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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列津纳河

作者：【法】西尔万·泰松

译者：周培穷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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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巴芬岛

出发前几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第十一天

第十二天

最后一天

致我的母亲，

玛丽—克劳德·泰松—米耶

可是，所有还在呼吸的

生命都上路了。

勃艮第中士《回忆录》

意志缺失的绝境！

为避免于此，我不时阅读

关于拿破仑的书。他人的

勇气有时可作为我们的补药。

萧沆《笔记》，1958年1月17日

我读着夸涅上尉的回忆

里面的四个法国人总能战胜

一万名哥萨克。时过境迁。

保罗·莫朗《无用的日记》第二卷

呐喊着鏖战固然非常勇敢——

我却知道，

攻击内心苦恼的骑兵

更加英豪。

……

我们相信，白衣天使

会举行盛大游行——

步伐整齐，队列庄严

向这样的战士致敬。

艾米莉·狄金森《冲突》

别列津纳河：白俄罗斯河流，第聂伯河的支流，长613公里，是1812年著名的俄国大撤退期间拿破仑对阵沙皇军队的战场之一。（俗语）表示灾难性的情形。“哎，你怎么了，胖子？你看起来像是正在经历别列津纳河？”圣安东尼奥。

七月，巴芬岛

出发前六个月

旅行的念头是在前一次航行途中迸发的。想象力把旅行者远远地带出了他纠缠其中的蜂巢。在内盖夫沙漠，我们会梦见苏格兰幽谷；在季风期梦想阿哈加尔高原；在德鲁峰西壁想到在托斯卡纳度周末。人从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他总是渴望别的东西，培植矛盾精神，从当下溜走。不满足是行动的引擎。“我在做什么？”是一本书的名字，也是唯一有价值的问题。

这个夏天，我们每天都掠过那些哀鸣的冰山。它们忧伤而孤独地经过，从雾中惊现，成为晚上威士忌酒杯里的冰块。我们的帆船“母鸡”号在一座座峡湾中航行。夏季的日光在蒸汽中变得模糊，不分昼夜地哺育着巴芬岛的海岸。我们有时停泊在深入水中的六百米高的岩壁脚下，然后解开绳索攀岩。花岗岩质地坚密，必须牢牢钉上登山钉。为此，我们有丹尼尔·杜拉克，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一个。他安逸地悬在水上——比在甲板上舒服。他一边开路，一边抛开石块。岩石从我们的背上飞散，在水面上砰然作响，发出的声音就像给有罪的下颌来一记上勾拳。

塞德里克·格拉斯被冷漠这种美德所激励，跟了上去。我则害怕上去后得再下来。船上的气氛并不欢快。休息室里，大家都静静地舔着汤。船长像对狗似的对我们说话，晚上又把我们当做他的听众。我们得忍受他的战功，听他发表对海难这门他所专长的学科的观点。有些人就像小写的拿破仑；他们一般都在船上告终，这是他们能够统治帝国的唯一地方。他的帝国有十八米长。

一天晚上，我和格拉斯在前甲板相遇。鲸鱼在船首叹气，徐缓地游动，在船侧扭摆：胖子的生活。

“我们得再来一次真正的旅行，老兄。我受够这场摩门教徒式的出游了。”我说。

“真正的旅行，是什么？”他说。

“疯狂纠缠着我们，”我说，“把我们带进神话；一次漂移，一次发狂，穿越历史、地理，灌满伏特加，凯鲁亚克式的偏移，让我们晚上在壕沟旁哭得喘不过气来。陷入狂热……”

“啊？”他说。

“是啊。今年12月，你我要去莫斯科书展。为什么不开着挎斗摩托车回巴黎呢？骑一辆俄罗斯产的漂亮的乌拉尔摩托车。你暖暖和和地坐在挎斗里，能整天看书。我来驾驶。我们从红场出发，向西一路经过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华沙。而且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说。

“今年是俄罗斯大撤退的两百年纪念。”我说。

“不可能吧？”

“为什么不向拿破仑的士兵奉上这四千公里祭品呢？向他们的幽灵，向他们的牺牲。法国没人在乎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他们都忙着钻研玛雅人的日历，谈论着‘世界末日’，却不知道世界早已死亡。”

“没错。”格拉斯说。

“该由我们向大军团致敬，”我说，“两个世纪以前，有些人梦想着别的东西，而不是上网宽带。他们愿意为看到莫斯科闪耀的教堂圆顶而死去。”

“可那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他说。

“后来呢？这会是一次记忆之旅。我们也会和几场天灾人祸擦肩而过，我向你保证。”

“那好吧。”

过了一会儿，普莉希拉来到船头加入我们。她参加了我们所有的旅行，带着她的照相机、精油和瑜伽体式。我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她。绀青色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徘徊。海洋呈铁灰色。一条巨大的鳁鲸用尾巴搅动着这片水银。突然，普莉希拉说：

“为什么要原原本本地重走撤退路线？”

一条鲸鱼在左舷喷出水花。云朵悬挂在明净的天空。

“为了英雄气概，亲爱的，为了英雄气概。”

出发前几天

莫斯科，十一月

莫斯科书展很成功。主办方为什么把几个彼此意见一致的人聚集在方桌旁的环节称为圆桌辩论呢？我坐在梅丽丝·德·盖兰嘉尔旁边，因这位《切线东方》的作者的美而局促不安。她细腻地诉说着对俄罗斯的爱。她夺走了我原本想表达的一切。她的双眼分得很开，是上等人的标志。她谈到自己的西伯利亚铁路旅行。我愿意和她一同乘上火车，为她沏茶、拎包，晚上为她读鲍里斯·戈东诺夫[1]，让她入眠。

格拉斯和我试着说服听众，必须重走俄罗斯大撤退的路线。我们被梅丽丝震慑，对这次行动也没有把握，只能两人互相帮衬。我们看起来一定像布瓦尔和佩库歇[2]。

“拿破仑或许是个嗜血的怪物……”我打头说。

“……但要承认，我们的行政、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法律……”格拉斯接着说。

“……都归功于他。”我坚定地说。

“在法国，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他脑中规划的规则框架里活动。”格拉斯说。

“他是疯子？”我说，“是天才？还是来自岛屿的先知？科西嘉的氏族分裂情况激起了他对统一的渴望……”

“……乃至渴望东西方的融合？”格拉斯说。

“不过这与我们的出征无关……”

“……不，我们想要做的……”格拉斯继续说。

“……是致敬数十万不幸士兵的记忆，他们因为追随领袖，因为相信一个民族而成了受害者。”我说。

“……能用每个人的鲜血写出一本集体的书……”

“……能用指尖触摸光荣……”

“……融入拿破仑的灵魂，就像莱昂·布洛伊[3]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为这些人的记忆开摩托车旅行。”我说。

“我们不庆祝什么。”格拉斯说。

“我们只想重走大撤退的路线。”

“衡量我们最深处的……”

“……不幸的负担……”

“……痛苦的总和……”

“……伟大的梦想需要多少悲伤作为代价。”

“……需要多少泪水才能改造世界。”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加入这场荣誉、疯狂和死亡的结合？”格拉斯总结道。

“归根结底，他们离我们很近。两百年不算什么！”我说。

讲座结束，梅丽丝逃走了。我们和东道主会合。她是这个网络的一名外交官，负责法国大使馆的文学活动。

发言让我们振奋起来。我们走近她。

“您觉得我们的讲话让俄罗斯人颤抖了吗？”我说。

“他们喜欢拿破仑，不是吗？他们会被我们的旅行触动吗？”格拉斯说。

法兰西语言光辉的代表回答：

“你们在酒店登记好了吗？”

我们很快就习惯戴双角帽了。现在是11月底。书展讲座后的这个晚上，我们有十五人一起在莫斯科吃饭。十五个朋友聚集在彼得罗夫卡街的公寓里，列宁和贝利亚的肖像下。烛台上放着斯拉夫蜡烛：它们迅速熔化，陷入半透明的呜咽。像在教养良好的欧洲人家里一样，我们讲俄语。其中有法国人、斯拉夫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人、两到三个乌克兰人：全都受我们的朋友雅克·冯·波利耶邀请而来。他是一名哮喘病患者、大老爷、亲俄者、商人。我戴着一顶皇帝帽子的复制品，就是在疯人院里看到的那种，我决定在这次征途中都不离开它。我一直相信头饰的功效。在古代，帽子是人的标志。在东方至今如此：你在头上戴着什么决定了你的身份。现代性的一个症状是让我们头顶光秃秃地走上街去。双角帽形同一种神秘的炼金术渗滤装置，或许会为我注入皇帝的一点天资……

我戴的双角帽是科西嘉小个子的帽子的复制品。这顶配有帽徽的帽子曾戴在一个谜、而不是一个人的头上。皇帝出生在一个花岗岩构成、种植栗子树的岛上，并不知道他携带着怪物般的能量。如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是拿破仑的命运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哪些神秘的链条把这个默默无闻的军官带到1804年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何种占卜术的力量把他推上震慑全欧洲的五十万军人的指挥官位置？哪一颗星星带他走向胜利？什么样的天赋启示他获取希腊天神的手段：雷霆、果敢、时机？

他说服手下，什么都无法抵御他们光荣的征途。1798年，他为他们送上金字塔，1805年的莱茵兰，1808年马德里的大门，1810年的荷兰平原。1802年在亚眠，他使英国屈膝；1807年在提尔西特迫使俄国沙皇乖乖打起呼噜。他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改造国家，变革旧的文化模式，建起一个带马其顿口音的传奇。

突然，这个梦想将因俄罗斯草原的死亡之行而崩塌。1812年是一个暗影的漩涡，第一章节将在尼曼河畔展开，三年后终结于圣赫勒拿岛被墙硝啃噬的四壁之中。

所以，我们喝着冯·波利耶的酒，饮下克里米亚半岛的解百纳，吃莳萝鲱鱼、越橘配血肠、糖渍小黄瓜。还有一些玻璃瓶装满了遗忘（也就是宽恕）和邪恶乐趣的长生不老药：白俄罗斯伏特加，像萨瓦省的水一样晶莹。我们的东道主二十年前在莫斯科定居，他厌倦了法国，厌倦了它的规章制度、布热德分子[4]猪肉商、毫无顾忌的社会党人、盆栽天竺葵和乡村的圆形广场。法国，居住在这个小天堂的人们自认为身处地狱，被忙于压制人类养殖场居民的卫道士所掌管，已经不再符合他对自由的需求。他渴望冒险，渴望真实。他宁愿和粗鲁的商人谈判，也不愿和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海狼商讨，这些人从不会想到在合同谈判后建议去桑拿炙烤一番。雅克感到，比起一个对他大谈“前景预测”的家伙，拉多加湖的渔民更加亲近。而在法国，每个人似乎都忙于自己的计划。从此，他高大的身体、慷慨的姿态、疯狂而渴望不眠理由的黑眼睛就在苏联的角落里闲逛了。

2008年，他收购了火箭牌钟表厂。该厂由彼得大帝于17世纪创立，后被苏维埃归并，用于镌刻苏联传奇。每当大事件发生，政治局就下令制造一个手表版本。有的型号是为了纪念潜艇艇员、1980年奥运会、加加林首次太空飞行、极地远征的荣耀。1991年苏联解体时，该厂无人接管。坏事激发了雅克的精神，失去的事业占据着他的灵魂。该厂1990年生产了六百万只手表，到2000年之际只剩可怜的一千多只。雇员被拖欠六个月工资，只剩下被遗忘的五十多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则有数千人。

雅克立志让该品牌重生。他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有热忱。俄罗斯人起初嘲笑他，最后开始欣赏这位不愿放任这个粗略的国度里唯一一个精确的工厂死去的巴黎人，他为了使火箭牌的脉搏继续在庄稼汉的手腕上跳动而奋斗着。

格拉斯和我像获得劳动奖章的十二号农业大队拖拉机手一样骄傲：雅克刚送给我们两块印有拿破仑之鹰的表，是他为1812年战争两百年纪念特意发行的。背面是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博罗金诺战场上面对面的形象。有了这样一块表，我们就能毫无畏惧地冲进冬季和黑夜。表的延误除外，因为它的机械尚未自动化，而我们这些西方的孩子已经失去了给表上发条的习惯。

桌旁还有托马·瓜克，是我们十年的朋友，摄影师，比我们更晚爱上俄罗斯，但同样热烈。他刚刚加入我们。降落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四十公里的谢列梅捷沃机场使他情绪低落。他透过舷窗发现了俄罗斯冬季的真实面目：这幅景象令人抑郁。色彩抛弃了世界，森林看起来垂头丧气，天空萎靡不振，雪的颜色像水泥。污泥遍地。

“伙计们，我们永远不可能在那里开车，我们会陷进去的。”他一边在桌旁坐下，一边对我们说：“至于我，我能拍什么照片呢？”

我们给了他一块表，他喝下一瓶酒，内心对困难的预期便消散了。伏特加比希望更加有效，而且也没那么粗俗。祝酒的时刻到了。大家轮流起身，举起酒杯，说几句话，引发宾客的抗议或激情。俄罗斯的祝酒艺术让人免于心理分析治疗。人们能当众吐露心声时，就无需躺在长沙发上咨询一位缄默的弗洛伊德学说信徒了。

“敬你们的俄罗斯大撤退！明斯克的气温是零下十五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羡慕你们。”雅克说。

“敬无产者之王！”我说。

“敬科西嘉恶棍，”一个莫斯科朋友喊道，“因为他，俄罗斯人民才第一次感受到爱国主义！”

“敬反基督者波拿巴，”他的女友更进一步，“他使我们成为俄罗斯人！他使我们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

“敬哥萨克！”身躯庞大、有着法斯塔夫般大手的F叫道。

他出生在庇卡底的田园，但和冯·波利耶受同样的厌倦驱使，自我放逐到顿河河畔。他补充说：“敬我心中的哥萨克，敬他们无与伦比的乌拉[5]！敬他们1814年的战役和我在天上的孩子！”

他肥胖的粉色脸颊上滚下一滴泪，几年前一名粗心大意的司机撞死了他六岁的儿子，F把这个可怜孩子的面容文在自己的左前臂上。他带着深切的痛苦看着它，皮肤上孩子的图像似乎动了起来，或许因为肌肉颤动，或许因为某种魔法。而我们，我们静静地望着这个孤单的父亲把五十克毒药灌进喉咙深处[6]。

一个朋友有着深褐色的头发，她的嘴唇碰到摩尔多瓦产的梅洛红酒后变成青色。她请来了一个反对普京的抗议网络的创始人，名叫伊利亚。他的皮肤非常白皙，看上去像一个习惯于在索洛涅打猎的家族侄儿，而不是一个想要炸毁克里姆林宫的家伙。必须小心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的外貌。他们看起来像领圣体者，但某些东西——眼睛深处拉斯普金式的微光，塌脑门，焦躁的发绺，暴露了躁动的精神和行动的转化。请看《白马》的作者萨文科夫[7]的照片：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头颅，不可能安逸地活着。我们能预感暴风雪的来临。宽厚的无政府亲王克鲁泡特金也并不更好：他有着圣诞老人的形象，香料面包商一样又肥又红的脸，却渴望炸毁全世界。

2012这一年，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莫斯科青年在首都中心播下了骚乱的种子。西方非常愿意看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人心不稳，于是接应了他们的诉求，保证支持这些熟练使用通讯工具的年轻资产阶级。从互联网爆炸开始，革命就需要市场营销手段。重点不再是侵入行政机关、使军队投诚、把统治者送上断头台：只需要掌控舆论阵地，发表演讲，撰写博客，为西方言论和领酬金的演说家设好讲坛，只要这项事业在欧盟的理念市场上能被银行接受，就能敲定他们来访。只需要一个统一的地点（城市大广场能震撼人心），一群发推特的人，一项讨人喜欢的事业，团结的标志，T恤衫，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和强有力的口号。您想改变世界吗？只需确保演出进行！

伊利亚是这些城市之春的专业人士。我们发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男孩，他手腕纤细，却有一个装满自由思想的大脑。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们堆满酒瓶的餐桌和醉倒的宾客，这些家伙佩戴着骑兵皮袋，挥舞着那个时代的军刀，炫耀二头肌上的东正教十字架和军团徽章刺青，喝光托卡依酒，高唱第一帝国的军歌和红军歌曲，谈起勃艮第中士的回忆，向缪拉亲王祝酒，像普拉托夫的哥萨克一样喊着乌拉。

F唱起一首伞兵歌曲。伊利亚觉得这里没什么可以贴在YouTube上，就离开了。

第二天，八点，我们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后面的一个车库里。天气阴沉，空气弥漫着冷沥青的臭味。莫斯科已经像一个巨型灵魂清洗机一样吼叫起来。烂泥涂抹在街道上、天空中和人心里。汽车驾驶员拥进塞车的行列。雪堆在人行道两侧。雪下一定有醉鬼的尸体，它们将在春天重现。俄罗斯人把它们叫做“雪花莲”，因为它们像候鸟一样可靠地宣告美好日子的到来。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来到这里。

打开一个单间天花板顶棚的灯，我们看到了它，军绿色，已经准备好把我们扔进白俄罗斯的沟里：我们的挎斗摩托车。为了指明这种机器，“附带挎斗的摩托车”的表达法更有美感。这类机器是苏联工业的花冠，它们预告着冒险。我们永远不知道它能不能发动，而一旦启动，没人知道它会不会停下来。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根据德军的宝马摩托车制造了这种机车，此后便覆盖了整个苏联国土。庄稼汉奥列格戴着头盔，骑着一辆乌拉尔，后面载着孩子，挎斗里坐着戴红头巾的农妇——塔季扬娜或莱娜，备胎上挂着一壶牛奶，这幅图景是俄罗斯乡村性的荣格式典型。时至今日，每个村庄都还能找到三四辆，在伞形植物丛中生锈。乌拉尔摩托车厂仍在喷出这些和原版一模一样的机车。只有它们在抵御现代性。它的最高时速是八十公里，适用于缺乏电子设备的乡村。无论是谁都能用金属钳进行修理。它属于那个人类尚未成为电子的奴隶的时代，冶金工业盛行简洁的时代。驾驶的时候需要养成习惯，不要太快向右转，以免抬起挎斗，必须一直调整左侧的偏离度。同时还要拥有内心生活，因为乌拉尔很慢，而俄罗斯无边无际。二十年来，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和受虐的狂热驱使，购买这些机车。其实，我愿意在路上死去。

有一年，我从基辅经波兰南部开一辆车回家，在法兰克福附近出了故障。我们用屠夫在冷库挂骨架的绳索拖摩托，德国人一路打量着我们。柏林墙的倒塌唤起了统一后的条顿人心中对斯拉夫人的蔑视。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开着一辆1966年的摩托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晚上得按着喇叭才能通过短路效应保持车灯亮着。在希瓦，我和一辆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撞上了车子的右侧，我不得不把自己的靴子和一件漂亮的皮背心让给这些恶棍警察。在奥尔洪岛上，我想从一个农民那里买一辆，它的刹车不灵，油箱漏油。“每辆摩托车都有自己的生命。”主人向我解释说。在柬埔寨，我开着一辆白色乌拉尔回到吴哥窟，而它的万向节在菩萨照看的西门下断裂了。我曾在夏季从莫斯科经芬兰带回一辆蓝色的：波罗的海散发着腐殖土的气息，野鹅冲向迟来的阳光。在巴黎郊区，我一个拐弯，不小心撞上一座采石场小屋的一角。主人感受不到苏联废铁的诗意，他的墙被毁了，挎斗摩托车还安然无恙。在伦吉斯的一次野蛮检查中，我的机车被扣押了。它不合法，我的俄罗斯假证件对海关人员也毫无效果。

瓜克则开着乌拉尔穿越了湄公河三角洲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荒原。我们一起驾着一辆1966年的乌拉尔在坚冰上环行贝加尔湖。我们得习惯于在冰冻的镜面上驾驶，不在晶莹的冰面好像变成活水时突然刹车。瓜克和我一样爱好驾驶俄罗斯挎斗车，感觉像在骑马的同时还在掌舵一条拖网渔船。

格拉斯则不会开摩托车。他将成为平衡力量。我们为他提供了一口锌板棺材中死尸的位置。在巴芬岛的时候，我发誓他能暖和地坐着读书，其实对他撒谎了。实际上，天气预报确保我们会有一次恐怖的返程。当然不会再现1812年的噩梦，但运动量会超过在托斯卡纳的一次野餐。我们把旗帜固定在挎斗前面。三色旗底色上印着金字：

帝国卫队

法国皇帝

第一枪骑兵团

“伙计们！我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的乌拉尔，就连刹车也不能！”

此时正是12月初。我们决定第二天出发，即12月2日，皇帝加冕和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纪念日。因为我们的摩托车变成了时间织布机上的梭子，因为我们将一头扎进回忆和迷思的伟大游戏，而且我们还有多种象征物，多重呼应。

我们有了双角帽，我们有了日期。

只剩下寻找幽灵了。

他们正在路旁等待。

两百年间隔，我们还落后于历史一个半月。1812年10月19日，大军团撤离莫斯科，仅余十万人。戴着黑色双角帽的皇帝第一次产生怀疑。大军团即将攀登人类历史长线中痛苦和可怕的巅峰之一。

十万士兵。他们身后还有数千平民、马匹和货车。

我们将由五人组成。格拉斯、瓜克和我代表法国。我们的俄罗斯朋友维塔利和瓦西里将骑着他们的乌拉尔，分别为黑色和白色。他们隶属一个自杀式摩托车俱乐部，每年都义无反顾地参加拉力赛。他们必须每天在寒冷和烂泥里挺进五百公里，那些冰霜的分站、那些城市曾是可怕战争的背景，被女人的泪水洗刷，也是古老的苦难首府，它们的名字刺透人心：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基辅。他们报以斯拉夫人对气候条件的冷漠、俄罗斯山地人面对上天的耳光时的傲慢。他们自称为“乌拉尔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瓦西里像金发的瓦良格人，是那些11世纪顺着第聂伯河向黑海地区的土耳其人出售波罗的海琥珀的吟游诗人中的一员。他身材高大，只有当对话者说内燃机汽化器喷射出了问题时，那双疯狂的眼睛才会凝神注视。这位机械天才、发明家已经拆解了几十辆乌拉尔。他重新装配摩托车的才能是否也能匹配他拆卸的劲头？

维塔利的身份是金融家，是莫斯科人的代表：迅速，聪明，文雅，灵活，多谋。白天在事务所的空调里系着领带，也能在雪夜里裹着羊毛外套睡在森林中。在俄罗斯，托尔斯泰从未远去。现代性并未把他的孩子们从露天生活中完全剥离。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而在他们看来，为数十万俄罗斯和法国死者纪念致敬给在冬季的虚无中冻僵膝盖十五天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他们的时间耽搁了。摩托车的发动机还浸在油里。

“我们明天还准备不好。”维塔利说。

“没关系，”瓦西里说，“你们三个骑着乌拉尔先出发，我们会带着你们的行李在博罗金诺赶上你们……”

“我们就像普拉托夫的哥萨克骚扰内伊的后卫部队。”维塔利说。

“哥萨克骚扰，但从未取胜。”我说。

“不，我们会追上你们的，等着瞧。”瓦西里说。

“那就明天见了。”我说。

第一天

从莫斯科到博罗金诺

我的不眠之夜充斥着铁皮撞成一团的幻象。一整夜，我试着入睡。一想到将要驾驶摩托车旅行，我总是比将在森林里长期居住或计划登山更加焦虑。在跨上坐骑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向无法入睡。在路上，我们比在荒蛮的自然界中更加听命于命运的嘲弄。一个水坑，一辆大卡车，一摊油洼：还没来得及动弹一下，人就死了。我开灯看起了地图，上面标明了1812年远征的路线。

拿破仑本不应该接近莫斯科的光辉。他在那里灼伤了眼睛。有些禁忌之美是这样的。在战略上和在爱情中一样：当心那些闪耀的东西。

1812年9月14日，他在山丘上凝视着第三罗马，双眼紧盯教堂圆顶。第二天，他和卫队驻扎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后方。我相信佛法，相信命运之轮。有时，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会触发一连串想象不到的连锁反应。这一天，在莫斯科开启的一系列因果运动将在两年后使帝国付诸东流。

一些士兵认为，莫斯科只是通往印度之路上的一站。他们想象着一直推进到蒙古，像勃艮第中士所写的那样，“占领英国的领地”。

大军团士兵会追随他到世界的尽头，皇帝使他们在埃及、意大利、普鲁士和西班牙荣耀加身。

他们并未料到，这一次，这位偶像把他们带到了噩梦的入口。

拿破仑，他是否只是想要这场有风险的战争？他是否真的希望手下在这片并不像是布满桦树的平原、游荡着哥萨克和带着长柄叉的庄稼汉的地方冒险？唉！在他看来，对俄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亚历山大一世，他的朋友和兄弟，不是背叛了1807年在提尔西特签订的条约吗？沙皇加入反英同盟的承诺还剩下什么？什么都不剩！俄罗斯君主向英国船只开放港口，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8]商谈。法国皇帝不能让这样的背弃行为逃过惩罚。

必须迫使沙皇恢复他的诺言。必须打破圣彼得堡和英国人的暗中关系。必须进行这最后的努力，获得最终投降，成功封锁伦敦，圆满完成欧洲和平大业：“当我消灭英国对圣彼得堡的影响力之时，西班牙就将沦陷。”拿破仑冒险进入这个无边无际的大陆强国，以制服他的海上对手！

他向廷臣解释了向亚历山大一世展示武力的好处。由此，他提前两百年发明了1945年冷战所基于的公式：“武力的声望就是一切，等同于实际的力量。”他这样对元帅们说。露出獠牙——即火枪、大炮和骑兵军刀，足矣。沙皇将被尼曼河岸铺陈开来的军队所震慑，因即将到来的骑兵冲锋而惊恐，在第一声爆音响起时就会投降，重新接受有利的条款，恢复同盟。真是一场奇特的战争！击败对手，是为了让他重新成为自己的朋友！

无论如何，大军团都不会越过明斯克，最多不超过斯摩棱斯克。或许还能回到巴黎过冬。计划就是如此。

拿破仑没有料到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不再害怕。沙皇变了。他参与了其他阴谋，结交了新的友谊。英国、瑞典、奥地利，甚至奥斯曼朴特[9]也开始和俄国人携手共进。圣彼得堡业已成为反拿破仑的沙龙，未来的同盟国在这里为1814年筹备。

清晨五点。雅克的公寓静悄悄。我们喝着红茶，延后出门走进冰冷空气的时间。我由于失眠兴奋不已，对格拉斯说，拿破仑并非1812年事件中罪过最大的那个人。这减免了我们因纪念这场战役而产生的内疚感。

“啊是的，”格拉斯说，“这正是苏可洛夫的观点！我在顿涅茨克读了他的书。”

“苏可洛夫？”瓜克说，“那个自诩为拿破仑的人？”

奥列格·苏可洛夫，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崇拜皇帝。他每年都组织重演历史的活动。几千个群众演员戴着盔形帽，穿着靴子，打扮得像在1812年，重演战争场面。他本人则头戴双角帽，指挥这场操练。他出版了《两个帝国的斗争：亚历山大一世的俄罗斯对抗拿破仑的法国，1805—1812》[10]。在书中，他毫不掩饰亚历山大一世在法俄战争中的责任。他直指沙皇的背叛行为以及拿破仑为了使之遵守《提尔西特条约》的承诺而做出的努力，由此招致读者的愤怒。苏可洛夫违背了俄罗斯的一条法则：历史是一门微妙的科学，永远不要说自己人的坏话，即使真理站在你这一边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正身处车库。在油乎乎的灯泡照明下，放在后座上的一个电咖啡壶冒着热气。瓦西里忙着焊一些不知名的零件。我们把工具和行李拴紧在挎斗的行李箱里。我们已经准备好上路，乌拉尔摩托车似乎也是。

1812年6月25日，大军团渡过尼曼河。一支四十五万人的纵队过了河，并从浅滩运输了一千多门火炮。正是在这条河上，1807年，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在一个搭在木筏上的亭子里会晤，签署了《提尔西特条约》，誓结和平。五年后，命运驱使皇帝重回这片盟约的河岸。拿破仑可能受到启示，重读赫拉克利特，在渡过他的阿刻戎河前有所犹豫。“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位爱非斯派法师教导我们。

此外，在杂草繁盛的河畔，就在即将实施作战计划时，一件奇怪的事本该警告拿破仑，不祥的预兆正在他的黄道宫集聚。一只野兔如箭一般从他的马蹄下窜过。坐骑躲闪了一下，皇帝坠马——虽然他和可怕的圣保罗一样是最好的骑士。他起身，重新上马，不再注意这件小事。

“历史上还有一次野兔事件。我觉得是在希罗多德的书里写的。”格拉斯博览群书，而且几乎滴酒未沾。

“啊？”我说。

“是的。有一天，波斯国王大流士来到斯基泰骑兵团前。两军对垒，大战在即。一只野兔冲进队列，斯基泰人乱作一团，追逐这只野兽。他们的狩猎本能被唤醒，只想着追赶野兔。大流士深感震惊：如果这些人在战斗时也会因一只该死的小动物分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野蛮人，无惧也无情。波斯人在了解情况后，就撤军返回了。”

“如果是我们，也会这样做。”维塔利说。

瓦西里和维塔利是俄罗斯人，所以迷信。如果拿破仑有斯拉夫人或东方血统，就会诅咒尼曼河的野兔，向疯长的草丛中吐口唾沫，踢一下坐骑，鸣号返回巴黎。

“一个相似的故事，放了你的兔子[11]。”瓜克说。

没有发生什么预兆，我们也不通晓神谕，于是就在2012年12月2日八点发动了摩托车。什么都不能让我们摆脱执念：回家。

俄罗斯人爱好给街道取一个不成比例的名字。在一座扎根在沼泽中的工业城市，一条如同阴森伤痕的交通要道名叫“热情路”；一个废弃小镇的主干道名叫“十月革命先锋大道”；两列木板房中间的小道名叫“科学院大街”。在莫斯科时，要想回到巴黎，只需跟随俄罗斯人的讽刺幽默感，冲进“库图佐夫大道”即可，它得名于这位把法国人赶出俄罗斯的将军。

库图佐夫身材粗壮，但仍是个天才。1812年8月17日，亚历山大一世罢免了俄军总司令巴克莱·德托利，代之以库图佐夫大元帅，也就否认了巴克莱·德托利采取的回避战略。这是因为，自从法军渡过尼曼河以来，巴克莱·德托利选择了回避。他的想法非常出色。他预见到，地理将成为他最好的盟友。广阔的大地比他手下的战士更能使大军团陷入绝境。这个国家是个泥坑，平原是台捕鼠器。天际线会捉住法国人。

拿破仑被莫斯科的黄金吸引，渴望一战，寻找符合自己战略的对抗机会，于是落入了草原的陷阱，陷进森林的可怕单调、天空的虚无。只需任他沉没。撤退，拒绝应战，任凭军队变成蜿蜒曲折的人和牲畜的松散队伍，被害虫骚扰，被炎热击垮，被敌人的撤退激怒。无论是谁，在这个国家的乔木林里走过几天后，就会知道那种攫住灵魂的绝望和焦虑，到了晚上，发现为接近天际线而付出的一整天努力似乎完全白费了。俄罗斯的广袤令人气馁。

只不过，俄罗斯人民、圣彼得堡的精英不再容忍这种退让。他们要求一场冲击。为了因法国人入侵而被侮辱的国家，幽灵骑士比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仇恨需要血偿。在战斗中一雪前耻的任务落到老司令官库图佐夫肩上。库图佐夫是博罗金诺战役的创造者。他选择了9月7日这场屠杀的地点，用拿破仑的话说，就在“莫斯科城下”，也就是说离首都还有一百二十公里。（但既然他统治着世界，还斤斤计较什么？）一整天里，步兵、骑兵和炮兵争夺着棱堡，轮流失守，再占领，直到法国人最后全部攻占。拿破仑发现，俄国人“像机器一样”被杀死。

瓜克提醒我曾在阿富汗沙马里平原遇见的一位法国军官。他负责训练阿富汗国民军。这个人一定知道拿破仑的格言。他站在一群正在训练时列队前进的当地士兵面前，对我们脱口而出：“给我看着，他们之前受俄罗斯人训练，这是列队来奉献自己。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一定就是这样推进的。”

博罗金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发明火药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斗”的纪录。一方是两万八千名法国人死亡，另一方是五万俄国人。这场冲击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后来1914年大战的预兆，冒着枪林弹雨的20世纪人类被降到材料的位置——像铅弹或火药一样，参谋部可以任意处置，以确保胜利。博罗金诺奠定了我们进入泰坦时代的基础。从这一天开始，战争不再满足于零散的战利品，它要求群体的牺牲。区别（很重要）在于人们阵亡的方式。在拿破仑手下战死的士兵受到另一个士兵的致命一击，后者把自己的一梭铅弹发泄在他身上。总之，每个人各自死去。到了1914年，情况反转：百分之七十五的死者死于炮火。在福煦手下，屠杀开始变得盲目……

一辆乌拉尔挎斗摩托车在莫斯科交通中占的分量不大。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法则也适用于柏油马路。我们一出发，瓜克就坚持绕道克里姆林宫。

“我们没时间。”我说。

“我的照片怎么办，伙计们？”

必须拐弯去红场。

在我们沿着莫斯科的大道朝向莫斯科河岸前行的时候，我思考着巴克莱·德托利的战略。英国人有一个词来指这种躲闪的科学：逃避主义。面对阻碍，逃避主义者主张逃跑。像流星、野马或清泉湍流一样，逃避主义者无法承受冲击、摩擦、丑陋的接触。即使是诡辩，他也认为是粗俗的。他觉得更正当的做法是抬脚转身，感觉自己拥有舞蹈演员用四个跳跃从舞台一侧穿至另一侧的优雅。他倾向于蝴蝶面对重荷时转身掉头的做法。我的前四十年都是按照这一原则度过的，今天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痛苦。我没有任何羁绊，没有一点牵挂，没有家庭，敌人极少，没有孩子，也没有洗衣机。我仅有的朋友都是审慎的人，被同样的哲学感染。例如，格拉斯用“承受分离和沉默”的能力衡量亲近之人的感情程度。逃避主义是怯懦吗？或许是，但我不在乎。逃走吧，我想，因为明天将比今天更糟。去他妈的一切！巴克莱·德托利万岁！

此外，库图佐夫在博罗金诺战役之后以及在法军撤退时的行为证明，他并非真正反对逃避主义。

如果我们信任纯粹的统计数据，如果我们把死亡视为一名会计，那么博罗金诺战役是拿破仑的胜利。俄军的贡品多于法军损失。但如果这是胜利，则是一场难看的胜利。皇帝赢得了什么？在这个国家继续推进一点的权利。他并未取得军事上压倒性的优势，无法让沙皇拱手投降。他是否犯了过分谨慎的错误？许多元帅指责他不让帝国卫队出战，给予致命一击。

直到这时，拿破仑仍出现在作战舞台，拟定计划，发号施令，夜间值守，走遍营地，斥责，训话，然后在黎明时指挥作战，见证他的想法化身为军队的行动，晚上则收获一场彻底的胜利，天才的手腕、大胆的战术和法式的狂暴侵袭各国，令君主俯首，让战役流芳百世。

但在博罗金诺，他畏畏缩缩。这场战役并非奥斯特里茨。“我认不出皇帝的天资了。”缪拉大胆地说。拿破仑任凭库图佐夫从自己手中溜走。沙皇未受丝毫撼动，俄军继续隐蔽在桦木林后，像豆丛中的轻雾一样无法捉摸。而俄军越躲避，拿破仑（坚信将在莫斯科缔结和平）就越勉励他的纵队加快速度。1812年夏是一次征服之旅吗？不是，是一次虚空中的跌落。

我们停靠在路上，在圣瓦西里主教座堂后面，还成功征得一名民兵许可，能停留几分钟。在巴黎圣母院脚下，我常常想到，13世纪来自于雷普瓦、加蒂奈的农民完成来到巴黎的旅程，突然发现这座石头怪兽投射出百米高的尖顶。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座哥特式教堂。他们看到的则是一座神秘魔法的厅堂，是这个木制城市中停驶的一块昆虫化石。我在主教座堂的五彩圆顶前想到了法国士兵，当他们在这个9月14日瞧见这些拜占庭穹顶、这些红色雉堞和糕点一般的圆顶时感受到的强烈情绪。这座城市有“一千两百座钟楼和天蓝色圆顶，上面洒满金星，用金链相连[12]”。勃艮第中士在回忆录开头就承认：“我见过好几座都城，巴黎、柏林、华沙、维也纳和马德里，只有普通的感觉，但这里有所不同：对我、对所有人来说，它有一种魔力。”

“快走！”

一条普遍规则：绝不让警察对你重复同一句话。

我们三人关于拿破仑的知识都得自近期的阅读。我们完全可以在图书馆度过余生，因为从1815年开始，每天都有一本关于第一帝国的书出版。格拉斯贪婪地读了半打帝国男爵和军官冗长啰嗦的回忆录。瓜克则倾向于行伍之人和士官在路上写下的证言：他只担保勃艮第中士的话，这人与他相似，是他的兄弟，是个永不疲倦的轻步兵，他敬仰皇帝，接受挑战，当命运带来欢愉时也欣然接纳。勃艮第留下了一些形象而天真的著名回忆录。我喜欢的则是科兰库尔，他是拿破仑的御厩总管。我带着他对俄罗斯战役的记述。科兰库尔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法国派到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大使，曾经劝阻拿破仑入侵俄国。到了灾难显现时，他运用自己对该国的知识、他的远见和战术天赋为大军团找到一条出路。与之相伴的是格调、勇气和莫斯科姑娘般的冷淡。他的文章糅合了高瞻远瞩和轶事趣闻。无论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持剑在手，还是与君王同席而坐，科兰库尔都同样轻松自如。

书本将是我们一路的向导。它告诉我们从哪里走，在哪里歇脚。晚上，当我们打开书时，就开启了另一段旅程，不再是在柏油浇筑的斯拉夫国道上，而是在拿起羽毛笔以驱除噩梦的1812年幸存者的回忆中。

在我心里，由于他的现实感和从军经历，瓜克是勃艮第的某种化身。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他本人不也曾是伊格曼山上的一名中士吗？格拉斯更敏感、更内敛，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兰库尔。他不也在外交界工作五年了吗？

“你呢，泰松，你会是谁？”

“拿破仑，当然了。”我说，也明白此类计划会把人引向疯人院。

9月14日、15日，当法军主力抵达莫斯科时，发现了一座当然“具有魔力”、也的确有着东方风味的城市，却是一座令人绝望的空城。街上没有一位军官，没有一名贵族，甚至没有士兵，也没有一个商贩：俄国人放弃了这座城。巴克莱·德托利珍视的逃避主义成了整个民族的战略。只有一些流浪者、一小撮破衣烂衫的庄稼汉和几个犹太商人在路上游荡。某处有些身影消失在小巷中，令人不安，鬼鬼祟祟——为什么他们都挥舞着火把？法军纵队深陷于即将被火焰吞噬的死寂大道。拿破仑将会得知，在焰火制造术上，尼禄和亚历山大相比只是个外行。

博罗金诺之战后，沙皇说服自己，放弃首都。由于大元帅未能阻挡法军推进，他便把莫斯科付之一炬。城邦不能落入科西嘉的反基督者之手。他不得已下令纵火烧城，为历史提供了一名帝王能造出的最大火刑柴堆。莫斯科将为俄罗斯帝国的生存而被焚毁。市长罗斯托普钦负责这项工作。他释放了普通法在押囚犯，指挥他们放火。人们把抽水机撤出城外，令入侵者无法使用。于是，这些惯犯开始在基泰格罗德的市场、仓库、木制教堂、贵族宫殿点火！被风卷起的火星最早在9月14日至15日夜间被发现。从白天到夜晚，火焰席卷了这座城。9月16日，入驻克里姆林宫的拿破仑差点被火围困。皇帝靠着一条朝向城墙的小巷和通往莫斯科河的暗梯才得救。河水倒映着火光，见多识广的老兵们曾从埃及征战至西班牙，从金字塔到耶拿，此时也觉得面对的是地狱。教堂圆顶映着红色，宫殿在木材烧焦的噼啪声中倒塌，空气灼伤喉咙，热气熔化大钟。在血色的天空和燃烧的宫殿前，拿破仑明白，他低估了俄国人狂热的牺牲精神、亚历山大的决心和斯拉夫人的拼到底主义，一百五十年后，它又使得数千人浪登上了所谓不可战胜的德意志国防军暗礁。

大军团挺进一摊泥塘，追逐着一支幽灵军队，获得半场胜利。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堆灰烬。

为什么拿破仑对莫斯科如此固执？他为什么让冬季的钳子往自己身上收紧？他以为，拿下经济之都后，被掐住咽喉的沙皇终究将祈求缔结和约。法国皇帝在尼曼河畔已经抱有这些幻想。而在莫斯科冒烟的残垣断壁中，他仍然受到自己愿望的毒害。他迷失在自信中，忽视了科兰库尔将军敦促他启程的忠告。

当万王之王继续拖延时，身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保持坚定。绝不和魔鬼谈判。他已不再是法国君主的朋友。况且他们做过朋友吗？拿破仑忽略了这一点：在亚历山大眼中，精神首都圣彼得堡比世俗首都更重要。莫斯科可以陷落、焚毁，从地图上消失，而俄罗斯将会永存。

时间在烟炱的余烬中流逝。从9月15日到10月19日，拿破仑忧心忡忡，拟定方案，通过科兰库尔设立的快速邮递和传令兵系统远程统治帝国。他等待着，期望着，说服自己。他浪费了一个月。冬将军的军队有了时间，集结就绪，准备进攻。

于是，我们轰隆隆地行驶在库图佐夫大道上。莫斯科，这座钢铁、眼泪和星星的巨型都城把我们从西门踢了出来，它的名字与大军团的所有不幸紧密相连。

在大道上，一辆车紧挨着我们驶过，车窗打开，一个尖鼻子的年轻俄罗斯人吼道：

“活腻了吧，伙计们？”

“闭嘴，蠢货。”我说。

驾驶并不能提升思想。

俄罗斯人给他们的历史进程铺砌了各种辉煌的纪念碑和无可辩驳的雕塑。我们路过一座胖子库图佐夫的雕像、一座加加林雕像，然后是一架正从底座起飞的战机。接下来，郊区显露出来了：这是通往莫雅克之路，突然出现的一块路牌证实，我们的旅途不仅仅属于梦想的王国、可爱的空想或醉鬼的计划：“博罗金诺，九十公里”。

挎斗摩托车摇晃得厉害，后座的瓜克太重；在挎斗中睡着的格拉斯无法抵消偏离效应。我感觉自己和两个朋友身处一块无法驾驭的筏子上。他们二人都坚定不可动摇。多年来，他们在最糟糕的条件下环游世界，从不抱怨。

格拉斯三十岁，仍保留着一些孩子气的举动。他每天喝三升菠萝汁，在游泳池游两小时，吃巧克力，看上去像一个神经衰弱的曲棍球冠军。他已经在前苏联帝国生活八年，在鄂木斯克学俄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住了四年。他喜欢清静，觉得西伯利亚符合他的忧郁。后来，他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当上顿涅茨克的法语联盟主任。他的俄罗斯朋友把他当成自己人。他的女学生秘密地爱慕着他。他的上级羡慕他的超脱。使馆的老头们有些畏惧这个爱挖苦人的年青轻骑兵，而他在当地社会如鱼得水。他还在写一篇关于帝国边界的地理学论文。他愿意永不离开山巅、深林，只有这种荒芜的地理环境适合他的忧伤。他对俄罗斯的爱凝聚在金发女生一字一句读出的美好书本里，她们希望以此吸引老师的目光。他的黑头发和黯淡的神色赢得的不只是斯拉夫姑娘的青睐：警察常常对他进行检查，把他当成车臣人。有一天，在巴基斯坦时，他在峭壁上折断了腿，吊在海拔五千米的山峰上，等了二十四小时才来援助，并没有感到非常不安。当我们出发徒步森林或攀登山峰时，他以名誉担保，不带足够的装备。他认为预测未来是件庸俗的事。情况很快变得危急，而格拉斯轻松自如，干劲加倍，走出险境。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感到无聊，满不在乎。

瓜克则提供了一个更乡土的典型，把他放在1914年苏瓦松的壕沟里也不会有损和谐。他是庇卡底人，像鞋子粘在黏土上一样依恋乡土。拜访了一百个国家以后，他仍然坚持，细雨中的甜菜地是地球上最美的风景。他那如同安特卫普码头工人的宽阔外形和纤细的双手形成反差。尼德兰人眉弓保护下的一双纯蓝眼睛完成了他这副自相矛盾的外形，似乎大自然拒绝在他身上呈现从野蛮到精致的完整渐进过程。二十五年来，他为法国媒体在全世界摄影。他兴趣广泛，这一天在阿富汗陪同部长，另一天会和俄罗斯跳伞员在伏尔加河上空跳伞，然后在“戴高乐”号（航母）上待两个星期，再出发报道湄公河三角洲的按摩女。我们曾经一起宿营，在戈壁沙漠里，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中，里海岸边，中国西藏和阿富汗，他在篝火旁讲述自己在联合国蓝盔部队的从军经历，作为人道主义志愿者在柬埔寨丛林度过的岁月，如何乘着一条越南帆船漂洋过海，以及他在卡比萨省、苏丹和高加索的旅行。让我遗憾的是，他总结说，这些回忆没有一个比得上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一座充满孩子欢声笑语的农场。在报道中，瓜克只有一个顽念：光照。这是他的激情，他的执念。如果白天天气晴好，他可以在寒冷中躺在地上，好像有了一点甜头，展现幸福的微笑。但如果阳光迟滞，最奢华的酒店、最友好的同伴也不能打消他不着边际的推论：“完了，该死的报道。”所以，我身边有一个悲观的花花公子和一个光子偏执狂。优秀的团队。

我们穿得太少，零下十七侵蚀着我的膝盖，拉脱维亚卡车突然从我们身后出现，从我们身边全力擦过，雪飞溅在我们的外套上。我开始疑惑起来：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在12月里骑着一辆乌拉尔载着两个佐阿夫兵，而设计这些该死的机车是为了在夏日午后送那些体重四十六公斤的乌克兰小女人从雅尔塔海滨去辛菲罗波尔？

我们周围是冰雪堆、灰蒙蒙的郊区、衰老的工厂和倾斜的枞木屋。这幅景致有着宿醉后口干舌燥的感觉，连树木也歪歪斜斜。天空的颜色像肮脏的法兰绒。三十三吨载重卡车车轮搅起的脏泥让我们的嘴巴尝到了受污染的鱼的味道。

摩托车头盔是一个思考的小房间。囚禁在内的想法比在自由的空气中更加流通自如。最理想的是在里面吸烟。可惜！戴着完整头盔时，狭小的空间不允许我点上一支哈瓦那雪茄，而在打开头盔时，逆风又会熄灭点燃的雪茄头。头盔也是一个共鸣箱，在里面唱歌非常惬意，仿佛身处录音室。我哼着《长夜行》的题词。这些诗节将成为我未来几周的咒语：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

在严冬和黑夜之中，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

在全无亮光的天空。

加油站的女士受到了惊吓。一层层衣物使我们看起来像宇航员。

“你们要去哪儿？”一个卡车司机问。

“巴黎。”我说。

“骑乌拉尔去？”那家伙说。

“是。”我说。

他喊出传说中的红军口号，关上沃尔沃的门：

“后退？永不！”

对法国人来说，这并非撤退，而是溃逃。拿破仑率领已被削弱的军队，首先前往莫斯科以南不到两百公里的卡卢加。他想走一条与来路不同的路线，因为大群士兵——等于蝗虫，已经劫掠了那里的田地。他希望在南方找到繁盛的乡村、更温和的气候和充足的粮仓。冯·克劳塞维茨[13]在《1812年俄国战争》中阐述了以下原则：“从敌国撤退的军队需要一条有准备的路线，在非常糟糕的条件下撤退的军队则加倍需要，而在丧失了十二万人后撤出俄罗斯的军队有三倍需要。”拿破仑把他的十万幸存部队带上了一条没有准备的路线。

从南方安全撤离的计划不到一星期就被放弃了。俄国人在去往卡卢加省路上的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等待着法国人。10月24日，杜肯多夫将军没有收到库图佐夫大元帅的命令就袭击了欧仁亲王的先头部队。随着法军的溃散，大元帅希望骚扰法军，但绝不迎战，像狗在森林里追击鹿一样把它赶得筋疲力尽，在陪同它退却的同时“让它融解”。他想做那条抽打脊梁的鞭子。“截断那些一心只顾逃跑的人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

杜肯多夫被司令官的克制激怒，急于战斗的他派出了军队。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的打击残酷无情。俄国人感觉运气转换了阵营。法国人预感这将是生死攸关的一战。虽然大军团已被截断，士气低落，也已冻僵，但毫不逊色于它的形容语。但是，“它本身已经含有不可避免的灭亡条件，腐败的化学特性”。托尔斯泰这样认为。制造了一万具尸体后，俄军吹响归营号。但他们已经成功切断撤退的冲劲，阻挡了原定计划，在已经显露失望的地方滋生了疑虑。

拿破仑放弃了南方路线，放弃了富庶的村庄和充足的谷仓。10月26日，他做出决定：军队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即沿着来路从那些已经被它焚毁的土地返回。大军折向西北，回到莫斯科—斯摩棱斯克轴线。拿破仑在卫队的陪同下带头行进。他朝着托尔斯泰笔下“已被榨干的路”行军，猛冲进尚未意料到的悲剧，并不知道正在迈出陨落之路的第一步，拐向博罗金诺。

下午三点，我们抵达博罗金诺。离开莫斯科后，我们决定直接来到战场，不再绕道小雅罗斯拉夫韦茨。两小时的漂亮雪花使景色重现端庄。一条与国道平行的路使我们穿过一片森林，接近高地。如果这片风景是文字写就，作者应该是安徒生。我们检阅了白色的树木大军，把小村庄抛在后面，全速前进，乌拉尔在结成雪壳的路上以八十公里时速飞驰。这儿有一座超市，那儿是一座加油站。在士兵倒下的每个地方，人们都重新开始了生活历程，建起了起居必备的建筑物。人习惯于在死者的尸骨上生活。

“幸亏幽灵不存在，否则真是活不下去。”格拉斯说。

今天我仍然遗憾没有取道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的森林。焦躁（博罗金诺是一块磁石）导致我们无法探查这个皇帝曾经历一个绝对司汤达式场景的地方。25日早晨，在开战前不久，他由科兰库尔、劳里斯顿、几名军官和待命骑兵陪同，在黎明前向俄军阵地骑行。夜色中，这支小分队没有发现他们已经越过法军地界，进入哥萨克营地。他们听到了乌拉声！待命骑兵牵制了敌人，增援部队赶到，解救了拿破仑。科兰库尔很久以后仍直冒冷汗：“皇帝只和纳夏泰尔亲王、我在一起。我们三人都执剑在手。（……）如果来到我们眼皮底下、包围我们一会儿的哥萨克胆子更大一点，安静地冲到路上来，而不是在路边叫喊着用刀剑对打（……）皇帝已被杀死或俘虏。”

当乌拉尔冲开雪幕时，我想着这个场面，想着“史上最伟大的队长”骑在马上，在黑夜里，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我想到勃艮第中士揭秘，在这场小冲突过后，“皇帝因差点被俘而发笑”。我想到了这些画面：叶利钦在着火的白宫前跳上坦克，戴高乐在1944年巴黎圣母院前的枪战中点着香烟，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推开保镖冲向一群反对者。有时并不禁止大人物展现自己的镇定勇气。

伤痛之都博罗金诺。我们把乌拉尔的前轮卡在雪堆里，来到库图佐夫纪念碑脚下。从高处看，平原一览无余，正是在这里，法军猛烈地突破了俄军的胆量。七万具在“巨人之战”中受刑的躯体在这里倒下。桦木丛、白杨林拍打着浮现浅灰色肖像雕饰的战场。大屠杀过后，它们一定滋养了这些树木的祖先！战争杀死人，折磨动物，疏远神灵，深耕田地，养肥土壤。有农场聚集在蜿蜒起伏处，冒着轻烟。小村庄似乎在颤抖。一声呜咽徘徊在这消灭一切的场景之上。死者给铝色的风景注入了一丝神圣感。

“伙计们，读读这个！”格拉斯说。

“还是给我们翻译一下吧。”

纪念碑石块上注明了库图佐夫观察战场的地点，上面刻着铭文：“在这里，我们与欧洲作战。”从技术层面看，这句话没有错，大军团闪耀着帝国各个国家的光泽，队伍中的新兵来自意大利、波兰、普鲁士、奥地利。从历史层面看，这一论点并不诚实，因为俄国人也能利用以英国为首的外国支持。从文化层面看，这个短句获得俄罗斯人的欢心，他们坚信自己的命运超越欧洲，确定他们的使命是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从精神层面看，这句口号至关重要：博罗金诺之战流淌的鲜血成为圣油，为全新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感情行了洗礼。

我们横穿田野，赶往尼古拉二世在1912年为纪念这场战役一百周年而建的一座修道院。雪越下越密。汽缸在车辙中吼叫，因为我们太重，小路却像结冻的烂泥上的一道伤痕。我们的旗帜在发动机罩前噼啪作响。排成直线的树木组成阴沉的束棒。修道院出现了，但因缓慢的雪絮缠住车灯光束而模糊不清。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大型建筑，毫无优雅可言，在暴风雪中隐忍不语。然后，博罗金诺的主要纪念碑在一条林荫道尽头显出轮廓：一座黑色圆柱，顶部是一个金色十字架。对面是一座关于这场战役的小型博物馆。

“我军艺术性的撤退使法国人大吃一惊。”我们在橱窗展示的资料上读到了此类宣言。俄罗斯人书写历史时享有很高的自由度。相反，法国人对俄国人的评价是“被动的勇敢[14]”。但俄国人的激情却符合兵法。为了自尊心而牺牲一些真相是种罪行吗？

雪使寂静滴落在道路上。夜晚来临，雪在黑暗中继续下着。在莫雅克，幸亏遇上了看管卡车库的米哈伊尔，我们在一座工厂旁的工人之家找到住所。这个朴素的房间由当地火电厂供暖，我们感到很幸福，不必自己生火，不必在哥萨克的夜晚提高警惕，不必裹在劣质大衣里，也不必藏在从莫斯科宫殿墙上扯下的贵重挂毯中躲避风雪。

我们甚至发现了一家开放的桑拿室。在俄罗斯，只要花几百卢布就能在公共浴室清洁身体，洗涤灵魂。这间木房里的温度是八十度。我们赤条条地待在里面，头上戴着毡帽，轮流用“扫帚”鞭打身体，据说用这些桦树枝拍打皮肤能打开毛孔，刺激血液，循环热量。整整一小时的烘烤才让身体忘记在路上经历的严寒。可是我们才离开莫斯科一天！

午夜，瓦西里打来电话：

“伙计们，还行吗？”他说。

“修理得怎么样了？”我说。

“修完了。基本上修完了。”他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合？”

“我们今晚拾掇一下，放空，黎明时再加满，骑上车，明天中午我们就到了博罗金诺。”

“希望如此。”我说。

“希望在最后死亡。”他说。

第二天

从博罗金诺到维亚济马

唉！安逸的感觉不能贮藏——与精力、幸福一样。如果暴风雪一早就开始怒吼，它会跳到你的脖子上，不管你前一天晚上有没有在班亚里煨过、在热被窝里休息过。今天早晨，乌拉尔已经消失在雪堆下。我们铲开雪，去战场等待我们的朋友。

1812年10月28日左右，离开莫斯科近十天后，大军团抵达博罗金诺，穿过这片五十二天前发生过激战的田野。居民们还没回到村庄。腐烂的尸体盖满大地，四肢和头颅探出土来。瘴气使天空发臭，连成乌云的秃鹫圆满完成了这幅图画。士兵们走过，半统靴踩烂了他们的同志或敌人的躯体。有时听见一声呻吟：一个幸存者，一个死亡不愿接收的幽灵，两个月来以兄弟的腐肉为食，在牲口的骸骨中躲藏。在集体想象中，穿越博罗金诺战场的场景开创了一类埃皮纳勒版画的时代，画面表现了大军士兵夜晚踏过马匹肚肠的景象。勃艮第中士吐露：“看到这些几乎不成人形的尸体，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伤了……”

这还是引发了思考。“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伤了”，我觉得这其中包含着无比的克制。我们这些外人在这些场景面前会有什么感觉？无法接受十年间有八十九名法国士兵在阿富汗捐躯的我们会如何描述博罗金诺的这片平原？这些人怎么做才能承受看到的一切？人真的能习惯于与死尸为伴吗？经过八代人，我们的神经是否变得衰弱了？我们这些外人活了四十多岁，见过几具尸体，或许有三十多具，不会更多了：在床上去世的亲人，几个因事故消逝的生命，从山上坠落，在路上倒下。但他们，1812年的士兵们，直接在血肉的战场上跋涉，睡在“填满腐烂尸体的”谷底。仍是勃艮第中士，看着自己的军团被炮火在几小时内消灭，二十岁的朋友被军刀一下砍成两截，到了晚上，发现当天身边已有七万人被撕碎。

“看，伙计们，”格拉斯说，“现代性或许并不是指进入景观社会，而是景观有所软化。”

“让我们一同欢乐吧，老兄。”我说。

另一种解释由科兰库尔提出，也适用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怜的法国兵所接受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能承受作为这种恐怖的见证者，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能够这样无忧无虑，不正是因为每个人都经历着危险，从而削弱了在其他场合眼睁睁看着这种痛苦场面所能引发的恻隐之心吗？”

正午，瓦西里在电话里说：

“发电机出了问题，我们还在莫斯科。”

“要拖很久吗？”我问。

“不会，我们已经完工了。出发！今晚和你们在维亚济马会合。我们更快：你们有三个人，很重，你们是法国人。”

博罗金诺的田野里还矗立着其他纪念碑。其中一座向大军团的死者致敬；吉斯卡·德斯坦总统在任期内参加了落成仪式。要到达这座纪念碑，必须深陷粉雪之中。

“你们注意了吗？”瓜克说，“只有通往俄国纪念碑的路才有路政铲雪。”

我们来自一个如此重视他人，重视我们的受害者、对手、敌人的国家，我们从不放过一个因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请求原谅，因战胜对方而请求原谅的机会。我们觉得这种差别对待略显鲁莽。

我们出发了，经由乡间小道折回通往明斯克的公路。挎斗摩托车的轮子在硬雪上抓地很牢。虽然发电机发出爆声，但完全可以自认为坐在雪橇上，穿过童话中的森林。我算错了汽油余量，挎斗摩托车在离大路还有八公里的地方抛锚了。格拉斯和我拎着一只水壶去两公里外白杨林幕后一个停驶在雪堆中的村庄，留下瓜克在乌拉尔旁放哨。我们刚走到枞木屋那儿，就有一辆警车在挎斗摩托车旁停下。俄罗斯人从他们的油箱中吸出汽油，送给我们五公升，祝愿瓜克“别死了”，就离开了。旗帜、双角帽、帝国的徽章很合俄罗斯人的意。拿破仑的名字总是让他们激动不已。让他人回想起自己的战绩是一种小小的乐趣，不该剥夺。这一天，我们的五升汽油多亏了皇帝的光晕。

在冬季，不推荐一辆最高时速八十公里的超载挎斗摩托车走明斯克这条路。连绵不绝的卡车纵队向西喷射，险些侧滑在肮脏的污泥中。拉脱维亚人、捷克人、俄罗斯人、德国人都全速行驶。整个曾经的东欧集团都在这条交通干线上转运，运输着俄罗斯伏特加、塔吉克偷渡者和波兰肉制品，对这辆只有鞋油盒大小的军绿色乌拉尔满不在乎。

正是在这条维亚济马之路上，严寒擒住了撤退的纵队。“第二天是29日，我们在格扎茨克，”科兰库尔写道，“寒潮已经相当严酷。（……）已经感到这里的冬天更加有力。”严寒……它比距离、哥萨克偷袭、物资缺乏、传染病更能摧垮大军，借用库图佐夫的话，“使之瓦解”。士兵们在莫斯科好好享受了一番。为了补偿急行军，他们凿开酒桶，用牙买加朗姆酒、德国烧酒、俄罗斯伏特加和大火没有剥夺的一切喝得烂醉。他们举办舞会，逼迫躲藏在瓦砾废墟中的犹太小提琴手蹩脚地拉琴。有些人甚至按照生命波动的原则找到女人。勃艮第中士在《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条原则：“从战斗到爱情，从爱情到战斗。”但是，有多少士兵利用这一个月驻扎时间缝制帽套、羊毛大衣、兔皮手套和皮帽？只有波兰士兵有所提防，他们是斯拉夫人，知道冬天的能耐。

他们中有多少人听从了科兰库尔——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担忧寒冬，主张铸造马铁、加衬衣物的人？一个都没有。这位御厩总管甚至试图引起皇帝的警觉：

“陛下，当心此地严冬的考验。”

“科兰库尔，你好像已经冻僵了。”

拿破仑蔑视气象学。1809年的一天，他遇到了刚为这一科学奠基的拉马克，唾弃地说：“您的气象学（……）使您在晚年蒙羞。”万王之王相信自己的星星，完全无法想象偶然的气候现象会拦截他的命运。轮不到上天来左右！在维亚济马，1812年11月1日，天气看似有回暖的希望，他对纳沙泰尔亲王说：“关于俄国冬天的传说只能吓吓小孩子。”世上天才对宇宙法则的蔑视总是与他们对渺小自我的信心相匹配。大军团就像故事里的蝉，而严冬已然到来……

黑夜降临俄罗斯。维亚济马的灯火迟迟不来。卡车与我们擦身而过，它们的重量产生的大气空穴把我们吸往马路中央。我们像是在铁皮墙中间摇摆的玩具。如果路上有个洞，就能解决我们的烦恼，洗刷一切悔恨。我们得和寒冷、水汽、夜晚、交通、雪和冰妥协。而在这些紧咬我们的猎犬之中，最糟糕的是睡意。为了不闭上眼睛，我用拳头使劲砸自己的头盔。再说说我的眼睛！我像个统计学家一样近视得厉害，透过眼镜、面罩和头盔目镜的三层防护，已经什么都看不清。起初，我试图擦去水汽，但满是污泥的手套在有机玻璃上留下了浑浊的条痕。于是我蜷曲在座位上，尽量辨认看见的那一点东西，感叹格拉斯和瓜克真是罕有的旅伴，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我，而我连三十米内塞尔维亚卡车的尾灯都看不清，这是友谊的绝佳证明。瓜克至少还能求助于基督教信仰，但格拉斯和我一样只相信夜晚和越野跑，他一定已经绝望至极，或者说他对生命的牵挂并不比挎斗与摩托车的牵绊更加牢固。

“维亚济马，十公里”，标牌这样宣告。我们有什么权利抱怨？在这条曾经人吃人的路上，曾有上千匹马倒下，被那些厌倦了啃皮靴的幽灵活生生撕碎，会容许我们诉苦呻吟吗？我们旅行的原因正是为了让梦魇般的异象钻进脑海，使内心的哀诉闭嘴，扼制这个泼妇。这种令人厌恶的冲动是人的真正敌人：自怜。当我们走完法军撤退之路，当我身处过于陡峭的悬崖上，当露营地太寒冷，我常常想起这些在冰雪之路上匍匐而行的家伙，他们靠破衣烂衫取暖，以发臭的内脏充饥，于是我便咽下已到嘴边的抱怨。

我们是怎么到达维亚济马的？怎么出现在这个城中心的小旅馆的？当晚的温度指向零下十五度。

“伙计们，这真是太蠢了，”瓜克说，“我们三个，是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事，但在这儿，在公路上，在卡车中间，挂在这个小挎斗上，泰松还什么都看不见，这算是我生命中最危险的兜风了。”

由于我们都同意他的这番话，由于三个人都感到，卡车吹到我们脖子上的气息和死神的镰刀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商定去遇到的第一家咖啡馆喝一碗俄罗斯热甜菜汤。

第三天

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

房间像战场一样。我们的衣服钩挂在吊绳上，从电灯一直到门口，从窗户到床边。前一天晚上，我们喝了两升伏特加，而不是预计的三小杯，回来时已经十分放纵。快到午夜时，我们还友好地打闹了一番。我在塞德里克的大块头前支撑了至少三秒钟，但这分量已足以压垮衣橱。我们站起来，重新来过，玩得很开心。窗帘被扯掉一半，悬在一旁。家具翻倒在地。桌子翻转过来，埋在我们湿透的风雪衣下面。头盔在浴缸里滴水。流浪汉看到了也会震惊。

黎明时分，在热咖啡和白菜汤前，瓦西里来电话了。昨晚的伏特加还在我的太阳穴里挖巷道。他的声音像一枚十二号钻头钻进大脑的灰色物质：

“我们还在莫斯科，中午出发，得更换交流发电机。”他说。

“伙计们，我们开始厌烦了，我们的包和衣物都在你们那儿！我们的衣服都结冰了，挎斗摩托车也只能勉强支撑我们三人。”

“别担心，我们在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之间和你们会合，我们比你们快。”他说。

“这三天你们一直这么说！我不再相信你们了。”我说。

“西方人总是很快灰心丧气。”他说。

天气转暖：零下八度。天很蓝，太阳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圆球，悬在森林上方。球顶是一滴滴金子，从早晨的希望中沁出。挎斗摩托车轻快地启动，开上通往多罗戈布日的路，心情轻松，脑袋里却装着一块铁砧。

拿破仑10月31日抵达维亚济马，11月1日驻扎于此，2日中午开拔。大军团从莫斯科出发时有十万多士兵，现在已经蒸发近一半！

在我们周围，这个早晨，桦树在旧马路两侧组成的帷幕发出蓝色反光。幼树拍打着淡紫色的空气，从冷光中泄出的淡黄色在路边的雪堆上画出条纹。我想到夏加尔，召唤亡灵。这支溃逃的纵队像什么呢？一支幽灵的军队，却是颜色鲜艳、全副军装的幽灵。

从莫斯科出发时，在首都驻扎了五周后，人人都或多或少地恢复了精力，希望把掠夺的成果带给祖国母亲。勃艮第中士在《回忆录》中以胜利者的天真无知清点了他的战利品。他出发时包里沉甸甸地装着“一套金银线织成的丝绸中国女装”，“伊凡大帝十字架上的一块”，“一件浅褐色女大衣，绿色天鹅绒衬里”，还有两幅画，一幅是海神尼普顿，另一幅是帕里斯的评判，另有一条女士衬裙、一条衬白鼬皮的大项圈、一个中国小花瓶……但自从10月底的第一场寒潮来临、维亚济马下雪以来，这些昂贵的织物、锦缎、宫殿的帷幔已经丧失其他用途，只用来保护士兵们麻木的四肢和头颅，用勃艮第中士的话说，“大脑已经结冰”。于是我们看到几万名上尉、中士、士兵，还混杂着平民——因为有上千工匠、演员、商人、妇女和儿童选择追随大军团，以避免俄国报复。数万逃亡者头戴塞满稻草的大盖帽，裹着填充细毡或羊毛的棉布，缠着从宫殿壁板上扯下的绸缎，或是穿着用丝带束起的布哈拉地毯。

他们就这样组成一支奇形怪状的队伍，在筒状军帽、扁皮袋、嘈杂的军令中，还能辨认出一件俄国女式披风、一块貂皮、一条花边。弗朗索瓦上尉腿上中了两颗子弹，走路时“一只脚上穿了靴子，一只穿着破鞋，手拄拐杖（……）身披白鼬皮衬里的粉红皮袄，头戴风帽”。

这支滑稽可笑的军队深陷于恐怖之中。弗朗索瓦告诉我们，有时这些破衣烂衫、每根胡须都挂着冰霜、皮肤“被难得的篝火烧伤”的景象还能让士兵发笑。或许捧腹大笑能驱除厄运？或是死亡派来了它的痉挛？

财富的公式颠倒了。那些带着沉重的金钟、加德纳餐具、彼得宫城制造的时钟、波罗的海琥珀和西伯利亚象牙的人现在开始觊觎毛皮、面粉、甚至是凹凸不平的平底锅，在厄运的市场上，这比从莫斯科伯爵夫人那里抢来的水流一般的珍珠贵太多。于是人们扔下自己的战利品。勃艮第中士写道，路上铺满了“珍贵的物品，如油画、烛台，还有很多书（……）伏尔泰、卢梭的书，还有布封的《自然史》，红色摩洛哥皮精装，切口镀金”。而那些提前采取措施、认真装备的人成了带着无用财宝的人的主子和剥削者，变卖一斤土豆或一把燕麦片，在普遍的困境上又添加了个人高利贷的耻辱。

我们在路上行驶，计速器保持在每小时八十公里。在柳树和芦苇篱笆后面，因结冰而僵硬的池塘在沉睡。而在池塘底部，躺着从莫斯科劫掠的黄金。开了五十多公里后，乌拉尔摩托车显出疲惫的迹象，发动机在堆积的雪中向前冲。活塞过热，路况更加糟糕。我经常强迫瓜克和格拉斯下车，走过一截坑坑洼洼的路。挡板在结冻的烂泥中刮过。每当一个车轮陷进坑里，排气管消音器就在地上重重地撞击一下。它得充进气体才能使上力。我们使这头野兽筋疲力尽了。我在离多罗戈布日八十公里的地方关闭马达：

“伙计们，我们要把这机器用坏了！得掉头回去。”我说。

“卫队可以死去，但不能回头。”格拉斯说，他又开始了神话英雄的习惯。

“这不是卫队的问题，而是挎斗摩托车，老兄。”

另一种选择是回到维亚济马，走主路，即新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干道，它与历史上的路线平行，但在它以北二十公里。我们很不情愿走回头路，但还是上路了，方向相反。

引擎的气嗝加剧了。乌拉尔从深处感到痛苦。挎斗摩托车不是耕地机。维亚济马还很远。我们清理了火花塞上的烟炱，然后我留瓜克和格拉斯在雪地中步行，点火前往瓦西诺村，希望找到一名司机来接我的朋友。在村庄的主街上，一个乌兹别克食品杂货商刚拆完货摊上的架子。

这家伙显得有些猜疑。我估计挂在车上的双角帽给他留下了坏印象。他觉得法国人不大可能做出这三重选择来返回祖国：冬季、挎斗摩托车和斯摩棱斯克老路。我越解释越乱，总之结论是我们在重走撤军之路，我还把两个朋友落在后面了。

“可是巴黎在反方向。”他说。

“是的，但火花塞坏了，”我说，“我们走回头路正是为了在维亚济马更换火花塞。”

五百卢布击破了他的疑虑。我们又谈到了他的老家蒂美村，十年前我在穿越苏联突厥斯坦荒原时曾骑马路过那里，这彻底打消了他的猜疑。我留在村上，他出发去找格拉斯和瓜克。在发动汽车前：

“怎么认出他们呢？”他说。

“在今天的俄罗斯，您认识很多在路上走的人吗？其中一个应该在读书，另一个在给路标拍照。”我说。

在维亚济马更换了火花塞、手套和路线。往正西方向，我们再次陷入可怕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干道，三十三吨载重卡车的长龙显著地提醒我们，俄罗斯已经重返自由贸易的华尔兹。

撤退前几周，俄罗斯的战略让法国人目瞪口呆。除了杜肯多夫在小雅罗斯拉夫韦茨指挥的冲锋以外，俄罗斯人并未袭击。科兰库尔作证：“皇帝完全设想不出库图佐夫的举措，他让我们非常平静。”大元帅想让拿破仑的军队自生自灭。俄军在小雅罗斯拉夫韦茨的损失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向一支仍有攻击性的军队出拳毫无用处，只需陪伴它等待末日来临。与法国人的力量对比不利于沙皇的军队。大军团仍具有战斗力。拿破仑仍然藏着战略天才的储备。帝国卫队还完好无损。寒冷对俄军的损伤和法国人一样，没有爱国的差别！如果攻击而不仅仅满足于骚扰，全力出动的俄军可能会连累自己遭受毁灭……他身边的将军们低声埋怨，军官急得跺脚，想要争论。渴望复仇与小心谨慎并不相容。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也斥责大元帅，“无法理解他的无所作为”。但这个肥胖的老人坚持他的决心。后来，他获得了光辉文学的支持，恢复声望。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强调了俄军统帅的天才。“拿破仑的败军以空前的速度从俄罗斯逃走，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正是全俄所希望的……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未经战斗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队，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读者尚未领会的话，托尔斯泰更进一步说：当野兽在你的领地上跳步顿足时，我们更应该迅速把它引向田地出口呢，还是拦住它的去路，把它扣留，关上围场大门，把它鞭打出血？

历史为库图佐夫正名：俄军与法军的每次短暂交火都对后者有利。所以俄国大撤退建立在库图佐夫预感到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悖论之上：一支军队在一场又一场胜利中走向彻底灭亡！

夜晚降临在平原之上，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的一百六十公里并不令人愉快。水蒸气使人陷入半盲状态。我试着相信桑德拉斯[15]的话：“旅行时应该闭上双眼。”诗人的这句话并不是提供给冬季的乌拉尔摩托车骑手的。擦拭目镜成了我的癖好。到最后，我透过霜花留下的半平方厘米透明塑料观察路况。寒冷使我麻木，导致我只想睡觉，但这与驾驶完全不相容。寒冷是一头猛兽。它抓住一块肢体，咬上去，不再放开，它的毒液渐渐侵入躯体。登山者知道，麻木是风暴来临时具有死亡诱惑的回应。骑摩托车时，如果你能穿得暖暖和和，任何一个使你的保护装置挪动一厘米的举动都将是致命的：死亡的砂浆将会涌入。在时速八十公里时，它会利用衣服壁垒上的任何一条缝隙。我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在卡车想要超车时故意偏向左边行驶，让怒号的喇叭刺激我的血液，使我保持清醒。

“斯摩棱斯克，一百公里”，一块蓝色标牌写道。瓦西里和维塔利不久前在我们回到维亚济马时来过电话。这一次他们确实从莫斯科出发了，全副马力，还以全俄罗斯神灵的名义发誓，在午夜前会追上我们。“和你们在斯摩棱斯克一起晚餐！”

库图佐夫的克制还有其他原因。大元帅不希望拿破仑死亡。他知道，英国将利用万王之王的离世扩张其统治。

他之所以对暴露俄军持保留意见，也是因为他确信能寄希望于游击队。游击战是由一小股果敢的人有能力对一支正规军造成的损失而定义的，后者纠缠在整体逻辑、笨重的后勤、机械的方针之中。在托尔斯泰看来，所谓游击战争，“西班牙的义勇军是这样的；高加索的山民是这样的；1812年的俄国人也是这样的”。这种不对等的例子还有很多：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游击队是这样的，克伦族对缅甸军政府是这样的，阿富汗塔利班也是这样的。潜伏的伊斯兰运动拥护者在他们对世俗民主打响的全球战争中也一直是这样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说游击战争开始的日期是“从敌军进入斯摩棱斯克城的时候起”。事实上，从离开莫斯科时起，大军团就被这支影子军队所困扰。“哥萨克覆盖了全国”，科兰库尔哀叹。在森林边缘、沼泽雾气后面，无论何处都会突然跳出几十人或几百人组成的游击支队。其中有贪求抢劫的农民，有组织严密的集团，有听从一个长官指挥的小型军队，有偷农作物的团伙，有无法无天的先行骑兵，还有在最后一刻指望从法军溃败中捞一把的机会主义者。拿破仑“把他们和阿拉伯人相提并论”，科兰库尔说。

在战争中，混混跟着军队，就像海鸥跟着渔船。他们等待着战斗的次日，劫掠死者。他们具有秃鹫的耐心。有时他们也会亲自上阵，像正规军一样参加战斗。一准备好就能开始抢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生动地描绘了吉洪这个人物，这个拦路劫匪在哥萨克的队伍中战斗，尽可能地抢走一切，宣称自己信仰“解放祖国的神圣战争”。这是一个从时代大潮中捞取利益的机会主义恶棍的永恒形象。我觉得今天伊斯兰运动团体的许多成员与这个原型相近。西方颤抖不已，把他们一律视为宗教极端分子。但这些拦路强盗似的圣战分子真是穆罕默德的狂热信徒吗？很多人应该藏有吉洪的灵魂，利用神圣的事业为拿起武器从事抢劫职业辩白。

在这场边缘战争中，诗人杰尼斯·达维多夫、普拉托夫将军等正规军长官是别动队的天才，袭击的战略家，因突击队活动享有盛名，将落单敌人与大部队割裂，破坏给养，惊扰宿营的法国人。托尔斯泰讲述，有一支游击队的头头是一所教堂的勤杂工，另一支由一个女人指挥，“她一个人打死了几百个法国人”。库图佐夫使人民兴奋起来。乡野的人们因他的讲话群情激昂：“用敌人的鲜血熄灭莫斯科的火焰。俄罗斯人，服从这个庄严的命令吧。”

此后，对于法国士兵来说，不管是茂密的树林、灌木丛，还是田野尽头的农场，无论哪里都无法成为藏身之所。一小片芦苇荡或许就是游击队的基地。无论何时何地，哥萨克都有可能突然出现，用托尔斯泰的话说，随时准备“歼灭就像从枯树上掉下的落叶一样的法国军队”。

当平民和非正规军掺和进来时，战争的残酷程度就升级了。不幸的士兵被农民俘虏后被刺死、用开水浸、撕碎、活埋、烧死、打死或被赤条条地扔在冰冷的树林里。放纵的暴力使俄罗斯的乡村陷入狂热。昏睡了几百年的古老人民把从未对沙皇的枷锁表现出的力量用在惩罚侵略者上。这种一贯性延续到今天：俄罗斯人让俄罗斯人遭受的痛苦只和俄罗斯人有关，但如果外国人来掺和的话，当心……“武装农民的战争（……）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比他们的军队更甚。（……）”一名医务官在报告中承认[16]。

因为知道瓦西里和维塔利在追我们，所以我承认晚上在接近斯摩棱斯克时常常查看后视镜，会不会有一伙狼人怪叫着乌拉，骑着冒烟的摩托车赶上我们。

在斯摩棱斯克，我们下榻在苏联官员的第聂伯河宾馆，它保留了原貌。染成金发的楼层女管理员，勃列日涅夫式的装饰，20世纪70年代的吊灯，源自热电工业的管道：我们喜欢这种冷战时期的氛围。我四十岁，怀念一个我从未知晓的世界。与无人性的资本主义铺满我们城市中心的标准化酒店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氛围：设计那些建筑的商人断定，无线网络和紧闭的窗户上方安装的空调好过与俄罗斯老妈妈的攀谈和面朝冰冻河流的窗子。

我泡了一个半小时的澡，几乎有些惭愧。我们的旅行最终变成了一场非常严肃的活动。向战士记忆致敬的义务此刻已经牢牢地钉在我们的灵魂之上，任何一件违背身体痛苦规则的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合适的。

宾馆餐厅的一升伏特加很快结束了这些困扰。

“伙计们，记得吗，”我说，“拿破仑的老兵们在维亚济马的一个仓库里打闹了一番，这座城市由此得名‘烧酒之城’！”

“还有，”格拉斯说，“记得吗，在格扎茨克，拿破仑和随从发现了一些被遗弃的军需车，里面装满了香贝丹和梧玖葡萄酒。”

“还有，”瓜克说，“还记得吗，皇帝抽调了几车帝国卫队储备的烧酒，派人送给后方部队。”

瓦西里和维塔利在晚上十一点突然来到饭店。在零下十二度中一口气走完了四百公里的这一站后，他们很有喝一碗浓汤的胃口。他们穿着职业摩托车手的服装，头盔、夹克衫、靴子让我们的装备显得非常业余。我们对“按俄罗斯方式”办事有种奇怪的印象，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这些西方外人想象中的俄罗斯人办事的方法，于是我们在俄罗斯人眼中的位置就等于俄罗斯人通常在欧洲人眼中的位置：一个马马虎虎的粗人用对风险的满不在乎来弥补他对生活的缺乏准备。

丽光板上多了两只新杯子和一瓶新酒。新的祝酒词也总是需要的。

“伙计们，祝我们的重逢。”我说。

“斯摩棱斯克拿下了。”维塔利说，这是惯常用语。

“明天，我们要拿下白俄罗斯。”瓦西里说。

“还要祝你们的这一程！”我说，“你们战胜了冬将军。”

自从我认识维塔利以来，他的脸色第一次阴沉下来。

“冬将军并不存在。俄罗斯人独自战胜了敌人。”

晚上，我在阅读科兰库尔时看到了这几行字，这位将军确认寒冷是这场灾难的原因，“而不是疲劳或敌人的攻击”。我提醒自己，别去叫醒维塔利，把这段话念给他听。

第四天

从斯摩棱斯克到鲍里索夫

这天早晨的太阳像赫鲁晓夫式浴室的顶灯，高挂在斯摩棱斯克城墙之上。我们的情况将有所好转。现在我们不再三人共乘一辆乌拉尔了。格拉斯仍待在我的挎斗里，瓜克将进到维塔利的挎斗里。瓦西里的车上则载着行李。俄罗斯人带来了我们的包，所以我们又找回了出发前往博罗金诺时疏忽忘带的睡袋、紧身衣和羊毛衣服。我们犯了所有挺进俄罗斯的西方军队犯的错，低估了寒冷。

“伙计们，我说，今天的日程是？”

“参观城墙。”维塔利说。

“剩下的城墙，”瓦西里说，“拿破仑毁坏了很多。”

“然后，”维塔利说，“白俄罗斯。”

想到将要进入白俄罗斯领土，我们激动起来。在苏联的十五个共和国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不了解的——还有土库曼斯坦。两年前，我和瓜克拜访了白俄罗斯驻法国大使的官邸，在絮歇大道。此人是皇帝的仰慕者，留着一副非常“帝国”式的胡须，在哥萨克的营队里也不会违和。他首先向我们说明，白俄罗斯因它为空间站生产的螺栓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然后便开始对别列津纳之战进行了二次战略解读，两小时后，他大声收尾：“对于你们，白俄罗斯将一直开绿灯，铺红毯！”不过几天后，我们因不明所以的行政误会而被拒签。今年，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空白签证，打算彻底感受一番绿灯和红毯的说法。

瓦西里和维塔利为他们的设置感到自豪：他们在车上披挂了俄罗斯帝国的旗帜。双头鹰在挎斗上方哗哗地响。

“得知道谁是谁！”维塔利说。

哦，我们喜欢俄罗斯人。法国的普遍看法是蔑视他们的。在媒体上，最好的评价是把他们当做头发扁塌的粗人，无法欣赏高加索地区部族的可爱风俗和社会民主的精妙之处；最糟的看法是，这是一伙蓝眼睛的半亚洲人，活该遭受暴君的暴行，而在这桎梏之下，他们用亚美尼亚白兰地喝得酒精中毒，他们的妻子则向往着去尼斯拉客卖淫。

他们从七十年的苏联桎梏中走出，经受了叶利钦十年的无政府主义。今天，他们要为这个红色世纪展开报复，大步回到全球角逐的棋盘中。他们说的一些话让我们觉得恐怖：他们为自己的历史而自豪，自认为在推动爱国理念，公投认可他们的总统，希望抵制北约霸权，以欧亚主义对抗欧洲—大西洋主义带来的显著影响。此外，他们不认为美国拥有在苏联市场当家作主的使命。啊！他们成了不可来往的人。

我从1991年根纳季·亚纳耶夫政变失败开始接近俄罗斯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从不因为焦虑、算计、怨恨、疑虑而苦恼：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美德。他们像是我的表兄弟，居住在一片腹地，在地理上东临狂风肆虐的鞑靼利亚，西接我们危机中的半岛。我对这些来自平原和森林的斯拉夫人产生了一种温情，和他们握一次手会把你轧伤，再也不想和他们问好。我喜欢他们的宿命论，在有阳光的下午啜饮茶水的方式，他们对悲剧的爱好，对神圣事物的意识，对组织的不适，为当下拼尽全力的能力，使人疲惫不堪的冲动性格，对未来以及一切类似于个人规划的事情的不屑。俄罗斯人是五年计划的冠军，因为他们甚至无法预料五分钟后将要做什么。即使知道，“他们也永远不会达到目标，因为他们总是超出目标”，斯塔尔夫人明确指出。还有一眼就能看出的粗糙。俄罗斯人从不费心吸引你：“我们可不是喜来登的门童”，他们在你面前摔上门时似乎是这样想的。一开始他们给人脸色看，但我也遇到过有些人帮我的忙，就像我是他们的儿子一样，我更喜欢这种无法预料性，而不是那些像猫一样亲热地抚摸你的背、一有阴云就拔腿开溜的人。

是不是因为历史带着波涛对热带岩礁一般的恼怒倾泻在他们身上，导致他们对生命抱着悲观的看法，对厄运的持续形成带有偏好，还能不断宣告生而为人的缺憾？

我们这些拉丁民族的外人因为斯多葛主义的滋养，被蒙田浇灌，受普鲁斯特启示，所以试着享受发生的一切，抓住一切闪耀的幸福，在它出现时认出它，在机会显现时叫住它。起风了，我们唯有努力生存。俄罗斯人则深信，必须先受苦才能欣赏事物。幸福只不过是生存这个悲惨游戏中的插曲。顿巴斯的一个煤矿工人在我们乘坐矿井升降机时吐露的话完美地表达了斯拉夫人的“生存之难”：“如果你没在矿底待过，怎么会懂什么是太阳？”

米兰·昆德拉常常悲叹俄罗斯人的思想缺乏理性。他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胞们总是倾向于把一切变得情绪化，用浮夸玷污人生，却使自己成为残暴的罪犯。这是俄罗斯谜团的钥匙吗？能够在各处留下废墟，再用激流般的泪水灌溉它。

这次旅行无疑是向勃艮第中士和欧仁亲王的亡灵致敬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和两位东方兄弟在小酒馆里灌酒的机会，以封存对俄罗斯的爱、闯过的路和一洗酒醉夜晚的冰冷早晨。

我们在斯摩棱斯克要塞的脚下行驶。我试着想象这座半睡的城池被火焰、劫掠折磨。但是很难剥离这些拎着购物袋从市场归来的老太太和穿着皮靴、狐皮的女大学生，在俄罗斯，她们总是把人行道和时装周T型台混淆起来。

抵达城市时，大军团的士兵很失望。这些不幸的人曾经怎样梦想过！他们把这座城当成应许之地。

撤退开始几周起，饥饿就开始折磨他们。马吃的是从枞木屋上薅下的茅草，逐渐衰弱，被重负压得直不起腰，然后倒毙。等不到它们咽气，士兵们就扑上前去把它们撕成碎块。他们也抢劫那些因精疲力竭而踉踉跄跄的垂危战友。他们还让马匹快跑，以摆脱骑在鞍上的伤员。为什么不直接活剥马匹呢？

我向格拉斯讲述了昨晚读到的勃艮第中士叙述的内容。瓜克没在听，他正试着把宾馆的建筑物和第聂伯河的景观装进日本相机中。被哥萨克紧逼的士兵甚至没时间煮肉，只能一边走一边把头伸进煮沸血水的锅里。他们为一把土豆打斗。胡须和皮袄都沾染着血色。严寒使牲口的骨架冻结，得用剑刮下坚硬的肉。“那些既没有小刀，也没有军刀、斧头，手又冻僵的人吃不到。（……）我看到一些士兵跪在死尸旁像饿狼一般咬着这副躯体。”弗朗索瓦上尉回忆。勃艮第本人有几天也靠着吮吸“血结成的冰块”活命。他认为，参谋部正式认可了一种想法，即只有马肉才能拯救这支军队：“总是命令我们尽可能跟在骑兵队后面行军（……）这样我们就能用他们出发时留下的马匹充饥。”于是，蛤蟆元帅库图佐夫在博罗金诺战场许下的预言实现了：“我会让法国人最终只能以马肉果腹。”

在溃逃的纵队中，最大胆的人去偷吃农作物。他们离开大路寻找食物。但他们冒着落入游击队之手、遭受比饥饿的折磨更残酷的命运的风险。当马匹也陷入短缺时，就开始人吃人了。食人，乃至自残的证词充斥档案，但令这些回避禁忌的报告者感到不安。有一天，勃艮第中士拒绝陪同一名葡萄牙士官观看俄罗斯囚犯相互吞食的场面。而这支半人半骷髅的军队嘴上涂满鲜血，掠夺在修罗场上倒下的战友，掀开破衣啃噬自己的残肢，害怕在弟兄们的牙齿下丧命。“同样是他们，”弗朗索瓦上尉写道，“六个月前使全欧洲战栗。”

斯摩棱斯克之路充塞着大车、军需箱、废弃的大炮、人和马的尸体，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就连以神经坚强而著称的科兰库尔也一时崩溃：“从来没有哪个战场呈现过如此惨状。”

我注视着正在把包塞进摩托车行李箱的瓜克和格拉斯。如果是我们，会怎么做？饥饿会把我们推到何种绝境？我们会对如此文明、开化、饱食的自我和他人有怎样的认识？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愉快的旅行、饮酒晚会和高谈阔论。从此以后，在繁华的西方，友谊就是靠此滋养的。不过，我和格拉斯曾有一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一千公里的远东森林里迷了路，以为会饿死在那里。我们最后找到了路，并且（幸运地）错过了考验我们荣誉感和牺牲精神的机会。勃艮第中士则因饥饿带走感情而感到痛心：“不再有朋友，人们以怀疑的目光对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忘恩负义。”“你们彼此相爱”是先知在吃完一顿饭后下达的命令。

拿破仑在11月9日再次进入斯摩棱斯克。十万士兵从莫斯科出发，到斯摩棱斯克，军队已经减员一半多。而其中只有六千人死于战斗！六个月前渡过尼曼河的五十万人还剩下四万五千。大军团用了五天时间才在斯摩棱斯克聚集起所有残余。最晚的人员11月13日才抵达，而拿破仑第二天就起程了。所有人都失望透顶。从皇帝到炊事员都曾对这座城寄予厚望。他们将在那里找到给养、充足的库房、野战医院和新鲜增援。他们将在那里重整旗鼓，结束噩梦，回击敌人，扭转命运。皇帝的星星将在那里重焕光彩。但斯摩棱斯克尚未从三个月前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科兰库尔悲叹，库房的状态“很不幸，与（皇帝的）期望和需求都不相符”。首批部队洗劫了少得可怜的储备，掠夺仓库，打破酒桶，只留给后来人因军纪要求而留下的混乱残渣。重振军队的希望消逝了，必须像受到诅咒一般继续转移。“所有人似乎都觉得，尽可能快走是逃离危险的真正秘密。”科兰库尔总结说。逃跑就能得救。垂危的纵队摇摇晃晃地走上了往西的道路，还被武装越来越精良、越来越大胆的哥萨克步步紧逼。

当然，警察把我们从城墙边赶走了。我们组成一支纵队，打头的是骑着白色挎斗摩托车的瓦西里，其他人乘坐军绿色乌拉尔排在中间，维塔利的黑色摩托车殿后。我们跨过第聂伯河，向白俄罗斯的奥尔沙方向进发。

气温略有回暖，道路浸湿了。一切都平淡温和。世界仿佛一幅水彩画，农场的炊烟好像落花穿过。我们向落日处笔直进发。一座竖着旗帜的混凝土石碑立在两个友邦的国界线上。从苏联解体以来，白俄罗斯从未背叛对俄罗斯的效忠。附庸国惬意地生活在母国的保护之下，不是那种觊觎欧盟的国家。我们不必向海关岗哨出示签证：因为根本没有岗哨。我们像一把俄罗斯军刀插进乌克兰人的肥肉，进入白俄罗斯。

这是白俄罗斯的平原。大军团在这里受尽折磨。一百五十年后，装甲车从一个方向蹂躏了这片土地，后来又从另一个方向肆虐。这是无边无际的田野和平原。夏季是小麦的光荣时刻，它们并不因为生长在停尸场上而感到不快。冬季是没有形状也没有轮廓的大片雪地，天际有几个蜷缩在枞树林边的原木搭成的村庄。

汽缸轰轰作响，我们的速度保持稳定。耳朵警戒着活塞的神圣撞击，大脑则因此变得麻木。“发动机不知疲倦地轰鸣，只关注自己的内在力量。”罗伯特·M.波西格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17]中写道。我们纹丝不动地端坐在座位上，享受这种非常特殊、几乎神秘的驾驶摩托车的独有的快乐。能够笃定地骑跨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系统之上是多么好啊。眼睛注视着天际线。白色长条从视野角落掠过，有催眠效果。

在明斯克高速公路四十公里处，瓦西里的发电机爆炸了。

“我用五十二个零件细心装配出来的一个样板！”他说。

“我很失望。”维塔利说。

开始下雪，起风了。在狂风中，两个俄罗斯人在路边肢解了这辆摩托。我则利用这段时间卧在油箱上小睡，格拉斯坐在挎斗里，在往来卡车的飞溅物中温习科兰库尔的《回忆录》。瓜克背着相机东张西望，咀嚼着夏尔·贝玑[18]《挂毯》中的这句诗：“这里是无法用照片拍摄的地方。”

一小时后，瓦西里从他的谜题中抬起头：

“伙计们，我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儿。”

“怎么办？”格拉斯说。

“拖车！”

系留带太短，场面骇人。维塔利的挎斗摩托车拴着瓦西里的车，以惯性在路上忽左忽右地拖行。我们预料它随时可能翻倒。瓦西里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速度太快。下坡时，维塔利以一米的精度调整刹车，以免撞上他的朋友。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两次摆动之间，让一个立陶宛卡车司机非常恼火。维塔利掀开面罩，竖起大拇指喊：

“酷！”

在一个服务站花了两小时才修好瓦西里的“样板”摩托车。

然后用了三小时抵达鲍里索夫。寒气打开了缺口。它有时咬一口你的拇指，抓住一只脚，再放开，转而攻击膝盖、脖颈、脸颊。它的生命完全自主，有自己的计划。

同样在这条路上，过了斯摩棱斯克，1812年的严寒又降低了几度。法军向克拉斯诺耶行军。在先头部队和后卫之间，这支纵队松散地绵延六十公里。地形为俄罗斯人带来支援。白俄罗斯丘陵起伏，连瓦西里和维塔利都没进入过，给大军造成了额外的束缚。由于在斯摩棱斯克忽略了打造马蹄铁防滑钉，法军剩余的马匹在路上不断打滑。“这种马蹄铁的匮乏导致了我们的大部分损失。”科兰库尔说。拿破仑带着两万人在11月15日抵达克拉斯诺耶，又险些遭遇灭顶之灾。库图佐夫带着八万士兵在那里等着他。如果大元帅不那么腼腆，法国皇帝可能已被俘虏或手持长剑战死。拿破仑毫不怀疑自己面对的是俄军主力，于是命令青年近卫军进攻他所认为的侦察兵团。俄军被法军的冲锋吓住，断定大军团仍具有实力。拿破仑从18日起就继续逃往奥尔沙，虽然不情愿，但不得不放弃等待内伊元帅的后卫部队。

后者必须拥有巨大的勇气和计谋才能躲避截断去路的八万俄军。面对恫吓他要放下武器的将军，内伊说，一名“法国元帅绝不投降”。然后，他发射了剩余的炮弹，声东击西，回到斯摩棱斯克，在晚间调兵，在哥萨克毫不停歇的骚扰中急行军两天，从第聂伯河右岸成功抵达奥尔沙。和他一同离开斯摩棱斯克的六千人还剩下一千。内伊强力出击的消息使皇帝欣喜，也让他从一个可怕的消息中解脱了几个钟头：明斯克在敌人手中。

人们没有歇息就上路了。缓慢地经过因科夫诺、克拉斯内、奥尔沙，都是恐惧的石碑。就连皇帝也得下车，倚靠科兰库尔的手臂或副官的帮助步行。路上满是倒毙的马和人，奄奄一息的平民或军人，军需箱，大车，大炮和溃败的军队丢在身后的一切。尚未死去的人在已经倒下的尸体上磕磕绊绊。人们在劈开一切生命的平原上前行。寒冷锻烤着希望，上帝已不存在，气温下降，他们继续迈开一步，又一步。他们因痛苦而疯狂，瘦骨嶙峋，冻僵，被虫子啃噬，一直向前，从布满尸首的战场走向另一片裹尸布组成的田野。每一次拔脚既是救赎，也是衰亡。他们走着，他们受到了诅咒。

这些人如何忍受这种疯子的远征？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怎么从死者在夜晚举办的冰雪狂欢中幸存的？这些戴着军帽的骷髅是用什么金属打造的？他们仍在向那个自认为把他们拉出地狱的人欢呼，而正是这同一条路把他们引向地狱？拿破仑是否散发着耀眼的光，使得这些人毫不怨恨自己的厄运，而且一看到他现身就忘记了一切悲伤！没有一个士兵有过怨恨皇帝的心思。什么？他们说。对这个率领我们前往埃及、意大利、西班牙的人怀恨在心？他使世界臣服，使欧洲君主战栗，使活力、青春、英雄主义成为这个统治时期的美德。莱昂·布洛伊在火药味十足的《拿破仑的灵魂》中明确写道：“当这些正在死去的可怜人喊道‘皇上万岁！’时，他们真的以为是为了法兰西而死，并非欺骗自己。”布洛伊也被那个可怜的投弹手感动，当皇帝从老近卫军的鬼魂中走过时，他一下子有了力量，感到狂喜：“他，如此高大，让我们如此自豪。”

勃艮第中士对长官的感情同样如此，但他用了一页纸指明了另一个关键：“如果说我们很不幸，正在因饥饿和寒冷死去，但仍有东西支持着我们：荣誉和勇气。”荣誉和勇气！这两个字眼回荡在两百年后，多么奇怪。在我们大开车灯全速穿过的这个世界，这些字眼还活着吗？我们在路边短暂歇息了一会儿。下着雪，夜晚似乎在车灯光束中流着泪。我在黑暗中一边撒尿一边对自己说，神啊，我们这些他人，21世纪的可怜孩子，我们不是些侏儒吗？无力地躺在安逸的红树林中的我们能理解这些1812年的鬼魂吗？我们能因同样的冲动而震颤，接受同样的牺牲吗？还是仅仅理解他们？黄金三十年提供了这一作用：为我们安置亲密的天堂、家庭的幸福、私人的享受。让我们有了许多东西可以失去。我们会准备好放弃卡普阿，制服圆顶下的俄国农民，或者征服金字塔吗？

另外，我们变成了个人。在我们的世界中，个人只会为了他选择的其他个人而接受牺牲：自家人，亲近的人——或许还有几个朋友。唯一可以考虑的战争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财产。我们愿意战斗，但那是为了拯救我们公寓的平台。我们不会为了一个高于我们的抽象理念，为了集体利益，以及——更糟糕的是为了对一个领袖的爱而想要自我牺牲，从而充满激情。

应该说，20世纪已经过去，它的丑陋让我们惊恐。正是这一点把我们与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分隔。我们知道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布痕瓦尔德、广岛使人类衰退，我们已经精疲力竭。此后，对征服的追忆似乎成了荒唐话。

雪加深了，我们也逐渐接近鲍里索夫。我已经眼花。白线是我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我拼命盯住它，已经到了打滑失控的边缘。当卡车的红灯进入我的视野时，我条件反射般地刹车，任何时候都可能撞上前面的挎斗摩托车。我的驾驶是一场危机管理。内心有个声音对我窃窃私语：“你四十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的，可怜的兄弟。”上一座桥时，我的车灯刮到了一块指示牌，我好像受到电击一般：别列津纳河。我们毫无惊险地过了河。

我们找到了一个苏联式的小旅馆，在它脚下并排放好三辆车。我逮住了维塔利：

“老兄，今天早上你在斯摩棱斯克给我的新头盔太失败了！我开车的最后几小时什么都看不见。”

“我觉得我明白是怎么回事。”维塔利说。

头盔是新的，我忘了揭下保护面罩的茶色塑料膜。我在眼前戴了一块屏幕，在白俄罗斯的夜里骑行了一百公里。

我们每天晚上都得花二十分钟脱掉一层层衣物。我们刚把房间变成丹吉尔的市场，就有人给我们指了一家名叫“皇帝宿营地”的小酒馆。门把手是双角帽的形状。一个有着淡紫色指甲的名叫奥尔加的女人在木屋中给长途火车司机递上啤酒。墙上有几幅别列津纳河战役的地图、一幅库图佐夫肖像、一幅拿破仑的雕刻：人们在这里培育记忆。我们舔食了好几升白菜汤，又得在回旅馆之前在鲍里索夫的街头走很久。我们觉得这个小城是个迷人的冰柜，白俄罗斯是个很宜居的地方。体面的人们在这里节奏缓慢地认真生活，享受着朴实无华的社会主义式安逸，衰退中的欧洲则相信他们承受着克里姆林宫扶持的一名暴君的奴役折磨。我们瘫倒在床上，而不是像拿破仑的一些老兵那样投身于篝火堆中，比起冰冻的伤害，他们宁愿在炭火中死去……

第五天

从鲍里索夫到维尔纽斯

九点钟，我们来到鲍里索夫博物馆。和苏联帝国的所有机构一样，十来位身穿毛衣的肥硕妇人看守着空荡荡的展厅。拿破仑史诗至少为她们提供了工作。博物馆充斥着旗帜、制服、武器和挂在墙上画着红箭头的地图。农民每年都从耕地里掘出生锈的大炮支架、纽扣、头盔。博物馆最终决定拒绝这些发现物。

瓜克具有考古的素质，贴在展览炮弹的橱窗前扯不下来了。

“泰松，记得F的故事吗？”

我们来自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的朋友在莫斯科的那场晚宴上讲述了他的奇遇。他有个习惯，就是拿着一个金属探测器搜索苏联的战场。有一天，在别列津纳河的泥滩上，显示器疯狂作响。他拨开荆豆，挖掘淤泥，找到了一颗炮弹。他把它送去鉴别，核查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它来自拿破仑的炮兵部队。他开车带着三公斤重的宝物回到圣彼得堡机场，把炮弹装在手提行李里登机。他或许犯了天真的错。他一走过安检处，警铃大作，管理人员惊慌失措，搜查包裹，发现了炮弹。警察不屑于向他解释如何用一颗1812年的炮弹炸毁飞机，禁止他登机。F执着于自己的发现物，于是请求延缓十分钟，走出机场，发现停车场里有一棵树。他左右瞄了一眼，便在夏天的土地中挖了一个洞，把宝物埋进去，记住周围标志，然后跳上飞机，希望有朝一日找回他的宝藏。几个月后，我们的朋友冯·波利耶陪同一些对他的生意成败起关键作用的俄罗斯商人来到圣彼得堡机场。在他的全套西装上装口袋里，装着F的指示和一幅画在小学生作业本上的潦草地图：“停车计时器向右两步，从栏杆开始数的第三棵桦树。”冯·波利耶请求金主们原谅：“请给我五分钟时间，先生们。”他跑向停车场，找到埋炮弹的那棵树，挖了起来。当时是冬天，土地已经结冻。一个身着西装的男人蹲在停车场里，在路边忙着用万宝龙钢笔挖土。炮弹通过铁路运回莫斯科，现在端坐在他的钢琴上，在一幅金环圣像和列宁肖像之间。

我们得等待该博物馆的历史学家妮娜到来。一只狗在小花园里咬了瓦西里的小腿肚。园子里陈列着1944年俘获的德国七十五毫米口径Pak40炮。血在雪地上画了一朵花。大军团渡过别列津纳河时，河水被血染红了。

妮娜穿着一身安德罗波夫时代的蓝色腈纶套装，戴着瓶底厚的眼镜，就像希拉里·克林顿在耶鲁大学学习时期戴的那种。妮娜知道了我们从莫斯科一路骑行过来，非常感动。她用了两小时讲解，为什么说当拿破仑在11月25日抵达鲍里索夫时，一切因素都已就绪，旨在将他一举擒获。他将最终走入这个捕鸟笼。明斯克在俄国人手中，鲍里索夫的桥已被摧毁。气温回暖使他无法从冰上渡河，库图佐夫在皇帝脚后紧跟，海军上将奇恰戈夫的军队把守河的西岸，维特根斯坦攻克了沃茨伯格，从北面向左岸进军。大军团被夹在老虎钳中间。

妮娜继续说，库图佐夫如此坚信法军将要灭亡，因此向士兵训话时说：“拿破仑的末日已经不可挽回，就在此地，在别列津纳河结冰的水面上，这颗流星即将熄灭。”在法国人渡过尼曼河那天，打开的陷阱将要收拢。

“终于！”瓦西里说。

“你们的人真可怜。”维塔利看着我们说。

“闭嘴，老兄，接着听。”

“拿破仑，”妮娜说，“他把诡计运用到了极致。两天前的23日，科尔比诺将军偶然发现了别列津纳河的一处浅滩，位于鲍里索夫以北十六公里，斯图迪安卡村附近。这里水深仅一点五米！对大军而言，这个消息出乎意料。拿破仑得知此事后，便知道他能瞒骗俄国人，再次逃脱，继续他‘流星’的旅程！”

妮娜带我们来到博物馆的主厅。壁画、雕刻以及油画的复制品讲述了这些狂热日子的经过。

11月25日，拿破仑命令埃布勒将军在斯图迪安卡建造木桥。第二天，皇帝在工地附近逗留了一整天，鼓励工兵。26日下午，两座桥已经横跨一百米宽的河面。四百名工兵拆卸了这个俄国小村庄的木屋以建造工程。他们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工作的。在水中停留是致命的：他们将因充血而死。拿破仑利用其间的时间设下圈套。从25日晚开始，他就组织了两个假冒的造桥工地：一个在鲍里索夫桥的废墟，另一个在下游十二公里处，邻近奥克霍尔达村。上当的奇恰戈夫把主力部队派往此处等待法军——其实他们根本没这个打算，渡过别列津纳河。26日晚，海军上将奇恰戈夫明白自己受骗了。但他的军队因向南急行军而筋疲力尽，无力立刻北上三十多公里前往斯图迪安卡。而不喜欢水兵的拿破仑高兴地说：“先生们，我骗过了海军上将！”

“咱们去看看那个地方。”瓜克说。

“哪一边？”格拉斯说。

“西岸，”瓜克说，“得救的那一边。”

正午，我们与妮娜分别。亲吻了十次，因为在发动机预热时，我们每个人都亲了她的面颊。我们驶过鲍里索夫桥，又从一条乡间小路向河的上游走，直到大军团渡河的地方。瓜克被此地的精灵附体，反复说：

“我们正身处传说之中，兄弟们，我们正身处传说之中。我们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身处传说之中。”

视野从映衬着森林的广袤高原扩展到远处东面的另一侧河岸。一个地质分层的沙质小河谷从北到南切断了这片景致。泥灰岩和黏土层为冲积坡显出清楚的纹理。低处就是别列津纳河。这是一条捉摸不定的可爱河流，蜿蜒流转中泛着水银般的光泽。水流被冰冻结，在芦苇覆盖的小岛之间蛇行。阳光撕裂吹起雪的云团。几缕光溅在沙洲上长出的柳树上。桦树在阳光中呈紫色。在航道边上，村里的房屋似乎很温暖。乌鸦列着黑色队伍穿过这幅图画。它们的申诉与雪一同落下。至于其他，世界只是一片美好的寂静。我们贪婪地看着。这是世界末日的场所，而我们还以为身处卢瓦雷河。

石碑上刻着铭文。“大军团士兵在此渡过别列津纳河。”一句话轻描淡写地结束了噩梦。

军队在26日下午和27日全天渡河，雪又下了起来，掩盖了法国人的行动。仅此一次，冬天帮了大军团的忙，给溃乱之军加上一道屏障，蒙蔽俄军。冰雪把狭窄的木桥压得更重，使它在人、马的推搡踩踏下坍塌。埃布勒的工兵跳进水中加固基桩。他们即使没有因冰水淹溺，也可能被浮桥支架倒塌的木块砸到。他们的牺牲是大军团获救的代价。

拿破仑27日早晨渡河，抵达右岸。当天晚上，三万掉队的人——疲惫不堪的士兵、腿脚受伤的人、平民、妇女和儿童，到达斯图迪安卡一侧的河岸。夜幕降临，雪停了，寒冷再一次紧裹平原。数百支火把照亮河滩的灌木丛，旁边的这些迟来者虚弱得昏了头，尚未意识到紧迫性，麻木迟钝，而不是尽快渡到西岸获得拯救。

与此同时，俄军逼近斯图迪安卡。维特根斯坦带着四万人马在11月28日黎明抵达。俄军修复了鲍里索夫桥，库图佐夫来到右岸。同样在这一侧，奇恰戈夫的三万大军在七点抵达大军团的浮桥处。各支军队已经就位。别列津纳河战役打响了，而数万散兵仍未渡河，拿破仑的希望落了空。他原本指望自己负责在两侧河岸牵制维特根斯坦和奇恰戈夫的军队能支持到28日晚，使法军能够全部过河。但法军小分队已被淹没。

当俄军炮弹轰炸左岸的人群时，战况惨烈。人们拥向浮桥，桥上盖满了人潮。他们被踩踏，窒息而死；滑倒，坠河，努力爬上桥去，最终在冰水中溺亡。这条河成了掺杂冰块的人马尸体、车辆残骸的收集器。尚能保持平衡的人在躯体组成的地毯上奔跑。浮桥的出入口均被堆积的尸体堵塞。在桥的出口，尸体堆成的壁垒阻拦了沼泽地的泥浆，中间打开的一条沟是通道。左岸，俄军炮兵继续破坏。第一座桥倒塌，别列津纳河吞没了“俄军野蛮屠杀的受害者”，科兰库尔说。就连见多识广、“习惯于在尸体陪伴下入睡”的勃艮第中士，这位历经一切的可怜的轻步兵投弹手、笔尖蘸满冷静的作者，也濒于崩溃：“我不能再多看一眼，这已经超过我的力量。”

29日早晨，当拿破仑命令埃布勒毁掉他的作品时，恐怖又升了一级。构成法军后卫部队的维克多元帅在前一天晚上过桥，最后一批大炮也在夜间运输完毕。29日黎明，必须切断俄军渡过别列津纳河的通路。当火焰升起时，最后的挤撞开始了。号叫盖过了炮击。仍在对岸的人投进火堆或跳入水中。为了死去，他们得在两种相反的元素中进行选择。

这片河谷的景色使我们磁化了。我们待在雪中，没有一个人敢动一步。有农民在旁边一条路上训斥一匹马。他们坐在马拉的车上从我们身旁经过。雪装饰了森林边缘，缓和了铃铛声。马给这幅风景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套车消失在雪霰之中。格拉斯碰碰我的胳膊：

“这里是一个高地，你看。”

“高地是什么？”我问他。

“高地，”他说，“是因历史的泪水而肥沃的一个地理地点，因一个动作而神圣化、被一场悲剧诅咒的一块领地，这片土地历经数个世纪，仍然继续放射过往痛苦或荣光的回响。这是被泪水和鲜血祝福的风景。你站在它面前，突然，你感受到一种存在感，一种迸发，一种说不清楚的表现。这是历史的回响，像波浪一样从土地中涌出的某个事件的化石辐射。此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强烈的悲剧，以至于地理状况尚未恢复。树木已经长出，但土地仍在忍受痛苦。当它喝了太多鲜血，它就成了一个高地。所以应当安静地观看，因为鬼魂还在纠缠它。”

就连瓜克也停下来，不再把这个世界摄入照片了。雪地布满了两军的纪念碑。有座石碑上写着一个人的名字，他的仁慈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名字保持缄默：F.B.。他是这座纪念碑的资助者——或许是出资人，并且用心地让人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立一块纪念用的石头，上面刻一句“在我放置这块牌子的地方，拿破仑和他的全部军队曾经路过”？

纪念碑让我想起一名电视记者，几个月前我在直播节目中告诉她，希望重走撤军之路，经过别列津纳河：

“拿破仑？别列津纳河？这些都不太光荣。”她评论道。

在这儿，面对这条坟墓般的河流，本该对她抛出的那些话来到我的嘴边。但我又一次成为事后诸葛。

“当真，亲爱的朋友？为了战友能够渡河而坦然赴死的工兵不光荣吗？灰头发的埃布勒将军不光荣？他冒着炮火数次穿过浮桥向皇帝汇报救援进程，并在几天后精疲力竭地死去。总外科医师拉利为救回手术物资在两岸间来回无数次，也不光荣吗？勃艮第中士把自己的熊皮给了一名冻得发抖的士兵，工程兵把绳索扔给不幸落水的人，还有那些妇女，勃艮第中士写道：‘她们以令人赞叹的勇气忍受遭遇的一切艰难困苦，让有些男人感到羞愧。’还有拯救了四万兵马的皇帝，而就在三天前，俄国人还发誓说他们逃脱的机会不到百万分之一？对于您来说，女士，如果用伟绩驱除恐怖都算不上的话，那光荣是什么？”

我并未这样说，而是嘟嘟囔囔：

“不错，呃，但还是有的。”

接下来前往立陶宛的行程是一件乐事。我们有时穿过乳白色的树林。道路突然长驱直入，渗进森林堡垒，松树升起青铜城墙，只有散乱的斑痕把它染白。如果有一队精灵从车轮前经过，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瓜克和我轮流掌管驾驶座和挎斗。在挎斗摩托车的锌皮棺材中，我们能自由自在地思考，或者说幻想。我想到穿越南极洲的登山家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他承认，拖着雪橇时，他会一连几个钟头陷入性幻想。在严寒之中，我们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航向温暖肉体的记忆。我们开往斯莫尔贡，努力在夜晚到来前尽可能多赶路。我的眼前舞动着丰腴的肚皮、摩尔多瓦舞女和粉色大腿。

“你在想什么，泰松？”

“高地。”我说。

格拉斯关于高地的理论很有趣。从普列什尼茨村到维列伊卡村的路上，我在冷冰冰的轮上房间伸展身躯，有一小时时间得打发，所以尝试想象了高地的类型学，找出了六类：

悲剧高地：是战斗的背景。历史的低语像回声一样在那里回荡。在我看来，这些高地的名字包括孔弗雷库尔[19]、苏瓦松的农场、马萨达[20]和斯大林格勒。

精神高地：巴雷斯[21]笔下的地方，“吹拂着精神的气息，把灵魂从昏睡中拉扯出来”，让大地触碰天空的石碑，像贤士说的那样献身。神在那里游荡。古希腊人在这些传说的背景中建起神庙。对我来说，这些地方包括中国拉萨的高地，在那里，这座城像塔盘底部熔流的黄金一样展现在人们眼前。还有锁住克罗宗半岛三角尖的梅内奥姆山，常遭雷击的圣母像守护的德鲁峰顶。

地理高地：这些地方不需要人的帮助。自然构造、明确的美为它们发声。对我来说，这些高地有倒映冈仁波齐峰的玛旁雍错、天山山脉中锡尔河的源头、咸海岸边的钦克悬崖。

记忆高地：我们的朋友或英雄的坟墓。我们身处他们死去的地方。对我而言，这些高地是阿富汗的一条路，好同伴在路边我的怀里断气；是塞纳河畔的一座建筑，一位语调激昂的犹太哲学家在那里度过最后的岁月；是贝玑头部中弹死去的维勒鲁瓦田野。

创作高地：这不是些景色壮观的地方，而是花园、房屋乃至废墟。在那里的树荫下，书房的寂静中，艺术家写出永恒的作品。对我来说，这些高地是尼古拉·德·斯塔埃尔[22]的农庄墙壁、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圣彼得堡公寓的安静房间、于斯曼和让·福兰的幽灵游荡的巴黎玉榭街咖啡馆。

赫拉克利特高地：是物质对立的地方，是这位古老的以弗所智者的地方。他相信“一切事物从斗争中产生”“一切对立都是有利的”。在地理上，这些地方需要结合不同元素，水碰到岩石，光遇见海洋，风吹过树梢。卡西斯狭海湾的岩壁属于这一类高地。

寒冷咄咄逼人，我们全身湿透了。坐在挎斗里的格拉斯开始感到时间漫长。在普列什尼茨服务站，我们加了辛烷值为七十二的汽油。他开始发牢骚。

“伙计们，你们向我兜售过，坐在舒服的挎斗摩托车里的一部分乐趣是我能阅读、写字。”

“你是在抱怨吗？”我说。

“你变得这么矫揉造作了？”瓜克说。

“让我清静点。”格拉斯说。

渡过别列津纳河后，拿破仑可以自认为幸运，他逃脱了灭顶之灾，拯救了自己和元帅们，以及减员至两千军官、不到两万士兵和四万无战斗力的追随者的军队残部。“你们看到了我们是怎么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脱的。”他反复对近侍们说。

从严格的计算角度看，和博罗金诺一样，俄军损失的兵力比法军更多。

从战术角度看，拿破仑愚弄了敌人。这场声东击西是一记耳光，是傲慢无礼的否定。他指出了俄军指挥的不足之处。库图佐夫和奇恰戈夫之所以对发起进攻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仍然忌惮这位无产者国王，都不愿与其正面对抗。正如冯·克劳塞维茨所写，拿破仑继续戴着“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资本”光环前行。俄国人仍将这个陷于绝境、不得不拄杖步行的人视做百战不败的君王。拿破仑的力量在于他的声望。光辉的过去组成了他的铠甲。

从人性角度看，帝国的士兵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失血过多的大军团为奢侈的胜利付出了代价。法国人的集体记忆却只有屠杀的恐怖。这条在地理上微不足道的水道的名字在历史和法语中流过，被赋予我们所知道的意义。如果按照历史事实，“这是别列津纳河啊”应该意味着“我们幸免于难，兄弟们，我们已经脱险了，我们脱了一层皮，但生活还得继续，去他的英国女王”。

由幽灵护送的皇帝的受难之旅途经赞宾、普列什尼茨和伊利亚，继续前往维尔纽斯。内伊麾下组成了一支三千人的后卫部队。“两三天后，”拉博姆写道，“减员已经如此严重，当我们与后卫部队在一起时，还在纳闷这支部队在哪儿。”库图佐夫紧追不放，法军继续像阳光下的黄油一样融化。让敌人从别列津纳河的捕鼠器中逃脱的耻辱刺痛了俄国的自尊。像科兰库尔所说，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厌倦了杀戮”，不断骚扰掉队的人，把他们洗劫一空，再剥掉衣服让他们在森林里死去。掠过森林，经过沼泽，冰冻的溪流穿插其中。有一天，大军团着手制造一个木栈桥系统，以穿过坑洼不平的泥地。科兰库尔惊讶于敌人的无所作为：“六个哥萨克用火把就能毁掉这种撤退工具。”库图佐夫的犹豫、奇恰戈夫的失误、维特根斯坦的迟缓：俄国人似乎搬出了无能的宝库为拿破仑所用。法国人可以为他们的敌人点上蜡烛了。

他们的坠落地狱之旅尚未完结。对他们而言，地狱是冰块砌成的。他们仍得忍受乡野最严酷的寒冷。在挎斗摩托车上饱受风雪折磨时，我想到这些在零下三十度中跋涉的士兵。乌鸦群在队伍上方环绕。半野的狗争夺尸体，随着人逐渐虚弱而大胆起来。在1812年12月初，水银柱一直往下掉。

有一次，我和瓜克在一月份去雅库特小住，体验极端温度。呼吸成了考验，冰粒攻击黏膜。有个晚上的温度是零下四十八度，人们对我们说：“再冷一点儿，轮胎都会变成方的。”我记得这些日子就是与严寒持续斗争，它总让我们在夜晚到来时筋疲力尽。但我们每晚都吃得饱饱的，喝着热茶，在暖和的房间里入睡！

寒冷杀死虚弱的人，逼疯其他人。四肢像玻璃一样折断。拉博姆写道，几个士兵“用刚剥下来的马皮”裹脚。立在路上的露营篝火是种诱惑。科兰库尔明白这一点：“这些不幸的人一开始打盹就已经死了。”不过，在渡过别列津纳河后，他们自认为已经得救，又找回了一丝希望，却在前往维尔纽斯的路上像苍蝇一样倒毙。我记起这些证言，心里思量，希望是一种残忍的欺骗，让你因为失望而更加痛苦。行军中唯一一件不必担心的事是迷路。“那么多倒下就不再起来的人可以当作向导。”勃艮第中士这样写道。他一定后悔在别列津纳河畔把熊皮送了人。

12月3日，皇帝在莫洛杰奇诺写下了致法国臣民的第二十九号公报。拿破仑在该文中委婉地承认了这场灾难。他强调了内伊的光荣表现、士兵的功勋、骑兵部队的歼灭战绩，军团最优秀的成员面对逆境轻松愉快、毫不在意，以及哥萨克的卑劣行径——“这支可鄙的骑兵队伍只会制造噪音，甚至无法击败一支轻步兵小分队”。公报的结束语是：“陛下的身体从未这样健康。”拿破仑的毁谤者以此作为疯狂自我的表现，殊不知皇帝已把自己的身躯与法国融为一体。

我们向立陶宛行进。夜幕降临，驾驶时要避免被交错而过的卡车照得眼花目眩。它们对我们暗淡的灯光感到困惑不解，所以大灯全开。瓜克突然刹车，车子侧滑，终于稳住，差点被紧贴我们的维塔利的摩托车撞上。

“你干什么，老兄，他妈的！”

“路牌，你们这群瞎子！”瓜克说，“我们到斯莫尔贡了！斯莫尔贡！”

12月5日，拿破仑和参谋部抵达斯莫尔贡。他在前两天对科兰库尔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只有在杜伊勒里宫才能控制住欧洲。”这意味着他已经决定抛下大军残部，返回巴黎。这个想法从他11月初到达多罗戈布日后不久得知马莱发动政变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萌芽。这位默默无闻的将军因精神疾病而被关禁闭，后来走出巴黎的休养住所，在10月22日企图颠覆帝国。政变失败，但这个消息对皇帝的震撼不亚于对俄军的每日战报损失。所以，他一边被库图佐夫军队滋扰，一边更感到权力核心受到威胁。他对科兰库尔扔下这句话：“对待法国人民像对女人一样，不能离开太久。”从这一刻起，他发誓要尽快回到法国，重新掌控帝国。

在半夜的雪中，瓜克决定用并排停放的三辆挎斗摩托车的车灯扫射上方的斯莫尔贡路牌，我们不得不服从他。车灯向雪幕射出荒诞的闪光。

这里离维尔纽斯只有几步路，拿破仑认为是个有利时机。他把军队托付给缪拉（“给您，那不勒斯国王。”他用这句话交接了指挥权），在晚上十点乘坐一辆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出发。他把科兰库尔带在身边，由近卫军支队护送，一路上又持续减员。他们一同坐在车厢里飞驰穿过波兰和德国，回到巴黎，发狂一般地奔过各个驿站，写下了历史上最奇特的旅行篇章之一，更写下了零下二十度时在林间小路上进行的一场私密对话。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拯救军队，而是拉紧已经松弛六个月的帝国的缰绳。

我们在晚上八点到达边境。卡车长龙一直延伸至海关。我们问询的第一个长途货车司机——一个罗马尼亚人，为我们解释了事情由来：

“这些混蛋在罢工。昨天，警方把几个贪污腐败的海关员工投进监狱，其他人就关了柜台以示抗议。”

“几天了？”

“两天。”

“队伍有多长？”瓦西里问。

“十八公里，六百辆卡车。”罗马尼亚人回答。

我们从紧急停车带以八十公里的时速一路擦着卡车向队伍前方行驶，向边境之神祈祷我们经过时不要有车门突然打开，那样就一切都省了。瓦西里对那个威严紧裹军绿色制服的白俄罗斯哨兵说了什么？她轻蔑地瞟了我们的车队一眼。白俄罗斯海关是否收到指令，不得阻止乌拉尔摩托车急速离开该国土地？三分钟后，我们已经身处另一侧，来到欧盟，立陶宛的土地上，与维尔纽斯相隔五十公里的柏油马路。道路的顺滑让维塔利感慨：“真可笑，一到欧盟，烂泥就少了！”市中心的一切都表明，二十年来，该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以达到欧盟标准。顾客云集的商店，漂亮的林荫道，圣诞节的装饰，德国汽车，打扮酷炫的人们走在积雪已被清扫的人行道上，这一切都与前苏联城市的工地气氛、工厂建筑、冶金审美和消沉的人群形成对比。在一家布鲁塞尔规格的啤酒屋里——穿刺的侍者、寿司和世界音乐，维塔利继续阐述他的理论：“立陶宛以前在我们的帝国里，现在到了你们的联盟中。”我们觉得好像走出了折磨人的黑夜和地狱之林，陶醉在迪士尼乐园的员工餐厅里。我们看着周围那些粉色的可爱人儿，他们期待着星期五的到来，用周末的消遣结束一周的工作。

我们从别列津纳河出发到现在的这几个小时太冷了，所以马上开始用胡椒味伏特加取暖。第一瓶是为了纪念法国人，第二瓶纪念俄国人，再来几杯纪念两个帝国的波兰、英国和德国补充部队。如果说我们当晚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入睡，那是因为我们的举止像粗野的老兵，吼叫了两声，把蜡烛翻倒在桌上，点燃了桌布，结果被小酒店的经理赶出门去。

第六天

从维尔纽斯到奥古斯图夫

早晨，在两升应该解除我们宿醉的黑咖啡前召开了战争委员会。格拉斯得与我们分离了，大家很悲伤。我们很欣赏他在乌拉尔的挎斗里不惧寒冷阅读拉博姆、德·弗朗索瓦的《回忆录》的姿态，好像他正坐在圣彼得堡地理学会的皮椅里一样。职责在顿涅茨克等着他呢。乌克兰尚未在民主人士和新哲学家的鼓动下爆炸。他在给我们训话以后，跳上从维尔纽斯到基辅的早班车。

“我们该做什么了，伙计们？”瓜克说。

“要么走往尼曼河和克尼格斯马格撤退的路，要么走皇帝的那条路，从华沙一直到巴黎。”我说。

“不管怎样，你们的‘科西嘉王’抛弃了自己的人马，有些过分了，你们不觉得吗？”维塔利说。

“情况比这复杂。”我说。

“人在局促不安时总这么说。”

离开斯莫尔贡的秘密被严密保守。当士兵们得知皇帝已经离他们而去时，大家一片愕然。太阳从他们的天空隐退了。惊讶是否转变为谴责了呢？拉博姆谈到，人们的“愤怒是合情合理的”。但勃艮第中士似乎并未对领袖怀恨在心。或许人们忙于寻找能够啃食的腐尸，无暇诅咒别人。人在力图逃脱死亡的时候，还有精力当众侮辱别人吗？

另外，是否应该责备拿破仑呢？海军上将的职责不正是拯救舰队的命运，而非与一条战舰一同沉没吗？我试图用俄语向维塔利这样解释。

皇帝是军队残部的粘合剂。他的磁力使军官承担义务，他的精力使士兵意气风发。即使见不到，只要确定他在，就足以激励每个人竭力站直身体，从集体的光荣中获取一丝光彩。一旦君王离去，一切都可能分崩离析。而一切都分崩离析了。缪拉面对被遗弃的状况无能为力。大军苟延残喘，因对维尔纽斯的期待而磁化。和几周前在斯摩棱斯克一样，这些人形残余需要一个幻景。而和斯摩棱斯克一样，维尔纽斯与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

在12月8日拥向维尔纽斯城门的是一群骨瘦如柴的活死人。四万个饥饿难耐的人集合在一个尚不知灾难降临的困倦小镇前。有产者居民们见到这些身披兽皮、被鬼怪附体的人如洪流一般涌来，便做了有产者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事：关上城门。

僵尸潮撞碎在城墙下。“混乱的场面让我想起别列津纳河。”拉博姆写道。达武元帅不得不爬上梯子，从隐秘的花园进到城里。追逼的人群最终攻开城门，冲进要塞，但在那里找不到任何救济品。由于缺乏指挥，妨碍了储备物的分发工作，其实这些储备足以为军队提供给养。有些过于勤勉的公务人员拒绝采取应急配给的办法，而是要求那些向他们哀求一块面包的可怜人出示“配给券”。想象一下，垂死的人来到救赎的门口，却被那个本该提供救助的人拒绝？四十八小时后，这些珍贵的面包和肉落入俄军手中。

被粗暴打发的士兵们在城里的街道游荡，只想着碰运气拾取一丝温暖和口粮。他们从生存的绝境活了过来，人们却不让他们进入散发着热面包香气的房子。居民们闭门谢客。死亡又从街上的士兵那里接收了祭品，风使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维尔纽斯之所以未遭到彻底洗劫，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没力气了。贝尔蒂埃在11月9日黎明的简报中的交代就像悼词：“陛下，我必须告诉您事实，军队处于彻底溃乱的状态。”

从9日起，一支哥萨克前卫部队开始接近这座城市。库图佐夫的军队主力随后，有两三天行军的距离。缪拉亲王担心出路，当晚逃离该城，向西前往考纳斯。大军团在黑夜中撤出这座城。10日，内伊的后卫部队刚逃出维尔纽斯，哥萨克就喊着乌拉驰进这座首都。

当库图佐夫在12月12日进入维尔纽斯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把祸患赶出俄国领土。城门好像一座墓穴的大门。腐臭的气味笼罩着城市。大军团有两万人掉队，他们再也没有力气离开这个地方，于是等待着死亡，被哥萨克虐待，被寒冷折磨。圣瓦西里修道院的走廊里堆积了近八千死尸。窗户被尸体堆堵住。库图佐夫的顾问、英国将军罗伯特·托马斯·威尔逊回忆“看到有四个人的手和腿已经冻僵，但精神仍然活着，两只狗吞食着他们的脚”，不由得脱口而出：“死者应该是被羡慕的。”

尽管勋章在库图佐夫过于宽阔的胸前叮当作响，他却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他尽可以把拿破仑的溃逃归功于自己，但他自己的军队也伤亡惨重。寒冬、害虫和饥饿不区分国籍，对俄军的杀伐和对法国人一样。他损失了从莫斯科带来的三分之二兵力。在维尔纽斯，他还剩下三万士兵，而他出征时有十万大军。

对法国人来说，维尔纽斯大屠杀的源头不仅是疲劳、饥饿和寒冷。哥萨克不知道，虱子也是他们的盟军。2001年8月，在维尔纽斯的狭镇区，立陶宛工人发现了一个“灾难墓地”，里面有几百个法国士兵。法国—立陶宛发掘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在尸体上确认了一种细菌的痕迹。它的名字听起来像波兰人——普氏立克次体，是斑疹伤寒的传染介体。数千名士兵躲过了哥萨克的军刀、温度下降，最终被高烧压倒。第一帝国发现了一个新敌人：害虫。

“你们明白吗，”维塔利说，“一支虱子大军！”

“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它们的帮助。”我说。

“我们去安塔卡立尼斯吧，”瓜克说，“他们把法军尸体埋葬在那儿。”

安塔卡立尼斯墓地占据了维尔纽斯东北的一座山丘，离涅里斯河不远。我们中午赶到那里，在入口的矮墙前熄了火。两个流浪汉坐在一张长椅上吐着烟圈。我们的目光斜过去。在雪中，他们肿胀的脸、破烂的衣服、缠裹着毛衣的头和亚麻色头发仿佛从一幅十九世纪的版画中走出，就像《溃退过程中的轻步兵》。他们提出为我们看管机车。

“你们是去看法国人吗？”他们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说。

“骑着乌拉尔的男人，肯定是去法国墓穴的。”

“啊？”

“三个立陶宛立特，我们就看着摩托车。”

“三辆车三立特？”维塔利说。

“一辆摩托车三立特。”他们说。

“这车不值这么多。”维塔利说。

我应该会喜欢在这座墓地里安息。石墓立在针叶林下，苔藓柔和了棱角，新哥特式天使雕像温柔地俯身倾向逝者的安眠处。这片林下灌木丛中有种英国墓园式的放任自流。维塔利戴着双角帽在一排排墓穴中徜徉。雪花落在过道上，打破沉默。柏树像黑色的蜡烛。我们走了很久，寻找1812年的墓区。我们检阅了波兰殉难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红军英雄的混凝土纪念碑。我们发现了1991年1月受害者的石碑。我已经忘记这一事件，维塔利提醒了我。戈尔巴乔夫受到西方领导人一致给予慷慨保证的鼓舞，血腥镇压了立陶宛青年反社会主义者的游行示威。墓地这样说道：“和波兰一样，立陶宛这个国家在可能存在的最糟糕的地理位置上（德国和俄国中间）走过了20世纪。这等于把手放在老虎钳里。”

一段长长的下坡之后，我们的幽灵的墓地出现了。还有一块指示牌：

“这里长眠着1812年12月法俄战争撤退过程中在维尔纽斯死亡的拿破仑一世大军团二十国士兵的遗骨。”

2003年，在这里埋葬了狭镇墓穴被遗忘的士兵。我们第一次来到一个触碰得到的与撤军有关的地方，一个不仅仅是记忆的背景或历史剧场的空间。这片雪下埋着我们从莫斯科一路追踪至此的人们的骸骨。我们不再追逐幽灵了。我们正站在它们的遗骨前。

“兄弟们，”维塔利说，“我理解你们很感动，不过走吧。”

这个早晨，我们最终对后续行动的意见达成一致。我们将跟随拿破仑和科兰库尔雪橇脱险的踪迹，而非垂死大军的最后时日。轿式马车的路线经过华沙和埃尔福特，再从西发里亚把我们带回巴黎。这样行进能让我们跨越非常拿破仑式的地理图形。我们仍将活在皇帝的记忆里。

命运留给逃亡者最后一个考验。撤出维尔纽斯后，军队应该来到西边一百公里的考纳斯。出了立陶宛首都，在波纳利的陡坡上，结冰的斜坡带来致命一击。“那就是整个炮兵部队、货车和行李彻底毁灭的时刻。”贝尔蒂埃在给皇帝的急件中写道。士兵们无法将车厢拖上山丘。气温一直在零下二十度徘徊。马匹都已经是皮包骨头的老马，使不上一点劲儿。器材和人群堵塞了过道。但还得保全最主要的东西：皇家珍宝。军官征用了骑兵部队的几匹瘦马挽救这些宝藏，但车厢因杂乱堆积的箱子和尸体而动弹不得。有人想到把这些装满黄金的袋子托付给士兵，让他们步行运送。这一行动演变成了抢劫。饥饿虚弱的人们捅穿木板，像螳螂一样抓取装着金币的口袋。他们要为自己的痛苦寻求报酬。抢劫持续了整夜，直到普拉托夫的哥萨克的枪声把那些最贪婪的人从狂热中惊醒。在一碗羊肉羹比一百金法郎更珍贵的噩梦般的夜晚，他们拿这些毛皮、银币桶有何用？其中很多人因这些战利品增加了负担，被俄国人追上后杀死。其他人向考纳斯退却，但被他们的财富所累，用了整整两天。拉博姆告诉我们：“每个士兵都装着银子，但没人拿着枪。”只有内伊元帅仍在集结人马保护后方，有条不紊，英雄般地大声发布命令。直到最后，他一直表现得比关于他的传说更加伟大。勃艮第中士望见他举枪握拳，“像人们描述的古代英雄那样”。在撤军的这一时刻，当缪拉逃跑、步兵们盘算着的时候，内伊是最后一个保有这支军队已经丧失的伟大的人。

和斯摩棱斯克和维尔纽斯一样，考纳斯也没有给残军暂缓的机会。哥萨克分队的恶狼紧追这支已经无法区分马夫和元帅的部队，在14日挺进该城，垂涎于拿破仑的队尾。法军前卫部队残部几天前到达，已经撞开地窖，喝空酒桶。很多人是醉死的。因此，战役在黄昏的疯狂中结束。失败总会产生博斯画中的这类荒唐的场景。总之是死路一条，所以人们在临死时拼命把自己灌醉，性交，吃到撑破肚皮。奇怪的是，没人寻找藏书，重读维吉尔最后的诗篇。

12月14日，两万多逃亡者渡过尼曼河，部署在左岸几法里处。内伊固执地要维护荣誉，也为了牵制俄军，晚上最后一个涉水过河，塞居尔说他“走在所有人后面”。他的后卫部队只剩下六百个委顿的残兵。历史上最惨烈的军事行动之一就此落下帷幕。

内伊站在河岸另一侧高处，是这支败军的尾灯。在入侵俄国的四十五万人中，二十五万阵亡，二十万被俘。俄军则损失了三十万。

入侵俄国的原本设想是为了构建欧洲大陆和平，却成了第一帝国覆灭的第一步。六个月前，大军渡过同一条河，他们在六月的阳光里微微战栗，已经习惯于光荣，准备一直战斗到戈壁沙漠，路易—弗朗索瓦·勒热将军写道：“心灵因欢乐、自豪和骄傲而跳动。”6月24日这一天，地狱的大门盛装打扮，撩拨这支军队。然后，大门在他们背后关闭。

尼曼河的湍流预示着圣赫勒拿岛的激浪。

我们在维尔纽斯南出口的岔道口选择了马里扬泊列方向。我们没有沿1812年被诅咒的苦路经过考纳斯，而是选择向西南方向加速，跟随皇帝潜逃的路线。科兰库尔在考纳斯决定前往马里扬泊列，经由华沙大公国回国。在他看来，这条路虽然远一些，但更安全。普鲁士无法获得皇帝的信任。

“泰松？”瓜克在一段下坡路上喊。

“嗯？”

“什么是轿式马车？”

“我觉得就是卧车。”

“什么意思？”

“厢式马车，有轮子。”

“就像乌拉尔的挎斗？”他说。

“是这样，老兄。配上带流苏的窗帘和刺绣靠垫。”

这是历史上最别致的心理分析治疗。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一位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力的君主准备在近两周时间内向御厩总管吐露一切，他躺在六匹立陶宛马拉的轿式车厢里，由一名卫队骑兵、几位军官和一小队马匹管理员保护。随着厄运的剧场逐渐远去，拿破仑驱除了俄国之战的失败。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朝向巴黎，也就是朝向未来。

12月5日离开斯莫尔贡后，皇帝和科兰库尔马不停蹄地掠过华沙大公国、普鲁士、萨克森、西发里亚积雪的路。他们隐姓埋名，从厢式马车随机换乘双篷马车、邮车，最后甩开了大部分随从。他们用了十三个日夜从斯莫尔贡回到巴黎。考虑到要在细雪中跨越两千五百公里，这是一项速度纪录！还是太慢！整个旅程中，受到紧逼的拿破仑责骂马车夫，草草用餐，鼓励驿站站长。再快点！再快点！他激奋无比。他要再见到皇后，安定政府，巩固自己作为帝国首脑的地位。他有时拒绝下车，在马车夫更换马匹时一边吞下一杯茶，一边口述信件。从他在军校晋升以来，人力对他来说从来不够快。还有这该死的返程马车，在他的帝国林间小路上拖拖拉拉！他喜欢对历史发号施令，恨不得缩短地理路线。这六个月间，他在亚历山大面前拖延不定，在维尔纽斯犹豫不决，在莫斯科浪费时间，现在在回程路上找回了雷厉风行的作风。

从第一晚开始，寒冷就让他们倍受折磨。气温直到西发里亚的富尔达才有所缓和。御厩总管给他盖上熊皮大衣也没有用，“皇帝冷得发抖”。在马里扬泊列的陡坡，必须下车，把车推到坡顶。拿破仑有没有帮一把手？在格拉戈夫驿站，科兰库尔买了一辆有篷雪橇，这种雪橇下有冰刀，“在冰面上飞驰”。在普乌图斯克，皇帝被一个侍女的谦卑感动，送给她几个金币，与这种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符：“在这个阶级，只用一点点钱就能让很多人快乐。”在华沙，他突然像君主一样矫情起来，坚持步行进入该城，“非常关注人们会不会认出他来”。在库特娜，雪橇的一根车辕断裂，用了两小时修理。拿破仑利用这段时间品味与副省长的妻子和小姨交谈的魅力——她们都是非常美丽的波兰女人。在进入普鲁士以前，他确认自己的手枪状态良好。“确实危险时，宁可杀死我也不能让我被俘。”他在出发前向军官们发令。在波兹南，他们又回到行军路线，科兰库尔能接到传令兵的信件，拿破仑一边贪婪地看，一边训斥御厩总管拆信的速度从来不够快。在德累斯顿，萨克森国王出借了他漂亮的四门马车，但冰刀在吕岑和奥尔施泰特之间断裂，只得乘“简朴的邮车”进入维日诺夫，再出发时乘的是“德·圣艾尼昂大人设法安排的一辆双篷马车，使皇帝能够躺卧”。在莱比锡，拿破仑在火炉旁几张排起来的椅子上小睡，后来发现有个间谍正在监视他。在更远的艾森纳赫，科兰库尔觉察到有埋伏，用剑威胁不情愿的驿站长，获得了新的马匹。抵达莱茵河畔时，他们发现河面上还有浮冰流动，船的甲板还没装好，只能乘小船过河。在圣让莱德瑞莫，两人搭乘一辆敞开的轻便小马车，继续“地狱列车”之旅。在莫城，他们跳上一辆“门关得很紧的”双轮邮车，乘着这辆车在12月8日午夜前一刻钟抵达杜伊勒里宫。科兰库尔敲了面朝花园的长廊大门，瑞士卫兵合情合理地不愿承认这两个溅满泥浆、满面胡须、穿着毛皮靴子的幽灵正是皇帝和御厩总管！

户外运动史上最了不起的部分之一就这样结束了。科兰库尔来到皇后的侍女们面前，夫人们见到这个重回人世的人出现并宣布皇帝已经回宫，感觉要晕厥过去。最后，拿破仑坚持不住，匆忙前往皇后的住所，而科兰库尔的四年驻圣彼得堡大使任务、四个月战争、两个月溃败和两周疾驰换来的奖赏是一句宽宏大量的话：“晚安，科兰库尔。您也需要休息。”

“我们今天已经不能骑马在十三天内从斯莫尔贡返回了。”我在前往马里扬泊列路上的服务站对瓜克说。

“为什么？”他说，“你想试试吗？”

“因为森林已经被高速公路切断，田野装上了铁丝网，平原上挖了水渠。”

“我们已经不在骑马的欧洲时代了，”瓜克说，“汽车取得了胜利。”

“不过古罗成功过。”

1990年，作家让—路易·古罗从巴黎骑马到了莫斯科。他在红场受到隆重欢迎，并把坐骑送给赖莎·戈尔巴乔娃。我们对这位骑马长途奔袭、穿越华约集团国家的力行者产生了无名的敬意。不过我们怀疑他之所以组织这场冒险，只是为了能够高兴地宣扬自己“骑马穿过铁幕”。

“他用了七十七天。”瓜克说。

“是的，但他没有御厩总管打点每一站路。”

在细雪中的原野孤独度过的时日里，拿破仑和科兰库尔谈话。他说话，似乎话语能超越噩梦，让幽灵退散。他说话，似乎是为了解脱自己。科兰库尔成了这场更像独白的对话的记录员。御厩总管毫不停歇地记录着，“匆匆忙忙”，他明确地说。在驿站，客栈的火炉旁，在拿破仑睡觉或晚餐时，他在熊皮大衣下用冻僵的手指记录着。这一百多页记录被他仔细地题名为《与皇帝乘雪橇》，是国家元首最难以归类的告解录之一。拿破仑是否操纵了他的御厩总管？他知道自己的话将迅速出版吗？他是否提前三年排练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无论如何，他觉察到这场告解的奇特氛围，因为他向科兰库尔强调，“从没有人和自己的君王单独谈话这么久”。

我们继续驶向马里扬泊列。黄昏的冰冷空气似乎让机车狂喜。这里是欧盟起始处的森林。一切都似乎比前“联盟”号更加有序。道路剖开了勃鲁盖尔的田园画。一个头戴皮帽的男人骑自行车经过。一匹枣红马拉着一辆滑雪车载着农民前往农场，那里的屋顶盖板一直盖到地面。我们穿越村庄，猜想烧柴的火炉已经开到最大。当历史入睡时，经历过这么多痛苦的可怜的立陶宛平静地冒着烟。落日时分，乡村变成一块甜酥点心，粉红而肥腻。

瓦西里吃了什么？他向夜幕猛冲过去。我们把马里扬泊列甩在身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几小时后，我们来到波兰边境。由于那照亮雪地的钠灯、印着“海关！”和“停！”的混凝土板，这里的设施还保留着冷战的气息。我们甚至无权被海关官员正眼看一眼。

“这有些气人了。”维塔利说。

瓦西里还想接着骑。我在漫天大雾中已经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道路弯弯曲曲，前东方集团的所有卡车似乎都聚集到马祖里亚的这段路上来了。我担心那些右转弯恰巧会掀翻挎斗，让摩托车翻车。雪加紧下，战胜了瓦西里的激情。我们在奥古斯图夫路边的一个木制客栈驻扎下来，也就是在科兰库尔和皇帝在两百年前的同一天经过的小镇。

“同一天？”托马在客栈问。

“是的，”我说，“他们10日到达华沙，之前7日在马里扬泊列，所以在12月8日和9日经过了马祖里亚和波德拉谢省，今天是8日，而且已经证实他们在奥古斯图夫停留过。”

瓜克对符号十分敏感，这个巧合让他回不过神来，想从沾着机油的科兰库尔《回忆录》中找到证据。

“证明一下，泰松，我不相信。”

我引用了拿破仑对科兰库尔说过的话：

“瓜克，我告诉您一件事的时候，您必须相信。”

第七天

从奥古斯图夫到华沙

他们是从哪里经过的呢？从此，这成了我们挂虑的事。

“科兰库尔提到了奥古斯图夫和华沙之间的普乌图斯克村。”我说。

“向普乌图斯克出发！”瓦西里喊道。

我们的朋友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容易相处。

这个早晨，寒冷把持着它的位置。道路拉出一条线。地平线沿着直线安放。平原被奉献给了风。结霜的荆豆丛，桦树林，沼泽：马佐夫舍地区的三联画。这片毫无障碍物的广阔原野是完美的战场，或者说是运用骑兵的空间。在20世纪，德军坦克和T-34坦克尽情享受了这里。整个景象仍留下筋疲力尽的感觉。高压电线塔上鹳的空巢增添了抛弃感。村庄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人们都匆忙跑到火炉旁。虔诚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在我们的车轮下经过，最小的村子也竖立着比例不相称的大教堂。圣母像和耶稣受难像的数量几乎赶上了每公里处的界石。

欣赏风景只能提供一种相对的消遣，所以我任凭这个问题在头盔里翻滚：拿破仑，暴君抑或救星？

如果说大革命仅限于为自由而斗争，那么拿破仑是1789年信念的掘墓人。他的反议会制、独裁主义、军事帝国主义都使之与恺撒相似。但是，如果大革命的定义是为了平等而斗争，皇帝则是最热烈的推动者。公民平等是他的技术任务，功绩平等是他的道德执念。在法国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能让一个肉铺伙计有机会凭借自身才能成为将军？英雄主义理想灌溉了帝国的开端。这些在帝国黎明闪耀的元帅比恐怖时期的刽子手更加傲慢地蔑视了旧制度的特权。

21世纪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的景象很奇特，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相互讨论，自行遴选，还对“拿破仑之恶”[23]大放厥词，却没有认识到，皇帝成功赋予了启蒙时代的抽象冲动以公民和行政的形式。一位前总理在人们对帝国冒险的批判中脱颖而出。他提出，1815年的情况糟糕透顶：皇帝逊位敲响了反动君主制回归的钟声，自由在法国倒退，这个国家因一场以百万人性命为代价的军事冒险而削弱。

科兰库尔在毛皮大衣下草草写就的字迹在我的记忆中重现：“皇帝希望为功勋开启通道，不分社会等级都能发迹成名，不必是在位者或宠臣的亲朋好友。”还有：“任何士兵都能成为将军、男爵、公爵、元帅；农民的儿子，小学教师的儿子，诉讼代理人的儿子，市长的儿子，国务委员，部长，公爵，贵族身份随着时间不会再冒犯任何人，因为它不加区别地为所有人论功行赏。”当被痛苦种植在路旁的树列飞快掠过时，我感到讽刺的是，持这一主张的他却在我们的共和国被一个自称为社会党人却失去人民好感的人所否定。

我们在服务站歇脚，使我们冰冻的手恢复知觉，摩擦直接暴露在风中的髌骨。我们最后用透明胶带把它们用报纸、羊毛风雪帽、布手笼包裹起来。在连体服外，我们穿了两双袜子、一双皮靴和密封的防护鞋套。穿了这么多层的结果是：我们很冷，而且要用十分钟才能顺利撒尿。

华沙越来越近，水星落下。瓜克在毛皮里显得耸肩缩颈，越来越像一位老太太。

“瓜克！”

“什么？”

“你看起来像个老太太。”

“你说什么？”

“而且她还耳背！”我在头盔里想。

下午，我们从桥上穿过维斯瓦河，进入华沙，在起义者广场上熄了火。这个地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叫做皇帝广场。2011年，在我们抵达前几个月，这里落成了一座拿破仑半身像，高踞在三米高的底座上。他在1807年创立了华沙大公国，并赋予它一部至今仍在生效的《民法典》。波兰向他致敬。我们为这个场合保留了两支帕塔加斯雪茄，于是坐在挎斗里抽起来，发现烟圈和华沙建筑物的灰暗色调十分相配。

在拿破仑的棋盘上，波兰是制衡亚历山大的武器。沙皇忌惮大公国暴动。从俄国灾难返回后，拿破仑的目标是说服欧洲人民，俄国是共同的敌人，应该“为了古老欧洲和文明而精心考虑的利益对它发动战争”。首先得让波兰人陷入“某种狂热状态”。但返程中地狱般的步调没有留给他时间“激励波兰人”，而且波兰人已经因持续战争而破产，感到寒心。拿破仑只在首都停留了短暂的一天，晚上九点又跳上雪车。

她站在雕像脚下，裹在皮毛大衣中等着我们。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她的，当时她管理着法语联盟在俄罗斯的网点。现在，米雷耶·舍瓦尔驻在波兰，她在平原上满怀伤感，怀念着俄罗斯。她在外交界显得十分突出，她的天性和慷慨使她不习惯于站在使馆地毯上展开职业生涯。

我不知道乘挎斗摩托车在城里的街道上兜风是否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乌拉尔摩托车上“猴子”的座位劣势在于位置很低，空间狭窄，车舱太冷。像冰棺材里的囚犯一样在二氧化物排放物中以车轴高度擦过路面的感觉一开始并不讨人喜欢。米雷耶没有抱怨，还邀请我们去她家享用她准备的俄式晚餐。俄式晚餐的意思就是通过吞食一颗洋葱、小茴香和一条小鲱鱼来减慢伏特加的折磨。

“米雷耶！撇开感情不论，您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不来看您吗？”

“不知道。”她说。

“您的姓，米雷耶。米雷耶·舍瓦尔[24]！”

“太棒了。”瓜克说。

它们是撤退途中的伟大殉难者。人们使它们因重负而死，对它们生吞活剥，连骨架都不放过，或者大卸八块插在军刀上炖煮。狼吞虎咽时，他们并没有想到要避开还活着的动物。人们有没有想过一匹马面对同类血淋淋的肉被串在铁钎上时有何感受？被吃掉的想法不正是进化论的终极恐惧吗？

没有人从与它们痛苦程度相符的高度赞颂1812年的马匹。在战场上倒下的人则受到颂扬。纪念碑唤起对他们勇气的记忆。书籍讲述他们的高尚行为。街道和孩子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但动物呢？它们有什么权利？什么都没有。或许只有画家重视它们。反映1812年灾难的画作为老马留下了重要的位置。为什么画家对殉难的马产生兴趣？

出于道德原因吗？或许是。如果说战争杀死了某种无辜，那就是动物了：它们可能并不需要人类的暴力。

出于美学原因吗？可能。躺在雪地上的瘦骨嶙峋的马有一种悲剧美，一种解剖图的优雅。

出于精神原因吗？一定是。一匹马的死亡是个极度痛苦的场面，因为它在沉默中发生。动物的沉默是它们的高贵和人类的可耻的双重表现。我们人类则制造这么多喧哗……画家是沉默的大师，他们或许在马无声的临终时刻感受到一个命定的艺术主题。在光线中浸湿的画笔和静心创作承担着从未有人想要书写的为马匹而作的祷文。

例如贝桑松美术馆展出了爱德华·伯纳德·斯韦巴克的一幅画。画中可以看到一名重骑兵坐在他倒地的马的臀部。他神情绝望，看着自己的靴子。他知道自己走不了多远了。在他背后，天际线上是一群拖着脚步的可怜人。但使人产生强烈印象的是那匹马。它躺在薄冰上，正在死去——或许已经死亡。它的头轻轻地放在雪地上。它的身体是一种控诉：“你们为什么把我引到这里？你们这些人犯了错，因为你们的战争没有一场是动物的战争。”法军在战争开始时拥有近十五万匹马：十万用于拖曳，四万五千是坐骑。俄军的马匹数量几乎相当。在这三十万匹马中，二十万在战争的六个月间死亡。

“米雷耶，您知道古罗吗？”瓜克说。

“作家让—路易·古罗？”

“是的，他说法俄战争是‘历史上最大的马匹屠宰场’。”瓜克说。

“1812年，俄国人发明了一个词，意思是腐肉。”我对米雷耶说。

“我知道。”她说。

“是什么？”瓜克说。

“就是马。发音是Chval。”

“Chval。”瓜克重复。

“不，不，味道很好的。”只听懂这个俄语词的瓦西里说。

他把洋葱浸在奶油罐里。

“拿破仑呢，”米雷耶说，“他是个好骑手吗？”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不是，”瓜克说，“他不是那种在维也纳驯马场戴着鲨鱼皮手套翘起小指以西班牙舞步连续转圈的骑手。奥德勒本诙谐地描述：‘拿破仑上马时像个屠夫。马奔跑时，他的上身随着坐骑的步子向前或向两旁晃动。人们知道，拿破仑不止一次踏空马镫。’不过他永不疲倦。听听让—巴蒂斯特·瓦谢上校是怎么说的：‘我们看到他以每小时二十五公里的速度骑马五个小时，走完了从巴利亚多利德到布尔戈斯的路。（……）他不仅不知疲倦，而且是个非常大胆的骑手，他在容易摔倒的地方骑马。’”

“再听听这段！科兰库尔写的。”我拿着《回忆录》说。

“他们又开始读书了，人家还以为在教堂里呢。”维塔利说。

“‘皇帝骑上马，不论黑夜还是白天，也不提前通知。’”

“他会喜欢你的，米雷耶，”瓜克说，“他对姓名很有见解。”

第八天

从华沙到普涅维

我们徒劳地在华沙寻找英国饭店。皇帝正是在那里下榻。这家酒店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得满足于市中心的一处出租房。此刻，清晨，我们正在积雪的院子中间调整被撒在路上的盐腐蚀的线圈。这时，米雷耶派来的一位使馆媒体顾问出现了。他名叫阿兰。我们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撤退计划，他做了笔记，我们上路。在汽缸预热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新朋友看起来极其友好，所以我问：

“您不是一直在外交界，是吗？”

“不是。”他说。

“您之前是做什么的？”我说。

“哲学。”他说。

“研究什么主题？”

“贝克莱。”他说。

“那所学校吗？”我说。

“那个思想家。”他说。

“啊？”我说。

“您知道吗？”

“不知道。”

“爱尔兰人，”他说，“18世纪人。非物质论就是他提出的。世界是我们对此形成的概念总和。”

“和叔本华的思想一样？”我提问。

“更妙！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表象，而是一系列概念。事物如果不被感知，也就不存在。[25]”

“您的意思是瓜克本身并没有真实性？”我说。

“瓜克先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您感知了他。您、您的摩托车、这顶双角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切不仅仅是您的意识所阐释的信息束。”

“我真喜欢这种理念，这完全是莎士比亚式的，”我说，“我一直都知道，这生活只是个奇形怪状的幻觉。”

“另外，”瓜克说，“我们从莫斯科开始就投入了一场巨型游戏、一种精神建设之中。”

“你们的巨型游戏比我身边很多人的活动更有意思。他们自认为非常认真，他们的忧愁是学究的严肃性。”

我们在无赖的严寒中离开华沙。我思量着，如果贝克莱在波兰的冬天坐在一辆该死的乌拉尔上冻至骨髓，或许会修正他编造出来的号称现象不存在的理论。让血凝结的冷能纠正你的思辨，太疯狂了。公路生活在卡车的练习曲中：车库、服务站、公路餐馆、途中旅馆丰富了路的两侧。雪是与这片战场相符的裹尸布。在这宝贵的腐殖土下面，应该有些骷髅骨架。历史狠狠地碾压了这个地方，所以它无比平坦。我们把库特娜甩在尾灯后方，以大约一俄里的距离跟着雪车的路走。清晨的寒冷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突击队渗透技术的敌人。摩托车轰轰作响，指针固定在每小时八十公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树木种得笔直。傍晚时分，我们已经收获三百公里，过了波兹南。雪没有考虑到摩托车手的感受，开始落下，一小时就把公路变成了溜冰场。几辆三十三吨加挂车在国道上侧滑，堵塞了往波兹南西北方向普涅维的车流。三轮摩托车的优势显现出来了：只有我们能沿着紧急停车带毫无困难地前进。夜晚到来，我们觉得雪花太紧密，于是在一家汽车旅馆落脚。店主是一个染了金发的乌克兰女人，她似乎与公路共享了卡车司机的高频到访。

晚上的谈话说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现在离柏林只有两百公里。德国人一直觉得，柏林位于通往巴黎的路上。皇帝在12月18日午夜前到达巴黎，而这场悲剧的幸存者直到1813年1月初才返回那里。那是瓦西里和维塔利都不了解的巴黎，是瓜克承诺要给我们一个惊喜的巴黎，是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的巴黎。

今天，赞扬漂泊精神成了一种风尚。许多喜欢说话拐弯抹角的旅行者恭维我们。“只有迷失了自我才能重新找回自我。”他们说。“路比目的地更重要。”更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们补充说。“必须放手。”那些并不登山的人总结说。在旅行的问题上，瓜克和我并不觉得自己属于漫步者的类别。我们不是闲逛，也不是抄近道的专业人士。

我们更愿意站在托尔斯泰的论点一方。这位年老的预言家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人在行动时，总有一个目的。要走一千里，就会想到千里之外有好的东西。为了取得动力，必须想到前面就是乐土。”在穿越喜马拉雅山、戈壁沙漠、中国西藏或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时，我感到自己向目的投射过去。我被目标催眠般地行走，看起来根本不像随风闲逛。就旅行来说，我相信弹道学。

不过，如果总路程太过分，就不该对目的地城市想太多。在步行时，五千公里远的目标属于抽象概念。这时应该把旅程细分成一系列中间站，分成临时的目标，每个目标都构成一个托尔斯泰式的“乐土”。我想到大军团的溃军，他们不仅没有目的，甚至无法指望有个歇脚处恢复元气！他们期待的斯摩棱斯克和维尔纽斯结果成了坟墓。行军变成了奔逃，变成毫不停歇的踉跄奔跑。托尔斯泰继续写道：“一个千里之行的人要忘掉最终目的，他要对自己说，今天走四十里，在那里休息、过夜，于是这第一行程的宿营地遮掩了最终目的，把一切愿望和希望集中起来了。”

在确切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航行目标时，痛苦是会过去的。他们弓起背勉力承担，开始倒计时，他们知道一切都有尽头，他们对自己说必须坚持到露营地，第二天再重新开始。他们思量：“再过两天糟糕日子，就能看到尽头。”登山者了解这种暂做停顿的状态。但在不知道厄运会持续两周还是三个月，也不知道它何时终止或者是否会终止，更不知道它结束前情况能否暂缓的情况下，为生命而斗争将极大地增加痛苦。不知道是最困难的。在逆境中，不确定性是毒药。俄国大撤退正是不确定的溃败。士兵和长官已不再控制命运，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法掌控的力量的玩物。他们在军事上胜利，但在后勤上惨败。拿破仑徒然宣扬军需能跟上需求。它并没有跟上。

第九天

从普涅维到柏林

我向魔鬼坦白，我撒了谎。我对你们撒了谎，瓦西里、维塔利，还有你，瓜克老兄。路过波兹南后，科兰库尔和拿破仑改道转向西南，沿着德累斯顿的道路前进。在格沃古夫，这条路线离开华沙大公国，穿过一块狭长的普鲁士西里西亚领土，在离包岑不远的地方抵达萨克森王国。另外，拿破仑惧怕这段短暂的普鲁士之行，想象自己被逮捕的情形：“普鲁士人会把我交给英国人。（……）科兰库尔，您能想象在伦敦广场上一个铁笼子里的自己会是什么神色吗？”他们在整段路程中大笑不止。

而过了波兹南以后，我们离开了皇帝的路线，我提出向西北绕一个小弯。我想从柏林绕一下。原因很高尚。首先，瓦西里抱怨发动机有问题：在首都更容易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其次，我想骑挎斗摩托车通过勃兰登堡门。1806年，普军在耶拿会战中惨败后，拿破仑在这里炫耀了武力。另外还有丽莎。我思忖着，在这条枯骨之路上，一晚上的人情温度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坏处。简而言之，这天早上，我对皇帝和科兰库尔的路线语焉不详，避免告诉同伴们历史的轨迹并不经过柏林。不管怎样，绕道很少，我们第二天就能重新回到通往莱比锡的正道上。我强抑了良心的责备。

我在莫斯科给丽莎写了信，问她是否同意接待四个冬季旅人留宿。由于并不了解摩托车手的到来会给公寓地板带来什么后果，她同意了。她在一家文化机构工作，我们认识五年了，她讲一口完美的德语，有着像爱沙尼亚坚冰一样的眼睛。从出发时起，不知道为什么，低温一叮咬我的膝盖，我就会想到她。简单说来，正如托尔斯泰所主张的那样，我正走向乐土。

直到德国边界，这一程路不太美好。雪地小路在沼泽中弯弯曲曲，森林是灰色的。雪和深灰色的天空之间耸立着在西方发家致富的波兰管道工匆忙建起的房屋。我们在法兰克福跨过相当阴沉的奥得河，这条河见过太多人类败类为两侧河岸争夺不休的场景。

波兰和德国边境体现在景色的变换中。富足的德国小村与丢弃在平原上、用水泥砖加固的波兰村庄形成鲜明对比，就连条顿森林似乎也比另一侧长得更直。树木一直紧贴公路，直到离首都二十公里处。我们从东面的一座城门进入柏林。丽莎在亚历山大广场等我们。正下着雪，她穿一件超级正规的外套、一条毛料迷你裙，还有皮靴，像个苏联女警一样美。我们递给她一件羊羔绒外套，让她坐在我的挎斗里，带着她在勃兰登堡广场兜了一圈。雪花像星星一样布满她露出头盔的黑发。1806年，在战胜腓特烈·威廉三世和普军后，拿破仑一定相信他大一统国家的梦想几乎已经实现。我能肯定，就在这里，在柏林，当他在双轮战车雕像下经过时，他认为自己正走在欧洲大陆计划的道路上：列强和平合并成为一个共同帝国。

当然，拦住去路的还剩下英国。

我们路过德国国会大厦，我想起1989年12月的旅行。柏林墙刚刚倒塌。父母说：“咱们去吧！”我们、姐妹们还有一口做古斯古斯的平底锅登上一辆小卡车，开了一整夜，第二天就和刚在苏联前哨扯开一道突破口的柏林人会合了。他们敲碎小石子，保存对社会主义一项最辉煌的建筑成就的回忆。此后，时间流逝，苏联解体，我的母亲去世。

维塔利和瓦西里躁动不已。他们一边指着国会大厦，一边叫喊。他们想到了在硝烟弥漫的柏林高处把红旗插在屋顶的苏军士兵。在克里姆林宫的指令下，这张照片被修改过，因为在护墙旁扮演英雄角色的家伙两个手腕上都戴着几只手表。一个人可以既是解放者，又打劫死尸……今天，飘扬在大厦最高处的是缀着圣母之星的欧盟旗帜。走多少路，死多少人，才能改变国家窗前旗帜的颜色。

交通堵塞使柏林市中心陷入瘫痪。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到丽莎的地方。引擎火热。摩托车受罪，我们也一样，因为乌拉尔和它的驾驶员一样，都是为了安静笔直地投入斯拉夫平原的空旷而生。

丽莎带我们去了一家饭馆，俄罗斯人在这里发现了德国美食的分量。厨师们似乎相信他们的所有顾客都即将出征，到山区度过三周时间。

晚上，丽莎说：

“哎，路上有鬼魂吗？”

“有时候，我感觉它们爬到挎斗摩托车上来了。”

然后，我在比篝火更温暖的床上忘记了一切：波兰的寒冷，白俄罗斯的泥浆，平原上的死者。

第十天

从柏林到瑙姆堡

今天早上，我们只剩三个人了。瓜克离开我们，得去忙摄影工作了。与丽莎的告别花了很长时间。她在雪中逐渐远去的身影十分凄凉。十点，维塔利、瓦西里和我，我们到了位于东柏林一个街区的迈克尔家。维塔利只用（十二号）扳手一转就觅到了这个地址。迈克尔有我们要找的东西：一家有暖气的车行，有挎斗摩托车和恩菲尔德摩托车的代理权。而且他了解乌拉尔发动机，自诩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这座机动化骨骼的宫殿像手术室一样井井有条。车库天花板悬挂着排成直线的恩菲尔德摩托车架，工具按照大小依次排列。我的两个俄罗斯人被这座营房的情形惊呆了。瓦西里又开始捣鼓他的发动机。他试着用耳朵诊断问题，但没有成功，便开始肢解这个部件。三小时后，他才承认被打败了。

“我还是什么都没发现。”他说。

“那就把这些全都组装起来，”维塔利说，“上路吧，在路上会解决的。”

“怎么会？”我说。

“乌拉尔摩托车有些神秘的法则是俄罗斯精神尚未参透的，”维塔利说，“我们的摩托车有时候会自己解决机械问题。”

“在俄语里，”瓦西里说，“我们把这叫作avtoremont——‘自动修理’。”

速度极其疯狂。瓜克的离去给我减轻了该死的重量，我还不习惯驾驶这么轻的机车。瓦西里在莱比锡的高速公路上保持着一百公里时速，而我感觉挎斗摩托车的三个车轮要脱离柏油路面了。我们在吕岑地区回到了皇帝雪车的路上，这是个莱比锡西南方向的小地方。1812年，这个小镇还不在地图上显示，只是森林里的几座农庄。但这并没有耽误什么。1813年5月，当拿破仑在这个通往莱比锡的地方战胜普军和俄军时，它将被载入史册。在2012年，它已经又变成一个有四千居民的村镇，打算度过一个安宁的夜晚。

在雪车中穿得暖暖和和的拿破仑是否料到，经过此地不到一年后，他将再次作为军事统帅驰骋这片田野，为拯救梦想而与下定决心将其终结的反法联盟进行战斗？

1813年1月，当俄军尾随大军团渡过尼曼河时，势头不可阻挡。拿破仑徒然组织起十八万大军，从1813年春就重新开战，却无法阻挡俄英普联盟的力量。一年之内，这股反天性的浪潮将一直席卷至巴黎。

这场多国会战发生在1813年10月中旬的莱比锡，就在雪车刚刚经过的区域。它拉开了帝国覆灭的第一幕。联军迫使法军撤退，随后在1814年初越过莱茵河。尽管拿破仑军队激烈抵抗并取得节节胜利，但由于人数占下风而只得撤退。“法国战争”开始了漫长的末日。

亚历山大一世在1814年率领联军进入巴黎。对于这位不得不牺牲本国首都、协助破坏自己帝国的俄国君主来说，这是怎样的复仇啊！

在雪车上随着自己的幻觉和道路愉快移动而摇晃的拿破仑远远没有想象到自己的末日已经如此临近。谈话记录可以证明。他对科兰库尔表现得异常乐观。他的告解是自我暗示类话语的典型。他确信一回到巴黎就能重建军事力量。“我会有新兵加入，不出三个月就能在莱茵河畔部署五十万军队。”他一直相信他的星星。他梦想高远。他的精力成了精神药，自我蒙蔽。

在俄罗斯的失败？那不算什么，只是一场意外，一连串时势的结果：“杀死我们的是冬天。”他错在“在莫斯科多待了两周”。但这一切都是小事一桩，军队会在维尔纽斯重整旗鼓。军队将获得给养，找到货仓，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乌合之众。而且俄国人不敢越过尼曼河，他们“一看到我方展示实力”就会停驻不前。完全没必要担心“老太太库图佐夫率领的”这些鞑靼人。科兰库尔闭上嘴，记着笔记，但思考得并不少。

人在巴黎的拿破仑将重燃他的星星：“我抵达巴黎后，我们的失败在欧洲的糟糕影响将被抵消。”然后，他将重返战斗。他已经看见自己立在“不出几年就将成立的”海军新舰队的船首。假装说服书记官的同时，他也在说服自己：“两年后，您会惊讶于我的军舰数量之多。”他相信能通过封锁拿下英国，打破王国的繁荣景象，在各国实施大陆体系：“坚持两年就能让英国政府垮台。（……）欧洲会祝福我。”他想象着煽动波兰暴动，以牵制俄国。他已经看见自己在重建和平后像中世纪国王一样在法国乡村出巡，在市场集会上品尝奶酪，逗弄牧羊女：“我们每年在内地旅行四个月。我会在空闲的日子里带着马队，走进美丽法兰西的茅屋看看。”正当皇帝做着美梦，他的军队正在承受最后的痉挛。正当他哄骗着自己，他的士兵正在维尔纽斯死去。晚上，我带着惊恐与钦佩混杂的心情为瓜克高声朗读了这几页。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已然死亡的人所做的计划。一个正从高楼坠落的疯子的告解，他在三层楼和二层楼之间仍在计划未来的决心清单。

拿破仑一直感到有必要追随一个理念。他不是公开表示想象力引领世界吗？他把脑中构建的图像投射到未来的屏幕上。什么都不能阻挡这套机器，失败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帝似乎把俄国惨败的负面影响一扫而空，将其最小化，不再考虑。唉！他手头的资源从来都不足以实现这些愿景，巩固在各个方面、各个国家开展的工程。他着手开始一切，却什么都没完成。他想重画世界，却没完成任何一项地方性革新。

所以他的统治就像一场雪橇比赛：疯狂的追逐。拿破仑的生命是一个天才跟着幻象奔跑的历程，他被梦想的洪流裹挟，把不可能实现的计划草图抛在身后。

我们保持车速，紧握把手的僵直手腕已经失去知觉。我们越过起伏的山丘，接近瑙姆堡。我们看中了一家透露着萨克森乡村精致感的旅馆。木制房梁，厚地毯，扎辫子的格雷琴和瓷酒杯。

夜晚，我们被1813年的战场环绕。不远处是埃尔福特，1808年拿破仑在那里与亚历山大订立了《提尔西特条约》。还有魏玛，他在此会见了歌德，还有1813年发生了一切的莱比锡，1806年普鲁士认输的耶拿。我的房间名叫腓特烈·威廉三世，瓦西里睡在歌德房间，维塔利睡在拿破仑房间。这个晚上，我感到自己在历史的蛛网中入睡。

第十一天

从瑙姆堡到巴特克罗伊茨纳赫

昨天的夜路上，我把牙关咬得如此之紧，以至于在浴室的瓷脸盆里吐出半颗牙。

“维塔利，我掉了一颗牙。”我在晨间咖啡前说。

“乌拉尔只剩百分之八十的螺钉也能开。”他说。

“谢谢。”我说。

我们今早经过西发里亚的森林驶向艾森纳赫和富尔达。雾层扯散时出现的针叶树林在《帕西法尔》的场景中也不会违和。公路是一条银鞭。在富尔达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海关的车超过我们，靠近我们，打开闪灯，一只手伸出窗户，示意我们在紧急停车带上停靠。当我们冒险刹车停下时，第二辆梅赛德斯卡住我们的退路。我们的纵队吸引了海关职员。他们一定嗅到了车臣人的味道，却没想到高加索毒品贩子不会冒险把货物放在乌拉尔摩托车这样醒目的收藏品中运输。

我们已经在寒气中行驶四小时，湿得能绞出水来，应该不用倒空行李箱。德国人貌似觉得这幅场景很可笑，他们今早一定很无聊。他们要查看所有东西。我们得剥开每个包袋。他们像市场上的游客一样摸着我们的衣服，但不太重视我们的机器。他们具有一种恼人的幽默感：“你们有伏特加、哈希什、马卡洛夫、卡拉什尼科夫吗？”他们哈哈大笑。我们全身冻僵，满身泥污，拆包开箱，再重新打包，眼红地看着他们的厚外套、干靴子和轿车内饰。但我们很快打消了在他们后座取暖的念头，因为那样做得忍受他们的玩笑。

我们没有要申报的物品。当我们重新点火时，甚至没说一句再见。这是抵达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城市群前最后几公里的安宁。

我无法摆脱一个念头：在这条路上，我们的橡胶轮胎有一刻叠合在雪车冰刀两百年前同一天——甚至同一秒经过的地方！这个量子接触点、这场时空相聚应当发生在波兹南之前的某处。皇帝在1812年12月12日黎明在这里换马，我们则在2012年12月11日至12日夜间经过。这个念头毫无意义，但这些微小的计算却帮助我保持清醒，直到抵达富尔达。

我坚信，运动促进思考。证据就是：旅人归来时的想法总是比出发时多，这是他们在途中得来的。他们的朋友还得忍受其后果，叫做旅行故事。所以热力学原理也适用于移徙。当人们“晃动”（蒙田这样称呼旅行）时，身体发热产出精神能量，有助于灵感迸发。身体移动时，精神游移，思绪探索那些未曾触及的幽深角落。专业的逃逸人士了解这条法则：卡车司机、流浪汉和远足者。源自苦难的思考常常是最有道理的。“只有走路时出现的想法才有价值。”晚期的尼采清清楚楚地说。在汽车文明的道路上，白线在视野中机械的滚动促成了我思。

透过雪车结霜的窗玻璃，森林的移动是否引发了皇帝的沉思？无论如何，它促进内省。两周之内，拿破仑和科兰库尔的交谈就像他的经历：如同漩涡一般。他转换话题的速度比驯马师换马更快。他从政治跳到女人，从他的童年到军事部署。他重述督政府历史，巡视西班牙、意大利、伊利里亚乡村，在埃及飞驰，再返回欧洲，对普鲁士的诡计长篇大论，评论奥地利政治。

他倾诉心声，由此发明了一种体裁：《一个世纪儿在熊皮袄下的忏悔》。他对自画像津津乐道。他向科兰库尔坦诚一切事实：他肩负重担。命运赋予他一项使命：把欧洲引向和平。他不由自主地履行了这一使命：“我和别人一样不讨厌生活的甜蜜。我不是需要寻求冒险的堂·吉诃德。”

他并不过度谦虚。他明白自己优于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君主：“我太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了。（……）我从更高处看待事物。（……）我行走的步伐更加坦诚。”即使在体格上，他也知道自己是一流的，“开玩笑说，休息只是为懒惰的国王准备的”。他谈到自己的科西嘉家族、吕西安叔叔、在军校的成功和追逐女人的岁月。他以非常谦卑的结论打断了自我描述：“对别人来说很难的事在我看来很简单。”有时他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普通人：“我是一个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有内脏，有一颗心，但这是一颗君主的心。我不怜悯公爵夫人的眼泪，但被人民的苦难触动。”

在一些驿站，他偶尔收到传令兵送来的玛丽—露易丝的信，变得抒情起来：“我是不是有个好妻子？”还有一些日子，他想着皇后和他们的儿子罗马王，“因为就要再见到他们而满心欢喜”。不过，他这个人心的行家仍然提防着女人。她们是阴谋诡计的巢穴，消解能量，让最坚定的心智发狂。好几个女人曾对他布下“眼泪的陷阱”，如果任其为所欲为，她们“会让各个帝国陷入不和”。

男人也一样，他绝不会上当。他与他们接触太多，不会喜欢。清醒的头脑不会让任何人成为博爱主义者。他的同类甚至不值得他愤怒。“我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还不足以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让我变得凶狠，想要报复。”他认真审阅了自己的政府，提及塔列朗，称赞冈巴塞雷斯，但反驳奥特朗托公爵和骚扰帝国的团伙。在某一刻，面对为数众多的受害者，科兰库尔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皇帝就此列举了一些过于醒目的特征和名字，我不敢写下。我绝不愿玷污几个属于历史的人名的荣耀。”

像被奉承过度的人一样，他把感情转嫁给“人民”，这些抽象的怪兽：“我希望他们幸福，法国人会幸福的。”但他很快弱化自己的情感：“我显得比我本人实际更加凶恶，因为我注意到，法国人随时会对你放肆起来。”

他为建立起一个与旧制度特权决裂的平等制度而高兴：“你有才能，我让你晋升，你有功德，我保护你。”他只相信“向功绩开启的道路”。他以这句格言做了总结：“崇尚平等原则造就了政府的力量。”他深知自己的政治任务并未完成，要依靠后世的帮助：“人们今天或许恨我，十年后同样会感激我。”

这些知心话有时陷入纯粹的自我褒扬。他赋予自己积累如山的桂冠。科兰库尔写道：“法国应该颁布法典颂扬他的荣耀。”很难认为拿破仑不知道大侍从正暗中记录着他的独白，而这些纸页有朝一日将用于告知后世：“在我的政府管辖下（……）没有贪污腐败，（……）国库受到监管，（……）税收得其所用。（……）在法国有谁叫骂？（……）人民大众是公正的。（……）”他以一声惊雷圆满结束了这套颂词：“没人比我更没有私心了。”

科兰库尔不时以简单附和打断的这场长篇独白还嵌入了旨在掩饰战役惨败的自我说服：“贮备丰富的维尔纽斯将使一切恢复秩序。”

与此同时，巴黎在长鞭声中越来越近。

我们渡过莱茵河的经历比皇帝更加艰辛，没那么浪漫。他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费藏萨克伯爵预留的小船过了河。我们有一座桥可用，但要在法兰克福的高速公路乱麻球中找到它可费劲了，鲁尔区的公路立交桥与之相比只能算是乡间小道。我们在半夜又骑行八十公里，眼睛累得发疼，快到巴特克罗伊茨纳赫小村时，我们决定该对这次外出游玩喊停，以免路边的树向我们冲过来。

第十二天

从巴特克罗伊茨纳赫到兰斯

没什么征兆说明这将是战斗的一天。我们来到了温带地区，今天应该进入法国。预计情况会比斯摩棱斯克的环形公路好些。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客栈的早餐桌上，我们移走果馅卷，展开地图。凝视地图册是我的最爱，所以我觉得战略家是一份美好的职业。他们的生活是俯身在地图上插大头钉，画箭头，抱怨部队不按画好的线移动。

“拿破仑走的是哪条路？”瓦西里问。

我指出了美茵茨—萨尔布吕肯轴线。

“过了美茵茨以后，他们又加快速度，只在给车轴上油时才停车。他们向西南挺进，直至圣达沃尔德和凡尔登。然后是阿尔维尔、拉费泰苏茹瓦尔、沙托蒂耶里和莫城。”

“西尔万。”维塔利说。

“什么？”我说。

“帮个忙。”

“说吧。”我说。

“从雪车之路绕个小弯。”

“去哪儿？”我说。

“我们想往北走一点，经过卢森堡、比利时和阿登山脉，在兰斯下面重回历史之路。”

“你们坚持吗？”

他用手指画出一条路线，从北边绕过沃埃夫尔。

“如果这么走，我们能在一百公里内穿过四个国家！”

“那又如何？”

“在俄罗斯说起这事，那就太牛了。”

在俄罗斯，人们可以乘十天火车也不跨越边境……

于是我们朝着巴洛克和银行的公国出发。森林呈淡紫色，风景如同丝绸。湿气使山丘变得平滑。我们从森林的缺口瞥见一座钟楼，忧郁地看守着湿透了的村庄。尽管工厂作坊增多，但乡村从皇帝过后并未改变。21世纪的莱茵兰处处是工厂，它们散布在树林里，分布在小城市中，点缀在村镇间。法国工厂集中在市镇外围，创造了当代法国有代表性的空间：“工业区”“商业活动区”，让人沮丧的地理环境，由环形公路、环岛网络连通。

在瓦尔德伯克尔海姆，雾用薄纱包扎了地形的伤口。在巴德索贝尔恩海姆，视野中展开了普法尔茨的树浪。在伊达尔—奥伯施泰因，居民把教堂插进了页岩壁中。在诺费尔登，则是高速公路。路牌带有历史的口音：科布伦茨，科隆，罗蕾莱。我们从南边绕过卢森堡大公国。哥特式尖顶在远处耸立，位于风门手柄一侧，也就是在北边，它们是扎在建筑群里的斗牛士投枪。

申根区不再设立有形的边界，所以我们看到照亮这个王国高速公路的路灯时，才确定已经到达比利时。路灯如此雪亮，瓦隆区犹如白昼。进入法国边境前不久，稍有雨水落下，我们觉得是热的。我们离开高速公路，穿过阿登区，到法国时刮起了龙卷风。

“这就是你们国家的冬天？”当我们在服务区的挡雨板下用雨披挣扎时，瓦西里问。

这个地方的老板从窝棚里走出来，探查我们的机车。车牌是莫斯科的号码：77。

“啊，塞纳—马恩省，”这家伙说，“一直骑到这儿可够远的！”

阿登松林的大殿底下十分幽暗。我想到我的俄国朋友。在不到一百公里的距离内穿越一个联邦共和国、一个大公国、一个王国和一个雅各宾派共和国的边界，让人对欧洲历史的复杂性有所体会。我们国家的轮廓线好像侍弄盆景的艺术。俄罗斯的情况简单一些：突厥—蒙古人入侵大草原，俄国人反击报复，现在掌控着从白俄罗斯到日本海的土地。从斯大林开始，那里的人们就不再以扭歪边境线为乐。

在维特隆，我们的路线倾向西南，以接上幽灵雪车的踪迹。我们在兰斯以南连上了它的路线，还需穿过香槟地区的原野。我们在那里遭遇了一场倾盆大雨。暴风雨在我们抵达默兹河时躁动起来。“让人昏昏欲睡的默兹河”，贝玑这样写过。你在说笑吧，夏尔。大地对风做了什么，让自己如此疲惫？夜幕降临时，阿登已经消逝在平原之中。笔直的柏油路把我们引向兰斯。

这最后一程本该充满愉悦，我们应该驶向大教堂，柔和地陷入这次长途奔袭的回忆，品味临近目的地的心情。可是，非但不愉悦，这还成了旅行最糟糕的记忆。过了埃纳河谷以后，雨水越发猛烈，战胜了我们的防水服。“极端天气”冲锋衣从不符合技术标签。我们淋得湿透，被阵风暴击，但保持着车速。路边的树木在上勾拳的打击下摇摇晃晃。我的近视眼、蒙上水汽的眼镜、变成舷窗的面罩使得汽车大灯焕发出像夏天夜晚萤火虫屁股似的模糊光晕。交错而过的汽车让我眼花目眩。我偏向路沿，让它们通过，又担心撞上这条狭窄的D946公路的路肩。兰斯似乎逐渐后退。俄罗斯人看起来很满意。

“六度！”瓦西里在武济耶的红灯前吼叫，“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民主！”

摸索着驾驶这种疯狂事耗尽了我的精力。在兰斯，两位俄罗斯人指望着我。我是法国人，他们成了我的客人，该由我找旅馆，如果可能的话，旅馆老板应该亲俄，爱好挎斗摩托车。只不过兰斯人正忙于圣诞采购，并不热心于为我们提供信息。我团团转了一个小时，才遇上一位开着破车的和善的非洲裔香槟人。他不仅愿意为我们指点市中心的一家旅馆，还坚持领我们去，连声说：“伙计们，跟着我！”

我们突然冲到酒店前台的场面就像古希腊戏剧的解说词：“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匈奴人来到一座养老院。”我们入侵了三个房间，然后，不管这里是不是香槟地区的首府，我们去了一家啤酒吧庆祝这最后一晚。作为乌拉尔骑手，我们不会附庸风雅，因为刺激人的小气泡在苦味酸盐高脚杯中的荒诞芭蕾表演而赞叹不已。

瓦西里举起第一杯。

“致皇帝。”

“我能提个问题吗？”我说，“为什么俄罗斯人敬仰拿破仑？”

“因为他是个统帅。”莫斯科人维塔利说。

“因为他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机械师瓦西里说。

“因为你们打败了他。”我说。

我们在睡前来到大教堂前的广场。兰斯的天使在拱形线条下微笑。我让朋友们看它的脸。它对我们说，人永远在战场上自相残杀，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但总有几个艺术家费力地弥补这个物种的失败。

最后一天

从兰斯到荣军院（巴黎）

太阳成功突破，阳光照射进来。荣光穿过云洞流动。田野经过昨晚雨水的洗刷，壮丽庄严。高速公路空空荡荡，我们朝旅行终点驶去。这是法兰西岛的天空，是光明的气息。

我们准备在莫城附近重返皇帝的潜逃线路。出了兰斯，瓦西里在高速公路服务站抱怨。

“机车汽化很糟。”他说。

“是啊，”我说，“我的乌拉尔喷气不好。”

“俄罗斯机车是为七十二辛烷值汽油设计的。”维塔利说。

“你们的资本主义汽油太精制了。”瓦西里说。

气温为七度。过于精致的汽油和春天般的冬季：欧洲的确是天堂。我们得加速了，因为在荣军院广场上还有个约会。前一天，我在兰斯给十来个亲朋好友发送了下面这条信息：

亲爱的朋友们：

明天，我们将到达巴黎，从莫斯科出发，

我们重走了大军团

1812年俄罗斯撤退的路线，

骑的是三辆苏联挎斗摩托车。

我们向英雄致敬。

对他们而言，那是彻底失败。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旅程。

明天，我们将在下午五点来到荣军院。

我们将在皇帝雕像前鞠躬。

来吧。

然后，去我家。

我关注着手表，最酷的是在准确的时刻抵达广场。但在莫城附近，我们得在一片休息区停下。维塔利的右汽缸没反应了。

于是，在即将抵达的关键时刻，在实现重逢的当口，一辆乌拉尔抛弃了我们。我们把这辆车侧面横倒，瓦西里埋头于它的腹间。我烦躁不安。事实上，历史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

按照科兰库尔的记录，皇家马车的车轴在离圣让莱德瑞莫“驿站五百步的地方断裂”，就在拉费泰苏茹瓦尔和莫城之间，也就是说离我们所在的位置两丈远！

两周以来，我紧盯着我们的旅行和1812年事件的此类交会点，皇帝的曲折故事与我们自身冒险的叠加。在同样的地点重复同样的事，却有两个世纪之差，这时历史旅行就有了滋味。人们感到似乎在时间上面架起了一座桥（当然是吊桥）。

瓦西里这个天才在三十分钟内更换了汽化器。我们离约会只剩一小时了。

远处的巴黎由金子和锌组成。太阳从云层中洒下光芒。天空缓慢移动。我们进城了。

我感到过去几周的压力从身上卸下，像气球泄气一样。在旅途中，终点总让我如释重负，也夹杂着伤感：冒险结束，梦想死去，但在回忆中移动。再后来，该向“伟大的名字”再次出发。当我抵达岩壁顶峰时，也是同样的忧伤快乐和成就感交织，还要加上向死亡迈出一步的感觉。

进入巴黎的路牌掠过时，我觉得已经摆脱对使命的担心。我护送了幽灵，携带着他们的记忆。我们到了，我将卸下重担。

我们沿着塞纳河岸行驶。

近一百万各种国籍的人在1812年遭受的苦难曾困扰着我。我曾在拿破仑的记忆中游弋数周，夜晚看见他们在我眼前狂舞，这些昏乱的平民、受伤的士兵、受刑的牲口。我把自己的失眠献给他们的记忆。白天，我的想象力是他们的祭品。

我想着这些人体，大量模糊的人体组成了军队的躯体。在将军指挥部队行动的手势下，这些生气勃勃的男孩和口吐白沫的马匹大批死去。从战术角度看，士兵是军事部署中的无名零件，没有个人价值，不被视为有区分的个体。我们提起一条河的支流时，不会考虑一滴水。在把军队投入战火的那个人心中，它属于抽象范畴，并不等于有名有姓、面容鲜明的士兵的总和。它是一个没有面孔的整体，交战过后的晚上清点人数时再减去几千个要素。

从参谋部所在的山丘或高地看，战斗是什么样的？19世纪油画让我们有了概念：像一团混战，像融合的岩浆流，分不出其中的粒子——也就是人。拿破仑的战斗有些液态性质。军队像黏稠的舌头，朝对方爬去、混合，或像涌潮一样相互推开。

拿破仑一生中有没有过一次不再只从统计角度考虑人员损失？他有没有一次屈尊放下战略家的望远镜，想到“战场上的死者”不仅仅是一个词组？他是否知道在这些语句背后有着单个的事件策划，有人为的行动？他是否有一天设身处地地站在悲剧的一侧？他的夜晚是否被其中一具尸体的景象困扰？在夜晚的寂静中，他是否因开启战争大门、把这些国家整个推进深渊而痛苦？他是否受到这些幽灵的折磨？

我们在贝尔西路过掠取财税的国家部门。河岸另一侧，弗朗索瓦—密特朗图书馆的高楼映照着云朵。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英雄主义的表达阵地在哪里？帝国过后两百年，我们这些人是否愿意为某个理念的宣传或对某个元首的爱而向敌人冲锋？在这21世纪的黎明，还有可能实现全民动员吗？我想起1914年，我的祖父在索姆河的壕沟里蹚水行走了五年而毫无怨言。和其他“一战”士兵一样，他的信中只有顺从。信上说这是命运，应该报效祖国，别无他法。

我们能做到吗？能如此隐忍、如此接受吗？

我隐约觉得不行。我们已经失去这股劲儿。战后发生了一些事情。集体范式发生了转化。我们不再相信共同的命运。政治人物含糊不清地说着关于“共同生活”的新语，但没有人相信了，没有人再读勒南，没有人再费心提出集体小说的想法。

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一个民族变成一个个相信与他人毫无共通之处的个体组成的集合？或许是购物？商人们成功了。对许多人来说，买东西成为一项主要活动，一个远景，一种命数。和平、繁荣、驯化给予我们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栽培花园，这或许比养肥战场更有价值。

我曾在阿富汗与两名年轻的法国上尉交谈。我们坐在一块岩石上，在艾蒿的香气间谈了很久。我们自问，愿意为什么动机死去。祖国吗？我提出。他们大声说很愿意。但还需领导人增添它的荣耀。小上尉伤心地补充说，现实远非如此。事业贬值，连这个词也过时了。不过，没有人愿意为可耻的理念去死。如果有人告诉你得不偿失，谁会投入呢？这正是拿破仑发挥天才的地方。皇帝成功完成了一场非凡的宣传工作。他通过言语灌输自己的梦想。他的愿景具象化了。法国、帝国和他本人成为一种欲望、一种幻景的对象。他成功地使人们头昏眼花，激动不已，然后又吸收所有人参与他的计划：从最卑微的士兵到出身最高贵的贵族。

他向人们讲述，人们也希望听到一个神话，相信它可以实现。人们已经准备好豁出一切，只要有人激发他们，讲述者要有天分。

科西嘉小个子运用了所有宣传技巧。他导演了自己的加冕礼，未曾清点就坐拥了一份遗产，想出了一种新式美学。他分配了新的头衔，重写了系谱，发明了奖赏。一个新宫廷在他操纵木偶的手中成形。这个体系建立在功勋之上：人人都能赢得金杯，申请高级公职。你曾是肉铺伙计？最后可能成为元帅！出身高贵不再是必需品，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他发明了一些口号。他的辩词印刻在无意识中。他的通信和公报成为现下事务的公告和后世的史料。在战斗中，他推翻了陈旧的规则，使机会主义升格为战争的艺术。他的战绩富有戏剧性变化，他相信自己的星星，粗暴对待理论，让战争学家发狂。他顶着胜利带来的光环，撰写了一部荣耀的地理书。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耶拿鼓舞人心，点燃激情。在构建传奇的建筑中，他没有忽视任何一项，甚至以《民法典》赋予了帝国一本小红书！

我们其他人并不缺乏沟通者。但他们与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我们不再上马征服东方。作为远景，别人给我们描绘的是自动咖啡机和平板电视。目标不再是荣耀，而是有权拥有能收到5G信号的楼阁。另外，“英雄”今天已经成了媒体给予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称号。

金顶闪耀。瓜克圆满完成任务。他给巴黎军区司令打了电话，允许我们骑摩托车进入荣誉庭院。我们冲过一列游客。日本人睁圆眼睛，宪兵闪到栅栏边去。维塔利十分骄傲，他还不习惯宪兵队为他把门。

按照瓦西里的叫法，我们这支乌拉尔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拿破仑主义者小纵队在石块路上挺进。我们列队行驶，向左转弯，排好机车，在庭院尽头的拿破仑像下熄火。我们离他的坟墓只有几米远。我们从莫斯科开始画了一条陆上的线，一直到这个庭院。

几个朋友已经在那儿了，他们来拥抱我们。令他们震惊的是，我们没有说话，仅仅站立在铜像下面。

我感觉自己正从一个长达四千公里的梦中醒来。

拿破仑是谁？一个清醒的幻想家，相信只有生活还不够。历史是什么？一个磨灭的梦想，对我们过于渺小的当下而言毫无用途。

天空布满云彩，几滴水掉落下来。

我突然想回家，冲个澡，洗去所有这些恐惧。

[1]鲍里斯·戈东诺夫（1552—1605），曾是俄罗斯沙皇的谋士，后为沙皇。

[2]《布瓦尔和佩库歇》是19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未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是小说中的两个朋友。

[3]莱昂·布洛伊（1846—1917），法国作家。

[4]布热德运动，指1954年法国布热德成立的“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

[5]乌拉，俄语音译，没有具体含义，是表达强烈感情的语气词。

[6]在俄罗斯，人们用克数计算喝的酒。一小杯：50克。大杯：100克。毁掉一个上午：500克。——原注

[7]萨文科夫（1879—1925），俄国革命者、作家。

[8]大不列颠岛的古称。

[9]奥斯曼朴特，又称庄严朴特、最高朴特，是指奥斯曼帝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地方。

[10]巴黎法雅出版社。——原注

[11]放兔子，在法语中意为放某人的鸽子。

[12]克劳德·弗朗索瓦·德·梅内瓦尔《和拿破仑的十年，皇帝特别秘书回忆录》，巴黎南国探索出版社2014年版。——原注

[13]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14]克劳德·弗朗索瓦·德·梅内瓦尔《和拿破仑的十年，皇帝特别秘书回忆录》，巴黎南国探索出版社2014年版。——原注

[15]布莱斯·桑德拉斯（1887—1961），诗人，生于瑞士，后入法国籍。

[16]波旁—格拉维埃，民用医院调度官。——原注

[17]罗伯特·M.波西格《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莫罗出版社1974年版；1998年由瑟伊出版社再版，收入《焦点》系列。——原注

[18]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

[19]孔弗雷库尔，位于法国北部，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20]马萨达，位于以色列，犹太人的圣地。

[21]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散文家。

[22]尼古拉·德·斯塔埃尔（1914—1955），法国俄裔画家。

[23]利昂内尔·若斯潘的杰出（但受争议）著作的题目（巴黎瑟伊出版社，2014年），他和皇帝一样在一场出征中败北。——原注

[24]“舍瓦尔”在法语中的意思是“马”。

[25]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初版，1991年巴黎加尼埃—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再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