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
Author: 王湘穗
Date: 2016-08-04T16:00:00+00:00

币缘论

——货币政治的演化

王湘穗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序言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货币与币缘的概述

第二节 借鉴与论述

第二章 币缘要素组
第一节 食与货

第二节 市场与国家
第三节 交易与信用
第四节 金融与战争
第五节 资本与科技
第六节 制度与精神

第三章 银本位和金本位时代的币缘
第一节 银本位塑造的伊比利亚周期

第二节 白银资本化的荷兰周期
第三节 滑向边缘的伊斯兰世界
第四节 中华圈的融蚀
第五节 白银资本构建的世界体系
第六节 金本位制与大英帝国
第七节 战争与币缘的互动

第四章 美元体系的全球化
第一节 美国的土地革命

第二节 全美经济一体化
第三节 美国世纪的春天
第四节 美国的盛夏
第五节 流金岁月的秋季
第六节 危机之冬

第五章 金融化时代的币缘政治
第一节 金融化的世界

第二节 资本树的分杈
第三节 币缘：世界政治的新要素
第四节 实与虚的矛盾
第五节 虚拟经济国家间的矛盾
第六节 币权：资本权力的杠杆
第七节 金融化时代的战争

第六章 币缘圈和洲域共同体
第一节 超越主权框架的欧共体

第二节 建构中的泛亚共同体
第三节 北美自贸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
第四节 以统一货币为纽带的洲域共同体
第五节 从国家体系到洲域体系

第七章 多元共生的全球体系
第一节 走向多元的全球化

第二节 抑制金融资本
第三节 币缘理性：实现合作的智慧
第四节 重构全球货币体系
第五节 多元共生的世界新体系

结论
注释
后记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序言

2003年4月，我与几位友人一道研讨伊拉克战争及战后国际形势，在讨论中提出了“币缘”概念。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其宣称的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只是争夺石油利益或中东的地缘政治，而更多的是为了巩固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权。因此，应该用“币缘”的新框架去观察和研究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大格局。1其后，我们还就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种种现象和规律做过多次研讨，正是这些讨论推动了我对币缘问题的研究。

2004年，我退役离开军队，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院士的邀请，到该校组建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学校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对币缘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其后几年里，作为初步成果，我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币缘的论文，在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2这一切，坚定了我撰写有关币缘专著的决心。

货币原本是人类创造出来造福自身的工具，它与从货币中演化出的资本一样曾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3，然而它们却渐渐异化为人类社会的主宰。作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中生成的互利合作关系，币缘也随之演变成为阶级乃至国家之间的支配性关系。研究币缘，不是趋炎附势、做掉进钱眼儿里的文章，而是针对金钱与资本带来的问题，探索能够帮助人类社会摆脱其控制的思路与方法，找到让恶之花转结善果的条件。

币缘与货币是伴生现象，人们对货币有大量的研究，而对由货币产生的社会关系——币缘，却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并不是孤例，比如地理和地缘就是如此，人们对地理现象早就有丰富而深入的认知和研究，而提出地缘政治学说则是近代的事。这种状况，让我对币缘的研究过程既艰辛又愉悦。艰辛在于，有许多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币缘现象，而专门探讨货币社会性、货币与政治的著作却很难找到，这使我像在品位不定的矿脉里作业的矿工。愉悦则在于，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每一点心得和每一篇文章都在填补人们对此认知的空白。

回首十余年的研究与写作历程，我内心对许多人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李未院士，他推荐我到北航做战略研究，使我在退役后能够享有自己所喜欢的学者生涯。王建是我国最早把虚拟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学者，与他交流让我深受启发，他的研究成果总是慷慨地供我使用，每念及此我都深怀谢意与敬意。张文木教授向我推荐了他学术写作的“织毛衣法”，即专著的写作要像织毛衣一样，天天要织却不必赶工。这一方法帮助我顺利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也避免了案牍劳形之伤。为此，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中医朋友姜维民大夫，在这十年中我曾多次为病痛所困，经他妙手医治，不仅使我恢复了健康，更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学术创新，难在发表。在此我要感谢《现代国际关系》的林利民主编，他最早为我刊发了币缘研究的系列文章。我还要感谢中国战略思想库的同仁，多年来与他们对虚拟资本主义现象的跨界讨论，使我获益良多。初稿完成后，丁宁宁和张文木通读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还要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感谢孔丹理事长以培养中国学派为己任的宏愿与努力；也感谢季红女士的大力推荐，使《币缘论》一书得以忝列《中国道路丛书》之中。感谢所有关注此书写作的朋友们，你们的鼓励使我备感温暖，并能在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坚持到终点。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妻子郑怡榕全程参与了《币缘论》的写作，她要对我随时随地提出的各种问题做出即问即答式的反馈，因而成为我的思想回音板和第一讨论人。此外，她还照顾了我的日常生活，分担了创作的艰辛。可以说，她是这本书最重要却没有署名的合作者。

无论此书引起什么样的反响，我相信它都开启了币缘研究的大门，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深入研究。重要的是，人们不会再对币缘视而不见了。在人类由不知道到知道的漫长探索道路上，能够向前推进一小步，写作此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一章
概论

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

——《杂阿含经》卷四十七

人们因缘生聚。缘即关系，不论是与生俱来的血缘、族缘，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渐渐生成的情缘、业缘，抑或是基于领地而发展为民族国家空间分布的地缘，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社会关系。

万物因缘成彼此，人亦因某种缘由而结成大大小小、或亲或疏的共同体。作为社会性动物，人是关系生物——人类总是生活在多样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以佛家言，因缘是事物生起变化的条件，因为主，缘为辅。因缘决定事物的相互关系，决定事物的生起变化和最终结果。

本书试图揭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币缘”现象，它是影响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所谓币缘，是指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币缘政治则是其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在本质上，币缘是一种权力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各文明共同体在空间上相对疏离，币缘主要体现为一个城邦或王国内部不同群体及边缘地带的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币缘扩展到全球并演变为一种双重关系，即主权国家与世界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关系。

在历史上，币缘曾经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币缘对全球社会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认识币缘既有深刻的认识论价值，亦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节 货币与币缘的概述

货币是人类为方便交易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币缘则是人们以货币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作为从货币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币缘包含着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重关系，即人与货币的关系和人们之间因货币而产生的关系。

关于货币的历史和人与货币的关系，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本书所要做的是，研究人们之间以货币为媒介产生的社会性联系，重点是研究世界货币出现后各个国家因全球货币体系而产生的复杂关系。

货币与币缘的共生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对货币起源的记载。

管子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1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在高辛氏之前就有龟、贝、金、钱、刀、布。

班固所撰的《汉书》说，在神农时就有了金、刀、龟、贝。2

《尚书·盘庚》记载：“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为货，如今之用钱然。”3

马氏《文献通考》中的《钱币考》说：“自太皡以来则有钱矣，太皡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4

自1928年发现殷墟后，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大量挖掘和考古研究。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妇好墓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及石贝、骨贝。5这些出土文物，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人使用货币的最早证据和货币发展的遗迹，甚至是世界最早的货币。6对殷代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仿制海贝的铜贝，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7上述考古成果证明，在距今3 000年以前，中国就使用了贝币；在商殷之际，就出现了金属铸币。8殷墟考古为华夏地区作为世界上独特的货币文化源头之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9

比中国殷代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被文献和考古证明的世界货币文明的另一源头。在对西南亚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大量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和石刻，其中涉及经济贸易活动的有14 000多块。这些泥板上记载了当时社会的大量信息，其中包括货币流通的情况。它证明使用货币的贸易活动，不仅涵盖了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的许多城市，还涉及今天的埃及和伊朗地区。《埃什努那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都显示，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王朝，就开始以金银块作为称量货币进行交易，并用以支付罚款。这说明，货币从诞生之初起就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工具，它一直具有社会性用途，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除古巴比伦外，埃及、以色列、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早期也是使用称重的金银作为交易工具。10据考古发现，小亚细亚的利底亚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就铸造了带有印记的金银币，使人们摆脱了每次交易都要称重的麻烦。这一先进的铸币文化向东、西两个方向流传扩散：波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后学会了铸币，而古希腊的移民将小亚细亚带有印记的铸币文化带回了希腊。值得注意的是，希腊铸币上铸有代表城邦主权的设计和铭文，象征着铸币与城邦法律制度的关联。在希腊文中铸币和法律的单词都源自同一词根“nomos”，意味着铸币在古希腊文化中被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11在希腊社会中，铸币与法律是相互支撑的两根支柱——希腊城邦需要铸币的收入，铸币也需要城邦政权的支持，城邦以主权保证铸币的质量和价值。

货币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形成有组织文明的必要条件，绝少有例外。12只要人类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创造出货币，并同时发展出币缘——一种超出血缘族群和狭小地幅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是形成广域范围社会分工的基础。货币与币缘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货币与币缘的出现，是形成超血缘社会分工的必要条件，它们可以增进不同群体间的合作，扩展合作的范围，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整体发展。与更多通过劫掠来积累财富的原始文明相比，货币经济处于更高的文明水平。在各个地区文明中，产生货币与币缘的细节会有所差异，但货币与币缘相互促进发展却是世界范围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

在成文于公元前1792年到公元前1750年间的《汉穆拉比法典》中，有许多条文涉及交易、契约、罚金、利息、赔偿、租金、雇工价格等内容，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大量使用货币，并因交易等商业活动和货币使用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13值得重视的是，在《汉穆拉比法典》中坚持以同态复仇为主，辅之以货币赔偿的基本精神。14这反映出在当时当地，货币并未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也不是支配人们关系的主导因素，还只是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辅助性工具。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例证。《礼记·曲礼》中记载：“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这种以实物为重的财富观，是生活依赖于土地物产、相对自给自足的早期商品经济时代的主流意识。这说明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各阶层财富的基本形态是实物，人们看重的也是实物形态的财富而不是货币。它不仅体现了货币在当时经济活动中的从属地位，也折射出币缘在当时社会中的边缘化特征。在“人—货币—人”的关系中，人处于关系的起点与归宿，而货币是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中介。

对那时的人们来说，货币不过是为方便交换而发明的一种工具，就像锄头和犁铧是生产工具，而货币只是帮助人们顺利完成交换的工具，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生产活动主导着交换活动，货币不会成为经济的核心，币缘也自然不在人们关注的焦点上。人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关系——人支配货币。人是货币的主人，货币是人的工具。

货币受人支配，主要是因为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满足自己生存后的剩余产品并不是很多，交换只能排在生产的后面。加之人们之间交换劳动产品，最初也主要是靠以物易物，商品经济远不能涵盖全部经济活动。此外，受到交通工具等因素的限制，人们之间的交换通常只能在邻近地区进行。交易的频率和范围限制了货币的出现与使用，货币对人们生活和意识的影响自然受到局限，从中而生的币缘当然也只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多路径演变

当社会的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出更多剩余产品的时候，人们交换劳动成果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换成为实现和维持社会化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普遍的交换与社会化生产是相互依赖、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活动，交换样式和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演变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交换工具与生产工具的创新同样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作为交换的基本工具，货币的产生源于交换需求的增加，交换导致货币的出现与普及，货币形态的创新也在重新塑造交换样式。货币与交换的互动，不仅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也促发了币缘——这一产生于交换工具、生长于交换活动的社会关系。

社会经济领域的交换活动增加，不仅促进了产品交换，而且实现了“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15。农、士、商、工等不同社会群体通过货币进行交换，不仅增加了商品的交流，促进了社会分工，还使人们之间出现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由此，币缘不仅体现为交易中的人与货币的关系，而且逐步发展成为人们之间围绕货币形成的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的一种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持续、广泛的交换活动，促进了币缘从生产、经济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扩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关系。可以说，人们之间的交流、交易活动，是币缘的社会化之根。

实际上，货币从来就是经济需求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对货币起源有多种认识，对为什么造币却有相当一致的看法：“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易有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16这段话不仅描述了中国古代货币产生的过程，更表达了“圣人造币为民”的思想。其中虽有“亲兄弟明算账”的利益划分，却还不失“以益有无”的脉脉温情。

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渐渐取代自然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货币也随之开始摆脱被支配的地位，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经济杠杆。异化的货币不仅改变了货币与人的关系，也深深介入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同鲁褒在《钱神论》中所说的：“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17

交换由原本人们交换彼此劳动成果、实现分工互助的过程，变为锱铢必较、充满竞争的过程，而货币也由人们交换的工具变成了役使人们的神明，币缘亦成为人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关系。货币是交换的工具，也是控制交换的权力杠杆。随着货币介入社会各种活动程度的加深，特别是货币占据了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地位之后，商品交换的买卖活动就被糅进了等级、剥削和冲突等更为复杂的因素，币缘开始染上阶级斗争的血色。

在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把控制货币作为最重要的权力，因为金钱可以购买影响力，也可以供养军队来取得社会控制权，因此许多国王在货币上刻上了自己的肖像。当耶稣看到印刻着恺撒头像的银币时，发出不平的感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18每一枚印有帝王肖像的硬币都成了权力的载体，币缘也被塑造为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

高度发展的货币和无处不在的币缘，使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社会分工更加明晰而高效，生产力得到更显著的发展，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社会生活形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货币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石，而币缘则体现着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当货币的使用范围开始超出了城邦或相邻地区，成为多个城市甚至是不同王国之间进行贸易交换的工具时，币缘便不再只是体现一个城邦或一国之内的不同行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币缘主体也不再局限为个人与阶级，而是扩展为整个民族、国家和国际货币体系——发行货币的机构、法规和管理者——币缘亦成为对广阔地域的国家间经济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关系，因而具有了国际政治的意涵。跨国货币导致跨越国界的币缘，它们推动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与互动，也使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合作、相互竞争。

在多文明交汇、充满竞争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自古代起许多国家的货币就常常相互通用。19这源自该地区货币的希腊化传统——自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波斯和北印度地区之后，希腊文化包括货币文化在广袤地区传播开来，致使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中都留有希腊化的特征。古罗马最初是以牛羊和铜块为货币的，为了解决战争开支的燃眉之急，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的铸币理念，开始铸造货币。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罗马人又对货币系统进行重组，按照希腊的模式建立了货币体制。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这一货币体系得以扩展到全境。罗马统治的终结，也结束了这一地区内的统一币制。各国根据矿产资源自行铸币，彼此间金银币相互通用，这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实质上的“复本位经济”20。一个区域多种货币的现实，创造了彼此间交换产品与利益的条件，也提供了相互竞争的工具。正因如此，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军事关系一直呈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彼此纠结、相互影响，延续至今。

与多文明并存的西南亚和地中海地区比较，中华文明的萌生和成长空间相对独立，因而产生了独特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文化，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历史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诸侯国曾出现过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等四个货币体系。诸侯国不仅在军事、政治上相互竞争，在货币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货币甚至成为争霸的工具。齐国的管子最透彻地认识到诸侯竞争中实物与货币的关系，采取类似今天控制大宗商品的策略应用于列国的竞争——“他国重金币，管子重粟，以粟制金，他国遂为管子所制”21。

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对货币统一的重要性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等统一措施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则废除各诸侯国的货币，推行方孔圆钱的“秦半两”22，实现“币同制”，使币制归于一统，由国家来控制货币并制定了一国一通货的货币原则。23这种把货币运行成本内部化的制度设计，使得统一的货币成为维系更大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工具，对荡平诸侯国残余势力、促进广域民众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保持国家统一具有重大作用。汉承秦制，自汉武帝统一铸钱后，统一的货币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统一的主要标志，也是维系其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与产生于等价交换过程中的货币一样，初始状态下的币缘是一种趋向于合作的关系；而在交易过程中，币缘也会呈现竞争倾向。在社会实践中，币缘始终存在着利益博弈与相互合作的两重性。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经济体系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即使如此，也不能切断各大文明板块之间的相互联系。24西塞罗曾经说过，东方的战争会扰乱罗马的金融市场，因为战争隔断了黑海两岸的贸易。25各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除了狂风骤雨式的战争之外，主要是靠长期贸易的涓涓细流。曾经连接古罗马和汉朝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都证明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只是亚欧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受制于当时交通技术条件，主要是小规模的奢侈品贸易，远没有达到形成统一经济体的规模和合作深度，难以产生“持续互动、日益互依”的具有共时性特征的全球交换与生产体系。26因此，也就无由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和全球币缘。

蒙古帝国建立的从黑海到中国和印度的陆路通道，是导致亚欧大陆两端的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这条维持了上百年的“蒙古商道”，把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广袤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频密和广泛的人员交流和经济交换。超出国家范围的区域性贸易，产生了满足跨国交易的区域性货币。以银为主要交易媒介的蒙古统治者，扮演了统一亚欧大陆区域货币的角色，奠定了日后白银成为世界性货币的基础。为了支付频繁而大宗的亚洲贸易，一些意大利城邦开始自行铸币。这一举措不仅使这些城市得到了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还使它们逐步摆脱了对伊斯兰世界第纳尔的长期依附，由此带来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邦国家的繁荣27。意大利城邦的繁荣，开始了以城邦为单位的资本积累，为大航海准备了需求和资金条件，这是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以前，许多国家已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货币被广泛使用，存在着颇为活跃的金融活动，包括资本投资或投机。只是在当时，货币资产和金融活动并没有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商人和商业受到政治权力和其他阶层的制约，币缘也是从属于各国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影响力。这一状况直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白银资本颠覆了世界

自大航海之后，欧洲——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和意大利城邦——从美洲攫取了大量金银，这使得在商品生产上处于落后地位的欧洲人有了硬通货，可与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形成了欧—美—亚的大三角贸易。在公元1500年到1800年的三个世纪里，欧洲对亚洲各国所能提供的最主要商品就是金银。在欧洲商人和亚洲国家持续不断的交易中，金银——主要是白银——周游世界，推动着各个大洲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28逐步形成了欧洲人将美洲白银运到亚洲、从亚洲换回所需商品，再用盈利去支持对美洲的殖民，以获取更多白银的贸易环流。在长达几百年的全球经济中，白银是国际贸易的工具，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所谓世界货币的“银本位”，就是指全球交换要以白银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和交易工具。在以白银为媒介的全球大交换时代，谁控制着白银，谁就控制着全球的交易与生产，谁就控制着世界。世界货币是实现全球交换的中介，也是控制全球交换的工具。伊比利亚人手中的白银，在成为世界货币的同时，也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权力杠杆。

在世界货币的“白银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以白银为中介进行着广泛交换。白银主导的交易拓展了人类交换的空间，创新了交换样式，构建起了世界贸易网络，完成了全球财富的大转移。更重要的是，在白银财富的基础上，欧洲创造出一种以资本持续增殖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29把白银货币转变成为可以“以钱生钱”的白银资本，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诞生，并推动其向世界的扩张。

对大航海、奴隶贸易和矿山开采投入的欧洲资本，获得了以美洲白银为载体的巨量潜在剩余价值，通过与亚洲的商品交换完成了其增殖过程。就此意义上说，充当国际货币的白银，同时是第一种全球性资本。欧洲白银资本在从美洲、亚洲的经济环流中实现的增殖，是一种世界体系性的资本积累。这种原始积累比在西欧国家内部通过资本对雇佣工人劳动剥削更加高效也更加重要。

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蕴含着奴隶式矿工劳动剩余价值的美洲白银，通过购买亚洲商品演变成为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白银资本。潮水般的“白银资本”在循环往复的贸易环流中不断增殖，成就了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欧洲外向型的现代化道路。30洲域性财富转移和体系性资本积累，是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也是全球资本得以实现持续积累的保障。随着白银资本的全球扩张，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步扩展成为世界性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货币与资本先是突破了社会的内部制约，继而突破地理空间的制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货币是资本的母体。没有货币的积累，就难以出现资本——无论是产业资本、借贷资本还是投资于战争领域的军事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蝶变，使白银不仅成为撬动世界贸易的杠杆，还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演变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王朝更迭甚至是重塑世界格局的新生力量。白银货币的资本化，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也使币缘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

美洲白银的到来，使西班牙王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家，改变了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对比；同时还冲击了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各国根据白银的拥有情况调整着尊卑与利害关系。此时的币缘在货币和资本的双重影响下，开始成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中的支配性关系。在欧洲，因白银资本投资导致的税务争端，引发了尼德兰地区试图脱离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战争。白银资本的利息差帮助弱小的荷兰赢得了独立，并由此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催生了欧洲主权国家体系。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在冲击欧洲霸主西班牙帝国的同时，也给刚刚接受白银货币体系的明王朝以致命一击。31还在萌芽阶段的白银资本，已经表现出对世界和国家运势的巨大影响力。

在世界货币的银本位时代，欧洲控制着白银的走向，因而催生了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32。全球币缘的政治本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谁支配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欧洲支配世界。当时在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欧洲之所以能获得全球体系的控制权，就在于其掌握了白银资本的杠杆。

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除了欧洲早期殖民者从美洲获得大量贵金属的基础原因之外，在亚洲区域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选择白银货币化的政策也是重要因素。明朝统治者只看到白银充当货币的贵金属特性，却不知道白银的世界货币特性将可能带来的全面冲击，更不知道资本化白银将彻底扭转中国与欧洲的强弱对比。明朝统治者在不经意间丢弃了对国家货币的主导权，导致国家实际财富长期的巨量流失，播下了王朝败亡的种子。[1]

欧洲人创造的资本主义模式，可以把白银货币演变成为资本，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当作窖藏的财富。资本主义体系追求资本不断增殖的巨大扩张性，显然比中国春耕秋收的农耕模式更适应变化的世界——一个加入了美洲空间和世界资源的全球体系。与之相比，在区域性体系中占有优势的亚洲及中国传统理念和制度，均无法理解并适应这一巨大变量的出现，因而丧失了原有优势，并最终失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力。

与明朝对世界变化难以适应的情况相反，在白银本位的世界里长期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英国却抓住了历史的机遇。17世纪末，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金矿，敏感的英国人很快与葡萄牙签订了《梅休因条约》，确保美洲黄金从巴西经葡萄牙流向伦敦，而不是流向当时的欧洲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33在其后200年时间里，英国人保持了英镑与黄金之间价格的稳定，由此确立了金本位货币体系，使英镑成为最稳定、最适宜投资的世界货币。英国出于对世界货币控制权的领悟而形成的历史自觉，使其在现代世界历史最主要的竞争中——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中——获得了主导权。

货币通过占有剩余价值逐步演变成可以带来价值的价值——资本。以货币为基本形态的资本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围绕资本形成的新币缘。与资本相伴发展的新币缘，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和扩张。在世界货币—全球资本体系的影响下，币缘突破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框架，进入国际关系领域，演变成全球性的社会关系。

在资本的作用下，既往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发生了逆转，欧洲与亚洲之间靠小额贸易滋润的相对平等关系，逐步演变成为在全球自由贸易洪流中欧洲全面主导和支配亚洲甚至是支配世界的政治关系。在这一历史变化中，从美洲贵金属货币发展出来的资本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资本改变的不仅是财富积累方式，也改变了人们之间、国家之间的地位与相互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使国内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必须在资本框架中重新组合、排序，谁控制货币—资本体系，谁就具有对各集团、各阶级的利益分配权。货币—资本体系的权力化，使其不仅成为左右经济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权力的杠杆，因而具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变化，同时在推进币缘的政治化包括国际政治化的进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谈到，美国罗斯福总统购买白银的计划，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获取最后胜利的原因。34这一事例揭示出了一种国际政治新现象，即全球币缘纽带连接起了各国的命运。在全球资本主导世界事务的时代，币缘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变化的重要杠杆。

国际货币与全球币缘的嬗变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实质上是权力扩张的过程。从贵金属货币时代开始，确定以何种金属作为相邻国家的本位货币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涉及由哪个国家来主导区域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的国际政治问题。在两河流域地区的早期国家竞争中，确立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与国家力量运用紧密联系的政治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在与诸侯国的竞争中就认识到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差异，并总结出操控国际货币流动的“轻重之术”来推进齐国称霸的政治目标。35这种植根于国家间博弈历程的货币认识和方法，或隐或显地融合在区域经济圈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然而，就货币的功能而言，国际货币提供了国际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存储的工具，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将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纽带。36

当欧洲进入主权国家竞争的时代之后，以国家为经济单元的竞争自然会产生体现时代特征的货币思想，并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过程产生影响。银行学派的托克指出，国际货币与国家货币存在着质的差异。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等人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国家货币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形式”，是在一个民族空间内的国家结算单位；而采取何种国际本位货币则是民族国家之间力量竞争的结果，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37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国家竞争的结果，而其运行则是国家竞争过程的延续。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性质差异，不仅体现在货币和经济领域，更体现在两者对国际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上。与主要用于交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内货币不同，在无政府的世界上，国际货币的确立往往表现为某一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全球性币缘，更多体现了国家间的竞争，因而具有鲜明的国际政治特征。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世界金融秩序是以等级形式演进的，一个霸权国家居于中心，主导权由一个国家过渡到另一个国家往往需要经过战争。战争即使不是重建中心的直接原因，也会加速一个经济体衰落和另一个经济体兴盛。38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全球本位货币相伴而生，新的本位货币的出现往往是世界性权力转移的标志。当白银成为世界本位货币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各国普遍接受以白银作为交易媒介，还意味着亚洲环中国海的钱币共同体面临着解体。39这意味着，拥有更多增量白银的西欧由此获得对亚洲的优势地位，世界力量的格局被白银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所颠覆。而数百年后，随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对银本位的替代，英国开始全面主导欧洲。1944年以美元金汇兑制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象征着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国际货币体系中新本位货币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币缘政治新格局——一种围绕新货币体系形成的权力支配关系的出现。本位货币的改变与权力转移之间的连带现象，成为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

在这一历史规律的背后，隐藏着世界本位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秘密。这就是当本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除了具有货币的一般属性即充当国际贸易媒介之外，还具有可以带来增殖的资本特性。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通过货币发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一收益更为巨大。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或本位货币，自然会对其产生更大的货币需求，这不仅可以给该国带来更多的铸币税，还可以使该国通过调控汇率与利率、提供融资、控制流动性等方式实现本国货币的直接增殖。霸权国家货币与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货币体系，具有资本体系的全球积累功能。国际货币的资本特征，是本位货币拥有国重要的财富和力量之源。

这种“全球货币—资本体系”不仅是全球资本增殖的主要来源，也是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币缘的因由。资本在一国之内要获得增殖，需要占有劳动的剩余价值；而国际货币仅仅通过扩大流通和流动，就可以实现增殖，奥秘就在于它通过全球经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暴力优势的保障可以占有边缘地带的“国家剩余价值”。这种通过国际货币的体系性占有，必然会引起国家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激烈竞争。争夺货币领域主导权的博弈，与以往基于地理、贸易、资源的竞争从形态上看似有很大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近的国际政治意涵——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无休止”的积累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利益的主要来源。因此，币缘渐渐成为左右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重要因素。

与以往重视地理扩张的传统帝国比较，美国是更注重资本扩张的帝国。传统帝国需要占领领土才能获得收益，作为资本帝国的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殖民地的领土来获取收益，而是通过金融工具保持美国资本安全地、有节律地在全球流动以产生收益。40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进入国家主权信用的美元本位制时代。失去了黄金锚制约的美元体系，不仅是为世界各国贸易提供媒介的货币体系，更是攫取各国经济利益的霸权体系。为保障资本的全球运行，美国需要保持压倒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这就把国家权力因素更直接地注入货币之中，使得币缘具有了更多权力政治的色彩。各国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元是世界本位货币，对美元的使用程度、储备多少，这对美国来说是国脉所系的核心利益。对美元的态度，成为美国划分敌友的关键尺度。任何想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异己；任何想摆脱美元霸权的国家，都可能遭到美国打压甚至是军事打击。就此意义，美元霸权也是一种强权。

与传统强权不同的是，币权不能完全依赖强制。作为当代的核心权力，币权是一种通过控制国际货币体系和流动性来影响世界经济运行和进行利益分配的权力。币权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权力，它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等级来决定由哪个国家、以什么方式来把持世界货币的发行、流通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动，决定世界财富与权力的分配。币权是币缘政治的核心。谁拥有币权，谁就可以按照需要创造货币、形成资本并通过它们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要建立并维持币权不仅需要暴力，也需要产业、科技等其他力量的支撑，还需要有崇尚金钱的理念和让资本无障碍流动、金融自由化的制度保障，而最终结果取决于各国及各货币区间的博弈。

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保障全球资本环流的工具。美国优于他国的综合实力是美元体系的主权信用保障，这是美元成为当代世界本位货币的根基。握有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美国可以长期保持贸易与财政的“双赤字”，向世界各国“透支”不仅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来源，也是最大的国家福利。以大历史的视角看，资本的确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化——由奴隶主式的剥夺变成了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盈利方式的演进，避免了频频陷入传统帝国间鱼死网破的大战，却增加了彼此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利益博弈。博弈各方展开激烈竞争，却也小心翼翼保护全球秩序的棋盘不被打翻，无论是“核恐怖平衡”，还是“金融恐怖平衡”，都划定了彼此博弈的边界——别打翻世界现有棋局，这不符合全球资本的利益。受金融资本支配的国家，具有把“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组合起来运用的综合能力，这是获取利益和声誉的基本技巧。

与美元纸币——国家信用货币——几乎同时出现的金融衍生品，是货币领域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它的出现开启了金融创世纪。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是利用浮动汇率进行投机操作的货币期货，继而更多衍生金融产品被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这些由金融机构创造、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被视为超主权信用。信用是信任在经济领域的载体。这种既没有实物担保，也没有国家信用保障的超主权信用，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信用。其基础在于，金融资本通过控制金融主导型国家所得到的国家法律的背书，也在于金融主导型国家对世界经济运行和人们意识的控制。金融资本把金融自由化理念变成了宗教信念般的国家意识形态，把通过金融市场直接盈利的模式发展成为有国家制度保障的基本生产方式，半是诱导、半是迫使地让国家政府采取金融化的社会政策，并让人们相信这一政策和社会生产模式能够不断延续。

国家货币向国际货币、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国家主权信用向金融资本信用的演变，不仅改变了货币，重塑了币缘，也再造了世界秩序。在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之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国家与金融资本之间、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充斥着矛盾，构成了全球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由区域化货币进程开启的币缘圈建设，已经开始改变美元体系一统世界的局面。洲域化的币缘圈正在形成兼顾多国利益、促进合作最大化的币缘新秩序。

如今，面对反复发作的全球性危机，人们开始抑制贪婪与恐惧的本能，试图建设金融管制和二十国集团（G20）等能够包容彼此的制度框架。在这一进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币缘或许能够突破资本的壁垒，充当联结彼此利益的纽带。

世界体系中的币缘秩序

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人们之间合作大于对抗的状态。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秩序就是不同国家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和平共处与有序运行。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经历了伤亡巨大的“三十年战争”后，欧洲的各种力量被迫做出妥协，通过缔结和约摆脱战争。与以往和约不同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对主权国家的认同，承认各国对其领土拥有主权，保证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自此，主权原则成为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主权秩序成为欧洲的国际秩序，以罗马教廷神权和哈布斯堡王朝王权支撑的传统欧洲被彻底瓦解。

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形成的国际秩序，保护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在国家壁垒下的原始积累，也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摧毁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传统国际秩序，把原本属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带向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原则建立的联合国组织，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变成了一种全球性国际秩序，而同时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仅限于国家主体的国际秩序发展成为容纳更多全球行为体的世界秩序。

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的欧洲式国际秩序成为世界性秩序，从欧洲萌生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就成了世界性体系。随着跨国公司、超主权基金和非政府组织（NGO）等新的行为主体加入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世界秩序不再局限于国际领域，而开始向有利于资本全球性积累的全球秩序发展。资本的全球扩张，需要有能够囊括世界的体系作为其制度化保障和持续赢利的工具。从表面上看，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排他性来自国家地理空间的排他主权，而实质上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排他性源自主权国家体系的资本特性。资本追求最大化赢利的目标决定着世界体系的建构，资本不断扩张的需求决定着世界秩序稳定与否。如今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资本的秩序，是作为货币特殊形态的资本支配了全球社会的币缘秩序。资本的积累需要有秩序的保障，资本的最大化积累又需要危机来制造波动，这导致世界秩序随着疟原虫般变化的资本不断发热或打寒战，陷入治与乱的循环之中。

乔万尼·阿里吉[2]以布罗代尔的“长周期”框架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把具有50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系，划分成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四个“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是超过百年的“漫长世纪”41。阿里吉建立的周期性框架，用币缘的视角重新审读和重构了世界体系的历史。在他看来，主权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基本单元，其中的一些成为特定体系周期的代表性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一个周期是热那亚周期，其引领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加上意大利城邦组成的综合体。它们建构了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白银资本时代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的主要特征就是保障欧洲对美洲的拓殖和战争的商业化，通过暴力掳掠的商业化制度，让世界财富——主要是美洲的贵金属——在两个世纪里不断流入意大利城邦和西班牙，它们再利用这些美洲贵金属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完成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欧洲主权国家体制后，荷兰成为资本主义新周期的核心。荷兰秩序包括远程贸易、巨额融资、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保障国家主权的国际条约，还包括现代银行、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制公司等重要经济创新。荷兰体系的关键，是通过白银的资本化过程将劫掠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商业资本主义。

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三个周期的代表性国家。英国向西班牙人特别是荷兰人学习了许多东西，但在最重要的领域创造并坚持了自己的特色——工业资本主义和金本位制。英国的成功，在于用机械化大工业模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实现了效益递增，42用金本位的英镑体系颠覆了欧陆的白银资本体系。

美国是资本主义第四个百年周期的引领国家。美国周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于1944年建立了美元金汇兑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这实质上是间接式金本位，是向纸币化美元体系的过渡形态。到1971年美元摆脱了黄金之锚之后，美国的实体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美国经济进入了“金融秋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每一个周期“金融秋天”之后，都会经历一个动荡的危机之冬，其后是下一个体系周期的实业春天。所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秋天”似乎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极危机”。43

这意味着，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需要重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全球币缘秩序也面临着重构。

币缘政治：兼顾的艺术

建立世界秩序或许是人类最重大的问题，对此有许多思想家都在思考。颇有洞察力的亨廷顿看到了“文明冲突”，认为这是无法避免也难以解决的阻碍，因此他对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抱有悲观态度。具有更多国际关系实务经验的基辛格既了解现实也洞察到了需要，他认为尽管“从来不曾存在一个真正的‘世界秩序’……而在当今世界，却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他把建立新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上。44

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强制的力量，但建立秩序的本意是要消除或抑制暴力。这就需要有价值观认同、政治智慧、外交艺术等多种要素的介入。作为“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妥协产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强权失效后的结果，是在战争中已经精疲力竭的欧洲各国被迫做出的政治妥协。它的核心理念是承认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克制与均势建立秩序，力图通过一整套国际法律体系和组织结构来抑制世界的无序性。该体系的这些优势使之在世界上广为普及。然而，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它是一种维持资本主义核心区稳定发展的秩序。它允许并推动每个国家追求绝对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处于强势的文明与国家往往选择对利益的寡占，因而制造出“中心—边缘”的鸿沟，难以兼容多元文明，无法兼顾各主权国家的共在与共生，即无法解决安全与发展问题。

欧盟的出现，是欧洲试图突破主权—民族国家框架的尝试，但也触及这一体系原则的边界，难以完全让渡的主权和异类文明的大量移民从内外两方面冲击这一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无法说服人们相信这就是未来世界秩序的蓝本。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试图用中国古人“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智慧，来破解当今如何“以世界为世界”的难题。他的建议是，按照“天下无外”的原则把全球金融系统、全球技术系统和互联网变成世界共享共有共管的系统，通过世界的内部化建立起普遍秩序。45

今天的我们与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都面对着如何建立秩序的难题。正像康德当年所说，“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无论是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洛克的分权，还是崇尚理性的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智慧的思想家并不能凭空发明世界的治理秩序。46任何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暴力或法律等强制因素，然而，任何秩序都不能仅靠暴力与法律。作为稳定而持续的规范，秩序的本质特征是以最低的强制和最大的认同让人们普遍承认与接受一套社会行为规范。47要构建人类社会的普遍秩序，显然不能只是信赖理性和理念的自我约束，也不能仅仅依靠从外部施加的暴力和法律，而需要有适宜的手段来增强人们之间内生性的价值认同。

在人类社会中，能够广泛、长期促进交流、交往、交易的最有效工具，被历史反复验证的只有语言和货币。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对话，常常被陷入争端的人们寄予高度的期待。然而，对话固然可以在交流思想、缓和矛盾上发挥一定效果，却因受到宗教信仰等文明的制约，在建设共同秩序上很难取得持久的成效。

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至今人们还是更多地看到其经济作用，而对货币和币缘在建构秩序方面的重大功效远未充分认识。货币的重要不仅在于互通有无、促进分工，更在于由它所产生出来的信任关系——币缘。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币缘能够加深并扩展合作，成为人类共同体不断发展的重要纽带。柄谷行人提出的“赠予式”主权让渡，有可能阻断资本—民族—国家的链条，为创建“世界共和国”奠定基础，48而币缘可以成为促进这类交换的中介。这是因为，人们进行交易的前提，是不同人群通过对劳动产品的价值认同，进而完成对各自劳动和彼此价值的认同。人们要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必须采取兼顾彼此、互利合作的态度，克制独占利益的意识与行动，由此增进相互认同，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又在巩固人们之间的合作实践，扩大合作范围，深化合作程度，推动合作的规则化、法理化、习俗化，将国家发行货币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的互惠功能和长期使用形成的习俗结合在一起，秩序便由此而生。货币与币缘，在人类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币缘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币缘政治在当代国际社会，表现为不同国家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权力关系。其中充分展现了国际政治中博弈与合作并存的两重性。如果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那么币缘政治就是兼顾的艺术。兼顾彼此、兼顾博弈与合作是币缘政治的核心。如今的币缘政治之难就在于，如何抑制追求利益最大的资本，管控有强大的国家支持、试图独占权力与财富的金融资本。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分布在相邻地区的不同经济体以贵金属货币为纽带，结成了松散的经济共生体，彼此间保持着非支配性的广泛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由货币演化产生的资本由于失去了社会制衡，就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这一模式扩展成为制度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货币的资本化，使币缘带上了资本的属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式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这一体系中的各个国家，被整合成了保障资本实现持续积累的增殖体。增殖体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综合体系，它以国际关键货币为核心，通过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整合，可产生比单个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增殖，可确保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目标。以国际关键货币为核心的超国家增殖体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是国内阶级关系扩展为国际政治等级的结果，具有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特性，是资本政治和秩序的体现。

随着资本矛盾的发展，分化出了私人资本与各种国家资本、共有和公有资本等多种类型和不同性质的资本，它们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传统、唯一的增殖目标，而是杂糅了更多社会性功能的多样化目标。历史文化的差异，也会制约资本的生长进程。基督教典籍中的“马太效应”无疑是滋养赢者通吃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脐带，而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也肯定对中国选择共同富裕的路径产生影响。资本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多样的币缘，导致了币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尤其是当国家演变为国格化资本，不同国家负有为本国公众提供安全保障和富足生活的责任，而各国资本也要将国家生存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一，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资本竞争就演变为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也是不同的国格化资本间的竞争。国家资本间的权力博弈，成为当代币缘政治的主要内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使国际博弈趋向于零和，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可为走出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的困境提供重要的启迪，而具有互利合作特性的币缘则可以为兼顾彼此的利益与声誉创造可能。币缘政治所追求的恰当目标，是在更高价值观下互有退让的合作。[3]

今天，人们要想获得建构世界秩序的基础——把全球金融系统乃至全球技术系统变成世界共享、共有、共管的系统，就必须管控全球资本，使全球资本成为全球社会和各个国家所能控制和掌握的自觉之物，不能放任其本能而成为自在之物——由人的工具异化为社会的主宰。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秩序作为当代世界体系的秩序，它能够通过体系的力量获取每一个国家的剩余价值，因而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抵御其榨取。要改变这一局面，囿于地理边界的国家必须进行超主权合作。对全球资本的抑制和改造，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下无法在一国或数国之内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在世界范围渐次推进。从目前的实践看，至少要形成洲域范围的合作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形成数个洲域社会性资本集团——币缘圈，才能形成抵御被全球资本剥夺的足够力量，具备与传统的独占式资本集团分庭抗礼的能力。当代洲域合作组织是地缘与币缘的融合，它可裂解全球资本体系，使新组织在与旧秩序的博弈中获得重要的规模优势。

要建立币缘秩序，必须通过多个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联合抑制货币尤其是资本不断积累的冲动，以文明去控制本能，学会兼顾彼此的思考，形成互惠合作的机制与制度。让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主体，通过交往、交易实践培养价值认同，在不断实践中养成合作最大化的文化习俗，最终形成“天下无外”的人类共同体。

币缘圈之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斯大林不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引起美国对“苏联行为根源”的探究，最终导致了遏制政策的出台。49为了避免被美元体系控制，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建立了以卢布为核心的经互会体系，这是当代币缘圈的早期雏形。卢布体系另立门户，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重大的冲击，也是“二战”中两大盟国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美元体系与卢布体系的对立，是世界一统于美元还是全球分治的矛盾。这虽然不是美苏冲突的全部，却是冷战的起因与核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特里芬悖论”就已经揭示了美元体系的病根：美元无法同时扮演国家货币和世界货币的角色。将其转化成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就是，希望从充当世界货币中获取更多利益的美元，注定会在损害他国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不仅是美国的困境，也折射出主权国家体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

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欧元，原本是为了束缚德国。50可欧元区的发展超出了人们最初的设计，欧元区内部贸易达到近70%，51形成了由资源型国家、制造业国家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合作组成的“币缘圈”。从经济角度看，所谓“币缘圈”就是围绕区域货币体系形成的更加高效的“资本增殖体”，一个相对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不受全球核心货币支配的经济单元。从政治角度看，币缘圈是若干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围绕统一货币体系形成的综合性区域共同体，是一个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共生体”，是在一定地域内围绕核心货币形成的具有一致利益和广泛认同的共同体。欧元作为新的有竞争力的世界货币，不仅是欧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意味着它开始分享全球货币—资本体系的蛋糕。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欧系货币占据了近1/3的份额，而美元体系占外汇储备和结算货币的份额开始历史性地下滑。具有欧洲所不具备的统一的政治、财政和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可以不用担心欧元会在短期内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主导货币。但是，当美元体系成为美国国家收入的主要工具时，对美元利益的分享就是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欧元的出现与存在本身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种“存在即威胁”的模式，使欧美“表兄弟”表现出渐行渐远的长期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间“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争议，显然关系到由谁主导危机后世界的问题。当美国评估公司降低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时，欧洲甚至立即采取了竞争性措施。争夺全球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份额和主导权，是全球货币霸权国家与币缘圈之间矛盾的实质，也是导致目前世界诸多问题和冲突的新源头。

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摆脱被全球资本剥削与控制的困境。为此，一些试图突破资本全球罗网的国家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组成了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组织。从币缘政治的视角看，在一定地域内围绕一个超国家货币体系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广泛认同的区域共同体就是币缘圈。币缘圈是地缘与币缘在当代结合的产物。考虑到时间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影响，具有熨平资本流量作用的币缘圈也是时空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主权国家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利益主体，币缘圈作为围绕超国家货币体系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是向全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超国家的空间形态，一种共生共在的社会体系。

建立币缘圈，是顺应传统全球货币体系难以为继的历史趋势——既然美元体系无法兼容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组成脱美元化的币缘圈，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从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看，建立币缘圈还是一个精妙的战略，是一条消弭世界中心—边缘界限、填平南北鸿沟的可能路径。币缘圈的出现，是对货币霸权和跨国资本的反抗，也是对全球金融剥夺模式的一种成功解构。面对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抵御世界货币体系的压力，币缘圈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予以化解。消除了赢者通吃的威胁，就可避免国家之间乃至国格化资本间相互死磕的局面，不同资本间便具备了合作基础。币缘圈之间可以进行广泛的贸易与投资，形成“博弈式共生”的关系。

观察目前已经成形和趋于成形的币缘圈，可以发现币缘圈是金字塔式的三元结构。币缘圈的底部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商品的国家，中间部分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顶端则是提供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核心货币国家；而超国家的货币体系则是将这三类国家和超国家行为体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关键因素。在币缘圈内部，金融服务业占优的国家控制着货币和金融的主导权，负责满足整个体系对资本和流动性的需求，主要靠提供金融服务获得收益和其他利益；制造业国家主要靠从事物质生产，通过制成品贸易获得收益；而资源型国家则主要靠向制造业国家提供资源产品而生存。

从表面上看，币缘圈不过是一个缩小版的全球资本主义增殖体。所不同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最终将流向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资本的增殖部分；作为体系的边缘地带，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或依附式发展，最终将沦为所谓“失败国家”。而币缘圈的基本原则是互利共赢而不是独占利益，由于币缘圈中的资本要受到区内国家的政治控制和社会性制约，其赢利将在币缘圈内部共享，如何分配利益将通过国家间平等协商和公平交易来解决。币缘圈是从增殖体向分享利益的共生体过渡的中介。就本质而言，币缘圈是一个共生体。币缘圈共生体和全球资本增殖体是两种不同的全球主体，币缘圈共生体具有空间性，承载着内部人口的福祉，需要实实在在的生产活动和物质产品来满足需求；而全球资本增殖体只有更多、更快赢利这样一个目标，它没有空间特性，也不用向人民负责，而只为资本服务，是只为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体系。

在现实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每一类国家的角色并不是单一的，金融主导型国家往往拥有高端制造业，甚至可以出口资源产品；制造业主导型国家也可以提供金融服务和进行境外投资；资源主导型国家常常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结为经济和军事盟国，配合金融主导型国家操纵大宗商品市场，使资源具有了金融属性。跨国资本和相关机构更是变化多端，打通了从矿产品、农产品、制成品到金融衍生品的所有金融通道，而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时连接并操控全球经济。与此不同，币缘圈内部虽然存在着垂直分工，却由于对资本形成国家政治和社会性制约，可以通过币缘联系重新组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合理定价，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关系，改变了目前世界体系中以国家为单元的不同等级，逐步形成以洲域为范围、经济结构网络化分布的新型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币缘圈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汪洋大海中的国家“互助组”与“合作社”，是边缘地带国家摆脱剥削、避免倾轧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发达国家抵御货币霸权的组织化设计。52

在币缘圈内部，经济的合作运行可以保持较大的规模效应，而较大规模的经济社会综合体，有利于保持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对于一个拥有近２００个主权国家的世界来说，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全球霸权的政治干预给主权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金融资本需要通过经济剥夺实现赢利的方式也使危机无法避免。币缘圈可以促进多国间非盟国式的安全合作，维护足以保障币缘圈秩序不被暴力因素破坏或轻易改变的安全。

实践证明，币缘圈内部能够以币缘为媒介进行利益的通约，创造互利共赢的机制，展现合作成果，巩固相互认同，结成共同体，可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相邻区域不同层次国家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为摆脱全球危机与混乱提供可行的路径。从“他国即对手”的主权体系，难以一步跨越到“天下无外”的全球秩序，而币缘圈是从世界外部化走向内部化的历史过渡。币缘圈秩序是对目前世界的霸权秩序和盟国体系的改良性替代，币缘圈提供了一种比战争破坏小、比商议作用大的合作新方式，可促进合作最大化和冲突最小化世界的出现。就此意义，币缘可以充当通往未来全球秩序的中介，而形成区域性的币缘圈则是我们离未来秩序最近的一道台阶。

2015年中国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一举动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建设亚洲区域共同体的设想结合，展现出不同于欧元圈的一个新的币缘圈雏形。当中国提出的区域合作，在超越贸易领域开始向货币金融领域扩展的时候，无论中国如何解释，都会被美国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重大威胁。在以全球金融利益为立国之本的美国看来，任何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分散化的举动，都对美国全球霸权地位构成严峻挑战，而这正是美国提出并坚持“重返亚太”战略的深层原因。

美国所要防范的战略风险，是要避免重演美国将英国取而代之的权力转移。对这一帝国式忧虑的好消息是，在美国之后将再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球的帝国；而坏消息是，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全球，包括今天的美国或明天的中国。国家永远无法成为世界，这不仅是由于局部总是小于整体的逻辑，也不止于主权国家所蕴含的排他性政治基因，更在于在全球时代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容纳世界的多元性。全球是全球人的全球，世界只能属于世界。

币缘战略之用

一国一货币——国家不只是空间概念，也是货币的载体。管子说：“币，握之则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则非有補于饱也，先王以守财务，以御民事，而平天下。”53中国古人早就知道货币是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杠杆，而这杠杆必须操之于国家中枢。从白银资本时代开始，国家的货币主权日益被全球资本侵蚀；到全球金融化时代，国家已经成为资本的空间形态。边缘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更是受到全球资本体系的严密控制和严酷盘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边缘地带国家需要有战略设计，包括采取币缘圈战略。

币缘圈不是新国家，它是以区域货币为核心形成的区域合作组织，是区域国家间一种分享利益和共享权力的模式。币缘圈战略，是推进币缘圈形成与发展的路径设计。币缘圈战略不追求全球权力或全球利益，它的目标不是推出新的替代性全球权力体系，而是通过抱团合作的方式，顺势推进已难以延续的全球霸权体系走向可控而有序的裂解。霸权体系的裂解与败亡的结局尽管一样，但过程感受则大不相同。对世界性霸权来说，出现多个币缘圈并不是令人高兴的现象，却要比应对其他帝国的挑战更容易接受。

币缘圈的建立与普及，可以提供频密而持续的交易实践，推进并巩固互惠互利的国家伙伴。币缘圈会通过展现合作体系的长期收益，形成合作收益大于排他收益的事实，不断强化合作最优的新理性，以区域、国家、社会、技术等多重手段抑制全球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本能，迫使资本进行改良以适应新的世界体系。在新的模式中，共同安全要比“霸权治下的和平”更让人们安心，共同发展也比“中心—边缘”的等级体制更使人愿意接受，多文明的兼容比单一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理念更令人信服。这是生存方式的竞争——是共在合作模式与资本独占模式的竞争。

全球资本所派生的排他性最大化的秩序体系，难以与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体系进行和平竞争。在以往生存模式的竞争中，暴力往往充当着最后的裁判者。而在“以己之不可胜而后求胜”的东方式谋略和币缘圈战略面前，使用传统暴力的强力打击只会增加离心力，加速传统体系的瓦解。更何况，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处于绝望中的恐怖主义已经显露出比发达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更强的秩序破坏力。对全球资本和霸权国家来说，接受帝国秩序如流水般逝去的现实，参与建构新的全球秩序，比面临充斥恐怖主义侵扰的无序世界要更好。

抱团取暖的币缘圈战略，看起来并不高尚甚至有些锱铢必较的低俗，却有实践理性和实际功效。它可以避免传统权力转移过程中硬碰硬的对抗，有利于防止传统体系瓦解中的世界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作为具有兼容性的币缘体系，承认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鼓励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交易。它让新兴国家和地区能够和平崛起，也给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特别是金融货币领域里保留着前排位置。就本质而言，币缘战略是通过交易与合作的实践达成互利的方式，因而可以成为建构多元世界的工具。

对于深陷危机的人们来说，现实的追求不应是理想的结局，而是大家都可以承受的结果。在拥有毁灭世界能力的核时代，人们需要改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态，在社会分层的99%与1%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学会共存共赢的艺术，建立能够兼容所有文明和所有人利益的秩序。在这方面，蕴含着交易与合作理性的币缘，或许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币缘的道与用，皆在于此。

第二节 借鉴与论述

由于币缘是一个原创性概念，因而很难找到现成的论述和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然而，人们对货币及其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世界体系、金融化等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币缘的探索与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货币史的启迪

货币有悠久的历史，人们研究货币也有很长的历史。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记录前朝历史的史学传统；自汉代班固撰《食货志》起，历代均以“食货志”为名，记载前朝的财政经济活动。《食货志》留下了中国历代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大量史料，是中国几千年的理财通鉴。若以当代经济学研究的规范衡量，历代《食货志》固然存在许多不足，但它却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一部记载了上溯黄帝、下迄清末，数千年一贯的财政经济史著。54其中许多关于货币的记载和论述，为币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

中国古代有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货币高度重视，他们对货币的发行、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就货币对人的行为以及对人际关系的相互影响也有深刻洞察，留下了如《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桓宽的《盐铁论》及南朝齐梁间的《刘氏钱志》、南宋洪遵的《泉志》等典籍文章。由《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胡我琨所著的《钱通》，更从货币起源、货币制度、货币铸造、货币流通、货币人才、社会行为、官员操守、崇尚节俭、分财布利、劝世济民、抑制弊端、货币文化等方面系统地考察了货币，可谓是中国古代货币研究的集大成者。

当代学者彭信威开拓了中国钱币学的新局面，他的《中国货币史》是关于中国货币历史的经典著作。彭著从中国货币历史出发，突破了历代货币研究重钱制的窠臼，认真研究了钱币对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政治的影响，尤其重视货币流通过程和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对研究币缘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思想启迪。叶世昌等先生的《中国金融通史》，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从古至今的金融活动，提供了货币历史的另一个侧面。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全汉昇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李剑农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及傅筑夫、赵俐生先生的著作，把货币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平台之上，使我们可以把货币、币缘与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探索。中国学者郑也夫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货币与信任的关系，阐释了人类创造的第一次抽象的“系统信任”——货币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具有的重要价值。55对中国古代经济历史和货币史，日本学者加藤繁、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能够启人思考的重要成果。

中国的货币历史悠久而丰富，有巨大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世界受困于金融危机的今天，对中国货币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过于崇尚金融工具最终会导向金融灾难的历史规律；还可以增强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提高文化继承与创新的自觉。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从诸子百家到历代学者所提供的文献，特别要对历代的《食货志》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货币与币缘都是社会的产物。这意味着，研究币缘一定要了解社会发展史，最直接的当然是货币史。在世界货币史，特别是欧洲货币史的大量著作中，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提供了战争、货币大事、银行业里程碑、金融事件等四个可以相互对照的年表。金德尔伯格将这四者联系起来研究的做法，提供了研究货币历史的新方法。大卫·格雷伯的《债》和富田俊基的《国债的历史》，重新思考了市场、货币和债务的本质，揭示了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巴里·艾肯格林的著作《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把货币当作一个国际体系进行研究。对目前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美元体系，迈克尔·赫德森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金融帝国》《全球分裂》和彼得·高恩的《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以及弗朗西斯·加文的《黄金、美元与权力》等书都详尽阐释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运行方式。

在研究货币和货币对社会影响的精神成果中，最重要的经典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除了人们相对熟悉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关于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过程等篇论述之外，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各篇，对资本的研究显然更深入一步。尤其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第三卷中，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以及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等篇，对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机制、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趋势，以及货币资本通过对投资部门的控制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揭示，充分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惊人洞察力。在这方面，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和向松祚的《新资本论》同样值得研读。

世界体系的思想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该书以独特视角，对40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和百科全书般的诠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系统阐述了500年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将资本主义体系完整呈现的同时，建构了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为观察和思考币缘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

从我的写作而言，最有启发性的思想来自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乔万尼·阿里吉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贡德·弗兰克看来，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全球经济。因此，他一直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说和社会理论。他所提供的全球视野，使人们得以重新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等宏观问题。56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通过详尽并有说服力的论述告诉人们，欧洲如何靠美洲得来的白银资本从东亚手中取得全球经济主导权。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精彩的币缘前史，它所揭示的曾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的货币权力转移历程，对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及其变化具有极大的价值。其主编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致力于冲破欧洲中心史观，还原真实的世界历史。

《漫长的20世纪》是乔万尼·阿里吉的重要著作，作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长达220年的热那亚/西班牙周期、跨度180年的荷兰周期、长达130年的英国周期，以及漫长的20世纪——跨度已逾100年的美国周期。各有特点的不同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由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不同的阶段组成。金融化是每个周期的“金融秋天”，当这个危机信号出现后，危及这个体系的终极危机就将到来。当前一个体系开始衰落时，后一个体系的“实业春天”正在到来。在两个积累体系交接的时期，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引发世界性的动荡。通过对几个资本主义体系交接过程的分析，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权力转移的规律。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他对美国体系的“金融秋天”进行了详尽分析。在2009年接受大卫·哈维采访时，他更指出美国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金融集权的“终极危机”。在阿里吉看来，这场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世界的历史社会体系的重大危机，他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一书中预见到，这是自从漫长的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走向终结的标志。

贡德·弗兰克与乔万尼·阿里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500年资本主义历史社会体系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全景图，为从全球角度研究历史，包括币缘的历史提供了宏观框架和长期尺度。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滨下武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许倬云的《现代文明的成坏》和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从非洲和亚洲的视角观察和诠释了500年的世界历史。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和《天下的当代性》，在当代语境下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试图推荐一种世界制度，避免“异质国家”的文明冲突并发展出“普遍的合作”。在他看来，为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必须寻求非排他的各种关系，才能最终创造出合作最大化的世界。57上述这些著作既是对世界体系理论开创者的响应，也加入了埃及、日本、中国等国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独到体验与认识，启发了我对币缘的思考。

柄谷行人所著《世界史的构造》，把交换样式置于生产方式等同的地位，通过交换样式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体系的历史，更试图以互酬式交换为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寻求路径。尽管我是在完成本书初稿之后才读到《世界史的构造》一书，然而柄谷行人的见解，对我论述币缘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忽略了从“交换样式”角度认识世界史。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从商品交换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58实际上，生产与交换是紧密联系的经济过程，社会化大生产与交换存在着相互作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创新固然会开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决定着交换样式的交换工具同样重要。当基本交换工具——货币发生改变时，交换样式必然随之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将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上，每一次货币形态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交换样式，也颠覆了世界格局。这是因为，货币是交换的基础工具，它的改变会颠覆立于其上的秩序，谁控制着新的货币工具，谁就掌握了重建秩序的主导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次大变局中，从货币中衍生出来的币缘对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传统旧秩序被打破之后，人们可以通过彼此间的交换来重拾信任。用于交换的货币因而兼具了建立信任的社会功能，而基于货币体系生成的币缘也在重建人类社会的信任与合作。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趋向合作的互惠关系，币缘具有扬弃传统共同体框架的作用，因而可以为从世界旧体系通往全球新秩序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对虚拟资本主义的探索

当今的世界正在高度金融化。爱泼斯坦对金融化的定义是，“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保罗·斯威齐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作为世界经济的三大趋势之一，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期转向过程。它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利润率比重提高，债务与GDP之比增加，金融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增加，出现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泡沫影响增加。59弗朗索瓦·沙奈等7位金融专家和教授共同完成了一部研究金融化的专著《金融全球化》60，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而认识基础却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的实践。来自实践者的体验值得重视，三菱证券首席策略师高田创等人所著《金融社会主义》，在批判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同时，提出混合型金融体系和中介式金融的设想。毫无疑问，金融化不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大卫·科茨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金融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61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化已经对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世界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时，世界权力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苏珊·斯特兰奇所著的《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一书，对这一点有很精辟的论述。

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也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王建对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作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货币霸权战争：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他对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和货币体制危机的认识在当代应属独步一时。62中国战略思想库的《蜕变与抉择》，记载了思想库同仁对此问题的多次讨论成果。63王小强的专著《投机赌博新经济》及其他在《香港传真》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将中国小农市场经济和欧洲中世纪庄园经济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中欧大相径庭的经济道路和货币文化。这些理论探索，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的深刻认识。

思想的变革总是在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发生，非正统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家的见解往往更有冲击力，譬如尼尔·弗格森的《金钱关系》和《货币崛起》以及恩道尔先生的《金融海啸》等相关著作，挖掘出了历史故事背后的金融线索，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告诉人们货币与金融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创立者利奥·梅拉梅德的回忆录《逃向期货》，不仅提供了金融创新初期的大量信息，也为浸润了过多故纸气而显得暗淡的货币理论抹上了生命的绿色。

对战争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成果

世界秩序的建立，包括世界货币体系的构建，都深受战争与国际政治实践的影响。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揭示了欧洲国家与强制、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的长期互动关系——战争促成国家，而国家又导致战争，资本既是国家发起战争的条件和强制力的基础，又是它们所追逐的目标。无论是雇佣军、常备军还是战争的工业化，都离不开资本的注入。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揭示出战争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波兰尼的《大转型》把19世纪的欧洲描述为霸权均势的“百年和平”，认为国际金融与和平天生契合。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在19世纪欧洲和欧洲之外的世界爆发了80多场战争，64这又说明金融资本与战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和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人民来说，那100年的确是灾难深重、战乱频仍的100年。当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金融资本用左、右两只手分别托举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工具，选择在什么地方、使用哪种手段的秘密，就在于判断哪种方式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可悲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战争或和平。

直到今天，世界货币体系与军事力量也有着直接联系，没有美国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就没有当代的美元霸权。所以，研究币缘不仅需要研究战争史，还应该跟踪世界军事变革。斯蒂格利茨写作《三万亿美元的战争》，固然是为了通过计算伊拉克战争费用指出暴力成本在当代暴增的事实，但他更关切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打酱油的钱可以用来买醋：弥补美国巨额赤字的贷款可以轻易地转化为战争费用”65。斯蒂格利茨实际上在重复戴高乐的担心——在货币领域拥有“过分特权”的美国，可以通过印票子或向他国发债来进行战争，因而成为一个危险的好战国家。显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从不同角度都意识到战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的币缘特征。争夺国际资本的战争与争夺市场和资源产地的战争不同，从越南战争后开始的当代军事变革，不仅是武器技术的革命，更是军事思想的革命，而这一革命的基础是人类生存方式从民族国家为主体，正逐渐向全球化生存转型；或者说由主权国家作为资本增殖容器的生存方式，正在被全球资本的世界体系式增殖的生存方式所替代。不论是美国军队的指导文件《由海向陆》还是《全球感知、全球力量、全球到达》，抑或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转型的世界》，都体现了对这一趋势的认同与因应。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货币与金融体系是维持世界秩序的重要工具。对此，许多国际政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认同。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变革是政治变革的首要动因。这一判断可以简化为——金钱在推动世界。66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观察发现，西方文明之所以控制着世界，是因为西方掌握着包括“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和“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等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要点。67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更直接地指出，“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美国体系的一部分，”68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这实际上就是美国霸权的秘密。《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全球政治经济学》是罗伯特·吉尔平的代表作，书中专章分析了货币金融体系如何由各国分立，到形成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再到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相结合，从而影响国家内部乃至世界经济政治的过程。罗伯特·吉尔平很清楚地勾勒了币缘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轨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建构了统一的金融货币市场，推动了跨国资本流动和购并，导致了产业转移，削弱了国家执行充分就业政策的能力，导致国内政治矛盾增加和舆论分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运行进行政治协商，虽然缓和了部分矛盾却因根本利益难以协调，爆发矛盾导致冲突，最终分道扬镳。欧元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就是这条轨迹的现实版。69

因地缘政治学说曾被纳粹德国所看重，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学者们对其感到厌恶。尽管如此，却无法改变地缘政治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也不会削弱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等人在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我在本书写作中得益于《历史的地理枢纽》、《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边缘地带论》、《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地理大复仇》等著作颇多。它们促使我将地缘与币缘联系起来观察思考，发现两者间时时交织并深度融合的历史轨迹——没有热那亚城邦的资本支持，伊比利亚人的海洋探险就无从发起或难以为继；而没有“大航海”就不会有来自美洲的“白银巨流”，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便会困难重重，即便不夭折也难以向全球迅速扩张。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任何单一因素都难以独力推进历史的进程。我们所要做的是，发现新要素，并将其与其他要素更好地组合起来，达到整体效能大于个体相加之和的目标。

整体观和问题意识

币缘的研究借鉴了法国年鉴派“整体史”的方法，即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融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研究货币，会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只有从社会广泛联系的角度看货币，才能理解币缘的要义。不仅如此，研究币缘还应有基于世界的整体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研究世界体系的时候，建议“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学术网络中去研究”70。依据这个方法，在研究国家层次问题的时候要胸怀全球。这是因为在已然全球化的现实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高度关联、相互融合，同时也在激烈竞争。显然，原本建立在一国一通货基础上的币缘，因全球金融活动的兴起和世界货币的诞生，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因此，在研究币缘问题的时候，不仅需要一种包容社会各个领域的视角，还需要有放眼世界的胸怀，这样才能拥有更宏大、更精巧的整体观。

相比于一般社会科学，生物学研究往往更需要整体性的思维框架。马克思曾指出，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与物理学定理不同，却和生物学发展史颇为相似。71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所著《我是谁》一书，对生命故事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提出了“共生体”、“自创生”、“共生合并”等极富启发的新概念。在他们看来，“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等级体系，而是经过组合、相互作用、再组合这样的自身增效作用而产生的一个突现共生体”。书中引述了乔治斯·巴塔伊的判断：传统人类社会的经济体系概念存在着根本错误，把本属于太阳的生物圈划归了人类，因而没有认识到“太阳产生了食物、纤维、煤、石油、富含碳和能量的矿藏，这些不仅是活蹦乱跳的生物的生存基础，也是国家工业、技术和资源的基础”72。现代经济体系，严格说来，是取代了崇尚天人合一模式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人类对生物圈的过度开发和索取，也把处于统一生物圈内必须休戚与共的人类，按照对财富的占有情况，分裂为大大小小的利益共同体。

运用“太阳经济体”和生物圈的整体思维，很容易发现今天大行其道的全球化思维其实既单薄又局狭。山崎养世所著《太阳经济》、杰森·摩尔的《地球的转型》等著作已经提出了超越现代经济模式的构想。黑川纪章的《新共生思想》提出把人类与自然的共生作为生存的哲学。作为具有全球政治经济色彩的币缘理论，要想获得旷达的视野和新感悟，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借重不同领域的新思想来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窠臼。实际上，币缘圈概念就受到现代生物学的“共生体”思想的启发，而币缘圈的形成机制与生物界“共生合并”的过程十分相似，“独立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而非科学上的概念”。毕竟，人类是一种高等生物，其行为总会有生物学的根基。达尔文“生存竞争”的概念，曾经启发过人类对自身进化和社会组织的认识；现代生物学的“共生”理念，更可成为解决今天世界难题的他山之石。

李未院士在《数理逻辑：基本原理与形式演算》一书中指出：“通过归纳提出命题，建立公理系统，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检查逻辑推论与观测数据的一致性，以及根据反驳进行修正等活动循环往复，交互作用，形成理论的进化过程。”73从科学发现的角度说，币缘理论就是一种猜想，它所提供的超出原有理论框架的新认识，需要经得起逻辑的检验和事实的反驳。

进行币缘政治的研究，需要跟踪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也受到“问题意识”的影响。我的朋友和同事张文木教授，一贯主张战略研究的“问题意识”，主张研究随着问题走，再以事及理，实事求是。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高度一致。问题意识与实事求是的思想相通，在全球不断爆发金融危机、现行国际秩序不断受到冲击时，提出并研究币缘问题，体现了不回避问题、从“实事”中求“是”的精神。

“中介”对币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这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交换的中介，随之而来的币缘在社会关系中同样有居间联系和调和的作用。在币缘演进为全球现象的当代，币缘与世界货币体系的联系使其具备在国家间进行利益交换的中介功能。黑格尔提出，作为事物的联系、转化、发展的环节，中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中介就是处于矛盾运动过程之中的双方转化的桥梁、纽带和媒介，74一切差异需要在中间阶段融合，而对立将通过中间环节过渡。75列宁、卡卢奇等思想家同样看重“中介”概念，并对其做了大量阐释。对币缘理论来说，中介概念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还提供方法论的指引。在国家林立、冲突尖锐的世界，要形成有约束力的秩序体系，不可能排除暴力的作用。然而，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多场当代战争的结局看，即使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也不可能单靠暴力解决问题。要建立彼此可接受的秩序，需要努力寻求联系对立国家的中间环节和调节国家利益冲突的居间机制。

我们可以运用币缘所具有的中介特性，增加人们处理国际事务时除了谈判与战争的新手段。把中介机制和中介模式添加到国际政治的工具箱里，在“谈”与“打”两个极端之间增加交易的选项。在旧秩序转向新体系的过程中，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暴力，币缘却可以为减少暴力提供思想工具和新的可能，给人们在解决经济、政治争端甚至是国家主权争端时提供新选项。

论述的框架

币缘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也可以成为解释世界的一种框架。币缘是在全球化成为世界体系的特征、各国各领域之间边界模糊、国家作为经济—金融生物的行为特征凸显的时代解释世界的框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本身并不会因为解释框架的变化而改变，所能改变的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

本书的关注和论述的重点并不是货币，甚至也不是人群之间一般的金钱关系。本书关切的是国家之间的货币联系，亦即币缘对国家、国际政治、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其重点是揭示币缘——这种久已存在却被人所忽略的关系——如何获得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进而演变成全球权力的新枢纽。

本书按以下框架展开论述：第一章概论，是对币缘历史和概念体系及既往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章是对币缘要素组的论述。币缘是由货币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构成整个社会系统的要素，而币缘本身又是由许多低一层级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本书采取分组的方式对币缘要素进行论述，是为了让人们不仅看到组成币缘的要素，也要认识到这些要素中存在普遍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在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中认识币缘。论述中所列举的币缘要素组，不是为突出某些要素的特定关联，而是通过展现不同要素间的实际互动，让人们体察和理解币缘活动是复杂的社会运动过程。

第三、四章，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币缘演进历史进行回顾与剖析，论述世界货币的起源、发展及全球币缘的形成与演进，涉及西班牙帝国、荷兰王国、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兴起，也谈及了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衰落。这两章阐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兴起到陷入危机的历史，展现币缘演化的周期规律和整体景象。

第五、六、七章，主要是围绕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币缘政治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了对未来世界体系的思考与展望。在全书最后部分，是几点结论。

对币缘的研究和写作，不仅需要对币缘的史实与规律做深入探索，也需要对币缘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势进行学理性的阐述。因此，本书的写作采取了史论交织的手法，这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头绪纷杂。为此，本书留下上千条引文出处和注释，方便有兴趣的读者用来检索。在《币缘论》写作过程中，除了学理性的追求之外，我更注重其应具实践性品格[4]，希望本书能够对未来全球体系的建构有所助益。

[1] 关于明王朝败亡的原因有许多，除了货币白银化解构了农耕经济的因素之外，还包括施政、天候等因素，而最终表现为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参见：张文木.明亡的人祸与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J].中国投资，2015（6）.

[2] 意大利经济学家Giovanni Arrighi被不同译者翻译为不同的中文译名。为了不产生误会，本书将选择路爱国、黄平、许安结所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的署名：乔万尼·阿里吉。

[3]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李晓宁认为，当代国际政治应该在更高价值观下通过互有退让实现合作。而币缘政治恰恰具有通过讨价还价实现妥协以维系合作的特征。

[4]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理事长提出，实践性是理论创新的最高品格。

第二章
币缘要素组

从历史上看，货币全方位地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约翰·F.乔恩

为理解币缘概念，可以把币缘还原为若干要素。为了既有条分缕析之效，也不失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故将币缘要素编列为若干组。以下分组并非是一种固定的组合，而是可以重新组合排列。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人们体察币缘现象的丰富与灵动，以窥测复杂的币缘世界和币缘运动。

第一节 食与货

对货币的起源，中国古代史学家曾经留下了重要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记载是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一段话：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1

也许是因为需要一笔一画地刻写在竹简上的缘故，太史公的论述总是言简意赅。在司马迁看来，货币是“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自然结果，“从来久远”，须经过长期发展，并非人为设计。这寥寥之语，是历史上最精炼的货币起源论。

生民之本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大家，他在承继太史公史论传统的同时，亦有所创新。《汉书》中专辟《食货志》一篇，以专论古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写道：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2

《洪范》是《尚书》的一部分，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就是天下大法。书中内容是箕子对周武王所提如何治国问题的回答记录，箕子谈了九条意见，被统称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洪范九畴”，而“八政”是其中之一。

“食”与“货”是“八政”的前两条，被并列为“生民之本”。“食”、“货”并列为“生民之本”，可见中国古代圣贤对农耕与商业的重视。班固在《汉书》中把“食货志”分作上下两卷进行专论，上卷谈“食”，下卷论“货”，记载了历史和当时除考工外的农业、商业与货币财政等社会经济活动。这说明汉代统治者和学者已经普遍认同古人“足食”与“通货”是天下治理最重要政务的道理。

从《食货志》的论述看，班固不仅认识到了“食”、“货”之间的相同之处，也发现了“食”、“货”之异，进而从场所、方式、产品与功能上对农业生产与流通交换两种活动进行了区分。在班固眼里，“食”与“货”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需要“斫木为，煣木为耒”，是农业生产及产物；而“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谓“日中为市，各得其所”，“货”的本质是交换与流通。班固明确指出了“食”与“货”，即生产与流通这两种不同部类的经济活动的特征，并按照其对“生民”的意义差别做了排序。

在班固看来，“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生产，“民以食为天”，解决食的问题是首要政务。在班固时期，“货”是包括商品和货币一体化的流通活动，“货谓布帛可衣”，首先是为了满足遮蔽身体的实用之物——同时也可充当货币职能，然后发展出专用于交换的“金、刀、龟、贝”，才能具有“分财、布利、通有无”的功能。因此，无论是用于“可衣”的“货”还是用于交换的“货”，都应该排在第二位。昏聩如王莽者也知晓“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的道理。这一认识与社会发展的经验相符——最初的交换通常是人们把多余的实用物品拿来交换，因剩余产品不多，交换只是以所余换所需。随着工具发展和社会分工，生产水平渐渐提高，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交换多余产品以调余补缺的商业，才能成为维持经济运转的基本活动。为了满足频繁交换的需要，人们需要有能够方便进行交换的工具，作为各种物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才得以诞生。

也许是离货币的源头更近的缘故，班固对“食”与“货”的联系与区分做了更精细的辨识。应该说，班固的看法远比今天人们通常表述的“货币在商品交换中产生”要更加精准。3一般而言，交易是货币之源。若就人类社会的本源而言，实物生产才是交换之源，没有生产就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剩余产品就没有交换，而货币只是人们交换产品的派生之物。追根溯源，人类的生产活动才是货币的真正源头。这样去看货币，就不会忘本，也才能超越货币流通功能的局限，认识到货币的服务目标不是流通而是生产，终极目标是为了“生民”。

正本可以清源，也可以辨流。如今已呈泛滥之势的金融创新，可以带来货币的增殖，却不能增进人民福祉。这类以货币资本增殖为目标的金融创新或金融服务业，违背了“生民”的终极目标，实质上是在破坏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忘本之道。

经世济民之道

在中国古代，“经济”一词有“经世济民”之意，体现了古代圣哲对“经济”的独特认识。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说：“故披洪范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中国古有国计之学，旨在从国家全局管控广域范围的社会化生产，自管子起就有了理论化的系统性经济思想和组织方式。4被当作“生民之本”的食与货，是贯串整个经济活动的要素。中国古代圣贤在提出“食”与“货”等八政时就很清楚，不能把财富增长作为经济管理的追求，而应该把实现社会繁荣、百姓安康当作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

道决定术，目标决定过程和手段。正是由于确立了“生民”这一目标，才促使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又限制住了货币与商贾通过市场实现反客为主式的经济膨胀与政治冲动。

考虑到《洪范》记录箕子与武王论政是在周人灭商之后，崇尚商业的殷商被重视农业的周人所灭，周人对商多有轻蔑之情。即使在此时，箕子对“货”也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是与“食”同列为“生民之本”，可见其秉持中道的智慧。自班固撰《食货志》起，历代均以“食货志”为题来记载财政经济发展状况，这显然有对《洪范》“生民”大法的尊崇与追随之意。

与当今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古代中国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据王小强的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有着当时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货币文化。

在货币发展史上，除了最初阶段使用自然物如贝壳作币材之外，其后主要使用金、银、铜三种币材。中国从殷商时期到清朝中期，数千年主要以铜作为货币材料。除了自然禀赋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铜适合于小笔零售交易，能够更好地满足升斗小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凡原本王室、贵族当作重宝的金银珠玉等上币，皆因不便流通逐步被淘汰出了市场，而大小适宜、可以串合、便于携带流通的西汉“五铢钱”则沿袭了两千年。有了能够被方便使用的货币，就能够普及市场网络，每逢五、逢十便赶墟交易，而这种广泛而频密的交易促进了分工与合作，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正是靠这恢恢天网，将分布在广袤土地之上看似散沙的每一户农民联结成统一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与之对照，罗马帝国在公元6世纪先后停止了铜币、银币的铸造，欧洲地区长期主要使用金币和仿制第纳里的银币。这类高值货币只能满足庄园主之间的大笔交易或用于对外贸易，因而难以形成让民众能够参与其中的普遍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促使大一统国家的出现。5即使出现了查理大帝这样能够统一欧洲的政治领袖，也难以得到统一市场的维系而延续下去。

巩固大型地缘政治板块的肌体运行，不仅需要有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肌肉筋骨，更需要有统一经济的血脉包括丰富的毛细血管滋养，需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利益交易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需要车同轨、书同文、币同制等社会基础的构建，而不能仅靠暴力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通过对殷商到王莽时代经济和货币史的研究，发现货币不仅有“通有无”的经济作用，还具有“分财布利”的社会功能，蕴藏着与财富再分配相关的政治权力的内涵。6班固对货币的认识，超越了单纯的生产与流通功能，揭示出货币所内含的政治属性。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倡导的实业、本业和需要抑制的末作，7都要在“食”与“货”——即各自时代的实业与流通之间维持平衡，如果失衡，即如“殷人贵富”，将会遭受灭国之灾。在中国古代智者看来，经济之道不在于“国富”或“民富”，而在于“生民”——民为国本，能够让社会繁荣、百姓安康、人民繁衍生息下去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防止“食”与“货”的失衡，在生产与流通中保持平衡方为治国、也是治理天下的大道。

在经世济民的目标下，币缘所体现的是公平交易、互利合作的社会关系。当货币被商人当作赢利手段时，币缘就演变为一种支配性关系，成为具有政治性的权力关系。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抑商政策，并不是要抑制“通有无”的商业活动，而是要防止商人用以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扰乱经济、以钱干政破坏政治稳定。拥有最发达市场经济的古代中国，每每通过“迁豪强”、“抑兼并”等方式破坏财富积累，迟迟不发展资本主义。在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下，中国选择以内部均衡为重的经济社会制度，有利于保护农耕本业、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维持王权延续和文明积累。

各行其道的货币史

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白银充当货币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宫廷和神庙文献的泥板和石刻上，就留下白银作为支付工具的记载。据公元前2000年的《埃什努那法典》，咬人鼻子要罚约半公斤白银、打人耳光则要罚银10谢克尔白银（约1两白银）。当时的寺庙承担着金银存储和发放、担保贷款的功能。8贵金属之间存在着交易，在当时的一块黏土碑上，记载了白银与铜交易的合同。9

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王国金币流通开始，黄金一直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区域的主要货币。与政治、经济制度包括币制相对统一的中国不同，西亚及地中海地区是多文明、多宗教长期共存的地区。特别是由于存在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帝国的遗产，这个区域中各个国家、不同宗教之间彼此征伐不断，却保持着往来密切的各种经济活动，包括频繁的贸易往来。因而，该地区各国的货币处于彼此交集的状态。

自远古时期以来，在非洲—亚欧大陆就存在一个联系紧密的金银市场。黄金与白银成为连接西亚与地中海地区的纽带，彼此之间频密的经济往来和人员交流，构成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在通货领域的共生关系，导致这个地区实行着事实上的金银复本位。10在东罗马帝国，同时流通着金币、银币、镀银币和青铜币。阿拉伯人也使用和铸造伊斯兰化的金银铜币。

出于交易需求和自然禀赋，铜曾经是中国流通货币的主要材质。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形成了以铜为材质，以布、刀、环钱、蚁鼻钱等为形态的四大货币体系。货币领域成为当时各国竞争中的重要方面，管子等人甚至总结出了操纵货币和贸易的“轻重之术”，作为国家竞争手段加以运用。11

秦朝统治者对货币的政治作用已有深刻认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建立了金、铜复本位的统一币制——金与铜是法定货币，而珠、玉、龟、贝、银、锡等皆为器饰宝藏。《史记·平准书》记载：“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以“秦半两”为基本形态的流通货币，成为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工具。

汉代确定了金与钱的法定比价关系——金一斤比钱万。12由于金的价值很高，多作为皇帝的赏赐和王侯的酎金；13而铜则铸造为货币，在市面上交流使用。一直到唐之前，铸钱上记有重量，为称量货币或称铢两货币。铜钱因价低，很适宜升斗小民之间进行日常交易；其铸造和使用的数量又很大，这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依托铜钱体系进行广泛的交换，建立起较发达的货币经济。14

在中国古代的某些时期，银也曾充当货币。在汉武帝及王莽时期，白银一度被列入法币。由于中国银产量不高，伪造者云起，所以无法成为广泛流通、长期使用的货币。15

从汉代开始，有了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甚至到大秦—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亚欧大陆国家之间出现了跨国贸易。《后汉书》中记载了罗马与中国交往的情况。16当时的跨国贸易中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银铜等多种贵金属货币。在帝国时代，罗马开始使用金币，与中国的贸易也主要使用黄金。只是那时的亚欧大陆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受地理因素和交通技术局限，规模不可能太大，故没有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此外，还受到行政和政治限制，中国的货物出境须有“符传”许可证，互市贸易多作为“羁縻之策”。17

南北朝时中国曾兴起过金银钱，时人视金银有避邪之功，多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偶用于支付，并不是真正的商业行为。18

在唐之后，铸钱只标年号不标轻重，钱不再是称量货币，这意味着在金属货币中，已经蕴含了国家信用。这是中国货币史发展的重要分际线。因此，飞钱等货币创新才有了实行的基础。

到宋代，对外贸易具有一定规模，政府对此开始专门管理，“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19。在北宋初年，禁榷者8种，可放行买卖者37种；到南宋时，放行的商品种类达到200多种，20对外贸易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仅在北宋熙宁元丰三年内由三司出卖的乳香一项，收入就有89万贯钱之多。在铜钱体系下，宋后期朝廷明令禁止缗钱对外输出。对金与银等非货币贵金属的出口却没有明文限制。由于与中国通商的伊斯兰地区广泛使用金银，金银的贵金属特性又适合远程大宗贸易的需求，金银成为当时中外贸易中的主要媒介。

从沿海地区开始，以金银标价做生意的行为渐渐在国内的市场流行开来。然而，那时的宋在内部贸易和流通中正尝试使用新货币——交子和会子，这种不再依赖于金属的交钞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重大创新。作为弥补铜钱体制缺陷和铜钱不足的一种手段，宋朝的会子与交子只是为特定用途、在局部使用的信用券，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

银本位制的胚芽

蒙古人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产生了统一货币的需求。在铁木真时代的初期，蒙古民族还是采取实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易。通过与邻近民族的交往，蒙古部落才逐步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特别是通过与花剌子模等周边国家的贸易，蒙古部落接受了大量的银币，白银开始成为蒙古族贸易、信贷及物价的基准，蒙古大汗的赏赐用品也是使用白银。为满足流通的需要，蒙古人学会了铸造银币。21

到13世纪，蒙古人建立起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数以千计的商路和海路编织起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当时世界上3/4的人口，生活在这个贸易网络之中。22广阔地域的贸易需求，成为货币创新的推动力。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元政府推行由王文统设计的“中统元宝交钞”，采取银为本位、钞银相权的币制，23以贯、文为单位，面额有2贯文、1贯文、5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10文共9种。中统钞的使用不受区域和时间限制，每两贯可兑换白银一两。中央设专门机构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设交钞库为兑换机关，国家收税、俸饷、商品交易、借贷等皆使用宝钞，并允许旧钞换新钞。这种银钞结合、比较稳定的中统钞，成为通行于全国各地的统一货币。

元朝在中统年间确立的银本位货币体制，不仅决定了中国货币的发展走向，也对从山海关至布达佩斯、广州至巴格达的广阔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断征战的蒙古军队编织起了庞大的贸易网络，真正使这个世界性贸易网络日复一日、不停运转的，并非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而是无数的驼队与商船，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则是让这个网络保持钱货畅通的血液。

上千年来，亚欧大陆绵延不绝的贸易网络为不同货币制度保留着接口，使国家间的货币可以进行通约——这是价值交换的基础，为涵盖亚欧非大陆的持续贸易互动提供了条件。24蒙古帝国建立的横跨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尤其是其确立的以银为本位的货币体制，对世界货币历史的一体化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罗马帝国式微，欧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渐趋缓，成了亚欧大陆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它在商业活动的各方面都要依赖位于东方的伊斯兰世界。25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货币，冠以镑、先令和便士的称呼。查理曼人亡政息，500年后的1252年，西欧才铸造出了从罗马时代之后的第一枚金币。那期间的欧洲国王和领主们一道，尽力把产自中欧的银子运往地中海地区，以交换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珠宝和黄金。26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地中海地区就像是不断吸纳贵金属的巨大海绵，这些金银最终却流向了东方，27成为连接亚欧贸易网络的历史纽带。当时位处北非、西亚的阿拉伯地区，是连接欧亚的商业和迁徙的枢纽。欧洲国家和城邦，只有通过那里才能与东方进行贸易。28

从11世纪开始，欧洲人开始探寻通往东方的海上航路，意图开辟出长期获利渠道，这促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航海家走上了探险之路。西班牙王国和热那亚商人联合起来，他们雇用最有冒险精神的水手，共同开拓新海路和海上领地，这些举动孕育了大航海时代。29

世界货币的产床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元代后期过度发行纸钞，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鉴于元朝覆亡的重要教训，明朝初年“欲行钱”，统治者希望重回传统的铜钱本位制。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和外贸需求的扩大，明朝频频出现严重的“铜荒”与“钱荒”。政府不得已改弦更张，发行大明宝钞。出于对钞的不信任，民间“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明政府屡屡严令禁止金银交易，却难以推进钞制，只能令钞与铜钱相兼行使。30民间不愿用钞，而铜钱又不够用。在几经折腾后，明政府被迫向钞、铜不敌银的现实认输。明皇帝发布命令，“行钱但从民便”31，白银使用日渐普及。

1436年，明英宗颁文确定以银充赋税，历来征收实物米麦的田赋也改收白银32，确定了白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租役贡税一律缴银的“一条鞭法”，从法律层面确定了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政府赋税等大宗往来皆用银，在民间日常交易才使用铜钱。

中国产银甚少，本土产银远不足货币流通之用。所以，铜钱作为基础货币的地位一直难以撼动。明朝之所以最终会选择以银为实际基础货币，关键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铜质制钱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大量需求，33需要有新的货币来保障经济活动的运行。

明朝政府试图推行纸币制度发行“大明宝钞”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人民对纸币心有余悸，缺少制衡的皇权难以建立发行纸币所需的国家信用。铜钱不足而纸币难行，民间从元代开始已在广泛用银交易，官方选择价值较高的白银为货币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加之当时的中华朝贡圈内部经济交流广泛，缅甸、安（越）南、日本等产银地区长期向中国供应白银，以白银与中国交换丝绸等产品。中华朝贡圈内部的这种贸易往来，延续了元代以来商业网络普遍用银的传统，为中国货币白银化进程提供了保障和动力。

明朝政府官员之所以选择用银，主要考虑是否方便缴纳赋税。这种以国内经济为主决定币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于中国是一个巨大而统一的经济体的长期历史。在全球经济体系出现之前，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天下。在历史惯性下，外部世界被当作中国经济的附庸，只有蛮族的入侵才是重大的外部问题。从汉以降，外部流入的贵金属都不过是被中国吸纳的一笔财富。元朝统治短暂突破了这一视界，中华文明的生存与发展被置于更大、更复杂的亚欧大陆文明的框架之中。而取代元朝统治的明代帝王，对存在着一个比中国更大的外部世界既没有兴趣，更不愿意去管理和控制“化外之地”，只愿意用外部资源满足自身的需求。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前，中国一直是亚欧大陆经济网络中最具影响的一部分。34因而，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币制，不仅对其自身，而且对与之联系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35缺银的中国确定以银为货币，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这一需求，最先拉动了缅甸、安（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白银出口。从1540年到1775年，琉球、朝鲜、缅甸和日本是亚洲地区向中国出口白银的主要国家。36这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之间更多地以白银作为贸易媒介，形成了区域性的白银流通圈。

到16世纪，伊比利亚人获得了巨量的美洲白银，它极大地满足了中国因经济发展产生的对白银的渴求，也推进了欧亚乃至世界范围的贸易联系。

明朝的瓷器被运往东非，西班牙的白银被运进中国的金库，威尼斯达官显贵才穿上了中国的丝绸，而印度王公则挥霍着来自西非的黄金。37

亚欧大陆能够成为白银世界货币呱呱落地的产床，原因主要在白银产生的世界性联系——中国货币白银化过程与拥有美洲白银的欧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东方尤其是中国对白银等贵金属的渴求，刺激了希望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国家形成了持久不懈的海外探险寻宝的热潮。这是欧洲人航海探险和美洲白银东来的历史动力，也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的历史前提。38

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据点，开始通过海路将在美洲发现和生产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美洲白银的到来，推动了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进程，这一进程的延续与深化，又产生了对美洲白银更强烈的吸引力。美洲白银的持续注入，为明王朝选择白银体系创造了条件；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明王朝对白银的渴求，是美洲白银持续生产的动力。没有中国的需求，美洲生产的白银很快就会过剩。39中国货币的白银化进程与欧洲所拥有的美洲白银，成为孕育世界白银货币体系的父母。

从中国白银货币化和美洲白银流动的记录研究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重合特征，明朝的货币白银化是白银成为世界货币的主要制度性因素。由于拥有生产力和出口能力优势，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货币的巨大渴求，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般的需求方；40而西班牙人由于拥有了新的采银技术，得以让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供应中国，使欧洲成为世界白银货币最主要的供给方。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美洲、亚洲、欧洲以白银为中介进行着持续的交换与互动，白银编织的贸易网络把世界主要经济体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白银就水到渠成地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的白银，催生并巩固了全球性贸易，由此结成了各国相互联系的全球币缘。

增量重于存量

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财富存量代表着过去的辉煌，而增量才是引领未来的力量——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不是存量而是增量。伊比利亚人所控制的美洲白银是世界白银货币的增量部分，因而具有杠杆效应，它不仅为中国和东亚白银圈提供了最渴望的货币财富，而且把亚洲与欧洲、美洲、非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连接在了一起。白银作为历史上真正覆盖全球市场的通行货币，充当起世界货币的角色。全球性市场和世界性货币的出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提供了条件。

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运用主权国家的政治杠杆把白银货币变成了白银资本；而又通过白银资本的增殖来强化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如此循环往复，使欧洲国家可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并不断将其转化为持续增殖的资本。而中国的货币白银化进程并没能促进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发展，只是诱发了王朝的更迭。17世纪的世界白银危机冲垮了明王朝，使中国的发展进程遭受重挫。导致明王朝更迭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白银货币化向白银资本化的演进过程，也阻断了明朝的资产阶级像荷兰资本家那样兴起。随后而来的世界景气周期，让清政府品尝到近200年贸易顺差的好滋味，却同样没有令清政府的官员确立国家主权意识和货币主权意识。

没有国家主权意识使中国落后于时代，而缺少货币主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施政行为，直接导致了国家财富的长期流失，这是导致中国曾经引领白银时代的世界旋即又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当林则徐看到商人将仿制的外国银元分拣出来禁止使用时，他得出结论：民禁胜于官禁。41当时的中国官员，即使是被视为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不具备货币主权意识。早在1694年，牛顿爵士就任英国铸币局总监。这位大学者以不亚于探讨数学和天体奥秘的热情去追查英镑的伪造者。两相对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的知识精英和官员对货币主权意识与行为的差距。缺乏货币主权意识，也就难以维护国家的货币利益。因此，尽管中国在实体经济总量上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却因没有货币主权意识和维护货币主权的能力，无法应对白银资本和欧洲主权国家的制度性盘剥。当中国的白银财富面对欧洲白银资本，特别是当欧洲资本拥有主权国家尖利爪牙的时候，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中国，就如同食草的羊遇到了狼，注定在劫难逃。

历史反复证明，资本的扩张，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也是政治包括暴力的过程。荷兰等国在白银时代的成功，就在于把经济与政治以及必要的军事能力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抵抗了哈布斯堡王朝。1648年，是白银时代的历史拐点。那一年，欧洲国家通过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构建起了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更重要的是，白银资本从此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支持，形成了“资本+主权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新模式。欧洲的商业资本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彼此配合，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国家进入了相互促进的阶段，白银向资本的转换有了制度性的保障，白银资本和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向全球扩张。从此，世界力量的天平开始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倾斜，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主权国家体系的欧洲渐渐走向世界的中心。

资本的增量，胜于财富的存量。在世界白银体系的天罗地网里，再庞大的白银财富都不过是落网之鱼，逮住一条少一条；只有能不断增殖的白银资本才是网外巨鲸和海上鱼群。资本的每一次循环，都在增殖中扩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循环增殖是资本与生俱来、百折不挠的天性，资本是白银货币体系发展的动力和真正的支配力量。正因为如此，荷兰虽没有直接获得美洲白银财富，却通过白银向资本转化的过程获得了对巨额财富的支配权。数据显示，从美洲到欧洲的白银有60%从荷兰转向了亚洲。42不断循环增殖的白银资本流是推动全球贸易网络运转的真正动力，也是改变欧洲面貌与欧亚地位的主要推手。

向资本的跳跃

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市政府的监管下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公众银行，是白银由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关键。在银行的投资下，荷兰人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修建了港口、城市和配有纤道的运河体系，使荷兰拥有欧洲最廉价和稠密的运输网络。

在对外贸易中，荷兰也采取了组织化的方式。所有参与亚洲贸易的荷兰商人都被迫加入联合东印度公司（VOC）。该公司不仅享有贸易垄断权，还拥有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广泛的权力。给资本穿上铠甲的做法很成功，商船加军舰的组合成为当时最具竞争力的扩张模式，这让荷兰一度垄断了欧洲与亚洲的香料贸易，给荷兰商业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出现在1630年的现代“资本”概念，已区别于用于消费的货币，具有了“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的内涵。43白银货币在资本之手的点化下不断增殖，白银资本成为荷兰用之不竭的财政之源。

威廉·配第在1690年写道，荷兰的商船数量是法国的9倍，外贸总额是法国的4倍，利息率却只有法国的一半。一个人口小国在财富和实力上可与许多大国相媲美。到1790年，荷兰的国民收入为4.4亿盾，而它的国外投资总额却高达8亿盾。44荷兰这个地理小国，就是这样运用资本的扩张性成为欧洲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荷兰的成功引起英法等国的效仿，由此带动了欧洲的整体发展。

资本增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彻底打破了“食”与“货”的传统经济模式。货币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工具，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生产工具。资本增殖的速度，要远远快于传统生产模式。欧洲得以超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原因，与尼德兰联合省战胜西班牙帝国的原因一样，是白银资本对国王财富的胜利——资本家打败了土财主。其中的奥秘并不复杂，再多的财富用于消费——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战争消费，总是用一点少一点。在耗资巨大的军事消费中频频破产的西班牙王国证明，消耗型的扩张经济难以持久地支撑世界性帝国。

与依靠殖民扩张获得财富的西班牙帝国不同，明帝国依靠的是具有自给自足特征的农工商混合经济。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世界白银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却未能成为世界白银时代的引领者。因为中国没能建立把白银货币转化为白银资本的制度。对中国这样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来说，白银只要能够满足其货币需求就足矣，没有必要再将其资本化。因为那样一来，就会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并可能打破既往的等级社会，这意味着爆发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对中国来说，中华朝贡圈已经是足够大的一个世界，没必要再进行空间扩张。可以说，中国生态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在阻滞白银货币向资本化方向的发展。制度决定了中国发展的走向，而中国的国情与所处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的兴废。

来自美洲的白银供给只给世界白银体系以第一推动力，最终织就全球体系巨网的持续动力来自白银资本。白银资本穿梭于世界不断地增殖，形成了支配全球白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世界白银体系演变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无论是生产白银的地区，还是最初拥有大量白银财富的国家，都未能获得左右世界白银体系的权力，而真正控制世界白银体系的是发明了白银资本的荷兰人。荷兰通过把白银货币演化为可以不断循环赢利的白银资本，又在白银资本的支持下建立起能够保障资本持续扩张的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的保障下，基于白银资本的生产方式维持了数百年的发展。白银资本帮助荷兰获得了撬动世界的支点和杠杆，获得了远胜于对手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话语权，建立起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支配性权力关系，由此发展出了覆盖世界的资本体系。

工具性的迷失与回归

在中国古代管理者的调节之下，货币基本保持了工具性的本色，就是帮助人们在交易中实现“通有无”，促进社会分工合作。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人们，恪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是相对平等的伙伴，人们因货币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具有互利合作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贤哲知道，产业之间平衡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然而，不同行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各异，涉及不同劳动领域及各阶层甚至不同国家的利益格局，很难由人们的自发行动去实现，因而需要政治权力的介入。这种介入既有国家用经济的“轻重”之术，也有政治性的“抑商”和“官山海”等政策，有意抑制甚至时常打压拥有大量流动性财富的商人集团，防止他们通过“以钱生钱”的方式获取财富和染指权力，以长期维持“食”与“货”、生产与流通的均衡。

可以说，中国社会在早期发达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造成的折腾中，已经种下了阻止“钱生钱”模式发作的“牛痘”，由此产生出不以财富积累为目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文化传统，使其对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了抗体。很早就有人提出疑问，以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呢？其实，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并不是不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有意识地不选择甚至排斥资本主义，每当资本主义出现萌芽时，就会被其内生的抗体所狙杀。而许多中国人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对中国读者说：

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候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45

然而，当世界支配权归属资本主义的时候，评价世俗荣耀的权力也归属于资本，任何没有跟上资本主义步伐的国家和地区只能接受耻辱的命运。这一耻辱感已内化为边缘地带国家人们世界观的一部分，需要在改造世界的进程中才能改变。

在此次全球危机之中，世人都已承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最大错误在于，把增加财富尤其是实现资本最大化增殖作为经济目标，在此目标下让“货”独占鳌头，导致金融服务业与实体生产的整体失衡。违背了经世济民目标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上层是已经十分庞大却还在继续膨胀的金融服务业，下层是不断被压制萎缩的实体产业和实物生产。近年来的种种金融创新活动，使得金融资本可以彻底脱离生产过程便能够完成自我增殖。这意味着，今天的货币已经不是原来服务实体生产的货币了。如果人们再不去扭转货币与金融的极度扩张，虚拟经济的巨大泡沫将会轻易冲毁实体经济，把世界湮没在虚拟货币极度扩张的滔滔洪水之中。

今天信用货币的极度扩张，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为了保障其不受阻碍的增殖，已经形成了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秩序乃至军事力量的保障体系，迫使人们接受货币对社会目标的控制，进而形成货币霸权国家对其他国家直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控制，从而让世界发展经济的目标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目标。现代许多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为资本增殖提供服务，近年一些提供金融衍生品数学模型的学者屡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一个证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应该扪心自问，这种金融创新模式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吗？

温故可以知新。从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中，我们已经领略了货币与币缘的滥觞之处，知道中国古人如何看待经济和维持“食”“货”均衡的道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此，必须摆正今天“食”与“货”的关系，维持生产与流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均衡。唯此，“生民之本”有所依托，社会便能稳定；如果“货”居于“食”之前，生产长期受制于流通，货币与金融不甘于服务者的位置，而要占据主位，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公仆变成支配者，就会引发经济乃至社会危机。金钱本身并无好坏，但背离生产、失去制衡的金钱，就一定会变坏。在金融衍生品泛滥的今天，重温“食”与“货”的源头与关系史，就像在百丈高树的枝头回望泥土下的根系。忘本失根，是葳蕤枝叶的最大危险。

作为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实践，生产和交换是两种有所区别亦紧密联系的活动，它们在货币形成和发展中留下的深刻印记，成为币缘诞生和成长的基因。在判断货币和币缘的本源和最终目标上，如果忘记实际生产的首要地位，忽略货币和金融服务生产的功能，或将交易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收益摆到过高的位置上，特别是把货币的直接生产当作经济创新，就犯了重大错误。

此一大谬，已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继而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极端扩张中走向自身的尽头。被货币、资本、金融的过度发展所扰乱的世界经济，出现了再度回归实业化的动向——发达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也开始把“再工业化”作为重要政策。人们在问，由人类创造的货币、资本和金融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主宰？“食”与“货”的千年议题，如今正在被重新审视。

可以推断，以“食”为先、“生民”为重的经世济民之道，会超越资本增殖优先的经济和政治目标，重新被置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位置上。

第二节 市场与国家

市场是人们进行多余产品交换的场所。不论是在人类最早的城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还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城市，抑或是在古希腊城邦的城市，都有专门用于交易的场所。这些分散形成却又相似的人类文明史遗迹说明，市场并不是人类的抽象理念，而是人们根据生存环境而选择的一种经济生活组织方式，是对环境的一种制度性适应。随着生产水平提高、交易增多，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市场逐渐成为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中心，货币也在其中诞生。

先王制币

在司马迁和班固等货币自然出现论者看来，货币是“农工交易之路通”或“日中为市”的自然结果——只要有交易，就会产生货币。货币像是毛，只要有市场的皮，货币就会自然而然地长出来。按说，这个看法并没有大错。可如果追问下去：市场的皮又生长在何处呢？恐怕人们就不得不承认，所谓市场，最初也就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市或墟，出现在人们定居的村落，再约定俗成为逢五逢十的集市，而后才成长于城市的肌体。市场是皮，它只能生长在人类社会的血肉之躯上。

建设城市需要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能力。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指出，传统的“锄头文化”可以养活小村庄，只有“犁耜文化”才能供养得起城市。46作为大量非农业人口的聚集地，城市必须要有足够的余粮。有了余粮才能养活一些不必自己耕种的人，包括贵族、祭司、官员、工匠、士兵和商人，使这些人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有了多种多样的职业，才有多种多样的产品；专业分工则促进了产品的增加，使人们有了多余的产品进行交换；为了进行频繁而持续的交换，就需要有固定交换的场所。于是，出现了市场。可见，市场从诞生之初，就是市镇这个复杂多样性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今天的市场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分层次市场，大量交易可以在场外进行，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已成为社会的主流。然而任何对市场功能的过分夸大和赞誉，都忘记了市场只是社会这个复杂巨系统一部分的历史和现实。当单一因素成为复杂系统的唯一主导力量时，这个系统就会陷入混乱并趋于解体。

在历史上，市场必须依托村落、都邑和城市，不论建设村落，还是建设都市，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复杂社会活动，这便催生了行使管理职能的公共权力。从人们集聚在村邑，公共权力就开始出现，也就开启了向合法垄断一个地域内暴力的国家的漫长演进。47据对崧泽文化的考古发掘，在崧泽大墓中出土的玉石器中，除装饰品和生产工具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形体硕大、制作精致、涂有朱色的石钺，它们是军权、王权的象征。48这一比红山、仰韶、良渚年代更早的历史遗迹告诉今天的人们，权力是文明进程的伴生物——无论是聚落生存、建城安民，还是作市交易，都离不开权力，否则就无法调度、管理大量资源和人员，进行长期建设和稳定运营。因此，早期都邑或城市往往就是王权诞生地，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黄帝筑城邑”、“夏鲧筑城”、“祝融作市”的记载。49

西方考古学家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察证明，王权制度是城市出现最重要的因素。古希腊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的胜利；构成今天欧洲城市体系的数百座城市中，有许多是基于古罗马军团的营寨。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市场与公共权力总是交织在一起，市场不是凭空而生，也不会凭空而长。因而没有能够完全自主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任何市场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运用公共权力的组织机制。同样，诞生于村邑、城镇的公共权力也会受到市场的滋养，市场产生了对公共权力的需求，提供权力的基础条件，培育了新的理念，使权力受到来自市场的影响和制约。诞生于市场的货币也是如此，它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却要服务于市场的需求。货币是市场与权力互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所才是承载市场、权力与货币的时空平台。

在中国历来有“先王制币”的说法，如管子言“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50。作为秉持权柄的政治家，管子要比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文臣更知道权力的作用，他明白通过权力设计选择货币制度，可弥补产地遥远和交通不便的缺陷，使货币成为“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51的工具。中国古人已经知道“权制之术，实在乎钱”，“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控制货币是掌握民生、治理天下的关键。然而，“人君铸钱立币”并不是亲力亲为，而是顺势而作；先王制币不是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市场交易之需。

国家对货币的调控

货币的出现不仅方便了交易，同时还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这也将导致政府对货币使用过程的干预。晁错曾指出：

珠玉金银……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52

在晁错眼里，货币“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具有改变人身依附关系和推动迁徙的功能——货币能给人自由，这是对货币功能所包含的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认识。而这却不是关于货币社会功能最早的发现和描述。

据《国语·周语下》的记载，公元前524年，周景王认为正在流通的钱太轻，打算另铸大钱，“以劝农，赡不足”，并以此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单穆公觉得此事不妥，认为铸大钱会与民争利，“今主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这场历史上颇负盛名的铸币之辩告诉我们，货币问题在数千年前就是庙堂之上的重要议题。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事关重大且关系复杂，铸币可以引导分工、调节生产与交换，但如果调节不当，哪怕是对钱币大小轻重的失察或过度作为，都可能影响财富再分配，导致民心动荡，最终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都对货币使用一直保持着政治干预。

中国历代《食货志》详尽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干预货币制度、因应货币危机的事例，这与西方传统货币理论中很难找到国家踪迹的情况有很大差别。53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货币经济具有鲜明的大一统特征，这与秦始皇、汉武帝运用政治权力统一币制和制钱有很大关系。统一政权与统一币制之间的互动，对维系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汉以来的中国政府，免不了以政权干预经济活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对货币的干预。汉武帝曾6次改革币制，以适应当时社会对货币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汉武帝行过三铢钱，也曾制过白金币和皮币——以上林苑中白鹿皮制币，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绘，值40万，54皮币虽主要用于赏赐而不是流通货币，却把国家信用甚至是君王权威引入了货币领域。55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诏收回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铸币的铜材集中到中央，统一铸造法定实量的五铢钱。汉武帝确立的铜钱体系基本满足了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需求。五铢钱700年间通行不废，一直流通到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货币。

在其后“飞钱”、“交子”和“宝钞”的创立和使用过程中，国家不但直接参与，更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促使其流通使用。当然，政府的过度介入，也会干扰甚至破坏了市场对货币流通的制约，最终也毁坏了政府信誉与国家经济。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市场与国家只要能够恪守官家与民生的中道，均衡地发挥调节作用，就可以实现货币的平稳运行，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而国家的这一内部均衡，很容易被具有开放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打破。

1500年的大航海之后，欧洲人手中的白银滚滚东来，套取中国和亚洲的黄金和商品梯航西去，如此大进大出，打破了原有封闭经济体的基本均衡。而当时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一世界潮流懵然无知，更无从理解，只会按照老章程的框架，在旧思想指导下进行干预，自然难以适应“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千年文明古国只能接受被打碎了重建的命运。

从白银货币发展为白银资本之后，国家对货币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中。试图剥夺资本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小小的尼德兰联合省打败，资本取得了对王权和神权的胜利。从1648年之后，资本寄居在主权国家的温室中生长壮大。在渐成世界中心的欧陆地区，不仅出现了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也成长起了“国格化的资本”——资本主义的主权民族国家。货币和资本异化为社会的主宰，国家却成为金钱和资本的仆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为王”——这一产生于货币—资本体系的币缘，就成为普世性的政治关系。

早期的币缘政治实践

中国的统一币制，不仅对国家政权的统一和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通过对货币的国家控制实现了对市场和商人阶级的政治控制，防止它们成为冲击农耕社会基本经济形态和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古代官员对货币所蕴含的政治权力外溢心存警惕。汉文帝时的贾山指出，钱可“易富贵”，而“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汉景帝时期的晁错对商人阶级的政治能量则表示出了更多的担心：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56

在他看来，这些“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的商人，显然是对官僚统治的政治威胁。政府必须进行干预，防止已经拥有财富的商人染指国家权力，再以权力为杠杆攫取更多财富，因而危及农耕社会的基本秩序。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出发点。在汉代，抑商思想演变为对商人行为的多种限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七科谪”，即商人不得衣锦绣、骑马、乘车、操兵，禁为官吏，还要征收财产税，甚至谪戍边关。57

采取如此严厉的举措，其目的不是要消灭商人或商业行为，而是要做到“抑兼并”——土地不仅是财富最稳妥的存在形式，还可以生息；商人将商业资本用于购买土地，造成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成为中国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58阻止商人垄断对土地和劳动力的买卖，意在防止商人阶级染指政治权力并撼动国本。为此，中国古代长期维持“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用国家权力平抑市场的自发力量，这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对社会力量的失衡进行校正。当国家无力或无意阻止土地兼并的时候，改朝换代的革命往往就会爆发。

对金钱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可能造成不同社会等级的认识，并不仅见于中华文明圈，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中也可以见到。公元前594年希腊发生了执政官梭伦领导的变革，其出发点就是制止金钱对雅典法律体系的侵蚀，改变德拉古法典未能有效均衡贫富，导致负债者为奴的不公平局面。59梭伦颁发“解负令”，解放了负债累累的“六一农”，对土地进行了再分配；推进币制改革，铸造和推广足值货币，60把脆弱的农业与兴旺的商业结合在一起，推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而梭伦改革的创新部分，在于他按照农产品的收获量把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建立起按财产多寡分享权力的等级体系。同时采取了希腊式的中庸之道，既防止有钱人为富不仁，又控制穷人的过度反抗：

我给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

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

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

不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据着优势。61

梭伦的改革摧毁了传统贵族对城邦权力的垄断，从分享权力和削弱贫富分化的角度看，实为一种政治智慧。

亚里士多德注意到货币的中介作用，认为只有货币才可以让买家、卖家顺利实现通约，达到公平、公正的结果。而这种基于自愿基础上的交换，构成了契约社会的基石。同时，亚里士多德对通过交换带来的财富感到困扰，因为商业提供了积累无限财富的前景，使商人能够在紧急时提供拯救城邦的资金而获得公民权利。62以今天的政治标准衡量，亚里士多德的贵族式忧虑是一种把商人排斥在公民身份之外的政治不正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在自然顺序上要优先于家庭与个人，他担心的是金钱与权力联合会危及城邦制的稳定，这种警觉体现了他出色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从荷马、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都把农业财产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但对土地资源较少的希腊来说，利用地中海沿岸地理条件发展贸易，对城邦经济发展和安全都具有重大作用。因发达的贸易而产生的货币，减少了个人对土地的依附，人们可以远游和选择城市生活——货币在古希腊同样促进了人身自由，但也造成了商人们要求分享权力的政治诉求——这是对传统贵族的挑战。如何利用商人的长处而限制他们对城邦政治权力的渴望，是早期希腊政治家和学者面临的一道难题。不论是梭伦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贵族与商人，以后再加上国王与教皇之间的博弈，63一直存在并持续到欧洲现代国家的诞生。

与雅典类似，罗马人也按照财产把公民分为不同等级。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罗马法中，他们确立了“财产私有”和“权责对等”两个概念，这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也是当代金融的灵魂。

权力之父与市场之母

货币在历史上的作用，从来不止于市场，它与暴力征服、统治权力有着广泛的联系。事实上，货币就是政治统治的公共象征。64不仅如此，货币还有更多的含义。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种货币是巴掌大小的金板，金板上刻有一个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都铭刻有“郢爰”字样。“郢”为楚都，故有国家货币之意；“爰”，易也，有交换、交易之含义。65这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货币已经具有国家信用的含义。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废除了六国货币，强推“币同制”。“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66。按理说，统一度量、道路、文字、钱币，可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但由于“秦钱重难用”，不便携带和交易，老百姓不愿使用，“秦半两”的制钱很快被市场淘汰。至汉初，民间铸“荚钱”流通，官方数次发行三铢、四铢、五铢、六铢钱，并尝试设白鹿皮、银锡合金的白金为币。67汉代早期因币制混乱，犯盗铸金钱而被杀的有数十万人，虽峻法严刑仍难禁止。经王权与市场的多重博弈，民众接受了不大不小的五铢钱，并使其成为日后中国古代制钱的范本。东汉末王莽当权时，因嫌制作五铢钱币值低而成本高，故设计了一套精美的新币，“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在货币领域玩起了艺术范儿，企图高溢价地发行货币。王莽新币因价高而不便使用，老百姓仍喜欢使用五铢钱。王莽下诏以流放等严刑惩罚来与市场和民众的喜好对抗，结果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于市道”，进而反抗蜂起，导致王莽政权的垮台。可见，市场和货币并不总是顺从于国家权力，王权也有边界，王莽新朝被颠覆与不明此理有直接关系。

具有强烈征服欲望的古罗马人，在货币领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恺撒继任者屋大维把铸币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方式，他规定金、银币都只能由帝国统一铸造，各行省的执政官只能造铜币，以发给士兵和行省官员。这既像秦始皇统一币制，又有点像现代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看重武功的罗马人，会为纪念他们摧毁耶路撒冷特别铸币，铭文是“捕获犹太人”，并刻下“元老院同意”的缩写。68在每一枚罗马银币中，都浓缩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战争交织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甚至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进入了国际领域。

对货币中所蕴含的复杂关系，阿拉伯人也同样敏感。在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人并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使用的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拜占庭帝国的金币。在阿拉伯人征服沙姆和埃及后，却依然坚持拜占庭与萨珊王朝签署的货币协议，当地只通行金币而不通行银币。这样做就是为了保持新占领土的秩序稳定和维护与伊拉克人、波斯人的关系。69当时的阿拉伯人显然已经认识到，货币秩序对维护跨文化国家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对货币跨文化价值的领悟与政治实践，产生于阿拉伯人所处的复杂环境。我们看到今天在加沙地带的激烈冲突之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活动，这或许是古代阿拉伯人智慧的延续。对身处文明冲突中的人们来说，这里面也许蕴含着解决人类社会最深刻、最复杂矛盾的思路。

通过对货币历史基因的探查，我们不难看出，货币其实是自由市场与公共权力共同的“孩子”，是两者互动的结晶。因此，货币具有市场不受拘束的天性，又有对国家权力和秩序的渴求。货币从基因里就混合了市场与国家这两种对立而统一的因素，与货币是矛盾统一体一样，币缘也是一个混合了市场与国家、自由与支配的矛盾统一体。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市场和公共权力之间出现失衡，就可能导致重大货币乃至社会危机。古代先哲和政治家们，为有效管理货币体系进行了大量思考和探索实践，他们寻求到的秘诀是：找到并维持住市场与国家关系的平衡点。避免走极端，虽然没有提供对特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却提供了可以应对多种难题的哲学思想。因为维持平衡并没有统一或固定的做法，可以重农、可以抑商，有时要无为而治，有时需励精图治，一切要审时度势。卡尔·波兰尼也曾指出，自发调节市场的理念从来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70历史的真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市场，也没有哪个市场能够脱离国家。人们都看到资本主义推动了市场的大发展，却忽略了资本主义恰恰在与国家合作的时候，才获得了节节胜利。71

这种维持公共权力与市场间平衡状态的做法，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今天有许多人把全球危机的根源指向“失衡”[1]，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爆发全球性危机并使其积重难返的根源，是全球经济与全球政治间的失衡——国家特别是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放任金融市场，甚至与金融资本合流，导致全球市场和大多数国家间的权力失衡。从经济结构角度观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即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真正的危险在于，面对已经高度全球化的市场，人们却没有对它进行制约的自觉意识和推进这一认识的全球公共权力。

创造了世界货币和全球市场的人们，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公共权力去制衡它们，更没有建立束缚全球资本的制度体系，这是全球性危机一次又一次爆发的深层原因。

第三节 交易与信用

一般认为，贸易的功效是通有无、促生产、增加财富，连带作用是可以改善交通设施、促进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对那些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来说，贸易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不只是因为货物流动、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更在于交易工具和交易方式的创新，经济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信用的出现。

生存即交换

在亚当·斯密看来，生存即交换。交换是人的生存本能，人生来就有一种“将一件物品转移并与另一件物品进行交换的癖好”72。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知道，交换源于分工。孟子曾经与主张耕作自足的许行有过一次著名的辩论，结论是种粮食的农人必须要与织布、陶冶、械器等百工进行交易，社会才能正常运行。作为大思想家，孟子也注意到了商业活动对社会的侵蚀：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73

虽然将“罔市利”的经商人称为“贱丈夫”，孟子却并不轻视商业活动，因为他知晓“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只是主张加强对商人的管理与教化。管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最重商的人，他因“府海官山”甚至实行妓院国营而使齐国富甲天下、称霸诸侯。在他看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是因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74。贸易有调剂市场、增加民财的经济功效，也衍生出对国家治理和教化民众的政治功能。

管子真正超越同代人之处，在于他认识到贸易对国家争取天下的作用，“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知万物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他甚至还系统地论述了贸易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作用：

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均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既已我于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明，故轻重调于数则止。75

通过国际贸易聚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聚财致民可以练兵，故天下无敌。在梁启超看来，管子操纵贸易的办法无外是垄断齐国盐产，吸收外国之金，再以金谷御百物，复以金与谷互御。76在管子手上，贸易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贸易，金、谷也不是一般的货币和物品，而是可以用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工具。

当然，这类活动也不限于中国。与管子同时期的希罗多德记载了迦太基人跨国贸易的过程。现代考古发现，在公元前3000年从安纳托利亚山脉到印度河存在着长达5 000公里的贸易网络，以铜和银作为交换媒介的“钱”和作为交通工具的毛驴与驼队，是维系这个缩小版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纽带。77

无信用不交易

在英文中，信用与信贷都是“credit”，具有明显的经济性。在中文里两者有一定差别，信用带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色彩，《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而信贷则侧重体现人们之间借贷的关系。

信贷与货币一样历史悠久。在一块伊拉克出土的阿米蒂塔纳王朝时期的泥板上，用楔形文字记录了5 000年前一桩大麦、羊毛的交易，它表明持有这块泥板的人在收获季节应该领取的粮食数额。78在这块泥板和同时期其他记载着借贷合约的泥板上蕴含了大量信息，透露出古代苏美尔人的贸易信用体系的重要特征：存在着普遍的交易行为；白银已经成为交易的中介；交易可以延期支付；见证人对交易提供担保；借贷通常要付息或提供劳动服务；也有仅是为了保持债权人和借贷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不付息借贷。79从中国历史看，满足人们一般生活需求的交易，主要是通过货币来完成，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次一利索。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伴随着交易的发展，就产生了货币与信贷。货币主要用于即时交易，而信贷对需要延时支付和跨地域交易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作为在亚欧大陆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由小农经济汪洋大海构成的大一统国家，其政治和经济制度设计的要义就在于如何维持经济自由和政治统一的平衡。汉代初年行秦制，以配合休养生息的基本经济政策。汉文帝、景帝“薄徭轻赋”的无为之治，被誉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自由经济实践。这一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经济基础，是汉高祖和吕后倡导的“国家授田制”，把国家土地授给私人，解决了土地所有问题。汉朝政府成功地排除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治理环境，是这一政策实施的政治基础。施行自由经济需要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的统一和稳定。建立国家与市场相互结合、浑然一体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中国自汉代后得以稳定发展的根基。

自由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放任，汉文帝时期的贾谊认识到货币不统一的害处，他建议收缴铜材、统一铸币，“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不禁铸钱，则钱常乱”80。有收有放，自由与管制的结合才符合中庸之道。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文、景惯例，大力推行“盐铁官营”和“平准”，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这与其要集中财力用于对匈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上并无一定之规，而是注重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

然而，即便是大一统国家的帝王权杖也绝非万能，人类历史包括货币的发展常常会呈现出非线性的轨迹。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1 400年里，中国的货币历史可以70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因官工商业转化为自由工商业，货币经济有较快发展；后一阶段则因豪强经济过度发展，加之战乱频仍、商业衰落及钱币数量减少，中国又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形态，并没有依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的轨道次第推进。81

这种在币制上大波动乃至数百年反复的状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印度大陆早在公元前已经流通金银币，但印度在13世纪、16世纪、18世纪三次推行货币经济却并未达到目的。82类似情况在欧洲也同样出现过。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查理大帝时期，欧洲货币也较为统一，后随政治破碎而分散化。到卡洛林王朝解体时，仅法国的封建领主和教会就发行了136种铸币，而在奥地利、瑞士和低地国家则流通着247种硬币。83与之相应，1200年的意大利有200多个城邦国家；直到1490年，欧洲大约还有200个公国、王国或类似的政治实体。84欧洲货币体系与其政治板块一样，同样呈现出破碎化的特征，今天的欧洲仍然在为改变政治经济破碎化导致的后果付出努力，建立欧元区，实际上也是对破碎化的欧洲货币进行补救。

在货币经济发展的一波三折中，蕴含着物极必反的历史规律。从大历史或长周期看，在数百年的收缩之后，自会开启花样翻新的新一轮膨胀，过度膨胀又导致再度收缩。货币演进的历史充满曲折，像是退一步进两步的舞蹈，不变的节拍是社会生活对货币的实际需求。

超大国家的货币创新

在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商品经济的恢复性发展，中国形成了涵盖全境广泛地域的贸易网络，出现了跨地区、长周期甚至是跨国的大规模非即时贸易。这种往往是非即时交割的“大买卖”，产生了大量赊销或借贷的信用需求，而传统的货币难以满足这些越来越多的非即时交易需求。

需要是发明之母。唐代的“飞钱”，就是当时商人们为满足跨地区、跨时交易的一种发明。有了纸币，商人们到京师等地经商就可“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作为民间的信用券，“飞钱”最初为官府所禁；后认识到确有需求，政府允许商人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飞钱”业务，但要收取1/10的手续费；由于没有商人愿意接受如此高的费用，官办机构无人光顾，最后只好免费兑换。85可见货币的革新，必须踏着经济需求的节拍起舞。正是中国这个超大经济体发展对货币的新需求，推动了货币史上这一重大的货币创新。

宋太祖借鉴唐代“飞钱”的经验教训，允许商人入钱京师，领取票券后到各州变换，但整个兑换过程有3%～4%的“加饶”（溢价），并设置了专门机构管理钱币汇兑。86有政府信用，加上合理的费用，使宋代“飞钱”一度运行顺利。需求是创造之母。在13世纪的意大利半岛也创造出了冲销远程贸易债务的汇票，只是经纪人的利润由市场决定。人类信用制度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商人为满足跨时交易而产生的创意，还是帝王的意愿或是权臣的设计，都会产生一定作用，但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催生信用货币。

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利益相关方，无论是商人、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通过利益博弈和长期磨合，制定兼顾多方需求的合理方案。如果这一方案为各方接受，就可能推进货币制度的创新；倘若在运行中任何一方打破了利益平衡的格局，这一制度仍然会指向失败。中国宋代交子和会子，是信用货币在人类社会大范围使用的先例，它们的诞生与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交子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交子为宋真宗时蜀地太守张咏所创。当时的蜀地多用铁钱，这是五代以来中国分裂所形成的若干货币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因铁钱重量大，不便进行贸易，也增加了向边境地区运送军费的成本与难度。为解决此困难，张咏设计了可兑换、可流通的交子作为交易的契券，“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届”——一交子相当于1 000钱，每三年为一个兑换周期。最初由16户富家主持发行，“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已”，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并规定每一届交子的限额为125.6340万缗，每届的准备金为36万缗，以旧换新成本为每贯纸墨费钱30文，并限于川蜀流通。

另有记载，交子不是张咏设计而是由民间所创，因发生流弊，才引起官府插手。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围绕着信用货币的发展，已经有历史传统、经济区域、货币材质、物产贸易、经营管理、法律诉讼、战争需求、制度设立等多种因素的介入。这些因素或作为背景，或作为主导，或作为诱因，对交子的创立和发展施以影响。

由于交子有使用期限，通常一届三年，因此更像是限期兑换的借据。真正拥有纸币特点的货币是南宋的会子，其面额一定，且无使用期限的限制，只于破损时准予调换。87从北宋时代的交子到南宋时代的会子，宋代开启了从“现金交换”到“信用交换”的历史过渡期。从货币史的角度看，在一个大国内出现普遍的信用交换，信用货币成为一个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中国宋代出现信用货币，主要是因为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需求量大增。此外，作为传统币材的铜在长期消耗下日渐短缺，从而导致“银荒”。加剧这一困境还有所谓“漏泄之弊”——对外贸易导致大量钱币外流——“蕃船巨艘，形若山岳……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一入海舟，往而不返”。除去上述经济因素，战争的压力也不可忽视。当时宋与西夏、辽、金等国的战争耗费，以及“岁币”的贡银也加大了对货币的需求。根据李剑农的看法，宋的货币本位之所以由铜制的缗钱转变为银钱，除了出现交钞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与金国索要的“岁币”，只要绢和银有关。88

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铸钱成本太高也决定了传统铸币制度难以延续。据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计算，因铜、铁、铅、锡的价格高，加上管理铸钱的官员和工人工钱，每铸钱1 000，本钱为2 400文。一方面是货币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是铸币成本大增，再加上区域间经济活动频繁导致的货币运输成本和安全成本的困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即便是不思进取的宋代官员也只有创新货币制度这条路好走了。

综上所述，是超大型国家对货币的广泛需求推动了货币创新。中国宋代能够出现信用货币，有多种原因。首先，宋朝政府是一个赋税收益颇丰的大一统政权，可以为交子和会子提供足够的国家信用；其次，战争费用包括赔款或羁縻他国所需的“岁币”，都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需求。信用货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进行商品交易的货币需求。中国宋代能够出现纸币形态的信用货币，是一次超大型国家对货币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尝试。

信用过度扩张的教训

最早推行信用货币的宋朝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与一般货币相比，信用货币具有更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国家来说，掌握了信贷工具，就意味着可以寅吃卯粮，可以有更多的支出，这对国家当权者是难以遏止的财富诱惑。

在纸币发行初期，由于数额有限，且有准备金，所以能够保持一定时期内的稳定。但随着宋朝对外战争的扩大，财政压力增加，国家难以维持谨慎的发行政策，纸币越发越多，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89要保持信用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有能够约束政府行为，包括限制皇权和抑制贪官污吏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形成多种权力和利益的制衡与协调机制，这是国家信用得以延续的制度基础。如果不能对王权进行制约，就无法对官员进行监督管理，信贷就会过度扩张，导致国家信用破产。国家失去货币信用，就等于失信于民，走上了败亡的道路，最终造成王朝的更迭。

在元统一中国之后，承接了宋所面临的大多经济问题，也延续了宋代发行纸币的币制，只是发行以银为本位的“宝钞”作为货币，90以维系一个大帝国的货币流通。在元统治的前20年，元钞发行适量，维持了币值的大致稳定；但其后70年间，却因过度发行宝钞，导致钞值狂跌、物价飞涨，以至于元灭亡。尽管在信用的复杂构成中不能彻底排除暴力的因素，然而债务必须主要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信用是信贷之源。暴力和权力可以剥夺，却不能借债。

明太祖夺取政权后禁止民间以金银流通，而行“钞制”——发行与钱币挂钩的“大明宝钞”。大明宝钞在初行几年发行量不大，还大体稳定，后来发行量失去控制，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大明宝钞在发行112年后，钞值跌至原来的1‰。1436年，明英宗明令“弛用银之禁”，银两可以折米、麦来缴纳田赋，白银开始货币化。从元以银作为纸币的价值尺度，至万历年间行“一条鞭法”，中国渐渐步入了银本位时代。

宋元明三代推进信用货币的经历说明，在缺少制衡的皇权体制下，难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国家信用制度。因为在国家面临战争或经济困境，需要放松银根时，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皇帝与大臣大规模发钞。当恶性通货膨胀发生，彻底摧毁国家信用的时候，王朝的更迭就难以避免了。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制衡，无信用；无信用，必覆亡。英格兰银行的第一笔债务，就是商人资本在成功地对国王权力进行了限制之后才得以兑现。这一点不仅对昔日的皇权有效，对现代国家和现代金融机构也同样有效。

从明中叶之后的4个世纪里，中国采取了银铜复本位的币制，其中隐含着一个希望：通过以贵金属足值货币重建已被纸币破坏的国家货币信用。贵金属货币的重现，首先是使人们相信货币本身值钱，不会被国家或其他机构所剥夺，这是建立信用的关键。据全汉昇先生的看法，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能够超过铜钱，最重要的原因是明代商业特别发达，交易量大增，用价值高的银比铜钱要更方便；其次是明代铸钱量太小，且铜钱的稳定性不如银两。在明代商业需求大增的背景下，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的纸币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的铜钱也不足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庞大需求，所以白银就在“纸币无信、铜钱不足”的背景下流通起来。91这种被称为“白银货币化”，即白银成为社会主导流通货币的现象，说明当时中华文明圈的整体经济生活已经突破了相对自给自足的货币经济水平初级阶段，进入要使用贵金属为货币本位进行交易的更高阶段了。

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吸引外银大规模流入，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维持了明代边镇粮饷的巨大需求。92从区域和全球经济的角度看，白银货币化使原以铜钱为媒介的环中国海钱币共同体转变为“白银区”。93在欧洲、伊斯兰地区原本就有使用白银的传统和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共同推进下，白银成为第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国际信用货币，推动了亚洲与欧洲之间以白银为媒介展开的大规模跨国贸易，94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紧密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构建。以白银为中介，出现了一个全球贸易网和世界性的经济秩序。

然而，不论是西班牙还是中国，都不是白银潮的最终受益者。当美洲的白银在中国完成货币化后却被许多财主窖藏起来，此时，白银在欧洲的流通却引发了价格革命——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西班牙帝国财政的数次破产，并最终拖垮了哈布斯堡王朝。而荷兰人通过设立银行、证券交易所等方式把巨量的美洲白银变成了白银资本，在白银资本的资助下，荷兰人坚持了80年独立战争，摆脱了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实现了独立。独立后的荷兰在白银资本的支持下，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成就了欧洲在近代的狂飙突进。通过欧亚地区经济不同速度的增长情况与政治分道扬镳的历史景观，人们可以发现，从长期看货币具有非中性的特征。95

在信用货币和信用体系建立过程中，有太多的因素参与其中，远比一般的货币理论著作或教科书所描绘的要复杂许多。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最初是资本积累的小助手，后来发展为资本竞争的可怕武器。熊彼特说，一切都是货币，都是信贷。实际上货币与信贷两者有很大区别，绝不只是一个名称的转换。货币是交易的中介，是完成等价交换的工具；信贷虽然也是交易的中介，却要支付利息，因而信贷的目标指向不是简单地完成等价交换，而是希望通过交换过程去赢利。正是由于信贷的这点区别，货币之蛹开始蝶变，生长出金融的翅膀。

保持信用与权力制衡

货币从无到有，是人类经济制度史上的一次飞跃。自货币诞生至今，曾经发生过数次化蛹为蝶式的进化，从外形到内涵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在以金属为载体的实物货币早期，受制于商品生产规模和交通技术发展水平，基本维持了一国一货币或一地区一货币的流通格局，由此产生的币缘也主要局限在国内社会。国际贸易，主要是规模不大却利润丰厚的奢侈品贸易，货币的国际流通并未成为主流。虽然中国唐宋时期和之后的元帝国曾经在亚欧大陆部分地区流通过纸币，但其信用仍局限在国家范围和一定时期之内，并未能在世界广泛流通，因此纸币和国家信用并不是全球现象。而因国家信用破产导致王朝更迭，更是这些官员虽有所顾忌却难以理解的货币秘密。

自1500年之后，白银成为世界性的本位货币，币缘随之演变成为国际社会关系。白银的资本化，极大地推进了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冲击传统经济模式。控制白银资本的国家，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这是货币和币缘的重大改变。

1717年英国铸币厂总管牛顿，遇到了欧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对英镑的挑战。这位物理学家的知识和眼界被用在了货币领域，他建议将1盎司金价定为3英镑17先令10.5便士，96以一种与银本位反弹琵琶的方式确保了英镑作为主权货币的独立地位，并奠定了英国日后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97在百年后的1815年，英国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这一军事胜利给英国赢得了足够的国家信用，使其可以推行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银本位体系的金本位制度。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法令，1819年经过英国国会的激烈辩论，于1821年在法律上实现完全金本位制。这使得在白银狂潮中一度落伍的英国，通过创建金本位体系而后来居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引领者。英国实行英镑金本位制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工业革命，并以此奠定了大英帝国的经济基础。此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币缘，也演化成为资本强国支配弱国及传统经济国家的等级关系。这是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与币缘历史的一次革命。然而，这一变化还是局限在实物货币的范畴之内，更加具有革命性的变化还在后面。

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元脱离黄金，由金汇兑制改变为美元本位制。把美元改变为完全不依赖金属和在法律上也不与任何实物挂钩的信用货币，这是货币脱胎换骨式的一次飞跃。它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把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变成了世界货币，还在于开启了世界货币体系由实向虚的历史进程。从此，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体系支配全球社会。一国的主权信用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给全球币缘中加入了更多国家权力的因素，使其具有了超出经济成分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历史证明，贸易产生信用，权力与战争也可以产生信用。从牛顿、约翰·劳、李嘉图、熊彼特以及创造出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来看，创意也可以产生信用。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大量金融机构一直在利用所谓“超主权信用”创造巨量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虚拟货币在金融手指的点化下，成为可以带来真实收益的金融资本。如果说，主权信用扩张还属于传统意义的通货膨胀，那么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就是超国家主权信用的新型通货膨胀——虚拟资本主义的信用膨胀。由此爆发的全球性信用危机及一轮轮量化宽松（QE），使美元体系中的各种主权货币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的“宝钞”。目前虚拟货币泡沫已经大到不能破的程度，显然，人的贪婪与恐惧都无法抗拒“物极必反”的历史辩证法。膨胀的后面一定是收缩的局面，大膨胀将必然带来大收缩。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解决信用危机的核心不在于“钱串子”、“刀把子”、“枪杆子”和“脑瓜子”如何产生信用，如何创造出新的货币和财富。真正的关键是，如何制衡国家及全球金融资本的权力——这是不断创造信用同时也不断制造麻烦和危机的权力。信用是信任的经济体现，其社会心理基础是可以持续的合作，而这需要人们之间也包括国家之间的权力均衡。

全球金融危机反复证明，不论是国家还是与国家一样拥有创造信用能力的金融机构，如果失去权力的制衡，就必然走向对权力的滥用——滥发货币而导致失信。因此，信用不只是货币或是经济现象，也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能否建立平稳而有效运行的货币体系，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了全球权力的制衡机制和制度安排。从一定意义上说，未来国际秩序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去束缚或约束金融资本——让其发挥作用却不可为所欲为。今天货币信用问题的核心在政治，是对权力的制衡。在一国内如此，在国家间也是如此。

第四节 金融与战争

“金融”一词对中国汉语是舶来品，在清光绪年间由日本传入中国，其含义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98有学者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99实际上，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目标，金融活动也不例外。价值交换只是一个活动过程，而跨时间、跨空间是这一过程的表面特征，真正决定金融本质的是其追求的目标——实现增殖。还是金德尔伯格说得透彻，银行家关于战争的声明并不可信，爱好和平和推动战争的主张均出于自己的利益。

金融：追求增殖的价值交换

人们发明货币，是为了实现交换。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与工具，其主要功能是“通有无”，完成等价物的交换是货币的基本目标。货币的交换，是以价值为中介完成使用价值的交换。信贷与货币相同的是有跨时间、跨空间交换的功能，与货币不同的是，信贷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生息，即通过提供货币实现价值增殖。只是早期的信贷活动，还要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才能获取收益——往往是提供“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100式的服务，这些交易虽是乘人之难，但毕竟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在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都必须服务并服从本业。对以“通有无”为目标的商业，政府很少加以限制。但对于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业，尤其是以钱生钱的金融活动，政府常常要采取抑商政策，抑制过度活跃的商业和金融活动，防止其冲击实体经济，危及农耕社会的稳定。金融活动天然有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向，因为实体经济增长的周期对金融活动是过长的具有高风险的过程。金融介入实体经济是为了实现增殖，金融活动对社会的整体冲击比商业贸易力度更大，所以政府对可以脱离生产直接以钱生钱的金融业，总是严加防范。

在许多社会里，对金融不仅有世俗的限制与歧视，101甚至还有宗教的禁忌。在古代，不论东西方，大多数民族对金融活动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恰恰是这种态度，抑制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102

白银货币的资本化，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资本只有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增殖。因此，产业资本占据着经济主导地位，信贷资本的利息要从产业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中分得，因而处于从属的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逐步演变为可以独立于实体经济或可以跃过实体经济活动的一种业态，甚至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金融化的世界。

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一种跨时空的价值交换。他们只看到金融的过程性功能，却忽略了金融的本质是要通过资金的融通实现赢利。金融的准确定义应该是——一种以直接增殖为目标的跨时空价值交换。金融在今天之所以如此令人瞩目，是因为在货币摆脱实物的制约之后，金融资本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直接增殖，不但挣脱了借贷资本的紧身衣，也摆脱了产业资本的束缚。随着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资本不仅控制着货币体系，而且已经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力量。

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

欧洲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金融与战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古罗马历史的研究者看来，罗马金融市场的信誉实际上与亚洲的繁荣密切相关，如果战争打破了亚洲的繁荣，也就动摇了罗马金融市场信誉的根基。103金融能够被近代社会普遍接受，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战争需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的钱。104

1494年，法国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装备了先进火炮的法国军队摧枯拉朽式地摧毁了意大利的城堡，这在军事史上被视为划时代的事件。105其实早在1453年，法国人发明的移动攻城炮就已经改变了城堡内外的力量平衡，使他们在对英国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占据了上风。买得起火炮的国王胜利了，付不起费用而无法获得新军事技术的国家只能遭殃。106当查理八世的继任者、路易十二国王询问属下，如果要实施占领米兰的计划，有什么东西不可或缺？他的顾问不假思索地回答：需要钱，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要想赢得火药时代的战争，所需的资源要比欧洲领主所能拥有的更多。即便是岁入可观的王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和进行战争，也常常需要借贷。正是火器战争对金钱的强烈需要，刺激了欧洲金融业的发展。欧洲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后快速膨胀，与当时数百个公侯王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有极大关系。在经历了许多场战争之后，路易十四留下了一句名言：拥有最后一枚畿尼的人总会获得胜利。对这一点，俾斯麦也同样认同，因为他是在法国和德国银行家的金融支持下，才完成了普鲁士的统一。

战争胜负关系存亡，而金融决定战争的胜负。在战争与金融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战争需要钱，在国家存亡面前，花再多的钱、无论怎样透支都是合理的选择。在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90%的预算都用于战争；1760—1800年间，普鲁士军费开支占总开支的74%～90%；1685—1813年间，英国军费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55%～90%。107战争对金钱的强烈需求，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大笔的钱，彻底打破了社会对金融的禁忌。凡是能够融到战争资金的银行家，总是国王们最重要的朋友，其中不少人被加官晋爵。这似乎是普世现象，在遥远的中国也是如此——为军队进行战争融资的商人，可以成为具有高级官衔的“红顶商人”。

与武器一样，金钱是最古老的战争工具。历史上曾有许多用金钱向敌方将领行贿或运用金钱收买敌方国家内部奸细的故事。比粗鄙的金钱贿赂更高一筹的是金融战，即通过金融工具摧毁敌国的经济基础或改变其政治意志以实现战争目标。在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今天，通过金融手段让敌方被迫放弃自身利益并服从自己意志的举动，已越来越普遍。

金融与战争并不是单方向的支持关系。对金融家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投资项目。为最强大的王朝或国家提供战争贷款，是银行家们最佳的致富渠道。108不止于此，以金融资助战争，让银行家们深深地卷入了国际政治，并被赋予了决定哪些国王可以在战争中胜出或失败的政治权力。金融已成为组建主权国家的首要推动力。当然，为战争融资也存在着巨大风险，不要说押错了宝，就是查理五世拒绝偿还富格尔家族的一笔贷款，也足以使这个欧洲最富有的家族立即破产。因此，建立能够制约王权的金融法律制度，符合维持金融与战争共生体制的长远需求。实际上，许多金融革新和法律的制定都发生在战争期间。英格兰银行建立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中，而法兰西银行的建立则直接与拿破仑的战争有关。

由于对技术装备的依赖，出现了高度依赖信贷的新式战争。在17世纪的围城战中，一场战争的耗费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城邦所能负担的水平，即使是幅员过小的国家也难以承受。109于是，战争的最终胜负往往并不在战场上的一时得失，而是取决于对抗双方在金融体系方面的有效性和竞争力。哈布斯堡王朝与热那亚银行家之间的矛盾，造成雇佣军薪水支付体系陷入混乱，导致了史上著名的“西班牙哗变”，兵变洗劫了当时的金融中心安特卫普，加剧了西班牙帝国在金融界的恶名。110反叛的尼德兰联合省之所以战胜庞大的西班牙帝国，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荷兰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市金融家的支持，让荷兰军队能够以3%的利息得到大笔短期或长期贷款，111而西班牙军队得到的贷款利息则要高出数倍。这一状况，无疑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结局。

有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战争。当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同一场战争的时候，金融体系占优的一方往往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从1688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起，欧洲国际政治的主题就是英法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法国路易十四依然坚持着由君主支付战争、劫掠和卖官鬻爵的传统；路易十四的“有限战争”理念折射出对有限财力的体验。当所向披靡的拿破仑还在依靠掠夺欧洲，即以增加占领区税收的传统方式支撑其战争时，英国则在改弦更张——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争经费体系——国会及其代表的富裕阶层控制政府财政，并通过银行为战争取得长期的低息信贷，用明天的钱来支付今天的战争。法英之间的战争，除了战场较量，也是掠夺和债务两种融资体系的竞争。112英国通过政府、信贷和商业机构的债务筹集战争经费，为反法同盟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113滑铁卢的胜利，不仅是威灵顿公爵和伊顿公学的胜利，也是“军用畿尼”和罗斯柴尔德汇票的胜利，更是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式战争融资体系的胜利。

拥有更现代的战争融资体系的一方，更接近胜利。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能够获胜，除了战场上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国立银行体系有关，有了现代金融体系就可以发行包括海军公债在内的各种公债，114为购买军备和进行战争融资。局限在器物层面的中国洋务运动，没有改变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的农业社会特征，发展海军和进行战争这样的国之大事，竟然要靠地方督抚设法筹谋，形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举国之师”115的局面。在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下，不可能发展出能够制约皇权的金融权力，因而无法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需要倾国家之力的大争之世，无法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战争。

四分五裂的欧洲与大一统的中国不同，“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战争准备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内部结构”116，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创造出能在短期内充分调动国家力量的现代金融体系，可为国家战争及时供血。建立了军事—金融体制的国家，就是一个能够随时借到或更快借到钱的国家，往往握有发动战争的主动权；而能够以更低利息融资的国家，则可以在战争中坚持得更久。谁离资本更近，谁就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君主的战争需要资本家提供融资，而要获得资本家的融资就需要改造君主的权力体制。要让厌恶风险的资本家做出选择，需要有超出君主个人信誉的保障，甚至需要君主放弃一些权利来获得放贷者们的信任。117

在欧洲的战争之世，谁能够拥有超出国王财力和政治权力的金融体系，谁才能支撑并赢得现代的国家间战争。要获得战争融资，就意味着要让资本获得对国家的支配性权力。在此意义上说，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118世界性的大战，缔造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

资本时代的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资本支持的战争已变成一种投资过程，资本可以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财富。资本投入战争获得巨额回报的收益方式，刺激欧洲的军事技术、战争能力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曾经长期受困于奥斯曼帝国威胁的欧洲军队，变得可以轻易战胜欧洲以外的任何国家了。通过改变战争形态与结局，资本重新塑造了国际社会的权力关系。

在欧洲内部，通过“三十年战争”打出了主权国家体制，这种民族—国家的举国战争体制比王国—帝国体制更能支持大规模的持久战争。因此也就成为国家组织方式的胜利者，逐步淘汰了不适应高强度、高耗费、长时间战争的王国体制。传统的王国—帝国体制可以通过掠夺殖民地获得白银财富，却难以把财富转化为资本去支撑昂贵的战争。在资本看来，国王的寿命有限，继承人又具有不确定性，远不如议会这样的永恒机构具有公信力。119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帝国国王或总督治下，皇家豁免权是资本增殖循环难以摆脱的梦魇。荷兰的债券由议会确保的税收来支付本息，其信誉要高于哈布斯堡帝国。

对资本来说，无论是进行占领城市与国家的战争，还是控制通道与海洋的战争，都需要付出昂贵代价。资本介入战争的唯一目标就是维持资本的不断增殖，为此需要有更可靠的机构替代可能朝令夕改的国王。商人与政治家、军人间的合作，为资本的不断循环增殖提供了远比帝国时代的国王更稳定的制度保障。而商人们不会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荷兰投资人就甘愿与敌国贸易，甚至直接投资于随时会袭击荷兰船只的私掠船。

在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时代，“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财富带来权力，权力则维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军事力量和垄断经营是资本增殖的诀窍；120而到自由贸易时代，维护航路与市场则是军事手段发挥作用的地方。资本投入军事和介入战争的目标就是最快、最多、最久地赢利。无论是陆权还是海权，就其政治经济学意义，都是要确保资本的赢利循环在其已经达到的空间范围里不断延续。海权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的扩张已经超出了大陆，开始覆盖世界，控制海上通道对资本全球性流动增殖具有更关键的作用。

从资本增殖的角度去理解战争，更容易接近战争的本质。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作为政治的工具，战争应该服务于国家并由国家掌控。问题的关键是，谁在控制国家？国王的国家与资本家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因而就有不同的战争；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具有不同的政治——产业资本家需要维持就业，商业资本家需要市场，而金融资本家则要摆脱一切实体经济的羁绊——因而即使是资本主导的战争，也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比人格化资本更具影响力的是国格化资本的差异，它们所追求的不同目标，更导致了战争的复杂场景。

对资本的政治来说，战争不过是促进资本增殖循环中的一种流血手段，是资本实现赢利的暴力工具。这是资本主义时代战争的本质。

全球金融与全球战争

回顾战争史，人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成长顺序：金融革命领先于工业革命，而金融创新大多源自战争的需求。与矿山、工厂、铁路或其他经济性基础一样，战场和银行柜台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地。实际上，后者还是更重要、更关键的地方。资本的本能与赢者通吃的战争特性的结合，构成了嗜血牟利的战争—金融体系，成为欧洲现代资本主义模式的根基。金融带有的或显现或潜在的强制性特征，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暴力背后的真正支柱。

在战争—金融体系的持续互动下，更能够保障资本收益安全的制度改革就开始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对全球资本持续积累的制度化保障。波兰尼指出，随着国际金融的出现，特别是金本位制要求欧洲各国的金融波动不可超出一定的范围，有可能导致金融剧烈动荡的战争就成为不合时宜的行动，于是维持和平环境，成为欧洲“国家金融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所在。在舰炮+国际金融网络的英式强权治理下，出现了欧洲的“百年和平”121。这体现了金融与战争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国际金融遏制战争是有特定条件的现象，这就是国际金融要保持资本中心区域的稳定。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全球，就会发现在所谓“和平的19世纪”，还广泛存在着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战争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正是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开启了亚洲财富向欧洲转移的过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流入的财富，不仅使欧洲宗主国之间避免了争夺霸权的全面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欧洲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国际金融通过殖民战争为西方的兴起获取了多重和平红利。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有限战争”思想122，直到今天依然有生命力。

通过制造战争与危机，或通过创造和平环境，或把战争与和平控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资本可以实现从多地、在多时交替受益，演奏这种变幻多端的战争与和平的钢琴曲，是全球金融体系操盘手们最高超也是最隐秘的精妙艺术。不论是战争、和平，还是在特定地区保持可控的紧张，都是金融资本交替使用、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牟利方式。

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的推广，导致了“金融—战争—和平体系”的全球扩散。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全球性金融机构、世界大战和核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就像有的货币史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没有美联储为欧洲提供如此多的战争贷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就是扩大了的普法战争，将不会那么惨烈而持久；没有美国“道威斯计划”和“杨计划”的金融支持，德国很难获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工业能力；没有冷战时代的核恐怖平衡，就不会有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

全球金融化与战争全球化，是当今全球化的核心。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内在联系。只有当全球性金融机构出现之后，才能支撑世界性的大战。同样，只有世界性混战才能给全球金融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通过战争荡平民族国家的金融主权壁垒，削平一切反对金融全球化的力量，才能使全球金融体系在货币、信贷、投资、投机等各个层次获取足够的回报——这是需要整个全球资本体系正常运行才能实现的持续回报。战争经济学的本质，是强制性的价值转移。胜利的一方不仅可以获得原本的利益诉求，还可以迫使战败方割地赔款承担战争成本。对金融资本来说，战争显然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投资和赢利的途径，甚至也是一种摆脱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手段，这使金融资本向战争和军队的投入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从全球货币秩序的角度看存在致命的悖论，却堪称金融与战争最完美合作的产物。这一体系利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的强制和世界特别是欧洲对美元的需求，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货币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获取了最大化的制度性金融收益。这一体系的副产品是另一种形态的全球战争——冷战。123冷战导致的军备竞赛，给军工集团也给金融资本带来了长期赢利的途径。

随着全球金融化的推进，战争与金融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金融创造了通过战争获取收益的资本增殖方式，在耗费巨大的高科技战争时代也面临着新考验。现在看到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灵巧、快速、远程的打击，按照需要制造多个动乱区，促使全球资本按照资本增殖需要迅速流动。导致这一变化的机理在于，金融资本的赢利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特别是取决于金融衍生品期权价格在不同时间的价值变化，而军事杠杆的运用可以在特定时间内起到左右期权时间价值快速上升或下降的作用。124把军事手段作为影响金融市场的快变量，是全球金融化时代战争演变的新动向。战争肯定不是促进金融发展的唯一动力，却是全球金融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从金融+战争的视角，才能窥见当代多场战争和动荡背后的原因——这就是全球金融资本的逐利行为。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现代技术给边缘地带国家提供了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破坏能力，以这种能力为基础的所谓恐怖主义，对金融霸权国家发起的定向式战争造成了严重干扰，它常常使暴力像回旋镖一样打到战争发起国的头上，对国际资本流向造成严重的扰动，使原本清晰可见的资本—战争的利益链条进入了湍流，让厌恶风险的资本无所适从。

第五节 资本与科技

“资本”一词源自12—13世纪的意大利，最初的含义是指资金、款项、存货或生息本金。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最早使用“资本”概念，并对货币与资本做了区别，指出货币不等于资本。经过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及其后几代经济学家的不断探索和研究，资本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含义。125

资本的增殖工具

《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给“资本”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这与马克思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是能够产生价值的价值的看法近似。马克思用两组公式对货币和资本进行区别：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W转化为货币G，货币再转化为商品，这是为买而卖的交易过程。

资本的一般公式则是：G-W-G′，即货币G通过购买商品W获得更多的货币G′。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货币与资本的不同：货币的基本功能是完成商品交换，货币围绕着商品发挥作用；而资本介入交易或生产过程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利。因此，资本的公式也可简化为G-G′，表现其总在追求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126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货币在流通中购买了特殊商品——劳动力，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通过其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完成了价值增殖。这是货币通过购买劳动力而完成资本化的过程。

在早期工业化的生产过程中，不仅需要作为劳动力基本要素的工人，还要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巧，这是资本物化积累的一种形式。在欧洲，资本最早大规模进入的生产领域是采矿业。作为历史悠久的行业，采矿业需要更多的设备，需要更多的固定资产投入，这为欧洲富商们的资本提供了投资渠道，127也使得采矿业成为资本最早控制的产业部门。为了开采更深的矿层，需要有比人力、马力、水力更有效的开采工具，这就产生了技术创新的需求。以往这类创新只能在漫长的时间里依赖个别矿主的积累和矿工们的探索缓慢地推进，而资本的介入引入了发明家和研究机构，从而给采矿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巷道、通风系统、抽水泵、提升装置等新技术提高了采矿效率，给投向技术创新的资本带来丰厚的回报。这不但刺激了采矿业——主要是采煤业的发展，128也形成了资本投入科技创新以获得更高生产效率的模式。这一模式从东欧地区扩展到英国，导致所谓“煤炭资本主义”的出现。129对煤层的大规模开采，使人们拥有了新的能源，更加重要的是，其生产过程的技术副产品——蒸汽机和铁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蒸汽机导致了集中化的生产，而集中生产是大工业的基础。随着蒸汽机的普及，采矿业24小时工作制扩展到需要使用蒸汽机的所有行业。大蒸汽机的规模效应，导致大工厂、大农场的出现，助长了企业巨型化的趋势，也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铁路的出现则改变了经济地理，导致新城市的出现和地域分工。资本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原本依托于土地和农业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在约翰·洛克的推动下，英国人最早树立了知识产权的观念，并通过《著作权法》确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具有同样的产权，这导致技术发明专利许可的爆发式增长，其中包括因“能够减少蒸汽机的蒸汽和燃料消耗的有效方法”而被列为913号的瓦特专利。130

采矿业的丰厚收益固然吸引人，但其高昂的成本却使得任何单个的商人难以承受，为了分担采矿业的巨大投资和风险，富商们和领主或国王在矿山开发中实行股份制，由此创造出了股份制的采矿企业和资本家集团。与之对应，采矿业中也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矿工阶级。这样一来，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资本成为生产资料和大量劳动力成为商品——便具备了。为了在生产过程中获得更多财富，资本介入了大学等科研机构，大学的目标不再是教授神学和培养教士，也开始重视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科学精神，培养由理性专家组成的中间阶层，如行政管理者、技术人员、科学家、教育者。131资本与科技的结合重新塑造了社会，也创造了功利原则和以“最大限度获取利润”为金科玉律的资本主义精神体系。

采矿业能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大厦的奠基石，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既含有以往的劳动成果，又可以在重复劳动中继续积累财富，这使得资产在新生中获得增殖。通过投入资金，改善技术条件获得更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新增财富，这一资本—技术的增殖链，有别于更依赖人力的传统生产方式。132然而，采矿业的进展尚不足以使欧洲的资本主义方式在全球范围获得竞争力。

1615年，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贵金属占94%，而货物只占6%；1660—1720年，贵金属出口占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额的87%。133由此可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除了美洲的贵金属，欧洲实在拿不出可以与亚洲进行交换的商品。这也难怪清朝的乾隆皇帝要质疑与欧洲进行贸易的必要性。

最早让欧洲打了翻身仗的是棉纺织业，它的勃兴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全球主导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完全是被物美价廉而充斥市场的印度棉布逼出来的。英国的竞争手段，最初是靠封锁市场，但最终导致其成功的秘诀则是靠纺织机器技术的进步——其中包括蒸汽机在纺织业中的应用。经过上百年时间资本持续的投入和技术的不断创新，到1850年英国出口总额中棉纺织品占到了50%，英国的工业化棉纺织业终于打败了印度的手工业。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欧洲第一次有了自己相对于东方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可以不必再以美洲白银或鸦片作为交换工具，去平衡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134由此，欧洲获得了远程贸易的胜利，从而掌握了世界贸易主导权，并确立了全球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可见，资本投资科技有明确的经济目标，就是要实现赢利。科技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工具，附着在科技之上的光环，有许多实际上是资本为遮掩其赢利目标的美丽说辞。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主导世界秩序，与其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把货币当作生产资料的情况在中国早已存在，而且如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的那样，在古代中国也有着大量领先世界的技术创新成果。然而，中国经济却长期停留在商品的简单再生产阶段，未能成功发展资本占社会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135。我们可以对李约瑟之谜给出一个简约答案，这就是中国的国家管理者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选择了不让资本与科技结合的政策，有意识地阻断了资本与科技之间相互刺激、推挽发展的链条。

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指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货币经济形态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侯家驹则认为，文景之治的自由放任，使资本主义首次在中国萌芽。据史籍记载，中国采矿业很早就达到了较高水平，战国时期的中国矿产地已达309处。《管子·地数篇》中总结了从矿苗找矿脉的一些经验，被后人称为“管子6条”。在近年的考古活动中，发现有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矿洞。可见，当时的民间存在普遍的矿山开采，矿产业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引起了国家管理者的关注。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资本与科技的合流，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有关。中国统治者为稳定政治秩序和巩固阶级地位，不允许商人与地主把货币演变为资本，有意识地抑制以钱生钱的过程。这使得科技只能在器物层面发展，只能服务于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从中华文明长时段的存续看，这样的选择是对中国当时国情与周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若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观点看，这又似乎是大失策。然而，中国古人只能做出符合历史条件的选择。

从古至今，中国人在治国策略的选择上，历来主张权衡利弊、不走极端，秉持中庸之道。齐桓公问宰相管仲：“财用不足若何？”管仲回答：“唯官山海为可耳。”也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增加国家收入。136在实际运行中，齐王虽对私营盐铁业实行垄断，却较多照顾到了从事煮盐和冶铁的平民的利益，政府与冶铁平民实行三七分成，以较高价格统购煮盐平民所产食盐，出现了“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的生产盛况。国家垄断经营，却不独占利益，结果是促进了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实现了民不增税而国用充足的目标，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管子所为，影响久远。到汉武帝时期，大司农桑弘羊大力推进盐铁官营，在全国广设盐铁官，137出现了规模化协作生产，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国家收入。盐铁官营有损地方豪强势力和普通民众的利益，为此民怨颇多。汉昭帝继位后，召开“议罢盐铁榷酤”的会议，经过御前辩论，对官营政策做了微调，却仍然坚持了“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的做法。138

此后，由国家控制工商业经营的政策长期延续下来，各朝各代对主要赋税产业和商品如盐铁酒茶矾香药等都实行过某种官营政策。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分析，这实在是维持大一统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明智选择。国家要在小农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维持统一与安全之舟不倾覆，必须要有相对稳定又不伤及农业的大宗赋税来源，以满足维护农业本业地位、保障财政收入和“以佐助边费”的需要。从政治角度观察，此举可限制富商大贾膨胀为地方割据势力，防止他们垄断山海、聚集亡命，即防止出现富可敌国的巨贾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危及政权稳定。

皇权社会的特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有可能进入生产领域引起兼并、构成对皇权挑战的货币财富总是予以提防，对每一个有可能具有较大收益的领域都会坚持控制甚至垄断。在农为国本的中国，长期采取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为阻止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防止货币通过控制土地和劳动力转变为资本——抑商的本质就是压制资本的发展——使民间积累的财富无法进入生产领域，无法成为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大规模工程项目如运河或长城，都是由国家以徭役方式来组织，重要工商领域由国家经营，资本受到来自农业和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的双重压制。民间的剩余财富难以演化成能够不断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只能在消费中“斗富”或“窖藏”，这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当然是一种损害，而对防止出现足以颠覆王权和农耕经济的异己力量，却有政治上的益处。治国之道无非利害相权，害取其轻、利取其重而已。

祸兮福所倚。缺少能够进入生产领域并不断循环的民间资本，就没有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便不可能产生需要持续投入的科技创新活动。技术创新的核心是节省资源和提高效率，其经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让投资者和其他参与者获得更多利润或实惠。民间财富如不能转变为生产资料，就不可能有对科技保持足以产生回报的长久投入。抑商政策在数千年中颇为有效地维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却阻碍了民间积累的财富向矿山或其他工商业领域投入的进程，因而阻断了中国社会的技术创新之路。在中国经济和技术水平远高于周边国家时，这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选择。然而，当世界进入大争之世，需要面对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奇技淫巧时，传统的中国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货币无法持续投入生产领域并在其中不断循环成为资本，也就无法产生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文明。概括地说，没资本，不投资；不投资，无技术。欧洲技术文明的出现是资本进入生产资料领域的结果，是资本科技化、科技资本化这一循环过程的产物。从蒸汽机开始，再到电力、铁路、汽车、飞机，直至计算机、航天器与互联网，这些被统称为“技术大爆炸”时代的产物，无一不是资本与技术长期互动的结晶。就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技术发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在企业家——通常也是资本家——推动下成为经济活动，这才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创新。139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改变了社会关系，包括国际关系，蒸汽机和电力创造了有利于垄断和集中的工厂制和现代城市，140铁路、集装箱船与飞机改变世界的经济地理，而电话、电视、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播，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农业中国纤细的财富丝线，若不能演变为资本的钢丝，就不可能编织出足以拖曳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钢缆，更不可能形成规模化、机制化的创新之网以覆盖世界和重构社会。中国曾经领先一时的那些科技创新，无法带来巨额利润和财富暴涨，也无法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动力，只能成为散落在历史深处的珍珠。

火器与资本的联合

欧洲战争的火器时代，兴起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期。在1449年的一年里，法军利用火炮的优势，以平均5天攻陷一座城堡的速度，夺取了英国人占领的70座堡垒，从而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础。141而在此前，擅长使用长弓的英国军队占据着战场的优势，火炮成了法军转劣为优的关键。

在此之后，携36门火炮的法军入侵意大利，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摧毁了那不勒斯城堡在内的许多要塞，并迫使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投降。以城堡为依托的意大利城邦制国家在火炮面前显得羸弱不堪，这种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曾领数百年风骚的政治实体开始走向没落。法国在意大利的扩张，最终受阻于在手持火器上更具优势的西班牙军队。在此役中，双方大量使用火器，因而被视为欧洲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和火器时代的开启之战。

与冷兵器时代一道走向终结的是意大利城邦制国家。尽管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等意大利能工巧匠很快就发明了可以应付大炮轰击的棱堡式防御体系，但对意大利城市来说，单一防御技术的改进已经远远不够了。在战争的火药时代，富庶的城邦国家无法躲在坚固的城堡里维持着往昔的繁荣和安全，其原因不仅在于武器技术，更在于意大利城邦国家作为力量容器的体量太小，这种轻量级选手在火器时代显得分量不足。诚如马克斯·布特所言：意大利人构建的政体规模不够大，结构不够复杂，财力不够充足，因而无力部署配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因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142

自古以来，打仗就需要有大量金钱。对这个道理，欧洲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们都懂得，一手持剑、一手抓钱袋是他们维持权力地位的惯常做法。火器时代的战争耗费要远远超出冷兵器时代，金钱对战争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要想参与火器时代的权力角逐，起码是富可敌国的超级领主，若想获得优势就必须拥有岁入可观的庞大王国。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火药和火器早就进入战场。中国宋代官方编撰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最古老的3种配方和火器制作技术，更早的一部私人著作记录了公元904年一场攻城战中使用火药的情况。143研究战争史不难发现，中国火药和火器技术的扩散路径，显然是沿着战争链的线路所展开——先是在中国中原地区与金、蒙作战时传出，再随蒙古西征传到阿拉伯地区，长期与欧洲有战事的阿拉伯人又将此技术传向欧洲。而欧洲似乎是火器发展最肥沃的土壤，欧洲的枪炮技术后来居上，很快就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这使欧洲在其后数百年里拥有了远超于其他地区国家的暴力优势，这一优势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最重要保障。

为什么火器在欧洲能够迅猛发展？历史学家对此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是欧洲政治和地理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导致军备竞赛的结果；有的则认为是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激发了科技进步；还有的则认为是欧洲的市场限制更少，更自由，更激励创新。其实，自火器用于战争起，中国同样面临安全挑战，无论在宋、元、明各朝代都有不同的安全威胁，存在着军备竞赛的环境。在明初时，火器手已占兵力的10%，军队中专门建立了制造火器的兵仗局、军器局，生产火器枪炮达27种；到明中叶，“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144。中国的火器制造和使用在明代已具有产业化、系列化和普及化的特征。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火器发展落后于欧洲的原因，是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给市场、科技和战争的余地很小，企业家和士兵处于次要的地位，限制了枪炮发展的潜能。145这些分析，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促进欧洲火器快速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火器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在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之前，欧洲虽然时常爆发战争，但战争效率低下。据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描述：“战争爆发时，各方力量相近，军事行动缓慢，炮兵极为原始，一场战役的结果可能就是攻占一座城堡而已。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战斗中很少甚至无人战死。”146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欧洲的天主教国家也基本处于守势。在美洲白银进入欧洲之后，导致包括军费在内的物价暴涨。国王需要枪炮拓宽自己的疆土，就必须寻求金钱来支撑战争，拥有金钱的资本家也需要从战争中获利。最先进的火器投入战场不仅可以为国王和资本家获得利益，还可以使参与武器研发的科学家名利双收。于是，国王、资本家和科学家在火器的研制发展中，就形成了一种合作甚至是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火器的研制得到了巨大经济支持，其衍生产品之一就是把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丢勒等具有最杰出智力的人都拉入武器研制中来，促进了工厂化的实验技术和方式的成形，成为推动火器在欧洲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以固定税收取代非固定劫掠的商业化战争模式源于意大利，随后传播到低地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使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军事—商业复合体”。推动这一模式成形的主要原因是火器的普及和美洲白银的涌入。以国王、资本家、科学家为主体，加上工场一体化——最早的军工企业的火器研发模式，形成了持续推动火器研发的利益驱动机制和组织方式。资本介入火器的研制、生产、装备和使用，推动了火器快速发展；而先进火器在欧洲内部战争中开疆拓土的作用，特别是在日后殖民战争中所获得的高额回报，更使资本对火器的投资趋之若鹜，这一不断循环的过程锻造了资本与军事技术、装备之间的增殖链，既促进了火器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资本的持续增殖。这种“军事—商业复合体”，是现代“军事—工业体系”之根。

军事科技：资本取胜之道

当欧洲的技术文明，以坚船利炮为先锋来越洋叩门的时候，以“精耕农业”为本的中国就面临着“亡天下”的灭顶之灾。传统的农耕经济体制，难以抵御以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体系。既往之福根，成今日之祸由。天变了，道只能随之而变。

福兮祸所伏，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并不总是在促进人类的福祉。对资本来说，只要能够赢利，它可以投向新产业和新技术领域，也可以投向战争。以资本赢利的尺度衡量，战争是值得投资的“增殖产业”。从西班牙女王投资于哥伦布探险开始，战争为西方宗主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英国打赢了普拉西战役，得以用印度财富资助了工业革命前期的技术创新，用印度市场消化了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廉价工业品。147殖民战争的后起之秀日本，通过对中国的甲午战争，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正可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用这笔赔款，日本完成了金本位制的改革，获得了进入世界货币俱乐部的入场券。148

战争的高收益促进了资本对战争技术的长期投入，这也就缔结了科学家与资本结合的新关系，像布鲁内莱斯基、伽利略都有好战的东家，达·芬奇也曾是受雇于米兰公爵的军事工程师，在他的发明中武器可列出长长的清单。149实际上，军事装备是大量资金投入后生产出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军事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从掳掠美洲贵金属、获取殖民地财富，到控制航路和资源产地、重要市场，再到驱赶资本按金融炒作的需求流动，对军事与战争的投入确实是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只是对这一重要的军事资本主义的增殖模式，鲜有经济学家去关注和研究。

在数量上向来处于劣势的西方军队，从征服阿兹台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西方军队都是要靠军事技术的优势来获得胜利。对军事领域的大量投入和保持装备与技术的优势，成为西方军事文化的基本特性。在资本的资助下，欧洲国家最早实现了“战争的工业化”，建立起了常备军，修建了铁路、机场、港口等大量军事基础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工业集团，研制了从机关枪到原子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数百年，也是军事开销最多和武器技术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在军事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向军事工业和科技的持续投入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稳定器，产生了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军事工业，以致出现了被学者称为“永久军事经济”的发展形态。150西方在战争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也付出巨大代价。据统计，仅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就达数千万之多。

当资本和技术把武器推向大规模杀伤的极致，原子武器造成的“恐怖平衡”致使大国间难以再通过全面战争牟利之后，武器发展的轨迹转向精确杀伤。151军事技术的适时变革，使得战争在当代依然是值得资本投资的增殖产业。只是从早期占领殖民地直接夺取金银、强迫自给自足的传统国家开放市场，到扩大军费开支促进军备发展刺激消费提高“总经济剩余”152，资本投资与军事科技的赢利方式总在不断调整和变化。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的时代，投资于战争的主要赢利点又发生了改变，控制航路和战略要地的努力转变为保持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命脉——货币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国家信用评级等事务的控制。而这一转变，需要军事力量发生相应的变革，其装备和作战方式要从着眼于争夺陆海空传统空间制权，向控制宇航、网络、信息等新技术空间的制权拓展，其中对网络空间信息的占有与处理能力尤为重要。

对资本来说，只有维持对军事科技的高投入，才能保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为其提供实现高增长、高利润率的国际环境。就像美国军事能力提供的安全保障一直是石油美元的基石，同时至今依然是所有美元和金融衍生品的最重要信用，压倒性的军事能力是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竞争中获胜的最基本依托，也是确保资本环流安全循环、持续赢利的保障。

榨取“国家剩余价值”的新手段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那种直接以钱生钱的G—G′过程并不是主流的经济模式。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增殖过程也必须经过生产环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产业资本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的主要赢利方式无法绕开肮脏的生产活动，资本只有投入生产过程，才能获得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增殖收益。因此，资本被看作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赢利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不必经过实物生产阶段，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创新过程就可以直接实现增殖。金融资本增殖的主要来源，不再是通过产业资本提供的“工人剩余价值”，而是来自实体经济国家的“国家剩余价值”。153

这种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经济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的净流入。贸易顺差意味实体经济国家为金融主导型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实物产品，而资本项下的净流入，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国家获得的贸易收入又以购买金融主导型国家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的方式，再次回流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收益。154由于世界大宗商品和制成品定价权、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的创造权、世界关键货币的汇率控制在金融霸权国家手中，可用此来榨取数量极为庞大的实体经济国家的“国家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体系性收入”。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要远远超过工人剩余价值，是当代全球资本体系的主要增殖来源。实体经济国家本质上是“劳动者国家”，它为金融主导型国家提供剩余价值的现实，体现出国际关系的阶级化趋势，也反映出传统劳资矛盾在国际范围的延续和激化的趋势。

如果说，以往产业资本榨取工人剩余价值需要资本主义的国家作为保障的话，如今全球金融资本获取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则需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动员系统性的力量来榨取。也就是要维持一种能够从世界所有实体经济国家中攫取最大化利益的全球性体系，通过全球体系的力量来完成对“国家剩余价值”的占有。就像当年在英国要维护“羊吃人”现象以造就无产阶级一样，要让实体经济国家提供剩余价值，就需要实体经济国家处于自由市场体系之中并要保持的相对贫困。对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宗教式宣传、保持边缘地带对中心单向开放、资本、科技及人口的受控制流动、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都成为榨取“体系性剩余价值”的制度化保障。

在金融市场上，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不间断交易获取收益的过程，与马克思所指出的从G—G′的资本增殖在本质上并无差异，“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155。然而，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G—G′过程的中间，遗漏了关键的金融化环节。因此可以将公式修订为G-∑-G′，∑代表了金融化的多项之和，它囊括了当代金融资本增殖的秘密，是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产品设计、营销方式、投资管理乃至理念诱导和暴力胁迫之和。在金融资本的统御之下，庞大的金融市场和花样繁多的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与理论、企业组织和运营方式、垄断化的高科技、国内和国际的法规制度以及永远保持领先的军事技术，所有这些整合成体系性力量，唯有通过这种体系性力量才能获取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收益。

不难想见，既然资本的赢利可以不依赖生产过程，那么资本与技术的合作，也便不再看重生产技术，而是更看重能够直接获利的金融技术。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上，交易的并不是新技术投入生产后的增长成果，而是人们对未来利润的增长预期。即便是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主要是虚拟经济的扩张工具，是金融市场上的新筹码，扮演着在纳斯达克市场掀起一轮行情的有价值题材而已。金融资本导致了科技和科技界的异化，包括科学家的异化。厌恶肮脏生产的资本，终于找到了一步登天直接迈入增殖天堂的捷径——金融创新。依赖金融市场上的大量创新，金融资本获得了榨取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新手段。

今天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屑于再扮演科技发展催化器的角色了。越来越多的投行和风险投资基金进入金融创新领域，开发出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技术，为人们提供远超过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投入技术领域的资本，已经等不及新技术投入生产后产生的新增利润，甚至也不满足技术进步带来的科技红利，它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让技术发明尽快实现金融产品化，最理想的就是涌现不再依赖实体生产而直接产生利润的金融创新产品，并直接完成从投入资金到赢利退出的整个过程。

资本间博弈的技术后果

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91）一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他把以市场和金融为主导的英美模式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把突出社会共同体作用的德国和日本模式称为莱因式资本主义。布鲁诺·阿玛布尔、山田锐夫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原教旨型、亚细亚型、欧洲大陆型、社会民主型和地中海型5种现代资本主义模式。156这说明一直未能同化的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分化，资本主义的多样化成为人们关注的一种现象。157

然而，只要坚持把不断增殖当作唯一目标的本能不变，私人资本无论外在形态如何创新，那些形态各异的资本还是传统资本——依积累本能行事的野蛮资本。真正有意义的变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出现的文明性进化，这些资本虽然也要追求赢利和实现增殖，却因其所有制的因素要同时承担国家和社会赋予的其他目标，甚至要以社会责任作为优先目标。由资本所有性质决定的目标多样性，使这些资本受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多重的内外约制，正是这些制约使资本的行为方式乃至性质都发生了改变——它们的行动受到国家和社会约束，不再是经济生活中的盲动因素和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野蛮资本的被迫进化，是类似人类进化或动物驯化的资本文明化过程，其中自然少不了本能与约束的矛盾与冲突。

依本能行事的野蛮资本具有纯正的血统，而进化过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性资本却往往被当作异类。这两大类资本的博弈，是当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常见景象，也是当代币缘政治的主要体现。既然同为资本，都要实现赢利，即便是充当“国格化资本”的主权国家，158在一定条件下也总有合作的可能。彼此合作的条件是，国际金融资本和国格化资本谁也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坚持利益最大化，就意味着排他性最大化，其结果就是进入你死我活的对抗。这种情况不符合资本的增殖目标，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

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善良，不同资本之间的博弈总难以避免。在金融化资本与社会化资本的博弈中，技术领域的竞争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领域。罗伯特·吉尔平指出：“今天，只有那些在基础研究的所有领域都获得领先地位，并且拥有金融与管理技能，能将新知识转化为先进技术的国家，才可以成为强国。……任何国家与组织，在没有拥有强大的、内在的科学和技术权力的情况下，就能够在国际政治中成为支配性角色，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国际政治已经从传统的工业化民族国家时代进入了一个由掌握科学的民族国家支配的时代。”159吉尔平的洞察，不仅体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肯定上，也看到了金融技能在知识向技术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这在美国风险投资与纳斯达克市场结合的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只是，这种臻于完美的金融技巧，在美国经济由实向虚的大背景下走过了头，任何新科技都不过是金融市场上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是迅速在金融市场上实现赢利的工具。所有技术发明都以在金融市场上市赢利为最终目标，而不再需要完成产业化，因而它本质上成为一种金融产品。在实体经济国家中，社会化资本必须顾及就业等民生目标，往往具有更多的产业资本特征，其所依附的国家通常是实体经济国家。因此，更加重视将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坚持资本—技术—生产—财富增长的产业发展模式，而不是把金融市场作为科技的最终归宿。这是在中国等实体经济国家正在发生的场景。毫无疑问，以这种曾经肮脏、如今显得笨拙的方式增加财富，肯定不如金融创新来得迅速便捷。然而，在国家竞争所需的体系性力量生成过程中，往往是拙力胜于巧劲。

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人们要看到受资本鼓励和刺激的技术，往往具有与资本类似的极端化特点。坚持技术至上而不愿受到社会的制约，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科技主义的僭妄。当资本受到社会责任的约束时，技术也应受到相应的约束。这是对人类发明的工具异化为主宰的必要防范。

第六节 制度与精神

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而且，货币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综合性制度。即使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在人们以实物进行交换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当时社会的多种关系，其中既有经济性的分工，也有社会性的平等与互助。至于人们选择什么物品来充当交换的中介，既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经济过程，也少不了公共权力或者宗教因素的介入。就像阿米蒂塔纳王朝时期的泥板，如果没有刻写祭司们的担保，就不可能成为信用工具。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对于币制的演变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互动过程有着详细而连贯的记载，这些宝贵材料不仅对研究货币史，而且对理解今天的货币与金融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货币制度的政治性

在中国，关于货币制度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周景王为铸大钱而进行的政策咨询。君臣间关于如何在王室利益和保障臣民权益中求得平衡的辩论，促成了钱币“母子相权”的制度，这是货币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历史证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形成了四大货币体系，在赵俐生看来，这既与当时诸侯割据的政治、军事局面相应，也与各诸侯国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相关。秦统一中国后，即发行统一的货币——秦半两——“钱同制”与“车同轨、书同文”一道，共同构成了秦帝国制度体系的根基。

汉初，高祖刘邦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160汉文帝时还取消了对私人铸钱的禁令，放任大家自由铸钱。这固然有利于休养生息，却削弱了国家的财力。到汉朝与匈奴间爆发大规模战争时，武帝因国库空虚不得不向豪强富户借贷。危机刺激改革。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诸侯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将货币铸造权统一于中央政府手中，161设“上林三官”管理铸币事宜，铸造面值与实际价值等同的五铢钱。这一制度性改革不仅使汉王朝可以集中国家财力去应对与匈奴的战争，其更为长远的影响是，统一币制和铸币对在中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大国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只有统一的货币制度才能维系大一统的国家。

秦始皇统一币制，主要着眼点和功效在于维系政治统一；汉武帝统一铸币，目的在于控制经济命脉并集中财力，其政治效果是削弱了诸侯与豪强的势力，强化了皇权，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在战国时期，“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中一国而二君也”162，巨贾大商具有与国君分庭抗礼的经济实力。在汉武帝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之后，中国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政府，从此国家政治制度对工商人士“俨若泰山压顶”，而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和商人要撼动政治制度，“则将宛若蜉蝣之撼石柱”163。可以说，统一铸币制度与同时推行的盐铁、平准、均输等制度一道，奠定了汉代以来中国大一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基调。汉武帝通过统一货币的制度，确立了皇权对民众在最重要财富关系上的优势地位，扩大了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权力，甚至固化了政府对民众的支配关系。可见，货币制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与政治体制高度相关，对一个国家长远走向具有远远超出人们认识的影响。

回顾历史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币缘与血缘、地缘不同，它不是一种基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为设计的货币制度的溢出与延伸。当然，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国长期使用铜钱的原因，就与中国矿产资源的自然禀赋不无关系。实际上，社会关系——不论是血缘、地缘还是币缘——的形成，都是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长期互动的结果。由于货币制度所直接赋予的社会属性，币缘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色彩，这一特征使币缘对社会秩序的运行产生了长远影响，并最终凝结为国家特征和历史传统。

诚如侯家驹先生所言，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与汉武帝所采取的包括货币、盐铁等经济统制政策有直接关系。从经济上分析，大一统的国家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加上统一度量衡、法令规则、文字器械制式、水陆交通网的开辟、关卡的开放，使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大为降低，再加上人员、物资的交流，可扩大交易、增加社会流动、促进经济发展。大国自有大国的优势，但也有大国的弊病。制度赋予的权力集中，令政府与民争利，经济由竞争趋于独占，土地兼并成为长期趋势，赋税课征成本和官僚体制负担不断提高，加上难以削减的军费开支等，这些缺陷导致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帝王们，时常面对的是一个使其难以有所作为的空虚国库。国家垄断抑制了富户豪强的出现和发展，也就失去了可以借贷的民间资本，每遇需要大量公共开支的变故——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重大工程，国家只有通过加重税负或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剥削全社会。在缺少外部制约的情况下，拥有铸币权的政府自然会倾向于采取多发货币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这种貌似合理的选择，积累着导致王朝更迭的大不合理。

大权力会诱导人犯大错误。与市场失衡导致的通货膨胀的机理不同，这种政治制度性的通货膨胀，靠市场调解或靠政府的自我约束均难以奏效，故常常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激起民变。中国自汉以来，物价涨到万倍以上的情况至少出现过五六次，164几乎都引起了严重内乱并导致朝代更迭。这是因为，统一的货币制度容易造成利益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固化，难以在政治架构中内生出制衡和纠偏的机制，造反成为改变不合理制度的唯一选择——民众除了通过造反几乎无法改变朝廷订立的制度。数百年间积累的通货膨胀，如同终将溃决的“堰塞湖”。在重大威胁冲击下，大一统国家的财政危机常常会导致系统性崩溃。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的制度性通货膨胀，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重要原因。

历史总有例外。深谙文武之道的汉武帝懂得权力的辩证法，他在赵破奴、李广利战败后，意识到了国家力量的局限，下《轮台罪己诏》对匈奴改攻为守，让百姓休养生息。从经济的角度看，汉武帝用紧缩财政之法纠货币扩张之弊，所以才能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165。然而，由汉武帝所创立的统一货币制度存在着集中财富和易于剥削国民的双重特性，这一制度性缺失使其后的统治者多难以抵御财政金融化的诱惑，最终还是走上了饮鸩止渴的败亡之路。

从汉末的三国到南北朝，处于政治分裂中的中国出现了反统一市场的自给自足式“坞堡经济”形态——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领主经济相仿——与之适应，曾经高度发展的货币经济重返自然经济状态，人们之间的交易，主要通过实物进行交换，赋税等也以实物缴纳。这种经济体制，导致了政治乖离、经济隔离和社会疏离。经过几百年的分裂与纷争，到隋唐时中国再次统一，于是天下太平，商业发达，各种信用事业开始兴盛，货币经济也随之复兴。这一长达数百年的大反复，揭示了货币制度化中的“权力—货币”的悖论：只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才能建立和维持统一的货币，而高度集中的权力又往往是摧毁统一货币的原因。

当代美欧国家的货币制度，也是与权力政治互动的结果。尼克松政府很清楚货币供应对他竞选连任前景的重要性，166也很清楚美国政府具有改变美元制度的权力。这使得美国也陷入了“权力—货币”的悖论状态：美国不受限制的货币霸权，正在摧毁事实上的世界统一货币——美元。而欧盟试图先统一货币，再推进欧洲的政治整合过程，这种发展路径如反弹琵琶，姿态固然曼妙，而要持续没有权力支撑的货币体系却难度极高。

利弊并存的货币创新

需求是创新之母，货币制度也是如此。唐代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出现了规模化的远程贸易，为满足需要，唐朝出现了提供金融服务的质库、柜坊、金银行、长生库等机构，还创造了汇兑工具——飞钱。尽管中国出现汇兑的时间要远落后于巴比伦和印度等地，但飞钱所具有的兑换券特征却开启了金融史上的最重要创新——纸币。到宋代，中国出现了纸币——交子、会子与关子，其源头之一就是飞钱。宋代商业发达，钱币在跨国跨地区贸易中广泛使用，存在着外流的“漏泄之弊”，经常导致“钱荒”，加之宋代边患严重、军费开支庞大，还要交纳“岁币”，因而需要更多更轻便兼具能够减少使用金属币材的通货。需要推动了创新。纸币的发行，在北宋产生了中国的第二次货币流通高潮，并推进宋币成为当时的国际通货，为亚洲经济区域的日渐成形与广泛互动创造了条件。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好事，也不见得能一直保持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尽管宋人已经知道发行交子、会子需要有“准备金”167，但宋朝政府无法抗拒发行纸币就可弥补财政不足的诱惑，也无力抑制可从金融财政中获取财富的利益集团，结果只能是引起了导致王朝颠覆的恶性通货膨胀。168据统计，1058年时宋朝共发行会子300万贯，到1246年印发会子达65 000万贯，增加200多倍。由于会子是等值交换的汇票，所以表面统计宋朝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同时代的强邻西夏与金，但其经济具有虚拟化特征，财政几乎全靠纸币发行来支撑，已濒临破产。169原本为追求国家富强而采取的金融财政措施，却成为摧毁国家的利器。过度金融化，是从统计数据看富得流油的宋朝，在依靠真实力量对抗的战争中一戳就倒的秘密。

货币制度的创新可以兴国，亦可亡国。其要害在于保持创新的适度，衡量适度与否的尺度，主要看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也要看金融创新财富的分配是否在加剧两极分化。货币制度作为确立社会各阶层关系和制约人们行为的重要规则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可以通过控制交换影响生产过程，表现出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力；尤其是它对社会财富的实质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历史上看，一套能够稳定运行的货币制度，至少应具备下述特征：能够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能满足市场和战争、赈灾等社会激变的需求；由统一的国家维持的统一而合理的币制；具有控制国家财政金融化或防范政府推动通货膨胀的约束机制；能够抑制货币权力向社会领域的扩张。由此可见，货币制度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

如果把视野更扩展些，就会发现货币制度还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的亚洲大陆，宋朝的货币制度不只影响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最终也表现为宋与邻国间的竞争结果。这一点在城邦时代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中也可以观察到。170可见，货币体系对国际关系很早就产生了影响。

在宋之前，中国币制是以铜钱为基本价值尺度的铜本位，交子等虽有纸币之形，但性质仍属金属货币的兑换券。真正给中国币制带来基本变革的是元朝。从元代起，中国币制改用以白银为基本价值尺度，尤其是元朝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开创了国家信用货币的先河，在世界上领先进入了法币体系。元用银为价值尺度，源于与盟国花剌子模存在广泛的贸易关系；采用纸币则是受宋、金的影响，其推行纸币的初始动机在于统一全国货币管理，防止铜铁产地自行铸币而导致割据。元帝国以价值高于铜的银做货币本位，用国家强权发行“银钞”，以国家的信用解决了贸易发达、广袤地域的货币难题。从1240年起，蒙古帝国开辟了由中国、印度到黑海的陆路商道，并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通畅。这一陆路通道，帮助意大利人绕开了伊斯兰世界的据点，可以直接与亚洲进行贸易。从那时起，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先后开始自铸货币，逐步摆脱了对伊斯兰第纳尔的依赖——不再是“拜占庭帝国身上的寄生虫”了。蒙古商道打通了亚欧大陆经济体系的脉络，为日后引领欧洲扩张的意大利城邦注入了最初的活力，润物无声般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的走向。

创新的种子，有时是刻意播撒，大多却是无意间的遗落。只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缺少权力制衡的元帝国无法制约统治者的贪婪，超越时代的“元钞”体系只能随元帝国一道在恶性膨胀中覆亡。明初因“铜荒”而延续元代钞法，后因纸币膨胀价跌，改以银钱支付交易。万历时推出一条鞭法，用法律的方式明确各种租赋都用白银折纳，白银在中国才真正货币化。历史的巧合在于，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获得了美洲白银，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支付工具，给贫银的中国输送了大量的白银。美洲白银不但支撑了中国货币向白银本位的转型，而且其世界性的流动润滑了全球市场的车轮，171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飞。

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总是以维系大一统的秩序作为最重要的制度性目标，过度发展的商业和拥有过多财富的商人始终是被抑制的对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中，从中华的角度看，这一制度的选择对文明延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当海外的资本家携坚船利炮前来叩门时，带来了中国统治者无法理解亦难以应对的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在农耕时代颇为合理的抑商政策，具有阻碍资本积累的特性，这成为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沉疴难起的病源。

欧洲币制的适变性

在古罗马时期，欧洲已经在大量铸造金银币。当时铸币主要是为了支付军饷，因而缺少在流通中迫切需要的小面值货币。172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由于缺少长期存在的统一王权国家，许多领主保留着私自铸币的传统。私铸让商人富可敌国，缺钱的国王常常需要向商人借贷，必须对商人有所妥协。因而，王权就受到相应的制约。能够与王室和贵族分享社会权力，是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诞生的重要原因。导致落后的昔日根由，却孕育着欧洲日后的腾飞。

欧洲的货币体制虽与中国的币制有着显著差异，两者之间却也相互影响。蒙古与花剌子模间的贸易，是中国从铜钱本位转向银本位制的重要诱因；而现代银行的诞生，则得益于从东方国家传到欧洲的两项创举——复式簿记和票据交换——它们“对现代欧洲社会形态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73。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开启了以信贷和汇票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创造了以提供商业资本及相关服务直接获取财富的金融模式，掀起了欧洲的商业革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经济世界。按照1958年的美元计算，1300年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佩鲁齐家族控制的资本是160万美元；1490年美第奇家族控制的资本总额达到了1 500万美元的规模；而到1546年，富格尔家族的资本竟有8 000万美元之多。资本主义秩序的实质是经济及社会的货币化。越来越普遍地使用货币的经济进程，不仅导致财富的日益集中，也通过把农民赶出家园、影响城镇商业行会而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美第奇家族银行甚至通过资助学术与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用金钱构建起了服务于资本扩张的西方精神世界。174

货币制度与金融机构的发展总是多种因素交集作用的结果。当时破碎化的欧洲，容易出现制度性竞争。在列国体制下的欧洲，资本和人才或普通劳动力都具有“用脚投票”的自由，这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国家难以出现的情况。兴旺的大西洋贸易和新教地区对宗教的宽容，使得欧洲金融中心离开地中海，北移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通过创新银行制度和建立股票市场，获得了更多也更廉价的信贷，从而能够支持渔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建立起股份制公司和海外殖民地，形成以尼德兰联合省城市网为中心、涵盖大西洋甚至广袤亚洲的“远程贸易资本主义”商业王国，充当了世界运货人、全球贸易中间商和欧洲的信贷商人。荷兰人的制度创新能力源自彻底的商业精神，他们在安特卫普交易大厅里刻着表明心迹的碑文：为商人服务，不管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使用何种语言。这种唯商精神孕育了平民化的金融制度，创造了人人皆可金融的股份制度。这一制度使荷兰全面超越了意大利城邦，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资金，也使荷兰人能够以低息贷款支撑长期的独立战争。

荷兰人所犯的历史错误在于“想不以生产为基础，不实行真正的殖民征服，却要建造一种商业上层建筑”。其实不只荷兰，包括威尼斯、热那亚几乎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偏重于为贸易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形成了根植于贸易的浅碟形金融体系。这是城邦国家对货币制度的共同选择。当威廉三世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带去了荷兰银行界的诸多专家，也带去了荷兰式的所有权制度和货币体系，这使得伦敦像是阿姆斯特丹的继承者。175两者间其实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往欧洲的银行体系建立在城市或是城邦国家的基础上，因而都带有逃避粗笨的第一产业、热衷于贸易与金融的城市印记。作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英国用来嫁接荷兰金融的枝条，有远比欧洲原有城邦更粗壮的根茎。

英国货币制度的空间基础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英国可以超越城市和城邦联合体的桎梏，英国的货币制度拥有更高的起点和目标——满足民族国家和民族市场的需求，因而更侧重于产业发展和殖民地的开拓。人们对货币制度的选择，很像是挑选衣服的过程。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人要挑选不同的衣服，城邦国家有城邦国家的选择，民族国家有民族国家的选择，全球性国家也会有全球性国家的选择。正确的制度选择，最明显的特征是具有适变性，即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的变化。

中央银行制度并不是英国人的首创，威尼斯共和国在1585年就建立了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在1609年也建立了中央银行。英国的独创之处在于，国会规定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要得到国会的允许——国会用制约银行发钞的法律，管住了国王的钱袋子。有了制约国王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就避免了出现因国王透支搞垮借贷人的“福格尔现象”176。更关键的是，它把国王信用或城邦信用变成了民族国家的信用。有了法律的保障，英镑才能一直保持币值的稳定。

有了稳定的币值，才有了英国能够长期、大量发行公债的基础，才能建立起能够支配世界贸易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就能够以举国之力，甚至是举欧洲之力推进第一次工业革命和通过多次战争打败荷兰、法国等竞争对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以稳定为核心的货币制度和可信的英国银行债券，不仅要依赖金银的保证，要靠以公民分享公权所产生的责任感，也要靠英国工厂生产的巨量劳动产品为根基。与城邦国家根须稀疏的商业金融灌木相比，生长于民族国家市场沃土、拥有发达根脉的英国产业金融之树，显然更能适应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时代的需求。

英国货币的制度创新，尽管有约翰·洛克、牛顿、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介入争论，却并不存在事先提出的高明理论或有一个精妙的顶层设计，而多是出于救急。不论是议会提出的《权力法案》、《王国克朗混乱状况整治法案》、用黄金为英镑定价、发行公债、建立股票市场、成立东印度公司、发行银行券，还是政府采取的焦炭炼铁、土地的农场主经营制度、推进城市化、对工业化提供信贷等举措，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的应对之策。从长远看，这些对策每一个都是英明的决策。177

这一由应急之举而渐成惯例并演进为法律的过程，体现了英国式的政治智慧。科克爵士据此创立的习惯法—判例法体系，更成为英国霸业的重要制度性遗产。英国货币体系的创新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验、剔除失误的历史过程。在英国的政治领袖看来，多年的习惯使银行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可以说，英国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是“实践出真知”的范例，它在今天或许还可以为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难题提供有益启示。

精神世界里的货币

任何历史都与思想史交织在一起，货币史也不例外。货币既然能够时常左右人们的生活，也就会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留下印记。在各民族、地区、国家中都流传有金钱对人们精神世界影响的格言与俗语，如“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利息是“上帝眼中深恶痛绝的罪恶”等。178即使当代意识形态的两大原则——功利与民主——也躲不开金钱的影子，包括新闻媒介也会受到金钱左右。在已经高度金融化的当代世界，社会秩序的金字塔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金融高”的等级序列，即便在危机救助的政府清单上，投行与银行也要排在实体企业的前面。这既符合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也体现了金融在社会精神评价体系中的权重。

然而，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影响金钱，尤其是人能够通过货币制度来影响金钱的运行。说到底，任何制度都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精神产品。汉武帝统一铸币固然有战争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但也含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精神追求。“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使欧洲的精神世界摆脱了天主教的控制，世俗新理念催生了独立的主权国家和货币体系。英国的“光荣革命”源自对天主教复辟的担心，这一革命开启了英国货币制度长期的创新进程。在国家主导的时代，货币制度都是各阶层利益的法律化，推出什么样的货币制度是社会各阶级博弈的结果；而在全球化时代，货币制度的建立表现为不同国家间的博弈，其中自然缺少不了思想领域的交锋。思想和理论交锋的结果，无论是改变旧的还是设计出新的货币制度，都会对世界货币体系的运行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等国组织人员对战后秩序，包括货币秩序进行设计。在谈判期间，凯恩斯提出的货币制度设计比美国代表怀特提出的方案显然要高一筹，而最终的选择却是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关键原因是怀特方案背后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体现了力量对所有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参与规则制定的人的强制能力。然而，力量也有局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几年后，经济学家特里芬就指出，这一体系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20多年后，曾经支配过世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轰然瓦解了。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从另一角度体现了精神的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力鼓励和实践金融创新，废除了既往监管金融业的大部分法律条款，为金融衍生品的爆发式增长扫清了道路，也为金融自由的世界性传播奠定了精神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被许多国家政府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了放松资本管制和鼓励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结果很快就导致了国家和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使全球资本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从而加剧了世界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

精神因素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制度的成形则是力量与精神之间互动的最终结果，制度一旦成形便具有力量与精神所赋予的综合性强制能力。就如同今天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元货币体系，它诞生于美国军事力量取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美国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也有“美国精神”为感召，因此，美元体系一旦形成就成为支配大半个世界的制度体系。即便在发生危机的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庞大的经济体，拥有投入最多的科研机构和最有成效的大学教育体系，最庞大的金融投资和资金管理机构，最大的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最具影响力的评级公司和最善于操纵舆论的新闻媒体，最活跃的智库及精神产品，占有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根服务器，以及作为全球力量的美国军队，这一切的交融构成了美元权力体系的基座。

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曾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两个信任系统。179当纸币美元体系和金融衍生品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反危机的QE政策，而受金融资本支配的专家也在论证这样做的合理性，这使得人类社会最大的两个信任系统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任何想要改革、改变或修订货币制度体系的力量必须明白，其所面对的不仅有维护货币霸权的经济基础、科技能力和军事力量，也包括引导舆论，影响世俗判断和学术评价的价值观，认定资产、劳动、商品、公司和国家价值的评估权，还有评判是非曲直、分配利益的法律制度，以及已经金融化了的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

[1] 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美中经济的失衡”——美国花钱太多、中国储蓄太多。

第三章
银本位和金本位时代的币缘

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历史的生产关系。

——卡尔·马克思

货币产生于交易，出现世界范围的持续交易，是产生世界货币的前提。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建构起覆盖世界的贸易网络，世界货币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交易手段和储备工具随之而生。最初充当世界货币的是白银，各国使用白银进行贸易，形成了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制度体系。白银本位制是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动力和制度保障。在银本位制之后，相继出现过金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汇兑制、美元本位制，这些形态各异的全球货币体系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同周期的重要标志，更是维持其运行的关键保障。

世界货币体系是全球的权力杠杆。而全球币缘——因世界货币体系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具有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它引起和推进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近代和现代世界发展的斑斓图景。

第一节 银本位塑造的伊比利亚周期

16世纪的世界出现了三个关键事件：一是“大航海”使世界经济体系扩展到全球规模；二是欧洲人通过“大掳掠”获得的美洲白银控制了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和全球分工；三是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国家。1这三大事件的共同作用，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由此改变了欧洲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第一个百年周期——伊比利亚周期。

掳掠—贸易产业链

在16世纪之前，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地带。地少人多、缺钱少粮的生存压力和长子继承制度，迫使小王子和小贵族必须外出谋生。2对热那亚城邦来说，威尼斯垄断了欧洲向东的贸易线路，迫使他们的金钱和水手只能向西寻求突破。共同的困境，把热那亚城邦的金融资本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王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热那亚—伊比利亚综合体。这一综合体发明了一种把海外探险活动变成可以赢利的生意——把掳掠和贸易结合为一体的生产模式。

以寻找亚洲香料新航路和“迷失的基督徒”为目标的航海探险，从1291年就开始了。在“航海者亨利”等王室成员的带领和支持下，葡萄牙人通过上百年探索，开辟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伦敦，从马格里布、摩洛哥到几内亚湾的多条以谷物贸易为主的海上航线；此外，还开发了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这些通往大西洋的南部航线主要从事黄金与奴隶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植园生产和蔗糖贸易。从1443年开始，奴隶贸易成为“葡萄牙所有大发现与殖民活动的支柱”，其价值超过了战争与掠夺。3伊比利亚人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西非海岸之间，构建起了“掳掠—贸易”的产业链：在西非掳掠奴隶，用奴隶在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上劳动种植甘蔗和制糖，再通过贸易获得海盐、象牙、孔雀石、胡椒等资源，以交换更多的黄金。这是“掳掠—贸易”的第一个阶段。4

“掳掠—贸易”产业链产生的巨大利润，引起了欧洲多个国家王室的重视，也吸引了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们的追捧。国王和银行家都成为这种以“掳掠—贸易”为核心业务的海外探险的赞助人——哥伦布第一次远航的资金就来自伊莎贝拉女王和热那亚银行家；麦哲伦的环球探险则得到了查理五世的直接资助，条件是发现的土地归国王，而收益的5%归麦哲伦；查理五世则给皮萨罗提供了充足的经费，皮萨罗用这笔钱招募了一支探险队，并依靠这支队伍征服了印加帝国。

法国和英国也加入葡萄牙、西班牙人的“掳掠—贸易”产业链中，它们加入的方式是通过海盗式劫掠夺取伊比利亚人的奴隶和金银。伊丽莎白女王将自己的“耶稣”号舰船借给英国探险队，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奴隶运输和海上劫掠，并分享海上劫掠成果。5这种对非洲和美洲财富的劫掠和海盗式再分配，成为西欧国家共同兴起的财富基础。“上帝、大炮和帆船成为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6

一本万利的“掳掠—贸易”链，从大西洋非洲沿岸地区和周边岛屿向大西洋对岸扩展，不断吸引着国王、海盗、商人以权力、人力、金钱参与其中，随着矿产开采、贸易走私、金融交易、海上掠夺、船舶制造等更多成分的加入。“掳掠—贸易”产业链越来越粗硕、丰富，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产业模式。这一切构成了资本早期超额积累的真正来源。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漫长历程中，具有奠基意义的阶段是对美洲的征服和掠夺。7马克思曾经指出：

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8

哥伦布等人的成功并不在于航海“大发现”——哥伦布本人至死坚信自己到达了中国或日本周边的群岛，而在于为世界性的跨洲域财富转移奠定了基础。欧洲的“掳掠—贸易”产业链中，有伊比利亚人对非洲和美洲的掳掠，有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教皇子午线”对新世界的瓜分，9也有法国、英国人以海盗方式掳掠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贵金属和奴隶，还有欧洲探险者对伊斯兰人的劫掠，10以及欧洲国家之间对海外殖民地的长期争夺的战争。持续数百年收获颇丰的掳掠成为欧洲资本迅速增殖的捷径，成为西欧国家竞相效仿的产业模式。

必须强调的是，欧洲获得美洲贵金属的过程，并不是通过与美洲土著的贸易，而是以强占矿产和强加当地居民劳动的方式获得并经营美洲的银矿，这种“高压统治”在促进欧洲经济优势中有巨大意义。显然，仅靠“大航海”开辟寻常的商业贸易通道不可能使资本快速增殖，如果没有掳掠或者说“高压统治”，欧洲便无法赢得美洲，亦不可能从中获得足以让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全球体系的“第一桶金”11。

从11世纪起，在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组成的四边形地区就出现了清晰可辨的资本主义因素，成为资本主义的最早苗圃，教廷也在用其财富之水辛勤地浇灌着资本主义的新芽。12然而，这些资本主义嫩芽长了数百年却无法成材，更别说蔚然成林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快速成长，得益于“掳掠—贸易”链带来的美洲贵金属的大量涌入，这才是西方兴起之源。

西班牙的脂肪

货币是国家的脂肪，多了会发胖，少了要生病。13在没有得到美洲的贵金属洪流浸润之前，西班牙王国也包括欧洲大陆都显得有几分病恹恹的样子。

在1500年前的欧洲，用于流通的金银只有17亿比索。不论是国王还是教廷，都感到缺钱。1519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参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着欧洲矿业的福格尔家族出资100万金佛罗林助选，用3 000公斤黄金满足了7位投票候选人的胃口，让这位19岁的西班牙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时人眼里，神圣罗马帝国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的空架子，14可要面对的麻烦却一点儿也不少。查理五世除了要应对新教运动和法国挑战之外，还要对抗处于鼎盛期的奥斯曼帝国。与千斤重担形成对照的是空空如也的国库。西班牙在当时只能算是穷乡僻壤，靠着福格尔银行的金币，查理五世才能勉强支撑。

幸运的是，从1521年开始，尤其是在1545年秘鲁波托西银矿山大规模开采之后，美洲贵金属——最初是黄金，后来主要是白银——大量涌入西班牙，让查理五世获得了让帝国运行下去的金钱。据布罗代尔等人的推算，在1500年以前，欧洲的白银总共有约2万吨。1521～1600年，仅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出产了1.8万吨白银。而17世纪有3.1万吨、18世纪有5.2万吨白银流入了欧洲。也就是说，在不到300年间有10万吨以上的美洲白银成为欧洲的货币财富。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数据过于保守，估计仅在16世纪美洲输入的贵金属就达到10万吨白银的规模，这使欧洲货币总量增加了5倍。15

对美洲的征服产生的贵金属洪流，不仅为羸弱的西班牙帝国输了血，让查理五世的军队有了更充足的军费，而且还给他总也打不赢的对手以致命一击——美洲白银的到来，抬高了奥斯曼帝国的物价，使其稳定达数百年的货币出现大贬值，猛烈冲击了其财政来源的赋税承包制，16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并加剧了社会贫困，大量农民离开耕地流入城市或落草为寇，奥斯曼帝国的根基因而被撼动。货币财富的剧烈变化，演变为复杂的币缘政治效应，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在对付奥斯曼帝国扩张中取得了胜利。17

突然到来的海外财富改变了原有力量的格局，把西班牙推上了欧洲权力的巅峰。快速膨胀的西班牙帝国的领地涵盖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18。

帝国式“糖尿病”

对任何一个帝国来说，用钱的地方总是比钱更多。得到海外横财的西班牙也是如此——在菲利普二世（又译“腓力二世”）继承查理五世王位的时候，同时也继承了７００万达克特的债务。这笔债务和利息吞噬了西班牙一切可得的收入，使帝国难以健康地生存和发展。

西班牙人有着强烈的天主教信仰，在他们的观念里，充当捍卫宗教和贵族荣誉的骑士是很体面的事，从事生产则是低贱的行为。在获得大量美洲贵金属财富后，西班牙富人大多通过购买公债也就是以金融投资的方式直接获益，而不去从事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生产性活动。出于宗教狂热，西班牙大量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其中包括商业、金融人才和优秀的工匠。这些理念和举动，让西班牙失去了将大量摄入的白银财富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机能，加之战争的大量消耗，使得西班牙因透支而“消瘦”，时常表现出病态的自尊。

哈布斯堡宫廷奉行一种“救世式帝国主义”，既要承担近于无限的宗教责任，还要小心维护帝国的世俗声誉。在菲利普二世看来，帝国的基础是世界各地对它“普遍尊敬”，“尊严和名誉”是帝国的最大资产。如果在一个地区或一件事情上表现软弱，会损害其在所有地区和所有事务上的统治。这种担心迫使它先后或同时与尼德兰、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开战。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42年里，西班牙只拥有短短6个月的和平时间，其余每天都在打仗。当时的评论说，除了上帝以外的每个人都是西班牙的敌人。

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先后下达过四次“破产敕令”，暂停国库支付一切债务。19这种基于“皇家豁免权”的赖账行为固然缓解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却造成更加深远的伤害。它导致依附于帝国的福格尔家族等商人的破产，还引发军队哗变和抢劫城市的灾难。更有害的是，利用王权的赖账行为，妨碍了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理性计算，使财富转化为资本的积累过程缺少“可计算性”20。结果是帝国非但失去了财政造血的功能，而且连借钱也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这使西班牙帝国只能在一场接一场的财政危机中苦苦挣扎，因此输掉多场至关重要的战争。

美洲白银养育了西班牙帝国跨洲际的庞大身躯，却没有赋予它足以支配身躯的头脑，甚至连管理整个欧洲的头脑也不具备。作为第一个拥有世界规模的帝国，它的国家机器显然未能适应这一变化。21

意大利城邦资本主义势力同样存在着问题。在1557年菲利普二世统治的西班牙陷入破产时，热那亚银行财团取代了福格尔家族，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新金主，形成了阿里吉所说的“热那亚—伊比利亚国家”的“两栖”结构，也就是主导16世纪的资本—权力综合体。意大利城邦的狭小空间和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为资本循环增殖提供所需要的成长空间，也不足以对西班牙王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只能依附于王室和教廷以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

资本主义体系的成长不仅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热那亚—伊比利亚国家开启的资本主义要完成从地区体系向全球体系的过渡，还需要经历“漫长的16世纪”。这是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期，也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襁褓期。美洲的财富帮助欧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欧洲新的权力组合渐渐成熟，站在塔尖上的是热那亚和伊比利亚国家的综合体。22热那亚提供资本，伊比利亚国家的王权则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保护。在白银财富的滋养下，这个资本与暴力的综合体成为欧洲权力的新中心，也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的代表力量。

在此期间，资本尚未发展出通过生产式循环实现资本增殖的模式，而更多表现出通过直接掠夺实现利润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带来的美洲白银，很快让西班牙患上摄入不如消耗的“帝国式糖尿病”。

第二节 白银资本化的荷兰周期

历史充满着复杂性。美洲的白银缔造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时代，却也推动欧洲的财富中心离开了地中海地区。美洲殖民地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美洲财富，导致欧洲经济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区，先是里斯本、塞维利亚，继而是安特卫普、布鲁日等城市，这些为跨大西洋贸易提供服务的城市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欧洲的今日之都。低地城市群的兴起，带动了波罗的海、北海地区的发展，使尼德兰联合省成为足以与地中海地区匹敌的新兴经济带。跨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和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兴起，使欧洲经济重心出现了西移与北上的趋势，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转向大西洋海岸。从伊普尔向东北经过根特和布鲁日直到安特卫普的尼德兰狭长地带，23成为把白银财富转化为白银资本的福地。

资本孵化箱

与地中海地区相比，尼德兰地区曾经是欧洲的边缘地带。美洲白银的进入，使这里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得以成长的新空间。随着经济地理重心的调整，欧洲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

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的创新。24

美洲白银的到来，打破了权贵银行家对欧洲帝国财政和社会资本的垄断。大西洋沿岸城市安特卫普吸纳了大量的美洲白银，成为欧洲的超级货币市场和帝国的保险交易所。它将地中海和波罗的海贸易连成一体，成为重要的国际中心市场。更重要的是，安特卫普作为一个财富的集体，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主要放债人。25面对国王对金钱日益增长的需要，无论是美第奇家族还是福格尔家族的传统商业银行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作为一个“公共财富中心”，不是依附于国王的“钱袋子”，向它借贷需要有可靠财源的担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因对法国开战需要进行借贷，只能把税收抵押给尼德兰议会，通过议会的信用才借到了钱。26在向国王们放贷的过程中，欧洲城市逐渐培育起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

城市是商人的集聚之地，诞生于城市的公司，是新商人和新资本的真正载体。从16世纪中叶开始，西欧国家中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公司。这些公司，不论是王室的特许公司，还是股份制公司，虽然仍需要得到王权的支持，但公司不再是家族化的商业组织，而是基于具有明晰产权关系的合伙人制度。建立在私人财产基础上的公司不仅通过从事海外贸易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也培育了具有重商主义意识的资产阶级。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商业组织，它由6个商会组成，有73个董事，管理共同事务的是17人团，公司内部从商船队到水手都按照新型的雇佣关系管理，具有信贷银行特性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保障东印度公司日常运作的资金需求。27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它还从国会得到了贸易垄断权的特许状，被授予宣战、媾和、夺取外国船只、建立殖民地、建筑堡垒和铸造货币的权力。作为得到资产阶级国家支持的一种新型商业企业，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轻易击败了先行到来的葡萄牙人。

依托新兴的城市和公司，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市贸易，同时也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交易所和信贷模式。新的商业组织、新的商业模式和法规，新的商人阶级、新的意识形态，对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与商人，也包括由失地农民、城市平民演变来的无产阶级。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必须忍受长时间的劳动、低工资和随时失业的威胁。28雇佣陷入赤贫的自由劳动力的人，是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他们通过雇佣劳动获得财富。当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时，资本才会产生。29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

美洲贵金属的涌入，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封建领主普遍沦入贫困的境地，高高在上的教会和教士也不得不改变角色，从传统地主变成了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骑士阶级被资本的火器扫入历史，新的军事组织要求纪律与合作，骑士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才能维持生计。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改变，“封建制度由于贵金属在美洲的被发现所引起的货币贬值而濒于灭亡”30。

美洲白银对欧洲社会的重塑，并非仅仅是给予外力的推动，而是提供了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欧洲传统社会的分解、复分解，置换与化合。对于这种复杂演化过程的发生和完成，美洲贵金属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套用一句俗话，在欧洲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美洲白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美洲白银是万万不能的。

变为资本的白银

在中世纪，欧洲的贵金属不是被王公贵族用于战争或从东方进口奢侈品，就是被教会用作教堂装饰或贵族的餐具——西班牙驻荷兰军队司令阿尔瓦去世时，留下了600打银碟和800个大银盘。直到16、17世纪大量的美洲贵金属流入后，欧洲缺少贵金属通货的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改变。美洲贵金属是促使欧洲货币大规模流通的关键因素，这推动了欧洲的货币经济得以长足发展。

在欧洲兴起的过程中，美洲白银无疑充当了第一推动因素。令其持续下去并真正脱颖而出的动力，则来自白银的资本化以及白银资本对社会所产生的复杂效应。白银天然就是货币，可是作为货币的白银并不会自然而然就羽化为资本。货币要演变为资本，要形成保障这种演变持续下去的资本主义制度，养育出资本主义社会，还需要有许多其他条件，其中包括思想的基础。

马丁·路德的著作在1520年就被翻译成为尼德兰语，活跃的经济活动与活跃的思想相互激荡，促使尼德兰成为新教传播的核心地区。由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其经济意义在于阻断了教会对社会财富的过度榨取，把更多的财富投向生产和商业交换。31比马丁·路德更关注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卡尔文教提倡节俭、勤勉、理性的美德，为资本主义制度在荷兰廓清了思想地基。新教信念转化为勤奋、诚实、严肃、节约时间和金钱的世俗准则，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保护商人抵御传统贵族的攻击，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资本积累。32

荷兰式的宽容对犹太商人、摩尔工匠、信胡格诺教的法国工人和德国的路德宗教徒们敞开了国门，33这些自由人的到来刺激了荷兰的基础设施、工矿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西班牙人驱逐的犹太银行家为荷兰提供了最缺乏的资本和金融人才，通过他们建立的荷兰金融市场把西班牙的白银财富变成了荷兰的白银资本，滋润着荷兰的各行各业。34

在荷兰，白银的主要功能逐渐从支付转变为投资。据P.W.克莱因的推测，荷兰国内资本的总额有25%～30%由股票投资构成。这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商品化，也促使城市管理部门日益发展起来。35荷兰兴建起排涝的治水站，建成了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粮食蔬菜油料自给有余，奶制品还可以输出；在荷兰资本的投入下，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保持着兴旺。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而发达的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 500年前的地中海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主要满足王公贵族、高级僧侣、富商巨贾的需要，与欧洲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关系不大。在美洲白银财富的推动下，尼德兰成为欧洲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波罗的海地区大众性必需品贸易得到蓬勃发展，荷兰人成为全欧洲的货运商。36由此创立了一种把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商业资本主义模式，积累起了大量的资本。荷兰开始超越地中海沿岸城邦，成为欧洲的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活动的新中心。

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得以在荷兰率先建立，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大西洋航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美洲白银的涌入、造船技术的改进、波罗的海贸易的兴起、对北海鲱鱼的大量捕捞、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荷兰城市的兴起、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建立、新教运动和大量新教徒的迁入、荷兰人购买永久年金的习惯、军事技术的发展、菲利普二世错误的尼德兰政策、法国与西班牙的宿怨、伊丽莎白一世对荷兰的支持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等等，37在上述所有因素的复杂作用下，荷兰人创造出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运行结果是，白银货币被不断投入生产领域，再增殖产生新的财富，其中也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白银在与中国黄金贸易中的套利活动，如此持续循环生产出源源不断的资本流。

白银向东，黄金向西

长期以来，在欧洲黄金与白银的比值处于1∶12.5～1∶１４之间；而在中国，基本保持在1∶10～1∶11。38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专门提到，用同样的白银可以在中国换到更多的黄金。而据全汉昇的计算，中国的黄金与白银的比价为1∶5.5～1∶7。在欧亚两个经济体系发生频繁交易时，相对的银贵金贱，吸引白银潮水般涌入中国，而中国的黄金和实物则流向欧洲——这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套汇巨流。

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巨量白银，使欧洲拥有了足以与亚洲进行贸易的货币。据统计，在1500—1800年全球所产的白银中，有超过一半最终抵达了亚洲，其中约有６万吨白银流入了中国和印度。在1500—1800年的300年间，欧洲所能生产并出口的最主要的商品就是来自美洲的贵金属。39

在一个时期中，把白银运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换取黄金成为欧洲公司最主要的贸易活动。在1660—1720年的60年间，贵金属贸易占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总额的87%，最多的年份竟然占到94％。全球性的金银套利交易，是“全球白银循环”的重要推手。40白银向东，黄金向西——两大贵金属的跨洲交换虽出于自愿，却产生了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后果——中国得到了白银，欧洲获得了亚洲的黄金和商品，给美洲剩下的是暴虐的殖民统治。货币套利的实质，是资本以洲域和整个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体系性剥夺，这一手段远比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经济剥削更加高效，只是由于其极为宏观的背景和长久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一般人们所能感知和理解的范围。

美洲白银的涌入，满足了中国经济对货币增长的需求，也使历来自给自足的中国在不经意间把货币杠杆交给了外部世界。按照弗兰克的说法，欧洲用美洲的白银换取了亚洲经济快车的车票。登上了亚洲快车的欧洲，并不满足只是当一名乘客，而是凭借白银杠杆控制了世界的产业分工和贸易方式，成为全球经济火车头上的司机。就这样，欧洲利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从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变成了中心。

历史选择了白银。数量巨大的美洲白银，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了适当的地点。这些白银就像上帝一样，给欧洲主导的全球贸易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第一推动力。在数百年世界贸易中，白银成为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人们都能接受并且供应充足的唯一的贵金属。这些白银中的一部分沿着数千年亚欧贸易网络铺就的历史轨道流向亚洲；另外一部分则通过新开辟的由美洲到菲律宾、再到中国沿海的新航路流入中国。分流的白银财富和白银资本，是导致彭慕兰所谓世界经济在1500年出现“大分流”的重要原因。“旧大陆”数千年的财富格局，被这股长达数百年的白银资本洪流所改变——最终中国和印度失去了世界财富中心的地位，伊斯兰世界不再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枢纽，而欧洲则利用亚洲“中心”衰落而兴起，把原本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大西洋地区，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新中心。

主权国家的铺路机

历史从不缺少戏剧性。掳掠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像传送带一样把美洲财富运回西班牙，把帝国推上了欧洲权力的巅峰。这些原本用于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正统地位的白银，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与之对立的尼德兰地区，不但养活了忠于西班牙的军队和臣民，也养活了那里的叛逆者。41这笔“政治”白银既累垮了国王的军队，也瓦解了帝国的根基。在哈布斯堡王朝肥沃的废墟之上，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幼苗在帝国北部边缘地带的尼德兰联合省悄然生长。

尼德兰地区最初是哈布斯堡家族收获的嫁妆。当时欧洲王室间存在着复杂姻亲关系，在这个血缘帝国中婚姻是维系各个王国的最重要纽带。查理五世最初就是尼德兰的总督，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西班牙和奥地利，并最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时的北欧地区已经开始因美洲殖民地的发现而繁荣起来，尼德兰的许多城市成为大西洋沿岸新兴的经济明星。到了16世纪60年代，热衷于从事转运商业的荷兰人拥有了1 800艘海船，是一个世纪之前威尼斯鼎盛时期拥有海船的6倍。42这些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把瑞典的铁、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和黄麻运往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然后再装上酒和亚洲香料运过森德海峡。不仅如此，荷兰人还从事鲱鱼捕捞和贸易，加工海产品和精炼鲸鱼油，充当着欧洲和海洋贸易的中间人。

荷兰的城市——先是安特卫普，后来则是阿姆斯特丹——通过提供港口、仓库、海船、水手和商业信贷，控制着欧洲和大西洋的海洋贸易。荷兰人以乌龟式的坚韧，拖曳着欧洲的经济重心从传统地中海地区一步步北移，直到大西洋沿岸成为欧洲经济的新中心。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难以接受自己的出生地变成信奉新教的地区；作为国王，他也无法同意荷兰的独立。西班牙帝国试图以军事镇压和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来阻止尼德兰的宗教改革和独立运动。西班牙统治者的暴虐镇压激起了荷兰贵族、新教徒和商人阶级共同的反抗意志，迫使整个荷兰民族走上叛逆之路。43

商人和资本家的介入，使独立战争获得了长期坚持下去的经济基础。荷兰人天生是商人而不是战士——即使在战火正酣的时候依然保持着经济繁荣。在1568—1648年的80年独立战争中，看起来弱小的荷兰人用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把美洲白银变成了资本，依靠白银资本的力量拖垮了貌似强大的西班牙帝国。荷兰资本资助了拿骚莫里斯的军队和有“海上乞丐”之名的荷兰舰队，使这支军队足以抵抗西班牙大军。荷兰的经验是，贸易生产财富，财富转化为军队，军队增强国家力量，强有力的国家保障贸易和财富的持续积累。到1648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银行里就有3亿荷兰盾的现金存款，充裕的流动资本使荷兰及荷兰支持的同盟军队可以从2%～3%的利息获得军事经费。44与之相比，西班牙帝国却因为战争债台高筑、频频爆发财政危机，尽管菲利普二世殚精竭虑，还是难以找到把战争继续下去的财源。荷兰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运用方式的胜利，是资本化白银对货币白银或财政白银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胜利，也是币缘对血缘的胜利。

如果西班牙面对的是奥斯曼或法国那样的传统帝国，作为更有财力的一方西班牙还能占据上风。不幸的是，堂·吉诃德的帝国遇到了新型对手——不是荷兰的风车，而是在白银资本基础上的尼德兰。尼德兰联合省看起来弱小，却因为可以把在西班牙帝国中流通的白银货币转化为不断增殖的白银资本，并以此支撑长期战争。西班牙实际在用自己的财富供养着对手，这注定是无法取胜的战争。荷兰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独立，导致了世袭继承和靠联姻缔结的欧洲王国体系的最终解体。这还催生了一种被称为“主权国家”的新型国家在欧洲诞生。

新型的主权国家产生于对王权、神权的斗争，其责任是为特定地区的资本增殖提供政治和安全的保障。因此，新型资产阶级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划清国家的空间界线，清晰的领土边界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产权和社会财富的依据，是保护国家内部私有财产的前提，也是对国家施行统一管理的基础。新国家废止贵族特权，对宗教更加宽容，树立并推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权体制，采取减少暴力的内部绥靖政策，以“隐晦的经济压迫”使资本主义体系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扩展。为此，国家需要全体公民成为具有文化同质性的“观念共同体”45。

尼德兰地区从联合省向主权独立的荷兰国家过渡的历程，对欧洲传统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荷兰的独立运动唤醒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成为欧洲现代主权国家的“铺轨机”46，它开启了重组现代欧洲政治版图的百年进程。

保障资本积累的和约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直接起因，源于天主教政府对捷克地区新教徒的镇压。当新教联盟在白山战役中被天主教军队所打败时，如果胜利者能够表现出宽容和大度，战争就有可能结束。天主教统治者在心理和政治上常常表现出“战略性的过度伸展”，他们在宁可统治一片沙漠也不容忍异端的信念指导下，对新教徒毫不姑息。这迫使支持德国新教势力的丹麦直接介入了战争。47当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联手打败丹麦军队后，依然不知节制地挥师北欧，力图控制波罗的海贸易。此举威胁到了瑞典和英、法、荷等国的利益。在荷、法等国的资助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率军队进入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开战。战争就此演变为欧洲国家间争权夺利的混战。国家利益认识的强化，是与宗教意识淡化同时发生的精神现象。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国家利益开始超越宗教冲突成为欧洲战争的主导因素。

30年的混战，让交战各方都感觉筋疲力尽。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请求下，法国和瑞典同意停战。在这场当时欧洲最残酷也是最昂贵的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荷兰商业资本有力而坚韧的手。荷兰通过向富裕市民贷款和征收海关关税及销售税等方式，持续不断地将资本转向战争。48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战场上长期占据优势，反抗力量却总是击而不垮。荷兰资本对新教诸侯、新教国家的坚定支持，是他们一次次卷土重来的秘密。

荷兰商业资本是“三十年战争”的支柱，也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幕后推手。荷兰资本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提供了动力，因此反抗力量也要受到资本的制约与限制。对资本来说，战争分出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冒最小风险实现最大的收益。对荷兰的商业资本而言，战争的首要目标是荷兰获得独立。因为只有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低地联合省的资本才能摆脱西班牙的盘剥，实现可持续的积累。在达成这一目标之前，商业资本支持下的荷兰人表现出无比的坚韧；一旦目的达到，资本就会展现出柔软的身段。当神圣罗马帝国真正愿意妥协的时候，荷兰抢先在1648年1月与西班牙签署了局部和约《蒙斯特条约》，以确定联合省的独立地位，却不惜让法国和西班牙的冲突继续下去。49

失去资本支持的战争难以持续，其他参与战争方经过讨价还价，也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或所能得到的结果，这一切包括在1648年10月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和约承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承认新教和旧教享有同等的权力，打破了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皇神权对欧洲的政治控制，从世俗和宗教两个维度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奠定了近代欧洲政治与法律的基础，为建立一个摆脱中世纪传统的新欧洲创造了条件。50

“三十年战争”是荷兰商业资本的胜利。作为战争胜利结果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西欧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扫除了资本循环增殖的主要阻碍——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廷对西欧的支配权，为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国际政治环境——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更加世俗化和均势的西欧，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体系快速成长的暖房。到1700年，荷兰王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 130国际元[1]，超过大部分西欧国家一倍以上，是中国和印度的3倍。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平民百姓不参与君主之间的争执。在和约之后签订的条约中，提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财产和商业活动的规则。这使君主间的战争对平民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资本力量特别是荷兰资本的推动。诚如阿里吉所说：

授予私人企业充分的，即使在战时也可跨越政治管辖区域和平地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这不仅反映了统治者与臣民在战争手段和生活手段的可靠供应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反映了荷兰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在无节制的资本积累方面的特殊利益。这种出于资本积累的考虑而重组政治空间的做法，不仅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开始。51

和约构建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遵循国际法原则和均势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对荷兰资本来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起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为其在欧洲的不断循环增殖创造了可控的外部环境。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呵护下，欧洲的重商主义从思潮变为国策，商人间涓涓细流的交易变成千万人参与的市场行为，成为受国家制度及法律保障的自觉行动，从而摧枯拉朽般横扫了封建欧洲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时代，荷兰成为欧洲甚至是世界的中心，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罗马以北的意大利和德国的莱茵河及易北河地区环绕在它的周围，斯堪的纳维亚、苏格兰、爱尔兰、汉堡至威尼斯一线以东的欧洲，罗马以南的意大利，还有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则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带，居于体系中心的荷兰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52

走向全球的资本秩序

主权独立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国际法的方式赋予国家对所管辖空间的绝对治权，同时也赋予国家保持资本安全与增殖的义务。西欧从此摆脱了神权与王权的羁绊，成为资本向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扩张的基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种适合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周期的国际秩序，是由白银资本培育出来的币缘秩序。它集中体现了荷兰商业资本的利益，反映了银本位时代欧洲社会的变化和新的权力关系。

从城邦、地区、民族国家、洲域再到全球，是资本主义体系空间扩张的轨迹。从一开始，资本主义体系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并存，私有基础与国有基础并存，竞争与垄断并存。53热那亚—伊比利亚综合体从地中海地区走向了世界；荷兰体系从几个城市的联合省发展为主权民族国家，再向整个欧洲和世界扩张。在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从较小空间向更大空间扩张的空间律。54

资本对更大空间的渴求，源自资本的本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里，资本的收益必然趋向平均利润。只有不断地扩张——空间扩张是其基本方式，资本才有望不断获取超额利润。在一个受到限制的经济空间里，资本主义无法茁壮生长。向全球扩张，是资本发展的本能冲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只是西欧地区的政治秩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渐渐由一个区域性的体系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体系，成为全球秩序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提供了政治制度框架，资本需要有这样的政治秩序为其全球扩展提供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保障。

在重构欧陆板块、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同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将“主权独立”、“民族国家”概念带入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对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限制，这成为边缘地带弱小民族及国家的安全屏障，成为亚非拉边缘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维持独立生存的希望。这一原本为促进资本扩张而生的政治体系，最终却演变为限制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历史的悖论无处不在。

第三节 滑向边缘的伊斯兰世界

在没有发现大西洋航线的时代，傍倚着这片“黑暗海洋”的欧洲，不过是亚欧大陆上的远西。55这一以东方为中心的观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财富格局。东方——主要是中国与印度是世界最富庶之地，连接东方的中东地区是亚非欧大陆的十字路口，扼守“七海之地”的枢纽。56自公元6世纪后伊斯兰教兴起于此，500年间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到15世纪，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再度兴起，并成为欧亚大陆上的决定性力量。

枢纽地带的边缘化

作为亚欧大陆的腹心，中东是联结亚欧贸易网络的枢纽。伊斯兰控制的中东地区保持着对欧洲的贸易霸权，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则是通过与伊斯兰地区的贸易，甚至要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良好关系获得的贸易特权，才得以维持自己在欧洲商业领域的权威。57

与财富格局相匹配，伊斯兰文明在当时世界诸文明中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不断向周边溢出——近水楼台的意大利因而成为文艺复兴的先锋，伊斯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源泉。58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合约经营、汇票、信贷、保险、银行和会计记账方法的金融革命，还是对航海革命至关重要的星盘、罗盘、三角帆、尾舵等技术，包括促发宗教革命的印刷术，最初的源头均来自东方——即便来自中国和印度，也需要以伊斯兰世界为中介。伊斯兰世界不仅是通向东方的桥梁，也是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文艺复兴背后，屹立着东方。59

1453年，奥斯曼帝国夺取君士坦丁堡，进而获得了对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商业控制，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在此后的80年里，奥斯曼的欧洲帝国扩大了两倍。1529年，苏莱曼大帝的兵锋抵达维也纳城下。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使基督教世界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感，基督教欧洲力图改变相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颓势，教皇颁布一道接一道扩展势力范围的敕令，国王和商人都已投入寻找新航线的探险行动。虔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则在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势力经年苦斗。

然而，苏莱曼大帝除了向欧洲扩张，还要对付伊朗的萨非王朝，这使他不得不在东部和西部轮流发动战役，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60基于以往军事割据的教训，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只能由苏丹本人或全权代表来统辖，因此一次只能派出一支军队、在一个方向上作战。61每年冬季，来自不同封地的伊斯兰军队必须返回各自的基地过冬，以保证财政收入并补充装备和人马。一年一度拉锯式的进攻与回撤，极大地降低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效能，使基督教欧洲在抵御伊斯兰大军中得以喘息。

美洲财富的到来，打破了地区经济力量的平衡。这是导致逆转局势的大变化。新大陆的金银在欧洲引起物价猛涨，成箱西班牙银元的到来也致使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本适应于亚欧中枢地区的“外侨令”等政策，无法抵御欧洲国家和利凡特公司的竞争，1620年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羊毛制品竟然比在伦敦的价格还要便宜20%，“大西洋经济高压”对“奥斯曼经济低压区”长期入侵，不仅导致奥斯曼帝国工业的瓦解和商业优势的丧失，也几乎破坏了帝国其他部门乃至整个社会。62不断贬值的奥斯曼帝国货币使军队、政府和宗教界的薪给人员生活大受影响，各阶层之间微妙平衡被恶化的经济状况打破，帝国声誉和忠诚度普遍下降。63资本主义的疾风骤雨，摧毁了貌似坚固的奥斯曼帝国。

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拉动欧洲经济中心离开地中海地区，转向大西洋沿岸。1577年勒班陀湾海战的失利，更让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地中海的海权。新商路的开辟、战争的失利与欧洲经济重心的改变，导致欧洲不再依赖中东的枢纽地区，这加剧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64丢掉了欧洲一翼的伊斯兰世界，不仅失去了世界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欧洲中心区的边缘地带。

被颠覆的陆权

欧洲人发现了绕行非洲抵达亚洲富庶地区的印度洋航线，剥夺了伊斯兰世界控制世界主要商道的中间人的地位，这使得印度洋不再是以往的“阿拉伯海”。更严峻的是，随着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和对菲律宾的占领，欧洲人可以用美洲的白银直接与中国、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直接进行贸易。欧洲人编织了一张新的商业之网，重新连接了美洲和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65把原本居于中心的伊斯兰世界推到边缘地带。长期扼守亚欧商路十字路口的伊斯兰国家不再拥有地缘优势，失去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

在贸易主导权易手的过程中，炮舰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角色。达·伽马第一次去印度的航行中，多次对前来与之打招呼的伊斯兰商船进行劫掠。葡萄牙船只在印度洋和东南亚一带经常进行抢掠，烧毁船只、在桅杆上吊死船员，甚至杀害朝觐归来的穆斯林。当时的葡萄牙并不渴望成为一个贸易帝国，而是想通过暴力敲诈勒索和收取保护费。66葡萄牙人的举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世界性“大掳掠”的亚洲部分，它打破了传统世界的贸易秩序，导致原有的世界贸易网络解体。当时的罗马教廷宣称印度洋是“无主土地”，鼓励葡萄牙人以“先占原则”对异教徒开战。67中世纪基督教义中存在的对异教徒绝不宽容的偏执，基督徒把对异教徒进行的迫害看作是忠诚信仰的标志，这是孕育肆无忌惮的达·伽马式暴力的宗教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基因。

葡萄牙和荷兰为垄断亚洲到欧洲贸易的种种努力，包括一系列海陆军事行动，是印度莫卧儿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欧洲人以粗暴武力而不是商业技巧，破坏了印度与摩鹿加、望加锡、西里伯斯、班特姆、北爪哇港口及苏门答腊西岸的贸易联系，不仅导致孟加拉、古吉拉特庞大海运业的崩溃，也使印度的丝绸、棉纺业日益凋敝。这一经济后果，还导致了莫卧儿帝国的政治失序。68

在此之前，一个商人可以从摩洛哥、东非、印度、中亚、东南亚到中国，穿行1.2万公里而不离开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范围。作为亚欧大陆商贸网络的中心，伊斯兰世界在内部形成了统一的语言，保持着对异教商人和文化的宽容态度，69也维持着从中东经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秩序，这一切为保障互利贸易的经济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随着亚欧大陆贸易网络的破坏渐渐失去了基础。

随着欧亚两翼尽失，伊斯兰世界从全球经济枢纽的地位坠落到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在面临欧洲以主权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威胁时，伊斯兰内部却在分崩离析。在亚洲至欧洲贸易通道竞争的关键时刻，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反抗运动直接打击了红海航线的畅通，使欧洲人刚刚建立并不具竞争力的好望角航线得以兴旺。70新航线的兴旺只是伊斯兰世界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对来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伊斯兰世界在精神和物质层面均缺少适应性变化，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去参与全球竞争，这才是伊斯兰世界滑向边缘的主因。

第四节 中华圈的融蚀

中国实行铜钱本位制逾两千年，这一极其坚韧的铜钱体系，先在元代被打断，继而在明代被来自海外的白银悄悄融蚀。71传统铜钱体系的瓦解，摧毁了构筑其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也带来了世界性的权力转移。

铜不敌银

中国的银矿资源较少，产银历来不多。唐宋时代的金银矿可由民自由开采，官府仅收取20%的税。北宋政府在10世纪末每年平均有22万两银课，按20%税率推算，年产白银约为百万两。这与每年需铸币上亿枚钱的流通需要相比，白银显然不足以作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使用。72

元朝采取银钞结合的币制，比铜钱货币更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这种银为本位、钞银相权的钞法设计严谨，执行过程最初亦很严格，故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效果。由于没有对信用扩张的权力制衡机制，元代统治者无法制约多发钞的诱惑，结果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明朝初年经济尚未恢复，民间交易不兴，每年商税收入不过20万两，仅及北宋时的1%。故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强制推行用钞不用钱。后因明政府滥印钞票，导致纸币贬值，出现“钞壅不行”的局面。政府被迫改为钱钞并用。中国铜矿资源经千年开采几近枯竭，昂贵的铜价令政府难以承受铸钱成本。政府平均每年铸钱量仅为宋时的3%左右，并时常停铸。73因而市面屡出现“钱荒”，达到“市易无资”的地步。加之钱值较低，“钱贱不可大用”，难以满足经济运行的需求。

币值较高的白银具有更适于担任货币的特点，可中国银矿资源不多，明代年产银仅30万两上下。中国产银少需求大，周边产银国家开始向中国输入白银。随着白银增多，市场商品渐渐以银标价，民间买卖也用银作为交易媒介，银开始具有了货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交易选择用白银来进行，使得白银在明朝社会中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铜钱。74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贵金属的自然属性是白银被选择充当货币的重要原因。

白银输入最初来自缅甸、安（越）南和朝鲜，继而是日本，主要靠朝贡贸易的方式提供。中国作为朝贡体制的中心国家，要通过“厚往薄来”的政策显示天朝富有和鼓励朝贡国的“向化”75，朝贡贸易解决不了白银需求，却对朝贡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76由于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导致长期存在走私贸易，其中重要的输入品就是白银。白银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数倍价差，中国的生丝与日本也存在着数倍价差，这种情况在中国与南洋国家中也同样存在。顾炎武发现“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77。一本万利的巨额利润，使得走私贸易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不可小觑的经济联系纽带。

海外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和海商海外财富的出现，对传统农耕为本的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屡屡引起政府的打压。而海禁更加剧了走私，在海商集团对海禁的激烈反抗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准贩东西二洋”，部分开放了私人海外贸易。78此后，海禁虽时松时紧，并未彻底开放，但还是大大活跃了国内外贸易，并使白银大量内流。到明末时，商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了13%，这对一个长期依靠农业、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来说是巨大的变化。79

“一条鞭法”的冲击

明中叶“纲纪渐疏”，早期为抑商而行的种种举措日渐废弛，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对明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化年间，推出“输银代工”和“班匠输银”制度，工匠出银即可免予到朝廷轮班，这不仅使工匠能更方便地进行经营活动，也减少了工匠对朝廷的人身依附关系。流通白银的增加，“食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该番船之来多矣”。这为万历年施行计亩征银，赋役合一的“一条鞭法”创造了条件。80

“一条鞭法”明确白银成为国家用于税收管理和公共交换的最重要媒介，以法律的方式确定国家的货币本位，也反映了政府对白银货币的渴求。从万历初年起，明十三边镇有官军70万人，军费粮饷达800多万两。这还是承平时期的数字，若遇战事耗费更巨。81筹措银两以维持边镇军费，成为明政府必须解决的一大要务。因此，明政府推进赋税改革，启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无疑是货币领域的重大变革，然而，其在社会领域的意义则更加重大——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及权力秩序开启了重构进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纳银免役，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官府的依附程度；而政府希望获得更多的白银赋税，对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的控制也开始减弱。这一虽未完全实行的法律，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政府求银若渴，拥有白银财富的商人集团开始与政府讨价还价，渐渐产生了商人阶层的政治自觉。明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本就十分有限，其财政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3.7%。82商人集团在与政府废弛银禁、海禁等政策的博弈中，日渐占据上风。商人地位的上升，对传统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儒士中“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信条被打破，出现了“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新思想；部分知识分子将治生范围从务农扩大到做工经商，直接加入了商贾行列。这种士商合流的趋势改变了商人阶级的构成，也唤起了商人的精神追求，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行为标准和意识形态——“贾道”83。有的大商人如徽商朱处士、阮弼等，尝试着把商业资本向产业领域转移，成功商人也可“捐纳入士”；而一些官员则置不准经商的规定于不顾，“或坐或行”卷入各种商业活动中；就连京城中的太监，也公然开始经商。从“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社会浓郁的商业气息，冯梦龙笔下“酒色财气”的人生世态，艺术化地表现了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过程。儒士、画师重“治生”、讲“功利”、求“润笔”，体现了市场包括艺术市场的兴盛，也反映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在那个一切向银看的时代，商人不再是农耕社会中受到抑制并令人鄙夷的底层阶级，官与士都舍弃了清高的道德追求，即便是农民也开始根据市场的变化，将水稻田改种为甘蔗或桑树。84数千年坚如磐石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架构已然松动，并开始重组。

同时，制度层面的变化也在出现。自明万历以来，集中生产的工场制度开始形成。在松江一带为棉纺工场，在苏州则为丝绸工场，在景德镇为陶瓷工场。工场中分工严密，如景德镇制瓷，“共计一杯土工，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工场聚集之处，出现了“行会”、“会馆”、“公所”等商业组织，甚至出现了抗衡东家的工匠组织“西家行”。工商各业分明，俗话“三百六十行”之说，就始见于明代。85由于工场和市场的发展，漕运的恢复，各地出现了商业中心城市，在江南地区还涌现出大量工商业市镇，如丝业产地的濮院、盛泽、双林、南浔，棉业产地的枫泾、朱泾，以及后来著名的朱仙镇、景德镇、汉口镇、佛山等四大镇。这些新制度、新组织、新市镇之所以出现，皆源自成规模的工商业生产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直接相关。

明后期进出口额增加显著，据估计每年平均可达1 647万两白银，贸易赢利达942万两，进出口贸易牵动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尤其对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多时有十余万海商出海贸易，有的大海商拥资7 500英镑，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大股东不相上下，甚至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海外移民。1600年前后，在每年1 000多万两的贸易总额中，银的流入占400万两86。因贸易而大量流入的白银，在事实上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据保守估计，在隆庆朝开放海禁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超过1亿两，相当于嘉靖时50年的赋入，或万历时25年的赋入。87尽管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一直采取压制态度，但国门一旦打开，银雨润物无声，门就难以再关上了。传统经济地理、经济结构乃至社会风气，都因海外贸易发生了深刻而不可逆的变化。

东亚圈的解体

万历皇帝及其首辅大臣推行“一条鞭法”，开启了白银货币化的制度进程。此门一开，就把长期自给自足的中国货币体系与外部世界的贵金属供应直接连通在一起。中国经济的脉搏将随全球白银潮流的起伏而波动，白银货币成为中国政府难以左右的力量。88对此，明朝统治者并未意识到。

为一时方便而兴的货币制度改革，虽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却留下了经济主导权易手的隐患，甚至播撒了日后大明王朝覆亡的种子，并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使明帝国内部开始溶蚀，白银体系瓦解了王朝的政治结构和价值标准，“一切向银看”成为明代后期的社会潮流。白银货币化还推动了中华圈由兴转衰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东亚经济圈的解体。在全球连为一体的时代，国内政策常常会产生国际乃至全球的效应，由简单的力学现象演化为复杂的生命进化和社会变革。明代统治者的世界观被强大的历史惯性所烙刻，无法理解世界货币和全球币缘因素对中国社会超出商业交换的重大意义。

朝贡体系是中国统治者“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89明朝建立初始，朱元璋出于对张士诚、方国珍余部的担心，一方面厉行海禁，限制“可通外邦”的沿海商业势力，以解决“海疆不靖”的威胁；另一方面遣使四方，要周边国家“称藩纳贡”。通过采取重政治声望、不计经济效益的“厚往薄来”政策，吸引各国踊跃到中国朝贡，借此与明帝国开展大获益处的交换活动，朝贡贸易由此兴旺。1401年，刚刚统一日本、支配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上书明成祖朱棣，要求“遵往古规法”，对明称臣纳贡。此后百年，明朝与日本的勘合贸易获得了极大发展。90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廷一组相互配合的国策，既可消弭海上威胁，又能发展起可控的经济联系。有明一朝，东亚地区建立起了涵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数十个国家在内的中华朝贡圈。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等级化的、有着广泛政治经济联系的区域，为朝贡区内的国家提供了稳定政治和发展经济的大环境。

据统计，1600—1840年，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58%，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为15%，以商业运输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接近27%；据明末统计，城市人口比重约占8%，商品粮比例约为15%；皇室开支、官员俸禄、军费支出等国家消费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0%。万历年间的国家积累率仅为3%。91从上述数据反映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消费和积累等情况看，中国在明代显然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国家。虽然美洲植物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但并未解决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农业国的吃饭问题，也没有提供更多余粮来支持制造业和城市化的发展。

与中国以往朝代相比，明朝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其经济基础仍是农业，商业要服务和从属于农业。可以说，明朝运行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其内部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均要适应这一体系总体稳定地运行。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也要服从这一体系的基本要求。因而，明代朝贡贸易更多体现的是服从关系的政治属性，而不具有真正的贸易和财政价值。92因此在朝贡贸易的基础上，不可能发展起以海外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也不足以支撑中华朝贡圈涵盖的东亚区域市场，形成具有产业分工的经济圈。

从朝贡贸易的商品上可以发现，贡品多为香料、珠宝、金银器皿、象牙等物，而从中国获得的主要是绸缎、布帛、瓷器等物。在当时的海运条件下，只有奢侈品贸易可以赢利。明末的走私贸易，也集中在利用金银和商品差价进行套利交易，在朝贡圈内没有形成如同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活动。实际上，推行朝贡贸易一直是明政府维持周边稳定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国家经济体系的拓展。对自给自足的体系来说，过度扩张很容易导致力量的失衡。然而，民间商业和资本的寻利活动总在尝试突破政府限定的桎梏，这构成了明代朝贡圈贸易活动的基本场景和复杂变化。

朝贡贸易最初以铜钱为中介。在铜钱体系下，朝贡各国常从中国得到铜钱的赏赐。这既是怀柔之举，也是对中华朝贡圈货币体系的巩固与扩展。永乐三年赐给日本国王源道义铜钱500万；翌年又给1 500万，另给王妃500万。1453年，仅日本使团就从中国运回5 000万铜钱。93日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遣使明廷陈述，“弊邑久来焚荡之余，铜钱扫地而尽，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人入明，所求此耳”，提出“请给铜钱”10万贯的要求。94不只日本，对其他海外诸国明政府均给予相应赏赐，这类举动固然扩散了铜钱体系的使用范围，但也加剧了中国的“铜荒”。

在中国社会更多使用白银之后，作为朝贡圈内部交易，中国相继从缅甸、越南、日本等地输入白银。1526年，日本发现最重要的银矿——石见银山。1533年日本采用“灰吹法”技术，大幅提高了白银产量。从1540年起，日本向中国大量出口白银，以换取丝绸、衣服、水银、瓷器等物。在明朝实行海禁的时候，日本输入白银主要靠走私。在明开放部分海禁之后，日本则加强与澳门、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地的贸易，把白银转口运往中国。在美洲白银尚未抵达亚洲的时期，日本是中华朝贡圈中白银最主要的提供者。即使在美洲白银抵达亚洲后的1601—1700年的100年里，日本白银仍占中国进口白银的75%，而美洲白银只占25%。95在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后，明朝政府中止了与日本以勘合为据的朝贡贸易，中断了彼此的官方联系。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已经有了扩张意识，派兵侵略朝鲜，直接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的稳定。明政府虽以严厉的海禁惩罚日本，但因对银铜等金属的需求一直存在，无法彻底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提出要建立以其为核心，涵括琉球、朝鲜的小华夷体系——“大君外交体系”。

经济总量和地区影响力远逊于中国的日本，可以运用自身丰富的白银资源向渴求白银的中国叫板，中日之间因白银进出口引发的争端，反映了贵金属货币时代早期币缘经济、政治的博弈。中国从铜钱本位转向银本位过程中对白银的依赖，不仅诱发了东亚圈内部货币主导权和区域主导权的争夺，导致华夷秩序和朝贡圈的式微，也使欧洲颠覆东亚经济中心的美洲白银杠杆找到了支点。

在东南亚地区，从元代开始中国铜钱及本地仿铸钱就是当地贸易的主要货币。马六甲地区盛产锡，在明代的朝贡体系下，当地苏丹也请中国皇帝批准其铸造锡币。1567年，中国解除南洋海禁之后，大批中国铜钱流向东南亚。为防止铜钱外流，广东、福建等地为东南亚铸造铅合金币，但因其不耐磨，而不受欢迎。在东南亚市场几十年的“钱荒”中，白银价格不断上涨。1570年后，大量白银从日本、美洲、欧洲注入东南亚，致使东南亚国家用白银建立了自己的银币系统，96既然可从其他地方获得白银用来开展贸易，就不必刻意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东南亚国家到中国朝贡的热忱。在隆庆年开放海禁之后，只有琉球、朝鲜和越南等少数国家还与明廷维持着朝贡关系，与当初数十个周边国家的贡使“络绎于道”，“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97的场景不可同日而语。

明朝与北方各国也存在互市贸易。隆庆六年，在与蒙古议和后重开北方互市；明与辽东地区女真人的贸易活动也较活跃，两市均达到了百万两白银的贸易规模。98在清代，中国与俄国之间发展起了规模较大的恰克图贸易。但在中国与北方地区的贸易中，除了朝鲜是输入白银外，其余都是白银输出。

对一个经济圈来说，界定它的边界轮廓主要不是基于自然地理环境，而是其基础货币流通的范围。当中国货币由铜钱体系转向白银体系的时候，中华朝贡圈的流通货币也必然由铜钱转向白银，这就逐步在东亚形成了一个白银流通圈。东亚存在着这样一个使用白银货币的区域，恰恰成为白银流通全球化、白银成为世界货币的历史前提。99当一个以铜钱为主、自给自足的体系在转向白银本位时，控制着白银供应的欧洲就占据了历史的主动位置。

被银线绊倒的帝国

自明末云南税矿之祸激起民变之后，明政府停止采矿。中国所需白银几乎全靠进口。据统计，在16、17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有三大来源：日本100，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从欧洲经印度、东南亚流入的美洲白银。101由于基础货币的来源不由中国掌握，这对明、清时期的中国、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大局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政府提供一国的流通货币，是国家作为独立经济体运行的基础条件。对区域经济圈来说，该区域的核心国家有责任提供区域的流通货币，并保证其稳定运行。中华朝贡圈的历史证明，区域中存在统一的货币体系是维系区域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维持区域秩序的基本保障。如果核心国家不能提供在区域内被普遍接受、能够方便交易的货币，其经济中心地位便会动摇，区域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也将受到冲击，最终会影响到区域秩序的整体稳定。

从明中叶起，日本及其他国家白银的长期输出，在区域内部对中华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靠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庞大体量，以及在区域中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以中国朝贡贸易为中心、以白银流通为媒介的贸易圈还是维持了上百年。102到明末清初，来自区域外的美洲白银长期大量流入，使东亚白银圈受到庞大增量货币的冲击，不断积累的新增货币在掀起了东亚地区商业狂潮的同时，还造成了对传统中华朝贡圈的离心力作用。这种离心力渐渐超过中国货币和朝贡体系所形成的向心力，使中国逐步丧失了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也打破了中华朝贡圈相对封闭的经济内循环。

在清代，中国先后终止了从琉球、朝鲜、缅甸、日本和越南进口白银。从1775年起，中国开始完全依靠进口美洲白银。这标志着中国不再是区域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国的货币体系已经被纳入全球白银体系之中，其兴衰荣辱已不由自主。此时的朝贡圈各国之间的贸易，也基本要依赖美洲的白银作为中介。这意味着，东亚经济圈被白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裹挟到全球体系之中，成为更加宏大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货币流通范围的改变，重塑了全球经济地理，中华朝贡圈至此便名存实亡了。作为第一种世界性本位货币，白银改变了全球币缘格局，将被其溶蚀的中华朝贡圈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

导致这一变化的不仅有经济和货币的原因，还有国际舞台新主体——欧洲主权民族国家的因素。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空间载体，主权国家与中国及朝贡圈的传统国家不同，它不但是确保白银资本循环增殖的地理空间容器，也是可将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因素融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共同体，它可以为资本的增殖提供政治、军事保障，是一个可计算成本收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资本扩张集团。面对这类由白银资本和主权国家体系结合的国际新主体，体量巨大但处于自然经济中的中国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都难以与之竞争。

资本主义体系与农耕体系比较，具有更强的体系竞争力。其中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能够更快、更多地集中财力投入整体性的对抗和战争之中，从而使对外战争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竞争手段和快速赢利的方式。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独特积累方式，培育出了常备军、军事工业体制，更增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暴力倾向，使其具有不断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以资本扩张为目标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综合体，先是以暴力为先导摧毁传统国家的抵抗，跟随在军旗后面的是贸易和货币的洪流，直到把中国和东亚朝贡圈纳入全球资本的觳中。

此时，走向消亡的不仅是亚洲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贸易网络，也包括延续千年的区域秩序，以及亚洲人自己选择生存模式的权利。对这些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大变局，当时的中国和东亚人均懵然不知。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比儒家文化所能理解的天下更宏大也更复杂的新世界。

第五节 白银资本构建的世界体系

据估算，1750年的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约为1 550亿美元，其中1 200亿美元即77%的世界产值出自亚洲，当时的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6%，亚洲以世界2／3的人口、4／5的产值似乎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处于从边缘地带向中心转移过程中的欧洲，只占世界人口的1/5、生产了其余1/4产值中一部分，为何却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

贸易与资本的全球扩张

欧洲人最初进行海外探险的主要目标，就是打通到亚洲的商业航线，其中最积极的是葡萄牙人。与长期依赖阿拉伯世界贸易网络的威尼斯商人不同，葡萄牙人开辟了从欧洲经好望角到亚洲的航路，打通了欧洲到印度的直接贸易通道。从1501年开始，他们开始取代威尼斯成为大西洋沿岸国家香料的主要供应者。103

为了进一步垄断亚洲与欧洲的香料贸易，葡萄牙人以先期占领的印度果阿为基地，开始向南洋拓展。在侵占香料群岛后，于1511年攻占了满剌加（马六甲），试图控制亚洲的香料产地。这与东亚存在的朝贡体制产生了矛盾甚至引发了冲突。葡萄牙人在进占广东东莞屯门岛后，曾希望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却被明朝政府拒绝，明朝政府要求葡萄牙人归还满剌加故土，下令驱逐屯门的葡人。此后葡人转往闽浙两地进行走私贸易，屡与明朝军队发生冲突。1553年，葡商通过向地方官行贿，得以在澳门居留，并逐步将其发展成为东西方的贸易据点。葡萄牙人无法向亚洲的巨大市场提供所需的商品，因而不可能取得对亚洲的贸易优势，而只能利用中国海禁造成的商机，在中日及南洋之间充当掮客，而这已使葡萄牙人获利颇丰。104

葡萄牙人的成功，吸引了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人来到亚洲。蜂拥而来的欧洲人最初的表现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抢劫。拥有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曼看得很清楚：那些东方国家不需要我们的货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货币就不会与我们进行贸易。直到18世纪，欧洲还没有形成足以挑战亚洲强大经济实力的“工业化经济体”。1500—1800年的三个世纪，欧洲所能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这需要依赖美洲殖民地才能做到。由于明代中国货币白银化造成了对白银的巨量需求，这促进了欧洲早期殖民者对美洲白银的开发，巨量需求与巨量供给的结合，形成了基于白银流动的全球贸易洋流，并开始构建起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此时的中国虽没有主动建设世界体系的自觉意识，却被白银裹挟到世界新体系的构建之中。

通过世界货币的白银体系，欧洲一步步从世界经济网络被支配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历史证明，谁控制着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谁就能主导世界体系的走向。欧洲控制的美洲白银为世界规模的市场提供了所需的通货，作为陡然增加的巨量货币，它扭转了上千年传统亚欧贸易网络中的财富和权力的格局。欧洲人手中的白银财富变成撬动历史的资本杠杆，使他们逐步掌握了全球化进程的主导权。这为大西洋时代或欧洲中心时代创造了基础条件。就像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在1619年说的那样：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和棉花在班特姆换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的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105

此前，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贸易活动都是实物生产的附庸，只是为了交换剩余的产品。交换所产生的盈利，只是推动交易的润滑剂，它可以滋润贸易和生产的齿轮，却不能凌驾于生产之上。尽管有着程度差异，那时世界各种宗教信条或世俗法规对商业，特别是对与形成大规模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信贷多采取抑制的态度，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也是常见现象。这种情况的根本性改变，发生在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并极大地推进了世界性贸易快速发展之后，标志之一就是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

重商意识与新教思想的结合，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精神旗帜的引领下，欧洲人首先是荷兰人创造了依赖于远程贸易的新商业文明，荷兰的海外公司有着政府职权和国家级别的军事能力，亦商、亦政、亦军。106这是一整套靠制度保障的海洋控制、暴力扩张、技术创新、贸易优先的生存模式，与依赖大陆、宗法教化、精细农业和实物生产的农耕文明大相径庭。这种产生于西欧的资本增殖方式，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精心保护，使得资本增殖不仅是商人或企业的本能，而且成为西欧特别是荷兰等国自觉的国家行为。在重商主义的旗帜下，主权国家努力为资本的安全与增殖提供政治、外交甚至是军事保障，形成了领先全球的综合竞争能力。白银资本与主权国家的结合，是白银时代最具竞争力的组合。这是荷兰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翘楚的最重要因素。与这些将白银资本与国家结合起来的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力还处于自然经济增长的状态，也没有国家主权和货币主权的意识，因此难以与之竞争。

在全球白银体系形成之前，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农业生产效率要高于同时期的欧洲。107从明代开始，中国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模式，向存在大量市场交换的农工商混合经济模式转型。108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的铜钱体系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到16世纪40年代，白银已替代铜钱和钞，成为中国货币的主币。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无疑对全球的白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据估计，当时世界产银的一半流向了中国。弗兰克因此将中国称为白银的“终极密窖”。

领先往往孕育着落后。作为世界白银体系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却止步于白银货币化[2]时代，大量财富被投入军饷、皇室消费和官员俸禄，基础性、建设性投资微不足道，[3]中国社会缺乏把白银财富转化为白银资本的经济头脑。无法完成从白银货币经济社会向白银资本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在白银时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传统王朝的覆灭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发轫之地——拥有大量白银货币的西班牙，由于是直接通过对殖民地的劫掠获得白银，缺少将海外财富作为资本投入经营以获得盈利的内在动力，而是将其进行挥霍或投入战争。总是期待上帝的奇迹，是西班牙战略文化的重要部分，为此需要经常给教皇和红衣主教们提供丰厚的津贴与礼物。109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把美洲白银当作无穷无尽的财富之源，来得容易就去得快，去得快则要求来得更多，这种依赖更多海外财富支撑的经济循环，是拓殖型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当时控制全球白银最主要来源的西班牙人自豪地认为，他们站在世界的最高等级之上：

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做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让米兰满意地生产织锦吧，让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生产的亚麻布吧，我们的资本会满足它们的。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所有国家都在为马德里训练熟练个人，而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而她无须为任何人服务。110

西班牙人坚信，他们因拥有美洲财富而不再需要生产什么东西了，因为可以用白银来购买一切。他们没有意识到白银财富涌来时会出现通货膨胀，无从理解白银在改变世界的时候也会改变欧洲的传统权力格局。当白银从西班牙流出以确保增殖的时候，变化就开始发生了——在获得美洲白银滋养后富裕起来的尼德兰地区开始闹独立，而觊觎美洲财富的英国人也会挑战西班牙的权威。他们也没有想到，指望军饷的雇佣军无法战胜低地城市以低廉贷款支撑的决绝抵抗，地中海式的“无敌舰队”打不过海盗船组建的英国海军，天主教会没法压制新教的反抗，贵族会破落、商人会兴起、骑士会没落……白银在欧洲与在中国一样，都是传统封建社会的溶蚀剂。

作为建构世界白银体系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都忽略了白银由货币向资本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内涵，因而无法预见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将改变自己国家乃至世界的权力格局。无论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世界都开始了自身的演化。白银蝴蝶在美洲扇动翅膀，吹拂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烽烟，最终酿成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和明王朝覆亡的完美风暴。白银货币体系不仅是世界经济体系，也是全球政治体系，它在决定财富流向的同时，也改变着世界的权力格局。这是初踏入全球体系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事。

细究起来，明王朝的终结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皇帝昏聩、官员腐败、太监弄权、北虏南倭的安全威胁、边镇常备驻军造成的财政压力、李自成起义、强悍的清军、反常天气导致的饥荒，以及“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事件，在这长长的清单上，还需要加上白银环流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影响，加上世界性因素与明朝政局和社会的复杂互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是明末危机的历史大背景。农民起义与土地兼并、粮食价格息息相关，官场失序是社会失序的缩影，这些都不能排除商业和市场的因素，而明朝的市场已经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同样，最终颠覆明王朝的辽东满族的“商业—军事集团”，也是在世界和东亚的商业景气周期中才得以羽翼丰满。文字陈述的历史总是简化的历史，人们不可能还原一切去诠释历史，但这不妨碍我们用新视角去重新审视历史。这个新视角就是币缘的视角，即从全球货币体系形成和变化的角度观察中国，观察中国与亚洲，观察亚洲与欧洲以及世界关系的演变。

在明代，中国使用的白银货币延续的是承重货币的传统，交易主要用银锭、银块，国家并不承担铸币的责任，只是对银锭的形式和重量做出规定。相对于欧洲国家用国王头像来铸币显示货币主权，中国流通的银两只是用钱庄和银匠的名字来保证真实的成色，可见当时政府和普通百姓均没有货币主权的意识。作为一个长期自以为是天下中心甚至就是整个天下的国家，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也无由产生货币主权的概念，因而完全失去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111

在16世纪，法国人博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提出了“主权”概念，所谓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特定空间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对欧洲国家来说，确定主权的意义既在于排斥基督教会用神权干预国家事务，还在于限制因王室间联姻导致国家统治权的私相授受。明确主权的核心，是要限制神权和王权。同时，主权概念也确定了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国家间要分清你我界限，我的属于我，你不能干预；同样，你的属于你，我也不侵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处于摆脱神权、王权，向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分清你我、看重彼此分际是社会主流意识。确定国家主权，本质是划分产权。以国家领土为界确定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这为资本以国家为单位的发展和保护提供了前提。作为一种观念，货币主权意识从属于国家主权意识。没有国家主权意识，就不可能产生货币主权意识。

自秦之后就是统一的国家，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难以产生区分彼此利益的主权国家概念，货币主权的观念也无从产生。在全球化的世界，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是分清你我。中国不分你我的天下观，在近代成了因早熟而夹生的国际政治意识，无法理解也难以适应开始全球化的世界。

正是由于没有国家主权及货币主权的意识，中国在世界白银体系就不可能有争取国家货币主权地位的行动，也就不可能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法规在货币领域去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商人利用中国与欧洲的金银汇率差，进行套利贸易达数百年之久。对此，中国人不觉有何不妥。对欧洲国家来说，各国货币是一口装着本国利益的锅，货币主权意识就是要看住自己的锅，不能被邻居随便用货币、汇率的勺子把自家财富给舀走了。缺少货币主权意识的中国人认为，肉会全烂在叫作天下的那一口锅里。因而错把白银当作真实财富，区分不出流通货币与真实财富的差别，不知道白银是一种工具，更无法领悟欧洲人如何以此作为撬动世界财富转移的杠杆。在白银资本时代，主权界限清晰的欧洲国家之间彼此壁垒分明，以重商主义的观念看守着各自国家的财富，相互难以大规模转移货币财富。而对缺乏主权意识的中国等东亚国家而言，欧洲的主权国家则共同以贵金属为杠杆进行财富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对货币与资本的认知深浅，不仅决定财富的多寡，也决定了国家的存亡。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侵蚀过程中，知识还决定存亡。是否具有对货币体系的透彻认识，是否坚持货币主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你是否有独立生存下去的机会。没有理解这一点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明、清王朝都因此而衰亡。

世界重新排序

在一个经济体内部，暴力并不创造财富而只会转移财富。在不同经济体系之间，因暴力而被转移的财富就是其创造的财富。西班牙人从美洲获得的白银，是热那亚资本的体系性增殖和西班牙王国的财富。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国家和区域间的财富转移不仅体现了全球权力的等级角色，也意味着新的产业分工与利益分配体系的出现。

欧洲用占有优势的暴力，在决定性地开挖出转移美洲财富的渠道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财富像水一样沿着权力秩序的通道自由流淌。与历史上财富缓慢积累和流动情况不同，因掳掠而形成的巨量美洲白银的迅速涌现，在短期内打破了亚欧大陆经济体系数千年形成的财富格局。在1500年，欧洲人还不能生产让亚洲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为购买亚洲商品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就像约翰·罗伯茨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来自美洲的财富（主要是白银），就很难与亚洲建立贸易关系，因为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亚洲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因此，掠夺和侵占美洲（及非洲）的金银就成为欧洲人的救命钱。112

显然，如果没有美洲白银这个巨大的外生变量，欧洲仅靠日渐枯竭的中欧银矿与亚洲进行贸易，不可能获得贸易优势，无法获得推动欧洲工业和商业革命的资本，也无法形成新的商人阶级和完成制度变迁，欧洲就只能继续坐在延续了数千年的亚欧大陆体系边缘的冷板凳上。然而，欧洲获得了美洲白银——尽管是通过暴力的掠夺。巨量的白银，把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欧洲推上了主位。

拥有美洲白银的欧洲，可以让中国提供茶叶和瓷器，让印度提供纺织品，让东南亚群岛提供香料，可以开辟并使用新的航路而不再依赖阿拉伯人把持的传统商道。白银使欧洲获得了调节亚洲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杠杆，使杠杆发生作用的支点则是欧洲占据优势的暴力。欧洲人通过暴力获得美洲的白银，再运用金银套利交易占有与亚洲贸易的超额利润，这是欧洲资本迅速积累的主要方法。在优势暴力、白银杠杆和套汇交易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经济中心转向了大西洋地区。

美洲白银的到来，在欧洲濒临大西洋地区培育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这些在原来中心地区虽有萌芽却频遭扼杀难以成长的新制度和新观念在边缘地带得到了更好的生长，逐步发展起以商业、工业为主导经济形态的新文明，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海洋支配大陆的文明。整个世界的经济网络以白银体系为中介进行了重构，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和新的洲际贸易网络取代了传统的亚欧大陆贸易网络，形成了以大西洋为新中心的全球体系。

白银体系重构世界的进程，展现了交换样式不亚于生产方式对历史的重大影响力。货币是交换的载体，当白银成为全球主要交换工具时，它获得了塑造世界历史的力量。在白银体系——第一个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上，还诞生了一种新的世界权力关系——全球币缘。根据白银货币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世界几个大洲的等级序列被重新排序——非洲和美洲是被征服者，负责为这个体系提供奴隶劳动和贵金属；需要白银的亚洲则要根据欧洲的需求提供黄金和安排生产与贸易，因而从经济中心滑向边缘；由于传统贸易通道被新航路所替代，阿拉伯地区很快就失去了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的亚欧大陆的枢纽地位；持有白银货币流向杠杆的欧洲，不再是亚欧大陆主体板块的从属者，而是成为控制全球经济体系的资本之王。通过对交换工具——白银的控制，欧洲变成世界的新中心。

第六节 金本位制与大英帝国

对于国家，地理即命运。英格兰的命运系于海洋和海岛。

自1453年输掉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英国除在一段时间里还拥有加莱外，在欧洲大陆再无立足之地，成为孤悬海外的岛国。在欧陆主导欧洲的年代，岛国英格兰注定是欧洲的边缘——它只能被迫居于欧洲权力版图的极边。

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之间海运的发展，尤其是大西洋航线的开辟，使英国处在了比所有欧陆国家更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地理因素只是英国时来运转的基础，要完成这个边缘变中心的过程，还需要更多因素的介入，其中最关键的是英国选择了金本位制和推动了工业革命。国际金本位制是欧洲19世纪文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制度，113英国所采取的金本位制和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欧洲资本及亚洲财富向英国的持续流入，并借此完成了工业革命，114奠定了新“日不落帝国”大厦的根基。

后来居上的岛国

中世纪的英国是西欧的经济殖民地，主要为欧洲大陆提供矿产、食品和羊毛。英国商业不发达，城镇寥寥无几，250万英格兰人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手工业作坊只能勉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国家。

从16世纪开始，英国在宗教革命、海外扩张、引进新作物和工商业发展等因素推动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土地开始向少数农场主集中，农业人口虽然仍占总人口的74%，115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却大量增加，劳动者薪酬大幅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显著提升。呢绒替代谷物和羊毛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贸易活动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现了以贸易为主的大量市镇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体系。英国开始呈现出商业化社会的早期特征。116

作为从农业经济向商贸经济过渡的国家，英国的商业地位与富庶的欧陆国家相比微不足道。在美洲贵金属向欧洲运输的财富洪流中，英国也是一个打秋风的角色。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重要的海上事业，就是以海盗方式劫掠西班牙船队的财富。英国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穷困，英国能这么做则是因为其地理位置。

居于欧洲大西洋航线要冲位置的英国，占据着连接欧陆南北两端的交通枢纽，扼住了地中海与波罗的海、北海之间贸易通道的咽喉。欧洲经济地理重心的改变，把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变为了交通枢纽。英国因此时来运转。

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是西班牙。英国的私掠船成为西班牙宝船最难缠的对手，让西班牙屡生报复之心。在经历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失败后，英国人充分认识到火炮的威力，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炮舰的远战逻辑。从1514年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开始亲自着手建造更适应大洋作战的新型炮舰。117当1588年庞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踏浪而来的时候，英国已经拥有百吨以上的舰船183艘。118伊丽莎白女王凭借从她父王时代就开始建造的新型炮舰，击败了还想打一场地中海式海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英西海战的结果让所有欧陆国家知道，这个处于边地的海岛国家并不好惹。任何要攻击英国的军队需要在拥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基础上，再拥有足以击败英国海上力量的舰队，这对经常陷入欧陆霸权争夺的欧洲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有了海上力量的守卫，窄窄的英吉利海峡就成为英国最可靠的安全屏障。

在其后数百年时间里，英国本土没有受到欧陆战争的波及，也避免了宗教保守势力对新教徒的过度迫害。这保证了英国人口虽然缓慢却是稳健的增长，而没有像西班牙、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那样，因饥荒、瘟疫、战争等导致人口锐减。119岛国的地理环境和海上力量保障了英国的安全和政治统一，也使英国在宗教方面容易保持独立性，这给自由精神留下了生长空间。与欧陆国家界限分明的军事贵族、教士及知识显贵集团和供养贵族及教士的农民三大社会等级不同，英国社会身份的定义要松散许多，收入分配更均衡，人员流动的门槛也更低。这样一个地处欧陆边缘的国家，正适合新模式的成长。

制衡式政治传统

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制衡，是英国的政治特征，也是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体现。1215年，输掉了战争的约翰王想课重税还债，结果激起贵族反抗，只好妥协分权，这是《大宪章》的起因。120此后，英国国王征税需要议会表决支持，这迫使国王必须把议会作为执政的合作伙伴。主要由商人组成的议会，成了一股能够制约国王权力的政治力量。

国王、议会之间相对的力量均衡，形成国王与议会联合的政治体制。121尽管在英国政制形成的过程中，平民、议员或是国王都流过不少血，但孤悬海外的英国没有长期折腾的本钱，内乱总会导致外患，团结内部成为英国国内政治的要旨，走极端的政治家往往很快就会被淘汰。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英国各利益集团渐渐学会了如何尊重彼此利益并恪守各自的边界。与法、西等欧陆国家充满宗教神圣和君主威严的制度相比，吵吵嚷嚷的英国议会像是能够讨价还价的市场，它却能更好地包容君主、贵族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兼顾各方的生存与发展，也因而走得更久远。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府的高级职位几乎被土地贵族所独占，122拥有政治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并不去掌握政府的权力，只是满足于把越来越多的代表送入议会，123这些议员把市场经济交易中的讨价还价技巧带入政治领域。英国这种分享权力和好处的政治市场体制，能够更好地通约和交易各阶级的利益，使社会在转型中保持总体平稳。

在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一制度的优越性还在于，议会是国家的永设机构，其信誉要好于朝令夕改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国王。因此，议会容易以更低的利息借到钱。能够以低息借到更多的钱，是国家在战争中能够占据上风的重要保障。无论战争胜败，甚至是国王的更替，议会都能保证债主拿回借款和利息，这也有利于资本的积聚和增殖。与激进的共和制度比较，代表多方利益的混合式民主制度似乎也更符合英国的历史传统和民心，因此得以长期维持，这也为日后的改良预留了空间与时间。

互有退让的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奠定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关键性事件。用政治伦理的尺度衡量，它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光荣”。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英国议会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且还是引入外国军队进行的政变。事变的起因，是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与同为天主教的法国结盟，企图改变新教在英国的国教地位，削弱议会对国王的制约，进而实行绝对的君主制。迫不得已，英国议会中“不朽的七人”代表托利党、辉格党向信奉新教的奥兰治亲王，荷兰执政威廉和他的妻子、英王的女儿玛丽，发出了前来执政的秘密邀请。威廉率2万多人的荷兰军队和执政团队在英国海岸登陆，皇家海军受阻于“新教神风”而没有出动拦截，124英国陆军则在阵前倒戈，国王詹姆士二世仓皇逃往法国，威廉兵不血刃地进入了伦敦。

假借荷兰女婿之手完成英国的“光荣革命”，固然有荷兰与英国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血亲关系——詹姆士二世既是威廉的舅舅，也是他的岳父；威廉因与玛丽的婚姻关系，获得了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真正的关键因素是，英国议会希望从同为新教国家、实行议会制的荷兰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来确保英国的新教“道统”和国会的政治地位。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之后并未采取激进的做法，而是通过了平衡国王与议会利益的《权利法案》。以威廉和玛丽共同继承英国王位为条件，要求英国的新君主接受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政治契约，以法律方式确立议会在立法、司法、行政上拥有对国王的制约性权力。《法案》明确，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威廉接受了议会拟定的法案，赢得了英国议会对君主体制的政治支持。

议会与国王之间的相互让步，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保证了英国政治长达300年的稳定。这一“早熟式妥协”，既是英国统治阶级复杂构成和他们成熟政治技巧的产物，125也是荷兰式金融市场的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各个阶级可以通过议会平台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为减少博弈的不确定性增加社会成本，各方倾向于建立起制度化机制来“通约”彼此的利益，避免利益争夺导致政治失控而诉诸暴力革命。

找到合脚的鞋

英国与荷兰政治体制的嫁接，创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权力架构。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的关键，在于平衡了国王和议会在国家征收税赋的权力——国王可以提议征税，却须经议会批准，并在议会监督下使用。对现代国家来说，赋税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基础。1688年以后，英国在权力架构上相互制衡，既适应了利益的复杂性，也为彼此预留了合作空间，有利于国家政治架构的稳定运行。这为英国投入需要动员国家力量、采取更高税率的战争，或为完成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合法集权的政治基础。126

“光荣革命”搭建起了沟通英国传统土地贵族与工商资本家之间的桥梁，促进了国债制度的诞生。而国债起到了弥合社会各有产阶级集团对立的作用，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从长远看，这对于英国和荷兰两国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两国日后在欧洲权力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甚至包括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的扩张，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国王与议会之间成功的政治妥协，逐渐成为英国政治中颇有益处的传统，英国贵族、乡绅与商人、金融家之间可以在国家竞赛中协调行动，以战胜欧陆对手，共同去攫取英国之外世界的财富。127因此，这场政变拥有了“光荣革命”的桂冠。

在新的政制下，成为“英国国王和荷兰执政”的威廉三世，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把两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投入到对付法国的战争中去。当时的法国已有超过2 000万人口，只有190万人口的荷兰难以与之持久抗衡，如今加上英国的800多万人，荷兰的战略态势得到了极大改善，荷兰的商业资本霸权得以继续延续。

在沃勒斯坦看来，一国政治制度的优劣要在国际竞争中体现，要看它是否能够直接帮助企业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否提供抑制其他国家竞争的军事力量，能否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竞争任务，是否有高效的官僚体制，能否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128好的制度就像好的鞋子，不在于表面上的华丽，而是在实用与合适。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健步如飞甚至后来居上，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合脚的鞋。

敌对式共生

不是冤家不聚头。荷兰是英国的老师，也曾经是英国的竞争对手，两国之间曾经为争夺海上利益爆发过多次战争。“光荣革命”之后，荷英结成伙伴国家，形成了颇为奇特的“敌对式共生”关系。129

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海外殖民地上先走一步的荷兰，是欧洲当时最富庶的国家，也是英国人心中艳羡的榜样。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汇兑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就常驻安特卫普，在从事外汇交易的同时学习荷兰人的金融知识。他后来在伦敦伦巴第街建立了皇家交易所，几乎照搬了荷兰的商业和金融制度。英国皇家交易所模仿安特卫普交易所的方式，通过把商业合同提前一小时交易的做法，渐渐把金融从贸易中分离出来，发展起在安特卫普相似的商业票据、担保、现金保管、贴现、期货等业务。130威廉三世的到来，更让英国获得了荷兰人用金融筹集战争经费的秘籍。

在英法两国“九年战争”期间，为应付战争之需，英国议会同意国王进行借款。1692年议会以法律的形式担保100万英镑的债务发行，英国的国债由此诞生。两年之后，议会通过吨位税立法，创设英格兰银行，以开辟市民储蓄的渠道，用以筹集对付法国路易十四的军费。此后，英国又以盐税法发行国库券，由英格兰银行负责管理流通。为保证能确保支付利息，英国每发行新国债，都会开设新税。国债利率与税收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确保了国债的公信力。得到议会支持的国债，要比原来英国国王的私债更有信誉，因此利息也相对较低。原本是为战争的举债，却具有了巩固国家稳定的政治意义，加强了不同利益集团联系，成为英国社会新型关系的纽带。

在战火频仍的欧洲，只有依靠银行家们编织的金融之网，国家才能维系财政的正常运行。在银行家眼里，“朕即国家”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国家即朕”，国王的私债不如国民公债牢靠，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曾经富甲天下的菲利普二世和路易十四，都因战争而屡次破产违约。荷兰人向英国普及了打仗就是打钱财、打财政的道理，教会英国人如何通过国债与银行筹集战争费用的方法。131这是英国从荷兰学习到的最重要经验。

在“光荣革命”前夕，英国的财政支出仅为180万英镑。到８年之后的1697年，英国财政支出增加了4倍，而财政余额却有1 670万英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国债制度的成效。132靠着威廉和他的顾问们引入的荷兰公债制度——这是荷兰人曾经战胜西班牙的秘籍——英国以较低利息借到了更多的钱，使经济和人口规模比法国更小的英国，能够在长期战争中逐步占据上风。到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和约》时，英国已经取得了对法国的最终优势，迫使法国只能面对漫长的衰退期。从“光荣革命”到拿破仑战争的126年中，英法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64年，法国越打越穷而英国却越打越富。如果说，法国人靠火炮取得了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的胜利，那么英国人是靠着国债制度赢得了第二次百年战争。

英格兰银行的本质，是资助战争的中央信贷银行模式。军事史学家富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债的方法就是预支未来的繁荣来纾解眼下的急需，有了英格兰银行和国债，英国才能够用明日的财富来赢得今天的战争。

老师与学生是一种对立式生存的关系。最好的学生，往往是老师的终结者。在历史上，英国恰恰是荷兰霸权的终结者。英国对荷兰的学习，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海上马车夫”荷兰最早通过海上运输网络输送大宗商品形成了利润丰厚的海洋经济，这比英国人从海上劫掠中获得的收益要稳定。为争抢荷兰海上贸易利益，英国于1651年起陆续颁布了数个有关航运的法案，限定英国沿海贸易及殖民地贸易都必须使用英国船只，船员也必须是英国人，133甚至不惜发起对荷兰的战争。与生存在大陆沿海地区的荷兰人相比，英国人似乎更懂得控制海洋的必要性，表现出对海权原则理解和实践的彻底性。在1670年的时候，荷兰船队拥有的运输吨位超过除英国以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而英国也只有荷兰的一半。134到1780年，英国船队的吨位是荷兰的两倍。“海上马车夫”成为匆匆过客，而英国成为海洋的新主人。

国债共同体

国债不只是为战争进行融资的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国债中蕴含着国内与国际政治的重要功效。

英国的各权贵集团之间以国债和管理国债为纽带，交换并协调彼此的利益。为了发行国债，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信用体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机构，它们与英格兰银行具有同样的特权，也负有为政府提供长期贷款的责任。创设英格兰银行吨位税的建议来自辉格党，紧随其后的托利党在盐税法案中加入了创立土地银行的内容。国债的出现，让国家债务的持有人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兴衰开始与各阶层甚至是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看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游戏，以国债为重心形成了基础性的制衡，谁也不愿意以过激的举动来彻底颠覆国家，导致鸡飞蛋打的结局。在农耕经济时代，有恒产者有恒心；在资本主义时代，有恒债者有恒心。作为国家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派生物，国债把国家与国债拥有者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利益共同体的黏合剂。

围绕国债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并不止于一国内部。马克思指出，国债作为资本家之间的合作方式，具有持久的意义，它帮助金融资本从一种组织结构到另一种组织的再循环。就像没落的威尼斯通过向荷兰提供巨额贷款，把自己财富中的劫掠遗迹遮掩在了荷兰资本的原始积累之中。而荷兰在购买英国国债时，是从已开始衰落的资本积累中心荷兰，把资本转移到新兴中心的英国去。国债制度不仅具有原始积累的作用，而且具备帮助资本对外转移，以保持其不断扩张的功能。

国债可以让小的资本汇聚起来，形成资本的洪流产生巨大的功效；也可以让在传统强国中渐趋疲软的资本，通过转移到新兴的、更大的国家平台上，使其逃脱停滞命运，并得到新一轮的扩张。135荷兰资本向英国的转移，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资本在联合省的发展空间太小，尽管荷兰已经有了大量工业化的成果，有在当时标准看颇为发达的捕渔业、造船业、纺织业、制糖业、船运业、造纸业、皮革业、伐木业、出版业、制砖和石灰业、啤酒酿造业等，却无法提供因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扩张所需的更大市场，也提供不了商品全球扩张所需要的军事保护。

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性的积累体系，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最终得到安放。资本会本能地寻找足以容纳自己的空间，这一现象从资本主义萌生起就反复出现过。16世纪，欧洲的金融中心渐渐从热那亚转移到安特卫普。在遭到多次围困之后，大量商人从安特卫普再次迁移到阿姆斯特丹。承接了安特卫普的金融人才和网络的阿姆斯特丹，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票据中心。一直到18世纪上半叶，阿姆斯特丹依然是欧洲多边支付体系的核心。136欧陆的频繁战争，令资本觉得阿姆斯特丹并不足够安全，于是有海峡作为安全屏障的伦敦，又成为国际资本的新港湾。国际资本时常需要挑起战争，却又总是厌恶风险，哪里更安全，资本就会选择聚集在哪里。金融中心总诞生在更安全、更方便的地点。

荷英两国就像一对冤家，双方之间有无数的恩恩怨怨。最终荷兰聪明地处理了自身的衰退——以理性的态度接受新的崛起者，而英国也选择了对前任霸主的包容式成长。荷英两国之所以这么选择，主要不在于荷兰人或英国人的善良意愿，而在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他们除了有共同的强大对手法国需要应对外，更在于找到了一种可以相互融合并交易彼此利益的中介——国债，这使他们能够各得其所。

“国际食利集团”的交接

国债是政府融资体系的产物，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货币。从国债之中衍生出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独特币缘。它对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让世界体系的权力转移即新生与老旧体系之间的替代更加顺畅，减少了机械式冰冷冲突和血腥暴力。荷兰资本通过构建国债体系，使英国资本得以哺育并成长；当英国资本夺得霸权的时候，通过国债的收益，继续供养了荷兰的食利阶级。这为荷英之间严酷的霸权转移过程，涂抹上生命世代更迭的一缕温情，尽管在这温情背后，依然存在着英国与荷兰资本扩大同盟、增加收益的精明算计。

在荷英伙伴关系确立后，荷兰资本开始了缓慢而又坚定的转移。137促使资本转移的动力，除了安全因素之外，更直接的因素是两地的息差。荷兰国债的利息大约为2.5%，而英国国债的利息是6%。荷兰资本投向国内外有固定收益的股票，并不是缺乏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是资本追求利润扩张的本能反应。在1689年之后，英国就成为阿姆斯特丹资本投资的首选之地。

国债最主要的国际政治意义就在于打破国界，为资本创造不受国界限制却受国家信用保障的全球资本市场，并培养出国际领域的食利者群体。荷英之间的盟约关系，为荷兰资本跳到英国的船上扫除了政治障碍。从18世纪初起，荷兰人为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将大量资金转移到英国。到1760年，荷兰在英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2 500万～3 000万英镑，加上通过其他途径的荷兰投资数额已达5 000万英镑。而在1760年，英国全部工商业可再生固定资本存量仅为3 600万英镑，当时英国每年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368万英镑，对“蒸汽机和其他昂贵机器”的总投资不过为3 000万～4 000万英镑。138由此可见，荷兰对英国投资有多么巨大、多么重要。人们在对英法两国技术创新进行比较时发现，英国在工业革命的竞赛中之所以能够超过法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18世纪英国的利率较低，这说明英国可用资本明显多于法国。139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显然与荷兰资本的大量转移有直接关联。

在“七年战争”前后，荷兰人持有的英国长期国债占到总量的32%。这使英国人可以用荷兰的资本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对竞争者法国以持续不断的打击，而荷兰投资者也可以从英国的国债中获取丰厚的“年金”收入。荷英两国以国债为媒介，形成了经济与安全的共生关系。国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功效就是，在新老霸主之间构建“敌对式共生”关系，避免两败俱伤的死磕。英国通过国债，培育了荷兰的“食利集团”，保障荷兰作为前任霸主退隐后能够成为资本市场中优雅的“食利者”，从而减少了霸权转移的成本。

18世纪发生在荷英之间的这一幕，在17世纪也曾被动地发生在西班牙与荷兰之间，[4]同样一幕还在1873—1945年的英美之间再次上演。这种“敌对式共生”关系，是全球资本的主导国家转换之间反复出现的现象。在反复出现的历史例证中，往往蕴含着世界体系变化的某种规律——资本的流向以及与此相关的币缘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交接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从中还可以发现，国际政治领域与经济活动一样，都需要妥协的艺术和买卖的技巧。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理解和做到这一点。在法国的公共财政中，传统思想和技术依然占据着上风。与威廉三世同时期的路易十四，仍然靠大规模出售可赎回年金的方式作为国家收入的来源。这样做对国王的好处是，如果没有收入，年金的利息偿还可以延期，甚至允许废除和转换公债。其结果却是，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公共财政陷入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140

法国传统的金融和财政制度只能延续传统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国际资本寻求安全和增殖的需求。对总是需要寻求投资渠道的荷兰资本来说，投资荷兰收益太低，投资法国则风险太高，而投资英国就成为最佳选择。英荷之间建立的新型币缘联系，导致了欧洲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组。人们总是在问，法国作为欧洲最富裕的大国为何会在长期战争中输给了欧洲边缘的英国？这个历史疑问的答案之一就是，法国在思想与制度上的落伍。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落伍不是落后，而是无法像同伴或对手那样适应变化。

通过东印度公司等股份制公司的扩张，英国国债的政治影响甚至超出了欧洲，波及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之中。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后，英国不仅得到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且还从印度贵族和富豪手中陆续获得了购买英国国债几千万卢比的资金。具有4%利息的英国国债，在上百年的时间里把英国的利益和印度上层阶级的收益捆绑在了一起。141这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由币缘而生的一种特殊的“敌对式共生”关系。

创立金本位

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里，美洲白银产量的大幅下降，导致世界性的“银荒”。这不仅导致了中国明朝政府的灭亡，也使处于萌芽状态的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被扼杀。不仅白银短缺，从1630年到1680年的半个世纪中，欧洲的“银币、铜币、金币和信贷总量都几乎不能满足需要”，严重影响了经济的运行；而盛行的白银伪币，更成为“17世纪流行的瘟疫”。142

从1660年起，在阿姆斯特丹—伦敦之间出现了国际票据中心，但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1693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发现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米纳斯吉拉斯金矿，在整个18世纪从巴西输出的黄金达到800吨，大致相当于1.2万吨白银的价值。从巴西涌来的黄金，纾缓了欧洲对贵金属货币的饥渴。对英国来说，更幸运的是，经验老到的外交家梅休因恰巧被威廉三世派往葡萄牙，梅休因成功说服佩罗德二世加入英荷领导的反法联盟。1703年两国签订了《梅休因条约》，英国保障葡萄牙的安全，以优惠关税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而葡萄牙接受英国的纺织品并确保巴西黄金首先流向伦敦。英国人利用葡萄牙人的恐惧，用安全保护和纺织品，换取葡萄牙的黄金、葡萄酒和依附。《梅休因条约》让英国人在大西洋贸易、纺织业，特别是巴西黄金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可以说，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成就了荷兰，而葡萄牙人发现的巴西黄金成就了英国。大量黄金通过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走私到了英国，开启了英国的“黄金周期”143。有人甚至认为，正是决定黄金流向的《梅休因条约》，为100年后的英国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也为战胜拿破仑和建立金本位制的英镑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建立英国商业帝国的过程中，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的英葡联姻意义重大；同样，外交官梅休因的努力也不容忽视。在历史实践中，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总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因此分析币缘的演化，不能忽略血缘、地缘、情缘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物理学家牛顿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就是受到朋友的举荐。那时的英国，有许多人利用黄金与白银的汇兑差价进行投机交易。他们先把英国视为商品的黄金进口后兑换银币，再把银币熔化为银块，通过出口白银来换取差价。大量银币因此被熔化，这导致英国的流通银币极为紧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牛顿像其在科学领域一样，努力寻求货币领域中不受时空变化影响的普遍规律。他在《向上议院财税委员阁下的陈述》中建议，将英国的畿尼金币减值10～12便士，以保持在21先令的价格上。在他看来，只要压低金价并长期保持黄金与英镑的汇率，随着时间流逝，供求法则将会自动解决因金银汇兑差价导致的货币投机问题。采纳了牛顿建议的英国财政部于1717年发出公告，禁止任何人按照不同于21先令的价格收购畿尼金币；144铸币厂停止铸造畿尼，改为铸造20先令或1英镑的金币。

牛顿的供求法则并没有自动解决黄金与白银的差价问题，黄金与白银之间的套利活动依然如故。然而，由于牛顿在陈述书中给英镑与黄金制定了固定的比价关系，即1畿尼金币等于21先令，也即每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在不经意间把英镑的币值与黄金绑在了一起。从1717年到1931年的200余年里，银价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与黄金价格绑定的英镑却成为此期间最稳定的货币，因而广受追捧。正像金德尔伯格所说的那样，英镑成为世界通货只是一种偶然，并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145

与在科学领域一样，在货币领域符合设计结果的试验通常是在验证既往的原理，实现叠加式的推进，而失败的试验却可能导致突破性成果和颠覆性创新。牛顿将畿尼金币减值10～12便士的提议，主要是针对欧洲白银市场，他却忽略了中国才是白银的最大需求国，而中国的金银比价为1∶6。146牛顿的失误在于视野——他没有把世界经济体系纳入英国货币体系需要考虑的范围。这是在全球化初期很容易犯的错误。用物理学的话解释，牛顿的货币金融思想还处于单体、双体阶段，而当时国际金融的实践已进入多体的范畴。沃勒斯坦指出，牛顿式的通则无法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与变化，他更推崇普利高津的看法——“看似永恒的规则也有其时空条件”——这更接近历史的本质。147就像物理学家同时也提出了复杂性经济学理论的陈平所揭示的那样，面对货币混沌，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包括计量经济学与经典物理学一样都无能为力。148

一个防止套汇的错误对策之所以能够成为金本位制的起点，在于英国有稳定币值以主导货币体系的战略需求，而牛顿提出的对策恰恰符合这一战略目标。英国的金本位制就像其政治体系，要在正确方向下通过不断试错才能逐步发展起来。货币体系的发展与行星运动不同，它更像是有生命的组织，其存在与发展必须把握内生因素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保持变化与不变的微妙平衡，才能勾勒出其生命演化的轨迹。一旦人类想扮演上帝，上帝就会跑出来开玩笑：让人们包括伟大的牛顿在自以为正确的地方出错，却又在他们认定的失败之处生长出创新的果实。

当人们以为白银体系将就此不断延续，并以此作为未来经济和货币制度基石的时候，革命性的变化却在悄悄孕育。1700年来自巴西的黄金，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再度扩张提供了新的资本。因此，它具有了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走向的力量。巴西黄金的到来，使英国控制了主导全球交易的新杠杆——黄金。黄金帮助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也帮助英国用金本位替代欧陆国家确立的银本位，在改变货币体系的基础上悄悄完成了欧陆权力向英国的转移。

滋养英国的亚洲财富

来自巴西的黄金属于葡萄牙，只能为缺少贵金属的英国提供铸币的资源，要得到足以支撑英国发展的资金，还需要有真正的财富之源。当时的亚洲是世界最富庶的地区，英国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登上了亚洲的财富列车。亚洲的财富，才是英国确立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的真正关键。

与讳莫如深的经济史专家不同，富勒曾以军人的坦率指出，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是自亚历山大在阿贝拉战场上打败大流士以来，对世界变化影响最大的战役。

这场发生在孟加拉、规模只相当于游击战交火的战役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英国人打开了印度重金属的宝库。源源不断的印度黄金，滋养了英国的蒸汽机、飞梭纺织机等一系列伟大发明，促成工业时代的发展，供给其生命的血液，由此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不止于此，英国在1760年以后，以黄金货币为基础产生了复杂的信用制度。在1750年以前，全英国只有12家银行；而到1796年，几乎每个市镇上都有银行。1756年，英国的国债规模只有7 457万英镑；到1815年，英国国债增加到8.6亿英镑。恰如布鲁克斯·亚当斯所说，英国在印度所发的财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因此，“说欧洲的命运是决定于孟加拉的被征服，似乎也不为过”。149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句中国的俗语似乎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规律。在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大量突然到来、因而具有流动特征的“横财”，往往扮演着经济与社会突然变轨、继而陡然起飞的神秘推手。

通过普拉西战役，英国抓住了印度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英国得到的战争直接赔款是234万英镑，其中一半以金银币和珠宝支付。这场战役的连带经济收益，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经济命脉的持久控制外，还有印度人购买英国国债的几千万卢比的资金。按照当时的汇率，这至少又是几百万英镑的巨额资金的流入。[5]然而，这是印度为英国诞下的第一枚金蛋。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一年开支不过180万英镑，英国所有的金融资产为2 800万英镑。直到1760年，英国年收入能达到400英镑的大商人，只有区区3 000人。150富勒在其《西洋世界军事史》中写道：

从普拉西的战场上，产生了19世纪的权力基础。财神现在定于一尊了，而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上帝。过去十字架所做不到的，现在由于活塞、刀剑和金钱结成了三位一体，只要短时间就做到了。东方被征服了，在此后200年中，它变成了西方世界的经济性农奴。151

丰腴无比的印度，将为大英帝国继续生产金蛋，直到它骨瘦如柴、油尽灯枯。据弗兰克的统计和分析，1750—1800年，英国从印度掠夺了1亿～1.5亿英镑的金币。“在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迅速从贸易变为掠夺。”据迪格比估计，从普拉西战役到滑铁卢战役之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为10亿英镑。152这些来自殖民地的财富，超过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全部投资，帮助博尔顿们资助瓦特们把发明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创新，[6]也帮助英国人打赢了反拿破仑战争。

阿里吉认为，普拉西战役的掠夺性收益，并没有直接引发工业革命，而是帮助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买回了国债。他进一步补充，来自普拉西战役的“帝国贡金”，“在欧洲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巩固了英国的信用等级，而且让英国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和从属地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仅靠英国因素就能够促发的，它与世界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体系的纽带”。在这个体系之中，英国最早屈从于意大利资本，随后又成为荷兰资本的从属。要改变英国的地位，就需要摆脱荷兰对转口贸易的控制权和货币体系的控制。普拉西战役的掠夺性收益，帮助英国摆脱了荷兰资本的控制，在1781年以后英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数量要远高于此前的周期。153通过普拉西战役实现的财富跨洲转移，再次改变了欧洲的财富格局，进而影响到世界体系主导权的变化。

暴力是资本扩张的开路者。普拉西战役决定了印度次大陆控制权的归属，法国势力被排除在印度之外。英国对印度及印度洋贸易的控制，是其超越主要欧陆国家的关键一步。在普拉西战役之前，英国在与印度的纺织业中竞争中并不具优势。在获得战场上的胜利之后，英国出口到印度的纺织品开始超过进口。154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之果，对英国发展新工业体系、控制全球贸易和实现金融体系独立等方面都有显著推动，这一切的综合效果，奠定了英国体系的根基。155正是空间广阔、人口稠密的印度，支撑了岛国大不列颠得以在19世纪进行世界性的扩张。来自亚洲的财富，使英国完成了资本的积累。

印度殖民地的收益，只是英国所吸纳亚洲财富的一个来源。而与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收益，则是另一个重要部分。亚洲的这两个人口超过1亿、在当时世界体系中经济总量最大也最富裕的国家，对欧洲大多在百万级人口的国家来说，不只是庞然大物，在经济上也比欧洲国家要更加发达。亚当·斯密承认，东印度的孟加拉，与中国的一些东部省份一样，很早就在对农业和制造业进行着不断的改良。因此它们都曾经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直到1776年中国仍然是远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有的国家。欧洲人在当时提供不了有竞争力的商品与中国进行交易，他们所能提供的主要物品就是贵金属。为了扭转贸易上长期出超的局面，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

对英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生活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专门写过“鸦片贸易史”的文章。马克思指出，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1773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2 000箱；到1837年，价值2 500万美元的39 000箱鸦片偷运进了中国。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 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 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1/6。马克思特别指出，有两个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对华出口贸易中鸦片走私贸易一直占有极大的比例；第二，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明显的商业利益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国在这种非法贸易上的财政利益却越来越重要了。156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英国对华贸易由出超变成了入超。

对于鸦片贸易的不道德，马克思引述了英国人蒙哥马利与马丁的话：“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应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157事实上，英国人为了鸦片贸易的自由，还对中国发起过两次“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导致亚欧金银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使其经济秩序在19世纪上半叶急剧失序，这导致中国迅速走向衰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把中国一步步推入半殖民地的泥淖，从世界经济中心变成了边缘国家。而英国则依靠来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殖民地财富，打败了拿破仑，建立了金本位制，成为世界的新霸主。从印度、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流向英国的财富，都是全球殖民体系的产物。金银货币流向的改变，准确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最新变化——亚洲逐步沉沦，欧洲快速上升，而英国开始执掌世界权力的杠杆。这是从金本位制中衍生出的全球新币缘，一种欧洲剥夺与亚洲被剥夺的权力关系。

以亚洲及美洲市场为主的海外市场，支撑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发展。英国通过在海外市场购买大量的原材料和销售制成品，扩大了英国工业家的经济活动范围，积累了大量财富，使英国得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158在拿破仑战争和大陆封锁时期，英国的棉织品有2/3销往海外市场；到1880年，有80%以上的棉织品销往海外，而东方市场是增长最大的市场，这不仅帮助英国渡过了战争时期的难关，也为英国支柱性工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长久的支撑，使具有外向性的帝国经济得以稳定存在并持续扩张。

工业化的社会果实

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有从各种角度的观察与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或不同层次上揭示了工业革命的某些特征或总体特征，159也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一次“革命”。

工业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是因为英国恰好为资本的工业化提供了一种有利可图的社会经济环境。在1600年以前，英国是一个从欧洲大陆进口技术的国家，德国的矿工、荷兰的排水工程师、法国的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都被英国引进。在南特敕令被废除后，大批法国工匠移民到英国。160英国社会的宽容、鼓励创新的法律环境与进入工业领域的资本结合，加上资源、土地等各种因素之间复杂互动，出现了有利于资本增殖的结果。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在农业、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中已经集聚了强大的产业动力。工业革命只是引发了资本的累积性和自我加强的过程，是资本无休止积累的新方式，是“资本的扩张”161。

当时的英国，土地和货币先于劳动力被动员起来。由于缺少人力资源，英国工资高的惊人，是法国工人的两倍，而能源特别是煤炭却极为便宜。英国早期工业革命的新发明、新技术、新工艺都是以节约人力，增加廉价能源煤炭消耗为特征，这符合英国的资源禀赋和产品成本结构。工业革命的发端，就建立在煤铁大量使用的基础之上。在英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人力成本便宜而煤炭价格不菲，因此不可能把大量资本投入无法实现赢利的工业化进程中去。162英国也是如此，在工业化没有体现赢利前景的时候，英国银行同样热衷商业票据的贴现，而不愿意投放工业贷款。企业家的投资主要靠家族、朋友和邻居组成的地方小圈子提供。如果企业能赢利了，再扩大投资。

因此，工业革命的第一批发明家都是富有实践经验的工匠，他们的发明都来自对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工匠们必须解决生产中最紧迫的问题，让生产变得有利可图。这样才可能吸引资本流入工业领域。就像瓦特的经历一样，他在改进纽科曼发动机时，得到了工厂主博尔顿的资金支持，因此瓦特得到了必需的设备并可以进行相当昂贵的试验，两人后来合办了一所商行，开始制造并销售蒸汽机。163瓦特式的技术天才与金钱结盟的例证，只是各种取长补短合作案例的缩影。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任何具体的技术过程，都无法排除经济因素的进入，也不可能没有合作。技术在发展的同时，产生了保护专利权的法规与合伙人工厂制，形成了新的产权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而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改变。英国人的产权观念来自约翰·洛克的《政府二论》，这位随威廉三世迁徙到英国的思想家确立起的新式产权关系，促进了英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与之比较，法国卢梭的思想表现出对技术进步的不适之感，这使法国的产权制度更多关注于平等而没有集中于效率。164看来技术发明要成为商业性的创新，是一个交织着技术、经济、社会与思想互动的复杂过程。

能够实现资本增殖的技术创新，会吸引新投资、新伙伴包括科学家们的进入，再触发一轮更深刻、更全面的创新。如此一次次地循环，资本在不断工业化和社会化的互动中逐渐发展扩张，直到大规模进入工业领域。从英国棉纺业开始的大量使用机器、使用没有生命的动力和矿物资源的工厂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产生了投资与创新间持续互动的模式——工业化生产——推动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发生适应工业化生产的全面改变。

当时的英国已经具备触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要顺利完成这样一场艰巨的工业革命，还需要有更多的充分条件。这些条件不会事先预备妥当，需要在社会实际进程中通过各种要素互动才能如胚芽般生长出来。工业化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一批这样的劳动者的文化修养可能来自对《圣经》的阅读，能够自由阅读《圣经》的条件是印刷术的改进和新教的信仰；同样，借助削弱了教会的新教革命，才能促进科学探索精神的发展，从科学探索中产生出的宽容态度，可让社会对变化的世界做出适应性变化。工业化的资本与包括技术发明、生产工艺和组织方式的改进、政府的政策、土地所有权和技术专利权制度、教育普及、宗教革命、文艺复兴与解放思想、大量合格劳动力的出现、海外市场的开辟、社会主流意识的重建、金融创新、军队建设、海权控制、各个利益集团间的角逐和合作在内的社会各因素持续互动、彼此塑造，逐步形成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新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就是工业化资本的社会化过程。

在漫长的19世纪，伦敦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给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工业化改造。1830年在欧洲运送１吨物资到300英里外需要30美元，运过大西洋需要再加10美元。通过19世纪的交通革命，世界运力提高了20倍，运输成本降低了4/5，165这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时的一位法国人比较了英法两国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在巴黎法国人是谈论铁路，在伦敦英国人是修建铁路”，“坐而论”与“起来行”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区别，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最终又会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英格兰以其商业精神及与之相伴相随的品德而显得出类拔萃，如：沉着、节俭、有条理性、坚持不懈等。法国的突出之处却是审美精神和艺术……”166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英国人，开始构建资本主义的社会，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又创造出富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英格兰人。

工业革命是资本用生产技术对生产过程再造的开端，而工业文明则是工业革命对整个社会重新熔炼的结果。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传统商业文明不一样，工业文明不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经济模式，而是以批量化生产、消费，导致工业资本可以不断增殖的经济模式。工业化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而是为了产生更多的利润——工业资本是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英国资本在1750年时为5亿英镑，到1800年增长到15亿英镑，1833年就达到25亿英镑，1860年更达到60亿英镑。167

英国的总体环境，就像为工业革命提供的一个巨大的反应釜，其中容纳了资本、技术、法律、政治、安全、精神、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原料，它们以追求资本更大利润为目标，在1770—1870年的100多年时间里，不断试验和反复互动，最终炼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全新文明——工业文明。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成长中的基因突变，工厂本身就是一个怪兽——以石化能源集中提供动力、机械化、大规模、标准化集中生产的场所——而资本要通过建立工厂才能实现更大的增殖。因此，为了保障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够不断增殖，资本先后对农业、商业、金融业等其他行业进行了改造，并对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更新，建构起能够保证工业利润的社会秩序。有如蜂巢般的超大城市，就是这一社会的新组织方式，城市化生存也是工业文明的重要体现。到1800年，英国已经有超过2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的法国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资本追求更多、更快增殖而创造的人类生存新方式，它不仅改变了英国社会，也从此改变世界的面貌。

重塑世界的工业文明

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此后数百年里，工业文明都是实际在支配人类社会的主导文明。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的暗示，被工业文明更新后的社会被称为现代社会，以区别被视为落后的传统社会。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国内、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力量平衡。

资本的工业化与社会化之间的互动，是工业文明成长的条件。在资本的工业化中，始终交织着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即资本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组织及运行方式的支配性改变，包括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精神世界的重塑。这两个并行交织的过程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存在着币缘这种基于资本体系的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币缘可以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股份持有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既具有生产性，也具有社会性；在社会领域，币缘同样具有生产和社会的两重性，它可使各个阶级、阶层彼此交换利益的通道，培育政治交换的意识，维持社会各部分的整体稳定。在国际领域，币缘可以使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产业分工和政治交往，尝试建立地区秩序和安全框架，避免国际社会在国家利益竞争中走向崩塌。作为连接资本的工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桥梁，币缘保证了两者之间的持续互动，为塑造工业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业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工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依赖于外国市场的采购和销售，工业文明注定要成为全球性文明。海外贸易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也受益于工业革命。1688年英国的出口总值占国民收入的5%，一个世纪后上升到14%，再过一个世纪达到了36%。168可见资本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均难以靠一国之力、在一国之内完成，发展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对世界资源的占有，需要世界性市场的开拓，需要全球化的安全保障和政治秩序。对工业化的世界体系来说，它需要有外部世界或被融入的地区或边缘地带作为自身崛起的基座。为寻求并维持这样的基础，就需要推倒一切阻碍资本扩张的古老长城和国家壁垒，用暴力方式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汰选机制，建构起适应和保障工业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世界秩序，包括工业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工业化经济对国家来说，是财富、权力和公共秩序的新源泉，因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需要。169

英国的工业革命，先是成为欧洲国家的榜样，继而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所效仿。工业文明的推广是一种文化的扩散现象，其中却存在着大量的强制因素——面对由工业化资本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社会组织和精神力量，一切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民族和文明，都难逃灭顶之灾。工业革命产生的机械化军队，利用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往返于大河的汽船，可以轻易进入腹地，完成对大陆的征服，从而改变以往殖民地集中于沿海城市的历史。170在旧式文明和国家的残垣之上，矗立起工业文明的宏伟大厦。

不应忽视的是，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被工业革命提升到空前的程度，工业化之后爆发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总和。加之工业化造成的全球环境污染，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工业革命是人类之福，还是祸害？人们同样可以质疑，金本位制的纽带为什么没能控制欧洲国家走向全面的战争？显然，对于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资本来说，币缘是过于纤细的羁绊，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力极为庞大。对战争、对工业化、对金本位、对币缘所有质疑的答案，可以提供一个东方式的哲学解：过犹不及。

欧洲和平的金融支柱

波兰尼指出，势力均衡、金本位、自由调节的市场体系和自由主义国家，是维系19世纪欧洲文明的四大制度体系。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展到国际领域的引领力量，是支撑欧洲大厦的决定性因素。

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为保证向英军汇款和对同盟国的资金支持，被迫停止支付金币。一直到滑铁卢战役结束后6年的1821年，英格兰银行才又恢复英镑与黄金的汇兑业务。从金融史的角度看，这是金本位制正式开启的时点。其实，从1717年确定英镑与黄金的比价关系以来，英国就已经开始把英镑与黄金挂钩了。在此后的100年里，英国从欧洲的一个边缘性的国家，发展成为对欧陆具有主导权的国家。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就是英国实行的金本位制。

与金本位制联系的国债制度，为所有英国参与的战争，特别是反拿破仑战争进行了成功的融资。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所比拼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融资能力。在此意义上说，拿破仑战争就是英法两国国债公信力的竞争。无法发行国债的拿破仑，只能靠掠夺欧洲来获得军费，这疏远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使赢得了大多数战役的拿破仑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171英国在1811—1815年间向英军汇款6 500万英镑军费，给反法同盟的国家提供了5 600万英镑的资金支持；给急需资金的惠灵顿将军每月汇款10万英镑的金块和金币，为攻打马耳他的纳尔逊提供他所需的资金。金融货币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平时是否能够支持经济运转和实现盈利目标，更关键的指标是看它在战争中能否支持国家获取胜利。

与采取银本位或复本位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采取金本位制的英国受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遭受白银危机的冲击也较轻，这使得英镑体系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稳定，也使英国国债成为最稳定的长期收益来源。金本位制导致的英国货币体系的相对稳定，吸引欧洲大陆包括法国的巨额资金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流向了英国，这既推进了英国产业的发展，也为英国提供了控制欧洲大陆的金融杠杆。稳定的货币体制能够产生吸引资金的长期效果，成为拥有类似货币体系国家极为珍视的财富之源。在资本的短缺时代，这充当了国家抵御短期利益诱惑而滥发货币与操纵汇率的刹车盘。

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与国际金融联手在欧洲创造了一个新体制，维持这个体制运行需要和平的环境。如果强权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中心地区——欧洲爆发战争，将破坏资本的稳定运转，甚至威胁到它生存的根基。这无疑会使所有与国际金融利益相关的方面遭受损失。因此，欧洲的和平成为国际金融获利的条件，所有希图从国际金融中获取收益的王公贵族和国家，都必须出面维护欧洲的和平。这就是神圣同盟采取强制力量和意识形态来维持和平的深层原因。172

资本对战争与和平没有特别的青睐，而主要取决于此时此地谁更有利于赢利。如果给战争提供资金可以获得收益，那么所有的金融市场，无论是热那亚金融市场还是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和伦敦金融市场都会竞相为战争提供融资服务。如果战争会破坏资本对欧洲重工业投资的赢利前景，破坏欧洲统一市场的整合，破坏欧洲的贸易体系，资本就会遏制战争。资本希望战争与和平成为可控的变量，甚至能够成为赢利的可靠工具。而不同的资本、不同国家的资本对此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导致了复杂的博弈和扑朔迷离的结果。这也是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资本支配和平或战争的逻辑，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英国巴林银行向法国政府提供7亿法郎贷款，作为其向同盟国的赔偿金。这是英国向外大规模借贷的开始，也是英国利用金融杠杆控制欧洲大国的重要尝试。随着用于发展经济的铁路、纺织业借贷，到1830年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投资占到对外投资的66%。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和巴黎是长期的竞争对手，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法国才退出了竞争。173

卡尔·波兰尼敏锐地指出，在构建维也纳体系的过程中，存在着重要的匿名因素——国际金融。国际金融作为当时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主要纽带，它与所有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保持着自行运作所需的独立。国际金融组织和手法，是欧洲和平得以维持的重要秘密。尽管国际金融本身不是作为和平工具而设计——它的目标只是获利，然而要实现获利的目标就不得不与强权合作，这就形成了强权优先于利润的法则。当时的欧洲强权需要通过和平环境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使得国际金融注定要承担起避免欧洲陷入全面战争的任务。正是当时欧洲国际政治与国际金融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导致了维也纳均势体系的诞生，也导致了欧洲的百年和平。当然，这需要欧洲以外的世界来承载资本扩张带来的压力和暴力。

隔岸平衡手

务实的英国人明白，即便有工业革命的力量，再加上金本位制的杠杆，仅以英国之力仍不足以支配欧洲。为此，英国愿意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平衡，通过营造一种均势体系来维持欧洲的持久和平。如此一来，英国所要做的就是发挥隔岸平衡的作用，充当关键的“制衡者”，联合相对弱势的国家来对付强势崛起的一方。在欧洲，均势思想源远流长。所谓的维也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国际政治哲学的英国版本。它像一个巨大而精巧的跷跷板，维持着英法俄普奥等欧洲列强之间的平衡。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比较，维也纳体系不再是真正的无政府体系，而是英国实现均势政策的工具，它的结果被准确地看作是“英国治下的和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维也纳体系是对法国进行制衡的国际秩序设计，意在维持欧洲大国间力量的均衡。均势结构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稳定的缺陷，却符合英国充当欧洲稳定器的战略利益。建立保持权力间均衡的制度，显然借鉴了英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智慧。保持国家间力量的均衡，与保持议会与国王间权力平衡一样，需要制度的设计和高超的技巧。174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秩序中，植入了符合英国长远利益的均势原则。即使维也纳体系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所掀翻，也未能改变均势原则，它与国际金融一道使欧洲没有陷入普遍的战乱。

欧洲大陆是英国资本扩张的核心区，只有核心区的稳定才能使资本获得可以预期的收益，欧洲和平对处于扩张期的英国工业资本十分重要。与农业收获周期或商业资本的买卖周期相比，工业资本的投入与赢利需要更长的周期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因此需要超越自然周期的广阔视野和长期秩序的设计。被短期利益左右的冲动型君主或政客，往往会被工业资本所抛弃。工业资本的新要求，逐步把英国精明的杂货店主塑造成为高明的国际政治家。

当工业资本需要和平的环境完成增殖目标的时候，“和平利益”就成为欧洲秩序的新因素，通过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体之间接力棒似的传递，限制了欧洲政治中战争基因的发作，赋予欧洲大陆罕见的和平秩序，而英国则充当着这一秩序的监护人。

第七节 战争与币缘的互动

对资本来说，战争从来不是宣泄情绪和伸张正义的工具，而是实现赢利和增殖的手段。资本化的战争，是资本对军队和战场投资的收益过程。无论是发起战争或阻止战争，都必须基于资本营收效益的冷峻算计。

资本化的新暴力

使用火器的战争是锻造欧洲民族国家的铁砧，而资本化的金钱则是将其锻打成型的铁锤。火器发展带来了军事革命，改变了所有国家的安全环境，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不管你是主动攻击还是被动挨打，都要面对拥有火器的对手。火器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躲在城墙后便可获得安全的传统社会就可能大祸临头了。因此赢得在火器发展上的先机，就成为国家竞争中的关键。麦尼尔认为，欧洲背离指令性行为模式的独特行径是欧洲在军事领域异军突起的决定性因素。175出现这种大量的背离指令的自由市场行为的根源，就是资本的寻利冲动。资本的赢利冲动，是欧洲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缺少资本的点化，也因为没有从对外扩张获得经济利益的环境和意图，曾经在火器上颌先的中国落在了欧洲列强的后面，因此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在明朝，中国常年供养着上百万人的军队，政府的军费主要用作发放军饷等消费性开支，仅军饷一项就已经占到国家财政开支的一半；176若使用昂贵的火器难免导致军费膨胀，会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177加之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明帝国难以从军事扩张中获益，军队成为只耗费、不扩张、无法赢利的组织，所有军备费用需要自己承担而无从转嫁。这种传统的消耗性暴力，难以形成通过扩张战争便能赢利的机制，也难以形成具有增殖能力的资本化暴力。最早发明火器的中国，缺少持续推动火器技术发展内在动力，因而不会对火器研发保持高强度的持续投入，更难以出现“军事—商业复合体”。

在欧洲，火器的使用与资本的结合，改变了战争样式和战场面貌，创造了通过战争实现资本增殖的产业链。其代表就是通过有优势的组织暴力控制非洲奴隶、美洲白银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战争产业链式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也是新型资本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火器战争是代价昂贵的战争，无论谁要想在火药时代获得战场优势，都需要大量资源和金钱，而这是小领主或城邦国家所无法提供和承受的。不管是修建意大利式的棱形碉堡，或是建立能够攻下这种防御工事的部队，都只有资本支撑的主权民族国家才能轻松实现。即使是富甲天下的西班牙王国、坐拥金窟的奥斯曼帝国或位居东亚朝贡体系顶端的中国这样的传统帝国，也难以承受火器战争的高昂耗费。

1530—1630年，欧洲参加战争的士兵人数翻了一番，而把每个士兵投放到战场的成本增加了4倍。以新武器和新战法为标志的军事革命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压力，如何筹集战争经费是传统国家绕不过去的坎。恩格斯指出：“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178如果没有成体系的制度化创新，新的甲胄和武器就会成为压垮武士和坐骑的累赘。在战争的压力下，荷兰人通过推动股票、债券、贷款和纸币的发展，用金融创新的方式解决了战争经费的难题。把火器与资本结合起来的资本化战争，是促使封建化的欧洲国家向中央集权化的主权—民族国家转变的强大动力。179

查理五世的军事顾问曾经进行计算，要运送一门攻城大炮需要39匹马，如果加上一星期的弹药供应还要增加156匹马。炮兵在军队中成为独立的商业实体。180像福格尔这样传统的银行家已经无法满足国王对金钱的需求，而国王要获得发起战争或将战争进行下去的资本，就需要向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低下高贵的头。由于资本对战争与暴力的控制性影响力，资产阶级具有了与国王讨价还价的能力，继而形成了对王权的制约，最终创造出了资产阶级主导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形式，并迫使欧洲君主们接纳了它。火器是欧洲君主手中攻城略地的利器，也是所有王朝的终结者。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是商品货币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国家机器的全面联合则是信用货币得以存在的前提。181火器战争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领主或王国的收入变得十分可怜，即便是中国这样拥有广袤土地和财富颇丰的国家，也难以支撑火器的战争。只有通过资本的支持——这是暴力征服资本化的过程——才可能在国家战争中获得绝对优势。这种更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资本力量的主权—民族国家形式，最终胜过了城邦国家、帝国、城市联盟等欧洲的传统国家形式。182

火器的使用也改变了欧洲军队的组织结构。火器使战争和军队普罗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士，很可能被粗鄙的火枪手轻而易举地击毙。以贵族骑士为骨干的军队，被民族和大众的军队所取代，这导致了军队组织及训练、作战方式的全面变革。

拿骚的莫里斯作为尼德兰联合省军队的总司令，以其军事家的创造力适应了荷兰资本的力量。他借鉴古罗马军团的经验研究出了“排枪发射”的战术，把火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又使被敌方枪弹命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在战场上形成了有效的规模经济和更高的作战效益。183为保证实现这一点，他发明并推广了操作滑膛枪射击的“４２步骤法”，要求每个士兵从第一步“肩枪前进”，到最后一步“护住引药盘待命”都必须做到整齐划一。通过长期严格的训练，士兵不仅学会了这种复杂的作战技能，并养成了休戚与共的团队精神。堂·吉诃德式的骑士阶层被持有新式火器的雇佣军逐出了战场，而具有民族自觉意识的市民军队又淘汰了雇佣军。讲究仪式和荣誉感的贵族化军队被严格训练的职业化、平民化军队所替代，并由此开启了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此，军队开始从注重骑士个人勇敢、荣誉、忠诚和力量的传统中转向，改为更关心士兵的纪律性和凝聚力以及整体配合形成的作战效率。

在“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的指挥官华伦斯坦是最商业化的军事领袖，他组织生产军火，自己定价从庄园采购军需品，他像一个战争承包商那样把作战变成了商业化投机行为。他的对手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也是商业化战争的实践者，他意识到瑞典国力不足以支撑战争，因而坚持“以战养战”的做法。在两位指挥官的背后，是两个荷兰的国际金融家和企业家，他们用金钱分别支撑着在前线作战的大军。184法国的军事支出由国家税收提供，军费开支一度占到税收的７５％，这种军队—政治的结构使法军装备和组织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法军不仅有作战部，还设立了常备弹药库和后勤基地，派出了为野战部队组织后勤供应的军需官，这使法军成为欧陆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军队，成为一架可以估计投入和产出的战争机器。依靠这支军队，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省的部分地区，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大赢家。奥兰治亲王作为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是最懂得军事的政治家，也是最懂经济的军事家。莫里斯确定的目标不是去摧毁西班牙方阵，而是阻止西班牙占领荷兰各省并赢得独立。把有限目标确立为战争指导原则，是因为他知道支持其战斗下去的资本需要什么样的回报。与以往为惩罚上帝敌人而进行的斩草除根式宗教战争相比，追求有限目标的战争则更符合资本的理性。185

资本支持战争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试图征服西属尼德兰地区之前，路易十四秘密送钱给查理二世，以换取英国对法国军事行动的支持。通过金钱贿赂，是战争商业化的另一种表现，这是金钱介入战争和动乱的一种常见方式，直到现在在最近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乃至乌克兰冲突、香港“占中”事件中仍然依稀可见。

世界的锁钥——海权

商业化的火器战争，并不局限在陆地。1571年，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神圣同盟的海军取得勒曼陀海战的胜利，战胜了曾经被视为不可战胜的土耳其海军。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基督徒海军拥有1 815门火炮，是土耳其海军火炮的两倍，土耳其海军传统的登船战术在火力占优势的对手面前发挥不了作用。海战的结果是土耳其海军80多艘船舰被击沉或烧毁，130艘桨帆船被俘获。此战过后，地中海进入了菲利普二世时代。

“海上马车夫”荷兰改进了造船技术，其三桅式小圆船不仅运来了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也可装上更多火炮成为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的新型炮舰。186故步自封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渐渐失去了海上优势。在百年战争中被法国逐出欧陆的英国，占据着大西洋航线的要冲。英国的私掠船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海盗行径，也刺激了英国造船业和船用火炮技术的发展，英国海军船坞里有4 000名工人，造船是当时英国最大的工业。亨利七世装备了旋转火炮、亨利八世采用了前膛火炮并在船两侧开辟了炮孔，而伊丽莎白时期则发展出了德瑞克“复仇”号为代表的以舷侧火炮为主的“平甲板式”帆船。在1588年的英西海战中，西班牙舰队尽管拥有数量优势，但其许多船舰还是适应地中海环境的有桨扁船，其战术是传统的火炮近战和登船肉搏战，因此无法与大量使用长程火炮的英国战船相抗衡。这一战是战争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陆权的衰落和海权的兴起由此开始。英国人从中最早领悟到，控制海洋比控制陆地更为有利。187因而比陆地更看重海洋，这是石破天惊的认识突破。

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充满风险的海洋总被看作是陆地的边缘。大陆文明依赖于土地物产，以农牧业为基本生产方式，商业是从属产业。即便有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共和国等意大利城邦国家，却无法脱离亚欧大陆体系的控制。在英西海战之后，海洋国家长期是大陆国家附庸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英国人在海战中证实，数量虽少却拥有火炮的舰队可以让岛国避免欧陆国家的军事入侵。英国人还发现，岛国可选择以海外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大陆文明的海洋文明——这是足以与农耕游牧文明抗衡的商业贸易文明。在国际贸易主导的商业时代，谁控制了海上通道，谁就可以扼住大陆国家的命脉。

被誉为“航海家”的葡萄牙人最早领悟到海权对商业帝国的意义。在达·伽马到达印度洋12年后，葡萄牙人就利用海上军事优势将阿拉伯人赶出了印度洋，开始剥夺威尼斯人垄断欧洲香料贸易的地位。188荷兰人也很快明白了这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4艘军舰和246条船，而葡萄牙在印度洋上只有79条船，从亚洲到欧洲的贸易通道很快就被荷兰人控制了。历史一再证明，海权是海上力量的体现。海上实力不济的葡萄牙尽管聪明灵巧，却难以长期维持贸易通道的独占权。同样，长期持有海上通道控制权的荷兰，最终却被更有实力的英国所夺取。

对海洋的认识从天堑转为通衢，并积极发展以贸易为主的海洋文明，并不是航海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适应性选择。最早崇尚海洋文明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也包括荷兰和英国都缺少富饶的土地，所以更容易通过海外扩张和海上贸易而获得财富。一位海军史专家指出：“航海与贸易导致商人的出现；相较于商人能够快速积累财富，世袭的君主和仅仅拥有土地的贵族在现代较为贫穷，这对两者构成了金钱上的差距。”商人的财富示范效应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领域，也扩散到国家层次。

此后，国际贸易被视为国家财富的新源泉，“重商主义”的思潮风靡一时，贸易立国已成为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主要依赖于国内生产，转向依赖海上通道进行全球贸易的生存方式。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引领者，因而海洋拥有了对大陆的支配权。当西班牙强大的陆军把荷兰反抗者围困在一个个城堡里的时候，荷兰的“海上乞丐”却牢牢控制着河道和海路，封锁了效忠西班牙的省份，让那里的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在安特卫普陷落之后，荷兰海军拦住了它的出海口，创造了以海制陆的成功范例。

当生产主导了贸易，大陆就支配了海洋；而当贸易主导了生产，海洋就支配了大陆——这是对人类自古以来的“食货”秩序的颠覆，是人类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的重大改变。战争的目标总是随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而改变。早期殖民时代的战争，主要是通过俘获战败国现有物质财富和奴役其人民实现赢利的目标。进入商业资本主义阶段，战胜者需要通过控制贸易通道，实行垄断贸易，来完成财富的持续积累。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全球体系的主导者必须致力于保证全球贸易通道的畅通，维持全球市场间的联系。在国际贸易主导世界经济和决定国家财富的时代，海洋是世界贸易的通道，是资本赢利循环的命脉；谁控制了商品和资源的通道，谁就控制了世界。

1609年，荷兰的格劳修斯出版了《海洋自由论》一书。这本脱胎于法庭辩护词的著作，带有明显的雄辩风格：

第一章 根据国际法，任何人可以自由航海至任何地方；第二章葡萄牙人无权以发现者的资格统治荷兰人航行所至的印度；第三章葡萄牙人无权以受赠于教皇的名义统治印度人；第四章葡萄牙人无权通过战争来统治印度人；第五章葡萄牙人占有海洋或航海权并非正当；第六章葡萄牙人凭借教皇的赠予占有海洋或航海权并非正当；第七章葡萄牙人依照规定或习俗占有海洋或航海权并非正当；第八章根据国际法，自由贸易指向一切对象……189。

格劳修斯认为，荷兰人有权利航行到东印度，也有权利在那里进行贸易活动。他对葡萄牙试图垄断海洋航权的做法大为不满，故以自然法理论为依据，阐释了海洋自由和贸易自由的思想。将自由的海洋和自由的贸易并列在一起，展现了荷兰人对海权本质的透彻理解，也体现出“海上马车夫”式的荷兰理念。相比于葡萄牙、西班牙对海洋的垄断，无论是利用发现者地位、教皇的赠予还是战争手段的垄断，都不如格劳修斯所主张的“公海自由”的权利更利于资本向全球的扩张。因此，尽管此书发表后遭到荷兰以外学者的围攻，但其基本原则却成为日后国际法的基础。

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荷兰人坚决贯彻了制海权的思想。他们通过摧毁或侵蚀西班牙的海上运输能力，加强自己对谷物、白银和海上军需品等关键战争物资的垄断控制。荷兰造船厂以更低的成本、在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比任何对手更多的船只，以保持自己的海上优势，抵消西班牙军队的陆上优势。190荷兰的经验，启发了后来的英国。

英国人是海权的后知后觉者，在伊丽莎白时期皇家海军才刚刚成为国家的主要防御力量，此前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位渴望分享西班牙海外财富的女王捞取外快。英国人是擅长行动的民族。在明白了荷兰兴盛于海洋的道理后，英国人迅速并持久地展开了行动。

1650年，羽翼未丰的英国通过与葡萄牙的战争，取得了对葡萄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从1651年起，英国作为荷兰霸权的挑战者，颁布了数个旨在削弱荷兰对海外贸易独占的《航海条例》，宣布凡进入英国的商品必须用英国船只来承载。英国人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加强海上运输的竞争能力。在法规后面，还有海上军事力量的保证。《航海条例》直接导致了1652年的英荷战争。在此后的两年里，英国从荷兰人手里夺得了1 700艘商船作为战利品。1911655年，英国夺取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牙买加，进入了加勒比海地区。在经历了四次英荷战争后，荷兰的制海权被英国逐渐削弱，从而无力阻止英国建立商业帝国。从表面看，这是因为幅员太小的荷兰无法承受代价高昂的海军竞争，而深层的原因是，荷兰作为面对法国陆上强大军事压力的滨海国家，必须害取其轻，选择向英国的海上竞争做出让步。192

随着英国海权的扩张，荷兰等国的海外贸易开始收缩，英国的海外贸易却在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英国企业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多种大宗贸易中赚取越来越多的利润。英国人控制了大西洋地区的烟草、糖、棉花和黄金的供应，尤其是生产这些产品的基础——奴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的时候，全部股本为6.8万多英镑；到1708年，资本总额达到316万英镑，增加了50倍，公司年度利润率为200%～300%。到17世纪末，英国海外贸易的年利润为200万英镑，其中72万英镑来自殖民地，68万英镑来自印度，余下的60万英镑来自与欧洲、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贸易。

荷兰人自由海洋和自由贸易的理念，在英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并发展出了英国特色的海洋控制思想。英国人超越了西班牙劫掠式的海外拓展，也不满足模仿荷兰式的海外贸易，他们探索出把本土生产、海上贸易与海外殖民地拓展结合起来的新模式，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把生产、航运与殖民地融为一体的海洋经济体系。具有全球特征的海洋经济体系，比囿于特定区域、相对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体系更为庞大，也更便于资源的大范围调动。在战争中，海权则表现出更大的机动性和可持续性，这是对陆权的优势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殖民地生产的棉花和世界贸易为大工业创造了必备条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海权的保障。英国的海权保障了有利于英国的世界贸易模式，帮助英国实现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世界转口贸易和金融中心渐渐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伦敦。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更强悍的海上力量，英国最终控制了亚洲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贸易通道，构建起日不落的世界商业帝国。《泰晤士报》用一句话描述了英国与大海的关系：“英格兰是大海的情人”。193

银本位与金本位的较量

对英国人来说，海权是英国的立国之本，是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需要国家及各领域之间长期合作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寄望到海战时再去夺取，也不能仅仅靠海上力量去实现。英国能够获得并保持海权，离不开议会支持、商业扩张、海军力量的共生互利的联系，也无法脱离欧陆的均势以及成就这一切的外交。然而，要维持海权所需的还要更多，富勒指出，只有能采取预支未来繁荣去支付战争负债的国家，才能赢得海洋。194资金永远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

18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时代。此前，法国海军的规模要远超过英国的舰队。麦克尼尔在比较英法两国海军发展时发现，由于得到政府信贷的支持，英国海军付账很有规律，以至于在英国本土以及远离本土的加拿大等地形成一个“海军消费市场”。数以千计的海军合同保障着向舰队提供的各种物品，这种市场关系扩散到各个阶层，又对税收和信贷体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使海军能够准时得到信贷并付账。通过英格兰银行低成本的长期信贷，英国海军与生产者、供应商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新型关系和全国经济网络，有助于提升英国海上力量的竞争力；而法国海军从未在法国建立起这样的整体反馈回路，没有集中的信贷来源，法国海军的消费不能产生全国性推动力，往往被视为额外的支出。这种结构弱点，导致法国海军无法在与英国皇家海军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上风。显然，是资本的金手指帮助了皇家海军，使其赢得了海上力量的竞争。195

因为英法两国生态结构不同，导致它们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不一，决定了对海权的迫切性和投入的决心。缺少资源又相对贫困的英国，需要依赖对波罗的海和跨大西洋地区的贸易，而地大物博、相对富裕、能够自给自足的法国对海外贸易的需求就不那么迫切。依赖国内和周边市场的法国，主要用白银进行贸易结算，因而倾向于银本位制；而疆域较小的英格兰，主要面对出口市场，需要大量通行于国际市场的结算货币——黄金，所以倾向于单一的金本位制。196

在没有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财富的时代，陆地是财富之源，维持一支海上力量往往得不偿失。这在中国郑和下西洋引起的朝廷争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海外殖民地、海外财富及海上贸易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海上力量可以控制全球贸易通道，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积累链条上的关键环节。从此，海权就超越了陆权，成为全球贸易的支配性权力。然而，这一历史变化趋势在当时并未充分显现，选择陆权还是海权是国家的一个战略难题。这一难题对英国相对简单，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海运对英国经济的成本更低，航路安全和抵御海上威胁对英国也更加重要，相应地，与海洋经济有关的利益集团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更大。英国比任何国家都重视商人阶级的诉求，也比任何国家更重视战争的商业意义。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建立起了足以维持一支扩张性商船队的金融机构。197所有这一切，使海洋型国家——英国比大陆型或海陆两栖型的法国更容易心无旁骛地集中资源，去发展海上力量。地理的宿命，使英国更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这让英国成为历史的幸运儿。

在漫长而昂贵的国家竞争中，法国人不能既保有一支伟大的陆军，又同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无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都无法以法国或欧洲大陆的资源去实现这一目标。从1689年开始，英国就采取了控制欧洲海上贸易来对抗大陆国家军事影响的“深海战略”198。在七年战争中，当时的国务大臣、日后的首相老威廉·皮特坚持让英国集中力量发展海军，使其能够在战争中封锁法国港口和切断法国地中海舰队与大西洋舰队的联系，同时资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欧洲与法国作战，最终在德意志平原上给法国培育出了新对手——普鲁士。此后，这一战略成为英国参与欧洲战争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只派一小支陆军在大陆作战，同时用海上力量控制欧洲附近的海域，用商业财富来支援联军的陆战。

老皮特不仅为英国赢得了胜利，也创造了被利得尔·哈特称为“英国式战争方式的”间接路线。控制了海权的英国人可以在海外和世界贸易中一手遮天，这使他们得以运用世界资源支持英国在欧洲的战争，帮助英国获得最终的胜利。1763年的《巴黎和约》，为英法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第二个百年战争”画上了句号。法国并没有因为其强大的陆军赢得胜利，而英国却因其“深海战略”取得了最终的优势，成为荷兰霸权的继承人。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使依然强大的法国和曾经的大陆霸主西班牙一样，开始丧失对欧陆的支配性地位。

从1763年的《巴黎和约》起，海权国家的影响力由殖民地的沿海地区进入大陆的腹地。从此，大陆在人类文明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世界由从陆权支配海权的时代，改变为海权国家对大陆国家的控制和支配。西欧国家由海路成功地实现了对大陆国家的侧翼包抄，由控制海洋航路、设立沿海据点进而到大陆腹地的发展，逐步完成了对全球的控制。

由海洋到海洋的世界

在英王室18世纪颁发的殖民地特许状的附文里，大多授予了从“大海到大海”的权利。在英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整体，这是地理的第一个现实”199。美洲大陆不过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过渡地带，一块受海洋支配的空间。英国人用工业革命的钢铁、螺旋桨和复合发动机把大西洋和印度洋变成了地中海式的“内海”，使全球成为“由海洋到海洋”的世界。通过世界海洋的内海化进程的完成，200英国控制了全球海权。因为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海权是开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财富积累大门的钥匙。201

英国利用涵盖全球的海洋经济体系，不断将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用于对欧洲市场的争夺。在拿破仑看来，如果失去了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市场，英国海外贸易的优势将荡然无存。然而，在拿破仑几乎统一欧洲的情况下，依然难以推行禁止与英国贸易的“大陆封锁”政策。这是因为，拿破仑控制的西欧被英国海上力量封锁，得不到让战争继续下去的全球资源。拿破仑只能通过传统的强征或劫掠来维持战争所需，而英国则是通过英格兰银行强大的借贷能力来与之抗衡。战场上的胜负不仅要看武器的先进与落后，也要看融资方式的先进与落后。显然，拿破仑的法国在融资水平上与英国有着代次的差距。

当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和特拉法尔加角先后两次击败法国舰队后，拿破仑威胁英国海外殖民地和攻击英国本土的计划彻底破灭。法国人失去了海洋控制权，也就失去了通过海洋获得来自世界其他地区资源的海洋权益。英国能够把欧洲以外的资源运回本国，并资助盟国对抗法国；缺少海外资源的法国，则无法向欧洲大陆国家提供与英国贸易的替代品。此后，再强大的欧陆国家都只是区域性强国，无法挑战通过控制海洋进而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英国，特别是当欧陆国家处于某种均势状态的情况下，英国的霸权更无法挑战。掌握海洋控制权，保证了全球化的英国对区域化的欧洲长达百年的控制。

得益于海权的英国人，对海洋工程技术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时刻不敢怠慢。1884年，8 000吨的英国货船“昂布里亚”号商船用6天时间就跨越了大西洋。1902年，英国轮船的总吨位比德国、美国、法国、荷兰、挪威、意大利等国船队总和还多1/3。英国的海权保卫着19世纪欧洲与世界的自由贸易，汽船让海洋成为通畅的铁路，海底电缆把北大西洋地区连为一体，发展新的交通工具和改进交通方式已经没有了技术或政治的阻碍，只是一个愿不愿意投资的金融问题。而与海权紧密相关的世界金融机构，也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在麦金德看来，英国能够独霸四海，不仅靠海军，靠商船维系的贸易，更依靠英国资本通过伦敦城控制的海外投资。

比较而言，富庶的法国比英国更难接受需要变革的工业革命，它要等待一场社会革命来为蒸汽机和铁路开拓道路。202至于资助工业发展的金融革命，步履蹒跚的法国要到1846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才能起步。这一切的综合作用，导致法国输掉了与英国的海权竞争，也输掉了欧洲乃至全球的霸权。英国海权对法国陆权的胜利，实质上是全球资源控制者对局部资源控制者的胜利，是全球化的海洋经济体系对欧陆区域经济体系的胜利，也是金本位对银本位的胜利。

当然，这是有特定时代条件的胜利。当技术特别是交通技术发生变化的时候，海与陆的优劣就可能发生变化。英国人对此有近乎恐惧的担心，常常表现出“麦金德式的忧虑”[7]。现实的英国人希望建立一种机制，当权力跷跷板向欧陆方向倾斜、有可能颠覆现有秩序的时候，能够产生一种力量来实现制衡。而这一力量的来源，就是均势体系。

均势的资本逻辑

欧洲的均势体系，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需求。在19世纪，欧洲是资本积累的中心地区。英国之所以愿意维持欧洲的均势，是因为英国工业资本发展需要欧洲的市场与和平的环境。而英国能够具有这么做的力量，很大程度来源于金本位制和英国工业化的军队——这两者是英国手里的世界权杖。

最早的均势体系是维也纳体系，它是反拿破仑战争后做出的政治安排。在一场由英国资助并获胜的战争之后，欧洲已无法摆脱英国的影响，也无法离开英国的继续支持。因此，维也纳体系是建立在英国货币体系之上的国际政治秩序，体现了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政治的支配。金德尔伯格指出，所谓金本位制不过是由英格兰银行以自己为中心控制和操纵的英镑本位制。这说明，货币体制本质上是权力体制，关键是看由谁在掌控，而不在于货币介质是金、是银、是纸或者是电子符号。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能够通过掌握和操纵贴现技术来管理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制定世界利率水平，不在于英国的黄金存量，而取决于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拥有超出其他国家的能力及权力。203英国工业体系的领先地位、英国海权对世界贸易的控制、英国维持欧洲均势格局的能力，以及英国创新货币的对策以及克服经济困难的技巧等，决定了英国具有控制世界货币的权力。

货币权力不是简单的货币或经济现象，而是社会政治现象。金本位制是英国人选择的货币体系，欧陆国家却不能不接受。因为只要接受了英国的资金，货币体系外在的强制就会逐步内化为对资本的渴求，进而发展为对资本的服从。英国控制的国际资本，根据投资各国的风险和增殖可能的大小，划分敌友和亲疏等级，形成了围绕英镑体系的币缘秩序。作为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币缘秩序虽隐秘却十分关键。

要维持国际秩序，仅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在维也纳体系——金本位制的天鹅绒手套里，还有英国工业化军事力量的铁拳。对国家来说，谁能够获得资本的青睐，以更低的利息获取战争贷款，谁就可能在比拼谁的钱更多的战争中占据上风。工业化的战争比倚靠人力畜力的战争更加依赖资本，在依赖资本的战争中，往往是息差决定力量的对比，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谁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着战争胜利的权力杠杆。在战争工业化和国家经济向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资金流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命脉，谁控制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谁就控制着他国的命运。

金融与暴力，是彼此渗透与相互支撑的亲密伙伴。英国通过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控制着进行战争或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本。英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欧洲资本的流向，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采用金本位制，就意味着货币和国债的发行必须以金银储备为基础，只能接受最低限度的金融波动和通货膨胀。在18世纪初，英国金银储备为1 200万英镑，流通纸币1 500万英镑，英国用金融技术多创造了25%的货币。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垂涎的成果。英国靠着金本位制的锚一直保持着币值的稳定，为吸引国际资本和发行国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世纪，英国既充当着欧洲的钱袋子，也是欧洲的兵工厂。拿破仑统一欧洲的举动，超前于在欧洲尚未建立的主权国家体系，违背了民族资本积累的需求，却唤醒了欧洲民族独立的意识，英国用金钱和武器把这种意识转变为战胜拿破仑的行动。204没有英国资本的支持，欧洲各国难以进行持久的战争；没有英国工业制成品，欧洲国家也无法在工业化的战争较量中占据上风。当英国需要维持欧洲和平以保护资本增殖的时候，依赖于英国资金的列强也只能跟随英国去维护和平。

从表面上看，是均势体系维持了欧洲和平，若深入世界权力结构的内部，就会发现是国际金融体系缔造了均势。英国资本以流向与流速控制着力量的均势，保证欧洲中心区在均势下的和平中实现积累。和平与战争一样，都遵从着资本的逻辑。205

大英帝国的隐秘权杖

19世纪，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资本市场，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币权以及世界权力的杠杆就从荷兰人手中落在了英国人的手里。推进这一币权转移的最关键动力和制度性的保障，就是金本位制。

英国人最早认识到货币可以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工具，在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白银本位时，英国独树一帜，确立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金本位制是英国无意设计却有意识推进的制度化工具，它支持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工业资本的力量颠覆了世界货币的白银体系，缔造了新的日不落帝国。

人们容易看到，英国人如何用舰炮来维持其统治，却往往忽略在更多的时候英国是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细线来完成自己的统治。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金本位制的货币杠杆。它利用资本的力量，扫除了欧洲阻碍工业资本发展的政治和地理障碍，为蒸汽时代工业资本在欧洲的发展创造了外部环境，也为工业资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扩张扫清了道路。

在维也纳体系下，欧洲各国包括神圣同盟国家的经济日益显露出货币化的特征。土地赋税变得不再性命攸关，而货币成为国家政策的支点。这一重要的变化，成为导致欧洲封建制度最终瓦解的关键因素。国际金融的出现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导致在国家货币体系下形成的国内政治关系向国际领域扩散，推动了币缘从国内政治走向国际政治领域，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从币缘政治的角度看，金本位是英国版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大英帝国的隐秘权杖。它与英国军事力量、工业基础、外交技巧相互支撑、巧妙配合，主导着英国周期世界体系的走向。

英国金本位和工业化的军事力量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均势欧洲与失衡世界两相对立的二元结构，形成了中心区和平与边缘地带战乱的局面。均势欧洲是保证资本增殖的核心区稳定的需要，而拓展世界市场的对外扩张，则是为了打造足以支撑中心区经济起飞的广大边缘地带。因此，边缘地带的战争，成了保障中心区和平的条件。

与欧洲的百年和平对应，欧洲在英国引领下对全球进行了百年扩张。据不完全统计，在这100年里，欧洲各国对外部发起过至少58场战争。206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胜利。从拿破仑战争开始，上帝就一直站在拥有较强工业基础的国家这边，也就是站在工业资本这边。富裕欧洲依靠资本和军事的优势，从欧洲区以外的地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从1840年起，在进入工业化的阶段战争中，欧洲只要用一点军事力量就足以让中国、日本和非洲国家打开贸易大门。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战争的工业化是工业文明的恶之花。在金融资本支持下的工业化战争，不仅帮助在工业技术方面领先的英国主导了欧洲，更让欧洲人征服了世界。在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工业化战争的基础上，资本加快向全球的扩张。

英国的成功，引起各国竞相效仿。对金本位制的信任，成为那个时代的信念。与信念同样重要的是，南非黄金的大量涌出，使世界黄金产量在1830—1853年间增长了3倍多，从181.96万两上升到635万两。207德国在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后，将国家货币体系的复本位改为金本位制。从此，欧洲各国纷纷效尤，相继选择了金本位制。在明治维新后苦于没有黄金储备无法实行金本位制的日本，在获得了甲午战争的赔款后，也立即推行金本位制。

国际金融领域的多体效应造成了历史的湍流，搅乱了英国人普及金本位制的预期，金本位制的扩散没有完成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目标，也没能削弱民族单元和国家政府的作用，反而产生了加强国家的功效。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强权，在模仿金本位制和工业化后再度兴起，成为英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德国海外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商业舰队的渐次扩大，极大地威胁到英国的经济。德国经济全面超越的前景而不是德国海军的威胁，推动了1903年《英法协约》的签署，并最终导致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达产业巅峰的英国，渐渐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经济步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1896年的大萧条，发出了英国主导的体系周期进入危机季节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这标志着世界金融中心转移的开始。美国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也在极力学习英国式的工业化和金融体系以改变自己的边缘命运。

随着美国的兴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帝国及其控制的海权与金本位制、均势体系一道呈现出了颓势。

[1] 国际元为一种计量地位，其1元购买力相当于1990年的1美元。见威廉·罗森.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70.

[2] 所谓白银货币化是指，白银从贵金属成为货币；从非法货币变为合法货币；白银成为主币。见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66.

[3] 皇室开支、官员俸禄、军费支出等国家消费性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0%。国家的积累率只有3%左右。见刘逖.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8.

[4] 荷兰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帝国的一个省。在荷兰的独立战争中，大量西班牙白银经由多佛运往尼德兰，这导致为西班牙世界霸权服务的热那亚银行体系的瓦解。

[5] 按照当时的比价，7.14285卢比等于1英镑。

[6] 在瓦特把蒸汽机的发明转变为创新的过程中，作为投资人的博尔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7] 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家麦金德担心铁路和航空技术的出现，会改变大陆与海洋国家的经济地理和安全战略基础，使大陆获得海洋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等著作中多次提到这一担心。

第四章
美元体系的全球化

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与欧洲相比，北美殖民地可算是苦寒之地。与同为殖民地的美洲其他地区相比，北美的自然条件也不占优势。从“感恩节”之类的民俗中，仍可感受到当时移民艰辛的生存状态。而偏偏是从这块土地上独立的美国，超越了欧洲宗主国，开创了引领全球化的新周期。美国成为世界主角的历史，述说着又一个边缘颠覆中心的故事。

第一节 美国的土地革命

从16世纪开始，美洲就成为欧洲的主要殖民地。先后有6 000万欧洲人移民美洲，其中许多人去了北美大陆。美国自1776年呱呱坠地起，便开始挣破13个英国殖民地州的襁褓，进入长达百年的扩张期。到1848年的美墨战争时，美国抵达太平洋沿岸；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兼并夏威夷和攻占菲律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两洋国家。美国的早期历史，是一个通过不断攫取领土、让自己快速成长的历程。1

美国的最大本钱

与欧洲土地主要属于国王、领主或教廷的有主之地不同，北美殖民地拥有广袤的土地，而且这些土地是“无主之地[1]”。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割断了北美大陆与欧洲各宗主国之间的政治脐带，使这片土地彻底摆脱了欧洲的君主、贵族、教会及土地所有人。2拥有大量产权空白的“无主之地”，是美国最大的本钱和资本之源。

在美国，个人获取土地的方式主要靠公司所有权的股份、人头权授予、从政府手中购买、优先权购买和政府授权等方式，这些拥有永佃权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王或贵族的私产。3摆脱了欧洲传统土地所有制羁绊的美国人，能够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土地政策，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国家资本，这是美国超越欧洲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4

比整个欧洲还要大的美国，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续并深入到太平洋之中，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当太平洋与大西洋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经济区时，美国获得了一肩挑两洋的中心地位。

约翰·亚当斯在1780年对当时的法国外长说，美国未来的发展有无尽的潜力，因为它有辽阔的领土、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以及无数的自然资源，无论欧洲如何看待它，美国都将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国家。5对美国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家来说，土地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之源，也是国家精神的根基。在美国人眼里，开拓西部边疆对美国社会和国家性格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作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特纳于1893年在美国历史年会上宣读了他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10年后，他又发表了《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的论文，其中提到：

最重要的是，连绵的空闲土地位于美国定居区的西部边境。每逢东部的社会条件趋向定形，每逢资本压迫劳动力或者政治限制阻碍了群众的自由，就有了这扇通往边疆的自由之地的逃亡之门。这些空闲的土地促进了个人主义、经济平等、自由的出现和民主……总而言之，在当时，大片空闲土地意味着自由的机会。6

大片空闲土地是美国式宗教自由和民主思想得以萌生的暖棚，是独立精神的庇护所，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赖以生长的环境。在欧洲，由君主、贵族和教会控制土地的社会基础上，真正的自由精神难以萌生更难以成长。即使爆发革命，也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在几千年土地制度的斑斓画布上，欧洲人很难画出一幅不受历史底色影响的新图。而美国一大二空的土地上，自由气息在无羁地飘荡，吸引了大批的新移民和大量的欧洲资本，也培育了美国人不同于欧洲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最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民主、市场和公民自治结合的制度。

对大多数殖民定居者来说，土地既可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也包含着成就感、扩张精神和政治意义。在北美殖民地居民的财富中，土地占68.4％，牲畜占11.5％，存粮占3.5％。拥有一块独立土地的地主，是当时每一个白种男人都追求的美国梦。土地提供的巨大机会，为美国开启了一个繁荣和扩张的周期。

先鼓励美国移民进入边疆地区，待美国族裔占当地多数人口后即主张民主的“权利”，美国政府再给予支持。这是美国开拓边疆的独特模式，通过这种民间与政府互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美国逐步发展为庞大的帝国。7武力与自由权力的交替使用，帮助美国肃清了印第安原住民和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使美国的土地得到不断的扩张。威廉·麦金利总统在为其扩张政策辩护时声称，曾经在半夜祈祷中听到上帝的声音，告诉他应该兼并菲律宾。

无论是通过收购、强占还是战争，民间的企盼和官方决策都高度一致，美国民族的最终指向都是努力扩大领土。从与英国签订和约获得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年时间里，美国的幅员扩大了近4倍，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广袤的国家之一。

枪杆子打出的新国家

战争与暴力，在美国的诞生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回顾盎格鲁——美洲殖民者的历史，无论是解决与原住民的矛盾还是终结欧洲宗主国的统治，最终要靠暴力解决问题。对于他们，暴力与战争是定居之本，是土地之源，是实现“天定命运”的手段，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作为殖民者的后裔，美国人历来崇尚武力。他们在北美的扩张中“一点也不神圣，一点也不和平”，奉行的是一种无法无天、杀气腾腾的资本主义。8这一段早期经历，给日后美国的国家行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美国的独立战争，实质上是美洲殖民者与欧洲宗主国闹分家。隔着一个大西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利益自然难以一致。更何况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英国体系的等级序列中，北美只能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这无疑会与北美殖民者身上桀骜不驯的秉性与追求自由的理念产生矛盾。关于茶税的争端，只是一颗火星，深层的原因在于英国与北美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和理念，从而引燃了独立战争的燎原烈火。

当时欧洲国家军队的陆战战术，是把士兵排列为线式队形，组成密集的阵线进行冲锋，用相对集中的步枪火力和刺刀摧毁敌方的防线。北美军队的军事素养不足，除了少数经历过七年战争能够正规作战的大陆军，大多数为民兵，他们可以躲在丛林里面向敌人打冷枪，但真与久经战阵的英军正面交锋时，常常是一触即溃。然而，美国人是以全民总动员的方式来与英军对抗，几乎所有成年男子都编入了民兵，他们利用地形隐蔽自己，从英军的侧翼和战线的后方向他们射击。这些使用有来复线枪械的民兵，不但是头等射手，也是能够英勇顽强作战的天生战士。美国民兵机动灵活的作战，创造出了步枪时代的新战法——散兵线。9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大多为小规模的冲突和战斗，很少有欧洲式的大规模会战。

对英国军队来说，这是全新的对手和全新的作战方式。在欧洲平原上颇有威力的线式队形，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显得刻板而低效，完全不适应美洲丛林地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对手不是从欧洲阶级社会延伸出来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军队，不是为王室荣誉和利益而战，而是一支具有“天定命运”的信念、为独立自由而战的人民武装；英国的职业化军队，第一次需要面对由武装起来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军队。尽管这只是催发日后世界性军事革命的萌芽，却足以迫使英军撤出北美，承认美国的独立。

对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来说，与英国人的战争不仅可以实现独立的政治目标，也可以使一个虚弱的民族变得坚强起来，从而锻造出这个年轻国家的国家意志。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缺乏强硬的军事性格，就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经历了独立战争和1812年的对英战争后，美国人树立了国家观念，更看重国家荣誉，更像是具有天定命运的美国人了。

当美国殖民者像蝗虫一样穿越绵延的边境，西进移民活动带来了大规模的人类大屠杀和环境破坏。其停顿的时间，仅够用来掠夺土地并驱赶、屠杀土著居民或将其边缘化。……“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民族之一。”10

领土的扩张是殖民活动的一部分，独立后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先占先得和奖励军功的土地政策，不仅造就了一代勇于开疆拓土的牛仔，也把剽悍尚武的牛仔精神注入了美国的民族性格和美军传统。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一个美军上校仅带着120名士兵以不到35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了圣迭戈和洛杉矶。这就是所谓的圣帕斯夸尔战役，它不仅为美国赢得了面积巨大的一个州，还将美国的疆域由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11具有牛仔性格的军人，是美国军人的一种类型，人们日后还可以从潘兴、巴顿、施瓦茨科普夫的身上看到牛仔的影子。

国之大政

拥有大量领土只是一个大国，真正赋予美国力量的不仅是土地和资源，更在于公地拍卖的联邦土地政策。美国的土地拍卖与赠予政策，平衡了积聚财富的现实主义和平均地权的理想主义，不仅吸引了大量资本和欧洲移民，也激发了美国人的扩张精神和行动，扩张带来的新领土又吸引着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和迅速繁衍，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人口密度，如此这般的相互激励，让诞生时还被看作侏儒的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舞台上的巨人。

在独立之初，美国政府根据《联邦法》，获得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数千英里的土地。对一个尚未建立征税权力的政府来说，这些公地是潜在的收益来源。汉密尔顿精心设计了公地拍卖的方式，保证政府能够得到与每一块土地相关的经济租金，实现国库土地收入的最大化。获得了土地财富支持的美国政府，有意愿也有力量继续进行扩张，以获取更多的土地。

联邦政府通过承诺颁发土地许可证的法令来征募士兵，参加了美国革命战争、1812—1814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老兵根据联邦法令，共得到了6 824万英亩的土地许可证。战者有其田——这是美国版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战争。渴望得到土地的人们投入到可以获得土地的战争之中，而这一过程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联邦政府。到1850年时，联邦政府已经拥有12亿英亩的土地。为吸引更多的欧洲移民和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1860年颁发免费赠地的《宅地法》。到20年后的1880年，美国政府手中仍然拥有9亿英亩的土地。12

新大陆的广袤土地和相对均等的土地政策刺激了美国的高生育率和高移民率，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人口快速增加。1774年美国人口不到236万，到1820年人口达到998万，到1913年美国人口达到9 760万，为美国建国之初的近41倍。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美国的净移民人数为1 583万。13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早达到亿级人口规模的国家。在联邦土地政策中，专门规定了每个镇区都要保留公共教育用地，要从公地买卖收益中建立一个用于教育的永续年金。基于这些规定，在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公众教育网络，为培养高质量的劳动人口创造了基础条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础资源，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地状况有关。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积极扩张的美国获得了大量空闲土地，选择了适宜的土地政策，由此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经济、政治制度，包括独立不羁的美国精神。美国很美，却难以效仿。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土地可供廉价分配。通过扩张和在一大二空的土地基础之上，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美式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在地少人多的国家，人民需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维持生计，政府也须组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指的不仅是物产，更其有政治意涵。“美国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和没有历史包袱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的土地政策不仅主张“耕者有其田”，更鼓励“战者有其田”。独立战争之后，美国就有按军功授田的做法。在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后一年，美国推出了《军功授田法案》，这一法案把国家扩张与个人利益紧密结合，极大地鼓舞了美军的士气，对取得美墨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能够通过战功获得土地的美军士兵，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土地而战，因而更具有战斗意志，这是处于弱势的美军可以战胜强敌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这一做法与两千年前中国秦朝商鞅的设计异曲同工。毫无疑问，联邦土地政策是美国的最大政治，正确的土地政策是导致美国迅速走向强盛的最重要原因。

土地政策对工业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同样重要。欧洲国家要推进工业化，一方面要积累资本，另一方面要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土地，这就需要剥夺或赎买原属于王室、贵族、教会和其他土地拥有者的土地，意味着推进工业革命的同时将面对一场重新分配土地的惨烈的社会革命。美国之所以能够从农业社会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型，就在于美国没有欧洲的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制约，政府可以把“空闲”的公地顺利地转化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本和基础建设用地、教育用地。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空间很重要，然而，这些领土空间是否可以用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才是问题的真正关键。美国拥有大量土地并能顺利将其用于国家的工业化，是美国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超越欧洲的主要因素。

认识美国的土地革命，是理解美国成功的思想钥匙。土地，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它来自争取领土主权的独立战争和早期的扩张战争——通过政治革命，美国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控制，得到了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和扩张战争，美国获取了大量新领土；通过公地拍卖转让的政策，美国使土地实现资本化，创造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第一桶金”。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而决定国家命运的是如何分配和管理土地资源的制度。美国的独立战争，把欧洲北美殖民地的“无主之地”变成了“自主之地”。这是对欧洲封建土地制度的反叛，是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通过这场土地革命，使美国——政府及人民获得了一笔以大量“公地”为形态的巨大财富。汉密尔顿通过土地拍卖，为政府找到了最初的财源；而杰斐逊则主张把公地提供给农民，以建立一个以小土地农场主为基础的平等国家。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选择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平衡，它造就了数以百万计的农场主，使之成为农业时代美国社会的根基；同时，它通过政府集约化的控制和使用土地，把土地资源成功地转化为美国向工业化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资本。

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吸引大量欧洲移民的持续流入，引导资本投入长期的基础建设，建立起让城镇和制造业得以快速成长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统一大市场。在这样一片不同于欧洲的土地之上，最终建起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山巅之城。

在国土上投资

美国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历史。在美国这样国土广袤的国家，要形成现代化的统一大市场，必须有能够满足发展需求的便捷的交通运输网和通信网。从独立后的第二年起，美国13个州有8个便成立了特许公司，开始修运河。运河和富尔顿的蒸汽机船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运河沿岸的人口翻番，村庄变成城镇，城镇发展为繁华的城市，伊利运河促使纽约成长为西半球最大的国际化城市。

运河时代之后，是美国的铁路时代。美国从1830年开始修建铁路，到1840年时共修建了3 000英里铁路。其后，美国的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到1874年已经修建了74 000英里的铁路。四通八达的铁路与运河体系，构成了美国国家的陆地运输网。与此同时，美国还铺设了5万英里的电报网。14便捷的国内运输网和通信网，使美国形成了规模远超过欧洲的生产基地和统一市场。“大而空”的美国，由此变成了“大而实”的美国。

美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规模远超过欧洲国家的基础建设投入，离不开联邦政府施行的土地政策。1802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从出售公地的所得中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修路。15联邦和州政府在支持运河和河流建设方面也付出了大量的土地资源。1850年，美国政府为推进铁路建设，将250万英亩的土地赠予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其后又先后授予大西洋铁路和太平洋铁路4 900万英亩土地、北太平洋铁路4 200万英亩土地、联合太平洋铁路2 000万英亩土地，中央太平洋铁路1 200万英亩土地，联邦和州政府为推进国内铁路建设而授予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8亿英亩，占到全国公共用地的10%。用土地换资本，以土地的长期收益吸引资本，是美国资本积累的成功做法。美国政府通过赠予土地、提供补助金等方式促进对铁路与运河的投资，使投资于铁路、运河的长期投资更有吸引力。美国政府再通过对增值土地征税的行为，加快了国家资本存量的形成和增长。

政府以土地作为财富杠杆积聚起大量资本，吸引它们投入修筑运河、铁路等建设中，这一土地政策促进了美国的基础建设，把美国经济连接为具有规模效应的整体，而且还培育出一批大实业家、大资本家和大银行家，这些都为美国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据统计，从1774年到1909年，美国资本存量增加了388倍。人口则增加了40倍。资本存量和人口的迅猛增长，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以巨大空间为载体，集聚了丰沛的土地、自由劳动力和资本等发展现代大工业所必需的要素，成为支撑美国宏大的经济金字塔和全球影响力的基座。

美国的土地政策影响久远，在殖民地经济基础上出现的美国式大农场模式，通过资本来保持绝对地租总量不断增加，是美式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日后全球粮食产品走向金融化的滥觞之处，是形成稳定美元体系的粮食锚的历史根基。16

第二节 全美经济一体化

在殖民地时代，美国企业多具有个人化和家庭化的特征，规模小而专业化程度低。当时，美国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7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还是英国的经济附庸。拉动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英国的棉花需求，美国的出口商品中有50%是棉花。1812年战争爆发后，在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雇用了许多女工、拥有大厂房、使用复杂水力传输系统的纺织厂建立起来。这些棉纺企业是美国最早的现代化企业，是美国制造业开始摆脱英国的突破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要等到全美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出现之后。

资本积累的空间律

美国独立后，原来依赖英国的贸易模式不得不发生变化。美国商人努力开辟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新市场，同时积极引进新机器和新技术，并普遍对其做了适应性的改进。在19世纪40年代蒸汽机使用之前，美国企业多为投资规模5万美元以下、雇用人数不到50人的小工厂。美国财政部在1832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制造业较为发达的东北部10个州，有105家企业资本在10万美元以上，其中88家是纺织公司，12家炼铁工厂，剩余的5家则为生产铁钉、火器、玻璃、盐和水力设备的企业；只有32家公司的雇员超过250人。17

变化的发端，从美国基础能源的改变开始。蒸汽船在运河上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大规模使用蒸汽机及煤炭的最初尝试。美国土地及自然资源远比英国丰富，人口却相对稀少，因而需要寻求一种比英国更加节省劳动力的生产方式。美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形成了更加密集使用资本，以通用部件和装配线为特征的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这是一种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英国的美国式制造业体系。美国企业积极引入非畜力驱动机器和发明新机器，并对传统设备、产业组织、生产组织方式进行改进与重组，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以电力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建起了以蒸汽机和电力为基础能源的巨型工厂。据当时一位几乎建造了美国所有新型贝西默转炉的工程师说，美国钢铁业之所以超过英国，不只是改进了转炉和其他设备，也因为占地更多的美国工厂采取了周详的布局，在50公里厂区内，用铁路联结起70座建筑物，聚集在一起的工厂共同使用运输设施，降低基建开支的成本，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每个工厂都因其他工厂的存在而获益。1909年，在美国制造业工厂中，电力占初级动力的21%，到1919年占到50%，1929年时达到75%。18集中供应的电力，为巨型工厂提供了基础动力，使工厂布局摆脱了自然能源条件的限制。

技术与产业、社会之间的结合，创造了美国式大生产大市场的一体化经济模式，这是美国超越欧洲的体制性优势。泰勒制和福特工厂的流水线是美国企业内部的创新，卡特尔和托拉斯则是企业外部协作的新组织方式，商标、广告、保修等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普及的教育体系和专利体系激励着技术发明，追求利润的趋向鼓励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而大资本则在推动产业链纵向与横向的合并与整合，使各种革新组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洪流，形成了以标准化和可互换零件为特征的美国制造，创造出美国式的工业化模式。

许多人把美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原因归结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却无法解释同样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为何被美国超越。分析国家发展的原因，不仅要看要素，还要看结构，尤其是结构的变化。技术创新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完成对经济体系的重构与再造。美国经济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北美大陆的特点相结合，发展出了全美一体化的大生产和大市场体系。这一重要的结构变化，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美国通过构建起全美一体化的大生产和大市场体系实现了对欧洲的超越，其中还隐含了资本积累由小到大的空间律。资本从意大利城邦到尼德兰联合省，到主权国家英格兰，再到洲际大国美国，资本的积累空间存在着由小到大的变化规律。这是因为，无论从资本积累还是从技术发明的过程看，狭小的主权国家的空间范围，难以为一种新的大型技术提供足够的专利保护和成长空间，类似于蒸汽机这样的体系化技术创新，只能出现在英国而难以出现在破碎化的欧洲。19只有洲际国家美国，才能通过大型机械的发明与巨型经济体的结合，建立起全美一体化的生产和市场体系，成为超越欧洲的全球资本积累新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战争荡平了殖民地经济遗留的区域壁垒，推进了南北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促进了全美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全美一体化的模式，不仅使美国在经济规模上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形成了欧洲各国难以企及的规模效应，更在于美国体制通过铁路网、运河网、电信网、电力网把从事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企业、大规模零售商、广告公司、连锁店等销售机构甚至是培养新生劳动力的教育机构联结为一体，实现了交易成本的内部化。这种社会化大生产与大市场体制，是比生产成本内部化的英国体制更加节约、更加高效、更具有竞争力的体制。20

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体量只是其拥有规模优势的基础，而由全美一体化经济模式产生的体系化竞争力，才是美国与欧洲和英国经济对比中质的差别。美国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和大销售的体制，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同步化协同生产，这种把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生产创新、销售模式创新和教育创新融为一体的体系化创新，能够产生比单纯技术创新要强大许多的体系能力。这是美国迅速超越英国并开始引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关键所在。

从美国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75倍，平均每年以3.9%的速度增长；同时期领先欧洲的英国，每年的增长率却为2.2%，长期速度差的结果是，英国从一个超过美国3倍的经济体，变成了只占美国经济总量41%的国家。

拥有一体化经济模式的美国，并非独立于英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而是其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个部分。跨大西洋航海运输、海底电报网和金本位制把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连接为一体，形成了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欧洲资本大量流入美国，促进了美国的基础建设和工业化，21使美国具有了超越英国的能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的引领者。

铁路改变了美国

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美国经济和国家面貌变化的新开端。19世纪初的英国发明铁路后，美国立即引进了这项革命性的交通运输技术。1830年，美国第一条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通车，由此揭开了铁路时代的帷幕。1869年5月，第一条贯通北美大陆的铁路接轨通车。此后20年，共有5条横贯美国大陆、总长超过10万英里的铁路建成。从这5条铁路干线上延伸出无数条支线，深入美国西部腹地的每一个角落，对美国西部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铁路建设不仅提供了新的高效的运输体系，也提供了新的企业组织方式。作为美国最初的大企业，铁路公司给美国的经济组织提供了大规模生产、运营的样板。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至少有15个铁路公司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固定资产，雇有从事不同工作的4 000名员工，投资规模达到数千万美元，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纺织企业。

管理大规模企业的需求，迫使铁路公司的高管成为探索现代管理模式的先驱。铁路公司设计了组织管理模式，详细划分了权、责和信息沟通渠道，采取了标准时间、标准轨距，使用标准化的命令和通知，以管理和控制标准化的设备和信息；铁路公司还率先采取了现代成本会计制度。由于采取了具有规模经济的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与运营方式，铁路公司在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效率要高于任何其他经济部门。到1910年，美国的铁路货运成本较1849年要低80%，客运成本也降低了50%。整个美国经济被铁路网联系在一起，可以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大销售。

美国的经济地理，被铁路这种快速、定期、全天候的新运输体系所重构，原本为广袤领土所分割的区域市场被整合为全美大市场，因而成为高度一体化的统一经济体。铁路的发展和普及推进了美国制造业和农业的规模化，促成了产业革命，也推动美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从1860年至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19.8%上升到39.6%，城市数量也从67个增加到318个，在全国构成了大中小各类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铁路这一合适的新技术，把美国巨大空间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是铁路真正使美国成为横跨两洋的世界大国。

不可忽视的还有铁路带来的重大社会效益。在南北战争时，美国已拥有3万英里的铁路，正在将众多的地方市场连接为一个日益统一的全国市场。这种紧密经济联系产生的政治效应，衍生出了坚持国家统一的观念，并由此产生了南北战争中坚定的国家统一派。22

英国的铁路由于受到小工业主所有制的限制，全国有200种不同的轴箱，铁路车辆有40种不同类型的手刹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有70种不同的发电站、50种供电系统、24种电压和10种频率，难以实现标准化运行。在小工业主体制的制约下，无论是铁路还是电力系统都只是能够提高效率的技术创新，而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发展成为重组企业、重构市场、重新布局城镇甚至改变国家经济地理、重组社会的全局性创新。

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铁路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了美国式的金融市场。修铁路、通运河、建电网需要大笔资金，这促使了专业化投资银行公司在美国出现，也导致了金融市场在华尔街的集中和机构化。在投资于铁路的资金中，有70%来自金融市场，这促成了证券买卖、转让等金融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买空、卖空以及抵押购买等投机交易模式。在铁路时代，美国公司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就发展成形了。231880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共有103只股票，其中有73只是铁路公司股票，占全部股票的70%；1890年，在纽交所交易的股票为118只，铁路公司为90家，占到了全部股票的76%。美国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促进了对铁路和实业的投资，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总收益，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巨额资本进入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带来了金钱，也让银行家进入了董事会，这增加了金融家在铁路高层的影响力，也推进了铁路公司的兼并重组。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25家大型铁路公司控制了全美2/3的铁路里程。在铁路融资中获得高额回报的银行家，又转向为电报、钢铁和其他大型制造企业等提供产业融资，可以说，金融资本是美国一体化经济模式的推动力量。

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铁路和电报等技术提供的快速、规范、大规模的运输和通信系统，扩展了美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促进了现代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结合的一体化企业的出现。

大政府促进工业化

1791年，汉密尔顿向众议院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其中指出：“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每一个着眼于那些重大目标的民族，均应努力拥有民族自给的一切要素。”24工业基础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的认识，从美国独立之始，就成为国家精英的共识。

当时的美国各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经济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内战前20年里，北部逐步发展起工业化的经济，因此需要通过关税保护幼小企业和内部市场，制成品关税达到40%；而南方主要是产棉区，更多依赖奴隶劳动和对欧洲的贸易，英国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棉3/4来自美国南方，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关税法被南方人视为可恶的对象。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与南方种植园主经济模式的差异，蕴含着政治和观念上的彼此对立。25

北方获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工业化道路的胜利。战前的美国，被英国人称为“乔纳森表弟的大农场”。战后美国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国家。这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有政府的推动。在美国，“大政府先于大商业的出现”26，而美国内战则是形成强有力政府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政府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除了政府采取的土地政策对一体化经济带来的奠基性作用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制定法规、关税制度来影响经济活动和长期趋向。为促进美国工业化，政府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实行金本位制度和对工业采取关税保护等三大政策来推进工业化进程，还采取进口管制、吸引外来移民、限制建立工会为企业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通过加强专利法来推进发明和创新；国会则通过关税法来帮助制造业的发展，还通过《谢尔曼法》对商业垄断行为进行有效限制，控制一体化的企业对市场形成过度的垄断。

有学者指出，打破州际边界建立统一的美国市场，完全是由最高法院一手制造的政治后果；而法官是由总统挑选并经过参议员们认可的。在推动美国工业化发展包括美国式一体化经济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既有资本寻利的本能，也有美国人和政府建设世界强国的抱负和政治选择，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互动的产物。

铁路、电力、流水线或标准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美国资本的集中度。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形成了以超级大企业为中心、小企业为外围的经济结构，“中心”企业不断向产业链两端推进，通过一体化活动垄断市场。到1898年，17%的国民收入来自“垄断产业”，最大四家企业的产出至少占整个行业的一半。27这种高度垄断的工业化模式不仅改变了工厂内部的组织方式，也重新塑造了美国甚至是美国人。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人口数量的增长就是英国人口增长的15倍。与英国比较，美国人的出生率、受教育程度、营养水平甚至平均身高都要比英国更高。现代大工业社会需要也创造出了更充沛、更出色的劳动力资源，这是美国超越英国与欧洲的重要因素。

巨型工厂导致大量劳动力的聚集，由此催生了新的城市，甚至是城市绵延带。铁路和公路两侧铺开着几十公里或数百公里的城市群区域，被称为煤团块、焦炭城、工业村和汽车城的城市发展史，成为美国现代社会的缩影。28欧洲的社会等级关系在美国被彻底割断，移民的文化传统被美国旷野文化和城市化的粉碎机重新研磨、筛选，创造出了更适应美国生存环境的文化。信奉新教、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人与具有封建等级文化传统的欧洲人相比，较容易摆脱家族血缘和民族传统的影响，更易于形成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厂化、商业化的人际关系。高度城市化的美国社会，也更容易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资本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更大，资本塑造制度的能力更强。由货币和资本而派生的社会关系——币缘对政治影响力越发显著。

美国式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仅在向美国社会领域蔓延，也在向全球范围扩散。美国不仅要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也努力成为全球政治中心，美国的经济垄断趋势演变为对世界权力的控制。美国的资本家通过对政府的影响力，把资本的持续积累变成美国的国家行为。这让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表现出锐不可当的力量与气势，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构建。

然而，这一特点也导致在美国体系内埋下过度扩张的暗疾，使资本主义的美国周期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时代“百年和平”的优雅时光，而总是不断陷入一连串的全球竞争、冲突与战争中。

军工的烙印

美国人对军事装备发明的热忱，如同他们在工业技术领域的表现一样高昂。北美人力资源匮乏和从没有受到欧洲军事贵族传统的束缚，是推动美国军事装备创新的基础性因素。机器时代的来临，为美国军事装备的持续创新提供了科学和技术的动力。在每一场现代战争中，都可以发现由美国人发明的新武器和新装备。用技术创新解决战场难题，是美军的重要传统。

蒸汽时代爆发的一次大战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它是一场具有无限目标特征的工业化战争。29对已经工业化的北方来说，他们要求农场主经济的南方必须无条件投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接受北方所宣示的现代性道路。而南方追求的是蓄奴制的自由扩张，在他们看来，在北方的遏制下南方难以发展，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只能脱离联邦。在蓄奴与废奴的表面分歧背后，是地区利益和国家道路之争，复杂的战争目标使南北战争从有限目标的交战，发展成为一场追求完全征服的总体战。30双方将工业革命创造出的一切军事发展应用于实践，这使得美国南北战争成为战争史的全新一章。使用极端残忍和恐怖手段、用占据优势的工业化暴力摧毁对方、追求绝对胜利目标，这些做法成为美式战争的重要特征。

军事工业是进行战争的基础，也是战争利润的主要来源。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纺织业曾经是美国所有产业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到1880年，军火产业超过纺织业，成为增殖最多的产业部门。

耗费巨大的工业化战争，迫使政府必须通过融资和举债来筹措经费。美国债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战争债。311865年，联邦政府的开支是战前的20多倍，总负债为40多倍；南方的财政状况要比北方更加糟糕，仅物价就上涨了92倍。32战争的副产品是联邦政府权力的急剧膨胀，为支持战争，林肯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国内税务局征税、管理联邦税收、建立联邦政府特许的银行体系、大量增发货币的政府。南北战争，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社会。

美国巨大的工业能力，对美国军队的作战方式产生着重大影响。与资源相对匮乏的欧洲国家不同，美军作战总要投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挥舞远比对手更大的棒子，以弥补因缺少军事历史经验导致的军事思想的贫乏与军事技巧的不足。美军将领多是实力派军人，与注意节约资源、主张间接路线的科贝特、利德尔·哈特等英国军事思想家有很大的区别，更不要说与注重探究战争艺术、总结战争规律的约米尼、克劳塞维茨和富勒相比了。美军作战的特征是，使用大锤来敲打被视为钉子的对手。这种把工业力量在战场上用到极致的作战方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达到了巅峰，最终却导致为支付越南战争的费用而让美元汇率浮动。33

第三节 美国世纪的春天

在欧洲主导的全球等级序列中，北美殖民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独立后的美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发展，才站到了欧洲中心的门槛边上。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中心的均势体系，使英国治下的和平难以为继。在德国崛起的压力下，英法被迫引入域外的美国来恢复秩序，这意味着延续了400年的“欧洲中心”世界体系，开始转向“跨大西洋中心”的时代，就此揭开了美国世纪的帷幕。

债务国变债权国

曾经弱小的美国在立国之初，采取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在1796年致全国人民的《告别辞》中提出：“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同盟”；如果美国“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这体现了美国应与欧洲隔绝的传统，也是审时度势的结果。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在摆脱英国统治和抑制法国革命扩散之间取得平衡，避免在已经处于战争中的英法之间选边站而损害美国利益。

早期的美国因弱小而恐惧，因恐惧而产生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恐惧，不仅是对自身虚弱和危险环境的本能反应，也来自对美国“伟大使命”的敬畏。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美国是伟大国家的胚胎”。为了美国的成长，需要提供安全而有尊严的环境。对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人来说，美国需要有20年以上的和平期来发展经济。美国的孤立主义从来不是隐居的低调，而是带有国家扩张梦想的策略——一种美国式的“韬光养晦”。敏感的梅特涅从门罗总统放弃卷入欧洲事务的国情咨文里，读出了要改变欧洲的意涵和近乎傲慢的自信。李普曼说得更清楚，门罗主义不是孤立主义，它是美国和英国为维持力量的均势而达成的默契。34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没有欧洲的传统王室、贵族、教会等大小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实行比欧洲更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培育更加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抱负比欧洲人所能想象的更加远大。早在南北战争之前，以亨利·凯利（Henry Carey）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就提出，美国的目标是创造不亚于欧洲的新文明——一种以高工资为先决条件追求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文明。美国将是一个富足社会，而不是一个文化与政治原则建立于稀缺现象之上的社会。35“二战”时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免于匮乏”的口号，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前辈先声的呼应，也是站在资本主义文明巅峰上的美国向世界推广新式文明的期许。

无论抱负有多么强烈，19世纪的美国还处于欧洲中心体系的边陲。从1790年到1896年，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资本在美国大量投资，作为净债务国，美国在国际上一直受到欧洲资本的控制。马克思曾经指出：“荷兰在1701—1776年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在发生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在昨天还是英国资本化的儿童血液”。36

变化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先是美国的工业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再就是美国在1897年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成为国际上的主要债权国之一，同时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净顺差国。37到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规模超过英、法、德三国之和。美国的崛起，改变了大西洋两岸的力量格局；美国和俄罗斯等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挤压了中心地区的生存空间，瓦解了欧陆上脆弱的俾斯麦体系，使得在欧洲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对立的阵营。38

在美国人眼里，欧洲的帝国竞争源于王室互不相容的野心和土地贵族的游手好闲，他们阻碍了欧洲社会的发展进程，无法创造足以支持自身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因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迟迟不愿参战，而是选择中立并为参战双方提供资金。直到美国银行家和出口商深陷对英国及其盟国的贷款泥淖，美国才被迫以“伙伴”而不是盟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美国明确表示，向欧洲提供贷款是商业性行为，而不是为共同事业的贡献。为了购买美国的武器，英国在战争中共出售了在美国70％的投资，欧洲交战国把40亿美元的美国铁路和其他债券卖给了美国人。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世界40％的黄金储备掌握在美国手里。39美国在帮助英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发了一笔丰厚的战争之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国债只有7亿英镑，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国债达到75亿英镑，国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8%，英镑纸币的流通量也膨胀了12倍。欧洲各参战国在“一战”中共付出了2 090亿美元的直接代价，这是欧洲无法承受的非生产性资源消耗。“一战”之后，欧洲国家欠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了120亿美元，美国从欧洲的长期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与欧洲的权力关系，就此发生逆转。

权力的债务杠杆

债权债务是基于货币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币缘。在私人债务中，就隐含着权力的因素；而国家债务不仅左右着国际经济关系，还具有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能力。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说，借贷是资本增殖的一种主要方式。没有借贷就没有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就是巨大的借贷工具。保护借贷的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体系持续运行的基本保障。

战争是资本主义时代最需要借贷的活动，国家的债务大多源于战争。国家与公司一样，能否在资本主义时代生存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贷到钱和以多高的利率实现借贷，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高低。

在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战争融资主要靠税收和国债筹集。发行公债的能力是国家战争能力的重要部分。在决定英法霸权归属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的国债公信力更高，因此可以用更低的利息筹集更多的钱，这是组建反法联盟，打败法国的重要条件。40大规模的战争常常会改变世界金融中心的命运，“一战”给伦敦金融城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极大打击了它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的能力。41

美国资本把介入欧洲的战争，当作实现增殖目标的一种投资。战争的最终成本会由战败国或战胜国来承担，而美国对于战争的投资却总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对这一点，美国金融家领悟得很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J.S.摩根公司的欧洲商业银行就借给了法国5 000万美元的贷款。42这在当时是一笔极大的借款。然而，与以后美国战争贷款的盛宴相比，这只是一道开胃菜——美国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资金提供方。

向欧洲放债，是美国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第一步。道威斯计划不仅表现了美国对欧洲金融界的兴趣，也是美国试图左右欧洲政治的一次尝试。“一战”后的战争债务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支持战争的资金性质起了变化。以往在欧洲国家间爆发战争时，作为“隔岸平衡手”的英国，总是会坚定不移地向反对欧陆霸权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这种援助确保了盟国的忠诚和恢复均势体系的成效，从而也保证英国从整个体系中获得最多的收益。美国并不能从英国主导的体系中获取最大收益，只能通过提供物资和借贷发“战争财”。美国提供的是战争贷款，而不是财政援助。支付欧战的方式已经从英国的财政援助变为美国的贷款，由此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最终受益方。战败者固然损失惨重，战胜者也面临破产，只有为战争提供资金的美国，才是真正的获益者。

欧美国家间债权债务的博弈，开始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际政治权力的角逐。这种围绕债务的币缘政治争夺，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新现象。美国作为欧洲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握有债权，因而试图凌驾于欧洲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上，把债权变成支配权。

从表面看，战争债务是欧洲国家争夺权力过程的暂时性“透支”，而实质是欧洲向世界过度扩张和恶性竞争模式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美欧力量对比的分水岭，关键标志是欧洲欠下了美国的巨额战争债务。英国等欧洲国家，希望通过美国放弃债权、英法也放弃德国赔偿来斩断债务链，为欧洲经济复苏创造条件。这一延续欧洲体系的设想，不仅直接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也破坏了美国希望支配欧洲的长远战略。对此，美国人自然极力反对。

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债务所抵押的是国家信用。失去信用的国家将无法再从全球体系中获取资源和资本，不但不能引领世界，还将沦为被他国鄙夷的失败国家。对英国来说，如果失去信用，非但不能再获得美国对其恢复经济的资金支持，还可能在未来发生的战争中无法得到贷款，甚至把美国推向敌国的阵营。为此，英国只能在承认美国债权的前提下软磨硬泡，且拖且退。1922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声明，试图用采取假装破产的方式迫使美国取消战债。英国的小聪明，更加刺激了美国的敌视。43

在美国人看来，债权债务不仅涉及经济和道义，还体现着权力关系。美国人已经明白，战争债务不仅是改变国际货币权力的杠杆，也是撬动原有国际政治格局的杠杆。债权要转变为权力，需要债主有施加压力的手段。美国之所以坚持要求归还“战债”，主要不是出于吝啬，而是要根据债务关系重新确定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主仆地位，也就是要解决在今后的世界上，由谁来说了算的问题。44世界权力由英国向美国的转移，不仅因为英国欠下了对美国的债务，更在于美国把债权变为权力运作的工具。

罗斯福的币缘战略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国力大伤，已无力稳定世界市场和英镑体系，也不愿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安全保障和必要的秩序。这导致战后的世界分裂为英镑、法郎、美元、日元和卢布等多个商贸和货币集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都在觊觎英国的霸主地位。45而美国还只是英国全球地位的潜在竞争者之一。

美国能够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债权杠杆，对欧洲展开了债权与炮舰联合、政府与银行家合作的“金元外交”。1922年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宣布，政府拒绝减少战债，反对战债与赔款挂钩，战债不应与欧洲财政、货币问题挂钩；禁止美国资本向不履行债务的私人和政府贷款。美国的行动尽管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压力，却并没有立即收获实际的战略收益。

如何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决定性影响转化为全球领导权，这是罗斯福总统1933年上任时的主要战略目标。与他的前任胡佛不同，罗斯福深知面对具有统治世界百年经验的英国和仍然占到全球贸易量一半的英联邦，美国要想获得全球主导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通过与英国进行长期而坚韧的博弈，才能让英国人明白向美国交权是最佳选择。

了解罗斯福的人很清楚，这位总统未必能够通过普通大学生所要求的初级政治经济学考试。在充斥浪漫国际主义思潮的当时，罗斯福对经济学知识的匮乏却成为一个独特的优势——他没有被灌输国际主义正统理念，因而能够从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处理危机。罗斯福选择的是国内优先的实用主义，丝毫不顾及国际主义的虚名。不从理念出发而是依从实际局势研判的罗斯福发现，美元贬值创造出的购买力，正在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推动力正在从贸易转向金融。

罗斯福及时把握了这一新趋势，通过采取美元贬值的金融杠杆让美国经济转好，同时顺手瓦解了英国苦心搭建的贸易壁垒，使在世界贸易份额中不如英联邦的美国获得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担心受到国际主义观念影响的美国官员不明白其中的奥妙，罗斯福特意嘱咐参加伦敦经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要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稳定货币的话题。他上台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制；接着他给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发出了历史上著名的“炸弹电报”，拒绝了英法稳定货币的方案，打响了英美货币竞相贬值的国际货币战。随后，罗斯福又宣布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黄金，为日后美国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奠定了基础。46而这只是美国世纪的序曲。

大剧正式开场的第一幕，是美国对曾经的霸主英国逼债。1934年4月，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了《约翰逊战债法案》，经罗斯福总统签署后成为美国法律。法案强调债务国道义责任的“神圣性”，禁止与不按期向美国还债的国家进行财务往来，禁止向欧洲贷款，也禁止出售或购买欧洲国家发行的债券、股票。一个月后，美国把英国列入“欠债不还”国家的名单，实际上这是在宣布英国已经“破产”。一个破产的国家无法领导世界，美国用此举敲响了英国体系的丧钟。

“债务违约者”是崇尚金融道德的英国人不愿意接受的帽子，因为无论从荣誉、道义还是利益衡量，这都是英国难以承受之重。被欧洲人称为“夏洛克大叔”的美国，把英国与欧洲推到要么还钱，要么交出领导权的尴尬境地。

对美国来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为了吞下这个帝国必须首先分解它。利用战争债务迫使英国吐出胜利果实，同时扶持德国重新成为英国的对手，是美国击垮大英帝国的主要杀着。47美国推出借钱给德国的“道威斯计划”，就是要从德国这个欧洲工业王国的土地上赶走任何一个欧洲的银行家。48美国人很清楚，控制欧洲的金融体系是控制欧洲的关键，而战争债务是掌控这一切的杠杆。

“一战”之后，战债改变了美国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之间的权力地位。基于战债的币缘政治权力，成为直接影响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美国运用币缘所具有的强制力量，逼迫英法偿还战争借贷，英法再向德国索要战争赔款，这一债务链扼杀了欧洲经济复苏的长期前景，也阻断了英国体系走向复兴的可能。

在美国逼债和大萧条的双重冲击下，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宣布英镑不再按固定汇率兑换黄金，同时禁止黄金出口。有40个国家跟随英国放弃或实质性脱离金本位制，并开始实行外汇管制。放弃金本位制虽然使英国的经济状况得到了一定的好转，却撼动了英国体系的根本。尽管美国逼债的行为被称为严重的政治侵略，然而美国并没有使用暴力，只是用战债的杠杆，一点点撬起大英帝国的根基，为美国的世纪大剧走向高潮做好必要的铺垫。

不愿束手就擒的英国，推出“帝国特惠制”，希望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保护自身利益。在英国人看来，美国需要开放竞争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美国生产商才能经受得起19世纪式的自由放任，处于弱势的英国则需要保护和贸易限制。英国很清楚，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不是某个欧陆国家，而是比所有欧陆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美国，拥抱保护主义既是英国经济羸弱的体现，也是英国争取自保的无奈之举。历来坚持自由贸易的英国，终于走到需要保护主义的壁垒来守护自身利益的地步。美国则坚持，未来的世界贸易应该奉行多边主义的自由贸易。经过6年的艰苦谈判，两国在1938年11月签订了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产品的《美英互惠贸易条约》，迫使英国在“二战”之前默认了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49

与历史上所有权力的转移一样，美英之间权力转移是一个充满着算计与角力的过程。美国人之所以没有直接对英国使用暴力，是因为通过拉紧战争债务的绳索就足以让英国交出世界的权杖，这是比用战争推动权力转移更加高效低耗的方式。在《美英互惠贸易条约》签署后，《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出版商亨利·鲁西宣称，20世纪，是美国作为出类拔萃的大国领导世界的“美国世纪”50。美国的一举一动，已经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用单方面的举动表明，不管欧洲接受还是不接受，美国都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者。

美国与英国博弈的副产品，是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与凡尔赛体系对应的华盛顿体系。相对于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美国在太平洋是一个迟到者，最初只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争取分享利益。出于对英日同盟的忌惮，美国对日本的扩张曾经采取了退避三舍的策略。在美日议定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罗脱—高平协定》、《蓝辛—石井协定》中，羽翼未丰的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多次让步，承认日本在朝鲜、中国具有的特殊利益。51“一战”之后，美国利用战债问题逼迫英国解散英日同盟，扫除了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的主要障碍。英国则把英日同盟作为“弃子”，试图换取美国在战债问题的让步。以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为标志，美国开始在太平洋地区获得对日本的优势地位。

在美国人那里，战债杠杆像是孙悟空手中小大由之的金箍棒，它帮助美国扫除了称霸路上的障碍，使美国能够把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尽揽于怀，搭建起属于美国世纪的大舞台，并开始登台演出。

第四节 美国的盛夏

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也是一个融合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体系的每一个不同周期，意味着在一定时期里、在世界范围内居主导地位的权力发生了改变。英国周期向美国周期的转变就是一次权力的转移。就每个周期而言，可以细分为霸权崛起、霸权胜利、霸权成熟和霸权衰落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资本帝国内部的四季转换。美国周期也是如此。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20年是美国霸权崛起的春天，那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周期就进入了热浪翻腾的夏季。

产业资本的美国巅峰

美国周期的夏季与荷兰、英国周期的夏季一样，都是实业特别是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期。只是造船业是靠海的荷兰、纺织业是英国产业链的源头，而在美国，却是汽车业拉动了这个大陆型国家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汽车业发展中，贡献最大的是，通过简单化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1900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有8 000辆，产值500万美元，汽车行业排在所有行业的第17位。由于采用了福特公司的装配线技术，到1923年，美国汽车产量达到360万辆；汽车行业在1925年排在了各行业之首。汽车工业带动了机械工业、钢铁、橡胶、玻璃、油漆、铝、镍、石墨、电器设备、内燃机、塑料、石化等多种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汽车工业还改变了美国的陆运模式，扩大了城市的郊区，加快了生活的节奏，也促进了高速公路、白色家电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以说重新塑造了美国人的居住、购物、社交、娱乐等社会生活方式。52

与汽车工业同样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器工业、航空工业等重要产业。推动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战争，因为化工与炸药、弹药的制造密切相关，美国政府甚至动用了一项耗资巨大的国家应急计划，以推动化学制造技术的发展。石化工业、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也在战时目标下进行了紧急的资源动用，因而都在战争期间取得了重大突破。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化肥、除草剂、杀虫剂的研发和使用，这奠定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商品粮提供商的地位，也为因战争而陷入饥馑的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商品。

在1940年美国的橡胶市场上，天然橡胶的份额占99.6%，合成橡胶占0.4%。日本军队对东南亚天然橡胶园的破坏，迫使美国政府投入7亿美元发展合成橡胶生产。到1945年，美国市场上合成橡胶的比例就上升到85%。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德意日与英法美两类资本集团在争夺全球霸权。决定霸权归属的基础，则在于这些国家集团产业能力的高低和运用国际资本的能力。

暴力的基础是物质，产业能力是霸权的真正根基。在要么彻底胜利、要么无条件投降的帝国主义时代大战中，全赢或全输的结局往往把战争双方都拖入精疲力竭的境地。谁具有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力量，谁就能赢得战争；而谁想拥有全球霸权，就需要有重建世界的能力。依靠两洋隔绝的地利，拥有未被破坏的产业能力，是美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最终赢家的物质基础。

利益驱使下的美国军工集团，因时常鼓动战争而广被诟病。为了洗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商人”的恶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事工业集团通过政客与媒体把自己塑造为“民主兵工厂”。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40%，53钢铁产业和整个工业产值占世界的一半。在美国强大工业能力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为美国获取世界性的霸权创造了重要条件。1945年以后出现的电子技术革命，使战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三个新兴产业——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部件和软件技术，并由此促进了通信、银行、航空、运输等成熟产业的运营方式和技术的创新。

1950年，在由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确认了美国拥有“占优势的总力量”。他踌躇满志地说，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再持续1 000年，这个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54这就是美国周期的盛夏——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力量，美国主导了几乎整个世界体系。这也是产业资本占据领导地位的时代，以至于出身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心怀忌惮，专门提出要保持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警惕，防止其对美国政治过度干预，左右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

制定全球秩序

“二战”爆发后，英国急于得到美国的支持。昔日霸主像一支被不断挤压的牙膏，被迫一点点地吐出了大英帝国压箱底的资产——从黄金储备到军事基地，以换取美国以“租借法案”为名提供的援助。

只有凯恩斯等人还在苦心孤诣地设计战后秩序，想在战后为英国争取与美国“共同的特殊地位”。而美国人则在一步步利用“租借法案”不断地逼迫英国做出让步，以消灭那个有可能在战后格局中成为美国对手的大英帝国。因此，“租借法案”除了帮助英国完成击退德国人入侵的任务外，没有提供任何额外的行动空间。55

罗斯福不是威尔逊，他不会让美国在世界牌局上再出现“一战”之后的冒叫。在大战刚刚打响之时，罗斯福就组织起跨政府部门的重建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外交政策委员会等智库一道，开始设计完全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2]

在美国设计的秩序中，包括组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联盟和安全理事会等组织，也包括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3]在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中，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文本起草和谈判中，美国国会的态度成为压服其他国家代表的一个理由——谁也不愿意再次重蹈“一战”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加入“国联”的覆辙。国内政治是国际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若运用得当则是迫使他国就范的工具。美国执政者在两次大战间对国内政治拿捏程度的变化，体现了一个大国由青涩变成熟的过程。

“二战”后的美国已大棒在手，因此没有必要再采取“一战”后的逼债战略，而是改弦更张，推出了无偿援助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人心里清楚，既然战争已经彻底摧毁了由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它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重建美国秩序的大厦——破坏既已完成，现在就需要建设了。

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进一步扫平了欧洲国家屹立了数百年的市场城堡，把除苏联控制区以外的欧洲都纳入美国主导的大西洋经济圈。到1951年，所有欧洲共同市场国家（OEEC）的工业产量都超过了战争时期的最高值。56然而，它们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都必须依赖于美元——这是美元主导下的复兴。即使是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组织，若要与世界经济体的其他部分进行贸易或投资活动，也离不开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硬通货——美元。美元从此替代黄金成为控制全球交换的权杖。

为了除掉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残存的殖民地壁垒，美国通过推进“全球非殖民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一体化大市场。“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能够消化美国剩余产能的欧洲市场，并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扫除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障碍。从此，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体系对全球经济进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整合，而国际政治也被笼罩在美元体系的影响力之下，开启了美式全球化狂飙突进的第一个黄金20年。

第五节 流金岁月的秋季

尽管谁都知道，任何新技术的物化过程都需要资本的推进。但在大萧条中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使金融资本受到种种限制，只能更多地在服务于实业发展中获得利润。在华尔街的头上，一直戴着政府法令的紧箍咒。美国政府通过谨慎的货币政策保持着预算平衡，这些法令政策与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道，使美国经济在战后20年一直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持续增长。57

美元的霸权

20世纪30年代，各国货币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被普遍视作引发大萧条的诱因。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美英政府就联手战后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设计国际货币新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的政治精英就对“美国在当前的战争和将来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进行过深入探讨并形成共识，这就是向战后的世界贡献美元，使世界能够向美国购买产品以实现美国的充分就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国家公园签署了有关文件，从法律上确认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尽管英国在1945年争取到一笔美国援助后，才将之交付议会批准。58但这已无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在美元永久取代英镑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储备货币地位的基础上，构建起美国主导世界的秩序。59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意味着世界金融市场美元化的开始，是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的标志。作为美国世纪大厦的穹顶，它的顺利完工，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设计以及将两者融为一体的精心施工。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把能力变成权力的制度化过程。美国通过制度安排，使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如美国的其他国家必须开放国内市场，不许以关税和货币政策来弥补劣势。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与黄金直接挂钩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在设计新的货币体系的时候，也设想了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预期反应，一方面强力约束，另一方面提供奖励——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确保战后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黄金纪律，而成立世界银行则是为参与者提供经济激励。60这种“美国霸权下稳定”的国际机制的形成，不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设计，也有美国《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制定与设置，还要有“马歇尔计划”，当然也包括30个国家的100万驻军、与42个国家签有军事协议、为100个国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组织若干全球和地区防御联盟，这一切构成了美元本位制的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利益和愿望被欧洲强国所排斥。在美国的银行家看来，老霸主英国和传统欧洲才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而苏联倒可以成为合作控制欧洲的“关键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谈判期间，美国战略家们认为苏联加入对保证战后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十分必要，因而对苏联的种种诉求采取了让步政策；而对英国却步步进逼，这保证了苏联对美国建立世界秩序体系的支持。

“二战”结束时，美国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超过40%，到1957年和1969年美国经济总产值两度翻番。61美国就像一条健硕的蚕虫，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上吐出的丝缠住了大半个世界，开始了破茧成蝶的过程。

与始终把欧洲作为中心的英国霸权相比，美国的霸权体系更具有世界性。这固然与美国本身不是欧洲国家有关，更重要的则是，美国是真正想把全球经济、政治包括价值观都试图进行一体化的国家，这被视为美国的“天命”。与实现“天命”的目标匹配，美国霸权的组织方式与英国霸权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政治领域，罗斯福“一个世界主义”的理想更依赖于具有可见性、永久性和合法性的跨国组织；在经济领域，美国霸权则依赖于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被纳入了以跨国投资、生产、交换和积累的全球体系。62即使在政治上没有被纳入其中的苏东集团，也与全球跨国经济体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军事上，美国拥有最完整的基地体系，以及涵盖最广的盟国网络。然而，在这个几乎一网打尽世界的美国式全球体系中，却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基因：这就是让一国货币——美元充当了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最早发现用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他在1957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如果美元要成为世界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美国，使其他国家能够获得足够的美元；但是，随着美元的流出和赤字的持续增长，美元持有国对美元能否稳定的信心会产生动摇，一旦有波动，就会恐慌性抛售美元换取黄金。这一“信心与清偿力”的两难命题，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其实，对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存在着悖论式缺陷的问题，凯恩斯早就有所察觉。他在1923年发表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指出，在国家经济政策中保持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两大目标间存在着冲突；一国很难在维持通胀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又保持汇率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凯恩斯所说的两难，实际上是当时英镑体系所面临的两难，体现了处于贸易逆差中的英镑体系，受到美元体系囤积货币挑战的困境。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设计的过程中，凯恩斯提出要建立“清算同盟方案”。他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货币同盟，以一个被称为‘班柯’（Bancor）的国际货币为基础，其价值以黄金加以固定（但不是一成不变）。成员国像接受黄金一样接受班柯，目的是进行国际结算”。

在凯恩斯的心目中，这一方案迎合了美国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管理和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市场的设想，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在战后世界秩序要么美国化、要么在国际化的前景中，选择国际化的方案是英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令凯恩斯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想选择国际化的货币秩序，美国追求的是美元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唯一主导权。美国提出的计划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而不是创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一方案完全是出于权力政治的选择，是美国依据实力和利益做出的决定。作为最终的结果，布雷顿森林最后协议“确保了美国财政部对国际金融的控制”63。

对于凯恩斯为国际货币所取的“班柯”一名，罗斯福的回答很明确——“叫美元就很好”。自家孩子必须取自家的名，哪怕叫“狗剩”呢。这并不是审美的选择，而是对孩子所有权的确定。对这一点，政治家罗斯福比经济学家凯恩斯要更明白。在历史上，权力永远是创意的克星。

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

从设立之初起，美国就试图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这一全球货币体系的命运——被美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因此，从经济与货币的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存在着凯恩斯、特里芬等人所揭示的缺陷和悖论，但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让它运行下去。

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金融抑制”的特点，它不允许私人金融机构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移动资金，只允许私人为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为目的移动资金，国家有权对金融和资金流动予以干预和管理。64因而，以迈克尔·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九大指标来衡量，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通胀率、人均收入增速、货币供应量、短期和长期名义利率、短期和长期真实利率、名义和真实汇率的绝对变动率等各方面都是所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稳定和经济表现最佳的体系。65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短命的体系。它的迅速瓦解与它的横空出世一样，主要不在其经济和货币方面是否存在着悖论，而在于它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当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康纳利对全世界银行家说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的时候，66不仅是在表述一个国际货币的问题，也是在挑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谁服从谁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的视角下，布雷顿森林体系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国际政治学难题：世界货币体系在霸权国家利益至上的框架下，如何才能维持全球性体系稳定运行的目标？

囿于专业训练的局限，大多经济学家擅长用经济学的框架分析货币，却没有看到或有意忽略了货币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影响，也难以看到世界货币体系的国际政治意涵。当货币还是一国货币的时候，货币体系的影响通常局限在国内，一旦成为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它就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乃至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对这一点，政治家虽然没有深刻认识，却会根据国家利益、按照政治直觉做出选择。罗斯福选择了金汇兑制美元的生，尼克松却决定了它的死。而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生与死的关键，都是战争——它生于“二战”，死于越战。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着眼点，是为了“二战”之后的经济恢复，其中特别注意汲取了“一战”之后世界金融危机转向国际政治危机的教训——就是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通缩导致的社会动荡。可以说，这是一个基于建设目标、具有权力制衡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然而，“二战”之后不久，美国在亚洲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争需要大量的融资，需要美国政府能够大量借债甚至是透支来支撑战争。加之美苏冷战的“和平竞赛”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约翰逊“大炮加黄油”的政策更是极大地增加了财政赤字。为恢复战后经济，具有建设性目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尤其是金汇兑制，难以满足为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融资的需求。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制的真正死因。没有什么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生存与延续不在于它有没有缺点，而在于它是否能够适应变化去满足需求——在体系主导者与从属者的利益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适应变化的局势。首先，它难以满足美国为全球霸权而进行战争的支出，以往世界货币体系提供的铸币税远远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要让美元体系产生更多的收益，必须解除黄金的枷锁，排除“金融抑制”，让世界货币体系具有全球资本的特性，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利益。

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无法适应欧洲的变化，无法在世界货币体系主导者和从属者的利益间保持成本收益最低限度的均衡。复兴的欧洲开始拥有大量对美贸易的顺差，而法国等国坚持用盈余美元换取黄金的举动，导致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联系于1968年3月崩溃。随后，美国要求欧洲、日本、加拿大将它们的美元储备再投资于美国经济，主要是投资于美国的国库券，以便因赤字而流失的资金回流美国。欧洲共同市场国家和日本对此坚决抵制，然而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加速美元外流，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国短期债券。

在美欧日之间几番博弈后，美国政府导演了人类经济史上最为大胆的赌局。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停止承担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外国人持有的610亿美元的债权只能以其他债务凭证的形式进行清偿。这实际上是单方面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尼克松之所以敢于如此下注，除了靠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之外，还有美国经济学者对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后果的深入研究。在美国人看来，大量国际收支赤字的存在有利于美国。尼克松看起来惊险的一跃，实际上系着物质与智力的双重保险索。

作为过于政治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生与死，主要是基于美国的国内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考量，而不是出于全球经济体系的金融稳定、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的需要。当原本为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你不可能希望它能起到保障全球分工合作的责任。尼克松决定停止黄金兑换，实际上就是迫使欧洲在持有或者抛售美元之间做出选择，持有美元将增加美元储备，抛售美元将导致美元贬值而促进美国出口，无论何种选择都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美元盈余国。67美元浮动的效果之一，就是外国央行除了把美元拿来购买美国国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美国的国家利益一定要优先和确保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每个美国总统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出发点。

美国利益最大化，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徒然具有全球货币体系之名却难以承担起全球货币责任的根源，也是它在世界舞台上匆匆来去的主要原因。

在被视作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标志之一的史密森会议后，尼克松宣布达成了“世界史上最重大的货币协定”。当时这句话被许多人讥讽地重复着。把金汇兑制美元体系失败的耻辱变成一个全新的开端，这展现了尼克松高超的政治技巧。实际上，他还开创了金融史上的新纪元——砸碎了货币的黄金锁链，把国际金融体系引入了信用货币时代的轨道，其他国家只能接受没有含金量而仅以美国国家信用保障发行的美元纸币。更关键的是，史密森会议提出了“中心汇率”的概念，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的汇率浮动区间扩大了两倍，由此打开了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演进的大门。68而浮动汇率，正是金融衍生品的创生之地。

在美元纸币本位制下，美国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提供美元纸币或债券的新机制，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和美债，以维持美元—美债体系的运转。而处于该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接受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或继续增加美元储备中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这也是欧洲国家建设欧元区的推动力。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美国的那些债券从没有兑现过，“因为这些财政借款成为世界的基础货币，所以它们不会被偿还，而是被无限期地延付。这是美国财政搭便车的本质，即向全球征收了一种税。”69

美元本位制赋予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几乎可以任意印制美元和发行美国国债的权力，却不必承担保证美元币值稳定以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责任。基于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美元本位货币体系，衍生出了不平等的美元币缘秩序。美国通过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控制权，拥有了美国资本和美国利益凌驾世界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特权。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种基于货币特权之上的“美国帝权”，是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权”类似的“非领土的权力”。70这一权力的核心就是货币与资本的霸权，即通过对货币发行和金融市场的控制不断获取超额利润的权力——币权。

货币—资本霸权是综合性霸权，它不仅体现了经济的力量，而且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乃至军事等多种力量协调配合的果实。

美元货币—资本体系

在摆脱了金汇兑制约之后，美元不再是要保证与黄金兑换的“美金”，而是靠美国国家信用支撑发行的纸币。可当美元膨胀的时候，握有美元盈余的国家受美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并不能购买美国的硬资产，而只能购买美国发行的国债券。如果这些国家不购买美国的国债，多余的美元将导致贬值，这会增加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购买美国国债，又只能接受财富的逐渐缩水。同时，为了防止汇率浮动带来的经济冲击，各国都必须大量持有美元储备。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美元—美债体系”，它是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货币体系。外国持有的美元就只能购买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其他国家央行也只有购买美国财政部的有价证券作为国际储备资产。

“当各国中央银行被迫把美元加入国际储备时，也就是把同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公民手中转出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从而也为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融了资”。由此，美元就从混合本位的金汇兑制转变成了纯粹的信用本位——“国库券本位制”71

这无疑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以往各国发行的纸币，虽有国家信用担保，但其总要与金银铜等实物挂钩。“国库券本位制”的美元，是人类社会第一个纯粹的主权信用国际货币。由于美元是世界主要货币，而美元只靠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担保，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美国一国的信用之上。这是美国难以承受之重，也是各国难以承受之重。因为如果美国的信用受到损害，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动荡。这使得美国可以利用有意制造货币危机的方式，迫使任何不希望或无法承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接受美国的要挟。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原本属于债权国的主导权力就这样悄悄转移到了最大债务国的手里。

这一货币史的重大转变，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往国际货币体系的属性产生于货币的基本功能，主要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收支调节和资产储备。而美元的“国库券本位制”，给美国提供了可以无限创造货币的权力和能力，使之获得了一种最便捷有效的信用扩张工具。发行美国国债成为美元体系信用扩张的主要方式，成为美元体系巨大收益的来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数十年中，通过美元的贬值，美国原有债务被大幅冲销。可美国的债务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从1960年之后的50多年中，美国先后79次提高国家债务的上限；到2017年初，美国公共债务达到了创纪录的20万亿美元。而这些债务，将会被持续扩张的美元信用所冲销。

当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直接从信用扩张中获取利益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交易工具，而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成为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体系。可以说，当美元体系采取“国库券本位制”之后，美元体系不仅具有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也同时具有了国际资本体系的功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制造美元不仅可以带来流动性，也可以直接带来利润——通过美国的信用扩张和美元流动，就可以减少美国的债务或直接实现美国资本的增殖。如果说，传统国际货币的铸币税是货币性收益的话，那么美元体系信用扩张带来的巨大收益则是资本性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性收益。这种新型的“美元国际货币—资本体系”享有的是多重的复合型收益。

美元体系的性质变化，推动美国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美国的资本家们发现，再从事实业生产就变得既肮脏又愚蠢，即使是通过向实业投资获取利润，也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美国资本不再以从事实业生产为获取利益的基本途径，而是趋向于直接的以钱生钱。据斯威齐的观察，在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其主要构成方式是由较小的金融机构附属部门支撑生产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开始，大萧条时期对金融业的种种法律限制被解除，传统经济结构逐渐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这种被称为“金融化”的现象，不仅成为美国周期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72而且扩展到全球体系之中。

从1971年到1975年，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上升到1 240亿美元，而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上升为1 130亿美元。据测算，在浮动汇率时代，美国海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在美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3.50%，两者相差3.32%。73这样的利润差别，足以驱动廉价美元源源不断地向外投资。而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则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资金，也为美国对外投资提供了本金。这种资金的大进大出，创造了远超于实体经济生产和贸易的更高利润。直接通过国际资本的投资实现盈利，是金融资本替代产业资本成为美式全球化主导力量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后来美国传统制造业萎缩，大量出现“锈蚀带”城市的原因。

根据布罗代尔、阿里吉等人的研究，在每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中，都存在从实业的春天转向金融的秋天的过程，从物质的扩张（MC）阶段转到金融的扩张（CM′）阶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周期从产业资本之夏步入金融秋天的阶段变化，在经历危机冬天后将是下一个实业春天。然而，美国周期的金融化与荷兰、英国的金融化有同有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业、制造出大量的金融泡沫，不同的是，荷兰受银本位制、英国受金本位制的制约，金融泡沫要受到金属货币体系的制约，而美国先是依托主权信用的美元体系制造出远大于以往的金融泡沫，继而利用超主权信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创造出更大的金融泡沫。与荷英的周期性金融化最大的差异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并没有止于阶段性的跳跃，而是从主权信用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进一步向超主权信用的“虚拟货币—资本体系”突变，创造出把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都纳入其中的全球金融化的怪胎。

超主权信用创造了“虚拟货币—资本体系”，这一体系为每年数百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交易提供流动性并从中获益，其所创造的利润要远远超过百亿美元级别的铸币税和千亿级别的美国国债。[4]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来的美元流动性，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美国的美元，而是全球资本的美元，其增殖部分是99%的美国人无法分享的财富。美国只是那个被称为“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宿主，尽管美元上面写着“我们信仰上帝”，而美元里的上帝却无法保佑美国——让美国人免受寄生性美元体系的支配。

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无奈救助，奥巴马政府对华尔街难以推进的金融监管政策，包括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和满足于无就业增长，都证明今天的美国已经被“虚拟货币—资本体系”所控制。这一体系显然在利用美国的力量，推行虚拟资本主义模式的运转和延续。这种以透支全球财富来维持资本快速积累的模式，已经受到世人包括美国人民越来越多的反对。

产业空心化

在虚拟资本主义体制下，实业成为金融资本增殖的累赘。随着金融化的普及，美国出现了产业转移的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产业开始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美国制造业的转移，主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实现。1977—1982年，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投资增长率为13.3%，在其他发达国家则为8.2%。到80年代，美国制造企业几乎停止在美国国内生产，而主要是通过购买制成品贴牌后进行贸易。据保守估计，到2001年，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FDI）达到3 580亿美元。在海外投资浪潮中，金融投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1964年，美国主要银行的海外资产为70亿美元，而到1974年，美国银行海外资产达到900亿美元，利润额占总利润的30%。74

20世纪70年代，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结果是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从80年代开始先后实施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外资，积极向国外出口逐步融入了全球产业链。这些大大小小的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秘诀都是靠出口拉动，这一方面要依赖向美国市场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美国金融市场吸收其贸易盈余以免引发本币的大幅升值；75与之相对应，美国一方面要依赖新兴市场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这些国家的资本净输出流入购买美国国债，以冲抵美国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维持美元体系的总体平衡。据2009年的统计，美国资本净流入占世界的41.7%，而中国的资本净输出为23.4%，占到世界的近1/4。76这种许多国家和经济体缠绕于美元体系的多重依赖关系，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市场，因全球金融化而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

对此，米尔顿·弗里德曼看得很清楚，他在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写的文章中指出：

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个成功的（外汇）期货市场应当发展起来，这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但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发展这样一个市场更加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这里的发展会鼓励我国的其他金融活动，通过服务出口提供更多的附加收入，并减轻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77

利用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机，获得通过发行纸币直接赢利的机制，只是帝国税中的一小部分；而利用浮动汇率形成的投机空间，形成能够让资本不断增殖的金融及衍生品市场，才是源源不断的滚滚财源。这对于已经受到德日等国生产率提升压力的美国企业，是摆脱尘世烦恼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去工业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美国公司对制造业的再投入减少，而在金融资产的投资大幅增加，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越来越依赖金融。到1980年，美国公司总利润中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份额就赶上了制造业的份额。即使是像通用电气公司这样的著名制造业企业，其收益也越来越多地依赖通用电气公司的金融部门来实现。在产业资本集团主导美国的时代，“通用就是美国”，而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华尔街才真正代表美国。华尔街通过提供资金来控制、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进而控制整个社会。78

经济金融化并不是美国周期独有的现象，英国周期在100年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英国资本对来自制造业的竞争，与美国资本采取的方式一样，就是实施金融化。这开启了爱德华时代的“流金岁月”。当年麦金德在伦敦对一群银行家说，金融中心将永远位于资本最多的地方，英国就是这样的地方，“拥有资本的人永远能够分享其他国家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79100年后的美国与英国一样，也在利用金融化的方式分享其他国家的脑力和体力活动的成果。

产业空心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副产品。对于身处越战泥淖和与苏东集团冷战的美国来说，金融化带来的收益实在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美国从此可以用“美元货币—资本体系”来获取收益，就像用“芝麻开门”的密语就能打开财富大门，而不必像苏联那样，必须以出口石油或其他资源和产品才能获得有限的“硬通货”。放弃金本位这一原本是被逼无奈的举措，却收到了“破坏性创造”的效果，也在不经意间奠定了美国赢得冷战的最终结局。这或许是美国金融之秋的诸多收获中，分量最重的果实。

只是秋天后面是冬天，顶点过后，就是下坡。

第六节 危机之冬

1971年圣诞节的前两天，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席利奥·梅兰梅德在芝加哥召集国际货币市场筹备委员会。会上，一位委员和他的助手准备了1 300英尺长的计算机打印纸，证明这种货币期货新市场的累积风险总有一天会“击溃西方文明”。当时在场的其他委员哄堂大笑，没有人相信它会应验。80从货币期货开启的金融产品及衍生品逐步累积的风险，终于以“次贷危机”的名义在2007年底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

飞旋的金融陀螺

以往成就了美国经济体系生机勃发的固有特征，如今却在起着加深危机的作用。在地广人稀的美洲大陆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一直有用机械来节约劳力和挥霍使用原材料的特征。这无疑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

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成为推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起飞的基础能源和原料，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美国资本开始从实体产业转移，竞相走上金融化的道路。

金汇兑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进入以美元本位制主导的浮动汇率时代。世界各国为保持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需要储备大量美元，这导致了对美元的长期巨量需求。美元的膨胀，又带动了美债市场的扩大，刺激美元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地涌现。不断扩大信用创造美元和美元标价的衍生金融产品，成了美国获取财富的最便捷方式。随着美国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渐渐转化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81美国在金融资本的扩张中获得了财富，却失去了自我。这是历史的讽刺。

目前，美国制造业已经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以下，除了航空航天等少数高附加值且与军事安全相关的制造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国外生产。与“二战”之后产业筋骨强健的美国相比，如今的美国更像是一个失去了实业之脚的巨人。如今美国的产业结构，像一个倒立着的巨大金字塔。细小的实业塔基，支撑着越来越庞大的虚拟经济。只有在金融投机资金鞭子的不断抽打之下，快速旋转的美国经济才能像陀螺那样保持平衡，一旦停下，泡沫经济就会破灭。

在进入金融化的秋天之后，美国的资本更愿意投资于收益率远高于实业的金融领域，即使是投资于基础建设，也愿意投资于可以提高交易速度的数据直连项目，而不是高速公路。[5]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再工业化”不过是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竞选宣传。82这就像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所说的那样，在美国已经找不到苹果加工厂所需的数万工人、数千工程师和各种配套厂。

过度发达的金融化造成了实业领域的荒漠化，美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工业化所需的生态。美国原有的产业技术在专利壁垒的保护下尚可获得一些收益，但新的发明却往往因失去产业化条件成为股市上的炒作题材，无法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也不可能再充当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美国创造金钱的能力，是美国曾经拥有的所有能力的最终结果。当这些能力失去之后，美国便无法为其创造出来的钱提供相应的实物，因而美元丧失信用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危机不断扩散

经济生态的改变，与政治生态的变化存在着互动关系。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政府，在总体上有效地控制着货币和金融体系，对私人资本保持着“金融抑制”。在尼克松时期，通过对石油美元回收循环的设计，美国政府解除了对进出美国资金流动的限制，也解除了对私人资本的国际金融限制，创造了依赖于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即所谓的“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它既是国际经济体系，也是国际权力政治的工具。建立这一新体系的目标，就是为了扫除华尔街对其他国家资金流动的一切障碍和形成保障资本流动的制度性安排。83在里根之后，金融资本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大增，美国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了“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成为美国社会中的绝对支配力量。

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对世界经济、政治造成强烈冲击的原因，不仅在于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也在于金融资本不再受到政府权力的抑制，开始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抑制金融不仅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更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因此，有关金融抑制或管制的法令被废除，金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这极大加强了金融资本的政治影响力，包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美国打击萨达姆政权的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资本流向的考虑成为超出地缘政治之外新的重要因素。“华尔街—华盛顿体系”不仅左右着美国，也开始支配国际社会。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多轮量化宽松（QE）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全球金融市场经过量化宽松，美、欧、英、瑞士等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了3倍，却难以恢复真正的经济增长。

据统计，从1871年开始美国经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着2%左右的增长率。但决定着这一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已经出现了整体下降的趋势。以往100多年里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劳动时间、劳动力质量、投资率和技术创新等各要素之间有升有降、相互抵消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各要素指标同时恶化并在短期内难以逆转的现象。84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广泛质疑；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失业率高企成为一种“新常态”；“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在两极分化的财富结构中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桑德斯现象”和“特朗普现象”说明，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并在向国际政治领域扩展，由美国创建并维持的全球秩序，也出现了全面瓦解的态势。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更高水平合作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窘态；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难以起到维持世界货币体系稳定的作用；长期坚挺的美元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大部分产业的产业标准制定权。联合国安理会常常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其权威受到普遍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却无法应对日趋多样化的安全挑战；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的全球第一大风险。

失去了全球资源支撑的世界性霸权已经成为美国难以为继的过高目标，一超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走向衰亡。过度扩张的帝国总要走向衰落，过度透支的国家难逃破产的命运。

漫长的下滑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许多次危机，所有造成危机原因的不断累积，最终会爆发总危机，导致拥有周期性世界霸权国家的全面衰落。这一周期现象反复出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规律。每个霸权国都经历过相似的辉煌，却终结于各自的不幸。85世界体系的历史过程，正是由一个个具有生命周期国家在不断推进的过程。面对生老病死，国家与人概莫能外。

如今，资本积累的百年周期律再一次显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性危机的冬季已经降临美国。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乃至房地美、房利美等“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告别了清凉可人的好日子。

危机从美国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也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告别了景气周期的快速发展，开始进入经济运行的怠速期。无论危机处于剧烈波动中，还是在相对平静的间歇期，美国都失去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决定性影响力，暮气沉沉的美式体系失去了原有活力，衰老褪变成为基本趋势。这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的美国周期正在进入总体性危机。属于美国的“漫长20世纪”虽余音未绝，却已接近了尾声。86

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美国的衰败难以避免。在今天的债务问题中，蕴含着关乎美国霸权存亡的悖论：不欠债的美国，无法支付维持世界性霸权所需的财政支出；而作为债务国的美国，最终将因失去信用而无法借到维持霸权所需的款项。因为各国只要不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不再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元体系就难以维系；失去了美元体系的支撑，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将走向终结。此前的美国，依靠美军和美国综合国力在维持的美元信用，形成了近乎无限的融资和信用创造能力，通过“不流眼泪的赤字”，享受着美元超级霸权。87

在货币体系的银、金本位时代，债权国控制着国际关系的权力地位，当年美国人就是以战债逼垮了大英帝国。在美国开启的信用货币时代，美国利用欧洲和亚洲国家缺乏彻底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决心，也缺少替代美元的政治货币，采取不断扩大债务的方式绑架其他国家，形成了反常的债务国霸权。2007年的危机打破了美国经济的神话，美国巨大的债务泡沫已经开始破裂，依赖于债务支撑的美元体系终将丧失信用。资本没有祖国。在丧失国家信用之后，美国在资本眼里就像榨干后的柠檬，只能被抛弃。以美国为载体和母国的国际资本就将会竞相脱离，去寻找新的温室和庇护所。

可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洲际性的国家，美国几乎就是资本全球扩张最优秀的载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美国，为资本创造继续扩张与不断增殖的条件呢？

[1] 无主土地的概念，漠视原住民对美洲大陆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个充满殖民主义精神的概念。

[2] 欧洲战争爆发二周后，国务卿赫尔在国务院建立了“和平与重建问题委员会”。美国财政部、副总统华莱士也组建了类似班子。后按罗斯福要求，重组了“战后对外政策顾问委员会”。见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1-154.

[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解决黄金短缺的问题，英国人提出了实行“金汇兑制”的方案，因不符合美国利益而无法实行。金汇兑制的关键在于，以哪个国家的货币为挂钩货币。见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健，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350.

[4] 美国财长康纳利与德日等国谈判时，要求它们为美国1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付账；如今美国每年发行的国债为数千亿美元。而据统计，每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数额达数千万亿美元，即使只算5‰的手续费，也有数万亿美元的收益，这还不算数量更为庞大的场外交易。

[5] 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形成对照，投资商为满足高频交易的需要，花费数亿美元修建了连接纽约和芝加哥两地交易商的数据专线。2013年还修建了连接纽约到伦敦的光缆“特快项目”，以提高几毫秒的数据传输速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促进证券市场的“高频交易”。

第五章
金融化时代的币缘政治

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

——富兰克林·D.罗斯福

金融化是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方式，意味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通过生产和贸易的方式获得。经济金融化曾经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周期性现象，在每一个百年发展周期中，都会有一个本周期的“金融秋天”。与以往受到实物货币和主权信用体系限制的经济金融化不同，如今的金融全球化，是一种以金融渠道获取财富，按金融需求和理念塑造社会并以金融权力治理世界的模式。

在全球金融化时代，金融活动已经溢出了经济领域和国家范畴，正在获得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社会的系统性权力，1而这一权力又将再转化为对边缘地带国家财富的体系性占有。正因为如此，囿于主权国家的产业资本与全球流动的金融资本、跨国资本与国格化资本、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传统资本和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的新型资本之间，出现了占有与反对占有的矛盾，并在世界范围爆发了日趋激烈的冲突。这种不同资本之间、资本与国家之间、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博弈构成当代币缘政治的基本形态，并成为时代的鲜明标志。

第一节 金融化的世界

作为经济舞台上最为灵动的要素，金融一直抱有当主角的雄心。然而，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经济历史中，金融通常只是配角——为交易双方提供信用的中介性服务。即使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早期，金融在经济领域也主要是为需要大量资本的现代工业提供资金信贷服务。嵌入在产业网络中的金融，是从属于实物生产的辅助性经济工具。只是在每一个体系周期的秋天，金融才成为喧嚣一时的主角。

此次却大不相同，在经历了美国周期的金融秋天之后，金融非但没有重归沉寂，反而更加迅猛地扩张，直到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金色的光影下。

美元体系的扩张与反扩张

从20世纪初起，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在货币金融领域，英镑体系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还没有获得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政治家已经明白，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才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因此，在设计战后秩序时要求盟国做出法律和政治性质的经济让步，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的让步，具体包括要英国解冻其殖民地和英镑区在战时积累起的英镑和外汇盈余，放弃帝国特惠制并向美国开放其所有市场，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秩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制度性安排，这一体系有一整套体制机制的设计，包括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国际货币的“平价”机制，即以黄金和能够转换为黄金的一种货币来确定各成员国货币的汇价。2虽然在文件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一货币就是美元，但由于美国控制着世界上近80％的官方黄金储备，因而只有美元能够承担兑换黄金的功能，这就形成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国际货币安排。3与各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的传统金本位制的不同在于，这一双挂机制使一国货币——美元充当了其他国家货币与黄金转换的中介，这就使美元成为与黄金一样的硬通货，让原本只是一国货币的美元成为各国接受的国际核心货币。这是一个以美元和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等级秩序，美国和美元高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资本的胜利。它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打破了英镑体系的货币壁垒——这是德国人通过两次战争都没有做到的事，而美国作为盟友却轻易做到了。4据特里芬的统计，在1949年的国际储备货币中，英镑占比为55%，美元为27%；1957年，英镑为36%，美元上升到49%；到1970年，美元份额占到77%，而英镑下降到10%。5此消彼长，清理英帝国的残垣，无疑可以促进美元体系和美国贸易的扩张。当时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不建立国际货币安排，民族主义政策就会造成并加剧摩擦，英国领导下的局部国际货币联盟就能够为其成员国提供多边结算，英镑区的多边联盟必将寻求相对于美国的平衡，这将造成牺牲美国贸易的增长。6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成员国的货币必须与美元挂钩，这无疑侵蚀了国家的货币主权，危及国家的独立地位。然而，在大战甫定，只有美国可以向世界提供实物产品和投资，只有美元可以保证兑换黄金的情况下，接受美元体系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满目疮痍的英国以及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选择接受美元体系，因为对他们来说，不依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家意味着经济上的自我流放。

在斯大林看来，布雷顿森林机构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从属于政治目的的世界银行，亦不过是美国的工具。因而，苏联选择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保持货币的独立，保有国家对金融的主导权。对此，凯南的“长电报”和“Ｘ先生”文章曾对苏联行为与动机做过深入的研判。如今看来，其中提到的种种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是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苏联的行动触及了美国的底线——美国建立世界统一货币体系的战略不容挑战。而这才是真正的冷战之源。[1]

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同态度，是美国重新划分敌友的根据。任何与其分庭抗礼的国家，都被当作是美国的对手。这一点不仅仅只是针对苏联。以对美元体系的态度画线来区分敌友，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交领域的新动向。这是因为“货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即我们经济中的主角，是我们收入和最纯粹资本主义形式的唯一代表”7。货币政策则成为美国政策工具箱里的新工具，成为美国控制其他国家行为的有效手段。在英法两国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试图恢复它们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时，美国立即施加了政治和军事压力。当英镑迅速贬值急需美国信贷支持时，艾森豪威尔对伦敦发出最后通牒，以抛售英镑的行动和政治压力，迫使英法军队撤出埃及。8

在实际运行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带来金融稳定和经济互助，而是充斥着混乱、强行资本控制和危机，这是因为这一体系的出发点是美国利益和宏观战略，这使得全球货币关系高度政治化，甚至常常相互敌视。9在西方阵营内部，法国人首先对这一体系提出了质疑。在戴高乐看来，“美元体系”给美国提供了“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筹措资金，因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导致储备的任何损失。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办法控制美国货币当局为美国私利而大印钞票。戴高乐以其敏感的政治直觉，捕捉到国家利益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的趋势，把货币利益放在国际政治中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并开始为法国的利益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限制美国的货币特权，戴高乐于1965年2月公开呼吁恢复金本位制，并用法国手里的美元大量购买黄金。德国等拥有美元贸易盈余的国家也加入其中，这直接导致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快速降低，甚至危及美元汇率及美元体系的稳定。戴高乐的举动，被视为是法国对美的货币宣战。10这么说或许是夸大其词，但至少标志着欧美之间关于货币权力博弈的新开局。

如果说，苏联确立卢布体系是从外部对美元体系的分庭抗礼，而戴高乐的质疑是从权力政治角度提出的挑战，那么，“特里芬悖论”的提出则直接抽掉了美元在全球贸易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合理性。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指出，美元因与黄金挂钩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将导致美元流出，这要求美国必须保持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的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就是“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悖论”的核心是，一国货币无法同时在国内货币和全球货币之间取得平衡；“戴高乐质疑”的本质是，不受制约的国家货币权力不可能在全球经济利益上保持公正；而“苏联行为”的逻辑是，美元不可能充当公平对待各国利益的世界货币，各国只能另寻他路。

这些先知先觉者们提出的美元和政治的悖论，没能阻挡住美元体系的扩张，因为驱使美元扩张的动力来自美国经济体系内部，在美国制造业达到顶点之后，产业资本已经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只有转向金融领域，才能得到满意的回报。曾经在荷兰和英国刮过的金融秋风，开始吹拂产业盛夏后的美国。长期在巨型企业中追求利润的美国资本，已被金融的魅力所迷醉，开始心旌摇荡。

创造性破坏的链式反应

20世纪60年代，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还处于彼此分隔的状态，只有欧洲美元市场是国际金融化的苗圃。在面对法国等国家利用欧洲美元套现黄金的威胁时，尼克松终结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这是货币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创造性破坏”。

此一举颠覆了“金汇兑制”，从法律上斩断了货币与实物的关联。从此，人类使用的货币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而货币制度也由实物货币体系转变成信用货币体系。它表面上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可以运用主权信用而任意供应货币。而实质上却是，哪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强，其主权信用度就高，该国的货币就坚挺，从而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而成为国际核心货币。由于当时的美国综合国力最强，美元就自然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美国政府在货币发行上获得了绝对的自主权，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接受由美国信用支撑的美元体系。此后，美元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美国以美元为工具控制了全球交换。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成为美元霸权的玩偶和牟利手段。

货币脱离了自古以来的实物之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权信用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从固定汇率制，转向了更有利于美国透支的浮动汇率制。这使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并在全球确立“美国短期国库券本位制”11。这正是美国官方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通过加速美元的外流，迫使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持有美国国库券，将其作为银行的储备资产。在失去黄金的约束后，美联储可以对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实施开发式货币化，也就是进行无限制的收购，这些最终变成了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美国债券，才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本位。12

这样一来，海外大量存在的“过剩美元”不再是需要美国清偿的债务，而只是外国银行中与美国无关的储备资产。就像迈克尔·赫德森所揭示的那样，“尼克松冲击”是人类经济史上最野心勃勃的赌局，它超出了美国自由派议员和学者的理解范围，因而无法出现在世界经济学教科书中。美国的关税政策以及美元浮动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旋即引起法国股市暴跌、英国失业人口暴涨、零售市场价格大升，欧洲经济有进入衰退期的迹象。在此情况下，欧洲和亚洲接受了美国规定的贸易条件，并容忍美国从对赤字善意忽视转变为故意忽视的政策，被迫将自己的贸易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

为了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在美国金融集团的设计和推动下，13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于1973年签订的“石油美元”协议，让任何想要获得石油的国家，必须拥有并保持大量的美元，这不仅极大地扩充了海外美元的需求，而且还使美国获得了可以直接用美元交换石油，即以“纸片换石油”的特殊权力。14刚刚摆脱黄金之锚的美元，又顺利地与工业化的血液——石油联系在了一起。

美元与石油的这种联系不仅与石油开采的经济活动相关，更与保护石油产地、运输航线与管道安全、石油期货与交易结算网络有着紧密联系。更为重要的联系是，石油成为美元标价的资产体系的核心，成为支撑美国金融市场的主要支柱。

美国霸权体系就像一柄巨大的钳子，石油与美元是钳子的两个齿端，紧紧咬住了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命脉，美国金融机构和强大军事力量是其有力的钳柄，而美国的金融市场则是把它们铰接在一起的连接轴。

金融创世纪

1971年之前，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要从事农产品的期货交易。在货币主义理论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启发和帮助下，15时任交易所主席的利奥·梅兰梅德游说美国财政部批准在芝加哥建立国际期货交易市场，创办以货币为交易对象的国际货币市场（IMM）。1972年5月16日，世界第一家货币期货交易市场在芝加哥开张。交易所推出了美元与英镑、马克、日元等7种货币外汇合约的远期金融产品。后来被人称为“金融衍生品”之父的梅兰梅德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16。

由利奥·梅兰梅德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开启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下，快速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这是因为，此前美元信用的扩张尚需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代表的美国国家信用，而创造金融衍生品的是超主权信用。所谓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净供给为零的双边合约，该合约从一些实质资产、参考利率或利率指数中获取收益。17金融机构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要被金融市场所接受即可进行交易并完成增殖。这些作为金融资本用虚拟化方式创造出来的电子符号，金融衍生品是可以与实体经济生产的产品进行交换的媒介，也是金融资本实现直接赢利的工具。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诞生和超主权信用的出现，是一个远比美元脱离黄金锁链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性变化。

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大量的信用货币和衍生金融产品，造成金融资产在极高流动性下的快速增殖，导致货币交易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据美国经济统计，在1966年的全部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18导致货币交易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实业转向金融服务业。到1992年，美国最大的7家控股银行占世界利率和外币互换合约交易量的56%。

金融活动的比重不仅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实体经济活动比重，而且还创造了自我循环强化、逐步控制和支配实体经济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到1997年，世界当年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而与生产流通有关的全球贸易总额仅为6万亿美元，只占货币交易量的1%。19如果说摆脱黄金之锚的美元本位制是主权信用的周期性扩张现象，那么超主权信用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就是超越周期、超越国家信用的金融异变，它依托美元主权信用的全球扩张，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起步。20

1981—1992年的“里根革命”，从财政政策角度看，主要是减税、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和削减国内项目以及预算平衡。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政策得以并行推动的窍门，在于里根政府从放开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使美国获得了巨量的金融性收益。在实行浮动汇率之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大量原本不可转售的资产转化为有价证券，迅速扩大的资产证券化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快速膨胀。21

资本流动和利率的自由化、资产和国债的证券化导致大量金融债券的出现，国债市场掌握着世界金融市场大约30％的金融资产。新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商业银行、存贷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券商都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控制这些资产的金融机构不再是传统的银行，而是新生的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它们共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用新的金融工具进行广泛的套利活动。可以不事生产就能赢得财富，这个巨大的诱惑使美国从全球制造业工厂转变为世界大赌场。美国产业开始向外转移，从美国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以各种方式流向世界各地。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过程，对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被视为金融全球化的第二阶段。22

1984年詹姆斯·托宾就对“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表示了担心，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苏珊·斯特兰奇更把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模式称为“赌场资本主义”。23中国经济学家王建把这种直接以货币交易作为主体、资本不必通过生产环节而直接获益的经济模式，称为“虚拟资本主义”。在法国学者眼里，1986年新加坡发生的金融大爆炸具有标志意义，它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中心加快自由化进程，开启了把新兴市场国家也一并卷入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的第三阶段。

最近几位英国和中国学者在讨论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历经三代政策演变：20世纪80年代强调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强调私有化，20世纪头10年强调金融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运作的逻辑是经济金融化。实际上，不只是经济金融化，国际政治也受到金融化逻辑的支配。

虚拟资本主义的秘密

只要回溯世界金融化的历史，人们就不难发现，在金融化与虚拟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彼此强化的互动关系。虚拟资本主义的直接源头是虚拟货币，而高度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则是虚拟货币的创生之地。在主权国家逐渐放宽监管而日趋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机构发明了海量的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实质上是由金融机构以超主权信用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2]。这些并没有国家央行以主权信用背书的货币，虽然是虚拟货币，却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按照一定规则以一定价格进行公开交易。

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各种金融机构以自身的信用创造出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它们虽与主权信用无关，却具有由主权货币标定的价格和交易功能。这些由超主权信用在金融市场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因此成为虚拟货币。通过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交易，这些虚拟货币既实现了自身价值的确认，又可产生新的价值，由此完成了虚拟货币的资本化过程。由此，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虚拟资本。

早在产业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马克思就关注到生息资本和银行家提供的信用——银行券中具有的虚拟资本性质，并指出“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24。马克思眼里的虚拟资本，是指银行家拥有的生息资本，这主要因为它几乎不涉及劳动力和生产过程，却拥有对回报“虚拟”的索取权；此外，它对经济的索取是基于“复利的魔法”，因而无法得到满足。25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受制于金属货币之锚的虚拟资本无法摆脱产业资本的支配，与今天完全摆脱实物羁绊和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在虚拟货币转变为虚拟资本的飞跃中，创新后的金融市场及与之关联的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服务等一整套金融体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囊括各种投行、基金、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交易结算及法律等服务，包括新自由主义理论、“大而不能倒”的理念、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还包括社会政策、国际政治以及军事等领域的适应性改变，形成了虚拟货币能够不断创造虚拟资本的制度体系，这就是“虚拟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虚拟资本主义，是远比银本位、金本位制包括主权信用货币之类变革更具颠覆性的创新。虚拟资本主义不是坚实的结晶体，也不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经常处于变化中的有机体，26而是接近于气体的巨大泡沫，具有随时会被危机手指戳破的脆弱性，因而总处于崩溃的边缘。

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交易品种和交易规则，构成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四个要素，交易活动是将四者结合在一起的关键。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要靠价格来体现，而只有通过交易才能产生价格。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交易，与传统的交易不同。传统交易都要依托于实物，无论是为了消费还是赢利，均会受到使用价值和成本的制约，只能进行有限次数的交易。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摆脱了实物的局限，交易的对象是汇率和股指期货之类的价格波动趋势，因此可以无限次地交易并可能获益。理解金融衍生品的关键，在于理解这种新型交易以及保障实现这种交易的制度体系。[3]

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各种被金融机构创造出来、原本只有虚拟价值的金融衍生品便可直接获取收益。原本的虚拟货币就创造出了可以产生价值的价值——这就是虚拟货币通过在新型金融市场体系中创造出来的虚拟资本。与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传统资本不同，虚拟资本是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机构创造出来、通过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便能够实现增殖的价值。如果以往资本增殖的公式是C—C′，那么虚拟货币的资本化表达式则应该是FC—C—FC′，27即由金融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虚拟货币通过金融市场交易，既完成了变现成为真实货币，又直接实现增殖，完成资本化过程。

虚拟货币通过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同时变现、增殖从而完成资本化的过程，是此次颠覆性创新的关键所在。而这一金融创新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通过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机构的运作、金融产品的交易、政府间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协议以及维持金融化进程运行的军事力量。把整个地球作为金融资本的市场，将虚拟资本的增殖模式编织成全球之网，把整个世界囊括其中，是资本扩张的完美杰作。鉴于金融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方式，这一扩张对人类社会是一种癌式增长的异变。

目前一些学者对虚拟资本的定义，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还是从与平均利润率相关的借贷或有价证券角度等微观角度着墨，28而忽略了时代性的变化，缺少整体性的视野。虚拟资本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和传统理论的解释框架。新的现实是，金融衍生产品实质上是概念，其交易的是预期，金融衍生品交易可以无限次进行，金融产品的价格差是其收益的直接来源。只要价格存在波动，虚拟资本就可以通过金融交易不断获益。尽管虚拟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生产的剩余价值，却因虚拟资本运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分离，使虚拟资本成为只在金融市场上运动的新型资本主体。

就像魔术师要把小白兔事先巧妙地隐藏起来一样，虚拟资本的创造，是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文雅谎言。从表面上看，虚拟资本的增殖来自金融市场的价格差，而翻陈出新之处在于——虚拟资本的魔术师这次把剩余价值的“小白兔”，藏在了世界体系边缘的实体经济国家里面。因此，当虚拟资本要把这些纸面财富或电子符号财富套现，变成真实的财富和收益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整个虚拟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帮助，才能不露痕迹地完成戏法——把边缘地带国家的剩余价值据为己有。

虚拟资本主义体系，包括高度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新的金融机构、大量还在不断创造中的金融品种以及新的金融运作方式和规则，还包括政府鼓励金融自由化的经济政策，通过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保障，使“虚拟货币”到“虚拟资本”的价值链可以往复循环。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合力推动形成以美元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为中介，用虚拟货币、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国家真实财富和资产进行交换的制度体系，从而把虚拟资本在一国之内的增殖活动，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虚拟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社会的组织方式。令人吃惊的是，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金融资本就通过金融市场完成了从“虚拟货币”到“虚拟资本”再到“虚拟资本主义”的三级跳，由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变成了通过金融主导型国家之手掌控世界支配权的主角。

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变化过程，是实体经济主导的金融机构向虚拟经济大本营发展的精彩缩影。创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原本是从事谷物、肉类交易的交易所，也因此被叫作“用猪腩搭建的房子”。

1972年初，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了外汇合约的远期金融产品，成为世界首家专为金融期货服务的交易所。29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引领下，美国证券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太平洋股票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都建立了自己的金融期货交易机构。1973年，这类衍生金融产品的合约总数为100万份，而到198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亿份。30金融化成为美国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和财富积累模式。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到1971年，美元发钞共为690亿美元；1971年到2008年，美元发钞增至8 700亿美元；其后3年，美元发钞激增至2.28万亿美元。经过上百年的积累，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的总规模为GDP的194%；在随后30年中，美国金融资产扩张到GDP的442%。金融企业的利润在1980年的占比为15%，到2007年为45%。31到金融危机后的2012年，美国金融资产仍然占到GDP的411.6%，全球金融资产则占到全球GDP的397.7%。321997年，世界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33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在500万亿～700万亿美元之间变动，约为美国GDP的40倍，世界GDP的11倍。34美国经济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交易，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好处，也将自己置于过度投机的危险之中。

在一个可以进行无限次交易的金融平台上，理论上能够容纳无限量的金融产品，只要存在价格波动就可能从交易中获益。这一金融创新的原理，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为何总是趋于扩张——再大的金融市场，也难以容纳无限量、无限次的交易，有限市场在无限交易的催促下，只能不断扩张、再扩张，直至爆发金融危机进入停滞与萎缩，然后再进入下一轮扩张。同样，这一原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浮动汇率会成为金融衍生品的温床。35在向松祚看来，浮动汇率体系是国际货币无限量自动增加的内在机制。36它能够起到向无限量交易的金融市场提供无限量货币的作用——浮动是虚拟货币之源。保持金融市场的波动，则是虚拟资本实现不断增殖的基本手段。

这一原理还可以揭示“金融衍生品悖论”的成因，即原本作为规避风险工具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却又成为当代金融风险主要源头的原因，是因为金融衍生品交易获利的前提是存在价格差异，而风险可以拓展价格波动区间，以增加获利的可能和幅度，在不引发系统风险的前提下增加风险成为金融衍生品赢利的基本策略。对金融市场来说，这本身就是系统风险的根源。

人们在创造金融衍生品时有许多美好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衍生品可以规避风险。对于需要长周期投资的高科技产业，金融衍生品能够提供其所需的风险对冲和远期保险；也可以熨平汇率的波动，减少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然而，要创造足够丰富、能够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就必须开放金融市场并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市场的放开和监管萎缩，无疑会放大金融市场中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难免有人会利用复杂概念和技术手段进行金融欺诈。即便排除这种基于“人性恶”的主观因素，客观上金融交易必须通过价格波动才能实现赢利的市场逻辑，也一定会产生人为制造波动的情况。制造波动的行为可以来自个人或机构，也可以是国家。有能力控制金融市场基本要素的机构或国家，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来操纵市场来赢利。因此，无论创造金融衍生品的初衷如何，最后都会使这一金融创新演变为金融赌场上的一种新赌具，成为金融市场上屠戮弱者的利刃。

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创新与交易就能够实现赢利的机制，无疑促使了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快速膨胀，也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在短短几十年里，在金融市场上创造的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要远远多于以往数千年人类社会积累的货币与资本，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要远多于以往。在金融市场不断创造信用，在金融市场外的世界不断制造风险，成为虚拟资本赢利的基本方式。

金融工具的爆炸式增长，导致传统的以投资实业为主的银行业被重塑，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外汇市场和日益上涨的股市，资本市场开始主导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占比从长期稳定的50%，下降到1990年的27%。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角，对冲基金像是具有侵略性的市场巨人，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37

华尔街也开始了转型，高速计算机用来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交易和越来越庞大的交易量，金融专家被请来设计新的金融工具定价理论。1993年摩根大通发明了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一新型信用衍生品在1996年得到了美联储的批准，这使得美国的银行可以更大的规模创造货币。在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金融衍生品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各金融服务公司开始大规模发展自营次贷产品，特别是房地产抵押贷款产品。到2006年，相关抵押贷款总额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还完成了证券化。金融资本数量的增加，改变了资本结构，也使美国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到2008年，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债券占据了金融市场90%以上的份额，而传统的货币只占到1%。38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的看法，在全球金融化时代依然有效。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不仅使美国经济从实业的金刚石蜕变成为金融化的巨大泡沫，也导致了全球社会的性质变化。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不仅主导着经济，也掌控着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甚至成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因素。在国际领域，金融为王，意味着所有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国家和人民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在金融盛宴的末日狂欢中，经济活动的重心飞快地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虚拟资本彻底挣脱了实体经济的羁绊，如今金融已占据了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并通过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成为全球经济的支配性力量。就这样，原本只是美国周期的金融化在与超主权信用创造的虚拟资本互动中，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创新，完成了全球金融化的创世纪。

全球社会的金融化

学者们对什么是金融化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并给出了差异颇大的各种定义。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化是金融体系主导模式的转换，是资本市场型金融体系越来越主导银行型体系的过程；有的则认为，金融化体现了生产模式的变化，是“日益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途径获取利润的积累方式”；也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还有些学者把金融化引向了政治领域，认为金融化是食利者阶层政治、经济势力不断增强的过程。39

从上述各种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人们对金融化有不同视角，最狭隘的眼光是把金融化仅仅看作金融领域内部的变化，认为金融化是由于无数金融工具爆炸式增长导致的资本市场逐步主导银行体系的过程。还有人则是把金融化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生产和财富积累模式，金融化导致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因而实体经济活动日益受到金融力量的支配，金融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更宏观的看法是，金融化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它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进而导致金融资本对公共权力的控制。

如果从全球的视角看，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变化，是超出一国界限的全球性政治经济趋势。金融化从一国的金融资本逐渐主导经济起步，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连接，开始左右国际政治关系，直至重构全球社会。这样一个过程，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

各种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海量的金融产品，又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转化为现实的货币资产，从而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以及怎么交换产品，决定了社会阶级划分的等级，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正因为如此，生产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40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今天同样适用。在金融市场上生产金融产品的新生产和交易方式，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当代全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一国之内，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各阶层将依据对金融资本的占有状况、在金融产品生产过程的地位进行重组。

在国际社会，金融化是美国通过其综合国力、美元体系的世界地位和股票、债券市场规模，完成美国金融体系对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支配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主要通过金融化的方式，对内是金融部门对产业部门的控制；对外是其他国家向核心国家打开自己的市场，允许核心国家的产品、资金、公司进入，使得自己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依附于华尔街，这一被称为由技术和经济因素推动的社会进程，实质上是政治性的扩张，是美国通过美元体系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支配过程。41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逐步突破主权国家框架的历史进程。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各国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之间出现了日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果实。更为重要的是，催熟这一果实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非自愿，而是来自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压力——既有对经济政策的批评和信用等级的评定，也包括直接的军事打击。

金融化意味着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进而成为支配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融通活动，金融产生于货币；作为追求增殖的资金融通，金融本质上是货币的资本化运动。在产业经济占主导的时代，金融资本需要通过实业才能实现盈利，因而是产业资本的从属。而经济金融化的过程，是金融资本摆脱产业资本成为经济和社会主导的过程。金融化最初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洗劫，进而是对社会的洗劫，而最终是对全球的洗劫。

在金融化过程中，主权信用的式微和超主权信用的扩张，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组现象。在主权国家时代，货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无论是缺少硬通货导致的通缩，还是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或是由此引发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基本是所在国自己的事。金融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这一状况，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流动，一国货币的过快增长将影响其他国家，这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国际现象。422007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带头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出现全球性流动过剩；2015年美联储加息又导致全球面临通货紧缩；而欧元、日元采取的零利率政策又在对冲美国的货币政策。全球关键货币间收放博弈，带来全球流动性的数量和流向的巨大改变，使其成为影响和干预他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杠杆。

金融资本获得对世界的控制权，是金融全球化的政治本质。1992年英镑受到对冲基金的阻击，随后退出欧共体货币体系的联系汇率机制，这一事件，是国际金融资本迫使一个金融强国改变国家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日益显著地受到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支配。在抵御本国金融危机或是在合作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们看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救助政策更有利于保护金融资本；而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冲突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金融资本的利益。除了跨国金融机构之外，国际金融资本通过经济金融化、政治和社会的金融化，完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与改造，使其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即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是空有国家之形却只能按金融资本需求行事的“国格化金融资本”。这些金融主导型国家因为会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全球金融化，通过全球金融化获取体系性收益，却也因全球金融资本的赢利需求不断陷入国家的生存危机。

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占有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深入分析了产业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和机理。其核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出卖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价值，比通过工资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价值量要大得多，劳动在量上的剩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43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的发展水平”44。在今天，这个界限的性质并没有变化，改变的只是界限的范围——从一国之内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实质上是一个榨取各国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世界性制度。

萨米尔·阿明指出，我们的这个世界是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所组成，这两类国家作为世界的两极却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商业、金融关系网之中。发达的“中心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关系剥削“外围国家”，从而实现其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而外围国家的发展因此受到滞阻，所以只能处于依附地位。45这些在不平等条件下参与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也被称为“第三世界”，在斯塔夫里亚诺斯看来，“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超越了以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做法，而是以“世界体系”为单元来解析资本主义的演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46。

马克思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激发了萨米尔·阿明等人的思想创新。他们揭示出虽有变化却依然存在的基本事实，即资本剩余价值的来源仍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只是今天提供剩余价值的已经从劳动者个体扩展为实体经济国家集群。主权国家不过是“全球资本增殖体系”中一个层次的组织单元，不同国家根据对资本占有状况决定劳动分工并确定获利方式和收益水平，分处于全球秩序的不同等级，并分布于不同的空间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国内的阶级矛盾扩散到国际社会，这是导致全球不平等和世界性冲突的根源。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和认识金融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实践，就不难发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剩余价值来源，便能窥破虚拟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体系化方式占有全球剩余价值的秘密。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瞬时的信息交换，可以在全球范围达成统一目标下的共时行动，真正把世界整合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由此产生的“体系生产力”可以形成资本超越国家空间界限的“体系性增殖”。这是全球金融化中产业转移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的实时流动造成的金融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和频发的金融危机，从实体经济国家榨取了远超于劳动者个体和单一产业的剩余价值更多的超额价值。这种金融资本的“体系性增殖”，其来源就是实体经济国家的体系性剩余价值。

在以往的经济金融化周期，投机性资本压倒生产性投资，产生经济泡沫而导致危机。在虚拟资本主义的全球金融化时代，价值脱离使用价值、资本脱离实体产业、货币脱离实物商品，资本可以通过在金融市场上的创新直接获得收益，而不必经过实物生产阶段。从表面上看，在虚拟资本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失去了劳动者的踪影；而实质上，虚拟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依然是来自对劳动价值的占有。只是这些价值主要不是来自本国的劳动者，而更多地来自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在实体经济国家中，主要是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国家，它们是世界体系分工中的“劳动者”。由这些“劳动者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剩余价值之源。当今帝国主义租金的收益来自全球，涵盖所有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人以及被统治的边缘地区民族。47而金融主导型国家，则是占有“劳动者国家剩余价值”的“国格化金融资本”和超国家的全球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把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外部化，使世界变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阶级社会。

与“世界工厂”国家紧密关联的还有初级产品生产国，它们同样属于可以产生“国家剩余价值”的实体经济国家。以石油为例，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处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主要是通过压低石油价格来实现超额利润。在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于是有意拉高石油价格，并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将石油标价美元化，推进石油的金融化进程。48石油美元化使美元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购买一切服务和商品的货币，而其他国家则需要通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极大地巩固了美元的世界核心货币地位。而石油的金融化，不仅可使美国能够通过金融市场操纵石油价格，控制全球资本的流向与流速，打击经济、政治对手；还可通过美元的贬值和汇率调整，榨取石油输出国的财富。沙特阿拉伯在1973年至1982年间共积累了2 000亿美元的顺差，其中30％借给美国政府，据1978年9月的统计，这些美元资产的实际购买力贬值了40％。49直到2014年，沙特仍是排世界第三的资本净输出国。若有石油输出国对此不满，无论是伊拉克、利比亚还是伊朗、俄罗斯试图改变以美元计价的模式时，都将会受到虚拟经济主导型国家——美国的全力打压。

从经济上看，冷战是美苏两个平行体系的竞争。苏联没有加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覆盖大半个世界的大西洋体系，而是着力发展自己主导的经互会组织。从经济增速看，苏联体系具有与西方体系进行竞争的能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国家占有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并将其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时，苏联政府也可以用反周期的做法继续加大投入。这正是经济成果主要用于资本增殖的西方经济体制难以做到的事情。自1956年开始，苏联计划经济的原则被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资本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保证了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苏联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因而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现金轨道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货币的作用受到高度抑制，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但不可兑换的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50美国可以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为冷战融资，而苏联则主要依靠自身积累进行全球竞争。在体系的竞争中，占据更多资源的泛大西洋体系显然更有利。在全球金融化的诱导下，苏联开始“公开性改革”，进而试图通过激进的“休克疗法”全面加入西方市场体系。

20世纪90年代原本相对封闭的两个平行市场体系的界限被打破，激发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兼并、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浪潮。51在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体系竞争的失利者——苏东集团低廉的实体经济资产被美欧经济体系所吸纳，全球经济进一步被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物质产品的生产加快向拥有低要素价格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丧失了物质生产的比较优势，产业资本开始了金融化过程，原本服务于实体产业的金融体系也转入了衍生金融品的创造，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体开始与物质生产逐渐分离。即使是在高新技术公司为主的纳斯达克市场，也只是以把新技术当作概念来炒作，作为风险投资退出的渠道。而如今的“独角兽”公司，更是在玩估值游戏。

在虚拟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化扩展的几十年间，金融主导型国家占有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制度和能力已臻于完善。其主要机制是，由金融主导型国家通过掌握资本的生产、流向和成本，控制大宗商品价格和制成品价格，保证实体经济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资金的净流入。实体经济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拥有贸易顺差，意味着它提供了更多的实物产品。是否拥有贸易顺差，成为区别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的基本标志。52实体经济国家从资本项下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净流入，则意味着实体经济国家获得的贸易收入又以购买金融主导型国家债券或其他金融产品的方式，再次回流金融主导型国家，成为其剩余价值被剥夺的第二张皮。53而实体经济国家被污染的环境，是对国家层次简单再生产能力的破坏，它已危及实体经济国家全体公民的生存和民族的延续。来自“世界工厂”和“资源型国家”的“国家剩余价值”数量极为庞大，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残存产业资本攫取的“企业工人剩余价值”。“国家剩余价值”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体系性收入”，是当代全球资本的主要增殖来源。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是控制世界贸易的经济和权力杠杆，以全球货币来控制世界贸易体系，可以轻易实现“全球劳动套利”，完成对“国家剩余价值”及所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在利润流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在世界各国创造了14亿工薪劳动者和2亿多失业者及17亿“脆弱的雇工”54。

中国通过全面彻底的社会革命，割断了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联系。在相对封闭的30年时间里，中国通过有限的外部援助和自身艰苦的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教育科研体系、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防安全体系，成为独立于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之外的行为主体。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就在于，中国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性剥削”，可以将生产盈余用于有利于中国人民福祉的长期投资和持续积累。这使得中国再次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时，不是作为全球资本的附庸，而是作为有政治、经济自主权的国家主体，因而它所提供的经济盈余必须要确保中国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即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余部分的“体系性剩余价值”才能被国际资本及国内资本所占有。关于这一份额的确定，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与国际资本矛盾的本质——世界范围的劳资矛盾。中国崛起之困难，就在于既要保持长期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要设法满足国际资本对中国“国家剩余价值”的依赖以维持发展大环境。这种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国际资本对利润最大化追求的矛盾，形成了对中国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和两难困境。

金融资本集团要实现对“世界工厂”和“初级产品”的“国家剩余价值”的体系性占有，就需要政治权力机构与经济垄断机构之间的合谋，同时控制世界生产和交换体系。早期欧洲资产阶级的合谋，被恩格斯称为“政府与交易所结成联盟”；在当代金融资本的主导型国家美国，则表现为华盛顿与华尔街的联盟。在卡特政府中有26名高官来自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4]，如今美国政府中的经济官员大多来自华尔街。1999年美国国会废止了罗斯福执政时期为限制金融寡头而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此后美国政府便失去了约束金融资本的法律武器。不到1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在高盛前总裁、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主导下实施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加以援助，这表露出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沦为金融资本所掌控的政治工具。

美国政府的政治权力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服务网络、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规则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性虚拟资本主义体系占有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价值的天罗地网。而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超强军事力量，是维系这张网的纲。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试图脱网而去，结果是国破而网未破。

通过全球金融资本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实现了持续积累，发达国家中的少数人达到了富者恒富的目标，而从事实业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也导致了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相对贫困化和部分地区的绝对贫困化。如同在一国之内劳资两极分化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样，这种世界范围以国家为单元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会产生全球性冲突与动荡，而这恰恰是导致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战乱不休以及恐怖主义事件不断爆发的真正根源。资源型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以各种形式对全球资本的体系性榨取进行反抗，其结果常常是政府被推翻，国家成为“失败国家”，人民沦为“难民”。如今被世人广泛关注的难民危机，就是全球金融资本维持体系化增殖的恶果之一。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虚拟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危机，它预示着虚拟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早期，矛盾冲突的主体是一国内的个人与阶级，如今已变成了民族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只要试图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永久延续下去，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边缘地带国家和民族的激烈冲突。这本质上是阶级矛盾的全球化，是劳动与资本矛盾的国际化，而不是单纯的“文明冲突”。

第二节 资本树的分杈

资本如生命体，也会发生进化。资本的进化与其他所有的进化一样，都是多向度发展的过程，就像树会不断分杈以保持生命的张力。以美元资本体系为主要寄宿对象的全球金融资本，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膨胀后，正陷入弥漫性的长期危机之中。在资本主义最早发芽抽枝的欧洲，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各种资本主体的竞相发展，导致资本之树开始分杈——出现了与追求赢利最大化的本能资本不同性质的社会性资本，这些需要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的资本的出现，无疑是资本进化的结果，它说明资本需要从只服从原始冲动本能的野蛮状态，逐步向受到人类社会约束的文明状态过渡。多元化资本主体必然产生金融的多样性，这构成了当代资本体系矛盾运动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不同币缘间的复杂博弈。

英美直接增殖型金融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曾拥有最强大的英镑体系和世界最发达的银行业。英格兰银行很早就从荷兰银行那里学会了使用债务杠杆去获取商业垄断权，也承袭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股票操纵和短期金融兑现的传统。55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从世界权力的巅峰跌落，“世界银行家”的地位也被美国取而代之。就像当年荷兰与英国之间因国债形成“敌对式共生”关系一样，在英美之间也通过资本的相互投资形成了“合作型霸权”关系，而美国的银行体系也因循了英国式的银行模式。

按照传统金融的分类，英美选择的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由竞争性价格来分配资源的直接式融资的金融体系。这是一种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股票和债券发行为主要融资手段的金融体系。政府不直接管理和干预金融市场，而主要通过管理创造货币来实现利率和货币供给目标。英美对金融体系的选择，既来自早期工业化资金主要依靠金融市场的历史经历，也与伦敦成为“欧洲美元”的主要集中地有关，还与英美生产效率不如法、德、日等国，需要加强海外投资获取收益有直接关系。据统计，对欧洲工业投资的回报率可达12%～14%，是在英美国内工业投资收益的两倍。56

正是由于生命的周期现象，在经济结构的变化中，英美两国也保持着同步性的特征。196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就业占24%；到200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13.8%和10.1%。571973年英国制造业占总产出的30.4%，金融服务业占17.7%；到2001年，制造业占总产出的比例为17.6%，而金融部门产出份额占到24.7%，成为英国最大的产出部门。到2004年，英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占12.1%，在20年里下降了32%，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业就业增长上升80%，达到19.2%。

从20世纪80年代起，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联袂推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革命”。里根开始对占美国经济2/3的航空、铁路、电信、石油天然气、金融等部门放宽管制，而撒切尔夫人则推动私有化运动，卖掉了英国政府长期拥有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他们把非金融部门在战后积累的主要用于投资的利润当作红利大肆分发，抽掉了意在促进发展和就业的宏观政策的根基。这些当时看起来十分激进的举动，只是美欧金融革命的前奏。

“里根革命”放开了金融管制，推动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更加快了美国金融脱实向虚的进程。随着大量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金融市场成为主要进行虚拟产品的交易场所。据1998年统计，金融衍生品的日平均交易额达到2.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年成交675万亿美元。199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31万亿美元，全球净资本流动额（所有经常账户顺差的总余额）仅为3 940亿美元。美国大银行从海外衍生品交易活动获得的收益已经超过在国内市场的收益。58随着金融革命的深化，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发生了质变，从产业资本控制金融资本、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直接融资体系，变成了金融资本不需要介入产业过程而通过金融衍生品交易获取利润的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美国从世界主要资本净输出国变成资本净输入国，在2013年占到世界全部净输入资本的34.2%，而排在第二位的英国也达到7.6%。美国金融业的利润，从全部利润占比的13%上升到40%。

所谓“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就是通过信用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创造虚拟价值的体系。它运用主权信用和超主权信用直接创造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并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实现虚拟价值兑现并直接完成增殖。在这种体系下，金融不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它本身就是资源，它具有足以完成增殖的全部资源和完整过程的所有资源。由于通过金融产品的创造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就可以赢利，没有人也没有资本愿意投入肮脏、漫长和获益菲薄的实体产业，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转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膨胀。这是金融体系由从属地位变为主导地位的飞跃，是金融资本控制经济、政治和社会主导权的开端。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已经超过国际贸易的数百倍。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这些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在英美两国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在1998年，伦敦占全球交易的35%，纽约占17%；59到2013年，伦敦约占40%，纽约占20%。统计数字更大的伦敦金融城是美元的区域金融中心，要依从美国的国际金融政策行事，是华尔街的附属市场。60当然，对交易所在地的统计可以体现金融市场对金融交易的适应程度，而创造出大量超主权信用的全球金融资本并没有归属国。就像花旗银行总裁所说的那样，“资金只流向需要它的地方，只待在善待它的地方”61。这个地方可以是纽约，也可以是伦敦，可以是法兰克福或东京，还可以是开曼群岛或巴拿马。

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对企业行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980年起，企业新股发行变成了负数，股市不再是募集资金的基本来源，而是吞没资金的黑洞。原因在于1980年前企业借款主要用于投资，而在1980年之后，企业的大部分借款用于回购股票，以拉抬股价产生资本收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起多轮量化宽松，拿到低利率贷款的企业依然通过回购自家股票的方式来获取资本性收益，而不是投资于实业。

金融体系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长远而广泛。在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权力的综合作用下，通过减税以减少公共财政收入、降低对富裕阶层税收、推行质疑政府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小政府”、鼓励养老金金融化、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推进央行独立性、以低通胀目标取代充分就业、工资与生产率脱节、提高金融业佣金等经济、社会政策，62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金融创新提供的直接通过金融市场获利的赢利模式，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示范。从罗斯福新政起美国政府介入经济、保障社会平等的模式被遗弃，建设“伟大福利国家”的信念也被改变，63一切都以金融市场更多、更快增殖为目标。

正因为如此，主张放弃资本控制、鼓励各国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做法，被国际金融机构奉为圭臬和投融资标准，并被金融化的先行国家强力推进，因而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和制度性的标配。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这套制度设计使每个主权国家的肌体都受到在瞬间充血或失血的压力，这导致丧失金融主导权的国家沦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傀儡。由于目前全球金融资本还是以美国为主要寄居地，美国强权就成为金融资本的坚硬外壳和蟹钳。

欧元体系的协调式金融

作为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大国和强国，法国在17—18世纪就建立了普遍、高生产率的财政体制，1800年由拿破仑一世亲令成立了法兰西银行。法国的财政与货币金融体制，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鲜明色彩。

独立自主的联邦德国自1815年诞生后，就抱有坚定不变的强国目标。德国在工业化起步中落后于他国，由于缺少大量流动资金和商业银行业的支持，德国政府、重工业企业与工业银行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以“政府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的方式推动工业化进程。64德国工业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发展出一种近乎盟友般的关系。德国银行的分红收益只占英国银行的一半，它们喜欢把收入投资于工业客户的股票上，而不是集中于发展生息贷款，因而表现出要扭转落后局面、超越英国先进工业的长远眼光。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合作努力，到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出就超过了英国。

欧陆型金融是欧陆型资本主义的派生物，也与欧洲地缘环境相关——逼仄的资本堡垒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也将国家竞争的需求投射到金融体系的身上。在经历了把欧洲变成废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开始明白，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资本扩张道路在欧洲行不通。明智的政治家开始探寻新的道路，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成立，打开了法德间利益冲突的百年之结，也开启了超越主权国家框架的欧洲合作之路。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标志着以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同时也为建立欧盟一体化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这就给欧洲资本的成长，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与英美更依赖于金融市场的体系不同，法国和德国更注意发挥银行的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以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干预政策依赖于有选择的信贷分配，因而形成了以信贷为基础、价格受到管制的金融体系。65在1948年货币改革中，德国创造出了自己的货币——马克，它当时在国际货币中微不足道。20年后，马克成为位居第二的国际货币和欧洲货币之锚，这是德国央行和联邦政府奉行“稳定目标优先”、立法机关及社会力量共同承担货币责任的结果，66也是德国坚持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传统的成功。

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共同体，更注意就业、发展和劳工权利的平衡，推行的是所谓“莱茵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要建立覆盖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教育及福利体系，67这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野蛮资本主义的进化与改良。

欧共体金融业发展的原则是促进一体化，因而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采取了银行导向，由银行为企业、个人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和各种金融服务，承担金融体系中的关键角色。数据显示，1995—2004年，欧盟25国银行信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值为109.2%，而美国仅为40.7%。在一体化框架下，欧盟成员国的资本价格与回报率不断趋同，跨界银行业务大幅增加，欧盟银行业内部关系日益紧密，呈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在2000年形成了统一的欧元区。

除去历史传统和法德因素之外，欧元区之所以会选择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式金融，既有防止金融市场过度发展对整体经济、社会造成控制的设计，也有促进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完成欧元区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的战略考量。欧洲金融体系的运行有市场经济的逻辑，也具有平衡社会各集团利益的政治功能。这一制度不是严格的等级制，而是通过强大中心延伸出通过协议和联盟形成的复杂结构。68

这种通过协调方式形成的一体化金融模式，有效地抵御了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化，为化解全球和区域金融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出台了“欧洲货币交易”和“欧洲稳定机制”，使一度濒临崩溃的欧洲金融市场恢复了稳定。随后，欧盟推动银行监管体制的改革，修改了“母国控制”原则，相继推出了单一监管、单一清算和单一保险的新制度，为欧盟财政一体化廓清了道路。69

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的联合不只是要建立一个洲际的超级强权，还要建立“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的社会，这个社会有责任去制衡冷酷无情的市场达尔文主义。对世界来说，欧元与欧洲的经济社会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多样性选择。欧元体系和间接式金融衍生的新型币缘，为形成区域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儒家资本主义的塑造式金融

日本是资本主义后发国家中的优等生，是最像西方却永远无法成为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也体现在经济制度和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日本特色。

在明治维新之后，大藏卿松方正义整理纸币、建立中央银行，奠定了日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日本银行的范本是比利时银行——是在政府监督下管理货币供给职能的中央银行。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日本还建立起了具有国际汇兑和海外业务的横滨正金银行，专门提供产业长期贷款的劝业银行，银行业为日本工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融资支持。“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原因，美国对日本经济政策从“改造”转为“复兴”，日本被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70

日本没有丰裕的金融资源，又存在着加快工业化的压力，因此选择了与法国类似的金融框架，即在国家主导下以信贷为基础、价格受到管制的金融体系。有所区别的是，日本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强力塑造特定产业部门，实现了促进工业化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而法国在国际货币资本的压力下，做了扩大工业资本的努力却归于失败，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法德抱团。其原因在于，亚洲的冷战环境需要日本发展工业，而法国工业发展和实力增加则是对美国及金融资本优先的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从中可见，一国战略能否成功，不仅要看本国国情，也要看国际环境，而国际金融资本具有很强的环境塑造能力。

“二战”后，为恢复经济，日本政府采取“倾斜生产方式”的经济对策，将有限财力集中于煤炭、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促进其快速发展。71在朝鲜战争“特需”的刺激下，日本工业开始恢复发展。1950年日本钢产量仅为100万吨，1974年就上升到1.17亿吨；日本石化工业1955年之间还是空白，197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72在对外出口方面，日本从服装与玩具起步，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发展到出口高精尖的工业产品；日本汽车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也从只有美国的1/10，变为与美国并驾齐驱。“日本制造”从伪劣产品的代名词成为精细制造的代表。在日本产业全面提升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主导的向重化工业投资的“塑造式金融”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日本经济出现了“投资带动投资”的良性循环，资本不断投入生产领域形成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机制。实质上，日本政府是一个强大的经济行为者，也是社会的改良家，它以金融政策为关键工具，把日本市场塑造为追求竞争力而不是主要追逐利润的市场。这一点，不仅成就了日本的经济，也重新塑造了日本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了日本企业不同于西方企业的“终身雇佣制”，通过工龄工资建立长期工作的激励机制，以达到积累劳动者技能的目的，同时也要求员工对企业的忠诚，通过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努力形成稳定的就业模式。20世纪60年代，日本普及了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形成了所谓“一亿总中流”[5]的均等化社会。因而，日本被亨廷顿称为东方式“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如果人们承认，资本的本能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保持资本本能的制度实际上是在延续野蛮的传统。因而，任何不把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形态，都体现着资本主义由野蛮本能向文明的进化，都是在资本之树分杈的枝条上结出的社会文明之果。

然而，资本主义是世界性体系，任何单个国家都难以摆脱其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基于黄金的货币体系，其重要特征是金融抑制——不允许私人金融机构在国与国之间自由移动资金，只允许私人以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为目的转移资金，国家有权对金融和资金流动予以干预和管理。73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资本管制被解除。在美元体系推动的全球金融化浪潮下，安全和政治领域高度依附于美国的日本自然无法置身世外。74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日本开始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修改了政府债券的交易规则，开放政府债券市场，大量发行短期政府债券和各种金融产品，拓展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由以往的“限制金融”变为“市场金融”，以自身的金融国际化配合金融全球化。75日本的转变，固然有《广场协议》等国际压力和诱导，也有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误判，还有日本金融财团的利益推动。面对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化压力，日本推出了宫泽喜一倡导的“十年资产倍增计划”，试图通过扩大对亚洲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形成对东亚地区良性的资本积累循环，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保证日元体系的总体稳定。然而，由于亚洲国家之间尚缺少进行欧盟式政治经济全面整合的理念，加上基于历史旧怨的猜疑，因此无法建立区域性的金融防线。

日本陷入金融泡沫，是单一国家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化背景下的宿命。欧洲国家选择结盟以自保，日本却主张要脱亚入美，这在战略上是缘木求鱼式的选择。

资本主义的进化之路并不平坦。要完成资本进化的鱼龙之变，对国家或许意味一场革命；对区域，则需要有组织的合作。

混合经济体的开发性金融

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现代制造产值仅占GDP的4.3%，农林渔业占55.7%，手工业占7%，全国人口的识字率为20%，人均寿命35岁，人均收入不到100元。据1952年的统计，中国有6亿人口，GDP总值为679亿元，人均为119元。到2013年，中国GDP为56.88万亿元，60年内平均每年增长8%；人均收入为4.2万元，比1952年增长35倍。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达2.05万亿元，占世界制造业总值的19.8%，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76

在美苏冷战的全球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苏联对华援助主要采取了四种方式，即提供低息贷款、援助重点项目、进行技术合作和在贸易中实施价格补贴。在1949年，苏联先后两次以年利1%提供贷款24亿旧卢布（折合约为6亿美元）；从1951年到1955年，先后以2%的年利提供了10笔共计56.5亿旧卢布的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的机器设备和各种材料。77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共派遣了1.8万人次的专家，援助中国开始建设著名的“156工程”，包括军工、冶金、机械、化工、能源、轻工和制药等一大批重点工业项目，由此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78。

中国选择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具有资本密度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特点，需要巨额投资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除了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启动、组织整个工业化的进程。79因此，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调动的社会力量，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使在苏联援助时期，中国的基本发展方针依然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既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保持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也实行“大计划、小自由”，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支持城市工业化。这些寻求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的自觉探索，形成了一种既不是苏式计划体制，也不是西方市场式经济，而是混合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具有体制弹性和中国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工业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65年上升到452.6，1976年达到1 274.9。经过前30年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具有一定工业化基础、一定科技发展水平和广大受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恰巧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浪潮，两者结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而中国内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混合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政府与企业两个主体的情况不同，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构成是三维主体，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系统组成的整体，因而具有超常的投资能力、超常的购买能力、超常的经济战略谋划能力。这些中国特有的能力与市场经济活力结合，实现了从1979—2012年长达34年平均9.98％的超常增长。80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通过多年发展，中国经济体系中呈现出国中有民、民中有国，中外资交叉存在、相互持股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经过股份制改造，许多企业是具有相互交融特点的混合型经济体。到2014年，中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比重为39%，私有企业占比为22%，外资企业占比为21%；国企占全部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1978年为78%，2014年为30%，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0%下降到45%，成为国有、私有、外资共存的混合经济体系。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目标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所谓分类，是区分公益类和商业类，商业类中又区分“充分竞争”和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如铁路、民航、电信、电力、军工等领域，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指“国有、集体、非公资本交叉持股”。从中国经验看，单一所有制和单一经济模式都无法适应中国复杂的国情和它所面对的复杂全球环境。

中国民营资本水银泻地般的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承续了中国数千年市场经济的智慧，以最灵活的方式运营，采用现代技术、通过与全球金融市场交融和中国十数亿消费者结合创造出阿里巴巴式的企业。2013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国有企业占了84家，表现出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据2014年统计的企业百元收益上缴税收情况，国有企业为8.53％，民营企业为3.02％，三资企业为3.03％。81不仅如此，在国有企业上市时，要向社保基金上缴10%的股份；国有企业还要承担建设符合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却在短期无法赢利的公共设施和援外项目。显然，作为国有资本载体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而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系所支撑的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代表着“原教旨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主要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制度，还是一个以社会福祉为重的制度。在现实中，二者真正的区别总是藏在无数真实又相互矛盾的个例背后，显得扑朔迷离。从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看——令数亿人脱离贫困、让13亿人进入小康社会、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的改善；从世界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在2015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为25.8%，居世界第一。由此可以得出的大判断是，中国目前所选择的基本制度，更能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需求和国家复兴的目标，对世界的发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开发性金融提供了重要的助力。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积累资本为国家工业化融资，是中国政府早期的做法，这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国家开发性金融。这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处于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银行体系依然坚持了为发展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基本方向，形成了以大规模、长时期的开发性金融方式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金融模式。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始终保持了30%的比例。

开发性金融是指以主权信用为依托，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运营，以实现某国、某地区的公共政策或战略目标为宗旨的金融活动。与私人资本市场的短视主义和短期行为不同，开发性金融更注重中长期投融资；开发性金融注重长期规划、市场培育和促成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互动，实现政府与市场、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的协调增效，通过多类金融机构合作提供的贷款、补贴、股权、担保以及保险等金融工具，解决复杂的长期投资问题。82开发性金融与国有投资，都代表着“有耐心的资本”，它们投资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长期需要，而不是为了追逐短期赢利。为实体经济服务和为国家发展服务，是开发性金融的要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一新的金融模式体现了中国对提倡私有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抵御和对冲。83

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有政府的直接预算拨款，也吸收公众存款；其客户主要来自建筑、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也包括工业、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医疗等部门；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贷款品种，贷款平均利率通常低于普通商业银行，而贷款期限一般为10～20年。据21世纪以来的统计，开发性金融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性，在危机期间开发性金融取得了显著增长，发挥了稳定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作用。大部分开发性金融项目处于赢利状态，机构赢利表现好于本国平均水平。2014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总资产达到1.6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到2015年底，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向海外融资者提供的未偿还贷款约为6 840亿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等全球六大多边金融机构的总和，成为全球开发性金融的领导者。84最关键的是，开发性金融明确不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指标，重在支持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聚焦于一些商业银行无法提供融资的战略投资领域，通过金融创新帮助政府重新配置资源、突破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的瓶颈制约。

在政府、社会双重制约下的中国金融业，试图遏制资本不断积累的本能，保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并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开发性金融。中国经验所体现的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中国在实践中发展出了更具社会责任的新型资本和资本载体，这给资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成长路径。然而，在全球金融化和资本本能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发展更具社会责任新型资本的努力还面临着严峻考验。

依附性金融向独立金融的转化

以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其货币金融体系不应有依附特性。只是由于目前俄罗斯对石油产业的高度依赖，而石油又是高度金融化的产品，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金融资本所控制，在国际政治中又不断被西方国家所排斥，因而落入与边缘国家相类似的境况。

为保持货币体系的独立性，“二战”之后斯大林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举诱发了冷战，催生了卢布体系，奠定了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共治世界的格局。苏东集团的经济总规模虽不如大西洋集团，但经济发展速度和基本状况并不差。1950年，苏东集团各国的工业生产都超过了战前水平；苏东国家的经济保持着强劲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的普及率已接近西欧水平。中央计划体制在当时成为通往发达工业国家的第二条道路。85

然而，这一体制在面对世界性竞争时，存在着严重的弱点。1982年5月里根与其顾问一道制定了一项战略，决定对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弱点进行攻击。根据苏联经济问题专家的建议，中情局长比尔·凯西选定把金融作为苏联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拉拢沙特阿拉伯压低石油价格，减少苏联外汇收入；诱使苏联加入星球大战军备竞赛；把给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融资利率从7.8％调高到17％，以增加苏联外汇支出等措施；而关键举措是利用苏东集团间“伞形”担保框架的缺陷，先使波兰陷入债务违约，再把整个苏东集团带入金融危机的深渊。86遏制苏联发展的多项行动在里根战略的统一指导下展开，为美国赢得了对冷战的胜利。

苏联解体后，西方给俄罗斯的经济建议是“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疗法，彻底瓦解了原本自成一体的俄罗斯工业，使俄罗斯落入外国投资的利息陷阱，沦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出口国。普京的政治努力是由国家控制土地和资源以获得巨大收益，并恢复与工业现代化长期发展相适应的银行和金融体制。为此，他与国内寡头和国际金融资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应该说，这些年来普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尚未重建俄罗斯的工业体系，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国际石油金融市场的依附。然而，俄罗斯民族创造特殊类型市场模式的历史经验和潜在能力，总让国际金融资本家们感到不安。这与俄罗斯尚存的核能力一道，成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总是不依不饶的重要原因。

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依靠石油财富大多成为高收入国家。虽然出于信仰，阿拉伯金融不能收取利息，只能通过投资项目获取收益。这原本是经典的中介式金融。然而，他们作为石油美元的组成部分，只能处于全球金融资本的依附地位。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世界最大单一贸易产品，促进了交通运输业和军事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就像哈维·奥康诺所说的那样，“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来统治陆地。除此之外，他还能在经济上统治他的同胞，因为从石油中他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财富。”87这是产业资本时代石油的战略价值。

在金融化时代，石油的战略意义在于它的金融性，这是由石油与美元结合产生的石油美元体制所决定的。石油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资源，又具有与贵金属资源相似的稀缺性，因而不仅有资源性效用而且有金融性效用。石油美元体制是把二元效用结合起来的政治经济模式。88通常情况下，石油在美元控制的金融市场上交易，用美元计价、结算，石油贸易产生的顺差又转为美元金融资产。然而，石油与美元不是简单绑定的兑换关系，而是对于资源定价的矢量关系。在供需出现变化时，石油与美元价格就会分道扬镳。这使得美元体系不仅可以通过与石油绑定获取直接的交易性收益，还为在金融市场上操纵供需控制价格创造了条件。石油美元体制保证了美元的全球关键货币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控制石油交易来控制石油生产国和进口国，最终造成资源型国家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依附。这一制度安排，给美国带来了多样而巨大的战略收益。[6]

然而，随着美国金融化导致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可以提供的制成品不断减少，美国成为长期的贸易逆差国，这使美元面临长期的贬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否还会坚持石油美元体制，就成为一个问题。目前，委内瑞拉、伊朗已经表现出明确的离心倾向，开始发展独立自主、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中东产油国，除了扩大与石油消费国的直接贸易之外，还开始发展旅游等产业，减少对单一石油经济的依赖。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其中专门提到中国帮助阿拉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针，这显然符合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本利益诉求的新动向。改变对全球金融化的依附，转向建立实体经济体系将是这一地区发展的基本动向。无论美国如何干预，都难以逆转这一趋势。可以预见，作为全球金融化重要基石之一的石油美元体制将走向解体。

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即使是不平等基础上的工业化，也推进了原有世界生产体系和秩序框架的销蚀与瓦解。这是因为原本受控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金融垄断、自然资源垄断、传媒和通信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垄断被产业转移所打破，物质力量的转移致使主导全球化价值规律运行的框架被改变。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南方共同市场和上海合作组织正在成为新型的多中心国际体系的区域代表。89

从依附走向独立，是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尽管其间会充满曲折与反复，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

第三节 币缘：世界政治的新要素

货币是古老的现象，币缘与它同样古老。人们在用货币进行交易的同时，就建立起了使用群体间的社会关系——币缘。在受到货币流通范围局限的古代，币缘通常也局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随着白银成为世界性货币和白银资本的全球扩张，币缘也具有了全球性特征。资本与币缘共同推进，维系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随着货币金本位制的终结和金融全球化，币缘出现了性质上的飞跃。

国家利益的金融化

尽管跨国公司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舞台的新兴力量，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国家仍然是当代世界体系的基本主体。在全球金融化背景下，国家正呈现出“国格化资本”的特征，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的国家利益也带有更多的金融化色彩。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却又存在最多争议的概念，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物质性是国家利益的前提，物质性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使奉行“弱式物质主义”原则的建构主义理论，90也不否认国家利益主要构成中的生存、独立、经济财富等物质性因素，其创见只是要在国家利益中加上“集体自尊”，以突出观念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迄今，所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承认一个前提：国家和国家利益必须依托一定经济基础而存在。因此，当世界和各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作为国家行为基础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内涵将随之改变，国际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调整。

随着世界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化已经在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形态与实质，开始改变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渗透并逐步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内涵的过程。国家利益是一个由物质和精神等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性框架，金融化几乎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

生存对国家和个人一样，是第一位的利益。从历史经验看，金融问题可能产生一般性或是金融领域内部的系统性危机，甚至诱发1929年那样的全球经济危机，但并不见得会危及国家的生存。然而，这一经验判断在经济金融化的今天却已经过时。在美苏冷战期间，里根政府利用苏联经济体制中对“硬通货”依赖的弱点，组合使用多种手段攻击苏联的金融体系，最终导致苏联政府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91即使在苏联解体后，金融风险同样在危及俄罗斯的生存。

国家间的金融对抗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在与跨国公司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金融博弈中，国家也可能面临颠覆的危险。这种被颠覆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产，都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社会也将陷入持久的动荡。据对近年金融危机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危机将转化为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又将转化为财政危机，导致极高的财政成本甚至使政府破产。据对24起银行危机案例的统计，平均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其中最高的是阿根廷危机，其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5%；印尼危机的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日本危机的财政成本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政府负债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0%以上。在2001年的危机中，阿根廷的银行储户采取暴力手段抗议，引发不断的流血冲突，导致政府垮台。9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多个国家陷入战乱的事实提供了类似的例证。基欧汉说过，财富在今天既不是亚当·斯密的“一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也不是吉尔平的“任何可以带来收益的东西（资本、土地和劳力）”，而是“可买卖的获得满意的手段”。正是这种抽象的、脱离了泥土气息和流水线喧嚣的财富——金融资本流，可以在一瞬间离开一个国家，留下混乱与贫穷，甚至导致经年战乱和国家解体。

金融工具可以重新分配全球的财富，使国家得到或损失重大利益。占据世界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国家和经济体，或是控制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国家，可以利用主权信用发行货币，或通过超主权信用提供大量金融衍生产品，通过操控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多种手法，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在美元体系下，通过美元贬值可以让实体经济国家胼手胝足挣来的巨额美元资产不断缩水，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财富流失。而美元升值，又会导致美元向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入，使其可以低价收购陷入流动性危机国家的廉价资产。总之，只要控制了货币体系的杠杆，金融机构就可以通过驱动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的波动，在不断波动的金融市场不断交易与赢利。

利用金融工具赢利的现代国家与传统重商主义国家不同，它们更多地依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而不是靠枪炮和贸易获得财富。不论是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主权，还是平时各国央行必须跟随美联储调整自身政策，都说明关键货币国家对其他国家主权具有不使用暴力也同样拥有的控制力。

与生存、独立、财富这些国家利益的要素受到金融化的影响一样，国家集体的自尊也会受到标准普尔或穆迪公司评级的左右。一个信用被定为C级的国家与被定为A级的国家，不仅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上存在差异，而且会给国家信心和自尊带来负面效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长期被视为“优等生”的亚洲“小虎”，竟变成了贪腐政权的代表而备受抨击。这或许让马哈蒂尔等人愤愤不平，然而国际社会的通则是：失败者没有尊严。

国家力量的倍增器

除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趋势外，金融化对国家力量的重要影响也同样值得关注。据摩根索的看法，国家力量与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这些因素相关。93这些国家权力因素在金融化趋势下或多或少都发生着变化。

国家是占据一定空间的行为体，地理是“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地理的稳定性主要在于土地作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难以被侵占，除非因战败而被占领，国家将无可置疑地对所属空间具有支配权。然而今天的欧盟却主动放弃了国家边界，统一市场和货币，使财富、人员、物资可以跨国自由流动，这种国家“空间边界模糊”的现象，对稳定的地理因素造成了广泛的冲击。

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总量不容小觑的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其中土地的所有权被买卖或使用权被转让了近百年，这种由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推动的“空间支配权转移”现象显示，地理因素稳定性正在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撼动。同时，由于产业大规模转移，导致现代工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水资源的污染，出现了大范围的“空间禀赋恶化”现象，地理空间环境质量的恶化虽然不会改变国家的空间范围，却是在降低国家空间质量，给国家带来长久的损害。这种对实体经济国家国家剩余价值的超额榨取，已经威胁到实体经济国家简单再生产的延续。

除上述变化外，还有被称为“空间压缩技术”的信息技术和当代交通技术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些技术不仅使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地理，94也降低了地理因素在国家安全上的作用。以往难以逾越的山脉、海洋，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太空平台和网络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屏障作用。技术创造的网络空间成为新的疆域，网络成为全球化的新枢纽，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交织互嵌，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安全。利用网络颠覆一个国家的合法政权，成为互联网霸权的新动向。

当代技术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生活现实，改变了地理距离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意义。地理因素尽管仍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战争的成本具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对国家力量和国际关系还保持着重要影响力，但其作用却已经难以与哥伦布时代及马汉、麦金德时代相比。与金融资本紧密关联的币缘因素的重要性却在上升，在体现终极权力的战争中，能不能得到国际资本的支持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关系重大。现代战争的消耗远远超过以往的战争，只有最接近金融权力杠杆的美国，才能勉力支撑耗费万亿美元的战争和数十万亿美元的军备竞赛。

金融化改变了基础资源的意义。近年来，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主要不是基于石油的供需水平，而是源于金融投机和美元的升值与贬值。石油期货持仓量远远高于现货交易量，现货交易受制于期货交易，石油价格和主要收益取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95从收益角度看，石油已经变成了金融产品——一种可被操纵的石油期货。石油期货买卖的主要不是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石油的升值或贬值的预期。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创造了许多与石油相关的金融产品，操纵着石油期货价格在几十美元到上百美元之间来回波动，每次波动都可以给金融资本赢得丰厚的回报，并获得对金融资本有利的国际政治结果。

在金融化时代，权力政治的运行模式是金融资本控制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市场控制经济活动与政治生活，由此获取新的财富并用以强化这一控制过程。金融权力是国家力量的倍增器，获得与运用金融权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

在金融权力之中，决定制成品、资源以及金融产品价格的定价权，是一种关键性权力。金融评估机构对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包括主权信用的评估权是构成定价权的重要部分。据对29个国家151份评估报告的研究，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不仅对主权信用，而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形成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有人说今天的世界上有两个帝国，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穆迪”。

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币缘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新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具有全球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恶性膨胀、以衍生金融交易和资产买卖投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活动、资产价格周期性动荡威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实收入和财富水平差距日益扩大等特征，96成为金融化经济体系的时代性标志。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曾经指出，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存在着质的区别。在国内，货币是劳动创造的商品“形式”；而在国际上，货币将通过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表现出来，任何汇率制度都具有不平等的特征。97作为货币的社会化形态，币缘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要素，成为国家间围绕货币与金融进行利益博弈的工具。

像美国这样处于金融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控制国际关键货币的国家，可以方便地从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取利益，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控制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脱离黄金制约后的美元本位制，不仅主导着全球经济，也左右着国际关系。特别是近些年来由美元信用膨胀主导的资本全球扩张，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统计，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增长，国际储备资产上升2 000%。快速膨胀的信用，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98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处于增殖链的顶端，占据着全球经济的支配地位；受国际流动性控制的国家，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处于产业链、增值链不同位置的各个国家，围绕美元体系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事制成品生产和贸易的实体经济国家，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要依赖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美国金融市场吸收其贸易盈余以免引发本币的大幅升值。这一境况，造成实体经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多重依赖。而美国既要依赖新兴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也要依赖这些国家资本的净输出。这是因为，尽管美国可以用美元纸币直接换取商品，但也要平衡其贸易和财政赤字，防止美元信用不断降低导致美元体系的崩溃。无论是满足生活用品的需求，还是平衡贸易、资本项下的双赤字，美国都离不开中国等实体经济国家。初级产品生产国既要依赖对制造业国家的资源输出，也要依赖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或来自美国的投资。这种金融主导型国家、制造业主导型国家和初级产品提供国以国际关键货币体系为中介、相互交织形成的多重依赖又彼此博弈的币缘联系，生动地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复杂的币缘，为人们理解复杂的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就像一些学者发现的那样，美国的国债利率不仅是由美国货币主管部门根据美国货币市场需求来决定的，也要受到日本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创造的纸币数量的影响。99同样，人民币的汇率也不仅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它的波动还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政治压力。实际上不只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汇率问题就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首要的重大问题。100在金融化时代，不论是保护知识产权、输出技术标准、签订贸易协议和商业性收购，还是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包括在战场上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程精确打击的方式，都与币缘因素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

当代币缘的本质，是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关系；而币缘政治的核心，就是全球不同主体间关于金融利益的分配。正是由于金融利益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利益形态，币缘才成为金融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金融化的国际关系，不是简单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博弈关系。国际关系的金融化，就是各个国家以金融利益为主要目标，进行利益通约、交换和博弈的过程。

如果说，血缘是农耕与游牧时代社会关系的核心，而地缘是工业时代国家关系的本质，那么币缘在当代就是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在当今世界，币缘虽然不是一切，却是理解和把握一切的关键。

第四节 实与虚的矛盾

实与虚的矛盾，是指一国之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的矛盾。这两组矛盾，分处于不同的空间和层次，却有着内在的联系。

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诞生之日起，产业资本与借贷—金融资本之间就存在矛盾。产业资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金融资本的膨胀，通常只在特定周期的成熟阶段。在最近几十年里，金融资本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产业资本为主的权力格局。尤其重要的是，金融资本完成了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使其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金融资本的国格化形态，金融主导型国家大量占有实体经济国家的财富，把整个世界带入由虚拟资本主义主导的阶段。

出于资本的本能，产业资本通常会对金融资本的扩张进行反制，在有政府和法律帮助的情况下尚有胜算的可能，若没有国家政策的协助，竞争不过金融资本的产业资本就会加入它们一伙，就像通用电气公司因成立金融投资公司而获得了巨额利润那样。面对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压榨，实体经济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也必然进行抗争。在全球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实与虚的矛盾是世界的基本矛盾。支配与反支配、剥削与反剥削、占有与反占有的矛盾运动，是虚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

由实向虚的历史

无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人们都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满足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这类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长期被当作“本业”。社会化的生产，必须通过彼此交换产品才能发展和延续，由交换而生的经济活动，虽对发展经济有促进作用却因不直接生产实物，因而常常被视为是“末业”。

农业经济的生产周期长，所产粮食关系民生，难以卖出高价，因此赚钱不易；相比之下，工商业赚钱快，服务业更快。中国古人早就明白：“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101所以政府须采取“扶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以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周代就有专门从事高利贷的“贷家”，周朝政府专设泉府，以低息官贷于民。102对商业主张“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商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不应囤积居奇以谋取暴利。可见，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之前，就存在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这些资本游离于实际生产之外，其收益具有对实业收益的寄生特性，因而受到来自政府的制约。政府有责任体现“损有余而益不足”的天道，以维持社会的大致均衡。

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传统社会框架，主张自由经济，资本成为可与王权抗衡的力量。特别是在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生产能力，也带来巨大的剩余价值之后，产业资本作为资本力量的代表，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在马克思看来，产业资本是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集合体，它通过依次采取不同形式来完成其增殖过程。“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价值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103至少在产业资本阶段，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商品的生产是同一过程，资本家要想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组织生产，虚与实在生产过程中还没有分离。虽然在每一个时期会爆发诸如郁金香狂热、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铁路狂热和小麦投机这样的周期性危机，但这并不代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面。

金融资本出现后，这一局面就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金融资本最早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的产物，在工业化阶段，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是为了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而在金融化阶段，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是为了去工业化，也就是只要剩余价值，而不要生产过程。金融资本实现赢利的方式与传统借贷资本不同，主要不是食利，而是投机。在马克思的时代，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生息资本都是产业资本的派生物，是行将被历史淘汰的“洪水期前”的遗存。104因为这种分食产业资本之利的最终前景，是食利者的“安乐死”。而今天的金融资本是史前“霸王龙”的复生，它不再寄托于产业资本来被动食利，而是通过制造系统性动荡进行投机，来获取收益。榨取对象是人数众多的圈外人士，最初是女佣、蔬菜水果商，然后是侍者与鞋童，现在则是外围机构、边缘国家，也包括“渡边太太”和“中国大妈”。

在历史上，过度金融投机的结果总是爆发经济危机。因此，各国政府多会采取行政手段并推出相关法律，限制金融业的过度发展。例如英国在1720年就制定了《反泡沫法》，美国国会于1933年推出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罗斯福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银行业休假。105这些举动说明，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经济单元的时代，货币不过是国家内部的结算单位，金融活动可以赢得暴利，却无法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产品。为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国家必须在金融出现泡沫时给予抑制，防止金融脱离甚至损害实体经济生产。此时，产业资本是国家经济的基本支柱，政府也主要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这就是罗斯福决意把“货币兑换商”从文明圣殿赶下来，坚决抑制金融资本过度发展的历史原因。106

在“通用代表美国”的时代终结后，金融业的各种“货币兑换商”积极推进全球货币的汇率交易和各种金融创新，成为美国文明圣殿上的神灵。从1980年以后，美国企业纷纷向海外转移，而美国产业资本则与银行资本合流，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这些越来越庞大的金融资本，进而逐步取得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权。

在马克思的眼里，金融膨胀是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狂想病107。阿里吉把这类现象称为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其特征都是金融力量压倒实体经济，资本试图不经过生产过程而直接赚到钱。令人诧异的是，这种狂想病在今天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常态——金融主导型国家可以不生产或基本不生产就可以坐拥来自金融市场的大量收益。金融主导型国家不事生产的前提，是将产业外移到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金融主导型国家可以通过实体经济国家的生产，来获得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显然，这是全球支配者才具有的权力地位。

至此，从表面上看，在实与虚的漫长历史较量中，虚拟经济体似乎获得了对实体经济体的完胜。然而，如今在虚拟经济国家中却普遍出现了回归实体经济的呼声。这意味着实与虚的矛盾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开了新局面。

两类金融的矛盾

金融原本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信用交易活动。离开实体经济的金融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易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生产者依赖于交换的同等程度，来使交换脱离生产者而独立。108

货币的两重性，也会渗入金融活动之中。在实体经济主导的时代，货币与金融脱离生产而独立的内在冲动，总会受到生产活动的制约。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货币与金融的独立意愿与资本通过自我循环实现增殖的本能结合，更加剧了它们脱离生产的趋向。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天然具有压倒实体经济的趋向。109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化的实质，就是金融活动成为国家以至全球经济体系的轴心，这是货币与金融逐步挣脱实体经济和生产活动的结果。

在今天的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金融市场和两类不同的金融体系。一种是与生产性经济活动有直接关联的金融市场，这是在部分实体经济国家中尚存却被视为传统、保守的金融体系；另一种是与生产活动无关的“非中介金融市场”，它主要是创造金融产品或衍生金融产品并通过交易实现增殖的金融模式。非中介金融市场创造出一种不依赖本国实体经济，而是通过资本的国际循环、从其他实体经济国家获得收益的经济模式。以钱生钱的G—G′模式，原本只是资本家们的理想，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如今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现实，甚至成为主导模式。其中不仅有对实体经济成果的占有，而且表现出国际政治领域中虚拟经济国家对实体经济国家的政治控制与支配。这就是金融资本国家为何一定要拥有全球霸权的原因，也是其一定要拥有压倒所有国家的军事能力的原因。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诱导，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制，都必须依赖军事力量的迫使，才能让世界各地区和国家踏进金融资本的全球赌场。

金融主导型国家的金融市场总在试图兼并或取代实体经济国家的金融市场，而实体经济国家则极力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这是保持经济主体性的基础。两类金融市场之间的激烈博弈，体现了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是传统“南北矛盾”、中心—边缘矛盾在当代的延续与更新。发展中国家、边缘地带国家大都是实体经济国家，而金融主导型国家则是代表金融资本不断增殖利益的虚拟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税长城，早已被经济全球化的重炮摧毁；护卫着这些边缘地带国家利益的经济壁垒，就是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权。

实体经济国家需要金融服务，但政府应该抑制金融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以抵抗投机资本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保持国家对金融主权的最终控制。国际金融资本和金融主导型国家总是在推进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主张金融资本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彻底的市场原则，目的在于清除和摆脱对金融资本的一切控制，瓦解实体经济国家的金融壁垒，以期彻底实现金融全球化。不以提供生产资金为主要目标的全球资本运动，不断放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和金融市场的震荡，加剧了金融危机的风险，造成了对生产体系和实体经济国家的严重冲击。

实与虚的矛盾，说白了是要满足吃饭穿衣需求的人，与想炒金融产品发大财的人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无法脱离生产性经济的生存状态，与虚拟资本主义试图直接通过金融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矛盾。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过度膨胀的金融业已经成为有害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寄生物——金融主导型国家实际上要靠攫取实体经济国家生产的产品和贸易盈余的养分为生。实体经济国家无法满足金融资本无尽利润的渴求，而虚拟资本主义也无法抑制攫取无限利润的欲望，这是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财富日益向少数金融主导型国家集中，而这些国家的财富也在日益向少数金融机构和富裕人群集中。目前，美国前10家金融机构控制了80%的金融衍生品交易，10%的富裕人群控制了75%的股票资产。110这种现象说明，实与虚的矛盾，不仅是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是维持生存与满足贪婪的经济模式之争，其中包含了经典的阶级冲突。实虚之争凝聚了当代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焦点，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

“美利坚循环”与“华尔街循环”

开启于尼克松时期的美国经济金融化，最初只是被当作解决单一汇率问题的短期政策。因而，其后的卡特政府虽然也在推进金融化，却没有解除对金融资本的控制。直到奉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里根，才解除了罗斯福时代对金融化的法律束缚。在克林顿时代，金融化成为美国政府的战略自觉。小布什则是为美国金融化利益而战的总统。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取消政治捐款上限的法令，美国民主正在经历从“一人一票”到“一元一票”的蜕变。111华盛顿变成华尔街的附庸，经历了多任总统的几十年时间，这是一个与美国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和产业资本逐渐萎缩同步的过程。

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代表性国家，美国经济与政治的金融化毫无疑问会向世界传导，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虚拟资本阶段后，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在国内物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转向通过虚拟产品与实物产品的跨国交换，以实现对实体经济国家剩余产品和价值的分割与占有。112这使得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的矛盾，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

金融主导型国家不仅要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实体经济国家制造的商品，还要争取让实体经济国家用贸易盈余购买本国的国债；实体经济国家为了维持资源进口和产品出口，必须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而这些储备在具有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自动增加机制的浮动汇率体系下，只能不断贬值。通过货币工具在实体经济国家这头牛身上剥下几张皮的做法，反映了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等级支配体系，美元地位以及美国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巨大规模，决定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地位。这一地位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权力，也让美国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典型代表。

如今，在已经完成经济金融化的美国，金融不仅可以独立运行，而且可以塑造基本面。金融通过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信用供给、大宗商品、领先指标、投资建议等多种渠道来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控制。金融资本集团通过提供选举经费、操纵媒体和推荐政府官员等方式，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政府的决策与行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一些重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被美国政府视为“大到不能管”的巨无霸；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这些金融机构对美国经济来说是“大而不能倒”的判断，美国财政部迅速启动了“资本购买计划”，通过国会授权无须批准的3 500亿美元来救助9家大型投资银行。113华尔街对华盛顿事实上的支配，体现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已经高度金融化，金融企业、金融利益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的最高代表。

在一国之内形成的金融资本到虚拟金融资本的增殖循环，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最终形成覆盖全球的以钱生钱的循环系统。这个全球金融资本增殖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多领域的多个系统相互融合和统一运行，就像全球贸易体系需要全球海权来保障一样，全球资本运动离不开全球感知、全球到达、全球打击、全球控制的军事能力。仅从经济层面看，至少存在着两个相互依赖的循环系统，一个是“美利坚循环”，另一个是“华尔街循环”。

“美利坚循环”可以简略表述为：海外投资—海外生产—海外收益流入—海外再投资。

这个循环是把美元本位制创造出的资本进行海外投资，将“肮脏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和金融市场，一方面进口商品，另一方面吸引海外净储蓄的流入，然后再向海外投资，如此往复，就是“美利坚循环”。美国通过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劳动力价格、资源、环境费用等生产要素价差进行的生产，不仅可以创造提供商品廉价、利润丰厚的“沃尔玛现象”，回报产业资本；更重要的是，各国在海外进口贸易换取的贸易顺差，除了维持再生产的全球采购支出外，大多数净储蓄都在资本项下流入美国，购买了美国国债，使金融资本实现增殖并能继续投资海外。“美利坚循环”的实质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循环，其基础是借贷与金融资产，其结果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投入生产，是一种以生产为过渡、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经济循环。114

更具时代代表性的是“华尔街循环”，它可以简略表述为：投资金融创新—金融产品变现—金融资本增殖—再投资金融创新。

从20世纪70年代起，华尔街对实业的投资日益减少，逐步转向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创新为美国提供了几乎无限供应的流动性，通过金融市场创造的流动性，世界资源和劳动力被高度金融化，通过维持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有序波动，美国不仅控制了剩余价值，而且还创造了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交易机制。在流动性决定定价权的情况下，“华尔街循环”创造了通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进行交易就能实现赢利的模式。“华尔街循环”把美国经济的主体部分变成了赌场经济——华尔街成为金融赌场，金融衍生品是赌场的筹码，各金融机构是赌场上的庄家，购买金融产品的资金如同赌徒在下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赌场上，美元和由其创造的金融产品实际上就是在赌局中才有意义的筹码。115而华尔街金融机构是赌场的庄家，庄家设置规则和赔率，保持抽头的权力，永远当赢家。所谓华尔街循环，不过是全球金融赌场上的“庄家式循环”。大量的债券和股票只是传统赌局，而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才是当代华尔街金融赌场上的新筹码，创造这些筹码并不断将其变现与增殖才是人类经济史、金融史上的“颠覆性创新”。

具有颠覆性的“华尔街循环”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行，就在于美元体系和美国霸权体系的结合。华尔街可以通过美元输出金融资本和提供金融市场来控制世界经济体系，以长期债券吸引石油美元、贸易顺差国家的外汇储备等海外资金进入美国的金融市场，同时使用经济或政治手段包括制造金融危机、安全危机的方式，阻断向美国金融市场之外的投资渠道，诱使或迫使外国资本只能进入赌场般的美国金融市场。这才是萨默斯所说，美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存在着“金融恐怖平衡”的恐怖之处——无论是迫使还是诱使，你只能就范。

在美国依然是贸易和财政“双顺差”的时代，各国由于对美元有强烈需求，在1981年之前每年约有100亿～300亿美元在境外沉淀下来，成为使用和保有美元的“铸币税”116。对美国来说，能够随意发行美元债券来弥补政府赤字或为企业筹款，是一项更大的收益。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估算，美国能以美元发行债券的优势，至少为美国每年带来1 000亿美元的利益。这还不包括美国政府可以不断上调赤字上限水平来刺激经济的好处。据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和埃莱娜·雷伊的研究，美国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信用创造能力，它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从1952年到2004年，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5.72%，而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率是3.61%。相对于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规模，2.11%的回报率之差，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这无法与金融衍生品创新带来的收益相比。

美利坚循环与华尔街循环的结合，造就了美国资本增殖的独特模式，其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可以让美国享受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福利。这两个循环建立起的覆盖全球的虚拟资本金融体系，是今天虚拟经济压倒实体经济、金融主导型国家支配制造业主导型国家的制度性奥秘，而维持这一制度的保障则来自美国所拥有的强制和诱导能力。如果说，产业资本创造的生产流水线产生了劳动的剩余价值，那么，金融资本通过华尔街金融机构创造的全球资本环流增殖系统，就可以攫取处于产业链低端所有经济体的剩余价值，实现巨额的体系性增殖。全球金融资本环流产生的体系剥削力，是占有国家剩余价值的高效工具。如同有C4KISR系统[7]支持的当代军队能够产生体系战斗力，是比依赖单兵和单一平台的传统军队具有更高效的暴力一样，基于全球产业—金融体系的增殖，要远远高于制造业企业和单一类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所能够得到的收益。而“华尔街—华盛顿—五角大楼—时报广场—硅谷”的复合体，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持续运行的关键。117

全球金融化是金融资本支配当代国际政治的前因，而其后果是激化了金融主导型国家间的利益争夺，也激起了实体经济国家对它们的联合反抗。

博弈式共生

全球金融资本的增殖体系，看起来是一个生态系统：实体经济国家是提供保证这一体系运行下去的基础能量——净储蓄和制成品——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而虚拟经济国家则为实体经济国家提供市场、技术和资金。当双方都完成各自功能的时候，这个系统就能够持续运行下去。可在系统的运行实践中，常常会爆发危及整个系统延续和生存的危机。

其原因在于，构成这个系统的两个部分并不是互惠合作关系——在政治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经济上则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处于支配地位的虚拟经济国家，受金融资本本能的驱使，表现出独占利益、赢者通吃的贪婪，不断挤压实体经济国家的利益和生存空间。它们提供的资金，本质上是所占有剩余价值的再投资；提供的市场，是靠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在支撑，因而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风险；技术和装备的转让被它们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定价权的控制，变成了高科技公司的“技术食利”体制。虚拟经济国家对实体经济国家的严苛压榨，是边缘地带人们长期贫困的根源，也是造成全球性危机的原因——全球实体经济的有限剩余价值无法满足全球资本无限增殖的需求。

此外，实体经济国家的资本和金融主导型国家的资本，是不同社会环境塑造具有性质差别的两类资本。在实体经济国家中，资本往往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制约，要承担创造就业等社会责任；而在金融主导型国家，金融资本受到新自由主义的鼓励，基本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制约，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处于野蛮生长的自由状态。资本受不受国家与社会的制约，是其本能趋于恶化还是走向进化的必要条件。受制约的资本，不一定能摆脱追逐利润的本性；而不受制约的资本，则一定会表现出排他性最大化的野蛮特征。两类不同资本间的矛盾，是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存在矛盾冲突的深层原因。

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可以促进本国生产力的提高，普及教育，壮大劳动力队伍，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一些主要的新兴国家得以完成工业化，甚至能以超过发达国家的增速发展，提高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从而创造了与虚拟经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基础条件。

从食物链的视角看，虚拟经济国家是寄居物，而实体经济国家则是宿主，负责提供寄居者所需要的养料。虚拟经济国家必须依赖实体经济国家才能生存，当实体经济国家不愿提供或向其他虚拟经济国家提供实物产品和净储蓄时，虚拟经济国家会通过经济或其他手段来打击实体经济国家，而打击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因为真正打垮了作为宿主的实体经济国家，寄生物所依存的生存体系就只能瓦解，虚拟经济国家就丧失了生存条件。因此，虚拟经济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既有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博弈式共生关系。

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存在的博弈式共生关系，是比资本主义早期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敌对式共生”更加复杂的关系。这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中尤为突出。

美中之所以没有陷入类似美苏冷战的陷阱，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的美国，需要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国家，因而可以“善意忽略”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别。具体而言，美国需要中国生产的制成品，还需要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获得资本项下的净流入——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118而中国从美国那里获得了投资和出口市场，还可以利用美元体系，用对美贸易顺差从世界其他国家购买所需商品，并利用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畅通的全球海路把所需的物资运回中国。在全球性的美元体系下，中国经济得到了发展，而美国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金融全球化提供了通约中美两国利益的前提，也为满足彼此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可能。从全球货币体系的角度看，中美两国的确是特定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119，对处于世界经济赌桌边的美国和中国来说，维持美元交换体系继续运转下去最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中美可以在全球经济体系棋盘上为各自国家利益彼此厮杀争夺，却要保证全球经济体系桌子不被打翻，这是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深层原因。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拥有最多的贸易顺差，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在美元秩序下，中国巨量的美元收入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之外，很难找到稳定的投资渠道。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变成了美国国债。美元及美债的长期贬值趋势，严重侵蚀中国创造的财富。正因为如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从2010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起自贸区和实行货币互换，并尝试建立从伦敦到新加坡的人民币结算中心，扩大人民币结算业务；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扩大投融资业务。由于有强劲的实体经济基础，中国可以提供大量制成品作为人民币的基础，这使得人民币有可能与欧元一道成为世界单一美元体系的终结者。

人民币的崛起正在撼动美国霸权地位的基石，使坐享全球金融化利益的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挑战，不只代表中国，也是实体经济国家对虚拟经济国家的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国家，必须保持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必须独立于美英式的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也就是以金融为中心的“非中介金融体系”。这无疑是对美元霸权主导下的金融全球化体系的严峻挑战。正基于此，出于捍卫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选择用“重返亚太”的战略来遏制中国。

在当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虚拟经济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是彼此利益对立却又难以分离的矛盾统一体，这是构成博弈式共生关系的基础，也是两类国家合作与对抗的边界。金融利益的分配与其他利益分配一样，往往是基于力量而不是根据贡献，美国运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建立起的一整套货币博弈规则，120可以更多地占有金融利益。然而，力量的基础从来都是物质，原本“钢多气少”的美国已非当年，如今的实体经济国家已不再是“钢少气多”。趋于均衡的力量对比，可以降低双方博弈中使用暴力的冲动。

在实与虚的博弈中，币缘可以充当通约与交换利益的中介。通过币缘实现利益让渡，是实体经济国家对发展环境的赎买，也是对金融主导型国家利益的部分保全，这有利于世界的稳定。毕竟，踢翻了全球棋盘对谁都没有好处。

实体经济体系的全球合作

制造业国家和初级产品生产国家都属于实体经济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劳动与资源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也在于劳动与资源的内在统一性。在古代经济中，土地和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因而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价值的构成主要集中于土地和作为劳动力的人。在现代经济中，能源等资源成为价值构成中不可忽略的要素。因而，初级资源生产国理应列入实体经济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实体经济国家处于产业链的底端是历史的延续，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性捆绑，从最早的“羊吃人”制度，到后来的计件薪酬制度、年功序列制度、退休制度、社会福利以及房地产销售贷款制度等，都是绑定劳动者个体的制度设计。而对劳动者国家——制造业主导型国家的绑定，则是通过经济援助、资本投资、提供装备、引进技术、开放市场、贷款利息、教育体制、标准体系、思想观念等方式，还包括提供安全保障、贸易通道等公共产品，必要时可通过经济封锁、金融制裁、安全压力等手段来胁迫制造业主导型国家接受控制。对资源型国家，目前采取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资源产品的金融化来实现控制——通过控制世界经济的流动性，掌握各种商品的定价权，来控制具有单一经济特征的资源型国家。目前，除了个别自然禀赋优越、独立意识强烈、军事能力突出、产业体系完整、能够在世界体系之外存活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实体经济国家通常只能就范。即使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只能用“屈从与抵抗并行”的两手策略栖身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占据了产业利润微笑曲线的高端，通过金融市场对大宗商品和制成品的定价权控制着利润曲线的中端，又利用对汇率与利率的控制权侵占了其余大部分收益，这使得许多实体经济国家，包括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只能走上依附性的发展道路，长期处在贫困或不安定的困境之中。只有个别人口较少，其提供的资源类产品需求旺盛或已高度金融化的资源型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最终会坠入全球资本转移后留下的产业空洞和社会结构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在不远的将来，资源产业性的空洞有可能成为石油生产国的“高收入陷阱”。

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是世界性体系，资本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全球资本市场会造成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国际食利者和投机者集团通过“美元—华尔街体系”，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实物生产国家及本国的生产者之上，导致对实体经济生产体系的全面压制，致使实物生产能力的减退。实体经济的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膨胀，共同推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危机化的生存状态。

实体经济国家在与虚拟经济国家博弈的过程中，若想获得自己应该拥有的利益，就需要发挥全球实体经济生产体系的组织化作用，来对抗全球金融体系的压力。这种体系对体系博弈的空间前景，有可能是形成一种涵盖劳动、资源和中介式金融体系的区域性合作框架，来替代目前的金融资本全球体系。在地缘与币缘政治的结合点上，将会产生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新实践。

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政治表现，就是试图建立排他性最大化的社会秩序，这赋予了金融资本巨大的能量，却也导致了它失道寡助的历史宿命。为赢得体系博弈的胜利，全球实体经济生产体系应该把虚拟经济国家的生产者和政府部门作为同盟军。与只需要利润、不需要就业的金融资本和持有它们的1%富豪不同，劳动者需要就业维持生计、政府需要维持就业来避免合法性危机，他们与实体经济体系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第五节 虚拟经济国家间的矛盾

金融资本通过金融创新获得的收益，实质上是对实体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金融资本无限的创造能力和有限的实体经济剩余价值之间，形成了难以化解的矛盾。这既表现为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剥削与依赖并存的关系，也表现为金融主导型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之间对全球剩余价值的争夺。你之所得，为我之所失，彼此争夺难解难分。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全球金融化时代的主要矛盾。

争夺金融利益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货币增长与金融创新都脱离了物质生产的制约，各类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品交易得以疯狂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年交易量达到6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贸易额的100倍；由于场外交易难以统计、高频交易发展迅猛，全部金融产品、衍生金融产品年交易量数额更为巨大。在王建看来，随着当代资本运动的主体转移到虚拟产品的生产上来，世界就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当一国完成工业化，服务业超过制造业并出现贸易和资本双顺差，就可以视其为虚拟经济国家。121

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则认为，虚拟经济成分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衡量虚拟经济程度的重要标准。据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全球虚拟经济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80年为100%，说明全球经济在1980年时尚处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状态。1995年，全球虚拟经济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突破了215%，2005年达到316%，到2010年达到了338%，这意味着，此时虚拟经济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77%。根据全球金融稳定局的数据，全球流动性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13年已经超过了500%，即虚拟经济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83%。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美国的流动性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420%、欧元区的为380%、英国为350%，这三个国家与地区的虚拟经济在全部经济的占比都达到或接近80%。而根据全球金融稳定局的数据，在2013年美国流动性金融资产超过国内总产值的11倍，122虚拟经济的占比在美国已经超过了90%。可以据此判断，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国家与地区都已成为典型的虚拟经济。

在凯恩斯时代，货币是一个民族空间内的国家结算单位。如果一国货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那一定是民族间力量关系的作用。在他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美国有能力获得一国本位与国际本位相结合的好处”123。对美元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一次挑战，来自苏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拒绝。那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实体经济主导的国家，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与传统帝国一样，就是控制海外资源、海外市场以及连接它们的海上通道。苏东集团实行的是与美欧不同的价格体系，形成了经互会经济圈。几十年后，苏东集团解体贡献出巨大的实体经济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美欧经济的虚拟化。美国希望独占世界实体经济国家的利益，而欧元区及英国和日本等国也希望分享，这激化了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矛盾。

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过剩导致危机的机理不同，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导致危机与冲突的原因是生产不足。这既表现为虚拟经济国家因产业转移导致的绝对生产不足，也表现为虚拟金融产品过度膨胀与对应的实际产品匮乏的相对不足。为了解决生产不足的问题，虚拟经济国家需要用虚拟经济产品——股票、债券、衍生金融产品——来换取实体经济国家的物质产品。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拥有货币霸权，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该国或该区域货币作为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使其可以用创造出的金融资产去弥补生产不足。然而，实体经济国家能够接受的外国货币毕竟有限，只有作为世界各国实物产品贸易的净剩余，才能成为虚拟经济的利益来源。

与以往帝国主义时代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不同，争夺实体经济国家的剩余价值，是金融化时代币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金融资本的流向不只是市场行为，也不仅是经济行为，而是反映了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政治行为。如今，币缘政治的博弈已经在左右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决定着国家间利益分配和国家力量的消长，同时影响着每一个民众口袋中财富多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认知不足的政府，就有可能在金融领域的博弈中吃亏。

长期以来，维护通货价值与保护领土完整一样，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124没有一个国家会轻易放弃自身的货币权力，这使各国货币汇率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85年日本政府贸然签订《广场协议》，曾提供了一个教训。这个后来被日本人称为“平成战败”的事件，成为日本经济十年停滞的重要诱因，125当时签订协议的竹下登显然没有理解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金融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虚拟经济国家之间争夺内容与方式的改变。离开了生产过程的虚拟资本，不再追求对物质资源的占有，而是转向争夺货币资本，因为货币资本才是扩大金融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由于经济虚拟化引起国内储蓄不足，国际资本就成为主要争夺对象。为了吸引国际资本，除了向实体经济国家推出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外，虚拟经济国家一改有利于产品出口的弱势货币政策，调整为维持本币的强势。与产业资本主导时期跨国生产和流通需要全球秩序稳定的需求不同，金融资本的流动需要全球各个金融市场间存在波动。为了保证资本的定向流动，最便捷的方法是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而让他国的金融市场陷入动荡。

随着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对廉价制成品和实体经济剩余价值的争夺更加激烈，金融利益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利益。

美欧币权争夺

欧洲在全球棋盘上落子，从1950年建立欧洲清算同盟（EPU）和煤钢联盟（ECSC）就开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和北美地区的兴起，使得欧洲各国难以继续充当世界舞台上有分量的角色。不甘沉沦的欧洲改弦更张，试图通过组建欧洲共同体来重新获得全球影响力。1958年，煤钢联盟的伙伴国在罗马签订协议，组建起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开始形成关税同盟和欧洲共同市场。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快就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压力。1959年，美国钢铁的进口已经超过了出口，美国工业的竞争地位开始明显下降。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剧了美欧间实体经济的矛盾，却给美国的金融资本创造了新的赢利方式。在《罗马协议》签订后，美国资本加大了向生产率增长更快的欧洲投资的热情。资本追随利润流动的天性，促进了美国产业转移海外的进程。到197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盈利已达到了100亿美元，1980年每年赚取的海外利润达到了200亿美元。

由于冷战负担和越战拖累，美国政府开支的赤字大幅增加。1968年初，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30亿美元，而同期对外短期负债为33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为对外短期负债的30%，从而引发了战后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次“颠覆性创新”摆脱了固定汇率和黄金对美元的限制，美国不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够多的货币。

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的信用化直接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化。国际货币从贵金属时代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关键货币与商品没有直接任何联系的现象，作为国家债务票据的货币，是否可兑现、兑现多少只依赖于政府的权威和认可。126把力量转变为信用，再把信用转变为财富，这在当时只有美国可以做到。因为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单一的政治机构、庞大的经济规模、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包括舆论宣传工具，美国在失去黄金基础后能够继续保持美元的信用，就是因为拥有这些堪比黄金的力量。这是美国能够拥有全球币权的原因。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欧洲国家通过让渡国家的货币主权，建立了新的货币——欧元。发明了强权政治的欧洲决意远离强权，“正在摒弃实力，正在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将竞争优势寄托在经济模式和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上，缺少军事力量支撑的欧元是后现代社会制度的产物。127

欧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国际货币权力游戏的规则。从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的角度看，美元和欧元存在着“金星与火星”一般的巨大差别。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获得货币霸权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路径，维持货币霸权的运行也可以有多种方式。但作为全球金融资本另一个赌场的欧元市场，几乎没有独立军事能力的欧洲要抵御美元霸权的综合压力，维护欧洲的货币体系仍是十分困难的事。

欧洲人一再强调，推行欧元只是希望减少欧洲的汇率风险、增加铸币收益、扩大金融服务等战略收益，使欧洲成为“最佳货币区”，并没有准备与美元进行竞争，更不会挑战美元霸权。128看来欧洲人没有做好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准备，也缺少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志。而事实是，欧元启动后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欧元区的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欧洲金融体系的规模与美国相当，债券市场份额甚至超过了美元。129美元体系原本对世界货币利益的独占地位已被欧元所侵蚀。因此，无论欧洲如何示弱，都改变不了欧元成为美元币权挑战者的事实。

欧元体系成为美元体系的制衡力量，打破了美元霸权对货币权力的垄断。美欧从在货币体系上“分灶吃饭”、“各自记账”，进而导致欧洲普遍对“市场至上”的美国模式提出质疑，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全球的欧洲”要扮演着全球秩序改革者和世界竞争者的角色。130传统美欧盟国关系受到币缘政治的影响，美欧裂痕越来越深。

从欧元区诞生开始，美国就不断利用军事强项，在安全领域给欧洲制造麻烦，通过影响欧洲安全环境的方式左右欧洲发展经济的基本面。从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格鲁吉亚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严重冲击了欧洲安全环境，并诱发出欧洲的多种危机。厌恶风险的全球资本，随欧洲安全环境的波动频繁流出流进，使欧洲无法发挥自身的经济强项和社会优势，难以扩大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结算和储备的份额。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主要靠大规模货币超发向国内外债权人转嫁危机。而欧元区采取了德国式“量入为出”的实体经济理念，采取紧缩财政的政策，结果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欧元区主权债务不降反升，这说明欧洲已经丧失了实体产业的竞争力，不可能在内部保持实物产品供给与消费的平衡。宏观经济局面的恶化，迫使欧洲央行于2014年6月采取了激进的负利率政策，在虚拟经济利益的争夺中欧元区开始转守为攻。负利率政策颠覆了货币与银行的历史，减轻了欧元主权债务的利率负担，把欧洲银行体系内的钱都赶入欧洲的资本市场。欧洲央行于2015年1月决定实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欧洲央行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推升欧洲资产价格，显示了欧元区脱实向虚的决心与行动的果敢。这也把欧洲推上美国金融核心利益挑战者的舞台，欧美在金融货币领域的争夺将更趋激烈。

动荡之源

在美元本位化即美元币权建立的过程中，华尔街和芝加哥的金融机构是美国政府倚重的伙伴，也是最终成果的共享者。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最重要的几项金融立法，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宽松自由的法律环境，金融机构无尽的金融创造力使得美元资本保持了长期的扩张。这种由核心货币国家提供信用和维持秩序，金融机构设计产品和实现财富，两者共享盈利的模式，成为虚拟资本主义的新生存模式。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如今这一模式受到来自欧元和其他国家金融资本的挑战。从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本性出发，美国金融资本一定会对欧元体系的挑战做出反应。因为从全球可以提供的净储蓄十分有限，无法满足美欧及英日等经合组织国家金融资本的渴求。据测算，目前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1.8万亿美元，而实体经济国家可以提供的贸易顺差不过1万亿美元，而且在5年内就可能下降到6 000亿美元。131总量的下降，加之竞争者的增加，一定会加剧彼此的争夺。在被金融资本支配的世界里，资本的波动与流动是金融资本赢利的条件，而动荡与危机会加剧资本的波动与流动。金融资本争夺利益的主要方式是给对手制造危机与动荡，虚拟资本主义意味着全球性动荡与战乱。

对虚拟经济国家来说，要保持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能力，就要善于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获得最大的金融利益，而加速资本流动和合法转移财富的最佳方式就是制造金融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采取浮动汇率的世界货币随时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升贬，随之带来金融市场的整体波动。金融创新造成了波动的内生需求，高频交易等技术则提供了利用波动进行牟利的条件，两者的结合使金融逐渐背离了配置资源的初衷。在不稳定的金融基础上不可能存在稳定的“生产性经济”132，却可以加快国际资本流动以获取金融收益。

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必须要像防止入侵那样防止金融危机，因为一次危机不仅会导致合法政府的黯然下台，还可能洗劫全体人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甚至将国家拖入持久的动乱，丧失发展的机遇。制造企业或实体经济国家为了保持资源、能源价格的稳定，防止汇率波动造成的冲击，保障储备货币的保值，难免被迫进入全球金融资本市场。这种被迫的交易，实质上是金融强权对实体经济挤压的结果。在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虚拟经济大环境中，实体经济国家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助的境地，成为与实体经济不再有任何联系的货币环境的受害者，就如同食草动物被迫在食肉动物的活动区觅食一样，它们只能被迫在危险的期货世界进行交易。

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利益的形态，也改变了争夺利益的方式，其中包括战争的方式。现代技术可以轻易起到引起动荡、搅乱对手的作用，尤其是把技术与政治手段组合起来运用的时候，更能以极低的代价达到目的。暴力依然是国家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只是面对惊鸿般敏感的资本流，往往不需要军事重锤的击打。

第六节 币权：资本权力的杠杆

权力是政治的枢纽。国际政治和所有的政治一样，都不过是追逐权力的活动。因此，今天的人们要想理解世界政治的本质和把握它的走势，最好的办法是去观察和分析什么样的权力在如何支配着当下的世界。在全球金融化的今天，币权成为主导世界运行的主要力量。认识和理解币权，成为人们洞悉当代国际政治的思想密钥，也是分享现世利益的关键。

权力的演进

不同的人和不同学科对权力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罗素则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权力是为了产生结果而调度使用手段的行动；还有的学者指出，权力可以分为不同强度的层次。133简略地说，权力是靠力量形成的支配权。权力是一种力量，是力量拥有者通过对人或物的支配、控制、引导和有意识影响而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世事沧桑，权力的本质却没有什么变化，不断变化的是权力的表现方式。社会中的权力与物理学中的能一样，总是不断地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134从全球角度看，权力形态非但有时代特征，而且有空间特征——古希腊城邦公民社会的权力与秦帝国的皇权就大相径庭。分处于不同空间的文明会形成不同的权力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希腊狭小贫瘠的丘陵地带与广袤的黄河、长江平原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文明在不同生存环境与社会组织的长期互动中，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权力体系。135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这些不同权力即使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和宗教组织，但在空间的阻隔下其影响范围也只能局限在一定地域内，成为地区性的力量中心。譬如同时代的汉武大帝和恺撒大帝彼此就不会产生权力的冲突，而基督教教会的权力也难以对东亚地区朝贡体系的世俗权力造成影响。这是因为那时的全球没有形成真正的“世界经济体”136。与之相应，世界也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权力中心，但这一切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与发展被彻底改变。

以畜牧和种植谷物为生的欧洲人，比主要生产稻谷的中国人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因而长期缺乏生存空间的欧洲人，具有强烈的地理扩张精神和更能坚持长期的行动，这成为欧洲“发现产业”的重要动力，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第一次全球化运动的基本特征——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

资本全球化的空间扩张进程催生了马汉、麦金德那样拥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产生了“海权”137、“陆权”等新概念，以及“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的推理，138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列强国家对全球体系的认知，以及企图获得全球支配权的帝国理想。对布罗代尔笔下“巨大而又微弱的”世界体系，征服者的权力来自宗主国的主权，而展现和维持权力的基本方式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在新大陆总有海军陆战队，在旧大陆总有炮舰作为最后依靠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下，资本始终是暴力最重要的基础，而暴力亦总是资本的最后保障。139资本主义的筹款方式可以通过透支未来税收的方式来支付今天的战争，因而可以发展占优势的军事技术，这是较小的殖民国家可以打败人口众多、幅员庞大的农业国家的秘籍。资本支持下的暴力和暴力保障下的殖民扩张，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权力体系的鲜明特征。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权力，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代表性权力是币权。币权是关键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通过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和运行去控制及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权力，是金融资本集团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是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新权力。币权的出现，是当代世界权力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币权是对全球货币体系、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权，它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货币能够有效排除其他实体限制、实现自由流通的强制性力量。正是由于币权所具有的强制性，它成为货币霸权的简称。与传统权力相比，币权在权力的主体、要素、结构以及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新的全球权力尽管仍然需要暴力的支撑，却会更多地依赖于国际组织的机构化权力、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经济的控制力以及“华盛顿共识”等观念对精英集团的影响力。在全球金融化时代，货币与资本的全球流动成为一种重要的赢利模式，其经济规模和利润远远超过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成为金融主导型国家和国家联盟的主要牟利方式，这就是币权为什么成为主导世界格局变化力量的原因。如果把当代虚拟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还原为一个大赌场，那么币权就是通过控制资本维持赌场秩序的权力。维护世界金融资本体系的手段，与真正赌场几乎一样——以暴利吸引、用暴力强制。

围绕币权的争夺

血腥而漫长的全球性殖民扩张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世界列强通过战争确认了这个世界再没有“无主土地”的事实。

从政治上看，联合国的成立可以视为第一波全球化的结束和第二波全球化的开始。作为主权国家的联合体，联合国组织从国际法的层面确立了国家、民族间的平等，确定了主权国家是新全球体系的基本主体。在战争中萌生，在战后更演变为潮流的反殖民化运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的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世界权力体系中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为世界提供了国际合作的组织体制和机制，使全球体系中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资本支持下的产业分工是此阶段世界体系权力的特点。尽管这一分工仍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体现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产业资本的赢利模式，但这较之殖民化时代无所顾忌的暴力与掠夺来说，却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切割为“东西南北”的不同板块，冷战划分出东西方两个阵营，富裕北方和原殖民地的南方国家之间则存在着财富的鸿沟。全球分裂证明，当代世界不再属于帝国式的单一政治体系。尽管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像其缔造者幻想的那样是“权力政治的终结”，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图景。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元体系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决定了此后世界经济运行和财富的分配。1971年之后，美元成为继贵金属货币后第一个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全球货币。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根据美国需要和全球社会的可接纳程度向世界提供无限量的美元。向世界提供美元，成为美国财富的重要来源。要维持美元及美元资本的全球循环，需要推进世界经济围绕美元体系的全球化，消除传统国家货币主权的阻碍。当货币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利润超过物质生产和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主要赢利方式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的币权就成为世界的第一权力。

币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能够有效排除其他实体的限制，实现其货币在世界范围自由流通的强制性力量。币权超越主权，全球金融资本的权力压倒国家权力，是金融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性的关键权力是币权。保障一国货币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权力，其核心在这一货币被国际交易接受的程度以及在多大比例上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亦即货币的国际化规模。只有通过在国际交易中使用，一国货币才成为国际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形成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力的币权。以往一国的经济规模是决定其世界地位的基础，如今规模决定影响力的规律没有改变，只是一国货币在国际上使用规模的影响力超越了实体经济规模的权重。一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份额亦即“货币的国际化规模”，决定了该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控制国际货币体系，进而控制金融资金的流量和流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140

世界货币体系控制下的全球经济体，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增殖体系。货币与资本是维系这一体系生存和运行的血脉，控制币权除了可以通过向世界提供流动性获取利益之外，还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来标定不同的货币与实物商品的系数，用货币工具操纵各种资源与制成品的价格，分配各经济单元的收益，而这也就决定着不同国家在全球资本增殖体中的真实地位。在全球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今天，全球货币体系的主要收益来源更多转向了金融市场的创新，如何创造更多金融衍生品并诱使或迫使其他国家购买，成为全球资本增殖体系持续运行的关键，也成为币权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只有拥有货币金融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抵御全球资本和美元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通过与美元币权的博弈，尽力维持自身的利益，避免出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

在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一国的幅员、人口及市场大小与该国的国际货币规模高度相关。国际货币规模与实物经济规模的深层联系，体现了国际权力与国家空间的关联。控制币权国家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和经济规模，而抵御货币霸权的国家和地区也需要有足够的幅员和规模，这是币权的空间律。影响一国货币的国际流通规模，不仅有空间因素，也有时间因素。在单位时间中，本币包括衍生货币的创造、流动与周转速度与币权大小成正比，这是币权的时间律。控制流动性，因而成为控制币权的重要环节。不只如此，要控制或维持币权，还需要国家或地区具有完整的社会结构，要有维护政治独立和保障自身安全的决心与能力。

欧元区成立至今，欧元已占据了近1/3的国际货币份额，却没有获得在世界政治中相应的影响力，即使在保障欧元体系上也显得左支右绌。这与欧元区政治不统一、缺少维护自身安全能力有很大关系。拥有不容挑战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的美国，拥有着对世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几乎独占了全球金融霸权。141美元垄断地位形成的金融霸权，使美国可以几乎不受控制地实行扩张财政政策，长期保持财政与贸易的双赤字。美国的债务国地位反而成为其要挟和控制世界经济体系的权力杠杆，原本是全球金融秩序的守夜人，现在已经蜕变成为金融世界里的职业“肇事者”。

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的研究报告，世界各国从1945年至1971年共发生了38次金融危机，而从1973年到1997年却发生了139次危机，目前世界任一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人们曾经庆幸地认为，危机的严重性似乎较以前为轻。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却教训了心存侥幸的人们。危机再次证明了阿克顿教授揭示的政治学公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币权与所有绝对权力一样，终将引发世界性的金融腐败和危机，还将导致货币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动荡。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导致这场旷世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权力结构的失衡。全球失衡具体表现为币权过于集中于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美国的金融权力缺少约束。恰如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衡的币权也意味着资本力量的绝对扩张，这无疑会对人、社会、国家与世界秩序带来致命性的侵害。

早在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设计者们就对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过大量的争论。美国希望以最少的资金为条件换取对成员国最大可能的管理，而英国希望得到最多的资金并保持最大的自由，凯恩斯一直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被动性”以避免它干涉成员国经济主权，他已经意识到必须限制美国人的权力。但在英国迫切需要达成租借协议的战时，这类限制施援者权力的愿望既不现实也不合时宜。

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按照其自身逻辑和历史的惯性运行下去。就像罗斯福可以轻易否定凯恩斯的“班柯”建议，[8]尼克松政府也可以自行决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在冷战背景下，欧洲和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搭美国安全便车的代价之一就是在美国需要时必须支持美元。在美元币权的权力结构中，军事力量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它有时用于打击政治上的敌人，有时则用来对付经济上的伙伴。当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它们也希望对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所制约，但每当美元陷入困境时，它们却只能主动或被动地“舍身相救”，就像1985年日本的《广场协议》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七国集团（G7）所做的那样。

币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从金汇兑制终结、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开始，特别是在经历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放宽金融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经济政策的“保守的革命”之后，世界经济体的主导权就逐渐从产业资本手中转移到金融资本手中，世界的主导生存模式和权力结构开始发生改变。142权力内核的变化比权力的转移更能够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以货币主义流行、利率自由化、国债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迅速增加、债券市场的膨胀、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各国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为主要过程的金融自由化加速发展，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控制世界的权力。与传统殖民帝国主要通过领土扩张而扩大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同，如今控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的是货币霸权。曾经建立在传统军事强权基础上的美国帝权，也开始向货币霸权的转变。143

币缘政治与所有政治一样，其核心都是权力。由谁控制币权及如何控制币权，是币缘政治的核心。对币权的制衡不仅需要制衡的力量与愿望，还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欧元的设计显然是货币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如果说欧元区是对美元币权在水平方向的制衡力量，那么，制造业国家、资源出口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在产业链垂直方向上的制衡力量。

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制下，制造业国家、资源型国家没有商品定价权，贸易利润主要被跨国公司占有，而贸易顺差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采购外，又在资本项下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在欧元金融市场出现后，如果处在食物链高端的美国仍然不向中低端国家转移技术，使之能够分享利益和权力，那么中国等制造业国家，中东或南美的资源型国家将会转向与欧元区进行产业整合。对美国来说，欧元构成的外部制约可能与其产生的核心利益冲突；而美元币缘圈的内部利益和权力分配，是“共生体”内部转移支付式的利益调整。对币权的角逐，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格局。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之间、虚拟经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有助于让币权回归于均衡的趋势。

币缘政治博弈的焦点，就在于对币权的独占还是分享。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家，希望能够独占币权，享有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同为虚拟经济国家的其他发达国家，则主张分享全球金融利益。虚拟经济国家之间对全球金融利益的争夺，是币缘政治博弈中的主要矛盾。资本的本能使这一矛盾难以调和，并日趋激化。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实体经济国家，长期是金融资本的压榨对象。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如何保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保持能够服务于生产和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公平的价值出发，合理的币权观应该是对币权的分享——从被单一大国独占或被发达国家集团占据，转向由世界各国分享。

与资本商议分享，相当于与虎谋皮。这揭示出币缘政治的一大难题——如何控制资本。让资本从属于人们的生活，服务于直接生产的实体经济，而不是成为经济和社会的异己力量，成为支配世界的主宰，这是币缘政治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一国之内，当借贷资本超出了从属地位，工业集团就成为金融市场的收益资产，社会也就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社会。在国际上，当实体经济国家被金融主导型国家所支配，就意味着金融资本控制了世界。

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资本控制世界的过程，就全局而言，它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一个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实。建立合作性的币缘秩序，走向制度化的利益分享应是币缘政治进程的发展方向，解决这一问题的逻辑顺序是，先认识它，再重塑它。

第七节 金融化时代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这一结论至今依然正确。只是今天的政治与昨天的政治不同——金融家的政治与容克地主及企业家的政治不同，不同的政治对战争有不同的影响。

农耕时代地主阶级的政治核心是土地，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集中于保障国家主权和保持贸易顺差。在工业化时代，国际政治的目标更多集中于对资源地和商品市场的控制。而在今天，世界各国和超主权机构的利益集中于币权。虚拟资本主义的增殖，主要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来完成，这就需要让全球资本或甘心情愿或被胁迫地不断进入金融“大赌场”。在诱使不能得逞的情况下，就要运用暴力的威逼。金融化时代的战争，是币缘政治的继续。在币缘政治的尽头，就是带有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溃疡面式战争。今天的战争，不只是金融资本政治的继续，还是刺激资本流动和波动的杠杆。

美式战争新目标

越战成为美国军事变革的起点，不仅是因为美国深陷这场代价畸高战争的教训，更在于美国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致使美国国家利益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美军的作战目标和作战方式。美军的作战目标，不再是为产业资本增殖所需要的资源地和市场，不是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也不是虚幻的意识形态，而是捍卫美元霸权。而作战方式随着目标调整也发生了变化。

从1971年开始，支撑浮动美元币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用，而支持美国信用的关键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当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后，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利益就成为美式战争的新目标。目标的改变，引起了美军从内到外的一系列变化，包括装备体系、体制编制、作战方式均发生了全面的变革。此前，以核武器为代表的“超杀武器”[9]与重型坦克、飞机、军舰等装备，以及大兵团作战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战争目标，成为新时代战争的恐龙。新的利益需要新型的暴力来保障，这促使美国作战体系从扩大杀伤力和毁灭能力向轻便、灵活、快捷的方向转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量信息化装备，特别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成功研制与列装，固然与新技术革命的进展有关，但这并不是武器技术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随着战争目标变化所产生的选择性发展，是战争体系对目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成果。在越战后期的“后卫行动”中，美军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越南的重要桥梁，开启了精确打击的时代。但这并未让美国人去继续扩大战果，因为摆脱越战泥淖以保证冷战优势更加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精确打击武器要到海湾战争的时候，才会根据美国的利益需要大展身手。

美国对高技术产品研发的投融资机制，包括让一些新概念和新发明能够迅速上市融资的纳斯达克市场，是许多新概念产品和武器得以出现并实现产业化的关键。金融化不仅改变了战争目标，也创造了推进军事装备、促进军队改革的新途径，包括国家竞争与战争的新方式。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控制的超级大国，可以将军事科研提高到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水平，使“军备竞赛”本身就成为一种新的威慑甚至是拖垮对手的方式。战争的金融化，超越了战争的工业化，使全球军力更加集中于少数国家，这导致了对暴力的垄断。144而垄断暴力是超额财富的重要来源。

精确打击武器要发挥战略性作用，需要美军整个作战体系发生适应战争目标的革命才能实现。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军的战争实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38天的空中轰炸加上100小时的地面作战，就完成了对一个中等强国的摧毁性打击。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及盟国通过78天的空中轰炸和远程精确打击，致使南联盟战败求和。这一被称为“航空兵与导弹战役”的战争，不仅肢解了南联盟，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地缘格局，也对刚刚流通、开始对美元地位形成挑战的欧元形成了压力。这些把新的战争目标、新的编制体制、新的作战样式有机结合的作战，体现了美国军事体系适应目标调整后而发生的整体性变化。

金融资本主导的战争

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性战争的变化，还只是战争领域所发生变化的一部分。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在国际关系领域随之出现了国家利益金融化的现象。“国家利益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表现形式的过程。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也体现为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化并不局限在一国界限之内，而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主导型国家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它们以不受约束的新自由主义观念为指导，以各种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障，最终目标是攫取实体经济国家的财富。金融化改变了世界的财富结构和生存状态，也改变了国际政治和战争的经济基础。

正是由于金融资本的新增殖模式、国家利益的新形态、新的社会理念和新组织方式与新技术的结合，催生了全新的战争形态——超限战。所谓“超限战”，是指战争超出了传统的军事界限，将不同领域、不同手段组合运用，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意志的一种战争模式。这种超越军事界限的组合式战争，基于战争目标及总体成本收益的考虑，通过交替或组合使用军事、非军事、超军事等多种手段，采取更少却更高效的暴力，实现资本增殖和虚拟经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美国的国家暴力机构，包括军队、情报、国家安全等部门，均按照新目标和新方式进行了重组和改造，成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谋求金融利益和货币霸权的工具。

在以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其他周期，战争的赢利主要靠控制资源、占领市场或提供战争物资、装备等方式获得，这都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在虚拟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增殖的基本方式就是以钱生钱，只要能够增大和加快资本流入美国，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如果能够降低战争的成本，获得的相对收益也会增加。长期化的战争会导致战争成本的急剧增加，成为压垮帝国的沉重负担。以往帝国的过度扩张主要体现在空间上，如今帝国的过度扩张则主要表现在军费的账单中。

在农耕时代，战争主要争夺的是已有财富，关注的是存量；在工业化时代，战争争夺的是可以创造财富的基础资源和市场，着眼点在财富的增量；在金融资本时代，战争争夺的是资本，目标在于控制资本的流量和速度，焦点在变量。战争目标的变化，也推动着装备和作战方式的转变。既然是以通过控制资本的变量来实现战争的目标，那么只要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流动与转向的手段，就是有效的手段。从近期的实践看，最有效的手段——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方式——是通过组合运用颜色革命、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多管齐下，迅速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环境，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出。因此，利用资本厌恶风险的特性，在一些资本富集区制造战乱或动荡，通过资本避险效应左右国际资本的流动，已成为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方式。金融化战争的新套路，使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带有周期短、频次高、行动快的特征。

在金融资本支配下的美国社会，与当年依靠实业、实力争取自身利益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以往力量的基础是块头与分量，而在看重资本流量的时代，力量组成的特征在于质量与加速度。美军更倾向于发展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和超快打击系统，以支持金融资本青睐的短期战争。美国国防部官员于2014年提出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抵消战略”，要建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目的就是要对全球保持实时监视与打击的能力。[10]可以说，美国军人和文职官员已经极力在试图跟上金融资本导致国家利益变化的新需求。

对大战的多重制约

资本没有祖国，却需要国家的保护。金融资本是寄居蟹，要拿金融主导型国家作为它的外壳。当超主权信用创造的虚拟资本主导世界的时候，各种资本寄居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就都成为限制虚拟资本继续膨胀的外壳，因而不断被敲打和突破。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所产生的排他性，也包括对国家外壳的排斥。金融资本与国家包括寄居国家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是虚拟经济国家行为时而以金融利益为重时而又看重产业就业指标的根源。黑格尔说，国家是“地面上行走的神”。产业资本曾经是主权民族国家的“魂”，而如今占据主位的全球金融资本却时常“魂不守舍”，甚至脱窍而去。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式共生，导致了金融主导型国家精神与行为的错乱。

对资本来说，战争是谋取利益的别样方式。凡是符合资本增殖利益的战争，是讲政治的战争，是资本政治的继续；凡是超出了资本增殖需要的战争，就是不讲政治的战争，就是政治不正确，往往会胎死腹中；即使爆发了，也会因为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而无法进行下去，或者被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政府的手来中止。对金融资本来说，有可能毁灭全人类、当然也会危及金融资本基本生存的核大战不能打。

在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主要国家有5个，其中俄罗斯和中国是实体经济国家，美英已经是金融主导型国家，法国正在踏入虚拟经济国家的门槛。两类不同国家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这一现实，给两类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划出了行为边界——不能打全面战争，以免引发玉石俱焚的核大战。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达到了暴力技术的超杀水平[11]，超出了资本增殖目标的需要。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包括没有突破障碍实现远程投送能力的国家，将会被金融资本的中心国家视为安全核心区外的战乱之地，而这类地区的存在是金融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资本的利益追求，成为防止爆发核大国之间“大战”的约束性条件。

传统划分中心—边缘地区的地域因素，正在被现代核技术削弱。以边缘地带的战争和动荡维持金融中心不断积累的模式，也受到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威胁。拥有彻底破坏资本全球流动和金融资本中心地区的核能力，成为进入世界安全俱乐部的门槛。这是许多国家极力获得并长期拥有核能力的重要动力，也是核军备竞赛难以停歇的原因。

除了核技术之外，互联网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也对大战的爆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当代，互联网技术把世界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如果爆发世界性大战，就将使统一的网络变成对抗的战场，基于网络基础上的信息化社会将可能解体，直至四分五裂为若干的地区性局域网络。太空技术也是如此，美国占据着全球最多的太空资源，在美国进行的战争中，太空技术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战略信息和通信渠道，因此也就成为削弱美国军事能力的重要方式。在大战爆发的情况下，各国太空资产将遭受重创甚至可能不复存在，这固然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但这对于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全球互联网和太空的美国来说，也意味着失去了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最重要技术手段，这将导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终结。面对光着脚却具有自卫能力的其他大国，穿着金融鞋子的美国总还是心存忌惮。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美国为首的金融主导型国家打大仗的意愿和行动受到制约，大战就几乎打不起来，打起来也会因缺少资本的支撑而难以延续。

当然，制约大战爆发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譬如大战结果的不确定性、反对战争的民意、对使用战争手段进行限制的国际政治制度包括追溯战争责任的国际法等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大战难以爆发。同样重要的是，各国互惠合作的实践和带来的成果，也推动人们远离战争的诱惑。

不发生大战的总体安全环境，是实体经济国家和虚拟经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的全球棋盘，彼此可以在“恐怖和平”的规则下落子博弈、相互竞争，但谁也不要运用不受限制的暴力来搅局。争取到这一局面，是边缘地带—实体经济国家来之不易的历史进步。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有众多殖民地国家和原住民，就曾因无力对付西方强权而亡国灭族。

对付野蛮资本的暴力冲动，必须要有足以遏制野蛮资本暴力的能力。保持能够让战争玩火者付出难以承受代价的军事能力，是今天资本世界的生存之道。如果暴力被金融资本国家所垄断，那将是所有实体经济国家人们的梦魇与灾难。

为信用而战

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利益争夺，与农耕时代、大工业时代都不相同，它不再聚焦于荣誉、土地、领土主权与市场，而是关注由资本流动决定的金融利益。左右战争目标的政治变化，无疑将引起战争形态和过程的变化。那种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战争，包括能够毁灭一切的核战争，已经与金融资本所要达成的战争目标不合拍了。即使是传统国家关于领土主权的争端，或是更为传统的为荣誉而战，也要根据金融资本的需要调整或改变自己。

信用不容挑战，是金融主导型国家维持生计的底线。为此，它们不惜一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在撒切尔夫人“冲冠一怒”背后，是对大英帝国荣誉及与之相连的英国国际声誉的考虑。而这最终关系到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信用，这是夕阳之下金融帝国的最后亮色，是一笔绝不可放弃的国家财富。此一战后，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一道，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为最终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此战提高了英国的国家信用，巩固了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作为一个当代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也不再是“小杂货店老板”的女儿[12]，而是伦敦金融城在唐宁街的出色代表。同样，在老布什总统发起海湾战争和小布什总统对恐怖主义的“冲冠一怒”背后，也都有美国信用不容挑战的战略考虑。

在金融化时代，荣誉即信用，信用即财富。特别是当掌握国际评估机构和话语权时，收益尤其巨大。信用等级，不仅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借到钱，而且决定能够以多少利率借到钱。对这些荣誉包裹下的利益把握，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和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决定动用武力的关键。

时代塑造战争。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战争，是币缘政治的继续，其争夺焦点是对币权的控制。如果人们能够看到，金融资本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益代表，那就应该理解，如今战争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金融资本持续快速的增殖。随着利益形态的改变，谋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包括使用暴力的方式也将改变。

越南战争是美国传统暴力方式转变前的最后一战，大量军队的远征，旷日持久的作战，巨量的战费消耗，成为无法承受的帝国成本，也成为美元体系包括美国生产方式脱实向虚蜕变的开始。与大量增发货币，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萎缩，资本增殖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同步，美军的作战也开始更加依赖远程精确打击，工业化时代大规模集群作战的传统方式开始变得过时。武器的技术发展和作战方式的变化，是根据战争目标变化做出的适应性选择。更何况，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大量金融资本投资的结果。金融化时代的战争，只能按照金融资本的需求来进行。

作为全球性的资本帝国，主导美国的资本集团总是存在着突破政府或其他社会性限制的内在冲动。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时代，表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对社会生活的侵蚀。到了金融资本时代，就转变为“军事—金融复合体”或“华尔街—五角大楼复合体”支配美国和世界了。正是它们，为金融市场的波动制造了更频繁的战争和动乱。

今天，金融资本的赢利方式越来越依靠类似于股票市场上的炒作，一场精心设计突然爆发的危机，一次短促的军事打击，甚至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议题或消息，都可能造成混乱与恐慌，成为金融资本高抛低吸、大量流进流出的手段。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战争新理念的发展，金融资本制造危机的工具箱里的工具变得日益丰富多样。

溃疡面战争：以制造危机为手段的新型暴力

“溃疡面战争”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是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为保持对特定地区的控制性影响，假手国家或跨国组织在关键时间和地点有意制造并可反复爆发的严重危机和低烈度战争。作为混合交织了危机和战争的新形态战争，一方面它是传统军事性战争的弱化、泛化和异化，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危机的指向性和烈度，这实质上是以制造危机为手段的新形态战争。

以往的战争是夺取利益和获得声誉的工具，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其标志是财富的空间转移，因而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危机化战争是全球金融资本及其控制的国家和非国家主体通过制造危机、操控危机的方式形成强制性，以达成目标的新型暴力。其目的是引起金融市场可控的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危机化战争的主要特点在于，突出了时间性，追求对过程的控制性影响，而不是对空间的占领性目标；它是由外力刻意激化矛盾、将偶发争执推向极端直至引发暴力冲突；它表面并不致命，因而难以引起全面反击，却可以根据需要反复发作，最终同样致命。

危机化战争是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是虚拟经济形态的产物，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均在于推动资本受控制的流动。受控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波动，可以为金融市场上买空卖空创造条件，这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赢利机制。当用经济手段无法实现可控的经济波动时，制造综合性的危机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通过将军事力量与金融、贸易、政治、社会等手段组合在一起，可以在目标国和特定地区造成“溃疡面式”的危机化战争——一种有意制造危机、运用危机的新型暴力。与传统军事性的战争相比，这种虽有意识却十分隐蔽甚至并不非法的加害行为，使用暴力更加精准、成本更低、可控性更高，可以方便地在所需要的时间地点发生。这种精妙可控的危机化战争，使破坏力巨大、昂贵又难以控制的经典式战争成为费耗比过高的奢侈品。

目前，在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地区制造并保持“溃疡面”，已经成为虚拟经济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以及虚拟经济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的新手法，成为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驱动资本定向流动、争夺货币霸权的新形态暴力。以速度为王、控制性为要的危机化战争，颠覆了传统战争的目标，催生着颠覆性技术，正在重塑战争的新貌。

在全球经济日趋金融化的形势下，金融资本控制着世界资源和制成品的定价权，控制着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资本的定向流动成为其不断增殖的必经之路。国家间对金融利益的争夺有可能诱发严重的冲突，如果采用传统的军事手段，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代价，也可能刺激资本外流避险，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在关键时刻有意激化矛盾、触发争端、形成“溃疡面式”的战乱，可以有效地控制资本流向和速度。

若把这种在关键时间点对特定地区，通过组合多种手段造成低烈度对抗和低程度损伤，以改变资本流向与速度的暴力形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成为金融资本时代的“溃疡面战略”。通过制造安全议题，在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地区制造小规模战乱的“溃疡面”，利用安全威胁实现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大国间利益博弈的新手法。利用“溃疡面”作为改变资本流向的赢利手段，而从媒体炒作、制造危机、颜色革命到精准使用军事力量都可能成为撬动资本流的杠杆。

近年来，发生在中东产油区、欧元区和中国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地区争端，都是为了影响资本富集地区安全局势的“溃疡面”。这些可以随时发作的“溃疡面”，有的是为了短期的资本流向、流速，有的是用于控制区域经济尤其是货币合作的进程，有些则是出于全球货币体系和力量格局变化的战略考虑。“溃疡面式”的战乱，是与全球金融化相适应的全球性现象。

导致“溃疡面战争”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没有可以输往世界各地的士兵，而这导致了只能更多地使用昂贵的军事技术装备而较少使用人力的困境。虚则易空，虚拟经济国家的暴力是拥有巨额资本存量装备却缺少人力资源支撑的暴力，这是虚拟资本集中于少数人而导致国家空壳现象在军事上的体现。在金融资本新需求与自身限制的推拉之下，形成了目前这种利用新技术把地缘和币缘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战略与行动，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实践共同推动着战争形态的新发展。

在全球金融化的背景下，只要出现能够控制资本流动的冲突与战乱，它们就能成为撬动资本流的有效杠杆。大量新技术的出现和战争理念的新发展，金融资本制造危机的工具箱日益异彩纷呈。近年来，所谓的“颜色革命”在不断制造“安全溃疡面”，通过秘密谋划和施行的阴谋，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军事压力与非军事的手段相结合，在特定地区制造严重的社会动荡，以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与速度，已经成为金融资本赢利的一种新手法，也成为当代战争的一种新形态。

虚拟资本的增殖过程需要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按照虚拟资本增殖需求进行流动的自由，而特定地点、时间、强度、方式的动乱就像定点的精确爆破，是摧毁国家主权和国家市场壁垒制约的高效工具。大仗难打，动乱不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安全局势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溃疡面战争”的暴力如何有限，还是不能改变其暴力的本质，只是它是可控制的暴力——目标上可控，技术上可控，实施过程也同样可控。可控制的暴力并不意味着和平，而是战乱不断的混乱状态。全面的军事性战争也许不再是解决大国间冲突的主要选项，但对小国，作为驱赶国际资本流动的杠杆，震撼性打击可能会随时到来。危机与战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代国家的利益之剪。

为获取独占式金融利益，必须维护坚硬的军事外壳，需要投入远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军事费用来保持军事技术的领先。对所有领先者来说，最担心的前景是出现颠覆性技术，进而招致“技术珍珠港”式的突袭。不难判断，随着产业技术的转移，在实体经济国家中一定会出现世界性的新技术中心，包括军事技术中心。虽然，这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所谓技术突袭，却足以让难以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的金融帝国寝食难安。沿着军事高科技、最高科技、更高科技的路径继续走下去，日益虚拟化的经济最终将无法支撑不仅昂贵，也需坚固的军事外壳。国家间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及其作为顶峰的世界大战，正在成为过时的帝国现象。制造危机，日渐成为国家获取利益而广泛使用的工具。从“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中，人们可以看到恐怖主义组织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操控币缘政治的工具，可以让战乱的“溃疡面”难以愈合并随时发作。

金融全球化时代是危机时代，人们必须适应危机化生存，学会对付危机化战争。对新兴的实体经济国家来说，遏止“溃疡面战乱”的最佳方法，不是针锋相对、以毒攻毒式的“动乱输出”，也不是建立传统的盟国体系，而是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信机制”和“欧亚全面协作伙伴关系”之类的区域安全合作框架。保持国家与区域的自身健康，让“溃疡面”无从生成，至少是难以溃烂。

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一切都在变化，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的危机、战争也不是原来模样的战争。只有金钱与暴力还像孪生兄弟般亲密，在联手敲碎人们的和平之梦。

今天的军队面临着歧路之难——既要继续准备虽被遏制却不可不防的国家间全面战争，又要对付由大量低烈度、治安化战争组成的危机。这需要当代军队以高度的可塑性，来应对全频谱式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不只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单向度竞赛，而是潜藏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复杂博弈。需要人们摈弃线性思维，保持对安全挑战的普适能力。对国家来说，谁能够以更低成本实现维持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谁才有可能在全球弈局中获得优胜。

[1] 为了解释苏联不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深层原因，凯南发出了著名的“8000”字电报和撰写了“x先生”的文章。这些都是导致冷战的重要基础性文件。见牛军.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

[2] 此处的虚拟货币不是指比特币之类的区块链货币，而是指由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来、可以交易变现的金融合约及具有表外特征的金融衍生产品。

[3] 这一段论述来自与袁晓纪的讨论，他对衍生品和交易问题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

[4] 三边委员会是1973年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倡议建立的一个机构，主要包括北美、西欧和日本等三个地区的企业界、政界、学界和出版界的著名人士250人，基本为这些国家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

[5] “一亿总中流”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国民意识。在终身雇佣制下，当时日本九成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6] 2016年美国解密了当年与沙特谈判以美元计价石油、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谈判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堪称经典的币缘故事——两个国家如何以美元为纽带结成战略同盟关系。

[7] C4KISR系统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杀伤、情报、监视与侦察一体化的作战系统，它通过系统整合形成远大于个体能力相加的体系能力。

[8] 凯恩斯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而且他为其取了一个颇为自得的名字“班柯”（Bancor），却被罗斯福否定。

[9] “超杀武器”是我与乔良在《超限战》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超过了战争目标所需的杀伤能力的武器系统。核武器以其毁灭人类的能力，超出了人类通过战争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

[10] 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于2013年提出《迈向新“抵消”战略》的报告，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积极肯定。他在2014年提出国防部要拟制一份全新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抵消战略”。

[11] 暴力技术的超杀水平是指暴力技术超出实现利益目标的能力水平，如原子武器可以毁灭人类使追求利益的战争失去意义。见乔良，王湘穗.超限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2] 拿破仑曾经轻蔑地称英国人是“小杂货店主”，而他却败给了靠英国金融力量组织起来的“反法同盟”。

第六章
币缘圈和洲域共同体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欧共体执委会

以地理学的定义，区域是按照确定指标划分界线、内部具有一定共性的地区。这样的区域不是人为划定或自然出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知识概念，一个供思考的实体。1区域的界定要基于指标，有什么样的指标，就有什么样的区域。国家就是基于一套国际法指标确定的空间区域。由于在国家之上就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态——主权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均可被视为最大的区域。

欧洲人确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却又被欧洲人最早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建立了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欧洲共同体，试图把整个欧洲纳入到统一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之中。欧洲这一制度性的创新，不仅具有地区性意义，还具有全球性价值——创立了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洲域共同体。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需要通过国家让渡主权才能推进，而建立区域货币体系是深化和巩固主权让渡的条件。因此，洲域共同体与币缘圈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组织框架。

第一节 超越主权框架的欧共体

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这导致欧洲大陆分割千年，使得欧洲在进入现代历史的时候，就带着对其未来成长具有致命性的缺陷。2

近代欧洲的法典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现代历史上意义重大的转向，它使破碎如马赛克镶嵌画般的欧洲，大致固化成为30多个国家。让原本不适宜资本积累的欧洲，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沃土。

从资本的角度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有利于民族资本成长的一次所有权划分。与以往战争和约相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要功效不在于根据胜负重新划分领土，而在于确定了主权独立国家的原则：每个国家都是在一定地域内享有完全权力的实体，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互间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3此原则为欧洲出现超越王权、亦消弭神权的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主权平等、具有明晰产权边界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规模的统一市场。它比破碎的领主、城堡的市场规模大，又排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在经济上强制剥夺、在宗教事务上横加干涉的政治强权，为资本在尼德兰地区和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实现可持续的积累提供了上佳的空间。正是资本需要积累的内在需求，推动尼德兰联合省闹了80年独立、打了三十年战争，在战死了1/4的人口之后，缔造了主权独立的荷兰，使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由史可见，主权不产生于神谕，并不具有神圣性，它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赋予的一种法权。主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当和约签订各方赋予和约具有国际法的地位时，主权就成为一种由国际法赋予的权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原则，就成为保障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中孕育发展的新秩序。随着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张，它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造的秩序，不是靠一个力压众国的强国来主导的秩序，而是通过建立均势来维系的国际秩序。这个以多样性作为起点的体系，可以包容欧洲各国不同文化、政治、宗教和政策。然而，这也种下了冲突的种子。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者们看来，欧洲权力的平衡必须建立在瑞典和法国保持优势的前提之下，因为这样才能保持与西班牙帝国的均势。经历了一场筋疲力尽的战争之后，西班牙接受了停战，却无法接受由瑞典和法国主导的欧洲秩序。4只要缓过劲来，西班牙一定会努力打破这一力量的均势。实际上，试图挑战这一均势的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在霍布斯式的世界上，力量的均势总会不断被打破。5从静力学原理设计出的国际秩序框架，难以避免冲突的爆发。

主权国家自问世起，就陷入了排他性困境——以追求自身力量、财富和繁荣为目标的各个国家，难以摆脱主权至上和与他国共存的悖论。6因此，一旦各国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将导致欧洲的总体失衡，就会爆发争夺主导权的战争。即使在法国革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后，仍然没有摆脱这一困境。以公民、民族和国家联合而成的单一政治实体，虽然解决了民族与地域统一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历史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从1648年确立主权国家体系，到1945年的300年时间里，欧洲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之中；即使在被誉为“百年和平”的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各国之间也发生过大大小小31次战争或武装干预，平均三年就要打一仗。

从让渡主权开始的欧共体

资本是现代战争之母。导致欧洲数百年战争历史的原因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之外，还在于资本的存在与扩张。资本的存在为战争提供了资源，资本的扩张为战争提供了目标。欧洲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资本扩张的早期，欧洲国家尚可通过转移部分资本全球化的超额收益，推进本国工人阶级的中产化进程；到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国家却因无法获得外部超额收益只能转向彼此竞争，因而付出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惨重代价。工业化战争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导致欧洲数千万人死亡和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其惨状就像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欧洲是什么？是瓦砾堆，是藏骸所，是罪恶与仇恨的滋生地。”7建设一个能够避免战争再次爆发的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欧洲人的共同愿望。

欧共体诞生于对战争忧患的远见，而这远见，最早出自荷兰人格劳修斯的思想：真正的和平出自有组织的合作。欧洲内部边界清晰的破碎政治板块格局，一方面刺激了各国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欧洲总是陷入兄弟阋于墙的尴尬，令资本在欧洲大陆难以完成大范围的空间固化，无法形成可与英美等海外资本强国竞争的实力。可以说，统一欧洲是近现代几乎所有欧洲贤哲或枭雄拂之不去的梦。8

在19世纪，欧洲大陆就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出现过欧洲统一的言论和行动。1926年，法、德、卢、比和萨尔自治区签订了《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以至于英国外交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让他大吃一惊。9这说明，欧洲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由来已久。其原因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框架已经无法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竞争，只有建立统一的大欧洲才是其维持世界地位的唯一出路，为此欧洲国家尝试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路径。

“二战”之后，欧洲的战胜国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没有再对德国等战败国进行逼债，而是开始了弥合民族国家矛盾的努力。1948年在海牙召开了“欧洲大会”，建立了“欧洲运动”联络会。虽然会议上大都是空泛之论，但毕竟开启了欧洲联合的讨论。法国人让·莫内提出，欧洲应该建立一个欧洲议会、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无关税的市场、无国界旅行甚至是共同货币。1950年莫内和他的朋友法国外长舒曼的共同设计推出了欧洲六国“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这是欧洲人走出“有组织合作”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决定走出这一步的关键在于，欧洲人放弃了自己创造的主权神圣的理念。欧洲人意识到昔日时尚的主权“外套”，已经成为禁锢欧洲发展的“紧身衣”，甚至威胁到欧洲的整体生存。为了建设统一的欧洲，他们放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不承认任何高于主权国家权威的传统，扬弃了让·博丹和卢梭关于主权无法分割、不可让与的理念，开始让渡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国家主权。

除了担忧再次爆发战争的普遍社会心理之外，在深层推动欧共体的是资本的逻辑和生存发展的需求——欧洲资本需要有安全的可持续积累的空间，欧洲人要确保生存与发展。在资本主义从欧洲起步的早期，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曾经为资本成长提供了空间；当资本主义扩展到全球之后，规模过小的欧洲主权国家即使通过彼此厮杀争夺也难以满足资本扩展的需求。欧洲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建立统一市场再次成为世界级的积累中心，才能与拥有洲际国家支撑的美国资本进行相对平等的博弈，防止欧洲变成无助的边缘，成为国际金融获取超额收益的动荡之地。可以说，欧共体的努力发端于欧洲的共同精神，却根植于欧洲的整体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因而，这一进程要远比人们以为的更加坚韧。

在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欧洲六国政府于1955年在墨西拿通过决议，指出在建设欧洲的道路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刻已经到来，主张首先要从经济方面做到这一点。要通过扩大共同机构，有步骤地联结各民族经济，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逐步协调的社会政策，而这是创建统一欧洲的基础，也是使欧洲保持其世界地位的必要条件。两年后的1957年，六国签署了《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亦即共同市场，彼此间取消所有关税，实行共同贸易规则，协调规划交通运输、农业和税收。关税同盟和统一的农业政策，奠定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石。更加重要的是，六国还达成原则协议，在经济一体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开始规划政治一体化，建立“政治联盟”10。

为了防止人们对欧盟政治计划的担心，欧洲政治家对推进欧共体的真正目标采取了不事声张的低调策略，除了桀骜不驯的戴高乐会喊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外，大部分政治领袖都采取务实的政策，让民众包括美国人在内都以为这只是在建一个共同市场，避免了外围阻力和陷入事与愿违的困境。11

脚踏实地的欧洲政治家们志存高远。他们心目中的欧共体与“舒曼计划”中的煤钢共同体一样，既是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又是安全联盟，也可以说是再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他们并不追求在各个领域的齐头并进，而是务实地根据环境和条件的成熟度逐步推进。在这方面，欧洲政治家保持了出色的战略远见和耐心，欧洲的学者们也表现了建设性的思想创造力，欧洲的企业家们更是展现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如果欧洲的经济合作仅局限于资源和初级加工业或局限在制成品贸易，就很难形成统一的制造业产业链，来拉动欧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法、德等国通过空中客车项目的合作，形成了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机制，既发挥了航空制造作为战略高技术产业向下辐射拉动的作用，也为法、德轴心国在经济领域深入而长远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更具长远影响的是，这种深层次的合作，为日后欧共体在政治和货币领域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倘若把欧共体的发展仅仅归结为欧洲人自身的努力，那视野就过于狭隘了。美国对于欧洲的重建，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框架的重建，长期抱着积极的态度，并给予了重要的实际支持。美国通过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欧洲煤钢共同体第一笔1亿美元贷款就来自美国，而煤钢共同体在若干年里一直是华尔街最大的外国借款机构。不能说美国的援助是对欧洲的无私支持，因为美国的确有消化过剩产能和把欧洲纳入跨大西洋经济体系的想法。美国在官方文件中袒露，“马歇尔计划”不仅要帮助欧洲重建、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也要服务西欧一体化建设和帮助美国产品占领西欧市场。12但无论如何，美国的援助为欧洲的复兴起到了助推作用。

在《罗马条约》签订前，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感慨道，欧共体建成的那一天，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甚至比赢得战争胜利都更加美好。这位曾经远征欧陆的盟军司令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13英国一直对欧共体心存怀疑，只是出于对苏联的担心才被迫推动欧洲的合作。一直被视为敌对阵营的苏联，也把经互会国家的大量外汇投放在欧洲市场，为欧洲的货币和金融独立运行增加了筹码。这也证实，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欧洲人不可能独力去建造世外桃源。他们所走出的每一步，都必须踩在悬挂于内生需求和外部允许之间的钢丝绳上，在八面来风中小心前行。

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长期保持了与美国和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国家的良好关系，相互偶有龃龉甚至矛盾冲突，却无碍大局稳定。这使得欧洲可以长时期保持极低的安全开支，以低成本维持了发展环境，以至于人们把欧盟视为“经济巨人、政治矮子、军事侏儒”14。这种失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50年冷战的后遗症。面对强大的华沙条约组织，欧盟国家只能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世界的两极格局下，欧共体国家因选边站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收益，可更专心于发展经济，建设福利型国家。只是软壳蟹经受不了压力，安全依附的结果必然是受制于人。当欧洲共同体终于发展为欧盟，要成为世界力量一极的时候，欧洲水桶的安全短板开始时常漏水，严重影响欧盟在全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

欧元的纽带

与防务安全领域所表现的依附性不同，欧共体在货币领域则表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和创造力。《罗马条约》中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共同市场的运转提供保障，并没有提出货币联盟的设计。在关税同盟实现后，欧洲人看到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作用，开始着手制订货币联盟计划。可以说，组建货币联盟是欧共体的顺势而为之举。

然而，建立货币联盟绝非易事。从1969年起草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维尔纳报告》开始，专家中的经济学派和货币学派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德国和荷兰的经济学派专家主张经济协调政策优先，要控制通货膨胀率；持货币学派立场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学者强调货币一体化政策，主张采取固定汇率、控制资本流动，实际上想把调控汇率的负担转移给盈余国家。显然，在学术性争论的背后是各国因经济状况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政策偏好，在政策偏好后面则是不同的国家利益。提出的最终报告是两者妥协的结果，采取了经济政策协调和货币一体化平行发展的战略。从后来的发展看，《维尔纳报告》提出在10年内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是一个过高的目标，而且它也没有料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固定汇率制度的瓦解，所以没有提出建立独立的欧洲货币区，这导致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遭受了挫折。15然而，重要的是，《维尔纳报告》开启了建设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大门，创造了建设超国家货币体系的方法——妥协之术，这为日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进程的重启与不断推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经济政策上采取的是中间路线，它允许国际经济开放和短期投资的控制，允许保护农业的贸易安排，采取亲企业的政策和政府大量参与经济活动，加上广泛社会保障和强大劳工运动的结合，形成了市场、政府、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相对均衡，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更适应此框架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很快，这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多中心的迹象。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对美元贬值长期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不断波动的美元体系开始冲击欧洲的经济和贸易，西欧只能对“美元—华盛顿体系”做出防御性反应，谋求建立地区性的金融体系。在法德领导的联合动议下，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3月正式启动。

该体系确立欧洲货币为埃居，制定汇率稳定和干预机制，信贷支持机制和汇率协调机制。与以往的联合货币构想相比，欧洲货币体系调低了目标，主要集中于稳定汇率，在欧洲创造一个货币稳定区。这是通过建立“区域信用”，小心翼翼推进的货币联盟。16从实际出发的构想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欧洲货币体系在十几年的运行中，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过12次汇率重组，避免了国家间通过贬值竞争的方式冲击欧洲货币市场，维持了汇率的稳定。法国、意大利等弱势货币国家通过汇率稳定得到了经济稳定发展的好处，也使德国的“稳定精神”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欧洲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

不仅如此，在欧洲货币体系进行汇率重组之后，各国经济政策也要按照要求逐步进行调整，这导致欧洲货币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经济政策趋同化的制度。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实际运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超国家共同体逐步成形的发展过程。其中有大量原有利益需要进行通约与交换，也有许多新增利益需要分配，如何发挥货币体系利益纽带的作用，进行彼此都能接受的公平交易，是维系持续合作的关键。欧元货币体系的建立在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一基于币缘的联系，成为连接欧洲国家的利益渠道和情感纽带。

从欧盟委员会1990年“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One Market，One Money.）的报告来看，欧元方案确实受到蒙代尔“最佳货币区”理论的启发。17实践中的欧元更注重货币政治的逻辑，而不仅仅是货币联盟的经济后果。2002年1月欧元区创立，欧元在13个欧洲国家开始流通。对所有欧洲人来说，欧元不仅仅是“万能的非美元”，也是揣在口袋里的政治声明，表明在整个欧洲大陆合作已经取代了冲突。欧洲一体化是从关税同盟到统一市场，再到经济货币联盟的渐进过程，而欧元诞生是历史性的一跃。作为由多个主权国家通过协议让渡国家货币主权创造出的超国家货币，欧元帮助主要欧洲国家突破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法国革命以来主权—民族国家的框架。欧元区内的各个国家可以像在一个国家内部那样进行交易，以一个统一的尺度交换劳动和产品，因而形成大规模经济体所具有的效应。不仅如此，欧元还通过简化民众支付促进了交流交往，使欧洲认同深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促进欧洲政治共同体出现的社会性效果。因此，尽管欧元区没有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条件，也不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货币区”，却极大地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洲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19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多个货币联盟，如奥地利—德国货币联盟、拉丁货币联盟、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等，这些联盟短则10年，长则几十年就解体了。其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必须突破国家界限的程度，而全球环境也没有对小国发展产生决定性压力；从联盟内部因素考察，则在于没有同时推进政治联盟，缺少监管机构的货币联盟难以维持必需的规则。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训，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进与欧洲一体化其他领域保持着同步，实行的是平行推进的方针。

与以往的货币同盟不同，欧元的建立是通过让渡国家部分主权实现的，因此具有了传统货币所不具备的国际政治新功能——交换和重新分配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包括让渡各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使得欧元的诞生与发展，所遵循的是基于货币的政治逻辑。德国因其经济实力强大，导致欧元体系中隐含着不对称性，为了建立稳定的权利对称的货币体系，欧元体系创立了新的共同管理机构，在新机构中改变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制度，开始向更被法国和意大利接受的联合管理新形式转变。建立新货币体系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在多方持续互动后形成新的约束机制和制度安排，包括建立补偿和援助机制，以维持可持续的合作。比如，“德洛尔报告”就提出了一套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以管理各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和筹资方式；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对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规定了趋同标准，为过度赤字提出了处罚条件和方式，也为贫穷国家达标设立了内聚基金以提供发展援助。通过多方持续互动形成的货币与经济性制度安排，不仅保障了经济层面合作进程的延续，还会产生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溢出效应，减少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增加了欧洲人之间的认同感，促进欧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相互合作。这种有助于增强认同感的币缘联系，超出了货币的经济属性，而更多地展现出政治和社会的功能，故而成为超国家共同体形成的重要中介。

显然，欧元既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成果，也是推动一体化继续前行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从统一货币衍生出的币缘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合作，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融合，带来了欧洲的区域效应，增加了欧洲国家向政治联盟前行的动力。欧共体执委会《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报告，对货币联盟的潜在成本效益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除了减少汇率波动、降低通货膨胀、保障稳定发展等经济效益外，难以量化的动态性的政治及社会效益要更为显著。

的确，统一货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中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欧元流通之后，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份额很快就达到了30%～40%，迅速成为能够制衡美元霸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18这无疑增强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使欧洲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大为提升。这种由统一货币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认同感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在欧洲区域合作进程形成了正反馈效应，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

欧元区共同体

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欧共体是人类社会在资本全球积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创立了主权—民族国家，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适宜的空间容器和政治架构。当资本扩张到全球范围之后，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架构已经难以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而美国式的大陆型洲际国家，却成为更加适应资本持续累积的新载体。

在资本积累全球化的背景下，经典的欧洲式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无法与庞大的洲际国家进行利益博弈。欧洲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足，只有改变原有主权—民族国家模式的束缚，创造出更大规模、更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组织，形成更强大的体系性竞争力去与大陆型洲际国家竞争。可以说，建立主权民族国家曾经是保障欧洲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今天建立统一的大欧洲则是欧洲国家为适应全球竞争趋势做出的新的历史性选择。

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欧洲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一致性，这使得欧洲人比较容易形成认同感，这是欧洲推进一体化的有利条件。然而，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差异，存在错综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利益争端。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条约推迟签署或被公民投票否决的危机，也出现过东南欧国家一下子有7 500万新公民要加入共同体的严重问题。19在这方面，欧洲的政治领袖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们总能坚持欧洲统一的目标，恪守循序渐进和顺势而为的原则，也深谙现代政治的妥协技巧。所以，尽管各种危机一直伴随着欧洲共同体发展的全过程，而欧洲一体化却能化险为夷，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这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欧洲韧性，不仅来自政治家本身和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强烈愿望，也来自欧洲所创造的诸多制度性工具。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和持续性作用的就是统一货币和由此产生的新币缘联系。

作为超国家的货币，欧元为欧共体国家之间提供了进行利益交换与分配的工具，统一货币既是欧洲一体化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的工具。在货币的统一过程中，欧洲国家之间学会了利益的通约和交换，学会了在更高价值取向下互有让步的思考和行为。投桃报李式的互动，自然会向政治合作等领域延伸而形成新成果，良性互动的循环往复过程一步步促使欧洲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以欧元区为内核的欧共体，实质上是一个以欧元为纽带的币缘圈。欧元币缘圈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体系推动的金融全球化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并威胁到欧洲各国的生存。在金融资本利用美元体系把全球变为金融狩猎场的情况下，欧洲若不想成为猎物，就只能建筑起保护自己的货币城堡。欧元圈作为区域自主的“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起到了自身防护和促进欧洲发展的双重作用，避免被“美元—华尔街体系”所裹挟。欧洲的经济、政治与精神上能够保持独立，其关键就在于保持了货币与金融的独立。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政治家们纷纷对美国金融市场提出了批评，要求加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无法改变美国立场和作为的情况下，自筑城堡成为欧洲的一种理性选择。

欧元体系是保护欧洲经济利益的城堡，主要功效是防范美元体系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保护欧洲的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金融货币体系。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工具，欧元内部不再是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而是具有网络特征的平等结构。正是欧元所具有的新功能，催生了欧洲社会的新关系，而这构成了欧元的新币缘。这一新的币缘，一方面区隔开作为“他者”的美元体系，另一方面拉进了“我们”——欧共体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合作，保障了欧洲国家在全球金融化时代的共同利益。由此，欧洲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从统一货币中衍生出的币缘联系，可以起到消弭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的作用，使欧洲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完整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币缘圈。这使得欧共体成为既可以集中内部全力参与全球竞争，又可以承担把获取的利益相对公平地分配给每个成员国的新型社会组织。币缘作为维系欧盟国家之间合作的纽带，不仅保障了欧洲各国的持续合作，也促进了彼此间的认同，让欧洲人产生了对欧洲共同体的归属感，使得统一的欧洲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圈，甚至也不只是政治同盟，而是一个新形态的世界超级大国，成为全体欧洲人的精神家园。

必须看到，欧洲的一体化道路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而更多的难题还有待破解。欧盟、欧元的设立并没有解决当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所有问题，甚至还引发了美元圈与欧元圈的新矛盾。自欧元问世以来，美国对欧元的排斥、打击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欧洲一体化一直在经受全球危机的冲击，没有统一财政基础的欧元更是面临着生存的考验。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这是曾经长期主导欧洲的英国对自己在欧盟地位越来越不满意的政治反应。作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湍流，英国脱欧极大地冲击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具有同样重大威胁的是，欧洲各国正在兴起的分离主义运动和脱离欧盟的社会浪潮。

然而，欧元区是一个进行超国家合作试验的实验室，也是一间探讨并试图解决全球问题的教室。可以预期，欧洲共同体会在跌跌撞撞中前行。最近欧元区推出统一债，发债的目的是为没有财政收益的欧洲国家纾困，而深层结果却使统一债的主要买家欧洲央行获得了对欧洲国家增量收支的控制权。这是利用经济危机的倒逼机制，在推动欧洲统一财政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对人类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欧洲一体化已经获得的成功或正在经受的挫折以及存在的颠覆性风险，而在于他们的不懈探索和尝试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启迪：世界的多样性是解决单一体系脆弱的唯一出路。欧盟的尝试存在失败的可能，而由其开辟的超国家共同体进程却将延续下去。

第二节 建构中的泛亚共同体

2015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做了以“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为题的主旨演讲；同一天，中国政府多部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与2010年东盟与中国自贸区的建立一道成为泛亚区域合作新时代的开端。

历史记忆与当代探索

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在2000年前就开始有了区域性的联系。中国汉武帝曾遣张骞出使西域国家，也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了外交活动和经济交流。20唐朝宦官杨良瑶亦曾率团出使黑衣大食国首都（今伊拉克巴格达），地理学家贾耽记录了这条海路的详细信息。到唐代时，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建立起庞大的朝贡体系。21此后经宋元明清数朝直至近代，东亚地区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亚洲经济圈就是在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跨越若干个国家的主要以经济为纽带、具有密切关系的地域经济圈。22

这个地域圈以浸透儒家精神的“礼”为观念基础，以贸易关系为支撑，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具有包容异质因素的体系。朝贡体系不仅促进了贸易通道和网络的建设，扩大了贸易的范围，也推广了中华理念，促进了东亚国家之间的交往与认同，建立了尊卑有序、各安名分、互不侵夺的政治秩序，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圈。这一独特的地区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在上千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东亚区域板块的总体稳定，为亚洲成为农耕时代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达·伽马于1499年首航印度，其后的十余年里，葡萄牙人占领果阿和马六甲，控制了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开始在日本经商和传教；1557年，他们在澳门获得了永久殖民地。23这些是欧洲对亚洲地域圈掠夺的开始。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带着白银、商船与炮舰，相继来到亚洲，逐步瓦解了亚洲原有的经济政治体系。亚洲各国被纳入不断扩张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除了日本因实行明治维新和对外扩张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外，许多亚洲国家陆续成为欧洲及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亚洲从曾经富庶的世界经济中心，沦落为贫穷落后的边缘地带。

穷则思变。20世纪是亚洲各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普遍取得了非殖民化运动的胜利。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届亚非独立国家共同会议。不结盟国家占据了会议的政治主导地位，会议发表了《万隆宣言》，力图在东西方阵营之外寻找到另一种选择。24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均势历来就是维持和平的基本原则。在万隆会议中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了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际政治理念。然而，当时的亚洲国家难以摆脱世界冷战格局的裹挟，只能被分裂于不同的阵营之中。

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东南亚五国外长签订了《曼谷宣言》，作为组建东盟的宪章文件。《宣言》主要包括“加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通过永远遵守正义和法治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教育和管理领域的合作等主要内容。尽管《曼谷宣言》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向声明，却开启了亚洲国家再次进行区域化合作的大门。

与欧洲共同体始自一个超国家机构不同，东盟选择的是一条非正式、回避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避免详细规划的地区性超国家机制的路线。欧盟的路线与欧洲要防止毁灭地区的战争重演的紧迫需求有关，而东盟的方式同样基于东南亚国家去殖民化的需求——殖民统治的历史造成了这些新兴国家间关系的脆弱性。同时，东南亚具有远超过欧洲的丰富多样性，包括人种与种族、宗教习俗、法律与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式、价值观、历史传统等。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东盟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行，以避免引起冲突和争论。25

如今的东盟已经扩展到10个国家，拥有6亿多人口，其中有3亿穆斯林、1.5亿上座部佛教教徒、8000万大乘佛教教徒、8000万基督徒、500万印度教教徒等。目前这些国家、民族和信徒之间的相互信任超过了东盟成立之初，几十年合作实践极大地改善了各国收益和成本，由此而生的合作理性增强了彼此合作的意愿。26

“10+1”的合作

“东盟方式”是亚洲区域合作模式的重要创新。它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在美元脱离黄金、世界货币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后，资本只要进入不断波动的金融市场，就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极大地降低了产业资本的收益率，在这一趋势下，美国产业出现向外转移的浪潮，而东南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为重要的承接地。据美国海关统计，1969年美国实现再进口为18亿美元，到1983年增加到220亿美元。其中一半在日本、联邦德国或加拿大组装，另一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墨西哥等地生产。27亚洲地区因此涌现出被誉为“四小龙”、“四小虎”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承接了从先进国家转移的产业，形成产业梯次分布，出现了以日本为头雁的“雁阵模式”。

1948年冷战趋势刚刚露头之际，在凯南的力主下，美国对日政策就从惩治和改造转向全面扶持。从1950年到1969年，美国对日无偿援助达5 765亿日元。28加之朝鲜战争的军事需求刺激，使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从1960年起，日本政府就提出多个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建议和方案。1985年飙升的日元汇率，刺激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东亚地区经济网络的建设，促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亚洲地区经济。29

冷战结束后，东盟扩展为10个成员国，实现了囊括整个东南亚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东亚地区，其工业化进程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派生性产物，真正决定东亚雁阵飞行的气候与气流因素，取决于美国资本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发展程度，并使其具有难以摆脱的依附性特征。

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这些东亚国家不同。据杉原熏的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勤劳革命”，这与西方国家有根本不同。实际上，这一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过程，不仅体现在明清时期，更多表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完成了土地革命，为农业支持国家工业化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这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必须先完成土地革命的进程一样。20世纪50年代，苏联为中国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装备，而中国人依靠全民数十年的节衣缩食，积累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的困难环境中，中国还是坚持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在外部环境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体系性榨取”，没有陷入边缘地带国家依附性发展的困境。30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与美、日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展开了初步的政治与经济合作。1978年后，中国把国家事务的重心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历史机遇，依靠已经建立并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同时，还规避或缓解了外部危机对中国发展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得到了超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经济体。

东盟国家在前几十年赶超型工业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形成了外资主导的工业化和外贸主导的国民经济，是美元体系的外围成员。因而东盟国家更加接近国际金融市场，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取外部资金，也降低了国内融资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然而，金融自由化加大了资本流入、流出的规模和速度，使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特别是由于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后，拥有庞大资本量的机构投资者成为国际资本的投资主体。31这些具有很强投机性的投资基金，在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实行波动性操作，运用世界主要金融主导型国家政策和中小经济体的缺陷，操纵国际金融市场实现套利交易。32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投机资本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进行套利交易的结果。这次危机让东盟国家认识到，在全球金融化时代，东盟10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影响力太小，难以应对全球投机资本的冲击，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丧失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的金融力量虽不强大，却保持了一定的金融独立性。在危机时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帮助香港维持了联系汇率制度，也阻断了亚洲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波动。亚洲金融危机把东盟国家与中国推到了一条船上，迫使它们只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正是贪婪的投机资本所带来的风险，让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东盟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脆弱。为了应对全球金融投机资本带来的新挑战，东盟与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巨大、金融相对独立、在关键时刻也能够承担责任的国家，开始了被称为“10+1”的新合作。

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成功缔造了东亚国家的黄金十年，使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这种增长势头，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2010年，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和货币互换业务开始运行，东亚地区的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战略对冲：美国“重返亚太”

在“10+1”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也开始启动自贸区和货币合作谈判，开始出现“10+3”的东亚合作新趋势。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表现出了经济上的脱美化趋势；特别是货币合作，有可能对美元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挑战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

亚太地区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在美国看来，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然而，在欧洲已经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如果亚洲地区再实现经济一体化，将导致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解体。鉴于此，美国做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并实际介入了中国南海、钓鱼岛的主权争端。美国的介入，挑起了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遏制了东亚国家全面合作的势头。这暴露出东亚合作框架中存在着过于侧重经济和贸易，忽略政治与安全合作的薄弱环节。

在东亚地区曾经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一延续了上千年的区域性制度已经被西方殖民统治所终结。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成立的亚洲新兴国家之间，缺少全面合作的经验，只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逐步探索。在《万隆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政策和“不干预内政”的原则，为亚洲国家平等、和平相处提供了共同准则和行为规范。然而，亚洲这些中小国家如果互不合作，就难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区域地位。正因为如此，东南亚国家组建了东盟，这一与“不结盟”看似矛盾的做法，体现了这些国家面对实际问题而具有的政治智慧。

通过相互合作，而不是引入域外势力来解决区域问题，是东盟国家对西方殖民历史记忆的本能反应。在东盟成立宣言中即有关于外国军事基地临时性和限制性的表述，体现了东盟国家一直有避免卷入大国冲突的愿望。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东盟国家普遍的担心就是要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而导致东亚地区陷入持续的动荡。

亚洲特色的共同体

重返亚太的美国，已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美国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美国除了尚可提供一定的国内市场之外，主要就是提供军事力量。而中国自2010年之后，成为并持续保持着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经历了黄金十年之后，双方期待进入更高水平合作的钻石十年。[1]经济合作的加深和安全方面的隐患，推动中国与东盟开始在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时，在国会发表演讲，正式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表示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此后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多次表示亚洲国家要建设“命运共同体”。

今天的中国，不会再希冀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因为时过境迁，这一在政治上区分等级序列、在经济上有限交流的朝贡体系，既无法适应工业和贸易的全球化时代，更不可能适应金融全球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然而，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提醒人们，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亚洲国家如果不推进一体化，就难以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有可能被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所吞噬。所以，寻求一种亚洲国家普遍受益、广被接受的合作方式，是亚洲国家在全球化世界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求。

万隆会议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东亚地区合作第一波的政治起点；而经济起点，则是以经济率先起飞的日本为“头雁”的东亚国家的雁阵式发展。

组建东盟自贸区，是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第二波。1992年东盟第四届首脑会议提出了建设东盟自贸区的倡议，通过了《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建立东盟自贸区，除了有内在的合作需求之外，也是因为受到了来自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压力。一个有3.6亿人的东盟市场，要比分散的东南亚国家市场更有竞争力。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是，东盟自贸区无论是从体量上还是结构上，都不足以抵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与东盟通过“10+1”合作，建立了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和货币合作机制；东盟和中日韩之间也开始了“10+3”合作，开启了东亚区域合作的第三波。由于中国的加入，引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亚和亚洲东北部地区进入东亚合作进程，出现了泛亚合作的新趋势，正在形成涵盖数十亿人的统一市场和经济共同体。不仅如此，泛亚地区的合作开始超出经济的范围，开始建立维护区域安全的“亚信机制”，中国新近推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把合作范围扩大到基础设施、金融投资、安全合作、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

亚洲的区域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合作有很大差别，亚洲国家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尊重差异性和保留多样性的基础之上。与欧共体以法、德为轴心和标杆的同一性整合、强调法律化和进程的不可逆性不一样，亚洲的区域化是以合作为导向的一体化，不强求一致和整合，而是以真实的合作需求为牵引，循序渐进，甚至允许反复。比如东盟方式、上合模式、东盟“10+1”方式、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模式等都体现了类似的特点。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被亚洲国家视为彼此关系的重要准则。这是因为这些原则体现了亚洲式的国家自律，而不是欧洲靠结盟方式维持大小国家间的均势传统。作为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大国，中国秉持厚往薄来的历史智慧与其他亚洲国家打交道。这种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的古老国家间关系的政治智慧，仍在影响今天亚洲的国际政治。

泛亚区域合作，强调各国平等，尊重文明多样性，大国要承担更多责任，却没有一票否决的政治特权。泛亚合作区不是传统国际组织金字塔式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是平行连接、优势互补的网络节点式共同体。其优势是在完整经济结构、安全保障、政治稳定和规模效应的基础上，通过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不断降低边际成本，把经济蛋糕做大，以此形成引力与合力。泛亚地区国家已然知道，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组建足以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抗衡的区域体系，才能避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体系性榨取和金融收割。这是东亚区域性合作屡挫屡兴的根本原因。然而，亚洲国家的殖民地历史和复杂的文明背景，使其难以像同质化的欧洲那样形成区域共同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地区最早的发达国家——日本，长期扮演着地区经济中心的角色，也一直在设计和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欧盟与北美自贸区的建立，极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这成为推动日本着手建设区域市场的内在动力。然而，由于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缺乏自主权，难以有真正独立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因而无法承担持续推进东亚国家一体化的重任。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日本在外交与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导致它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渐趋冷淡。除了与中国、韩国在历史认识和主权争端方面存在分歧之外，日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在政治和安全上过于依附美国，而且日本从组织和体系上也欠缺基本国策和实现它的综合战略。33在一个区域化政治、经济将引领世界的时代，日本重新选择“脱亚入美”的战略，而不是加入到亚洲地区摆脱全球金融资本支配的历史进程中，实际上是采取了自我放逐式的新锁国方针。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试图建立亚洲自由之弧，形成一个由日本主导的亚太濒海次区域。对于美国而言，日本与英国相似，都是平衡大陆国家的重要力量，是其保持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影响力的支点国家，却不可让其独立行事。而日本的战略构想和行动将受到来自美国和亚洲大陆崛起的双重压力，面临被日益边缘化的前景。

“一带一路”愿景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1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具有基本自足的农业生产和消费体系，有独立的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有完整的科研和教育体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体系，有统一而高效的政治领导和治理框架，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区域的隐性锚货币，因而能够充当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力量。

然而，中国并不因此就要谋求成为区域的唯一中心。在中国看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及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要想拥有能够保障国家独立和人民福祉的经济自立，特别是防止全球金融资本的洗劫，就必须建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网络，而合作网络是多中心结构。泛亚共同体成形的路径，可能是先组成若干个如东盟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再通过次区域间的整合完成区域一体化。

在区域货币体系的建设中，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程度、经济整合水平包括历史文化传统，都不支持采取欧元型的亚元模式。何况，建立亚元的努力在挑战美元体系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导致太平洋地区“美元湖”的崩毁，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前景。在内外因素的制约下，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只能走渐进式路线。应先从建设亚洲国家间货币互换网络开始，推动双边贸易结算的本币化；增加区域国家货币储备，提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应对危机所需的流动性；建立能够满足区域投资需求的中介性金融机构[2]；在扩大经济活动的交往中逐步形成区域关键货币；建立区域货币的组织架构，商定区域货币的制度性框架，最终形成区域货币体系。先解决问题再设立框架，渐进而不激进，是建设亚洲区域货币体系中应该恪守的基本原则。

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与其相关的币缘联系，是当今全球和区域利益分配的重要机制，汇率等问题更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高政治”问题，人们不能仅将其视为货币领域的技术性问题来看待和处理。货币与金融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仅将其视为金融和经济领域问题而都交给银行家去管理，这是政治家们应该高度关注和控制的国家战略问题，也是区域乃至全球的重大战略议题。[3]

亚洲国家之间不仅需要在基础经济领域进行合作，也要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实施高水平的合作，还需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培育互信与认同，推进区域的一体化，逐步建立相互联系、交融的区域货币体系、区域制造体系、区域资源体系，建设跨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目前世界体系中谋求平等地位创造条件，为亚洲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在苏联解体之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战略资产的俄罗斯不断受到欧洲国家的排斥和美国的战略打压，被迫选择了“向东看”的战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重心开始逐渐东移。作为边缘地带大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出于共同的战略境遇，建立起了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主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带动了传统“泛俄”区域的国家与中国的紧密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不仅建立了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维护了地区稳定，也有力地促进了彼此经济发展。通过中—俄的战略合作，“东盟+3”的经济自贸区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共同体建立了联系的纽带，极大地扩大了亚洲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可以预见，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在亚欧大陆正在出现拥有数十亿人口、逐步建立起政治互信、经济互助、安全互保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这类共同体不是单中心或双轴心的结构，而是多中心的平行网络结构。

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原本虽有联系却相互分隔的“泛亚”、“泛俄”、“泛非”等三大地缘板块，由于在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而结合在一起，形成跨洲域共同体，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变目前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甚至有可能颠覆500年来海权国家控制世界的历史。

自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从1971年开始，逐步发展出了两类不同的全球金融市场，一类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传统金融市场，另一类是虚拟资本自我循环增殖的新金融市场。而新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了全球性大危机。危机撼动了美元和欧系货币二分天下的格局，也为走向三足鼎立——给泛亚区域实体经济国家的共同货币留下一席之地。就此意义而言，欧盟与欧元区的建立掀开了改变传统世界金融体系的序幕，而泛亚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是改变既有地缘和币缘格局与体系的正剧。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居于支配性地位，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这种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财富，导致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在金融资本支配美国并通过美国支配世界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美元体系的支持下把世界经济变成了“赌场经济”，美元体系成为控制“赌场”运行和决定赔率的工具。任何国家只要进入这个赌场，便只能接受“赌场资本主义”的规则，难逃被剥削并在政治上受支配的命运。发展中国家的唯一生路就在于摆脱“赌场资本主义”，这就需要在经济、政治也包括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去金融化”。

首先是要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阻止“非中介金融”的侵蚀，防止受到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冲击。由于全球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对美元体系和美国的绑架，“从最深的经济层面来看，美国政府代表着金融资本的利益”，如果美国经济不能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表现为“去美元化”和“脱美化”。从长远看，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将难以健康生存，建立在一个国家威信和霸权上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难以持续。34然而，要推进这一进程却不容易，因为它不仅是经济进程，也是政治和社会进程，甚至还会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威胁。这需要高超的战略谋划、严谨的设计和政治艺术，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泛亚区域合作存在的困难比建立欧盟更大，却也有比欧洲有利的因素。目前的亚洲已经建立起两套互补的经济网络，一套是日本体系，一套是中国体系。这两套体系都具有排斥美国资本的内在动力，有利于阻止美国金融资本在区域取得支配性地位。此外，由于亚洲经济体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性资本积累，为美国带来了制成品及贸易顺差，也是美国资本投资收益和资本项下净流入的主要来源，这对寻求利益的美国是一个制约，再加上中国、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有效遏制美国轻率使用暴力来应对亚洲经济竞争的企图。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大胆创意，其核心是要推动泛亚区域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共同体内部，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经济互补、政治互信、安全互保、文明互容、人员互亲，在合作中增进相互认同，促进综合性的区域一体化，建设起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泛亚合作的外在形式和路径，而建设“命运共同体”则是泛亚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

阿拉伯地区是泛亚区域的重要部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中东曾经是流淌蜂蜜与牛奶的富足之地。如今虽富产石油、拥有巨额的石油美元，却已沦为战乱恐怖之地，成为难民最多的地区。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阿拉伯世界生存下去的前提是，必须把石油财富看成是所有阿拉伯人的财富；阿拉伯世界的唯一出路是，为了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把石油收入投资于阿拉伯世界，以解决人口、土地、粮食和工业化的难题。要做到这一切，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需要在此基础上的长期建设，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成功摆脱资本主义中心通过石油金融工具对阿拉伯地区的控制。不断蔓延的全球恐怖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病，体现了边缘地带对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绝望。然而，复兴需要建设，建设需要合作。泛亚地区国家的持续发展，需要组织化的合作才能实现。

东亚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泛亚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亚洲地区的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阻止全球金融赌场化的进一步侵蚀，防止亚洲成为虚拟经济的牺牲品。中国目前是区域资本积累中心，需要把资本投向区域国家的生产领域，与区域国家一道形成良性的生产性资本循环，摆脱美元体系金融资本的控制，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的冲击。可以说，这是亚洲国家挣脱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金融罗网的一次有组织的集体突围。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创造出比任何单一国家更大的合力，才有可能抵御各个国家均无法分别应对的全球性投机资本，改变边缘地带国家的历史命运。

第三节 北美自贸区与南美洲国家联盟

美国是当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在欧洲。“一战”之后，美国即成为对全球事务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国力达到鼎盛。美国主持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为主要框架的世界秩序，并以这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开启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登上了“一超独霸”的巅峰，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美国精神成为世界的标杆。美国人自负地判断：历史将终结于此。

历史并未终结。欧盟的建立，标志着欧洲决心与美国保持制度性的差异，这是摆脱美国全球化模式的历史性突破。东亚地区在拥抱美式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一体化的进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缓慢推进后，于21世纪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此，美国分别提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两个框架，试图扭转欧洲和亚洲“脱美化”的趋势。有趣的是，这两个框架的提出恰恰印证了美国面临的困境——世界正在脱离美国的整体性控制。

一种前景：美洲的美国

保罗·肯尼迪曾说，帝国的衰落，总在于扩张过度。美国体系从全球转向区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过度的扩张。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支配世界，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富有和强大，都难以持久。

与历史上其他世界性帝国相比，美国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经济的高度金融化。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基本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资本在支配产业资本和美国政府，并试图通过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支配世界。美国体系从全球获取利润的基本方式，就是通过美国的金融市场，最初是通过向世界发售债券进行融资，进而创造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美国创立的这种类似于赌场经济的虚拟金融市场，是以洗劫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市场为目标的金融创新模式。20世纪70年代后的多次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逐步认清了美国虚拟化的直接增殖型金融体系的危害。这些危机的政治经济后果，导致世界各国在经济模式上开始“脱美化”。在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之下，许多国家只能通过区域合作、渐行渐远的方式缓慢地脱钩。

美国最终将成为美洲的美国，原因就在于美元体系的过度膨胀。膨胀的美元，曾经是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而过度膨胀的美元，难以再充当世界的货币，却正在成为会要美国命的大问题。美国经济要重回健康，必须经历一个脱虚向实的过程，恢复实业与金融业的基本平衡。未来的美国，如果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抑制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就可能会走一条内敛式的发展道路，通过扭转资本过度积聚的趋势，解决国内财富的公平分配，使更多普通美国人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以保持持久的经济活力。在国际事务上，美国必须克制对全球事务的干预意愿，改变干预他国内政特别是军事干预的做法，更多地采取与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的方式解决世界治理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伴随美国的很有可能就是美国的邻国。

邻国无法搬走，只能学会相处。与邻国共同发展，是洲域体系时代国家的宿命和基本战略选择。从经济的角度看，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空间距离对国际贸易都存在着巨大的影响。据统计，2 500英里的距离可使贸易降低82%，股本交易下降69%，对外直接投资（FDI）下降44%；如果距离延长到4 000英里，这三组数据将分别上升到97%、83%和58%。35固然，经济学上的距离不是几何学上的直线距离，而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信息穿越空间的难度。36无论如何，美洲国家之间的距离要比远隔重洋的国家更为接近，因此彼此合作也更具有经济性。这一点在北美自贸区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开始向外部转移，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主要的承接地。随着三方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北美经济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在美加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美、加、墨三国通过多轮谈判，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规定分三批取消三国的商品关税：50％的商品关税立即取消；另外15％的商品关税在5年内取消；其余的商品在第6至15年内逐步取消。另外，《协议》对服务、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方面都作了规定，在较为棘手的汽车、农产品、纺织品、能源、运输、文化及环境等方面还专门列了细则加以说明，要求在15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自1994年实施以来，美、加、墨三国之间取消了贸易壁垒，开放了市场，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北美自贸区运行的最初10年里，各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增长迅速，从1993年的3 06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 210亿美元，三边贸易额翻了一番；而直接投资额增加更快，2000年，三国之间的FDI达到了2 992亿美元，是1993年1 369亿美元的两倍多。同时，从北美自由贸易区外国家吸引的投资也在增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形成了一个拥有近5亿人口、近20万亿美元产值、三边贸易额达到数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极。

与欧盟成员基本由发达国家组成，而东亚合作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经济合作进行了尝试。在北美自贸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墨西哥、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与美国互补，加强了墨西哥、加拿大能源生产能力；在制造业领域，墨西哥的人力资源与美国的技术资本互补，使美国将一些缺乏竞争性部门的工作转移到更有竞争性的部门，把低技术和低工资的工作转变为高技术和高工资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墨西哥的加工制造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美国前贸易代表席尔斯(Carla A.Hills)女士在2014年首期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自贸协定，已达成的市场开放程度比任何贸易协定更宽、更深……过去20年里，北美三个经济体之间已发展出高度有效的供应链。加拿大和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每1美元的商品中，分别含有加拿大和墨西哥25美分和40美分的产值。相比之下，中国和日本对美出口商品仅有4美分和2美分。”作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北美自贸区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平均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可以利用三国在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强化各国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也能提高各国产业的竞争力。近几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在商品进口总额还是在出口总额方面都保持了国际贸易地区份额的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在席尔斯女士看来，“当美国政府评估贸易协定时不仅要基于国家的利益，更要考虑区域性的利益。有鉴于此，应该鼓励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组建和扩展北美自贸区，固然有与欧盟和东亚自贸区实现战略对冲的考虑，却也是对洲域化趋势的响应。

北美自贸区的建立说明，即使是美国这样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一的国家，在面对洲域化国家集团的竞争时，也只有通过与周边国家抱团合作的方式才能应对。当资本以国家为单元、依托国家权力工具向全球扩张时，像美国这样的洲际性国家尚可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然而，在出现以洲域空间为承载的资本集团之后，以国家为竞争单元的资本集团就难以占上风，无法保持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正是因为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对美国全球优势地位产生了新挑战，才开启了“区域主义”对全球化体系的替代过程，并推进了北美自贸区的成形。北美自贸区的内部伙伴关系与欧盟内部关系相似，当民族国家开始放松边界对商业与贸易的限制时，此类关系就会促进一体化的大型商业贸易区的出现，甚至催生洲际的政治联盟。

努力挣脱“依附”的南美洲

由于北美与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区别，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总量来看，美国都占据着中心地位，因而美国自然成为北美自贸区的绝对核心，这导致了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的支配性地位。美、加、墨三国发展程度不同，自然禀赋能够互补，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国在全球化的景气周期愿意开放美国市场，让渡部分利益，因而容易获得成功。而在危机时期，当国内保护主义抬头时，不平衡的政治权力格局就会阻碍相互救助，甚至成为强国向弱国转嫁危机的杠杆。实际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并未因加入北美自贸区而摆脱“依附式发展”的模式，依然被固化在区域体系的边缘地带，甚至连加拿大也在担心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附庸。这一切使得北美自贸区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欧洲共同体的进展，也无法包容拉丁美洲国家。

在北美自贸区开始运行之后，1994年12月美国在迈阿密召集了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会国家囊括了除古巴以外的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34个国家。会上通过了《原则声明》和《行动计划》，决定在2005年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如果美洲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将形成一个包括34个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的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道构成全球贸易和投资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历经20年，却依然在议程和框架层面上停滞不前。从表面上看，阻碍主要集中在成员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农产品补贴、反倾销、劳工保障等细节上；而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极力推销“华盛顿共识”以确保获得更加开放与透明的规则，对南美国家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让这些发展中国家感到美国试图剥夺它们在主权保障下残存的竞争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认为，美国“喜欢的模式就是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南美国家，并夹带大量与贸易无关而且强逼这些国家接受的事务。这对于巴西这个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幕后领导势力来说无法接受，因为该国只愿着眼于贸易事务。巴西前总统卢拉……拒绝在贸易协定和体制中涵盖劳工标准。而美国在南美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将该区域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集团，这种状况也可能在亚洲出现”。而美国之所以坚持这么做，是出于“唯利是图的贪婪”。

2004年，美国先后与智利、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2月，南美国家开始联手另起炉灶，把“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国家集团”结合为“南美洲国家联盟”。而2011年12月成立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更是将美国排除在外。北美与拉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严重裂痕的原因是，美国不愿意改变与拉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不愿意真正帮助拉美国家突破“依附性发展”的困境。因此，反美成为拉美左翼的坚定信念，他们坚信“如果耶稣活着，他会是一个游击队员”37。

在2015年召开的第七届美洲峰会上，美国与古巴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在“繁荣、平等和合作”的会议主题下，奥巴马政府与委内瑞拉、巴西和古巴开启了美洲合作的历史周期。有媒体乐观地评论，20世纪充满对抗的美洲终于死去，合作成为美洲不可逆的进程。38我们尚不知道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改善和对南美国家表现的合作意愿，是奥巴马政府的政治策略，还是出于对世界大势变化的认知，不知道在美国“否决式政治”环境下国会能否批准政府的政策，也不知道奥巴马的继任者是否会延续这一重大的战略选择。同样，难以准确预计的是南美洲国家摆脱依附的进程是否会发生逆转。然而重要的是，美洲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合作的大门已经开启。

第四节 以统一货币为纽带的洲域共同体

如何辨认并划分区域，一直是地理学研究中的难题。用经济功能作为指标来划分自然区域，是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不仅地理学家如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包括军事家们也会以经济联系来研究一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认识金融化时代的世界，人们需要学会用货币体系和币缘联系的方式来区分区域。

建设币缘圈的动力

“币缘圈”是指，若干国家以统一货币为纽带形成密切合作关系的空间区域。在实物货币时代，金银等贵金属充当着国际货币，货币联系主要体现在贸易领域，当时的货币区实质上就是贸易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在货币领域的博弈，主要围绕贸易即坚持还是取消“帝国特惠”之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推上世界核心货币位置时，支撑美元地位的还是靠美国储备的大量黄金。随着贵金属逐步被剔除于货币体系之外，国际货币渐渐演变为信用货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选择什么货币作为自己的贸易结算工具和储备货币，除了有经济和政治包括安全上的考虑外，主要是基于对这一货币的信用判断。采用哪种货币，就代表着更相信谁的信用，也意味着与谁保持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除了经互会组织的卢布圈之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地使用美元，美元成为能在世界流通的关键货币，并建构起了一个美元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与美国是最强大的经济体，是世界贸易中的主要产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能力紧密相关，也与美国可以提供满足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所需要的流动性有关。这使得世界大部分地区被纳入美元体系，形成了庞大的美元圈。这说明，货币区的建立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涵。即使在货币区内部，权力的分配也是关键性的因素。“特里芬悖论”所揭示的美元困境，实质上是美国货币霸权具有无法解决的矛盾。蒙代尔的最佳货币区概念，给希望摆脱美元霸权的欧洲人提供了货币学的理由。富有远见和策略的欧洲政治家们，合理合情地创造出了美国人也难以公开反对的欧元和欧元区，建立了以统一货币为纽带的共同体。

欧洲国家另辟蹊径开启了通向欧洲超主权货币——欧元的道路，推进了欧洲独立于美元体系的进程，有效分解了美国的全球货币霸权。欧元的设立，建立起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共同体和币缘圈，为欧洲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创造了条件，这不仅是经济选择，也是政治和社会选择。尽管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欧洲模式是否能够最终成功，但可以确定的是，要想摆脱美国金融资本的支配，人们必须建立能够独立运行的洲域币缘圈。

如果今天以币缘视角从高空鸟瞰，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体的美元币缘圈，世界有70%的区域笼罩在美元的绿色阴影中；而余下的区域则主要是以欧元为交易货币的橘色币缘圈，根据“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念建立的欧元区有2/3的贸易在内部进行，39欧元债券和金融产品已经成为美元金融资产的全球竞争者，在欧洲大陆和全球其他部分地区形成了以欧元为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欧元币缘圈。泛欧币缘圈与环太平洋区域的美元圈一道，构成了一幅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全球格局新图景。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幅图景，会给人们不同的观感。

从全球的角度看，国际政治正在回归地区。币缘圈图景不是单一货币体系的进一步扩张，而是全球主导货币体系的裂变——这两个币缘圈是从美元体系的框架下裂变出来的不同经济圈，是原本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体系，受到新生的区域货币挑战，被迫让出了部分利益和区域，体现了全球美元体系的收缩。这一刚刚开始的收缩进程，将会在未来裂解出多个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将形成新的币缘圈，成为全球币缘的新主体。

若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币缘圈则是国家货币区的扩大与提升，欧洲一些国家通过联合与合作，缔造了超越国家货币的区域货币，改变了在单一国家货币体系时期只能受制于美元体系的被动局面，抱团的欧洲不仅扩大了经济规模，也有了权力性质的变化——有了制衡美元的条件。未来世界的力量新中心，将突破以主权国家为力量和利益的传统主体单元，而是由与欧元区相似的币缘圈组成的共同体。这是因为在全球资本面前，单一国家无法抵御被洗劫的命运，除了组织起来别无他法。

从区域的角度看，币缘圈则是聚变的结果，是洲域不同国家通过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实践的推进，形成了以统一货币为经济、政治和安全纽带的共同体。这种收缩、凝聚与扩展交织的复杂运动，是币缘圈得以诞生的因由，也是区域币缘发展的动力。

在1997年9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金管局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说：“亚洲总的外汇储备的80％以上，共计6 000亿美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北美、欧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在为发达国家——特别是为美国——提供资金，解决预算赤字，但是同时，亚洲却需要通过国际对外投资，吸引外来资金进入亚洲地区，而对外投资的不稳定性是亚洲经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动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甚至认为，亚洲经济国家的资金在为非亚洲国家的对冲基金提供资金，而正是这些对冲基金扰乱了亚洲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这种看法可能不够友善……但本地区金融中介的有效性确实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正在阻碍长期收益转为长期投资。”40这种荒唐的“穷帮富”现象，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金融资本这种吞噬一切的贪婪本性，也是区域国家建立币缘圈的推动力。

任何单一国家在面对控制全球核心货币，有庞大而完善的金融市场、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拥有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评估权和强大军事力量维系的美元体系时，在经济竞争、政治博弈或安全压力下往往处于劣势，因此只能被迫采取依附性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还会不断受到美元体系内在缺陷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处于全球资本体系中依附性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改变不平等的权力秩序，就需要与发展程度和规模相当的国家结成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对均衡的力量，争取平等地位。不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便不可能掌控生产与交换的主导权。对实体经济国家来说，组成币缘圈是制衡全球金融霸权的有效手段。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通过合作建立超国家的币缘圈，可以使国家在面对洲际性霸权国家和全球金融霸权体系时不再势单力孤，同时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收益。这既是趋利避害的选择，也是促进国家发展上台阶的战略举措。

币缘圈共同体的前景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专门论述了“洲际化”趋势，在他看来，“洲际化”时代是对全球化的接续，是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转变的开始。这一敏锐的预见，超越了“洲际化”进程的现实。

对组成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国家来说，它们依然需要在特定空间中存在，地理空间的接近仍然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条件。面对金融全球化的现实压力，“洲际化”在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解决生态问题或建立生物圈，而是要通过合作形成足以抵消金融霸权的能力。为确保具有这种能力，许多国家有可能跨越洲域的地理限制，形成泛洲域或跨洲域的共同体和币缘圈。金融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形态，导致在今天世界政治大棋局的博弈中，币缘政治将与地缘政治一道成为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关键性因素。

据欧共体走向欧盟和欧元区的经验，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形成需要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最初是在煤钢联盟的经济基础层面合作中建立信任，进而扩延到贸易、关税和生产领域，包括通过空客飞机的研制形成全产业链整合，再推进到边境管理等政治、安全领域，最后进入货币领域。通过在货币领域的一般合作，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币缘的中介作用，通约利益和交换价值，化解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休戚与共的机制与制度性联系，创造持续互动的基础条件，在无数交换利益的实践中培养和巩固认同感，逐步走向超越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构建洲域共同体和币缘圈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自主政治意愿的经济活动，也是在经济合作中促进彼此政治认同的进程。

相对于开放的全球体系，无论是洲域共同体还是币缘圈都是相对封闭并能长期运行的经济体，这意味着它们是一个比较完整、具有一定的内敛性、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是可以谋求与外部世界平等地位的开放经济体。以现代经济体系的框架衡量，币缘圈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它拥有能够满足发展需求的资源体系、相对完整的制造体系和能够提供有效流动性的货币金融体系。除了这一基本的三元结构外，币缘圈还需要通过多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建立解决内部矛盾的机制和集体安全框架，要通过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彼此认同，走向区域共同体。组成洲域共同体的目的，就是各国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形成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优势，实现自身稳定发展和提高全球竞争力。

主要着眼于经济和货币功能的最佳货币区，注重区域内部的经济开放性、劳动力自由流动、各国均有多样性的产业，因而能够做到通胀水平一致、资本自由流动、具有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可见，最佳货币区是经济水平接近、产业结构相似，侧重于发挥货币经济功能的一种理论设想。而币缘圈是在实践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它有规定条款却也有弹性，能够包容发展水平的差异，不求一国经济内部的完整性，注意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强调彼此认同，突出协调与合作，它是主权国家组织起来应对全球金融资本扩张的产物，具有浓烈的国际政治色彩。

与单一国家比较，币缘圈具有显著的规模效益，更多的空间和人口意味更大的统一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可以支撑教育科研体系的发展、可以加快基础建设和投资的回收；统一的安全框架不仅可以有效抵御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军事压力，还可减少安全开支，消除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人口可以更多更便捷的流动，促进服务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扩大的规模降低了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为区域国家带来共同的综合性社会收益。总之，币缘圈是在统一货币体系内，获取各种资源、各种制成品和包括安全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的发展空间，是可以与其他主体实现互惠式交换的超国家主体。

各区域有各区域的特点，建设币缘圈共同体的路径难以一致。欧洲国家之间大小接近、发展水平接近、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法德轴心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向心力，建设欧共体的进程是一种“同一性的整合”。而更具多样性的亚洲目前采取的是“竞争导向的一体化”，原因主要是亚洲国家体量相差悬殊、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大、历史文化背景复杂、缺少公认核心而只能采取次区域组团的方式，加之美国担心亚洲合作可能导致脱美化，因而反对亚洲区域的经济整合，特别是反对货币与安全的合作。2010年后，美国确定了“重返亚太”的战略，强化美日、美韩、美菲、美澳新同盟，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阻止东亚共同体和币缘圈的出现。

然而，通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组建亚洲共同体和币缘圈，就无法抵御全球金融资本的洗劫。金融资本利用美元金融霸权的盘剥，迫使人们尽力挣脱美式全球化体系。美国不受监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本加剧了边缘国家经济上的脱美化趋势，即使遭到美国经济封锁、政治打压以及安全威胁，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都会这么选择。在全球金融化的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的脱美化是关键。建立共同体和币缘圈的核心，就是要实现金融独立。没有金融的独立，就无法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就不可避免会受到金融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就无法摆脱边缘地位，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真正一极。

以长远的眼光看，泛亚区域拥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庞大的消费市场，有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货币金融体系，应该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共同体和币缘圈。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如今的亚洲，还在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域外、金融与实业、经济与安全等诸多矛盾中纠缠，需要更多的耐心与创新，包括在基础建设、投资融资、产业链合作、文化交流以及金融货币领域的创新。例如，资源型国家可与制造业国家就基础资源供应和销售进行协商，以资源历史均价确定价格浮动的区间，通过“影子期货”的方式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并分担和分享由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与收益。41

从全球历史的视角观察，币缘圈共同体既是全球体系的收敛，又是国家体系的扩展；是能量聚积的过程，也是肌体生发的姿态，它能让陷入全面危机的世界旧体系有序地解体，为随之到来的全球新秩序做好铺垫。

第五节 从国家体系到洲域体系

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是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所有参战方筋疲力尽后的政治妥协。200名具有平等地位的代表，在经历了会场与战场交织的讨价还价之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用国际法固化了大家认同的结果：彼此承认和互不干涉。

和约规定，各签署国拥有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国家无论强弱一律平等。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多元文明、具有普遍接受的规则，建立了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原则，对人类社会的日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42

超国家共同体的趋势

主权国家摆脱了旧式神权和传统王权，成为一种颇为适应资本主义成长的新型人类共同体。它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保障，也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基础，主权国家成为保护资本发展的最大空间容器。在主权国家之外，就是丛林世界。

资本的持续积累需要主权国家增强中央集权和国内控制，这一需求在强化国家权力，使主权国家具有成为霸权国家的内在动力。与加强中央集权并行的社会进程之一，就是把在一定政治空间生存的人们塑造成具有文化同一性的民族，排犹、驱逐新教徒的血腥过程像养料般滋养了文化同一性之花，而最终催熟了欧洲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之果。43

日益强大的欧洲国家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逐步推向了全球，也把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变成了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基石。现代主权国家对复杂的、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起的协调作用，及其为本国民众提供的社会契约式的安全保障，使得建立强大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世界各地人们追求的目标。到2013年，加入联合国组织的主权国家达到193个。基于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在其创立350年后达到了顶峰。然而，在主权国家已经普遍成为世界秩序基础单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却开始让渡曾被视为“神圣”的主权，组织起超越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而最早出现主权国家的欧洲，竟然是这一潮流的弄潮儿。

面对这一变化，人们需要做出判断：在长周期、大历史的框架下，洲域共同体会是与主权国家体系那样绵延数百年的洋流，还是只是短暂翻腾的浪花？它是人类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长久设计，还是一种应对短期挑战的策略性反应？实际上，人类历史上存在许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例。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是一场数十年混战后无可奈何的结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独特妙处是，一国只要接受了主权国家的最基本原则，就可以在保持自己政治、文化、宗教特征的情况下加入国际社会，并得到国际秩序的保护。这是日后主权国家体系得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一个看似没有实质性规定的无用体系，恰恰可以在需要模糊空间的国际秩序中长期发挥着作用。与之对比，那些条款清晰的和约，在力量格局变化之后就往往失去了作用。看来在解决世界秩序难题时，需要有以无用为大用的智慧；在解读历史事件的时候，也需要这样的眼光。

细究起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的起点是打破旧式王权和宗教的一统，承认欧洲国家的多样性，却又促进欧洲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它确立了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却赋予主权国家追求霸权的内在动力；它为和平目标创立了均势机制，却使欧洲为恢复均势而不断陷入战争。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重在保障资本在一国之内积累的主权国家体系，难以适应资本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寻求力量和利益极化的帝国，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一样，都具有挑战均势的本能。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真正地独立生存与发展。建立洲域共同体是主权国家抵御全球资本的护栏，也是一条开辟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路，尤其是一种防止边缘地带国家沦为剩余价值永久提供国的有效方式。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参加一个或数个区域、次区域组织，来避免国家的倾覆。

这是一个合纵连横的时代。只是今天的国家目标，不是为了在战争中互保，而是为了组织化的合作发展。最近英国组织脱欧公投，充分体现出英国的歧路之难：是让渡部分主权加入欧盟，还是游离在外保持充满争议的孤立，抑或以英联邦为基础，重建英国主导的超国家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曾经的世界大国也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目前在规模决定国家地位的世界上，英国有可能重新开启英联邦框架下的超国家合作，尽管这笔大英帝国的遗产在今天是否能够兑现仍是一个问题，但不甘心就此沉沦的英国只能走超国家合作的道路。可以判断，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全球金融资本的压力下，组织起来已经成为主权国家的新选择，建立超国家共同体正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洲域体系间的博弈

资本具有不断积聚财富的本能，这一本能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对权力的极端控制欲和攫取权力的行动。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资本攫取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通过体系化的力量，因此维持全球霸权就成为资本帝国不懈追求的目标。

全球霸权是资本帝国的圣杯，是其维持积累的必要条件，而最终也成为它衰落的原因——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凭自己的力量长久地维持世界性霸权。在获得霸权和走向衰落之间，霸权国家总是想方设法地集中财富和权力，这表现为一种极化的过程。44从1648年的葡、西、荷、法、英国的中心，到1900年只有德、俄、美、日等极少数国家幸运地从世界边缘走入世界中心，而大部分国家只能继续在欠发达水平的边缘地带挣扎。正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那样，其他国家的欠发达，恰恰是发达国家能够发达并保持发达的条件。

当权力与财富越来越集中，边缘地带的国家和人口就越多，甚至原本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也有被边缘化的可能。中心持续争霸，边缘在不断扩大，使极化结构的全球资本体系愈加脆弱。

20世纪上半叶，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争夺全球体系的主导权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不同资本体系排他性最大化的极端体现，结果却创造了新的力量中心——处于欧洲中心边缘的俄国经过社会革命，演变为新的国家主体——苏联。苏联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政治形态，而且在于它创立了一种以公共权力干预经济事务的模式，并因而能够快速进行生产性积累，建立足以与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分庭抗礼的新力量极。从20世纪中叶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反体系力量，与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竞争。这一被称为“冷战”的状态，在两个力量极之间留下了广阔的中间地带，孕育并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共同体等反体系力量的形成。45这一广袤的区域，被毛泽东称为“第三世界”。

在一个资本和财富无限趋向集中的极化世界上，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抑或南美洲国家或非洲国家，任何一个单一主权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性，都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历史宿命。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实践经验看，要改变资本体系为“刀俎”、民族国家为“鱼肉”的命运，只有通过超国家的合作，才可能夺取一线生机。

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败，原因主要不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而在于两个体系的差距。集中于东欧一隅的经互会组织，难以与美欧主导的大西洋及亚太地区的大半个世界进行体系化竞争。与有数百年历史、千锤百炼的大西洋体系比较，经互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得的势力范围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一个等级化、同质化、缺少有机联系的僵硬体系，难以包容其他新兴国家的融入。所以在美国把沙特这样的石油生产国和日本等国均纳入西方体系的时候，苏东体系在与美欧体系的竞争中，就只能甘拜下风。在不同体系的竞争中，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规模是综合能力的基础。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苏联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金融化之后，对国家利益和力量形态的改变，因而没有把货币金融领域的博弈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尽管如此，这一以建构新体系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曲折历史，却为未来的反体系运动指明了通往成功的方向。

一个国家包括一个小的地区体系，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发展下去，先要按照自然法则形成足以抗衡主导体系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结盟是一种古老而便捷的方法。在欧洲主导世界的时代，通过传统结盟维系的均势体系是保障欧洲稳定的政治设计，其有一定效果却难以持续。启蒙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处于自然状态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求本国的绝对自由，结果会陷入“人类坟茔遍地”的野蛮状态。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各共和国自愿组建一个联邦，“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政治安全体系”46。康德的设想，一直到欧洲成为世界次中心的时候才得以实践。欧洲从1950年的煤钢联盟起步，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在苏东集团刚刚瓦解之时，欧洲就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全面推进欧洲的联合。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联盟，为了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经济利益，主权国家向洲际性政治同盟让渡部分主权，以实现欧盟范围内的合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欧洲的联合是对全球资本力量过度集中于美国的反制，就此而言，欧盟是对苏东体系的替代。欧洲国家通过组建欧盟——欧元区，来平衡美国对单个欧洲国家的压倒性力量，以维持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已经岌岌可危的次中心地位。

洲域体系要与全球体系抗衡，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需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有独立的政治体制、货币和金融体系，有高效的科研教育体系，有维护自身安全的决心与能力。除了上述属于力量范畴的因素外，洲域共同体要在世界上生存发展，并对全球事务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还必须有道义和利益的双重感召力，既用共在共享的道义来“协和众国”，又通过各国间互助互利，让参加洲域共同体的利益大于居于全球霸权体系之中或游离于外的利益。47

如今的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驱动的全球化，只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一个阶段中的一种模式。当单一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无法为资本长期积累提供持续保障的时候，调整或改变世界秩序就成为资本的理性选择。多样性取代单一性、洲域体系取代主权国家体系，正是全球化历史的新趋势。如果说，当年美国体系的兴起是由于全球资本的簇拥，那么，其最终的衰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全球资本所抛弃。为了自身利益，美国不断通过制造全球危机的方式向美国驱赶资本，全球资本遗弃“危机制造者”美国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对全球资本来说，维持一支庞大美军和全球基地网络，经年不断的战乱，冒着世界大国互相摧毁并威胁全球安全的风险，是一种过于高昂的代价。而在冷战中萌生，在冷战后逐步成形的欧洲模式，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的模式。冷战的结束，导致了传统大西洋欧洲的终结。在新戴高乐主义影响下的欧洲，不再是那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自由的西方世界的欧洲，而是由诸多毗邻国家组成的欧洲，是提倡国家平等、保持民族多样性的欧洲。48英国脱欧所体现的是洲域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却无法逆转超国家合作的历史趋势。

历史上存在朝贡贸易关系的亚洲，在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印痕，不仅影响了近代亚洲国家进入世界体系的轨迹，也为其实现后来居上创造了条件，更为世界体系的演进提供了东方式的选择。

近代以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而在东亚长期存在着超越国家的“地域经济圈”49，这种在国家与世界之间的地域圈，曾经是、还可能再次成为全球舞台的重要主体。介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亚太地域经济，在纳入全球体系之后很快便焕发出足以影响世界的新活力。亚太地区在世界的影响力，或许是对数百年西方冲击的反作用力。而这个巨大的反作用力，正在参与对未来世界的塑造。

合力塑造历史

除了全球资本的转向和亚洲的反应，改变历史进程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发展中国家争取改变自身边缘地位的努力。面对强大的全球资本及其代表国家，无论是传统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只能通过合作才能予以抗衡。欧洲的联合与泛亚区域的合作，以及与之对应出现的北美自贸区和南美国家联盟，正在合力瓦解单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

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改变了全球秩序的基石，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发生变化，超国家的洲域共同体作为新的、更有分量的基础单元加入到全球社会之中，与主权国家一道成为建构世界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世界将是多种资本成分、多种社会组织方式、多种文明共在并存的世界。而能源、通信等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这一历史趋势的重要力量。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和通信媒体促进了国家市场和民族国家政府的形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通信媒体和基础结构将会超越地理的限制，各大洲将会成为经济生活的新舞台，当前的经济转型就是由全球化转向洲际化，商业和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将在洲际市场上实现，而洲际性的政治联盟将成为新型治理模式。这导致了从全球化向洲际化演变的新趋势。

毫无疑问，洲域共同体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经济、政治概念。洲域共同体是一个超出了国家地理空间范围、超出了国家经济框架和政治秩序的社会共同体。它的范围涵盖甚至会超越地理上的洲。空间概念只是洲域共同体的表层。作为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其核心都是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组织方式，也就是他们将如何组织生产、如何生活、如何成为彼此认同并能友好共处的共同体。洲域共同体不只是在特定洲域中的主权国家联合体，也是未来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新主体。

从初步形成和正在成形的洲域共同体的经济结构看，它至少要拥有足以支撑自身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拥有相对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拥有能够配置经济资源的金融服务业。为了保证经济活动和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它还需要有足够的人口和培养后备劳动力的教育体系、完整的科研体系和保障发展所需安全环境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少不了相互包容的文化、能够化解矛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与以往主权国家体系中的国家相比，洲域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特征——“单个国家不再独自行动，而是在地缘上形成紧密联系的共同市场，这个共同市场以经济互补性能够保持该地区在粮食、武器和重工业等关键必需品上自给自足为特征。”这些不同于传统主权国家的行为体的出现，已经在冲击似乎普世的自由放任、无政府或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并开始构建区域内广泛合作、相对自给自足和政府加强管理的世界秩序。50

长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体。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洲域化的共同体和币缘圈将成为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单元。未来世界的可能前景是，主权国家将继续存在，但不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唯一主角，超国家的欧共体、泛亚共同体、美洲共同体及相应的币缘圈将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板块。无论在地理空间还是在经济上体量更大的洲域共同体，将拥有更强的综合能力，包括核力量，这会极大地提高彼此使用暴力的代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以军事力量进行经济剥削的冲动，这与超国家间的合作示范和币缘的中介作用一道，使洲域共同体成为推动新一轮更公正的全球化体系的新主体。

洲域共同体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新体系的主体，历来在世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将让位于“洲际政治”；以往国家之间围绕地缘政治的竞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全球与区域的币缘政治博弈。因为，在推动金融全球化时代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当代币缘是隐藏在深处却至关重要的因素。

[1] “钻石十年”的说法源自李克强总理2014年在第十七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2] 2015年建立的亚洲投资银行就是这样的金融机构。

[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克雷孟梭曾经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不能交给将军们去管。今天的货币与金融问题，同样甚至更加重要。

第七章
多元共生的全球体系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孔子《礼记·礼运》

从欧洲起源的资本主义方式，通过不断地扩张，创立了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世界体系，逐步将全球纳入到一个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统一体系之中。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无远弗届，已经达到了空间的尽头。以往通过新的空间扩张即可向外部转移危机的做法已然失效，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裂变期，围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心圆式的一体化进程开始逆转，曾经趋同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多元。

目前，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超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分享政治权力的洲域组织，这是趋向于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多元世界体系的胚芽。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的国际社会，正在向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全球体系发展。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币缘理性可以提供多文明交流交融的智慧，而币缘将在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利益鸿沟上构建起平稳过渡的桥梁。

第一节 走向多元的全球化

“现代世界体系”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世界体系。作为人类通过交流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历史过程的全球化[1]，它伴随着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发端于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建立了以维持主权国家间均势为基础的秩序，在经济结构上则以优先考虑资本持续积累为特征。1这一体系经过数百年的扩张，摧毁了世界上同时平行存在的其他所有体系和秩序，覆盖了全球。2在经历了500年的持续扩张之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始衰落。由它推动并主导的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而这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周期律在当代的一次显现。

全球历史的悠远长调

人是社会生物。人们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形成社会，交流使我们成为人类。交换样式与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共同基础。3所谓全球化，就是分布在各地域的人类通过彼此间长期的交易、交往、交流活动，逐步交融走向全球人类社会的长期趋势。人类交往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规律。

从公元前3500年起，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长江等四个不同区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形成了彼此间有广泛联系的河谷文明时代。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相信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 000年之久。公元前1700年来自草原地带的新文明入侵了中东地区的河谷文明，在被摧毁的河谷文明基础上，孕育了世界性的新文明。

基于地理环境，早期中华文明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却也同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程。从上古炎黄之争的传说中，依稀可见两种不同文明竞争与融合的过程。4夏商周朝的更迭，春秋战国的失序，到秦的一统天下，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复杂演进史。许倬云说：

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把若干相互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是一个复杂系统，当其逐渐失去调节能力，无法应对环境挑战时，就将由盛转衰。5

人类的文明无论大小，最初的起源皆是血亲氏族部落。有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在于其生命张力与外部因素的积极互动。中国殷朝以前嫡庶不分，实行兄终弟及继承制，不利于财产积聚与家族世代的延续，也不利于形成超族群治理的政治架构。周朝实行父子相承和嫡庶制，衍生出宗法制、封建制和君臣名分关系，形成了中华礼制的基础——周礼，导致了氏族制的文明化。奉行以血缘位置决定政治地位的周礼，以嫡长制规定了王与诸侯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明确了诸侯与家臣、宗家与分家、贵族与庶族的关系，将单纯的亲缘性制度发展为一种等级政治制度，这更有利于对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的有序治理。到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血缘身份秩序受到新生社会力量的挑战，最终是实力原则压倒了血亲原则——有能力的伙伴比兄弟更加重要，这一选择孕育了人类文明的大进步。经秦汉统一中国而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一次新的制度飞跃，殷周革命建立嫡长制和封建制被官僚制和郡县制所替代。6而这一制度的建立，为中华文明在广大地理空间上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也为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性大文明奠定了基础。

凡大文明，都需要拥有足够其成长的地理空间，更需要有和其他文明相遇融合的机遇，也一定会经历诸多文明之间“打破你我，用水调和，我的泥中有你，你的泥中有我”式的融合过程。7在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以两河文明、尼罗河、印度河和长江—黄河文明为轴心，形成了农业文明的中心地带，开启了农业的全球化时代。8农业文明作为在相当长时间里的主导文明，常常会辐射、吸引和融合边缘地带的其他文明，而边缘地区的文明也时常会挑战中心地带的主导文明，更能经受住内外冲击、更能做出适应变化的文明才能延续发展，而单一或迟暮的文明则被吸纳，成为镶嵌于新文明之中的碎片或融合为其中部分。这种弱小与强大、边缘与中心、野蛮与文明的转化并无一定之规，历史在文明的演化中展示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亚历山大从小小的马其顿发起东征，打败了强盛的波斯大流士帝国，推动了希腊文明的传播；颇具历史主动性的汉武帝通过遣使西域，驱逐了与汉力量相当的匈奴，使中华文明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亚洲大陆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编织起涵盖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崛起于安纳托利亚西部小公国的奥斯曼帝国，成就了泛突厥和泛伊斯兰势力的数百年辉煌。不同的文明与国家，通过战争与贸易，在血流成河与锱铢必较的交替中构建起了各自的天下。霸权的转移，只是这种潮涨潮落式变化的政治印痕。其中深藏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着全球化的性质，那些创造并引领生产方式变革的国家，才能充当文明进化动力和全球历史的书写者。

农业经济是一种具有自给自足特性的经济，在开垦土地和种植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时间，与游牧经济或商业经济相比，虽缺少张力却具有内在的韧性。在农业经济体中，市场居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商业只是主体经济的补充。远程贸易的规模和影响力受到交通工具的局限，这决定了主要从事贸易的民族和国家在农耕时代的边缘地位。具有机动性优势的游牧民族在人口规模上无法与农耕国家相比，因此当其凭借军事优势占领并统治广袤土地和人口之后，往往会被拥有更多人口、更高生产力水平，也更加稳定的农耕文明所改造与同化。这些在短时期占据军事优势的游牧民族，宛如划过天空的流星，无法长期主导历史的走势。在农业经济时代，那些拥有庞大水利系统、以农为本的国家，比游牧民族和崇商国家具有更稳定的经济基础，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口和积累更多财富，在文明传承上也更具有连续性和建设性，在农业全球化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不断征服或同化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占据了主体地位。9以今天的眼光看，延续数千年的农业全球化时代也许有几分沉闷，然而，非厚重无以积累财富与文明，人类社会就是迈着厚重的脚步，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

农业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使得人们可以超越史宾格勒的欧洲中心史观，超越汤因比的人类文明不可能存在一条共同历史长河的结论，把世界体系作为整体来认识。在人类的世界体系中的确有一条共同的、整体性的历史长河，这条长河的文化起源和过程具有多样性。文明多样性带来的消长律动，总在推动人类社会从疏离走向集聚、从隔绝走向连通。到公元200年前后，欧亚大陆和大部分非洲地区的不同文明之间通过相互交流，超越了人类原始群体的范围，形成了紧密的文明网络体系。这种新网络不仅将帝国的乡村与城市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把相距遥远的各个帝国连接了起来。在美洲大陆，也存在着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情形，墨西哥美洲的文明中心和南美洲文明中心各自形成了都市网络体系。这些交通与经济网络不仅奠定了全球化的基础，也为全球化准备了文明多样性的发展途径，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文明发展和保持多文明网络的畅通与运行中，货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不难想见，用易物的方式很难在跨地区之间进行持续的交易。铸币与用各种实物包括贝壳、包裹着牛皮的青铜等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物品相比，具有标记明显、体积轻巧、便于携带和易于储藏的特征，可以便捷地流通，因而很快被人们接受和采用。货币自诞生起，它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在贸易和经济领域，还对人类广泛的交往与交流——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10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西亚和埃及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远程贸易冲破各种政治和文化的阻碍，逐步形成了亚欧大陆的商业交往网络。

货币化的交换，促进了分工与合作，推动着市场经济和区域市场的形成，也推动了农业全球化的进程。交易促进交往，形成了币缘——这一由货币交换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币缘使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交集，增进相互了解，进而产生信用，帮助人们学会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利益的通约与交换，促进了区域分工，延续了文明间的交往。币缘为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坚韧的纽带和持续反馈，彼此间的矛盾冲突、竞争乃至战争，可以影响却无法彻底中断贸易往来和利益交换，为人类社会千回百转的全球化进程保存了内在的张力。

在沃勒斯坦看来，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个世界性的帝国，甚至同时存在着“世界诸体系”（world-systems），譬如印度洋体系、中华体系和地中海体系。在这些体系的不同帝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彼此间还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然而，受到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无法维持超越奢侈品交易的大宗贸易，也难以保持人们之间的频密交往。1250—1350年，欧亚大陆有8个地区保持着相互关联。11这些平行存在的“小世界”，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互不统属，文化上各美其美，彼此间保持着时断时续的交往，以“烟村四五家”式的田园牧歌图景，分布于广袤的世界。这是与农业经济依赖于土地和季节性特征相适应的全球化模式，基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的农业生产，既没有在广域范围内形成紧密联系的需要，也不具备建构能够覆盖全球，具有共时性特征的世界性网络的技术基础。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历史上颠覆中心的变化，总是从边缘开始。道理无非是穷则思变。处于地中海边缘的热那亚城邦，联手同样地处边缘的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开始寻找通往东方的大西洋航线，以摆脱共同的困境。热那亚的城邦资本滋养了十字军精神，确保了伊比利亚人在宗教热忱下能够不计成本地冒险扩张；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城邦资本还资助了文艺复兴，让教廷、王室与贵族能够体验高雅品位，知道与最有偿付能力的商人阶级进行联合的好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与热那亚商人阶级的结合，使得伊比利亚半岛人改进出了一种可以利用各种风向航行的三桅船，这种能够横渡大洋的三桅船成为勾连起全球经济网络的织针。随着“大洋航道”的开启，12特别是可以进行大宗商品运输的船舶的出现，原本处于不同大陆上的世界各经济体可以超越海洋的阻隔，而受制艰难路途的大陆国家也有了新的通途，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网络。

世界逐步从大陆时代进入海洋时代。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大陆转移到了海上，全球各主要地区的经济活动突破了区域性内部循环网络，开始围绕着一个大三角在运行：欧洲人把非洲的奴隶运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银运往欧洲和亚洲，换取亚洲商品再运回欧洲。这是欧洲人发现的一种可以让资本不断增殖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不需春耕秋收，甚至也不依赖于凶吉难卜的长途贩运，其核心就是以贵金属为载体、以海运为渠道的全球资本流动。

西欧为什么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先进而是由于太落后。正是蛮族的一次次入侵，把西欧帝国复兴的一切可能化为泡影，也为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13在沃勒斯坦看来，由于领土、国家、教会和蒙古人——这四种力量不可思议的同时式微，致使谨防资本主义进入欧洲的大门洞开，由此资本主义“溜进”了欧洲。因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欧洲首先感染，再向世界传播的一种疾病——从病理特性上看，追求连续不断增殖的资本更像病毒。

这一新的积累模式产生的经济剩余和耗费方式，创立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一个由王权统一的大市场，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成为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新阶段。“航海大发现”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为不断积累的资本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资本在欧洲地区积聚，需要形成更大的统一市场来容纳与运行，资本的需求与渴望扩张的帝国王权结合，成为摧毁欧洲城堡领主小市场经济和破碎化政治传统的力量，迫使欧洲开始改变，以适应资本积累的社会进程。正如艾伦伯格所说，“不是波多西的银矿，而是热那亚人的兑换会，才使得菲利普二世有可能在几十年里实施他的世界霸权政策。”（引自kriedte 1983:47）热那亚资本家通过投资大航海，获得了物质扩张的好处，又利用在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物质扩张时期形成的体系和机构，再一次推动了金融扩张。而这一次金融扩张，却成为荷兰周期的摇篮。

只比意大利城邦略大一些的尼德兰联合省，对所占据的空间按照资本增殖的需求进行了彻底改造，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14荷兰人通过组织化的资本，发展出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完成了平底船的技术革命，成为拥有大宗商品运输能力的“海上马车夫”，先是承揽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海上运输，继而又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

几乎照搬了荷兰模式的英国，在关键之处有自己的创新。它成功的秘籍，就在于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把积累的资本投向了工业并为其构建了全球市场体系。英国和法国都采取了一种重商主义变体的经济政策，用“建立国民经济”的自给自足原则，来对抗依赖荷兰经济的国际中介原则。这一做法极大地制约了荷兰的世界贸易体系，阻止了荷兰体系的继续扩张，最终导致资本全球化荷兰周期的退潮。英国在1815年领导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就成为资本全球体系新周期——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

美国，这个曾经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借鉴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制度，又结合美洲的实际条件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军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货币体系，赢得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霸主。美国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一度纳入到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经济框架之中。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无论是殖民主义、重商主义，还是工业化、金融化，其核心目标都是资本的持续积累。资本为积累而不断扩张的特性，让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它第一次把“世界”与“体系”统一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现实。正是资本的不断扩张，才把平行于外的其他体系逐步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就这样，“资本全球化”替代了“农业全球化”，成为人类漫长全球化历程的新阶段。

难以为继的资本膨胀

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是人类全球化的开端，也不会是它的终结，更不是它的全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只是人类社会5 000年全球化历程的一个阶段。资本的全球化，无法替代人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人类5 000年的全球化，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而是复杂运动和周期性变化的交织，这种变化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因果性的关系。

与漫长而和缓的农业全球化相比，公元1500年至今是资本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资本的持续积累从欧洲起步，不断向全球扩张，不断摧毁传统民族国家的长城，使资本成为支配世界的最终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政治外交以及军事暴力方面的支持，直到把全世界纳入统一的资本市场之中。可以说，这500年是资本全球化波涛奔涌的涨潮期。

有涨潮就有退潮。如今，尽管有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推进与维系，资本全球化却进入了退潮期。所谓资本全球化的退潮，实质是指以资本不断积累为目标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之路，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资本全球化的退潮，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不断积累的目标背离了全球化的初衷。对人类社会来说，人或者民众的生存是首要的基础。15货币与资本原是由人类社会创造的工具，却正在危及人类社会，资本不断增殖的冲动与行动正在日益侵蚀人类的生存基础。历史的辩证法在于，这种背离人类全球化初衷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会同时表现出合理与不合理的两面。寻找黄金的贪婪愿望推动了哥伦布的探险，结果是在开辟“大洋航线”和殖民地的同时，灭绝了美洲原生文明；瓦特为更多挖煤以赢利的动机，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这为日后机械化战争准备了动力和武器；西方列强派到中国的军舰，打开了自由贸易的大门，也刺激了中国革命，导致中国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投入到全球性的生存竞争中；为赚取不同货币的汇率差，梅兰梅德创造了货币汇率期货，却诱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总之，资本逐利的全球化，在推动人类交流的同时，也加深了贫富的鸿沟。谋求最大化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了人们之间的脉脉温情，摧毁着每个人的身心。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今天的世界依然在重复19世纪就上演过的剧情——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皮凯蒂这本引用覆盖了3个世纪、20多个国家的大量数据，并采用了新颖的理论框架的著作，16实质上是延续了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两部相距近150年的著作，分别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资本的过度积累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公平。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揭示了资本的本质之后，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参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成为用思想改造世界的革命家；而皮凯蒂认识到了收入和财富总是非常政治化的历史，却选择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做一个能够指出问题的学者，他提出的改变不公平收入现状的建议是征收“累进所得税”。

对信奉知行合一的人来说，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如何改变世界。然而，还是要肯定皮凯蒂的贡献——他用今天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都能够懂得的数据和学术话语，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不可持续的矛盾：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哪怕只是存在细小的差距，也将在长时期内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并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在皮凯蒂的分析框架中，累积增长定律是其理论的核心。他举例说，每年1%的增长率将使样本总数在30年后达到原来的1.35倍，在100年后达到3倍，在300年后达到20倍，在1 000年后达到2万倍。因此，从长期看，即使是1%的增长率，也具有不可延续的爆炸性效应。在皮凯蒂看来，累积增长定律本质上等同于累积收益定律，资本超过经济增长的积累率，从长时段看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毁。皮凯蒂用累积收益的定律，不仅很好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财富99 ∶1的不平等结构的成因，也揭示了资本追求持续积累的最终结果。他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结果；在成功的市场即市场竞争充分的情况下，资本的优势越是明显，大资本优于小资本的情况也越为明显。17从一个并不想革命的学者的著作中，得出了足以颠覆这个世界秩序的理论推演，可能比职业革命家喊出的革命口号更具有震撼力。《21世纪资本论》用数据指出了资本长期积累的社会后果，让喜欢用数据说话的经济学家们难以说出话来。

人们可以据此再推进一步，全球市场的出现和金融全球化，创造出了更加有利于资本赢利的环境，尤其是金融衍生资本“无中生有”的增殖逻辑，比传统产业资本“由少变多”的逻辑更增强了对边缘地带国家的体系性占有，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这一趋势长期累积的结果，只能是全球现行秩序的瓦解。人们既然在资本体系中找不到出路，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打碎这一体系。

资本体系的周期律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覆盖全球的500年里，存在着若干个周期，每个周期都有一个主要的主导国家，每当新周期替代旧周期，就会出现主导国霸权交替的现象。其间会伴随着出现资本全球化的周期性退潮。布罗代尔和阿里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从历史上看，体系中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无论是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还是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大致为100年。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2]

在以往每一个长达百余年的体系周期中，人们可以观察到像春夏秋冬四季那样具有鲜明特征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横跨数十年的时间。所有体系周期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赤日炎炎的产业之夏，再到霜叶如花的金融之秋，最后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每一轮，都是一种类型的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霸权向新霸权转移权力的政治进程。从长期来观察，这一过程似乎具有线性演进的规律，但对所有沉浸其中的国家、民族、个人来说，却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历史湍流。

在每个周期的早期，任何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这是资本乐于投入新体系实业领域的原因。追求高额利润导致的资本投资，推动了资本空间固化的趋势——资本在特定地区大量投入，也是使实业扩张总是成为新体系初始阶段的原因。对实业的投资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能力，使主导国家成为能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一方面，这让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而另一方面，实业的筋骨也确实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从而形成对暴力的垄断。18因此，它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

随着实业发展吸引大量资本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领域的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当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全球化主导国家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是通过金融方式牟利，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19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律，揭示了不同的资本积累体系从兴起到衰落的历史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来自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无论处于什么阶段，资本都存在着追求最高利润率的本能冲动。只要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增殖，不管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过去50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的潮涨潮落。在每个百年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性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当时最高效的资本增殖体系和社会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萌芽、壮大的过程时，往往是全球化的涨潮期，高潮就在金融化的阶段。待金融化的顶点被超过，体系将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危机，进入周期衰落的退潮过程。危机的结果，是旧体系被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新体系所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主导性国家所取代。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体系周期。

在每一个新周期，通常都会有新空间的纳入，有更多的人口、市场、资源进入到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最初的西班牙、葡萄牙纳入了美洲大陆，荷兰人开辟了波罗的海和亚洲的市场，英国纳入了印度，美国面对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去殖民化世界和苏东集团的广袤地区。对资本主义来说，已经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使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已达极致。资本不断推进资本市场的深化，推出各种衍生金融产品，让整个世界经济与政治在整体上金融化，也即全球的金融化。而到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已经超越实体经济数十倍之多。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资本市场在深度上也扩张到了尽头。

历史上的全球化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无数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进程。“全球化”的关键是由谁在“化”及如何“化”。毋庸讳言，今天人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是优先考虑资本不断积累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全球的扩张，在全球寻求最大化利润，试图“化”掉世界的过程。直到金融全球化，把世界彻底纳入维持资本不断积累的体系之中。

扩张，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命线。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直在不断扩张。在前几个体系周期，资本的扩张还可以通过开拓新的外部市场转嫁社会改良成本来缓解国内矛盾。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动荡时期，对内做适度让步的成本可以通过向外扩张得到补偿。到美国体系阶段，世界市场已经开发完毕，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和资源消费模式都无法承载广大边缘地带国家效仿式的发展。目前的全球社会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心国家控制并消耗着全球的大部分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依附性边缘国家的贫困，成为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少数国家的现代化生活，需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化为代价。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好处。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超越了它历来的前辈，真正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覆盖了全球。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穷尽扩张的空间。全球社会普遍受到资本持续增长的压力，资本无限积累的追求与世界有限资源的矛盾已经空前激化，这使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难以为继。

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无疑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也方便了全球财富的转移与集中。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之下，具有促进全球化功能的信息技术，把越来越多的货币变成了为增殖不断流动—炒作的投机性资本，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巨大的破坏因素。资本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的异化。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可以在一天之内，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就使金融危机传遍全球。全球危机提示人们，不受约束的资本全球扩张已难以为继，发展到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世界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画上句号。20正如一位曾经的新自由主义者反思的那样，这种美国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性缺陷，至少包括“差距扩大机制”，导致全球普遍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世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巨大不稳定；加速了地球环境的污染，危及人类的整体生存。21面对全球性的发展鸿沟，美式全球化已化无可化，这是它走向终结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无法逾越的困境。因此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美国百年周期的危机，也是500年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之冬。

根据历史经验，与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终结过程并行的是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以这个新兴国家为中心，世界或地区将构建起新的秩序体系。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荷兰、英国、美国以及与它们相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从西方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周期的衰落，世界经济体系再次面临着重组。不同于美国在崛起时代的向心趋势，今天脱美化将成为时代新的趋势。由此，趋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也将进入一个退潮期。

在前几个周期的更迭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国家之间激烈的霸权争夺。而此次不同，美国全球霸权的权杖竟没有接手人。这也是全球化进入退潮期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历史惯性去思考，在美国体系走向式微之后，总会有一个国家取而代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曾经这样评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具有这样的潜力。然而，若是认真审视全球化的历史并仔细观察和思考当今的现实世界，就会发现，此次美国体系的终结与以往几次的体系周期更迭不同，它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新老交替——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殖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性危机。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认为，通常那些摆脱危机的机制，包括创造新的生产性的先导产业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决定资本主义体系能否延续的人员成本、投资成本和税收成本的基本曲线越来越高，无法继续向上移动，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也许需要50年、70年或80年，但其走向终结的趋势却难以逆转。未来的替代方案可能不止一个，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都希望有一个能包容多种文化繁荣发展的平等世界。可以预见，全球资本体系的终结处，就是人类全球化历史的新开端。

第二节 抑制金融资本

在莎士比亚笔下，货币是人间“有形的神明”。资本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虽与货币有关，却是冰出于水却寒于水的转化与升华。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不是产品或商品，甚至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22可以说，资本是一种基于币缘的权力关系——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就拥有国际政治领域中对实体经济国家乃至全球社会的支配权。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能与资本扩张所产生的权力回报的结合，形成彼此相互强化的震荡，推动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张成为一种世界体系，使资本主义成为主导人类数百年历史的全球现象。

资本的僭越

资本与货币一样，原本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工具性发明，后来却演变成为扭曲人性并支配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正因为如此，不同文明的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对金钱均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不断抨击金钱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许多具有正义感和富于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亦把对资本的批判和节制资本当作自己的使命或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23

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经过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批判与抗争一直在持续。几代工人、工会、工人政党和殖民地国家人民经过共同斗争，在世界范围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劳动者的权益也由宣言变成了实际保障，血汗工厂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变成了特例。与此同时，资本仍在延续自身的演进，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银行资本间的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间的寡头竞争。在决定资本存亡续绝的纷繁竞争中，资本始终存在着由国内到全球的扩张和不断脱实向虚的趋势。资本演进的这种规律性现象，在不断消解劳动者在与资本所有者的斗争中获得的权益，加剧生产过程和分配结果的两极分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在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体系之后，资本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成为全球趋势。全球流动金融资产出现了远高于历史的快速增长，其增速是实体经济增速的3倍以上。24金融资本在向全球扩张中，创造出一种虚拟资本的新模式——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循环就能直接赢利的模式。货币与金融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国际货币体系主要进行与物质生产没有关联的金钱交易。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背离的现象，虚拟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主流。资本主义体系这一重大变化，已经波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像苏珊·斯特兰奇所描述的：

一种货币的变化可能使农民在收割庄稼前就收入减半，或使出口商停业。利率上升可以导致店主库存费用致命上涨。基于财政考虑的接管命令可能使工厂的工人失业。从刚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到已退休的老人，在大型金融中心办公区的赌场里发生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突然的、无法预测的、不可避免的影响。25

在此前的历史阶段中，物质生产是利润之源，也是国家利益之源。因此，资本和各国间竞争都是围绕提高物质生产能力展开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也主要是为了争夺资源地、市场和贸易通道。而今天的金融资本则不同，它仅通过控制流动性，就夺取了支配经济活动的王位。

在经济上不断累积收益的金融资本，在政治上也在不断自我强化。这种强化包括，雇用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废除历史上制定的对金融投机限制的法律条款，放松对选举和政治人物捐款的限制，举荐金融机构的代表进入政府，收购和控制新闻媒体，资助各类智库和知识精英，控制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评估权等。因此，目前美欧各国都无法推进约束金融资本的政治改革，难以对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趋势进行遏制。比较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前后对华尔街态度的转变就不难发现，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是“资本为王、总统为仆”。绝对的资本权力，不仅已经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绝对腐败，也会将这种腐败以国家强权的方式输送到国际政治中。在如今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处处可见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和行事风格。

毫无疑问，这将导致金融资本对全球事务和世界秩序的控制。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要求摧毁一切国家的壁垒。在国际政治中就表现为“排他性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持独立和维护自身利益，就会受到来自国际资本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用经济、金融的手段，也包括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是动用军事力量。在现实中，这种打压往往组合了贸易争端、经济制裁、外交孤立、舆论攻击、市场封锁、抽逃资金、制造动乱、军事打击等多种手段，迫使任何一个挑战或有可能挑战全球金融资本的国家就范。

两极分化的根源

在马克思的时代，存在着借贷性虚拟资本。这种产生于借贷资本、必须依赖于实物生产的传统虚拟资本，与现今的虚拟资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今天的虚拟资本是从金融资本中衍生出来，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过程，通过金融市场的自我循环就可实现增殖的价值。为区别尚需要经过实体经济的传统虚拟资本，人们可以把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创造出的虚拟资本称为金融衍生资本。

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金融衍生资本可以完全不参与实体经济活动，这使得为实体经济融资的传统金融演变成自我循环、自我积累的衍生金融。这种金融衍生资本体系是由货币经济和金融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是摆脱了实体经济生产过程即可完成积累的虚拟经济的资本主义。在金融衍生资本时代，货币脱离了实物之锚的控制，可以通过各种信用创造出来。虚拟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与物质生产没有关联的金钱交易，26是金融衍生资本与实体经济活动分离并控制、支配其活动的经济。虚拟资本的剩余价值，来自世界上所有实体经济国家和全球劳动者；其获取方式主要是通过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劳动的体系性占有。

虚拟资本主义体系是真正以直接生产金钱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它不用参与实体经济活动，甚至不需要印刷货币，只要通过设计和推出由各种电子符号代表的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产品，就可以进行交易并实现增殖。这种投机赌博经济，极大地伤害了实体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摧残了人类通过技术进步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破坏了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就业环境，动摇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这一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后果，导致了更多的贫困化人口，并使他们成为少数富翁的附庸。

在发达国家内部，金融衍生资本的膨胀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的基础，造成了1 ∶99人口之间相互对立的经济政治后果。事实上，社会出现的极化对立现象要严重许多。据统计，占美国总人口0.0001%的400名富豪，每人平均拥有17亿美元的财富，是美国普通家庭财富的2万倍。财富的集中，导致权力的集中。特别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政治捐款上限的限制之后，诚如皮凯蒂所揭示的那样，降低累进税与寡头政治间存在着难以否认的关联。

无论从一国经济内部，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金融衍生资本都是对社会破坏力极大的异化力量。作为真正的无国界政治经济力量，金融资本集团具有世界性影响，它们是全球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幕后推手。对金融衍生资本集团来说，一切限制无论是国家界限、物质羁绊还是人文精神都是需要冲破的束缚。在它们手中，无论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社会暴乱甚至是战争都是驱动资本流动实现赢利的必要工具。

基于金融过度发展的虚拟资本主义经济，违背了人类生存依赖于物质经济的基本现实，而建立在传统地缘政治基础上的跨大西洋金融体系注定会全盘崩溃。27为减少这一崩溃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冲击，恢复业已被虚拟资本主义破坏的社会均衡发展，也为了最终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都需要人们去抑制金融异化发展，管制依赖金融资本获取财富的利益集团。

给资本戴上紧箍咒

早在金融衍生资本出现之初，就有经济学家提出设立“托宾税”[3]，想给快速运转的金融齿轮中加一点沙子，以此来抑制金融资本的快速自我膨胀。关于托宾税的争议持续了许多年，每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就会有人提及，然而随着危机过去又归于沉寂。的确如皮凯蒂指出的那样，税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哲学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事实上，对过高收入和遗产征收没收性累进税是美国的发明。出于对变成老欧洲式不平等社会的担心，美国在1919年针对收入开征高额累进税。大萧条时期，在人们责备经济和金融精英们为了自己致富而把国家推向破产边缘的民意支持下，罗斯福决定大幅提高所得税税率，所得税税率从1933年的63%起步，在1937年上升为79%、1942年达到88%，直到1944年的94%，此后最高税率一直维持在90%上下，直到20世纪60年代。从1932到1980年的半个世纪中，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28如此之高的所得税税率抑制了美国金融资本寻求最大化利润的本能，维持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为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遏制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鉴于美国的经验，皮凯蒂提出要进行“21世纪的资本监管”，要征收全球资本税。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征收全球资本税的目的不是为国家融资，而是要终止无限增加的收入不平等，有效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管理金融资本体系以避免全球危机。皮凯蒂征收全球资本税的主意，是类似老鼠们要给猫挂上铃铛的好主意。问题在于，由谁来给凶猛如虎的资本之猫挂铃铛呢？显然，皮凯蒂意识到了抑制资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却囿于经济学的藩篱并恪守着经济学家的本分，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理论的书斋走向改变社会的政治实践，因此难以提出监管资本、抑制资本的具体行动纲领。但皮凯蒂认识到了给全球资本征税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这为认识和解决金融衍生资本的监管，指出了正确的思考方向。

征税从来是依托政府权力的强制行为，没有世界政府，如何征全球资本累进税？然而，征税总是作为调节全球经济的政策建议被提出。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征收碳排放税，这实质上是要收实体经济税，是一种扼制边缘国家实现发展的全球政治设计。当然，这很难实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改革世界货币体系的各种建议层出不穷，无论是加强金融监管、改变投票权比例结构还是增加特别提款权，都是看似汹涌却无法改变海床结构的波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秩序的张力，也能感受到它的局限。

人有缺点，作为社会人建立的秩序，总会带有人的局限性——只要涉及利益的调整，就会引起个人或国家自私本能的反应——由自身的利益决定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环境中，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就会采取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态度，反对抑制资本。当代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总会受到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社会习俗、法律法规、历史传统、时尚潮流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是产权制度。29即使如此，他们也无法摆脱“理性人”、“市场”和“私权”绝对化的思想桎梏。为抑制金融资本，美国罗斯福总统曾经制定过多项法律，而这些法律却在实行近半个世纪后被废除了。

的确，抑制趋向私利最大化的金融衍生资本，既是在矫正人性深处的偏颇，也是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复杂社会工程，远不像收取赋税和制定法律那么简单，而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仍是最具有政治意涵的产权制度——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资本来自私有制，要在根本上抑制金融衍生资本，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私有制的问题，无论提出产权制度的学者认同不认同或承认不承认，这都是进入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范畴。

在资本矛盾的作用下，出现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并诞生了不以资本积累作为唯一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还是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其核心与基础都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有制不仅意味着对私人资本的剥夺，还意味着建立属于全民的国有或公有资本——维系社会化大生产生命运行的血液。这一变化，是资本发展路径上的突变与分化。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不是以持续积累作为唯一目标的资本，它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功能——消除贫困和维护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赢利对国有资本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至少不是唯一的目标。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也在发生重大分化。传统的需要通过生产过程、由于需要劳动力就业因而具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产业资本，与通过金融市场直接完成赢利过程的虚拟资本产生了严重矛盾。北欧地区出现的社会民主国家，标志着存在不同目标、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这是资本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资本发展新阶段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金融中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文明基因，为抑制金融资本提供了跨文明的借鉴方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元文明的相互交流，有助于克服单一文明的褊狭所导致的社会病态。

真理与真相一样，从来都不照顾情绪与颜面。也许，今天的人们更愿意采取渐进方式来推动变革而避免革命。人之所为，无非趋利避害，如能通过新思想、新概念、新话语来扫除“自私最大化”的蒙昧，建立个体与社会均衡为宜的新民意，认同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各国政府也能据此广泛而深入地交换意见，形成协调一致的共同立场，逐步建立国际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这是最好不过的事。

如果不能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动，至少应该为避免共同的灾难而努力。人们应该认识到，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破坏作用的金融衍生资本，并不依赖也不关心任何国家的物质生产和就业状况，它们是国家身上的寄生物。今天它们在利用美国金融市场和国家力量来实现自身增殖，同时也在掏空美国实体经济的基础，破坏美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摧毁美国人民的立国精神。当美国无法为其提供赢利条件时，它们就将弃之如敝屣。正因如此，在全球金融化时代，抑制金融衍生资本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如今的资本，特别是金融衍生资本的过度膨胀，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之癌，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抑制它，它将吞噬世界。医治金融资本之癌，可以采取从保守疗法到外科手术、靶向化疗、放射治疗等多种办法；对中国人来说，更倾向采取中医式的整体性疗法，尽可能不在治疗过程中对社会肌体造成过度伤害。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癌症的顽劣程度，有时动刀子也是为挽救生命而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节 币缘理性：实现合作的智慧

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这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制定的国际法樊篱无法阻挡主权国家之间爆发战争，而均势体系在延缓战争爆发的同时，也使战争规模变得更大、时间更长，也更加残酷。每一次和平都像短暂的停战，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备战期。30如何才能拥有持久的和平，成为人类理性的长久追求。

脆弱的“金融”和平

战乱频仍的世界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感到痛心疾首，也促使他们殚精竭虑地去思考人类是否可能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康德把眼光投向人性的深处。在他看来，人们身上存在着“非社会的社会性”，这种导致个体单独化的自然秉性，既是唤起人们发挥潜在能力的动因，也是人类之间产生对抗性的基因。31康德关于国际秩序的思考与其历史哲学的观念一脉相承，都强调人的理性必须对行为进行约束，而这是实现永久和平最根本的保障。康德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明白永久和平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精神追求，但建立国际联系、不断接近永久和平状态却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为此，康德论证了确立普遍和平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只要让渡部分权力，便可在不失去独立性的情况下建立国家联盟，就有可能消弭彼此间的战争。32

在康德看来，国家与个人一样，如果处于追求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就一定会互相侵犯。因此，必须设计和建设能够制约国家行为的制度。出于对贪婪君主制度的不信任，他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三项正式条款：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国家权力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自愿组成一个世界联邦；“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他希望通过这几条最基本的条款，最终把人类引向一种不断接近的世界公民体制，而这种体制可以“不断的趋近永久和平”，由此解决国际秩序——这个人类社会的终极难题。

诚如基辛格所评论的那样，启蒙哲学家们从绝对理性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而不是从国家机体的实际需求来思考问题，因而犯下了关键性的错误——再智慧的哲学家也不能凭空发明世界的治理秩序。实际上，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包括康德寄予永久和平厚望的共和国，都是战争的产物——“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33。

根据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个人类共同体，是在某一地域获得合法使用暴力垄断权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是因暴力而生，也是为暴力而存在，无论是常备军制度，还是国家预算、税收、债务等财政制度的建立，都与战争的需求有直接关联。进行战争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使得国家能够用货币形式收税，用收集来的钱支付战争及增强其他的强制手段，再用这些强制手段来强化收税的体制。面对大规模的战争，很少有国家仅靠常规税收就能满足战争的需求。因此，能够借到更多钱的国家，要比其对手赢得战争的机会更大。发行国债是筹集资金的最便捷方式，而要发行国债，不仅要靠国家信用，还要有资本家的出现和努力活动，才能快速集聚起大量的金钱，这些由资本家提供的金钱，都是寻求高额回报的资本。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需要主权国家的整体性动员和投入，而国家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进行战争，资本则需要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暴利。于是，在战争、国家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构成了欧洲国家机体运行的内在机制。

诞生于反对教廷与国王统治的主权民族国家，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因此很难建立持久的国家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捍卫自身独立的过程中，许多主权民族国家为赢得战争而把自己抵押给了资本，使国家成为资本扩张的组织化工具。仅仅靠人类的理性，靠共同体的想象，34无法制约资本化的国家与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建立和平的秩序。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年和平——除了带有殖民地战争色彩的克里米亚战争外，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时间只有18个月，远远低于欧洲前两个世纪战争时间达到60～70年的纪录。其中的原因，除了人们通常认为在英国治下保持了均势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因素——国际金融。

在波兰尼看来，国际金融作为未被发现却强而有力的社会手段，扮演着旧时王室和主教的角色，发挥着那一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超越国家的纽带作用：“它独立于哪怕是最强大的单个政府之外，又同时与所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组织机构，其丰富性可与人类工商业的总和相比。

然而，国际金融并不是为和平而设计的工具，它的目标只是为了获利，促进和平的功能只是有效性法则所发挥的附带作用。对国际金融资本而言，虽然需要维持对贷款紧迫需求的小冲突，却要避免发生危及总体和平的大战。为实现获利的目标，国际金融就要承担避免全面战争的任务，因为如果列强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势必干扰欧洲均衡体系的货币基础，国际金融就会受到严重冲击而无法获利。欧洲“全面和平得以成功维持的秘密，毫无疑问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和手法”35。

确立欧洲和平秩序的因素，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在一掷千金又锱铢必较的资本游戏中，康德们基于“我”的“独白式理性”，难以跨越“他者”的鸿沟，成为“人人”的共识，因而既苍白又无奈——既解决不了欧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更无法解决世界性秩序的问题。[4]与康德有心栽花花不发的历史际遇迥异，无意插柳的牛顿却因为提出英镑与白银和黄金的统一汇率，为英国准备了建立欧洲和平秩序的最重要政策工具——金本位制。

可以肯定，当牛顿提出金本位制的朦胧设想时，并没有以此来缔造欧洲和平的想法。作为科学家的牛顿，在兑换金银本位货币的创意中蕴含着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理性。牛顿的科学家“工具式理性”，为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统一交易尺度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实现的路径，他无意间插下的黄金枝条，在百年后成长为欧洲和平的篱墙。

失序的因果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国际金融作为和平纽带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牢固。波兰尼对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解释是，金本位制这一传统世界经济体系唯一支柱的崩溃，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进而使曾经运行良好的欧洲协同体走向终结。为此，他特别提醒人们重视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作用。

今天回望历史时可以发现，曾经在百年之中维系欧洲和平利益的工具之所以会失灵，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世界力量格局及国际金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英国治下的百年和平周期中，加速向全球扩张的欧洲资本在更适宜资本积累的北美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欧洲之外的资本新大陆。原本以欧洲为中心区域的国际金融，建立在英镑和其他主要货币的金本位制基础之上，欧洲各国间通过彼此认同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大致统一的经济秩序，也建立了维持欧洲总体和平的安全利益框架。

资本的全球扩张在逐步改变全球力量的格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因美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倾斜。崛起的美国，彻底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总体平衡。随着美国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后来居上的美国金融资本在与欧洲国际金融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美国金融资本眼里，欧洲不再是金融中心，而是国际金融全局中的一个部分。对已经占据国际金融高地的美国金融资本来说，欧洲的和平不再是不可破坏的大局，而是一个可以带来冲突收益的局部，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与所有发生在美国中心区之外的战争一样，都是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外部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美国金融资本在战前和战中常常扮演着战火助燃者的角色，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日本都给予了实际支持。只是到战火烧到自己并演变全球体系的破坏力量时，才开始加入灭火的战斗中。

国际金融作为欧洲和平纽带角色的失灵，一方面是因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在由欧洲转向美国，使欧洲成为全球金融的一个局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金融过渡。在这个历史阶段，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资本需要通过战争摧毁以英国和欧洲为中心的传统金融体系，包括金本位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和平框架，以便为建立以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新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式全球秩序廓清地基。

在美元体系主导的20世纪国际金融框架之下，也存在着与19世纪的欧洲一样的总体性和平利益，改变的只是主导国家和中心与边缘的空间位置。作为有利于资本持续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性体系，只有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在运行，才能产生出体系效能——从世界其他实体经济国家中获取剩余价值。这种超出分散资本自发积累的“世界体系性效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主导国家的主要收益来源，而总体和平只是全球资本追求体系利益最大化过程的副产品。因此，对任何主导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来说，它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在边缘地带包括次中心地区制造动荡与战乱，同时维持世界秩序的总体稳定与和平，以免殃及自身。

在美式世界秩序的框架中，国际金融资本的生财之道依然要靠保持全球资本环流的通畅来实现，只要总体和平依然能够维持资本体系的持续积累进程，资本就能够保持不打大战的理性。然而，资本理性存在着另外一面——为了保持国际金融的活力，资本需要在核心区以外的局部地区保持一定动荡、动乱甚至战争，这是金融资本利用价差进行交易牟利的条件，也是驱动资本环流不断循环的动力。因此，大战不打、小仗不断成为美国维持美式世界秩序的独特手法。打大仗，特别是在有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将根本破坏资本环流的基础环境；而在特定热点地区打小仗，可以撬动国际资本按照增殖最大化的需求流动。正因为如此，“避免大战、多打小仗”的原则在先后经历了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考验之后，至今依然有效。

所谓的小规模常规战争，只是区别于可能毁灭人类的核大战和把所有大国卷入其中的世界大战。在高技术条件下的今天，小规模局部战争也能够造成上百万人员伤亡、制造数百万难民。动荡和小规模战争频繁爆发的世界，同样是悲惨的世界。更何况，几乎每次动乱和战争背后，都存在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因而也都存在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正是国际金融的获利需要维持总体和平，又需要制造世界整体动荡的悖论式的生存方式，造就了金融资本的扩张意味着动乱与战争的现实。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大量金融衍生品和衍生金融交易市场的出现和爆发式增长，金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的原生金融模式，发展为自我创造、自我循环、自我服务、自我增殖的衍生金融模式，异化为实体经济的控制者。从此，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的美国经济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美国成为力图支配世界实体经济国家的虚拟经济国家。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被重新调整，世界秩序的权力架构也随之变化。处于顶端的虚拟经济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到军事干预的多种方式，支配从事制造业和资源类的国家，最大程度地攫取由虚拟资本主义体系生产方式产生的剩余价值——以实体经济国家为单元提供的体系化剩余价值，要远高于个体劳动者所提供的剩余价值。

对和平的威胁，归根结底源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正是这一资本的本能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中具有内生的排他性。趋向于排他性最大化的秩序，总是存在着打破均势以攫取更多利益的冲动，这使任何均势体系与和平局面都难以持久。通过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占有体系化剩余价值的虚拟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资本的全球定向流动，需要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打破一切阻碍资本流动的因素——无论是国家主权的壁垒、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这使得世界秩序中原本就存在的排他性越来越强烈。

资本厌恶风险，驱赶资本流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制造风险。核武器等新技术使大国之间可以维持“恐怖的和平”，防止世界陷入总体性战争。但这也导致了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懈怠，都可能使落伍者成为金融资本的猎食对象。动荡与战乱成为金融衍生资本实现赢利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那么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必然是一个充满动荡与战乱的世界。

寻求秩序之路

饱受战争之害的欧洲，最早开始寻求新路。康德关于国家联合体的设想，终于在20世纪末的欧洲得以实现。其效果与康德预见的类似——避免了欧洲国家内部的战争。只是其机理不是基于“绝对理性”的约束或“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判断——后者被1800年以来欧洲战争和世界大战变成了政治学上的一个笑话——而在于欧洲人试图扬弃主权原则所内含的强制，通过互惠合作的努力建立新的秩序。先贤圣哲的理念和战争的教训，是启迪欧洲实践的重要因素，而将合作付诸持续行动的更有力推动，则来自金融全球化时代的欧洲资本需要更大空间容器的需求。对资本来说，主权国家不过是其成长的一个空间容器。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主权国家可以排除王权和神权的干扰，为资本的持续积累提供政治与安全的保障。在一个个王国被资本的力量摧毁或改造之后，随着资本扩张的周期性危机，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国家之间就会陷入周期性战争。对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来说，主权国家既是资本的温室，也是资本的牢狱；资本需要国家的庇佑，也视国家为桎梏。均势体系在延缓战争的同时，总在酝酿大战。尤其是在欧洲成为全球金融资本非中心的局部之后，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就成为国际金融的获利工具。力图摆脱这一悲惨命运的欧洲，需要突破由它们创建的主权民族国家框架，把欧洲建设成为统一整体的国际秩序。

强制、互惠与习俗是社会秩序的三大来源。出于对战争的厌恶，欧洲国家力图排斥强制手段，仅靠利益诱导和自我约束来建设欧洲的统一大厦。然而，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强制一直是最重要的手段。任何有效的秩序都无法杜绝强制，而只能其限制在恰当的范围与程度上。失去了强制，欧盟就失去了对外、对内的行动能力，欧洲不仅难以成为对世界具有足够影响力的超国家主体，欧洲人所钟爱的秩序也难以持久。

哈贝马斯提出了以对话为核心的交往理性。他希望通过平静、平白、真心、真诚的对话，实现以理服人，通过对话建立交往理性，全面重建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进而在世界范围推进“商议式民主实践”。哈贝马斯博采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到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帕森等多种哲学、社会学思想的精华，致力于发展一个开放包容、具有普遍道德基础的社会哲学理论，重建人类理性信念，为合理、人性化与民主的社会提供理念的基础。哈贝马斯的理论努力令人叹服，但其学说的实际功效尚待检验。从实践看，对话理性只能达成相互认识，即知道你之所言，但也可不赞成你的看法，所以对话理性最多能解决认识问题，却解决不了心的问题——理性、情感、精神、宗教的综合——难以达成共识，形成不了同意。[5]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需要通过全球自由流动才能实现持续增殖，这为突破主权国家的利益框架提供了动力，而全球化进程与资本的私人所有及国格化存在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平既是资本增殖的保障，也是金融资本赢利的阻碍。主权国家的安全困境，本质上是资本困境。资本的“我”——无论是人格化的资本家还是国格化的资本国家，必须成为通吃利益的赢者，因此难以接受作为“他者”的其他国家来分享利益。趋向于排他性最大化的国家行为，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政治表现，这是战争无法避免的根源。

欧盟的成功之处，在于把资本的温室做大，从而避免了欧洲国家兄弟阋于墙式的冲突。然而，这种把冲突外部化的方式无法排除资本在欧盟框架外所引起的矛盾，也无法化解移民进入造成的文明冲突，更无法解决人类安全困境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绝对理性”与哈贝马斯的“对话理性”都隐含着欧洲中心理念的前提，因而很难解决今天世界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作为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所导致产生安全困境的精神体现，他们的方案都指向冲突的结果，却忽略了产生安全威胁和战争的真正原因。

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是回归甚至是放纵人类的自私天性，而忽略甚至压制人类社会性中蕴含的合作本能，因而具有反文化和反社会的基因。由自我唯一中心扩展到民族国家中心最多到西方文明中心，只会使人们深陷“他人或他国或他文明即地狱”的安全困境之中。

人类理性从来都是人们生存环境的精神影像，归根结底，还是存在决定意识。在异化为人类社会支配性力量的资本面前，人类理性显得既苍白又无力。只有当盲动的资本力量把世界带入晦暗如磐的困境，理性的微光才会被人们所重新关注。

兼顾彼此的币缘理性

雷蒙·阿隆说得对，国际关系具有不可简约的复杂性。可同样正确的判断是，要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必须有能够删繁就简、直指本质的智慧。人类要在复杂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仅要有以复杂对应复杂的心智，更需要有简化复杂的能力。金融全球化是今天人们生存环境的重要特征，不管人们喜欢或不喜欢，当下的世界秩序都带有金融化的烙印。这是存在即合理的现实。而现实还具有另一方面，就是存在即不合理。人的能动性就在于发现和改变现实中的不合理。金融化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作为货币资金的融通，金融与货币、资本一样都是人类发明的工具，理应为增进人类福祉服务，而不应异化为支配人类的力量。要建立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合理秩序，就要还原货币与金融的社会性和工具性。人们自利的理性，需要通过互惠才能走向合作。为此，需要重视和发展币缘理性。

币缘理性是人类以货币为纽带，在持续交易、交流的过程中形成趋于合作的智慧。这是一种源于货币的精神果实。郑也夫指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要建立合作关系，需要有洞悉潜在利益关系的理性。合作给人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带来新的合作，直至成为伙伴。与成为对手相比，伙伴间的合作成本低而效益高。合作的唯一前提是未来的关系是否重要，唯一的促进方式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更频繁，而货币就是一种简化并可不断重复呈现的信任系统。36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货币能够促进跨族群、跨地域、跨文明之间的商品交易，促进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通过货币进行交易，人们更容易处于平等的地位，原本是对立面的双方要学会兼顾彼此的利益，这有助于形成密切的社会关系，凝结出公平合作的币缘。为了完成交易，双方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兼顾彼此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每个人所要达成的理性结果，必须经过他人的认同——交易才能真正完成。每完成一次交易，就是人们彼此间对共同价值的一次相互认同，就是一次兼顾彼此利益的成功合作。千百年来，亿万人无数次的交易实践，不仅完成一次又一次维系社会分工的经济活动，同时也在强化人们之间的合作，建立起相互信赖的社会关系，升华出相互认同、彼此兼顾、公平合作的币缘理性。

币缘产生于货币，却不是货币的附庸，而是超越了金钱关系的社会关系。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就体现了币缘理性具有超越经济、成为具有社会普遍精神的追求。柄谷行人提出，人类要突破资本—民族—国家的桎梏，不能依赖武力，要找到实现“永久和平”和“世界共和国”的路径，唯有依靠主权赠予式的交换。币缘理性正是达成其“交换正义”的关键，也是人类经互惠交换、形成认同进而走向合作的心灵路标。币缘可以巩固人们之间的交往、提高彼此间的信任，还可以通过持续互动增进相互间的认同感。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即使遭遇宗教纷争、利益争夺或是各种原因导致的战乱，也无法切断币缘这种坚韧而持久的互动关系。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币缘理性是“做”出来的理性，它是人们经过亿万次实践形成的理性，因而比“想”出来的理性或“谈”出来的理性更坚韧，也更具生命力。

币缘理性蕴含着趋向合作的精神，体现了人类固有的社会性。这种寻求合作的社会性，与人类个体存在的利己本能具有同样的内在张力。币缘理性中的这一特性，源于交换中的“兼顾”现象。因为任何交易都必须兼顾双方的利益，每一次成功的交易，都是兼顾彼此利益的结果。通过千万次的交换实践，兼顾由外转内，变成社会习俗直至成为币缘理性的关键内核。人类是具有动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生物，每一个体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的天性，为延续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社会需要通过教化和制度来约束利己本能，以维持利己与利他两者间的均衡。这实际上是所有文明教化和制度设计的合理内核，其难处在于如何根据变化的世情来进行调整，以维持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乃至国家之间的利己与利他的均衡。币缘理性中的“兼顾”，在实践中不断平衡着利己与利他，兼顾“我”与“他”的利益，维持社会合作的趋向。由兼顾彼此，再到共在共生，使币缘理性能够成为调节社会利益的有效工具。币缘理性并不深奥，它是有生命力的互动式理性，人们每天都在重复运用这一理性，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是谁发明了它。因为，币缘理性根植于亿万人千百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实践之中。

货币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货币进行跨地区、跨领域的交易，交易促进了异域异族人群间的交流，并派生出币缘这种发端于货币、成长于交流与交易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促进并巩固了人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而分工与合作恰恰是人类社会的根基。币缘有利于扩大经济规模并提高经济效益，这一长期趋势会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从而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形成。

在货币国家化的时代，币缘维系着国家内部的分工合作。在货币体系国际化的时代，币缘维系着国际社会和全球体系的分工与合作，成为保障世界经济体系持续运行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资本主义交换中所隐藏的不平等性质，币缘被“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所异化，由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变成了以资本多寡决定的权力关系。资本对货币的异化，导致货币由人类的工具变成了社会的一种支配性力量。随着货币的资本化，币缘中促进人类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积极因素被消极因素所压抑。

人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能够恢复跨文明合作，又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化解人们包括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减少武力冲突，逐步消除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排他性，建立公平交易、广泛交流、平等相处、兼顾彼此、趋向合作最大化的秩序。币缘之中原本蕴含着人类通过交易促进交往、兼顾彼此利益的互动式理性，不仅维持经济上的分工与合作，也在极其耐心地增进着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实践证明，由无数人在千百年实践中凝结出的币缘理性，远比少数精英的冥思或彼此间的对话要更具活力。正因为如此，币缘理性在历史上维持了长期的交易与交流，保持了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成为促进人类共同体秩序建设的良好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被金融资本扭曲的币缘，对金融资本也具有反作用力，可对其追逐利润的行为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对于总在追求短期利益的金融资本来说，币缘理性提供了一种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收益的选择。这为金融资本从追逐短期收益最大化转而接受可持续的次大化收益，为逐步接受分享利益的选项创造了可能，并给这种转向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把以资本最大化积累为目标的交换，转变为互惠式交换，这有助于把99％的人们对1％的金融资本寡头之间与虎谋皮式的对抗性博弈，转变为不同物种为维持生态平衡而改变生存习性的进化过程。在国际领域，欧盟国家间基于主权互酬式的交换，已经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这一尝试成功的世界性意义在于，人们可以在霸权体系、均势体系以外建立全新的合作型秩序并维持和平。

全球金融资本的赢利需要小波动，却不需要大战争。其道理与19世纪国际金融所发挥作用的原理一样，战争可以牟利，也可能破财，甚至导致毁灭性结局。因此，与金融资本相关联的币缘会表现出防止全面冲突的理性。无论这一理性显得如何自私，它的社会性效果却具有利他性——有利于外在的世界——因而带来互惠。在人类的所有理性中，都体现了人性中自私与利他两大天性的微妙平衡。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今天，币缘中所蕴含的互动式理性可以起到消解不同文明鸿沟的作用，推动着全球社会成形的过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资本体系相继进入负利率时代[6]，这对基于养老基金收益的现代福利社会的保障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处于体系边缘的中国金融市场依然保持着正利率，而中国等新兴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中维持可信的增长，依托于此的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就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地。以新兴经济体的国债为纽带，可以构建类似荷兰与英国、英国与美国的“敌对式共生”关系，还有可能发展成为围绕利益分配的“博弈式共生”关系，甚至由此摆脱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绝路，萌发出人类社会的共生分享关系。

币缘促进的利益交易看起来不起眼甚至有些卑微，其中却蕴含着高尚而深远的秩序重构进程。积小利而及大义，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哲老子的流水方法论：顺势渗透是阻力最小的演变方式。37中国的战争智慧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38面对全球金融资本的压力，我们可以避走，也可以与境况相近的国家抱团抵御；抱团的国家越多，所承受的金融资本压力就越小。建立起以合作为主的币缘圈，可以给对抗主导的国际社会提供另类选择，为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新的路径。币缘理性柔似流水，却可融化金融资本的坚冰，进而汇聚成新的全球化洪流。这一认识与方法中的东方式智慧，或可消解500年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积累的暴戾之气。基于互惠理性与习俗建立的秩序，虽然比依赖强制与强权建立秩序要更加困难，却更加坚韧和牢固。从文明的角度看，以币缘理性为内核的互惠式交换有可能促进跨文明合作，化解文明的冲突。

与人类的其他理性相比，经历过千百年反复验证的币缘理性最具实践特征。尤其重要的是，出自货币的通约和交易功能，币缘理性使人们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学习并养成兼顾对方利益的习惯。[7]对利益互嵌性的认知——一方利益的实现需要另一方需求的实现——加上重复千万次的实践，无疑会生成人们之间互惠合作的习俗，以唤醒和支撑抵御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即使在利益上存在差异、意识形态互不相容的国家、民族和文明之间，币缘联系也可以起到缓解争端、化解冲突的作用，可为建立具有内在开放性、包容性的全球跨体系社会[8]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资本具有内在的排他性，这对建立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一个严重的内生阻碍。币缘理性具有内在的兼顾性，有助于矫正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天性，纠正金融资本膨胀带来的利益通吃的偏颇，改变资本异化为全球社会支配性力量的僭越。币缘理性可以促进全球性“跨体系社会”的交往、交流、交易，通过对兼顾彼此利益的互动过程，逐步建立一个趋向合作最大化的世界秩序，为人类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在通向合作最大化的新秩序建设中，具有通约与交换利益功能的币缘理性是从今天通往未来的桥梁，是连接各文明、各国家人民的纽带，是不同体系社会之间形成全球“跨体系社会”的重要中介。在建构新秩序的宏大历史进程中，币缘理性不是唯一的要素，却可能是指引人们走出对抗暗夜的一束微光。

第四节 重构全球货币体系

货币体系是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核心。实际上，自银本位制起，货币—资本体系就是决定世界主要事务的最重要制度。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资本和金融，而资本的产生与增殖及所有金融活动，都离不开货币—资本体系的运行。货币—资本体系是当代币缘之因由，决定着现代全球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币缘作为联结国家权力、互惠合作和习俗的纽带，成为全球秩序的要件。在未来跨文明的国家、跨文明的文明、跨体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由此产生的世界性币缘是重要的建设性因素。新的全球货币体系如何设计、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全球秩序。

美元体系的危机

历史上每一次货币体系的重大改变，往往都与危机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白银体系确立于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英镑—金本位体制推出于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金本位制的瓦解则是在“一战”之后。39尽管到“二战”之后，英国在世界各地还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包括在1 000个军事基地上有100万的驻军，40却难以挽回大英帝国主导世界秩序时代的终结。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已经没有维系庞大帝国体系的支付能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了英镑的位置。世界金融霸权的易手不仅意味着帝国大厦的易帜，也意味全球权力的转移。对世界秩序来说，谁拥有最后的支付力，谁才能拥有那个时代货币体系的冠名权和管理权。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二十多年里，全球经济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强劲经济的拉动和金汇兑制基础上固定汇率的约束。然而，以一国货币充当全球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致命缺陷，这就是特里芬“清偿力信心”悖论所指出的困境。实际上，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过度的军事开支。美国不断增长的帝国成本——包括与苏联冷战的费用、朝鲜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造成的军事和金融负担——是压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也是更直接的原因。人们的主观选择，对历史的实际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尼克松政府放弃金本位的做法，并不是被动的决定，而是向外转嫁国际收支赤字危机的主动选择。4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因透支而瓦解，而接替它的却是一个更能透支的美元本位制。在失去黄金制约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的地位，向世界提供了超量的美元和各种债券。美国经济在金融化过程中，以精妙的制度设计和金融工具的纯熟使用，配合新自由主义思想偶像的宣传，造成了全球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膜拜与盲从，建立了债务国美国支配所有债权国的新型全球秩序体系，给美国带来了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制衡的美元金融霸权，既实现了美国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下的高消费，又保障了美国资本在全球扩张以获取超额利润和支配他国的权力。

在近40年里，美联储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美元和货币性短期流动资产，美国的M3广义货币增加了20倍，多次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最终引起对美元体系的信心危机。美国为支持超前消费和多次战争欠下了11万亿美元的国债和50万亿美元由政府信贷担保的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金等债务，42美国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期货市场累积了巨大的系统风险，这些因素的长期积累导致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如果说，1929年的危机是金本位制的危机，43那么，此次危机就是美元本位制也就是整个美元体系的危机。

金融危机原本就是资本主义难治的顽病。与以往危机不同，此次危机清晰地告诉世人，以一国货币体系支配世界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危机，也是全球币缘政治的困境。造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体危机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自身——资本增殖必须在社会中实现，而资本却具有排他性最大化的反社会特性。

资本增殖过程的社会性与独占增殖利润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作为这一矛盾人格化的反映——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矛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动；而这一矛盾的国格化反映——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的矛盾，构成了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累积，导致了撼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秩序的系统性危机，使资本全球持续积累的进程难以延续。

资本的排他性导致世界体系的解体与分离——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资本主义体系，无论如何标榜其开放与包容，其在本质都是一个追求排他性利益的体系。作为体系内核的资本，实现持续增殖是其唯一的目标，任何扩大福利范围的举动都有违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均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外部，都产生了财富集中化趋势。在国际领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追逐的是体系性剩余价值，即将整个世界作为资本增殖的完整体系，而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与支配性关系是实现资本全球增殖的稳定来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等级秩序则是其制度化保障。然而，恰恰是资本内在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导致了资本的无限膨胀，破坏了全球社会的合作前景，使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走向瓦解。

正在变化的秩序

基于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自1648年确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在经过300年后方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全球秩序。可如今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的主体都已经不再限于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主要体现独立性的主体，而是进行广泛合作的基础单元；就是欧洲国家也已经背离了它们创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发展出了欧共体、欧盟、欧元区。这些超国家组织和洲域共同体不仅改变了世界行为体的空间形态，也丰富了世界组织方式的多样性，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更多的制度化选择。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秩序一直就处于变化之中。在殖民主义时代，世界奉行宗主国对被殖民国家的强制性“殖民秩序”；在产业资本为主导的大工业时代，全球普遍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在金融资本成为全球经济主导的金融化时代，维护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国家利益的秩序便应运而生。在以往的几百年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下的微调，为资本增殖的秩序目标和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并未发生变化。而此次正在发生的改变，将包括世界秩序的目标和基础单元的深刻变革。可以预计，这一变化期将长达数百年。

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是一种文明认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和实力分布的公正安排，它拥有被各国所接受的规则和强制各方接受规则的力量均势。抽象地说，世界秩序确是理念与实力结合的产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理念与谁的实力结合创造了秩序？当一种文明认定的理念要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据此制定各国都要接受的规则，无疑会指向文明的冲突；而国家实力的介入，更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战争。基于单一文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充当世界秩序时命运多舛的原因，既在于其资本主义理念难以普世，也在于力量的均势总会被打破。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可以不必从秩序的要素出发，而是去探寻建立秩序的目标。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秩序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障资本的持续增殖。无论是确定主权边界，抑或打破传统国家的长城，还是划分势力范围，资本的世界秩序都要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目标。对金融化时代的世界秩序来说，要保障虚拟资本的增殖，便要驱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不受限制地流动与波动，于是制造局部地区的动荡，成为搅动资本池水让金融资本在波动中赢利的高效手段。因此，总体稳定和局部动荡并存，成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

当代国际关系的规则体系和国际机制[9]，是围绕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体系形成的一整套规则——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七国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政治、经济、贸易、军事组织机构和由这些机构制定的各种协议，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实质上是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币缘秩序。美元体系的币缘秩序是一个等级秩序，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居于整个结构的顶端，以币缘秩序控制着全球产业和利益分配的食物链，无论是产业资本或实体经济国家均处于被支配、被盘剥的地位。价值链上的中心—边缘结构，会在地理上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隔，也会表现为世界安全地区和动荡战乱地区的空间分布。实际上，边缘地带的贫穷、动乱已经成为核心地区富裕、安宁的条件。正是这种损人利己的制度设计，强化了资本的野蛮天性，这是美元币缘秩序不稳定的内在根源，也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危机而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作为由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共同掌握的美元体系，只能以金融资本增殖和美国利益至上为运行的目标，因此无法承担在全球经济中提供中介服务的需求。同样，美元体系的币缘秩序，无法提供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剥夺了让边缘地带国家分享发展成果的机遇。从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这一以保障美元金融资本持续积累的不公正秩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无法兼顾各国的普遍利益，也无法包容多文明的发展模式，因而也违背了秩序的本质——以最低强制和最大认同让世人普遍接受社会规范。改变将不可避免。

多元货币体系

当全球经济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时，世界秩序从内涵到形态将随之调整。而全球货币体系和币缘秩序的调整，就是最关键的内容。为了摆脱全球危机频发的局面，需要构建能够兼顾各国利益、实现相互协作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这是避免全球失序的基础。为此，要避免过于依赖单一货币的现状，发挥多种货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作用，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为防止一国货币或单一货币体系因自身利益，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总体稳定，要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就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合作，也需要多国央行建立“联合央行”式的长效合作机制。“联合央行”不仅要充当“最后贷款人”，也要当“最公道、最专业的管理者”，要协调实体经济国家与虚拟经济国家的利益，议定全球性货币政策——包括采取“托宾税”之类的举措，抑制金融投机，阻止货币战，建立起新的币缘秩序。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造，也可以利用二十国集团（G20）机制来推进，还可以用类似组建亚投行的方式，通过解决原有体系难以满足的需求来实际促进。

对世界经济而言，没有绝对的好或坏的货币制度，主要是看适应还是不适应当下变化与未来发展。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胜利者们所设计的利益分配体系。它更符合金融主导型国家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世界大多数国家却难以对它们进行权力的制衡。历史的走势往往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因而强者常常被视为适者生存的代表。然而，这种存在即合理的现实，总会受到历史进程的持续考问，终究会暴露不合理的现实，走向难以延续的末路。

全球性金融危机警示人们，要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就要避免出现一国或一个地区货币的绝对霸权。因为只有在多元货币体系下才能出现真正的替代性选择，避免出现“大到不能管”的国际主体——无论它是国家或是金融机构——才有对任何主体进行制衡与约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世界货币体系多元化更符合“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改革方向，更能体现“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改革原则，较单一的美元本位制更加公平，运行也更为稳定。

多元货币体系，能够缓解已经进入虚拟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能够更平衡地反映虚拟经济国家与发展中的实体经济国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大国关系的正面冲突，防止引发国际政局的激烈动荡，容易为各方所接受。与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不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不会以一国或区域货币担任全球货币的角色，更不会为资本增殖作为唯一目标建构全球经济分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而是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

由此而生的币缘秩序可以提供的制度化中介作用，通约、交换和平衡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模式的各国、各地区的利益，形成对极端化利益诉求和行动的约束和惩戒机制，构建新的全球贸易、全球政治、全球安全的体制，促进全球性多领域的交流交融，为开启合作共赢的新一轮全球化，探索制度化的创新。

为了平衡实体经济国家和虚拟经济国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资本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可以创新货币体系，把消费性货币和投资性货币进行区分[10]，防止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和剥削。让货币的归货币，资本的归资本，今天的数字技术已经可以轻易实现这样的区分。

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危机来自货币社会关系中的私人性被完全释放，但是集体性几乎被忽视。建构未来新秩序的动因，就在于金融全球化的秩序已经严重失序。国际货币体系不再是为各国贸易与投资提供资金的制度框架，而是成为关键货币国家竞相滥发货币对其他国家巧取豪夺的工具；已经失去信用的主权国家在继续滥发货币；世界金融市场成为超级大赌场，不断攫取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高度金融化，基础资源价格过山车般的波动，严重破坏了资源型国家和制造业主导型国家经济的稳定；各国间实物贸易中存在着大量不平等交换，币缘中原本具有的公平关系被资本与暴力所破坏，几乎每一次交易都难以排除欺骗和强权的因素，金融全球化已经毁坏了全球经济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信任基础；而虚拟经济国家具有通吃利益特征的排他性政治秩序，更加剧了世界性的发展与和平问题。

这一切使现行世界秩序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直到其崩毁。未来的币缘圈秩序，依然有竞争，却有更多的制衡。新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一个可以平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利益的新秩序。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将以什么方式完成这一历史进程。是以传统的战争方式，还是另辟新路？

从现实的情况分析，美元体系衰落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向新大陆或新国家崛起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重要特征就是形成多个洲域化的币缘圈。全球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建立，很可能要先走洲域化货币体系的道路，而不是直接建立新的单一中心。世界需要在多元货币体系的网络上，形成强制最小认同最大、能够兼顾彼此利益、包容文明差异的新秩序。

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构建，不能再走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体系之路，而应借鉴凯恩斯“国际货币清算联盟”式的路径。为真正摆脱国际货币的“特里芬困境”，国家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有“哲学王”的睿智，以对任何权力都应予以制衡的洞察与公心，做出超越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政治决定。

第五节 多元共生的世界新体系

世界正在裂变，也正在聚变。

自1500年开启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达到金融全球化的顶点后，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以资本持续积累为目标的全球化，是不断趋向于单一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的持续积累，使财富不断集中于少数人，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心国家之间的争夺及其与边缘国家的对立，加剧了全球分化的进程，也是导致国家间战争和文明冲突的原因。即使在和平时期，为追求资本最大化利润的生产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与破坏，也足以威胁人类的整体生存。正如皮凯蒂所揭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是r＞g，即财富积累率高于经济和工资的增长。长达500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社会财富，也制造了世界性的贫困和全球环境的破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对立和战争，这些已经接近地球和人类社会所能承载的极限。

导致变化的变化

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代表性国家，美国与历史上所有霸权国家一样，不会轻易放弃霸权，难以放弃赢者通吃的传统体系。在“一超”独霸的权力格局难以延续的情况下，美国相继推出了TTIP和TPP的设想，希望以美国为轴心形成两洋经济圈。应该说，提出“两洋格局”构想，推出更高水平的贸易小圈子，本身就是对一家独大的美国体系做出调整，说明美国实际上承认曾由其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局。挽救霸权体系的设计，恰恰成为瓦解霸权的举动，这是导致变化的变化。

美国陷入战略困境的根本原因，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最大化”的体系，是一个赢者通吃、输者全无的体系。这使得每一个国家都要竭力争取成为赢者，而每一个赢者注定要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对手。在美国体系之前的所有资本主义体系周期的主导国家，最终都因此没落。力图通吃利益的美国，将再次重蹈覆辙。以一国或某一资本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世界体系，是容纳不了世界的世界体系，是注定充满矛盾与冲突并难以长久持续的世界体系。正是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引入了两难困境：要么放弃资本主义，要么放弃世界体系。

无论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是迄今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的体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对此有着经典的论述：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以往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拥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4

赞叹归赞叹，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这在当时需要极富远见的批判精神。到今天，资本主义体系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资本持续积累为目标的世界体系已经难以延续。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未来的世界体系将会如何变化。

生物多样性的启示

思考和建构未来世界体系这样的宏大问题，需要从更宏大的视角判断并把握其合理性。因为人类只是地球生物系统的一小部分，而地球才是完整的生物系统：一个由生物世界和“非生物”物质组合而成的混合体。在同样的视角之下，整个经济体系也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太阳和它所营造的生态圈和生物圈。

太阳产生了食物、纤维、煤、石油、富含碳和能量的矿藏，这些不仅是活蹦乱跳的动物的生存基础，而且也是国家的工业、技术和资源的基础。经济体系来自于光合作用和太阳……生物圈中的资源都来自太阳。45

“太阳经济体系”是人类所有体系的基础，人们不应背离而应该适应它，在它允许的条件下构建人类社会的世界体系。

目前已经日趋严峻的全球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对人类既有的生存及发展模式的警示。资本追求生产能力的线性增长，尤其是追求财富的线性增长。受线性增长模式影响的精神，只能是物欲膨胀、人欲横流的观念世界，它将催迫人们以可能获取的有限资源去实现人心之中的无限欲念。这种增长有违太阳经济体系的基础，是有违天道的增长。把资本持续积累作为人类经济体系目标的模式，是追求财富线性增长的极端模式，现在已经爆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国际政治危机乃至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都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模式已近末路的表现。有日本学者在批判美国货币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提出“太阳经济”的概念，作为取代传统“石油经济”的新模式。46人们开始把人和自然的永续存在和相互包容作为持久的追求，把对光合作用物质基础的适应作为人类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这是展现了人类智慧的选择。

作为一种生物，人类在建构秩序体系的时候，应该回望自身的进化之路。知道从何而来，方知向何处去。当代生物学揭示，无论植物还是动物，都是特定环境中不同物种“共生”的产物。而生物的进化，离不开共生合并的作用，通过化学变化和基因交换成为共生体——“共生的结果远远不是可预料的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非积累的惊喜”。当代生物学揭示了生物界广泛存在着共生起源和共生关系，它启示人们，奠定资本主义残酷竞争合理性的传统进化论，过于突出竞争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却忽略了合作的重要性。47生物的共生现象，揭示了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这是生命进化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内在原因。

生物多样性所具有的环境适应力，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在多样性重复交往的环境中，互惠策略会逐渐占据上风。这是因为互惠带来的总体收益要大于对抗和背叛，有利于种群的发展与延续。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不只是单一的增长，而主要是对多样性环境的适应。从血缘社会的亲情共生，到地缘社会的交换互利，人类合作的范围也由氏族走向国家。48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总会遇到大量的不确定性挑战，在不确定面前，保留多样性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面对复杂环境，突出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非合作策略只是一种选择，而基于互惠的合作也是一种选择，实际上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保留多样性，才能提供多种选择，也才可能为人类在复杂世界上解决复杂问题时增加胜算。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结合创造出的生机；而欧洲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则促进了欧共体的诞生。曾经被讥讽为行走钱袋的犹太人，借鉴苏联集体农庄的做法在以色列创造了“基布兹”（Kibbutz），提供了“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与自然友好相处的共存模式。这种以自愿为原则的“基布兹”，为解决爱因斯坦和弗洛姆颇为纠结的归属与自由的难题提供了一条路径。49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利用对外战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无法重复也不愿重复这一经历。13亿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全民动员式的超额积累和胼手胝足的勤劳革命，集聚起推动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和人力资源，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经过其后的改革和开放，完成与全球市场的衔接，实现了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开辟出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人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却知道知道什么。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增殖式的线性发展不应成为经济目标，更不能当作唯一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数量的线性增长，现代化道路不应只有一条。也许今天的人们尚难以清晰地描绘未来世界体系的确切图景，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世界将摆脱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多样性发展，形成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这一社会性突变与生物突变的根源相同，都来自这个世界和事物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同时，多样性还为人类社会的互惠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策略选择。

扭转单一性的脆弱

原本应该保持丰富性的世界体系，在一切为了增殖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表现出病态的单一性。特别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虚拟经济阶段后，金融资本过度膨胀，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安全与人类的生存。当务之急，是要抑制金融资本在人类社会肌体上出现的癌式扩张，在全球范围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

矫枉需要过正。在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今天，必须限制自我循环直接增殖式的金融模式，扶持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中介式金融体系发展。在政治上，要像限制所有的绝对权力那样，把资本的权力装进制度化的笼子里，抑制人类社会肌体上癌症化的金融资本，回归货币本身具有的促进分工、分享利益、巩固合作的特性，建设趋向合作最大化的社会。

币缘秩序的重建目标，就是要实现并保持世界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均衡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只是表达愿望，而应该提供有行动纲领的币缘战略。其中不仅有货币和经济纲领，有政治计划、外交行动，甚至包括建设足够必要的军事力量——这是保证金融资本控制的虚拟经济国家不能使用暴力手段，来强制实体经济国家接受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保障。

一部货币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战争史。当代资本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支配性力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国控制其他国家，独占全球化利益的异己力量——资本由人类社会的工具变成了主宰，连战争也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

在建构新的世界体系中，无疑应该纠正资本主义的单一性。在经济制度上将不再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采取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主导的混合体制，发展中介式金融、遏制非中介金融，保持虚实相济的经济结构；在政治上，应改变主权国家“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传统，改为奉行“合作最大化”的新原则；在安全理念上，提倡“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在文化上，表现出更多的包容，能够有效地化解文明冲突。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将国家关系概括为，“大国仁而小国智”，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上千年的总体稳定。今天，这一东方式的国际政治智慧仍不失现实意义。“大国仁”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智”则是表现在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体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可以拓宽稳定国际关系和世界体系的思路，跳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现实困境。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文明的丰富，在于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在工业文明时代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世界工厂”。这种由食草动物向食肉动物式的进化，使中国获得了在资本的丛林世界生存下去的条件，也让人担心中国由此变成资本主义的新中心。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尤其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构想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与周边国家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变化的世界做出内外兼修的适应性变革——再由食肉动物向更高阶梯生物社会——人类共同体演进的过程。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

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货币与币缘在促进广大地域保持持续性互惠关系，对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的合作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国家、洲域及全球性的合作发展中，作为人类信任重要载体的货币和兼顾彼此利益的币缘联系，可以再度成为合作的纽带。

技术的制约与推进

在建立和维持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中，技术的发展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新的交通、信息工具打破了传统的国家边界，把世界以实时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然而，新技术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增大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带的干预力度，也使得边缘地带的动乱得以方便地用各种方式向中心地带传导。结果就是传统的安全之岛将沉没于新技术的汪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开金融危机的冲击，也难以规避文明的冲突。“9·11”事件和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事件证明，即使有两洋护佑的世界体系核心区也无法避免被全球化的现代技术所伤害。所以，那种以世界整体不和平为代价的国际金融获利方式，以及把冲突与战争局限在边缘地带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制造动乱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动乱所害。

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一个潜在而恒定的前提：战争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高于收益。这不但导致了“恐怖的和平”，也使人们把战争作为争夺利益最后手段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战争已经不再是谋求利益的有效工具。利害相权，是人们进行决策时的理性思维过程。资本利益最大化之利可能驱使人们冒险，而可信的互相摧毁之害，也将制约人们发动战争的意愿与行为。核战争和现代战争的恐怖前景是对资本原始扩张冲动的新制约，有助于唤醒共生合作的理性，逐步养成厌恶暴力和反对侵略的习俗，并以此为不依赖强制的新秩序奠基。

当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是资本高度集中的副产品，甚至是资本投向军事暴力领域的副产品。像核技术、互联网技术，如果不是为了维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的体系性增殖，没有任何企业甚至国家可以支撑如此高强度的投入。新技术成功的标志往往不在于单一技术的获利，而在于对整个体系的价值。互联网技术的成功就在于它极大地加快了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速度与效率，有助于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快速运转，因而成为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新技术的作用还在于可与权力杠杆结合，形成新的权力。原创技术往往难以定价，将此特点与定价权结合，就可以把类似“视窗”或“苹果”技术定为天价，让新技术的价格，轻易超过数个实业国家创造的财富。这不仅可以交换这些国家物化的劳动产品，也可以给股市投资者带来财富，更不要说满足那些风险投资家。确定价值的过程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价格的实现更是如此，价值与价格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和技术本身，还在于所有这些评估的背后都存在着对智力和暴力的垄断——这是兑现或剥夺利益的最后保障。在近年来的所谓“碳金融”交易的创设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正在如何把新技术、新理念转变成新权力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试图发明新的货币，用新创造的价值尺度来控制财富的交换，进而控制全球经济的主导权。

总体上属于中性的技术，可以被资本运用来加快积累，也可以运用新技术手段来控制资本的本能。技术作为社会变化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正在货币领域展现自己的巨大影响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互联网和衍生金融，也创造了比特币等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数字化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这为去中心化世界的利益交换提供了新的工具。就像网络信息技术熨平了传统的金字塔式政治架构一样，比特币技术和应用的拓展，改变了建立社会信任的传统方式，创造出新的信用模式。比特币体系通过协议方式，获得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认可，他们通过下载软件程序成为网络节点，然后进行交易转账，运用区块链技术完成签名认同，在付出验算成本的同时获得用以交易的价值。这类数字化货币，不依赖于央行提供的主权信用，而是由全部参与者为全部参与者提供信用，这种所有人证明所有人的信用，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它所具有的公共参与和公共信用，比任何中心化的信用要更牢靠。比特币协议要求所有决策，必须经过所有参与者50%以上同意才能通过，而技术保障了这一决策模式的实现，这使扩大货币发行损害其他参与者利益之列的决策难以通过。这一真正能够实现“多数决”的民主技术，成为新货币的“规则锚”，可以扼制掌握货币权力的少数人过度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合法剥夺民众利益的举动，有可能造就“后纸币时代”或电子货币时代的稳定而精准的新信用。因此，比特币技术尽管新生而稚嫩，却展现了“反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已经对不断趋向财富集中的中心化货币体系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这类靠“公与公信”的交易媒介的出现，将改变世界目前的交换样式，进而有可能颠覆现有的生产方式、全球货币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等级结构。新技术提供的交换工具，为去中心化的世界和共享型经济模式准备了技术条件，也将产生一种所有人与所有人合作的新币缘和新秩序。[11]

主权信用与超主权信用的稳定运行，需要新技术提供的“规则锚”。而锚定信用的海底，只能是能够解决“生民之本”的实体经济。人们要做的是，运用新技术工具为个性化生产的实业提供精准化的金融服务。虽然现在这还未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需求已经出现。当马云的阿里巴巴用极低成本在互联网上为电商提供店铺的时候，便在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也顺带可能颠覆传统银行、金融以及传统货币体系的概念。数以千万计的电商和数亿计的客户共同进入网络商域，创造了新的“场域经济”或“共享经济”的生态。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发展新一代支付、物流、信用的基础设施，建立“世界电子商务平台”（EWTO），可改变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企业的“半全球化”，从技术底层和商业规则开始构建属于全球人的真全球化。50不仅如此，这还将有可能改变传统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为构建扁平结构的新型全球社会提供途径。当然，这也可能带来“新科技资本”对社会的新型控制的威胁。人类总会在解决老问题时，制造出新的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成为人类的宿命。与经典的西西弗斯困境不同，人类社会在解决问题中获得了发展。

新的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也将改变目前的制造业模式，将以更低能耗、更高生产率进行制成品的制造。原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产业技术将被新的产业环境和新技术所改变和超越，这将极大地改变实体经济国家与金融主导型国家的力量格局。它们与新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区块链技术的结合，不仅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地理，也会重新建构人类社会的信用体系，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新的全球秩序。

技术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却在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的可能和途径。人们需要通过对技术的理性思考和发掘，去解决生民之本，进而能为之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全球秩序。历史将再次证明，社会需求在推进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比任何大学都更有创意，比任何机构的支持或反对都更有力量。

更新全球治理的逻辑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存在着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单一向复杂的发展规律。对于社会治理，也存在从血缘氏族、部落、城镇直至民族国家等组织方式的变迁。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之间、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产生了普遍的实时性影响。以往按照民族、地域划分的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世界性挑战，天下大同式的全球治理正在从先哲们的期望变成延续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

目前的全球治理，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治理模式，其内在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积累的逻辑摧毁了传统的封建领地，建立了不同于血缘和地缘的新的信任体系，并构建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一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大、最有效能的单元。由血缘社会走向地缘社会，是人类社会不断扩展并走向复杂化的重要里程碑。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人们开始从夹杂着血缘的地缘社会走向资本主导的币缘社会。资本的逻辑支配着人际关系、经济运行、市场规则、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中，存在着文明的进化，也杂糅着野蛮的基因。在资本的驱使下，不同行为体主动或被迫选择排他性最大化的生存策略、社会政策和国际战略。如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这导致了“他国即对手”的普遍现实，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治理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根据行为博弈学的研究，趋向于最大化占有共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将引起“报复性回报”——被剥夺一方为伤害对方不惜牺牲自己[12]。以此视角去看待今天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现象，就会发现当下的世界秩序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必须改变的临界点。以往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阶级矛盾在达到革命临界点时，尚存在向外部转移危机的途径。而如今的移民或难民问题，包括全球环境问题的爆发，实质是所有被转移出去的危机的“反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中心与边缘地带的阻隔，却被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所打破。环球同此凉热——世界性难题只有通过全球治理的方式去解决。而人们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支配导致的普世戕害——即使耗尽有限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也不可能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不管是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还是通过暴力的强制，都不可能改变资本逻辑支配下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瓦解的命运。

曾经由资本构建的主权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大单元。如今它既无法适应资本全球增殖的需要，也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需求。超越国家共同体的出现，既是对生产能力和交通信息技术发展的适应，也是对全球治理中资本逻辑的遏制。扩大共同体，从来是人们减少领地式争夺的有效策略。作为社会性生物，合作是人类个体和种群延续的一种本能。通过扩大人类共同体单元的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恶性竞争和彼此间的战争，还可以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已经证实，全球生产和全球贸易能够带来更为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于全球化政治架构的缺失，各个国家自然各逐其利，全球只能处于无政府状态。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这一困境，需要突破国家是最大合作单元的传统框架，开展国家间的合作，以合作增进利益，培养相互信任，在形成彼此间认同的基础上，缔结成新的、更大的区域共同体。这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却几乎被湮没的合作逻辑。

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关键在于改变全球治理的逻辑，也就是要把积累优先的资本逻辑，更新为合作的逻辑。

未来秩序的生长点

人类共同体的扩展，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权国家体系陷入危机的时代，继续维系国家间的合作，固然是防止全球体系重组过程陷于失序的保障，而更为富有建设性的努力是，人们要寻求更能适应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形态，以应对全球性的重大挑战。

在维系人类共同体和建立秩序的历程中，货币从来都充当着重要的工具，而币缘则是强化认同和增进合作的纽带。缺少币缘联系的共同体，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都十分脆弱。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离欧盟的公投中，大多数英国人主张脱离欧盟。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英镑长期游离在欧元区之外，使得英国与欧盟之间缺少强有力的币缘纽带，难以进行深度的利益通约和交换，这为英国与欧盟合作增加了变数。而具有建设性的事例是，人民币在2016年10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入了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中国这个世界最大贸易国的货币被国际货币体系的官方机构所接受的事实说明，美国、欧洲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愿意让渡部分权益来增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包容性。通过利益调整以改善不适应现状的秩序，有利于现有秩序的维系，却难以成为新秩序的增长点。

正因如此，建构超国家的洲域共同体，成为人们的一种新选择。以一国之力无法抵御来自中心国家集团的打压，这是身处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实践的总结。即便是欧洲的发达国家，要保持自身在全球社会的平等地位，也需要构建超国家共同体。鉴于美元体系的经历，单一国家货币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而区域货币体系也难以在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出现。从欧盟和欧元区的实践看，洲域共同体要达到币缘圈的程度，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进程需要区域国家之间在贸易、产业、政治、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通过大量合作在实践中培养认同感，再经过充分商议和试验，建立起区域货币体系，以此进一步加强合作与整合，逐步形成洲域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美元体系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全球货币的角色，却因其内在的悖论难以延续，而这却并不妨碍美元体系成为北美及部分环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货币，也不妨碍以此为中心形成美元币缘圈。

洲域化的多样性世界，可以通过币缘的中介求得内在统一性，以形成全球共生性经济，进而发展起多元共生的体系。这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正确思路，也是由洲域共同体过渡到新全球化的途径。说到底，币缘圈是国家间合作优先战略与策略的固化，它是对非合作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叛与进化，也为形成合作大于对抗的世界创造了条件。

币缘圈是未来全球秩序的生长点，是从国家共同体经过区域共同体，向人类共同体过渡的重要阶段。未来的全球体系，既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裂变，也产生于洲域国家共同体的聚合。未来，大国将不再致力于全球地位的角逐，而是关注与区域国家的合作。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是大国的新责任；能否成为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衡量大国的新尺度。

从政治的视角看，新的全球体系是多极的世界；在经济上，是区域化主导的产业链、价值链合作；在货币体系上，就是形成若干币缘圈；从文明的视角看，就是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共生。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全球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进程中，其主要内涵不是指地缘意义上的世界重组，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哲思的升华。所有向着多样化、多元化的努力，都将涓涓细流般汇聚，推动单向度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趋势发生逆转。

我们有理由希望，此次体系周期的更新，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秀国家替代日趋衰老的资本帝国，而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全球体系变革，由此产生一种包含了多种经济成分、多样文化的混合模式，来替代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突破。未来的世界体系，将是包容多元文明和多样化发展的体系。在新的全球体系中，将不会有单一的霸权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宰，美式的全球霸权将没有继任者。霸权主导下的秩序，将被洲域间合作所建立的新规则和新权威代替。“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敲响合作死亡的钟声”51，也可能促进权力与利益的分享，带来广泛而持续的合作。

世界秩序的新基础，是超越了国家主权体系的洲域化共同体，其核心是通过利益交换形成合作优先的币缘圈。嬗变后的全球体系将以世界多样性的面貌回归，这是具有空间交错、结构差异、利益混合、多元共生等特征的全球社会。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社会组织层次上，有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文明并存、多样化发展、多模式合作的全球新体系。

[1] 关于“全球化”有过许多定义。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这是更偏向于经济的一种定义，其实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其范围远不止于经济领域。

[2] 阿里吉认为，资本主义崛起的第一体系是热那亚体系，第二是荷兰体系，英国是第三体系，美国是第四体系。

[3] 詹姆斯·托宾197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建议，对现货外汇交易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以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产易。

[4] 此段受教于与赵汀阳的讨论。

[5] 这是赵汀阳在与作者讨论中谈到的看法。赵提及他曾经向哈贝马斯讨教，用对话方式可否解决巴以冲突？哈贝马斯的回答是“不能”。

[6] 据华尔街邮报网站2016年7月7日文章“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1.37%，而德国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为-0.19%，日本10年期债券为-0.27%，瑞士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为-0.61%。

[7] 与李晓宁就此问题的讨论中，他特别强调利益通约在解决当下国际社会矛盾的重要性。

[8] “跨体系社会”是汪晖教授提出的概念。见《经济导刊》2015年第9期文章“两洋间的文明”。

[9] 国际机制是指，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8-69.

[10] 关于区分两类货币的见解，来自黄万盛教授，他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

[11] 此段关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论述，得益于和伍康文先生的讨论。

[12] 根据行为博弈学的实验，如果一方对共同财富的占有低于20%，就有50%的人会选择“报复性回报”策略，即如果我得不到起码的公平，那么谁也不要想得到回报。见科林·凯莫勒.行为博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7.

结论

本书提出币缘概念并探索建立相关的理论框架，目的是推动人们关注并有意识地去观察和研究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货币政策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弗里德曼的这一看法，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策的本质。我们可以就此延伸——币缘政治是当代政治的核心。

可用三句话作为本书的概括：币缘是曾经影响历史并仍在左右当今世界的要素；币缘是管控资本的重要工具；币缘是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的中介。

历史与现世的币缘枢纽

币缘是人们在货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久已存在，却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一般体现在个体间的金钱关系不同，币缘主要反映着货币体系与群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式关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国内货币体系的币缘，曾经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衍生出的币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系。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代，币缘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币缘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作为从货币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币缘推动人们的分工合作从生产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从而形成更广泛、更持久的社会联系。与货币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不同，币缘所反映的不仅是人们相互间因金钱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更是整个货币制度体系与国家、民族等巨型社会组织之间支配与合作的政治性关系。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产生着重要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币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币缘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在农耕、游牧经济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时代，社会的主要财富形态并不是货币，拥有较多货币的商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还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抑制。币缘在此时并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对国际社会也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白银推动的全球性交换，产生了全球性币缘，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控制美洲白银的欧洲，通过控制全球贸易所需的世界货币，逐渐获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全面优势。欧洲在白银世界货币化基础上实现了白银资本化，发展出了以资本持续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时的货币与资本，不仅成为财富的代表，也成为权力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为权力本身。币缘被基于资本力量的政治关系所主导，发展出为资本增殖服务、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社会控制力。在一国之内，币缘表现为资本家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支配性关系；而在国际领域，币缘则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正是通过黄金的世界货币化和资本化的金本位制，获得了对世界货币体系、贸易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支配权，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

币缘在推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发生了由公平关系到等级关系的政治异化。货币和币缘的政治化，即是拥有货币财富的阶层、国家推进的财富权力化过程。如果这一过程不受到来自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有效制约，将导致币权的全球性暴政。当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体系之后，政治化的货币与资本成为支配全球社会的主要力量，币缘亦演变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新的权力杠杆。

在货币的金银本位时代，获取更多金银形态的货币，是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世界经济高地、进而支配世界的不二法门。曾经的西班牙帝国、荷兰王国、大英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都是通过先控制更多金银，继而获取世界货币体系的支配权，然后成为世界体系主导国家。在美国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后，世界各国的货币相继摆脱实物之锚，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性质的重大改变，引起了币缘领域的深刻变化，以金银多寡决定货币权力大小的传统被彻底颠覆。

货币的基础由实物变成了国家主权信用，这意味着国家信用成为货币价值的基本保障。然而，“国家信用”并不会自动成为“国际信用”，要完成这一演变，国家需要拥有支配国际社会的力量。只有有能力控制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国家，也就是拥有世界性霸权的国家，才有可能向世界市场提供主权信用货币。币权与霸权相互支撑、融合，合二为一。发钞成为获取财富的最便捷方式，货币霸权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在少数国家的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制度框架下，产生于霸权国家货币体系的币缘，成为这些国家剥夺其他国家经济成果的工具，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

盛极而衰。在30多年时间里，金融资本为了实现更多、更快的赢利，不断将实业转移到外围国家，而全力投入金融游戏中。过度膨胀的金融衍生产品，透支了货币霸权国家的最后一点信用。自华尔街2007年引发世界性危机之后，盛极一时的美元霸权已经越过权力的巅峰，开始进入漫长的下滑轨道。那种利用国家和超国家信用大量发行虚拟资本，再用虚拟资本进行投资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模式，也陷入难以延续的困境。依靠金融衍生资本支撑的币缘权力，也在逐步衰减。在一次次危机的冲击下，币缘权力的杠杆已然从华尔街丰腴却衰老的掌中滑脱，开始落入实体经济国家筋骨粗粝的手中。

货币与币缘本应成为促进公平贸易，维持平等合作的纽带。然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与币缘却成为金融衍生资本获取最大化利润的重要杠杆。如今虚拟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时刻，世界货币体系正在重构，币缘有望成为实体经济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成了人们控制和把握历史进程的枢纽。币缘主导权的归属，关乎全球性的利益分配，也关系到未来世界秩序如何去构建。在当代，金融创新与货币体系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它们仅赋予市场或银行家和金融机构去管理，而须由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最高领导层来掌控。这一做法应成为币缘政治的原则。目前关于币缘主导权的博弈，正在围绕商品定价权、资产评估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国际关键货币的构成与权重等多个领域展开，这些领域的争夺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焦点。如何通过建立新的全球货币体系来更加公平地分配世界的财富与权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

从白银、黄金、金汇兑到美元本位的历史证明，交换工具——货币的创新，将会导致世界交换样式的改变。对于历史进程，货币的创新具有不亚于生产工具创新的作用。每一个率先做到了这一点的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控制世界交换而控制了世界。可以推论，在区块链技术颠覆传统货币的当代，新的交换工具会彻底改变价值交换的样式。更加重要的是，由新货币生成的新币缘将使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在充满纷争的国际领域达成兼顾彼此利益的共识，进而推动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互惠合作，催生新的全球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忽略或过度突出币缘因素都是思想的偏狭。币缘是影响当下及未来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却不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唯一要素。人类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技术进步等诸多传统的或新生的因素，依然对社会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国际政治的其他要素对币缘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历史总在走合力线。所有因素叠加及彼此间复杂互动的综合性结果，才决定着历史的真实走向。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会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也不应过度推崇包括币缘在内的任何单一因素。

管控资本的重要工具

与货币一样，资本也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对货币与资本有过深入研究的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根据他的研究，剩余价值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意味着资本的增殖源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始终持坚定的批判态度：“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1。马克思也看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构成了“资本的文明面”2。

资本所具有的文明和反文明的二重性，使人们一方面利用资本来促进生产，另一方面又在编织防范资本的篱墙，试图阻止资本干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限制资本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对社会的支配者。然而，当资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甚至会衍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及行为规范：由资本建立的工厂和租用的写字楼，在不断塑造维系资本增殖所需的蓝领和白领劳动者；资本创建的学校在批量化生产劳动后备大军；资本控制的媒体，决定社会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欣赏什么样的艺术和拥有什么样的美感；资本提供的政治捐赠，决定什么样的政治家可以在选举中获胜，什么人将会被淘汰出局；资本力量决定了什么样的法律可以通过或废除，什么样的律师可以赢得诉讼；资本的资助决定科学家进行什么样的研究，而技术成果是被迅速推广还是被束之高阁也取决于资本对其赢利前景的判断；军事工业—资本集团，塑造着暴力的形态和作战样式；金融资本集团则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战争。资本不仅成为社会的支配者，也成为世界乃至地球生物圈的支配力量，这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摧毁社会生产力和奴役人们的反文明一面。

在经历数百年的扩张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涵盖了全球，资本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体系主导国家的控制，实现了对世界其他地方和国际社会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大量贫穷国家和民族，成为维持资本不断增殖和发达国家持续繁荣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资本统治世界而导致的绝望，成为世界性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之源。

最早认识到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提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推动了延续百年、波及全球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对世界近当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潮。近年《资本论》在全球热销，说明其至今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社会实践的情况看，无产阶级斗争的确抑制了资本的残酷积累，与虎谋皮般地在欧洲广泛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化社会，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化社会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边缘地带国家，而社会主义实践还局限在一定地域，但还是在一定时空范围遏制了资本的恶性膨胀。

现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必须抑制资本。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要冷却已经膨胀起来的全球赌场，恢复因失控而陷入无序的金融体系，可以开出诸如通过国际合作清理债务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等许多“处方”。然而，要让“处方”可行，首先要从转变华盛顿的观念开始。因为美国现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体系，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权威。3可问题在于，已经被金融资本控制、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及其利润的美国，如何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控制“大到不能管”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诸如给飞快旋转的资本之轮加点沙子的“托宾税”，或者是皮凯蒂征收资本累进税的主意，都有劝诫资本“回头是岸”的善良愿望，却都难以实施。税收是政治，无法离开强力的保障。索罗斯在《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则提出要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金融资本比其他资本更具流动性，它可以轻易地削弱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能力，使世界更加不公平。然而，全球金融秩序的不稳定性尚没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他的建议是人们要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废除国家货币。4另一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的实务决策者和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受控制的解体”——即世界经济体系退回相互隔离的状态。这些看法与建议存在着共同的弦外之音——现存的秩序难以延续。虽然这类看法自提出后就饱受争议，却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意见。

管控资本，首先在于要从政治上对金融资本尤其是衍生金融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根据波兰尼的观点，市场应该嵌入社会，而不能成为分裂社会的因素，更不能替代或主导社会。资本市场也是如此，它应该在社会的有效管理下，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衍生资本具有自我膨胀、无限榨取社会肌体资源的倾向，这使其成为人类社会之癌。在管制全球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政治作用，要利用公权力对资本、市场进行必要的管控，通过法律、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防止金融衍生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

管控资本还应发挥币缘所具有的内在约束力。资本的增殖必须通过交换，而货币是交换的基本工具，币缘作为从货币和资本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性因素，对货币与资本具有内在的节制作用，并在不断对过度膨胀的资本进行着对冲。这是因为资本的增殖，无论如何虚无缥缈，都必须使用货币及衍生工具，因而无法脱离具有社会性的币缘来实现。华尔街的金融衍生资本，无法摆脱美国法律、政府政策、议员态度的影响，而这些与美国的就业、舆情、媒体、理念紧密联系，“占领华尔街”的街头运动、总统参选人对华尔街的批判，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的亿万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甚至自然界对资本极度扩张带来的灾害性反应也会对资本产生节制作用。尽管金融衍生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因素和国家的羁绊，却无法彻底割断所有的社会关系。币缘中所蕴含的社会性，依然是阻止金融衍生资本走向极端化持续积累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币缘因素对金融衍生资本的制约，还体现在币缘圈的出现。币缘圈是多元货币体系的空间形态，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构。通过组成币缘圈，可以约束单一货币体系的影响范围，使其不能获得全球性的绝对权力。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开始出现了以人民币等发展中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工具的新趋势。特别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立，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体系可以摆脱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结算系统，获得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独立性[1]。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泛亚区域的币缘圈，可以与其他币缘圈一道对全球金融资本进行有效制约，为人类社会找寻一条摆脱资本控制与剥夺的组织化路径。

毫无疑问，面对本性难移的资本和高度复杂的人类社会，没有包治百病，包打天下的法宝。发挥币缘的社会性功能，只是管控资本的诸多工具之一。归根结底，币缘是缘而不是因。正因为如此，以币缘管控资本要做到不过与知止。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资本、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是要抑制资本的贪婪本性，不可将资本增殖作为社会唯一或优先的经济目标，防止资本控制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并获取对社会的支配权。

知进者雄，知止者圣。知道并发挥币缘的作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要认识币缘的局限，则更加困难。

全球新秩序的中介

币缘产生于货币，自然与货币有相通之处；两者是相互联系亦有区别的因缘关系。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方便交易的媒介，是人们彼此信任与合作的物化载体，是币缘之因。人们之间的每次交换，既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是交易双方对共同价值的确认过程。在交易之中，就产生了超出经济范畴的价值观认知与交流。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是买卖。一次成功的交易，往往就是一次伴随着兼顾彼此并相互认同的社会交流，就是对信任的一次强化。交易是人们自愿和他者进行劳动交换的行为，是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人们之间每一次交换的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而交易的结果却是在完成一次互利合作的行为，人们因此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这是由币而生的缘。

币缘是人们在合作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交换的人们，必须进行价值的通约，这就需要对共同价值尺度达成认同。每次对共同价值的确认都伴随着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而每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也在强化共同价值的认同，这一过程既在巩固经济性联系，也具有增加人们之间认同和联系的政治意涵。通过对资本的抑制，人们之间的每一次交易，都是对交流合作的一次强化；千万次不断重复的互利合作，将会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并升华为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认同，逐步发展出相互信赖、持久合作的关系；基于信任的合作，是建立秩序的重要前提。币缘通过人们持续而频繁的相互作用，虽缓慢却坚韧地推进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这是币缘能够成为社会秩序中介的原理，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治理的新逻辑。

币缘理性的核心，是基于共识的交流与合作。币缘的作用，就在于维持人们之间持续的互动，巩固社会的互利合作关系。在货币经济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代，币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弱政治现象，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间不同人群交流和不同体系社会间的合作，促进“跨体系社会”间的和平相处。在人类共同体从氏族、村镇等小单元向城市、国家等更大社会单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币缘曾经是权力的杠杆，也是扩展人类共同体规模的重要工具。即使在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背景下，币缘亦起着打破阻碍，化解对立，促进彼此认同的作用。币缘既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工具，又是国际社会彼此联系的纽带，是形成国际秩序的中介。同样，在币缘政治中不仅存在着博弈，也包含着合作。

币缘的哲学，是承认世界多样性和多样性有条件的统一，而币缘则是多样社会统一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币缘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往往导致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在全球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币缘可以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在洲域内部，币缘可以促进各国之间互动交流，培养合作习惯和提高相互认同；在洲域和币缘圈之间，币缘可以通约不同利益，寻找彼此间的最大公约数，减少对抗，扩大合作。

从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趋势看，去中心化的时代正在来临，以某一国家作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帝国式体系难以再延续。未来世界的发展前景将不会再是传统权力转移式的霸权更迭，金字塔式世界结构将被突破，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节点式国家和洲际共同体为基础的新体系。分布式的洲域共同体，是多个独立自主又能互利合作的国家，以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为目标组成的超国家组织。它将与各种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一道，构成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真正走出丛林世界的全球新秩序。

币缘是新秩序的黏合剂，币缘理性帮助人们实现交流、恢复信任和形成新认同，它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还可以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化。在趋于瓦解的旧秩序与尚在建构的新秩序之间，币缘是连接彼此的纽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新币缘的基础，人们在建构未来全球秩序的时候，务必高度重视多元货币体系的构建，各国和世界的领袖们必须亲自参与设计和推进，而不能将其交付于金融资本家或金融专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尤要警惕和抵御在金融资本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防止它们运用先进的暴力技术和通过制造危机来破坏世界的总体和平环境，以期逆转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正在衰落的趋势。

也许在这次全球秩序的转化中，我们可以币缘为中介，在旧体系与新秩序的鸿沟间搭建沟通彼此的桥梁，让高傲的山巅之国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以食利国的身份一步步优雅地落入凡间——一个多元多样、彼此兼顾、共生共在的世界，而不必重蹈打碎世界再重新建设的覆辙。

尽管这很难，却值得一试。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合作优于对抗。通过交易分享利益，总比相互厮杀要强。

[1] 目前的全球金融结算主要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是国际银行间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金融交易网络。

注释

序言

1.王建，李晓宁，乔良，王湘穗.新战国时代[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25.

2.这些论文主要包括：币缘：金融化时代的国际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08（3）：1-8；世界的币缘时代，选自：法国阿斯彭研究所《谁来主宰明天？》，Autrement出版社，2008年版；币缘秩序的解体与重构[J].现代国际关系，2009（3）；币缘和中国的币缘战略[J].战略与管理，2009（5-6）；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6、390.

第一章

1.缪文远，缪伟译注.管子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218.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胡我琨.钱通[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26.

4.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9.

5.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4，所引中国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见《考古》1976年第4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65.

7.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

8.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30-131.

9.据近年对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长江流域在距今7 000年就有了城市，出现了商品渔业。在甘肃东乡等地发现了距今5 000年的青铜刀。见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2-43.

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

11.凯瑟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钱的历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1-33.

12.约翰·F.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M].李广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援引了奎格因女士关于笔录一个部落不用货币的有组织文明。这一显然是个例的情况也证明，没有货币的有组织文明的政治经济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

13.见《汉谟拉比法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8、50、51、59、89、91、209、274条。

14.《汉谟拉比法典》第196条规定，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去眼睛。197条，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203条，自由民之子打同等自由民之子，应陪银一名那。

15.缪文远，缪伟译注.管子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166.

16.李觏.李觏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1.引自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7.

17.见《晋书·隐逸列传·鲁褒传》。

18.凯瑟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钱的历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5.

19.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M].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51、199.

20.伯纳德.路易斯.中东[M].郑之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161.

21.见司马琪.十家论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2。管子对控制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有深入的思考和精巧的政策设计，这是齐国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2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4.

23.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167。黑田明伸教授指出了中国铜钱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贯性。这实际上正是他所阐释的“一国一通货”制度的体现。

24.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人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中认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时期都存在着一种跨文明的实体——可以不那么严谨地称之为“世界体系”。

25.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M].丘进，译.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80.

26.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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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134页，166页。据弗兰克的计算，从1494年到1800年，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出自美洲。

29.沃勒斯坦对资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定义。选自：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J].国外理论动态，201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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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81。对了解中国革命的人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奋斗。弗里德曼所提供的金融学家观察，可以给我们理解币缘的广泛影响提供新的视角。

35.见李勉注译.管子今注今译（下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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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95～2012年，欧盟内部贸易占进出口总额均在60%～70%区间。数据来源，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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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司马迁.史记.平准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见《汉书·食货志》.

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4.程碧波.国计学——国计民生的系统科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19.

5.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之二[J].香港传真，2010（36）18-35.

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9.

7.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22.

8.凯瑟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钱的历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9-22.

9.威廉·伯恩斯坦.贸易改变世界[M].李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30.

10.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0。伯纳德·路易斯在其著作《中东》一书指出，这种金银复本位制源于原萨珊王国的银币体系和拜占庭帝国的金币体系。

11.李山译注.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354-355.

12.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79-181.

13.《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文帝时实行酎金制，有封地的王侯每年在宗庙祭祀时要献上黄金，如所献黄金数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故汉代的王侯贵族都会储备大量黄金。

1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08、43.

15.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82.

16.《后汉书》卷八十八《大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17。“羁縻之策”或许是最早通过贸易影响国际关系的策略。

18.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1.

19.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宋元明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43.

20.见《泉州志》，南宋贸易中的细货和粗货。

2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08.

22.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0-151.

23.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宋元明部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89-92.

24.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1，引《隋书·食货志》记载，后周时，河西诸郡使用西域金银钱。

25.伯纳德.路易斯.中东[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165.

26.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7.

27.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8.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出版社，2009：45.

29.保罗·布特尔.大西洋史[M].刘明周，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37.

30.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169、178.

31.《穆宗实录》第1113-1114页；《神宗实录》第1141页，1802-1803页。转引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80页。

32.万明，徐英凯.《明代白银货币化再探——以〈万历会计录〉河南田赋资料中心》，《“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第二卷），2008：105-127.

33.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445、469.

34.沃勒斯坦认为，在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以前，世界上存在着5个贸易中心。见《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4页。在弗兰克看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心。参见《白银资本》第一章导论，第5页；第四章。

35.据麦迪森的统计，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在公元元年是26.2%,1000年是22.7%,1500年是25%，1600年为29.2%。据《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刘逖的文章，麦迪森的统计对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过高，按当时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在25%左右。即使如此，中国当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不容小觑。

36.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詹庆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8、50、54。在1540年后中国从日本等地进口白银年均为20万两，巅峰时达100万两，占当时进口白银的75%。直到1775年后，中国才开始完全依赖美洲白银进口。

37.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51.

38.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M].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57.

39.彭慕兰.大分流[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33.

40.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19.

41.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甲集）［M］.“江苏奏稿”卷5，第3页。转引《银线》40页。

42.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91.

43.托马斯·K.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

44.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4.

4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

46.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5：28.

47.迄今尚没有学界公认的国家定义。但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的看法是摩根索、恩格斯的学说和韦伯的定义，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公共权力”作为国家标志的认定。参见：谢维扬.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先秦、秦汉史，2011（3）；易建平.文明与国家起源新解［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13）.

48.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J].历史研究，2010（6）：4-35.

49.近年考古发现，中国已有5 000多年的筑城历史。所谓“城”就是指用夯土筑成、围成一圈的高大墙体，是一种防御工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据《世本·作篇》，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建城，使民安居；建市，让民得以交易。

5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1.

51.缪文远，缪伟译注.管子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218-225.

52.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47。

53.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保护产权和对外扩张，而在中国，国家的干预要更全面。见：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61.

5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3.

55.汉武帝与张汤拟造白鹿皮币，垂询大司农颜异的意见，颜异认为不妥。颜异在此后一次议政时并未发言只因嘴唇微动，被张汤指其为腹诽，应处死。可见，在信用货币创建之初即有权力介入的血痕。见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67.

56.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52.

57.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6.

58.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68.

59.萨拉·B.波默罗伊.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M].傅洁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88.

60.陈雨露，杨栋.世界是部金融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3.

61.萨拉·B.波默罗伊.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M].傅洁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90.

62.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M].莫竹苓，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14-16.

63.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徐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

64.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手册[M].罗教讲，张永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07.

65.赵德馨.楚国的货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84、105.

66.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60.

67.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之二[J].香港传真，2010（36）：25.

68.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I[M].王觉非，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78.

69.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阿卜杜·马立克哈里发时期。见王有勇.阿拉伯货币的发展［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0（2）：55-57.

70.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

71.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3.

72.威廉·伯恩斯坦.贸易改变世界[M].李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8.

73.见《孟子·公孙丑》。

74.见李勉译注.管子今注今译（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1.

75.见李勉译注.管子今注今译（下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

76.司马琪.十家论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7.威廉·伯恩斯坦.茶叶石油WTO：贸易改变世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22、25、29、31.

78.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1.

79.威廉·N.戈兹曼、K.哥特·罗文霍斯特.价值起源[M].王宇，王文玉，译.沈阳：万卷出版社，2010：20-29.

80.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89.

81.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1：2.

82.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532.

83.约翰·Ｆ.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6.

84.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44、50.

85.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249-250.

86.柯美成.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497.

87.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531.据李剑农考证，纸币“字昏方换之制”定于金世宗大定年间，见李著《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第90页。

8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81.

89.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1：408.

90.许倬云.万古江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51.

91.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4.

92.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09.

93.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4-136.

9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07.

95.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38-42.

96.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货币史[M].徐子健，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69.

97.金德尔伯格认为这是英国人无心而为，但其他货币史专家却不这么认为。从朗兹、洛克和牛顿关于货币重铸的辩论看，最出色的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都高度重视货币制度的作用。参见约翰·F.乔恩著《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第6章、第7章。

98.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1.

99.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2.

100.出自唐代聂夷中的诗《咏田家》.

101.白居易“琵琶行”中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句，其中透露出对商人轻蔑之意。

102.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35.

103.丘进.罗马与中国［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89.

104.这一点中国古人也早就有所认识，《孙子兵法》中所谓“庙算在先”，就是要对战争的耗费先进行计算；而交子的出现与宋代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有直接关系。

105.马克斯·布特.战争的革新——1500至今的科技、战争及历史进程[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24.

106.威廉·H.麦尼尔.竞逐富强[M].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78.

107.尼亚尔·弗格逊.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M].蒋显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1.

108.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35.

10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45、49.

110.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45.

111.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99.

112.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62.

113.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M].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68、344-345。

114.坂本太郎.日本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89、395.

115.王家检.李鸿章与北洋舰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33、479、483.

116.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84.

117.英国之所以能够赢得殖民时代的霸权战争，秘密就在于英格兰银行能够为英国军队提供比与之竞争的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更加低息的信贷。而这需要有议会控制政府的财政。见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M］.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92.

118.迈克尔·怀特.战争的果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21.

119.福田俊基.国债的历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2。甚至西班牙国王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查理五世为筹集对法国作战的经费，也借助了荷兰议会的信用。见此书第14页。

120.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

12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9.

122.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M].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86.

123.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M].牛可，翟韬，张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10，“二战”联盟分裂的深层原因，“英国接受了美元和规矩，苏联人则没有”；36页。

124.期权是一种合约，是金融衍生品的主要部分。期权的价格由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组成，内在价值很难在短期发生波动，而时间价值反映的是期权在剩余到期时间内，实际价格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化。见克利夫·E.凯尔什.金融服务业的革命［M］.刘怡等，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03-104.

125.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36.

12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7.

12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39.

128.J.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384.

129.刘易斯·芒福德提出了“煤炭资本主义”的概念（见其所著《技术与文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46页），而布罗代尔则有更详细的论述。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639-641页。

130.威廉·罗森.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M].王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77、124.

131.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49.

132.瓦特研究蒸汽机的成功，有赖于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的资助。而瓦特蒸汽机的普及，也是靠瓦特的合作商以租赁方式提供给用户，让其以节约煤炭的部分偿还租金的营销方式。显然没有资本的介入，瓦特蒸汽机难以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133.陈燕谷在为《白银资本》一书中文版所写的推介文章中，对欧洲与亚洲的情况有详尽介绍。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

134.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75.

135.李约瑟提出，中国有许多技术发现，而为什么近代科学却在西方兴起？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将该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对其回答与争议可参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谢永刚的文章：“续驳‘李约瑟问题’终结论”。

136.见《管子·海王》，所谓“官山海”，即国家对冶铁业、制盐业垄断性经营和铁器、食盐专卖。

137.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全国二十七郡有盐官共三十六处，铁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处。

138.见西汉时期桓宽的著作《盐铁论·轻重》。

139.威廉·罗森.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M].王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38.

140.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51.

141.罗伯特·L.奥康奈尔.兵器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148.

142.马克斯·布特.战争的革新——1500至今的科技、战争及历史进程[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6-7.

143.刘戟锋.武器与战争[M].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137-138。曾公亮、丁度（990—1053年），奉旨编写《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和多种火器，说明当时火药与火器均已高度发展。中国人对火药的记载，最早可见于葛洪（284—364年）撰写的《抱朴子》，只是当时为炼丹术，尚未用于军事目的。

144.刘戟锋.武器与战争[M].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大学出版社，1992：148.

145.罗伯特.L.奥康奈尔.兵器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145-146.

146.马克斯·布特.战争的革新——1500至今的科技、战争及历史进程[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7.

147.富勒.西洋战争史(卷2)[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3-194.

148.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共开支2亿日元战费，得到的战争赔款是3.6亿日元。见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73.

149.迈克尔·怀特.战争的果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

150.贡萨罗·波索.永久军事经济［J］.国际社会主义，2010年夏季号，见《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第39-43页。

151.乔良，王湘穗.超限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152.贡萨罗·波索.永久军事经济［J］.国际社会主义，2010年夏季号，见《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第53页，第6期第41页。

15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劳动者剩余价值如何成为资本增殖来源的过程。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实体经济型国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劳动者”，正是这些国家提供了全球资本增殖来源——国家剩余价值。而扮演世界资本家角色的则是“金融主导型国家”。

154.中国战略思想库.蜕变与抉择[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35.

15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1.

156.鹤田满彦.《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论[J].范大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1）:12.

157.埃玉普·欧兹维伦等.从资本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多样性：教训、局限与前景[J].国外理论动态，2015（11）：2-18.

158.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74页中，马克思把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运动有意识承担者——资本家称为“人格化资本”。如今许多国家扮演着资本增殖有意志和有意识的承担者，可以把这些国家称为“国格化资本”。

159.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M].姚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1.

160.《史记·平准书》，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88.

16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4.

162.见《管子·轻重甲》.

163.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34.

1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

165.黄进，姚文娟.名君诏批[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68.

166.斯蒂芬·艾西罗德.美联储50年风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3.

167.永谊.白银秘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9.

168.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1：408。据彭信威测算，以第十六届会子与第一届会子比较，膨胀超过万倍。见《中国货币史》，第359页。

169.江晓美.斑驳的铜锈[M].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2010：71.

170.热那亚在制度方面开风气之先，而威尼斯要更通情达理一些。因此，威尼斯得到了流动资本的青睐。见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8.

17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55.

172.约翰·瓦歇尔.罗马帝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131-132.

173.迈克尔·怀特.战争的果实[M].卢欣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18.

174.何新.统治世界[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3：13、43.亦可见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175.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09、221.

17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9，商人与国王相互依存的关系，在17-18世纪成为对立关系，见193页。

177.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07.

178.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8.

179.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第三章

1.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7.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5、242.

3.保罗·布特尔.大西洋史[M].刘明周，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40、44、49.

4.斯帕.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M].倪正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5.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2卷)[M].纽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可参见斯帕.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M].倪正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22-25，当时所有欧洲军事力量都从事私掠行动，这既是财富之源，也是廉价的政治骚扰手段。

6.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

7.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4.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

9.教皇敕令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区域的划分，说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需要高于国家的全球政治权力。基督教廷最早扮演了这一角色，并将基督教中的排他性注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

10.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8：达伽马在第一次远航印度的过程中就袭击并捕获了一艘装满香料的穆斯林船只，以此开辟了欧洲人依靠武力而不是市场竞争获得印度洋财富的历史。

11.一群天主教修道士写信给西班牙国王抱怨，太多的矿工被迫从一个矿井向另一个矿井转移的过程中因饥饿而死，以致后面的人沿着尸体就可以找到新矿山。见戴维·S.兰德斯著《国富国穷》，第75页。

12.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徐家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65.

13.这是威廉·配第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说的话，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0页。

14.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M］.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2-24.

15.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37-38.

16.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52.

17.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3、24.

18.杰弗里·帕克.腓力二世的大战略[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

19.杰弗里·帕克.腓力二世的大战略[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6－127.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86-187.

21.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54.

22.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32.

23.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450.

24.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

2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21.

26.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

27.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6-18.

28.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76.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1—178页，第193页。萨缪尔森认为，资本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产出的耐用投入品。

30.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9.布罗代尔认为这一看法和资本主义如醋酸一般溶解欧洲社会的比喻过于简单草率。我倒觉得是一语中的。

31.威廉斯.世界商业史[M].陈耀昌，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65.

32.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83-184.

33.马克·T.胡克.荷兰史［M］.黄毅翔，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97.

34.莫里斯·布罗尔.荷兰史[M].郑克鲁，金志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71-76.

3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0-191.

3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3-44.

37.关于荷兰兴起的种种原因，可以参阅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金德尔伯格、阿里吉等人的著作。

38.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詹庆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6.

3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2、166.

40.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出版社，2009：60.

41.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32.

42.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41.

43.莫里斯·布罗尔.荷兰史[M].郑克鲁，金志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44-52.

44.马克·T.胡克.荷兰史[M].黄毅翔，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95.

4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22-233、264.

46.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5.

47.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5-36.

48.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68.

49.莫里斯·布罗尔.荷兰史[M].郑克鲁，金志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89.

50.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8.

51.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9.

52.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61-62.

53.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42.

54.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5.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M].陆伟芳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38.

56.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等.中东史[M].哈全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0：9.

57.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M].许序雅，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67、85.

58.弗朗西斯·鲁宾逊.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

59.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07-120.

60.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M].许序雅，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120.

61.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等.中东史[M].哈全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0：154.

62.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27-128.

63.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55.

64.伯纳德·路易斯.中东[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166.

65.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M].陆伟芳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81.

66.威廉·伯恩斯坦.贸易改变世界[M].李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177、180、181.

67.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24.

68.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52-256.

69.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等.中东史[M].哈全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0：153，奥斯曼帝国给予居住在穆斯林土地上的欧洲人自治权，欧洲人不必遵守奥斯曼法律，也免缴当地税收，这吸引了欧洲商人和技工定居奥斯曼帝国。

70.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46-148.

71.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詹庆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9页。林满红女士认为与“冲击”一词相比，“溶蚀”更加中性。此处用溶蚀一词，是因为其更能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复杂性。

72.据梁方仲估计，1390—1486年，国内产银约3 000万两。引自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81页。即使如此，银仍不够用，还需大量进口。

7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65、470、471.

74.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1-105.

75.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0.

76.据对宣德年间中日勘合贸易推算，日本贸易物品由中国官方给价可获10倍之利。见《中日经济关系史》（上），第161—164页，以至于出现了“日使争贡”的事件。

7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3，洋税，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78.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01、203.

79.刘逖.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6.

80.见顾炎武《日知录》，转引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71.

81.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4.

82.刘逖.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6.

83.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807.

8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51.

85.曲彦斌.中国典当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9.

86.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刘迪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78.

87.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68.

88.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詹庆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6.

8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7.

90.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2-13.

91.刘逖.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0、113-114、89、119、121.

92.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7.

93.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77.

94.郭蕴静，周启乾.中日经济关系史(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158-159.

95.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M].詹庆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0、57.

96.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5、106-107、113.

97.费信.星槎胜览[M].冯承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转引自，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9)16卷，第3期。

98.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刘迪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4.

99.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M].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6-57.

100.日本是产铜产银之国却基本不造钱币，长期靠向中国出口铜与银换取生丝等物产。见郭蕴静，周启乾.中日经济关系史（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296-297.

101.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刘迪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26.

102.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M].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

103.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47.

104.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89.

105.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65.

106.1621年，作为荷兰最高权力机构的联省三级议会认购了西印度公司的一半资本。英国和法国的公司也有国王的股份。

107.17世纪的欧洲，在农业生产率最高的荷兰有2/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在东欧和北欧则有90%的人口从事农业。见龙多·卡梅伦等.世界经济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25.

108.据刘逖对1600—1840年中国经济结构的统计，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58%，制造业占15%，商业和运输业占27%。这已经是明显的混合经济体。

109.杰弗里·帕克.腓力二世的大战略[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50、118.

110.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80-181.

111.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81.

112.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54.

11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

114.徐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资本投资与社会机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2.

115.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M].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7.

116.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时代：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的经济与社会[M].莫玉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5.

117.迪特里希.施万尼茨.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M].刘锐，刘雨生，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84.

118.宋则杭，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50.

119.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52-153.

120.被教皇视为“以武力及恐惧，强加于国王的无耻条款”的《大宪章》，曾经多次被废除，又多次重新颁发，一直到1297年爱德华一世时才最终确立。债务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参见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M］.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0.

121.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M].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02.

122.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版序，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123.在光荣革命之前，商人占英国议员数的8.9%，到1754年时超过15.5%。见肖国亮，隋福民.世界经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9-140.

124.在“新教神风”的传说中隐藏着皇家海军拒绝为国王作战的实情。

125.桑德拉·哈尔贝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3.

126.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M].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8.

12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38.

128.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2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28.

129.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英荷伙伴关系中贯穿着“敌对式共生”的关系。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63。这一现象不仅在荷英之间出现，还在以后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如在英美关系，美苏关系，直至今天的中美关系，都具有“对立式共生”的特征。这种大国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国际政治的辩证法。

130.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20.

131.威廉·H.麦尼尔.竞逐富强[M].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01.

132.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M].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8-59.

133.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M].曾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74.

134.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9.

135.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8-79.

13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62、87.

137.伦敦一直要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才在货币交易中取代了阿姆斯特丹。见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健，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44.

138.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85、43、63.

139.威廉·罗森.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M].王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77.

140.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47-348.

141.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65、171。按照当时7.14285卢比=1英镑的比价，几千万卢比是一笔极大的财富。

14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6.

14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99.

144.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M].黄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24、229-231.

145.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健，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69.

146.各地金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比价，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有很大差异。可以确定的是，英国与欧洲相接近，欧洲与亚洲差距很大。

147.格雷戈瑞.威廉姆斯与沃勒斯坦的对话[J].国外理论动态，2014（4）：2.

148.陈平，北大演说，观察家网，http://www.guancha.cn/video/2014_08_21_258912.shtml.

149.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4.

150.肖国亮，隋福民.世界经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2.

151.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5.

152.贡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93.1815年，英国的国债总额为8.6亿英镑。

153.1761—1770.1771—1781年增长率分别为3.68，3.99；1781—1790，1791—1800年增长率分别为6.80，11.41。见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43.

15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11、273.

155.查尔斯·蒂利指出，英国人采取荷兰人的财政方法，摆脱了对荷兰的依赖，最终超越了荷兰。参见《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第100页。

15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3-720.

15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3.

158.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29页，引述埃里克·威廉姆斯的著作《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中提到的“殖民地给大英帝国带来的利润，从殖民地不断流入英国的财富，这些资本对工业革命的作用”等观点。

159.沃勒斯坦引述了科尔曼、兰德斯、汤因比、哈特维尔、霍布斯鲍姆、内夫等人对工业革命的研究。参见《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1-24页。

160.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5-176.

16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6-17.

162.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M].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4.

163.R.R.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M].苏中友，周鸿临，范丽萍，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8.

164.威廉·罗森.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M].王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80.

165.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M].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5.

166.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6.

167.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02.

168.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47。英国的商品输出额在1720年为800万英镑，1763年达到了1 900万英镑。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71.

169.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47.

170.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08-310.

171.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M].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344.

172.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7、9.

173.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7-218、222.

174.屈勒味林.英国史(下册)[M].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75.威廉·H.麦尼尔.竞逐富强[M].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03.

176.刘逖.前近代中国经济总量研究（1600—184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8.

177.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299.

178.刘戟锋.武器与战争[M].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大学出版社，1992：141.

179.马克斯·布特.战争的革新——1500至今的科技、战争及历史进程[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26-29.

180.罗伯特·L.奥康奈尔.兵器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165.

181.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2.

182.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100.

183.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M].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52.

184.威廉·H.麦尼尔.竞逐富强[M].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09.

185.马克·T.胡克.荷兰史[M].黄毅翔，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90.而实际上，在银本位的火器时代，资本主义战争只是刚露出了狰狞的面貌，更残酷的现代化战争还远未到来。

186.弗兰克·萨克雷等.世界大历史1571－1689[M].阎传海，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15-20.

187.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31.

188.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8.

189.雨果·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190.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6-47.

191.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70.

19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97、99.

193.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2.

194.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2.

195.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M].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92.

19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57.

197.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70-271.

198.乔万尼·阿瑞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3。

199.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M].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00.汪晖.两洋之间的文明[J].经济导刊,2015(8-9).

20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44、337.

202.吕一民.法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87.

203.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徐子健，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79-81.

204.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0.

205.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3.

206.桑德拉·哈尔贝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

207.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8.

第四章

1.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48.

2.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5-30、261.

3.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17.

4.沙皇俄国的领土更加广袤，也几乎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但因其多处于寒带，缺乏可以常年运营的海港，地理环境显然不如处于北温带的美国。更重要的是，沙俄实行农奴制度，土地归皇家、贵族和大地主所有，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发展。同样具有广袤土地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由于实行英国总督体制，没有自主的土地政策，也无法获得美国式的快速发展。

5.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M].徐友渔，胡雨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9.

6.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M].王珏等，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5.

7.罗伯特·卡恩.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上)[M].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4-18、178.

8.罗伯特·卡恩.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上)[M].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

9.余江欣.世界军事革命史(上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356-363.

10.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48.

11.迈克尔·李，蓝宁.决战100[M].耿丹，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307-309.

12.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5-217.

1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9.

14.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1-83.

15.约翰·S.戈登.财富的帝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72.

16.温铁军的发言，见《中国战略思想库报告》2016年第2期，第7-9页。

17.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71-78.

18.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2、358.

19.威廉·罗森.世界上最强大的思想——蒸汽机、产业革命和创新的故事[M].王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76.

20.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67-268.

21.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1900[M].吴亮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59-63.

22.约翰·S.戈登.财富的帝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08、103.

23.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M].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4-88.

24.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79.

25.罗伯特·卡恩.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上)[M].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45.

26.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2.

27.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93、308.

28.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482-483.

29.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3卷)[M].钮先钟，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

30.罗伯特·卡恩.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下)[M].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45-351.

31.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M].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343.

32.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3-277.

33.在朝鲜战争中，大量消耗战争资源上有著名的“范福米特弹药基数”的战例。而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投下炸弹的爆炸当量甚至超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议员称尼克松是“历史上最大的轰炸机”。见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M].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342.

34.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M].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67.

35.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

3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4.

37.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31-433.

38.桑德拉·哈尔贝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78-179.

39.徐振伟.美国对欧经济外交：1919－1934[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39.

40.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M].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9.

41.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M].陈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2.

42.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0.

43.徐振伟.美国对欧经济外交：1919－1934[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9、126、133.

44.美国银行家认为取消或减免战债的经济收益更好，而美国政府和国会均坚决反对取消战债，希望通过战债来控制欧洲信贷市场，以满足美国的需求。见徐振伟.美国对欧经济外交：1919－1934[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27.

45.桑德拉·哈尔贝琳.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02、272.

46.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7.

47.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64.

48.王宇春.被绑架的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1-75.

49.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7、149.

50.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M].徐友渔，胡雨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9-10.

51.陶文钊.二十世纪初美日在东亚的竞争[J].世界历史，1992(3):41-50.

52.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99-602.

53.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2.

54.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M].徐友渔，胡雨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7-8.

55.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M].符荆捷，陈盈，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07、111.

56.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邸晓燕，邢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66.

57.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56-559.

58.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2.

59.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M].符荆捷，陈盈，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50.

60.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8.

61.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M].徐友渔，胡雨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538.

62.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76-77、81-82.

63.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0.

64.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3-24.

65.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98.

66.弗朗西斯·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M].严荣，译.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238.

67.弗里德曼也早在1968年就建议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窗口。见梅兰梅德.逃向期货[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184。大量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对美国有利，从长期看将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对这一前景，尼克松政府事先就知道。见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

68.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贺坤，贺斌，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93.

69.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M].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344.

70.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M].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71.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46-353.

7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J]国外理论动态，2007（7）9-12.

73.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22.

74.杨仕文.美国的非工业化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89-90.

75.理查德·邓肯.美元危机：成因、后果和对策[M].王靖国，译.哈尔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140、158.

7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金融稳定报告“迎接稳定面临的新挑战打造一个更安全的体系”［R］.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151.

77.转引自梅兰梅德.逃向期货[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187。这是弗里德曼为芝加哥交易所而写文章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学者与金融资本家之间为影响国家行政决策而形成的共谋关系。

78.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1.

79.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9.

80.梅兰梅德.逃向期货[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189.

81.张文木.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N].中国国防报，2013-05-07.

82.史蒂文·莱特纳(Steven Rattner)曾经担任过奥巴马政府首席汽车顾问，他在2014年1月25日的纽约时报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指出，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就业57万人，不到2000—2009年制造业失去600万工作岗位的10%。

83.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9、28、38.

84.见2013年10月8日CATO研究所网站，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的文章“Why Growth Is Getting Harder？”转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智库半月谈》第43期，李想编译文章“经济增长为何越来越难？”

85.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00[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7-128、161-164、225-242.

86.阿里吉认为，1970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信号危机”，而2008年的危机则是美国体系的“终极危机”。见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8-29。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9月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认为，这是一场百年一遇的危机。见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的报道。

87.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21-222.

第五章

1.让玛·瓦苏德万.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J］.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2），转引自2010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第1页。

2.美国对“二战”后制度框架设计的最早机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和平与政治研究组。美国政府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见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10.

4.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19-120.

5.李巍.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崛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阿尔文·H.汉森《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第141页和第71页。转引自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0.

7.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M].齐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53.

8.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M].郭学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257.

9.弗朗西斯·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M].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10.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41-42.

11.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M].杨成果，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0-82.

12.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M].张建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48-249.

13.1973年5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城外的一个度假小岛上，召开了有84名银行和金融界人士参与的会议。会上洛克菲勒公司的顾问介绍了石油涨价400%的“方案”，主要讨论如何管理被大量创造出来的石油美元。半年后，英美石油公司利用赎罪日战争，操纵石油价格大幅上升。曾经参加了前一会议的基辛格完成了与沙特关于石油美元的谈判。见威廉·恩道尔.金融海啸[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256-264.

14.梁亚滨.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75-176.

15.戴维·斯托克曼在其书中记载了梅兰梅德用7 500美元购买弗里德曼撰写的11页外汇期货市场计划书的故事。见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M].张建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64.而在梅兰梅德回忆录中，是用5 000美元购买了弗里德曼的报告。见梅兰梅德.逃向期货[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

16.梅兰梅德.逃向期货[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181-207.书中详细记载了梅兰梅德花5 000美元购买弗里德曼文章的过程，也记录了他游说华盛顿官员和学者的经历，精彩地展示了人格化的资本——一位金融资本家创造货币期货市场的历史。

17.克利夫·E.凯尔什.金融服务业的革命[M].刘怡等，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92.

18.王建.大变革时代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91.

19.王建.大变革时代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91.

20.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M].齐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3-14.

21.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63、568.

22.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M].齐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5-17.

23.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1、454、528.

25.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金融化（上）[J].国外理论动态，2010（9）：4.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

27.这是对马克思资本公式的套用，为了方便表述新出现的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将原式中的德文字母改为英文。公式中的C，是指currency;而F，是指fictitious。这样做只是为了更简洁地表达。

28.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给虚拟资本所下的定义是，虚拟资本不仅是超过全部剩余价值的纸质所有权，而且是超过其自身价值的全部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的资本化“现值”，由现在创新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见《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第18页。

29.利奥·梅拉梅德.向传统呐喊——全球最大期货交易所的创新与转型[M].王端端，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7.

30.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69.

31.见华小戎执笔的中国战略思想库报告《美国经济完成“金融化”》2011年第2期，第2-3页。

32.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从流动性驱动市场转向经济增长带动的市场》第167页.

33.王建.大变革时代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91页。里根政府的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在其著作《资本主义大变形》中也提到，衍生品交易与对应的商品交易之比为100 ∶1。见该书第262页。

34.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日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货币投机的交易规模。货币每日交易量从2007年4月的3.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5.3万亿美元。见陈平文章：治理产能过剩不应重复美国倒牛奶的悲剧，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chenping1/2016_03_14_353817_s.shtml.

35.梅兰梅德正是在听取了弗里德曼关于汇率变动的报告后，才决定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

36.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13.

37.克利夫·E.凯尔什.金融服务业的革命[M].刘怡等，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23.

38.巴曙松.从“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的中国机遇［J］.中国产业经济动态，2009（3）：77-84.

39.戈拉德·A.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J].国外理论动态，2007（7）：14.

4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4.

41.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2.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5.

4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23.

4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9.

45.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463.

4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5、7.

47.来源于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萨米尔·阿明文章“抓住危机”，转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2期。

48.恩道尔在《金融海啸》一书中详尽地披露了1973年石油危机幕后的故事，揭示了金融资本集团与美国政府合作推动实现“石油美元体系”的过程。

49.梁亚滨.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82-183、187-190.

50.康晏如.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基于卡拉—穆尔扎的分析[J].红旗文稿，2016(12).

51.中国战略思想库.蜕变与抉择[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14.

52.王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首场世界性战争[J].中国战略思想库研究报告，2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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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加里·J.斯基纳西等.现代银行业与窗外衍生工具市场——全球金融的变化及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定期刊物第203号）［R］.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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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马丁·费尔德斯坦.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55.

10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M］.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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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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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69-371.

111.见2015年8月7日《参考消息》转载法国《世界报》网站8月5日文章，美国总统大选的“每个候选人身后都有亿万富翁”。实际上，许多候选人自身就是亿万富翁。

112.王建文.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首场世界性战争[J].中国战略思想库研究报告，2015(6)：6.

113.罗伊·史密斯.纸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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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32.

116.王建.大变革时代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99.

117.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5.

118.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资本净流出国，美国是第一大资本净流入国。见2014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从流动性驱动市场转向经济增长带动的市场》，北京：金融出版社，2014：159。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常年维持在1万亿美元之上。

119. 2005年9月，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这个体现了金融化原则的管理学概念，出自爱德华·弗里曼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

120.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148.

121.王建.大变革时代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50、243-245.

122.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69-370.

123.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M].齐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2-33.

124.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M].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3.

125.当时日本产业界强烈反对日元升值，而日本政府并没有说“不”的余地。见岩本沙弓.别上美元的当[M].崔进伟，承方，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50-51.

126.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127.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M].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2、86-87.

128.雅克·佩克曼斯.欧洲一体化：方法与经济分析(第二版）[M].吴弦，陈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84-485.

129.周弘.欧盟是怎样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8.

130. 2006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是《全球的欧洲：参与与世界的竞争》。见周弘.欧盟是怎样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

131.王建.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首场世界性战争[J].中国战略思想库研究报告，2015(6)：17.

132.弗朗索瓦·沙奈等.金融全球化[M].齐建华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3.

133.对权力的许多定义的经典描述，可以参见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8.

134.伯特兰·罗素.权力论[M].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

135.顾准认为，“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从顾准的推断中也可以得出，正是地理环境与人口的差异使中国没有形成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的政治传统。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3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3.

137.马汉.海权论[M].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138.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M].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

139.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37.

140.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1.

141.国际关键货币的安全性不可能不以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来保障。见荣根，朱民.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10.

142.亨廷顿认为，西方之所以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是因为西方能够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控制着所有硬通货、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当然也包括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和控制着海上航线等，金融的作用非常突出。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75.

143.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M].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144.据斯德哥尔摩战争研究所多年的统计，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全部军费开支的一半，超过其后10个国家的总和。

第六章

1.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9：432.

2.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55.

3.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M].杨治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55.

4.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王浦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

5.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6-19.

6.高泓.欧洲联盟：一种新型的人们共同体的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7.

7.T.R.里德.欧罗巴共和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

8.玛利亚·格拉齐娅·梅吉奥尼.欧洲统一贤哲之梦[M].陈宝顺，沈亦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9.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M].林骧华，唐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34.

10.吴弦.欧洲经济圈——形成、发展与前景[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26-27.

11.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M].杨治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83.

12.周弘.外援书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91.

13.赵怀普.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J].国际论坛，2006(2).

14.吴万宝.欧洲安全之研究[J].台北:研究与动态，2004（10）:112.

15.王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4-36.

16.维尔讷·魏登菲尔德.德国统一史(第4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9.

17.蒙代尔在1961年发表题为“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的论文，针对美加工业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冲击，建议可在一个区域建立统一的货币以解决区域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由此提出了最佳货币区的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对最佳货币区提出了不同的标准，蒙代尔认为，“劳动力流动性”是关键指标，罗纳德·麦金农认为是“开放程度”，彼得·凯南则认为是“多样化程度”。

18.高泓.欧洲联盟：一种新型的人类共同体的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97-198.

19.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M].杨治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2-53.

20.《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71页。

21.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

22.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

23.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下）[M].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600.

24.戈特弗里特-卡尔·金德曼.中国与东亚崛起(1840—2000)[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69.

25.鲁道夫·C.赛韦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M].王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3、6-11.

26.马凯硕.大融合[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39-40.

27.杨仕文.美国非工业化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88.

28.牛军.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

29.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M].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6-67.

30.王湘穗.中国奇迹的奥秘[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

31.李晓，丁一兵.亚洲的超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43-45、31。

32.纳赛尔·萨博.投机资本——全球金融业中看不见的手[M].齐寅峰，古志辉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42；当时的美国副财长萨默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汇率政策通过“反向有序的安排”，成功地在投机者心中“传播恐惧”，达到了增强美元地位的效果。因而没有必要再“伏击”市场，增加波动性了。见第150-152页。

33.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

34.李晓，上川孝夫.人民币、日元与亚洲货币合作[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26.

35.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M].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

36.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74.

37.索飒.向着不断后退的地平线［J］.读书，2015（4）.

38.引自《参考消息》2015年4月15日，第10版，原文为西班牙《国家报》2015年4月12日文章。

39.根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数据，自2002～2007年，欧盟内部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6%，进口占其总进口的62%，欧盟27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欧盟内部。

40.彼德·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M].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2.

41.来源于陈平2016年7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的演讲。

42.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2-15.

4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罗荣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73-176、184.

44.“极”是指全球力量中心或权力中心。见崔立如.国际格局演变与多极时代的秩序建构［J］.现代国际关系，2016（1）.

45.沃勒斯坦认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反体系运动。

46.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5.

47.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指出，周公创制的“天下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以小治大”的问题。周维持天下秩序的经验，对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启发意义。

48.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M].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49.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蔭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

50.迈克尔·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M].杨成果，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

第七章

1.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50。而在其他历史体系中，资本的积累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制约，见此书第10页。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

3.麦克尼尔和柄谷行人等人十分重视交流与交换对人类的作用，柄谷行人在《世界史的构造》一书中提出，应该从交换样式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史的构造。

4.中国学者流波指出，据从湖南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看，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在2万年就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见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122.

5.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3-4.

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52-53.

7.见元朝《我侬词》中西王母与黄帝的传说。

8.在我与张文木教授对此问题的讨论中，张教授根据其对上古时期中华文明的研究，还提出人类历史上还可能存在过“石器全球化”时代。

9.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60.

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3.

11.见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著《欧洲称霸之前：公元1250—1350年世界体系》，转引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4.

12.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222.

13.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2、24.

14.龙多·卡梅伦，拉里·尼尔.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M].潘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31.

15.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3.

16.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2、23.

17.何帆.21世纪资本论——导读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7.

18.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19.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20.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J].国外理论动态，2014（4）：1-6.

21.中谷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M].郑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77-878.

23.马克思以来的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而列宁、孙中山、罗斯福、毛泽东等政治家，都反对资本对社会的控制，主张并推进节制资本的实践。直到今天的教皇方济格，也在大力反对资本对社会的侵蚀，反对资本主义。

24.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13.

25.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

26.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15.

27.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威廉·琼斯.从丝绸之路到世界大陆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9-11、446.

2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19-521.

29.向松祚.新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04.

30.在喜欢战争的18世纪，世界共爆发了68场战争；而到强调和平的19世纪，则爆发了205场战争。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74.

3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7.

32.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6、247.

33.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0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84.

34.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5.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14.

36.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7.雷古斯·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8.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02-303.

39.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

40.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M].郭学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99.

41.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

42.彼得·D.希夫唐斯.美元大崩溃[M].陈召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77、150.

43.本·S.伯南克.大萧条[M].宋芳秀，寇文红，译.哈尔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85.

4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5.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我是谁：闻所未闻的生命故事[M].周涵嫣，王月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iv、165.

46.山崎养世.太阳经济——日中共同开创世界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47.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我是谁：闻所未闻的生命故事[M].周涵嫣，王月瑞，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iii、4、110-102.

48.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9.

49.谢小庆.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J].观察与交流,2013(121).

50.马云在2015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的讲话[N].中国新闻网，2015-09-08.

51.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结论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29、26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0.

3.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转引自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343-361。索罗斯的看法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他本人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投资基金管理者。他对全球金融资本市场的观察和提出的建议，不是书斋学者的空泛议论，而是将军百战后的经验总结，因而值得关注。

后记

书写完了，如释重负。有两件往事，常浮现脑海。

一件是早年间挑货郎担走乡串户的事。1970年，我参军到江西兴国县。连队与驻地的上社供销社是帮学对子，遇五逢十，我时常要随供销社的同志赶墟送货。上社供销社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兴国调查时亲自撰写了“上社调查”的报告，表彰他们活跃农村经济的做法。我们挑担下乡，是为延续这一传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许多细节已经淡忘，唯记得孩子们用自家鸡蛋来交换笔记本与铅笔时的渴盼眼神。这一段经历，构成了我对“生民之本”的最初记忆与理解。

另一件事，是我与北大副校长吴志攀教授的一次对话。那天，我向他讲述了我对币缘的认识和想法。他脱口一句：你赶紧去写，写完这本书就可以死了。志攀有赤子之心，无忌之言中实寄托了对币缘研究的名山之愿。每念及此，总有受鞭策之感。如今书已付梓，心愿了却，人亦六十有二。身虽有病，尚能思、能讲、能作，还在上下求索中。记下吴君此言，为抚卷谈笑之资。

世事多变。在书稿完成进入编辑的半年时间里，世界发生许多重要的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一是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二是特立独行的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

英国脱欧，是此轮全球化进程的拐点。此事会不会成为欧盟解体的开端，还要继续观察。历史证明，人类从氏族部落、城邦国家走向主权民族国家，曾经历过漫长的过程。不难想见，建设欧洲共同体的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各种脱欧的运动，很可能只是拍打这七海之隅的海浪，而决定欧洲发展潮流的则是人类社会由分向合的海床结构。即使欧元区或欧盟最终解体，也不会彻底破碎化，而可能被“马克币缘圈”或“环地中海经济圈”等次区域组织替代。只要欧洲人不希望再回到“遍地坟茔”的状态，不想被边缘化，他们就只能继续合作，沿着共同体的道路前行。

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力量对寄生性金融资本集团的成功逆袭，尽管恢复制造业也许只是返老还童式的美好愿望。“美国优先”成为施政纲领，意味着新政府对美式全球化体系的弃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解体。显然，在特朗普所谓不可预测的行为逻辑中，隐藏着“国格化资本”的交易理性：一切皆可交易——虽不高尚却很实用。通过利益交易的方式谋求美国国家利益，不仅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的行为偏好，也是资本的政治特征。不管人们喜欢或不喜欢，与热衷交易的美国打交道将会是未来国际政治中无法规避的内容，而这也有可能成为构建未来新秩序的一种方式。国际货币体系是国家利益交易的最重要中介，币缘政治博弈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焦点。加强对币缘的研究与认知，正在成为人们适应世界政治新生态的紧迫课题。

最后要感谢此书的责任编辑谭惠芳女士，她的专业素养和耐心令此书能够以现在的模样呈现给读者。

2017年2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币缘论 : 货币政治的演化 / 王湘穗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 (中国道路丛书）

ISBN 978-7-5086-7231-1

Ⅰ. ①币…　Ⅱ. ①王…　Ⅲ. ①货币－国际关系－金融关系－研究－世界 ②货币史－思想史－研究－中国 　Ⅳ.①F821.9②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6828号

币缘论—— 货币政治的演化
著者：王湘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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