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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布拉格狂欢

作者：【美】菲利普·罗斯

译者：郭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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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976年1月11日，纽约

1976年2月4日，布拉格

1976年2月5日，布拉格

……摘自祖克曼的笔记

1976年1月11日，纽约

“您的小说，”他说，“绝对是我一生中最爱看的五六本书之一。”

“你一定要转达西索夫斯基先生，”我对他的同伴说，“他对我实在太过奖了。”

“你对他实在太过奖了，”她告诉他。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浅色眼珠，宽阔的颧骨，深色皮肤，梳着朴实的分头——一张因心烦意乱而显得有趣的脸。她静静地坐在我沙发的边沿上，太阳穴处有一根青筋凸起，看起来很危险。穿着一身黑衣服，就像哈姆雷特王子。她那条宛如丧服的黑色天鹅绒裙子在臀部的位置有相当严重的磨损。她擦着气味浓烈的香水，丝袜抽丝了，神经几近崩溃。

男人显得年轻一些，也许比她小十岁：身板厚实，个子矮小结实，鼻子狭小，却有一张宽阔的脸，看上去像个拳击手，拥有让人害怕的能力。我能看到他放低眉毛，破门而入的样子。但他那头略长的头发却让他看上去十分英俊，厚重光滑的头发，发色几乎像东方人一样深沉、发亮。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衣服的材质有些微微发亮，上衣在腋下的开口很高，因此肩膀部位有些皱褶。裤子紧紧贴着强壮得不成比例的下半身——就像一个穿着长裤的足球运动员。他脚上那双尖尖的白色皮鞋需要好好修理一下；他的白色衬衫显然已经穿旧，最上面的纽扣没有系上。看上去有点像浪荡子，有点像匪徒，又有点像特权在握的翩翩少年。那位女士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可是西索夫斯基的英文听上去只是略有瑕疵，并且他说话的态度相当自信——元音发得犹如优雅的牛津大学生一样，只是略有些古怪——偶尔的几个句法错误在我听来却透露着一丝狡猾的意味，像是一场讽刺的游戏，用来提醒他的美国主人自己毕竟只是个难民，初来乍到没多久，却已能如此流利迷人地掌握当地的语言。尽管表面上他对我十分尊重，我却认定他是一个强硬的人，一匹因愤怒而获得力量的种马。

“让他跟我谈谈他的书，”我对她说。“书名叫什么？”

但他仍然继续谈论我的作品。“你的作品是我从罗马来到加拿大以后买的第一本书。我听说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慨。在你善意地答应接见我之后，我特意去了趟图书馆，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有兴趣，因为我的作品在捷克也被人们痛骂。”

“是怎样的痛骂？”

“拜托了，”他说，“我不希望比较我们两人的作品。你的作品是天才之作，而我的则一无是处。我研究卡夫卡的时候，发现其作品的命运根本就在卡夫卡研究专家们的手中，这让我觉得比他作品中约瑟夫·K的命运更荒诞可笑。我觉得你也蒙受了相同的不公。这种中伤和诽谤让人以为其中的荒谬属于你的作品，就像卡夫卡研究者们的愚蠢属于卡夫卡一样。甚至就像我写的那小破书被禁，也会造成类似的特点一样，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为什么会被禁呢，你的作品？”

“你身上所必须背负的愚蠢远重于禁令。”

“不对。”

“恐怕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大师。你开始贬低自己职业的意义。你开始相信没有什么文学文化是重要的。你的立场存在感在明显地减弱。这真是令人遗憾，因为事实上，你写了一部杰作。”

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他到底喜欢我作品的哪一点。也许他并不是真心喜欢。也许他根本没读过。他这种坚持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意味。这个潦倒的流浪汉不会仅仅因为同情一个美国人的成功而改变初衷。

他想要什么？

“但其实是你，”我提醒他，“是你被剥夺了继续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不管受到怎样的诽谤，我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异乎寻常的——回报。从上东区⁽¹⁾的一场演讲，到帮助可敬的杀人犯保释出狱，应有尽有。这就是此地诽谤和丑闻带来的力量。被严酷惩罚的人是你。禁止你写书，禁止你出版，把你从祖国赶走——有什么能比这更恼人更愚蠢？我很高兴你对我的作品做出高度评价，但用不着说什么‘亲爱的大师’体现你的礼貌，我亲爱的朋友。是什么让你写出那么一本争议不断的书？”

女人开口了：“兹德内克，告诉他。”

“告诉什么？”他说。“对他们来说，一次讥笑比彻底的意识形态狂热更难以接受。我一笑置之。他们是理论家。我痛恨理论家。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冒犯。这也让我产生了疑虑。”

我让他解释一下他疑虑什么。

“一九六七年我在布拉格发表了一篇无伤大雅的讽刺之作。一九六八年，俄国人⁽²⁾造访了布拉格⁽³⁾，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了。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我在图书馆读到了那些针对你作品的愚蠢评论。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愚蠢，而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篇能称得上富有洞见。一个人在美国读到这样的东西，自然会对未来，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恐惧。”

“对未来，甚至对整个世界怀有恐惧，这我理解。但是对‘所有的一切’也抱有疑惧？对一个受到愚蠢评论的作家表示同情，会为你带来一个终生的朋友，西索夫斯基，但是既然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希望能听听你所谓的疑虑。”

“把你的疑虑告诉他，兹德内克！”

“我怎么告诉？说实话，我根本不相信我这所谓的疑虑。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疑虑。只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疑虑。”

“为什么？”我问。

“我还记得布拉格被侵入之前的时光，”他说。“我向你发誓，有关你作品的任何一条评论都不可能在六十年代的布拉格发表——水准实在太低了。尽管事实上根据简单的概念来看，我们是斯大林式的国家，而美国是个学术自由的国家。”

“兹德内克，他不是想听关于这些评论的话——他希望听听你的疑虑！”

“冷静一点，”他安抚她。

“这个人在问你问题。”

“我正在回答呢。”

“那就快回答。赶紧回答。他早就告诉你你已经对他太过奖了！”意大利，加拿大，现在又是纽约——她厌倦了四处漂泊，而现在也开始厌倦他了。在男人说话的时候，她有时会闭上眼睛，抚摸着太阳穴处凸起的青筋——仿佛记起了又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西索夫斯基惬意地喝着我的威士忌，她却连一杯茶也不肯喝。她只想早点离开，也许就想这样一路奔回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很可能只身一人。

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趁着她还没有尖叫——问那位绅士：“虽然你的书被禁了，但你还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吗？”

“可以。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怕就得逆来顺受了。我不能写作，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质问。要想做点事，做任何事，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我在那里有个妻子。我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已经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了。你必须选择屈服，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没有人抵抗我们国家的苏俄化。虽然每个人都痛恨祖国被占领，但就长远而言，这并非是人们放弃抵抗的托辞。你们美国人考虑问题，都是以一两年时间为计；而俄国人的思维是以世纪为单位。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们会长期存在下去，时间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内心深深地了解这点，而且他们是对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国家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命运。已经八年了。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甚至满意于自己对俄国人的恨意，大部分人的生活过的都比以前要好。就谦卑这一条，就足以要求我们对他们听之任之了。你在嚷嚷着说自己的作品无法发表的同时总会扪心自问，是否这只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我并非像你这样的天才。人们大可以去读穆齐尔⁽⁴⁾、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内森·祖克曼，凭什么来读我的作品呢？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愤慨，不只是因为那是篇讽刺文，还因为一九六七年我发表的时候还只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新的一代。代表着未来。但这未来的一代和俄国人相处融洽得比任何人都好。让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我的几本小书去惹俄国人的麻烦——何必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再写本书呢？”

“这可不是索尔仁尼琴⁽⁵⁾的观点。”

“他愿意这样做就做吧。我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再出版一本充满讥笑的作品？我这样和他们作对，让自己和认识的人陷入险境，到底是想证明什么？但是很不幸，正如我对不计后果的追慕虚名不以为然，我对逆来顺受则更为怀疑。不是为了别人——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必须做的——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我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或者说这也只是因为虚荣心？”

“完全正确——我陷入了彻底的疑惑之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待在那里，是的，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得某种力量。在那里我至少可以当个捷克人——但我无法当个作家。而在西方，我可以当作家，却无法做个捷克人。在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一个作家而已。我不再拥有其他能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祖国，母语，朋友，家庭，回忆，诸如此类——在这里，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才是一切。但我唯一能够创造的文学是关于那里的生活，而只有在那里才能让我的文字获得我期待的效果。”

“那么，比禁令更为沉重的是由此而引发的疑虑？”

“在我心里引发的疑虑。只有我。伊娃没有疑虑。她只有仇恨。”

伊娃很惊讶。“我恨什么？”

“恨所有背叛了你的人，”他对她说。“恨所有抛弃了你的人。你憎恨他们，巴望他们全部死掉。”

“我甚至都不再想他们了。”

“你希望他们都在地狱里受苦。”

“我已经彻底忘记他们了。”

“我想和你谈谈伊娃·卡莉诺娃，”他对我说。“说这种事太过粗俗，不过如果不让你知道，那也太荒谬了。我竟然让伊娃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还让你耐着性子听我滔滔不绝地讲我的疑虑，本人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很乐意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她说。“这没有必要。”

“伊娃，”他开始向我介绍，“是布拉格扮演契诃夫戏剧人物的伟大演员。不信你可以到布拉格去问问。没有人会质疑这点，甚至连当局都不会。自她之后，就再也没人能演尼娜⁽⁶⁾，伊琳娜⁽⁷⁾，或玛莎⁽⁸⁾。”

“我并不想要这些，”她说。

“伊娃在布拉格搭市内电车的时候，大家还是会鼓掌。自从她十八岁起，布拉格的人民就一直深爱着她。”

“这么说他们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在我的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因为他们深爱着我？别蠢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很快她就会重返舞台的，”他向我保证。

“要想在美国演戏，你必须会讲一口不会让别人头痛的英文。”

“伊娃，坐下。”

但是她的演艺生涯已经结束了。她没法坐下。

“假如你讲的英文没人听得懂，你就不能登上舞台！没有人会雇你这么做。我再也不想演什么戏了——我已经受够了当一个假人。我厌倦了天天模仿那些感人的伊琳娜、尼娜、玛莎，还有萨沙。这迷惑了我自己，也让别人感到困惑。我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太会幻想。我们读了太多书，我们情感太丰富，我们太爱做梦——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很高兴我的成功到此为止。一个人不论怎样都能成功，并不是只有演戏一条路。演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只会让自己变成自大狂。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当一个干实实在在工作的普通人。现在我卖衣服——比起那些愚蠢感人的契诃夫戏剧女演员，衣服才是人们更加需要的！”

“但是，”我忍不住问，“到底什么才是契诃夫戏剧女演员所需要的？”

“去经历别人那有如戏剧一般的生活，而不是在戏剧中体验本应属于别人的生活！她们应该抛弃她们的自私以及感情还有她们的外表和艺术！”她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至少我已经抛弃了。”

“伊娃，跟他讲讲你的那些犹太恶魔们。他是研究犹太恶魔的美国权威。祖克曼先生，她被犹太恶魔追求。伊娃，你必须跟他说说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你离开丈夫以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伊娃之前嫁的人在美国是无人知晓的，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却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他是一个深受喜爱的演艺界名人。你每个礼拜都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一唱摩拉维亚⁽⁹⁾民歌，那些老太婆就会掉眼泪。他一用那可怕的声音说话，年轻女孩就为之狂热。自动点唱机里有他，收音机里也有他，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他那号称是热血吉卜赛人的可怕声音。如果你是这种人的妻子，你什么都不用担忧。你可以在国家剧院里出演各种女主角。你可以住很大的房子。你可以随意出国旅行。如果你是这种男人的妻子，他们就不会来骚扰你。”

“他也没骚扰你，”她说，“兹德内克，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我不想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捷克故事里出演一个充满讽刺意义的捷克人。所有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他们都会耸耸肩膀然后说：‘纯粹的帅克⁽¹⁰⁾，纯粹的卡夫卡。’我已经受够了这两个人。”

“跟我说说你的犹太恶魔，”我说。

“我没有什么犹太恶魔，”她回答道，同时恼怒地看了一眼西索夫斯基。

“伊娃爱上了一位波拉克先生，还为了他和丈夫离婚。现在，如果你是波拉克先生的情人，”西索夫斯基说，“他们就不会让你舒坦地过日子了。这位波拉克先生有很多情人，而他们可没有放过其中任何一个。伊娃·卡莉诺娃本来嫁给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荣誉艺术家，但她却抛弃他，和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特工来往，对方同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人民的敌人。所以他们才会在剧院的外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还写诗寄给她大骂她不道德，还给那位波拉克先生的画像上添了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鼻子。所以他们才会给文化部写信谴责她，要求她从此不准上台演出。所以她才应招晋见文化部副部长。伊娃离开像彼得·卡利纳这样伟大的荣誉艺术家和无聊、敏感的自大狂，选择了一个像帕维尔·波拉克那样寄生虫一般的犹太人，她这样做比犹太人好不了多少。”

“拜托，”伊娃忍不住反驳，“别再说这陈年往事了。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自己被禁的书，为了让民主回归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多人在受苦——他们为了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人性、对俄国人的痛恨而受苦，而在这可怕的故事里，我竟然还在为爱情备受煎熬！”

“‘你知道吗，’我们开明的文化部副部长这么对她说，‘你知道吗，卡莉诺娃夫人，’”西索夫斯基继续说道，“‘我们的同胞有一半人相信你是真正的骨子里的犹太人？’伊娃告诉他，用非常冷冰冰的语气——当伊娃没有生气也没有被吓坏的时候，她可以是个非常冷冰冰、非常美丽又非常聪明的女性——她冷冰冰地说，‘我亲爱的副部长大人，十六世纪时我的家族在波希米亚被当成新教徒而遭到迫害。’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这点他早就知道了。他说：‘告诉我——为什么你在年仅十九岁的时候就在舞台上扮演犹太人安妮·弗兰克？’伊娃回答，‘我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我是从十个年轻的女演员中被选中。她们之中任何一个都宁可抛弃一切也要获得这个角色。’‘年轻的女演员，’他问，‘还是年轻的女犹太人？’”

“我求你了，兹德内克，我实在听不得自己的荒谬事！我听不下去你这荒谬的故事！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听我们的故事，我已经彻底厌倦了拥有这样的故事！那是欧洲，这是美国！一想到我曾经是那个女人，我就会恐惧得颤抖！”

“‘年轻的女演员，’他问，‘还是年轻的女犹太人？’伊娃说，‘这有什么区别？其中有些人可能是犹太人，我想。但我不是。’‘那好吧，’他又对伊娃说，‘如果你不是，至少也是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不然你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持续两年扮演犹太人？’伊娃回答，‘我只不过是扮演了契诃夫戏剧《伊万诺夫》里的犹太女人，我只不过是扮演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犹太女人。’但这无法让他信服。伊娃竟然能在契诃夫的戏剧里扮演犹太人，而他的戏剧里鲜少有犹太人，除非仔细寻找，因此，这点在副部长眼中并没有让她的立场有所增强。‘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伊娃向他解释，‘……这些只是角色。就算有一半的国人认为我是犹太人，也不能改变我不是的事实。他们曾经还说过我有一半吉卜赛血统；也许还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这点，就因为我和彼得一起拍过那部荒谬的电影。但是，副部长大人，’伊娃说，‘每个人都知道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我绝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个女演员。’他纠正了她。‘一个女演员，卡莉诺娃夫人，一个喜欢扮演犹太人并且扮演得惟妙惟肖的女演员——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一切。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你这样出色地扮演犹太人。’‘那就算这也是真的又怎样？难道在这个国家这也算犯罪？’这时候伊娃已经忍不住开始大喊，并且开始哭泣。她全身颤抖。这让副部长对她的态度突然好转，当然了，比之前要好一点。他给了她一些白兰地让她平静下来，接着对她解释说自己并没有在谈论法律问题，甚至也不是在为他自己说话。他说自己在一九五六年看到伊娃扮演的小安妮·弗兰克时受到了很大的感动。他在那次演出中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这番话让伊娃彻底失去了理智。‘那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她问。‘人民的感情，’他回答。‘伟大的捷克人民的感情。抛弃彼得·卡利纳这样一个伟大的荣誉艺术家，却甘愿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情妇，这已经够伤害大家感情的了，而对人民来说，你长期在舞台上扮演犹太女人却更让人无法原谅。’‘这毫无道理，’伊娃对他说。‘不可能是这样的。捷克人民热爱安妮·弗兰克，他们热爱扮演她的我！’这时他从文件夹里取出所有被冒犯的戏院观众写来的伪造信件——伪造的，正如写在剧院外墙上的字一样。这件事就这样结案了。伊娃被国家剧院开除。副部长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因此四处吹嘘他是如何处置波拉克的婊子，让那个傲慢的犹太混蛋知道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家。他坚信这件事会传到莫斯科，俄国人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奖励他的残忍和反犹太行为。他们有这类金质勋章。但没想到的是，他却丢掉了饭碗。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听说他在宗教文学的出版社当助理编辑。因为捷克人的确热爱安妮·弗兰克——还因为高层的某些人想摆脱这个愚蠢的副部长——他因为处置伊娃·卡莉诺娃不当而被解了职。当然了，对伊娃来说，与其让副部长被革职，还不如让她自己回到国家剧院继续当女主角的好。但是我们的司法系统还没有那么先进。它只擅长处罚，不擅长复职。”

“他们什么都不擅长，”伊娃说。“关键是我自己太懦弱。我太愚蠢，无法抵抗他们的欺负！我哭泣，我颤抖，我崩溃。我自作自受。在这个世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咬牙坚持！他们真应该把我的头砍下来。那才叫正义！”

“而现在，”西索夫斯基继续说，“她又和另一个犹太人在一起了。以她这个年纪。现在伊娃这个人已经彻底地毁了。”

她终于爆发了，激动地用捷克语质问他，而他则用英文回答。“今天是星期天，”他说，“你一个人在家里能做些什么？喝杯酒吧，伊娃兹卡。来点威士忌。要学会享受生活。”

她再度用捷克语向他求情，又或许是苛责，又或许是责骂自己。而男人则再度用英文温柔地回答：“我了解。但是祖克曼很感兴趣。”

“我要走了！”她转头对我说——“我必须走了！”然后从客厅跑了出去。

“喔，但是我要待着……”他嘟囔着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我还没来得及站起来送她出去，大门就已经被重重地关上了。

“既然你很好奇，我就告诉你吧，”在我给他倒酒的时候，西索夫斯基说，“她说她要回家，然后我问她在家里她能做些什么，而她回答说，‘我对你的思想感到厌烦，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厌烦，我对这些无聊的故事烦透了！’”

“她想听一个新的故事。”

“她想要的是听一个新的男人说故事。她今天很生气，是因为她说我带她来这里只是为了让你见见她。那我能怎么办呢——把她单独留在我们的房间里，好让她上吊自杀？在星期天？现在在纽约，不论我们去哪里见到了男人，她都会指责我。‘这个男人是做什么用的？’她问。有好多次场面还很戏剧化，她把我说成是个拉皮条的。我之所以是皮条客，是因为她想离开我却又害怕离开我，因为在纽约她一无所是，孤身一人。”

“她不能返回布拉格吗？”

“她在这里当不成伊娃·卡莉诺娃也比回去当不成伊娃·卡莉诺娃要好得多。在布拉格，要是让她看见他们让谁去演阿卡蒂娜夫人⁽¹¹⁾，她一定会失去理智的。”

“但她在这里卖衣服也是失去理智啊。”

“不，”他说。“问题不是卖衣服，而是星期天。对流亡者来说，每周的星期天不好过。”

“他们为什么放你们两个走？”

“最新的政策是让那些想离开的人离开。那些不想离开的人就必须保持沉默。而那些既不愿意离开又不肯保持沉默的人，就只好进监狱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西索夫斯基，你竟然是个犹太人。”

“我长得像我的母亲，她不是犹太人。我父亲是。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而且和你一样，是一个描写犹太人的犹太人；和你一样，一生都沉迷在和犹太人有关的事情上。他写了数以百计关于犹太人的故事，只是一篇都没有发表。我父亲是个内向的人。他在我们地方小镇的高中教数学。写作只是他的兴趣爱好而已。你懂意第绪语吗？”

“我是一个说英语的犹太人。”

“我父亲的小说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为了读这些小说，我自学了意第绪语，但我不会说。我也从来没有听他讲过。他于一九四一年去世。早在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之前，一个纳粹就到我们家里把他打死了。”

“为什么是他？”

“既然伊娃不在这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又一个无聊的欧洲故事。是她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我们镇里有个盖世太保军官，非常爱下国际象棋。在捷克被占领以后，他发现我父亲是本地下棋高手，于是每天晚上都请父亲上他家去。我父亲非常害怕和人交往，甚至害怕见自己的学生。但是因为他相信只要他对军官应对有礼，我母亲和我哥哥就会得到保护，于是每当军官叫他，他都乖乖地去。他们的确得到了保护。镇上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到了犹太人居住区。对别人家来说，情况日渐恶化，但我的家并非如此。一年多里都没有人去骚扰他们。我父亲无法再在学校教书了，但他却被允许当家庭教师来挣钱养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就离开犹太人居住区，去和盖世太保军官下棋。哎，但是驻扎在镇上的还有另一个盖世太保军官。他有一个犹太牙医，此人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这名牙医会帮他修补所有的牙齿，而他的家庭也无人骚扰，同时他也被允许可以继续行医。某个星期天，也许就是像今天这样的星期天，两个盖世太保一起出去喝酒，结果喝醉了，就像——多谢你的热情好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喝得好畅快。他们发生了争吵。他们彼此都是好朋友，因此这一定是次很激烈的争吵，因为那个和我父亲下棋的军官怒气冲冲地来到牙医的家里，把那牙医从床上叫起来，射杀了他。这让另一个纳粹军官怒不可遏，所以第二天早上他来到我们家，打死了我的父亲，还有我哥哥，当时他只有八岁。当他被带到德国司令官面前时，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解释说，‘他杀了我的犹太人，所以我也杀了他的。’‘那你为什么连孩子也一起杀了？’‘这说明他妈的我有多生气，先生。’他们被训斥了一顿，被警告不能再犯。仅此而已。但即使是那样的训斥也是很难得的。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法律禁止在家里甚至在街上射杀犹太人。”

“你的母亲呢？”

“我母亲藏在一个农场里。两个月以后我在那里出生。我和我母亲长得都不像父亲。我哥哥也不像。但他短暂的一生是个悲剧。我和母亲两个人活了下来。”

“为什么你父亲娶了一个雅利安妻子，却要用意第绪语写小说？为什么不用捷克语写？他在课堂上一定是用捷克语教书的。”

“捷克语是捷克人写作时用的。他娶了我母亲，但他从没有自认为是个真正的捷克人。一个娶了犹太女人的犹太人在家里会忘记自己是个犹太人。但一个娶了我母亲这样的雅利安人的犹太人，却一看到她的脸就会记起自己是谁。”

“他从没有用德语写东西吗？”

“我们不是苏台德德意志⁽¹²⁾人，你瞧，而且我们也不是布拉格犹太人。当然，因为意第绪语的关系，德语对他来说比捷克语更为熟悉。他坚持让我哥哥好好学习德语。他自己则读莱辛、赫尔德⁽¹³⁾、歌德、还有席勒的作品，但他自己的父亲甚至都不是一个城里的犹太人，而是在农场里度过了一生，是个村庄里的小店店主。这样的犹太人，他们对捷克人说捷克语，在家里却只说意第绪语。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父亲的小说里了：通篇都是讲无家可归。有一个故事的题目叫‘母语’。一共只有三页，说的是一个犹太小男孩说起德语来像在背书，说起捷克语来没有当地的风味，说意第绪语却只能和比他还单纯的人交流。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卡夫卡的无家可归，比起我父亲的无家可归感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卡夫卡体内至少流着十九世纪的血液——所有那些布拉格犹太人都是这样。卡夫卡起码属于文学，而我父亲则不属于任何东西。如果父亲还活着，我可能会对他怀有强烈的敌意。我一定会想，‘这个男人那么孤独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他总是那么悲伤那么离群？他应该参加革命——那样他就不会坐在那里把头埋在手里，苦闷地思索他到底应该属于哪里。”

“全世界的儿子都以对父亲的宽宏大量而闻名。”

“当我来到纽约写信给你的时候，我跟伊娃说，‘我和这位伟人是亲戚。’我满脑子都是我父亲和他的小说。自打我们从欧洲来这里之后，我已经看了五十本有关犹太人的美国长篇小说。在布拉格时我对这惊人的现象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原来影响如此深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父亲变得很反常。就算他有发表小说的意愿，又能拿去哪里发表呢？就算他真的出版了全部两百篇小说，也不会有人关注——不会有人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但如果是在美国，我父亲很可能会成为一位名作家。如果他在我出生前就能移民到此，如果他能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来到纽约，他一定会被某个伯乐相中，一定会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作品了。如果是这样，他现在的身份应该远不只是又一个被谋杀的犹太人而已。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想起过我的父亲，但现在每一分钟我都在想他会怎样理解我现在所看到的美国。我想知道美国究竟能造就怎样的他。他要是活到现在，应该有七十二岁了。我现在对这位本可以成为最伟大的犹太作家的人无比着迷。”

“他的小说写得有那么好？”

“我没在夸张他的出色之处。他是个深邃、杰出的作家。”

“风格像谁？肖洛姆·阿莱汉姆⁽¹⁴⁾？伊萨克·巴别尔⁽¹⁵⁾？”

“我只能告诉你他的风格简洁古朴，充满自我意识，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他可以激情洋溢，可以华丽绚烂，可以满腹珠玑——他可以是任何样子。不，这不是意第绪语版的肖洛姆·阿莱汉姆。这是意第绪语版的福楼拜。他最后的作品是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十个小故事，这是我读过的对不幸人生最悲戚凄楚的评点。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让他每晚去下棋的纳粹军官一家。讲述他常到他们家去，逗得他们一家人乐开了花。他称这些故事为‘下棋的故事’。”

“这些小说下落如何？”

“在布拉格，和我的书放在一起。但这些书都在我妻子那里。而我的妻子显然已经不再喜欢我了。因为我，她变成了一个酒鬼。因为我，我女儿变得行为疯狂，并且因为我，她不得不和她阿姨住在一起。还是因为我，警察也不肯放过我的妻子。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我父亲的小说了。我母亲曾经让我妻子把这些小说还给她，结果我妻子却向她详细描述了我的不忠。她把我所有情人的照片都拿给我母亲看，还都是没穿衣服的。很不幸，这些东西我也全都留在我的书堆里了。”

“她会把你父亲的小说毁掉吗？”

“不，不。她不可能这么做。奥尔佳自己也是个作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她因三件事而广为人知：一是她的写作，二是她的酒量，三是到处向人展示她的私处。你会喜欢奥尔佳的。她曾经是个大美人，有一双非常漂亮的长腿，还有一对灰色的猫眼，她的作品曾经也是那么漂亮。她有着最温顺的性格，只跟我一个人对着干。只要别的男人提出什么要求，她都会满足的。而且她会做得很好。如果你能去布拉格，你一定会遇见奥尔佳，而她也一定会爱上你，她甚至会把我父亲的小说给你，如果你的战术运用得当的话。她喜欢谈情说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一个美国作家，一个名声显赫、魅力十足的美国天才，只要不是厚颜无耻地行使他的美国式纯真——如果他想要我父亲的手稿，奥尔佳一定会给他的，我敢保证这一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早地与她上床就行了。”

⁽¹⁾　曼哈顿的富人聚集区，同时也是艺术馆大道和名牌购物中心的所在地。

⁽²⁾　原文为Russian，但此时为苏联时期。

⁽³⁾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开始了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⁴⁾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⁵⁾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俄罗斯的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⁶⁾　契诃夫著名话剧《海鸥》的女主角。

⁽⁷⁾　契诃夫著名话剧《三姐妹》中的角色。

⁽⁸⁾　契诃夫著名话剧《三姐妹》中的角色。

⁽⁹⁾　捷克东部一地区，得名于起源该区的摩拉瓦河。

⁽¹⁰⁾　长篇小说《好兵帅克》的主角，作者是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捷克著名作家，被誉为“捷克散文之父”。这部讽刺文学名著是捷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¹¹⁾　契诃夫戏剧《海鸥》中的角色。

⁽¹²⁾　苏台德地区是一个独特的历史名称，特指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邻近德国讲德语居民所居住的地区。在第一次大战以前的数百年间，苏台德地区属于奥地利帝国及后来的奥匈帝国，一战后，奥匈帝国战败，该国被一分为三，即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归属捷克斯洛伐克，而当地三百五十万讲德语的居民从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一下降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

⁽¹³⁾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神学家。

⁽¹⁴⁾　Sholem Aleichem（1859—1916），犹太裔俄罗斯作家。他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著称，作品主要描写犹太人在沙皇专制制度和犹太资产阶级压迫下的苦难生活。

⁽¹⁵⁾　Isaac Babel（1894—1940），犹太裔俄罗斯作家。在欧洲文坛的地位和知名度高于俄罗斯本土，国际文坛将他誉为“苏俄时代的莫泊桑”。他的《骑兵军》曾被列为禁书。

1976年2月4日，布拉格

在克里尼克宅第，每到周二晚上，不管主人在不在，都会举行盛大的派对。克里尼克目前正在法国拍一部电影。严格意义上说，他和一个德国女男爵仍然保持婚姻关系，因此捷克法律允许他每半年出国一次，表面上看来是放他探亲。他已经不再被允许涉足捷克电影业，但他仍然可以继续住在他的宅第里，也可以继续和他的老朋友来往，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已荣幸地被当局列为头号敌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能有这种特权——也许因为克里尼克是个有用的宣传武器，当局可以拿他来反驳国外的批评者，宣传本国的艺术家可以按他个人喜好生活。同时，通过让他在国外工作还可以继续向他征收巨额税收。除此之外，波洛托卡解释说，克里尼克很可能是个卧底。“他很可能向上头的人告密，”波洛托卡说。“不过即使这样也没什么关系。没有人会跟他说任何事，他也知道没人会和他说什么，而上面的人也知道没人会跟他说任何消息。”

“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就克里尼克而言，意义并不在于刺探政治，而在于窥视性事。这间房子到处都装了窃听器。秘密警察在外面偷听，还从窗户往里窥探。这是他们的工作。有时候他们看到了某些场面还会兴奋。这是一种轻松娱乐的好消遣，让他们可以摆脱琐碎恶意的惯常工作。这对他们有益处。对谁都有益处。十五岁的女孩子也到克里尼克宅第来。她们打扮得像街头拉客的妓女，从几百英里外的地方赶来。每个人，甚至连上学的小孩都来这里找乐子。你要是喜欢纵欲狂欢，就跟我来。自从俄国人占领这里以后，欧洲最好的纵欲地点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了。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做爱的快乐。在克里尼克宅第，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毒品，但是威士忌要多少有多少。你可以做爱，你可以自慰，你可以看色情电影，你可以看镜子里的自己，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天底下最好的人在这里，最坏的人也在这里。我们现在全都是革命同志了。来狂欢吧，祖克曼——让你看看革命的最终阶段。”

克里尼克宅第是一座小型的十七世纪宫殿，位于适宜居住的康帕小岛上，我们从查理士桥上开始走了好长一段湿漉漉的阶梯，才到达那里。站在克里尼克宅第外面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我听见伏尔塔瓦河翻滚着流过深深的石筑河堤。我和波洛托卡一起从我住的酒店走出来，穿过曲折如迷宫的犹太人居住区，路过一堆倾覆在地的墓碑，他告诉我这是遗留在整个欧洲最古老的犹太人墓地。铁栅栏里所见的一切，歪歪扭扭，锈迹斑斑，一片混乱，看起来不像是个永久的安息之地，倒像是飓风过境，所到之处都是满目疮痍。一万两千名犹太人埋在这里，而在纽约，这仅仅是一个小型停车场的大小。毛毛细雨浸润着墓石，乌鸦在树上呱呱地叫着。

克里尼克宅第：在这里，肥胖年长的女人穿着深色人造丝雨衣，年轻漂亮的女人穿着长裙戴着珠宝，结实的中年男子穿着宽松直统的衣装，看上去像邮局职员，年长的男人留着白发，还有几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穿着美国式牛仔裤——但却没有十五岁的少女。波洛托卡也许只是为了好玩才向他的参观者夸张了布拉格的堕落——这是自由世界对政治遭遇的幻想所浇的一盆冷水。

我坐在沙发上，波洛托卡坐在我旁边，向我解释谁是谁，谁喜欢什么。

“那个人在被解雇之前一直是个新闻记者。他热爱色情业。我亲眼看到过他从后面干一个女孩，同时还在看一本色情书籍。那个人，他是个糟糕的抽象画家。他最棒的一幅杰作是俄国人入侵那天画的。当时他走到外面，在所有道路牌上作画，使对方的坦克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地。他的生殖器是全布拉格最长的。那个人，那小职员是沃迪卡先生。他是个很不错的作家，很杰出的作家，但是胆子小得要死。他看到一份请愿书就会吓晕过去。等你把他弄醒了，他就说他会签字：他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理由签字，只有百分之二的理由不签，他只需要考虑一下这百分之二的理由然后再签字。但等到第二天，这百分之二的理由就变成百分之百了。就在这个礼拜，沃迪卡先生跟政府说如果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他感到很抱歉。他这么说是希望这样他们就能让他再度描写他那些变态的东西。”

“他们会允许吗？”

“当然不会。他们会跟他说现在去写一本关于毕尔森啤酒的历史小说。”

一个高挑苗条的女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的头发染成崭新硬币的古铜色，从她的额头处卷曲地披散下来。浓重的白色妆面把她如鸟一样尖的脸包了起来。她有一双灰色的猫眼，笑容诱人。“我知道你是谁，”她在我耳边低语。

“那你又是谁？”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存在。”她转向波洛托卡：“我存在吗？”

“这位是奥尔佳，”波洛托卡说。“她拥有布拉格第一美腿。她正在向你展示呢。除此之外她就不算存在了。”

沃迪卡先生朝奥尔佳走来，像弄臣一样鞠躬，牵起了她的手。他已六十岁了，个子矮小，穿着整洁，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毫不引人注目。奥尔佳根本懒得理睬他。

“我情人想要杀了我，”她对我说。

沃迪卡先生正在跟她耳语。她挥手把他赶走，但他却热切地把奥尔佳的手按在自己的脸颊上。

“他想知道她能不能给他生孩子，”波洛托卡解释道。

“她是谁？”

“她曾经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人。奥尔佳写爱情小说。一个男人在餐厅里放她鸽子，她就写了一篇爱情小说，然后整个国家都在议论他为什么会放她鸽子。她曾经流产过一次，然后告诉医生孩子父亲可能是十一个男人中的其中一个，于是整个国家都在争论到底是否真有那么多男人。她和一个女人上床，于是整个国家读了这个故事后都在猜测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本畅销书《Touha》。意思是‘渴望’。我们的奥尔佳最爱她没有的东西。她热爱波希米亚乡下。她热爱自己的童年。但总有某种东西是缺失的。奥尔佳一直在遭受伴随着失落而来的疯狂的折磨。甚至在俄国人打来之前就是如此了。克里尼克看见她在一家咖啡店里，一个高挑的乡下女孩，她的心里充满了‘touha’，于是他把她带来和他一起住。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事了。奥尔佳结婚七年，有一个孩子。可怜的孩子。现在她的丈夫跟我们国家另一个著名的女人跑了，一个美丽的捷克女演员，会在美国被他毁掉，而奥尔佳则由克里尼克在照顾。”

“为什么她需要被人照顾？”

“你为什么需要被人照顾？”波洛托卡问她。

“这太可怕了，”她说。“今晚我听到了不少有关我的闲言碎语。我跟谁谁上床做爱什么的。我是绝对不会跟这样的人上床的。”

“为什么你需要被人照顾，奥尔佳？”波洛托卡又问。

“因为我在颤抖。你摸摸看，我在颤抖。我一直都在颤抖。我对一切都感到害怕。”然后指着我。“我怕他。”她跳上沙发，坐在我和波洛托卡之间。我能感觉到布拉格的第一美腿压着我的腿，同时相信我也感觉到了“touha”。

“你的行为不像是感到害怕，”我说。

“既然我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害怕，那么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一样的。如果我惹的麻烦太多，你会和我结婚把我带到美国。我会发电报给你，然后你就来救我。”她转头对波洛托卡说，“你知道沃迪卡先生现在想要什么吗？他找了个从来没见过女人的男孩子。他想让我把那东西给他看。他现在去街头接他了。”然后又对我说：“你为什么来布拉格？你是来寻找卡夫卡的吗？知识分子全都跑这里来找卡夫卡。但是卡夫卡已经死了。他们应该来找的人是奥尔佳。你打算在布拉格和谁上床吗？如果是这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啊。”又对波洛托卡说：“库巴。那是库巴！我没法和那个库巴一起待在这屋子里！”又对我说：“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照顾吗？因为这里有像库巴那样愚蠢的共产党员！”她指着一个秃头的矮个男人，此刻正在成群结队的人堆里兴冲冲地招待一帮朋友。“库巴知道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这些库巴花了二十年去学习，但他们太笨了，还是学不会。那么多个脑袋，没一个有脑子的。一个都没有。库巴是我们的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他还待在布拉格，真让人惊讶。俄国人入侵时，我们有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正在意大利与女友在度假，没有一个愿意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等俄国人占领布拉格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摆脱自己的老婆了。我们这里几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英雄现在正和他们的女友一起在纽约教人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们只是为革命落入错误的领导人手中而感到遗憾。要不然他们就是像库巴一样——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那你为什么要来布拉格呢？你不是来找卡夫卡的，也不是我们那些在纽约的英雄派你来的，你看起来也不想操女人。我喜欢这个词，操。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单词呢，鲁道夫？”接着又转向我：“教教我如何念‘操’这个词。这是个很棒的操人派对。我真的被操了。好棒的词。教教我。”

“操，闭嘴。”

“好美妙的词。操，闭嘴。再来点。”

“操他妈的。操他全家。”

“对，操他妈的。操他全家。操这个狗日的世界，操到它不能再操我为止。你看，我学得很快吧。在美国我可以成为和你一样著名的作家了。你害怕操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写了一本关于操人的书让你出名，结果你却对操别人那么害怕？你是讨厌操任何人还是只讨厌操我？”

“任何人。”

“他对你很好啊，奥尔佳，”波洛托卡说。“他是个绅士，所以他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你没有希望。”

“为什么我会没有希望？”

“因为在美国女孩子不会这样对他说话。”

“那她们在美国怎么说？教教我怎么做一个美国女孩。”

“首先你应该把你的手从我的裤裆处拿开。”

“我知道了。好的。然后呢？”

“我们要相互聊天。我们要先对对方有所了解。”

“为什么？这点我真不理解。聊什么？印第安人？”

“是的，我们要好好聊聊印第安人。”

“然后我再把手放到你裤裆上。”

“对。”

“然后你就操我。”

“那确实是我们的做法，对。”

“这真是个古怪的国家。”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沃迪卡先生激动得脸色绯红，拖着他带来的男孩进了房间。什么事都能让沃迪卡先生激动：奥尔佳对待他就像打发一个烦人的小孩，波洛托卡像对着一条挨鞭抽的狗似的与他讲话，那个一脸漠然的男孩早就对这种怯懦的欲望心生厌烦。克里尼克的客厅恍如舞台一样富丽堂皇——酒红色的天鹅绒帷帐，巨大的古董雕刻，古旧的东方地毯，橡木镶板墙上斜探出层层乌黑浪漫的景致——这一切只是让这个男孩挤出了一个邪恶的假笑。他才小小十二岁，却早已去过所有的地方，早已在妓院里见过最美妙的景象。

沃迪卡先生在介绍两人时态度一丝不苟。波洛托卡为我翻译：“他对奥尔佳说，这孩子从来没见过女人。所以沃迪卡先生就把他从街头带过来了。他答应这孩子会给他见识一下。现在他跟奥尔佳说她必须给他看，不然这孩子就走了。”

“你现在怎么办？”我问奥尔佳。

“我怎么办？我就给他看呗。我要你来操我。沃迪卡先生却只能做梦想想。他比我更害怕所有的一切。”

“你这么做太冲动了。”

奥尔佳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胸上，说：“如果不是因为冲动，祖克曼，一个人是不会把一杯水递给另一个人的。”

捷克人的交流方式。波洛托卡为我翻译。

奥尔佳转头对沃先生说：“我要先看看他的。”

这男孩根本不听。圆润，光滑，乌黑，又残忍：像一盘乳脂焦糖甜点。

奥尔佳挥了挥手。去他妈的，出去，滚开。

“你为什么想看？”我问她。

“我才不想看呢。我早就看过无数次了。是沃迪卡先生想看。”

她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用最温柔最安抚的捷克语跟那孩子说话，直到他终于勉强磨磨蹭蹭地走到沙发面前，皱眉瞪着天花板，拉下了裤子的拉链。奥尔佳让他往前走近一步，然后用两根手指和大拇指轻轻地伸进了他的裤子。男孩打了个呵欠。她拉出他的阴茎。沃迪卡先生看着。我们都看着。这是在被占领的布拉格拥有的轻松消遣。

“好，”奥尔佳说，“他们会在电视上播放我摸他小鸡鸡的照片。这个房子里到处都装了摄像头。在街上也老是有人偷拍我。这个国家有一半人都被雇来监视另一半人。我是一个腐化堕落的消极资产阶级伪艺术家——这张照片可以作为佐证。他们就是这样毁了我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不这么做就太蠢了。”她对沃先生用英文说道，“过来，我会给他看的。”她帮那男孩拉上拉链，带他走开，沃迪卡先生兴冲冲地跟在后面。

“这里真的藏有摄像头？”我问波洛托卡。

“克里尼克说没有，只有麦克风。也许在卧室里会装摄像头，为了看别人做爱。但你可以上楼去把灯关掉，别担心。不用害怕。你想操她的话，就在地板上干。那里没有人会拍照。”

“那个想要杀掉她的情人是谁？”

“不要怕他；不管你还是她，他都不会杀的。他甚至再也不想见她。有一天晚上奥尔佳喝醉了，非常恼怒，因为那男人对她感到厌倦，并且还被她发现跟一个新女友在一起，所以她打电话给警察，告诉她对方威胁要杀掉她。然后警察来了，此时玩笑已经结束，他赤身裸体，对那个新女友感到很抱歉。但是警察也喝醉了，所以他们还是带走了他。整个国家都喝醉了。我们的总统不得不在电视上连续呼吁三个小时让大家停止喝酒回去工作。你要是在晚上伟大的工人阶级下班的时候爬上一辆有轨电车，你就会发现伟大的工人阶级闻起来都像是个酿酒厂。”

“奥尔佳的情人后来怎么样了？”

“一个医生给他开了个证明，说他有精神疾病。”

“他有吗？”

“有了这证明他们才不会抓他。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发疯了，他们就不会来抓你。他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他喜欢干女人，喜欢写诗，但是对那愚蠢的政治不感兴趣。这证明了他没有疯。但是警察过来看到了这证明就把他带到了精神病院。他现在还在那里待着。奥尔佳觉得他现在一定会因为自己干的好事而把她干掉。但事实上，他在那里过得自得其乐呢。在精神病院，他不需要每天在铁路局当工人。他可以天天在平和安静的状态下写写东西。他在那里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写诗，而不用摆弄火车票了。”

“你们怎么会这样生活呢？”

“人类的适应能力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奥尔佳现在已经回来了，径直坐到了我的大腿上。

“沃迪卡先生去哪里了？”我问她。

“他和那男孩在卫生间里呢。”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奥尔佳？”波洛托卡问。

“我什么都没做。我把下面给他看的时候，那男孩尖叫了。我脱下裤子，他开始尖叫，‘这太可怕了。’但是沃迪卡先生却弯下腰，双手放在膝盖上，透过他那厚重的眼镜定定地看着我。也许他是想写点什么新的东西。他透过眼镜定定地看着我，然后转头和那男孩说：‘噢，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这显然不对我们的胃口，但从美学角度来看，看上去并不可怕。’”

十点半了。我在十一点要跟豪斯和霍夫曼在一家酒吧见面。每个人都相信我来布拉格是因为同情他们那些受禁的作家，而事实上我来这里是为了和正坐在我大腿上充满渴望的女人做一笔交易。

“你得起来了，奥尔佳。我要走了。”

“我和你一起去。”

“你必须有耐心，”波洛托卡对我说。“我们国家是个小国。我们可没有上百万十五岁的少女。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她总会出现的，而且绝对值得你等。那是我们都爱吃的捷克小点心。你急什么？你怕什么？你瞧——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你在布拉格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在乎的。在纽约你可没有这种自由。”

“他不想要十五岁的少女，”奥尔佳说。“她们现在都是老妓女了，那些小女孩。他想要的是四十岁的女人。”

我伸直腿让奥尔佳从我腿上滑下去，然后起身欲离开。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奥尔佳问。“你千里迢迢来到捷克斯洛伐克，却对我这样。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你会见到我的。”

“你在撒谎。你一定会回去找那些美国女孩，和她们谈论印第安人，然后和她们做爱。下一次你要早点告诉我，这样我可以学习一下印第安部落的知识，然后我们再做爱。”

“明天和我一起吃午饭吧，奥尔佳。我会到这里来接你的。”

“但是今晚怎么办？为什么你现在不操我？如果你喜欢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我真搞不懂这些美国作家。”

如果我的美国读者们能看见我，他们一定也会说搞不懂我的。我竟然不是见谁就操，或者其实我谁都没操，而只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我是一个正正经经、举止庄重、为人可靠的旁观者，安安稳稳、温文尔雅、镇定自若、礼貌周到，是那种恬静而受人尊敬的人，不会随便把裤子脱下来，而这些全是有威胁性的作家。所有的款待、奉承和宠爱都属于我，而这些一无所有的布拉格人，身处如此难以忍受的环境，面对彻底的束缚以及日复一日地遭受羞辱，过着这样压抑的生活，却还能展现出那样充满机智时尚和喜剧性的举止。他们尽管被禁止发声，却仿佛全身都在呐喊诉说。我只能凝神倾听——也怀揣计划，一个出国在外的美国绅士，满心希望——也许是一种背时的幻想——他正在扮演的是一个很有意义、高尚而光荣的角色。

波洛托卡为奥尔佳提供了一个安慰的理由，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肯再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他是个中产阶级。别去烦他。”

“可这里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她说。“这里是社会主义。要是我想要的时候却没人愿意操我，那社会主义有什么好的？那么多国际名人来到布拉格欣赏我们受到的压迫，但一个都不愿跟我做爱。为什么？萨特来这里，不肯操我。西蒙娜·德·波伏娃和他一道来的，也不肯操我。海因里希·伯尔⁽¹⁾、卡洛斯·富恩特斯⁽²⁾、格雷厄姆·格林⁽³⁾——一个都不操我。现在你来了，一切依然如故。你以为签署一份请愿书就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要想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就只有和奥尔佳上床。”

“奥尔佳喝醉了，”波洛托卡说。

“她还在哭，”我指了出来。

“不要担心她，”波洛托卡说。“奥尔佳就是这样的。”

“好了，”奥尔佳说，“他们会向我盘问你的情况。他们会盘问我六个小时，而我甚至无法告诉他们我们上床了。”

“会发生这种事？”我问波洛托卡。

“他们的审问用不着大惊小怪，”他说。“都是走走程序而已。不管谁被捷克警察盘问，一定会被问遍他能回答的所有问题。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现在他们感兴趣的是你，但这并不意味着跟你接触会危害到任何人，或是警察会指控那些跟你接触的人。他们不需要用那个来指控人。如果他们想指控你，就会指控你，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他们盘问我为什么你会来捷克斯洛伐克，我会告诉他们的。”

“是吗？你准备怎么说？”

“我会告诉他们你是来这里找十五岁的姑娘的。我会说，‘看看他的书，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来。’奥尔佳一定没事的。再过几个星期，克里尼克就会回来，奥尔佳就没事了。你今晚不用跟她上床。有别人会的，不要担心。”

“我不会没事的，”奥尔佳哭着说。“跟我结婚吧，带我离开这里。祖克曼，如果你娶了我，他们一定会让我走。这是法律——就连他们也要遵守。你不用跟我上床。你可以去和美国姑娘乱搞。你也不用爱我，甚至不用给我钱。”

“她还会给你擦地板，”波洛托卡说，“还会帮你熨烫你美丽的衬衫。你会的吧，奥尔佳？”

“我会！我会！我会一整天都给你熨烫衬衫。”

“这是第一个礼拜的事情，”波洛托卡说。“然后第二个礼拜开始，你就等着变成奥尔佳先生吧。”

“你这话太假了，”她说，“我绝对不会去打扰他的。”

“这一切会以伏特加开始，”波洛托卡说。“然后开始冒险。”

“在美国我不会这样，”奥尔佳抽泣着说。

“噢，”波洛托卡问，“你在纽约市不会怀念布拉格吗？”

“不会！”

“奥尔佳，在美国你会开枪自杀的。”

“在这里我才会开枪自杀！”

“你打算用什么来开枪？”波洛托卡问。

“用坦克！就今晚！我今晚就去偷一辆俄军坦克，然后用那个来开枪自杀！”

波洛托卡在布拉格郊外的公寓街上租了一间潮湿的房子，位于楼梯井的顶部，无遮无挡的。我在那天的早些时候拜访了他的住处。当他发现我满怀同情地打量四周，对他的生活水准表示难过时，他为了让我放心，对我说这是他躲避他老婆的藏身地，早在他的剧院被解散并被禁止上演那种“颓废的”讽刺剧之前他就住在这里了。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特殊偏好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最佳居所。“这里让年轻姑娘感到兴奋，”波洛托卡告诉我，“她们喜欢在这种肮脏的地方被操。”他对我的人字呢斜纹西装很感兴趣，问我能不能让他穿一下，体验一把做个富裕的美国作家有何感觉。他是一个驼背的男人，体型魁梧，步伐拖沓，长了一张宽阔如蒙古人的脸，脸上坑坑洼洼，有如刀片一般的眼睛，就像头骨里开出的缝隙，幽绿狭长，好像在大声宣告“你可没法把任何假货往这颗脑袋里塞”。他好像在某个地方有个老婆，甚至还有孩子；最近他老婆因为想要保护丈夫的几千本书不被闯入的警察没收而折断了手臂。

“为什么她对你如此关心？”

“她不关心我——她恨我。但是她更恨他们。现在布拉格那些结婚多年的夫妻终于有了比对方更值得憎恨的对象了。”

一个月前，警察来到波洛托卡楼梯井上的住所，通知他本国的头号麻烦制造者已被勒令离开本国。他们限他四十八小时内离境。

“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离开？结果根本是一样的。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

但是他拥有剧院创新者的名气，在巴黎或是穿过维也纳国境线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不是会生活得更好吗？

“我在布拉格有十六个女朋友，”他回答。“我怎么能走？”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袍子以免着凉，而他则脱下自己的衣服套上我的西装。“你这样看起来更像个大猩猩了，”我看着他穿着我的衣服搔首弄姿，说道。

“而就算穿着我最难看的晨衣，”他说，“你看起来也像个幸福健康无忧无虑的冒牌货。”

以下是波洛托卡的故事。

“当时我十九岁，在大学里念书。我想和我父亲一样当个律师。但一年之后，我决定我必须放弃这个专业转入美术系。当然，事先我得去面试。那是一九五〇年。也许我本来要进行五十次面试，不过我只去了那一次。我走进去，他们拿出一本我的‘履历’。有一英寸厚。我跟他们说，‘我的履历怎么可能有那么厚，我根本还没生活。我还没有生活过——你们怎么能找到这么多信息？’但他们根本没有解释。我坐在那里，他们翻看着履历，说我不能转系。是工人们替我出的钱，让我接受教育。工人们已经投资了一年，是想让我将来做律师，而不是出资让我改变主意做个美术家。他们告诉我我不能被美术系录取，以后不管哪里也不行，于是我说好吧然后回家。我也不在乎那么多。也没那么糟糕。我不一定要成为个律师，我有一些女朋友，我有我的老二，我有书，我还有一个童年好友布勒夏聊天陪伴。只是他们也跟他谈了话。布勒夏当时想成为一个著名诗人、著名小说家和著名剧作家。一天晚上他喝醉了，然后向我承认他正在监视我。他们知道他是我的老朋友，知道他会舞文弄墨，也知道他会来看我，所以他们就雇他监视我，每周写一份报告。但他文章写得实在太烂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他们告诉他，读他报告的时候他们完全看不懂。他们说他所写的有关我的一切都让人无法相信。于是我说，‘布勒夏，不要沮丧，让我看看这些报告——也许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糟糕。他们知道些什么？’但这些报告写得确实够烂的。他完全没有抓住我所说的要点，我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他全都搞乱了，写得实在够呛。布勒夏很害怕他们会开除他——他害怕他们可能会怀疑他在耍什么花招，目的是为了掩护我。而如果这一条写进了他的档案，他的后半生就毁了。此外，他把所有本该花在写诗歌、小说和戏剧上的时间都用来窃听我了，自己反而一事无成。因为这事他悲痛欲绝。他本以为这事只需要让他一天花上几小时然后就可以继续努力成为国家艺术家、荣誉艺术家，获得全国杰出作品奖。怎么说呢，要怎么做已经很明显了。我对他说，‘布勒夏，我会替你跟踪我自己。我比你更了解自己一天做了什么，我也没什么别的事要忙。我会自己监视自己，然后写下报告，由你当做你写的交给他们。他们也许会疑惑为什么一夜之间你的臭文笔有了那么大的改善，你可以告诉他们前段时间你是生病了。这样对你的档案完全不会有损害，我也可以不用再看到你那张嘴脸。’布勒夏激动万分。他把他们付给他的一半酬劳给了我，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直到他们发现他是一个如此优秀的间谍同时又是个如此出色的作家，让他升官了。他吓坏了，跑来找我说是我让他陷入现在这种境地所以我必须帮他。他们现在让他去监视一个比我更大的麻烦制造者，甚至用他的报告在内政部作为新人的教材。他说，‘你擅长这个，鲁道夫，对你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我太有想象力了，不适合这样的工作。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实情，这肯定会留在我的档案上，那我以后就毁了。现在我就可能彻底毁了，如果他们知道是你自己写你的监视报告的话。’所以这就是我年轻时代养活自己的方法。我教我们有名的荣誉艺术家兼全国杰出作品得主如何用平实的捷克语写作并描绘生活。这可不简单啊。这个人甚至无法描述一根鞋带。他遣词造句的能力很差。而且他没有观察力。我就说，‘但是，布勒夏，你这个朋友到底是伤心还是快乐，笨拙还是优雅，他是否抽烟，大部分时间是倾听还是倾诉？布勒夏，你要是连个间谍都当不好，以后怎么当伟大的作家？’这让他恼羞成怒。他很不喜欢我的奚落。他说监视别人让他感到恶心，因此让他的写作遭遇瓶颈。他说他无法在自己的精神受到危害的时候发挥他的创作才华。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是的，他不得不告诉我——这对我来说不同，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艺术理想。我什么理想都没有。如果我有的话，就不会同意自己监视自己了。我当然不会为此挣钱。他已经对我失去了尊敬。对他来说这是个悲哀的讽刺，因为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对他和我们的友谊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我的正直。布勒夏最近又告诉了我这一点。他当时和另一位有名的荣誉艺术家兼全国杰出作品得主奈普先生在一起吃午饭，奈普先生现在还是他们作协的秘书。布勒夏喝得烂醉如泥，而他每次一喝醉，情绪就异常激动，挖心挖肺地要告诉你真相。他走向我吃饭的桌子，询问是否一切都好。他说他希望能帮助一个陷入麻烦的老朋友，然后在我耳边低语道，‘也许再过几个月……但他们不喜欢你这么不合群，鲁道夫。现在当局已经不再能容忍离群了。不过，对你，我还是会尽我一切努力……’但接着他忽然坐在桌边说，‘但你绝不能在布拉格四处造我的谣，鲁道夫。反正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到处都是我的书。学童读我的诗歌，成千上万的人读我的小说，电视上还放我写的戏剧。你要是对人说起这事，只会让自己看起来更苦涩更不靠谱，还有，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有那么点疯狂。’于是我对他说，‘但是，布勒夏，我不会说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然后他说，‘得了吧，别骗我了，我亲爱的老朋友——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会知道？’于是我说，‘因为他们的孩子读了你的诗歌，他们自己读了你的小说，而当他们打开电视的时候，会看到你写的戏剧。’”

⁽¹⁾　Heinrich Böll（1917—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²⁾　Carlos Fuentes（1928—2012），墨西哥作家，他是西班牙语世界最著名的散文家及小说家之一。

⁽³⁾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他的作品探讨了当今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他因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广受好评。

1976年2月5日，布拉格

七点四十五分，电话铃声将我吵醒。

“我是你的未婚妻。早上好。我现在来看你。我正在旅馆的大厅里，现在正要到你的房间来见你。”

“不，不用。我下来见你。我们要吃的是午饭，不是早饭。”

“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你却害怕我来见你？”奥尔佳问。

“在这里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你知道的。”

“我上来了。”

“你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我才不会呢，”她说。

她站在门口的时候，我的裤子还没完全扣好。她穿了一件长款麂皮外套，这外套很可能见证了她如何熬过堑壕战；一双高帮皮靴，看上去好像她一直穿着这靴子在田里劳作。在布满污渍又磨损得厉害的兽皮的映衬下，她雪白的脖颈与雪白的脸显得格外脆弱——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她做出一些她并不喜欢的事：衣着破烂，鲁莽大胆，又楚楚可怜，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充满性诱惑的无助感，曾让中产阶级的丈夫在客厅里自豪，在卧室里自信。既然我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害怕，那么不管我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一样的。好吧，她不只在走，她已经走了：她是鲁莽大胆、铤而走险的化身。

我很快让她进来，把门关上。“慎重可真不是你的强项。”

“这个词我从没听说过。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

我指了指挂在床头之上的黄铜水晶吊灯，这是他们最喜欢装窃听器的地方，西索夫斯基早在纽约就已经告诉我了。“在你的房间里，”他警告我，“你说话要小心。到处都藏着窃听器。在电话里也最好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在电话里向她提起那份手稿。”

她坐到窗边的椅子上，而我则继续穿衣服。

“你必须明白，”她高声说道，“我并不是图你的钱才要和你结婚。我和你结婚，”她继续说着，同时朝那灯做了个手势，“是因为你告诉我你对我一见钟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点，还因为我也对你一见钟情。”

“你昨晚没睡觉。”

“我怎么睡得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对你的爱，悲喜交加。当我想到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孩子，我根本睡不着。”

“咱们找地方吃早饭吧。咱们出去。”

“先跟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

“这是你要娶我的原因吗？为了爱？”

“不然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告诉我你最爱我哪一点。”

“你的现实感。”

“但你不能因为我的现实感而爱我，你必须因为爱我而爱我。告诉我所有你爱我的理由。”

“吃早饭时再说。”

“不行。现在就说。我不能嫁给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她边说边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着什么——“也不能拿我的幸福冒险，做出错误的选择。我必须要肯定。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还要给我年迈的父母一个交代。”

她把写好的纸递给我，上面写着：你不能指望捷克警察能听懂任何东西，哪怕是用捷克语说。你必须说得清楚、缓慢并且大声。

“我爱你的风趣，”我说。

“我的美貌？”

“我爱你的美貌。”

“我的肉体？”

“我爱你的肉体。”

“你喜欢跟我做爱吗？”

“喜欢得无法言喻。”

奥尔佳指着吊灯。“‘无法言喻’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比和美国妞做爱要美妙得多。”

“简直棒极了。”

我们进了电梯，和穿制服的操作员（按照波洛托卡的说法，这又是一名警方卧底）以及三个早起的日本人一起下楼。奥尔佳问：“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别人上过床了吗？”

“没有，奥尔佳，还没有。尽管有几个捷克人也许想要和我上床。”

“这个旅馆的房间多少钱一晚？”

“我不知道。”

“当然了。你那么有钱不必知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窃听这些大酒店吗，而且常常装在床的上方？”

“为什么？”

“他们想要听床上的外国人做爱。他们想听女人用不同的语言表达高潮来临时的感受。祖克曼，她们在美国是怎么表达高潮的？教教我美国女人是怎么说的。”

在大厅里，前台职员从接待处走出来，穿过大厅迎接我们。他向我礼貌地道了个歉，然后和奥尔佳用捷克语讲话。

“说英语！”她要求道。“我想让他听懂！我想让他用英语听听这侮辱之语！”

这个职员身材矮胖，头发灰白，举止端庄，脸上没有笑容，他显然对她的愤怒视若无睹：因为他继续用捷克语毫无感情地说话。

“怎么回事？”我问她。

“告诉他！”她冲职员喊道。“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先生，这位女士必须出示她的身份证。这是规矩。”

“为什么这是规矩？”她要求道。“告诉他！”

“外国游客必须用护照登记。捷克公民如果想要去房间拜访则必须出示身份证。”

“除非这个捷克人是个妓女！那样她除了钱什么都不用出示！拿着——我是个妓女。这里是你的五十块——别再来烦我们了！”

她把钱伸到他的脸前，但他转身避开了。

奥尔佳向我解释：“对不起，先生，我本应该告诉你的。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鞭打女性是违法的，即使她为此能得到酬劳。但只要你给这些人渣钱，一切都没问题。拿着，”她大喊着重新转向那名职员，“这里是一百块！我并不想侮辱你！一共是一百五十块！”

“我需要这位女士的身份证，务必。”

“你知道我是谁，”她咆哮起来，“这个国家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我必须在账簿上登记身份证号码，夫人。”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在我未来丈夫的面前这样让我难堪？为什么你要让我在我爱的男人面前为我的国籍而感到羞耻？看看他！看看他的衣着！看他那件外套，还有天鹅绒衣领！他的裤子上钉的是纽扣，而不是像你那样安了副小拉链！为什么你要让这样一个男人对于娶一个捷克老婆这件事有任何的疑虑？”

“我只是希望看一下她的身份证，先生。我会立刻奉还的。”

“奥尔佳，”我柔声说道，“够了。”

“你看见了没？”她对那职员咆哮。“现在他感到厌恶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想，他们那些古老、优雅的欧洲礼节都去哪里了？什么样的国家能允许有人在豪华宾馆的大厅里对一名女士这样无礼？”

“夫人，我必须向上面报告你无法出示身份证件，同时我不得不让你留在这里。”

“快去报告吧。我还要报告你在一个欧洲文明古国的豪华宾馆大厅里对一名女士如此无礼呢。让我们看看到底谁会进监狱。你会知道我们两个到底谁会进奴隶劳工营。”

我向她耳语：“把证件给他。”

“滚！”她朝职员尖叫。“快去叫警察来吧。一个在雅尔达酒店的男人因为没有在电梯里向女士脱帽致意，被判在铀矿里做十年苦力。一个滨海酒店的门童因为没有向一名女士鞠躬道别，现在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甚至没有厕所。至于你所做的一切，你将再也没法见到你的妻子或老母。你的孩子们会因为父亲的名字而在耻辱中长大。去吧。去吧！我要让我未来的丈夫看看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没有礼貌的人是怎么处置的。我要让他看看我们对于针对捷克女性的粗鲁行为是不会赞许的！把上面的人叫来——就现在！与此同时，我们要去享用早餐了。来吧，我亲爱的，我的爱人。”

她拉着我的胳膊准备走人，就在此时那名职员说了一句“这儿有一张写给你的便条，先生”，接着递给我一个信封。便条是手写在酒店信纸上的。

亲爱的祖克曼先生：

我是一名捷克学生，对美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我写了一篇对于贵小说的研究，希望能当面和您谈谈。文章题目是“难能可贵的自我剖析——从美国经济状况谈起”。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否在本酒店和您见个面？请在前台留下您的回复。

尊敬您的
奥德里奇·霍鲁别克敬上

已经在用早餐的客人们纷纷越过咖啡杯的边缘朝这边看，而奥尔佳断然拒绝在领班指示的靠角落的桌子旁边就坐。她指了指大厅玻璃门旁边的一张桌子。领班用英语解释说那张桌子已经被预定了。

“预定吃早饭？”她回答。“这真是个赤裸裸的谎言。”

我们坐在靠近大厅正门旁边的桌子旁。我问：“现在怎么办，奥尔佳？告诉我接下来会发什么事。”

“拜托别问我这种事。他们都是蠢货。我想要鸡蛋。水煮蛋。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水煮蛋更纯粹了。我要是再不吃点东西就要昏倒了。”

“告诉我第一张桌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窃听器。也许这张桌子他们也窃听了；也许所有桌子都被窃听了。操他的，我太虚弱了。操他妈的。操他全家。再教我说一句。今天早上我需要再来一句给力的。”

“你一晚上都在哪里？”

“你不肯要我，所以我只好找了些肯要我的人。请帮我叫下服务生，不然我要昏倒了。我马上就要昏倒了。我感到很恶心。我得到厕所里去吐。”

她站起来离开桌子，我跟在后面，但当我走到餐厅门前时，一个留着些微小胡子的年轻男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穿着一件牛角扣防水大衣，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拜托了，”他说，他的脸离我的只有几英寸——一张紧张的脸，布满了惊恐和担忧——“我刚才想到您房间找您。我是奥德里奇·霍鲁别克。您收到我的便条了吗？”

“刚刚收到，”我说，看着奥尔佳匆匆穿过大厅进了女卫生间。

“您必须尽快离开布拉格。您绝对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如果您不马上离开，当局会伤害您的。”

“我？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因为他们在罗织罪名。我是查尔斯大学的学生。他们讯问了我的教授，也讯问了我。”

“可是我才刚到这里。什么罪名？”

“他们告诉我您肩负着间谍使命，让我离您远点。他们说他们会以您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而把您投进监狱。”

“罪名是搞间谍活动？”

“罪名是策划与捷克人民为敌。和麻烦制造者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您是个意识形态破坏分子——您必须今天就离开。”

“我是一位美国公民。”我摸着钱包，里面不仅有我的护照，还有我的美国笔会会员证，它由会长杰泽·科辛斯基⁽¹⁾亲笔签署。

“最近有一个美国人刚在布拉迪斯拉发下火车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个月，因为他被当局误认为另一个人了。他甚至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但他就是出不去。一个礼拜前一个奥地利人从下榻的宾馆被带走投进监狱，马上要面临反捷克活动的指控。他们还把一个西德的记者扔进河里淹死。但据他们说，他是在钓鱼时掉进了河里。有一些强硬分子想要给这个国家一点震慑。有了您，他们就可以这么做。这是警察告诉我的。有很多很多人即将被逮捕。”

我清晰地听见克里尼克宅第外，河流飞溅在河堤陡峭的石头上发出的声响。

“因为我。”

“包括您。”

“也许他们只是恐吓你，”我说，我的心飞快地跳着，几乎快要爆炸。

“祖克曼先生，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绝不能在这里——但我很怕错过了您。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如果您愿意走到火车站，五分钟后我会和您在那碰头。车站就在这条主街的尽头——靠左面。您会看见的。我会假装在车站咖啡店的外面偶然遇见您。拜托了，他们和我的女朋友也说了同样的事。他们在她上班的时候审问她——关于您的事。”

“关于我。这一切你都确定？”

这名学生抓住了我的手，夸张地摇晃着。“见到您真是荣幸！”他提高了音量，以便让餐厅里所有想听的人都听见。“真抱歉我这样冒昧打扰，但我一定得见见您。我无法克制冲动，因为我是个愚蠢的书迷！再见了，先生！”

奥尔佳从洗手间回来，脸色看起来比离开时更加糟糕，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国家啊。”她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你甚至连在厕所里呕吐都要被人记录下来。我吐完的时候，有个男人就在隔间外面等着。他一直在外面听我呕吐。‘你都收拾干净了吗？’他问我。‘是的，’我说，‘是的，我都弄干净了。’‘你大吼大叫，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敬意，’他对我说。‘要是有人跟在你后面进去，看到你弄得一团糟，会责怪我的。’‘那你进去看啊，去检查好了，’我告诉他。然后他真去看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跟我理论还能思考！他真的走进去检查了。”

“还有别的人骚扰你吗？”

“他们不会的。他们不敢。只要我还在和你吃早餐。你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他们可不想在一位有国际声誉的作家面前惹麻烦。”

“那他为什么非要看你的身份证？”

“因为他不敢不看。每个人都不敢。现在我想和我的国际著名作家一起吃个早饭。我饿死了。”

“我们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吃呢？我想和你谈些要紧事。”

“你想和我结婚了。什么时候？”

“还没那么快。来吧，我们走。”

“不，我们不能走。你必须一直向他们展示你什么都不怕。”当她拿起菜单的时候，我看到她在颤抖。“你绝对不能走，”她说。“你必须坐在这里享用你的早餐，然后喝许多杯咖啡，接着还必须抽一支雪茄。如果他们看见你抽雪茄，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

“你把赌注都压在一支雪茄上。”

“我了解这些捷克警察——朝他们脸上喷一口烟，你就能知道他们有多勇敢。昨天晚上我在酒吧里，因为你不肯操我，我就和调酒师谈论曲棍球。这时有两个男人进来坐下，买酒给我喝。外面停着一辆豪华轿车。我们一起喝酒，他们和调酒师一起大声开着玩笑，然后指给我看他们那辆豪车。他们对我说：‘你想不想坐在里面试试？不是审问你，只是去玩玩。我们可以再多喝点伏特加，然后找乐子。’当时我想，‘不能害怕，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很害怕。’于是他们就载我去了一幢办公大楼，我们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我说我看不见自己在往哪里走，他们中的一位说他们不能开灯。‘每一样东西，’他说，‘开灯以后都会被监视。’你瞧，他害怕了。现在我知道他也很害怕。也许他们连车都不应该开，因为那是他们老板的——事情有点不对劲。他们打开门，我们坐在漆黑的房间里，那两个男人给我倒了点伏特加，但甚至都没有等我喝一口，其中一个就掏出他那家伙想插我。我用手摸着他的那里，对他说，‘从技术上说这不可能。你这玩意儿软不拉几的，永远也来不了高潮。让我摸摸他的。不，从技术上讲，他的就更不可能了。我想走了。这里一点也不好玩，而且我什么也看不到。我想要走了！’我开始大喊……”

服务生回来为我们点单。两份水煮蛋——正如生活一般纯粹。

我喝完三杯咖啡之后，奥尔佳为我点了一支古巴雪茄，等到了中欧时间八点半，我这个每十年抽一次雪茄事后还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抽的人，只得答应她的要求，点燃了雪茄。

“你必须抽完这支雪茄，祖克曼。等自由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会因为抽完这支雪茄而被封为荣誉市民。他们会在酒店外面放一块看板，上面写着祖克曼和他的雪茄的故事。”

“我会抽完这支雪茄的，”我说着压低了音量，“只要你能把西索夫斯基父亲的小说给我。是用意第绪语写成的，被西索夫斯基留在这里。我在纽约见到了你的丈夫。他让我来这里拿这些小说。”

“那头猪！那个下流坯！”

“奥尔佳，我并不想这样突如其来地向你提起这件事，但是有人告诉我我不能再在这个国家久留了。”

“你在纽约见到了那个禽兽！”

“是的。”

“还有那人老珠黄的纯情少女？你也见到她了？她有没有告诉你自己因为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受了多少苦？那禽兽有没有告诉你跟她在一起做爱永远都不会厌倦——跟她在一起每次都像是在强奸！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卡夫卡，而是为了他？”

“声音轻点。我要把这些小说带到美国去。”

“好让他从死掉的老爸身上捞笔钱——在纽约？这样他在纽约也买得起珠宝给她了？”

“他想要在美国出版他父亲小说的翻译版。”

“为了什么——为了爱？为了奉献？”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才抛弃他的母亲，所以他才抛弃我，所以他才抛弃他的孩子——就因为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爱。抛弃我们所有人，就为了那个被所有人强暴的妓女。她在纽约做什么？还在演《海鸥》里的尼娜？”

“我想没有。”

“为什么不演？她在这里就演。我们的头号捷克女演员，年纪在增长，脑子却永远不长。这个可怜的小明星，总是一天到晚在哭。那男人是怎么奉承你，让你相信他是一个充满爱和奉献的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怀念他那挚爱的父亲？他是如何奉承你的作品，结果让你无法看清他们俩到底是什么货色？他才是你来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他？因为你对这两个无家可归的捷克人无比同情？同情同情我吧。我有家，情况却更糟！”

“这个我知道。”

“他肯定也告诉了你他父亲的故事。”

“确实。”

“‘他杀了我的犹太人，所以我也杀了他的。’”

“对。”

“呃，这又是一个谎言。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作家身上，那人根本就不用意第绪语写作，也根本没有妻子或孩子。西索夫斯基的父亲死于一次公交车事故。西索夫斯基的父亲藏在一个非犹太人朋友的浴室里，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躲避纳粹分子，他的朋友还给他带各种香烟和妓女。”

“我觉得这很难令人相信。”

“当然了——因为这个故事太不可怕了！他们都说自己的父亲是被纳粹屠杀的。现在就连十六岁的女孩都知道不能相信他们。只有像你这样的人，一个浅薄无知、多愁善感的美国白痴犹太人还会认为受苦是一种美德！”

“这你就错了——我这个犹太人从来不这么想。把手稿给我吧。放在这里能对谁有好处？”

“好处就是不用让这些手稿在那里给他和那个女演员任何好处！你坐在十排以后的位置上甚至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你永远都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她是个烂透了的演员，用她那烂透的充满感性的停顿毁了在布拉格演了几百年的契诃夫，现在她又要去毁掉纽约的契诃夫了。尼娜？她真该去演福斯⁽²⁾！他想靠他父亲过活？滚他妈的吧！让他去靠他的戏子过活好了！如果那里有人能听见她念台词的话！”

我在火车站咖啡店外面长廊的长椅上等候霍鲁别克。若不是这个学生自己等了我很久最后失去信心回家了，就是他已经被人带走审讯了，也有可能他根本不是学生，只是个故意留小胡子穿破旧外套的密探，不管是什么可能性，总之哪里都看不到他的身影。

抱着他可能为了避免在安保密探的眼皮底下等人太过显眼而进去等候的一丝希望，我进了咖啡店四处张望：这是个宽敞而昏暗的房间，一个环境肮脏、空气混浊又让人压抑的地方。破破烂烂的桌布上放着马克杯，里面盛着啤酒，而拿着杯子的男人头发都剪得很短，穿着灰黑色的工作服，沉浸在香烟的烟雾中，偶尔说上几句话。也许他们刚下夜班，也许是为了即将去上班而充电。他们的脸显然表明并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总统在电视上长达三小时劝人们不要酗酒的请求。

两名侍者穿着肮脏的白色上衣，为五十几桌的客人服务，两人都上了年纪，动作也不麻利。按照奥尔佳的计算，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被赋予监视另外一半人的使命，那么这两位侍者中至少有一位是在为警方干事。（我是变得彻底多疑了，还是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用德语要了一杯咖啡。

这些喝酒的工人让我想起了波洛托卡，现在他是一家博物馆的看门人，已不再经营自己的剧院。“这个，”波洛托卡解释道，“就是我们现在安排事情的方式。卑贱的工作都由作家、教师和建筑工程师来做，而建筑本身则由醉汉和骗子来干。有五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原有的工作。一切都由醉汉和骗子接管。他们和俄国人相处得更好。”我想象着威廉·斯泰伦在宾州车站的酒吧间洗杯子，苏珊·桑塔格在百老汇面包店里包装面包，戈尔·维达尔⁽³⁾骑着自行车给皇后区的学校食堂送意大利香肠——我低下头看着脏脏的地面，看见我自己正在打扫。

就在我打量地板、感悟艺术所无法预见的后果时，附近一张桌子上有人朝我这边盯着看。我想起了女演员伊娃·卡莉诺娃，想起了他们是如何把安妮·弗兰克作为鞭子将她赶出舞台，想起了犹太圣人的灵魂是如何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安妮·弗兰克竟然成为了诅咒和耻辱！不，对付一本书，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即使是最无辜的书，也不可能列不出可以控诉它的理由，不只是由他们来控诉，还由你和我。如果伊娃·卡莉诺娃出生在新泽西，她也一定会希望安妮·弗兰克从来没有像这样死去；但现在她和安妮·弗兰克一样，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她只能希望那个犹太女孩和她那本日记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是谁说书本的力量胜过刀剑？这个地方恰恰证明了一本书的力量连它最愚昧的读者都比不上。

等我站起来走出去的时候，那个一直盯着我的年轻工人也站起来跟了出来。

我在河边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我和波洛托卡约好在博物馆见面，于是中途就跳了下车。借助布拉格地图的帮助，我在城市里行走，途中却迷了路，但同时也甩掉了跟踪我的人。等到我最终抵达博物馆时，我对这个城市的地形已经了如指掌。古旧的市内电车，寥落的商铺，被煤烟熏黑的大桥，遍布隧道的小巷，以及中世纪风格的街道，所有人都处在不为所动的沉重气氛中，表情一直庄严肃穆，仿佛关闭了其他的表情，仿佛在上演一出对生命的大罢工——我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里想象中的城市就是这样。当时我只是希伯来学校一个九岁的学生，晚饭后带着蓝白相间的募捐箱出门，请求邻居为犹太人全国基金会捐款。在我的想象中，等犹太人累积了足够的钱可以买下家乡之后，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了解巴勒斯坦和那里热切的犹太青年，他们在沙漠中开荒，把沼泽地排干，但我仍然记得从家族晦暗不清的编年史上看到，客栈老板和酿酒厂工人，他们是我们旧世界的祖先，他们在阴暗狭窄的街道上像陌生人一样住得远远的，躲避臭名昭著的波兰人——因此，在我的脑海里，犹太人能用我募集到的硬币买得起的应该是个二手城市，一座破败的城市，如此萧条阴森，没有其他人愿意出价购买。这个城市会贱价抛出，所有者也会很乐意能在它彻底塌陷前出手。在这个二手城市里，人们可以听见无数故事——在公园的长椅上，在夜晚的厨房里，在杂货店排队购物的时候，或是在院子里晒衣服的时候，都能听见那些让人忧虑的故事，关于骚乱和逃跑，关于持久的磨难和凄惨的崩溃。对一个敏感脆弱的九岁孩子来说，犹太人家园预示了什么？首先，是其无法忍受的陈旧，累积了几个世纪的衰微，让地产变得廉价，到处都是漏水的水管，发霉的城墙，腐烂的枯木，烟囱里冒着烟，炖大白菜的气味让昏暗楼梯井的空气中充满了酸味；第二，是那些所有未曾讲述、未曾有人倾听过的故事，它们的终极兴趣只在于自己的存在，只着迷于自己那令人警觉的困境，对这些几吨重的故事进行采矿和提炼——这些从努力生存之中构建的故事，假如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假如不仅仅是满足感的来源），那不啻是犹太祖国的民族工业；第三，是那些笑话——因为在永无休止的忧郁症和求生巨大压力的双重折磨之下，总在某处潜藏着一两个笑话，一张嘲弄的自画像，一句尖刻的俏皮话，一则用微妙自嘲构建的笑话，凸显出令人捧腹大笑的妙句，“这就是痛苦的作用！”所闻到的一切都已延续了几个世纪，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各种人声，所见的一切都是犹太人，因悲哀而疯狂、用消遣点缀生活的犹太人，他们的声音因仇恨而颤抖，因痛苦而摇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群情激昂地大声宣告，“你相信吗？你能想象吗？”正如他们赞同书上每一个神奇的诡计，伴随着不同人的节奏、语气、音调、音高带来的上千种声音波动，“但这正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故事也有道德寓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他、在她、在你、在我们身上。那就是犹太祖国的国歌。按理说，当你听到那里的人开始说故事——当你看到犹太人脸上挂着焦虑，假装无辜，对自己的坚毅流露出惊愕神情之时——你应该站起来，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这里将文学文化押为人质，叙述的艺术经由口口相传而发展壮大。在布拉格，故事不仅仅只是故事；它们已然替代了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成为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替代了他们其他的可能性。讲故事是他们反抗掌权者们高压政治的一种形式。

我没有向波洛托卡提起我在迂回逃跑的途中激荡起的感情，也没有提起这种情感激发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先人的波兰，他的布拉格公寓，以及一个美国人关于犹太人的亚特兰蒂斯的童年之梦。我只向他解释了自己迟到的原因。“我从车站开始就被人一直跟踪到我上了有轨电车。在抵达这里之前我甩掉了他。我希望我这样来见你不会酿成错误。”我描述了那个名叫霍鲁别克的学生，给波洛托卡看了他给我的字条。“这字条是一个旅馆职员给我的，我认为那是个警察。”

他把字条看了两遍，然后说：“别担心，他们只是在吓唬他和他老师。”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成功了。我也被吓到了。”

“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都不会给你立案定罪的。他们对谁都这么做。这是强权法律之一，只想散布大众之间的不信任感。这是调教人民的几大基本技巧之一。但他们没法碰你。这样做即使从布拉格的标准来看也毫无意义。一个政权能如此愚蠢，那另外一边很快就会回来掌权了。是你在这里吓唬了他们。学生应该理解这点。看来他没有选对自己修的课啊。”

“他到宾馆来只会让他自己的情况更糟糕——还有他的老师，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不好说。这个孩子也许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学生和他的老师，而不是你。你没有必要为那孩子的错误判断负责。”

“他还年轻。他想帮我。”

“不要对他的殉道情结心生怜悯，也不必如此看重秘密警察的能力。当然了，那个酒店职员是个警察。那里面所有人都是。但是警察们就像文学评论家一样——他们所见少之又少，判断错误连连。他们就是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评论是警察评论。至于那个男孩，他现在已经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裤子向他女朋友吹嘘自己是如何救了你的命呢。”

波洛托卡的工作服下鼓鼓囊囊的，那是一件肮脏不堪、令人反胃的发红的毛皮背心，简直就像他自己的毛发做成的，这让他工作的时候看起来比休闲时更加野蛮凶猛。穿着这身衣服，他看起来活像动物园里的大型野兽，野牛或是狗熊一类的。我们此刻正在一间寒冷刺骨的储藏室里，大概是普通衣柜的两倍大，同时也是他居住地方的三分之一大小。我们俩都捧着他的马克杯小口喝掺了梅子白兰地的茶，我是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而波洛托卡则是为了让自己暖和点。一直堆到天花板的纸箱里放满了他的清洁剂、厕纸、地板蜡、碱液；墙边排列着看门人的抛光机、梯子，还有一堆扫帚。在一个被波洛托卡称为“我的办公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张低矮的凳子，一盏鹅颈灯，还有一个电茶壶，他用这个水壶烧水然后冲泡茶袋或是倒白兰地。他在这里阅读、写作、隐藏、睡觉，在扫帚和抛光机之间那块小小的地毯上，他取悦了十六个姑娘，不过他声明从来没有在这么小的地方同时和所有人一起做过。“超过两个姑娘，就没地方让我插我的老二了。”

“那么对这个男孩给我的警告，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我就指望你了，鲁道夫。下次你来纽约，我一定保证你不会因为下午三点企图在中央公园撒尿就被抢劫。同样我希望在这里能得到你的关照。我现在处境危险吗？”

“我曾经被关进监狱待过很短的时间，等候审判，内森。在审判开始前，他们就放了我。就算对他们来说这也太荒唐了。他们跟我说我犯了反国罪：在我的剧院里，那些主人公总是在本应大哭的时候哈哈大笑，这就是罪名。我是一名意识形态的破坏分子。曾几何时，斯大林主义批评在这个国家确然存在，后来它成为笑柄，这种批评总是斥责剧中人物道德败坏，没有树立好的榜样。当主人公的妻子在舞台上死去——这在我的剧院里十分常见——主人公必须痛哭流涕，以取悦斯大林。而斯大林当然非常清楚一个人的妻子死了是怎么回事。他自己就杀害过三个妻子，而杀她们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哭泣。好吧，当我蹲监狱的时候，你意识到你醒来的时候自己在哪里，然后你就开始咒骂。你能听见他们在各自的牢房里咒骂，所有那些职业罪犯，所有那些皮条客、杀人犯和小偷。我当时只是个年轻人，但我也开始咒骂了。我学会的是不要停止咒骂，永远都不要停止咒骂，身在监狱时尤其不能。忘了这张纸条吧。让这些人和他们的警告见鬼去吧。不管你想在布拉格做什么，不管你想在布拉格看什么，不管你想在布拉格操谁，你只要告诉我，我就帮你办好。对外地人来说，中欧还是有些乐子的。我不愿说布拉格是‘放荡的’，但现在有些时候这里倒还是蛮有趣的。”

下午。克里尼克宅第上方奥尔佳所住的阁楼。从铅制的窗户看出去能模模糊糊地看见这个布拉格城堡的顶点。奥尔佳穿着睡袍躺在床上。犹如女巫一样，没有化妆脸色却雪白如纸。我穿着外套，在房间里踱步，思索着自己为什么非要索取这些小说。为什么我要强迫对方这样做？这件事有什么动机？这么做，是出于对那些杰出小说的热切追求，还是针对自画像的又一次斗争？还是那个儿子，还是那个孩子，努力想要追求父亲充满关爱的回应？（即使这只是西索夫斯基的父亲？）假设这些小说根本谈不上杰出，假设我只是渴望这样——渴望的一种形式而已。为什么我还要对自己说：“不要让人阻碍你？”为什么走得越远，障碍越大？写书遇到这样的情形是正常的，写书就应该如此，但要说服自己是我愚蠢地给这些故事赋予本身价值以外的重要性，有那么难吗？这些手稿会有多重要？如果它们是天才之作，真的能让我们大吃一惊，那它们理应在很久之前就崭露头角了。作者的意图自然难以解读，但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才写作的。为什么不让他自行其是，而非要唯你或西索夫斯基独尊呢？想想吧，如果你不把他的小说从默默无闻中抢救出来，而仅仅是转身离去，那么你会省下多少心事……然而，我留了下来。古老的寓言里，谈到精神生活时，主人公去寻找某位圣人，或是某样圣物，或是某位神祇，为了打败某个魔王而拼命苦练魔法，从戴着面具的老太婆和预言者那里获得帮助——好吧，这一切是对这种寓言的嘲弄，那种寓言只是把一切荒唐闹剧理想化而已。即使灵魂奋力求救，仍会陷入荒谬。祖克曼——一个严肃的人——登场。

奥：你害怕娶一个酗酒的女人？我那么爱你，我不会再喝酒了。

祖：那你就把这些手稿当做嫁妆给我。

奥：也许。

祖：手稿在哪里？

奥：我不知道在哪里。

祖：他都留给你了——你一定知道。他母亲还来找你试图拿回那些书稿，结果你却把他情人的照片给他母亲看。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奥：不要那么多愁善感。那只是这些女人的阴部照片而已。你觉得和我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觉得她们的会比我的更漂亮？看这里。（拉开她的睡袍）看。这里长得都是一样的。

祖：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奥：我没有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你们美国人有东西，我什么东西也没有。

祖：那些手稿在这里吗？

奥：我们去美国大使馆登记结婚吧。

祖：然后你就把手稿给我。

奥：很有可能。告诉我，你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祖：头痛。头痛得厉害，还看到了你的阴部。就这么回事。

奥：啊，你这么做是为了理想主义。你这么做是为了文学。为了利他主义。你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伟大的犹太人。

祖：我会给你一万美元。

奥：一万美元？我可以花掉一万美元。但是这些东西的价钱不是你出得起的。这是无价之宝。

祖：你不在乎文学。

奥：我在乎文学。我热爱文学。但还没有热爱到愿意把这些东西给他的地步。还有那女人。你真的认为我会把这些手稿给你，好让他给那女人买珠宝首饰？你真的认为在纽约他会以他父亲的名义出版这些手稿？

祖：他为什么不会？

奥：他为什么会——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会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这些手稿。他那亲爱的父亲算到现在已经死了十次了。他会以自己的名义出版这些书稿然后在美国成名，就像你们这些犹太人一样。

祖：我不知道原来你是个反犹主义者。

奥：这只是因为西索夫斯基的缘故。如果你愿意娶我，我会改变的。我对你来说如此没有吸引力吗，以至于你不愿意娶我？他那个上了年纪的纯情少女比我更能吸引你？

祖：我不相信你是真心说这些话的。你是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奥尔佳。你用自己的方式跟生活抗争。

奥：那就娶我，如果我跟生活抗争的方式真的如此让人难以忘怀。你现在还未婚。你怕什么——怕我拐走了你的几百万？

祖：你瞧，你是想要一条逃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出路？

奥：也许我想要的是你。

祖：我找个人来娶你怎么样。他会来这里，把你接到美国，等你和他离婚以后我会给你一万美元。

奥：我有那么让人讨厌吗，只能嫁给你某位怪异的朋友？

祖：奥尔佳，我该怎样才能把这些书稿从你这里拿到手？直说吧。

奥：祖克曼，如果你是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就像你希望我成为的那样，如果你愿意为文学做出巨大的牺牲，正如你希望我做出的那样，我们早在二十分钟前就已经结婚了。

祖：西索夫斯基所做的一切真的那么让人不齿，连他已故的父亲都必须要承担这些后果？

奥：当这些书稿在纽约出版却没有写上这位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在地下会更难受的，相信我。

祖：假设这一切不会发生。假设我让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奥：你能玩得过兹德内克？

祖：我会和《纽约时报》的人联系。在我和兹德内克见面之前，我会告诉他们一切的经过。他们就此会刊登一篇文章。我一回去就操办这事。

奥：所以这就是你从这件事获得的好处！这就是你的理想！伟大的祖克曼从铁幕之后带回两百篇未曾发表的意第绪语故事，由一位死在纳粹子弹下的受害者写成。你将成为犹太人的英雄，文学界的英雄，乃至整个自由世界的英雄。除了你那数百万美元和数百万女朋友之外，你又可以赢得一枚美国文学理想主义的勋章。那么我又会怎么样呢？我会因为向西方世界走私手稿而被投入大牢。

祖：他们不会知道这些书稿是你给我的。

奥：但是他们早就知道我拥有这些书稿了。他们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他们有一份清单，每个人的每样东西都一一在列。你搞到理想主义大奖，他得到版税，她拿到无数珠宝，而我则在监狱里服刑七年。都是因为文学。

这时，她下了床，走到梳妆台前，从顶层抽屉里拿出一个很深的装巧克力的盒子。我解开了系在盒子上的丝带。里面，是数百页异常粗厚的纸张，就像以前在杂货店里用来包裹油腻食物的厚重蜡纸。黑色的墨水，完美的留白，意第绪语文稿鲜明整洁。每篇故事长度都在五六页之内。我没法读懂这些文字。

奥：（重新回到床上）你不需要给我钱。你不需要给我找个怪胎当丈夫。（开始哭泣）你甚至不需要和我上床，如果我真的如此毫无吸引力。被人操是这个国家仅存的自由。操与被操是他们唯一无法制止的，但你不需要操我，如果我和美国女人相比是那么没有魅力。你的朋友西索夫斯基，他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发表这些文稿。去他妈的。去他妈的一切。他用他的魅力诱惑了你，他也用这种魅力诱惑了所有人，但除此之外，他也可以变得非常恶毒——你知道吗？你的西索夫斯基身上有某种可怕的残忍特性。他跟你谈过他那些怀疑没有——他那悲剧性的怀疑？真是狗屎！在兹德内克离开布拉格之前，我们在千万个西索夫斯基身上测出了人的妄自尊大。兹德内克会在美国生存下去的。他是“人类”这个词最糟糕的注解。兹德内克会飞黄腾达的，感谢他那死掉的老爸。那女人也会。而作为回报，我什么都不要。只是当他问你得给她多少东西，多少钱，上多少次床才搞到了手稿时，你得帮我一个忙：告诉他你什么都不必给我。也告诉那个女人。

在宾馆里，两个便衣警察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回来后的十五分钟之内没收了那个装满意第绪语文稿的糖果盒。陪同他们前来的是那天早些时候交给我霍鲁别克纸条的宾馆员工。“他们想要检查一下您的随身物品，先生，”他告诉我——“他们说有人放错了东西，所以你可能误拿了别人的东西。”“我的随身物品关他们什么事。”“恐怕您错了。那正关他们的事。”警察开始搜查的时候，我问他：“那你呢，你是做什么的？”“我只是在这里的前台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当局合作，很可能会被送去挖煤，同样，宾馆员工也有可能被贬黜。我们这里有个最著名的异见者，他是一个只说真理的人，正如他所说，‘在国家的阶梯上，每个市民脚下都会有一根低于自己的横档。’”我要求他们允许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目的并不是为了安排结婚事宜。然而他们却告知我立刻打包行李。他们将开车把我送到机场，搭乘下一班飞机离开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欢迎我这样的游客了。“我要和美国大使通话。他们不能这样没收我的随身物品。将我驱逐出境是毫无道理的。”“先生，尽管在您看来，真正热情地支持这个政权的人非常稀少，但是这里仍然有许多人像这两位先生一样，毫不怀疑地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且十分必要的。极其必要。恐怕您现在每多耽搁一会儿，就会让他们对您的仁慈减少一分，而这绝不会是您乐意见到的。”“那个盒子里装的只是单纯的手稿——是一个到现在已经去世三十年的人写的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世界。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我很感激，先生，在这样的时代还有人这样支持我的家庭。布拉格宾馆里的员工没法为任何作家做任何事，不管他是死是活。”在我第三次要求和大使馆通话时，我被告知如果我再不赶紧打包行李准备离开，我就会被逮捕并投入监狱。“我怎么知道，”我问，“他们不会就这样把我关进监狱里去？”“我觉得，”那员工回答，“您非得信任他们不可。”

要不是奥尔佳改变了心意打电话给警察告密，就是他们给她打了电话。克里尼克宅第到处都被窃听，每个人都这么说。我只是不敢相信她竟然和这个宾馆员工一起为同样的老板服务，但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浅薄无知、多愁善感的美国白痴犹太人。

警察们在桌子边等我和就餐俱乐部结账，然后陪我走到一辆黑色轿车前。一个警察拿着糖果盒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另一个和我一起坐在后排，后座上还有一个身躯庞大、戴着眼镜的男人，有些上了年纪，生硬地介绍说自己叫诺瓦克。他有一头柔软纤细的白发，就像干燥的蒲公英上的绒毛，除此之外身上都是肥肉。他不比那个宾馆员工迷人多少。

车子一驶出熙熙攘攘的市区车流，我就分不清我们是否真的行进在机场路上。难道他们会用豪华轿车送我去监狱？好像我动不动就坐在了这些黑色大轿车里。仪表板上显示此车是辆太托拉603。

“您会讲德语，是吗？”诺瓦克用德语问我。

“就会一点点。”

“您认识贝蒂·麦克唐纳⁽⁴⁾小姐吗？”

我们继续用德语交谈。“我不认识，”我说。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认识贝蒂·麦克唐纳小姐？”

我忍不住在脑海里想这一切可能会有多糟糕——或者换一种思考方法，我本可以在感受到真正的危险后光明正大地放弃这项任务。只因为西索夫斯基来自我的家庭幸运地避开的那个世界，只因为他声称是我的写照，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兴冲冲地交换身份来证明他是正确的。我承担了他的命运，而他则承担了我的——难道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的吗？我来到纽约时跟伊娃说：“我和这位伟人是亲戚。”

我与某个名叫贝蒂·麦克唐纳的人同流合污，犯下了密谋反对捷克人民的罪行。我如是判罚自己。

“不好意思，”我说，“我不认识她。”

“但是，”诺瓦克说，“她可是《鸡蛋与我》的作者啊。”

“啊，是的。讲的是一个农场的故事——是不是？我从上学以后就再也没看过了。”

诺瓦克露出怀疑的神情。“但那可是一部杰作啊。”

“这个啊，我不能说在美国这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作。如果在美国任何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听说过《鸡蛋与我》，我会表示惊讶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这本书在四十年代很流行，是本畅销书，还拍了电影，但这样的书来去匆匆，昙花一现。你们在这里一定也有同样的情况吧。”

“这真是悲剧。那贝蒂·麦克唐纳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清楚。”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像贝蒂·麦克唐纳这么伟大的作家身上？”

“我觉得就算是麦克唐纳小姐本人也不指望自己的书会流芳百世。”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在回避我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

我徒劳地搜索着通往机场的路牌。

诺瓦克突然生气了。“在这里大家没有对作家疑神疑鬼。”

“我没说有啊。”

“我也是个作家。是个成功的作家。没有人怀疑我。我们是欧洲最有文化修养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热爱书籍。我们的作家协会有数十位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没有人对他们疑神疑鬼。不，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我们怀疑的并不是作家。在这个小国家里，作家肩上背着沉重的负担：他们绝不能只创造这个国家的文学，他们还必须成为公众礼仪和公众良心的检验标准。他们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生活无可指责。我们的作家深受读者的爱戴。这个国家视他们为道德标杆。不，我们怀疑的是那些站在平凡生活之外的人，他们才是我们都害怕的人。我们也有权利这么做。”

我能想象他为这国家的文学贡献了些什么：更多诺瓦克式的幽默故事，刻画古老布拉格弯曲的小道，取笑布拉格上上下下的各色人等，充满辛辣的民间幽默和恶作剧式的幻想。是多愁善感者度假时光必备的消遣之作。

“您是作家协会的人？”我问。

我的无知点燃了他的怒火，他对我怒目而视，眼神中充满轻蔑。我斗胆认为自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结果却对太托拉603型号汽车代表的意义一无所知？他说：“我是文化部部长。”

如此说来他就是掌管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那个人，其职责就是让文学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相一致，从社会的角度来改变文学的不称职特性。在这里，即使你能写作，也必须符合这一特点。

“这个，”我说，“非常感谢您亲自来见我，部长先生。这是通往机场的路吗？说实话我认不出来。”

“你应该一到这里就抽时间来见我。这么做是值得的。我可以让你认识一下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日常生活。你就会明白普通捷克公民的想法和你所见的那些人不一样。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举止不同，也不尊崇他们。普通捷克人对这种人深恶痛绝。他们是何许人也？性变态。不合群的神经病患者。充满仇恨的自大狂。他们在你看来很勇敢？你觉得他们为了自己伟大艺术付出的代价让人激动？好吧，辛勤工作、希望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生活得更好的普通捷克人可不这么想。他觉得他们是反叛者，是寄生虫，是被遗弃者。至少他们神圣的卡夫卡知道自己是个怪人，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永远不能和他的同胞一起过上健健康康、普普通通的生活。但这些人呢？这些不可救药的离经叛道者，妄图把他们的道德观树为社会准则。最糟糕的是，如果让他们随心所欲，让他们恣意妄为，这帮人一定会毁掉这个国家。我甚至都懒得提他们的道德败坏。他们这样只会让自己和家庭变得凄惨，毁灭自己孩子的人生。我在思考他们在政治上怎么会那么愚蠢。你知道一九六八年勃列日涅夫用飞机把我们伟大的改革家杜布切克⁽⁵⁾接到苏联时对他说了什么吗？勃列日涅夫派了几十万大军到布拉格，让杜布切克先生对自己的伟大改革计划有了深切的体悟。不过，为了让这位天才安然无恙，他在一天晚上派人将他从办公室带走，送上飞机去苏联进行一次小小的谈话。”

送往苏联。假如他们让我登上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假如这正是从布拉格起飞的下一班班机。假如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内森·祖克曼某天早上从噩梦中醒来，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个在火车站咖啡厅里扫地的清洁工。有各种需要他签署或不需要他签署的请愿书；有各种需要他回答或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有让他鄙视的敌人，有需他慰藉的朋友，信件无法送达他手里，电话被他们扣下，各种告密者，垮台，背叛，威胁，甚至还为他准备了一种古怪的自由——被当局剥夺写作资格的多余的人，没有责任，无所事事，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享受但丁《神曲》里的乐趣；而最终，为了在这出闹剧的拷问台上给他致命一击，诺瓦克会跨坐在文化的尊严之上：当他在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身处何方，想起自己被改变的身份，他开始咒骂，无休无止地咒骂下去。

我提高了音量。“我是一个美国公民，部长先生。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些警察？我没有犯任何罪。”

“你犯了几桩罪行，每一桩都可以判你在监狱里待上二十年。”

“我强烈要求将我送到美国大使馆。”

“让我告诉你，勃列日涅夫跟杜布切克先生说了些什么吧，这些话波洛托卡先生在阐述自己生殖器大小的时候一定忘了说了。第一，他会把我们捷克的知识分子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二，他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三，他要让俄语成为学校教育用语。再过二十年，根本不会有人记得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这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你们那里，任何一种变态的想法都能成为合宜的写作题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合适、得体、羞耻可言，对辛勤劳作的普通公民的崇高道德也毫无诚挚的敬意。这是一个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小国，一直依赖强大邻国的善意友好才得以生存。那些激怒我们强大邻国的捷克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们是敌人。他们没有任何值得称颂的地方。这个国家真正值得称颂的人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你想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尊敬某人？那就尊敬我父亲！我崇拜我的老父亲，理由很充分很崇高。我为这个小个子男人感到自豪。”

那你的父亲呢，他是否为你感到自豪，他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当然，诺瓦克正是他认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大家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一种信念仿佛从另一种信念中产生。

“我父亲只是个机械工，现在早就退休了。你知道他对捷克文化、捷克人民和捷克语言——甚或捷克文学——的生存做出了何等的贡献吗？他的贡献比你那同性恋妓女大得多，这女人向一位美国作家张开双腿，对方就以为这代表了真正的捷克精神。你知道我父亲这一生是如何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的吗？一九三七年，他颂扬马萨里克⁽⁶⁾和共和国，称马萨里克为我们伟大的国民英雄和大救星。当希特勒掌权时，他颂扬希特勒。战后，贝奈斯⁽⁷⁾选为首相时，他颂扬贝奈斯。当斯大林把贝奈斯赶走后，他又赞美斯大林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哥特瓦尔德⁽⁸⁾。甚至当杜布切克掌权时，他也赞美了杜布切克好几分钟。但现在杜布切克和他伟大的改革政府已经倒台，他做梦都不想赞美他们了。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说什么吗？你想听听一个真正的捷克爱国者的政治哲学吗？这个人已经在这片小小的国土上生活了八十六年，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营造了一个优雅舒适的小家，现在也已经体面地退休，尽情享受生活，抽抽烟斗，喝喝啤酒，有亲爱的老朋友作伴，和孙子一起享天伦之乐。他对我说，‘儿子，如果有人称扬·胡斯⁽⁹⁾只是个肮脏的犹太人，我也会赞同的。’这才是代表了真正捷克精神的人民——是我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必然。他们不会嗤笑秩序，任何事不会只看到最坏处。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小国里，他们知道如何区分什么是可能的事，什么是愚蠢、狂热的错觉——他们知道如何体面地屈服于历史的不幸！这片让我们热爱的土地能继续存在下去，要归功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离群、堕落、自高自大的艺术家！”

过海关时轻松无比——我的行李早在旅馆的衣柜里就被清点许多次了，因此我的包在称重台前直接通过，我则由两位便衣陪同径直来到出入境护照检查处。我没有被逮捕，我没有被审问、被定罪、被投入监狱；我的命运不会和杜布切克一样，也不会和波洛托卡、奥尔佳或兹德内克·西索夫斯基一样。我将乘坐瑞士航空飞机直飞日内瓦，然后从那里转机至纽约。

瑞士航空。这是英语里最美丽动听的一个词。

可是，一旦恐惧开始消退，被驱逐出境的愤怒开始显现。“除了渴望待在这里之外，”K说，“还有什么能诱使我来到这个荒凉的国家？”——这里没有关于纯洁和善良的废话，这里英雄主义和变态的界限很难区分，这里每一种压制都会激起关于自由的诙谐模仿，而他们历史上的不幸遭遇又在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受害者身上激起小丑似的人类绝望的形式——在这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提醒公民们（以防任何人产生任何古怪的想法）“离群现象是不被上面认可的”。在这个充满叙述者的国度，我只是刚刚开始倾听他们的故事；我只是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故事像一条蛇似的正在层层蜕皮，悄然无息地从包裹我的叙事中溜走。最糟糕的是，我已经失去了那个装满手稿的神奇糖果盒，而那正是我来布拉格的目的。又一个本该冉冉升起的犹太作家将被湮没；他的瑰丽想象将无法在任何人脑海中留下半点印记，别人的想象也无法在他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记，无论是执行文学评论的警察，还是仅仅为艺术而生的鲁莽学生。

我那演技夸张的朋友奥尔佳——我一直在给她的惯常表演充当配角——告诉我这个意第绪语作者在浴室里躲避战争，依靠香烟和妓女活了下来，并且最终在一辆公交车下了结了一生，当然她这么说并不见得是在搞布拉格式的恶作剧。也许西索夫斯基的计划正是打算在美国夺取父亲的成就。但是，即使西索夫斯基在纽约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是利用了听者的感情而精心设计的，是他精心构想的，其目的是促使我行动，这仍然不能减轻我现在感受到的与我无关的感觉。这是针对重要世界的又一次攻击，最终沦落为个人的惨败，而这次是创纪录的四十八小时！不，一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一张可以蜕下来的皮——那是无法逃避的，是血肉之躯啊。你一直持续不断地将它排出体外，直到你死去，你一生的众多主题会像血管一样密密麻麻布满在你的故事里，周而复始的故事，既是你的创作，又同时创作了你。提升自己的文学成就，一跃成为文化名流，似乎不会是我的命运。文化部长就艺术的离经叛道以及子女孝顺父母做了长达四十分钟的告别演讲，这是我唯一被准许带回家的东西。他们一定一直在关注我的到来。

同时，我也忍不住猜测诺瓦克的故事是否与西索夫斯基说的一样是刻意杜撰的。这片土地能够存在，要归功于那位真正的捷克爱国者，他极有可能又是个仿自传里的人物，又一个大批量制造的假冒父亲，只是为了给说故事的儿子服务。仿佛这种存在的核心还不够离奇，还需要更多虚构情节来装饰它的边缘。

一个油光满面、衣着入时的男人站在护照检查处的柜台后，他大约跟我一样的年纪，一对黑色眼眸，身材瘦小，脾气暴躁，长得像个波斯人，旁边有个值勤军官，他的职责是办理外国人的出境手续。他那套修身的蓝色制服看上去好像是特意在巴黎或罗马定制的一样——跟我在这里看到过的任何制服都不同，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狂欢节上。他这个老于世故的欧洲男子，我猜测，是个师奶杀手，他征服女人的本领绝不亚于诺瓦克口中的嫖娼大师波洛托卡。他用炫耀式的英文要求查看过关者的证件。我把证件递给士兵，士兵又转交给了他。他把我的个人履历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你瞧，他是想确定我身份的虚实——然后充满讥讽地仔细打量着我，仿佛能完全看透我一般。他挨我很近，我都能闻到他头发上的油腻味和他刮胡后用的爽肤水的气味。“啊，没错，”他说，他在这一整套程序中的重要性通过那个笑容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笑容，伪装成仁慈的大权在握的笑容，无非是要令人忐忑不安，“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工祖克曼先生，”说罢他把我的美国护照归还给了我。“真是荣幸，”他对我说道，“能在这里招待您，先生。现在请回到角落里的那个小世界去吧。”

⁽¹⁾　Jerzy Kosinski（1933—1991），波兰裔美国小说家。

⁽²⁾　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中的角色，是个八十七岁的老男仆。

⁽³⁾　威廉·斯泰伦、苏珊·桑塔格、戈尔·维达尔这三位都是美国著名的异见派作家。

⁽⁴⁾　Betty McDonald（1908—1958），美国女作家，以写幽默的自传体故事闻名，同时也写过一系列儿童文学。《鸡蛋与我》是贝蒂·麦克唐纳的幽默自传体小说，描述了她在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的养鸡场上做家庭主妇的各种历险和艰苦劳动。

⁽⁵⁾　Dubček（1921—1992），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曾经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主张“人道社会主义”，并且推动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结果导致华约组织与苏联的武力干涉，杜布切克也于1969年4月17日被迫辞职；1970年1月杜布切克出任捷克驻土耳其大使，6月被解职，之后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

⁽⁶⁾　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1918年10月马萨里克在华盛顿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11月14日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总统。马萨里克奉行亲西方的对外政策，主张依靠地区和欧洲的稳定来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与独立，在国内则主张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⁷⁾　Beneš（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流亡政府总统，1948年因参与资产阶级策划的二月事件阴谋而下台。

⁽⁸⁾　Gottwald（1896—195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1945年当选捷共主席。4月任共和国第一副总理。1946年5月任总理，1948年5月任共和国总统。

⁽⁹⁾　Jan Hus（1369—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改革家。胡斯以献身教会改革和捷克民族主义的大义而殉道留名于世，他的追随者被称为胡斯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