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献词

引言 两只猴子

第一章 平稳地呼吸

第二章 少即是多

第三章 试一试冥想

第四章 反编码

第五章 记录你的上网时间

第六章 好的沉思空间

第七章 数字安息日

第八章 八步准则

附录1 坚持记科技日记

附录2 正念社交媒体的规则

附录3 自己安排数字安息日

致谢

注释

献词

献给希瑟

沙径入口沙径，达尔文修建于故居唐屋。照片摄于1929年（大英图书馆董事会版权所有，010822.de.81）

引言 两只猴子

岚山位于历史悠久的日本京都市西北部。岩田山猴子公园就在岚山上。公园曲径蜿蜒，在那里还能鸟瞰京都美景。但最吸引人的是这里的140余只猴子。这些猴子以爱群居、嬉戏，有时会搞恶作剧著称，而且像其他猴子一样聪明、擅长交际。它们和家族成员做游戏，互相照顾幼崽，互相学习新技能，甚至具有明显的团队意识。

有的猴群极其喜爱洗澡、做雪球、清洗食物、钓鱼或者用海水给食物调味。岩田山的猴子以喜欢清洁牙齿和玩石头出名。正因为这些不同的家族习惯，让一些科学家认为猴子也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一直是传统认识中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显著特征。岩田山猴群天性中的好奇和狡黠也像人类：前一秒，一只卖萌的猴子正让你看得入迷，下一秒你就会发现，它的同伙拿着你在公园门口买的食物跑掉了。

它们另外一个像人类的地方，就是尽管很聪明，但对任何事物都无法长久保持注意力。公园所在的山坡给它们提供了极好的俯瞰京都这座历史古城的地势，但它们毫不理会，只顾断断续续地发出怪叫。这些猴子的行为正是佛家说的“心猿”的现实写照。我很喜欢用“心猿”来比喻那些经常出现的、任性的、紧张不安的心境。西藏禅修大师创巴仁波切说“心猿”的表现很疯狂，它“跳来跳去，不肯停歇，焦躁不安”。

猴子的行为反映了它们内心深处的焦躁不安：它们坐不住，因为它们的思维不肯停歇。同样，大部分时候，人类的思维也在不停变换。即使安静的时候，思维也会游移。电子设备的蜂鸣声、新消息的提示界面、语音信箱的提示声，都会让你的思维像刚喝了三杯浓缩咖啡的猴子一样躁动。当今无限膨胀的信息和电子设备更让心猿无法被控制。它因过载而兴奋，总是被闪耀的东西吸引，却无法在各种科技和选择中分辨好坏。

心猿之说贯穿整个佛家教义，这也说明人们对思维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已有上千年了。很多宗教教派都讲究冥想，认为沉默与独处可以静心。约翰·德鲁里在为圣公会的《晨祷和晚祷》（Matins and Evensong）写的序言里，劝诫信徒静坐时要“耐心地保持长时间的放松，以感受传统的力量”，“让思想和感觉更清晰，而不受外界干扰”。只有这样，才能全身心进入“那古老而宁静的空间，在那里得到提示，从而反省自己的遗憾、希望和感激”。天主教徒认为冥想是让心灵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智慧，而忙碌的心灵听不清福音。在佛教里，冥想训练本身就是一种目标，而不是达成其他目标的方法。佛家认为，人每天的心境就像起伏翻滚之水，学会心如止水，让心像波平如镜的湖面那样平静，这样你就能看清所有事。

距岩田山几千米处，在京都大学的机器人实验室里，有一个由名叫伊多亚的恒河猴控制着的机器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伊多亚并不在日本，而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实验室里，它的大脑通过网络与机器人相连。这个神经科学实验室由神经科学家米格尔·尼克勒利斯主持。尼克勒利斯的背景赋予了整件事情国际化气息，他出生于巴西，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尼克勒利斯一直研究大脑，以及大脑在学习执行功能时产生的变化。他在脑机接口技术（BCI）方面也颇为专业。如今你已经能买到控制电子游戏的原始脑波阅读器，科学家还在试图定位脑功能区，以及试验大脑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控制复杂物体的能力。他们希望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找到受损神经周围的脑信号，以修复脊髓受伤或神经系统失调的人的身体控制能力。

伊多亚是尼克勒利斯最近合作的一只猴子。在过去的10年中，尼克勒利斯和他的团队已经证明，大脑里植入电极的猴子，可以通过大脑操控控制杆和机械臂。大脑扫描显示了一些神奇的景象：猴子操作机械臂时，其额顶叶——控制动物手臂的大脑区——的神经元被激活了。换句话说，猴子的大脑不再把机械臂当作工具，或某种虽然使用但与自身明显无关的东西。大脑重新给机械臂分配了功能区。在神经层面上，猴子的手臂和机械臂的区别模糊了。对猴子的大脑来说，猴子的手臂和机械臂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尼克勒利斯和他日本的同事在伊多亚脑中控制行走的功能区安装了电极，然后教它在跑步机上行走，并研究它行走时神经元如何被激活。如果它服从加速或减速的命令，就会得到食物奖励。之后他们在跑步机前安装了一台显示器，不是播放音乐或财经新闻，而是给伊多亚看CB–1的视频直播。（CB–1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是京都一个真人大小的机器人，它配备有4台摄像机、回转稳定器，以及可以抓握物体的手。它可以握住棒球拍，挥打击球，并能模仿人类，学会人工作业。）

伊多亚一边行走一边观看视频里的京都机器人时，它大脑里的电极接收了控制运动的神经元产生的信号。这些信号通过网络传给了CB–1，接收到信号后，CB–1和它一起走起来。伊多亚控制机器人控制得越好，得到的奖励就越多。伊多亚边行走边吃饼干，一小时后，科学家关掉了跑步机。伊多亚虽然仍在看视频，但是不再行走，而让CB–1继续行走，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伊多亚都让它不停地行走。尼克勒利斯的团队又一次向大家展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可以学会直接控制机器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开始把机器人当成身体的外延部分。大脑扫描表明，不管伊多亚指挥的是自己的血肉之躯还是由电子元件和塑料做的机器人，它的大脑的活动过程都完全一致。对大脑而言，这两种指挥对象已经毫无区别。

伊多亚和岩田山的猴子，代表了人类大脑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与信息技术的关系截然不同，也代表了两种未来。吱吱叫的猴子反映的是没受过训练、无纪律的反应型大脑，这样的大脑喜欢刺激，但是没有思想。受控的猴子代表了能掌控科技的大脑，它已经把信息技术融为自身的一部分，使用信息技术时不再需要有意识地保持注意力。用心练习，不断调整，反复实验，重连神经回路，这一切促生了延伸思维，在这里，大脑、身体和工具不分彼此，轻松协作。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让吱吱叫的猴子掌管科技，然后还奇怪为什么事情变坏了。我们想成为受控的猴子，不过当然不想要猴毛和电极。我们也想有那种不需要思考，没有压力，不用分心就能使用复杂技术的能力。我们希望技术能延伸我们的思维，提高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打乱我们的思维。

这样的控制是可能的。我们也能用一种警觉、不怎么费力的方法使用信息技术，这种方法能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快乐和有创造力，而不是总让我们分心，还不得不承受这种分心带来的不快乐和不满意。

我把这种方法称为“沉思式计算”。

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可是有什么能比今天这种技术密集型环境更让人难以学会思考？还有什么比计算机、手机、脸书和推特上的交流，更让人难以清楚地思考呢？

沉思式计算不是由一项科技突破或科学发现促成的。你不是去买它，你要去做。沉思式计算是跨学科的，它包括新科学和哲学、管理注意力和思维的老技巧，以及人们使用信息技术（或被信息技术使用）的大量经验。它会让你看到，你的思维和身体是怎样和计算机互动的，以及技术是怎样影响你的注意力和创造力的。沉思式计算让你重新定义你和设备以及网络之间的关系，从而让它们更好地为你服务，并保证你可以和信息技术建立更健康、更平衡的关系。

* * *

为了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先看看我们大部分人的数字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它可以是什么样的。

想象一个周一的早晨，你抓起床头桌上的智能手机，关掉闹铃，然后一只手揉着眼，另一只手打开手机邮箱。你还没有完全清醒，只是机械地这样做。然后你盯着屏幕上旋转的图标，等待手机打开邮箱服务器。

收件箱里一共有19条信息，大部分是自动发送的时事新闻、优惠券、每日特惠活动页面，或者社交媒体的更新；还有6条是起得比你早的同事发的，你回复了一个，开始回复另一个时，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干脆回到网页浏览器，查看新闻，打算等一会儿再去回复那条信息。新闻大多是这样的：欧洲的银行家们在争论最新的援助条款……纳斯达克又一次闪电下跌……关于一位真人秀演员自杀的博客帖子的综述……突然间你意识到20分钟已经过去了，得起床了。

在去上班的列车上，你透过窗子看到外面有一位司机握方向盘的手里还拿着手机，因为他在用手机导航，而另一位司机则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发短信。比起这两个人，那些开车时打电话的人看起来谨慎多了。你觉得交警应该给开车分心的司机开更多的罚单，但随着配备笔记本电脑的巡逻车越来越多，分心的交警也越来越多。

你每天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这些同事需要数据，那些同事需要你的反馈；你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解释那些选择，或者和这个人谈谈吗？大量目标一致的输入是一回事，但这种多重任务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习惯了不断地被打断，但今天，被打断的时刻又被新的事情打断了。你很难拒绝别人，也很难回到刚开始的工作。每次被打断后，你都需要几分钟回想刚才做了什么，再集中精神，重新开始。

傍晚，你终于可以打印出你的工作成果了。你点击“打印”，然后弹出了一条错误提示：你需要更新你的打印机驱动程序。你点击“确定”，一分钟过去了，又弹出一条信息：你的操作系统版本太低，与最新驱动程序不兼容。你或者信息技术部门还要更新操作系统。半小时后，你重启电脑，终于打印出了你的工作成果。这种经历让人沮丧，但很常见。根据2010年哈里斯的互动调查（由科技巨头英特尔公司赞助），使用电脑的人，每天人均等待电脑启动、关闭、安装软件、打开文件、联网的时间为43分钟，这样算下来就是一周约5小时，一年约11天。

下班后，你去和一个朋友喝酒，路上，你看到许多紧盯着手机、眼睛无法离开屏幕的人。你感觉自己的手机在裤子口袋里振动，伸手去拿时，却发现手机不在那儿。你赶紧检查其他口袋，担心手机丢了。记得上一次丢手机时，你觉得自己的脑子也丢了一部分。还好这次是个错误的警报：手机在你上衣口袋里。

喝酒时，你和朋友不时收到信息。谈话时而进行，时而因为你们有人看手机而中断，你们每次开始打字，就预示着正在聊的话题结束了。很久之前的前任给你发了条特别古怪的信息：完全混乱了，在那个时区里，现在是半夜。“我听说过这种事，”你的朋友头也不抬地说，“她可能在发睡眠短信。”真的？“就像梦游”——打字－打字－打字——“除非你”——打字－打字－打字——“你懂的，给人发短信。”

有些人会在睡眠中发短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信息技术和网络已经完全渗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际电信联盟2010年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全球有6.4亿个家庭（约14亿人口）每家至少有一台计算机；其中5.25亿个家庭和9亿人口连接了互联网。在美国，约9000万家庭（占美国总家庭数的80%）拥有个人计算机和网络，在这些家庭中，近一半拥有两台或更多台计算机；有7000万个家庭有一款类似于任天堂、游戏站和微软游戏机这样的游戏平台；4500万个家庭共有大约9600万部智能手机；700万个家庭有平板电脑；60%的家庭有3个联网设备，25%的家庭有5个。

正常情况下，你每天平均接收110条信息，查看手机34次，访问脸书5次，至少花半小时点赞，给朋友发信息。像大多数人一样，你的智能手机比手机智能得多：因为你打电话的时间只是做其他事情所用时间的五分之一，即每和别人打1小时电话，你就花了5小时上网、查邮件、发短信、在推特上发文、上社交网站。尼尔森和佩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人平均每月上网60个小时，也就是每年720个小时，这相当于每年有90个8小时工作日在上网。这些时间中，上社交网站20天，浏览新闻网站、视频网站、博客等38天，处理邮件32天。如果你总是觉得你的网上生活像工作，那可能因为它确实是的。

我们拥有的数字设备的数量在增加，我们花在它们身上的时间也在增多，这并不只是量变，它还引起了质变。数字技术和服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位硅谷工程师说：“计算机以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成了我的一部分。”甚至一位谷歌和脸书的老员工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她也意识到，信息技术在我们为维持家庭和社交生活所做的平常而必需的事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前，人们把整天用计算机的人叫作计算机迷。现在，我们都整天用计算机。

数字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我们也要付出代价。要关注每个人的分享，这会很累，因为不只是要关注大量的信息，还肩负着熟练掌握这些分享的责任。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或“朋友圈的朋友”），如果你不及时关注他们的分享，可能就会错过什么。新信息或邮件的提示音很悦耳，但如果你点击更新，却发现什么也没有，会很失望。

有时这个问题让人觉得很严重。每个人都想要你关注，世界，你朋友的世界，都不断让你分心，而这时候要想保持专注很难。工作时很容易被一件事分心，接着被另一件事分心，再然后就发现要回头完成你刚开始的工作真的有些难度。最新调查和实地研究发现，大部分工人一天只有3~15分钟不受打扰的工作时间，他们每天工作期间至少要花1小时——1年就有整整5周——处理让他们分心的事情。你回应的每件小事都紧急，都让你觉得忙碌，虽然你私下也怀疑干扰和重复降低了你的工作效率。可是每个人看上去都一直在忙，肩负重任像一种荣誉徽章，过度工作是新常态。即使没有效率，多重任务也让你觉得自己是在工作。

组织要为员工的惯性分心付出代价。1996年的全球经理人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不断分心和信息过载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信息过载造成美国商业浪费大约280亿小时和1万亿美元，而这一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6万亿美元。工人平均每天要花半小时检修设备故障，或处理网络问题。一年下来，计算机问题就耗费了15个工作日。

响个不停的提示音，跟上永不停息的信息流的需要，以及碎片化的时间和注意力，都在给你造成损失。当你真正需要集中注意力时会发现这很难。一页书看到底，却什么都没记住。不仅重新开始你1小时前做的工作有困难，就连记起你1小时前在做什么都不容易。你会因为脑子里在想购物清单而忘记别的事情。在家时，你走进一个房间，却在进去后忘了要来做什么。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个不一样的周一。

周一早上，你伸手从床头桌上抓起智能手机，关掉闹铃。你没有查看邮箱或看在线新闻。这几个月你都没把查看邮件当作每天的第一件事，现在回想一下这段时间你的情绪状态，你开始明白等待会让你过得更好。除此之外，你还希望线下时间更多一些。上周六晚间，给咖啡机定时后，你把手机调成静音，把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收进桌子抽屉里。那一周你已经有6天在线，现在你可以和朋友们在周日尽情地做些事情了。这样的周末，你有时徒步旅行，有时做饭，你的一些朋友又重新开始编织或画画。这个周日你想做烘焙，还想读书，所以在超市花几个小时购物后，回家开始配料和搅拌，最后你做的咖啡点心足够让你吃着看完那本小说（那是布鲁克林一位文坛新秀写的800页的小说）的剩余部分。

你用手机查邮件时才打开收件箱；喝咖啡时，你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子上。这是轻微的抵制行为，意思是：“我马上就拿起你，但时间由我来定。”你的收件箱里没有什么，虽然已经过了36个小时，因为你关掉了所有通知，退订了所有时事新闻，只保留了最有用的东西，你还启动了强劲的过滤器，它提前替你滤掉了没有意义的邮件。

工作时，你要低着头，不理会同事的临时需求。是的，响应很重要，但一个疯狂的要求和真正重要的需求不一样，而且你还有工作要做。你关掉手机，关闭网络。两个小时，你没有被外部分心，也没有自我分心：邮件、社交网站、亚马逊和你的同事——他们都要等。如果同事需要什么，他们知道你在哪里，但让人们费点儿劲才能得到你的注意力，可以过滤掉那些并不真正需要你的时间的人。

现在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你觉得有点儿像游戏的那个：写文章，或写代码，或计算很多账目。过一会儿，你的大脑就会进入最佳状态。你觉得自己有点儿像打爵士鼓：完全专注于节奏，一个动作也不多余。

专注于一个目标时，你能做的事情是惊人的。虽然还是经常要处理多重任务，但这是朝着一个目标的多个任务，不是把你拉向不同方向的任务。两小时后，你才打开所有联网设备。

晚上，你花半小时看朋友们在脸书或推特上的分享。偶尔，你也清理一下朋友圈，这样你的时间就不会那么零碎了，因为你认真选择了要给予关注的人。现实生活中，你的朋友圈或缩小或扩大，你能分给别人的时间也一直在变化。你发信息少了，登录社交媒体也没有那么频繁了，你开始试着发有思想、有内容的东西。你的目的不是获得关注或积累粉丝。在线是为了和他人保持有意义的联系，为了保护你的注意力，也为了尊重你的朋友的想法，而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或者为了媒体带来的某些好处。你现在常常尽可能谨慎地使用信息技术。你观察自己做的事情，注意不同的行为怎样影响你的效率和情绪，然后选择对自己有益的行为，摒弃无意义的行为。等事情好转后，你就可以关掉你的精神摄像头，感受一个设备从工具变成你的延伸部分，并随时间流逝被彻底变成你的一部分的过程。

通过这种方式与技术建立关系并使用技术，即练习沉思式计算，要理解和应用四个准则。

第一准则，我们和信息技术的关系深厚得令人难以置信，且它能代表人类独特的生产力。有时技术好像会让我们退化成令人恐怖的、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像《星际迷航》里的博格或者终结者。但是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认为，我们真的是“天生半机器人”，永远在科技中寻求延伸自己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事实上，最好不要把思维看成大脑或身体的特有东西，认为自己有一个由连接大脑、感官、身体和物体的重叠部分形成的“延伸思维”（克拉克和大卫·查默斯的术语），这种想法很有用。我认为，今天的信息技术之所以给我们造成痛苦，不是因为它们正在取代我们正常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总是灵活易变的，而是因为它们的设计通常很糟糕，又被粗心大意地滥用，它们就像我们不能控制的肢体。

第二准则，世界成了更让人分心的地方，但是还有把延伸思维带回控制之中的方法。沉思空间正在像热带雨林一样消失，工作和生活都在让人变得狂躁，现代科技正在挑战人类专注的能力，这些可能都是特殊的时代特征。但是人类一直都在与分心和无法集中精力做斗争，这种斗争持续了几千年，人类甚至还想出了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亚洲，佛教和密宗冥想、日本禅宗、韩国耶稣基督，以及瑜伽，都是用来驯服散漫、聒噪、任性的心猿的。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和理疗师都注意到冥想对大脑的重要影响。它能训练体能，帮助治疗很多心理问题。沉思练习不只提供一种控制心猿或抑制多重任务强迫症的方法，还能让你适应以及重获控制延伸后的思维的能力。

第三准则，面对科技，保持思考很有必要。为了了解你的延伸思维发展和工作的方式，你要仔细观察你和信息技术互动的方式，以及你如何看待这些互动。我们和信息技术的互动——直到思维延伸的地方——受多种因素影响：设备和界面的设计，我们使用设备的方法和背景，我们关于互动和自己的心理模型。那些模型常常对信息技术和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假设，对我们没有好处。

第四准则，你可以重新设计你的延伸思维。理解延伸思维，更好地掌握选择技术和使用技术的方法，熟悉沉思练习，可以让你在使用信息技术时，找到让人更平静和目标更明确的方法。这能让你在练习延伸思维时更有力量，在强化延伸思维时更从容。了解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你就可以在面对科技时保持思考，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拾你应对挑战的能力、深度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

沉思式计算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它还是四大准则指导下的实践，包括许多小方法和谨慎的习惯：查看邮件而不分心的指南；使用推特和脸书时鼓励思考和保持友好的法则；拿稳——字面意义上的“拿稳”——你的智能机，让它不需要很多注意力的方法；在技术实践中观察和体验的技巧；重建专注能力的方法。

信息技术已经普及到成为家庭和工作的一部分，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很难知道技术会先从哪里撤退。让它们从沉思最多的地方开始撤退，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第一章 平稳地呼吸

往下读之前，先拿出你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查看你的邮件。这大概是你一天要做多次的事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本能，我们很少会专门思考这个动作。效率专家建议，一天只需查几遍邮箱，但是很多人每隔几分钟就点一次电脑菜单栏中的新邮件通知，或邮箱里的收件箱图标。这是一种机械的、紧张的习惯，就像时不时地瞥一眼手表。电脑使这个动作自动化，它每小时为我们检查好几遍。如果你的每个设备都有来信提醒，你又有好几个邮箱账号，那么每天仅这些提示音就能响好几百次。

去检查邮箱吧。但是这次，不要推测收件箱里可能会有哪些邮件，也不要想你真的多么应该回复上周那些邮件。试着不要走神，只关注自己。试着观察你在做的事，观察电脑如何回应你，你又是如何应对的。

特别注意你的呼吸。你屏住呼吸了？很可能是的。这个下意识的小习惯，却反映出了大问题。它表明，我们认为与身体无关的一次虚拟的信息传递，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身体维度。这说明，我们使用信息技术，并不像使用自行车打气筒、电梯或沙拉夹那样，科技成了我们的思维和记忆的延伸，它正和我们融为一体。

琳达·斯通是一位技术顾问、作家，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的前执行总监，是那种可以说明“保持局部关注”这句话的人，这句话通常形容那种可以把注意力分散在多个设备上、从不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人。2008年，她注意到自己查看邮件时屏住了呼吸。之后她在咖啡馆和会议室观察了别人的做法，又咨询了朋友，做了这样一些非正规调查后，她发现很多人查看邮件时都会屏住呼吸。

斯通把这种现象叫作“邮件窒息”，是对“睡眠窒息”玩笑似的借用。睡眠窒息是指一种呼吸疾病，由呼吸道障碍阻止空气进入肺部，或大脑未能识别肺部呼吸的信号导致。有睡眠窒息的人，一夜可能停止呼吸数百次，有时停止呼吸时间会长达1分钟。这通常不会致命，但会造成疲劳，损害认知，甚至造成肥胖和心脏病等身体问题。

邮件窒息很可能比睡眠窒息还普遍。全球大约有1亿到3.5亿人有睡眠窒息问题。据估计，在美国，睡眠窒息和心脏病、临床抑郁症、酒精中毒一样常见。但全球有近20亿人使用电脑，数量几乎占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有近20亿人拥有宽带网；手机的数量更是比这个数字的两倍还多。

认为邮件窒息像睡眠窒息一样对我们有害，并不算夸张。斯通推断，查看邮件时屏住呼吸，是由“战还是逃”反应引起的。这反映了我们许多人检查收件箱中新邮件时有焦虑感，因为不知道我们又要去“救什么火”，或者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在其他电子互动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比如，你在等一个紧急的信息，或者你要打印一份急需的会议材料时，突然收到要更新打印机驱动程序的提示。

邮件窒息是一种惯性状态，会让人的生活不那么愉快，也会让这个人不受周围人欢迎。那60亿台让我们有些焦虑的设备，确实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邮件窒息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和信息技术的关系中一个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方面：我们的思维、身体和技术融合的程度。研究人员曾经认为，思维和意识产生于大脑的认知功能。但随着对大脑工作原理，以及思维对新技术的反应方式的认识的加深，一些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已经开始认为，思维和身体的界限，甚至思维、身体和工具、环境的界限，都相当模糊。他们说，思维都在大脑中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以延伸思维为例，这个延伸思维包括大脑、身体、设备，甚至社交网络。延伸思维的论点是，我们要理解认知或想法，把它们当成这个系统中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件。一个人，可能通过记忆原理或潜意识内化一些认知功能，其他的则交给了技术，或者联合记忆和设备做一些事情。即使看起来简单的阅读，也是由身体、书、眼和手共同协调的无意识的进程及有意识的动作构成的复杂的芭蕾舞。

智人运用融合的历史很久远。与技术的互动，改变了我们身体和思维的工作方式。融合使得我们可以延伸身体和认知能力，可以做身体不能单独完成的事情，可以更有效、轻松或快速地完成任务，可以让我们获得在工作中忘记自己的能力。它延伸了身体的架构感，以及潜意识里的心理地图，这幅地图标示着人的身体到此为止，而外面的世界由此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苹果手机像是我大脑的一部分”这样平常的一句话，实际上却表达了一些深藏的真相。

“融合”这个词，连接了科学家和哲学家分别研究的几个现象。出于某些原因，我倾向于使用“融合”，而不是其他词语。“延伸思维”这个词，是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和大卫·查默斯提出的，听起来有些过于积极。延伸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或记忆，听起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与技术的某些亲密关系感觉不像延伸而更像限制，我们需要一个能说明这种现象的词语。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即使最积极的延伸，也需要付出代价。在我们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中，没有什么是完全积极或完全消极的。

“融合”也暗示着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们自然地把认知能力分配给大脑和一些设备，我们都使用技术延伸身体能力，这是我们几乎从出生时起就本能地在做的事情。我们陷在设备里了。但是你能选择是像蛛网上的苍蝇一样与设备融合，还是像绳上的线一样与你的设备融合。后一种融合，创造了一种比各自都更强的东西。你知道蛛网上的苍蝇会是怎样的命运。

融合的概念听起来可能像超人类幻想，像是把人类的意识传递给电脑的梦想。当然，有很多人希望人机合一，例如未来主义者和发明家雷·库兹韦尔就设想了一个机器人、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聪明的未来，纳米机器人可以画出大脑内的每个原子，人类也从只有大脑具有思维的人，进化成在身体、机器人和网络云都有思维的人。然而现在人们谈论信息技术的口吻已经像是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延伸。用户经常把他们的移动设备描述成自己的一部分，还说自己对互联网“上瘾”了。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两项调查说明了这个暗喻的普及性。2010年和2011年，他们招募了10个国家的大学生，让他们远离互联网和所有媒体24小时。收走他们的手机后，很多人说感觉像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一个美国学生说：“我至少有30次伸手去掏口袋里振动的手机，但其实手机不在那儿。”一个中国学生说：“我就喜欢用手触摸手机的感觉，它让我觉得充实。”一个英国学生说：“实际上我很渴望拿着手机，每5分钟就习惯性地检查口袋。”另一个学生说：“手里一直没有手机，感觉很奇怪。”很多人报告说想退出测试。一个中国学生说：“这一天简直就是在挣扎和折磨中度过的！”另一个学生说：“24小时没有任何媒体，毫不夸张地说，我都要崩溃了。”一个美国学生报告说他“感觉像毒瘾发作，为一‘尝’信息而焦躁不已”。另一个学生说：“我需要我的电子‘标配’”，远离互联网“简直让我想退出测试。”一个英国学生直接承认：“我是个网络瘾君子。我不需要酒精、可卡因或其他社会公认的堕落形式……媒体就是我的麻醉剂，没有它我就迷失了。”美国的心理学家们现在在争辩是否应该把网瘾（这个词最初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科技文献上）像酗酒一样看成医疗问题。

思考延伸思维和融合，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当我们和信息技术的关系变坏时，什么是最危险的。随着设备由我们工作或上课时使用的工具变成生活必需品，它们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它们对我们思维模型和思维方式的潜在影响也在增加。如果一台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了，这不只是造成不便。你还同时体验到，这个运转失常的设备是你的一部分，但又不受你控制，感觉就像肢体不听你的使唤。现在，设备的一大问题不是它们使人上瘾，而是它们的设计太糟糕了。

知道融合是什么以及它运作的方式，是迈向沉思式使用电脑的一大步。如果不清楚“更好”是什么意思，就不可能开始和我们的设备建立更好的关系。融合教会我们不应该为过于依赖技术而担忧。从整个历史来看，智人的发展和技术紧密相连。

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大概在250万年前首次把石头当作工具使用。约180万年前发明的阿舍利手斧锋利且功能众多，制作它需要高超的技术；阿舍利手斧及其后改进的斧子，在后来至少100万年的时间里都是我们祖先最骄傲的遗产。（我见过上百万年前的手斧，斧刃依然锋利。再想一下今天的技术产品，能否存放100万年都是问题，更别说到时候还能用。）

人类的生活几乎从未离开过工具，人类所使用工具的进步程度，与人类的身体和认知创新能力保持一致。我们的祖先在开始制作和使用工具时，他们的大脑，特别是额叶，发生了惊人的扩张。这种神经扩张帮助我们的祖先提高了就“物体可以如何使用”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及记住这些用法并教会别人的能力。燧石丰富的地区为我们的祖先到别的地方打猎和捕鱼而制作石头工具提供了原材料，这也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具有“为未来做规划”的能力。

随着开始使用工具，人类的外部特征也发生了改变。直立行走使得我们祖先的双手能向触摸和抓握方面专门发展，这反过来又使得类人猿的双手更擅长使用工具。进化选择让双手手指变短，有指甲，而不是长成爪子。（最近有研究表明，猿类不会制作手斧和别的石头工具，是因为它们的手腕太僵硬，手指太短。）然而，这些进化也让人类在某些方面更有依赖性：他们打猎和打架都需要工具；为了保护皮肤不受硬物伤害，他们还需要皮革这样的材料。

在过去的上百万年中，人类比大猩猩和黑猩猩吃的肉都多，但是人类却没有进化出其他掠食者的尖牙或惊人的行动速度。事实上，尽管肉类已经占了我们饮食的大部分，我们的牙齿和下颌却变得更弱了。为什么？因为牙齿没有进化到能够撕裂活猎物身上的鲜肉。进化让牙齿允许人类更有效地消化熟肉，让人类用矛和陷阱这样的技术猎杀动物，然后在火上把肉烤熟。相比我们的其他哺乳类近亲，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毛发，我们行走和保持平衡的方式也不一样，这些让我们可以应用另外两种古代技术：衣服和鞋。

人类的身体是在一个箭、矛、陷阱和刀的作用等同于掠食者的强劲咬肌和魁伟腰身的世界里成形的。人类可以依靠火软化食物，给食物杀菌。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饮食，人类的进化也反映了这一点。

认知融合的证据有限，因为考古学家寻找这方面证据的时间还很短，认知变化的物证都是短时间内的。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2万年中，我们仍可以追溯到精神药物的发现、发展和使用。

自然状态下，古柯和阿拉伯茶都是低级别的兴奋剂，但它们很可能帮助过那些对熟食和衣物还不熟识的原始人，帮助他们在长时间的打猎中保持清醒、忘掉饥饿。随着文明的崛起，贸易和移民的普及，以及帝国的扩张，药物也变得更强效、提取更精炼。旧大陆古植物学出土的东西（比如微化石和保存下来的种子），以及举行仪式时使用的碗和炉子这样的史前古器物，说明在公元前1万年，亚洲人就把槟榔当作兴奋剂嚼。公元前4000年，中国农民培育出了麻黄和大麻，那时欧洲人正开始种鸦片。2000年后，中东和欧洲开始使用以尼古丁和碱为基础原料的致幻剂。大麻沿着古老的商路从中国传到中亚、印度和非洲，而鸦片则沿着相反的路线，传到了亚洲和近东地区。

古时候的美洲，“神的植物”和为改变意识状态而举行的宗教仪式很普遍。公元前1300年，安第斯人开始以致幻剂圣佩德罗仙人掌制作宗教仪式用的饮品。至少在公元500年，开始有人种植古柯和富含咖啡因的guayusa[1]，并进行相关贸易。死藤水，又被称为“灵魂之藤”，在亚马孙地区很流行。加勒比及其周边地区广泛使用一种叫优波的东西，这种东西低剂量时是兴奋剂，高剂量时就是致幻剂。热带雨林丰富的美洲中部是名副其实的药品库。早在公元前500年，玛雅人（居住在今日的危地马拉）就使用诸如神圣蘑菇的菌类。从公元100年起，墨西哥瓦哈卡地区萨满教的教士就使用以蘑菇、伞房瑞威亚（一种茄属植物）和佩奥特掌[2]制作出的一种饮料，作为宗教仪式上的饮品。

动物驯化、农业发展和城镇化，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促进了其他融合的产生。长途贸易的发展和领土辽阔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创造了人们对可靠通信和记录的需求，这促进了亚洲、中美洲和近东地区书写的使用和发展。书写让社会空前复杂，但它也对人类思维有重大影响。美国媒介思想家沃尔特·翁明确说过：“书写是一种重构思维的技术。”

阅读把大脑功能不同的各部分连接起来，以便辨认和解析文本。

书写也让想法变得可见，让人们能提取和分析概念，这些对没有书写的文化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比如，希腊哲学和科学的繁荣，就借助了阅读在希腊本土城市和希腊殖民地（即今日的土耳其）之间的传播。阅读使得各种更长更详细的辩论得以发展。书写让人们能想象和检验作者如何形成他们的论点，还能分析作者使用的修辞和逻辑。由此，就连口语，也有了书面语所需要的认知态度的痕迹。

古老的文明，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关于人类和技术之间深刻关系的初始证据。在个人对设备价值的认识里，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拥有者知道所有权和技术性使用是变化的，换句话说，对融合的变化存在一种清醒的自知。这方面最好的证据，部分来自迈锡尼文化，这是一种活跃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之间的地中海文明。他们的墓葬遗迹说明剑被他们看作使用者的延伸部分。牛津大学导师、认知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兰布罗斯·马拉福里斯说，一个迈锡尼武士不仅使用剑，他还是人和武器的“人/非人结合体”。猎人和武士可以自己制作矛和弓箭（比矛出现得早一些），但好剑只有技术熟练的匠人才能做。这些剑常被过度装饰，因此也很贵。（此处有个小的神奇之处：很多古文明都使用剑，但从希腊到日本，所有用剑的文化都认为剑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迈锡尼人很用心地保养剑，并把剑和它的主人葬在一起，表明剑和武士有一种特殊、深远的关联，比人和斧子或弓的关系更深刻，更具有共生性。

这样看来，融合并不新奇，也没有革命性。它使人类得以成为人类。融合塑造了我们对自己、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思维的感知。事实上，我们能进化成功，在一个有大型掠食者的世界生存，并在智力上超过我们的远古近亲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让我们的物种能在大概4万年前遍布全球，这都是融合的作用。今天，融合的重要性也没有降低。

让我们从身体角度来看一个简单的融合例子：技术对身体图式的影响。（我应该说主要是身体融合，因为身体融合和认知融合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所有改变身体的融合都会影响大脑和思维，而旨在改变认知能力的融合，也常常会影响身体部分。）身体图式是大脑对身体的认知模式：比如，它告诉你自己的肢体能伸多远，你在空间的哪个地方，占据了多大的空间范围。身体图式很重要，它帮助我们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成功运转。抓一个杯子，需要知道你的胳膊有多长，你的手指能张开多少，而下楼梯需要知道你的腿能在保持平衡的情况下迈多远。

身体图式很灵活。伊多亚的大脑把它控制机器人的功能区从使用工具的功能区移入了身体功能区部分。此后，伊多亚开始把机械臂看成与自己其他的肢体一样，它的身体图式也扩展到机械臂。即使没有像大脑一样植入这样惊人的高科技，人们也能熟练使用工具，工具就像他们自己的延伸。

想一下盲人和手杖的例子（哲学家最喜欢的例子）。盲人不管坐还是站，都能意识到自己手里的手杖。他能估量它的长度、重量、灵活性等等。他一旦站起来，拄着它走路，他对手杖本身的意识就消失了。他的思维集中在手杖和他前面的空间互动产生的信息上，他觉得自己可以感受到几英尺[3]之外的东西。他把手杖当作手的延伸，像真的在“摸”一样“感受”前方的路况。这些脑区重置发生得相当快。对猴子来说，使用像耙子或机械抓手（就是一头有一个手形装置的长棍）这样简单的工具抓取食物，几分钟之内就改变了猴子的身体图式。

精确身体图式和对灵活性的需求，使得技术开发成为身体延伸的一部分。考虑到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如此依赖成功地使用工具来生存，我们发展出把技术融入身体图式的能力是合理的。学习如何熟练使用技术是一种高效的方法，要熟练到你不再需要有意识地思考，能够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工具给你的关于世界或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的信息上。

身体图式的延伸有时是虚幻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振动的幻觉，即感到手机在振动，其实并没有。对波士顿地区医院里的医务工作者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经历过手机振动的幻觉（心理学家戴维·拉勒米称之为“手机幻听症”）。常把手机放在衬衫或裤子口袋，使其靠近神经丰富的胸部或大腿上部的人，更容易产生这样的幻觉。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科学家认为，当一个人习惯了手机贴着皮肤振动，他的身体就会误把衣服的摩擦、偶然碰在家具上，甚至轻微的肌肉痉挛，理解成手机在振动。神经心理学家威廉·巴尔认为，对普通使用者来说，这就好像手机“进入了身体的神经矩阵”。“如果你经常使用手机，它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一个电话都不能错过，手机就更可能成为你的一部分。在波士顿医院的这次研究中，频繁查看手机的学生和住院医师，比高级别医生更可能感受到手机振动的幻觉。医学生的神经系统已经内化了这样的事实，即响应虚假积极信息（感受到手机振动，实际并没有振动）的成本，远低于响应虚假消极信息（错过了真的电话）的成本，一位高级医师解释说，这是因为学生如果没接他们的电话就会感觉“天塌地陷”。

2010年的“离线一天”活动是马里兰大学实验的一部分，参与的学生普遍报告说有“手机幻听症”。一个学生说：“我绝对受到了某些心理影响，比如明明关机了，可还是听到我的手机响。”另一个学生承认：“‘虚假铃声’有些令人不安，它确实强迫我依赖手机。”对从伊拉克和加州等不同地方新来的2000名手机使用者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70%的人有过手机振动的幻觉。这就是说，全世界大约有30亿人感受到过手机的虚假振动。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大。2012年对美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89%的受访者说他们每隔几周就会感受到振动幻觉。

人类和工具或机器——毛笔、摩托车或剑——如此亲密轻松地合作，以至于它们不再让人感到是在使用工具，而是成为人的延伸，成为人与世界互动的又一感官。这种情况并不难见到。

融合常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但是我们能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自己对时空或身体界限的感知，甚至能意识到我们自己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得到延伸或壮大。

乐器也是如此。有位爵士音乐家是这样说的：从对管弦乐器一无所知，到最终感觉乐器“成为自己的自然延伸”。另外一位音乐家描述掌握一种乐器的经验时说，就像习得“一个崭新、漂亮、可以移动的声音”。我们需要正式训练或认真练习以促进融合发生时，就会更加意识到融合。同样，飞行员和军事史学家托尼·科恩认为，飞行员需要“飞机的知识，理解并信任飞机”，同时“真诚地渴望和飞机融为一体——把人和机器变成一个功能单元的实践”。对于很多技术而言，练习都能让人获得基础能力和提高熟练度，这些会成为发展高级技术的基础。你对设备的意识会随时间淡化，但你能不断意识到自己被强化了的能力。

新技术让我们能够做普通人体无法做到的事情时，我们也更能意识到融合。19世纪的新机器——自行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自行车“比无用还无用，直到它成为人活生生的仆人和一部分”，这是一个匿名的作者在1869年写下的句子。“在你坐上去的那一刻，它提高了你对个人意志力的理解，”这个作者继续写道，“它不只是你买来使用的一个辅助工具，还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30年后，另一个人写道：“机器是你自己的延伸。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车辆，你都是在用你自己的意志力和力量在移动。”同时期的一个摩托车驾驶员写道：“当你一路飞驰时，已经感觉不到两个部分——你和机器，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血肉之躯和精神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和谐完美，对它来说，距离的挑战，就像个笑话。”自行车可能是使用者用这样亲密的语句描述的第一个机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的发明就是半机械人历史上的无名里程碑。

你的人/非人结合体变得与之前不同，但还能感觉像“你”——不是之前的你，而是一个能表达出正常情况下你表达不出的东西的你，你就能强烈意识到这种延伸。美国女画家乔治亚·奥基夫被广泛引用的句子“我能用颜色和形状表达出我用其他方式表达不出的东西”，能让很多画家立刻产生共鸣。音乐家和艺术家能用声音和画布表达他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想法。这种转化不限于艺术家，司机和战斗机飞行员也说他们成了“一架漂亮机器的一部分”，并以他们自己绝对达不到的速度和力量来移动。

在融合最激烈的阶段，它能消除人和物体之间的任何差异：你可以与之完美合作，很难说清你与机器之间的界限。禅宗艺术的大师数百年来一直在描述这个状态。德国哲学家欧根·赫里格尔在谈到他的禅宗箭术经验时是这样说的：“到最后，学生都不知道脑子和手两者哪个在起作用。”在日本学习几年箭术快要结束时，他描述道：“弓、箭、目标和自我都融合在了一起，因此我再也不能分开它们。”世纪之交时狂热的自行车和摩托车骑手用相似的语言描述了骑行。1909年摩托车骑手蜂拥出现，“条件理想时，思维的状态不可描述……你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机器——成了你的一部分”。1904年，一个自行车骑手写道：“骑行的最大魅力无以言表。你和你的车子成了一体……你感觉你的欢乐一定类似于翱翔的鹰的欢乐，是一首移动的诗。你忘了所有的目的地、时速、肌肉扩张，你随着飞驰的狂欢摇摆。”对现代人来说，这种描述似乎非常熟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遗忘自我、失真的时间，完美描述了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的概念。把一个人的意识和身体图式融合于一个工具——手斧、小提琴或F–15战斗机——的能力，是身体最大的奖赏。

并非只有当你坐在喷气式战斗机的座舱里时，才会与机器合为一体。程序员艾伦·乌曼用“走近机器”描述这种感觉，即硬件、程序员的思维和代码都融进了一个美妙、具有激励性的整体时的感觉。它从初见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案开始，就在那一刻，“人和机器一起进入了一个像切割钻石一样的优雅状态。”她写道，“我曾经尝过冰毒，那种快感是唯一接近一个项目初始时的状态的。是的，我明白。是的，这可以做到。是的，多么直截了当。哦，是的。我明白。”程序员不能只在头脑中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可能大体看起来很清楚，但要写出好代码却很难。看一个优雅的方案，与做出一个产品，是不一样的。要把想法转换成不断变换的代码，乌曼说，“程序员只能退回到某些隐秘的心理空间”，一个“事情可以被完成”的空间。

人们对一个完全沉浸于工作的程序员的典型印象，是他或她坐在键盘前，输入代码。与键盘的连接激发了一些程序员在其他地方无法拥有的想法，他们只能通过键盘表达某些心照不宣的想法或科技知识。数学家在黑板前推导运算复杂的定理时，他们也不仅是因为方便才使用黑板的。黑板极度地延长了他们的短时记忆，让他们能看到整个运算过程，也让错误的地方更容易被发现。问题也不只是在数学家的头脑里或黑板上解决的，而是在二者形成的认知系统里解决的。同样，我认为，程序员在电脑前写出的程序，也不仅仅是从他们的大脑里冒出来的，而是分布于大脑、手和键盘。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有这种分布认知的经验：我用手拼写。我小时候学习按指法打字，学了几年后，又实践了几十年，我可以闭上眼睛，一分钟打70个单词。像熟练的读者可以识别整个词而不是字母一样，我打字也建立在对拼读正确的词语的触觉上。我的手从字母上滑过时，我能说出我的手指应该怎样移动，我的手应该呈什么角度。我能立刻感觉到该模式是否被一次误击键盘打乱了。我不是总能凭感觉来辨别打字错误——我必须睁开眼睛看着屏幕才能做到——但我差不多总能知道是否有错。

由于这么熟悉键盘，当我的孩子问我怎么拼写长单词时，我不看一个想象中的词典，直接读出了每个字母。我看到手指在一个想象的键盘上移动的方式，然后读出字母。对于一些复杂的词语和名字，我不能保证用笔或触摸屏上的虚拟键盘（在这里，我练了几十年的认知/肌肉记忆都成了无用的）能拼写对，但我能用全尺寸键盘准确地打出来。

像所有的认知转移一样，代码记忆作为人工活动，也有利有弊。导航时使用虚拟地标而非街名的人，很难向别人描述路线。明显的弊端是能力不能被普遍运用。如果键盘上的标点在不同的地方，就会让我慢下来。每次使用非字母符号都在我不熟悉的位置的英国键盘时，我都会想起这一点。遇到排了更多字母的法国或日本键盘时，我就绝望了。智能机上的微键盘就处于上述两者之间：我可以慢慢在脑海中重现词语的模式，但是我不能依赖整个肌肉记忆——我手腕的角度或我手指的伸长度——立刻知道我是否犯错了。我用手拼写的优势是，这让我的书写速度很快，最快的时候，我打字的速度和思考的速度一样快。

需要以运动记忆记住东西的人，不止我一个。很多人记手机号和密码，都是想象手指在键盘上的移动方式，而不是记住数字串。这在使用旋转拨号电话机的时代很难做到。但有了按键后，就简单了。我们习惯让手指去“走”；现在，我们让手指记忆。一个让人震惊的双手记忆知识的例子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排字工人发现了他正在排的一本希腊语书上的一个错误。他向那本书的编辑解释，他不会说希腊语，也不会读，但他已经排希腊语的书几十年了，从托盘里拿出字模，排列在印版里，他知道他从未见过这种字母排列方式，所以感觉出错了。结果最终证明他的感觉是对的。

卸载不只用于人类的认知活动，我们还不断把记忆外包给技术、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他人。

我随身带着一个袖珍笔记本好多年了。20年前我读研究生时开始这样做。在那之前，我记日记不怎么规律，但在开始写论文后几个月，我经常出现记忆错觉。我在图书馆就某个问题查了一个小时的资料，然后觉得好像几周前，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为了更好地记录我的工作，我开始使用实验记录本记录我的“历史”。

我的小笔记本现在是我的日常生活的意识流抄本。比如，两个对开页记录了“沉思”的拉丁语词源；参照定位备忘录系统原型做的表格；我要采访的人的名单；一个购物清单；剑桥一家餐馆的攻略；在这家餐馆和认知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一起吃午餐的记录；从泰特美术馆展览上抄来的威廉姆·布莱克的一句话；还有，出于某些原因，我儿子的社保账号。

笔记本还有其他一些作为记录和工具的功能：粘在页面上的票根；我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时收到的名片；里面还有邮票和更多的名片，前封里面还有便利贴；后封里面是伦敦地铁线路图，既能协助我在伦敦时穿梭于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系统之一，也能让我在美国时寄托乡愁。

因为在背包里放了几个月，笔记本有轻微弯折。它还能坚持几个月，直到我写完最后一页或者它受不了我的“虐待”而“自毁”。它很明显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笔记本只是一个工具吗？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默斯说“不”，它是人类思维的一部分。无论你是否在你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下购物清单，都没有关系。说到认知和记忆，他们说“颅骨和皮肤没什么神圣的”（有点儿让人毛骨悚然的措辞）。重要的是，信息——或做事方法——是否容易得到或可靠。他们注意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奥托的例子，这位老人在他随身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许多事情。因为笔记本让奥托觉得“可信度高、可靠度高和容易理解”，奥托和他的笔记本是一体的。

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是在为如何记住事情做决定。我们常使用混合方法记住书面或口头文本。古罗马演说家有一套记住大量演说词的惊人的复杂工具。这些工具可以设置详细可见的关键点提醒，然后在想象空间里对关键点进行排列。要记住演说词，你要在你的大脑里游走，让每一个想象出的物体都提醒你要说的话。这听起来可能比仅记住演说词还难，但是比起纯记忆，这让演说者能更灵活地表达。演员也许要为一场演出记住几千句台词，他们经常使用外部线索——他们在舞台上的位置，他们的站姿，他们在做的事情——的联合提醒，帮他们记住台词，熟悉合作演员的台词，从而更有演技地互动。

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的贝齐·斯帕罗教授发现，学生会根据考试时是否能上网来选择不同的记忆策略，记住考试需要的材料，这真没什么稀奇的。不能上网的学生记住了信息本身；而能上网的学生记住了在哪里能找到信息，而不是记住信息本身。斯帕罗和她的同事注意到，网络正在变成我们交互记忆的一部分（交互记忆是指个人直接的记忆存储和个人可从其他地方获得的记忆存储的结合体）。

斯帕罗的发现说明学生越来越笨？根据对她的发现的某些反馈，答案是肯定的。英国《卫报》用头版文章《记忆力差？都怪谷歌》描述了她的研究成果。另一个网站用了这样的标题：《谷歌正在谋杀我们的记忆力》，暗示“如果你想头脑敏捷”，就不要依赖搜索引擎。

但是这个争论本身就很愚蠢。首先，斯帕罗的学生考的是琐碎的问题和事实性的陈述。他们不是在卸载那些我们认为可以证明我们是谁的记忆——那种普鲁斯特式的可以被一幅旧画和气味引起的记忆流，第一次抱起你第一个孩子时独特的记忆，或戏剧性转折的记忆，比如里克在雨中离开巴黎的火车上读埃尔莎的告别信。更重要的是，交互记忆不会掩盖信息本身，它关系到如何找到信息。我们常常使用交互记忆，它难以置信地有效。事实上，在我们所处的世界，能引起交互记忆的触发器已经过于饱和，这些触发器叫作符号。我们把它们放在建筑旁边、街角、包装纸和标签上，以及上百个其他地方。我们一直在往这个世界塞信息。

很多这样的嵌入式信息都是有特定场所的。在我的冰箱里，总有一些家里人喜爱的食物准备好“冲进”烤箱。尽管我常常热食物，但我记不住每样东西需要的烤箱温度和烘烤时间。这不是因为我记忆力不行，我喜欢做饭，就算水平有限，我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厨师。是的，我甚至没记过陈皮鸡要以400华氏度烤20分钟，而乳蛋饼要以375华氏度烤18分钟，因为我知道操作指南就在烤盘旁边，而如果烤盘不在我手里，我绝不会需要这种信息。

我们也常把别人当作交互记忆的储存库。你在公司的内联网上问同事问题而不是自己查找答案，依赖女儿记住她和她所有的朋友都在读的那个吸血鬼系列下一本书的名字，或者信赖你的伴侣记住你的航班信息，因为你知道他（或她）善于记忆那类信息，这些都是交互记忆。此外，还有些地方的构造和设计是空间上组织信息的巨大工具，我们还有布局与信息流相连的地方。这些地方分别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 * *

科技可以成为思维的延伸这种想法可能还是有些抽象。你可能想知道，设备是如何让我们每天的认知活动变得更容易的？

我们来看看你此刻正在做的事情：阅读。阅读既常见又复杂且多层次。通过分解阅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通过多年阅读发展出的认知功能，我们有意识地学习和应用的技术，印刷出的页面和书本的物理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拆分来看，阅读是有意无意的活动和内化转移过程的结合，所有这些整合得如此一致，创建了一个完全“无缝”的整体经验。

首先，看看最基础的一件事：你在看字母。

你把字母一个个辨认出来，组成音节（这叫作音位意识），你知道这些音节如何构成词语。但是你没有有意识地把字母和音节串起来。经过数年的训练，你会自动把字母组成词语，因为你的大脑中有特殊的功能区——左半脑部分颞顶和枕颞区以及言语控制区左前下脑回，也叫布罗卡区，这些功能区对音位处理有重要作用。对大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表明，人在学习阅读时，控制字母辨认的颞顶区最活跃。从概念上讲，枕颞区越投入，阅读就更快更流畅。我们默读或遇到新词时，前下脑回就会更活跃，因为辨认新词常常需要读出来。

你知道你在读词语或句子，但你不知道的是，你的眼睛不是均衡地扫过字母和间距，而是每十分之几秒扫过一组字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跳跃进行。（你的视觉系统学会了这样移动你的眼睛，在你相当小的时候，你的大脑学会了根据这些个人选择，把你看到的东西转变成流畅的图片。）

因此辨认单词是流畅而无意识的，但这不是你生来就具有的本事，而是你通过数年的练习习得的，它从你大脑里有意识的部分转移到无意识的部分。用思维延伸理论的说法，辨认单词已经被外化成无意识的功能。

让理解和辨认单词更容易的另一件事是，单词之间有间距。

你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这很正常。难以置信的是，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词语间的间距没有必要，充其量或者甚至是对阅读能力薄弱的读者的让步。对于古罗马演说家来说，文本就是要大声读出来，而不是默默浏览，只有半文盲才需要借助间距解读拉丁文。在一长串没有间距的字母中找出词语是一种挑战，正因为如此，在一片字母网格里寻找词语的游戏才有趣。中世纪时期，词语间的间距用来帮助皈依基督教而不熟悉拉丁文的人阅读《圣经》，帮助学者研读最新的阿拉伯语科学和哲学译本。对初学阅读的人来说，词语间的间距使得新语言更容易理解；对有经验的读者来说，间距让阅读更快，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大声读出来的必要。阅读现在可以是安静的、沉思性的活动，不像言语活动，而更像思考。

现在，再把注意力拉回到字母上来。它们可能有微小的装饰笔画，字母间的间距可能变化很小。这种带装饰的字体是衬线体，使用它们是为了让字母易读（即使在威尼斯印刷工尼古拉斯·詹森创造了衬线体500年后的今天，专业的印刷工人仍对它们的实用性和美感存在争议）。因为不同的字母需要不同的空间，间距变化让它们显得好看。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书刊上的字形和字体设计都是为了方便阅读。

印刷时人们倾向于白纸黑字，或略偏白色的纸上印黑字。除了正在读的字母什么也没注意到？有些字母，特别是句子开头或名字的首字母，比其他的要大。和字母混在一起的是标点，比如逗号和分号，它们能就怎么读一个句子给你心里的默读提供音节线索——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要强调（或什么时候是旁白）。

现在看看页面。注意页边的留白。这些留白是为了方便你的眼睛一行行浏览，同时知道读到哪里了，还可以在这里做笔记或注释。很多书还会有页眉，也就是页面最上方传递某些信息的词语，比如书名或者当前的章名。每页都有一个不同的页码。文前部分标的是罗马数字，正文用的是我们通常说的阿拉伯数字（其实阿拉伯数字是印度数学家发明的，但西方人是从阿拉伯科学文献上发现它们的）。

如果你快速翻一遍书，就会看到书的其他部分。书前面是目录，告诉你哪里是新章节的起始（多亏有页码）。书的最后是索引，告诉你不同的话题是在书中哪一部分讨论的（还是多亏页码）。

这些特征都很常见，你习惯于在书中见到它们。如果不是现在提及这些，很可能没人会看书的这些部分。这些结构元素就是藏书家口中的“副文本”，副文本也包括标题和副标题、插图说明和脚注。这些成为书的特征已经有几百年了。词间距和标点符号是中世纪的发明，现代印刷在文艺复兴时期就作为一种艺术出现了，那个时候出版家已经开始使用字体和图案设计做书，吸引非僧侣和非学者读者。

年轻的读者很少看到这些副文本，因为有些书不分章节，比如《拍拍小兔子》[4]。副文本是为了方便比幼儿时期的那种练习更复杂、更多变的阅读。阅读虚构的小说，需要展开你的想象力，把自己放到别人所处的情境里，丰富你的情感和同理心。在大学的哲学课上，我们学到阅读就是认同一个作者的观点，评估其论据，了解作者的修辞技巧。（这一点，我们都受益于美国学者、教育家莫提默·艾德勒，他在其经典著作《如何阅读一本书》中介绍了两种高级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

专业阅读更有目的性，也更投机取巧。读研究生时，我的同学和我学到了如何快速阅读一本书以了解其主要观点，看它在学术文献中的地位，再评估它的重要性。我们学到一种探究书本内容的方式，这种方式后来构建了我们对工作的思考：“阅读”被简化成详细分析某几页文字，再快速浏览其他内容，包括看书评或作者之前的工作成果。律师们要学习带着目的阅读。法官和有经验的律师看鉴定书比一年级学生快得多，也更有效，因为他们更有效地使用了结构上的逻辑信号词、脚注和关键词，以了解鉴定者的推理风格和对判例的使用；他们能聚焦新的有争议的裁定，并迅速评估一个决定可能造成的影响。

这些阅读方式不只是处理大内容量读物的技巧，它们还引导着一种学术或专业的注意力，帮助定义什么是学者或律师。但所有这些复杂的认知活动——抓住论点，领会一位作者的语言指向，体验意想不到的事，理解一个判决意味着什么——都依赖于我们孩提时发展出的无意识的、基础的能力。正如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安娜·沃尔夫所说，阅读需要几毫秒，也需要几年——与阅读有关的神经传递速度越来越快，而阅读所需的文化和理解元素的发展却非常缓慢。

如果字母、词语、词间距、标点符号、字体和印刷样式以及副文本都很常见，那么它们为什么还值得注意？因为，尽管它们几乎被无视，但它们还是帮助你获得了非凡的识别力、认知外化和理解能力。字母、词间距和标点符号帮助你快速流畅地阅读和理解。你的眼睛在文字上快速移动，你的大脑视觉处理中心区域正在为一组不连续的视觉数据创造一个流畅的体验，旁边一个区域还在识别词语。只需瞥一眼章名、页码和脚注，你就能知道你看到的是书的哪一部分，哪些部分需要注意，哪些内容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有意识进行的是，你在理解句子的意思，把前面几行放进短时记忆储存，思考这个段落的结构，这部分观点的组织顺序，以及这个观点的意思。观点的碎片——特别的事实，或者一个措辞——开始储存在长时记忆里。你可能在画重点或记笔记，创建一个你可以回头看和参考的记录，或者能帮你更好地消化书中观点的记录。

总而言之，阅读就是不同层次的技术性互动，从字母到页面留白再到章节，借助你机械地、无意识地调动的技能。这帮助你适应一个持久的、复杂的观点，使你过滤掉有趣却无用的东西，只专注于关键点，让你的阅读转化为意义和记忆。

最后，我们使用的工具并不仅仅是书本身。我们还加了自己的工具。很多人在书上画重点或做笔记。我开始读一本需要认真读的书时，会在内封贴一张便利贴，在身旁放一支笔，一边看一边画重点、写注释和做笔记。把阅读当作军事艺术，帮助我更深刻地投入书本的观点中，关注它的转变和转折，理解作者的策略（或陷阱），找出我对那本书的真正看法。

其他的看书方法则较为平常。放下一本没看完的书时，你常会把记住看到哪里了的工作“外包”给别的东西——书签。书签本身不能记忆，但你能从它所处的位置知道你上次就是看到“这里”；你也不用记住你看的最后一页的页码（又是页码的作用）或者那个章节的名字，再次拿起书的时候，从插着书签的地方继续看就可以了。（虽然如果我和我儿子一起看一个故事，他常常会记得我们看过的前面几章的情节。）如果书签是一张书店的收据，一张火车票票根，或者一张音乐会门票，那么书签就有了自己的关联意义。这些做法并非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在书上做笔记，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帮我记住书中的观点，但我用书签不是为了记住页码。

这个过程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只有出错的时候才会显现。有些人觉得把词语认知融进潜意识很困难。患阅读障碍症的孩子辨认字母顺序有问题，这会妨碍他们把纸上的词语和每天使用的词语联系起来。阅读障碍症有神经学上的原因。研究表明，患阅读障碍症的人阅读时，他们的颞顶和枕颞上的部分区域没有正常人的活跃。但这不是说这些脑区只能这样——患阅读障碍症的孩子在进行特殊阅读时，那些区域会更活跃。我儿子就患有阅读障碍症，我们第一次给他做测试时，发现他的口语和推理能力非常好，而他的正式阅读能力却低于正常人。不过他已经接受了几年的辅导，现在他的左半脑正在赶上额下回的速度，他的阅读能力也逐渐正常。神经可塑性和顽强都是好事情。

即使是阅读能力非常好的成人，也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阅读所需要的基本技巧。比如，遇到一个又长又陌生的词时，你可能会把这个词分成音节，然后读出来。我们学一种新语言时，再一次感受到苦思音节并联系音节所指的意义的挣扎；我们就又一次意识到，能够立即辨认词语的能力是多么宝贵，意识到这个看不见的活动实际上需要多少努力。

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大脑无法认读字母，总想把字母组成词语，如果你去一个语言不同但字母表一样的国家时，这会给你造成麻烦。作为英语母语者，我从来没有像在芬兰西部那样被路标弄糊涂过，那里的路标是用芬兰语和瑞典语写的，这两种语言我都不会说。德语和英语或罗曼语族有同一词源，它给英语贡献了很多外来词；与德语不同，芬兰语对我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我一点儿也不懂。

我去韩国和日本时，忙碌的大街上满是霓虹灯字符，反而让我的大脑阅读区不受干扰，因为我不会韩语和日语。（可是，我越想到因为我不能继承祖上的文化遗产，我祖母会对我多么失望，心里的内疚感就越强。）

大多数时候，我们阅读时感受到的都是复杂和灵巧的完美融合。理查兹写下“书是帮助思考的机器”时，他比他自以为的更接近事实。阅读是一种融合，是与不费力又能扩展思维的技术的融合，是最好的日常融合的案例。一本书包括认知投入、内容和副文本这几个主次分明的层次，这些层次也是促使我们投入或转移注意力的工具。阅读并不需要注意书中的每一点，我们只需在某些部分集中精力，其他东西则依靠设备记忆，再其他的东西就完全转移给物体去记忆。出于同样的原因，所有这些文化技术，比你眼镜的镜片更难被注意到——你注意不到镜片，因为你要透过它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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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所表现出的，就是因与技术充分熟悉而使技术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可以毫不费力地使用它们，感受它们成为我们的身体或认知或创造能力的延伸，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你开车或骑车的某些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体验，就像车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通过它和路连在了一起。运动或玩游戏时，你也能有这种感觉，当球拍或控制器成了你手的一部分，你在大脑有所反应之前就对新威胁做出了回应，感觉受到挑战，但一切都在掌控中。攀岩或远足时，你也能感受到，每个感官都在感受环境，你的身体很累，但你觉得自己还能行，而不是觉得自己要在身体的限度内崩溃了。

这种状态就是米哈里所说的心流。心流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米哈里写道：“注意力如此集中，没有任何注意力可以分散来关注其他无关的事，或担忧其他问题。自我意识消失了，时间感也歪曲了。能产生这种体验的活动如此让人愉悦，即使它有难度，或者危险，人们也愿意为了事情本身来做它，很少考虑能从中得到什么。”

做任何事你都可以进入心流。米哈里已经研究心流几十年，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对全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几千人进行了采访或调研。他在洛杉矶城外的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办公室，通过网络电话告诉我：“我们发现，在曼哈顿每天为制作熏鲑鱼和百吉饼而将鲑鱼切成薄片的人，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创造性与雕塑家或科学家一样。”他说话时，有时会闭上双眼，注意力集中在措辞上。他背后靠墙的是一大摞书，墙上挂满了裱起来的奖状和书封。

做熏鲑鱼切片的人怎么进入心流？“他们说，‘这些鱼每一条都不一样，通常我每天要切五六条鲑鱼，每次我拿起一条鱼，把它放在大理石台面上，我都会对这条鱼的内部构造做一个三维的X光透视’。然后他们就能以最省力的方式去切，以最快速度做出最薄、最好的鱼片，只扔掉极少的一部分。”这成了一种游戏：以最少的浪费切最少的次数，得到最多的鲑鱼片。

具有挑战性，规则清楚，还能立即得到反馈的环境，对进入心流有帮助。这也是游戏——不管是象棋等棋类游戏还是视频游戏——如此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玩家可以很快进入心流。对于更简单一些的视频游戏，米哈里说：“你遇到入侵者，你必须向他们射击。这时就需要灵活的手指（来扣动扳机）和快速反应的能力。”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工作设定短期目标，以让自己保持注意力并进入心流，比如转动三组轮胎，写5页字，给一艘船上货，同时保证船的平稳。（有设定自己目标的自由也能帮助构建独立的感觉。）事实上，找到这些目标，让这些目标具有挑战性并可以完成，本身就是一种技能，标志着真正掌握了某项工作。

容易掌握的游戏和任务比难的更容易产生心流，但是它们不能让人长时间保持注意力。相反，像绘画和行医这样需要好多年才能掌握的活动，能让人一生投入挑战。“吉他英雄”[5]相对好学，也很有趣，但玩了几百个小时之后，就没有挑战性了。而弹一把真的吉他，即使几十年后，也总有要学的新歌、新曲风以及新的表达自己的方法。有些情况“挑战很大，你一开始技术很差，但如果你继续发展，就能进入心流，”米哈里给我解释道，“比如象棋、桥牌及其他高度复杂的游戏，你可能需要好多好多年才会厌倦这种挑战。但是心流很稀少，因为产生心流很难。”

米哈里和他的同事在积极心理学——本质上就是幸福的科学——方面发现，人们沉浸在困难的工作中时最快乐，而不是在安逸的享乐中最快乐。“我们生活中最好的瞬间，不是那些消极、被动、休闲的时刻。”米哈里写道。它们“发生在一个人自愿为做到某件值得的难事而奋力时身体和思维都达到极限的时刻”。挑战、愉悦、有价值的和困难的回报，以及对它们的清醒意识，这些就是产生心流的东西，心流是快乐的关键。心流的体验帮助人理解真正的自己。“如果你注意到这一点，它真的能反映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想做什么，”米哈里告诉我，“扮演好你在这个世界的角色，你会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感觉良好。”

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就是控制自己意识的能力，是高生活质量的关键。这解释了为什么持久的分心会成为大问题。如果你不断被外界事物——电话、短信、“就问一个简单问题”的人、客户、孩子——打断，被自我打断，或被你同时进行多种工作的努力打断，这种慢性的分心就会侵蚀你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它们不只让你思维的火车脱轨，还会让你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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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时候，融合让你更熟练地运用技术，甚至毫不费力。最好的时候，融合让你感受到巨大的快乐，扩展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你的生活深刻而有意义。这说明了为什么糟糕的融合会那么痛苦，为什么分心如此具有侵蚀性，以及为什么让技术帮你集中注意力、保持专注、进入心流如此重要。

平稳的呼吸是做到禅意地、轻松地使用技术的一种方法。在其经典的《学箭悟禅录》（又译《箭术与禅心》）一书中，欧根·赫里格尔描述了日本射箭中呼吸的关键作用。射箭是禅意的体现，赫里格尔认为，它是一种只能心如明镜时才能做的“没有艺术性的艺术”。呼吸恰好就像正确地拿弓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使用信息技术时不能克服邮件窒息，就难以达到好的融合。幸运的是，科学家开始试验使用电脑时帮助调整呼吸的方法。为了了解这些方法，我拜访了平静技术实验室，这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尼曼·莫拉维奇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我在瓦伦堡大厅（这是这所大学主院中一座砂石与黏土结构的建筑）的一楼找到了他。

和莫拉维奇谈话，是我和科幻悬疑电视剧《迷失》[6]中的角色距离最近的一次互动。他恰好是外国人，有异域风格，帅得可以演大洋航空815航班[7]上的乘客，技术好得可以参与虚无的达摩计划[8]。莫拉维奇1979年移居美国，他的父亲是伊朗人，在来斯坦福之前，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他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背包旅行数年，能用几种语言解释冥想的好处。在我们见面的那个早上，他脸书的主页上，是他和时装设计师未婚妻在火人节的照片。火人节是在内华达沙漠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艺术盛典，是旧金山湾区前卫派和技术专家们的最爱。

平静技术实验室听起来很高端，但其实就是由莫拉维奇的笔记本电脑、一些网址、一群不固定的思考者同事和一些实验品组成。我见到莫拉维奇时，他戴着他最近的发明——一个胸部传感器和一个阿德伟诺电子控制器（由于其成本低且灵活性大，深受发烧友喜爱），他把它们连在苹果笔记本上。实验室里的其他人正在开发能运行文字短信、数字摄影甚至脸书的系统。这是一个你可以花最少的钱，做有趣的试验和概念验证的领域。

平静技术实验室研发能减少日常低压力源（能引发压力的事情）的技术。研究者不打算消除有用或理想的压力源；舞台剧演员和急救医生学会在压力下很好地工作，肾上腺素上瘾者在高空跳伞和高山滑雪上花了大笔的钱。然而，实验室的目标是慢性低压力，是那种由日常摩擦和挫折造成的压力。

我问他们如何定义“平静”。莫拉维奇说：“‘平静’的意思就是‘平息的警戒’。”平静、专注和注意力都是相关联的，你的慢性压力越高，“你就更可能分心，更不可能深度集中和有效率，”莫拉维奇继续说，“那些分心会反映在你的呼吸里。”

莫拉维奇一开始他的事业时就意识到，呼吸的改变可以是自愿的。我们的呼吸一般是无意识的，就像邮件窒息一样，它会受工作和环境影响。但与心率和血压不同（虽然它们也随压力升降），如果人们关注呼吸，它是可以被控制的。莫拉维奇花了几年的时间掌握了呼吸冥想。“呼吸是思维和身体结合的地方，”他说，“这是调整个人状态的简单机制。”呼吸还具有容易测量、监测和量化的特点，这些让它成为数字干预的好的备选者。

莫拉维奇戴的传感器是“平静教练”系统的一部分。早上对着电脑开始工作时把它戴上，这一整天，它就可以检测你的呼吸频率。莫拉维奇指着苹果笔记本菜单栏上一个正显示着他的呼吸频率的指示器，拿它和一个基线相比较，数字很小。与大部分研究生不同，在说到做博士研究时他并没有压力。

莫拉维奇指着菜单栏上的另一个数字说：“我们正试着展示某些短暂但重要的事，也就是你的平静状态。我们用这些分值去表示。”如果你的呼吸够平稳，“平静教练”会用分数奖励你（我看见他心率旁边的37变成了38）。在接到让人愤怒的电话，或参加糟糕的会议时，如果心率提高，不会减分。像很多玩家会告诉你的，丢分让用户更有压力。另外，传感器还能帮你看到，在一天的什么时间你会感到有压力，你感到有压力时在做什么。莫拉维奇在电脑上打开了一个分成两栏的网页，上面有一组照片。“左边那栏显示了我感到压力最大时在做什么，右边那栏显示了我最平静时在做什么。”他解释道。（我注意到屏幕左栏有两次显示他的邮件是打开的。看到研究平静的专家在检查邮件时也会忘记呼吸，我感到有些欣慰。）使用这个系统几周或几个月后，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一天中什么时候最可能感到有压力，也可以看出做什么时最放松。

屏幕上一张沙滩图跳了出来。“我创造了一个纪录。”莫拉维奇说，该系统那天早上奖励了他41分。他说，“平静教练”的未来版本可以更主动：在你压力过高时，它们或许能建议你休息一会儿，或建议你在最平静的时候做最有挑战性的工作。

“平静教练”还有一个迷人而粗糙的原型：阿德伟诺电子控制器没有这个原型（没有的话，检修更容易），一个无线呼吸检测器可以让它用处更大。我还能想象锻炼时戴上心脏监测器的人们，或总是在寻找提高效率的工具的人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具。“平静教练”真正完美的地方是它总是在工作，总是在收集数据，总是提供反馈，助你保持平静。成人平均每天要呼吸两万多次，因此只要你在电脑旁边，系统就能显示，这个优点很明显。一个实时的而又较为间接的系统，好像很适合帮助人重新调整科技和呼吸之间无意识的连接。

然而，“平静教练”可能首先会被卖给“生活黑客”人群——已经买了耐克运动腕带的较早采用高科技的人；已经开始看《搞定：无压力工作的艺术》的人；在寻找下一件能让他们更聪明、更有效率或更如何如何的人。莫拉维奇希望这些切实的好处能推进所有用户对专注的更大兴趣。“不想沉思，但仍想减少压力或做好工作的人可以受益。”他说，“但其实，这与提高情绪和身体的意识有关。”毕竟，“平静不是一件事情。平静关乎思维的宁静，这样你才能有效率、有创造力并有好的想法”。他也希望“平静教练”以及相似的系统能有助于告诉用户，“让我们抓狂的科技也能让我们平静下来”，我们可以用科技颠覆我们的电脑和人际关系，再重建。“电脑不应该仅能让我做事情，”莫拉维奇说，“它还应该帮助我成为最好的我。”

“平静教练”离上架还有一段时间。在它能使用之前，还有别的工具能帮你学会沉思式使用电脑。它们有一个前途无量的名字：“极简软件”。

[1] guayusa是一种冬青树叶茶，原产于亚马孙河上游地区，富含咖啡因、多酚、绿原酸、氨基酸等，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编者注

[2] 佩奥特掌是一种蓝绿色小仙人掌，具有致幻作用。——编者注

[3] 英尺：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0.3米。——编者注

[4] 《拍拍小兔子》（Pat the Bunny），经典儿童读物。——译者注

[5] “吉他英雄”（Guitar Hero）是一款为吉他爱好者专门设计的音乐游戏，通过模拟的音乐演奏让玩家亲身体验成为摇滚吉他明星的快感和喜悦。——编者注

[6] 这部剧的男主角为韩国人。——译者注

[7] 大洋航空815航班是《迷失》中一架虚拟的民航班机。——编者注

[8] 达摩计划是在《迷失》中出现的一个虚构研究计划。——编者注

第二章 少即是多

下次你使用电脑时，下载两款软件。一个是Freedom，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切断所有网络连接，最高单次断网时间可长达8小时。另一个是Dark Room（适用于苹果Mac操作系统的同类软件叫WriteRoom），该软件有一个干净、简单、专供写作的界面，可以帮你集中注意力。（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系统，你的能力足以让你找到同类软件。）使用这些软件一周，可能就能提高你的写作水平和专注程度。它们还可以帮你进一步了解自己。沉思式计算需要试验和反省；尝试新东西很重要，这有助于知道它们如何影响你的延伸思维，改变你的技术能力，从而帮助你开发延伸思维，提高创造力和专注度。

Freedom用起来很简单。打开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问“你想要多少分钟的自由？”输入一个数字，点击确认键，你就断网了。在它倒计时期间，你怎么都连不上网。如果你想恢复查邮件或上推特的功能，就需要重启计算机。如果你重启，你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Freedom制止你上网的威慑力惊人而有效。

这个软件第一次问我“你想要多少分钟的自由？”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惊慌。断网？我在做什么？我疯了吗？网络生活已经让我们形成了对网络条件反射般的依赖，即使我们认为断网对我们有好处。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必须在线，是不由自主地去看猫咪视频和动不动就查看邮件的第一步。不过当然，如果需要上网的话，我还有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断开计算机的网络，并不意味着我要把自己流放到西伯利亚。

我还是很快查了邮件，把图书文件备份到服务器，然后选择断网两个小时。我点击了最后一个按钮，Freedom宣布：“你断网了。未到指定时间，Freedom不会响应。”过了一两分钟后，我试了Freedom的其他命令选项，完全没有反应：没有菜单栏，没有“继续工作”的提示，什么都没有。这让我想起电影《新科学怪人》（Young Frankenstein）中的一个场景：吉恩·怀尔德饰演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制造的科学怪人（我想知道视频网站YouTube上有没有这个视频，可是，该死，我看不了）告诉伊加（特瑞·加尔饰）和伊哥（马蒂·费德曼饰，他和怀尔德一起导演了《福尔摩斯》；我想看看电影网站网飞上有没有——不行，看不了），不管听见多么恐怖的叫声（那让我想起来，我——哦，忘了），都不要和那个怪物一起进入房间。

让我很惊讶的是，我的思维如此频繁地从一个想法上突然转向其他地方，想起这个或那个，回答这个或那个问题——网站多么轻易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网络之所以如此令人分心，是因为我很可能找到那段视频，这部电影很可能在网飞上，在网飞和互联网电影资料库[1]之间，我可以在关于费德曼悲剧式的短暂职业生涯的小道消息上浪费好几分钟。我们败给了网站，它们得胜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未能专注，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秒都会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分心去娱乐的公园大小的虚拟世界。

但是在重启电脑前，我除了适应并进行实际写作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不时想知道：有没有收到新邮件？《连线》杂志撰稿人、路透社财经博主菲利克斯·萨尔曼有没有就金融危机发表什么机智的评论？那就是所有我能做的：想知道，但不能查。我查不了。我已经断了网，因此我只能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儿，那些想法从“该死，我不能查收邮件”变成了“酷，我不能查收邮件”。这感觉确实像自由。

Freedom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时，少即是多。WriteRoom也有同样的效果。第一次打开该软件时，它占满了整个屏幕，你能看见的只是黑色背景上一个闪闪发光的绿色光标。没有菜单栏，没有字体调整，也没有即时通信软件，更没有状态更新或新邮件的提醒信息在周围引诱你。如果你的电脑看起来比这还安静，那就是关机了，但闪烁的光标传递出这个机器在等待使用的信息。

对习惯了无数下拉菜单、点赞、评价、即时通知和实时推荐等信息的人来说，WriteRoom的这个界面完全就像惩罚，像牢笼或一个被洗劫一空的房间。

WriteRoom的视觉极简主义，让我想起了个人计算机看起来有无数潜能待开发的那段时间。即使我并不能真的让它们做到很多，我所能做的经常是用BASIC语言手动进入程序，我知道苹果Ⅱ、康懋达[2]64和TRS–80[3]最初都是出现在科幻小说中，只等着被人组装。

我不是唯一对WriteRoom产生这种反应的人。如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出现时，你还是个青少年，这个程序有可能触发旧的控制论的记忆，对即将到来的未来有一种莫比乌斯带一样的怀旧之情。《纽约时报杂志》撰稿人弗吉尼亚·赫弗南用半伍尔夫式半赛博朋克式的语言批评WriteRoom：“你冲出了未知，进入一种深刻的孤独，你的每个词语，都成为那种打开《星球大战》时出现的太空文字。”她写道：“对那些在Zenith Z 19上学习了基础知识，在Kaypro上开始文字处理的我们（所有人？）来说，复古的绿黑程序现在让人不能呼吸了。”

赫弗南说，有一段时间，“人类思维的秘密和计算的秘密好像互相阐明，又互相深化”。计算机是等待被探索和掌握的新世界。坐在键盘前，不是什么被动和怠惰的事。那是冒险的开始，是个人的探索。如果你能做足够多的工作去解锁它的秘密，那么这样的探索保证会改变你，让你更聪明，让你可以控制这个小世界。个人计算机初现的那几年，你要写（或至少输入）你自己的程序，很明显，你和你的计算机都在让彼此更聪明。

但今天，计算机更可能让人感觉它们令人不可理解地快和复杂，日常使用的软件复杂得令人头昏。比如，我的Word菜单栏上有11个下拉选项，展开其中10个，从打开和保存到复查标记、自动调整和分类，有140个命令和特性。第11个选项有200多个字体，这还不算那些字体的加粗、倾斜、加下划线、加长和细体版本。为了避免下拉菜单中没有你想要的选项，你可以在文档顶部的功能区找到某些功能。你还可以使用屏幕侧面的工具箱进入其他文档，其他文档的左边也有侧边栏。最后，有6种不同的文档查看方式：图片、大纲视图、阅读版式视图、页面视图、普通视图和全屏查看。

像Word这样的程序，让用户很少有机会发现赫弗南所说的“阐明秘密”，它是更简单更少见的系统才有的。即使为了让我们更安全或更有效率而设计的技术，比如赫弗南所说的“用户友好界面”是为了“保护我们远离科技的黑暗面”，也存在无意中使我们的技能和直觉变得愚钝的危险。这不仅发生在网上，也会发生在现实世界，其结果是致命的。2011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份关于2009年法国空中客车A330坠毁事件的报告提醒我们，飞机越来越复杂，飞行员却没有机会发展和保持高级飞行技能。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在大部分的航行中让飞机自动飞行，所以他们体验手动飞行的时间很短，缺乏处理紧急状况的经验，特别是由自动飞行系统或设备引起的紧急状况。

因此，我们需要为自己研发出更快、更复杂的软件，来改善我们的生活。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功能越来越强大，让人很容易假设我们也会更快、更强大。但复杂系统研究几十年的失败，表明高度自动化系统永远也不能完全抵消这个世界潜在的复杂性——难以驾驭的物理规律以及不可预测的天气。事情脱离正轨时，也是这个原因，让飞行员（或核电站操作员，或对冲基金经理）更不可能有处理这种事情的一手经验，虽然在处理这些潜在的复杂性时，你希望他们有那种必要的、训练有素的冷静。

如果你是科学家或金融分析师，要处理一大堆数据，做大量模拟分析，在计算机出现之前，会有那种要耗费你几天时间自己做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事情很琐碎，也会有其他现在你能做但如果没有计算机就做不了的事情。在某些领域，软件就像电力或发动机：很明显它让工作更快。但不是所有创造性工作都能通过软件加强，比如写作。在我使用Word的20年里，摩尔定律运转了10次。摩尔定律其实是说，计算机的能力几乎每两年就会提高一倍。这意味着我现在使用的计算机大概比我之前使用的Word 5.1强了1000倍。那么，我的写作速度也快了1000倍吗？有人做到吗？我们看的邮件也比1990年多了1000倍吗？还是只是感觉我们收到的邮件多了1000倍？

大型、功能齐全的程序很复杂，创造性的工作也很复杂，只是它们复杂的方式不同。从根本上说，简单的程序以避免不必要的分心、封锁外部世界，给你思考和更有效地处理多重任务的空间来帮你处理复杂的事情。

多重任务最近受到非议，但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多重任务。准确地说，据考古学家的说法，智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能处理多重任务。关于古老的多重任务一个最迷人的例子，来自南非金山大学的林恩·瓦德利及其同事进行的实验，他们在实验里重现了制作古老石器的方法。在石器时代，猎人制作斧子和其他工具，都是把石片绑在木头手柄上。为了保证两部分不会脱离，还有一道程序叫作装柄，这需要强力的黏合剂。猎人把一些天然原料混合起来再煮熟，就能得到黏合剂，这需要很多经验和技术。瓦德利和她的同事认为，制作这种黏合剂需要一个关键“原料”：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

为了理解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回想化学课。在一个典型的实验里，你会把化学试剂以合适的比例和正确的顺序混合，再以温度x加热y分钟，可能要测pH值，或许要在混合物开始变色但还没有变得很多的某个关键点搅拌或加别的物质。即使在控制良好的实验室条件下，这也是一种挑战。现在再想象一下在野外做同样的事。你没有纯的原料，你使用的是你搜寻、猎杀、采摘、种植或挖掘出的东西。你不能准确地称量原料，因为你从没听说过标准重量和测量的概念，甚至连数字的概念都没有。而且，不管你要做什么，都要看着火不要烧到别的地方，温度不要太高，或受热不均匀。你在这种情况下能拿多少分？

这些就是石器时代手艺人的工作条件，他们也没有曲线图来评分，他们只有两种评分结果——生或死。在这之前很久，古代人类已经使用了天然黏合剂，如焦油和树汁，但做简单的事情时，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使用工具。大约7万年前，南非制作斧头的人发现植物胶和黏土质赤铁（一种富含铁的矿物）的混合物，可以做成一种强大到把斧头和它的手柄粘在一起长达几年的黏合剂。但这要有恰当的植物、恰当的混合，要加热恰当的时间。瓦德利的团队尝试复制这种黏合剂，发现如果混合物太稀或太稠，就需要加入蜂蜡或砂粒以稳定混合物；他们还发现，即使在实验室，也很容易由于加入太多蜂蜡或砂粒而毁了一切。

因此，要成功，石器时代的黏合剂制作者必须知道他们的原料受热时会有何反应，他们要决定每炉的合适温度，准确判断需要多少黏合剂。换句话说，他们要能预测不同原料的反应，不断监测混合物，正确调整原料以避免灾难和浪费。瓦德利总结道，所有这些预测、观察和临时发挥，“没有处理多重任务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不可能做得到”。

在地球的另一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莫妮卡·史密斯教授也发现了考古学记录上智人处理多重任务的证据。事实上，她也认为人类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对于演化出复杂社会有重要作用。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智人要和一批更强、更快和更有攻击性的物种（其中有些物种，比如猪和牛，是后来才被驯化的）竞争食物和生存空间。能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团体来说，都让我们的祖先能够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个人层面，他们能计划和执行比其他动物更复杂的任务，能通过烧烤、腌制和烹煮扩大自己的食物范围。团体层面，他们能从采摘坚果、水果和块茎扩展到狩猎和种植，而种植需要很多计划，还需要有为了以后的丰收现在投入精力的能力。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让人类创造了更多复杂的社会仪式和技术，并最终创造了一种不用一直奔波的城市生活。换句话说，处理多重任务帮助我们的祖先战胜了其他物种、制作工具，并最终创造了文明。

如果人类处理多重任务已经几万年，那么我在101高速公路上开车一边减速一边给孩子发短信，一边喝加冰无咖啡因的拿铁咖啡有什么错？（别人都是这么做的。）如果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对人类社会的演化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要停下来？

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所说的“多重任务”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有些多重任务有效率，是聪明的投入，让我们感觉良好。另一些多重任务则缺乏效率，让人分心，让我们觉得时间资源捉襟见肘。辨别这些不同类型的多重任务很重要，因为我们使用这个词太随意了，而且经常用错——很多所谓的“多重任务”，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多重任务是石器时代的多重任务。它是那种你做某种让你完全投入的事情时做的事情。

对瓦德利来说，多重任务就是“在大脑里掌握许多行动步骤”的能力。它包括抽象思考的能力，在不同物体和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转移注意力的能力。史密斯说处理多重任务是“一次做多于一个活动的能力，调整活动时间和顺序以应对外部或内部条件引起的变化的能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多重任务过程都结束于一个终点：制作适合装柄的黏合剂，为一顿饭准备原材料，或开发一块种植用土地。

这才是那种我们从事复杂项目时做的多重任务，我们要对付很多球，以便它们能以正确的顺序在正确的时间落在正确的地方。我们做这些相当自然，如果瓦德利和史密斯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多重任务是进化了的。

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建设性地使用不同认知链的情况。一个好的讲师会在白板上写一些词语或在屏幕上播放一张图片，帮助学生记住她讲的重点。图形记录者是一些能为谈话或对话画出非常详尽的图形的人，他们坚信，当人们说话时，看着主题图慢慢形成，会强化学习。在这些情况下，不同的认知流之间没有竞争，它们互相强化，以不同的方式发送相似的信息。看歌剧需要进行多重任务处理：你的大脑要处理音乐、情节、歌词和舞台效果，还要把它们放在一起以获取丰富的信息。

现在的烹饪，和猛犸象时期的烹饪一样，都是处理多重任务恰当的例子。想象你在为朋友们做晚餐。你要考虑朋友们想吃什么，再计划你需要买哪些食材，以及什么时间买（燕麦片和豆子比鱼和新鲜罗勒的存放时间长）。每道菜都需要准备，这样各种东西才能以正确的顺序准备好，做一道菜时才不会影响另一道。烹饪时，你很可能还要同时做其他事情，比如确保菜是干净的，桌布和蜡烛都准备好了。如果有两个客人堵车了，你可能还要调整时间——烤肉快好了，但是馅饼要晚点儿再放进烤箱，孩子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饼干，奶油要等一会儿再打。要做好这些是不是一个挑战？当然是。客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你真的做到了一切顺利，这是不是一种奖励？肯定是的。

这种把不同的、汇聚于一点的认知流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也能应用于纯智力活动。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把一些不同想法存入短时记忆的能力，要比较这些想法，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或合成新想法，就非常难。很多创造性和创新型工作需要惊人的结合，用新方法将熟悉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会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没有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那种创造力就不可能出现。

人们也会用“多重任务”指代两种可以同时进行的活动，可能因为人们对其中一种活动比较熟悉，或者两种活动使用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很多人阅读或写作时听音乐（一些有趣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心理画像决定他更喜欢器乐还是声乐），遛狗时沉思，边照看孩子边打电话。我能边叠衣服边听音乐，这很棒，因为如果不能同时听音乐的话，我永远也不想叠衣服或做其他家务。事实上，把这些活动混在一起几乎不算多重任务，尽管有人认为是的。曾经有位爱游泳的长者夸我能处理多重任务，因为我坐在按摩浴缸里阅读。

有时候处理多重任务可能会让人很忙碌，但人们仍能在炉子上和烤箱里同时做三种不同的菜，还能安排孩子布置桌子。在一个堆满书和显示器的桌边读书的同时还要把几种想法集中在一起，这是一个挑战，但也很有吸引力，很值得。这些多重任务会促进心流的产生。

但是我们把注意力分散在几个设备或媒体上时所做的多重任务，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边听音乐边写作，与在浏览器上两个网页之间切换的同时在脸书上和一个高中同学聊天，还一边听手机里的广播，是完全不同的事。这些不同的活动不能汇成一个大的智力挑战，它们只是我同时在做的事情。

科学家会告诉你，尽管贴着多重任务的标签，但这种多重任务实际上并不是多重任务，而是切换任务：你的大脑在不同活动间转换，不断重新确定焦点，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切换任务为什么有问题？除了降低我们的创造力和效率，让我们沉浸于无效率，以及更容易自欺欺人外，切换任务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还要让大脑难以掌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记忆和多重任务的心理学家让我清楚了这一切。

梅根·琼斯和我在学校旁边街上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端着我们的拿铁咖啡找到了一张桌子。（西海岸的科学研究有点儿悠闲。）她拿出手机，打开计时器。“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三步试验，”她说，“首先，我需要你以最快的速度从1数到10。”

在看厚重的大部头和课本的人群中做这么简单的事，我感觉有点儿不安，但我还是做了。为了不影响我们旁边正沉浸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人，我数得轻声而快速。“用了1.5秒，”我数完的时候梅根说，“好的，第二步是背诵字母表上从A到J的字母。”

这很容易。这次又是1.5秒。看《米德尔马契》的女人显然没注意到她旁边的白痴。她翻了一页。

“现在，”梅根继续说，“试着交叉说：1A、2B，一直到10J。”我想既然单说都是1.5秒，那一起说应该需要3秒，4秒也有可能。

我开始了：“1A。”开头的几个数字和字母容易，但是到“5E”时，我强烈意识到，字母和数字不会再自动跳出来。我现在必须想一下说到哪了。我开始大声数出来以保持精神集中。“嗯，6……F，7……”——E，F，下一个是——“G……”我说到哪个数字了？哦，看《米德尔马契》的女人抬起了头，这让我彻底慌乱了。“8……”该死，该死，该死。

我结结巴巴地说完了。“10”后面的“J”说得很快，只是因为我知道两组都到最后了。“9.5秒。”梅根说。我又试了几次，但即使喝了拿铁咖啡提神后，也不能在9秒内说完。分心结束了，看《米德尔马契》的女人重新开始看她的书。

这是一个切换任务的经典例子：它很实用，不仅仅是因为你可以在咖啡馆而不是实验室尝试。每个人都背过字母表无数遍，而且我们睡着了都能从1数到10。这个实验的前两步，你几乎不需要集中注意力。

把这两种任务交叉在一起，数字和字母突然就不自动出来了。不得不想下一个数字和字母，表明你惊人地退步了，让一个平常顺利的心理活动彻底失常了。在我这个例子里，交叉说数字和字母用了我三倍的时间，也就是说切换任务让我用了三倍的时间。

现在想象尝试边听关于某一话题的对话边写一封不相关话题的邮件，或试着边开会边浏览头条新闻。或者不用想象，只要回想你上一次这样做的情况。

感觉把注意力分配给两个简单的任务，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但是那个咖啡馆里的实验表明切换任务所付出的代价很大。每当你从电脑上的一个窗口换到另一个，或者从看邮件转到接听一个会议电话，你的大脑都需要能量。根据某些估计，你每周浪费在这些瞬间（这样的瞬间本是你想最有效率的）上的总时间有几个小时。切换任务时你也会犯更多错误。

研究表明，切换任务会导致危险。你开车时接电话，部分注意力会从关注周围环境转移到听对话上，这样你将难以注意到道路上的突发情况，比如不打信号灯突然变道的车、跑到街道上的孩子，也很难做出相应反应。甚至挂断电话后，你仍需要几秒时间才能把注意力从电话转移到你前面的车辆上。

切换任务还会使你的创造力变低。人们很容易相信多重任务能提高不同想法之间产生关联的概率，当不同的活动都指向同一目标时确实是这样。然而，切换任务却不会让你更有创造力。进行切换任务时，你的大脑耗费了大量的能量做基本的操作，只剩下很少的部分去预见看不见的联系或产生新的关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切换任务具有自我保护性。斯坦福大学教授克利福德·纳斯发现，许多专门的多重任务执行者（其实是切换任务执行者）实际上“在多重任务的每方面表现得都很糟糕。他们容易受到不相关信息的干扰，他们头脑里的信息混乱无序，他们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时表现得也不好”。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强迫性切换任务执行者认为他们自己做得很好。切换任务有些方面让人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轻视了付出的代价。

不幸的是，像手机这样的设备就是为切换任务量身打造的。它们以转移你的注意力来吸引你的注意。数字化的切换任务倾向于把几个任务挤到一条狭窄的注意力带上，在你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降低你的集中能力。一边参加会议一边给朋友写邮件不会激活你大脑的不同部分，这两种任务都在大脑的同一区域竞争注意力。一些令人不安的数据表明，重度数字化切换任务执行者比其他人更难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一旦大脑习惯了多重输入和分心，它就很难安定下来做一件复杂的事。

执行切换任务需要的认知源，跟你为准备一个演讲而看许多不同东西所需要的认知源，或做晚饭时同时关注炉子上的三道菜所需要的认知源，大为不同。在个人层面，切换任务的体验，与终结于一个目标的多重任务的体验，相当不同。把树胶和赭石混合起来，看它受热，搅拌，感受它的制作方法，以及你接下来要对它做的事情，这些会产生一种心流的体验，而不是让你的注意力四处分散。像纳斯说的，我们祖先的早期生存环境存在很多挑战和刺激，但他们很可能把这些都当成了相互联系的东西。纳斯说：“如果你出去追逐猎物，你可能要看很多东西，但这都跟追逐那个猎物有关。”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我的桌子上摊开着我的日记本和三本书，iPad上还打开着一堆浏览器标签和一个PDF格式的科学期刊。我可以在它们之间切换——研究一件事，然后是另一件事，核对引文，查找参考文献，理解我正在阅读的内容。我做了很多事，但与我一边和一个同事打电话一边试着回复一个孩子的问题不同，这些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的：了解处理多重任务的历史。我也同时在播放The Band乐队的专辑《来自巨粉的音乐》（Music from Big Pink）。对我来说，音乐是心理能量的源泉，能帮助我集中注意力。我可以不费力地哼出歌词，虽然哼出歌词会影响我写作（所以不能听说唱歌曲或新歌）。我写作的时候，几乎意识不到手指在键盘上移动并打出词语的方式，因为我用手拼写，我不需要意识到组成词语的字母组合。我可以考虑句子和观点。

写作本身实际上包括多种认知活动，并能说明在追逐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中，我们是怎样与工具融合的。复杂性是写作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作家总喜欢在孤独的状态中写作的原因。（很多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在监狱的简陋环境里写出了好作品：马可·波罗、萨德侯爵、奥斯卡·王尔德、圣·保罗、尼可罗·马基雅弗利、塞万提斯、埃兹拉·庞德、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圣雄甘地、安东尼奥·葛兰西、马丁·路德·金，都在身陷囹圄时创作出了他们最令人难忘的作品。如果算上战俘营，名单还要扩大到包括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因此，极简软件最好的例子都是写作软件，没什么好奇怪的。

极简软件（这个术语由自由记者杰弗里·麦金泰尔于2008年提出）存在的前提是，处理多重任务时，简单的工具比复杂的工具更有价值。写作程序保持简单，是为了让一个本身已经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不再变得更艰难。极简软件不是以自动化的程序“解决”写作难题，也不是以提供诸多功能使你的效率最大化。如果说微软的Word是电传飞行控制系统操控的空中客车A380，极简软件就是双引擎客机DC–3。它尽可能不打扰用户已有的工作，几乎不强迫他们学会新命令和新概念，让软件本身的认知负担最小化。它消除了外界干扰，让大脑能更自由有效地应对多重任务。

帮助定义了极简软件的Hog Bay软件公司的极简写作软件WriteRoo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研发人员杰西·格罗让回忆，WriteRoom开始的时候并不简单；它一开始的全屏模式，是为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大纲的程序而准备的，那是受写作者欢迎的软件类型。但他很快发现全屏编辑比他的大纲窗口更有吸引力，编程一整周后，他有了工作版本的WriteRoom。它引起了无数的模仿，包括Dark Room和PyRoom（分别为Windows和Linux系统使用的版本），这些都使极简派成为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

是什么让WriteRoom出众？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哲学性，它对写作和注意力的理解。几十年来，文字处理器一直由“所见即所得”（WYSIWYG）原则主导，也就是说，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样子应该尽可能接近产品完成的样子。计算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研发人员也越来越能通过“所见”控制作者，例如，第一个文字处理器只有几种字体，而今天却有几百种，甚至上千种，如果你用不同的语言写作的话。然而，在此过程中，用户不断增长的不断调整文档外观和感觉的能力开始影响写作。改变页边距、列大小、行间距和页面布局已经变成了数字化地削铅笔、清理书桌抽屉，这些活动看上去是工作，实际上却阻碍了工作。

大纲程序想以自身的大而复杂，帮助作者管理大而复杂的项目。像Scrivener（文书写作）这样的程序，支持写作者创作许多小的文本，而不是大的章节，再用大纲工具把文档组织成章节，然后把这些章节（包括原始文档、网页链接等）做成活页。文档可以有标签、注释、评论和许多其他元数据。这个程序还有很多别的工具，比如显示你已经（或今天）写了多少字、在你完成前还需要写多少字的管理器。Scrivener是为了帮助写作者看清自己的书的结构，以便确定需要写的部分，以及任意重组章节而设计的。但学会使用它并不容易。我一年来每天都在用它，现在还是能发现新功能。

WriteRoom则相反，写作时你可以自信地宣称“少就是多”。格罗让将WriteRoom描述为一个“写作环境”，而不是文字处理器或文本编辑器。它没有任何软件编写者希望文本编辑器具有的功能（比如语法高亮提醒），也没有Word具有的文档样式和结构。“它没有‘感觉’应有的功能。”格罗让说。WriteRoom只能在码字时持续地专注——让你专注，而且它没有可调整格式和打印的资源。

评论家和用户很快就理解并欣赏极简软件极简的创造性价值。加拿大作家和网页开发工程师迈克尔·戈尔曼解释说：“这种文字处理器是关于写作本身的，它不是要让你的词语看起来可爱，也不是要做图表或调整字体和字号。”印尼程序员唐纳德·拉图马希纳说：“屏幕上除了文字什么都没有的事实，让我集中所有注意力在面前的工作上。没有打断，没有华而不实之物，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和我的工作。”另一个用户说：“你打开程序的时候就是全力投入的时候。你看不见状态栏、开始键、桌面，或其他任何东西。只有编辑器。做事情的效率非常高。”德国作家理查德·诺顿写道：“所有的需要就是我、一个空白的屏幕、我的文字和目前文字计数器。没有花哨的工具栏、彩色的按钮、浮动窗口，或让人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分心的其他无用的东西。”

WriteRoom被模仿的第二大特点是它的外观。WriteRoom看起来不像纸，不是白纸黑字；它的黑色背景上字母明亮，像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主机终端。《华盛顿邮报》的罗布·佩戈拉罗这样说它：“WriteRoom好像把一台崭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抛回了磁盘操作系统（DOS）的黑暗年代。”但佩戈拉罗继续说，在一个“程序有时会塞给我们信息，而不是帮我们处理它”的年代，新应用程序的极简主义不仅仅是“吝啬的”或者“计算怀旧”。格罗让说，这种复古美学是“抓住早期用户注意力的一种伟大的方法”。这些人通常需要超前的设计，这似乎有些违反直觉，但你可以看一个产生相似作用的刺激：经典的徕卡M3自20世纪50年代一出现，几十年来一直是简单、严肃摄影技术的标准，电子行业相继推出借鉴了徕卡M3的美学概念的数码相机；或者看另一个例子：能让新照片看起来有怀旧感或简单但丰富的图文分享应用程序Instagram（照片墙）。

如果WriteRoom的极简主义是老式的黑屏加闪光光标，另一款写作软件OmmWriter则展现出那种你可以在赫尔辛基的精品酒店看到的极简主义。它是一部充满思考的虚空的杰作，由实体空间包围着几个强制性的元素构成。

是广告商发明了它，这个事实让它更具吸引力。

OmmWriter软件开发商Herraiz Soto在巴塞罗那的负责人玛兹班·库珀解释说，公司是由于“公司的实际需求”才做软件开发的。作为一个设计“让用户入迷”的网站的小公司，它的网站编程者需要创造出能吸引访问者集中注意力的扣人心弦的版本。但在混乱的广告界，想集中注意力很难。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拉法·索托度假时坐在“巴西一个空荡荡的海滩上”，想到了OmmWriter。他回到公司办公室后，召集了6个设计师和程序员开始工作。14个月后，公司所有的写作者都第一次关掉了网页和Word，打开了OmmWriter。

在这里，“打开”是极为准确的词。你不是用OmmWriter写，而是把自己投入进去。它关掉邮箱和聊天通知时会说“欢迎再次回到专注”。OmmWriter有三个背景，任何一个都占满你的屏幕，你的文字可以打在灰色天空下有光秃秃树木的雪景上，也可以在一个简单的白板前，或者在一个蓝灰色的背景上。

这个程序也受到索托和库珀冥想经验的一些影响，库珀说，它有一种“禅意的外观和感觉，交流和哲学的基调”。但当团队要创造一种“除了纸笔，一无所有”的简洁时，OmmWriter就离传统程序越发远了。刚开始它“绝对不是一个文字处理器”，库珀补充说，因为它本身没有那些在创作过程中让作者分心但让完成的文档好看的功能。而且，库珀认为，“说OmmWriter是文本编辑器，是小看了它”。

OmmWriter发展成了“一个圣殿，一个让你和自己的思想独处的空间”。（Herraiz Soto巴塞罗那区办公室是那种从硅谷到东京的公司都喜欢的开放型风格，这种风格能促进合作，虽然有时要牺牲专注力。）而且确实，它有一种包藏的特性，因为它没有弹窗广告、控制器、选项（这种菜单有隐藏的按钮，只在你移动鼠标时才出现）。当你输入时，字母会发出像点击计算机终端一样引人注意的咔嗒声，好像被数字化了的水，正在键盘上流动。

是的，OmmWriter只有几种字体；然而，这是唯一有自带播放列表的写作程序，里面刻录有巴塞罗那音响师和氛围音乐作曲家大卫·乌莫（David Ummmo）的曲子。“就像布莱恩·伊诺做了一个文字处理器。”一个用户这样评价。

关闭程序时，OmmWriter会提示你通知正在重启，并在屏幕上“放出”一只野猴，禅意地象征你被轻微扰乱的思绪。看到这个，你就会想要立即重新打开OmmWriter。

在Herraiz Soto内部使用后，OmmWriter也开始在公司的文案人员中使用。没有人卸载Word或奥多比（Adobe）创意套件——大家还需要那些程序把文字转换成网页，但是库珀注意到人们“为了找到独特的概念和想法，开始不仅用OmmWriter写作，还用它思考”。在这点上，索托和库珀认为它“太好了，不应为我们独享”。他们重新给它命名为OmmWriter Dana，并于2009年冬天在线贴出它的副本；iPad版本于2011年5月发布。

从2009年起，OmmWriter已经被几十万人下载，库珀说，它“打开了通往我们之前绝对接触不到的用户的大门，特别是国际化的。OmmWriter现在是Herraiz Soto最重要的名片。”OmmWriter复杂的技术，对细节的关注，色彩治疗师选择的色盘（“一个可以刺激创造力，另一个可以静气宁神”），英国摄影师拍摄的背景图片，特别是它美丽的极简主义，都可以展示公司的技术能力和设计风格。

OmmWriter之所以如此出色，是因为极简软件是由个性化风格驱动的。今天大部分软件都有公共广告活动的全部特性，一个公司的程序套件会有同样的设计感、通用的图标、色盘等等。操作系统有自己的规则，开发商可以模仿最新版本的外观和感觉（还记得流行的浅绿色图标吗？）。相反，WriteRoom、OmmWriter以及其他程序，代表了个人的审美视觉，其中许多方面也是由一种特别的需求或娱乐的瞬间激发出来的。软件研发工程师格罗让说：“一个简单的文本编辑器很可能就是让写作最轻松的程序。”与其他软件不同，它可以仅由一个或一小组研发人员维护和改进。全球极简软件开发团队的人数大概只够组成一支足球队，而对于已持续更新21年的Word程序，微软投入了上百人规模的强大团队，足够组成自己的垒球联盟。但即使只有少数人在研发最受欢迎的极简软件，也会持续加强极简主义的流行——你还有一天的工作要做时，将不能忍受程序里面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极简主义的驱动，不会限制个人表达的可能性。尽管都是极简主义，这些程序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像海明威、雷蒙德·钱德勒和珍妮特·温特森的写作风格的不同。这些程序每种都简约，但你仍不会将其混淆。

* * *

极简软件不只是写作工具。有的极简软件把你从线上广告、游戏、更新和实时信息中拉回来，为你清理出一个重新集中注意力的空间。

最简单的例子刚刚扭曲了你的电脑的正常界面，突出了你正在使用的软件，忽略了其他程序。实际上，你在使用的时候，程序上有一个虚拟的焦点，但是不同的程序表现方式不同。“背景”（Backdrop）和“思考”（Think）允许你打开多个程序，但只能看见目前在做的那个，其他的都隐藏在一个虚拟的空白屏后。“雾罩”（HazeOver）和“隔离器”（Isolator）没有那么极端地让暂时不用的程序和窗口消失，只是暗化处理。最后，“嘘应用”（Shoo Apps）以高亮显示你前几分钟使用的程序的方式，让你收回注意力。

这些程序都想在专注和切换任务间抓住平衡点。一个程序的前置让你注意不到其他程序。这些程序是为了帮助你在最重要的任务上保持注意力而设计的，而不是要减少你做事情的数量。

其他程序用不同的方法让你专注。它们切断了你的网络。

有些是浏览器插件阻止你浏览耗费时间的网站。谷歌“浏览器纳尼”（Chrome Nanny）和“保持专注”（StayFocusd）从一系列你想隔离的网站下手，要么在规定的某几个小时里不能上网，要么是每天只能上限定的几分钟。“卓越”（Stand-alone）程序对线上分心有更强大的防御力。“自制”（SelfControl）会让你关闭邮件，自觉抵制被拉入黑名单的网站。“反社交”（Antisocial）会限制你进入社交媒体网站。Freedom干脆关掉所有其他软件。（它的创始人承认，这是“对于联网问题的暴力攻击”。）就算你关闭“自由”软件和“自制”软件，也连不了网。事实上，就算你重新启动电脑，“自制”也不会让你连上网。在效率软件的世界里，“自制”就是蜜獾（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那些程序的数量，以及它们强迫用户断网以保持专注的方法，表明了在线分心问题的切实性和普遍性，也表明了它们的开发人员的研究背景也是容易分心。“思考”软件是纽约一家以策略游戏和模拟订书机出名的软件公司弗利沃斯（Freeverse）的产品。根据模拟订书机的产品描述，它能“把使用‘真实’订书机产生的所有刺激和兴奋带到电脑屏幕上”，是一种古怪的模拟办公设备。“保持专注”软件是洛杉矶数字广告工作室精传传媒（Transfusion Media）的产品。“自制”软件是艺术家和活动家史蒂夫·兰伯特的创意，他曾在2008年11月的《纽约时报》上精心策划了伊拉克战争结束的假消息，还发明了一款以艺术代替互联网广告的应用程序。他设计“自制”软件是因为“创造东西的人都知道，你屏蔽外界并专注于工作的时刻是无价的”。

如果你想知道网络是怎么让人分心，甚至让最有创造力的人分心，以及他们是如何还击的，那再也没有比“封锁水蛭”（LeechBlock）的创造者詹姆斯·安德森更好的例子了。安德森有爱丁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哲学神学的双博士学位。他大概是唯一一位既在《国际人机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又在《加尔文神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安德森在爱丁堡大学的通信接口研究中心待了13年，过去几年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做神学教授。但即使是一个由计算机科学家转行而来的神学家，工作时竟然也会过久地看视频，会掉进“维基兔子洞”[4]。“我意识到需要采取猛烈的行动。”他说。

对于一个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人，猛烈的行动只有一个意思：写代码。虽然已经有阻挡网站的脚本，但是安德森需要更好的控制——他的研究对象是电子商务和接口设计，所以不能完全断网。他设计了“封锁水蛭”，限制连入耗费时间的网站。你可以彻底阻挡“白人都喜欢的东西”，可以在工作后给自己10分钟上脸书的时间，工作时可以分一小时给诸如掘客（Digg）和斜点（Slashdot）这样的网站，这样的网站内容与工作相关，是提供有用的小材料的网站。

写出第一个版本只用了几小时，但是安德森说：“自那之后我开发它用了很多个小时。”这个程序让他自己的效率有了巨大的提升，安德森说：“想到我可能不是唯一遇到这种问题的人，所以我上传了可扩展版。”

安德森于2007年2月把“封锁水蛭”上传到摩斯拉（Mozilla）扩展的火狐浏览器在线资源库，同年，他关于基督教神学悖论的专题论文也出版了。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一个联网更少的程序可以成为一个网页浏览器的扩展，但是“封锁水蛭”的成功说明了“功能”对电脑和人的意义大不同。3年，22次更新，后面花费了“很可能几百个小时”去开发和制作文档（全部补充完后安德森叫道：“呀！”），“封锁水蛭”下载次数已经超过50万。

安德森不是技术专家转变成的勒德分子[5]。我问他计算机科学和神学是否有共同点，他回答：“实际上，它们的共同点比人们一开始想到的更多。我非常依赖左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改变都是我要应用我的思考方式的主要对象。”对安德森，以及每天使用它的5万人来说，“封锁水蛭”不是拒绝电脑，而是要让电脑更好地工作。

弗雷德·斯图兹曼，Freedom的研发者，也不是勒德分子。斯图兹曼回忆说：“我10岁时，我爸带回家一台早期的个人计算机XT。”青少年时他就自学了BASIC语言和磁盘操作系统，接下来的10年他一直使用Linux系统。他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程序员，但是他没有典型程序员对人的态度。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从事数字隐私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他说他“对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实践和人类交际方式”比对技术本身更感兴趣。

斯图兹曼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个咖啡馆里产生了Freedom软件的创意，那时他正在做他在信息科学学院（这是图书馆学院给自己改的新名字，因为大家都认为图书馆会很快消失）的毕业论文。那家店“咖啡真的很好，而且没有网，”他回忆道，“因为没有任何分心的东西，你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且它也很有“社交性”。

后来附近一家店设置了免费无线网后，事情发生了改变。随着文字在Wi-Fi上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会“在笔记本电脑前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气氛变得更没有人情味，但更有效率。在这种气氛和效率以及指尖不经意的分心之下，工作变得越来越难。

斯图兹曼需要一种写论文时保持专注的方法——或许有点讽刺，他正在研究人们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时期是怎么使用社交网络的，他想到用一个程序阻止计算机联网。在苹果Mac笔记本电脑上，关掉无线网卡很容易，问题是再打开也很容易。他需要一种即使程序员自己也不能随意打开的程序。

斯图兹曼用了“大概两个小时”，设计Freedom的第一个版本。他自己用了一会儿后，决定传到网上。被下载几千次后，很明显Freedom戳到了大家的痛处。开始有记者打来电话。作家诺拉·艾芙伦夸它提高了写作效率。《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和《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的作者、活动家娜奥美·克莱恩，在推特上以嘲讽的口气夸奖了它。

像Freedom这样的程序，通常被拿来与生活黑客或其他提升效率的运动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弗雷德里克·W. 泰罗（泰罗主义就是因他得名）以及莉莲与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夫妇（他们因儿子的书《儿女一箩筐》被更多人记住）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在信息时代的更新版。在世纪之交，泰罗、吉尔布雷斯夫妇，以及他们的学生，想通过实施对体力劳动的工时与动作研究，重新设计工厂作业流程，认真计划和调整工人的工作，执行绩效奖金，以提高工人的效率。泰罗幻想着以机器般的效率工作的工厂和供应链，实现他的那句名言：“制度是第一位的”。相反，生活黑客是自我和服务导向的；而泰罗给了经理人优化体力劳动者效率的工具，假设工人懒惰，寻求给更快的工人更高的企业利润；生活黑客只想为自己的利益重新设计。

斯图兹曼于2008年发布了Freedom的第一个版本，并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吸引了数千人。两年后，他发布了一个商业版，但程序本身并没有多大改动。他认为，增加更多功能并不能让程序更有用，只会让它更复杂，而这是大多数用户不能接受的。同样，“封锁水蛭”的代码几年来一直在改善，但是最新的版本和第一个版本看起来基本上一样。埃赖斯和索托更新OmmWriter时，也没有增加新功能，而是“决定专注于提升音频和视频体验”，尝试新的图片和音乐，而不是加入更多的字体或工具。他们都意识到极简软件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的限制性，企图升级只会适得其反。禅意和极简美学能提醒用户待在正常轨道上。

斯图兹曼通过向用户付费的方式获得了几年的用户反馈，并发现了用户使用Freedom的原因，这能帮助我们了解所有极简软件的价值。首先，Freedom不复杂。斯图兹曼说，隐私和效率之类的东西是“计算难题”，它们“太复杂了，难以透彻理解”，你需要把它们拆解成小的任务、程序和算法，用了解传统计算科学难题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用太多不同的方法，为任何一个人人都用的软件做了太多不同的事，而且一直是这样。斯图兹曼说，“我们有很多复杂的系统和程序来管理效率，”但没有一款是大家都适用的，其中有许多是通过强化共同的工作方式来提高组织效率。创造性工作“不可捉摸”，这个词用来形容可以用理论解释，但是不能描述清楚、不能解码、在实践中也不能最优化的事情。

但Freedom不是要帮助每个工作者解决每个难题，那会造成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它也不强迫人们改变工作方式。Freedom通过只做一件事而让自己发挥功效，并且相信用户足够聪明，知道怎么使用它对自己最好。这个程序“不改变人们的工作理念或习惯”，斯图兹曼解释说。这个程序很简单，因此“人们可以开发自己的系统”，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工作方式，“让Freedom适应这个方式”。

极简软件的禅意也很重要。OmmWriter引用的禅意和沉思空间，帮助用户明白他们使用软件的体验——他们和软件互动的方式，他们对软件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一个粉丝描述使用OmmWriter的感受，像“在禅境花园里写作”。印尼的程序员和老师唐纳德·拉图马希纳在2007年写道：“使用极简软件让我内心平静，心如止水，这是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的有益条件。”

用户也回应了格罗让、索托及其他极简软件开发人员的空间语言。出生于美国、居住在英国的科技作家迈克尔·格罗豪斯这样描述OmmWriter，“在一个雾蒙蒙的冬日，把你放在野外的雪景中间”，在那里“你写在屏幕上的字看起来就像写在了天空上”。他补充说：“我打字的时候，几分钟内，就听不到从我的公寓旁飞驰而过的忙碌的伦敦生活的声音了。周围几千米之内都是你和你的思想。”其他用户回应说那种感觉就像既离开了常规、容易分心的网络世界，也离开了常规的生活，转而进入了一个“创意写作环境”。一位天主教牧师把极简软件和他写论文的图书馆相提并论。他在一个堆满了书的木桌上工作，一盏“明亮的灯照着我工作的空间，让我集中注意力”，“地板上的地毯和书架挡住了所有的声音，所以我的思想可以完全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但或许，极简软件起作用最重要的原因是用户“想”让它起作用。

有很多轻量级、便宜的软件可以替代Word，高技术水平用户可以安装Linux系统和开发源代码工具，其中许多都有可媲美商业文字处理器的功能。如果不是想体验不分心的感觉（进入一个平静、安全的空间的感觉，这个空间会提醒你，你的思想的神圣性，不会以不必要的功能混乱你的屏幕，它珍惜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使用极简软件。（事实上，一位尼姑把极简软件比作闹钟。她解释说：“闹钟叫醒你，但闹钟响的时候，你要决定起不起来，而不只是关掉它。”）极简软件之所以有用，部分是因为它的上述特点，还因为它表示了你专注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在获得和学习使用OmmWriter或WriteRoom的过程中，你处在网站禅意语言的环境下，用户赞赏的环境下，甚至软件本身的环境下。这不只是店面装饰，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家乔治·莱考夫所谓的架构——透露出开发人员意图的材料，投入你的期望，给你一种语言，让你能说出为什么使用这个软件。

Freedom也很强大，因为使用它的时候“人们在和自己定契约”，斯图兹曼说。下载它，说明你认真对待了数字分心的问题，而且你想做点什么来改变。其实在斯图兹曼开始对Freedom收费后，用户的契约感更强了，他说：“付费让契约更好地被履行。”即使和老版本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付费版也更有效，因为人们开始认真对待它。斯图兹曼认为，要在运行时关掉它，也会提醒用户契约的存在。重启计算机去联网会迫使你“反思：你被迫坐在那里，想一想事情为什么失败了”。事实上，我开始使用它时，发现一个让人惊奇的事：Freedom在运行时，我根本没有拿过手机或平板电脑。“别，”我告诉自己，“我离线是有原因的。”对于我，Freedom是契约的观点，在我身上是有用的。

这些程序推动的自我意识，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即使这些软件推出多年了依然有用。拉图马希纳说发现“暗房写作”（JDarkRoom）4年后，“一个不用分心的环境还是让人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安德森发现“封锁水蛭”对他仍有用。“我当然知道怎么规避它，”他说，“但它仍能抑制我逃跑。我认为它对我有一种训练式的影响力。”斯图兹曼仍然依赖Freedom，他知道如何规避它的限制，但他不会那么做。格罗豪斯也还在使用OmmWriter，并喜欢它带来的“在一个离所有人几千米外的雪地里的感觉”。（尽管他补充说，对于更内省式的写作，他“很像回到了带着一个老式笔记本的时代”，他发现“就不分心写作来说，这比电脑能提供的任何事都好”。）

用户说极简软件让人“心如止水”，它们不是消费品，而是帮助创造了一种体验。“人们愿意相信这会起作用。”斯图兹曼解释道。他们的愿望和期望，就像软件的功能和界面，一起让极简软件起作用。

这暗示了一个关键点。建立你的延伸思维，不是只增加更新、更复杂的技术或从云端卸载任务，而是选择和使用能帮助你培养思维习惯和外化认知能力的技术，以此来强化心理功能。一个老练的飞行员的判断和经验能让他解决自动系统解决不了（或自动系统造成）的问题，所以我们发展的心理技能很可能也会比它们对应的技术本身更灵活、更具有适应性。

技术的成功也取决于参与的意愿。景观建筑师和多媒体应用设计师丽贝卡·克林克花费了数年探索更容易让人进入冥想的建筑和新媒体。她想知道：“我们该如何与设备互动，但又不会陷入疯狂？”她认为景观建筑能告诉我们如何创造帮助用户更冷静、更会思考的技术，“你有亲身去做的责任”。研究这个问题10年后，她断定没有完美的技术方案。关键点是人和技术之间的互动，而不是技术本身。在更重要的层面上，沉思空间是动词，不是名词：你可以设计一个有助于沉思（后面我们会学习沉思是什么以及如何应用）的地方，但只有人能用它来平静自己的大脑时，它才有用。如果里面没有人，禅境花园也不再是禅境花园。

这意味着，如果你要练习沉思式计算，你需要知道如何沉思。

[1] 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IMDb）是一个关于电影、电影演员、电视节目、电视明星和电影制作的在线数据库，创建于1990年，1998年开始成为亚马逊公司旗下网站。——编者注

[2] 康懋达是与苹果公司同时期的个人计算机公司，曾经创造过一系列奇迹。1994年宣布破产。——编者注

[3] TRS–80是美国Tandy（坦迪）计算机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的第一款袖珍型计算机。——编者注

[4] 掉进“维基兔子洞”指由于浏览网页时分心，最后跟着链接看到了完全不相干的结果。——译者注

[5] 勒德分子指害怕或厌恶技术的人。——译者注

第三章 试一试冥想

坐在垫子上，双腿交叉，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吐出。同时，放松大脑。吸一口气，保持腹式呼吸，慢数：1……2……3……4。试着只想数字和你的呼吸，不想别的。再数一遍。然后呼气，再数。再吸一口气，保持专注，再数。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努力会失败，你的大脑跑到了别的地方，既没有关注呼吸也没有关注计数。最后多数人都会失败，但别灰心。忘掉这次分心，重新集中注意力，再呼吸，重新开始。

这是内观并配合呼吸进行冥想的简单版本，是入门练习，可以让你感受到冥想的困难之处和优点。世界上有很多种冥想。一般人对冥想的认识，就是那种大脑一片空白的欣喜状态，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已经进行冥想很多年，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挑战，它告诉了我很多我的大脑的工作方式。对我的心理健康以及开发练习沉思计算的必要工具而言，冥想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我实际上是一个糟糕的冥想者。

黎明前几小时，家里人还没有醒来，我戴上防噪声耳机，坐在客厅里，感受到类似于登机前的那种冷静、愉快和激动。盘起双腿呈莲花坐，是整个冥想过程中我做得最像样的。（幸运的是，这也叫缅甸坐姿，因此我可以把自己不太好的表现，掩藏在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下。）坐好后，我打开手机上的冥想计时器，闭上双眼，深呼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努力让自己心如止水。

我们冥想的时候，在追寻什么？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我们的精力、让我们感到平静的活动，也能让我们沉思。开车、做饭、听音乐、滑雪、照顾病人、游泳、祈祷、坐在河边……几乎任何活动都能成为在现实世界应用沉思和专注的机会。但冥想特别的作用在于，它隔离了沉思的表象，让我们能够深入探索，直到把这种能力变成沉思。它集实践、学习和自省于一体。

前几分钟我的身体在慢慢沉静下来。这不像睡觉，我的身体很放松，静止不动，但不是瘫软无力。坐好需要精力（就算坐不好也需要）。身体坐正后再整理思维，认真开始冥想，会更容易。沉思的一个维度是，好像都在脑子里，但是，像任何认知过程一样，它也需要身体的支撑。

我静静地坐着，缓缓呼吸，在几次心跳间吸入空气，再屏住呼吸更长时间，再呼出。但我的大脑不想安静下来。像一个不愿意去睡觉的孩子，我的大脑中不断浮现出各种图像和记忆，努力挣扎着要保持活跃。我控制住怒气，重新安定，再一次想平静我的大脑。有时候这会有用，但多数时候没用。

没什么能像冥想这样让你看到我们每天的思维是多么活跃和随意。人们无聊的时候，觉得是因为自己脑子里没有事情，而且人们常常会避免与自己的思维单独相处。但当你坐下来，真的试着整理思维时，你将意识到即使在你最无聊的时候，你也能听到一段寂静的独白，一种认知换频，并且很难关闭。当我坐下来专注于安定思维时，我的大脑里蹦出来一些《迷失》的剧情，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专辑《神之所在》的封面，我应该还给信用卡公司的钱，我采访的一个人发来的邮件，《饥饿游戏》的一个场景（这个是我女儿的错），我几年前写的有关纳恩博格之错（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信息科学家杰弗里·纳恩博格命名）的一篇博客帖子，苏姗·布莱克摩尔所著的《禅宗和意识的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Consciousness）一书的封面，我在伊利的大教堂镇拍的一家书店橱窗的照片。

计时器响了，说明5分钟过去了。我的注意力飞到了铃声上，我专注于听渐渐弱下去的铃声，别的一切都消失了。铃声也消失之后，我觉得它仍在我脑子里回响。一分钟后，我意识到我在想我的果味冰霜卷和网飞上的电影列表。我不断失败，又重新开始。

最后，我的思维终于开始安静了。我可以感觉到一切都慢了下来。我听不到计时器的铃声了。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我也不在乎。现在我只专注于一个现代的画面：我自己大脑的图片，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怒红色的思维在大脑里闪现。随着我的思维渐渐慢下来，红色也褪去了，我的思维越来越集中，大脑里开始呈现白色。然后是另一个自发的思维慢下来，另一个像残留影像一样的褪去的红色。如果十分顺利，它会继续闪白光，我感受到努力付出后得到收获的那种愉悦，就像爬上陡峭的山顶，俯瞰四周几千米的美景。但是我心里有个地方很小心，不愿意过度或过分有意识地享受这份愉悦。如果我专注于它，它就会消失。为了保有它，我就得继续冥想。

不管是在山顶、工作室、汽车里还是厨房冥想，都有一个关键的特点：这些地方都能带你进入一种超然的、平静的状态。只有保持冷静，你才能专注于技能和自我控制。这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冥想时我的身体从未完全放松，也没有被动。坐直，控制呼吸，集中精力，保持专注，都需要能量。跟这最相近的身体状态是，空手道大赛时，比赛尚未开始或开始的哨音尚未响起的那一刻，你摆好姿势，感受能量在你的身体里涌动，而且，不需要去想，你就知道你已经准备好出击或防守了。

对我来说，冥想很难，它更像在体育馆锻炼而不是在户外锻炼。我很难达到那种彻底平静的状态，我觉得有经验的冥想者可以几小时都保持那种状态。

尽管我做得不好，但我仍能从中受益。学会不带偏见地重新开始一件事，是一种有极大价值的才能。冥想者必须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技能是，面对不断的失败，还能继续练习。这方面我有不少经验，因为我不断把自己游荡的思维拉回来。在经典的《学箭悟禅录》一书中，赫里格尔的老师敦促他，不要让上一次没有射中的阴影影响下一次射击；他的水平有所提高时，他的老师又告诉他，下一次射击时，不要受上一次成功的影响，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冥想时会有很多次集中注意力失败，忍不住想吃东西，或者有地方需要重来，这些时候你都可以重新开始冥想。

如果我能在哪怕一次心跳的时间内彻底清空我的大脑，只一两秒什么也不想，我就能很长时间只考虑一件事，我的大脑也能专注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几个小时。我达到了一个觉得自己的大脑带着问题，在我的潜意识里反复考虑事情的阶段。我平静的大脑可以做平常绝对做不到的事，它可以持续保持专注。当我深入这种状态时，我会一直专注于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即使在购物或洗碗时，我都能感觉到大脑的一部分在想那个问题。

分心的欲望——查看脸书、看是否有人转载我在推特上最新的文章、看保罗·克鲁格曼有没有在他的博客上发什么新状态——消失了。当我能感觉到我的思维改变时，我沉浸在心灵的会话中的那种感觉会一直存在。

如果一切顺利，冥想就像一股强烈的心流。它的目标很简单，但要达到却非常有挑战性。它以陌生而奇妙的方式延伸时间，这很难，却让人无比愉悦。我做得好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非常专注，我的整个思维——有意识的部分，以及产生有趣的想法和优雅的措辞的神秘部分——都转向了难题，我甚至能感受到思维里的解决方法。我问心流概念之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冥想和心流之间的联系。他说：“很多心流确实有自省、冥想的方面，这是真的。冥想可以是心流的一种形式，心流也可以是冥想的一种形式。”他继续说：“你沉浸在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中——象棋、三文鱼、弓和箭、摩托车维修，都可以冥想。挑战和技能都在你身上。这些让冥想很难，因为你要掌控自己天生对新奇、运动和心猿的需要。”

但是安静地坐着，观察我的思维，我觉得好像内部世界不是完全统一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把思维和自己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我冥想的时候，感觉好像我的思维有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受控进行指导，另一部分一直在乱说话。藏传佛教认为，没有统一的思维，没有自我，只有由合作产生的8个部分，它们形成稳定、持续的自我幻觉。五官是第一至第五部分；分析力和逻辑力组成第六部分；心猿是第七部分；第八部分是自我意识，它可以控制其他7个部分。冥想的挑战在于强化最后这个部分，驯化前7个部分。猴子不喜欢被静静拴着，心猿也不喜欢。

冥想是原始的神经科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对神经可塑性的有意识应用，无论多么久远的数字分心问题，都能用它来回答。它帮你重塑因沉溺于电子技术而被侵蚀的认知能力。它让你看到，你能同时从内部（通过沉思练习）和外部（通过更为认真的技术选择）改变你的延伸思维。

冥想可以用来处理数字分心，这一点对进行规律冥想的几百万人和研究过冥想的治疗益处的科学家来说，并不新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心理学家开始在治疗中应用沉思练习，这其中以正念减压（MBSR）最为有名，这是一种运用冥想克服慢性压力的方法。从那时起，沉思练习就开始被应用于需要高创意和高度专注的领域以及高压工作中。教育工作者正把沉思练习整合到像科学和爵士这些不同的领域中；教练使用冥想和可视化技术，训练优秀运动员；军事训练员和心理学家运用沉思练习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组织利用沉思练习优化合作和交流，顺利解决争议；就连律师都运用沉思练习提高辩论技巧，给工作赋予精神意义。

关于冥想的社会和心理益处，有很多的文献记录。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很难说清人在冥想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强烈的主观性让它难以为科学所容，直到脑电图（EEG）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让人看到冥想者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使得研究者能够把这种主观的冥想经验和对大脑活动的客观观察联系起来。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冥想不只让大脑暂时改变行为方式，它还改写了大脑。

由威斯康星大学神经科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带领的实验室，对冥想的神经学影响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戴维森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和蒂莫西·利里的合作者、哈佛大学前心理学家拉姆·达斯待过一段时间。戴维森在大学时曾到印度研究冥想。1992年，有一位喇嘛鼓励戴维森从事僧侣的神经科学研究，无须多说，戴维森就那么做了。

戴维森开始研究僧侣冥想的时候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冥想是否能使大脑产生长时间的结构性改变。他和他的同事能否检测到僧侣大脑里的神经学改变，是一个未知数；神经可塑性的概念——成人大脑的结构会随着学习新任务和获得新经验而改变——还相当新。

戴维森的团队还想研究一种叫“伽马同步”的现象。首先用20世纪60年代初的脑电图观察，伽马波是横扫大脑的神经振荡。在运用工作存储器和认知时，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伽马波特别明显。科学家已经在探索迷宫的老鼠身上、观看电脑屏幕的恒河猴身上，以及听音乐的音乐家身上观察到了加强的伽马同步（也就是说，很多伽马波以相同的振幅和频率发射）。根据强度不同，伽马波可以对大脑的不同区域（比如正在玩拼图游戏的人的视觉中枢）或整个大脑产生作用。通过提供一种大脑所有区域都可以参照的标准时间，伽马同步也许可以帮助大脑根据不同的传感器输入建立一种统一的关于真实的体验。换句话说，它也许是意识出现的基础。

在他们的初次研究中，戴维森和同事安东尼·鲁茨带领僧侣（以及对照组的大学生）进入脑电图室，在他们进行冥想时，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脑电图就是把传感器连接在头皮上，监测大脑不同区域的电子活动。第一组测试人中有马修·里卡德，他曾是生物化学家，现在是研究幸福科学的僧侣专家。戴维森指导他以无条件的爱和善冥想（藏传佛教徒做的几种冥想中的一种），脑电图记录到伽马波的活跃性大幅提高，并显示大脑左额叶在活动，戴维森之前认为这是产生同情的脑区。伽马波提升的幅度非常大，事实上，科学家一度以为他们的设备出问题了。但是他们重复这个试验时，发现很明显这就是僧侣的大脑的工作方式。在几年的强化训练后，僧侣的大脑在冥想时能以一种协调良好的方式工作，形成能符合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记忆的模式。

戴维森的团队于2004年在久负盛名的《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发现。戴维森和他的团队继续研究僧侣，他们还对刚开始冥想的人或以冥想处理心理学或医学难题的人进行了其他研究。他们提出，冥想能积极并且长久地影响大脑功能。像弹钢琴或拉小提琴一样，冥想能强化脑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结果没什么可令人惊奇的：脑区功能的改变已经在数学家、杂技演员、音乐家和出租车司机（他们需要出色的视觉记忆以便在街道上导航）身上观测到。“如果你做某事20年，每天8小时，你的大脑里就会有些不一样的东西。”神经科学家斯蒂芬·考斯林指出，尽管他承认对于某些僧侣能做的事很“吃惊”。

戴维森和他的同事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用传感器贴满僧侣的头部做脑电图时，神经科学家克利福德·萨隆和他的同事正在科罗拉多州丹佛以北两小时车程处的一个山顶上的实验室里工作，这个实验室就在香巴拉山中心大厅的下面。萨隆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也是香巴拉项目（梵文的香巴拉意思是“静持”）的负责人，这个项目是关于冥想时间持续最久的科学研究之一。在萨隆团队的楼上，30个学生正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冥想强训课，冥想老师艾伦·华莱士和他们在一起。华莱士的孩童时代在南加州度过，20世纪60年代他踏上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的心灵朝圣之路，然后做了几年藏传佛教徒，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宗教学博士学位，最后他又回到南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开办了圣芭芭拉意识研究学院。

戴维森的实验室通过研究冥想了一万个小时的僧侣，得到了一些惊人的发现。香巴拉项目也使用了很多相同的工具，最显而易见的是脑电图和心理测试的结合使用，但该项目没有用专业冥想者，而是主要关注60个学生，从他们进来的第一天就开始接受研究。这项研究是要用学生的初学者大脑作为测量冥想的影响的基线，也让研究者了解初学者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学生离开中心后，有些还会继续冥想，其他人则不再练习。所有人都会在一定的间隔期后，通过安装了实验程序的笔记本电脑接受测试，再将结果以邮件形式返回（这个项目在邮费上花了一小笔钱）。

萨隆和他的同事想测量的是冥想对注意力、态度和健康的长期影响。香巴拉项目的10年期限才过了一半，但是已经有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认知和注意力测试，显示出受试者抵制分心（心理学家称其为反应抑制）的能力、专注的能力、在科学家们喜欢设计的各种枯燥实验中保持注意力的能力都提高了，自我控制力和适应力也得到提高。这些结果确认了之前的实验和临床报告，但通过长期对大量人群进行研究，香巴拉项目能更准确地测量冥想的好处可以持续的时间。

更让人惊奇的是血样的结果，这些血样以规定的间隔取样，这样科学家可以测量端粒长度。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基因序列，它们有些像鞋带一端的塑料头，以防止染色体磨损或受伤。每次细胞分裂时，染色体上的信息带会准确复制，但端粒会变短，当它们过短时，细胞就会停止分裂。科学家认为，是端粒缩短导致衰老，减缓端粒缩短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这是这些结果里最惊人的——香巴拉项目受试者产生了更多的端粒酶，这些酶能制造端粒。换句话说，在细胞水平上，他们好像老得更慢。

科学家不是第一次从冥想者身上发现冥想对健康的好处。8周冥想研究的参与者在实验结束后提高了对流行性感冒的免疫力。这个研究前途无量，不只是因为它让讨厌针管的人看到了希望。在顶级冥想老师的指导下练习过几周的人很少，能成为僧侣的人更少，但免疫研究表明，每次半小时，只要练习几周，免疫力就会有微小但切实的改变。参加过正念减压项目的人，在8周的冥想训练后，大脑左前部分显示出更多的活动量，这些人的情绪也更积极，工作记忆也改善了，可能因为正念需要对自己的大脑保持持续的但是无压的注意力，而且这需要观察和记住大脑之前的状态产生的转瞬即逝的信息。（试试这个试验：想一下最近一次让你分心的事。因为大概就是一两分钟前的事，你可能觉得这很容易。是这样吗？）冥想者比不冥想的人更容易保持注意力。同时，冥想者的注意力不会受单一刺激影响。这也可能提高基本认知能力，让大脑有更多精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

换句话说，冥想的主观益处与大脑中的生理改变是同步的。这些改变提高了其他的认知功能，比如记忆力和注意力，也强化了情绪平衡。而且这些改变是持久的，不是暂时的。与其相信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你处理网络生活带来的分心和挫折，不如让我们来看一群正常使用社交媒体但似乎不受其影响的人。他们每天上网数小时，但是他们的心猿好像没有受到网络影响。他们和信息技术保持一切尽在掌握的关系，对数字分心也有一套独特的见解。

看看写博客的僧侣。他们是每天花数小时学习和冥想的受戒的僧侣，但他们还用了更多的时间发布教育视频，写博客，管理讨论组，使用脸书和推特分享祷词和课程。有些俗家弟子可以追求世俗生活和家庭，有些住在亚洲丛林里，有些住在寺庙里。所有人都遵守一种严格、古老的纪律，以远离欲望、分心和忧虑。但是他们熟悉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就像熟悉四圣谛一样。

每种宗教都使用网络向非教徒传教，指导信徒，组织宗教讨论，管理每天的工作，组织礼拜、施舍、隐退、朝圣、教诲和学习。佛教也是这样。佛教在世界上大概有3.5亿信徒。在某些国家，像泰国和日本，佛教是民族文化和特性的核心，和尚们所住的寺庙很多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虽然佛教有很深的民族根源，但在20世纪时，僧伽（意思是“佛教出家弟子的团体”）的流动性和世界性已经增强了。修行制度的互换，让之前各自独立的佛教学校可以交叉渗透，跨信仰的对话、僧侣与科学家的合作，都增加了西方社会对佛教的理解。

虽然对佛教的普遍认知是僧服和焚香，但佛教采用信息技术已经上千年了。佛教寺庙从公元600年就采用木刻版印刷术和木版印刷术（在木制印版上雕刻图案和文字）。世界上第一本刻印的书就是《金刚经》。公元10世纪，中国佛教徒与学者采用这种技术，历时几十年刻印三藏经和佛经，并把这些经书运送到现在的土耳其、蒙古、日本和韩国。由于历史悠久的印刷技术和遍布全球的团体的需求，佛教重视网络在通信和写作方面的价值，并不让人惊奇。

佛教的社交媒体用户、博客作者和网站开发者都有理由开发线上业务。开照比丘就是一个写博客的和尚，他跟我说：“如果你想分享什么东西，你必须去有人的地方。”他第一次在YouTube上发布的实验性的简单视频，一周内吸引了1000位访问者，这使他意识到媒体可以成为接近信众的一个好渠道。其他写博客的和尚属于第一代数字原住民，他们从网站和讨论组学习冥想和佛教教义。一个出生于美国的写博客的尼姑在禅山寺的网站上发现了禅山寺，后来她在那儿修行了8年。如今，网络是一个重要资源，开照比丘说：“现在写一本关于佛法的书没有意义，除非你也有一个PDF版本。”

写博客的和尚们把网站看成价值惊人的出版工具。一个和尚说，对初学者与和尚来说，“即时访问佛教教义是一个巨大的福利”。另一个和尚告诉我：“找到教义，对其进行思考、记忆和转发，网络起到了重大作用。”一个使用Kindle（电子书阅读器）的和尚告诉我，它的轻巧和可移动性是一个极大的福利。

在构建虚拟社团和强化已经存在的僧伽上，网络的效用也促进了网站试验。“要做一个佛教徒，开创一个社团绝对是基础部分。”加利福尼亚山景城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佛教徒和教育家劳伦·西尔弗说。当然，大部分和尚遗世独居。劳伦继续说：“但佛教是在社团建立，也是在社团教学和实践中繁荣起来的。”很多冥想中心和寺庙都有网站，其中最为活跃的网站可以全球访问。劳伦为她的地方冥想中心回邮件时说：“让人惊讶的是，我们总会收到住在拉脱维亚和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人的来信，信上说‘我从没见过佛教徒，在看见这些教程后，我一直在冥想，我有个小的实践上的问题想问’。”网站强化社团的潜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分心都是值得的了。

同时，和尚们怀疑，网上社团是否能与真正的社团相当，虚拟的体验是否会与每天艰苦地追随圣道一样有作用。佛教徒非常注重“冥想实践”，他们谈论这个的方式，就像音乐家谈论练习乐器，这是进行高阶工作必不可少的基础练习。佛陀让大家为自己检验其教义的价值，而不是无条件相信。开照比丘说：“佛教是内部修行，不是外部表达。网络是个资源，不是修行的一部分。”我采访的一位修行者觉得自己看得足够多了，需要更多时间去冥想时，就会离开电脑。“我用完电脑了。”他简单地说。

“语言永远没有实际体验的力量。”一位美国尼姑告诉我。一位芬兰和尚认为，虽然“虚拟世界可以帮助佛教徒练习，但它和真实世界里的练习毫无相似之处”。开照比丘说：“我们永远不应该把网络作为圣道练习的唯一资源。如果认为网络圣道团体真的是我们作为佛教冥想者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我觉得这是妄想。”总结起来就是，网站只被看作通向更深修行的大门，它本身不是终点。

和尚与尼姑的个人在线时间大多被限制得很紧。寺院生活的节奏限制他们上网的时间。“我很忙，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我没有时间坐在那儿，一直看可爱的猫咪。”一个人说。他们很多人都有台式计算机，而不是笔记本电脑，这让他们更容易区分现实世界和数字生活，有笔记本电脑的几个人也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甚至放在衣柜里。他们使用老式的机器，反映了他们对技术所持的实用主义，也反映出他们预算紧张。

手机明显不普及。确吉·利比是第一位以色列本土尼姑，她说：“我有一部手机，但我并不一直带着，也不常用。能联系到我的时候不多，我不喜欢总被联系到。”静心比丘是斯里兰卡的僧伽罗和尚，有位信徒给过他一部手机，在他看来那就像一个珍玩——我要打给谁呢？他想——而且，他隐居的地方手机信号很差。开照比丘使用手机里的照相机，但斯里兰卡通信公司一般不在寺院周围设置基站，所以信号很差。有些寺院用手机取代固定电话，但跟电脑一样，手机也被留在房间里。实际上，从没听说过这个群体中的人有手机综合征。

和尚们把上网当作践行佛教戒律的机会。丹秋·汪茉阿尼说关注新闻是“一个产生爱和同情的好方法”，因为“对比之下，我的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开照比丘把网上互动看作相当重要的佛教徒活动，这让他可以在不需要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做好事。“我并不真的在网上和别人联系，我只是帮助和我互动的人，事情一结束，我就会放下。”这让我想起两个和尚在河边遇到一个美女的故事。师傅把美女背到了河对岸，小和尚生了几个小时闷气，然后问师傅为什么违反禁止碰女色的戒令。“几里路前我就放下她了，”师傅回答，“为什么你还在背着她？”

把网络活动看得很重要，但没有现实世界的践行重要，对技术抱着实用性的看法，以尽少融合的方法使用设备，这些做法帮助和尚博客作者掌控着技术，让他们远离被设备控制的体验。但他们是如何管理博客、推特，如何用邮件回复初学者的问题，组织网上冥想课程，检修网络连接的问题，而又不失去内部平衡或专注力的呢？

来看看静心比丘的例子。他在社交媒体世界发佛教帖子，每一两天写一篇新文章，有关他一篇新文章的消息几分钟内就出现在脸书、推特反馈、谷歌+页面和在线讨论组上，甚至政治活动也没有这个消息传播得快。静心是影响力巨大的网站“佛怎么说”的创始人，该网站一年有上万次点击量，访问者从美国到印度到马来西亚都有。全球有8000追随者每日接收他的祈祷文，这些祷文主要是对《巴利经典》的注释，《巴利经典》是佛教最古老、最受崇敬的文本。

要运转这一切，静心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要在线几个小时，这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活动，但如果你意识到他是在斯里兰卡岛上一个狭小的隐居处做的这一切，你会更觉得不可思议。静心是森林僧，这样的僧伽罗和尚有几千人，他们的生活模式是在森林中寻找涅槃（“清醒”）。森林僧住在茅屋、岩洞或小的水泥房子里。按照传统，他们的家至少要离村子500个弓长，听不见村民的声音，也看不见其他的住所。像基督教早期的沙漠教父，森林僧也追寻一种极为纯粹、禁欲的生活；没有寺院的奢华，没有城镇，没有其他人。他们每晚睡4小时，冥想8小时，遵守着指导僧侣生活方方面面的227条戒律。

过去的10年中，静心住在柏树隐居处，这是位于斯里兰卡中部山脉距海平面4200英尺的一个小白房子。你可以开车穿过一座茶园，沿着一条肮脏而且又窄又陡很难走的小路去到那里。通向这个隐居处的地图上有给来访者的提醒：“待在布什茶种植园，不要进入森林。只往上走，绝不要往下。”静心大概每个月中有一天会见到其他人，就是他进城置办生活必需品的那天。在他的隐居处，一年会有一到两次客人来访。他每天花4～5小时在他的惠普Pavilion dv7笔记本电脑上。他的电脑桌旁边是个大窗户，窗外风景很令人惊叹。笔记本电脑和网络连接由一组太阳能电子板和一个依靠附近小溪的微型水力发电机提供电能。

他怎么保持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开始用邮件交流。我问他，做森林僧有什么回报？有什么挑战？“完成圣道既是回报又是挑战。”他回答。斯里兰卡森林里的生活怎么样？“安宁，平静，快乐，简单。”他回答，“森林在微笑。”其他的回答则是简短的散文、诗文引用和超链接的混合。他的英语无可挑剔，但是我模糊地觉得在采访一个不再怎么使用语言的人。这感觉有点像和尤达[1]对话，一个高个子的、北欧版的尤达。

静心出生于丹麦，剃度前是一位医生，是热带传染病专家。他还是丹麦工业大学生物信息学教授。生物信息学的研究者开发了分析医药和健康大数据的工具，他们研究一切，从基因序列到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传染病数据，再到沃尔玛伤风和流感类药品的营销数据。对于一个处于世纪之交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个很伟大的领域。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患上了抑郁症。尽管本身是医生，他却拒绝服用抗抑郁药。一次偶然遇见的一位西藏的和尚，引导他尝试冥想。冥想治好了他的抑郁症，让他看到了新生活。他在2000年创立了“佛怎么说”。第二年他离开哥本哈根的实验室来到斯里兰卡的寺院。学习两年后，他剃度了，然后搬到柏树隐居处。

这是一个非凡的转变，我把它看成一个前途光明的迹象。如果一个习惯了网络生活并能在医院随时待命的人，能从受科技驱动的分心生活转变到以线上生活平衡森林中的寂静的生活，那么我们其余的人也能运用技术学会更多的沉思。

我问他使用网站传授佛教教义是否有矛盾，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网络媒体很让人分心，而佛教是要消除分心和欲望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渴求它，而是正确使用它（不容易），那么即使泥土里也能开出莲花来。”他回答。莲花是佛教纯净的象征，因为即使在阴湿的地方，它也能开出美丽的花，而且它的花瓣有抵御肮脏的能力（这多亏了一种独特的纳米结构，而科学家最近才完成建模）。

当然，很多人说自己沉迷于各种电子设备——“黑莓族”不是没来由的；但在佛教里，欲望（或tanha，字面义为“渴求”）是痛苦的根源。佛陀说，欲望“肯定与充满激情的食欲关系密切”，而且它“四处搜寻新鲜的快乐”。满足这样的欲望使一些人暂时心满意足，但他们会“以怨报德”，欲望会变得更大。

因此，我问静心比丘，一个每天上网四五个小时的人真的从不盲目地泡在网上吗？他一开始好像没明白这个问题。“不管内部（回忆、重现）还是外部（世界、信息技术、电视），都要相应处理。”所有的分心都是一样的，他说。至于它们是从哪来的，没什么影响。

我觉得自己没说明白，于是又试着问了一遍：网络有潜在的挑战吗？“相比之下，这儿的美丽和宁静，衬托出网络的无聊和嘈杂。”他说。

我的一些朋友在等红灯时非得查看邮件才行。然而有个总经理，欧洲最好大学的前教授——简而言之，你会觉得他属于那种一分钟不在线都不行的信息饱和α型的人——却平静地说随便哪里的一所有两个房间的石灰粉刷的房子，都会让网络显得无趣。

很明显，这里有些有趣的事。

我采访了另一位和尚。开照比丘是一位寺院社交媒体创办者。他的YouTube频道“真理自在其中”有上百万访问者。他的视频内容从冥想指导到佛经讨论再到他居所附近未建成的疗养院都有。他也回答访问者的问题，比如人应该杀害虫吗？和尚是怎么起法号的？

这些视频都是用佳能Vixia HF200拍摄的，是开照比丘的美国学生捐赠的。很多和尚的设备都是追随者捐赠的，要么直接作为礼物赠送，要么通过专门为和尚开设的慈善机构捐赠。视频“问一个和尚”，是网站、维基、互联网广播流媒体以及在线学习组让开照比丘保持与学生及世界上其他和尚数字通信的作品集的一部分。“甚至我的有些冥想也是在线做的。”他说。那些线上活动现在是他作为僧侣的主要工作。“我不建小屋，但我建了一个在线社团。”

录像、写博客、在线上见学生和回邮件，有没有“淹没”你？“没有，”他说，“有几次我发现自己分心了，我认为是因为那些时候生活很压抑。但是现在我在一个能平静做事的舒适的地方，我对任何事都没有太大兴趣，除了每天早上粗略浏览一下新闻。”

开照比丘把分心和抑郁联系起来，这并不令人惊讶。抑郁在临床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不能集中精力。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特别是在受到良好教育或者高成就的人身上，抑郁和分心会“相辅相成”。抑郁让人难以工作，这会助长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无精打采的“黑犬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开照比丘的“舒适的地方”看起来远非完美，蚊子就是一个大问题，雨季还会有水蛭，蛇和蝎子也是威胁。猴子——真的猴子，不是心猿——“也很麻烦”，因为它们灵敏又无惧人类。但这些挑战都“比不上住在人群中的压力”。

开照比丘住在库利的一个小屋子里，离静心比丘几千米远。像静心比丘一样，开照比丘也因为对森林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放弃了原先的生活。他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名义上的犹太人”家庭并在那儿长大，大学期间在泰国旅游时接触了佛教。在加拿大的一个寺庙待了一年后，他回到泰国剃度，然后搬到了斯里兰卡。

开照比丘常沉浸于技术，这让他与那些认为森林僧不应该上网太多的和尚相比多少有些不同。虽然和尚应该放弃物质财产，但用于教学的设备确实是允许拥有的，所有和尚都可以有电脑。开照比丘承认：“我想最近我不太像森林僧。我真的不太知道我是哪种和尚。”但技术让他在僧侣生活和教学的欲望中找到平衡。“在线让我与世界仅一臂之隔，我可以在世上做好事，同时忽略所有世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使用YouTube和流媒体，而没有选择其他社交媒体。“我试过脸书，但从那里我找不到一个反社交的和尚结交‘朋友的必要性’，推特看来也一样。”

在静心和开照的清静隐居地西北500英里处的印度西南部，是错落有致的南卓林寺。丹秋·汪茉阿尼是那里5000个学生中的一个；她现在处于10年学涯中的第九年，她希望毕业后教佛经，并把佛经翻译成英文。这所僧侣学院的电力供应是分时段的，频繁停电和她的学业都让她难以保持规律在线。她的博客“尼姑的看法”是给那些觉得剃度“才是僧侣生活”的佛教徒看的。她也为她的僧侣同学组建了一个在线小组。（是的，佛教徒们有自己的暗网。）

丹秋·汪茉阿尼在加拿大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母亲是主日学校教师。在他们的教堂里，“我喝过小圣餐杯里的葡萄汁”，她说。高中时她不再去教堂，她跟妈妈解释说她不相信别人教她的那些东西，但她仍对宗教很感兴趣，并且很快发现了佛教。高中毕业后，她在温哥华学习了佛教，在达兰萨拉和台湾教过书，然后又回到家，思考她的未来。2001年，她来到南卓林。

我问她关于数字分心的问题。她说，“分心来自外部的影响而不是心理状况”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你的大脑一开始就分心，那么手机和网站的提示音都会加重分心，但分心不是它们引起的。分心不是由于外部世界去干扰一个平静的大脑而产生的。正常的大脑，每天都会产生数不清的自我分心。

我向其他和尚与尼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既令人不解，又奇妙无穷。首先，有些人不理解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解释我觉得很明显的事情，即科技是让人分心的根源。我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后，很多人会反问我：为什么你认为分心是科技造成的？心理训练的目标就是要对这样的事产生免疫力。“有没有个人计算机，分心都存在。”一位和尚指出。静心认为，事实上，像科技这样的外部分心“比大脑内部的分心更容易掌控”。

这种态度让和尚们对极简软件（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印象平平。“我觉得这样的软件意图应该是好的，”丹秋·汪茉阿尼说，“因为它假定用户有自我控制的兴趣。但它也反映出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分心是由外部影响造成的，而不是由内心活动产生的。”

“程序和封锁都没有问题，但最终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意志力，”一位美国尼姑告诉我，“只有我们能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做的事情负责。”“内心的宁静不会平白而来，你必须培养自己内心的宁静。”一位老和尚持相同的意见。“没有捷径可走。你必须不断练习，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这样才能体会到它的益处。”诱惑足够大的时候，软件也会抵挡不住，它只是“拐杖”，起协助作用，而不能产生益处。住在缅因州丛林里的尼姑西斯特·格里芬解释说：“如果我们能看清，并理解自己和现实，就不会再有挣扎了。”“最后每个人都不得不努力抓住公牛的角，战胜内心的噪声和喋喋不休的心猿。”静心比丘说。

但是这些外部的分心就不会烦人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位和尚的房间里只有电脑会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是什么样的心境造成这样的结果呢？我需要理解的是静心的一位美国朋友乔纳森·科波拉所说的“放弃的回报更高，而不是更低”。对于和尚来说，放弃世俗的物品不仅仅是一种自律的练习或者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他们放弃这些东西，是为了解放自己。把自己从不重要的事情中解脱出来，能让你专注于重要的事情。

当我明白这一点之后，和尚们的回答就很好理解了。这不是要抗拒网站的诱惑。他们的答案反映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即分心没有专注的吸引力大。“分心能带来多少满足？”科波拉问，“如果我现在坐在这儿，感受我的呼吸，我的内心不比看猫在YouTube上撕咬更宁静欢喜吗？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肯定的。”这就是和尚们使用电脑不分心的原因，是他们能怜悯和超然的原因，也是他们与沉迷网络或数字分心无关的原因。心如止水的心灵，不需要看猫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每日的生活充满幻象，虚幻的信仰使人走向悲剧，给生活带来痛苦；如果你历经数年训练自己的思想，清理自己错误的信仰，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如何不先入为主地观察每个瞬间和每种感觉，那么本来让你两眼放光的网络，本应吸引我们那最原始、最不可能转变的大脑的东西，也变得一文不值了。我们很少有人能做到像这些和尚一样严谨。但我们能把他们的看法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科技饱和的生活中。佛教徒研究大脑如何工作已经几千年，如果他们说分心是由内心的原因而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那这个说法值得认真对待。

* * *

说来可能有些奇怪，关于心猿的说法今天还有意义。毕竟，佛教是2500年前在印度发展起来的。那时的生活和我们现代的切换任务、超链接的世界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关系很大。

即使在2500年前，萨满、隐士、预言师和其他神职人员也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进行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沉思练习。但是总体来说，那些练习没有记录，或是秘密进行，只有内部人员和异能者才能使用。相反，公元前6世纪，佛教和道教对冥想的指导是公开宣传的，且经验惊人地丰富，它们想把冥想变成所有人的精神练习。支持致力于冥想和净化灵魂的人的常设机构很快出现了：印度教的修行所和耆那教的寺院，随后是公元前2世纪的犹太爱色尼派。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兴起沉思练习？1949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词语“轴心时代”，用来描述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个充满心灵和哲学创造力的伟大时代。他说这段时间，“人道精神同时在中国、印度、波斯、朱迪亚[2]和古希腊打下了基础”。在所有这些地区，学者们问一些深刻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如何看待和认知世界？人与人或与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凯伦·阿姆斯特朗说，希腊哲学家、佛教的和尚、犹太牧师和儒家学派“推动了人类意识的前沿，发现和超越了他们内在的核心”。沉思练习的发展，是现代理念关于“人是什么”的大构想的一部分。

沉思练习是对帝国扩张、政治剧变、全球贸易网、大移民和城镇化引起的动荡的回应。最坏的情况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古希腊，或被希腊征服的中东、罗马和波斯帝国，那些国家的建立者们的生活充斥着暴力、动荡和残忍。好的时期，城市生活提供了愉快的消遣，也带来不断扩大的分心现象。轴心时代的哲学家和心灵导师提倡以理智和非暴力应对这些考验，但他们做得更多：他们重新定位了宗教，使之从约翰·希克所说的“宇宙维护”——用来保证丰收、风调雨顺等的仪式和祭祀，转到个人的提升和启蒙上。人超越了一种肮脏、粗野、短暂的生活，最终通过培养S. N. 艾森斯塔特所说的“超越意识”，创建了一种更好的生活。超越意识即指脱离世界（有时几乎完全脱离，比如和尚和隐士，但更多的人只是心理脱离）的能力，不带偏见、不先入为主地观察世界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用心观察世界，思考世界。

“轴心时代”大概结束于公元前200年。一方面，复杂社会、全球经济和帝国继续发展；另一方面，致力于培养记忆和沉思的机构和地方也在发展。在西方，寺院、教堂和大学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支撑和增强注意力的机器。这些机构让你避开日常生活的世界，但它们也依赖于这个世界。中世纪时期，巴黎和博洛尼亚的大学，以及牛津和剑桥在学校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了壁垒，以隔绝正常生活引起的分心，但同时又从外部世界接收学生、捐赠、皇家赞助和高科技供给，比如纸、科学仪器和书籍。

历史学家认为，网络只是一系列诱人科技中的最新一个，想想文字的发明，它改变了人类的大脑和思维方式。他们只说了一半。人们应对复杂、动乱和科技改变的历史，也是创造能助人专注、冷静、保持注意力的沉思练习的历史。外部世界的分心和沉思练习是相关的，它们相辅相成。古代的沉思练习和今天超级分心的世界有共鸣，并不令人惊奇。它们就是为这样的世界和我们这样的头脑而生的工具。

[1] 尤达是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重要人物，德高望重的绝地委员会大师。——编者注

[2] 朱迪亚：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编者注

第四章 反编码

回想一下你买的第一台计算机。你买它的那年，它的处理器速度多快？随机访问内存（RAM）多大？硬盘多大？再看看你新买的计算机（也可能是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的配置。这两者的差异，就是你的生命中个人计算机更新换代的度量方式。

如果你想要更科学一些的度量法，你可以根据摩尔定律轻易算出这种更新换代翻了几番。摩尔定律指出，计算机微处理器（个人计算机或设备的“心脏”）上的电路密度大约每两年翻一倍，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最新的设备之间间隔了10年，就翻了5番，这意味着电路密度是原来的32倍。两年后，会变成64倍。再两年后，又会翻一番。

计算机会越来越便宜，功能越来越强大，这个趋势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计算机的这一段发展历史。我的孩子们都已经看到了计算机世界的巨大变化。我最大的孩子的成长伴随着无线网络的发展、便宜的智能手机和脸书的发展，以及翻了5番的摩尔定律。根据某些未来学家的说法，到她大学毕业时，就能买到一台智力和记忆力与她的大脑相当的电脑了。

现在想想你的大脑。它追随自己的摩尔定律——指数曲线了吗？（它确实追随过，不过那是在你出生之前；在你的婴儿时代，它也惊人地成长过。）你买第一台电脑时，实际了解到的比你以为自己了解的东西多吗？现在你还能回忆起更多吗？接下来几年，电脑的运行速度会越来越快、价格会越来越便宜，你希望自己的脑子也越来越快、能存储更多信息吗？

答案很可能是不，绝对不。电脑做事情比我们快得多，它们会成指数级进步；它们会技术更复杂但价格更便宜，功能更强大但体积更小巧。我们只会变老。科技进步的速度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也让人有些不安。电脑会改变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智商和记忆力的看法。但大体而言，我们的那些改变都会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 * *

20年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拜伦·里夫斯和克利福德·纳斯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人们对待电脑就像对待人。即使信息最闭塞的人都知道电脑没有感情或个性，然而，在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中，里夫斯和纳斯告诉我们，用户无意识地把社交规则和标准应用在了电脑上。我们假设发出男性声音的电脑比发出女性声音的电脑更能干，特别是当它们谈论科技类话题时。如果电脑化的“特工”（想想电视剧《超级麦克斯》）和我们属于一个种族，我们会更信任它。我们甚至对电脑保持礼貌。在一项研究中，先在一台电脑上测试程序，之后又在同一台电脑上填评估表的用户，比那些在其他电脑或纸上填表的人，说了这台电脑更多的好话。电脑的交互性和响应性，让我们更容易和它保持联系，这很像我们让狗人格化，或同情长着大眼睛的猫咪。

我们在潜意识里把电脑当作人，这让我们更容易把它们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缓慢的进化进行比较，也容易发现我们欠缺的东西。随着电脑的交互性和响应性的提高，它更灵活也更善于社交（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影响也会增加，如同我们和我们的数字产物之间明显的代沟对我们的影响也在增加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与信息技术保持一种更好更谨慎的关系，你需要了解电脑是怎么给我们“编程”的。如果你想把握科技如何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你需要体验虚拟现实。你可以去斯坦福大学虚拟人机交互实验室的虚拟现实空间。

该实验室的负责人，通信学教授杰里米·拜伦森，或许是斯坦福大学教职工中唯一以苹果手机应用程序为研究对象的人。一个能更好地说明他专业声誉的方法是他的实验室所处的位置。硅谷寸土寸金，而在校园虽然大却很拥挤的斯坦福大学，对实验室的竞争，更是在多年前就发展到“流血冲突”的程度。该实验室占据了斯坦福大学巨大的罗马式主厅顶层的好几个房间。而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办公室则在临近的建筑里。位置很重要，即使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虚拟世界里。

我在实验室对面的电梯旁遇到了科迪·卡鲁兹，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一个研究员所有的激情和一个夏令营辅导员（他在大学时的夏令营当过辅导员）简单的热情。他引导我穿过一间橘色的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一台3D电视机和一些书，书名是《虚拟现实》（Infinite Reality），该书由拜伦森和吉姆·布拉斯科维奇合著，主要讲述虚拟现实空间。

该实验室是世界领先的虚拟社会科学中心之一，这门正在发展的学科主要研究人机如何在虚拟世界里互动，以及如何利用虚拟现实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日常行为。首先，虚拟现实空间看起来像一个没有窗子的宾馆会议室，室内都是中性的地毯和温和的色彩。科迪指给我看房间里排列着的3个体感控制器和8台摄像机。墙后面是24个扬声器，连接着一个声音系统，研究者通过这个系统可以控制房间声音的高低。地板下装着低频传感器，可以让房间发出“隆隆”声或摇晃。（我以为房间里的斜坡是为轮椅准备的，结果却是因为那下面有硬件。）壁橱是一个服务器机房，里面塞满8台高性能图形绘制机和一些线缆。这让我想起一部间谍电影中的场景，某个角色走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摊位，打开一扇破旧的门，进入一个闪烁着灯光的控制中心。

房间中央是一张放着泡沫塑料和虚拟现实头戴式视图器的三角桌。头戴式视图器有两个小的高清显示器、一个加速计，以及一个体感控制器用来计算使用者在房间里位置的红外装置。头戴式视图器看起来像是经常被乱修的产品，但其实它几乎价值半辆新车。我立刻被它吸引了，虽然我也担心碰坏它。无线头戴式视图器“更新世界”——我喜欢这个词——的速度不够快，不能阻挡电脑病，即系统对使用者的动作适应过慢使人产生的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因此有一条黑色的光导纤维电缆把头戴式视图器连接到一台服务器上，来减少这种感觉。

头戴式视图器的开关被打开了。为了让研究人员操作更方便，有一台投影仪把头戴式视图器展现的画面投射到远处的墙上。这个房间使用了建筑师用的AutoCAD（三维辅助设计软件）文件，这些文件可以转换成虚拟现实代码，这样研究人员可以增加镜子、新门或别的根据实验他们想加的东西。现在，投影仪上有一幅远墙的图片，有些歪。一个助手倾斜着视图器给我戴上后，我觉得这个图片扭曲得令人恶心。

她调低视图器，戴在我头上，我闭上双眼，然后调整绑带，防止那价值4万美元的硬件被我甩出去。当我睁开眼时，眼前是刚才那个房间几近完美的复制品，但是科迪消失了。我把胳膊伸出去，什么都没有摸到。房间在这里，但我是看不见的，只有科迪不见其人的声音。让这些消失的东西变得明显的是房间看起来实在真实。不是因为它逼真——这是一个精确的描写，特别是那个电脑成像（CGI）的电视节目一样的人工清晰度，而是因为图像随着我的移动完美地变换着。我转过头，门就在那儿，对着控制室的窗子也在那儿，角落也和真实生活里的一样。很多人觉得这就是高品质图像，但科迪解释说，伟大的虚拟现实与好的虚拟现实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追踪。很多虚拟现实技术的现实度取决于追踪。一个你能灵活移动的用硬纸板剪出的世界，会比一个所有细节都装饰得很漂亮但紧紧围住你不动的世界，看起来更真实。

地板震动了。我朝下看，我正前方的地板裂开了，出现一个很深的金属坑，远处的地板上写着“不要跳”。当然，理智告诉我这些事并没有发生，但我的身体觉得我真的站在一个铺着地毯的航空母舰甲板上，正看着机库湾。我觉得我的心在狂跳，肾上腺素分泌激增。科迪给我解释了他们用这个展示虚拟现实会感觉如何真实，以及它工作的方式。一小块木板从深坑那头延伸过来，科迪邀请我走上去。我小心地迈步。快走到一半时，我注意到我伸出胳膊在保持平衡。

拜伦森的团队打造这个实验室，是因为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回应虚拟世界，好像它们就是真的一样。传统的科学实验室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宇宙，在这里，研究人员可以改变一个物理系统中的某个变量，来观察结果。而拜伦森意识到，在一个虚拟实验室里，他可以用社会系统做实验。他和他的学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看起来像人类的虚拟化身，但他们能改变虚拟化身的声音、性别、种族、身高，以及其他一切特征，以观察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和决定。（其他研究人员把虚拟世界看作第二世界和为人类学提供田野调查的魔兽争霸世界；他们在研究如果人能变成雪人[1]或1000岁的魔法师，社会和经济行为会怎么起作用。）拜伦森和他的学生们发现了一些方法，可以让政客看上去更可信，虚拟教师看上去更权威更投入，锻炼看起来更吸引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看起来更出于本能。他们甚至发现了怎样利用虚拟化身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认知。

研究人员最初的一些实验使用了图像变形软件测量视觉相似度对社会评价的影响。这款软件让他们可以把不同人的图片合成为一张以假乱真的图片。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会觉得视觉相似度让人放心。人们会更用心对待跟自己长得像的人，认为他更可信，也比别人更有魅力。拜伦森和他的同事们想知道人们是否也会回应长得像自己的虚拟的人，以及他们能否注意到背后的操作。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组某个政客的照片，这些照片有些没被处理过，有些经过处理，加入了受试者自己脸上的某些特征。第二次实验时，四人小组看一张混合了他们四位受试者脸部特征的照片，并陈述他们看后的观点。

他们发现了什么？参与者认为经过数字处理的政客照片更有吸引力（尽管党派人士比独立人士所受影响小）。同样，四人组认为“混合人”的观点，比跟他们都不像的一个真实的人同样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图片背后的处理。即使斯坦福大学的科技通学生，也差点没意识到他们看的这些图片经过了处理。他们只说那个政客看起来眼熟，或有些像某个亲戚。

接下来，拜伦森和研究生尼克·叶想知道，这些处理在真人互动中是否会起作用。制作一个虚拟动画形象，比改变一张照片在技术上更具挑战性，但现在，有便宜的网络摄像机、脸部识别软件和快速的电脑，也就没那么难了。拜伦森和叶开发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创造一个虚拟的受试者影像，这个影像通过使用摄像头和图像识别软件追踪受试者的面部表情、眼球移动、声音等，实时更新。受试者看到一个怪异的、动画版的自己，一个随她移动、随她转动眼睛、用她的声音说话的虚拟化身，就像看着一面镜子。

在另一个试验里，他们设置了一个虚拟的演讲厅，又加了一个虚拟的演讲者。这是一个优秀的公众演讲者，能和观众对视，尽管一次只能看一个人。拜伦森操控着那个运行环境，以便无论演讲者看向哪里，每个观众都觉得那个虚拟化身在看着自己，而不是东张西望，或者看自己的演讲稿或电脑。（想象一下电视里播放的著名政治家的演讲，比如罗纳德·里根，他有一个诀窍，即让成千上万个观众觉得他在看着自己，在和自己单独谈话。）受试者认为，一个看着他们的虚拟教授比不看他们的更有说服力。同样，他们没有发现背后的操作。

接下来，研究人员用几种创意改变了系统。切换几根虚拟电线，他们就能让虚拟化身模仿任何人的行为。想象你面前有一面镜子，你从镜子里看到的不是你，而是一个和你做一样事情的人。研究人员还改变了系统，让虚拟化身不至于什么都模仿。它可能模仿你的表情和姿态，但你说话的时候它的嘴不会动。最后，他们引入了“延时”，这样虚拟化身就不会立即模仿你，而是会等几秒。然后他们让每个受试者坐在一个有真人大小的虚拟化身的大屏幕前，打开摄像头。虚拟化身给每人读了一份4分钟的声明，其中一半的时间，它延迟4秒，模仿受试者的表情和动作，另一半的时间，它不模仿。模仿的虚拟化身读的声明，被认为比不模仿的虚拟化身读的声明更有说服力。这个结果很好地证实了变色龙效应，即微妙而有力的模仿会影响一个人对他人注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看法。

几十年前，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观察到人们对自身的态度，部分是由他们自以为的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决定的。穿黑色衣服的人感觉自己前卫且富有想象力，因为他们在艺术画廊里看见人们穿着黑色衣服；穿套装的人倾向于表现出专业性，因为他们看见人们在办公室穿套装。拜伦森和现在已经是施乐研究中心科学家的叶发现，当受试者的虚拟化身比受试者高或好看时，他就会表现得更自信，谈判时也更强势；而如果他的虚拟化身矮一些，他就会表现得更友好。个子高和好看让人更自信，因为他们认为别人会觉得他们更有魅力。没等再用虚拟化身试验几个小时，叶和拜伦森就看到人们看见自己变高或变漂亮时“惊人的且几乎立刻的”行为改变。

这种行为改变不只发生在那一刻，它们还会影响以后。其他实验室的人发现，个人的虚拟版本可以改变那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看法，也会改变他现在的行为。

如果睡觉前你没有设置自动咖啡壶，舒服的是现在的你（即当下的你）。可能你累了，只想睡觉。问题是这样一来未来的你就要付出代价：明天早上不得不自己煮咖啡。我们一直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花掉了本该留给退休用的钱，该学习的时候看电视，等等。虽然我们知道存钱和学习是我们为未来做的最好的长期投资，但是我们总能找到不那样做的理由。

有时候现在做某些事情的好处显而易见，而为未来做的牺牲，好处却不能确定。如果我现在花钱，我就有东西；如果现在存钱，退休后我可能会有钱——或者万一经济瘫痪，那我就什么都没了。现在的好处的确定性，对比牺牲的价值的不确定性，加上我们把一切合理化的能力，让我们都成为“牺牲未来，活在当下”的天生拥护者。在一家饭馆里，我可能这样想：“如果我明年少吃多运动，我就可以拥有汤姆·克鲁斯一样的身材。”然后，我可能想吃甜点，这时我又想：“我可以明天去健身房，把甜点消耗掉。而且，万一下周我又放弃了，吃了一整桶巧克力冰激凌，那现在的忍耐不就浪费了吗？明年还是胖。我讨厌下周的自己，我绝不能让他把一切都搞砸了。那个奶酪蛋糕什么口味？”

如果我严格要求自己，我可能已经接近理想体重了，但想象中的健康难以匹敌现实中的奶酪蛋糕。锻炼也有相似的挑战：看电影吃爆米花的乐趣，比你终于打破了40分钟跑10千米的纪录的满足感，更容易想象。

杰西·福克斯正在研究虚拟化身怎样能帮助人们实现那些长期的、难以想象的好处。她的工作让人惊异，她将自己定位为社交媒体免疫者，她觉得书比电子游戏更有吸引力。她现在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授，她在她的实验室告诉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前我连电脑都没有，我也从没喜欢过电视。实际上我在教一门电子游戏课，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玩《黑色洛城》。”她也从没有过脸书账号，大学时，她丝毫不带揶揄地说：“因为反感社交媒体，我过去的生活很精彩。”

但福克斯知道怎么用科技把她缺乏粉丝吸引力的一面转变成优势。这让她可以用科技而不是硬件专注于人以及人们之间的互动。她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用或不用脸书对人们社交生活的影响。

虽然福克斯不是天生的技术爱好者，但在加入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后，她对“使用幻觉设备让世界更美好”产生了兴趣。作为一名曾经的运动员和训练员，她对人们开始一项运动时面临的挑战非常熟悉。为了完成斯坦福大学的毕业论文，她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看虚拟反馈是否能让人锻炼得更多。

她首先创建了一个虚拟房间，就是我进去的那间，然后她设计了一个测试，观察如果人们看一个虚拟化身运动，是否会让他们运动得更久、更规律。她创建了两个虚拟化身：一个是普通的形象，另一个看上去像实验里的学生。第一组学生戴上视图器，看他们的虚拟化身在跑步机上跑步；第二组学生看他们的虚拟化身兀自站着；第三组学生看普通的虚拟化身跑步。福克斯追踪受试者时，发现“看自己跑步的人，平均比别人多锻炼了一个小时。他们跑步、踢足球或去健身房锻炼”。即使在一个配备奥林匹克运动会级别的运动设施的学校，每个学生都能一年到头使用这些设施的情况下，看虚拟自我锻炼也对自我锻炼行为有重大影响。

福克斯很想知道，展示运动结果或不运动结果，也能激起影响吗？运动和节食的一个问题是，一开始很痛苦而且麻烦，很容易让人在得到回报之前就放弃了。福克斯设计了第二个实验，受试者在这个实验里看自己跑瘦了，或者站胖了——换句话说，通过在几分钟内显示出长期运动（或不运动）的结果，给受试者提供积极和消极两种刺激。（第三组看其他人的虚拟化身。）“警告你会增重或奖励你减肥成功都不重要，”她说，“看自己的虚拟化身的人，比看别人的，运动更多。”

为什么看你虚拟的自我有效？在最后一个测试里，福克斯让人回到虚拟运动房间，但这次她在他们身上绑了一些设备，在他们观看虚拟自我时测量他们的心率和其他重要指标。“看我们自己工作会产生一些生理激励，促使我们锻炼。”她说。人们“看‘自己’跑步时”比看别人跑步“流汗更多”。

这些听起来都有点像米格尔·尼古莱利斯的半机械猴子的反例。不是受试者影响虚拟的自我——比如猴子在跑步机上行走和控制机器人——在福克斯的试验里，虚拟自我影响了受试者，让不确定和抽象的未来好处更真实。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老去的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毫无困难地幻想自己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感激我的超模妻子，但要想象40岁的自己，就显得很可笑了。大自然一个反常的激励性行为，是赋予我们非常擅长幻想稀奇古怪之事的大脑，比如我代替基思·理查兹参加滚石的下一场巡演，或驾驶X翼战斗机飞过死星表面，但要想象变老这样不可避免的事情，就不行了。牛津大学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说，如果我们把未来的自己看作陌生人，我们不会情愿为他们牺牲，而且很可能让现在的欲望凌驾于未来所需之上。在抽象的思维里，我知道我希望退休后有存款，这样才能过得好一点，但如果未来的我比这还抽象，就很难去这样做。

福克斯的研究，让锻炼的价值更具象了，但那种情况下，人们看见的虚拟自我不是自己老了的样子，而是更健壮的样子。福克斯加入了格雷斯·安的团队，他是她的斯坦福校友，现在是佐治亚大学的教授。福克斯想看看遇到年老的自己——20年后的你——会怎样让现在的你做出更好的选择。在他们的新实验中，学生们身处一个装有镜子的虚拟环境里，镜子可以“映射”一个长时间过度暴晒的老去的虚拟化身。“如果你看到自己在太阳底下，看到你的虚拟化身变得非常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力的介入。”安解释说，“即使连自己21岁时的样子都难以想象的孩子，看到自己丑陋的脸和脸上的斑时，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心理学家哈尔·赫斯菲尔德想知道如果遇到老去的虚拟自我，是否能鼓励我们为了未来的利益牺牲现在的利益。与福克斯一样，赫斯菲尔德也不是一个科技迷。“我在任天堂和超级任天堂的环境下长大，”他说，但来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之前，“我没有任何沉浸于游戏的经验或沉浸于科技世界的经验。”他不算完全没用过有趣的技术来探究跨期决策的秘密。在他早期的研究中，他使用神经影像对比过想象未来的自己和想象陌生人的不同脑区。赫斯菲尔德推论说如果帕菲特是对的，我们确实把未来的自己看作陌生人，那么“想象未来的自己时，我们看到的神经图式，应该和我们想象未来的别人时一样”。结果证明就是这样的。

这个结果让赫斯菲尔德开始思考：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生动的想象，会怎么样？想象老去的自己是一回事，看着他回看你，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赫斯菲尔德在一次实验室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想法，“有人说，‘哦，学校就有这个虚拟现实实验室’。于是我给拜伦森发了邮件，说了我的工作，然后就到这儿开始研究了。我在对的时间来到了对的地方”。

在赫斯菲尔德的第一个研究中，受试者要么和老去的虚拟化身互动，要么和现在的自我互动。一个受试者，戴上视图器，看见一个虚拟房间。她习惯了“在”房间里的状态之后——为了让虚拟房间看上去更真实，有些人需要时间调节护目镜，会这样那样摇头——她会切换到一个贴在墙上的虚拟镜子前，与一个老去的或没有老去的自我对视。（赫斯菲尔德提前拍了受试者的照片，使用一种老化算法，尽可能创造一种看上去像老去的受试者的版本。）虚拟化身模仿受试者的动作和姿态，让受试者感觉像看镜子里的自己一样。接下来，受试者要一边回答问题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让受试者“更认同他们看到的东西”。与福克斯的实验不同，受试者不只是看另一个版本的自己，他们还受到鼓励去做老去的自己，尽管这鼓励很简短。

他们从虚拟房间一出来，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给他们1000美元，他们可以花一部分，存一部分，他们会怎么分配？这种金钱分配的任务，是一种常见的测量人们在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更重视哪一个的方法：存的部分越多，越重视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用来测量简短地做老去的自己对未来的自己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赫斯菲尔德发现，看见老去的自己的人存的钱，是看到现在的自己的人的两倍。

但受试者做出选择时考虑他们的未来了吗？还是他们只考虑了老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赫斯菲尔德把受试者又带回虚拟房间，但这次，受试者看到的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老去的自己或者别的老人。如果人们刚才是在回应老龄的提示，那受试者离开房间重新开始金钱分配任务时，就应该和之前的选择一样。然而，看见自己未来的人比看见别的老人的人存的钱更多。

在由心理学教授丹·古德斯坦和比尔·夏普指导的最后一个实验中，赫斯菲尔德从全身心投入的虚拟现实世界转移到了使注意力碎片化的互联网。他们设计了几个网页，都与员工处理退休福利时可能用到的网页相似；每个网页都有滑动条，受试者可以用它来分配他们的退休工资。有两个网页有他们现在的自己或老去的自己，他们会“在执行分配功能时改变情绪表达”：分配得多则他们会笑，少则会皱眉。第三个网页是一个不会随分配改变表情的现在的或老去的自己，“确保人们不是只为了追逐笑容”。第四个网页有滑动条，但没有人脸。再一次，不管人脸有没有回应的表情，看见老去自己的人存了最多的钱。看见现在自己的人，以及什么都没看见的人，对钱的分配也没什么不同；赫斯菲尔德推断，现在的自己没有大影响，是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在考虑现在”。

* * *

我走到了虚拟实验室里木板的尽头，转了一圈又走回来。我听说过有恐高症的人绝对不能走木板，也听说过有人掉下去时大声尖叫并挥舞双臂，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那就糟了。走了几步后，我绊了一下，在我挣扎着想要稳住自己不要掉下去时，我感受到喷涌而出的肾上腺素。理性的那部分我知道这很荒唐，知道我站在一个丝毫未变的铺着地毯的地板上，但我猛跳的心脏和颤抖的手却不这么认为。我情不自禁相信了说谎的眼睛。

紧接着，有什么东西震惊了我。我意识到，因为虚拟现实超越了理性的大脑或因为它把数字感觉反馈给了神经系统，就认为虚拟现实起作用了的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更像剧院：它对我有作用，是因为我想让它起作用。

格雷斯·安解释说虚拟现实取得成功，是由于沉浸感或现场感。沉浸感是由立体声、自然的灯光、细节和追踪造成的。那个物理实验室，及其拥有的众多技术，是一个让人产生沉浸感的典型环境。相比之下，现场感是“相信环境是真实的”。安说：“虚拟就是一个人们愿意相信的视觉幻象。”福克斯说：“现场感都在脑子里。”它之前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但福克斯和安认为，虚拟现实不是由科技创造出来供使用者消费的，它是科技和消费者共同创造的。

“人们不是不知道那不是真的，但是这个仿真程度足够让人们收起怀疑，相信它是真的。”安说，在某种程度上，“你知道那都是虚拟的，但那种真实感能够让你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虚拟体验，你愿意接受。”

使用者之前的体验，专注于数字化时刻的能力，以及集中精神的习惯，都会影响他的现场体验。几次试验后，福克斯说：“有人进来跟我说，‘虚拟现实没意思，老兄。《使命召唤》[2]好玩多了’。”对于玩游戏的人，是否有真的处于虚拟世界的感觉，取决于他们对任务的投入程度。我立刻理解了她那位玩游戏的受试者的评语：“我在我家孩子的任天堂游戏机上玩过马里奥卡丁车，我很擅长，因为我可以完全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全身心只关注眼前的路。”眼、脑、身体和技术深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虚拟现实很强大。科技提供了虚拟，但我们提供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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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说明了一切顺利时融合的力量有多大。而如果不顺利，融合会让你怀疑自己的智商。

有一天早上，我的iPad和蓝牙键盘连不上了。要连上它们，只要确保键盘是打开的（键盘的一头有开关键），然后再打开iPad的蓝牙，让它连上键盘就可以。正常情况下，它们会自动找到彼此，但那天早上，它们怎么也连不上。

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是键盘的问题，难道电池没电了？接收器坏了？机械故障？键盘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它有一个小的绿色的灯（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激光灯），打开键盘时它会闪（亮）。它可以告诉你键盘是开的还是关的，但它不能告诉你键盘是不是坏了。我换了电池，重启键盘。还是连不上。我把新电池拿出来测试，以防它们是坏的。结果它们是好的。那可能是接收器的问题？但是等一下——哪个接收器，键盘的还是iPad的？我拿出手机，打开蓝牙，它找到了键盘。这说明是平板电脑的问题。几秒钟后，键盘跟我的手机断开连接了。我仍然没有头绪。

接下来几分钟，我不停按键盘的开关，看它在我iPad的可连接设备里出现和消失。我有点怀疑是不是周围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信号，但我不知道怎么测试，更不知道如果真的测试出问题该怎么处理。我甚至还考虑过精灵捣乱的可能性。

“我没有时间做这些”，我一直这样想，还有两个不停闪现的念头是“科技真蠢”“我肯定忘了什么，在这之前一直都好好的呀”。同时，我也想到，这个小插曲说明科技的失败会让用户感到自己很愚蠢。除非你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糕的是，除非它自动地、神奇地自我修复，否则你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里：是在一个设备里、一个子系统里，还是在你自己身上。

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让人沮丧，因为信息技术不好懂。公司希望他们的产品看起来很简单，但这常常意味着，在拉丝铝和烟色玻璃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复杂性。这让你很难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很难推断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从中学习，以便下次可以自己修理。

随着科技越来越复杂，其透明度也更加成为问题。耶鲁大学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说，像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这样的大灾难，不是由专业判断方面令人震惊的失误或一生仅犯一次的小毛病造成的。用他令人害怕的术语来说，这是“正常事故”。如果小变化和日常差错毫无预兆地造成了大问题，紧密耦合、高度共存的系统就会失效，从而造成灾难。我的键盘突然连不上平板电脑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周围充满了信息技术，你和它们互动或通过它们与世界互动，你就永远会遇到这些细小但恼人的突发问题。

这样的打断不比你处理的其他技术问题更难应对，但因为它们打断了你的工作流和专注，因此会极为令人难忘。计算机科学家海伦娜·门蒂斯发现，当人们准备结束一项工作时出现的问题，比如网页反应慢、弹出来让人分心的广告，或界面设计师阿兰·库珀所说的“白痴挡路”的其他例子，比其他时候出现的问题更容易让人记住。一个项目开始时你对问题的反应，与在项目终结时（比如，你已经为赶迫在眉睫的截止时间工作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要完成了，点打印……没反应）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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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我的键盘突然能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电脑还有其他让我们无语的方式。我们把智商和速度联系起来已经很久了。在英语里，我们夸某人是“学得快的人”或一个“快速学习者”，说某人“慢”可不是夸奖。根据这个标准，电脑绝对比人脑占优势。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并且立即做那些我们觉得很麻烦的事。它们的运行速度已经很快了，而且它们还在变得更快、更便宜、更强大；而我们的大脑，差不多还是祖先用来使斧头、住洞穴的那种大脑。电脑智能的未来似乎是无限的，而人类智商的未来（不借助基因工程或刺激大脑的药物）看起来则是有限的。

有人告诉我们，新的数字智能正在发展。大量机器人和计算机程序显示出应急行为的力量，以及许多半智能机器人创造非常智能系统的能力。众包、维基百科和市场预测都显示出，一种全新的集成智能正在网上形成，它能面向全球，几乎有超人的潜力。

虚拟现实先锋雅龙·拉尼尔认为，在追逐这类科技和项目众包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重新调整了我们对人类工作和价值的看法。“人们贬低自己，是为了让机器看起来更智能。”他说。举个例子，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让公司可以转移大量简单的小任务给自由职业者，比如描述一幅画的内容，似乎暗示着人类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的数量和灵活性，而不是他们的智商。维基百科隐去了作者的特征，拉尼尔说，这是“为了让文本显示出超人能力”，也为了创造那种知识是集体智慧自发生成的感觉。像意诺新（InnoCentive）这样能让公司在其中给解决科技难题的人提供奖金的系统，常被描述为利用“群体智慧”的工具，而不是被描述成遇到特殊难题的公司可以在那里找到特长专家的人才市场。

这种重新调整也在讨论未来的时候出现。比如雷·库兹韦尔在其《奇点临近》一书中认为，我们很快就会有能媲美人类或超过人类智商的电脑，它们还能形成“非生物智商”网络，“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非生物智商”的能力会“大大超过生物智商”。对于那些说电脑永远不能像人一样思考的人，库兹韦尔回应说，虽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披头士的《橡胶灵魂》相当伟大，但是大多数“人类思想缺乏创意，琐碎且有限”。更重要的是，“生物人思想有限”，因为受人脑限制，“内部神经连接很慢”。我们可以用基因工程修补边缘，但真正的未来，在于人机接口。库兹韦尔说，我们的子孙，脑中会有纳米机器人蜂拥而过，将他们的生物中央处理器单元和他们的硅以及自旋电子亲属连接起来。他们可以把记忆卸载到云端，就像我们现在记在纸上一样自然；去一趟虚拟环境，就像去街角的商店一样真实；把一个人生平的记忆及感觉与另一个人的合并起来，将会成为一种交流方式。我们的后代将会把“生物思考和存在”与最新的科技合并，但他们不会觉得奇点是一种巨大、扭曲的异化。人类不会东张西望，看着它发生。他们会向里看，感受它发生。

戈登·贝尔预言“电子个人记忆”会改变我们记忆的方式。贝尔已经做“我的生命单元”项目的受试者近10年，这是一个旨在捕获贝尔醒着的几乎每一分钟生活的实验。他扫描或拍摄他看到的文件，戴着一个“感知相机”，在他醒着的时候拍照片。通过数据库可以看到大萧条时他在密苏里小镇的早期生活，他最开始学会用电子技术工作的家用电器商店，计算机科学还是新学科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那几年生活，他在日本迪吉特株式会社的20年，以及他从1995年开始至今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生活。

“我们多数人都擅长把大脑记忆外包给电子记忆。”贝尔和同事吉姆·格默尔写道，“我的生命单元”旨在找出这意味着什么。网络摄像头、手机摄像头、摄像机、录音机、全球定位系统都惊人地便宜，让记录一个人一天中几乎每一秒成为可能。存储这些数据的花费很少，扔掉某些东西几乎比保存它们还贵。而且数字记忆无比准确。对比你对某件事的记忆和数字记忆的记录，你很可能会因为自己忘掉太多而郁闷，比如：“哦，她也在那儿？我记不起演奏那首歌的乐队了。”你会这样想。再比如一个不同但同样让人郁闷的对比，即对比你对最近银行账户或信用卡开支的记忆和你的线上记录。你会发现总有台电脑对你过去财政支出的细节，比你了解得多。电脑会记住你忘记的密码、你没想起来的约会；它可以记住任意的数字和字母串，就像你记住自己的名字一样容易。与稳定、聪明的电脑记忆相比，脆弱、易忘的人类记忆，不值一提。

但这些例子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电脑和人脑智商其实很不同，不同的程度足以让直接的比较无法进行。一方面，智能有很多种。辨别人脸、检测模式、运用语言、应对社交场合、回应表情，以及做其他千万种事情的能力，都是智能的表现方式。但它们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使用了大脑的不同部分。智商和速度的关联也并非完美。艺术家能在画作上花费数月（有时苦恼于那些如何让作品闪现新意和即兴创作火花的细节），作家能在著书上花费数年，科学理论建立在灵光一闪和几十年的研究之上。最后，人类智商并不是如库兹韦尔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会受生理局限。我们不是只通过生理上大脑基础结构的改变而变聪明，我们还通过文明演化变聪明。

人类的记忆也很复杂。记忆包括很多心理过程，它展现了一个人的记忆能力，比如记住5分钟前听到的词语，昨晚放车钥匙的地方，两周前遇到的某人的名字，某个下午的热带沙滩上恋人皮肤的触感，母语的词汇，1988年欧足联决赛的冠军（荷兰2:0战胜苏联），想知道唐人街里哪家饭馆的中式点心最好吃该问谁，自己的大学时光，等等，没有止境。短期记忆、视觉记忆、业务记忆、情节记忆、长期记忆、陈述记忆、事实、事件、名词、动词、创伤、印象、图片、感觉，这些都是我们记住的东西。它们都属于过去，而我们用“回忆”这个词描述唤醒它们的经验，但这就是它们仅有的共性——都叫作回忆。当我们震惊于能记住百科全书式的事实的人时，很多记忆并不只是大脑储存的信息。记忆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重建过去也是为未来储存稳定信息的方法。

记忆的灵活性也不是坏事。它让我们可以重温过去的事件，更成熟地看待过去，让我们正在过的生活更合理。遗忘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对于正从创伤应激障碍中恢复的人来说，能够不记住一个兄弟死亡的细节、反叛乱定义的模糊性和行为的残忍性，或身处一个坠毁在敌人领地上的飞机里的恐惧，就是一种胜利。日常生活中，忘记被侮辱和被侵犯的最初印象，忘记被鄙视和尴尬的痛苦，可以治愈悲伤。对于一个仍对20年前的一个误会怀恨在心的人，人们并不会羡慕她惊人的记忆力，相反，大家很可能会认为她幼稚，不能放下某些事。

集体记忆和遗忘也有社会维度。在日常生活中，事务性记忆降低了记忆的认知成本，因为我们能把记忆外包给别人。国家选择哪些事件将永远留在公众的记忆：脆弱的国家可能会为了推动民族团结和进步，决定避免战争或内乱。在同盟国的南方首都、在内战将军纪念碑的阴影下长大，我知道什么是不能原谅的，什么不值得记住，我们强大和大方到能够遗忘的东西，都受制于协议，记忆里的东西会影响当下。有些遗忘甚至还有合法维度。很长时间以来，年轻人的行为都被理解为与成人的不一样，甚至成人罪犯也可以被原谅，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因为犯罪而进过监狱，会被认为已经偿还了他欠社会的债。

数字记忆的持久性，会有缩短这个过程的风险。电脑的记忆不加选择。对于查询银行记录或微小事件，这是极大的优势。但如果应用到复杂的人类事务中，就会出问题。对于人来说，遗忘有很大的心理价值，甚至是宽容的表现。但对于电脑来说，这就是错误。

贝尔和格默尔讨论的一些最深刻的电子记忆，表明了数字记录对于人脑记忆，就像一根火柴对于一堆篝火：只是星星之火，而不是它本身。“我的生命单元”几乎能记住贝尔生命中的任何部分——从他儿时的生日聚会到他在会议上遇到的人的名片。他的屏保切换出一张他4岁生日的照片时，他描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即使过去了几十年，而他又身在几千英里之外，那张照片仍引发了一场“记忆雪崩”：那个蛋糕，他邀请的那些孩子，他暗暗喜欢的隔壁女孩，那个牧师的儿子，虽然不久之后那个男孩就悲惨地死去了。这绝对是普鲁斯特式的记忆[3]。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是生命记录，贝尔不会让它每天出现在生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如此生动地描述的记忆的源头。就像普鲁斯特咬他的玛德琳蛋糕[4]，贝尔看着照片，进行了一场联想。但玛德琳蛋糕里没有普鲁斯特童年在贡布雷度过的那些上午的记忆，照片里也没有贝尔的记忆。它唤醒了贝尔心里的记忆。照片不是人类的记忆，它是电脑记忆存储的一个影像，而且它需要贝尔的大脑赋予它意义。电子记忆可以帮助人类保持那些生动的记忆，但不能取代。

贝尔和格默尔推测，未来，软件可以创造出能理解人类生命记录的虚拟化身，用这些材料建立他们的心理答案，并复制他们的性格。以生命记录为基础创建虚拟化身的想法，引起的问题和激发的兴趣一样多。这个虚拟化身会成为哪个“我”？配偶看见的那个我，父母理解的那个我，还是老板知道的那个我？是20岁的我，40岁的，还是5岁的？

把电子记忆和人类记忆看成是对立的，不如把它们看成是互补的。你能以电脑做不到的方式记忆，它们能比你更准确地存储和检索信息。你能处理歧义，创造新的连接、想象，这些电脑都做不到；它们能以一种你永远达不到的精度和注意力工作。你能创造一个延伸思维，再用各种技能对其进行强化，不受永无止境的分心、无益的复杂以及未经权衡的习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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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间接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尽管，有时候设计它们的目的就是塑造它们的使用者。斯坦福大学的摩根·埃姆斯博士隔着素越南河粉和春卷向我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计算机科学家的生活“对电脑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一家时尚的餐厅（那种天使投资人和年轻的总裁们就搜索算法和破坏式创新进行昂贵对话的地方）见面，讨论设计师的生活如何影响了他们设计技术的方式。那个地方很拥挤，但是摩根优雅自如地穿梭在桌子之间。不用惊奇，她妈妈是舞蹈老师，摩根自己以前也是国家级舞蹈家，退休后才专注于撰写“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论文。

“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想出来的计划，旨在激起世界范围内的学习革命。它的旗舰产品——如AK–47一样实用，如《独立宣言》一样雄辩——是XO电脑，既便宜又坚固耐用，适合全世界的孩子使用。它坚固得可以从降落伞上抛下，而且非常容易修理，孩子自己就能修好。这个笔记本将直接给孩子使用，尼葛洛庞帝认为，直接把电脑递到孩子手上，孩子就可以不受老师和形式的限制，自由地探索电脑。结果就是，他们会学习编程，他们会被激发出计算变革的潜力。

摩根说，这个项目反映了对人们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学习使用电脑的一整套假设。项目的核心是相信伟大的程序员都是自学成才的，而不是被别人训练出来的。“我小时候很讨厌上学，”很多计算机科学家和企业家这样回忆，“我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目标，不合群。后来我发现了电脑，就像打开了整个世界。我坐下来，打开电脑时，就是真正的自己：我学习编程，我可以自我指导，我找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我没让学校的漠视阻止我，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我学到了限制只不过是要解决的新问题。与电脑待了几千个小时后，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程序员。”

摩根说，这些故事中让人震惊的东西，不是“计算机科学家是通过个人对电脑的开放式探索而培养成的”这个信息，而是缺失的那些东西。她采访过的很多黑客通常坚持说他们真的没在家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摩根说，“即使他们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他们常常只记得自己“讨厌学校，讨厌老师”。有些人甚至攻击了学校的电脑，比如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攻击了高中学校的主机，以给他们自己无限的编程时间。（他们攻击学校时，也在为学习的权利而战。）在这些故事中，“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工程师和计算机之间，”摩根说，“家人的价值，家庭的价值，学习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学习——这些都消失了。”呈现的完全是程序员自造和自我依赖的看法。

这种单枪匹马的精神贯穿了“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XO的设计目的就是要让孩子理解技术，启动自我，无视传统和权威——换句话说，让他们成为黑客。XO不是媒体或通信工具。在海龟渲染器[5]和LOGO[6]这样的工具前，网页浏览器、电影和音乐都不再重要。把XO直接给孩子而不是给学校的早期策略，反映出他们坚信所有孩子都能学会编程，也反映出大家深信老师和学校会干预孩子。对自学和自成黑客的信任，也促成了对程序教育、教师培训和设备维修投资的最小化。（同时，这个笔记本电脑并没有那么坚固，并且比设计师认为的更难以维修，甚至在第三世界，孩子们也用XO上网和玩游戏。）

摩根的故事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设计者不相信只靠电脑的力量就能改变世界。在摩根的陈述里，这个项目的使命是在孩子和电脑间建立某种联系。它强调的是实验、调整，以及电脑无所不能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很好。但它也让孩子们认为，最好的情况下，学校与学习无关；最坏的情况下，学校会妨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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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信任，对人类的表现和行为有强大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信任是潜意识的。在一个典型系列研究中，社会学家克劳德·斯蒂尔让我们看到，在标准测试开始时被要求识别种族的非裔美国学生，比没被这样要求的同学分数低；他认为，种族自我识别让这些学生想到了美国黑人智力低下的老套说法。（相似的研究还有，如果女性在数学测试前被要求识别性别，她们的分数会降低。）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天生才能的学生，把失败当成反映了才能不够的事件。在让他们知道智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的，练习是比天生能力更有效的成功因素这样的研究后，这些学生学会了把失败看成挑战，而不是挫败，他们长期的成功率也提高了。虽然如此，知道这样的影响，也可能让受试者抗拒这些影响。

知道电脑如何给我们编码，与知道我们典型的自己如何被我们和信息技术的互动改变，一样重要。电脑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工作智能和记忆的理解，让我们重视（像电脑似的）效率、速度和产能这类素质，而不是创造性、审慎和严谨。

认为智能是固定的，而不是灵活的，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比不上我们的数字产物，接受未来是我们的设备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影响。合并人类和电脑的能力，对比历史和未来，会导致一种崔弟[7]式的隐隐的绝望，这种不断升级、新奇事物不断像雪崩一样蜂拥而来的未来，也会让人一直分心。

意识到电脑如何给我们编码，可以打破合并、比较和绝望的循环，同时帮助我们知道该如何审慎地使用电脑。它鼓励我们分别以各自特点，评估人类和数字产品的能力。知道人脑和电脑可以互补，能帮助我们从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设备比较，转移到体验人和人工产品最好地融合的实用性能——练习在不分心的情况下产生延伸思维。这样的实验，重点不是在于取代我们的能力，而是放大我们的能力。我们不需要接受这样的观点：未来电脑会超过我们，我们预见到电脑会不可避免地掌控我们的记忆，与我们一起思考，或为我们思考。换句话说，别放弃，重新开始。

[1] 雪人（Yeti），似人或似熊的巨大长毛动物，据传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编者注

[2] 《使命召唤》（Call of Duty）是由动视暴雪（Activision）公司发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编者注

[3] 普鲁斯特式的记忆是指，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气味，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译者注

[4] 普鲁斯特因为对玛德琳蛋糕的味觉记忆，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译者注

[5] 在海龟渲染器上，用户通过编程，做出一个乌龟在幕布上爬的艺术效果。——译者注

[6] LOGO是一种程序语言，由麻省理工学院西摩尔·派普特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出来。——译者注

[7] 崔弟是1942年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出品的动画片《乐一通》系列里出现的一个小明星。——编者注

第五章 记录你的上网时间

打开你的电子邮件，继续上网。反正你早晚也会这样做。

（你刚才屏住呼吸了吗？）

接下来几天，继续你正常的网上工作，但是稍微多注意一下你和邮件互动的方式。这可以从你和邮件互动的次数开始。记下你一天查看了多少次邮箱，收到了多少条新消息的提醒（别忘了智能手机上信息的数量）。记下你什么时候查看了邮件——工作时、开车时、做饭时、你暗暗上瘾的真人秀演到无聊部分时、洗澡时（要诚实）。然后，估算一下你读、回和写邮件的时间。如果你有秒表，非常好，不过这些时间不需要太精确，记录它们也不应该有压力，不要让它们破坏了你的正常习惯。

这些对时间与动作的观察，本是企业工程师和产品设计师做的事。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练习，常常能反映出我们平常使用电脑和网页时有多不用心，也反映出我们双手放在键盘上，双眼盯着屏幕的时间，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长。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和虚拟现实研究者福克斯在她的通信课上使用了这个方法。她让学生记媒体日记，用来记录他们每次使用社交媒体、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的时间。记录的过程很烦琐，学生们抱怨“工作量这么大！”，但结果常常很惊人：学生们发现，虽然他们以为才上网一小会儿，或快速和朋友玩一下“我画你猜”，但其实他们每天在脸书上停留了两个小时，或者每周玩了30小时的电子游戏。

但真正让福克斯的学生们陷入思考的是：实验前，福克斯让他们记录所有他们想做但觉得没有时间去做的事。这个清单必须要细化，让他们认真思考怎么分配时间：每3天做1小时普拉提，每周花4小时去一个新地方玩，每天留半小时和朋友喝咖啡，每天花20分钟洗衣服和做清洁，等等。然后她让他们对比上网日记和清单。她指出，在你玩游戏的8小时里，清单上这些事情你都能做了。

但在这个案例里，估算时间段和时间使用方式才只是开始。因为，除非你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剧里，否则邮件其实很重要。几年来，生活在一个商务通信不断增多的世界里的人，都在哀叹电子邮件没有公务便条或真正的信件正式，他们宣称手写（或口述）信件所需的时间让写信的人有机会考虑用词，而即时通信会使人粗心大意。可能是这样。但是只能这样，而且这样做很重要——为了你的沟通对象，为展示你自己的专业水平，也为你自己。

别再想效率和生活黑客的问题了，也别再想怎样能写快一点或者快一点看完收件箱里的邮件。你的同事不需要“快一点”的回答，他们需要“好一点”的回答。

所以不要只在意次数和时长。你一天中能收到多少重要的信件？多少信件需要你立即回复或给你带来有用的信息？你收到多少垃圾信件？（检查你的垃圾箱，把它清空。那个尼日利亚商业银行数百万的转账通知是发给别人的。）这会让你知道你真正需要查看邮件的时间是多少。

最后，想想查看邮箱前后你的注意力水平和情绪状态。你开始查看邮箱时，有没有因为期待某些重要的事而焦虑？你是因为无聊才查看邮箱的吗？还是因为你已经10分钟没查看了？你有查看邮箱的理由吗？或者这只是一种消遣，是你在等红灯、排队买咖啡或不能开始新项目时的习惯性动作？

查看之后感觉如何？比之前好吗？情绪改善了吗？你隔多久会想看看邮箱里是否有重要邮件？

观察你如何使用邮件和注意你使用时的感受，这样做一周后，是时候意识到这些数据，并采取行动了。你每天在电脑上耗费了x小时，检查邮箱y次，看了z封邮件，这n%改善了你的情绪。

你的数字大吗？让我们看看怎么降低它们。

从情绪数据开始。每天有最满意的查看邮箱的时候吗？如果有，那你的第一步就清楚了。尝试几天，只在最满意的时候查看邮箱，其他时间不要查看。在商店或排队等电梯时，不要再“随便进去看看”；有必要的话，把你的手机放在包的最底层。继续记录你查看了多少次邮箱，用了多少时间，有多少信息值得你注意，处理它们时感觉怎样，然后把这些数字和第一次的数字比较一下。

如果是只要少花点时间在邮件上就会感觉很好，尝试着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点查看邮件。只在一台电脑上查看邮件，这会抑制不管手头有什么机器都要查看邮件的冲动，也可以省去在别的机器上安排查看重要邮件的麻烦。

重设你使用邮箱的习惯，需要很多小观察和小实验，但是结果相当重要：你在重设你的延伸思维。这需要观察你的日常实践，调整你的设备，改变你使用它们的方式，然后明确决定以后你将怎么使用你的科技。换句话说，这需要自我实验。

自我实验，是系统地观察自我对某种特殊刺激或事件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科学家以前不赞成这样做，认为这是一个自恋的、主观的、不可靠的研究方法。但随着能产生精确、无偏差数据的便宜且易于使用的检测设备的出现，在大数据中快速找出模式的灵活的分析工具的出现，以及要针对复杂问题找到特别、个性的解决方案的在线社区的增加，这种方式也更合理、更流行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最近的是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他们发现导致胃溃疡的细菌）、慢性病患者和精英运动员都进行自我实验。

科技就像你自己一样，需要你投入很多注意力，而且观察各种情况下科技的工作方式——它们和你一起工作的方式，都需要集中注意力，因此对于发现某些更细微的益处和新科技的代价，自我实验是一种好方法，并能揭示它们无法预料的影响你大脑的方式，以及找出它们能帮你发展的意料之外的、有时是非常珍贵的技能。

我们的专注能力不同，分心的事情不同，能让我们保持注意力的事物也不同。找出什么方式适合你，很有必要。所以谨慎地改变你和技术的相处方式、使用方法以及工作习惯，以了解什么样的组合有利于沉思练习，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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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前提，是可以更谨慎地使用熟悉的技术。这种能力可以培养，也可以丧失。你能做的，就是为它做好准备。

有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及微软研究院一位来看我们的朋友在剑桥长时间散步，遇到一件事让我很震惊。我们正走在从剑桥到格兰切斯特的阳光果园的路上，阳光果园是剑河旁一家茶馆，剑河就是传说中流经剑桥郡沼泽地的那条河。大概一个多世纪以来，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都会受到伟大诗人鲁珀特·布鲁克的激发，那时候他选择逃离剑桥，他说剑桥“城市化，擅自占用土地，充满狡诈”。虽然他在格兰切斯特找到了“平和与神圣的宁静”，但他其实没有走远，因为格兰切斯特就在河上游几英里处。我的妻子提醒我，这个距离，跟梭罗的湖畔小屋到康科德镇的距离差不多。沉思与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的还要近。

要到阳光果园，你要沿着剑河南端穿过剑桥，直走到格兰切斯特草地。轻轻摇摆的草地安详美丽，农场和树林都在同一个方向，不用费力即可看见，偶尔还能看到远处大学建筑的尖顶。自从1452年被皇家学院收购以来，它好像没有什么大改变。1452年也是达·芬奇出生、谷腾堡第一次印刷《圣经》的那一年。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一群无角的红牛在水边吃草。再走一英里，靠近格兰切斯特草地时，再走过一条狭窄的两边都是墙壁的小巷，经过一个教堂，就到阳光果园了。

我觉得那是一段应该全部拍下来的旅程，所以我带了单反和几个镜头。小时候我父亲是个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但我自己直到有了数码相机和孩子之后，才成为摄影师。对于我，相机很容易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扭曲了它正在记录的事件（比如“大家站一起照张相！”），或者要把我的注意力从周围吸引到它上面。我常常纠结于相机令人讨厌的一面。我在试验创意相机和虚拟镜头以及胶卷、iPhone的复古相机应用程序上花了很多时间，就跟我小时候花在摸索迷宫《吃豆人》游戏上的时间差不多。我喜欢一台很棒的相机的高精度。数字存储器让你可以拍很多照片，这会让你觉得，说不定运气好的话，其中会有一些出色的照片。这种态度造成了以技能为代价的肆意挥霍，让速度代替了观看，分心和打断代替了注意力。既然你像等待彩票中奖一样，以为只要你拍得够多，总会有一张看起来不错，为什么还要构图？

当然有些时候，我拍照太投入了，从而错过了那些生活的瞬间。但我们穿过格兰切斯特草地时，我发现带着一个相机，会让我更近地观察周围环境，更注意动作和光影，注意到水里的倒影以及绿色和棕色交杂的阴影（冬天没有那么多的色彩）。这个发现让我很震惊。

我不是在环境里寻找好照片。几年前我意识到，数码相机的即时反馈，慢慢强化了我观察和构图的能力，在所见和所拍之间构成衔接的能力。然而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注意相机，我发现自己的双眼取代了相机，好像在我观察草的阴影或云边的灰色时，图片就出现了。我想起了赫里格尔说的射箭中的禅，他用了几年的时间，试图让箭从弓上落下，就像花瓣从樱桃树上落下一样。我意识到发现一点儿这种随意、不费力地使用相机的态度的可能性。

佛教徒写的博客说明，谨慎地使用任何技术都是可能的。后来我发现另一位有名的修道士把摄影变成了沉思的一种方式，他就是特拉普派修道士托马斯·默顿，他是《七重山》一书的作者，可能也是20世纪最有名的基督教修道士，在人生后期发现他可以将相机作为“提醒我忽视的东西，并与我合作创造新世界”的工具。这作为一个伟大的例子，说明了一个使用得当的技术是如何鼓励一种默顿所说的“对进入眼睛的东西保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一种专注而不是分心的态度。

旁边走过一头牛，我想：“它是从哪儿来的？”这种专注是我和相机融为一体的人工制品吗？我当然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因为我拍了那么多照片，而且我怀疑我差点儿就适应了细节——倒影、阴影、牛道上的蹄印。所以是相机训练我以一种特殊的、相机似的方法看待世界？很难说。如果我学过素描或水彩画，我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不同的事情；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批评家菲利普·哈默顿认为，水彩教你用空间和色调看世界，而素描让你用线条和阴影看世界。但任何科技——即使是眼镜——都有自己的偏见，所有概念本身都有不完整性。科学家发现，视觉处于贪婪的欣赏和聪明的过滤之间。没有选择，就没有所见。

在狗仔队和新闻摄影记者手中，相机，不管怎样，是一种强加在事件和生活头上的工具。但它也可以作为一种纪念来保存，像默顿说的，“打开心门，接受眼睛看到的一切”，融入世界，而不是分心。

跟任何好的融合例子一样，我和我的相机的关系，鼓励我不断超越自己赤裸的薄弱的能力，带着更多的关注和技巧看世界。我现在比没有相机时看到的更多。相机提高了我的注意力，而不是成了我注意力的焦点。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更专注于环境的机会，更谨慎地融入我的视觉以及我所看到的世界的机会。我的延伸自我是一种扩大了的自我。

几个月后，我们回到加州的家时，出现了另一种让我更专注地使用技术的机会，一种更可能产生心流（增强注意力的深度融入）的方法：我开始在任天堂游戏机上玩《马里奥赛车》。

《马里奥赛车》是一个赛车游戏，你把游戏机手柄当方向盘，可以简单地控制加速、刹车或向其他司机扔东西。我们家人常玩《马里奥赛车》。我们想玩桌面游戏，也想玩游戏机，这已经成了一种常规的家庭活动，我们一周有几个晚上互相比赛。

我不是那种过度担心孩子玩电子游戏的家长。我不想我的孩子只玩游戏而不阅读或锻炼，或者玩到那种不健康或与社会隔绝的程度，但我是和电子游戏一起长大的。我看到的第一个电子游戏《乒乓》，是第一款电子游戏。我年少时在《守护者》《铁板阵》《爱国者飞弹》《星战》和《战争地带》上花掉了数千个小时。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日本过暑假时，觉得就像一个爵士迷到了新奥尔良：我在创意的中心，在任天堂和南梦宫的家乡，《吃豆人》游戏诞生（或孕育或实现，随便怎么说）的地方。对于我，电子游戏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的孩子也喜欢它们，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奇。

不过我也意识到游戏的缺点。我在游乐场单调乏味地玩掉了太多时间，因为玩得多，我已经学会了上千种游戏，却从没有逼着自己去尝试一些新东西。电子游戏可能成为麻醉药，但书也会。哪一个我都不想禁止；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聪慧、热心的读者和玩游戏的人。与他们一起玩，可以促成这种发展。这也是让这种经验社会化，加强好的体育道德，不那么尖锐地教孩子怎么玩好的方法。他们有一个妈妈老师，还有一个爸爸老师，爸爸老师会告诉他们，自动取款机在出钱之前吐出银行卡，是为了避免操作完成后出现失误，所以我们的孩子习惯于把完美的日常经验转化为讲座和实验。

我们玩《马里奥赛车》，因为大家都喜欢玩，也因为它理论上比较简单，会奖励技能和练习。有些游戏太复杂，你得学习好久才能明白所有的操作控制和目标。但你几分钟就能学会《马里奥赛车》的基本操作。其他游戏只奖励疯狂的敲击按钮和攻击行为，赌注游戏会在参赛者之间引起坏情绪，也会让父母头疼。那些游戏都被我们禁止了。而《马里奥赛车》需要玩家镇静，保持警惕，反应快速；它还教会人们培养毅力和能力的美德。

《马里奥赛车》也提供了一个了解全身心专注的价值的机会。我第一次看别人玩这个游戏时，感觉它令人难以置信地吵闹和忙碌，所有我的感官经验不喜欢的东西它都有。可是我试着玩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大脑迅速过滤了背景、拥挤的人群、引导标识和音效。我不但没有分心，还高度集中在眼前的路和车上。当人感到紧张或尽力集中注意力时，虚拟的田野几乎都变窄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玩游戏时能“看到”路变窄了。

这就是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们的事，也是我想要他们体验的事。如果他们能在家喜欢这种感觉，我推想，他们很可能也会在别的地方寻找这种感觉，在他们做的其他事情中培养这种感觉。不过，想带他们进入这种境界，是个挑战。我们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儿子会在我们玩的时候说话，而且一直说。这不只是不礼貌，还打破了我的惯例。我差不多跟他说了一千次，和别人一起玩就像跟人一起看电影，你必须尊重别人想要集中注意力的愿望。我还告诉他，高手玩家会赢，是因为他们学会了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去玩好；对于那些真正的高手，集中注意力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甚至比手上的游戏回报更高。我儿子有时候还是会说话，但他正在进步，每天晚上他和妹妹都会看到一个因为专注得到奖励的例子——如果和父母一起玩，还能学到怎样输得优雅。

并不是非要在禅寺待一周。这个游戏是领会专注和平静的好处的有趣方法，可以让他们看见要赢得任何游戏，都要专心去玩，让他们知道游戏里也有心流。我想把这些解释清楚，又不能说得太抽象，因此不得不更专注于为什么我喜欢这个游戏，我是怎么玩的，以及大家一起玩与独自玩为什么会很不同。解释专注的游戏，让我成为更专注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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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尝试能帮助你找到更专注地处理信息技术的方法，还能帮助你思考你的工作和认知习惯是怎样被不同的技术影响、加强或削弱的。举个例子，遇到最常见的日常选择时，它能帮助你做出最好的选择，不管是用书、纸和笔，还是用电子书、屏幕和键盘。

关于未来的图书和阅读方式有很多争议，但对诸如文献和图书馆这样的文化机构的关注，让我们忽略了欣赏读者和文本之间融合得多么紧密，以及触发这种融合的频率多么高。我们身处一个图书过度饱和的世界。我们在街上的路标、包装盒、报纸、衣服、仪表盘、杂志等千千万万个地方，都能看到文字，并做出反应。（图书包括目录、地图册、历史书、百科全书、指导手册、剧本、用可洗材料做的儿童读物等等。）我们与文字的互动随着遇到文字的地点和背景而改变：我们开车时看一眼路标，早饭时扫几眼报纸上的头条，工作时浏览网页，在飞机上看小说，晚上给孩子读睡前故事。阅读包括很多种活动，并受地点、意图和媒体的影响。

虽然很多人说现在为了享受阅读之乐而阅读的时间比过去少，但知识密集型的工作需要很多阅读。为了了解人们阅读时如何做选择，以及他们在纸质版和电子版之间如何选择，他们觉得二者各有什么价值，我采访了很多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他们为工作、为娱乐阅读，也为孩子们阅读。受访者阅读的媒体范围也很广，从博客、科技期刊、科学预印本，到哲学短文、学术专著、小说和诗歌、字母书以及青少年文学作品，应有尽有。

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活在一个文学量子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字要么是打印的，要么是数字的。让我惊奇的是，他们所有人都对玻尔互补原则有自己的认识，这个原则认为，电子要么以粒子要么以波的形式出现，这取决于观察者。对于这些读者，文字可以是字节或原子，这取决于屏幕或纸张的载体特性。

“载体特性”这个词出自阿比盖尔·塞伦和理查德·哈珀合著的《无纸化办公的神话》一书。（哈珀在微软剑桥研究院领导一个社会数字系统团队，也是邀请我去休假的人。）在检测为什么纸会存在于办公室、实验室、配备电脑的警车，甚至飞行控制中心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人们依赖纸的物理性质，以便有效工作。虽然电脑制造商把纸看作不幸的末路技术，把它的存在当作人类弱点的证明，但办公室还是依赖纸的轻便、便携、灵活和柔韧性。纸的载体特性——可以因不同功能而被不同人使用的物理特性——其实是优势。

跟我谈话的读者们就以下几个方面想了很多：纸媒和数字媒体各自的载体特性如何匹配阅读习惯、材料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规划阅读方式，用所读做什么。网络是他们获取新闻和信息的资源库，这些新闻更新极快，或者可以被快速挖掘出有趣的信息，然后被忘记。他们中没有人因为文化权威或怀旧而保卫纸质书。他们选择纸质书是因为纸质书结实的手感，而且纸质书支持严肃、专注的阅读。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邓恩说：“如果我能跳读，我就在Kindle阅读器上看，但如果我真的需要理解，我需要打印的版本。我真的需要专注和理解的工作，我要做注释的任何东西，还有诗歌，这些都不可能在阅读器上阅读。我记不住在阅读器上看的东西，那不能用来帮助我掌握必要的东西。”威睿虚拟机软件的首席技术官斯蒂芬·赫罗德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会带着阅读器在路上看，但“如果这篇文章有深度，我还需要再思考，我更愿意把它打印出来看”。

当你需要集中阅读和专注时，书和印刷品就很珍贵。有趣的是，读书通常是一种很实在的阅读。人们谈论着画重点、做注释，一次看好几本书，享受一种非线性、跨文本的阅读。小说家南希·艾切曼第说：“如果我要用一本书作为参考，或者学习一种困难的东西，我发现注释和书签很有用。在电子读物上还难以实现这些。”微软研究院科学家约翰·李说：“如果在网上接收到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会立即打印出来，这样才能传播、做标记和注释。我从不在网上进行任何重要的需要多看几遍的阅读。”实体书的平稳特性对图像记忆很强的人也有用。邓恩是根据知识点在书页上的位置去记忆的。如果看电子书，她“除了书中的大概观点外，什么也没记住”。因为，“所有需要费力和集中精神去读的东西，我都看打印版”。对于我，严肃的阅读包括做标记、画线和做注释。这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的材料和载体，纸能提供，而电子屏明显不能。5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超文本先锋万尼瓦尔·布什教授想象我们可以在麦麦克斯存储器（memex）上进行这种集中、互动和关联的阅读。麦麦克斯存储器是他在1945年提出的一种电子系统。今天，人们真正需要了解某些事情时，还是会选择纸媒。

这种对实体文字的需要，说明了为什么这些读者中没有人为自己的孩子买电子书。对他们来说，孩子需要能和他们互动（平板电脑上的《拍拍小兔子》不一样）、能让他们熟读的实体书，这种想法仍是一种信念。给坐在你身边，或偎依在你怀里准备睡觉的孩子读一本实体书，是一种非常实在和互动的阅读。

对智力要求没有那么高的阅读方式，对媒体的要求更少，或者对读者要求更少，也不怎么依赖载体特性，更容易数字化。邓恩的阅读器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选择的形成机制，阅读器里面储存了她需要“知道点儿，但不需要理解”的小说和学术论文，她可以在“任何要消磨半个钟头的时间”阅读。那些想以最小的重量带最多小说的旅客，以及要去遥远陌生之地（有一个我采访的人，带着她的阅读器去了南极）的人，很喜欢电子阅读器。没有人想在去迪拜的飞机上只能看机上杂志。某些阅读器轻巧的载体特性很有用，比如有个工程师希望可以阅读时不开灯，不打扰他的妻子。

最后，非常有针对性、机会主义的阅读，就是你专注于寻找某个特别信息或需要快速浏览某个新物品时的那种阅读，也几乎全部数字化。如果你点击一个引用合理的观点引文，就能看到观点本身，标记一个引用，在结束一天的阅读时能把它粘贴到备忘录上，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看打印版。

这些严肃的读者已经读书很多年，读了很多书，需要好好读书，对他们来说，打印版和数字媒体是不可互换的，每个选择都不是随意的，都有自己的优势，都有利于不同的阅读方式。

我采访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精致的电子阅读器，但没有人把它当成书本的替代品；相反，这个设备是用来进行低注意力的阅读。有趣的是，这个差异不是电子阅读器制造商制造的，而是严肃、善于思考的读者们自己发现的。

这种对于载体特性的敏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作者要在他们的打印本和数字版文档之间切换。电脑可以让你写得快，而打印版有利于看结构，评估一个观点说得怎么样，能对通篇平衡和基调有所掌握。对某些作者来说，标记一份实体文档有微妙的满足感：在一本手稿上写满笔记、注释、修正和贴上便利贴，可以让你做的工作都可视化。对编辑与合著者来说，实体标记的文档，比电子版更容易看懂。作者可以很快通篇把握合著者对工作的修改程度，以决定他想要接受或拒绝已有编辑的强烈程度。

这种载体特性解释了为什么我的某些技术通朋友，在和他们的合作者身处一个房间时，特别喜欢使用群件工具。设计合作编写系统的程序员通常会认为他们的客户远隔重洋，位于不同的时区，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处理共享文档。确实有这样的，但就像读者们发现打印版和数字媒体适合不同的阅读方式一样，合著者们发现合作编写工具最好用的时候，不是他们分开时，而是他们在一起时。

再次来说载体特性。和别人一起写作能集中注意力，因为有合作者或你要对其负责的人在，可以阻止你分心。另外，很多需要合作的事情也进展得很快。我和一个合著者坐在一起处理同一个文档时，我们能头脑风暴出一个过渡，或讨论怎样重组一个段落，然后立即付诸行动。

这彻底降低了改变的成本，因为它们更容易被推翻。技术史学家露丝·施瓦茨·考恩回想20世纪80年代和丈夫一起合著书时，刚开始时用打字机写，但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她回忆说：“我每章写个草稿给他，他把草稿剪开，粘贴，然后弄得一团糟。他把草稿再给我时，我非常生气，因为我不能把觉得很好的地方再恢复。”然而，当他们开始在一个文字处理器上工作时，“我们立即发现，这让我们都不再发飙了，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东西，总有一个完整的副本在”。他们可以看一处文字，共同讨论，然后试试别的表述方式。由于其具有不可恢复性，“在纸上剪切和粘贴，太伤感情了”。然而在电脑上，“完全不同”。在文字处理器上工作，让编辑成了可以协商的建议。

考恩的经验指出了数字化、短时合作的另一个关键载体特性：它让你在讨论时看到肢体语言，听到语句中的曲折变化，以评估合著者对新想法的热情程度或对某处编辑的不满意。面对面时人们可以进行很多容易辨别的无声交流，但如果是远距离的即时信息或标记，这些交流就需要真的说出来。合著关于大脑和个人的某些东西时，如果能看到合著者对建议的反应，进度是最顺利的；如果能实时看到那些反应，就更容易避免破坏两人的关系。与合著者在一起，你还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毕竟，在一个好的工作关系里，你做的不只是共著一个文档——你还在建立一种联系，交换想法，学习写作和编辑。当面交流时，这些进展得更快。线上合著系统促成了远距离合著，但也增加了面对面合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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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需要从生态学角度看待我们和技术的关系，发现设备或媒体可能让特殊任务更容易或更快完成，但同时却让你的工作和生活更难的方面。

关于自动化操作的一个颇具讽刺性的例子，是关于家用电器的历史的。美国内战后一个半世纪里——那段时间见证了工业化、电灯和电的发明、汽车和飞机的出现、城市和郊区的发展——美国家庭一直在进行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用的机器可能比我们在工厂见到的小一些，但吸尘器、洗碗机和洗衣机对家务改变之深刻，就像流水线和电动机对生产的改变程度。然而对长达数十年的做家务的时间进行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没有变化：20世纪70年代女性花在做饭、洗衣和打扫房间上的时间，和她们的祖母所花的时间一样多。科技让做家务变得更容易，但没让生活变得容易。

考恩在她1983年写的《妈妈的工作更多了》一书中解释了这个悖论。考恩属于科技史上推动该领域像关注发明家及企业家一样关注用户，并认真对待日常技术的一代人。这种态度一开始不受欢迎。“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同事没有人想和我谈谈。”她在纽约市郊区格伦科夫的家里回忆说。但这在《妈妈的工作更多了》一书中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根据人们（特别是工作中的妈妈们）对它的反应来判断，这本书几乎可以取名为《你没疯，家务真的依旧难做》。

一开始，考恩并不相信时间研究的结果。毕竟，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比塞满一只木桶和使用搓衣板要容易得多。“我真的没想到结果是这样。”她说。但是书中开始部分对革新的简单叙述，很快过渡为优雅的提示，提示科技如何让工作变得容易，然后通过改变做这个工作的人，提高必须达到的标准，而创造了新的工作。

考恩发现，在自动化之前，做家务不分性别。妻子做手工；丈夫和儿子在春日大扫除中除虫，承担重体力的工作，照顾马匹和马车，帮忙购物；女儿们为了学习管理一个家，与妈妈一起工作。除了最穷的家庭，其他人都把衣服送到洗衣妇那里洗，每月至少请几次家政。

自动化以后，家务全变成了女性的工作，特别是妈妈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妈妈不得不独自工作；买昂贵的家用电器，要以解雇女佣、在家洗衣服为代价，并且标准也提高了。所有家庭成员都参与的繁重的春日大扫除，变成了一年到头主妇每天用吸尘器打扫。衣服也不再穿好几天，也不等到出汗或弄脏才洗。现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衣服都被放进洗衣篮，要由妈妈去洗和叠好。换句话说，“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当然节省了劳动力，”考恩说，“但它们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如果你洗的衣服变多了，洗衣机和烘干机也不会节省时间。”

考恩在家务上发现了杰文斯悖论。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观察到，随着技术革新和能源效率的提高，煤炭需求并没有降低。相反，因为配备了更有效率的新的燃煤发动机的工厂和煤矿提高了产量，或者在设备上安装了发动机，煤炭需求更高了。而之前这样做的成本，是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杰文斯声明：“认为经济地使用燃料就是减少消费，这完全是混淆视听，事实完全与之相反。”高效率引起了更多地使用技术，这导致能源消耗的全面增加。

经济学家们讨论的是杰文斯悖论如何普遍，但考恩注意到，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经常让人“选择做需要更多劳力、时间和精力的事”。真空吸尘器里的新技术从没被有效地利用，它们被投入使用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家庭从城市搬到郊区后，女性的工作更费时间了，而且女性还得担起司机和马车夫这样的新工作；她们送孩子上学、送丈夫上班，开车去超市（现在超市离家太远了，不能让孩子走着去）。

技术操作只是一环，而且常常是大技术或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结果，系统的一部分升级了，也会影响其他部分，有时还是消极的影响。防抱死刹车系统在危险情况下比普通刹车系统更好用，但也没让开车更安全，反而让司机开得更快，因为他们相信优良的刹车系统会让他们免于意外事故。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橄榄球运动员的服装和头盔都更复杂了，受伤率却没有下降，因为运动员也变得更强壮、更有力量，这个游戏（橄榄球）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变得更高。

家务的例子，说明“工作”一词在描述技术或人力活动时，多少有点不同的意思。对机器而言，“工作”的定义较狭窄。机器被设计出来是要洗衣服、给地板除尘、洗碗，或做其他特别的事情，它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是在工作。对于人来说，工作很少如此简单，特别是新技术提高了新的工作方式出现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工作的标准。有了洗衣机后，以前一周一洗的衣服，变成了每天都洗。由于手机和电子邮件的出现，人们觉得不分昼夜随时都可以找律师，老板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员工周末也可以工作；可以找到某人，就意味着她必须能被找到。有人告诉我们设备可以帮助我们节约时间，可是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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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数字设备及媒体的互动，让我们有机会自我提高和自我实验。这是芬兰企业家亚尔诺·科波宁研发的一个算法教会我的。

毕业于思想史和设计专业的亚尔诺是个精明的瘦高个，可以做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后朋克乐队的理智的键盘手。他是一家叫作未来（Futureful）的智能浏览器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皮特咖啡厅见面；那时候乔布斯刚刚去世，街上的苹果旗舰店都贴满了吊唁者和粉丝送上的便利贴、花和图片。这是一个伟大的提醒，提醒我们科技多么能打动我们的心，我们对二进制世界能有多投入。

对网站和社交媒体一直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它们缩小了而不是扩大了阅读面。很多研究都说明，我们在网上的社交图谱和阅读习惯复制了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偏见和政见。最显著的例子是，很少有读者同时看左翼和右翼政客的博客。我们要和朋友保持联系，访问最喜欢的网站，已经有不少麻烦，很难再去真的探索信息世界；遇到难以驾驭的内容时，我们就干脆退回到熟悉的领域。“未来”浏览器正试着再把“意外之得”引进人们的阅读，帮助用户发现他们不熟悉但会喜欢的文章、作者和网站。为了做到这些，这家公司需要了解用户。根据用户的网上活动，“未来”浏览器会建立一个用户的兴趣模型。实际上，这会告诉用户，他在其他网站上是什么样的。

在皮特咖啡厅，我用自己的电脑登录了亚尔诺提供的试用版；“未来”浏览器潜入了我的账户，其中的算法开始分析我的博客、推特和其他我喜欢的东西。我们在等结果的时候，邻桌有人问：“你们是在说用‘未来’吗？”亚尔诺和他的公司在赫尔辛基，这是他第一次来加州，但是这儿竟然有个路人听说过他在世界另一边的五人起步公司，典型的硅谷！

分析结果在一个典型的整洁的芬兰式界面上显示。我一直以为我的脸书和推特能反映真实的我，但看到“未来”算法里分析出的我的兴趣——它对我的认识，它对网上的我的简单印象——我先是感到困惑，然后感到震惊。

“未来”认为我是一个对政治很感兴趣的人，它推荐的大多是美国的党派网站或欧洲的新闻。（以项目的名誉担保，这些我大部分都没看过，系统只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根据“未来”的分析，我也很愤世嫉俗。它认为我喜欢看由于短视和贪婪导致的贪污、丑闻和灾难。没有关于历史、设计、计算机科学和未来的东西，没有关于宗教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关于科学的东西。这个人是人类罪恶和愚蠢的观察员，一个神经机械学里的门肯[1]。

如果让我在聚会上和这个人聊天，我一定会找个借口离开。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没有人更改过我的账户。但我的数字影子好像投射自一个非常奇怪的角度，结果是——我希望的是——相当扭曲。为什么会这样？

亚尔诺非常详细地解释了“未来”的工作机制。算法进入用户的推特、脸书和领英账户。那些服务会让第三方开发商建立用户忠诚度，他们已经开发了用户易于使用的应用程序界面。这让创业公司更有理由专注于这三大网站——它们的用户加起来超过10亿——而非小一点儿的网站，比如肉特柔（Zotero）和美味书签（Delicious）。

然而这两个网站却是我大部分的网络生活，“未来”还无法进入。如果它能分析我的美味书签账户，看到我标记的数以千计的学术文章和著作，它就会对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

但亚尔诺说话时，我忽然想到，不管怎样，人们通过脸书和推特建立对我的认识，这种可能性比看我的美味书签更大。这个系统有局限性，但它恰好复制了网站的资料。

那我为什么要那样用它们呢？在脸书和推特上分享东西比在美味书签上容易得多，你几乎不用思考就能分享。

就是这个——几乎不用思考。

我在忙于较为严肃的工作间隙，会看看脸书和推特，那时我一般没有想过我在做什么，用脑也最少。

线上线下，以一种不显示我生活中阴暗、尖刻的一面，而以一种让我更像我想成为的自己的方式使用推特和社交媒体，这可能吗？我能在使用推特和脸书的时候更用心吗？

玛格丽特·芒托－拉奥是这样说的：“如果佛活在人间，他会用脸书或博客吗？我觉得他会的。”我找到玛格丽特，因为她经常在线（她的推特有5000个粉丝），还写了很多关于谨慎使用社交媒体的文章。我向来不喜欢架子大的人——他们让我觉得野蛮和没教养——却不可能反感玛格丽特因冥想而优雅的姿态。她以运动员般的严肃对待自己的冥想练习。她带领大家，致力于以冥想改善“痴呆症”看护，帮助看护人提高应对此类病人、配偶或父母，并同情他们的能力。你可以试试和做这些事的人生气。

她继续说，佛教徒也会写博客，因为这是“一个接触僧伽的绝好方法”。她的法国口音给“僧伽”（巴利语中的“信徒团体”）这个词，添上了特别的欧式温柔。她接着说，如果用对了方法，社交媒体也能提供专注的机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网络僧伽的成员小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推特是练习正确用语的好地方。”玛格丽特声明。正确用语意味着，到最后，你不无情也不聒噪，嘲弄和轻浮都要去掉，少即是多。

其他人在推特上引用《巴利大藏经》或《圣经》章节练习正确用语，每次输入140个字。圣塔克拉拉大学神学教授伊丽莎白·德雷舍尔解释说，这种分享，包括摘抄、阅读、写心得，是对古老练习的升级。“《圣经》的很多章节都可以在推特上传播，”她告诉我，因为“《圣经》就是一系列可以记住的点”，让人容易记住，然后进行思考与讨论。

“用心推特”意思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意图，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在线，问自己是否有正确的理由在线。（玛格丽特说话时，我注意到她有时说“用”推特，有时说“在”推特上，有意思。）作为一种实际操作，这意味着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后，你的第一反应是尖刻评论或者废话连篇，那就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玛格丽特承认她有时在用脑一整天后，会把推特当消遣工具。她说，这么做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明白自己的状态，相应地调节自己的行为总是重要的。作为一个读者，如果你的兴趣或生活与大家的不一样，你不应该担心没有追随大家，如果去到别的地方对你而言更重要，那就下线。

你应该时刻记住你在和人互动，而不只是处理文本。技术和文字只是方式。你正在看或追捧或转发真人写的东西，虽然你在技术媒介上和他们互动，也不应无视他们的人性。这会让你专注于你的关系的质量，而非数量。伊丽莎白说，“如果我以基督徒的身份上推特，我的目标就是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基督”，同时鼓励别人在自己身上看到基督。伊丽莎白是《爱耶稣就上推特》一书的作者，她还一直给主流的新教牧师解释网站的好处，这些牧师一直不愿意在网上传教。“社交媒体的数字部门对传福音不感兴趣，”她告诉我，“我没有兴趣为教会传教，一点儿都没有。”相反，她相信牧师和信仰基督教的人应该把社交媒体当作一种促成“有人的地方就有基督精神，并以此深化彼此间的关系，这样在现实生活里，生命就得到了转变”的方式。

先有网络僧伽，后来才开始用推特。这意味着你不应该觉得你在做的每件事都要详细报道，就算它很新奇或有趣。事实上，加工一段你生命中的故事，也会产生趣味和洞察力，距离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也会看出事件的意义；有些事情在当时看起来是灾难性的，但可能会产生美妙的结果，而成功也可能导致后来的退步。如果你只对自己的生命进行简单的流水账式描述，你可能会不够了解自己的生活。有值得写下的事，并对这些事进行足够的思考，让写作变得有价值比快速地说很多更重要。先经历，再分享，给自己时间，弄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网络僧伽通常都深思熟虑，但不被动；他们想要说什么时才会写，而不是别人说的时候去写。谨慎的作者提倡不要随意用推特，中午和晚上各一次就够了，可以表达情绪（你需要休息时），或记录下里程碑（完成一个任务时）。这样控制输入，可以防止你在网上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这些规则表明，网上许多令人不快、好辩且残忍的言论，绝不是不可避免的。很多人觉得他们生气时可以粗鲁，或者电脑很容易让他们失去人性，再或者成为暴力的一分子很有趣；甚至可能看起来网络的本质中有某些东西，会让人表现出非社交或者非道德的行为。但我们可以用心使用社交媒体，即使网上有人像黑猩猩一样野蛮，我们仍可以不一样。

有了这些原则——用心，关心自己的意图，为屏幕另一边的人着想，专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先有生活再有推特，深思熟虑——我开始尝试能否让我的推特看起来更像我自己。

遵守这些规则——或者至少尝试去遵守——几周后，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没那么经常用社交媒体了，而且用的时候更有目的性。我减少了重复发帖或转载。我没有彻底摒弃这些，但如果有17000个人喜欢一个视频，我真的需要成为第17001个吗？我开始把社交媒体当作一个专注于自己所做之事的机会，判定它是否重要，再决定它是否值得分享。很多次，我得出我的朋友们不需要知道我在做什么的结论。

这对我的帖子的质量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不用心思考，我在推特和脸书上发的文字仍会显得相当没头脑。但当我真的注意我在做什么时，我的推文看起来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读书札记（记录了最喜欢的网页、文学节选和评论的个人笔记），大部分是对有趣的文章或他人工作的引用和参考。在脸书上，很多天过去了，我只是用它来祝福一个朋友生日快乐（我喜欢这个生日提醒功能）。

我也不怎么给公众表演了。在我分心的那些日子，我一天会检查几次账户，看是否有人转发我的推文或给我点赞。在开始用心使用社交媒体后，我就感受不到要频繁发帖或要有趣的压力了。几周后，我意识到我不知道现在我还有多少粉丝和朋友。社交媒体能提供很多积极的强化，粉丝量持续增长能带来很大的满足感。但是数字不再那么重要，与人联系才重要。

社交媒体就像你不能两次踏入的河。因为我们对老照片和评论的担心会萦绕心头，要看我们过去社交生活的某个特别节点，难度惊人。你不再试图时刻关注你的朋友们，就必须接受你要错过某些好玩的事情的事实。

我在接受这些社交媒体的真相时，发现自己也接受了它的无常。社交媒体一直在变化，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也跟不上它的脚步。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保持推特和脸书的更新，就像在一次聚会中试图同时与12个人进行有趣的谈话。尽管那很刺激，但如果我想要有自己的思想，就很难跟它保持一致了。面对它的无常，我更容易放下要跟它保持一致的念头。这也意味着承认我写的很多东西最终将无法被读者访问，我自己的想法也会改变。但这可以成为一种特征，而不是缺陷。“不要沉迷于观点，”玛格丽特建议说，“观点不怎么有趣，沉迷于它们且保卫它们，真的很没意思。”旧观点的消失，可以为新的更好的观点腾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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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使用技术，能让你更适应在使用技术时你培养出的意想不到的能力，以及信息技术延伸你的大脑的方式。你更可能意识到不同媒体微妙的载体特性是支持还是干扰你的工作。你也会更明白它们能怎样助你发展新技能。

比如，我发现标记了地理位置的照片让我更容易记住我的旅程，帮助我看清楚我的世界。

下面是原因。

我用网络相册闪刻（Flickr）很多年了。我最喜欢它的一个功能是地图标记。你在一张网络地图上插一个数字大头针，就像你会在真实的地图上做的那样，把一张照片和一个地方联系起来。闪刻和雅虎2006年开始提供这种地图服务，从那时起，我就有点迷上为照片标记地理位置了。一开始只是纯粹的极客行为。我写过地理位置标记服务的未来，所以这好像是和我自己描述过的未来玩一把的好机会。（我一般不会标记家人和朋友的照片，部分是出于隐私的考虑，而且标记自己熟悉的地方也没有什么认知上的好处。一个地方越新奇，离家越远，我就越可能标记。）

我去陌生的地方旅游时喜欢步行。我想得到很多置身于糟糕邻里环境之外的感觉，遇到有趣的东西，认识显眼的地标。我不想错过风景名胜，但转过街角看到一家完美的小咖啡店和点心店，或旅游指南上没有的漂亮的书店，这样的体验我也很珍惜。（有多少游客明确地说自己不愿受旅游指南的束缚？）在伦敦，不超过三个街区，你就会遇到一个古老宏伟的建筑，一座迷人的小广场，或者一片有趣的街景。引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如果你厌倦了在伦敦散步，那你就厌倦了生活。处于热带的新加坡满是花园和水池、三世纪时的辉煌建筑，以及美味的食物。布达佩斯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欧洲城市，那里有弯弯曲曲的街道、林荫大道、典雅的多瑙河、褪色的（但很快会被修复的）建筑和公寓，每个街区都有好喝的咖啡。

所以我喜欢漫步。回到旅馆后，我喜欢回想刚才的漫步，看看我都去了哪里。以前我在纸质地图上这样做，用一支荧光笔标出我的行走路线。这需要记住街道名字，知道在我左转之前走了几条街，估计我停下来拍这些照片前在马路或堤岸上走了多远。但是我经常在夜晚走路——因为白天几乎都被客户占用了——要做到这些很难。我在其上做出标记信息的常常是用我不熟悉的语言标注的地图，这些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然后，我离开的时候还常常落下了地图。

闪刻的地图程序让这些容易多了，我可以更快地画出我的路线，之后再回看。但还有别的原因让我对数字地图着迷。

闪刻跟其他许多数字地图一样，提供常规的地图视图（常见的地图，标着街道、河流、铁路线等）、卫星地图（航拍照片），以及混合视图（一种混合地图，卫星地图在街道地图上方）。卫星地图模式让我能够更精准地估计我去过哪里，照片上面是什么，在地图上对应哪里。没有它，我只能找到图片对应的街区，但有了它，我可以把图片标注在对应方位几英尺之内。不过它需要你会看航拍照片，学习把那些信息和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

除非你为美国中情局工作过，或者有一个特别的虐待狂式的地理老师，否则你绝对没这样做过。把人对地标或城市街区的肉眼视图和航拍照片联系起来不是很难，但这需要学习。顺利的话，它可以成为一种游戏，根据我所看到的东西，想象从太空上看下去，它该是什么样子。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成了一条长的阴影（纳尔逊纪念柱），还带有一些形状（它周围的狮子、附近的喷泉）；莱斯特广场成了紧挨着块状剧院的树和公园小径。有时我意识到有些东西真的很大（“好家伙，新达城真大啊”）。我下了出租车或地铁，找要去的某个地方时，如果我知道那个建筑的形状，了解它周围的建筑群，我就能在卫星地图上找到它。

在闪刻的地图上插大头针需要三种不同的知识。它需要你对旅行的实体记忆——你觉得自己去了哪里，走了多远；也需要虚拟记忆，根据你生物性存储记忆的延伸思维，直达核心；然后它会把你的实体和虚拟信息以及记忆，梳理出一个体系：地图的逻辑。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你就把你个人的、对一个街道的肉眼视图，与一个正式的、高级的视图连在了一起。它们就是你的记忆，是被整理过的。在整理记忆的过程中，你构建了对那个地方及其布局的认识。

你可能会说，当我不得不使用老式的街景地图时，学习如何看卫星图片是没有用的。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件事是，新技能有时是怎样以牺牲老技能为代价而获得的，我们必须在是否要抛弃它们上做出明确选择。

信息技术迫使你在创造性工作中做出复杂选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建筑教育和实践。建筑师探索新的几何形状，模拟一个建筑的资源消耗，带客户在还处于草图阶段的虚拟模型中走动，技术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也取代了绘画。在这个领域内，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一点没有异议。

几个世纪以来，绘画都是建筑学的基础。艺术技能将建筑师和泥瓦匠、木匠以及纯手艺人区分开来。图样与蓝图是建筑师和建造者及客户沟通的媒介。而且最重要的是，绘画是建筑师思考的媒介。学习绘画，将教会你观察世界和表达自己。绘图设计和平面图的制作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建筑公司雇用很多制图员绘制平面图和立体图，修改平面图成本高昂且极费时间。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制作蓝图和建筑绘图的成本，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利用CAD已经做了很多尝试。

一些建筑师探索用CAD塑造了他们用纸、笔、丁字尺和圆规画不出的形状。最著名的就是弗兰克·盖里的建筑，这是一个源于航天工业的设计项目，由于有迂回曲折的表面，没有计算机图形辅助三维交互式应用（CATIA），根本不可能设计和修建出来。模拟让建筑师可以预测建筑的能耗（当今世界的一个大问题），在诸如机场和商场这样的大型项目里可以做出交通流模型，可以看出怎样加固建筑以抵御恐怖袭击和地震。它们让建筑师（和挑剔的客户）看到建筑用不同的材料看起来会怎样。CAD文件可以在转包商、工程师和建筑公司间快速分享，这有助于安排日程和预算，也更容易应对最后一刻的设计更改、预算不足或延期。（分享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未来主义者和城市规划师安东尼·汤森说，在2001年世贸中心遭到袭击后，“世贸中心的建筑公司都可以通过向客户索回CAD文件，恢复受损的信息”。CAD使客户端成为冗余档案。）

换句话说，建筑师不再只是使用电脑，他们还借助电脑思考。电脑网络是一个公司的神经系统，是建筑师和客户、建造者及政府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建筑师的延伸思维。

建筑实践走虚拟路线后，绘画就从建筑教育上消失了——这影响了建筑师思考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建筑学院开始停开绘画课。因为学校担心，会绘画但不会使用CAD的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会找不到工作，而且学生用电脑工作速度更快。

但是数字化和便利性已经让建筑教育没那么严格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教授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这样说。建筑绘画以前是建筑专业学生必学的关键技能，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发展。绘画让最优秀的学生更直观、全面地把握比例，眼光更敏锐，想象力更丰富，也让他们更有效地考虑技术问题。绘画过程——纸笔和想象力的不断互动——和绘画的慢节奏，让建筑师更投入，有更多时间沉思，甚至能从错误中总结出新的解决办法。

然而，有了电脑，产生很多前瞻性的设计、进行修改、创作流畅优美的绘画，简直是小菜一碟。这会阻止学生严肃思考基本的建筑问题。“大脑的高产也需要付出代价，”雷布琴斯基写道，“用键盘的时间越多，思考的时间就越少。”雷布琴斯基的同事、建筑史学家大卫·布朗利抱怨CAD“让所有学生的作品看起来都差不多”。当然，建筑学像任何艺术一样有自己的时尚，而绘画让学生的作品产生区别。今天，“科技产生了同一性”。准确利落的CAD绘画，也很少有实验或游戏的余地；因为这些绘画永远没有手绘的粗糙，创意还没被想透呢，就好像已经被想完了。

学生毕业后，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解释说，建筑师在设计极端复杂的建筑时——特别是机场、市政厅，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客户希望这些建筑既可以实际使用又可以作为某种标志——“你需要一台电脑去优化所有的东西，比如结构、形式”。帮助建筑师关注细节、预期一个元素的改变会如何影响其他地方（比如增大窗户面积会影响对空调设备的需求），做出不同条件下建筑外观的模型（对没有设计师那样强烈的视觉想象力的客户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CAD系统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是无价的。

但是用这些复杂、快速的机器工作，让建筑师减少了深入思考、考虑选址和项目、辨别客户真正能接受的东西、把想法看作未完成的假设的机会。皮亚诺说，在今天的系统里，“你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按动按钮就什么都能建的位置。但是，建筑学需要思考。某种程度上它需要慢节奏。你需要时间。电脑不好的一面是它让一切都很快，快到你（以为你）能在9周内生孩子，而不是9个月。但你生孩子还是需要9个月，而不是9周”。芝加哥建筑师威廉姆·哈廷告诉我：“建筑学首要和最重要的是思考……绘画是比CAD（更）有效率的思考方式。”

这个领域还在寻找“数字工具和实体世界之间的最佳平衡”，克里斯·鲁埃克曼说。他是首先使用电脑设计建筑的全球技术公司艾拉普工程顾问公司的未来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使用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主机辅助设计约恩·乌松的奇妙的悉尼歌剧院贝壳形屋顶。］今天，鲁埃克曼说，设计工具“非常出色，而且绝对令人叹为观止”。在创意方面，CAD让建筑师“看到气流、热流，真正了解你选的地方和空间”。然而它也教会一些学生“如果他们能在电脑上绘画，就能让画的东西成真。你能让一个渲染良好但其实糟糕的空间看起来不错，能创造在电脑上看起来好看但其实不人道的建筑，因为细部结构等很糟糕”。

CAD对建筑文化和工程实践也有影响，在年轻的工程师跟随他们的老板和导师学习的过程中，这个影响并不乐观。在艾拉普公司的办公室，“12年前我们还有大桌子和大卷纸”，鲁埃克曼说，而且“人们还检查平面图，高级工程师真的站在下级工程师背后，越过他们的肩头看他们的作品”。而今天，“从人文角度来说，看别人的屏幕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是别人的私人领域。我们失去了发生在那些大桌子上的心照不宣的知识传授。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我们试图在半公开的空间以评论项目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正在试图弥补饮水机效应（在好的工作场所，非正式的知识传授和分享过程）的损失，但这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挑战，也是对这个领域的挑战”。

然而，没人能想象——也没人建议——放弃电脑，改用图纸和墨水。离开电脑和互联网，根本不可能创造现代建筑。数字工具已经深深植入建筑学的方方面面。皮亚诺的实践是围绕着各种大型项目组织起来的，这些项目的构建形式就像冰山的顶端，由巨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建筑师需要的是努力恢复从绘画向数字化转变过程中失去的技能。

* * *

当我回顾自己的邮件使用情况时，被结果震惊了。我统计了我在银行排队时、等孩子时（或在路口等红灯时，我讨厌承认这个）在电脑上查看邮件的次数，发现我每天很容易地花费一个小时下载邮件、管理账户，回复邮件更花了两倍的时间。我做这些的时候感觉这是工作，但它没有任何持久价值。很多时候，除了家庭邮件，我的收件箱里只有几封需要我立即处理的邮件，其他都是各种提醒、更新、广告、群回复或者垃圾。

于是我开始调整自己使用邮箱的习惯，尝试不同的方式，看哪一种更好用。

我取消了99%的新闻订阅，关掉了手机上所有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的提醒。我不希望信息在我这儿加大它们的紧急程度，或在我准备好之前妨碍我的注意力。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多需要我立即更新的紧急情况。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唐纳德·克努特1990年停止使用电子邮件，宣称虽然电子邮件“对喜欢知道很多事情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东西……但我却不想知道那些事”，他想做的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学习和不被打断的注意力”。现在我每次查邮件，都不会立即看屏幕，我会点击更新，然后放下手机或把目光从笔记本电脑上移开，当邮件在后台操作时我会把注意力放到别处。故意忽略这个程序，而不是看着它联网，并没有让它运行得更快，可能也没有让我提高效率，但每次我这样做，都说明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不会被网页束缚。这是一种表示我处于可控状态的证明。

我也曾尝试在电子邮件上应用玛格丽特所说的社交媒体原则。时不时地，在写信息时想想这些原则。这条信息真的是必要的吗？我会问。这个人已经收到很多邮件，这个信息受欢迎吗？打电话会不会更好一些？我能不能下楼去大厅直接和同事交流，而避免6小时的邮件往来和发十多条信息？如果我是由几个人构成的信息圈中的一部分，是收到新信息就回复，还是结束一天工作时再回复更好？这些不是要让我不与外界保持联系，而是以一种更好地服务每个人的方式使用技术，以减少内部和外部分心，给予人们应有的注意力。

我曾在处理邮件时定时，并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不再看邮件。因为处理重要信息时我感觉很好，但是讨厌没什么新邮件，少查邮件可以减少这种不好的情绪。我试过只在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中某一个设备上处理邮件。（我不断查看那个使用的设备。如果我要写书，不查邮件会对我有帮助，但不是什么大帮助。）

我继续做电子邮件试验，而且毫无疑问，随着我的注意力范围的变化，随着新程序的推出，以及标准、规范和朋友圈的改变，我需要不断试验。但有了几个基本工具，以及自问所做是否能提升和扩展我的延伸思维的习惯，我觉得我会找到保持新平衡的方法，达到一种超然的状态。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互动者，具备一个运转良好的延伸思维，平静是必要的。

“我们需要对我们用技术所做的事情更专注。”考恩说。对于她，技术史就是让她更专注、更深刻意识到人类和工具之间关系复杂性和弹性的东西。这种认识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她说，写《妈妈的工作更多了》，以及思考“普通技术的历史，日常技术的历史，帮我找到了我作为家庭主妇的最终目标，即把每个人都请出房子，我才能做一些别的事情，让孩子们保持健康、去上学，这样他们才能长大，才能离开这座房子”。她和她丈夫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进行过很多讨论，如果某些习惯“没能帮助我们做到那样，我们就停下来。它改变了我的全部日常生活。是的，要做饭给每个人吃，但非得是饕餮大餐吗？不！每个人都要坐在桌子旁，做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应该做的事吗？绝对是”。

最近，考恩减少了查看邮件的次数。“我以前一天检查一两次邮件。”她说。但她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后，开始在长岛和费城之间奔波。“像大家一样，我在火车上大约一小时检查一次邮箱。某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读书甚至睡觉都比查看邮件好。”考恩没有说毁灭机器，或创造出一个完美世界，而是说如何在现有的世界里学习更有思想性地生活。“你需要思考你手头利用技术所做的事情，”她说，“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最终目标，让技术为我们工作，而不是让技术决定目标。这就是思考。你必须养成思考所用工具的习惯，不管它是否能让你达到目标。如果一支画笔不能在画布上画画，你就换另一支。你是匠人，你是艺术家，你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工具不好用，换一个。”

学习如何专注于你的最终目标，思考手头的技术，把不好用的工具换掉——这都是你强化延伸思维，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做控制你延伸思维的匠人的方法。正确使用正确的技术是有帮助的，但这不能让你保持专注。写博客的僧侣教会我们，即使在一个永远联网的世界，冥想也是人们可以学习、提升和实践的一种技术。他们还教会我们，取消邮件提醒、弹窗广告、最新的打扮得像伊丽莎白女王的狗狗视频链接，关掉大笑猫视频，挂掉推销电话，剩下的也不是专注。专注不会像盒子里的杰克那样，等身上的重物移除后自己跳出来。专注是一种积极的、熟练的参与，目的是缩小世界的范围。其设计可能会激起或阻碍专注，但你必须做出发展和使用那些技能的选择。是否要用心使用技术，取决于你，而且你有能力做到用心使用。

一旦你知道如何更用心地使用技术以控制你的延伸思维，准备好面对失败吧，因为你会失败的。但是不要灰心，就把这次失败当成一个好好休息的机会吧。

[1] 门肯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人物，其巨著《美国语言》是语言学术界的杰出作品。他的文风尖刻，极具讽刺性。——编者注

第六章 好的沉思空间

下次你上网时，如果发现自己无法专注，就去“两分钟什么也不做”网（http://www.donothingfor2minutes.com/）。这个网站有一张日落海滩的图片，还有海浪平静的起伏声，以及一个两分钟的倒计时器。“放松，聆听海浪的声音。”屏幕正中央的字幕这样说，“不要碰你的鼠标或键盘。”如果你碰了，屏幕上一个醒目的红框里就会显示“失败”字样，意思是说你没有完全休息。这个网站有些元素还不够完美。一个朋友说“静坐两分钟听海浪相当放松”，但她注意到地平线不够水平时，这种效果就被破坏了。（你可以停止平面设计，但你不能停止成为一位平面设计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提供了一种重新聚焦和重新集中注意力的有趣尝试。

它可以非常有效。明尼苏达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丽贝卡在她的设计课上使用了这个网站。当她感觉需要打破学生的惯性思维或帮助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创作时，她就跟他们一起看这个网站。“我们注意到课堂上的气氛在转变。”她说。

很多技术试图吸引和保持你的注意力，并将它引向某个地方。“两分钟什么也不做”鼓励你停下，静坐，重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它不是要阻止你走神。它的工作原理是你的大脑需要休息。同时，它也不需要你非常投入；网站上没有宠物滑过厨房地板，也没有弹窗。它表明我们能利用平常极易让我们分心的技术来重新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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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屏幕上的地图显示，我们才到格陵兰岛南部。我在一架旧金山飞往伦敦的10个小时的航班上6个小时了。这个小灯源以外的地方是一个黑暗、难以感知的空间。我的iPod上插着一副防噪声耳机，这加强了我的孤独感，减弱了引擎的轰鸣声以及以500英里时速吹过的风声。大部分乘客都睡着了，还有几个人在看书（这个季节，每个国际乘客都要带着斯蒂格·拉赫松三部曲中的一本）或看电影。我在工作，在睡着前，我会一直工作。待通过入境检查后，我就会变成一个行尸走肉；我将搭上去剑桥的汽车，在车离开希思罗机场前就睡着。但这一切都值得。我在飞机上做了一些最好的思考。

过去几年，我在飞机上度过了很多时间，飞去进行咨询服务，见客户，提供预测，或者开战略研讨会。旅行成了一种专注的商务事务。在商务旅程中，我常常一下飞机就打车直奔会议中心或客户的总部，直接开始工作。我飞去欧洲时，一般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帮助政府部门或公司发现危机，看到等待孵化的那只黑天鹅，时差还没倒过来，我已经在回家的航班上了。

你可能觉得一个未来主义者应该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我总在处理处于最后期限或时间落后于原计划的项目。所以我把工作带上了飞机，我也成了那些看上去一脸苦恼，弓着腰面对幻灯片和会议日程表的人中的一员。

然而慢慢地，我意识到其实我在飞机上思考时状态很好。没有办公室电话的打扰，在接近12000米的高空中，不用分心，面对着一个不容商量的12个小时内“搞定”的最后期限，自由和压力的比例刚好能促使我努力、快速地工作。从旧金山到伦敦或从旧金山到法兰克福的航班时长很合适：10个小时，足够重写一份演讲稿，又没有时间想太多。

我感到大脑中分心和不安的部分安静下来了，集中精力的部分处于掌控地位。工作时，我从纠结于问题的状态，转换到看着问题自己解决的状态。有时我看着刚写的一段话，忍不住想：我是怎么写出这些来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世界缩减到只有几个事物，且每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内。我学过怎样把小托盘桌变成移动办公室。但在紧凑的空间（商务舱只是我去自己座位时经过的地方，哎）演练这个需要小心和审慎——每样东西都要在够得着的范围内，但每样东西都不能挡着另一样。今晚，这里堆着旅行水杯、笔记本和钢笔、一本书、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最新版本的草稿，这些都被头顶的座位灯照亮了。我现在没有最后期限要赶，但我太兴奋了，除了工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刚开始担任剑桥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大挑战：弄明白电脑如何能被设计成用来帮助人们进行深度思考而不让人分心。数月前，在实验室讨论潜在的研究项目时，我的脑中蹦出了“沉思式计算”这个词，现在我要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专业是科学史，上次做专题论文还是20年前在剑桥的时候。那时候，我几乎整天待在图书馆；现在，我打算更好地利用那个地方。我带来两本书作为指南：詹姆斯·沃森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The Double Helix），是他对他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如何发现DNA结构的叙述；还有一本达尔文的自传，他是自然选择进化论之父。沃森大概会成为剑桥最重要的美国来访者：从1951年11月到1953年2月一年多的时间，他和克里克在解开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谜题的竞赛上，打败了好几个更有名、资本更雄厚的团队。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比不上他们的，但我觉得对于一个带着学术雄心去剑桥的美国人，沃森可以是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好的榜样。

这两本书我都看过很多遍，但我从没把它们当作旅游指南或操作说明；虽然其实这两本书都可以叫《如何在这个地方成为天才》。现在，当我翻阅《双螺旋》时，我被某种东西触动了。沃森和克里克受到极端雄心的驱动，但书里也有很多漫步的片段。沃森在那儿的第一个下午，他的指导老师约翰·肯德鲁带他在学校里转了一圈。他和克里克在老鹰酒吧（建于16世纪的著名酒吧，就在他们工作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街区附近，我将要好几次带着那本《双螺旋》去吃饭的地方）吃完午饭后去散步。在去欧洲大陆的旅程中，他经常长时间徒步。和克里克解决DNA的结构问题后，沃森回忆他和克里克的成就时描述他们的散步：“朝着克莱尔桥走，看着皇家学院礼拜堂的哥特式尖塔，礼拜堂在春日的天空下格外醒目”，“想着我们的大部分成功都归功于我们在校园里普通的长时间漫步，或在赫弗书店里低调地看新书”。

达尔文是过去500年里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然而他在1829年到剑桥时，几乎没人觉得他会成为伟人。他父亲送他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学，但年轻的达尔文讨厌见血，喜欢自然历史。从各方面来看，他不过是又一个出身良好但普通的学生，注定安静地做一辈子牧师。然而，他发现了自己对科学的激情和天分。他的活力给植物学教授约翰·亨斯洛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别的教授都以“和亨斯洛走了的人”指代达尔文，但他们大概很高兴他走了。他在教室里萎靡不振。只有在博物学领域收集和探索，才能让他绽放。1831年，皇家海军要亨斯洛推荐一个人在“小猎犬”号（一艘科考船，计划沿着南美海岸线航行）上做助理博物学家，他推荐了达尔文。

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待了5年半，观察南美和太平洋的自然历史，收集稀有物种，寄回他的游记，就是这些游记，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主要的博物学家之一。1836年他返航归来后，在伦敦充满活力的科学界中心待了6年。然后他搬到一个安静的乡村住宅，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了一条走道，每天的某些时刻你都可以在那儿找到他，他一边翻土一边思考。达尔文最有成果的几年都处于运动之中。

现在我们把生产率或创新看作生活黑客、咖啡因或药物的产物。在《自然》杂志收集的2008份调查问卷中，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使用阿得拉或莫达非尼集中注意力，或延长工作时间。而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科学家是通过“散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散步怎么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

* * *

长达近40年的时间，达尔文每天在沙径上长时间散步，这条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小径，起点在达尔文居住的唐屋后院。达尔文和他的妻子埃玛于1842年夏从伦敦搬到那儿开始新的生活，以逃避城市造成的分心。唐屋以前是牧师住所，建在3英亩[1]的花园上，另外还包括分成4块草坪的15英亩土地。达尔文搬到唐屋，有时也被描写成隐居。有些作者将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的奋发、伦敦科学界的旋风生活和肯特乡村的安静生活做了比较，得出结论说，达尔文搬离了社会，甚至逃离了他自己的进化论。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教授詹姆斯·摩尔给我解释的真相更为有趣。

摩尔参观唐屋和沙径长达30年，他对达尔文世界的了解，从其伟大的思想到其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就像了解今天还活着的人一样。达尔文把唐屋看成家、避难所、实验室和堡垒。摩尔说，在塑造达尔文的生活和思想方面，唐屋和“小猎犬”号一样重要。

摩尔指出，达尔文和埃玛都在乡村长大，唐屋所在地“极富田园气息与宁静”，这一点极大地吸引了他俩。达尔文计算出它“离圣保罗有6英里，离（维多利亚）车站8.5英里”，而且“从伦敦桥过去要两小时”。即使今天，这段路程还需要从维多利亚车站坐火车到附近的布罗姆利镇，再从布罗姆利镇坐汽车到道恩（乘客要在埃玛做礼拜的教堂外下车），然后顺着乡村小路一直走到唐屋。在达尔文看来，这段路程足够阻止伦敦无所事事的访问者，而对他真正想见的伦敦的朋友来说又不算远。

这段距离也近到足以让他保持与伦敦科学界的联系，并差不多能实时得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自唐屋的信件现存的大概有14500封，这是他培养科学界社交网的确凿证明。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的时代，人们可能以为19世纪时的通信很慢，但在19世纪40年代，达尔文可以在早上寄出一封信到皇家植物园或皇家学会，几小时内送到，并在第二天收到回复，可能是一本书、种子，也可能是地质样品。消息传得很快，但八卦和分心留在了城里。

所以达尔文并不是在唐屋隐居。他选择它，是为了离朋友近，而远离分心的事物，正如摩尔所说，是为了有“一个他能控制自己是否能被找到的地方”。为了能真正“用自己的观点看世界”，达尔文甚至改造了他的住处。北边有一面12英寸[2]厚的墙，他到处掘土种树；他铲低了从他家通往外面的路，最后，他又用挖路时的燧石建了另一堵墙。“这都是为了避免预料之外的打扰，只见他想见的人。”摩尔解释说。

达尔文把唐屋变成了一个科学站，在这里他可以收集和发现事实。他把一个房间改造成书房和实验室，又加增了一个温室，把部分花园拿来做研究，这让他可以研究兰花、藤壶和蚯蚓等任何东西。他是当地生态的热心观察者，他和养鸽人、驯狗人以及当地农民的对话，让他产生的洞察跟环球旅行一样多。达尔文的传记作家珍妮特·布朗说，事实上，“《物种起源》中很多引人注目的事实材料”，都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日常生活——信件和小范围的相对可找到的动物和植物的试验”中获得的。

达尔文说如果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就是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有趣事情，并苦思它的意义的能力。唐屋给他提供了空间，使他可以进行那些近距离观察，集中必要的注意力去观察和思考其他科学家忽略的事物，严肃地思考和沉思。达尔文精心设计了唐屋，以增强他专注的能力。他使唐屋成为他延伸思维的一部分。

唐屋最简单、最重要的部分是沙径。达尔文喜欢道恩村周围“狭窄的小路和高高的树篱”，他在很多描述房子和乡村的信里提到小径。“那个地方对于我的魅力，在于几乎每块田地都是被一条或更多小径分割的（像我们的洼地一样），我从没在别的国家见到过这么多的小径。”他在第一次去道恩后给弟弟写信这样说。搬到唐屋不久，他就建了自己的小径。就像今天的花园和公园小路，这条小径形成于一条浅沟，上面铺着混合了沙子的碎石。第一部分是1843年完成的；三年后，他从邻居和绅士同人科学家约翰·卢布克准男爵那里租用了一英亩半土地，把沙径延伸到几乎四分之一英里长。达尔文的孩子给这条小径起名为“沙径”，达尔文自己则叫它“思考之路”。

近40年里，达尔文的习惯都是上午“像发条钟”一样工作，午饭前散步。偶尔他的孩子或白色小猎犬波利会和他一起；来拜访他的科学家和他一起在沙径上散步并讨论工作。那里还是工作场所——唐屋有一个商业农场，帮助支撑达尔文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而且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很在意钱，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就避免改善庄园。他在沙径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告诉我们，达尔文认为有一个散步和思考的空间很重要。

散步为什么特别？最简单的解释是，对很多思考者来说，散步能刺激创意。散步刺激创意并可以成为一种沉思方式的观点自古就有。拉丁谚语“致知在行路”——“在散步中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可以用来描述古时候的很多哲学家，比如第欧根尼、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佛教和基督教都有散步冥想的传统，沿着短径或曲径散步能引发精神反省和恢复。散步对于18、19世纪的哲学家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工具。巴黎的让－雅克·卢梭，柯尼斯堡的伊曼努尔·康德，哥本哈根的索伦·奥贝·克尔恺郭尔，都是有名的规律步行者。克尔恺郭尔声称，“我把自己走进了我最好的思想”，他喜欢散步，是由于散步的生理和心理双重刺激（就是现代科学家记录的好处）。散步的哲学家形象如此普遍，以至于19世纪末期，尼采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包括尼采自己的——“都是在散步中孕育而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遇到问题时喜欢在路上走，沙径就是这其中一条。

散步刺激思考，因为它给过度集中于写作、创作或计算的工作，提供了休息，但又没有造成完全分心。丽贝卡·索尔尼特说，散步“是思想、身体和世界连在一起的状态”。当身体移动，眼睛注视新奇或熟悉的事物时，大脑的一部分仍然可以专注于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艰难的措辞转换。对于散步时思考一个复杂问题的人来说，一条熟悉的路会占用部分大脑思维，但不需要占用全部，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刺激帮助人在潜意识里解决困境、测试解决方案，或打破创意瓶颈。

纵观达尔文的一生，他在运动中完成了自己最好的一些思考，达到了他最好的观察状态。孩提时，他在妈妈去世后就在乡下长时间散步。他再也没遇到过在这些散步中所想到的东西——后来他宣称自己不是在回忆——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人们处于悲伤或从治疗中恢复时的心理和情绪状态，通过规律地接触自然可以得到改善。他们不一定会快乐起来，但他们会更坚强，从而更能面对挑战。不难想象，达尔文在这些散步中学着找到了一种力量和安慰，而且这些散步为达尔文终生的散步和沉思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在他成人后，科学实地考察和观察，远比在图书馆看书对他吸引力大，而散步在这种情况下促成了他的发现。

散步对达尔文的思考过程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有时以他需要在他的小径上转几个弯才能解决来描述手头工作的困难程度。我怀疑这种阐述问题的方法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当他在沙径上来回走时，就会觉得自己在走向答案。

达尔文深度专注于思考问题时，沙径很安静，甚至可能“隐身”。而他的思维受困或灵感难以捉摸时，沙径就是一个充满细节的实体。除了雕塑一样的一排树以外，沙径在不同时候的变化很大。梭罗在他的散文集《心灵散步》中写道：“事实上，在直径10英里以内，或有限的午后散步范围内，风景与36岁的成人和10岁的孩子之间都有一种不易发现的和谐。它永远也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熟悉。”我们总能观察到更多的东西：季节的变化，荣枯的更替，动物迁徙，个人在变化的风景和咫尺内的新奇事物间转移注意力的能力。达尔文善于观察小细节并进行思考，直到得出见解，这样的他，肯定在沙径上找到了许多小刺激。

* * *

如果我们应用达尔文那种在日常“普通事物”中寻找有趣事物的习惯，再仔细看看他的沙径，就会发现沙径是一个低调但几近完美的为沉思而设计的样本。

在过去的几千年，由建筑师、园艺师及其他用户共享的一种普通语言，帮助塑造了沉思空间。建造者从没像对建筑风格或园艺设计那样，给这些小径划分范畴。好像也没有人需要建筑师在设计外墙或房子遇到困难时求助于介绍风格的书。人们在进入这样的空间时就意识到了它。但最近，景观设计师和心理学家发现，不管是公园还是森林，教堂还是实验室，中世纪天主教神学院还是现代禅宗花园，神圣的树林还是学术图书馆，沉思空间都能让大脑平静，并通过一些简单规则让人思考。

几年前，一位客户请丽贝卡设计沉思景观，她做了所有专家都会做的事：寻找以沉思空间为设计理念的作品。对特殊事物的研究有很多，比如对禅宗花园、中世纪教堂、内战纪念碑的研究，但令人吃惊的是，她说：“我真的找不到任何普遍应用（沉思功能）的东西。”最后，她终于找到了理解这些研究的关键点：花了几十年研究恢复经验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卡普兰的作品。

卡普兰将自己的永久兴趣称为直接注意力，即那种我们做棘手的工作或处理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时需要保持的注意力。通过集中于特别的事情而集中注意力，抑制分心的能力（卡普兰称之为抑制，用来保护直接注意力）一直很重要，但是人们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应用它。问题是进化选择了能对威胁或美味的动物这样的事物毫不费力地集中注意力的人，而非对交通状况、电子表格和商务会议集中注意力的人。我们不是真的难以集中注意力，而是现代世界创造了一种“重要的事和有趣的事之间的分裂”，卡普兰写道。我们既要连续几小时集中于无聊事务，又得应对技术系统不断升级的复杂性，将两者联系起来，你就有了避免灾难的处方。很多系统瘫痪、撞车，以及其他技术灾难都是由于没能集中注意力，或没能重新快速指导注意力应对新情况导致的。

相关研究记录了自然景物和景观的恢复价值，卡普兰认为恢复经验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它们很迷人，“它们能不知不觉抓住你的注意力。”丽贝卡说。第二，它们能创造出远离的感觉，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城市居民，以及经常通过办公室或车窗看大自然的人。第三，就是卡普兰说的“程度”：恢复经验必须“足够丰富、足够连贯……（才能感觉像）一个全新的世界”。第四，它们有兼容性。它们容易操作，容易理解，因为它们不会一次性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这些经验。如果一本书抓住了你的注意力，把你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么读书就是一种恢复经验。去看歌剧或芭蕾舞也能感觉像是去另一个地方旅行（人们说自己像是出于什么原因，被音乐或伟大的表演带走了）。这些都和心流经验非常相似。

卡普兰对为什么像读书和在公园散步这样的经验是恢复性的非常感兴趣。卡普兰的看法是，这些原则也可以应用到理解人工环境和建筑上。

沉思空间有意简单。建筑空间倾向于使用基本的设计元素和色彩，或者就是利用重复，花园和公园则利用一些整齐的植物来吸引眼球。柔和的声音和光影能加深对听觉和视觉的影响，鼓励参观者放松和专注。简单不是“光秃秃”或“空白”——隐士的房间还会有一扇窗、一幅画，或一个十字架。通常，沉思式的简洁是像博物馆的那种：空间里只留下几样东西，以让人集中注意力。

这种简洁可能是营造更安静的环境的一种策略，或者它可以用来形成对某个特殊地方、物体或仪式更集中的注意力。灯光熄灭，电影开始时，我们对影院辉煌的装饰的意识就消退了；一个优秀的画廊会用干净的空白空间或精准的照明，让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一幅画或一座雕塑。晚上点燃蜡烛后，大教堂变得温暖而亲切，其巨大的天花板隐藏在了影子中，让眼睛在一个更小、更私密的空间里看到礼拜者。

沉思空间的另一特点是反差。大山遮蔽下的一座隐蔽的小花园，通往水边的石子路，狭窄黑暗但通往阳光广场的过道，高耸入云的寺庙，所有这些把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有限的黑和扩大的光、人与自然这样的反差元素组合到了一起。安排自然与人工的反差空间，把参观者从小地方移到大地方，或从黑暗处转到光亮处，这种转变会让人心生小小的崇敬之情。

最好的沉思空间“常需要有远离的感觉”，以及“它们与大系统相连或属于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感觉”，丽贝卡说。参观几千年前一个无名且现在已被遗忘的人的神圣洞穴，可能会很有神秘感，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联。相反，城市的公园确实有恢复健康的作用，因为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仍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事实上，沉思空间的创造者凭直觉早已知道，人们觉得没有驯服的、绝对狂野的空间有危险，而不是有恢复健康的作用，而那种空间里出现的人类踪迹却能让人安心。远处有小径的山，或有绿洲和旅人小屋的沙漠，与空旷的大海或茂密的森林给人的感觉不同。小径或人工建筑使人觉得那些地方可以理解，小径构成一种叙事，凉亭和圣殿则是目的地，而动作成了朝圣。人们在对地点的感觉中，很容易忽略位置感（一种你知道在哪里，要去哪里的确定性）的关键作用。我们庆祝自由漫步，但没有目的地和迷路是非常不一样的——漫无目的的漫步，说明你知道自己在哪里。（想象在你熟悉的城市中漫步一下午，不预设目的地，但知道你在哪里；再想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迷路，你走过的路看起来可能和地图上的一模一样，但感觉非常不一样。）

沙径包括了一个沉思空间的所有特征。它有意简单，就是从邻居卢布克那儿租来的一条椭圆形走道，一头连着宽阔的草坪，另一头通往树林。达尔文没有在其中加入建筑或其他让人分心的东西。他保持它的简单，有时清理一下这里，有时在那里种乔木和灌木，但从没试图在树篱那里种满古老的榆树（他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让那片风景和乡村保持和谐。

然而，就在那简单的布局下，达尔文设计了很多反差。他的习惯是沿着庄园的南边往前走，那里的树篱和栅栏比较矮，人可以越过它们看到外面的田野、森林和山。这部分终止于一座小凉亭，家人称这座凉亭为“夏屋”。他会在那里转身，沿着另一条更窄更暗的路（这条朝北的路被树荫遮盖）走，然后再走回来，来到光亮下。

这也是一种朝圣。要去散步，达尔文会从房子的后门出去，顺着一条宽阔笔直的路，穿过温室和花园，走到一个位于高处的树篱下的木门处。这个门开向一处草坪和沙径的上端。尽管沙径离房子仅千步远，但它“好像离房子很远”，达尔文的孙女回忆说，因为树篱“能切断你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达尔文描述唐屋“绝对是世界的尽头”。他把沙径建在这个世界尽头的边缘，用它来躲避这个美好的乡村庄园的嘈杂家务。

沙径的美自然而不狂野。达尔文在路边种了山茱萸、角树和很多其他的树，他在路的一边种乔木和灌木，另一边筑起篱笆，把这块租地变成了一道风景。“这是达尔文最伟大的园艺工程。”摩尔告诉我。除此之外，沙径的简洁，封闭的黑暗和明亮的空间的反差及联系，认知由近及远的转变，人与自然的融合，所有这些把恢复性环境和沉思空间的经典元素都融合在了一起。

把沙径描述成信息技术，以及达尔文用来集中注意力的工具，是否合理？他把追踪进度的任务外包给了一堆石头，他经过时会一个一个移动这些石头。（他的孩子们有时会故意藏起石头，以看他思考得有多深入。）他在唐屋完成了18本书和专著，包括《物种起源》（1859）、《人类的由来》（1871）、《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他在沙径上度过了生命中的36年。如果他每年在上面散步300天，平均每天走2英里，那他在思考之路上走过了2万多英里，足够他第二次环航世界，并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

摩尔谈论唐屋的时候，我震惊于达尔文在建沙径时的耐心和有把握。我生活在一个项目只持续几周或几个月的忙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最后期限很短，市场竞争很大，而且从不宽容，如果你没有快速到达，就会被别人抢先。达尔文生活的世界好像完全不同，虽然他描述的自然世界充满无尽的竞争和挣扎，但我一看就觉得很熟悉。我的超级聪明的朋友们工作非常努力，但他们创作的东西没什么可以持久的——他们把生命用于建造他们的竞争对手会立即拆除重建的东西。即使最好的想法和最有价值的专家知识，也有一个难以觉察的短暂的保存限期：5年后，现在最尖端的技术专长和了不起的专利也招不来风投，而是成为由工厂批量生产的低价商品技术的资料来源。同样，我们的个人生活也充满无常。三年后你可能还在原地，也可能在首尔或迪拜或博尔德追逐下一个机会。即使你没搬家，你也会觉得好像你已经一半住在云端了。而如果你搬走了，等到回家时，家乡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

相反，达尔文种那些树时，相信他会看它们几十年，相信它们成长的速度可以和他细化进化论的速度相媲美。租地时，他向往着“一条受保护的小径”，以及“照顾树木和剪枝的乐趣”。他在《物种起源》末尾提到的那个“纠缠不清的银行”，也在他沿着他的小径散步时被抛在了脑后。唐屋是一个既能提供刺激和隔离，又能支持他几十年的世界。

这感觉好像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我们怎么可能希望为自己复制那样的东西呢？

答案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能。但我们可以用沉思环境背后的设计理念，甚至在狭小、暂时和意料之外的地方，来创造恢复性经验和互动。我们可以学习使用工具创造出吸引、排除、延展和兼容等特性。

* * *

丽贝卡和卡普兰的工作，解释了我学习把飞机当作沉思空间的原因。我在那些狭窄的空间里，专注于让它成为恢复性环境的那些因素。我从脑子里推开塑料餐盒、紧张的其他乘客、头顶上电视里的小电影。我把航班变成了我自己的沙径。

这种转变的基础建立在我与飞行、冒险和发现的深刻联系上。孩提时，因为我父亲要做论文，我家不停地在美国和巴西之间迁来迁去。我关于童年在巴西生活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我对旅行的记忆仍然深刻。我们在去马托格罗索州和欧鲁普雷图的汽车上度过的夜晚，汽车从热带海岸线轰隆隆驶进内陆平原；从里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波哥大的航班，亚马孙河与安第斯山脉的风景都在我们的机翼下——所有这些都比我们住过的公寓或我玩耍过的公园让我记得更清楚。飞行给我保留了一种魔力和兴奋——借用卡普兰的词，“迷人”——飞机晚点以及昂贵的食物永远不会让人感到无聊。

我在20世纪60年代爱上了飞行，那是支付得起的国际旅行还只是新鲜想法的年代，全球品牌和连锁店还没有在全世界泛滥的时代。第一架横跨大西洋的客机在我坐飞机前十年就开始运行了，而北美直飞南美的航班还很少。那里有跟达尔文时代的散步文化相似的东西。妈妈去世后，年轻的达尔文孤独地散步时，散步是一种自我发现方式的浪漫想法还很新鲜，吉尔伯特·怀特的《赛尔伯恩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这本书激发了公众对植物研究和采集的热情——才出版30年。文化关联推动我把飞机和小径都看成沉思空间。

我现在观察到，飞机的实体空间具备沉思空间所有的特征。我狭窄的个人空间拥挤却有序，我需要的每样东西都在手边；这是差旅勇士眼里的禅宗枯山水花园，可以理解而完整，实体很小，但智力空间无限。

多数时间，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小世界里。夜班航班——目前我最喜欢的类型——机舱很暗，只有工作者和失眠者头顶的灯光以及电影画面偶尔的闪光。没有森林，但明与暗的混合，安静与偶尔刺激的混合，帮助我的大脑安静下来，更加集中注意力。

甚至连声音环境都帮助我集中注意力。我听着音乐工作，但仍能隐约听到飞机的引擎声，我能像听到它们一样感觉到它们。听觉工程师将推广低频声音，人们把低频声音与大空间联系起来时，会觉得空间比实际的还要大。（场景从小的地方切换到大的地方时，电影制作人也会在音轨里加入低沉的隆隆声。）我怀疑虽然我的实体空间明显很窄而且受限，但某种程度上，飞机的深沉轰鸣声、铝合金机身在遇到零下的温度时产生的复杂和声，都让我觉得自己的空间更宽敞。

而不能上网也有很大影响，这是将旅程变成朝圣，远离数字化世界即远离凡尘之事的又一个方式。知道我不能查看邮件也不能看网站，我试都没试。不用担心我可能想查看新闻的痛苦了。让人分心的数字美味垃圾食品也远离了。更美好的感觉是别人找不到我。

当然，我很快就会上线。但现在，我感觉那还很遥远。时间停止了，在一次长途飞行中慢慢延伸。我们最终还是会降落，但在被压缩的夜晚时间和缓慢到来的黎明之间，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最后期限和无限的常规责任。我很投入地工作，但远离了日常生活。

同样重要的是，几天疯狂的冲刺后，我的身体需要停下来，即使我的思维还在奔跑，我自己也还在跨越时区。我的心智还处在白天的准备和打包的繁忙中，尽管事实上我有机会（被迫的需要）安静10小时，感受时间缓慢流逝。这种快慢的交替，动静的交替，身体静止和心理运动的交替，创造了一种状态，在这里，动作和沉思不会随日夜交替而交替，而是混合在了一起。

我们把休息看作断掉开关：我们要么工作，要么不工作。对于驱动型的阿尔法性格[3]，对休息的需求就像人体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可悲的漏洞，但恢复性经验不需要你的大脑也停下。它们不会打扰处于工作中的创造性的大脑。它们创造另一个更安静但同样有价值的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创造性思维可以继续工作，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没那么直接的方式。

投入一种更能沉思的情绪需要时间。这不是你马上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沉思时，我的身体需要几分钟安静下来，静止不动，然后我才能开始整理思绪。学习如何创造沉思状态和恢复性空间也需要时间。在我开始在飞机上进行创意工作之前，我已经飞了好多年。但花费这些时间让自己沉浸于恢复性环境几分钟，学习把休息看作给大脑充电的机会，让大脑进入低速运转状态而不是完全停下，是值得的。

工作时经常听到有人说要做出这些关键改变，但你会发现，他们这样说了一年，却什么也没做。达尔文在沙径上度过了很多年；他观察早上和下午光线的不同，注意季节的改变，40多年一直观察他种的树。他的智力轨迹以及他对旅行和沉思的结合说明，几十年来，一个创造性的生命怎样涵盖了活跃和沉思，旅行和休息，新奇和熟悉，一种古老的孤独渴望和一种现代化的社交。达尔文在他的时代出入于多种场合，但他对居住在什么地方很谨慎，也小心选择占据他思想的东西。结果就能说明一切。

我们缺少描述恢复性的词汇。有时不得不用“分心”作为它的同义词，但观看狗玩扑克的视频的同时和几个朋友保持即时通信，并处理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这和远足有很大的区别。恢复性活动和环境占据你大脑中有意识的部分，让无意识的那部分自由工作而不需要费力，并且明白压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如果短时间的休息不够，你可以关掉所有你经常携带的设备，关掉所有能连接无线网络或有屏幕的东西，隔离所有分心源，这样保持一整天。真的，你可以做到的。

[1] 英亩：英美制面积单位，1英亩≈0.004平方公里。

[2]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2.54厘米。

[3] 阿尔法性格的人雄心勃勃，言语果断，自信满满，争强好胜。——编者注

第七章 数字安息日

找个晚上，远离有线和无线网络，关掉闹钟和信息更新的提示，把自己从每天不停打扰你的千万个微小的外部联系中解放出来。在脸书上发一条“离开”的状态。关掉你的无线网络。把手机调成振动，不要放在衣服口袋里，放在桌子上。把平板电脑和游戏机放着充电。把笔记本电脑收进背包，再把包塞进衣橱。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不要上网，不要查看邮箱，不要用任何有屏幕的东西。找出上个月（或去年）你开始看的那本书，看完它，或看本杂志。看看朋友们实际在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们发表的状态。和他们一起做个大餐。找出蜡烛和开瓶器，擦干净，然后用起来。检查你的车，或清洗你的自行车。不管做什么，要让那件事有趣，要投入，这会让你觉得自己是真实世界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首先，做到这些很难。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么你就已经习惯了触手可及的网络，没有网络就好像没有目标，做什么都适得其反，甚至觉得危险。万一有人掉进壕沟里发推特说他需要帮助怎么办？要是错过了这事你会有什么感觉？（不要笑。情况紧急时，大家都知道人们会先发推特，再报警。）万一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而你没听说怎么办？理智上，你知道这种担忧很荒唐。但如果你这样想，就说明你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第二天晚上，如果你冲到电脑前，觉得显示器发出的暗淡的光就像圣诞夜温馨的家一样美好，别担心，大家都是这样的。

接下来的一周，再次断网。可能这仍会是一个挑战，但会稍微容易一些。

两三次后，你会注意到一些变化。除非你是记者、货币投机客或急救医生，你会发现断网时，你的世界并没有一团糟。收件箱里要么是垃圾邮件，要么是可以不着急回复的东西；我们只是假设所有的信息都是紧急的。真的要找你的人，仍能找到你；在当今世界，飞机大概是唯一可能会让别人真的找不到你的地方。

你可能觉得自己的思维慢了一些，但处于一个好的状态。被工作、个人生活和虚拟分心搅起的认知积淀都开始安定下来，剩下的只有平静。人们通常以为平静是令人恐惧的无聊，必须拿什么东西塞满它，但其实平静一点儿都不坏。这是你的延伸思维在调整的感觉，你的注意力重建的感觉，人类和你身上的高科技部分取得平衡的感觉。

欢迎来到数字安息日。

和许多科技创新一样，数字安息日运动也在硅谷兴起。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安妮·戴伦施耐德和安德里亚·鲍尔一个关于“根据你的价值观，调整你内外部生活和生命的艺术”的课上。戴伦施耐德是心理学家和卫理公会派牧师，主要与非营利组织和神职人员打交道。鲍尔是与硅谷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打交道的高管教练。

大家都看过她分享的“工作10小时的人们”，他们活在一连串的邮件和会议中，丧失了回顾和思考的能力。连神职人员都把教会当创业，他们面对着融资、发展新项目、把布道做成PPT（演示文稿），以及发展会众的压力。“我们想上一堂课，帮助人们重连自我。”戴伦施耐德在北达科他州法戈跟我说，她在那儿做临床心理学实习生和牧师。受朱莉亚·卡梅隆“艺术家的时间”启发，她和鲍尔告诉学生断网一天，从工作和无尽的邮件中偷个闲，关掉寻呼机和掌上电脑（他们在2001年教那个班时，这些还是尖端科技），把这一天用来做一些科技含量不高的事情。

刚开始过数字安息日时很有“挑战性”，戴伦施耐德回忆说，但它们“引发了一些伟大的讨论，诸如：为什么你不能断网，是否真的不可或缺到不能断网的地步，以及就算我们不在线，世界也不会终结”。从戴伦施耐德和鲍尔第一次上课后，数字安息日和相似的事情——它们还有别的名字，比如无电视周、脱机以及断网革命——越来越流行，它们吸引了一批奇怪但是有思想的人。

我采访了一些参与数字安息日的人，以了解他们为什么开始断网，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些人包括作家、顾问、律师、企业家、平面设计师、工程师、教育家，甚至广告商。他们的工作涉及各种项目和客户，需要创造性、自我管理和自我驱动，一句话，他们必须做很多多重任务，必须能自我集中注意力。他们对数字产品很有悟性，但他们常常也有浓厚的模拟兴趣。最早的规律断网的倡议者是华盛顿大学的大卫·利维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博士，并在伦敦罗汉普顿研究所接受书法和编辑的高级培训。其他人包括啤酒制造商、厨师或极限运动的运动员等。他们热心分享他们的故事，但不愿意被看作反科技或反现代的人；说到数字安息日时，他们几乎都说了类似“我不是勒德分子，但……”这样的话。

有些人是意外发现了数字安息日。比如玛莎·罗克是因为家里遇到了一个糟糕的网络服务商，而发现了彻底断网的好处。她最近辞掉了硅谷一家科技公司内部法律顾问的工作，成了一位幼儿教师，但她发现自己仍“被大量的电子信息干扰”。她的家人都是超级网迷，令她心烦。她十几岁的儿子学习时“手里拿着书，放着视频，听着音乐，还一边发短信”；她和丈夫约会时，她丈夫不停地查看自己的手机。与网络服务商打交道很费劲，“他们把我弄哭了。”她带着受挫的悲伤说。她原本没打算要过数字安息日，但一个错误的网络连接，让她摆脱了想要找志愿者管理学校事务的家长和想要她随时在线的校长，给了她想要的休息。

戴维·伍尔特勒知道安息日，是因为他还在蹒跚学步的儿子。戴维是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它高效能的电动跑车是环保风投和关心社会的首席执行官们的必备产品——的工程师，他还在伯克利上学时就觉得在线“像呼吸”一样重要。他开始在周六陪伴一岁儿子时断网。一开始，他会带着一个平板电脑去公园，但他注意到儿子会想做点别的事，“我在写一封邮件或一段文字，就叫他等一下”。他担心儿子会感觉被忽略，也担心邮件会令他错过让亲子关系变得不一样的小时刻。于是他开始把电脑放在家里，关掉手机，带着一本书在儿子小睡时看。

夏·寇尔森开始断网，是带妻子去巴厘岛度为期一个月的蜜月的时候。夏是那种能从你手机的提示音分辨出你是安卓、微软还是苹果用户的技术人员，但在雪城大学学习几年信息科学后，他等着“一个重置的机会”，重置他和别人的通信，更新他和技术的关系。从西雅图塔克马机场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时，夏和他的妻子带着纸质的旅游指南书、纸质票据、打印的预定信息。他们唯一的电子设备是一台数码相机，以及他们共同的电子阅读器Kindle。既然不能在脸书上传照片，并附言“天啊！我潜水时还发推特LOL[1]”，他发现活在当下容易多了，“和我妻子在一起，充分感受我们在做的事情”。

塔米·斯特罗贝尔的数字安息日，是她要过得更简单和有意义的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作家和网站设计师，塔米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在做志愿极简主义者。她放弃车子和手机，和丈夫一起搬到俄勒冈州一座定制的15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在觉得自己用邮件和网站“逃避艰难的工作，或逃避对‘哦天啊我写得太糟了，我是个失败者’的恐惧”后，塔米开始过数字安息日。当她觉得它们更多地作为自我分心因素而更少作为工具时，她开始在周末“关掉所有我的小玩意儿”，邮件、有线与无线网络也全部关掉，而以看书或陪伴丈夫度过周末。

克里斯汀·罗森，《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的撰稿人和高级编辑，在写了技术如何像DNA指纹识别和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器一样微妙地塑造了我们对时间、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经验后，开始过安息日。她的写作让她对技术既可以是必需的也可以带来困扰的两面性有了特别的认识。有一天她注意到她丈夫把电脑带到起居室时，“孩子们都被它吸引了”。于是电脑从家庭生活中被剔除出去了。她还注意到她上网的时间改变了阅读方式。“我以前一直是读很多，”她说，但她意识到，“以一种散乱的方式（网上）读书没有给我很多快乐”。她在电脑里下载了弗雷德·斯图兹曼的《互联网阻断自由》，在晚上挤出时间让自己沉浸在书里。从那里到数字安息日只有一小步。

如何应对开始时的挑战，戴伦施耐德和鲍尔建议事先计划安息日活动，清除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家务，不要被它们分心，发明一个短暂的标记一天结束的仪式，然后回归正常生活。10年后，在社交媒体、手机、卡盒游戏、云计算之后，过数字安息日的人做什么呢？他们关掉什么？怎么度过他们的时间？断网能让他们得到什么？

时间通常最容易定义：日落到日落，或一整个周末，是最常用的整天时长选择。如果有个可预见的仪式，开始和保持数字安息日会容易一些。

只是你要关掉什么设备，需要进一步思考。跟我对话的人都不会绝对关掉所有东西：“我永远也成不了纯粹的阿米什人[2]。”我的一个朋友这样愉悦（尽管不准确）地说。有些人追随技术标准，他们避免所有有屏幕的东西，或收起所有能连无线网的东西，或关掉所有有开关键的东西。这些规则容易记，具有强迫力（如果你有孩子，这点特别有价值），且能阐明正常生活和数字安息日的边界。其他情况下，你可能想逃离让你特别分心的服务和设备；有些人关掉手机和电脑，却让孩子递给他们掌上游戏机，仍然给全家留下一个吉他英雄在卡盒里怒吼。

很多过安息日的人选择关掉的东西，依靠的是技术的心理效应，而不是技术属性。比如作家和咨询师格温·贝尔，收起“所有在我经验中会引人上瘾的东西”。夏·寇尔森认为在线是“能输入你不能直接控制的东西”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试验”。根据这个定义，看广播电视比看网络电影或录像在数字安息日更合适。调成响铃模式并打开邮件提醒的手机就是在线，将手机设置为静音模式就是断线。“这关乎控制、心理能量，以及你自己的输入和输出。”寇尔森总结道。做这些选择，需要看一下你正常的技术设备使用情况，考虑什么设备是心理需求最大、最让人分心的，并决定什么样的互动有可能让人上瘾。成功断开连接的第一步是反省。

不幸的是，第二步是误导。我们习惯于认为，断连就意味着错过，当今的社交生活是一个扁平网络，没有层级，所以一个故意断连的人可能会被当成有敌意和反社交的人。罗克震惊于她告诉人们她在减少在线时间时人们的反应。“人们会问，‘你能做这个食品募捐吗？’而为了我自己的健康和福利，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不能。我想我可能太真实了，连自己的弱点都分享。”她说，“天啊，是我天真。人们——吓——坏了。哦，他们很不想听。大家认为这是敌意或做作。哦，看看我们，试着拥有心理健康。或者他们会说，该死，谁来帮我做食品募捐？这真是震动了我的世界。”“你不需要告诉人们你在断连，因为那会让他们感到被拒绝，”寇尔森说，他承认，“如果人们说什么，我会说，‘我没开通服务’。”

你不用和那些真正依赖你的人断连。作为社会学家所说的三明治一代——那些同时对孩子和年老的父母负责的人（早些年，社会科学家叫这样的人“女人”）——今天的很多成人对于完全断连的想法都感到不舒服。数字安息日的目的不是让你不负责任地断连，而是让你过滤掉不必要的分心，比如客户制造的紧迫感或推特上的热点，但你仍然能接到疗养院和小学的电话。让断连的焦虑使你分心，还不如让你自己被最新的大笑猫图片分心。

想想什么样的活动能让你投入。阅读是最好的避免数字化事物分心的方法。在好看的日记本上写东西，重新感受笔墨在纸上流动的真实愉悦，然后，把墨水的缓慢释放和持久性看作对文字深思熟虑的邀请。烹饪需要专注，奖励创意，有很强的实体触感，既可以独自一个人做，也可以用来进行社交。编织也有这样的好处。伍尔特勒说自己是“工程师的工程师”，给自己断网后，在家建了一个工业等级的啤酒厂，用不锈钢完成了他给自己设计的机器定制部分。（有一个这样的先例：修道士托马斯·默顿曾经声称，“我爱啤酒，并因此而爱这个世界”。）

所有这些活动都复杂而可行，具有吸引力，让人身心投入，并能立即见效。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和朋友一起（这取决于你的心情和环境），几乎都可以做到。它们也能激励你上网时不要分心，不会产生把自己的注意力分给两个世界的感觉。它们是恢复性的心流经验。

要有耐心。一开始不适应断连时间是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大脑将学会慢下来，并好好利用这尚不习惯的自由。很多人说第一次一整天不上网和不查看邮件让人感到紧张，有些人觉得他们想放弃尝试，另外一些人则没办法改掉上网的习惯。为了满足自己发状态的渴望，贝尔在她的第一个安息日发了“纸推特”（也叫“写下来”）。大家都担心收件箱会有紧急邮件，或漏接电话，或没看见什么重要的新闻。但过安息日几年后，我的受访者说他们从没漏掉任何重要通信，而且真正想找到他们的人总能找到他们。

不要把安息日当成一天假期。戴伦施耐德提醒我，犹太教的安息日让信徒有机会“记住你是根据上帝的样子创造的，你的价值不是来自你做了什么，而是来自你是谁”。但这需要努力去发现你是谁。它“创造了一种认识自己的责任，醒来并保持清醒的责任”。这意味着走出商务和连接的湍流，踏入一个非常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以静止取代速度，以思考取代反应。这鼓励你把数字安息日看成精神恢复的机会。

可能你对这个想法感到陌生。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数字安息日运动本身在宗教基础上就有点矛盾。戴伦施耐德和鲍尔在路德会教堂里给2001级上了课。包括10条原则的让你“在日益狂躁的世界里给生活减速”的安息日声明，则于2009年由犹太教改革派发布。然而尽管该声明建议关掉设备，只与爱的人保持联系，点亮蜡烛，品酒，根据犹太传统吃面包，但它还是为了多元性而回避了宗教。

多数我采访的过安息日的人都没有宗教信仰，这回应了我常常听到的那句“我不是勒德分子，但……”的声明，人们在给自己的行为定边界。出于好奇，我问洛杉矶犹太教会大学的首席拉比莫里·范斯坦，这说明什么。范斯坦曾在中西部和加州领导教会，他看起来很像典型拉比，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演拉比。（事实上，他曾经在《抑制热情》里演过一个配角。）

范斯坦解释说，很多人“终日过传统的宗教生活，但上帝禁止他们说自己虔诚”。这关乎你的自我认知以及你如何看待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达里尔·贝姆这样说。宗教是祖父辈的事情。做到“灵修就可以了”，范斯坦继续说，“但说自己虔诚”，你可以想到别人“立刻觉得你来自布碌仑公园”，这个公园位于布鲁克林哈西德派犹太人街区。

听起来范斯坦有点恼火，但他同情需要放下设备休息的人们，虽然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他指出：“当人们说‘我关掉手机过安息日’时，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我需要恢复我的神经’。”他们“从中获得精神、情绪和健康的益处。这是一种传统的仪式。如果你超级时尚，就很难承认这点”。这个运动是重塑安息日的悠久历史的一部分。宗教上的其他事情，可能由于是农耕时代的人工产物，或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要求有些高，而被摒弃，但安息日是“十诫里写的唯一假日，所以它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和力量”。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继续说：“每15年，就会有一股潮流让它更有意义，更容易做到。”数字安息日只是最近更新它的方法。

数字安息日欢迎每个人，我认同这个观点，并且不应该过分关注戒律或陷于仪式的细节，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沉思式计算的一个必要部分，是学习什么对你有效。

以前关于传统安息日的书有一些有价值的想法，不管你的信仰如何。但宗教文本能帮助你思考科技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可能你觉得钻到犹太教关于安息日的书里的想法，让人有些不安。

我理解你。我自己也是完全无宗教信仰的，我大多数的朋友要么持有宇宙怀疑论，要么星期日（或星期六）都忙于工作、孩子的运动和其他事，因而去不成教会（或犹太教会堂）。我从分析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待宗教：我观察信徒怎么做，欣赏宗教充实了他们的生活，但我不能亲身体验。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看亚伯拉罕·赫施尔拉比1951年写的《安息日对于现代人的意义》（The Sabbath: Its Meaning for Modern man）一书，发现它的语言跟我看过的任何一本书一样深刻时，有多么震惊。

《安息日》这本书不是指导你过安息日，而是分析了它的深刻意义。出版60年后，《安息日》仍是一件瑰宝——短小而丰富，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它使赫施尔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犹太教神学家。纽约犹太神学院院长丹尼尔·内文斯解释说，赫施尔仍然“由于诗意的写作受到尊敬”。“他绝对值得珍视。”范斯坦也说，然后补充了他的终极赞扬：赫施尔是“现代神学界的爱因斯坦”。

这个比喻体现在两个层面：赫施尔的写作展现了他的非凡天才，而且，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安息日》的主题也是关于时空的本质以及我们和时空的关系。

赫施尔认为，虽然它熟悉得让人觉得无聊，但安息日是围绕某些闪光的想法组织的。它有深刻的平等思想：每个人，包括仆人和穷人，都有权利过安息日。（即使是负重的牲畜，也过安息日。）把神圣性赋予时间而不是空间，具有创新性。古时候人们崇拜住在本地树林、森林或山中的神灵。相反，《创世纪》把世界描述成是美好的，但只有安息日是神圣的。赫施尔总结道，犹太教“是一个时间的宗教，旨在使时间神圣化”，《圣经》也鼓励读者认为“每个小时都……独特和无比珍贵”。

犹太教最重要的“时间的建筑”，其仪式和庆典的高峰，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是庆祝时间。”赫施尔说，即使在犹太教仪式里，它也特别注重让信徒们体验神圣和永恒。犹太教日历上多数事项的时间都根据自然或历史设定，但安息日不遵守月亮或季节的循环；它模仿了造物主自己的循环。它鼓励信徒以上帝创造时空的方式去看时空。事实上，赫施尔认为：“安息日的本质是完全从空间脱离。”安息日通过建造一个“时间的宫殿……用灵魂、快乐和诚实建造……作为对永恒的提醒”，提供了一个“与时间的神圣性保持一致”的机会。

赫施尔，这位深受敬重的东欧拉比家族的后裔，在“二战”前夕逃离纳粹德国的在柏林受过教育的哲学家，对宗教的愿景藏在“时间的王国中”，躲过了空间失衡，他充满力量而令人欣慰。但赫施尔对时间、恢复和安息日与正常生活之间关系的认识，可以深化我们对如何最好地利用数字安息日的理解。

安息时间，“接近永恒”，忽略政治或商务的脚步，忽略新闻和信息流动的时间，忽略进行经济活动和其他在线活动的时间——即实时，它与实时有天壤之别。“实时”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设计出接收信息、分析信息和反馈信息一样快速的计算机系统的科学家提出。实时以创造映射现实的电脑开始，并自那时起已经获得了改变现实的能力。实时中有人因为比竞争对手早几微秒进行金融交易，更快地把产品推向市场，引诱社交媒体用户觉得他们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或别人此刻在做什么，正在快速赢得巨大的财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你断网，即使只断一小会儿，也会亏钱，变成输家。

实时最稳定的东西就是它内在的不稳定性。计算机系统变快了，实时也加速了；系统与世界的关系更紧密了，实时的需求也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更大的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它总是想——想让你——更快一点。与19世纪工厂和铁路的标准时间不同，那时候的时间看重可预见性，要由天文事件校准钟表，调整时间。实时与自然的节奏以及我们的生物钟很不同，与创意及永恒那绵长、宏伟、永恒的时间表也完全不同。

要想与实时保持同步，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它创造了让线上生活和通信更快更无阻力的服务——一键式购物，短信而不是邮件。它打断了生活以便让生活更能无缝对接。实时让我们试图以经济、商务和通信的速度生活，强迫我们专注于眼前——眼下这一刻——并削弱了我们减速和思考的能力。未来主义者安东尼·汤森说：“大脑、组织、城市、整个社会都需要时间去整合和处理新思想，如果你觉得你必须不断地、立即做出回应，休息和思考的能力、深思的能力——思考你要做什么的能力——就会消失。”他认为，不间断、持续地追求实时，会“摧毁做决定和思考的能力”。

所以赫施尔对安息日的愿景，即邀请大家进入暗示着永恒的“时间宫殿”，体验造物主设定的时间而不是光速，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以赫施尔没有预测但定会欣赏的方法，今天的数字设备和虚拟空间创造了一种可怕而熟悉的“事物暴政”。我们这些劳动者，像人们一直做的那样，“为事物的利益”而劳动。但赫施尔注意到：“财产成了我们抑郁和失望的象征……事物，放大了来看，是幸福的伪造品，它们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威胁。”我们潜意识里把电脑当人看，我们的移动设备就像在学步的孩子：它们反应很快，既想取悦你又有很多令人费解的要求，总是坚持要得到我们的关注。今天，我们通过压缩时间体验的物品来生活，这些物品以网络和市场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实时数据取代了昼夜节律和身体的新陈代谢。赫施尔的提醒“空间事物的弗兰肯斯坦[3]驾驭而不是支持了我们”，看来比任何时候都真实，尤其是现在那些弗兰肯斯坦已经开始要求它们的创造者的注意力和爱。

《安息日》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远离所有分心的一天。一周一天，可以“集中而不是分散时间”，去“修复我们散乱的生活”。这就是数字安息日的目标。他们凭直觉知道，在断连的状态下，也有一个做某种深刻的事情的机会：修复个人与时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学习集中而不是分散时间的机会，一个体验一种延伸了注意力和存在的更宏伟、更神秘的时间的机会，一个让生活有意义的机会。

有些人认为数字安息日不实际或无效，就像快速节食一样。评论家指出，饥饿不是健康消费模式的基础。你不能通过把所有东西关掉几天来改变你的数字消费习惯，就像你不能靠一天不吃饭重置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对这些评论者来说，数字安息日是那种由神奇的饮食时尚和减重专家推动的极端方法，就像电子版的灌肠。

如果你觉得信息像食物，那么这是一个对数字安息日完美合理的评论。但那是错误的思考方法。神圣禁食期，像伊斯兰教的斋月、天主教的圣灰星期三、犹太教的赎罪日，都不是节食计划，它们的意义与节食完全不一样。这种禁食的仪式是为了建立虔诚，把个人注意力从世俗事务上转移开，提高自律和自制，清理身体，净化灵魂，而不是为了减掉万恶的肥肉。

同样，参加数字安息日的重点，也不只是减少你的虚拟体重指数（这是丹尼尔·希伯格对我们积累的数字设备和网络身份的称呼）。数字安息日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以书和风景取代网络的挑战和刺激，以做饭和做手工的愉悦取代得到点赞和粉丝的满足感，以联系身边的朋友的回报取代交了地球另一端的朋友的回报。

采访中，过数字安息日的人解释他们的休息如何提升了日常生活的质量，如何改变了他们和网络的关系。而发现他们断网时几乎没错过什么重要的电子邮件，这是一个启发。电子邮件有一种让它自己看起来紧急的方法。但如果你不理它，你会发现压力都是人为的。“我从没因为断网一天错过了什么。”罗森说。寇尔森为他度蜜月的那个月重要的邮件数量之少惊叹不已。“只有几条信息值得一看，”他回忆说，“垃圾邮件的比例非常高，几乎铺天盖地。”

安息日减少了不必要的联系。人们没有彻底断开联系，而是有选择地联系。罗克说开始过安息日后，她的交流“由于断开连接而更个人化”。“一开始，人们很愤怒。”她说，“他们问，还有别的吗？你还坐马车吗？但真正重要的那些人知道怎么找到你。”斯特罗贝尔发现缩减她的邮件时间，能让她“写出更有意义的东西”。邮件有用，“但如果我每15分钟检查一次就没用了，我觉得非常分心和匆忙时也没用。”

安息日提高了你集中注意力于复杂任务的能力、体验和欣赏特殊时刻的独特性的能力，以及更专注于身边人的能力。关注对关系很重要。“发展一段关系，就是要活在当下，时刻注意你的行为。”斯特罗贝尔认为，但如果你总在想邮箱里收到了什么，那种现场感就很难维持。因为你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爱做的事，即那些让你投入的趣事，所以断连时做的事情是恢复性的，不会使人精疲力竭。

减少垃圾邮件和不必要的联系，形成了不被打断和分心的完整时间。贝尔说，我们多数人习惯于把时间“细分成越来越小的增量”，而且在电话里的人和电脑上的任务之间分得更细。我们期望这样能让我们更有效率，但实际上产生了反作用。在一件事情上花较长时间，说明切换任务其实很没有效率。“一天中有那么多时间你没有分成30秒的时间块来用，真令人惊奇，”寇尔森说，“每天很长，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数量之多会让你难以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但也很容易忘记，特别是当你被你在网上做的事情分心时。”

在线和离线的执行区别让完成任务以及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区分更容易。因为安息日设定了清楚的界限，“我觉得更自由了，”斯特罗贝尔说，“我不用非得跟邮件绑在一起。”她会“断连，专注于阅读或者和丈夫聊天”，而不是一直上网到睡觉为止。罗森发现在数字安息日期间，“我更多地注意到了一天的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对自己做的事也有更清醒的认识。这不是牺牲。这是忙碌的一周启动前的一个暂停”。

* * *

赫施尔把安息日看作现代“技术文明”的平衡力，一种“在空间里工作，但爱着永恒”的方法。在赫施尔对《创世纪》的解读中，第七天是上帝创造了幸福和宁静，并使宇宙完美的一天，那不是创造的结束而是顶点。赫施尔认为我们注定要重新创造那种幸福和宁静。他提醒，“心灵得不到休息”，是“堕落之源”。

安息日不是漫无目的的娱乐和消遣。对于赫施尔来说，安息日的休息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在《安息日》这本书里，赫施尔对于安息日是否应该做什么特别的活动保持了沉默。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同事们如何争论乡下的犹太信徒是否可以被允许进入大会堂，或者在电梯里按个按钮是否算工作，或者电是否是火的一种形式而不应该打开。对赫施尔来说，避免工作，不意味着怠惰。这只是避免那种与经济“效率”相关的忙碌，这种忙碌占据了人们一周中的6天。这是为了创造一个空间，让人在那里做其他更重要的事并做好。“劳动是一门手艺，”他说，“但完美的休息是一种艺术。为了在艺术中追求卓越，你必须接受它的准则，必须恳请怠惰前来。”赫施尔不是提倡被动地休息，换句话说，他提倡的是恢复。

那些从数字安息日中得到最多的人，都把它看作重建自己的时间，与朋友重聚的时间，继续学习的时间，锻炼数字化之前重视的那些能力的时间，重建和现实世界的联系的时间。切断成千上万个像瀑布一样冲来让人分心和疲惫的小请求和互动很好，但仅依靠断连来恢复你的大脑，就像以遗弃来修复一座建筑一样。数字安息日的定义不仅关乎你切断了什么，还在于你用这段修复时间做了什么。断连是方法，重新发现一个更人性化的时间概念和重建你的心灵，才是数字安息日的目的。

[1] LOL是大笑的字符。——编者注

[2] 阿米什人：过着简朴而严格乡村生活的新教徒。——译者注

[3]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年轻的医学研究者，他创造了一个毁灭了他自己的怪物。——译者注

第八章 八步准则

沉思式计算有8个准则。你学习关注设备和媒体如何影响呼吸和心情；你以真正的多重任务取代切换任务；你用专门的工具和练习保护自己的注意力；你审慎地发推特；你过数字安息日，使用恢复性空间，给大脑充电；做这些事情时你都在使用这8个准则。熟悉这些准则，看它们如何连接融合、禅宗、审慎、自我实验和恢复，以帮助你建立你和延伸你思维的信息技术的关系。它们的存在，表明你正在以能强化思维、重聚焦点和专注力的方法使用技术；没有它们，说明你和技术的关系对你没有帮助。

第一个准则是“人性化”。在今天的高科技世界，这意味着做两件事。

其一，它意味着欣赏融合是我们每个人的重要部分。人类使用技术的能力非常优秀，以至于技术都变得不容易被注意到了；我们把它们融进身体图式，用它们延伸精神和身体能力。这是一种我们人类掌握了超过一百万年的能力；双手的进化，工具的发明，火的使用，为了衣食驯化动植物，语言和文字的发明，都让我们更人性化，与技术的融合也更深刻。我们不应拒绝与信息技术融合。我们要认清风险，专注融合的机会，坚持与为我们服务并值得我们注意的设备融合。（如果有电子人人权法案，这应该是第一条。）

其二，这意味着认清电脑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信息技术就在我们眼前发展，其作用和复杂性都在大大提高，并充斥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好像淡定地赶超了我们的智商。每一年，我们这些穴居人时代的大脑都觉得越发不能适应这高科技世界了，甚至和电脑的日常互动都能让我们深深觉得自己愚蠢。结果，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的大脑微不足道，运行缓慢，在新的电脑大王超过人类智商和记忆面前，感觉像在妥协于我们的认知退化。但记住，人类的智商和记忆与数字化的智能不同。记住，实时不是人类时间，而是一种信念的表达，相信商务和金融交易速度会逐渐提升，相信事件和事件的报告之间的时间差会消失，相信人们必须用更少的时间阅读、做决定、回应世界和工作场所的变化——但这些都不是非得实现。

第二个准则是“平静”。平静技术实验室努力研发工具，以促进“悠闲而警觉”与把平静作为沉思基础的古老思想完美结合。

我们常把平静看作纯粹的身体状态，即我们的头脑和周围环境中没有干扰。假日躺在沙滩上的人们是平静的，他们远离了办公室和日常的担忧。然而，沉思是为了另一种不同的平静，它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自律以及自知的。这是武士致命的平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处于压力下的平静，是引起某人的注意、不给分心留下任何空间的可控投入的产物。

这种平静需要训练、纪律和对自己及设备的深刻理解，但不是那种需要远离世界的平静。它允许你在世界上快速地行动，这是一种心流的状态。它的目的不是逃跑，而是投入——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搭起一个舞台，供我们在可控状态下与设备、媒体融合，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率地投入自己和延伸的自我。

第三个准则是“思考”。学习思考是什么感觉，学习上网或使用设备时，寻找锻炼思考的机会。

冥想成为如此有价值的沉思工具的一个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朴素的思考体验。你做什么事都能思考，从练习箭术到维修摩托车，但因为这样的活动会带来多种挑战和满足，所以很难分辨那些你投入注意力和设备以达到自由地自我观察的部分。通过放下经验，让大脑只集中于它自己，冥想能提升你在体验大千世界的同时把握思考的能力。

和尚与尼姑把上网看作练习思考的机会。我想不出还有比网络更不平静的地方，但尼姑格里芬做了很好的解释。她说，即使做尼姑数年，她有时候仍会分心。“前一分钟我还在听创巴仁波切的课，下一分钟我就在看一个像狗一样叫的猫的视频了，”她笑了起来，“但那很糟糕吗？我们是活着的、好奇的小东西。”她的禅宗老师鼓励她，不要因为冥想时发现自己在走神而灰心。他们说，这就像举哑铃；每次你重新集中注意力，你的冥想都更强了。像她的同伴一样，格里芬把网站看作分心的竞技场，在这里她必须接受保持思考和言行慈悲的挑战。

佛教教徒把网站看作测试他们思考能力、同情能力和言行举止的地方。数字化世界的分心和非人格化很容易让你忘记你最终还是在和真人打交道，而不只是网页。丹秋·汪茉阿尼告诫你“每次上网前审视上网动机，以观察你的大脑在想什么”，如果你受到嫉妒、气愤、厌恶或恐惧等“消极情绪”驱动，就停下。利比在上网时观察自己，以“确保我是在好的意图驱使下做正在做的事”。玛格丽特和德雷舍认为，沉思式计算的任务不是让技术提升你的同理心——即使伟大的设计也无法消除恶劣的行为——而是把同理心带给技术，让你自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感指挥你的互动。如果你在网络上是积极的，你在现实世界中会更好。

把信息技术作为测试和强化你思考能力的机会去网上互动；把未能专注看成你能从中学习的平常、可预测性事件；观察什么能让你上网时思考，什么不能——换句话说，投入于自我观察和自我实验——能提升你和技术的互动，塑造你的延伸思维。

思考支撑了沉思式计算的第四个准则，即“做出明确的选择”。电脑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技术都有效，它做了很精彩的工作，让自己看起来不可战胜、不可忽视；它们太强大、太普及、太有入侵性、太有趣、太有用，所以无法忽视。但那不是说你要向电脑投降。相反，你可以活在信息技术里，同时恰当地享受你的注意力和自由——把它们藏在可能的地方，只有能交换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时才拿出来。

如果你了解自己的目的、工具和思维，对于使用什么技术、如何使用这样的问题，你就能做出更有思想、更深思熟虑的决定。自我观察的能力允许读者在纸质书和电子书之间选择以知道自己的目的，并观察媒体的载体特质如何支持了他们需要的阅读。

有时，有思想的选择，会涉及以老技能换取新技能。在建筑行业，应用CAD给了设计师新能力，比如模仿能量使用和空气流动，更有效地与工程师以及建筑一线工人合作，体验新的建筑风格，但代价是放弃绘画这个悠久的传统，以及绘画的限制强迫产生的严谨和深思熟虑，还有持续实践形成的视觉比例体现感。

技术意味着支持思考不会误导你认为设备限制了你做选择的能力，或者认为你不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它们提醒你，你有自由意志。极简软件能助你集中注意力，提醒你选择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的地方。斯图兹曼观察到，重启电脑以关闭Freedom软件，会让你置身“反省一下……为什么会失败”这种不舒服的状态。

沉思式计算的第五个准则是以“延伸你的能力”的方法使用设备。技术能放大你的自然能力和感官，让你拥有崭新的感官系统，并扩大你的延伸思维——或者也能成为你的拐杖，侵蚀你的认知能力，削弱你的思维。

以延伸我们的能力的方法使用设备，意味着把它们当作训练和丰富我们思维的工具来使用。通过相机看世界，提升了我的视觉注意力，我以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方式注意到色彩、纹理，光线在坚硬阴暗物体上的变化，以及木纹和海水泡沫的三维性。给那些照片标记地理位置，丰富了我对新地方的认识，而依赖GPS定位系统导航就不会这样（如果它指的方向出错，我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很多Freedom软件用户发现它不能联网的同时，也看到抑制自我分心是可能的。极简软件阻止了分神，让更集中和有创造力的承诺变得具体。它没有替代自律，而是支撑了自律。

僧侣说要把技术看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答案本身。格里芬说虽然极简软件有用，“最后我们都要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只有我们能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你再次上网时，网络视频仍然存在，与自我分心的冲动做斗争会导致更多的分心。数字分心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会在我们看清楚并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真实面目时到来。那时，将不会再有挣扎。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如何生活，我们现在的活法，都会保持一致并统一为一体”。

这些例子也说明，你并不总是要在更聪明的工具或更聪明的自己之间做选择，在更丰富的事物记忆或更深刻、更可靠的回忆之间做选择，在照片记录或准确的记忆之间做选择。沉思式计算常常允许你同时发展两者。

沉思式计算的第六个准则是“寻找心流”。心流，就是那种你彻底投入一种活动的状态。你的能力和面对的挑战完美平衡，任务的难度足以让人投入，但又没有难到让人灰心。世界变小了，除了你正在处理的事情的线索——路上的转弯、棋盘、乐谱、露出地面的岩石、代码行或数据的模式，你的注意力过滤了所有其他事物。时间好像扭曲了，你抬起头才发现几个小时已经悄然流逝。

这是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它可以成为精神力量和心理恢复力的重要来源，但那些好处并没有保障。电子游戏和网页浏览器能产生类似心流的经验，但你在电脑上做的事，在真实世界里都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帮助。游戏设计者和网站开发人员贪婪地阅读了米哈里的《心流》，他们对心流的技术属性很感兴趣，比如心流经验的细节，怎样在用户身上激起心流，而不是对它更大的用处感兴趣。

如果你思考心流的益处，以及把所有网上和现实世界的经验转换成心流的潜力，你就能超越游戏设计者和网站开发员的有限视野。把网站看作测试思考的佛教僧侣，在为他们自己建造一个简单的心流游戏，正如鲑鱼切片师给自己安排的游戏规则是从每条鲑鱼身上切出最薄最多的鱼片，僧侣的游戏规则是上网而保证不分心。两种活动听起来都简单得有些荒唐，它们确实是的，但它们更像围棋而不是一字棋，因为它们的简洁创造了开放式的挑战，而不是无聊。

我问米哈里，心流促进心理恢复能力，看起来提供了打开优质生活之门的钥匙，对此他是否感到惊奇。以科学研究开始，却以道德哲学结束，这奇怪吗？不，他回答，对他来说，这个领域从不只是“咨询服务的附属物，或关于老鼠在迷宫里如何移动”。米哈里解释说，他对心理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他十几岁时听卡尔·荣格在瑞士（他去那儿度假，但雪太少了，不能滑雪）的讲座，发现了科学。在那之前，他一直想知道怎样能过上高品质生活。他的父亲是匈牙利外交官，他1934年出生在意大利里耶卡，那时候他父亲阿尔伯特是那里的领事。后来阿尔伯特被任命为大使的时候他们搬到了罗马。米哈里回忆，“二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过得相当舒适。战争快要结束时，“1944年秋天，所有事情都不对了”。一个哥哥被杀，另一个哥哥在待了6年的苏联集中营中消失了。米哈里自己在意大利的监狱待了6年。“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我仰仗的大人，我觉得他们能理解生活的这些大人，其实完全没有头绪，”他回忆说，“战争最后几个月所有事情都不对头的经验，都暗示我要找到一种更好的生活。”

战后，事情一直在走下坡路。匈牙利共产党执政后，他们攻击了贵族，抢走了他们的财产，剥夺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强行流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米哈里家的很多朋友是高级学者和公务员，他们失去了一切，成了“行尸走肉”。他们无法面对这种情形。米哈里一家过得也不容易。他父亲不愿意与新政党合作，就辞去了大使工作。一夜之间，他们一家从罗马外交精英变成了难民。

但他们没有放弃，他父亲“卖掉了一些画，做起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开饭馆……很多人没有这种恢复力”，米哈里苦笑着说。阿尔伯特很快发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比起做大使，他更喜欢上菜”。几年来，家庭生意都是“罗马最时髦的那家餐馆，距离特莱维喷泉两分钟”。演员博加特和巴考尔在他家的餐馆吃过晚饭，米哈里亲自为他们提供服务。

很多前大使觉得进这家餐馆是一种羞辱，但阿尔伯特的儿子们让大家看出，为什么他们的父亲这样做是值得的。战争期间，年轻的米哈里发现了玩象棋或画画时会迷失在时间里。他的哥哥是一名地质学家，能沉浸在重建一块样本石头的历史中一整天。他们都拥有深入沉浸于精神活动的能力，这让他们能够享受沉浸的时刻，帮助他们培养恢复力，适应生活中的大转折。可能他们的父亲觉得开餐馆也有这样的吸引力。对于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每天收钱，斡旋于意大利官僚机构，找个铺面，然后是无穷无尽的日常工作——做菜单，与顾客打交道，尽可能让每道菜完美，这些事情面对的挑战，都造就了一种伟大的生活。

换句话说，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在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经验里，米哈里发现了他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东西。他发现了心流。

所以，心流与幸福、恢复力以及优质生活的基础有关，这并不令人惊讶。这里没有偶然事件。理解心流一直都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方法。对于米哈里，这是关于如何得到快乐，所有事情都受到威胁时如何重整旗鼓，以及在不能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时如何整理资源和获得恢复力，重新振作自己。

沉思式计算的第七个准则是以“投入世界”的方式使用技术。

当你流畅地使用信息技术，不再注意到它们本身，它们也不能再影响你时，心流就会自然产生。它们不再需要你有意识的注意力，而成为你延伸自我的一部分时，能让你更加意识到世界——实体的世界，别人的世界，充满想法的世界。

远离让你分心的活动时，你对世界的投入会加深。如果实时更新推特要求你把注意力从有趣的事情转移到更新状态上，如果拍照或录像意味着你摆弄设备的时间远大于观察当下的时间，那你就应该避免这些。然而，如果你能使用它们以便更投入于当下，能看得更清楚，或听得更仔细，那就继续。托马斯·默顿在摄影时的沉思，让他把相机看作让自己视觉更敏锐、提高了他观察世界的能力的工具。有些人说实时更新推特能让他们更认真地听讲座和会议。就个人而言，我喜欢在事情进行时记笔记——通过书写保持注意力，就像我发推特的同事一样——在我有时间思考后，才发表东西。你需要试验，以找出什么方式对你最有用。

投入社交世界不只是关于互动，它是建设性的伦理上的互动。它把人，而不是技术，放在注意力的中心。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包括把基督教义或佛教教义应用于虚拟互动上，以使他们不仅以社会形式存在的方式，也以心灵形式存在的方式使用媒体，并看到每个人身上的神圣火花。

投入于思想，常涉及那种正在消失的行为，那种极简软件本来要表现的行为。即使羡慕迪特·拉姆斯风格的极简主义（格罗让也在极简写作软件中体现出这一点）的设计专家，也被认为有能力透过设计风格，专注于词句和思想。排版工很久以前就说过伟大的字体就像一只酒杯：你可以欣赏酒杯的精致曲线和美丽的透明，但你不能品尝它。最好的工具是你不再注意它们时它们就消失，成为你延伸思维和复杂的身体图式的一部分的那种。

沉思式计算的第八个准则是以恢复性的方式（更新你的注意力）使用或戒除技术，这恢复了你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注意力和专注力并不总是容易引导的。你常常要为阻止从任务、屏幕或项目中分神而做点什么。集中注意力不会在没有分心时自然出现，休息时的大脑也有很多让自己分心的事情。我们深度专注于任何事（或者，在冥想这件事上，专注于空无一物）的时间都有限。专注就像力量：通过练习可以进步，但过度使用就会造成消耗，需要恢复。

因此，知道如何重建大脑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很有必要。你能安排你的环境——从屏幕环境到你当前的身体环境——让更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更容易一些。找到能缓解但不会完全打断稳定注意力的活动很有必要。涵盖吸引力、远离感、无边界感以及兼容性的事情，大多可以给有意识的心智充电。

当你处理需要几周或几个月时间去解决且需要大量脑力劳动的复杂问题时，练习这种恢复性方式尤其重要。转移大脑注意力以恢复它，缓解有意识的心智，同时让潜意识心智继续工作，这很关键。

* * *

让我们在开始的地方——日本古城京都西郊岚山脚下——结束。

岩田山猴子公园不是这个地方唯一的有趣地点。在岚山脚下，猴子公园下面，是天龙寺。即使在这座满是珍贵古迹的城市，它也极受崇敬。天龙寺建于1339年，原址是一座更为古老的禅宗寺庙，曾经有教学和冥想厅、方丈与和尚的居室、厨房，以及数不清的小佛殿等，大约150座建筑。那里践行的禅宗以严格朴素闻名，早些年，它对武士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如今，那些建筑中只剩下几座了，但由于有该寺第一任方丈、著名禅宗大师梦窗疏石建造的庭园，这个地方仍然很壮观。从主厅的走廊看出去，首先看到的是水池边的假山，然后是一条环绕水池的宽阔走道，走道穿过庭院，延伸到一片绿竹林，最后通往一座枯山水庭院。（达尔文应该会喜欢这里。）

梦窗疏石不只是天龙寺的始创方丈。梦窗是早期禅宗界的史蒂夫·乔布斯，是具有伟大设计感的连续创业家。天龙寺是梦窗创建的第六座，也是最大的寺院，这里的庭院是他最有名的庭院之一。他首创了枯山水庭院——一种朴素的微缩景观。他把走道融入他的庭院，把庭院从只能远观的空间变成了可以体验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把庭院融入了禅宗教学和练习。“能够区分庭院和练习的人，”梦窗说，“不能说找到了真正的道。”天龙寺的和尚们都把庭院看作老师。

禅宗佛教认为顿悟不是从分析文本得到的，而是通过冥想，通过平静身体和分析心灵得到的。这座庭院不是设计用来给僧侣的练习提供休息场所，而是为了启发和指导沉思。它也有提醒作用，提醒身体和心灵不是分开的；除非融合两者，否则不会产生顿悟。梦窗的禅意花园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建立在这样的想法基础上：身体和心灵是不可分的，顿悟是一种主动的状态，一座设计良好的花园能通过发掘一个人深藏的、与空间和工具融合的自然能力来帮助沉思。即使你处在心猿的阴影下，沉思也近在咫尺。

佛教中有一句颇有智慧的话，“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忍受是一种选择”。失去和死亡均不可避免。朋友来来去去，所爱的人死去，灾祸侵袭，最终我们都要向死亡妥协。我们无力摆脱这些事，但我们能培养优雅处之的能力。我们能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从而变得更聪明、更好，并为应对下一次挫折做好准备。

在这个超链接、高科技的世界，你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信息技术不可避免。它们是你工作、保持联系、孩子的游戏、你思考和记忆的方式的一部分。它们占用你的时间，吸引你的注意力。它们依赖的事实是你和信息技术的关系深刻而深远，正是与工具的融合让我们成为一个物种。它们承诺自己有用，能够支持你，让你更聪明、更有效率，但它们往往也让你觉得更忙，并且分心和感到无聊。有人说在线和保持连接不可避免的代价是注意力永远是支离破碎的，心灵臣服于无尽的要求和分心。但这是错误的。你继承了沉思这笔遗产，你能用它重新取得对技术的控制，驯服心猿，重新设计你的延伸思维。联系不可避免。分心只是一种选择。

如今的沙径（图片来源：英国古迹署）

附录1 坚持记科技日记

以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杰西·福克斯给她的学生布置的科技日记作业，目的是在收集自我实验的数据时，提供更多应该回顾的细节。杰西大方地分享了这些，并允许出版，这是学术行为的一个好榜样，也是说明社会科学家可以（也应该）和广大受众分享他们的心得的例子。

1. 找一个典型的工作日和一个典型的周末中的一天，准备一个笔记本（或科技产品中的笔记功能），记录那一天里你进行的每个媒体/技术互动；注意你为什么使用某个科技产品，以及你在上面花了多少时间。写下你每次互动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上脸书？写下来。收到或发送一条短信？写下来。用手机拍照？写下来。查邮件？写下来。在班里读一篇你下载的PDF文件？写下来。使用GPS？写下来。听iPod？写下来。在网飞上看表演？写下来。玩视频游戏或手机游戏？写下来。同时使用多项科技产品时，记录时间要准确。

可能你也会感兴趣，记下你剩下的时间做了什么，比如睡觉，与朋友面对面交谈，不用科技产品学习，使用诸如杂志、书或报纸等“老”媒体，以确定你一天内使用科技产品的时间和不使用科技产品的时间的比例，对照新老版本媒体的使用情况，或者估计你有多少社交互动是通过媒体实现的。

2. 分析你记下的数字。汇报总时间或你使用每种科技产品的时间。你的时间去哪儿了？在你醒着的时间里，使用科技产品的时间占了多大的比例？

3. 根据你使用的时间，评估和分析你用媒体完成的任务。每一项都考虑以下几方面：

（1）你觉得这个任务需要科技吗？使用科技能提升什么，或损失了什么？

（2）你对使用科技有情绪反应（比如放松、快乐、沮丧）吗？你应该详细说明你的情绪反应是来自科技产品带来的内容（比如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条刻薄的短信），还是科技产品本身（比如因为信息提示音打断了对话而感到烦恼），还是两者都有。

（3）你在进行多重任务吗？你觉得你的多重任务有效吗？

（4）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体验？你认为这是你的时间的最佳利用方式、科技产品的最佳使用方式，还是你能更好或更有效率地做某事？

4. 思考。考虑你目前的科技产品使用情况，你能做什么改变（如果有的话）来改善每天的生活（比如工作效率、心情、学习习惯、睡眠、社交互动、健康）？这些目标能共存吗？你要实现这些改变，有什么困难？

杰西注意到：“我让他们自由定义‘科技产品’。尽管我给出了例子（多数是提醒他们那些他们做的包含了科技产品的琐碎事情），但我一直有兴趣看他们到底囊括了什么，比如他们的闹钟或自动售货机。这通常会在班里引起一些有趣的讨论，比如我们如何慢慢认为科技理所当然，以及随着现代科技像微波一样普通或像卡式播放机一样时尚，我们想象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附录2 正念社交媒体的规则

有时候似乎网络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引发不好的行为。匿名的留言板和评论系统都支持恶意发言，社交媒体的快节奏让人们不假思索地回应，手机短信不可避免地造成过度分享不相关或令人尴尬的事。但设计缺陷并不一定导致行为不端。如果你有思考力，即使在脸书和推特上，你也可以实践沉思式计算。下面是一些有思想的社交媒体遵循的规则。

谨慎参与。把社交媒体看作实践佛家叫作“正语”的机会，而不是做流氓的机会。

注意你的意图。问问自己为什么上脸书或品趣志。只是因为无聊？愤怒？这是你想分享的思想状态吗？

记住屏幕另一边的人。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点击和评论上，但记住你最终还是在和人打交道，而不是媒体。

质量，而不是数量。你有什么真的想分享、值得别人注意的事吗？那就去分享吧。但记住苏格兰议会大厦侧面刻着的格言：说得少但是说得好。

先生活，再推特。对自己许下如下诺言：我，（这里插入姓名），再也不写“天啊，我在（做某事）时还发推特”。

深思熟虑。财经记者兼博客作者菲利克斯·萨门有一次哀叹说，很多人相信网上的言论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引起反应的。就像你不应该让机器决定你注意力集中的方向一样，你不应该让别人的言辞决定你在公共场合说什么。深思熟虑，意味着你不会没有思想地瞎聊或发表恶意言论。你会说得少但是说得好。

附录3 自己安排数字安息日

采访遵守规律的数字安息日的人时，我注意到，虽然每个数字安息日都是独特的，但开始去做的时候，每个人的过程都差不多。在所有的沉思式计算里，人们观察自己和技术的融合如何发挥作用，考虑如何提升这些关系，然后寻找适合自己生活的实践，延伸、恢复自己的大脑。根据这些指导，你可以形成最适合你的安息日。

制订规律的时间表。安息日应该有一个规律、可行的日程安排。周末往往是最好的。除非你是农民或建筑工人，否则很难在常规的工作日断连。日程表可以是整整12小时，从你醒来到你睡觉；也可以是24小时。

弄清楚要关掉什么，提前准备好。技术规则，比如所有带屏幕的东西，所有带键盘的东西，是最容易设置和遵守的；只要别过度热情（咖啡机上的显示器不能算屏幕）。虔诚地过安息日的人还遵守行为规则，他们可能会远离一些设备，但也有些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比如，不能玩单人视频游戏，但可以和别人一起玩游戏；邮件和社交媒体被禁止了，但可以在线看电影；在办公室使用的平板电脑被收进抽屉，但电子阅读器可以拿出来）。

不要讨论数字安息日。不是像《搏击俱乐部》（“搏击俱乐部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说起搏击俱乐部”）那么糟糕，但除非你的习惯已经渐渐形成，否则不要觉得有必要到处广告安息日。与朋友或其他家庭成员（孩子们在一起抱怨会更有趣）一起过安息日会有帮助，但除非你愿意不得不跟人们解释你不是在变成反社交的勒德分子，如果不到处跟人说而保持安息日的宁静，你可能会更快乐。

用能让你投入的活动把这段时间排满。数字安息日应该是积极的，它不应该只是一个清洗积攒的衣服和付账单的日子。做一些你不常做的事、有挑战的事，投入，积极地模拟。走进世界（我把GPS的去留权留给你）；做一些复杂的菜式；教孩子如何用假蝇钓鱼；找出那本你上个月开始看的800页的热门小说，继续往下看。（当然，如果洗衣服和付账单能够给你精神上的奖励，不管怎样，我都祝福你。）

耐心。正如所有的沉思活动，数字安息日也需要努力；抓住安息日的精神需要时间，克服那种急切查看你的手机的冲动也需要时间。你不会一夜之间就看到巨大的好处，可能一个月你都看不到。给你自己至少12周。可以这样想：正常的一年里，你可能查看手机12376次；我请你试着今年只查看手机11968次，然后重新评估。今年也不要上网720个小时，改为696个小时，看看你会怎么样。你一年花11天等你的电脑在各种任务间切换，或许让它等你12天会感觉更好。

坦然面对安息日的精神特质。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有点儿难。但远离平素让人眼花缭乱的工作和网站，让你真正有机会思考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至少能让你更专注于生活中好的部分。接受它。不要担心这会让你发现你真的想放弃所有，想关掉网络，想去放羊。这些真的不会发生。

享受远离“实时”。亚伯拉罕·赫施尔说安息日时间是从完全不同的时空切下来的一块，这种说法是目前最贴切、最受欢迎的。数字安息日是逃离“事情暴政”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叽叽喳喳争抢着要你注意、保证说它们值得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你逃离实时的不真实，重新发现如何以自己的节奏生活。我保证这值得！

致谢

这本书是作为英国剑桥微软研究院安息日研究项目开始写作的。没有MSC数字系统研究组负责人理查德·哈珀出乎意料、令人赞叹的慷慨，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做不成。在MSC休息室一边喝咖啡一边制定战略，从格兰切斯特庄园到阳光果园的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激发思想，以及在老鹰酒吧和梭鱼酒吧一边喝酒一边清谈，都在我写书的过程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记。西雷丁大学的山姆·金斯利和他的研究小组，开放大学的伊冯·理查兹和她的实验室，在该项目早期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我的同事，微软访问学者安妮·让特下一年在斯坦福的研究项目，和我的项目存在有趣的交叉。这也是我的幸运。

虽然在剑桥微软研究院，我开始在博客（http://www.contemplativecomputing.org）上写沉思式计算，但对于我来说，博客就是一本普通的书、一块共鸣板，以及广告栏；它给我提供了关注有趣文章的机会、边想边说我之后可能会深入探究的话题的机会，以及传播即将到来的会谈的消息。结果，有些博文成了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基础，但在编辑和修订的过程中，它们又被大大修改了（我希望是进步了）。

对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回答问题，坐下来接受采访，在网络电话上与我交谈，或回我邮件的人，我深表感谢。这样的慷慨是谦虚而令人愉悦的。感谢善珠（格雷斯）·安、皮亚·艾特肯、詹姆斯·安德森、约翰·巴托尔、考恩·贝尔、简·比利克、杰夫·布罗斯科、大卫·布朗利、迈克尔·科洛斯特、夏·寇尔森、玛兹班·库珀、露丝·施瓦茨·考恩、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苏珊娜·达尔文、安德烈·德尔贝克、安娜·蒂伽布瑞勒、安妮·戴伦施耐德、吉尔·戴维斯·道蒂、伊丽莎白·德雷舍尔、伊丽莎白·邓恩、南希·艾切曼第、莫里·范斯坦、杰西·福克斯、热斯·格罗让、迈克尔·格罗豪斯、斯蒂芬·赫罗德、哈尔·赫斯菲尔德、威廉姆·哈廷、科迪·卡儒、麦克·库涅夫斯基、唐纳德·拉图马希纳、宏·约翰·李、克里斯·鲁埃克曼、兰布洛斯·马拉福瑞、玛格丽特·芒托－拉奥、尼曼·莫拉维奇、拉米兹·纳姆、丹尼尔·内文斯、克林·伦弗鲁、玛莎·罗克、克里斯汀·罗森、普莱姆·萨缅托、莎伦·萨缅托、劳伦·西尔弗、莫妮卡·史密斯、琳达·斯通、塔米·斯特罗贝尔、弗雷德·斯图兹曼、菲尔·当、爱德华·特纳、玛德斯·西莫、安东尼·汤森、琳恩·沃德利、卡罗琳·威尔逊、戴维·伍尔特勒、詹姆斯·余，以及使用假名的贡献者梅根·琼斯。特别感谢信仰佛教的和尚、尼姑，他们对我的问题做出了有思想而大方的回应，他们是乔纳森·科波拉、凯恩·达斯、西斯特·格里芬、确吉·利比、静心比丘、丹秋·汪茉阿尼、诺亚·裕达哈默。

我的文学代理人佐伊·帕格纳门塔和编辑约翰·帕斯利都是我必不可少的合作者。帕格纳门塔工作室的其他人，特别是一直很有耐心的莎拉·莱维特，以及小布朗出版社的所有人都很出色。如果你没写过书，你可能觉得文字会从作者的头脑里自动涌出来，实际上不是的。虽然基本上每个字都是我写的，但这本书是一个团队的产物。

虽然这本书在剑桥才开始写，但是它把我很多不同时期进行的有趣思考集中在了一起。我对科技的思考，看起来会永远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罗伯·科勒、里基·库克里克和汤姆·休斯对我的影响。我仍然在努力回答汤姆·休斯在我上大学第一堂课时提出的关于创意和科技的问题。几年后，20世纪90年代，鲍勃·麦克亨利聘用我指导《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分类，让我开始思考新媒体对文化和认知的影响。最后，在21世纪初，作为未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负责人，我发现了在解决具体、真实世界的问题时，应用抽象的学术思想，会得到投入智力的回报。

在我关在车库里写作的几个月，我的孩子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甚至在我的剑桥假期里，我和妻子把他们留在加州，他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你们表现得很好，小家伙们，谢谢。

最后，我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希瑟，她以理解和优雅包容了一名作家的伴侣不得不包容的事。没有你，我做不到这些。

注释

以往，尾注就是精心建造的引文堡垒，或模糊的参考文献的乐高城堡，这些模糊的参考文献难以找到，能帮助作者躲开批评（比如“好了，如果你找不到1957年克罗地亚版本的《纪念文集》，你当然无法证明我的论点是错的”），或者供学者给朋友“点名”，攻击对手，报仇雪恨，以及显示学问［比如“参见史密斯教授对琼斯教授被误导的论点高明但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解说，发表在《纪念文集》第四期（萨格勒布，1957）”］。在尾注里，我加入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果放在正文部分可能会造成分心），对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文献，提供了一个综述。

由于谷歌图书和很多科学家有公开他们文章电子版的习惯，这里提到的书和几篇学术文章，任何有网络的普通读者都可以看到。如果你找不到某部著作，这里引用的很多人也发表了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更容易找到。

那么我们开始吧。

引言 两只猴子

心猿的概念在佛教里众所周知，但它的起源没人清楚。追溯佛教里一个概念的起源，艰难程度非常惊人；概念在写下来之前，可能已经经过了几代人的思考，学者们也必须在印地语、汉语、韩语和日语的文本间来回查询。

日本猕猴参见Naofumi Nakagawa, Masayuki Nakamichi, and Hideki Sugiura, eds., The Japanese Macaques (New York: Springer, 2010), and Jean-Baptiste Leca et al., eds., The Monkeys of Stormy Mountain: 60 Years of Primat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Macaques of Arashiy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猴子作为人的镜像或对照的历史很长——我们如何看待灵长类也表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日本学者思考了猕猴几个世纪。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说，关于是什么让人类特别，“在日本没有其他非人类生命像猕猴一样紧密存在于日本人的研究中。”关于日本文化中的猴子，参见Emiko Ohnuki-Tierney, The Monkey As Mirror: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Ritu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quote is from“The Monkey As Self in Japanese Culture,”in Ohnuki-Tierney, ed., Culture Through T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9–30.

米格尔·尼科莱利斯的作品，参见Ncolelis, Beyond Boundaries: The New Neuroscience of Connecting Brains with Machines — and How It Will Change Our Liv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2)[1]。尼科莱利斯第一个重大发现是在2001年，他往猴子大脑里植入一系列电极，把另一端与机械臂连起来。理论上，现在猴子可以用大脑控制机械臂了——如果它能学会怎么做。尼科莱利斯那时候想了解的是大脑怎样学会控制一项新能力。这需要很长时间吗？会成功吗？猴子会一直意识到机械臂，还是最后能够像控制自己的手臂一样容易地控制机械臂？尼科莱利斯和他的团队在2001年已经知道很多脑机接口技术、移植和机器人学。两年前，他的团队把电极植入了一只叫作贝莱的枭猴脑里，并用果汁作为奖励，训练它操作一根电脑操纵杆；它转动操纵杆时，连接电极的电脑会记录它脑中的哪些神经元被激活，及其对应的动作。然后科学家不再给它连接电脑，而给它连接两只机械臂——一只在杜克大学，并且为了让事情更惊人一些，另一只在杜克大学以北几百英里的麻省理工学院。贝莱操作它的操纵杆时，它的大脑给机械臂发射了同样的信号，成功操作了两只机械臂。

贝莱不知道它还操作了机器人。它看不到机器人，而且可能更关注果汁。在2001年的试验里，那只有一只操作杆的新猴子能看到机械臂在做什么。随着猴子转动操作杆，机械臂也会转动，这些动作会控制电脑屏幕上的一个光标。打开或关闭机器人的手会让光标变大或变小。猴子学会使用机械臂并发现这个游戏需要一段时间，这并不令人惊奇。它一旦掌握了这个游戏，科学家就关掉操作杆。猴子现在只要想它要做的动作，机器人就会回应。

再给“沉思式计算”加一条注释。像“普适计算”或“泛在计算”这样的词，描绘的是添加了戏剧性的新创意的电脑或信息。例如，微处理器和存储器便宜到能够为个人而不只是政府和大公司生产电脑时，个人计算机开始了发展。所以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讨论泛在计算、预发式计算、投入式计算、云计算或其他形式的计算时，他们其实是在讨论让这些计算成为可能的新科技和创新。

第一个周一早上情景的数据信息，来源广泛。

过去几年中，在电子产品的影响下开车，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在2011年优利公司的调查中，将近50%的受访者说他们开车的时候用过移动设备，20%的受访者承认开车时用过电脑。参见Klint Finley,“Always On: Your Employees Are Working and Driving,”ReadWrite (July 12, 2011)，网址http://www.readwriteweb.com/enterprise /2011/07/always-on.php。有关警察巡逻车驾驶中与科技产品相关的分心，最详细的分析是Judd Citrowske et al., Distracted Driving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Resulting in Auto Liability Claims:Identification of the Issu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 Loss Control Program (Saint Mary'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chools of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2011)，网址http://policedriving.com/wp-content/uploads/2011/10/Distracted-Driving- Saint-MarysUniversity-April-20111.pdf。

格洛里亚·马克和同事发现了频繁地查看邮件和不断增大的压力之间的关联，参见Gloria J. Mark, Stephen Voida, and Armand V.Cardello,“‘a Pace Not Dictated by Electr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Work Without Email,”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CHI'12)(Austin, Texas: May 5–10,2012) 。

帕特里克·达林描述了哈里斯/英特尔调查，“Stressed by Technology?You Are Not Alone,”Intel Newsroom Blog (August 19, 2010)，网址：http://newsroom.intel.com/community/intel_newsroom/blog/2010/08/19/stressed-by-technology-you-are-not-alone。

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员塔利·哈图卡和伊兰·托克的智能空间项目（http://smartspaces.tau.ac.il/）在研究智能手机对情境感知的影响。他们的工作成果发表在“Smart Phones Are Changing Real World Privacy Settings,”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release (may 12, 2012)，网址：http://www.aftau.org/site/News2?page=NewsArticle&id=16519。

自2008年开始，睡眠科学家就在观察发睡眠短信的人。睡眠研究员大卫·坎宁顿解释说：“因为很容易持续接收邮件，并从智能手机听到提示音，所以分清清醒和睡眠生活变得更难了。”Naomi Selvaratnam,“People Are Sending Text Messages While They Are Asleep, Says Specialist,”Herald Sun (November 22, 2011)，网址：http://www.news.com.au/technology/texting-in-your-sleep-not-gr8/story-e6frfro0-1226201995575。还参见Sandra Horowitz,“M-F-064, Sleep Texting: New Variations on an Old Theme,”Sleep Medicine 12, supp. 1 (September 2011): S39。

全球以及美国的每个家庭拥有科技设备的统计数字来自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s report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0 (Geneva: itU, 2011)。我承认，我家比很多家庭的科技设备都多，可以称为一个电子设备园，其中包括一台台式电脑、一台任天堂游戏机、一台录像机、三台笔记本电脑、三台平板电脑、三部任天堂DS手持设备、4部数码相机、4部手机、大概6个iPod（现在这个数字不太确定）。家里平均每人6个设备。（还有一个备份驱动器、闪存盘，数字光盘刻录机，我离不开的牛顿掌上电脑，以及那些需要一年重置两次时钟的家用电器。）

典型的电脑族大约每天收发110封邮件，参见Quoc Hoang,“Email Statistics Report, 2011–2015,”ed。在2010年的调查中，60%的脸书用户每天查看个人主页5次以上；“Reader Redux: How Many Times a Day Do You Check Facebook?,”Geek Sugar (march 25, 2010)，网址http:// www.geeksugar.com/How-Many- Times-Do-You-CheckFacebook-One-Day-7891146。关于查看手机，参见Antti Oulasvirta et al.,“Habits Make Smartphone Use More Pervasive,”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16, no. 1 (January 2012): 105–14。智能手机活动数据来自“Making Calls Has Become Fifth Most Frequent Use for a Smartphone for Newly Networked Generation of Users,”O2 News Centre(June 29, 2012)，网址：http://mediacentre.o2.co.uk/Press-Releases/Making-calls-has-become-fifth-most-frequent-use-for-a-Smartphonefor-newly-networked-generation-of-users-390.aspx。2008年，英 国调查公司舆观（You Gov）提出“无手机恐惧症”一词，用来描述手机相关的焦虑。在一个针对2100个成人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没有手机或网络覆盖的情况下，53%的人会感到焦虑，超过20%的人承认从没关过机。参见Robert Charette,“Do You Suffer from Nomophobia?”IEEE Spectrum Risk Factor Blog (May 22, 2012)，网址：http://spectrum.ieee.org/riskfactor/telecom/wireless/do-you-suffer-fromNomophobia？

关于工作上瘾和以忙碌象征重要，参见Leslie Perlow, 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多重任务的情绪满足参见Zheng Wang and John M. Tchernev,“The‘Myth’ of Media Multitasking: Reciprocal Dynamics of Media Multitasking, Personal Needs, and Gratification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no. 3 (June 2012): 493–513。

关于分心和科技，参见Maggie Jackson, Distracted: The Erosion of Attention and the Coming Dark Age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8);Jonathan B. Spira, Overload!How Too Much Information Is Hazardous to Your Organ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2011); Victor M. González and Gloria Mark,“‘Constant, Constant, Multi-Tasking Craziness’: Managing Multiple Working Spheres,”CHI ’04 (Vienna, Austria: April 24–29,2004); Laura Dabbish, Gloria Mark, and Victor González,“Why Do I Keep Interrupting Myself?: Environment, Habit and Self-Interruption,”CHI'11 ( Vancouver, BC: May 7–12, 2011) 。

设备消费、使用及上网时间的数据来自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Millennials Will Benefit and Suffer Due to Their Hyperconnected Lives,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2012; U.S. Census, 2012Statistical Abstract; Aaron Smith, Mobile Access 2010,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2010; United State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9。

“天生的半机械人”一词，来自Andy Clarks'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克拉克在爱丁堡大学伦理学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是当今最容易理解也最严格的作家之一，主要探索神经科学和信息技术里的哲学启示。

第一章 平稳地呼吸

睡眠窒息，参见Terry Young, Paul E. Peppard, and Daniel J.Gottlieb,“Epidemiology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A Population Health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165 (2002): 1217–39.

Andy Clark's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prints his and David Chalmers's“The Extended Mind,”Analysis 58 (1998): 7–19，这是他们第一次提出延伸思维理念。Alva Noë's brilliant but technical Action in Percep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and his more accessible Out of Our Heads: Why You Are Not Your Brain, and Other Lessons from the Biolog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0) are also outstanding.

讽刺的是，“上瘾”（addiction）一词在高科技上的使用，让人回想起它的古老根源。“上瘾”第一次出现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一个角色说哈尔王子“只对无用之事上瘾”。这个词来自拉丁语addictus，在拉丁语里表示一种合法的奴役：作为他们的部分惩罚，以及作为一种偿还的办法，罗马的债务人可能被判——上瘾（addicted）——给他们的债权人。（法律进一步阐明了借债太多的人可以被肢解，他的身体属于他的几个债权人。不过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现代对“上瘾”更熟悉的使用，首次出现在20世纪早期，用来描述吸食鸦片和吗啡。它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师努力创造“容易到老奶奶都能使用”的个人计算机时进入高科技领域。不久后，一件能上瘾的产品被认为是好东西：它意味着一个规律的用户基数和可靠的收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和这个词的古今义能形成共鸣：对推特上瘾的人，既被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冲动奴役，同时也对其他用户上瘾。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 《没有媒体的一天》（A Day Without Media），网址：http://withoutmedia.wordpress.com。

关于使用工具与人类进化，参见Timothy Taylor, The Artificial Ape: How Technology Changed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Stanley H. Ambrose,“Paleolithic Techn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Science 291, no. 5509 (March 2, 2001): 1748–53; and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根据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托马斯·萨顿道夫的说法，一个地方生产的石器在别的地方使用，证明了“心理时间旅行”是早期原始人意识的明显特征；参见Thomas Suddendorf, Donna Rose Addis, and Michael C. Corballis,“Mental Time Travel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uman Mind,”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364 (2009): 1317–24. Jane Hallos, "‘15 Minutes of Fame’: Exploring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Middle Pleistocene Lithic Technology,”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9(2005): 155–79也认为工具制作是规划能力的证据。

20世纪90年代，印第安纳大学试验过教黑猩猩制作工具；参见Kathy D. Schick et al.,“Continuing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tone Tool-Making and Tool-Using Capabilities of a Bonobo (Pan paniscu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6, no. 7 (July 1999): 821–32。

人类穿衣服至少已有170000年历史，这是科学家研究寄生于人体的虱子的进化后估计的，因为虱子已经进化成能在覆盖着衣服的皮肤上，而不是裸露的皮肤上生存；参见Melissa A. Toups et al.,“Origin of Clothing Lice Indicates Early Clothing Use by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in Africa,”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8, no. 1(January 2011): 29–32。然而鞋子相对来说是最近才发明的，大概只有40000年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参见Erik Trinkaus,“Anatomical Evidence for the Antiquity of Human Footwear Us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2, no. 10 (October 2005): 1515–26。

关于药物，参见Richard Evans Schultes, Albert Hofmann, and Christian Rätsch, Plants of the Gods: Their Sacred, Healing, and Hallucinogenic Powers, rev. ed. (Rochester, VT: Healing Arts Press, 2001)。舒尔兹是人类古植物学奠基人之一，而霍夫曼以发现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2]知名。

文字对希腊文明和思考的认知影响参见Eric Havelock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篇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Walter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rev. ed. (1982; repr. London: Routledge, 2002)也非常棒。

迈锡尼人的剑参见Lambros Malafouris,“Is It‘Me’or Is It‘Mine’? The Mycenaean Sword As a Body-Part,”in J. Robb and D. Boric, eds., Past Bodies (Oxford: Oxbow Books, 2009), 115–23。马拉福瑞是认知考古学的领军人物；该领域其他重要作品，参见L. Malafouris,“The Cognitive Basis of Material Engagement: Where Brain, Body, and Culture Conflate,”in E. DeMarrais, C. Gosden, and C. Renfrew, eds., Rethinking Materiality: The Engagement of Mind with the Material World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4), 53–62; L. Malafouris,“Beads for a Plastic Mind: The‘Blind Man's Stick’ (BMS) Hypothesis and the Active Nature of Material Culture,”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8, no. 3 (2008): 401–14;“Between Brains, Bodies and Things: tectonoetic Awareness and the Extended Self,”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363 (2008): 1993–2002; and Dietrich Stout et al.,“Neural Correlates of Early Stone Age Toolmaking: Technology,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Human Evolution,”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363 (2008): 1939–49. The cognitive archaeology of weapons is described in Marlize Lombard and Miriam Noël Haidle,“Thinking a Bowand-Arrow Set: Cognitive Implications of Middle Stone Age Bow and Stone-Tipped Arrow Technology,”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2, no. 2 (2012): 237–64。

关于身体图式，参见Lucilla Cardinali, Claudio Brozzoli, and Alessandro Farnè,“Peripersonal Space and Body Schema: Two Labels for the Same Concept?,”Brain Topography: A Journal of Cerebral Function and Dynamics 21, no. 3–4 (2009): 252–60。

手机幻觉症现象参见David Laramie,“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of Mobile Phone Use”(PhD diss., Alliant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2007); Ghassan Thabit Saaid Al-Ani, Najeeb Hassan Mohammed, and Affan Ezzat Hassan,“Evaluation of the Sensation of Hearing False Mobile Sounds (Phantom Ring Tone; Ringxiety) in Individuals,”Iraqi Postgraduate Medical Journal 1, no. 1 (2009): 90–94; Michael Rothberg et al.,“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 Among Medical Staff: a CrossSectional Survey,”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1 (2010): c6914; Michelle Drouin, Daren H. Kaiser, and Daniel A. Miller,“Phantom Vibrations Among Undergraduates: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 no. 4 (July 2012):1490–96。

把飞机描述成“漂亮的机器”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大卫·斯科特，参见David Scott and Alexei Leonov, Two Sides of the Moon: Our Story of the Cold War Space Race (New York: St. Martin's ,2006), 29。

Ellen Ullman的Close to the Machine: Technophilia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picador, 2012)一书，以伟大的内部视角解说了编程的诱惑。

关于数学的具象，参见George Lakoff and Rafael Núñez, 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How the Embodied Mind Brings Mathematics into Be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还有一本有趣的书（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分析数学的手势以及那些常常把概念当作数学具象性质的证据解释的数学老师们，参见Martha W. Alibali and Mitchell J. Nathan,“Embodimen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Evidence from Learners’ and Teachers’ Gestures,”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21, no. 2 (2012): 247–86, and Nathalie Sinclair and Shiva Gol Tabaghi,“Drawing Space: Mathematicians’ Kinetic Conceptions of Eigenvectors,”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74, no. 3 (2010):223–40。

那个希腊排字工的故事来自John Seely Brown and Paul Duguid,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0).奥托的故事来自Clark and Chalmers,“The Extended Mind”。

贝琪·斯派罗关于交互记忆的研究，参见Sparrow, Jenny Liu, and Daniel M. Wegner,“Google Effects on Memory: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Science 333, no. 6043 (August 5, 2011): 776–78。

关于阅读、画重点和做注释，都来自Maryanne Wolf, 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2008)。接下来是更专业的研究：Sarah E. Peterson,“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Underlining as a Study Technique,”Reading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31, no. 2 (1991): 49–56; Rebecca Sandak et al.,“The Neurobiological Basis of Skilled and Impaired Reading: Recent Findings and new Directions,”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8, no. 3(2004): 273–92; and Fabio Richlan, Martin Kronbichler, and Heinz Wimmer,“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the Dyslexic Brain: A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of Neuroimaging Studies,”Human Brain Mapping 30(2009): 3299–3308。

字间距的历史参见Paul Saenger in two works:“Silent Reading:Its Impact on Late Medieval Script and Society,”Viat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13 (1982): 367–414, andSpace Between Words: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法律阅读相关内容参见Ruth Mckinney, Reading Like a Lawyer(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5); Kirk Junker,“what Is Reading in the Practice of Law?”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9 (2008):111–62; Leah M. Christensen,“The Paradox of Legal Expertise: A Study of Experts and Novices Reading the Law,”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Law Journal 1 (2008): 53–87。

关于心流的经典著作参见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rev. ed. (1992; London: Rider, 2002).See also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and Isabella Selega Csikszentmihalyi,eds., Optimal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Flow in Consciousnes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关于注意力通俗易懂的科学研究，参见Winfried Gallagher, Rapt:Attention and the Focused Life (New York: Penguin, 2010)。

达到心流的能力，迎接挑战而不是逃避挑战的能力，可以带来更高程度的恢复力，是应对生活中重大挑战的能力。在他引人入胜的书Deep Survival: Who Lives, Who Dies, and Why （New York: W. W. Norton,2004）中，Laurence Gonzales注意到幸存于海难、雪崩、摧毁了邻里的地震或飓风，以及其他灾害的人，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特点。他们能快速适应新情况，接受救援可能几天内不会来以及他们可能最终无法幸存的事实。同时，他们能找到即时工作，让自己保持忙碌，找到把精神秩序带到这突然倾塌的宇宙中的方式，以及把死亡的念头赶出脑海。（有趣的是，有一个受伤但不致命的同伴，可以提高你的生存概率，因为照顾别人迫使你集中精神，不能继续为自己悲叹。）他们感觉敏锐，能抓住机会，但他们也懂得欣赏困境中的美。比如在一条没有饮用水的救生艇上生存了好几天的人，保存了在雨天搭起油布接雨水的精力，也会被晴朗的夜空或发光的海洋生物吸引。一位观察者说：“幸存，就是一个普通的生命，在极端的环境下活好。”

Eugen Herrigel的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Training the Mind and Body to Become One (new york: penguin, 2004)1953年第一次在英国出版，现在仍然是经典的禅学解读，尽管近年来它成了尖锐批评的对象。它的内容基于1936年赫里格尔在柏林一系列关于射箭中武士艺术的讲座。第二年赫里格尔加入了纳粹党，在埃朗根大学度过了一段成功的学术生涯，这段生涯终于1944年的校长之位。关于赫里格尔对日本射箭的理解、他的作品及作品的影响的批判性分析，参见Yamada Sh ji,“The Myth of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28 (2001): 1–30, and Yamada Sh ji, Shots in the Dark: Japan, Zen,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尼曼·莫拉维奇的作品发布在平静技术博客上，网址为http://calmingtechnology.org/；平静教练的描述参见Neema Moraveji,“Augmented Self-Regulation”(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2)。

第二章 少即是多

除非特别注释，本章的引用都来自2011年夏季和秋季我对詹姆斯·安德森、玛兹班·库珀、热斯·格罗让、迈克尔·格罗豪斯、丽贝卡·科润克、唐纳德·拉图马希纳以及弗雷德·斯图兹曼的采访。

在斯图兹曼的网站http://macfreedom.com/可以使用Freedom软件。极简写作软件可以登录网站http://www.hogbaysoftware.com/products/writeroom使用。极简写作参见Virginia Heffernan,“An Interface of One's Own,”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8)。

飞机自动驾驶和电传操纵系统的风险已经被讨论了好几年，特别是在法国航空447号航班空难发生后。在那种情况下，空中客车330——今天仍在使用的复杂的飞机机型——在自动飞行失灵后，副驾驶员拔起控制器导致飞机停止后撞毁。一些安全专家和飞行员注意到，空客类的高科技飞机在正常情况下飞行很容易，但出问题的时候很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就像好用的电脑出问题时，除了动不了的屏幕，什么也看不到。空客的复杂性无法让飞行员培养出让出问题的飞机待在空中的本能。447号航班的最后时刻以及飞行员失误在这次撞击中扮演的角色，参见Jeff Wise,“What Really Happened Aboard Air France 447,”Popular Mechanics (December 6, 2011),网址http://www.popularmechanics.com/technology/aviation/crashes/what-really-happenedaboard-air-france-447-6611877。

多重任务的历史，参见Lyn Wadley, Tamaryn Hodgskiss, And Michael Grant,“Implications for Complex Cognition from the Hafting of Tools with Compound Adhesives in the Middle Stone Age, South Afric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 no. 24 (June 16, 2009): 9590–94; Monica Smith, A Prehistory of Ordinary People(Phoenix: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0)。

克利福德·纳斯对强迫性切换任务的研究成果参见Eyal Ophir,Clifford Nass, and Anthony D. Wagner,“Cognitive Control in Media Multitask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no. 37 (September 15, 2009): 15583–87; see also Nass's interview with PBS's Frontline, December 1, 2009, online at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digitalnation/interviews/nass.html, the source of the quote. 多重任务的代价的更多信息，参见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把戏剧看作多重任务的想法，是受将戏剧与虚拟现实相比较的启发，这个想法最先来源于Michael Heim,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然后参见Randall Packer and Ken Jordan's collectionMultimedia: From Wagner to Virtual Re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以及Matthew Wilson Smith, The Total Work of Art: From Bayreuth to Cyber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创意由一系列有趣的联合催生，这一观点最先由一些作家提出来，或许其中最中肯的论述参见Silvano Arieti, Creativity: The Magic Synthe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创意联合的例子在每个创造领域都能找到：克里斯多佛·雷恩在他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中混合了巴洛克和古典建筑的风格；乔治·德·迈斯德欧把植物毛边钩子当作新搭扣（现在叫维可牢）的模型使用；洛杉矶厨师罗伊崔结合了韩国烤肉和墨西哥面饼的做法做韩国炸玉米饼。

创意能在受限但不令人绝望的环境下蓬勃生长，比如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时被关押；萨德侯爵夫人把文具和情趣用品偷送给被关在巴士底监狱的丈夫；布罗代尔在条件比较好的德国战俘营完成了他伟大的作品。忍受着苛刻监管和沉重劳动的囚犯和战俘就不那么走运了。

“极简软件”一词参见Jeffrey Macintyre,“The Tao of Screen: In Search of the Distraction- Free Desktop,”Slate (January 24, 2008), 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technology/2008/01/the_tao_of_screen.html。

热斯·格罗让解释说，在研发大纲编辑器时，他想到一个全屏编辑，让电脑像打字机一样的主意。“限制写作”，这是想象中的程序的名字，限制电脑运行其他程序，甚至连删除和编辑功能都没有；像用墨汁做填字游戏，你只能向前，无法退后。他还发现了尤里西斯，一个由德国研发公司灵魂人物（Soulmen，能保留一些黑客奇想的小软件公司）开发的全屏写作程序。“最后，极简写作区分了”尤里西斯和限制写作的“不同”，他回忆说，“它提供了全屏，而没有尝试用如尤里西斯一样大一些的‘系统’，但它不企图限制你，这本来是限制写作的核心思想。”尤里西斯和其他早期全屏写作工具像德尔塔布鲁斯人或极简写作的埃尔维斯。前者常常具有思想性，有很好的成效和忠诚的粉丝，但极简写作是一种突破。

本章引用的极简软件的评论来自Mike Gorman,“Ommwriter: Like Writing in a Zen Garden,”Geek- Tank (September 17, 2010), online at http://www.geek-tank.com/software/ ommwriter- like-writing-in-a-zengarden/; Donald Latumahina,“Creative Thinking Cool Tool: Jdarkroom,”Life Optimizer (February 15, 2007), online at www.lifeoptimizer.org/2007/02/15/creative-thinking-cool-tool-jdarkroom/; J. Dane Tyler,“Software Review: DarkRoom v. JDarkroom,”Darcknyt (December 29,2007), online at http://darcknyt.wordpress.com/2007/12/29/softwarereview-darkroom-v-jdarkroom/; Richard Norden on the WriteMonkey Web site, http://writemonkey.com/; Rob Pegoraro,“That Green Again,”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2008), onlin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3/19/ar2008031903559.html。

詹姆斯·安德森的作品参见Catherine Weir, James Anderson, and Mervyn Jack,“On the Role of Metaphor and Language in Design of Third Party Payments in eBanking: Usability and Qua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64, no. 8 (2006): 770–84, and Anderson's“If Knowledge Then God: The Epistemological Theistic Arguments of Plantinga and Van Til,”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40, no. 1 (2005): 49–75。

安德森之前是爱丁堡大学通信界面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现在已是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改革宗神学院的神学哲学教授。

斯图兹曼关于Freedom软件和极简软件的论述参见“Productiv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in R. Trebor Scholz, ed., The Digital Media Pedagogy Reader (New York: Institute for Distributed Creativity, Comment Press,2011),网址http://learningthroughdigitalmedia.net/productivity-in-theage-of-social-media-freedom-and-anti-social。

泰勒主义在美国技术史上的地位，参见Thomas Parke Hughes, American Genesis: A Century of In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Enthusiasm,1870–197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莱考夫关于构架写了很多。他的早期架构思想参见George LakoffMetaphors We Live By, coauthored with Mark Johns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80),它也影响了苹果Mac电脑界面设计团队对隐喻的理解——克里斯·埃斯皮诺萨这样回忆20世纪80年代在苹果公司的桌上看到莱考夫的书的影响。最近，莱考夫把他的思想应用到政治领域，参见Thinking Poin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5) andThe Political Mind (New York: Viking, 2008)。

第三章 试一试冥想

关于冥想有很多文献。我自己的练习参考的是Steve Hagen, Buddhism Is Not What You Think: Finding Freedom Beyond Belief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这是一本很好的佛教哲学入门书；the Dalai Lama, How to Practice: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trans. and ed. Jeffrey Hopkins (New York: Atria Books, 2003); Katsuki Sekida, Zen Training: Methods and Philosophy (Boston:Shambhala, 1985),这本书非常好地阐释了坐姿的检查和好的冥想中呼吸的角色；以及出乎意料的深刻和有用的Stephan Bodian, Meditation for Dummies (New York:Wiley,2006)。（我没说我不是一个深刻的冥想者。）

Joanna Cook, Meditation in Modern Buddhism: Renunciation and Change in Thai Monastic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是对现代佛教和冥想很好的介绍。

关于冥想和思考的应用，参见Jon Kabat-Zinn, Full Catastrophe Living:Using the Wisdom of Your Body and Mind to Face Stress, Pain, and Ill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他的“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in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0, no. 2 (Summer 2003): 144–56,为正念减压法的应用保存了一个有用的概述。关于正念减压的一个批评，参见Wakoh Shannon Hickey,“Meditation as Medicine: A Critique,”CrossCurrents (June 2010): 168–84。

更专业的研究参见William S. Blatt,“What's Special about Meditation? Contemplative Practice for American Lawyers,”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7 (2002): 125–41; Major G. W. Dickey,“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as a Complementary Treatment for Combat/Operation Stress and Combat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master's thesis,Marine Corps University, 2008), online at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 =ADA 490935&Location=U2&doc=GetTRD oc.pdf; Charlotte J. Haimer and Elizabeth R. Valentine,“The Effects of Contemplative Practice on Intra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of the Self-Concept,”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33, no. 1(2001): 33–52; Keith A. Kaufman, Carol R. Glass, and Diane B. Arnkoff,“Evaluation of Mindful Sport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MSPE ): A New Approach to Promote Flow in Athletes,”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s Psychology 4 (2009):334–56; Ying Hwa Kee and C. K. John Wang,“Relationships Between Mindfulness, Flow Dispositions and Mental Skills Adoption: A Cluster Analytic Approach,”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9, no. 4 (July 2008): 393–411; Maria Lichtmann, The Teacher’s Way: Teaching and the Contemplative Life (Mahwah, NJ: Paulist Press,2005); Donald R. Marks,“The Buddha's Extra Scoop: Neural Correlates of Mindfulness and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s Psychology 2, no. 3 (August 2008): 216–41; Ed Sarath,“M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Next Wave?”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27, no.4 (2003): 215–23。

基于正念的法律实践反对常规的法律谈判方法。辩论常被看作零和游戏，正反两方的对抗方法由法律系统设计，不鼓励双方辩护人取得双赢。参见David Hoffman,“The Future of ADR : Professionalization,Spirituality, and the Internet,”Dispute Resolution Magazine 14 (2008):6–10; Marjorie A. Silver,“Lawyering and Its Discontents: Reclaiming Meaning in the Practice of Law,”Touro Law Review 19 (2004): 773–824; Arthur Zajonc,“Contemplative and Transformative Pedagogy,”Kosmos Journal 5, no. 1 (Fall/Winter 2006): 1–3。

关于冥想和意识的神经科学概述，参见Antoine Lutz, John D.Dunne, and Richard J. Davidson,“Meditation and the Neuro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An Introduction,”in Philip David Zelazo, Morris Moscovitch, Evan Thompso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Long-Term Meditators Self-Induce High-Amplitude Gamma Synchrony During Mental Practi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1, no. 46 (November 16, 2004): 16369–73;Richard J. Davidson and Antoine Lutz,“Buddha's Brain: Neuroplasticity and Meditation,”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September 2007):171–74; Antoine Lutz et al.,“Attention Regulation and Monitoring in Medita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2, no. 4 (April 2008):163–69.

关于音乐家大脑的相关研究，参见Daniel Levitin, 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 The Science of a Human Obsession (New York: Plume, 2006)。更详细的研究，参见G. Schlaug et al.,“In Vivo Evidence of Structural Brain Asymmetry in Musicians,”Science 267, no. 5198 (February 3, 1995):699–701; Stefan Elmer, Martin Meyer, and Lutz Jancke,“Neurofunc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Phonetic and Temporal Categorizationin Musically Trained and Untrained Subjects,”Cerebral Cortex 22, no. 3 (March 2012): 650–58(doi: 10.1093/cercor/bhr142); Patrick Bermudez et al.,“Neuroanatomical Correlates of Musicianship as Revealed by Cortical Thickness and Voxel-Based Morphometry,”Cerebral Cortex 19, no.7 (July 2009): 1583–96(doi: 10.1093/cercor/bhn196)。数学家大脑的相关研究，参见K. Aydin et al.,“Increased Gray Matter Density in the Parietal Cortex of Mathematicians: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 28 (November 2007): 1859–64。杂技演员大脑微观结构白质的改变的相关研究，参见Jan Scholz et al.,“Training Induces Changes in White Matter Architecture,”Nature Neuroscience 12, no. 11 (November 2009): 1370–71。肖尔茨解释说：“6周的杂耍训练后，我们在对照组的大脑里发现了白质改变，而另一组没有训练的人则没有。改变发生在大脑控制周边视野内抓取动作的区域。”（肖尔茨引用了“Matter in Hand: Jugglers Have Rewired Brains,”Phys.org (October 11, 2009)，网址http://phys.org/news174490349.html#nRlv。伦敦出租车司机已被研究过多次，主要研究者有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埃莉诺·马奎尔，参见Eleanor A. Maguire, a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see E. Maguire, Richard Frackowiak, and Christopher Frith,“Recalling Routes Around London: Activation of the Right Hippocampus in Taxi Drivers,”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7, no. 18 (September 15,1997): 7103–10; E. Maguire et al.,“Navigation- 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7, no. 8 ( April 11, 2000): 4398–403; Katherine Woollett, Hugo J. Spiers, and E. Maguire,“Talent in the Taxi: A Model System for Exploring Expertise,”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364, no. 1522 (May 27, 2009): 1407–16。

克利福德·萨隆和他的团队的研究工作，参见the Center for Mind and Brain, Five Year Report 2003–20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2008)。端粒相关研究参见Elissa Epel et al.,“Can Meditation Slow Rate of Cellular Aging? Cognitive Stress, Mindfulness, and Telomere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72 (2009): 34–53。

一个同样有价值的关于神经科学和意识的交叉研究，参见Susan Blackmore, Zen and the Art of Consciousness (Oxford: OneWorld, 2011)。布莱克摩尔是神经科学家，这本书根据她的科学工作和她几年的冥想练习，研究了意识的本质问题。

和尚博客写作者的材料大部分来自对乔纳森·科波拉、凯恩·达斯、西斯特·格里芬、确吉·利比、静心比丘、丹秋·汪茉阿尼以及诺亚·裕达哈默等人的采访，这些采访大多在2011年夏秋通过邮件和网络电话完成。李俊成（Joonseong Lee）有一个关于和尚与博客写作的研究，他尤其关注韩国的和尚博客作者，参见“Cultivating the Self in Cyberspace: The Use of Personal Blogs Among Buddhist Priests,”Journal of Media and Religion 8 (2009): 97–114。

关于佛教和全球化，参见Peter Oldmeadow,“Tibetan Buddhism and Globalisation,”in Carole M. Cusack and Peter Oldmeadow, eds., The End of Religions? Religion in an Age of Globalisation, Sydney Studies in Religion, vol. 4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1), 266–79。

森林僧的生活听起来好像没有时间概念，斯里兰卡成为佛教中心已经超过2000年了。但森林僧运动，出于对孤独和纯洁的强调，其历史相对短暂。1948年，斯里兰卡从大不列颠独立出来，受此影响，各宗教复兴，佛教也由此复兴。1956年是佛陀涅槃2500周年，这也是佛教复兴的重要因素。僧伽罗森林僧背景参见Nur Yalman,“The Ascetic Buddhist Monks of Ceylon,”Ethnology 1, no. 3 (July 1962):315–28, and Michael Carrithers,“The Modern Ascetics of Lanka and the Pattern of Change in Buddhism,”Man 14, no. 2 (June 1979): 294–310。

给新剃度的和尚取法号，是佛教里常见的现象。这些法号由师傅或方丈选择，选法号（当然）有很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师傅选择的法号能反映学生性格，描述他的练习的质量，或提醒他需要培养的某种技能。在其他传统里，法号可以反映出一个和尚的出生日期或世系。在中国和越南，和尚法号分别以释或师开头。

轴心时代的相关论述参见Karl Jaspers book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1951; repr. London: Routledge, 2011); and more recently Karen Armstrong'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 (New York: Anchor, 2007)。

学者们认为网站是最近改变我们大脑的技术。书写的发明——特别是希腊字母系统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再现一种语言所有的语音——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印刷机早于网络500年就解放了信息，而报纸是第一个接近实时的媒体，也是“想象社区”发展的一个关键基础。根据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收音机、电话、电视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把世界变成“地球村”。

人类历史上经过了多次信息改革，每一代人都哀悼变迁。苏格拉底的信徒们不相信书写这个新媒体。1477年，威尼斯人道主义者斯夸尔恰菲科（Hieronimo Squarciafico）在他的《记忆与书》（Memory and Books）中抱怨：“大量的书降低了人们的勤奋，它损毁了记忆，因为减少了大脑的工作量而削弱了大脑。”150年前，电报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参见Tom Standage's delightful TheVictorian Internet: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Telegraph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s On-Line Pioneers (London: Walker, 1998);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谈论电报时的警醒口吻，就跟我们今天谈论网络一样。

第四章 反编码

关于摩尔定律和计算史，参见Martin Campbell-Kelly and William Aspray, Computer: A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Machine (New York:Basic Books, 1996)。

我处在摩尔定律的第12代。我的第一台电脑是一台苹果电脑Mac Plus。我在1988年买它时，个人电脑已经出现10年了，Mac系列电脑——第一台有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并容易操作的电脑——已经4岁了。这款Plus有一个8兆赫的处理器，1兆的内存，一个800K的软盘驱动器，以及一个9英寸的单色显示器。我用这台电脑写毕业论文，但玩黑暗城堡的次数比我想象的还多。23年后，我买了一台iPad2写书。这款iPad2比起Plus，给人的印象仅仅加深了一点。它有一个800兆赫的双核处理器，512兆的内存，64G的存储器；屏幕几乎和Mac的一样大，而且是彩色触屏的。我最新的电脑至少比我第一台电脑快了一千倍，存储器也大了几百倍，却比我的第一台电脑便宜：1988年那台Mac Plus大概花了我2000美元（换算成2011年的美元大概是3800美元），而iPad才花了1000美元左右，还加了一个键盘和其他配件（大概是1988年的525美元）。Mac Plus 接不了无线网络，而那时候的苹果公司也从来没想到电脑会联网。那时候，一个48.8千位/秒的外置式调制解调器都要200美元。我的iPad是个混合体：它大概有20GB的音乐和电影（相当于25000个软盘），但我在iPad上做的与工作最相关的事都需要网络。这是一个连接云端的终端。iPad比Mac Plus功能强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能与互联网上分布于全球的处理器和储存器相连的能力，iPad的功能又被放大了十亿倍，而且这种功能每天还都在提高。

大部分脑区的发展都在我们出生前完成，童年早期的发展速度次之，参见John Dobbing and Jean Sands,“Quantitat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rain,”Archives of Disease in Childhood 48(1973): 757–67。

巴伦·李维斯和克利福德·纳斯是研究我们对电脑心理反应的先锋，参见The Media Equation: 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 Television,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and Plac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纳斯的The Man Who Lied to His Laptop: What Machines Teach Us About Human Relationships (New York: Penguin 2010)也是一部易懂的优秀作品。更详细的研究参见Clifford Nass,Youngme Moon, and Paul Carney, Are People Polite to Computers?Responses to Computer-Based Interview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Division of Researc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1998); Clifford Nass and Youngme Moon,“Machines and Mindlessness: Social Responses to Computer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 no. 1 (2000): 81–103; Yasuhiro Katagiri, Clifford Nass, and Yugo Takeuchi,“Cross-CulturalStudies of the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Paradigm: The Case of Reciprocity,”in Michael Smith et al., eds., Usability Evaluation and Interface Design:Cognitive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Agents and Virtual Reality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 2001), 1558–62。

利用虚拟化身进行心理研究的一个好的综述参见Jim Blascovich and Jeremy Bailenson, Infinite Reality: Avatars, Eternal Life, New Worlds, and the Dawn of the Virtual Revolu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11) and Jeremy N. Bailenson and Andrew C. Beall,“Transformed Social Interaction:Exploring the Digital Plasticity of Avatars,”in R. Schroeder and A. S.Axelsson, eds., Avatars at Work and Play (New York: Springer, 2006), 1–16。关于它们在社会科学上的使用，参见Jesse Fox, Dylan Arena, and Jeremy N.Bailenson,“Virtual Reality: A Survival Guide for the Social Scientist,”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21, no. 3 (2009): 95–113。

杰里米·拜伦森的应用软件包括一个简单的个人简介、PDF形式的文章、他的斯坦福实验室的使用指南，以及最近的推特。这个应用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寿亚·巴苏和琼·诺瑞卡开发。

AutoCAD是“电脑自动辅助绘图/设计”的缩写，它能为二维或三维的物体创建文件，最初应用于建筑和精密制造。

20世纪80年代，军事心理学家和工程师研究飞行员在模拟飞行（这需要全身心投入）时遇到的模拟器综合征，“电脑病”一词由此得来。参见Human factors researchers Michael McCauley and Thomas Sharkey coined the term in their 1992 paper“Cybersickness: Perception of Self-Motion in Virtual Environments,”Presence 1, no. 3 (1992): 311–18。麦考利后来回忆说：“‘网络’这个词，那时候就像中毒一样，我们当时在做‘模拟器综合征’和‘虚拟现实病’的相关研究，叫它‘电脑病’看起来非常自然。”（McCauley, e-mail tothe author, July 2, 2012）。

专门的研究参见Jeremy Bailenson et al.,“Transformed Social Interaction: Decoupling Representation from Behavior and Form in Collaborative Virtual Environments,”Presence 13, no. 4 (August 2004):428–41; Nick Yee and Jeremy Bailenson,“The Proteus Effect: The Effect of Transformed Self-Representation on Behavior,”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 (2007): 271–90; Jeremy Bailenson et al.,“Facial Similarity between Voters and Candidates Causes Influence,”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2 (2008): 935–61; Sun Joo Ahn and Jeremy Bailenson,“SelfEndorsing Versus Other-Endorsing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The Effect on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Journal of Advertising 40, no. 2(Summer 2011): 93–106。

达里尔·贝姆的观点来自Bem,“Self-Perception Theory,”in Leonard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6(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2–57。

有大量关于未来的自我和规划的文献，相关评论参见“Futures 2.0: Rethinking the Discipline,”Foresight: The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 12, no. 1 (Spring 2010): 5–20。关于哲学，德里克·帕菲特关于未来自我（赫斯菲尔德的测试）的著作特别多，参见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杰西·福克斯的作品在其与拜伦森共著的两篇文章中有讨论：“Virtual Virgins and Vamps: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Female Characters’ Sexualized Appearance and Gaze in an Immersive Virtual Environment,”Sex Roles 61 (2009): 147–57, and“Virtual SelfModeling: The Effects of Vicarious Reinforc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n Exercise Behaviors,”Media Psychology 12 (2009): 1–25。

赫斯菲尔德的作品参见他与人合著的“Neural Evidence for SelfContinuity in Temporal Discounting,”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4, no. 1 (2009): 85–92;“Don't Stop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Future Self-Continuity Account for Saving,”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4, no. 4 (2009): 280–86; and“Increasing Saving Behavior Through Age-Progressed Renderings of the Future Self,”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8 (November 2011): S23–37。问试验对象的问题都很简单，例如“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哪里？”“燃起你生活激情的是什么？”

关于失败，参见Charles Perrow,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 Risk (New York: Basic, 1984). See also Mica Endsley,“Automation and Situation Awareness,”in R. Parasuraman and M. Mouloua, eds., Automation and Human Performan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1996), 163–81,这本书描述了自动化如何抑制用户对身边世界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技术的理解。

我对计算机运行中的失败和技术错误的看法，受到我的同事、剑桥微软研究院研究员海伦娜·门蒂斯的影响，参见她的“User Recalled Occurrences of Usability Errors: Implications on the User Experience,”CHI ’03: New Horizons (2003): 736–37,and her“Occurrence of Frustration in Human-ComputerInteraction:The Affect of Interrupting Cognitive Flow”(master's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2004)。

杰伦·拉尼尔对众包的评论，参见他精彩的著作You Are Not a Gadget: A Manifesto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 ，New York: Viking, 2005）既有技术含量又通俗易懂。我要声明的是，我不赞同书中的假设，而且我发现书中随意的“没有理由不相信，我刚才说的复杂哲学难题几年内不会有暴力破解法”论点没有说服力，但这仍是一本不可思议、值得一读的书。

戈登·贝尔的生活实录宣言《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数据》（Your Life, Uploaded，New York: Plume, 2010），应该用关于人和电脑记忆差异的人机交互相关文献来平衡。特别是阿比盖尔·塞伦，我的另一位微软研究院同事，她的作品很值得看。参见她with Steve Whittaker,“Beyond Total Capture: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Lifelogging,”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3, no. 5 (May 2010):70–77, and Vaiva Kalnikaite et al.,“Now Let Me See Where I Was:Understanding How Lifelogs Mediate Memory,”CHI ’10: Remember and Reflec (Atlanta, GA: April 10–15,2010):2045–54。关于我们很快能以自动化取代人工技能的假设的深刻批评参见Richard Harper et al., eds., Being Huma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he Year 2020 (Cambridge:Microsoft Research Ltd., 2008)。

数字记忆也遵守墨菲定律。我上大学时，去拜访一位研究社交网络科学的研究员，他把大部分政府补助的研究基金拿去买了一个20兆字节的硬盘驱动器。今天，随数码相机赠送的储存卡容量也比那个大100倍。

Viktor Mayer-Schonbergers’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是研究人与电脑记忆差异的杰作。关于记忆的社会属性的一个好例子是逮捕记录。删除逮捕记录、摆脱你已经付出过代价并一直纠缠你的罪行越来越难：总有那么多的记录，而且并不总是在控制之中。让事情更复杂的是，现在有些公司专门把犯罪记录传上网，还有那些说要删除这些记录的公司（有时候感觉好像这些公司是相同的人开的）。

摩根·埃姆斯关于“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研究成果参 见Mark Warschauer and Morgan Ames,“Can One Laptop Per Child Save the Worlds’ Poo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 no. 1 (Fall/Winter 2010):33–51; and Mark Warschauer et al.,“One Laptop per Child Birmingham: Case Study of a Radical Experi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Media 3, no. 2 (Spring 2011): 61–76。关于黑客，参见Steven Levys’ 1984 Hackers: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repr.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10)。这是那些先描写一种文化再影响它（很像《教父》系列电影改变了表演者行为的方式）的书之一。Pekka Himanens’The Hacker Ethic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也很不错。在克劳德·斯蒂尔无数的文章中，有一篇好的相关介绍，Steele and Joshua Aronson,“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 America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no. 5 (1995): 797–811。斯蒂尔的另一篇也很有价值：Steele's“A Threat in the Air: How Stereotypes Shape Intellectual Identity and Performance,”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no. 6 (June 1997):613–29，及他的Whistling Vivaldi: How Stereotypes Affect Us and What We Can Do (New York:W. W. Norton, 2010)。关于固定印象和成长性思维的研究，参见Carol Dweck,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第五章 记录你的上网时间

根据2008年美国在线公司的调查，59%的人会在洗浴间查看邮件。（AOL Mail fourth annual e-mail addiction survey, 2008；调查结果参见网址http://cdn.webmail.aol.com/survey/aol/en-us/index.htm。）黑莓用户中，91%的人承认在洗浴间查看邮件；参见Kevin Michaluk, Martin Trautschold, and Gary Mazo, Crack-Berry: True Tales of BlackBerry Use and Abuse (New York: Apress, 2010), 16–17。

自我实验参见Seth Roberts,“Self-Experimentation as a Source of New Ideas: Ten Examples about Sleep, Mood, Health, and Weight,”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7 (2004): 227–88。

进行调整不仅是定制或阅读手册。这是一个与技术融合和改变技术的实用、即兴方法，它强调灵活性、快速学习以及运用手头物品的能力。它被人描述为禅意，有好玩、投入的一面。调整也很社会化：进行调整的人互相分享想法，交换设计秘诀，展示自己的作品。在美国，调整已经被提高到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的地位；这是一种学习新技能的有趣方法，更能充分了解一个人的建成环境。Mark Frauenfelder's Made by Hand: Searching for Meaning in a Throwaway World (New York: Portfolio, 2010)，是关于调整的优秀介绍性文献，出自《做》（Make）杂志的编辑和“制汇节”（Maker Faire）共同创始人之手。更具学术性的观点，参见Anne Balsamo, Designing Culture: The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t Wor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特别是第4章；另外还有Anya Kamenetz, DIY U: Edupunks,Edupreneurs, and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2010)。

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他写于1912年的诗《牧师古宅，格兰切斯特》（The Old Vicarage, Grantchester）中描写了格兰切斯特。

托马斯·默顿的沉思摄影参见Philip Richter's article“Late Developer: Thomas Merton's Discovery of Photography as a Medium for His Contemplative Vision,”Spiritus: A Journal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6,no. 2 (Fall 2006): 195–212。

对思考和游戏的一个有趣的研究来自Jayne Gackenbach and Johnathan Bown,“Mindfulness and Video Game Play: A Preliminary Inquiry,”Mindfulness 2, no. 2 (June 2011): 114–22。

我对载体特质的理解来自Abigail Sellen and Richard Harper's bookThe Myth of the Paperless Office(Cambridge, MA : MIT Press, 2001)，这本书出色地展现了我们认为不重要的纸质媒体，结果却是各种阅读和工作的基础。

麦麦克斯存储器的相关描述参见“As We May Think,”Atlantic Monthly (July 1945)，网址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69/12/as-we-may-think/3881/。虽然那时候麦麦克斯存储器还没出现，但现在该文献被认为是对超文本最早和最有启发性的描述；布什文章的影响力，参见James Nyce and Paul Kahn, eds., From Memex to Hypertext: Vannevar Bush and the Mind’s Machine (San Diego:Academic Press, 1991)。

我采访的读者大部分选择避免孩子读电子书，尽管市场上孩子读的书Kindle和iPad上都有，相关设备公司如伟易达集团也发展得很快。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孩子们看纸书更快更有效率；参见Cynthia Chiong et al., Print Books vs. E-Books: Comparing Parent-Child Co-Reading on Print, Basic, and Enhanced E-Book Platforms (New York:Joan Ganz Cooney Center at Sesame Workshop, 2012)，网址http://www.joanganzcooneycenter.org。

“自动化的讽刺”一词，来自丽萨尼·班布里奇（Lisanne Bainbridge）的经典文章，发表在《自动化》（Automatia）第19期，no.6（1983年11月）：775-79，文章认为“一个操作系统越高级，人类操作员的贡献就越关键”。关于家用技术史，Ruth Schwartz Cowan's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现在仍是必读书。

杰文斯悖论首先出现于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5)，特别是第7章。

防抱死刹车系统降低车祸率的失败，及司机陷入“风险补偿”——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安全了，所以开车更猛了——首先见于M. Aschenbrenner and B. Biehl's“Improved Safety Through Improved Technical Measures? Empirical Studies Regarding Risk Compensation Processes in Relation to Anti-Lock Brake Systems,”in R.M. Trimpop and G. J. S. Wilde, eds., Changes in Accident Prevention:The Issue of Risk Compensation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Styx Publications, 1994), 81–89.Edward Tenners’Why Things Bite Back:Technology and the Revenge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New York:Vintage, 1997)也描述了这个以及其他科技带来意料之外结果的例子。参见Alex Soojung-Kim Pang,“A Banquet of Consequences: Living in the‘Nobody- Could-Have-Predicted’Era,”World Future Review 3, no. 2(Summer 2011): 5–10。

玛格丽特·芒托–拉奥的博客“心灵深处”（http://minddeep.blogspot.com/）写得很好，坦承而聪明。

Elizabeth Dreschers’Tweet If You Heart Jesus: Practicing Church in the Digital Reformation (Harrisburg, PA : Morehouse, 2011)是众多关于社交媒体和现代教堂中的书中的一本；Jesse Rice's The Church of Facebook(Colorado Springs, CO: David C. Cook, 2009)也不错。Soren Gordhamer's Wisdom 2.0: Ancient Secrets for the Creative and Constantly Connected (New York: HarperOne, 2009) and Lori Deschene's “Ten Mindful Ways to Use Social Media: Right Tweeting Advice from@TinyBuddha,”Tricycle (Spring 2011), online at http://www.tricycle.com/feature/ten-mindful-ways-use-socialmedia，都应用了佛教哲学来应对技术。

那个先生活再推特的建议，让人想起了文史学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的观察报告，即随着印刷文化的兴起，故事变得更复杂了。口头传说倾向于对事件进行直线描述；结构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那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的一些变体。只有在书写上，你才能看到复杂的叙述形式，意识到事件的演绎可以随着时间改变，让故事的叙述形式更复杂。社交媒体对实时的强调让它看起来使人更健谈，但因为它重造了口语文化的一些因素，所以可能也让我们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的思考了。参见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文艺复兴的读书札记，参见Ann Blair的“Humanist Methods in Natural Philosophy: The Commonplace Book,”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3, no. 4 (October 1992): 541–51,and Ann Moss's Printed Commonplace-Book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Renaissance Thought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6)。

建筑和绘画的讨论来自Witold Rybczynski,“Think Before You Build:Have Computers Made Architects Less Disciplined?”Slate (March 30, 2011)对伦佐·皮亚诺的采访，参见Architectural Record (2011)，网址http://archrecord.construction.com/people/interviews/archives/0110piano.asp；关于威廉姆·哈廷、大卫·布朗利和克里斯·鲁埃克曼的采访，参见James Wines,“Drawing and Architecture,”Blueprint (September 30, 2009)，网址http://www.blueprintmagazine.co.uk/index.php/architecture/james-winesdrawing-and- architecture/。

抱怨CAD对教育和思想的不利影响的人不只是本书提到的那些。阿兰·巴富尔教授认为电脑出现之前，学生不得不学会一本接一本地利用历史、雕刻和关于设计的书籍；而数字世界，“是一种内化、有限的虚拟体验，人与工具及电脑里信息的关系好像更有激励性，而且比地点的体验或历史课更有前途”：Balfour,“Architecture and Electronic Media,”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54, no. 4 (May 2001): 268–71. 相似的，雪城大学教授罗伯特·斯韦茨认为“数字效率思维取代更好的手工绘画思维和学习，需要太高的设计代价”：Svetz,“Drawing/Thinking: Confronting an Electronic Age,”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63, no. 1 (October 2009):155–57。

克努特停止使用邮件的宣言，当然在网上，参见http://www-cs-faculty.stanford.edu/~uno/email.html。

第六章 好的沉思空间

编辑苏珊娜·达尔文给我指出了“两分钟什么也不做”中的分级问题。

詹姆斯·沃森的《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James Watsons' 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首次出版于1968年。我带去剑桥的是2001年再版的版本，由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作序。

在2008年的《自然》（Nature）杂志调查中，20%的读者说他们“出于非医疗原因服用过药物，以保持注意力、专注或记忆力”。Brendan Maher,“Poll Results: Look Who's Doping,”Nature 452 (April 10, 2008): 674–75. 这个调查所受启发来自Barbara Sahakian and Sharon Morein-Zamir,“Professor's Little Helper,”Nature 450 (December 20, 2007): 1157–59. 使用药物促进脑力的人，不仅仅是职员或研究生；调查表明，使用认知增强剂在美国大学生中也越来越普遍。参见Beth Azar,“Better Studying Through Chemistry?”APA Monitor 39, no.8(September 2008): 42。

近年来，达尔文的题材吸引了不少写出过精彩作品的杰出传记作 者：Janet Browne's two-volume account, Charles Darwin:Voyaging(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Charles Darwin:The Power of Pl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and 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s Darwin: 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这些都是精彩的学术著作，也是我理解达尔文的基础。

“小猎犬”号的航行被看作达尔文生活和科学史的转折是对的。5年的时间，达尔文在西方科学家很少涉足的地质和生物领域进行研究。当“小猎犬”号进行自己要做的研究时，达尔文就登岸，采集物种，进行观察。他看见的东西为几十年的思考和创建理论提供了素材。他在智利目睹一场地震，这为自然的力量不断作用于世界提供了证据，自然的力量一直在推动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圣经上的洪水这样的神圣案例也没被忽略。他推测太平洋的珊瑚礁长在水中火山的边缘。最为有名的是，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他观察到了物种之间的差异，这为他几年后构想自然选择进化论打开了思路。

达尔文能过上（并维持）乡村绅士的生活，部分原因在于他和艾玛都不缺钱；他们的一个祖父（他们夫妻俩是堂兄妹）开创了英国韦奇伍德陶器生意，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是精明的房地产和商业投资人。唐屋的生活是由遗产、投资及农场收入维持的，这些足够他们过即使不算奢侈但也够体面的生活。唐屋和沙径的相关描述参见Arthur Keiths’“Side-Lights on Darwins’ Home— Down House,”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12, no. 3 (March 1953): 197–207, and in Gene Kritskys’“Down House: A Biologist's Perspective,”Bios 54, no. 1(March1983): 6–9。关于达尔文生活的规律性（“我的生活像时钟一样，我总能准时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参见达尔文写给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的书信，1846年10月1日。达尔文的书信项目在网上可以看到，网址是http://www.darwinproject.ac.uk。

你能从达尔文书信项目得到一手资料，这个项目把他的一些信件放在了网上，并与当代一些出版物相关联。沙径和唐屋的木版画，参见Rev. O. J. Vignoless’“The Home of a Naturalist,”Good Words 34 (1893): 95–101，网址http://darwin-online.org.uk/content/frameset?viewtype=side&itemID =A483&pageseq=1。

关于散步的历史，参见Rebecca Solnits’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London: Verso, 2001)。散步的认知好处来自散步的生理影响（它能通过强化心脏和改善血液循环，以向大脑输送更多能量，来强化认知能力）以及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心理益处；参见Marc G.Berman, John Jonides, and Stephen Kaplan,“The Cognitive Benefits of Interacting with Nature,”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no. 12(2008): 1207–12。关于散步对于受伤大脑的治疗益处，参见Andreas R. Luft et al.,“Treadmill Exercise Activates Subcortical Neural Networks and Improves Walking After Strok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troke 39, no. 12(December 2008): 3341–50。

斯蒂芬·卡普兰关于恢复性自然环境的研究，参见Stephen Kaplan, Lisa V. Bardwell, and Deborah B. Slakter,“The Museum as a Restorative Environment,”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5 (1993): 725–42; Stephen Kaplan and J. Talbot,“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 Wilderness Experience,”in I. Altman and J. F. Wohlwill, eds., 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New York: Plenum, 1993), 163–203;Stephen Kaplan,“The Restorative Benefits of Nature: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6 (1995): 169–82;and Stephen Kaplan,“Meditation, Restor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Mental Fatigue,”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3 (2001): 480–506. 引言引自Kaplan,“The Urban Forest as a Sourc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in Gordon Bradley,ed., Urban Forest Landscapes: Integrating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 102。

Rebecca Krinke, ed., Contemporary Landscapes of Contemplation(London: Routledge, 2005), and Bianca C. Soares Moura,“ContemplationScapes: An Enquiry into the Strategies, Typologies, and Design Concepts of Contemplative Landscapes”(masters’ thesis, Edinburgh College of Art,2009)，在建筑环境和设计上应用了卡普兰的研究成果。

园艺的治疗益处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对象，以theJournal of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为代表。在英国，社会和园艺治疗领域最近几年已经发展起来；相关介绍性文献参见Joe Sempik，Jo Aldridge,Saul Becker, Health, Well-Being,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in the UK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2005)。基于大量文献而通俗易懂的大自然恢复性价值的综述，参见Eric Jaffe的“This Side of Paradise:Discovering Why the Human Mind Needs Nature,”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Observer (May/June 2010)，网址http://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observer/getArticle.cfm?id=2679。

两篇把恢复性活动当作分心来描述的文章分别是Hanif Kureishi的“The Art of Distraction,”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2)和James Surowiecki的“In Praise of Distraction,”New Yorker (April 11, 2011).

第七章 数字安息日

这一章的内容主要基于采访。数字安息日的相关题材吸引了一些好的作者。参见William Powerss’Hamlets’BlackBerry: Building a Good Life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HarperCollins,2010)最后有一章关于安息日。Susan Maushart'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nect (London:Profile Books, 2011)是对她家断网那个月的有趣、嘲讽的陈述。

2012年4月，迪昂·桑德斯（橄榄球名人堂侧卫和前专业橄榄球员）在推特上直播了一场家庭暴力。他声称他的妻子皮拉尔（现在是前妻）“和一个朋友在我房间里突然跳到我身上”。Chuck Schilken,“Deion Sanders Tweets Wife Assaulted Him in Front of Their Kids,”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4, 2012)，网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2/apr/24/news/chi-deion-120424。美国纳斯卡赛车手布拉德·科塞洛斯基发了一条更厉害的推特：2012年戴托纳500强比赛期间的一场车祸；参见Bill Speros,“It's a NA SCAR Social Media Meet-Up!”ESPN(February 28, 2012)，网址http://espn.go.com/espn/page2/story/_/id/7626813/brad-keselowski-live-tweet-turns-daytona-500-social-mediameet-up。福克斯新闻评论员格兰特·卡多内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记者阿里·韦尔什在推特上直播了一场紧急降落，那时候他们都在达美航空1063号航班上：“Birds’ Run-In with Engine Caught on Twittersphere,”89.3KPCC (April 19, 2012)，网址http://storify.com/kpcc/birds-run- in- with-engine-caught-on-twittersphere。

当然，航班上的无线网络服务即将到来。2009年美国航班首次推出这个服务，很多主要的国际航线宣告它们2013年会在长途飞机上开通无线网络服务。

数字安息日运动中广告商的出现——比如“脱机”创始人，马克·迪玛斯摩（迪高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和艾瑞克·雅夫堡姆（耶利哥通信的总裁）——可能有点儿奇怪；迪玛斯摩和雅夫堡姆坦承他们创建“脱机”之前的“过去20年中投入很多”，“为了说服你登录，点击这里，立刻访问，冲浪和搜索”。但极简软件的产生说明，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存在分心的问题。

数字安息日第一个参考的媒体材料是Don Lattin,“In Praise of a Day Unplugged,”SF Gate (April 29, 2001)，网址http://www.sfgate.com/living/article/In-praise-of-a-day-unplugged-2926770.php，这篇文章讨论了硅谷的数字安息日（或数据安息日）。

没人测量过数字安息日对参与者心率、血压或其他生理健康指标的影响。人口学家早已经观察到健康和宗教之间的关联，所以这样的研究可能很有用。在美国犹太人中，自我报告研究中健康和宗教有轻微关联，尽管难以知道改善是因为遵守饮食教规、安息日还是别的什么；参见Isaac Eberstein and Kathleen Heyman,“Jewish Identity and Self-Reported Health,”in Christopher G. Ellison and Robert A. Hummer,eds., Religion, Families, and Health: Population-Based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0),349–67。

大卫·利维关于技术和沉思的作品值得一看，特别参见“To Grow in Wisdom: Vannevar Bush,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the Life of Leisure,”Proceedings of the 5th ACM/IEEE-CS Joint Conference on Digital Libraries (New York: ACM, 2005): 281–86;“Information,Silence, and Sanctuary,”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2007):233–36; and“No Time to Think: Reflection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templative Scholarship,”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2007): 237–49。利维现在负责一个他叫作“沉思性多重任务”的研究项目，参见Levy et al.,“Initial Results from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Meditation on Multitasking Performance,”Extended Abstracts of the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CHI ’11) (Vancouver,BC: May 7–12,2011): 2011–16; and Levy et al.,“The Effects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Training on Multitasking in a High-stres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Proceedings of Graphics Interface (GI ’12) (Toronto,Ontario: May 28–30,2012): 45–52。

塔米·斯特罗贝尔描述了她在简化方面的研究，参见You Can Buy Happiness (and It’s Cheap): How One Woman Radically Simplified Her Life and How You Can Too (Novato, CA: New World Library, 2012)。关于多重任务的简练短篇，参见“The Myth of Multitasking,”New Atlantis, no. 20 (Spring 2008): 105–10。 Gwen Bells’ e-bookDigital Warriorship (2011)描述了她的数字安息日。

认为阿米什人拒绝现代科技的想法很普遍，但事实上这对阿米什人来说并不是真的，就像对佛教徒来说也不真实一样，詹姆森·韦特莫尔解释道，他们共同“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促进他们视若珍宝的价值的科技，这些价值包括谦虚、平等和朴素等”，并且“那和外界使用的不同”，参见Wetmore,“Amish Technology: Reinforcing Values and Building Community,”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 (Summer 2007): 10–21, quote on page 21。关于阿米什人接触科技的方式更详细的研究，参见Donald Kraybill inThe Riddle of Amish Cultur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d Kraybill and Steven Nolt, Amish Enterprise: From Plows to Profi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esp. 106–24.The Amish Struggle with Modernit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edited by Kraybill and Marc Alan Olshan(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5)，也有一些精彩的材料。黛安娜·齐默尔曼·阿姆博对阿米什人和门诺派对科技和媒体的态度做了一系列研究。参见“The Amish and the Telephone: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in Roger Silverstone and Eric Hirsch,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London: Routledge, 1992), 183–94, summarizes elements of her later bookHolding the Line: The Telephone in Old Order Mennonite and Amish Lif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最终，关于这个话题一个流行的处理方法，参见Howard Rheingold,“Look Who's Talking,”Wired 7, no. 1 (January 1999)，网址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7.01/amish.html。

托马斯·默顿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啤酒，参见“Contemplation in a World of Action,”reprinted in Lawrence Cunningham, ed., Thomas Merton, Spiritual Master: The Essential Writings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92), 377 。默顿可能在回应本杰明·富兰克林那句著名的宣言“啤酒证明上帝爱我们，并希望我们快乐”，这是一个有趣却富于悲剧意味的可疑的嘲讽。Charles W. Bamforth notes inBeer Is Proof God Loves Us: Reaching for the Soul of Beer and Brewing (Upper Saddle River,NJ: Pearson Education, 2011)，这本书中谈道，很不幸地，富兰克林确实说了一句差不多这样的话。

虽然“写纸推特”（paper tweeting）是贝尔自己想出来的说法，但纸推特（paper tweet）却是洛克洛克（Knock Knock）的创始人简·比利克首先使用，比利克在2010年到2012年间设计了一种纸推特便条簿来卖。这种便条簿采用“纸笔的不插电奇迹”思想，让写作者“掌握简洁的艺术”，并教大家“当代大众礼仪”；纸推特是应用数字媒体的一系列纸产品中最新的。其他产品包括纸GPS（用来写明方向）、纸邮件，以及纸情绪。比利克解释说：“很多幽默来自对立事物的结合，或者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展现事物。邮件或推特的功用在于它们的数字特性，在纸上做这些荒唐事本身就很有趣。”参见比利克的采访，2012年7月10日；产品描述来自洛克洛克线上产品说明http://www.knockknockstuff.com/catalog/categories/pads/niftynotes/paper-tweet- nifty-note/。相关文献还可参见Liz Welch,“The Way I Work: Jen Bilik of Knock Knock,”Inc. (October 2011)，网址http://www.inc.com/magazine/201110/the-way-i-work-jen-bilik-of-knockknock.html。

安息日声明（http://www.sabbathmanifesto.org/）包括十条准则：避免使用科技产品，与所爱之人联系，保持健康，去户外，避免商务，点蜡烛，喝酒，吃面包，寻找宁静，反馈。

说数字安息日是“轻微的宗教”，其中一个原因是，越虔诚的人越不需要发明新的仪式或理论。对基督教徒来说，星期日本就是关注家人和社团的时间，断连并不难，而东正教犹太信徒有很多禁止使用不必要的电子产品和电器的复杂而正式的禁律。对他们来说，不需要再创造安息日，只需要遵守。事实上，安息日声明和数字安息日运动已经成了很多东正教评论家的批评对象。参见Joseph Aaron,“People of the Twitter,”Chicago Jewish News (April 29, 2011)，网址http://www.chicagojewishnews.com/story.htm?sid=2&id=254535。然而，不少逸事表明即使在东正教家庭，数字分心也是一个问题；参见Steve Lipman,“For Many Orthodox Teens,‘Half Shabbos’ Is a Way of Life,”Jewish Week (June 22, 2011)，网址http://www.thejewishweek.com/news/national-news/many-orthodox-teens-half-shabbos-way-life。

莫里·范斯坦出现在《抑制热情》第5季的41集，“The Larry David Sandwich”，于2005年9月25日首次播出。

我缺乏信仰要怪我的父母，他们完全疏忽了信仰，这也是他们对他们自己严格的成长教育的一个反映。我孩提时住在弗吉尼亚乡下，那时候星期日不是神圣的；星期日意味着要处理一堆不合常里的蓝法[3]，面对之前忽略的家庭作业，偶尔玩一轮我祖母发明的游戏，游戏叫“为什么那个男孩不去主日学校？”我妻子说她和她家人是文化上的新教徒，他们能在自己家族追溯到宗教革命的血统，他们过的圣诞节有点像诺曼·洛克威尔的画（几家人围在放满食物的巨大的桌子周围，但没有祈祷）。我对宗教仪式的感觉就像耳朵聋的人看芭蕾舞，他能欣赏舞者的动作和对艺术的奉献精神，赞叹舞台设置，明白故事情节，但有一部分是他无法明白的。在剑桥，我们在宏伟的国王学院礼拜堂参加晚祷，我喜欢那个庄严的仪式过程和那里的威严。音乐和仪式的节奏是恢复性的；英国国教徒把仪式看作“一流而古老的秩序”，这个想法很了不起；而且如果有什么地方真的能称之为威严的话，那就是亨利八世捐赠的巨大的英国哥特式教堂，这也是他宗教虔诚和都铎王朝力量（那时候因为刚从天主教偷来的财富变富了）的展示。但即使在那里，我也从没感受到过神圣，也没有虔诚的教徒体验并珍视的感动。坦白说，我也不认为我感受到过。

2005年，亚伯拉罕·赫施尔的《安息日：它对于现代人的意义》由法劳·施特劳斯与吉罗公司再版了令人愉悦的新版本，由他的女儿苏珊娜写了具有启发性的序言。安息日最近成了其他几个大项目的研究主题，最著名的是Judith Shulevitz的The Sabbath World: Glimpses of a Different Order of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Wayne Hopes’“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tique of Real Time,”Time and Society 15, no. 2–3(2006): 275–302，对实时的观点进行了左翼的批判。我对工业和天文学时间的想法，所受启发，参见Simon Schaffer的“Astronomers Mark Time: Discipline and the PersonalEquation,”Science in Context 2 (1988): 115–45。

当然，实时有自己的优缺点。比如，在其家乡纽约市，安东尼·汤森（Anthony Townsend）报告说出租车司机用手机分享哪里有很多人，哪条街道人多以及哪条路线免费的信息。任何习惯实时旅游或天气情况更新或在一串慌张的电话和短信后才与朋友汇合的人，都能明白实时分享信息的好处。有时它甚至能产生令人愉悦的同步信息。我的脸书墙有一次出现了朋友的生活中有趣的片段：“六年级的合唱简直超过了蓝牡蛎崇拜乐队的《哥斯拉》”；“啊，都柏林，都柏林，都柏林”；“霍博肯辛纳特拉公园的意大利节，这是杰西亚娜的天界辐辏”；“布伦达·麦克莫罗晃动了我对神猴虔诚的心”。为了找出这个小聚集点，在看到这些信息几个月后，我不得不下载一份脸书墙方便搜索。那时，脸书还没有搜索自己的脸书墙的功能。就这个系统而言，当下发生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Daniel Sieberg的The Digital Diet: The 4-Step Plan to Break Your Tech Addiction and Regain Balance in Your Life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11)，介绍了一种帮你治疗科技瘾的28天项目。它以7天的戒瘾开始，建议你把智能机等其他让人分心的科技产品放进冰箱，甚至鼓励你测量你的“虚拟体重指数”（与体重指数相当的数字体重指数），通过计算你电子设备的数量、查看社交媒体和邮箱的次数、你玩的电子游戏、写的博客来获知。在这个系统里，一个物体越让人分心，就越“重”：一部智能手机的重量是一台台式电脑的三倍，一个魔兽世界的账号也是一台数码相机重量的好几倍。

Clay Johnson的The Information Diet: A Case for Conscious Consumption (San Francisco: O'Reilly Media, 2012)，是Michael Pollan and David Broder的交叉。约翰逊是霍华德·迪恩2004年总统竞选的数字卖家，他认为党派新闻及博客与高卡路里、低纤维的垃圾食品一样，应该为美国政治的衰败和能联网却消息不充分的选举人数的增加负责。

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没有关于不同宗教传统中斋戒的比较研究。直到这样一本书出现，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关于这一点的优质信息，参见Kees Wagtendonk的Fasting in the Koran (Leiden, Netherlands: E.J. Brill,1968) and the works of sociologist Joseph B. Tamney, particularly his“Fasting and Modernization,”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 no. 2(June 1980): 129–37, and“Fasting and Dieting: A Research Note,”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27, no. 3 (March 1986): 255–62. The health impacts of religious fasting are described in A. M.Johnstone,“Fasting: The Ultimate Diet?”Obesity Reviews 8, no. 3 (May 2007): 211–22, and John F. Trepanowski and Richard J. Bloomer,“The Impact of Religious Fasting on Human Health,”Nutrition Journal 9(2010): 57–65.

安息日的观点被犹太教内外的作者们呼应着。安妮·戴伦施耐德（Anne Dilenschneider），卫理公会牧师，引用出生于维也纳的实验心理学家和本笃会修士大卫·斯坦德拉－拉斯特（David SteindlRast）的话：“治疗疲惫的不是休息，而是全心全意。”在原始的数码安息日课程里，戴伦施耐德和鲍尔复述了利卡瑞特·夏巴特（Likrat Shabbat）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著名的钢琴家的故事，他告诉他的一个崇拜者说他的艺术不在音符里，而在音符间的停顿里。“伟大的生活，就像伟大的音乐”，一位希伯来评论家说，“艺术或许在停顿里。”安息日这样的停顿，提供了一个培养“生活艺术”的机会。

第八章 八步准则

当然，这一章中的准则，模仿了佛教的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围棋发明于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也是中国让它成为今天仍在玩的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之一。玩家用黑白棋子尽可能多地在一个19x19的方格内围地。棋子的走法不多，但棋盘越大，棋子之间能组成的模式就越复杂，而试图以一颗孤子反侵对手更强大的一团子时，所面临的挑战让游戏难以把握。

梦窗疏石一个人的成就几乎相当于克里斯多佛·雷恩、约翰·邓恩和托马斯·贝克特加在一起的成就。关于天龙寺和梦窗疏石的设计及影响，参见Francois Berthier, Reading Zen in the Rocks: The Japanese Dry Landscape Garden, trans. Graham Park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and Katherine Anne Harper,“Daiunzan Ryoanji Sekitei— the Stone Garden of the Mountain Dragon's Resting Temple: Soteriology and the Bodhimandala,”Pacific Worl, n.s. 10(1994): 116–30.

[1] 该书的中文简体版书名为《脑机穿越：脑机接口改变人类未来》，2015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LSD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编者注

[3] 蓝法：blue laws，指禁止在星期日从事商业交易的美国法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