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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本店招牌菜

作者：【美】斯坦利·艾林

译者：孙蓓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5-01

ISBN：978-7-5133-1343-8

目录
CONTENTS

本店招牌菜

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

愚者自将

死亡圣诞夜

最美好的一切

背叛者

抉择时刻

家庭派对

经纪人专列

布莱星顿法

埃策希尔·科恩的罪行

生死之际

全世界最后一瓶酒

本店招牌菜

“就是这儿了，这就是斯比罗餐馆。”拉夫勒说着。科斯坦抬起头，看见一栋褐色的正方形建筑，与其他坐落在这条肮脏昏暗、人迹罕至的街道上的建筑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脚边是加装了防护栏的地下室窗户，厚厚的窗帘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

“天哪，”科斯坦看着这栋建筑，说道，“这地方看上去就像个破防空洞，是不是？”

“希望你能理解。”拉夫勒生硬地说，“斯比罗餐馆可不是靠花哨门面招揽食客的。在萧条动荡的年代，这家餐馆也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也许这家餐馆是这个城市中仅存的还在使用煤气灯的店了。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古董家具的气息，并使用精美的古董餐具。还有，如果你坐在最里面的位子，说不定还能看到半个世纪前就结在墙角的蜘蛛网！”

“听起来让人一点儿也不放心。”科斯坦说，“而且听上去，这家餐馆好像不太卫生。”

“一旦你走进这家餐馆，”拉夫勒继续说道，“就会发现自己和门外那个疯狂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你不再被这一年、这一天、这一刻所束缚，而是感受到灵魂的放松。这种精神层面的升华，奢侈的身外之物是带不来的，只能由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高贵的内在气质带来。”

科斯坦不自然地笑了起来，说：“这地方被你说得不像餐馆，倒像一座大教堂。”

借着头顶街灯微弱的光，拉夫勒望着同伴的脸。“或许，”他意外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不该带你来这里。”

这话让科斯坦听着很不舒服。虽然科斯坦拥有吓人的头衔和高额的薪水，但面对眼前这个骄傲的矮个子男人，自己也只是给他打工的一名员工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完全掩饰自己的情绪。“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科斯坦冷冷地说，“我也可以改变今晚的计划，没关系。”

拉夫勒圆圆的胖脸上闪过一丝惊诧，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大，紧紧地盯着科斯坦。“不，不，”最终他说道，“绝对不行。你和我一起来斯比罗餐馆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紧紧抓住科斯坦的手臂，拉着他走向通往餐馆的地下室大铁门。“在我的公司里，你是唯一懂得欣赏美食的人。对我而言，光知道有斯比罗这么好的餐馆，却找不到共享美食的朋友，就像房间里锁着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却无人与我共赏一样。”

这席话让科斯坦舒坦多了。“据我所知，世上有许多人偏偏喜欢独享。”

“我不是那种人！”拉夫勒断然道，“带人共享斯比罗餐馆这个念头在我心里憋了太久，我已经无法再忍耐了。”他伸手在门边摸索了一会儿，接着从关着的大门另一侧传来微弱却刺耳的旧式手摇铃的声音。门被人从里面吱吱呀呀地打开，科斯坦眼前出现一张黑脸，唯一能看清的只有一排白牙。

“嗯？”那张黑脸问。

“拉夫勒先生和一位客人。”

“嗯。”那张黑脸发出相同的声音，不过这次明显是招呼客人的语气，然后把身子向旁边挪了挪。科斯坦跟在拉夫勒身后走下一级台阶。门在他们俩身后关上。科斯坦眨了眨眼，适应了一小会儿，才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小的门厅里，刚才一直盯着的人影只不过是镜子中的自己。这扇穿衣镜十分巨大，从地板直抵天花板。“制造氛围吗？”他自言自语，同时暗暗发笑，跟着领位员走到座位上。

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双人桌边，科斯坦好奇地打量这家餐馆的装潢。空间不算大，唯一的照明设备是六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朦胧的灯光洒在墙壁上，投射出诡异的暗影，让人分不清远近。

餐馆里顶多摆放了八到十张桌子，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客人的隐私。今天是满座，仅有的几名侍者熟练而安静地穿梭于食客之间。餐馆里不时传来餐具轻微的碰撞声和食客低低的说话声。科斯坦赞赏地点了点头。

拉夫勒满足地呼出一口气。“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也能像我一样兴奋。”他说，“你发现了吗？这家餐馆里没有一位女士。”

科斯坦好奇地扬起了眉毛。

拉夫勒拉继续说：“斯比罗不欢迎女人到他的店里来。而且，我跟你说，他真能说到做到。前几天我还亲眼看到一位女士惨遭歧视。她坐下来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侍者都没过来招待她。”

“她没有抗议吗？”

“有啊，”拉夫勒边笑边回忆道，“但她的抗议只能招来其他食客的不满，而且让她的同伴脸上无光。”

“斯比罗先生当时是怎么应付的？”

“他没露面。他当时要么是躲在暗处看笑话，要么就根本没在店里，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无论如何，他都是绝对的赢家。那个女人肯定不会再来了，而带她来的那个男人，也就是整起事件的罪魁祸首，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也不会再露面了。”

“这也是对在场所有客人的警告。”科斯坦笑着说。

侍者来了。他有着深巧克力色的皮肤，如模特般漂亮的高鼻梁和弧度优美的嘴唇，浓眉下是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银白色的浓密头发像丝绸一样盖在头顶。通过这些特征，科斯坦判断他来自东印度群岛。这位侍者摆好硬挺的亚麻餐巾，从一个雕花玻璃大水罐里倒了两杯水，端到两位客人面前。

拉夫勒迫不及待地问：“今晚供应本店招牌菜吗？”

侍者满含歉意地一笑，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很抱歉，今晚没有招牌菜。”

拉夫勒的脸上写满了失望。“我白等了那么久。我已经等了足足一个月，今晚还想让我的朋友也尝尝……”

“您是知道的，本店招牌菜做起来很麻烦。”

“我知道，我知道。”拉夫勒无奈地看着科斯坦，耸了耸肩，“你看，我一直想请你吃斯比罗餐馆最棒的那道招牌菜，但很不巧，今晚还是没有。”

侍者插嘴道：“先生，要为你们上菜吗？”拉夫勒点了点头。科斯坦惊讶地看着侍者离开，而拉夫勒明明还没有点菜。

“你预先点好了菜吗？”科斯坦问。

“噢！”拉夫勒说道，“我忘了给你介绍，斯比罗餐馆没有点菜这么一说。所有客人当天都吃同一组菜，第二天又会换成另一组新菜肴。客人不能自己点菜。”

“真奇怪！”科斯坦说，“可是，难免会出现菜不合口的时候吧？万一有客人不喜欢端上来的菜怎么办？”

拉夫勒认真地说：“这一点你完全不必担心。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你的舌头有多么挑剔，都会对斯比罗餐馆的食物感到满意。”

科斯坦一脸怀疑，拉夫勒却微笑着说：“而且这种狡猾的方式有很多好处。你想想，去一家热门餐馆吃饭，你通常会看着眼花缭乱的菜单发愁，左思右想，想点这道菜，又想吃那道菜，好不容易点完菜，没准过一会儿又后悔了。这种选择往往会给自己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不管这种感觉是强是弱，都会使这顿饭吃得不那么愉快。

“你再想想厨房里准备食材的情景。在普通的餐馆里，后厨往往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厨师要手忙脚乱地准备上百种菜肴；而这家餐馆只需要一名厨师安安静静地在厨房里工作，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道菜上。毫无疑问，最终端上桌的菜肴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杰作。”

“这么说，你参观过厨房？”

“很遗憾，我没有。”拉夫勒遗憾地回答，“刚才说的只是我的想象而已。这么多年来，有关这家餐馆后厨的传闻在我脑袋里形成这样一幅场景。说实话，去厨房参观已经成为我的终极梦想了。”

“你没把这个愿望告诉斯比罗吗？”

“我说了十几次了！但他每次都只是耸耸肩。”

“他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感觉啊？”

“不，不。”拉夫勒连忙解释道，“真正的艺术大师都不屑于他人的奉承之言。不过，”他叹了一口气，“我永远都不会死心。”

这时侍者又过来了，端着两碗汤，以仿佛经过精确计算般的姿势，把汤和小碗摆在他们面前，然后打开汤碗盖子，小心翼翼地将澄清的汤舀入碗中。科斯坦好奇地舀一匙汤，放入口中。汤味很淡，几乎和白水没什么两样。科斯坦皱起眉头，犹豫了一下，决定加点盐和胡椒调味，却发现桌上什么调料都没有。他抬起头，发现拉夫勒正望着自己。他并不喜欢睁着眼说瞎话，但又不忍心往兴奋的拉夫勒身上泼冷水，便只好笑了笑，指着汤说：“非常可口！”

拉夫勒也笑了，冷冷地说：“一点儿也不可口。清汤寡水，没一点儿味道。我知道。”科斯坦睁大了眼睛，拉夫勒没理他，继续说道，“好几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刚尝了一口就忙着找盐和胡椒。然后惊讶地发现，斯比罗的餐桌上没有调味料。”

科斯坦惊呆了，惊呼道：“连盐都没有？”

“连盐都没有。不过，想来点儿调味料的举动倒证明了你的舌头还很灵敏。我敢保证，你最终能像我当初那样，发现其中的奥妙：快喝完时你就会发现，这碗汤根本不需要加盐。”

拉夫勒说得没错。还没喝到碗底，科斯坦就品尝出这道汤微妙的滋味，还有它为自己带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愉悦感。拉夫勒将自己的空碗推到旁边，双手撑在桌上。“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真令人惊讶，”科斯坦说，“和你说的完全一样！”

趁侍者忙着收拾空碗的时候，拉夫勒压低声音说：“你马上就会知道，除了没有任何调料外，斯比罗还有许多特色。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比如这里从来不供应任何酒精类饮料，只有清澈的白水，因为这才是人类唯一不可或缺的东西。”

“除了母乳以外不可或缺的。”科斯坦冷冷地说。

“我向你保证，来斯比罗就餐的客人都过了靠母乳为生的那个阶段了。”

科斯坦大笑道：“好吧。”

“嗯，另外这里禁止吸烟。”

“哦，老天，”科斯坦说，“与其说斯比罗是美食家的伊甸园，不如说它是禁烟主义者的庇护所！”

拉夫勒严肃地回应道：“恐怕，你把美食家和吃货这两个词搞混了。吃货只关注吃，不断刺激食欲，吃得越多越满足；然而美食家的本质却是崇尚简单。比如披着朴素的希顿古装[1]品尝一颗热橄榄的古希腊人；或是在简陋的房中欣赏一枝花茎的弯曲弧度的日本人——他们才算真正的美食家。”

“可是，”科斯坦疑惑地说，“偶尔来一杯白兰地或抽几口烟也不算过分啊。”

“带有刺激性或麻醉性的东西会破坏味觉的敏感度，让我们失去最宝贵的能力——享用美食。这几年我常来斯比罗吃饭，我自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有一个问题。”科斯坦说，“你干吗要给这些禁令安一个那么冠冕堂皇的名头？立规矩的理由也许很平常，说不定是因为办理售酒执照很贵，或者在这个狭小的餐馆里吃饭的客人不喜欢烟味儿？”

拉夫勒猛地摇了摇头，说：“如果你见过斯比罗，就会马上明白，他绝不是会为这类庸俗的理由做出什么决定的人。老实说，我能推测出那些你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正是基于对斯比罗本人的了解。”

“这人真不可思议。”正好侍者上主菜时科斯坦说。

拉夫勒切下一大块肉，细嚼慢咽后才再次开口：“我不常用‘最’来形容任何人或事，但在我看来，斯比罗餐馆就代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最高峰。”

科斯坦扬了扬一边的眉毛，然后开始吃眼前那块浸在浑浊肉汁里的肉。盘子里没有半片配菜，缕缕热气蒸腾而起，裹着淡淡的诱人肉香，钻入他的鼻孔。科斯坦的嘴巴里不禁涌出口水。他缓慢而认真地咀嚼着一小片肉，像在分析一首复杂的莫扎特交响曲。他先咬住一块肉的脆脆的外皮，然后两颊用力，带血的肉汁便从半熟的肉里面渗出来，肉汁非常清淡，却让人心满意足。这种味道简直难以形容。

他刚咽下一块肉，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再吃一块，一块接一块。不过他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没有一口吞下所有的肉和汤，而是细细咀嚼，充分享受每一口无与伦比的美味。直到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他才发现两人用餐时一句话也没说。科斯坦提起这点，拉夫勒说：“享受美味佳肴时，难道不是‘无声胜有声’吗？”

此时此刻，科斯坦开始以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这间古旧、昏暗的餐馆，以及其他默默进餐的食客。“你说得对。”他谦卑地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为刚才不礼貌的怀疑道歉，你对斯比罗餐馆的赞美绝无半点夸张。”

“哦。”拉夫勒高兴地说，“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不是跟你提过这家店的招牌菜吗？很可惜我们今晚没有口福。和本店招牌菜相比，今晚的菜简直不值一提。”

“不会吧？！”科斯坦惊呼道，“那是一道什么菜？是黄莺的舌头，还是独角兽的肉？”

“都不是。本店招牌菜是羊羔肉。”

“羊羔肉？”

拉夫勒失神了一两分钟，回过神后回答道：“如果我告诉你我对本店招牌菜的看法，你一定会认为我疯了。我一想到它就无法自已。既不是多肉的排骨，也不是紧实的小腿肉；而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一种羊身上的肉，这种羊叫做艾米斯坦羊。”

科斯坦皱起眉头：“艾米斯坦羊？”

“这种羊的产地在阿富汗与俄国的交界处，数量极少，几近灭绝。这是斯比罗告诉我的，我猜只有高原能养育出这一小群仅存的极品羊。斯比罗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得到了运输这批羊的权利，艾米斯坦羊肉便上了他的菜单。你只能在这家店吃到这道菜，而且我告诉你，这道菜隔很久才供应一次，想吃到它只能凭运气。”

“其实，”科斯坦说，“斯比罗可以做个菜品预告嘛。”

“不做预告的道理很简单。”拉夫勒说，“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贪吃鬼，一旦消息走漏——肯定会走漏——那些人就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窝蜂地拥进店里，他们会爱上这道菜，然后取代现在店里的这些老主顾。”

“你的意思不会是……”科斯坦反驳道，“在整个城市——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只有目前坐在店里的这几个人知道斯比罗餐馆吧？”

“差不多。只有一两个常客现在不在店里，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难以置信。”

“就是这样，”拉夫勒以略带威胁的口吻说，“每位常客都小心地保守这个秘密。而且，从今晚接受我的邀请起，你也要自动担负起这项保密义务。希望你能守信用。”

科斯坦的脸红了。“我以在您公司的职位作担保。不过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保守秘密，不让更多人享受这道精美食物的意义何在？”

“你知道泄露秘密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拉夫勒愤怒地说，“这家餐馆会挤满傻乎乎的吃货，整晚埋怨为什么没有烤鸭配巧克力酱。你能忍受那种情景吗？”

“不！”科斯坦立刻表示赞同，“我不得不承认，你说得没错。”

拉夫勒疲倦地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眼睛，静静地说道：“我一个人生活，这并非我所愿。你听起来或许会觉得奇怪，觉得我不正常，但我内心深处确实这么想，在这个冷酷而不正常的世界里，这家餐馆就像个温暖的避难所，是我的家人和朋友。”

科斯坦从未见过上司的这副模样。此时，他不再是蛮横的上司，也不是多事的上司，而是宽大壮硕的身躯里纠结着无数凄苦的可怜人。

之后的两个星期，应拉夫勒之邀去斯比罗餐馆已成为一项固定仪式。科斯坦每天五点下班，一到时间他就走出属于自己的小隔间并锁好门。他会将外套整整齐齐地搭在左手腕上，对着门上的玻璃将头上的小礼帽调整至最佳角度。以往，他做完这些事后会习惯性地点燃一根香烟，但在拉夫勒的敦促下，他决定改掉这个习惯。然后他会顺着过道走过去，在某处与拉夫勒不期而遇。

“噢，科斯坦，我希望你今晚还没有其他安排。”

“没有安排。”科斯坦会说“我完全没有安排”或者“我听你的安排”之类毫无意义的话。有时他想，是不是应该偶尔拒绝一两次，好显得这项仪式没那么刻意。但每当回想起拉夫勒听到他“有空”的回答时整张脸都亮起来了的表情，以及饱含深情厚谊地抓着他的手臂的动作，科斯坦便打消了拒绝他的念头。

多年在暗藏杀机的职场打拼，科斯坦深知，最好与上司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发展为亲密的朋友关系。已经有一位高层的秘书公开指责拉夫勒对科斯坦太偏心。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最重要的是食物！斯比罗餐馆供应的绝世美味！一向瘦骨嶙峋的科斯坦，有生以来第一次欣喜地发现自己在长胖。不到两个星期，他身上原本突出的骨头都藏进了平滑、坚实的肌肉下，而且全身上下都在变胖。某天晚上淋浴时，科斯坦看着自己的身体陷入沉思——那个圆滚滚的拉夫勒在没发现斯比罗餐馆以前，是否也曾骨瘦如柴呢？

总之，接受拉夫勒的邀请可谓有得无失。或许在品尝过传说中的艾米斯坦羊，以及一睹斯比罗的真面目后，科斯坦能坦然地拒绝一两次拉夫勒的邀约。但不是现在。

终于，距离第一次到斯比罗餐馆整整两周后，科斯坦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心愿——吃到了艾米斯坦羊，见到了斯比罗。两件事都大大超乎他的想象。

他们两人尚未坐稳，侍者就靠近桌边郑重地宣布：“先生，今天晚上有本店招牌菜。”科斯坦惊喜得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他看到拉夫勒放在桌上的双手也在剧烈抖动着。这一瞬间令科斯坦觉得很不真实，两个成年男人，智力健全、自制力强，却像两只等不及别人丢肉吃的猫。

“终于有了！”拉夫勒的声音吓了科斯坦一跳，“古往今来，舌尖上的顶级美味！面对美味佳肴，我猜你此刻正心绪混乱、不知所措。”

“你怎么知道？”科斯坦无力地问。

“我怎么知道？因为十年前，我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你的情绪变化一下子唤醒了我当年心甘情愿被这道招牌菜俘虏的记忆，所以我轻而易举地猜中了你此时此刻的心思。”

科斯坦低声问：“其他客人也这样吗？”

“你自己判断吧。”

科斯坦偷偷环视周围的桌子。“你说得没错。”他说道，“大家都这样，这至少对我是个安慰。”

拉夫勒微微歪头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个人例外。”他停顿了一下，说，“他看起来反而有些失望。”

科斯坦顺着拉夫勒的目光看过去。一位灰发男人独自坐在桌边，十分惹人注目。科斯坦看着那个男人对面的空位，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哦，”科斯坦说道，“你是在找以前总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又矮又胖的秃顶男人，对吧？连续两个星期，只有今天没看到他。”

“应该说，今天是他十年来的第一次缺席。”拉夫勒的声音充满同情，“无论刮风下雨，或有什么突发状况，自打我第一次到这里吃饭，还从未见他缺席过。想象一下，如果他得知唯一缺席的今天，这家店偏偏供应了招牌菜——艾米斯坦羊，他会露出怎样的表情。”

科斯坦再次转过身，望着那把空椅子，感到隐隐不安。“唯一缺席的一天。”他嘟囔道。

“拉夫勒先生！还有这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非常、非常高兴。哦不，不必站起来；我加一套餐具就好。”这个男人的身影刚出现在桌边，就马上有人像变魔术一样搬来了椅子。“艾米斯坦羊无与伦比，对吧？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咱们的‘奇迹厨房’里忙活，给我那位脾气不好的大厨指导工作。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每一步都很重要，对不对？哦，这位朋友好像还不认识我，需要介绍一下吗？”

他说话像倒豆子一般干脆利落，还不时发出愉快的喉音。科斯坦似乎被催眠了，只能呆呆地望着他。这个男人的嘴巴夸张地一张一合，每发出一个音，薄薄的嘴唇就会上下翻动，或者左右摆动。他扁平的鼻子下方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根胡子；东方人那种细长的眼睛在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闪闪发亮；他的发色非常浅，仿佛漂白了一般，光亮的长发全部向后梳，露出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真是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科斯坦感到一丝困惑，他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张脸，但是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也没在记忆中找到。

拉夫勒的声音把科斯坦拉回现实。“这位是斯比罗先生，这位是科斯坦先生，我的好友兼同事。”科斯坦站起来，握了握斯比罗伸出的手。斯比罗的手掌温暖而干燥，像石头般坚定有力。

“很高兴认识你，科斯坦先生。我真的太开心了。”他的喉咙里发出愉快的声音，“你挺喜欢我的小店吧，哈？我们随时欢迎你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拉夫勒咯咯笑着说：“这两个星期科斯坦一直来这里吃饭。斯比罗，他马上就要成为你的仰慕者了。”

斯比罗的视线转到科斯坦身上。“那是我的荣幸。你以光临本店表达对我的敬意，我就用美食来回报你，怎么样？我敢保证，艾米斯坦羊的滋味是你从未体验过的。我们不论为此花费多少苦心，都是值得的。”

科斯坦努力不去看那张气人的脸，问道：“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还要供应这道菜呢？其他菜也足以使你享有盛名了。”

斯比罗脸上浮现出开怀的笑容，整张脸都被撑圆了。“或许是心理作用，嗯？人们一旦发现惊奇的事，就一定会想与人分享。我的客人会夸大其词，招摇地显摆，炫耀自己的满足和愉悦，好引来其他人的关注。这或许……”他耸耸肩，“算是我的经商之道吧！”

“这么说的话……”科斯坦追问道：“既然你还要给客人立下种种规矩，何不干脆搞成会员制的俱乐部餐厅，干吗要开一家大众餐馆呢？”

斯比罗目光闪烁，迅速瞟了科斯坦一眼，又移开视线，说道：“你很敏感，是不是？告诉你吧，其实大众餐馆比会员制的俱乐部餐厅更容易保护隐私！在这里，没人关心你的私人生活，也没人饥渴地窥探你的隐私。客人来这里就是单纯地享受美食。我们丝毫不关心客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来这里用餐的理由。你来，我们表示欢迎；你不来，我们也没什么好遗憾的。这就是我的答案，怎么样，还满意吗？”

这一番激烈的回应把科斯坦吓傻了。“我，我没想打探什么秘密。”他结结巴巴地说。

斯比罗用舌尖舔了一下薄薄的嘴唇。“不，不，”他重复道，“我知道你不是来打探什么秘密的，其实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哦，科斯坦，振作一点，”拉夫勒说，“别被斯比罗的话吓到了。我认识他很久了，我向你保证，他这个人是嘴硬心软。他会让你在不知不觉间体会到这家店的各种奥妙。当然，参观厨房另当别论。”

“哦，”斯比罗笑着说，“参观厨房的话，科斯坦先生需要先等一段时间。但除此之外，任何事都请随意吩咐。”

拉夫勒猛拍了一下桌面。“我说什么来着！”他说，“说实话吧，斯比罗，除了你的员工，还有人踏入过那处至圣所[2]吗？”

斯比罗抬起头。“你看看那面墙，”他态度认真地说，“那幅肖像所画的就是获得过那项殊荣的人——我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本店最早的一位客人——他可以证明，我的厨房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科斯坦凝视着那幅肖像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兴奋地大叫。

“噢！这是那位有名的作家！拉夫勒先生，你也认识的，他之前总写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和讽刺性短文，后来突然移居墨西哥，从此音信全无。”

“没错！”拉夫勒也叫道，“想想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坐在这幅肖像画下面用餐，却从来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转向斯比罗说，“你刚才说他是你非常亲密的朋友，对吧？那他的失踪一定带给你很大的打击。”

斯比罗严肃起来。“是的，确实如此。不过先生们，试着这样想：或许对他而言，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是不是？这个可怜的男人。他以前总对我说，在这张桌子边度过的时光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时光。很可怜，不是吗？而我能做的，就是带他去参观我那神秘的厨房。其实，真正看过你们就知道了，那不过是个普通的餐馆后厨而已。”

“你似乎很确定他已经死了，”科斯坦问道，“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已经死亡。”

斯比罗也凝视着肖像。“半点线索也没找到。”他轻声说道，“很不可思议，是不是，嗯？”

主菜端来了。斯比罗站起来，亲自为他们服务。他双眼炯炯有神，把砂锅从托盘上端下来。霎时香味四溢，引人垂涎。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将两块香喷喷的肉块分盛到两个大浅盘子里，生怕浪费了一点儿。做完这些后，他仿佛累坏了似的坐回到椅子上，喘着粗气。“两位先生，”他说，“祝你们用餐愉快。”

第一口，科斯坦细嚼慢品了好一会儿才咽了下去。然后就望着叉子尖出神。

“老天哪！”他呼出一口气。

“味道不错吧？是不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科斯坦恍惚地晃了晃脑袋。“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缓缓说道，“艾米斯坦羊肉的美味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就像凡人无法窥视自己的灵魂。”

“也许——”斯比罗的脸贴得很近，科斯坦能感受到从他口中呼出的热气和夹杂的臭味，“或许你刚刚瞥了一眼自己的灵魂？”

科斯坦不露痕迹地往后缩了缩。“也许吧！”他笑着说，“我看到一幅美好的画面：全是尖牙利齿。无意冒犯，但我不想把羊肉和信仰扯到一起。”

斯比罗站起来，一只手轻轻地搭在科斯坦肩上。“聪明人，”他说，“什么时候你无事可做，无聊至极，就找个昏暗的房间坐一小会儿，想想这个世界——它是什么，会变成什么样——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羊羔和宗教的关系。那非常有趣。现在——”他冲两人深深鞠躬，“我已经占用你们很长时间了。很高兴认识您，”他说着冲科斯坦点了点头，“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斯比罗笑着，牙齿泛出光泽，双眼也闪着光，顺着桌边的过道走开了。

科斯坦转动上半身，望着离去的背影，问道：“我是不是无意中冒犯了他？”

拉夫勒抬起头望着他，说：“冒犯？他很享受刚才的交谈。艾米斯坦羊对他而言就像某种宗教仪式；开了这次头，他以后会不停跑来找你，唠唠叨叨的像个布道的牧师。”

科斯坦继续吃他的主菜，斯比罗的那张脸却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有意思，”他说道，“真有意思！”

一个月后，科斯坦终于想起那张脸为什么那么熟悉了，这个念头让他躺在床上笑了起来。没错，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斯比罗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只穿靴子的猫。

＊　＊　＊

第三天傍晚，沿着街巷顶着寒冷刺骨的风往餐馆走去的路上，科斯坦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拉夫勒。拉夫勒面无表情地听完了。

“或许你说得对，”他说，“但我无法做出公正的判断。我读那本书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太久了，真的太久了。”

拉夫勒话音刚落，就听见从前方传来一声尖厉的号叫。两人不由得停住脚。“出什么事儿了，”拉夫勒说，“你看！”

在距离斯比罗餐馆入口不远的地方，两个身影在黑暗中扭打成一团。两个人前后推搡，然后突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一起滚到了人行道凸起的路沿上，惨叫声不绝于耳。拉夫勒扭着肥胖的身子，以最快的速度朝那边奔去，摸不着头脑的科斯坦紧随其后。

仰面朝天地躺在人行道上的男子身材瘦长，皮肤偏黑，头发苍白，正是斯比罗餐馆里的侍者。他试图掰开对方死死地锁在他喉咙上的双手，同时用膝盖无力地顶开对方魁梧的身躯——另一个凶狠的男人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

拉夫勒喘着粗气奔过去。“住手！”他怒吼着，“发生了什么事？”

侍者的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迸出来了。他无助地望着拉夫勒，说：“先生……救命……这个人……喝醉了——”

“我喝醉了？你这个浑蛋——”

科斯坦到这时才好不容易看清，占上风的那个男人是名海员，身上穿着脏兮兮的水手服，周身散发着浓浓的酒臭。“你偷我的钱，还说我喝醉了？浑蛋！”他双手继续加劲，掐得侍者痛苦地呻吟。

拉夫勒一把抓住船员的肩膀。“放开他，听到没有？！马上放开他！”他高喊着。然而，拉夫勒的话音刚落，他自己就倒向了科斯坦，科斯坦踉踉跄跄退后了几步，才勉强站稳。

居然遭到了攻击！拉夫勒暴怒，立刻采取激烈的反击。他一声不响地扑向那个海员，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着他的脸和侧腹又抓又踢。海员迅速站了起来，转而反击拉夫勒。他们俩抱在一起扭打了一会儿，科斯坦也加入了战斗。三个人一起倒在地上，扭打着滚来滚去。

拉夫勒和科斯坦慢慢地站起来，俯视着趴在眼前的海员。

“也不知道他是酒醒了，”科斯坦说，“还是被咱们制伏了。无论如何，现在都该把他交给警察。”

“不，先生，不行。”那名侍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脚下仍然不稳，“不能叫警察，先生！斯比罗先生不喜欢警察。您应该能理解，先生。”他抓着科斯坦的手，哀求道。科斯坦望向拉夫勒。

“当然不叫，”拉夫勒说，“没必要给自己添麻烦。警察迟早会把他带走的，这个无法无天的醉鬼。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先生，那个人，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扑过来打我，还说我偷他东西。”

“和我猜测的差不多。”拉夫勒贴心地扶着那名侍者往前走，“快回店里处理一下伤口吧。”

这位侍者被感动得好像要哭出来了似的。“先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需要我为您做什么——”

拉夫勒拐进通往斯比罗餐馆的过道。“不不，不要放在心上。快走吧！如果斯比罗先生有什么疑问，你可以让他来问我，我会跟他解释清楚。”

“救命恩人！”餐馆的门在他们俩身后关上，拉夫勒隐约听到这半句话。

“你也看到了，科斯坦，”坐下来数分钟后，拉夫勒说，“文明社会里也会有这种奇葩！全身都是臭酒味，别人稍微离他近点儿就大打出手，恨不得把一个无辜的陌生人打死。”

科斯坦试图忘掉刚才那紧张的一幕。“就算是小心谨慎的猫，在烦躁的时候也会想喝上几杯。”他说，“我看，那个船员的心里肯定也有说不出的委屈。”

“委屈？哦，当然，他的委屈就是没法控制自己的野性。”拉夫勒抱着手臂，说道，“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等着吃肉呢？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要求，也是为了满足溶于血液的本性。回忆一下，科斯坦，我说过斯比罗是文明的缩影，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吧？他是个聪明人，懂得人类的本性，但又与其他人不同，他费尽心思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却绝不会影响周围的旁观者。”

“我回忆了一下美妙的艾米斯坦羊，”科斯坦说，“就明白你想说什么了。对了，是不是快到供应招牌菜的日子了？距离上次吃到它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正为他们倒水的侍者犹豫了一下，说道：“抱歉，先生，今晚没有招牌菜。”

“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拉夫勒咕哝道，“看来我没有再吃那道菜的福气了。”

科斯坦望着他。“怎么会，这怎么可能。”

“真的，见鬼。”拉夫勒一口气喝下半杯水，侍者马上又为他添满，他继续说，“我临时决定要去南美进行一次秘密考察。一两个月吧，老天知道到底要在那儿待多久。”

“那里的情况很糟吗？”

“没法更糟了。”拉夫勒突然笑了，继续说道，“我一定会怀念在斯比罗餐馆吃的每一道菜。”

“我怎么没在公司里听说这件事呢？”

“如果你听说了，就不能算秘密考察了。除了我以外没人知道，现在再加上你。我想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看看他们到底在那边搞什么鬼。我会跟公司里的人说我去短途旅行了，或者去疗养院调养被工作压垮的身体。无论如何，公司的事就暂时交给你们了。特别是你。”

“我？”科斯坦非常惊讶。

“明天你上班时会接到一份升迁令。非常抱歉，我无法亲手交给你。别多想，此事和我们的友情无关，你一向表现优秀，对于这一点我必须表示衷心的感谢。”

受到夸奖的科斯坦脸红了。“听你的口气似乎今晚就出发？”

拉夫勒点点头。“我费了点儿心思预定了机票。如果一切顺利，这顿饭将是我们的告别晚餐。”

“事实上，”科斯坦缓缓地说，“我真希望你订不到座位。对我而言，在这里与你一起用餐意义非凡。这是我从未想过的。”

侍者的声音插了进来。“先生，可以上菜了吗？”两人都表示可以。

“当然，当然，”拉夫勒急忙说道，“我没注意到你还站在旁边。”

侍者离开后，拉夫勒转过头对科斯坦说：“唯一让我烦恼的是，没能吃到艾米斯坦羊。事实上，我已经把出发时间延后一周了，总想着能等来一个幸运之夜。如今真的不能再推迟了。我希望下次你坐在这儿享用艾米斯坦羊时，能或多或少替我感到一丝欣慰。”

科斯坦笑道：“一定！”然后低下头用餐。

差不多快吃完的时候，一位侍者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不是平时招待他们的那位，而是刚才被海员暴揍的那个人。

“嗯，”科斯坦问，“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

侍者完全忽视科斯坦，而是紧张地对拉夫勒说：“先生，”他的声音很小，“救命恩人！我欠您的，一定要报答！”

拉夫勒讶异地抬起头，然后坚定地摇了摇头。“不，”他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明白了吗？你的谢意已经足够报答我的所作所为了。现在回去工作吧，别再提这件事了。”

侍者纹丝不动，但声音提高了一些。“先生，我向您信仰的神发誓，即使您不需要我也要救您！先生，千万不要走进厨房。我是押上生命对您说这句话的。无论今晚还是以后任何一个晚上，都绝对不要进斯比罗餐馆的厨房。”

拉夫勒靠在椅背上，惊讶得目瞪口呆。“不要进厨房？倘若哪天斯比罗先生心血来潮，邀请我去厨房参观，我难道不能接受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搭在了科斯坦的椅背上，另一只则抓住侍者的手臂。侍者像被冻住了似的，僵在原地，嘴巴紧闭，目光低垂。

“什么怎么回事儿，先生们？”带着喉音的声音说，“我似乎来得正是时候。和往常一样，适时到来，回答你们的一切问题，对吗？”

拉夫勒松了一口气。“哦，斯比罗，感谢上帝你来了。这人正警告我说千万别进你的厨房，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吗？”

斯比罗咧开大嘴笑了，露出两排牙齿。“当然，这位可爱的朋友好心警告你，是因为我那个情绪化的大厨不知从哪儿听说我要带一位客人参观他那宝贝厨房，这可把他气疯了。他生起气来很可怕，先生们！他甚至扬言说要跑出来警告客人们。他要真的跑出来大喊大叫，会对斯比罗餐馆产生什么影响，两位先生肯定能理解，对吧？幸好我向他保证说，我一定会挑一位真正受人尊敬又懂得欣赏美食的先生，来现场观摩他的工作。现在他已经平静多了。明白了吗？”

斯比罗放开侍者的手臂。“你不是负责这张桌子的吧？”他平静地说，“下次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侍者仍旧低着头，迅速离开了。斯比罗搬来一把椅子，在他们旁边坐下，用手轻抚着头发。“看来我的小秘密泄露了。拉夫勒先生，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今晚邀请你参观厨房。现在惊喜没了，就让我好好招待你吧。”

拉夫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真的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你的意思是，今晚我们将有幸参观店里的美食是如何烹饪的？”

斯比罗用尖锐的指甲在餐桌布上划了一道，在亚麻桌布上留下细细的痕迹。“哦，”他说，“您真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他严肃地望着那道印痕说，“您，拉夫勒先生，照顾我的餐馆长达十年，但这位先生——”

科斯坦举起一只手，插嘴道：“我完全理解。这份邀请只针对拉夫勒先生，我在这里让您很难办。正好，我今晚还有其他安排，现在差不多该走了。你看，大难题解决了。”

“不！”拉夫勒说，“绝对不行！这样太不公平了。科斯坦，我们一直共享美食之乐，如果没有你，我这段经历的乐趣也会减掉一半。斯比罗，情况特殊，就为今晚破一次例吧。”

两人同时望着斯比罗，他只是遗憾地耸耸肩。

科斯坦赶紧站起来。“拉夫勒先生，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搅乱您来之不易的厨房之旅。而且，”他半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那位正在气头上的大厨，举起砍肉刀扑向你。再见了。”为掩饰拉夫勒自责的沉默，科斯坦继续说，“我把你交给斯比罗先生了，相信他一定会为你呈现一幕精彩的表演。”他伸出手，拉夫勒紧紧地握住，力气大得甚至令科斯坦有些疼。

“你真是位绅士，科斯坦，”他说，“希望你能继续来这家餐馆吃饭，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不会太久的。”

斯比罗站起来为科斯坦让路。“欢迎你再次光临。”他说，“再会[3]。”

科斯坦在昏暗的门厅稍事停留，整理围巾和礼帽。当他从镜子前转过身时，心满意足的拉夫勒和斯比罗已经走到厨房门口了。斯比罗的一只手将厨房门使劲推开，另一只手则无限怜爱地搭在拉夫勒肉乎乎的肩膀上。

[1] 希顿古装：古希腊人贴身穿着的宽大长袍。

[2] 至圣所（sanctum sanctorum），犹太教术语，指位于早期的帐幕后或后来的犹太圣殿中最内层的位置，用帷幔与外面的圣所隔开。至圣所被认为是耶和华的住所，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进入一次，在赎罪节上，祭祀牲畜在铜祭坛上献祭，血被带进至圣所。

[3] 此处原文为法语。

艾伯比先生井然有序的生活

艾伯比是个打扮整齐的小个子男人，戴一副无框眼镜，头发梳成中分。他会心满意足地对你说，自己井然有序的生活中从不存在乱套的可能。所以，当他决定应该把有效的好方法整理一下，综合运用于处理自己的妻子时，自然知道该去哪儿看一看。

在一家二手书店的书架上，他发现了本有关法医学的书。架子上还有许多同类题材的书，不过都破破烂烂的，边缘如同被狗啃过——这一点是他的死穴——于是他选中了这本，至少破损程度还在忍受范围之内。仔细研究后他发现，书里列举的大部分案例，都是对疯子和性变态犯下的罪行（还配有鲜活的插图）的可怖分析。这些当然引发正常人的无限联想——这世上到底住着多少恶魔啊。然而，有一桩案例似乎很对他胃口，于是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桩案例讲的是X夫人（整本书都是X夫人、Y先生或Z小姐）在自家的小地毯上摔了一跤，不幸身亡的事。看起来像是场意外，然而一位律师提出，死者亲属中，有人指控死者的丈夫蓄意谋杀，随后进行的法医检查也证明了他的罪行。不过这场控诉最终因为被告突发心脏病猝死而终止。

按理说，这样的结果应该会让艾伯比先生大失所望，因为他此时正迫切渴望立即占有妻子的财产，这一点与书中推断的X先生的动机惊人地相似。不过艾伯比先生更看重这桩案例中的细节。据X先生说，当时X夫人正要给他送杯水，不料脚下的小地毯——正如所有的小地毯都会出现的情况——突然滑了一下。

而那位不屈不挠的控方律师却出示了一份法医授权书，上面通过大量图表（这些书中都大方地呈现出来了）清楚地证明，只要丈夫在伸手接水杯的时候耍一个小儿科的把戏——将一只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下方，另一只手绕过她的脖子，再突然推一把——就能制造出与被小地毯绊倒一模一样的惨状，而且不会留下一丁点儿作案的痕迹。

在这里必须声明，艾伯比先生不知疲倦地研究这些图表和解释说明，可不是希望像书中这位贪得无厌的男人那样去满足贪欲。当然，也是为了钱，不过那些钱将用于保护一处神圣领域，那就是他的商店：艾伯比的古玩珍品店。

这家店是艾伯比生命中的太阳。二十年前，他用父亲留下的少量财产买下了它。即使在经营状况最好的时候，也仅能帮他维持贫穷的生活，最差时——基本上一直都处于最差状态——他就不得不去求助于同样经营着一家可怜小店的母亲。但他母亲是个掏钱如同割肉般心疼的女人，因此为了这家店，母子俩发生过不止一场持久战，不过最终都是他夺得胜利——这也是因为平心而论，对母亲而言，艾伯比就像他眼中的那家店。

这个不和谐的三角阵营，最终因为他母亲的去世而被打破。直到那时，艾伯比先生才发现，母亲在他井然有序的小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他之前认为的重要许多。这么说不仅因为她时不时为他提供金钱资助，还包括为他个人习惯方面所做的贡献。

他的饮食清淡而挑剔，母亲却总能为他准备完美的餐点。房间里稍微有什么东西摆放得不整齐，他就会神经极度紧张，但总在家里晃来晃去的母亲能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母亲的死使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令他不安。他苦思冥想，该如何去填补这个空缺，最终想到了婚姻，然后马上付诸行动。

他的妻子是个肤色苍白、嘴唇很薄的女人，外形和动作都非常像他母亲，有时候妻子走进房间，他甚至会因为两人长得太像，而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唯独有一点让他对她非常失望：她无法理解那家商店对他的重要性，以及他对商店的感情。艾伯比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他提出想申请一份小额借贷，来支付一些经营的费用时。

艾伯比夫人结婚之前，就像马上要枯萎的葡萄藤一样无精打采，不过这得来不易的婚姻并没能让她重获青春。其实，有时候在平静的外表下，她会因为一些女人的小心思而面泛红潮，但马上就会被他那双深陷在眼眶中的忧伤的眼睛识破。他们彼此达成共识，服丧期间，要将内心感情小心地深埋在体面的外表之下。可是婚后不久她就意识到，他把感情埋得太深了，她可能永远无法把这份感情挖掘出来。事已至此，她耸了耸肩，决定无视这件事，开始一心一意为他烹调美味佳肴。在她看来，艾伯比的古玩珍品店就像结不出珍珠的空贝壳。

她自作聪明地调查了一番，然后略带激动地向艾伯比先生宣布她的新发现。

“古玩珍品！”她尖叫道，“什么古玩珍品，你的所有收藏就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一文不值，放在那里只会积灰而已！”

她没弄明白的是，以平常人或商业眼光来看，那些东西确实一文不值。但是，对艾伯比先生来说，它们就是他的一切。之所以会有这家店，源自于他自小形成的对收集、分类、贴标签和保存的狂热兴趣。但凡能弄到手的东西，他都会收集起来。这家店里每件商品的价值，与他所拥有这件商品的时间成正比，时间越长，价值越高。无论是开裂的仿塞夫尔瓷器，还是粗制滥造的假齐本德尔家具，甚至锈迹斑斑的军刀，他都一视同仁。每样东西都摆在固定的地方，艾伯比先生很在意这一点，每件藏品的陈列地点永远不变。最奇怪的是，每当卖出一件商品时——这种时候极为少见——他都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痛苦。有些顾客原本拿不准商品的实际价值，但只要看一眼他那痛苦的样子，就会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幸好顾客们都不知道，让艾伯比先生痛苦万分、五官都拧在一起的原因，并不是忍痛割爱的感情作祟，而是商品卖出后货架上留下的空当——空当打破了原有的秩序，造成了混乱。

就这样，无法理解这一切的艾伯比夫人发出了冷酷的声明。“等我死了你再打我那点儿钱的主意吧，”她说，“也只有等我死了。”

她在无意间给自己判了死刑。作为不合格的“艾伯比夫人”，只能等艾伯比先生为她执行死刑了。那一刻到来时，艾伯比先生实践了那本无价珍宝般的书里介绍的方法，甚至精确到每一个细节。事情发生得很快，除了裤子上溅了几滴水以外，其他都完成得干净利落。前来检查的医生咆哮着说，被这种小地毯害死的人，甚至多过醉酒驾车；负责这起事件的警察提出愿意帮忙安排葬礼；然后，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一切都太容易了——简直一点儿戏剧性都没有——直到一个星期后，来了一位得体的律师，充满同情地寒暄一番后，宣布了他妻子留下的财产数目。艾伯比先生这才恍然发现，一个无与伦比的新世界展现在他眼前。

＊　＊　＊

理智一向高于情感，而艾伯比先生正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待妻子的财产全部清算完毕后，艾伯比将他的店搬去了另一个地方，离原来的店址很远。然后第二任艾伯比夫人突然离世后，又搬了一次，现在第六任夫人也故去了，商店迁址不过是这项浩大工程中的一部分。

由于她们太像了——都肤色苍白、身材消瘦，薄嘴唇，擅长烹饪，为了方便记忆和满足自己在收纳方面的偏执个性，井井有条的艾伯比先生索性把所有已故夫人统称为“一个[1]”。他只凭一点去评价她们：银行账户里的财产数目。基于这项标准，他给前两任艾伯比夫人打四星；第三任三星（那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惊喜）；剩下的三任都是五星。这些财产无论在谁看来都是天文数字，但每次还是会被喂不饱的“艾伯比的古玩珍品店”转眼间耗光，就像一只小苍蝇被一只饥饿的巨蜥一口吞掉似的。艾伯比先生发现，刚安葬完第六任夫人后没多久，自己又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艾伯比绝望地意识到，尽管他想再找一位五星夫人，却不得不屈就一下，赶紧找一个四星夫人摆脱困境。恰好在这个时候，玛萨·斯特吉斯闯入了他的生活。仅仅与她交谈了十五分钟，艾伯比就把什么四星五星的念头全部从脑子里清空了。

玛萨·斯特吉斯，看起来值六颗星。

不单在财产方面，她的外貌也打破了历任艾伯比夫人的固有模式。与之前的几位完全不同，玛萨·斯特吉斯是个毫无身材可言的壮女人，而且整个人，包括穿着、举止都称得上（艾伯比先生想到这个词时明显颤抖了一下）邋里邋遢。

或许换个合适的妆容，整理一下头发，穿上束身衣，再搭配得体的衣服，能让她变得光彩照人。不过，玛萨·斯特吉斯所散发出的一切信息，都表明她是个我行我素的女人，对上述建议不屑一顾。她的头发染成了可怕的橘红色，随意地盖在脑袋上；大肉脸上擦着厚厚的粉，一通乱涂乱抹让她的脸看起来更肥了；她身上的衣服看起来穿着很舒适，但是实在太花哨了；她脚上的鞋看起来也很舒服，但有好几处痕迹，明显是穿了很久又疏于护理的结果。

然而，作为主角的玛萨·斯特吉斯却对这些浑然不觉。她迈着大步在“艾伯比的古玩珍品店”里穿行，仿佛带着一种能量，能让好端端摆在那里的物品都原地跳起舞；她烟抽得很凶，一根接一根，艾伯比先生则一边在鼻子前挥手扇风，一边剧烈地咳嗽；同时她还在一刻不停地大声说话，嗓音厚重而嘶哑，语调却又高又尖，喋喋不休地说着奇奇怪怪的话题。

在起先的十四分钟交谈中，艾伯比先生一直对她极度厌恶，直到后来她的一个举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她为每一件商品估价：仔细检查、评估、对比细节，然后带着一脸厌恶的表情走开。艾伯比先生一直跟在她身后，心里越来越确定，要在这个女人给自己造成损失，或在自己的耐心耗尽之前把她赶出去。然后，第十五分钟，她说出了那句话。

“我在银行有五亿存款，”玛萨·斯特吉斯用愉快的口吻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不屑，接着说，“但我绝不会在这堆垃圾上花半毛钱。”

此时艾伯比先生正举着一只手，准备把即将吞噬他的烟雾从面前扇开。一瞬间，他的手无力地垂下，心思完全被那个吓人的数字吸引。他只分出了一点点心思，去注意她左手那根重要的手指，没戴戒指；剩余的心思则都用来计算短期票据、长期票据和利率上。

还有一个变化值得一提，那就是玛萨·斯特吉斯不修边幅的外表和刺耳的声音，在艾伯比眼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般男人在听完那句话以后，看她的样子就像雾里看花，朦胧而美丽。艾伯比先生不会这样自欺欺人，他就是为能放下肩上的重担而开心不已。和玛萨·斯特吉斯结婚不仅能解决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作为一个男人用来逃离这个无趣社会的特殊途径。

正因如此，他转过脸看向她，双眼比之前更亮，并添加了几分忧郁。他说道：“这太可惜了，夫人……”

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并特意强调是“女士”，艾伯比先生露出歉意的微笑。

“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对于一位优雅知性——潜台词‘像你这样的人’已经非常明显了——的人来说，不能体会收藏这些精美艺术品的乐趣，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俗话说得好，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对不对？”

玛萨·斯特吉斯目光锐利地盯着他，接着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怒吼般的笑声刺痛了他的耳膜。有那么一瞬间，艾伯比先生，这个平时不善幽默的男人，郁闷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无意间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竟引来这种恐怖的反应。

“亲爱的先生，”玛萨·斯特吉斯说道，“如果你以为，我来你家店是为了享受艺术的乐趣，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来是想买一件礼物送一个人，一个从头到尾都让我讨厌、招我生气、麻木无情，死板的像一条呆头鱼的人。除了在你家店里选一样送给她，我实在想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我对她的看法。如果可以，我还想让你送货上门，这样我就能亲眼看到她拆开礼物的样子了。”

听罢这番话，艾伯比先生的脑子一时有些错乱。不过，他马上调整好状态，不卑不亢地说道：“这种事情我做不到，绝对做不到。”

“邪门。”玛萨·斯特吉斯说，“如果你没办法安排送货，我也可以自己解决。你应该能理解，要是不能亲眼目睹她的反应，那么做这种事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艾伯比先生努力克制自己的脾气。“我指的不是送货这件事，”他说，“我想说清楚，我不允许有人出于这种心理来我的店里买东西。我不管你出多少钱。”

玛萨·斯特吉斯那沉甸甸的下巴垂了下来，语气生硬地问：“你说什么？”

艾伯比先生知道，这一刻危险至极。他的下一句话很可能会引来另一阵癫狂的笑声，咆哮着将他淹没；或者更糟，她转身就走，再也不会回来；又或者，当场把她搞定。这一刻无法回避，艾伯比先生越想越绝望。不过，不管怎么说，至少玛萨·斯特吉斯是个女人。

他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平静地开口说：“这是本店的原则。除非客人能够欣赏自己准备买回家的艺术品，并承诺全心全意地呵护它，否则我绝不出售。这家店自开张之日起，就一直奉行这条原则，只要我在这里，就将把这条原则一直遵循下去。任何违背这条原则的行为，都被我视为一种侮辱，对我的玷污。”

说完他屏住呼吸望着玛萨·斯特吉斯。后者重重地坐进身边的椅子里，如此一来，裙子被拉起一截，紧紧地裹着她肥硕的大腿，那双惨不忍睹的鞋子暴露无遗。她又点燃了一根烟，同时眯起眼睛，透过火柴燃起的火焰审视着他，接着挥了挥手以驱散烟雾。

“哦，”她说，“这很有趣，我想听听具体是怎么回事。”

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打听一个陌生人的隐私和个性，无疑是件非常复杂的事。但对艾伯比先生——要靠这类信息满足兴趣的人——来说，这件事不费吹灰之力。不久之前，玛萨·斯特吉斯刚刚准确说出自己的存款数额，她明显是独自一人生活，没有亲戚，没有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准备结婚的对象。

关于最后一点，艾伯比是通过她最近总在固定时间造访商店，舒服地坐在椅子里，无休止地和他聊天而判断出来的。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她父亲，而且很显然，艾伯比与她口中的父亲惊人地相似。

“他连穿着都和你很像，”玛萨·斯特吉斯深思着说道，“十分整洁，而且不仅把自己打理整齐，他还会每天检查一遍房间——里里外外巡视一遍，确定每样东西都摆在固定的位置上。直到死之前，他都在做这些。我还记得他死前一个小时的时候，还在摆正墙上的一幅画。”

艾伯比先生本来正暗暗生气地盯着墙上一幅稍微有些歪斜的画，听到这话，他不情愿地把注意力收回来。

“你一直陪他到了最后？”他饱含同情地问道。

“确实如此。”

“哦，”艾伯比语调轻快地说，“做出了如此牺牲的女人，理应得到回报，对不对？特别是——我希望这么说不会让你觉得尴尬，玛萨·斯特吉斯小姐——像你这样的女士，世人都认为你绝对会抛弃年老的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婚姻生活中。你觉得呢？”

玛萨·斯特吉斯叹了口气，说道：“可能吧，但也可能不是。我不否认自己也有梦想，但也只是梦想罢了，而且我觉得可能永远只是梦想。”

“为什么？”艾伯比先生问道，语气中带着鼓励。

“因为，”玛萨·斯特吉斯忧郁地说，“我至今没遇到能符合那些梦想的男人。我不是假惺惺的女学生，艾伯比先生，坦白说，我不需要去试探男人到底是爱我，还是只是看上了我的钱。但他必须是个令人尊敬的正派绅士，愿意每分每秒都陪着我、关心我、爱护我。他还必须能唤醒我对已故父亲的记忆。”

艾伯比先生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膀上。

“斯特吉斯小姐，”他严肃地说道，“你或许已经遇到这个男人了。”

她看着他，脸庞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看起来越发丑陋了。

“你确定吗，艾伯比先生？”她问道，“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艾伯比先生低下头冲她微笑，眼睛里闪着肯定的光。“他可能近在咫尺，只不过你不敢承认。”他语气温柔地说道。

之前的经验告诉艾伯比，冰层一旦被打破，最好的做法就是做个深呼吸，然后跳进去。因此，没过几天他就求婚了。

“斯特吉斯小姐，”他说，“每个单身男人都会有再也无法忍受孤单的时候，如果正好在此时，他有幸遇到愿意毫无保留地为之奉献忠诚和柔情的女人，那他无疑是真正幸运的人。斯特吉斯小姐，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艾伯比先生！”玛萨·斯特吉斯的脸微微有些泛红，“这样确实很好，不过——”

听到这个转折，他的心一沉，略带犹豫地打断了玛萨·斯特吉斯的话。“等一下！要是你还有什么怀疑，斯特吉斯小姐，请说出来，我当场消除。考虑到我现在的心情，这样会比较公平，可以吗？”

“哦，没问题。”玛萨·斯特吉斯说道，“艾伯比先生，我不希望嫁给一个还没准备好，无法给我想要的婚姻的男人，那样的话，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我的要求是：剩下的每一天，他都能一心一意、完完全全地倾心投入。”

“斯特吉斯小姐，”艾伯比先生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已准备好为你付出更多。”

“这种话男人都是张口就来。”她叹了口气，“不过——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艾伯比先生。”

等待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作出答复，是令人束手无策的事。几天后艾伯比先生好不容易收到一封留言，却是蛮横地要求他前往“老盖因斯伯勒、小盖因斯伯勒及戈尔丁律师事务所”。本来就已经愁云惨淡的日子，此刻又飘来一大片乌云。此刻，正被债主群体围追堵截的艾伯比，脑子里只有最坏的念头。然而，当他惊喜地发现在“老盖因斯伯勒、小盖因斯伯勒及戈尔丁律师事务所”等着他的并不是债主们，而是玛萨·斯特吉斯时，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老盖因斯伯勒——很明显是这家事务所的灵魂人物——个子不高却胖得出奇，浑身都是下垂的肥肉，几乎看不见脖子在哪儿，黯淡无光的双眼瞪着艾伯比先生。小盖因斯伯勒完全是父亲的翻版，长着一张大众脸。而戈尔丁则是个脸庞消瘦，棱角分明的年轻人。

“这件事很微妙啊。”老盖因斯伯勒的眼睛像玻璃珠一样，死死地盯着艾伯比先生，“斯特吉斯小姐，我们尊贵的客人，”听到这里小盖因斯伯勒点了点头，“说要与你一同步入结婚的殿堂，先生。”

艾伯比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上，听到这句话，他被一阵愉悦的激动情绪弄得有点儿犯晕。“嗯？”他说。

“另外，”老盖因斯伯勒继续说道，“斯特吉斯小姐能够接受求婚者是被她的金钱吸引——”他举起一只又短又粗的手，打断了艾伯比先生匆忙的抗议，“并且不想多提此事——”

“别管这些了，接着说。”小盖因斯伯勒厉声说道。

“——求婚者是否做好准备，接受这段婚姻的所有要求？”

“准备好了。”艾伯比先生热切地说道。

“艾伯比先生，”老盖因斯伯勒突然问道，“你之前结过婚吗？”

艾伯比快速地想了一下。否认，就意味着要将自己的过去全部埋葬，以后一个字都不能提；在这种情况下，承认似乎才是最安全的办法，而且要是一段体面的婚姻。

“结过。”他说。

“离婚了？”

“老天爷啊，不！”艾伯比先生是真的被吓到了。

盖因斯伯勒父子满意地对视了一眼。“很好，”老盖因斯伯勒开口道，“非常好。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有些粗鲁，不知您有没有时下常见的恶习？”

“在这种时候，我很乐意回答这类问题。”艾伯比先生语气铿锵有力，“我可以说是离恶习最远的男人。什么抽烟、酗酒，还有——那个——”

“滥情。”小盖因斯伯勒不客气地说出这个词。

“对，”艾伯比先生的脸红了，“——都和我挨不上边。”

老盖因斯伯勒点了点头。“但凡有一项恶习，”他说，“斯特吉斯小姐都不会轻易同意。她会在一个月内你给答复，要是你不介意听听我这个老人的建议，这段时间里你最好多去献献殷勤。她是个女人，艾伯比先生，我觉得所有女人都差不多。”

“我也这么认为。”艾伯比先生说。

“全情投入，”小盖因斯伯勒说，“并且永不变心。这是通往成功的门票。”

这件事给艾伯比先生带来的影响是，他必须扔下商店甚至整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要时刻想着如何让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玛萨·斯特吉斯舒服。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策略。等玛萨·斯特吉斯开心地同意结婚，再进入正常的艾伯比夫人“程序”，这项策略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不过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即使对她有了深入的了解也完全派不上用场。艾伯比先生是以即将成为鳏夫——可以这么说吧——而非即将成为新郎的心态面对这件事。每当玛萨·斯特吉斯发表她那冗长的婚姻论时，他都屡次想要反驳，不过最后还是把已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

“我认为，”玛萨·斯特吉斯某次这么说道，“离过一次婚的男人，肯定会再离婚。你随便看看现如今那些破裂的夫妻吧。我敢打赌，离婚的男人都是那种总出门逛街，却永远挑不到可心商品的人。而与我结婚的男人，”她特别指出，“必须是能定下心，并且永远定居的人。”

“当然。”艾伯比先生说。

“我听说，”还有一次，玛萨·斯特吉斯一本正经地对艾伯比先生说，“幸福的婚姻能让女人的寿命延长好几年。真是精妙的观点，你觉得呢？”

“当然。”艾伯比先生说。

这个考察月里，他所说的话似乎仅限于“当然”一个词，伴随不同的音调变化。但这项策略终究还是有用的，月底时，他终于在婚礼上听到了“我愿意”，盖因斯伯勒父子和戈尔丁是这场婚礼仅有的嘉宾。

婚礼结束后，艾伯比先生（极不情愿地）和新婚妻子去拍婚纱照，他们在阴着脸的戈尔丁的监视下，拍了无数张照片。接着，艾伯比先生（心满意足地）与妻子交换了遗嘱，同意自己死后，对方将继承所有财产、物品，等等[2]，全部。

如果说艾伯比先生在这些仪式中偶尔显得心不在焉，那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正盘算着如何进行接下来的计划。地毯（就是之前立过六次功的那块）首先要到位；然后就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讨一杯水了。到时候他会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另一只手……最好过一段日子再实施；不过迫于债主们不断施加的压力，也不宜等得太久。看着妻子握着笔，在遗嘱上签下名字，他决定这几周内就把这件事搞定。遗嘱已经到手，没必要再拖沓。

然而，这几周还没过完，艾伯比先生就意识到，他之前的计划必须大幅度修改。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还没准备好，没有把这段婚姻摆平。

单说一点，她的家（现在也是他家了），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幢赤褐色沙石别墅。简直就是个乱七八糟的噩梦洞穴。原则上来说，随意散落的东西压根不用去捡，因为没过一会儿它们又会飘出来，每间屋子里都堆着数量惊人的垃圾。柜子和抽屉里胡乱塞着一大堆东西，装得满满当当，别提分门别类了，光是表面就积着一层灰，里面说不定还夹着纸屑呢。而且。这些对神经脆弱的艾伯比先生来说，就像一直有人在耳边用指甲划黑板。

这位艾伯比夫人唯一钟情的烹饪事业，却很不幸地成为她丈夫虔诚祈祷的、希望她能放弃的事。一到吃饭时间，她就会踏着沉重的脚步，无数次往返于厨房和餐厅之间，手上端着一道又一道艾伯比先生见都没见过的菜肴。

一开始，他还稍微抗议了几句，但妻子耐心地选择准确的词语，明确表示：任何对她厨艺方面的批评，都会让她难过，哪怕是哪盘菜剩得多了点儿，也代表了不满，也会让她伤心。从那以后，艾伯比先生便只能无奈地接受了少肉、重口味的菜，还有各种厚酥皮点心。这导致他长期消化不良，苦日子雪上加霜。即使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大胃王，喜欢她做的饭菜，妻子也不会罢休，在他面前摆一大堆盛满食物的盘子，层层叠叠一直堆到他颤抖的鼻子下方，让他感觉自己就像要与狮子搏斗的勇士。此时，艾伯比先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换一套消化系统，以及一份可口简单的餐点。

最终，这个愿望变成他最喜欢的梦。睡梦中的他刚参加完妻子的葬礼，在一家餐厅喝着热茶，吃着吐司，或许再加一个半熟的鸡蛋。但即使是如此美妙的梦，加上梦的美妙结尾——他开始整理房间——也无法使他振作起来。因为每天一睁开眼睛，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摞在鼻子下面的一堆盘子。

每过一天，妻子对他的要求——她需要他的关注——就又迫切一分。直到某日，她公开责备他花在商店上的心思比放在她身上的多。艾伯比先生知道，是时候实施终极计划了。当天傍晚，他就把地毯带回了家，小心地铺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走廊上。玛萨·艾伯比丝毫不感兴趣地望着他。

“真是块破破烂烂的东西。”她说，“这是什么？艾破烂儿先生，这是古董吗？还是别的什么？”

用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名字称呼他，她居然扬扬得意，假装看不到他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时，脸上因愤怒而抽搐的样子。此时，他的脸又抽搐了一下。

“这不是古董，”艾伯比先生承认道，“但出于种种原因，我把它视为珍宝。我对它很有感情。”

艾伯比夫人送给他一个温柔的微笑。“而你把它拿来是想送给我，对不对？”

“对，”艾伯比先生说，“是的。”

“你真好，”艾伯比夫人说，“真的。”

每次看着她趿着鞋走过地毯，去走廊另一边小桌上打电话，艾伯比先生都会津津有味地把玩脑子里的小想法。他发现，她每天晚上打电话的时间是固定的，可以把意外安排在这个时候。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既然每晚的这通电话是她唯一遵守的惯例，她一定会在那个时间点穿过地毯，而他就可以趁机解决问题。

然而，考虑到艾伯比先生要完成的是一次完美的表演，就必须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接近她比较好。当然，刚才的设想和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方法都不错，不过，要是打电话和拿水两件事同时发生……

“我赌一毛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艾破烂儿。”艾伯比夫人轻松愉快地说道。此时她已挂上电话，穿过走廊，端正地站在地毯上。艾伯比先生换上虚伪的面孔，看着她。

“我希望，”他不满地抱怨道，“你以后别再用那个可怕的名字叫我了，你知道我有多讨厌它。”

“瞎说，”妻子一口否定，“我觉得很可爱。”

“我不觉得。”

“好吧，反正我喜欢。”艾伯比夫人以坚决的口吻说道，“总之，”她撅起嘴，“我开口前，你该不会是在想这件事吧，是吗？”

看到这个壮硕粗野的女人撅着嘴，艾伯比先生瞬间愣住了。她就像一个燃烧了一段时间的蜡人，从头到脚都分不出哪儿是哪儿。他赶忙将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走，转而思考着如何编造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跟以前一样，”他说，“我在琢磨自己这身不体面的衣服。需要我再提醒你一下吗，我的每件衣服都掉了扣子。”

艾伯比夫人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我会找时间帮你缝的。”

“明天如何？”

“我不知道。”艾伯比夫人说完转向楼梯，“去睡觉吧，艾破烂儿，我累死了。”

艾伯比先生满腹心事地跟在她身后。明天，他要带一身西服去裁缝店，保证参加葬礼的时候有的穿。

他把西服带回家，整整齐齐地挂了起来；此时他已吃完了晚餐，正坐在客厅里听着妻子嘶哑的嗓音。尽管时钟显示还不到九点，她却已经没完没了地对着他讲了好几个小时。

这时，伴随着越发强烈的激动之情，他看着妻子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穿过房间步入走廊。她刚摸到电话听筒，艾伯比先生就大声地清了清喉咙。“不介意的话，”他说，“我想喝杯水。”

艾伯比夫人转过身看着他。“想喝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艾伯比先生说完就等在那儿，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放下电话，朝厨房走去。厨房里传来冲洗杯子的声音，接着艾伯比夫人端着一杯水出来了。他小心地将一只手搭在她厚实的肩膀上，举起另一只手，像要拂去一缕散落在她脸上的头发。“这就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吗？”艾伯比夫人平静地问。

艾伯比先生的手僵在半空，感到一阵寒意已钻入骨髓。“其他人？”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什么其他人？”

妻子咧开嘴巴冲他微笑，他看到她手中的水杯稳稳当当，里面的水一晃不晃。“其他那六个，”她说，“据我所知是六个。怎么，还有更多？”

“不，”他努力控制住自己，“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亲爱的艾破烂儿，你不能就这么把之前的六个老婆都忘了啊。除非你太在乎我了，因此不愿想起她们。要是这样的话，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不是？”

“我结过婚，”艾伯比先生大声说道，“我之前就说得很清楚了。可你说什么六个老婆？！”

“你当然结过婚，艾破烂儿，而且很容易就能查出你是和谁结的——查出再上一任也同样容易——然后就是所有。甚至你母亲也很好调查，或者你是在哪里上的学，又或者你是在哪里出生。你也知道，艾破烂儿，盖因斯伯勒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这都是盖因斯伯勒瞎编的！”

“也不全是，你这个小傻瓜，”他的妻子傲慢地说道，“你每次构想那些计划时，我都在设法干涉你的思路。从看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了。是不是吓到你了？”

艾伯比先生试图让自己镇定一些，不要表现出大惊小怪的样子，就像捡起一根小草却以为握着条蛇。“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因为你和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方方面面——你的穿着，整洁得令人厌恶，你那一本正经、自大傲慢的样子，以及所剩无几的道德观念——你就是他那样的人。而他是我这辈子最憎恨的人，还有他对我母亲做过的事。他为了钱与她结婚，把她的每一天都变成噩梦，最后为了遗产杀死了她。”

“杀了她？”艾伯比先生呆若木鸡。

“哦，行了吧，”妻子冷酷地说道，“你以为这世上只有你一个男人能做出那样的事？没错，他杀死了她——谋杀，可能你更喜欢这个词——先问她要一杯水，然后等她把水拿来时弄断了她的脖子。手法和你用的惊人的相似，是不是？”

艾伯比先生的脑海中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答案，然而，他拒绝接受。“后来他怎么样了？”他追问道，“告诉我他怎么了！被抓了吗？”

“没有，他没被抓，案发时没有目击证人。不过，盖因斯伯勒先生曾经是我母亲的律师，也是她十分亲密的朋友，他对此保持怀疑，于是要求旁听审讯。他还带去了一位医生，那位医生当场证明了我父亲是如何杀死她，并把现场布置成她被地毯绊倒致死的样子。可是，判决还没下来，我父亲就因为突发心脏病死了。”

“就是那件案子——我读到的那件！”艾伯比先生呻吟道，然后安静地忍受妻子嘲讽的说明。

“他死时，”她冷酷地继续，“我发誓，日后一定要找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男人，然后让他承担他本该承受的一切。我将对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却一项都让他得不到满足。我知道他是为了钱才与我结婚的，但在我死之前，他休想拿到半分。我会活很久很久，因为他必须豁出命来，小心翼翼地照顾我，尽量让我多活一口气。”

此时艾伯比先生已经恢复了理智。他发现，尽管她十分激动，脚却没挪步，还站在刚才的位置。“你怎么能让他心甘情愿这么做呢？”他轻声问道，同时朝她靠近了一厘米。

“听起来很离谱，是不是，艾破烂儿？”她看穿了他的意图，“但就算再离谱，也没有你那六个老婆都被地毯绊死离谱。盖因斯伯勒先生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有很多人是被巧合送上绞架的——就像你的做法——叫她去拿杯水——就像现在，特别当有人产生了谋杀动机的情况下。”

艾伯比先生突然觉得领子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狡辩道，“你怎么能让我豁出我的命，去为你延年益寿？”

“如果一个妻子可以随时把她的丈夫吊死，那她自然就能做到。”

“不，”艾伯比先生克制地说，“我觉得这样做只能把这个男人逼走，尽快摆脱他的妻子，越快越好。”

“哦，这样一来，就会引来后面的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什么连锁反应？”艾伯比先生质问道。

“我很乐意为你解释，”他的妻子说道，“事实上，也到了不得不解释的时候了。不过，我觉得站在这儿很不舒服。”

“别管这些了。”艾伯比先生不耐烦地说，妻子耸了耸肩。

“哦，好吧。”她冷酷地说道，“现在，盖因斯伯勒先生手上有一切关于你前几次婚姻的文件——她们是怎么死的，以及每当你那家商店不得不清偿债务的时候，你总是能适时获得一笔遗产。

“另外，他手上还有一封我的亲笔信，表明如果我死了，务必立即进行各项必要的调查。盖因斯伯勒先生手头的材料太充分了，还有指纹和照片……”

“指纹和照片！”艾伯比先生叫道。

“当然。我父亲死后，我才发现他早就准备好逃去海外了。盖因斯伯勒先生向我保证，如果你也有这个打算，最好趁早死了这条心。他说，不管你在哪儿，把你抓回来都易如反掌。”

“你想要我做什么？”艾伯比先生木然地问道，“你肯定不希望我再待在这里了，而且——”

“哦，不，我希望你待在这儿。既然我们已经聊到这一步了，我觉得还是跟你直说了吧，我希望你从此永远忘记你那家没用的店，这样你就能一整天都待在家里陪着我了。”

“放弃那家店！”他尖叫道。

“你肯定还记得，艾破烂儿，我在信里要求死后进行全面的调查，但并没具体写明可能致死的原因。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陪我度过一段漫长而愉悦的生活。或许——对你，我只能说或许——哪一天我会撕毁那封信，并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你。你看，对你有利的方面还是很多的。前提是，你要小心地好好照顾我。”

电话铃声突然粗鲁地响了起来，艾伯比夫人冲电话方向点了点头。“盖因斯伯勒先生，一直这么小心谨慎。”她温柔地说道，“要是我晚上九点没有打电话告诉他我很好、很开心，他可能会马上跳起来，认为发生了最不好的事。”

“等一下。”艾伯比先生说道，他拿起电话听筒，不用说，从里面传出的声音正是盖因斯伯勒的。

“喂，”是老盖因斯伯勒，“喂，是艾伯比夫人吗？”

艾伯比先生想耍个把戏。“不是，”他说，“恐怕她现在不能来接电话。你是谁？”

传入他耳中的声音带着明白无误的恐吓意味。“我是盖因斯伯勒，艾伯比先生，我希望能马上和你妻子说话。我给你十秒钟让她来接电话，艾伯比先生。听明白了吗？”

艾伯比先生笨拙地转向妻子，递出听筒。“找你的。”他说。接着，他吃惊地看着她脚下的地毯在她准备放下水杯时稍微滑动了一下。她挥舞着双臂，想保持平衡，水杯跌到他的脚边，打湿了他整洁的裤子。她的脸扭曲变形，发出无声的悲鸣，身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她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了他最熟悉的那个地方。

他看着她，几乎忽略了从电话听筒一直传到他脑子里的声音。

“十秒钟数完了，艾伯比先生，”里面的声音近乎尖叫，“明白了吗？你的时间到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愚者自将[1]

这天晚上，下班回家的乔治·赫尼克带着一种奇妙的兴奋，一向暗黄的脸颊上泛着红光，无框眼镜后的双眼神采奕奕。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小心地脱下雨靴，在门廊角落的竹席上整齐地摆好，而是粗鲁地拽下鞋，随便扔到一边。然后，顾不上脱大衣和帽子，先拆开怀里的包裹，拿出一个小而扁平的皮箱。他将箱子打开，露易丝看到灰绿色的天鹅绒底座上，摆着一套朴素的国际象棋。

“是不是很漂亮？”乔治说着，爱怜地抚摸着棋子，“看看它们的做工：一点儿不夸张做作，你明白我的意思，简单、干净，像个棋子的样子。白子是象牙做的，黑子是黑檀木，全手工打造。”

露易丝眯着眼睛问：“你花了多少钱买这玩意儿？”

“我没花钱。”乔治说，“这不是我买的，是奥尔里克斯先生送的。”

“奥尔里克斯？”露易丝问，“就是上次你带回家吃晚饭的那个怪老头儿？呆呆地坐在那儿盯着咱们，像一只想吃金丝雀的猫。要不是你不停地说话，恐怕他一整晚都不会说半个字。”

“哦，露易丝！”

“别在这儿喊‘哦，露易丝’！我以为我早就表达清楚自己对他的看法了。还有，我能问问，为什么这位好心的奥尔里克斯先生突然想起送你这么个玩意儿吗？”

“这个……”乔治有些难以启齿，“你也知道他身患重病，再有几个月就退休了，于是我接下了他的大部分工作。今天是他最后一天上班，这东西算是表达感谢的礼物吧。他说希望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我，于是挑中了这副他最钟爱的象棋。”

“奥尔里克斯先生真大方啊。”露易丝冷冷地说，“他要是真想补偿你为他花费的时间和心血，怎么没想到送点儿实用的东西会更合适呢？”

“什么？我只不过想帮他个忙，露易丝。而且就算他给我钱或其他东西，我也不会收的。”

“你真是傻死了。”露易丝嗤笑道，“好了，快把你那破玩意儿收拾起来，放一边去，准备吃饭吧。晚餐准备好了。”

她转身朝厨房走去，乔治跟在她身后，安抚道：“露易丝，你知道吗，奥尔里克斯先生还说了些非常有趣的话。”

“是吗？”

“嗯，他说，这世上有些人命里有棋——不过要等棋艺精湛时才能自知。我就想，咱们俩何不……”

她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着他，双手搭在屁股上，说道：“你的意思是我每天收拾完屋子、采购回来、给你做好热腾腾的饭菜、缝缝补补忙完之后，还要坐下来跟你一起学怎么下棋！乔治·赫尼克，你都快五十了，脑子里怎么净是奇怪的想法。”

乔治回到门厅脱下大衣，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做过与年龄不相符的事，至少在露易丝的不懈提醒下，想出格也难。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数落是在新婚几个月后，当时他即将三十岁，本想自己创业。自那之后，每年他都会听到好几次同样的话，原因多种多样。不过随着他对露易丝的了解，挨骂的次数也渐渐少了。

问题的关键是，露易丝总能比他快一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露易丝已经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了。比如自己创业，她说他会失去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要孩子，她说他们处境艰难，目前并不合适（露易丝觉得他们一直处境艰难）；再比如，明明可以便宜地租房住，她却执意要一次性买下整幢房子。她还有些奇怪的坚持，比如坚决反对在家里招待客人，坚持拒绝阅读他推荐的书，以及坚持不把收音机调至交响乐频道。或许还可以加上今天这件事，坚决不学下棋。

关于这些事，她的解释是：请客既麻烦又花钱，印刷字体太小伤眼睛，交响乐让她头痛欲裂，至于下棋，现在看来她的理由是没时间。结婚以前，乔治悲伤地回忆，一切都不是这样的。他们没事儿就请一群朋友，一旦聊到书籍、音乐或任何相关话题，她都会开开心心、兴趣盎然地加入。而现在，她唯一乐意做的事就是每天晚上一边坐着织毛衣，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搞笑节目。

当然，她也有可能以自己不舒服为由。她总说自己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对痛感生动的描述让乔治也感同身受，觉得自己身上也疼。家里的医药箱塞得满满的，药品没有重样的，这和他们家的菜谱截然相反，一点儿花样也没有，基本上每顿都是淡而无味的乱炖汤。而且每个月，露易丝都要对照着一张医生开的长处方去买药，在乔治看来，八成就是“女人的那点儿事”。

即便如此，乔治还是会第一个跳出来说露易丝的好话。抛开那些麻烦，露易丝确实是男人心目中的好妻子。乔治的薪水不算高，但她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现在他们的账户里竟有一万五千块。但这是两人的秘密，露易丝在外不管和谁聊天都会说自己家生活贫困，每次都让乔治很尴尬。露易丝的观点是，尽可能让别人觉得你一无所有，这是最佳的省钱方式之一。如果说省一分就等于赚一分，那这几年来，她以她的方式赚到的差不多和乔治赚的一样多。尽管这么想并不能减轻乔治的尴尬之情，却能将这种尴尬隐藏在对露易丝的机智和持家有道的尊敬之下。

说到露易丝的优点，恐怕还不止这些。她让家里总保持一尘不染，每件衣服都细心熨烫，时刻关心他的健康，这么看来，乔治会忽略日常琐事，反而为有这样的妻子感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想邀请她做自己的棋友。从收到棋子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国际象棋迷住了。他也承认，一直不能下棋这件事，多少有点憋屈。某天晚上，伴随着耳边吵闹的录音机声响，以及妻子手中上下翻飞的毛衣针发出的动静，乔治仔细研究着棋盘，突然意识到，只有棋逢对手才能让这个游戏更有趣。但他并没有因此挖苦露易丝；挖苦讽刺不是乔治会做的事。

奥尔里克斯先生送他这副棋子的时候说过，他随时可以在棋艺方面给他指导指导。但露易丝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家不欢迎他，而且不止一次地说，任何男人都不能随便进她家的门，吃她做的菜。因此，乔治索性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向书本寻求帮助。他找到一本名为《来下棋吧》的小册子，开篇是邀请大家都来下棋的随笔，然后就是许多复杂的文章。乔治在文学世界里发现了象棋的新大陆，并为其博大精深和错综复杂而惊愕。

他吃饭的时候想着下棋，喝水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他用心钻研那些活着的和已故象棋大师的经典棋局，慢慢的，哪怕只是场无足轻重的小胜利，他都能背诵每一步走法。他学习开局、中局和终局。他舍弃有勇无谋的鲁莽进攻，更倾心于位置对弈。他认为缜密的策略更有杀伤力，一定会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他每日念叨着一些奇怪的名字：阿廖欣、卡帕布兰卡、拉斯克、尼姆佐维奇，他追寻着他们，在象牙白和檀木黑的迷宫格里穿行，品味每一个新发现。

但不管怎么说，仍有一项空白无法填充：没有对手。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对手来检验他的棋艺。有时，他看着手边的书，思考着如何走下一步时，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棋盘对面应该坐着另一个人，同样关注着这一步，心里想着接下来要如何扭转局势、摧毁这一步进攻。这一渴望越来越强烈，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棋盘对面伸过来一只手回应他；特别是当露易丝的影子突然映在墙上，或者壁炉里的木柴堆塌了，这一渴望会升级为惊喜，乔治会仿佛中了邪，猛然抬起头看向对面的空椅子，期待那里会坐着一个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对面那个人的样子逐渐清晰了起来。是一个正安静沉思着的男人，和他长得很像，同样是灰白的头发，戴着无框眼镜，低头看棋盘时眼镜会顺着鼻梁往下滑。男人的棋艺比他略胜一筹；倒也没强到完全打不过，只是乔治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偶尔取胜。

另外，乔治对这个对手还有一点期望：他最好有点儿强迫症，比如把下棋看做一种仪式，必须严格遵守规则。他必须擅长执白子。白子先走，因此他总能当进攻的一方，除非局势出现逆转。乔治偏好用黑子，他更喜欢一边躲避白子的驱入或者进攻，一边慢慢构筑坚固的防线，以抵御一波一波的攻击。乔治认为这是掌握这项游戏的最佳途径：当你能做到防守时无懈可击，进攻时自然所向披靡。

然而，要练习防守，必须先有人进攻。最终乔治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骄傲。他可以摆好棋盘、坐在黑方这边，然后替白方走第一步。接下来他就以黑子反击，之后再替白方走下一步，如此反复，直到分出胜负。

但没过多久，这么做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由于他偏好黑方，且完全了解对阵双方的策略，因此每一局黑方都能轻轻松松获胜。白子迎来第二十次惨败后，乔治筋疲力尽地瘫在了椅子上。要是每走一步棋之后，都能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就好了，他想，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他郁闷地发现，这个想法他之前曾在哪里读到过，是个有关逻辑学的古老命题，内容是如果将一条巨蛇砍成两段，分开的两部分会纠缠在一起，互相残杀至死。

他抛开这令人沮丧的联想，重新摆好棋盘，站起身走到白子那边坐下。换成白方会怎样？取得胜利不仅靠棋艺，他对自己说，还要看你有多了解对手。这种了解不仅指对方会使什么招数，还包括对方的性格、品性和行事风格。乔治一本正经地看向对面黑方空荡荡的椅子，陷入了沉思。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第一步。

之后他快速绕过桌子，重新坐到黑方这边。这样感觉好多了，他一边这么想，一边自动为黑方走了一步。接着，伴随着内心难以抑制的激动，他又站起来绕过棋盘坐到另一边，同时努力忘记黑方的思路，将刚才的想法全部从脑海里清除。

“我的老天啊，乔治，你在干吗？”

乔治恍惚地环视四周，发现露易丝正盯着他，她紧抿着嘴唇，大腿上放着织到一半的衣服。这是标准的不满表现，每当她这样时，乔治就觉得整个屋子都在冲自己皱眉。他张了张嘴，迅猛地想了个不错的理由。

“怎么了，没什么，”他说，“什么事也没有啊。”

“什么事也没有？！”露易丝尖锐地质问，“你总走来走去的，别人会以为家里没有舒服的椅子。你应该知道，我……”

她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目光呆滞，身子因为专注而绷得紧紧的。原来是收音机播的搞笑节目正在说一个庸俗至极、极具侮辱意味的笑话，惹得录音棚里的观众爆发出一阵如雷的笑声。看到露易丝嘴角微微上扬，又拿起织物，乔治心中一喜，赶紧抓住机会坐到黑方的椅子上。

他知道，此时自己即将有一项重大发现；但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这样来回换座位，能让他成功扮演两个玩家吗？互不影响，变成两个分离的个体。乔治知道，即便如此也无法继续，因为他无法向露易丝解释为什么起来又坐下，走来走去。

要是棋盘能不停转动呢？乔治发现自己越来越激动，既然说下棋是一项纯脑力活动——有人说若棋入心，连棋盘都不需要了——那么只要在脑中转换角色不就行了吗？

轮到白子了，乔治收回心神。现在他是白方，必须替白方考虑——不仅于此，他要尽力去揣摩白方的想法——然而他越是努力挣扎着集中注意力，却越是迷茫难解。如此反复，每当他伸出手的那一刻，总能清楚地想到一会儿黑方会怎么走，同时胜利的喜悦冲上他的心头。

他渐渐着了迷，每天晚上练习在脑子里下棋。他越来越瘦，憔悴的脸上爬满皱纹，露易丝每顿饭都会低声下气地劝他多吃点儿，即便她自己面对那些食物也没什么胃口。他对工作的热情也越来越少，慢慢开始应付差事，顶头上司已从一开始的惊讶、愤怒，转为用摇头表达不满了。

但每进行一次这样的对弈，每走出一步，每一分努力都让乔治激动不已，他觉得自己又向目标靠近了一步。他怀着必胜的信念，认定终有一天，他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面对另一方棋手，没有好恶，也不知道对方的计划和策略。到那时，他将拥有比一切有血有肉的对手都完美的棋友。等到那一天，他将取得从未有人尝过的胜利！

对此他很确信，每走一步他都确定胜利就在前方，尽管实际上每次的感受只不过是一份令人舒服的愉悦，最大限度地缓解了他的紧张罢了。他快乐地寻思，那种感觉就像一个男人终于摆脱一整天繁忙的工作，晚上回到家躺在柔软的床上。就是那种感觉，一点儿也不差。

他刚才不小心使黑子处境危险，不过马上努力自救，用象利落地摆出防守阵型，直接威胁白方。当他抬起头想看看白方会如何还击时，真的看到了坐在对面椅子里的“白”。对方十指指尖轻触，嘴边泛起嘲讽的微笑。“不错，”“白”开心地说，“乔治，真不错，真让我吃惊。”

这一刻，乔治的愉快心情如同肥皂泡，被手指一碰立即破碎消失了。不仅仅因为这一番温柔的指责激恼了他；他更在意的是，“白”竟然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并非希望“白”像他的双胞胎，不过从外形上来说，“白”就像他刮胡子时看到的镜中的自己，每天早晨从镜子里盯着他。然而，虽然外形一样，“白”却和乔治完全不同，他身体里蕴藏的能量和自信简直要溢出来。乔治感到一阵愤怒，此时，他不再只是趴在桌边摆弄枯燥的棋子，而更像坐在评委席，正运用智慧和热情做一项重要的决定。他无暇顾及明天，只关注今日和眼下利益，并且总能以最优方式获利。

这些都体现在“白”剪裁完美的衣服上，体现在那双优雅、有力、纤细、精心护理过的手上，体现在冷酷无情却闪闪发光的眼睛上，那双眼睛一直盯着乔治。乔治也看向那双眼睛，他看到自己的倒影，正笨拙地寻找着，殊不知所要找的东西就在不远处。连续几天乔治都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或许那不是倒影。或许……

“白”又走了一步，这才将他的思绪唤回。“该你了，”“白”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

乔治看向棋盘，发现自己的处境还很安全。“为什么我不想继续了？咱们目前……”

“势均力敌。”“白”突然插嘴，“但你要看得长远些：我在努力赢，而你不过是争取不输罢了。”

“差不多是一回事吧。”乔治争辩道。

“不一样。”“白”说，“证据就是，这局我会赢，之后的每一局我都会赢。”

如此出言不逊吓住了乔治，他抗议道：“马洛奇是运用防御战术的大师，如果你熟悉他的比赛……”

“你对马洛奇的比赛有多了解，我就有多了解，”“白”说，“而且我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对阵，我照样能完胜。”

乔治的脸红了。“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吧？”他说，然后惊讶地发现“白”并未反驳，而是无比同情地看着他。

“不，”最终“白”说道，“是你觉得我很厉害。”接着像刚躲过一个隐藏得很好的陷阱似的，“白”摇摇头，微微露出一个有些别扭的冷笑，道：“该你了。”

乔治做了一番努力，才将无法理清的混乱思绪放下，重整思路，走了一步。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自己败局已定。第二局他又输了，接下来的一局也一样。第四局他孤注一掷地变换了战术，在第十一手棋时，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发起反击。但他有些犹豫了，进而错失良机，再次败北。这局结束后，乔治小心地收拾好棋子。

“明天还来吗？”他说，完全无视“白”露骨的嘲讽。

“如果没什么事情妨碍我的话。”

乔治突然感到一阵恐惧的恶寒。“什么事会妨碍你？”他费劲地挤出这句话。

“白”拿起白皇后，在指尖缓慢地转动着。“比如，露易丝。要是她不喜欢你沉溺于此呢？”

“为什么？她为什么会那么做？到目前为止她从没抱怨过什么！”

“我的好兄弟，露易丝是个非常愚蠢又暴躁的女人……”

“好了，够了！”乔治突然打断他的话。

“同时，”“白”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仿佛话题从未中断过，“她还是一家之主。古往今来，那些领主总是时不时地确立一下自己的地位，毫无缘由。事实上，这一行为完全是虚荣心的体现——但对他们而言却像呼吸一样必不可少。”

这番评论令乔治愤怒不已。他鼓起全身的勇气，大胆地反驳道：“如果你这么想，恐怕这个家不再欢迎你来了。”

话音刚落，那边的露易丝刚好转过身子看向他，不客气地说：“乔治，玩够了吧，你真的找不到别的更好的事做了吗？”

“我这不是在收拾了吗？”乔治匆匆应道。但当他伸手去拿还在对手手中把玩的棋子时，他发现“白”正用可怕的眼神端详着露易丝。接着“白”转而看向他，那双眼睛仿佛盛满黑色的碎玻璃，眼中反射出的烈焰让人无法忽视。

“没错，”“白”缓慢地说道，“鉴于她这个人，以及她对你的态度，我恨她，非常恨。现在你还希望我再来吗？”

乔治发现“白”看着他的眼神不再可怕了，那枚被他握过的棋子还留有他的温度，令人心中宽慰。他犹豫了一下，最终清了清嗓子，说：“明天见。”

“白”再次歪了歪嘴，露出一贯的苦笑。“明天，后天，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你叫我。”他说，“不过结局不会变，你永远不可能打败我。”

时间证明，“白”并不是在自吹自擂。另一方面，就时间这个概念来说，乔治发现用一局一局、没有尽头的棋局，或者一局里的每一步来衡量时间再合适不过了，比日历、钟表等任何装置都更实用。这一发现令人振奋；然而更振奋的是，他终于认清了所处的这个世界，一旦看清，就会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子，仿佛是从双筒望远镜的另一边看过去。那些推推搡搡、四处放冷箭、总是要求别人给个解释或道歉的人都不再掩饰，比以往更冷酷无情，同时对他越来越无视，像他们这样的人，无论和你走得多么近，都永远不可能和你成为真的知己。

只有一人例外：露易丝。每天晚上，世界便缩小为只有棋盘和舒服地坐在对面椅子里的“白”。但坐在房间角落织毛衣的露易丝打破了和谐，她身上的怨气越来越强烈。这份怨气会时不时波及乔治这边，表现为暴躁的埋怨和质问，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你怎么能把每分钟都浪费在这种愚蠢的游戏上！”她质问道，“你就没有什么可以和我聊的吗？”说实话，他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从婚后第一年开始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因为他意识到，在持家这件事上，他既无发言权也无决定权，而且他不是个喜欢在办公室里谈论家长里短的人。用露易丝的话说，他这种完全将自己置身事外，不问世事的态度简直是——故作清高。

“她做得很对。”“白”曾语带嘲笑地尽力解释过一次，“要是你把家打扫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露易丝就会难堪到无地自容。而如果她认识了你的同事，就会招待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也会旁若无人地说闲话。不不，相较而言，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她操纵她的吸尘器，没有什么难听的闲言碎语。”

和往常一样，“白”的态度让乔治大为光火。“你这堆平白无故冒出来的歪理讲得有板有眼。”他吼道，“告诉我，你怎么这么了解露易丝？”

“白”用朦胧的双眼看着他，说道：“你知道什么我就知道什么，不多也不少。”

这样的说辞让乔治又伤心又恼怒，但为了面前的棋局，他忍了下来。一旦露易丝不说话，整个世界都变得不真实了，唯一真实的就是眼前的棋盘。“白”的手悬在空中移动棋子，利落地进攻，以过人的智慧扫平一切障碍，这一切乔治都只有嫉妒和自惭的份儿。

事实上，若发现“白”的任何缺点，乔治也会觉得难过。他的缺点当然不是表现在下棋上，而是他总会在下到关键时刻时，巧妙却令人不爽地说起有关棋里蕴涵的道理，而这个话题总会以抨击乔治在生活中过于堕落和鲁莽结束。

“你知道吗，往往能通过一个人下棋时的战略，观察出这个人的性格。”有一次“白”这么说，“知道了这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你总是在防守——而且总是输了。”

这么说话已经够糟的了，但还有更糟的，“白”会在露易丝强行打断他们的时候——让乔治去干这干那或者干脆命令他不准玩了——表现得近乎狂怒。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露易丝，双眼闪着极度憎恨的光，仿佛里面烧着两团火焰。

有一次露易丝做得太过火了，她竟从棋盘上拿起一枚棋子，扔进了棋盒。“白”嗖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乔治见状赶紧跳起来，以防他做出什么激烈的举动。露易丝死死地盯着他。

“你没必要跳起来吧。”她厉声说道，“我又没弄坏什么。不过我告诉你，乔治·赫尼克，要是你继续玩这项无聊的游戏，我就会真的做点儿什么。我会把每个子儿都砸得粉碎，看看你还能不能回到一个正常人的样子！”

“告诉她！”“白”说道，“快啊，干吗不回击她！”而夹在这两团愤怒的火焰之间的乔治，只能站在原地，无助地摇摇头。

这是导火索，之后“白”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每句话每个字里都暗藏着险恶的意图。

“要是她学会怎么下棋，”他说，“就会尊重棋子，你也就不用再怕她了。”

“如果她会的话。”乔治激烈地反驳，“露易丝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学下棋。”

“白”转过椅子看着她，然后又转了回来，脸上带着冷酷的微笑。“她在织毛衣。在我的印象里，她总在织。你管这个叫‘太忙了’？”

“不是吗？”

“不，”“白”说，“我不这么认为。为躲避讨人厌的追求者，佩内洛普整日躲在织布机后面，直到几年后她的丈夫回来。而露易丝整天织毛衣，其实是在逃避生活，等待她的只有死亡。她并没有乐在其中，谁都能一眼就看出来。飞舞的针脚每绕过一圈，她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然而，她并不自知，还在为此开心。”

“就因为她不下棋，你就编造出这么多？”乔治怀疑地吼道。

“不光是下棋，”“白”说，“还有生活。”

“你说生活，那么，你是怎么看待‘生活’这个词的？”

“意义丰富。”“白”说，“求知欲，创造欲，以及能感知丰富情感的能力。哦，太丰富了。”

“确实，很丰富。”乔治嘲笑道，“都是些意义非凡的好词。”“白”则抿紧嘴唇，讽刺地苦笑了一下，说道：“太丰富了。恐怕超出露易丝的接受能力了。”说完他移动棋子，将乔治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了棋盘上。

“白”似乎发现了乔治的弱点，然后带着虐待的快感不停地刺激那个点。他总能在谈话中迅速占得先机，就像下棋时一样：冷酷，准确，总是出手迅猛大胆，将乔治推至无处可逃的境地。而乔治则痛苦又无助，他想求他别再提露易丝了，以后永远别再提了，但又做不到。乔治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提醒他，喜好争辩也是“白”的一部分，正如他卓越的棋艺一样，要是想接纳他，就必须接纳他的全部。

乔治需要他，迫切地需要，特别是在那个糟透了的晚上——乔治回到家，告诉露易丝会有一阵子不用上班——那一刻乔治越发需要他。看到露易丝的脸拉得老长，而且面无血色时，乔治赶紧补充说他并不是被解雇了——当然不是——而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以便重新找回感觉。可她的态度依旧没有好转。

接下来的一幕是，露易丝站在他面前，情绪激动，滔滔不绝地数落他。乔治只觉得难受，站不稳，他发现“白”说过的话正如一股洪流，在脑海里奔腾。直到露易丝说累了，筋疲力尽地坐在扶手椅里，无神的双眼盯着面前的墙壁，拿起腿上的织物寻求安慰，而他终于能坐到桌边喘口气的时候，乔治才感到心里那股令人痛苦的洪流慢慢退去了。

“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白”轻声说道，眼光流转，看着露易丝，“一旦想到了，就会发现这个方法极其简单。”

乔治感到一阵寒意传遍全身。他哑着嗓子说道：“我不想听。”

“白”锲而不舍地说道：“乔治，你有没有注意过挂在墙上的那幅无聊可笑的画，裱在畸形的巴洛克式画框里。露易丝非常喜欢那幅画，这就像一个在管弦乐队里吹笛子的人，为了突显自己而故意吹得特别大声一样。”

乔治专注于棋盘，说道：“你先。”

“哦，下棋。”“白”说，“乔治，咱们可以待会儿再下棋。此刻我更想和你聊聊这个房间——确切地说是整个舒适的屋子——如果完全属于你，乔治，属于你一个人。”

“我更想下棋。”乔治恳求道。

“乔治，还有一件事。”“白”说得很慢，当他的身子慢慢靠过来，乔治再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正诡异地盯着他，“另一件值得想一想的好事。如果这个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整幢房子里只有你一个人，会怎么样？就不会有任何人跑过来告诉你‘好了，别玩了’。早晨、中午、晚上，你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只要你想，玩个通宵都行！

“还不止这些呢，乔治。你还可以把那幅画扔出去，换点儿好东西挂在墙上：比如挂几幅好看的油画——注意别太夸张——选几幅第一眼就能把你打动的画，让你每天回家都想看到它们。

“还有唱片！乔治，我很了解唱片业，现在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音乐，试着想想，这整幢房子里飘荡着那样的音乐：歌剧，交响乐，协奏曲，四重奏——任你选，完全忠于你的内心！”

眼中的倒影越来越近，而那一连串恐怖的话，以及说话时流露出的欢悦之情，都让乔治的脑袋一阵眩晕。他在耳边拍了拍手，又用力地摇了摇头。

“你疯了！”他喊叫着，“住口！”但他恐惧地发现即使捂住耳朵，也依旧能清楚明白地听到“白”的声音。

“你是在担心会寂寞吗，乔治？这样的担心太愚蠢了。会有很多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和你聊天，更棒的是会有人愿意听你倾诉。没准还会有人爱上你，只要你愿意。”

“寂寞？”乔治难以置信地反问，“你觉得我是在担心寂寞？”

“那又是什么呢？”

“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乔治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正引导我去做的事。你怎么会觉得我，一个正直的男人，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

“白”轻蔑地抿起嘴。“还有什么事比一个软弱愚蠢的女人，终其一生就为了嫁给一个远远优于她的男人，然后把他拉到和自己同样的档次，以便隐藏自己的软弱和愚蠢更残酷？”

“你无权这么说露易丝！”

“我当然有权。”“白”讽刺道，然而不知为何，乔治心里知道这也确实是事实。为了抑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他抓紧了桌沿。

“我不会那么做的！”他心烦意乱地说，“永远都不会，听明白了吗！”

“但它一定会发生的！”“白”的声音带着露骨的恐怖气息，乔治不由得抬起头，看向露易丝，她正踏着重重的脚步朝桌边走来。她站在桌边，双唇愤怒地一张一合。乔治甩开纷乱的思绪，才终于听到她的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你这个浑蛋！”她狂暴地吼着，“这些棋！我受够了！”她突然用手扫过棋盘，把上面的东西全弄到了地上。

“不要！”乔治喊道，但并不是对露易丝，而是站在露易丝面前的“白”，他手里拿着笨重的拨火棍。“不！”乔治又喊了一声，同时扑向拨火棍，但他知道已经太晚了。

露易丝或许会为最终陈尸于肮脏的警方证物箱而不满；并且一定会因为证物箱从室内一路拖出去，在精心打过蜡的木地板上留下了难看的痕迹而大喊大叫（她确实有理由这么做）。助手们离开后，伦德警探随手关上房门，重新回到客厅。

显然，警长已经完成了对那个坐在棋盘边的小个子男人的审问，而且明显不太满意。他在房间中央踱着步，眉头紧皱着研究笔记。小个子男人看着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还好吗？”伦德警探问道。

“嗯，”警长说，“只有一件事说不通。就我对这件事的理解，这个家伙原本过得好好的，没任何问题，却突然有一天发现了另一个自我，另一种人格。可以这么说，他就像被一分为二了。”

“精神分裂症，”伦德警探总结道，“这没什么稀奇的。”

“可能吧，”警长接着说，“但这个新自我可不是个好家伙，可以肯定是他实施了这次谋杀。”

“听起来没什么说不通的啊。”伦德警探说，“问题出在哪儿？”

“唯独一点，”警长说道，“身份问题。”他皱着眉盯着笔记本，然后转而看向坐在棋盘边的小个子男人，问道，“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小个子男人抿着嘴，扭曲着脸，露出明显带有谴责意味的苦笑。“怎么了？我已经告诉你好多次了，警长，你最好别再忘了。”小个子男人愉快地微笑道，“我叫‘白’。”

[1] 愚者自将（Fool’s Mate），国际象棋术语，指在遵循规则的情况下，黑棋以最快速度将死白棋的走法，也称为“两步杀”。这类棋局通常因白棋棋手极弱而得名，主要出现在初学者的对局中。

死亡圣诞夜

在我小时候，波恩兰姆庄园曾带给我深深的震撼。那时候它刚建成不久，熠熠生辉；各种维多利亚式装饰物和彩色玻璃毫无章法地堆叠在一起，复杂得让人眼花缭乱。然而此时——圣诞节前夜，当我再次站在这座庄园门前，它已面目全非，根本无法与我童年记忆中的样子相提并论。时光把原有的光泽冲刷殆尽；木材、玻璃和金属合为一体，全都变成暗灰色；每扇窗户都拉着窗帘，整幢建筑如同长着几十双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过往的行人。

我用手杖头狠狠地敲了敲大门，西丽亚开了门。

“手边不是就有门铃吗。”她依旧穿着过时的黑色长裙，皱皱巴巴的像是从她妈妈的衣柜里拽出来的。已经步入晚年的她确实越来越像老凯特琳了：骨瘦如柴，薄嘴唇，退尽了颜色的头发全部梳到脑后，暴露出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一看到她，我就想起那种职业碰瓷人，但凡有人不小心碰到她，她就立刻讹上对方。

我说：“我知道门铃接触不良，西丽亚。”说完，便从她身边走进门厅。不用回头我就知道，她一直在盯着我。她使劲地干吸了一下鼻子，接着把门甩上。眼前瞬间昏暗下来，干腐的味道直冲喉头。我扶着墙，摸索电灯开关，没想到西丽亚却厉声呵斥道：“别开！现在不是开灯的时候。”

我转头看着她那张苍白的脸，虽然朦胧一片，却是我唯一能看清的地方。“西丽亚，”我说道，“在我面前你就别装了。”

“这幢房子里死了人，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我说，“但你就算装得再卖力，也没法打动我。”

“死的人是我的亲弟媳啊。她一直对我那么好。”

黑暗中，我向前迈了一步，举起手杖点着她的肩头。“西丽亚，”我说道，“作为你们的家庭律师，我有句忠告。审讯已经结束了，你是清白的。不过，没人相信你那番做作的表演，以后也不会有人信半个字。记住我说的，西丽亚。”

她猛地往后一撤，我的手杖差点儿掉在地上。“你来就是想对我说这些吗？”她问。

我回答道：“我来这里，是因为你弟弟今天想见我。另外，我建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你最好回避一下。我可不希望再发生什么事了。”

“那你就离他远一点！”她大叫道，“他出席了那场审讯，看着我的罪名被洗清。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对我的怀疑和怨恨。让他一个人待着，他就能忘了。”

此时，她已处于愤怒的顶点，为了打断她的恶言咒骂，我朝着漆黑的楼梯走去，同时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索着扶手。倒霉的是，她的咒骂声紧紧跟随着我。不过很奇怪，她似乎并不是在冲我抱怨，而是在回应楼梯所发出的吱吱呀呀的呻吟声。

“只要他肯来找我，”她继续说道，“我就会原谅他。一开始我也不确定，不过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我祈求神灵指引，神灵说人生苦短。所以，只要他肯来，我就会原谅他。”

我好不容易爬到楼梯顶端，却差点儿摔倒。站稳身子后，我生气地骂道：“西丽亚，就算你死活不肯开灯，至少也得把楼梯清理干净。你把这堆东西放在这儿做什么？”

“啊，”她回答道，“那些是可怜的杰西的东西。查理一看到她的东西就伤心欲绝。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的东西全部扔掉。”

突然她的声音里透出一股警告意味。“但你不会告诉查理的，对不对？你不会告诉他吧？”我径自迈开步子，她却还在重复这个问题，声调一句比一句高。我走进查理的房间，把门关上，就像把一只窸窸窣窣的老鼠关在了门外。

查理房间里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头顶的枝形吊灯只有一个灯泡亮着。就是这突然出现的灯光，晃得我一阵目眩。定睛细看，我才发现查理躺在床上，四肢舒展，一只胳膊挡在眼睛上。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悠悠地坐起身，盯着我看。

“呃，”他终于出声了，并冲房门点了点头，“你上楼时，她没给你一点儿亮光，是不是？”

“嗯，”我回答道，“不过我知道怎么走。”

“她就像只老鼠，”他说，“在黑暗中比我们在有亮光的地方还灵活。幸亏如此，否则当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肯定会吓得半死。”

“没错，”我说，“她看起来确实在努力适应黑暗。”

他发出短促而尖锐的笑声，像海狮叫。“这是因为她始终心存恐惧。如今她表现出多么爱杰西、多么惋惜的样子。她以为只要说得足够多，人们就会相信她。可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她又会变成原来那个西丽亚。”

我摘下帽子，和手杖一起扔到床上，脱下大衣放在旁边。接着掏出一根雪茄，等查理摸索出火柴帮我点上。他的手抖得厉害，费了半天劲才点着，期间他一直小声咒骂着自己。我慢慢朝天花板吐出一口烟，一言未发。

查理比西丽亚小五岁，但自从经历了那次打击，他看起来仿佛一下老了十几岁。他的头发本来就是浅金色的，很接近白色，因此不容易看出是否添了白发，不过脸颊上的银白色汗毛倒是清晰可见。他的双眼下是青黑色的眼袋。与身子僵硬、总把背挺得笔直、散发出古板气息的西丽亚相比，查理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总驼着背，仿佛随时会倒下。他盯着我，同时无意识地使劲儿拽着耷拉在嘴角的胡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对吧？”他说道。

“我能想象。”我回答道，“不过我还是想听你说出来。”

“我会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他说，“是因为西丽亚。我想看到她的下场。我不希望她坐牢，而是希望法律能以死刑降服她。我要亲眼看到那一幕。”

一大截烟灰掉到了地板上，我小心地用鞋子把它们撮成一团，塞进了地毯里。我说道：“审讯当天你在场，查理，你亲眼看着西丽亚洗清了嫌疑。除非出现新证据，否则西丽亚就是无辜的。”

“证据！我的天，谁还需要什么证据！她们俩在楼梯上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西丽亚就推了杰西一把，把她推下楼梯摔死了。这难道不是谋杀吗？当时她们俩正好在楼梯上，就算没有楼梯，她也会用枪、用毒药杀死杰西，随便什么。”

我疲倦地坐在皮质扶手椅上，端详着雪茄头上烟草燃尽后留下的烟灰。“让我从法律角度帮你分析一下这件事。”我语调平和，像背诵烂熟于心的公式那样，不带有任何感情地说，“首先，没有目击证人。”

“我听见杰西的尖叫声，还有她滚下楼梯的声音。”他固执地强调说，“我冲出门看到她躺在楼下时，正好听到西丽亚摔门而去的声音。她把杰西推下楼以后，就像只老鼠一样逃走了。”

“可你其实什么都没看到。西丽亚声称她当时并不在场，进一步证明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换句话说，西丽亚的供述因为比你的更可信而被法庭采纳了。而你由于没有亲眼目睹命案发生时的情景，所以无权断言那是一场谋杀。那很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

“你不相信我的话，”他说道，“你一点儿也不相信我的话。换作别人，我会马上要他滚出去，别再靠近我半步。”

“我相不相信不重要，现在我说的是法律对这件案子的判定。动机呢？西丽亚能从杰西的死中得到什么？很显然，她得不到钱或任何其他财产，在经济上她和你一样独立。”

查理坐在床沿上，双手扶着膝盖倾身靠向我。“确实，”他低声说道，“没有钱，也没有财产。”

我无奈地张开双臂。“你看。”

“但你知道她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继续说道，“为了我。一个是患有心脏病且随时会发作的女人，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杰西；另一个是到死才会放过我的西丽亚。从我早晨睁开眼睛，到夜晚上床睡觉，她几乎一步不离我身边。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她只有我！”

我平静地说：“她是你姐姐，查理。她爱你。”他又笑了，仍是那种急促的笑声，让人听上去很不舒服。

“她爱我，就像常春藤爱着树干。只要她那样看着我，我身体里的力气就会全部消失。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直到我遇见杰西……我还记得自己把杰西领回家的那天，我告诉西丽亚‘我们俩结婚了’，她当时什么都没说，但她的眼神……绝对和后来她把杰西推下楼梯时的一样。”

我说：“可是，你也在法庭上承认，从来没看到西丽亚威胁杰西，或做出任何伤害她的举动。”

“我当然看不到！但当我看到杰西每天抚着胸口沉默不语，夜夜在床上哭泣，却不告诉我原因，该死的，我就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你了解杰西，她不够聪明也不够漂亮，但日子久了你就会发现，她心地善良，并且深爱着我。仅仅过了一个月，她就变得无精打采，我很清楚害她失去活力的原因是什么。我找她聊天，找西丽亚谈话，可她们俩都只会摇头。我无能为力。当那件事发生时，我看到杰西倒在楼下，却一点儿都不惊讶。或许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我确实一点儿也不惊讶。”

“对于了解西丽亚的人来说，谁都不会觉得惊讶，”我说，“但你不能因此编造出一桩谋杀案。”

他攥紧拳头，敲打膝盖，然后晃着拳头说：“那我该怎么办？我就是为此才叫你来的，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正是因为她，我这一辈子一事无成。这也是她现在最想看到的结果——我什么都不会做，她就能逃脱惩罚。再过一阵子，事情就会烟消云散，生活回到之前的样子。”

我说道：“查理，你这是在做无用功。”

他站起来，盯着门，然后看着我，低声说道：“但我肯定能做些什么，你知道我能做什么吗？”

他一脸期待地等我作答，就像刚说了一个很难的谜语，明知会难倒听众，却期待有人回应一样。我也站起身，面对着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说，“不管你正在打什么主意，都放弃吧。”

“别打乱我的思路。”他说，“你知道像西丽亚那么聪明的人，完全可以逃脱谋杀案的起诉。你觉得我没有西丽亚聪明吗？”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肩。“我的老天哪，查理，别说这样的鬼话。”

他甩开我的手，跌跌撞撞地退到墙边。此时他双眼放光，露出牙齿。“我该怎么办？”他尖叫道，“忘记杰西已经死了、下葬了吗？我该坐在这儿，等西丽亚不堪忍受我的时候，把我也杀了吗？”

我的年纪和身体在这一刻出卖了我，我发现自己有些撑不住了，并且喘不上气。“听我说，”我说道，“参加完那次庭审以后，你还从未踏出过这个房间。你应该出去走走，哪怕只是散散步，看看周围的事物。”

“然后等着遇见的每个人都来嘲笑我吗？”

“你可以试试，”我说，“看看会发生什么。艾尔·夏普说今晚有几个朋友去他的酒吧吃烤肉，他希望你也去。这就是我的建议——无论如何，你可以试一试。”

“根本就不值得去做。”是西丽亚的声音。门突然打开，愤怒的她站在门口，双眼因为突然出现的光而眯成一条缝。查理转身面对着她，下巴上的肌肉一跳一跳地抽搐。

“西丽亚，”他说道，“我告诉过你，不准进我的房间！”

她依旧面无表情。“我可没进去。我上来只是想告诉你，晚餐准备好了。”

他充满恐吓意味地朝她迈近一步。“你是不是一直在门外偷听我们谈话？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我只听到一件极其卑鄙、邪恶的事情。”她平静地说道，“在这幢房子还在为死者哀悼的时候，竟有人发出喝酒作乐的邀请。我想我有权阻止这件事。”

他有些怀疑地看着她，仿佛不知该说什么好。“西丽亚，”最终他说道，“告诉我这不是你的本意！只有最邪恶的小人或者神经病才会说出你刚才那番话。”

这句话点燃了她的怒火。“神经病！”她喊道，“你居然用了这个词？把自己关在屋里，自言自语，不知在琢磨些什么！”她突然转向我，“你已经和他聊过了，现在该知道了吧，到底有没有可能——”

“他和你一样神志清醒，西丽亚。”我重重地说道。

“那他就该清楚，现在不是去酒吧寻欢作乐的时候。你怎么能邀请他去做那样的事呢？”

她抛出这个问题时，显露出充满恶意的胜利感，一下激怒了我。“要不是看到你准备把杰西的东西都扔出去，西丽亚，我恐怕会更谨慎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我太鲁莽了，话一出口就后悔不迭。然而，我还没反应过来，查理已经一把抓住西丽亚的手，把她扭成一副不舒服的姿势。

“你居然进她的房间了？”他怒吼着，疯狂地摇晃着她，“告诉我！”他马上就从她慌乱的表情中得到了答案。接着他放下她被掐得通红的双臂，低着头，了无生气地站在原地。

西丽亚伸出一只手抚慰他。“查理，”她呜咽着说道，“你还不明白吗？看着她的东西只会让你难过，我不过是想帮你。”

“她的东西现在在哪儿？”

“就在楼梯边，查理。所有的东西都在。”

他穿过走廊，踉跄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我则终于感觉心跳恢复了正常的频率。西丽亚看着我，脸上写满狂暴的恨意。此时我只想赶紧离开这幢房子。我从床上拿起我的东西，走到门口，可她堵住了去路。

“看到你都做了什么吗？”她声音嘶哑地低声吼道，“这下可好，我又得重新打包一次。每次都弄得我筋疲力尽。都是因为你，我得全部重新打包一次。”

“这件事完全取决于你，西丽亚。”我大声说道。

“你，”她说道，“你这个老滑头。那时明明是你和她在一起——”

我把手杖头用力地放在她肩上，她退缩了。“作为你的律师，西丽亚，”我说，“我建议你除了睡觉以外，其余时间都管好你的舌头，特别是当你不能为说出的话负责的时候。”

她没再说什么。不过直到我跨出门走到大街上，她才从我身边消失。

从波恩兰姆庄园到艾尔·夏普的烤肉酒吧，步行只需几分钟。我到得正是时候，一路上清冽的冬季空气刺激着脸颊，让人神清气爽。艾尔独自一人在吧台后面忙着擦杯子，看到我进门，他马上愉快地打了声招呼。“圣诞快乐，律师。”

“你也是。”说着，他把一瓶看起来很不错的酒和一对杯子放到吧台上。

“你就像四季交替，永远来得那么是时候。”艾尔边说边往杯子里倒酒，“我正想着你该来了呢。”

我们互敬过对方，艾尔像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倚着吧台靠近我。“从那边过来？”

“是的。”

“见到查理了吗？”

“还见到了西丽亚。”

“哦，”艾尔说，“这没什么稀奇的，她出来购物的时候我也见过。低着头、裹着一条黑色围巾，一路小跑，好像被什么东西追着似的。我猜她当时在场。”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

“不过我惦记的人是查理，一直没看到他。你跟他说我想什么时候见见他了吗？”

“是的，”我说，“我说了。”

“他说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西丽亚说他不该在服丧期到这儿来。”

艾尔轻轻地吹了个意味深长的口哨，并快速地弯起指头搭在额头上四处看了看。“告诉我，”他说，“你觉得他们俩待在一起安全吗？我的意思是，想想目前的情况，再想想查理的感受，很可能会惹出什么麻烦事。”

“今晚本来差点儿出事，”我说，“不过后来没事了。”

“还会有下次的。”艾尔说。

“我会看着他们的。”我说。

艾尔看着我，摇了摇头。“那幢房子里真是什么都没变，”他说，“一点儿都没变。也正因如此，你才能提前预料到一切。而我知道，你会马上跑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一切。”

我现在仍然能闻到那幢房子所充斥的腐臭味，要想彻底把这股味道从衣服上消除，至少还需要好几天。

“我真希望能把这一天从我的日程表里永久删除。”我说。

“随他们去解决自己的麻烦吧。没准这样才能拯救他们。”

“不止他们两个，”我说，“还有杰西。杰西会一直伴随着他们，直到那幢房子以及里面的一切都毁灭。”

艾尔皱起眉头。“毫无疑问，这真是在咱们镇上发生过的最奇怪的事了。住在一幢黑漆漆的房子里的人，一个像被什么追赶着似的，在大街上狂奔；一个整天躺在屋子里，盯着墙壁发呆，自从——杰西是什么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律师？”

我眨了眨眼，看着艾尔身后的镜子里映出我的脸：红彤彤的，刻满皱纹，带着一丝不相信。

“二十年前，”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正是二十年前的今晚。”

最美好的一切

在亚瑟眼中，有一种人好像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高大挺拔，俊朗的棕色面庞下眉目分明，整齐划一，平头上戴着绅士帽；他们的着装低调而昂贵，言行举止无可挑剔；他们来自显赫的门第；毕业于名校；他们对这一切不以为然。在闹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飘满富贵气息，门卫衣着镶金的古堡里，或透过未来主义鱼缸般的玻璃尖顶建筑中，他们不是最出类拔萃的，但也属于不容小觑的一类。

他们以非凡的出身和教育背景立于工作之境，面对上司，态度斯文，积极进取。事实上，对于工作，他们像对已拥有的一切那样并不在意，因为他们并不缺钱。亚瑟为此恨透了他们，他想像他们一样，甚至为此不惜以失去灵魂为代价。

外形上，他完全达标。他身材修长，是个相貌极其出众的年轻人，经过他身边的女子很少有不侧目倾情的，即使并不为求什么结果。而他镇定的风度该归功于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自制力。但他生于普通人家，教育背景亦无可圈可点之处，而且他在中档的薪水收入之外，并无其他财产。父母已逝——留给他的遗产几乎连买棺材都不够——他高中没读完就去工作了，之后一直都难换到如意的工作。直到最近，他来到了霍顿公司，而他银行账户上的所有存款、钱包、零钱都让他那一贫如洗的身家不言自明。显然，他的收入还不能让他像其他条件优越的富家子弟那样，对一切不以为然。

富家子弟，正是他最为憎恨的对象。有天早上，他正站在霍顿先生办公室门口，一位客户的两位公子正好被接待员引过来。他们轻瞟了亚瑟一眼，快得不到一秒钟，立刻分辨出他并不是同类人，便冷眼相加。他一句话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却在瞬息之间被他们划清了界限。他站在那里，饱受愤怒和憎恨的煎熬，无以反驳，更无从接近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宅邸，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富足生活。这，才是最糟糕的事。

当电梯在他们身后关上时，霍顿先生终于第一次注意到了亚瑟。“优秀青年。”他朝电梯门恋恋不舍地说，带着几分赞赏。而这，刺痛了亚瑟那颗焦灼的心。在他听来，霍顿先生的话仿佛带着画外音：他们属于我的世界，而你不是。

当然，让他更觉糟糕的是安妮小姐。安妮·霍顿。

仿佛一个古老的传统，几乎每个年轻小伙子都像孜孜不倦地追求浪漫那样，兢兢业业于生意，并认为成功的最高境界就是当上老板的乘龙快婿。如果老板的女儿恰巧漂亮而富于魅力，并且愿意展示她让人赞赏有加的性格，正如没有被宠坏的安妮小姐一样，就简直太完美了。

亚瑟本能地认为，被宠坏也是有不同接受级别的。比如，一个热切向往四十英尺带舱房豪华游艇的女孩，最后接受了二十英尺快艇的话，比如安妮·霍顿小姐，她就算没被宠坏。要配得上她，仅仅凭着屠龙的激情和热忱可远远不够，同时还要披戴金盔甲，骑上奔驰的宝马，坐在剧院贵宾席观陪她看镇上最棒的音乐喜剧才行。更要明确的是，这样的示好一两次是没有说服力的，需要频繁奉上。

这是每一晚，亚瑟躺在房东马尔什夫人的房间时，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的想法。他的思绪疯狂而躁动，仿佛一只多疑的蛇追着自己的尾巴，想把它吞掉一般。安妮·霍顿如其他女子向他投以秋波一样，不止一次地向他投去注视的目光。若是他能像每个夜晚所思所想那样，满足她的需求，他是否能如愿获得这桩婚姻呢？但是获取她的芳心需要很多钱，讽刺的是，他唯一能够获得金钱的方式就是娶她为妻！上帝啊，他想，如果能够如愿，他就能变得大富大贵，就能够把钞票摔在他所痛恨的那些优秀青年的脸上了。

这些思绪持续不断地翻滚着，娶到安妮·霍顿最终成了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变作了一圈闪耀的光环，围绕在那些不必计较花销，可以把最美好的一切收入囊中的人周围。最美好的一切，亚瑟带着梦幻般的憧憬对自己说，他仿佛看到了那些美妙而奢华的一幕一幕如在云端，穿行于天花板间。

查理·普林斯是拥有最美好的一切的富家子弟。一天午餐时分，他在亚瑟坐着刚刚喝完咖啡时闯了进来。当时，亚瑟目光停留在桌上的文件上，脑子里却正在幻想着和安妮·霍顿在二十英尺快艇上的情景。

“希望没有打扰你，”查理·普林斯说，“请问你是为老霍顿工作吗？”

一听便知，他一定出身不俗，受过良好的教育，“老”这个词都说得如此自然。如今这个字眼已经有了时髦范儿，它可以用来形容任何事情，不用管它的实际年龄大小。亚瑟打量着面前这个人，鞋子、西装、衬衫、领带、帽子，他迅速辨出这身行头的出处：奥利弗·摩尔、布鲁克斯、苏卡、布朗基尼、卡瓦哪哈，都是名牌。最后，亚瑟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不错，俊朗的棕色面庞下眉目标致，平头上戴着绅士帽。不过，他也有些不同之处，眼周有些细纹，嘴有点歪……

“对，”亚瑟说，“我是在霍顿公司工作。”

“我能坐下来吗？我叫查理·普林斯。”

原来，查理·普莱斯也曾为霍顿先生工作过，他看到了桌上的公司文件，便忍不住跑来打听老东家的近况。

“还不错，”亚瑟说，“但我不记得在这见过你。”

“哦，我在你之前就离开了，而且我觉得办公室里的人不太愿意提起我。你知道，我就好像是肩章上的一个污点，我是因为丑闻离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哦，”亚瑟说，一种苦涩的嫉妒立刻向他袭来。像这样一个能力欠佳又不肯卑躬屈膝的职员，竟然可以如此毫不在意地说走就走，离开霍顿公司。

查理·普林斯似乎看穿了亚瑟的心思。“不，”他说，“我离开公司并不是因为我的个人能力，不过我觉得你是这么想的。我离开是因为诚信问题，我伪造了一些支票和类似的东西。”

亚瑟的嘴张得老大。

“我知道，”查理·普林斯愉快地说，“你一定在想，一个被抓了现行的人，应该双眼饱含悔恨的泪水。可事实上，我并非如此。当然了，被那个多管闲事的白痴会计抓到，我的确很懊悔。但是，你不能怪我。”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查理·普林斯眉头皱了起来。“我看起来并不像那种通过盗窃寻求刺激的神经病，是不是？我是为了钱。当然，永远都为了钱。”

“永远都为了钱？”

“除了在霍顿公司，我也在其他的地方工作过。而每次离职都有不光彩的原因。事实上，在霍顿公司我得到了人生最宝贵的教训。”他倾身向前，食指在桌上意味深长地轻轻敲着。“仿写签名非常简单，只需不停地练习即可。经过大量的练习，你就能挥笔写出任何人的签名，这是唯一的诀窍。”

“但你还是被抓到了。”

“那是因为粗心大意。兑现支票时，我没在账簿上登记记录。当账簿收支不平衡时，你知道会计师会怎么做吧？”

亚瑟很兴奋，却又不知该如何深入追问，因而只能端着架子。“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有没有……你有没有……”

“你是说逮捕我，把我关进监狱之类的？”查理·普林斯同情地看着亚瑟说。“当然没有了。你知道这些公司有多在意公众形象吧？所以，当我父亲愿意花钱私了时，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那你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亚瑟肃然起敬。

“也不尽然，”查理·普林斯承认道，“后果也是有的，特别是那次失手被抓，我父亲像个被煮沸了的高压锅，快被气炸了。结果并不算太糟糕，真的，我只不过是成了啃老族。”

“什么族？”亚瑟茫然地问。

“啃老族。你知道，那些守旧的英式家族，会将家中的害群之马驱逐到澳大利亚，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只求眼不见为净，然后告诉他们只要不再踏进家门，他们就会定期得到经济上的资助。起先，那个老家伙想一分钱不给，把我赶到暗无天日的地方。多亏家里那些好心肠的女人们，最后把他说服了。我每月都可以得到一笔汇款，却只够我平常开销的一半。事实证明，我的后半生都得跟有关我家族的一切划清界限。要我说，那可是个相当庞大的家族。”

“这么说，你不应该来纽约吧？”

“我说过，我是一个啃老族。这意味着，只要不被我的家人和各种亲戚朋友撞见，我去哪儿都没人管。我只把地址告知家庭律师，因为每月月初我需要领生活费。”

“这么说，”亚瑟道，“我觉得您父亲还是一位很客气的绅士。”

查理·普林斯叹了口气。“说实话，他绝对不是坏心肠的老顽固。但他确实对循规蹈矩的年轻人抱以病态的赏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种年轻人外表和内心都极其乏味，毫无闪光点。如果我也那样，只需要过我的花花公子生活，一切就好办了。但我不愿那样。所以，我这个名副其实的伊斯梅尔[1]，因为还要两个星期才能领到下月的生活费，所以我被锁在了旅馆的外面……”

亚瑟被激起了莫名的兴奋。“被锁在了外面？”

“没钱付房租就只能受到这种待遇，规矩一向这么无情。不管是法律还是规定，一点儿也不人性化。既然你窥探了我的人生秘密，那么，我希望你能借些钱给我，作为回礼。数目不能太少，但也不用太多。我保证月初就还给你，包括利息在内。”查理·普林斯恳求道，“我已经坦诚了自己信誉不佳的一面，但我这辈子绝不会赖账。事实上，”他解释道，“我陷入今天的境地，全是因为我太在意还清债务这件事了。”

亚瑟看着查理·普林斯考究的衣着，放松的举止，听着他恰到好处的声调愉悦地回响在耳畔，他莫名的兴奋突然找到了意义。

“那么，”他说，“你现在住哪儿？”

“我被锁在了旅店外面，当然没处住了。但是一到下月初，我就会到这儿来找你。我可以发誓，你丝毫不必担心我会赖账。我刚刚说的这些话，应该可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亚瑟说，“我的意思是，你愿意跟我合住吗？如果我借给你钱，让你把旅馆的账结清，把行李都拿出来，你愿意搬来跟我同住吗？我有个不错的房间，虽然在一幢老房子里，不过维护得还挺好。房东马尔什太太虽然话有点多，人有点挑剔，但能把住处收拾得整整齐齐。租金也不贵，可以帮你省下很多钱呢。”

他停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好像在做推销似的，而查理·普林斯正表情古怪地看着他。

“怎么回事，”查理·普林斯说，“难道你也破产了吗？”

“没有，这跟钱没关系。不是说了我有钱借给你吗？”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分享房间？特别是现在穷困潦倒的我。”

亚瑟紧握双拳，鼓足勇气。“好吧，我告诉你，因为你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

查理·普林斯眨了眨眼。“我有吗？”

“听我说，”亚瑟道，“你所拥有和表现出来的一切，我都不曾有过。你绝不会用跟我谈话的样子，去跟你父亲喜欢的那类年轻人谈话。但我并不介意。我在意的是，究竟如何才能看起来像你一样，像你们那些人一样。好出身和财富能够赋予你非凡的气度，并且永不消退。而这正是我想要的。”

查理·普林斯疑惑地看着他。“你觉得我们合住，你就会拥有那种神秘气度吗？”

“让我来操心这个吧。”亚瑟说，然后取出支票本和钢笔，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你觉得怎么样？”亚瑟问。

查理·普林斯仔细研究着支票本。“我得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他说，“但是，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事实证明，他们俩都是称职的室友。一个高谈阔论，一个细心聆听，没有什么比这个搭配更合适的了。查理·普林斯的脑袋里存着说不完的奇闻逸闻和昔日旧事，而亚瑟恰好是个对此有着狂热兴趣的听众。马尔什太太二楼的卧房中，一派安逸祥和。

当然，也会有不那么和谐的音符出现。有时，查理·普林斯发现，作为听众的亚瑟过于苛求细节。当健谈的查理·普林斯大谈驾驶快艇的经历时，却需要先具体描述游艇的尺寸、构造和操纵方法，然后再将各种小船的优缺点分析一番之后，才能进入正题。这让他不胜其烦。还有，讲述在某餐厅邂逅一位年轻女子的趣事时，还得先说说在高级餐厅如何点菜、给小费，如何根据场合搭配衣着等等，这实在让人厌烦。

让查理·普林斯不舒服的还有，观察力敏锐的他注意到亚瑟对于自己形象精准的模仿力。亚瑟的声音，用词，坐姿，走路，站立，手势，面部表情，都是精确地模仿到每一处小细节，这让查理·普林斯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一面镜子中。

对亚瑟而言，最让他震惊的是窥探了查理·普林斯的童年生活和他那个小世界。亚瑟忧郁地认为，查理·普林斯和他那类富家子弟，自童年进入成年后，就在成长的路上停滞不前了。身体上，他们发育成熟而且相貌不俗，但在心智上，却没有任何长进。他们学会了成年人的语言和举止，但骨子里呢？当然，亚瑟从未当面论及此事。

查理·普林斯的生活费让他精神为之一振。每月初，马尔什太太都会微笑着走进客房，送来一个查理·普林斯签收的信封。那是一个看上去造价不菲的信封，如果把它举起来迎着光看，就像查理·普林斯通常打开前那样，能大致看到一张造价不菲的信纸。那是一张詹姆斯·卢埃林签字的五百美元支票。“他是我们家的私人律师，”有一次，查理·普林斯解释道，然后不无苦涩地补充着，“光有我父亲这样的人还不算苦到家，从小被老卢埃林这样以我第二个父亲自诩的人看管，才是最痛苦的事。”

对查理·普林斯来说，这笔钱不过是小恩小惠。但对亚瑟来说，却是一把钥匙。一把可以打开亚瑟触手可及的魔法花园的钥匙；一把可以打开蓝胡子家中禁忌之门[2]的钥匙；一把可以打开安妮·霍顿心门的钥匙。它不能直接变出你想要的东西，却可以通向你心之所往的地方。

让亚瑟心绪难平的是，每个月里有几个小时这些钱都是他的。查理·普林斯签上名字，然后让亚瑟到他账户所在的银行兑现支票。回来的路上，亚瑟会仔细地减去查理·普林斯与他分担的房屋租金，减去查理·普林斯一两个星期前向他借的钱，再把剩下的钱归还室友。是查理·普林斯坚持这样做的。“如果你想保证我能跟你分担得起租金，并且还上借你的钱，”他解释道，“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另外，你兑换支票也更容易，而我却有一堆麻烦。”

就这样，每月的几个小时里，亚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查理·普林斯慷慨地出借自己的全套行头，兑现支票时，亚瑟会特意穿上其中一套剪裁考究、质地上等的西装，合身得仿佛那是为他定做的。西装胸口口袋的钱夹里，放着五张崭新的百元现钞。毫无疑问，这样的日子让他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亚瑟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时，安妮·霍顿正坐在书桌的一角，跟父亲聊天。她一眼瞥见了他，说话声立刻停住了，眼神中充满爱慕地上下打量着他。

“嗯，”她对父亲说，“我在办公室里见过这个年轻男士好几次，您不觉得是时候该介绍我们认识了吗？”

她的话吓到了亚瑟，因为他一向视霍顿先生为高山顶上的神明一般，遥不可及，令人生畏。不过霍顿先生也愣了一下，但他很快认出了这个年轻人，并用在亚瑟听来美妙异常的语调，称赞其为优秀青年，很愿意把他介绍给女儿。

这是亚瑟的绝佳时机，但他却搞砸了。他痛苦不已。他的措辞毫无章法，谈话的内容寡淡无味，甚至显得十分笨拙。当他看到安妮·霍顿脸上洋溢的兴奋逐渐退去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他为此诅咒自己和整个世界。

那些钱并不真正属于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要是他有钱，当天晚上就能约她，或者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或者接下来的每一天。但这显然不可能。钱夹里那几张崭新的钞票，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纸片罢了，并不能让他一直富足。他更没有一个阔父亲。这让一切都显得苍白而无意义：考究的衣着，优雅的谈吐，他努力让自身具备的一切素养，因为没有钱，都白费了。假如有了钱，就……

有钱就好办了！他刚刚只是看起来六神无主，现在想到这些，居然虚脱得像一个病人。安妮·霍顿可爱的双眸中立刻流露出关心的神色，显然她是个充满母性关怀的女子。

“你看上去不大好。”她说。

这个想法，这个令人振奋的察觉，如同一丛火焰向他呼啸而来。他如凤凰浴火般，一跃而起。

“是的，我不太舒服。”他说，几乎辨不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不太严重，真的。”

“嗯，你应该立刻回家休息。”她肯定地说，“我的车在楼下，送你回去并不费事……”

亚瑟暗暗用拳头敲打自己的头。他已经失掉了一个机会，难道要把另一个也丢掉吗？马尔什太太的房间从来没像此刻这般让他难为情，绝不能让她开车送他回到那里。

亚瑟受到了鼓舞，他终于能够如意表达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亚瑟毅然地坚持道，“我不能就这么回去。”接着，他用曾经练习了数小时的措辞说道，“但是我很希望再见到您，要是明晚我打电话给您，会不会……”

此后，不论他内心的火热怎样被未知的打击熄灭，他都冷冷地告诉自己，除了接受别无选择。查理·普林斯更是别无选择。午夜十一点五十三分，经过一番奋勇挣扎后，查理·普林斯死在了床上，窒息而亡。他已经死了好几分钟，亚瑟的手却仍然紧紧扣住他的喉咙，不肯放开。

据说，在人群中朝目标开枪然后跑掉，是一个凶手逃离现场的最佳方案。不过，对于可能被逮捕并吊死的凶手来说，此招毫无新意，也过于极端。从这个角度来说，亚瑟尽管不太理智，但从实施的这桩谋杀的手法上看，也还说得过去。

事实上，从离开安妮·霍顿的那一刻起，到他将手指从查理·普林斯的喉咙上松开的那一刻，亚瑟都处于一种盲目的狂热中。他知道自己想要的结果，却不知如何下手。现在，他起身看着面前这具尸体，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瞬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不知所措。毫无疑问，他被吓得魂飞魄散，但尸体横在这里，他该怎么办？

他可以把尸身捆绑起来塞进壁橱，至少现在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但那能解决什么呢？马尔什太太每天早上都会打扫房间，倒垃圾。壁橱上没有锁，所以很难保证不被她发现。

或者把查理·普林斯的皮箱从角落提过来，把他的尸身放进去，然后运走。运到哪儿去呢？他绞尽脑汁地想。不过，他很快有了结论：这世上根本没有地方能容纳藏着尸体的皮箱，并且不被人发现。

不过，他激动地发现，顺着皮箱的思路想是正确的。他最终想到一个万全之策：马尔太太的储藏室位于地下室深处，是一个寒冷潮湿的凹洞，出口掩着一扇厚重的门，没有上锁，这里一年四季都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冷库。因为来往的人不多，所以尸体在那里腐烂几年都不会有人发现。此外，处理尸体也容易，只需把处理对象放进箱子，然后放进下面的储藏室即可。

让亚瑟烦恼的是，他发现虽然箱子很大，密闭性好，但是要把一切处置妥当还是颇为不易。最后，他把箱子固定结实，挪到走廊。当他举着箱子下楼梯时，意外发生了。箱子从他的后背往下滑，他用力往上一顶，箱子居然越过他的头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发出的巨响震动了整栋房子。他立刻追着箱子跑下去，幸好箱子被紧紧地扣住了。而此时，马尔什太太就站在面前，与他四目相对。

她站在那儿，仿佛一个被吓坏的幽灵，身上的法兰绒睡衣一直垂到了脚踝，手指按在嘴唇上，瞪着眼睛。

“天哪，”她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亚瑟在箱子前晃来晃去，生怕她能看穿似的。“抱歉，”他结结巴巴地说，“真是太抱歉了，我实在不想弄出任何响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滑了下来……”

她摇摇头，板着脸。“这样很容易把墙刮坏，或者伤到你自己。”

“没关系，”他慌张地安抚道，“什么都没有伤到，一点儿也没有。”

她绕过亚瑟盯着箱子看。“怎么回事，这是查理·普林斯的漂亮箱子，是吧？你这个时候要把它搬到哪儿去啊？”

亚瑟额头直冒冷汗。“哪儿也不去，”亚瑟声音嘶哑地说。注意到她紧锁眉头，想弄清这件事时，他迅速补充道，“嗯，准备搬到储藏室。你看，查理……普林斯先生……本来会帮我的，但他总不露面，所以我只能自己搬了。”

“它一定很重。”

她饱含同情的语调抚慰着亚瑟的神经，使他的情绪镇定下来。随后，他盘算着下一步如何脱身。

“确实有点儿重，”他笑着说，“但与其等普林斯先生帮忙，还不如我自己动手解决。他这人不太靠谱，你知道，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没人知道他多久才回来。”

“真是过分。”马尔什太太肯定地说。

“也还好，他是有点儿古怪，但仅此而已。你要是了解他，也会觉得他人其实挺不错的。”亚瑟抓住箱子说，“剩下的路，我可以轻松应付的。”

马尔什太太仿佛想起了什么。“哦，天哪，”她尖声说，“也许这些意外是最好的安排。我的意思是，你弄出了这么大的响动，把我吓出来，我才想起来，现在储藏室已经上了锁，你是打不开的。我去换件长袍，给你开锁。”

她走在他前面，把地下室的楼梯踩得吱吱嘎嘎响，在储藏室等着他把箱子搬来。灯光昏暗，如他印象中的一样，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马尔什太太摇了摇头。

“真恶心，”她说，“但是实在没有必要清理这里。何必呢？这些年根本没人用这个房间！我给这扇门上锁，只是为了应付保险公司的要求。”

亚瑟耐着性子晃来晃去。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很希望赶快离开这地方，但是马尔什太太显然并未在意。

“我不喜欢走马灯似的房客。”她说，“我只喜欢那些举止得体的人，他们不会小题大做，也不让人操心。现在，把箱子放到那儿吧。”她枯瘦的中指指向小山似的一堆灰尘，不过仔细一看便可以发现，那其实是埋在积年尘埃下的一只箱子。“那位先生来的时候啊……”

连绵不断的话语在亚瑟耳边回响，烦得他几乎站不稳了。就这样，住在一楼靠里的那位先生，二楼靠外的那位先生，还有住在三楼一拐弯的那位先生的家长里短，他都听了一遍。她的话匣子仿佛关闭太久，一旦打开，便难以关上，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后，他终于得以从这桩谋杀案中脱身了。当储藏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魂飞魄散的查理·普林斯的尸身将在那里腐烂，永远不再复活。支票将按时寄来，每月五百元，等待他的是安妮·霍顿和一个无限荣光的世界。最美好的一切，亚瑟在马尔什太太喋喋不休的絮叨声中思考着，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微服私访的皇帝般逍遥自在。

马尔什太太冗长的独白结束之后，沉重的大门被锁上了，永远被锁上了。亚瑟满怀热情地奔向他人生的下一站，并对自己逍遥法外的做法充满信心。几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在走廊遇到马尔什太太时，他没有一丝不安。

“你说得对，”她说，同情地努着嘴，“查理·普林斯是挺古怪的，对吧？”

“是吗？”亚瑟迟疑地说。

“可不是吗，他不停在纸上练习写自己的名字，每张纸上都是，除了名字什么都没有。”

亚瑟立即回想了下废纸篓，随后竟有些得意起来。自己粗心犯下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竟然还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我相信，”马尔什太太断言，“一个成年人应该有比写名字更重要的事做。”

“是啊，”亚瑟说，“您说得对。”

这么一来，马尔什太太就不再言语了。

日子一天一天平静地过去。亚瑟毫不费力地兑换了那些珍贵的支票，花起来也没遇到什么麻烦。有了查理·普林斯的衣橱为自己包装，他打扮得光彩照人；有了查理·普林斯的措辞打底，他谈吐优雅，贵气十足，所到之处都成为众人的焦点。当亚瑟提到自己有一位慷慨的姑母，一直给他提供着经济上的支持时，老板对他青睐有加；而他与安妮·霍顿自共度一晚之后，他们的恋情神奇般地开花结果了。

安妮·霍顿各方面都符合他对梦中情人的要求：热情，迷人，忠贞。当然，她也有奇怪的小原则。她的内心有一处小小的领地，不愿别人触碰。但亚瑟提醒自己，为什么要求那么多呢？他表现得无懈可击，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此时，他们发生了第一次争吵。

关于婚礼，他们之间并没有分歧。婚礼六月举办，是迎亲嫁娶的好时节；接下来是一个豪华的蜜月；然后，亚瑟会出任霍顿公司一个要职，年薪不菲。这一切都顺理成章，没有任何争议。从每个曾经打过安妮·霍顿主意的年轻人眼中冒出的嫉妒之火足以说明一切。但是，有个严肃的问题与婚宴有关。

“你为什么一定坚持盛大的排场？”她说，“我觉得太烦了，那些人，那些琐事，好像一场马戏表演。”

他没法跟她解释，因为那只会越描越黑。他没法跟任何一个女孩解释说，他们的婚礼不仅仅是场仪式，还是一种甜蜜的复仇。婚讯会登在报纸上，所有的富家子弟都会接到通知，他们必须到场，否则这场婚礼将索然无味。

“你为什么舍不得花钱，非要办一场小型婚礼？”他反问，“我一直觉得婚礼对一个女孩来说，是这辈子的头等大事，她会深深引以为傲。在卧室里，在父亲和姑母的见证下完婚，根本算不上一个婚礼。

“但是你在场啊，”她说，“你才是婚礼的主角。”

他不想跟她妥协，再一次清楚地表明立场。最后，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跑开了，留他一个人在公司不肯让步。他愤怒地对自己说，就算杀了他，我也不会真的就此妥协。他要在镇上最大的天主教堂结婚，让那些有声望的人士都到场——这才是最美好的一切。

再次见面时，她的情绪稳定了下来，而他也表现出应有的宽宏大量。

“亲爱的，”她说，“你觉得我哭哭啼啼的，是不是很傻？”

“怎么会呢，安妮。难道你觉得我不知道你有多坚强，对待这件事有多认真吗？”

“你真好，亚瑟。”她说，“真的。从某方面讲，也许婚礼排场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的分量比你所理解的重要许多。”

“从哪个方面？”他问。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我想说，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好，我便永远不能得到应有的幸福生活。”

“到底什么事情？”他问。女人所擅长的含糊其辞，让他摸不着头脑。

“在我跟你坦诚这件事之前，你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亚瑟。而且，请你一定要如实相告。”

“我说到做到。”

“你是否会诚心宽恕一个犯下大错的人？这个人犯了错，并且为此深受其苦。”

他做了个鬼脸。“我当然会宽恕。我从不介意任何人曾经犯下的错，自然会原谅他的。”

他差一点用了“她”这个字，好在及时改了口。毕竟，既然安妮想要坦白错误，亚瑟又何必阻拦呢？但她并没有继续往下说。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对于坦白错误这件事，只字未提，而是和他讨论婚宴安排等细节，仿佛忘记了之前说过的话。

第二天下午，他被霍顿先生叫到办公室。他进去时，安妮也在里面。从父女俩的表情，他能够猜出他们刚刚的谈话内容。成功的喜悦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亚瑟，”霍顿先生说，“请坐。”

亚瑟坐下，跷起腿，笑着望向安妮。

“亚瑟，”霍顿先生说，“我有件严肃的事情要跟你谈谈。”

“我在听，先生。”亚瑟说，然后耐心地等待霍顿先生把三只铅笔、一支钢笔、一把裁纸刀、一本备忘录和一台电话机摆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亚瑟，”霍顿先生说，“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希望你能像那些知情者一样，以后避免跟任何人提及。”

“好的，先生。”亚瑟说。

“安妮跟我说，你坚持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仪式。问题是，私密的婚礼不但有它独特的优势，而且不会有任何害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先生。”亚瑟故作镇定地回答。他偷偷地看向安妮，但看不出任何头绪。“我当然懂，先生。”

“我是一个喜欢开门见山的人。实话说吧，我有一个儿子，和你长得非常像——其实，安妮和我一开始就被你们的相似震惊了——但不幸的是，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孽畜。他闯了很多祸之后，我把他赶出家门，让他拿着我给的生活费自谋生路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没了他的消息，一直由我的家庭律师处理这事。所以，在盛大的婚宴现场，与其让熟人问东问西，倒不如让他自己站出来面对一切。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吧。”

整个房间仿佛向亚瑟一股脑儿压过来，霍顿先生的脸忽然像恶魔的面具一样，漂浮在墙上。

“是的，先生。”亚瑟轻声说。

“这意味着，我不能让安妮一遍又一遍地催我了。我有我儿子的地址，咱们现在就一起去找他，跟他聊聊，看看他能不能浪子回头，以你为榜样，重新做人。”

“查理王子，”安妮温柔地说，“过去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他迷人极了。”

此时，亚瑟觉得四周的墙壁几乎贴在了他脸上，是暗室的墙壁，墙上还飘着安妮和他父亲的脸。奇怪的是，马尔什太太的脸也飘过来了，絮絮叨叨的马尔什太太，她的脸越来越大，盖过了一切。

当然，还有一只箱子等着他打开，储藏室里的箱子。

[1] 伊斯梅尔：出自《圣约》，拉罕与女奴的儿子，在以撒出生后被驱逐。这里意为被遗弃的人。

[2] 《蓝胡子》是由法国诗人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创作的童话，主人公蓝胡子叮嘱新任妻子不要用钥匙打开一个房间的门，但是妻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打开了那扇门，发现里面倒吊着蓝胡子前几任妻子的尸体。

背叛者

他们之间相隔一堵墙。正因为这堵偷工减料的公寓隔断墙，罗伯特才有机会认识那个女孩。

一开始，她只是一串脚步声，穿着高跟鞋在家里踱来踱去的咔嗒咔嗒声。当时他正入神地看着《翠谷香魂》[1]，目光追随靓丽的利玛在迷宫般的亚马孙丛林里探险。他下意识地认为，隔壁的姑娘一定十分年轻。接着他听到了她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很轻，语速很快，跟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哼唱的时候，声音温暖而俏皮。她一定可爱极了，他想，并发现自己听得越来越专注，也越来越爱她了。

她叫艾米，是一位有夫之妇。她丈夫叫文斯，声音有气无力、整日郁郁寡欢，带有一种特别的阴沉感。他们偶尔会发生争吵，均以男人摔上门，踏着重重的脚步下楼离开告终，从不例外。留在房间里的她独自哭泣，发出轻柔的呜咽声。每当此时，罗伯特便会靠在墙边，感觉仿佛有只手伸进了他的胸膛，拧着他的心脏。他有时会胡思乱想：只需几步就能走到她门前，只需几句话就能向她表明自己是她的朋友，愿意做些什么——愿意做任何事——来帮助她。或许只需见上一面，她就会发现他心中的爱意。或许吧……

这样的念头周而复始，罗伯特终究只是站在原地，无能为力。

更糟的是，他找不到人倾诉。这世上能被他称为熟人的，只有办公室里的那几个男人，但他们绝对理解不了这些。他的工作十分平凡，就职于城里最大的百货商店信贷部，这项工作做久了，人就会变得愤世嫉俗。他和同事们每天进入别人的账户，查找漏税记录、花在女人身上的公款丑闻，检查你有没有偷拿别人的一分钱。

听了他的话，同事们会怎么说？隔壁住着一位可爱的姑娘？她丈夫经常不在家？你去啊，别见外！

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他并不想这样呢？他所追求的是有人能接纳他的爱，他希望有人能终结自己的孤单。在无尽黑暗的夜晚，孤单像压在心头的石头般冰冷沉重。

因此他没对任何人说，而是继续靠在墙边，任凭想象蔓延。他对那位姑娘日思夜想，最终会遇见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整幢楼的邮件都会放在一楼门廊的一张桌子上，那天早晨他下楼去上班，看到她从桌上拿了封信，上楼朝他走来。

他知道她就是那个姑娘，绝对没错。她身材娇小羸弱，头发乌黑，罗伯特靠在墙边时幻想的所有美好，都在她身上体现了出来。她穿一件宽松的长外衣，走过他身边时，她把衣服往胸前拉了拉，然后加快了脚步，似乎很怕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正直勾勾地盯着她，于是红着脸赶紧下楼，走到街上，一路都恍恍惚惚的。

后来，他又在相同的情况下遇见了她几次，但是过了几周，他才终于鼓足勇气，敢站在楼梯下看她处理信件：她的脚踝纤细，小腿曲线柔和，包裹在长外衣下的身体玲珑有致。她走到楼梯顶端时，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他的注视，回头看了他一眼，两人的目光交会了。

在心脏几乎停跳的这一瞬间，罗伯特试着读懂她脸上的表情。然而她丈夫的声音突然从房间里传了出来，语气很不友好。“艾米，你怎么这么慢！”——她走了，这一瞬间也消逝了。

见到那个男人的时候，罗伯特非常吃惊，不明白她怎么居然会选择这样的人做丈夫。那个男人矮小精壮，一脸好斗的凶相。长得也不好看，脸绷得紧紧的，颧骨高高耸起，嘴巴撇成死板的一条线。罗伯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那个男人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两只眼睛像黑洞一样无情。那一刻，罗伯特似乎理解了她脸上的表情。这男人就像一只没有被驯服的野兽，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扑杀任何人。仅仅是擦身而过，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危险，更何况与他朝夕相处了。

那个男人血液中残暴的细胞终于在某天晚上爆发了。罗伯特从沉沉的睡眠中惊醒，昏昏沉沉地坐在床上，意识到吵醒他的并不是高分贝的声音，而是藏在话语中的恶意。墙那边传来的说话声几乎听不清楚，但每个字都充满了危险。

他从床上下来，耳朵贴墙而站。他闭上双眼，想努力听清隔壁的对话。他仿佛能看到那对互相咒骂的夫妇，画面生动得就像眼前这道墙根本不存在一样。

“你知道了，”男人说，“可那又怎样？”

“……出去！”姑娘说。

“然后你好去告诉所有人，告诉全世界？”

“我不会那么做的！”姑娘哭了起来，“我发誓不会的！”

“你以为我会信吗？”男人说道，接着声音变得温和并带有嘲弄意味，“一万块钱啊，还有哪儿能赚到一万块？挖金矿？”

“那也比这样好！既然如此……我走！”

男人这次没用语言回应，而是狠狠地打了她，她撞上墙带来的冲击甚至弄疼了罗伯特的脸。“文斯！”她高声喊道，声音因恐惧而颤抖，“文斯！不要！”

接着又是一阵痛打，姑娘的疼痛唤醒了罗伯特的每根神经。他听着墙那边混乱的呼吸声，指甲都嵌进了墙里。她好像躲过去了。

“哦，不！”她哭喊着，伴随着嘶哑的呼吸声，好像深深吸入了一口气，但没有回应。接着是砰的一声，有什么绵软的东西撞击地面，然后突然安静了。令人恐惧的安静。

罗伯特急忙退后，惊恐地盯着那堵墙，仿佛那就是她已经死去的冰冷的身体。他的思绪瞬间混乱了，但又马上回过神来。有件事被逐渐放大，直到他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去面对。

她被杀了，无须半点怀疑，因为他就站在她身后听到了整个过程！要是没有这堵墙，他甚至可以伸出手碰到她，做点儿什么帮帮她，而不是像个傻子似的，站在原地干等着，直到一切都太晚了。

不过有件事现在还来得及做，他对自己说。隔壁那个疯子并不知道有他这个证人存在，那么就可以当场逮捕他。打电话报警，五分钟后……

但还没等罗伯特从紧张中反应过来，隔壁房间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好像在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活动。有什么东西被挪开了，接着，清楚地传来人的身体被拖动的声音，然后一扇吱嘎作响的门被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最后这阵动静把罗伯特吓傻了，同时让他终于明白隔壁到底发生了什么。

凶手惨无人道，但绝不愚蠢。只要能在天亮前的这几个小时内，无论用什么办法把尸体安全处理掉，那么他犯下的罪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罗伯特在房门前驻足。从门外走廊传来沉重却有规律的脚步声，那个男人准备拖着尸体下楼。他刚杀了人，明显慌了，甚至冒着被人撞见的风险带着尸体一起出门。要是这时候碰到谁，他会怎么做呢？

罗伯特背靠在门上，紧紧地闭上双眼，他觉得呼吸困难，仿佛那个男人已经把手掐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是个懦夫，毫无疑问。真正需要拿出勇气的时刻，他才发现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懦夫。他看到姑娘的脸浮现在眼前，神情中不再有恐惧，而是蔑视。

不过——这想法让他看到了短暂的胜利场景——他还是可以报警啊。他仿佛看到自己真那么做了，却看不到胜利的场景。他听到一些动静，来自刚刚发生了杀人案的房间。尸体呢？没有。杀人犯呢？不存在。只有一个因为吵架被老婆抛弃了的男人。报案人呢？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年轻男人，彻头彻尾的傻子，换句话说，就是罗伯特自己。

楼下大门传来咔嗒一声，罗伯特急忙走出家门，穿过走廊，一步一步小心地下了楼。下到一半，他看到一块手绢，皱成很小的一团，有一块丑陋的污渍。他小心地捡起手绢，举起来对着昏黄的灯光展开来。那块污渍黏糊糊湿漉漉，是红色的，几乎盖住了绣在手帕边缘的“艾米”两个字。血，她的血。这算证据吗？

当然算，他都能听到警察嘲弄地回答，当然可以算作流鼻血的证据。他感到心中一阵绝望。

汽车发动的声音唤醒了他，他赶忙冲下楼梯，但太晚了。当他贴着大门的帘子往外看时，车已经呼啸着从路边开走了。闪亮的后车灯犹如一双恶毒的眼睛，黑暗中看不清车牌号码。他为自己感到愤怒，要是反应能再快一点，而且种种迹象都明确地表明凶手肯定会借助汽车，这一点简直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机会溜走了，一切都错过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气势汹汹地在屋里绕圈。半小时后，他听到凶手偷偷摸摸地回来了。这说明什么？罗伯特思考着，说明他已经把她处理掉了，他安全了，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生活。

如果我能闯进他家，逼他说出真相……各种念头在他脑中翻滚，或者我把他告发给一个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说话有分量……

但这些都和他曾经投入到姑娘身上的热情一样，只是空想。哪支复仇之剑会听命于他呢？他不过是个无名的小职员……

突然，灵感如浪潮般席卷罗伯特的全身。他眯起眼睛盯着墙壁，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一字一字地写下绝妙的点子。

没有人的过去是清清白白的——同部门的老员工是这么说的吧？任何人都有嫌疑，隔壁的那个男人更是如此。他有暴力倾向，隔着墙说起一万美元时，语调让人非常不舒服。这样的人一定有很多不光彩的记录，只不过被警方忽略了，一旦揭开一角，就可以顺藤摸瓜，发现真相。要是来个善于调查的人，重翻那男人的过去，一定能伸张正义。这就是有力的武器：多年积攒的黑暗记录，就等这一次点燃！

罗伯特一边深思一边慢慢地将女子那皱巴巴的手帕塞进信封，并封好。接着，他绞尽脑汁回忆，将事件发生时被害人与凶手之间可怕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写在了一张纸上。之后信封和纸都被他放到了衣橱的抽屉里，第一步完成。

这时，罗伯特开始问自己，对那个男人了解多少？知道他叫文斯，仅此而已。这点儿信息可不够掀开一个人黑暗的过去，必须了解更多，至少要找到个起点。

罗伯特一夜没睡，终于想到了房东太太，那个又矮又胖，一脸倦容的女人，她人生唯一的乐趣似乎就是按时收房租，不过她应该知道些有关那个男人的事。她住在公寓一楼最里面的房间，一大清早，罗伯特就用敲门声把她叫醒了。

她看起来比平日里还要疲倦，一开始都没听清罗伯特的问题，让他再说一遍。“你问他们？”最终她说道，“斯奈德夫妇，人很好，就这样。”她冲罗伯特眨了眨眼睛，“你该不会和他们发生什么冲突了吧，啊？”

“不不，没那回事儿。您知道的就这些吗？我的意思是，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之类吗？”

房东太太耸了耸肩。“我很确定这不关我的事。”她高傲地说，“我只知道，他们会每月一号按时付租金，是一对受人尊敬的好人。”

他转身离开这个臃肿的女人，正巧看到送信的邮递员关上公寓大门。奇迹从天而降，房东太太不在了，如今他一个人站在堆着信件的桌子旁。正对着他的那个信封上，笔迹清晰地写着“文森特·斯奈德夫人收”。

上班路上，他把信藏在衣服的内侧口袋里，直到把自己锁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才打开信，认真地读了起来。只有一页信纸，上面没写几行字，暧昧不明地表达了家里一切安好。信尾落款是：你的妹妹，西丽亚。没什么值得深究的——不，等一下，信上还写了回信地址，是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

罗伯特只犹豫了一小会儿，就将信和信封都塞进口袋，拉直夹克，径直走到主管办公室。斯普拉格先生是部门主管，同时也是受这份工作影响最深且最不满的一个。他酸溜溜地问道：“什么事儿？”

“对不起，先生，”罗伯特说，“我必须请几天假，你看，我家有人突然病危了。”

斯普拉格埋怨了一番，说这会打乱整个部门的计划，不过脸上还是适当地出现同情的表情，说道：“有人快死了？”

“快死了。”罗伯特说。

从火车站走到那幢房子并不远，整幢房子笼罩着一种严肃且不友好的气氛，来为罗伯特开门的年轻姑娘也带着同样的感觉。

“是的，”她说，“我姐姐是叫艾米·斯奈德，这是她婚后的名字。我叫西丽亚·汤普森。”

罗伯特说：“我来是想打听关于你姐姐的事。”

年轻姑娘看起来受了打击。“她出什么事了？”

“还不确定。”罗伯特清了清喉咙，说道，“她从所住的公寓失踪了，我正在寻找她。现在，如果你……”

“你是警察吗？”

“我为他们工作。”罗伯特说，心里祈祷这一模糊不清的表达能蒙混过关。祈祷收到了回应，姑娘示意他进屋，两人面对面坐在几乎空无一物的寒酸客厅里。

“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她的身子在椅子上可怜地摇来摇去。

罗伯特探出身子，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当你把一个孩子赶出屋子，并在她面前摔上房门，你还能期待什么呢！你就这么把她扔到了外面的世界，她甚至连怎么照顾自己都还不知道！”

罗伯特立刻收回伸出的手。“你对她做过这种事？”

“是我父亲。也是她父亲。”

“为什么？”

“你不了解他。”姑娘说，“他那个人，认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罪恶的。他怕地狱之火和硫黄怕得要死，却让我们置身其中。

“自从她变得越来越漂亮，男孩们成天围着她转，他便那样对待她。当她和那个男人纠缠不清时，他就把她撵出了家，把她的行李家当全扔了出去。要是他知道我还在给她写信，”姑娘恐惧地说，“他肯定会把我也撵出去。我甚至不能在他面前提她的名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么，”罗伯特急切地问道，“那个曾和她纠缠不清的男人，后来和她结婚了吗？是不是那个文森特·斯奈德？”

“我不知道。”姑娘茫然地说，“我真的不知道。除了艾米和爸爸，没人知道。那件事是个秘密。我甚至不知道她结婚了，直到某日突然收到她从城里寄来的信。”

“既然你父亲知道，我不妨去和他聊聊。”

“不！你不能去！要是他知道我对你说了这么多……”

“可我不能就这么回去呀。”他恳求道，“我必须找到那个男人，接下来或许一切就都清楚了。”

“好吧。”姑娘虚弱地说，“还有一个人，当然不是我父亲，看在我的面子上拜托你离他远一点。我说的是在那边一所高中任教的老师，本森小姐。她见过那个人，而且她喜欢艾米；艾米寄给我的信都会先寄到她那儿，以防被爸爸看到。她或许能告诉你些什么。不过她向来守口如瓶。我来写张便条，你拿着去找她。”

他在门口向她表示感谢，她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美丽的人总会身陷烦恼，”她说，“因此我永远不必为此担心。请你找到艾米，并确保她没事。”

“嗯，”罗伯特应道，“我会尽力。”

到学校后，他得知本森小姐正在上打字课，三点才下课，要是想单独和她聊聊，就必须等到三点以后。等待的时候，他只得焦躁地在镇上仅有的几条主干道上闲逛，感受路人好奇的凝视。他一边逛，一边想着艾米。这些街道都是她所熟悉的，这些商店的橱窗曾映出她的身影。想到这儿他不禁有些嫉妒，那身影不总是一个人。还有男孩子们。男孩子们自然会被她吸引，粗心的她却从未意识到玩火的代价。要是那时他就认识她，要是他也是那些男孩子中的一个……

三点整，他站在教室门外，等所有学生都离开了才急不可耐地走进去。本森小姐是位身材娇小、弱不禁风的灰发女士，几乎淹没在一排排罩着罩子的打字机之间。待罗伯特自我介绍完，又读了西丽亚·汤普森写的便条，本森小姐却表现出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

“她不该这么做！”她说，“她绝对不该让你来找我。她应该知道的。”

“为什么她不该这么做？”

“为什么？因为她知道我不会对任何人透露半个字。她知道要是我说了，会遭到怎样的报应！”

“听我说，”罗伯特耐心地规劝，“我并不想探究曾经发生过什么，我只想找到那个男人，我想知道他叫什么，从哪儿来，以及我去哪儿能问到更多有关他的消息。”

“不行。”本森小姐声音颤抖着说，“对不起。”

“对不起？”罗伯特愤怒地说，“一个姑娘失踪了，这个男人可能与此有关，而你却只能对我说一句对不起！”

本森的下巴不再绷得那么紧了。“你的意思是他——他对她做了什么？”

“是的。”罗伯特说，“他干的。”说完赶忙拉住她的胳膊，稳住已经摇摇晃晃的她。很明显，本森小姐已处于昏倒的边缘。

“我早该知道的。”她无力地说，“事情发生时我就该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可那时……”

那时她还是本森小姐的学生。一个好学生，虽然不聪明，但会尽力做好每件事。而且她发育良好，不像现在这些年轻人。

在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她亲口告诉本森小姐，放学后她要去校长办公室更正错题。如果她本打算去做什么奇怪的事，自然不会对任何人提起，不是吗？这难道不是最明显的证据吗？

“证据？”罗伯特困惑地问。

对，证据。后来从校长办公室传出尖叫声时，整个学校就只剩本森小姐一个人了。她径直跑向办公室，猛地拉开门，就目睹了那样一幕。那姑娘哭得稀里哗啦，裙子褪到一半；普莱斯先生站在她身后，盯着门口一脸震惊的本森小姐。

“普莱斯先生？”罗伯特问，此时他仿佛闭着眼睛在稀泥里游泳，什么都看不清楚。

普莱斯先生，就是校长啊。他站在原地盯着她，脸刷地红了。姑娘冲出门跑了，普莱斯追了一步就停下了。然后他把本森小姐推进办公室，关上门，开始了一番长谈。

他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无非是想告诉她，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个荡妇。她跑到校长办公室，说要敲诈他，当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后，她就突然做出刚才那样的举动。不过他会宽宏大量、无比慈悲地处理这件事。他不会报警，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抹黑学校的声誉，还会让她那规规矩矩、受人尊敬的父亲丢脸。他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开除那个女学生，然后建议她父亲马上把她送出镇子。

最后，普莱斯先生还不忘意味深长地强调一句，幸好本森小姐及时出现，为这次的事做了证。如果本森小姐不能为他作证，那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他是认真的，”本森小姐苦涩地说道，“他们家在镇上称王称霸，主宰着一切。如果我敢说出真正想说的话，甚至胆敢动一下心思，就一辈子也别想找到工作。但我还是该说出来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公之于众，特别是又发生了那样的事！”

她试着走回位于走廊尽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浑身无力。刚一进门，她就看到了那位姑娘，躺在简报栏下方的地板上。那里通常都挂着一把锋利的剪刀，但此时，剪刀被那位姑娘紧握在拳头里。周围全是血，鲜血染红了一切。

“她是那种孩子，”本森小姐木讷地继续道，“那种……哪怕你为一点小事批评了她，她都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以死相对。经历过那样的事之后，她脑中恐怕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去死吧。幸好老天垂怜，那一次她没有自杀成功。”

本森小姐叫来了医生，一个谨慎小心的男人，没多嘴问任何问题。她被父亲赶出来后，一直是本森小姐在照顾她。

本森小姐说：“等她终于能出门走走以后，我就利用职务之便把她送到了城里。当然，她当时还没毕业，但已经学到了不少技能。我为她写了封推荐信，解释说她遇到了些麻烦，需要帮助，恳请他们给她一份工作。”

本森小姐用手抵着额头。“要是那时我说了该说的……我早该知道，即便这样他也不会放心的，他会不停地追寻，不停地追寻，直到——”

“不是他！”罗伯特哑着嗓子喊道，“他不是我说的那个男人！”

她困惑地看着他。“可你说……”

“不，”罗伯特无力地说，“我找的是另一个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男人。”

她往后缩了缩。“你居然耍我！”

“我发誓这不是我的本意。”

“不过没关系，”她低语道，“无论你跟谁说这件事，都不会有人相信。我会告诉大家你是个骗子，说的话全是胡编乱造！”

“不必如此，”罗伯特说，“你只需告诉我你把她介绍到哪儿去工作了。告诉我这个以后，其他的你都可以忘了。”

她犹豫了一下，双眼放光，又带着恐惧的神色，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吧。”最终她说道，“好吧。”

罗伯特准备离开时，她紧张地搭上他的胳膊，说道：“拜托了，因为我知道这些事，你一定觉得我不是个好人，对吗？”

“不，”罗伯特说，“我无权定论。”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坐车赶路，而晚上那家旅馆的床铺也没比汽车坐椅好多少。特别是帕迪先生——优雅的帕迪——简直是最难对付的一关。他是个精神矍铄的男人，喜欢在小小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显出一副热情活泼的样子。

他颇感兴趣地研究着罗伯特的名片。“信用调查师，嗯？”他羡慕地说，“无论身在何方，别人都能被你们查到？这可真是太棒了。就像《骑兵血战史》里的那些警察，只为社会和谐，对不对？只要我能帮上忙，不管……”

记得，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姑娘。

“她是我在这附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姑娘。”他深思着说道，“虽说工作不太熟练，但光看着她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就值回付给她的薪水了。”

罗伯特努力控制自己，不发表多余的评论。“当时她有感兴趣的男孩吗？经常来办公室的，或者压根儿不在这儿工作的？又或者其他什么人，你都可以告诉我。”

帕迪先生眯着眼盯着天花板。“没有。”他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人。一定有很多小伙子追求她，但你休想了解她的心事，她半个字都不会透露。她那个人太神秘了。事实上，就是因为她什么事儿都藏在心里，才招来了那样的麻烦。”

“麻烦？”

“哦，不是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一个漂亮的钱包，店里的所有人都热心地帮忙，除了她，看起来就像她拿的。然后有一天，她拿着一封信，说自己扯上了些麻烦——于是，我们只能让她走。

“过了不久，”帕迪先生愉快地继续说道，“我们发现事实上并不是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也不知该如何联系她。”他打了个响指，“她就像这样，消失了。”

罗伯特深吸一口气，以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办公室里总该有人了解她吧，”他恳求般地问道，“或许有个和她聊得来的姑娘。”

“哦，有。”帕迪说，“嗯，我说过，尽管她对别人并不是那么友好，但偶尔也会和操控总机的珍妮·里佐凑在一起。如果你想找珍妮聊聊，就直接过去吧。只要我能帮上忙，不管……”

能帮上忙的是珍妮。她是个长相普通的姑娘，穿一身品位低俗的鲜艳衣服。她用不屑的眼神打量了罗伯特一番，然后冷淡地表示，关于艾米，她没什么可对他说的。有太多人来烦那孩子，你就让她清静一会儿吧。

“我并不是对她感兴趣，”罗伯特说，“我来是想找到那个娶了她的男人。一个叫文森特·西德尼的人，你认识他吗？”

从她深受打击的表情里，罗伯特断定她认识那个人。

“他！”她叫道，“这么说她还是和他结婚了！”

“怎么了？”

“怎么了？我跟她说了上千遍，他不是个好东西。我嘱咐她尽可能离他远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很了解他那样的人。这种兜里总揣着钱的愣头青，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那钱是从哪儿来的。他是那种会耍小机灵逃过追捕的家伙，所以手里的钱才来得快！”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他？”

“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他就住在我家隔壁。你看吧。”珍妮在装满了私人物品的抽屉里乱翻一通。最终拿出一沓照片，塞给罗伯特。“我们曾经一起出去玩过，文斯和艾米，我和我男友。好几次，我就当着文斯的面，对她说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但他总有办法让她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她就像个孩子；只要有人对她好，她就会马上全情投入。”

照片照得不太清楚，但足以认出文斯和艾米的脸。

“我能留一张吗？”罗伯特问，巧妙地装出自然而然的语气。

珍妮耸耸肩。“随便拿。”于是，罗伯特将照片收了起来。

“接着发生了什么？”他问，“我指的是文斯和艾米。”

“你可把我问住了。她被炒了鱿鱼之后，就和他一起离开了。她说文斯在南部找了份工作，在萨顿[2]上班。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俩。我看他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工作，但看她说话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她对他深信不疑。总之，我后来再也没见过她了。”

“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她对你说要搬去萨顿那次。”

珍妮记得。她可能还记得更多的事，但罗伯特适时离开了，留她一人张大嘴，惊讶地看着他离开。

坐车去萨顿只用了一个小时，但把萨顿报搜罗在一起堆在面前，又花了罗伯特足足一个小时。这个镇的报纸做得不错，大开本，整齐地叠起来，保存完好。在珍妮·里佐说的那天之后的两天里，罗伯特在报纸上找到了想要的新闻。用花纹装饰的新闻标题横跨整个头版页面。

新闻报道说，一万美金失窃。一位胆大包天的独行大盗闯入萨顿银行及信托公司，旁若无人地抓住经理作为人质，然后冷静地拎着装有一万美元现金的袋子逃走了。警方已全面出动，搜寻歹徒。破案指日可待……

罗伯特用颤抖的双手翻看接下来几天的报纸。警方放弃了追查，没有逮捕任何嫌疑人……

罗伯特小心地裁下了照片，照片上只保留了文斯的部分。银行经理焦急地看向照片，接着艰难地咽了下口水。

“是他！”他有些不相信地对罗伯特说，“就是这个男人！他变成什么样我都能认得。要是我能亲手抓住他……”

“在这之前，您还有其他要做的事。”罗伯特说。

“我可不想做什么交易。”经理警惕地说，“我要抓住他，要回被他拿走的每一分钱。”

“我说的不是什么交易，”罗伯特说，“你要做的，只不过是登报指认抢劫银行的歹徒。如果你照我说的做，明天警察就会来找你的。”

“这样就行了？”经理怀疑地问。

“就行了。”罗伯特说。

他再次坐在熟悉的房间里，周围放着报纸和证物。之前他唯一的担心是凶手会不会趁他不在家时警觉地逃离了。想到这儿，他甚至有些呼吸不畅，直到听见隔壁传来一阵微弱的、鬼鬼祟祟的动静。这说明，情况和他离开时一样。

他开始小心地检查自己辛苦搜集来的笔记。与那么多个人的谈话记录全在这儿了，足够让正义得到伸张。不仅如此，他痛苦地想到，这些记录也描绘出一个姑娘的一生。她一步一步地，踏入一个又一个背叛者为她挖下的坟墓。

每个曾与她有关系的男人，都堪称背叛者的代言人。父亲、校长、雇主，最后是她的丈夫，每个人都有罪。珍妮·里佐的话还回荡在罗伯特耳旁。

只要有人对她好，她就会马上全情投入。如果他先开口，先迈出那一步，他就会是那个人。那天她站在楼梯上看他的时候，或许就在等他开口，或走向她。现在一切都晚了，如今，他再也无法让她知道，这些笔记都意味着什么；无法让她知道，他都为她做了些什么……

如罗伯特所料，警方看到银行经理登出的声明后，按部就班地行动起来。他们把那篇声明研究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仔细端详那张照片，把罗伯特从一个办公室礼貌地送到另一个办公室，最终把他请到门牌上写着“克瑟林警长”的房间。房间里迎接他的男人是个瘦高个儿，嗓音温柔。

这是个漫长的故事——在这之前，罗伯特从未意识到这故事这么长，有那么多细节要解释——不过他还是一字不漏地说完了，自始至终都没被打断。最后，克瑟林警长拿起报纸、手帕和照片，凝视着它们，接着好奇地看着罗伯特。

“都在这儿了。”他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惹这么多麻烦。你到底图什么？”

对一个陌生人倾吐最私密的梦并非易事。罗伯特艰难地挑选措辞。“因为她。我对她有感觉。”

“哦。”克瑟林警长理解地点点头，“你想和她私通？”

“不是，”罗伯特愤怒地说，“我们都还没说过话。”

克瑟林警长轻轻地敲击着面前的报纸。

“哦，”他说，“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不过你做得非常棒，棒极了。事实上，昨天我们在离你家几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了一辆车，车里有一具尸体。这辆车一个月前失窃，尸体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衣服、线头都没有，只是一具留有巨大伤口的尸体。要是没有你走进来，拿着一份从A到Z分门别类的完美证据，这件案子很可能放上一百年都破不了。”

“我很荣幸。”罗伯特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嗯，”克瑟林警长说，“如果你想来警局谋个职位，随时来找我。”

他说完便走出了办公室，过了很久才回来，身边多了一个大块头，是一位态度冷漠的便衣侦探。这位便衣可怕地笑着。

“我们要把这件事做一个了结。”克瑟林警长对罗伯特说。说完，他朝新来的男人打了个手势。

他们小心翼翼地上了楼，站在门旁，克瑟林警长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阵。接着迅速朝便衣侦探点了点头，狠狠地敲了敲门。

“开门！”他喊道，“警察。”

一阵让人难以置信的安静。罗伯特觉得自己嘴巴发干，看着克瑟林警长和便衣侦探从别在腰上的手枪皮套里拿出令人胆寒的蓝钢左轮。

“别跟我耍花招！”克瑟林警长咆哮道，说完突然抬起脚，用鞋跟狠狠砸向门锁。门被踢开了，罗伯特慌忙缩到楼梯间的栏杆后面——他看见了她。

她站在房间中央，毫无遮掩地面对着他。这梦幻般的时刻让他明白，此时她脸上的神色，正是每次面对背叛者暴露本来面目时的表情。她后退了一步，突然转过身朝窗户奔去。

“哦，不！”她哭喊着，声音正如罗伯特上次听到的那样，接着呼喊声便被玻璃破碎声取代。她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然后突然归于寂静。

罗伯特站在原地，咸咸的汗流进他的眼睛，咸咸的血流出他的嘴唇。窗户仿佛遥不可及，但他还是走到窗边，推开克瑟林警长，往下看去。

她蜷成一团，躺在人行道上。浓密的黑发散落在脸上，遮住了怒目圆睁的双眼。

便衣侦探已经走了，克瑟林警长还在，同情地看着罗伯特。

“我以为他把她杀了，”罗伯特低语，“我发誓他杀了她！”

“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克瑟林警长说，“她是凶手。”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罗伯特恳求道，“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克瑟林警长一脸精明地看着他。“什么？”他说，“然后呢？等你向她告密，然后带着她一走了之？那样我们就真的有麻烦了。”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无须多言。

“她只不过是突然崩溃了。”克瑟林警长解释道，“她以那样的方式长大，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也没人能够信任……一切都是注定的。你无能为力。”

他走下楼梯离开了，留罗伯特一个人待在她的房间。他慢慢地环顾四周，看着她留下的东西，接着小心地拉过一把椅子，高高举过头顶，用尽全身力气朝那堵墙砸去……

[1] 《翠谷香魂》（Green Mansions）是W.H.Hudson的长篇小说，一九五九年被改编为电影，扮演女主角利玛（Riam）的是奥黛丽·赫本。

[2] 萨顿，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城市。

抉择时刻

有的人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但是休·洛奇耶不属于这种有自知之明的人。大家都见过这类人——开会时，即使克制，他们尖锐的嗓音也会盖过众人的声音穿透而来；发表意见时他们会猛戳你的胸膛；所有问题都由他们总结陈词、一锤定音——我猜你们和我一样，对这类人又嫉又恨。恨是因为没人喜欢被大声指责或被戳胸膛；嫉妒则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自我感觉良好，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戳着别人的胸膛高谈阔论。

对我而言，感谢我的工作，让我每天必须按时出现在这个混乱是常态的地方，唯一不变的，就是把头发梳成专门为公务员设计的滑稽发型。这让我发现越来越难以做出正常的判断。休有次察觉到，我拥有超群的领导力。他说我在单位里与众不同、出类拔萃。我并未因此乐在其中，不过——在此我再一次诅咒他们——我不得不说，他有权这么说。

撇开这些不谈，同时撇开休其实是我妹婿这一事实——你稍微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层关系有多微妙——我非常喜欢他，和所有认识他的人一样。他是个高大魁梧的英俊绅士，红润的脸庞上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他性格直爽、外向，无论你说起什么话题，他都能马上理解。他的大方不容你拒绝，却是那种很少见的大方，他会让你觉得接受他的好意是在表达喜爱和好感。

我不敢说他有极强的幽默感，但有时候适度的幽默感已经足够了。休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有暴躁的一面，表现在当他发现你可能在某方面需要他的帮助，却没有来找他时，他会毫不留情地彻底忽视你。换个说法，你见到休十分钟后，如果他喜欢你，你最好向他提出些他能满足得了的要求。他们结婚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妹妹伊丽莎白就对他说，我多么渴望得到那幅挂在他山顶别墅私人画廊里的科普利[1]作品。如今，我仍能清楚地回忆起画被送来时我惊讶的心情。画用纸箱子包着，外面贴着他写的礼物卡，这么个庞然大物就突然闯入我简陋的家中。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还回去，最终我以“这幅画甚至比我住的整幢楼都值钱”和“而且它挂在我家的墙上一点儿都不漂亮”结束了这场争论。我想他肯定认为我在撒谎，不过休要评价一个人根本不需要费这么多口舌。

毫无疑问，是山顶别墅和洛奇耶家族两百年的历史，把休塑造成了这个样子。第一代洛奇耶族人在山顶盖起这幢能俯视河流的别墅，他们辛苦劳作，家族迅速繁荣起来；同样成功的后代族人继续大把投资、激情满满，逐渐在山顶别墅和外界之间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围墙。说实话，休更像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绅士，猛然发现自己竟身处二十世纪，只得尽量去适应罢了。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山顶别墅就是旁边那幢久负盛名、却一直无人租住的别墅的复制品，气势宏伟，只需望一眼就足够引人驻足赞叹。别墅的外墙是粗石结构，大块的石头别有一番优雅风情，绵延至河边的广阔草坪常年有专人悉心护理，仿佛鲜绿色的地毯，微风拂过便神奇地泛出光泽。房子另一边是花园和小树林，马厩与附属的小屋藏于其中。穿过小树林，就是通往镇上的羊肠小道。这条小径也是礼貌与友好的象征，供住在沿路大宅里的人们分享。可以负责任地说，休一定是周围住户中往路上扔碎石最少的一个。

休迷恋山顶别墅，几乎一辈子都在这里度过；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可怕事情发生，否则他绝不出门；而如果你在外面碰见他，那就意味着他此时正在心里为何时回去做倒计时。如果你不够谨慎，就很有可能不知不觉间跟着他回了家，接下来你将再也无法离开这幢房子，眼看着宝贵的时间一周一周地流逝。我承认，自从妹妹把休带回家，我待在山顶别墅的日子比待在自己公寓的日子还多。

有一阵子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让伊丽莎白决定步入婚姻。因为在遇到休之前，她就像漂亮姑娘通常表现的那样轻浮、永远不知足。当我直截了当地这么问她时，她说：“太美妙了，亲爱的。正如我第一眼见到他时所设想的那般美妙。”

后来我得知，他们的初次相会是在一场美术展览上，展出一些类似超现代风格艺术品。她正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展品，察觉到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正盯着自己看。然后——引用她自己的话——她尽量不让他尴尬，直到他突然问：“你喜欢这东西吗？”

这个突兀的问题显然远远出乎她的预料，但她不得不回答。“我也不知道，”她虚弱地说，“我应该喜欢吗？”

“不，”陌生人说，“这东西简直毫无意义。跟我来，我带你去看些值得一看的东西。”

“于是，”伊丽莎白对我说，“我就像只小狗一样紧贴在他脚边，他一边带领我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边告诉我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烂东西。他的声音高亢悦耳，我们走过之处都引起了围观。你能想象那样的场景吗，亲爱的？”

“能，”我说，“当然能。”我在脑中想象自己是休，身处那样的情境，我马上就意识到，任何事都不可能动摇他如钢铁般坚固的自信。

“哦，”伊丽莎白继续说道，“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有一些迟疑，不过没过多久，我就看出他是真的懂，并不是信口开河，而且他真诚得可怕。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急切地想知道他的行事风格，包括处理任何事。世界上的其他人总是身陷各种各样的杂事，不知该如何抉择——晚餐吃什么，工作怎么搞定，该投票给谁——但休永远知道该怎么办。正是‘不知道’造成了所谓的神经紧张，和俗人之间复杂的破事儿，对不对？我决定带走休，感谢老天，把那些俗人都留给精神病医生吧。”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里。在这个有着完美草坪的伊甸园，没有糟糕的神经质和复杂琐事，即使眺望远处的大海，也看不到一丝蛇的影子。一切安然，直到雷蒙德闯入的那一天。

那一天，休、伊丽莎白和我在草坪上散步，在八月骄阳的照射下，我们的行动变得迟缓，意识也渐渐麻木，而且都已经累得连礼貌性的闲聊都懒得说了。我躺在草坪上，用一顶亚麻软帽遮住脸，倾听周身夏日的喧嚣，享受极致的欢愉。

微风扫过不远处的杨树，发出一阵低沉的、有节奏的沙沙声；船桨划开下面的水，传来水滴的声响；拴在草坪上的某只羊，脖子上的铃铛不时发出的令人忧伤的叮当声。那群羊是休的心头好，他一直认为再没有什么比一群羊在上面漫步更能衬托草坪了。因此，每年夏天，都会有五六头肥嘟嘟、懒洋洋的母羊出现在草坪上，既满足了休的心愿，也为草坪增添了几分愉悦的田园风情。

首先让我察觉不对劲的是那群羊——铃铛声突然响亮起来，同时夹杂着咩咩的叫声，就像骤然遭到狼群的袭击。接着我听到休愤怒地高喊一声：“他妈的！”我睁开眼睛，看到了比狼群更不和谐的东西——一只黑色的狮子狗！毛被修剪成滑稽的样子，戴着个红色的假领子，像个得意扬扬的小丑，正疯了一般追得羊群到处乱跑。很明显，这只狮子狗并没有伤害羊羔的恶意，大概只是把它们当成好不容易找到的有趣玩伴而已。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群慌乱的母羊可没理解这个意思，再这么下去，狮子狗没玩够，羊就都要逃到河里去了。

这一刻，我把休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此时，他已经跳过矮墙站在羊群之中，正一边把羊群赶离河边，一边冲这条脑子不好使的狗呼号指令。

“趴下，伙计！”他大喊，“趴下！”过了一会儿，他又像在命令自己的猎犬似的，严厉地发号施令：“走开！”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做得更聪明才对，看到狮子狗对各项指令置之不理，就该捡根棍子或者石头，吓唬吓唬它。狮子狗还在兴奋地狂吠，冲向羊群，休则开始徒劳地追赶起那条疯狗来。这时，从草坪边缘的白杨林那边传来个声音，那只狮子狗突然僵住了似的，一动不动。

“坐下！”命令声听起来气喘吁吁的，“坐下！”[2]

声音的主人终于现身，一个身材短小、穿着整齐的男人小跑着穿过草坪。休站住脚，脸色眼看着难看起来。

伊丽莎白挽着我的胳膊，低声说道：“咱们也过去吧，休不喜欢被人耍着玩。”

我们赶到的时候，正赶上休大发雷霆。“任何人。”他说道，“如果不能管教好自家的动物，就根本不该养。”

男人一脸客气，认真地听着。那张脸很英俊，瘦瘦的，看起来很精明，眼角有些细密的皱纹。不过他眼底的东西藏也藏不住，那是一丝嘲笑。他的眼睛就像打开的镜头似的，闪着嘲讽的光。这是休这样的人不可能注意到的细节，但确实存在，我发现自己马上被这微光吸引，并心生好感。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脸，总给人一种熟悉感，凸起的前额，有些稀薄的灰发，休在那边大发雷霆的时候，我则在努力深挖记忆，可惜还是没能找到答案。最终，休的训斥以驯狗方法作为总结，他显然已经在努力让自己采取宽恕态度。

“既然没造成什么损失——”他说。

陌生男人严肃地点了点头。“尽管如此，还是不该这样和新邻居——”

休显然吓了一跳。“邻居？”他的语气近乎无礼，“你住在附近？”

男人朝白杨林那边挥了挥手。“就在树林的另一边。”

“戴恩庄？”戴恩庄在休眼中和山顶别墅一样神圣，他曾对我说，但凡有机会，他会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把戴恩庄买下来。不过他的语气倒没有多少困惑。“这不可能！”他断言。

“没错，”男人肯定了休的猜测，“戴恩庄。好几年前我曾在这里举办的派对上表演过一次，一直希望有机会成为它的主人。”

“表演”这个词给了我一条线索——以及隐藏在标准英音中的微弱口音，他肯定生长于马赛[3]——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你是查尔斯，对吗？”我说道，“查尔斯·雷蒙德。”

“我更喜欢别人叫我雷蒙德。”他笑了笑，不屑于自己小小的名气，“你能认出我，我很开心。”

但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大魔术师雷蒙德。伟大的雷蒙德不管走到哪儿都应该被认出来。他的一双魔手曾令魔术之父黯然失色，逃脱术甚至超越胡迪尼，这样的雷蒙德没必要如此谦虚。

一开始，他中规中矩地表演大部分专业魔术师的保留节目；后来他的逃脱术技艺渐渐脱颖而出，这一点想必如今大家都了解。沉入冰面一英尺的密闭铅制棺材；焊接而成的钢铁紧身衣；英国央行的地下室；绑住双腿、勒紧喉咙的精巧绳扣，腿部的微小活动都会导致绕在脖子上的绳索拉得更紧——这些都无法困住雷蒙德。而他在风头正劲时，突然从大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的名字从此成为过去。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耸了耸肩。

“一个人工作无非是为了钱或者热爱，那当他足够富有又不再热爱他的工作时，为什么还要继续？”

“可是就这么放弃如此辉煌的事业——”我发表不同意见。

“一想到这幢房子在这里等我，就够了。”

“你的意思是，”伊丽莎白说，“除了这里，你从没想过去别的地方居住？”

“从没考虑过别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次都没有。”他竖起一根指头，贴着鼻子，冲我们眨眨眼，“当然，我从未隐藏这个想法，因此当戴恩庄出售时，我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找上门的人。”

“看来你还真是不会轻易放弃某个想法的人啊。”休的声音很刺耳。

雷蒙德大笑道：“想法？事实上该说我被它迷住了。这几年我去过不少地方，但不管所到之处多么优美舒适，在我心里都比不上树林边的那幢房子，靠山望水。某一天，我对自己说，等旅程结束，我就要来这里，像憨第德那样，耕耘心田[4]。”

他心不在焉地摸了摸狮子狗的头，一脸心满意足地环视四周，说道：“而现在，我来了。”

他来了。确实，没过多久，他的到来对山顶别墅的影响就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山顶别墅完全是休的投影，也可以说休的身上正发生着明显的改变。他变得焦躁不安，并且带着前所未有的、近乎挑衅的自信。温和的好性子当然还在——和骄傲一样，这些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只不过最近要表现出这些有点难。他让我想到自己凭空构想的假想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它和平共处。

显然，雷蒙德就是那个假想敌，而且他有时给人很享受这项角色的感觉。对休来说，要解决这种状况本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待在自己的房子里耕耘心田，粘粘相册，或者随便做些什么退休后该做的事。不过很明显，雷蒙德也觉得这很难。他总挑奇怪的时间溜达来山顶别墅拜访，休也一样，没事就去戴恩庄，一待就待好久，聊些两个人都讨厌的话题。

他们两个都必须明白的是，他们的性格极为不和。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其实是离彼此远一点。可是他们又像相互吸引的正负两极一样，当矛盾强烈到共处一室时，你都能看到激出的火花。

不管聊什么话题，他们都能激烈地争吵起来：休用强大的自信做武装，雷蒙德则轻快地挥舞长剑，试图找到敌人盔甲上的裂缝。找不到可乘之机一定使得雷蒙德十分郁闷，同样地，和所有喜欢深究动机和原因的偏执狂一样，休不顾原则的一根筋做法，势必也让雷蒙德愤怒不已。

他坦率地将不满告诉了休。“你简直像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他说，“可是从那时起，男人从各种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事都没有那么简单，不可能打一个响指就解决。我真心希望某天你能陷入真正的两难境地，面对不可解的难题，这样你才能得到启示。那一刻教给你的东西，比你自己幻想的万全之计有用得多。”

而休冷酷的回答只让情况变得更糟。“在我看来，对一个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并且懂得如何使用它们的男人来说，他永远都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这种两难境地。”

这一段可能是后续麻烦的前奏，也可能是因为雷蒙德表现得极其无辜又通情达理。总之，不管原因是什么，后果都非常危险且不可避免。

事情始于某日中午，雷蒙德向我们详尽地描述他的一项计划。已入住戴恩庄的他，此时发觉房子太大、太雄伟了。“就像个博物馆，”他形容道，“我觉得自己在里面就像个迷失在无尽走廊里的亡灵。”

花园也需要修整。用雷蒙德的话说，那些古老的树虽然很威严，但它们实在太多了。“毫不夸张，”他说，“树多得我都看不见河了，我可是冲着能观赏到活水而来的。”

他要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改动。房子的两侧都要拆掉，砍一批树，留出一道通往河水的宽阔空地，这样一弄，整个地方都将焕然一新。这里将不再像个博物馆，而是他梦想了好多年的完美归宿。

一开始，休只是无精打采地窝在椅子里。然而随着雷蒙德一点一点生动地描述着改建后戴恩庄的样貌，休慢慢坐直了身子，姿势僵硬得仿佛坐在马上的骑兵。他紧抿双唇，脸涨得通红，双手有规律地一握一松，保持着一种僵化的频率。除非此时发生奇迹，否则一次彻底的情绪爆发无可避免，可惜奇迹没有发生。我从伊丽莎白的表情中看出，她也预感到了将要发生什么，只不过和我一样无能为力。当雷蒙德兴高采烈地画上理想画卷的最后一笔，扬扬得意地问“好了，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时，休再也控制不住了。

他若有所思地倾身向前，说道：“你真的想知道我的看法吗？”

“好了，休，”伊丽莎白及时发出警告，“拜托，休——”

休理都不理。

“你真的想知道吗？”他追问道。

雷蒙德皱起眉。“当然。”

“那我就告诉你。”休说道，之后做了个深呼吸，“我觉得，只有离经叛道的浑蛋才能想出你所说的暴行。我觉得你是那种以毁灭破坏经典之物为乐的人。要是可能，你会把整个世界都翻个个儿。”

“你说什么？”雷蒙德反问，此时他一脸苍白、愤怒异常，“我觉得你把改变和破坏混为一谈了。你必须理解，我并不想破坏什么，只不过想做一些必要的修整。”

“必要的？”休笑了，“把已经立在那里好几个世纪的树连根拔起？把一幢坚如磐石的房子拆除一部分？我把这种行为称为大肆破坏。”

“我不明白，开阔一下视野，修整一下——”

“我无意与你争论，”休打断了他的话，“我坦率地告诉你，你没有权利破坏那处房产！”

此时他们两个都站起来了，气势汹汹地相视而立。只不过因为我相信休不可能付诸暴力，同时雷蒙德的头脑足够冷静，不会突然失控，才让我没那么恐慌。这剑拔弩张的一刻神奇般的转瞬即逝了。雷蒙德突然好笑似的撇了撇嘴，彬彬有礼地端详起休。

“我明白了，”他说，“之前我太笨，一直没理解。那处房产，刚才我说它就像一个博物馆，果真没有说错，而我不过是一名管理员。历史的守护者，或者说，遗迹保管人。”

他微笑着摇了摇头。“但恐怕我不太适合这个角色。我已经把辉煌都留在过去了，真的，我更珍视当下。因此，我会实施我的计划，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情。”

我还记得，第二天我离开回到城里，在办公桌前度过那炎热而漫长的一周时，脑子里还在想：雷蒙德会妥善处理这件事的，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所以周末接到伊丽莎白打来的电话时，我没有半点心理准备。

糟透了，她说。事情起源于关于戴恩庄的争论，但如今已经发展到非常糟糕的地步。她问我第二天能不能到山顶别墅去一趟，当然这没什么问题。她说她有一个能消解问题的计划，只需我过去做她的后盾就行了。因为我是少数几个休肯听取意见的人之一，她就靠我了。

“靠我干什么？”我问，我不喜欢这种说法，“至于休会听取我的意见，伊丽莎白，你不觉得你有点儿言过其实吗？我没看出他有意让我给他指点指点。”

“如果这一点伤到了你——”

“不是这一点，”我反驳道，“我只是不想掺和这件事。休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

“或许太有能力了。”

“什么意思？”

“哦，在电话里我解释不清，”她悲叹道，“明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亲爱的，要是你还有哪怕一丁点儿兄妹情谊的话，就搭明天的早班火车来这里。相信我，情况非常严峻。”

我搭早班火车过去了，状态很糟。我的想象力能把一点小事放大成世界性灾难，当我抵达别墅时，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然而，至少表面看来一切平静。休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伊丽莎白也很开心，我们共享了一顿午餐，并亲切地聊了很久，一个字也没提雷蒙德或戴恩庄。我没提伊丽莎白打的那通电话，只不过心里的怒火越燃越烈，直到我与她独处。

“现在，”我说，“我倒要听听你的解释。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出任何问题，我需要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那通电话，以及之后发生的事。”

“没问题。”她语气冷静，“你会知道的。跟我来。”

她领着我横穿过花园，经过马厩和附属小屋。就快到白杨林那边的小径上时，她突然开口道：“你坐车过来的时候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吗？”

“没有。”

“我想也是。车行道离这里太远了，不过现在你有机会亲眼看看了。”

我看到了。小径中央突兀地摆着一把椅子，一名壮汉坐在上面，正安静地读着一本杂志。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名壮汉，他是休的一名马夫。他看起来已经坐在这里很久了，并且打算继续坐更久。我一瞬间就弄明白他这是在干什么了，不过伊丽莎白没给我发挥演绎法能力的机会。看到我们走过来，那名壮汉站起来冲我们露齿而笑。

“威廉，”伊丽莎白说，“你能告诉我哥哥，洛奇耶先生吩咐你做什么吗？”

“当然，”壮汉愉快地笑着，“洛奇耶先生吩咐我们，必须一直有人坐在这里，看到任何开往戴恩庄，并且载有建筑工具或类似东西的卡车，就命令它停车，立刻掉头。我们只需对司机说这里是私人用地，他们是非法入侵就行了。如果他们敢动一根指头，我们就直接报警。就这些。”

“有卡车来过吗？”伊丽莎白替我问了这个问题。

壮汉一脸吃惊。“怎么了，洛奇耶夫人？你不是知道吗，”他说，“第一天来了好几辆，不过后来就没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冲我解释道，“没有司机愿意和非法入侵扯到一块儿。”

我们离开小径的时候我猛拍了一下额头。“难以置信！”我说，“休明知不能这么做，这条路是通往戴恩庄的唯一路径，这么多年来一直作为公用，再说道路根本没有私人领地这一说！”

伊丽莎白点了点头。“几天前雷蒙德也是这么对休说的。他气势汹汹地跑来，两人差不多吵了起来。当雷蒙德说要把休告上法庭时，休的回答是，他很愿意把有生之年都耗在这桩诉讼上。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后雷蒙德说：‘你该知道，暴力只会引来暴力。’从那时起，我每分每秒都在担心这场战争的爆发。看见没？那个挡在路中间的男人就是公然挑衅，吓死我了。”

我能理解，并且越细想这件事，就觉得越危险。

“但我有个计划，”伊丽莎白急切地说，“这也是我硬要把你叫来的原因。今晚我要办一场晚宴，一场非正式的小型晚宴。大家坐下来安静地聊聊天。有你，韦南特医生——休非常喜欢你们俩——还有，”她犹豫了一下，“雷蒙德。”

“不行！”我说，“他会来吗？”

“我昨天去拜访了他，并和他长谈。我把能说的都说了——邻居们就该坐下来寻求理解，还有兄弟情义什么的——哦，确实听起来太煽情，有点恶心，但它奏效了。他说他会来。”

我有个预感。“休知道这件事吗？”

“晚宴吗？知道。”

“我指雷蒙德会来这件事。”

“不，他不知道。”当她看到我正严肃地看着她时，马上挑衅似的回击道，“总得做点儿什么吧，于是我做了，仅此而已！这难道不比傻傻地坐着等待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要好？”

直到傍晚我们都围坐在餐桌边，我才能肯定休的态度。雷蒙德进门时，休很显然吓了一跳，但他也只是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伊丽莎白，很巧妙地隐藏起内心的感受。他礼貌地为彼此作介绍，精神饱满地参与聊天，全程扮演好主人的角色。

讽刺的是，正是韦南特医生的出席导致伊丽莎白的计划功亏一篑，甚至引发一场灾难。他是位非常有声望的外科医生，身材矮壮，一头灰发，横冲直撞的性子倒是十分适合他。抛开他的社会地位，在雷蒙德面前，韦南特医生俨然像一个见到恩师的学生，不一会儿两人就亲密无间了。

当休发现雷蒙德成为晚宴的焦点，自己反倒无人关心时，好主人的面纱开始慢慢滑落。与此同时，伊丽莎白计划中的致命瑕疵也隐隐显露了出来。此时来宾正热烈地讨论驯狗话题，并拿“狐假虎威”开玩笑，休没有参与。加上他一直把医生当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我明白无误地察觉到那种对友情的嫉妒。最有价值的友情被这世上最不喜欢的人侵犯！——总之，光是想象自己处在休的位置上，看着对面的雷蒙德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就觉得事情不妙。

机会出现在雷蒙德正深入探讨用于逃脱魔术的各种工具中。数不胜数，他说，差不多所有手边的东西都能成为工具。电线、金属片，哪怕一小块纸——这些东西他都用过。

“不过在这么多东西之中，”他突然一本正经起来，“只有一样我敢赌上性命。奇怪的是，这样东西看不见，也不能拿在手里——事实上，很多人甚至不具备这样东西。但我却用它最多，而且从未失手。”

医生倾身向前，双眼闪着好奇的光。“那是——？”

“是对人的了解，我的朋友。或者可以说是对人类本性的了解。对我而言，它就像你手中的手术刀一样至关重要。”

“哦？”休开口了，他的声音十分尖锐，以至于所有人的眼光都瞬间转向他，“你把手上的小技巧说得像心理学似的。”

“或许吧。”我看到雷蒙德一边观察，一边掂量着休，“其实这里面没什么大不了的秘密。我的专业——我更愿意称它为艺术——不过是一种误导的艺术，我则是众多实践者之一。”

“就我所知，如今没几个逃脱术大师了。”医生评论道。

“没错。”雷蒙德说，“不过你应该能注意到，我更喜欢误导。不断练习最独特技法的逃脱术大师和魔术师数不胜数，但那些身陷政治牢笼的人，或广告商、推销员会怎么办呢？”他又摆出习惯姿势——竖起一根手指摩挲鼻翼，并眨了眨眼，“我想，恐怕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运用了我那套艺术。”

医生微笑道：“既然你没提及医疗领域，那我就主动附和吧。”他继续道，“不过我还是想知道，对人类的了解要如何运用到你的专业领域？”

“是这样的。”雷蒙德说道，“你必须先仔细地判断一个人。如果能发现他的弱点，你就可以提出一个不实的假设，他会毫不怀疑地接受。一旦他深信那个不实的假设，剩下的就简单了。接下来，对方会只看到魔术师想让他看的部分，或者投票给指定的政治家，或者听信广告购买商品。”他耸了耸肩，“就是这么回事。”

“是吗？”休说道，“那如果你碰到一个足够聪明的人，压根儿不理会你的假设，你要怎么办？要怎么继续你的把戏？还是不管不顾，硬要把木梳卖给和尚？”

“话不是这么说的，休。”医生道，“这位绅士正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你没必要挑刺。”

“或许你说得对，”休说话时眼睛仍不离雷蒙德，“我发现他有很多有趣的小点子，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将其付诸实践。”

雷蒙德拿起餐巾轻轻擦了擦嘴，然后将餐巾小心地放在面前。“简而言之，”雷蒙德转向休，说道，“你希望我简单展示一下我的艺术。”

“也不尽然，”休说，“我可不想看变香烟或从帽子里变出兔子这种无聊把戏。我想看些真正厉害的。”

“厉害的。”雷蒙德如回声般重复了一遍。他环视一遍屋内，接着身子转向休，指着分隔客厅与餐厅的巨大橡木门——晚餐开始前我们都在门的另一边。

“那扇门没上锁，对吗？”

“嗯，”休应道，“没锁，那扇门一直不锁。”

“但应该有钥匙？”

休拿出钥匙圈，费了些劲终于挑出一把沉甸甸的老式钥匙。“当然，和食品储藏室用的是同一把。”他已经不自觉地被勾起了兴趣。

“太好了。不，别给我，给医生。我想你很信赖医生的人品，对吧？”

“是的，”休冷冷地说道，“我相信他。”

“很好。现在，医生，能否请你过去把那扇门锁上。”

医生闻言，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到门边，将钥匙塞进锁孔，转了一圈。门闩发出的咔嗒声打破了房间的寂静，听起来格外响亮。做完这些，医生拿着钥匙回到桌边，雷蒙德又补充道：“你要保证钥匙绝不离手，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弄丢了。”他警告道。

“现在，”雷蒙德说，“是最后一步，我走到门边，用我的餐巾轻轻拂过门锁——”餐巾象征性地擦过钥匙孔，“——咔嗒，门开了！”

医生走过去，抓住门把手，不敢相信地转动它，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哦，太令人震惊了！”他说道。

“怎么做到的，”伊丽莎白笑道，“假设的情景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立了。”

只有休对此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愤怒。“不错，”他质问道，“怎么做到的？你动了什么手脚？”

“我？”雷蒙德语带责备地反问，同时微笑着看着我们，很明显他乐在其中，“这一切都是你做的。我只不过运用了一点人类性格方面的知识，促使你照我说的做。”

我说道：“我大概能猜到一点。那扇门提前被动过手脚，医生以为自己把门锁上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事实上，他把门打开了。这是正确答案吗？”

雷蒙德点了点头。“非常正确。那扇门被提前锁上了。我亲手锁的，因为事前我稍微想了想，估计今晚会有些小挑战。我只需最后一个进来，再利用这个。”他举起一只手，让我们看手心里的金属薄片，“一把普通的万能钥匙，不过对一个构造简单的老式门锁来说足够了。”

有那么一瞬间，雷蒙德表情严肃，不过马上又恢复了明朗。“是我们的主人提出这项虚假假设的，但他的门是锁着的。他一向自信满满，以至于根本没考虑去验证一下这么明显的事。医生也一样，充满自信，因此掉入了同样的陷阱。结果就正如你们所见，我只冒了一点儿险，就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同意你说的。”医生心有不甘地说，“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责任。”说完，他顺手把钥匙扔到桌子的另一边，休一动未动，任凭钥匙落在面前。“行了，休，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这个男人证明了他的观点。”

“是吗？”休轻声问道。这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很显然正有什么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转来转去。

“哦，行了，伙计，”医生有点儿不耐烦，“你也看到了，你自己很清楚。”

“没错，亲爱的。”伊丽莎白也附和道。

我想她一定是突然发现良机，可以将对话引至她的目标——一次和平的聚会。但我真想告诉她，她选择这时真是大错特错。休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不喜欢的意味——一种不常出现在他身上的暧昧表情。一般情况下，当他真的怒不可遏时，会如暴风雨般彻底爆发，而当电闪雷鸣都过去以后，他会真诚地道歉。但此时他的情绪稍有不同，隐约可见的麻木感让我提高了警惕。

他一只胳膊绕在椅背上，另一只搭着桌子，半坐半靠着，眼睛死死地盯着雷蒙德。“我可能算少数派，”他说道，“但我必须抱歉地说，你的小把戏让我很失望。倒不是因为不够聪明——好吧，我承认——只是……这仅仅能证明你是个不错的锁匠。”

“呦，酸葡萄忍不住了。”医生揶揄道。

休摇了摇头。“不，我只是觉得，对于手里拿着钥匙的人来说，能打开一把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基于我们这位朋友的名声，我想他应该拿出些更厉害的。”

雷蒙德做了个鬼脸，说道：“我该在表演之前就事先提醒大家，节目可能会很无聊，并提前为此道歉。”

“哦。如果只是一场表演，我不会埋怨什么的。不过，作为一项测试——”

“一项测试？”

“没错，有些与众不同。直说了吧，一扇没有锁也没有钥匙能做手脚的门。虽然用指尖轻轻一碰就能打开，但事实上你永远也不可能打开它。你觉得怎么样？”

雷蒙德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似乎正在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听起来非常有趣，”最终他说道，“再详细说说。”

“不。”休说道。他声音里急不可待的情绪让我意识到，他正等着说出这句话，“我能做得比说的更好，我带你去看。”

他突然鲁莽地站了起来，我们也跟着起身——除了伊丽莎白。当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时，她摇了摇头，绝望地看着我们离开了屋子。

休点亮手电筒时我才发现，我们已经身处地下室。我之前从来没到过这里。有几次，我曾下来帮忙挑选红酒，但现在我们已经走过酒窖，来到更里面的一间光线昏暗的长条形密室里。踩在粗糙岩石上的脚步声响亮而刺耳，四周的墙壁上布满水渍，将温暖的夜晚隔离在外。我能感受到屋内湿冷的气息已沁入胸腔，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当听到医生颤抖而空洞的声音说着“这里就是亚特兰蒂斯之墓”时，我知道并非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并因此稍微松了一口气。

我们站在这间密室的最里面，对于眼前所见，我能做出的最好的描述就是：在最里面的墙角有一个石头柜子，一直从地面至屋顶。差不多四英尺宽，高不到八英尺，此时门开着，能看到里面是一团冷漠的漆黑。休把手伸进黑暗中，将一扇沉重的木门关好。

“就是这个，”他突然说道，“结实的原木，四英寸厚，与门框严丝合缝，坚不可摧。这东西存在一百年了，没有锁，没有门闩。两边各有一个轴承环作为门把手。”他轻轻推了一下，门就悄无声息地滑开了，“看见没？内部合叶咬合得十分完美，让它像根羽毛一样轻盈。”

“可是，这是干什么用的？”我问道，“做这么个东西必然有原因。”

休发出短促的笑声。“确实。很久以前，若有哪个仆人犯了错误——我认为随意谈论洛奇耶家族祖先的错误也不为过——就会被关进这里反省。由于里面的空气最多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因此被关在里面的人即便没有悔意，也会马上驯服。”

“那这扇门呢？”医生小心翼翼地发问，“这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门，刚才你一碰就打开了，就能提供足够的空气，要如何防止仆人自己把它打开？”

“你们看。”休说着举起手电筒照进这间小牢房，我们全都围在他身后向内窥探。手电光照亮里面的石柜，聚焦在一小段沉甸甸的金属链上，链子末端挂在比头顶稍高一点的U形环上。

“我明白了。”雷蒙德说道，这是自从我们离开餐厅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真是巧妙啊！若有人背靠墙壁、面朝门站在里面，这个U形环就差不多卡在他的脖子位置，由于它很结实，可以用锤子调整到正好卡着人的脖子。门关上后，他就要在这个无形的拷问台上挣扎几个小时，这期间他会不断努力用脚去够门上的链子，不过肯定够不到。如果他能侥幸成功，就能摆脱金属颈环，但还是要等待有人从外面把门打开。”

“我的天，”医生说道，“你的话让我感觉自己就在里面。”

雷蒙德虚弱地笑了笑。“我曾经经历过许多类似的情况，相信我，现实总比最差的想象还要糟糕那么一点。恐惧和惊慌都是在所难免的，心脏疯狂地跳动，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同时在呼吸的空当，全身就已被冷汗浸湿了。这时，就需要你控制住自己，消除一切软弱，记住至今为止学到的所有本领。否则——！”他举起手在脖子上画了一道，“在这类装置里不幸丧生的牺牲者极其常见，”他悲伤地总结道，“既然缺乏自救所必需的勇气和能力，他就只能等死了。”

“但你从未失手。”休道。

“我没道理失手。”

“你的意思是，”藏在声音背后的迫切之情正蠢蠢欲动，比之前还要强烈，“若你是两百年前处于同等境地的人，就一定能打开这扇门？”

挑战的意味太明显了，不容忽视。雷蒙德在回答之前一言不发地站了好长时间，表情由于沉思而有些变形。

“是的，”他说，“当然不会太简单——越简单的机关实际上越难处理——但确实可以解决。”

“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

“最多一个小时。”

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绕到这一点上了，此时他慢悠悠、极其享受地问出这个问题。“想打个赌吗？”

“打住，等一下，”医生插嘴道，“这个游戏我从一开始就不太喜欢。”

“我建议游戏暂停，咱们去喝一杯，”我也加入道，“说笑归说笑，咱们最终都会死于肺炎，而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不过是一个玩笑。”

但休和雷蒙德都没听进去半个字，互相凝视着彼此——休焦急又兴奋地等待着回答，雷蒙德正深思熟虑——直到雷蒙德开口问：“你想赌什么？”

“这样，如果你输了，就在一个月内从戴恩庄搬出去，并且把它卖给我。”

“那如果我赢了呢？”

让休接受这个假设可不简单，但最终他还是说了出来。“那就是我出局。如果你不想买下山顶别墅，我会把它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买家。”

任何一位了解休的人听到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都觉得不可思议，一时之间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医生。

“这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事，休，”他提醒道，“你已经结婚了，必须考虑到伊丽莎白的感受。”

“赌不赌？”休问雷蒙德，“想进去试试吗？”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声明一件事。”雷蒙德顿了一下，接着慢慢地说道，“在谈及我退休的原因时，我恐怕给你们留下了错误的印象——全因为那虚伪的骄傲——因为无聊，对此失去兴趣。但其实这并不是全部，事实上，几年前我被迫去看了一次医生，医生听了听我的心脏，从那之后我的心脏就突然变成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作为一种解决邻里矛盾的方法，你提出的挑战新颖而有趣，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但我必须考虑我的身体因素。”

“前一秒种你还健健康康的。”休的声音十分刺耳。

“可能没有你希望的那么健康，我的朋友。”

“换句话说，”休挖苦道，“因为这里没有好用的搭档，口袋里没有能帮你逃脱的钥匙，你没法让别人相信什么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这么一来，你该认输了吧。”

雷蒙德加强了语气。“你说的这些我都无法认同。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工具我都带着，相信我，它们足够了。”

休大笑起来，笑声传入我们身后的走廊，分散为细小的回声。我认定，就是这个声音——露骨的轻蔑，随着笑声在我们四周的墙与墙之间回荡——将雷蒙德推入那间牢房。

休挥舞着沉重的短柄大锤，将U形环锁紧雷蒙德的脖子，每一击都下手极重，且没有停下的意思，直到U形环末端都抵到了墙上。休停止敲打时，我看到手表表盘上的数字闪着的镭光，是雷蒙德在黑暗中看表。

“现在是十一点，”他冷静地说道，“午夜之前我将打开门，不管用什么方法。这是条件，而诸位绅士是证人。”

接着门就关上了，踱步也开始了。

我们三个踱来踱去，像在研究石头地板上可能存在的几何图形。医生步速急躁，透着不耐烦，我则追随着休紧张的大步子。愚蠢地、毫无意义地来回走着，踩着彼此的影子，靠数过去了多少秒估算时间，却又都不好意思第一个看表。

一开始，小牢房里还不断传出拨来拨去的金属摩擦声，以及细碎的脚步声。每隔一段时间，摆弄金属链的叮当声便清晰可闻，然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接着又是同样的声音。声音再次消失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我举起手腕，借着头顶灯泡发出的昏黄光线看了看表，沮丧地发现只过去了二十分钟。

自我开了先河，我们都不再犹豫，不断查看手表，虽说没什么用，但至少没那么难熬。我无意中看到医生正动作轻巧地给手表上发条，一小圈一小圈转着，没过几分钟，我又看到他在上发条，不过马上沮丧地垂下手，想起才刚上过发条。休则一直把表举在眼前，好像如此专心地看表能拉动指针，让慢悠悠的时间过得快一点似的。

三十分钟过去了。

四十。

四十五。

我记得当我再一次看向手表，发现还有不到十五分钟时，我很怀疑自己能不能挨过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周围的寒冷气息已经深深侵入我的身体，我甚至觉得有些疼。因此当我看到休的脸上汗涔涔的，汗珠汇集在一起滚落脸颊时，我非常震惊。

就在我不可思议地盯着休时，事情发生了。痛苦的哀号穿透紧闭的牢房和石墙，仿佛从很远方的地方传来，其中的意思更是吓得我们浑身颤抖。

“医生！”哀号声叫道，“空气！”

是雷蒙德的声音，但经过厚厚的墙壁，变得又尖又细。那声音清楚无误地传达出纯粹的恐惧，哀求的话语更加深了恐惧的程度。

“空气！”哀号变为尖叫。即便尾音拖得很长，却还是像泡沫破碎、溶解于空气中一般消失了。

只剩下寂静。

我们一起冲到门边，不过休动作最快，他背靠着门，挡在中间。一只手高举着刚才为雷蒙德固定颈环时用的大锤。

“站着别动！”他大叫道，“不准靠近，我警告你们！”

休所表现出的愤怒，加上武器的威慑力，把我和医生吓得不敢轻举妄动。

“休，”医生恳求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现在请你忘掉那些吧，赌局结束了，打开这扇门是你应尽的责任。我向你保证。”

“是吗？你还记得胜负的条件吗，医生？他要把门在一个小时内打开——不管用什么方法！明白了吗？他在玩弄你们，假装自己快死了，这样你们就会把门打开，帮他赢下这场赌局。但这是我和他之间的赌局，与你们无关，我说话算话！”

我仔细观察他说话的方式，发现除了声音因紧张而颤抖以外，他把自己控制得非常好，这无疑使整件事更加糟糕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假装的？”我质询道，“他刚说他患有心脏病，每次面对这类状况都必须同恐慌斗争，并能感受到心脏的压力。你有什么权利拿他的性命打赌？”

“该死的，难道你没发现，在我说打赌之前他从没提过心脏病吗？你没看出来这正是他设下的陷阱，就像刚才他进餐厅前特意锁上了门一样吗！但这一次，没人帮他出来——没人！”

“听我说，”医生的声音干脆得像鞭子挥过，“你承不承认有那么一丝可能，被关在里面的男人会死，或者说已经快死了？”

“确实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

“我不是在和你分析事情的可能性！我告诉你，如果这个男人正身处险境，那么每一秒对他来说都生死攸关，而你这么做是在浪费他获救的机会。而如果这件事最终演变为一起诉讼案，上帝啊，我一定会坐在证人席，指证是你杀了他！这是你所希望的吗？”

休垂下头，但仍紧紧地高举着锤子。我能听见粗重的呼吸声，当他再次抬起头，脸色已变得苍白而憔悴。每一道惨白的汗渍都透露出不知该如何抉择的痛苦。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那天雷蒙德对休说的话——只有身处真正的两难境地才能获得启示。一个人只有在不得不深入地审视自己时，才能获得启示，从而真正地了解自己。而休，终于到了这一步。

在这间阴暗的地下室里，伴随着越来越响亮的冷酷的求助声，我们等着他作出抉择。

[1] 约翰·辛格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1738—1815)，美国画家，擅长贵族肖像画。

[2] 此处原文为法语。

[3] 法国的港口城市。

[4] 憨第德是法国伏尔泰的一部讽刺小说《憨第德》中的主人公，他一直在伊甸园乐土过着安逸的生活，并被老师灌输乐观主义思想。然而，安逸的日子突然中止，憨第德慢慢体验了梦想的破灭和世间的巨大苦难。伏尔泰在小说中得出结论，表明“我们必须深耕自己的心田”，“在千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结局永远会是美好的”。

家庭派对

“他醒过来了。”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

他在下降。双手在冰冷的黑暗中乱抓，身体翻滚着，一会儿头上脚下，一会儿头下脚上。但凡知道接下来迎接他的是什么，撞击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事，他的恐惧都能得到些微缓解。此时的他只能带着恐惧投入深渊，随着身体无望地继续坠落，意识已悄悄远离他的大脑。

“太好了。”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听起来说话的人好像站在深渊底部，声音十分冷静，还带着兴奋，“太好了。”

他睁开眼睛，突然的强光照得他眼睛疼。他迷茫地斜着眼，扫过围在床边的身影，每张脸都低头看着他。他平躺着，从背部传来的安稳感判断，这应该是他所熟悉的那张沙发。迷茫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慌。眼前是位于奈阿克的冰冷房子，熟悉的起居室，墙上挂着熟悉的郁特里罗[1]，头顶闪烁着熟悉的枝形吊灯。一切照旧，他苦涩地想，连围着他的脸都没变。

那边是汉娜，噙满泪水的双眼闪着光——她的眼泪说来就来，就跟安了开关似的——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力量大得都把他的手指握麻了。汉娜的母性本能过于旺盛，可偏偏只能奉献在丈夫身上……那边抽雪茄的是亚伯·罗特——都这时候了，他还在抽破雪茄！——他一脸担心地望着他。亚伯五年前赚到了第一桶金，如今正操心他的投资项目……然后是本·塞耶和哈丽埃特，无可救药的乡巴佬……还有杰克·豪尔……汤米·麦高恩……全是老面孔，烦人的老面孔。

但还有一位陌生人。一个矮小却结实的男人，和颜悦色，兴致勃勃，光秃秃的脑袋闪闪发光，头顶只剩最外圈有一层剪得很短的灰发。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头皮，冲迈尔斯点了点头。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我不知道。”迈尔斯答道。他挣脱汉娜的手，挣扎着让自己坐起来。动作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仿佛肋骨间插入了一根烧得火红的针，身子霎时定住了。他听到汉娜倒吸了一口气，接着那个陌生人伸出粗笨的手指，探向疼痛的根源，痛感如流水般消失了。

“看到没？”男人说道，“这没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

迈尔斯转过双腿，在沙发上坐正。他做了个深呼吸，接着又做了一个。“我还以为是心脏的毛病，”他说，“那种感觉——”

“不不，”男人说，“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你要相信我，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接着，他说，“我是马斯医生，维克多·马斯。”好像这就能解释一切似的。

“亲爱的，这真是奇迹。”汉娜气喘吁吁地说道，“马斯医生在外面发现了你，然后把你送了回来。他真是个天使。要不是有他——”

迈尔斯看着她，接着又看了看围在四周，一脸担忧地望着他的众人。“哦，”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心脏病发作？中风？我失忆了？哦，天哪，我又不是个孩子，你们别跟我打哑谜了。”

亚伯·罗特咂了咂嘴，原本叼在左边嘴角的雪茄滚到了右边嘴角。“这不能怪他，你说呢，医生？毕竟这家伙晕过去了十五分钟，他想知道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儿。也许你应该给他做几项健康检查，量量血压之类的，那样我们都会放心一些。”

迈尔斯喜欢这个建议，更喜欢接下来准备对亚伯·罗特说的一番话。“也许的确该那么做，亚伯。”他说，“说不定我们的演出票六周前就卖光了，每晚都能续约；也许我坚持每周表演八场甩铁铲，我们就能得到一座小金矿。”

亚伯涨红了脸。“哦，好了，迈尔斯，”他说，“听听你说的话——”

“怎么了？”迈尔斯说，“我说的话怎么了？”

本·塞耶一脸严肃，慢慢地摇了摇头，又慢吞吞地说道：“迈尔斯，如果你能稍微放下肩上的担子，如果你能试着理解——”

“好了！”马斯医生严厉地打断本，“先生们，拜托！”他皱着眉看向他们，“有件事我必须说清楚。实际上我并不是专业医师，只不过对此感兴趣，业余时间便多研究了一些。我可以按你们建议的那样，对欧文先生做一些检查，但我不想那么做。这也是为欧文先生好，我认为他不需要我或任何人为他做检查。在这点上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迈尔斯说：“马斯医生，我敢肯定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站了起来，小心地活动了一下膝盖，在场众人都紧张兮兮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医生，请把这儿当成自己家。那边应该有自助餐，我不敢担保食物一定合您口味，但至少饮品非常非常不错。”

医生露齿一笑，看起来像个淘气的胖小伙子。“真是让人愉悦的建议。”他说完便径直朝自助餐走去。亚伯马上跟了过去，迈尔斯注意到，还没等医生走到自助餐区，危险的雪茄已经凑到了他的耳边。亚伯每周花三小时去花园大街接受心理咨询治疗，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是他在向那位处世圆滑、富得流油的咨询师倾诉自己假象出来的一身病。迈尔斯竟有些同情眼下的马斯医生，他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有多难熬。

围着沙发的人也随之渐渐分散至房间各处，最终只剩下汉娜一人。她惊慌失措地攥着他的胳膊。

“你确定没事儿吗？”她问道，“有什么不舒服的你都可以直接跟我说。”

确实有点儿不舒服。每当她这么抓着他，尽力靠近他，都会让他有种深陷蛛网，而且网在一点点收紧的感觉，他不得不奋力抵抗。

一开始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她曾经那么美丽，让他误以为她会和别的女人不一样。一起醒来，一起吃饭，一起闲聊——他本以为，在无尽的婚姻生活中，一切烦心事都可以因为有了可心的妻子而变得好过。然而，只过了一年，他就看够了这个可心人，感情随之变淡，枯燥的生活几乎将他压垮。

他刚刚晕过去了十五分钟。他想知道那段时间里自己有没有呓语些什么，比如任何和莉丽有关的事。他倒不在乎说出来；事实上，说出来更有助于让汉娜为接下来的事做好准备。接下来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他能看到生活崩溃的场景，的确不怎么令人开心。

他耸了耸肩，甩开了汉娜的手。“没什么不舒服的。”他说，然后又无法控制地补上一句，“除了你每周都要开一次家庭派对这事儿。我更想清静清净，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汉娜难以置信地问道，“和我有什么关系？”

“太有关系了。自从你有了那么个该死的念头：想成为最优秀的女主人，想和所有人交朋友。”

“他们可是你的朋友。”她说。

“现在你该知道了，他们不是我的朋友。我以为已经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这个意思了，我讨厌他们，每个都讨厌，加起来更讨厌。他们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为什么我有义务每周招待一次他们？供他们吃喝，还要提供娱乐，我为什么不赶走他们？”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汉娜说，她看起来随时都会哭出来，“我知道你把家安在这儿，就是为了远离所有人，可是你——”

网又在缩紧了。“好了，”他说，“好了！”

不管怎样，如今一切都不重要了。等他和她摊牌了以后，她甚至可以每天晚上都举行家庭派对，只要她愿意。还可以把这破房子一把火烧了，只要她高兴。从此，她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已经过够了这种平日里当一个住在郊外的乡绅，每个周日变身成男主人的日子，他不想剩下的人生都这么过。有一次，莉丽提到说，中央公园里的树比什么都好看。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不久后他就会整理行李离开这里，因此眼下没必要为任何事争论不休。

他横冲直撞地往自助餐区走，走过鲍勃和利兹·格雷格里身边，那两个人正痴痴地望着对方，好像一周六天都边听广播边凝视还不够似的；走过本·塞耶，他正向杰克·豪尔抱怨新剧本在结尾处遇到的麻烦；走过亚伯，他正跟马斯医生说着什么和心理因素有关的话题。医生一手拿着高脚杯，一手拿着三明治。“有意思。”他说，“真有意思。”

迈尔斯真想把耳朵关上，隔绝所有人的声音。于是他灌下一小杯波本。喝完以后，他厌恶地看着杯子，这酒没有颜色，看起来像白开水似的，喝起来也像。很显然，某个轮班的清洁工发现了酒柜的钥匙，在差不多喝光了整瓶酒后，用厨房的自来水干了好事。该死的傻瓜。如果你真想偷偷喝点儿酒，喝就喝吧，别像这样把剩下的酒也毁了……

亚伯过来捅了捅他的肋骨。“我正跟医生说呢，”他说，“等他哪天有空，我请他来看《埋伏》，我会跟戏院说，给他留个座位。我跟他说，没看过迈尔斯·欧文在《埋伏》中的表演，就等于没看过戏。你觉得怎么样，迈尔斯？”

迈尔斯正拿起另一瓶酒。他已检查过了，这瓶的瓶塞完好无损。他看着亚伯，小心地放下了手中的酒瓶。

“事实上，”他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怎么样’，亚伯。我有点儿事想和你聊聊，或许现在正是时候。”

“什么事儿？”亚伯兴致勃勃地问，不过突然他的眼里闪过一丝担忧，似乎隐约预感到了什么。

“一点儿私事，亚伯。”迈尔斯说着冲马斯医生点了点头，后者正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要是医生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容我们单独聊聊。”

“当然，当然。”医生急忙回答，然后激动地冲迈尔斯晃了晃杯子，“欧文先生，您关于饮品的推荐一点儿不错，简直太棒了。”

“好了，”迈尔斯说，“这边，亚伯。”

他挤过人群，穿过整个房间走进图书室，亚伯慢吞吞地跟在后面。他关上图书室的房门，扭亮一盏台灯，室内的阴冷空气仿佛能钻进身体，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壁炉里有准备好的木材和引火物，他划了根火柴扔进去，火苗迅速蔓延，舔着木头噼啪作响。这时他才点燃一根香烟，猛吸了一口。然后他惊讶地盯着烟，没有味道，没有感觉，他不由得伸出舌头不解地舔了舔嘴唇。他又猛吸了一口，接着把烟扔进了火里。先是酒，他暗想，现在又是烟。或许可以顺便问问马斯医生，不过还是等星期一找个真正的医学博士来检查这个小毛病吧。他突然发现，失去了味觉真让人不舒服，听起来有些荒谬，但确实很不舒服。

亚伯站在窗边。“看看这雾啊，你看到了吗？记得我带《花花公子》去伦敦演出的时候，那大雾害得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你得拿着铲子随时扫清路上的障碍。”

窗外的雾很厚，随风缓缓飘动，水汽贴上玻璃窗，顺着玻璃上的纹路凝结，小水珠最终汇成一道，流到了窗格上。

“你每年来这儿好几趟，”迈尔斯不耐烦地说，“我找你来不是聊天气的。”

亚伯从窗边转过身，不情愿地坐进一把扶手椅里。“对，我想也不是。好了，迈尔斯，是什么事儿困扰着你？”

“《埋伏》，”迈尔斯说，“《埋伏》困扰着我。”

亚伯无力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我知道。那么，具体是什么事情呢？广告单吗？你的名字用了最大的字体。还是宣传？只要你说个时间，以及指出你想上哪个电视台或广播节目。还记得发布会晚宴上我说的话吗，迈尔斯？你提要求，只要我能做到，就尽量满足你。”

迈尔斯突然发现自己很享受此情此景。通常来说，他一直很害怕应付这种局面。“有意思，”他说，“直到现在，我一直没听到你提报酬，不是吗？在我看来，每次进行这种有趣的谈话时，你总是回避我的问题，是不是？”

亚伯的身子陷在椅子里，像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样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即便我已经付给你巨星待遇的两倍，迈尔斯，这一天仍旧会来。好吧，你有什么怨言？”

“事实上，”迈尔斯说，“我没有怨言。”

“没有？”

“一点儿都没有。”

“你想要什么？”亚伯质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迈尔斯笑了。“我什么都不想要，亚伯。我想退出。我要退出这出戏。”

迈尔斯目睹过很多次亚伯面对危机时的样子，都能预测他的每一步动作。他面无表情，手去摸索火柴，用大拇指擦亮火柴，小心翼翼地点燃雪茄头。火柴发出的微弱光亮划过屋子。但这次亚伯捉弄了他。他突然粗暴地将火柴折成两段，接着慢慢地把火柴棍滚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

“你真是可爱，迈尔斯，”亚伯说，“你这是在说笑话吧，是不是？”

“我要退出了，亚伯。今晚是最后一次表演，这样明天你有一整天时间去找个男孩拉开星期一晚上的大幕。”

“我上哪儿去找另一个人？”

“哦，不是有杰伊·韦尔克吗？他已经跟我学了五个月了，并且每天晚上都在期待我摔断一条腿。”

“杰伊·韦尔克演《埋伏》撑不过一星期，你很清楚，迈尔斯。谁演都撑不过一星期，除了你，这一点你也很清楚。”

亚伯探出身子，难以置信地晃了晃脑袋。“你心里很清楚，却故意表现得不屑一顾。你想就这么毁掉百老汇最厉害的剧目，然后和整个世界见鬼去，是不是？”

迈尔斯感觉到心脏在狂跳，喉咙有些张不开。“等一下，亚伯，先别急着骂骂咧咧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不过在此之前，你还没问我为什么要退出。你也看到了，一小时前，我刚差点儿因为心脏问题送了命，而比起我的命，你更关心剧目能不能顺利上演！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什么感受？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时，我就站在旁边。我该怎么办？去美国医疗协会申请一份声明吗？”

“你以为我说要退出是一时兴起？”

“咱们别再欺骗对方了，好吗，迈尔斯？五年前你就是这么对待巴罗的，然后是戈尔德施密特，去年是豪伊·弗里曼。我知道，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让你出演《埋伏》。我一直觉得是他们不懂得如何与你相处，他们不知道你对一出戏来说有多重要。现在我要说，他们说得对，我把价格抬高了。他们跟我说，一开始你会好好的，然后突然就像耳朵里生了虫子一样，变得油盐不进。一句话，耳朵生虫了，迈尔斯，这就是我对‘一时兴起’这个浅薄的理解。”

亚伯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迈尔斯，而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从不做投机买卖。因此，在你还默默无名时，我便让你签下了第一份随团演出合同。现在你想毁约？好好想想吧，我亲爱的朋友。”

迈尔斯点了点头。“好的，”他的声音有些含糊，“我正在想，可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

“那是你的事，我的朋友。”

“我想到的是每周八场演出，亚伯。每周我要说八遍一样的台词，走一样的路线，做一样的表情。我已经做了五个月了，对你来说倒是今生从未有过的成就，但如果照你的意思继续下去，我就要再做五年！现在对我而言，一遍又一遍、永无止境地重复一样的事，简直就是噩梦。但你无法理解，因为你本就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我不是！没过几天，我就觉得像身处没有钥匙的监狱。现在我终于能走出监狱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劝我继续待在里面吗？”

“监狱！”亚伯惊呼道，“现在城里哪个人不想削尖脑袋进这个监狱！”

“听着，”迈尔斯焦急地探身向前，说道，“你还记得首演之前，咱们排演厨房那场戏时的情景吗？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十遍、十五遍、二十遍地跑来跑去吗？你知道那时我什么感觉吗？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打入了地狱，只有不断重复这一场戏才能转世。亚伯，这就是我对地狱的理解：在一小块漂亮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你还不能为此抱怨，因为那么做会毁了其他人的乐趣。你知道吗？只要你亲自经历一次，就能理解《埋伏》带给我的感受。”

“我知道，”亚伯说，“我还知道我的保险箱里锁着一份随团演出合同。你说你觉得重复排演同一场戏是地狱，我想当你看到合同赔偿的时候，或许会改变想法。”

“休想吓唬我，亚伯。”

“吓唬你？该死，我会起诉你，让你什么都不剩，我说到做到。我他妈的可是认真的，迈尔斯。”

“你说的有可能。可是，如果我是个病入膏肓、已无法工作的人，你还能起诉我吗？”

亚伯冷冷地点了点头，他听得很明白。“我早猜到你会耍这一套。我真是糊涂，如今大家都以为你病了。”他眯起眼睛，“这倒是使许多事都解释得通了。那套在自家门前晕倒的小把戏，身边刚好有位医生，还有二十多个证人。我不得不说恭喜啊，迈尔斯，你的小把戏成功了。不过要是那位医生能再专业一点儿，这个把戏或许会更完美。”

迈尔斯强行压抑心头怒火。“你认为那是我耍的把戏——”

“什么把戏？”哈丽埃特·塞耶欢快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哈丽埃特和本站在门外的走廊上，正好奇又兴奋地看着他。这一对站在一起非常不协调。本又高又瘦，哈丽埃特则矮小虚弱，他们所表现出的小镇居民特有的急切和友好，让迈尔斯觉得神经紧张，就像听到了指甲划过石板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刺激，很有趣，”哈丽埃特说，“别停下啊，继续说。”

亚伯伸出颤抖的食指，指着迈尔斯，说道：“说出来可能会毁了你们的好心情，我长话短说吧。我们的朋友想退出《埋伏》，或许你们能说点儿什么让他改变主意！”

本一脸怀疑地盯着迈尔斯，露出惊讶的表情。这种情况他常面对，任何一个稍微对《埋伏》有点儿贡献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会努力稳住脚跟吧。

“但你不能这么做，”本说，“合同规定，你要一直跟着演出进行。”

“是的，但他生病了，会间歇性晕倒。刚才你也亲眼看到了，不是吗？”亚伯揶揄道。

哈丽埃特无言地点了点头。“是，可是我没想到——”

“你想得没错，”亚伯说，“他假装的。他赚够了钱，也听够了赞扬的话，于是决定不演了。就是这样。彻底退出。”

迈尔斯狠狠地拍了一下亚伯所坐的椅子扶手，说道：“好了，既然你已经把话挑明，那我来问问你。你真的觉得《埋伏》是一出绝妙的好戏，任何人都不能让它停演吗？你就从没想过观众们并不是想来看你的破戏，而是想看我吗？即使给我一段无聊台词让我读，也会有人来看的！对一出独角戏来说，如果唯一的演员不想演了，谁都无权出来阻止！”

“那真的是一出好戏！”哈丽埃特冲他喊道，“是你所出演的最好的一部。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

迈尔斯也喊了起来。“那就再去找个人演吧！那样或许会更好！”

本伸出双手，掌心朝上，做出恳求的姿势。“迈尔斯，你知道如今那个角色已经烙上了你的烙印，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说，“你试着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迈尔斯，我从事创作十五年了，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突破——”

迈尔斯慢慢走向他，然后柔声说道：“你这个小丑。难道连一丁点儿自尊都没有了吗？”

他走出图书室，用力将门摔上，阻断了可能的回话。

聚会已分裂为几个小集团，几个人聚在一起，分布于房间各处。喧闹声此起彼伏，屋子里飘散着一股蓝烟，仿佛有一条半透明的毯子自房顶垂至地面。迈尔斯看到不知是谁把饮料倒在了钢琴上；闪闪发亮的液体顺着桃花木流下来，在下面的威尔顿机织地毯上留下了一小块水渍。汤米·麦高恩和他的新女友，一个过于丰满的金发女郎——叫诺玛、阿尔玛之类的——坐在地板上翻看相册。他们身边堆了一摞相册，看起来摇摇欲坠，还有一些相册散落在周围。自助餐区像刮过一阵飓风，只剩下空盘子和咬了几口的面包。看着眼前的情景，迈尔斯讽刺地想，看来这次派对称得上热闹而成功。

然而，房间里热闹愉悦的气氛没能赶走他从图书室里带出的寒冷。他用力摩擦双手，却仍旧没什么用。突然，他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击中。要是他的身体真的出了什么毛病怎么办？莉丽可不是那种能在病人身边悉心照料的护士型女人。她绝不会那么做，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如果情况颠倒，他也不会像罗伯特·布朗宁对待伊丽莎白·巴莱特[2]那样对她。不仅莉丽，他对世上的任何人都不会如此。如此看来，还是不要去检查身体了吧。即便有什么事，他也不想知道！

“看起来你好像正被什么事困扰。”

说话的人是马斯医生。他随意地靠在墙边，迈尔斯伸直胳膊就能碰到他，医生双手插袋，眼睛盯着迈尔斯。哪儿都有你！迈尔斯气愤地想，就像那类要命的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只虫子。

“没有。”迈尔斯断言道，接着他又想了想，说道，“是的。说实话，我确实感到困扰。”

“啊？”

“我觉得不舒服。我知道你刚才说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吗？”

“当然是身体！你想暗示什么？是我脑子有问题，还是我在哗众取宠？”

“我什么都没暗示啊，欧文先生。现在是你在跟我说话。”

“好吧。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确定。没做检查，没有照X射线，什么都没有，你就得出结论了。这是有什么阴谋吗？我不禁要想，你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想让我去你那里进行一次昂贵的心理咨询——”

“别说了，欧文先生。”马斯医生冷冷地说道，“我可以将您如此恶毒的发言，归咎于您正迫于某种压力。但请您别再糟蹋您的想象力了。我从来不涉足心理咨询，也从未说过我做过。事实上我并不会给人治病。我接触的那些病人，很不幸，基本都已经无法治愈了。而我对他们的兴趣仅限于理论方面。把我说成到处骗患者的浑蛋——”

“听我说，”迈尔斯突然打断，“对不起，我非常抱歉。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了，竟说出那样的话。或许是因为这个派对。我讨厌这些该死的派对；它们总会让我变得不正常。不管怎样，我为在你身上撒气，表示诚挚的歉意。”

医生严肃地点了点头。“当然，”他说，“当然。”接着紧张地摸了摸闪闪发亮的头皮。“我还有些话想对你说。不过，恐怕会冒犯到你。”

迈尔斯大笑。“那样咱们就谁也不欠谁了。”

医生犹豫了片刻，接着指着图书室。“事情是这样的，欧文先生，里面的谈话我大部分都听到了。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只是你们讨论得太——嗯，太热烈了，我可以这么说吗？热烈得门外的人不可能听不到。”

“嗯？”迈尔斯小心地应道。

“你目前的状况，欧文先生，根据刚才的谈话我不得不坦率地说，是在逃避。被你称之为‘例行公事’的生活，把你逼到了墙角，于是你想逃离。”

迈尔斯努力让自己微笑。“什么意思，什么叫被我称为‘例行公事’？难道你还有其他词形容？”

“我想确实有。我想我会将其称为‘责任’。而您的生活，欧文先生——工作和私生活都算在内——对世人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我也略知一二，对此我不得不说，您一直在逃避各种各样的责任。欧文先生，您是否总被一种奇怪的现象困扰，无论您逃得多快多远，还是会不停面对相同的问题？”

迈尔斯握紧了拳头，又松开了。“不管怎么说，”他说，“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正是您的误解所在，欧文先生。您的突然退出，是会影响到与这出戏有关的所有人的，接着，一个传一个，还会影响到与这些人有关的所有人。而在感情生活中，你可以重新开始，对女人来说也不必流连，她们也可以重新开始，但这对她们和其他人来说都十分危险。要是我的话听起来太像说教，还请您原谅，欧文先生，但您要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正因为您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状况，所以才会说一切都是‘例行公事’。而我将其称为‘责任’，是因为我考虑了所有与事情相关的人。”

“那你会给我开什么处方呢，医生？”迈尔斯问道，“继续困在这个单人牢房里，因为一旦逃出去就会影响他人的利益？”

“逃出去？”医生惊讶地说，“你真的觉得自己能逃出去吗？”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医生。好好看着你就会知道了。”

“我正看着你呢，欧文先生，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从纯病理角度来说，正如我说过的，看着一个人试图逃离他的——照他用的词，无时无刻不困着他的单人牢房，是一件既精彩又让人困惑的事。”

迈尔斯的手已举到半空，然后又无力地垂在身侧。“换句话说，医生，”迈尔斯嘲讽道，“你这不过是在偷换概念，用些新奇吓人的词去形容旧观念。”

医生耸了耸肩。“是的，而你完全不相信。”

“是的，”迈尔斯说，“我完全不相信。”

“我必须坦诚相告，欧文先生，”医生笑了，瞬间又变回一个矮小淘气的小伙子的样子，“我知道你不相信。事实上，正因如此我才能自如地跟你聊这个话题。”

“从纯病理角度，当然。”

“当然。”

迈尔斯大笑。“你可真有意思，医生。真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

“我想会的，欧文先生。不过，现在似乎正有人想引起你的注意力。那边，门旁边。”

迈尔斯顺着医生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瞬间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他急忙转身穿过房间，挡住正欲进门的女子，顺着走廊将她带去大门口。整个过程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没人注意到他。他抓着她的肩膀让她背靠在门上，猛烈且愤怒地晃动着。

“你疯了吗？”他质问道，“除了来这儿添乱，你找不到别的事可做了吗？”

她扭了扭肩膀，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用指尖小心地弹了弹大衣衣领。这件大衣花掉了迈尔斯一个月的工资。

“你可真好客啊，迈尔斯，对其他客人你也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吗？”

尽管身处昏暗的门廊，她依旧光彩照人。白皙的脸，因生气而嘟着的小嘴，高高的颧骨，刚才斜视着他的眼睛，此刻正愤怒地瞪着他。他退缩了。

“好了，对不起，对不起。但是，莉丽，我的天哪，现在屋子里有二十多个全百老汇最多嘴多舌的人。要是你真的这么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事，干吗不直接去告诉温切尔？”

她知道自己已经赢了。“我不喜欢那样，亲爱的，一点儿也不喜欢。我的意思是，那么做听起来很恶心、很低俗。根本不用那样，不是吗？”

“你知道得很清楚，根本他妈的不用这样，莉丽。动动你的脑子，好吗？凡事总要谨慎。”

“还有一种说法叫谨慎到死，亲爱的。实话告诉你，这两个月来我听你说这种话都听腻了。”

迈尔斯生气地说：“我一直想让你明白，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我已经跟老亚伯说退出演出了，并且正准备跟汉娜说。不过这场派对搞砸了一切。等明天，我有机会和她单独——”

“哦，要等到明天，这时间可不短呢，亲爱的。至少比你想象的要长得多。”

“你到底什么意思？”

她掀开手包，拿出一个信封。然后将信封在他的鼻子下面挥了挥，散发出一阵香味。

“这就是我的意思，迈尔斯。两张可爱的国际游轮票，明天起航。你看，时间没你想象得那么多，是不是，亲爱的？”

“明天！那个办事员不是说这一个月内都不可能有票吗？”

“他没想到会有人退票。这两张票是两小时前刚刚寄到的，我一分钟没耽搁就过来了。要不是这浓雾把路况搞得这么糟糕，我还能更早到。我去把车开来，迈尔斯，你随便收拾些东西，其他的就在船上买好了。等车开过来，我希望你能准备好跟我一起走，迈尔斯，不管你去不去，反正我明天都要上船。你可不能为这事儿怪我，是不是，亲爱的？再怎么说，咱们可都不年轻了啊。”

他试图理清乱七八糟、搅得脑袋疼的思路。他想逃离汉娜编织的网，然而如今，好像莫名其妙的又有一张网等着包住他。逃避。医生曾这么说，一直在逃避，却从未真正逃离。他感到手臂很重、很累，还有双腿，以致整个身体。这是逃避带来的疲惫。

“哦，”莉丽说，“快作决定吧，亲爱的。”

他抬起手摩挲前额。“车在哪儿？”

“就在街对面。”

“好。”迈尔斯说，“你在车里等着。就等着，别按喇叭什么的。我十分钟后下来，最多十五分钟。反正我的大部分东西都在城里，我们可以回城整理完再去登船。”

他打开门，轻轻地将她推了出去。

“你一出门就能找到车子了，迈尔斯。我没看到附近还停着其他车。”

“我找得到，”他说，“你等着就好。”

他关上了门，背靠在上面，努力压抑着要呕吐的不适感。隔壁房间依旧喧闹不止，不时夹杂几声尖厉的笑声，留声机的声音开到了最大，音乐声振聋发聩——好像所有人所有事都在联合起来与他作对，不让他独处，不让他把事情想明白。

他顺着黑漆漆的楼梯爬到二楼，回到卧室。他打开行李箱，随手塞了几样东西。衬衫、袜子，把梳妆台里的首饰盒清空。他用尽全力往箱子里压，尽量多装点儿东西。

“你在干什么呢，迈尔斯？”

他没抬头，他知道她的脸上是一副什么表情，而他此时不想面对。他无力面对。

“我要走了，汉娜。”

“和那个女人一起吗？”她的声音含混不清，而且非常低沉。

这下他不得不抬头看她了。她正盯着他，一双眼睛在苍白的肤色衬托下显得特别大。她的手摩挲着胸前的装饰物——那是结婚前一星期，他从第五大道上买回来送给她的一个小丑面具。

她恍惚地说道：“我看到你和她站在门廊那。我没有跟踪窥伺你，迈尔斯，只是我问医生你去哪儿了——”

“别说了！”迈尔斯大喊，“你干吗道歉！”

“就是她，是不是？”

“对，就是她。”

“你想和她一起走？”

他双手压在箱子盖上，身子整个儿靠在上面，低着头，闭着眼。

“是的。”最终他说道，“事情就是这样的。”

“不！”她突然激动地哭喊，“你并不想这么做，你知道她对你没那么好，你知道这世上没人能像我这样对你好！”

迈尔斯关上了箱子盖，一声轻响，上了锁。

“汉娜，你最好别跟着我，我会给你写信解释一切——”

“解释？等到你和她远走高飞了以后吗？等你知道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之后？迈尔斯，听我说，你听我说，迈尔斯。我用全身心的爱意告诉你，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我日后会作出判断的，汉娜。”

他站起身，汉娜马上扑向他，手指疯狂地抓挠着他的手臂。“看着我，”她低声说道，“你不知道我的感受吧？你知不知道我宁可和你同归于尽，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就这么离开，剩我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一切。”

太可怕了。网正在迅速地收缩，他几乎失去了全部力气，无法挣脱。但他还是豁出去一用力，看着她撞上了身后的梳妆台。她突然转过身，再转过来时手上拿着一把枪，正对着他。她的手上闪过一道冷酷的蓝光，他马上意识到那是因为她抖得太厉害了，这把枪也把她吓得够戗。这诡异的一幕让他重新充满力气，恐惧烟消云散，反而激起他内心的愤怒。

“放下那东西。”他说。

“不。”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除非你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他朝她走近一步，她朝梳妆台退了一步，手中的枪依旧指着他。她就像个生怕被人骗走玩具的孩子。他顿了顿，接着冷漠地耸了耸肩。

“你在出洋相呢，汉娜。拿报酬的演员会在舞台上这么表演，但私下里绝不会这么做。”

她的脑袋缓慢地摇了摇，不知何意。“你还是不相信我会开枪，是不是，迈尔斯？”

“对，”他说，“我不信。”

他转过身背对着她，甚至有些期待听到突然响起爆炸声，感受到子弹穿过肩胛骨。但什么都没发生。他拿起手提箱走到门边。“再见，汉娜。”他说，连头都没回。

膝盖无力，他每下一级台阶都觉得是煎熬。他在楼梯底部停了下来，将行李箱换到另一只手上，这时他看到马斯医生站在那儿，手上拿着帽子，胳膊上搭着外套。

“哦？”医生诧异地问，“看来你也要提前离开派对了，欧文先生？”

“派对？”迈尔斯发出短促而刺耳的笑声，“我是离开这场噩梦，不好意思，医生。我不想对客人说这种话，但我想你应该能懂。过去的一个小时对我来说就像一场越来越恐怖的噩梦。因此我要离开，医生，我很高兴我能离开，请您谅解。”

“不不，”医生说，“我非常理解。”

“门外有车在等我。用我送你去哪儿吗？”

“不用。”医生说，“我要去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他们一起顺着走廊走出去。瞬间被浓雾笼罩，又冷又湿，迈尔斯忙立起衣领。

“天气真烂透了。”他说。

“糟糕透顶。”医生表示赞同。他瞥了一眼手表，然后脚步笨重地走下楼梯，像一头即将消失在雪堆后面的海象一般，走上步行道。“再见，欧文先生。”他呼喊道。

迈尔斯看着他离开，然后拿起行李箱也走下楼梯。他将鼻子埋在竖起的领子里，以此隔绝周围潮湿的空气。下到最后一级时他听到背后传来门打开的吱声，心底突然隐约感到一阵恐惧。

他转过身，正如他所料，汉娜站在大开的门前，手上还举着那把枪。但此时，她用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枪，透出的威慑力也显得更真实，不容忽视。

“我试着让你明白，迈尔斯，”她说这些话时就像个孩子，“我试着让你明白。”

他绝望地伸出手。

“不！”他大声哭喊着，“不要！”

接着，爆炸的强音钻进他的耳朵，一团火光朝他喷来，强大的力量压在他的胸口，整个世界随之土崩瓦解。在这之间，只有一个东西的轮廓清晰，屹立不倒：是医生，他正弯下腰看着他，脸上带着陌生而冷漠的邪恶气息。

这一刻，迈尔斯什么都明白了。这些他都经历过，这一个小时他已经重复了千万次，并还将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此时幕布正在落下，当它再次拉起时，舞台又会被布置成家庭派对的样子。因为他身处地狱，而最糟糕的、淹没一切的恐怖便是这一刻。他明白了一切，他看到自己在无止境的死亡循环带反反复复地爬。接着突然眼前一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下一次……

“他醒过来了。”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

他在下降。双手在冰冷的黑暗中乱抓……

[1] 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1883—1955年），法国风景画家。

[2]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剧作家，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巴莱特十五岁时从马上跌落摔伤了脊椎，从此卧病在床。后在布朗宁的爱与鼓励下，伊丽莎白竟在卧床十四年后站起来，并能自己走到街上了。之后两人不顾家人反对私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逃往意大利，婚后十五年两人一直住在佛罗伦萨，未有一天分离。

经纪人专列

这是几年来康奈利——作为一位华尔街经纪人——第一次坐非经纪人专列回家。经纪人专列是专为他这样的人设立的：乘客都和他一样，是华尔街经纪人。他们具备管理能力和专业素养，既富有又聪明，不用互相介绍，一眼就能认出是同行，无须多言便可心领神会。

还不是为了参议员晚宴，康奈利在心里嘟囔着。但参议员坚持要他参加，即使厌恶至极也逃不掉，这讨人厌的周四晚宴。相应的，他不得不搭乘早一班火车回家，更衣整理一番，迎接无聊的夜晚。在过于丰盛的食物和酒精的共同作用下，等待他的将是无比痛苦的明天。

怀着绝望的心情，康奈利步履沉重地走下火车来到熟悉的站台，然后走向自己的车子。由于克莱尔更喜欢开旅行车，康奈利便每天开着轿车往返于车站。两年前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曾想每天接送他上下班，但后来不知为何，这个想法被他回绝了。看着那些男人每天早晨在车站吻别他们的妻子，他总觉得有点恶心。一想到自己也要处于那样的境地，就让他一阵害臊。这些他并没跟克莱尔说，他只告诉她，他娶她并不是为了要一名管家或司机，她可以去尽情地享受生活，不必太操心家事。

平时最多十五分钟就能开车穿过郊区回到家，但今天，心里想着越来越让人烦躁的晚宴，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顺着高速公路开一英里左右，会横穿过一条铁路干道。路口没有防护也没有闸道，只有一盏红灯和警铃，康奈利开过时它叮叮当当不停作响。他赶忙刹车，手指无聊地敲着方向盘，等待这列永无止境的火车轰隆而过。这时，就在他准备再次发动车子的刹那，他看到了他们。

克莱尔和一个男人，他的妻子和一个男人坐在旅行车里，从他旁边呼啸而过，朝镇上开去。男人负责开车，金发、强壮、骄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像个维京人，一只手揽着克莱尔。克莱尔闭着眼，头枕在男人的肩膀上。她脸上的那种表情康奈利曾多次梦到，却从没真正见过。他们一闪而过，但那一幕却如同电影场景般烙印在他的脑中。

这不是真的，他告诉自己；他不愿相信！但那一幕仍在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鲜活，可怕得令他不忍直视。他搂着她，她一脸陶醉。那种充满性欲的陶醉。

康奈利的身子开始难以抑制地颤抖，血液直冲头顶，他准备调转车身跟踪他们。然而他又马上全身无力，他们能去哪儿呢？无疑是去镇上，送那个男人等下一班火车回城里。跟去了做什么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谴责他们？大闹一番？当众羞辱他们，同时也羞辱自己？

他已经承受不起任何事了，特别是这种耻辱。刚和克莱尔结婚那会儿他就受够了，朋友们都嘲笑他，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居然娶了自己的秘书，而且年龄只有他的一半！现在他知道他们为什么嘲笑他了，之前他一直忽视这一点。克莱尔帮他处理事务时，办公室里总是弥漫着清新而拘谨的空气；她高雅地坐在位子上，一本正经地帮他做记录；她一贯穿着得体……他第一次邀请她共进晚餐时，她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就是小姑娘第一次被约时单纯的反应。单纯！他突然狂暴地回忆起以前的事，她肯定也在嘲笑我。她，和其他人一样。

康奈利慢慢地开回了家，无暇他顾。家里空空荡荡，他这才想起今天是周四，仆人们休息，对克莱尔来说是完美的机会。他直接进了书房，坐在书桌边，打开了最上面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他的枪，一支点三八口径的短筒枪，他慢慢地拿起枪，用手掂量着冰冷的枪身，细细体会它所带来的力量。这时，某次和希利克法官一起搭乘经纪人专列时，法官曾经说过的话突然划过康奈利的脑海。

“枪？”希利克曾说，“刀？钝器？把这些东西都扔出窗外吧。在我看来，可称为完美凶器的只有一样——汽车。为什么？因为一辆飞速驶过的汽车能杀死所有人。只要那个司机带着遗憾的表情走出车子，就能赢得所有人的同情，至于那个已变成尸体的倒霉鬼，人们会指责他不该这时跑到路上。只要你没喝醉或开得太猛、横冲直撞，你就能在这个国家开着车杀死任何你想杀死的人，代价不过是要承受暂时的尴尬，和一笔不值一提的罚金。

“想想看，朋友，”法官继续道，“对大多数人而言，汽车堪比上帝，上帝想把你撞倒，只能怪你运气太差。比如我吧，我每次过马路时都会小小地祷告一番。”

希利克法官尖酸刻薄又唠唠叨叨的说话方式，给康奈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须深思，这席话便轻易浮现脑海。他所需要的已经拥有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枪放回去，关上抽屉，锁了起来。

他还坐在书桌前沉思时，克莱尔回来了，康奈利强迫自己像往常那样和她打招呼——这个长着天使的面孔却把他当傻子耍的女人，此时圆睁着双眼站在门廊，手里提着一个与她的体型不成比例的购物袋。

“我看到你的车停在车库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就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很好。”

“可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从来没这么早过。”

“以前我总是想尽办法推掉周四晚宴。”

“哦，天哪！”她叫道，“晚宴！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一整天我快忙死了……”

“是吗？”他说道，“都忙什么了？”

“哦，今天大家都不在，家里上上下下都靠我一个人打理。我发现储藏室里好多东西用完了，又赶紧跑去镇上购物。”她用下巴指了指手里鼓鼓囊囊的纸袋，“我马上帮你准备洗澡水，等我把这些东西放好就去准备你参加晚宴需要的东西。”

看着克莱尔走开，康奈利不禁佩服起她。换作其他女人，或许会现场编一套去拜访朋友了之类的说辞，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露馅，不会想到要带一个没用的纸袋，就为给去镇上找个借口。但克莱尔会这么做，她的智商和美貌同样让人惊叹。

她确实光彩照人得要命。尽管那些男性友人总在背后里笑话他，家庭聚会时还不是个个急不可耐地围着她转。每当他们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屋子，康奈利就能感受到男人们渴望的眼神，一路追随着她的身影。不，出事的不该是她，她不能出任何事。该被摧毁的是那个男人，就像看到有暴徒闯入自家领地，任何有血性的人都会握着斧头疯了似的冲出去一样。克莱尔当然也会受伤，但这是给她点教训，让她看到在那个男人身上发生的惨剧，能让教训达到更好的效果。

＊　＊　＊

康奈利很快就发现，这一计划远没有趁那个男人过马路时撞倒他这么简单，这是一项大工程。有很多的细节，事发前后的每一步动作都有无数细节要考虑，为达完美，需要把每一片拼图都放到合适的位置。

在这方面，康奈利感激地想到，法官的那番讽刺发言可远比他预想的要有用得多。用汽车完成的谋杀可谓完美谋杀，因为，只要注意到所有细节，谋杀就不再是谋杀了！死者只是受害人，凶手高居众人之上，整件事会草草收场，处理方式和谋杀案完全不同。不管怎么说，谁会在意每年死于车轮的三万人里再多一个？他只是个数据，三万分之一。大家顶多议论几句，再无奈地耸耸肩。

唯独克莱尔例外，当然。巧合无处不在，但再怎么巧，也不会巧到丈夫恰好撞死了妻子的情人。这也是这项计划最妙的部分。克莱尔知道内情，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不管说什么都必将曝光她的不忠。接下来她这一辈子，每一天都要在战战兢兢中度过，明白自己的不忠被发现了，一场复仇完成了，下一个就是她自己。

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万一她选择不惜曝光自己也要说出一切该怎样？关于这一点，康奈利马上找到了一片合适的拼图弥补，以确保即使这样整件事依旧会按意外处理。如果他从未怀疑过妻子的不忠，并且从没见过这个男人，这次事件就必然会被警方当做意外处理。自然不会对他提出谋杀的指控了。

理清思路后，他开始耐心且专心地执行计划。一开始，他本想请专业侦探为他提供必要的信息，这样更快更有效率，但仔细考虑过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事发后，聪明的侦探会马上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若是个诚实的人，可能会去警局告发；没那么诚实的或许会尝试敲诈。很明显，找外人帮忙就不得不面对其中一种风险。但这件事不能存在一点儿风险，一丁点儿都不行。

于是，康奈利花了几周收集信息，而且，他提醒自己，如果克莱尔和那个男人改变固定行程，他就不得不浪费更长的时间。男人只在每周四来，然后，赶在城镇专车抵达车站前，克莱尔会把旅行车开到距离城市广场一个街区的一条几乎已经荒废的便道上。这对小情侣会在车里深情拥吻，每到这时康奈利都会气得浑身颤抖。

男人一下车，克莱尔就迅猛发动车子离开，男人则脚步轻盈地走向城市广场。很明显，穿行于停在路边的汽车之间，以及穿过城市广场时，男人都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怎么注意路上的交通，直到走进车站。第三次目睹这场表演时，康奈利已经能精准地预测男人的每一步会迈向哪里了。

凑巧的是，这期间克莱尔有一次说要去城里购物，康奈利同样利用了这次机会。他站在终点站的候车室角落看着她所搭乘的火车进站，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跟着她走到街上，然后叫来一辆出租车一直尾随她到一幢破旧的公寓楼前——那个男人的住处。男人坐在楼前肮脏的楼梯上，很明显是在等她。康奈利酸溜溜地注意到，两人走进公寓楼时手挽着手，就像一对学生情侣。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差不多整个下午都过去了；最终康奈利没等到克莱尔下来就放弃了。

那天看到的一切让他火冒三丈，恨不得第二天就在城里的马路上上演计划的一幕。不过康奈利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样做就意味着他要把车子开进城里，这种事他之前从未做过，是危险的反常行为。另外，城里的小报不像古板的地方报纸，他们对交通事故总是采取批评的态度，不止刊登一则新闻这么简单，还会登载受害者和肇事者的照片。他不希望弄成这样。这是一件私事。完完全全的私事。

城市广场无疑是唯一一处解决这件事的理想场所。康奈利越回想整个计划，就越自豪地发现它毫无破绽。

想不出哪里会出错。即使阴差阳错，他的车只撞倒了那个男人，而没能杀死他，他的受害者也会处于和克莱尔一样的境地：除非公开自己的丑事，否则无法开口。即使他连碰都没碰到那个男人，他也不会被扣上谋杀未遂的罪名，因为他手上没有枪或刀之类的凶器；这起事件会被简单地说成“死里逃生的大意行人”。

然而，他不想要什么“死里逃生”，为此，他决定把车子停到比平时离车站更远的地方。他估算了一下，加上这段距离，他就可以斜着开过城市广场，在男人刚从停在路边的车阵里钻出来时撞上他。这样的话，只要解释说没注意到就行了。在法律上讲，突然从车阵中走出来的行人比撞倒他的司机更野蛮。

康奈利不仅确保了车子与车站入口之间的距离适中，还像其他司机那样，把车子倒进去，使得前轮正对着城市广场，这样他就可以迅速加足马力、全速前进。不仅如此，他还能一眼就看见男人走过来。

在最终付诸行动的前一天，康奈利等到回家的路上没车了，才把车子开到一段废弃的马路上停下，让马达空转。他小心地测量，找到三十码远的行道树——据他估计，横穿过城市广场也差不多是这个距离——然后发动车子，全速开过那棵树，突然加速使得这台大机器轰鸣不止。刚开过那棵树他便挺直身子，狠狠踩下刹车，方向盘顶着他的前胸，车子摇晃着发出怪声停下了。

就是这样。他要的就是这样……

第二天，他按照预定时间一秒不差地离开了办公室。秘书帮他穿大衣时，他转过脸，像计划的那样，做了个痛苦的表情。

“有点儿不舒服，”他说，“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韦南特小姐。”

正像他所知道的那样，面对这种情况，好秘书都被训练为担心地皱起眉，说：“你只是工作太辛苦了，博林格先生。”

他唐突地挥了挥手。“早点儿回家休息一会儿，什么病都好了。”他拍了拍大衣的口袋，“我的药，韦南特小姐，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

只是一个装着几片阿司匹林的信封，却能给人留下印象，身体不舒服也会被考虑为酿成惨剧的原因之一。

他已经很熟悉早班火车了；这几周坐了好几次，不过都小心地把脸藏在报纸后面。但今天不一样。列车员过来查看月票时，康奈利瘫在坐椅上，一看就十分痛苦。

“列车员，”他问道，“能给我点儿水吗？”

列车员看了他一眼，急忙走开了，回来时递给他一杯水。康奈利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拿出一片阿司匹林，就着水吞了下去。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列车员说，“可以告诉我。”

“没有了，”康奈利回答，“没有了，我喝点儿水就行了。”

到站后列车员又热心地过来扶他下车，并随口说了句：“您不常坐这趟车吧，对吗？”

康奈利心中暗喜，说道：“不，这是我第二次坐这趟车，我平时都坐经纪人专列。”

“哦。”列车员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露齿一笑，说道，“你确实一表人才。希望我们的服务和经纪人专列一样让您满意。”

康奈利在这个小站内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靠着椅背，看着售票窗口里面的钟表。有那么一两次，他看到售票员担心地朝他瞥了几眼，这没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越来越强烈的紧张感。紧张感搅得他胃部一阵痉挛，心跳剧烈得仿佛要跳出胸腔。他坐了十分钟，每过一分钟这些感受就又强烈一分。他要在钟表的分针抵达那个小黑点之前，努力调整心神，让自己能及时站起来冲到车子那里。

那一刻到来了，他站起身，惊讶于做出起身这个动作居然如此费力。然后，他慢慢向站外走去。售票员的目光一直跟着他，直到他走出车站往车子走去。他爬进驾驶座，狠狠地关上门，发动引擎。坐椅下马达的轻微轰鸣声为他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他稳稳地坐着调动浑身的力气，眼睛盯着不远处的城市广场。

那个男人出现了，看着他迈着大步朝这边走来，康奈利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那个金发男人只是个人偶，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带往命运的终点。随着他慢慢靠近，康奈利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上挂着明媚的微笑，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声音哼唱着歌曲——得意扬扬的。这一幕打消了他所有无力的想象，推动汽车咆哮着冲进狂乱的现实。

即便已经在心里彩排过无数次，康奈利还是被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吓到了。男人目空一切地从车中钻出来，康奈利猛按喇叭——这是临时想到的点子，对警示来人没任何用处，却能进一步确保计划成功。男人的脸随着喇叭声转过来，脸上满是惊恐，双手突然举起好像要阻挡冲来的东西。撞击声淹没了高声尖叫，惨烈程度远超康奈利的预想，接着就只能听到刺耳的刹车声。

事发前城市广场上空空如也；现在，人群从四面八方拥来，康奈利不得不拨开人群才能看到尸体。

“最好别看。”有人警告道。但他还是去看了，那惨不忍睹的扭曲景象，双腿交叉成不自然的姿势，脸色苍白如土。他的身子晃了晃，好几只手伸出来扶他，但此时他并不是被吓瘫的，而是因为全身受到猛烈的、令人眩晕的成功感的冲击，四周的声音进一步升级了这种成功感。

“眼睛看都不看就直直地走了出来。”

“我在一个街区外都听到喇叭声了。”

“可能喝醉了。你看他站在那儿的样子就知道……”

目前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危险性等着排除。他必须小心，继续一步一步按计划进行，才能确保安全无恙。他坐在车里，接受一名警察的官方询问，从警察语气中透露出越来越强烈的同情意味，他知道自己表现得不错。

险情排除，只要他想，随时都可以回家。指控，当然，这种事难以避免，不过看现场情形……可以，他们很乐意帮他给博林格夫人打个电话。他们也可以送他回家，不过如果他坚持叫夫人来的话……

这场骚乱浪费的时间足够克莱尔回家了，等她来的这十五分钟他一直坐在车里，忍受着窗外人群近乎病态的好奇兼同情的眼光。商旅车逐渐靠近时，人群中神奇般地闪出一条通路，等克莱尔走到他身边，这条通路又神奇般地消失了。

即便惊慌失措，她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康奈利如此想着。而且，他不得不承认，她很擅长扮演好太太的角色，知道如何表现对丈夫的关心和爱，哪怕都是假的。但她能做得这么好也可能是因为还不知道实情，是时候告诉她了。

她先扶着他坐上商旅车，然后自己坐上驾驶席，康奈利伸出一只手紧紧的搂着她，透过开着的窗户，带着明显的焦虑出声问道：“哦，对了，警官，你们知道那个男人的身份了吗？他身上有能确定身份的东西吗？”

警官点了点头。“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他说，“因此，我们还得去城里确认一下。名叫伦德格伦，罗伯特·伦德格伦，如果名片上的是真名的话。”

他不是通过耳朵，而是通过手臂感到她倒吸一口气，同时身子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了一下。她的脸变得和那个躺在外面的男人一样苍白。“好了，克莱尔，”康奈利柔声说道，“咱们回家吧。”

她一秒都没有犹豫，就发动车子开上了出镇的路。面无表情，双眼直视。车子开上高速公路时，他恨不得大声感谢上帝。这时她终于平静地开了口，语气透露出心中的惊讶。“你知道了，你什么都知道了，于是杀死了他。”

“是的。”康奈利说，“我知道。”

“你真是疯了。”她依旧面无表情，双眼直视着前方，“只有疯子才会去杀人。”

她那平静、说教式的口吻比言语更能激发他的怒火。

“那是正义的审判，”他咬牙切齿地说，“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她依旧不为所动。“你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她转向他，他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认识你之前就认识他了，早在去你那里工作之前。我们影形不离，简直是天作之和，不在一起就奇怪了。”她停顿了不到一秒，“但事情就是没那么顺。他野心勃勃，却赚不到钱，我受不了了。我出身贫寒，不想嫁给一个穷人，到死都穷困潦倒……所以我嫁给了你。我曾努力做个好太太——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努力！——但这并不是你想要的。你只想要个花瓶，不是老婆。让你能拿出去在人前炫耀，接受众人羡慕，和其他你所拥有的令人艳羡的东西一样。”

“别说傻话了。”他粗鲁地说，“看着路，要在这里掉头了！”

“听我说！”她说，“我正准备告诉你一切，同时提出离婚。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钱、东西，都不要——我只想离婚，然后和他结婚，弥补被我们浪费的时光！这是我今天刚跟他说过的话，如果你能问问我——跟我说说——”

她会忘记这一切的，尽管事实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老话说得好，一切都过去了。如今她的婚姻已换不来任何东西了；一旦她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就能重新开始了。他能想到利用车子当凶器真是高明，并且完成得那么是时候。完美武器，法官曾这么说，但他肯定没想到会这么完美。

铁路闸道上的警示铃声把康奈利从幻想中拉回到现实——他马上惊恐地意识到车子仍在高速行驶。火车鸣笛声盖过了周遭的一切动静，吓呆了的他抬起头，刚好看到喷着白气呼啸而来的铁皮车，正是经纪人专列。

“小心！”他大声呼喊，“天哪，你要干什么！”

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秒，他看到她狠狠地踩下油门。他什么都明白了。

布莱星顿法

特雷德韦尔先生个子虽小，却讨人喜欢，在纽约一家业绩出色的公司工作。他身居高职，有一间独立办公室。六月里一个晴朗的午后，他的办公室里走进一位陌生人。来人长得壮实，穿着得体，仪表堂堂。粉红色的皮肤光滑细腻，靠得很近的小眼睛在厚重的板材框眼镜后面散发着愉悦的光。

他放下沉甸甸的公文包，握住特雷德韦尔先生的手，力气大得仿佛要捏碎它。他说：“我叫邦斯，是老人社团的代表。此次拜访意在帮你解决烦恼，特雷德韦尔先生。”

特雷德韦尔先生叹了口气。“我从未见过你，”他说，“也从未听说过你所代表的那个机构。另外，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烦恼。因此我不得不抱歉地说，虽然不知道你想推销什么，但很明显我不需要。好了，如果你不介意——”

“介意？”邦斯道，“我当然介意。老人社团不卖任何东西给任何人，特雷德韦尔先生。它是个纯粹的慈善组织。通过研究旧档案撰写报告，解决现代社会大家所面临的最可悲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不是清楚地表现在社团名称上了吗，特雷德韦尔先生。老人社团致力于研究老人及他们所带来的问题。别和老年病学搞混了，老年病学关心的是老年疾病，老年社团解决的是老人这个问题本身。”

“我会努力记住的。”特雷德韦尔先生同情地说，“那么，我想一笔小额捐款是被允许的吧？五美元，如何？”

“不不，特雷德韦尔先生，不要您一分一毫。我很了解其他慈善组织的传统运行模式，但老人社团与那些组织完全不同。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为您解决麻烦。目标达成之后，我们才会考虑是否有必要向您收费。”

“很好，”特雷德韦尔先生亲切地说，“这下我明白了。但我没有麻烦，因此你拿不到钱。你要再考虑一下吗？”

“再考虑一下？”邦斯的语气里带着些许悲痛的意味，“该再考虑一下的是您，特雷德韦尔先生，而不是我。老年社团处理过的最让人遗憾的案子，往往是当事人一直不承认、不敢面对问题。您的资料我已经研究好几个月了，特雷德韦尔先生。我没想到您竟也是这样的人。”

特雷德韦尔先生深吸一口气。“抱歉，请你先告诉我，你说研究我的资料好几个月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从未向任何该死的社会团体或组织提供过资料！”

邦斯费了点儿劲儿打开公文包，从中抽出几张纸。

“请您原谅，”他说，“我先简单总结一下这些报告。您现年四十五岁，身体健康。在长岛的东斯克斯特有套房子，但还有九年的房贷没付清，另外您还有一辆古董车，还差十八个月的分期付款。不过，由于您薪水不错、职位稳定，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说得对吗？”

“和信用代表提供的报告一样准确。”特雷德韦尔先生说。

邦斯选择忽视特雷德韦尔先生的话。“接下来就是重点了。您结婚二十三年，生活幸福，独生女儿也于去年结婚，现在和丈夫一起住在芝加哥。自她离开家之后，您的岳父，一位脾气乖张的鳏夫搬进了您家，与您和您的夫人一起生活。”

邦斯的声音压得很低，让人不禁动容。“他七十二岁，除了右肩有黏液囊炎外，身体异常健康，在如此高龄可谓奇迹。他曾在各种场合表示还想再活二十年，而根据我们社团所掌握的保险统计数据推测，他很有可能如愿。现在您明白了吧，特雷德韦尔先生？”

过了好一会儿，特雷德韦尔先生才给出答案。“是的。”他的声音轻得近乎耳语，“我明白了。”

“好，”邦斯语带同情，“很好。第一步总是最难的——承认身后有个麻烦如影随形，过去的每一天它都笼罩在头顶。事到如今也没必要问您为何把这个麻烦藏在心里，甚至欺骗自己。其实您很想告诉特雷德韦尔夫人这些不痛快，对吗？”

特雷德韦尔先生点了点头。

“如果我告诉您，其实特雷德韦尔夫人与您的感受一样，不知能不能让您好受一些？”邦斯说，“她也觉得父亲每天在家里晃来晃去是个负担，而且这负担的重量与日俱增。”

“她怎么能这样！”特雷德韦尔先生沮丧地说，“西尔维娅搬走后空出了一间房，那时是她提出让父亲搬过来一起住的。她提起我们刚结婚时父亲慷慨相助，说他多么好相处，而且花不了多少钱——是她劝我接受这个提议。我不敢相信她并非真心！”

“她当然是真心的。她知道年迈的父亲独自过活，做女儿的该有怎样的感受，于是代表他说出该说的话，她每时每刻都是真诚的。她领你跳入的陷阱其实是一种邪恶的思维，时刻准备占领人的大脑。就是这样的，没错，我有时会认为，夏娃偷吃苹果仅仅是为了取悦巨蛇。”邦斯说完冷冷地摇了摇头。

“可怜的卡罗尔，”特雷德韦尔先生低吼道，“要是我早点儿知道她和我一样痛苦——”

“嗯？”邦斯问，“您会怎么做呢？”

特雷德韦尔先生皱起眉头。“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想出个法子。”

“什么法子呢？”邦斯问，“把那个老头撵出房子？”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有什么法子？”邦斯紧追不舍，“把他送去某个机构？倒是有几个非常豪华奢侈的机构能满足您的要求，不过您可得好好想想，因为那老头可不会因此而感谢你们。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幻想他好心地建议你们把他送到一所公立机构去吗？”

“怎么可能？”特雷德韦尔先生说，“至于你说的那些奢侈机构，哦，我确实曾经考虑过，但在得知它们的收费标准后我就马上放弃了。要花一大笔钱。”

“或者，”邦斯建议道，“单独给他买一幢房子——一幢不太贵的小房子，再找个人照顾他。”

“既然如此，他当初干吗要搬来和我们住呢。而且找个人照顾，你知道那要花多少钱吗？贵得你不敢想象。况且也要能找到合适的人。”

“没错！”邦斯一拳砸在桌子上，说道，“您的观点完全正确，特雷德韦尔先生。”

特雷德韦尔先生生气地看着他。“什么意思——没错？我以为你来是想帮助我们解决这件事，可到现在你一点儿意见都没提，还表现出一副我们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的样子。”

“确实有进展，特雷德韦尔先生，确实有。尽管你未发觉，但我们刚刚完成了解决问题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承认问题存在；第二步是意识到无论选择哪条路，似乎都找不到合乎逻辑且确实可行的解决之道。此时你不再只是见证者，而是实际地参与了进来。最终，了不起的布莱星顿法将把唯一的方法送到你的手上。”

“布莱星顿法？”

“抱歉，”邦斯说，“我太激动了，用了个还未被学界广泛认可的词。我来解释一下，布莱星顿法是我在经营老人社团的同时，在实际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以J.G.布莱星顿命名，他是社团的发起人，也是这个领域最厉害的人之一。他的发现还未受到世界赞誉，但总有一天会的。记住我的话，特雷德韦尔先生，总有一天他的名字会比马尔萨斯[1]还要响亮。”

“真奇怪我竟从没听说过这个人。”特雷德韦尔先生说，“我经常看报纸关心新闻的。另外，”他眯起眼盯着邦斯，补充道，“我还没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资料的，并且对我的事那么熟悉？”

邦斯愉快地笑了。“在你看来这很奇妙，是吗？不过，事实上这一点儿都不奇妙。您看，特雷德韦尔先生，我们社团有上千位调查员，遍布咱们这片伟大的土地，每条海岸都不错过，尽管不为大众所知。根据规定，社团内的所有人都不能暴露调查员的身份——否则就起不到效果了。

“这些调查员并非以特定的某位老人为目标，他们对所有愿意聊聊自己的老人感兴趣。你要是知道老人们说起死亡话题有多么起劲，一定会吓一跳的。事实就是这样，而且特别是身处陌生人中。

“我们与目标人物在公园的长椅上接触，或者沙龙里，或者图书馆——地点随机，任何能营造舒适的聊天环境的地方都行。调查员先和老人们成为朋友，然后约他们出去——重点探究他们所依靠的年轻人的信息。”

“你是指，”特雷德韦尔先生越来越有兴致了，“养他们的人。”

“不不，”邦斯说，“这是个人们常犯的错误，将依靠和供养等同。确实，大部分案例里包括金钱依赖，但钱只占整件事中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他来说无所不在的情感依赖。哪怕老人与年轻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这种情感依赖也依旧存在。如同连接他们的电流。对年轻人来说，仅仅是想起还有个老人存在，就会感到罪恶和愤怒。J.G.布莱星顿正是亲身体验过这种悲惨的两难，才创造出这一伟大发现。”

“换句话说，”特雷德韦尔先生说，“你的意思是，即使老岳父不和我们住，我和卡罗尔的情况也还是这么糟？”

“你看起来不太相信，特雷德韦尔先生。那告诉我，如今是什么让你觉得糟？用你自己的话说。”

特雷德韦尔先生思考了一番。“哦，”他说，“我想，只是因为房子里总有第三个人，日子久了就会让你神经紧张。”

“可你女儿作为第三个人与你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二十多年，”邦斯指出，“我想你并不觉得她烦吧。”

“那不一样。”特雷德韦尔先生反抗道，“和孩子在一起很开心，你可以和她玩，看着她长大——”

“停！”邦斯说，“说到点子上了。女儿和您一起住的时候，您为能看着她长大而开心，像在培育一株花，努力扮演成年人的角色。而老人在您的家里只会逐渐枯萎、凋谢，目睹这一过程会给您的生活带来阴影。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吧。”

“如果是这样，你觉得他搬出去会使情况好转吗？你会忘记他正在逐渐枯萎、凋零，并望眼欲穿地等待你专程去看他吗？”

“当然不会。卡罗尔可能会因担心他而整日睡不着觉，我则会因为她而记挂着他。这很正常，不是吗？”

“确实，而我必须高兴地告诉您，您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完成了布莱星顿法的第三步。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并非老人在身边，而是老人的存在。”

特雷德韦尔先生深思着咬紧嘴唇。“我不喜欢这个说法。”

“为什么？我只是陈述事实，不是吗？”

“可能吧，但这么说让我感觉很差。仿佛在说我和卡罗尔摆脱麻烦的唯一办法是让他去死。”

“对，”邦斯大声说道，“差不多就是这样。”

“哦，我不喜欢这样——一点儿也不喜欢。期待一个人快点死让我觉得很卑鄙，况且我从没听说哪个人会为此去杀人。”

邦斯微笑着柔声说道：“是吗？”

两人沉默地端详着彼此。特雷德韦尔先生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拭了拭前额。

“你，”他下定决心似的说道，“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来搞恶作剧耍我的。不管是哪一种，都请你从这里出去。这警告很严肃。”

邦斯的脸上写满同情与关切。“特雷德韦尔先生，”他呼喊道，“您没意识到您已经走到第四步了吗？您没发现您已经离圆满解决问题很近了吗？”

特雷德韦尔先生指了指门。“出去，在我报警之前。”

邦斯脸上的关切之情转为厌恶。“哦，好了，特雷德韦尔先生，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无论您怎么篡改、编排、添油加醋都不会有人信的。请您在毁掉一切之前三思，机不可失啊。另外如果咱们的谈话内容被外人所知，遭罪的必定是你自己，相信我。我会给您留张名片，无论何时，只要您打电话，我随时为您服务。”

“我为什么一定会打电话给你？”脸色苍白的特雷德韦尔先生质问道。

“原因有很多，”邦斯说，“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向门口，“您再好好想想吧，特雷德韦尔先生，所有已完成布莱星顿法前三步的人都无法拒绝第四步。您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特雷德韦尔先生——您一定会马上打来电话的。”

“还是地狱里见吧。”特雷德韦尔先生说。

不管最后这句话说得多么狠，接下来的日子对特雷德韦尔先生来说可并不好过。问题出在布莱星顿法，一旦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他就再也无法置之不理了。它诱使大脑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将那些想法赶出脑海，同时，它把特雷德韦尔先生与岳父的关系搞得不怎么愉快。

眼下这个老头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冒失，实在过分，并且他似乎有种特殊能力，让每句话都像算好了似的正好惹恼别人。更让特雷德韦尔先生愤怒的是，这个闯入者没事儿就跟外人念叨家里的私事，迫不及待地与那些拿着薪水的调查员分享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好让那些人来找麻烦。特雷德韦尔先生怒火中烧的大脑已认定，调查员能了解得这么详细，全都拜上述原因所赐。

没过几天，认为自己一向头脑冷静的高端商业人士特雷德韦尔先生，无奈地承认自己的处境很糟糕。他开始从各个方面考虑那项完美计划的细节。他能想象出上百个，不，上千个邦斯那样的人闯入全国各地像他这样的人办公室的情景，不禁额头上冒出冷汗。

但是，他告诉自己，整件事情太完美了。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与邦斯的对话就能很好地证明了，于是他这么做了，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最终，整件事变成一个最普遍的社会问题。哪句话能使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男人羞愧得逃避呢？没有。若硬要下个结论，那就是其实那个想法早已在他脑中成形，他不过想找个出口释放。

另外——

终于决定去老人社团走一趟后，特雷德韦尔先生感到松了一大口气。他设想自己将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两间昏暗肮脏的屋子，几个低薪办事员，组成一个散发着腐臭味的小慈善组织——这些就足够往他们的招牌上抹黑了。带着坚信会见到上述场景的强烈信念，特雷德韦尔先生差点儿走过了社团所在地——拥有巨大窗户和格子间的大厦。他迷惑不已地随着微微发出轻响的电梯上楼，迷迷糊糊地走进主办公区的接待室。

被引领着穿行在迷宫般望不到尽头的宽敞办公区时，特雷德韦尔先生仍旧处于迷茫状态，引路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长腿小姐，身边还有更多充满活力、肩膀壮硕的年轻小伙子，以及一整排流线型机器，不时发出滴滴答答、如轻笑般的运行声。走过数不清的不锈钢索引卡片，同时感受着灯光照在塑料或金属上形成的刺眼反射，直到终于被领到邦斯面前，他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

“没想到，是不是？”邦斯说道，很明显他正在品味特雷德韦尔先生此时的迷茫模样。

“没想到？”特雷德韦尔先生哑着嗓子回应，“怎么能想得到啊，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办公场所，整套设备得值一千万吧！”

“有何不妥呢？科技每天每夜都在进步，就像弗兰肯斯坦的实验一样，特雷德韦尔先生，只为能突破生理极限，更加长寿。目前咱们国家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共有一千四百万，二十年后，这个数字将升至两千一百万。再过几年会变成多少已经无法估算了！

“但好的一点是，每一个老人都能为我们社团提供许多资助人或潜在资助人。社团会随着这一数字的增加而不断壮大，以此与之对抗。”

特雷德韦尔先生感觉到一阵恐怖的寒意侵入身体。“都是骗人的，是不是？”

“您说什么？”

“你挂在嘴边的所谓的布莱星顿法，”特雷德韦尔先生粗暴地说，“说穿了其实就是除掉老人！”

“没错！”邦斯说，“就是这么回事儿。恐怕连J.G.布莱星顿本人都无法总结得这么精准。您真会遣词造句，特雷德韦尔先生。我一向很欣赏不废话连篇、感情用事，而能直接进入正题的人。”

“但你根本摆脱不掉他们！”特雷德韦尔先生深表怀疑，“你不会以为真能摆脱得掉他们吧？”

邦斯指了指门外宽敞的办公区。“那些还不足以让您相信社团的实力吗？”

“那些人，他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

“他们都是经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员，特雷德韦尔先生。”邦斯语带责备，“他们各司其职，只管自己的事。而你和我在这里讨论的，属于更高一级的问题。”

特雷德韦尔先生的肩膀耷拉了下来。“这不可能的，”他虚弱地说，“做不到的。”

“来，过来，”邦斯关切地说道，“您不必反应这么激烈。我猜如今让您烦恼的正是被J.G.布莱星顿称为‘安全因素’部分。您试着这样想，特雷德韦尔先生：年纪大的人过世了，这难道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而且，我们社团保证会将死亡安排得非常自然，调查员几乎——还从未遇到过这类麻烦。

“不仅如此，若您知道我们的赞助人名单上还有谁，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政治界有权有势的人，以及金融界名人纷纷来找我们。他们每一位都是我们高效安全的保证书。而且别忘了，特雷德韦尔先生，有了这些高官要员，老人社团便能抵挡无论来自何方的侵害，可谓无懈可击。而这层保护涵盖我们的每一位赞助人，也包括您，您决定将麻烦交给我们处理了吗？”

“但我没有这么做的权利。”特雷德韦尔先生绝望地辩解，“即使我想，也不能这样去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命。”

“哈，”邦斯身子微微向前，“但您想解决问题，对吗？”

“不是以这种方式。”

“那您能想到另一种方式吗？”

特雷德韦尔先生沉默了。

“看，”邦斯满足地说，“老人社团为您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之道。您还有什么顾虑吗，特雷德韦尔先生？”

“我不知道，”特雷德韦尔先生坚持道，“但就是觉得这么做不对。”

“您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特雷德韦尔先生厉声道，“难道你要说只是因为他们老了，所以随便杀掉也没什么关系？”

“这正是我要说的，特雷德韦尔先生，而且我劝您也最好这么思考问题。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一个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每个人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各尽所能。但老年人既不是生产者，也非消费者，他们不过是挡在我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想想田园农耕时代，会发现那时他们确实还有些用。那时年轻人出去耕地种田时，老人便在家里操持家务。但如今这项功能也不存在了，我们能找到上百种机械器具做家务，而且便宜多了。您能否认这一点吗？”

“我不知道，”特雷德韦尔先生仍未被说服，“你把人说成是机器，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

“老天哪。”邦斯说，“别跟我说你以为人是什么其他东西！当然，我们就是机器，特雷德韦尔先生，我们所有人。我承认我们是独特且高级的机器，但说到底还是机器。为什么，看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它就是一个庞大的器官，由许许多多无法取代的小零件组成，所有零件都在努力地生产消费，生产消费，直到失去功能。坏了的零件还能待在原处吗？当然不行！必须把它剔除，否则就会影响整个器官的工作效率。要为整体考虑，特雷德韦尔先生，而不是任何一个小零件。您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特雷德韦尔先生不太确定地说，“我从未这样思考过，很难一下子全部接受。”

“我能理解，特雷德韦尔先生，但这也正是所有赞助人最欣赏的一部分，布莱星顿法提供了一种我为人人的途径——不止您一人获益，而是在为整个社会器官作贡献。与我们社团签订保证书，将是您今生做过的最高尚的事。”

“保证书？”特雷德韦尔先生问，“什么保证书？”

邦斯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小心翼翼地放到特雷德韦尔先生面前。特雷德韦尔先生读了一遍，马上坐直了身子。

“怎么回事，这上面写着我要承诺即日起一个月内支付你们两万美金。你之前可从未提过这笔钱！”

“一直也没适当的机会提啊。”邦斯回应道，“不过社团已经对您的资产收入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报告显示您有能力支付这笔钱。”

“你说的‘有能力’是什么意思？”特雷德韦尔先生反驳道，“两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无论你怎么看。”

邦斯耸了耸肩。“每份保证书条款都是按照资助人的支付能力设定的，特雷德韦尔先生。您别忘了，对您来说昂贵的数额对很多资助人来说可是非常便宜的。”

“我将得到什么呢？”

“在您签订保证书一个月内，您的岳父问题便将得到解决。事后您必须马上支付全额保证金。然后您的名字就将被记入我们的资助人名单，这样就完成了。”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被记入任何名单。”

“我能理解，”邦斯说，“不过我要提醒您，向类似老人社团这样的慈善机构捐款是免税的。”

特雷德韦尔先生的手指轻轻放在那份保证书上。“我假设一下，”他说，“假如有人签了这份东西然后没有履行支付条款。我想你也知道，这种保证书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吧？”

“对，”邦斯微笑着说，“而且我知道有很多慈善组织无法兑换手中的大量保证书。但老人社团从未遇到这类困难。我们的解决之道是不断提醒我们的资助人，也就是年轻人，如果他们不小心，也很有可能像老人那样突然死亡……不不，”他按住纸张，说道，“您只要在最下面签字就行了。”

＊　＊　＊

三周后，特雷德韦尔先生的岳父失足从东斯克斯特码头坠入河中溺亡（这老头儿总在码头边钓鱼，尽管有很多来自不同组织的人劝他这附近没鱼），这则消息很快便登入东斯克斯特区的“意外溺亡记录”。特雷德韦尔先生亲自安排了一场不负众望的盛大葬礼。而正是在那场葬礼上，特雷德韦尔先生第一次冒出那个念头。那念头不怎么令人愉快，且转瞬即逝，但正好害得他进教堂时踩空了一级台阶。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但好在这念头不难驱散。

几天后，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时，那个念头再次突然造访，这次就没那么容易驱散了。它在他的脑海里越变越大，直到醒着的时间全被恐惧填满，即使睡觉也会做一系列有关的噩梦。

他知道，只有一个男人能帮他处理这个麻烦；于是他再次造访老人社团，迫不及待地要见邦斯。而把支票交给邦斯，又将收据装进口袋的过程他都不怎么记得了。

“最近总有件事烦着我。”特雷德韦尔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事？”

“嗯，你还记得你曾对我说，二十年后这个国家将会有多少老年人吧。”

“当然记得。”

特雷德韦尔先生松了松衣领，以此缓解紧绷的喉咙。“你想过没有，我也将是其中一员！”

邦斯点了点头，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你好好照顾自己，显然会的。”

“你没明白事情的关键。”特雷德韦尔先生急切地说，“到那时，我会整天担心会不会有社团的人去找我女儿或女婿，向他们推销那个主意！余生都要在担心中度过，这太可怕了。”

邦斯慢慢地摇了摇头。“你不该这么想，特雷德韦尔先生。”

“为什么我不该？”

“为什么？呃，想想你的女儿，特雷德韦尔先生，你想念她吗？”

“当然。”

“难道你没看到一个可爱的孩子，全身心地爱着你，并期待得到你的爱吗？没看到一个善良的年轻姑娘，刚刚迈入婚姻的殿堂却依旧总想回来看你，迫切地想让你知道她有多么爱你吗？”

“这些我都知道。”

“那您再用心看看她的丈夫，那个强壮的小伙子。每次握手时您能从他的掌心中感受到温暖吗？您知道他有多感激您定期给他们提供金钱援助吗？”

“可能吧。”

“而现在，您坦率地讲，特雷德韦尔先生，您能想象这一对充满爱意、真诚相待的年轻人会做一件——哪怕一小件——伤害你的事吗？”

“不能，”他断言道，“我不能想象。”

“这就对了。”邦斯说，他靠在椅背上，露出一个友善又聪明的微笑，“别忘了这一点，特雷德韦尔先生，时时珍藏它。剩下的日子您就靠它让自己解脱，并获得安慰了。”

[1]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的学术思想悲观但影响深远。

埃策希尔·科恩的罪行

经历过一阵迷茫后，诺亚·弗里曼终于清醒了。眼前的景物让他不辨东西：混乱的交通，浑浊的台伯河[1]，《甜蜜的生活》[2]里的威尼托大街，好莱坞电影里常出现的特莱维喷泉[3]，《托斯卡》[4]里的圣天使堡。这里是罗马。

“罗马？”来之前爸爸惊讶地问，“为什么去罗马？异国他乡，那么远的地方。”

的确。不过对弗里曼老爹来说，离纽约一小时车程的罗克兰县是个遥远的地方，他把每年夏天去那里过两个星期算做一次冒险。不过事实上，听到儿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旅行，老爹并没有太吃惊。毕竟这个儿子原本要当医生——最起码也是老师——结果却成了警察。

“家里出了个警察，”老爹会时不时地念叨几句，“家里有个带着枪的警察，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要是你妈妈知道会怎么说，她还能安息吗？”

不过有一点诺亚不得不承认，这老家伙有件事说对了，罗马确实很远，这种遥远不仅表现在与纽约之间的距离，还包括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学生时代的诺亚·弗里曼，曾一度沉浸在与斯巴达克斯、恺撒和尼禄有关的文学作品中，眼前的罗马却与当时在头脑中幻想的那个令人血脉贲张的城市相去甚远。比如这家藏在小巷深处，紧挨着亚伦露拉宾馆，名为艾尔菲拉的家庭小旅馆，就激不起人的一丝热情。传说偶然造访罗马的美国游客都会遇到一些倒霉事，对诺亚来说，这件倒霉事就是在菲乌米奇诺机场搭上艾尔菲拉夫人的妹夫的出租车。

在艾尔菲拉家庭旅馆，诺亚不得不时刻保持清醒。这里确实价格低廉，但食物乏味，服务不够热情，水管喜怒无常。还有其他房客们：这才三月初，住在意大利乡村的老人似乎约好了似的，全都带着悲伤的眼神来罗马看望生命垂危的好朋友。除了女主人艾尔菲拉夫人和那个坐在前台的姑娘，这里几乎没人会说英语，因此诺亚与其他房客之间的交流就仅限于点头和耸肩，理解方面没问题，就是无法排解孤单。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坐在前台的姑娘。她高挑、优雅，是诺亚在罗马遇到的所有女人中真正称得上漂亮的几位之一。大部分罗马女人都让人幻灭，看过才知道和意大利电影里的完全不同。她从清早到深夜一直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沉浸在只属于自己的悲伤世界中。她谦恭有礼，却冷漠矜持，拒人于千里之外。

诺亚会被她吸引似乎是必然的。她说英语几乎没有口音，那纯正的英式英语甚至让他怀疑她原本就是个生活在罗马海岸的英国人。还有绕在她脖子上的那条好看的大卫盾金项链，大卫王之星，明白无误地表明她是犹太教徒。刚看到这个小巧、熟悉的饰物时诺亚吓了一跳，不过接下来就大胆地迈出了友好的第一步。

“我也是犹太教徒，”他微笑着问，“不知道——”但说到一半就被她礼貌却冷冰冰地打断了。“罗马犹太会堂博物馆那边有个犹太教会堂，往南走几个街区就到了。罗马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非常有意思，真的。”——这几句话足够把他支走了。

有过这次谈话后，诺亚只好遗憾地放弃和她交朋友的念头，像完成任务一般开始孤单的观光之旅。罗马旅行手册在手，口袋里装着《日常意大利语》，他试图让自己为路上的美景兴奋起来，结果却令人失望。部分原因可以怪在天气上——湿漉漉、灰蒙蒙的三月，头顶的云层仿佛永远无法消散。至于另一部分原因，他很清楚，是因为孤独——这让他无比嫉妒随处可见的旅行团，尽管被多事的导游看管着，却至少能和同伴愉快地聊天。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一点他必须强迫自己牢记——他不是游客，而是逃来这里的。他想逃离警探诺亚·弗里曼的追捕，然而不幸的是，他一直如影随形，并且会继续这样下去。站在一群肚子滚圆、傲慢自满的退休商人之间，傻乎乎地仰望圣彼得大教堂的圆形屋顶，只让他明白一件事：诺亚·弗里曼不应该这样。

可能是艾尔菲拉夫人——她肥嘟嘟的脸上藏着一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明亮眼睛——察觉到了他的心事，决定靠母性光辉为他做些什么。也可能是在得知他的职业后单纯的好奇。不管原因是什么，诺亚还是十分感激今早正吃着每天毫无变化的早餐时——硬邦邦的面包卷、冰凉的咖啡，以及无味的橘子酱——她走过来坐到他的桌边，解释说她只在电影里见过美国侦探，现实生活中还是第一次碰到。真有趣啊。美国的生活和电影里演的一样吗？到处都是枪击、殴打和危险？他中过枪吗？或许受过伤？这是怎样的生活啊！光想想就让她全身冰凉了。

艾尔菲拉臃肿的身材、邋遢的裙子和破破烂烂的拖鞋看起来都不怎么吸引人；但她至少是个聊天对象。于是他们早餐时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解决美国的生活问题。离开餐桌前，诺亚向她打听坐在前台的姑娘。她是意大利人吗？听她说英语感觉不像。

“罗珊娜？”艾尔菲拉说，“哦，当然，她是意大利人。不过在她很小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德军还在这里的时候——被送去了英国，在那儿住了好多年。是意大利人，不过是犹太人。犹太人，可怜的小东西。”

女主人语气中的同情成分让人难受。“我也是。”诺亚说道。

“嗯，她跟我说了。”艾尔菲拉补充道，他发现她语气中的同情并不止针对犹太女人。另外，得知那个难以接近的漂亮女孩罗珊娜至少开始注意他时，他感到很温暖。

“她为什么那么悲伤？”他问，“战争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确实，有段日子了。不过她的族人仍不肯原谅她父亲在德军占领时所做的事。当时这里有反抗军，你知道吧，那些游击队员。她父亲把他们出卖给了德军，反正人们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人们转而痛恨她和她哥哥，因为他们是叛徒的孩子。”

“反正人们都是这么说的，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冤枉她父亲吗？”

“她的确说他们冤枉父亲了。不过可以理解，对她而言，父亲就像圣人。勇敢，令她自豪，确实如此，但面对德军，再勇敢的男人也会有退缩的时候。哦，瞧瞧我在说谁呢！他可是在我生大儿子时救过我们母子一命的医生啊。正因如此，当他女儿需要一份工作时，我决定借此机会还债。而且这么做很值得。她很诚实，工作卖力，还会外语，我发了一点儿善心就换来这么多。”

“那她哥哥呢？也在这附近吗？”

“你天天都能看见他，就是乔治。你认识乔治吧？”

“那个清洁工？”

“他会打扫、会搬运，还会随时把自己灌醉，这就是乔治。说实话，他一点儿用都没有，可我能怎么办？看在那姑娘的面子上，我也竭尽所能地帮助他。看到发善心引来的麻烦了吧？我想偿还人情债，结果惹得一身脏，甩都甩不掉。真正需要他时，他总是不知在哪里烂醉如泥。而且他脾气暴躁，这一点和他父亲一样，不过至少医术高明。至于那个姑娘，她就是个天使，不过太悲伤了。还有寂寞，你知道，寂寞会杀死人的。”女主人好奇地向前探出身子，丰满的胸部顶着桌沿，说道，“或许，你可以试着和她聊聊天——”

“我试过了。”诺亚说，“不过她似乎不大感兴趣。”

“因为你是个异乡人。不过我看到你经过时她盯着你看，如果你把我们当朋友，今晚我们三个共进晚餐——”

女主人艾尔菲拉是个想做什么就一定有办法做到的人。那一晚，我们三个真的共进晚餐了，只不过气氛紧张尴尬，席间谈话仅限于诺亚回答女主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罗珊娜安静地坐在一边，与他拉开一定的距离。

该上水果和奶酪时，女主人突然起身，微笑着离开了，意图再明显不过。诺亚有些不满地对姑娘说：“对不起，我希望你知道，这场小聚会不是我提议的，而是夫人的主意。”

“我知道。”

“那你干吗对我这么冷淡？”

罗珊娜的嘴因为惊诧而微微张开。“冷淡？我不是故意的——相信我，这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你父亲？”从她的反应诺亚知道他说对了，于是他说，“我听说了。”

“听说什么了？”

“一部分，我想你可以告诉我全部。还是说，你更享受那件事如鲠在喉的感觉？你喜欢哪一种？”

“你对‘享受’一词的见解真是独到。如果你想听那个故事，去犹太教会堂，犹太人区或者卡塔利纳。在那里，你马上就能听到故事的详情，每个人都知道。”

“我可能会去，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

“站在一名警察的立场吗？你来晚了，弗里曼先生，对埃策希尔·科恩一案的审判早在没有警察、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盖棺论定了。”

“什么罪名？”

“说他出卖了抵抗军首领。纯属一派胡言。但游击队员还是射杀了他，然后曝尸荒野，还在他身上刻下‘叛徒’二字。没错，弗里曼先生，一直对孩子们灌输信用是人类最有价值的美德的埃策希尔·科恩，最终带着臭名死了。他在马切罗广场前的泥地上躺了好长时间，因为我们的族人——犹太人——不肯为他下葬。至今他们想起他，还会往地上吐口水，这些我都知道。”姑娘带着几分气愤说道，“因为看到我走过，他们就会想起他。”

“那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因为他在这里。这里是他那被玷污的过去——他的灵魂——的安息地，我在这里等待真相被揭开。”

“在事发二十年后？”

“二十年，或一百年，或一千年。真相会因时间而改变吗，弗里曼先生？你不觉得，死后得到公正的待遇和生前洗脱污名一样重要吗？”

“可能吧。可你怎么知道这件案子的裁决不够公正？有与之相悖的证据吗？那件事发生时你还只是个孩子，不是吗？”

“而且不在罗马。我当时在英国，住在我父亲学生时代的好友家——他也是一位医生。的确，英国与罗马相距千里，并且我还是个孩子，但我了解父亲的为人。”

信仰真的能移动高山吗？诺亚寻思着。“那你哥哥怎么看？他也这么认为吗？”

“乔治尽量忽略这件事。小时候，大家都说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好医生。而现在他只是个醉鬼。一瓶酒能轻轻松松地缓解悲伤。”

“他介意我找他聊聊那件事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埃策希尔·科恩和您有什么关系吗？还是罗马太无聊了，让您想用玩侦探游戏来打发时间？我不明白，弗里曼先生。”

“确实，你不明白。”诺亚粗鲁地说道，“不过如果你听完我即将告诉你的事，就能明白了。你知道像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领薪水过日子的小警察，怎么会有时间和钱来这里旅游吗？嗯，去年，纽约有一批警察被控收受赌徒的贿赂，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和那件破事没有半点儿关系，但也被停职了，等他们抽出时间处理，我被送上了法庭。最终判我无罪，之前对我的指控也全部撤销，并且恢复公职。看起来不错，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因为你得到了公正的审判。”罗珊娜说。

“法庭审判。仅仅是法庭审判。这件事之后，我发现周围没人相信我的清白。没有一个人。甚至我的亲生父亲都时不时表示怀疑。而一旦我回到警队，那些真正受贿的人会把我视为同类，诚实的人反而不再信任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不知道该不该回去，我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暂时远离所有人。我确实得到了公正的审判，但你告诉我，这又有什么好处？”

姑娘忧郁地摇了摇头。“这么说，不止我父亲被冤枉，对吗？但是，弗里曼先生，你可以为自己的名誉反抗，告诉我，我父亲怎么反抗？”

这个问题事后一直横亘在诺亚的脑海中，让他愤怒，又挑战着他。他试图把它放到一边，专心思考自己眼下的问题，但做不到。这个问题促使他在第二天早晨改变了观光路线，没有去旅行手册上用斜体字印刷的几处废墟和古迹参观，而是沿着台伯河向南走去。

压在头顶的天空阴沉，被石堤拦住的河水呈现出浑浊的暗褐色，了无生机地缓慢流淌着，尽管如此，诺亚却觉得这番景象让他越来越兴奋。这几天他已看尽了美景，砖块、大理石、拉丁碑文都死气沉沉，名画和雕塑均名不副实。他渴望与人交流，现在他终于有足够的理由去找人聊天了，他觉得这是到罗马以来最有活力的一天。事实上，比之前在纽约的那几个月，整日待在裁缝店围着父亲转更有活力。他知道，为重新调查埃策希尔·科恩案所付出的这一丁点儿努力换不来什么，只会唤醒古老且苦涩的记忆。但重要的是，这让他觉得自己又变回原来的诺亚·弗里曼了，有活力，能做点儿什么。

罗马犹太会堂博物馆周边的建筑作业还在进行，新建的大楼高耸入云，伫立在经历了好几世纪、破破烂烂的贫民楼之间。台伯河中央有一座狭长的小岛，上面立着好几幢政府用楼。站在河岸边，能看到犹太教会堂——一排宏伟的罗马式大理石建筑群。

犹太教会堂前有一圈围栏，一个年轻男子舒服地靠在上面。尽管寒气逼人，他却仅穿一件衬衫，肌肉紧实的黝黑手臂交抱在胸前，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眼睛注视着慢慢靠近的诺亚，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诺亚经过他身边时，男人主动打了声招呼。

“愿你平安[5]。”

“愿你平安。”诺亚应道。年轻人的脸瞬间有精神了，同时手里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一沓明信片。

“明信片，要吗？展现出不同的罗马风情。也有犹太教会堂，里面外面都有。你是个美国犹太人，对不对？我的同胞？”

“是。”诺亚答道，心里猜想是不是只有美国犹太人才会走这条路线，“不过收起你那些明信片吧，我不需要。”

“旅行指南怎么样？最好的。还是说你需要个导游？犹太人区，台伯岛，马切罗广场，想去哪里我就带你去哪里。只要两千里拉。你可以去问问，花两千里拉，请不到比卡洛·皮佩尔诺更好的导游了，也就是我。”

“我叫诺亚·弗里曼。我只想去一个地方，找拉比，他在犹太教会堂里吗？”

“不在，不过我可以带你去他家，然后咱们再去犹太人区，台伯岛——”

拉比很友好，很快就理解了诺亚的来意，不过他用精准的英语解释说，针对埃策希尔·科恩一案，他可以给出客观的评价，因为他不是罗马人。他来自米兰，算个外人，尽管如此，他仍能深切理解教众们对叛徒的强烈憎恨。造成这样的情况很可悲，但这不能怨教众们，万一罪恶的历史重演，这难道不是对叛徒们最有力的警示吗？

“他已经死了那么长时间了。”诺亚说。

“和那些被他出卖的人一样。那些人更惨。”拉比指了指拉着百叶窗的窗户，窗外就是台伯河，“被他出卖的那些人和我们信仰不同的宗教，他们住在对岸的台伯河岸区，有工人，也有神职人员，在我们需要地方躲藏的时候，他们伸出了援手。埃策希尔·科恩的女儿没告诉你，她小时候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用运酒桶的马车连夜把她送出城的吗？她觉得她父亲以那样的方式回报他们能轻易被原谅吗？”

“可为什么针对她？”诺亚反驳道，“你的教众为什么将她驱逐？她和她的哥哥无罪啊，难道你相信父辈的罪必将传到孩子身上？”

拉比摇了摇头。“只要有罪恶的事发生，弗里曼先生，它所带来的恐惧就将延续好几代，直至最终消失。我欢迎那个姑娘来犹太教会堂，但我无法消除人们的恐惧。即使我十分想，也实现不了这样的神迹。

“不久前，犹太教在这里还十分繁荣，拥有一大批教众，这一教派差不多和罗马城一样古老，先生，可你知道如今这些教众还剩多少吗？只有几个。几个永远忘不了过去的人。罗马城里的犹太人没那么容易遗忘。时至今日，他们还在诅咒焚毁耶路撒冷圣殿的提图斯[6]，同时永远怀念友人尤里乌斯·恺撒，为他在广场哀悼七天。等到他们原谅提图斯的那一天，他们也会原谅埃策希尔·科恩和他的孩子，以及他孩子的孩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弗里曼先生？”

“嗯，”诺亚说，“我明白了。”

他离开会堂，来到铺着鹅卵石的冷清街道，四周的古老建筑压迫着他，让他无处可逃，两千年的历史重担无情地压在他的肩头，即便是沿着河堤隆隆作响的车流声，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都无法缓解分毫。卡洛·皮佩尔诺，那个卖明信片的小贩，还在那儿等着。

“见过拉比了吧？很好，现在咱们去台伯岛吧。”

“别再提台伯岛了，我想让你带我去另一个地方。”

“给我两千里拉，我就带你去任何地方。”

“行。”诺亚从钱包里取出钞票，“你对埃策希尔·科恩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卡洛·皮佩尔诺尽力掩饰惊讶之情，可惜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他马上调整心神。“那个人？对不起，先生。对不起，他已经死了，那个人。”他指了指脚下，“想见他的话，得到下面去。”

“我不是想见他，我想去见熟悉他的人。能告诉我他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事人尽皆知。我都能告诉你。”

“不不，我不想找事发时还是个孩子的人。明白吗？”

“明白。不过为什么？”

“想知道为什么，你就要给我两千里拉。想知道吗？”

“不不。”卡洛伸出手，利落地抓过钞票。接着他耸了耸肩。“先是拉比，现在又是早就下了地狱的埃策希尔·科恩。好吧，我是个导游，对不对？所以，现在跟我来。”

他带领诺亚在迷宫般的小巷间穿行，这里离犹太教会堂不远，周围环绕着石墙遗迹。走出这片被石墙围绕的区域便置身于住宅区，岁月洗去涂抹在外面的颜料，露出里面的砖墙。不过屋主们似乎都很以自己的房子为荣，几乎每扇窗边都放着盆栽鲜花或绿植。阶梯边、石头院子里，随处可见家庭主妇拿着刷子和桶，擦洗石墙或砖墙。周围的小巷里挤满了小店铺，传来忙碌的嘈杂声。

诺亚终于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意识到这里是犹太人居住区，而自己此时正站在一片古迹前。迄今为止，这个词在他的世界里除了丑陋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他知道，震撼源于那堵墙。墙上没有门，但如今已没人阻止你翻越过去，不过若让他来说，他更希望把这堵墙推倒。

罗马真是个诡异的地方。无论你去哪里，都会看到残酷的历史留下的痕迹，纪念那些惨遭迫害的人。比如这堵墙、地下坟墓、为殉道者修建的教堂、罗马斗兽场——他们无处不在，让你无处可逃。

卡洛最终带他来到一家肉铺——根据店名推测，店主应该叫维托·利维。这位屠夫是个壮硕的灰发男人，站在齐胸高的大理石柜台后面，一边砍肉，一边和一位枯瘦的老妇人斗嘴。老妇人的头上裹着披肩，手里拎着好几个袋子，等着她要的肉。卡洛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还挥舞着砍肉的刀，突然，他把刀扔到桌上，绕过柜台朝诺亚走来，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那个老妇人也跟了过来，锐利的小眼睛因为感兴趣而闪着光，受到她的召唤，一瞬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埃策希尔·科恩已经死了二十年了，诺亚想，但他的名字还活在这一带。

他并不介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件事。作为一位年轻的巡警，他早已从日常巡逻中学会不要轻易驱散事故或犯罪现场的围观群众；因为人群中很可能有人的话值得一听。现在，他就被热烈的讨论包围着，关于埃策希尔·科恩，在场的每个人都有话说。

借助卡洛的翻译，他先询问了屠夫利维，接着和每一个愿意提供信息的人交谈。慢慢的，埃策希尔·科恩这个人及他所犯下的罪行渐渐呈现出来。利维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时间、地点和事件。

屠夫很了解埃策希尔·科恩，并且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信任他，因为在诚信方面，医生的声誉无人能及。他是个伟大的医生，尊重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上帝之子，虔诚的信徒。每天早晨他都会绑好护符，念诵祷词，每个安息日他都会去犹太教会堂。除了温柔的一面，他还是个骄傲、自负的男人，若有不满他会当着你的面辱骂你。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诚实，不过作为一个全世界最诚实的人，难免有时会有些过分。要问这世上谁永远都不会和真相妥协，那就是埃策希尔·科恩了。你可以相信他，但可能不喜欢他，因为他在这方面太极端了。

结果，就是这个值得信任的人成了叛徒。经历数年，人们终于学会忍受墨索里尼的统治，然而，德军入侵罗马再次唤醒那一代人身体里的反抗意识。破坏和间谍活动，秘密印刷并在民间散发的传单，告知大众墨索里尼及他的军队的真正意图。大多数人选择了放弃，但屠夫维托·利维及一小批人，他们赌上一切，仍在继续秘密活动。犹太人纷纷遭到驱逐，他们被货车运到纳粹集中营等待屠杀。除了加入附近的非犹太人反抗军，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问他，”诺亚对卡洛说，“埃策希尔·科恩是不是反抗军的一员？”卡洛刚把这个问题翻译出来，屠夫就摇了摇头。

医生只来过一次，是被叫来诊治病人的。反抗军的三位首领设法从山里突进罗马，提供指导，帮忙组织运动。他们藏身于台伯河岸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和犹太人区隔河对望，其中一名首领伤得很严重。医生的儿子，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最多十五岁，是游击队的通讯员。他带着父亲来照料那位受伤的首领，接着，没过多久，那三个人就被德军抓获了。他们被诚实、高尚、正直的埃策希尔·科恩出卖了。

“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诺亚对卡洛说，“他认罪了？”

事发时根本不需要认罪，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他手上就拿着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公文箱，有这一点就够了。

诺亚无声地咒骂着冗长的翻译。卡洛·皮佩尔诺非常享受翻译这个角色，并且努力让自己发挥最大的效用。他费了好大的劲说明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是谁、做了什么。

这位陆军少校是驻扎在台伯河的德军装甲部队统帅。但和其他德国军官不同，冯·格鲁博纳狡猾得像只狐狸，他举止优雅，左右逢源。其他军官枪不离手，他则整日拿着公文箱，一个有着帅气金饰——一只标志他那伟大家族的双头鹰——的黑色皮箱。箱子里装着钱，一卷一卷的钱，一包一包的里拉，全是钱，一看就知道总数不菲。

平心而论，冯·格鲁博纳是个勇气与智慧兼具的人。他总是独来独往，看不起那些保镖常伴左右的人。他手上提着一箱钱，嘴上挂着微笑，自信满满地招摇过市。

“说白了，”他会这么说，“我们都是生意人，你和我。我们都追求实际，讨厌麻烦。把制造麻烦的人清除，一切就都好了，对不对？哦，我就是来做生意的，看看这些钱，很美吧？你们要做的不过是开个价，再告诉我那些麻烦制造者在哪儿，大家都开心。开个价，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会在你面前打开那个箱子，让你看到那些钱，告诉你这些钱都可以给你。那不单是钱，更是命。你可以在物资紧缺的日子用这些钱买些救命的食物，也可以为你的妻儿买个暂时避难所，可以再安全地多活一天。那就是命啊。每个人都想活下去，而生的希望就装在那个有双头鹰金饰的黑色小皮箱里。

但只有一个人屈服于诱惑。三名游击队员被捕后的第二天，有人看到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箱子在小巷里狂奔，像个被猎狗追赶的兔子。只有埃策希尔·科恩，这个虔诚、高贵、骄傲的男人屈服了，不久他就为背叛献出了生命。

维托·利维所说的话需要翻译，话中所带的情绪可不需要。还有围在诺亚身边的人群，全都安静地看着他，他们的感受无须用语言表达。但对警探诺亚·弗里曼来说，这个故事还不够完整，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大多数人相信的不一定是真相，他需要证据，证据更能说明问题。

“问问他们，”诺亚对卡洛说，“谁看到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箱子了？”卡洛话音刚落，利维就竖起大拇指，狠狠地戳了戳自己的胸膛，然后环顾四周，指了指站在人群外围的一个男人，男人举起一只手，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妇女也举起手，接着又有人举起了手。

三位目击证人，四位，五位。足够了，诺亚想询问每一个人。完成这个有些难度，在卡洛的帮助下，诺亚凭借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他们都住在门廊街，那天晚上很热，闷热得睡不着觉。于是他们全都靠在窗边，所以看到医生在下面的街道上朝马切罗广场狂奔，胳膊下面夹着那个皮箱。不是他的医药箱吗？不不，是那个有金色双头鹰的。他们看到了医生带着沾满血的钱，并愿意以后代的生命发誓没有撒谎。

午休时间，诺亚得到了艾尔菲拉夫人的许可，以出去走走为名，拉着罗珊娜来到纳沃纳广场的一家咖啡厅。借着一杯金巴利酒，他将调查结果对她娓娓道来。

“目击证人。”她尖刻地说，“你觉得目击证人说的都是事实吗？”

“至少那些人说的是实话。不过有时事情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真相与所见之间存在差异。”

“那你怎么发现其中的差异？”

“通过问更多的问题。比如，你父亲住在犹太人区吗？”

“战时确实住在那里。”

“根据我的街区地图显示，马切罗广场在犹太人区外面。他为什么要抱着箱子往那儿跑，放回家不是更安全吗？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不把钱转移到其他工具里，偏要拿着那个人尽皆知的箱子？还有，给他钱的人为什么要连同箱子一起给，那应该是件私人物品吧。如果你公正地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还有许多疑点。”

“所以你的想法是……”

“我没有任何想法。首先，我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为这起不合理的事件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有一个人可以帮上我的忙。”

“谁？”

“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本人。”

“可你怎么找到他呢？那件事过去这么久了，他可能已经死了。”

“也可能没死。而只要他没死，就会有办法找到他。”

“可这必然很麻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诺亚心里，此时她看他的眼神已足够让他甘愿付出时间和精力。两人四目相接时她脸红了，这表明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种事我在行。”他说，“再说，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发挥专业能力。”

“你不准备回警局继续工作了吗？可你是个很棒的警探，真的，你不觉得吗？”

“哦，我很棒，还很诚实，”他说，“尽管大众舆论不这么觉得。”

“别这么说，”她生气地反驳，“你很诚实，我知道。”

“真的吗？哦，那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观点一致。不管怎样，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冯·格鲁博纳在哪儿——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之后咱们再看。对了，你知道事件发生当天的日期吗？有人看到你父亲拿着箱子的那天。”

“知道。那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我不可能忘记这个日子，弗里曼先生。”

“诺亚。”

“当然，”罗珊娜说，“诺亚。”

把她送回家庭旅馆后，诺亚径直去了警察总署。他用自己的警官证做通关门卡，叫开了警局的大门，最终得以和蓬齐亚尼警监私下密谈。这位温文尔雅的英俊男人听埃策希尔·科恩的故事听得入了迷，之后他冲诺亚滑稽地扬了扬眉毛。

“你对此事感兴趣？”

“完全是个人兴趣。其实我都不确定是否有权来麻烦你。”诺亚耸了耸肩，“不过我觉得来军方或政府机构能避免那些程序……”

警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别管那些没用的军方规定和政府机构的繁文缛节。“不不，你来这儿算来对了。咱们是同行，不是吗，先生？我们就像兄弟，因此，如果你能告诉我有关这位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所有信息，我可以和德军联系，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有关他的消息，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知道。”

“不久”意味着接连几日的等待，诺亚看得出来，这几天罗珊娜过得很痛苦。每过完一天，她的紧张便增加一分，也更期待他给出肯定的回答。可是，要找到这个德国人谈何容易？远隔万里，况且他很可能故意躲藏起来，不让别人找到。即使奇迹发生，他们找到了他，要怎么开口询问呢？他会不会告诉他们她父亲确实有罪？

“有这个可能，”诺亚边说边怜惜地抓着她的手，“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不会的！不，不会的。”她激动地反驳，接着又没那么确信了，“他有可能撒谎，对不对？你知道的，他确实有可能撒谎。”她的话让诺亚战栗，罗珊娜太紧张了，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就像一个迷路了的孩子——这一切让他不禁怀疑自己试图拯救埃策希尔·科恩灵魂的举动是不是太过分、太冒险了。一旦失败，事态会急转直下。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已带着一半兴奋和一半悲哀的心情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姑娘。而能否赢得芳心似乎完全仰赖他能不能帮她父亲洗清名誉。真的有可能像罗珊娜说的那样，埃策希尔·科恩的灵魂还在台伯河岸边徘徊，等待安息吗？要是这一天永远等不来怎么办？

当艾尔菲拉夫人说有警局打来找他的电话时，诺亚几近虔诚地接过了听筒。

“是我。”他说。

蓬齐亚尼警监言简意赅地说，“哦，弗里曼先生，有关冯·格鲁博纳陆军少校的事越来越奇怪了。你能来我办公室一趟吗，我想你和聊聊。”

在警监办公室，蓬齐亚尼开门见山道：“那件不愉快的事件确实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没错吧？”

“没错。”诺亚回答。

“这些，”警监边说边伸出一根手指，轻敲面前的一沓文件，“是德国当局提供的有关时属驻罗马装甲部队陆军少校阿洛伊斯·冯·格鲁博纳的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他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抛下部队，携巨额军饷潜逃，至此销声匿迹、人间蒸发。”

警监靠回椅背，冲着诺亚微笑。“有意思，是不是？非常有意思。你怎么看？”

“他没有抛下部队，”诺亚说，“也没有潜逃。巨额军饷被埃策希尔·科恩拿到了。”

“我也这么认为。我强烈怀疑这位军官被谋杀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或许说暗杀更贴切——然后钱被拿走了。”

“可是尸体呢？”诺亚说，“当局没有以遭到谋杀为由搜寻他的尸体吗？”

“搜寻了。不过这位冯·格鲁博纳陆军上校，似乎有些——”警监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画圈，寻找着合适的词语，“——有些不太好的人品问题。有挪用公款和造假的不良记录，这些历史足以让他的上司在他失踪后首先怀疑他有什么阴谋。我猜测当时的搜寻只是做做样子。我想，要是他们注意一下台伯河底——”

“你觉得他的尸体在河底？”

“河底，或者某个地下室下面，又或者某个黑暗墙角的深坑里。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弗里曼先生。像埃策希尔·科恩医生那样的人，不太可能单枪匹马完成暗杀、抢劫和处理尸体。况且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并不是个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没错，但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猜测。猜测无法浇熄人们的怒火。我非常担心你的调查将无疾而终，或者以不太愉快的方式结束。”

诺亚摇了摇头，说道：“那个装满钱的公文箱，我听说埃策希尔·科恩被游击队员打死，之后尸体一直躺在马切罗广场上，但没人看到那个公文箱。公文箱呢？”

警监耸了耸肩。“被开枪的人拿走了啊，显而易见。”

“如果有人拿走了它，为什么后来再没有人看到了？甚至没人提起——战后安全期也没人提及——那笔原本想用来对付反抗军却反而被反抗军所用的钱。可你不觉得这种事本应是很好的笑谈——乡野趣事，流传于民间吗？”

“可能吧。但这些依旧只是猜测。”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会调查到底，我决定就从这一点开始。”

“你真是个执著的人，弗里曼先生。”警监摇了摇头，有些勉强地赞美道，“好吧，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帮助，直接来找我。真是执著，希望我的手下能有几个像你一样的。”

罗珊娜听完警监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后，便迫不及待地想把整件事公之于众。

“这就是证据，不是吗？”她质询道，“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和我父亲没有半点儿关系，对不对？”

“只有你和我这么想。别忘了那件事：有人看到你父亲拿着那个公文箱。除非能解释这件事，否则任何证据都无法证明他是无辜的。”

“可能他捡到了那个箱子。有这个可能，不是吗？”

“不太可能。”诺亚说，“还有，他干吗拿着它往马切罗广场跑？马切罗广场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你还没去过吗？是一处遗址，像罗马斗兽场那样的，不过要小一点儿。”

“你现在能带我过去吗？”

“现在不行。在艾尔菲拉夫人回来之前，我不能离开这张桌子。不过那里离得不远，在门廊街，犹太教会堂再过去一点儿。你找三十九号，很好找。”

从家庭旅馆里出来，诺亚碰到了乔治·科恩，他正从一辆卡车上往下卸食材。诺亚猜测他比妹妹年长十岁，是个动作迟缓的大块头，原本不错的体格因为疏于锻炼而松散走形，脸上终年留着胡楂儿。尽管他看起来绵软无力，却举起一扇猪肉扛在肩上，步履轻松地钻进屋里。经过诺亚身边时，他鬼鬼祟祟地看了诺亚一眼，带着一副被打败的表情，诺亚不禁同情起他。罗珊娜被大家对父亲的恨意伤得很深，乔治则完全被摧毁了。现在又出了这件事，那堆古迹能改变什么的希望十分渺茫。

诺亚走过犹太教会堂，轻松地找到了门廊街，然后站在写着三十九号的建筑前迷茫地环顾四周。这里看不到半点儿罗马斗兽场那种遗迹的样子——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三十九号就是一幢破旧的公寓楼，类似曼哈顿旧城区里的那种。

他研究着门铃边的住户姓名，好像这里藏着谜底似的，然后窥视里面铺着地砖的走廊。恰好一位抱着小孩的丰满女士走过，诺亚忙冲她微笑。

“马切罗广场，”他疑惑地问道，“在哪儿？”

她回以微笑，说了些听不懂的话，看到诺亚摇头，她举起一只手画了个圈。

“哦，在后面。”诺亚说，“谢谢。谢谢。

确实在后面。而且，诺亚觉得这里是在这座不可思议的城市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观之一。正如罗珊娜所描述的那样，马切罗广场，这处冷峻的灰色遗迹，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罗马斗兽场。但里面建有公寓楼，因此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到半圆形的遗址全貌。

石墙、圆柱，以及高耸的拱门，确实都是古罗马遗迹。但从外面看却是幢公寓楼，欺骗了每个驻足观望的人。诺亚发现，连这幢古老建筑的最上层都派上了用场——被贴上砖，开了窗户，好几个窗户里还透出灯光。有人住在里面。他们从大街上回来，走过铺着地砖的走廊，爬上几段楼梯，走进墙面是由帝国奴隶在两千年前打造的厨房或卧室。难以置信，此时它就在面前。

建筑物外是一圈广阔的空地，布满碎石和杂草。一群小男孩在空地上踢足球，足球在他们脚下灵活地传来传去。大理石圆柱已经有一半陷入地下，妇女们坐在上面，轻晃着婴儿车。不远处，有位干瘪的老太婆正把肉块平铺在报纸上，几只猫——典型的吃得太多、长得又难看的罗马猫——眼馋地围着报纸转，等待开饭的信号。

诺亚试着幻想二十年前，当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有双头鹰的公文箱跑过黑漆漆的这一带时的景象。他来这儿肯定是有原因的，被什么事情拖住了，直到来复仇的游击队员找到并杀死了他。可会是什么事情呢？又与谁有关呢？肯定不会是公寓楼里的人，因为这一侧似乎没有入口。

相当于一楼的位置有一排拱门，实际上，这是原来通往马切罗广场内部竞技场的门。每一道拱门上都装有巨大的金属门，能看到门里有个砖砌的小洞穴，但无论如何都进不去。门旁边是圆柱残骸，以及穿着长袍、脑袋或手臂呈现出不同损毁状态的人像，这时刮过一阵风，卷起一片脏兮兮的纸片。只有一处遭人遗忘的洞穴中有人的迹象，大理石块上堆着书包、外套和毛衣，很显然是外面那几个踢足球的小伙子的东西，放在这里是安全起见。

安全起见。诺亚怀着越来越兴奋的心情研究起紧闭的大门。大门从地面直抵拱顶，金属门把挨得很近，即便是小孩也很难从中间钻进去。门锁又大又结实，上面附着一层厚厚的铁锈，连接门锁的链条粗重得堪比锚链。无论从下面钻、翻越还是穿过去都是天方夜谭——但那几个小伙子办到了。魔法。二十年前的那个七月的夜晚，会不会也有人动用了魔法？

听到诺亚的召唤，小伙子们磨蹭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诺亚费尽心思，想用手势讲明白自己的问题，但最终还是用一包烟和一把硬币换来了一次现场示范。

其中一个小男孩露齿一笑，双手抓住门把手，稍稍用了些力把门把手拉了起来，直到拉成水平状。现在这扇门只有上方的十字门闩挡着了。男孩把十字门闩拨到一边，然后从中间的空当钻了进去。接着又钻回来，把门闩搬回原位，伸出手要烟。

在《日常意大利语》的帮助下，诺亚开始询问这群小孩。这些门锁上多久了？男孩们抓了抓脑袋，面面相觑。很久了，他们记事以前就在了，甚至在他们父亲记事以前就在。真的很久了。

那这个门把是什么时候松动的，帮助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自由进出？答案一样。住在附近的所有男孩都知道，他们的父亲也知道。

还有其他的门能进去吗？没有，只有这一个。好门。

诺亚用空着的双手赶走了男孩们——没有香烟，也没有硬币了——然后坐在一半陷入地下的圆柱上，旁边是晃着婴儿车的妇女，等待着。男孩们还没走，他们又踢了会儿足球，才带着东西离开了。不管怎么说，终于走了。接着，诺亚用新学到的秘密方法钻进那扇门，以专业方式慢慢地搜查背后那片昏暗之地。

他顾不上自己的手和衣服，小心地拂去碎纸片，摸索大理石块之间、下面，以及周围破碎的雕像。在洞穴的最深处，他刚清理完碎纸片就发现有一块地方非常干净。从墙角开始，诺亚双膝着地，一寸一寸往前挪，手指轻轻地来回探寻身子周围。这时他的指尖在坚硬的地面上碰到一处凹陷，微弱得几乎察觉不到。尽管这里的空气冰冷刺骨，他却开始出汗，不得不抽出手帕擦了擦眉毛。

他的指尖继续沿着凹陷处摸索，前进，拐弯，最终画出一个长方形，宽度刚好够躺下一个男人。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时，诺亚·弗里曼警探曾在博朗克斯一座小棚屋外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发现过类似的长方形，后来他在下面发现了想要的东西。他知道，若在马切罗广场的这里挖个洞，里面的东西也一定不会让他失望。他恨不得马上拿来工具自己动手挖开，而且这本就是警察的工作。不过他及时想到，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目击证人，见证所有碎片拼到一起的那一刻……

诺亚先去找到拉比，没多解释，只说有件紧急的事要让他当证人，然后两人一起回到艾尔菲拉家庭旅馆。一路上急匆匆地走街串巷，气喘吁吁。罗珊娜坐在前台，看到诺亚脏兮兮的双手，以及脸上一道一道的污迹和汗渍不由得警觉起来。看到拉比，她则连个招呼都没打，拉比是她的敌人，是不相信埃策希尔·科恩的一分子。她的眼里只有诺亚。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你怎么了？受伤了吗？”

“没有。听着，罗珊娜，你跟乔治提过冯·格鲁博纳的事吗？我去找警局警监的事？”

“没有。”

“很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乔治？我想应该在厨房。可是为什么？怎么了——？”

“你跟着一起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你不能说话，一个字都不行，明白吗？只管听我说。”

乔治正在厨房里无精打采地拖着地，看到有人进来他站住了，不解地看着他们。现在正是时候，诺亚寻思，必须马上迅速而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件事，否则将永远错过机会。

“乔治，”他说，“我有事要跟你说，是好消息，你父亲没有出卖任何人。”

迷蒙的双眼中闪过一丝愤怒。“我知道，先生。这关你什么事？”

“他没出卖过任何人，乔治，但你做了。”

罗珊娜倒吸一口气。乔治可怜地晃了晃脑袋。“听听他都在说什么！够了，先生。够了。我还要工作。”

“那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诺亚无情地继续道，“当你父亲把付给你的钱拿走后，你为了拿回钱追了出去，并杀死了他。”

诺亚欣喜地看到，乔治并没被这项离谱的指控吓到，正相反，他似乎从中获得了力量。就是这样，诺亚想，这样才能引诱自以为安全的猎物一点一点靠近陷阱。不过这可苦了罗珊娜，她看看指控人，又看看被告，看起来随时有可能崩溃。拉比也愣住了，恐惧地看着这一幕。

乔治面向他们。“你们听见他在说什么了吗？”他质询道，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弄，“现在我成了杀人犯。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有目击证人。”诺亚轻飘飘地说道。

“哦，当然，有目击证人。那么，目击证人是谁，先生？”

“那个人刚刚向警方揭发一切事实，他们马上就会带他来这里，让他指认凶手。他就是冯·格鲁博纳陆军上校。”

“这真是天大的谎话！”乔治得意扬扬地说，“他已经死了，那个人！死了，埋起来了，听到了吗？所以你说的这些——”

猎物落进陷阱了。有些会为重获自由奋力反抗，甚至不惜切断一条腿也要逃出来；有些则在陷阱闭合的瞬间彻底崩溃，变成一堆颤抖着等待死亡的肉块。在诺亚看来，乔治无疑是后一种。他马上没了声音，下巴低垂，脸色苍白。紧握的拖布啪嗒一声掉到了地上。罗珊娜朝他走近了一步，不过被诺亚抱住了，没让她再靠近。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乔治？”她质问道，“听听，死了，埋起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没人知道，为什么只有你知道？”

面前的男人身子晃了晃，无力地靠在墙上。

“你杀死冯·格鲁博纳并拿走了他的钱，”诺亚说道，“你父亲想把钱处理掉的时候被游击队员抓到，以叛徒的罪名射杀了，当时你就在旁边，却没有说出真相。换句话说，你是帮凶，不是吗？自他死后，你便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对不对？”

“乔治！”罗珊娜哭喊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真相？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诺亚答道，“这样一来，人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了。那些钱是你出卖情报换来的，对不对，乔治？”

回答声仿佛呻吟。“对。”

“你？”罗珊娜难以置信地反问，双眼紧盯着哥哥，“是你？”

“可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他找到我，那个德国人，说他知道我和反抗军在一起，如果我不告诉他他们藏在哪儿，就杀死我。但如果我说出来，不仅不会死，还能得到奖赏。”

说完，这具如破损不堪的巨大船只般的躯体突然向罗珊娜袭来，同时双臂乱晃。不过被诺亚挡住了。“你为什么要杀死冯·格鲁博纳？”

“因为他骗了我。那些人被发现后，我去找他要钱，他冲我大笑，说我必须告诉他其他人在哪儿，告诉他所有情报他才会给钱。于是我杀死了他。趁他转身，我拿起一块石头猛砸他的脑袋，一下又一下，直到把他砸死。然后我把他埋在那扇只有当地男孩才知道怎么进去的门里，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但你拿走了那个装满钱的公文箱。”

“是的，但我交给了父亲，并对他坦白了一切。毫无隐瞒，我发誓。我希望他打我，甚至杀了我，如果这样做能弥补过错的话。但他没有。他只知道要把钱还回去，他太看重信用了！结果因此而死。他简直讲究信用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世上还有谁会把钱还给一个死人？”

乔治双腿一软跪了下去，用拳头一下一下地捶着地面。“还有谁？”他咆哮着，“还有谁？”

拉比无助地看着诺亚，痛苦地说：“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我们怎能因为一个孩子犯下的错而判他有罪呢？”接着，他困惑地问道，“还有，那些血腥钱呢？埃策希尔·科恩是怎么处理的？现在在哪儿呢？”

“我想你马上就能知道了。”诺亚说。

加上赶来的蓬齐亚尼警监和他的手下，诺亚召集来的人此时都聚在马切罗广场那扇门前。大家都来了，拉比和卖明信片的卡洛·皮佩尔诺，屠夫维托·拉维，以及把名字刻在家庭旅馆大门上的东道主。还有住在马切罗广场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家下面到底有什么，放学经过的学生们也围过来凑热闹。

能看出警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他带来两队强壮又年轻的卡宾枪骑兵[7]，一队负责挖掘工作，一队控制激动的群众。

唯独不见乔治。他躺在台伯岛上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脸冲着墙。医生说他想死，但他还不能死。他会活下去，并在别人的帮助下不再荒废剩下的时日。很可能就在医院帮帮忙，工作能帮助不幸的他重获信心，觉得自己有用。医生会选择合适的时机这么做的。

诺亚看着警察砸碎门锁，打开大门，锈迹斑斑的锁链发出沉闷的声响。诺亚一手环着罗珊娜的腰，把她往自己身边拉近了一点，稍微离开越挤越近的人群。这一切都是她的功劳，他想。是她的信仰移走了大山，同时影响了他，现在作为一个拥有坚毅信念的人，他不再害怕回家，不怕去面对那些愤世嫉俗的批判者。支撑你的不是大多数人的信赖，而是一个人永不改变的信任。

警察打开照明灯，照亮了门后的地下洞穴。他们先检查了一下地面，然后小心地挥动着铲子，警监一边在一旁徘徊观察，一边发号施令。

“小心，”他说，“慢慢来，慢慢来。”

挖出的泥土在墙边堆成一座小山，接着警察们放下铁铲，跪在坑边一把一把地往外刨土。渐渐的，一具枯骨呈现在众人面前，颅骨粉碎，身子上套着破破烂烂的军装。

然后，在探照灯刺眼的灯光下，诺亚发现这具尸体已不是第一次被挖出来了。骨骸的前胸处放着一只已经腐坏的小皮箱，上面有一只黑糊糊的双头鹰。箱子早就散架了，里面的钱黏成一团，看起来更像土渣，不过还是能辨认出之前是什么。二十年前，埃策希尔·科恩挖出刚刚埋下的阿洛伊斯·冯·格鲁博纳陆军少校，把钱还给了他。现在他站在这里，幻想当时的场景。

拉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的，唤醒了诺亚。然后不断传来更多的声音，最终所有声音汇成低沉、绵长的祈祷。诺亚觉得这串祈祷比最古老的罗马遗址还要久远。这是卡迪什——犹太人对死者的祈祷，祈求埃策希尔·科恩能入天堂，从此安息。

[1] 台伯河（Tiber）是意大利第三长河，罗马位于河口以上二十五公里的东岸，台伯河也因为罗马提供水源而闻名于世。

[2] 《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于一九六○年指导拍摄的电影。

[3] 罗马最大的巴洛克风格喷泉，吸引大批游客在喷泉前许愿。

[4] 《托斯卡》（Tosca），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罗马。

[5] Shalom，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希伯来语，意为平安；你好，是犹太人日用的祝福语。

[6] 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7] 卡宾枪骑兵是意大利共和国现时的国家宪兵，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军队及协同意大利警察维持社会治安。

生死之际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存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纺车边、一边纺织命运丝线一边咕咕哝哝、浅吟低唱的命运三女神[1]选中；或者，可能由虽然运转缓慢，但无时无刻不在转动的上帝的命运之轮决定。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经降临，我们却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后回想才有所察觉。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而如果结果令人悲伤，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你会发现任何事都会伤人，并且是无谓的伤害，因为事到如今，尘埃落定，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发觉这里存在逻辑解释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义。当然，这一观点会引来时髦的驱魔人或拿着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耻笑，而那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会用独特的专业术语告诉你，他们相信有办法控制决定时间、地点、事件——每个人必然面对的那一天——的背后力量。但他们都错了。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都是事后才明白。

具体到这起案子——“案子”这个词用在这里十分恰当——是关于一个我三十五年未见的男人被谋杀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那天之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从此没再见过面。

那时我们都才十二岁，我会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去曼哈顿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怕的是，日后我仍清楚地记得道别时的场景，以及最后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个男孩的“命运日”。生死之际，正如人们常说的——尽管那枚要命的子弹三十五年后才爆炸。

我是从报纸的头版头条得知这起谋杀案的，当时我妻子正一边看那份报纸一边吃早餐。她举着报纸，尽管有部分折叠，但没遮住头版刊登的恶心照片，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倒在车内驾驶座上，满脸鲜血，双目圆睁，嘴巴微张，保留着与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争时的样子。

这幅照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耸人听闻的标题——球拍店老板遭枪击身亡——也一样。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该看些更让人开心的。

接着，我的视线被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吸引，惊讶得差点儿把咖啡杯扔了。报道称，死者名叫伊格内斯·科瓦奇，布鲁克林区一家球拍店的老板，昨晚——

我从妻子手中抢过报纸，贴近研究那张照片，妻子惊恐地看着我。不会有错的。尽管我上次见到伊格内斯·科瓦奇还是小时候，尽管照片里的他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无疑问就是他。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边的坐椅上似乎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这些高尔夫球杆将我的记忆带回到曾经。

妻子的声音又将我唤回现实。“哦，”她温柔地抗议道，“我正看一篇有关沃尔特·温切尔[2]的报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报纸还给她。“抱歉，看到这张照片让我大受打击。我认识他。”

她的双眼因为感兴趣而亮了起来，发现自己身处——哪怕只是间接关系——某件丑闻的中心。“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哦，在我们一家还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妻子又习惯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还和问题儿童混在一起。”

“他不是什么问题儿童。事实上——”

“别这么较真嘛。”她不在意地冲我温柔一笑，又回到有关沃尔特·温切尔的报道上去了，很明显，那篇报道比我说的话更新鲜刺激。“不管怎样，”她说，“我不会太在意那件事的，亲爱的，毕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确实过去好多年了。那是可以在大马路上踢球的时代；一九三二年，布鲁克林的郊区很少能看到汽车。而贝斯海滩，我们居住的地方，更是郊区中的郊区。对面是格雷夫森德湾，乘电车往东几分钟就是科尼岛，要去戴克高地及其高尔夫球场更是只要往西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这几处之间都隔着还没被房地产开发商发现的荒芜草甸。

因此，正如我所说，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大街上踢球，丝毫不用害怕汽车。黄昏降临时，你可以看着街两边的煤油灯依次点亮，或者躲在位于第八大道的消防站后面，运气好的话，就能看到消防车拉响高声警笛，穿梭在大街上，水管迅速对准着火点，从碾压轮喷嘴中喷出水柱。又或者，运气好的时候，你可以高高跳起，跟着骄傲地划过天际的双翼飞机奔跑。

这些都是我夏日里的活动，和伊格内斯·科瓦奇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他家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外墙刷着朴素的油漆，和我家差不多。贝斯海滩的大部分房子都这个样，房前有个小花园，房后有个小院子。在我们这个街区唯独一幢例外，位于街角，外形招摇，属于新搬来的罗斯先生。那幢房子很大且外墙刷着白浆，简直是幢大楼，四周是宽阔的草坪，车道尽头是刷了白浆的可容下两辆车的车库。

那条车道引发了我和伊格[3]的无限遐思。上面不时停着罗斯先生的轿车，一辆灰色的派克，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们。那辆车不单远看漂亮极了，走近看更是壮观得如同火车头，即便只是静静地停在那儿，也能让我们感受到雷鸣般的震撼。后车座外有两个踏脚板，一上一下，方便上车。说实话，就我们所知，这附近还没有哪辆车像派克这么气派。

因此，一旦发现它停在车道上，我们就悄悄靠过去，妄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踏脚板。但我们从未得逞。车边总有人看着，不是罗斯先生本人就是车库另一边的住户。每次都是顺着车道走不到几码，房子里或车库里的人就会推开一扇窗，接着就是嘶吼般的威胁。把我们吓得转身就逃，争先恐后地跑出车道，才能逃离他们的视线。

这种事我们不常做。第一次看到这辆车时我们正在散步，发现它纯属偶然。加上本能地认为邻居们都是好人，因此一开始没能听懂那些恐吓的话。我们就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罗斯先生，直到他突然从窗边消失，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把抓住伊格的胳膊。

伊格试图挣脱但徒劳无功。“放开我！”他恐惧地高声尖叫，“我们什么都没做！放开我，否则我会去告诉我爸爸，那你可就惨了！”

罗斯先生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停摇晃着伊格——这并不难办到，在同龄人中伊格也算是又瘦又小的——我则站在原地，仿佛脚下生了根，移动不了分毫。

附近确实住着几个暴躁的邻居，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房子前面弄出点噪声，他们就会把我们赶走，但从来没有人像罗斯先生这样对待我们。事发时我曾猜测过，大概因为刚来此地，他还不知道这儿的人的行事习惯。如今回想，我认为事实八成就是这样的。然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场风波都足够把伊格吓得又哭又叫，同时提醒我们以后再靠近派克时要小心谨慎。但车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慑于罗斯先生的恐怖威胁，我们俩就像两只兔子，在狩猎期横冲直撞。还好幸运女神大部分时候都站在我们这边。

我不希望这些往事给大家留下我们俩曾是坏孩子的印象。对我来说，法律条款非常重要，并且很年轻时就明白对善良、爱好和平，同时腿脚不那么灵光的人——这三点在我身上都有着夸张的体现——来说，最好的生存法则是不越雷池半步。而伊格的缺点是容易冲动、行事鲁莽。他就像水银一样不稳定，不安分，爱搞恶作剧。

那时流行每周最后一天老师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得分重新分配座位——表现最好的学生坐在第一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类推。我认为据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这个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大部分学生顶多移动一排；伊格则要么冲到第一排，要么沦为羞耻的第六排，然后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顶峰，回到第一排。很明显，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儿子这种糟糕的情况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体上的惩罚。我曾问过伊格，他说：“不，他没打我，只对我说别犯傻这类的话，还有，嗯——你知道的——”

我确实知道，因为我猜伊格对父亲科瓦奇先生的态度和我差不多，是近乎狂热的英雄崇拜。原因之一是，大部分朋友的父亲都“在城里工作”——贝斯海滩居民特有的说法，这意味着一周六天，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第八大道的车站，乘坐布鲁克林-曼哈顿列车前往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科瓦奇先生是个例外，他是贝斯大街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体型魁梧，镶有铜扣的蓝色制服和帽子下的躯体孔武有力。跑贝斯大街线的车都没有侧壁，每排坐椅靠得很近，售票员必须穿梭于支在车外的狭窄平台来收取车资。在我们看来，科瓦奇先生的工作十分有趣，能与之一较高低的，只有以前绕着康尼岛旋转木马卖票的那个人了。

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父亲——至少到我现在这个岁数时——都不怎么运动了，而科瓦奇先生的棒球打得非常棒。每周星期天下午，住在附近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在海滩边的小公园里进行自选队员棒球赛[4]，在圈出的菱形场地里打满九局，科瓦奇先生每次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在我和伊格看来，科瓦奇先生既能像万斯一样接球，又能像扎克·维特一样击打[5]，这样就足够了。轮到父亲打击时，伊格的表现很值得玩味。对方投手投球时他一直啃指甲，如果科瓦奇先生成功击中，伊格就会尖叫着跳起来，声音大得能要了你的命。

比赛结束后我们会拿着一盒爆米花挤到队伍里，然后大家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伊格就像他父亲的影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完全融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而我则一个人远远地待着，因为我无法像伊格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决定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每个这样的午后我回到家，都会越发觉得我的父亲是那么的平凡、臃肿，他总是习惯性地坐在门廊上，身边堆着星期天的报纸。

刚得知我们全家即将离开这个地方搬去曼哈顿时，我完全傻了。曼哈顿是偶尔哪个星期六下午去的地方，盛装打扮，陪母亲逛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或者梅西百货公司，运气好的时候能在父亲的带领下去赛马场，又或者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可以住人、生活。

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想法在慢慢改变，变得有些担忧又有些激动。这终究是件颇为英勇的事——进入未知世界——附近的孩子们纷纷跑来打听让我更加扬扬得意。

然而，真正到搬家那一天我才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家变了样子，奇奇怪怪的，堆满了大包小包；父母正烦恼不已；而我则因意识到改变已迫在眉睫——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搬家——吓破了胆。

早早地吃完晚饭，我便带着这样的心情穿过隔在我家与科瓦奇家之间的树篱，坐在他们家厨房门前的台阶上。伊格出来坐在我的旁边，他能体会到我的心情，并因此不太舒服。

“喂，别像个小孩似的，”他说，“这很棒，住在城里，想想你即将见识到的东西。”

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见识。

“好吧，那就什么都别见识。”他说，“想读点儿东西吗？我有一本新的《泰山》和《男孩联盟在日德兰半岛》，你先选，剩下的给我。”

这提议真是大方得不得了，但我说我什么都不想读。

“好吧，可我们不能就这么闷闷不乐地坐着吧。”伊格通情达理地说，“干点儿什么，你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代表了一连串不可能，相当于一种否定仪式——去游泳太晚，打球太热，回房间又太早——我们必须想出个点子。我们按部就班地排除了种种可能，和往常一样，最终还是伊格想出了点子。

“我知道了。”他说，“咱们去戴克高地摸高尔夫球吧。这个时候去正合适。”

他说得没错，摸高尔夫球的最佳时间正是夕阳西下时，球被打进球场的水障碍中，还没被主人发现，这时球场上十分荒凉，但对摸球来说光线足够了。摸球的通常步骤是，脱下球鞋和袜子，把灯笼裤挽到膝盖上面，然后慢慢的、小心翼翼地走过池水边的软泥，用脚去摸索沉入水中的球。这活儿既有趣又有利可图，因为第二天，你就可以把捡来的球以五美分的价格卖给随便哪个要去打高尔夫球的人。我不记得是如何达成五美分这个成交价的了，不过这价格确实公道。打高尔夫球的人看起来很满意，我们当然也是如此。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夏天我们一共摸到了半打高尔夫球，每人三十美分，在那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大手大脚导致分到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伊格则不同，他有一个大计划。他无比想要一副高尔夫球杆，每省下一分钱他都会投到一个锡罐头里，那个罐头盒顶部开了个洞，边缘处绑着自行车链条。

他从没打开过罐子，只是时不时晃一晃，以此估算攒了多少。他认为等罐子满了，就刚好够买下他看中的摆在第八十六街的里奥的体育用品商店橱窗里的推杆了。一周三四次，他会叫我一起散步去里奥看那根推杆，路上我们就讨论它的长度，分别展示应该怎样握杆，然后在街道上动作夸张地用力一推。伊格内斯·科瓦奇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高尔夫球狂——之后我又结识了很多。但我认为他是最独特的一个，因为当时年少的他甚至从未摸过球杆。

因此那天傍晚，考虑到他的心情，我一口应允，既然他想去摸球，我就奉陪好了。走去贝斯大街用不了多久；困难的部分在于进球场，我们要爬过几座垃圾山——人们友好地称之为“土坡”——才能越过边界进入球场。天气很热，我们爬得气喘吁吁，先是一片沼泽地，然后就是球场和水障碍了。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球场，不过不久前我碰巧在某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有关戴克高地高尔夫球场的文章。照那篇文章所言，如今那里已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大众高尔夫球场。从黎明到黄昏，十八片精心护理的草地上总是挤满了打球的人，要是你想周末去打一局，就不得不凌晨三四点去俱乐部排队。

人各有爱，不过伊格和我去摸球的时候那里还没这么热闹。原因之一是那时还没有十八个洞，我记得好像只能打九洞。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总是很荒凉，不知是因为那时没几个住在布鲁克林的人打高尔夫，还是纯粹因为那个地方不吸引人。

真正原因是气味。开发商想扩展球场，便往沼泽地里填垃圾，垃圾里未熄的阴火使整个地方都笼罩着一层黑雾。无论何时去，都会被脏兮兮的空气包围，过不了几分钟，你就会发现双目刺痛，鼻腔里都是辛辣味。

但伊格和我并不介意。我们将其视为周边景色的一部分，就像偶尔驶过的马克卡车，装载着一车垃圾，沿着脏兮兮的小路轰隆隆地开到沼泽地边，裹着链条的轮胎碾过，发出沉闷的响声。唯一让我们介意的是，爬过沼泽时脚下的垃圾很烫。我们从来不敢从俱乐部那边进球场，有次我们在池边被那里的服务员抓到过，由于我们抢了他的战利品，肯定被他记住了样子。从后方进去虽然有点儿热，但更加可行。

我们来到池塘边时周围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那是个炎热的傍晚，火红的太阳正慢慢沉入地平线以下，我们马上脱下球鞋和袜子——黑色的长筒棉袜——没浪费一秒，直接钻进了水里。感觉好极了，脚踩下去，光滑细软的河泥从脚趾缝中挤出来。我幻想身体里住着渔夫的灵魂，真正有趣的不在捡到球的那一刻，而在于摸球的过程。

当然，捡到球是目标。方法是慢慢的、摸索着前进，一旦踩到什么小小的硬东西就马上停下来。我没走几步就兴奋地发现正好踩到一枚陷进泥里的高尔夫球，恰在此时，从旁边脏兮兮的小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垃圾车，带着一车的垃圾准备往“土坡”上堆，但很快我就发觉这声音不像马克卡车。

我四处张望，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车，脚仍旧一动不动地踩着战利品。然而池塘中的沙丘和小路挡住了视线。接着马达声突然停止了，察觉到这一信号的我慌忙跳出水塘，对此伊格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我们一把抓起鞋袜，直直地绕到最近的一块土丘后面藏起来。然后不顾湿漉漉的双腿，仅用五秒就穿好了鞋袜，准备好一旦有人靠近就马上飞奔。

我们之所以逃得这么快，是因为还不确定我们的摸球行为是否合法。伊格和我就此事讨论过无数次，每次他都激烈地坚持我们这么做完全合法——理由是球就在那里，迟钝的看守们却发现不了——但他也赞成不去以身试法，而是私下里避人耳目地完成交易。我敢肯定车子停下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我们被发现了，审判之手终于伸到了我们这里。

于是我们决定静待，屏息蜷缩在长满杂草的土堆后面，直到伊格等不下去了。他膝盖和双手撑地爬到土堆边缘，窥视小路那边。“天哪，看那边！”他低语道，声音里带着敬畏，边说边挥手叫我过去。

我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看过去，惊讶地发现一辆灰色的派克，那辆有两个踏脚板，一上一下，这辈子我只见过一次这样的车。不会有错的，站在车边的正是罗斯先生，他身边还有两个男人，罗斯先生正和较瘦弱的一个说话，边说边愤怒地做着手势。

如今再回想，我认为那一幕看起来那么诡异，原因出在背景上。我们身处空旷的高尔夫球场，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原始，没有一丝城市的气氛，且全被夕阳染成了深红色；而在这一切之中停着那辆闪闪发光的车，旁边站着三个头戴草帽、外套夹克、打着领带的男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更吸引人的是他们所散发的危险味道。尽管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看到罗斯先生的表情，和在他家车道上逮到我和伊格时一样。他身边的大块头男人几乎未发一语，但和罗斯先生对话的小个子摇了摇头，准备回应，却突然慢慢地后退，罗斯先生不得不跟着他。接着小个子突然转了个圈，直直地朝我和伊格藏身的土堆跑过来。我们俩赶紧往后缩，但他已经跑得很近了，就在他即将越过池塘的时候大块头追上并一把抓住了他，罗斯先生拿着帽子跟了过来。这一刻我们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但我们没有。我们就像被施了咒，缩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从未料想过的场景——几个成年人正在我们面前上演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一幕。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年夏天我仅有十二岁。可以说，正是那一刻让我明白电影与现实的区别，因为电影里那些激烈的情节绝不会真实发生，没有汤姆·米克斯、胡特·吉布森或任何一位我喜欢的英雄，这就是我看着那个小个子男人所遭遇的一切时的想法。我想伊格的感受应该更强烈，因为他那么瘦小，每当他试图强硬地与人对峙时，都会由于力量或体重不足而败下阵来。想必伊格的心都飞了过去，看那个小个子被大块头抓住，粗暴地反扭过双手，牢牢地按在背后，然后罗斯先生不停地往他脸上甩巴掌，同时嘴里叫骂着，伊格肯定感同身受。

“你这个卑鄙小人，”罗斯先生咆哮道，“你以为我是谁？你以为我是那些粗俗、蠢笨的三流走私贩吗？竟敢背叛我，是以此为乐吗？我让你看看我是谁！”小个子男人开始悲鸣，乱踢乱撞，罗斯先生见状挥舞着拳头，重重地打向男子的腹部和脸，直到悲鸣声和挣扎都突然停止了。接着罗斯先生朝池塘点了点头，他的手下便举起小个子男人扔了过去，小个子倒栽葱跌进池塘，草帽飞出几英尺远，随着水面的起伏上上下下。

他们站在原地盯着水面，直到看到小个子男人在水里手脚并用地扑腾，不停吐出肮脏的池水，并迷迷糊糊地甩了甩头，两人才不发一语地朝车子走去。我听见关车门的声音，接着传来马达的轰隆声，渐渐的，声音消失了。

那一刻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刚刚目睹的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甚至不像是真的；那感觉就像从噩梦中惊醒，却发现那不是梦，而是真实发生的。我只想回家。

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但还没等我尖叫着跑回安全的家，伊格已从后面抓住我的衬衫，力气大得差点儿把我拉倒在他身上。

“你要去哪儿？”他激动地低声质问，“你打算去哪儿？”

我挣脱他的手，也低声回应：“你疯了吗？难道打算整晚上都待在这儿？告诉你我要去哪儿，我要回家。”

伊格面如死灰，鼻翼微张。“可那个人受伤了。你就放任不管吗？”

“是的，我就打算放任不管。这关我什么事儿？”

“你都看到了。你觉得那样痛打一个人对吗？”

那时他说话的方式，紧张的语气，以及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都让我怀疑他是不是疯了。我虚弱地说：“总之，那些都不关我的事。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回家了，要是没按时回家，我家里人会发火的。”

伊格竖起一根手指指着我，责骂道：“好啊，既然你这么觉得！”我还没来得及制止，他已经转身跑出我们藏身的土堆，朝池塘奔去。不知是因为意识到将被独自抛下，还是什么疯狂的忠诚心作祟，原因我不清楚，总之只犹豫了一瞬，我便跟上了他。

他站在池塘边，看着池子里的男人——那人还在乱扑腾，同时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嗨，先生。”伊格叫道，声音犹疑不定，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你受伤了吗？”

男人慢慢地打量着我们，那张脸很可怕，青一块紫一块，好几处肿了起来，而且目光呆滞。被打湿了的头发贴在前额，滴滴答答的淌着水。单凭他这副模样就足够把我和伊格吓得后退一步。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接着他身子前倾，两眼无神地盯着我们，然后慌忙后退了好几步。突然，他停下脚步蹲了下去，从水里抓起一把稀泥。

“滚开！”他尖叫的声音活像个女人，“滚开这里，你们这些小叛徒！”接着毫无征兆地把稀泥扔向我们。

没打到我，也不可能打到。我惊呼一声后撒腿就跑，伴随着狂跳的心脏，双腿全速飞奔。那时伊格差不多到我肩膀，因此在翻越横亘在街道前的垃圾山时我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好不容易爬到顶，我们头也不回地直接滑到大街上，扬起一团肮脏的尘土。一直跑到第一个红绿灯我们才停下来，双腿在颤抖，大张着嘴巴呼吸，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

但与伊格终于喘过气能说话时相比，那时所受的震撼还不是最强烈的。

“你看到刚才那个家伙了吧？”他还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你看到他们对他做什么了吧？走，我要去报警。”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报警？你报警干吗？我的天哪，你怎么那么关心他们对他做了什么？”

“因为他们痛打了他一顿，不是吗？如果警察知道了，就会抓住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关五十年。而我是目击证人，你也看到了，因此你也是目击证人。”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坦白说，对我们刚逃离的那个满脸凶相、仿如幽灵的男人我没有一丝同情心，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反对一切和警察扯上关系的主意。事实如此，和大多数我认识的小孩一样，我一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就紧张。此时伊格带给我的不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孩子竟然主动提出去警察局报警，这简直不可思议。

我刻薄地说：“没错，我是目击证人。可那个被打的男人完全可以自己去报警，为什么要我们去？”

“因为他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你没看到他有多怕罗斯先生吗？你就能容忍罗斯先生那样胆大妄为，想打谁打谁，无人制止吗？”

这时我明白了。这段荒谬的对话背后，这份突然闪现的高尚作风的核心其实有理可循，而且我好像懂了。伊格并不是关心池子里的那个男人，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罗斯先生曾粗暴地对待过他，现在是讨回公平的最佳时机。

尽管如此，我并不想揭露伊格的小心思，因为当你曾亲眼看着最好的朋友被推搡、侮辱，日后一定不想再提起那件事。但至少这让我理清了关系，一切都能解释了。某人伤害了你，于是你反击，就是这么回事。

明白了前因后果也促使我坦然接受了伊格的计划。并不是为了帮那些得罪了罗斯先生因而惹上麻烦的蠢大人，我只不过是伊格的好朋友。

突然，去警察局把我们刚才看到的说出来的提议听起来非常吸引人。同时，三思而行的想法被我抛到脑后，这么做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因为明天我就要搬去曼哈顿了，不是吗？

于是我迈开步子，跟在伊格身后，绕过两个花坛，我还迷迷糊糊的，不知自己在做什么。走进警局大门就看到一张类似法官席的高桌子，一位灰发男人坐在桌边写着什么，他的旁边还有一张矮桌子，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大胖子，正在阅读一份杂志。看到我们走进来他放下了杂志，眉毛上挑，看着我们。

“怎么了？”他说，“出什么事了？”

我原本在心里排演过如何描述在高尔夫球场看到的一切，但压根儿没机会开口。伊格激动地滔滔不绝，我半句嘴都插不进去。胖警官一脸困惑地听着，不时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一捏下嘴唇。然后他看向坐在高桌子后面的男人，说：“嗨，警长，这两个孩子说他们在戴克高地目睹了一桩人身攻击案。要来听听吗？”

警长头都没抬，继续写着什么。“什么？”他说，“你耳朵有毛病吗？”

胖警官靠在椅背上，微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只不过我听到一个叫罗斯的家伙和这事儿有关。”

警长点点头，示意我们俩到他所在的高台上去。“好啦，孩子，”他对伊格说，“有什么麻烦事儿？”

于是伊格又说了一遍，说完后警长依旧盯着他，手中的钢笔敲着桌子。接着他冲伊格摇了摇头，说道：“我就在这儿说说，孩子，像你这么大就大嘴巴可不好，除了到处给别人惹麻烦，你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吗？”

我认为事已至此，最好马上开溜。因为无论如何都最好不要掺和大人们的事，比如现在这样。但伊格毫不退缩，他一向擅长争辩，即便他的观点是错的；而现在他知道自己这次是对的，就更加言辞激烈、怒火中烧。

“你不相信我吗？”他质问道，“老天哪，我就在现场！就这么近！”

警长就像即将爆发的雷雨云。“好好，你就那么近，”他说，“够了，孩子，闭上你那张大嘴巴。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瞎胡闹。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

伊格暴怒，此时的他连眼前几英寸的金色警徽都不怕了。“我才不管你信不信。等我去告诉我爸，走着瞧！”

我能听见自己的耳鸣声。警长依旧坐在那儿盯着伊格，再看伊格，尽管也有点儿被自己的突然爆发吓到，但还是瞪了回去。他此时心里的想法肯定和我的一样，冲警察嚷嚷，下场差不多和对人施暴一样惨，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监狱，在里面过一辈子。这时我才意识到被伊格害了，顿时对他愤怒异常。那时我脑子里只想着都怪他，害我也陷入这般境地，要为他的发神经背黑锅。我猜比起警长，那时的我更恨他。

最终警长转身对着胖警官，一副已打定主意的样子。

“开车去罗斯家，”他说，“把这件事完整地讲给他听，然后请他跟你一起过来。哦，对了，问问这孩子的名字和地址，去把他父亲也带来。咱们走着瞧。”

于是，今生第一次，我坐在警察局的长椅上，看着墙上大钟表的钟摆摆来摆去，回忆这辈子曾犯下的罪过。等了最多半小时，胖警官便和罗斯先生、伊格的爸爸一起现身了，但对我来说，却仿佛有一年那么长。还是难以置信的漫长的一年。

令我惊讶的是罗斯先生的样子。我本以为他会打打闹闹、挣扎着进来，因为虽然警长不相信伊格讲的故事，但罗斯先生自己心知肚明。

然而不仅没有打打闹闹，罗斯先生看起来就像来拜访老友，一身上好的薄西装，搭配黑白两色的运动鞋，还抽着雪茄。他无比地冷静、自在，甚至，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的样子就像在这里他说了算似的。

再看伊格的爸爸，简直两个极端。科瓦奇先生刚才肯定正穿着汗衫、坐在门廊前读报纸，因为他身上的衬衫一半小心地掖在裤子里，另一半露在外面。单看科瓦奇先生的举动，你会错以为他才是做错事的人。他不停地吞咽着口水，脖子缩在衣领里，时不时紧张地瞥一眼罗斯先生。总之，他看起来和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

警长指着伊格，说：“好啦，小鬼，现在告诉大家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些什么。站起来，让我们都能看到你。”

那故事伊格已经说过两次了，因此这次他驾轻就熟，从头到尾连口气都没喘，也没人打断他。罗斯先生一直站在原地礼貌地倾听，科瓦奇先生则不时转动缩在领子里的脖子。

伊格说完，警长问道：“罗斯先生，恕我直言，今天您去过那个高尔夫球场吗？”

“当然。”

警长说：“但你看，我们现在有点儿麻烦。”

“我理解。”罗斯先生说着，走到伊格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不过你知道吗？我也不怪这个搞恶作剧的孩子，前几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些小麻烦，他总想爬上我的车，我猜他这么做是想和我扯平。我不得不说这孩子真有志气，是不是，孩子？”他边说边友好地捏了捏伊格的肩膀。

我被罗斯先生恰到好处的反击吓傻了，伊格却像串被点燃的鞭炮，炸开了。他挥开罗斯先生的手，径直冲向他的父亲。“我没撒谎！”他拉扯着科瓦奇先生的衬衫，声嘶力竭地说，“我对上帝发誓，警官，我们俩都看到了。我没撒谎，警官！”

科瓦奇先生低头看了看儿子，接着环视众人。他的眼神触到罗斯先生的那一刻，仿佛衣领又缩紧了一英寸。与此同时，伊格还在拉扯他的衬衫，叫唤着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他没有撒谎，直到科瓦奇先生第一次晃了晃他，下手很重，他才终于闭上了嘴。

“伊格，”科瓦奇开口道，“我不希望你到处去传播是非，听到我说的了吗？”

伊格当然听到了，他后退一步，就像脸上挨了一拳，然后站在原地，一脸滑稽地看着科瓦奇先生。他不发一言，且一动不动，直到罗斯先生再次走到他身边，将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

“听到爸爸说什么了吗，孩子？”罗斯先生说。

伊格还是不发一言。

“你肯定听到了，”罗斯先生说，“现在咱们俩更熟了，小鬼，所以也别闹别扭了。事实上，什么时候想来我家尽管来，我保证有好多奇怪的事情你能做。而且我给的报酬丰厚，这点你不用担心。”他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张钞票，“拿着。”他说，把钞票塞到伊格手里，“或许这个能帮你想通。现在，出去尽情地玩吧。”

伊格迷茫地盯着钞票，就像个梦游的人。我没搞清状况，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赢了，可伊格非但没有欢呼，反而迷迷糊糊的。直到警长开口，才将他唤醒。

“好了，孩子们，”警长说，“赶紧回家去，大人们还有些事要谈。”

无须再多说什么，听到这话我便冲出门，快步走到大街上，伊格跟在我身后，拖拖拉拉的，沉默不语。我们走了三个街区，转弯又走了一个街区，终于回到家门口了。在那之前，我从未如此喜爱熟悉的房屋线条，以及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但我并没有马上进门，我突然想起这是最后一次和伊格见面了，于是尴尬地站在门口，等待着。我向来不擅长道别。

“这下好了，”终于我开了口，“我的意思是，罗斯先生给你的钱，至少值二十个高尔夫球。”

“是吗？”伊格说道，他看我的样子和刚才看他老爸时一样滑稽，“我敢打赌它够买一副新球杆了。跟我一起去里奥的店，我证明给你看。”

我很想去，但此时更想进屋回家。“哦，要是我今晚在外面玩得太晚，我家里的人会生气的，”我说，“而且，无论如何，一美元绝对不够买一副球杆，你还需要更多钱。”

“你这么觉得吗？”伊格说完伸出一只手，慢慢地张开，这下我能看清里面的东西了，那不是一美元，而是——我真的吓了一跳——五美元。

正如我妻子所说，这一切都是很久远的事了。据眼前这张伊格内斯·科瓦奇——球拍界精英，此时死在自己的豪华车的驾驶席上，额头被子弹开了个洞，旁边座位上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的照片只有三十五年。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在布鲁克利的最后一天，他说的话、做的事的内在含义，然后我们便各奔东西，各走各的路。

我瞪着伊格手里的钱，这一大笔钱为我敲响了警钟。

“嘿！”我说，“五美元，这可是一大笔钱！你最好给你老爸，不然他肯定饶不了你。”

令我惊讶的是，伊格握着钱的手竟在颤抖，接着他突然全身发抖，就像突然跳进了冰冷的水里。

“我老爸？”他冲我大声喊道，然后抿着嘴，紧咬牙关，好像这样能抑制颤抖似的，“要是我老爸敢对我做什么事，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会去告诉罗斯先生！然后走着瞧！”

说完他便像风一般地跑了，瞬间从我的视野里消失，跑向他命运的终点。

[1] 命运三女神（The Fates）或称摩伊赖（Moirae），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天忙碌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

[2]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897—1972），一位美国报纸及广播八卦评论员。

[3] 伊格是伊格内斯的昵称。

[4] Pick-up ball game，和棒球赛类似，不同的是没有固定分组，每次开始前先选出两个队长，再由队长选队员。

[5] 两位都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都曾为布鲁克林区的球队效力。

全世界最后一瓶酒

糟糕的一天。里沃利街上靠近莫里斯酒店的一家咖啡馆看起来不错，我走进去，坐在过道上的桌子边，下意识地瞥向对桌，正巧与一位年轻女士四目相接，那位女士马上就认出了我，并露出惊讶的表情。是索菲娅·凯索勒斯夫人。一瞬间，仿佛打开了封锁记忆的瓶子，往事如鬼怪般朝我扑来。我太震惊了，觉得血色正从脸上慢慢退去。

凯索勒斯夫人很快来到我身边。

“德拉蒙德先生，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没事，来杯酒就行了。法国白兰地，谢谢。”

她帮我点了酒，然后坐下来热心地帮我脱掉外套。“哦，老天，这么热的天你还穿这么多。”

放在其他时候，这一举动或许十分贴心，但此时，我尴尬地意识到，在咖啡馆其他客人看来，这一幕不过是善良的孙女在照顾她头发花白的可怜爷爷。

“夫人，我真的——”

她举起一根手指用力压住我的嘴唇。“在你享用完白兰地、恢复过来之前请别再说话。半个字都别说。”

我听话地照办了。本来嘛，风水轮流转。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六个月前，那场噩梦发生时她不知如何是好，而我是那个给她力量的人。与我重逢，残酷的往事一定也同样给予她沉重的一击。我该为她能挺过来表示赞叹。

我的白兰地来了，出于强迫症——可以这么说——我下意识地拿起杯子，透过阳光观察酒的颜色。凯索勒斯夫人的嘴唇弯成一个淡淡的微笑。

“亲爱的德拉蒙德先生，”她喃喃道，“您真是永远的鉴赏家。”

说得没错，我确实是鉴赏家。同时，这句话将我带回到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巴黎晴天，一切的起点……

那天，一个名叫马克斯·德·马雷查尔的男人来到我的公司位于巴里街上的办公室找我，布鲁莱特与德拉蒙德红酒公司。我模糊地记得，德·马雷查尔是一份颇有名气的小众杂志的总编，叫《地下室》，一本专业的红酒鉴赏咨询类刊物。这不是那种商业性出版物，而是类似主题为“要纳税的地下室”的地下刊物，供一小部分有品位的业余红酒爱好者阅读。杂志上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于是很开心见一见总编。

然而，刚见面我就马上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男人。他四十五岁左右，衣冠楚楚，神气活现，典型的退位领袖型人物。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几乎把我逼至临界点。我试图表现得宠辱不惊、面无表情。这种情绪像被水柱顶起的乒乓球般忽上忽下、起伏不定的人，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据他解释，这次来访的目的是采访我，为那本杂志的一个系列文章作准备。他准备询问多位红酒专家，在他们品尝过的酒中，葡萄的最佳产地和产期是什么。如果最终发现，英雄所见略同，那就可以记录下来。如果——

“如果，”我打断他，“众人对‘最佳’的意见未达成统一，那你问一百位专家，就会得到一百个不同意见。”

“刚开始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做到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一处小统一，有两个年份的地位无可撼动。”

“哪两个？”

“都在勃艮第。一个是勃艮第一九三二，另一个是罗曼尼·康帝一九三四。显然，这两个年份无可争辩地并列最尊贵红酒排行榜榜首。”

“无可争辩。”

“您心目中‘不看就知是好酒’的选择也在它们之中吗？”

“我不想做这种选择，德·马雷查尔先生。对这个级别的红酒来说，互相比较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根本比不出结果。”

“那么，您不相信任何通过这种比较方式评出的最佳葡萄产期喽？”

“不，至少还有一瓶是公认的好酒。我从未尝过，外界关于它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这瓶酒的产地是勃艮第，毋庸置疑，那个庄园再也做不出这么好的酒了。一个非常小的庄园。你知道我在说哪个年份了吧？”

“我想我知道。”德·马雷查尔的双眼因兴奋而发亮，“久负盛名的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我说对了吗？”

“没错。”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但知道它好又如何，没人尝过它的味道。我希望这个系列品鉴的都是还存在的名酒。至今为止，我采访的鉴赏家都知道这瓶传说中的圣-欧恩，但没一个人见过。像这样的传奇美酒——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却只存在于传说中，真是可悲。哪怕只有一瓶存留于世——”

“你怎么知道没有？”我问。

“我怎么知道？”德·马雷查尔冲我遗憾地笑了笑，“因为，我亲爱的德拉蒙德，不可能有。前不久我亲自去了一趟圣-欧恩酒庄，那里的酿酒记录显示，一九二九年总共只生产了四百八十箱。想想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全世界这么多鉴赏家如饥似渴地寻找它，而总共只有四百八十箱。我敢向你保证，最后一瓶早在三十年前就不存在了。”

我本不想说出来的，但他那不可一世的笑脸使我没能控制住。

“恐怕你的计算有些出入，我亲爱的德·马雷查尔。”用言语给他一击之后，看他傻眼的感觉真不错，“其实，此时此刻，就有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躺在我公司的地下酒窖里。”

这件事带给他的震惊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他张大嘴巴看着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惊讶地半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脸色渐暗，泛起怀疑的神色。

“你在开玩笑，”他说，“绝对的。你刚刚才跟我说从未尝过，现在又说——”

“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去年我的搭档死后，我在他的私人收藏里发现的。”

“而你没有打开它？”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那瓶酒年代过于久远，万一打开后发现已经坏了，将给我带来无以复加的痛苦。”

“哦，不！”德·马雷查尔拍了一下额头，“你是个美国人，先生，这才是问题所在。只有继承了清教徒从克己自虐中寻求变态快感的美国人才会这么说话。而世间仅存的最后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竟留于这种人之手！这不行，这绝对不行。德拉蒙德先生，我们必须聊聊价格了，你打算为这瓶圣-欧恩开多少价？”

“无价。它是非卖品。”

“必须卖！”德·马雷查尔暴躁地叫道，然后花了点力气控制住了情绪，“听着，实话实说，我并不富有。为那瓶酒我顶多能出一千法郎——最多两千，真不敢相信我敢开这个价。但我有个熟人，不管你开多少价他都能满足。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或许你认识他？”

作为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人，很多富商都对他脱帽致敬，因此你很难不知道基罗斯·凯索勒斯这个人，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过隐居生活。

“当然。”我回答。

“那你知道他私下里的第一大爱好是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就报纸报道，他似乎是个无比神秘的男人。”

“记者在撰写与他这么富有的人有关的报道时，在描述其私生活方面总会谨慎挑选用词。这倒不是说他们这些人绯闻缠身。事实上，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红酒鉴赏家。”德·马雷查尔冲我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正因如此，他才在我的建议下创立并发行《地下室》杂志。”

“并任命你为总编。”

“没错。”德·马雷查尔语气冷静，“当然，为此我很感激他，作为回报，我为他提供可靠的红酒咨询。实不相瞒，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郁郁寡欢，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却也不知如何欣赏文学、音乐或艺术，空虚的生活使他打不起精神。终于，这空虚在我指出他必须更好地挖掘自己对好酒的卓群品味的那一天填补上了。从那天起，不断发现更有价值的年份酒，对他而言如同一场奇异之旅。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是一位痴迷的红酒鉴赏家了。不用你说，他就能认出哪瓶是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就像从众多画作中辨认出哪幅是《蒙娜丽莎》一样简单。看到商机了吗？他很会讨价还价，但为了那瓶酒，他愿意出两千法郎，我敢保证。”

我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德·马雷查尔先生，那瓶酒我不卖，因此没有价格可言。”

“但我坚持要你开个价。”

太过分了。

“好吧。”我说道，“价码是十万法郎，并且没有任何担保酒没坏。十万法郎整。”

“哦，”德·马雷查尔突然暴跳如雷，“看来你真的不打算出售那瓶酒！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突然，他僵住了，五官扭曲，紧握的双拳痉挛般地敲打着前胸。一秒前他的脸还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此时却白得吓人，没有一丝血色。他重重地跌进了椅子里。

“我的心脏，”他一边痛苦地喘息着，一边解释，“没关系，我带了药——”

我敢肯定他的舌头下面藏着硝酸甘油，我曾亲眼目睹我的搭档布鲁莱特犯过一次病，也像这样痛苦不堪。

“我去打电话叫医生。”我说，但当我走到电话旁边时，德·马雷查尔动作粗暴地阻止了我。

“不用，别麻烦。我早习惯了，老毛病。”

事实上，他看起来确实好多了。

“既然是老毛病你就应该知道注意什么。”我对他说，“作为一个心脏不好的人，你的情绪起伏太大了。”

“是吗？你会怎么想，我的朋友，看到一瓶传说中的年份酒突然出现在眼前，但就是摸不到。哦不，请原谅我，那是你的东西，卖不卖都是你的权利。”

“是这样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最起码让我看看那瓶圣-欧恩？我并不是质疑它的存在，只是想感受观赏它的喜悦，把它捧在手上——”

要满足他这项请求并不难，布鲁莱特与德拉蒙德的地下酒窖在葡萄酒集市附近，从办公室开车过去没多远。我带领他穿行在蜿蜒、阴冷、迷宫般的石头酒架中，最终找到圣-欧恩。这瓶世间仅存的一九二九年的酒，与其他年份稍差的酒隔开很远，被单独妥善地保管。我小心地取下它递给德·马雷查尔，后者一脸虔诚地接了过来。

他以专业的眼光检查了一番标签，指尖轻巧地触碰软木塞。“木塞保存良好。”

“那又如何？如果里面的酒坏了，塞子再好也没用。”

“确实，不过至少是个振奋人心的标志。”他举起酒瓶，仔细端详，“沉淀物也属正常水平。而且别忘了，德拉蒙德先生，很多好的勃艮第葡萄酒都能保存五十年，有些甚至更久。”

他不太情愿地把酒还给我，视线一直热切追随着我把它放回酒架，像被催眠了一样。我不得不先解除咒语把他唤醒，才能领他上楼回到明亮的地上世界。

我们就此道别。

“保持联系，”握手时他说，“或许这周晚些时候一起吃个饭。”

“很抱歉，”我坦然地说道，“这周晚些时候我要回纽约处理一些公司的事。”

“真糟糕。不过我相信你一回巴黎马上会通知我的。”

“当然。”我撒了谎。

不过，既然在他眼前晃过那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就别想轻易摆脱马克斯·德·马雷查尔。他肯定收买了某个我巴黎办公室的人，第一时间通知他我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要不怎么我前脚刚坐在巴里街的办公桌边，后脚他的电话就打来了。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感叹自己真是幸运，打来电话的时间如此精准！同时这也是我的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周末《地下室》杂志将举办一场晚宴，一次货真价实的品酒狂欢。杂志社的最高主管，基罗斯·凯索勒斯本人，邀请我出席！

我的第一反应的婉拒。原因之一是，我知道此番邀请我的目的。凯索勒斯得知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的存在，因此想把我叫去私下里讨价还价一番，这样比较不伤面子。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这类高朋满座、鉴赏家云集的品酒大会。发现一瓶珍品佳酿自然是人生一大乐事，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在一群本性诚恳踏实，但一说到酒就满口虚情假意的狂热爱好者面前细品慢酌。另外，坐在那儿看人们争相表达对某杯酒的喜爱和赞颂，看他们转动眼珠、鼻翼外扩，挖空心思寻找与众不同的形容词去描述一杯酒，对我而言无异于酷刑。

让我犹豫的原因，纯粹是好奇。基罗斯·凯索勒斯是个遥不可及的伟人，如今我却有机会与他面见。最终好奇心获胜。我参加了晚宴，认识了凯索勒斯，并欣喜地发现，我们之间的鸿沟很快就填平了。

原因很简单，正如德·马雷查尔所说，基罗斯·凯索勒斯是一名狂热的红酒爱好者，一心扑在酒的质量、历史、传说等方面，而我，能为他提供这类信息，并且比他之前认识的人都厉害。他特别指出，我是最厉害的行家，甚至超越无所不知的马克斯·德·马雷查尔。

随着晚宴继续进行，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屋子里所有人都对凯索勒斯的观点应声附和——特别是德·马雷查尔，不害臊的应声虫——而凯索勒斯却对我言听计从。这让我很享受。没过多久，我对凯索勒斯的态度就从久仰大名变为发自内心的欣赏了。

他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五十岁上下，短小精悍，面部黝黑，五官深邃，长着一对猴子似的耳朵。普通人会觉得他很丑，唯有足够聪明的女人才能发现他的迷人之处。总的来说，他就像一尊用桃花心木粗雕而成的远古时代人像。大部分时间他都面无表情，仿佛一块岩石；极少情况下，那双永远保持戒备的眼睛才会闪过一丝感兴趣的光。这道光在他终于摸到我那瓶是非之源——圣-欧恩后，变得尤为明显。

他知道我开的价，对此他开玩笑说，十万法郎，也就是两万美金，有点儿……有点儿太过分了。如果我能降到两千法郎——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价格真是霸气啊。”凯索勒斯说，“估计比我地下室里收藏的随便半打酒的总价都要高。”

“恐怕是这样的，凯索勒斯先生。”

“反正你还是不肯卖。这瓶酒还能喝吗？”

“谁知道呢。圣-欧恩酒庄一九二九年的葡萄成熟得晚，或许因此也保存得久，又或许这瓶酒已经坏了。正因如此我才不打开它，也不愿出售给其他人品尝。像现在这样放着，它是一瓶世间仅存的无价之宝。而一旦谜底揭晓，它就不过是一瓶已经坏掉的红酒。”

值得感谢的是，他对我的决定表示理解，并邀请我下个周末去他位于圣-克劳德附近的别墅做客，还特意强调，只是请我去玩，不是又想为那瓶圣-欧恩讨价还价。说白了，他亲口表示不再提买这瓶酒，只不过是希望我答应他，要是什么时候我决定卖那瓶酒，一定让他第一个出价。对此我愉快地接受了。

在他家别墅度过的那个周末十分愉快，之后我又数度造访。别墅宏伟辽阔，在一位头发花白，动作利落，名叫约瑟夫的精壮管家的帮助下，别墅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很明显，约瑟夫把全身心都奉献给了凯索勒斯家族。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曾经是一名外国志愿军中士，他回应主人的方式就像对方是自己的上校。

真正让我惊讶的是这幢房子的女主人，索菲娅·凯索勒斯。我也不知道自己心目中的凯索勒斯夫人应该什么样，但可以肯定，不会年轻得能当他女儿。温柔、害羞，说话声轻得仿佛耳语。以当今认为年轻姑娘应该纤瘦、长发，最好皮包骨头的大众审美来看，她或许过于肉感，过于丰满，但我思想传统，认为女人就该丰满圆润。若再像索菲娅·凯索勒斯这样皮肤白皙，眼眸黑亮，双颊潮红，就更美了。

时间久了，我与这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亲近到足以让她说起他们即将步入十五周年纪念的婚姻。索菲娅·凯索勒斯是凯索勒斯的远房侄女，出生于希腊乡间一户贫苦之家，第一次见到凯索勒斯是在一次在雅典举办的家庭聚会上。然后，刚刚告别少女时代的她便嫁给了他。她用温柔细弱的声音对我说，她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人。确实，被凯索勒斯这样的人物选为妻子娶回家，当然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人——

但她说这话的感觉，更像在想方设法说服自己相信。事实上，她看起来十分惧怕凯索勒斯，怕得要死。哪怕最平常的夫妻谈话，她在他面前也是畏畏缩缩的。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作为旁观者，我只能看着他无动于衷，继续敬爱有加却冷若冰霜地对待她，而他的冷漠态度让她更加害怕。

另外，这家人还有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我无意间发现迷人的马克斯·德·马雷查尔总能适时出现，平复夫人的恐惧。过了一阵子，我注意到不知有多少个在圣-克劳德度过的夜晚，变成了我和凯索勒斯就着白兰地聊天，凯索勒斯夫人和马克斯·德·马雷查尔则在房间的另一头亲密交谈。这让我很心烦。倒不是他们俩亲密的样子有什么不妥，但我还是看着不舒服。那姑娘双眼圆睁，天真得像头小母鹿，德·马雷查尔则全身上下都带着职业猎鹿人的特征。

当事人凯索勒斯却对此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当然，这出于他对德·马雷查尔发自内心的尊重，他在我面前提过很多次。还有一次，德·马雷查尔与我就某年份酒的价值还是别的什么事争论不休，导致他情绪过于激动，凯索勒斯便对他说：“慢慢来，马克斯，别激动。别忘了你的心脏，医生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动不动就激动。”——关心的语气极其真诚，这对凯索勒斯来说十分少见。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人，都几乎不会表达如此深层次的感情。

事实上，唯独有一次，他不小心表现出对自己不美满的婚姻的烦恼。那是我应邀参观他的酒窖，并实话告诉他，架子上那一打沃内-盖尔雷一九五五都买贵了的时候。买下它们是个错误，但在拔掉木塞之前，谁都不知道瓶子里的酒是否保存良好。

凯索勒斯摇了摇头。

“这只是个概率风险，德拉蒙德先生，不是错误，我从来不会犯错。”他几乎察觉不到地耸了耸肩，“好吧，或许犯过一次，娶了个孩子——”

他的话戛然而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触及这个话题。他只喜欢聊酒，偶尔在我这个忠实听众的诱导下谈起过去的事。我这辈子乏善可陈，因此更加着迷于基罗斯·凯索勒斯的一生，一点一点，一段一段，我了解到他当过小偷的童年、做过走私贩的青年，以及三十岁前就成为千万富翁的奇闻。他的经历让我想起一出戏，主角也叫凯索勒斯，他的故事也和许多优良的年份酒一样，比如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酿造时无人关注，甚至生产过程有悖常态，直到发生神奇的自然力量，使其突然绽放，成为旷世珍品。

这段时间对马克斯·德·马雷查尔来说，正是人生的巅峰期。看着他充满热情地参与品酒之争，我不禁为他曾说凯索勒斯是狂热的红酒爱好者而在心中暗笑。这个称号放在他头上似乎更合适。任何有关马克斯·德·马雷查尔的描述都可能是误判，唯有他对美酒的热情才是真诚不变的。

几个月过去了，凯索勒斯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诺言。他曾保证不再和我就那瓶珍贵的圣-欧恩讨价还价，他做到了。我们时常说起圣-欧恩——德·马雷查尔简直着了迷——尽管如此，凯索勒斯也没有为买下它而继续纠缠我，他说到做到。

就这样，十一月初一个阴冷的雨天，我的秘书突然推开办公室的门，敬畏地通报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正在外面等着见我。这真让人惊讶。尽管索菲娅·凯索勒斯，这个似乎除了我和德·马雷查尔再也找不到半个朋友的姑娘每次进城购物时都会说服我和她共进午餐，她的丈夫可从未造访过我的办公室，这次更是不请自来。

他在衣冠楚楚的德·马雷查尔的陪伴下走进我的办公室，后者正处于狂喜中，这使得我的不解越发强烈。

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德·马雷查尔便马上直奔主题。

“那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德拉蒙德先生，”他说，“你应该记得曾开过一个价，十万法郎。”

“一口价。”

“能便宜点儿吗？”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可真敢开价啊，德拉蒙德先生。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凯索勒斯先生准备以此高价买下那瓶酒。”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凯索勒斯，没等我说出话，他已经从口袋里扯出一张支票，然后以前所未有的冷漠态度递给我。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票面价值十万法郎，即使法郎不断贬值，也差不多相当于两万美元。

“这太离谱了，”我好不容易开了口，“这钱我不能收。”

“你必须收！”德·马雷查尔惊慌地反驳。

“对不起，没有哪瓶酒值这么一大笔钱，特别是一瓶连坏没坏都不能确定的酒。”

“哦，”凯索勒斯轻声说道，“或许这正是我付钱买它的目的——拥有确认它坏没坏的权利。”

“如果这是你的目的——”我想辩驳，但凯索勒斯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事实上，我的朋友，这瓶酒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一个大日子即将到来，我的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我正为要如何庆祝而烦恼，就在这时我灵感突发。还有什么比打开一瓶圣-欧恩，并发现它依旧品质良好、色泽艳丽、口感完美、恰到好处更适合庆祝呢？还有比这更感人、更值得纪念的时刻吗？”

“可要是发现酒坏了，糟糕程度也会加倍。”我指出这个可能。支票已经被我的手捏暖了，我真想把它撕得粉碎，却做不到。

“没关系，风险全部由我承担。”凯索勒斯说，“当然，你也将出席，并亲自鉴赏。我坚持这么做，那将是永生难忘的经历，无论结果怎样。一场只有咱们四个人的小型晚宴，圣-欧恩将成为当晚的高潮。”

“主菜必须是牛肉片，”德·马雷查尔喘着粗气说道，“当然得是牛肉，红酒的最佳搭档。”

我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错过了最佳反悔期。于是我将价值十万法郎的支票折好，放进钱包里。不管怎么说，我依旧是个靠卖酒赚钱的商人。

“晚宴是什么时候？”我问，“别忘了倒酒前要先让它立几天。”

“当然，我考虑到这一点了。”凯索勒斯说，“今天是周一，晚宴将在周六举行。时间绰绰有余，足够把每一项细节都安置妥当。周三那天我会去确定餐厅的温度是否合适，桌子是否摆好了，然后把那瓶圣-欧恩口朝上立在桌子上，让杂质充分沉淀。接着我会锁上那间屋子，避免可怕的意外。到星期六，瓶子里的最后一点杂质也应该落在瓶底了。不过我不打算换个容器，我准备直接用瓶子倒酒。”

“太冒险了。”我说。

“如果是由一双平稳的手来倒就不存在问题了，比如这双。”凯索勒斯伸出指头短粗、看起来很有劲儿的双手，手上连一丝肌肉痉挛都看不到，“没错，这瓶独一无二的珍品，值得享受从原产酒瓶中倒出的荣誉。这么做确实冒险，不过这样也能向你证明，德拉蒙德先生，我是个只要认为值得，就甘愿冒险的男人。”

＊　＊　＊

我有很好的理由牢记那周晚些时候与索菲娅·凯索勒斯会面时，她说的那些话。那天早晨她打电话给我，问我午餐时能不能抽出一小时与她在餐厅单独见面，而我以为她是想找我商量结婚纪念日的事，便欣然应允。我们约在一家看起来像要倒闭了似的餐厅，我一走到位于昏暗角落的桌边，欣喜之情就全部消散。她明显吓坏了。

“看来出大事了，”我对她说，“怎么了？”

“一切都不对劲。”她可怜兮兮的，“而你是我唯一能指望的人，德拉蒙德先生。你总是对我很好，这次也能帮帮我吗？”

“我很乐意。前提是你要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以及我能做些什么。”

“当然，事到如今，我已经无路可退了。”凯索勒斯夫人声音颤抖地叹息道，“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出轨了，和马克斯·德·马雷查尔，而凯索勒斯已经发现了。”

我的心一沉。这世上我最不希望做的，就是掺和进这类破事儿里。

“夫人，”我不太高兴地说，“这是你和你丈夫之间的事，你必须清楚，这与我没有半点关系。”

“哦，拜托了！如果你理解——”

“我没发现有什么难理解的。”

“这种事多得是。比如凯索勒斯，比如我，比如我们的婚姻。我不想嫁给凯索勒斯，我不想嫁给任何人。一切都是家里人安排的，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打从一开始就是死局。在凯索勒斯眼里，我不过是房间里的漂亮装饰品。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放在我身上的心思，还不如对从你那里买来的酒多。而我感兴趣的事，他理都不理。但马克斯——”

“我了解，”我难堪地说，“你发现马克斯不同，马克斯十分关心你。或者说，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没错，他是这么对我说的。”凯索勒斯夫人的语气中明显带着挑衅意味，“不管这是不是实话，至少是我所需要的。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对她说在乎她，便一无是处。但我不想让马克斯处境艰难，这会让我有罪恶感。可现在凯索勒斯知道我们的事了，马克斯的处境十分危险。”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你丈夫威胁你了？”

“不，他甚至没挑明来说。但他绝对知道，我敢发誓。过去这几天他的举动、对我的态度都能证明。他对我说话的样子，就像在品味一个只有他才懂的笑话。而且，似乎和那瓶锁在餐厅里的圣-欧恩有关。因此我才来求你帮忙，你了解酒的事。”

“夫人，我只知道那瓶圣-欧恩已经准备好了，周六的晚宴上会被大家享用。”

“是的，凯索勒斯也是这么说的。但他说起这件事时的样子——”凯索勒斯夫人紧张地靠近我，“告诉我，有没有可能在不拔出瓶塞的情况下，往酒里下毒？有什么方法办到吗？”

“哦，行了，你真觉得你的丈夫会毒死马克斯？”

“你不如我了解凯索勒斯，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

“包括谋杀？”

“包括谋杀，只要能确保逃脱罪责，他就敢做。我还在老家时，曾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曾杀死一个男人，就因为对方骗了他一点儿钱。他的手法极其高明，所以警方一直没发现他是凶手。”

这一刻，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凯索勒斯说，他是个只要认为值得，就甘愿冒险的人。我不禁全身冰凉。接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皮下注射器的针头缓缓穿过圣-欧恩的软木塞，将几滴致命毒液滴入酒中。这荒诞至极的场景让我一时愣住了。

“夫人，”我说，“我这么回答你的问题吧。你丈夫不会在晚宴上给任何人下毒，除非他想毒死所有人，我敢肯定他绝没有这个打算。别忘了，我也是被邀请者之一，准备享用圣-欧恩呢。”

“要是往马克斯的酒杯里放些东西呢？”

“不会的。你丈夫很清楚马克斯的味觉灵敏度，他不会玩这么拙劣的把戏。如果酒已经坏了，马克斯看一眼就能知道，根本不会喝。如果酒没坏，他只要抿一小口就能发现里面掺了其他东西，剩下的碰都不会碰。不管怎样，你干吗不去找马克斯商量呢？他才是事件的主角。”

“我跟他说了，但他只是一味地嘲笑我。他说那都是我的想象。我知道他不在乎的原因，是因为他疯狂地想尝那瓶酒，不允许任何事阻碍它。”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一向沉着的我，此时也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这让人不快的话题，“而且，他说得对，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想象。真想听我的建议的话，我劝你最好在你丈夫面前表现得仿佛没这回事儿，并且事后马上和马克斯·德·马雷查尔撇清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这么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她别为此慌了神，同时别对马克斯·德·马雷查尔动了真感情。

由于知道得太多，晚宴当天我一直心神不宁，直到晚上看到凯索勒斯夫人神色如常，才松了一口气。至于凯索勒斯，我没看出他对待夫人和德·马雷查尔的态度跟平常有什么不同。这似乎有力地证实了夫人的犯罪预感只是空想，凯索勒斯并不知道他们的私情。他可不是被戴了绿帽子还能泰然处之的男人，但此时的他镇定自若。我们在餐桌边坐下，很明显，凯索勒斯一心只惦记今晚的餐单，或者说，心里只有立在桌上的那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

这瓶酒已经在这里放了三天了，能做的准备都做了，就为了确保酒质呈现最好的状态。室内温度不高不低，并保持恒温，马克斯·德·马雷查尔还向我保证他每天都来检查。而我，自然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盯着酒瓶，计算还要熬多久才能打开它。

更棒的是，我们现在围坐的桌子是供十八至二十人用餐的长桌，因此，尽管彼此离得有点儿远，却有足够的空间让酒如闪亮的孤星般立在中央，避免被毛手毛脚的人不慎碰倒。能看出站在我们身后的仆人都尽量不靠近它。约瑟夫，那位身材壮实、久经考验的管家，眼神凶狠地监视着仆人们。他肯定之前就警告过大家，谁敢碰一下，就要了他的命。

在进行品酒仪式前，凯索勒斯要先完成两项危险的前期准备。通常情况下，对待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这样的珍品，要先竖直放一段时间，让杂质全部沉淀至瓶底，再将酒移到其他容器中。这么做不仅能去除所有沉淀物和塞子屑，更是为了让酒充分与空气接触。年份越久的酒，越要让它充分呼吸，以除掉酒里沉积的腐气。

但凯索勒斯执意要让圣-欧恩享受直接从原瓶里倾倒的荣耀，并主动承担在桌上旋开软木塞的精细作业，他必须技巧纯熟，不能让一丝木塞屑掉进酒里。然后酒会继续放在那里，直到主菜上桌。这时他又要极其小心地倒酒，避免沉淀物浮上来。这瓶酒放了整整三天才沉淀完，开瓶或倾倒时任何细微的晃动都会导致前功尽弃，不得不再放三天。

我们刚在桌边坐定，凯索勒斯就开始他的第一项工程了。我们全都屏住呼吸看着他紧紧地握住瓶颈，然后将螺丝锥的尖头扎进木塞中央。接着，他像正在解除一枚炸弹的拆弹专家一样，聚精会神，慢慢地，轻轻地地转动螺丝锥。螺丝锥一点一点深入，幅度小得让人怀疑是不是在空转。他的目标是要让锥子插得足够深，这样才能一口气把木塞拔出来；但又不能穿透木塞。这是避免木塞屑掉进酒里的唯一方法。

要将没有完全穿透的螺丝锥从塞了几十年的软木塞里拔出来，需要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瓶身还必须保持直立，不能有丝毫晃动，螺丝锥要垂直拔出，不能弯曲更不能旋转，否则木塞会碎成小块。不带任何人工助力的老式螺丝锥是完成此项工作独一无二的选择，因为它能让使用者的感受更真实。

可以看出凯索勒斯用了很大的劲握住瓶身，手指关节都泛白了。他肩膀上的肌肉鼓起，脖颈绷得笔直。即使是他这么强壮的人，似乎也无法开启瓶塞。在他锲而不舍地努力下，瓶塞放弃了抵抗，缓慢而顺畅地离开瓶口。时隔多年，囚禁在瓶内的酒终于呼吸到了外面的空气。

凯索勒斯将瓶塞放在鼻子下面来回晃动，轻嗅它所散发的香气，然后耸了耸肩递给了我。

“这么做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说。这话没错，品质优良的勃艮第酒瓶塞上散发的香气，无法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即使酒坏了，依然能有好闻的气味。

德·马雷查尔则看都没看瓶塞一眼。“我只在乎酒。再过一个小时，就能揭晓它的秘密了，看看它是好是坏。恐怕这一小时会很漫长。”

起先，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晚餐十分丰盛，足够分散我的注意力。所有餐点都为陪衬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而准备，甚至有些大材小用，如同交响乐指挥家拿出演奏贝多芬名曲的态度，为年轻作曲家排演一场小型演出。芦笋尖奶油沙司，龙虾配蘑菇，为了清口而准备的不常见的冰柠檬馅饼。虽然都是简单的餐点，但安排得恰到好处。

而凯索勒斯选的配餐酒更是不得不提。我简直被迷住了。很明显它们也是用来衬托最后的明星，一瓶上好的夏布利，一瓶高雅的密斯卡岱。两瓶都没得挑，但对葡萄酒鉴赏家来说，最多只会微微点头表示赞赏。凯索勒斯继续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谁都不能夺了面前那瓶圣-欧恩的光辉。

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我发现越深入这场游戏，心里越紧张，一道道餐点端上桌，我的双眼却只被圣-欧恩吸引。不久后紧张变成烦躁，急切地等待主菜，然后就是圣-欧恩。

我想知道，谁能有幸第一个品尝到这佳酿？凯索勒斯，作为主人，他有权享此殊荣，但他同样有权为表尊敬，将此荣耀授予在场的任何一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被选中，因为还有一种极糟糕的可能性：第一个品尝，却发现酒已经坏了，这感觉如同没带降落伞就跳出机舱。看着马克斯·德·马雷查尔因兴奋而涨得通红的脸，不断擦拭额头汗珠的手，我猜，他此时的想法和我的一样。

主菜终于端上来了，是德·马雷查尔建议的牛排[1]，配菜只有小豌豆。等牛排和豆子都放好，凯索勒斯冲约瑟夫做了个手势，管家马上让仆人们全部退下。倒酒的时候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分一丝心。

等仆人们全部退下，餐厅沉重的大门关闭，约瑟夫又回到桌边，站在凯索勒斯身旁，以备有什么需要他做的。

到时候了。

凯索勒斯握紧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极其小心地慢慢举起酒瓶，确保不安分的沉淀物不会浮起来。当他伸直胳膊，双眼圆睁盯着瞧时，瓶身反射出一道深红色的光芒。

“德拉蒙德先生，你说得没错。”他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

“是吗？”我反问，有些吃惊，“我说什么了？”

“你说的不想打开瓶塞一探究竟的话。你曾说过，保存了这么久的酒没打开时是无价珍宝，一旦打开，就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不过是众多烂酒之一。这是一种灾难。简直比灾难更可怕，简直是个笑话。你说得没错。现在我看着它，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去探明手上拿着的究竟是珍宝，还是笑话。”

德·马雷查尔已经不耐烦地坐不住了。

“这么说太晚了！”他粗暴地反驳，“酒已经打开了。”

“但还有一种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凯索勒斯说，“看好了，仔细看好了。”

他胳膊一抬，瓶子完全离开桌面，瓶身慢慢歪下来。太惊人了。我看到酒流了出来，洒在擦得锃亮的地板上。酒溅在凯索勒斯的鞋上，打湿了他的裤脚。地板上的酒越积越多，慢慢流到了狭窄的红色地板缝里。

德·马雷查尔发出不正常的窒息声，把我从咒语中拉了出来。索菲娅·凯索勒斯愤怒地痛哭。

“马雷查尔！”她尖叫道，“凯索勒斯，住手！看在老天的分上，住手！没看到你对他做了什么吗？”

她的恐惧我完全能理解，我在看到德·马雷查尔的样子时也吓了一跳。他面若死灰，嘴巴大张，眼神中只剩下惊恐，双眼紧盯着凯索勒斯手中紧握的酒瓶，葡萄酒从瓶口无声地流淌出来。

索菲娅·凯索勒斯连忙跑到他身边，却被他无力地甩开。他试图站起身，双手虔诚地伸向正迅速清空的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

“约瑟夫，”凯索勒斯不带任何感情地说，“照顾一下德·马雷查尔，医生说那个病发作时他不能动。”

约瑟夫钢铁般强劲的手掌压上德·马雷查尔的肩头，阻止他起身。但我看到他无力的手颤颤巍巍地伸进了口袋，这一幕马上让我清醒了。

“他的口袋！”我的声音近乎恳求，“口袋里有药！”

还是太迟了。德·马雷查尔突然抓着胸口，正如之前遭遇无法忍受的痛苦时那样。接着他全身瘫软，脑袋靠在椅背上，失焦的双眸盯着天花板。他看到的最后一幕，肯定是从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里流出的细流渐渐变成水滴，水滴又变成瓶底残留的沉淀物，最终凝结在地板上的那摊酒里。

此时无论做什么都救不了德·马雷查尔了。索菲娅·凯索勒斯站立不稳，随时有可能昏倒。尽管我也膝盖发软，但还是将她扶到椅子边，看着她把杯里剩余的夏布利一饮而尽。

酒精使她麻木，她坐在那儿，呼吸粗重，双眼紧盯着丈夫，直到终于有力气吐出几个字。

“你知道这样会要了他的命。”她低语道，“所以才买下那瓶酒，然后倒掉。”

“好了，夫人。”凯索勒斯冷酷地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的歇斯底里会让我们的客人难堪。”他转向我，“真抱歉，咱们的小聚会以这种方式收场，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怜的马雷查尔。他就是太容易冲动，才发生了这种惨剧。现在，你最好离开这里。医生来了以后，肯定会做一些检查，然后填写一堆无聊的文件。这种突发事故不需要在场证人，所以也没必要让他们劳烦你。我送你出门。”

我毫无知觉地离开了那里，唯一清楚的是我目睹了一场谋杀，却什么也做不了。即使大声说出我所看到的一切，指控有人犯下谋杀的罪行，可不管哪个法庭，都会把我当成诽谤犯。基罗斯·凯索勒斯的复仇从策划到实现都天衣无缝，唯一的损失——我无耻地为他计算一下——不过是十万法郎和一个不忠的妻子。索菲娅·凯索勒斯应该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了，哪怕只拿几件衣服，她也会迅速逃离那幢房子。

那晚之后，我再没听说有关凯索勒斯的消息。坦白说，我感到十分庆幸……

如今，时隔半年，我竟在里沃利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偶遇索菲娅·凯索勒斯。她作为谋杀事件的另一位目击者，和我一样只能保持沉默。考虑到她所受的伤害，我不得不佩服此时她所表现出的平静，甚至还能热情洋溢地关心我的生活。

我看着她的样子，将法国白兰地一饮而尽，接着又点了一杯。我们兴高采烈地聊着毫不相干的事情，仿佛这样能清除彼此脑海中不好的回忆。

她变了，和我之前认识的完全不同，各方各面都更优秀了。从一个胆小的姑娘变成一位招人喜欢的女士，全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辉。这种改变所蕴含的深意一看即明。我敢肯定，她在某个地方遇到了真正合适的男人，不像凯索勒斯那般残暴，更不是马克斯·德·马雷查尔那种冒牌的卡萨诺瓦[2]。

第二杯白兰地让我稍微恢复了一些，当我发现身边这位善良的姑娘瞥了一眼手腕上那块小巧精致、镶嵌了珠宝的手表时，连忙为占用她这么长时间道歉，并感谢她的好意。

“对像您这样的朋友来说，这点好意不值一提。”她语带责备地说。接着站起身，拿起手套和钱包。“不过我跟凯索勒斯约在——”

“凯索勒斯！”

“当然，凯索勒斯，我的丈夫。”凯索勒斯夫人不解地看着我。

“这么说，你依然和他生活在一起？”

“在一起非常快乐。”她脸色一凛，道，“请您原谅我的后知后觉，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您这么问的原因。”

“夫人，该道歉的是我。毕竟——”

“不不，你这么问也情有可原。”凯索勒斯夫人冲我微笑道，“不过，我几乎记不起我和凯索勒斯不愉快的生活了，一切全变了，就从那晚开始——

“当时您也在场，德拉蒙德先生，您也亲眼看到凯索勒斯把一整瓶圣-欧恩都倒到了地板上，就因为我。多么令人惊讶！那一幕唤醒了我！那一晚我意识到，在他心目中，我原来比全世界最后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还重要。我鼓起勇气来到他的房间，对他倾诉衷肠——噢，亲爱的德拉蒙德先生，从那以后，我们就快活得仿佛置身天堂！”

[1] 原文为entrecote，法语，意为从上腰部切下的带骨大块牛肉片。

[2] 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意大利十八世纪传奇式的人物，他不仅热衷冒险，还是个超级花花公子。后来便引申为花花公子，情圣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