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哥林多前书》1:11 

献给

卡洛琳 · 史密斯夫人

米莉 · 麦克泰尔夫人

阿黛莉亚 · 威利斯夫人

拉玛 · 沃福德夫人

露易丝 · 布鲁克斯夫人

—包括她们的每一个姐妹，

以及所有知道她们纯正而古老的品质的人 

前言

我的耳朵几乎贴上了收音机，大人们不得不把我骂走，以免我的听力受到永久的损伤。我也会盘着腿坐在油毡地毯上，张嘴喘气，入迷地盯着讲故事的大人那双会泄密的眼睛。对我而言，一切叙述始于聆听。阅读时，我聆听；写作时，我聆听—聆听静默，转调，韵律，休止。随后而来的是画面，我想创造的事物的形象：穿着婚纱的无头新娘，林间空地。有表现的成分： “嘎吱嘎吱地锯断了……”并伴随着动作演示。还有抑扬顿挫： “西蒙·吉里加蒂老头，来抓—我啊。 ”我需要用上一切—声音，图像，表演—来透彻地领会故事的含义，因为大人们可能会让我复述，他们觉得这很有趣。而他们对我所讲故事的评价无比重要。

从前有一位农夫，他开垦了一片菜园……

大人们在等待。母亲在期待中微笑，但我最想取悦的是祖母。

美食，特别关注，风趣，或是充满爱意的严厉—这些元素常常会让人对祖母的回忆更加甜蜜。无论是真实的，抑或经过时间和失落的过滤，祖孙关系总会以一种温暖而令人满足的印象浮现。我 的回忆也同样因此更加美好，但它带来的感觉比满足更深刻，我不想与人分享。就像那个拼命把耳朵贴上收音机的贪婪的孩子一样，我想独占它的全部。她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得以应付漫长无聊的活计：从篮子里挑出烂葡萄；也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疼痛或是天花上转移； 她劈开这个乏味的世界，为我们展现出另一个迷人的世界。

祖母最喜欢的并不是我。无所谓，我最喜欢的是她。我见过她把猪油削进做饼干的面团。我见过她在跳舞时把我的手握在手里。我嗅过春天里她递给我们的一茶匙砂糖中松脂的气味。她给我们姐妹俩各做了一条裙子—带白领的格子裙。她还给我们做过连体衫。最重要的是，她需要我的梦，选彩票数字的时候，她需要解读梦境来作出预言，而她只要我的。这些梦对她很重要，于是我回忆起它们，把它们组织成像她的梦一样需要被解读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农夫，他开垦了一片菜园……

先是有趣，而后恐怖，之后又有趣起来。然而也令人费解。从某种程度上说， “柏油娃娃”的童话故事需要并提供的解读远不止“被压迫的农民用智慧和狡猾赢了聪明的主人”这么单纯。兔子拼命吃生菜和卷心菜的理由显而易见。农夫阻止他的理由也一样。但为什么要用一个柏油玩偶做诱饵？它又为什么（在我听到的那个版本里）以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农夫如此了解兔子的心理，知道好奇心就是他的死穴？但兔子一点也不好奇，他从柏油娃娃身边走过，看见她时只随口说了句“早安” ，让他不悦乃至愤怒的其实是他被无视和她的无礼。他威胁她，然后攻击了她。他在这里表现得非常蠢：第一只爪子已经被她粘住了，为什么还要试第二只？聪明的农夫抓住了兔子，但接着就展开了惩罚，他之前如此准确地看穿了兔子的动机，却在这里大错特错。现在，愚蠢的兔子变成了聪明的那个，他让农夫以为他最害怕的惩罚是被送回家。他知道农夫会认为把他送回家就是比死还糟的最重的惩罚，而他果不其然被粗暴而快活地扔进了荆棘丛。柏油做的玩偶在完成使命后便被故事所遗忘，但仍然充当了它古怪而沉默的中心，以及黏合主人和农夫、农场主和奴隶的媒介。她是为了阻止和诱捕兔子而被制作出来的，从伎俩上升到了艺术的层次。故事中的主要关系不仅仅是兔子和农夫之间的，也包括兔子和柏油娃娃之间的。她诱惑了他，他心里清楚，在挣扎着想要重获自由时却越缠越紧。由此产生了一个爱情故事。疏离、冷漠却又充满魅力的女人和聪明、放荡不羁的男人，各自对独立和顾家、安定和危险的看法，激烈碰撞。这部小说在最初便指出了这种冲突： “他相信他是安全的。 ” “相信”而不是“认为” ，意在表现质疑，强调不安。

然而正是柏油这种被精心塑造的、漆黑的、让人心烦的、恐怖而诱人的东西让我想到了非洲的面具：古老，活跃，栩栩如生，特征被夸大，有着神秘的力量。一尊盘踞在民间传说中心的露骨的雕像成了这场叙述的骨架。所有人物本身便是面具。像非洲面具一样，小说混合了原始与现代、传说与现实。这种混合让人兴奋，甚至眩晕，但我相信情节足够牢固和亲切，能降低和遏制读者的眩晕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原本的故事便会获得新生。这让我回到了那块油毡地毯上，聆听女人们唱着歌、在对一段深已久的历史的讲述中接近令人坐立不安的真相，对“生养”我的世界施以魔咒。

他们说她快要不行了。一位主治医师说，是因为血液里的什么“蛋白” 。她不能再吃蛋清了。这就是诊断和处方，是歪打正着的医疗手段、对上帝旨意的信念和疾病多半由食物引发的观念的混合。（她的一个女儿十八岁时死于在湿草上坐卧、 “在娘胎里受了凉”或是前一晚吃的黑莓馅饼。不管怎样，我的祖母醒来时发现她的亲亲宝贝躺在身边，凉得像霜。 ）无论原因如何，我的祖母病得非常重。每个人有空的时候都去照料她，我有时也会被打发到她房里给她读书。读点《圣经》 ，他们说，让她得到抚慰。我庄严地朗读着，哪怕一个字也不懂。但我想给她讲故事—让她开心，甚至治愈她—或者给她讲我做的梦。但比起《圣经》来，那实在有些不足挂齿。她在沉默中剧烈地扭动着，在被子下翻来覆去。我猜她是想跑开，离开这个被力不能及的任务吓得哆哆嗦嗦的愚蠢的孙女。也许她只是想离开，离开生活，从中抽身而去。她和她的丈夫收入微薄，因此要轮流在儿女家借宿。尽管每个女儿都乐于接纳她，投入地照料她，然而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事实上都无家可归。这一张张床—无一是他们自己的—就算不让人引以为耻，也必然令人如芒在背。那时我觉得这种走过一座座城镇和街区、 “拜访”一位位家庭成员的生活很美好。然而看着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的头在枕头上甩来甩去……我不知道了。当然，她病了，血液中的蛋白和其他什么东西……但她一定不会也不想死去。几天后，当他们告诉我她死了的时候，我想，现在，再也没人会问我做过的梦，再也没人会一再要我给她讲个故事了。

从前，很久以前……

房间里有我们四个：我，我母亲，我祖母，和我的曾祖母。年纪最大的那位咄咄逼人，周身散射出强硬而可怕的智慧。年纪最轻的那个，也就是我，是一块海绵。我母亲充满天赋，热爱交际，目光敏锐。我的祖母是个秘密宝库，她的存在让这个可怕而迷人的世界安稳下来。就是这三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后者从未停止聆听、观察、寻求前者的建议，也迫不及待想得到她们的赞誉。我们四人置身于《柏油娃娃》的字里行间，既是见证者，也是挑战者，更是评判者，如此关注故事的作用以及讲述的方式。

但她们中只有一个人需要我的梦。

                                                                                                                                                                                                                           （刘昱含  译）

他相信他是安全的。他在英国皇家“斯托尔·柯尼格斯加尔顿”号上凭栏而立，大口吸气。他望着港口，怀着甜蜜的期待，心怦怦直跳。法兰西王后岛在逐渐暗淡下去的光亮中稍稍有些脸红，在他的注视下垂下了睫毛。七艘少女似的白色巡逻艇在港湾中上下浮动，下游一英里左右的码头上则空无一人。他谨慎而悠闲地走到下面他和别人同住的舱室。别人都上岸度假去了。他没什么东西可收拾，没有邮票簿，没有剃须刀，也没有任何房间的钥匙，便只是把睡铺床垫下面的毯子四角叠得更紧了些。他脱下鞋，把每只鞋的鞋带穿过裤子上的腰带圈系紧。然后，他漫不经心地四下看了看，便潜身穿过走廊，回到了上层甲板。他一条腿跨过栏杆，迟疑了一下，本想头朝下跳下去，但又相信脚能比手感受到更多，就改变了主意，干脆迈进了水中。直到轻柔而温暖的海水涌上他的腋窝，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水中了。他马上把膝盖弯到胸前，再向后一蹬。他游得很好，每划四下便向上一转，抬起头来，确定游泳路线与海岸平行并保持一定距离。虽说他的肤色与深色的海水混成一片，他还是小心地不把胳膊抬得离水面太远。他游近了码头栈桥，庆幸系在身后的鞋子仍在轻碰臀部。

游了一会儿，他觉得该向陆地—也就是栈桥前进了。就在他两腿夹水准备转身的时候，一股旋涡圈住了他，把他拖进了一条无船的宽阔航道。他拼命想从旋涡中游出来，被推得接连转了三圈。就在想呼吸的欲望无法忍耐之时，他的头部探进了柔滑的空气中，身体也平稳地躺到了水面上。他一边踩水一边调整呼吸，几分钟之后再次向栈桥游去。旋涡再一次箍住他的脚踝，用它那湿漉漉的喉咙吞没了他。他一路下沉，却发现并非像他想的那样沉入海底，而是被卷进了一个旋涡。他一心只想着，我在逆时针打转。这个念头刚刚浮现，海水已经变得平缓，他也浮上了水面。他再一次踩水，咳嗽，吐水，摇头，把耳朵里的水甩出来。歇够之后，他决定游蝶泳，以防双脚像前两次那样从右侧被吸住。但在他劈开前面的海水时，他感到一股轻而稳的压力沿着胸、腹直到大腿，犹如一个执着的女人在用手推着他。他竭力想冲出去，却没有成功。那只手在迫使他远离海岸。这个男人回过头去，想看看身后有什么东西。他看到的只是水，在斜阳的照射下被染成一片血红，犹如一颗新剥出的心脏。右方远处便是“斯托尔·柯尼格斯加尔顿”号，头尾被夕阳照亮。

他快没力气了，他心里清楚，绝不能浪费体力去和洋流抗争。他决定让它带着自己漂上一会儿。也许洋流会消失的。无论如何，他都会借这段时间恢复体力。他尽力在水中漂流，海水在充满氨气味的空气中掀起、拍动，颜色越来越暗。他知道，他身处一个从不知晓也不会知晓黄昏的地方，很快他就会向一团漆黑的海平面进发。法兰西王后岛上已经点起灯火，被刚刚升起的星光刺穿的天空仿佛在哭泣，而散乱的灯火则如同泪珠。海之女神仍在用掌心捧着他，护着他向深海中漂去。他突然看到左方亮起新的灯—一共四盏。他判断不出距离，但他知道那是在一只小筏子上点亮的。同样突然地，海之女神撤回了手掌，他便游向了那只在蓝色而非绿色的海水中抛锚的小船。

靠近小船时，他兜了个圈子。他什么都听不见，谁也看不见。他游向小船左舷，看出上面写着“海鸟二号”，一条三英尺长的绳梯轻轻拍击着船头。他抓住绳梯的一根横档攀爬上船。他轻手轻脚地穿过甲板。这里看不到阳光，他那双帆布鞋也不见了。

他后背抵着驾驶舱的墙壁，沿甲板侧身而行，目光窥进驾驶舱弧形的舷窗。舱中没人，但他能听到从下面传来的音乐声，能嗅到带有浓重咖喱味的烹调气息。若是突然有人出现，他脑中空空的不知如何应付。最好别做什么计划，别编什么故事，因为不管多么完美，准备好的故事听起来反倒最像谎言。对方的性别、体重和举止自会让他决定该讲些什么。

他向船尾走去，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一段舷梯。乐声更响，咖喱味也更浓了。最远处的一扇门虚掩着，光亮、乐声和咖喱味都来自那里，离他稍近处有两扇关着的门。他选择了第一扇；打开后，里面是一个黑暗的壁橱。他迈步进去，在身后轻轻把门关上。里面有浓重的柑橘和油脂气味。什么都看不清，他在原地蹲下，聆听着似乎是从收音机或留声机里流出的音乐。他在黑暗中缓缓伸手向前，手臂所及之处什么也没摸到。他把手向右方探去，触到了一面墙。他向墙蹭去，然后背靠着它滑坐到地上。

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警觉，但海之女神用指节合上了他的眼皮。他睡得像块石头。

轰鸣的引擎没有吵醒他—他多年来在比这吵闹得多的环境中也能入睡。小船的倾侧也没妨碍到他。在引擎声被忽略之前，又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新鲜而动听，她粉碎了他的梦中生活。他醒来时想到一条短街，街上是装有白门的黄房子，女人们让门大敞着，向外面喊：“快进来吧，你这个小宝贝儿。”她们的笑声如同被子般展开，包覆在命令之上。但这个女人的声音中却什么都没有展开。

“我从来不孤独，”那声音说，“从不。”

那男人的头皮隐隐作痛。他舔了舔嘴唇，尝到了凝在胡髭上的盐霜。

“从不？”这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更轻些，半是疑惑，半是敬畏。

“一点也不。”第一个女人说。她的声音似乎外冷内热。要不就是内冷外热？

“我羡慕你。”第二个声音说，但现在听起来远了些，还在向上飘去，并伴随着舷梯上的脚步声和衣服的声—灯芯绒与灯芯绒或是斜纹布与斜纹布的摩擦—那种声响只有一个女人的大腿才发得出来。那是秋天请人进屋避雨，蜷在炉火旁的惬意的邀约。

他没听到她们后来的谈话—这时她们已经去了舷侧。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小心地慢慢站起身，伸手去够门把。通道里灯火通明—没有音乐声和咖喱味了。他从门框和门板的缝隙中看到了一扇舷窗，窗外是一片黑夜。有什么东西掉在了甲板上，过了一会儿滚到了门槛边，进入他脚边的一线亮光里。那是一个瓶子，他只能看到标签上的法语 “日光浴”。他没有移动。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过随时都可以运转起来。他一直没听到有人下来的声音，但现在却有一只女人的手出现在视野中。那只手轮廓很漂亮，粉色的指甲修得精致，手指如同象牙一般，上面戴着结婚戒指。她捡起瓶子，他能够听到她弯腰时轻声的咕哝。她站直身子，她的手消失在视野之外。她的脚步在柚木地板上无声无息，但过了几秒钟，他听到了一扇门—大概通向厨房—打开又关上的声音。

他是船上唯一的男人。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虽说并不完全准确，却让他放下了心。由两三个—他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女人掌握的这只小船很快就会在一处私人码头靠岸，那种地方不会有海关稽查往护照上盖印，还要皱起眉头摆架子。

借助从通道射进来的光线，他检查了壁橱。这是一个有货架的贮藏室，里面混放着通气管、渔具和船上补给品。一只没盖的条筐占据了地面的一大部分，里面装有十二棵小金橘树，上面都结着果。他摘下一颗只有熟草莓那么大的金橘吃了下去。果肉很软，缺乏纤维，略带苦味。他又吃了一颗。接着吃了第三颗。随着他的狼吞虎咽，饥饿的肠胃大开。从前天晚上起他就没吃过饭了，此刻折磨他的饥饿突如其来，不可遏止。

小船在前进，不久他就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朝着法兰西王后岛前进的。他想，但是不太远。涂指甲、需要防晒油的女人们不会把快船开进夜色。于是他在壁橱内蹲着，边等边嚼涩橘。当小船最终停下，引擎也被关闭的时候，他已经饿得无法忍受，他得绞紧手指才能不冲出壁橱去找厨房。他一直等待着—直到轻轻的脚步声听不到了。然后他迈步走进通道，在月光下窥视了两处地方。他看到侧上方有两个身影在大型探照灯后面移动。他听到一辆汽车的引擎发动之后，就向下面走去。他很快就找到了厨房，由于光线昏暗，他只好在流理台上摸索着寻找火柴。没有火柴，炉灶用的是电。他打开一台小冰箱，发现了里面的瓶装水和半个酸橙。在电冰箱的灯光中他还看到了一罐法国第戎产的芥末，却没有咖喱食品。碟子已经洗净，一个白纸板箱也干干净净的。两个女人并没有做饭—只是把带到船上的外卖食品加热了一下。他把手指伸进白纸箱的四角，又沿着箱边向上摸。就算剩下了什么吃的，也全都喂了海鸥。他看了看碗橱：玻璃杯、杯子、盘子、一个搅拌器、几支蜡烛、塑料吸管、多色牙签，最后是一盒挪威切片面包。他在面包片上涂上芥末大吃起来，还喝光了所有的瓶装水，然后才回到甲板上。他看到星光闪烁，在与月亮交换着目光，可惜看不到什么陆地，这不足为奇，因为就在三百年前，他所凝视的那座岛让奴隶们在一瞥之下失去了视力。

第一章

世界尽头不过是骑士岛上几间豪华的越冬别墅。当从海地输入的劳力来清理这片陆地时，这里的云和鱼相信世界已经到了尽头，大海的海绿色和天空的天蓝色不再一成不变。逃离了法兰西王后岛上饥饿儿童投石的野鹦鹉，纷纷腾空飞去寻找另一处避难所。只有冠军雏菊树安详自得。它们毕竟是已有两千年树龄的雨林的一部分，而且准备活到永恒，因此无视人类，继续摇晃着睡在它们怀中的北美衲脊蛇。只有河流告诫它们，世界当真变了，雨量不再均匀，而当它们明白这一点，把根向土地深处扎去，就像发现迷途的孩子那样紧紧抓住它之时，已经为时已晚。人类在没有起伏的地方堆积出起伏，在没有空洞的地方挖出空洞，这都为河流变化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河水从汹涌到改道，到断流。河流从它原来的居住地被驱逐出来，被迫进入不熟悉的地盘，畅通无阻地流淌，无法自然形成池塘与瀑布。云朵聚集在一起，一动不动地观察着河流急匆匆地绕过林地，漫无目的地闯进山腰，直到筋疲力尽，病得悲悲切切，才在离大海不足二十里格的地方缓缓地停下。

云朵互相凝望，然后不知所措地分开。当游鱼冲下来把河流轻举妄动的消息带给山峰和树梢时，已经太迟了。人类已经砍穿冠军雏菊树，它们瞪大眼睛狂叫着，被劈开的身体轰然倒地。在之后的一片沉寂里，兰树也倾身倒下了。

这一场变故之后，山上的房屋反倒增加了，那些幸免于难的树木在事后多年里对它们的同伴魂牵梦萦，而它们梦魇中的咕哝则让衲脊蛇不胜其扰，转移到在太阳初次见到的地带成活的新树上。后来雨量改变了，不再均匀。如今不再每天准时下一小时雨，而是按照季节，这进一步损害了河流，可怜的、受辱的、伤心的河流。可怜的、发狂的溪水。如今它像一位老妇般坐在一处地方，成为被海地人称作“夜胸”的一片沼泽。这里简直是女巫的奶头：一块浓雾紧锁的萎缩的椭圆形地区向外渗着又黑又稠的物质，连蚊子都无法在附近生存。

在这片沼泽之上，无数的山谷已经使旅游者疲于观览：南美攀援九重葛、鳄梨、一品红、酸橙、香蕉、椰子和最后的雨林冠军树。在那里建成的房屋中，年代最久也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十字树林”。这栋房子由一位杰出的墨西哥建筑师设计，但海地工人们没有工会，便分不清技巧与艺术，因此当玻璃配不上窗框时，窗台和门槛便被雕刻得尽善尽美，权充补救。他们有时会忘记或忽略水往低处流的趋势，以致抽水马桶和坐浴盆无法产生始终稳定、强烈的水流。然而房檐却又宽又深，即使在暴风雨中开着窗户，也不会有雨水进入屋里—只有风、气味和落叶才能进入窗子。地板是咬槽式的，从墨西哥进口的手工烧制的瓦片尽管看上去很漂亮，却一碰就会松动。好在门都是笔直的，门把手、合页和门锁都牢固得像乌龟。

那是一座绝妙的住宅。宽敞，通风，明亮。它建于理所当然地使用石灰的年代，人们只关心阳光和气流，它不需要空调。优雅的风光使这栋住宅完全处于美景之中。修建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避免出现“设计”的痕迹。所有线条几乎都是水平或竖直的，少数几条斜线也颇具魅力：小岛的风情点缀其间（诸如一间洗衣房，一座厨房外的花园），显得分外灵活。至少那些有眼光的来访者是这样评价的。他们一致认为，除去选择不当的名字，它是“加勒比地区表现最完美、风格最自然的房子”。有一两个人持保留意见—他们怀疑室内采光是否到处都有些过于强烈，主人新增的花房是否有过分追求之嫌。

瓦莱里安·斯特利特对他们的批评很在意，却又认为完全无关紧要。他那双灰眼睛的目光扫过这些客人的脸，如同下午四点钟的影子正走向黄昏。他们让他想起费城的寡妇们的话，她们听说他打算在这座岛上别墅度过他退休后的第一年时曾断言：“你会回来的。只消六个月，你就会从心里厌烦了。”如今已经过去四个十二月，而他想念的只有绣球花和邮递员。新盖的花房可以养绣球花，邮递员却永不得见了。他所喜爱的一切都随身带到了这里：一些唱片，修枝剪，一盏有六十四个灯泡的枝形吊灯，一件浅蓝色的网球衫，以及缅因州第一美人。费拉拉兄弟建筑公司（国内与海外）负责其余的一切，在两名仆人、第一美人和大量悉心往来的信件协助下，他花了一年，把自己安置在一座可以从三面观海的山上。他倒并非对观海感兴趣，除了意识到大海会对让汽船带来邮件的气候有所助益或妨碍之外，他很少会想到它。即使他当真想到了与大海相关的事，也不过是在花房中的冥想而已。每逢需要认真对待炎热的黄昏或清早，他都待在那里。早在第一美人取下睡眠用面具之前，他就把 “戈德堡”公司出品的各式各样的唱片带到花房里放了起来。起初，他试放了肖邦和一些俄罗斯音乐家的作品，但那枝名贵的雷克斯牡丹被音乐的激情所震慑，哀鸣着卷起了舌头。他最后决定用巴赫的曲子来促其发芽，用海顿和李斯特的作品来强壮嫩芽。之后，似乎所有的花草都对朗帕尔的D大调小回旋曲感到满意。到他给早餐咖啡加糖的时候，牡丹、银莲这类花卉都已经听了四五十分钟的音乐。虽然给花卉们补充了养分，这件事却让管家西德尼十分恼火，尽管他四十年来每天都在听这类音乐。所幸，如今这些音乐只局限在花房之内，而不像原先在费城时那样往往在整座宅院中嗡嗡作响。西德尼用一块白餐巾擦干盛冰水的玻璃杯上的水珠时，只能隐约听到那些音乐。他把玻璃杯放到带托盘的茶杯旁边，注意到主人手上的老年斑已经渐渐消退。斯特利特先生认为是他晚上抹的药膏的作用，可是西德尼却觉得是三年来自然晒黑的缘故。

除去厨房看着像常住之处外，房子其余的地方都让人觉得像旅馆，有一种住客迟早要离去的样子：有一两幅画挂在还算不错的地方，但既没有认真固定，也没有适当照明；上好的瓷器还装在箱子里，等着没人肯做出的决定。在这种临时状态下是谈不上良好服务的。没有水晶盘（也远远地封存在费城），于是几件银质托盘便承担起了全部职责：从水果到茶点。第一美人趁一次次旅行之机，不时地把西德尼要求的东西一箱又一箱装得满满的从美国带来：搅拌器、磨刀石、两条备用桌布。这些东西都经过精心挑选，因为要用来替换那些她坚持要带回费城的用品。她习惯于保持一种幻觉，认为似乎他们仍住在美国，只是在多米尼加附近过冬而已。她丈夫鼓励她这种想象，一有机会就要在谈话中加一句“等我们回家再说吧”。他们到达六个月之后，西德尼告诉太太，把行李箱定期搬到太阳下吹风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故意。他们会拆掉花房以便把他赶离小岛，因为只要花房在，他就会在那里。她问丈夫，主人到底在花房里干什么？

“放松一下吧，就是那么回事。喝点酒，读点书，听听他的唱片。”

“谁也没法在一间小屋里闷上三年还安安分分。”她说。

“那不是小屋，”西德尼说，“是花房，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随便你叫什么吧。”

“他在那里面种绣球花，还有大丽花。”

“要是他想要绣球花，就应该回家去。他把大家一起拉到赤道上来，就为了种北方的花？”

“也不光是这个。还记得在家的时候他多喜欢他的书房吗？嘿，就跟那个差不多，只不过是个花房式的书房。”

“在赤道地带建花房，简直丢人。”

“这里还不是赤道。”

“别糊弄我了。”

“离赤道还远着呢。”

“你是说，地球上有地方比这里还热？”

“我还以为你喜欢这里。”

“是爱上这里了。”

“那就别抱怨了。”

“就是因为爱这里才抱怨呢。我是想知道能不能在这儿长住下去。像现在这么住着你什么都摸不透。他随时都可能打包去别的地方。”

“他要在这儿待到死，”西德尼告诉她，“除非那间花房被烧掉。”

“照这么说，我要祈祷花房别出事。”她说，但她用不着祈祷。瓦莱里安精心照料着花房，因为当他在里面移植、施肥、通风、栽种、浇水、干燥和剪枝时，那成了他和他的鬼魂平心静气地交谈的好去处。他在花房中放了一只“白中白”小冰箱，一边啜着葡萄酒，一边阅读花种类别书籍。其余时间他浏览目录和小册子，与从东京到纽约州纽堡的育种站进行电话联系。这些日子，他只读邮件，放弃了读书，因为书中的语言变化太大—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和莫名其妙的句子。他热爱花房和这座小岛，但不喜欢他的邻居。幸好三年前在刚刚开始他的热带生活时，一天夜里，牙疼发作把他疼醒了，刚下床，他就跪倒在地。他跪在地上抓着床单，心想这准是中风，否则牙不会疼到这种地步。就在一阵阵疼痛之中，他左眼流泪，右眼却因气愤而发干。他爬到床头柜边按响了呼叫西德尼的电铃。西德尼赶来后，瓦莱里安坚持要他立即把自己送到法兰西王后岛。可是没法去。那时渔民们还没有起床，而摩托艇一周只开两次。他们自己没有船，何况即使有船，无论西德尼还是别人都不会开。于是，脑子转得快的管家便给瓦莱里安憎恶的邻居打了电话，借到了五十六英尺长的海鸟二号小艇和会驾船的菲律宾佣工。经过在黑暗中大胆的吉普车之旅、漫长的乘船航行和颇值得回忆的出租车换乘，他们在凌晨两点来到了米歇林医生的家门口。菲律宾人和出租车司机聊天，西德尼上前敲门。牙医从二楼窗口高叫着应答。他刚逃离阿尔及利亚，以为是当地黑人在砸门—因为他不肯给他们修牙。瓦莱里安最后总算有气无力地坐到了牙医的诊椅上，把自己交到那法国人手里，听凭他处置。米歇林医生把一根针对准瓦莱里安的上牙膛，但似乎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因为瓦莱里安感到那根针插进了自己的鼻孔，一直穿过眼球，穿出太阳穴。他向医生的裤子伸出手去，指望他那狠命一抓—通常总会让人们求他松手—能握住牙科医学博士的睾丸，把它们捏碎。但还没等到他在医生的花格呢睡袍下出手，疼痛消失了，他为头部不再刺痛而感激涕零。米歇林医生再没采取其他措施。他只是坐下来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的病人。

这次以被激起的憎恶为开端的结识以情谊结束。尽管认为不该喝酒，好心的医生还是让瓦莱里安用一根吸管喝了一点他的白兰地，瓦莱里安就此结识了一位尽职的医生。当晚他们相处甚欢，举杯同饮，奴佛卡因和白兰地相配合，使瓦莱里安感受到了多年来很少体验的豪气。他们偶尔相互拜访，每当想起他们俩的初遇，他都会指着当时脓肿的地方大笑。这件事有种笑话书的意味：两个老年人边饮酒边争论潘兴 （瓦莱里安确实见过他），但没人提起他们会有共鸣的逃亡和晚年的话题。他们都感觉仿佛只是跑出了家。罗伯特·米歇林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而瓦莱里安·斯特利特则自愿从费城流放。两个人先前都结过婚，而再婚多年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第一次婚姻。泼辣的妻子带来的那些悲伤岁月仍然记忆犹新。米歇林离婚后不到一年就再婚了，但瓦莱里安很长时间都是独身，而且不想再婚。直到一个冬天在缅因州，他在午饭后出去散步—希望以此来摆脱由于整天埋头食品工业装置报表而无聊易怒的心情。他走出旅馆，经过两个街区就到了主街。这时，他发现自己身处当地冰雪狂欢节的游行队伍之中。他看到了北极熊，随后就看到了她。北极熊用后脚直立，举起前脚向人们祝福。一个粉红脸蛋的姑娘像新娘似的握着熊的一只前掌。他们身后一座塑料制的爱斯基摩圆顶冰屋将她的红丝绒外衣和她向人群挥舞着的貂皮手笼衬托得分外醒目。在看到她的那一瞬间，他的心便拜倒在她脚下。

此时他正坐在十二月的阳光中，看着仆人向他的杯里倒咖啡。

“送来了吗？”

“什么？”

“油膏。”

“还没有。”西德尼打开一个装糖块的小盒的盖子，把糖盒推到主人跟前。

“他们倒是不慌不忙。”

“我告诉过您，邮递减为一周两次了。”

“已经有一个月了。”

“两个星期。还是不舒服吗？”

“这会儿还好，不过总会犯的。”瓦莱里安伸手去取糖块。

“在穿鞋的事情上您不必太固执。皮便鞋或者一双不错的墨西哥平底皮凉鞋穿上一整天就不会犯囊肿了。”

“不是囊肿，是鸡眼。”瓦莱里安把方糖放进杯子。

“鸡眼也一样。”

“等你拿到医学文凭再来指教我吧。这些饼干是昂丁烤的吗？”

“不是。斯特利特太太昨天带回来的。”

“她把那条船当成自行车用了。来来去去的。”

“您为什么不自己买一条船呢？那家伙对她来说太大了。没法用来滑水。连在城里停泊都不成。他们只好把船停在一处地方，换成另一只小船才能上岸。”

“我干吗要给她买一条船，一年闲置十个月？要是那些饭桶甘心让她用他们的船，我觉得挺不错的。”

“要是她有了船，也许会全年待在这儿呢。”

“不一定。我愿意让她待在这里是因为她丈夫在，而不是一条船在。反正要告诉昂丁，别再预备这种吃的了。”

“没好处吗？”

“人上了年纪之后最糟糕的事就是吃。首先你得找到你能吃的东西，其次还得尽量不洒得身上到处都是。”

“这事我弄不懂。”

“当然不懂。你比我要年轻十五分钟呢。不过告诉昂丁别再弄这个了。太容易碎。不管你怎么当心，还是到处洒。”

“牛角面包就该是松脆的。它是能做出来的最松脆的面包了。”

“把原话告诉她，西德尼。”

“是，老爷。”

“看看那孩子能不能把那些瓦片铺平。整片地方的瓦全翘起来了。”

“他说他需要水泥。”

“不。用不着水泥。他只消把它们码平就可以了。只要摆得好，用泥土就可以固定。”

“是，老爷。”

“斯特利特太太醒了吗？”

“我想已经醒了。您对过节还有什么特殊吩咐吗？”

“没有了。只差鹅了。那玩意儿我一口都不能吃，但无论如何我还想在餐桌上看见它。此外再买些沙利度胺来。”

“您想让勤杂工给您带来吗？他连那个音都念不出来。”

“写个条。告诉他把条子交给米歇林医生。”

“好吧。”

“再告诉昂丁，一半波斯敦和一半咖啡反胃。比光用波斯敦还要糟。”

“好的，好的。她本以为那样会有好处。”

“我知道她原先的想法，不过，好处比问题还要糟。”

“麻烦也许不在这儿，您知道。”

“你是打定主意要我得溃疡了。我没有溃疡。你倒是有。我只是偶尔犯点毛病。”

“我得过溃疡。现在已经好了，就是喝了波斯敦治好的。”

“我很高兴。你刚才说她已经醒了？”

“她是醒了。不过可能翻身又睡了。”

“她要什么？”

“要？”

“是啊，要。你知道她醒了的唯一途径就是她叫你过去了。她要什么？”

“毛巾，新毛巾。”

“西德尼。”

“她是要这个。昂丁忘了......”

“毛巾包着什么？”

“您干吗老想着这个？她喝的东西都是您亲眼看着的。一点佐餐酒，没别的了，也不过就一玻璃杯。她从来都算不上酒鬼。您倒是。您干吗老想把她当成酒鬼呢？”

“我要跟吉德谈谈。”

“吉德知道什么连我都不知道的事？”

“没什么，不过她和来时一样诚实。”

“现在听我说一句，斯特利特先生。这是真的。”

瓦莱里安用叉子叉起一角菠萝，动手切成规则的小块。

“好吧，”西德尼说，“我来告诉您吧。她要勤杂工在星期四来之前去机场一下。”

“为了什么，请问？”

“一只箱子。她在等一只箱子。已经运出来了，她说，到星期四就该到了。”

“真傻。”

“老爷？”

“傻。傻。”

“斯特利特太太吗，老爷？”

“斯特利特太太，斯特利特先生，你，昂丁。所有的人。三十年来，我第一次能够享受这所房子的好处。真正住在了里边。不是住一个月或者度个周末，而是住上一段时间，可每个人都在预谋替我毁掉它。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有点像第三十街的车站了。大家为什么不能住下来，轻松一下，好好过上一个圣诞节。不是好多人的招待会，只是一顿美好又简单的圣诞晚餐。”

“她有点烦，我猜。花费的时间超过了她能用的。”

“精神不正常。吉德在这里嘛。她们好得就像女学生，我看就是这样。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您是对的。她们处得很好，彼此都是。”

“可她们不怎么喜欢这么过圣诞。显然，我们盼望更多的人，既然我不过是这家旅馆的老板和经理，她们没有理由让我了解这些。”

“要不要我给您拿点烤面包来？”

“还有你。你终于让我吃了一惊。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吃您的菠萝吧。”

“我正吃着呢。”

“我不能一上午都在这儿站着。您有鸡眼，我有脚拇指囊肿。”

“如果你不听我劝，拇指囊肿就是结果。”

“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一流的膳食主管，穿拖鞋可够不上一流。”

“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也知道你的脚。托姆·麦克安牌的鞋会是你的死神。”

“我这一辈子都不穿托姆·麦克安牌鞋子。在一九二九年我都没穿过。”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至少给过你四双很像样的鞋子。”

“我的拇指囊肿比您的鸡眼强。”

“吹牛得不了鸡眼。一定要说话，那就是可以预防鸡眼。鸡眼是出汗造成的。当......”

“对吧？被我说中了吧。这正是我一直对您说的。费城的鞋子在热带不能穿。会让你的脚出汗。您需要好的平底皮凉鞋。会让您的脚感觉舒服。让脚自由，就能透气。”

“穿平底皮凉鞋不如让我穿拘束衣。”

“您再不停用刀片刮脚趾，就真该穿精神病人的拘束衣了。”

“唉，你用不着懂这个，因为你的托姆·麦克安拇指囊肿会让你下半辈子坐在摇椅上。”

“挺适合我的。”

“还有我。也许到时候我能雇个不会有事瞒我的人。偷偷地把波斯敦放进好端端的一罐咖啡里，又把糖放进酸橙饼。别以为我不知道那种假盐。”

“到我们这把年纪，健康是最重要的事了，斯特利特先生。”

“完全不是。那可是最没用的事。我活着可不是为了早晨爬起来跳下楼去喝一杯波斯敦。到小屋里瞧瞧，给我弄一剂药来配这东西。”

“法国白兰地不是药。”西德尼朝橱柜走去，弯下腰打开了一扇门。

“到了七十岁，什么都是药。告诉昂丁别用它了。那东西对我没用。”

“对您的性情实在是没一点儿用。”

“一点儿不错。现在，平心静气，马上告诉我这伙人是谁。”

“没有什么人，斯特利特先生。”

“别跟一个离不开波斯敦的老人对着干。”

“是您儿子。迈克尔不是客人。”

瓦莱里安小心地把杯子放在托盘上。“是她这么告诉你的？迈克尔要来？”

“不。不一定。不过这样一来，勤杂工就知道该找什么了。她告诉了我箱子是从哪儿运来的，是什么颜色。”

“那么说箱子是来自加利福尼亚了。”

“是来自加利福尼亚。”

“而且是红色的。”

“是红的。火红的。”

“侧面贴着‘迪克·格里高利是总统’封签。”

“盖子上还漆着一只牛眼。”

“而且，那把锁你得踢一脚才能锁上，却能用一只发夹来打开，钥匙......”瓦莱里安收住了话，抬眼看着西德尼。西德尼也看着瓦莱里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在乞力马扎罗山顶上。”

“开玩笑。”瓦莱里安说道。

“对七岁的孩子倒是不错。”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瓦莱里安嚼着菠萝，西德尼靠在橱柜上。瓦莱里安随后说：“你为什么认为他紧紧抓着箱子不放呢？男生夏令营的鞋柜而已。”

“里面放着他的衣服。”

“愚蠢。全部都是。箱子、他和这次探亲。此外，他不会露面的。”

“这次她是这么想的。”

“她不是在想，是在做梦，可怜的孩子。你敢肯定那些毛巾中间没什么吗？”

“女主人来了。您自己问她吧。”

鞋跟敲在墨西哥木条地板上的橐橐声越来越响。

“那孩子要去机场的时候，”瓦莱里安悄声说，“告诉他在回来的路上捎点抗酸药。喂，”他对妻子说，“看看谁来了，这不是我们的女神吗？”

“别这么叫我，”她说，“天太热了。早上好，西德尼。”

“早上好，斯特利特太太。”

“你的眼眉之间是什么？”

“眉贴。”

“我没听清。”

“眉贴。”西德尼绕着桌子走过去，拿起壶，悄无声息地把咖啡倒进她的杯子里。

“你皱眉头有困难？”她丈夫问她。

“是啊。”

“贴那个有用？”

“应该有吧。”她把杯子举到嘴前，闭上了眼睛。喝咖啡时，热气飘到了她脸上。

“我都糊涂了。告诉你，不是因为老。只是给搞糊涂了。你为什么想皱眉？”

玛格丽特又吸了一口咖啡的热气，极其缓慢地睁开了眼。她看着丈夫的目光完全是惯于晚睡的人对乐于早起的人的不以为然。

“我不想皱眉。眉贴并不会帮你皱眉。它们能消除皱眉的后果。”

瓦莱里安张开了嘴，但有好一会儿没说话。后来才说：“可是你不皱眉不就好了？那样你就不必用小胶条粘你的脸了。”

玛格丽特又啜了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回托盘。她把领口往外拽了拽，轻轻朝胸口吹了吹，然后看着西德尼放在她面前的楔形蛋糕。昂丁故意把又尖又长的包装纸留在蛋糕下面，就是为了让她稀里糊涂地受伤。“我以为我们会有......芒果。”西德尼拿开水果，匆匆向转门走去。 “给大家都准备了什么？每天早晨都是一样的？”

“我要的是菠萝。要是你不想要，头天晚上就该告诉西德尼第二天早餐你喜欢什么。这样他就能......”

“她明知道我讨厌新鲜菠萝。里面的纤维会塞我牙缝。我喜欢罐头菠萝。有这么严重吗？”

“有。”

“他们告诉我们吃什么。到底是谁在给谁干活？”

“给谁？你要是把一周的菜谱给昂丁，她一定会照要求准备的。”

“真的？你已经这样做了三十年，可你甚至没法让她给你配一杯咖啡。她给你喝波斯敦。”

“那是另一码事。”

“是一码事。”

西德尼端着一盘碎冰回来了，冰块里立着一只芒果。皮呈完美的曲线被从鲜亮的果肉上剥离。几乎看不出刀痕。瓦莱里安捂着嘴打了个哈欠，然后说：“西德尼，我能还是不能得到一杯咖啡？”

“是，老爷。您当然能。”他放下芒果，给瓦莱里安的杯子倒好咖啡。

“瞧，玛格丽特。你的芒果来了。四百二十五卡路里。”

“你的牛角面包呢？”

“一百二十七卡。”

“天啊。”玛格丽特闭上了眼—那是一双天真的蓝眼睛—放下了叉子。

“来点葡萄柚吧。”

“我不想要葡萄柚。我要芒果。”

瓦莱里安耸了耸肩。“尽管吃吧。可是你昨天晚上吃了三份奶油冻啦。”

“两份，我吃了两份。吉德吃了三份。”

“好吧，只吃了两份......”

“哼，我们雇个厨子干什么？连我都会剥葡萄柚的皮。”

“洗盘子。”

“谁需要盘子？按照你的说法，我只要一把茶匙。”

“好啦，总得有人洗你的茶匙吧。”

“还有你的花铲。”

“可笑。太可笑了。”

“真的。”玛格丽特屏住呼吸，把叉子插进芒果。水果片在叉尖上分开了，她缓缓地舒了口气。她瞥了瓦莱里安一眼，然后才把那片芒果放进嘴里。“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吃得像你这么多，体重却从来不增加一盎司。我觉得她在我的饭菜里加了料。麦芽什么的。夜里她拿着一支静脉注射器之类的玩意儿偷偷溜进来，给我注射得满是麦芽。”

“没人给你注入满满的什么东西。”

“也许是奶油。”

西德尼在他们讨论卡路里的时候走开了，这时端着一只银托盘回来。托盘上有一篮烤面包夹薄片火腿和一只荷包蛋。他走到橱柜边，把这些东西放到盘子上。他在每只盘子的右边放上欧芹叶，左边各放两片西红柿。他撤去果盘，小心翼翼地不让冰水洒出来，然后俯身向前端上热食。玛格丽特冲着盘子皱了皱眉，挥手让他端开。西德尼回到橱柜边，放下被退回的盘子，另外拿了一个。瓦莱里安高高兴兴地吃起那份热食，西德尼把盐瓶和胡椒瓶推到他手臂所及之外一两英寸的地方。

“我猜你在为圣诞节的客人们布置这栋宅子。把盐瓶推过来一点好吗？”

“你为什么那样猜？”玛格丽特伸出一只手—一只修饰得极漂亮的手，把盐瓶和胡椒瓶递给他。芒果一役的小胜让她精神大长，能集中起注意力听她丈夫的话。

“因为我告诉过你别这么做。结果必然是你要和我对着干。”

“随你怎么想吧。我们就在地下室独自过节好了。”

“我们还没有地下室呢，玛格丽特。你应该在这里四处看看。说不定你会喜欢这地方呢。想想看嘛，我不相信你已经看过厨房了，是吧？我们有两处，两处厨房呢。一处是......”

“瓦莱里安，请别说了。”

“但这激动人心。我们到这里才刚刚三十年，而你已经找到了餐室。那是整整三个房间呢。每十年一间。你最先找到的是卧室。这是我揣测的。丈夫是很难知道跟他分房的妻子睡在哪儿的。我想是在一九六五年吧，你弄清了起居室的位置。还记得吧？那些鸡尾酒会？那真是些好日子。我应该说，是巅峰。你不仅认识机场、码头和卧室，还知道起居室。”

“不错。我在圣诞节有客人。”

“随后是餐室。说起来算是一次发现！十人、二十人，甚至三十人的晚餐。姑且不说两间，就说在一间厨房里，在你面前能有多少东西。我们可以招待成百上千的人。”

“迈克尔要来。”

“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再推迟。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到我八十岁的时候，我们就能邀请整个费城了。”

“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就两个人。”

“他不会来的。”

“这栋房子里从来没有过多于十二个人的时候。”

“我再说一遍：他的朋友会来，而他不会露面。”

“我不是厨师，而且从来也不会做饭。我不想看到厨房。我不喜欢厨房。”

“你何必每年都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你明知道他会让你失望。”

“我是个娃娃新娘，记得吧？我还来不及学做饭，你就把我放进一栋已经有了一个厨子加一个离大门口有五十英尺路的厨房的大宅子。”

“依我看你做过一次饭。你和昂丁在厨房咯咯笑个不停，是我最清晰、最亲切的一次回忆。”

“你为什么说这个？你总是说这个。”

“我真心说的。我刚回到家，你就......”

“不是这么回事！我说的是迈克尔。你说他不会露面。”

“因为他从来没露过面。”

“他从来没在这里露过面。在这片丛林深处无事可做，没有年轻人。没有乐子。没有音乐......”

“没有音乐？”

“我指的是他那种音乐。”

“你让我吃惊。”

“这么说他不会无聊死的，我邀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她说到这里时停住了，用一根手指压着她的眉贴，“因为你的缘故，多年来我没邀请过任何人来这里。你恨所有人。”

“我不恨任何人。”

“已经有三年了。你是怎么了？难道不想再见你的儿子了？我知道你不想见别人—除了你亲生儿子。你对那个胖牙医比对迈克尔还在意。你想在这儿证明什么？你为什么不跟任何人来往，也不管任何事？”

“我不过是在经历我生命中所谓垂死的重大转折。”

“退休不是死亡。”

“一种没有差别的区分。”

“好吧，我可没有垂死。我正活着。”

“一种没有区分的差别。”

“我要和他一起回去。”

“听起来像是一去不复返了。”

“可能吧。”

“圣诞节不是做那种决定的最佳时机，玛格丽特。这是个感性的节日，充满了愚蠢的......”

“哎，我要走了。”

“我劝你别。”

“我不听。”

“他已经不再是小男孩了。我知道，当然他的背包还是乱七八糟的，可是，玛格丽特，他就要三十岁了。”

“那又怎么样？”

“那么你怎么会认为他愿意让你和他一起住呢？”

“他愿意的。”

“你打算跟着他浪迹天涯？去看蛇舞？”

“我打算住得和他近一点。不是一起住，是离他近一点。”

“那没用的。”

“为什么？”

瓦莱里安把两只手放在盘子的两侧。“我们的事他一点都不关心，玛格丽特。”

“你，”她说，“你的事他才不关心呢。”

“随你怎么说吧。”

“这么说，我可以走了？”

“我们等着看吧。等他来了，问问他。问问他愿不愿意让他母亲住在隔壁，对保留地实行共管。”

“他已经不干那个了。学校关了门。他已不再跟他们在一起了。”

“噢？他跟霍皮人分手了？我想是已经去了乔克托。不，等一等，C在H之前。让我想想看，纳瓦霍人，对吧？”

“他不在任何部落。他在上学。”

“什么？快说。”

“环境什么的。他想当环境保护律师。”

“他现在正在上学？”

“是的。”

“是啊，为什么不呢？乐队经理，牧师，驻社诗人，电影制片人，救生员应该学习法律，越跟环境相关越好。这倒真是个长处，因为他确定经历过足够多的环境可供选择。而你要做什么？设计无核武器贴画吗？”

“你休想让我改主意。”

“我不是让你改主意，是让你用用脑子。由他去吧，玛格丽特。别管他了。你没法从头再来。你的想法只是发疯。”

“不。在这儿才是发疯。我现在住在飞机里。没别的地方。不如在费城，我在那儿至少还有朋友。不像在这儿，在棕榈树下挨烤，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总是说，下个月，下个月，下个月。可是你从来没做过。你从来不肯离开这里。”

“可是你什么时候都是想走就走。好多人都住在两处地方。”

“我想住在一个地方—就一个地方。在十月里，你说过完新年就回去。等新年来了，你又说等过完四旬斋狂欢节再说。要是我想和你住在一起，我就得听你的：住在这儿。我不能老是跨海飞来飞去，都不记得我把卫生巾忘在哪儿了。反正我要和迈克尔回去。待上一段时间。为他安顿个家。”

“你们只好吃玉米饼了。每份三百二十五卡。”

“我已经跟你说了，他早不在那种地方了。他申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想。”

“那就吃大麻饼干吧。二百......”

“你不肯听我说。”

“玛格丽特，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就是除非他同意，否则你别去。”

“可是......”

“答应我。”

她琢磨了他好半天，因为她从来不知道他是在逗她、表现他的大男子主义，还是仅仅在撒谎。可这时他看起来极其严肃认真，于是她点点头说：“好吧。好吧。那样比较保险。”

“那吉德怎么办呢？”瓦莱里安问道。

“她怎么了？她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

“她觉得她在为你工作。”

“我走后让她为你工作好了。”

“噢，天啊。”

“放轻松好了。她只想在这里过冬。原因我不知道。”

“我想是为了却一段感情。”

“在她这种年纪那只消三天，用不了三个月。”

“你不再喜欢她了？”

“我爱她。不过我不打算为了帮她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冷静下来就放弃和迈克尔一起回去。何况，你看看有什么在叫她回去。”

“什么？”

“一切。欧洲。未来。世界。你干吗皱眉呢？她是不是需要钱？”

“不，不。就我所知不是那个。她在纽约和什么经纪人签过什么东西，或者是准备签。”

“嘿。她不需要用为我工作当借口。”

瓦莱里安吞下了最后一口鸡蛋和火腿，用叉子敲着装烤面包的篮子。“聪明。绝顶聪明。”

“吉德？”

“不，是昂丁。这个味道真好。我想她在美国时也是这么做饭的。”

“说起卡路里，你已经吃得像马一样多了，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赌气。”

“赌气。为什么？”

“育苗地，‘州边’公司送来了一份有毛病的订单。全毁了。”

“可耻。”玛格丽特伸手去拿一个牛角面包，可又改了主意，把手缩了回去。

“吃吧，”她丈夫说，“那个芒果没有四百二十五卡。连一百卡都不到。”

“你撒谎。我本该知道的。我之前就想问吉德了。”

“她想开个小铺子什么的。”他说。

“你含糊其词。”

“店铺。她想再当些日子的模特儿，然后就开个店。”

“太棒了。她有头脑。你会帮她的，会吗？会吗？”

“当然。”

“嗯，那还拉长脸干吗？”

“我在想西德尼和昂丁。”

“不奇怪。他们怎么了？”

“他们希望她在这儿。”

“我们都希望。”

“她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里就剩下她了。”

“还有你。对他们来说，你和她一样都是家人。他们认识你比收养她更早。”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有什么意见？”

“没什么。”

“有。”

“西德尼对开店的想法很高兴，”瓦莱里安说道，“昂丁也是。”

“噢？”

“都没定下来。还在梦想阶段。”

“现在他们来劲了吧？”

“只是种可能，如此而已。我想，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一种。”

“那太自私了，瓦莱里安。”

“也许吧，不过我不这么看。我不这么看。”

“你是没事瞎操心。他们不会离开你和这儿的工作去干零售生意。到了这把年纪，绝不会的。”

“是吗？”

“当然是。瞧你这模样。”她哈哈大笑，“你吓坏了。被吓坏的王鱼和比乌拉都不会关照你的。”

“我可一直在关照他们。”

“他们也会同样待你的。上帝知道，他们一定会的。你不可能赶他们离开这里。无论有没有吉德。他们这辈子跟定你了。”

“别乱叫了。你的眉贴已经松了。”

“我没有乱叫。他们是忠诚的人，他们理应如此。”

“我从来都不懂你在忌妒什么。”

“只有你觉得那是忌妒。”

“我们刚结婚时，我总得把你从昂丁身边拉开。家里有客人，可你却偏偏喜欢在厨房里跟她嚼舌头。”

“好啦，你出面制止了，对吧？”

“我只是制止了女主人把客人晾在一边。我没制止......”

“我是害羞。”

“但我可不想你转身就对她恨之入骨。她当时就能辞职的，要不是我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否则连宝贵的西德尼也会走的。别扯这些了。他们在这里，而且永远都会在。我可以保证。”

“可你不会在这儿了。”

“我说过只是一段时间。”

“要是迈克尔来的话。”

“他会的。”

“我们等着瞧吧。”

“那就全说定了？我可以走了？”

“别把我逼到没路可退了，玛格丽特。让我慢慢处理吧。”

“你真好心。”

“不是好心，是无奈。”

“你？瓦莱里安·斯特利特，糖果大王？你一向都那么坚强，无比漂亮。”

“别说了。走你的路吧。”

“你真漂亮。身材好。整洁。Distingue。”

“原谅她吧，拉鲁斯。”

“Distingue？”

“Distingué②。”

“Joyoux Nol。”

“天哪。”

“Joyoux Nol③，西德尼。”

“夫人？”

“你告诉那男孩箱子的事了吗？”

“他还没来呢，夫人。等他一到......”

“还有火鸡。昂丁会做一只火鸡吧，西德尼。”

“啊，是，夫人，只要您喜欢。”

“我喜欢，我真喜欢。”

“我已经订下鹅了，玛格丽特。”

“鹅？”她瞪着瓦莱里安，因为她突然间无法想象。如同一卷胶卷里面的空白框，她失去了伴随那个词的形象。火鸡她见过，可是鹅......“我们过圣诞节得有火鸡。这是家庭式的圣诞节，老式的家庭圣诞节，迈克尔需要吃火鸡。”

“如果小蒂姆能吃鹅，玛格丽特，迈克尔就能吃鹅。”

“火鸡！”她说，“烤火鸡，两条腿向上伸着，上面是油亮亮的褐色。”她举起双手给他们演示应该是什么样的：“脚上穿着小白袜。”

“我会对昂丁提一下的，夫人。”

“不是提一下！你要告诉她！”

“是的，夫人。”

“还有苹果派。”

“苹果，夫人？”

“苹果。还有南瓜。”

“我们是在加勒比，玛格丽特。”

“不！我说不！要是我们弄不到火鸡和苹果派来过圣诞，也许我们根本不该待在这儿！”

“把我的药给我一点儿，西德尼。”

“是，老爷。”

“西德尼？”

“夫人？”

“我们的圣诞晚餐里会有火鸡和苹果派吗？”

“是，夫人。交给我吧。”

“谢谢你。吉德下楼来了吗？”

“还没呢，夫人。”

“等她下来，告诉她我在十点钟会准备好。”

“是，夫人。”

玛格丽特·莱诺尔起身太猛，她的椅子歪了几下才重新立稳。她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一切都妥了吗，斯特利特先生？”

“我准备干掉你，西德尼。”

“是，老爷。”

西德尼一上午穿出穿进的门外面便是第一间厨房。在这间宽敞亮堂的房间里有两台冰箱，两个钢质水槽，一台炉灶，几排开放式橱柜和一张能坐六个人的结实的橡木餐桌。西德尼刚坐下，他在圆桌边占据的位置就立刻成了主位。他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他妻子的手臂。随着她用铁丝搅拌器搅一碗鸡蛋的动作，她手臂上的肉在颤动。

“芒果还行吧？”她头也不回地问道。

“她吃了一口。”西德尼说。

“故意作对。”他太太嘟哝着说。她把鸡蛋倒进一个涂有黄油的浅盘里，用一柄木勺慢慢搅拌。

“还行，昂丁。万幸你还有一个芒果。”

“我要说，哪怕是这儿的有色人也不吃芒果。”

“他们肯定吃。”西德尼把一条餐巾从环上取下。浅蓝色的亚麻布更衬出了他赤褐色的双手。

“杂工，”昂丁说，“还有乞丐。”她把鸡蛋倒进盛有鸡肝的煎锅。她比丈夫小十七岁，可盘在头顶上的发辫却全白了。西德尼的头发虽说不像看着那样黑，但肯定不像昂丁的那么雪白。她俯身去查看炉子里的饼干。

“第一美人刚才在抱怨什么？”

“火鸡。”

昂丁回过头看着她丈夫，“大清早的可别糊弄我。”

“还有苹果派。”

“你最好给我弄一张离开这儿的机票。”她直截了当地说。

“别激动嘛，丫头。”

“她想要，可以自己到这儿来做嘛。等她游回纽约买够了原料。她以为她这是在哪儿？”

“那是为了她儿子。”

“上帝保佑。”

“她想过一个旧式的圣诞节。”

“那她就该挪着她旧式的屁股到这儿来自己做。”

“还有南瓜派。”

“你跟我开玩笑？”

“我跟你说了。那男孩要来了。”

“他总是要来，可是就没露过面。”

“这么说你和我知道的一样多。每年都一样。她就像热屋顶上的猫，走来走去的，直到他打电话来说他回不来了。然后就瞧吧。”

“苹果的事你是说笑吧。真的。”

“我说不准啊，昂丁。看来这次他真要来了。他已经把他的箱子寄回来了。就是那只红色的旧脚锁箱，还记得吧？杂工准备在星期四去取呢。”

“她不会知道那个的。他给她打电话这么说的？他可没往这儿寄过信，对吧？”

“她给他打的电话，我觉得。今天早晨。弄清了时差。”

“这就是她叫你的原因吗？”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他什么时候到？”

“我想，很快。”西德尼往他的波斯敦里扔下两块方糖。

“我想这些日子以来他只吃了葵花籽和糖浆。”

西德尼耸了耸肩：“上次我见到他，他吃了好大一块牛排。”

“还有新烤的椰子蛋糕。我记得是一整块呢。”

“这就怪你了。你把他宠傻了。”

“孩子是不会被宠坏的。疼爱和好吃的从来不会宠坏谁。”

“说不定这次他飞回来，就是为了再多吃点。”

“不可能。不会来这儿，他不会的。他讨厌这地方，这里的椰子和一切。一向如此。”

“他小一点的时候还是喜欢的。”

“现在他长大了，从成年人的角度看问题，就像我一样。”

“我还是要说你毁了他。他就没法在任何一件事上集中注意力。”

“我没毁了他。我给了他每个孩子都该有的。”

“啊哈。”

“你真的觉得是我毁了他？”

“噢，我说不清，丫头。说说罢了。可是在你和第一美人之间，他从来都不想要亲情。”

“那个婊子。”

“住嘴吧，昂丁。她每次来这儿你都会摆脸色。我已经懒得给所有人当裁判了。”

“这位缅因州第一美人是王子的主要祸害。”

“别烦我了。把锅底下的火灭了。把我的早餐端过来吧。”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才不会被火鸡啦苹果派啦这类事糊弄的。事实是，他一点也不想待在他母亲身边。我不能说我怨他，虽说她是他母亲。”

“你完全在瞎想。她在国内成天见他，他也没有怨言。”

“探望而已。她来探望，他当然没办法拒绝，可他从来不去看她。”

“他给她写信撒娇。”

“那是他在学校学的。”

“写信？”

“写诗。”

“别以为他不爱她。他爱。”

“我没说他不爱她；我说的是他不愿意和她住得太近。他肯定爱她。这再自然不过了。他并不是那种不正常的人。可她是。”

“你和斯特利特先生一样。总把那女孩往坏处想。”

“她什么时候成了女孩了？”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是女孩。十七岁。”

“我也是。”

“噢，见鬼。这栋房子里人人都发了疯。每个人。斯特利特先生抱怨波斯敦，还往他的杯子里倒法国白兰地。而她抱怨芒果和火鸡。我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而你现在又阻挠她的亲生儿子见她。”

“我没有一点阻挠的意思。她想见就见。反正他读了那么多书之后就成了另一种人了。他原本是个可爱的孩子。如今我想他也想吃芒果了。好吧，要是他不分分秒秒想到我的厨房里来解放我，他就能得到芒果。”

“他没有恶意，昂丁。”

“波斯敦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不想再吃低脂食物了。普通咖啡，真正的盐，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会后悔的。”

“这是他的生活。”

“我无所谓。要用那些人工制剂来做饭实在麻烦，假造这个，代替那个。简直就是把一顿饭从根上毁了。何况现在什么都是暂时的。我需要用来做饭的东西都留在费城了。我只是照医生三年前告诉他的方式去做。他要是把黄汤戒了，就能像平常人一样吃饭了。他还便秘吗？”

“不了。别人会便秘。他只是偶尔大便不正常。但他想要些抗酸剂以防万一。告诉杂工下次带一瓶来。”

“他倒是该吃芒果的人。给他润润肠。除此之外，我想象不出世上会有人在早餐时吃芒果。”

“我能。”

他们没听到她过来。她站在转门前，双手搭在臀部，脚尖对着门里，满面笑容。西德尼和昂丁回过头来看到她，高兴得容光焕发。

“她来了！”西德尼说，伸出一只手去揽她的腰。她迈步向前，吻了他的额头，又吻了昂丁的。

“睡得好吗，亲爱的？”

“睡得好，起得也晚。”她坐下去，双臂抱着头痛快地打了个哈欠，“空气。夜晚的空气难以置信。闻起来简直像食物。”

“你不是当真的吧，嗯？”昂丁问道，“想要芒果那件事？”

“不。是。我不知道。”吉丁把手伸进头发，用指甲搔着头。

“我有些挺好的肝。煎得恰到好处。配上鸡蛋。”

“什么肝？”

“鸡肝。”

“鸡蛋和鸡肝？鸡肚子里还有什么是我们不吃的？”

“吉丁，我们还在餐桌上哪，”西德尼说，“别这么说话。”他拍着膝盖。

“菠萝，”她说，“我要些菠萝。”

“好啊，”昂丁说，“谢天谢地，这房子里还有人头脑清醒。那女人肯定没有。”

“别唆了，老婆。她有些事情要办呢。”

“他也有。”

“是啊，嗯，我看着他长大的，我得告诉你这一点：他有他的方式。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自己的方式了。”

吉丁抬眼看着。“瓦莱里安原来是个小男孩？你肯定？”

“嘘。”西德尼用浅蓝色的餐巾抹了下嘴，“你今天一整天都不外出吗？”

“大部分时间吧。不过我可能得乘船去一趟城里。”

“干吗？还要再买些圣诞节的东西？”

“对。”

“你真不想吃些鸡肝吗？”

“不了，谢谢，纳纳丁，我能来一杯巧克力吗？”

“在这种大热天里？”西德尼问道。他扬起了眉毛，但昂丁微微一笑。她喜欢侄女这么叫她—是孩子叫“昂丁婶婶”时的含糊发音。“当然。”她说着，立即走向通往走廊的镀镍房门。走廊尽头有四级台阶，下面是第二间厨房，那儿存放着食物，装配得像餐馆的厨房。

在第一间厨房里，西德尼正在阳光中咕哝：“空调装在小屋，可住宅里却一个都没有。我敢发誓，全都是因为钱。”

吉丁舔着指尖上的甜汁：“我喜欢这样。让夜晚显得好多了。反正太阳一落下去就凉快了。”

“我可是白天干活的，姑娘。”

“我也是。”

“你还管那个叫干活？”

“那确实是。”

西德尼嘬着牙：“运动。从杂志上剪下图片。逛商店。”

“我还打字，”她说，“去商店要乘二十三英里的船，之前还要开车穿过丛林、沼泽......”

“你最好别让他听见你把这岛上的任何东西叫做丛林。”

“好吧，他是怎么叫的？杜伊勒里公园吗？”

“你知道他怎么叫的，”西德尼边说边在背心口袋里找牙签，“十字树林。”

 “我希望他错了。”吉丁大笑着说。

昂丁进来了，蹒跚地跨过几级台阶，皱起了眉头。“这房子里有些东西喜欢又苦又甜的巧克力。我有六盒八盎司的，现在只剩两盒了。”

“是老鼠吗？”西德尼问道。他的样子挺关心。斯特利特先生和其他几家人凑钱买了猫鼬，用船运到岛上来消灭蛇和老鼠。

“要是老鼠会叠包装纸，好吧，那就是老鼠。”

“嗯，那又是谁呢？整座岛上不超过十五个人。瓦特一家已经走了，希鲁顿一家也走了。”西德尼说。

“也许是丢维尔那边新来的人吧。我听说雇的又都是菲律宾人。一共四个。”

“算了，纳纳丁。他们干吗要走那么远的路来这儿偷一块巧克力呢？”她侄女手指上转着一只餐巾环。

昂丁往一只深平底锅里倒了一点水，放进一块巧克力。“唉，反正有人偷了。不光是巧克力，还有依云矿泉水呢。半箱都没了。”

“准是杂工，”西德尼说，“要不就是这里的某个土著女孩。”

“不可能。杂工不会进宅，除非我跟在他身后，而那些土著女孩，我是不会让她们进屏风门的。”

“你不知道，昂丁，”西德尼说，“你不是每分钟都在这儿。”

“我就是知道，我了解我的厨房，比对我的脸还清楚。”

吉丁解开她三角背心的绒绳，向她的脖颈扇着风：“哈，我来告诉你吧，你的脸可比你的厨房好看。”

昂丁笑了：“瞧瞧谁在说话。给凯伦公司当模特儿的姑娘。”

“是卡伦，纳纳丁，不是凯伦。”

“管它呢。我的脸可没印在巴黎的每本杂志里。你的才是呢。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了。让那些白人姑娘都不见了。从杂志上消失了。”她把牛奶搅进巧克力酱，笑着说，“你妈妈看到会很开心的。”

“你觉得你还会再干那一行吗？”西德尼问她。

“也许吧，不过一次就够了。我现在想做自己的事了。”

他们再一次看着她，脸上闪烁着兴奋的光彩。昂丁端过巧克力，放到桌上。她摸着吉丁的头发，柔声对她说：“别离开我们，宝贝。你是我们的唯一了。”

“奶油？”吉丁笑着问道，“有奶油吗？”

昂丁在冰箱中找奶油，西德尼和吉丁则转向窗口，因为他们听到砾石小路上有脚步声。每逢星期六，杂工都会用自己的桨划着自己那艘船头上印着褪色蓝字“法国价值”的泥色小艇独自过来。今天是星期六，又没有晚餐聚会和特殊工作，他就没有带上一个当地女人—用西德尼的话说，可能是他老婆、他母亲、他女儿、他姐妹、他情妇、他婶婶，甚至他隔壁邻居的女人。在十字树林的居民们眼中，那女人的长相每次都稍有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那顶嘉宝式的帽子。他们都把那女人称作玛丽，这绝不会出错，因为岛上凡是受过洗的黑人妇女的名字里都有玛丽。偶尔一次，杂工也会带来一个骨架瘦小的女孩。根据她选择的画眼妆的方式来判断，她可能有十四岁，也可能二十岁。

西德尼会乘威利斯吉普到小码头上去，和全船的人一起驶过美丽的平川，然后穿过“夜胸”—塞德维沼泽—一言不发，因为他宁肯由他妻子对他们发号施令。杂工有时会大着胆子评论一两句，但玛丽和小骨架的女孩从来不说一句话。她们只是安静地坐在吉普车里，在凶狠的陌生人的目光下藏起头发。西德尼可能会保持一种高雅的沉默，但昂丁却对他们说个不停。杂工会回答她，而玛丽除了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用法语说一声“是，夫人”之外从不吭声。昂丁在接连几个月内想找个肯在室内干活的玛丽，却未能成功。既没有明确的拒绝，也没有一般性的解释，每个玛丽都把土豆、锅、纸袋和削皮刀拿到户外，到厨房门外的院子里干活。这事让昂丁恼火，因为这样一来，院子看起来既脏又缺乏特色。在她的坚持下，杂工带来另一个玛丽，但这个玛丽还是拿着虾桶去屋外剥皮、抽线。其中一个甚至拖着熨衣板和一篮衬衫去外面熨。昂丁让她把东西都拿回屋里，从那以后，她们便把亚麻布衣服带到法兰西王后岛上与细布衣服一起熨。

不过，杂工倒是很随和。他不仅在城里为他们跑腿，还在家里清扫、拖地、剪枝、修花、移植、搬石、拖走枯枝败叶、喷水、打桩，以及擦洗窗户、整修瓦片、平整路面、装锁、抓老鼠，总之是各种杂活。专业维修工一年来两次。他们是四个年轻人和一个年纪大些的，都是白人，乘一艘工具船来。他们清理下水道，磨地板并打蜡，擦洗墙面和屋瓦，检查管道和线路，给百叶窗上漆和封装，清理明沟和出水口。单单从岛上十五户人家赚的钱就足以使他们的生意兴旺发达，何况他们在一年之内还要为其他私人和半私人的小岛干活，因此他们能在法兰西王后岛上驾驶着奔驰车或雅马哈摩托车到处跑。

此时，三个人都望着窗外那个老人，仿佛要用自己的眼睛从他眼中发现对巧克力和瓶装水难以遏制的渴望。杂工的面孔没什么可欣赏的，但他的牙齿却赏心悦目，不但白得像石头，还像药店里摆的牙齿模型那样排列整齐。

昂丁大声叹了口气，向门口走去。她巴不得他识字，那样的话她就不必把需要干的杂活的清单背上三遍以免他忘掉：一只红色的脚锁箱、一瓶抗酸剂、圣诞树、沙利度胺，还有取下砖头—但她觉得要是提及火鸡，简直会完蛋。

第二章

一座睡着人的宅子既封闭又敞开。如同耳朵，它可以抵制轻易的穿透，却无法应付攻击。好在加勒比地区不存在恐惧。盯视熟睡者的无眶之眼算不上威胁—那不过是一种警醒，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因为那样的眼睛没有眼睑，也没有盈亏。在加勒比，没人谈到弦月或半月。月亮总是圆的。总在漂泊和好奇。月亮对它看到的东西从不感到惊异，却也绝不厌烦：一对做仆人的夫妻背对背睡觉。男人只穿睡裤，光着上身来抵御热气；他妻子则穿着高级密布衣裤，连脖子都不露，表示对热气毫不在乎。他们的安全感在后背上。双方都感觉得到它从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知道其配偶稳定又能干的脊柱就在转身可及的距离内。所以他们的睡眠是平静的，相互支持的，不像楼上那个穿一身棉布睡衣的老人。他白天在花房里会不时打盹，以致晚上难以入睡。有时他需要半球形杯的白兰地才能入眠，即使如此，他仍会在自言自语中打发掉整夜；先是和手腕悄悄聊天，然后把听到的、需要传达的消息告诉天花板。一旦他说得痛快—找准了词，甚至拼出了一些关键词—就会像个可爱的小男孩一样高兴地轻笑起来。睡在另一间卧室的妻子已经小心地爬上楼梯上了床，她拿着装好并锁上的行李箱来到门边：她涂过指甲，皮肤上擦了点油，头发别好，牙也刷过了—满口牙齿都闪亮而整齐。她的呼吸依然很急促，因为她刚做完十二分钟的加拿大空军体操。后来她的呼吸减缓下来，在她睡觉用的面罩下是紧贴平静的眼皮的两颗浸过金缕梅汁液的棉球。她对睡眠充满希望，因为今晚她可能会做个该做的梦。与她的卧室一门之隔的隔壁（她已有一年没在这栋宅子中居住，特意选了一间客房而非主卧自用），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还大睁着眼。又是这样。她刚躺下就立刻睡着了，但一小时后就被关于大帽子的梦骤然惊醒。那是漂亮的女式大帽子，就是瑙玛·希拉、梅·韦斯特和珍妮特·麦克唐纳戴的那种，尽管她这种年龄不会看过她们的电影，即使看过也不会记得。羽毛。面罩。花朵。檐是扁平的、下垂的、卷起的和圆的。那些帽子在一阵飘忽后包围了她，惊醒了她。她躺在那里，在月亮的目光的注视下，不明白那些帽子何以对她如此不齿和拒斥。她才放弃寻觅恐惧的核心，便又想起了并非梦境的另一个画面。两个月之前在巴黎，有一天她去购物。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天气晴好，喜讯频传，她决定办个聚会来庆祝一番。她给所有她喜欢的人和一些不太喜欢的人都打了电话，然后驾车一路驶向十九区的那家超市。她清单上列出的东西一定应有尽有，不必考虑替代品和折中物。格雷少校牌酸辣调料，地道的褐色大米，新鲜的西班牙辣椒，罗望子果皮，椰子和两只羊羔的胸肉片。还有中国蘑菇和芝麻菜，棕榈心和博陶立牌的托斯卡纳橄榄油。当你刚刚被选作《伊人》杂志的封面女郎，当接二连三的纨绔子弟和嗓音沙哑的男人给你打来电话或是乘着载有波尔多白葡萄酒、三明治和小乐队的南斯拉夫旅游车到你的门外尖声喊叫，还有，当你收到一个魅力不减的老男人的信，说委员会对你的口试感到满意的时候—嘿，这会儿你到超市去买材料，准备一纸东方人为西方人设想的丰盛又平庸的菜单来恶心他们，这却会被印到《服饰美容》和《伊人》杂志里，用一种让一个二十五岁的女性印象深刻的方式：她在决定不对媒体撒谎时会显得如此年轻，而媒体却给了他们认为才十九岁的面孔一副年届三十的女人的嘴和眼。

在如此仁慈的环境中，既然知晓她既聪明又走运，购物单上的一切自然注定买得到。当幻象凝聚成一件黄色的连衣裙时，吉丁就不敢说那并不是她购物单的一部分了—对椰子和罗望子果皮的补充，有点像酸橙和西班牙辣椒的配料。这又是她的幸运。那幻象本身其实是一个身材过高的女人。吉丁清楚，在那女人长长的金丝雀黄的连衣裙下，是太过丰满的胸和臀。经理会笑着目送她走出门厅，因此，她和其余的人为什么要在店里目瞪口呆呢？是她的身高吗？是衬着金丝雀黄色连衣裙的柏油色的皮肤吗？那女人在货架间走过，她多色的便鞋似乎在地板上踩出了金子的印迹。她的两颊上各有一个倒V字形的印记，她的头发用和她的连衣裙同样颜色的头巾固定成型。货架间的人们都毫不尴尬地直盯着她而不侧目斜睨。她既没挎篮也没推车。她所有的只是那身黄裙和多色凉鞋。吉丁将手推车掉头，又回到货架间，她告诉自己要再看看蔬菜。那女人在奶品区低头打开一个纸盒，挑出三个鸡蛋。然后她把右肘放在左手上，把鸡蛋举在耳垂和肩头之间。这时她抬起眼来，人们在她眼中看到了一种强烈得简直能烧光睫毛的东西。

她举着鸡蛋，沿通道缓缓走向收银员，而收银员则试图告诉她，鸡蛋是成打或半打卖的，单个不卖—但她必须抬眼看进那双美得让睫毛相形失色的秀目来解释。收银员把话咽了回去，她想再试一次，那女人却伸手从黄色连衣裙兜中掏出一枚十路易硬币放到柜台上，转身便走。她走远了，在身后的地板上留下金色的轨迹，把所有人抛在后面。她左臂拢在腰间，右手举着那三个粉白色的鸡蛋，她走到门口时两只手又该做什么呢？谁都不知道。把手肘从手掌中移出去推开门吗？再转回来要一个纸袋吗？把鸡蛋放进衣兜吗？每个人都在心中祈求着她不要做那些，而是幻象般穿过玻璃飘出去。她确实这样离去了。其实他们不必操心，因为只要踩上门前的垫子，门就会开了。不过长久以来，他们已经忘记或是习惯了这点，直到那女人带着至高无上的美人的自信走到门前，门在沉默中遵从地打开为止，他们才亲眼得见。

吉丁现在不会承认，但当时在超市里，她和其他人一起透不过气。只是那么一点，只是突然吸了一口气，只是片刻的吸气，然后那个女人中的女人—那位母亲／姐妹／她，那个难以被影像记录的美人—就把人们的呼吸都带走了。

那女人走过超市橱窗时，吉丁的目光追随着她的侧影、她的背影—一路追随到不再有玻璃橱窗的世界尽头。而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就在即将让世上的全部美好、生命与呼吸消逝的灾难来临前的瞬间—那女人猛地向左转头，径直看向吉丁。那双不需要睫毛的美目转向吉丁，双唇微启，齿间喷出一道唾液的箭，射向人行道和倾倒的心。其实这本就无所谓。你一旦堕入爱河，气恼就是多余的，侮辱是不可能的。你嘴里咕哝一声“婊子”，但那种饥渴绝不会离去，绝不会合上。它明摆在那里，随时会被另一条金丝雀黄的连衣裙、另外三只握着白色鸡蛋的柏油色的手指，或是足以烧光睫毛的美目所勾起。

吉丁的好运还在继续。晚餐家宴令人难忘，堪称无懈可击。生活如同芝麻菜叶一般碧绿而优美地弯曲着。毫无瑕疵。没有眼泪，也没有褐斑。她总能买到购物单上的东西。嗓音沙哑的英俊男人想娶她，和她共同生活，支持、资助和推广她。秀外慧中的女人想做她的朋友、知己、爱侣、邻居、客人、玩伴，邀她做客，做她的仆妇、学生，或只想住在她近邻。一个幸运的姑娘—为何抛下这种生活，给老亲戚打长途电话，给一位富有、对她唯命是从的旧识写兴致勃勃的请求信或求助信，甚至当她购物清单上的东西在巴黎应有尽有时随便登上法国航空公司能提供的任何一架航班飞往多米尼加？什么都不缺，连一个拥有烧光睫毛的眼睛的黑女人的唾沫都有。

吉丁溜下床铺，走到窗前。她跪到地上，双臂交叉放在窗台上，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她把手背举到嘴边，用牙齿轻咬着柔软的皮肉。她揣摩不透，那女人侮辱的姿态为什么会使她出轨—把她震离常规之外。她为什么想让那女人喜欢和尊重她。那诚然让她把兴趣从杂志封面和学位中抽离。在窗外，她能看到溶溶月色下小岛另一侧的群山，如瓦莱里安所说，那就像一百名骑手骑着一百匹马。小岛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他曾经指着远处的三座山峰给她看，但吉丁初来时陪伴她们周游全岛的玛格丽特却对此只字未提。一个骑手。只有一个。因此岛名中的 “骑士”用的才是单数。一名法国士兵骑在一匹马上，而不是一百名。这个故事她是从一个邻居—瓦莱里安售出住房的第一家买主—口中听说的。但瓦莱里安还坚持他自己的故事，他更喜欢百骑的说法，觉得它更准确，因为他是听米歇林医生讲的，医生住在城里，对全部故事一清二楚。“他们还在那儿，”他说，“如果你在夜里走到那地方，还可以看见他们呢。不过我认为我们不会相见。如果他们像故事里讲的那样一直骑马奔驰，就会和我一样疲乏了，我可不想遇见比我老、比我累的人。”

也许他们并不老，吉丁望着窗外想。也许他们还年轻，还在骑马。一百个人骑着一百匹马。她想象着一波又一波的骑士，可不知为什么，她又想起了在巴黎邂逅的黄裙女人。她又爬上床，竭力确认困扰着她的感情。

那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让她感到孤独。孤独又虚伪。或许是她反应过度。那女人出现时她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在那三个嗓音沙哑的男人中，有一个是她最想嫁的，那人最急于娶她，是个令人激动、机灵、有趣、性感......的男人，是吧？我猜我要嫁的男人是他，不过我不知道他想娶的人是我或者仅仅是个黑人姑娘？而如果他要的不是我，只是长得像我、言谈举止也像我的任何黑人女孩，当他发现我讨厌大耳环，我不需要拉直一头鬈发，明戈斯只会让我昏昏欲睡，有时我还想尽情释放躯体内的灵魂—不是美国人，不是黑人—只做我自己，这时他会怎样？假如我们婚后他和别人睡觉，我该怎么办？我会有他带妮娜·冯去度周末时的那种感受吗？他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到惊讶。我们不该对彼此坦诚吗？他不要以谎言维系的关系。我呢？后来我们下了决心，订下日期—没有婚礼，只有婚姻—他扔掉了旧床垫，买了个新的，他说这是让我们在上面一天天变老的新床垫。

后来是杂志封面，再后来她拿到了学位，然后就是那穿黄裙的女人。随后她就逃开了，因为瑞克是白人，那女人向她吐唾沫，而且她得来看她的婶婶和叔叔，看看他们有什么感觉，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白种欧洲人不像白种美国人那样坏；他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是吗？她上的那些学校、她在那儿交的朋友都愿意看到她待在巴黎。他们到处吹嘘这些。当然，她并非需要他们对任何事的看法。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是她的亲人了—但除了小时候在瓦莱里安的宅子里消夏之外，她从来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在大学毕业后就压根儿没有过了。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劝服瓦莱里安为她付学费，而他们则寄给她别的开销，反正也没别人花他们的钱。纳纳丁和西德尼对她至关重要，但他们的想法对她却无关紧要。她曾让他们静下心来沟通，在动手做任何事之前先理出头绪。到目前为止，她只是在哄他们开心，还没说什么涉及她计划的决定性意见。当他们问及她对那个给她打电话、每周给她写信的瑞克是否认真时，她假装什么都没有。她想回巴黎去，只是为了取回她的东西。在纽约有件小工作，她准备先干着，今后她想做自己的买卖，一家画廊或精品店什么的......她这样告诉他们，观察着他们的面孔，然后嘛......嘿，他们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最终像一家人似的住在一起了。他们开怀大笑，但他们的眼睛告诉她，他们乐于和她一起开店，不过任什么也无法把他们从干了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拖开。

吉丁踢掉床单，把头埋在枕头下躲避晃眼的月光，也挥去那个穿黄裙的女人的身影。

吉丁下床眺望远山的时候，瓦莱里安就醒来了。他结束了对天花板的倾诉，在手腕上准确地拼写出这样一条信息：这些冰箱出了大毛病，透视错误的暴力意味更多而且不可能是煤炭笔记。他为白天的事态变化烦恼，匆匆嘬饮了白兰地，而且躺下来想了一阵事与愿违的事情：与别人不同，他被推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上，但在为了退休而斗争。

他三十九岁时曾发誓要在六十五岁时准时退休，他那时还没有开始过辗转于总经理专用洗手间和他的书桌—大理石笔架上插着的圆珠笔笔芯已经变干，铅笔削得又长又尖—之间的日子。他还下了决心，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他叔父们那样让人厌烦的企业家：固执己见，到处插手，用指甲抓住办公桌不放；在与老客户或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新官员关系紧张时用随和、风格或其他一些老式公司的魅力解决争端，一年风光上一两次。他的叔父们对他很好。他们的母亲（瓦莱里安的祖母）有四个儿子，每个婚后生的都是女儿。只有瓦莱里安的母亲生有一女一子，而他就成了家族的未来。瓦莱里安的父亲过世时他只有七岁，叔父们凑在一起安抚彼此，敦促大家共同接手教育他们侄儿的任务，因为道理“不言自明”，他是糖厂的继承人。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和期望，他们还以他命名了一种糖果：瓦莱里安。红白相间的盒子装的红白相间的软糖（白的是薄荷味的，而红的则是草莓味的）。瓦莱里安糖果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缓慢的、真正的败笔，尽管没有给资金带来困扰，因为那是用他们的主要糖果品牌—“小无赖”剩余的糖渣制作的。

“为什么会这样？”叔父们问道。

 “命名太娘娘腔了。”

“娘娘腔？”

“是啊。就像‘瓦伦丁’一样。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孩子坐在马路边上，嘴里含着那些小巧的糖果？我们只能在应季方面下功夫。比如情人节。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些带果仁的糖呢？”

在东部和中西部，这些糖果无人问津。它们被摆在电影院展柜和糖果店的货架上，直到硬得像石子，粘在一起像葡萄。

“毕竟还有人买啊。”叔父们说。

“黑小子，”零售商说，“黑小子们买这种糖。马里兰，佛罗里达，密西西比。也就回本了。把这种女里女气的玩意儿卖给黑小子，谁都赚不到一块钱。”

“可是，等到他们到了北方，难道就不想要他们在密西西比能买到的东西吗？”

“见鬼，不想。他们都在离开南方。他们一旦搬走，就想把那玩意儿撇下。他们不想勾起旧事。阿拉加糖浆在纽约算是死了。还有金尘皂、‘瓦莱里安’，都卖不出去。甩卖了吧。”

但他们没有甩卖。至少没有马上这么办。叔父们让那个品牌在南方自然销售，直到四十年代初食糖短缺，即使在那时，他们仍不懈地为该品牌继续存活而奋战：他们在浴室里想，在午餐桌上想，他们阅读食品工业文献并召开内部决策会议，商讨是否要在密西西比生产一种镍盒装的瓦莱里安糖果，那里的甜菜极其便宜，劳力也几乎不要钱。“哦—瓦莱里安！！”盒子上写着。仅此而已。连糖果本身或是吃糖果的笑脸都没画上一张。瓦莱里安感激他们的努力，但也承认那是出于感性而不是精明专业的头脑，于是再次发誓，就算之前不行，他到六十五岁也一定会退休，而且绝不让他的东家身份把他拴在那个位置上做头蠢驴。他毕竟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其他爱好的股东。正因为那些其他爱好—音乐、书籍—他才在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度过九年无儿无女的婚后生活，扛过漫长、可恨又发霉的离婚独居，经历入伍与退伍后仍能坚强如初。战后，他去缅因州参加一次食品工业机械展销会，其间走出屋子，想吸一口冬天的空气。就在那儿，在一辆载着北极熊的彩车上，他看到了缅因小姐。她那么年轻，美得那么令人措手不及，他倒抽了一口气，呛得直咳嗽。她全身红白相间，就像“瓦莱里安”糖果一样。于是，已经三十九岁的他表现出了他的叔父们曾有过的同样的感性。这使他的决心更加不可动摇，除去对公司、对企业的敬意，他要像他们要求为他们工作的瑞典人和德国人那样，在六十五岁退休。这终归是个家族作坊。他们用了一点食糖和一点可可，过着不错的日子—不光他们自己，还有九十个外人，住在厂区附近的邻居待在那儿，喜欢那儿，主要因为不论早晚都有浓郁的糖果气味迎面扑来。嗅到气味简直就等于吃到糖果，何况他们也真的能吃到—当年，“小无赖”的糖渣会被按时送给孩子和无家可归的男人。当那些流浪汉在通往俄勒冈或者科罗拉多希尔达一个收容所的火车上醒来的时候，就会想起费城可口的气味，心情里的那份愉悦远胜过想起那里的女人们的时候。对那些在糖果空气中长大的孩子而言，童年永远挥之不去，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永远长不大的原因。他们搬到达拉斯和阿尔图纳，洗耳恭听别人讲童年的故事，毫不眼馋。他们很少描述自己的童年，因为你怎么能使别人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呢？你只能说上一句“我们家附近有一家糖果厂，气味好极了”。因此，他们把童年保存在自己心里，比他们在达拉斯、阿尔图纳和《新港新闻》保存得更久。

斯特利特兄弟糖果公司从未抛弃过邻里，也没有忘记过工人。公司就在原来的厂区、原有的厂房背后扩建了；他们雇用了更多的销售人员，甚至在买下机器取代了原先的瑞典和德国女工时，本着对斯塔兹奶奶和这家企业的尊重，仍然留着她们做别的方面的工作，尽管他们显然并不需要她们。到瓦莱里安接手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个不错的品牌，那些女工全去世了，只有叔父们还健在，也正是出于对企业和其在邻里的传统地位，以及对附近居民的好心的同等尊重，他才决心在变老年痴呆前于六十五岁退休。

他娶了缅因小姐，她生下男孩之后，他和他的叔父们一样舒了一口气，但没有受到诱惑，用他儿子的名字去创立一个新品牌。到那时候，他们已经缩小了“小无赖”包装上的帽子，没人会再把它和罗斯福总统联系起来了。（这是在叔父们纵容下犯的一个错误，因为该品种是他们那个工作狂母亲创制的，作为对她小儿子—与总统同名，都叫西奥多—的奖励，后来又用于贩卖以赚取零用钱。她创制的是大块的巧克力糖果，类似姜饼人，但后来大规模销售时就小多了。）如今你已经很难见到“小无赖”纽扣糖了。这么多年来，瓦莱里安从未背弃六十五岁退休的时间表。他一直为此做着准备。没花多少钱就在加勒比海买下一座小岛；在远离蚊虫的山上盖房子，在他有时间而他妻子也没有心血来潮去别处时到那里度假。这些年来，在地块广大而买主谨慎的条件下，他卖掉了岛屿的一部分，但仍与其他人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在六十五岁时让出公司、由他儿子接班的梦想。可惜他儿子对“小无赖”或隐居小岛缺乏兴趣。瓦莱里安十分失望，因此同意把公司卖给一家糖果大亨，两年之内产值居然提高了两倍。瓦莱里安把注意力转向整修住宅和土地，完善岛上的邮政，对比着美国公民的居住税估量法国公民的殖民税，消灭鼠、蛇及其他害虫，修整地形以便更舒适地居住。在确定迈克尔永远不会与他亲近时，他便修起那座花房，用人工控制下永不凋谢的生命来迎接死亡。看来这是他简单又卑微的希冀。正常，体面—诚如他的一生。美好，慷慨—诚如他的一生。除了西德尼和昂丁，似乎无人能理解这点。他从不自渎，而且认为养生这种事是俗气而徒劳的。他对体面的要求颇有人情味：他从不欺骗任何人。只要他能选择，甚至有时不能选择时，他都做了更好的事。他从不吝啬，也从不挥霍，他的原则总是通情达理的。他曾打过网球和高尔夫球，但主要是为了生意，而不是出于乐趣。他也曾和朋友及客户无数次地讨论他正在加勒比建造的住宅，讨论土地的价值、免税额、建筑师、设计师、空间、线条、色彩、微风、罗望子树、飓风、可可、香蕉和木棉花。曾经有两三个姑娘帮他进入了五十岁（很不错，很不错）。玛格丽特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恼火。她们只是五十岁后的海洋里的救生员，帮助他游上了岸。大战期间，他一度想过他生命中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却始终没有任何事发生。他从未收到任何这个世界所期待的消息。他知道那消息不是他发出的，他还没有设想出消息，但他相信他是合格的传递人。那种事不曾降临到他头上，于是他以一个光棍的身份原封不动地恢复了社会生活。直到他邂逅了缅因小姐（亚军那位眼红的祖父拥有的一家报纸称她为“缅因第一美人”），她打扮得就像以他命名的那种糖果。他的青春就在她的红衣白裙之中，那是一个雪白的、情人节的瓦莱里安。北极熊的新娘成了他的妻子。婶母们对他娶了一个平民出身的十多岁少女的反感，几乎因为他儿子的出生而即刻瓦解了。于是瓦莱里安不再需要青春，他的儿子便是他的青春。如今男孩已长大成人，却永远稚气未脱，因此瓦莱里安想再次拥有自己的青春并找一个地方来度过它。他的青春在父亲过世的时候便被夺走了，他母亲、婶婶和姑姑一下子全都从爱说笑的大女孩变成了悲痛严肃的老妈妈，她们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努力禁止他为丧父而感到哀伤。所幸有一个成天醉醺醺的女人为他们洗衣服。尽管他在六十五岁后又留了一年处理变更事务，又用了一年确保诸事已经到位，但总算在六十八岁那年退休，归隐十字树林，心安理得地靠着白兰地沉睡。

玛格丽特既没有做梦也没有睡熟，尽管凝视着她面孔的月亮如此确信。她正经历着失眠症的可怕折磨—没有醒来，本属于睡眠的空间充满一些单调的念头。破布头，堵住下水管的布和团皱的纸餐巾。旧日的悲伤和窘迫，忌妒与冒犯。都是些不光彩的片断，既没有深到会梦见，也没有浅到会忘却。不过她还抱着入睡的希望，觉得自己可能会做该做的梦，或许可以借此驱散她忘记东西名称及用途时折磨着她的偶尔的失忆。那种症状多半发生在吃饭时，以及若干年前她用公主牌电话的那次—她想把听筒跟她的汽车钥匙和通信录一起塞进钱包。这种情况很少，但那种受惊的阴沉感却足以持续很久。与朋友共进午餐后，你可能会走进女卫生间，把唇膏从管中旋出，却突然想不起那是要用来舔舐还是为了写自己的名字。由于无法预料这种毛病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总有一种淡淡的恐惧纠缠着你—只有睡眠时除外。这位美人带着宁静与希望的脸蛋遗传自一对长相平凡的父母：约瑟夫和莉奥诺拉·罗迪，他们曾经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们漂亮的红发孩子。通奸当然未被列入考虑（莉奥诺拉直到六十岁以后才让人们看到她光腿的模样），但那头发使乔感到困扰—在餐桌上吸引了他的目光，让他食不下咽。他看到小玛格丽特的皮肤像知更鸟的蛋壳一样细润，简直有些发蓝，便搓起拇指。莉奥诺拉耸耸肩，把一块比缅因州还要古老的缎带罩在头上。她和丈夫一样不解，但没有那么大惊小怪，虽说在九点半的弥撒时看着有点可笑：玛格丽特的头在她其余孩子煤黑色的头顶之间如余火般闪光。她无法解释原因，也没有试图解释，但乔却不停地搓拇指，一边盯着他小女儿男孩般的蓝眼睛。他把拇指搓来搓去，直到猛地用拳头敲了一下太阳穴，一下子想起了布法罗。住在布法罗的姑奶奶塞莱斯蒂娜和艾丽莎—一对有着藏红花色头发和北方人白皮肤的双胞胎。他大呼小叫，开始对人讲他那对在布法罗的姑奶奶，其实他从六岁起就再也没见过她们了。他提及她们时，他的兄弟们连连高声称是，但他仍觉得他从朋友们的眼光中看出了怀疑。于是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写信到布法罗，邀请那对双胞胎姑奶奶到南苏珊娜来。她们很高兴接到他的信，但对这位已经记不起的曾侄孙突发的热情感到困惑。长达一年的时间，她们借口年事已高，一次都没有来访，直到乔提出由他来付公共汽车费。“哪儿？”莉奥诺拉问道，“让她们睡在哪儿？”而乔则扳起手指：阿道夫、坎皮、埃斯特拉、塞萨尔、尼克、努齐奥、米克莉娜或任何散居在县里各处的罗迪们。莉奥诺拉抬起头看着天花板，把比缅因州还老的缎带罩在头上，随后便去望弥撒，求圣母保佑她家里平安。

姑奶奶们来了，乔到车站接她们的时候看到她们藏红花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了大蒜色，就又敲起自己的太阳穴。不过，聊胜于无的是，他在众人面前款待她们时提起她们失去的火红的头发，她们笑着承认，说它自然已经不见了—这就足以向大家证实，那样的发色和那样的皮肤一度存在，因此经过四代之后在玛格丽特·莱诺尔的小脑袋上再现，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它在她身上仍然留下了痕迹—那种颜色让她那样漂亮。布法罗的姑奶奶们回去之后，乔和莉奥诺拉便不再理会她了。或许是她的美貌让他们有些畏惧；或许他们只是觉得，唉，至少她还长得漂亮。她不用担心了。他们退向一旁，由她去了。他们照顾她，却收回了关注。他们把力气花在其他不漂亮的子女身上；他们不再把已有的知识和信息传给这个漂亮孩子。他们把知识存储下来，分给那些需要培养性格的孩子。他们把余下的精力用来解决在一个不想让他们留下的县里生存下去的问题。在土地开冻后的月份里，乔和他的兄弟们在地上打了一个洞。他们用煤渣块砌墙，封顶，设了一个厕所和一条煤气管道。罗迪们一点点从院子对面的拖车中搬进了煤渣围墙的地窖。考虑到缅因州冬天的酷寒，全家人挤在里面就算相当暖和了。随后，乔又造起第一层的墙壁，到一九三五年，一家六口已经住进罗迪兄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的七间屋的住房里。莉奥诺拉把拖车租了出去，但是留下后院种植她毫无原因地喜欢的辣椒、玉米、大倭瓜和耧斗菜。但玛格丽特总对那拖车情有独钟，因为她觉得在那里，疏离感不会趁虚而入。在徒手建造的住宅中，以及后来在切斯塔街上的大砖房里，在她父亲和叔父们购进两部卡车成立了罗迪兄弟公司之后，孤独感只会部分地从叔父们和姑婶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更多的则存在于莉奥诺拉和约瑟夫·罗迪的头脑 （而非心灵中）而难以接近。因此她在高中毕业八个月后出嫁时已经不必离家，因为她早就走了；她不必离开家人，他们早已撇下了她。除了她给他们的钱和简短的电话外，她仍是离家在外的。事情一直是这样：她离开，而别人则待在他们所归属的地方。她在上下楼梯；而别人似乎已经在什么地方扎下根了。她在拖车的两级水泥台阶上；在手建住宅的六级木梯上；在被戴上美女桂冠时所在运动场的三十七级看台阶梯上；在瓦莱里安·斯特利特住宅极宽的百万级台阶上。她幸运地爱上并嫁给了一个拥有比她的小学学校还大的住宅的男人。那栋住宅有三层，遍布珠灰色的姓氏首字母S—杯子上、托盘上、玻璃杯上、银器上，甚至在他们的床上。当她和瓦莱里安舒适地躺在床上面对彼此、脚趾相触时，被子折边和枕套上的珠灰色字母S环绕着她，让她像电影《蝴蝶梦》中的琼·方登一样浑身僵硬。直到听丈夫说他的前妻与此无关，是他祖母制作了一些花押字母，并由他母亲把剩下的完成时，玛格丽特才感到踏实。但当他外出，这栋空旷的大宅子里只有一对黑人夫妇满脸不友好地伺候她时，她仍无法摆脱那种被淹没的感觉。在宅中独处时窥视一个房间，看来还可以，但就在她转身的瞬间，却听到身后有隆隆声，而她又能对谁讲这些呢？当然不能告诉两个黑人。她只有十七岁，甚至不能像主妇那样吩咐他们。她想，大概和客房服务差不多吧，于是就叫他们把她要的东西拿进来，他们照做了，但在她喝着可口可乐说谢谢时，他们笑得意味深长，她恨这种笑。那个叫昂丁的女人做饭和打扫；那男人也干，还要在早晨陪瓦莱里安聊天，掸刷他的衣服，送一些去洗衣店，送一些去干洗店，有些就彻底不见了。在家里她无事可做，只能在孤寂中自娱自乐，这已经够糟了，而与瓦莱里安的朋友一起吃饭更糟。在那种场合，男人们谈论音乐、金钱和马歇尔计划。她对这些一无所知，但她从未傻到假装明白或者想加入谈话。太太们围绕这些话题聊着，或者插进去说两句笑话，就像奶油甜煎饼的馅里有了绿斑点。一次，她给一位太太指引楼下的女卫生间，那人问她在哪儿上的学，她说在南苏珊娜。那女人又问那是什么。玛格丽特说，南苏珊娜高中。那女人对她咧嘴大笑了好久，然后拍拍玛格丽特的肚子：“干活去吧，快点，亲爱的。”

玛格丽特的生活内容是瓦莱里安带她去听音乐会，两个人去饭店就餐，甚至独自在家吃饭。要不就是孤身独处，由着那对黑人夫妇神秘地在宅子里飘来飘去。在婚后第四个月里，她坐在装有纱门的前廊里收听《寻找明日》，这时昂丁拿着一罐亚麻子油走过，说：“劳您驾，他们抓住琼·巴伦了吗？”玛格丽特说还没有，但应该快了。“噢。”昂丁说着，便开始给她讲解一系列角色的情况。玛格丽特本不是习惯倾听的人，在昂丁面前却是，于是她们的关系便亲密起来。玛格丽特不再害怕了（不过要过一段时间，西德尼才不会让她充满敬畏）。她期待着与昂丁聊天。昂丁的头发当时还是漆黑的，用她的话说，每月做一次造型。她们谈论瓦莱里安的家庭，南苏珊娜和巴尔的摩，那里是昂丁的家乡。昂丁正要给她示范怎么做出面包壳的时候 （当时玛格丽特已经知道那是一种荣幸，因为昂丁不喜欢和别人分享她的烹调秘方或者厨房的地盘），瓦莱里安却打断了她们，他说她应该指导仆人，而不是与他们共事。你知道，下一件事就是和她们一起去看电影。这句话大大伤害了玛特丽特，因为和昂丁一起去看场电影正是她所想的。夫妻俩为此吵了一架。倒不是因为玛格丽特认为瓦莱里安不对：她从来没见他做错过什么，而且也不相信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错。也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没有凭那双平和的眼睛或者干脆而平静的嗓音在让你放心的同时揭你的短。尽管她在争辩中所捍卫的主题是昂丁（即使不是所有的黑人）和他们这些做主人的一样好，她自己却不相信这点，何况那也不是分歧所在。瓦莱里安对昂丁与西德尼从不粗暴，事实上他还纵容他们。不，焦点不在于与黑人为伍，而在于她的无知和她的血统。那是一场糟透了的争吵，他们俩第一次对彼此说了令人悔恨的话，在夜里，他们的脚趾不再相互触碰。这可把玛格丽特吓坏了—害怕可能失去他。虽说她放弃了看电影的想法，而且还在一个下午偷偷溜进昂丁的厨房，但她接受了那位夫人在卫生间给她的忠告，“干活去吧，快点”。孩子出生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只有身后的隆隆声越来越大，甚至在她抱着孩子穿过房间时，只要她一转身，它就会在背后出现。用带迈克尔走上那些宽大如同键盘的白亮台阶来教他数数令她喜惧参半。一、二、三......他的小手握在她的手中，一边登上一级级台阶，一边重复着那些数目。没人会相信，她爱他。她并不是《国家调查》中的那种女人。没人会相信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极端护犊或者怀着未竟的梦想为孩子设计未来的母亲。如今，既然迈克尔已经成人，在世上她所知道的人当中，他在她眼中是最出色的，也是最聪明、最善良的。她喜欢有他在身边，喜欢和他谈天、围着他转。并不因为他是我儿子，她告诉自己，我唯一的孩子，而是因为他有趣，而且他认为我也有趣。我对他是特殊的。并非作为一个母亲，而是作为一个人。就像他之于我。

她想住在他身边，但表现得并不像一只孵蛋的母鸡。恰恰相反。她已经毅然决然地切断了纽带，把儿子当做一个独立个体来欣赏。他只是比她的女性朋友更好的交往伙伴。更年轻，更自由，更有趣。他还是比她认识的男人们更好的同伴，那些人不是想诱惑她，就是想教导她，要么就是让她无聊死。与迈克尔在一起，她觉得自然，自在，无所畏惧。和他在一起没有竞争，没有胜利，没有标榜，不必装模作样，她就是她自己，而且在他面前，她从未忘记过东西的名称和用途。也不总是那样。他还是婴儿时似乎想获得她的一切，而她却不知道该给他什么。那时候她就爱他了。但没人会相信这一点。他们会以为她是《国家调查》上报道过的母亲们中的一员。而既然她丝毫不像她们，她终于能够睡着，不过没有做她该做的梦。

楼下，月光照不到的地方，在仆人的生活区，西德尼和昂丁轮番去卫生间，然后很快回来睡觉。昂丁梦见自己滑进了水里，她怕沉重的腿和浮肿的脚踝会让自己下沉。她还在梦中，转过身却触到了她丈夫的后背—梦消失了，焦虑也随之消失。他现在仍像往常一样在巴尔的摩，因为那里在他心目中始终是一座红色城市—红色的砖，红色的太阳，红色的脖子和红衣主教—他梦中的那座城市如今成了铁锈色。车辆、水果摊，全都是铁锈色的。他离开那座城市前往费城，在那里成了一个勤劳的“费城黑人”—这个种族中最为自豪的人群。那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他最鲜活的梦境却仍是一九二一年锈红色的巴尔的摩。鱼，树，音乐，马具。那是他每晚都要做的微小的梦，在白天却从未想起。所以他从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使他恢复了精力。

现在他们都睡着了。没有什么打扰他们。当然不是月亮，黑暗中也没有脚步声。

第三章

一缕缕的雾有时来到那里，就像未嫁姑妈的秀发。稀薄苍白的发丝在不知不觉中飘荡着，直到成团地聚集在住宅周围，把窗子变成镜子，映出人的倒影。餐室中那盏枝形吊灯的六十四只灯泡在这位未嫁姑妈的发丝中不过是枚钻石别针。雾气灰蒙蒙、脏兮兮地在屋里盘旋着，洇湿了亚麻桌布，笼罩着葡葡酒。盐粒结晶粘在一起。牡蛎伸直了卷曲的边缘，沉入锅底。在那种毛茸茸的网膜中，耐心难以为继，呼吸则越发困难。“岛屿”这个字眼在这种时刻才有意义。

吉丁和玛格丽特轻拍着面颊和太阳穴，把被未嫁姑妈吻过的地方弄干。西德尼（未经差遣却适时出现）迈着黑板擦般轻软的脚步围着桌子走动。他的目光不停地盯视着大浅盘、桌上的摆设或自己的脚，或者那些他正伺候着的人的手，却从来不与他们目光相接，哪怕与他的侄女。他用训练有素的余光瞥见瓦莱里安用拇指按在汤盘边上，把它向外推了一英寸左右，当即迈回他那轻柔的脚步，撤掉那些盘子，等待下一道菜。他走到玛格丽特跟前时，一直没动刀叉的她把勺子放入浓汤中吃了起来。西德尼迟疑了一下，退开了。

“你在混日子，玛格丽特。”瓦莱里安说。

“对不起。”她咕哝着。未嫁姑妈抚摸过她的面颊，她抹去了她的指尖留下的湿气。

“吃饭是有节奏的。我一直这么告诉你。”

“我说过抱歉了。我吃饭太慢。”

“这和速度无关，和步调有关。”瓦莱里安答道。

“这么说就是我的步调和你们不同。”

“是蛋奶酥，玛格丽特，”吉丁插话说，“瓦莱里安知道今晚有蛋奶酥。”

玛格丽特放下勺子，它碰到瓷器发出一声轻响。西德尼轻飘飘地走到她手边。

她喝汤或是什么需要用勺子的稀软食物时还好，但她从不确定什么时候困惑会再度出现：她会用叉尖刮着瓷盘，试图挑起中间印着的花朵，或者会忘记揭掉盘边摆着的苦杏饼干的软纸，把它整个儿放进嘴里。瓦莱里安会斜眼瞪她，但明白她感到焦虑，所以一声不吭。龙虾、玉米棒上的玉米粒—都成问题。她那种糊涂劲儿时来时去。如果有一年不犯，她就不相信自己曾经多么犯傻。不过她在饭桌上始终小心翼翼，盯着别人怎样就餐—只是为了确定不再拿起芹菜条而非餐刀，或者向上等肋排上倒自己杯中的水而非酱汁。这会儿它又回来了。尽管昂丁为了骗她而留下果皮并把芒果插到冰里，在勉强吃掉芒果上该吃的部分之后，她漫不经心地拿叉子一扎，一片果肉便蹦了出去。西德尼又给她端上了一盘硬纸盒外形的东西。这时她犹豫起来，不知漂在她碗里的白色泡沫该不该吃。她脑中灵光一闪：牡蛎汤！于是兴致勃勃地把勺子伸进汤中，还没开始吃，瓦莱里安就开始抱怨。这时吉丁又宣布了一个新难题：蛋奶酥。玛格丽特祈祷自己能够认出来。

“蘑菇？”她问道。

“我不清楚，”吉丁说，“我想是吧。”

“我讨厌蘑菇。”

“我不确定，也许味道平淡吧。”

“我喜欢趁热吃，淡淡的，茸茸的。”玛格丽特说。

“好吧，但愿那就是蘑菇。在这种天气里，更可能是煎蛋卷。”瓦莱里安有点烦，做个再添些酒的手势，“这座岛上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这雾。”

“雾对鸡蛋可能不好，但是对于让我的头发蓬松倒是不错，”吉丁说，“我应该剪成你那样的发型才是，玛格丽特。”她用双掌把头发向下按了按，但一松手，头发马上又弹了回去，成了一团浓云。

“噢，别。我的头发现在太黏了。”玛格丽特说。

“不过看上去还好。所以这种发式才这么流行，不是吗？不用梳理，就算湿了也有型，而且与脸型相配。我这种蓬松式样得不断收拾，我的意思是不断下功夫。”

玛格丽特笑了。“非常适合你，吉德。让你看上去像《黑人奥菲尔》里面的，叫什么名字来着，尤瑞黛斯？”

“唉，玛格丽特，唉，”瓦莱里安说，“是尤瑞黛奇。”

“记得她挂在火车车库里的电线上时头发的样子吗？”玛格丽特继续对吉丁说。

“你指的是她的腋毛吧？”吉丁问道。她感到不舒服，因为玛格丽特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她带进去，暗示或明指一些她想当然的种族特点。她以抵制两者来结束这种话题，但这会使她对本不想在意的事警觉起来。

玛格丽特笑得挤起了她的男孩似的蓝眼睛。“不是，我指的是她头上的。真是好看极了。谁会注意她的腋下呢？”

“女士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好好吃完甜点。咱们换个话题好吗？”

“瓦莱里安，你能不能有一次，就一次......”

“那么，”吉丁打断她，“谈谈圣诞节怎么样？这可是个我们该谈的话题。我们还没开始计划呢。有什么客人会来吗？”她从西德尼放到她面前的色彩丰富的蔬菜碗中挑了一点沙拉。“噢，我正想告诉你们，冯·勃兰茨家寄来了一封请柬......”

“勃兰茨，吉德。就是普通的勃兰茨。那个贵族意味的‘冯’是瞎编的。”瓦莱里安说。

玛格丽特握住西德尼捧到她面前的沙拉碗中探出的长木勺。她小心地把蔬菜盛到她的盘子里。什么都没洒出来。她又盛了一勺，平安地倒进了盘子里。她轻叹一声，正要让吉德谢绝勃兰茨的邀请，瓦莱里安突然叫道：“见鬼，你这是怎么了？”

玛格丽特惊慌失措地四下张望。他正瞪着她。吉德看着她的盘子，而西德尼俯身凑近她的手腕。“什么？”她说，“什么？”她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挺好的，什么都没洒，什么都没破：生菜、西红柿、黄瓜都在。这时西德尼把碗放到桌上，捡起夹沙拉的勺和叉。原来她把勺和叉掉在桌上了。

“噢，对不起。”她低声说，但她很生气。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盯着她的眼神就像她尿了裤子。他们随即装出没事的样子；吉德又叽叽喳喳地开口了。

“嘿，不管怎么说，他们请你们二位去就餐。小型的。”她说，“不过哈切尔家要办一个大规模的周末活动。他们想......”她停顿了半拍心跳的时间。他们板起的脸就像珠宝盒盖似的一下子关上了。“他们觉得你们愿意去过整个周末。平安夜，晚餐会；随后是早餐，下午有什么划船活动，再往后是鸡尾酒会和舞会。从‘法兰西王后’号来的雇工组成了乐队。噢，他们不是真的从那儿来的。我想是新泽西州吧，不过他们曾在‘切兹·马林’号上演奏过......”周围一片沉默，她说不下去了。“你怎么了，玛格丽特？”

“咱们还是回到腋下的话题上吧。”玛格丽特说。

未嫁的姑妈微笑着抚弄她们这些未嫁姑妈的发丝。

“我们不去参加那些。你是这个意思吧，吉德？”瓦莱里安喝着他的酒说。

吉丁耸耸肩：“你们打算在这儿过圣诞节，还是别的地方？”

“在这儿。悄悄地。虽说我们也许会有一两个客人。”

“噢？谁啊？”

“告诉她吧，玛格丽特。”

“迈克尔要回来了。过圣诞。”玛格丽特的笑容有些腼腆。

“那可太好了。”吉丁说。

“瓦莱里安认为他不会来。不过他会的，因为我答应要给他这件真正绝妙的礼物。”

“什么礼物？能告诉我吗？”

“一位诗人，”瓦莱里安说，“她要在圣诞节把他最喜欢的诗人给他。是这么回事吧，亲爱的？”

“被你一说，我干什么都显得很蠢。”

“我还以为我的评价相当公平。”

“不是措辞，是语气。”玛格丽特转过头对着吉丁，“我已经邀请了B. J.布里奇斯来过节，他说他会来。他做过迈克尔的老师。”

“而迈克尔还不知道？”

“他不清楚。不过他会猜到的。我给了他一点暗示，挺明显的，所以他能猜到。我在信里引用了布里奇斯的一行诗。‘他走路时放射着光辉。’”

“照这样，你现在就可以精神崩溃了，”瓦莱里安说，“他不会来的。你完全误导了他。”

“你在说些什么？他已经在路上了。他的箱子已经海运了。”

“这可不是布里奇斯写过的什么诗里的一行。迈克尔会认为你疯疯癫癫的。”

“就是他写的。那首诗就放在楼上。我亲手在下面画了线。迈克尔曾经背过呢。”

“照这么说，布里奇斯就不光平庸，而且还剽窃。”

“也许他是引用的，要不就是一种影射。”吉丁抚摸着头发。

“他会认为你疯了于是......”

“瓦莱里安，不要说了。”

“......就会去跳蛇舞。”

“那我就和他一起去。”

“这事已经没得说了，玛格丽特。”

“你们什么时候能确定呢？”吉丁的声音假装轻松。

“她已经清楚了。再这样下去要么是幻想，要么是存心惹我发火。”

“惹你发火用不着存心。所有人只要跟你共处一室，分一块你的空气就行......”

“你就不能别再用表食物的量词了吗？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你爱在盘子里剩多少就剩多少。有的是。真有的是。”

“我没必要坐在这儿听你这一套。你想毁了这个节日的印象，但你不会得逞的。我毁了自己的生活跑来这里过冬，要的回报只是一个我儿子在场的正常的圣诞节。你不会来迁就我们—我们只好来迁就你，这不公平。你明知道不公平。整件事都有点太过分了！”

“这对你成问题吗？吃得太多？”

“我指的不是那个。”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对你是问题吗？如果是，我可以尽量减少。少一些我当然省心。少一些歇斯底里，少一些大喊大叫，少一些反应过度......”

吉丁一时想不出该做或说些什么，便盯着西红柿籽滑进沙拉酱汁，并开始运用心理学概论中的原理。她在这里的两个月间，瓦莱里安和玛格丽特不时相互折磨，对彼此的牢骚能编一本词典，他们一次次向她展示其中的一个个词语。她想，这纯属一桩冰与火的婚姻，而且面临崩溃。他七十岁，她就快五十了。他正在衰弱，退隐，封闭。她则正放射着落日余晖。他们自然会为小事争吵，会彼此嘲笑。自然，甚至正常。因为他们都是体面的人。即使不谈他们本人对她的慷慨和对她婶婶与叔叔的关怀，他们看上去也是很体面的。像西德尼和纳纳丁那样的体面便是体面，而这座处于纯净海洋空气中、满是体面人的住宅正是她此时想待的地方。这个充满阳光又有工作收入的假期是她重新振作所需要的。听玛格丽特和瓦莱里安争吵倒是值得欢迎的一条分散注意力的途径，就像在西德尼和纳纳丁面前扮演女儿的角色一样。

但是最近（几天之前，昨晚，还有今晚），在这些争吵中存在着星星点点的威胁。这些争吵看来已不再仅仅是结婚已久、早已熟谙他们婚姻中旁人所不知的动作规律的夫妻口角。他们像两只老猫一样互相抓咬、彼此利用，来表演一种其实谁也没有当真的争斗，他们之所以要争吵，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该吵，只是想不时地交换角色来自娱自乐：有观众在场时，有力的一方会表现得像被虐待，而自私又好斗的一方却在表现被压抑者的眼与心。大多数时候，就像现在，他们战斗的平台是一个孩子，武器便是公认的人性弱点。不过，这比起她期待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还是阴暗了些。滴滴鲜血，根根毛发，似乎都粘在疲惫的爪子上。也许她误读了他们的规则。也许（更有可能）她不再是一名观众。也许她现在成了一个家庭成员—或者什么都不是。不，她想，是这处地方。这座岛夸大了一切。太多的阳光。太多的阴影。太多的雨水。太多的叶子和太多的睡眠。她长这么大还从未睡得这么沉过。睡眠中的静谧变成了清醒时的疯狂。事情就是这样：疯狂潜伏进了瓦莱里安和玛格丽特有规律的争论中，颠覆了他们的规则，所以他们就在瓦莱里安的父亲在妻子初次怀孕时买下、距今已有七十年历史的枝形吊灯柔和的光线下龇牙咧嘴地互相瞪视。

“......她从不喜欢我，”玛格丽特在说，“她从一开始就恨我。”

“她怎么会从一开始就恨你呢？她那时候甚至还不认识你。”瓦莱里安放低了声音，想安抚她。

“那正是我想知道的。”

“起初她对你客客气气，规规矩矩。”

“她对我太可怕了，瓦莱里安。可怕！”

“那是因为后来你不让迈克尔去看她。”

“不让？我没法让他去。他恨她；他会吓坏的，只要......”

“玛格丽特，要讲事实，迈克尔当时只有两三岁。他不可能恨谁，何况那是他姑姑。”

“他恨，如果你有点感情的话，你也会恨她的。”

“我自己的妹妹？”

“至少会叫她走开。”

“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就因为私下举办了婚礼而没有大宴宾客吗？你从来没请他们到这儿来，她很可能就是为这事生气了，就是这么回事。而这就是她的方式......”

“我的天。这么些年来你总因为我请客太多对我大喊大叫。现在你想要我邀请茜茜和弗兰克。我不相信......”

“我没那么说。我和你一样不愿意让她到这儿来。我只是想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没让我们知道婚礼的事。据我所知......”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她请了迈克尔！可是没请我！”

“斯塔西的主意。”

“你认为如果迈克尔结婚，我会只请斯塔西而不请她的父母吗？”

“玛格丽特，该死的，我才不在乎......”

“她一向这样待我。你知道我第一天见到她时她对我什么样。”

“我想我该知道，但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不起，不知道。”

“那第一天她对我说了什么？”

“时间久了。”

“关于我的十字架？”

“你的什么？”

“我的十字架。我戴的十字架。我的第一件教会礼物。她对我说，把它摘下来。她说只有妓女才戴十字架。”

瓦莱里安哈哈大笑：“听起来倒像她的话。”

“你觉得好笑？”

“有点吧。”

“那是你的亲妹妹......我的上帝。”

“玛格丽特，你用不着那么做，不用把它摘下来。你为什么不跟她说让她见鬼去？”

“为什么你不？”

“我不记得了。”

“因为你同意她的话，就因为这个。”

“同意我的新娘是个妓女？”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知道你让她占据了你的心，时隔三十年她还在那儿。你不肯忘掉婚礼上屁大的小事。你只想跟着迈克尔，他到哪儿你就到哪儿。你受不了他在你不在的地方。”

“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毁了什么蠢婚礼就是因为迈克尔在那儿。你这种蠢货还活着干吗。”

“我没义务坐在这儿让人指着鼻子骂！”

“白痴。我娶了个白痴！”

“我嫁了个老傻瓜！”

“确实。除了一个老傻瓜，还有谁肯娶一个高中辍学生，还当自己捡了个便宜？”

“是彩车！”玛格丽特嚷道。当酒杯碰上水仙花盆滚到他跟前时，他连看都没看。他只顾看着妻子气歪的脸和泪汪汪的男孩似的蓝眼睛。

“噢，”吉丁说，“这......可能......玛格丽特？你愿不愿意......”但玛格丽特已经起身走开，留下来回摇摆的橡木门，连未嫁姑妈都胆怯地缩到了屋角。

西德尼（不用吩咐却适时出现）拿开了酒杯，还把一条新的白餐巾铺在酒渍上。随后他收走几只沙拉盘子，再给每个人摆上金边的温热白瓷盘。他从蒙着被子的蓝色暖箱中取出这些盘子时，都用一尘不染的白餐巾垫在下面，极其小心，没弄出一点声音。盘子一一摆好后，他离开片刻，回来时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奶酥。他端着它凑到瓦莱里安跟前，让他检查，然后放到旁边的橱柜上，切成等份的扇形角。

吉丁打量着她的那角蛋奶酥，而瓦莱里安做手势又要了酒。好像过了良久，他才对她嘀咕了一句：“抱歉。”

吉丁笑了笑，或是强笑了一下，说：“你不该那样取笑她。”

“是，我想没有。”他答道，但他的声音很没说服力，而他昏聩的凝视很是混浊。

“是不是因为她想离开这里？”吉丁问道。

“当然不是。一点也不是。”

“迈克尔？”

“对。是迈克尔。”

他再也没说什么，于是吉丁决定尽快撤离。她正在叠她的餐巾，他却突然开口了：“她很紧张。生怕他不会露面。我也紧张。生怕他会来。”

吉丁竭力想说些目的明确、哪怕只是相关的话时，又是一阵沉默。她想不出什么，于是放弃了，只说了些明摆着的事实。“我记得迈克尔。他......挺好的。”她回忆着一个穿着短牛仔裤、红发的十八岁男孩。

“相当，”瓦莱里安说，“相当好。”

“要是他真来了，还带着他的朋友，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不知道，走着瞧吧。”

“怎么？”

“那是我控制不了的。我不能对我控制不了的事情负责任。”他推开他的盘子，喝起酒来。

吉丁叹了口气。她想离开餐桌，可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他想让我留下来，还是不想？他想让我说什么，还是不想？我只能问些客气的问题，催他说话—要是他愿意的话。或许我该去看玛格丽特，或者换个主题，或者反思一下我来这里的目的。“没人要你负责。”她轻声说。

“问题不在那儿，不在于要不要我负责。许多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往往是最需要控制的部分。”他用餐巾捂了一会儿嘴唇，然后放下它，“玛格丽特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漫长懒散的休假，是故意要伤害她。事实上我所做的恰恰相反。我打算在某个时候回去。我要回去，但实际上我是为了迈克尔才留下来的。为了保护他。”

“这话说得他像个弱者。我不记得他是那样的。”

“你真的了解他？”瓦莱里安惊讶地看着她。

“不，并不真的了解他。我见过他两次。最近一次是你们邀我到橘县过夏天的时候。还记得吧？”吉丁昂起头，为自己的记忆力得意。“我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在那儿，我们谈过天。他......噢......头脑清醒，在我看来，很能独立思考。其实我们不是谈话，我们吵了一架。吵的是我为什么要在那所态度傲慢的学校读艺术史，而不是在别的什么组织干什么。他说我在抛弃我的历史，我的民族。”

“典型极了，”瓦莱里安说道，“他觉得种族进步对人民来说都是巫术。”

“我想，他想让我串贝壳珠或是卖爆炸头梳子。他说这套制度都一团糟，只有退回手工和易物的时代才能有所改变。享受社会福利的母亲们可以在家里做手工艺品、陶器，缝衣物，就像比利时的花边工，嘿，有尊严，又不必再吃福利。”吉丁微笑着说。

“这的确是这个世界所期待的：二十亿个非洲陶罐。”瓦莱里安说。

“他的意图是好的。”

“不好。他想让一个带异国风情的民族在周围跳来跳去，给他带来异域美。那些享受福利的母亲会在那些陶罐中放什么？他对这些有什么高见？”

“她们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

“真的？两千个葫芦换一星期的电吗？早就试过了。那叫做黑暗时代。”

“嘿，陶器可不是功利主义。”吉丁放声笑着，“那是艺术。”

“噢，我明白了。不是黑暗时代，是文艺复兴。”

“那是好久以前了，瓦莱里安。八年？九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男孩呢，我也不大。”

“你已经长大了，他还没有。他不过说说而已，那不是他真正的想法。他的想法还在那个卖国的《小王子》的掌握之中。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那本书，《小王子》。”

“不知道，我从来没读过。”

“圣埃克苏佩里。抽空读读。别在意它说什么，看它想表达什么。”

吉丁点了点头。看来这像是她告辞的完美时机，因为她不知道他在谈些什么，而且也不想追随他的思路—如果它像他此时的眼睛一样。由于没有黑色素，那双眼睛里全是映象，如同镜子，一间又一间屋子和一条又一条走廊的镜子，每个都因另一个而成像，再把它作为自己的形象反射回去，直到最后形成一片全无色彩的色彩。她再一次动了动，想从桌边起身，可他又一次制止了她，不过这次并不激动，而是带着同情。

“那年夏天他说的那些让你不愉快了吗？”

“有一段时间吧。”

“你明白些了吗？”

“我明白我那时正在摆脱的那种生活。它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充满勇气和自然的优雅。但他的确让我想为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和我的感受道歉。我想，就比如喜欢《万福玛丽亚》胜过福音音乐。”

西德尼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他对这两个人都没把自己的蛋奶酥吃光的失望。他带着警觉而平静的神色收拾起盘子，轻手轻脚地穿过未嫁姑妈的发丝。侄女陪他的东家就餐时他的服侍是尽善尽美的，像斯特利特先生与朋友进餐时一样。盛核桃的银盘、盛桃子的配套的银碗，随后又是咖啡，全都有条不紊、不易察觉地一一摆上桌。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是离开了房间还是站到了角落的阴影里。

吉丁用手托着下巴。“毕加索比伊图玛面具要强。他被它迷住证实的是他的天才，而不是面具制作者的。我巴不得不是这样，可惜......”她轻轻耸了一下肩。她想到在美国一年能有两三次展览机会的所有那些黑人艺术，脸上甚至闪过一丝尴尬。初中的雕塑，插图式的绘画。百分之八十令人捧腹，百分之十则是效颦之作。不过，美国黑人至少还拙劣得很诚实，而欧洲的黑人艺术家简直臭名昭著。比他们的天赋更可怜的只有他们装腔作势的姿态。除了一个例外：一位美国本土黑人如同红杉鹤立于芦苇之上的作品。

“你看着很难过，”瓦莱里安说，“他一定让你感到很不好受。你早该跟我提一下的。我本想让你过一个特别愉快的夏季呢。”

“确实很愉快。实际上他让我在那里用那种方式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如果那番话是我们在摩根大街上谈的，也许他就能说服我了。但是在橘县那一百二十英亩丝绒般的绿草地上呢？”她轻声笑了笑，“你能相信吗？他想让我们回到摩根大街去感受刺激。”

“我们？他要和你一起去？”

“就是让我们大吃一惊。他说的我们是指黑人：西德尼、昂丁和我。”

“西德尼？当陶工？”瓦莱里安把目光转向他的管家，放声大笑。

吉丁微微笑了笑，但没有看她叔叔。

“你可以看出他对西德尼有多少了解。我给你的不及给他的、为他备足的东西的千分之一。可你却有比他强五十倍的理智。我不介意告诉你。”瓦莱里安的语句改变了速度，变得缓慢，所以他眨眼睛的间隔更长了。“是玛格丽特干的。她让他相信，诗歌与财产不能共存。她把这片土地上最漂亮、最聪明的男孩培养成了永久的失败者。”他手按前额，停了一会儿。在吉丁看来，他几乎就要落泪了，而当他仅仅重复了一遍先前那句话时，她才不再感到揪心。“这片土地上最漂亮、最聪明的男孩。”

“他没有变成你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没有。”

“你期望他成为另一种人吗？”

“我只期望他成为一个人。”

“他也许是。”

“是啊。一个未成年人，一只小猫，不过不活泼。抱怨，一只抱怨的小猫。总是在叫，喵，喵，喵。”

“不过你不该恨他。他是你儿子啊。”

瓦莱里安从额头上撤下手，深深地盯着缩在银碗中的桃子。“我不恨他。我爱他。玛格丽特以为我不爱他。其实我爱。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他。你知道......这话听起来也许不对......可我从来都不相信她爱他。或许她爱他，用她的方式。我不知道。可是她没为他准备好，就是没准备好。如今，如今她准备好了。但为时已晚。现在她想给他烤饼干。送他去上学。替他系鞋带。照顾他。现在。荒唐。我不相信这种事。我也不相信她。他还是个小家伙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家里，进了卫生间。我站在那儿，听到了嗡嗡的声音—歌声，从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我向四周打量，后来找到了。在橱柜里。在水池下面。他蜷在那儿唱歌呢。那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我好多次回到家里，他都躲在水池下面。自己哼歌。等我把他拉出来，问他在那儿做什么，他说他喜欢软乎。我想，他当时两岁，两岁的男孩在暗处寻求什么呢？软乎。想想看吧，在他的房间里有多少软乎乎、可以抱着的东西吧。兔宝宝、拖鞋、大熊猫。我一直想做他的一个软乎，可我白天不在家。可她在。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她不大和他说话，后来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她变了，她对他感兴趣了，给他读故事，带他去看表演，逛公园。就这样能有几个月。后来我回到家里，他又在水池下面哼唱，我没法告诉你那歌有多么多么孤独。不是我的想象，真的很孤独。唉，他长大了，而她忽冷忽热，若即若离。可他像是十分想念她，十分需要她，只要她注意他，他在她面前就像个奴隶。后来她又失去兴趣了。他十二岁那年去了寄宿学校，情况有了好转。直到他回家探亲。她会做些事情，一些怪事，来吸引和保持他对她的注意力。做什么都为了让他一直看着她。她还会编造出对她自己的恐吓、攻击和侮辱—就为了看到他勃然大怒，表明他多么心甘情愿保护她。我在一旁看着，试着降低事情的夸张程度，或者证明，证明她在捏造事实。我总是试图制止，可总是徒劳。到最后只能让他生我的气。我想再要个孩子—可是她不同意。没得商量。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家去上大学时，我算是松了口气。已经太迟了，但我依旧希望他能摆脱她的控制。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他做到了。从不回家，很少写信。有时打打电话，都是抱怨。谈印第安人，谈水，谈化学制剂。喵，喵，喵。不过据我猜想，他在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可是如今......”瓦莱里安转过脸对着吉丁，盯着她的下颌，“如今她又想控制他。用什么冒牌诗人来诱惑他。而且她还想和他一起回去，在他身边生活。她说只是一段时间。谁知道那有多长？一‘段’？意思是他一旦重新信任她，需要她，指望她，她马上就改变主意，离开他了。我已经有三年没见过他了，而最后见他那几次，我并不喜欢他，甚至不了解他，可我爱他。就像当年我爱那个躲在水池下哼歌的男孩一样。那个漂亮的男孩。他那笑容就像......像星期天。”

未嫁的姑妈们蜷缩在屋角，面带笑容地入睡了。吉丁张开鼻孔，想控制自己不打哈欠。再喝一杯咖啡，再喝一杯葡萄酒—什么东西都没法让她兴致勃勃地倾听一位老人的回忆。她想，我该说些话。我该问点问题，并且做些评论，而不该只像木偶似的一味微笑、点头。她希望自己眼睛中透露出一丝感兴趣的神情，便向他扬起下颌，继续做出笑容—不过只有一点笑意，以免他要回忆的是伤感而非令人愉快的事。好久以前，她就放弃了与不感兴趣、引不起她兴奋的人相处时假意迎合或故作深沉的尝试。她盯着水晶杯上雕的花枝，心想无论他说些什么，她的反应都会完全不在点子上。她的思想已经不在这里了。她摆弄着酒杯，轻摇着里边的少许葡萄酒，让酒沿杯壁转着。“星期天。”他说这话时用的洪钟般的嗓音，就好像在以领主的身份说 “在这块土地上”或者“在整个伦敦”或者“在全巴黎”。他自己就笑容可掬，如同星期天。他的星期天。她想象不出，对这个目如黄昏、又高又瘦的老人，星期天是什么样子的。明亮的？温暖的？一间摆满鲜花的客厅？他给自己倒了第五杯葡萄酒，由于太过抑郁，太过沉迷于星期天的念头，竟然没想到要给她倒点儿。桃子和核桃静静地待在各自的银碗中。她从一个水晶盒中取出一支香烟。盒边放着一个圆形火柴盒，带有印第安地毯的图案。里面是小巧的白杆火柴，顶着一颗金色的火柴头，划的时候发出咝的一声轻爆。已有三个月而非两个月了，夜间笼罩着整栋房子的那种静谧仍然困扰着她。夕阳西下，三分钟的黛青色的天，然后是深夜。随之而来的是坚实大地上的一片沉寂。这里没有蟋蟀，没有青蛙，没有蚊虫。只有听见或想象出的人类活动的声音。金头火柴的咝咝声；向高脚杯中倒入酒时那种瀑布般的声音；整理厨房时轻微、十分轻微的咔嚓声；以及此时缩在屋角的未嫁姑妈们被惊醒时充满恐惧的高声尖叫。她们看到那双男孩般的蓝眼睛吓得惨白时便赶紧逃开，后面还拖着她们散开的头发。

她站在门洞处尖叫，先是冲着瓦莱里安，然后又冲着吉丁，吉丁连忙跑到她身边。

“怎么了？怎么了？是怎么了？”

但她还是不肯停歇。她只一味地攥紧美丽的双手敲击着自己的太阳穴，叫得更大声。瓦莱里安用被酒泡软了的眼睛看着他的妻子，仿佛是他感到痛苦而不是她。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她伤了她自己？”

“我不知道。”

“握住她的手，不然她真会伤了她自己。”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随后是昂丁忍无可忍的高叫：“说话啊，女人！”玛格丽特跪倒在地，大口呼吸，终于有气吐出几个字：“在我的壁柜里。在我的壁柜里。”

“她的什么？”

“她的壁柜。有什么东西在她的壁柜里。”

“你的壁柜里有什么？”

“黑的。”她悄声说着，眼睛死死地闭着。

吉丁也跪下去，贴近玛格丽特的脸。“你是说你的壁柜里很黑？”

玛格丽特摇着头，用手背抵住嘴。

这时，瓦莱里安自她尖叫着来到餐室以来初次开口：“玛格丽特，这里不是大都会博物馆。这里是一座孤岛上的一座孤宅。迈克尔还没来......”

可是她再次发出了尖叫，吉丁只好也叫道：“告诉我！告诉我！”

“在我的东西里！”玛格丽特说，“在我所有的东西里！”

“她说什么？”

“去看看她的壁柜。”

 “拿上枪，西德尼。”昂丁成了指挥官，高声下达指令。

“好的！”他回答着，穿过门跑回厨房。

“要当心！”昂丁在他身后叫道。

“我要不要叫港口的人，瓦莱里安？”吉丁问。

“别撇下我！”玛格丽特大喊。

“好吧。好吧。纳纳丁，给她倒点葡萄酒。”

“她大概已经喝得够多了。”

“不。她几乎没喝什么。”

“我正吃饭的时候听到她脚步沉重地走上楼梯，”昂丁说，“从那会儿到现在她能喝掉一夸脱呢。”昂丁说话时嘴都不动，希望这样就不会被瓦莱里安听到了。

“他在我的东西里，吉德。”玛格丽特轻声抽泣着说。

“好啦，好啦。”

“你得相信我。”

“我在她的呼吸里没闻到一点酒味，她大概只是受了惊吓。”昂丁又嘀咕说。

“你就不能把她扶到椅子上？”瓦莱里安问。他讨厌看到她那样歪在地板上。

“来，亲爱的。坐到这儿来。”吉丁说。

“你们在干什么？”玛格丽特又嚷起来了，想站起身，“你们干吗这样做？他在那儿。我看到他了。瓦莱里安，快点。最好让谁去叫港口的人来！”

“咱们先等等西德尼，然后再叫警察。”昂丁说。

“她醉了，”瓦莱里安以醉鬼的智慧判断说，“而且她整整一个小时没获得注意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她看了一圈周围所有的人。他们也都回望着她，每个人都在想，确实，他为什么不相信她呢。之后，他们听到了西德尼和另一个人的脚步声。走进枝形吊灯六十四个灯泡光照下的是西德尼，他点三二口径的手枪指着一个满头发辫的黑人的肩胛骨。

“就是他！”玛格丽特喊道。

“上帝保佑。”昂丁说。

“现在可以叫港口的人了，斯特利特先生。”西德尼说。

“我来吧。”昂丁说。

吉丁一语未发。她不敢开口。

瓦莱里安的嘴张开又闭上，然后才用因饮酒而变得洪亮的嗓音说：“晚上好，先生。要喝一杯吗？”

那黑人看了看瓦莱里安，吉丁觉得那人的眼睛周围有很多空白。

第四章

骑士岛上的蜜蜂没有刺，也没有蜜。它们又肥又懒，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尤其在正午。正午时分，鹦鹉睡了，蛇却溜下树，爬向凉快的灌木丛。正午时分，在早餐时留在兰花口中的雨水变暖了。孩子们把手指伸进花里，像挨了烫似的尖叫起来。城里人进了屋，因为中午的天空沉重不堪。他们等着吃放了许多辣椒的热辣辣的食物，以便在对比之下感到天凉快一些。他们喝甜饮料和苦咖啡，以此来分散身体对炎热天气和沉重天空的注意。但骑士岛上的房檐都很宽—窗帘都很轻，而且透光。所以天空并不要求居民分散注意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任何个人问题上：被包着摆在架子上的东西—那些他们总想有朝一日取下并打开的东西—或者他们每时每刻都要摩挲的东西。就像在海滩上，在消夏别墅中，在供水处，从世界各地来的游客戴着太阳镜，躺在和风中边惊叹边琢磨。住在十字树林的人那天中午也这样琢磨着，为什么一个头发蓬乱的人会被留下来吃晚饭。表面上看，一切如常。只有帝王蝶看起来对什么东西特别激动。在烈日炎炎的酷暑中如此有力地扇动翅膀对它们来说可非比寻常。它们飞近卧室的窗户，可是百叶窗一上午都关着，它们看不见任何东西。不过，它们知道那个女人在屋里。她那男孩般的蓝眼睛边缘发红，因为渴盼着一辆被耧斗菜柔化的拖车，因为渴盼着她每日领圣餐的妈妈莉奥诺拉。头上盖着比缅因州还古老的缎带的莉奥诺拉在六十岁时折好并收起她的长袜，从此穿起中短袜，配上黑色中跟的系带牛津鞋。从那可爱的短袜上伸出的健壮的粗腿从未在膝盖处交叠。

妈妈，我又回到了原点，玛格丽特想。此时，既然早餐时的雨已经停了，清新的光线便射进百叶窗，她惊奇地发现，这里和那辆拖车那么相似。她想，原点，我回到了原点。那辆拖车就像这间屋子。这一套简洁而平行的线条。所有秘密的贮藏空间和不放东西的表面。当年南苏珊娜对于奢华的概念来自老班果家族那些摆满古董的住宅：蓝色的瓶子和白色的模型，淡黄的壁纸和修复过椅面的联邦风格的椅子。但玛格丽特最爱那辆拖车，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那个非天主教徒并搬到费城后，过了好些年她才算摆脱了身后的隆隆声，既然如此，他便留下了它，把她留在这间他所谓只是被“雕刻”而非被装饰的房间里，满是密斯·凡·德罗和麦克斯的痕迹，却还是让她想起南苏珊娜的那辆拖车，在那里，她在一生的前十二年中被女性玩伴所羡慕，直到十四岁那年才发现，并非南苏珊娜的所有人都这样看待她。他们认为那小厕所并不可爱，桌子折叠起来、床铺变成沙发也不整齐美观得就像住进了你的娃娃的玩具屋。当她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住在拖车里是下等人的选择时本该万念俱灰，但所幸她同时又发现，整个南苏珊娜都为她惊人的美貌所倾倒。她最终同意了他们对她的评价，可惜助益不大，因为这意味着她必须对别的女孩格外友善才能让她们别对她刻薄。这意味着有她在场的时候，老师都会晕头转向（男的忘乎所以，女的充满猜疑），在车上击退表兄弟，坐在椅子里要摆脱牙医的骚扰，并对每个三十岁以上的女人感到歉疚。私下里她既没有估量也没有得意于自己的美貌，在学会恰当地利用自己的美貌之前，她遇到了一个年长的男人，他在她面前从不会晕头转向。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真是漂亮”，仿佛她的漂亮和那辆彩车一样是可被装扮出来的，但其实又不是。她因为他看起来很惊讶而笑了。“这就够了？”她问道，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男性的赞美做出真诚的反应。“美从来不会够，”他说，“可你一人足矣。”她从他的声音中获得的安全感，他那修得方方正正的指甲也能给予。正是这种安全感而非他的钱财安抚了她，使她觉得美貌之下的自己是重要的，在皮相下，这个玛格丽特始终如一—无个性，沉默着，却不顾一切地要取悦别人。如今她身处遥远的费城和十字树林，却仍然十分渴望她母亲的拖车，但也许并不算遥远，因为她把自己锁在其中的这间卧室是它更高级的仿制品，只是欠缺一点舒适。

玛格丽特·莉奥诺尔望着前面出神，她特别想喝咖啡，却并不想按铃召唤西德尼或昂丁，因为那就会开始她并不确定自己想度过的一天。她这一夜毫无睡眠可言，此时惊恐已经耗尽，她躺在床上，在气恼和痛苦之间摇摆。事情并没有好转。她也没有见好。她能感觉到，而且正身处其间，迈克尔正在赶来，而这是一定要出现的：有一个黑鬼在木板中间，毫不夸张。瓦莱里安当然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使大家震惊，事实上，他提出请他用餐。一个被发现藏在妻子壁柜中的陌生人，一个连西德尼都想射杀的游民，瓦莱里安居然在她仍倒在地板上抖得像片叶子时请他吃饭。在她的壁柜里。干得好，真是杰作，尽管这事本身就够让人恶心的了，但瓦莱里安的侮辱更甚，他竟然认为那人在那儿也没什么。若不是迈克尔就要来了，她当天就会打点行装，这次当真要离开他了。瓦莱里安同样心知肚明，她不会这样对他，因为迈克尔回家过圣诞节对她如此重要，她不会一走了之。现在他正在花房里放那些无聊的音乐，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她很饿，想喝咖啡想得要命，但她眼下还不能就这么开始这一天。何况吉德还没敲门呢。

通常，每当玛格丽特睡过头时，吉德都会用一个微笑、某封有趣的邮件或是令人激动的广告单叫醒她。吉德会把一杯可可放在玛格丽特的地毯上（这间布满了时髦而稀疏的雕饰的房间里没有床头柜），她们会以一些提神的女孩间的闲聊来开始一天的生活。

“瞧，蔻依有四种新香水呢。四种。”

“我看，布鲁顿先生的情人已经走了；你接到了赴宴邀请。最好还是去，因为我认为她的情人很快就会去拜访他们的。你看过他们三个在一起吃饭的样子吗？昂丁说，那儿的厨娘说那让她觉得恶心。”很久以前，当吉德趁假期来拜访他们时，玛格丽特觉得她不好相处又爱耍小脾气，但如今，她长大后变得标致又有趣。大学生活也没有把她变得盛气凌人，和变成修道院院长的昂丁完全不同。

她不知道昨晚那顿饭是怎么进行的。吉德留下了吗？那陌生人什么时候走的？她抬手想按一个按钮。随后又变了主意。说不定那人杀了所有的人，只有她一人得以逃脱，因为她跑到楼上的卧室，把自己锁了起来。不对。如果他杀了人，就不会有那无聊的音乐了。上帝。也许他会回来，晚点再动手。他们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他？所有的邻居都该被告知，有个黑人在附近游荡，而且这种事还会发生。他们应当共同防范，彼此保持联系。每一家都该设人值班，二十四小时总有人站岗。她不会提到瓦莱里安先给他吃了饭，而且还让她待在那儿看着他吃。邻居们会觉得他疯了，会把那强盗做的任何事都怪在他头上。说不定他已经入狱了。他昨晚是出不了岛的，但今天一早，她听到了吉普车开走又返回的声音。西德尼可能开车押他上了汽艇，由港口警察就地给他戴上了手铐。不管怎样，她不打算假装苟同瓦莱里安的做法。他甚至懒得到她这儿来解释一下，更不用提道歉，就像他从未解释过他为什么不愿回美国。他当真指望她在丛林中受热气的煎熬，明知道热气、太阳和海风会对她的皮肤造成什么损害。明知道从缅因到费城，她已经觉得到了热带。稍微一晒，她的胳膊就发红，后背还起疱。可他还是要待在这个她除了在迈克尔小时候全家一起来度假之外从不喜欢的地方。现在，由于有吉德做伴，在法兰西王后岛上逛街，和邻居一起吃午餐，这块炙人的坟墓总算可以忍受了—仅仅是忍受而已。要是没有迈克尔在，她是绝对受不了在这里过圣诞节的。绝对受不了。那种糊涂劲又犯了。比如说，昨晚吃沙拉的时候，还有早些时候那顿早点。但有迈克尔在旁边，她从不会忘记东西的名字和用途。

玛格丽特·斯特利特闭上眼睛，转身趴到床上，尽管她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整整一夜，她都在惦记壁柜的门，她去那里找那首诗，是为了弄清瓦莱里安在跟她开玩笑，布里奇斯献给迈克尔的那首诗中确实有那行“他走路时放射着光辉”。壁柜是大得能走进去的那种，里面有单独的衣橱和更衣室，最靠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龛供她存放东西。就是在那儿，在她最私密的东西中间，她看到他坐在地上，平静得出奇，肮脏透顶。他看着她，却一动不动，似乎过了几小时她才退出来，又过了几小时她才能从张开的嘴中发出声音，至于她是怎么下的楼梯，她这辈子也不会知道，但当她到了楼下时却像在梦里，大家看着她，但目光却像是毫不相信她，而最糟的是瓦莱里安，他坐在那儿的派头像个爵爷或教士，全然否定了她的坦白，她的和盘托出。他的眼神告诉她，她像夹沙拉时一样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她开着灯躺了一夜，想着她的壁柜现在成了厕所，里面有过脏东西，现在仍未清除。只是在天亮的时候，她才稍稍有一会儿进入了轻浅而无用的睡眠，也没有做该做的梦。醒来时她疲惫不堪，不过，随着黑夜过去，她的恐惧也消失了。她众多的情绪中持续最久的是愤怒，但即使是愤怒也一直在随着她的思绪而滑开，脱缰，变成了伤感，一路奔回莉奥诺拉和埋在耧斗菜中的拖车身边。

天气热得越来越难忍，但她不肯把被子推开。她的门是锁着的。吉德很快就会来照看她。瓦莱里安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她不会让步的。在她的东西里面。实际上就在她的东西里面。说不定他已经打过一炮了。黑人的精液凝结在她的法国牛仔裤上，或是滴在她的安妮·克莱恩牌鞋尖上。男人是不是有时候喜欢射在女人的鞋子里？她只好把整个壁柜清洁一下了。要不更彻底一点，她把一切都扔掉，买新的，从零开始。瓦莱里安可真卑鄙。一等一的卑鄙小人。等迈克尔听说了这件事。等着好了。然后她哭着想起选美获胜的当晚，她穿的那条无肩带长裙，那还是她母亲特意向阿道夫叔叔借钱买来的，还有那个金十字架，她一直佩戴着，直到她丈夫的妹妹说只有娼妓才戴十字架。那婊子。

她躺在那里，用维拉牌被套擦着被泪水沾湿的双颊。在这间精雕细刻的冷漠房间中，没有什么能让她忘掉当前的处境：年近五十，坐在大洋中间一片丛林里的一座山上，这里酷热炙人，连她能看懂的电视节目都没有，而丈夫却因为她忘记把沙拉叉和勺子放回去而惩罚她，除了吉德这里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她的性生活糟透了，完全让人提不起兴趣。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他又放这黑鬼进来，放进这个地道的、活生生的瘾君子猩猩，为的就是报复她想住在迈克尔身边的愿望。“我们等着瞧吧，”她说，“等到迈克尔来了再说。”她悄声自语，谁也听不见，谁也没听见，包括帝王蝶。它们紧附在另一间卧室的窗户上，想亲眼看看天使吹着喇叭向它们描述的情景：九十只小海豹的皮天衣无缝地连缀在一起，你根本分不清哪块原来曾护着它们惹人喜爱的小心脏，哪块又曾垫着它们的脑壳。它们根本没见过海豹皮大衣，但几天之前，有一群蝴蝶听到一个叫吉德的女人对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说起那件东西。蝴蝶不相信有那种东西，特地来亲眼看个究竟。一点没错，就在那儿，裹在叫吉德的女人赤裸的胴体上，她打开法国式落地窗，向帝王蝶们微笑致意，但叫昂丁的那个胖女人却说：“嘘！嘘！”

“别理它们，纳纳丁。它们不碍事的。”

“它们会死掉，还得扫出去。你该穿上件衣服，遮遮身子。我原以为你要我上来看的是你的大衣，可不是你的光屁股。”

“这是感觉大衣的最好的办法。这儿。摸一摸。”

“嘿，真棒，没得挑了。斯特利特先生看过了吗？”

“没有，只有你和玛格丽特。”

“她怎么说的？”

“她喜欢极了。说比她的好。”

“这是不是说你打算嫁给他了？”

吉丁把手伸进衣兜里，转过身子。她的头发像那件大衣一样又黑又亮。“谁知道呢？”

“要是他从巴黎大老远飞过来找你，一定是有生意。而且他一定想让你回那儿去。天晓得，在这种地方你是用不着穿海豹皮大衣的。”

“这只不过是件圣诞节礼物，纳纳丁。”

“不是‘只不过’，亲爱的。我可以用那些钱买一栋宅子呢。”

“不，你买不下来。”

“我要是你，就把它锁在什么地方。”

“我得为它找个凉快的地方。也许瓦莱里安愿意让我用他花房里有空调的那部分呢。”

“你疯了吗？居然敢把那件大衣放在外面。”

“你又来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我跟你说。今晚之前他就会离开这儿了。”

“那最好。我可不想跟他在一栋房子里再过一夜了。”

“你显然已经这样过了好几夜。我们都一样。”

“唉，我都没发现。虽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发现。一连几个星期都在丢东西—我的那些巧克力啊，依云矿泉水什么的。更别说别的东西了。我打算清点一次。我和西德尼......”

“何必呢？他吃了什么，补上就是了。他明天就走了。”

“你说过是今天晚上。”

“这不是我的房子，纳纳丁。瓦莱里安邀他吃晚餐呢。”

“他疯了。”

“所以嘛，得瓦莱里安让他走。”

“他为什么还让他住客房呢？斯特利特先生要西德尼带他去那儿时，我那老头子简直都中风了。”

“如果西德尼在那人对他说‘嘿’时没中风，他压根儿就不会中风。”

“他说‘嘿’了？西德尼可没告诉我。”

“难以置信。”

“唉，我不能待在这儿呆看一件大衣。我得把早餐桌收拾干净了。你给索朗日打过电话了吗？”

“没有。我现在就去。我来之前你是怎么订购东西的？”

“一团糟，相信我吧。说那种话，我捋不顺我的舌头。”

“三只鹅，嗯？再来一夸脱山莓？”

“差不多。他们要是能告诉我点东西就好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我怎么做饭？”昂丁走到吉丁的床边，给她拉直床单，“他什么时候到？”

“圣诞夜吧，我想。在迈克尔到了之后。”

“你肯定吗？”

“不敢说，不过如果他是圣诞节礼物，就得在圣诞节前到，对吧？”

“我没法相信。给儿子一个大活人算是圣诞节礼物。”

“迈克尔崇拜他。上大学时凡是他的课都听。”

“现在他能拥有他了，我猜。还有什么钱买不了的呢。我得走了。我得给西德尼准备一份好午饭。他还在发抖呢。”

“告诉他别担心。”

“我会的，不过你在吃早饭时见过他。像只受伤的公鸡。”

“现在该没事了。听我的吧。”

昂丁走了，用一只手摸着脖子，她希望吉丁说得对，斯特利特先生就要结束他可笑的做法，在为时已晚之前赶紧甩掉那个偷窃的黑人。一个疯白人加上一个疯黑人可够受的了，她想。她迅速向下瞥了一眼他所住的客房的门。门关着。还睡着呢，她猜。一个夜猫子—白天睡一整天，夜里出来偷东西吃。

吉丁脱下海豹皮大衣，抹了抹汗湿的脖颈。她本想在穿衣之前再冲一次澡，但又下不了决心。天气虽然热，但海豹皮的感觉实在太好，她舍不得脱掉。她重新穿上大衣，坐下来给索朗日拨电话。只有轻轻的嗡嗡声，没有人接。骑士岛上所有人似乎都不需要顺畅的电话服务就能过得挺好。她和玛格丽特打的电话比所有居民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她到来之后，购物就成了玛格丽特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她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她抚摸着由九十只幼海豹的皮做成的大衣，朝壁柜走去，心想还是该开始包她的礼物了。

礼物中有一打衬衫是给西德尼的，他喜欢细布的。还有一件极好的黑色雪纺绸连衣裙是给昂丁的。这件礼物有点重，但昂丁很喜欢。镶锆石的宽大背心和紧身围腰、旋涡状的雪纺绸裙子。还有（最好的东西）后跟上贴了锆石的小羊皮鞋。高跟鞋。昂丁不能穿这种鞋走长路，但坐着的时候大可以显显威风。她本想给她买一件珠宝头冠，但那可能有点画蛇添足。她把连衣裙整齐地叠放进一个盒子里，放在一层层的薄绵纸中间。把锆石后跟的皮鞋装进一只红缎鞋袋里。做完这些事之后，她额头上已出现汗珠，她抹掉汗珠，但仍未脱下大衣。西德尼和昂丁的礼物都太大，她现有的包装纸包不下，于是她把两人的礼物放到一边，开始包瓦莱里安的唱片。最后她不得不承认她闷得要命，便脱下了大衣。她赤裸着身体走到窗前。帝王蝶这时已飞走了。没有一只落下来死在窗台上。只有九重葛能看见她站在窗内，向后仰着头，尽可能让和风吹到她颌下柔软的部位。我都做完了，她想，就差花半小时左右来弄好玛格丽特的金币项链了。当然，除非大家希望她给迈克尔买点什么。她该买吗？一个—什么呢？—社交秘书该不该给她的东家／资助人的儿子买礼物呢？她可以和斯特利特夫妇交换礼物，因为他们相识已久，简直像一家人，何况他们还给予了她这么多。但是她拿不准给他们的儿子一件礼物算不算冒昧。如果她嫁给瑞克（考虑到大衣及一切），这事也就不算什么了。她的地位便不容置疑了。但是像这样呢？她只见过他两次。她以前拜访他们家时，他总是在预备学校或者营地或者什么旅游胜地。一件礼物可能会让他尴尬，因为他不会给她准备礼物的。要是他准备了呢？玛格丽特同他讲过家里的什么事呢？即便如此，他得到她的礼物，哪怕很轻，会不会也觉得唐突呢？不，当然不会。他算是个诗人，还是个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对社交上的尴尬不会像他父亲那样在意。但如果她真给他一件礼物，一定得是朴实的，没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她笑了。一条面包就行了吧？

砾石小路上的脚步声惊动了她。应该是来装圣诞树的杂工。吉丁从窗口走开，这样杂工就看不到她赤身裸体了，她又想到，不知道杂工会怎么看待客房中的那个黑人。她走到摊着由九十只幼海豹皮做成的大衣的床边。她趴在上面，指尖在皮毛中摸索。多黑啊。多亮啊。真光滑。她把大腿深深压在那深色的奢侈之中。随后她稍稍抬起身子，让乳头擦着那黑毛，前前后后，前前后后。这件大衣曾经把昂丁吓坏了。从她说的话看，这桩婚事没问题，但吉丁知道昂丁会伤心的。西德尼和昂丁越来越指望她帮他们解决问题。从她十二岁以来，他们一直是她的父母，如今要求她来照顾他们了—为他们引路，为他们做些家务活，帮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安慰他们，减轻他们的恐惧。比如说，对付睡在楼下的那个野小子。她得让他们镇定下来，理解瓦莱里安的怪念头。风度。全是风度。这就是瓦莱里安。他有一次在去迈阿密的路上遇到了抢劫。他站在那儿，双臂举过头顶，劫匪是些十几岁的黑孩子，他们头上包着破布，伸手在他的衣兜里掏摸。有一个盯着他看，准是看出了他眼中的轻蔑。他冲瓦莱里安冷笑一声，说：“你不喜欢我们，对吧？”“先生们，”瓦莱里安回答道，“我不认识你们。”大概是这种同样的古老的优雅让他看着那个藏在他妻子壁柜里（脑中闪过强奸、偷窃或谋杀）穿得破破烂烂的黑人，说：“晚上好。”还给他酒喝。随后又吩咐西德尼为“我们的客人”准备另一处地方。吉丁一边笑着，一边把乳头压进幼海豹的皮毛中。你得把它给他。他真了不起。在那人吃着打蔫的沙拉、塌陷的蛋奶酥、桃子，喝着咖啡的整个过程中，瓦莱里安的举止都好像这不过是件最平常的事。玛格丽特一直不停地发抖，无论瓦莱里安如何坚持要求，她都不肯待在餐桌边。（她锁上了卧室的门，按照西德尼的说法，没有下来吃早餐—只有瓦莱里安以他一大早就有的好胃口坐在那儿。）吉丁和瓦莱里安维持着谈话，同时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提醒西德尼和昂丁，帮助他们镇静地侍候完那顿早餐。有一刻，在那人就座之后，西德尼把沙拉碗端给他的时候，他抬眼说了声“嘿”。西德尼有生以来第一次摔了东西。他捡起蔬菜，又很专业地摆正了碗，但无法掩饰气愤和沮丧。他尽力表现出不亚于他东家的尊贵，但他做到的仅仅是客气。然而，瓦莱里安出色极了。那人刚坐下，瓦莱里安立刻就清醒了。虽然有可能是她幻想出来的，但吉丁相信，她的在场让瓦莱里安感到舒服，而且更安全。她对那人起着制约的作用；瓦莱里安相信有她在场，那人可能更容易控制。无论如何，他嘬饮着他的白兰地，就像那人身上的气味并不存在。当那人把一小杯清咖啡倒进托盘里轻轻吹着，然后含着一块糖喝起来时，瓦莱里安眼睛都没眨一下。她想，瓦莱里安不仅风度优雅，而且勇气十足。他不太可能知道，甚至现在也不知道那黑鬼是干什么的。他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

“你到我们这里有多久了—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那人从他的盘子上抬起眼睛。他满嘴都是东西，不出声地嚼着，咽下去后才回答：“有五天了。也许是一个礼拜吧。”

“在那之前呢？”瓦莱里安问道。

那人从嘴里吐出一块黑橄榄。“在沼泽地。”

“噢，是的。‘夜胸’塞德维。你在那儿不可能待得很舒服。本地人都要躲得远远的呢。我听说，那儿住着妖精。”

那人没回答。

“你在那儿的时候见过鬼吗？”吉丁问他。

他摇了摇头，但没转脸看她。“没有，但我猜鬼看见我了。”

瓦莱里安开心地笑了：“这么说你是教徒？”

“有时候是。”那人说。

“有时候？你挑时间，有时信有时不信？”

“在沼泽地里，我信。”那人说。

“一个出色的解答。出色。”瓦莱里安笑着说。他看起来非常自得其乐，“你不是本地人，对吧？听你的口音是美国人。我说得对吧？”

“对。”

“你刚离开美国吗？”

“不是。”那人用一块法国圆面包抹着他盘子里的沙拉酱，然后一口吞下面包。他用手背抹了下嘴，“跳下船，想游到岸上。没能成，我就爬到这条船上来了，我原以为船要靠到码头上，它却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我等了几天，想找个办法回去。没有。我就来到我看见的第一处宅子。我......”他瞥了吉丁一眼，“我是好人，当时饿坏了。”说了这么多话，他看上去累坏了。

“听起来很合理，”瓦莱里安说，“可是我不明白，我妻子的卧室里有食品柜吗？”他看着那人的侧影。

“嗯？”

瓦莱里安笑了笑，但没有重复他的问题。

“他想知道你为什么在卧室里，”吉丁说，“你只想填饱肚子？”

“噢，我整天坐在一个地方太累了。我当时正四处张望。我听到脚步声，就躲起来了。”他看了他们一圈，仿佛他的答复最终解决了一切问题，现在人们会接受他了。“你们的房子真不错。”他笑着说。当时吉丁第一次感受到害怕。只要他像只野兽似的在他的盘子里刨着，发出单音节的咕哝，不敢抬头，她就不觉得害怕。但他一笑，她仿佛看见一群深色的狗用银色的爪子奔跑。

与其说她想获得的是信息，不如说是信心，于是她问他：“你为什么不坐船？”

“什么？”他迅速看了她一眼，又迅速收回了目光。

“你说你等着去多米尼加岛。‘海鸟’号就停在港里。如果你在海上待过，就能驾船。”

他看着眼前的盘子，没有吱声。

“船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亲爱的，”瓦莱里安对吉丁说，“而且还十分引人注目。”他冲那人笑了笑，继续说，“抱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样就扯平了，”那人咧开嘴笑着，“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他们仍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不过瓦莱里安告诉他他可以睡客房。第二天早晨，当西德尼告诉妻子和侄女他给那人准备了绸缎睡衣时，他还在咬牙切齿。吉丁哈哈笑着，说那人穿着那样的睡衣会滑下床来的。西德尼可听不出其中的幽默之处，而昂丁则一门心思放在她丈夫身上，没有和那漂亮而无忧无虑的姑娘一起大笑。

昂丁拿起一颗葱头捏着，找软了的地方。捏过的地方一下子就恢复了原状。在她的拇指之下，一层葱皮被剥了下来，但皮的下面还很硬。这会儿，杂工刮擦着屏风门，昂丁一回头，先是看到他血迹斑斑的衬衫，然后是他傻乎乎的笑脸。

“别干了。”她转身回到厨台边，从肩头抛去指示，“拿些旧报纸放到外边去。”

他咧大了嘴笑着，用力点着头，但昂丁并没有看，她只是猜想，以免他认为她失礼，又说了声“谢谢”。她放下葱头，把煤气灶上的一口炉眼调大。事实上，那声“谢谢”是由衷的，她因为让他干原本是她干惯了的活而有点内疚。

她想，再也干不动啦。得来来回回走多少路啊。她不愿意支使杂工替她干这种活，可是她的脚太酸软，脚踝又肿得不行，因此当他把捆在一个篮子里的四五只雏鸡带过来时，她告诉他，她一次只需要一只—其余的都先散养在洗衣房后面，“到时候你再给我拎一只过来。”

“是，夫人。”他像一直以来那样回答。

“都是小鸡吗？嫩的？”她问他。

“是，夫人。”

“样子不像呢，像老母鸡似的。”

“不，夫人。个个都是不满一岁的小雏鸡。”

“之后看吧，”她回答他，“杀鸡时当心点。我可不想整个下午都在擦洗鸡血。”可他还是弄得到处是血，于是她说 “算了”，就是为了告诉他，他杀鸡的方法不对，也是为了提醒他，她不愿让他待在她的厨房里。杀过的鸡就在报纸上，而且你能想象他连一根鸡毛都没拔掉吗，老天啊，那要费我多少时间。

她抬头想招呼他回来，回到她跟前来，她本想说，但突然感到非常累。累得不想唆，累得甚至不想当面指责他的马虎。她叹了口气，捡起死鸡，拿回厨房。

她端起一大锅水坐到烧着的灶眼上，琢磨着他到底对鸡头和鸡爪做了什么。水够热了，她把鸡放进去，用一把长柄木勺搅动着。然后她把鸡从热水中捞出来，放到铺开的报纸上，开始拔毛。她动作仍很麻利，若不是怕鸡毛扔得满地，她本可以干得更快些。由她亲自动手干这件麻烦事，会让西德尼没法准时吃上午饭的，但她不打算再见那杂工，也不想气冲冲地、口气坚决地，哪怕是温和地给他下命令。昨天，一切还是好端端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完全是她所希望的样子：一个她信得过的好男人；一件她所擅长的长期的好工作，东家又很赞赏她的本事；优美的环境，其中还包括她独辖的小天地；如今吉丁又回来了，一个她可以赏识、迁就、保护的“孩子”，而且由于这个“孩子”是侄女，便不会有母女关系带来的压力。她感到不顺心的是他们不过是临时待在岛上，而玛格丽特的到来总是惹她心烦—然而正因如此，吉德才愿意和他们多待上一阵子。不然的话，他们的侄女光彩照人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费城以外的任何地方。她希望斯特利特先生会待下去，哪怕有他那无事生非的太太在。如今却来了个住在楼上客房的不速之客。她想，也许吉丁是对的，他今天或者明天自然就会走，不必想得太多。昂丁停下拔鸡毛的手，缓缓地抬眼看着百叶窗没关严的地方。没被窗叶遮住的地方有一片天空。她觉得她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平滑的声音，像是上好了油的齿轮在转。其实没一点声音—更多是出于想象，仿佛她是一粒尘埃正注视着一次眨眼，睫毛从空中落下掀起飓风，上眼皮重重地合在下眼皮上。

她慢慢地把目光转回手中的白鸡上。她正在摘鸡皮上的小羽毛，西德尼提着一小篮邮件走了进来。

“完了吗？”他问她。

“还没呢。我正想在这儿弄好它。”

“至少要一小时。也许两小时。”

“你弄那个干吗？”他指着地板上的一堆鸡毛。

“我不弄不行啊。”

“叫他弄好了。要我叫他回来吗？”

“算啦，我这就快弄完了。”

“他心里清楚着哪。他到哪儿去了？”西德尼朝门口走去。

“坐下吧，西德尼。别给自己找事了。”

“我的事已经够多了。人人都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话，我没法管这个家。”

“听我的，坐下。鸡收拾好了。”

他坐在桌边，开始分类整理信件、通知、杂志，并一一分堆。

“也许我们得再找个人了。我跟斯特利特先生说说。”

“别麻烦了，西德尼。除非你能保证换的人不会更糟。总的说来，他还算可靠，确实能把这地方打扫干净，你得给他他应得的。”

“这听起来不像你了，昂丁。”他看着她头上王冠似的沉沉的白发辫。

“噢，我想我挺好的。”但她的声音无精打采，如同一条宽大的河，没有激起一点潜流。

“以前杂工不照你说的去做时，我从没听过你这么替他说话。”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只是觉得有人干总比没人干强，再说他比起大多数人还算不错。”

“现在是你在拔毛。我只是想让你而不是我轻松点。”

“他是让我轻松了。我刚才还在想，我原先能自己养一院子鸡。现在不行了。鸡要是跑了就跑了。我再不能追着抓它们了。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扭断鸡脖子。”

“好啦，不管你没力气干什么，那是杂工该干的。我可不想看你满院子跑着抓鸡。也不想看你杀鸡。我们早就过了干那个的时候，昂丁。早就过了。”他把双手在一封信上放了一会儿，回忆起当年在特利维蒂养禽场里那个身上沾着血的长腿姑娘，她和三个年长的女人一起坐在齐脚深的羽毛当中，周围是装在篮里的家禽唧唧呱呱的叫声。她们脚边是两槽死禽，一槽是拔过毛的，一槽是还没拔的。

“我知道，那种日子一去不回了。”

“不，除非你别骗我。除非你别让别人踩在你头上。到河中心开始改变规矩。”他把一沓杂志推到一边。

昂丁轻声笑着：“你指的是马。”

“什么？”

“马。河中的马。算了。你和别人一样清楚，我管得了杂工，而且你也知道，我不会骗你。你想说的不是那个。你兜圈子我也明白。我们俩就是这样的。我猜是我们三个，可第一美人把自己锁在屋里了。她为什么事叫过你吗？”

“没有。一次也没有。”

“也没叫过我。”

“为什么是三个？吉丁不觉得成问题？”

“就我看还没有。她穿着那件皮大衣边笑边转呢。”

“该死。”

“她说我们太过分了。还说斯特利特先生今天就会让他走。”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她说了什么跟这有关的事吗？我认识他已经五十一年了，可我永远也猜不到—哪怕一百万年—他会做这种事。他以为他是在哪儿？梅因莱恩？这儿没有警察吗？根本没人吗？他以为那黑鬼来到这儿，藏在他老婆卧室里，就是为了得到一顿饭？他完全可以砸开后门弄些东西吃。没人会进了一座住宅，藏在里边几天，几星期......”

昂丁看着她丈夫。说起改变，从他们婚前算起，她还没见他这么激动过。“我知道，”她说，“我知道这事，可吉丁说那是一场玩笑，他喝得太多，他和她吵了一架，还有......”她住口了。

“......还有什么？说不下去了吧？因为那完全没道理。毫无道理。”

“没什么可咬住不放的，西德尼，像一条狗和一根骨头。要么吞下去，要么吐掉。”

“都不行。”

“不行也得行。那不是你的骨头。”

“你已发疯了，婆娘。那是我的骨头，可现在卡在我嗓子眼了。我也住在这儿。还有你，还有吉丁，都住在这儿。我们一家都住在这儿—不光是他一家。要是那个黑鬼想偷什么东西或者杀什么人，你认为他会放过我们，只因为我们不是东家吗？见鬼，不会的。我在那把椅子里坐了一整夜，是吧？斯特利特先生却睡得像条狗。今天早晨我过去的时候，他正打着呼噜，像条猎犬。”

“他喝多了，吉丁说的。”她伸手到烤炉边，翻着里边的土豆。

“世上还没有那么多威士忌能让一个男人在一个强奸他老婆的人睡在楼下时还睡得着觉。”

“他没有强奸任何人。连试都没试过。”

“噢？你知道他打什么主意，是吗？”

“我知道他待了很久，而且安安静静的，完全可以强奸、杀人、偷盗—做他想做的事，可是他做的只是吃东西。”

“你让我吃惊。你真让我吃惊。这么些年来我还以为我了解你。”

“你累了，亲爱的。你几乎没合眼，老是把枪放在膝头，而揣着枪到处走没让事情有一丝好转。你确实该把枪放回原处。”

“只要他还在这宅子里，枪就得跟着我。”

“算了，听我说。快到中午了。斯特利特先生就要让他走了，就像吉丁说的。然后一切就要恢复原状了。”

“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嗯？根本不可能。我给他端去咖啡和面包卷的时候，他一个谢字都没说。只说了句‘请再来点咖啡’。昂丁，不只是人待在这儿，你知道的。我是说，斯特利特先生让他住进了客房。客房。你懂我的意思吗？”

“怎么？”

“你说‘怎么’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你要说什么。”

“我们睡在哪儿？昂丁？”

“我和你吗？”

“你听见我说的了。”

“我们睡在我们该睡的地方。”

“是哪儿呢？”

“在那边，挺好的嘛，西德尼。你知道那儿都有什么：起居室、两间卧室、院子、卫生间......”

“可是在哪儿呢？”

“在那边。”

“在哪边？”

“在楼下厨房的上边。”

“对。在楼下厨房的上边。”

“吉丁睡在楼上。和他们在一层。”

“吉丁？现在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你把吉丁和一个......一个......脏兮兮、傻乎乎的泥地里的黑鬼相提并论？和一个不走正道、藏在女人壁柜里的眼神很野的小子相比？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

“‘你好’？”

“在那之前。在我用枪管押着他下楼梯的时候，说了什么？”

“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他能不能解个手。”

“解个手？”

“解个手！我的枪保险开着，他举着双手，居然想停下来撒尿！”

“他只是紧张。”

“紧张？他是发疯，就是那么回事。你听懂了吗？发疯。大概什么都干得出来。而我还得领他到客房，给他备好干净的睡衣。那间客房就在吉丁的隔壁。我告诉她把门锁好，别给任何人开门。”

“你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没必要爬上去盯一整夜。都把她吓死了。”

“等一等。你站在谁那边？”

“自然是你的。我们这边。我不是为他辩解。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说了我对这事的看法。我只是想让你冷静下来。他就要走了，西德尼。可是我们不走，我不想看到你和斯特利特先生之间出大分歧，就为了那黑人睡在哪儿，为什么，等等。我希望我们能待在这儿。就像过去一样。那老人喜欢你。喜欢我们俩。瞧瞧他给了我们什么圣诞礼物。”

“这些我全知道。”

“股票。不是拖鞋，不是围裙，是股票！瞧瞧他为吉丁做了什么，就因为是你拜托的。你想跟他闹翻，失去这一切，就因为他喝醉了，留一个发疯的流浪汉过夜。我们在这里还有未来呢，也有过去。我告诉你，要我这把年纪搬去和一些陌生的白人一起住，从头开始，我做不到。”

“没人说要搬家。”

“要是你一味随着自己的性子干，你会惹恼他，或者做出什么鲁莽的事，我可说不准。”

“要是我还待在这儿，我就得知道是不是......”

“瞧见了吗？要是。你已经说了‘要是’。照这样下去，你就会把我们弄到法兰西王后岛上那些破房子里。你是想让我像那些玛丽一样在门廊里剥小龙虾吗？是不是？”

“你知道我没那个意思。”

“那就丢掉那块骨头吧。丢掉，别等着它卡住你的喉咙。你知道你的活计。干你该干的事。来，把他的土豆给他拿去。待会儿再把剩下的邮件弄完。把斯特利特先生的先给他好了。他喜欢在吃早饭时读些东西，如果那也算吃饭的话。还有，西德尼，别瞎操心。记住，吉丁在这儿呢。只要她在这儿，我们就什么事都没有。”

西德尼走出去时，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盖的碟子里放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土豆，右边是一个空酒杯、一条餐巾和一沓邮件。听到厨房门在合页上摆动的声音，昂丁深深地吸了口气。她刚才吓到了自己。在西德尼进厨房之前，她和他一样紧张。她还吃着早饭，因为心慌意乱而没有去和杂工争论没拔毛的鸡的问题。她并没有太在意吉丁话中的肯定，但当西德尼看起来像已经垮了的时候，她反倒振作起来，言之有理，条理清晰。这就是她对自己吃惊的原因。她在不知不觉之中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具备的理性谈起了使她既畏惧又迷惑的局面。不过，在与西德尼的谈话当中，她清楚了情况。那人是个黑人。要是在斯特利特太太壁柜中的流浪汉是个白人，唉，她会感觉不一样的。西德尼是对的。那是他的骨头。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但她也没错。他得扔掉那骨头。楼上那人不是个黑人—这意味着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个陌生人。（她总算让西德尼明白了这一点。）斯特利特先生可能留他住上两天、三天，是出于高兴。即使他没有偷东西，他也傻乎乎的、讨人嫌，但只要斯特利特先生愿意，他们也只能伺候他。给他清洗澡盆，更换寝具，如果他要，还得把早餐送到他床前，收拾他的内衣（天啊），叫他先生，在厅里遇到他时要给他让路，为他点烟，替他开门，保证他的房间里有鲜花，有书，有一碟薄荷。

“呸，”她说出了声，“那黑鬼哪儿也不会去了。不管他们怎么说。”昂丁拿起小鸡。她的手指迅速找到了要找的关节，一一拆开。然后她掰下鸡翅。小鸡的小肘弯成精巧的“V”字形，像是在保护腋下不致受凉，虽说此时已是中午，早饭时那场雨留在兰花口中的水已经热得烫孩子的手指了—或者确切地说，可能会，如果十字树林一带住着孩子的话。但是没有。因此，兰花的雄蕊没人触碰，而有柔风吹拂、建有完美斜面小屋的住宅中的居民没听过孩子的尖叫声，也没见过红色的兵蚁在爬向花房的路上经过洗衣房—有一个女人坐在那儿，用十七条比利·布拉斯牌毛巾中的一条擦脚上的泥。她面前的两个柳条筐中堆放着其他十六条毛巾、一些日常用的餐巾和桌布、分类放着的内衣和短袖衫、四件白制服、四件白衬衫、一件紧身胸衣、六双黑尼龙袜和两件薄棉布睡袍。她坐在那儿洗她长硬皮的脚板时显得挺高兴。她那堆待洗的衣物逐周减少，而用汽艇送到法兰西王后岛上西西尔洗衣房的衣包却越来越大。她明知这对她来说算是侮辱，有机会时她也会噘起嘴，但她在内心深处却感到高兴。

她把黑袜子放进一个桶里打肥皂，把紧身胸衣扔进一盆肥皂液和醋精里。她把比利·布拉斯牌毛巾第一批扔进洗衣机，因为它们晾干需要的时间最长。机器一开动，她就能闲坐一阵，边想自己的心事边等吉迪昂来到身边。她从裙兜里掏出两个干皱的鳄梨和一些熏鱼，都放到一张报纸上，再用一块脏的狄奥餐巾蒙好来挡苍蝇。然后，她摘下甩干机的插销，插上她的电炉，放上一个旧式的电热咖啡壶。她吃午饭的时间没准，于是她总趁洗衣机自己转的时候随便吃点。这真是件高兴事。比起她在“风地”干的活儿，给这些人洗衣服简直是儿戏。不过，在那儿至少还有在盆边与人闲扯的乐趣；这里可是没一点声音（除非你把从花房飘来的音乐声算上），所以她才能这么清楚地听到兵蚁的动静，才这么急切地盼着吉迪昂快点收拾完小鸡，找个什么借口来见她，因为如果头上交叉着砍刀似的两根粗粗的银发辫的那个胖女人发现他们俩在洗衣房或房后的花园里聊天，准会勃然大怒，她头上那两根发辫砍刀就会闪闪发亮，铮铮发声。出于这种寂寞，她常常带阿尔玛来，虽说那姑娘天真的叽叽喳喳的聊天让她头疼，但总胜过只能听到再一次试图进入花房的兵蚁像往常一样被浸过毒药、钉在门槛上的细布挡住。

她很遗憾阿尔玛今天不能来。吉迪昂曾和她打过赌，看那个吃巧克力的人能拖多久。吉迪昂说：“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新年吧。”而她则说：“不，那个吃巧克力的人的心会背叛他的—不是他的头脑或者胃口。”在他们划船回法兰西王后岛的路上，她把赌注提到了十五万法郎而不是她开始时说的十万法郎。她笑着向海水里吐了口痰，同时把赌注抬高，她信心十足。因为她曾经看到过那个人吃巧克力的证据（在洗衣房，在树林间，在凉亭里，在池塘边，在工具棚里，在花房附近）。就是那人用他留有巧克力屑的锡箔纸片把兵蚁引到了这宅院里，因为蚂蚁爱吃巧克力，拼命追寻那气味。她曾在梦中见到他对她笑，他当时光着湿淋淋的身子骑着一匹马往远处去。因此她知道他同她达成了协议，最近某一天他会被发现，或是自己跳出来。那天早上她从吉普车上一下来，就马上相信，那一天到了。当她站在院子里等着砍刀辫子拿来那几篮衣服时，最先注意到的是一大群匆匆飞过的蝴蝶，之后也留意着它们。她立即发现，砍刀辫子如今不响了。他们和他们的东家一样，老实了—由于害怕，她想。吃巧克力的人就是原因所在。别的她想不出什么了—飓风，诅咒娃娃，衲脊蛇或猴牙—那些都不会让叮当作响的弯刀噤声。只有那个在夜里吃巧克力的人才能做到，他过着觅食野兽的生活，像星星般沉默。

她已经吃完鱼和一只鳄梨，可吉迪昂还没来。她不想喝咖啡，因为那东西穿肠而过，她找不到厕所（即使在厨房里，她也感到不受欢迎），又不愿在他在的时候远远地跑到花园后边的灌木丛中去。她坚持认为，她在吉迪昂之前就知道那人的事了—虽然实际上是他最早见到他的。她在十二天前就知道了，比他丢下巧克力锡箔纸还早得多（她当时误以为那是砍刀辫子对她的一次攻击呢，因为砍刀辫子此前曾直截了当地问过她是不是拿过巧克力，她头也不回地答，没有，夫人，因为她不想看那个胖女人）。在那容易令人误会的锡箔纸之前，他已留下他身上一种不会让人弄错的气味。就像野兽吃久了熟食后会失去动物的气味一样，人身上的气味也会由于不吃东西而改变。她在十二天前就嗅到那气味了：一种斋戒或饥饿的气味，很可能是人身上的。那是人类胞衣的气味，只有人类才能发出。那种气味在人类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会重新出现。因此，这里有一个饿肚子的人，或者，正如她对吉迪昂所说的：“这附近有人饿得要死了。”而吉迪昂则说：“是我，特蕾丝。”她又说：“不对，不是你。是一个真的在挨饿的人。”当天晚些时候，鼓眼睛的吉迪昂爬到厨房平台附近那棵酸橙树下，对她悄声说，他看到一个沼泽地的女人从水边的几棵树后悄悄地溜了出来。特蕾丝停下剥红鳟鱼的手，告诉他说，她能嗅到他看到的，那不可能是一个沼泽地女人，因为她们身上都有一种沥青似的味道。他看到的应该是个骑马的人。于是她开始带着两个而不再是一个鳄梨，并且把多带的那个留在洗衣房里。但每隔两天她再去洗衣房时，那个鳄梨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只招来了些果蝇。这次是吉迪昂拿出了主意：他没有照吩咐去装食品间的窗框，而是取下一块窗玻璃，再告诉砍刀辫子，他一时找不到另一块补上。那胖女人怒斥了他一顿，便把“容易坏的”和招苍蝇的东西搬到另一间厨房，等到他修好窗户时再说。与此同时，他们希望那骑马的人能够拿到留下的食物。不久，他们就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看见了包装锡箔，他们明白了，那人至少吃掉了食品间的巧克力。还有一次，吉迪昂在凉亭里看到了一个空的依云矿泉水瓶。这时他们知道那人已经喝到水了。

特蕾丝把咖啡壶从电炉上拿下来又放回去足足五次，才听到吉迪昂的脚步声。她从门口探出头去，笑了笑，刚要开口说话。

“嘘，嘘。”他把一根手指竖到嘴唇上。可是特蕾丝抑制不住自己了。

“有事发生。我看得出来。”他迈步进屋走到跟前，她看到了他的衬衫，“是你杀鸡还是鸡杀你？”

吉迪昂伸出一只手制止她，用另一只手把门拉上。

“敞开门，小子，”她抱怨说，“这里边太热了。”

吉迪昂站着不动。“听着，”他说，“他在那宅子里。在里边！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看见他了！”

“我早就知道！早就知道了！”特蕾丝的低语几近喊叫。吉迪昂走到咖啡壶跟前。折叠桌上摆着的两个杯子，他全给倒上了咖啡。

“这儿要是有个小冰箱会挺不错的，”他说，“就是那种小型的，像他放在花房的那种。就在这地方插上电......”

“快说呀，小子。别扯冰箱的事了。”

“难道你不想时不时地来点冰啤酒或者凉葡萄酒吗？”

“冰啤酒？”她惊诧地看着他，“那个国家把你毁了，小子。别跟我闲扯了。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在窗户里。她的窗户里。”他从衬衫里掏出鸡头和鸡爪，用报纸包好。

“做什么？”

“看。就是看，身上裹着床单之类的东西，但上半身全光着。”

“他看见你看到他了吗？”

“没有。我想他没看见。我假装摘下帽子搔头，从树枝之间偷偷往上看的。”

“他什么也没干？没动？”

“没。就是东张西望。后来我就转身走开了。”

“就他一个？她没和他在一起？”

“说不清。反正是在她屋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在这之前我见过她在屋里，赤裸得像条虫，当时我在栽树。她蹦了回去，但没用。她不知道我头上有眼睛。后来嘛，大概过了一小时左右吧，他就在那儿了。几乎也光着身子。只在腰上缠了点白色的东西。你觉得他们已经搞上了吗？”他已经不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公然津津乐道于种种可能了。

“我告诉你！”特蕾丝说，“他是个骑士，来这儿是为了抢走她。他在这周围东躲西藏的，就是在等机会。”

“也许，也许吧。”吉迪昂看着她混浊的眼睛，“你他妈都快瞎了，我还是得把看见的告诉你。因为有些事情你看得比我明白。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外表强壮的大男人干吗要那样躲在这儿呢？干吗一直藏在这栋宅子里呢？干吗不到岛的另一边去，到坡上菲律宾人的地方去呢？他一定是在找某个人。”

“那婊子，那个荡妇，”特蕾丝说，“所以他才径直到她屋里去了嘛。因为他知道她在那儿，他从山上就看见她了。说不定他会把她从这里带走呢。”

“回美国吗，嗯？”

“也许还是法国呢。就是那只大盒子启运的地方吧。也许他不是骑士，而是个老男友，他就是送她那个盒子的人，吉迪昂。”

“别说了。你说得离谱了。”

“而砍刀辫子不喜欢这件事。想拆散他们。可是没用。他找到了她，游过了整个大海，直到找到了她，对不？把砍刀辫子气疯了。现在她告诉她打领结的丈夫......”特蕾丝坐到木椅上，边说边摇，每想出新的下文就用手指在吉迪昂的肩头按一按。“领结也气疯了。因为他就是照着砍刀辫子的话过日子的......”她越异想天开，就把椅子摇得越厉害，而摇得越厉害，她的英语也就越磕磕绊绊，直到成了她嘴里的灰尘，阻碍了她想象力的流动，她才使劲把它吐了出来，然后用多米尼加岛法语清澈的瀑布式的流畅使故事大放异彩。

吉迪昂没法制止她，只好一边大口喝咖啡一边躲避着肩头上的刺痛。她放弃了英语之后，他就不再听她絮叨了，因为她正是用法语骗他离开住了二十年之久的美国，回到多米尼加岛照料家产的。于是他就充耳不闻地试着喝光咖啡，听凭她把他肩头按得生疼而不去理会，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小妹妹，而且他还艳羡她那双有魔法的奶子，何况她曾经在十五年内用三十四封信欺骗了他（居然骗得了他），叫他回家照料家产，而她所谓的家产实际上就是她本人，因为当他回到家乡时，除了她什么都不剩了：没有土地，也没有长满咖啡树的丘陵。只有比他大两岁的特蕾丝，还有一栋水泥房子。每次飓风之后，屋顶都需要复位，这就意味着一年要修上四次。他望着那栋房子—散布在碧绿山坡上的十几栋房屋中的一座—并且发现他从小就记得的那一百三十阿邪土地连同那些碧绿的山全部属于住在瓜德罗普岛的法国人，除了厨房的菜圃和河畔村里的菜园已经没有土地可照看，只有这个嗜吃苹果、爱大笑又爱撒谎的干瘪老太婆，但他甚至都没有生气。他只是奇怪自己竟然对那三十四封信深信不疑。那些用地道法语写的信起初由神父代笔，后来则由神父的一个助手捉刀，叙述着掌管那么多产业对一位上年纪的女士来说委实负担过重，然而她每次都想方设法要他寄一张十美元的汇票，并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带回或者邮寄来苹果。如果他能让她知道苹果抵达的时间，她就要向海关的一位朋友打招呼，因为苹果系禁运品，多米尼加岛禁止进口。这话倒是真的，因为只有法国产的水果和蔬菜才可运抵港口并在市场上销售。因此船上每月卸下的都是枯萎的莴苣、铁锈色的瘪豆子和细得只剩下芯的胡萝卜。这种状况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是够苦的，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种菜吃 （当然，美国人是例外，他们把种菜当做嗜好），只能依赖市场。但对穷人却没什么不便，因为自家菜地、大海和长在路边的鳄梨树就能让他们吃得很好。特蕾丝只在七岁时尝过一次苹果，第二次便是三十五岁了，以致她馋苹果馋得近乎犯神经。当一九七三年，吉迪昂在他的天蓝色休闲西装里藏着十二个苹果出现时—特蕾丝在海关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但是两美元便使他们视而不见—她的感激之情难以尽述，他没有像他威胁她的那样乘下一班飞机回去。他所有之物毕竟所剩无几了：只有美国国籍，其优越性在于能够偶尔寄一张十美元的汇票，买一套休闲装和看电视。他青年时期的朋友大多已移居法国，他们在那边过的日子令人心碎，因此他便选了魁北克，尽管为此他必须等到二十二岁才能拿到签证，随后他到达时衣袋里便揣着所谓的加拿大农民的身份。两年之后，他依靠多种说辞（包括与一个美国黑人结婚）才进入美国，有了丰富的汇票、休闲西装和电视节目。如今他回来了，除了每次飓风过后搭盖新屋顶、找点零活和等待狂欢节，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起初他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感到羞耻。就像特蕾丝曾经骗他那样，他曾经也哄她说，他在美国已经赚了大钱。眼下人人都看得到他等着下一次修临时屋顶，寻找机会挣游客的小费，在酒馆里盯着女人—又跟先前一样了。没有装美钞的手提箱。只有十二个苹果和休闲西装。丢人。只有蠢驴才会和离家时一样不名一文地回到多米尼加岛。那些急于回来（从法国、魁北克、纽约或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可能也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们带着为之奋斗的大学文凭和钱财衣锦还乡。的确，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这座岛上也算是一笔本钱，可是，到了他这种年纪，没有学历，又和能帮他找工作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他总不能在机场给人搬行李或者在“老王后”酒店端盘子吧。于是他就在港口漂泊，干上几天杂工或者碰上运气好的时候，为出租车司机收上一天车费。直到有一天，他这四十年的杂工生涯得到了报偿：一个在骑士岛上拥有一所房子的美国人迁来居住，他需要一个定时上班的杂工兼花匠，要会驾船，会讲英语，举止也不能像当地黑人那么倨傲。确实，尽管多米尼加岛的当地人一年要修四次自己的住房，却不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对他们自己之外一切人的轻蔑。

吉迪昂熬过了羞辱的日子：原本确定为一个季度、后来延长到了三年的骑士岛的工作总算对他有所帮助，何况，家人对他的冷嘲热讽与在美国移民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那是美国公民身份也改变不了的—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同样，一想起自己能够死在种着咖啡树的山上而不是弃尸于孤独的异国他乡，他就会感到异常欣慰，任何怨恨和气愤都会立即烟消云散。他和特蕾丝不同。她的怨恨复杂而激烈，她甚至拒绝和美国黑人讲话，更不承认在她的世界里有美国白人存在。为了表现这种心情，她相信只能不理睬他们（或者说是在他们看她时不正眼瞧他们）。因此当他们和她说话时，她总是转过脸去，目光（不对着她干的活时）则朝向地平线—那如果是她的生活所依，她原本也是看不见的。别人认为她心不在焉，其实那倒是她注意力集中的一个奇迹。

“嘘，特蕾丝，”吉迪昂说，“他们在那屋里听得见你说话。别在脑子里编你的故事了。我得走了。”他站起身，揉着被按痛的肩头，“不过你编的故事里忘了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我说的是我看见他在那房子里，一点也不躲躲藏藏的。公开的。明白吗？现在住在里边的是五个人，不是三个人。有两个是白人，他们才是对一切做主的。你编故事幻想谁怎么看待谁、谁怎么想的时候忘了白人老板。他们对这种事是怎么想的？这个人爱谁，这个人恨谁，领结做什么，砍刀辫子不做什么，全都不重要，可是你得想明白那两个白人，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他拍了拍她的肩胛骨就走了，留下她坐在那里，舌头上还有没说完的故事。

特蕾丝拔下了电炉插销，把最后一条比利·希拉斯牌毛巾扔进烘干机。然后把所有的白衬衫和制服放进洗衣机。一次放进的东西太多，挤得太满，可是由于和吉迪昂闲扯耽搁了时间，只好这样凑合了。她又坐到椅子上，动手搅着那个系领结的丈夫的黑色短袜。

她想，这倒是真的。她忘了那两个美国白人了。怎样才能把他们塞进故事里呢？她想象不出来，她的故事里其他人都被定好位了：那个吃巧克力的男人是个情人，那个屁股紧紧的小妖精把他迷住了；其他两个是传统的抱反对态度的家长。她明白这些，但现在她得对那个又高又瘦的美国人有点了解，那人整天待在花房里，她从来没看清过他，当然更没跟他说过话。还有他那个夕阳色头发和奶白色皮肤的太太。他们俩在想什么？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始终没觉得他们有思想。啊，嗯，是啊，她知道，他们会说会笑，也会生老病死。但她从来没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和任何情感联系起来。她想到了她的神父，那些店主，那些警察，阿尔玛谈到的那些教师，那天家庭女教师跑掉后她照看的两个法国小女孩，还有她用她那有魔法的双乳喂养过的几百个法国婴儿。他们心里都在想什么？心里。

特蕾丝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气恼，但不解决又没法把故事继续下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她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他，可是我完全清楚他们会怎么对他。杀了他。杀掉那个吃巧克力的黑人。把他杀了。啊，可怜的家伙。可怜啊，可怜的家伙。他死了，紧屁股最后也就倒了霉。太迟了，婊子—你发现他有多棒时已经太迟了。多么和气，多么好心眼。而你心中充满了懊悔，可惜太迟了，母牛，太迟太迟了；你现在再也得不到他了。你这个砍刀辫子，还有你这个领结，你们以为他一死就万事大吉了，不！你们也会倒霉的，因为紧屁股伤心透顶，会为他过早死去而埋怨你们，恨你们一辈子。所以你们该收拾好一切回美国去，在吃你们的大红苹果时噎死。”

幼海豹皮吸取着她皮肤上的湿气。吉丁闭上眼，想象自己正在沉入一团漆黑。她展开四肢躺在那毛皮上，紧紧地偎进去。那毛皮让她颤抖。她睁开眼，舔着它。她颤抖得更厉害了。昂丁说得对：这件大衣上有些令人恐惧的东西。不，不是恐惧，是诱惑。她又在上面蜷了一会儿，便起身准备再冲个澡，穿起衣服。钟表指着十二点半，她还得给索朗日打电话，写回信，还得陪玛格丽特。她需要抚慰。或许她们可以拿上水果和冷汤到下边的鱼塘或者更远点，上山到凉亭那儿去。由于玛格丽特不肯离开她的房间，她们已经错过了训练课和紧身健美操了。瓦莱里安整个午饭时间都会待在花房，他通常会吃一个烤土豆或者别的某种食品。只有昂丁和西德尼吃像样的午饭。他们俩一天三顿饭都要正经地吃，他们的饭和端到瓦莱里安餐桌上的完全不同。

吉丁淋浴完出来，身上和进去时一样湿，因此她穿衣时尽量慢些，以免又出一身汗。

帝王蝶这时又飞回来撩拨空气了。吉丁倦怠地看着它们，一边梳着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随后她又拉下几绺垂在鬓角和耳边，使整个发型看着不那么呆板。一股冲动之下，她又把大衣穿到了身上，在穿衣镜中判断效果，这时那股气味突然扑鼻而来。她稍向左边移动半步，看看镜中映出的她身后的情况。他身穿紫红色的丝绸睡衣，皮肤如河床般黝黑，眼睛如窃贼般坚定和清澈。

“早上好。”他说着还笑了笑，又一次把人带进小黑狗迈着银色的脚奔跑的景象。吉丁一时失语。她在镜中窥视他的头发。昨天晚上，与瓦莱里安坐在餐室柔和的灯光下时，他的头发看上去只是又长又乱。此时，单独待在她的房间，只有纯粹的阳光而没有阴影，他的头发显得十分强劲—在体量上如同长鞭，能够捆住她，将她抽成肉酱。会的。这样野性的、好斗的、恶毒的头发应该被投进监狱才是。未开化的、少年感化院中的头发。黑人解放组织，阿提卡监狱，被镣铐拴在一起的囚犯的长发。

“早上好。”他又说了一次。

她耸耸肩，把自己放在他在镜中的映象上的注意力拖开，并用力把舌头从上腭拽下来。她现在冷静了，昨晚她未能完全抓住的思路，只有玛格丽特曾看清的画面，此刻都在果木镜框中为她成形了：这个男人几天来一直住在他们当中（在他们的东西中间）。而他们居然不知道。他都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他在那儿做了什么？

“喂，我在问你早上好呢。”

她转过身来，终于摆脱了镜中的映象。

“你应该敲门，你知道的。”

“门是开着的。”他指着身后的门。

“毕竟是门，是能敲的。”

他没合上眼皮，却似乎对她闭上了眼，而余下的笑容也消失在他的胡子和河床般黝黑的面孔中了。

这样不对，她想。我不该惹他生气。

“对不起，可是你吓了我一跳。你睡得好吗？”

他点了点头，但没有对她挤出的微笑作出回应。

“淋浴不好使。”他说着，环视着这房间。

“噢。”她笑了，为了掩饰慌乱，她脱下海豹皮大衣扔到床上，“门上没有把手。只要按一下中间的凸起，门就开了。起初我也摆弄了半天呢。”

他的目光越过她投到铺在床上的海豹皮大衣上。吉丁脸红了，仿佛他能看到她压在毛皮上的乳头和大腿的印迹。他向床和大衣走去。他们给他的睡衣裤太小—袖子只到手腕和臂肘之间，裤腿才到小腿上边。当他站在那里看那件大衣时，她说不清到底是他还是大衣更黑更亮，但她知道，她不想让他碰它。

“要是你想的话，我让西德尼给你拿些衣服。”随后她想到西德尼对这种差使的反应，就又补了一句，“要不就让杂工吧。杂工可以给你弄些东西来。”

“谁？”他从大衣上转过身来。

“杂工。花匠。”

“他就叫这个？”

“不是。”她笑了笑，寻找着拴小黑狗的链子，“不过这么叫的时候他会答应。至少是种叫法。有的人什么名姓都没有。”

他也笑了，从床边向她走来：“你喜欢什么名字？比利？保罗？拉斯图斯怎么样？”

“别开玩笑了。你叫什么？”

“你的名字呢？”

“吉德。”

他摇摇头，似乎他知道得更清楚。

“好的。吉丁。吉丁·柴尔兹。”她伸手去取香烟。

“我能来一根吗？”

“当然。”她指了指带分类格的写字台，示意他自己去取。他取出一支带过滤嘴的“高卢人”牌香烟，点燃一吸，就咳了起来。

“好久没抽了。”他说，第一次显得有些脆弱。吉丁抓住了狗的链子。

“你拿着这盒吧，”她说，“你要是想要，还有的是呢。”

他点点头，又吸了一口，这次成功多了。

“青铜的维纳斯是谁？”

狗链从吉丁手里滑落。“你在哪儿看到的？”

“我没看到。我听见的。”

“在哪儿？”她又找不着狗链了，丢了。

“来这儿干活的女人。她在洗衣房里自言自语时说的。”

这时她又抓住狗链了，牢牢地握在指尖。“玛丽。你说的一定是玛丽。”吉丁笑着说。“这是个普遍的叫法。我当模特儿时，他们就这么叫我。我不明白玛丽怎么会知道这事的，我想她根本不识字。”

“你当过模特儿？”他兴致勃勃地眯起了眼睛。

吉丁走到一个大草篮前。她离开那张大床时，金带拖鞋在地板上嗒嗒作响。她翻腾了一阵，取出了一本封面有她照片的时装杂志。她把杂志递给他，他坐到桌边，嘴里吹出一声口哨。而当他的目光从她头上的花冠扫到由银线织物（或多或少地）撑起来的六厘米长的乳沟时又吹了一声。照片中她的头发被压平在头上，从眉毛处梳开，露出清晰的发线。她的眼睛如貂皮般漆黑，湿润的嘴唇张着。他继续吹着口哨，后来便翻开了杂志。几秒钟之后，他翻到了她的另一幅照片，展开有四页大：不同的姿势，不同的服饰，不同的发型，但嘴唇依然湿润，仍旧张开着。

“绝了，”他喃喃地说，“绝了。”

吉丁一语未发，紧握着狗链。他脸上的表情让她笑意盈盈。他仔细地检阅那些照片，间或对自己轻声咕哝着“绝了”和“天哪”。“这上面说的什么？”

他把杂志摊在桌面上，转到一个角度，让她能读和翻译上面的文字。

“噢，是关于我的一些事。”她向桌边俯下身，面对着他和杂志。“我在哪儿上的学。这类事情。”

“给我读读吧。”

吉丁凑过去，迅速翻译着上面重要的部分。“柴尔兹小姐......毕业于索邦大学......一名艺术史的优秀学生......学位......是一位景泰蓝专家，曾拜访过内普大师并与其一起制作......旅居巴黎和罗马的美国人，她在这两座城市中经营着一家出色的小公司......”她停了下来。那人正在用食指描摹照片中她的短上衣。

“这里，”他说，手指离开照片，指着下面的说明文字，“这里说的什么？”

“只是对服装的描述。天然生丝......蜜色的......”

“这儿写着‘快车道’。是关于什么的？”

“噢，他们在赶时髦。上面写着：‘如果您像吉德一样在美国人所谓的快车道上疾驰，就需要优雅又易叠的裙装。’后面就是关于首饰的话了。”

“关于首饰是怎么说的？”这时他又抚摸着蜜色丝绸上方的一簇金项链。

“总价是......”她迅速计算着，把法郎换算成美元，“三万两千美元。”

“三万两千？”

“嗯。”

“狗屎。还有耳环呢？他们说没说耳环？”他在看着她的一张脸部特写照片，从鼻子向下一直看到乳房开始隆起的地方，照片突出了一对耳环，颈上一条雕琢的项圈，还有，依然张开的湿润的嘴唇。

“好看吧，是不是？是古董呢。它们曾经属于叶卡捷琳娜女皇。”

“叶卡捷琳娜，是王后吧，嗯？”

“女皇。俄罗斯的女皇。”

“她把这些首饰给了你？”

“傻瓜！她死了都快两百年了。”

“噢，是吗？”

“是啊。”她吐出这个字眼，尽量平淡，尽量美国味十足。但她同时在微笑。

“那一定很值钱。”

“值很多。无价之宝。”

“没有东西是无价的。一切东西都有价。”他又摸索起来了，这次用食指绕着叶卡捷琳娜的耳环。吉丁盯着他时，觉得她的耳垂起了鸡皮疙瘩。

“嗯，总得五十万吧。”

“五十万？狗屎。”

“你还有别的字眼表示惊叹吗？”她歪着头，用她水貂般的大眼睛紧盯着他。

他点点头：“绝了。”

她随之大笑起来，笑声中第一次丝毫不含紧张的意味。他仅仅微笑着，继续用手指摸索着照片：“这些衣服是你的，还是他们让你穿上照相的？”

“是我的。有些是拍完照片后给我的。也是一种报酬。”

“那些首饰呢？他们也给你了吗？”

“不。除去那对耳环，别的首饰本来原先就是我的。耳环是从俄罗斯租来的。其他的是我自己的收藏。”

“收藏，嗯？”

“怎么？你是贼吗？”

“我巴不得我是。我要是能偷，日子要好过多了。”

“要是？那你觉得你藏在这栋房子里这么多天干了什么？还是你打算把昂丁的巧克力还给她？”

“你管那个叫偷？”

“你不叫偷？”

他摇了摇头：“不。我管那叫吃。要是我想偷，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

“但是带着你偷的东西是无路可逃的。所以可能是偷了也没用。当时。”

“你认为现在我偷就有用了？”

“可能吧。就看你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了。”

“我们？你管你自己叫‘我们’？”

“当然啦。我住在这儿。”

“可是你......你不是这个家的一员。我的意思是你不属于这里的任何人，是吧？”

“我属于我自己。不过我住在这儿。我为玛格丽特·斯特利特工作。她和瓦莱里安是我的......资助人。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

“他们照顾你。供你吃和一切。”

“他们让我受教育。为我的旅游、我的住宿、我的衣服、我的学校付钱。我十二岁时母亲去世，而父亲在我两岁时就死了。我是个孤儿，西德尼和昂丁是我仅有的亲人，而瓦莱里安为我做的事情是别人提都没提过的。”

那人沉默了，眼睛仍凝视着照片。吉丁审视着他的侧脸，确信拴狗的链子紧紧地缠在她的手腕上。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她问他。

“我不能。”他说。

“为什么不能？”

“看照片要容易些。照片不会动。”

吉丁心里掠过一丝怜悯：“你想让我静止不动吗？如果我不动，你肯看我吗？”

他没有作答。

“瞧吧，”她说，“我不动了。一动不动。”

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她的眼睛似貂皮般漆黑，和照片中的一样，她的嘴唇也是照片中的样子。不湿，仍稍稍张开，就像睡着时那样微张着。他先前溜进她房间，大气不敢出地候上几小时，直到黎明前的晨曦把她的面容从阴影中带出，他看到的她沉睡中的嘴就是这样的。那几次他千方百计想控制她的梦境，把他自己的梦嵌入她的梦中，让她就这样睡着不醒，不会动弹，不会翻身趴卧，只会躺着不动，静静地做着他要她做的梦，梦中有一栋装了白门的黄房子，女人们打开门，叫着“进来吧，你，亲爱的！”，那些穿白裙的胖黑女人照管着教堂地下室里的糕点桌和一条绳上飘着的湿漉漉的白床单，以及晚饭后弹奏的六弦吉他的乐声，孩子们捡起落在地上的核桃递给她。噢，那几次，他殚精竭虑，苦苦思索，一心要把他梦到的冰窖压进她的梦中，让她不动、静静地做梦，这样当她最终醒来时，就会像从未渴望过任何事物一样前所未有地渴望投入只要五分镍币就会奏响的自动钢琴的乐声，但不久他就开始在与她共处的房间散发出动物般的气味，他担心他的气味会在太阳把她照醒，或者他按照她的呼吸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并把他最后的梦吹进她口中之前就弄醒她，在那个梦里，穿着红色宽松裤子的男人们站在蓝色的天空下，在角落里像墨水点乐队一样唱着《假如我不在乎》，他竭力想击退那种动物的气味，竭力按照她的呼吸调整自己的呼吸，但那种动物的气味却更浓了，而她的呼吸对他的肺来说又太轻浅，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太阳又总是不肯拖拖拉拉地送来黎明，竟然像个角斗士似的大摇大摆地走进，以致他来不及把柏油的气味和它闪亮的浓稠吹进她，而只能悄悄溜走，希望她会放屁或认为自己已经放过了，这样，那股动物的气味就不会惊动她或是惊扰他放在那里的梦。但现在她没有睡觉；她现在哪怕一动不动，却是醒着的，他知道她随时都可能重拾话题，或者更糟，把她的黄金、景泰蓝和蜜色丝绸强加给他，那么之后还有谁会在乎教堂地下室中的糕点桌呢？

“多少？”他问她，“很多吗？”他的声音很平静。

“你在说些什么？多少什么？”

“鸡巴。你得舔的那玩意儿，我是说要得到那些金子或者在电影里露个脸。还是说，你要用到下面？我猜对模特儿来说，下面比上面用得更勤。”他还想接着说下去，并且问她黑人妓女常说的是不是真的，但她已经用攥得不紧的拳头打了他的脸和头顶，并且骂他是无知的不要脸的东西， “无”字咬得很重。

吉丁从桌边跳开，向前探着身子，想用拳头打死他，同时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房间里可能放置火钳、花瓶或利剪的地方。他稍稍转过头，但没有抬起双臂保护自己。他只是做了不得不做的动作：挺直身板，利用身高优势让她无法轻易够到他的头和脸。但她仍然伸直胳膊想抠他的眼睛。他抓住她的双腕固定在她面前。她冲着他的脸用力啐了一口，但唾沫却落在了他睡衣的领口处。她的金带拖鞋踢人毫无用处，可她还是踢了。他攥着她的手腕一拧，把她转过去，用双臂从身后锁住了她。他的下颌压进了她的头发。

吉丁闭上眼，夹紧膝盖。“你的气味，”她说，“你的气味比我闻过的任何东西都难闻。”

“嘘，”他在她的头发中低声说，“别等到我把你扔出窗户。”

“瓦莱里安会杀死你的，你这猩猩。西德尼会剁了你，把你剁碎......”

“不，他们不会的。”

“你强奸我，他们会把你喂鳄鱼的。等着瞧吧，黑鬼，你现在死路一条。”

“强奸？你们这些白人小姑娘干吗总以为有人要强奸你们呢？”

“白人？”她又惊又气地说，“我不是......你知道我不是白人！”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别乱踢乱打？”

“噢，上帝，”她呻吟着，“噢，好心的上帝，我看你最好还是把我扔出窗户去，否则只要你一松手，我就会杀了你。单单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你说的什么黑人白人的屁话。不说别的。先前下流的刻薄话也好，只要你对我说一个黑女人是什么或该怎样......你就给我走着瞧！”

“我能告诉你。”他把面颊贴在她的头发中，她则在他的臂弯里挣扎。

“没门，你这个光脚的丑狒狒！你别以为你是黑人，就能进屋来向我发号施令！西德尼是对的。他本该当场开枪打死你。可是没有。一个白人把你当人，而且把你当人来对待。他有教养，就误以为你也有教养。那是因为他没闻到你的气味。可我闻到了，我知道你是个畜生，因为我闻到你了。”

他在她的头发里蹭着下颌，吹着她耳边的那一小绺散发。“我也闻到你了，”他说着，把下身尽量压向她玛德拉牌裙子的浅色印花里，“我也嗅到你了。”

他的嗓音轻柔，伴着喘气声，在她听来仿佛来自很高的地方。一处很高很高的地方，比天花板还高，甚至比阿开木树还要高，把她吓坏了。“放开我。”她说，对自己语气中的沉稳感到吃惊，甚至胜过对他依样照办的惊讶。

她背对他站着，摩擦着手腕：“我要告诉瓦莱里安。”

他什么也没说，于是她回过头面对着他，又说了一遍：“我要告诉瓦莱里安。”

他点点头。“告诉他吧，”他说，“全部，或者一部分，随你的便。”

“我会的。”她边说边向门口走去，金带拖鞋在地板上踩得直响。

“除去一件事，”他说，“有一件事别说。别告诉他我闻过你。”

她走出屋门，向厅堂走去，她想去楼下的女卫生间，以此甩掉他，但她不想就此止步，于是便下楼，穿过前厅，打开门。车道的砾石路隔着金带拖鞋硌她的脚，不过她继续向前走，一边揉着手腕，感到又怕又气，害怕与气愤交替着折磨着她。她走到车道尽头之后，才舒心地踏上了没有砾石的路面，一直走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那儿。她坐在一棵鳄梨树注视下的那块石头上，撩起裙裾抹了把脸。她要对瓦莱里安说，当天下午就让那人走。他只要走了，也就算了。无非是加勒比平淡无奇的冬天里的一个小插曲罢了。可做晚餐桌上的谈资，和朋友闲扯的话柄，可以在笑了又笑之后说：“你们信不信？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待在宅子里！我们发现他以后请他吃晚饭，他坐在那儿，把咖啡倒进托盘里，还对管家说‘嘿’。哈哈，你们真该看看西德尼那张脸，玛格丽特简直疯了。不过瓦莱里安可真了不起，你们可以猜得出，你们认识瓦莱里安，对吧？从头到脚镇定自若。从头到脚！我可差点尿湿了裤子，是不是？......后来嘛......”但是，不。她不会说起那部分，尽管很可笑，尤其当他问她叶卡捷琳娜女皇是不是给了她那副耳环（他实际上相信了耳环属于女皇），他怎么不停地用指头摸着她的照片，但她不能说他问她的问题：她要多少钱才给他口交。她要另说些他无耻的言行，这样就可以跳到她打他的脸和他试图强奸她的那一段，也许她可以说，他是个多么蠢的乡巴佬，竟然把她当成白人，大概是因为她那天早晨刚洗过澡，耳朵上什么都没戴；她还可以说，他根本没想强奸她，只闻闻她就满足了。不，她要跳过嗅她那一部分。她绝不要那一段。

吉丁又感到了害怕，还有害怕之外的另一种心情。更像是羞耻。因为他把我的手腕攥得那么紧，还在背后顶我的屁股吗？天啊，多恶心的下流胚。真恶心。臭得恶心。也许就是他的气味。别的男人对她做过更下作的事或者妄图做更下作的事，但她总能以适当的厌恶和调侃来谈论和想起这种事。这次可不成。他给她灌输了那么可憎而可怕的东西，还让她觉得那让她恶心的东西并非来自他，而是本来就是她的。因此她才感到羞耻。他是身上有气味的人。丰盛的，成熟的。而她却是他想嗅的人。像动物一样。把她当成了另一个动物，他们两个在那间屋里看起来就是那样的。一条狗嗅着另一条狗的屁股，而那条母狗，她背对着他，一动不动，任凭他嗅自己，任凭他蹭她的屁眼，就像他对她做的一样，那母狗一点不在乎公的根本没看她的脸也没在她身边跑，而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跑了过来，嗅着她的屁股，跟着就插了进去，弓着身子，狠狠地抽动着，摩擦着，而她则站在那里承受着，实际上承受着他的全部重量，他却在她里面抽动着，甚至没吭声也不吠叫。他斜着眼睛，张开嘴，流着口水，别的狗也一样，等着，打着转，直到得手的狗完了事，然后它们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之上，甚至不在一棵树下或灌木丛后，而就在巴尔的摩的摩根大街上跨到她身上，旁边车来车往，孩子们做着游戏，退休的邮递员穿着内衣从家中出来，嚷着把那畜生赶走。她发情了。把那母狗锁起来。这城里每一条该死的狗都会跑到这儿来的。而他又回到里边，拿起拖把赶走了公狗，还在那母的背上重重砸了一下，把她赶走了。她什么也没做，只是因为她也没办法控制的“发情”，反正怎样都是她的错，因此她挨了打，头上和后背让拖把砸了，只好跑掉，我为她感到难过，便去找她，看看她是不是伤着了，我找到她时，她正躲在加油站背后安静地站着，而另一条狗在太阳地里嗅她的屁股，让我窘迫不堪。

她的周围是这样的：稍微流露出欲望，就会挨一记狠砸，因此在巴尔的摩，十二岁的她当即下了决心，绝不能被任何男人毁掉。不管用什么—刀刃或者尖叫的牙齿—绝不。是啊，她要跳踢踏舞，是啊，她要溜冰，但她要皱着眉头，噘着嘴唇，目露恐吓地去做这一切，因为“绝不”。随便什么人要想从这个黑人小姑娘身上得到好处，就得使钳子和氯仿，因为“绝不”。母亲去世后她去了费城，后来又去上学，她学得很快，没有妙语，也没有教师，没有，我不会微笑，因为“绝不”。她随着年龄渐长而变得圆滑了些。噘着的嘴唇变成了挑逗—眼中流露出的比起恐惧更像是兴奋。但隐藏在轻松自在之下的却是一只随时都想控制那些狗的爪子，因为“绝不”。

“告诉他，”他说，“把一切都告诉他，但不要说我闻过你，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明白，你身体里有可闻的东西，而且我闻到了，如果瓦莱里安明白了这一点，那他就明白了一切，哪怕他逼我走开，他仍然知道你身体里有可闻的东西，我发现了它，而且我也亲自嗅到了。就算是海豹皮大衣或者价值百万美元的耳环也不能掩盖它。”

你这狗娘养的，我需要这个如同赘瘤。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安静地休息一下，还想弄明白我是不是当真想高高抬起双腿踏上跑道，让呼吸里有着毕纳卡口气清新剂气味的买主舔我的耳朵，还是我想在我的后半辈子环游欧洲，到处看足球赛，寻找另一个贝齐，又或者是买一辆阿尔法汽车在罗马城中兜风，四处露面，让制造商和代理人都看得见我，跟我说一声“我亲爱的”，你才不是我真想要拥有的人呢。

我来这里是为了认真思考，何况事实上，我能来到这里。我属于这里。你这狗娘养的却不属于这里，而且，只要我告诉瓦莱里安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这狗娘养的马上就得滚蛋，港口警察会到这儿来，把你扔到你该去的鲨鱼嘴里。该死的瓦莱里安，他以为他在干什么？做白人的游戏吗？不然他到底是怎么了？他坐在那儿抱怨玛格丽特，实际是想儿子想得崩溃，还侈谈他如何爱他们母子俩，为他们的幸福牺牲了一切，然后却看着她发疯，她都吓坏了。他不但没保护她，连起码的动怒都没有，相反，却邀把她吓得魂飞天外的那家伙共进晚饭，让他睡在离我们不远的楼下。他难道不知道黑人和黑人是彼此不同的，要不就是他认为我们都是......这简直是一团糟。

吉丁抱着双肘，在石头上前后摇晃身体，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再回去和瓦莱里安谈话，告诉他，他的玩笑过火了，小心后果。她在那儿坐了好长时间，既然她已经打定主意，本不用坐这么久。她站起来好几次，但每一次都被什么东西拉回石头上。那是一种十分像困窘的东西。她感到困窘是因为她可能反应过度了，就像她说她婶母和叔叔的那样。比害怕危险更糟的是害怕自己的愚蠢—别人都认为无所谓的事，你却大惊小怪—有点难以控制，惊慌失措。敏感的人感到失控时就会自我调整，持续调节。这到底是一个将来可当做笑谈的故事，还是真有危险？不仅如此。她感到一种不明所以的困窘：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啊，她去向一个白人告一个黑人的状，然后看着那些红脖颈的警察用一条隆隆作响的汽艇把他带走。但是他曾要强奸她，也许还要强奸玛格丽特，甚至更坏，她不能干等到瓦莱里安玩腻或者冷静下来或恢复理智，而且她也不能冒险在这地方放松警惕，这里没人可以帮忙，他们实际上是孤立无援的。现在就必须行动，趁着天还大亮着。这其中没有出卖可言。那黑鬼心里很明白，如果不明白，他就是发了疯，必须被带走。

除了那种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她对那人还有种真切的厌恶。和他在一起，她如同身处陌生的水域。她十年来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黑人。从摩根大街时起就没遇见过了。后来进了大学，那里的黑人要么令人毛骨悚然，要么稀罕又抢手，能让方圆一百五十英里以内的所有女孩子拜倒在他们脚下。在那群人当中她并不引人注目（从来没有与众不同）。后来她步入社会，广泛接触黑人和白人，但她所结识的黑人都和她有共同的想法—或像西德尼和昂丁这样兢兢业业，小心行事，或像演艺界和媒体中人似的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不管他们使什么招数，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个“做”字，他们和庄家打牌，每副牌都是由庄家发的。与白人玩，规则就更简单了。她只消装聋作哑，只消让他们相信她不像他们那样聪明。要说显而易见的事，要问愚蠢的问题，要恣意大笑，要做出感兴趣的样子，他们每每展现人格就为之倾倒。在多数情况下，需要的仅仅是魅力—偶尔需要炫耀。这一切现在全不需要，对付这个......这个......

“噢，马粪！”她大声骂道。根本不值得如此深思熟虑，想到这里，她站起身。路边的鳄梨树听了她说出口的话，由于曾经见过真的马粪，还以为她用错了词。吉丁掸掉裙摆上的土，转身朝住宅走去。鳄梨树看着她走开，便紧紧卷起叶子，包住果实。吉丁走近花房时觉得透明的窗玻璃后面似乎有两个身影。其中一个人手势很夸张。她心怦怦直跳，跑到敞开的门前，向里张望。是他们在里边。瓦莱里安和那个人，两人开心地放声大笑。

第五章

“正在大笑？”玛格丽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告诉你，他们在里边哈哈大笑！你在窗前喊我时，我正看着他们哪。”

“仁慈的上帝。他中什么魔了？”

“我不知道。”

“你害怕吗？”

“也说不上。唉，有点吧。”

“你不认识他吧，嗯？”

“认识他？我怎么会认识他？”

“我不知道。这事让我发疯。也许我们得做点什么。”

“什么？我们就是两个女人。还有昂丁。我要不要到布罗顿家里去，然后......”吉丁住了口，坐到玛格丽特的床上，她摇了摇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说了些什么？”玛格丽特问道，“你们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说他在这儿都干了什么吗？”

“噢，他说他一直在东躲西藏。说他几天前跳下船后一直在找吃的。还说他当时正设法从厨房弄出些东西，听到了脚步声，就跑上楼躲起来了。他显然不知道他进的是什么房间，只是等着有机会再出来。”

 “你信他的话吗？”

“我信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我不信他来这儿是要强奸你。”（她想，可能是我，而不会是你。）

“他是怎么到这儿的？”

“他说他游过来的。”

“这不可能。”

“他就是这么说的。”

“好啊，那么说他能游回去了。现在。今天。我可不想和他睡在同一栋宅子里。我要是早知道，一定会犯心脏病的。我一整夜都在等着瓦莱里安那个混账到这儿来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了。可他根本没露面。”

“西德尼拿着枪在几个房间里巡夜。我想现在怕是已经把他打死了。”

“他是怎么想的？”

“他气坏了。昂丁很害怕，我想。”

“我要和瓦莱里安把这事说清楚。他这么做是要毁了我的圣诞节。迈克尔就要来了，他知道我愿意为他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看看他是怎么惹我生气的。不把那个......那个......”

“黑鬼。”

“对，黑鬼，不把他从这儿赶走。”

“也许我们是在无中生有。”

“吉德。他在我的壁柜里。当时正把我的纪念品盒子放在膝头。”

“打开了？”

“没有。没打开。只是捧着盒子坐在那儿。他准是从地上捡起来的。”

“噢，天啊，他简直把我吓疯了。他那样子就像一个大猩猩。”

吉丁听到她的描述，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她主动用了“黑鬼”这个字眼—可没说大猩猩。“我们都吓坏了，玛格丽特，”她心平气和地说，“就算他是个白人，我们照样会给吓坏的。”

“我知道，我知道。”

“嘿，瓦莱里安放他进来了，就得把他弄走。我想他无论如何也会请他走的，不过你得和他谈谈，我也会谈的。这样就好了。你得安静下来。咱们来做呼吸练习吧。冷静一下。”

“我不想练呼吸，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全指望瓦莱里安。听我说，咱们走，乘船进城，再飞到迈阿密。他不走，我们就不回来。噢，可是迈克尔！”她摸了摸头发，“我来给他打电话。他可以在迈阿密和我们会面，而如果瓦莱里安想明白了......”

“可今天已经二十二号了。没时间了。还有西德尼和昂丁呢？”

“你认为他不会伤害昂丁吧，嗯？好吧，我们开始吧。我们要做出要走的样子，把理由告诉瓦莱里安。我们到城里之后，可以直接叫警察。那孩子在这儿吗？”玛格丽特问。

“在，不过......”

“吉德，来吧。你得有帮手。这儿又没别人。”

“咱们先看看瓦莱里安会不会打发他走。”

“你说过他们在花房里大笑？”

“咱们等着瞧吧。把行装打点好，以防万一。我来把预订的事办妥。”

“好吧，不过我在知道准信之前是不打算离开这房间的。”

“我给你弄点吃的来。”

“对，请快一点。我可不想空着肚子吃安定药片。”

她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待了整整一下午，而当她们下一次看到那陌生人时，他已经容光焕发，那副英俊模样让她们忘掉了全部的计划。

当吉丁穿着那双金带拖鞋嗒嗒地走出她的卧室的时候，那人坐到她的椅子上，又点燃一支香烟。他合着她四分之四拍的脚步声，在小写字台上轻轻打着节拍。那椅子对他来说太小了，就像是小学教室里的椅子。尽管他吃船上供应的食品体重已经减轻了，但如今经过两周的肠胃清理，他的身体已经像长跑运动员那样消瘦了。他四下张望，发现她的房间看起来如此不舒服，感到很惊讶。和黎明时分他蹲在那里看她睡觉、设想改变她梦境时房间的样子全然不同。这房间当时看起来神秘而吸引人，此刻在正午的阳光下却显得十分脆弱—如同一个没有了玩具娃娃的玩具屋—只有摊放在她床上的海豹皮大衣看着比活海豹更有生气。他曾经看见过海豹在格陵兰近海水域中如影子般游弋，在沙石海滩上如软石头般移动，但反倒没有如今去掉内脏只剩皮毛的样子生动：像羊羔、雏鸡、金枪鱼、儿童—他还曾经见过它们成堆成堆地死去。世上还没有像它现在这样子的东西，除了他亲眼目睹过的熟睡中的灭门屠杀。

他又取了一支香烟，走到一张桌子跟前，看她刚动手包装的礼物。他睡衣肩上有两块湿印。他继续吸着烟，不再看那几件礼物，走进了她的卫生间。他瞥见淋浴间有一个与厅那边的卫生间中完全一样的附属装置。不过她的淋浴间用帘子取代了滑门。闪光的、沉重的浴帘上满是老式美女的照片。浴巾在另一侧，还是湿的。水珠在浴缸和墙砖上闪亮。浴缸的一角是一瓶露得清浴液和一块与她肤色相同的天然海绵。他拿起海绵，攥了一下。水从空眼中挤了出来。真粗心，他想。她应该把海绵拧干，不然会烂掉的。海绵很大，他想不出她的小手怎么握得住它。他又拧了一下海绵，这次用力较轻，因为他喜欢汁液给他的感觉。他解开睡衣扣子，用海绵擦着前胸和双臂。然后把睡衣裤彻底脱掉，迈进了浴缸。

“向外拉。”她曾经告诉过他。微温的水一下子喷了他满脸。他把按钮向里一推，水就停了。他调整了一下喷头，再一拉，水有力地喷到他胸前。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喷头可以移动，就从长口上取下来，举着喷头，把水洒遍全身。他一直拿着那块海绵。全身淋过水之后，他把喷头挂好，拿起浴液，挤到海绵上。他轻轻擦着周身，然后用水冲洗。流进下水口的水是深色的—煤灰色。和日出前的大海的颜色一样。

他的脚是没办法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呈扇形包着他的脚后跟和脚趾。他的手指甲很长，里面全是污垢。他又搓又冲了两次，觉得算是洗干净了。海绵擦身体的感觉真不错。他以前从未用过海绵。他总是用双手来洗澡。这时他又向掌中挤出一团浴液，揉进胡须，用指甲尽量按摩着。他的胡须搅成一团，揉搓起来还像雷电一样噼啪作响。他仰起满是浴液的脸，冲着水。水太大了。他关掉水，擦擦眼睛，来回转着喷头，直到把水调成喷雾状，不再冲得皮肤生疼。他又在脸上涂了浴液，然后把泡沫冲掉。他的嘴里进了些浴液，让他觉得像之前吃过的什么叫不出名的美味东西。他喷了更多的水，把它吞了下去。那种味道不像水，倒像是奶。他用它漱了口，然后才按下按钮，把水关掉。

他身上滴着水迈出浴缸，四下里寻找着洗发香波。他没有找到什么药柜，想放弃时，却偶然碰到一面镜子，背后是摆满瓶子的架子，其中有好几种在配方中吹嘘含有胎盘成分的香波。他挑了一种，站在镜前看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一层又一层，翅膀似的从他的头上铺开，比海豹皮更有生气。这使他怀疑头发实际上是死去的细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黑人的头发总是鲜活的。即使不去梳理也像叶簇，远远望去，绝不亚于一株落叶乔木的树冠。他完全清楚是什么东西吓着了她，让她一时目瞪口呆。他仍能看到镜中那双貂般的黑眼睛大睁着的模样。这时他把头伸到喷头下方，把头发淋湿，直到耳际和鬓角像去了毛的皮子。随后他又是涂抹和冲洗，反复几次，直到他的头发像新电线一样既富弹性又有光泽。头发干了之后，他找到了一柄牙刷，便用力刷起牙来。他在漱口时注意到了血。血是从他那口完美牙齿的齿龈中渗出来的。他拧开一瓶标签上印着法语说明的消毒液，漱了漱口。最后他用一条白浴巾围在腰间。他注意到卫生间里还有一扇门，便像个以前就用惯了这里的设备的人一样把门打开。里面是设在壁龛中的一间化妆室，一张小桌和被灯光围绕着的镜子。再往前是衣裙、鞋盒架、行李箱和一个窄窄的女内衣柜，在一把小巧的椅子上放着短裤和白色网球帽。香水的气味使他眩晕—从昨天晚上狼吞虎咽地吃掉那些冷的蛋奶酥和桃子以来，他还粒米未进。他拿起一件袍子，回到卫生间，解了小手。随后他弯腰去捡堆在地上的湿漉漉的睡衣裤，但又改变了主意，随它们摊在那里，穿过卧室走了回去。从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的微风十分宜人，他迎风站住，向外面望去。

他们都吓坏了，他想。只有那老人是例外。那老人知道，无论我出于什么原因跳船，我肯定不是为了强奸一个女人。他脑子里没有女人，不管这个念头听上去有多么奇特，他的目标都不是她们。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她们。船进港之后，他躲在壁柜里。她们的话音和她们走在甲板上的脚步声一样轻，最后他走出去看时，只瞥见两个苗条女人的背影飘过探照灯光束，朝着一辆像是吉普的车走去。她们上了车，打开车灯和引擎（女人都是按照这种顺序开动车子的），就开车走了。如此娇小的女人居然能操纵一条那么大的船，这让他很开心。她们中的哪一个扔的缆索？又是谁跳上码头，拴稳船只的呢？他根本就没看清她们：只看到了一个人的左侧和一只手，当时那只手正从甲板上捡起一个瓶子。此时，她们的苗条背影在走向吉普车的途中消失在黑暗中。他没有跟上她们。他甚至不知道她们离去的方向。他一直等到海、鱼和浪全都安静下来，只剩下从岛上传来的声音。他吃完芥末和大饼，喝光最后的瓶装水时，先是看了看繁星密布的神圣的天空，吸了口水手往往发誓说他们热爱的陆地的气息，然后踏上岸。他身后的右侧是法兰西王后岛上昏暗的灯光。他面前是一片黑沉沉的海岸。向前，在星空之下和暗滩之上，他能隐约看到衬托着天空的岛上小山参差的轮廓。

他沿着码头走着，经过四十英尺的沙地，路过一个油泵样子的东西的影子，来到那辆吉普开走的路上。他一直沿公路走着，希望不会遇到任何人，因为他丢了鞋，不愿从路边茂密杂乱的灌木丛中穿过。他每走一步，成群的蚊虫都围着他转，透过他的衬衫叮咬他的后颈。多年来对地雷的恐惧吓得他一身冷汗—直叫他不敢迈步，只得多次提醒自己，这是加勒比地区—树丛中没有漂亮的小矮人，路上也没有跳雷。

他没有跟上那两个女人。他连她们的模样和目的地都不知道。他只是在岛上唯一的道路上走了一小时，没看到什么引他留步的东西，也没什么看着可以让他歇脚的地方。在那一小时中的某一时刻，他周围升起了一团恶臭。不过蚊子倒是离开了他，他琢磨着这是来自泥地或沼泽的气味，他印象中似乎经过了那么一处地方。他从那团臭气中走出时，看到面前耸立着一栋住宅，楼上楼下都亮着灯。他停住脚步，用一只手撑在一棵树上休息了片刻。这栋宅子看上去多么冷漠多么文明啊。经历了在两排梦呓的树木间的路上独自摸黑走得周身发热之后，这栋宅子看着是多么清凉、干净和文明啊。他心想，他们在里边喝着加了冰块的水。他本该待在船上过夜的。但他已在船上待了这么长时间，而陆地的气味真是太好，太好了。“我还是回去的好，”他对自己说，“回到小船上去，那儿有冰箱、冰块和铺位。”他舔了舔嘴唇，感觉到了干裂。他一只手向树上探出一两英寸，准备用手指掠过一个有三个月身孕的青春期姑娘的一只乳房，一只鼓胀欲裂的乳房。他甩开手，回头看了看，随后便吐出一口气，比起笑声更像如释重负。一颗鳄梨恰好垂到他的指尖上，就要碰到他的脸了。他分开叶子，把果子捋了下来。到手了，他想。那果子闻着像鳄梨，摸着也像。但可能不是。可能是阿开木果的一个变种，果肉可食但有毒。不，他想道，阿开木树要大些，高些，而且果实也不会长得离树干这么近。他探头想看看颜色，可惜看不清。他决定不冒险，便又去看那住宅的灯光—家庭的光亮—在他面前如同一个安全港湾的探照灯光束。就在这时，一阵风，也许是树本身，托起了树叶，完全像片刻之前他所做的那样，把叶子大大地分开。鳄梨向前摆动，碰到了他的面颊。他想，干吗不吃呢？用三个手指捏住那个悬挂着的果实，凑上去咬了一口。粗糙、苦涩的果皮下面的果肉虽然毫无味道，却十分令人满足，勾得他比原先更渴了。

他没有跟上那两个女人。他连她们的模样都没看清，只瞅见了她们苗条的背影。他朝那房子走去是想喝口水。想找到户外的一个水龙头、一口井、一个喷泉，随便什么，只要能消解蚊虫、暑夜和青春期的鳄梨树果实的果肉造成的口渴。

他从北边接近那栋住宅，走下砾石车道，走上草地，草踩在他脚下湿软得像是丝绸。他透过第一个窗户向里窥视，没看到那两个女人（他本来也没有跟着她们），只看到一架钢琴。虽说根本不能和泰勒小姐的相比，但总还是一架钢琴。这让他感到疲乏，软弱又疲乏，仿佛他在七年之中游过七片大海，却仅仅到达了他出发的地方：饥渴、赤脚，孑然一身。水，船上的铺位和冰块都不能击退因看到钢琴而产生的压倒性的疲惫。他后退几步，离开光亮和窗户，退到依然在睡梦中喃喃自语的树木的保护之下。他真想在他站立的地方、在神圣的天空和睡梦中的树木下倒头便睡，只有他身上从不入睡的那部分又对他讲起一直告诫他的话：藏起来，找一处隐蔽之地。于是他听从了从不眨眼或打哈欠的那部分自己，从宅子那里走开，去找一处地方：一间茅屋、一座工具棚、一处隐身的灌木丛，什么都成—结果找到一座凉亭。他钻到那一圈条凳下，他在那里可以安稳地睡觉。然而，睡眠并没有到来。来到跟前、进入凉亭、飘过屏风的是那些男孩子，他以前常去泰勒小姐家时，他们笑话他，又欺负他，说他是来跟安德鲁的小姨上床的，尽管他所做的只是弹琴，因为城里除去非洲人美以美锡安会和好牧人浸信会神坛背后的那架钢琴之外再没有第二架了。两个教会只有不足三百个信徒。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笑着指指点点。什么感觉？她带劲吗？但是他照样去了，因为是她让他去的，况且别的都无所谓。过了一会儿，她说如果他肯为她除草，她会给他上一课。一年之后，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不再笑了；他们坐在泰勒小姐前廊的台阶上听着，等他出来。他弹琴的时候，齐安涅也去听，在前门外等他。但那是后来的事了，谢天谢地，她没有和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一起进入凉亭。他们实际上让他整夜未眠，让他觉得他们大概还在什么地方活着。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畏惧：他的睾丸、眼睛、脊椎。他则一直害怕自己的双手。整个战争期间，他想的都是坐在一处烟雾弥漫的黑暗的小酒馆中—那地方很小，只能挤下三十个人而不是一百个人—他就躲在钢琴后，周围有低音贝司、鼓和钢管乐器保护着他—偶尔画个“8”字，但多数时间都让双手轻柔而愉快地伸向人群。为做些改变，他的一双手会做些好的、人道的事。在他失败—既不光彩又无风度地被解雇—之后，他就做了，但做得极其拙劣，只有老板的怜悯和对手的缺席让他得以留在那里，当齐安涅在家中睡着—守候时，他在夜里弹着钢琴。

他没有跟着那两个女人。他来这里是为了喝上一口水，逗留一会儿，咬一口鳄梨，为钢琴待在这里，明天好好睡上一整天，因为德雷克、大兵和厄尔尼·保罗让他没有在夜里睡着。因此他才一反常规和一切民族自我保护的习惯，白天睡觉，而夜里在宅子内巡视。他待在这里很累。即使在夜间，他四处行走寻找食物，尽力思考下一步行动时也很疲惫。回到小船上，等候其中的一个女人再次驾船外出？在岛上查看一圈，也许能找到一只摇桨的船—得是无主的—然后趁天黑划到城里？干干小工，赚够飞到迈阿密的钱，然后一路返回家乡？冒险敲开别人的门请求帮助，或许能得到接纳？每一种可能性看来都不错，但似乎都很愚蠢。但他白天太累，夜里又太饿，前途不明。随后他被自己的梦话吵醒了。他进入宅子的第一夜纯属偶然。他常去找吃的和瓶装水的食品间的破窗户被钉上了木板。他试了试门，发现没有锁。他走了进去。在月光下看到一篮菠萝，他拿起一个塞进衬衫，也顾不得外皮上的刺。他聆听了一会儿，才把冰箱门打开一道缝。冰箱中的灯光如同一根棍棒射进厨房。他尽量遮住门缝，把手伸进冰箱。蜡纸中包着三个鸡翅。他一下子全拿了出来，关好门。室内的寂静比起户外夜间的响声更令人心惊。他推开一扇摇摆的门，向被月光照亮的房子中间偷看，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天花板上有一盏枝形吊灯。这房间通向一个厅，他进去一看，厅又通着前门，他打开门便回到了屋外。鸡肉太棒了。自从那天想家想得发疯跳下大海以来，他还没尝过荤腥。他连鸡骨头都吃得一干二净，不得不控制自己别再马上回去洗劫冰箱里的存货。等以后吧。他告诉自己，等到第二天夜里。他当真等了。于是到第二天晚上，他都要进屋，过了一星期，他才大着胆子上楼，当时的心情既好奇又亲切。楼上第一间卧室的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左手那间不空，里面睡着一个女人。他想看一眼，但不想待在里面看个仔细，因为他没有跟着那两个女人。甚至都没有把她们看清楚。所以他第一次进她的房间只待了几秒钟，看到她在睡觉。谁都会告诉他，这仅仅是开始。想到钢琴、齐安涅和这个睡觉的女人，他一定会在这儿待下去，直到他确确实实地和她一起过夜，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满足啊：背靠墙壁坐在地板上，怀里揣着水果（如果找得到，还会有肉），与一个睡着的女人相伴。他对她的欲望如此巨大，已经失去了焦点，从而扩展到他的眼中、他衬衫里的橘子、窗帘和月色上，扩展到她周围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东西上，而不去管她。

他每晚都要花些时间与她在一起，渐渐了解了这栋宅子，在天快亮了、厨房里快开始有人活动时他就会溜出去。现在他站在太阳地里，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喜欢上这种生活方式了。这栋房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自己的房子。他在夜间拥有它，还有一个睡美人做伴。他逐渐了解了住在这里的人。逐渐忘记了他没有跟着那两个女人。他觉得他确实跟着她们来到这里。只有此时此刻他才记起，他追随的是鳄梨、口渴和钢琴。而此时此地，他满怀新生儿般的即兴的计划。

他不喜欢做长远打算，但他觉得他得编个故事来告诉他们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噢，他只身独处了这么久，躲藏、逃亡了这么久。在八年之中他登记过七个身份，以前还有些没登记过的，所以他几乎想不起他原本的真名实姓了。实际上，他最真实的名字从未在任何社会安全卡、工会权益卡和失业证明上出现过，而所有知道或记得他的真实姓名并能将其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人很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儿子。这就是用来称呼真正的他的名字。他从不对这个“他”撒谎，在夜间珍藏着“他”，而且不想“他”死去。其余的“他”就像他说出的话—都是即兴杜撰的，是为保护“儿子”不受伤害，至少也是为确保其真实存在的安全。

他透过窗户看到地上有一个男人的背影，那人正弯着腰干着切割挖刨的杂活。他曾经看到那个黑人在房前屋后进进出出。他盯着那人的背影。她叫他杂工。那便是杂工的背影。他了解背影，研究过它们，因为它们能揭示一切。不是眼睛，不是手，也不是嘴，而是后背，因为后背就简单地摆在那里，没有受到保护，也没法弄虚作假，如同这个杂工的后背，如熏制厂的吊床般伸展，可供流浪工过夜。这样一个后背是上帝创造水以来每处溃疡的痛楚、每根颈神经的刺痛、每次牙痛、每列错过的返乡火车、空荡荡的邮筒、关闭的汽车站、 “请勿打扰”和“此座有人”标志牌的栖息之所。他瞧着那老人脊柱的弯度，莫名其妙地热泪盈眶。那些未落下的泪珠使他吃惊，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心所倾向的区域—那是他了如指掌的地方。不是有白门的黄房子的街道，而是小男孩在他们自己的阳光下穿着复活节的白色短裤打网球的宽阔草地。那太阳的唯一目的就是照亮他们的路，把他们的头发照得金黄，并且映出他们复活节的白色短裤的完美。他先前曾经上百次琢磨过那一场景，但它从未让人落泪。但此刻他看着杂工跪在地上刨一棵小树的树根，而他自己却洁净如新，从发根到趾缝都干干净净，眼看着从身上冲下的污垢旋转着流进下水口，而后便从腰到大腿裹着一条复活节的白色浴巾站在那里—自从他逃离家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热泪盈眶。仿佛有些东西正在离他而去，而他所能见到的仅仅是它的后背。

杂工缓缓地直起腰。他转过身来面对住宅，在那一刻瞥了一眼长在院边的树。随后他脱下帽子，用无名指和小指搔着头，之后重新戴上了帽子。“谢谢，”儿子悄声说，“再多看那熏制厂的吊床一秒钟，我就会最终被带到那儿了。”

当玛格丽特躺在她精雕细刻的卧室中同饥饿、气愤和恐惧抗争时，瓦莱里安正在他的花房中从一扇玻璃窗向外张望，想象着不在眼前的场景：洗衣房中的老妇人正俯身在一块搓板上，用一块橙色的八角牌肥皂搓洗枕套。他清楚洗衣房中装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他听不到嗡嗡声，花房中的音乐和空调机低沉的响声盖过了那种声音，但他仍能看到从出气管排出的蒸汽），但搓板、枕套和橙色肥皂仍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主要部分：他在费城度过童年的住宅的后院；九月余热中饱胀的棕色绣球花。被一辆马拉牛奶车撞倒的父亲躺在床上，宅内已然一片哀伤。瓦莱里安来到后院的洗衣房，一个洗衣妇在那儿洗涤全家的衣物。她瘦削，牙齿脱落，模样像一只鸟。瓦莱里安有时去看她，或者确切地说，是在她的洗衣房那儿待着，提问题，聊天。她像只宠物似的，只乖乖地听他说，既不评论也不命令。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她曾经用一种客套的口吻说—一个地位低下的成年人与一个有地位的孩子间漫无目的的闲扯—“你爸爸今天做什么了？”他回答说，爸爸出门到大西洋城谈生意去了。从那时起，她就用这种方式和他打招呼。他一来到洗衣房门口，她就会问：“你爸爸今天做什么了？”而他则回答她，“他今天在工厂”或者“他今天在纽约”，谈话就此开始。他觉得这样的开场白令人开心，因为她和他父亲从未彼此瞅过一眼。这个问题之后便是类似大人的谈话，双方都很认真。在她来洗衣服的一个星期三，他父亲在昏迷中去世了。瓦莱里安被他母亲和亲戚轰了出来，大家都忙着丧事，没人理睬他。那天下午他溜溜达达地来到洗衣房，那女人又问：“喂，你爸爸今天做什么了？”瓦莱里安回答：“他今天死了。”好像第二天他就会变成别的样子。那女人抬头看着他，尴尬得一语不发，在这种停顿中，他忽然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他父亲在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里都依然不会复生。在模样像鸟的黑女人看着他的一瞬间，他明白了什么叫无限。从今往后的无数个日子里，他对她问题的回答都将是一样的。“他今天死了。”每天都会是这样。那个时间之桶太大、太深，是个无底洞，进入里边，他那双孩童的腿会下沉，他的小手会乱晃。

她终于眨了眨眼，指着他身后的架子。“把那块肥皂递给我。”她说。他照做了。“现在把包装纸撕掉，站到这里来。站近点。再近点。”他走到跟前，她便让他往搭在搓板上的湿枕套上打肥皂。他把心都搓出来了，一直哭个不停，一个枕套又一个枕套，搓了又搓，直到他的指关节红得像樱桃，胳膊累得发麻。当他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她拍拍他的头，说有一天她会雇他的。后来乔治，就是西德尼之前的管家，发现了这件事（他早就奇怪，瓦莱里安的指关节怎么会红得像樱桃），告诉他别到那儿去，因为那女人总喝得烂醉，他不能让她利用他来干她的活。瓦莱里安让他别多管闲事，但他们打发那女人走了，从此瓦莱里安再也不用说“他今天死了”，但他还是对自己这样说，直到他那双孩童的腿强劲到足以在那无底的深桶中涉过黑水。因此，在建造十字树林时，尽管有许多不便，他仍坚持要盖一处独立的洗衣房，倒不是为了有些小岛风情，而是为了那种回忆：当这个世界的焦点渐渐离他而去时，他一度做过些多么艰难而重要的事情。现在又有了一个洗衣妇。当然和以前不一样。没有了八角牌洗衣皂，没有了摇摇晃晃、闪闪发亮的搓板，但他喜欢从花房的窗户看着那儿，知道那里有个女人正安安静静地做些有用的事。在他自己的住宅因紧张和不解的难题而让人深感棘手时，这倒是个可以让他集中注意力并抚慰心灵的念头。

昨天夜里他对吉德絮絮叨叨。他为什么要把他流亡到加勒比这件事归咎于玛格丽特和迈克尔之间的关系呢，连他自己都想不出来。事实是，他在自己的城市里已经成了一个陌生人，所以选择在六十五岁（或接近那个岁数）退休时离开那里，以避免看着以往的岁月离他而去。已为人熟悉的大街和便道，他一无所知；经营店铺的老板他不认识；购买住宅的机灵夫妇要么把家装修得十分新潮，要么就把它做旧成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模样。他们把过时的灌木砍掉，改成甲板和院子；他们封掉宽敞的前廊，把原本小巧、隐蔽而亲切的窗户扩大。这些新来的人让住房从街道上后退，以强化住所的私密性，却让生活充分地社交化，而且谈起品酒来如同议论一种神学而非饮料。一天天变老带来的无穷无尽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局面他之所以能容忍至今，只是因为还有像他一样的人来分享这种认识。但是比他要年轻二十二岁而且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妻子，对他故乡城市的原貌没有记忆，而他的朋友都已辞世或是垂暮待毙。在他的心中，他仍是那个三十九岁的坦普尔大学毕业生，还在那家糖果厂工作，并准备从叔父们那里接手掌管公司；他还是那个娶了高中选美皇后的新郎，他下定决心爱她，以便向他的第一任妻子证明—那个不可爱的悍妇，至今仍不可爱—他是能够爱人的。她在他退休的前一年死在了南卡罗来纳州—离婚后她就到那儿和她的姐妹同住了。他听到这消息时，她已经入土了。他就从那时开始思念她—太可怕了—等他在加勒比定居之后，她一定也思念他了，因为她开始像一个热烈的情妇那样定期到花房来拜访他。真有趣。他记不得她的眼睛了，但当她来到这里，围着他的椅子转悠，滑过他的种子苗床时，他立即就认出了她。在婚后九年的生活中，她曾堕过两次胎，她来此拜访他时想谈的就是，她至少有那个远见，现在才这么轻松。他指望她有别的感受。你会认为，在死亡中，在另一个世界，她应该有别的感受。要不就什么都没有。

他并没有因她的造访而吃惊；他知道是他自己招来的，就像他招来老朋友和儿时的玩伴一样，如今的他们对他而言比近三十年内的印象更清晰，更美好。但他却惊慌地看到—他没有招过他—他自己唯一活着的儿子在昨天晚上来到了餐室。大概是对吉德描述他躲在洗碗池下那件事的结果吧。迈克尔昨晚似乎在对他微笑，但并不是他真人脸上的那种嘲笑，而是一种和解的笑容。瓦莱里安相信，这就是他邀请那黑人就座的原因之一，仿佛迈克尔在餐室中提前出现了。他从盛桃子的碗上抬头，对他展露笑容，那既是洗碗池下两岁的他的迷人微笑，也是三十岁的社会主义者的他的成熟微笑。桃子中的面孔强迫他不去关注玛格丽特尖叫着跑进来的事，而只把它当作宠坏了的孩子发脾气故意制造出的夸张场面，父子二人都将其理解为女性的痴呆症。自从玛格丽特宣布迈克尔一定会来之后，迈克尔即使不在瓦莱里安的思绪中，也占据了他的心。他无法对她说，他比她更盼望迈克尔来。无法说这一次在父子之间又会出现当年他把儿子从水池下拉出来的那种救赎感。因此，当那个黑人出现时，瓦莱里安已经与一只熟透了的桃子达成了合谋，并且接受了它那含蓄的挑战。于是他邀请那位不速之客喝上一杯。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迈克尔和水池下的迈克尔都感到惊喜交加。

不相信玛格丽特的神经质是容易的；他此前已见识过多次这样的例子，认为不过是受虐与自恋的旧病复发。他相信对于有着非凡美貌的女人来说，这是常事。但在来不及反应的瞬间，他看到全家人站在那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厌恶和恐惧，又表现着共同的胜利，共同期待着他的命令，事实上已经蓄势待发，只等着他发出一个信号便去叫港口警察，从而让他承认错误：没有认真对待玛格丽特。他不得不承认在关键时刻不够果断，承认他错了，她对了，他的住宅早就被入侵了，当这个事实暴露时，他仍然既不知道也不相信，倒是西德尼有预见地拿起枪，抢先一步把闯入的人赶下楼去。当他看到玛格丽特胜利的脸，吉德惊恐的脸，以及西德尼和昂丁看着那囚犯时和他一样黑却更神气的脸，这些脸击中了他，正如迈克尔用那种口吻说“资产阶级”时所指的意思一样，瓦莱里安原本一直以为那意思是乏味，现在他才觉得是虚假，但昨天晚上他认为是美国式作派。他曾用忠诚和正派一类警句激烈地在迈克尔面前为他的仆人们辩解，还喊叫说报界典型的漫不经心正在毁掉一个艰苦创业的民族的荣誉观。他对吉德说的一番话出自他的信念：迈克尔是异国情调的承办商，一个典型的人类学者，一个寻求他可以不冒风险、不必承受痛苦地热爱的其他文化的文化孤儿。瓦莱里安憎恨那些文化，并非源自对少数民族或迥异文化的憎恨，而是由于他看到了人类学立场下的虚伪和欺诈。他告诉迈克尔，印第安人的问题在印第安人、他们的良知和他们自身的蛮勇之间。从犹太人聚居区到印第安人保留地，到讲西班牙语的移民聚居区，到季节工农场，所有这些他热爱的艰苦跋涉都是为了一群人；与他们相伴，迈克尔们可以为让他们自己感到难堪的悲伤所取悦。不过在那一瞬间，他感受到的不仅是迈克尔敦促吉德要为她自己的民族做些什么时的那种感受（不管这种指教有多愚蠢），还有更多的东西。义愤填膺的吉德、西德尼和昂丁那近乎轻蔑的失望，体现在保护并不属于他们的财产和人格这件事上，而这是本属于他们一员的一个黑人所引起的。随着夜色的加深，瓦莱里安彻底地欣赏起他的邀请造成的他们的混乱。玛格丽特从屋里跑了出去—她受不了这种打击。吉德对此的态度至少还算理智，而西德尼和昂丁在那个闯入者没露出“被抓”的样子时简直垮了。他双手高举搭在脑后，走进屋来，没有左顾右盼—没有看吉德、昂丁或玛格丽特，而是直盯着瓦莱里安，而且他的眼中既没有疑问也没有请求，更没有任何威胁。当时瓦莱里安并不害怕，而且第二天中午当西德尼轻敲房门，送来他的邮件和烤土豆时，他也没有害怕。瓦莱里安能够感受到西德尼那种轻微的等待，他在期待或希望他的东家能把昨晚在脑中形成的决定向他做出一点暗示。瓦莱里安感到了对他的一丝同情，不过既然他无法告诉西德尼从桃子上抬眼向外看的面孔，他也就什么也没说。

实际上他没有任何计划。他对那人感到好奇，但也没有好奇到一定要如何的程度。他估摸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一名跳船的水手，在宅院周围转悠，藏进玛格丽特的壁柜，主要是骇人而非威胁。他曾经盯视过那人的眼睛，并未感到恐惧。

他吃着土豆，喝着葡萄酒，他的安详得到了回报：随着一声豪爽的“你好”，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上裹着一件女式晨衣，赤着两脚，锻铁似的头发闪闪发亮。

瓦莱里安的目光谨慎地从那人的头发掠到晨衣再到赤脚。那人咧嘴笑了。他低头回望着瓦莱里安，说道：“我不是从窗户进来的。”

瓦莱里安局促地一笑。

“早晨好，西克先生。”那人说。

“斯特利特。瓦莱里安·斯特利特，”瓦莱里安说，“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格林。威廉·格林。”

“好啊，早晨好，威利。睡得可好？”

“好，先生。我从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你的名字真叫瓦莱里安吗？”

“是啊。”瓦莱里安无奈地耸了耸肩，还笑了笑。

“我曾经吃过一种糖果，就叫瓦莱里安。”

“我们的，”瓦莱里安说，“我们的糖果公司生产的。”

“不是开玩笑吧？用了糖果的名字？”

“是糖果用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根据一位皇帝的名字起的。”

“噢。”那人说着，向花房四下看了一眼。体验过户外的炎热，这屋里突然的清凉让人很舒心。这里随处可见的花盆与花盒里长出的植物让花房里很是阴凉。“这里真好看。”他说，仍然在微笑。

“告诉我实话，”瓦莱里安说，“别等你被你看到的弄昏了头。你在我太太的卧室里是想干什么？”

那人止住了笑。“实话？”他有点难堪地低头看着砖砌的走道，“实话就是我弄错了。我以为是另一间屋子。”

“什么另一间？”

“另一间卧室。”

“吉德的？”

“是的，先生。我以为我昨天嗅到了在后面炖生蚝的味道。天黑得早，我指的是有雾。他们把做熟的留在了厨房，我以为我能弄到一些，可是没等我弄到，我就听见他们回来了。我没法从后门跑，就只好跑进另一扇门。那是一间餐室。我跑上楼，进了我看到的第一间屋子。我进去以后，看出那是一间卧室，不过我以为是被你们叫吉德的那个人的。我打算在那儿藏到能出来再说，可是后来我听见有人进屋，就躲进了壁柜里。她打开门，开灯照到我时，我和她都吓了一跳。”

“你在这儿躲躲藏藏已经好几天了。你为什么不去厨房要些东西吃呢？”

“害怕。我没有护照，我跟你说过。你打算把我交给警察吗？”

“唉，当然不能穿着这身起床的衣服。”

“是啊，”他又瞥了一眼身上的晨衣，笑了，“他们会让我好好活着的。不知道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套旧西装，那样我就可以像模像样地去坐牢了。”

“你要是穿上我的一身西装，他们会让你当州长的。我会让西德尼给你找点什么穿的。不过，要是他把你的脑袋咬下来，千万别惊讶。”

那人突然跳起来，在砖地上跺着脚。

“怎么回事？”

“蚂蚁。”他说。

“噢，亲爱的。是你放它们进来的，我的杀虫药又用光了。”瓦莱里安站起身，“那边，那个罐子。把门槛喷一下。不会太管用，但一时还能起点作用，再把细布门帘塞紧点。”

那人照吩咐做完后，说：“你应该弄些镜子来。”

“要镜子做什么用？”

“放到门外。蚂蚁不会靠近镜子的。”

“真的？”

“真的。”他说着，把一些灭蚁剂喷到腿上。他的晨衣的腰带松开了，晨衣一下子敞开了。瓦莱里安看着他的生殖器和黝黑精瘦的大腿。“你可不能这样在女士们面前走来走去。别穿这个了，去告诉西德尼给你些衣服。告诉他是我说的。”

那人抬头看着他，晨衣垂在身体两侧。“你不打算把我交出去？”

“我想算了。你又没拿什么东西。不过我们得想个办法给你弄些证件。现在就去吧。先弄些衣服穿。”瓦莱里安拿起灭蚁喷雾器，放到一株绿荫浓郁的粗大植物的近旁。那株树的叶子长得茁壮，中间是竖直的长枝。嫩枝上缀有未开的花蕾。瓦莱里安仔细看着那株植物，皱起眉头。

“它怎么了？”那人问，“看来是生病了。”

瓦莱里安转动花盆，从不同角度看着它。“我不懂。它一直这样含着苞，我不记得有多久了。不管我怎么伺候都不开花。”

“摇摇它，”那人说，“它们就是需要往上捋一捋。”说着便走到那圆形花木跟前，用拇指和中指使劲掐那些细枝，仿佛它们是不听话的学生。

“你到底在干什么？”瓦莱里安伸手去抓那人的手。

“别担心。明天早晨就会开花了。”

“要是真开了，我就给你买一套崭新的西装；要是它们死了，我就叫西德尼把你赶下海。”

“说定了！”那人说，“我对植物可是很内行的。它们像女人一样，你得不时地往上捋顺一下，让她们举止端庄，像她们应该的那样。”他捋完那盆圆形花木的嫩枝，先是对自己，然后对瓦莱里安笑了。“你听过那个三色妓女升天的故事吗？”

“没有，”瓦莱里安说，“告诉我吧。”那人讲了起来，还真是个不错的笑话，有趣极了。当吉丁跑到花房外面想弄清里面的声音是谁在杀谁时，她听到的是合着乐队节拍的笑声。

西德尼已经将东家的一些旧衣服给他放进客房，瓦莱里安还打发吉迪昂陪他去理发，因为西德尼公然拒绝为他服务。瓦莱里安有些希望那人进了城就不再回来了，因为他给了他足够的钱去买些更适合他穿的内衣和鞋子。就在那天晚上，瓦莱里安由满腹心思、默不作声的管家服侍着单独就餐时，就在玛格丽特在她的卧室里生着闷气，而吉丁和昂丁在厨房吃饭时，别名叫儿子的格林先生同吉迪昂和特蕾丝一起乘着“法国价值”号在海上漂流。他们怀着乡下人迎接远方来客的自豪，带着这个美国黑人像国王似的巡视城里的街道。吉迪昂甚至让他的一个朋友免费用出租车带他们在城郊兜风，然后他们便一直走上山，来到“风地”，最后才抵达吉迪昂和特蕾丝，有时再加上阿尔玛·埃斯特居住的粉红色房子。

特蕾丝大喜过望，摇晃着脑袋，用她那不中用的老花眼对他左看右看。他们刚一上岸，她就让岛上她见到的每个黑人知道他们有一位客人，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他会在这里过夜。她的自豪和口信传遍了大街小巷，直抵山坡，当晚，每时每刻都有人探头进门，邻居们更是找了各种借口进屋。特蕾丝打发阿尔玛·埃斯特飞跑到山下的市场去买一袋红糖，她伸手到衣裙内吊在腿边的口袋里掏钱，要她买山羊肉和两颗洋葱。随后，她一边煮着又黑又浓的咖啡，一边听着男人们聊天，等着轮到她插话。吉迪昂在骑士岛上会给她讲故事，但在这儿的家里，他不和她交谈—他只顾自己说话，或者抽空和老伙伴聊天。只有在那岛上为有钱的那家美国人干活时，他才会哄她高兴。此时在她的房子里，他们的谈话是把她排除在外的。她也会有机会亲口问那个美国人，美国女人用指甲掐死她们的婴儿这种事是不是真的。她一直等到吉迪昂用从卖朗姆酒的人那里借来的推子为他理完发。一直等到他那一头闪亮的墨黑云团般的头发落在地板上，落在裹住他脖颈和身前的床单上。一直等到吉迪昂吹嘘完他在美国的经历，吹嘘完他娶的他上班的那家医院里的护士，那个护士和所有美国女人的可恶之处。一直等到吉迪昂撒谎说他在那儿赚到了大钱，编造他从美国回来的原因。一直等到那个吃巧克力喝瓶装水的陌生人容光焕发，脖子撒了点小苏打，阿尔玛·埃斯特回来，羊肉在两个炉眼的灶上煎炸。一直等到人们吃过饭，喝着加了糖的咖啡。一直等到他们打开朗姆酒，那个吃巧克力的人在初尝之下像个少年一样呛得咳嗽。特蕾丝伺候着两个男人用餐，但没有和他们一起吃，而是站在轻便的炉灶旁烧她从地上扫起的头发，一边小心烧着，一边十分得体地多次瞥向那吃巧克力的人，向他表示她绝无恶意。等他们吃完，特蕾丝也习惯了客人讲英语的节奏后，她就和他们一起坐到了桌边。阿尔玛·埃斯特则坐在窗边的帆布床上。

儿子吸着吉迪昂的香烟，把剩下的朗姆酒倒进他的咖啡里。他伸开两腿，让自己有一种和家人围坐炉边的感觉，舒坦且不必摆姿势，说话也不用拿腔拿调。难嚼的山羊肉、熏鱼、浇了辣味酱汁的米饭进了他的肚子。这些东西全都盛在一个盘子里，他深知这顿美餐花费了他们多少钱：甜甜的厚饼干，听装牛奶，尤其是朗姆酒。他裸露的头颅和面颊容易受伤，但主人用他们的崇敬给了他一层保护。阿尔玛·埃斯特已经脱下了她那条短短的粉色连衣裙，换上了她最好的衣服—一套校服—但儿子马上就知道，她已经有好久没交过学费了。那身校服已经磨损，上面还粘着泥土。他能够感到她的阵阵欲望掠过他，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穿着考究的人。特蕾丝催他吃一只大蕉和油炸的鳄梨，随后便凑近灯光下的他，她那双昏花的老眼喜气洋洋，问他：“是真的吗？美国女人把手伸进子宫，用指甲掐死胎儿？”

“闭上你的嘴吧。”吉迪昂对她说，随后便对儿子说，“她不光瞎，还变蠢了。”他向儿子解释，他曾经给她讲过，在美国医院中工作是什么样的。谈到过自由堕胎和血检。刮宫手术。但特蕾丝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解问题的视角。无论他怎样向她解释血库和角膜库，她总是会曲解意思。他想，是“库”这个词把她搞糊涂了。确实如此。特蕾丝说，在美国，医生把穷人的胃、眼珠、脐带、长头发的后颈、血、精子、心脏和手指取下，在塑料箱里冰冻，然后卖给富人。在美国，孩子和大人一样跟狗在床上睡。在美国，妇女把孩子带到公园的树后卖给陌生人。在美国，电视机里的人全都赤身裸体，连教士都是妇女。在美国，为了一根金条，医生能把你放进一台机器里，只消几分钟，就能把你从男人变成女人，或者从女人变成男人。在美国，看到人既有阴茎又有乳房也不算稀奇。

“两样，”她说，“男人和女人的东西长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是吗？”

“是的。”儿子说。

“他们还在盆里种吃的来装饰他们的住宅？鳄梨啦，香蕉啦，土豆啦，酸橙啦？”

儿子笑了起来。“对，”他说，“对。”

“别怂恿她，伙计，”吉迪昂说，“她是个刻薄鬼，还是个睁眼瞎。你什么都不能告诉她。他们就喜欢胡编乱造。”

特蕾丝说她不是那种人。那些睁眼瞎在四十岁左右就失去了视力，而她则是到了五十岁之后，而且她的视力只是在几年前才变模糊的。

吉迪昂开始就“到了五十岁”这句话逗弄她。他说，更可能是六十岁，她装看不见太久了，连她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瞎的了。

儿子问睁眼瞎族是什么人，吉迪昂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族由奴隶变成瞎子的人，他们在看到多米尼加岛的那一刻就瞎了。他说，这是渔民们讲的一个故事，有钱的美国人住的岛就是以此命名的。他们的船搁浅了，沉了；船上载着法国人、马匹和奴隶。瞎了眼的奴隶看不见要怎样游向哪里，只有任凭水流和海潮把他们带走。他们漂着，踩着水，最后和那些游泳的马一起登上那座岛。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完全失明，事后被法国人救起来送回了法兰西王后岛，签了契约。剩下那些完全失明的就藏了起来。那些回来的人有了孩子，那些孩子长到中年也成了瞎子。他们所看到的都是用心灵的眼睛看到的，当然，也就靠不住了。他说，特蕾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人却不是，因为他母亲和特蕾丝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

儿子感到眩晕。廉价的朗姆酒再加上这个故事让他的头轻飘飘的。

“那些藏在岛上的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到了吗？”

“没有，伙计，他们还在那儿，”吉迪昂说，“他们骑着那些马满山跑。他们学会了骑马穿行于雨林之中而不撞上任何树木，任何东西。他们互相比赛，还与塞德维沼泽中的女人睡觉，寻欢作乐。每逢暴风雨前，你都可以从这里听到他们匆忙离开的声响。像打雷一样。”他说着，爆发出一阵嘲弄的大笑。

儿子也笑了，笑罢问道：“说真的，有谁看到过他们吗？”

“没有，而且他们不能容忍有眼睛的人不经允许就看他们。要是他们知道你看到他们了，他们会怎么样就没法说了。”

“我们原先以为，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特蕾丝说。

“是她这么想，”吉迪昂说，“不是我。我自己认为，瞎眼是因为二度梅毒。”

特蕾丝不理会这种判断。“是我让他那样放着窗户不修的。这样你才可以弄到食物。”特蕾丝说。

“是你做的？”儿子对她微笑。

特蕾丝得意地拍着胸口。

“特蕾丝小姐，我一辈子都爱你，我从心底里感激你。”儿子拿起她的手，吻着她的手指。特蕾丝尖叫一声，咯咯笑了起来。

“我说过，你不会向砍刀辫子要东西的，所以我就在洗衣房给你留了吃的。你一直都没到那儿去拿。”

“砍刀辫子？那厨娘？”

“就是她。那个魔鬼。因为她，我简直每星期要淹死两次。不管天气好坏，我到那地方之前都差不多快淹死了。”

“别听她的。她跟渔民一样了解那些水域。她不喜欢美国人的小心眼。就因为他们有时候有点势利眼。我和他们还合得来。他们说让特蕾丝走，我就说好吧。可我把她又带了去，告诉他们，这是个新来的女人。”

“他们不知道？”

“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看她一眼。”

特蕾丝被吻手的举动提起了精神，就想多问问女人抓子宫的事，但吉迪昂大声制止她。“她原来是个奶妈，”他告诉儿子，“靠给白人婴儿喂奶来过日子。后来有了婴儿奶粉，她差点没饿死。只好靠捕鱼为生了。”

“婴儿奶粉！”特蕾丝说，用拳头猛砸了一下桌子，“怎么喂婴儿那种叫婴儿奶粉的东西呢。听着就像是谋杀和坏名声。可我的奶水照样有，到今天还有。”

“走开吧，老婆子，谁想听你那脏奶头的事。到外边去吧。”吉迪昂轰着她，她只好离开了桌子，但是没有出屋。她不出声之后，吉迪昂朝这栋房子挥了挥手臂，告诉儿子：“你随便什么时候来，这儿都欢迎你。”他的手臂指到了特蕾丝夜间睡觉的帆布床、阿尔玛·埃斯特有时睡的地板和他睡觉的小卧室。

儿子点点头。“谢谢。”

“我当真的。随便什么时候。那边死气沉沉的。也许你能在这儿找个工作。这里活儿很多，你又年轻。”

儿子吮了一口兑朗姆酒的咖啡，心里想不通，既然这里有很多活儿，吉迪昂为什么却一个也没做。“你在那边干多久了？”

“到现在足有三年了。开始时来来去去的。他们当初只按季节来。”

“你在美国有居民身份了吗？”

“当然。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娶那个疯护士？拿到护照和一切。不过，听我说，我在那边不会露出我识字的样子。他们给你的活儿太多了。吩咐你装这个修那个。我装成根本不识字的样子。”

“你离开美国这么久，恐怕现在居民身份已经作废了。”

吉迪昂耸耸肩。“美国是个坏地方，不能死在那儿。”他说。他不后悔。唯一让他懊悔的是失业保险。那可真是件绝妙的好事。你得把它交给美国。他们知道怎么赚钱，也知道怎么花钱。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大方的人。现在的法国人像没出嫁的姑娘似的那么手紧，可是美国人，哈哈。

过了一会儿，他们都沉默了。特蕾丝喘着粗气，儿子还以为她睡着了呢。他看不到她的眼睛，但阿尔玛的眼睛在闪亮，还盯着他看。

“你打算回去？”吉迪昂问，“回岛上去吗？”

“我不知道。”

“你想待在那儿，是不是，嗯？为那个白妞？”吉迪昂摸着下颌说。

“伙计，”儿子说，“噢，伙计。”他说话时充满热情，但他在声音中也加了点到此为止的意思。他不想她被吉迪昂那口白牙嚼过去。不想让她存在于吉迪昂的脑海中和眼睛里。想到吉迪昂可能看见她，他就觉得心烦意乱。

老人听出了他话里不想再谈的意思，就把话头转向了认真的忠告。“她是你的第一个白妞吗？”他问，“当心。让她们不当白人是很难的。很难的，我告诉你。大多数都做不到。有些人试过，但大多数不成。”

“她不是白妞，”儿子说，“只是肤色浅一点。”他不想再谈论黑人的肤色了。

“别犯傻。你要是两个月前看到她就好了。你现在看到的是让太阳晒黑了的。白妞的黑和天生的黑不一样。她们得自愿晒，多数人还不愿意呢。当心她们放下的东西。”

“我会当心的。”

“来，”吉迪昂说道，“咱们去看看小伙子们。我领你看看这地方。天堂啊，小伙子。天堂啊。”

他们起身准备走，阿尔玛·埃斯特一下蹦了起来。她站在门边，伸出一只手。儿子停住脚步，冲她笑笑。

“你觉得，”她压低声音说，“你觉得你能帮我寄这个到美国去买个假发吗？我有照片。”她从校服的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图片，在吉迪昂推开她以前，竭力想让儿子看清。

“我要是用他的钢琴，泰山会在意吗？”

希基·弗里曼和小帕柯·拉班能够做什么简直不可思议。他用一根食指摸着外套的肩头，用另一只手碰着琴键。吉丁惊诧了。他穿着白衬衫，领口和袖口扣子没扣上，头发也经过一番家庭式的修剪，显得容光焕发。他上唇的髭须还留着，但下巴上纠结的胡子和乱糟糟的头发都不见了。

“如果我穿着泰山的西装，”她说，“我就要显示一点敬意。”

“所以我才问。我就是在表示敬意。”

“那你就自己去问他吧。”她回答说，转身要走。午饭后她一直坐在起居室，等候玛格丽特，后来他走进来，站到了钢琴边。看到他这副模样，她觉得眼前一亮，心里也不那么紧张了，但他在她卧室里的行为在她头脑中先入为主，挥之不去。

“等一等，”他说，“我想和你说—抱歉。我为昨天的事向你道歉。”

“很好。”她说，还在向外走。

“你不能原谅我吗？”他问。

吉丁停下脚步，转过身。“啊哈。”

“为什么不肯？”他仍站在钢琴旁边，但眼睛直视着她，这问题显然对他很重要。

吉丁向他走近了几步。“我不必对你解释任何事。”

“可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你猜得出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对吧？你那么干净地站在那么漂亮的房间里，而我却那么脏。我感到有点惭愧，就发疯地想把你也弄脏。就是这么回事，我道歉。”

“好吧。你对你的行为抱歉；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遗憾。咱们就把这事了结了。”她又一次转过身去。

“等一等。”

“干吗？”

 “我想给你弹点什么。”他把外套向琴盖上一扔，坐到琴凳上。

“你信不信我曾经靠这东西谋生？”他弹了一串和音，然后又弹了一串，之后是整个乐句，不过他的手指有些不听话。他的手慢慢地离开琴键，他瞪眼瞧着手指。

 “靠这谋生，过不上好日子的。”她说。

“是啊。以前充其量也只能勉强跟上鼓点。现在，”他把双手一翻，抬头看着她，脸上露出一丝浅笑，“要不我就只弹个旋律吧。”他奏出了一行。

“我不喜欢你做过的事，听见没有？所以别给我弹什么曲子了。”

“狠心，”他头也不抬地说，“狠心，狠心的女士。”

“没错。”

“好吧。我放弃了。我本来只想告诉你我很抱歉，你再也不用紧张了。”

“我没有紧张，”她回答说，“我从来不紧张。我当时是气疯了。”

“也不必疯。”

她这时朝他走来，把一只臂肘支到钢琴上，她的拇指指甲伸进嘴里，按着下牙。“我猜瓦莱里安请你留下来过圣诞节了？”

“是吗？”

“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才刚回来。”

吉丁从钢琴边走开，看向玻璃拉门外面。“今天上午他在摆弄你帮着开的花。”

“噢，是那件事。他的花房里没有足够的风。那花需要摇晃。”

“你算个农民吗？”

“不。只是个乡下孩子罢了。”

“好吧，听着，乡下孩子，我婶婶和叔叔都气坏了。你跟他们道歉去。他们姓柴尔兹。西德尼·柴尔兹和昂丁·柴尔兹。我已经把你留在我卫生间的睡衣裤扔到窗外了，以免他们看见。你不必向我道歉；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但你得向他们道歉。”

“好吧。”他说，她也真像是......像是能够照顾自己。他并不知道，在他弹琴的时候，她始终紧紧抓住那些银爪黑狗的绳子。因为比起前一天他的丑样子，她更害怕他好看的模样。她看着他说着“再见”向外走，心想，在这地方两个月没见到什么男人，连水耗子看着都漂亮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看着他这张脸，还要保持声色俱厉，非得集中精力不可。空地、山峦、无树平原—这一切全都在他的额头和眼睛里。她想，过多的艺术史课程已经使她感受力变差，头脑变得简单了。她看到了平面和角度，却忽视了性格。如同那个穿黄色衣裙的幻象—她早就该知道那婆娘是那种会冲人吐唾沫的人，而如今，这个眼睛里有无树平原的男人又使她忘记了原先的侮辱。她想勾出他的速写然后便不再去想，但当她想到要尽力画好那片空地，抓住他鹰钩鼻的特点时，她对自己感到厌烦。他下巴上有凹槽吗？吉丁闭上眼睛想看清楚，却记不起了。她离开房间，疾步爬上楼梯。圣诞节很快就会过去的。她已经照她答应玛格丽特的那样给法国航空公司打了电话，但她另给自己预订了一张十二月二十八号的机票，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呢。这次越冬假期反正会过去的。她一事无成，在这儿比在任何地方都无所事事。在巴黎至少有工作，有激情。她想她最好去纽约做这件事，然后回巴黎，见瑞克。她觉得，做点自己的小生意这念头有点不着边际。瓦莱里安会借给她钱，这一点她知道，但那也只是个权宜之计。二十五岁是个愚蠢的年龄，早过了做孩子气的梦的年龄，但离安定下来又有点远。每个角落都有可能性，但同时也是死胡同。工作吗？做什么？结婚吗？在工作的同时结婚？在哪儿？跟谁？我拿这个学位又能干吗？我当真想当模特儿吗？那一点都不像她原先设想的那样：穿着轻柔漂亮的服装，露出轻柔漂亮的笑容。那是像刀子一样坚硬的，自始至终大家都皱着眉尖叫个不停，她若是想绘一幅弱肉强食的丛林场景，就会用上那些买衣服的人的面孔。她已经厌倦了，身心俱疲，比那只水耗子强不到哪儿去。她一直这样叫他。水耗子。西德尼叫他沼泽黑鬼。他到底是怎么说他的名字来着？即使她记住了，又能不伸手抓住那牵狗的皮带就把他的名字叫出口吗？

儿子离开，从起居室的钢琴边直接去了厨房，他发现那儿没人，就又走到下面的另一间厨房，里面还是没人。他原路返回，注意到在分开两间厨房的那段短台阶的平台上有一道门。他轻敲一下，有个声音答道“来了”，他推开了门。

“柴尔兹太太吗？”

昂丁正在一个盆里泡脚。起初她以为是杂工。这岛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叫她。连近邻家的菲律宾佣工都叫她昂丁。可门口这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不是那杂工。

“吉丁说我可以来看你。”他说。

“你想干吗？”

“道歉。我无意吓着大家。”儿子没让自己脸上露出笑容。

“哈，你要是有意的，我根本连想都不愿意想会是怎么个情况。”

“我有点离谱了。因为没吃东西。我饿得有点耍无赖了，夫人。”

“你本可以来要点儿，”昂丁说，“你本来该体体面面地到这门外，要些吃的。”

“是啊，夫人，可我，像个亡命徒。我跳了船，我不得不铤而走险，而且我太饿了，脑子都不转了。我在美国那儿也有点麻烦。你知道，我到这儿来，就是想办法待一阵子。”

“什么麻烦？”

“车子的。撞坏了一辆汽车，赔不起。没上保险，没钱。你知道的。”

昂丁紧盯着他看。她坐在一把印花棉布摇椅里，在泻盐溶液里搓着两脚。这间屋子和宅子里的其他房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家具都是二手货，桌子上有划痕，枕头很小，破布到处乱扔着，还有一股人身上的气味。那气味黏滞而持久，却是封闭的。对外来者封闭。这里从没来过客人。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没摆出茶具。只有西德尼和昂丁用的东西，而且利用得很彻底。一沓费城的《论坛报》整齐地码放在咖啡桌上。门左边放着穿旧了的拖鞋。几幅照片中的妇女双腿在脚踝处交叉，男人则站在藤椅背后，手指轻触椅背。几组人站在台阶上。一张蓝色的肖像中，一个男人蓄着神气的八字胡。一些早年的从头到脚穿戴齐整的黑人，样子像是有什么正经事。

昂丁觉察到他正仔细端详她的住所。

“我想，没有你睡的房子大。”

这时他才微微一笑。“太大了，”他说，“对我更是大得出奇。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我一点不奇怪。”

“我也想向你丈夫道歉。他在这儿吗？”

“他马上就回来。”

儿子想，她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单身女子，她在应门时想让叫门的人觉得隔壁就有一个大块头的硬汉。

“我很快就要走了。斯特利特先生说他会帮我弄到证件的。他说，他有朋友在城里。”

她露出怀疑的表情。

“就算他办不成，我也得走了。我只是不想惹你们生气或担心。我来这儿没有恶意。”

“好啦，这会儿你洗干净了，我倒容易相信你了。你原先那样子可够丑的。”

“我知道。别以为我自己不知道。”

“你昨天和杂工一起出去了？”

大家都叫吉迪昂杂工，他听着不痛快，仿佛他没娘似的。“是的，夫人，”他说，“斯特利特先生让我去的。我在那儿过了夜。我原想就在那儿待下去的，因为那里是我要去的第一站。可我不想在和你们大家和解前就离开。这么干我妈不会原谅我的。”

“你妈妈在哪里？”

“现在已经死了。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只有我爸爸、我妹妹和我。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昂丁听到他的孤儿身世，又搓起了双脚。“你干的是哪一行？”

“我在海上来来去去的有八年了。全都完了。主要运的是干货。船沉了。”

“结婚了吗？”

“结过，夫人，可老婆也死了。就在她死的时候，我惹了车子的麻烦，在他们把我送去坐牢之前，我只能离开佛罗里达。从那时起我就在码头上混。”

“嗯。”

“你的脚怎么了，柴尔兹太太？”

“累的。什么脚站上三十年也要发牢骚的。”

“你应该在你的鞋里垫上香蕉叶子。比‘爽健’足浴盆还管用。”

“是吗？”

“是的。要我去给你弄些来吗？”

“我要是想要我自己会弄的。以后吧。”

“好吧，我不打扰你了。”他正转身要走，西德尼刚好进来。他一看到是谁站在那儿和他太太说话，脸立刻皱得像闪电似的。

“你到我这儿来干吗？”

昂丁举起一只手。“他是来道歉的，西德尼。”

儿子向旁边移动了一下，以免挡在他们中间，然后才说：“是的，先生......”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或者我太太说，在别的地方说。别进这屋来。没人请你来这儿。”

“是吉丁，”儿子开始说，“她建议......”

“吉丁没权利请你来这儿，只有我有。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如果这是我的宅子，你的脑袋会吃一颗子弹。就在那儿。”他指着儿子眉间的一处地方，“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宅子，因为你还能直直地站着。可是这里是我的。”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地板。

“柴尔兹先生，你得理解我。他让我留下时我和大家一样惊讶—”

西德尼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你已经在这里偷偷摸摸转了好几天了，一身西装和理了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没打算改变这个事实。我只想解释一下。我惹了些麻烦，就离开了我的船。我不能只是敲敲门觉得万事大吉。”

“不要把你的烂事丢给我。留着告诉那些不那么清楚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住在楼上！”

“我错了，行吗？我偷吃的，还开始在这里转悠。我被抓住了，对吧？我为饿肚子感到抱歉，我为犯傻感到抱歉，别的再没有了。他清楚这一点。你的东家清楚，你为什么不清楚？”

“因为你并不傻，因为斯特利特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你，一点也不在乎你。白人拿黑人耍着玩。这让他开心，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才请你吃晚饭。这事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他一点都不在乎。你以为他在乎他太太吗？在乎你吓坏了他太太吗？要是能让他开心，他会把她交给你的！”

“西德尼！”昂丁皱起了眉头。

“这是真的！”

“你认识他这么些年，你这么想？”她问他。

“你倒是告诉我，”他回答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为她操心了？”

昂丁没有回答。

“不。你说不上来。而且他也不关心我们。他想的只是要人们照他说的去做。是啊，这里可算是他的房子，可是我也住在这儿，而我不想在这儿看见你！”西德尼又转过身来对着儿子，再一次指着他。

“柴尔兹先生，”儿子轻声但清晰地说，“你也不必为我操心。”

“可是我得操心。你是那种让我不放心的人。你本来有工作，可你丢了。你说，你惹了些麻烦，所以你就跑了。你躲躲藏藏，过着秘密生活，地下生活，直到被抓住才浮出来。我了解你，可你不了解我。我是费城的黑人，真名实姓地写在书里的。我们的人开过药房，在学校教过书，当时你们还刚刚在脸上做记号来分辨彼此。要是你盼着赖在这儿不走，从这块土地上榨油，要是你以为我会伺候你，门都没有！他对你失去兴趣的速度比你眨眼还快。你已经从这里得到了你能得到的一切：一套西装和几双新鞋。你脑子里别再想别的了。”

“我要走了，柴尔兹先生。他说他要帮我弄个签证什么的，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所以......”

“你回家用不着签证的。你是美国公民，对吧？”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人查出来。”

“听我的话。好好活着吧。”

儿子叹了口气。他在两天之内对六个人讲了自己的事。他谈及自己的话比这些年来说过的都多，他对每个人说了他必须说的一切实话。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西德尼是最难说服的。但他始终叫他柴尔兹先生，先生，接受那些指责他是个恶棍的姿态，最后还问他们，在他等候斯特利特先生为他弄到签证和一些身份证明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过夜。他说，需要的话，可以住在外边。他想，只消再过一夜。他住在这里的二楼并不觉得舒服。

两口子交换了一下眼色，西德尼说他得想一想。也许在厨房外面的院子里，他们可以摆些东西给他睡觉。

“非常感谢，”儿子说，“你们肯不肯再帮我个忙？能不能让我和你们一起在厨房吃饭？”

他们点头同意了，儿子很快就走了，还因为西德尼认为他对瓦莱里安的慷慨大度感兴趣而相当高兴。

当天晚上，整个住宅都关起门来，为圣诞节忙碌着。在昂丁的厨房里，儿子吃了很多她做的饭菜，她对他的态度柔和多了。西德尼不像他妻子那样好客，但他无法质疑这人确实饿得够呛，而且举止安详又彬彬有礼，几乎抹掉了那声“嘿”留下的印象。到吃完饭、回忆起美国时，西德尼已经开始叫他儿子了。

瓦莱里安、玛格丽特和吉丁早些时候在餐室中一起吃了饭，西德尼正经地伺候着。玛格丽特接了两个电话，心情平静了许多，她还隔着窗户看到了那个曾躲在她壁柜里的人，这景象给她的感受和吉丁现在明显表现出来的一样—那人是无害的。反正吉丁告诉她，他已经不睡在楼上了，也不和他们一起用餐了，迈克尔要是当时也在的话说不定会喜欢他。尤其在布里奇斯不来的情况下。旅游社说票还没被取走。她竭力想拽住她对瓦莱里安的绝望不放，但也无济于事。他看到四株仙客来开了花，高兴得要死，甚至想给蚂蚁放下镜子。整整一上午他都走来走去，拍着其他花草，尤其是他的小金橘树，那是始终没有开花结果的。他甚至草拟了一封给领事的信，询问能否为他的一名当地雇工办一份B级签证。他还提到迈克尔的拜访，好像他已经来了似的。

那天晚上大家很和气。很放松。瓦莱里安破例讲起了要是回到五十年代就没什么可笑的笑话。玛格丽特东拉西扯，想给节日再添些额外的好玩意儿，最后还坚持说她要亲自下厨准备圣诞节晚餐。一定要办一个旧式的圣诞节，这就要求家中的女人全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烤火鸡，烘苹果派。瓦莱里安该给领事打个电话。他们会有苹果的，他们那儿总有美国货。瓦莱里安说，她这一辈子都没成功做出饼皮，他并不期望在圣诞节进行这样的实验。但玛格丽特根本不听。她欣喜若狂：迈克尔已经在路上了。瓦莱里安觉得她这次有点高兴得手忙脚乱了—但她的兴奋感染了他，他纵容了这种气氛，不想煞风景。

祥和亲切的气氛延续了整晚，一直延续到所有人的梦里。只有儿子是例外。他躺在院里的吊床上，在夜风中辗转反侧，心中想着那个女人。他在众人面前挽回了面子，唯独在她面前不成。别人都因他那身希基·弗里曼牌西装和新理的发型而对他刮目相看，只有她无动于衷，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毫不动心。他并不总是知道自己是谁，但他始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在夜风中，兵蚁不爬出洞穴，蜜蜂也不飞出来。浓云在山后聚集，似乎要开始游行。你几乎能看到它们在堆积，可是在吊床上摇晃的这个人却没有注意。他躲在自己的孤独之中，在风中摇摆，飘荡。一个没有接受过人类仪式的人：没经过洗礼，没经过割礼，没有过青春仪式或正式的成人礼。没结过婚也没离过婚。他没参加过葬礼，没在教堂举行过婚礼，也没抚养过一男半女。没有财产，没有家，他寻求，但并不追随。他上的学校没有分数，所以他又怎么知道是否及格了呢？他曾想沉溺于蓝色的大海，下沉，下沉，然后再升起，从波涛中跃起，看到眼前是一个单调而坚强的表面，沉重又复杂的东西。他要围住它，征服它，因为当时他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或许因为这个世界也知道了他的力量，便不认为他有能力。世界对他的力量的了解和对它的观点间的冲突孤立了他，使他孑然一身。但他选择了孤独，且与其他孤独者为伍—他恰恰是在别人早已投降服输之际做了这一选择，因为他从未想按他们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些仪式是有问题的。他想走另一条路。在世界上生存的另一种方式，围着白浴巾站在那里看着杂工—吉迪昂的背影时，他感到那种方式在脱离他。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松动了，像是轮盘赌中绕着盘转的球，既靠自身的重量，也靠轮盘的力量，才能旋转。

在那八年无家可归的岁月中，他投身于无身份者的地下大军。虽说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要多于学生和士兵，但与学生和士兵不同，他们是不会被计算的。这是一支国际军团，成员有临时工、打手、赌徒、路边小贩、移民、运送危险品的货船上无执照的水手、钟点工、全职舞男和路边乐师。他们有别于其他男人之处（除去他们畏惧社会安全卡和身份证之外）在于他们拒绝认为活着就要工作，也不会在任何地方久留。有些人是哈克贝利·费恩，有些是黑鬼吉姆。其余的则是凯列、斯塔格里斯和约翰·亨利。他们不遵守法律，四处流浪，在外地报纸上阅读自己家乡的消息。

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儿子一直通过《时报》国际版、短波电台和其他水手的观点来观察美国。看似黏乎乎的。喧嚣、红火，却黏黏乎乎。它的田地松软吸水，它的人行道因为流淌着最出色的人的鲜血而变得滑溜溜的。只要有哪个人，无论男女，一做出什么慷慨之举或说出什么大胆的话，外国报刊上就会出现给他送葬的照片。这让他心生抵触，让他对无法目睹或切身感受的全部知识生疑。当他想到美国时，他想到的是那墨西哥人在汤姆大叔口中画出的舌头：他们画的美国地图就像塞满了童尸、围着一圈利齿的怪模怪样的舌头。儿子砸笛鲷鱼头的那天，那个墨西哥人笑眯眯地说着“美国人”，把那幅画递给了他，那是在监狱里画好、保存在储物箱里的。他们当时离阿根廷不远，一上午都在船头钓鱼，他们迅速地把笛鲷拉起来，好像是它们跳上甲板一样。只有儿子没钓到。那个瑞典人和墨西哥人—他最亲密的两个船友—大声嘲笑着他令人惊叹的霉运。突然间，鱼咬了钩，他挥着鱼钩一抡，甩出一大圈闪亮的水泡。两个朋友佩服地看着那鱼扑腾着迎接死亡。但在儿子弯腰去摘鱼钩时，那条鱼却垂死一挣，在甲板上蹦起三英尺多高，甩打在他的脸上。墨西哥人和瑞典人笑得像孩子，儿子抓住鱼尾，用膝头压着，挥拳猛击鱼头，鱼嘴一片血肉模糊，一颗眼珠跳着掠过甲板。瑞典人大呼小叫，墨西哥人却突然沉默了，后来就给了他那幅画，说：“美国人。纯种的美国人。一点儿没错。”可能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气愤地摔打一条要死的鱼，只要他被一条笛鲷妄图掌握自己生命的无耻宣言激怒，被它拒绝与他的鱼钩配合的举动震惊，想让它屈从于他的享乐，他可能就成了“纯种的美国人”，于是他该回家了。不是回到那片黏稠、猩红的土地上，而是回到那片土地上他的家里。那个与世隔绝的家园住着身穿雪白衣裙的健壮的黑女人，始终是干燥、葱绿和安静的。

那里不会有黑斑羚和水牛；没有交配舞，没有猎物。没有象牙，只有骰子；在他想旅行时却来了份工作。他奉为以往生活中独一无二—也只属于他—的狮子被凝结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的石头中，那座城市曾嘲笑过他的列兵军装。如同一个印第安人看到他的侧面像被缩小到一枚五分硬币上，他看到他想象中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倒影，被嘲弄了，被挪用、被商品化、被缩小成了装饰品。他不能放弃他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友爱。在海上和储物柜内，他拥有友情；在小酒馆和码头临时工职业介绍所里，他拥有友情。而如果他成了“纯种的美国人”，他最好还是回到友情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地方—家。他想回家，但那女人萦系于心，就是他想改变其梦境的那个女人，他侮辱她，只是希望她令人疯狂的美貌不再使他神魂颠倒，不想回家。

他想，她在我的心里，但我不在她的心里。若是在她的心里，会是什么样的呢？他想，明白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探寻。于是，第二天上午，他就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海边吃午餐，她说：“没问题，反正我也想在走以前去那儿写生。”他惊喜之中倒一时窘住了，那个“走”在他身上激起涟漪，更加重了他的窘迫。她就要走了？到别处去？

他们乘上威利斯吉普，她来开车，两个人几乎一语不发。她坐在方向盘后，穿着一件制作精巧的泡泡纱三角背心和一件大摆裙—有钱人说那是农妇穿的，而农妇则说是婚礼上穿的，她的皮肤在复活节白色的棉布的衬托下湿润闪亮—极其大胆诱人。

他们到码头边停好车后，她拿着速写本和一盒铅笔跳下车。他提着饭篮跟着她，因为她在带路—在压得结实的沙滩上印下浅浅的脚印。他们走了大约半英里，来到一处海湾，那里有干净的沙滩，还有一株菠萝。他们坐下来，她脱掉了帆布鞋。他们吃掉了那顿随意拼凑、匆忙打包的午餐，直到这时她似乎才意识到他的存在，还仅仅是因为她打开了速写本，摆弄着木质铅笔盒。这时她用专心而又遥远的目光端详着他，随口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回答时说的是：“我的一毛钱硬币。就是这个。我的一毛钱硬币。”太阳晒不到他们，蚊虫也被一罐点燃的商用驱蚊剂熏跑了。橄榄、法国面包、切不动的奶酪、火腿片、黑莓酱和葡萄酒下肚之后，他们俩倒像开始吃时一样饿了。

这顿填不饱肚子的午餐是她有意准备的，她把那些食物随手塞进一个漂亮的紫褐色海地编织篮，意在不让他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顿真正的野餐或者对她有多么重要。但他们一下就吃个精光，而且还想要更多。大概正是这种欲望让吉丁发问：“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是个极普通的令人厌烦的问题，是艺术家们边测量模特儿前额到下颌的距离边问的那一种。对这样一个问题，他显然做过思考。“我的一毛钱硬币，”他说，“就是一个旧金山人在我洗净一盆隆头鱼后给我的那枚。”他半坐半躺，用一只臂肘撑着上半身，面对着她，背后是蓝色的天空。“从那以后我赚到的钱都和那枚一毛钱硬币不一样，”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钱，是我唯一有过的真正的钱。比我掷骰子一次赢的七百五十块强多了。有钱的感觉是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可是不如那一毛钱。想知道我是怎么花掉它的吗？五支香烟和一瓶汽水。”

“五支香烟？”

“对。在乡下他们都是零卖的。那就是我第一次在商店里为自己花的钱。你信吗？你要是能看到当年那个硬币在我手里的样子就好了。闪闪发光呢。”

“汽水呢？”

“就是用那枚硬币买的，姑娘。硬币。你知道我先前捡过钱的。在街上，有一次在河岸上捡到一枚二十五分的硬币。那也算不错吧，你知道。真痛快。可是，任什么，任什么也比不上洗隆头鱼的那一毛钱。从旧金山人手里赚的那一毛钱。”他停下来等着她发表评论，不过她没说话。她只是在速写本后面忙着。“就在我离家之前，我听说他在一次煤气爆炸中给炸飞了。老旧金山人。”他咕哝着那个名字，“妈的。我在出城的路上听说的，已经等不到葬礼了。他在天然气田工作，给炸成了碎片。我离开城里时哭得像个吃奶的孩子。他可不是什么好人，我告诉你。他对他老婆像对一条狗，还在城里乱搞女人。可是在他被炸死的时候，我还是哭了，我一个成年人。一定是因为那枚硬币，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以后，再没什么钱对我来说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我不只是为那个—为了钱才工作。我喜欢有钱，是啊，一时之间感觉是不错，但钱是没有魔法的。没有隆头鱼。没有旧金山人。无论如何，有价值的东西是买不来的。我指的是，没有东西能和那五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加上那瓶 ‘辣椒博士’汽水相比。老实说！”他向后一仰头，朝天大笑。他是很漂亮的，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大笑：牙齿、嘴唇、胡须都完美极了，完美得让人怒气全消。吉丁停下了。她画不出他那张仰天大笑的面孔。“唉，无论如何，我猜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一切了，就钱来说。一些又好又简单又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明白吗？我那枚一毛钱硬币。”

吉丁的目光随着她的炭笔移动。“懒。真够懒的。我从未想过我会听见一个黑人承认这个。”她用拇指擦着线条，皱起了眉。

“哈，我可一句话都没承认这种事。”因为义愤，儿子的声音有些粗哑。

“我在早晨有太阳，而夜里有月亮。”吉丁手握炭条在画面上来回涂抹，头还不停地摇着，像《翻斗车在装卸》那首歌里唱的一样。“呃—我全身上下一文不值，什么都只有一点点—” 

儿子不由自主地笑起来：“那可不是懒惰。”

“那又是什么？”

“是不可能对钱动心。”

“要可能。要动心。”

“为了什么呢？”

“为你，为你自己，你的未来。钱并不是四下里胡抓乱摸来的东西。钱是能办事的。”

“能办什么事？”

“拜托不要给我来那套超验主义、梭罗的玩意儿。钱是......”

“那是谁？”

“谁是谁？”

“梭罗。”

“天哪。”

“别一脸厌恶。我是文盲。”

“你不是文盲。你愚蠢。”

“那就告诉我，教育我。他是谁？”

“下回吧，好吗？抬起你的头，别再为一无所有找借口了。连你那一毛钱也别提了。没什么浪漫的。那也不是自由。是愚昧。你认为你很超脱，超脱了金钱，超脱了激烈的竞争以及一切。但你不是，你只是没有。贫穷是一座监狱。瞧瞧没钱把你弄成了什么样子：逃跑，躲藏，偷窃，撒谎。”

“钱和那些没有任何关系。”

“肯定有。要是你有些钱，你就可以请律师，一个好律师，他就可以帮你摆脱困境。你的想法就像个孩子。”

“也许我还不想摆脱呢。”

“那你干吗还要逃跑？你告诉昂丁你惹上了官司，趁保释逃跑了。”

“我不想坐牢。”

“可是......”

“那不是一码事。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惩罚。要惩罚，就由我自己来惩罚好了。”

“是啊，你自己惩罚了自己。”

“是的。”

“你可能会在他们和你自己的双重惩罚中完蛋。”

“不可能。”

“你简直像个婴儿。一个乡下的大婴儿。有人对你这么说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好吧，你就是。你就像是刚出生的。你的家人在哪里？”

“在家，我猜。”

“你不知道？”

“我好久没回去过了。”

“你从佛罗里达哪儿来的？”

“埃罗。”

“埃罗？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一个镇子？”

“对，是个镇子。”

“天啊。我已经知道了：加油站、尘土、热气、狗、棚屋，店里有放满辣椒博士汽水的冰箱。”

“埃罗没有棚屋。”

“那就是帐篷。拖车营地。”

“住房。埃罗有九十户住房。全黑的。”

“黑色的房子？”

“黑人的房子。没有白人。埃罗没有白人。”

“你在开玩笑。”

“没有。”

“黑人市长？”

“没有市长，黑人、白人市长都没有。”

“谁来管事呢？”

“自己管。”

“得了吧。谁来泵水、转接电话呢？”

“噢，那些，白人做那些事。”

“那是绝对的。”

“可他们住在庞西、费利斯、萨塔菲尔德—有一段路呢。”

“我明白了。这九十个黑人做什么呢？”

“是三百八十五个黑人。九十户，三百八十五个人。”

“好吧。他们做什么工作？”

“他们捕鱼。”

“隆头鱼。对了。呃......我全身上下一文不值......”

“别笑。他们也在加油站工作，在庞西和萨塔菲尔德。他们还种些地。”

“天啊。埃罗。”

“你的家在哪儿？”

“巴尔的摩。费城。巴黎。”

“城里姑娘。”

“相信吧。”

“噢，我相信。”

“你去过费城吗？”她放下画板和铅笔，搓着手指。

“从来没有。”

“反正都一样。”吉丁用手指挖着沙子，随后又擦着手。

“不那么热吧？”

“嗯，比埃罗要好。”

“什么都比不上埃罗。”

“噢，当然。你最后一次在埃罗是什么时候？”

“很久了。八年前。”

“八年，嗯。你在八年里都没见过家人。现在恐怕连你母亲都忘了你叫什么了。”

“她早死了。是我爸爸把我们带大的。”

“他该知道你叫什么吧？”

“他知道。当然，他知道。”

“我可不知道。叫什么来着？”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大家都叫我儿子。”

“我想知道你出生证明上的名字。”

“在埃罗是没有出生证明的。”

“那你的社会保险卡呢。那上边也叫儿子吗？”

“不是。那上边叫威廉·格林。”

“就是那个。”

“只是其中一个名字罢了。我还有个名字叫赫伯特·罗宾逊。还有一个叫路易斯·斯托弗。我的驾驶执照上写着......”

“好啦，好啦。可是我不能叫你儿子。‘嘿，儿子。过来，儿子。’让我听起来像个老奶奶。给我一个别的叫法。”

“你挑吧。”

“好吧。我会的。咱们看吧。我需要一个合适的叫法。我知道。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一个我无论如何都要问的问题，最好的名字恰在其中。现在我就问了：‘你为什么不得不逃离埃罗，匆忙得没法参加旧金山人的葬礼，嗯，嗯，菲尔？’这个不错，是法语 ‘儿子’的英语化读法。”

“菲尔不行。叫什么都别叫菲尔。”

“好吧，那还有什么？”

“叫‘糖’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得不逃离埃罗，糖？’”

“好的。‘你做了什么才不得不逃离埃罗，糖？跑得这么快，糖，都没法参加给了你原先那一毛钱硬币的人的葬礼了。’”

“我杀了人。”

实际上他根本不像婴儿，甚至不像个穿着白人西装的乡下土小子。他的头发理过了，他的指甲修过了，可是他曾经住在这栋宅子里，藏在壁柜里，还把他的脸贴上她的头发，用他的下身顶她的裙后，在清淡的古龙水味下面是一个长着蛇一般头发的男人。天气很热。雾蒙蒙地热。是野餐的坏天气。

“我该被吓坏吗？”吉丁问。

“如果你想知道，不该。”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

“他是谁？你杀的那个男人？”

他站起身，优雅而迅速地摆脱那种困惑。他想，他们总是默认那是个男人。“咱们换一个话题吧。”他说。他的声音很轻柔，在她看来还带点伤感。他说话时眼睛远眺着大海。她想，装的。他在假装懊悔，还以为我会对此印象深刻。

“我痛恨杀人的人，”她说，“所有杀人的人。他们就像婴儿。什么都不懂，却想让大家理解他们，胆大包天，你说呢？”

“杀人不需要胆量。不需要，根本不需要。”

“我并不为你难过，你知道。我想你应该去坐牢。那样你就不会再可怜巴巴地看着大海，心里想着生活对你有多残忍。”

他匆匆地瞥了她一眼，仿佛她会让他从看海这件主业上分心。 “对不起，”他嗫嚅着，“我没那个意思。我没在想自己。我想的是我杀的那个人。那才叫可怜。”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没有为什么。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是说，那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那是一场误会。”

“当然了。你不是有意的，对吧？”

“噢，我是有意的，但我本来没想的。我是有意动手杀人，但我没想杀死。我做得过火了。”

“那也不够漂亮。杀，接下来就是死。绝对不帅。”

“是啊。”

“脾气，脾气，脾气啊。”她哼道。

他再次低头看着她，巴不得是一时的脾气。像那样简单，或者像那样可被原谅的事。但是他心里清楚，八年来每逢他看着—在融化的海洋里，在职业介绍所里，在炮火下，在廉价住房的铺位上，他总看得见先是嘴、继而是眼睛的垂死之态。事情本来不该如此，在他还没来得及对她的死感到懊悔时，他就为自己未能在她死时直视她的眼睛而感到惭愧。那是她该得的。是人人都该得的。在他们面对死亡时，应该有人看着、守着他们—尤其是杀人的人。但他却没有那份勇气或怜悯，这让他愧疚难当。

他看着吉丁。这时轮到她凝视大海了。“你杀的是谁？”她问。

“一个女人。”

“我早该想到了，那就是你所能想到的用生命去做的一切吗？杀一个女人？她是黑人吗？”

“是。”

“当然。她当然是。她做了什么？出轨了？”她说这话时居心不善。是哄骗。像是在说“拿走了你的糖果？”

他点了点头。

“哎哟哟。而你呢，据我揣测，准是那种从不看别的女孩一眼的忠诚男友喽。”

“从不。我退伍之后就从来没有过。我搞一点表演—我指的是夜间弹钢琴。一切都算顺顺当当，直到我去了油田。我在萨塔菲尔德交了那个女朋友，来来往往有差不多三个月。后来有一天早晨，我回到家，却......”

“别说了，”吉丁高声叫道，“不用告诉我了。你发现她和别人在一起，就对她开了枪。”

“不。我是说是的。我发现她—是那个样子，可是我没进屋。我转身走了。我坐进车里。我正准备把车开走，你知道，我把车倒回路上，可是我走不了，不能把他们留在那儿，于是我掉转车头，开车穿过房子。”

“你开车轧死了他们？”吉丁的上嘴唇厌恶地翘了上去。

“没有，我只是把那地方碾平了。可是车爆炸了，床起了火。我们那间房子很小，简直是个盒子，我开车穿过了卧室的墙。我把她从火里拽出来，但她没能挺过去。之后他们抓住了我。”

“那个男人怎么样了？”

“其实不是男人，只是个男孩。我听说是十三岁。头发都烧光了，但是别的都没事。他们指控我谋杀了两个人。”

他依旧站着，现在低下头看她，注意到她把两条腿缩进了白布裙子下边。他想，她害怕了。在一个小岛上，远离住宅的地方，与一个杀人犯在一起，她怕得要命。突然间，他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他喜欢看她害怕。其中的惬意恰如一只在暖气管上取暖的猫，让他在有安全感的同时狂躁起来。她一直眺望着地平线，两腿始终缩在裙子下面。她是不是在担心我会砍掉她的两条腿，还是那下面有什么东西，她唯恐我会取出来杀掉？这念头使他又惊又喜，他单膝跪地，柔声说：“我不会杀你的。我爱你。”

她如牝鹿般飞快地转过头来。她的眼睛因为决定不了该被什么激怒而大睁着：被许诺还是被坦白。

“你最好哪样也别做，”她说，“我不想让你爱我，你也别威胁我。别再威胁我了。”

“我没有威胁你。我说过我不会......不愿......”

“你为什么会那么说？你算是什么人？人们都不这么说话。没人这么说。你以为我们在哪儿，丛林里吗？你为什么要说，你不打算杀我呢？”

“嘘......”

“我不会住口的。你不能坐在沙地上平白说出那种话。你想吓唬我吗？”

他想，她气得口不择言。我又让她厌恶了。确实，她看着他的眼神仿佛他是个脑袋水肿的侏儒。他觉得她是对的。我是疯了。只要我一想说实话，效果总是适得其反，要么就是愚蠢或者让人害怕，而他那张赤裸裸的无可奈何的面孔没法掩饰。“不，等一等。我......我没想吓唬你。我是想安慰你。”

“安慰我？”

“是啊。你把腿收到裙子里，像是害怕我。你不用把腿收起来的。我是说......”

“你在说些什么？”

“你改变了坐姿。”

“你以为我这么坐着是因为害怕？”

“好吧。我错了。可我说那话并不是为了表示，‘也许我能，可我不会的’，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认为我要或者......我不是一个杀人犯。只有那么一次，我一时气昏了头。我只是不想看着你那样把腿叠进去。我想让你放松，像你原先那样。你刚才很活泼，还用手搔脚踝。”

吉丁看着他，想弄清楚他是那个懂得盆栽花草的人还是那个开车冲进房子的人。

“老实说，”他说，“我无意吓唬你。真的。我生活中可以缺少很多东西，可我不想看你在我面前收起腿，只是因为我没有被按照法律投进监狱。很多人有的那种生活我都没有，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别再把你的脚也从我面前收回去。”

“你有毛病。”她说。

“没有，我挺好的。”

“不，你就是有毛病。”

“因为我喜欢你的脚吗？”

“你得不到我的脚。”

“我没要求得到你的脚。我只要求看到。”

“我没法这样说话。是个人都不会这么说话。”

“让我看到你的脚。”

“住口。”

“行吗？”

“我说，哈维，亨利，儿子，比利·格林，我们最好收拾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在她面前稍稍偏右的硬沙地上坐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他放弃了。放弃试图给她留下印象的努力。

“我没有发疯，吉丁。可能有点莽撞，但不是怪人。”

“我不信。”

“一个男人爱你的脚，你却把他拒之门外？”

“你需要专业治疗。”

“伸出一只脚来吧。一只就好。我当然更希望是两只，不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只给我看一只，虽说两只更好。两只脚才成双。所以说，两只脚才能一起走。一只只是......”他轻轻耸了耸肩，“一只。单个。两只才好。我想两只脚都看。”

“我搞不懂你。”

“慢慢来吧，反正你一站起来我就看得见了，但是我更喜欢你自己给我看。”

吉丁的双脚在裙下很暖和，都缩得紧贴着大腿。

“我不会碰的，”他说，“我保证。”

她的目光掠过他的面孔，感到心潮起伏。天空中的太阳依旧躲在一片朦胧之中。黑色冠羽的海鸥栖息在岸边浪花之上。从她坐的地方看过去，它们好像鸭子。她记忆中的海鸥都是尖叫着俯冲入海的。她还从来没见过它们安详的样子：卧在水中一动不动，仿佛在聆听什么。

“来啊，”他说，“给我看看。行吗？”

她开始慢慢地伸出一条腿，那副小心警觉的样子就仿佛要展开一场冒险。

“要再露出一点，”他催促着她，“来。”

随后她便迅速伸直两腿，让它们裸露在空气中。他看着那双腿，并没有去触摸。她心潮起伏，从头顶一直蔓延到在沙上翘起的足尖。他看着她的腿，悄声说：“瞧啊。”他俯身向前，想看个仔细。“我说过我不碰就不会碰。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的话。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多想碰一碰。就是那儿。”他指着她的足弓，“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碰，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我就不碰。”

她想，他想吻我的脚。他想把他的嘴放到我的脚上。他要是这么做，我会踹掉他的牙。但她没有动。

“我能吗？我能在那儿碰一下吗？”

她没有回答，在几下心跳的时间里他也没再说什么。然后他就做了。他把食指放在她脚心，就那样放在那儿，放在那儿。

“你住手。”她说。他不按了，但是食指仍然留在之前碰过的赤脚的脚心。直到她系好帆布鞋的鞋带。

“我得回去了。”她说。

他马上站了起来，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了，他走在她前面领路。这次是他开的车，吉丁则静静地坐在车里，脑中一一过滤着她不会允许他和她做爱的种种理由；那些无论有没有指印、无论有没有仰天大笑她都不可能将其列入考虑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期望能跟她上床。她再怎么努力，他似乎都不相信她没有被他吸引。其次，这会让纳纳丁和西德尼感到困扰。再次，他不是容易驾驭的人。事后，他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宣称所有权吗？用他的房间换她的吗？如果她拒绝了，他会开着吉普冲进去吗？他现在吹着口哨，边开车边从牙缝里向外吹着口哨，就好像他已经做成了。毕竟，她已经在这儿待了整整两个月而没人陪伴了。吉丁叹息一声，翘起了下巴。再过十五分钟，他们就要回到住处，她就能把这一切抛在脑后了，这时吉普车却慢了下来，她简直无法相信。他准是搞了什么鬼；他以为她会傻乎乎地坐着任他为所欲为吗？可这是真的。他把油门踩了又踩。没有用。油表显示没油了。吉丁四下张望：两旁是丛林的腐殖土，左侧的树木逼近道路。向前回家的上坡路要比回码头的土路更长。吉丁伸手从储物屉中取出一把钥匙。“这是码头油泵的钥匙。”她说。

“有装油的东西吗？”他问。

“后座下面有一个五升的桶。用它好了。”

“我希望你是对的。我是说那泵里还有油。”

“我也这么希望。要是没油，就从船上弄点吧。我知道船上还有。”

他点点头。“走到那儿大概得用二十分钟，回来还得要二十分钟。”

她表示同意，就在座位中坐稳，交叠起双腿。

“你不跟我去？”

“不，”她说，“我在这儿等。”

“一个人？”

“去吧，好吗？我不会有事的。岛上没有我不认识的人。如果有人开车过来，我就让他们捎你回来。”

他随后就走了，吉丁在篮子里翻着，想看看那顿糟糕的午餐还剩下什么。没有。一点都没有。她在太阳下坐了一会儿，太阳真可恨，在最不需要时却穿戴整齐地露面了。所幸这里没有蚊虫，只有一种丛林特有的腐败味。她一直等到太阳在她头上烤出了洞。她没戴表，但估摸二十分钟已经过了。只要再等二十分钟就好。随后她决定在路左边的树下找一处阴凉的地方，也顾不得那种令人不快的气味了。这里是骑士岛上丑陋的地方—她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会转开眼睛。这里的静谧是沉重的，而且其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她和儿子谈话时绷紧的神经，她脚心上的他的食指，以及后来她的那些蠢念头。一旦他们回到一切都很熟悉的吉普车里，她就变得相当镇定，可震颤并未在腹间消逝，而且需要宣誓当修女的决心才能抑制。这种震颤完全不同于那天上午他从身后抱住她、压着她时由恐惧引发的愤怒。一点都不像。但是他如今已经洗过澡、理过发了，宽容柔情的目光和森林般的嗓音十分漂亮。他的微笑总是突如其来，如同一阵旋风吹过他脸上的草原。有时是顽皮的，有时则不是。有时会使她抓住缰绳。她拿上速写本和一根炭条向树丛走去，又一次希望她的指尖上有真正的才华。她热爱绘画，若是画得不好，未免有失公平。不过所幸她还有自知之明，懂得才华和平庸之间的差距，因此她便将那种直觉投入对艺术史的钻研—这条路她没有走错。

那些树木并不像她设想的那样紧靠在一起。高大的灌木给了人这种错觉。她走近树荫，向树间窥视。她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发笑。挺立在起伏多苔的地面上的幼树围成了一圈。除了绿色和棕色几乎没有其他色彩，因为很难有光线透入，而仅有的光线—左边的一股伤感的阳光—把棕色捆扎成更深的影子。在绿荫华盖之下的中心是一片荷兰人喜爱的同样是深绿色的草坪。那一圈树看上去像竖立着的猪肋骨。吉丁把速写本夹在腋下，握紧炭条。真令人惊讶；这地方看上去很像布鲁斯·怀特或者法杰塔的作品—一幅雅致的漫画书插图。她迈过一些像杜鹃花的灌木，站上了长满青苔的地面。位于这片地带中心的那块草坪的边缘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她向那里走去，却陷了进去，直没入膝盖。她扔掉速写本和炭条，抓住了一棵树，它在她的双臂中颤抖着，摇晃着，仿佛要和她共舞。她挣扎着抬起两脚，却在青苔覆盖的胶状沼泽中又往下陷了一两英寸。速写本上那张勾画得拙劣的儿子的面孔向上看着她，而树上悬挂着的女人们则向下望着她。她想，从沼泽中脱身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每个女童子军都会，可我不会。想动是不可能的。至少不能突然动。或许她应该平躺下来。她搂紧那棵树，树又摇晃起来，仿佛要和她跳舞。她想，数数。我要数五十然后再拽，再数五十再拽。她只要坚持吊着直到儿子回来，就能呼救—十五分钟，不会更长。这段时间她就紧贴着那棵想跳舞的树。向下看那片烂泥是毫无意义的，它只会让她想到蠕虫、蛇或鳄鱼。数数。只要数数。别出汗，不然会失去你的树伙伴。像恋人般紧抱着。像夫妻似的紧贴着。缠住你的伙伴，拖住他，绝不放开他。爬到他身上，一次向上爬一毫米，比软泥还要慢，像青苔一样覆上他。抚摩他的树皮，轻触他隆起的部分。随着他摇晃，也随着他战栗。对已经被抬起的部分悄声从一数到五十，把娇嫩的皮肤留在后边。用你的生命爱恋他，信任他，因为你已经从烂泥中把自己的膝盖之上都拯救出来了。

那棵幼树叹息一声，摇摆着。女人们从树冠上向下望着，不再低语。她们初看到她时，高兴地以为她是个被送回到她们身边的逃家的孩子。但细看之下却瞧出了不同。这姑娘奋力想从她们身边跑开。吊在树上的女人们现在安静了，却又傲慢起来—她们对自己的价值、特殊的女性身份都很在意。她们深知世界上的第一个世界就是用她们神圣的财产建立的；她们深知自己就能把金字塔的石条粘在一起，把冲刷摩西围栏的激流止住；深知她们坚定的一致、她们冰川的步调、她们永久的拥抱，而不理解为什么这姑娘在下面绝望地挣扎着要获得自由，不肯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吉丁数到五十八次，也拽了五十八次，这时她的右膝擦到了一个硬东西，她勉强抬起腿，最终跪到那硬东西上，它好像是从她的树伙伴身上长出来的。稳住之后她又抬起另一条腿，但粘了泥的鞋底却在树干上找不到下一个立足点。她不得不轻晃着，把双膝的内侧当做杠杆。爬到足够的高度后，她用一个猛劲转到树朝向道路的一侧—那部分树干伸向了坚实的地面。她滑下来扑倒在地，当儿子浑身是汗地走上山来时，她正在小声哭泣，用树叶擦着她的腿和脚。折边处呈黏糊糊的深色的白长裙挂在车门上。她只穿着三角背心和短衬裤。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跑到她跟前，把桶放到座位上。她没有抬头看他，只是擦着眼睛说：“我往那边走了走，就掉进去了。”

“往哪边？”

“那边。那些树后边。”

“掉进什么里了？看着像油。”

“我不知道。我猜是泥，可是我陷在里面时又觉得像是胶。但又不像胶那样容易弄掉。它会变干，还很黏。”

儿子跪下去，抚摸她的皮肤。那黑东西在一些地方闪闪发亮，而干了的地方就像胶水。她用叶子擦了半天也没有用。他摇了摇那桶汽油，滴了几滴在她裙子上干净的地方，然后递给她。她接过裙子，一声不吭地继续擦拭身体。他把汽油倒进油箱，他们等了一会儿，让油流进油管，只是在引擎发动起来时，吉丁才冒险回头瞥了一眼她刚刚陷进去的地方。她已经认不出和她共舞的那棵树了。

儿子缓缓地驶上山坡，以减轻油耗。他不时扭头看她，发现她不是那么容易安慰的。他决定稍微逗逗她。

“那儿就是沼泽女人住的地方，”他说，“你看到她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

“她们和山上的骑士配对。”

“噢，别说了。住嘴吧。”

“我还以为你可能会看见一个呢。”

“喂，”她说，“我差一点就死了。那片烂泥都没到我膝盖了。别想让我高兴起来，这事一点不好笑！开你的车，好吗，把我送到家，我好把这些脏东西从身上弄掉！”

“好的，好的。”他说，满面笑容，因为他喜欢她穿着内衣坐在他身边。他喜欢得没法严肃起来，直到他们开到宅子前面，坐在起居室前院里的玛格丽特走过来看是谁来了。

“出了点事，”吉丁不等玛格丽特把她盯视的目光从她的内衣转向儿子就赶紧说，“我散步时陷进沼泽了。”

“我的天，”玛格丽特说，“你这小可怜。你大概吓得要死。他当时在哪儿？”她冲着儿子的背影扬了扬下巴，他正把吉普开向宅子侧面厨房边的停车处。

“去码头上取油。我们把油用光了。”吉丁匆匆进了房子。她的两腿让汽油烧得生疼，“我得好好洗洗。”

玛格丽特跟着她。“先用肥皂搓。再用酒精擦。天啊，这是什么东西？看着像沥青。”

在卧室里，吉丁脱掉三角背心和短裤，踮着脚走进卫生间。

“他是霉运，吉德。真的。无论什么时候，谁一走近他准得倒霉。”

“瓦莱里安是例外，”吉丁说，“他可给瓦莱里安带来了好运。”

“那很正常，”玛格丽特说，“松节油比较好，亲爱的。你有吗？”

“没有。不过用肥皂已经都洗掉了。从现在起一个星期我都不必用蜡给腿除毛了。天啊，火烧火燎的。”

“他是霉运，吉德。真的。我可算知道了。”

“别担心，玛格丽特，迈克尔就要到了。等着吧。”

“我希望是。那该有多好啊。我要亲自下厨，我跟你说了吗？”

“说了。”

“他十四岁之后就没来过这儿了。他要是能待在这儿，我就会喜欢这儿了。我会喜欢这儿的一切。他不会捣乱吧？”

“谁？”

“他。威利。”

“不会的。他何必呢？瓦莱里安从领事那儿一得到消息，他立刻就会走。你怕什么？”

“唉，吉德，他之前可是在我的壁柜里。”

“他现在不在那儿了。怎么了，玛格丽特？你觉得他在打你的主意？”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整个人紧张透了。这地方已经让我发疯了，再加上他。你看你，跟他一块儿出去，从车里出来就掉进了泥坑。”

“玛格丽特，陷进去的是我，而不是你。而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吉丁自己都奇怪了，她居然替他说话，和玛格丽特顶嘴。她觉得那种不信任，她和玛格丽特玩过的那种无聊的游戏，全都过去了。现在，玛格丽特随时都会伸出手来，说：“你的头发是怎么做的？你的头发是怎么做的？”就像全世界的白人女孩一样，要不就跟她谈起多库斯—那个她直视过的黑人姑娘。但现在她的烦人之处又多了些东西。也许她该直截了当地说明白。他不想要你，玛格丽特。他想要的是我。他疯狂，他漂亮，他是黑人，他是穷光蛋，他漂亮，他杀过一个女人，但他不想要你。他想要我，我有指纹可以证明。不过她并没有说任何这种话，她只说她现在想睡觉了。玛格丽特走了，但她带来的警醒却留下了。吉丁上了床，发现在所有人中她最嫉妒的是玛格丽特。只因为他在她的壁柜里待过，她就以为他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就是勾引她。当然是她。一个白种女人无论多么老，多么皮松肉弛，多么没有女人味，相信吧，她会因为他选了玛格丽特的壁柜，因为他让她相信他真想要她，而开枪打死他。

天啊。吉丁小心翼翼地翻身，以保护她那一碰就疼的双腿。我竟然和她抢着要被强奸！她觉得这地方要把她逼疯了，让她像个傻瓜。经过鉴定的。

过了好久她才入睡。肥皂真管用。他一心要看的一双小脚又干干净净了，又粉红柔软了，仿佛从来没被触摸过，也从来没踩上地面。

第六章

在平安夜之前，连该死的绣球花居然都开了！

整座岛屿像醉汉似的吐出五颜六色，而在这个角落里，在被塑料过滤过的光线里，有一片清醒而精致的紫红色。瓦莱里安给花喷水，给根通气。“圣诞快乐。”他说着，还举起酒杯向害羞的紫罗兰花苞祝酒。玛格丽特说的也许是对的：这可能是个温馨而难忘的圣诞节。那个黑人给花房带来了好运，说不定也能给整个活动带去喜气。米歇林会来，还有迈克尔和迈克尔的朋友；这就够了。玛格丽特脑子清楚地忙碌着，高高兴兴地关心起自身以外的事。

瓦莱里安从绣球花旁走开，透过窗户望向洗衣房。洗衣妇和杂工在那里，她在心口上画着十字祝福。他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不过看样子像在大笑。他想，喝一杯。他们已经在庆祝了，并且喝上了一杯圣诞酒。他喜欢这样。这才像圣诞节开始的样子，既然一切都已就绪—迈克尔在回来的路上，玛格丽特在做饭，绣球花在开放—他决定到花房外和仆人们在一起，也向他们道上一声圣诞快乐。所需要的就差斯塔德老奶奶以前总做的节日面包了。奥列巴伦。

“奥列巴伦？”

“是啊。我奶奶以前在新年时总会做这个。”

“那个糖果女王吗？”玛格丽特问道，“我从来没听过。”

“不难做，”瓦莱里安说，“是一种荷兰食品。”

“是什么味道的？”

“甜的。就像甜甜圈。”

“我们不能用甜甜圈当晚饭，瓦莱里安。”

“不是晚饭，是下午吃的。就着白兰地和咖啡。”

“没有奥列巴伦可就难办了。”

“那就算了吧。”

“不。我说过我要做，就一定做。迈克尔会高兴得跳起来的。”

“昂丁也会的。”

“可能吧。我从没见她吃过东西。”

“没人见过厨子吃东西。咱们再来过一遍菜谱吧。火鸡、土豆泥、肉汁和青豆，还有什么？”

“柠檬酱和这个奥列巴伦。”

“你可以在里面放些苹果。做起来比苹果派容易，这是我们家的传统点心，或者说曾经是。头道菜呢？汤还是鱼？”

“瓦莱里安。”

“简单点就成。你做得来的。”

“你会帮忙吗？”

“我来招待客人。我不能干两件事。那可不是你说的。你说过你要为大家做一整桌饭菜。”

“这么说有多少人呢？六个？”

“七个。这太有趣了。你会开心的。别忘了那是你的主意。”

“你怎么数出七个人的？”

“布里奇斯有个女朋友，对吧？这样就有我、你和迈克尔，布里奇斯和他的客人，吉德和米歇林。火鸡在这儿，青豆、土豆，没别的了。你可以提前做奥列巴伦。在平安夜。”

“你有配方吗？”

“有。”

“我需要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酵母、鸡蛋、牛奶、白糖、柠檬、面粉、葡萄干、苹果和黄油。”

“柠檬酱怎么做？”

“就是把柠檬味汁打出泡沫，再在里面搅进奶油。简单极了。或者我们可以用熏鱼做头盘。差的就是欧芹了。柠檬酱是一道清淡的甜点，正好在大鱼大肉之后吃。然后就是咖啡、白兰地就着奥列巴伦。”瓦莱里安张开手指，表示这些做起来有多容易。他希望她在随后的几天里一直忙碌着—就不必坐在那里为迈克尔什么时候（或者是否）回来而忧心忡忡了。

“甜甜圈和白兰地。”她边说边摇头。

“玛格丽特。”

“噢，不。挺好。只是听着有点可笑，就这样。”

“这种甜点中间可没有洞。”

“糟透了，”她说，“可能会启发你的。”

“我为昨天晚上道歉。那不是我现在来的原因。我一向可恶，这我知道。你发现威利在你的壁柜里时，我不应该那样对你。”

“那事已经过去了。忘了吧。”

“那样处理还好吧？”

“我想是吧。”

“你现在该去看看花房。简直是黑魔法。”

“真的？”

“真的。你该来看看。我很抱歉，玛格丽特。不过我喜欢你那两下子。”

“当然。我们找时间再做一次。”

“很快吗？”

“很快。”

“现在。”

“现在？”

“为什么不呢？”

“不能那么干，瓦莱里安。我是说我不能在大下午的就躺下来。”

“我能。我还能跪着来呢。起来的时候可能需要帮把手。不过我能做到。”

“不成。等等吧。”

“玛基。玛格。”

“那算什么晚饭啊？我午饭都不会吃那个的。她是不是以为她在帮我的忙？”

“别唠叨了。现在是圣诞节，你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做晚餐。”

“我敢说我还是得做菜。”

“不，你用不着。”

“那谁来做？你吗？不会是玛丽。不会是杂工。他们决定不出现，也不告诉任何人。什么事都得靠我。那堆该洗的衣服在那儿堆得都有一英里高了。吉丁和那个坐牢的出去玩了；客人要来......”

“我跟你说过了，他已经给米歇林医生打了电话。米歇林医生马上就会给我们找个帮手来。也许不是马上，他们那里也要张罗圣诞，但他知道他的管家能找到人。我们只要再凑合一两天就行了。该洗的衣服堆在那儿就好，把你自己安排好。你再担心下去我可受不了了。”

“那就别随便烦我。要是你指望什么事都办到家，还是快放弃吧。”

“你才烦人。你都烦了好几天了。什么事都没法让你开心点儿。”

“整个宅子都乱了套。在这样乱了套的宅子里没法放宽心，当好人。”

“这个宅子没乱套。是你乱了套。人人都开心，都在笑，只有你。昨天夜里斯特利特先生和他太太睡了觉。你知道有多久他没那么做了？跟她睡一张床？”

“睡觉这个词倒不错。”

“你就不信吧。他们一早上都在说悄悄话呢。”

“我不管。他们就该睡一块儿。我从来都不明白他怎么忍得住。没人听说两口子除去一块儿睡还能怎么睡。他们愿意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倒是吉丁睡在哪儿让我操心。”

“她睡在自己的床上。”

“我要把这个盆扣在你头上。你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唉，你想让我怎么做？”

“谈谈。”

“跟谁？”

“她。”

“离我远点儿吧。”

“西德尼，听我说。我不喜欢那样。一点都不喜欢。她跟他在一起混有什么意思？他一个子儿都没有，也没前途。”

“她就是玩玩嘛。这里又没什么事可做，你知道。他洗干净之后看着挺漂亮，连举止都说得过去了。是啊，他们打点了一顿午饭，到海滩去，游了一会儿泳。那又怎么样？会结婚吗？你先是因为觉得她打算嫁个白人男孩就大呼小叫的；现在她跟一个自己人去游泳，你还是急得发疯。吉丁不是傻瓜，他也还可以。”

“他可不怎么样。”

“他刚闯进来时，是你一个劲儿劝我要冷静的。我当时都准备好向他开枪了。现在你倒成了要使枪的人了。”

“我就是不喜欢这样。”

“你担什么心？她不会跟他走的。别因为你自己蠢，就觉得她会。她努力了这么些年就是想让自己成为个人物，没什么能让她半途而废，就为了个沼泽黑鬼。”

“我担心的不是她想什么。而是他想什么。”

“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没有。”

“就是嘛。”

“可我见过没人看他时他的那双眼睛。至少在他认为没人看他的时候。”

“你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昂丁？”

“野性。明明白白、直来直去的野性。他想要她，西德尼。为了得到她、留住她，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那得两厢情愿，昂丁。他总不能绑架她。”

“还真有可能。”

“可是斯特利特先生喜欢他。”

“他喜欢他是因为吉丁喜欢他。”

“不。他帮他伺弄了花房里的那些花。让快死的花又长起来了。”

“他想把他留在这儿，这样吉丁就会待在这儿，要是吉丁留下来，那他太太就可能不会走，哪怕迈克尔真的露面了，她说不定也不会跟着他离开了。”

“好吧。也许他是对的。”

“别指望这个。要是那男孩回来了，她会拔脚就走。她和迈克尔有很多事情要解决。那些事都压在她心里，不解决她就永远不得安宁。她要追着他到天涯海角，上帝知道，那就是她该去的地方。”

“你恨那女人，你希望她离开这儿，这样你就能让一切事都遂你的意了。”

“我不恨她。说实话，我是为她难过。”

“想要点热水吗？”

“不，现在很好。”

“一切都会好的，昂丁。她要来厨房做圣诞晚餐。你得让开。也许她做得很糟，但也就是那么一晚上。我们总能好好表现一个晚上吧？等那晚一过，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

“除了我的脚。”

“你的脚也不例外。把脚放在这儿。我来替你揉揉。”

“拖不了太久的，你知道。现在脚上裂了极小的一个口子，可就是好不了。我的活得站着干，要是我站不了，也就干不成活了。”

“你站不住的时候，丫头，就坐下。你用不着干活。我可以养活你，这你是知道的。”

“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省下来的那点钱也全给了吉丁了。倒不是说我后悔那点小钱，我不后悔。”

“我们还有点股票，还有社会保险。有年头了。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劝说斯特利特先生别取出来，可他偏不听吗？现在我倒感谢他没听了。”

“这么伶俐的一个小姑娘，还这么漂亮。我从来不在乎接手抚养她之后没有自己生一个孩子。我宁肯整天整夜地站着供她上完学。等我的脚不中用了，我就跪着做饭。”

“我知道，宝贝，我知道的。”

“她给我争了气，那丫头办到了。不管出了什么事或者我有多累，她都是我的骄傲。”

“他也帮了忙，你知道。没有他，我们是办不到的。”

“我是知恩的。你知道我是感激他的。我和他之间从没出过问题。他是讨人嫌，可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而她也从来没反对过，昂丁。好多做太太的都不会同意的。”

“也许吧。”

“躺回去。把腿放到这个枕头上。好好歇着，什么也别操心。什么都不会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不会一时冲动，嫁给个什么都没有的黑人吧？我不在乎他有多好看，说起话来嘴多甜。你一点没提填料的事。她是要把那只鸟填上，还是空着肚子烧烤？”

“歇着吧，丫头。”

“柠檬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没人来。至少邀请的人谁也没来。帝王蝶飞到窗户上，可它们没有受到邀请，蜜蜂也不请自来。它们是被九重葛架顶上六声部的鸟鸣叫醒的。但谢天谢地，未嫁的姑妈们没有拖着有弹性的长发到这儿来。还是没有人来。没受邀请和临时出现的客人们共享了圣诞日的晚餐。先是接线员读出的B. J.布里奇斯发来的电报：“波士顿天气无法飞行，推迟至新年。”随后是米歇林医生打电话来，遗憾地说风浪太大无法渡海。最后是海关稽查报告，说上午九点从迈阿密飞抵的最后一次航班上没有红色旅行箱，而且当天根本没有来自休斯敦的航班。又打了许多电话。迈克尔没接他的电话。玛格丽特若不是忙着确认这一灾难，恐怕就要在平安夜垮掉了：拨出更多电话—等待了四十五分钟直到接通；更多的电报带回 “确认已发送”的消息；迈克尔的邻居都问到了，可要么号码变了，要么邻居换了；还让他的几个前女友到他的住处去查看。他离开了吗？什么时候？但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人们都有别的事要做。随后便是包装礼品，做奥列巴伦，准备火鸡—其实是鹅。玛格丽特已经累得感觉不到最深处的伤心了，到了圣诞节当天黎明时分，还是没有一个人来到十字树林，也没人在应在的位置上。昂丁在澡盆里。玛格丽特在厨房。西德尼在花房里为餐桌准备摆花。吉丁在洗衣房等待烘干机烘完衣物。瓦莱里安守在电话旁打那些没结果的电话。儿子没有自己的地方，就到处碍别人的事。原本安排在迈克尔到达后进行的礼物交换，改成在随便什么地方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一点热热闹闹的气氛都没有。当确定了没人会来，这个节日倒像是属于鸣啭的鸟而非家人和朋友时，瓦莱里安为了适度地让玛格丽特开心点儿，或者勉强度过这一天，就说：“咱们都坐下来，自己吃晚餐。所有的人，吉德，威利，昂丁，西德尼。”他们大家会高高兴兴地过这个节，他说。玛格丽特点点头，离开了厨房，那些东西的用法此刻完全与她无关了。前一天晚上，她还能控制住自己—足以洗净那只鹅，它本该站立的腿却站不住。但奥列巴伦的配方却滑出去抓不到了。西德尼帮她抢救了回来，而现在瓦莱里安一叫她离开厨房，她似乎对什么结果都无所谓了。这又成了一顿她计划要做最后却只好由昂丁完成的晚餐，其中也包括那种柠檬酱。昂丁接受了劝说，穿戴整齐，和西德尼及其他人一起走进餐室，一来是因为她有先见之明地烤了一只火腿，做了一个椰子蛋糕，也就没必要吃玛格丽特的菜，二来是因为不这样她只能独自就餐，不过她仍为起初把她撵出她的厨房，而后又在玛格丽特由于换了客人而中途甩手不干的当口把她推回去而闷闷不乐。她感到郁闷，还因为她认为吉丁秘密计划着圣诞一过立刻就走。几天之前，阿尔玛·埃斯特递给了她一身最近刚穿过的睡衣，是她在吉丁卧室下面花园的灌木丛中找到的，这使昂丁觉得受到了羞辱。她接过那身衣服，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一发现，可她却为此忧心忡忡。吉丁对儿子的恶言恶语听上去太尖刻、太刺耳了。西德尼快步接受了邀请。这种与他东家非同一般且亲密无间的关系的暗示使他的高兴超过了困窘。在费城难以想象更不可企及的事却在这座岛上得以实现。何况，斯特利特先生向大家都认为是贼的儿子发了邀请，给西德尼和昂丁的邀请让他们扯平了。这还不仅是扯平—这次邀请正规而庄重，尽管是为了挽救一个眼看要泡汤的节日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吉丁欣喜若狂。她希望大家都认真打扮，早饭后她一听说计划变动，就把礼物给了昂丁和西德尼，还让婶婶保证也盛装赴晚宴。儿子的心情实在难以描述。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清楚。长时间以来，对他而言，在陆地上过圣诞节是和他没指望再见的杂七杂八的人凑一顿晚餐或晚会。这次又是一样，只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即将离开的事实提醒了他。她在海滩上说过“在我走之前”。不是“在你走之前”。而他在一次和玛格丽特的短暂交谈中也确认了这一点。当时他还在到处道歉，看到玛格丽特躺在一把帆布椅上，在避风的阴凉处晒太阳，这样她在晒黑的同时又不会让皮肤老化。她选的地点是有钢琴的起居室外的院子里，在九重葛的阴影下。她椅旁的一张玻璃面的小桌上有一个文具盒、一瓶日光浴油、一些纸巾和半杯加了冰块和柠檬的依云牌矿泉水。她身穿泳装，让儿子觉得她是一粒棉花糖，被晒热了，但没有融化。白皙光滑的表皮下是糖浆而不是骨头，也没有软骨—只是糖浆，软软的，还稍有弹性。这可和她身上那些尖尖的部位大不相同。颐指气使，抓住不放，咄咄逼人，固执己见—她身上那些强硬和坚忍的种种气质全都存在于她的指尖、脚趾尖、鼻尖、下颌尖上，而且他怀疑她的奶头都是小铜钮，就像吉丁写字台抽屉上旋进去的精雕细刻的装饰部件。甚至她的头顶都是尖的，束起一条充满耐力的狐尾辫。她听到他走近，便慢慢转过头。她一看到他，立刻伸手去拿浴巾。儿子从石礅上拿起毛巾递给她。他动作迅捷又乐于帮忙，所以她没有像她打算的那样把它搭在身上，而只是把它握在手里，放在膝头。

“我吓着你了吗？”

“没有。是啊，”她说，“我没听见你过来。”

他对此未加评论，于是她说：“有什么事？”

“没事。我只是看见你在外面，想来打个招呼。”

“嘿。就这样？”

“就这样。”

“不该这么简单。在你对我做了那种事之后，你应该有更多的话要说。”

“我对你做什么了？”他指望着糖浆。别去想那些尖了。

“你知道。你坐在我的壁柜里，吓得我灵魂出窍。”

他笑了笑：“你也吓得我灵魂出窍了。”

“狗屎。”她说。

“是真的。你丈夫是对的，你错了。他一看见我，立刻就知道我没有恶意。”

“他没在当场。我可在那儿。我在壁柜里，我看见你了。”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一个大块头黑人坐在我的壁柜里，这就是我看见的。”

“我没那么大块头。你丈夫块头更大—更高—比起我来。再说我当时是坐着。你怎么会觉得我高大？”

“在壁柜里是不会有小个子的。除非他们是壁柜的主人。壁柜里的陌生人都是大个子。又高又吓人。我当时以为......”

“以为什么？”

她斜眼瞥着他，没有回答。

儿子替她把话说完：“你当时以为我要—要是你没进去也没打开灯，我就会待在那儿，等在那儿，直到你上了床，然后我就溜出来，扑过去！”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就像看《三个臭皮匠》的十岁孩子。大张着嘴，咯咯的笑声从胸腔里发出来。

“别说了。别拿那件事开玩笑了。”

可是他依旧笑个不停，笑得让她心里越来越气。他好不容易止住了笑，说：“对不起，我不是笑你。我在笑我自己。我在想象自己做那种事。或者说想做那种事，看着真可笑。我拖着落到脚上的破裤子，想爬上你的床。”

“这不好笑。”

“是啊，是不好笑，可请你相信我，不会有什么强奸。饿肚子的时候是干不成的，不过我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玛格丽特把浴巾摊在膝盖上，拿起冰水杯，“而我听明白的那部分，我又不相信。”

“等你儿子来这儿以后，问问他。他会跟你解释的。”

玛格丽特停止啜水，看着他：“你多大了？”

“大概跟你儿子差不多吧。”

“我儿子二十九，快三十了。”

“是啊。就是和他差不多。”

“到三月十号，他就三十岁了。”

“他像你还是像你丈夫？”

“像？” 

“长相。他长得像你吗？”

“人们都这么说。人人都这么说。头发，当然，还有他的眼睛也随我，是蓝色的。大家都说他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一点也不像他父亲。”

“他一定很好看。”

“他是。就是。但像瓦莱里安一样高。你比瓦莱里安矮？是真的吗？”

儿子点了点头。“他至少比我高两英寸。”

“嗯，”她说，“我可没觉得。啊，迈克尔身高比瓦莱里安一点不差，不过他长得更像我。内在更像我，那才是他真正美的地方。你知道他一直在干什么吗？最近这一年？他一直在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工作。和那里的年轻人在一起，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十几岁的印第安孩子有很多自杀的。生活条件太差，你知道。你不会相信的。他在亚利桑那时，我去看过他。唉，一些部落居民有钱，可他们就是......唉，他们没有真正地自立。大多数人生活条件糟糕透了，而他们是非常骄傲的民族，你知道。非常骄傲。迈克尔鼓励他们保持自己原有的传统。你一定会打心眼里喜欢迈克尔的。大家都喜欢他。”

他听着。她边啜饮着加了柠檬的依云牌矿泉水边说着，膝盖上蒙着浴巾。她现在看他了。放松了。对她所说的话感兴趣。对他聆听着，听懂了，知道她儿子漂亮、聪明、心地好感兴趣。知道她儿子热爱人类，不自私，实际上在自我牺牲，在奉献，他本可以随意选择想过的生活，本可以我行我素，平庸无聊，贪婪成性。但他没有。他没有变成那样。只要愿意，他本可以成为糖果公司的总裁，但他想获得生命的价值，而不是金钱。他变成了出色的人，就是很出色。“吉德认识他，”她说，“她和我们一起消夏时他们见过面。噢，他现在要是再见到她会吃惊的。她要在圣诞节过后两三天才走呢，所以他们俩还有点时间在一起。”

儿子的眼睛一眨不眨—他全都听进去了，还当面对着她这位母亲点头赞许迈克尔。她很快就要走了。玛格丽特的前额上渗出了些许汗珠。她保养良好的健康皮肤闪着光泽。她那双像男孩一般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太阳照不到九重葛下的这处地方，无须眯着。只是天气热，她被加热了，像棉花糖一样柔软。可是她那些突出的部分极其尖锐。

他们从侧桌上径自取食，匆匆喝着葡萄酒，让这令人沮丧的活动快些过去。在瓦莱里安快活的协助下，吉丁总算让这种强颜欢笑的气氛带上了些自然的假象。西德尼虽然不太自在，却默不作声。昂丁十分烦躁，她那双疼痛的脚被强行塞在后帮饰有锆石的高跟鞋里。

“火鸡很嫩，斯特利特太太。”西德尼说。

玛格丽特脸上绽出笑意。

“很不错，”瓦莱里安说，他的盘子里根本就没放那道菜，“鹅完全可以充当好火鸡。”他瞥了一眼玛格丽特，想看看她是否被逗笑了。她好像没听见。

“鹅的肥肉太多。”昂丁切着她的火腿，“烧的时候朝下的应该是胸脯，而不是背。”

“噢，可我喜欢这汁。”

“那不是汁，吉丁，是油脂。”昂丁接话。

瓦莱里安像个烧烤师傅似的举着他的叉子：“玛格丽特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昨天晚上才做的。”

“什么？”吉丁问。

“等着吧。一道家传秘方。对吧，玛格丽特？玛格丽特？”

“噢。对，没错。不算难做。”

“别谦虚。”

西德尼看着昂丁，他希望自己的目光看起来是严峻的盯视。他的眼睛似乎在说，他们说那是惊喜，咱们就同意并做出惊讶的样子好了。昂丁一直瞅着她的火腿。

“是电话响吗？”玛格丽特一惊。

“你去接一下吧，西德尼。”

“我去。”玛格丽特说着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别，还是让西德尼去接吧。”

西德尼走出房间，没人吭声。

“是米歇林医生，”西德尼回来后说，“打电话来祝圣诞快乐。我建议他过些时候再打。”

“我还以为是机场来的电话呢。”

“机场，干吗？你不是已经知道最终的消息了吗？”

“我告诉那儿的办公室，让他们天气一转好就给我打电话。”

“坏天气在波士顿，不在加利福尼亚。”

“你怎么知道的？”

“我想，”吉丁说，“电台说到处都有暴风雪。”

“我猜，连电话线都吹掉了。”瓦莱里安说。

“大概是吧......”玛格丽特的话音有点尖锐。

“唉，他会感到很遗憾，”瓦莱里安说，“他错过了一些好吃的，和一次难忘的聚会。我们早该想到这一点的。让昂丁歇一天，你在厨房露一手，玛格丽特。能有些宾夕法尼亚的食品换换口味还是很不错的。这是一次传统的圣诞节。”

“真可惜吉迪昂不能来。”儿子似乎是唯一享受食物的人，他一直闷头吃饭，这时才开口。

“谁？”瓦莱里安问。

“吉迪昂，杂工。”

“他叫吉迪昂？”吉丁问。

“多好听啊，吉迪昂。”瓦莱里安微笑。

“我们总算知道玛丽的名字了。玛丽。”吉丁说。

“不是。”儿子说。

“不是？”

“特蕾丝。”

“特蕾丝？棒极了。”瓦莱里安说，“窃贼特蕾丝和逃跑的吉迪昂。”

昂丁抬起眼睛：“他们没偷那些巧克力，斯特利特先生。是坐在这儿的这个人干的。”她冲儿子点了点头。

“巧克力？谁在说巧克力呢？他们偷苹果。”瓦莱里安起身到侧桌上又取了些土豆泥和肉汁。

“吉迪昂偷了苹果？”儿子问道。

“对。”瓦莱里安背朝着大家，“可以说是我当场抓到的。应该说是他们。她，玛丽，把苹果藏在她的工作服里。他的每个口袋里也都装了几个。”

西德尼和昂丁都停下了刀叉。“他怎么说的？在你抓住他的时候？”西德尼皱起了眉头。

“说他正准备把苹果放回去。”瓦莱里安回到桌边，笑着说。

“所以他们才不回来干活了。没脸啦。”

“噢，还不止呢，”瓦莱里安说，“远不止那个。我辞了他。她也是。”

“你什么？”昂丁几乎叫了起来。

“昂丁。”西德尼压低声音说。

“你没告诉我们。”她对瓦莱里安说。

“请再说一遍？”瓦莱里安看着很开心。

“我是说......你知道吗，西德尼？”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斯特利特先生，你总该提一句的。”

“我要另雇一个。我已经对米歇林说了，我告诉过你。”

“可我还以为是临时帮工呢，等过完圣诞节他们就回来了，我是这么想的。”

“好了昂丁，我要的不是临时帮工。是长期的，因为他们不会回来了。”

“请不要再吵了，”玛格丽特轻声说，“我头都疼了。”

“我从不吵架，玛格丽特。我在和我的助手谈论家务问题。”

“他们今晚是客人。”

“在座的各位都对这问题感兴趣，只有你除外。”

“有些事我需要知道，”昂丁对着她面前的盘子说，“这样我才能把活计干好。我把各种分外的活儿全揽过来了，因为我以为他们只是在旷工。我不知道他们被辞退了。”

“昂丁，就算你早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就是唆几句，劝我把他们留下来嘛。既然他们公然偷盗，而且整个宅子都乱了套，我就做了我认为最该做的事。”

“如果他们偷东西，我是不会劝你什么的。这种事我不会原谅。”

“他们偷了，我让他们走了，就这么回事。”

儿子看着瓦莱里安嚼着一片火腿，觉得自己嘴唇发干。瓦莱里安那硬币头像式的侧脸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对口中的味道很是赞赏，尽管他能够在翻手之间解雇那些用蔗糖和可可使他得以享受晚年豪华生活的人，尽管他拿到蔗糖和可可几乎没花什么钱，仿佛砍甘蔗、摘可可豆不过是儿戏，不值分文；但是他把这些原料做成了糖果—发明糖果才真是孩子的把戏。他把糖果卖给别的孩子，赚下大笔财富，才搬到出产蔗糖的热带丛林的附近而非中间，又使用更多的劳力盖起一座宫殿，然后雇用他们干更多他干不了的活儿，再根据某种甚至会激怒撒旦的价值衡量标准付他们工资，而当那些人想要一点他想要的东西，为他们的圣诞节要几个苹果，而且真的拿了，他就在翻手之间解雇了他们，因为他们是贼，而没人比他更了解贼和偷盗这种行为，他很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守法的公民，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总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连野兽的尊严都没有，野兽都不会在它们排泄的地方吃东西，可他们能在整个民族的头上拉屎，再到那个地方来住，分割人家的土地以拉更多的屎，所以他们才对地产如此珍爱，因为他们杀害它、玷污它，在它上面拉屎，他们珍爱他们拉屎的地方胜过一切。为了拥有他们建造的污水池，他们可以厮打杀人，虽然他们把它叫建筑，事实上却是精心建造的厕所，装饰过的厕所，由生意和事业环绕的厕所，以便在他们拉屎撒尿的间歇能有些事情可做，因为废物是日常的准则，而且是四海通行的原理。美国人尤其坏，他们是粪便生意中的新手，所以要花费全部生命去洗澡、洗澡、洗澡，洗掉污水池的恶臭，好像纯皂就与纯洁相关似的。

这就是他们那个世界唯一的课程：如何制造废物，如何制造机器以生产更多的废物，如何制造废物产品，如何谈论废物，如何研究废物，如何设计废物，如何治疗因废物而生病的人们，提高他们对废物的忍耐力，如何动员废物，使废物合法化，如何轻视那种住帐篷、在远离饭桌的野地里排泄的文化。但那种文化有一天会淹没他们，他们都会陷进他们自己的废物以及他们把世界变成的废物之中，这时，他们才会最终懂得他们始终在追求的幸福和真正的和平。与此同时，这里的这个人却嚼着一小口火腿，喝着白葡萄酒，在敢于向他的几个苹果伸手的两个人的头上拉屎，对此还心安理得。

而吉丁曾经替他辩护。她还给他斟酒，给他拿点这个，取点那个，在不用微笑的时候堆满笑容。平息任何可能使他惊慌的干扰，压下哪怕是她婶婶提出的温和的异议，坐在他旁边的样子甚至比他正牌妻子更活跃，更应答及时，更关注备至，在来自世上杀人凶手之一的冷光中怡然自得。

吉丁应该更清楚，因为她读过书，见过一些世面，她应该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清楚，因为她是他们培养和教导出来的，她应该打心眼里清楚他们那个硕大的文明厕所的气味。

西德尼收起他的刀叉，说：“别人偷了东西，却被安置在客房里。”

吉丁迅速地瞥了一眼儿子，说：“西德尼叔叔，算了。”

“没错吧？我们随随便便就接进来一个贼，现在又随随便便打发了另一个贼。”

“我们争论的是苹果。”玛格丽特惊奇地说，“我们争的其实是苹果啊。”

“不是关于苹果的，斯特利特先生，”西德尼心平气和地说，“我在想，我们应该事先得到通知。恐怕应该由我们打发他们走。这么办......”他那样子，就像连在这桌边待下去都让他感到绝望，更不用提工作了。

坐在圣诞节餐桌主座上的瓦莱里安看着眼前这四个黑人；除了一个人之外，他都了解至深，除了一个人之外的所有人，而那个例外也欠着他的人情。坐在桌子尽头、与他遥遥相对的是儿子，他也认为除了一个人之外，自己对他们十分了解，而那个人正在逃离他的掌握，正在讨她的老板和“资助人”的欢心。她在让这顿晚餐顺利进行，不动声色地责备包括她自己的叔叔和婶婶在内的大家，安慰玛格丽特，附和瓦莱里安，管吉迪昂叫杂工而不去了解一下他的名字，也从不大声叫出他自己的名字。他看着瓦莱里安，瓦莱里安也回望着他。

那双昏花的老眼遇到了脸上有热带草原的那人的眼睛。这个看重奋斗的人隔着一道鸿沟看着那个得到珍贵情谊的人。

于是他用清晰的嗓音问瓦莱里安：“要是他们要求了，你会给他们几个苹果吗？”在座的人都看着儿子，好像他发了疯。

“当然，”瓦莱里安说，“就几个，没问题，可是他们没要，他们偷了。你知道这儿有多少美国人想从领事那儿获得特殊待遇和好东西吗？尤其在圣诞节。他们送给我们一筐苹果，而那两个人跟他们带来的一个女孩拿了苹果，或者正要拿。我制止了他们。何况还不单是苹果。瞧瞧被我抓住时他们那种表现。先是用谎话开脱，之后连句道歉的话都没说，反倒趾高气扬起来—那女人指着我鼻子骂，退伍以来，我还没被人骂过呢。所以我辞了他们。那些苹果是从领事那里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劲才弄来的。我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什么不对的。”

“费了劲的是谁？”儿子问，“去取的不是你。是他们。划十八英里的船把苹果运到这里的不是你。是他们。”

“你一定不想听我解释我的做法，为自己辩护吧？”

“你应该向某些人做个解释。有两个人要因此挨饿，而你太太却可以扮演典型的美国妈妈，在厨房里瞎忙活一气。”

“请别把我扯进去。”玛格丽特说。

“说得对极了。”瓦莱里安说。他的昏花老眼流露出些许威胁，“别把我太太扯进去。我认为你给她造成的伤害已经够大的了。”在瓦莱里安脑海里的某处，那一百个法国骑士正策马在山上驰骋。他们的剑在鞘里，肩章在阳光下闪烁。腰板挺直，肩膀高耸—在《拿破仑法典》的保护下既警觉又放松。

在儿子脑海的某处，一百个赤裸的瞎眼黑人骑着一百匹没钉蹄铁的马，穿行于山中，他们已经这样奔驰了几百年。早在雨林还叫做雨林时，他们就对它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河流从哪里开始，树根在哪里出土扭结；他们对关于这座岛屿所该知道的一切都了然于心，尽管并未目睹。他们曾在陌生的水域中盲目地漂流，但依旧在这栋白人的宅第背后的山里赛跑嬉戏。儿子的双手在下颌处交叠着，他热带草原似的眼睛转去与硬币头像上平静的昏花老眼对视。“不管我造成了什么伤害，”他说，“都不足以让你离开这张桌子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离开这宅子，”瓦莱里安说，“现在。”

“我不这么看。”儿子说。

玛格丽特举起手来，触了触瓦莱里安的肩头。“算了吧，瓦莱里安。咱们还是......”

“不能就这么算了！这是谁的房子？”

“我们把他们叫回来，”她说，“我和他们一起做奥列巴伦。”她的声音有气无力。要是他们都忽略了“我不这么看”，她的声音也许会消逝。可是没有。那句话像钥匙开锁一样咔嗒一响。

“问题不在那儿！”

“那，我倒想知道，问题在哪儿。这是圣诞节......”

“我受到了这些人的质问，好像、好像我能被召来盘问！”

吉丁开口了：“瓦莱里安，昂丁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就是这么回事。”

“请告诉我，被什么伤害了？被我把一对小偷从我家里赶出去吗？”

“不是，而是她不知情。”玛格丽特说。

“那又怎么样？平白无故地，我要为一个厨娘所痛恨的两个人的福祉而对她负责？我不明白。”

昂丁始终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这场交锋，玛格丽特挺身捍卫她的利益反倒让她懊丧。在挑起这一切麻烦之后，玛格丽特现在却假装昂丁是这次争执的起因。“我可能是个厨娘，斯特利特先生，可我也是一个人。”

“斯特利特先生，”西德尼说，“我太太对我和你太太对你一样重要，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

“更多，”昂丁说，“我应该受到更多尊重。是我给她擦的屁股！”

“昂丁！”西德尼和瓦莱里安同时说道。

“这不可能！”瓦莱里安大叫着。

“我得说，”昂丁说，“别逼我，我要说。”

“纳纳丁！控制着点儿！”吉丁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推了一下，像是要站起来。

“我得说。她想把我的厨房搅得一团糟，瞎忙活那些糕饼。而我的帮手却被解雇了！”

“你的厨房？你的帮手？”瓦莱里安大吃一惊。

“对，就是我的厨房和我的帮手。不是我的又是谁的？”

“你昏了头！”瓦莱里安大喊道。

昂丁此时怒火上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烧开水就溅了我一脸。别让那婊子进我的厨房，那儿不是她待的地方。她没资格当厨娘，也没资格当妈。”

瓦莱里安站了起来：“要是你不离开这房间，我就......”这是他第二次赶人，也是第二次毫无用处。

“怎样？你要干什么？”昂丁问道。

“滚！”瓦莱里安说。

“偏不！”昂丁说。

“你被解雇了。”他说。

“噢，是吗？谁来喂饱你？她吗？”她指着桌子上端的玛格丽特，“不出一个星期你就会死的！死了算你走运，终于能离她远远的了。”

玛格丽特抓起她的水杯就扔了过来。依云牌矿泉水泼到了桌上，有些还溅到了昂丁的雪纺绸衣裙上。就在别人纷纷从座位上跳起时，昂丁脱掉她那双锆石装饰的高跟鞋，光脚绕过桌子，直奔她全部怒火的目标。那个真正的目标在受够了责骂后终于被激怒，把水杯隔桌投了出去。“别靠近我！”玛格丽特嚷道，可昂丁还是冲了过来，用手背扇了玛格丽特一记耳光。

“叫港口警察！”瓦莱里安高喊，这一次仍然没人照他的话去做。他玩了一个愚蠢的游戏，所有人都错了位。

玛格丽特摸了摸火辣辣的面颊，然后像个红顶的喷泉似的从椅子上腾地跳起来，抓住昂丁的发辫，把她的脑袋按到桌上，若不是昂了的拳头击中了她的腰眼，她下一步就要把昂丁的头往桌上撞了。

吉丁和儿子好不容易拉开了她们。西德尼颤抖着说：“噢，老天，噢，老天。”瓦莱里安也浑身发抖，可是什么也没说—他黄昏般的眼睛气得像是黎明了。

昂丁的双臂被儿子紧紧攥住，她狂叫着：“你这个白种变态！你这个杀孩子的！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苹果派是干什么的吗？”

吉丁吃力地往回拽着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在尖叫：“住口！住口！你这黑鬼！你这黑婊子！闭上你的大嘴，我要杀了你！”

“你用刀割他。你用刀割你的宝宝。让他为你流血。你这么做是为了好玩。让他哭，你、你这个变态。你这个疯了的白种变态。她做了！”昂丁还在对着其他人高喊，“她往他屁股里插别针。用烟烫他。不错，就是她做的，我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的小屁股。她烫了他！”

瓦莱里安紧紧抓住桌边，仿佛那是地球的边缘。他的脸可真的白了，他声音略带沙哑地问：“烫了......谁？”

“你儿子！你的宝贝迈克尔。他那时还是个婴儿呢。一个小极了的小婴儿。”昂丁开始哭， “我抱着他，哄他。他吓坏了。”她抽抽答答的，说的话难以听清，“一直都吓得不轻。他想让她住手。他真想让她住手。每次之后她都会稍微停一阵，我不久又会看见他蜷着身子侧躺着，睁着眼睛发呆。过了一阵后—过了一阵后他连哭都不哭了。而现在她想要他回家......过圣诞节，吃苹果派。想让一个被她伤得哭都哭不出来的小男孩回家。”

她突然闭上了嘴，再也不说话了。西德尼用双臂搂住她。儿子松开了她的胳膊，拿起一条餐巾，这样她就可以用它而不是用手背和手心来擦她那泪水如注的眼睛。西德尼带她离开餐桌，她光着脚，王冠似的发辫变成了触角。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地站着，直挺挺的像根柱子。她眼泪汪汪，美丽的面孔却很平静。他们能听见昂丁一路哭叫着进了第一间厨房，又下楼走进那摆着二手家具的套房。“是的，我的厨房。是的，我的厨房。我是这栋房子里的女人。没有别人。上帝做证，这里没有别人。在这房子里没有。”

玛格丽特安详而甜蜜地盯着前方，并没有看着谁。“我一直爱我的儿子，”她说，“我不是《国家调查》里的那种女人。”

“这太可怕了，可怕。”吉丁说。她握着儿子的手，两人走上楼梯。再待在餐室已经没有意义，甚至连告辞都没了必要。瓦莱里安看着玛格丽特，她却谁也没看。在昂丁和西德尼走后，他们俩也立刻离开了。吉丁不会承认自己心慌意乱，可她握在儿子手中的指尖却是冰凉的。她需要一点人类的温暖，需要一个未被污染的人在身边，需要有人陪，所以她想也没想就抓起了他的手，说：“这太可怕了！”

“是啊。”他说。

“这是怎么了？我们都发了疯。你觉得纳纳丁说的是真的吗？她不会编造出这种事。”他们走到吉丁卧室门前，走了进去。两人还拉着手。到了房间中央，吉丁站住；她松开手，转过身来面对着他。她并拢手指放在嘴唇前面。“可怕。”她皱着眉头说，眼睛望着地板。

“别想这事了。已经过去了。”

吉丁把头靠在他胸前：“没有过去。他们肯定会被辞退。明天会很可怕的。天啊，我早上起床后怎么面对这一切？我根本没法睡了。也许我该下楼去看看她？”

“昂丁？”

“是的。”

“让西德尼去照顾她吧。你现在不该去打扰他们了。”

“但愿我能想明白，大家都怎么了。”儿子用一只手臂搂着她，她像只小鸟偎依在他臂弯里。“这是什么事啊？”她闭上了眼睛。

“这事说明，”他对着她的头发说，“白人和黑人不该坐在一起共同进餐。”

“噢，儿子。”吉丁抬头看着他，微微一笑。

“真的，”他说，“有时他们可以一起工作，可他们不该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不能一起做生活中那些私人的事。”

她把头靠回到他衬衫的前胸。“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睡觉。”他说。

“我睡不成觉。这事真够难看的。你看见他们的脸了吗？”

儿子弯下脖颈，吻着她的面颊。

“那是真的，是吗？她拿别针扎迈克尔，昂丁知道这事，这些年她从没跟别人说过。她为什么不说呢？”

“她是个好仆人，我想，要么就是不想丢掉工作。”他吻了她另一边面颊。

“我一直奇怪她为什么这么恨玛格丽特。一有机会她就刺她两句。”

“睡吧，”他说，吻起她的眼皮，“你需要睡眠。”

“你愿意和我一起睡吗？”她问。

“我愿意。”他说。

“我说的是真正的睡觉。我不想做别的事。”

“我会睡觉。”

“真的？事情太可怕了，儿子。可怕。我不想再想它了，不过我知道我会想的，可我不想一个人去想。”

“我知道。我要和你待在一起。你睡觉，我看着你。”

吉丁松开他，后退了一步：“噢，见鬼。你不成。你会开始动手动脚的，而我没那个心情。”

“放心吧。别瞎琢磨了。你今天夜里想有人陪，所以我会陪着你。别搞太复杂。”

“你要是开始动手动脚，我就把你赶出去。”

“好吧。脱下你的裙子上床吧。”

吉丁伸出双臂，到背后去拉开连衣裙上半截的拉链。他转到她身后，帮她把拉链拉到底。吉丁从裙子里走出来，坐到床上。“别犯傻，儿子。我是认真的。”她声音很小，很疲惫。“我也是认真的。”他说着动手解开衬衫。吉丁坐在床上看着他，第一次看到他的大手。一只手有常人的两只那么大。张开手指，能从这儿到那儿。她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手时，它们是抱着头的，当时西德尼正拿枪押着他，所以她其实并没看清。第二次是在海滩上，他用一根指头去碰她脚心。她那次也没看清，只感觉到贴上脚心的指印。现在她禁不住要看了，看看那双能够让人坐在上面的大手。大得足以握住你整个脑袋。也许还大得足以裹住你整个人。

“我希望你是认真的。”她说。她穿着短裤钻到被子底下。儿子脱了个精光，吉丁飞快地瞥了他一眼，看看他有没有勃起。

“瞧你，”她说，“你会来碰我的，可我只想休息。”

“安静点，”他说，“我不会碰你的。我控制不住那个，可我能控制住自己不碰你。”他走到床边，躺在她身边。

“唉，我要怎么和你在那顶帐篷里一起睡，和你分享被子呢？”

“别想那个了，快过去了。”

“绝对的。你就像那些无聊喜剧里的人物。”

“嘘。”

吉丁转身趴在床上，然后又侧过身背对着他。她在一阵沉寂中侧耳倾听，却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于是说：“你跳下船之后和人睡过觉吗？”

“睡过。”

“睡过？”她抬起头来，“谁？我是说在哪儿？”

“在镇上。”

“呃。”她把头又靠到枕头上，“谁？”

“记不得她的名字了。”

“男人啊。你为什么记不得她的名字呢？杂工没告诉过你吗？”

“吉迪昂。”

“吉迪昂。他没介绍一下你吗？”

“睡吧，吉丁。”

“睡不着。我很累，可没有睡意。”

“你太激动了。平静一下吧。”

“你不会烦我吧？我可不想动手打架。”

“我不会烦你的。我只是在你睡觉时待在这儿，就像我说过的那样。”

“我一点也没心情干。”

“对不想干的人来说，你提这事提得够频繁的。”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睡着之后，会感到我大腿上有东西，凉凉的。”

“你大腿上不会有凉凉的东西。”

“我就是不想干，就是这么回事。”

“我没要你干那事，对吧？我要是想做爱，就会跟你说了。”

“我没说做爱，我说的是......”

“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你不喜欢我用那个词，是吧？男人啊。”

“睡吧。除了你，没人谈什么干或做爱。”

“承认了吧？你不喜欢我说‘干’。”

“没。”

“伪君子。”

儿子想，他大概经历过两百万次这样的谈话。这种舞蹈，从来不曾发生变化。除非你花钱，其中便不再有诱惑。不要钱的货色总是让人痛苦，让他心烦的是，这种谈话居然是与这个长着貂般的眼睛、有着海绵肤色的姑娘进行的，没有她，他绝对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巴不得她能入睡，或是把他赶出去，或是跳上他的身体。“听着，”他说，“我可不是伪君子。不管你把那个叫做什么，我不打算做。”

“你把那个叫做什么呢？”吉丁转过身，仰卧着。

“什么都不叫。我没有词能去叫它。”

“为什么没有？”

“我就是没有。既不叫做爱，也不叫干。”

“如果不是做爱，那是因为你不爱我，你可是在沙滩上说过你爱我。”

“我那么说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如果还有别的说法，我早就用了。无论我想对你做什么......不是那个。”

“你想对我做什么？我是说，如果你有个词可以表示那个意思，你会做什么？”

“我要让你闭上眼睛。”他说，他一停下，吉丁便用手肘撑起身子。

“就没有了？”

“然后我会问你你看到了什么。”

她又躺了下去。“我什么都看不到。”

“没有？”

“没有。”

“连黑暗都没有？”

“噢，对，那是有的。”

“漆黑一团？再没别的了？没有光在周围移动？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团漆黑。”

“想象些东西。适合黑暗的什么东西。比如说这片黑暗是夜里的天空。想象一下天上有什么。”

“一颗星？”

“对。”

“我不能。我看不见星星。”

“好吧。别费劲看了。试着成为它。你想知道当一颗星星是什么滋味吗？”

“一个电影明星？”

“不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天上。别睁眼，想象一下当一颗星星是什么感觉。”他凑过去吻她的肩头，“想象你自己在那片黑暗中，在夜间的天空，就你孤零零一个。周围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在那儿闪闪发光。你知道一颗星星该怎么闪吗？我们说闪，是因为看着像在闪，但如果你是一颗星星，就不是闪了，更像是悸动。星星的悸动。一遍，一遍，又一遍。就像这样。星星只是在悸动，悸动，再悸动，有时候，当星星不能再悸动时，当星星不能再待稳时，它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第七章

纽约的黑人姑娘们在哭泣，她们的男人们则毫不左顾右盼。倒不是因为他们心不在焉，或是只关注面前的目标，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直哭泣着的姑娘们被她们紧绷的牛仔裤劈成两半，在她们高高的高跟鞋顶端厉声尖叫，和她们紧绷的发辫及别头发的荧光发卡较劲。噢，她们的嘴唇用梅红色的唇膏涂得厚厚的，她们的眉毛被一道快活的线勾得细细的，但任什么也无法让她们停止哭泣，任什么也无法说服她们的男人看向两边。男人们用比基尼内裤紧兜着下身，敞开的衬衫露出胸口。但是他们踮着脚走过大街，眼睛直视前方，而儿子找不到任何孩子。他在哪儿都找不到黑人孩子。矮个子和十二岁以下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没有童稚的脆弱，也不会想笑就笑。他们像仓皇逃窜的野牛似的冲进公共汽车，唯恐背后的学校会抓住他们，再一次吃了他们。直到搭上地铁A线，他才发现他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童年的。他们把它裹在一块黑布里，偷偷带进地铁，在列车上随手乱扔。列车如耀眼的珠宝一般，从隧道中冲到站台上，闪烁着可被辨认的童年的人工制品：幻想、魔法、自我、能量、脾性和涂鸦。他们把一切都带到了地下。“和平女神”、“待在高处”和“三码男孩”。“毛孩子”、“P－考米特”和“凸眼”。他坐在第五十九街车站内的一条长凳上，看着童年一闪而过。现在，他只需要知道老人都在哪儿。纽约的特蕾丝们和吉迪昂们都在哪儿？他们不在地铁里，也不在大街上。也许他们都在狗窝里。这大概就是男人们那样走路的原因了—目不斜视，踮脚走路。老人都在狗窝里，孩童都在地下。可是为什么所有的黑人姑娘都在汽车里、在红苹果线上、在交通灯下、在化学银行柜台背后哭泣呢？那引起哭泣的伤心如此不加掩饰，你会以为她们在爱利斯度利音乐厅的门厅里被判饿死。在米凯尔斯俱乐部里饿死，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校园里饿死。在大型企业的前台饿死。这使他很沮丧，所有的哭泣都是默不作声的，掩藏在梅红色的唇膏和快活的细眉背后。谁对你做的这事？谁对你做出了这事？他思忖着，一边沿着哥伦比亚大道向前走，先向右看，再向左看。街道上塞满了漂亮的男子，他们发现既做黑人又做男人的状况实在太难维持，便抛弃了它。他们把自己的睾丸剪下来贴在胸口；他们把阿尔玛·埃斯特梦寐以求的沉重假发戴在头上，把羽毛般轻软的睫毛粘到眼皮上。他们向左右两边摇摆着突出的臀部，对那些哭泣的姑娘和踮着脚走路的男人笑容可掬。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出没于希尔顿饭店的妓女才是安详的，感觉不到痛苦。他在第一天试着看了看电视，但白脸的黑人扮演黑脸的黑人让他极不舒服。他们甚至通过彩色电视的奇妙而改变了肤色。他们全身都涂上了一层灰色的锈样光泽，而且个个兴高采烈。由衷的高兴。即使不看他们那种锈样的没有色彩的面孔，通过电波传出的笑声也足以让他感受到这一点了。与他记忆中的笑声不同—缺乏讽刺、挑战或真诚的开心。现在，他所听到的全是满意的尖笑。这使他战栗。他到底离开多久了？如果这些就是这么多年来他萦绕于心的黑人，他自己究竟又是谁呢？他入住希尔顿的那天晚上遇到的麻烦，就是他从这些新的人身上感到如此疏远的代表。希基·弗里曼牌西装让他轻易进了门，何况在他走近前台时，手中还攥着吉丁的四百美元。前台服务生准要给他一点难堪，因为他不用信用卡也不用支票付款。现金。住两晚。现金。儿子挑了一列排队等候，因为那个接待员核桃饼似的面孔看来很友善；现在他意识到那男孩有多看重身份标志。儿子对自己感到吃惊。他很少对人做出错误判断。他想，一定是和吉丁的感情纠葛让他抛掉了敏锐的感觉，让他的判断力失了准头，所以他俯身凑近那服务生，低声说：“兄弟，你今晚就想回家吗？这他妈的可不是你的宾馆。”不过现在他觉得，比起面对一个他曾经那么熟悉如今却已然面目全非的民族，他判断力的失误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他打开房门时，心情十分沉重，紫色地毯瞬间夺去了他的呼吸。他想要她和他一起待在那房间里，让他恢复他失去的平衡，作为压舱物和抗衡力来抵消纽约市给他的那块哀伤的石头的重量。吉丁会让紫色地毯变亮，让牙白的墙壁变柔。她会阅读客房服务菜单，仿佛那是写给他们的私人信件，然后挑房间的一个角落做爱。在那顿圣诞晚餐之后的整整两天里，他们不是搂搂抱抱就是挨肩拉手，那座乱作一团的住宅始终没有注意到他们。但他们都很清楚，他必须尽快离开，于是他带上吉丁的机票和吉迪昂的护照，先她一步出发了。她一弄到机票并且弄清昂丁和西德尼的处境—是去还是留—便会即刻赶来。

他坐进一把塑料沙滩椅，把一双手臂靠在窗台上，向下俯瞰着第五十三街。这一夜的等候是多么难熬啊，担心飞机遇难，由于失去联络而焦急。就算他能从晚上六点半一直睡到早上六点半，一上午又该怎么过呢？九点以前不吃早点；磨磨蹭蹭地刮脸和洗浴，挨到中午，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就会像只仙鹤似的滑进肯尼迪机场。她说的是取行李处还是大厅？还是在酒店里等？一想到可能在这座城市里失去她，他突然口干舌燥起来。他待的酒店对吗？是纽约希尔顿还是斯塔特勒希尔顿呢？她只说了希尔顿。要想打电话弄清情况就一定会让西德尼知道。可能是他本人接电话，也许是昂丁，而如果他们俩知道了吉丁会来和他会合，可能会竭力阻止她。他可以给吉迪昂打电话。他尽量回忆那个山边的小屋，但他能记起的只有粉红色的墙壁和摆在架子上的一台录音机。吉迪昂没有电话，只能通过半山坡上那家出售朗姆酒和肉饼、出租理发推子的店铺传话。

这是个蠢主意。吉迪昂又能告诉他什么？他痛恨美国人，还真为特蕾丝准备了各种药水和符咒，如果真的有魔法存在，他们便能用它来摧毁美国人。他心甘情愿地把他的护照借给这个人，就因为这个人在对待美国人这点上和他同仇敌忾。他不明白，儿子何以想回到那个糟糕的国度去，但他同意黑人外貌相像，二十岁的年龄差距在一个黑人使用了五年之久的护照上不会被注意到。特蕾丝给了儿子一个又小又脏的幸运口袋，作为送给远行者的礼物，但他把它扔了—那玩意儿看着像印度大麻，他不想引起海关注意。他拿了吉丁给他的东西就离开了。如今是他们别离的第二天，他只能等待，不停地乱想着灾难临头，由于他的感情如此年轻，而这一沉重而成熟的爱使他觉得如同新生，这感觉前所未有，被展开的危机四伏的现状所包围。既然无所事事，他就只有信任她的城市生活常识，去做该做的事，待在该待的地方。到明天这个时候，他就能向后梳理她的头发，用他的拇指捋她的眉毛了。到明天这个时候，她在微笑中露出的一侧牙齿就可以让他心猿意马，忘了听她在说什么，笑什么。他爱看她没瞧他时的眼睛，聆听她四四拍的鞋跟的嗒嗒声。儿子坐在那儿，像个小学生似的前后晃着膝盖。不去想现在该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该做些什么？他们该去哪儿生活？他该怎么赚钱照顾她以及将来的孩子？想到她会怀他的孩子，他心怦怦直跳，露出了笑容。看着她。他会像先前那样，像动物似的生活在那住宅周围，在后半夜待在她床边，把他的梦印进她的梦中，他会在她睡觉时盯着她的腹部。现在，那些梦境让他不好意思。那是由于孤独而变得残酷的青少年对一个他认为他绝不会再见到的世界的喃喃呼唤。

前途是有的。这是一大早就抓紧时间跑掉的一个原因。不能过那种有一搭无一搭、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了。需要为肚皮考虑。想好了再行动。他该给儿子起什么名字呢？儿子的儿子吗？

他本该在离开那儿之前就做好打算。也许他该拿上些东西：现金、珠宝和一个陌生人而非朋友的护照。可是他却拿了衣服、一只行李箱、巴利牌鞋子以及他那瓶帕科牌香水。他把那一切都看成营救。第一步先让她的头脑脱离那种盲目的敬畏。然后再让她的身体逃离那座庄园。他先走，她在两天后再跟来。除非......他想起他坐在桌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看着她给他斟酒，听着她站在他的角度说话，为了让他满意而安慰着昂丁和西德尼。就像他们在壁柜中找到他的第一个晚上她的表现一样。当时他不愿看她—拒绝与那双貂般的眼睛对视，因为那目光比瓦莱里安的带有更多憎恶。因为她那种婊子式的装腔作势的语调，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像个狗娘养的放贷员的口吻。看门人、借钱的婊子、家中的母老虎、福利办事外的保镖、财团的荡妇、被流莺拿来设套的柏油娃娃，她竟然管一个年龄足以做她父亲的老黑人叫 “杂工”，她对他本人也不屑一顾，想知道他的名字也只是为了存进她那换过弦的大脑里，一旦警察来填写报告就能想起—五英尺十一英寸，也许六英尺，黑得像炭，喘气和吃饭的样子就像一头犀牛。但在她的效率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蛮横无礼之下却有着风铃的声音。九棱的晶体，在光线中折射出彩虹。只要和风轻拂，碎玻璃片就会叮当作响。但遇到恶劣的天气，把碎片缀在一起的线绳就会断。因此，他的职责就是为她保持气候温和，在遇到打雷、干旱或是严冬等各种肃杀天气时用双手加以控制；他要用自己的嘴唇吹出徐徐和风，让她在其中叮当作响。她睡觉时他所爱怜的、她拉着他的手上楼时他所看到的那种小鸟般的怯弱，正是他要挺身保护的。他要始终警觉着，如果必要就用他的嘴喂她，为她构筑一个钢铁的世界，让她在里面繁荣滋长，因为爱就在那里。他终生都在寻找她，甚至当他以为在别的港口、别的地方找到她的时候，他却退缩了。他像口哨一般清新地站在她的卧室里，腰上围着一条浴巾，刚刚对她说完他能想到的最过分的话。他盯着与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的一棵心红色的树，不敢冒险去爱，因为承受不了失去她的痛苦。如果他爱恋着又失去了这个女人，她睡眠中的面容是他所能安全看到的极限，而她醒来的面孔则会把他抛入混乱之中，他就必然会失去这个世界。于是他就让她厌恶他。侮辱和冒犯她。给她足够的理由帮他把他的爱牢牢捆住，并向上帝祈祷锁还够结实。而它像线一般地断了。

他站起身，搜寻第一次和后来在圣诞节再次震撼了他的愤怒。但在这片哭泣的姑娘和踮脚的男人的岛屿上，他却找不到那愤怒了。即使唤回对那个有硬币头像般的侧影、肌肤枯瘦、老眼昏花的人的记忆，也不会清晰到足以产生愤怒。他需要九重葛血块般的头部、鳄梨树单纯的绿色的愤怒、香蕉树肿胀和僵硬得如同患了痛风的国王的手指的果实。在这里，预应力混凝土和钢筋蕴藏着愤怒，它折叠起自己，成为一种对事物的渴求而非复仇。他依旧认为那不仅是爱情，也是一场营救。他脱下衣服，在浴缸里放满水，笑着想到大西洋铅灰色的波涛在文明的手掌中已经变成了什么。把大海恼人的背叛变成一股完全听话的活泼水流，真是创造性的胜利。为什么不呢？自然不再是野蛮或充满威胁的；野生的生命需要人类的保护才能生存。

他在浴缸里的水中伸展开四肢，闭着眼睛，想到他应该还记得的这座城市。肉铺窗子上波浪般的7字图案在哪里？叫汉德的洗衣房呢？他们把阿波罗怎么样了？圣·尼古拉大道上的遮阳篷、“米肖小馆”在哪里？百老汇大道中段诸岛上的那些人都是谁？那些树在哪里？那儿原先是有树的。从水泥中长出来的树。但没人会砍倒纽约的一棵树，因此他猜想准是他错了。大概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什么别的城市。

吉丁坐在出租车里，被堆在前面座位上的行李遮住了视线。与那个在希尔顿酒店浴缸中心急火燎的男人不同，她只想咯咯地笑。纽约让她觉得想笑，她真高兴又回到了那个有裂缝的牙齿和狐臭的酒鬼的怀抱。纽约给她的关节上了油，她走起来就如同被上了油。在这里，她的腿显得更长了，她的颈项当真连接着她的身躯和头部。经过两个月与无刺蜜蜂、蝴蝶和鳄梨树为伍的生活，第五十三街上漂亮而细长的树使她精神焕发。这些树都齐人高，修剪整齐，建筑物也不像那岛上的群山那样咄咄逼人，因为这里到处是人，他们的关节也和她的一样上了油。她怀着一种孤儿的喜悦想着，这里是家；不是巴黎，不是巴尔的摩，不是费城。这里才是她的家。比起十年前迷住它的黑人，这座城市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有趣的东西上去，但如果说什么城市是属于黑人姑娘的，那就是纽约。不，不，不是在那儿决定城市规划，或者确定什么是或不算是信息。而是在那儿，那儿，那儿和那儿。出纳员窗口背后折断的鞭子，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办事处的趾高气扬，唱片公司、医院和公共学校中的发号施令。她们拒绝家庭金融贷款，驳回失业检查和驾照申请，开具停车罚单和传票。以及实施灌肠、输血和“拜托女士不要让我发疯”。她们把会议室安排得井井有条，出席午餐会，为派对活跃气氛，重新定义时尚，扭转局势，暴露问题，揭露掩饰，让整个电话公司的敌意如火山爆发，付钱不让人们跟接线员说话。她们的宣言极其简单：“说废话。不索取。”吉丁记得并热爱这一切。这也是她的城市，她的地盘，当年她曾在这里度过与一个欧姆热恋的夏天。乘着地铁寻找他的名字，先是当作一个护身符，然后是朋友，最后成了纽约城市隧道中的情人。而如今她要获取这座城市，把它送给儿子。他们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他们自己的。她要带他看，向他揭示这座城市，和他一起生活在其中。他们要在凌晨四点离开麦克斯的“堪萨斯城”，要沿第三大道从第五十几街一直开车到索霍区；他们要一起和房东斗争，在格林威治村喝咖啡，在第一百三十五街吃豆馅饼，在八十一街吃西班牙海鲜饭；他们要在情趣用品商店里大笑，在第四十二街图书馆的台阶上喝酸奶；听RVR和BLS，在“阿祖玛”买咖啡杯，在中央火车站买巧克力曲奇，在“萨格兹”喝玛格丽塔，在公园大道市场买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特产。她要去拜访多恩、贝蒂和爱莎，把他显摆一番：她精美的画框，她的雄鹿，她的男人。

吉丁来到希尔顿酒店时已经按捺不住了，门童帮她提行李的时候她几乎都站不稳了，登记时她从服务台得知他的房间号码，连电话也没给他打—就乘电梯上了楼，敲响了门。他刚一打开门，她就跳到他身上，用两腿缠住他的腰，把他一下子扑倒在紫色地毯上。

但他坚持要回埃罗。尽管中央公园和门廊满地积雪。他们搬进多恩的公寓，可以在这里住上四个月，同时她到加州去拍摄她的第七个试播节目，这次肯定能成功。在那座公寓中漫长的严冬里，他总算让她减了速，像一株郁金香般生长。纽约的日子是阴沉的，她把他赶得像陀螺般团团转，直到他一头撞进了床头板。他见了她的女性朋友—那都是些用肩膀交谈的人，他发现她们比她少了点什么；他见了她的男性朋友—面带成功的喜悦，几乎可算得上富有，而且发现他们比他也少了点什么。大家在他们看来都那么滑稽可笑、那么伤痕累累或者郁郁寡欢，这让他对他们的彼此爱慕十分满意。他本以为他会对接触的每一个男人跺脚、刨地和狠狠地以角相抵，但他没有。她对他的爱使他惊讶；她眼里只有他，别的男人越界时，她自己就会生出防备的角。她惊喜地发现，在骑士岛时他那突然展现的令人难忘的美，在这座城市中简直像火山爆发了。即使女侍者和过路人的目光还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的朋友们在他面前的改变做到了。多恩完全变成了安妮·鲁尼，无助而慷慨地在意起自己的形象。贝蒂“迷上”双性恋已有半年，儿子站在房里时，她忙不迭要回到柜里③在吉丁向儿子讲贝蒂的兴趣范围时，她简直气得要跟吉丁干一架。

他仍然坚持要回埃罗。甚至在她两周内走了四次秀、拍了一张宣传照、挣了两千五百美元、他们俩互相送了对方漂亮东西之后。甚至在他在一次时装秀的吧台上调了三个下午的酒之后：他打碎了五分之一加仑的杜松子酒，看在吉丁的面子上才雇了他的老伦纳德摇着头不敢相信。儿子拿了六瓶剩下的香槟，值一百五十美元，全都给了吉丁。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着。吉丁对着他耳朵大笑，说他是个拙劣的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混账。

他们也很清醒。在她对他讲了她母亲的事和她在葬礼上戴的那顶糟透了的帽子之后，他让她平静下来，哭个痛快。对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来讲，那顶帽子太大，样式太老。她对他倾心相诉，他对她也是一样。蠢事，秘密，罪孽和壮举。他们对彼此将这些和盘托出。尽可能地倾诉。他对她讲了她想听的关于战争的事。他无法对她或任何人从头至尾地讲这些，于是就把她想听的讲给她：不，他从来没“用他的双手”杀过人；是的，他受了伤，他还让她看锅炉爆炸在他皮肤上造成的一处烫伤来证明；是的，他害怕过，尽管事实上他没害怕，或者说没有真的被吓坏。其实，他笑过，笑着走遍了越南，因为在十八岁时，笑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武器。在战争刚打响时也是，但是当卡车陷入泥里，手榴弹马上就要爆炸或是根本没炸，笑声总在那里，几乎一直都在；可是有一天连笑声也用光了，就像他那把该死的M-14冲锋枪一样不可靠。应该喷出笑声或泪水的喉咙却一片寂静，堵住了，破裂了，当他拒绝重新入伍时，就被既不光彩也不幽默地除了名。他回到埃罗，娶了齐安涅，打了架后一走了之，然后发现和他睡觉的老婆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子睡了觉。他当时也是一声不吭，开着车穿过房子，床起了火。他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十几岁的小子和齐安涅—但是她没撑下来。他在医院里看到她被裹起来却没看到她的眼睛时，还是默不作声。直到听到那老旧金山人在油气田被炸死的消息。一无是处的老旧金山人曾经付钱让他洗鱼。那件事终止了他的沉默。他在两州交界的汽车站见到来给他送钱的父亲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告诉他快走，告诉他要写信，还告诉了他旧金山人的死讯。在长途汽车站后面的小厕所里，儿子为了亚洲所有的爆炸而哭得像个婴儿。

吉丁吻着他的双手，他问她起初为什么离开美国。她说，她一向认为她有三种选择：嫁给一个瘾君子或医生，当模特儿或在杰克逊高中教艺术。在欧洲，她觉得可能会有第四种。他们相互诉说着一切。可他坚持要回埃罗。她边听边点头，心想和他去哪儿都成。她的快乐是圆满的。在经历了所有那些性爱高手，所有那些前戏专家和杂技演员，那些行动先于语言的男人，他的原生态和笨拙，他的粗鲁和不自觉的欢乐，就像天蓝色的水。再让我看看在天空中独自闪烁是什么样的。他做了，又做了好几次。他把她整个人当成一只耳朵，对着她的各部分低声讲述着故事：冰帽子和会唱歌的鱼，狐狸和鹳，猴子和狮子，蜘蛛赶集，与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充满冒险和奇想的性爱，以致她后来提起《小红帽》时没有一次不打战。

他们有时候会想起骑士岛。他会说“奥列巴伦”，她就会笑得尖叫。她给昂丁和西德尼寄了两张明信片做烟雾弹。收到的是一封简短、难过，还带点责备的回信，她不想让这封信坏了她的胃口。她的假请得十分困难。最后她靠的是米歇林医生打发来当新杂工的一个斜眼的黑白混血儿。斯特利特夫妇似乎没注意或不在乎她的离去。只有昂丁和西德尼感到伤心。她答应，只要他们想，她立刻就派人去接他们，但她告诉他们，她得来参加这次演出，她把两位迷茫而闷闷不乐的老人撇在厨房的桌旁，他们只好硬下心肠看她离去。她说，她的纽约之行很关键，因为她要安排妥当，他们三个才能住在一起。她不能让他们知道谁在希尔顿酒店等着她。儿子和吉丁在多恩的公寓里商讨他们的处境。昂丁和西德尼似乎对他们能否工作下去没有把握，但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让他们离开的实际举动。儿子对昂丁的困境不太同情，因为她的做法过于保守—把白人女主人的秘密“当成她自己的”来守护，而把白人女主人的婴儿“当成她自己的”来爱。他对西德尼的同情就更少了，因为三十年来他居然没有砸裂瓦莱里安的脑壳。西德尼和昂丁的谈话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他们主人的乖戾和嗜好。

“你还喜欢那个老头，是吧？”儿子问她。

“谁？瓦莱里安？”

“对。”

“我告诉过你，他供我完成了学业。”

“没有回报？”

“没有。一点没有。从来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什么都没有。”

“玛格丽特呢？”他问道，“她怎么对待你的？”

“还好。她的距离感更强，但对我挺不错的。算是够好的了。”

“她对你的亲人可不怎么样。”他说。

“实际上，她对他们不坏，”吉丁回答说，“他们俩对他们都不坏。至少根据我能看见的部分是这样。所以我那天才那样息事宁人。我没法相信。他们打在一起的样子就像小学生。”

“打昏了头。”他说，想到那次劝架。

“确实。”吉丁用两根指头在他胸毛中做出跳舞的样子，“我们会有钱的，会把他们接来，快快活活地过下半辈子。”话虽如此，但不是在此时此刻，因为还有许多亲热要进行。他们住在这个公寓里的时间只剩两个月了，可他们需要更多。吉丁习惯性地刮了全身的汗毛，像个四年级的女童子军，最后他总算对她讲明，他想要她留一些体毛。但是生长需要时间。很多时间。足够她给他好好画一张像了。但既然她摸得着他，又何必画呢？还有做一顿地道的海鲜饭的时间，她编完盆栽的装饰套的时间，他修好洗碗机的时间。他们一定处于热恋之中—他们从没开过一次电视。他们忘记买烟和酒，甚至都没在公园中跑过步。

整座城市里都没有他能做的成人的长期工作，所以他偶尔会做些十几岁孩子的活计，再打点成人的零工。他和职业介绍所里的人们谈起工作。黑人们叫他去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人人都在码头上工作。或者加尔维斯顿，或者圣地亚哥或者新奥尔良或者萨万纳。纽约—完全没有机会。小偷小摸能来点钱—也就这些了。一些做不正经营生的人会给他些粗活儿，望风的活儿，有时也会让他送赃款。但这一切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一天下午，他正在帮一个小贩在百老汇和第一○一街的路口卸箱子，忽然听到街上交通一片混乱。一个剃了头、鼻子上戴小环的年轻女人正在骂一个站在路中间的男人，儿子从那人莫名其妙和无辜的表情判断他来自非洲或西印度群岛。他站在那儿默默不语地看着她，他的两三个朋友靠着汽车，眼睛虽然看着别处，但显然是在等着收场。那姑娘穿着牛仔裤和紧身T恤，脚上踩着一双坡跟鞋。她有士兵般的嗓音，满嘴脏话让人难忘。小汽车冲他们猛按喇叭，并入旁边的车道；行人们瞥上一眼，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儿子和二楼窗子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这可太难堪了。那姑娘紧绷而刻薄的面孔就像一棵西兰花，她的食指向人行道上射出子弹。但在她那双眯起来的愤怒的眼睛里还有许多别的眼睛—有受了伤害的，有勇气十足的，有不过是孤独而空洞的，而她那颗剃过的脑袋让儿子想起他妹妹。他听着那些充满羞耻和气恼的辱骂，直到那男人觉得背对她也无所谓了（他那伙后援仍然靠在车子上）并转身走开。这一切都没有让她的鼻环黯然失色，也没有让她闭嘴。她一路沿街走去，一路用咒骂来鞭笞他，说不定会追赶着他，没完没了。这时，因为她眼睛中的眼睛而感到痛苦的儿子走过去，大张开双臂拦在她面前。她带着亘古的痛恨望着他。

“过来。”他说。

她没有动，于是他就用双臂搂住她，挡住二楼人们的目光，围住她的怒火。那姑娘拼命挣扎，但他不松开她。“你会冻死的，”他说，“我来给你买一杯酒。”这时她把前额靠在他胸前哭了起来。

“跟我来，”他说，“这附近有个地方。”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膀，领着她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给她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她喝了酒，对他讲起那个男人，可是儿子摇了摇头。“别，”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你有地方待吗？”

她说：“今天晚上还没有。”于是他撂下了卸箱子的活儿，带她回了家。

他们三个人，诺莫、吉丁和儿子，一起去了一家熟食店，商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用儿子最后的十块钱买了薯条、根汁汽水和三根“发薪日”棒棒糖。他们在雪中吃光了全部食物。他们很冷，还是一路磕磕绊绊、咯咯笑着回到了公寓。儿子和吉丁像小狗似的睡觉的时候，诺莫带着找零跑掉了。

可他还坚持要去埃罗。她同意了，但在他们做出计划之前，她在第六大道中间一块突出的金属板上绊了一跤。回到家中，她的大脚趾已经肿得有李子大了，非常疼。儿子用砂纸板做了一个夹板，从一只情人节糖盒上取下一根缎带。整整一夜，他每隔半小时就起来一次，用泻盐溶剂给她洗脚趾。早晨，肿消了，他趁她睡觉时赶去上班。她醒来后单腿蹦到了卫生间，看到他在马桶圈下画了一幅快活的春宫图。喝咖啡的休息时间，他打来了电话。

“你的脚趾怎么样了？”

“孤单。”

“我也是。”

“回家来吃午饭吧。”

“我只有半小时吃午饭，宝贝儿。”

“没关系，回来吧。”

“我没法按时赶回去。会扣半天工资。”

“我会让你觉得值的。”

他回来了，而且没再去报到上班，直到她走路不再吃力。这段日子里，他们在浴缸里吃中国菜。她用标准 “白人姑娘”的口气和姿态给他朗读《真实心声》上的故事，他笑得胸口直疼。她给他读塞沙勒，他闭上了眼睛。她读《圣经》中涉及性的部分，他看着她。

她渐渐不再有孤儿的感觉。他珍惜着她，保卫着她。当她在夜里从一个令人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只要一转身，准有他坚实的肩膀和无垠、永恒的胸膛。她的一切在他眼前都坦露无疑。她不知道是否该控制一下，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让他知道，但他就会用手指分开她的头发，用舌头舔过那里。没什么可原谅的，没什么可赢得的，未来就在五分钟之外。他完全驱散了她那种孤儿的感觉。给予了她全新的童年。他们是纽约城的最后一对恋人—却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因此他们的激情效率低下，毫无积蓄。他们像得克萨斯州人那样挥霍它。在他喉咙肿得厉害没法说话的时候，她就让他躺在床上，在一个波道夫盒子里画出跳棋盘。他们用巧克力糖当棋子。结果玩不成，因为糖粒没法固定不动，于是他们就改用她的口服避孕药片，部分因为其平整的底面，部分为了让她不至于把跳过的棋子放进嘴里。她告诉他纯白兰地对他的喉咙有好处，给他飞快地灌下不少，让他不省人事。她不喜欢他独自一人失去意识，于是就把剩下的酒喝光，和他一起昏了过去。他先醒来，吐光了链球菌。洗漱着装之后，他看着她睡觉。她醒来时看不见、说不出话也动弹不得，他把他的大手放在她额头，直到她恢复了这些功能。他们不再去参加聚会—因为别人干扰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他们不再去萨格斯，也不再走过第一百一十街。他们不再放声大笑，而变成了相视微笑。越过房间，越过床垫，越过桌子。他们的语言有时会缩减成代码，有时又会膨胀成独白，在相互搂抱中传达给对方。他们从来不抬头望天或是早早起床观日出。他们不放音乐，丝毫不知春天正在来临。他们只在分开时能隐约感受到这些事，而在一起时无法关注外部世界。他们通过对方重新创造并记住了它。他看着她在镜中的面容，就想起了在海上的日子，那时的海水看起来如同蓝天。她探索他身体时会想到橘子、玩抓子游戏和装葡萄牙青酒的木桶。他是静物画、婴儿、雕花玻璃、靛蓝、手镖、露珠、镉黄、耐晒红、苔绿和对一棵想和她跳舞的树的回忆。很难清醒，很难认真看待他们俩之外的任何事，但他们有时也能勉强做到。她想到过给她的老教授打电话，他说过，总能帮她找到工作的。不过，或许五月份才是给他打电话的较好时机—在考试之后。他们商量过开一家零售花店和精品时装店，店名就叫吉德和儿子。他们还讨论过抢银行和给黑人模特儿做经纪人；他们还讨论过嘻哈音乐和纽约州，还琢磨出了一种领到吉迪昂的失业救济金的办法。

但吉丁并不担心。她在银行里还有一千九百四十美元，在巴黎还有五千美元，以及其他关系。实在逼急了，她可以长期与一个经纪公司签约，拼命工作。

救济金的计划成功了，但他只来得及取得一张支票，就和她手挽手地去了埃罗。

第八章

空气中充满了痛苦，连曼陀罗都无法呼吸。它们成排地在藤蔓上萎缩，不知不觉地在瓦莱里安的视野内凋零。他坐在花房里，淡忘了一切，只对一九五○年他第一次听儿子的歌声那件事记忆犹新。

这些年来，他认为她嗜酒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睡眠要戴眼罩，做事笨手笨脚，假期的美容浴，不爱交往，昏睡不醒的早晨，夜晚的哭泣，暴躁易怒，匆匆敷衍的甜蜜母爱。他认为她酗酒—私下里喝很多，这就是她当他的面只喝葡萄酒和雪利酒的原因。不嗜酒的人才会喝真的酒；而私底下的酒鬼则会在各种场合喝夏布利白葡萄酒—或许这只是他的看法。但他巴不得这是真的。知道她从未酩酊大醉，从未 “精神不正常”，从未不省人事，从未宿醉不起，从未因经久未饮而狂躁让他伤心欲绝。他能够接受醉酒，事实上早已接受，因为他相信那是真的。比起得知一个漂亮 （还非常和善）而清醒的年轻母亲酷爱看她自己的婴儿流血，其他什么问题都得算好的了。爱之过甚。有一次把自己锁在卫生间，手中握着一把削皮刀，以免自己向那种爱屈服。不过这也没什么。没有把孩子从房间这头扔到那头，或者抛出窗外。没用开水烫，没挥拳打。只是在孩子的细皮嫩肉上拿小针美妙地扎扎而已。“美妙”，这就是她用的字眼。“我知道那样做不对，知道那是坏事。但这件事有点美妙。”她是这么告诉他的，就在那天大家都离开之后在餐桌边亲口大声说的。他听后两膝发抖，不得不重新坐了下去。黑人们全都走出了餐室，像灌木和树木一样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俩还留在枝形吊灯的光亮之中。她站在他身旁，面颊在挨了昂丁那记耳光后已恢复了苍白，头发蓬乱却很美丽。她站在那里平静地述说这一切，他同意她的观点，觉得那可能是也应该是真的—是美妙的，如果他能抄起鹅的尸体旁边的浅盘里的切肉刀在她那张令人倾慕的可爱面孔上划上一道，那一刹那也会很美妙。美妙。确凿而美妙的。但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双膝在发抖，手指在桌布上战栗。他不愿看见他的手打战，但他也不愿看她的面孔。他想过—如何或者是否应该不再看她而只看自己的手。他下不了决心，也移不开他凝视的目光。但在她说这番话时，他是想过的。“那很好玩，我要看看针扎下去的痕迹，听听他的哭叫，但不知怎么，我不相信他会那么疼。”她管那叫“痕迹”。她看到了痕迹。没有想到他会 “那么疼”。就像实验室里的一名助手切掉一只被麻醉的可爱的小白鼠的脾。

突然之间，他完全清楚了该做什么：到他那儿去。到迈克尔那儿去。找到他，触摸他，摩挲他，把他搂在怀中。现在就去。他想站起身，但他那双麻木的腿没有一点力气。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他说，“不能。”

她便住了口，怀着全然的理解和彻底的耐心看着他。他还是站不起来。她对此也很理解，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出了房间。“以后吧，”她的脚步声似乎在说，“当你更坚强一点的时候，我会对你说的。跟你分享。让这件事成为我们共有的。”

瓦莱里安没有动。我永远都不会有那么坚强，他想。永远都不会坚强到可以去听那件事。我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就去找他。等我从这张餐桌旁走开，就要二者取其一，没有中间选择。我绝不能再听下去了。

当西德尼身穿睡袍、睡裤和拖鞋返回餐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瓦莱里安坐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腿和手指终于不再颤抖。

“您该到楼上去睡觉了，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微微摇了下头。他要是上了楼，恐怕就再也不会下来了，而要是站起身，他只有去死或者去找迈克尔。

“去休息一下，到早晨再去想事情。”西德尼说。

瓦莱里安点了点头。

餐桌还保持着西德尼搀扶着抽泣的昂丁走出去时的模样。在他帮助昂丁脱下衣服躺倒在床、按摩着她的脚直到她入睡的这段时间里，没人动过桌上的任何东西。但他根本睡不着。大海在他和妻子周围展开。他们在海中漂流，如果从这座岛上搬走，就再也没有可以上岸的地方。他们没有住宅，没有自己的地方。一些证书有点价值，但没有积蓄。只有一个妻子被他妻子打过的人在遗嘱中允诺会为他们留下后路。西德尼着手清理餐桌，把东西堆放在侧桌上。心里悬着的事实在放不下，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了。

“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抬起昏暗的眼睛，但没有说话。

“您打算让我们走吗？”

瓦莱里安盯着西德尼，想先对好焦点，然后再去理解对方的问题。

“什么？”

“我和昂丁。您打算让我们走吗？”

瓦莱里安把前额放到手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而西德尼一时间只能满意地听着那从远处模模糊糊给出的回答，瓦莱里安则托着头，重新陷入西德尼尝试穿透的那蜡般的恐惧。第二天清晨六点，他依旧待在那里。他的眼睛终于闭上了，他的头脑慢下来，偶尔才怦然一响。他醒来是因为生理要求。不是死，也不是乘上飞机去找他儿子，而是要上厕所。于是他从桌边走开，靠着那双无力的新腿爬上楼梯。一旦满足了那种生理需求，可以想象，就会去满足别的：洗洗脸，刷刷牙，用双手向后梳梳头发。他脱下鞋，拿着鞋坐到了床上。洗衣房水池下的漂亮男孩因为不会说也不会哭只能唱的那幅画面—他不知道任何能描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的词汇，只好唱着“啦，啦，啦，啦，啦，啦”，那幅画面整夜萦绕在瓦莱里安脑海里，即使在一阵阵的浅眠中也没有离去，直到早晨还停留在他没脱袜子的双脚之间。

瓦莱里安想到，我得为此哭泣。我得为此流泪。但不是泪水，上帝求求您，但愿是血。我得为他的伤口流下血泪。但我需要许多条生命，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的生命，一条生命对应一处伤口，一条生命对应一次淌血，一处灼伤。我需要流尽终生的血泪来对应每一处创伤。之后还要更多。一条又一条生命对应那，那，那，那处。伤口。深深的、永恒的小男孩的伤口。不知何时留下，永远不知什么原因，永远无法启齿，更不用说靠头脑来想通的伤：他在这世上全心依靠的一个人—他甚至不可能选择不爱的一个人—怎么会对他下这样的狠手。作为一个幼小的男孩，他最终可以相信的只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被这样对待，否则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这世上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世界被想象、凭空捏造或者偶然形成，更不用说，说，说，说被创造出来。而他是对的。这世上不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的世界存在。因此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世界。而应该是别的什么。我在其中生活过，我也要离开它奔赴死亡，但它不是世界。也不是生活。是别的什么。

这总算让他舒服了一些，因为他知道，不管这种事是什么，反正它不是生活。他达到了一种茫然、空白、毫无感情的境界，他希望它能支撑他直到他流出血泪。直到他的心苏醒，为着唯一的目的一路压送着血液：在他生活的千年中一刻不停地从眼中溅出血泪。

那天早上玛格丽特醒得非常早，夜里她做了该做的梦：那是说不出口的。她马上起了床。当众受辱之后痛快的解脱，颈手枷似的实在的安全感，她的身体都还保留着。如同被竭力追捕后终于就擒并被扼住喉咙，她看上去反倒平静了，露出了那种新闻照片上会给人留下傲慢自负或至少是不知悔改的印象的表情。那种平静来自发现一切终于结束的轻松。各个部件均已复原，终于可以叹着气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没有逃脱处罚。”她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过，这不是需要她解决的问题。那是将来的事，而她的当务之急是揭露过去的事。眼下她得洗头发，使劲洗，在头发上堆起山一样的肥皂泡，再一遍遍冲洗。然后她就坐到太阳底下，对她所知的一切护发要领全然不予理睬，就这样把头发晾干。

十字树林成了一栋布满阴影的住宅。成双成对的人要么囚禁彼此，要么分道扬镳，他们心灵的低语与雏菊树的梦分庭抗礼。吉丁和儿子一起走了，在密谋些什么。西德尼和昂丁走在碎玻璃上，忧心忡忡，愤怒而又阴郁。一会儿互相埋怨，过后又彼此抚慰。瓦莱里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花房始终无人照看，邮件也没人读。沉寂压迫着大丽花和仙客来，因为再也没有音乐来滋养它们。西德尼把几份午餐端到桌上，但餐室里不见人来。吉丁和儿子在冰箱里搜寻过—一对共犯。玛格丽特只在早餐时来喝了咖啡。西德尼把盛有心不在焉地准备好的三明治的托盘送到瓦莱里安的房间，结果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

玛格丽特把事情零零碎碎地告诉了她丈夫。她一点点地、挤海绵似的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他们俩走上楼梯时空气中飘着这样的句子：“没你想的那么频繁，而且在每一次之间，我们俩还是享受了很久的快乐时光。”但他已经踏进了他的房门。又有一次，她说：“不要设法说服你自己我不爱他。他对我来说比生命还重要。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她不得不重复这句话，因为他的背影飞快地消失了。他那双昏暗的眼睛根本不朝她这里看。她告诉他的都是只言片语，碎得让他可以一口吞下，因为她所有的词汇不足以描述她所知所记的事情。因此她没办法也没理由来描述那些日落后街上无人走动的漫长而寂静的日子。当然，有些杂志可以期盼，但无论《生活》还是《时代周刊》都无法填满一个上午。这种事就是从这样的一天开始的。她只做了一次，一次偶然的错误，然后就有了第二次，后来就成了她期盼的，抗拒的，屈服的，计划的，害怕的，忘记的事，因为事后她就发现了原因。她被婴儿的种种需求惹恼了。有些时候，她没法不限制这种需求的存在；制止他对她最好的和持续的自我所做的要么含蓄要么直白的要求。她无法描述她对他无休止地寻求安全的胃口的厌恶—一个婴儿的自以为是简直是罪孽：他睡觉时要有人在身边，他醒来时要有人在身边，他饿了要吃东西就该有人在他眼前变出食物。所以她把那些中听的部分告诉了他：她无法控制自己—这是真话，因为当她对那种无止境的傲慢、那种愚蠢的信任感到恼火时，她就忍不住要把针扎下去。

终于有一天，玛格丽特走进他的房间，在身后锁上了门。

“我刚刚和迈克尔通了话。”她说。

瓦莱里安无法相信。她能给他打电话？和他通话？叫他的名字？她是不是以为这和往常一样是公事公办？

“他说他发过两封电报，告诉我们他回不来了。两封。但是接线员没有打电话报过一封。我要他给B. J.布里奇斯打电话。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显然不需要什么客人了。”

瓦莱里安一语不发。她正准备继续说下去，随便聊些事情，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血还没有从他的眼中滴下，所以这仍然不是生活。他之所以能够挺过来，是因为他现在过的不是生活，而是别的东西。

“你怎么敢给他打电话？”他嘶哑着声音问道，“你怎么敢？”

“他没受伤，瓦莱里安。他没受伤。”

瓦莱里安没有说话，只是瞪着她。此时此刻的她甚至更可爱了。她的头发没有被发胶固定，没有被装饰艺术风格所折磨，满头秀发随着她的头形自然下垂。她也没有化妆。纤细迷人的眉毛不经修饰，薄薄的上嘴唇比起她刻意涂成的丰满之态更可人。

“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受了伤什么没受伤？你不知道其中，其中，其中，其中的区别。”他闭上了嘴，他说不出来，“你怎么知道受伤和愈合的区别？”

“我知道。我见过他。我去看过他。相信我，他好好的。比大多数时候都好。”

有一阵子他们俩都没说话，后来玛格丽特才开口：“你想问我为什么。别问了。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告诉你，我顶多能控制自己不去做，而不能让自己不做。事情当真发生时，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起初我以为是因为他哭或者不睡觉。可是后来，有时候我是为了让他哭或者把他弄醒。”

“我听不下去了，玛格丽特。”

“你能。我已经做了，一直记得。所以你也能听。”

在他眼里她很强悍。他却在衰弱，被哀伤磨损得心力交瘁，而她还很强悍，比他强。她谈起那件事来仿佛它只是一个病例，一次手术，她挨了那一刀后就挽回了生命，现在正在对他描述那次经历。

“你让人作呕。你是，是、是、是恶魔。你做那种事，因为你是恶魔。”

“我做那种事是因为我能做，瓦莱里安，而我不能做了之后就不做了，也不想做了。”

“不能？”

“对，不能。他长得太大了，他能还手了，他能......告诉别人了。”

“你走开。”

“他挺好的，我告诉你。他没事。”

“请你走开。”

她明白了，彻底明白了，她没再说一句话，就开了锁，出去了。

还有一次，她在早餐桌边等着他，说：“你生气是因为他没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瓦莱里安还没有想过这一点。这些年来，小男孩躲在水池下的画面和只有“啦，啦，啦，啦，啦”的歌声始终伴随着他的生活，但现在他才意识到那是他的愤怒的一部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大概感觉太羞耻了。”

“噢，天啊。”

“我想他现在还是觉得羞耻。”

瓦莱里安的双手再次颤抖起来。“他为什么爱你？”他越过他那双颤抖的手问她，“他为什么爱你？”

“因为我爱他。”

瓦莱里安摇着头，又问了她第三次：“他为什么爱你？”

“他知道我爱他，”她说，“我只是忍不住那样做。”

瓦莱里安大喊起来，声嘶力竭：“他为什么爱你？”

玛格丽特闭上了她那双男孩般的蓝眼睛：“我不知道。”

这时泪水涌了出来。不是一下子涌出来的。不像他预想和渴望的那样是一股血流；而更像是黄昏的闪光，是眼睛里的一点变得越来越亮的水银。而这仅仅是开始，他清楚还会有更多的随之而来。现在，这一明亮的烧灼已经让他满足了。

玛格丽特睁开眼睛，注视着他的眼睛。“揍我吧，”她轻声说，“揍我吧，瓦莱里安。”

他一想到揍她，想到要与她肌肤接触，颤抖的手就抖得更厉害了。他的全身都在退缩。“不，”他说，“不。”

“求你了，求你了。”

“不。”

“你非揍不可。求你了，你非揍不可。”

现在他看得见她脸上的那些线条了，那些被化妆术高明地遮掩了的线条。这一条、那一条的线，发际线和其他的相比明显不同。她看着更真实了。不像一块瓦莱里安牌糖果，而像是公共汽车上的一个人，已经成形，有着血肉之躯和丰满的生命，而那条生命不是你的，你也无法接近。

“明天，”他说，“也许明天吧。”

每天她都要求他，每天他都回答：“明天，也许明天吧。”但他从来没动手，而她也很难想出某种能缓解彼此痛苦的方式。

新年的第一天，玛格丽特推开厨房的门。昂丁像往常一样待在里面，玛格丽特揪过的发辫如今安静地盘在她的头顶。玛格丽特在做了那个该做的梦后，在穿过一道道门站到橡木桌边时，觉得周身干净，毫无重负。昂丁在打盹，头靠在一把椅子的背上，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听到了门扇合页的吱呀声，当即醒来，警觉地站起身。

“别，别。坐下，昂丁。”

昂丁把脚伸进软拖鞋，依旧站着。“我能给你弄些什么吗？”她问这话是出于习惯，也出于一种让这个女人满足便可以把她赶离厨房的需要。

“不，不，谢谢你。”玛格丽特坐了下来，似乎没有受昂丁在听到谢绝后所保持的痛苦的沉默的干扰。她的目光经过那黑女人的侧面，落到百叶窗上一处能看到天空的地方。

“我知道你知道，”她说，“我一直知道你是知道的。”

昂丁坐了下来，没有回答。

“你爱我儿子，对吧？”比起询问这话更像是肯定。

“我爱一切需要爱的小东西。”昂丁说。

“我觉得我该感谢你，因为你什么也没说，可我不得不告诉你，你说了反倒要好些。和目睹你所作所为的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是很可怕的。不过我觉得我能理解。你想让我恨你？所以这些年来你始终什么都没说。你想让我恨你。”

“没有，我没那么想过。你......你在我心里算不上什么。”

“噢，那倒是，而你恨着我就觉得痛快，是吗？我可能是个卑鄙的白人太太，你可能是个好心肠的有色女人。这么一来是不是能让你好过些？”

昂丁没有回答。

“不管怎么样，我来这儿是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的。”

昂丁叹息一声：“我也对不起你。”

“我们本来可以成朋友的，昂丁。就像最初那样，那时我常到你的厨房来，吃你做的东西，我们还笑个不停。是吧，昂丁？我们是不是总笑？我说得没错吧？”

“你说得对。”

“可你想恨我，所以你就闭口不说。”

“没有人可以告诉。这是女人的事。我不能告诉你丈夫，也不能告诉我丈夫。”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对我喊，制止我，做些这种事呢？你明明知道，却一个字也不说。”

“我猜，我当时以为你会让我们走。如果我告诉西德尼，他就会告诉斯特利特先生，然后我们就会丢了工作—一份好工作。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时是怎么想的，说实话。但我一旦开始把它存在心里—它也就成了我的秘密。有时候我想，要是你们都让我走，周围也就没人可以帮你们消气了。我可不想把他留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

“你该制止我。”

“你该自己制止自己。”

“我是制止了。我之后确实制止了，但你本来能立刻制止我的，昂丁。”

昂丁用她双手的掌根捂住眼皮。她移开手掌时，眼睛是红的。她喘了一口粗气，看起来很苍老。“那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吗？制止你？”

“不。那不是你的工作，昂丁。但我希望那是你的职责。我希望你因为喜欢我，能帮助我。我当时只有十九岁。你那时三十几？三十五？”

昂丁歪了下头，从侧面看着她的东家。她慢慢地扬了下眉毛，然后眯起了眼。好像她是第一次看见玛格丽特。她在惊讶中前前后后地晃着头。“不，”她说，“我没有三十五岁。我二十三。一个女孩。就跟你一样。”

玛格丽特把前额抵在一只手掌中。她那一头落日色的头发的根部是棕色的。她那样托着头待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得原谅我做了这种事，昂丁。你一定得原谅我。”

“你原谅自己就行了。别要求更多了。”

“你知道吗，昂丁？你知道吗？我想做一个棒透了、棒透了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从她极少用到的声带某处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昂丁？咱们来做棒透了的老太太吧。你和我。”

“呃。”昂丁说，不过她露出了一点笑容。

“我们俩现在都没有孩子了，昂丁。而且都牢牢地陷在这儿了。我们应该做朋友。还不算晚。”

昂丁看着窗外，没有吱声。

“是不是太晚了，昂丁？”

“差一点，”她说，“差一点就来不及了。”

在人生的某一点上，世界之美已经足够。你不需要把那种极致的美拍下来，画下来，甚至不需要记住。它已经足够了。没必要保存其记录，你也不需要与他人分享或对他人诉说。当这种事发生时—这种放弃—你放弃是因为你能。世界总会在那里—当你睡觉时，它会在那里；当你醒来时，它还会在那里。所以你能够睡觉，而且有个醒来的理由。一株枯萎的绣球花和开花时一样精巧而可爱。黯淡的天空和阳光同样诱人，没有开花结果的金橘树并非不完美，它们本就如此。所以可以打开花房的窗户，让外界的天气进入。门闩可以不插，细布门帘可以摘掉，因为兵蚁也很美，何况不管做什么，它们总是世界的一部分。

瓦莱里安开始回到他的花房。不像先前去得那么早，现在他要等到早餐的雨之后。他依旧对玛格丽特说：“明天，也许明天吧。”但那里的一切他都没动手改变。没有栽种，没有剪枝，也没有移植。听凭那些花木生长或死去。曾经的骑士岛上的一切又开始占据这里。

他在他的花房中反省着自己的无知，为此深感内疚，因为他和一个一见之下便让他俯首称臣的女人共同生活，却对她毫无了解；他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说话了，但对他同样毫不了解。这其中有些糟糕透顶的东西，无知的罪孽中有些东西令人反感，让他无法动弹。他原先不了解，是因为他压根就没试图去了解。他只满足于他所了解的。去探求更多的事情不光麻烦，而且可怕。如同一个无底的水桶。如果你知道如何行走，无底其实无关紧要。玛格丽特清楚无底是什么样的—她注视过，跳进去过，又挣扎而出—她显然比他强悍。她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而对此一无所知更可怕。他能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他不知情，邮差和他擦肩而过。或许这才是他始终未收到一直期待的消息的原因：他的无知使他不配得知消息。国王们出于本能总会杀掉信使，他们是对的。一个真正的信使，一个称职的送信人，会被他所传递的信息腐蚀。如果他品格高尚，就该接受那种腐蚀。瓦莱里安没收到过任何消息，但在等候这么久之后，在等候接收、了解和传达其内容之后，他在不知不觉中编造出了那个消息。编造出了他所等待的信息。他根据这条想象出来的消息，使自己全心关注世界的结构及其居民。但他当年选择不去弄清他儿子从水池下传递出的真实信息到底是什么。而他所能说的一切便是，他不知情。因此，他因不知情而罪孽深重。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自愿不知情的人更令人厌恶呢？没有了。一个无知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是一桩罪孽。没有人味，因此也就不足道。没有谁可以不汲取他那一类人的罪孽、不吸进他的无辜的臭气而存活于世，哪怕那会使成排的曼陀罗凋零，让它们从藤蔓上落下。

第九章

“这是一个镇？”吉丁叫嚷着，“看着也就是一个街区。城里的一个街区。比如皇后区里的一个。”

“小声点，”他说话时搂紧了她的腰，“这不仅是个镇，还是县城。我们管它叫城市。”

“这就是埃罗？”

“不。这是庞西。埃罗是个小镇。我们还有十四英里要走。”

这时她才明白，他为什么要租一辆车开到佛罗里达来。坐飞机是到不了埃罗的。他们得先到塔拉哈西或者宾萨科拉，然后乘汽车或火车到庞西，随后再开车到埃罗，因为那里不通长途汽车，至于出租车嘛—唉，他觉得怕是没有人肯载他们去那里。依他之见，开车去不成问题。她的行李中装进了他所有的一切。当他们走下长途汽车，她看到被儿子叫做车站的地方前面有八九个黑人在闲逛。儿子和其中一个至少谈了五分钟。他们又在售糖机旁边等了半小时，才有一个叫卡尔的黑人开来了一辆四门的普利茅斯轿车。

那黑人开车把他们送到埃罗，一路上都在直接地问这问那。儿子说，他是一个叫士兵的人在军队时的战友—他们是在从布鲁顿到盖因斯维尔的路上结识的。他说，他想顺路去看望一下老士兵。卡尔说他听说过士兵，可是从来没见过他。他从来没见过大领口的开司米毛衣，也没见过“查克瑞尔”牌皮靴，还不知道他们能够把牛仔裤做得这么紧身，除非是孩子，要是他们谁穿这样瘦的裤子，可没法好好干活了。因此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后视镜。在阿拉巴马州的布鲁顿，没人穿这种衣服，而且他怀疑在蒙特戈梅里也没人穿。

他按照儿子的指点，在一栋房子前面让他们下了车，吉丁心想，既然儿子付了那人钱，而且下了车，大概这就是埃罗。

“那九十家房子呢？我只看见了四栋。”吉丁边向四下打量，边问道。

“就在这儿。”

“哪儿？”

“向四下扩展。在埃罗，人们不挤在一起住。来吧，丫头。”他拿起行李箱，像新郎似的满脸笑容，领她走上台阶。一扇有门框的门朝外开向仍是三月的上午。他们站在一道纱门前，透过门能看到一个男人背对他们坐在桌边。儿子既没敲门也没挪步，只一味看着那人的后脑勺。那人慢慢地转过脸，盯着他们看。随后便从桌边站起身来。儿子打开纱门进去，吉丁紧随其后。他没有走到那人跟前，只是站定了，面带微笑。那人既不说也不笑，只是看着他们。随后他举起双手，握成拳头，开始蹦跳，如同孩子跳绳般跺着地板。儿子无声地笑着。一个女人跑了进来，但那男人还在跳，还在跺地板。那女人带着点困惑笑看着儿子和吉丁。那男人越跳越高，越跳越快。儿子则一直看着，笑着。那男人还在跳绳，但不像儿子那样笑个不停。最后，直跳得把一盏灯震到桌边，把一扇窗子也震倒在地，震得孩子们都从门洞向里窥视，那男人随着他疯狂的脚步的节拍，用劲力气高叫着，儿子！儿子！儿子！就这样直叫到儿子抱住他的头抵住自己的胸口。“是我，士兵。是我。”

士兵挣脱出去，直盯着他的面孔，然后跑向后窗。“哇呼！哇呼！”他叫着，然后返回来，绕着房间迈了四步正步。两个男人来到前门，看向屋里走正步的人，随后又看着来客。

“士兵的老乡。”那女人说。

“士兵的老乡。”孩子们说。

“万能的上帝，是儿子。”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悄声说。接着就不说话了。儿子和士兵互相拍打着头、手和肩。

“谁给你买的这么瘦的鞋？”

“你的头发跑哪儿去了，黑小子？”

他问她肯不肯和士兵的妻子艾琳待在士兵家里，他好去看他父亲。吉丁不同意。她和艾琳已经聊了十分钟，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可儿子还是催着她，说他已经有八年没见过老人了，他不想这么久才重新见面就带着一个他父亲不认识的人进家门。她能理解吗？她说理解，边说边走出屋，来到士兵院子里的含羞草边。其实她一点都不理解，就像她听不懂儿子同士兵、德雷克和艾琳以及路过的人谈话时所用的语言一样；就像她不明白（或不接受）男人们把她排除在外，让她和艾琳与孩子们为伍，而自己则聚在门廊上，互相打过招呼后仍不理睬她一样；她也不明白他在听到一个姓布朗，叫萨拉、萨莉或萨迪的女人—她从他们提到名字的发音猜出那是个女人—去世的消息时何以会既惊骇又喜悦。但她还是同意了。天哪。埃罗。

他把她留在那儿，独自走向他出生的房子。砖砌的黄色前脸看着很小巧。同他和齐安涅同居的沙塔菲尔德的棚屋—就是他开车穿过的那栋房子—相比，这里曾显得又大又坚实。但它其实还没有昂丁的厨房大。门没有锁，但家中没人。厨房里炖着一锅辣味浓汤，他知道老人没有走远，也不会在外面待太久。他的父亲富兰克林·G. 格林从七岁起就被人叫老人，直到长大成人，娶妻生子，那小孩就叫老人的儿子，到第二个孩子出生，头一个孩子就简称为儿子。他们全家人都曾经住在这里。霍拉斯住在盖因斯维尔，弗兰克死在朝鲜，他妹妹弗朗西恩在杰克逊维尔的一家精神病院，小妹妹波基·格林仍然住在埃罗，但靠着径赛奖学金去了佛罗里达农工大学读书，这些都是士兵说的。他们这一大家子以前都住在这座房子里—和他妈妈一起。

没过几分钟，老人就爬上了前廊的台阶。儿子站在房子中间等候着。门开了，老人看着儿子，手中的洋葱掉在了地上。

“嘿，老人，你好吗？”

“上帝啊，你回来了。”

他们没有握手拥抱。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在屋里追着洋葱，互相问候了近况，后来老人才说：“过来，让我给你弄点吃的。虽说这儿没什么东西，也不像我刚才以为的那么少。”

“我在士兵家吃过了。”

“你到那儿去了？”

“我想在进门之前先打听一下你的消息。”儿子说。

“噢，我还没死，儿子。我还没死。”他笑着说。

“我看得出你还没有。”

“那些汇款真管用。”

“你都收到了？”

“噢，是啊。每一笔。不过我只用了其中一些。”

“一些？那全是给你的。你干吗不全用了？”

“我不能那么做。我不想引人怀疑。我实在没办法时才会兑一些出来。”

“不会吧，老人，别跟我说你还有剩。”

“都在那儿。”他冲两间卧室中的一间点了下头，“小猪在上学，你知道的。我得帮她一把。”

他们走进那间卧室，老人从床下取出一个白猫头鹰牌香烟盒，打开盖子。里面有用橡皮筋捆着的薄薄的一沓信封；用回形针夹在一起的一些邮局汇款单，还有几张十元和二十元的钞票。

“这都是给你的，老人。给你过日子的。”

“是啊。是啊。可你知道，我不想每月都跑那么远去邮局取钱。说不定会招人议论，又惹出别的事，引出官司来。所以我只是偶尔取一点。不声不响地，你知道。”

“老人，你真是个发了疯的老头子。”

“你去过沙塔菲尔德了吗？”

“没有。直接到这儿来的。”

“唉，你知道吗，萨莉·布朗不久以前死在这儿了。”

“他们告诉我了。”

“让她安息吧。”

“但愿如此。”

“她每天晚上睡觉都带着一支滑膛枪。”

“哦。”

“每天夜里。唉，如今她已经被烧成灰了，她和她那讨厌的女儿......”

“别这么说，老人。”

“是啊，你说得对。不该惹恼死者。可是你知道，我怕萨莉胜过法律。”

“我也是。”

“法律不管死了的黑女孩，可是萨莉·布朗，她每天夜里带着那支滑膛枪睡觉，就是在等你。我走过她身边时，直起鸡皮疙瘩。她就住在教堂附近，整天哀叹。每天晚祷时都会一下子拦住我。我没办法坐在那儿听她数落你。你想得出吗？每逢礼拜天就祷告，可每天夜里都要拿着一支滑膛枪。”

“那男孩呢？”

“从这儿走了，他家里人也都走了。”

“他的眉毛又长出来了吗？”

“一直没有。我猜他家里人琢磨，他那副模样没法在这一带躲着。萨莉也在找他呢。”

“我没看到他的脸。我只看到了他的屁眼。”

“我打赌，那地方也没眉毛。”

“我该用刮胡刀片给他装点眉毛的。”说罢他们同声大笑，儿子告诉他这八年来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差不多一小时过去了。快到四点时，儿子说：“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你带了个女人？”

“是的。”

“她在哪儿？”

“在士兵家里。她能住这儿吗？”

“你们结婚了？”

“没有，老人。”

“那最好还是带她到你罗莎姑妈家去吧。”

“她不会喜欢这样的。”

“我也没办法。你是要走的。我可还得住在这儿。”

“算啦，老人。”

“啊哈。去看看你罗莎姑妈吧。你要是不去见她，她会气疯的。”

“《圣经》上没说两个未婚的人不能睡在同一个屋顶下。”儿子哈哈笑了起来。

“你懂什么《圣经》？”

“我本来可以撒谎说我们结婚了。”

“可你没撒谎。你说了实话，所以就该按实话来住。”

“噢，狗屎。”

“这就对了。狗屎。我家白天一整天都欢迎她。把她带回来，我好见见她。”

“她很不寻常，老人。”

“我也不寻常，儿子。我也不寻常。”

“好吧。好吧，我去接她，把她带来。你做点什么吃的，然后我带她去罗莎姑妈家。这样你看合适吧？”

“挺合适的。”

儿子起身要走，他父亲跟他走到门口。儿子说：“一会儿就回来。”老人说：“等一会儿。我问你点事行吗？”

“当然。问吧。”

“你怎么不在信封里放个便条之类的呢？我一直盼着有张字条。”

儿子一时答不出来了。所有那些汇款单办得多么匆忙啊。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打发一个女人去买和寄汇票的。他总是尽量多寄，但有时从一个城市寄出五次，有时六个月从哪儿都没寄。他以前一直来去匆匆的。

“我觉得我是不想让人读到我的信，知道我在哪儿......”但是这样的借口太蹩脚，没法说下去了。“你是因为这才保留那些空信封的吗？”

“是啊。那上边有你写的字，你知道的。那些字总是你写的吧。‘富兰克林·格林’。你的字写得挺不赖呢。挺好看的。就像你妈妈的。”

“再见，老人。”

“到罗莎那儿去一下。告诉她你来了。”

吉丁蹲在路中间，下午的太阳晒着她的后背。孩子们都很乐意摆出姿势，一些年轻些的女人也愿意。只有老人拒绝盯着她的照相机露出笑脸，仿佛镜头盖一打开，他们就会看见地狱。男人们因为她裤子臀部的裤缝在阳光下如此分明而大开眼界。咔嗒，咔嗒。在设法和艾琳以及来看儿子带来的北方姑娘的邻居女人们聊天聊到快发疯的时候，吉丁才想起她的照相机。她们带着毫不掩饰的敬佩看着她，一个接一个地说着 “我去过一次巴尔的摩”，或者“我表妹住在纽约”。她们并没问她们真想知道的事：她在哪儿认识的儿子，她的皮靴值多少钱。吉丁满面春风，喝了几杯水，竭力像昂丁那样和她们拉家常。但她们崇拜的目光和不善言谈让她觉得儿子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她在想起她的相机时已经不耐烦了。此刻她倒是兴致勃勃地给大家拍起照片来。士兵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太棒了，”她说，“绝了。现在过来一点。”咔嗒，咔嗒。“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好的，贝阿特丽丝，你能靠着那棵树吗？”咔嗒，咔嗒。“往这边一点。太棒了。别动。别—动。天啊。”咔嗒，咔嗒，咔嗒，咔嗒。

儿子并不是故意一把夺过照相机的。他只是想让她停止。遮住臀部的裤缝和阳光，停止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他这么做的时候，起初她还困惑不解地看着他，后来渐渐开始生起气来。“你这是怎么了？”

这样不好。抓过照相机，然后还得告诉她有关过夜的安排—这样不好。一点都不好。

他带她到老人家里，晚饭后去了罗莎家。德雷克和士兵开车接他们去庞西一个路口处叫“夜动”的地方，那儿有乐队演奏，烤肉三明治，还能在既非闪光也非频闪的四只蓝灯照耀下无限制地跳下去。他们俩甚至还抓紧时间在汽车里亲热了一下—吉丁觉得没人知道，他却清楚人人都知道。汽车后座让她情绪高涨，但啤酒和劣质威士忌使她十分困倦，因此他没费什么周折就把她留在了罗莎家。她睡得死死的，足有三小时，睁开眼却没有了他，而且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小卧室里几乎要窒息。她光着身子坐了起来—因为她从来不穿睡衣，然后双手抱着肩膀。卧室里有一道门通往起居室，还有一道通向后院。她打开了通向后院的门，向外望去，屋外是她从未见过的一团漆黑。比起骑士岛还要黑得多，黑得多。而且很吵闹，那是来自植物和田野间的生命的。若是她想吹吹风，外面可一点都没有。她想，不可能有这么黑的地方。或许她站在那儿的时间长一些，会有从什么地方来的光让她看到影子，或是什么东西的轮廓，一丛灌木，一棵树，天地间的一条线，或者更深沉的黑暗，可以显示出这栋房子的终点和空地的起点。她想起了那次儿子要她闭上眼睛时她所见到的黑暗，他让她在其中想象出一颗星。她想，那是通向那里的唯一的道路，因为在天空方向的世界，在该有天空的地方是没有星星的。她猜混沌天上该是一片混沌。不然的话，至少该有月亮。植物的喧嚣是听不见的，然而非常强烈。她完全可能置身于一个洞穴、一座坟墓或是大地的子宫中，由于植物生命的运动而窒息，却看不见它们。她什么也看不见，也记不起天亮时看见了什么。身后的动静让她吓了一跳，马上转过身来。罗莎站在通向起居室的门口，灯光从她身后照进来。

“有什么事吗？我听到你在走动。”

吉丁关上后门。从另一道门射进来的光线很微弱，却足以在她的胴体上聚光。罗莎盯着吉丁的躯体，稍微低了下头，又抬了起来。她的目光徐徐掠过，移动的样子就像那些正在生长着的植物，吉丁虽然看不到，却能听到它们喧嚣的存在。

“你干吗不告诉我你没有睡衣呢。我有些可以让你穿的。”罗莎说。

“我......我忘了，”吉丁说，“我忘记带了。”

“我给你拿一件吧。”

罗莎回来时，吉丁已经上了床。罗莎递给她一件有背带的女式长衬衣，虽然揉皱了，闻起来却很干净。

“你没事吧，姑娘？”

“噢，我很好。我只是觉得太热，想透透气。”吉丁回答道。

“这里本来是个门廊。我把它改成了一间屋子，这儿确实闷热。我没打算买窗子。”

“你能让后门敞着吗？”吉丁问。

“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那些树里可能钻出各种东西。我有个旧的小电扇，我给你拿来。”

“不用，不用。别麻烦了。”

“你确定？”

“确定。”

“它破破烂烂的，但能搅动周围的空气。”

“没事。”

“好吧，我把这道门敞开。”罗莎用一把板条靠背的木椅顶住那扇门。

“很抱歉，”她说，“那件衣服不够长，只能将就着罩住你。”

“谢谢。”吉丁说，但那件衣服并没有罩住她。她穿着那件长衬衫，用被单盖着她的裸体，后来罗莎来和她一起躺着。没有哪个男人让她感到这么赤身裸体，这么一丝不挂。暗送秋波的人，情人，医生，画家—谁都没让她觉得暴露。还不仅是暴露。是下流。

天哪。埃罗。

他们要在星期天离开。她一定能够熬过一个星期天，之后，她就会和儿子牵着手回到火车上，再登上飞机，在达美航空公司的毯子下与彼此嬉戏—他们不动声色的脸和别的乘客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手却在目标明确地摸索着。她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十点半，罗莎的指尖正点着她的肩头。

“儿子到了，”她说，“你们会和我一起吃饭，对吧？”

吉丁起身，飞快地穿好衣服。他坐在桌边，模样比起在骑士岛第一次理发后更英俊，比肩上搭着外衣站在钢琴边、她在他脸上看出热带草原时更英俊，比在海边摸她的脚、比在希尔顿酒店打开房间门迎接她时都更英俊。她想坐在他膝头，但德雷克和士兵也在桌边，因此她只是走过去，把一只手放在他头上。他抬头冲她笑笑，吻了她的另一只手。德雷克和士兵看来洗了澡，显得容光焕发。他们用和她一样的倾慕眼光看着儿子，而且毫无竞争之意。他们坐好后对他和他珍视的女人的在场表示十分高兴。他们满怀友爱地看着他，而看她的目光就好像据他们所知，她是他赢得或是偷来甚至可能是买来的一辆凯迪拉克。

“你们要结婚了吗？”士兵问道。那时儿子和德雷克开车带罗莎去教堂了，屋里只有他们两人。

“我想是吧，”吉丁回答道，“我们还没谈过呢。”

“他挺棒的。你应该抓牢他。”

她笑了：“是吗？”

“没错。你要是不抓牢，就会被别人抢走的。他以前结过婚，你知道。”

“我知道。”

“他绝不该娶那个女人。那个齐安涅。我们人人都这么跟他说，可是他还是娶了，结果落得个伤心难过。”

“她长得漂亮吗？”吉丁问道。她没想问的，可是答案似乎对她无比重要。

“不。我不会说她漂亮。当然不算难看，可绝对说不上漂亮。”

“不过，他一定是爱过她的。”

“可能是这么回事吧。”士兵的语气听来有点怀疑。“不，”他说，“她不漂亮，可你得承认她很强。她的床上功夫在佛罗里达是数一数二的，绝对是。”他转过脸看着吉丁，好像在说，快打败她！

感觉不好。一点都不好。儿子在路上因为照相机让她下不来台；罗莎让她觉得自己是个荡妇；而此时士兵又让她觉得自己像是在争风吃醋的处女。她没有回答，所以他说了下去。

“你结过婚吗？”

“没有。”她说，直盯着他的脸，心想，如果他说出“像你这样好看的女人应该能够......”她就扇他的嘴。但他只是说了句“太糟了”，而这种说法似乎还没有绝对到让她打他耳光的地步。

“有孩子吗？”

“你问得太多了，”她说，“你想知道我的什么事，就问儿子好了。”

士兵听后一笑，还摇了摇头：“儿子不谈他的女人们，也不让别人谈她们。”

“我对此感到高兴。”她说。

“我不。那让他变成了傻瓜。他会分不清一个好女人和一条蛇，而且也不会让别人指出差别在哪儿。”

“他能分清一个好男人和一条蛇吗？”

“噢，当然。儿子会看人。只是一遇到女人就糊涂了。对大多数别的事，他都能用心去想。但一遇到女人，他就只用下面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有些人用他们的嘴想。”

“是啊。我猜你是对的。”士兵微微一笑，“但总比根本不想要好。”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他。

他放声大笑：“你很特别，是吧？”

“对，我是。”

“是啊。”他用手指捋过他头发变稀的地方，“特别就不说了，还很有趣。”

“相信好了。”她站起身，又给自己倒了些咖啡。

士兵端详着她的双唇：“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

“谁是控制的一方？”

“控制什么？”

“事情。你们俩之间的事。谁在控制？”

“没人。我们在一起。谁也不控制谁。”她说。

“好啊，”他说，“真好。儿子，他不喜欢被控制。你知道，这让他看起来有点野。”

“我们没有那种关系。我也不喜欢受控制。”

“可你喜欢掌握控制权，是吧？”

“对他不是。”

“好。好。”

“齐安涅掌握了控制权吗？”她坐下来，往咖啡里吹着气。

“齐安涅？不。她什么也没控制。起码在白天没有。可是老天在上，在夜里她肯定是。”他哈哈大笑。后来，看到她没有和他一起笑，他冷静了下来，问道：“你们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吉丁压抑住一次微笑。他输了，想让她出城。“我们今天就走。”

“今天？你们今天不能走。”

“为什么不能？”

“厄尔尼·保罗就要来了。我们给他打了电话。他已经从蒙特戈梅里出发了，星期一到。”士兵吃了一惊。

“谁是厄尔尼·保罗？”

“他是我们一伙的。跟儿子、德雷克和我一块儿长大的。他歇了班过来看儿子和我们大家。”吉丁想，一次技术性击倒，但是她没有挂起她的拳击手套。儿子回来时，她给他看了列车时刻表。

“再待一夜吧，宝贝儿。”他说。

“我不能。不能住在那房间里。不能一个人。”

“听我说。”

“不，儿子。除非你和我待在一起。”

“我不能那么做。”

“那我走。我早就满十四岁了。”

“好吧。听着。教堂活动散了之后，罗莎回来，我们就去兜风。”

“儿子。”

“听着。我来带你在这个县里转转。拿上你的相机。然后，今天晚上你回罗莎家......”

“儿子。”

“等一等。把后门敞着别关。我会进来，和你待一整夜。到了天亮，我就绕到前门，装作刚到的样子。”

“你保证。”

“我保证。”

她想，旧石器时代的老古董。我和一帮尼安德特人待在这儿，他们认为性是肮脏的或者奇怪的东西，而站在这儿的他都快三十岁了，还是这么想的。愚蠢。“愚蠢。”她脱口而出。

“我知道，但他们就是这样的。你想让我怎么办？你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会改变他们吗？”

“我想要我们光明正大。”

“我们能不能先入乡随俗，以后再光明正大？”

这种迁就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她心想，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们是他的故人。在乘车兜风的一路上，她把一切都拍了下来，直到胶卷用光。他们看到了一些适合进去做爱的小屋和果园，还发现了一所学校的一扇敞开的窗户，里面的一张教师用书桌宽得足以容下两个人。他们在八点钟时回到埃罗，在外面待到不能再晚—“夜动”已经关门—然后用车把大家一一送回家。吉丁回到罗莎家之后，就换上了那件皱巴巴的长衬衫，以便他来时让他开心，她把门闩打开，便上床了。半小时后，他到了。她一直竖起耳朵听着，所以听见了门转动的响声。

“儿子吗？”

“是我。”

“赶快。”

他动作匆匆。他跪在床边时，手里有什么东西，树叶或蕨类什么的。他让她脱掉长衫，他就用蕨叶轻刷她全身，她努力不发出呻吟、大笑或叫喊，他一直说着嘘、嘘。他脱掉衣服，爬上床。吉丁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习惯了佛罗里达最好的床上功夫的男人。也许是士兵灌输的那些念头让她好胜起来，她奋力要超过齐安涅，胜过她那传奇般的天赋。她想着她，被她鞭策，或许还要加上这个事实：她没闩门，儿子把门推开后一直让它大敞着，但他们只专注于彼此，因此未曾注意。所以齐安涅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然后是别的人：罗莎和特蕾丝，儿子已去世的母亲和萨莉、萨拉、萨迪·布朗，昂丁，士兵的妻子艾琳，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弗朗西恩，还有她自己死去的母亲，甚至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她们全都拥进了这间屋里。有些女人她不认识，认不出，可是她们全在这里，毁了她的性爱，像吸食精气的女妖般取走了她的性，但没有取走他的。他沉沉入睡，没有看见屋里的女人，她也看不见，可她们确实挤成一团，看着她。她们互相推挤着—用臂肘挤出空间，像蚂蚁出巢一般从黑暗中涌出。她摇晃着儿子，他醒来，说：“唔？”她说：“你该把门关上。”因为她不想说屋里有这么多女人；我看不见她们，可这屋里挤满了女人。他说“好”，然后翻个身又睡着了。她躺在那儿，吓得不敢自己去关门，因为得走过那些挨挨挤挤地站在漆黑的房间里的女人，她虽然看不见她们，但穿过人群时必然要碰到她们。她感到她们互相推推搡搡，为了把她看得更清楚。最后，她被她们吓得惊恐之极，这比她们能对她做的任何事都更糟，于是她气疯了，坐起身来，用只有心跳一半响的声音叫了出来。

“你们想让我怎么样，该死的！”

她们看样子似乎正在等待这个问题，于是便纷纷拽出一个乳房给她看。吉丁颤抖了起来。她们站在屋里的四处，互相轻轻地推搡着，轻轻地—因为地方很小—露出一个乳房，然后是两个，吉丁吓坏了。这可不是那个关于帽子的梦，因为在那个梦里她是睡着了的，是闭着眼睛的。而此时此地，她却是完全清醒的，天啊，只是在一团漆黑中看见了她母亲和纳纳丁！

“我也有乳房，”她说着，或是想着，或是希望如此，“我也有乳房。”但她们不肯相信她。她们只一味地把她们的乳房托得更高，往前推得更远，还看着她。除了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所有的女人都露出了她们的两个乳房。而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作为更令人震惊—她把一条胳膊伸得长长的，给吉丁看她那三个鸡蛋。她更害怕了，吓得哭了起来。她的后背紧顶着墙，右手攥拳放在肚子上，她摇晃着儿子，摇了又摇。他惊醒之后，她一头扎进他的肩窝，哭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告诉她们别打搅我。”

“什么？”

“抱住我。”

“吉丁。”

“关上门。不，别动。抱住我。”

“又梦见那些帽子了？”

“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抱住我。”

他抱住她。直到天亮。可就算他睡着了，她仍然醒着，而那些女人终于走了—叹着气—他没有松开她。

没人被那个小伎俩蒙骗过去。老人猜出来了，男人们都知道了，而罗莎听见了他们的动静，如同收音机一样清晰。

她无法摆脱。倒不是因为罗莎一早起来煎鸡蛋，甚至照相机风波、士兵的多嘴或者老人信口胡说的《圣经》式谈话，抑或那件皱巴巴的衬衫和那间憋闷的卧室，而是因为她知道，洞穴中植物的声响可能会更喧闹，而夜里的女人们一定会使她一直精神紧张。她无法摆脱。夜里的那些女人把她的整个周末都毁了。埃罗比先前更腐朽，更让人厌烦。一个烧光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或许有过去，但绝没有未来，而且说到底，了无情趣。一切南方小县城的浪漫色彩无非是一个谎言，一个玩笑，不过是在别处一事无成的人才会保守的秘密。是一个引人上钩的借口。厄尔尼·保罗可以到纽约来—如果乘飞机还会更快呢。她需要空气，需要出租汽车，需要用她懂得的语言进行交谈。她再也不想进行那种沉默比语言能传达更多意味的交谈了。不，她不想要在“夜动”的聚会，儿子，求你了，把我从这里带走吧。你知道我有事要做。带我回去，不然我就回去，而你愿留愿去随你的便。不过，儿子，我是不会再在这儿待一夜了。

“今天晚上我还来你这儿。”

“那没用。”

“那我们就在外边待一整夜。”

“不。把我准时送到火车上就行。”

一时之间，儿子对她合上了他眼中的眼睛—就像他没敲门就进入卧室里那样—没有闭眼，就把它们合上了。她在让他选择。但他再次睁开了眼睛，问她：“你爱我吗？”

“我爱你。”她说。

“我到那里去的时候，你会在吗？”

“我会在那里的。我当然会在那里。等着。”

“厄尔尼·保罗有一辆车。我明天和他一起回蒙特戈梅里，然后从那儿飞纽约。”

“好吧。不会更久了？”

“不会更久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他们准时上了火车，不过他没有准时去纽约。四天过去了，他还是没到。吉丁倒是没受干扰—有那么多事要做，跑来跑去，午餐聚会，约定美发和寻找工作。她得给多恩打电话，弄清她是否按计划回来了。她要不要另找一处地方去住？到第五天，她又有了那种孤儿的感觉。他可以打个电话。她想象着他跟厄尔尼·保罗和士兵喝酒的情景。又一个周末溜了过去，还是没有儿子的影子。他显然知道怎么给厄尔尼·保罗打电话，却不知道怎么给她打。她想到打电话给埃罗。 “夜动”里有一部电话，但她记不起她在谁的家里还见过电话。现在她有点按捺不住了。面对他的漫不经心，他的无动于衷，她简直要发疯了。最后她绝望了。她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会来，会在某个时间来，他或许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或许根本没有，但她深知他一定会来。她的绝望来自她的感觉，他在那里与所有那些露着乳房、拿着鸡蛋的女人在一起，那些妖女。他生活中和她生活中的所有女人都聚集在那里—唉，不是她生活中的所有女人。多恩就没在那儿，艾莎、菲莉斯蒂或者贝蒂也没在那儿。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她那样做的。她们是她的朋友。她们与她是同一种人。不像那个齐安涅全州闻名，不像罗莎长着见证人的眼睛，或者纳纳丁头上紧盘着发辫，面色忧郁地看着厨案，不服气地待在那个房间里。也不像因为被狗咬而得了疯病的弗朗西恩，更不像她自己的母亲，你怎么可能，妈妈，你怎么可能和她们厮混在一起。你死了，撇下我，你对我的爱不足以让你活下去，你明知道爸爸走了，你还走了。但她多次重放过那些镜头后，动力没有了，只有技术还令人佩服。当然她母亲和她们在一起，也露着乳房。她当然会在那儿的。不过，是什么让她们觉得能够聚在一起对她那样做呢？她们甚至不认识彼此。除去乳房之外，她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她也有乳房，多恩、艾莎、菲莉斯蒂和贝蒂都有。但她仍然无法摆脱，那场景使她愤怒，而愤怒对摄影师、经纪人、电话公司和公寓经理是有好处的。大家都注意到了，不来惹她。

多恩说，五月十五号，那时她会回来。吉丁到处打听有没有转租房，结果找到了两处：一处是一座住宅，可以住一个月，到六月份；另一处是一套公寓，可以住半年，但地点在城外，太远了。后来又找到一处阁楼，她可以跟别人合租两周，然后住到夏天......每天夜里上床时，她都已筋疲力尽，顾不上焦虑了，但一醒来，那场景便会重现，而且一次比一次真切，一次比一次沉重，直到某天早晨她最终拿着一杯西柚汁坐在那里，明白既然摆脱不掉，她还不如下决心把那个场景卷起来，剪掉头，撕开，看看肚皮里面装着什么。那些女人看起来很可怕：钉着马掌，大腹便便，头发围着破布，编着发辫。而她们像武器似的向她挺出的乳房是又软又松的袋子，顶端有一只浅黑的眼睛。然后是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滑溜溜的黑胳膊伸长到十二英尺，十五英尺，对着她，还有曾经捏着鸡蛋的手指。那很疼，部分疼痛就在于产生那种幻象—在选上你的梦境中让你充当一个孤立无援的牺牲品。有些疼痛则来自那些你热爱或者你觉得善待的人当众羞辱你所造成的直截了当的痛苦。一种微小的疼痛，你一注视，它就会闪现。所以你就用一个盖子把它盖住，直到下一次。但大多数伤害是可怖的。那些夜里的女人倒不仅是针对她（针对她个人—与他无关），不仅是她们高踞于袋样乳房和折叠肚皮之上的优越感，而是她们似乎一致地对待她的态度，全力以赴地要得到她，捆绑她，束缚她。抓住她尽心竭力要成为的人，用她们又软又松的奶头来闷死她的追求。

吉丁小口喝着西柚汁。那种清淡的酸味把她舌头上晨起的阴霾溶解了。“不，罗莎。我不是你的女儿，他也不是你的儿子。”

儿子回来的时候，她和他吵了起来。在甜蜜时光的中间—她和他吵架。他认为她是因为厄尔尼·保罗和迟到又没打电话而吵。她也这么想，不过只是有时候—而多数时候她清楚她是在与那些夜晚的女人搏斗。那些引诱了他又试图对她提出要求的妈妈。这将是一场守卫他们生命的搏斗，为的是逃离除了乳房没什么可以展示的女巫的集会。

她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一个学历。他们应该做自己的生意。他应该在职业学校注册。他在佛罗里达农工大学读过两个学期，说不定能通过法学院入学考试；他该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研究生入学考试、继续教育考试。“你可以进法学院。”她说。

“我不想当律师。”他说。

“为什么？”她问。

“想想。”他说。

“为什么？”

“想想。”

“为什么？”

“我没法和长得像我或者像你的人辩论。”

“噢，该死。还有别的类型的法律。”

“不，没有了。此外，我不想了解他们的法律，我只想懂得我的法律。”

“你根本没有法律。”

“所以才成问题。”

她和他吵架，但绝口不提那些夜晚的女人。他们因为瓦莱里安·斯特利特而吵架。他愿意借钱给他们开个店或办一家代理公司。

儿子说：“那不可能。而且我不打算坐在这儿争论那个白人的事。”

“谁在乎他是什么肤色呢？”

“我在乎。他也在乎。他在乎他是什么肤色。”

“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白人。他资助我上完了学。”

“你已经跟我说过千万次了。为什么不教育你呢？你会照着吩咐去做，是吧？昂丁和西德尼唯命是从，是吧？白人喜欢顺从，就是喜欢！他为你做过什么困难的事吗？他为你放弃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他没必要。不过，既然他没必要让我受教育，也许他也会做其他没必要的事。”

“那是卫生纸，吉丁。他在你叔叔和婶婶身上拉满屎之后，总得擦擦他的屁股。他有必要，到现在仍然有。他欠的债太多了，女人。他永远都还不清！”

“他让我受了教育！”吉丁喊了起来，“你不可能让我觉得那不是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别人肯那么做！没有，别人，那么做。你也没有！”

“你是什么意思，说我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你没做到！你没做到！”她扇了他一记耳光，还没等他回过头来，又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让他喘不上气，同时一直嚷着：“你没做到，你没做到。”他抓住她的头发，直到她松开手，在她又扬手要打时，他尽量小心地放开了她。她摔了个屁股蹲儿，然后转过身来，手脚着地爬过来，又跳到他身上。他把她的双臂按到她背后，她干脆用牙咬他。他疼痛难忍，只好一拳将她打昏。

她醒过来揉着下巴时，他因为把她的一颗他极为珍惜的侧牙打松了而后悔得难以自拔。吉丁给他脸上被咬出的伤口敷药。他们说了声“奥列巴伦”，就带着伤疤开心地尽情大笑起来。

有时候他们会为上学的事争论。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

“那是狗屎，吉丁。”

“不是。你什么时候才肯听听实话？”

“什么实话？”

“实话就是，你在‘夜动’咖啡馆演奏钢琴的时候，我正在上学。实话就是，你开车轧过你妻子的床的时候，我在接受教育。你躲避着一座小镇的司法官或者某家保险公司，躲避着一个不值钱的律师就能替你洗脱的罪名的时候，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我在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成功。就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而不是你头脑里的世界。不是那个垃圾堆一样的埃罗，而是这个世界。实话就是：要不是某个可怜的老白人认为我有足够的脑子可以上学，从而帮助和关照我，我就无法完成学业！别再爱你的无知了—那并不可爱。”

儿子把她拉起来带到窗前。经过一阵激烈的挣扎之后，他攥着她的手腕，把她推出窗户，高叫着：“实话就是，不管你在那些大学里学了什么，只要跟我无关就都是狗屎！他们教给你我的什么事了？他们怎么测验你？他们教过你我像什么吗？他们教过你我脑袋里有什么吗？他们向你描述过我吗？他们教过你我心里想什么了吗？如果他们没教过你那些，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教给你，因为如果你不了解我，就一点也不了解你自己。你什么都不懂，一点也不懂你的孩子，一点也不懂你妈和你爸。你来看着我啊，你这个受过教育的白痴！”

窗户距离地面只有十英尺，她还尿湿了裤子，但她仍高声叫喊，不但要他听到，也要让聚集在便道上的人们听到：“你想当一辈子杂工吗？”

“他的名字叫吉迪昂！吉迪昂！不是杂工，还有玛丽·特蕾丝·福柯，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我帮你买一栋房子，把你的婶婶和叔叔安顿在里边，让她不再受脚的折磨。她那双脚简直要杀了她，杀了她，你怎么不让他们的生活变个样，让他们活得像人，像你从来没研究过的人，像你从来不能拍照的人。他们才是供你上完学的人，女人，他们才是。不是他。他们为他干了一辈子活儿。而你把他们扔在那儿，跟他在一起，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你应该给他们做饭。没有把吉迪昂、老人和我教给你的教育算什么教育！没有把我教给你！”

当他把她拽回屋里来时，她的胳膊疼得动弹不得。但一小时后她就眼泪汪汪地蜷缩在他腿上了，这时门铃响了。儿子正在按摩她的肩膀，一边还求她原谅。他们俩一起走到门口，那样子就像一对亲亲热热的小鸽子，警察还以为他们走错了门，把一个女人扔出窗子的是别人。

还有的时候，他们为工作吵架。这确实是问题。

他又一次提到想回船上去工作。

“你不能去，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你跳过船，记得吧？”

“那没关系。”

“你会一直在外面跑。你为什么想离开我？”

“我不想。可我们不一定得住在这儿。我们住在哪儿都成。”

“你指的是埃罗。”

“我指的是随便什么地方。我在别的地方能找到好工作。”

“哪儿？”

“休斯敦，蒙特戈梅里，亚特兰大，圣地亚哥。”

“我不能住在那些地方。”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我想活着，而不是改变。我不能只为这该死的城市活着。”

“是因为你害怕了？因为你在纽约活不下去了？”

“在纽约活下去。在纽约活下去。这样的废话我已经听累了。这他妈的是什么？如果我在纽约活下去，那我做的一切就是：‘在纽约活下去。’那不叫生活，那只是活着。我不想活着，我想要生活。在纽约活下去并不困难，乖乖。并不当真那么难。只是很悲哀，你在这儿活下去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很简单，我早就抛弃了。我在世界各地生活过，吉丁。我在哪儿都能活。”

“你没在任何地方生活过。”

“你呢？你在哪儿生活过？人家一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就答出五个城镇。你哪儿的人都不是。我是埃罗人。”

“我痛恨埃罗，埃罗也恨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对等的感情。”

她让他一直处于守势，要求他对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拟出清晰、精确而且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他脑中对做什么或在哪儿做的一些可怕的想法在她无所不在的直觉前都黯然失色了。他觉得在时间限制内做完事情就好—她则想要准时做完。于是他让她定好私下约会，真的参加了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才打了四百多分；法律入学测验低于第十三个百分点；大学入学水平考试落后于第八十个百分位；继续教育考试打了六百多分。“这就证明了，”他告诉她，“我能连坐三小时不动，我一直都知道我能。”

“二者取其一，”她最后说，“要么你去上学，我去上班，要么我们请瓦莱里安投资做个生意。”

“你会嫁给我吗？”

“是的。”

“好吧。”

“什么好吧？”

“我去上学。”

“好哇！”她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摁到地板上。

“可是不在这儿。”

“为什么？”

“我们住的是别人的地方。这里不是我们的小窝。咱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还得再跟你说上多少遍：我不能在别的地方工作。你能，可我不能。”

“你到底要做什么神秘的工作，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到别处去？”

“我的工作就是付账单。”

当时是八月份。吉丁向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递交了申请。表格送来以后，她就坐下来填。她很疲惫，看得出来，明显到经纪人都不太找她了。二十五岁的人看起来像二十六岁的，而且她也没有坚持那种可以保持二十岁巅峰状态的养生之道。工作都给了十七岁的少女们。在欧洲，人们喜欢看面貌成熟些的黑人模特儿，但是在美国，模样得像十二岁。不久她就真得给她的老教授打电话了。干模特儿这一行过气得很快—她要使出浑身解数尽快争取，因为她能赚的钱是教书的七倍。她坐在桌边，稍稍出了些汗，正在填儿子的申请表。你会以为他起码会自己做这件事。

儿子盯着她看—她是勤奋又有计划的典范。她不时地问他一个问题，他们商妥在什么地方撒谎，什么地方说真话。他看着她。他想，有一股力量，就在那儿。那是如今和未来的一切力量，可我不需要。她经常提到埃罗，把它说成他的摇篮。仿佛住在那儿不过是儿戏般轻而易举的事。仿佛住在世界一流城市之外的什么地方就只是孩子气的玩意儿。唉，对弗朗西恩谈何容易，对罗莎和他母亲又谈何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在埃罗生活是很艰难的，而且他相信单是想一下那种艰苦，她就吓坏了。她认为在纽约就很苦了，她害怕停滞不前，害怕无事可忙，害怕不得不安静下来，害怕一个人带孩子。他竭力想象，她到五十岁时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会成为特蕾丝吗？或者昂丁？或者罗莎，或者萨莉·布朗，甚至是弗朗西恩？脆弱如同一把锄头，在州立医院里拔光了她的头发。秃头，秃头的弗朗西恩。这就是摇篮。你要费尽长大成人后所拥有的全部力气才能在那儿待下去，活下去，维持一个家。他们不知道州政府给埃罗的资助；在埃罗是没有福利保障的，而失业保险则是充满麻烦的一年，拿不到任何钱。她不停地向他叫嚷什么平等，性平等，就像他认为女人低一等似的。他无法理解。在弗朗西恩被狗咬之前，她在法庭上给他列举了十点，可他依然败诉了。是她的身体素质给她惹了麻烦。她在地里跑步，跑得太快了。几条警犬追踪一个逃犯，因为失去了气味而沮丧，便攻击了她。六十秒钟之后，警察把狗从她身上拉开，把她送回家。那之后她就总是神经质了，嗯，“神经质”是他们大家的叫法。可是，天啊，那姑娘能跑。齐安涅九岁时就能开一辆破旧的卡车，四年之后，他才算会换挡，而她还能像印第安人一样打下一只雉鸡，一些人对她母亲记忆犹新，他们忘不了她还是个少女时是怎么套马的。他的祖母只靠罗莎一个人的帮助就盖起整整一座牛棚。事实上，吉丁睡过觉的那间屋子就是罗莎自己盖的，所以没安窗子。谁要是认为女人低一等，他一定不是北佛罗里达的人。

九月十六日，离注册入学还有两周时间，邮差送来了一份利息单，共计一千二百四十六美元，是她十六岁那年圣诞节时瓦莱里安送给她的四张市政债券的分红。她十分高兴，这笔钱够他交学费了。儿子说不。瓦莱里安供她受教育，好吧，他对那件事无能为力，可他不能让他资助他受教育。吉丁精疲力竭地垂下了双手。

“瓦莱里安不是问题。”她的声音因为重复旧话变得衰弱而黏稠。

这次解救进展不利。她觉得她在把他从那些夜晚的女人手中救出来，那些女人为了一己之私想得到他，想让他在摇篮里感到优越，对他百般迁就；她们想让她尽妻子之能而非无所不能，想让她生养子女而非发挥创意、建立事业。他则认为他在从瓦莱里安手中解救她，瓦莱里安代表的是他们，一伙外人，他们在三百年内扼杀了一个有着数百万年历史的世界。从密克罗尼西亚到利物浦，从肯塔基到德累斯顿，他们把接触到的一切都毁灭殆尽，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海岸线和自己的森林。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些善良而有人性的东西，他们也要居心叵测地保护起来，不让自己掠夺成性的孩子们染指，更不消说一个外来者了。人们互相拉扯着离开地狱的咽喉—它的顶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它公认或是理应呈现的模样。一个人有过去，另一个有将来，每个人都承担着文化的责任，用自己的双手来拯救自己的民族。被妈妈宠坏了的黑种男人，你愿意和我一起成熟吗？传承文化的黑种女人，你传承的是谁的文化？

“没错。”他说，“问题不在于瓦莱里安，在我。把它解决了吧。有我或者没我，问题都要解决，因为它不会去任何地方。你把我当作耻辱竭力掩饰，你的孩子会割开你的喉咙。欧洲的那个男人，你想嫁的那个人呢？去和他生孩子吧。那可能更适合你。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们这些女人常做的事：照顾白人的孩子。喂养、疼爱、照顾白人的孩子。你们就是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你们终生期待的。所以给那个白人生孩子是你的工作。你们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两百年了，还可以再做两百年。压根就没有什么‘种族间’通婚。只是表面看来如此罢了。人们不会混合种族，只会摒弃或者挑选。但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有了白种男人的孩子，你就选择了做又一个保姆，只不过你是亲生母亲，因为你用子宫孕育过那孩子，而且你还在继续照看白人的孩子。胖也罢，瘦也罢，蓬着头也罢，戴假发也罢，当厨子或者做模特儿也罢，你照看的都是白人的孩子—这就是你做的事，你没有白种男人的孩子可照看时就养一个—从黑种男人给你的孩子里找一个。你把黑人婴儿变成白人婴儿；你把你的黑人兄弟变成白人兄弟；你把你的男人变成白种男人，而当一个黑种女人照我的本色、我真正的属性来对待我时，你却说她惯坏了我。你以为我不肯做那些公司的烂事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什么都做得来！任何事！但是如果我做那类工作，我会遭天谴的！”

她看着他，当他看到她黑貂般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那美妙的嘴唇厌恶地噘起来时，他扯开衬衫，说：“我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

“从我眼前滚开。”

“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又短又中肯。”

“别碰我。你别碰我。”

“从前有一个农夫，一个白人农夫......”

“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他有这么一个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农场。一只野兔。一只野兔来了，吃了他两三棵......呃......白菜。”

“你最好杀了我。你要是不杀我，等你一讲完我就杀了你。”

“只是几棵白菜，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于是为了抓住它，他就想出了这个了不起的主意。怎么设圈套......来抓这只野兔。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他给它做了一个柏油娃娃。他做了一个柏油娃娃，你听见我说的了吗？他做了！”

“我听得一清二楚，”她说，“我要杀了你。”

但她没有杀。他砰的一声摔上卧室门以后，她躺在皱巴巴的床单上，心神恍惚，极度沮丧，没去想杀他的事。她想的反而是，感恩节快到了，还没有地方去吃晚餐。随后她想起了一棵高大的黄铜色的山毛榉—全州最大和最老的一棵。那棵树矗立在校园北侧，旁边有一口井。在四月里，女孩们在那里与她们的母亲聚会，在午后的阳光下唱歌，拉着手摇来摇去。有些女孩不喜欢这一活动—水井、山毛榉和母女的节日，而是围坐成一圈，穿着牛仔裤，光脚不穿鞋，还抽着大麻，以表示她们对资产阶级情调和女校友成规的蔑视。但那些对这一活动没有意见的姑娘则围着山毛榉，淡雅的长裙在暮色中摇曳。柔和地喷洒着丁香花香气的淡黄色的光，让她简直想哭。吉丁当然加入了赤脚的那一伙，但她的泪水并非因为没人与她在州里最大的山毛榉下齐声歌唱，而是因为那光，洒满丁香花气息的淡黄色的光。

她的嘴里含着一根自己的头发，她想用舌头把头发吐出来，因为她的每只手都重逾千钧。她想，这倒很熟悉。我知道这是什么，很熟悉。我现在二十五岁，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早了。

四小时之后，他回来了—因为害怕自己太过分而懊悔不迭。但吉丁很严肃—一个身穿喜剧二人组T恤的孤儿，在感恩节无处可去。

儿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按在膝上。吉丁十分平静地对他说话。

“我不会再让你伤害我了。你要是愿意，就待在那个中世纪的奴隶篮子里吧。那儿只有你一个人。别指望我和你一起待在那儿。我不会的。对于过去，我们谁都无能为力，只能让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罢了，我一直尽力帮你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这是我们能够战胜困难的唯一的复仇之路。出路。可是你不，你只想谈白人孩子；你不懂如何忘记过去，如何做得更好。”

他那刚露头的懊悔化作了一堆冒热气的肥料。

“我要是想要亚特兰大《宪章报》的社论版，我会买。”

“用什么？”吉丁的声音带着危险的圆滑。

“用你从瓦莱里安那儿得到的钱。你在欧洲一路打拼所为的钱。”

“好啊，那就去买吧。这儿，给。”她从床头桌上拿过她的钱包，打开。“给你。你原先的一毛钱硬币。就是你洗隆头鱼赚来的，对吧？就是你珍爱的那枚？你唯一爱的那枚。是你‘在钱的方面’想要的全部。拿着吧。现在你知道了它的来历，你的一毛钱：一个像我这样的黑种女人为了它被一个白种男人干，然后又把它给了旧金山人，他让你为了它拼死干活。那就是你的一毛钱硬币。”她把硬币扔在地上，“捡起来。”

他瞪着她。那件T恤齐腰，她赤裸的下身现在让他感到难堪。他曾经造成了那种赤裸，并玷污了它，这让他感到羞耻。

“捡起来。”她又说了一遍，身子都没坐直。她躺在那儿，抚摸着她那两条天然蜜色的生丝般柔滑的大腿。她的眼睛里有海豹的皮毛，而照看糕饼桌的女人们在正午的金色阳光里影子般地消失了。

他原以为捡起硬币会很难，但不是那么回事。他原以为那也会很冷。冷而艰难。但不是的。硬币很温暖，几乎是柔软的，相当圆润。

他把那枚硬币放进衣兜，再次离开这间公寓，却无处安身。他第二天夜里回来清理房间，取一把能开好几把锁的门钥匙。他坐进沙发，在钥匙里寻找。咖啡桌上还有一堆邮件，其中有一个沉重的黄信封。他看了那信封一会儿才拆开来。里面是她在埃罗的马路中间拍的那些照片。贝阿特利丝，漂亮的贝阿特利丝，士兵的女儿。她看起来很傻。艾琳，甜甜的糕饼脸的艾琳，他一向认为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她看起来也很傻。她们看起来都很傻，土里土气，呆呆的，毫无生气......

儿子放下照片。我得找到她，他想。不管她想要什么，我都得去做。但我首先得找到她。

第十章

经过三十年的耻辱，冠军雏菊树在布署战争。逃过了多米尼加岛上枪弹的野鹦鹉们能感受到它们爬行的根须中潜伏的威胁。白天，它们摆动着枝条；夜间，它们在山间行走。拂晓，它们用新阵形挑战骑士们的智慧。它们遍及多米尼加岛的兄弟们对战斗计划一无所知，因为它们身处的那片雨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臣服于乘大轿车从富丽堂皇的老王后大酒店来的游客了。如今她从背后开始死去。她面对玛德兰大街的前脸白皙如初，入口处的立柱毫无岁月的痕迹。然而在她巨大的后部圆形台基处，在面包果树和酸橙树当中，一家家汽车旅馆却在崛起。一座带有牌桌大小的院子的Y形水泥建筑从餐室中延伸出来，餐室有四十七扇窗户，就餐者一度能从室内眺望外面的面包果树和草坪。现在他们看到的却是工人、水泥和牌桌大小的院子。这道景色之外是黑色的多米尼加群山，再向外是漫山遍野的雨林。穿山而过的道路是游客的必经之路。那条路陡峭又弯曲，而且不设护栏，让人透不过气来，却提供了木槿、木兰和夹竹桃、一品红和蓝花楹的美景。在远处的粉色蜡菊树丛下曾有过一个种植园，如今成了一座有大理石海豚装饰的旅馆，空调把纯净的空气压进有两百年历史的石头。山间公路在岛的另一侧下坡，通往遍布峭壁和洞穴的海岸线，那里散布着几个渔村。这里没有小船坞，没有高尔夫球场，因为这里没有适合做生意的风。这里的风很热，而且反复无常，渔民们便设计了奇怪的帆来适应它，这样他们就可以捕到红鳟、金枪鱼和鲣鱼，卖给不复存在的种植园和老王后大酒店，此时吉丁正坐在一张四人桌旁边。

“薄荷酒。”她说，因为这几个法语字眼看似悦耳又合宜，让她想大声念出来。等到侍者端着饮料回来，她立刻感到了后悔，就又要了苦艾酒。她给十字树林打过电话。是昂丁接的。

“你在哪儿？”

“法兰西王后岛，可我没赶上渡船，纳纳丁。能让谁来接我一下吗？”

“可以，没问题。但可能要一会儿。”

“我可以等。让他到老王后来。如果我不在前厅，就到餐厅找我。” 

“就你一个人？”

“当然啦。请快些，纳纳丁，好吗？”

当然就我一个人啦。我什么时候不是独来独往的？她独自一人坐在四人桌边，为自己的决断感到得意，她离开得多么老练。为拒绝毁在任何男人的丑陋的大手里而感到得意。如今迅捷地扬长而去，连谨防万一的回头一瞥都没有—没有用来解释和留有余地的便笺。没有最后的晚餐。纽约已然同意了她的出走。一辆出租车候在门外，一语不发的司机径直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雷蒙德在家；他的画室可供过夜；在化学银行排个小队，而后登上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准备起飞。独自一人的感觉很不错，甚至坐在为四人而设的餐桌边，她也为远离他那一毛钱硬币的生活态度、他关于白人黑人的原始主义而心怀感激。她自问，她如何能够和一个文化上的返祖者过日子，回答是绝不可能。埃罗。绝不可能。就算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镉黄和耐晒红也不可能。因此，她独自一人又怎样？所以，当她远走高飞而无人在家守候，始终待在家里等她回去又怎么样？

可他曾经把他的手指印在她的脚心。他曾经用他的双手分开她的头发，而且用舌头舔了过去。

那个穆拉托没有跟她说话；只是偶尔用克里奥尔语嘟哝一句俏皮话，在方向盘上敲几下鼓点。他们经过塞德维沼泽时，吉丁的腿感到了记忆中沥青的烧灼。他们驶到十字树林时，由于树木过于紧靠住宅，她几乎看不见那片房子。她快步跑进昂丁的厨房，亲吻了她，然后说：“我先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完事后就下来，咱们好好聊聊。玛格丽特在吗？”

“在楼上。”昂丁说。

她敲玛格丽特的房门，没人回答，她看到从瓦莱里安的房间里透出一道比走廊里还要亮的光线，就走了过去。室内的双人床上、梳妆台上、椅子甚至床头柜上全都堆满了衣服。西装、领带、衬衫、短袜、毛衣和一双又一双的男鞋。

“瓦莱里安？”她说道。

玛格丽特从壁柜更衣室中走出来，两只手都提着空衣架。

“哎呀，”她说，真的十分惊讶，“浪女回头。你的头发是怎么弄的？”玛格丽特看起来神采飞扬，她的动作准确而坚定。

“变了个样子。”

“看着妙极了。”玛格丽特边说边向她走来，伸出一只手去摸她的头发。然后她停下来，打了两个响指：“我们以前都把它叫做......噢，亲爱的......”她闭上眼睛，“贵宾犬头！对了，就是这么叫的。贵宾犬头。”她笑得那么开心，吉丁也只好跟着笑起来。

“我很抱歉，没多说一声就走了。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忘了你们去年冬天帮过我的恩情。”

玛格丽特挥挥手。“别提那个了。那段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堪回首。”她坐到一张凌乱的床上，动手解开那串衣架。

“你们准备走吗？”吉丁问道。

“走？不。为什么要走？”

吉丁看着那些衣物。

“噢，不。我只是把这一团乱整理一下。你简直没法相信那男人堆了多少东西。他壁柜里的八副鞋撑只有两副撑在鞋里。瞧，亚麻布的便裤。亚麻布啊。从来没穿过，现在居然黄得不像样子了。我真不明白那男人算得上什么衣架。看看这儿。”玛格丽特捏着一件睡衣的标签，“真丝，还有这儿，粗纺纯毛。这儿，百分之百纯棉。他的内衣全都是好料子。他不穿尼龙和斜纹毛织品。没有人造材料。他的东西全都得是天然产品。可是多乱啊。我得花几天才能理出头绪来。我可不能指望西德尼干这个。这确实不是他分内的事。昂丁也不该干。现在我真得用上你了，吉德，不过我觉得你不会待很久。”

“是的。我明天就回去。”

“回法国？”

“对。”

“你要嫁给那家伙？海豹皮先生？”

吉丁叹息一声。“不。”

“噢？干吗不？”玛格丽特把便裤叠放在软衣架上，再仔细地一一放到床上。这会儿她整理起衬衫，嗅嗅有没有霉味，检查有没有破口、丢失的纽扣、磨损的领口。她看起来对她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感兴趣，吉丁也就没有回答，也没告诉她自己甚至不明白“嫁”这个词的意思。反之，她问起瓦莱里安的近况。

“好多了。”玛格丽特说。

“他没生病吧？”吉丁问。

“他说他没生病，可有时候会发抖，又不肯进城去看医生。”

“这可不是生病的地方，玛格丽特。你也许该带他回费城。”

“我当然会的，要是情况真的很糟。”她看着吉丁，仿佛因为她质疑自己判断该如何照顾丈夫的能力而受到了伤害。

“迈克尔呢，他怎么样了？”

“噢，你还不知道？他入学了。伯克利，我说的是，这个学期下周就开始了。”

“这么说，你不打算到那儿去了？”

“噢，不。迈克尔是成年人了，吉德。三十了。我不想满世界转跟在他后面照顾他了，这儿要做的事情多着哪。你已经看见这些衣服都乱成什么样了。”她已经把衬衫分成三堆，开始着手整理毛衣。“吉德。”她说。她把一件鸡心领的蓝毛衣举到胸前，它没有她的眼睛那么蓝。“有时候在早上他都没法做他之前做惯了的事。你知道的：纽扣啦，拉锁啦。我甚至还得给他系鞋带。昨天，我给他洗了头，”她笑了笑， “用的是柯克牌的纯碱橄榄皂。他不喜欢布雷克牌的。”

吉丁瞪着她。

“西德尼打算教我怎么给他刮脸，说不定我们俩还能说服他让我们给他理发呢。天啊，他固执得很。比孩子还不如。”她宽容地轻声笑笑，继续分类堆起衣物，如同一个了解全部藏品的自信的博物馆馆长，吉丁边看边在心里说，他还认为是瓦莱里安培养了我。

昂丁捡起一只吱吱叫着的龙虾，扔进开水锅。她用一柄木勺托着龙虾，让它死得快点，因为她现在乐于见到死亡。从吉丁满面春风、行色匆匆地进门亲吻她的那一刻起已经过去一小时了。昂丁不喜欢她的新发型：蓬松飘浮，仿佛看起来像个中学生是很重要的事。现在她回到了厨房，看上去神情抑郁。

“玛格丽特到底怎么了？”吉丁问道，“拼命干活。”

“这对她好。对他也好。”

“可她说起瓦莱里安的口气就像他是病人，或是个婴儿。”

“人们都会在能拿到钱的地方做该做的事，我想，这样才好拿钱。”

“她干吗那么卖力对她？她可是用别针扎自己孩子的人。”

昂丁用她空着的手抹去额上的汗水。“她没有扎她的孩子。她扎的是他的孩子。她爱她的孩子。”

“这大概是一种描述，但不是理由。凡是她想要的，他都给了她。记得那个小小的凯旋仪式吗？还有......”

“他让她愚蠢，让她无所事事。那就代表了危险。”

“现在她可成了主人了，不是他了。”

“主人，病人，婴儿—其实没什么关系。他仍然是一切的中心。”昂丁抄起龙虾，煮得恰到火候，“你是跟他一起走的吧？”

“都结束了，纳纳丁。我不知道我当时着了什么魔。”

“你该告诉我们一声。”

“也许吧。可当时这儿都乱作一团了。那也算圣诞气氛吧。”

“你总归能跟我们说一声的。”

“唉，那是个错误，如果这么说能让你高兴点儿。那是个天大的错误，相信我。你知道，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努力过，想让一件事顺利进行，我以前从没这么努力过。我从来都不在乎一段关系行不行，你知道。我是说，如果行，那就继续下去；如果不行—那就等下一段。可这一次，我费尽了力气，结果呢，我得到的全部回报只是丢尽了脸和房租账单。所以，”吉丁用手掌拍了下桌子，表示这事已经了结，“结束了。”

“他打了你？”

“是的，而且还不只打了。”

“他真动手打你了？”

“这事已经过去了，纳纳丁，再说，我也打了他。”

“希望如此。我早就该这么指望了。噢，宝贝儿，宝贝儿，你怎么能和一个......”

“咱们别谈这个了。我走了，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还有一件事。要是他打电话到这儿来，你就说你不知道我在哪儿，要是他来了......”

“到这儿来？”

“唉，我也不知道，他可能会。无论如何，别告诉他我在哪儿。”

“那说你在哪儿？”昂丁问。

“我想拿上我的东西，回巴黎去。”

东西，昂丁想，主要指的是那件皮大衣。她想知道，要不是因为那件海豹皮大衣放在这儿，她这个侄女还会不会来道一声再见。“然后呢？”她问。

吉丁耸耸肩，换了话题：“瓦莱里安怎么样？”

“混日子呗。”

“她真对她的孩子做了那些？”

“真的。”

“嗯。她没再招惹你？”

“一点也没有。”

“这么说，你们在这儿的情况怎么样？”吉丁的口气郑重其事，但也带有一丝恳求的意味。（请别在这时候需要我，别在现在。我眼下还没法赡养你们。你们现在还靠不上我。再等等吧，求你们了。我把钱都花光了。请不要在目前需要我。）

“没什么变化。他们要我们留下来。斯特利特太太反正是这样，而他没说什么反对的话，什么意见都没说。他整天坐在花房里听音乐。”

“你们想在这儿待下去吗？”

“我们有选择吗？”昂丁反问，仔细端详着吉丁头上的发卷。

“你们当然还有选择。你们可以到别处干活或者什么也不干。你们想和我一起去巴黎吗？”想起自己曾经在第九十三街的二楼窗外吊了一会儿时，吉丁的肩头疼了一下。

“丫头，别拿我寻开心了。”

“我是认真的。”

“吉丁，我们为你尽了心尽了力，因为，唉，我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不欠我们的。不过，唉，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从来都没告诉过你，我对这件事要负全部责任。可我现在非得跟你说一说不可了。”

吉丁抬起头来，看着她婶婶的眼睛。

“吉丁，一个女孩先要学会做女儿。她得懂这个道理。要是她从来没学会怎么做女儿，也就永远学不会怎么做女人。我指的是真正的女人：一个优秀到足以养育小孩的女人，优秀到足以照料男人的女人—优秀到足以在其他女人中间立足的女人。这么些年，你没个母亲长时间陪着你，教会你许多这方面的事，我当初觉得我送你上那些学校是对的，所以我一直没跟你说，可是我早就该说了。你并非需要一个亲生母亲，然后才能学会怎么做女儿。你需要的就是对比你年长的人抱有一种感情，一种关怀之情。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你必须得热爱所有坏心肠的老人，如果你心里认为我在求你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我不是在求你。”

“你在求我，昂丁。”吉丁的声音很坚定，“你在求我赡养你。请你别这样。我目前还做不到。”

“我没要你那样做。我只是说女儿该是什么样子的。女儿会记得她的出身，会照顾那些照顾过她的人。不，我不想你成为你说的赡养人。我不用赡养，西德尼也不用。我想从你那儿得到的就是我希望你能为你自己好。我不想你为了我的缘故而照顾我。我只想要你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来照顾我。”她伸手去摸她侄女的手，但出于什么原因，中途停住了。

昂丁说到“你没个母亲长时间陪着你”的时候，吉丁像每次有人提到她早年丧母一样，血冲上了皮肤。但她对昂丁轻柔而坚定地说：“不，你不是没要求，纳纳丁，你想要我回报你。你为我操劳，你容忍我。现在轮到我来为你做这些了，这就是你所说的全部意思。”

“轮到？轮到？这可不是玩牌时的叫牌......”

“做一个女人还有别的途径，纳纳丁，”吉丁接着说，“你说的是一种，我想它是，可那不是我的途径。我不想......像你一样。等一等。别这样看着我。我现在在对你说实话，你得听着！我不想学做你说的那种女人，因为我不想做那种女人。”

“只有一种。就一种，你要是对我再说一个可恶的字眼，我就......”她停住了。

“怎么？打我吗？你肯吗，纳纳丁？你也要打我？”

年长的女人不说话了。她的侄女，她的宝贝，她的王冠，已经把她和带她跑掉的那个东西归为一类了。现在她还在不停地谈呀，解释呀，说呀，但昂丁再也听不进去了。她心跳的声响太大了。吉丁回去打点行装之后，昂丁坐下来，下巴撑在左拳上，用右手拍打着桌子。她不知道自己巴望的是什么，指望她的侄女做什么，想什么，或者有什么感受。但也许是些她没有看见的东西。也许她是对的。也许我只想让她为我们感到难过，她想，也许那正是我所巴望的，如果我的确这样想过，那可是个很低的希望啊。

西德尼走进来，打断了她的思绪。“是她吗？”他问。

“是。”

“又要走？”

“对。去巴黎。”

“他在哪儿？”

“她把他甩了。”

“我早告诉他就好了。”

“我也是。到楼上去跟她道声再见吧。她有可能明天就动身了。”

西德尼坐下来，解开他的蝴蝶领结。“她跟你要钱了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几个法郎的打车钱。她有个装满了你所谓旅行支票的东西。到楼上去看看她吧。我给他端饭去。”

“她要是想道别，她知道我在哪儿。”

“西德尼，别这样。”

“可我就是这样的。她对我们不好，昂丁。”

“她还年轻。她会安定下来的。”

“这和年龄没关系。”

“她不是存款，西德尼。你拿不回利息的。”

“应该去拿。”

“对他们来说，世道的变化可比我们以为的要大。有好多他们做得来的事，我们却一无所知。”

“还有好多他们一无所知的事。”

“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也许爱是收不到回报的。我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那个小男孩，好让他长大后不会去杀人。但我一句感谢的话都没得到，换来的反倒是刻薄的名声。轻蔑。”

“咱们别再谈这事了。”

“他现在还不错。干得挺好。可那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只有错，因为没告诉任何人。她怪我没有爱她到去制止她的程度。你来琢磨琢磨。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孩子，你兄弟的女儿。也不是我生的。我用这双脚站了三十年，就是为了让她别再受这份罪。我就是没了脚，也会这么干，就是为了让她别受这份罪。可是她除了给我买了一双我不能穿的鞋，一条我不该穿的连衣裙，再也想不出更该做的事了。结果她进门来连裤子都没换一条就又要走了。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件事。”

“我也解释不了什么。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人们还是会互相照顾的。老黑人这年头成了年轻黑人的累赘。”

昂丁走到灶前，拿来一个烤土豆。她把土豆放到盘子上，又把盘子放到托盘上。然后又走到冰箱跟前，拿出一杯冰镇过的酒。西德尼看着她的动作。

昂丁拿出一条餐巾。“虽然她说她认为他不会打电话，不过要是他真打来了或者亲自来找她了，别告诉他她在哪儿。”

“他最好别到这儿来。”

“听她说，他还打过她。”

“那样的话，我倒希望他来，”西德尼说，“我一定会让他吃了那颗子弹。”

“不，你不会那样的。”

“你要是不这么认为，那你可看错我了。我会一见到他就开枪，开了枪再解释。”

“这不是你的房子，西德尼。”

“不是，但这是我的家。如果这里不是我的家，那就只有坟墓才是了。”

“唉，我们不久就要到那儿去了。”

西德尼想了想身后的事：“你觉得她会负责埋我们吗，昂丁？”

“我想我们只能自己埋自己了，西德尼。”

“这么说，裹尸布也许也很舒服。”他端起那个藤托盘，然后，作为一个那本同名书籍里提过的地道的费城黑人，他重新系好他的领结，整理好袖扣，这才离开厨房，前往花房。他注意到围着院子的砖头从地下裸露出来，东倒西歪的。在他看来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他想，水泥是唯一能够让这片土地保持稳定的东西。这块地方让一切都错了位。这次得让那个穆拉托把一切都修整好。也得想办法认真对付蚂蚁了。它们已经咬穿了扩音器的导线，他只好把整个系统转移到花房里：转盘、接收器和唱片。西德尼暗自感激蚂蚁，因为当音乐在整栋房子里嗡嗡响的时候，他确实痛恨吸尘或去擦门把。他干活时更喜欢安静的环境。现在他总算摆脱了音乐的轰响，斯特利特先生独自享受它了。不过，要是蚂蚁咬了铜线—就必须认真对付了。他想，要么是他上了年纪身体萎缩了，要么是这些树在一夜之间蹿高了，原因只能是其中之一。洗衣房的屋顶完全被一片浓密的枝叶遮掩了。他想，我要是让那个穆拉托砍掉它，他没准会强烈反对的。最好还是从镇上找个人来干。

花房沉浸在小提琴的乐声中，瓦莱里安坐在一个种子苗床上，没有听见西德尼进来。他沉迷于音乐之中，虽然手指偶然战栗一下，但他那硬币侧像般的头始终准确地随节拍晃动着。西德尼轻拍了一下他的肩头，他转过头来。

“您的午餐，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示意他把托盘放下，他的几个手指在空中比画了一道波浪形的弧线。

“您让这里衰败了，斯特利特先生。”

“怎么讲？”瓦莱里安问道。

西德尼走到唱片机跟前，移开了唱针。“我说的是您让这地方衰败了。这里原先可比现在好多了。您让这里七零八落了。”

“这是我的地方，”瓦莱里安说，“接着放音乐。”

西德尼没有动，只是说：“您也不在这儿种东西了。”

“我就喜欢这样，西德尼。接着放音乐。”

“那您可要好好照看它。”

“这好办，西德尼。把邮件递给我。”

西德尼拿起那一沓信件、广告和商品目录递给瓦莱里安，可瓦莱里安那双颤抖个不停的手却接不住它们。“要我给您拆开吗？”西德尼问。

“不了。噢，拆吧。”

西德尼拽过一只踏脚凳，坐在瓦莱里安身边：“您也要多关心自己。您需要理发了。”

“我愿意留长点。”瓦莱里安说。

“不是这么回事。您只是不想进城罢了。那个穆拉托今天在这儿。如果您不想要我理，让他带您去好了。”

“什么穆拉托？”

西德尼用一把裁纸刀拆开了一封信。“是米歇林医生派来的。一个穆拉托。已经来了一阵儿了。他可以送您过去理发。”

“今天算了，”瓦莱里安说，“今天就不去了，改天吧，西德尼。”瓦莱里安转向托盘，想拿起刀叉。他勉强拿起来了，可能做的只是在手中晃来晃去。西德尼把邮件放下，站起身。他从瓦莱里安手里接过刀叉，把热气腾腾的土豆切开，用叉子叉起一大块。他吹了吹，举到瓦莱里安的嘴边。瓦莱里安闭紧嘴唇，瞪着西德尼的眼睛。他竭力想看清那眼里的真正含意。他没法肯定，但他相信他看到了善意。他张开嘴，把土豆吞了下去。

“好的，”西德尼说，“这样很好。不算太烫吧？”

瓦莱里安摇摇头，又张开了嘴。他咀嚼了一会儿，然后说：“西德尼？”

“是的，老爷？”

“你有没有......呃......”

“没有，老爷，我没有。我是和您同时听说的。”

“昂丁没告诉你？”

“一个字都没说过。”

“我听到她们在厨房里。谈话，像往常一样。”

“是的，老爷。”

“还记得吗？她们当年在厨房里是怎么谈天说地的？”

“我记得。”

“他没事，是吧？”

“迈克尔？噢，没事，老爷。他挺好的。”

“我在考虑回去。我想我该离开这地方，回费城去了。”

“为什么呢？”

“我再也不喜欢这里了。现在没理由待在这儿了。”

“在哪儿待着都谈不上理由，斯特利特先生。不过如果我是您，我会好好想想这件事的。昂丁和我，我们喜欢这里。费城的冬天对老年人来说太难熬了。在这儿很暖和，挺好的。还安静。我们喜欢这儿的好天气。您现在想喝点夏布利吗？”他放下叉子，走到小冰箱前去取酒。

“不了，”瓦莱里安说，“现在不喝。”

“我想，”西德尼说，“我自己倒想要一杯。”他把开瓶起子拧进软木塞，“您真的不想喝一点？”

“我说过了不想喝。”

“你的拇指囊肿怎么样了，斯特利特先生？”

“鸡眼。我没有拇指囊肿。我有鸡眼。”

“怎么样了？”

“西德尼，你在喝我的酒。”

“下一回穆拉托来，我让他给您带一双平底皮凉鞋来。”

“我用不着平底皮凉鞋。”

“您肯定用得上。一双好的平底皮凉鞋对您有好处。让您的脚感到舒服。到明年这会儿，您就要为此而感激我了。”

“你说明年这会儿是什么意思？我就要回去了。”

“我想我们还要在这儿待好长一阵子呢，斯特利特先生。好长一段时间呢。”

“这儿出什么事了吗？这儿准出事了。”

“别冲动。让脑子歇一歇。”西德尼放下酒杯，走到唱片机跟前。他举着唱针，回过头来对着瓦莱里安，“我们会给您最好的照顾。就像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这件事您绝对不用担心。”他把唱针小心地放到唱片的纹槽里，把音量调大。瓦莱里安这时微笑起来，手指又在空中抖动起来。

多米尼加岛上的机场是由一长串浅黄色水泥房构成的建筑。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加勒比，女卫生间的纸会告诉你。对美国人来说，美国之外的世界对卫生纸的蔑视简直不可思议。既然叫做“厕纸”，事实上就应该被当做厕所里的纸来对待。吉丁走出隔间，站到水池上方的小镜子跟前。她大方地用自己带的一块小肥皂涂满双手，仔细地冲洗着。她用一张蜡纸把肥皂裹好，放回旅行箱里，又从箱中拿出一支护手霜。她涂了手心手背，然后用纸巾把残留在指甲缝中的乳霜揩净。不用着急，还有三十分钟才起飞呢。狂躁的心情总算蹦跳着过去了。她曾匆匆奔向纽约，后来又以同样的速度逃离那里。纽约毕竟不是她的家。纽约的狗虽然被皮带拴着，可皮带并不总是那么牢靠。有时候，狗在与主人散步时会遇到其他狗，而如果狗没有被阉过又没被制止，你就会看到一条母狗乖乖地站在一条甚至没有和它打过招呼、只通过嗅觉确认了目标的公狗的爪下。吉丁觉得纽约可以为她提供庇护，因为在那里，那些夜晚的女人会被打败，变成影子，被关进她们所归属的荆棘丛中无法脱身。但她无法独自打败她们。反正也没有容身之处，认为那里有的想法太孩子气。每个孤儿都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深知，母亲再漂亮也不是白人。无论你做了什么，那些有着会汩汩涌出奶水的乳房的背井离乡的母亲，都会对你的人格表示怀疑。而一个非洲女人只需烧尽自己睫毛的一瞥，就能质疑你的成分。

她还有充裕的时间吃上两片乘晕宁来防止晕机，梳一梳头，检查一下妆容，可惜这里的女卫生间不是为长时间逗留而设计的。她正在画眼妆时，一个女孩从她刚才用过的隔间旁边的一个厕间里走出来。那女孩手里拿着一柄短拖把和一个装有各种清洁剂的塑料桶，她穿的那件绿色制服在她黄褐色假发的衬托下显得更绿了。吉丁在镜子里瞥了一眼她的假发，就又卷起自己的睫毛来。那女孩停下来，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吉丁。吉丁虽然得意，却也不希望被这么盯着。然后，那女孩走近了她。

“你不记得我了吗？”

吉丁转过身来。那假发的存在感太强，过了好一会儿，吉丁才认出她来。

“十字树林。”那女孩说。

“噢，嗯。”吉丁微笑着，“我没认出你来。你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吗？”

那女孩点了点头。“你把那个吃巧克力的人带走了。”她说。

吉丁收起笑容，回过头去对着镜子。没有人像岛民这样；他们从来不会聊天，或者说不懂聊天的规矩。和他们的交谈总如同一次审讯，而她不准备向这个孩子解释什么。

“他说过，要给我寄一顶假发。”

“看起来他寄了。”吉丁说。

“不是这顶。我有另一顶的照片。在家里呢。他还回来吗？你能帮我弄一顶吗？”

“不。”吉丁回答道。

“你杀了他？”女孩的口气仿佛那成了事实。

吉丁把那体积大、分量轻的旅行箱挎到肩上，把挂在厕间的外衣取下来。“我现在得走了。”她说。

“特蕾丝说你杀了他。”女孩一口咬定。

“告诉特蕾丝，是她杀了他。”

“不，”女孩困惑地说，“特蕾丝有神奇的乳房。到现在还有奶。”

“这点我相信。”吉丁说。

“可是没人吃她的奶了。”

“她找错地方了。”吉丁说。假发的边上露出了颗粒状的黑发。女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其中好奇的神色是她和动物之间唯一的区别。吉丁想，一头小鹿。她有一双好奇的鹿般的眼睛。她又一次希望自己有真正的天赋—她愿把她画下来—鹿般的眼睛、假发及其他一切。她突然伸手去掏她旅行箱的侧袋。那里还有几法郎，她把那几枚硬币全都扔进了女孩的塑料桶。“再见，玛丽，我得走了。祝你好运。”吉丁推开门，扬长而去。

“阿尔玛，”女孩悄声说，“阿尔玛·埃斯特。”

登上波音七○七飞机之后，吉丁旁边的座位空着，她可以随便用。头等舱里没有几个旅客。她检查了一下她五件行李的托运单，那是钉在装有她飞往奥利的单程机票的信封上的。一切都井然有序。飞机一进入飞行状态，她立即手举过顶，调整了一下空调开关。她把手放下来时，注意到食指指甲上有个不匀净的点。她打开手袋，取出一块砂纸，利落地擦了两下之后，它就不见了。她的指甲又完美了。她把她的海豹皮大衣衬里朝外仔细叠好，放到身边的空位上。然后她调整了一下靠垫。对于“什么出了毛病”这个问题，她能给出十六个相同的答案。像合唱队一样踢腿。有十六个答案等于没有答案。所以就是没有。零。她要回到巴黎，开始走台。松开那些狗，与那个穿黄色衣裙的女人纠缠—与她和所有那些看着她的夜晚的女人纠缠。再也没有肩膀和无垠的胸膛。再也没有安全的梦。再也没有了。或许这就是那件事—昂丁说的那件事。一个长大的女人不需要安全和安全的梦。她自己就是她渴望的安全。

飞机优雅地在海岛上空爬升。喷出的尾气变宽了，散尽了。已经是晚上了，星星已经变亮了。群山在雨林的重压下摊开四肢匍匐在那里，林中的藤蔓植物在生长，兵蚁在列队前进。兵蚁们勇往直前，不知羞耻地一心一意，因为它们没有做梦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兵蚁都是雌性，而且有那么多事要做—可真是漫无止境。要生育和喂养很多后代，然后是寻找食物和埋葬。没有做梦的时间。它们那个世界的生活要求严密的组织和彻底的牺牲，因为对雄性的需求极少，也就生养得很少了。当真需要时，会由蚁后来完成生育活动，她会靠所继承的有四百万年历史的魔法来判断是否到了时候。时候到了，她就会从秘密的子宫里把她在唯一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配中获得的精子放出一个来。在生命中曾有一次，这个小小的女战士在空气中颤抖着，等候一只公蚁爬上她的身体。他来了，一个晚上，在夏日暴风雨到来之前，他加入一群同伴当中，加入从世界各地聚集起来的移居队伍，进行婚飞活动，此时他终于知道他的翅膀是做什么用的了。他疯狂地飞进嗡嗡轰鸣的群体中，与地球引力搏斗，争取时间去执行任务，他就是为之而生的。然后，在把他的精子全部注进他所爱的女士体内后，他会倒地死去。她则将精子保存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当需要另一伙唱着歌的黑压压的蚁群在空中交配时，她便可随意使用。蚁后一旦采集到精子就落到地上，只要她没有摔断颈、背，或者被上千种天敌中的某一种吃掉，她就会摇摇晃晃地伸展腿脚，找一块石头去磨蹭，弄断她再也不需要的翅膀。然后她开始寻找适当的地点来构建她的王国。她爬进一个树洞，检查四壁和角落，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以自己翅膀的肌肉为食，直到产下卵。当第一批幼蚁出现且还没有食物可喂时，她就用那些尚未孵出的姐妹填饱它们的肚子，直到它们长大，强大到足以去把猎物背回王国。这就是全部。生产，猎食，吃喝，战斗，埋葬。没有做梦的时间，虽说有时在晚年，在生育第三十代和四十代的间隙，她可能在某一天听到夏日暴雨的风声。它的气息会闯进她的宫殿，她会想起从她肚皮上掠过的风—展开新生的翅膀，盲目的期盼，而她自己则就地腾空而起，悬浮着，敞开着，信任，恐惧，决心，脆弱—甚至在整整一秒中如同少女，下一秒或再一秒也是如此。每逢这种时候她可能会抬起头，将她的权杖指向夏日暴风雨进入她宫殿之处。在那种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女王们才懂得的疲惫之中，她可能会猜想他的死是不是一瞬间的事。他有没有饱受折磨？如果是后者，在弥留的那点时间里，他是在想这个世界如何残酷，还是在思念她？但兵蚁没有做梦的时间。她们是女人，要做的事太多。不过，这仍然很难。要忘掉像一颗星星一样做爱的男人是很难的。

那男人坐在把曼德林街和大海隔开的石墙上。他的两条腿垂在墙边，下面是石头和窄窄一条肮脏的沙地。左面是一条东倒西歪的栈桥，长达二百多英尺，直伸进水中，黑孩子们从上面跳进水中，溅起水花，然后尖叫着爬回桥上再跳。沙地上堆的垃圾主要是废纸和瓶子。这里没有食物垃圾。这里远离旅游商店，远离餐馆和办公室，是林荫道的一段，任凭海水将其无法消化的东西抛上岸。无论沙地上有什么生命，都只能是绝望的。一只海鸥和微风协商过后便向下俯冲，扑向一只黑色的海星。海鸥啄了海星，飞走，再一次次回来啄着海星，直到海星吐出那团品红色的线，它的心。男人以极大的兴趣观察海鸥撕破海星。之后，他双腿一摆，越过墙，站起身来。他用一条胳膊遮着眼睛以躲避炫目的太阳，向市场中的人群望去：半条街上都是布顶帐篷、桌子、篮子、罐子、盒子和托盘。他的夹克搭在前臂上，两只手都插在裤兜里—迈步走向市场去找特蕾丝。早些时候，他乘机场大巴从机场到了老王后大酒店，又从那里上山向粉色的房子走去，他爬得很慢，很小心，一直靠路边走着，这里多草而少尘。他的动作像是一个想要节省体力或者担心踩上地雷的人。

粉色房子里没有人。门插着，但窗子却开着。一条背后缝线处开裂的印花裙挂在一扇前窗上，兼有窗帘和遮阳的作用。他探头进去，把一只手提箱扔进屋里，然后转身下山，一路上和碰到的几个人点点头，最后在那家卖肉饼和朗姆酒、有时还出租理发推子的房前停住脚步。他甚至没有尝试一下他在越南学到的那点法语，只是问着“吉迪昂？”“特蕾丝？”店主和另外一个人告诉他关于特蕾丝的一些状况，他没明白，而吉迪昂的名字总与“出租汽车”连在一起。他点头微笑，仿佛听得一清二楚，然后继续下山。他把上午用来在街上溜达，看着用作餐馆或办公室的豪华住宅，还有殖民地行政当局为保长久而造得像城堡似的房子。镇子的北面和东面是骇人的白色房子，隐在坡路上，藏在热带植物群的围墙后。镇子西面是商业区，主要集中在曼德林街及其周围的附属街巷上。黑人住在西面山上的棚屋和水泥房子里，或者沿镇西的窄街上，在海水吐出它不能消化的东西的地方。天气异常凉爽，他那双善于观测天气的眼睛看出，一场宣示飓风季节到来的暴风雨可能正在路上。他沿着法兰西王后岛的街道走着，不时扫一眼那些出租车司机，看看其中有没有吉迪昂。他虽已走了三个小时，却丝毫不感觉累。事实上，他已经好几天不知道累了。原地不动才更让他困扰。他在纽约的那套公寓里就不能长时间坐着—除非是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在埃罗拍的照片。一个没拆开的装照片的黄色厚信封当时和钥匙一起被放在咖啡桌上。由于那两只大手除了摆弄那枚一毛钱硬币之外再没有其他安静的事情可做，他就拆开了信封，看着那些记录着他深深热爱的地方和人的照片。这样他就能够待着不动。他一张张地审视着照片，想从中找出那些曾经安抚过他、与他同在的东西，它们在他的体内就如同王室的血液。它们曾在他梦中驻扎，让他漂泊的岁月停靠。当危险迫在眉睫而他又不由自主地入睡之时，他们就在那儿—有白门的黄房子，教堂的糕饼桌旁的女人们—罗莎姑妈；士兵的母亲，被大家叫做梅妈妈的梅·唐宁；德雷克的祖母温妮·布恩，她打过他们；教他弹钢琴的泰勒小姐。以及那些年轻的女人：贝阿特莉丝，艾琳。还有他离家在外时出生的那些孩子。那些男人：老人、拉斯卡尔、特纳、士兵、德雷克、厄尔尼·保罗。保罗在退伍时已经是中尉，现在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开着自己的殡仪馆，生意不错。没有为他们拍的照片，但他们存在于屋后树木的照片里，存在于他们工作的农田的照片里，存在于他们捉鱼的河流的照片里，存在于他们举行仪式的教堂的照片里，存在于他们喝酒的小酒馆的照片里。他在所有那些照片里看到的都是苦难，是哀伤、贫穷，甚至萎靡不振。

不看照片的时候，他就给朋友和认识的人打电话。他的女性朋友们什么都不了解，但建议他过去谈谈，而他不给男性朋友们打电话。于是他就在街上走着逛着，等着从不响起的电话，等着邮件，最后打定主意回骑士岛去。从那里出发，去找她。他把钥匙连同大信封和照片留在桌上，上了飞机仍然坐立不安，坐在海滨的石墙上依旧坐立不安，于是他站起来，朝市场走去。特蕾丝或许在那儿。

午后的阳光驱走了早些时候的凉爽，空气潮湿而且太热。一小群本地购物者和外来游客在摊位和货柜前转来转去。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要多。他在一个肉饼摊前停住脚步，想买一个，但那气味让他反胃，于是他走开了。再往前，他看到一箱箱亮晶晶的红色苏打水瓶子。他想，喝点冷饮可能更好。他向那个方向转过去时，撞上了两个带相机的德国青年。他不由自主地向他们相机对焦的方向望去。她在那儿，草帽完好，嘴唇动得飞快，破损的眼睛带着愉快的邪恶神色。他跨步到相机前面，对德国人说了声不。他说不，摇着头。两个小伙子一时间露出愠色，相互对视后耸了耸肩，继续向前走。他靠近特蕾丝，站了足有一分钟，她才认出他来，尖叫着：“吃巧克力的！吃巧克力的！”差一点把她那盘熏鳗鱼打翻在地。

“不卖了，”她对一个在挑东西的顾客说，“收摊了，夫人，收摊了。”她收拾起她的鳗鱼，拿起折叠凳和板条箱—她哪样都不让他拿，两人一路上坡走向粉色的房子。特蕾丝在路上又说又笑，谈着天气和她的少女时代，但一进家门就立刻变得羞怯而正经，让他很不舒服，如坐针毡。为打破尴尬的气氛，他开始有针对性地跟她聊天。

“你回过那边吗？”他问她。

她向地上啐了口唾沫算是回答，什么都没补充。

他笑了笑。“吉迪昂现在在干什么活儿？”

“让人雇去了，”她说，“给开出租车的人干活。”

他琢磨，吉迪昂是到机场和旅馆为那些有出租车的人揽生意去了，可以从赚到的车费中抽成。特蕾丝又沉默、郑重起来。她像个陪伴少女的年长妇女似的回避他的目光，却时时盯着他看，一声不响地（她只需要摆弄手中的花边）捍卫着仅存在于她心中的美德。这种僵持的气氛直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才被打破。他把飞机上发的塑料包装的简餐放进他的手提袋里：烟熏五香牛肉面包卷、一小块灭菌奶酪、一点芥末和一个苹果。他打开袋子，把那份食物送给了特蕾丝，相比笑逐颜开，她的幸福感如此深沉，因而倍显庄严。

“吃吧。”他对她说，但她没有动手。她把所有食物都原封不动地留在桌上，只爱不释手地轻轻拍打着包装。而后，她转过脸来对他说：“我原本是个漂亮姑娘。”他看着她，心想可能是吧。他说不准，也不在意。“漂亮”这个字眼与他喜欢她的理由无关。她又说了一遍：“我原本是个漂亮姑娘。”

“我相信你是。”他含笑说。

“眼下没人记得我当初的模样了。我原本是个漂亮姑娘。一个漂亮姑娘。”她轻拍着简餐包装，他看得出来，在他给她的这份礼物和她对自己的青春和美貌的回忆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他以为她要就此继续说下去，可她停了下来，一边让那思绪萦绕心间，一边亲切地拍打着那塑料包装。他决定找个借口摆脱这种尴尬，出去走上一圈，这时吉迪昂走了进来。他一看到儿子，一天的失意迅速从面孔上消失了。他把手中的纸袋放到桌上，搂住了儿子。

“你怎么又回来了？”他想知道。

“有点事要办。”

“骑士岛吗？”

“对。”

“我希望是去杀人。”吉迪昂脱下衬衫，走到水池前。

儿子摇摇头。“我需要一些信息。”

吉迪昂趴在水池上洗脸和手。他洗干净后，特蕾丝从一颗钉子上取下一块布递给他。

“你想知道什么？”吉迪昂边擦耳朵边问。

“她是不是在那儿。要是不在，我需要她的地址。”

“天啊，”吉迪昂说，厌恶地拧着那块布，“我早就知道。那个美国妞。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嗯？”

“我得找到她。”儿子的声音有气无力。

坐在收音机旁的特蕾丝摇晃着脑袋，就像在守夜。当儿子用无动于衷的口气说出“我得找到她”时，伴随着摇晃，她轻轻地哼起来：“嗯，嗯，嗯，嗯。”

“别哼哼了！”吉迪昂说，“弄点吃的，看在基督的分上！”

特蕾丝慢腾腾地站起来，抚摸了一下她那份飞机上的简餐，把它放在没打开的收音机上面，然后把一壶水放到火上。她忙着拣米里的沙子，这时吉迪昂告诉儿子，那美国妞已经走了。

“她来过这儿？你怎么知道的？”儿子问。

“有哪个从这儿坐飞机的黑姑娘我不知道？再说，是阿尔玛·埃斯特看见她走的。她在机场做卫生。她亲眼看见了她，还和她在洗手间里搭了话。特蕾丝，去叫阿尔玛·埃斯特过来。”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特蕾丝不愿意去。

“在她妈妈那儿。现在就去吧。”随后他对儿子说，“一星期以前，也许还不到。阿尔玛看着她走的。让她走吧，伙计，让她走吧。”

儿子望着特蕾丝，似乎在问她为什么还不走。她看出了他的不耐烦，便把未拣完的米放下，走出了屋子。这个消息让儿子大为沮丧。来这里以前，他在纽约等得太久了。但当时他坚信，她不会当真离开，像人们所说的“一去不回头”。他觉得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像往常一样砰的一声推门进来。因此除了短时间外出，他不能离开那公寓。不能出现她打电话来他不在，或者她按门铃他不在的情况。有一星期的时间，他都在默默地踱步—夜间也难以成眠—最后决定去找她。按吉迪昂所说的，一周前她在这儿；这么说她几乎立刻就离开了。

吉迪昂打开他的纸袋，取出一瓶啤酒。他在儿子身边坐下来，请他喝。“你会慢慢习惯的，”他说，“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只能喝冷的。冰镇的。我还是喜欢喝冷的。不过我现在又能喝温的了。回到从前了。”

儿子看着啤酒。一想到没冰镇过的啤酒在空腹中那种感觉就不舒服。他谢绝了。

“你有病，伙计。不只是脑袋出了毛病。你怎么能让她走呢？”

“让她走？”儿子反问，还撇嘴笑了笑。放走一个你到处找了多年的女人，只因为她难对付吗？因为她有脾气，有能力，有自己的主意，还会还手吗？放走一个眉眼需要你端详，脸蛋足够你盯上一辈子的女人？放走一个不仅是女人，还是一种声音，是你想演奏的全部乐曲，包含着一个世界与存在方式的女人？放开那一切吗？“我不能，”他说，“我不能。”

吉迪昂大口喝着啤酒，两个人半天无语，直到特蕾丝回来，带那个女孩进了门。儿子一看到阿尔玛，就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袭来。他看着她头上的红棕色假发，血液流下了脑袋。事情全都混到了一起。他本已理顺了它们：糕饼女人们和六弦的班卓琴。然后他被景泰蓝和蜜色的生丝诱惑了，腐蚀了，他心甘情愿地要改变，要爱景泰蓝，要放弃糕饼女人们、五分钱点播的电影和埃罗本身，以及老旧金山人。因为她把他那一毛钱硬币还给了他，那枚漂亮的硬币，闪光的硬币，浪漫的一毛钱硬币，并且让他看到了那是种方式，真正的方式，不仅仅是一枚令人眼花缭乱的硬币，而是一枚货币，上面有植根于黄金和景泰蓝、屈辱和死亡的历史，因此，当那枚硬币没了价值而且根本不属于旧金山人时，他为什么还热爱他和他的一毛钱硬币呢？他认为德雷克和士兵和厄尔尼·保罗比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耳环更珍贵，或者糕饼女人们身处险境，只有他能保护她们，让她们活下去，而他又在做什么呢？所以说他已经改变了，放弃了同族间的友爱，或者说他相信他放弃了，直到他看到阿尔玛·埃斯特干涸的血的颜色的假发。她甜美的面容和午夜般的肤色，被她头上干涸的血的颜色的一堆合成纤维嘲弄了，毁掉了。事情全都混到一起了。若是她像一束系腰带的九重葛，像只涂了唇膏的美洲豹幼崽，像个戴耳环的鳄梨似的站在那里，并让他摘掉那些多余的部分，他本可以解决这一切的。

“噢，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他说着，走过去准备摘掉她的假发，准备举起它，撕成乱麻，再狠狠扔掉，让它离她那午夜般的皮肤和羚羊般的眼睛远远的。可是她却跳起来，大嚷着，双手紧紧抓着假发，按在头上保护着它。事情全都混到了一起。他不知道该作何感想。那种眩晕感更强烈了，在头脑里造成了鸣响。

吉迪昂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坐了下去。

“别管她了，”他说，“她愿意变成那副傻样，随她去吧。问问她那个美国姑娘的事吧。阿尔玛，告诉他。”

阿尔玛告诉了他，但她离他远远的，这样他的手就再也够不到她的头，也就没法剥夺她的红色假发了，那是她不得不自己买的，因为他失去了消息，既没给她寄，来时也没给她带，而这次他回来，其实是要找那个美国姑娘，那才是他爱恋难忘的人，她不是。他已经把她撇到脑后，而且忘记给她带她唯一要求的东西了。噢，她多好啊，她为他跑到店里，她还为美国黑人姑娘们打扫厕所，让她们在里面撒尿，收她们的小费，名字却不会被她们记住。可她还是不够好，因为这个吃巧克力的人当初特意弄清了她的名字，而后却把她忘了个一干二净。于是她告诉他，她在机场做清洁工，她看见那美国姑娘登上了一架开往巴黎的飞机，肩上挎着一个大行李袋，还搭着一件黑色皮大衣，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小伙子接了她，他们在卫生间外的走廊里笑啊，吻啊，笑啊，还手挽手地走上了飞机，在上飞机的整个过程中，她的头都靠在他的肩上。她看到了，儿子也看到了：那双黑貂的眼睛在贪婪地盯着蓝眼睛，那人的另一只手放在她那蜜色的生丝般滑润的膝盖的内侧。他没法再继续看那些画面，只能把思绪转移到不相干的事情上。那是谁呢？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圣诞节没露面的迈克尔之后又来接她了吗？是送她皮大衣的那个瑞克吗？是和她一起从纽约来到这岛上的某个人吗？或者是她在机场遇到的什么人？事情全都混到一起了，就好比他用光了笑弹，还踢了一个宪兵的裆部，不过有件事是一清二楚的，当他缠着浴巾向窗外看着那同一个人的背影时，他是清楚的：他当时并不想爱她，因为他失去她就没法活下去。可事情还是发生了，已经发生了，而且他身陷其中。被牢牢地粘住，挣扎着想要摆脱。

吉迪昂打断了他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找到她。到巴黎去找到她。”他用手按着太阳穴，想止住耳鸣。

“可要是她跟别人在一起呢？”

“我要把她从他身边带走。”

“一个女人，伙计。只不过是个女人。”吉迪昂耐心地说。

“我非得找到她不可。”

“怎么找？巴黎可是个大地方。”

“我要弄到她的地址。”

“从哪儿？”

“从那边。”

“他们不会给你的。”

“他们会的。我要说服他们。让他们告诉我那男人是谁。她到哪儿去了。”他已经站起身来。紧张不安。急着要走。

“你这不是去要地址，你这是要去伤害人。”

“让他去，”特蕾丝说，“杀死他们，吃巧克力的。”

“别发疯了。不过是个女人，伙计。”

他说真的。他想找到她，但也想毁掉一些东西。毁掉那个带走他的女人的男人—那是他在她熟睡时热恋的女人，毁掉他们初次做爱的地方，毁掉她握起他的手，在害怕和需要他的感情中牵着他的手一起走上的楼梯，就像如今她牵着别人的手登上飞机一样，她要是打算上飞机并把头靠在另一个男人的肩上，当初就不该那么做。

“送我到那儿去，”他对吉迪昂说，“现在就走，趁天还亮着。”

吉迪昂的舌头舔着自己白石头般的牙齿：“不。我不干。把你送去毁掉那个地方？”

“我只想要她的地址。没别的了。”

“那儿不会欢迎你的，也不会欢迎我。”

“我只想和他们谈一谈。”

“要是他们不和你谈呢？”

“他们会的。他们会告诉我的。”

“不，伙计。那事已经完了。”

“好吧。我乘汽艇过去。”

“行，”吉迪昂说，“乘汽艇。大概不出两天，你就会冷静些了。”

“两天？”

“两天，对。星期一以前汽艇是不会开的。今天是集市日。星期六。”

“我等不了那么久。”

“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不会在电话里告诉我任何东西。带我去吧。”

“你这就是痴心妄想，伙计。你不能去那儿。”

“我没有选择。我没别的事可做。如果我还有选择，你以为我会走这条路吗？”

特蕾丝转过身来，看着他。然后又看着收音机上放着的飞机简餐。

“我能带你去。”她说。

“你哪儿也别带他去。你瞎得跟蝙蝠一样。”

“我能带你去。”她又说了一遍。

“太阳快落下去了。你们会淹死的！”吉迪昂说，“等天亮了我们还得去海边捞你。”

“我在夜里看得更清楚，我对那个渡口太熟悉了。”

“别信她的，伙计。我跟你说，别。”

儿子看着特蕾丝，点了点头。“送我过去，特蕾丝。”

“两个大傻瓜，”吉迪昂说，“一个瞎子，外加一个疯子！”

“吃吧，”特蕾丝对儿子说，“时候一到，我就带你去。”

儿子站起身。“我吃不下去，”他说，“而且我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睡不着，也不饿。”

“那就跟我走吧，”吉迪昂说，“咱们出去。到‘大五点’去喝一杯，放松一下。”

“不，”他说，“我不想要女人。”

“天啊！”吉迪昂感到恶心。这种冲动他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会一再为之惊叹。“好吧，不管哪儿都有一样好的朗姆酒。今天晚上要一醉方休。”他走进卧室，回来时拿着个半满的一品脱的瓶子。他倒完酒，把一杯递给儿子，儿子缓慢地小口啜着。三个人都坐在桌边，只有儿子没有吃鱼和米饭。吉迪昂讲述着他认识的女人们的故事：她们的“诡计”和她们的“方式”，一直说到他在美国娶的那个护士。他对那位女士的愤懑逐一展现：她上一次婚姻留下的几个孩子，她的苦痛，她穿衣服的习惯，她的笑声，她的亲戚，她做的饭菜，她的模样。他承认她是忠实的，但她的好处也仅此而已。否则，他发誓他绝不会在离开她时还心存感激。尽管如此，她还是贪得无厌的：自私、傲慢，还贪得无厌。他衣服都没脱就上床睡了，满脑子都是那个观点：美国黑人护士们超乎寻常的性饥渴。

儿子躺在阿尔玛·埃斯特有时来过夜睡的帆布床上，等特蕾丝收拾东西，做好准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睡着了，直到特蕾丝把他叫醒。他坐起身来，觉得轻松了些，头脑中那种琴声似的耳鸣也停止了。她带了一个手电筒，但他们在下山的路上和找 “法兰西价值”号时都没用上它，他们检查了一下油，一致认为足够他们航行一个来回。他们从码头上划着船出去，直到距离远到不会惊动巡逻中的反走私警察，才发动引擎。天下着小雨，雾气越来越大，海面上倒是风平浪静。特蕾丝坚持由她来掌舵，她说，因为她认识路，又没法对他说清方向。她行驶靠的是对水流的感觉。她只祈祷出海后别碰上大船，那会和浓雾一样影响视线。

他记得这段航程需要半个多小时，最多四十五分钟，但这次走得好像更长。他们至少在海上航行了一小时。小船规律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摆。琴声般的耳鸣像精神病院的催眠曲一样再次响了起来。他打了个盹又醒来，再打盹又醒来。每当他睁开眼，目光都落在玛丽·特蕾丝·福柯的影子里。而每一次，她的双肩和侧影都变得更暗—她的轮廓变得更模糊。到最后他简直难以分辨出她，只能感觉到她的脚抵着他的脚。他连她的呼吸都听不到，引擎声和头脑中持续的轰鸣声盖过了它。小雨停了，云压下来察看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不声不响地打着瞌睡，无力地抵御着睡眠—另一个头朝向一片海岸线，即使她没有那么瞎，也什么都看不到。她那双放在操纵杆上的手灵活而稳健。她的上身直直地向前倾斜着，仿佛要听清海中鱼群的呼叫。在好奇的云层背后，群山四肢着地趴着，在它们的膝边是石头和永恒的大海。特蕾丝关闭了引擎，操起一支桨当舵。海流载着他们，小艇似乎在随意漂流。她在艇的中部握着桨，直到触及一块石头，于是劈开水，放慢船速，并且转了个九十度的弯，船在碎浪中晃动。儿子身体一震，睁开了眼睛。一时间，他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天，看不见岛，也看不见玛丽·特蕾丝。海面十分平静，像是在环礁湖或小海湾中。

“到了，”她说，“我们到了。”

“到哪儿了？”他眼前只有一片雾霭，“码头在哪儿？”

“在另一侧。我们在骑士岛的背面。你可以从这里爬上石头。石头全都聚在这儿，就像一座桥。你一路爬过去就能上岸了。”

“雾太大了，”他说，“我看不见路。”

“别怕。这地方没错。是岛比较偏的一侧。”

“我什么都看不见。连你都看不见。”

“不用看，去感觉，”她说，“你可以摸着路走，不过要快，赶快。我还得回去。”

“这没有意义。你干吗不停在另一侧呢，码头在哪儿？”

“别问了，”她说，“就是这里。”

“骑士岛？”

“对，对。远的一头。”

“你有把握吗？”

“我肯定。”

儿子从他外衣的口袋里取出他的领带，把他旅行包的提手捆牢。“我不明白，特蕾丝，你好心把我带到这儿来，可是我没来得及感激，你就让我很难上岸，更难到那座宅子去了。你何必这么做？”

“就是这里。在这里你就能做出选择了。在那边你说你没有选择。现在你有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要是没从这些石头上掉下去淹死，就得踏遍这些山才能到达另一侧。老天爷，足足有十英里呢。我得花一夜加上半天......”

“赶快！快下船。我得赶在落潮之前离开。”

他把领带系在腰间，把旅行袋吊在背后。然后他伸出脚试着踩那些石头。

“不难，”她说，“爬上那块石头，下一块就在后面，然后再一块一块地爬，就像走一条路。最后就是陆地了。”

“你肯定，特蕾丝？”

“当然，当然。”她说。就在他转身面向石头时，她碰了他的后背：“等一下。告诉我。要是找不到她你怎么办？住在别的什么白人的花园里吗？”

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想告诉她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但在大雾中看不到她的脸，他闭上了嘴。

“小伙子，”她说，“别去十字树林。”她的声音是一种不祥的低语，如同令人厌烦的唠叨般从黑暗中向他传来。“忘掉她吧。她身上没有一点你需要的东西。她已经忘了她古老的属性。”

他咽了口唾液，没有说话，只是又转过身去，对着石头跪下去，伸出一只手去摸索。他摸到了一块石头。那块高于水面的石头是干的，很粗糙，但是够大，在他看来足以承受一个成人的体重。

他向船外俯过身去，船歪了，进了些水。旅行袋笨重地碰着他的大腿。他又坐回来，解开用领带系的结。“替我保存好。”他说。随后便用双手抓住那块石头，把身体移到上面。他在上面趴了一会儿，然后又伸出一条胳膊，指尖摸到了那块石头的一个姐妹。现在他可以嗅到陆地的气味了。

“快点，”她催促着他，“他们在等着呢。”

“等着？谁在等着？”他一下子警觉起来。

“那些男人。那些男人在等着你。”她这时划起了桨，船在后退，“你现在可以选择了。你可以摆脱她了。他们在山里等着你呢。他们赤身裸体，眼睛也瞎了。我见过他们。他们的眼睛里没有颜色，但是还骑马飞奔，他们骑着马像天使似的在漫山遍野的雨林里奔跑，那儿的冠军雏菊树还在生长。到那儿去吧。选择他们吧。”这时她离他已远，声音却近得如同皮肤。

“特蕾丝！”他边喊边转过头，对着她那耳语般催促他的声音发出的地方，“你有把握吗？”即使她回答了，他也听不到，他当然更看不见她，因此他只有前行。他先是在一块又一块石头上爬着，直到他的手碰到了海岸，哄人入睡的海水声落在了身后。他四下摸索，爬下石头，然后站起身。他张着嘴，喘着粗气，试着迈出了几步。脚下的卵石和树根让他跌跌撞撞。他伸出双手，既是探路，也是为了保持平衡。慢慢地，他越走越稳。雾飘上去了，树也后退了一些，似乎是为给某一种人开路。然后他跑了起来。飞快，飞快。毫不左顾右盼。飞快，飞快，飞快，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