛮族迁入颇有几分相似。古罗马时期蛮人部落挺进的动力是他们后面的部落，而1820~1914年，横跨大西洋定居美国的3 000多万移民主要的推动力则是诱人的经济发展前景。

像定居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北部的那些没有土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其中有很多都迁到乡村开辟自己的农田。但是在发展中的都市定居下来的人们，大部分在一开始都生活在被称作“贫民窟”的地方（“贫民窟”这个词大约在1825年开始在英国和美国出现）。“贫民窟”扩散速度很快。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庞大的贫困群体，但是大多数城市新贫民的穷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这些贫民窟的状况，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其条件恶劣得令人难以想象：犯罪猖獗、害虫肆虐；暗无天日的小公寓里常常挤着好几个人，有时是好几个家庭挤在一起；楼区后面只有公共厕所。根据1900年的调查，当贫民窟的条件从19世纪中期得到很大改善的时候，纽约东南部贫民窟一个区的人口有5万，但浴缸只有500个。

穷困潦倒的移民的住地与他们原来的欧洲住所相比，居住条件可不算差，甚至要更好一些。就像卡内基太太的妹妹以及几百万和她一样的人讲的一样：这里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美国经济劳动力短缺这一大问题一直存在，因此移民家庭在最糟糕的贫民窟里的居住时间平均不会超过15年，他们逐渐有能力搬到更好一点的社区，换一幢更好一点的房子，并且开始慢慢步入美国中产阶级的行列。

那些为追求经济发展机遇而来到美国的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法律条文。大批的移民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的绝不仅仅是劳动力，他们使美利坚的人口成为最多样化的民族；也正是因为这样，大量的移民使美国同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紧密的人员往来联系，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政治优势啊。

卡内基一家搬进匹兹堡旁边阿勒格尼城的一家工厂楼上的两间房中，这个工厂正对着卡内基太太妹妹住所后面的一条泥泞小巷。卡内基太太找到了一份做鞋的工作，老卡内基在一家纺织厂工作。安德鲁也找到一份做线轴的工作，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2小时，一周挣1.2美元。

不必说，聪明有志向的安德鲁不用15年的时间就可以脱颖而出。1849年他是一个电报投递员，一周挣2.5美元。这个工作给了他熟悉匹兹堡和当地商业机构的机会，因此卡内基同其中大部分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很快他就开始自己操作电报机，可以一边听一边破译，直接就把内容写下来。这时他的工资提高到每月25美元。

1853年的一件事情印证了路易斯·巴斯德 [2] 的“机会只光顾有准备的人”这句名言。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主管托马斯·斯科特是卡内基所工作的那个电报局的常客，当时他正需要给自己找一个电报员来操作铁路公司正在安装的电报机。斯科特选中了尚不满18岁的卡内基。在托马斯·斯科特的调教下，在耳濡目染过无数次对铁路卧铺车、石油、电报线路以及冶铁业的英明投资之后，等到卡内基1868年33岁的时候，他的年收入已高达5万美元。然而在他参观完贝西默在设菲尔德的炼铁厂之后，他决心在炼钢行业大展拳脚。

卡内基的管理哲学

偶然的机会让卡内基一家迁到了匹兹堡。这里的比较优势让当地成为美国炼钢业的中心。

匹兹堡位于俄亥俄河上源阿勒格尼河与莫农加希拉河的交汇处，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山的西面有众多的城市，而匹兹堡当初是作为一个商栈建立起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后不久，匹兹堡开始开采周围丰富的铁矿石以及煤炭资源，专注发展制造业。当国内其他地区还是以木头作为主要燃料的时候，煤已经成为匹兹堡生产玻璃、铁以及其他能源密集型产品工厂的主要燃料。匹兹堡早在1817年人口还只有6 000人的时候，就已经有250家工厂了。这个已经具有美国典型的拥护主义态度的新生城市把自己称为“美国的伯明翰”。由于有了价格低廉的煤，匹兹堡在其他地方刚刚开始以蒸汽机取代水力之前就已经采用蒸汽机很久了。到了1830年，当地大部分的工厂生产线都已经是由蒸汽机驱动了。

然而，人们使用价格低廉的煤就要付出一个代价——煤比木头燃烧产生的烟要多得多。大概在1820年，当匹兹堡还是一个小城镇的时候，一个游客写道：“烟云满天，如同夜晚，整个匹兹堡小镇显得是那么郁郁寡欢。”19世纪60年代，即使是在伦敦出生的对煤烟早已习惯的安东尼·特罗洛普对那里黑烟遮天的景象也印象深刻。特罗洛普写下，从周围的山上俯瞰下去，只能看到一些教堂的尖顶，“城市笼罩在厚厚的烟云之中，当我站在这里，透过飘浮在屋顶上方的煤烟仰望漆黑的夜空时，对这些烟尘的喜爱之情油然而生”。随着工业革命不断集聚能量，美国的其他城市也开始受到煤烟污染，但是匹兹堡的情况最为严重。

匹兹堡最重要的煤层位于它东南方30英里之外的康奈尔维尔镇的周边地带。康奈尔维尔镇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那里的煤最适合炼焦煤，可以说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焦煤矿。

焦炭之于煤就像木炭之于木头：焦炭在真空的条件下加热去除杂质后就变成了能在均衡的、容易调节的温度下燃烧的纯碳。木炭和焦炭都是钢铁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焦炭比木炭更容易实现工业化生产，所以随着匹兹堡冶铁业的发展，焦炭的产量也日益提高。

到了安德鲁·卡内基专注于在炼钢业发展的时候，出生于离康奈尔维尔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州的西欧弗顿的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849年开始进入焦炭生产行业。和卡内基一样，弗里克是个做事脚踏实地的人，敢于从事高风险高收入的事业；他和卡内基另外的一个共同点是，弗里克30岁时已经是一名百万富翁了。然而，和卡内基不同的是，他不大关注公众舆论以及当时的社会大事件，而卡内基总是想要得到大家的爱戴、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弗里克非常安于自己现有的名望，很少接受报纸采访，也从不发表文章。

19世纪80年代，卡内基钢铁公司和H·C·弗里克公司已经发展成它们各自领域的领军企业，卡内基也成为弗里克的第一大客户。1881年年底，弗里克在纽约度蜜月的时候，生性喜欢出其不意的卡内基在某一天的家庭午宴上突然提议合并两家公司。对此毫无准备的弗里克大感意外，卡内基那一向十分警觉的七十多岁的母亲也深感震惊。众人的沉默最终被或许是美国商业史上最著名的“母亲的决策”所打破。

“噢，安德拉，”卡内基的母亲操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这对弗里克先生倒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不用说，卡内基肯定事先精确地计算过他的利益。第一，卡内基钢铁公司将能保证得到最优惠价格的焦煤；第二，他将学习到亨利·克莱·弗里克更胜一筹的管理才能；第三，他可以继续对炼钢产业整体，尤其是他自己的公司，进行垂直整合。

垂直整合就是由一家公司掌握从原材料加工到产品销售的整套生产流程的一部分或全部。这种整合从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在进行（弗朗西斯·卡尔波特·洛厄尔是将纺纱和织布整合在一幢大楼里的第一人），但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当实业家既讲求经济规模又讲求降低成本的速度的时候，整合才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卡内基和弗里克都坚持一个简单的管理哲学：（1）不断地进行创新，加大对最新设备和技术的投资力度，从而降低经营成本；（2）一直保持低成本生产，这样在恶劣的经济时期仍能赢利；（3）将经济繁荣时期的大部分利润保存好，等到经济不景气、那些低效率的竞争对手倒闭时伺机出手。

1889年，当弗里克担任卡内基钢铁公司总裁时（卡内基本人在自己的公司中从未担任过主管，但是作为公司的大股东，他在公司一直都是真正的一把手），机会出现了。那年，弗里克用100万美元5年期的卡内基公司债券抢购到危机中的迪凯纳钢铁厂。当债券偿本付息之后，迪凯纳钢铁厂已经为卡内基钢铁公司创造了比成本的5倍还多的收益。

卡内基迅速派上用场的大部分先进技术都来自欧洲更古老、历史更悠久的钢铁工业，就像将近1个世纪以前美国纺织业不断向英国技术进步看齐一样。正如卡内基的得力助手W·M·琼斯船长1881年在英国钢铁学院所说的那样：“当法国、德国以及你们的冶金学家致力于发现新的生产工艺的时候，我们一边从贵学院发布的报告中广泛地汲取信息，一边自私地想要在产量上打败你们。”

卡内基公司确实打败了他们。1867年，美国贝西默钢铁公司的成品产量只有1 643吨。30年之后的1897年，产量已经高达7 156 957吨，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到了19世纪之交，卡内基钢铁公司一家的产量就超过了整个英国钢铁产量的总和，利润前景无可限量。1899年，在蒸蒸日上并受到政府大力保护的美国市场中，卡内基钢铁公司这个低成本生产者一年的利润已达2 100万美元，1900年利润又翻了一番。难怪安德鲁·卡内基有一次感叹说：“竟然会有这样的买卖！”

钢铁的出现也同样改变着美国城市的面貌。以前大型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头，由于墙要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即使在19世纪50年代电梯设备得到完善之后，大楼一般也都不能超过6层。只有教堂的尖塔从周围的建筑中突显出来，直插云霄。在炼钢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影响下，钢铁的价格稳步下降。到了19世纪80年代，质量要好得多且更耐用的钢轨的价格远比以前的锻铁铁轨便宜，越来越多的建筑采用了钢结构，大街上的高层建筑也变得很常见。在钢铁强大的威力面前，“摩天大楼”越来越多地矗立在美国都市之中，自19世纪80年代到1913年，每年都有新的大楼建成，不断刷新着高度纪录。

剑拔弩张的劳资对决

对于炼钢这样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资金和劳动力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单凭其中任何一种力量都是创造不出财富的。创造的财富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分配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问题。工业革命之前，资金和劳动力一直密不可分，同一家庭常常兼而有之：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学徒，除了雇主管吃管住之外，他们拿不到多少钱，但是他们在做学徒期间掌握了各种成年以后可借以谋生的技术。

公开从市场上招聘的劳动力通常被要求有精湛的技艺，当然他们也可以要求很可观的薪水。但这当然不意味着雇佣双方之间没有纠纷。在现在的美国境内，最早的一次有记录的罢工发生于1768年，当时纽约市按日计酬的裁缝进行了街头示威。1798年，第一个工会组织——“计日工与制鞋工联邦协会”在费城成立。（计日工，顾名思义，就是按日计酬的工人；制鞋工是鞋匠的一种旧说法。）19世纪20年代，这类工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代表某一领域的所有（或者许多）技工利益的行会。19世纪50年代，代表美国和加拿大印刷工人的国际印刷工会成立，全国范围的甚至是全球范围的工人组织开始出现。

但是随着工厂体系的发展以及传统的劳动力分工结构的瓦解，越来越多没有技术的工人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首先是一些像纺纱、织布这样的工厂。南北战争之后由于炼钢以及其他一些重工业发展迅猛，所以没有技术的工人在这些领域也找到了工作。和炼铁工这样的技术工人不同，这些男工（以及纺织业的女工）可讨价还价的力量微乎其微。

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美国经济中资本与劳动力无休止的激烈斗争中的关键问题。公司虽是一人负责制，比如像安德鲁·卡内基，但因为股东聘请管理人员为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一个鼻孔出气。而劳动力最初缺乏凝聚力，劳工们通常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些要求。

工匠即使成立了工会，但它能为没技术的工人做的也很少。技工瞧不起那些没技术的人，他们很多都是新近移民过来的，所以技工们认为没技术的人会影响自己的待遇，视他们为负担而不是反抗管理层的同盟军。劳工的各个层次之间因此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之间才尽释前嫌。

曾有人几次尝试要建立代表全体工人的组织，像1866年的全国劳工同盟，以及三年后成立的最著名的“劳动骑士团”。“劳动骑士团”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有超过70万名成员，它欢迎各种水平的技工入会，甚至吸纳黑人工人，尽管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1905年成立，成员从未超过1万人，但是由于该组织创新的策略和大胆的提议使它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比美国的社会结构更能使个体经济得到更多的回报了。沃德·麦卡利斯特（Ward McAllister）自封为镀金时代纽约城的主宰者，他创造了“上层社会”（the four hundred）一词来描述这个群体的成员。麦卡利斯特写道：“这里面包括那些社会顶尖人士，他们通过金子、智慧或是美貌获得自己的地位。在这几种手段中，黄金一向是最妙的诀窍，美貌在其次，而智慧和先人的作用微乎其微。”难怪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总是对美国社会不满。

美国几百万移民希望自己或者其后代所成就的最好典范就是安德鲁本人。卡内基时代的另一名移民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成功之路。出生于1850年的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和卡内基一样出生在英国一个贫穷的家庭中。他的父母是犹太人，父亲是一名雪茄工，活跃在当地的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中。1863年冈珀斯一家移民到纽约，在那里，小冈珀斯自己也当了一名雪茄工，很快就参与到工会活动当中。19世纪80年代他成为国际雪茄工人联合会的领袖。

冈珀斯相信能将技工团结在一起建立全国范围的组织，而不只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力量；倡议通过罢工、联合抵制、警戒等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发出呼吁。他相信纯粹、简单的工会主义会取得成功，实现“生产的解放”。从理论上讲，冈珀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明白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劳动者的力量足够强大——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管理层谈判。

1886年，冈珀斯带领雪茄工人脱离劳工骑士团，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一个同业工会。他在后半生中将一直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1895年例外），并且将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工人领袖。1900年，约有10%的美国工人都是各个工会的成员，这个群体比今天美国私营经济的工会规模还要大。

劳资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由于没有针对性的规定，所以双方的分歧就一定会升级成暴力冲突。这使得资方更能对政府施加影响，所以出现危机的时候，政府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站在公司这一边。1877年正值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的顶峰，大部分东部的铁路公司的管理层事先没有任何警告，就突然联合起来给所有工人减薪10%。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公司的职工举行大罢工，占领了铁路站点并扣押运货列车不让发车。

其他铁路工人很快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另外三家连接东海岸和中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紧急召集国民自卫队驱散匹兹堡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罢工者，有26名工人在骚乱中丧命。愤怒的民众一把火点燃了自卫队被迫躲藏的宾夕法尼亚修车厂的机车库。自卫队队员纷纷夺路逃命，整个匹兹堡城落到罢工者和抢劫者手中，毁掉了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铁路物资。海斯总统别无选择，只好派出正规军来平息这场暴乱。

这样的暴力事件当然还缘于冲突双方自身的利益，很多城里的“坐地户”把很多工会的领袖——一般都是像冈珀斯这样的外来移民，视为带有危险的反美观念的外国人。可是，安德鲁·卡内基频繁地发表很多文章，其中时有维护工人权益的言论。但是这些文章只是泛泛地讨论了一下社会和经济政策。每当牵涉到卡内基的个人利益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反对、粉碎自己工厂中的工会组织，尽管他总是让别人出面唱黑脸。

1889年的一场罢工——当时经济繁荣需要大量的钢铁，让卡内基钢铁公司负责和工会谈判的公司负责人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双方签下了一份有利于位于匹兹堡郊外的荷姆斯泰德工会工人的合同。卡内基随即决定1892年续约之时也将是工会解散之时。卡内基一向注重维护自己的名声，他委托亨利·克莱·弗里克全权处理此事，而后动身前往苏格兰。

弗里克在工厂外围修了一堵11英尺高、3英里长的围墙，建起瞭望塔、安上探照灯、拉上带刺的铁丝网。人们立即将这块地方戏称为“弗里克的堡垒”。弗里克还与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商定，如果发生停工，将由后者派出300人来保卫工厂。

当荷姆斯泰德工厂工会断然拒绝弗里克开出的条件时（这正是弗里克希望出现的局面），他宣布工厂只与工人个人打交道，不承认工会，然后下令工厂停工。于是工人们开始罢工。弗里克试图用驳船把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人沿莫农加希拉河秘密送入工厂，但他们的阴谋被工人当场识破，于是工人们当即冲破围墙占领了工厂（“弗里克的堡垒”也就这么回事儿）。为了不让平克顿的船靠岸，工人们与平克顿的人奋战了整整一天，双方都有伤亡。最后双方进行休战谈判，工人们允许平克顿的人撤离。但是在撤退中，平克顿方面有三人丧命，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派出6 000人的自卫队平息战火。在自卫队的保护下，弗里克才能雇用非工会员工。

卡内基精心打造的“工人之友”的形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多多少少打了些折扣。但是当弗里克几天后在办公室被一个名叫亚历山大·伯克曼的人刺伤时，他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同情甚至钦佩。尽管他脖子中了两枪，身上被刺了三刀，弗里克还是奋力还击，在助手的帮助下制服了凶犯。后来在医生为他取子弹的时候，他拒绝打麻药，还坚持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那个叫伯克曼的刺客与这场劳资纠纷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难免会和这次纠纷中的一些人有往来，而且公众对工会的同情在慢慢褪去。荷姆斯泰德罢工运动的领袖休·奥康奈尔说：“伯克曼枪中的子弹像是从荷姆斯泰德罢工事件的心脏直穿而过，肮脏的企图没有得逞。”11月，罢工风波平息下来，卡内基公司在经济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

19世纪末期劳资纠纷中的暴力色彩慢慢减弱，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新一代的美国政府才出台相关举措全面保护劳工的权益，届时工人才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管理层谈判。

“强盗资本家”

19世纪末，钢铁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繁荣强劲的推动力。与此同时，石油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1859年当埃德温·德雷克打到第一口油井的时候，美国的石油年产量只有区区的2 000桶。10年后，美国石油年产量为425万桶，1900年的产量接近6 000万桶。但是当石油的产量稳步增加的时候，其市场价格却一片混乱。石油价格最低时仅10美分一桶——远远低于油桶本身的成本，而19世纪60年代一桶石油的价格竟又飞涨到13.75美元。价格剧烈动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存在大量的炼油厂。仅克利夫兰市就有三十几家炼油厂，其中很多工厂不舍得投资，设备年久失修。

很多人一方面愿意开发新的石油事业，一方面又不愿意投入大笔资金，害怕将来突然有一天石油会被开采殆尽。宾夕法尼亚西北部的油田，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南部巴库油田被勘探出来之前，差不多是世界上仅有的一口油田。在得克萨斯州斯平杜托普1902年打出第一口高产油井之前，再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

但是一个名为洛克菲勒·弗拉格勒·安德鲁斯的公司组建起来，专门开拓石油产品，尤其是煤油市场这一新兴的市场，公司想冒险成立一系列顶级的炼油厂。和卡内基一样，这家公司不仅想成为低成本生产商，而且一有机会就开始收购其他炼油厂。

洛克菲勒·弗拉格勒·安德鲁斯公司意识到，虽然不能控制原油的价格，但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影响石油产品价格的另一种重要因素：运输。于是公司开始积极地同铁路公司谈判，给它们回扣换取高质量运行的保证。正是这一协定让洛克菲勒·弗拉格勒·安德鲁斯公司可以以低于同行的售价赢得可观的利润，进一步加强了公司已经十分强大的竞争优势。

1870年，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亨利·弗拉格勒说服其他人对公司进行改制，从合伙制企业改成有限公司。这样一来合伙人在保持对公司的有效控制的同时，更容易筹措资金继续进行扩张。这个名为美孚石油的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美元，而且当时它的石油冶炼生产力约占全美总石油生产能力的10%。到了1880年，在这个更加壮大的产业中，洛克菲勒·弗拉格勒·安德鲁斯公司占到80%的份额。

美孚石油公司的大飞跃给予其股东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更加深远。美孚石油公司的异军突起因而成为美国19世纪末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实媒体对镀金时代的美孚石油公司以及约翰·洛克菲勒的态度与它们100年后对微软公司以及比尔·盖茨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洛克菲勒与盖茨的名字家喻户晓，都代表着有一点儿威胁性的新经济结构的时候，他们两人差不多同岁，都是40岁出头，这也许是一个巧合吧。

美孚石油的形象在美国大众的记忆中直到今天都停留在无数作家和社论卡通画家的作品上，他们常常首先出于政治意图进行创作。其中最杰出的一位艾达·塔尔贝尔（Ida Tarbell）于1902年在麦克鲁尔的杂志中首次发表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发家史》（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生动地记录了美孚石油打败一个个竞争对手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吞食它们的资产的残酷扩张史。

艾达的报告并没有全错，但是有点误导读者。首先，随着美孚在石油行业大肆扩张，石油产品的价格逐渐下降，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石油价格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3。垄断组织一旦实力足够强大就会抬升价格的说法只是一个神话。垄断组织和其他人一样，想要实现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价格最大化。降低价格、刺激需求，同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常常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垄断组织（在今天，从机动车辆局到公立学校，大部分垄断机构都成了政府机构）在经济上背负恶名的原因在于：如果不存在竞争压力，它们就会安于现状不愿冒险，从而惰于创新，同时对它们的消费者群体也会漠不关心。

其次，美孚石油公司利用其国内第一大炼油商的身份一方面从各大铁路公司攫取最高的回扣，另一方面劝诱它们不给那些美孚石油想要兼并的炼油厂任何便利。有时美孚石油公司甚至逼迫铁路公司让其不仅接收美孚自己的石油，而且还接收其运输的美孚竞争对手的石油当作秘密回扣，本质上这相当于变相对那些美孚的竞争对手收税。（这种做法很像以前“强盗贵族”的所作所为，是十足的“强盗资本家”。）这一做法确实有效地牵制住了那些炼油商：他们要么接受美孚石油制定的收购价格，要么就在高昂的运输成本的重压下破产倒闭。

然而制定收购价格倒是有公平可寻，人们一直在使用亨利·弗拉格勒发明的一个公式进行计算。有时，尤其是要兼并的炼油厂所有者具备美孚石油欣赏的管理才能时，收购价格便会非常可观。另外，卖方可以选择现金或是美孚石油的股票作为支付手段。那些选择后者的人以及另外数百人凭借美孚石油公司的股票实现了资本家的荣耀。那些选择现金的人最后常常是不停地向艾达·塔尔贝尔抱怨。

当然这其中没有违法的事情，但问题就出在这里。19世纪晚期，像洛克菲勒、弗拉格勒、卡内基以及J·P·摩根这些人，正以惊人的速度创造着现代公司经济的神话，并开创出一片全新的经济天地。其进步速度之快，社会已经远远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在常常是缓慢推进的政治进程中，管理的新兴领域需要一些巧妙但不失公平的规则。这在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是如此，个体的行动总是比社会整体的行动要快得多。直到这些规则制定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20世纪头10年，可以用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话说明问题：

好用的老规则，简单的计划

除掉当权的人

维护有掌权能力的人

部分问题就在于：任何政治体制生来就有很大的惰性，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政治家毕竟志在竞选连任，所以无所事事要比去得罪某个群体容易得多。因此当美国经济从19世纪中期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国内公司法却未见改动。美孚石油作为俄亥俄州的一家公司既不被允许拥有跨州资产，也不被允许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但是随着美孚业务在美国东北部、全美，乃至全球范围迅速扩展，它就一定要兼并其他州的资产，收购别的公司。

公司法制定的背景是为全国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的铁路电报的前时代，此时已无法再满足新经济的需要。为了绕开过时的公司法，美孚石油的秘书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自命为托管人来持有那些公司本身按照法律不能持有的那部分财产或股票。到了19世纪70年代，美孚在其他州已经拥有数十处房产和公司。每一处，按道理都应该有一位托管人（有的时候由弗莱格勒担任，有的时候由别人担任）掌握。所以这种公司结构非常笨拙。

十有八九是弗拉格勒这位卓越的管理大师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每一个子公司不再设置单独的托管人，他们分散在美孚石油帝国的各个角落，克利夫兰总部的三个人被任命为所有子公司的托管人。按理说，他们控制了俄亥俄州以外所有美孚石油的资产。事实上，他们当然完全是在按照上头的指令行事。

商业信托由此诞生。别的公司争相效仿，商业信托很快遍及美国各地。“信托”在接下来的100年间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怪物。讽刺的是，亨利·弗拉格勒设计的真正的组织信托形式仅维持到1889年。那年为了寻找一种新的税收来源，新泽西成为第一个实行现代公司法的州，与新经济格局接轨。此时的新泽西州允许组建控股公司以及进行州际活动。很多公司涌向新泽西以及后来的特拉华州开公司，享受那边宽松的公司法。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很快成为洛克菲勒利益的中心区，标准石油托拉斯（the Standard Oil Trust）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没有消失的遗产

美国工业不断发展，它的海外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美国直到今天都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一大出口商。南北战争后出口产品又增添了两名新成员：石油和铜。之前还扮演进口商角色的美国此时已发展成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商。1865年，制成品出口占到了美国出口总额的22.78%，到了20世纪之交，美国具备了更加强大的出口能力，这时制成品的出口额占到出口总额的31.65%，同时，这些年中，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翻了一番，约为12%。

这在19世纪晚期最新技术产品——钢铁制品的贸易中尤能反映出来。南北战争前，美国一年钢铁制品的出口额仅为600万美元。1900年美国出口了价值121 914 000美元的机车、发动机、铁轨、电子机器、电线、管道、金属加工设备、锅炉和其他商品。甚至连缝纫机和打字机都大量外销。

欧洲长期从美国和其他地方进口原材料，然后再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在那些爱大惊小怪的经济评论人士（他们的存在在当时和现在常常都是一种多余）看来，好像一个美国巨人突然冒出来一把抢走了这桩赚钱的买卖，昔日强大的欧洲面临经济停滞的危险。《美国入侵者》《世界美国化》《美国对欧洲的商业入侵》这些带有不祥意味的图书于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大大小小的书店货架上均有售卖。

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无数的个体实现了财富梦想，财富的威力之大是前人无法想象的。其实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比新旧财富的更替更能概括美国经济发展史的特点了。当美国第一富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于1848年去世之后，他留下了2 500万美元的财产。此后不到30年，范德比尔特船长留下了1.05亿美元的财产撒手而去。安德鲁·卡内基1901年将自己的股份全部出售，得到4.8亿美元。15年后，约翰·洛克菲勒的资产达到20亿。

马克·吐温早在1867年就注意到这一发展趋势。他讲述说：“纽约的老荷兰籍贵族发现，自己已经被那些粗俗的、不知祖宗是谁的暴发户所取代。”曾几何时，他们的收入令普通老百姓惊呼不已，但现在这样的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销，并且还不够支付那些暴发户的房租。除了洛克菲勒和赫斯特 [3] ，镀金时代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财富人物——马克·吐温口中的“劣等的贵族”，在今天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洛克菲勒的财力依旧雄厚，但现在只不过是比尔·盖茨在过去20年中创造财富总量的1/10。

这个国家从没有出现贵族阶层，因为长子继承大笔遗产的长子继承权观念从未得到美国人的普遍认同。在短短的几代继承人中，再多的财富也总是很快被他们挥霍殆尽。因此美国的超级富豪总是一些暴发户，每一代人都常常赋予“炫耀性消费”这个名词新的含义。镀金时代的暴发户总是同欧洲有爵位的人联姻，耗资数百万在乡间修建消夏别墅和过冬暖宅，但是一年到头，只是去住上几周而已。

他们平时常住的房子也同样极尽奢华。虽然美国的每一个城镇都可以见到银行家以及工厂主这些百万富翁成排的豪宅，但是它们却无法与国内最富有、金钱观念最强的纽约城里的大楼相提并论。19与20世纪之交，纽约高楼林立，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气势宏伟。大厦在第五大道延伸了将近三英里，覆盖了从第40街到第90街的所有地区。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奇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他们目瞪口呆地打量这个象征着美国无穷财力的地方。在今天，正如创造了这些大楼的财富一样，这些房子几乎都已消失。存留下来的都是领事馆、学校以及博物馆。

没有消失的是富人们既为了扬名又为了证明他们的财富是正当所得而修建的公共纪念碑。富翁向慈善机构捐助大笔的钱款是美国特有的一个惯例，欧洲上层社会并没有这种传统。早在19世纪，像乔治·皮博迪（他的博物馆矗立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众多博物馆之间）、彼得·库珀（他的库珀学会直到今天仍旧是美国唯一的一所不收任何学费的大学）以及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他的阿斯特图书馆在今天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核心，是美国第二大图书馆和世界最大的私人捐助的图书馆）这样的人已经开始进行慈善捐助。

当19世纪渐渐远去的时候，美国各大城市中那些获得巨大财富的人们开始修建或捐赠博物馆、音乐厅、管弦乐队、大学、议院以及图书馆，数量多得惊人。卡内基曾经在文章中写道：“一个人死得富裕，就是死得可耻。”他几乎将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献了出来，修建了5 000多座城镇图书馆，还进行了其他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捐赠。亨利·克莱·弗里克将自己举世无双的艺术珍藏捐献给了纽约市，另外还将自己在第五大道的大厦献出来保存这些艺术珍品，又拿出1 500万美元作为维护费用。约翰·洛克菲勒是一名虔诚的浸信会教徒，在他成为世界最富有的人之前就一直坚持缴纳什一税，他还拿出几百万美元在全国捐助了不计其数的正义事业。拥有最多私人艺术收藏的J·P·摩根的大部分藏品现今正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斯图书馆以及是世界一大手稿和珍本收藏地的纽约摩根图书馆中。

早期的美国是一个文化荒漠，艺术家和作家会定期去欧洲学习。19与20世纪之交，已经成为经济强国的美国同时也发展成一个文化、知识的强国。这种成就主要应该感谢那些常常没上过什么学而在今天被称为“强盗资本家”的那些人。

摩根改变了世界

由“强盗资本家”创立的这些工业帝国，逐渐合并成更大规模的公司，它们的经济力量的威胁性日益凸显。19世纪90年代后期，业界合并之风越刮越劲。1897年有69家合并企业，1898年有303家，1899年有1 208家。1900年，资产超过1 000万美元的73家信托公司中有2/3都是在刚过去的三年里创建起来的。

1901年，J·P·摩根创建起美国国内最大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将安德鲁·卡内基的钢铁王国同其他几家钢铁公司合并起来组成一个资产高达14亿美元的新企业。同年，联邦政府的收入只有5.86亿美元。公司的规模令世人震惊不已。连《华尔街日报》都承认，“这一合并影响之大令人不安”，而且认为新的美国钢铁公司将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高潮的来临”。当时流行一个笑话：老师问一个小男孩是谁创造了世界时，小孩回答：“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造了世界，1901年J·P·摩根改造了世界。”

但是当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9月入主白宫的时候，联邦政府对工商业者的放任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04年，政府宣布将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很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纸空文）向法院申请终止摩根新的合并案——合并北方证券公司。摩根急忙赶赴华盛顿做工作，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摩根向总统详细讲述了他对商业世界运作的看法，“请派你们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一起解决问题。”

“这可不行。”罗斯福回答道。

“我们不想解决问题，”罗斯福的司法部部长菲兰德·诺克斯说，“我们要终止这项合并。”

从那时起，联邦政府以调解人的姿态活跃在国内市场当中，一直努力地（并不总是成功）平衡对效率和规模经济的需求与那些只效忠于自己的股东而不对整个社会负责的自以为是的机构之间的关系。

1907年，联邦政府成为美孚石油公司最大的信托人。这一提案于1910年提交到最高法院，第二年法院最终一致通过，认为合并的美孚石油阻碍了贸易的发展。法院下令要求美孚石油分解成三十多个独立的公司。

不用说，美国政界的自由派对这一决议肯定是拍手称赞的，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讽刺就是：越是对世界上最大的财富进行管理，就越是助长了它的发展。在美孚石油解散后的两年中，分解出来的各个公司的市值增加了一倍，约翰·洛克菲勒此时的资产是过去的两倍。

[1] 伍尔坎：火与锻冶之神。——译者注

[2]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创立了现代微生物学，发明了巴氏杀菌法，并且改进了炭疽、狂犬病和禽霍乱的疫苗。——译者注

[3]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刊和杂志出版商，1887年创办《旧金山考察人报》，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帝国，由28家主要报纸组成。——译者注

14 黄金十字架

19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个人主义盛行，1893年开始的大萧条给美国大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1860年，工人和务农人口的比例是1∶4，但是到了1890年，这一比例变化至2∶1。这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三口之家的衣食住行都需要依靠一份稳定的薪水来维持。

1890年的春天，费城——雷丁铁路公司以及国家缆索公司（所谓的缆绳信托公司）双双宣布破产，华尔街顿时一片恐慌。其他经济领域中的各方很快也都展开相互残杀。到了当年年底，大约15 000家公司和491家银行宣布倒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2个百分点，失业率从1892年的3%急升至两年后的18.4%。

19世纪70年代，“失业”一词已经用来指所有没有职业的人，从5岁的小孩、家庭主妇到那些依靠投资回报为生的人。但是1878年，70年代的经济萧条进入尾声，马萨诸塞州的一份调查报告重新定义了失业群体，专指年满18岁“没有工作以及正在找工作的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失业人口已达数百万，美国各城市中大片贫民窟的街道上到处可见饥饿的人群，他们只有在私人的慈善机构那里才能吃一顿饱饭。

引发新一轮经济不景气的直接原因（和美国之前大部分衰退一样）是因为缺乏一个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踩刹车的中央银行，所以经济发展出现过度膨胀。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的货币政策。

1869年，爆发黄金恐慌的第二年，众议院就此事举行了由众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主持的听证会。这位俄亥俄的国会议员通过这场听证会第一次名扬全国。加菲尔德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只要我们的法律还执行两套价值标准，而且人为干预色彩浓厚的话，金价投机活动的诱惑将难以抗拒。”

换句话说，加菲尔德想要恢复金本位制，取消绿钞的流通。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们，其中很多人在黑色星期五遭遇了灭顶之灾，也希望恢复金本位制。华尔街日趋强大的银行以及那些从事重工业生产的人们也都表示赞成。当然，这些人当时是共和党的主导势力。然而还有更多反对回到金本位制的人。

货币体系采用金本位制有一大优势：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当一个国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度超出市场可承受的范围时，人们就会把纸币换成黄金。而且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再赊卖这种货币，而是换成它们想要赊卖的黄金，所以黄金将外流。

但是负债方总是欢迎通货膨胀，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用“更便宜”的钱来还债。比如对于满目疮痍的南方地区，大部分银行资产和其他可流动财产在战争中已经耗尽，要建立一个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意味着经济不景气将会继续，然而“低息贷款”将会有助于南方经济的复苏。事实上，19世纪晚期的显著特点就是低速、连续不断的通货紧缩。

在通货紧缩的影响下，金本位在美国金融、外贸以及工业的中心东北部很是流行，但是在南方和边疆的小农场主那里却得不到支持。那边的大部分人把金本位制仅仅看作华尔街让他们破产的一个“阴谋”。1876年，绿钞党将纽约年迈的彼得·库珀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荒谬的是，库珀是国内最富有的人之一——或许他是第一位“富裕的自由主义者”。1878年绿钞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了106万张选票，足以选出14位国会议员。

尽管政府在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再印制绿钞（除了兑换那些破损的绿钞），但还是利用西部开采量急剧增加的银矿石制造银元，国内因此出现了复本位制（bimetallic standard）。由于国会投票表决在1879年恢复了金本位制，所以1873年政府停止制造银元。那些金本位制的反对者马上将这一决定称为“罪恶的1873年”。正反双方都不断向国会施压，国会采取了民主制度下立法机构面对复杂棘手的经济问题时的常见做法：试图双管齐下。

美国1879年1月1日如期恢复了金本位制，而且政府要求财政部准备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以满足对贵金属的各种需求。一年前，国会投票表决要保留仍在流通领域的价值达346 681 000美元的绿钞，但要用黄金兑现，银币也是如此。另外，国会通过了《布兰德——阿利森法案》。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应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价值200万~400万美元的白银，然后按照16∶1的银金比率制成铸币。换句话说，国会颁布法令宣布每16盎司的白银相当于1盎司的黄金。当然这种新的银币制度明显提高了国家的货币供应，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剂良药。

起先，16∶1的比率相当接近金银的实际价格比值。但是由于爱达荷州的科达伦以及1859年首次发现的内华达州蕴藏量丰富的康斯托克矿脉等这些西部地区的大银矿纷纷投入开采，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跳水。1890年，白银和黄金的兑换比率约为20∶1。同年国会通过《谢尔曼购银法》，要求财政部每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并制成银币，这个数量几乎是当时美国一年白银的总产量。

金本位制稳定了美元的价值，而当白银政策极大地增加了货币供应时，政府既要保证通胀又要防止通胀。格雷欣法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作用。制造银币时的白银价格是黄金价格的1/16，可是上市流通之后就降至黄金价格的1/20，于是人们很自然会花银币以保存黄金，财政部手中的黄金则慢慢减少。

19世纪80年代政府出现的高额预算盈余掩盖了这种分裂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问题。但是当以1893年经济大崩溃为标志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开始时，一点一点流出财政部的黄金顿呈汹涌之势。政府收入锐减—1893~1894年，收入从3.86亿美元降至3.06亿美元，国会急忙撤回了《谢尔曼购银法》。但是国人以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外国政府不再信任美元，兑换黄金的人排山倒海向财政部涌来。政府只得发行债券以购进更多的黄金补充储备，但是黄金继续大量外流。

不久以后，局势变得相当危急。财政部黄金储备低于1894年法定的1亿美元，而且那年1月还有5 000万美元债券发行收益加入储备。但是第二年1月，黄金储备减少到只剩6 800万美元。一周后又降到4 500万美元。但国会阻止金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克利夫兰总统发行另外一种债券来补充日益萎缩的黄金储备。

政府的活动被严格限制起来。很快它就眼睁睁地看着黄金不断地流向国外市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金条被装上停泊在纽约港口的船只，运往欧洲各大中央银行。华尔街人士都在打赌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到底将在何时耗尽，美国何时会再次脱离金本位制。

J·P·摩根当时在国内是无可争议的银行业老大，他坐火车赶赴华盛顿力争挽回局面，避免人们猜测中的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克利夫兰总统尽管本身是一名健全货币和金本位的支持者，但他非常明白自己领导的这个党派有很大一部分人既想让国家离金本位远远的，又痛恨“华尔街”及其所有把戏。克利夫兰拒绝与摩根会面，但形势每小时都在恶化，克利夫兰次日早晨别无选择，只能听听摩根的意见。

总统仍抱有希望，即他能说服国会授权发行新的债券，当然这需要时间。一个下属告诉克利夫兰，国库纽约分库此时只有900万的黄金储备。摩根知道财政部随时都可能收到数张向其支取1 200万美元的汇票。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他警告说：“到三点钟一切就都完蛋了。”

“你有什么高见？”克利夫兰无可奈何地问他。摩根自有办法：他认为在国内市场发行更多的债券从长期来看毫无益处，因为黄金会反向流出财政部。但是他和当日也在白宫的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的美国代表小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先生将从欧洲筹到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帮助抑制财政部的黄金外流。另外，摩根的律师发现有一项仍旧有效力的内战时期的法案，它允许政府在国会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发行债券来购买硬币。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摩根乐意担保黄金不会再流回欧洲，至少短期内如此。这无疑给美国危难中的金融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摩根显赫的声望以及老练的外汇运作能力让他没有食言。1895年6月，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达到1.075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摩根保住了美国的金本位制。

不用说，金本位制的反对派肯定百般诋毁摩根和贝尔蒙特，1896年的民主党大会正是这群反对派的天下。内布拉斯加州的前国会议员、现在白银派的狂热拥护者《奥马哈世界前锋报》（Omaha World-Herald ）的总编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与会代表面前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演说，文中表达了代表们的愿望。

布赖恩一开始就向代表们保证“美国最卑微的公民在披上正义的盔甲之后，将比一切谬误的势力都要强大”。布赖恩的事业就是废除金本位制，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力陈金本位是如何损害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的，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说，它只是为“持有闲散资金的闲散人”的利益服务的。

布赖恩告诉与会代表们说，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事关民主党站在哪一边战斗——是支持‘持有闲散资金的闲散人’一方，还是支持‘抗争的大众’一方？”

芝加哥大会堂的各个角落回荡着布赖恩激昂的声音，当他结束演说时，已经牢牢抓住了在场听众的心。“我们的背后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有了商界、工人以及各地的劳苦大众的支持。面对他们对金本位制的要求，我们要说的是：‘你们不应该把这顶带刺的皇冠压在劳动者的头顶，你们不应该用黄金十字架来折磨人类。’”

与会者群情激昂。在场的小说家威拉·凯瑟称之为“永世难忘的演讲”。喧闹持续了半个小时之久，最后年仅36岁的布赖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直到今天，他仍旧是在大党派中被提名的最年轻的候选人。

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俄亥俄州位于坎顿的家中的露台上，面对众多乘火车前来的民众发表了演讲。另一方面，布赖恩不知疲倦地在各地奔波，拉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竞选活动的帷幕。两大党派的对立已经达到白热化，而且比民主党更激进的人民党人不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转而支持布莱恩。

“我们已经提交诉求，”布赖恩在他伟大的演说中说，“但是遭到他们的耻笑；我们也会恳求，但被置之不理；我们也会央求，但是当我们遭遇灾难时他们只会嘲笑。我们不再央求，不再恳求，不再请愿。我们蔑视他们！”

同时共和党的一份报纸发表社论说：“激进党人完全控制了芝加哥（布赖恩被提名的地方）。美国之前的大型政治运动中从未出现这样阴险、可憎的奸诈之人。”

候选人通常将骂人的工作交给自己的支持者，但是布赖恩的经济理念使很多普通民众以及更多心怀抱负的美国人大感恐慌。东部和中西部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布赖恩在蛊惑人心，所以对其敬而远之，开始支持麦金利。

然而，竞选运动之初，布赖恩的竞选纲领看上去稳操胜券。那年春天，创刊不久的《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查尔斯·道（Charles Dow）提出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以对股票市场进行的综合评估。道琼斯指数在一个夏天的时间里下跌了1/3。

在夏天几个月的时间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极大地帮助了打着“健全的货币，保护与繁荣”这一竞选口号的党派。作为对国家政治和金融领域的一个大致反映的晴雨表，道琼斯指数在进入秋天后开始回升。

11月，麦金利赢得52%的支持率，获得了经济最发达地区——东北部和中西部、平原北部各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民众的支持。布赖恩赢得了南方和其他西部各州的选票。

放弃布赖恩，选择支持走更为保守路线的麦金利的很多民主党人一直坚定自己的选择。除了1912年发生的大老党（GOP，美国共和党的别称）分裂风波以外，共和党人在下一代人当中将成为多数党。

虽然竞选失利（布赖恩在1900年和1908年的竞选中又两次败北，拖着一个金十字架穿越政治的荒原），但布赖恩很清楚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民主党人把同情，”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代表们说，“给予了抗争的大众，他们是民主党的基石。人们对政府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如果你们立法只为富人谋福利，那他们的好日子就从富人那儿漏走了。然而，民主党人却认为，如果你们立法只为大众谋福利，那他们的好日子将超过依靠他们的所有阶层。”

各种选择一目了然，但是美利坚事实上兼而选之。美国政治是折中主义，而非极端派，而且这个国家喜欢抛开分歧，如果可能的话，两条路一起走。在接下来的100年间，两大党派轮流执政，“下滴”效应 [1] 和“上滴”效应 [2] 理论都将被应用于美国的经济决策当中。和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是一个道理，即使哲学上一片混乱，结果也几乎是完全积极的。

棘手的个人所得税问题

在这个和平年代，除了金本位制，没有什么是比征税更让政府感觉棘手的问题了。联邦政府从亚历山大时期就开始把关税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南北战争的爆发迫使政府对一切可能的收税对象加征税赋，包括个人收入。

北方取得战争的胜利后，不再需要战事开支，很多南北战争期间新的联邦税收要么削减，要么废除了，然而关税一项照旧执行。工业基础在关税的襁褓里不断壮大，为了生存而勇猛战斗。同时高关税的长期反抗者——南方，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战后重建结束之前，其政治影响力荡然无存。当时征收高额关税是共和党的主张。不管美国工业已经成长得多么成熟和高效（而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是世界上最高效的），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股东以及工人都积极地争取让美国的关税税率远远高于政府的所需收入，事实证明他们的斗争成功了。

结果，政府从1866年开始在28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财政盈余，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效益可观的1882年，政府收入竟然超出开支总额的36%。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已经直线下降，从50%左右降到10%以下，按照绝对美元标准，巨大的南北战争债务已经减少了将近2/3。

1867年，政府削减了南北战争所得税，即超过1 000美元统一加征5%的所得税。三年后，所得税率再次降低，1872年完全废除。南北战争前，支持征收所得税的力量寥寥无几，但是无论什么政府方案，一旦建立起来，政治上就会有支持者，所得税也不例外。

它的拥护者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就是在逻辑上会有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像特许权税和关税这类的间接税都是消费税，因此势必会不断递减。这就是说，对于缴税能力最弱的群体，税率降幅是最大的。和富人比起来，穷人要花去相当高的一部分收入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收入中用于支付这些消费税的份额要大得多。

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是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不大可能是一名激进派分子。他在1872年的一场取消所得税的辩论中对此做了说明。“在纽约这边，我们有从房地产生意中获得数百万收入的阿斯特先生，”他说，“……在他旁边是一个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的穷人。在这个案例中，法律的歧视是什么？就是对穷人彻头彻尾地歧视——他们所有的消费品我们都要收税，而且我们不敢向阿斯特先生征收所得税。这里面公平何在呢？先生们，为什么所得税是平衡贫富之间负担的唯一手段呢？”

谢尔曼是正确的，一切不是以平等而是以政治权力为上。7个东北部州的国会议员共同缴纳的税款占到总所得税收入的70%，他们以61∶14的投票结果决定撤销所得税。与此同时，14个南部和西部各州的国会议员的税款贡献只占到总数的11%，他们以5∶61的投票结果支持保留所得税。换句话说，对所得税的支持与否几乎和它对当地的影响成反比。民主制度下，政治家们总是试图遵循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罗素·朗的格言（通常被认为是他的格言）：“不收你的税，也不收我的税，只对那些树后面的人收税。”

所得税的拥护者的努力在繁荣的19世纪80年代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当90年代的大萧条来临以及联邦政府收入锐减时，又出现新的要求设立所得税的呼声。入主白宫的是民主党的格罗夫·克利夫兰，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同样占有大多数。1894年，一部新的所得税法付诸实施。

从影响上来看，1894年的所得税法和南北战争时期的所得税法有很大的差别，后者只是对穷人免税。新的税法对所有收入超过4 000美元的人征收2%的所得税，并且对富人之外的所有群体都免税。1894年，1 200万美国家庭中收入在4 000美元以上的只有85 000户，占到全国家庭总数的不到1%。以经济成功与否为判断标准，对特定阶层的公民征税，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一税案，其中包括参议员谢尔曼。但最终这一法案在没有克利夫兰签字的情况下经其授权得以生效。

马上就有人提出起诉。起诉人认为，所得税违背了宪法相关条款，该条款要求直接税根据人口的多少在各州之间按比例分配，显然所得税这样征收是行不通的。宪法中没有规定“直接税”包括哪几部分（鲁弗斯·金在制宪大会上的辩论中要求对直接税进行定义，然而没有人回应）。1796年，最高法院规定，所有可以按照人口进行分配的税目就属于直接税。直到最近的1881年，最高法院才规定南北战争期间的所得税属于间接税。

除了当时因病缺席的一名成员以外，就所得税是否是直接税以及它是否合乎宪法的问题，最高法院的表决结果是4∶4。国人对“波拉克诉农民贷款与信托公司”案的兴趣远远高于下一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主张“分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由于民众的极大关注，最高法院同意再次举行听证会。已经病入膏肓的豪厄尔·杰克逊法官（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过世了）也出席了听证会，他决心要做第5个支持所得税的人。

其他的法官中有一人（不是十分清楚是哪一位，不过最有可能是乔治·夏伊拉斯法官）在正反两方摇摆，结果所得税以5∶4的表决结果被高等法院裁定违宪。哪怕是稍高一筹，东部的共和党的势力还是占上风。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共和党内的以中西部和西部为中心的进步党派快速发展起来，他们更同情国内的中产阶级，进而支持所得税案。

1901年威廉·麦金利遇刺，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后，突然转向支持党内进步派。为了防止“一些人财产过度膨胀，超出合理的界限”，他1906年带着公然的社会工程目的支持实行遗产税。说得婉转些，共和党主要流派可真吓坏了，但在1907年恐慌以及后来导致联邦政府关税收入锐减的短暂经济衰退来临之前，这项政策不会对现状产生实在的威胁。

在1909年关税法令的大辩论中，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利德尔·赫尔建议再次执行1894年的所得税法案，其实他很担心最高法院（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人事任命，使得高法行事风格和14年前相比不再那么保守）二度废除该法案。

赫尔的修订案在众议院没有得到通过。但后来在一连串事情的影响下，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在爱达荷州的威廉·波拉哈这些共和党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贝利将所得税修订案提到了参议院。罗德岛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则是修正案反对派的代表。奥尔德里奇靠百货批发起家，是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岳父，也是那个时期的参议院里二十多个百万富翁中的一位。

奥尔德里奇设法保留了高额的保护性关税，但是共和党人在所得税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奥尔德里奇请求美国新任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寻找解决办法。

塔夫脱政府比罗斯福政府更加保守，他非常尊敬最高法院。他后来还会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职位比他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总统一职更符合其本性。塔夫脱非常担心在“波拉克诉农民贷款与信托公司”一案上质疑最高法院会有挑战权威之嫌。他觉得如果最高法院默许了这一法案，那么宪法仲裁人的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破坏。另外，如果否决了所得税，最高法院和普选选出来的政府这两个分支之间将会爆发危机。

身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律师，塔夫脱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要求制定一个宪法修正案，明确表示允许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他同时还建议对企业利润收取所得税。当时企业股票几乎完全掌握在富豪手中，因此征收企业利润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收入征税。另外，塔夫脱认为，这项税收不会违背宪法，因为它本身并不完全是一种所得税，而是一种用收入衡量的间接税，是针对公司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所收取的一种税金。换句话说，它是一种特许权税。1911年，最高法院全票通过了该法案。

与此同时，第16号修正案在参议院以77票支持获得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也以318票对14票的结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得到各州立法机构足够数量的支持，1913年2月3日开始生效。

当时共和党已经分裂成以塔夫脱为代表的保守党和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进步党（进步党愤然离开1912年的共和党大会，以公麋为标志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党派）。结果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以不到42%的普选得票和将近82%的选举团投票当选为美国总统。此外，共和党内部的分裂让民主党稳坐国会两院的大多数席位。威尔逊走马上任的一系列新举动中有一条就是促成个人所得税法的通过。

按照后人的标准，个人所得税法的篇幅短得可笑——只有14页，但它却暗示着未来错综复杂的事态发展。收入超过3 000美元的人都要交纳1%~7%不等的累进所得税（对于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这笔税款数目将非常巨大）。但是免税的情况也很多，例如各州和地方发行的债券以及公司分红（最多到两万美元）的利息税可以免除。所有债务的利息、资产的折旧和其他很多方面都在免税的范围内。

企业的所得税原先仅仅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推出的，但一直都未与个人所得税合并，而是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税目存在。在20世纪几次大战爆发的财政危机中，所得税税率将数次冲高到即使是最热情的税收支持者都想象不到的高度。税率越来越高，会计和律师开始利用两种税收体系间的漏洞寻找各种办法避税。

联邦储备系统

20世纪开始的几年中，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897~1907年，美国进出口额都翻了一番。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国家银行券、金币和银币）数量从15亿美元增加到27亿美元，而银行存款从16亿美元上涨到43亿美元（这个数目比18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要高得多）。银行、经纪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资产总额从1897年的91亿美元增长到10年后的210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呈现出了大繁荣的景象。

可是繁荣的背后存在一个问题。全世界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各国的经济，从长期来看，增长速度可以与世界各国货币的黄金供给速度持平。黄金的生产在19世纪80年代陷入滞胀，但是由于在育空（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中部的一个城市），尤其是南非地区新发现的金矿，在接下来的10年中陆续投入生产，黄金的供应量稳步上升。1893年开采出的黄金量价值1.57亿美元，但5年后产值就增加到2.87亿美元，20世纪头几年，黄金产值就超过了4亿美元。但自此就停滞不前，而世界经济则持续快速增长。

各个产业要得到长足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像布尔战争以及日俄战争这样的战争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到了1907年，货币市场越来越供不应求。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老板詹姆斯·赫尔发出警告说，如果对资金的需求超过可承受的程度，将会出现“商业瘫痪”。1907年早期，即使是一年期的金边债券，也只有附带5%~7%的利息时，才能卖得出去。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个附息率已经相当高了。长期债券根本就卖不出去。

3月份，股票市场出现短暂的崩盘，但是后来又重新振作起来。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尤其是埃及和日本的市场在那年春天也受到波及。英法两国银行力争保住自己的地位并阻止国内货币的外流，所以黄金开始流出美国。自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以来就没有中央银行，政府对国内货币的控制力当然是微乎其微的。

10月10日，在一波对铜业股票的围攻中，华尔街陷入恐慌。为这次围攻提供资金的银行很快就被卷入这场风波中，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尼克博克首当其冲，其他银行接下来很快也受到围攻，因为储户想尽可能地变现他们的存款。人们在尼克博克信托公司位于第五大道气势恢宏的总部门外排起的长龙很快就延伸过两个街区。10月23日星期三这一天，林肯信托公司在几小时的时间里就遭遇1 400万美元的挤兑。其他银行也被逼到关门停业的边缘。

联邦政府面对这一局面也是束手无策。财政部部长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来到纽约，从纽约银行提取600万美元来缓解财政部流动现金匮乏的窘境，然而法律只允许联邦政府在国有银行存款。麻烦最大的还是信托公司和州立银行。

在这种形势下，科特柳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告知摩根，联邦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恐慌的蔓延，说到底就是要再次依靠摩根的力量寻求解决全国财政危机的途径。

摩根很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10月24日星期四，他告诉记者，如果人们把钱留在银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要想让那些处于恐惧之中的人听他的话可不是件容易事。

摩根意识到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已经无药可救，但另一家正在危难之中的信托公司——美国信托公司还是有偿付能力的。“我们应从这家公司入手来解决问题。”摩根决定。他让科特柳往国有银行存入3 500万美元，接着让这些银行把钱借给美国信托公司。当储户取钱不再会碰钉子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再想把钱取出来。美国信托公司得救了。

但是形势依然危急。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星期四告诉摩根交易所将要关闭，因为无处可以获得活期借款（经纪人用来补充证券交易中的顾客保证金账户）。摩根坚决反对交易所停业，他在5分钟内从各个银行家那里筹集了2 700万美元来维持交易所的运转。那天晚上，摩根把银行家们召集到他位于第36街气势宏伟的新建图书馆中，共同制定了维持交易所资金流动的方案，支持那些受到冲击但仍有偿付能力的银行，为经纪人提供更多的活期借款。他宣布说任何利用这次恐慌买空的人将会得到“适当的照顾”。没有几个经纪人敢仔细探究这句话的确切意思。

整个过程极富戏剧色彩，在这一周接下来的时间中，纽约金融市场没有再出现一例倒闭事件。摩根在当周已经召集了银行家讨论，现在他又把城里的牧师聚集在一起力劝他们在那个周日举行鼓励性的布道。

恐慌在慢慢地消退，当新的一周到来时，最糟糕的状况已经告一段落。为了结束灾难，很多像詹姆斯·斯帝尔曼和乔治·贝克这样的纽约银行家从物质和财力两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公众心目当中，只有摩根这位在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银行家能够把整个华尔街凝聚在一起，让各方为共同的福祉而奋斗。

甚至连平日喜欢痛批“巨富的不良分子”的西奥多·罗斯福都称赞“那些有如此秩序和公众意识的有钱有势的商人”。

在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家的联手努力下，1907年的危机并没有引发像1873年危机和1893年危机之后那么严重的经济衰退。但通过这件事，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再也不能没有中央银行了。将来如果发生经济灾难，只要有J·P·摩根这样一个有才能和正直感的人就可以扭转局面，但很难说到时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摩根已经年逾七十，然而还要经过6年错综复杂的谈判，联邦储备系统在政治上才能获得通过。

按要求，所有的国家银行都应加入新建的中央银行体系，而且那些达到国家银行资金要求的州立银行（这种银行少之又少）也都有资格成为体系中的一员。当然，加入该银行体系的好处就是经济恐慌来临的时候，成员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各种放款业务作为抵押，在短时间内从联邦储备银行获得现金，从而可以阻止危机的扩散。对该体系成员银行的不利之处就是旧的管理机构还没来得及取消，又出现了新的管制层，通货监理官的设立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的情况是最需要约束和保护的银行恰恰是那些没有加入该体系的银行：小型、独立的农村银行。1920年，这些掌握着美国家庭和企业数百万流动资金的实力较弱的银行有将近三万家，它们犹如不知何时就会引爆灾难的炸弹。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3年正式建立。自安德鲁·杰克逊政府以来，美国第一次有了中央银行，尽管它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南北战争过后的大部分时间里，J·P·摩根成为事实上的美国央行行长。他出生于1836年，这一年第二银行特许经营权正好到期；而他去世的那一年恰逢代替第二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联邦储备系统建立，这不能不说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巧合。

20世纪从1914年的8月1日开始

在人们眼中，20世纪初似乎是美国繁荣发展的新时代的开始。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美国铁路的总长占到世界各国铁路总长的1/3，世界钢产量的40%；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人均收入也远远超过世界第二大富国—19世纪曾一直是世界经济主宰的英国。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项目——巴拿马运河将美国家门口的这两个大洋连在了一起；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上蓝天的宿愿；汽车开始取代马车成为各地主要的交通工具。

90%的美国人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他们支持着2 200多家报纸的经营。当时美国国内有1 000所学院和大学，高中生的数量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高中生要多。

虽然蒸汽机和电报前所未有地连通了这片广袤的大地，但它依旧远离欧洲大陆，远离仇恨情节日益浓重的国际政治活动以及危险的军备竞赛。美国的军队站在其他大国的军队中间是最渺小的一员，但倚仗浩瀚的大西洋以及世界第三大的海军，美国对旧大陆可能发生的一切无所顾虑。

事实证明，20世纪的头几年并不是新时代的开始，而是一个即将谢幕的黄金时期的最后歌唱。以爱德华时代为尾声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们对发展前景的深信不疑，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英国那种高涨的乐观精神。它的这种乐观使其在被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描述为“对20世纪产生深远影响的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一大受害者。

另一大受害者是怀着纯真以及坚信新大陆不会卷入旧大陆纷争的信念的美国。欧洲各国在1914年夏末突然开始自相残杀，当时巴拿马运河恰好开始运营。《纽约时报》的文章扬扬得意地宣布：“欧洲人的理想是彻头彻尾的毁灭和残暴，而此时美国人的理想是以和平、友好和公平处事向世人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不满三年，一个在巴黎的美国人向旧大陆宣布“美国已经加入同盟国，我们的热血和财富与你们共有……我们以自己的良心和荣誉起誓，战斗到胜利的那一刻。拉斐特，我们来了。”

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除了按日历计算，20世纪都应是从1914年的8月1日开始。

[1] “下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商品价格下降会导致需求上涨，消费门槛不断下降，低收入人群因此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译者注

[2] “上滴”效应（trickle-up effect）：随着商品的价格下跌，以前要花更多钱才能购买基本日用品的消费者可以把省下来的钱花在别的地方，比如购买更高价位的商品——高档商品或者所谓的“奢侈品”。——译者注

｜第四部分｜
走进美国的世纪

管好自己的事。

——美国第一批硬币上的话

资本主义制度的麻烦就在于资本家，他们太贪婪了。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大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

没有哪次大战的爆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如此出人意料，起因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当然，欧洲列强之间已经进行了数年的军备竞赛，引发了一连串的危机。1912年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宣战时，奥地利和俄国面临着被卷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危险，战火大有四处蔓延之势。在这样的欧洲局势下，世界各国市场马上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反应：市场行情急转直下，各国纷纷抬高利率。由于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将海外的投资变现，回撤海外资产，所以黄金开始从美国大量地流出。然而当俄国放弃原先的立场时，这场危机很快就过去了。

事后，尽管西方世界都感到很后怕，但很多有思想的人就认为大国战争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中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曼·安吉尔在他1910年出版的名著《大幻灭》（The Grand Illusion ）中指出，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信用体系的瓦解，就算有资金愿意投进来（或是至少在短期内投进来），也是不可能进行战争融资的。一个经济学家1914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来没有哪场现代战争受到整个商界的一致反对，因为商人的钱夹子是战争活力的来源。”

所以，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并没有马上引发恐慌。但是欧洲列强中实力最弱的奥地利决心从这一局势中谋取政治优势，并要求刺杀事件的发生地塞尔维亚做出让步。斯拉夫民族的头号大国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并发出动用武力的威胁。原本可以通过阻止奥地利来缓解紧张局势的德国的恺撒·威廉二世这时却表示支持奥国的行为。

7月28日，俄国开始调动军队，局势急转直下。在铁路时代调遣军队需要周密的策划。而且军队一旦调动起来——除非真的会耗尽一个国家的防卫力量，否则政府是不会取消这一安排的。当8月1日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在边境线的备军活动的最后通牒到期后，德国宣战了。短短4天的时间里，所有欧洲大国纷纷开战。只有在4年零3个月、800万士兵丧身战场之后，和平才再一次降临欧洲。

欧洲大陆——西方世界2 500年的中心失去的远不仅仅是青年一代。当“一战”最终平息之后，地缘政治上唯一的赢家将是美国，届时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还将是西方世界新的中心。

大发战争财

1914年年末，战争的威胁日趋逼近，世界各国的黄金需求高涨，恐慌的气氛笼罩着各国的股票市场。7月28日星期二，由于市场交易活动无法有序地展开，维也纳、罗马以及柏林的交易所纷纷关门停业。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二天的交易量达到130万股，这是自1907年出现恐慌以来的最高点，很多主要股票的跌幅超过20%。7月31日星期五，伦敦股票交易市场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停业，只剩下纽约证交所一家第二天继续营业。

此时除了关门确实也别无选择。世界各地的市场通过错综复杂的海底电缆连接在一起，卖家们汇聚于纽约，等着周六开盘的卖单堆成了小山。州长投票同意关闭交易所，交易所主席向当时摩根财团的主席J·P·摩根以及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征求意见。他们都同意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暂停所有的交易，等候通知。

直到12月份交易所才重新开业，而且交易范围也有所限定。1914年12月30日交易所的交易量只有49 937股，创下20世纪交易量的最低点。直到来年的4月，所有交易活动才全部恢复正常。当时整个大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几乎所有关于欧洲大战对美国金融、经济影响的传统智慧经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

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后，银行曾坚持照常营业，以大金额支取的单子比比皆是，客户提取的主要是黄金。但是到了9月份，挤兑风潮停了下来，与此同时，西部边陲的运动也基本上停了下来。9月底，黄金流入纽约寻求保护，而且其中大部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撤走，直到现在都存放在联邦储备银行26米深的地下金库里面。

起初，美国商业活动一片混乱。棉花和小麦出口量大幅下跌。德国7月份的小麦进口量为260万蒲式耳，但是到了8月份，英国皇家海军为了保护自己的海上霸权，致使德国从美国进口的小麦总量为零。但是很快，局势就出现了逆转，美国农产品出口量大幅提高。部分原因是那年欧洲农田的收成惨淡，这就使得美国农民可以不受战事的影响大量出口农产品。然而更重要的是，德国对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很快将成为德国盟友的土耳其加强控制，切断了途经黑海的一切商业活动，俄国谷物出口几乎为零。俄国19世纪晚期一直都是世界的一大谷物出口国，但是它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快就被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澳大利亚瓜分，而且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从1913年12月到1914年的4月间，美国小麦出口总量为1 800万蒲式耳，同年晚些时候，其小麦出口量达到9 800万蒲式耳。随着欧洲战事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农业工人应召入伍，所以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额继续上升。“一战”期间，美国农业的净收入是原来的两倍还要多，达到10亿美元，农业设备的数量也增加了近30%。

美国制造业也同样迅猛发展。美国公司大举进入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公司天下的拉美和亚洲市场。更重要的是，它们手中攥着英国及其盟国公司大把大把的订单，订购的商品有钢铁、汽车、用于铁路运输的机车以及铁轨。19世纪70年代，一个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有助于降低西部农田开垦成本的带刺铁丝网，然而这种东西深受参战国的青睐，它们成百上千英里地定购铁丝网，以阻挡步兵部队对战壕的袭击。

英国、法国、意大利自然是最大的军需品消费国。杜邦公司在“一战”之前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火药制造商，然而后来在“一战”中协约国40%的军需品都是由该公司提供的。在“一战”的4年中，杜邦公司的军火贸易额增长了276倍，而且它也一跃成为世界一大化工企业。“一战”前，德国是世界化工产业的龙头老大，但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封锁使它失去了原先的海外市场。杜邦和其他的美国化工公司很快就取代德国而占据了广阔的化工市场。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杜邦的年收益是其1913年收益的26倍。

钢板、船舶的大制造商伯利恒钢铁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签过超过1 000万美元的海外订单。1914年11月份，英国海军部和它签订了一份价值1.35亿美元的船只、枪支以及潜艇的合同。德国政府无法利用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只好试图用吃进股份的方式阻挡它的对手。1915年德国向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总裁、大股东查尔斯·施瓦布以两倍于他公司股份市值的资金要求入主伯利恒。识破德国外交意图的英国设法拿到德国的标的，准备对其进行反击。但是施瓦布向英国人明确表示他将履行合同，当即回绝了德国人的开价。

总的来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战”期间的4年中增长了21%，同时制造业增长了25%。

191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但是受欧洲大陆战事的影响，美国工业开始出现南北战争后的第一次繁荣。人们很快就在华尔街上看到此次经济复苏的迹象。道琼斯工业指数1915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年收益率：86%。但是美国第二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的股票在纽约证交所8月1日停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暴跌了39%，回落至39美元。到了同年末，由于汽车订单源源不断，通用的股票又回升至80.5美元。1916年，通用股价冲上了500美元的价位，而伯利恒钢铁的股价在1915年涨了10倍。

1915年年初，英国政府同J·P·摩根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将摩根银行指定为英国政府在美国的采购机构。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价值1 200万美元的马匹，英国作战前线急需大量的马匹拉动大炮和供给品。（马匹的价格昂贵成为这一时期拖拉机在美国农耕中迅速取代马匹的主要因素。）摩根银行很快又跟法国政府签订了一份类似的协议。

“一战”之初，没人知道协约国为战争在美国花了多少钱，但是英国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基奇纳勋爵认为采购量应该不会超过5 000万美元，事实上却达到30多亿美元，是联邦1916年政府收入的4倍还要多。由于摩根银行强大的购买力，这些年它对美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摩根麾下有175名职员专门负责寻找所需的供应品，并安排船运和保险。

交战国大量进口战争物资当然是要给钱的，这可不好办。在“一战”爆发的前几年，英国年度国防预算平均为5 000万英镑。很快英国一天的战争开支就要花掉500万英镑。

长期以来英国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国，现在它却开始要将其在美国的投资变现了：它对美国证券收取股息税，然而却允许英国纳税人以美国证券的票面价值支付所得税。英国财政部接着将这些证券转存到摩根银行，后者秘密地在不对股票价值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将它们卖出去。法国和英国市民手中约70%的美国有价证券在“一战”结束的时候都换成了现金。

可是英法两国在美国无论变现多少投资都不足以支付战争的开支，而且两国政府都从美国那里贷款。威尔逊政府，尤其是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最初反对向交战国提供贷款。布赖恩将贷款称为“最卑鄙的走私”。布赖恩是一名坚定的孤立主义者，看问题顽固而不肯变通，一旦“一战”爆发，他的国务卿位子就很难坐稳了。布赖恩的继任者罗伯特·兰辛则竭力向威尔逊说明贷款对于保证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相当必要的。

1915年9月摩根银行为英国政府筹措了5亿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然而这仅仅是开始。美国参战之时，摩根已经为英国筹措了15亿美元的贷款，比给法国的贷款额还要高。美国加入“一战”之后，其联邦政府成为协约国的主要借款国，总贷款高达96亿美元，是1916年美国国家债务总额的8倍。

新的世界金融巨头

尽管有充裕的财政和工业援助，到了1917年时，协约国也还是麻烦重重。德国潜艇击沉英国数艘商船，英国随时可能爆发饥荒，而法国已经到了兵变的边缘。同年3月，俄国帝制瓦解，协约国的败势日益明显。

德国在“一战”中的表现，比如干扰比利时的中立，击沉载满无辜乘客、无任何武装的“路易斯安那”号客船（被聪明的英国人抓住把柄，巧妙地宣传了一番），都激起了美国民众对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的反对。1917年1月无限制核潜艇战重新拉开，这是威尔逊总统的最后一步棋，另外他还下令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1个月之后，美国截获了一封“齐默尔曼 [1] 电报”，如果美德之间爆发战争，电报允诺归还墨西哥“原先失去的几个省”来换取其对美国宣战。当电报被公布于众时，美国民众群情激奋。1916年打着“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竞选口号的威尔逊再次赢得大选。他在自己第二任期开始后的不到一个月间，就要求国会对德宣战。

美国加入“一战”之后，美利坚民族强大的战时应对能力很快就显现出来。美国军队在“一战”之前仅有20万人，但到了1918年11月，欧洲大陆战场上将有200万美国士兵，4万辆汽车和卡车（以及45 000匹马）以及2 000架飞机。

正如南北战争对财政的影响，美国的参战对联邦政府财政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永久的。政府1915年7.46亿美元的开支成为其自1865年以来年度开支之最。1915年的美国国家债务只有11.91亿美元（约翰·洛克菲勒能够在把这笔国债全部还清之后，仍是全国最富有的人）。然而“一战”过后，政府的年度开支从没有超过29亿美元，而1919年的国家债务却超过了250亿美元。

南北战争期间杰·库克发明的推销债券的技巧很快就得以运用，还借助像道格拉斯·菲尔班克斯、玛丽·碧克馥以及查理·卓别林这些电影明星的影响力吸引民众购买自由公债。

原先仅仅作为一种让富人分担更多税负的社会工程的所得税开始瞄准中产阶级。个人免税额度从原先的3 000美元下调至1 000美元。“一战”前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加征7%的税率此时暴涨至77%。所得税直至今天都是联邦财政收入的最重要的来源。所得税门槛的调整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关税收入争论的性质。

在关税还是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时，美国各地就意见不一。新英格兰纺织厂厂主和他们的工人们都赞成对布征收高关税。南部的小佃农和地主们都支持低关税政策。所得税法出台后，不同的经济阶层之间开始出现争论。

然而美国经济并没有根据其国际资产和负债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曾经并不发达的美国一直都是一大资本输入国。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周期性繁荣、恐慌和深度萧条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副作用，引进的这些资本最后大部分都止于美国人的手中。繁荣时期，资本都投到美国新的铁路和工厂的建设工程中。当繁荣不再、萧条到来的时候，持有债券和股票的欧洲人灰心丧气，他们大量抛售大幅贬值的有价证券，在美国市场上换取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结果资产既留在了美国境内，又可归美国支配。

直到1914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其海外投资额为35亿美元，而欧洲在美国的投资额达到72亿美元。到“一战”结束时，形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其他国家的美国证券持有量为33亿美元，美国的海外投资额达到70亿美元。另外，以法国和英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手中的美国政府给予的战争贷款价值96亿美元。因此在4年的时间里，美国已经从一个原先欠别国37亿美元债务的债务国变成一个向别国借出126亿美元的债权国。

世界政治新形势要比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情况更富于戏剧性。美国在“一战”中的军事死亡人数共计126 000人，人口不到4 000万的法国失去了1 357 000人，英国为908 000人，德国为1 773 000人，奥地利为120万人，俄国为170万人。

奥地利失去其东欧的势力范围，强国风采不再。严苛的《凡尔赛条约》中的巨额赔偿压得奥地利喘不过气来。昔日无与伦比的奥地利军队一溃千里的败绩给国民造成深深的心理创伤。在落入纳粹魔爪之前，奥地利还要再艰难地挣扎19年。在俄国，一个无产主义政权建立了起来。

甚至连英国和法国这些名义上的欧洲战胜国经历“一战”的浩劫后，不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心理上讲，都已经千疮百孔，它们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

只有美国经历这场大战后实力大增。在过去的30年中，它一直都是世界主要的工业大国，此时它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金融巨头，资金将围绕着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而不再是伦敦的金融中心——朗伯德街）运作。

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曾有着广阔的对外贸易市场，也曾乐得有能力担当世界金融中心和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这两个角色，很愿意通过这两个角色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强大的实力。但是作为世界新崛起的大国，华盛顿总统一百多年前也警告要小心“麻烦的结盟关系”，美国对它在新世界中的角色并不大情愿。（美国在宣战的时候，就曾抛出一种奇怪的说法——“联合的力量”，而非“联盟”。）

又过了20年，当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时候，美利坚民族才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用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话说便是，“美国已经是世界自由之墙上的守护神，这是上天注定的，而非我们自己的选择”。

[1] 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1864~1940）：德国外交家，1917年在他给墨西哥的电报中，要求其与德国结盟并帮助他们夺回被美国占领的土地。这份电报被截获，使美国提前参加“一战”。——译者注

15 将价格降到能支付得起的程度

1913年成立的联邦储备系统在“一战”初期就开始运转，但直到“一战”结束，和平秩序重新建立的时候，它才真正全面发展起来。但几乎在转眼之间，联邦储备系统就出现了它的第一个严重的决策失误。

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就得想办法弥补，这是惯常的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在1915~1920年几乎上涨了一倍。联邦储备系统在“一战”期间一直坚持低利率，为政府借款提供了方便，并把这种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19年的11月。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联邦储备系统突然接连提高再贴现率，从4%增加到7%。

事实上，欧洲农业开始复苏，没有了巨额军火订单的美国经济逐渐走向衰退。联邦储备系统的一连串动作将本已经退步的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货币供应萎缩了9%，失业率从4%猛增到12%。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10%。美联储的过度调整打破了战时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健康影响。商品的批发价在1920~1921年下调了接近40%，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价格下跌。

幸运的是，1920~1921年的经济萧条没持续多长时间。20世纪20年代充满了各种发展的机会，是美国大发展的黄金10年。再现繁荣的背后是两种新的经济推动力：电和汽车。

“人人都可拥有汽车”

19世纪晚期重工业当道，那时经济的主角是钢铁、石油和铁路。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这种新型消费者经济在20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快速成长。但是新经济的种子都是在旧模式中孕育出来的。

汽车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来自纽约罗彻斯特的一个名叫乔治·塞尔登（George Seldon）的聪明的专利权律师，尽管自己从没造出一辆汽车，但他在英语中还没有“汽车”一词的1879年就设法拿到了一种“改良的公路机车”的专利］。汽车的核心技术大部分是在欧洲完成的。1876年，一个名叫尼克劳斯·奥托的德国人制造出第一台实用内燃机；另一个德国人威廉·迈巴赫于1893年发明了汽化器，解决了造出一台自行推进的客车的最后一项技术难题。欧洲和美国有数百名铁匠和企业家开始在后院和铁匠铺制造汽车。1900年一年，美国仅凭几十家公司和数十人就造出了4 000辆汽车。

和一种新的身体结构演化或是新地域开发时的自然生态系统一样，这时出现了达尔文式的竞争。新的技术一朝投入应用，就会有许多人和公司想要从中谋取利益。但是大部分人很快就会半途而废，他们无法在竞争中存活下来。随着这项技术的成熟，规模经济和巨额资金的需求推动这一产业进行内部联合，形成几个大公司。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汽车制造业。仅1903年一年，美国就出现了57家汽车公司，另外有27家倒闭。当今，全世界的汽车制造企业不超过24家，而且它们全是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大集团。

1903年开业的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第一出资人（1915年后就成为唯一的所有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想要制造一种新型车，面向大众而不是富人阶层。如果欧洲是汽车发明地的话，成批生产中产阶级消费得起的汽车则完全是美国人的点子——一个改变了美国和全世界经济的点子。

和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发展不同，汽车的大规模生产让20世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19世纪。在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不满3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小说家赫胥黎推出一部经典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描述了一个未来的工业世界，在那里，甚至连人类都是由婴儿厂制造的，而且那个未来工业世界的开始不是从耶稣诞生算起，而是从亨利·福特的出生算起。

亨利·福特出生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6岁到一家机器制造厂当学徒之前一直就读于公立学校。小福特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读过很多书，但他很早就显露出对机械制造的浓厚兴趣与卓越的天分。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开始制造内燃机，到1896年，他在住所后的车库里制造出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亨利造出的几辆赛车接连打破比赛纪录。在一些人的资助下，他在1903年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

公司一开始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08年，福特引进了T型车模型。T型车的设计专门针对美国那些极其颠簸的道路（1900年美国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公路总长不超过200英里），制造成本也很低廉。这款汽车最初亮相时的价格是850美元，只是当时大部分车汽价格的一小部分，而且它的日常维护成本同样很便宜，据估计1英里可能还不到一美分。T型车的面市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当年的销售量就达10 607辆。

推出了一辆自认为完美之作的汽车以后，亨利·福特全力以赴摸索各种方法进一步降低T型车的制造成本，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为此，他1913年在密歇根的高地园引进生产线建立了一家新的汽车工厂。（福特曾经参观过一家肉类加工厂，意识到如果动物可以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被逐步分解的话，汽车也可以借助类似的生产线组装起来，这样就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

1913年组装一辆T型车仅需93分钟。1916年价格下降到每辆车360美元，福特卖出去730 041辆T型车。到了20世纪20年代，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通货膨胀，但当时一辆T型车的价格只有265美元，而且福特还是不断地寻找办法以年均7.4%的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

为降低T型车的制造成本，亨利·福特不懈努力，结果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大经济辉煌。在福特汽车公司制造T型车的19年中，汽车总产量达到1 500万辆。到T型车即将退出市场的时候，福特公司的未分配利润超过7亿美元。1920年，福特汽车的生产量占到世界汽车生产总量的50%。T型车的巨大成功带动了整个汽车工业的强劲发展。美国1900年的汽车生产总量是4 000辆，到1910年达到了187 000辆。1920年约有190万辆汽车下线，810万辆汽车登记在案。1929年，美国汽车产量达到450万辆，2 310万辆汽车登记在案。5 000年以来作为人类主要交通工具的马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汽车对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影响怎么夸大都不过分。汽车工业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成百上千的就业机会，还极大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汽车制造消耗掉全国20%的钢铁生产量（以及几乎全部的钢板）、80%的橡胶以及75%厚度为5~8毫米的厚玻璃板。

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制造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市场对汽车好似永不满足的需求带来了美国10年的工业大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在1921~1929年增长了59%，达到1 031亿美元。与此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2%，个人收入增长超过38%。

汽车工业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道路的修筑和铺设，后者不仅成为建筑业发展的一大推动力，而且极大地刺激了采石业和水泥制造业的发展。1900年，美国国内几乎没有铺设路面的路；而1920年道路里程为369 000英里；1929年为662 000英里。正如18世纪晚期收费公路带动沿线的商业活动一样，新的道路也带来了许多商机。最初，一般的综合商店和铁匠铺都可以买到汽油，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为了顺应市场的变化，汽油大部分改在汽车修理厂出售。1905年，圣路易斯建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加油站。25年后，全国有数万家加油站，其中大部分都是大石油公司的特许经销商。汽油迅速代替煤油成为最重要的石油馏出物，为石油工业打开了一种更广阔的新市场。

汽车的速度比马车快得多得多，这对广告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坐在时速达到每小时30~40英里的汽车里，人们要么一眼能看到广告标志，要么根本就注意不到。公司标志的设计第一次变得重要起来，甚至连报纸上的广告都是一样。19世纪，原先冗长的广告已经被简短有力的风格所取代，在大众眼中后者才是“现代”的特质。

汽车开始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从美国建国开始，19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原先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人口结构逐渐向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结构过渡，1920年的人口普查是第一份显示城市人口多于乡村人口的记录。与此同时，随着汽车普及，新的人口统计地区——市郊出现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城市人口统计图很像父亲的长腿：人口稠密的市中心以及沿着铁路和电车轨道延伸的又长又细的一排排居民区。分布在路轨之间的是广阔的乡村地带，因为一有人下车，火车前进的速度就减慢成马车速度。然而有了汽车，离铁路数英里远的人仍能方便地进出城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家安在乡下，开车去城里工作。

汽车对乡村地区的影响绝不亚于其对城市和郊区的影响。首先，它改变了美式乡野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欧洲农民通常住在村子里，走到田间劳作（农田常常是归别人所有）。但美国农民大部分生活在自己的田地中，离最近的邻居常常都有一英里或者更远，要去最近的镇子也要几英里的路程。走亲访友既花时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汽车让乡村的消费者能到更远的地方购物，汽车问世之前，在当地综合商店买不到的东西需要从商品目录中订购，比如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以及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制作的手册。可是价格便宜的汽车开始改变了这一状况。本地商业组织和银行的客户都开车前往更大的城镇，利用那边更广阔的市场带来的优势价格做生意。这时这些机构曾经垄断市场的舒服日子一去不返了。最小乡镇的商业活动开始萎缩，自此一直在走下坡路。

由于地方银行通常都是依附地方经济的独立机构，所以客户外流时，它们的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地方银行数量曾经多得惊人，1921年达到最高峰时有29 798家，差不多全部都是资产不到100万美元的独立机构，而且都不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20世纪20年代，尽管美国经济整体大繁荣，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银行倒闭关门。到了20年代末期，一年有超过600家乡村银行破产，银行常常将储户的存款一并卷走。

汽车对美国整个农村经济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00年全国1/3的农田都用来种植饲料作物，供给当地运输业和农业的支柱——大量的马匹和骡子。1929年，牧群大部分都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汽车。原先种干草和燕麦这些饲料作物的田地大部分转而种庄稼。因此食品供应远大于需求，价格大幅下调。农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再也没有看到价格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减少的欧洲订单中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城市的媒体并没注意到美国农业的不景气，这种不景气会慢慢地不断加深。

电的推动力

对于17世纪的人来说，电是很神秘的东西；18世纪，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开始探究它的本质。尽管19世纪早期，人们对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1831年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米歇尔·法拉第证明了电和磁的存在），并开始把电和电报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但是直到19世纪末，电才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场电的革命中，贡献最大的莫过于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他展现出来的美国佬的智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天赋一样伟大。

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托马斯·爱迪生的无数项发明推动美国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对于留声机、股票报价机、电话、电影当然还有电灯的问世，爱迪生要么是发明人，要么为这些发明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另外他还对贝尔的电话结构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创造了“hello”一词）。

但是爱迪生有两项最伟大的发明自问世以来就很少被人提及，因为就其性质而言，无法申请专利。其中一项可能是爱迪生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爱迪生1876年在新泽西的门洛帕克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这里也是留声机（1877）、电灯（1879）以及其他数百项发明的诞生地。这个实验室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明工厂，工程师、化学家以及机械师把新的技术设想变成现实，最重要的是转变成有商业价值的产品。

1892年，J·P·摩根在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其主要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敦电气的夹缝中组建了通用电气，随即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总部设在纽约的斯卡奈塔第。很快其他公司就纷纷效仿摩根的实验室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室，这些实验室在20世纪将不断推出新发明，并将新技术付诸实践。爱迪生把发明的过程工业化——将美国佬的智慧工业化，这一极具开创性的点子为世人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玻璃纸、尼龙、合成橡胶、晶体管、特氟龙以及微处理器只是众多重要的技术成果中的几项而已。2003年，单IBM一家公司就推出3 400多项专利。

爱迪生另外一项没引起人们关注的发明就是电力系统，这一系统可以点亮他的灯泡。一旦生产灯泡具备可行性之后，爱迪生就开始致力于建造发电厂，在曼哈顿商业区的一块一平方英里的地方铺设电线。1880年，纽约市政府特许他的公司“铺设电子管、电线、导电体以及绝缘材料，在纽约市各街道之间、公园和公共场所之间安装街灯，传输、利用电流提供照明”。

爱迪生在珍珠街创建了第一家发电厂，装配了6台当时最大的发电机，每一台都有30吨重。工厂在夜晚工作，这样就不会让原本就已经很糟糕的纽约交通再恶化下去。爱迪生挖电缆沟，安放总长为15英里的电源线。愿意签约使用新的供电设施的家庭和店家，他就会派人为他们安装电线。

只要一有新技术面世，爱迪生就忙不迭地想办法解决各种突发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如果路面下方发生漏电，马通过马蹄受到电击，就会受到极大惊吓。爱迪生的很多应对方案都能获得专利，1882年，他申请了不下102项专利，这在他致力于建设电力系统的若干年中是专利成果最多的一年。

最终，1882年9月4日下午3点，爱迪生在J·P·摩根的办公室合上电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办公室里的106盏灯全部点亮。《纽约时报》和富尔顿大街上的店铺安了更多的电灯，他们都是爱迪生公司的签约客户。白天这些电灯并不起眼，但到了那一天的晚上，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已经发生了。第二天《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昨晚南部街区的商铺里发出奇怪的光亮。脏兮兮的灯罩里煤气灯微弱的亮光时常飘忽不定，现在它已经被一种明亮而柔和的亮光所取代，它照亮了房间，透过窗户照到外面，光的亮度很恒定，不会闪烁不定。”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电灯普及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商业区和时尚住宅区，但是电的价格依然很昂贵。大多数人还是沿用煤气灯，如果离城里的煤气厂太远，人们就用煤油灯。爱迪生的前任秘书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成为电业领域的亨利·福特，在不久之后让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电，从此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

英萨尔1859年生于伦敦的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他14岁开始在一个拍卖行工作，晚上继续学习。18岁时他在爱迪生公司的英国办事处工作，公司对英萨尔旺盛的精力和优秀的组织能力赞不绝口，于是1881年把他派到美国担任爱迪生的私人秘书。英萨尔很快就成为爱迪生的左右手，爱迪生的商业头脑可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

爱迪生让英萨尔负责处境艰难的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而英萨尔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为了从爱迪生那边获得独立，他将电气公司迁至斯卡奈塔第，理由是“除非我们把工厂搬到远离爱迪生先生180英里外的地方，否则我们一块钱都赚不到”。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中，英萨尔大力拓展公司业务，公司员工从原先的200人增加到6 000人，电气公司的效益相当可观。

可是当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合并成立通用电气的时候，尽管英萨尔可以拿到36 000美元的丰厚年薪，但他依然决定辞职。英萨尔对电力网的建设更有兴趣，而不是电器制造。所以他接受了芝加哥一家发电公司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的高管职位（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是为纪念爱迪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爱迪生在其中并没有股份）。当英萨尔于1892年到任时，公司只有5 000名员工，而且这家公司只是芝加哥30家发电公司中的一家。

扩充用电客户数量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成本。当时一个灯泡照明一小时的电费大约是1美分（而且当时的灯泡和现代同瓦数的灯泡相比，亮度只有现在的1/5）。当时如果一个工人走运的话，一年的收入是750美元，所以电灯只是少数人群可以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电价高居不下的原因有二。首先，电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经济规模至关重要。但是在电力供应的早期，发电厂数量很少。因此像商场和工厂这些用电大户常常自己发电，而不是从别处买电。因为顾客很少，所以电费势必很贵。

英萨尔就立志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他在芝加哥的哈里森大街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发电厂，配备了一种新式的发电机，比老式发电机的耗煤量减少了一半。他还全面收购竞争对手的公司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到了1898年，英萨尔的公司所在地区的发电任务都被他承接下来，另外他还将位于哈里森大街的发电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尽管如此，当开始为芝加哥市区电车以及高架铁路供电的时候，英萨尔还是需要更多的电力。

英萨尔决意使用全新的技术赌上一把。当时蒸汽发电设备还是使用往复式发动机，其曲轴是由活塞上下运动来推动的。这种装置噪音很大，当达到最大输出功率时，振动得很剧烈。老式的发电机需要经常维修。在一次去英国的途中，英萨尔看到一种用查尔斯·帕森斯发明的新型涡轮蒸汽机驱动的快艇。这种新发动机不再利用活塞上下运动，而是由蒸气带动螺旋桨推动涡轮匀速转动，这种动力传输的速度要快得多，每份单位燃料产生的能量也大得多，而且维护起来也很省心。

英萨尔认为蒸汽涡轮机是发电的理想装置，但需要想办法劝说通用电气为他生产比以往型号都大得多的发动机。公司董事会成员对于英萨尔的决定深感不安，所以如果在菲斯克大街建立新型涡轮机发电厂行不通的话，他决定一个人承担公司所有的损失。当发电厂第一次做好准备要投入生产的时候，工程师让英萨尔离远一点，以防止哪个部件出问题时涡轮机爆炸。“哦，”英萨尔回答说，“如果爆炸了，我无论如何也要跟着它一起完蛋。我要留下来。”

涡轮发电机肯定没有爆炸，它在发电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每度电的成本大幅降低。蒸汽涡轮机迅速成为发电厂普遍采用的设备，这一设备一直沿用到今天。

然而降低发电成本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同于其他大宗商品，电是无法储存起来的。相反，必须一有需求即刻发电。因此发电能力必须能满足用电高峰的需要，即使这意味着发电能力在95%的时间里都是严重过剩的，所以这部分费用必须分派出去。

在另外一次去英国的途中，塞缪尔·英萨尔想到一个方案，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最早的电表就像现在很多家用电表一样，只记录两个读数之间电量的差额。（爱迪生发明了一种电表，少量的电流将锌板熔化，锌液滴到下面的盘子里。读表人将盘子称重来确定耗电量。）但是在英国南部海岸的布赖顿这一观光胜地，英萨尔和一个既能记录用电量又能将重要的用电时间记下来的电表发明人进行了谈话。

一天的用电量虽然波动很大，但是却可以预测：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是用电高峰，而凌晨2点到凌晨5点是用电最少的时段。英萨尔意识到，如果能说服用户在用电低峰用电的话，不管怎么收费，都会有盈利。让用户避开用电高峰期就可以减少建设和维护的费用，因而成本也会降低。

新的电表在芝加哥第一次投入使用的时候，用电费用下降了32%，市场需求开始增加。店铺、工厂以及广告公司成了新电表的第一批用户。但是到了1910年，芝加哥的每6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接通了电灯，而且家庭用电率从此大幅提高。20世纪20年代，几乎已无人使用煤气照明。

美国用电普及速度成为20世纪的一大奇迹。1902年，美国耗电60亿千瓦时，人均耗电量约为79千瓦时。1929年，耗电量为1 180亿千瓦时，人均960千瓦时，人均用电量是以往的10倍还要多。今日美国的用电量高得惊人—39 000亿千瓦时，人均超过13 500千瓦时，是1902年人均用电量的170倍还要多。

用电量增速惊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使用电灯，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作都是通过发电制动，很少用其他的办法。这对美国经济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有了电，工厂规模变化很大。就产生的能量而言，蒸汽机将燃料转化成工作能量的效率低下。工厂规模越小，生产效率就越低。因此19世纪的工厂都建在很高的地方，为的是在地下室安置的蒸汽机越大越好。一根转动杆在蒸汽机的推动下沿着大楼一层层地向上推进，每一层楼同一水平面上的转动杆就被赋予了能量。有一点很重要：这些转动杆的长度要尽可能的短才好。

电动机虽小，但和大型蒸汽机的效率一样高。因此一旦电价降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用电来带动机器，而不再需要转动杆来传动。（电动机和发电机的机械原理恰好相反。前者用电来制造动力，后者用动力发电。）一旦不需要把机器连接到蒸汽机的转动杆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厂就可以向水平扩展，不用再像19世纪那样必须建得很高。

电的快速普及也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10年中，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增长了21.8%，制造业的产量增长率超过90%。尽管电和小型电机问世已有20年，但只有到20年代，它们对工业生产率的贡献才达到最大。这是新技术的一般规律，经济学家称之为“安装的基础问题”。旧的技术已经投入使用，花费了很大的财力，因此从经济的角度，不到它彻底淘汰是不会被替换的。19世纪50年代铁路的出现使伊利运河逐渐被冷落，但直到1970年，运河都还在运输货物。今天的个人电脑是近些年中生产效率大飞跃的主要推动力，到现在为止，个人电脑已经面世将近26年的时间了。

更重要的是，20世纪20年代，小发电机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提供动力：冰箱、电熨斗、吸尘器、电吹风、洗衣机、收音机以及留声机。这些家用电器开始替代大批的仆人，后者开始从事能创造更多财富的工作。很多仆人到工厂做工，接替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的工缺。有了新的电器，需要仆人的家庭越来越少。以前都是自己干家务活的家庭现在打扫卫生、洗衣服都轻松了很多。和19世纪早期一样，中产阶级可以达到富人才能有的生活水准。

这些神奇的电器当然价格不菲，尤其是汽车，普通家庭常常是买不起的。在20世纪早期有银行存款的家庭很少，借钱消费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富人以及满脑子生意经的银行家对于生活简朴的消费者通常不感兴趣，当然也有些大家熟知的例外情况，比如A·P·贾尼尼将美国的旧金山银行办成了国内服务于大众的规模最大的银行。

新出现的电器制造商开始对于那些使用寿命超过三年、经济学家称之为“耐用品”的商品提供赊销付款的服务，扩大了潜在消费群。扩大的市场意味着价格的下降，而下降的价格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扩大。因此拥有大笔可支配收入（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还剩余的收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这是一项伟大的民主进程，工业发展越来越迎合普通百姓的需求和愿望（当然也在不断鼓励这些需求）。“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好商机呢？”亨利·福特在解释他的大众市场的经商哲学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用更好的管理降低成本，把价格降到大众可承受的程度。”

但是除了低廉的价格，这个新的大众市场还意味着更多东西。有些公司在这方面的洞察力要优于其他公司。亨利·福特陶醉在自认为十全十美的T型车中，1908年之后就不愿对这款车的设计进行任何改进了，而是把重点转移到不断降低的T型车的价格上。在1912年电启动器问世后，他甚至拒绝给车加装电启动器，理由是电池太重。电启动器很快就成为其他品牌汽车的标准配置，因为它要比手动启动器操作起来更加安全（而且如果开车人不走运，曲柄会让他的手臂折断，这种情况还真不算少），而且电启动器可以让很多人，比如女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在不需要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自行驾车。此外福特汽车不设贷款业务，而且除了黑色外壳以外，他不允许自家品牌的汽车喷涂别的颜色（因为黑色比其他颜色干得快，可以降低成本）。

到了20世纪20年代，T型车从技术和市场上都已经过时。但是即便这样，福特仍旧拒绝进行改革。随着福特汽车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在市场占有率上超过它之后，昔日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位置岌岌可危。福特的经营模式仅仅是把汽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而已，因此主张越便宜越好。但是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和他杰出的伙伴们认识到，此时的汽车不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已经成为美国人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评价方式。和着装一样，既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又是张扬个性的一种方式。

通用汽车成立了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专门为买车用户提供资金支持，让更多的消费者买得起通用汽车，从而提高通用的市场占有率。金融服务公司不止提供了一种而是一整套车型，以及从雪佛兰到凯迪拉克这些不同的品牌名称，创造了现在被几代商学院人称为“大众阶层”的商业模式。

1927年，就在第1 500万辆T型车从昔日革命性的装配线上下来的时候，亨利·福特面对摆放了几英亩卖不出去的汽车，只得停业18个月对所有的工厂进行整顿以生产新式汽车——A型车。当福特汽车重新开业的时候，通用汽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道理是十分清楚的：即使是价值数十亿的汽车产业的唯一所有人以及世界上6位最富有的人之一，都无法长久蔑视新生的美国市场的力量，消费者现在是美国经济的主宰者。

1929年大股灾

即使消费者成为主导力量，他们也无法引导美国经济的发展。何况美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确实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有人可能会说，压根就没有受到任何引导。“一战”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金融和经济强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从1914年的36%增长到20年代末的42%。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居于英国之后），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但是伍德罗·威尔逊的主张在1928年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受挫。严厉残酷的和平条约被强加给德国，要求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给战胜国（其中不包括美国，它不要任何的赔款）。条约要确保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这个本质上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在经济上无法翻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欠下美国巨额的战争债务，他们无力偿付，但美国不想放过他们。加尔文·柯立芝说：“钱是他们向我们借的，不是吗？”

伍德罗·威尔逊坚决拒绝做出任何必要的政治让步，美国被挡在国际联盟的大门之外，无法有效地领导国际体系。美国追求的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制定了像《华盛顿海军条约》这样一些限制战舰规模和数量以及军舰总吨位的条约，另外还制定了《白里安——凯洛格约定》（德国和日本都签署了该约定），宣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是非法的。

另外，美国决定维持高关税来保护本土生产者的利益，保持贸易顺差。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恢复了低利率政策，而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仍旧保持着高利率以保护他们货币的价值，结果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循环。美国的投资银行在欧洲积极地推行高利润的贷款和保险业务，而欧洲利用这些收益从美国进口商品，德国则利用这些收益支付协约国的战争赔款。当时协约国又用赔款偿付美国给它们的贷款。

美国输出的资本很快就又回到美国人手中，这样就可以向欧洲输出更多的贷款。只要这一循环运转下去，一切都没问题。问题是这个循环并没有继续下去，等待美国的是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灾难。

1928年，美国投资界的银行家逐渐投入到比给欧洲贷款的业务更有利可图的市场上：华尔街的活期放款市场。活期借款（随时可要求借款人偿还）是指用于购买按保证金方式进行交易的股票的资金。当时投机商的交易保证金仅需全款的10%，剩下的经费可以向经纪人借。作为贷款抵押的股票只要上涨，一切都好说，而且这位投机者可以迅速地聚敛他的资本。但是一旦股票价格下跌，他就要投入更多的钱，否则所有的资产都将被强行拍卖，结果常常是倾家荡产。

活期放款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的晚期利润很可观，就像19世纪30年代、19世纪50年代以及19世纪70年代一样，当时的华尔街已经进入一个周期性的繁荣期。美国一从1920~1921年短暂的不景气中复苏过来，华尔街就又像往常一样成为反映美国经济增长的一面镜子，而华尔街的兴旺达到了一个几年前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但是就像道琼斯工业指数所显示的，华尔街的发展速度实际上要远远超过美国经济整体的发展速度。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20年代增长了59%，道琼斯指数则上涨了400个百分点。

1928年，联邦储备系统采取措施放慢经济增长，同时也希望给发展速度过快的华尔街降降温。1928年的秋天，本杰明·斯特朗领导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从3.5%上调至5%，并且严格限制货币的供应量。其他11家联邦储备银行也纷纷做出同样的调整。斯特朗解释说：“现在的问题是制定政策，防止股票市场遭遇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实现欧洲经济的复苏。”

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这位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的前任主席，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1914年成立以来，一直担任银行总裁一职，他也是联邦储备系统无可争议的领袖。其他银行以及华盛顿总部几乎都是按照他的建议行事。但是斯特朗身患肺结核，于1928年的秋天在一次肺部手术之后离开了人世。此后的联邦储备系统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

1929年的春天，受联邦储备系统政策调整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但是华尔街看上去似乎没受影响。一般来说，作为经济发展风向标的华尔街，其股价涨跌都会先于经济大局的涨跌。根据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纽约时报指数的报告，华尔街市场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但是由数千只二级股票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市场以及那些并不在众人关注的平均指数统计范围内的股票，已经开始随经济大行情走下坡路了。

这就是人的心理产生的经济力量：华尔街市场和公众都没有注意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最广泛持有的那些股票上。市场泡沫越来越多，这些泡沫总是要等到人们检讨过去的时候才能被意识到。

华尔街的活期借款交易更加疯狂，活期借款率继续上涨。但是在一个上涨的行情中，投机者们对于借款的成本却根本不在意。银行，甚至工业公司蜂拥而至，以12%的借款率把钱借给经纪公司，经纪人转而将这一笔笔的钱以20%的利率借给客户。伯利恒钢铁公司1929年夏末向活期借款市场投放了1.5亿美元，克莱斯勒投了6 000万美元。

银行开始从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钱，再将其转而借给股票经纪人。联邦储备系统对于这种活动本来可以随时喊停，而且本杰明·斯特朗如果还在的话，毫无疑问会这样做，但是群龙无首的状态使联邦储备银行仅仅用“道德性的说服劝告”来敦促商业银行停止这种活动。劝告是不管用的。当一家银行看到它能够按5%的利率借钱之后又以12%的利率转借出去，即从别人的钱中挣得7%的利润回报率的时候，它一定会这样做。

1929年的夏天，华尔街以及数百万客户对形势的认识与经济的实际状况严重脱节，人们整天做着发财美梦。经纪人的交易室挤满了关注股票价格走势的人，甚至那些平时理智、有知识的人也卷入了这场疯狂的活动当中。曾经因发明罗拉代克斯（Rolodex，一种索引卡片系统）而大发其财的耶鲁大学知名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达到一个似乎永不会回落的高度。”在那个夏天，《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一首诗歌，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美国人的情绪。

哦，我的宝贝不要吵，奶奶又买了好多股

爸爸已经在牛市和熊市中把股炒

妈妈正在花钱打听内部消息，她肯定错不了

宝贝就要有漂亮的新鞋子了！

9月3日，美国劳动节（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第二天，纽约股票交易所以381.17点收盘，创造了一个历史新高。9月5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股票市场分析师罗杰·巴布森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一次午宴上发表了一次演说。这位悲观主义者多年以来不止一次地预警股市大灾难即将到来，但是只想听乐观预测的华尔街市场根本无视巴布森的警告。巴布森这一天没说别的，只是强调：“现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灾难迟早要到来。”

那时消息传播得很慢，道琼斯金融新闻社在下午两点才把巴布森那平淡无奇的话放到了新闻收报机上，而这条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当天交易的最后一个小时内，股票价格纷纷跳水（合众钢铁公司跌了9个百分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跌了6个百分点），最后一小时的股票交易量高达200万股。著名的“巴布森缺口”（Babson break）像狠狠地给了歇斯底里的人们一记耳光。华尔街的情绪从“毫无节制”突然变成“人人自危”。

在接下来的6周中，股价一直在跌，不停地下跌，鲜有回升。10月23日，一股抛售之风席卷华尔街，当天创下美国股市历史上第二大交易量的纪录。当晚发出的补充保证金的通知单摞得像小山一样高，全国各家经纪公司都堆积着几千张卖单。第二天，即后来被人们称为“黑色星期四”的10月24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天：股票大跌，补充保证金的通知单越来越多，这使得人们不惜任何代价疯狂地抛售股票，各种平均指数急剧下降。买空势力大量减仓迫使股价持续下行。

华尔街的一些大银行家离开交易所，穿过宽街去J·P·摩根公司开会，商讨应对办法。为稳定大市，他们筹集了2 000万美元，并交给当时交易所的执行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下午1点半，惠特尼赶往合众钢铁的交易点询问股价。人们告诉他，上一笔单子是以205美元成交的，但由于没有买家，股价又跌了几个点。“205美元，买进1万股合众钢铁！”惠特尼大声吆喝说。接着他又赶到其他几只股票的交易点，大量买入蓝筹股。

结果正如那些银行家所希望的一样，空方争相跟进，大市得以稳定下来。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合众钢铁的交易量略有回缩，但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 300万股。

市场在星期五继续复苏，星期六上午大家还有少量的赢利。星期一抛售之风又刮了起来，因为华尔街流言四起，说大投机商已经完全净身出仓，新的卖方联盟已经形成。第二天—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一溃千里，从一开盘，股价就一直下跌，整个交易日股价几乎一直在下跌。交易量达到1 600万股（这一纪录将会保持40年），股票报价机报价滞后了4个多小时，直到晚上将近8点收盘价才打出来。有人估算过那天全美报价机耗费的纸条总长超过15 000英里。经过一天狂风暴雨般的摧残，收盘时，道琼斯平均指数比上星期六收盘时的指数又下降了23个百分点，相比9月初的最高点下降了近40%。

当然，那时的人们还没意识到，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一场经济灾难正在慢慢袭来。

16 恐惧本身

历史学家书写历史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见解，这是必然的。因此，历史看上去总是比现实要齐整得多或者戏剧化得多。人类对未来总是一无所知，是会正常发展还是爆发战争，都不得而知。因此，从1929年夏末到1933年还处于严冬时期的头几个月，这三年半的经济下滑，从繁荣到萧条，看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也许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也许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件事了。

很多人把大萧条比作“泰坦尼克号”，把股市崩盘比作“冰山”，不同的是，船长的变化带来了结果的区别。实际上，市场崩溃是美国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赫伯特·胡佛已经竭尽全力——比以前任何一个总统面临经济逆境时所做的都多——来扭转经济恶化的局势，并尽可能减轻其不良后果。只有当萧条冲破了经济和历史限度的时候，他才不得不让贤于一位新总统，这位新总统可以采取全新的政治补救手段。

股市在10月30日星期三大幅回升，交易所宣布，股市第二天中午开盘，而实际上直到第二个星期一才开门，以便给办公室一些时间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股市在星期四还出现了上升，很多人以为低谷已经过去，但他们大错特错了。股市在11月5日星期一骤然下跌，并一直下跌了两个星期，至此为止，《纽约时报》自1927年以来的全部盈余已经都赔进去了。

然而，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最后都失去了活力。到了12月份，股票开始回升，尽管幅度非常小。1929年年底，很多不错的股票也崩盘了，而一些行业股票——例如飞机制造商、百货商店和钢铁公司反而获利了，很多人认为崩盘只是对过热经济市场的大调整。1930年1月，据《纽约时报》报道，1929年最大的新闻是伯德上将飞跃南极。

尽管1929的股市崩盘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但并没有对很多家庭造成影响。据证券交易所公布，1928年有2 000万美国人持有股票，但实际股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10，而且持有股票账户的人不到2.5%。那些进行投机并赚取短期利润的人已经损失重大，而其他很多人还继续持有股票。

银行恐慌

大多数人认为危机已经结束的一个原因是银行体系并没有再表现出任何异常迹象。1929年，659家银行倒闭，但这还不到近10年来倒闭的平均数，而股市崩盘并没有导致任何一家大银行倒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经纪人积极地进行调整。经纪人宣布他们将继续持有那些不赢利的账户，从而避免额外的市场交易。

1930年3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把再折现率降低到3.5%，从而降低了利率；二是大量买进联邦证券，大大提高银行的资金流动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直都是每周购买2 500万美元的证券，但股市崩盘之后，其每周会购买1.6亿证券甚至更多。

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继本杰明·斯特朗之后成为新一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斯特朗建议说：“我们有权力通过增加华尔街的资金量来处理这样的危机。”哈里森听从了他的意见。

但是哈里森对其他联邦储备银行的影响力比不上斯特朗，他的“越轨”做法引起了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谴责。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打算增加全国银行系统的资金流动性，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从1930年冬天到早春的时候，股市出现了回升，大约上升了45%。1929年11月，胡佛总统曾召开了一个商人会议，鼓励他们投资新工程，很多人都答应了下来。胡佛给州长们发电报（各州政府这段时期投资了80%的政府建设工程），要求他们也这么做。到了春天，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胡佛建议联邦建设支出增加1.4亿美元。这对于33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联邦预算的25%用在了偿还债务上，其他大部分都拨给了拥有13.9万人的陆军和9.5万人的海军。事实上，这一支出金额已经几乎是联邦政府在那一年的全部财政支出了。

1930年春天，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5月，一个宗教团体要求胡佛总统支持更多的公共工程，但是胡佛总统说：“你来晚了60天，萧条已经结束了。”不幸的是，总统不久批准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1928年，胡佛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向全国农民承诺，将召开一个国会特别会议来解决农业萧条问题。1929年夏天他确实这么做了。胡佛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增加农业关税以保护美国农业市场，从而保护美国农民的利益。然而，1929年的经济发展缓慢，并随之发生了股市崩盘，美国的几乎每一个产业都有代表在国会门前游行，要求提高关税来对抗“不平等”的外来竞争，胡佛的提案完全被这些利益群体左右。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迫切地希望提高国内产业利润，所以一一兑现了他们的要求。结果，那一年出台了美国历史上最高数额的关税征收法案。

这是经济愚昧。关税就是税收，而税收无疑是经济的负担，更糟糕的是，高关税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它们也纷纷提高关税。一个保护自己市场的国家不能期望其他国家的市场向自己开放。专业经济学家们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上千人联合上书，请求胡佛总统驳回国会提出的这个关税法案。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写道：“我请求胡佛总统驳回愚昧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激化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

经济学家们的说法都一一得到了证实，世界经济开始崩溃。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一直都是最大的贸易国，处于世界自由贸易的核心，如今建立了“帝国优惠制”——也就是关税壁垒，从而在帝国之内把自身贸易保护起来。其他国家也相继采取了类似的保护措施。1929年，全球贸易总额已经达到360亿美元，1932年降到了120亿美元。1929年，美国的出口额是52.41亿美元，3年后降了78%，数额为11.61亿美元，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话，这比1896年的出口额还要低。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一经通过，股市就开始下跌。到了秋天，越来越多的银行宣告破产。1929~1930年，银行破产率呈上升趋势，但并没有引起恐慌。1930年的最后两个月，600家银行破了产，而全年有1 352家银行破产，是1929年的两倍还要多。当然，绝大部分是散布在农村地区、为当地移民服务的小银行。

然而，美国银行的破产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是一家拥有多个支行的大银行，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该银行拥有2.68亿美元存款，这些存款来自45万个客户，大部分是小商人和受聘于纽约各大服装厂的属于工薪阶层的犹太人。当美国银行表现出疲软迹象的时候，纽约银行界的权威人士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竭力挽救，他们想将美国银行和其他三家银行合并起来，但需要从华尔街的银行贷款3 000万美元来完成这笔交易。华尔街拒绝伸出援助之手，纽约州的首席银行协调官约瑟夫·布罗德里克写道：“我警告他们，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史上最愚蠢的错误。”

1930年12月11日，美国银行关门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全国上下一片恐慌，连欧洲都受到牵连。很多欧洲人以为美国银行和联邦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这么大的银行都能够破产，还有哪个银行不可能呢？

而美国银行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灾难的。它向来经营不善（其两个负责人后来都锒铛入狱），人们一直谴责华尔街的银行因反犹太情绪而拒绝帮助美国银行的行为。但无论如何，《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是国会对大萧条的“最大贡献”，而华尔街拒绝援助美国银行是美国金融机构对大萧条的“贡献”所在。

1930年年初的几个月，经济形势已经跌落谷底，用当时流行的话（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离复苏“不远了”。

欧洲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情。1931年5月11日，奥地利信贷银行——欧洲最具影响的银行之一——宣布破产。这比美国银行的破产还要严重，奥地利和德国的大量银行也都倒闭关门。在战争赔款的重压下，德国经济已经岌岌可危，危机一触即发。

胡佛在拉蒙特的一再要求下，建议把同盟国欠美国的债务和德国对同盟国的战争赔款的交付期延期一年，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深思熟虑的华尔街银行家当然清楚什么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普通民众却认为这完全是把欧洲战争成本转嫁到美国纳税人身上、保护华尔街银行家利益的手段。20世纪20到3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伍德罗·威尔逊结束与欧洲隔绝的这个决定是个错误，他们不想与欧洲或欧洲问题有任何的牵扯。

法国的反对拖延了胡佛总统的计划（实际上，美国贷出去的款和德国应付的战争赔偿美国都将得不到偿还）。1931年7月13日，德国最大的银行Danat银行宣告停业，德国政府只得关闭柏林股票交易所和柏林的银行。欧洲银行系统已经濒于崩溃边缘，整个系统的核心——伦敦——危机重重。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英镑也难逃厄运。由于经济萧条，英国预算出现赤字。随着银行和商人用金币取代英镑，英镑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大量的金币流出英格兰银行。

9月21日，尽管英国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法国银行贷款2 500万英镑，它最终还是放弃了金本位体系，该体系最初是英国自己在1821年建立起来的，它作为金融中心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世界贸易经常采用英镑结算，英帝国内外很多货币都直接与英镑挂钩，金本位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跟着放弃了金本位体系。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却积极开展美元保卫战，维护金本位体系，这显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也许是大萧条时期最大的错误。维护金本位制要求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这对本来就严重通货紧缩的美国，无疑是雪上加霜。

1931年年底，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银行破产总数达到2 293家。每一次破产对于成千上万的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为一朝万一失业而积攒的辛苦钱一夜消散。此时美国各地都为高失业率头痛不已。国民生产总值再次下跌了20%；汽车行业1929年的生产总值是450万美元，1931年降到190万美元，这不仅导致了大量汽车产业工人的失业，而且橡胶、玻璃、钢铁公司、汽车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量工人也纷纷下岗。

1931年年底，失业率达到15.9%，美国大街上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到处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在农村地区，你一打开门便可以看到有人在门口恳求以帮工换取一顿饭或在车库睡一夜，这种情况人们已司空见惯了。在城市，等待救济的队伍长到穿越了好几个街区。破烂的房屋——一片片的胡佛村散布于各个公园和露天场地，因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需要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庇护所。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的整个经济体系看起来已经风雨飘摇了。卖不出去的庄稼烂在地里，而城里的人从垃圾中找寻一些能吃的东西来填饱肚子。

“百万富翁的救济金”

1932财政年，美国政府的税收减少了9亿美元，而支出增加了两亿美元，联邦赤字达到5亿美元。这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这在当年占财政收入的13%，达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财政赤字的最高点。

那时候，联邦政府需要平衡预算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共识。政府应当在经济危机时期以赤字刺激经济，这个理念直到1936年才在凯恩斯的《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被充分阐述。

尽管当时凯恩斯理论还没有出现，但是以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并非无人知晓。胡佛在历届总统中算得上是最有经济头脑的一个，他在1931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秘书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把当前的局势比作战争时期，他说在战争时期没人还在乎财政是否平衡，庆幸的是，我们能够借钱。”

不巧的是，1931年年末，胡佛又改变了主意，他要求国会大大增加税收来平衡财政。在193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胡佛的第一届国会期间，共和党拥有267个席位，民主党拥有167个席位；而第二届国会期间，民主党拥有220个席位，共和党拥有214个席位。1930年之后，两党的参议院席位几乎持平，48个共和党人，47个民主党人。但两院都没有强烈反对胡佛的税收提案。大部分国会民主党人都来自南部和西部，平衡的财政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圣经》。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发言人约翰·南斯·加纳甚至提出在胡佛总统提出的增加收入税的基础上添加国民销售税，该税赋最终将落在穷人的肩上。

胡佛还提出了一个比提高税收更好的建议——通过《联邦住房银行贷款法》，授权数家住房贷款银行提供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组合。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禁止联邦储备通过折现贷款。结果上千万美元的银行资产被冻结，本来这些资产可以有效地提高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性。国会一直拖到1932年7月才通过该法，但提高了胡佛建议的抵押要求——托马斯·杰斐逊的阴魂还在四处游荡。

尽管胡佛一直以来反对为银行、工业公司以及个人提供补助金，但还是一反常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举措来改善当时的状况，即成立复兴银行公司。这种做法在美国各派政治家看来无异于欧式的精神失常，结果只会让国家成为公民的监护人，但头脑灵活的胡佛认识到特殊时期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复兴银行公司利用国会拨付的5亿美元，发行了20亿美元的免税债券。该公司并没有面向个人，但确实为银行、保险公司、农业抵押机构和公路建设机构提供了紧急贷款。1932年2月2日，胡佛批准了该法的实施。

由于该法案拯救了很多受助公司的股东，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等人将其称为“百万富翁的救济金”。实际上，被拯救的还有很多雇员和银行客户。一旦联邦对公司直接扶持的障碍消除，联邦对个人的扶持还会远吗？不会远，前途还算明朗。1932年7月，复兴银行公司授权救济复兴法案实现，旨在为公共工程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创造就业机会；为各州提供3亿美元——其中很多州反对宪法对支出和借款进行限制，以便它们可以直接提供救济。

在6个月的时间里，复兴银行公司已经贷出去1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联邦开支的1/4。复兴银行公司是新政的雏形，但胡佛却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可。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总是把胡佛当作下任总统的陪衬。约翰·肯尼迪曾经说过：“生活是不公平的。”他是认同二者皆非历史的第一人。

那时候，胡佛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更不用说他的历史运气了。5月底，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 000名老兵在华盛顿集会，要求政府立即支付1945年才到期的奖金。众议院通过了发行24亿不兑现货币的提案，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同时，“讨奖远征军”的人数急剧上升，7月中旬达到了1.7万人，大部分人在华盛顿市郊的阿那卡斯提亚平地搭起帐篷，还有一些人在政府地盘上盖起小木屋，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几幢政府大楼。

国会为这些老兵提供路费要求他们回家，于是大部分人离开了华盛顿，但剩下了大约2 000人拒绝回家。华盛顿警察想要驱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暴力冲突发生了。两名老兵和两名警察不幸身亡。胡佛要求部队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指挥下把这些老兵从政府地盘上赶走，只准他们待在阿那卡斯提亚平地。

7月28日，麦克阿瑟犹如一只骄傲的公鸡，率领着全副武装的骑兵和步兵，外加6辆坦克，对政府大楼门前进行清理。但他违背了胡佛总统的命令，私自带兵驱赶了阿那卡斯提亚平地的示威者，烧毁了那里的房子，驱散了那里的“讨奖远征军”。胡佛本应以玩忽职守罪开除麦克阿瑟，但他却自己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因为大批骑兵拔刀在美国首都的大街上追杀失业者的行为令美国民众大为震怒。

社论和漫画把胡佛总统描述成对美国民众的疾苦漠不关心的专家政治论者，街角和小巷到处可见受苦的百姓，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美国经济跌进那深不见底的大萧条的深渊中。

尽管胡佛提高了税收，1932年的政府赤字还是高达27亿美元，税收只有19亿美元，这是美国和平时期有史以来的最高赤字。那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580亿美元，只占三年前国民生产总值的56%。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23.6%，但这个数字并不可靠，因为上百万人只是兼职或者拿着超低的薪水。1932年，人们的工作小时总数比1929年整整低了40%。又有1 453家银行倒闭了，由此，大萧条时期破产的银行达到了5 096家，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1929年，美国的银行存款和流通货币的比率是11∶1，到1932年，这个比率降到了5∶1，原因在于破产的银行太多，人们对很多银行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道琼斯工业指数降到41.22，比三年前下降了90%。与1896年的指数相比，高出不到1%。

到那年秋天，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国库券的利率都成了负数。那些一年内到期的国库券折现销售，按面值兑现。但1932年秋天，很多手头还有投资资本的人想投资所有投资项目中最稳妥的一个——售价高于面值的短期国库券。

与胡佛竞争总统宝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很多方面，不仅仅是政治上，都和胡佛差别很大。胡佛家境一般，出生不久就父母双亡；罗斯福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受到父母的宠爱。胡佛比较害羞，有时显得呆滞，只有在他的小圈子才会活跃起来；而罗斯福很外向，魅力四射，非常自信。胡佛无论智力还是学识（这两个绝不是一回事）都很高，具有工程师的逻辑思维；罗斯福长大后很少读书，但有很强的直觉。

正如霍姆斯法官所说，如果说罗斯福只有二流的学识，那么他就具有一流的品质，他那无可争议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他那乐观向上的情绪总能感染他人。

1932年的选举胜败关键不在各自的提议。事实上，罗斯福抨击胡佛没能平衡预算，但两人在危机的解决方式上并没有太大差异。选举的胜败取决于个人魅力，而为四年经济灾难所累的胡佛是难以胜出的。1928年，胡佛和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前者在40个州中获胜；而1932年，他和罗斯福竞选总统的时候，只在6个州胜出。痛苦不堪的美国民众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坚信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在11月8日选举到3月4日就职典礼这段漫长的空档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罗斯福的心腹顾问之一雷蒙德·莫利提出，新政府组建之后，改革势在必行。

和欧洲民众相比，美国民众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处境。社会主义阵营（承诺平等和安全）一直是欧洲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即使到了1932年11月，美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派候选人诺曼·托马斯的支持率也不到2.2%。

挺过自北美大陆军坚守福吉谷以来最艰难的冬天，美国民众等待着胡佛任期的结束，等待着进入哈得孙河贵族政府时期。而在他们等待的过程中，局势还在不断恶化。

1932年12月到次年3月间，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12.5%，从64%降到了56%，创历史新低。大量黄金外流，有时一周就达到1亿美元。每个月平均有两万农业抵押品被没收。1933年2月14日，密歇根州州长命令该州所有银行关闭8天，以防止经济危机继续破坏残存的州银行体系。

第二天，美国人民最后的希望也几近破碎。罗斯福坐着他荷兰邻居文森特·阿斯特家的游艇在佛罗里达水域玩了几天，回来之后又开着敞篷旅游车到迈阿密公园转了一圈，他在那里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芝加哥市长安东·瑟马克找他谈了一会儿话。这时一声枪响，瑟马克市长倒下了，而这颗子弹本来是冲罗斯福而来的。毫发无损的罗斯福鼓起极大的勇气，镇定地把受伤的市长迅速送往医院。

这场始于密歇根（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州之一）的银行恐慌如野火一般蔓延到整个美国。发了疯似的储户大喊着要求拿回自己的储蓄，把各地的银行围得水泄不通。各州政府纷纷效仿密歇根，命令银行关门。3月4日，32个州的银行全部关闭，6个州银行的金库中的储备也所剩无几。只剩10个州的银行正常运行，但州长严格限制提款，得克萨斯州规定每人每天最多取10美元。罗斯福就职那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那天上午不开门，而且也没有说哪天恢复交易。

随着美国银行和第一股市交易所相继关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17 “资本主义又复活了”

如果对人的心理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这一说法表示怀疑的话，在看过罗斯福政府最初几个措施的实施效果之后，所有的质疑会彻底消除。1933年3月4日星期六，上百万的人在听收音机，罗斯福正在发表就职演讲，这篇演讲将对以后产生深远的影响。演讲第一段的几个词迅速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首先，我坚信，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让我们化退却为前进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缺乏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这次演讲对美国人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白宫在演讲结束后的第一周收到了45万封来信和卡片。胡佛时期只需一名书记员来处理白宫邮件，而罗斯福时期则增加到70名。

第二天，罗斯福为下一周周四的到来召集国会开特别会议，并发出一个强制性命令——根据“一战”期间通过的颇有争议的《对敌贸易法》的规定，关闭全国的银行，与主要银行家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主要人员还是胡佛时期的财政部成员和银行家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夜以继日地准备紧急复兴银行法案。

3月8日星期三，罗斯福召开了第一个新闻发布会，125名记者挤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在他结束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的时候，记者们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美国人民，包括记者在内，都希望罗斯福可以获得成功，而他确实做到了。

星期四，下午1点，银行提案交到众议院。38分钟之后，在一片欢呼声中，议员们读也没读就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参议院也批准了该提案，只有7人（全部来自农村地区）投了反对票，罗斯福晚上8点36分签字，提案生效。

该法案授予罗斯福调整银行系统和外汇的权利，并规定3月13日星期一全国银行重新营业。3月12日星期天，他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用高贵、亲切、舒心的语气告诉观众：银行明天重新营业，把钱存进银行比放在床垫下更保险。

人民相信他。第二天，大量货币和黄金开始流回银行系统。美国经济的心脏又开始跳动，雷蒙德·莫利骄傲地说：“资本主义在8天之内又复活了。”

百日新政

由于推翻皇帝统治的人民对行政权力充满恐惧，罗马共和国宪法规定必须有两名执政官，任期一年，并且每天要轮流管理政府和军队。但罗马人意识到，这样一个体系在紧急时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宪法规定，在必要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连续6个月拥有绝对权力。那么，这个临时官员就被称为独裁者。

就职演讲之后的头三个月，也就是所谓的“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是美国的独裁者，独裁者在这里是褒义的。

这段时期，通过并签字生效的法案多得令人吃惊：

3月9日，罗斯福签署了《紧急银行法》。

3月20日，罗斯福签署了经济法案，重组政府，削减退伍军人的薪水和退休金，在当时的华盛顿，这也许是最有力的措施——减少了5亿美元的支出。

3月21日，罗斯福签署了平民资源保护队重新造林救济法案，在建设和环境项目上雇用近25万名年轻人。

3月22日，罗斯福签署了啤酒白酒税收法案，规定啤酒和白酒的酒精含量不得超过4%，并对酒业征收重税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4月19日，罗斯福宣布废弃金本位，黄金不再是合法货币，全部回收国库，禁止市民持有金银。第二年，他将美元贬值，使得一盎司黄金从20.66美元上升到35美元。

5月12日，罗斯福签署了《联邦紧急救济法》，为各州提供高达5亿美元的资金以救济失业者。

5月12日，罗斯福还签署了《农业调整法》，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限制生产，为农业再提供抵押资金等措施救济农民。

5月18日，罗斯福签署法案授权建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通过建立水坝为7个州供电。

5月27日，罗斯福签署了《联邦证券法》，要求为投资者披露所有重要信息。该法案是联邦政府对证券行业的第一次规范。

6月5日，国会一致通过决议取消各种合同中要求用黄金支付的条款。

6月6日，罗斯福签署了《全国就业法案》，成立美国就业服务中心，和各州职业介绍所一起帮助失业者找工作。

6月13日，罗斯福签署了《房主再融资法案》，成立房主贷款公司。该公司被授权发行20亿美元的国库券以帮助非农房主持有财产。

6月16日，罗斯福签署了《1933年银行法案》，获得国会支持后就成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它改革了美国的银行制度。

6月16日，罗斯福还签署了《农业信用法案》，以帮助农业抵押再融资。

6月16日，罗斯福还签署了《紧急铁路运输法》，以增加联邦政府对铁路和铁路持有公司的约束。

6月16日，罗斯福还签署了《全国工业复兴法》，成立全国恢复管理局，该管理局通过一系列的企业联合来防止过度竞争。

按照定义，萧条是指经济紧缩时期。罗斯福的“百日新政”为1929年早期的经济紧缩画上了句号。在总统的个人魅力、果断的行动和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的感召下，美国人民开始重新对经济和国家充满信心，经济开始复苏。1933年是华尔街20世纪业绩最好的一年，尽管基础还是很薄弱。道琼斯指数升高了60%，一些经纪行又开始招聘员工。

美国离繁荣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发展的前景是确定无疑的。1933年，若不考虑通货膨胀的话，国民生产总值是自1916年以来的最低值，只有556亿美元，第二年升到了651亿美元，到1937年达到905亿美元。1933年之后的4年间，货币供给和批发价格以10%~12%的速度增长。而一直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在1937年降到了14.3%。很多复苏的经济行为都是由兼职人员完成的，因而对新的全职员工的需求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常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长期的失业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孩子们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拿到高中学历的学生增加了一倍，拿到大学学历的学生增加了50%。到1940年，23岁的年轻人中大约有8.1%持有学士学位。）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百日新政”早期，受影响最大的是银行。随着萧条的加重，这一行业濒临崩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加强了联邦储备系统对全国银行体系的控制，敦促更多的银行，比如联邦储备银行实现合法化，而且授权联邦储备系统通过设定最低保证金来限制华尔街的投机活动。

1935年，《联邦储备法》进一步强化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权力。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之前被称为总裁，如今改称主席。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改称总裁委员会，成为此后的核心权力机构。委员会中每个成员的任期都是14年，主席将从其中挑选，任期4年。为了保证独立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50年前就强调了这一点，除非有特定的原因，不得随意解聘委员会成员。

作为调整银行系统和利率的一个主要工具，公开市场运作集中到华盛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手中，而不是分散到12个地区银行中。委员会包括7个总裁委员会成员和5个来自地区银行的成员，其中有一个必须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还被授权为成员银行设定最低保证金，这是控制利率和货币供应的另一项有力工具。

自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搞垮美国第二银行的99年来，美国第一次重新拥有了功能完整、握有实权的中央银行。美国为央行空白时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无法在中央银行这个神秘的领域成为专家。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推动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存款保险公司，确保加入体系的银行（只有联邦储备成员银行要求加入）的每个存款账户保险费达到5 000美元。自1809年第一家银行成立，银行挤兑就成了美国经济的梦魇，而如今，这个梦魇永远地成了过去时。罗斯福曾担心这个让银行家不必担心存款人资产消失的体系会带来“道德危险”，但他相信取消银行挤兑是值得的。从那以后，美国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银行挤兑，但在罗斯福去世后，历史证明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国家银行在总部所在州内设立分行——如果该州允许设立分支银行的话，这大大加强了国家银行的权力。这些银行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多元化，可以增强抗击当地经济波动（如当地大公司的一次大规模解雇）的能力。不幸的是，改革还不够彻底，设立州际分行没有被批准，这限制了银行的规模和资源。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要求储蓄银行和投资银行必须分离，大大削弱了那些最大的、财力最强的银行的实力，例如，摩根财务公司仍旧是储蓄银行，从中分割出经营投资业务的摩根士丹利公司。

20世纪头10年，美国的公司在规模和利润上有了很大提高。在融资和兼并方面，它们对华尔街的银行依赖性降低，反而开始利用自身积累的资金和证券市场。因此，此时的摩根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不如20世纪之交那个时候。《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大大削弱了摩根和其他类似的银行。

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分离是必要的，因为二者的结合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而这将使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危机恶化。实际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明显，几年之后，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提出人（实际上也是20年前联邦储备系统的创建者）意识到这个分离是个错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提案获得通过要比取消它容易得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个提案用了比出台多60年的时间才最终废除。在这之后，银行才最终获准开设州际分行。

经过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改革，美国银行系统变得稳定，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但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体系，在州和联邦层面上，很多协调机构相互交叉，而且该体系要求建立更多的银行。尽管经过上千次合并，美国2003年仍然存在7 000多家相互独立的特许银行，这比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银行的总数还要多。

华尔街这些年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它遭遇的抵制比银行业要多得多。抵制首先来自理查德·惠特尼——拯救黑色星期四的英雄。1930年他担任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之后是一系列的国会听证会，尤其是大律师费迪南德·皮科拉的听证会，反映出华尔街的运作方式存在很多问题。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董事会拥有的私立机构。尽管交易所长期以来都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运作的唯一目的是为那些董事们获取利润。那些维持交易所正常运作的经纪人们拥有了解股市走向的优先权。场内交易人也是会员，但他们主要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交易，由于他们可以进入交易大厅，他们也可以获得内部信息。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经纪人和场内交易人联手控制股票——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操纵”——来榨取不知内情的股民。

只要股市繁荣，交易所就没有什么改革压力，但股市崩盘之后，改革的压力随着谴责的增多而增大。华尔街很多人都欢迎或致力于改革，特别是那些从事日常零售业务的经纪人，因为他们的业绩主要取决于公众。

而那些从现状中获利的人，例如经纪人和主要投资者则极力抵制改革。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和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时期的局势有些相似。所谓旧势力的领导人理查德·惠特尼宣称“交易所是完美无缺的机构”，但即使在引入几项改革之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机构。其中一个改革是禁止经纪人购买他们负责的股票或向朋友们透漏内部信息。

罗斯福所要求的改革远不只这些。1934年，国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监督股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一届主席是约瑟夫·肯尼迪。这绝对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肯尼迪乃是20世纪最成功但也是最无情的投机者之一。《新闻周刊》杂志讽刺说：“肯尼迪先生，昔日的投机者和巨资操纵者，现在致力于抑制投机行为并杜绝巨资操作。”参议院担心任命了一只狐狸来看护鸡窝，于是他们将任命推迟了6个月，以便观察肯尼迪的表现。

肯尼迪太机敏了，也太富裕了，他竭尽全力要得到这个职位，并且非常成功地得到了参议院的认可。6个月之后，参议院在没有讨论也没有否决票的情况下批准肯尼迪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肯尼迪当然知道华尔街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认为首要任务是结束所谓的资金罢工，即受重创的保险银行不愿意再承担任何保险。

肯尼迪16个月后辞职，第三任主席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后来做了30多年高级法院大法官）上任并对华尔街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他从惠特尼那里获得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帮助。惠特尼1935年离开纽约证券交易所之后，仍然留在总裁董事会，并成为华尔街最优秀的经纪人。他曾经告诉他的继任者：“对于上百万股民来说，我就是证券交易所。”

惠特尼生活奢侈，在东72街买了一幢房子，在新泽西买了一个大农场，他经常在那里猎狐——这是最昂贵的运动项目之一。他还是数家俱乐部的会员。当年平均资本收益大约为700美元的时候，他一个月的开销就达到5 000美元。不幸的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尽管他的经纪公司拥有像摩根银行这样的客户，但实际上赚不了多少钱。他的投资总是赔钱，只好向朋友和熟人借钱来维持生计，特别是他的哥哥，乔治·惠特尼，摩根财团的合伙人。

当这一切都还不能平衡他的开支的时候，他开始瞄准自己的客户、俱乐部，甚至妻子的基金。正如所有挪用公款者一样，他也难逃厄运，1938年3月7日，证券交易所终止交易并宣称惠特尼及其公司停业，因为“违背了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

华尔街金融机构听闻这个消息，大为震惊。当时极左的政治杂志《国家》高兴地评论道：“如果摩根在神圣的圣约翰大教堂偷善款被当场擒获的话，那将是令华尔街最难堪的事情了。”

4月12日，6 000人出现在中央车站，观看戴着手铐的惠特尼登上去往纽约州新监狱的火车。与此同时，威廉·道格拉斯接过惠特尼留下的烂摊子，采取果断措施。当年年底，证券交易所的体制焕然一新，新体制开始考虑公众利益。总裁成了拿薪水的雇员，而不是股东成员。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审核，会员不允许利用差额买卖股票。债务与资本的比率降低，经纪公司更加稳定，从而可以在市场行情下滑时存活下来。

更重要的是，短期交易只能报升——也就是成交价格必须比上一个交易高。这是结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熊市占上风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助于减轻市场的恐慌程度。20世纪30年代末，华尔街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之后10年要实施的股票交易改革。

即便最高法院将第一次新政的大部分内容作废，但美国政治还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民主党在最能干的美国政治家领导下成了执政党。1932年大选之后的62年间，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除了1947~1948年和1953~1954年这4年。1936年大选（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滑坡时期中赢得了46个州的支持）之后，共和党在国会中只有16个参议员和89个众议员。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开始稳定增长。1929年，政府支出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940年达到了9%以上。同时，国债从国民生产总值的16%膨胀到50%，是迄今为止和平时期的最大增长幅度。结果，联邦政府预算成为一种调节工具，在需求不够的时候为经济提供推动力，在经济下滑时提供拉力。自“二战”以来，失业率只有一次超过10%，而且时间非常短暂。

国家财政中心发生了根本的、永久的变化，在大萧条发生以前，平衡预算和偿还贷款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财政任务。1933年之后，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从某些方面来说，成了唯一的任务。另外，政府成为保证国民生活水平的最后保障。

这就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将不断增加。美元国债不会再大量减少，尽管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会有很大改变。1933年之前，年度预算有2/3的时间都是保持盈余，1933年之后只有16%的时间预算处于盈余状态。

最重要的是，尽管新政中有很多举措并不成功，很多经济原则并不符合长远利益，但新政总体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自从实施新政以来，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加富裕、经济上更加安全、更加公平的社会，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美国从来没有发生颠覆新政的政治行为，尽管其中有很多糟糕的理念（例如让美国经济组成卡特尔联盟）已经废弃或改革，因为民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变革过程。

用理查德·尼克松的话说：我们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政者。

当高级法院废弃了绝大多数早期新政方案，一些项目，如著名的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的效果并不理想，现实的罗斯福政府开始尝试新的项目。1935年，罗斯福政府启动所谓的“第二次新政”。该新政呼吁完善社会保障、深化银行改革、拓展更广泛的劳工项目（包括公共事业振兴署）、增加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包括对拥有5 000万美元财产的人征收财产税，这只有极少数家庭可以达到）、保护有组织的劳工利益（这有助于工会组织工人）。

这些新政改善了美国的工作环境，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工作环境，而制造业是当时美国经济的核心。劳工关系的改革在胡佛政府时期就已经展开，如今也被当作新政的功劳。1932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把禁止工人参加任何工会的“黄狗”契约变成非强制性的；同时禁止出台任何阻止工人罢工和示威活动的法令。但组织有序的劳工在大萧条期间受到了沉痛的打击。193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会员只有230万人，仅达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数量。

1935年美国政府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通常被称为“瓦格纳法”，以它的主要发起者纽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命名）。这部法令通常被看作美国劳工关系的基本法。该法案确保工人加入工会的选择权和联合起来与雇主进行谈判的权利。此外，还包括一个不平等劳工行为列表，明确规定公司禁止采取这些行为（但没有指出工会不许实施的行为）。该法案设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来管辖劳工市场并对选举进行监督。不久，很多产业都模仿瓦格纳法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美国政府很久以来几乎都是本能地站在了管理者这一边，如今却坚定地站到了工人这一边。随着一家家工厂拔地而起，暴力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但比19世纪晚期的劳工暴力好多了。亨利·福特，这位19世纪的老人曾强烈反对工会组织，可是1939年他也不得不和沃尔特·鲁瑟以及汽车工会进行谈判。

在接下来的6年中，工会会员增加了一倍多。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35%的工人加入了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同业工会会员发展迅猛，但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因为他们最需要通过工会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产业联合会1937年在矿工工会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的领导下成立，1941年拥有270万会员。

第二次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提议扩大电的使用范围，某一特定地区的供电成本——按照额定功率和线路计算——几乎是相同的，不管那个地区是人口密集还是人口稀少。因此，如果人口密度低于某一特定水平，供电服务的成本必然会比较高。近几十年来，有线电视的不规则分布正是出于同样的经济考虑。

由于私营企业无法向大部分乡村供电，罗斯福于是建立农业电气化管理局来实施这一项目，该管理局成立了公有的、非营利性质的电力公司，为那些无电地区供电。1935年，农业电气化管理局成立的时候，美国10处农田中只有两处能用上电。十多年之后，达到了10处有8处通上了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这些农场的经济生产力（并且促使更多的工人从农业流动到其他行业），也同样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水平，为当地居民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便利，因为农民可以通过收音机和电话与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而这些都要通过电线来实现。

1937年，联邦储备系统出于各种技术原因，开始利用新近被赋予的权力大幅提高银行最低保证金要求。同时，罗斯福总统开始减少公共工程支出，平衡预算。结果萧条再一次发生。第二年，失业率回升到19%，而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6.3个百分点，经济循环的波峰低于前一个波峰，也就是说1937年的经济局面还不如1929年，这是美国经济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经济复苏已有4年的时间，但用萧条（depression）来形容20世纪30年代并不为过。因此经济学家把萧条期间出现的新萧条称为“衰退”（recession），从那以后经济下滑就用这个词来描述，而“萧条”则用来特指20世纪30年代那段黑暗的日子。

1938年，美国经济再次复苏，但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到1940年晚期还高达14.6%。最后挽救美国经济的不是新政，而是战争。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描述的和平实际并不和平，而只是20年的休战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惨痛的一场战争与死亡人数以及财富消耗程度更加惨重的另一场战争之间的空白期。

随着血流成河的20世纪的第一场大战结束，当不再有炮弹投下的时候，那些地缘政治大国将以美国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第五部分｜
一场新经济革命

暴政，和地狱一样，很难征服。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美国危机》，1776

自罗斯福新政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工业技术、政府的财政政策以及施政方针都出现了革命性飞跃。从西奥多·罗斯福到伍德罗·威尔逊再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几任政治改革者认为只有重新分配财富，穷人的状况才能得到改善。“二战”前改革者的基本立场正逐渐隐去。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100年前描绘的阶级斗争已经被一连串大事件所超越。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64

希望不用等好多年，人脑和计算机就能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伙伴关系能够让人类以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

——里克里德尔（J. C. R. Licklider），1960

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12月29日，在一次炉边闲话中，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让美国成为“民主制度的强大兵工厂”时，他第一次使用了这个后来将会一直被沿用的词。

当1939年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发誓要援助波兰之后，9月1日欧洲大战爆发了。美国民众纷纷痛斥纳粹德国的卑鄙无耻，但是又一致地认为美国应该远离这场战争。很多报纸，从持共产主义立场的《工人日报》到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旗下的报纸都是立场鲜明的孤立主义者。孤立主义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明确地在立法上反映出来。1934年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财政部向那些无法偿还先前贷款的国家提供新的贷款，当然这个黑名单中包括英法两国。1939年11月4日，国会通过了《中立法》，只允许别国以“现金–现取”的方式向美国购买战争物资。

7个月后，在纳粹德国的猛烈攻势下，法国沦陷，英国顿时孤立无援。1940年的夏天，不列颠之战后，德国发现无法击败英国皇家空军获得制空权，因此无法穿越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于是试图通过闪电战迫使英国投降，并且切断英国在大西洋上的贸易生命线。这一计划眼看就要得逞了。卢迪亚·吉卜林几十年前就说过：

你吃的面包、啃的饼干

吮吸的糖果、切着吃的大块的肉

你们平日所有吃的东西都是用我们的大汽船送来的

如果有任何人阻挡我们前进，你们就会饿死！

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远远超过德国海军，但是十分缺乏护航舰来保护船只免受德国潜水艇的袭击。早在1940年5月15日，英国新任首相丘吉尔为了逃过此劫，用无任何外交辞令的坦率讲出需要美国帮助的地方，“我们急需的东西有以下这些：第一，购买40或50艘贵国款式陈旧一些的驱逐舰的贷款……第二，我们需要几百架最新式的飞机……第三，高射炮和弹药……第四，需要从美国购进钢铁，还有其他一些材料。支付美元的周期最好能尽量拉长一些，但是万一我们到了再也拿不出钱的时候，你们也要给我们一模一样的东西，到时候我应该感到这是理所应当的。”

罗斯福意识到美国本土的安全也危在旦夕。他知道美国倚仗广阔的大西洋，德国对它构不成立即的威胁。但是同时，罗斯福很清楚地知道，德国这个拥有丰富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旧大陆霸主、此时风头正劲的纳粹国家在不远的未来将会对新大陆的和平和自由构成致命的威胁。罗斯福总统感觉到英国必须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拖住纳粹德国，守住防线，给美国留下时间重整军备，让美国民众都明白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

收到丘吉尔信之后的第二天，罗斯福现身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要求补充13亿美元的国防拨款，这笔开支对于那一年的总联邦预算来说，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款项。他同时提出“一年至少生产5万架飞机”的要求。

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还很微不足道，全军总共只有大约30万名士兵——比南斯拉夫的士兵还要少，而且武器装备也很缺乏。新招募的士兵常常用扫帚柄而不是步枪操练。美军的装备常常陈旧到连陆海空军总司令马歇尔将军都觉得美国军队充其量就是“三流国家的军队”。美国海军的规模与英国一样，但缺乏进行演习的弹药，而且大部分海军装备都因年代久远而不可靠了。

1940年9月16日，国会批准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和平时代草案。年龄介于20到35岁之间的1 640万成年男性被登记在案。这项法案要求在1941年训练120万名士兵和80万人的预备役。但是其中特别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到西半球以外的地方服役，而且他们的服役期不应超过12个月。

想要国会和公众批准增加国家军事戒备要比批准援助英国容易得多。距离1940年大选仅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罗斯福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同意向英国运送50艘驱逐舰，从而换取英国在新大陆属地的50年租借期。

更重要的一点是，罗斯福开始制定一项“全面援助而不参战”策略，他告诉民众这是避免战争最好的办法。

在罗斯福发表“民主制度的强大兵工厂”的谈话的时候，英国的金融状况已经陷入绝境。英国的美元和黄金储备即将耗尽。11月23号英国驻美国大使洛锡安勋爵在从英国返回美国的途中，对那些接机的记者们直截了当地说：“伙计们，英国一个子儿都拿不出来了。我们需要你们的钱。”

在罗斯福1941年1月6日写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声明他的政策旨在保护人类的言论信仰自由以及远离恐惧和贫困。他提出了很快被称作“租借法案”的建议。一个月后，丘吉尔对他“租借法案”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无狡猾地说：“给我们工具，我们可以把活儿干完。”罗斯福几天前平淡但却不失狡黠地将租借比作借给家中失火的邻居一根花园浇水管，将火扑灭之后，希望将管子收回。

国会经过一场激烈的全国辩论之后，在3月11日通过了《租借法案》，拨款70亿美元。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向同盟国提供的租借款项已经达到50 226 845 387美元。丘吉尔将这一法案称为“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最纯洁的法案”，当然它也是文明的利己主义的鲜有的例子：不仅帮助了同盟国有效地抗击德日，而且在“二战”之后，它也没有变成巨额的无法偿还的债务，不像“一战”结束后对战后美国的影响那么大。

英国还是极度缺少护航舰，1941年的大西洋之战更是显露出要输给德国的迹象。罗斯福在公众舆论和国会的多重限制中来回周旋。美国的战舰没有袭击德国潜艇，美国的善意已经通过飞机和轮船传达给英国人。罗斯福到处散播不允许把美国军事人员派出西半球的信息，只是宣布格陵兰和冰岛为西半球的一部分，并派出飞机在那边巡逻。

美国慢慢地加入到保卫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行列中来。美国军舰格瑞尔9月4日在冰岛海域遇袭。“鲁本·詹姆斯”号军舰10月30日被一颗德国鱼雷击沉。但是孤立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势力还是很强大，8月18日义务兵役制法案以203∶202的1票优势在众议院通过。

为美国“生产力”干杯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的早晨，当日本的航空母舰突袭重创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之后，“孤立主义”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不见了。第二天早晨，美国国会向日本宣战。12月11日星期四，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

日本陆海空三军在接下来的6个月当中对太平洋地区进行了无情的蹂躏，占领了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半岛、新加坡、所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缅甸，并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虎视眈眈。大西洋上，德国潜艇在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民众的眼皮底下，击沉了无数艘美国船只（在实行灯光管制之前，潜艇经常利用岸边的灯光来定位他们的牺牲品）。在北非，德国军队迫使英军向苏伊士运河撤退。苏伊士运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它是地中海的咽喉，另一方面对于阻断德国从中东输出石油至关重要。在东欧，德国国防军正向苏联的纵深地带挺进。

美国、苏联和英帝国强大的人力储备提供了战争必需的全部军事人员。但是美国和它处境艰难的盟友如果想要赢得战争，就必须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强大兵工厂”。

美国确实这样做了，最终实现了其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惊人成就。1942年的前半年，美国政府签发了1 00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总价值超过194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生产出6 500艘军舰，296 400架飞机，86 330辆坦克，64 546艘登陆舰，3 500万辆吉普、卡车以及其他运输工具，总重达5 300万吨的货船，1 200万支步枪、卡宾枪以及机枪，4 700万吨炮弹，重达数百万吨的制服、靴子、药品；此外还有其他1 000种现代战争所需要的物资。

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战斗武器比整个意大利还要多，到1944年，其密歇根州的柳木厂以平均每63秒钟一架的速度生产轰炸机。起先连船只都搞不明白的亨利·凯泽后来把汽车大生产技术运用到了造船上，由此减少了生产一艘自由轮——运载7 200吨和3万个部件的标准货舱——的时间，从244天减少到42天。战争期间总共生产了2 710艘自由轮，用罗斯福的话来说，“这对全世界的人民的解放来说是个不小的贡献”。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约瑟夫·斯大林提议为“美国生产力”而干杯，因为“没有美国生产力，就没有战争的胜利”。

美国一夜之间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中央计划国家，顺利取得了令人敬畏的工业成就。中央计划体制在消费者经济时代效率非常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者对产品没有发言权），但中央计划体制在战时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罗斯福当初建立战时经济制度的时候，就依赖于“字母汤”（alphabet soup） [1] 。新政就是靠这个出名的。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NDAC）、供应局（OPM）和供给配置董事会（SPAB）于1941年诞生，但彼此之间的协调工作非常不尽如人意。另外，海军和陆军（1947年才包括空军）继续各行其是，坚决抵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干涉。随着美国经济再次繁荣（1941年，失业率自1931年以来第一次降到10%以下，而且继续下降），美国公司也不再唯华盛顿马首是瞻。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让总统意识到需要采取其他行动了。1942年1月初，他召来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此人曾任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年薪7万美元，而现在为政府工作，年收入仅1.5万美元。罗斯福告诉纳尔逊，想让他负责战时的物资生产工作。

纳尔逊回答：“如果我说了算，我将全力以赴。”

总统承诺他：“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纳尔逊、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总统讨论成立新机构来接管以前机构的职能，纳尔逊提议将之命名为“战时生产政府”。但罗斯福马上意识到其首字母缩写是WPA（公共事业振兴署的缩写），因此决定改为“战时生产委员会”（WPB）。

纳尔逊回到办公室，起草了一个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行政命令，该命令赋予委员会足够的权力，以便让美国经济成为战争机器，此命令还赋予他这个主席足够的权力，以便他可以让委员会有效发挥作用。总统签署了这条命令，夸张点儿说，纳尔逊成了美国经济的首席执行官。

纳尔逊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纳尔逊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汉尼拔，获得化学学士学位，本计划再拿个博士学位，但却在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一待就是30年，后来进入政界，从此仕途一帆风顺。

20世纪30年代，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货品大大丰富，把商品编排成10万多种类型进行销售，商品种类从帽子别针到活动房屋（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有一次开玩笑地说，向苏联证明资本主义体制优越性的一个途径是用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目录轰炸苏联）。很多年来，纳尔逊在西尔斯的工作就是了解零售和目录业务需要什么商品、找出最佳销售人选、监督商品按所需的时间到达所需的地点，这为他担任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一职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因为纳尔逊对美国工业的每个领域、发展程度和范围已经了如指掌。

纳尔逊认为战时生产委员会面临着三大任务。第一，从服务部门和同盟国那里调查可让战争取胜的必需品；第二，列出国家手头持有的原材料和工业资源清单；第三，找出填补供需差距的途径。

战争期间最短缺的是橡胶，大部分是由东南亚的英国加工厂提供的，这些工厂早已被日本的铁蹄所践踏。人们从亚马孙热带雨林中收集原始橡胶，20世纪早期被种植园摧毁了的这种产业再次兴起，人们还种植了几种适合美国生长的橡胶，但当时真正力挽狂澜的是合成橡胶。1939年，美国橡胶产量少得可怜，1945年，杜邦和其他几家公司的橡胶生产量达到82万吨，尽管这满足了战争需要，但却满足不了国民需求。战争那几年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漏了气的车胎和打了无数补丁的内胎。

轮胎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三周就开始实行定量配给了，是实行定量配给的第一种产品，很多橡胶产品在战争期间根本无法从市场上买到。实际上，大部分工业品都是如此，例如冰箱和汽车。1943年到1945年，美国汽车工业只生产了37辆汽车。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启动了13个定量配给项目，涉及多种稀缺资源，包括汽油、糖、咖啡、黄油、动植物油、石油、牛肉和鞋。但定量配给形势最严峻的当属英国，因为英国有很多产品需要从大西洋交通要道进口。

纳尔逊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决定哪些产品可以优先生产、哪些产品可以延后。空军需要一种飞机，海军需要另一种，而二者都迫切需要，但战争早期根本没有足够的铝来生产所有的飞机，那么，就由纳尔逊决定先后顺序。

战时生产委员会包括几个“工业分支”，每个分支负责一个具体产业，要求精确了解该产业中每个工厂的生产能力、生产现状、生产计划和库存状况。这些数据要呈报给从总体上负责材料、配置、生产和采购决策的机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生产设备和材料的分配经过权衡，审批通过的就可以优先生产，并连同必要的原材料一起送到相应厂家进行生产。1942年年底，战前生产委员会成为华盛顿最大的战时政府机构，拥有2.5万雇员，该委员会每天耗费的纸张足够出一份大型报纸的了。

战争的洗礼

194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997亿美元，1945年达到2 119亿美元。即使考虑25%的通货膨胀率（通过紧缩战时工资和控制价格进行调控），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上涨了56.3%。

同时，失业在本质上已经不复存在了。20%的男人穿上了军装，上百万工业岗位被女性占据，即所谓的“女子铆钉工”。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1/3的劳动力是女性，她们几乎挤满了各行各业，从牧牛工到伐木工人。最初在政府压力下，产业公司开始对女性进行焊接和起重机操作方面的在职培训，而这些职业以前只限于男性。

战争还促使大量贫穷的黑人家庭从南方移居到北方工业城市，这在“一战”期间就开始了。战争的经济需求所带来的这两个结果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几十年后才开始显现出来，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再一次为大多数人提供了经济发展机会。

国家只要发生战争，政府税收和支出就会急剧上升，政府年度支出在“一战”之前从没有高于185亿美元（1919年）。而战争发生以后，年度支出从没有少于330亿美元（除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之间的5年，其他年度支出从没有低于600亿美元）。

国债随着支出而上涨，战争之前才430亿美元，而1946年达到了2 694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30%，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历史纪录。债券也成了为战争融资的工具，但个人购买只占1/4，余下的都由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买走了。商业银行1941年持有的国库券还不到10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已经达到240亿美元。

美国通过税收获得的资金占到战争支出的45%，比“一战”和南北战争时期都要多。1942年通过的税收法案改变了联邦税收体系，以前收入所得税的主要征税对象是中产阶级和富人，1942年只有400万美国人交税。随着新税收体系的实施，免税标准从1 231美元降到了624美元，1 700万美国人都要纳税，“从乡村俱乐部……到铁路沿线”。战争结束的时候，随着美国工薪阶层的壮大，有4 260万美国人交纳收入所得税。同时，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率迅速提高到94%，个人所得税史无前例地超过企业收入税，战争末期前者甚至是后者的两倍。

1942年的税收法案对收入所得税进行了另一项重大而永久的变革：扣交。以前人们每年交一次税，现在，所得税直接从工资卡里扣掉，这十分有助于财务部的现金流通，同时，一旦扣交成为一种惯例，还将有助于平息国民对征税的抵触。

尽管联邦税收增加，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也很严格，但是百姓手中还是有钱了。由于大部分物资生产都用于战争，除了必需品，其他用品很少能买到。因此，多余的钱就存进了银行。1940年，美国的个人储蓄额达到了42亿美元，和1929年持平。接下来的5年中，个人储蓄达到了1 375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钱被用于储蓄、购买保险、政府债券和还债，很少有人把钱投到华尔街，尽管企业利润确实不少，但人们对于1929年30年代早期的那段低迷景象还记忆犹新。

要不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急需雇工的企业早就开始用高工资来争夺劳动力了。既然不能这么做，他们就通过其他非货币补偿的形式来竞争。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最初开始于1929年。那时，达拉斯的贝勒大学医院为保持其现金流动顺畅，提出为1 500位教师员工提供21天的医疗护理，以替代每年6美元的医疗补贴。这种保险形式迅速流行起来，并演变为蓝十字和蓝盾计划，这些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遍布了整个医疗保险领域。

但这个模式存在重大的隐患。一方面，这是前载型（front-loaded）的；另一方面，它支付了第一笔医疗费用，而不是最后一笔。它承担了短期医疗的成本，而不是长期的。就像房子保险，只担保破碎的窗户，而不担保倒塌的屋顶。然而，在1929年，21天的医疗护理已经算很长了，考虑到那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不管病人所用的药物是什么，医疗护理的日常成本都差不多。另外，这些保险只管治疗而不管预防。

和其他保险类型不同的是，医疗保险支付账单，而不是给被保险人一个账户，由被保险人决定如何最妥善地应对现状。这导致消费者（也就是被保险的病人）无视其中的成本，而成本是自由市场最关键的因素。另外，这些保险者只负责病人在医院的治疗，入院治疗则是最昂贵的医疗形式。因此，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每天要接待大量病人，其中很多病人本可以不花多少钱就在办公室或家里治好。

医疗保险在战争前夕还不是很普遍，但到了战争末期，上百万人都成了受益人。战争之后，美国国税局打算对医疗保险征税，但国会介入，并指示国税局把这看作企业中非征税的、可扣除的商业支出（但个人所购买的医疗保险则要纳税，因为随着劳工市场的严重歪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创业）。1948年，国家劳工委员会规定，健康福利要集体谈判，医疗保险得到快速的普及。1950年，大约5 450万人享有雇主提供的健康福利，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3以上。

通过消除经济恶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医疗保险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保健革命自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内迅猛发展，医疗保险与之相互影响，结果导致了美国最大规模的经济问题。

1945年9月1日，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日本正式向同盟军投降，结束战争。至此，5 000万人死于“二战”，不仅包括士兵，更大部分是民众，这在现代战争中还是第一次。“二战”的代价是巨大的，战斗者并没有平等地来分担这些代价。

德国和日本变成一片废墟，罗斯福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战后不久从柏林上空飞过，称它为“现代迦太基”。尽管苏联在地缘政治上强大了，但人口损失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惨重，很多生产基地成为废墟。英国和法国耗费了大量军事和经济力量（据估计，英国在战争中付出了1/4的国民财富），他们伟大的殖民帝国将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美国辽阔的疆土以及其工业基础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美国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口数量也增加了不少，“二战”前它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商品产量达到世界总产量的50%。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占到全世界的80%，剩下的大部分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根据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可在各国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的美元将成为世界首要的储备货币以及世界贸易的货币基础。

美国军队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装备，其规模仅次于苏联；它的海空实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空实力的总和还要强大。美国垄断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眼中最骇人的武器——原子弹。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拥有这样强大的军事、经济优势。

最重要的是，正如80年前那场可怕的南北战争对美国人民的洗礼一样，这场大战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在付出了3 000亿美元、400 000条生命的巨大代价后，美国人保住了自己以及其他无数人的自由，他们第一次给数百万民众带来了自由。

[1] 字母汤：指一堆字母的组合。——译者注

18 战后大繁荣

起初，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都认定“二战”后美国将会重新出现经济萧条。联邦政府的开支将会大幅削减（事实上各项开支在三年的时间里确实下降了将近2/3），陆海空三军中有1 200万人离开部队，涌向就业市场，造成薪资待遇下降和失业率升高。而实际上，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渐渐到来，这说明了经济学家们都是透过阴暗不明的特殊棱镜看世界的。

政府很担心会再次出现经济萧条，所以1944年它开始采取预防措施。6月22日国会投票一致通过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罗斯福总统签字之后得以生效。表面上这个法令是为了嘉奖那些奋勇抗击德日两国的勇士和烈士，实际上，主要目的是为了放慢退伍老兵重返就业市场的速度。《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给予所有光荣退役的老兵以丰厚的补助：教育、安家补助，以及完成学业之后买房和做买卖的资助。

当这样的善意法案产生了负面影响的时候，人们总是将其解释为一种意外的结果。虽然《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老兵向美国经济世界的流动，但事实上几乎都是“意外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差不多都有利于美国的发展。

法案让800多万老兵获得了比原先更丰富的高校和技术学校教育机会。大学学历人口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因而提升了不少。1950年全国被授予的大学学位约有496 000个，这是10年前的两倍。

1945~1952年，联邦政府给予退伍军人的教育补助达到140亿美元，但是为战后经济的发展注入的人力资本却远远超过这个数。人们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看作一项“公共事业”，这一法案成为当时并不被人们所察觉的新的工业化时代经济的“伊利运河”。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还掀起一场社会革命，为很多人提供了很多以前他们鲜有了解的高层次工作，因而极大地壮大了美国的经济精英群体——原先都是一些英国人和西欧人在这里唱主角。由于美国历史上，儿童和父辈相比平均多受两年的教育，这些好处世代相传，此外，参加包括冷战在内的战争的老兵也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受益。所以，在过去的60年中，这项法案不断地为美国创造人力资本和技术生产力，使美国像几十年前主宰工业经济一样再次成为新信息经济的领袖。

另外，《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推动了美国住房条件的改革。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新建住房无法满足新增家庭60万套住房的需求，于是住房问题成为一个越来越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战”期间房屋建设工程都暂停了下来，“二战”结束后，数百万军人归来，结婚生子，美国出现了生育高峰，住房需求压力大大增加。

很多新政拥护者设想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帕克切斯特这些已经清除的贫民区原址上建造由政府建设或资助的公寓楼，或者是由政府给一定补助的私人建造的房屋，比如都市生活保险公司所有并建设的位于曼哈顿的斯图佛逊城。这些设想有很多在“二战”结束后接下来的数年中在全国各地投入建设，但是几乎每次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都是一个失败：在建设过程中很快就变成还远远不如以前贫民区的高层贫民区。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管理局提供抵押贷款，管理局起初可以担保贷款的一半，最高限额为2 000美元；后来担保限额很快就提高到贷款的60%，最高限额为25 000美元，只要在这个限额以下都可以得到担保。这样一来不用再担心贷款人还不上贷款，很多银行就愿意把钱贷给退伍军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唯一需要操心的就是买什么房子的问题了。

像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这样的企业家专门提供这种服务。莱维特在“二战”前是一个承包商，建造了好多幢独户住宅。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抵押贷款出台后，他看到了商机。“这里面就有市场，”好几年后他说，“有政府给财政补助，我们怎么会赔本儿呢？”

莱维特买下了位于拿索县郊外7.3平方英里的长滩土豆地。他的哥哥阿尔弗雷德设计了两种基本的房屋模型，“牧屋”型和“科德角”型。工业化的进程让他在4年的时间里建造了整整17 500幢独户住宅。莱维特解释说：“这等于把底特律的生产线倒了一个个儿。底特律生产线上是汽车来回跑，工人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我们的施工是工人在移动，在不同的位置完成同一种工作。”

人们可以以每月65美元的租金来租第一期房屋，也可以花6 990美元的价格买下一套来，这个价格很快就涨到了7 990美元。到了1949年就只能买房而不能租房住了。在60英尺宽、100英尺长的一块地方上，是一幢有两间卧室的水泥地房子，配有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阁楼可以改建成两间屋子和一间卫生间。周围是数百幢甚至数千幢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那里最初几乎一棵树都没有。

那些典型的势利知识分子们大为震惊。社会批评家约翰·基茨写了一本名为“大落地窗上的细缝”的畅销书，在书中对美国城市周边效仿莱维特模式层出不穷的新郊区中的居民感到遗憾，“舒适地生活在林荫大道两边绿色草坪上的两层或者三层的大家庭别墅里的尊严为他们的父辈所熟悉，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过去不了解，现在也一样。”

当然，搬进莱维特城以及数千幢仿效莱维特模式而建造的住宅中的大部分人对这类事情毫不了解。相反，他们是在市区拥挤的、无电梯的公寓中长大的，公园寥寥无几。在这些人看来，新郊区是他们住得起的天堂。

更重要的经济意义是，这种新型的住宅给予数百万新家庭的父母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房屋所有权。他们在积累自己的财产，而不是支付租金。家庭收入随着家庭成员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而上升，他们可以买房子，把旧房子的卖房款作为新房子的头期款。《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因而帮助数百万家庭拥有了他们父母那一辈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条件更好的住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资金，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基本特征的金融资产。

此外，一个家庭一旦积攒了一定的金融资产之后，这个家庭就更容易获得信贷。银行贷款以及赊购账在“二战”之前是富人的专宠；现在这两项金融业务快速地成为日常百姓生活的一部分。1951年一位名叫威廉·博伊尔的银行家曾供职于位于蓬勃发展的长岛郊区中部的富兰克林国家银行总部，他提出了信用卡的构想。信用卡有助于减少商人们在赊购交易中的麻烦和费用，让普通大众可透支各种开销，开证行对信用卡的余额收取利息获得可观的利润。

好的点子都是如此，一旦出现，传播速度就非常快，20世纪60年代信用卡不再是新事物了。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万事达卡以及VISA信用卡让信用卡业务走向全国，接着很快又走向了世界。今天大部分交易中，信用卡以及其衍生品借记卡交易正逐渐取代现金交易。信贷无处不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信用等级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关心的事情。现今一个人如果被取消信贷资格，他在市场上就寸步难行，性质和中世纪时被驱逐出教会一样严重。

新城郊发展势头迅猛，很多城市里的人口不断减少。除了纽约，1950年有职业棒球联队的各大城市（也就是美国东北部的各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少，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市中心人口的下降幅度有时高达50%。城里剩下的人口中多是穷人和未成年人，城市提供的服务常常无法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郊区人口已经超过市中心的人口，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挥着关键性影响。

华尔街的新机会

归来的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在投资房地产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进行证券投资。

华尔街目睹了商业活动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商业巅峰一落千丈的过程。1929年每天的股票交易量平均为250万股，到了1939年萎缩到100万股。1939年9月，“二战”爆发并没有引发华尔街的恐慌。华尔街和其他各处一样，股票行情表现沉闷。然而，价格和交易量连续三年持续萎缩。1942年日成交量通常只有可怜的455 000股，道琼斯指数在那年4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中竟跌到100点以下，而当时在战争订单的刺激下，企业利润飞涨。

在“二战”之后，华尔街股票的价格都滞后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了接近三倍，企业利润的增长幅度更大，1949年12月31日，道琼斯指数在200点站稳，仅为1940年该指数高点的两倍。有些蓝筹股只有4倍的收益，派发的红利刚超过8%。但是华尔街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股票经纪行业和美国经济将会呈现出新的面貌。

南方人查尔斯·梅里尔（Charles Merrill）22岁来到华尔街，当时的华尔街正笼罩在1907年大恐慌之下。1914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两年后与埃德蒙·林奇的公司合并成美林公司。（合伙的文件无意之中在两个名字之间留下一个逗号，从那以后两人就特意保留了这个逗点。）20世纪20年代，梅里尔帮助几家连锁商店发行股票。1929年早期，他准确判断出华尔街的走势，劝说他的客户们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等到1929年下半年股市大崩溃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基本上全身退出了。

由于准确地预见到自1930年开始的大萧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梅里尔把他在交易所的席位卖掉，又把自己的公司出售给另外一家经纪行——E·A·皮尔斯公司，成为那家公司的一名有限责任合伙人，但并不插手公司的日常管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梅里尔为曾经提供过担保的那些连锁商店做顾问，比如西部汽车和西夫韦百货。另外还开始考虑把开连锁店的技巧应用到股票经纪行业。

这段时间大部分华尔街的股票经纪公司都是小规模的家族式企业，他们并不把那些小储户放在眼里。所谓的研究，比如过去的研究，说好听点是无心之举，说难听点就是收集谣言。1940年梅里尔作为高级合伙人接管E·A·皮尔斯公司，美林的名字又重现华尔街。很快梅里尔就着手实行一种全新的经纪公司模式。他手下的客户经理都接受过全面的培训，把公司的一个大型研究部门收集的信息提供给客户作为参考。

1948年他开始做广告（这在华尔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普通百姓中间扩大华尔街的影响力，鼓励人们到华尔街找寻投资机会。广告讲述了买卖股票的细节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这些广告同时还带有微妙的政治意义。当杜鲁门总统为竞选1948年的那一届总统时，对“货币兑换商”使用了一个贬低性的说法。梅里尔随后在一则广告中做出了回复。他承认：“竞选活动的策略确实让我们感到有些生气。”“那是把一个华尔街大亨老妖怪拿出来炫耀一下。杜鲁门先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清楚华尔街根本不是这样，这只是个传说。华尔街就是旧金山的蒙哥马利大街、丹佛的17号大道、亚特兰大的马里亚塔大街、波士顿的联邦大街，得克萨斯韦科市的缅因街，是密苏里（杜鲁门的故乡）的独立城，在这些地方，勤俭的人们用自己的钱投资买卖证券。”

梅里尔想要把华尔街引进缅因街的主意果然奏效了。1950年美林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股票经纪公司。1960年它的规模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的4倍，拥有54万名客户。

虽然直接进行股票投资的人还很少，但是间接投资者数量猛增。计时工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养老金保障（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是一个特例）。瓦格纳法的出台为工会坚持不懈地通过谈判来为人们争取自己的养老金保障提供了依据，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管理层也都支持实施养老金保障，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养老金制度在美国企业界得到迅速的普及。

20世纪40年代，有人向通用汽车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建议，如果把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投到股票市场中去，那么员工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美国公司的主人。威尔逊回答说：“这就应该属于他们。”

20世纪50年代由公司和工会共同管理的各种养老金基金成为华尔街的主力军。1961年当联邦预算还不到1 000亿美元的时候，未投保的养老金基金持有的股票价值174亿美元，并以每年新增10亿美元的速度进行新的投资。1924年首次亮相的共同基金在华尔街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渐渐地人们可以投资共同基金而不用自己定夺该买哪一种股票。1940年共同基金的投资额只有5亿美元，10年后的投资额是1940年的5倍，1960年达到170亿美元，又增长了接近5倍。

被严重低估的华尔街市场1954年开始上扬，2月13日道琼斯指数上升到大萧条之后的一个新高点：294.03点，这是自1930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到了6月份，股市在330点站稳，12月份的时候最终在25年之后突破了1929年9月3日的381.17点的最高点纪录，在道琼斯工业指数108年的历史中，这一次是两个指数最高点间隔最长的一段时期。不管是从经济层面还是人的心理上，大萧条的阴霾都已经消散了。

现代工人运动

“二战”之后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就业率而是通货膨胀。尽管军事订单从1945年早期的每年1 000亿美元缩减到1946年的350亿美元，受其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小幅下降，但是到了同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开始回升，自此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回顾过去，原因一目了然，受“二战”的影响，对耐用品的巨大需求长期受到压抑。“二战”期间，汽车、各种用具的制造以及房屋建设都完全停了下来，仍在使用中的汽车、设备和房屋都差不多到了使用的极限，很多已经是过度使用了。“二战”期间聚集的大量个人储蓄正好可以用来购买所需要的商品。

但是要想完成从军工产品向消费品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而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在1946年过早地结束。结果通货膨胀率暴增，是美国截至当时和平年代最严重的通胀，因为非政府开支增长了40%，而商品的供应却跟不上前者的脚步。农产品价格一个月之内就上涨了12%，到了同年底价格较最初已经上涨了30%。汽车从1942年以来几乎已经完全停产，到1946年产量达到2 148 600辆，但是直到1949年才突破1929年的最高产量。

在这个热闹的卖方市场里企业利润增长了20%，而工会要求大幅度提高小时工的报酬和利益。战时罢工禁令撤销后，罢工事件频发。1946年1月，包括汽车、钢铁、电力以及肉类加工等行业在内的全国3%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以后也没有）工人加入到工会的罢工行列中。很多人觉得劳工的力量已经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瓦格纳法案》的天平重重偏向劳工一方。

“二战”后马上就出现了这么大的经济动荡，新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难辞其咎，“杜鲁门又非圣贤岂能无过”成了国民的一个笑料。1946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打着“受够了吗？”（Had enough？）的口号，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在国会两院赢得多数席位，这是共和党那些年来的首次胜利。杜鲁门后来对这届国会有一个著名的评语——“游手好闲的第50届国会”，但是这届国会至少催生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法案：《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这一法案和《瓦格纳法案》不一样，只要不使用任何威胁的手段，它允许雇主就成立工会的相关事宜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另外该法案允许管理层自行举行内部选举，并禁止工会强迫工人或拒绝谈判，而《瓦格纳法案》是禁止管理层这样做的。

劳工手中的有力武器——间接抵制——现在已成为非法行为，另外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工厂（工人们首先要加入工会之后才能被雇用）也成为不合法机构。工厂工会（工人同意在受雇一定时间以后加入工会）的成立需经过工人投票，而且各州政府有权判定工厂工会的合法性。最明显的一点，为了平息罢工活动，《塔夫脱——哈特利法案》让总统有权实施为期80天的冷静期，政府调解人员可以在此期间寻求途径解决劳资矛盾。

当然工人们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奋力抗争，杜鲁门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声称它“令人震惊——于劳工、于管理层、于国家统统不利”。国会推翻了总统的否决。但是事情常常就是这样，立法机构意图解决的问题，“二战”之后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正在进行自我修正。1946年因为罢工总共损失了12 500万个工作日，而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每一年罢工耗费的工作日平均只有4 000万。

杜鲁门是错的：事实证明，《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对国家是有利的。劳资双方都学会了如何减少对抗，如何更好地配合来分配双方共同创造的财富。1992年，美国经济实力和劳动力都更加壮大，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已低于400万。尽管在最初通过后的20年当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常用《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作为解决罢工的依据，但是在过去25年中，它只被引用过一次。

1946年拉开现代工人运动序幕的经济大氛围正在快速地退出历史舞台。加入工会的劳工占劳工总数的比例在1945年达到顶峰—35.6%。从此以后该比例开始下降，到了1960年工会工人只占到非农业工人的27.4%，现在这一比例为14%。要不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政府职员开始成立联合组织，现在的比例比1900年的还要少。

旧工会运动的主力是制造业“人人同工”的生产线上的工人。但是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的农业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降低的同时，农产品产量还在不断增加，作为国民经济第二大支柱的制造业情况也是如此。美国自始至终致力于提高生产力、最大限度减少人力劳动的奋斗丝毫没有停歇。

尽管很多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在20世纪之交已经搬到皮埃蒙特地区，充分利用当地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在20世纪中期，南方仍旧是以农业为主，那里的工会从来就没有机会发展。《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的出台让南部很多州趁机宣布工厂工会是非法的，以此来削弱工会运动。

总是力图将劳动力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开始在这几个南方州开设更多工厂。然而南方的经济增长还存在两大阻力：一是它的夏季气候，这让外来人觉得很难忍受；二是它长期以来严酷的种族主义歧视的遗毒。

有了空调之后，第一个阻力就可以解决了。1842年，佛罗里达州的阿帕拉契科拉的一家医院建起了一个简陋但挺管用的空调系统来降温。20世纪早期，斯图尔特·克拉默和威利斯·H·卡里尔各自独立地研制出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实用空调系统。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些空调就开始用于像剧场和百货商店这样的商业大楼。1930年，一种高效、性能稳定的制冷剂氟利昂面市之后，空调的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并得到迅速普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公共场所和写字楼都设计有空调系统，为火车设计的小型空调也被安装到家里和汽车里。20世纪60年代，空调成为南部中产阶级的标准配置，而且全国各地哪里夏天热哪里就有空调。

不用说，种族主义是个更难对付的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需要南方的选票来实施他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所以不愿去改变歧视黑人的法律。他的下一任杜鲁门1946年下令整合军队，从而开始为平等而战。1954年最高法院一致通过剥下种族隔离的法律外衣——“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令“以谨慎的速度”整合学校和其他所有的公共设施。

与此同时，以牧师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为领袖的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运动开始以和平的方式反对市场和法律上存在的种族歧视。面对时而出现的血腥镇压，这场政治运动在10年的时间里不断壮大，士气日益高涨，最终在1964年第24号修正案宣布人头税是非法的，接着通过了《民权法案》。第二年《选举权力法案》也在国会得到通过。这一系列法案将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都置于种族平等的原则之下。

尽管此时争取平等权力的斗争似乎才刚刚开始，但实际上，这场战斗已经取得了胜利。南方黑人的政治权利快速充实起来，政治家都开始关注他们的利益，就连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以及斯特罗姆·瑟曼原先的立场也开始动摇起来。10年的时间中，歧视黑人的丑陋回忆以及美利坚民族人民生活中最分裂和可耻的一部分印记已经完全从美国的政体和美国人的身心中剔除掉了。

凭借巨大的经济优势，尤其是低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南方开始加快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南方经济的发展，日趋成为第一世界的经济成就，人口和其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也增长得很快。1940年以前南部的11个州只拥有全国25%的选举席位，现今已经扩大到占据35%的席位，南北方的战争最终完结。

大国间的新式对抗

庆祝欧洲和亚洲重获和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日（1945年5月8日），以及对日作战胜利日（8月15日）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甚至在“二战”尚未结束之前，苏联越来越表现出不愿意遵守一系列对战后欧洲安排的协议。1945年4月30日，就在希特勒自杀的当天，杜鲁门总统还未正式搬入白宫，就召见正在华盛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lacheslav Molotov）会谈。杜鲁门告诉莫洛托夫，苏联必须无条件执行其签署的包括自由选举在内的有关波兰的一系列协定。莫洛托夫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强硬言辞大为震惊，但这种说话方式并没起到好作用。同年年底，苏联军队牢牢控制了大部分东欧国家，没有任何退兵的意思。

1946年早春，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的战时同盟充其量只能算“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德国纳粹政权分崩离析的同时，同盟国关系也随之告吹。1946年3月15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杜鲁门总统也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很显然，大国之间一种新的对抗已经开始。“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维持了20年，但新的和平连一年都挨不过去。更糟糕的是，俱损俱亡的核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问题是如何和苏联进行对抗。美国曾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但是自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解散军队。1945年有超过1 200万的美国人在军中服役，到了1947年这一数量已经减少到200万以下。数千艘船只和飞机要么被废弃，要么被出售给其他国家。美国虽然仍旧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直到1949年9月才成功引爆自己的第一颗核弹），但当时美国也没有几颗核弹。

1947年早期，一直在帮助希腊遏制苏联势力的英国告诉美国，自己的财政状况已经无法坚持下去。杜鲁门觉得美国别无选择只有接过英国的担子，否则土耳其这些国家几乎肯定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美国决定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20世纪这第三次大国对抗（很快就有人将其称为冷战）：对抗的武器是钱而不是子弹。美国将通过联盟来遏制苏联，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它的对手，但是重点还是放在复苏、加强那些可能受到苏联影响的国家的经济上。

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向世人宣读了很快被人称作杜鲁门主义的纲领。“我相信美国必须要支持正在反抗通过武装少数派或者外来压力进行政治活动的那些自由民族。”而且他还说，美国主要的资助形式将是经济和财政的手段。

大家没什么反对意见。密歇根的前参议员、时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曾经是一名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在听取别人详细的介绍后，他告诉杜鲁门：“如果你在国会和全国人民前面这样讲，我就会支持你，而且相信委员会大多数人都会支持你。”

同年6月份，美国“二战”期间的陆军总司令、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毕业演说中提出了所谓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出色、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个政治家的杰作。马歇尔呼吁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为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一起努力，美国将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然而这一计划遭到斯大林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家的断然拒绝，但是苏联1948年早期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无意之中坚定了其他欧洲国家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尤其帮助了联邦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三国经济的重新崛起，但是马歇尔计划援助只是美国这些年对外援助中很小的一部分。1946年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当海外援助计划开始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已向其他国家提供了大约1 5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其中1/3用于欧洲各国的建设，余下的部分分别给了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地方。

拿租借条约来说，不仅它的援助金额非常丰厚（一个大国帮助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建设它们的经济，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还是开明利己主义广为传播的一个完美典范。就连那位自由贸易主义者亚当·斯密都会赞许。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美国享有高额的贸易顺差，但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都遭受重创，只有向美国出口才有钱进口。

有了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这些“二战”之后成立的国际组织的帮助，美国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在全球领域降低关税来刺激国际贸易的增长，实现互利互惠。这再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贸易在“二战”之后的15年里增长了1/6，各国的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这一增长的态势有增无减。2000年的世界贸易总额是1950年的125倍，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总额高达75 000亿美元。事实证明，自由贸易直到今天都是拉动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

“独臂”的经济学家

1946年国会通过《就业法案》，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它宣布这一法案是联邦政府实现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最大化的方针。在今天这个就业法案基本已经被大家遗忘，因为在现代人眼中，法案的宗旨已经是想当然的事情了，然而在1946年该法案则有很大的革命意义。

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都认为政府只承担非常有限的经济责任。当然，供应货币保持币值的稳定，协助各类合同的执行是政府的职责，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商业循环整体承担什么责任，就像人们不能要求政府对天气变化负责一样。大萧条以及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改变了这一切。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44年之后就成为凯恩斯勋爵）出生在英国剑桥，他一辈子将会与剑桥大学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凯恩斯师从前一时代的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1890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在业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马歇尔在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前学过数学和物理。凯恩斯自己这样描述对国民经济的看法：“彻头彻尾的哥白尼式的体系，经济领域各个元素之间通过相互的制衡和影响而得以存在。”

凯恩斯一举成名源于他1919年跟随英国财政部的代表团出席凡尔赛和会，对会议签署的和约非常愤慨，随即写了一本书，《和平带来的经济影响》，后来事实证明这本书确实很有前瞻性。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的经典之作《就业、利率和货币通论》，其中分析了大萧条的根源以及持续的原因。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们主要的兴趣方向是今天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决定价格和影响市场供求关系的多种多样的资源配置。凯恩斯感兴趣的是宏观经济学：总的供应和需求是如何影响国民经济的。他认为供求在长时期内必须保持平衡，但是就像他的一句名言中说的那样：“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去。”短期内，供求可能无法保持平衡。如果供大于求，就会引发经济萧条，如果供小于求，通货膨胀就会抬头。

凯恩斯认为政府在需求不旺的时候，应该有意保持一定的财政赤字（或是减税），扩大货币供应量，这样才能防止出现萧条。反之则保持一定的收入盈余、提高利率，政府就可以对过热的经济发展势头有所控制。经济学家很快就接受了凯恩斯的观点。首先，看上去似乎有了这些办法，他们之前所经历的一切经济灾难都可以防患于未然了，这让学术界着实兴奋了一把。

当然，凯恩斯主义同样让经济学家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凯恩斯之前政治家治国的时候，经济学家对于他们的意义无异于宇航员对于他们的意义。凯恩斯成名之后，经济学家成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关键组成部分，至于所提建议的质量和一致性则不见得可靠。作为第一个设立如此正规的经济咨询机构的总统，杜鲁门开玩笑说他需要的就是“独臂”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经济顾问们总是说：“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作为“二战”以后的头两任总统，都出生于19世纪，所学的是凯恩斯之前时代的经济学，因此他们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艾森豪威尔的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恰当地表述了凯恩斯前一代人的看法：“我认为你们光花钱是无法致富的。”两届总统在用现金支付国家债务这一点上，都将其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尽管在他们的任期内，这一比例都有所上升）。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杜鲁门政府一半的预算都是有盈余的，即使是在朝鲜战争中这两届政府的表现也是一样的。由于经济在“二战”之后的15年突飞猛进，债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大幅度下降。1946年债务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130%，到了1960年就只有57.75%了。

1961年当肯尼迪当选总统的时候，所采纳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是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在担任肯尼迪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前，谈论的就是调整国民经济。换句话说，他希望政府能成为驾驭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机器的“工程师”。海勒认为政府预算应该建立在他称作“完全就业预算”的基础之上。换而言之，如果经济正在最佳层面上运行的话，预算开支应该是未来政府的收益。如果经济状况尚佳，预算将会达到平衡；如果经济运行低于最佳层面，预算赤字就会自动地引导经济朝最佳层面发展。

金钱当然是政治活动的“母乳”。政治家一旦掌握了如何利用赤字游戏作为某种理由时，支持这种行为的政治力量就不断高涨。结果，国家债务在20世纪60年代用了10年的时间增长了1/3，这是国家债务在和平繁荣时期的第一次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经济整体的繁荣（以及不断加深的通货膨胀），债务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持续走低，到了1969年降到40%之下。

比较保守的肯尼迪通过减税而不是增加开支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为那些最高收入群体减税，从91%降低到70%。在肯尼迪遇刺不久后，减税就开始执行，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63~1966年，美国经济每年的增长速度都在5%~6%，原来的失业率为5.7%，而现在则低于4%。

在“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20年间，美国经济总量几乎翻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从3 130亿美元增长到6 18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都是根据1958年美元的价值为基础统计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依旧很低。随着收入增长，政府不断减税（或是增加政府开支），很多人预测会出现伴随着财政盈余的长期繁荣。在25年来萎靡不振、难以突破1929年高点的股票市场在1954年最终突破这一高点之后，行情持续上扬。道琼斯指数在60年代中期接近1 000点。永久繁荣的梦想曾因大萧条而破灭，在经过20年经济持续增长之后，现在似乎又再次实现。

事实并不是这样。

19 新政秩序的危机

约翰·肯尼迪遇刺之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他是一位不同于前任的总统。约翰逊比肯尼迪年长10岁，约翰逊是一个彻底的新政拥护者，他深信政府能够解决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另外，他施展的立法技巧是其他几任总统没法超过的。这些技巧让他成为参议院历史上拥有席位最多的政党的领导人，而且他决定利用这一优势完成他心目中的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在你们这一代，”他1964年对密歇根大学的一名观众说，“我们不仅有机会奔向富足、强大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超越它。”

同年11月份，大选压倒性的胜利让约翰逊有力地推动国会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法案：《平等机会法案》（1964）、《公共交通法案》（1964）、《医疗照顾及医疗补助法案》（1965）、《美国老年人法案》（1965）、《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1965）、《头脑启动计划》（1965）、《示范都市及都会发展法案》（1966）、《高等教育法案》（1967）。在国民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都牵涉到联邦政府的小型计划的协助下，联邦开支受到这些法案的影响后涨幅惊人。非国防类的政府开支在三年的时间内就增长了1/3，1965~1968年从750亿美元增长到1 000亿美元，两年后又达到1 270亿美元。同时，越南的战场上硝烟日趋浓重，1965年政府的国防预算为500亿美元，1968年已经增长到820亿美元。

如果美国经济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运转状况不好的话，这些新增开支带来的结果就是开支节节攀升。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经济形势几乎是充分就业，因此通货膨胀难以避免地激化起来。一个恶性循环很快就出现了。在不断激化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下，贷方为了不受通胀的影响，开始上调利率。可是按照凯恩斯模式运作的联邦储备系统担心不断上调的利率会引发经济增长的停顿，于是加大货币供应维持低利率。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来说，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一定会推动通货膨胀进一步加深。

美国经济开始急剧恶化起来。失业率在1968年仅为3.5%，到1970年为4.9%，1971年则升到5.9%。在凯恩斯看来，不断加深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所以1970年针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局面的一个新名词应运而生：滞胀。

股票市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平稳的增长。1966年，道琼斯指数在一天内首次突破1 000点大关，达到这一高位后就停滞不前了。在接下来的6年中，道琼斯指数有4次在当天突破1 000点大关并以1 000点之上收盘，1973年1月11日更达到1051.70的高点。但是股市很快就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糟糕的一次熊市。1974年末道琼斯指数跌至577.60点。日趋深化的通货膨胀掩盖了股票市场实际的颓势。按照定值美元换算，此时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数要低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牛市开始时的水平。

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和平年代首次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美联储的放松银根政策的双重影响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被高估了。对于那些使用其他币种的人来说，美国商品的价格显得更贵一些，而美国人消费国外商品则会觉得很便宜。随着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二战”之后最初几年美国一直力主的贸易平衡已经难以保持。1959年，美国外贸出现了小额的赤字，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对外贸易形势越来越不乐观，1971年贸易赤字再次出现，形势继续恶化。

美元是世界贸易货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美元可以按照35美元对1盎司的比值兑换成黄金，所以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积极扩大美元的储备。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美元流出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美国的手中。美国通货膨胀加剧，那些“欧洲美金”储备（即存于欧洲的非美国银行的美金）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黄金开始大量外流，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来的头一次。全球经济逐渐壮大的一支力量——国际货币市场开始用美元做赌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即便不算明智的话，也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解决美国接连不断的经济问题。首先他宣布美国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黄金不再挂钩；实行浮动美元制，结束了150年历史的金本位制。其次，冻结所有工资、租金和物价90天，接着实行严格的工资和物价控制。

对工资、物价进行控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几乎就没成功过。自由市场中的物价引导各种资源的配置，展示可能存在的商机，哪些资源变得稀缺哪些又是充足的，人们据此调整他们的经济活动。但是当价格固定时，资源的短缺和过剩自然还是快速地变化着。这就是为什么哪里对租金进行控制，哪里的住房就会长期短缺。对自由市场物价的控制（换句话说，就是从民众那里）向政治家传递权力。政治家当然总是试图利用这一权力让他代表的利益群体获益，而那些受冷遇的群体继续通过黑市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在3世纪晚期成为罗马皇帝的戴克里先（Gaius Diocletian）是对物价实行广泛控制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皇帝都使用贱金属不断降低铸币的成色，因而就会引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对币制和税制都试图实施深入的改革，但是苦于缺乏实现充足货币供应的贵金属。因此他被迫发行贱金属硬币，并试图用法律手段来强制执行的人为币值。

当然这种做法行不通。格雷欣法则的存在使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无法通过制定货币的价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戴克里先试着给其他所有的东西定价。他颁布的相关法令保留至今，其中列举了一切商品和服务的法定价格，它为想要了解罗马末期经济状况的现代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尽管死刑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得到公正的执行，但是本来会由数百万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来制定商品价格，现在要用法定的价格来控制各种行动，因此结果只会是可怕的失败。商品都被人藏了起来，为一己之利背着国家行事的各种团体之间进行着易货贸易和非法的交易。

尼克松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同样难以实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控制统统被撤销了。没有金本位的制约，此时的通货膨胀在全世界继续蔓延。结果贷方为了挽救美元和其他各国货币的快速贬值导致各国利率飞涨。纽约市一位著名的房地产风险投资人威廉·扎肯朵夫常常说：“我宁愿以20%的利率苟活，也不愿再囚死于最低贷款利率。”然而，在他去世4年后的1976年，银行的最低贷款利率调整到20%。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3.5%，这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高通胀率。

同时，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剧。其他国家从“二战”中逐步振作起来，重建自己的经济基础结构。由于新工厂不断建成，这些国家成为低成本的制造国。交通成本和关税在“二战”后不断降低，所以这些国家在美国的市场上越来越有实力同美国本土的公司竞争。

一些原材料产业，尤其是石油产业也是如此。石油产业源自美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都是石油的净出口国。但是到了70年代，储量丰富的美国本土油田逐渐被开采殆尽，新发现的油田开采成本越来越高，便宜得多的外国石油越来越多地占领美国市场。自然而然地，一些石油出口国不久便利用自己的优势，联手成立一个名为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同业联盟提高石油价格。

1973年，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爆发了“赎罪日之战”，许多石油出口国由此拒绝向美国输出石油。石油产品价格猛涨，昔日属于典型的“丰沃之地”的加油站门口排起了汽车长龙。中东国家切断了石油供应，而石油的成本关系到差不多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美国经济以及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经济60年来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也受到重创。自“二战”以来，为了防止三大汽车业巨头——通用、福特以及克莱斯勒相互厮杀抢夺市场份额，这一产业严格按照反托拉斯法的相关规定，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松散的同业联盟。

不存在创新的风险和开支，汽车制造业的技术停滞不前。最近的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还是1948年首次引进美国的汽车自动变速技术。国内的各大汽车厂商将重点放在汽车的外观、大小以及动力三方面。“二战”之后，美国汽车车体变得越来越大，经常标榜的是汽车尾翼和多用铬黄这些非功能性的特点。远离繁华世界进行激烈竞争的生物往往会变成高大且奇形怪状的东西，美国汽车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与生物的进化惊人地相似。正如市场即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亦为市场一样。

1973年的石油禁运使美国汽车市场与世隔绝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汽油的短缺使得很多省油的欧式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量猛增。大众的甲壳虫系列原本定位的消费群体只是大学生以及想要添置第二辆汽车的家庭，现在它成为新汽车时代的偶像，甚至比福特的T型车的生产寿命还要长。日本车也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一比就显出很多美国车制作的粗糙以及生产效率的低下。

由于需要漫长的时期改头换面和更换设备，所以美国汽车工业仍需要十多年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汽车产业成为第一批彻底实现全球化的重工业制造行业。当今的汽车生产全过程不再是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像“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字眼越来越多地只是代表公司总部所在地以及股东的最大聚集地。

很多美国的工厂由于技术落后而倒闭关门，“锈带”（rust belt） [1] 一词进入了美国人的字典当中。很多外国公司的新工厂在美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部和西部建立起来。这些新工厂注重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常常能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产品。

媒体向来对负面消息有着特有的专注，外国设在美国的新工厂被视为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锈带就是衰退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深刻的结构重组的前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不断萎缩。当时全国一半的工作岗位都是由制造业提供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超过2/3的就业机会是由服务业提供的。

这次持续了20多年的结构重组摧枯拉朽般地改变了美国经济面貌，同时给个人和地方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苦痛。官方发布的贫困率从1959年的22%降至1973年的11%，1983年又回升到15%。钢铁产量每年维持在1亿吨左右，但是钢铁从业工人1974年为240万人，到了1998年还有不到100万人。

政府财政和监管体制同样旧貌换新颜。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在执行的大部分政策特点有二，一是循序渐进地推行个人所得税制，对大笔收入执行高额边际税率；二是为了防止垄断的形成、限制“过度竞争”，对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加大监管力度。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管理现代经济的智慧结晶，然而有一个事实也越来越明了，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政策拿到70年代完全不同的经济气候下已经不管用了。

国会的财政政策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曾经认为，稳健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威胁不是国会而是政府行政部门，毕竟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国会，它对皇室的奢侈生活以及国王的征税权力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直到18世纪晚期，国会作为牵制力量一直发挥着作用，因为有产阶层（也就是纳税人）拥有这一特权。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希望国会（早期国会成员基本上是由有产阶层选出来的）延续这一职能。但是安德鲁·杰克逊政府时期实行男性公民普选制，真正的民主开始改变国会对政府开支的态度。

国会作为一个整体有责任对政府开支进行管理，与此同时，每一名国会成员为给其所代表的地区或州争取最多的政府拨款，也各有自己的盘算。早在1904年美国政治辞典中就出现了“政治拨款”（pork barrel） [2] 一词。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其他社会安全保证方案对国会造成压力，迫使他们为大众谋求新的利益。

每一届总统跟国会讨论预算问题的时候总是占不到上风，因为后者将财政部拨款的大权独揽在手。总统虽然可以像否决其他法案一样否决行政预算法案，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否决整个法案，而不仅仅是他的眼中钉——政府开支这一部分，所以否决权的威力不大。总统（这个由全国民众选出来，而不是由手中无权的副总统选出来的华盛顿唯一的行政长官）想要对预算拨款施加影响力的一个惯用的办法就是“扣押拨款” [3] 。托马斯·杰斐逊是第一个实行扣押拨款的总统，自他之后每一任总统都有过扣押行动。用这一手段，总统可以直接否决国会提出的拨款计划。

约翰逊政府晚期，通货膨胀开始加剧。约翰逊不断地扣押各种拨款想以此控制政府开支。1966年他否决了1 340亿总预算中的53亿美元，其中包括像修筑高速公路以及教育这种公共项目开支的18.6亿美元的拨款。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怨声载道，但还没有严重到要和一个民主党的总统正面冲突的地步。尼克松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在1972年否决了《联邦水污染管制法案》之后（他的理由是这样做的成本太高），国会甩开他的否决结果自行通过了这个法案。尼克松之后把水污染法案的60亿拨款拦了下来。在国会看来，这一举动是对其财政大权的直接威胁。

水门丑闻之后，尼克松的政治势力开始衰落，国会通过了1974年的《预算控制法案》，这一法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名称最不恰当的一个法案，它剥夺了总统的扣押拨款的权力（这一权力一直没有法律效力），并成立了国会预算办公室。这样一来，国会就有了像国家管理预算局赋予总统管理预算的权力一样的机构，国会就有权提出一个更符合国会心意的预算方案来对抗总统的方案。

《预算控制法案》的出台，联邦预算已经无法控制。1974年的赤字是530亿美元，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来最大的一笔美元赤字，一年内美国国债就增加了将近10%。70年代末，国债的金额已经是1970年的两倍半。

没有减少的是政府财政部门每一年经手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所得税不断递增，收入越高需缴纳的所得税金就越高，通货膨胀将纳税的要求越提越高。实际所得税不断抬高，而人们的实际收入常常停滞不前。很多华盛顿人士相当满意这种局面，这样一来，国会就不用再麻烦地进行投票表决是否征税，政府收入就可以不断增加。

自1932年以来主导美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党逐渐远离自己的支持者们，而且对明摆着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民众对美国经济艰难处境的不满情绪——民主党人却没有体察到。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群众掀起一场“抗税运动”，他们通过公民投票的形式限制政府提高本地财产税门槛的幅度。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抗税运动，人们要求对日趋复杂、专断的联邦税收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结束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经济的滞胀状况。就像十多年前肯尼迪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措施一样，国会议员杰克·肯普以及参议员威廉·罗斯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率；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税率，当人们的收入并没有获得实质的提高时，他们不会被推上更高的门槛。

“肯普–罗斯法案”被民主党人讥笑。1980年，为赢得二次选举胜利到处奔走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为了拉拢他的对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称这一税收法案为“里根–肯普–罗斯法案”，里根很识时务地接受了这一说法。

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不断深化的同时，天然气短缺的问题再次出现。已经从1974年毁灭性的浩劫中振作起来的股票价格再次开始下降。美国本土产业在与别国竞争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直以来，纽约市的社会福利再分配模式实行的时间要远比其他城市长得多，而且财政部门的主要收入主要指望的还是税收，因此在这种不利的经济大气候下纽约市政府已经囊中空空。由于政府无法再借到钱，纽约人整体的生活水准令人担忧：各大公园乱七八糟无人打理；人们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乱涂乱抹，高速公路和公共汽车的安全性也大打折扣；犯罪率直线上升。

强硬的民主党反战派对于越南战争的结果大为震惊，他们切断了美国军方的资金供应。当1979年伊朗大使馆的人质事件发生时，没有资金供给的美国军队眼睁睁看着美国使馆被占领、400名人质被扣押而无法进行有效反击。

被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压抑了30年的苏联，现在前所未有地活动着四肢、放松肌肉、伺机而动。1979年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援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可是美国对此好像就没怎么吭声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四肢无力的巨人。很多人猜想美国的世纪是不是已经过早走近尾声了。

结果，自赫伯特·胡佛以来第一次有一位在任的民选总统在人民排山倒海地反对声中下台。美国民众果断地投票表决要换掉当权的领导班子。随后，除了为人和为政风格都深得罗纳德·里根崇拜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本人将成为对20世纪的美国发展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总统。

新税制

虽然罗纳德·里根的放松管制和降低税率这两项政策常常被外界所称赞，但事实上当里根走马上任之时，这两项政策已经开始实施，尽管里根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持续增长功不可没。大部分的联邦监管机构早在1887年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之时就组建起来了，而且在新政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这些机构现今已经组成同业联盟，重点不是保护经济全局的利益，而是保护他们所管理的相关行业的利益。

美国民用航空委员会原先是分管州际航运的路线和收费的，所以相比那些非州际的航运线路而言，委员会对这些线路的运费定价要高得多。1978年，国会顶着航空公司和航运联盟强烈的反对声（劳资双方都反对这一行政管理结构的变动，很明显一个同业联盟正在发挥作用），收回了民航委员会制定线路和费用的权力。自产生以来就被置于行政监管之下的航空业随着各种航空公司为竞争而相继打出资费优惠的招牌，这一行业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调整期。很快，一种中心辐射型空中交通系统就发展起来，航运资费随着航空公司之间价格大战的爆发迅速地下降。很多老牌的航空公司，像泛美航空、东方航空以及布兰尼夫（Braniff）航空公司纷纷倒闭，许多新生航运力量像西北航空开始挺进业界。飞机票价整体上降价幅度很大，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航空旅行。

《汽车承运人法》给汽车运输业的竞争“松了绑”，《斯塔格斯铁路法》同年也认可铁路业的竞争。萎靡不振了大半个20世纪的铁路运输开始复苏，比如大部分列车空车返回这种效率低下的情况很快就不见了。1980年，美国运输业的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到了90年代下降到10%。由于运输业成本属于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像广告费和包装费这些不计入产品本身价值的必要开支），所以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运输业的收益完全是净收益。

20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市场是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根据经纪人间达成的一项协议，开始给每日的股票交易限定最低价格，而且从此以后实行固定佣金制。然而1975年5月1日，美国证监会（SEC）183年以来头一次下令允许大部分的佣金执行竞争性价格。

多年来随着大型交易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原本按照所交易的股票价格的1%提取佣金的固定佣金制饱受各方面的压力。1965年，每天交易量超过1万股的机构平均只有35家，同等规模的机构在1975年达到135家（在今天这样的机构已超过5 000家）。这些交易的费用比数百股的交易费用稍高，而且像共同基金这样进行大宗交易的大机构要求变革的呼声日趋强烈。反对变革的声音来自那些效率远远落后于大机构的小股票经纪行。

固定佣金制的结束，使股票交易的价格一夜之间下降了约40%，而且行情持续走低。站不住脚的小经纪行开始与大机构合并，结果合并大潮席卷华尔街。与此同时出现了很多新的贴现票据经纪行，他们为客户提供最少的服务和最低的价格，当时五一劳动节最大的影响却是交易量的猛增。在接下来的17年当中交易量增长了800个百分点，至今仍旧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华尔街1929年实现了它年成交量的第一个10亿股；到了20世纪末，一天成交10亿股都是稀松平常的事。股票持有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直接进行股票投资的美国股民增速惊人；资本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日趋强大。

连税收体制在70年代末也开始进行调整。1969年，约翰逊政府即将离职的财政部部长在国会面前证实：由于现行税制中诸如市政债券免税等各种条款的规定，1967年155张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纳税申报单以及21张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申报单没有任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国会随之通过法案制定最低税收额度，并出台了一个名为“可替代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的补充税法。这一举动加大了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并将资本收益（高于购买价格出售的资产价值增长部分）的征税幅度提高至50%。

由于潜在的回报率被削减，而相应的风险却没有降低，因此此举对风险承担者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新技术的投资永远都属于高风险投入，因为投资新技术的失败者远多于成功者。经济学上有一条必然规律：如果成功的回报不抵失败的风险的话，人们将不愿意开发新的点子。

资本收益税的税单总量也萎缩了不少，原因很简单：过高的税率会造成税单的数量不增反降——这就是所谓的拉菲尔曲线（以它的发明人经济学家亚瑟·拉菲尔（Arthur Laffer）而命名）。1968年，当资本收益税税率不到25%的时候，税单总额达到330亿美元，1977年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税单减少到240亿美元。1968年只有300家新生的技术公司，到了1976年它们都已经消失了。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走在技术革新最前端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种状况绝对不是个好兆头。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威廉·史泰格（William Steiger）决心为变革一搏。70年代晚期的共和党在很多人心中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尼克松水门事件的阴霾以及四十多年远离权力中心的弱势地位，让人们觉得这个党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共和党在众议院仅赢得了158个席位，而民主党则占到了277席的多数席位。

其实，共和党内部许多致力于新经济改革的点子正逐渐浮出水面。民主党一直固守顺利运转四十余年的新政模式，但是早在1964年，伟大的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就注意到这种模式已经慢慢过时了。结果自1976年之后，只有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即1976年的吉米·卡特）在普选中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即便这样，卡特的支持率也只有50.46%）。1994年共和党人在40年后完全控制了国会两院，并且从此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优势。

负责起草税法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负责人史泰格积极展开游说活动，争取他的共和党同人对于降低资本收益税的支持。很快他还争取过来很多民主党党员，这让他在委员会中获得了2∶1的多数优势。民主党人对史泰格这一提议表示强烈的抗议。吉米·卡特总统威胁说要否决1978年的“税改法案”。此外《纽约时报》也主张要取消资本收益和固定收入之间的所有差别，如果真的这样做，资本收益税率将被抬高到77%。

国会冲破一切阻力通过了这一法案。尽管有威胁在先，但卡特总统还是在法案上签了字。这一法案马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77年，风险资本业仅融资3 900万美元，而到了1981年，融资规模高达13亿美元。里根要求国会执行大幅削减高收入群体边际税率的“10–10–10计划”（肯普——罗斯法案），被减免的资金无疑成为1981年新资金的主要来源。1986年，里根同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丝顿考斯基做成一单漂亮的买卖。他们联手推动边际税率的进一步削减，税率从最高点降低到28%，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低税率。新税制弥补了数千项减免税金以及逃税的漏洞，极大简化了税法，深化了投资环境的改善。

“满街都是钞票”

当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的时候，在美联储以及其新任主席保罗·沃克（Paul Volcker）的努力下，连通货膨胀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79年夏天，由吉米·卡特任命的沃克对联邦储备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心由控制利率转移到放慢货币供应的环节上来，因为货币供应增速过快，不断助长了通货膨胀。受新政策的影响，利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达到了历史新高。甚至连联邦政府这个按道理说是全国最好的信贷风险机构，出售20年期债券也要支付15.8%的利率。

沃克推行的政策得到新组建的里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后果就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出现。自大萧条以来失业率头一次冲上了10%，而股票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到了800点之下。货币政策其实在痛苦挣扎着，但是由于有一套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其中包括失业保险以及受众广泛的工会合同中的失业补助计划等，所以还不至于出现民不聊生的状况。

沃克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很快就体现出来了。通货膨胀开始刹车：1980年通胀率飙升到13.5%；第二年下降到10%；1982年为6.2%——这是自70年代以来十几年中最低的通货膨胀率；1983年为4.1%。在80年代余下的几年中这一比率平均不超过4.1%。

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是贷方担忧通胀再次卷土重来，在他们要求保护的呼声下，虽然利率下调的速度不算快，但毕竟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不断下调的利率刺激着借贷和投资活动火热起来，经济的颓势逐步逆转。逆转的一个信号，像往常一样，是股票市场的重新活跃。在1982年8月的一次经典的买方市场恐慌中，股市开始反弹。同年底道琼斯指数最后一次突破了1 000点大关。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行情正逐渐展开。

这次牛市的一个特征就是新一轮并购浪潮的出现。这是美国经济史上的第4次并购浪潮，而且同19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企业资产股价走低、利率不断下调、新的融资方式的推出——比如“垃圾债券”，都为并购浪潮注入了活力。垃圾债券指那些高回报、高风险的投资，经常是全新的点子。比方说，首个全新闻有线电视网络CNN就发行了垃圾债券。90年代末，《财富》杂志500强企业中超过1/3的公司被接管或合并。和19世纪90年代一样，一些合并后的企业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公司结构更加紧凑、灵活。另外一些企业合并后，名声一败涂地，破产倒闭。还有些公司暗箱操作，从事欺诈活动。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合并浪潮之后美国经济实力大增。

1987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冲上2 500点，较5年前翻了三倍。国民经济总体上运转良好。华尔街在10月份毕竟受到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冲击，跌幅创下了历史新高—22.8%。当天的交易量达到前所未有的6.04亿股，比之前最高交易量的两倍还要多。

很多人认为这是新一轮大萧条的开始。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天中，股市又再次上涨了104点（交易量再创新高—6.08亿股），道琼斯指数在15个月的时间里刷新了最高点的纪录。背后的动力正是联邦储备系统迅速果断地平息了恐慌，保护了国家各经济机构免受冲击。大量的流动资金进入了经济领域。拿本杰明·斯特朗的话说就是“满街都是钞票”。

这是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2年成功地平息了金融恐慌之后，联邦货币委员会面临金融危机时第一次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因此这场危机并没有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多少影响，1987年的股崩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托马斯·杰斐逊对于财政收支的憎恨似乎已经消散，然而不幸的是，怨恨的幽灵在美国经济当中将再次现身。

金融改革

富兰克林·罗斯福担心储蓄保险会引发“道德危机”，所以对它一直很排斥。他说：“我们不能让美国政府重蹈个人银行的覆辙，今后也不允许为一种不健全的银行体系花费更多的精力。”一面是用不完美的方式达到理想的结果，一面是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从“新政”中发展过来的银行同盟中充分发挥作用，所谓的政治行为就是在以上两者之间任选其一。

美国的储蓄银行中，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以及储贷协会（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三分天下。商业银行是属于完全服务型的银行，在专注于商业贷款的同时，也有个人储蓄和支票账户。储蓄银行和储贷协会在做好房地产贷款的同时，两者的储蓄利率要稍高于商业银行（利率是由相关法律规定的）。单是房地产贷款市场也是各有专攻，储蓄银行专做商业房地产业务，储贷协会一般只面向家庭提供住房贷款。政府限制特许经营权的签发，防止“过度竞争”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储贷协会的数量稳定在6 000家左右。1945~1965年，其总资产从87亿美元增加到1 104亿美元。

银行业的格局使得各方金融机构的日子过得很舒服，没有多少压力。有人称之为“3-6-3银行体系”，意思是储贷协会的存款利率是3%，贷款利率是6%，管理层在下午3点打高尔夫球。但是好景不长，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繁荣很快被60年代末到70年代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所取代，储贷协会的商业模式开始瓦解。未受制约的利率飙升，而受到监管的银行利率没有变化。华尔街的经纪行和共同基金开始提供一种利率比储蓄账户高很多的各种货币市场基金。

人们纷纷把钱从储蓄银行和储贷协会里拿出来，投到新的货币市场基金中去。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非中介化”概念专指这种行为。对于大部分账户属于零利息的支票账户的商业银行，它们受到的影响不大。但是其他银行就不一样了——存款业务锐减，长期的房地产贷款利率很低，它们只好求助联邦银行。

国会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参议员戴维·派尔是这样解释的：“你们要知道每个社区都有1家存贷协会，有的地方有2家，有的有4家。每一个协会都有七八个董事会成员，他们都有自己的雪佛兰专营店和鞋店。”换句话说，这些董事正是国会议员们需要争取的力量。经济活动服从政治的需要，这是民主制度在短时期内常有的事，接下来的情形和课本中有关如何对一个产业放松管制的案例差不多。

储蓄银行和储贷协会本应该与实力更强的机构进行合并，或者改成有同样资金和准备金要求的商业银行模式。然而它们实际的做法是取消了利率的上限，允许银行根据市场行情调整存款利率，银行存款的联邦担保金门槛从4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

但是即便这个限制已经非常宽松了，华尔街还是想方设法地通过“经纪存款”形式绕过这个限制。经纪存款是指将存款汇集在一起，以达到联邦担保金的要求。那些拥有大量流动资金的人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随意调整自己在联邦银行的存款数额。这些流动资金又被称作奉行最高利率的“热钱”。

储贷协会不断抬高存款利率，同时仍旧饱受房地产贷款低利率的困扰，所以这些机构很快就撑不下去了。1980年，储贷协会的净资产总额为322亿美元，两年后减少到37亿美元。由于国会不断施加压力，银行管理层接连推出新的解决方案：准备金门槛下调，会计制度也有所放松。这样一来，避开问题不谈，账面就好看多了。这有点像一直宣称38.9摄氏度是正常体温一样，病人成了健康人。

银行管理层对有关储贷协会所有人的规定做出调整。不再局限于当地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存借机构，甚至可以把土地这种流动性最高的非现金资产用作准备金。现代的威利·萨顿抓住机会进军这一领域。

1982年，国会允许储贷协会同商业银行一样，向非定居人口办理抵押，提供消费贷款，但是协会不需要具备商业银行的那些资本和准备金要求，以及会计约束。

现在，灾难已经无法避免。国会和银行管理者造成了一种相互矛盾的经济局面——高回报、零风险的被称作经纪存款的投资。他们允许没有银行背景、守法记录有问题的人经营储贷协会赚钱。没过多久，这帮人就把存贷业务搞得乌烟瘴气。在肃清不良账户之后，联邦政府要支付给倒闭的储贷协会的储户共计2 000亿美元。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丑闻。然而和所有的丑闻一样，这一事件消灭了顽固的反对派势力，为改革指明了道路。1944年，《银行改革法案》最终将美国银行业从杰斐逊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此银行可以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于是不断壮大起来。《银行改革法案》保护多元化，掀起了一股银行合并的浪潮，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哥拉斯·斯蒂格在20世纪30年代对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的区分，以及经纪人、银行家和保险公司间的诸多区分现在已经被打破。美国终于有了一套，无论从规模还是范围上，都于经济运行相匹配的银行体系。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重建之后，美元对其他货币持续走强。1980年，美元兑德国马克的汇率为1∶1.8；1985年为1∶3。美元兑法国法郎的汇率增长了两倍多。美国境内的海外投资也飞快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外国人在美国的资产比美国公民的海外资产高出4 000亿美元，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截然相反。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美国国力衰退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国外资本大量涌入美国，正是因为其他国家越来越看好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20世纪80年代，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不论贫富，人们都想在这个财富帝国里成就自己的辉煌。

标志着20年前小阿瑟·施里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称为“罗斯福时代”真正完结的这场税收和监管改革，来得正是时候。世界经济正经历着200年前工业革命爆发以来，可能也是一万年前农业文明出现以来，最深远的一场变革。由于美国是经历这场基于再分配的政治经济的彻底变革的第一个大国，所以它能够最先充分利用充满机遇的新政治经济状况所带来的无限机会。

[1] 锈带：指有许多老工厂尤其是那些勉强能获利或已关闭的老工厂密集分布的高度工业化地区。——编者注

[2] 政治拨款：为某一地区提供就业机会等各种利益，或为该地区政治代表们提供升任要职机会的政府计划拨款。——译者注

20 新经济，新世界，新战争

战争常常扮演技术进步推动力的角色，其中要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力最为强大。技术进步没有时间表，但是在“二战”中各国投入了巨额科研资金，而且急于付诸实践，所以“二战”的数十年间，科技发展的步伐大幅加快。后来出于冷战的迫切需要，科研资金的投入源源不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新技术已经让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战争期间，各方都需要研制出一种能远距离承担重荷的轰炸机，这种需求带动了机身设计以及建造技术的巨大革新。“二战”结束后，这些技术被用于民用飞机制造中，空运成本降低，市场需求显著增加。设计师把大机身同喷气式发动机以及雷达技术相结合。喷气式发动机使飞机能够以接近声速的速度飞行；通过雷达进行空中交通管制，极大减小了靠近机场时飞机的间距。飞机很快成为长途客运的主要方式。

1958年，波音707进入航运市场，在此后的10年间，大西洋的客船以及长途客运列车几乎销声匿迹，世界也因为飞机的出现而缩小了很多。纽约与洛杉矶之间三天的陆上行程现在只需要5个小时；纽约与伦敦之间的行程缩短为7个小时，而不再是将近一周的漫长的旅途劳顿。

德国人发明了高负载、运行距离能达到数百英里的大型火箭，并推出更加完善的V-2火箭，它重达14吨，能将1吨重的弹头发射到200英里外的目的地。德国在1944年末开始用V-2来进攻英国，可是为时已晚，再强大的火箭都无法逆转它的战争败局。但是不管作为一种威慑武器还是开发外层空间的手段，火箭的用途有目共睹。于是“二战”结束的时候，西方世界与苏联为占有剩余的火箭原料以及开发V-2火箭的科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苏联和美国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致力于研制出规模更大、射程更远、精确度更高的火箭。20世纪50年代末期，装配氢弹（“二战”期间诞生的另一大技术）的火箭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在顷刻间能摧毁整座城市的洲际弹道导弹一经问世，大国之间的战争马上成为非理性行为，因为这样一来不会再有真正的大赢家。因此，深陷地缘政治争斗的美国和苏联，只好另寻他法进行较量。

与此同时，围绕着洲际弹道导弹，人们不免担忧：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样，形势一旦失去控制，整个世界将葬送在核弹的大灾难中。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1973年的赎罪日之战，这两次事件都让人们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美苏争霸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进行代理人战争，比如在朝鲜半岛、约旦以及阿富汗。另一种方式就是利用火箭技术开发外层空间。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抛出一个举世震惊的消息：成功地将世界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就是想向世界发出警告的信号，这样做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美国很快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接着又发射了数百颗。美苏之间很快就展开了一场“空间战”，1969年，美国把载人飞船送上月球，这场争夺最终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

美国的很多卫星是军事卫星，比如间谍卫星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卫星兼有民用和军用目的，比如通信以及气象资料收集。到了20世纪60年代，地球同步人造卫星可以传输电视图像，不管人在何处，只要能收到信号，就可以同步看到电视图像。1960年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一次提出了“地球村”这个概念，但是早在100年前，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就已经标志着“地球村”开始形成，现在卫星技术的发展最终让“地球村”变成现实。

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几乎都需要空间技术。冷战结束以后很多技术得到解密，空间技术与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农业、运输、制图、航海以及通信都要用到空间技术。定位卫星问世，只需要借助简单的装置就可以判断出几英尺内人们的方位。现在很多汽车都安装了这种定位装置，通过语音为司机导航，如果回到几十年前，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通信卫星以及日益增多的海底电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长途通话的费用，电话普及速度快得惊人。1950年，自美国拨出的国外长途在100万次左右；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 300万次；1980年达到2亿次。到了2001年，由于通话费用的直线下降，国外长途的拨打次数已经达到63亿次，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国际通信费用的大幅减少加快了金融市场的整合进程。一个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市场逐步形成。十几岁的“跑腿者”曾经一直是纽约金融市场的纽带，在股票交易所、银行以及经纪行之间飞奔，告知各方最新的股票价格。现在，线路复杂的海底电缆和卫星将新兴的全球市场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联系对政治、经济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980年，就出现了世界几大货币可以同时进行交易的统一市场，当时日均交易额就有1万亿美元。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领导的法国社会主义政党赢得大选，组建政府。密特朗试图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提高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包括银行业在内的法国经济实体中增加国有成分的比重。受其影响，法国法郎在外汇市场的牌价直线下降。万般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只得取消原有经济路线，法郎牌价这才止跌企稳。

这是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自由市场第一次施展力量迫使一个大国改变政策。就像19世纪中期，报纸成为大众传媒的一种的时候，在国家乃至国际政治活动中，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传统的金本位制（一直由半官方性质的英格兰银行执行）已经被全球货币市场标准所取代。新制度更灵活、更准确而且比之前的更民主。通货膨胀，这个25年前的第一大经济忧患，几乎已经不再是困扰各国金融学家的问题了。

计算机改变了世界

“二战”之后没有什么能比计算机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

17世纪中期，英语中已经出现了“计算机”（Computer）一词。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计算机”一直指那些靠计算谋生、汇编保险和航海表格资料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人们认为这种工作交给她们来做更可靠。）然而人类和计算机一样，有两大缺陷：一段时间只能做一种计算，而且会犯错误。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威廉·夏克斯（William Shanks）的数学家将无理数圆周率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707位，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智力成就。一百多年后，人们才发现他的计算在第527位数上出现失误，导致最后的180位数全部错误。

用机器计算是一种古老的形式。早在19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的数学家在修改天文数表的时候就哀叹说：“上帝啊，整个宇宙充斥着这样的计算结果！”后来他开始采用易于成形的铜件制造手摇计算器，然而未能坚持到底。巴比奇还设计过一台分析设备。由于它可以编程，可以算是一台真正的计算机的前身，但是这台机器最终还是没有起什么作用。

政府和企业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他们都需要进行更多的数据统计，因此对数据处理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美国18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是手绘而成的，经过7年周而复始的工作才最终完成。为了帮助进行下一次的人口普查，一个名为赫尔曼·霍尔瑞斯（Herman Hollerich）的年轻的采矿工程师和统计师用18世纪可以纺出复杂布料的提花织机的零件设计出一个新的装置。霍尔瑞斯的装置采用打过孔的卡。当针穿洞而过，浸入一小杯水银中时，电路关闭，计数器向上蹦一个数。

霍尔瑞斯的装置以每小时过1 000张卡的速度在打孔卡上记录数据，1890年人口普查的6 200万张卡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处理完毕。（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21年的一场大火中，18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库被毁之一炬。尽管人们已经知道总数，但所有的个人数据差不多都丢失了。）霍尔瑞斯合并了其他两家公司成立了一家新公司，1924年将公司更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简称IBM。

由于军方需要快速地计算炮弹的轨道以及破译密码，因此美英两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投资研发了一台真正的电子计算机。宾夕法尼亚大学由普莱思泊·埃克特（Presper Eckert）和约翰·莫奇利（John Mauchly）共同主持，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46年最终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大目标：推出了“埃尼阿克”（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缩写）。

这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庞然大物，和公共汽车一般大小，占据了40个机柜，这些机柜每个都有2.7米高。“埃尼阿克”装备了18 000只电子管以及数千英里的电线。电子管和冷却设备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总耗电量。而且按照现在的标准，计算机运行的速度极其缓慢。“埃尼阿克”用线路连接的方法来编排程序，每次解题都要靠人工改变接线板格子间的连线。人们要不停地更换烧坏了的电子管，驱赶不速之客——小飞虫（这是“debugging”一词的来历）。

计算机体积越来越小，成本也快速降低，这一趋势在1947年美国电报电话制造商——西部电子公司推出了晶体管之后，更加显著。晶体管的功能和电子管相同，只是体积更小，也更加耐用，制造和操作成本都低得多。20世纪60年代，银行、保险公司、政府部门以及大型集团都要依靠计算机工作。原先要成百上千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原来人力成本的一小部分。IBM公司1959年开始销售7090型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之后就一直独占美国计算机市场。

但是计算机隐身在特别的空调房里，一群身着白大褂、操着其他人都听不懂的语言的人在里面工作。在外界人看来，计算机仍旧蒙着神秘的面纱，块头还是非常大。这些机器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完全不搭界，数学家称为“数字专制主义”的东西导致了计算机的天价成本。

计算机的功效不仅同晶体管的数量有关，而且也和连接线的数量有关。2个晶体管只需要1条连接线；4个晶体管需要6条连接线；5个晶体管需要10条连接线；6个晶体管需要15条连接线，依此类推。只要连接线是手工制作，人们想制造性能更卓越的计算机，性能的提高速度就远不及成本的增速快。

解决办法就是设计出集成电路。1959年，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以及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联手研制出第一代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只是一连串用机器安装在一块薄薄的硅片上相互连接的晶体管。也就是说，晶体管和连接线是同步制造的。1971年，英特尔生产出第一台商用微型处理器。这种处理器其实就是在硅片上安装了一个体积非常小的计算机。

数字专制主义已经终结。微型处理器的设计成本以及生产设备成本相当高，所以一旦把钱投进去，处理器与很多高科技东西一样，整体性能的提升带动了单位成本的降低。它的原理越来越复杂，性能与运行的速度也越来越高。

英特尔的一位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公司创建初期就预言，硅片晶体管的数量以及硅片的计算能力每一年半就可以翻一番。事实证明了摩尔的说法。“摩尔定律”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继续发挥作用。第一台英特尔微型处理器仅有2 300个晶体管。现代个人电脑的标准配置——奔腾四处理器有2 400万个晶体管。性能提高了，每次计算的成本也大幅度减少，20世纪50年代的计算成本为1 000美元，今天只需要原来的零头。因此计算机的用途成指数级扩大，并且势头强劲，没有减少的迹象。

同蒸汽机一样，计算机也掀起了一场经济革命。而且两场经济革命的原因完全一样：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进入经济领域，但要么成本太高，要么就不切实际；现在它的成本大幅降低，用途广泛。蒸汽机降低了工作能源的成本；计算机降低了信息存储、检索和处理的成本。

之前只有人类可以做这类工作，现在机器能够以更快、更精确以及低得多的成本完成这些事情。蒸汽机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完成一项工作；计算机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可以计算、操作信息。人们预计，20世纪80年代针对早期宇宙面貌开发的计算机模型将需要大量的运算，运算量超过1940年之前全人类进行的运算量总和。

计算机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瓦特的第一台可旋转蒸汽机问世到工业革命一词出现，中间相隔了60多年的时间，但是很明显的是，在第一台微型处理器出现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计算机革命已经在一步一步深化。第一代商用机是手持型计算器，算数计算机和计算尺很快就被淘汰。文字处理器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代替打字机。微型处理器安装在设备内部，操作者看不见它。现在处理器被安装进汽车、厨房电器、电视、腕表以及其他一百多种日常电器中。如果没有这一技术，很多新产品——无线电话、移动电话、DVD、CD、数码相机和掌上电脑将只会停留在人们的设想中。20世纪90年代，微型处理器无处不在，如果全部失灵，人类的整个现代世界将在几秒钟之内完全停顿下来。但是随着计算机的体积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便宜，它们对人们专业操作水平的要求也日趋提高。20世纪70年代早期，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发中心开发了很多方法让不懂得计算机技术的人更轻松地操作计算机，使用鼠标和图形化用户界面。但是施乐公司无法将这些新理念市场化。苹果电脑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实现了这一点。1981年IBM进军个人电脑市场时，使用的就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电脑价格直线下降，个人电脑市场崛起并快速成长。

今天，数百万儿童以及青少年的书桌上都有了计算机，而且使用率很高。这些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在30年前连国家政府都不曾拥有。孩子们日益把计算机作为发挥才智的辅助工具。此外，对在机器开发方面一直都有卓越天赋的人类推出的最伟大成果——计算机，他们奉若神明。

不管是下棋还是其他任何游戏，计算机都可以与大师级人物媲美，还有记账，存储、检索海量的数据，编辑照片，制作光盘，播放电影，艺术设计以及1 000多种其他的工作它也能胜任。对于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人们，这些花费不超过人均年收入5%的个人电脑完全是魔术般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弥天大谎。

但是个人电脑的功能还有很多，它们可以进行交际。总之，个人电脑将人类带入了全新的但已经成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世界。就像蒸汽机问世之后产生的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就是铁路一样，个人电脑促进了网络技术的发展。再一次，战争（或者说是备战的需要）让网络变成了现实。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升空之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专门负责组织、协调军用科学技术项目的进行。1962年，美国政府向兰德公司的保罗·巴兰（Paul Baran）征求意见：在核打击之后，如何继续保持指挥控制系统的运转。通信网络一方面是集中的，通过一个网络中心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又是发散的，是由很多网络中心和次级系统组成。电话、电报系统也是根据这种方式构建的，接线总机就是它们的网络中心。

在遭遇核武器打击的时候，双方都十分脆弱。这不仅增加了系统失效的危险，而且由于担心被对手打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对抗双方中一方先发制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了。

巴兰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网络”，没有网络中心，只有大量的节点，类似于交错的街道中的十字路口。如果一个或多个节点被摧毁，信息仍能通过其他路线传送。1968年一个名叫“阿帕网”（ARPANet）的计算机网络建立起来。它由4台计算机通过电话线路连接起来，其中3台位于加利福尼亚，1台位于犹他大学。

1972年，首个电子邮件程序被开发出来。TCP/IP协议在第二年问世，它让不同的计算机系统，甚至使用不同语言的系统可以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当时已有23台计算机接入这一网络中。由于个人电脑以及它们组成的次级网络都开始连入网络中，TCP/IP的一个发明人文顿·瑟夫（Vinton Cerf）在1973年提出了“互联网”的说法。1983年，已有563台计算机接入网络中。威斯康星大学开发了域名系统（DNS），这一技术让一台计算机更便于查找到网络中的其他计算机。到1990年，网络中计算机的数量已经超过30万台，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爆炸式地增长，每年都要翻一番。

但是互联网当时主要还是一个连接政府部门、高校、商业研究机构的网络。1992年，供职于欧洲原子能机构（CERN）的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编写、发布了第一个不计版权的网络浏览器，人们可以轻松地搜索、链接到目标站点。万维网（WWW）诞生了。个人和企业都很快看到这一新生事物作为通信、广告和销售商品新渠道的发展前景。1994年，当用户数量还不到400万的时候，必胜客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的网页出售比萨饼了。

互联网用户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激增。今天，仅仅20年过后，遍布全球不计其数的计算机通过这一系统连接在一起。互联网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强大的交流工具。在这种新技术的影响下，众多企业结构发生了深远的变革。

其实，企业本质上都属于经纪人，它们将买卖双方联系在一起，从每一笔交易中提取一小部分收益，比方说房地产、旅行社、股票和保险经纪人以及拍卖行。这些企业发现自己业务的性质在不断变化，或是完全消失了。互联网，尤其还有那些像Google（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让买卖双方不再需要通过经纪人进行交易。

零售商们也开始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依靠联邦快递和UPS这样的速递公司的服务，第二天就可以将商品送达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由于较低的企业管理费用以及零销售税，在互联网上购买零售商品通常更便宜。因此在过去的7年中，网络零售以年均增速超过30%的幅度快速成长。亚马逊（Amazon.com）是最早的网络零售商之一，现在它的美国图书零售市场份额约为10%，而且业务正在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

在巨大的网络效应之下，新闻媒体同样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大众传媒问世后不久，从事新闻业的成本急剧增加。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报》只花了500美元，16年后创办的《纽约时报》启动资金达到85 000美元。广播和电视要想走进千家万户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还需要政府许可证）。

但是，网络的出现让人们只要有一台电脑，建立一个网页就能够进入新闻行业，当时这样做的人有好几千。1998年，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在他名为“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的个人网站上爆出了20世纪90年代最轰动的新闻事件，克林顿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成千上万的网络博客冒了出来，人们开始通过这一新兴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精彩的网络日志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迅速显露出真正的影响力。通过网络，大众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媒体的民主氛围日趋活跃。

由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差不多都已齐备，因此互联网自然发展起来，几乎不需要政府帮助或插手，更不需要政府引导。人类作为世界上最善于沟通的物种，一旦发明了这样强大而低廉的新式交流途径，人们都争相使用。有些国家的精英通过依靠严格控制国民以及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力。这时他们会发现权势正在不断下滑，最后常常是完全丧失。

计算机及其最重要的产物——互联网，成为自从自由观念提出以来反抗专制的最强大武器。战争的需要加快了计算机问世的步伐，后者反过来又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在工业时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哪一方可以装备最多的枪支、船只、飞机，调动最多的士兵。也就是说，数量胜于质量。苏联在技术上无法与西方媲美，只好争取在数量上取胜，调动其强大的情报系统，获取西方技术，巩固超级大国地位，将冷战进行到底。

有了计算机的辅助，炸弹变得“聪明”起来：攻击精确度更高，即使是在拥挤的城区，对市民的杀伤力也大大降低。装备了微型处理器的精密雷达日益增多，空战的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1982年，以色列空军可以用无人驾驶监视飞机假扮成战斗机向叙利亚安置在黎巴嫩境内贝卡山谷的雷达站发动进攻。当叙利亚启动雷达跟踪这些飞机的时候，以色列真正的战斗机呼啸而至，顺着无线电波束的发射方向，一举摧毁了对方的雷达站。当这些苏联提供的作战指挥雷达不起作用之后，叙利亚的空军成了瞎子。以色列最终击毁了苏联提供给叙利亚的96架战机，自己一架未损。

电子技术的进步非常迅速，苏联已跟不上这种发展速度。罗纳德·里根抓住这一对苏优势，敦促国会通过一项宏大的重整军备计划，这项计划包括在里根执政的前6年里国防开支增加50%。此外，他宣布开发一套空间导弹防卫系统，戏称这个计划为“星球大战”。“星球大战”计划预算开支达到数十亿美元，一旦实施，有望完全瓦解苏联的核能力。

繁荣与危机

虽然国会同意资助里根扩大军事力量，但与此同时，仍旧不肯通过他的国内社会改革议案，结果联邦年度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和20世纪70年代情形大抵一致，用美元计算的联邦赤字涨了三倍多，从1980年的9 09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3.2万亿美元。但是由于70年代四处蔓延的通货膨胀已经得到遏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国家债务切实的衡量标准——大幅提高。1980年，债务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4.5%，1990年上升到58.15%，而且这个百分比还在继续攀升。在美国历史上，国家债务在和平时代不断增加尚属首次。

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势头强劲，生产能力相当于当时欧洲经济头号强国——联邦德国的总体水平。1989年里根任期结束后不久，美国经济开始陷入停滞状态。然而国家的债务增长却没有停止的迹象。1994年国债已经达到4.6万亿美元，占到整个GDP的68.9%。

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是20世纪幅度最小的一次，美国经济很快振作起来。经济增势刚开始时断断续续并不稳定，之后在互联网和应用领域无限宽广的微处理芯片的刺激下，增长势头越发迅猛起来。国家的债务即使没能减少，增长速度也慢了很多。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接管破产的储蓄贷款协会的资产出售；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国防开支的大规模削减，以及税收的不断增加。税收的增速甚至比国会预算支出的行动还要快。1998年，联邦支出经费预算30年以来首次盈余，而且在之后的三年里一直都有富余。

美国经济中唯一的明显劣势就是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在这一时期大大深化了。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疲软，而是因为外国经济的疲软。发展速度曾经令世人惊叹不已的日本经济在1989年达到顶峰，接着就陷入了漫长的低谷当中。日本主要股票指数从最高点滑落了近3/4。作为全球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欧洲在各个领域也无法像美国这样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10%以上。

华尔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3倍，而在90年代里又上涨了5倍，到90年代末，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1 000点。以科技股票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更是突出，它从1990年的不足500点上涨到2000年的5 700点。

90年代末的美国处于世界历史上财富创造的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创造的财富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88年美国最富有的人是70岁的沃尔玛连锁超市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那个时候沃尔玛是美国第三大企业。沃尔顿成功的秘诀在于革命性的使用计算机记录、管理库存，从经营中努力节约成本。那一年他的财富是67亿美元。

1988年，年仅33岁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身家达到11亿美元，是44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富人中的一个。就在那一年，拥有2.25亿美元就可以登上《福布斯》杂志富豪400强的排行榜（1982年第一次排名时，上榜仅需有9 200万美元就够了）。

到了2000年，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最低门槛是7.25亿美元，上榜富豪的身家平均为30亿美元，榜单上有3/4的富豪资产超过10亿美元。比尔·盖茨以630亿美元名列第一，这一数额是12年前美国首富资产的10倍。掌管着山姆·沃尔顿遗产的沃尔顿家族财富已上升至850亿美元。沃尔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它拥有4 00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达到1 650亿美元，相当于人口接近4 000万的波兰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富人都是白手起家，2000年美国排名前400位的富豪中有263名（几乎占到2/3）都是如此。2000年，《福布斯》榜上只有19%的富豪是完全靠继承遗产而上榜的。

20世纪9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大幅上涨行情在一次市场调整过程中开始结束。2000年3月，股市泡沫开始破灭，但是股票市场并没有彻底崩溃。相反，平均指数时而大幅下挫，时而小幅调整。尽管很多个别股票的面值大大缩水，尤其是那些在这一次的大牛市结束之前公开发行的股票。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正在发生的只不过是一次平常的、伴随着行情小幅回落的大规模股市调整。

2001年9月11日，夏末非常怡人的一天，一架被劫持的客机轰的一声撞上纽约世贸中心的北塔，几分钟后，又有一架客机撞上了南塔。在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中，两座大楼轰然坍塌，上千名无辜民众丧生。事发地点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近三代人以来的金融资本中心。浓烟和灰尘弥漫在纽约上空，久久消散不去。这是一次对财富帝国金融心脏的直接打击。

第三架飞机撞击了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该飞机上的乘客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这架飞机即将对其他目标发起的攻击。这不仅是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本土第一次遭袭，也是自1814年11月英国骑兵连入侵路易斯安那以后，美国大陆第一次遭遇袭击。

这是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第四次与阻止以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的反对势力作战。但是这一次，对手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那些充满了异想天开的阴谋诡计的狂热者。没有人会乐观地认为，这场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轻松取胜。

但是除了那些因意识形态而与美国对立的势力，大部分人还是看好美国的，就像两千多年前西塞罗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所说的那样：“无尽的财富是战争的力量源泉。”相信21世纪伊始的美国，会取得这场新斗争的胜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富的帝国/（美）戈登著；董宜坤译. —2版.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

书名原文：An Empire of Wealth: 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ISBN 978–7–5086–5409–6

I. ① 财… II. ① 戈… ② 董… III. ① 经济史– 研究– 美国IV. ① F1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738号

An Empire of Wealth: 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by John Steele Gordon

Copyright © 2004 by John Steele Gord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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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财富的帝国

著者：[ 美] 约翰·S·戈登

译者：董宜坤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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