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职场——办公室，一个失去安全感的地方

  沉重的责任

  从成功到糊涂

  尖叫

  那些高强度工作的人

  我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饼干公司里的隐形权威

品质——那些行走在追求品质生活的“没品道路”上的人们

  雾都中的老外

  战斗在厨房

  人人都爱达芬奇？

创业——特立独行的人做与众不同的事

  “如果”只有24小时

  78个股东的咖啡馆

  千人合作型饭馆

游戏——玩物并非丧志，游戏亦可指引人生

  书店：这门奇怪的生意

  30岁之前不要存钱？

  下一次，谁是国王

  不多不少，及时信任

修行——活着是种修行，帮我们悟出幸福的真谛

  没多久，他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Easy至死

  失位者得先

  我有一片夜空

  慢节奏打酱油岁月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人需要走出去

理想——走在羊肠小路上的梦想者

  不一样的京胡

  放大镜背后的真相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乐谱——我们是城市这篇“乐章”上忽快忽慢的音符

  快的六百年

  新疆时间·毛驴的慢生活

  纽约时间·慢得理直气壮

  北京时间·迷失在家门口

  放弃就是一种慢

艺术——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成了艺术

  像小贩一样卖东西

  用时间创造不朽

  赶场

阅读——除了书，还有很多事物能让我们读懂生活

  再见，独立书店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社区的内心秘密

  只剩下噱头

大众——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生活故事会

  毒枭的女人

  克林顿已成历史

  被需要的 心理咨询师雷明

  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安的生活 / 何力编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04–3482–2

I. ①不… II. ①何… III. ①社会问题–中国－通俗

读物 IV. ①D66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1226号

不安的生活

策  划：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作  者：何 力 编著

责任编辑：刘 媛 

责任印制：李一鸣 刘社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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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3482–2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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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为《不安的生活》与《傻世界 笨生意》写序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一件事，因为书的内容是王涌、国卿带领我们《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的内容团队合力完成的，我只是挂了个名。但想到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说的：没有序言的书是令人失望的，这就好比到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少了前奏的烘托似的，序言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编者对书的感情。

显然，对这个系列丛书，我是有感情的。2011年夏天，我们创办了一本新的杂志——《全球商业经典》，这是一本以商业为起点，关注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趋势、未来战略、商业模式、投资机会的前瞻性杂志；同时它也是一本好读好看的杂志，是一本希望在信息碎片化的浅阅读时代坚守阅读的深度与锐度的杂志。在“全球视野、中国主张、创新实践”的编辑方针下，《全球商业经典》力图超越传统的新闻维度，推演商业、社会的深层逻辑趋势，把信息碎片整合为清晰的图景，告诉人们嘈杂背后的真相、混沌中隐藏的秩序、万物并作而共赢的路径和一个时代的价值归属。如纪德在《地粮》中说：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我们希望杂志是一种目光，投向哪里，就有对存在本身的有痛感的触摸，传递的是关心和关爱。

如我们杂志的执行总编辑王涌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全新上路的自信和乐观，就来自于我们要忽略表面的变化，抓住深层的未变。由此，我们选择与其让读者知道一百件事，不如让读者明白一件事。一本商业杂志，如此选择，是因为我们没能力把复杂的商业世界简单化。因为基于人性的商业世界是复杂的，其包含理性、感性、欲望、想象……这是一个多声部的复调世界，却总被“聪明”地简化为“成功学”的一个音符，且有一支巨大的单音伴奏队伍。我们不愿再做伴奏队伍中的一员，更不愿做伴奏队伍中的南郭先生。琴有多弦，为何只弹一弦？音有七符，为何只奏一符？

的确，如何在飞速旋转的时代找寻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属于我们独有的看待生活与商业的视角，在当代社会，如何与商业世界融洽并富有特质与创造性的建设未来——重新认识市场、理解竞争、懂得生活，建构人与商业的新关系，这对身处无所不在的商业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不安的生活》与《傻世界 笨生意》这两本书便是我们怀着这样的动机与情感，对过去一年《全球商业经典》杂志精华内容的重新编辑与整合的产物。

哲学家瓦尔特•本杰明在他的回忆录《柏林童年》中说，如果没有在火车站等很长的时间，旅行中最大的快乐就被剥夺了。高效率与一致性是资本的最爱，而独到和与众不同的个性是我们与之抗衡的武器。希望我们《全球商业经典》系列丛书能给你带来富有个性的阅读体验。

职场——办公室，一个失去安全感的地方

沉重的责任

“我基本没有幸福感。”他反反复复说了三次，“如果他们要我接这个班，从义务的角度，我会这么去做，但如果让我自己选择，要是有人可以把事情做好，我宁愿多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不希望朝九晚五，一周六天都在公司。”

曹可臻

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老叶的脸上写满倦意，但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过去6个小时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同一件事——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从2009年开始，老叶一直在公司内负责这项工作，在他看来，这是最终能解放他自己的伟大工程之一。

老叶其实并不老，1984年生人，但朋友们都喜欢称他“老叶”。他个子不高，很瘦，帅气的脸上爬着与年纪不符的皱纹；他说话语气很平，波澜不惊，少有感叹，也没什么激情，有些暮气沉沉。

老叶的大名叫叶凡，是长城电器集团副总裁，但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习惯这么介绍他——长城电器集团董事长叶祥桃的儿子。

应召回归家族企业

叶凡出生在浙江东南沿海的温州乐清柳市镇，他出生时正是“温州模式”——小企业、大市场崛起之时。20世纪80年代，数十万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在温州各乡镇兴起，30万温州经销员奔波于各地，在全国建立市场网络，成为让国有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叶祥桃就是其中一员。不到10年，温州创造出了一个个产业群，柳市镇成为全国最大的五金电器市场。

叶祥桃从自产自销的电器产品作坊开始创业，叶凡曾是自家作坊里最小的“员工”。“那时我们做的断路器里有个特别小的装配，我年纪小，手小，就会帮着他们一起装”。

1988年，叶凡的父亲叶祥桃与三兄弟和一个妹夫，一起创办了乐清长城电器元件厂。之后公司发展迅猛，将有资金纽带关系和生产协作关系的20几家企业联合起来，进行控股或兼并，组建了浙江长城集团。2000年，长城电器集团进入温州电器业前四强。之后，长城电器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广。2005年底，其下属有销售总公司、电气公司、成套公司、变压器公司、电源公司、高科公司、防爆公司、进出口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等9大公司。2007年，长城电器集团的产值已逾60亿元。

然而发展的同时，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随着企业慢慢做大，以往“船小好调头”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不再那么奏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发展。这是温州许多家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近几年，不少家族企业开始分家、败落，甚至倒闭。

2006年，叶家兄弟决定通过股权改制和全面引进职业经理人的方式解决发展瓶颈，在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大部分家族成员退出管理岗位，转为投资者；叶凡的二伯叶祥尧则继续担任董事长，叶凡的父亲叶祥桃通过竞聘担任总裁。2008年，叶祥桃接受了亲戚们的股份转让，出任董事长。

不过，长城电器去家族化的进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国内现阶段还没有一批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尤其在温州等二三线城市，能够和企业一起共进退的职业经理人更是少之又少。于是，2006年，只在西门子中国公司工作了半年的叶凡被家人召回了长城电器。

对家族的决定，叶凡并没有反对，他一直都是个“乖小孩”，成绩不错、很听话，而且他认为现阶段自己在外创业，成功的机会很小。

一进入长城电器，叶凡就被“空降”到高科公司做副总经理；两年后，调任变压器公司做总经理；2009年，他再次升职，担任集团副总裁，主管行政和海外业务，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个集团的信息化管理建设。

找到切口

外界看来，叶凡在家族企业的“平步青云”只是走马观花似的做些闲职，但他并不那么认为，因为“在每一个岗位都需要花很多心思”。在高科公司时，他和团队一起重新设计了产品形象、打通渠道，使得主要产品电工（电源开关）的销量翻了近十倍。如今，他负责的集团信息化建设尽管不会有如此明显的效益产出，但却是一件更不容易的大事。

信息化是企业管理的手段，它将生产过程、物料移动、事务处理、现金流动、客户交互等业务可视化、流程化、规范化，不仅能帮助管理者快速做出正确决策，使企业资源合理配置，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岗位规范化，大大降低人为的不确定因素。

要使长城电器这样的老民企彻底实现信息化管理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大阻力就是员工不愿意放弃旧有的工作习惯，适应新规范。事实上，长城电器从2002年就开始实施一些管理软件进行信息化管理，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

“信息化能否成功有三方面的因素。”张洁说。他是长城电器高科公司的现任总经理，在叶凡之前曾处理过信息化改革的事务。“第一，领导的重视程度；第二，项目负责人对公司的熟悉度和出发点；第三，信息系统是否建立在企业的实际情况之上。”在他看来，叶凡是推行信息化的不二人选，“他在家族中的位置、他的利益出发点，没人比他更合适”。

作为大型制造企业，长城电器的产品有几万种，零部件更是不计其数，既需要通过数据掌控全部细节，还要制定符合自身的流程、规范岗位、使权力透明化、清晰管理界限等，依靠手工管理和经验，管理者几乎无法深入管理细节中。叶凡说：“管理细节是父辈的短板，他们在掌握大方向上非常老道、有经验，但他们定不出流程细节，所以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决更细节的问题。”

“不过，信息化变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这个瓶颈突破了，可以把公司的管理氛围提升一大截，但如果突破不了或夭折了，背后说叶凡坏话的人肯定更多，毕竟已经投入1000多万元了。”郑云说。他是叶凡进行信息化变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也是董事长叶祥桃的拥趸，比叶凡大一岁。

长城电器的信息化改革已推进两年了，内部员工对叶凡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其中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他的脾气和过度细致的工作作风。

“有时我会很气愤，比如他们犯很低级的错误时。”叶凡承认自己给人的感觉“凶”了一点。生气时，他常常摔手机，他手中的iPhone已经是第五个了。郑云是和叶凡接触最多的同事，有时他去汇报工作，也会先问问别人叶凡的心情如何，再选择相应的汇报方式。不过他也理解叶凡：“毕竟他的责任和压力是逃避不了的，再加上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身上必定有些傲气，不喜欢别人顶撞。而且他对事不对人，改正后就和没事一样。”接着，郑云话锋一转，“不过作为领导，心直口快不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叶凡的父亲就完全相反，他不会轻易评价一个人，如果他发火了，那人基本上就该走了。”

郑云悄悄地告诉我，有时他也会把“叶凡”称为“叶烦”。“他抠细节抠得太细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但我们的模式要往新模式靠，肯定需要时间，有些东西抠得太死太细了，适得其反。”张洁也表达了相似的感觉。

父子总起分歧

叶凡其实挺清楚自己的性格弱点，也尝试着去改变，但他太想把事情做好了。张洁明白叶凡的苦衷，他比叶凡大两岁，既是叶凡的朋友，也曾做过叶凡父亲5年的助理，对他们父子都比较了解：“第一，叶凡的思路得到了长辈的认可，但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第二，他做事的风格和他父亲不一样，目前还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第三，他父亲对他要求比较苛刻，其他人也是拿着放大镜看他。”

叶凡不喜欢回答关于父亲的问题，感觉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这种感觉在张洁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两个人到一起就掐架”，父子俩都是个性极强，又很有想法的人。像很多企业家二代一样，叶凡说要得到父亲的表扬似乎比登天还难，对他来说，父亲更像领导，而不是亲人。

在公司里，叶祥桃收到关于叶凡最多的投诉就是他不能按时上班。“每次碰到这种情况，董事长就会把他叫过去大声训斥一通。”张洁说。但叶凡仍是屡教屡犯，他有自己的逻辑：“我父亲现在确实是兢兢业业，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公司，晚上七八点才离开，但他在我这个年纪也没做到这点，他不能以自己的年龄标准约束年轻一代；再者，我不注重有多少时间在办公室，我更在意能不能把事情解决好。”

在管理理念和具体事务上，叶凡和父亲常有分歧。叶凡说：“在具体要求和任务上，我当然会尊重父亲的意见，但我会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这好像又给他造成不知我在做什么的印象，但我自己问心无愧，会继续去弥补很多他没有关注到的层面。”

张洁感觉他们父子之间的沟通不是非常有效和友善：“他俩沟通的机会不少，但董事长总以父亲的角度训斥，而叶凡又希望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平等沟通。最后的结果双方都不会很满意。”

每当叶凡和父亲出现分歧，张洁总扮演和事佬，“我都是‘批评’董事长、鼓励叶凡，但同时我也让叶凡理解父亲。父亲对他肯定要严一点，那么多叔伯兄弟看着，不是说我是董事长、总裁，就给自己儿子更多的机会，机会应该靠能力得到，而不是因为父子关系，董事长必须站在公司的立场上，做到公正。”

在张洁看来，叶祥桃对儿子是有爱却不表达出来。郑云则认为让叶凡主导集团的信息化改革是董事长的良苦用心：“我觉得董事长是把叶凡放到这个位置上进行磨炼。信息化涉及公司的财务、销售、采购等各个方面。董事长没让儿子马上接班，而是先做信息管理系统，和财务专家、管理专家一起做软件模块，亲身参与公司架构，对今后管理肯定有好处。”

张洁理解叶祥桃对儿子的苛刻，觉得那是父亲希望叶凡充分锻炼。但他认为，与其让叶凡这样“自生自灭”，按照自然规律生长，还不如早一点确定叶凡接班，围绕这个目的，重点培养，创造一切有利机会锻炼他，让他加速成长。

张洁也曾和前任董事长、叶凡的二伯叶祥尧讨论过“接班”的话题：“老董事长说叶凡适合当董事长，不适合当总裁。当总裁要每天打卡上班，进行常规的日常经营，而叶凡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形象也很好，又是学金融出身，分析能力强，适合做决策、做政府等集团外围的高层公共关系等，不应把他绑在公司里。”

叶凡对于做不做长城电器的董事长或总裁并不太介意，但他的计划是在他这一代人的领导下，企业的管理水平尤其是工厂的管理，能够达到合资企业的水准。“合资企业的管理很严格，民营企业想要体现出一些竞争力，或者要做百年企业，就必须在管理方面进行严格约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住在老人皮囊里的小孩

“如果你父亲明天辞职，你能够带好这个公司吗？”我问。

“我可以。从能力上我有这个自信，但我未必会这么做，因为太累了，如果要我一辈子挑这个担子，我觉得太不值。”叶凡淡淡地回答。

这是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所在的咖啡吧特别热闹，而叶凡神色憔悴，他已经工作了整整六天，第二天一早还要去参加一个投资会议，这意味着整个星期他都没有休息时间。

“我基本没有幸福感。”他反反复复说了三次，“如果他们要我接这个班，从义务的角度，我会这么去做，但如果让我自己选择，要是有人可以把事情做好，我宁愿多一些自己的时间，我不希望朝九晚五，一周六天都在公司。”叶凡说即使今后他必须接班，他也要改变这种状态，改变领导方式。他希望在公司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管理者可以不用投入太多精力在日常管理与运营中。在他看来，老一辈的管理就是以老板的身份去管理，规则设置不细致，存在漏洞，一旦人离开，风险系数就很高；而他现在主导的信息化改革就是企业的保险杠之一。如今的长城电器总部位于温州北白象。经过30年的发展，柳市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企业，北白象成为新的柳市。我到长城电器总部采访时，叶凡特意指着一条生产线说：“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接着，他讲起长城电器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们要做电器业的‘富士康’。目前，国内电器产业到了一个分水岭，一些有渠道优势的企业应该从生产中退出去，专攻销售，而像我们这样有坚实生产基础的企业应专注生产更高品质的产品。”

叶凡带我参观的最后一站是产品陈列室。在那里，他对产品的精通让我感受到了之前从没在他身上看到的激情。我问他：“你喜欢这些吗？”他却笑着说：“没有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们的生意，必须研究透。”

半个月后，我在北京又见到了叶凡，他依然暮气沉沉的，有些憔悴，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对他的形容——住在老人皮囊里的小孩。那一刻，我特别想告诉他一句话：“要找到自己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为了责任而过活。”

这句话出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新一代企业家成长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曲军。在和“企业家二代”接触中，他发现“接班人”中有一种特征非常明显的类型——“他们都是乖孩子，很努力，也很用功。他们为了责任而接班，大部分人的心理年龄超过了实际年龄，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沉重感。”

曲军说：“是否选择接班是一种博弈，要么你为了责任，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最怕的是为了责任，干一行又不爱这行，这不是好的接班方式。”这类型的二代企业家尽管努力工作，但他们都为自己的将来留了一个口。曲军说：“这就是使命和责任的区别——责任是为了家人，让自己转变，而使命是我喜欢的事业，我的一生就为了它。站在使命感的角度，责任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带着责任去做事，你永远觉得这不是我人生的全部，这是企业家二代最大的痛苦。”

希望叶凡身上的责任之重不会成为责任之痛。

从成功到糊涂

你可以看到，这些“鸡血班”的主流学员们不是傻瓜，不是失败者，都是跑码头拜山头江湖上闯过来的人物，甚至都几乎可以贴上“成功人士”的标签了。为什么他们的注意力这么容易被吸引，情绪这么容易被调动？

李天田

一个“鸡血班”毕业生的自述

2010年中秋节，我到一家合作多年的客户那里去出差，坐在他五米多长的大班台对面，突然发现他背后的老酸枝书架上醒目地摆着一个装满了五颜六色幸运星的大水晶瓶。我不确定现在的人们还知不知道什么是“幸运星”，不过在十几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用细长的彩色纸条折叠“幸运星”几乎是每个小女生必修的“女红”。

所以你可以想象，十几年后当我突然在这位年营收300亿元人民币、身穿伦敦裁缝手工制作西装的青年企业家办公室里发现一瓶“幸运星”，而且凭目测就知道其数量是999个的时候，我有多么得乐不可支。

他一脸慨叹地问我：“你知道思八达吗？”这是我第一次从自己认识的人口中听到“思八达”这个公司：“听说过，挺邪性的，怎么了？”他说：“那是太邪性了！这家公司一直在给我电话推销刘一秒的课程，很贵，而且听着神乎其神，所以我怎么可能去呢，就连电话都不接。结果，他们的销售小姐真的很有毅力，每天都给我发短信，早晨发励志格言，晚上发养生信息。这不，前段时间说是来祝我中秋节快乐，送了一个包裹到公司前台，打开一看，就是这个玩意儿。留言说是亲手给我叠的，据说从我第一次拒绝她开始叠，每叠一个就许一次愿，相信叠到第999个的时候我一定会接受他们公司的课程！”

这种推销的路数不新鲜，但是有人真的在现实中搞一把也确实很吓人。我好奇地问：“那你到底去没去啊？”“你说，人家一小姑娘，我一大老爷们儿，人家跟了我这个客户半年多，怪不容易的，我再不去也有点太难为人家，几万块钱，对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去就去呗！”“啊？几万块钱？多长时间的课程啊？”

这时，这位大佬脸上表情变得很怪异：“三天！就三天！你知道多少人吗？600人！整整600人！你知道在哪儿上课吗？峨眉山的大庙里！你知道吃啥么？路边上排队，前面搭一个凉棚，一人发俩一次性塑料餐盒，排半个小时队去打饭！”说到这儿，他气得都呛咳嗽了。

一想到他穿着伦敦裁缝做的羊绒西装裤蹲在峨眉山马路牙子上吃盒饭的画面，我顿时欢乐极了：“哈哈，那你们没造反啊？肯定乱套了吧？”

没想到，他变得神秘兮兮：“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太离奇了，不仅没人造反，而且，四个字——如痴如醉！人人都说这是对自己刚学到的信念的实践！我是真心觉得受不了这罪，但是连我这暴脾气都不敢提意见，好像一提意见就显得特别异类。”

在接下来的交流中，我知道了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思八达的这位老板兼讲师叫刘一秒，肯定不是真名，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无论工作人员还是学员，都尊称他“秒哥”。秒哥讲课时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激动，经常热泪盈眶。几万块的培训费，是采取“终生免费复训”的机制，也就是说，今后再听刘一秒的同一主题“宗教智慧”课程就是免费的，不过要听更高深的“三弦智慧”则需要另外缴费。现场的600人当中，根据他的估计，大约有300来人是参加复训的，他的一位同桌已经复训了两次，而且表示“还要来”！

我正在啧啧称奇，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对了，我不懂这行，看不出什么门道来，这样好不好，下个月还有这个课程，我请你，咱俩一起去，你自己感受一下！”想到现场可能充满的“打鸡血”的氛围，再加上想到欠人一个好几万块钱的昂贵人情，我吓坏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严词拒绝了。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这位大佬给我发了个短信：“上次刘一秒的课程你说不感兴趣，这次我又发现了一个课程，在深圳，没有那么贵，36000块钱，九天的课分三个月上，我已经替你把钱交了，你到时候去上课吧！哈哈！”

完了，用我们同事的话说就是——不能把客户的面子当鞋垫子啊！于是，满怀着被逼无奈的心情和一名知识工作者的沦落感，我不情不愿地飞去深圳参加这个名字充满着庸俗成功学意味的机构举办的培训。

去之前，还呼朋引伴地准备和深圳的朋友好好聚聚，结果，一报到，首先被告知：三天的课程时间完全排满，每天您大概只有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是可以自己支配的。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的第一个晚上，是“团队组建”活动。我们每九个人被随机组成一个小组，取名飞鹰。按照年龄进行排序，为了体现“人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珍宝”这个理念，每个人不再有自己的名字，彼此之间必须以“宝”相称，说错扣分。年龄最大的叫大宝，次之叫二宝，在我们组，我的年龄最小，于是就成了可笑的“九宝儿”。主办方给每个小组派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当辅导员，美其名曰“小天使”，当时我们组的男生还嘻嘻哈哈跟小天使开玩笑，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她的可怕威力。我们必须在小组中选出一名组长，七个小组的组长再竞选这次训练营的总头头，叫做“营王”，我们的组长50岁了，是一名外地驻京办的主任。

“验明正身”完毕，魔鬼训练开始。老师在台上示范一套标准动作，叫做“组雕”，可以说是一种“微型团体操”，风格跟跳大神儿差不多，要求每个团队成员动作整齐划一，像朝鲜的阿里郎演员似的把这套动作完成，还要边做边喊本小组的宣战口号。说实话，傻极了，要不是为了给请客付钱的人有所交代，我一定是甩手就走。

老师说，每个小组自己练习，直到练会为止，第二天早上，七个小组要比赛。

结束这套流程，已经是晚上十点半，组长征求我们意见，晚上练还是早晨练？我连想都没想就说：“这有什么难的，早起半小时练练得了！”各位“宝”们也没有异议，于是我们飞鹰组就回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八点开课，我们七点钟在酒店后院集合，结果发现有两三个组的人已经面色绯红地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八点钟，正式开课。在一阵震耳欲聋的迈克尔·杰克逊“战栗”背景音乐中，一位女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冲上了讲台，接着就是声嘶力竭的问好和开场白，非常有传销范儿。我不禁很刻薄地在心里给这个课程起名为“鸡血班”。

紧接着，我们组的噩梦就开始了。老师宣布“组雕”比赛开始，每个组顺序上去表演。轮到飞鹰时，我们已经胆战心惊，在我率先做错了一个动作之后，抢拍、踩脚等等事故接连发生。这时，老师面无表情地说：“飞鹰的小天使，出列！”我们那位可爱的小姑娘就面色苍白地站了出来，老师说：“飞鹰没有完成任务，罚小天使50个俯卧撑。”

小天使二话没说趴地上就开始当众做俯卧撑。完成之后，老师说：“飞鹰组，重新表演！”这次，我们心理压力大极了，又当众表演了一遍跳大绳儿，但不幸的是，还是很不整齐。老师说：“飞鹰第二次任务失败，小天使，一百个俯卧撑！”天哪！当时我都快急哭了，就想着怎么能把小天使救出来。最终，我们的小天使做了200个俯卧撑，胳膊都抖得只能俯卧不能撑了，我们总算是勉强通过了比赛。

价值2000的第一个上午就这么结束了。老师啥也没讲，就练我们来着。

下午，高潮来了。老师要求每个组选代表轮流上台讲自己来这个课程的原因和第一天的体验。我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每个人看在眼里，营王生怕我再闯祸，选了三宝和五宝上去分享。三宝是国内一家著名的西饼连锁店的店长，是被她那著名的摄影爱好者老板出钱送来的。她介绍说老板参加了某一期课程，觉得非常激动，回去就安排把全国的300多家连锁店的店长轮流送来参加这个培训，临来前老板要求他们必须把这套激励人、鼓舞人、训练人、改造人的方法学会，带回公司并用在自己的工作中。

五宝是位盘着上世纪80年代发髻、纹眉、纹眼线、纹唇线的中年妇女，在东北某个地级市开了两家美容院，身上有股子奇特的杀气。她说，她来上这个课是非常奇特的机缘。有一天，她久未见面的一位同学的妹妹约她喝茶，去了以后，对方问她能不能看在跟姐姐交情的面子上帮个忙。五宝就说，你说说什么事儿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结果，对方就在咖啡店里扑通一声跪下了，说：“姐啊，你能不能借我36000块钱？”五宝吓坏了，心想，完了，肯定是吸毒了。但她怕出事儿，只好问，你要这钱有整有零儿的，要干吗啊？对方说：“姐啊，我参加了一个帮人成功的课程，我觉得太适合你了，太想和你分享了，但是我没这么多钱，请不起你，你看这样行吗，你一定去上课，这36000块钱学费算我借你的，以后我一定还给你！”五宝好奇心就来了：“什么课啊，能把人整疯了，不用你请，我自己去！”五宝的故事引起了老师的极大热情，赶紧组织给五宝鼓掌（顺便说一句，怎么鼓掌也是专门培训过的，必须按照节拍来，鼓错掌了小天使也是要做俯卧撑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除了记住老师出场必配“战栗”式催情背景音乐、同学分享必放类似“二泉映月”式的催泪背景音乐之外，已经彻底晕菜。因为，课程完全没有内在逻辑，老师也很少讲实质性的内容，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团体操、讲故事、俯卧撑，在这种体系里老师更像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创业人生”真人秀主持人，非常入戏，动不动就跳到桌子上咆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讲故事的主题越来越深入和惊悚，“我最见不得人的隐私”“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我最恐惧的是什么”等等，有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有一个男人上台分享时，甚至说起了他因为一心扑在创业上而耽误了孩子脑膜炎的治疗，最后孩子夭折的故事。此人咣当一声跪在台上，号啕大哭，撕心裂肺地冲着台下咣咣磕了三个响头，一边喊：“孩子，你原谅我吧！”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课堂完全就像一个灵堂。当老师哭着宣布这一组在这轮分享中得到最高分时，惊得我坐在位置上动弹不得。

好不容易熬到第三天，终于要结课了。在我像个脑震荡患者似的离场之前，才发现会场的工作人员是穿着两种不同颜色衣服的。一问之下才知道，其中2/3的工作人员居然是往届学员，自付差旅、自愿回来做义工的。到我去上课的时候，这已经是第40多期学员，粗算一下：每期平均60人，每人3.6万元学费，一半以上的义工，项目收益可想而知。

为什么是他们

说实话，在"鸡血班"的日子里，我一直在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怎么了？第二，为什么是他们？

你可以看到，这些鸡血班的主流学员们不是傻瓜，不是失败者，都是跑码头拜山头江湖上闯过来的人物，甚至都几乎可以贴上“成功人士”的标签了。为什么他们的注意力这么容易被吸引，情绪这么容易被调动？

他们在毕业时所表达出来的激动之情，无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上课发现自己原来并不孤独，还有这么多“家人”和自己有相类似甚至更悲惨的经历，自己的感受和烦恼有人理解；二是这个课程实在太神了，要是自己回去后能这样管理和影响手下的人多好！

对于这样一群人，“鸡血班”准确地戳到了他们的软肋，令他们不禁浑身酸软麻痒：

第一，单轨制的生存方式已经掏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随便去问50后、60后甚至75年前的商界人士们，问问他们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我相信你会看到，超过80%的人是没有什么持续稳定的个人爱好的，每一天都是在超长工作时间、两三场应酬和无数周旋中度过。对于那些有个人爱好的少数派来说，最常见的爱好是：户外运动，因为很多顶级大佬都在玩这个，潜意识里是一种成功学标签，而且可以借此远离家庭；收藏，津津乐道的是藏品的价格高低而不是其美学特征，甚至有些人最早钻研收藏是从给官员送礼开始的；运动，比如高尔夫，大多数也是从应酬开始，但是的确有人为之着迷；旅行，大多数时候跟豪华旅行团或者考察团走，不愿意自己操心行程。

这批人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肝部疾病最为常见，各种原因的睡眠障碍比比皆是。他们最主要的假期就是春节，而且基本上除了年三十到初二这三天之外，从腊月进小年开始就是每天轮流宴请各种关系单位。曾经有一位年轻的总经理算过，在整个正月里，他差不多要喝掉30公斤左右的白酒或者烈性洋酒。大部分人跟配偶没太多话讲，还有一部分人对婚姻生活感到抓狂，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外关系（或长或短）很普遍，但是离婚的比例并不高。所谓的“朋友”大多数是生意上还算聊得来的一些人。会看书或者杂志，但仍然是以商业实用的为主，机场书店是他们最主要的买书场所，不大看“闲书”，除非腰封上写着“看盛宣怀如何驾驭政商之道”或者是“郭台铭的枕边书”“如何带出狼性团队”。

第二，不安全感如跗骨之疽。

当下的企业家盛极而衰的拐点有个标志——放狠话。当一个人开始公开跟政府、官员叫板，放心，他的企业马上要出问题了。为什么？成功确实会让一个人产生一种错觉：我成功了，所以我无懈可击。对不起，老实说，没有一家公司的发家史无懈可击，只有问题大小、性质的区别。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如此。所以，放狠话就是说胡话，这只是当事人在极度自我膨胀时投射出来的一种镜像，但与事实刚好完全相反，它只能暴露出他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

我们曾经在一次客户联谊活动上，请一位著名医学专家来做一场关于健康的讲座。为了活跃讲座气氛，教授让助手临时发了一份抑郁症量表给二十多位在场的企业家。现场分析结果出来后，教授惊讶地把我叫到一边：“里面出现了五个中度抑郁、一个重度焦虑、一个重度抑郁，我不会公开信息，请你告诉他们马上就医！”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在这群高驱动型风格的人身上，不安全感造成的往往不是怯懦，恰恰相反，而是躁郁和狂妄。“鸡血班”采取的办法正是无限制地助长这种狂妄，让人无暇去思考自己身上的问题，逃避去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把问题完全推到“创业艰难”“身不由己”“环境如此”等等外部原因上。在这种狂妄之上还要去培养人们强势、霸道、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你看，你看，我多不容易，我多么深沉，我已经在研究心灵问题，我在进行爱的传递。

第三，从干不成到不会干。

当然，“鸡血班”的很多同学的生意规模还远远没有发展到有资格自我膨胀的地步，他们之所以来“鸡血班”，是另外一个原因——创业时人们都说他干不成，没想到意外成功了，结果，很快发现自己不会干了。

眼界的狭窄、经验的局限，让这些企业家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正常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病急乱投医”。这个阶段的民营企业家特别容易向两种势力学习领导力：一是体制内种种的行政制衡术；二是神秘的帝王术。

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去学习什么，也不了解那些看起来莫测高深的管理工具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些教方法、教技术的培训课总是听起来很枯燥，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些“改变你自己就能改变全世界”的理念。当自己的管理出了问题时，人们总是更容易把能力不足和态度问题混为一谈，提高能力很慢，但转变态度仿佛很快。

在课堂上他们也确实在某些瞬间体验到了呼风唤雨、指哪打哪的极乐，也确实看到这些“鸡血班”本身营造出来的超强的团队凝聚力，所以就更加剧了认同，恨不得把“鸡血班”的全套办法都搬回自己的公司里去。只是，他们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回去之后就不大好使了呢？为什么自己的良苦用心就成了员工的笑柄了呢？所以，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只能一再地出来“复训”，继续找答案。

                                                           （本文内容有删节）

尖叫

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把女工们的身体累垮了。

潘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阿英的夜半尖叫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她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无法控制。

“听到人家议论我做梦尖叫的事情，我心里很难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醒来，尖叫声就消失了，接着我就又睡着了。不过，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朝着一个码头走，想要坐船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把两个村子隔开了，要想到另一个村子去的话，就只能坐船。我眼巴巴地看到船就要开走了，心里很着急。但是我的身体却怎么也动不了，又疼又累，想动也动不了。我心里怕得要死，因为船就要开了。我眼看就要被丢下了，天愈来愈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阿英在梦中感到的巨大恐惧使她完全失控地尖叫起来。然而就在她发出尖叫的一瞬间，她醒过来，随即又倒头睡去。她和其他女工们都太累了，因此很快又都沉沉睡去。

正如Elaine Scarry（伊莱恩·斯卡瑞美国哲学家，著名学者）所言，当身体经受剧烈疼痛的时候，世界、自我以及声音，或者几乎全部，都会失去。如此接近这种痛楚使我发现自己——一个经验尚浅的民族志学者——被推上了一条新奇而陌生的旅程。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码头、河，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好像曾经到过那里似的。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被留下来加班到11点半，而且星期日的早上我们又要搬到新宿舍。我觉得很累，浑身上下到处都很疼，身体简直就好像不是我的。我无法控制身体，也没办法止痛。其他人都出去逛街了，屋子里空荡荡的，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喊了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声音把我吓坏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每天晚上都做那个梦并发出尖叫了，一次又一次……”

阿英每天晚上重复发出的尖叫声，似乎在向人们倾诉她正在经历的某种创伤。但是除了身体上异乎寻常的疼痛之外，阿英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被精神分析理论列为个人创伤的特别意外或突发事件。

我于1996年3月底搬进了她所在的宿舍。阿英在工作中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故，除了1996年春节时候她祖母的去世。阿英得知祖母病重的消息后，立即和工厂请假并赶回远在湖南农村的老家。祖母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赶回工厂上班，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但阿英认为祖母83岁高龄辞世应该属于寿终正寝，虽然她确实感到很悲痛，但却也算不上是意外打击。

阿英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什么令她震惊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她的意识领域首先经历的是工厂超时劳动所引发的身体痛楚。

阿英对自己身体疼痛的理解充满了矛盾：有时候她觉得疼痛显然是由于繁重的工作压力所致，但有时候她又会觉得是因为24岁的自己年纪太大，已经没有精力每天埋头苦干12个小时，对工厂的工作已不再能适应。在这里，年纪大的意思是指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应付工厂的工作。女工的平均年龄约为20岁，她们的健康状况往往在进厂工作3年之后便陆续开始恶化。

说到结婚，阿英也是进退维谷。24岁的她已经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在农村，24岁几乎是女性享受单身生活的上限，而保持独身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一般到了阿英这个年纪，女工们就会返回农村老家。女工经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间，在婚姻的压力和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右为难。

很明显，资本主义机器恰好利用了这些个体的冲突与文化的期望。一般来说，大多数女性到了23、24岁的时候就会主动离开工厂。她们将自己生命中从16岁至24岁的这段黄金时期“贡献”给了工厂，工厂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她们年轻的劳动力。工厂中数年如一日、每天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把女工们的身体累垮了。接下来正好是结婚的“好”时候，她们将生儿育女，为父权制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

支配预示着抗争，让我们重新回到阿英的梦魇与尖叫中去。

福柯（米歇贝·福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并不把梦的经验当成是对清醒现实中的缺失的一种替代，或者是被压抑的欲望一厢情愿的实现。他希望恢复人类想象体验的最终可能性，梦以其自身的超越展现出一条通向世界的彻底的自由之旅。福柯说，在梦中，人类会“看到现在和将来的自己，自己所做过的和将要做的事情，并发现自己的自由被束缚于世界的必然之上”。

阿英将挣扎连同痛楚一起推入梦中，以此恢复身体与自我的统一。在梦中，她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无望地挣扎着：她正在跑着穿过一条河，试图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于她来说，梦就像一个家；借用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的话说，梦是希望，是实现现世存在的极大可能。梦为阿英的生命建构了一个家，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而且非常真实，但是在梦中她却总是在向着某个陌生而未知的地方奔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拼命想过那条河。可我就是打定了主意要那样做，去追那条船，我很坚决。看到船开走了，我发觉自己好像一下子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力量，好像要去冲开挡在我面前的一切障碍。”

在经典的中国农村场景中，河经常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分界线。一个女性过了河，便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通常是跨入自己的婚姻生活。阿英决心要和现在的生命、所有的痛苦以及无法忍受的存在方式决裂。决意过河意味着她渴望在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那里有崭新的存在可能性以及机遇。一个24岁的生命还太年轻，不应该枯竭。这是一个过客、一个放逐者的体验。尽管她实际上进退维谷，身体的痛楚更是将她撕裂，但那冲动、那呼喊，却正是她寻找新事物的强烈欲望。

尽管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存在着一条裂缝，但是阿英由于穿过了无意识，因此挽回了一个失去的自我。阿英在梦中的失败再现出她的窘境：进退两难，然而她继续挣扎着想移动她那精疲力尽、动弹不得的身体。对未来的憧憬，又一次在梦中遇到障碍，她爆发出一声尖叫——这是最真实的抗争，在梦的边缘将自己唤醒。

那些高强度工作的人

他们都在“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四家著名会计事务所的简称）工作，报酬高，升迁规则清晰，却也是以劳动强度过高而闻名。

叶雨晨

生活取决于命

孙先生（男）

职位：经理

工作时间：7年

收入：年薪40万

孙先生今年年底即将迎来30岁的生日，一张稚嫩的娃娃脸包裹在古板的西服套装下显得格格不入。

“在四大过怎样的生活取决于命！”孙先生说。这意味着入行时能遇到一个好师父。他曾有好运遇到领路人，2010年便晋升为经理。今年的审计忙季，孙一人承担了七个项目，伺候好香港合伙人，与难缠的客户沟通协调是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压力。

孙是合伙人评分排行第一的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近这两年里，他主持的项目中没有一个人辞职——这在这个高流动性的行业里几乎算得上是奇迹。

孙说，他与其他一些经理不一样的是，他并没有为了向老板展示自己工作的高效率而不断缩短项目周期，反而会经过合理估算后，向合伙人申请多一些时间。于是，孙所在项目里的员工总能比其他组的员工早下班几个小时，甚至在最忙的时候，仍能保证每周五晚上不加班的福利。

孙说：“也许你们不会相信，但我真心觉得自己已经30岁了，得开始做点对别人有意义的事了。”他的想法是，人会复制长辈对待自己的模式，等现在手下的这些小朋友们（四大人对级别较低的员工的昵称）成长到他现在的这个职位，也许会像自己现在这样，多为下面的人着想，这样也许就能改变“四大待人刻薄”的形象。

另外一方面，尽管工作是高强度，但也有规则相对清晰的优点，某种程度上能缓解人的心理压力。春节前，京东商城曾经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尽管薪水比四大优厚，工作也比四大清闲，但他没有动心：“在四大，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七年之后我将成为partner中的一员，年薪百万不成问题，但在京东，我什么时候才能升到CFO呢？这太没有安全感了。”

只不过，孙现在的生活基本被工作充满了，没时间也没心情找女朋友。

忙碌是体现你价值的标准

小段（男）

职位：实习生

工作时间：2个月

工资：10元/小时

去年6月，经过层层选拔，小段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四大，成为一名实习生。要知道，四大的实习生选拔比入职考试还要严格。

第一天去客户的公司做审查，小段就碰了个大钉子。年审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人辞职了，新顶替上来的小段不熟悉这家公司的账户设置，就向财务部门咨询。会计主管很鄙视地瞥了他一眼：“我之前解释过好几遍了，你们怎么还问啊，还四大的呢，怎么水平这么差！”

尽管来之前已经抱好谦卑的学习态度，但这句话依然给他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抱着 “我给四大丢人了”的愧疚，“我怎么那么笨”的自卑感，小段每次看到这位会计主管就躲着走。

经过几周的适应，小段逐渐适应了四大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一起入职的实习生也逐渐分出了优劣等级。小段负责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而与他同期入职的另一个实习生则更多地被指派去做琐碎的工作。小段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他慢慢开始有些羡慕那些能按点回家的实习生。可是，在四大，忙碌是体现你个人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

有了这段实习经历，小段拿到了四大中三家的offer，但他最终选择了农业银行总行。跟他做出相同决定的实习生不在少数。“四大的实习经历的确教会了我很多，但顶着四大的光环太累了，频繁的加班更让我筋疲力尽。”

美女变泼妇

刘小美（女）

职位：现已离职

工作时间：3年

工资：8000元/月

一年前，在亲朋好友多角度全方位的劝说下，刘小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四大。用她男朋友的话讲：“一枝花的年纪何苦受这等摧残，美女都变泼妇了！”

作为某著名财经大学会计系的学生，刘小美在毕业时与绝大多数的同学一样，选择了四大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

入职两个月后，小美的第一个审计忙季开始了，每天加班到夜里12点是习以为常的事。但时间一过晚上11点，小美妈的催命连环call就会准时响起。有一次，已经被一堆底稿弄得焦头烂额的小美终于忍不住咆哮了，母女俩的冷战持续了两个月。

男友曾经试探性地提出建议：“咱换个工作成不？”这立马引起了小美强烈的反弹：“换个工作你养得起我吗？我还不是为了咱俩以后的未来？你要是有本事点儿我乐得做家庭主妇！”这种反弹极大地伤害了男友的自尊心。

只要一到忙季，小美身边的人就如临大敌，平时温顺可爱的小白兔立马变身女金刚，家人、恋人、朋友纷纷采取疏远政策，生怕一点小事会触怒小美。忙季结束后，小美突然觉得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寂寞极了。而她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忙季焦虑症，只要一进入年审阶段，小美就会感到深深的无助和压抑。在第四个忙季到来之前，小美终于递交辞呈，离开了四大。

现在的小美就职在某世界500强公司的内审部门，工作不忙，薪水不错，正计划着明年与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四大的工作太熬人，尤其对姑娘来讲，有起码半年的时间不能好好约会，俩人在一个城市却搞得像异地恋一样，一个月也见不了两回。我不想成为孤家寡人，也不想那么早就变黄脸婆，所以我珍惜生命，远离四大！”

北漂族才辛苦

小虎（男）

职位：普通员工

工作时间：2年

工资：7000元/月

小虎进入四大工作两年，体重不降反升。

虽然他每天晚饭后回到办公室，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加班到几点，但在他看来，赶上经常加班的项目也有好处。四大规定，每个月底之前36个小时的加班时间算作加班费，超出的折合成闲季的假期。

在这里，审计部门经理以下共有五个等级，如无意外，工作第一年到第四年的员工每年可上升一个等级，所以小虎还未感受到竞争。而且，项目会把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谁遇见点困难，周围人都会伸手拉一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

不过，小虎把自己的好心态归结于自己是北京本地人，在他看来，那些在四大奋斗的外地同事们就远没有他这么舒心了。“我加班再累，回家也能喝上一口热汤，也能有个地方安心地窝着睡一觉。但他们就不同了，除了工作压力还面临着经济压力。4个人合租公司附近一间60平方米的一居室，每人每月平摊900块，在公司的一日三餐，每餐平均下来也要30元，下班太晚只能打车，这又是一笔开销。他们赚得多，花得也多，确实压力挺大的。”

从普通员工晋升为经理，是一个瓶颈。但是小虎计划在四大做满5年就离开，“最好能够跳到一家国企当总账会计，最不济也能混个负责重要科目的会计当当吧。”

我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像这样的考场和班级，随时在那里升升降降。社会变迁如此之快，谁的位置也不安稳，压力不大才怪。低端的固然难受，中间的和高端的也睡不好觉，大家都在患得患失。

铁皮娃娃（心理学专家）

寒假的一天，我送女儿去上奥数班之后，在等候区的沙发上坐着。这时风风火火地走进来一位妈妈，向前台询问小学一年级的语文班到底教些什么东西。前台说是看图说话之类，显然不能让这位妈妈十分满意，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孩子报上了一期——当然，价格是以千元计。

我在那儿看得十分感慨，这刚小学一年级啊，着的哪门子急呢。可这样腹诽人家，又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意思——我不也坐在这里？寒假回来，问问我教的初一学生，有谁假期上课外班了，呼啦啦站起了一片，他们互相问候，惺惺相惜。据说，越是好班、好学校，这种情况越是普遍。听家长说，有的重点中学老师一开学站在前面问，这部分内容你们都学过了吗？一看全班都学过了，就直接讲更高级的东西。如今校外教育年产值数以亿计，真不是闹着玩的。

一位同事这样评论：这就好比看比赛，本来大家都坐在看台上，都能看见，可有一些人站了起来，结果最后所有人都得站起来，因为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见了。

说起来，还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能怪那些先站起来的人吗？的确，有些家长本身特别焦虑，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就把自己的压力变成孩子的压力。课外班看准了这个需求，利用这种焦虑感，制造出市场。

不管起初如何，一旦一个游戏规则形成了，就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什么想法，参与者全都“绑架”进来。不仅我们不能免俗，前一阵见到一位心理学家，是国家心理教育方面文件的起草人，他的孩子也不能免俗。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只中小学生，从幼儿园到亲子班的孩子们都挺忙的。连孩子都被折腾到这份儿上，这不安全感您说得有多大？

永远都在比较

我是几年前转行当教师的，所以对学校的好多规矩都不太熟悉，对于别的老师司空见惯的现象，我看却总有点时空错乱的陌生感。比如监考。

学生大考是按照成绩分考场的——真感谢我上学时还没有这种技术，据说是为了防止作弊。所以，在一班，也就是第一考场考试的，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以此类推，在十几考场的孩子，就是垫底的了。如果监考的恰好是这样的考场，可以预计，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一片一片的孩子拿到考卷后不久，一个一个开始趴在桌子上睡觉。还有一些不睡或睡不着的，就在那里无聊地扭来扭去。有同事从这样的考场出来就感慨，这些考场的孩子，一个个站都站不直，腰都是软的。可见，所谓腰杆不硬，不仅是比喻，也是写实。

要是只有这些对自己、对学习都放弃的孩子也就罢了，最难受的是那些在考场排名的升升降降之间煎熬的孩子。同事曾经接受过一个学生的心理咨询，他有考试焦虑——因为上次考试去了较差的考场，觉得很没有面子，承受不了。

记得我第一年教高一的时候，第二学期开学，两个女孩来找我，其中一个是我的课代表。课代表说：“我调到另一个班了，课代表我推荐让她来做。”我很奇怪地发现她看上去有点难过的样子。她们走后，我才听同事感叹地说，这个重点班的孩子，因为成绩掉出多少名之后了，所以被调到普通班。

这升升降降的，大人都要被整出心脏病了，何况孩子。

不仅降了班难受，升了班也难受。我遇到过一个孩子，原来在普通班，到了高二，升到重点班，很不适应。觉得重点班的同学都很假、很装，明明考得很好，说考得不好；觉得老师对自己这样从普通班升上来的另眼相看——虽然这可能是主观感受，是不适应的表现，可毕竟是不适应。

在心理学上，并不是发生了坏的改变压力才增大，而是只要有改变就有压力。在测量压力的量表中，不仅降薪、失业会造成压力，经济情况的明显上升、显著的事业成就也是压力。

说起来，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像这样的考场和班级，随时在那里升升降降。社会变迁如此之快，谁的位置也不安稳，压力不大才怪。低端的固然难受，中间的和高端的也睡不好觉，大家都在患得患失。

而我们的文化，又特别善于做比较，标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比较等级的位置，就如同我们会那么天经地义地用分数给学生划分考场一样。

安全感离不开秩序感

我们小时候，一个人走着走着就上学了。如今很多孩子是坐私家车上学的，早上上学时间校门口堵成一片。要是仅仅因为路上车太多导致堵塞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时候拥堵是人为制造的。

有时我看到车风恶劣的车时，就忍不住想：别看今天开着车——甚至是名车，很威风，可是加塞的心情，还是和三十几年前排队买排骨或带鱼时差不多。加塞儿是短缺经济的结果，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菜市场什么时间再卖这些高蛋白的东西。经济上缺乏安全感，再加上缺乏应有的秩序意识，结果就是加塞儿。类似的概念，在学校叫作弊；在商场叫不正当竞争；在官场叫腐败。

我在美国待过几年，美国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而是路上的秩序。

记得有一次路过一个小镇，那里正在修路，单方向只有一个车道通行。我心想这下坏了，得堵多久啊。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到了前面那个十字路口，然后发现那里没有警察，没有红绿灯，只有一个大大的STOP，但四个方向，真的是每个方向一次过一辆车，秩序井然，难怪当时我们可以这么快地通过路口。

回国后，类似的无灯无警察的小路，一定是堵得一塌糊涂。总会有自作聪明的车，从自行车道或人行道插到前面去，最后把几个方向都卡死。

当然，我们在排队方面也在进步，比如世博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在排队。可就是那时候，还是有人乘管理人员不备，面带得意之色，横跨栏杆加塞儿，估计心里比刘翔夺冠还要高兴。

我一向相信，外在的环境是人内心状态的体现。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拥堵混乱的街道，就知道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如此混乱、缺乏秩序。我们共同合作制造了一个混乱嘈杂的环境，又在这个环境中，感受到压力、感受到不安。

安全感离不开秩序感。所谓秩序，就是知道事情有一定之规，有准则，有公平。相信秩序存在，我们才可能感到安全。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耐心等待；有安全感的人才会选择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有安全感的人才会相信双赢。而在一个秩序不受尊重的环境中，没有人会感到安全。加塞儿的人通过不守秩序买到排骨或带鱼来获得优越感，归根结底是另一种自卑；而排队的人则一边排着，一边担心自己的那一份被别人买走。

男人在忙什么？

在我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圈子中，都是女人比男人多。一个圈子是学心理学的，从大学时班级中1∶2的男女生比例，到如今在任何一个心理学培训班、工作坊去目测，男人都是稀有动物。另一个圈子是基督徒，这个除了在教会里目测，还有国家的统计数字，男女比例大概是3∶7。如此说来，如果一个学心理学的男士信了基督，就是凤毛麟角、稀有动物里的稀有动物。

我想过，这种现象是偶然的吗？是必然的吗？如何解释？也许，女人比男人更关注内心世界，所以才会到心理学或信仰中去寻找答案，寻求超越？尽管这两个方向殊途也不同归，但毕竟都与心灵有关。

那多数的男人们都在做什么呢？最简单的回答，都在忙事业。

除了事业，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让男人们忙碌。身体健康的，有的打球，做户外运动；身体一般的人，有的喝酒、打牌、上网打游戏；等而下之的，有赌博、性泛滥、物质滥用、家庭暴力等等。在这份清单中，很多都与成瘾行为有关，也就是瘾症。这些事情，印象中多半是男多于女的，也是一般女人常会对男人抱怨的方面。

瘾症的心理学解释和情绪有关。有瘾症的人通常在体验和表达情绪上有障碍，于是通过成瘾行为来释放情绪。比如喝酒，说借酒浇愁，显然是期望通过喝酒来调节情绪；抽烟的人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说的是成瘾物质带来的快感；赌博也会在大脑中形成和物质成瘾类似的机制，所以下注会越来越大，这是成瘾行为的又一症状，即对刺激物的适应，需要加大剂量才能保证同样程度的快感；至于性滥交，病理上有可能是所谓性爱成瘾；还有看似最无害的工作狂，也可能是工作上瘾，通过工作逃避面对自己的情绪、情感。

内心不安的时候，当女人们看到内心的缺失并设法寻求解决时，男人们却可能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有需要，而是在成瘾的行为中去寻求替代的满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溺中，忘记过去、忘记未来，只有当下的快感。

假如我们时代典型的男女结合，是一个在情感上不满足的女人和一个忽略内心世界、沉溺于某种瘾症的男人，这两个人怎么能过到一起去呢？难怪我们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婚姻家庭不稳定，后院都不安稳，何来安全感？

一岁前的不安

中国的汉字很厉害，比如，这个安全感的“安”字，是一个房屋里有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中，往往是家中的女人承担着营造家庭气氛的责任，男人普遍对情绪不敏感，安全温暖的气氛要靠女人来营造。一个善于调节自身情绪也善于包容他人情绪的女人，就为一个家庭带来了安全、平安、安稳；而一个情绪化的、喜怒无常的女人，对家庭的伤害甚于男人。当然，女人的安全感也离不开男人。男人对女人的爱以及男人在经济上为家庭营造的安全感，是女人安全感的来源。

这就要从社会层面进入到心理层面 了。

从个体发展来说，人的安全感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1岁。这个年龄最重要的是建立和母亲之间的依恋关系。成功建立起这种依恋关系的孩子，会形成内心的信任感，在亲密关系上成为安全型的人。反之，如果1岁的孩子不能和一个主要照看者形成稳定的依恋关系，他/她会终生带着一颗不安的心，成为焦虑型、逃避型或紊乱型的人。研究发现，婴幼儿时期的依恋关系，能够预测一个人20多岁以后的亲密关系。

如果说我们感觉现在缺乏安全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不安是一种普遍的心态，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就要怀疑，是不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妈妈的依恋关系没有建立好呢？不安，翻译成心理学的词汇就是焦虑，焦虑型的依恋关系，来自时亲时疏、对孩子时好时坏的母亲——要说明，这里的“坏”，恐怕并非母亲的意愿，而是婴儿的主观感受。

成年人所有的竞争、不确定感、你争我夺、完美主义，不都像一个没有被无条件接纳和无条件关爱的孩子的举动吗？他/她所有的表示，都是试图用自己的行为来争取到一点有条件的爱——如果我更成功、更有钱、更有权势，我就会被爱了。一个从小有安全感的孩子，长大了是不会这么躁动的。

问题是，在孩子最需要关爱的时候，本该在家安然度日的妈妈们都在干什么呢？是忙于工作，把孩子寄养给了老人、保姆？或是因为两地分居，一个人又忙家务又忙工作照顾不过来？种种不得已，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

中国女人为何强悍？

我参加过很多心理工作坊。

同心理培训不同，心理工作坊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现场做个案。

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一位香港来的专家感慨地说在内地做个案发现一个普遍的家庭模式：母亲过于强势，而父亲软弱、逃避，由此带来家庭关系模式的失衡，孩子深受其害，也就是这个来参加工作坊的案主的心理问题。

这些工作坊的同学，有搞心理学专业的，也有很多是白领、知识分子、企业人士等等。但内心中，他们还是一个不被爱的小孩子。

另一次，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治疗师在访谈时，谈到中国女人的强悍，说这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代价。百年来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女人必须要足够强大才能支撑起家庭。她的姥姥在战乱中一个人大着肚子逃难、生下她的母亲，这样一种记忆，已经深深铭刻在了民族的潜意识当中。时代之殇，成了个人之伤。

家庭治疗理论认为，症状即关系。那么，如果这个时代的“症状”是不安的话，那么必定是在某些关系上出了问题。比如，时代的压力造成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而影响到下一代，造成亲子之间关系的张力。创伤就是这样在代际之间传承，国外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发现，这类重大历史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至少会传递到第三代。

很多人对心理咨询不以为然，不就是说说吗？说，并不容易。如果你想想，要把自己在潜意识和意识边缘挣扎的事情、要把生命中最不堪的记忆回想起来、说出口，你就可以理解，为何说和听都不容易。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潜意识中压抑的内容越多，这个人心理健康的程度就越差。当他/她说了出来，进入意识领域，能够在对话的过程中被理解、被接纳，问题也就消解了。

如果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当成一个来访者，而这个来访者又有那么多不可说、不想说或想说也想不起来的事情，有那么多不敢正视、不能正视的伤害，那么我只能说，这个来访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实在有待提高。

如今，我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这片土地上能让人产生回忆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个时代好像这样的一个人，忙忙碌碌地工作，穿着时尚的服装，在拥挤的城市道路上开着车烦躁地左奔右突。

可如果你能有一个特殊的镜头探进他的内心，你会看到他几十年来、近百年来的伤和痛还没有愈合，那些被草草包扎的伤口还在化脓、淤血、发炎——难怪这个人心情常常莫名烦躁，有时还会突然爆发一下；一时大干快上、夜夜笙歌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时又哀伤自怜、失眠抑郁。这样一个人，无论外表如何风光无限、光鲜亮丽，内心世界却支离破碎、漏洞百 出。

有一年我出差去塞班岛。这个岛屿是当年二战末期日美战斗最惨烈的地方，现在上面有美军的纪念碑，也有很多日本人的纪念碑。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塞班纪念馆里看到的一本图画书。书里，当地土著老人们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孙辈，然后孩子们用儿童画把老人们的叙述画了出来。虽然塞班土著的损失在二战史上如此微小，但他们自己并未遗忘。回忆的过程，就是面对和医治的过 程。

你不知道的事，对你影响最大

如果要回顾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有限的探索，可以这样讲：安全感，需要的是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比如秩序，比如爱。

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那么从父性的角度，我们缺乏稳定的秩序感——秩序、规范主要是父亲式的权威教给我们的；从母性的角度，我们缺乏无条件的爱——情感更多来自母亲式的包容和赐予。古人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果阳刚正气不足以立天，温柔包容不足以润物，我们又到哪里去安身立命？

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你知道的事情对你影响大，还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你影响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后者。

在讲心理健康和人际沟通中，有一个概念叫“约哈里之窗”，就是把沟通中的内容分为四个区域：开放区（我知、别人也知）、隐私区（我知、别人不知）、盲区（别人知、我不知）、未知区（大家都不知）。最危险的，就是这个未知区。所以知道的、说得出来的，可能并非最本质的。当我们追问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时，也就是在追问，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忽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生活依然继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每天依然有成千上万的新信息、新情况冒出来挑战我们的身心。大人们还是要忙着挣钱，孩子们还是要忙着上课外班。这几年，媒体都在说要慢下来，把慢生活作为一种时尚：慢生活，大快感；慢一点，等一等灵魂。慢，的确很奢侈，说要慢下来的媒体人，不是比谁活得都要忙碌吗？

慢下来做什么？人的内心永远没有外在世界变化那么快，慢，是为了给心灵医治、成长的时间；给心理适应压力变化、调整状态的时间；给男女彼此了解、学会彼此相爱的时间；给父母和孩子好好说话、彼此认同的时间；给社会各群体沟通对话、相互磨合的时间；给人将目光从外部转向内部、关注生命更本质的东西的时间。

时代如此，环境如此，自我如此。也许我们依然有十万个理由感到不安，但那个让我们能够安心的支点也许只有一个。如果，当不安的感觉再度浮现在我们的心中，那也许正是我们要面对、正视自己并且去追问和寻找的时候了。

饼干公司里的隐形权威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

刘晋锋

像往常一样，上海几百位工会主席到党校接受培训。闲暇间歇，两位中年男子达成了私下的协议：生产快消品的卡夫公司多单身女青年，而出产工业品的公司尽是宅男，他们决定联手做月老。

张颖（化名）是卡夫公司的新人，两个月前她加入了工会，是因为一些看得见的好处：“工会给会员发福利，还发起工间操，让员工在工作间歇活动肩颈和眼睛……”

以上这些，符合我们对中国工会的一贯想象，但卡夫中国的工会主席陈宝庆非常肯定自己可以做得更多。

命令

那个女人走过来，眼睛看着别处，碰了一下陈宝庆伸过来的手，迅速甩掉，隔着会议桌，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想干什么？”

“请坐！”他说。她身高180，他164公分。

“我只有五分钟，我要去看医生。”

“请坐！”他说。她不说话。他仍然坚持：“你不坐下，我没有办法讲话。”她勉强坐下来：“你要讲什么？”

“我要向你介绍我的团队，他们是新成立的工会的成员，我要把每一位都介绍给你认识，不会超过五分钟。”

她冷脸听完，走了。

2007年年底，卡夫合并达能在全球的饼干业务，原本的竞争对手变成一家人，合并过程被严格保密。周五合并成功，下星期的周一，她，原达能饼干业务的中国区总裁戴乐娜（Lorna Davis）被任命为新卡夫的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她只有周末两天时间去了解卡夫信息，为她的新职位做准备。不过，她从不害怕任何挑战。

戴乐娜来自南非。她的母亲评价她说：“她有很强的个性，她总是团队里的领导。”1997年，她加入达能公司，没过多久就成为达能在新西兰、英国和巴黎的董事总经理。2003年，44岁的她成为达能中国董事总经理。

五年之后，也就是在2008年初，她的人生中经历一次特别的冲突，就是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比她矮16公分的中国男人，直接对她发起挑战。

当年1月24日，卡夫员工被通知到万达影院看电影并开会，戴乐娜突然向大家宣布要将卡夫的北京总部迁往上海。她说完就离开了，“就好像天阴下来了，大家心情都非常压抑。有的人甚至流泪了。”

一些管理者比员工更早知道搬迁的决定，戴乐娜问他们：“告诉我上海好还是北京好？”他们说北京好。戴乐娜非常生气：“你告诉我北京好在哪儿？”她马上对一位达能管理者发出命令：“你告诉他上海有多好！”一些不服气的管理者选择了不合作，直接离开。

这是卡夫中国总部北京员工绝不会想到的“强权”。曾经，卡夫中国总部办公室从盈科中心搬到SK大厦（相距几公里远），公司提前三个月知会员工，告诉他们搬迁之后的利弊，并征求意见，统计搬迁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如今，要搬迁到1000多公里之外，却是这样强制的方式。“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公司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将依此模式处理？”另外一个更有深意的猜测是：“这是为了保留上海达能的团队，以迂回的方式稀释北京卡夫的团队。”

当然，公司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为员工提供较高的经济补偿，他们的做法从人力资源和公司管理的流程上看十分职业，也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但戴乐娜忽略了一点，就是这家年销售额超过370亿美元的公司一向有善待员工、注重协商的传统。事实证明，卡夫员工对于自己在整件事中是否被管理层平等对待和尊重最为敏感。

陈宝庆认为：“不是说高于法律标准就万事OK了。很多东西是法律无法界定的，得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通才行。”

有人想到应找人代表员工与公司谈判，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工会。”

谈判

在一个有等级存在的组织之中，单个人很难成为与不公正抗衡的一方，员工唯有整合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才能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力量需要由一个或几个人来代表。

陈宝庆出场了。

他颊丰鼻圆，天气稍微有些热便汗流如注。彼时，他还是为人低调的部门经理，手下只有一个员工，但他是卡夫在中国招聘的第一位员工。公司里，年轻人称呼他为“宝哥”，他对此也很享受。

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来自卡夫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任总裁。那时是80年代初，他问陈宝庆：“你是为谁工作？”陈宝庆头脑一震，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总裁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工作，提升你自己的价值，未来才有人愿意出高价聘请你。”

接下来20多年，他是非常努力的员工，担任过市场部经理，也做过区域销售总监，是“相对维权意识”较强的人——这些经历和性格特质使得他成为领导这次维权最适合的人选。

卡夫工会从筹备到成立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只花了七天。虽然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员工，但几乎没有人了解工会的相关法规条例。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那时刚刚成立不久，他们迅速地响应了。

公司成立工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司管理方向所属管委会提出申请，成立筹备组，得到批复之后进行选举；一种是员工自发组织，只要5%的员工有意成立工会，便可申请。一天之内，陈宝庆等人便征集到了70多个员工的签名。

“一开始，我们有些担心。在中国，总工会也是政府机构，他们如果怕惹麻烦，会不会就不批准？”后来证明，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全国50多名卡夫员工代表在得到全体员工授权书的前提下，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陈宝庆全票当选为工会主席，这一天是2008年的2月21日。他面临一个新的团队，工会委员来自各个部门。前三天开会，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会议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

陈宝庆回顾这件事情，发现起步阶段最难的事情是他没有树立起足够的“威信”。虽然，平常大家互相尊重，知道宝哥这个人还不错，但大家并不了解他是否有组织、写作和演讲能力。陈宝庆说：“在一开始，我当选可能是因为没人肯出面。”员工中难以出现一位既敢于担当又富有威信的人，这是一个常见的难题，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主席李广彪对此常常深感头疼。

陈宝庆决定开设一个员工信箱，给大家三天时间提建议，以匿名的形式投寄。三天之后收到了300多份建议书——当时卡夫中国在北京只有200多名员工。

意见搜集起来之后，又是天翻地覆的讨论。陈宝庆认为太多的建议没有任何价值，他提出三条：第一，公司涉嫌违法，而他们不可能撤销决定，所以改为要求公司道歉；第二，大家表达了各自的困难，但可浓缩为一个字——“钱”，所以要为员工争取好的赔偿；第三，公司要很好地安置留下不走的员工。

“集体合同”这个陌生的词浮出水面，成为劳资双方谈判的核心——这正是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对他们的建议。集体合同是工会代表员工与公司签署的，它适用于企业的每一名员工，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拥抱

在卡夫收购达能饼干之后，戴乐娜遭遇过更具破坏性的抵抗，这来自于她的老本家达能。达能在上海漕宝路有一家生产饼干的制造厂，工人担心达能被卡夫吞并之后，达能工厂就会被关掉。这一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纾解，高层与工人也缺乏交流。担心失业的工人罢工了一个星期。戴乐娜非常生气，她雇佣了一家外资的保安公司去与员工周旋。

关于此事，有一个传言：在冲突的过程中，保安疑似故意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工人发现之后，要求公司道歉。戴乐娜面对墙壁，坐了很久。

陈宝庆非常不赞成暴力型对抗。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有人提出罢工的激烈主张，他是最反对的人。他警告他们：“你们一定要完成本职工作，否则也会授人以口实。”在工会与资方进行谈判的那些天，卡夫中国的销售额不减反增，这是以陈宝庆为代表的员工谈判的重要砝码。

陈宝庆不为人知的谈判技巧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他一手拿《劳动合同法》、《工会法》，一手展开情感攻势，经常对戴乐娜的代表、人力资源总监黄琪博说：“我们都是卡夫的人，卡夫员工会因此感谢你们！”

陈宝庆说：“我把我在公司学到的谈判技巧，用于与公司进行谈判，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的，可是为了员工，实际也是为了公司，我最后还是要这么做。”

谈判进行得很艰苦，每一天双方都要就当天达成的共识进行签字。然后，陈宝庆会写一个当天谈判总结邮件发给所有同事。有一天，人全走光了，陈宝庆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站起来，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来。

一方是强势的管理层，一方是众口难调的员工，陈宝庆常感身心俱疲。黄琪博亦如是，他背后的戴乐娜一直没有露面，但戴乐娜每天都要批示双方的谈判结果，然后向更高一级的领导汇报。

谈判过程波澜起伏，也有过进行不下去的时刻，但双方都已经付出了艰苦的代价，也取得过共识，所以没有人愿意放弃。达成最终共识的那一天，黄琪博是最开心的人。

集体合同的签署仪式在公开场合举行。那一天，陈宝庆一早就睡不着，提前到达建国饭店的会场，他发现戴乐娜也早到了。休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她向他敬了一杯茶，对他说：“请喝茶！”进入会场之前，她对他说了一句让他深有感触的话：“你是爱卡夫的！”

陈宝庆说：“这个集体合同能够签署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戴乐娜，不会有今天的集体合同。它本身的价值是我们双方合作的结果。”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戴乐娜给了陈宝庆一个紧紧的拥抱。

但人们仍有被“秋后算账”的恐慌。签署集体合同的那一天，有记者提问道：“戴乐娜女士能不能留住陈先生这样在前期为争取员工利益作出重大贡献的员工？”陈宝庆事后说他对那位记者心存感激。曾经有朋友劝诫他，不要当出头鸟，与公司正面交战的人，就算是离开公司也难以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

戴乐娜说：“不，恰恰相反，接下来我们会认真考虑陈宝庆先生的位置。”后来，戴乐娜果然满足了他的心愿，他成为卡夫中国唯一一位内部专职销售培训师。同年6月，卡夫中国授予他“国家贡献奖”，这是卡夫中国员工得到过的最高级别奖励。

这场合并给卡夫带来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此前在卡夫，一项决策的诞生和执行，负责各品类或品牌的管理者都不能只是简单地下达命令，他们必须学会说服下属并与其达成共识。因此，卡夫公司的高层领导们在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一般是20年。但这种“协同效应”一旦过头，就会变成一个公司锐意进取的绊脚石——戴乐娜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变卡夫公司遭人诟病的保守文化。而戴乐娜也意识到卡夫内部对员工的尊重所带来的好处。卡夫中国后来仍然继续扩大其事业的版图，在2009年收购了吉百利。整合吉百利之时，戴乐娜特地把陈宝庆吸收到整合领导小组，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

在这场谈判中，陈宝庆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他向吉百利的工会代表传达了一个谈判心得：“你们也是卡夫人，你们要记住，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政策。”它果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陈宝庆当年谈判下来的集体合同，成为公司而后参照的制度。

不久之前，戴乐娜带着卡夫有史以来在华最好的销售业绩离开了中国，风光地前往一个更高的职位；黄琪博离开得更早，有人怀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贵了！”而陈宝庆未来要为员工争取“薪资协商权”等权益——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公认的民意代表，正准备改变外资企业员工亚健康和过度加班的状况。

他距离退休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品质——那些行走在追求品质生活的“没品道路”上的人们

雾都中的老外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

李欣

2011年12月5日，大雾笼罩北京。早上，我把厨房仔细翻了个遍，觅到了足够的食物，又用围巾包好口鼻下楼遛了一趟狗，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门。整整一天窗外都是均匀的灰色，让我感觉仿佛度过了一个特别漫长的傍晚。网上到处是航班晚点、交通堵塞的消息，我很庆幸，这一天没有安排工作。

后来，到电台录制《老外看点》的时候，聊起5号的雾霾，四个经常来上节目的老外都说，当天不得不出门工作，而且也没戴口罩——莫楷（美国人）是没能买到；朱力安（法国人）只在微博上转发了应该戴口罩的消息；有朋友送了董默涵（爱尔兰人）几个口罩，他让孩子在上学的路上戴，自己怕麻烦没有戴；莫大伟（美国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偶尔一两天就凑合了，又不是连续几个月。”

再后来，阴霾被大风吹走，生活照旧，只是“PM2.5”这个术语被大雾普及了——2011年12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北京地区PM2.5污染物浓度值达到了522微克／立方米，这个数值对美国人来说是有点疯狂，因为美国PM2.5日均值的安全标准是35微克／立方米。

身体的发现

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有一个叫曼彻斯特的小村庄，莫楷在那里的一个农场里出生、长大。村子临湖而建，周围都是广袤的森林，几十米高的枫树在秋天会不断地变幻出浓浅不一的暖色。

莫楷能讲流利的德语、俄语和汉语，几年前他辞掉了全美福利最好的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工作，来到北京。现在他在北大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开了一家做中文翻译出版业务的小公司，拜了北京和山西的师父学相声和形意拳，有空就去鼓楼附近听评书，还能唱好几出京戏，他钟情于中国文化。

但是，每年早春冰雪消融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莫楷都要专门飞回老家去蒸枫糖。莫楷说，家乡的空气湿润、清冽。

2006年，莫楷在美国救火患上了哮喘，来北京后正赶上奥运会，虽说北京的空气比老家的农场差远了，但身体并没有发出抗议。这两年，他的哮喘病和北京的空气一样每况愈下。莫楷看过中医，也戒了烟，几周前他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迷你空气净化器，更贵一些的他也买不起了。

莫大伟是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在北京他组过乐队、上过春晚、演过电影，还娶了中国太太。在他看来，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比北京好，包括上海、香港。有一次，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家里，他站在阳台上，竟然感觉自己闻到了氧气的味道。

法国人朱力安也有类似的“身体发现”。他说，以往他的父亲每次从法国飞到北京来看他都会对空气过敏，而他每次从巴黎飞来北京都没什么体会。直到有一次从瑞士飞北京，下飞机那一刻真是对比强烈：瑞士的空气很轻盈，好像可以一直吸到身体的角落里去，而北京的空气很稠、很重，吸上半口感觉肺就满了。

董默涵从爱尔兰来中国十几年了，经常有人问他爱尔兰什么样，他总会说，上帝创世纪的时候特别偏心，按照天堂的样子创造了爱尔兰。在爱尔兰，如果一个人的衬衣穿一天领子就黑了，那一定是他/她的个人卫生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进家必须换鞋那一定是有洁癖；如果一个人每天擦两三次地那一定是有强迫症，但在北京这通通属于正常现象。

拿身体打赌

莫大伟今年50多岁，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小半辈子了，当年长发、清瘦的嬉皮士已经是头发灰白的汉学博士、慈祥和蔼的教务主任，他打算退休后搬到中国的小城市养老。

莫大伟周围的不少外国朋友已经被北京的空气质量吓跑了，有个叫Jimmy的菲律宾鼓手，患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就活不过十年。前年Jimmy搬到了美国加州，尽管他很喜欢演出机会更多的北京。

莫大伟还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而全家搬回美国，尽管为了做生意，这位美国哥们儿每年还得有一半时间飞回中国。莫大伟说，这件事让他感到内疚，因为他让自己的女儿在北京长大。

前年，朱力安和他的中国太太在重庆、法国和北京举办了三次婚礼。去年的春夏之交，第二和第三场婚礼的间隙，朱力安的女儿在北京出生了。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影响朱力安在中国做事的决心，说起北京的空气、水和食品，朱力安的评价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据我观察，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对北京的融入感越强，就越能将就着过日子。

作为中国女婿、两个孩子的爹，董默涵既有逃离北京的冲动，又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毕竟现在爱尔兰经济状况不好，工作难找。于是，他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健康和未来的忧惧迷茫每每会在现实面前化为人生的雾霾，让周围的一切显得不那么真实，让人无处可逃，如梦魇般无力而荒诞。

和莫大伟、董默涵、朱力安不同，莫楷现在还是单身。他说，可能会在北京恋爱，但不会在中国养家，两年后读完硕士就会回国。尽管他认为自己以后会一直做和中国相关的工作，但美国老家澄澈的空气帮他做了选择，因为在中国挣钱实在是拿身体打赌。

《老外看点》会谈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以上这些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说法，我们从未在节目里交谈过，我姑且猜测很多人的反应会以如下三种为主：A.义愤填膺型，破口大骂并以“滚回自己国家去吧”结尾；B.痛心疾首型，外国人太嚣张了，落后要挨打，国人当自强；C.家丑不可外扬型，就算是这么回事，让几个外国人在这说三道四，听着刺耳。可是，我们能夸北京空气质量好吗？言之成理且令人信服，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汉语水平啊，母语是汉语的人都做不到，更别提外国人了。

朱力安说他还有一张底牌：万一问题太严重，他还是可以与家人一起回法国——和那些已经移民海外，但还回来中国挣钱的“新华侨”一样。

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中国向来不缺聪明人，只不过，就空气这件事来说，我觉得人很容易用精明的选择做出愚蠢的决定。 

战斗在厨房

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唐波

“新国标关于生乳的标准是全世界最低的！”

“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有关牛奶新国标的口水战在媒体上正酣，各利益集团的话语纷纷登场。放下报纸，我一脸疑惑地问老公：“难道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垃圾？”

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北京本地某品牌的巴氏鲜牛奶，同时在普通鲜牛奶和极致鲜牛奶之间随机游移。学习了新国标的系列报道后，才知道鲜牛奶有可能是复原奶（使用进口奶粉冲兑的液态奶），而且就算这样，根据新国标，生乳收购标准要从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提高到每毫升200万个，蛋白质含量从每百克含2.95克下调至2.8克，“那这样一来，岂不是蛋白更少，细菌更多？”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完全搞不清楚即将喝到的是什么了。

天然水

10年前，我在北京买房定居，装修的时候就安装了净水机，据说能够达到生饮的效果，但面对南城水质硬、含碱量高的硬伤，“如果不想得结石，还是喝别的水吧。”一个自来水厂的厂长朋友这样告诫。

送货上门可替换的桶装水是不行的，我亲眼看见过水站的小工把自来水灌进大桶里，于是便开始在超市里对瓶装水挑三拣四。

4升装的某山泉和某香港品牌的蒸馏水成为我用来泡茶、煮饭、煨汤的原料。可是不久后，媒体开始宣传蒸馏水（即纯净水的一种）在制作过程中把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给屏蔽了，长期喝纯净水缺失了这部分营养元素的来源，而从食物中获取这部分矿物质的速度和转化率都比喝水差。咋整啊？还能咋整？振臂一呼，停掉纯净水，把失去的矿物质喝回来！

在某台湾品牌的矿物质水VS南中国海出产的某矿泉水的大战中，我凭直觉挑了南中国海的品牌，无关水质，而是包装：台湾品牌的瓶子软薄，南中国海产地的结实。我热烈地烧开南中国海矿泉水泡茶、冲咖啡、冲可可，直到某天被媒体告知：矿泉水适合直接饮用，烧开了有可能改变其中的矿物质元素！顺带又被告知：矿泉水和矿物质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用水，矿泉水是天然来自地底的，矿物质水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人工添加铁、镁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真是又悲又喜啊，悲的是那么多南中国海矿泉水有可能是白瞎矿物质工程，喜的是自己对包装的直觉还蛮准。

在喝瓶装水运动中，唯一持续饮用的是来自浙江的某山泉，它是天然水，水源无污染，天然含有矿物质，还广告天下是pH值为7.2的弱碱饮用水。从2000年喝到现在，该山泉标注的水源地从杭州千岛湖，转战到湖北丹江河口、广州万绿湖水库以及长白山靖宇，而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9年公布的《中国地表水水质月报》，千岛湖——某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已被列入第Ⅳ类。 Ⅳ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也就是说，千岛湖的水只能作为工业用水，即便要作娱乐用水也不能和人体接触。2003年，我家每月花在瓶装水的费用是250至300元之间，而那时某山泉4升装价格为4元多，现在是6.8元。难道说，为了避免可能患结石症的自来水，我花了这些钱喝了10年的工业用水？“某某山泉有点甜”其实是“某某山泉有点玄”？

转基因油

古训曰：开门七件事，盐柴米酱醋茶。我炒菜的油，一直用的是某调和油，因它号称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三者的比例达到1∶1∶1的概念，而这些饱和不饱和脂肪酸和血脂的健康密切相关。可是，专家出来辟谣了：目前国内市场上没有任何单一食用油或者食用调和油的成分能达到1∶1∶1的均衡营养比例，如果油脂真的达到1∶1∶1的比例，外观会呈现黏稠状，甚至无法流动。而且，某调和油所采用的原料——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国内外许多学者检测研究证明,包括孟山都公司自己也承认，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含有相当高的有毒草甘膦残留量以及有毒AMPA(草甘膦代谢物)残留物。

转基因食品到底对人体有无损害？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影响暂不清楚”。专家都不清楚，我又能如何？换！花生油，很遗憾，不喜欢花生油的油闷口感，而且花生发霉后含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具有很强的致癌性，原料隐患重重，又换！就像包装质量决定了水的选择，我选中了某葵瓜子油，因为油桶上4个字闪闪发光：非转基因！还不放心，又加上了进口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炒菜用葵瓜子油，凉拌菜用橄榄油，蒸鱼的最后一道淋油工序也是橄榄油。

很想全部使用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不仅凉拌，还适合高温烹调，特别适合在130℃至190℃的油温下油炸食物。可是，一瓶500毫升地中海地区出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基本价格在60到80元不等。如果制作水煮鱼这样的菜，两个菜，三分之一瓶油就没有了，只好用1.8升30多块钱的葵瓜子油摊薄下成本。

有机蔬菜

除了食用油，“转基因”这个魔咒，继续影响着我的蔬菜选择。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转基因西红柿……铺天盖地的转基因蔬菜中，有机蔬菜就像那撕破滚滚黑云的一抹阳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阅读了大量宣传资料后，我理解的意思是：有机蔬菜就是没有喷农药、施化肥、加激素的蔬菜——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菜吗？于是我开始选购有机蔬菜，商场的超市里，有机蔬菜们论棵地整齐排列在透明的薄膜里，绿色的有机标识显示着血统。由于购买时只看付款价格，某天看到单价时暗自心惊：土豆一公斤8元钱！话说当时可是2003年啊。

我老安慰自己，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健康第一，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几个当头棒喝：媒体报道东北某有机蔬菜品牌的土地亩数与其超市供应量根本不能匹配，厂家直接收购一般蔬菜贴标后冒充有机蔬菜出售！同样在北京，某有机种植园发现了一些农药和化肥，种植工人给出了答案：“菜起虫子很普遍，夏天长了虫子，有时就用手抓，但也会用低毒农药。”2008北京奥运会农产品供应基地，某农业园的蔬菜大棚里也发现了尿素和硫酸钾复合肥。欲哭无泪啊，我居然用了高出一般蔬菜三、四倍的价格去买同样的产品！

面对高价也避不开农药的现实后，我决定向央行学习，收缩银根，回归菜场，如果能早起还加入了早市买菜大妈的行列。大妈们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买菜不能贪好看，要买有虫眼的，虫子不吃有农药的。”这话行得通吗？万一虫子在喷农药前就把菜叶啃出了眼儿呢？而且我这一生的蔬菜待遇也就和害虫一个等级了吧！不过慢慢地，我也发掘了解决之道：能削皮的瓜果一定削皮！黄瓜，削皮；西红柿，削皮；西葫芦瓜，削皮；豆角……咦，这难度太高，就算能削皮成功，也没啥内容了……嗯，我泡！枝叶类蔬菜一定用淡盐水浸泡半小时以上，丢到锅里热油爆炒，油水四溅，烫得我吱哇乱跳，也许高温能消毒，只是蔬菜的营养物质也消失了吧？

放心肉

说到底我还是个贪方便的主妇，一直在超市买加工好的肉丝、肉片和肉糜，直到某天（又是“直到”），媒体（唉，又是媒体）曝光了：某国际连锁品牌超市把已过期的猪肉加工成肉糜出售！无奈之下，只好眼见为实。在菜场肉摊上，看上哪块肉割哪块，再绞成肉糜，同时还得提防注水肉、无检疫肉……哦，早市的肉一定要警惕，目睹过半片生猪现场切割时，白生生、干干净净，没有一个紫色的检疫章，极有可能是私屠猪。当然，我也不知道那几个紫色的检疫章到底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不过有点算点，提供点心理保障也算事了。

商场超市也是个买肉的地方，自从2001年英国疯牛病风波后，牛肉一直在商场超市购买。某品牌供应商场超市的牛肉货品，切割部位准确，装盒数量合适，烹调方便，只是价格——2009年撒撒米牛肉是每公斤320多元，牛仔骨是177元每公斤，降霜牛肉就更贵了，398元一公斤；今年，牛仔骨涨到了240元一公斤，降霜我都不敢下手了，一块2两重的肯定要100多。常常买之前，我都要迟疑一下：明天我们还吃得起吗？

进口食品

我大量购买进口食品：饼干、果酱、麦片、干果、黄油、奶酪、咖啡、红茶、冰淇淋、葡萄酒……理由很简单，国外食品安全标准比国内严格，肇事成本比国内的高，相应的食物安全性也比国内强，连商标的成分标注也比国内的齐全，参考性强。

可是去年，我开始在打完网球后喝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维他命水，10至18元500毫升的饮料，在广告中说“卡路里越来越低”，瓶身的“营养成分表”却对糖含量只字未提。结果早在2009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男子詹姆斯·科赫和公众利益科学中心（CSPI）就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维他命水传递“具有欺骗性和无确实根据的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生活在旧金山的詹姆斯经常在健身后饮用这种饮料：“我满心以为这样做能获取额外维生素，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摄入了几乎与可乐相同水平的糖分和热量。”而今年，国内某饮料企业也推出了类似的维生素饮料，标签上明确标明了营养成分表，但对含糖量仍然如可口可乐一样只字未提。

防不胜防，步步惊心，结果只能是自求多福，改变自身的饮食习惯：减少外出餐馆吃饭的次数，因为害怕回收油；放弃培根、香肠和腊肉，为防止亚硝酸盐过量；放弃火腿肠，以为避开了“健美猪”；不吃反季节水果，害怕化学催熟剂或激素；放弃薯片等油炸食品，害怕丙稀酸铵致癌；吃葡萄一定吐葡萄皮，因为葡萄是在生长过程中使用农药最多的水果；吃虾一定去头，因为虾头的重金属含量最高；少喝饮料，因为糖分含量高……为了提防氢化油所导致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学会看点心和饼干的成分列表，懂得所谓的“精炼植物油”、“植物起酥油”、“氢化大豆油”、“氢化棕榈油”，或者“部分植物油”，其实都是氢化油。

一个厨房能有多大呢？每次我进入其中却像走上了战场，没有硝烟，有油烟；没有鲜血，有西红柿酱；有各种冷兵器，希望制作出来的食物是健康、有益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原料都不让我省心。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的各种有关食物的知识，花大量的金钱进行尝试，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完全颠覆，令我在想象不到的真相面前目瞪口呆。我像进入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无物之阵”，看不见敌人，却有损伤，也不知道向谁投诉，谁能负责地告诉我一个准信儿。

我购买的有机蔬菜上标注了投诉电话，当得知农药新闻后我打了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我喝的矿泉水的水源地是否被污染，没有答案；食用油的大豆原料明明含有毒素，没有解释；三聚氰胺喝出了幼儿结石，接踵而来的却是“世界最低标准”的鲜奶，“人人有牛奶喝比牛奶标准更重要”，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被打败的战争？滑稽的是，战败者还在替痛打自己的人买单。

完全无奈了，没有焦虑，只有漠然。我又开始谋划换牛奶，是新西兰的好呢，还是澳大利亚的好？是网上买价格合算呢，还是等商场超市做活动？如果某天新西兰的牛奶又提价了，我还要接着喝直到买不起吗？或者我戒奶？

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人人都爱达芬奇？

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于晓丹

我在纽约进入时装行业后，每个季度总要经手挂着各种标牌从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土耳其、越南等国，当然也包括中国运进美国的衣服。初做助理设计师时，我的工作还包括核查主标和洗标文字。现在回忆，“哪里制造”这几个字我关注最少，因为标牌上的其他文字都有出错的可能，这行字却极少错。“哪里制造”对于我，就是每天打交道的那些人、那个工厂所在的那个遥远的国家，很少想它背后还会有什么重要意义。

意义当然是有的。在我从小助理向着更高级的设计师职位奋斗的之前和之后的二十年中，世界制造业氛围、市场格局、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哪里制造”的话题其实一直不断——不仅中国人关注，欧洲人、美国人也关注；不仅对消费者重要，对全世界的生产商、法律制定者以及海关执法人员都重要，只是重要的原因和结果可能不尽相同罢了，特别是产品的价位越高，奢侈程度越高，对“哪里制造”就越敏感。这几个字除了反映着产品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左右着全世界微妙的消费心理，去年在国内发生的“达芬奇家具”事件，说到底，其核心问题不就是：这些家具究竟是在哪里制造的？

可问题是，如果确实是在意大利制造，“达芬奇家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如果不是，它是否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判定过失？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用“yes”或“no” 就能轻易回答的问题。

1997年·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

在“全球化”，或更明确一点，“全球供应链”模式出现之前，人们在中国买到的东西大多是中国制造的，在意大利买到的东西也大多是意大利制造的。那时候，要想在地球的另一端进行生产，再把产品运回地球的这一端销售，其代价不可想象。但今天，这样的情形不但被想象了，而且已变成几乎所有制造业的现实。苹果公司的任何产品如今都是在美国设计，在海外生产，再销往世界各地。1960年，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价值只有8%来自进口，1980年是14%，到2009年，差不多是60%了。

意大利过去是世界主要出口丝绸制品的国家，它所拥有的奢侈品品牌大多有一类以丝绸为原材料的服装服饰。科莫曾经是意大利的丝绸之都，20年前，假如你有一条意大利品牌的丝巾，其原料很有可能就来自科莫。1981年，欧洲90%的丝绸出口靠9万多科莫人支撑，他们生产的布料或丝巾、领带、衬衫等成品销往米兰、巴黎、伦敦及大洋彼岸的纽约。这些丝制品，尤其是丝巾的价格昂贵，古奇或菲拉格慕品牌店（非下线店或直销店）里出售的90厘米见方的一条，售价近400美金；巴黎的爱马仕就更离谱，最高售价近千元。丝绸之于科莫，就像龙虾之于美国的缅因州，既是城市的象征，也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产业。

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明显的变化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先是科莫不再生产生丝，随后整个意大利都不再生产生丝。再后来，丝线也不在意大利纺了，连布也不在意大利织了。丝绸布料出口曾经占意大利总出口价值的5%，到1990年代初，意大利竟从丝绸出口大国转为进口国。今天，你手里握着的一条标有“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很有可能只有最后一道生产工序——给裁好的布料包边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当然，也是在这里被挂上“意大利制造”标牌的。

那么现在这些丝绸布料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多半是：中国。那么，从法律意义上讲，最后在意大利完成的这些丝巾还算“意大利制造” 吗？

从前也许算，但到1997年，至少对美国来说，差点就是个问号了。因为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进口法”，特别规定丝巾要符合“意大利制造”的要求，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丝巾的布料加工及处理，比如染色、印花、过浆等，至少要有四个步骤在意大利完成。如果这个新法令被严格执行的话，那么意大利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丝巾绝大多数将改挂“中国制造”，而非“意大利制造”的标签。

这一法令令意大利人非常痛苦。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意大利丝绸协会秘书长圭多·特塔玛尼的反应：他愤怒地用拳头砸着面前的桌子说，“那么这张桌子是不是得写‘巴西制造’？就因为提供这个木料的树长在巴西！”痛苦，是因为那时候美国已是意大利最大的丝绸客户。丝巾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其生产工序简单，售价却高，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纺织工业的出口收入中占着很大比例。而正因为它从原料到成品所需工序简单，便很难符合美国新进口法的要求。因此，此法令若执行，意大利的丝巾生产商和经销商所受的伤害将最严重。

美国颁布这个法令，其起因说起来，也与中国有关。那一时期，由于纺织品配额等政策限制，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的方式，以规避各种关税，这就伤害到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纺织工人的利益。在欧洲工业官员的压力下，这条新法令最后看来并没有执行。

2000年·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

十一二年前，我第一次去米兰出差，惊异地发现街上随处可见熟悉的中国面孔，即使不会说意大利语也不担心迷路。跟他们搭讪，听出他们大多操着浙江口音，多半在温州人开的衣厂里做工。后来去巴黎，也遇到类似情形，只是巴黎相对大，不像米兰那么明显。回到美国不久，就接连看到消息，这样的工厂在巴黎很多，在意大利更多：米兰有，罗马、佛罗伦萨等有传统制造工业的城市里都有。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目前已是欧洲最大的中国人聚集地，中国人注册的纺织企业比意大利人注册的还多200家。中国除了向欧洲出口了大量丝绸原料，从1980年代开始，也向欧洲“输送”了大量低价劳动力。

于是，有人提问：在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即使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就真的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了解行业内幕的人会回答你：未必。因为很有可能，这些意大利的某工厂，便是由这些中国移民开的。这些工厂里的工人常常不具合法身份，以每小时2欧元或每月120美元的薪酬，几乎24小时轮班倒地生产着挂“意大利制造”标牌的服装服饰。像苹果公司可以连夜把工人叫起来赶做iPhone一样，这些工厂也可以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里完成1000件由下包合同商指定样式和颜色的连衣裙。这个速度和弹性让欧洲人惊叹不已，也激起了很多负面反应。他们认为大量工作机会被中国人抢走了，已经存在上百年的工业传统节奏被中国人彻底打乱了。科莫的许多中小企业甚至都已倒闭，它从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国际旅游城市。

普拉托市外郊在2000年前后渐渐形成一个“快捷式时尚”工业区，街上到处是中国服装批发商。附近的停车场上，常常停着一排来自欧洲各地的货车，里面坐着满面焦虑的零售商，就等着这些批发商尽快拿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由他们运回各自国家，再加价卖给当地顾客。

2005年·“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一家专门销售法国品牌珑骧(Longchamp)的网站从2005年开始不断受到顾客质疑——他们销售的珑骧包到底是“法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店主为此制作了一个标准答案：“大部分折叠包在中国制造，少数限量版如‘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制造，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珑骧品质，也有一些在突尼斯制造。”为了确保答案正确，店主还给珑骧公司写信求证。公司回复说：我们对质量的保证是以“由珑骧制造”而非“在哪里制造”为根本，即“Made by Longchamp”而不是 “Made in××”。

这虽然是个优雅的回复，却可能无法改变消费者渴望了解“原产地国”的微妙心理。

有些消费者相对愿意选择产自本国的产品，比如全球化刚开始时，很多美国消费者情愿选择美国制造或至少是美国组装的产品，以表达支持美国本土工业的姿态。当然这只是那时的姿态而已，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全面彻底地接受了消耗他国原材料而制造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些消费者对来自某些国家的产品怀有特别的戒心甚至敌意，这在高档品或奢侈品领域表现尤其明显。比如，坦率地说，很多中国人都更愿意购买挂有非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而且似乎任何档次都如此。我自己与国内合作的品牌，当我们讨论主标和洗标内容时，我在国内的同伴就建议不要写“中国制造”的字样。

这就是一些研究者早已发现的现象。消费者在选择奢侈品时，尤其喜欢用“原产地国”作为他们做决定的参考或决定因素。“达芬奇家具”事件两次高潮，其实都利用了这种心理而找到社会的支持。一次是说它假冒意大利制造实为中国制造而招致大众的否定；一次是用各种方法证明它的确为意大利制造，又赢得了社会的同情。我的一位有钱朋友，家里正好用的都是从达芬奇家具店买的家具。第一次高潮时她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第二次高潮时就好似狠狠地吐了口恶气。

2011年·LV还是从前的LV吗？

路易威登家族中的“老花经典”系列，是路易的儿子乔治在1896年设计的，据说那三朵花的灵感来自19世纪晚期的“日本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说法一直没被证实，但被证实的是，到2006年年底，40%的日本人拥有至少一件路易威登产品，而且大多是老花系列的。日本海啸过后，报纸和互联网上曾出现过一帧幸存者照片，照片里两名妇女紧紧靠在一起，两人手里都拎着路易威登包，其中一只也正是辨识度极高的经典老花款，售价在1000～ 1500美金之间。

不知道这两只包买自哪里，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两个女人的身份是什么？这么问，是因为现在的路易威登不像从前只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店铺，销售的全都是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阿尼耶尔市路易威登老巢里的手工制作，购买者多半是老派贵族。现在的路易威登仍然在香榭丽舍大道那座美丽的七层小楼里，但这个logo同时也是纽约中国城几乎每间店铺装点门面的主角。几年前，在海关严格管制假冒名牌出入境之前，从北京或上海到纽约的飞机上，LV是出现在女性旅行者手上最多的装饰品。

中国人对奢侈品牌的热情更是无与伦比，但同时还能在如此悬殊的品质空间里各取所需，无怪乎让世界舆论有“中国人搅乱了奢侈品市场”的说法。但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即使从表面看，这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奢侈品市场说到底还是先被欧洲自己“搅乱”的，中国人即使摸了鱼也是在已浑的水里摸到的，水若至清怎么会有鱼可摸？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奢侈品品牌公司，大多始自一百多年前某个人开的店铺。这个人常常是位谦卑的艺术家，埋头创作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工制品为皇室宫廷服务。后来随着君主制的衰落，个人资本的出现，奢侈品制作的对象转变为欧洲老派贵族和美国新兴资本家，如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等。那个时候的奢侈品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代表着有传统的历史、高级的品质、有个性的生活态度。那时候从个体手工制作发展出的奢侈品工业也不过是小型家庭企业，只为极其有限的合适顾客提供极其小量的制作，手工的品质一直保持不变。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在中国消灭阶级追求人人平等的时候，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社会实际也发生着类似的政治革命。分明的阶层界限被打破了，任何人都可以爬上政治和经济的阶梯，有资本就可以享受过去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高贵”生活品质。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旅行的机会也比一百年前大大提高，眼界扩展后必然是品味的提升，对好东西开始认识并火速需求起来。于是，1980年代末，亿万财团嗅到了奢侈品行业的商机，开始买下或侵吞这些家庭式小作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原先靠经营酒发财，后来买下路易威登、迪奥、芬迪、古奇等十几个奢侈品牌LVMH公司。这些财团放大品牌身份，通过各种宣传和营销手段造就新消费阶层，把小型的奢侈品工业变成了现如今年销售额高达157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并美其名曰奢侈品的“民主化”。

这个民主化的目的被这些资本大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好主意，但为了实现这个平等，他们还要借用这些品牌不平等的传统，拿这些品牌的旧日品质当最大卖点。于是，他们仍声称这些产品是在欧洲手工生产的。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谁都知道人工最昂贵，这些奢侈品的价格这么高就应该被理解，而且随着好的手工劳动者的日益减少，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但曲高和寡，太贵毕竟不能实现这种财团的利益梦想，于是他们同时给这些奢侈品牌追加下线品牌，比如Giorgio Armani（阿玛尼）旗下现在就有EmporiorArmani，Armani Collezioni，ArmaniJe ans，Armani Exchange，ArmaniJunior等商标，让各个年龄、各种经济背景的消费者都有购买这一品牌的可能。竖向扩张之后再横向扩张，除了服装服饰，阿玛尼如今还经营家居用品、化妆品、首饰、酒店度假地等产业，品牌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活活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阿玛尼如此，其他奢侈品牌无一不如此。大多数消费者只知道这是阿玛尼，根本分不清在纽约州一个叫Woodbury直销店里的阿玛尼跟五大道上的阿玛尼有什么不同。很多消费者甚至连“奥特莱斯”的实质是什么都搞不清，以为它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因为是“厂家直销”所以才价格便宜，连我自己也是在行业里做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式，卖给五大道高档百货店和卖给奥特莱斯店所用的面料和辅料不会是同一个价位，给前者可以用2元一米的德国蕾丝，后者常常只能用五六角一米的中国蕾丝替代。而且，即使你想都用，也用得起2元的，五大道的百货店也不允许你给奥特莱斯店用。

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那些有钱的明星如果真的追求身份和个性，我觉得，倒不妨追求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独立品牌。就像很多有品位的人懂得看独立制作的小电影一样，明白独立才有创作激情，才有自由的想象力，独立才是智慧和身份的真正体现。好莱坞明星基努·里维斯参加电影活动，从不穿大牌，这似乎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决定达芬奇家具的好坏只应该是产品的内在品质。好的品质即使是非洲难民营制造也不可磨灭，恶俗的品质即使是凡尔赛宫制造也是垃圾。奢侈品的民主化貌似正义，实际是资本主义玩的最大计谋，它利用的好像是我们对平等的渴求，对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是我们最深层的虚荣和不愿意做自我选择的懒惰。所有人都放弃选择什么是对自己最合适的，不才给那些只为赚钱的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创业——特立独行的人做与众不同的事

“如果”只有24小时

“如果”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谈成了一家咖啡店代售，明天多了一个会员客户，后天引进了新的设备，“一切都为她带来一种‘实打实’的欣喜”。

张卓

只有德国人才能在中国卖保质期只有24小时的果汁，这需要有超强的责任心和把控细节的能力，还要能抵抗住中国人喜欢高速扩张的诱惑。

“我不知道外面的水怎么样？现在也不太愿意喝别人做的水。”德国人傅伦（FloEysler）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用力吸吸管。

在中国，傅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吃不好”：首先，他屏蔽了那些在北京专门为外国人配送的西餐，因为“味道不好”；其次，他拒绝食用赛百味的三明治和麦当劳的汉堡，这类大型连锁快餐都被傅伦定义为“没营养”；中餐，他不喜欢油腻，最爱吃的是“宫保鸡丁”和“煮毛豆”。在“喝”的问题上，苦恼更多。欧洲的矿泉水多为气泡类，来到中国后，傅伦必须让自己适应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去超市选购果汁，他阅读完包装背后的成分说明后摇头，这与他定义的新鲜健康相差甚远。于是，他只好喝啤酒，来中国的这几年，体重骤增。

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傅伦喜欢自带白开水：无论在咖啡馆、办公室还是走路时，一口渴，他就会旁若无人地掏出水壶。大部分中国人会“嘲笑”这个34岁，身高近一米九的外国男人，但他毫不在意，毕竟，自己做的水才放心。

9月2日中午，傅伦谢绝了中国下属一起吃饭的邀请，从硕大的黑色的双肩包里取出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午饭：黄瓜和西红柿搅拌成碎泥，一片德式奶酪，两片黑麦面包，配1升的白开水。

从小，傅伦的父母就禁止孩子们食用麦当劳、肯德基，这个德国家庭对“糖类”的摄入持有苛刻的观念。“我知道中国人都觉得吃糖没有大问题。你们最关注的是少盐少油。但在德国，我们是不吃不喝有太多糖的东西，我妈妈很小心糖，”傅伦说，“她教给我，超市里的各种饮料不过是有糖的水，喝咖啡时也不要加奶或糖。”

德意志家庭坚固的饮食观让傅伦在中国面临着“无饭可吃”、“无水可喝”的窘境——这也是他和他的鲜榨果汁生意“如果”（iFJuice）的前传。这个生意的起点是解决“个人温饱”。五年前，他问朋友：“在中国，我要做当日鲜榨的果汁，保质期不长，为的是供应给和我一样注重健康的人。这样能不能赚钱？”绝大多数答案是“不能”。

“正因为都说‘不能’，我才决心做。”傅伦说，“那时，没有人可以想到我的果汁可以发展成这样，中国发展得太快，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当日鲜榨”的果汁

临近黄昏，是傅伦一天里最紧张的时刻。他的鲜榨果汁目前只有一天的保质期。这意味着，过了晚上六点，卖不掉的果汁将被退回。配送员将果汁运回公司，供傅伦和他40多个中国员工任意享用。但显然，每喝下去一口，大家的情绪都复杂而微妙。

创办“如果”的第二年，傅伦在新发地租下了一个400平方米的工厂。每天下午两点，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橙子、山东的西瓜、泰国的芒果经由水果批发市场集中到工厂。水果被塞进一台专门负责清洗水果的大型机器中，一阵轰隆隆过后，三台美国进口的榨汁机会将成吨的水果去皮榨汁，无菌工作车间，五六名工人调味装瓶，包装分两种：小的300毫升，大的1.5升。

9月2日，周五，350升的果汁被装进大大小小500个密封瓶中。晚十点，榨汁工作结束，新鲜果汁半成品等待第二天清晨被送往位于新城国际的店铺，或送往高档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咖啡店和提前预订的会员家中，小部分摆放在店内。据傅伦介绍，现在50%的零售客户是中国人。

每年的3月至9月是“如果”营业额最好的时段，每天退掉的果汁占总产量的5%。入冬后，因为货源不足和北方糟糕的气候，“如果”的业绩略显消沉。

大量的新鲜橙汁、芒果汁被倒掉。曾有人建议：干脆让“如果”鲜榨果汁变成在48小时内饮用，因为它的质量是没问题的。傅伦立刻就像个孩子一样生起气来：“我的品牌一直告诉大家是‘当日鲜榨’，这一点绝对不能造假。否则，就变成了一件骗人的事情。”

一瓶300毫升的“如果”鲜榨橙汁定价18元，要从4个橙子中榨取——两个是美国的夏橙，两个来自湖北。前者甜度高，后者酸度高，初秋季节，这两种橙子被认为是“完美搭档”。

“我的果汁不添加任何糖分，所以要用果味调果味。”傅伦说：“你喝大品牌的果汁可能一年四季的口感是一样的，但我们的果汁在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口感。”

“如果”的采购员保罗来自西藏，常年泡在新发地选购水果。9月，海南的香蕉断货涨价，保罗选用菲律宾的进口香蕉替代。有关水果，他是半个专家，靠口感就可以检验出水果的优劣：“9月，北京最好的苹果是山东产的，西瓜是海南的够甜，在这个季节，国产的橙子不好，高品质的要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进口。”

周五，傅伦奔赴新发地，目的地是“如果”的生产车间，20公里的路程，每两周一次。傅伦一边用iPhone回复邮件，一边交代坐在后座的助理琳达催促上海工厂尽快将果汁瓶发到北京。“上海工厂回复说周一没有那么多量，可能发不了货。”“琳达，我建议你再催一次，实在不行，就让他们有多少发来多少，好吗？”对下属，傅伦的态度多是“我建议”、“我认为”，然后会在结尾加一个大大的“反问”。

琳达喜欢傅伦的温和有礼，但也见识到了他德国式的工作节奏。2010年年底她来到“如果”公司工作，几个月前开始做傅伦的助理。某天早晨她打开邮箱，看到傅伦连续发了两封邮件，时间分别是凌晨和早上六点。“他难道不睡觉吗？”琳达疑惑。

金牛座的傅伦很享受“工作狂”的外号，他的生活圈子基本围绕在“丽都（家）——紫荆豪庭（办公室）——新发地（工厂）——新城国际（直营店）”。没有周末，也绝少有业余生活。有时他和家人朋友吃饭，琳达也会接到邮件：“琳达，我今天去的这个餐馆很不错，也许适合果汁的售卖，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车开过四方桥，周遭的景象发生变化：高档写字楼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屁股后面冒着黑烟的大货车和路边各类嘈杂的露天杂货市场。傅伦忽然感叹：“这里（南城）和朝阳太不同了，但西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城市太有意思了。”

德国人的生意

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傅伦总也搞不懂中国的市场和政策，有些问题来自他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相关部门一面认可“如果”的新鲜，一边担心“太过新鲜的东西是否绝对安全”。傅伦同意安全对于食品来说最重要的，但是不需要牺牲营养，他要提供的是既安全又有营养的果汁。有一些人劝傅伦：“你做兑水的，加入防腐剂反而简单，麻烦少很多。”

傅伦后来才明白，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任：“人们给孩子买牛奶害怕，买蔬菜、水果只敢选择有机的，可有机的也经常是骗人的。我最烦心的事是孩子们没有真正可信赖的食品。麦当劳、肯德基对身体太不好了。”

“回扣、返点”这些中国的商业潜规则傅伦已经习惯了，他的财务和销售再也不用在办公室里苦口婆心跟他沟通商业规则里的中国奥秘。今年中秋，傅伦主动问销售：“要不要送点月饼给客户？”

傅伦耸耸肩：“很多事我都懂了，但我绝不做违法的事情。”

2003年，傅伦去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实习，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从虹桥机场到大众公司所在的安亭是一个半小时车程，他算了算，在德国，这段路程可以从慕尼黑开到纽伦堡，足以跨州。儿时，他出生在法兰克福附近的城市美因茨（Mainz），长大后，随父母搬到了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大学期间，他去伦敦旅游，回来后觉得慕尼黑“太小，太没意思了”。

来上海前，他对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很好奇：“我喜欢Urban（城市化）的地方，在德国，只有柏林有一点这样的气质，其他城市太小了。记得我刚来上海，一下飞机看到这么多人，就想，这个城市一定很有意思。”

2003年3月，傅伦结束实习回国。半年后，拿到经济学学士，申请加入大众，被派到中国。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换成了北京。在大众，傅伦负责采购，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在出差，从江苏到湖北、东北，飞机降落后进酒店，开完会走人。在大众工作三年，他没能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少数的娱乐是和德国同事去三里屯喝酒，能说的中文仅限于打车指挥司机“左转，右转”。

2006年，公司内部调整，加大汽车零件的出口业务。傅伦对工作失去兴趣，想换到其他部门，未果。他决定辞职，而且计划先好好学中文。

在一次聚会中，他认识了德国人汉斯。汉斯是一名律师，素食主义者，两人见面不约而同地抱怨起中国的饮食。“我和汉斯之前的工作和吃喝一点关系没有，但我们都比较注意身体。聊完天，我们决定在中国做一个能让人放心喝下去的鲜榨果汁。”

对于两个德国人来说“放心喝下”的鲜榨果汁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无浓缩，当日鲜榨，100%新鲜水果，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傅伦形容“就像小时候妈妈为我榨的果汁”。

从2006年5月到2007年年底，傅伦和汉斯用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创业。他们用典型德国人的认真态度学习不同种类的水果，比较榨汁机器，了解加工过程，研制果汁口感，去中国香港和泰国考察鲜榨果汁市场。诞生于英国的鲜榨果汁Innocent给他们很大启示，但英国公司是找人代工贴牌。在中国，傅伦没有找到这样的工厂。朋友向傅伦推荐过一家中国知名果汁生产厂，参观后，傅伦很生气：“他们说是纯果汁鲜榨，但用了别的东西，包装上也不写明，这绝对不行。”

绕了一圈，傅伦发现：自己想做的这个果汁的确很难，从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都需要他亲力亲为。

2007年底，傅伦和汉斯共拿出30万人民币，成立了“如果”鲜榨果汁。傅伦负责销售经营，汉斯掌管采购研制产品。他们首先需要抵抗的是来自中国朋友们的善意劝告，一个中国朋友告诉傅伦：“你一瓶果汁必须定价50元，中国做生意面对两类客户，一种很有钱，一种很穷。”傅伦害怕：“一个公司如果只为赚钱，东西只卖给有钱人，我真的不敢做。我们想把产品介绍给更多的中产阶级，那才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群体。我们需要让这些人了解一种新的产品，就是真正的鲜榨纯果汁，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市场。”

生意的转机发生在2008年奥运会前，丽思卡尔顿酒店希望“如果”为酒店提供早晨的果汁，但不能用“如果”的品牌。此前，“如果”一天的果汁产量是50升，果汁加工在新城国际30平方米的小店里就可以做。丽思卡尔顿则需要30至50升果汁——果汁机器被搬到酒店厨房。随着奥运会来临，更多的五星级酒店找到傅伦，产量的成倍增长促使他们在新发地租用了工厂。

酒店的需求摊薄了“如果”的成本。“夏天，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上好品质的橙子，需要从美国进口。一个集装箱是10吨，单靠做品牌，小企业根本消化不了这个量。酒店的大量订单让‘如果’有了规模效应。”傅伦说：“但这不是我做生意的目的，最终我还是要做自己的牌子。”

“钱来得越快越坏”

傅伦刚得到一笔1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购买专业的果汁杀菌和自动包装设备。这样一来，他就可将一天的保质期延长到两天——保质期延长意味着果汁销售渠道的扩展。但他还在找至少2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品牌建设和开更多零售店。

傅伦在这期间约见了很多投资人。大部分人的口径如出一辙：两年后我可以帮你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傅伦听了这种话总是很紧张，摆摆手说：“好好好，感谢你，很高兴认识你，再见。”

按照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傅伦坚持认为“钱来得越快越坏”，自己也会受不了，所以他很紧张。他发现现在在中国找钱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和自己想法一致的人”。他要的是一种信任关系，只有相处时间越长，人和人之间才有信任。中国朋友经常“责备”傅伦，说他这样做生意太难太累。但他辩解说：“德国人做生意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喜欢做市场营销，我们相信‘value for money（物有所值）’。好东西口口相传，我做的就是好东西。”

9月5日早上9点半，在新城国际小区的“如果”店前，配送员小朱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跨上一辆橘黄色的电动自行车，开始一天的送货。傅伦并没有要求小朱一定要穿正装，但小朱喜欢这样，因为“显得正式”。

配货员小朱卖过菜，摆过路边摊，2011年因生意不好经朋友介绍来“如果”当配送员。现在，小朱在忙着考驾照，按惯例，报驾校的钱是公司掏的。“我没有去大型快递公司，是因为喜欢傅伦。而且在这里做配送员还是有盼头的，据说现在的生产和采购经理一开始就是干配送的。”

在为几家位于三里屯的咖啡店和外卖店配完货后，十点，小朱敲开了住在盈科中心的一家美国会员的家门。他们是“如果”的常客，今天他们订购了一桶西芹青柠汁，每隔一天，女主人都会订购一桶果汁，家里有聚会时会买得更多。对常居北京的外国人来说，“如果”满足了他们对“新鲜健康”的要求，经由她介绍，很多朋友都成为了“如果”的会员。如今，“如果”有100多个会员客户，其中有演员何冰、宋丹丹。

琳达2010年年底来到“如果”，她是被傅伦的真诚和笑容打动的，更为重要的是，她信任这个德国式的企业。“当你为一个好产品工作时，是受人尊敬的。”琳达说，“我也有朋友做国际倒爷，一年100多万，但我不喜欢。”之前在大公司，她只干自己份内的事。在“如果”，她的工作会涉及人事、采购、客服。最近，傅伦谈客户也带上了琳达。

从2007年两人用30万元的创业资金创办“如果”到2011年的若干股东、300万元的总投资，如今，“如果”在北京有20个售卖点，180个会员，为10多家高档酒店、20多家餐厅提供产品。2010年，“如果”年收入超过300万元，共售出12万瓶果汁，相当于每天销售300—350升果汁。2011年，傅伦的目标是一年生产20万瓶果汁。

但琳达的朋友还是经常问她：“你们公司都四年了，还这么小，没前途啊。”琳达说：“我觉得中国社会太浮躁了。”

2011年9月，因为配货量增大，“如果”的发货地点从新城国际改到新发地，公司内部就经历了短暂的混乱：改变配送路线、重新调整发货程序等等。最大的难题是傅伦在犹豫是否要找第三方物流配送。最后，尽管成本比较高，他还是选择自己来做：“我的果汁是鲜榨的，运输要冷藏，我不相信第三方物流能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做的果汁肯定是一个好产品，之前的中国没有这种东西。”琳达为自己的老板辩护。对她而言，“如果”每天都在进步，今天谈成了一家咖啡店代售，明天多了一个会员客户，后天引进了新的设备，“一切都为她带来一种‘实打实’的欣喜”。

78个股东的咖啡馆

78位股东聚在一起，用“良好的制度设计+对民主议事的尊重+彼此信任对人宽容”，建起了一间“很多人的咖啡馆”。

刘洲

“咖啡馆发大水了，请在北京的股东过来帮忙。”11月9日晚上10点，“很多人的咖啡馆”在微博上发出第一条求助信息，这场“洪灾”是这群因咖啡馆走到一起的年轻人自开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经过八九个股东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因暖气片水管爆裂引发的“洪灾”暂时被引流，数十位未能来“抗洪”的股东纷纷致电给他们。

这家位于北京现代文学馆对面的咖啡馆，之所以叫“很多人的咖啡馆”（以下简称咖啡馆），是因为它是很多人出资一起开的咖啡馆，它也是一家很多人参与管理的咖啡馆。这间195平方米的咖啡馆有着78位股东，股东出资最低2000元，最高2万元。

“很多人投资＋很多人管理”模式

现任董事长蚊二妞是咖啡馆的发起人，蚊二妞是她的网名。去年北京的冬天长达5个月，阴冷的天气让二妞打不起精神，“多想面对阳光端一杯咖啡……”，面朝电脑背对阳光的她喃喃低语。

这低语被二妞的男友听到了，说：“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一定很多，如果大家都出一些钱，不用一个人承担几十万元的投资风险，你也不用辞掉工作专职做咖啡馆，你的咖啡馆梦就能实现了。”二妞男友的网名叫冰一，是位律师，现在是咖啡馆的兼职法律顾问。

2011年1月7日，二妞开始行动，“我们用2000块钱来开间咖啡馆吧”——第一个帖子发在豆瓣网的“吃喝玩乐在北京”小组。没想到第一个跟帖上来就泼凉水：这是非法集资，楼主是骗子。二妞修改了原帖内容：钱并不是交给我，而是大家一起来用。我也不会辞职来开店，募集到资金后将按照有限公司进行注册，大家会成为公司的合法股东，按照股份共享利润，共担风险。

利用跟帖、豆邮的形式，报名参加的人逐渐多了起来。1月10日中午，二妞将帖子复制到豆瓣的“我们都很爱创意”和“没钱也旅游”小组。一周后，“很多人的咖啡馆”小组建立，小组名后来也成为咖啡馆的名字。二妞一开始就想好了，咖啡馆是很多人投资、很多人管理的，所以取名“很多人的咖啡馆”。很快，有了“很多人的咖啡馆”QQ群。不过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质疑声也一同增加。

二妞在帖子发出后一周，就收到140多人的投资报名，她赶忙关闭了帖子，按照时间先后，选取了前50名作为股东。不过，仅仅是网络上沟通并不能让有投资意向的人建立真正的彼此信任。1月中旬，因为咖啡馆在网上聚集的这群人第一次在线下见了面。见面前，二妞暗自心想，男生会很少吧，一来她发帖的豆瓣网常常就被贴上“文艺女青年聚集地”的标签，二来有浪漫咖啡馆梦的往往都是女生吧。约好的时间到了，来人与二妞的预计截然相反，“一水儿的男生，还是典型的理工男”。细心的二妞计算过咖啡馆的出资股东男多女少，并且活跃的男生数量超过女生。

那天的聚会，有个网友是专门来提意见的。他认为，二妞必须拿出一份咖啡馆的完整策划和执行方案，然后才能使线上报名的人安心地投钱参与。二妞却认为：“股东并不仅仅是投钱进来，他们还要参与到咖啡馆的筹备和运营中，不是说大家把钱交给我，由我来具体执行操作，我的愿望是，将很多人的金钱、时间、精力集合起来，能够在统筹管理下完成这件事。”

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最终明确了一个理念：咖啡馆将采取“很多人投资+很多人管理”的模式。那天，大家热情很高，仿佛儿时春游前一天般兴奋。

“我们能凑10万元，就用这些钱开一个咖啡馆吧。”10万元并不是他们调研得出的所需投资额，而是按照每人投2000元，到场大约50人估算出来的。事后，这个拍脑袋想出的投资额受到咖啡馆的运营顾问莫克多次“嘲笑”。

4月1日是咖啡馆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一个2000元存折交给了二妞，来自网名为“等咖啡”的一个笑起来很灿烂的姑娘。后来，她成为咖啡馆第一名全职店员。二妞一直都非常重视股东之间的信任，在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上，二妞想了一个办法：请股东们自己保管出资款，每人开个账户，把钱存进去，把存折交给二妞，密码则自己保留，待要使用这笔钱的时候，由股东自己把钱取出来。随后，这些较早报名的股东开始给各位股东打电话确认入股金额。

制度先行

第一次股东会议在热烈讨论中结束，除了确立了咖啡馆建立与管理模式外，还讨论出大致的时间表，但咖啡馆的股东如何管理、制度如何设计却都没有着落。

对咖啡馆何时能真正开张，二妞似乎不太着急，她事先做好的心理准备是希望用一年来完成这件事情。“她懂得退。”莫克认为，二妞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遇到股东分歧，她既不先讨论是和非，也暂时不往前走。如果她一味带着咖啡馆前进，必然会有股东为她制造困难，建立规则者有时会首先践踏规则。对于咖啡馆，这样的董事长挺好的。”

莫克的网名是“莫克gg”，本名赵山君。他大学毕业后成为北京知名书店雨枫书馆的运营总监，目前全职服务于聋儿康复NGO（基金会）“咿呀总动员”。莫克第一次关注二妞的帖子是在1月，尽管没有参加第一次股东会议，但凭借运营雨枫的经验，莫克在QQ群里提出各种建议和指导，后来他成为咖啡馆的运营顾问。从一开始，莫克就选择不成为股东，因为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批评他们”。

今年春节后，咖啡馆QQ群的线下活动频繁起来，每周都会有一次聚会。那些日子，为了照顾住在北京各处的股东们，二妞在京城东南西北四处开会。为了增强股东的黏性、让大家彼此了解，除每周一会外，二妞还会邀请大家周末一起打真人CS、放风筝等。

频繁地见面加强了股东间的认识和了解，也确立了咖啡馆的董事会制度：五名董事和两名轮值董事负责咖啡馆的管理和经营，另设两名监事及法律和运营顾问各一名。此外，无论是投资两万元还是投资2000元的股东，在咖啡馆的议事制度中都只拥有一票，投资金额的多少只在年终分红中体现。股东们觉得莫克性格很好，又有“很多人模式”的实体运营经验，就请他出任运营顾问，他不拿报酬。

咖啡馆第一轮招募了股东50人，聚集起20万元的资金。之后，莫克在豆瓣发了一个帖子，详细列出咖啡馆预算，在不计收入的情况下，一间咖啡馆的一年运营支出需要70万元。得知这一数字后，50名股东又面临新的挑战——是增加股东还是追加投资？如果增加股东，那么后进的股东与之前的股东是怎样的关系？此外，由于注册有限公司，股东人数最多只能为50人，如果股东超过50人，那些隐名股东的权利保护肯定不及实名股东，这又该如何协调、如何建立彼此的信任？加上部分股东提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交齐增资。摆在很多人面前的是不曾预料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QQ群讨论、群组邮件频繁往来，最终股东们决定两条路同时进行：增加30名股东；股东继续融资。“是协调的力量，还是这群人的素质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宁愿相信是后者。”莫克说。

莫克说的素质也许可以理解为网络世界的ID与他们在现实社会的身份正逐渐统一。互联网发展至今，这是作为普通网民最为深切的感受。网络让这些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想聚集资源做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事，他们从网上走到现实中，他们选择彼此信任、凡事共同协商，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就这样，80位股东招募完毕。在咖啡馆开张前夕，有两位股东要离开北京，最终确认78人入股，投资款为41万元。股东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读高中三年级。起初，股东仅限北京，但是招架不住网友的热情，吸纳了两名外地股东，最小股东便是来自海南。注册的公司有实名股东22名。尽管41万元与70万元的理想投资额仍有差距，但是股东大会决定咖啡馆先开张，争取尽快盈利。

“良好的制度设计+对民主议事的尊重+彼此信任对人宽容=很多人的咖啡馆”，这是咖啡馆在新浪微博的自我介绍。这个加法等式是咖啡馆一路走来，股东们在分歧、妥协到趋于认同的过程中，一条条总结出来的，股东们的这些共识与承载他们梦想的咖啡馆同样重要。

面向股东全透明运营

公司有了，钱有了，制度有了，接下来就是咖啡馆开在哪里、怎么装修。QQ群里的讨论依旧热烈，股东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分工，有人说我下班早，可以去选地方，有人说我学设计的，装修可以帮些忙。于是，装修小组、选址小组应运而生。

在选址阶段，股东中理工男们的作用显现出来，他们详细地计算、分析、讨论各种方案的可操作性，最终咖啡馆的股东一致同意放弃选写字楼或二手转让，定下了租金相对便宜的现址195平方米的咖啡馆，月租2万元。

9月10日，咖啡馆进入“内测”，开始试营业，咖啡馆开起来了。每一个走进咖啡馆的人都会在那里的股东墙边驻足，上面有几十个相框，全是咖啡馆股东的照片。每当莫克遇到与股东或董事分歧时，他就会走到那面布满笑容的股东照片墙，看看那些发自心底的笑容，他的委屈会逐渐消散，觉得自己做的事还是挺有意义的。

二妞和莫克很清楚股东对董事会的抱怨和不满会长期存在，而透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所以他们一直把所有沟通都在QQ群上公开，让一切行动都在大家的关注和理解中进行。他们发起了“每日店员”的活动，邀请股东选择一天，作为咖啡馆的店员进行服务，以增强股东的参与感，这也是给股东们一个机会体验董事们的付出。每周二，咖啡馆还有开放式的股东运营交流会。在会上，股东有任何对咖啡馆的运营建议和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

在莫克眼中，运营交流会是让股东发泄热情的场所，因为股东是咖啡馆的高级顾客。莫克希望咖啡馆能两种运营并行，即特色运营专门服务股东，日常经营则服务于普通散客。咖啡馆的每日店员、运营交流会、音乐日、星座鸡尾酒等便属于服务股东的特色经营。至于特色运营和日常经营这两种方式的比例如何分配，莫克则期望在咖啡馆具体运营中逐渐调整。

莫克将这间咖啡馆定位为独立咖啡馆。他说，这里会挑选顾客，不是什么人都欢迎的，这里不可以吸烟，晚上6点之后不可以玩三国杀等桌游。“所以我们需要的店员，不是普通的服务员。每个店员都是店长的级别，能跟顾客沟通。”莫克这一理念得到二妞和董事会的支持。

包括莫克，很多股东都把自己过去积累的一些活动资源带到咖啡馆。正式开张那天，来了50多个客人，空间够大，可是店员的服务跟不上，于是，股东们决定把座位摆得稀一些，195平方米就30个左右的位子。莫克说：“现在客人也不多，先提高品质吧。”

逐渐默契

莫克透露，咖啡馆现在每月的流水大约2.4万，与一般的独立咖啡馆相比，刚开业两个月，这已是很不错的业绩，但仍不能实现盈利。从11月开始，咖啡馆开始尝试对外合作以增加收入。莫克说：“12月的流水应该可以达到3.5万元，单月有3万的流水，一年的现金压力就剩40万元了，股东们的钱就能够维持一年。而连续3个月的流水有3万元后，这个模式就可以开始复制了。”不过，咖啡馆的模式能不能被复制，关键并不在于多股东投资模式，而是另外一群或若干群有热情的人聚在一起后，能不能同样做到“良好的制度设计+对民主议事的尊重+彼此信任对人宽容”。

易到用车网创始人周航来过咖啡馆后，发了两条微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商业故事，社交网络开始深刻地改变既有的生活和商业模式。基于某种共同点和社交关系产生的信用、自组织和自我生长机制，一旦被验证可行后的自我繁衍复制。”“被物质驱赶如此不堪的都市中，年轻人依然怀有对自我梦想的追求，通过网络自发组织，大家从中学会了真诚民主规则和理性，只因真正热爱并有所坚持。”周航的微博被知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转发后，开始有人询问二妞他们融资的事。但是，二妞希望咖啡馆可以每一步都走踏实，慢慢地走，慢慢地做。

就在这次“洪灾”后两天，莫克说：“这是很多人为很多人的胜利。”这次“洪灾”时，他因为有事没有过来，但是股东们齐心协力地“抗洪”，让他觉得股东们在这个模式中越来越默契，而他可以逐渐退出了。

千人合作型饭馆

和很多人的咖啡馆类似，这群人通过虚拟世界集结，仅仅是为了能吃到放心、安心的食品，但产生的结果却变为实实在在的一家饭馆，甚至在不久后会变成连锁饭馆。五岳散人为此做了努力，尽管现在没有成功，但极有可能是一种新商业模式的雏形。

赵杏儿

一群人通过虚拟世界集结，仅仅是为了能吃到放心、安心的食品，但产生的结果却变为实实在在的一家饭馆，甚至在不久后会变成连锁饭馆。

2011年9月15日，像往常一样，新浪微博一刻不停地生产着海量信息。在用户点击刷新的一瞬间，一些信息被错过，一些信息则被更广地传播。就在这个普通的日子，从中午12∶15分开始的7个小时内，1000多人因为看了一条微博而决定掏5000元投资一家饭馆，一家“我们的饭馆”。

这是知名网评人五岳散人发起的商业项目，用其微博解释就是“找一百个股东，每人出资5000元，在北京开一个饭馆，供应完全无污染、有机食材做的饭菜”。从9月12日发出第一条试探性微博，到9月15日中午发表《“我们的饭馆”商业计划》，再到当天19:22五岳散人宣布“提前终止5000元参股‘我们的饭馆'计划”，因为“报名人数已经超出了我最乐观的估计，已经有了1000人”。最终，那天有1276人表示要参股“我们的饭馆”，这个数字让五岳散人“相当震惊”。

这些绝大多数与五岳散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凭借几条微博和一份格式不算规范的商业计划书，便从网络世界投来了他们的信任和实实在在的资金。这其中不乏有对五岳散人公信力的认可，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网络对现实世界商业模式、规则的改变与创新。当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早已不再泾渭分明，在互相交融、亦虚亦实之际，以前素昧平生的网民们不但能聚在一起，还能一同做些什么。

“吃货”的梦想

五岳散人，原名姚博，五岳散人是他的网名，他从1996年开始接触网络，那时他“混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热衷于时政点评，逐渐在网上拥有一批拥趸，后沿用“五岳散人”这个网名为各纸媒写评论、专栏，在线下也有了一定知名度。因为平日好吃，遍尝美食，多年来他一直怀揣着开个馆子的梦想，但只恨工作羁绊，无暇成行。

生活中的五岳散人信而好古，办公室里一水儿的中式家具，巨大的根雕茶几上面摆放着好几套功夫茶具。直接称自己为“吃货”的五岳散人，在饭馆梦暂未圆时，前年先开了一家农场。

“当时我在泸沽湖买了一片地，一个湖湾两座山。泸沽湖的环境好，没有污染，水都可以直接饮用，我就建了个农场。很多朋友来尝过我们自产的东西后都说好，回家还想吃。”五岳散人本想自给自足只图吃个放心饭，却没想到被哥们儿撺掇着把农场做成了生意。

这就是五岳散人微博中提到的安全农产品配送俱乐部。“这些农产品的销路我倒是不担心，因为有不少人闻风而至。目前泸沽湖的产品主要是肉禽蛋，我又在山东寿光弄了一个蔬菜种植基地，找农业大学给我做农药监测。”他的安全农产品配送俱乐部采取会员制，由于受生产规模限制目前获得入会资格的人数十分有限，但仍有不少人在等待一个交纳不菲会费的机会。

这样一个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出现，让五岳散人的饭馆梦更丰满了。有处于餐饮行业上游提供原材料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再配合实体餐厅形成的稳定销售平台，“我发现我的产品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链”。但那时五岳散人并没有想好以何种方式去实现这个“吃货的梦想”，直到他看到了“很多人的咖啡馆”的微博。

“很多人的咖啡馆”给我的启发是，多股东不但可以解决资金问题，同时还可以快速地笼络到第一批用户。“五岳散人”多年前的风险投资从业经历让他预感到，这个模式与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十分匹配——通过广泛募股，既能筹集到开饭馆的资金，还能将首期股东变成其基本的核心消费群，然后通过这些人的社交关系形成一个真实的线下社区平台。此外，这些慕名而至的股东们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是真心热爱美食，这个社区的成员都会为“我们的饭馆”进行自发的口碑营销，而这对于饭馆来说，求之不得。

五岳散人很乐意将自己这些年通过线上线下形成的公信力视为“我们的饭馆”能够短时间募股成功的首要条件。但他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目前社交网络已经能够支撑这种自管理组织的出现与自我管理。

五岳散人由“很多人的咖啡馆”得到的启示，并在这种启示上进行的微创新与TED（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掌舵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的“群众加速的创新”(Crowd Accelerated Innovation)理论非常契合。克里斯相信，首先是互联网提供了一群有相同兴趣、相同爱好的人，随着这个人群的基数越大，潜在的创新者可能越多；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学习的环境，以极低的成本和清晰的方式将那些最棒的人和故事传递给他人；最后就是强烈的创新欲望使得人们互相影响并集结在一起。

在“我们的饭馆”项目中，追求食品安全便是报名参股的股东们的共同兴趣。在看到五岳散人提出的可行而可信的计划后，这群人迅速集结，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组织。而对于五岳散人而言，“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做，我的饭馆需要打知名度，我的高端农产品配送俱乐部也需要打知名度，这两个需要我花双倍的力气，但现在它们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又有核心用户在帮你带动消费，会省力很多”。

在商言商

面对1276封私信、邮件的参股请求，如何合理地管控资本和运营，并保证财务数据对全体股东透明公开，并不是件易事。不过这在五岳散人看来，并不难。

在“我们的饭馆”商业计划书抛出的最初，很多人都在质疑这种公开募股的方法是否有非法集资之嫌。为此，五岳散人特意咨询了律师：“我当时也怕这种玩法会触线，但后来发现要想判定属于非法集资范畴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向不特定的人群募股，这点'我们的饭馆'计划确实符合，股东都是没见过面的陌生人；其次，没有具体的商业项目，这点我不是，我有非常具体的项目——开饭馆；第三，承诺高额回报，这点我在计划书里说得很清楚了，主要是‘吃货自救’，至于回报，不保证。”五岳散人在排除了法律风险后，开始静候参股请求的到来。

但就在那七个小时里，不光有来自网络世界的参股请求，同时还有直接找上门来的哥们儿。“真有熟人直接带着现金到我办公室来，但我还是拒绝了。我要的是平台，而不是投资。”五岳散人希望想参股的人每人有份，于是限制了每人一份、最多两份的平等额度。

至于如何搭建一个有1200多个股东的企业架构，五岳散人在研究了《公司法》之后也有了主意。“每200个股东成立一间小公司，由这几间小公司再投资一家大的餐饮管理公司，小公司以公司法人的身份持有餐饮公司的股份。另外，还会再有3个自然人进入餐饮管理公司，我会将这个餐饮管理公司注资到1000万元人民币。”这样既解决了股东过多的问题，也便于集中管理。

五岳散人置身于“我们的饭馆”的商业畅想中，包括上市。一旦达成上市目标，这些原始股东将会获得几倍、甚至更高的溢价。在商言商，五岳散人为什么会愿意出让如此多的商业利益给不相干的陌生人呢？

“其实恰恰相反，我这么做追求的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首先我的农产品配送公司的产品有了销售出口，每个饭馆都是一个平台；其次，对我来说，更大的商业利益在于未来的融资或上市计划的实现。”在“我们的饭馆”商业计划书中，五岳散人明确指出，自己“只拿10股的分红”，但其在餐饮管理公司中所占股份远不止于此，预估能达到40%左右。未来只要“我们的饭馆”融资扩股时，五岳散人手中握有的比别人更多的股份，可以通过变现获得更多利益。这才是五岳散人追求的商业利益，比分红所得大得多。

另外，为了保证拥有对“我们的饭馆”的绝对掌控，股东们要自愿放弃投票权、经营权，公司运营完全交由五岳散人和管理团队执行。“我每年会拿出公司纯利润的20%当做管理团队的工资和奖金。”

为了保证财务数据的透明，五岳散人将会以内部论坛和邮件通知的形式按时向利益相关人通报经营状况和相关数据。此外，通过五岳散人的微博，股东们也能时常看到“我们的饭馆”进展情况，例如北京店选址结束并开始装修，90%的报名者最终确认入股，每个股东可申购的股份从最初的一两股放宽到了10股。

目前，这个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五岳散人也相信“此事真的可以做，可能会形成一种商业模式”，而这个线上线下交织、从虚拟到现实的实验才刚刚开始。

商业圈外的社会

“如果不是互联网，你不会知道五岳散人，更不会坐在这里和我聊天，我也不会以这种方式组织股东开‘我们的饭馆’。”五岳散人从1996年开始上网，就一直把这个陈星如武侠小说中反面角色的名字当做自己的网络ID。“我们的饭馆”募集股东之成功，除了让五岳散人“相当震惊”，还让他看到了这个网络ID的现实号召力，就在他在微博发出招聘信息后，已经有网友慕名而来要求为其工作，其中有专程从外地来到北京的朋友，也有特意辞职一心跟随五岳散人的忠实粉丝。

这三名工作人员在今年国庆后，便开始不厌其烦地给每位报名股东打回访电话，核实对方的基本信息、确认参股数量、告知汇款细节并叮嘱其查看确认邮件。他们每人手里都有几张密密麻麻打印着潜在股东联系电话的通讯录，因为没有专门的座机电话，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手机和这些不曾谋面的股东们联系。虽然一切还未走上正轨，但对于这场“实验”，大家难掩兴奋——一群人通过虚拟世界集结，仅仅是为了能吃到放心、安心的食品，但产生的结果却能变为实实在在的一家饭馆，甚至在不久后会变成连锁饭馆。

在这场虚拟与现实互相融合的互动中，随着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其结果也在不断变化。起初，五岳散人对于“我们的饭馆”的设想仅是开一家馆子，但在粗略统计股东报名者的地域分布后，来自一线城市的报名者数量让五岳散人的饭馆梦延展，五岳散人决定将北京店作为商业计划的开始，一个全国连锁餐饮公司的雏形出现了，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已位列在“我们的饭馆”覆盖范围之中。

在商人之外，五岳散人还是一个热衷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人。这次“我们的饭馆”募集股东的热烈反馈，让他更兴奋的是大家聚在一起之后还能做些别的事，“每个股东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参与，甚至是销售自己的产品。无论是处在供应商一方，还是下游的加工企业，都可以进入其中，因为这是个定位精准的人群，这是个互相给机会的组织”。五岳散人对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十分推崇，“蜂群这种分布式组织，每个点都不大，但依据一定规则，可以形成一个小生态，这些小组织组合在一起，就能成为一个抗压的大生态，并且拥有很强的拓展性，也可以产生复杂的行为，当然这需要很多规则”。

“‘很多人的咖啡馆'和‘我们的饭馆'这些模式如果能够成功，将会改变商业生态，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五岳散人将自己和这1000多位股东视为一种自组织的合作者，而不是传统商业中权责分明的甲方和乙方。五岳散人对未来的畅想，就是这个平台能够形成一个个自调节和自管理的组织，并且基层管理模式是简单的，但去掉任何一层组织之后，剩下的仍然可以继续运转。

目前，五岳散人的饭馆梦已经拓展到了快餐领域。“我们的快餐”作为独立于“我们的饭馆”之外的项目已经与达人食堂基本达成了合作协议，今后将会作为达人食堂的固定商户出现在各大商场。追求食品安全的五岳散人选取了具有出口港澳资质的菜蔬公司和其他有机农户作为“我们的快餐”供货商。

当希望实现食品安全成为一群人关心和践行的目标后，“我们的饭馆”似乎给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有相同追求的人聚在一起为这个目标做些事，在现实中尽量接近甚至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正如五岳散人在微博中所言，“我不相信真的就不能做出安全的食物供应市场。如果其他人做不到，我们自己来做，‘Web2.0’算啥，咱们让现实生活也变成自组织的‘2.0形态’。”

游戏——玩物并非丧志，游戏亦可指引人生

书店：这门奇怪的生意

有人建议，书店应当多元化经营，比如加入创意产品售卖等。可是，书店不卖书了还有必要叫书店么？

邱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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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直向东，出五环之外，万科青青小区藏在荒僻的北京东南角，不远处是北京市第二监狱。小区入口处有一条杂乱的商业街，周围颇有残败之相，“读易洞”书店处其一角，像是一个“意外”，老板卖了书不做账，随手揣进口袋，更是怪事一桩。

2011年11月19日，记录读易洞开店过程的书籍《业余书店》首发在读易洞举办，当天下午近百位朋友捧场，挤爆了狭窄的书店，营业额超过6000元，是书店开办五年多来营业额最高的一次。

事前准备饮料小食，事后邀请一些朋友晚饭，号称庆功宴，破费2500元，差不多也就是当日销售之毛利，一进一出，两相抵消，耗了一通精力，赚了一场欢聚。

这基本上就是开书店五年多来得失的浓缩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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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书店的投资与回报，我跟很多人解释过，但解释通常半途而废。

“铺子是自己买的，没有租金，老婆守店，没有人力成本。”

“这算法不对啊，商铺你出租出去呢，假如你老婆出去工作的工资呢？”

最近正好在读《公正》这本书，我在微博上摘抄了一段罗伯特·肯尼迪的演讲词：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有人问：“那以上指标如何量化呢？”

我回应说：“或许正是量化的意识，对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及其美感带来了损害。”

也或许正是因为没有量化，读易洞才愉快地存在。

3

当然我们也算过账，但不是计算书店的盈亏，而是从家庭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

即使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店铺是自己的、没有雇佣员工的负担，开书店也是不可能养家糊口的。在北京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房屋按揭、日常生活、子女教育、社会保险、通信与交通费用，一个月两万元的开支是必需的。如果全凭书店的收益生活，那每个月至少得卖10万元的书，每天的营业额得3000元以上，书还不能打折。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月你都要卖出去一个小书店，每三天你就要去书市拉一后备箱的书。这对平均每天只有五六组顾客的社区书店来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店内业务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月平均15000的销售额，就已是营业额的极限。

因此，我们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依靠开书店的收益来生活；所以，如果开书店没有金钱以外的所得以平衡，就不可能保有持续投入的热情。

4

开书店首先满足了我们的兴趣与多年的愿望，这个不必多说了。

其次是家庭生活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夫妻二人不必要像过去那样每天在职场上、在堵塞的城市中奔命，我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开书店是继续其他工作的一种给养，同时开启了工作和生活的新视野与更多可能，让我们可以拥有稍微不同于庸常的生活，在粉饰与虚荣中获得一些真实且不菲的能量。

5

话虽如此，真实的心理当然也包括：书店到底还是一个商业行为，书店经营收入带来的物质快感，肯定会加倍提升观念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尽管不求投入产出的平衡，面对投入的精力而不被顾客最终以适度的消费行为回馈，还是会产生一些不被尊重的感觉，甚至有时会产生一种厌恶的情绪。

比如：有顾客进店啧啧称赞，随意翻阅欣赏落座，当递上茶水单，他说不用；向其解释说这是消费区，顾客就转身离去，回去撰写博客 : “（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文精神的装B店！”

这样的事情时不时发生，开店的幸福指数就大大降低了。迫不得已，我们在消费区放置了“消费茶座”的告示，并在书架上设置“未结款图书请勿带入消费区”的文字提醒。

理解现实，了解自己，也不会觉得特别违心。

6

热爱书店是很个人的事，作为书店经营者，很不喜欢以“开书店”而赋予“责任”和“抱负”的描述。但书店这个特别的商业业态，却极具人文关怀的“符号”价值。

开书店的人给爱书店的人以梦想，爱书店的人给开书店的人以幻象。

开书店有两年，媒体报道多起来，有天我在网上居然看到一条对读易洞的描述：“北京最佳的免费悦读空间。”这个描述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被媒体引用并广为流传。

媒体的报道还说，在读易洞看书，不花钱，随便拿一本书，在沙发上坐下，老板就会给你端上一杯免费热饮。

公众对书店这门营生的期望与误解，由此可见一斑；描述前面加上“读易洞”，我感觉尤为别扭。

一直以来的观念都是：没有谁是上帝，尊重顾客，首先是看得起自己。

7

写到这里，足以从某个角度，看出现在的书店经营，是一门奇怪的生意。当前书店遭遇的整体困难，不是由于网店的冲击，更不是房租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的本质问题是，由于现代人的时间普遍不够，接受知识的方法与途径发生变化，从书中获取的阅读量迅速衰减，导致不读书，不买书。

有人建议，书店应当多元化经营，比如加入创意产品售卖等。可是，书店不卖书了还有必要叫书店么？

总之，对于书店的未来，我不觉得有任何刻意挽救之必要，顺其自然为好。

30岁之前不要存钱？

简单来说，30岁之前没有必要存钱，也没有必要太看重钱。工资是3000还是5000，其间的差别在于40岁的你看来不过是浮云。

赵周

那个六月的午后，在墨尔本的一家青年旅馆，Morello从睡袋向我探出脑袋，眼睛圆睁，用不流利的英语对我说：“真的？你没玩过Monopoly（大富翁）？”

外面是南半球的初冬，阴雨飘零，我们懒得出门。Morello是我两天前刚认识的意大利小伙子，他在跟我分享他两年半背包走过十几个国家的秘诀：第一，要有一门手艺，这样就可以到一个地方后工作三个月，用挣到的钱再玩两个月。他的手艺是修剪果树，必要时也干其他体力活；第二，要学会在青年旅馆迅速跟人熟悉起来，能交朋友，还能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他的诀窍是在活动室拉人玩Monopoly。

Morello说，Monopoly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Board Game（桌游，后来我觉得他言过其实了，Monopoly最多排第三，前面还有扑克牌和麻将呢），全球每个青年旅馆的休闲室，几乎都有一套Monopoly，只不过澳大利亚版印的地皮名称是墨尔本、蓝山，台湾版印的是新竹科学园区、垦丁。虽然地名本地化，但布局和玩法一模一样，所以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让来自各地的背包客们很快熟悉起来。

他蹦下床，拉我去活动室，果然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一张棋盘，指着说，就是这个。

我一看，就笑了，心说这不是“强手棋”吗，原来英文名叫Monopoly。我十几岁的时候玩过，那时我才读小学，都觉着这个游戏智商太低：我过你的地，给你几块钱，你过我的地，给我几块钱，给来给去没完没了。

Morello说，幸亏你遇到我了，不然你都不知道你根本不会玩这个游戏。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下定决心在三十岁之前不存钱吗？就是从这个游戏中学到的。

他说，我解释给你听。

“就像你说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四五个人一起出发，掷骰子往前走，走到无主之地，就可以买下来，之后别人再落脚到这里，就得付给主人地租。如果能够占有同色的全部地块（比如相邻的三个橙色地块，或者三个绿色地块），就可以在上面盖房子。盖房子之后，别人交的地租就要增加。房子盖得越高，地租增加越 多。 就这么一圈一圈地走，直到有人付不起过路费而破产。 听起来挺低幼的是吧？”

“人类出现交易，市场形成之初，也是这么单纯这么低幼。直到有人不满足于现状，开始琢磨，怎么能在不违反基本交易规则的前提下让自己赚更多钱。于是出现了推销，于是出现了叫卖，出现了广告，出现了品牌，出现了谈判，出现了银行，出现了现代金融。”

Monopoly的玩法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训练一个人的商业意识、谈判能力、沟通能力的游戏。精华全在人和人的交谈上，而不是像麻将或扑克一样只是在玩牌上。

Morello毕业于都灵大学的商科，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而我的工作是企业的咨询和培训，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听得兴趣盎然。

Morello拉来看店的服务生，我们三个开始玩。最初就是每个人掷骰子、走路、买地。两轮后，服务生操着澳洲口音很重的英语问我，可不可以把我手里的“蓝山”地块卖给他。

我愣了一下——原来是可以交易的呀——然后问他，你出多少钱买？

他说，你多少钱卖？

谈判就此开始。

我对Monopoly的热爱也从那一刻开始。

这两年，我尝试把Monopoly引入到谈判培训课程中来，居然效果极好，参与者能够快速而且密集地重复演练和熟练掌握所学到的谈判技能。

概括来说，参与者通过这个游戏可以快速掌握如下能力：

1.商业意识

全凭运气能占到同色全部地块的概率很小，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占了两个橙色地块一个绿色地块，他占了一个绿色地块一个橙色地块。还有一个绿色地块没有人拿到，也不知道多久后能拿到、被谁拿到。这样，你愿不愿意从他这里买走橙色地块？他愿不愿意卖给你？多少钱是合适的价格？或者，还能拿出什么来换让他愿意跟你交易？

有人提出交易请求后，却往往得到这样的回答：“不卖！多少钱都不卖！”——这就叫缺乏商业意识。

市场上不存在不能卖的商品，只要你能想出对你合算、对方也愿意接受的价格。

进阶的玩法，则要考虑买哪几块地的资金回报率较高，盖几层楼的资金回报率最好，如何在短期的资本回报与中长期布局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不动产与现金流之间取得平衡。

2.谈判能力

很多人不愿参与谈判，一碰到谈判的场合就紧张，老担心自己亏了。这是因为他把所有谈判都理解为零和博弈。而市场的美好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谈判并非纯粹的零和谈判，而是存在着双赢的可能。前提是至少一方具备一定的谈判能力。

具体来说，monopoly可以有效训练谈判的两项核心能力：

第一，挖掘对方对我的全部价值。比如，你说高于200不买，我说低了300不卖，这就是零和博弈，就是僵局。直到有一方能跳出来，看到对方能为自己创造的一般等价物（现金）之外的独特价值，比如，“如果你在五轮之内拿到剩下的那个绿色地块，你一定要原价卖给我”，或者“如果我走到你的地块，免收房租”。（注意，在官方的monopoly比赛规则中，不允许双方拿未来的收益进行交易，但三五好友玩的时候大可不受此限。同麻将一样，monopoly有很多民间自定规则。）——想想看，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要办一张健身卡，价格之外还能想到健身顾问能为你创造哪些价值？在培训课程中，我得到过近百种答案，诸如“若有附近小区的美女来锻炼，你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她来了，行吗？”

第二，条件换条件。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谈判不是两个人拍桌子说“不行”，然后坐下来谈，而应该是先说“行”，加一句“只要你给我什么”。

进一步，需要考虑谈判协议最佳替代方案，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现在的条件，那么你的最佳替代方案是什么？你还有什么全新的建议来确保可以维持关系，并有机会提出你的全新的建议和条件，并重新开始一轮谈判——下次妻子再说要把手机换为最新款的，试一试回答说：“没问题啊，那能不能后面半年我晚回家你都不许电话催我？”“要么这样，我再看球时你不许抢遥控器。”

核心能力之外，就是谈判的技巧了：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引诱对方连续出价，什么时候walk away，什么时候表达诚意，什么时候分析对方利益，什么时候曲线救国、八仙过海，不一而足。大家谈到兴起，有人面红耳赤，有人欲擒故纵，有人隔岸观火，有人煽风点火。

3.沟通能力

本质相同的交易提案，因为提出的方式和时机不同，结果就有可能不同。

一群高手中，往往发现诚实是最佳的沟通策略，不妨主动向对方讲出你的期望，阐明你的担忧，列出你希望获得的收益以及你可能的选择，然后尽可能多地换取对方的信息和想法。

龙年元旦前，一位对大学生职场教育有负担的人士问我，能否去给大学生讲讲职业规划。我想起Morello跟我讲的这个游戏给他职场规划的启发，就一口应承下来。

在大学演讲那天，我带去几套Monopoly，讲解过玩法，让学生们分组来玩。四十分钟后，大家一起总结心得，居然比我想讲的还要多：

① 起步是随机的，走路也是随机的，背景和运气确实影响很大，但我们应更多着眼在自己能掌控的部分。长远而言，智慧的赢面更大。

② 游戏后期一次普通房租就成千上万，回顾游戏开头常常为百十块钱斤斤计较，实在是没意义。简单来说，三十岁之前没有必要存钱，也没有必要太看重钱。工资是三千还是五千，其间的差别在于四十岁的你看来不过是浮云。

③ 不存钱存什么，不看钱看什么？尽快拿到同一色块的全部地皮，在上面盖房子，哪怕抵押其他房产也要盖房子，盖得越高越好。启发是，在年轻时深钻到某一行业，要成为这个行当的专家，就能够大大增加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举个消极的例子：你在办公室里是使用office软件最熟练的一个，同事和领导做ppt遇到障碍都会想到来问你，那么在裁员时你一定不会是最早开路的人。

④ 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无论是求职还是求偶，只要考虑清楚你能为对方创造的独特价值以及对方能为你创造的全部价值，就可以信心满满地去谈了。

monopoly这个词的原意是“垄断”，当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强大到能够在游戏中升级自己的职场能力，那么能够垄断美好的未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最后，我给学生们讲了Morello的故事。后来这个小伙子在台湾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结婚后他进入了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罗兰贝格。有时候我们会联网玩一把ipad版的monopoly，现在我赢他的机会还多一些呢。

你在玩这个游戏时还有哪些启发愿意分享吗？不妨发邮件到zhaozhou@ chaishubang.com ，与我一同切磋游戏与成人学习的关系。

下一次，谁是国王

人们因为游戏而聚在一起，遵守同样的规则，你进我退，互相利用，察言观色，有所保留，又拼尽全力。结果似乎不重要，无论是输是赢，总有强大的内驱动力在促使人玩下去。

独眼

人们酷爱玩尖脚猫游戏，当其他一切活动都被禁止了，人们还在玩尖脚猫游戏。当官员来对他们说，开禁了，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人们还在玩尖脚猫游戏。而当官员说，那就禁止你们玩尖脚猫！人们却猛然间愤怒了，杀了很多官员，直到他们能重新玩尖脚猫游戏。这是卡尔维诺写的《做起来》里的故事。很多人从中总结出各种隐喻。我总是想，人啊，真是执著于游戏。似乎只要游戏存在，对周遭的现实问题就可以不那么介意。

在值班后仍然彻夜下象棋，宁可让老婆误以为自己有外遇的医生；无法离开麻将桌，可以不眠不休打五天的老太太，这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真人。人们因为游戏而聚在一起，遵守同样的规则，你进我退，互相利用，察言观色，有所保留，又拼尽全力。结果似乎不重要，无论是输是赢，总有强大的内驱动力在促使人玩下去。

为了借用这强大的吸引力，推理小说里常常借用游戏的背景，这是最好理解的让人聚集、互动并为之疯狂的原因。

杀人的舞台

多人，彼此相识或者会因游戏相遇，一个独立而封闭的空间——这是死亡、谋害、嫌疑和推理圈定范围的良好条件。游戏之间摇曳不定的输赢，游戏之外不可告人的居心，博弈、欺诈，都让人脖颈上有一层凉意，又会感到下腹抽动、肾上腺素带来了心跳加速的兴奋感。

四个绅士、淑女在一个房间里打桥牌。两个半小时的四圈牌过后，发现邀请客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主人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被一把精美的小刀结束了生命。这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写的《底牌》里的情节。

但不只是一个游戏，主人在死前还另有安排：他邀请了包括比利时小个子波洛在内的四个“名侦探”，让他们待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而他自己的死亡，就是给侦探们展示了一场“完美的谋杀”。

在这部小说里，桥牌是引子也是陪衬。它的规则为嫌疑人提供了在游戏期间随意走动的作案条件。阿加莎·克里斯蒂为牌局单独设立了一章“桥牌”，描述了整个看似悠然的牌局过程。小说里的侦探们也特别关心牌局的状态，反复询问核对，从或确切或模糊的描述中分析玩牌人的心理转变，试着推理谁是凶手。

有懂桥牌的读者根据这些只言片语的线索分析了小说中“大满贯”的牌局，每个人的持牌能得知大半，甚至循着历史推测出了当年的叫牌法。作者看似笔墨不多却写出了一副难得的好牌，滴水不漏。这场桥牌游戏，成就了不完美的完美谋杀。越是合理现实的牌局，越让人感到杀手的杀意与冷酷，杀人之后，仍能回来继续故作冷静地赢了整场。富有阿加莎特色的英式谋杀在这部小说里展露无遗，人心里的难受与困窘早就纠结得像一锅沸腾的钢水，却通通盖在端庄沉稳的表面之下，深藏不露。

在东野圭吾早期的推理小说《毕业前的杀人游戏》（1989年）里，用到了日本独有的茶道游戏“雪花月”。参加者按照一定的次序坐好，再分别抽取放在名为“折据”的盒子里的牌，抽到“雪”牌的人去吃糕饼，抽到“花”牌的人泡茶，抽到“月”牌的人喝茶，而其他人可能抽到“一”“二”“三”这种号码牌，什么都不需要做。在这个过程中，抽到“雪”“花”“月”牌的人会变换座位，重新参与下一轮抽牌。

日本茶道是独具特色的传统技艺，严格、死板、规矩多多，不仅仅是泡茶的手法，连站起来先出哪只脚都有定规。茶道游戏参与者总是想着“不要轮到我”“不要出丑”“不要做错事”，既拘束又紧张，抽牌的瞬间又像是对命运的一次考验，意外又刺激。

参加小说里这场“雪花月”的是几个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他们每年在老师家举行茶会，作为对老师生日的祝贺。东野圭吾仔细描述了他们抽牌和喝茶的过程，为了让读者明白，在书里还附有插图，说明几个人几次饮茶的座次变化。

正是在这场茶会上，一个女孩喝茶之后中毒而亡。这些学生本来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老师更是他们都尊敬的人。在茶会之前，他们已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惨死在公寓里。女孩之死跟之前的事件有联系么？而更令人疑惑的是，茶道游戏的抽牌结果理论上不可预知。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凶手想杀死的另有其人？

游戏的规则在这个小说里成了最重要的一环。游戏规则和女孩死亡之间的冲突是推理中间最重要的结，只有解开这个结，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无论是《底牌》还是《毕业前的杀人游戏》，游戏都成了凶案现场的一部分。人们臣服于游戏又利用游戏，以便制造思维的盲点，掩盖自己的罪行。

至高无上的规则

江户川乱步在短篇小说《蒙面的舞者》（1926年）里写到“我”去参加了一个秘密俱乐部，而俱乐部里组织了一场蒙面舞会，男女双方凭借抽号码确定成对。酒醉玩乐之后，“我”却发现同自己牵手的蒙面女性是朋友的夫人。正是因为自以为是游戏的设置，男主角怀着疑惑却又顺水推舟。春宵一夜之后，他得知并不是所有参与者都和他有一样的遭遇，而蒙面舞会的对象本应是他们各自的夫人，这时，“我”感到的是懊恼与羞耻。

这就是游戏规则的力量。凭借自身规则，游戏赋予参加者新身份、新能力，似乎就是现实中的伪现实，人们投入地进行角色扮演，东南西北庄闲家、警察法官与杀手。游戏也提供了一个拥有治外法权的环境，允许甚至是纵容人们肆意妄为地进行游戏规定的残酷行为。我们可以与遥不可及的人亲昵，可以侵吞他人的财产，可以杀人。现实中想都不敢想的事却可以在游戏中做出来。似乎凭借游戏，就可以在不自由的世界里获得某种自由，完全免责；可是，只要不脱离开游戏的语境，我们就必须按照游戏的步骤做，不得不受到规则带来的惩罚，这似乎又是自由世界中的不自由。

设想把人逼入绝境而求生的游戏状态，产生了《大逃杀》（高见广春，1999年）、《算计》（米泽穗信，2007年）这样的惊悚推理小说。它们的共同点是：一些看似无关的人，因为某个诱因而置于一个不得不奋力逃生的环境，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活下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杀死他人。在这种小说里，展现的是人性里最极端的一面，可能很善、很伪善，也可能很恶，却又恶的不得不为之。那种为了活下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状态，很容易就令人感同身受。

可是，“大逃杀”类的生存战斗，最近一段时间已经让人厌倦了。那些心理状态的模式已经不再新鲜。但有一部与游戏密切相关的推理小说正炙手可热，改编的同名漫画也正连载到20多回，这就是金泽伸明所写的手机小说《国王游戏》（2009年至今）。“国王游戏”是早就在日本、港台、东南亚风行的一种类似“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游戏的参与者中被确定为“国王”的那个，有权力指定任何人做任何事，但指定的事通常不是“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类好事，而是学狗叫、脱裤子、对暗恋对象表白等等带有低俗趣味、令人尴尬的事情。玩国王游戏的人可以看别人的热闹，又会随时“命悬一线”。金泽利用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国王”。

同一个班的高中生们在同一天午夜收到短信，“国王游戏”就此开始。“国王”别有用心地指定某个同学对另外一个同学做某事，一旦完成，所有同学都会收到“服从确认”的短信。一开始抱着看别人热闹的心情瞧着其他人被迫接吻、舔脚，但却逐渐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逃避“国王”命令的人死了，因她的逃避而未能完成命令的人也死了，惩罚确有其事，任何被指名的人如果拒绝或者试图中途退出都会被残忍地杀害，“上吊”“撕成碎片”“无法呼吸”，班里的同学不得不参与投票等行为，陷入越来越深的恐慌和猜忌，却越死越多。在这个小说里，人们不断被搅入恐怖、疑惑、惊慌、担忧、悲伤、压抑、怀疑、愤怒、怨恨之中，读得人欲罢不能。所以，这部小说得以连载三年至今没有终了。

不过，作者金泽伸明在小说的第二、三部分里，已经展开了无限宽广的创作，“国王游戏”蔓延到了日本全体高中生，随后是日本全境，继而以下达“全日本成年人都要死去”这种命令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金泽伸明的小说，把游戏推到了至高的境界，规则一旦确立，所有人的思维和意志都不得不受其影响。“国王”成了每个人无法抗拒的发令者。无论情节如何变化，对“国王”的服从不可动摇，小说开始一班学生大喊“绝对服从！”的声音响彻全篇。

1972年，美国学者艾瑞克·伯恩（Eric Berne）总结了一条游戏公式（艾瑞克·伯恩：《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前言》第IV页）：

“饵+钩=反应→转换→结局”

其中，饵是最初的邀请、发起或起因，钩是人物的弱点，条件一旦形成，人物间就出现了彼此的行为反应，在反应中角色和状态不断转变，最后获得结果。伯恩将人类相互关系中的所有互动都加以衡量，他认为只要符合这个公式就是游戏。根据他的理论，人在游戏中交往，在游戏中成长与生活。游戏是人精神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

重新看这个公式，几乎每个推理故事都能套进这个公式。杀人有杀人的诱因，而杀人又再度成为推理的诱因；杀人者的弱点将成为谜题解开的关键，而推理者的弱点导致他兜兜转转、不得其解；鼠与猫之间的互动、反应频生事端，有人想隐藏有人想发现，互相揣测相互变化，直到真相呼之欲出，事件得以解决。这就是推理小说——黑暗、阴谋与解谜的游戏。

不多不少，及时信任

信任，是任何双人舞最重要的元素。这就像开车，只能有一人握住方向盘，其他人不论方向对错，都必须毫无选择地跟从，这才能让舞蹈整体展现流畅的美感，否则便会出现不稳定的、难看的摇摆动作。

陈念萱

以爵士乐为基调的社交舞，近年来成为韩国全民疯狂的摇摆舞，盛况空前地夜夜笙歌，最高曾达五万人共舞的场面。经常到香港与日本教学的韩国舞者Jandi Kim表示：“一堂课有百名学生同时上课很常见，事实上在首尔，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跳舞，学会基本舞步后，只要常去，很快就能轻松地畅舞到天明。”来自旧金山的国际摇摆舞专家Peter Vawter说：“在韩国跳三个月，等于在香港学三年。”

摇摆舞的特色是全球联谊，彼此支持而形成社交共同体。因此不管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舞者，都是摇摆舞家族的一员，不分国籍、职业甚至不分年龄，从16岁到60岁皆能生龙活虎地乐在其中，并分享彼此截然不同的人生经验。

香港摇摆舞组织的发起人Karen 唐嘉仪是专业的律师：“我是千禧年到伦敦留学期间爱上摇摆舞的，两年后返港找不到共同爱好者，停滞了四年。直到2005年底，意外到上海出差三个月，又重新拾回了我的最爱，便决心要在香港发展摇摆舞社交圈。一开始非常辛苦，尤其是第一年，到处打电话央求人跳舞，甚至经常等不到人……”2010年3月在香港成功举办国际爵士乐音乐季摇摆舞的Karen说：“现在轻松多了，很开心，而且认识了更多不同行业圈的人，相当有趣。摇摆舞就是那么随性又容易有意外收获，随时都能大开眼界，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观，是最好的解忧剂。”Karen认为Blues跟探戈一样哀伤，但摇摆舞总是能教人开心，很容易让人上瘾。

在20世纪初那个历经战争与经济大萧条的年代，爵士乐的兴起，不分黑白皮肤地抚慰了焦躁无力的心灵空无感，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没有阶级区隔的社交活动；随着爵士乐的律动，从美国乔斯顿小镇发展出的即兴社交舞被带到纽约的爵士乐圈，而在公元1920年前后，确立了摇摆舞Swing的风格，随之蔓延到西岸，融入了更多的舞蹈元素与技巧；混合了弗拉门戈与探戈的感性元素后，在1930年左右，继续酝酿出同样是爵士乐家族的Blues蓝调舞蹈；跟着有随性社交风格的摇摆舞进入欧洲时尚圈，加入了街舞动感韵律的Lindy Hop，逆向刺激了美国西岸的多元文化社交风气，因而彼此教学相长地，逐渐增加越来越丰富的舞步，竖立了摇摆舞的即兴自由脉动风格。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香港与台北，都有人每周固定在有爵士乐的酒吧或西式餐馆里，学习或参与摇摆舞的社交活动，彼此之间也经常在网络上互动交换讯息，或同时出现在其他城市举办的爵士乐摇摆舞活动中，俨然形成另类的全球社交惯性。

若想参观任何摇摆舞现场演出，只要搜寻“Swing，”就能找到许多有意思的影片，提供初学者参考，甚至还有免费的基础舞步教学。

从纽约到台北发展摇摆舞风气的Maria Kelley 表示：“摇摆舞有一定的门槛，需要很大的耐性学习基本舞步，又必须是爵士乐爱好者，几乎无法快速地推展，一旦深入却很难退出，这是个让人爱上一辈子的活动。”Karen说：“许多资深摇摆舞爱好者，反而会回头学习基础舞步，大部分的人刚开始都会焦躁又快速地想升级，囫囵吞枣地学会很多花哨的招式，多年后才发现有害无益，我自己最近也开始打基础，学习最简单的基本步法。”

不论资深资浅的摇摆舞者都会告诉你：“信任，是任何双人舞最重要的元素。这就像开车，只能有一人握住方向盘，其他人不论方向对错，都必须毫无选择地跟从，这才能让舞蹈整体展现流畅的美感，否则便会出现不稳定的、难看的摇摆动作。”这对于任何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职场或情感，甚至国家整体运作，若能清楚地分出主从关系，而共同前往一致的方向，无论终点站在哪里，这过程必然让人十分愉悦。

其实，摇摆舞里许多的舞步，都因错误的脚步而创造出来的。许多资深舞蹈老师都说：“这需要彼此的信任，才能在共舞时维持自己的平衡，借助对方的力道并互相支持协助，一旦发现有错，立即随机补救，外人看来，反成了新鲜有趣的新舞步。”不畏惧犯错，因信任，而让错误成为趣味，这恰恰是摇摆舞最重要的精神，而让人醉心不已。

四年前Gap的几则服饰广告刺激了摇摆舞风潮，而成为全美热门的社交活动。最近在电影“风声”与“一页台北”中出现了摇摆舞后，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香港导演云翔，在3月底开拍的“爱很烂”中，也纳入了爵士乐家族的Swing out、Lindy Hop 与Blues等舞蹈元素。我受邀演出“爱很烂”六个改编真实故事之一的中年银行家去学Blues，因个人爱恨情仇而用一亿两千万港币包场舞蹈老师，上了香港头条新闻。

在短暂的三个月零星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多年来许多不论是太极拳或宗教信仰的大师们，经常强调的不多不少的及时信任感，始终让我一知半解，却在这与人共舞的瞬间，无可逆转的临场感里，找到了那接近精确的感悟——绝对信任，是发动幸福能量的契机。

双人舞老师们，不管是在摇摆舞、蓝调或阿根廷探戈的学习过程里，都明确地指出：“舞者对领舞者的信任与等待，不多不少地恰如其分，才能让一曲舞蹈的韵律曼妙起来。这已经无关乎技巧，再多的花式，都比不上对舞伴的信任。”学会基本舞步，维持自己的平衡，再加上绝对的信任，就可以跟任何人共舞。若能成功地跟陌生人翩翩起舞，便能称得上是合格的社交舞者。甚至在许多社交舞的公开竞赛场合里，最能引起高潮的活动，便是抽签舞伴，随机共舞。

擅长即兴演奏小提琴的国际知名Blues舞蹈家Peter Vawter 表示：“我得到最大的赞美，便是“喜欢快节奏与慢曲调的舞者”，同时说我是世界上跳舞最快又最慢的人。其实，聆听舞伴的需要，这是双人舞最重要的精髓。”

几乎所有的摇摆舞者都同意，进入爵士乐中的摇摆，很容易产生幸福感，是最健康的上瘾症。而摇摆舞没有年龄层与职业别的限制，没有特别的空间需求，随时随地都能翩翩起舞，甚至没有音乐时，也能数着拍子迈出自己独有的旋律，又可以随机创造个人舞蹈风格，趣味无穷，是最佳的终生集体娱乐。

专业芭蕾舞者Grace梁冬懿说：“我从前是个相当封闭的人，不太喜欢与人接触，自从学了摇摆舞，必须注意最重要的connection，人与人联系起来，才开始慢慢懂得如何和外面的世界相处。我觉得摇摆舞给我们很实时的感觉，不需要担心过去与未来，只活在当下，对人际关系相当有帮助，因为随时都要注意实时与人互动。心灵的感受是金钱无法买到的，尤其是跳舞时的开心……”

社交舞里面，公认门槛最低又最容易开心的摇摆舞，是重新兴起的古典时尚，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各个年代的摇摆舞画面，可以做出有趣的对比。无论是入时的装扮或随性的运动服，时尚派对还是马路边的即兴表演，都不妨碍摇摆舞的律动，你可以快慢自如地徜徉在感性的爵士乐里。

修行——活着是种修行，帮我们悟出幸福的真谛

没多久，他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用现实生活的颓废破落，换取了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巨大成功；同时又以虚拟世界中的成功，为现实生活谋求福利。但这个循环将会是持久的吗？我也看不清。

李随心 

2011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到保定火车站去送小磊。

“想想自己该干嘛！家里辛辛苦苦攒钱供你这么些年，你这样回去对得起你爹妈么？！”

“哎，放心。”

“哥几个工作都差不多了，你也赶紧找个工作吧，实在不行，跟你爸妈一块下地干活儿，一块供你弟弟。”

“哎，这个麻烦。”

“你还知道麻烦啊？！你这几年给家里添了多大的麻烦啊！好意思说吗？”

外人看到这个场景可能会觉得滑稽，5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婆婆妈妈地唠叨一个和他们一样大的男人。

“检票了，赶紧进站吧。自己在火车上注意点儿，睡觉的时候看好了你这宝贝啊！”有人叮嘱说。另外一个飞快地跟上一句：“嘿，他把自己丢了，这宝贝也丢不了啊！”

挨个拥抱之后，小磊从地上拎起一个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他的衣服、书本和一些生活用品。他的肩上还斜挎着一个黑色的电脑包，里边有他几天前因为刚刚毕业而盖上蓝色“作废”印章的河北大学学生证，和那个“把自己丢了也不会弄丢的”宝贝——一台用了两年多的笔记本电脑。

大一开学前几天，晚上熄灯后，我们同一宿舍的六个人就躺在各自的床上向其他人讲自己的故事。小磊说他来自甘肃省张掖县内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子，家庭的主要收入靠父母在几亩田地上种豆子等农作物所得。

小磊家有三个孩子，他排老二。哥哥在南方打工，每年春节才回家一次，把打工攒下的几千块钱给父母，在家里待到正月十五就走。弟弟小他两岁，正在读高中。“放暑假的时候，我和弟弟就去公家的农场帮忙，每天能赚个三四十块，”小磊说，“我这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家里出一部分，我和我弟俩人忙活一暑假挣两千多块，加上村里人捐个五块十块凑出来的。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考的又是一类本科大学，村里都愿帮我！”

虽然黑着灯，看不见另外四个“听众”的表情，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们的心里一定也和我一样不是滋味儿。大家沉默了，一个声音说：“以后大家都是兄弟，有困难大家一起帮你解决！” 

大一的课不是很多，于是，同学们大都在空闲时间给自己选择了一门相同的必修课——电脑游戏。

“原来电脑还能这么用！”一天晚上，小磊做完当天的兼职工作回到宿舍，第一次看见同学们用局域网联机玩CS。

有人问：“你都用电脑干什么啊？”

“我如果说我长这么大，但是只碰过一次电脑，你们信吗？”小磊憋了半天才蹦出这句话，“还是高考报名的时候，用我们学校的电脑在网上填志愿。因为我们几乎不会用，都是我们念，老师往里填。” 大家也吃了一惊，现如今可是2007年啊！

“你们高中没计算机课？”。

“有，老师在黑板上边画边讲，我们也稀里糊涂听不懂。后来就改成自习课 了。”

从那以后，白天同学们在宿舍里联机对战的时候，小磊就坐在旁边认真观摩，不停讨教；晚上同学睡觉了，小磊就恳求人家不要关机，独自玩一夜。

每天如此，舍友们的电脑就会长时间不能休息，而且小磊晚上玩游戏也影响了大家的睡眠。终于，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小磊挑明了自己的不满。

等大家说完，小磊恳求说：“今天晚上你们再凑合凑合，最后让我玩一宿吧？”

“你丫瘾就这么大？”我忍不住对着小磊骂了一句。小磊冲我挤了一下眼睛，转身摁下了开始键，他要抓紧每分每秒。

这之后，小磊会跟随那些去网吧的同学玩游戏，他对愿意带他去网吧并传授他游戏技巧的同学言听计从，甚至一度成为他们的专用“生活勤务兵”：跑腿买东西、代劳寄个包裹或取封信之类的琐事，小磊都任劳任怨，嘴里从没半个不字。

大一入学没多久，班里很快出现两个小派别，其诞生的原因已经无处可考，但非常团结且有凝聚力。一拨人在班里提出一个想法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道理，另外一拨人就一定会故意反驳。有时为了争论一件事情、强辩一个道理或是仅仅为了争一口气，两拨人经常会展开骂战甚至大打出手。

但是，在一个事物上，他们的认识却是始终统一且绝无任何异议，那就是一款风靡世界的电脑游戏——《魔兽世界》。这款角色扮演类即时战斗性游戏，需要玩家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经营游戏中的角色，最终在练就出一个超级角色后，就可以和几个甚至几十个其他“超级角色”组成一个战队，以团队协作的模式去战胜那些更加高级的怪物，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些人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账户，重新组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 “血统纯净”的魔兽战队，即成员都是本班同学而非素未谋面的网友。

让人费解的是，中午刚刚厮打过的两组人，到了下午游戏时间，进入到战队的角色中后，便会毫无二心地互相帮助。我这个旁观者常常会对他们感到矛盾和纠结，甚至会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小磊就是在大一下半学期才开始接触“魔兽世界”的，他仿佛天生就拥有玩游戏的天赋，很快就加入班上的“魔兽战队”并担任重要角色。从此，不时会有人来宿舍找小磊虚心请教游戏技巧，这其中不乏小磊刚刚接触电脑游戏时，让他跑腿的“师父”们。

渐渐地，小磊就不满足于只在网吧里和身边的同学们一起玩游戏了。他需要更大的发展、更强的队友，而此时在同一战队的同学们对于小磊来说，可能只是辅助甚至是负担。

但那些更强的战队往往在游戏时间上是没有规律的。他们不像大学生玩家那样，白天上课，晚上玩游戏，而是由团长牵头组织队员们活动。小磊觉得，是时候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了。

“明天我准备买那个电脑去。”小磊像是和我们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家里给你钱了？” “嗯……没有。我们贫困生，每年不是有2000块钱助学金么，大一的和大二的最近一块发了，发了4000。我自己再从生活费里拿2000。”

每个人都强烈反对，怎么能把助学金这样花掉？甚至用上了他原来给我们讲述他家境如何困难的事例来劝阻他。我说：“哪怕你把这4000块钱寄给家里让爸妈花，我们也打心坎儿佩服你啊！”

我们给他算了一笔账：小磊的爸妈为了让他能够在外求学不饿着，每个学期给他2500块钱。如果拿出2000块钱，他只剩下500块钱可以用于4个月的一切开销，平均每天是4块钱。

第二天，小磊上午又没有去上课，中午挎着一个崭新的电脑包回来了，手里还拎着一个煎饼。他恳求我们统一口径，说这是他从老乡那借来玩玩的。而那个煎饼是在学校门口买的，三块五毛钱，分两顿吃，坚持这么吃的话每天还能省下五毛钱！ 我们面面相觑，觉得我们帮着算的那笔账，现在看来则更像是助纣为虐。

这之后，小磊便与电脑为伴，即使他在宿舍里，也很少主动和大家说话了。再后来，小磊嫌那些追随者太肤浅且影响他玩游戏的质量，便开启了“谢客模式”。没有多久，他每天真的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我以为他从此不过是一个孤独的游戏玩家。但是，大三的时候，他的床头多了一些关于网络交易和领导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没多久，小磊凭借高超的操作技术和他所谓的领导魅力，坐上了一个在大陆“魔兽世界”圈子里小有名气的团队的头把交椅。

大四一年，每个同学都在为毕业实习、写论文、找工作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小磊也在他的虚拟世界里忙得不可开交。他已经不仅仅将游戏作为一个纯粹的娱乐平台，而是发掘其中能为现实所用的东西。

小磊的毕业实习鉴定是“魔兽团队”里的一个手下寄来的，实习鉴定上说小磊在该县司法局当普法志愿者，并加盖了公章。当时小磊以团长的身份在QQ群里发布公告，承诺如若有人帮他解决毕业实习鉴定的问题，他会收其为徒并传授成功窍门等等。公告发布后，响应者很多，小磊说他是择优选取的这份鉴定。用同样的方法，小磊找了个现实生活中的律师玩家，帮他完成了毕业论文。

我竟然因此对小磊产生了一点儿佩服之情：他用现实生活的颓废破落，换取了虚拟游戏世界中的巨大成功；同时又以虚拟世界中的成功，为现实生活谋求福利。但这个循环将会是持久的吗？我也看不清。

吃毕业散伙饭的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好多酒，大家一直在催促我和小磊赶快找到一份好工作。小磊只是默默地听。饭过一半，小磊站起来，连声为自己没能在散伙饭上喝酒而道歉，而后离我们而去——他要马上赶回宿舍，以团长的身份去指挥一场数十人参加的魔兽世界战役。

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最近我多方打听，才从一个玩魔兽世界的大学同学那里要到了小磊的手机号码。

“现在干什么呢？”我问。

“xx省的司法局呢，我考上公务员了！厉害吧！”

“很厉害啊！还玩魔兽么？”

“毕业之后没多长时间就不玩了，忙着考公务员。”

“下班了也不玩？”

“哪儿有时间啊，每天都快忙死了。再说那玩意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真的没意思！”

“那你那几年跟着魔了似的！”

“嗨，我原来不是没见过么！”

“没事儿多和人交流交流，和大家常联系。”

“肯定的，我现在也特喜欢跟人交流，能学到好多东西。哈哈！”

Easy至死

科技发明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easy，但同时它正在反作用于我们。反作用的代价就是：对于稍许复杂一点儿的事，无论我们有无兴趣，我们都开始拖延。

魏武挥（新媒体观察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

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而且还不轻。一个例子是，我由于采购了太多的书，书房里乱七八糟地堆放了很多书，连走路都成问题。我终于腾出一个空间足够放下两个书架——然而，购买新书架的事被我拖了整整一个月，新书架到位后，整理书籍这个行为又拖延了一个星期。

一个显而易见的拖延症解释是：这个事你不感兴趣——大多数职场人士可能同意这种说法。比如说老板要求在明天上班前看到你写的某推广案的计划书，但你心里真正嘀咕的是：这产品烂透了，推广个屁！

但我并非一个不爱书以及不爱整洁的人。有个段子被很多人引为知己：“如果你看到某作者、编辑或编剧一大早就开始在微博上乱转悠，自己刷屏，还逮啥转啥，哪有事儿哪儿到，嘴欠得要命，那就说明此人交稿子，交专栏，交本子，交版面的死限又要到了。”

这个段子点出了一点：对你正在拖延的事你不是缺乏兴趣，而是有更大的兴趣在诱惑你，转移你本该聚焦的注意力。于是，我得出一个小假设：今天拖延症盛行的因素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个假设有个可以争论的地方：究竟是我们静不下心来故而去泡微博（或其他），还是我们去泡微博（或其他）所以静不下心来？我认为是后者。我对这个假设的一个推论是：让人产生更大兴趣的微博“或其他”都是一些easy的东西，拖延症的盛行关键在于我们越来越倾向于easy化。

我无法在这里把easy仅仅翻译成“简单”“容易”，也许也可以用“不用太过动脑筋”之类的词来形容。在网络上，大多数的信息都是这样：快餐式的，无需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在开心网很盛行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每天上班前要去看三个笑话。他的理由是：如此可以帮助他以一个愉快的心态开始一天的工作。我曾经让他举出三个他曾经看过的笑话也让我开心一下，他张口结舌，一个都无法说出来。

近期，苹果发布iOS5操作系统时，“顺带”发布了一个名为Siri的语音工具。我以为，Siri有可能成为google（以及所有搜索引擎）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因为它让我们很easy。这一点，我用下面一个例子来形容：

假设我现在打算找个饭店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在Siri中有可能是这样的（我只是举一个形式，Siri的真正问答可能不是这样的）：

I：“我饿了。”

S：“附近有三个中餐馆，两个西餐馆，您需要中餐还是西餐？”

I：“我更愿意中餐。”

S：“它们分别是湘菜、鲁菜、海派餐馆，您需要哪个？”

I：“我想我还是愿意吃点辣的。”

S：“那个湘菜馆的地址是：×××，距离您50米。”

接着，下方出现了一个地图，标志着我现在的位置，和这个湘菜馆的位置。

在这场问答中，我们会发现，作为主体的人其实是一步一步被Siri缩小了搜索结果（本质上还是搜索）。Siri的妙处在于有时候你自己都无法一下子说出你想要什么，它通过问答得出了你“需要”的结论（需要打个引号的原因在于，这个需要其实未必是你真正的需要）。而google这类的搜索引擎，其实你能使用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且能描述出来的问题——而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提出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件easy的事。

科技发明自身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easy，但同时它正在反作用于我们：我们作为人类这个主体也在越来越追求easy。这个反作用的代价就是：对于稍许复杂一点的事，无论我们有无兴趣，我们都开始拖延，因为我们不习惯。

另外一种常见情形是：你的确在全神贯注地工作中，但很遗憾，突然一个行为横插其中，把你的注意力引开了。这个行为可能是：一条短信、一通电话、Outlook告诉你有一份新邮件、智能手机响动了一下，你有一条微博新私信。你开始去处理这些事情，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注意力就此烟消云散——你需要一次新的启动。

我有时候觉得，现代社会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拜手机所赐，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诺基亚的广告语，中英文版本有一个很诡异的矛盾所在。英文是“connecting people”，中文则是“科技以人为本”。但connecting people的代价就是people will be connected anytime anywhere，怎么算是“以人为本”呢？

争议者会说：好吧，你可以关闭你的手机，这样你就无需connected了。但问题在于，关闭手机这个行为会引来一些更严重的后果，因为你的老板是这么认为的：随时connect你是理所当然的事。你如果有这个胆子再追问一句为什么，他会回答：因为你有手机啊！

当下社会的人，有时候甚至在潜意识中存在着“被联系”的欲望。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的手机三天不响时，你可能会有焦虑感：这个世界出了什么事？或者一种被抛弃感：我是不是快要被fire掉了？我们非常容易被打扰，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内心深处在渴望被打扰。在一场谈话中动不动就接个电话，是“忙人”的象征——也是VIP（very important person）的象征。当放下手机面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事太多了”的背后，你能说一点优越感都没有吗——“看，少了我就是不行！”

无论是自己去找更easy的事，还是被connect后转移注意力，拖延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时间切割成碎片。为了完成这件事，最终我们的行为彻头彻脑地成为了一种“目的性行为”——为完成而完成。目的性的增加，让“意义”变得越来越弱。职场人士苦哈哈周而复始地“完成”再“完成”，却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没意义。而幸福感，其实存在于“意义”中，而非“目的”中。

于是，我们越来越不幸福了。

失位者得先

先生掏出两枚白棋：“你看哪颗更贵？选对了，是同路人。”我未能经过考验，选了晶莹含纹的一颗，正确答案是无光无纹的一颗。

失位了，不可再失势。弃子争先，让人杀尽自己的一块棋，换取在他方的主动权。

徐皓峰

我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才开始学围棋的，教我的是一位冬眠于宿舍中、不找工作的同学，他像霍元甲办精武门般，教三四人下棋。我的棋技在三周内超越了他，他其实不太会下棋。

公认的校园第一高手是位给殡仪馆做了两年义工、背过数百具尸体的同学，有着高僧般的笑容。我挑战了，愈败愈战的精神获了他的肯定。在毕业期末世氛围的校园中，我俩的棋战已是巅峰对决，鉴于此，他觉得我可以共享一个秘密：曹薰铉的棋技在李昌镐之上，只因为曹薰铉屡败于李昌镐，而混淆了事实。

这个秘密给了我很大启发，进而推论出十连败于李昌镐的马晓春其实在李昌镐之上，并写成文章，竟然在《围棋天地》上获得发表。我的敢说敢想，引起一军方报纸的注意，让我深入阐述此观点，作了篇综述性长文。有人因此在马晓春的低谷期爱上了他的棋。

棋谱可以像小说一样反复阅读，失眠的时候，我便将棋盘置于床边地面，垂臂摆棋，摆着摆着便睡着了。我的棋评人生涯止于两篇，棋力不足业余初段，却点评顶尖高手之棋，实在难以为继。

离京去外地参加工作时，以马晓春的《围棋与三十六计》缓解心灵压力。在全民经商、谋略学成为显学的时代，这个书名不太为人所知是应该的。

对我而言，获得的是观石涛山水画般的享受，晓春兄展示的攻杀手法有着墨法、笔法的韵味。唉，曾为他正名而苦战过两年。不幸遇到一位李昌镐的支持者，我们两个低端爱好者以自己的胜负来赌两个顶尖高手高低的真相，他狂赢了我两年，以致说出：“不客气地讲，我和你的关系就是李昌镐和马晓春的关系，你只会说，我只会赢。”我大怒，反驳：“马晓春是从来不说的！”并发誓从此不跟他下棋，但过几日仍找他，他却因输给了生活，隐遁了。从此我再没见过他，生活强制性地帮我遵守了誓言。

李昌镐与依田纪基在上海对局时，我在观棋室相遇马晓春，他在我面前坐下，移走我面前的棋盘，径自摆子研究。专业人士有识别同类的本能，他一瞥便知我不是下棋的。面对近在咫尺的他，我没有搭话，却已满意了。

“以弱搏强”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奋斗精神，看聂卫平、马晓春一代棋手的自战解说，常将自己的胜局说成是一系列重大失误后的惊险自救，符合好莱坞商业片“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经典剧作技巧，很能振奋大众。

吴清源很少说自己不好，这是他吸引我的原因。无缘得见老人，初逢他的一位亲近晚辈时，此先生掏出两枚白棋：“你看哪颗更贵？选对了，是同路人。”我未能经过考验，选了晶莹含纹的一颗，正确答案是无光无纹的一颗。

他很尴尬。

先生体格剽悍，风度翩翩，具有运动员和艺术家的混合型气质，是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英雄，在中方败势时，五连胜日方高手，扭转乾坤。今日的他，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与人相处时善于说笑。

一次他与我说得正热闹，夫人过来告知：“已安排你与曹薰铉对局。”他懒散的坐姿瞬间端直如刀，说：“好事。”竟是《德黑兰43年》中老牌杀手的酷劲——这也是昔年擂台赛上的他吧？

夫人是吴清源弟子，一次随先生来我房间，先生引我说话，她闪入我视线的死角。我问夫人怎么没来，先生向我身后一指：“在呢！”我转身，见她靠墙盈笑，如一株亭亭海棠。

这是一位精神纯净而令人看起来美得超凡的女人，难怪可以是吴清源的弟子。不但是我的个人感觉，我的一位同学也如此，一次陪他们夫妇散步，夫人刚输了棋，先生表示我和同学先回去，他俩再走走。

我和同学执拗地陪他俩走完了全程，直至送回房间后，才醒悟：我俩太过分了！他俩肯定烦透了。

交流后吓一跳，我俩死陪到底的心理竟然一样：害怕他俩遇上坏人！产生了上海大街上充满危险的幻觉，似乎斧头帮还在——这便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美丽女士的感召力吧，可以最大限度地引发人的效忠情结，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一般。

先生给我讲解过吴清源的五局棋，方知从前错用了心。看棋谱理解了，但你下不出来，说明你还是不理解，棋谱上的解说仅是一个比喻，与下棋的实质相去甚远。

先生的名言是：“围棋的威严是，业余棋手是无法与专业棋手抗衡的。”围棋与武术一样，是一种功夫，而非外行人想象的尽是算计。

生活也是一种功夫，不是本性善良、明辨是非就可以活的。生活的高手不会战胜你的精神，却可蹉跎你的时光。

先生和夫人早年蒙难，天下之大，竟容不得棋下。时过境迁后企图为自己当年正名，却又是疑问手。

厌烦“回归生活”一词，因为生活时常不令人尊重。有才华者，多是无处可归的人。他俩该入吴清源门下，吴清源的棋是失意者的棋，是在遭人夺去生活根基后的应对之法。

失位了，不可再失势。吴老善于弃子争先，让人杀尽自己的一块棋，换取在他方的主动权。我们很难保证自己的权益，所以认清何处是他方，便极为重要。

先生和夫人是活在他方的人。

因为他俩，而想在小说中写棋。

我有一片夜空

我如井底之蛙，守着头上的一片夜空。有时候，看着月光透过竹林，听着风入竹林声、蛙声、夏虫鸣叫声，还有归巢前知更鸟的唧唧喳喳声，我会错把这里的夜误认作曾经的故园。

南桥（翻译家） 

7月4日独立日，小镇放焰火。这天晚上，万人空巷，全集中到了镇中心大学的停车场上。10点差10分钟，路灯灭了。孩子们兴奋地拿着荧光棒，当成《星球大战》里那种激光剑在打闹，笑声在夜空里荡漾。

停车场上乌压压一片，停着几千辆车子。离开的时候，这里注定要堵得水泄不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在草地上铺着野炊垫子，或是打开休闲椅，坐着静静等候。附近几个黑人小孩，爬到了车顶。黑黑的夜，黑黑的车，黑黑的脸，有时候和我们对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

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编者：本书译者即为本文作者）里，弗兰西最喜欢的时光，是星期六晚上睡在前屋，聆听着外面的夜。“她躺在那里，能听到屋子里夜间的那些声息。能看到外头人们回家，回到自己的公寓，有的疲惫地迈着沉重的步子，有的轻快地跑上楼，有个人跌了一跤，咒骂起过道里的油毡来。有个孩子在假模假样地哭着，一个楼下的醉汉在数落着老婆罪恶的生活。”

和弗兰西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的夜。我们的一生，一半时间在夜里，我们的生活质量一半是我们“夜生活”的质量。我很幸运，童年在农村长大，看过纯粹的星空，体验过完全的黑夜。一到夏夜，我们会抬着竹床到晒谷场上。我们叫晒谷场“稻床”——粮食和我们，共享大地的怀抱。在那没有空调的纳凉时代，我们躺在竹床上，寻找着流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星，或是在那繁星中辨认那些缓缓移动的卫星或者夜航的飞机。我们听着收音机，听刘兰芳说书，想象着身外的古今中外。

有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在月光下玩丢手帕的游戏，输的人唱歌、翻筋斗。有时候，这村和那村的人，隔着蛙声和稻田，高声地对歌，从《打猪草》到《望星空》，一直到明月西斜。有时候，出去打短工的人，打着电筒回来了，狗在狂吠。大家彼此招呼。坐着的人请走路的人过来喝口茶，对方通常也不推辞，坐过来，在竹床上说古论今。女人们拿着蒲扇，给睡着的孩子赶蚊子。附近的石磙边上，还烧着驱蚊的蒿草。有时候，我们会跑上几里路，去隔壁某个村庄看《小兵张嘎》或是《女驸马》的露天电影。

后来进了城，光无处不在，夜空没了，一同走散的是繁星和明月。我一直在找那轮能辨别玉兔捣药吴刚伐树的明月。

光的污染成了一大问题。从美国航空航天署的卫星照片上看，美国、欧洲夜间光线过度，中国也紧随其后。过度的光线，不但破坏了“轻罗小扇扑流萤”的环境，连动物都不堪其扰。灯光过度的地方，动物都不愿栖息和繁殖。佛罗里达州的海龟，据说就因灯光问题繁殖受到了影响。“国际黑色夜空协会”（International Dark SkyAssociation）之类组织呼吁人们采用各种办法，如使用减少光污染的灯具，将光线往下照，不投向天空，且用光适可而止，尽量减少浪费、污染或破坏。

我到了俄克拉荷马之后，似乎又找到了童年的夜空。人常说，美国的生活，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对于爱好夜空、爱好宁静、爱好想象的人来说，这里倒是好地方。“美国的月亮更圆”一说，讥笑的是崇洋媚外，但美国的月亮更亮倒是真的。这里地广人稀，污染少，空气比较清新，能见度极高。俄克拉荷马位处美国大草原，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天幕低垂，白日里白云和阳光在空中变幻，如演大戏。夜晚这里很是安静，远离车马喧嚣。驾车外出不远，就可以回到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最美的是圣诞期间，所有家庭都用各种各样的彩灯装饰自己的屋子。简单一点的，在门前的灌木和树上，缠上几道彩灯。讲究的，会沿着屋子的轮廓一路钉上彩灯。很多人家，在院中大树的每一个枝条上都绕上彩灯。白天的参天大树，到了晚上，变成了一株株长在夜里的彩色珊瑚。夜幕降临，仿佛是走在天上的街市。每一个房子，似乎都有一个性格，都在讲述一个故事。

只不过到了平时，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小区也有路灯，也一样在蚕食着夜空。这就是为什么看焰火的时候，大家都一起跑到会熄灯的大学停车场之故。好在我有一个后院，后院里有竹林，左边一片、右边一片、前面一片，三面环着竹子，还有几棵高大的榆树，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天井，把四周的光都给拦住。天空在上面，我在下面，月亮照过，星星闪过，云彩飘过，闪电划过。我如井底之蛙，守着头上的一片夜空。有时候，看着月光透过竹林，听着风入竹林声、蛙声、夏虫鸣叫声，还有归巢前知更鸟的唧唧喳喳声，我会错把这里的夜误认作曾经的故园。

慢节奏打酱油岁月

对抗loser感的不二法门就是二。

胡续冬

这几年知从何时起，loser一词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那种像流感病毒一样具有超强传染力的loser感正在越来越庞大的都市失意人群中传播、扩散。以我的观察，loser感的大规模出现或许是被前些年铺天盖地的成功学挤压出来的。在2000年前后，书摊上突然冒出一大堆教你如何成功、如何走向事业辉煌的花里胡哨的小册子，而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机场里，也都有一些长得鬼斧神工的猥琐男在视频中声嘶力竭地教育大家人生设计和职场规划的要义，想躲都躲不过。如此可怕的成功压力，当然会逼出乌泱乌泱的loser来。

按照成功学的标准，我和妻子过的肯定是地地道道的loser生活了。我年近四旬，和我一届的大学同学们大多已经在政界商界混得有模有样，豪宅跑车小三小四一应俱全；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好多也都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手一抖一套房就到手。而我还毅然决然地混迹于无房无车的人群中，传说中牛X闪闪的北京户口放在我们家绝对是明珠投暗了，无房可购无车牌号可摇，年复一年寂寞无比地压在大箱子底下。

说起这房子问题，足见我和妻子熊猫一般迟缓的化石神经是如何赶不上飞驰的时代。六年前我们裸婚的时候，按说只要一闭眼一咬牙，砸锅卖铁下来，还是能以当时的房价砸出一套紧巴巴的小户型首付，可我们一按计算器，发现每个月要还的房贷都够我俩再纳个妾了，一时心生恐慌就此打住了。彼时盛传我任教的某大学要给no future的中青年教师们盖房，于是我就踏踏实实地守着个株待着个兔。没想到这守啊待啊的几年下来，北京的房价已经飞速地飙升，鄙校的房子还是没盖起来。于是我们就被loser了，只能蒙学校恩赐，租住在一套仅容二人一猫勉强共存的上个世纪70年代盖的家属楼里。

不但房子问题如此，在其他方面，我俩也都越来越像被时代的加速度抛掷出来的两个高龄弃儿。我们都没有出去社交、混会、拜码头、结交江湖大佬的习惯，一直都是能宅在家里就绝不出门，所以“向上飞升”的资讯和人脉长期处于枯竭的状态。妻子“堕落”成了一个完成了基本任务后宁愿在家逗猫玩也不愿多写多挣的打酱油记者，我也一直在学院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以陆龟一样的节奏在项目、成果、职称评定这一套高速运转的学术体制里缓慢爬行，还常常绊倒。

一开始，我们也像广大突然间发现自己是loser的欠发达人群一样，对这种万年打酱油的loser状态深感不安，总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会变成华丽丽的时代殿堂的角落里悲催的小强。慢慢地，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这种慢节奏的打酱油生活里有着很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细小乐趣，它们毫无规律地聚集在这个高度膨胀的都市不易觉察的褶皱里，凝结成一小坨一小坨足以把失意变成肆意的幸福感。

我们俩典型的打酱油生活大致是这样过的：一大早起来吃完home made的早饭，我打开电脑在豆瓣上写个小屁文或者备备课，妻子以零健身成本在狭窄的卧室里就地练个瑜伽，然后在微博上草草地刷一刷屏，如果我没有课上而她也没有采访任务，我们俩就手拉手无比兴奋地去我们最热爱的场所——我们家附近一个乱七八糟但却包罗万象的大早市。我们会从熟得像远房亲戚一般的小贩们那里购得一大包信得过的食材，跟他们闲聊一下天气和农事，然后午饭时分走出早市，在马路边上的某个苍蝇馆子里吃一顿开心的午饭。回到家，午后要么睡个很没出息的午觉，要么各自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书上迷失一段时间，写下一些蛋疼的文字。下午常常召集一帮既是学生又是小友的85后90后屁孩儿玩三国杀，玩着玩着我和妻子就愉快地闪进厨房里去了。那间只有3.2平方米的厨房是我们的圣殿，我们平日最大的快乐就是在里面洗着菜挥着锅铲，炮制各种或生猛或飘逸的菜肴。经过变魔术一般的家具大挪移，屁孩儿们都能挤在饭桌上和我们一起饕餮。晚饭后，和孩儿们畅聊一通文事学事天下事，就可以让他们打着小饱嗝回去了，剩下我和妻子歪在床头看个欢乐的小片，而后关大灯开小灯，各自抱着一本奇奇怪怪的书又迷失一阵，最后，在11点之前必定咣当一下跌进梦里，决不当熬夜怪。

这样的日子，听起来非常二非常没有追求，但正是这种不思上进不会来事不识大体不混大场面的二，让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风中凌乱般地寻找治愈系，因为在我们的慢节奏打酱油岁月的每一个缓慢的节拍里，都藏着一个治愈系的小元神。正因此，我才在我和妻子的新书《胡吃乱想》和《灶下书》的读者见面会上突然冒出一句：“对抗loser感的不二法门就是二。”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用常识去表达，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非要用常用语言去表达，那就是把它简单化了。

何兆武

面对死亡的人，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一阵日本天天来轰炸，我们几乎天天跑警报。太阳在天上照着，炸弹好像水晶球一样一个一个掉下来，掉下来一个就要死很多人，可人们也没见得有多害怕，因为每天都要面对它。

飞机来扔炸弹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最奇怪的是，大家都跑，可一个平常很自私的同学，碰到这种情况居然比谁都镇静，他就躲在屋里。吴晗这种民主斗士反而惊慌失措，他跑的样子让我很不以为然。

梅贻琦校长那时候年纪很大了，差不多60岁的样子，他时常与我们一起跑空袭，但他并不跑，他很有绅士派头，衣服穿戴得很整齐，慢慢地拄着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当作拐杖，还疏导我们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非常安详，你看老校长是这样的态度，你们慌什么？他让我们很安心。吴晗那个时候是中年人，他那惊慌的样子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当然人各有异，这是修养，也是本能。

我不相信人有灵魂，人死了就完了。但要说对后世还有影响就不算是消失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消失，因为每个人总会有一点用，即便是小小的作用，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比如，前人的书总是会对后人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

乌纳穆诺是西班牙最古老大学的校长，写过很多神秘的小说，还写过一本《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这本书中，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光荣”。  

我是在青年时期读到这本书的，看完了就去问汤用彤先生的意见，他说这本书文笔漂亮极了。我说：“您的意思是思想不够？”他说他不同意纳穆诺的看法：“人生的意义是追求peace of mind，是追求心安理得。”

后来，我又去问我的好朋友王浩，王浩说：“人一定是通过追求光荣，才能心安理得。” 和国内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历尽坎坷，乃至业务荒疏、一事无成不同，王浩一直是英国牛津、美国哈佛和洛克菲勒大学的著名教授。

但我想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像王浩那样有本事的人要追求光荣，我这种追求不到光荣的人，就选择做个旁观者。这好比演戏，要我到舞台上去演出，我没有这个本事，我就安心做一个看客，人生不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得到心安理得。

可是，王浩在国外的一生看起来顺利又平稳，得到了光荣，他得到幸福了吗？我觉得他并没有得到。矛盾和烦恼好像伴随他的一生，他取得的那些成就，恰好是他无意追求的方面。他一直想从逻辑入手弄出一套系统哲学，晚年放弃了这个野心，但仍念念不忘想要解答人生的基本问题。

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普通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人生追求的是幸福”。那什么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答案。

年轻时候，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现在，我想不是这样。现代社会的物质水平要比过去提高了，可是人是不是比那个时候更幸福？一个好的社会的标准应该是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最可惜的是，我们往往看到有才华的人都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

王浩在青年时期喜欢追问：“什么是幸福？”他引用过纪德的话：“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如果不是幸福，又应该是什么呢？人生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光荣、知识、权力、地位、崇高、圣洁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直到老年，他似乎并没有追求到他早年所企求的那种幸福。有时跟他聊天，我就想追问他，什么是幸福？他也说不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浩，是1993年的时候，我们在德国碰面。他租了一辆新车，带着我跑了德国好多地方，那时他身体非常好，整天开车，一点都不累。但是，三年之后，他就得癌症去世了。这是很可惜的，他是有才华的人，如果不死的话，至少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可以做点贡献。

他虽然一直在国外，没有回国，可是他对国家的兴旺发达抱有很大的希望，有几次回国又觉得很失望。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国最糟糕的是什么？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道就要株连九族。”他的父亲曾经是非常追求进步的，五四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反右期间他死了，王浩要回来奔丧，但没有获得批准，他非常失落。一个人总是一个社会人，你不可能就是荒岛上的鲁滨逊，你要是在社会里面得不到幸福，那就没有幸福了。

什么是幸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荒唐的事情：我到清华来的第一年，我就教了一门历史课，学期考试上我出题目，之后系里的书记跟我要标准答案，我说没有标准答案，有什么标准答案？我的答案就算标准？不行，非得要标准答案。不要说我们没有标准答案，连牛顿、达尔文都没有标准答案，他们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学说，那个学说当时很有力量的，不过现在人们已经超越他了。

我到今年秋天就满90周岁了。人若想要活得久一点，最好是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活得有质量，你要是活着就是受苦受难就犯不上。我看到一些老人一大清早就起床做运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目的就是为了多活两年，而你付出的是十年的代价，代价太大了。

人最好是活得有意义，不过这东西很难说，什么有意义呢？在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朋友霍拉旭说过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用常识去表达，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非要用常用语言去表达，那就是把它简单化了。

或许，只有类似宗教的答案了，所以这一点我挺佩服宗教徒的，他们有一个信仰。我是无神论者，我根本不相信神，好像思想就没有了依靠。就这一点来说，人还是需要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东西的，就像以往的中国人相信自己可以改造世界，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但它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这一步很难说。

人需要走出去

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蒋勋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要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回答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就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

当时我身上就是一个背包，两件衬衫。我曾经睡过火车站，那时候戛纳火车站里有一堆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报纸。早上五点，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营运了。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认识一个14岁的苏格兰小孩，带个毡呢帽，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了点钱，就到欧洲来旅行。钱花完了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赚钱，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背景，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能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

宋朝词人柳永说：“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面本来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轻人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壮游能带动年轻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将来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欧洲，觉得我在欧洲很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当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一层层地被克服。我们今天小孩做的准备，他们的信用卡、语言，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在欧洲闯的中国台湾商人好，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有人好几年都在问我，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其实壮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说。

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他没有取经的能力。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都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想要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

“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

旅行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来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在比较里面，才能了解文化的不同——只是不同，并没有优劣。就像写《裨海纪游》（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来拖牛车，下雨他们就在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就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有这个观点。写《真腊风土记》（今日的柬埔寨吴哥窟）、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

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行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行。

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到现场之后，可以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叫做“家徒四壁”，他们连壁都没有。

我在台湾，老觉得我还缺什么。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的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他们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脱光光地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都值得，因为只要一对比，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在一个环境久了，不但爆脑浆、爆肝，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

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写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等等——只要是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的都是很不错的方法。大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你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

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

理想——走在羊肠小路上的梦想者

不一样的京胡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要达到“心里要什么，手上就能拉出来”的境界，但现在才知道这得是一辈子的事。

赵杏儿

“那种浩然之气，京腔京韵，和在地方拉琴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你好比明月空放亮，你好比明珠土内藏，你好比鲜花空开放，卑人好比采花郎。”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11日是个周六，北京青年京剧社的票友们正在官园花鸟市场附近的一间平房里排演京剧《桑园会》，为他们操琴的却是一位专业琴师——中国戏曲学院京胡系在读研究生王媛媛。这位“北漂一族”每周六下午从1：30到5：30为票友操琴伴奏，只象征性地拿一点酬劳，她周日上午要为一位小朋友上京胡课，有时周末晚上还有临时演出。虽然这些活动的报酬不高，但为了结识更多京剧界的票友、名家，为今后的工作寻找更多机会，王媛媛都乐于参加。

在北京青年京剧社的豆瓣页面上写着这样一段说明：“六朝古都，皇城根下，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为京剧，走到一块儿。透过那皮黄声声，锣鼓阵阵，不由让人想起那任时代劲风吹之不灭的华夏文明。我们，就是国粹的守望者。”这不光是青年京剧社成立的初衷，也同样是王媛媛在本科毕业7年后毅然回到北京的重要理由之一。

从北京再到北京

王媛媛，1979年生人，老家在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乐陵是个县级市，盛产金丝小枣，全市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5万。整个乐陵市只有一家电影院，兼作剧场。每年9月，当“金丝小枣节”来临时，当地人最高兴，因为剧场里会有演出活动，去年邀请到的是草根明星“大衣哥”朱之文献唱。平时，那里人们的娱乐活动多是“广场文化”，扭秧歌、跳舞、放风筝。

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家乡，王媛媛的家里却文艺氛围浓厚：她父亲在市文化局工作，同时也是一位京剧票友，王媛媛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有一屋子人聊天唱戏。“我9岁开始学习电子琴，但戏听得多了也就会了，有一次我竟然能把一段样板戏唱得一字不差，有板有眼。”父亲觉得闺女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教了她一段京胡演奏的小开门，王媛媛学得又准又快。之后，14岁的王媛媛改攻京胡，后进入山东省戏曲学校；5年后，她考取了中国戏曲学院京胡系，当时京胡还没有开设本科专业，与王媛媛同年考上中国戏曲学院的还有京剧谭派名家谭元寿的孙子谭正岩，他主攻京剧表演。

在北京学了两年京胡，即将毕业的王媛媛被青岛市京剧团相中，2000年底，她去青岛工作。但让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没想到的是，自己进了青岛京剧团却不能拉京胡，“得论资排辈，新人刚进来，老人还不能一下子把位置让出来，我就只能弹和声器”。不过，那时的王媛媛特别自信：“现在想来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自己毕竟是北京学成归来的，团里其他人都是地方戏曲学校或者跟班学艺的，见过的世面就不一样。”刚工作时，王媛媛每月工资800元，不演出和排戏的时候，她上午到团里帮演员吊嗓子、练戏，下午没事了就到当地的京剧票房(票友活动的地方)操琴，由此结识了各行各业的不少朋友。

并不紧张的工作和充足的时间让王媛媛在2004年底萌生了考研的念头，那时中国戏曲学院刚开始招收京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已经在团里坐上了京胡的位置，但同时也开始上许国璋的英语培训班，为考研做准备。”一路顺遂的王媛媛没想到却在考研这条路上走了七年，摔了三跤。

2005年1月，王媛媛回到阔别5年的母校参加研究生考试，因为文化课成绩没有上线，考研失败，但她并没有再回到青岛京剧团。那时，青岛的票友为她提供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去新加坡的民间京剧团当京胡老师，艺高人胆大的王媛媛欣然前往。“当时只是想换个地方生活，去看看世界。”

一年半之后，王媛媛却主动放弃了新加坡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我意识到如果再那样下去，我的专业就要荒废了，因为在当地我的京胡几乎是拉得最好的。”王媛媛当时只有晚间有教学课，白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也许当地的朋友会给我介绍个男朋友，然后结婚生子，从此留在新加坡，但我不想过平庸的生活。”

2006年8月，因为心里始终有种想“折腾”的冲动，王媛媛回到国内，再次潜心复习文化课，准备第二次考研。“从我二十五六岁去新加坡到现在，五六年过去了，这是一个让我自己慢慢变得现实的过程。”王媛媛是个爱笑的姑娘，“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要达到‘心里要什么，手上就能拉出来’的境界，但现在才知道这得是一辈子的事。”

王媛媛总是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以至于某些记忆好像根本在脑中不存在，“考了太多次，自己都快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有一阵大学时的专业老师都劝我别考了，该干吗干吗，艺校的同学和大学同学也劝我放弃，但我不能后退，也不能后悔。”王媛媛有时候会钻牛角尖，“我是那种想一辈子就把一件事干好的人。”

但在新加坡攒下的积蓄逐渐花完，王媛媛不得不面对一些实际问题。重回北京的最初，王媛媛采取了封闭式的复习备考，不与外界来往，不做与考研无关的事情。那时的她就像投落在北京的一名伞兵，即使孤立无援也不主动求援。

那两年，用王媛媛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给呆傻了”，不懂人情世故，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与别人交流，这几乎是所有艺术生的软肋。2009年，王媛媛有些“破罐破摔”，开始走出“降落伞”的覆盖，与北京这个城市产生互动。她通过自己专业老师的介绍，开始接一些演出并且为票房活动帮忙，并和北京的“京剧圈子”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触，还结识了一些北京朋友。

2010年第三次考研前夕，曾经怀揣着考研梦的王媛媛竟然开始犹豫是否参试，“我对自己说，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王媛媛当时租住在中国戏曲学院附近的小平房里，条件极其艰苦，“当时我的父母为了照顾我都来北京了”。王媛媛这么多年做出的各种选择，家人总是支持的。不知是父母的站脚助威还是老天眷顾，这次有些“不上心”的考研终于让王媛媛得偿所愿。

不后退，不后悔

考上研究生之后，王媛媛在欣喜之余，却发现了自身性格和个人追求之间的一些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专业能再提高，但另一方面，我是个很不会宣传自己的人，我一直在逃避让自己‘出名’这件事。”王媛媛知道做琴师无非就是两条路：“傍角儿”或者进剧团。“傍角儿”意味着琴师一旦被某个有实力的京剧演员相中，两者就形成固定搭档，琴师随“角儿”走，这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而进专业剧团则是按照演出日程排练，赶上哪出是哪出。但是让“角儿”相中的前提，就要有和他们合作的机会，或是至少通过一定的商业化运作达到小有名气。

今年，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王媛媛已经开始为毕业后的工作未雨绸缪。“春节前，老师帮我做了个预算，如果在学校开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的话需要20万元。”王媛媛希望通过音乐会能够让自己直接傍上个“角儿”，这样便能省去进剧团从头做起、在论资排辈中挨日子的过程，但这又谈何容易。

“如果不拉京胡，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来北京，家乡其实也挺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媛媛曾经的艺校同学都在地方剧团坐稳了位置，也纷纷成家生子，过上了王媛媛曾经逃避的“平庸”生活。

王媛媛有时会和同学聊起从前，“记得年轻时他们就说，毕业之后找份一般的工作就成，慢慢干都会好的。”这是王媛媛多年前也曾有过的心态，“但现在我如果再这么想、这么做的话，心里还真不平衡，毕竟不能白放弃那么多，得对自己有个交代。”王媛媛总觉得虽然都是拉京胡，但北京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那种浩然之气，京腔京韵，和在地方拉琴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媛媛，晚上去我们家吃鸡蛋西红柿打卤面吧！”北京青年京剧社的老李在这次票房活动结束后向王媛媛发出邀请。

“不了！晚上我还得去长安大戏院给人练活儿去呢！下次吧！”当天晚上，长安大戏院将上演三出折子戏，有熟人推荐王媛媛去给其中一出戏操琴，她那位相见却不相识的校友谭正岩也将登台亮相，如今他已是著名青年京剧演员，也已有了和自己固定合作的琴师。

放大镜背后的真相

“我像一个接到地气的人。大不了，我也可以回去放牛。”这条底线听上去开阔而柔软，想象起来，就让人如沐阳光。这样一来，求全，或许未必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了。

罗蓓蓓

太太不工作

Justin来了，匆匆的。

这次，他没有戴雅灰色的围巾，没有拎方方正正的公文包，也不像往常那样把一只手插在裤袋里，踩着慢爵士般的节奏而来。没了古龙水的香味，西装换成了有大帽子的臃肿羽绒服，疲惫锁在眉间，久不散去。

Justin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试图在别墅前加盖一间太阳房，建到一半，管理机构找上门来。奔波于各种交涉的Justin渐渐对公司疏于管理，很快，公司运转也出现了问题。他在两个月里瘦了十几斤。

2011年，不到40岁的Justin就买下价值千万元的别墅，“我们这个圈子的精英阶层，有标准配件——花园洋房、做家庭主妇的太太和两个读国际学校的孩子。”

2005年，Justin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国，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金融公司。几年时间里，他积极拓展以美国名校海归为主的社交圈子，“互通有无，互相成就”。短短几年，公司发展势头迅猛。

他说，他并不是没有看见过“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的其他可能性，“但我身边的人都这样，他们拥有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别人就不跟你玩儿了。”

正当Justin朝自己的标配目标迈出了符号性的一步，并准备加建一间全玻璃太阳房，住进去好好感受生活，他却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我后来想，要想住别墅就是得给管理部门送礼，而且要送足。但等我再去送的时候，关系已经恶化，人家不收了。”眼看着别人家的太阳房一一完工，他们家却始终处于停工状态，Justin的太太被气得住进了医院。

“我经常回到家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几次我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好想找个人说说话。我拿着iPhone把通讯录翻了好多遍，一个都找不到。其实就算找到了，我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拨过 去。”

这种被迫的失语状态，对于Justin来说，其实已是一种常态。

早在哈佛商学院念MBA的时候，“我就只有听的份儿”。他说：“作为中国人，我常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主流的地位。讲起金融案例，那些跨国公司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根本没概念，建立不起直觉。只有在涉及数理和逻辑的时候，才是我出头的时候。”

但终究，生活的主旋律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Justin开始动脑筋，组织Asian Food Fair（亚洲食品展览会），组织的次数多了，美味的中国菜吸引来不少外国人。“他们问我关于中国的问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浅尝辄止。说不了几句，他们脑子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固定印象就会跑出来。”Justin也曾几度想找同胞聊一聊，“但我不好意思，他们都太完美了。我从来没有听谁说起过碰到困难，内心有担忧，或者有搞不定的，需要拿出来讨论的事情。”也许，在别人眼里，沉默的Justin也在游刃有余地驾驭着现实。

“至今为止，我没有碰到过一个可以跟我对话的人。我内心很渴望一个能在个人选择和为人处世方面引导你的导师，而不仅仅是在学术上。”

就像被人偷了东西

37岁的王君也在专心致力于打拼他的花园洋 房。

他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继续深造，由于生活开销大，很多人不得不选择勤工俭学。但对于外语学习一直以英文为主的中国学生来说，多数人的日语并不流利，如果要打工，机会少得可怜。相比于争取工作机会，中国学生更擅长的还是争取奖学金。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她拿到了那么好的奖学金，可能她就嫁给我了，”王君感慨道，“我很喜欢那个女孩儿，她对我也有好感，每天除了睡觉时间，我们都会在一起。后来拿到最高等奖学金的人是她。我们俩突然就沉默了，在同一时间，就跟约好了似的。”拿到少量奖学金的王君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学校机房里的工作，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省吃俭用，三年没置过新衣新鞋——现在，只要碰见喜欢的鞋子，他就会一口气买下三双。

“我想了很多年，为什么我们从无话不谈到再也不跟对方说话，后来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奖学金。”

工作几年后，王君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2008年毕业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工作机会骤减。他找到的工作，薪水远远不及早一年毕业、比他小十岁的师弟。“难道早一年毕业就能搭这样的顺风车，鸡犬也能升天吗？”之后，他再也没有跟曾经关系密切的师弟说过半句 话。

他从同学那里学来伎俩——把学生证“无意间”掉在地上，等着旁边漂亮的女生路过时捡起，然后对常春藤名校学生证的主人心生崇敬和爱意。两年时间，王君的学生证多次有女孩捡起并送还，但他仍一无所获，依旧单身。

他埋怨那些游客，在他学校的纪念品商店里购买印着学校Logo的校衣。“难道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不会感到不自然和心虚吗？”他像被人偷了东西一样心生愤懑。

李一佳和王君是截然相反的类型，他的自信浑然天成，完全无需依靠他人来证明。

他是加州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加州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至今，校门口的街上，仍随处可见留着莫西干发型和浑身铆钉的学生。

在这样一所学校，李一佳似乎已很难相信，人还有按常规思考的理由，还有跟别人保持一致的必要。“我有一种力量感，有勇气，认为自己感觉对的事就可以去做。”

一次，他与朋友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一起去参加聚会。打开车门的那一刻，他却决定不去了。

“车里有咖喱的味道。”他说。

“咱就凑合凑合吧，不会坐多久的，总共就没多远，好不？”朋友央求说。

“不，不去了。”他依然坚定。

“你不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吗？你不也会随地吐痰吗？你怎么就不能忍受一下这么点味儿呢？”朋友也生气了。

实习期间，李一佳更是当面拒绝了老板交代给他的一些翻译和推销的活儿——“都是些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体现价值的活儿。”

他就是这样，苛求生活，苛求收获，骄傲地朝着“伟大”一路狂奔。只是，他这样一个勇气十足的人，并不讨人喜欢，尤其是中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里，越来越少见到他的身影。

大不了，还可以回去放牛

宋林能够理解Jusitn、王君和李一佳那种“放大镜下的特权感”，但这种优越意识往往会变成枷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也让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变得尴尬莫名。

13岁考入大学少年班的宋林，在开学的第一天就感到了压力。班主任老师致辞时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培养两三个像钱学森那样的人才。”当时30个少年班的学生在洗耳恭听。有人犯嘀咕，两三个？那剩下的二十多个呢？他们可全是万里挑一选送进来的，社会上称他们为“天才”，他们也在这种称谓下感受到了一种“特权感”，几乎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

“好多人觉得，如果成不了伟人，如果不能尽快展示出自己是一块伟人的料，那就是极大的挫败。”宋林对此感受深刻。

班主任老师说：“你们都很聪明，你们要拼的就是谁能适应，谁能适应谁就能成功。”有能适应的，必然就有不能适应的。

“有人开始长期逃学；有人躲在暗处到处用石子掷人；有人把寝室的门拆了燃起篝火向路过的女孩儿吹口哨；有人在考试不及格的梦醒时分尖叫并把别人摇醒；有人因为听见隔壁在低声私语就冲过去打一架……”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淘汰制”，30人要淘汰10人。“最后的那10个就这样消失了。”宋林说，“这是最让我感到不满的一种机制，它制造了无端的竞争。30个都是很不错的人，非要让10个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差生。遭淘汰的那些人，我几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这些孩子就像燃完的烟花，一闪即逝，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仿佛他们存在的过去都毫无意义，也无迹可寻。

宋林是第17名。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讲“龟兔赛跑”的故事。第二个学期，20个人淘汰5人，他是第13名。老师惊诧这个进步不大但总是卡在淘汰边缘的孩子怎么总也走不了。

“其实，我很清楚自己需要花多少时间学习，就能不被淘汰，这样就够了。我还想做点别的事情。1/6的时间学习，1/2的时间去练武术和太极，1/3的时间玩电脑。”

宋林像一个奔跑在看台上的选手，他没有给“淘汰制”伤害他的机会，但他还是被伤害了。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喜欢采用罚钱的方式，迟到、违反纪律都要被罚。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罚站，而是罚钱。”“班主任老师”这个角色，几乎是少年班学生眼里成人世界的表征和意义。“这种方式深深地伤害了我。后来调来的班主任老师是校长的夫人，她不罚钱，人也和蔼，可是对我们的生活不常过问。有的男生一个月甚至好几个月才洗一次澡。他们把澡票都跟女生兑粮票了，因为长身体吃不饱，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不过，宋林说起少年班，也有些美好的回忆，比如在打群架的时刻，体会一种人与人之间团结和亲密的关系，感受一种“战壕式”的温暖友谊。

这种日子过了两年，宋林跟随母亲到牛津小镇，与他在当地做访问学者的父亲团聚，密西西比的这片土地对宋林人格的重铸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同学有不少都是牛仔，他们普遍成绩平平。但当他们驰骋在牧场里，他们的身体就洋溢出野性的魅力和朴实的生命力。“他们独立、勇敢、坚强、简单。他们的生活平静、快乐，邻里关系也相当融洽。”这样的风情，让宋林看到了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性。

“我像一个接到地气的人。大不了，我也可以回去放牛。”这条底线听上去开阔而柔软，想象起来，就让人如沐阳光。这样一来，求全，或许未必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了。

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

宋林在纽约的冷泉港实验室和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一共做了八年博士后。“我喜欢波士顿古老的文化氛围，但因为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在，势利气息也比较盛行。有一些人急功近利，很有攻击性。有一些不幸的女人，没有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场和范儿，就几乎没有人爱她。当然，我更加讨厌纽约，它像傲气的波士顿一样势利，却又不像波士顿那么有文化。”

宋林只在纽约待了两年，他很少参加聚会，宁可一个人沉默地呆在家里。在他眼中，那就是一群衣着暴露的女人围着一个华尔街男人各显神通的游戏。

他看到有些中国人只说英文，并时常道歉：“对不起，来美国好几年，我都快忘记中文怎么说了。”这让十几岁就在美国生长却乡音不改的宋林有一种反胃的生理反应，“这个城市的逻辑基本就是：如果你不漂亮，又没有钱，那你就等着自生自灭吧。”

宋林离开纽约到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一待就是六年。他所在的实验室选择的科研方向是通过显微镜探究大脑内部的路线结构。这个刚刚起步的领域前途未卜，工作量巨大却又进展缓慢，六年之中他熬走了四个同事。他们多数去了华尔街，并告诉自己：“等挣够了钱就回来开设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但多少算够？他们又留给自己多少时间？最后，当初跟宋林一起来这个实验室的四个人，只剩下后来选择回到中国做教授的宋林。

如今，孤独和形影相吊也是宋林的“常态”。不是那种没有人陪着喝酒聊天的孤独，而是别人都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孤独。好在那一条底线依旧开阔而柔软：“大不了，还可以回去放牛。”

2007年，李一佳也毕业回到了国内。他在一家外企公司开始了一份年薪60万元的工作，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便辞职离开，自行创业。坚持三年，经济窘迫的他重回本行，从年薪30万元做起。创业的失败也让李一佳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虽然我在伯克利学习过，但比起没学过的人，我不一定比他们强。现在，我比从前快乐了，我很庆幸。”

而“哈佛大学”仍旧是Justin身上的一个枷锁，“我不喜欢我现在做的投资行业，我喜欢教育。但如果选择教育，我就不用去哈佛念商学院了。”

他缩在臃肿的羽绒服里连连摇头，“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绝不会放弃我的太阳房。”

他还要赶回去看望他的太太。当年，她在他去哈佛一年后赶去美国陪读，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给陪读的人工作机会，她只好被迫赋闲在家。现在，Justin很高兴的是，因为他事业的成功，“她完全有把全职太太当到底的资本了”。

其实我是一个导演

对于有电影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大的门槛在于电影是一个试错成本很高的行业——投资方不愿冒险相信新人，电影行业整体浮躁，新导演怎样才能获得自己拍片的机会？

李申 

2011年12月22日，在位于北京西土城的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机房里，曲江涛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做后期处理，等待电影频道的领导们验收。这部电影频道拍摄的儿童题材的影片，是他坚持了十年的电影梦的最终结果。

面对即将完成的作品，曲江涛已经没有太多的紧张和激动了——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七天之后，北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一条胡同的咖啡馆里，曲江涛已经在和下一部电影的制片方开剧本会，他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一部爱情片，将进院线公映。

十年前，也就是2002年，由于录像带、DVD和各种音像制品冲击，中国电影总票房仅有九亿元人民币，用圈内人的说法是，那时的中国电影已经烂到家了，几乎看不到什么前途——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已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电影市场出现大面积和大额度的亏损，电影人纷纷转拍电视剧，摄影棚搞成了仓库，电影院改成了舞厅。

那一年，27岁的曲江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进修班，学期一年，学费25000元；25岁的韩杰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进修班毕业，独立拍摄了一部22分钟的电影短片叫《回家》；22岁的张江南即将从北京大学电子系毕业，忙着做一些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比如“首届中国同志电影节”，还写了一个叫《春花开》的电影剧本。十年后，他们的职业是电影导演。

三个人中，曲江涛和电影关系最紧密——他曾在新疆电视台做过三年的摄像记者。2001年6月，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北京当北漂，在离中央电视台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个地下室，接点中央电视台有关摄像的零活。“跟路上找活干的民工差不多。”他说。

当时和他一起租房子的同乡，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上进修班，毕业作业要拍一个短片，曲江涛就为他写了个剧本，是个爱情片，让这个同乡正在追的一个女孩子演女主角。因为找不到人当导演，曲江涛也就兼任了。“根本不知道导演是干嘛的，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在编故事方面挺有能力的。”曲江涛说，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有进修班，曲江涛就报名了。“那时一边上课，还要一边赚钱维持生计，没学到什么知识，就会学怎么看电影了。”这一年的进修让曲江涛把“拍电影”列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如果不琢磨拍电影的事情，踏踏实实干摄影，我现在都应该在五环以内买上房子了。”曲江涛说。上完这个进修班，曲江涛仍然以拍纪录片和广告为生，但心思已经全放在电影上了。熟悉他的人说他“善于在平凡生活里寻找温情”，很有幽默感，这一风格的形成跟曲江涛的性格和之前动荡的生活有关。

昆明地质学校计算机系毕业的韩杰的电影梦则来源于张艺谋，张艺谋卖血买相机搞创作的故事深深地鼓励了他，他觉得，既然张艺谋能突破生活的樊笼去追求艺术，自己也能。1999年，张艺谋带着《我的父亲母亲》去深圳宣传，在深圳打工的韩杰买了一张影迷见面会的门票去见张艺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韩杰觉得张艺谋也就是个普通人，这更加鼓励了他。韩杰不喜欢当天放映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他一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搞不好自己可以拍得比这个更好。

不久之后，韩杰辞掉了深圳的工作，跑到北京，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之所以选这个专业，也是模仿张艺谋的成功之路。到北京之后，他才发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研究生是学图片摄影的，于是就上了两年制的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专业的成人班。韩杰的电影有天生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他也是个希望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的人。

1999年，张江南从江西樟树来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电子系。“我上高中的时候，全校每个人都认识我，来北大之后，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失落感和没有女朋友的空虚，令张江南迷上了看电影，他突然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电影，至今他还记得有一个情人节花了三块钱去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六。

“以前很多电影、电影大师的名字，只在书上看到过，说拍得多么多么好。那个时候突然赶上了DVD的时代，每天就去淘碟，什么都能看到了。”张江南说，他突然发现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

“摄影机就是笔，是表达自己最好的武器，这个说法很打动我。”张江南说。每个电影人，特别是非科班出身的电影人，在考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考虑的都是梦想，而不是赚钱。

门槛

一个毫无拍片经验的年轻人突发奇想要做电影导演，最常见的路径大致有三种：一是混片场，从场记、副导演做起，积累经验，最后升成导演；二是从电影的其他行业转入：比如编剧、摄像中有很多人最后都成了导演，也有人演而优则导；三是拍摄短片，写剧本，然后拿了本子或者作品的构思去寻找投资人，这条路的偶然性最大，但走的人最多。

“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谈过的投资加起来都快上亿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资人，乱七八糟的公司老板，我都会去谈，每次都抱着希望，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成。”曲江涛说，2010年前后，这些事情更多了。“最近，会看到一些很傻的剧本，很草台的班子，很着急让我去拍，反而搞得我很紧张，不敢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勇气从哪儿来的。”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曲江涛还是会去谈谈看，“真正的机会或许就在里面，万一错过了呢？”

2006年之后，因为商业片成功赚到钱的例子越来越多，加之电影观众剧增，电影大环境开始改善，越来越多的钱进入了电影行业，据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估算，2011年国内电影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了70亿元。“扎钱”成了很多年轻导演的功课，他们拿着自己的剧本、短片和获奖证明去寻找那些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富有的冒险家，希望得到一次机会。

“我来北京当摄像的时候拿了七八个证书，原件复印件都有，简历也印得很好，结果发现干摄像根本就不需要简历。现在想当导演，反而要拿着简历到处跑。”曲江涛说，要说服投资方，简历上要写你得过的奖，给人家看你拍过的短片、广告、纪录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拍过什么电影，甚至没有拍过同类型的电影，也会被拒绝。

2007年，曲江涛得到了一部网络小说的版权，叫《像小强一样活着》，跑了两三年，希望能得到投资方的赏识，最后也没有结果。后来这部小说被另外一个导演关尔拍成了，花了100多万，在2011年暑期档上映，票房有500多万。“这事情真的挺遗憾的，当时我买了很多这本书，送这个，送那个，和那个作者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是没成。”

最有希望的一次是2008年，曲江涛曾和另外三个导演进入过一个叫“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掘电影新人、拍摄小成本优秀商业电影。后来，这四个导演中，乌尔善利用这个计划的钱拍出了《刀见笑》，另外三个人就没下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曲江涛说，他很羡慕乌尔善。虽然观众对于《刀见笑》的评价分歧较大，但投资方赚到了钱，使得乌尔善能够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画皮2》，主演有赵薇、周迅和陈坤，“一下就跨进亿元票房俱乐部了”。

现在类似“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这样培养新导演的计划越来越多，也培养了不少导演，但进入这种计划，并不意味着能够拍上电影，还要拼资历、拼剧本，乌尔善在拍电影之前是广告界的大牛人。

韩杰是通过贾樟柯的关系，参加了一个叫做“添翼计划”的培养新导演的项目。2002年，韩杰将自己的毕业作品《回家》的光盘递给了贾樟柯，两个多月后，贾樟柯约他谈谈，后来，韩杰成了贾樟柯的副导演。4年后，韩杰拍摄了一部地下电影《赖小子》，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获得了好评。2010年，韩杰终于拍上了自己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Hello！树先生》，由贾樟柯监制。

贾樟柯是山西文化界的骄傲和名片，通过他的名气，在山西的企业家中融到了很大一大笔对回报要求比较低的资金。2009年10月，贾樟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公司西河星汇已募集到一亿元人民币，近期将投拍年轻导演的新电影。

曲江涛正在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是田壮壮监制的，曲江涛根据他爸爸和他侄子的真实故事写了这个剧本，投给田壮壮的公司，田壮壮又投给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最后由电影频道出了100万，把这部电影拍了。“田壮壮对我帮助特别大，电影是在陕西华县拍的，开机第一天，田壮壮还专门跑到陕西帮我坐镇，后来我剪辑的时候，他也提了很多建议。”

在内地，像贾樟柯、田壮壮这样愿意扶持新人，为新人做监制的电影界前辈很少。但这在香港几乎是一个传统，徐克为吴宇森、李惠民做过监制，李惠民是《新龙门客栈》的导演。很多人认为《新龙门客栈》是徐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徐克只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吴宇森也为陈奕利（《天堂口》导演）、李巨源（《窈窕绅士》导演）、苏照彬（《剑雨》导演）做过监制。王晶也扶持过刘伟强、钱文锜等导演。

如果没有好的资历和贵人相助，拿着剧本去找投资方，几乎是新导演“扎钱”的唯一出路。“如果投资方觉得这个剧本不错，想投资，你就跟投资方说，你要么让我做导演，要么我就不把剧本卖给你，有时候投资方脑子一晕，也能成。”曲江涛说，但是他并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写的剧本投拍过，效果还不错，你就比较容易说服投资方让你做导演。”张江南在做导演之前，写过一些电影剧本，有些也投拍了，比如喜剧《大胃王》，这为他找到钱奠定了基础。“国内确实没有好剧本，如果张艺谋都找不到好剧本，那就证明确实是没有。”张江南说。《山楂树之恋》这个剧本本来以20万人民币卖给了一家影视公司，后来张艺谋拿出150万把整个项目直接买下。“要是没实力，谁能干这种事情啊。业内传说刘恒写《金陵十三钗》，编剧费是400万，好多电影的投资都不到400万。”

光有钱也不行

姜文的制片人马珂统计过：“中国的人才只能保证七个优良的电影剧组开机。”拿到钱之后，也并非就一帆风顺，找不到每个岗位上的合适的工作人员，仍然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按理说，应该是电影的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比电视剧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入和水平高。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张江南说。这几年，电视剧行情火爆，电视剧《宫2》仅网络独播权就卖了185万元，腾讯为了这部电视剧付出了7000万人民币。高收益使得很多优秀的影视剧制作人员流向了电视剧行业，电视剧最好的编剧的价格已经涨到一集30万了，普通编剧一集也能拿到5～10万元，一部电视剧至少有上百万，而绝大部分电影编剧的酬劳都在50万以内，而“写一部电影剧本并不比写一部电视剧省力”。

“我这些年来看过两三百个剧本，没有一个能拍的，至少我拍不了。”曲江涛说，他经常看到一些剧本一开头就写“在月球上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或者“十万大军围剿匈奴”。

“那些成熟编剧的剧本根本不会落到我们手里，所以‘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只能自己写剧本。”曲江涛说。

“2011年还发生了‘演员荒’，演员都找不到，都没有档期，不论多么不靠谱的演员，多么二三线的演员，档期都约不上，价格也要的很高。”很多年轻导演都这样抱怨。曲江涛的电影《孙子从美国来》的主演罗京民，就是在《士兵突击》中饰演许三多父亲的那个大爷，很多观众对这个名字应该没有任何印象。“老头现在忙得很，档期也很难约。”

电影最核心的观众就是18～35岁的年轻人，年轻人需要看帅哥、美女，需要偶像。今年的电影市场也证明了，拍年轻人的故事给年轻人看，才是商业电影的正路。但是，大陆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优质的青春偶像，而台湾却一年又一年地培养出优质养眼的青春偶像。其他电影的制作和辅助岗位的情况基本也是一样。

“内地凡是跟电影沾边的，写过检查的人，数不过来，连基本不识字的演员也要被迫找人代写。没做过任何检查的人，或者太懂事了，或者还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影评人张献民说。写检查成了电影制作者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下文简称电影局）沟通的一种方式。

对于初入圈子的年轻导演来说，他们对于拍出能够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电影更加缺乏经验。“当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拍摄地下电影，是因为他们连拍一部电影需要办哪些手续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地就把片子拍成了地下电影。”和第六代导演相熟的张江南说。

2004年，曲江涛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高中生的电影剧本，里面有高中生抽烟和打架的情节。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出资150万元，并赞助机器设备，曲江涛连团队都搭建好了。后来，剧本由电影局转给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下文简称国家教委），国家教委给他的批复是：“此剧本无需修改，不可拍。”

“谁不愿意拍南京大屠杀啊？尺度大，还有天然的恶势力。但是拍这个，你的剧本还要通过外交部的审查。”很多接受采访的电影人在谈到最近上映的《金陵十三钗》都这样说。

张江南对自己目前的定位是惊悚片导演。“我入行的时候，电影的行情还不太好，根据全世界的经验，这种时候拍情色片和惊悚片是稳赚不赔。上世纪60年代，电视的普及影响到了电影，欧美和日本的经验都是这样的，但在中国没法拍情色片。”他的第一部公映的电影《午夜出租车》投资300万人民币，票房1600万人民币，于是赢得了拍摄第二部电影的机会。这部由光线传媒投资的影片《午夜火车》，融合了惊悚片和灾难片的因素，但因为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至今还没有通过审查。

“电影就是要制作视觉奇观，否则观众就不如去看电视剧了。”张江南说。诸如飞车追逐、爆炸、灾难、闹鬼、犯罪等情节都不能在内地拍摄。香港导演林超贤最近的一部警匪片《逆战》里的主要演员虽然用的是谢霆锋和周杰伦，故事却设置在中东。今年上映的一部国产惊悚片《孤岛惊魂》，那个闹鬼的小岛也不在国内，而是在太平洋爪哇海的一个孤岛上。

寻找敲门砖

从副导演或者场记开始做起，是一条比较常见的成为导演的路线。韩杰为贾樟柯做了8年的副导演，合作了三部电影：《世界》《无用》和《三峡好人》，这段经历为他自己做导演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影评人认为，韩杰在影片中流露出的现实主义风格与贾樟柯颇有神似之处——他的《Hello！树先生》虽然被观众认为太文艺，票房不够尽如人意，但是获得了2011年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和金爵奖最佳导演奖，这是对他算是很大的鼓励。另外，贾樟柯拥有独一无二的文艺片海外销售渠道，能够帮忙把韩杰的影片卖到法国等国家，因此，他还会继续自己的电影之路。但韩杰的经历过于特殊，绝大部分年轻人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的。

“国内大部分导演都有自己成熟的班底，如果能去给张艺谋和冯小刚做副导演当然好，但是，你有时候得到副导演的机会，却发现那些导演的水平还不如你，你在片场就很容易失态。”曲江涛说，他只有一次为替朋友帮忙做副导演的经历。

从2000年左右开始，拍摄独立电影曾是很多新导演的敲门砖，这时候大家耳熟能详的模式是“曲线救国”：通过拍摄一个题材比较大胆的独立电影在国外获得奖项和名声，再利用这个名声融资，拍摄能够公映的电影。当时由于中国电影的拍摄量太低，很多成名导演都没有片子拍，新导演只能靠自己融资拍摄独立电影。在曲江涛、韩杰、张江南开始接触电影的2000年到2003年，是中国独立电影最繁荣的时代，也是第六代导演最红火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都愿意谈论他们。在文艺电影消费大国法国和日本，也有人愿意赞助这种电影的拍摄。比如，贾樟柯的多部电影的投资都来源于日本导演北野武。另外，由于国外的频繁获奖，第六代导演也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空间和更多的拍片机会。

从2000年开始，张江南做了北京大学电影协会的主席，开始为第六代电影和独立电影推波助澜，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的新电影出来了，他就会拉着他们来北京大学做活动。张江南和“第六代导演”关系密切，由此才进入了电影圈。

独立电影和欧洲的电影大师是韩杰、张江南的电影入门和启蒙者。但是，2002年的《英雄》和2004年的《十面埋伏》告诉了中国的电影人，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生意，这对很多电影人影响极大，尤其在投资人的层面。商业因素冲击了第六代导演靠独立电影在国外拿奖再曲线救国的生存路径，投资人开始看重影片的卖座和观众口碑，并且大谈投资回报。

2004年，张江南写的剧本《春花开》拍摄完成，由刘晓庆主演。这是刘晓庆当时因为逃税事件入狱后复出的第一部电影，本来很有卖点，但因为是艺术片，在国内没有放映，这件事情促使张江南不得不开始反思。2005年前，张江南一直在做和艺术电影相关的事情，写过一些艺术片的剧本，但是他眼看第六代导演生存状况开始因为商业因素的进入而变差，很多人好几年都拍不上一部片子。2005年之后，他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类型片导演，先做喜剧片，后来转移到惊悚片的拍摄上。

2007年，第79界奥斯卡颁奖礼上，一部叫做《颍州的孩子》的纪录片获得了最佳纪录短片奖。曲江涛作为这部纪录片的摄影师，也参加了颁奖礼前的提名午宴。但是，这次奥斯卡之旅并没有带来什么更实惠的好处。“除了见到一大批明星大腕，就拿回来了两张海报和一件纪念T恤衫。”

对于当时还靠接零活过日子的曲江涛来说，奥斯卡奖获奖影片摄影师的名号也没什么用。因为这部纪录片国内上映，也没什么宣传。“很多时候我挺想干一个活，人家一听说奥斯卡，觉得我肯定特别贵，反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入了。”

时至今日，中国独立电影的拍摄量仍然不小，但是媒体已经抛弃了他们，主流电影人也不愿意搀和进去了。对于新导演来说，这条路其实已经绝了，之前所谓的“杀人放火盼招安”，靠拍地下电影得奖出名，然后转入地上已经行不通了。而且，大部分拍过地下电影的导演，在转入商业片的拍摄之后，成绩也不太好，比如娄烨、王小帅和贾樟柯。

“艺术电影那个圈子里，互相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个国家最多也就养活三个艺术片导演。”张江南总结说。

“现在拍摄独立电影的人反而越来越不严肃了。”韩杰说。DV的普及，拍片更加容易，并没有使得优秀的独立电影更多，反而是越来越少。每年中国都有不少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独立电影被制造出来，拍完之后，导演们将它们寄到全世界的电影节碰运气，这就是这些电影的唯一的出路。

“现在全世界有四、五百个电影节，很多电影节你只要把光盘寄过去，就会颁个奖给你。我一个哥们拍了一部电影，花了十万块，到处参加电影节，不给路费食宿的都不去，现在全世界都快周游完了。”曲江涛说，他的毕业作品《我的北京生活》，就获得过获第十六届东京影展优秀作品奖。韩杰的毕业作品《回家》也获得了首届国际DV论坛专业组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生组最佳故事片奖。“投资人都精了，现在你说你得过国外的什么电影节的奖，基本没用。”曲江涛说。

旧的敲门砖正在失效，但新的敲门砖也在出现。2010年，网络电影《老男孩》的出现让很多有电影梦想的人看到了希望。网络电影投资小，不用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盈利模式比较清晰，再加上各个视频网站的大力支持，观众也不少。现在仅和优酷合作的制作网络电影的团队就有三、四百个，由他们制作的、打着“优酷出品”标识的网络电影，其浏览量占到了优酷总浏览量的10%。

“网络电影为年轻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为新导演提供了更多练手的机会。”优酷高级运营副总裁魏明说，“对于任何工作来说，熟练都是很重要的，导演基本上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多拍片子是一个导演获得经验的唯一条路。”在中国，能拍片的导演来来回回就那几个熟面孔，大部分导演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用在电影上的——新入行的年轻导演尤其被拍片量太少，经验积累不足困扰。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网络平台可以提供更多有用的数据给创作者，对创作的针对性有一定的指导。优酷“算”出网络电影创作的很多规律，比如小温馨、小清新、小感动、小温情才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络电影类型。这个规律用到2011年的电影市场上，也是实用的。贺岁档的《武林外传》以不到2000万的投资赢得超过两亿的票房，情人节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以3000万的投资同样赢得超过2亿的票房。随后在3月上映的《观音山》以1000万的投资赢得8000万的票房。在暑期档中，主打偶像牌的惊悚片《孤岛惊魂》在雪藏两年后以500万的投资赢得了超过9000万的票房。到了11月份，投资不到1000万的《失恋33天》创造出了3.3亿的票房奇迹。

“看网络电影的人和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其实是很重合的。”魏明说。

乐谱——我们是城市这篇“乐章”上忽快忽慢的音符

快的六百年

一切都在更新换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情侣频繁地分手和离婚，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幸福。整个地球上，只有地球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了。

李申 

我叫快，小名速度。小时候，我挺不招人喜欢的。土耳其人说，我是魔鬼生的。那时，我的仇家“慢”很吃香。16世纪初，很多欧洲的行会都规定：“出于对行会的热爱和对同行的尊重，所有行会成员不得设计、发明或者使用某种先进技术，请勿为了自身发展给他人造成损失。”

其实我是钟表生的，我刚出生的时候，她是一个很红的交际花，几乎所有的富人都以拥有她为荣，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看时间，而是炫富。16世纪中期，钟表只有一支指针，能精确到15分钟。

我的父亲是城市，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几乎和他的兄弟“农村”一样大。但他一直混得比他的兄弟差。直到我母亲出生，大家才开始追捧他。

在我那漫长而不受待见的童年，最早发现我优点的是商人，不过在那个时代，他们都被认为是油腔滑调的不务正业者，所以，这对于我处境的改善也没什么帮助。在中世纪，陆地运输的最快速度是每天57英里（1英里=1609.344米），海上运输最快是每天2432海里（1海里=1852米）。

信息曾经和我一样，不被人待见，特别是和他的哥哥“知识”比起来。后来，我记得，他是最早快起来的。1516年，一封信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必须在36小时内送到，否则邮差就会被扣钱。在此之前，居然需要十几天，以至于商人们宁愿使用占星术来获得信息，也不愿意写信和收信。

我的仇家“慢”和她的姐妹“懒惰”在那时候有教会撑腰。巨大的教堂，长时间的回音，使得所有的圣歌节奏都很慢，缓慢成了神圣庄严的代名词。在17世纪以前，很多人认为是魔鬼在逼迫他们劳 动。

变化发生在17世纪，人们开始和懒惰进行秘密的斗争。人们发现了勤劳和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到了18世纪，懒惰变成了一种公认的恶行，和酗酒、淫乱待在一起了。教会终于和商人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就是劳动很重要，劳动可以带来物质，物质可以塑造美好的品德。而快速地劳动，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

信息是最需要被快速传播的，18世纪的时候，邮车在遇到其他马车的时候，有了优先通过权，而且不用交各种过桥、过路费，到达的精确程度也变成了分钟。邮车不仅送信，还送人。那时的旅游指南会这样写：“虽然邮政马车的舒适度极差，但是商人和一些旅游爱好者依然会选择它。”

后来我才知道，在一个叫“军事”的秘密领域里，我一直很走红，东方有一个叫孙子的人说过：“兵之情主速。”此后，他们一直为了能更快地杀人而不懈努 力。

我终于要出场了。

下面，我要隆重为大家介绍我的好兄弟——机器，是他成就了我。今天，他的脸已经很复杂，在街上碰到，我也没法认出来。我只记得他最初的样子。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被用在了纺织机上。飞梭的发明加快了纺织的速度，结果棉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明了纺纱的机器，然后，梳棉、起绒的速度又跟不上了，于是各种各样的机器都被制造出来了。直到制造机器的机器被发明出来，人们再也不为这种事情犯愁了。

他一边前进一边“呜呜呜”地冒着白气，一切旧的都被他践踏在脚下，他让万物不停地运动，他强迫人们脱离了缓慢。我第一次看见他，就知道，这个家伙要改变世界。他叫蒸汽机。19世纪上半叶，科技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人们新的信仰；火车站取代了教堂，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当然有人对他嗤之以鼻，比如德皇威廉三世，他在签署圣旨从柏林到波兹坦修建一条铁路时说：“他们获得了成功，但是却牺牲了舒适与安静。我就不明白，把从柏林到波兹坦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会有什么好处。时间会证明他们的错误。”

火车是整个19世纪最有前途的投资项目，那个场面有些像后来的投资互联网，和火车有关的一切都能圈到钱，比如电报和炼钢。那时很多人乘坐火车不是为了出行，而是为了体验速度，你知道我听说之后有多高兴，为了体验我而花钱。他们看到风景在车窗外翩翩起舞，在脑中迅速掠过，很多人产生了不适的反应，但更多的人开始适应快速的观察和反应，并思考自己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慢了。

“慢”变成了一个可怜鬼，完全不堪一击，总是在犯错，被人批判。她却是一种遗老遗少的心态，看着我越来越红，不可阻挡，内心只能以对我的鄙夷安慰自己，骂道：看那个暴发户。后来，她躲进了一个叫奢侈品的角落里，貌似活得不错。

在火车发明之后，信件还在用马车运输，这种现象持续了好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的救星是电。最先是军队开始架设电报，然后国家开始推动，在铁路公司有钱之后，他们也成了推动电报事业的金主。此后，信息就再也没有比货物的运输速度慢过，他不断地傍上电话、无线电报、光纤、卫星、蓝牙这些大款，再也不为吃喝发愁。

那些年，“革新”“效率”“启蒙”“创造”“节省”“先进”这些哥们儿都变成了正面典型，被人挂在嘴上，越来越频繁。我们经常一起聚会，直到他们背后真正的大哥出现。他叫“革命”。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那一刻，整个社会都动了起来。人们开始感受到自由，他们说这是革命带来的。

我的母亲钟表也终于从一个装饰品变成了工具，她已经能精确到分钟了。

有个人叫力量，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每年只能在运动会上遇见一次，他从小就是体育特长生。人类的早年，运动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力量，无论是铅球、铁饼还是摔跤都需要依靠力量，有个叫大卫的裸男就因为铁饼扔得远，而被历史永远记住。我母亲说，这是因为尺子比钟表容易发明，没有精确的计时器，短跑这种速度项目，根本没法开展。这是我妈妈这辈子最睿智的一句话。像马拉松这种项目，完全和我无关，那是耐力在幕后操纵的。

16世纪的欧洲，开始兴起一种叫马术的运动，贵族们穿着花哨而时髦的衣服，强迫自己的马跳芭蕾，这种运动并不是比谁快，而是看谁更优雅、更纤巧、更能把握正确的节奏。几百年后，我在香港见到一种叫赛马的运动，我觉得这才是属于我的。但是优雅却对我说：“你看，那些马就会傻跑。”

1894年在希腊举行了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一个叫顾拜旦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我终于排在了力量的前面。几乎所有运动的核心都变成了快，那些能快起来的人，变成了英雄，享受着群众的欢呼雀跃，就像皇帝一样，即使他们只快了0.1秒。

我母亲变得越来越苛刻，她总是以她自己的标准要求我，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计时首次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汽车出现时，我已经没那么惊讶了，或者说，我已经无暇顾及了。那时，我是时代的偶像，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1895年，法国人举办了巴黎—波尔多—巴黎拉力赛，冠军是比利时大银行家的继承人，那时候速度是贵族的头衔。1926年，汽车就能跑出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人们面对新的速度纪录不断尖叫欢呼，在德国纳粹的宣传中，德国的赛车手被宣传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受世界尊重的先锋”，这句话是希特勒说的。

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氛围里，被我撕裂的车身和血迹斑斑的人体，让人类学会了一个古老的物理公式：力=质量×加速度。我又开始被人批评。于是，我多了一个私生子，叫安全。据说他是“慢”生的，不过我对这件事情很怀疑，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慢”了。安全一直和我作对，以至于现在汽车的速度和1926年也没什么区别。

我变得越来越危险，子弹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机关枪的面前，横行了2000年的骑兵因为速度太慢而纷纷倒下，并且再也没有站起来。除了战场上，那些在工厂里的工人也并不开心，他们发现有个叫泰勒的人，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希望把工人变成工具，以使工人能配合上机器的速度。而泰勒则认为他在教别人科学地使用劳动力。

1926年，造汽车的福特说：“浪费时间和浪费生产材料有着本质的区别，浪费生产材料可以弥补，但是浪费时间却无法弥补。”为了跟上流水线的速度，他的工人不能分心走神，没有时间抽烟和聊天，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

这种思路蔓延到了办公室、家庭和餐厅，快餐的出现使得食物的口味越来越差，但是人们已经忙得没有时间抱怨了。在街上走路的人，经理比员工快，有工作的人比失业的快，纽约人走路的速度是希腊农民的两倍。

一切都在更新换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情侣频繁地分手和离婚，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新的幸福。整个地球上，只有地球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了。

我听人说我还有一个私生子叫“精神疾病”，弗洛伊德和荣格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这是内分泌的事儿。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我有了一个外号，叫速度病毒，意思说我已经从军事、交通和工业领域侵入了家庭。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使得家庭主妇们越来越忙，她们要忙着操作电熨斗、搅拌机、吸尘器和微波炉，还要把全能洗衣粉放进快速洗衣机里，然后再烘干。

在艺术和思想领域，我也很吃香，以千分之一秒为单位的摄影取代了绘画，成为最大众化的艺术；以二十四分之一秒为单位的电影取代了戏剧，成为讲故事的方法；RAP和R&B取代了歌剧，用来吟唱我们的心声；包豪斯取代了巴洛克，用来安置我们的身体。

关于速度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一个叫芯片的地方，这是一个以微米为单位的地方，比赛的内容是谁能在最小的空间里，放置最多的处理器。信息再一次成了时代的先锋，他左右着一切，威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蒸汽机，他不仅践踏了农田，也践踏了人们的心灵。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299,792,458米/秒，他们说，这是我的极限。

新疆时间·毛驴的慢生活

驴想，人需要那么多时间去地里干活吗？每家就一点点地，种子播下去，人就没事了，等着种子发芽，种子也在等自己发芽。种子发芽了，苗长出来，草也长出来；人会忙一阵去锄草，草锄完又没事了；人等着庄稼长高，庄稼也这样等自己。

刘亮程（作家）

驴看到一家一家的驴卖了，换来三轮摩托。一辆辆三轮车在路上飞跑，驴车追不上。三轮车和驴车一起出村，三轮车跑到老城办完事回来，驴车还慢悠悠走在半道上。

来村里推广三轮车的人说：“你们的好时光都让驴和驴车耽搁了，驴车多慢啊，一小时才走4公里。三轮车一小时跑40公里，快10倍。你们一辈子坐驴车浪费掉的时间，加起来要多干多少事情。你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就说去地里干活吧，假如地离家4公里，坐驴车去要一小时，坐三轮车去不到10分钟，省出的50分钟时间能挖多少地间多少苗割多少麦子，多干出的这些活能给你们创造多少财富，增加多少收入啊。”

驴听到这些话直摇头。驴侧眼看看周围的人，人都不说话，可能人觉得这些话有理，也可能人脑子进水了，反应不过来。驴和人待得久，知道人脑子有时候很笨，一个简单的事情在脑子里转几圈，明白不过来。

上面来的干部经常给村民讲一些道理，好多是村民从未听过的。这些道理经常让听的人脑子转不过弯。听上去是对的，但照着去做时才发现是错的。就像多年前上面来的干部动员村民砍伐杏树栽果树，又砍果树栽苹果杨树、糖心梨，都把人害了。这次动员村民买三轮车，好多人又动心了。

驴想，人需要那么多时间去地里干活吗？每家就一点点地，种子播下去，人就没事了，等着种子发芽，种子也在等自己发芽。种子发芽了，苗长出来，草也长出来，人会忙一阵去锄草，草锄完又没事了，人等着庄稼长高，庄稼也这样等自己。

人在驴车上闲住了吗，没有，人在等。等也是一种劳动。等的时候腿也会困，肚子也会饿。等着也会老。这些人不等待庄稼生长会等待什么。别的东西要他们去等待吗？不需要。他们等不来。他们扛着坎土曼等挖管沟的时候，驴就知道他们等不来。但是驴不吭声。驴只是追着跟石油卡车比叫声。驴抬头看着高高的石油井架，村里人都觉得那个井架高得不得了，驴不这样想，驴认为它的叫声在高入云端的井架之上。驴还知道那些井架上工作的人，满耳朵听见的都是它的叫声。驴不把这些告诉人，人认为他们的事情不需要驴多嘴。驴跟人一起等，等那个挖管沟的活。人不等这个活再等啥呢，多少年了家门口就来了这么一样活，人明知等不到也会等。等的时候驴站得腿也困呢，肚子也饿呢，驴认为等也是一种生活。这个村庄的人，多少年就过着一种叫等的生活。他们啥都没等来。

纽约时间·慢得理直气壮

拆开来看“速度”二字，亦可理解为快速而有限制。限制即是保护，尤其是保护具有不同速度的人拥有差不多一样的生存空间，这样的速度是不是才更合乎理想？

于晓丹（作家、翻译家、内衣设计师）

看多了好莱坞以华尔街为背景的电影，很多人会感觉纽约该是世界上节奏最快的城市。然也不然，曾经的世贸双塔的确曾有最快速的电梯，每秒升高27英尺（8.3米）；可遍布曼哈顿岛上众多的战后老楼里，也有不少古董电梯，十来分钟才能从八层楼上落下。说古董并非玩笑，这些电梯不但门需要手动开阖，有的车厢壁上还保留着方向盘，连升降都由司机操作，凭其经验和感觉才能停在恰当的楼层之间。

曼哈顿西侧哈德逊河86号码头上，永久停泊着一艘航空母舰，舰上停放着四十多架战斗机，它们曾经或仍然是美国速度的象征；可距离这个庞然大物不足百米的马路上，跑着的地面公交系统却慢得出奇。慢，不是因为技术，而是人。

纽约人通勤主要依靠地铁和地面公交，地铁因为修得早──1904年第一条地铁线即开始运行，大部分出入口和地下换乘口都没有电梯设施，虽然后来增建了不少升降梯，可老人和残障人还是更愿意选择相对简便的地面公交作为出行工具。互为因果，公车的速度常慢得惊人。有时两百米的距离，它能跑上半个小时；除了堵车，最主要的原因是到站停留时间长，为上下车停留五六分钟不足为奇。如果遇上轮椅乘客，那停留的时间对正常人来讲简直是种煎熬。司机先要以每秒一厘米的速度——也许完全是我的心理感觉——将车门电动台阶调低至与地面相平，然后亲自下车推轮椅上台阶，返回驾驶座再以每秒一厘米的速度将车门调高至与车厢地面相平，再然后将轮椅推至车内特设位置，并将其固定，确定一切无误后才坐回驾驶座继续行驶。轮椅下车，程序反向重复。

捷运局招工时，司机的脾气一定也是考量标准之一，这么多年，我的确没见过一个急性子的驾驶员。那些胡子头发一样白的乘客除非没人让座给他，就更是一副慢得理直气壮的样子。如果你急？好，去地下吧，腿脚便利的纽约客果真有一辈子没坐过公共汽车的。

可是地下，这些年也不见得多快。情景喜剧《老友记》（Seinfeld）早在1992年播出的一集“地铁”里，就把在地下靠轨道行驶也会“塞车”的纽约地铁讽刺了一番。可慢点就慢点吧，纽约地铁运行了一百多年，难得发生脱轨，也还从未发生过追尾事件，没有过重大人员伤亡的惨剧。

我家四五条街以外，是纽约皇后区那条著名的“皇后大道”。著名，除了它是居民聚集区里唯一一条有十条车道的马路——真的是唯一，最宽也最繁忙；还因为它有个可怕的绰号，叫“死亡大道”，常有在十字路口横过马路的行人，因为腿脚不够快，来不及行至对面红灯即跳成绿灯，被紧急起动的机动车毙命。这些年来，虽然大道上所有路口的红绿灯切换时间已延长了不少，可市民们还在向政府抱怨，要求继续延长以尊重他们的生命安全。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原先有三栋独立民居，也勉强可叫作“别墅”，2006年被一家开发商以高价同时买下，计划改头换面成一幢现代风格的六层公寓楼。2006年正是纽约地价的膨胀期，几年前只卖五六万一套的公寓单元能叫价到20多万，于是很多这样不大、卖相也不好的连排别墅就都入了开发商的“慧眼”。2007年工地围上围栏，进驻一辆吊车开始精耕细挖地基，后用近一年的时间搭起钢骨架。可惜，人算不过天，2008年9月，一夜之间，金融危机了，工地陷入头天打鱼后天晒网的滞缓状态。两年过后，只高六层的小楼还丝毫没有完工的迹象；又过一年，才总算有点模样。慢的一个好结果是楼果然出落得精细、漂亮，在周围动辄就有八九十年历史的老楼丛里真如鹤立鸡群。随后围栏拆除，进入内装修和外立面装饰阶段。这个阶段又持续大半年，几块落地玻璃窗装了数月还未装齐，一面几十平米的外墙，共用三层材料，似乎每天只铺一层的一个平米的面积。每天从楼前经过，我都会想，这样精雕细琢，这墙皮大约一百年也不会脱落或开裂吧，纽约、巴黎、伦敦、北京能保留到今天的那些老楼一定都是这样慢工出细活的杰作。

慢，的确不是现代社会的风格，所以一慢，就容易让人想到历史。速度也像一切事物，会有正反两面。从纽约到亚特兰大的距离跟北京到上海差不多，坐火车前者需要18个小时，后者在开通了时速二三百公里的高铁后只需五个半小时，速度的确提高了三倍不止，可保守的人也会遗憾，沿途风景不止2/3都一闪而过了。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专栏作家梅根·麦克阿得（Megan McArdle）在温州动车事故的第三天说，换个角度看，美国的铁路虽然慢，却也保护了美国的许多可贵之处，比如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民主的政治体制，保护了数量众多的基础设施：比如房屋、工厂、道路等，没有以建高铁之名而被强行拆除。

的确，拆开来看“速度”二字，亦可理解为快速而有限制。限制即是保护，尤其是保护具有不同速度的人拥有差不多一样的生存空间，这样的速度是不是才更合乎理想？

北京时间·迷失在家门口

20多年前的北京，午后仿佛有人按了“停止”键，胡同里大多数人都在睡午觉 ，只有知了叫个不停。如今，北京在时间维度上四分五裂，中关村像泡沫时代的日本，朝阳区CBD与纽约曼哈顿无异，南城却又像新疆。

独眼（作家）

我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徒步可达的地方可以吃爆肚炒肝、杏仁豆腐、老字号的糕点，多走几步就到隆福寺了，腿儿再勤点儿就到东单了。

一大早，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就拎着小竹凳子大藤椅一排排往树下一坐，摇着蒲扇，打牌、下棋，或者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中午，胡同里都是炒菜的锅铲声；裹着各种香味，炒饭香、炖肉香、酱油香、黄瓜味儿、胡萝卜味儿，闻得出炒鸡蛋有多咸；妈妈们吆喝着那些还在拍贴画、玩弹球的孩子们回来吃饭；隔几个门洞就有为用水用煤排烟这些事儿闹的乱子和端着大碗撇着腿坐在大院门口吃炸酱面背上淌汗的光膀汉子。等洗了碗的泼水声告一段落，像有人按了“停止”键，变得静悄悄，大多数人都在睡午觉，只有知了叫个不停。破破烂烂的柏油小路也软塌塌的，被晒得化了黑汤儿。这一懒，就到了买菜做晚饭的时候，像中午那样闹一通，再穿着趿拉板儿挺着浑圆的肚子溜达出门，循着海棠、闻着丁香，沿着胡同的树荫晃悠，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景山，再或者由宋庆龄故居门口跳到后海的水里游泳，钻出水面看落日。天黑了，还能听到把象棋子默默拍在木板上、时不时有人拍蚊子的声音，直到入夜。

在这么个地方，今天和昨天的不同，无非是下不下雨该不该增减衣服要不要琢磨着弄点儿冬储大白菜。今天像昨天那样活，这一年也不过是头一年的重演，看看太阳看看云，按照节气吃喝睡，所有的图像日复一日地重叠在一起。乏善可陈，却也安心喜呆。

但这日子变化快，只隔着着一条街而已，对面的胡同就拆了，盖楼了。原来胡同里的一段段封闭的院墙，被打开一个个窟窿，装上大玻璃窗、铝板门，变成了小卖部、烤串店、棋牌室、装着粉红日光灯下午五点多才拉开帘子的美发厅。几米宽的地面，被一次次撬开，下水道、什么电缆、什么管线铺了拆拆了铺，蜂窝煤炉子、小暖气不让烧了，变成全电路。小汽车停在路边，老头老太太们最佳的乘凉树荫被越挤越小，要不就是他们搬着小凳儿赶紧忙地为了给儿孙们争得一个停车位，而这胡同里走过的人，不再是老相识，说的话也南腔北调，反倒难得听见京片子。

这时候，我也结束了胡同生活，跑到“宇宙的中心”五道口一待近十年，白驹过隙，我身边的时间变得飞快。即使也就方圆两公里而已，上个月还熟悉的地方，下个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大坑，转年再看已经成了即将封顶的高档住宅楼。迷路虽谈不上，但变化就在眨眼间。

北京四分五裂了，东南西北环里圈外的人们完全像身处异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生活。天不亮，困于旧城的人们还在享受着新疆时间，再勤快也就是打着哈欠挠着头皮端着锅去买豆腐脑和油条；这个钟点，东北四环外的人们已经像住在伦敦卫星城那样走出家门，在城铁站门前集结，带着起床气排队拥堆在一起，等着坐上第一班车进城；两小时后，东国CBD街上就都是穿皮鞋、西装、套裙的男女，走路的频率与那些描述纽约曼哈顿的电影一样富于节奏感，空气里弥漫着香水的浓醇，无处不透着紧张活泼的时尚与考究；与此同时，北国则一副僵尸出街的摸样，像是泡沫经济之后的东京池袋，看不透年龄的学生和白领民工穿着不修边幅的人字拖、T恤、过膝短裤，骑着自行车、电动车嘟嘟嘟嘟地从停在路边的汽车和拐弯的汽车之间挤出来，再晃悠悠地走进办公楼。

工作时间，哪儿都一样，无论是端着星巴克还是可乐，只是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每天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完成，时间在键盘鼠标盒饭之间就溜走了。本来就阳光匮乏的办公室，日与夜相似。一年四季的空调恒温24度，把活人窖藏。有时候会突然间把5月当成10月，把夏初和夏末重叠，日期只意味这一个deadline和另一个deadline，麻烦是一样的，程度都区别不大。

当夜渐深，旧城满是热门连续剧的对白，塞外已是一片灯黑与鼾声；东国的食肆、酒吧歌舞升平，与北国加班的灯火通明遥相呼应。

现在所处的，与我最初生活的北京像毫不相关似的。但想开了，同是一天天重复着过，睁眼闭眼之间的事儿。又不太信服地觉得还是以前那样像“过日子”，有味儿，现在不过是“熬时间”。偶然一次重新钻回胡同，看什么都又熟悉又新鲜，像是来参观的游客。花枝乱冒，知了还吵，撞见巷子边儿上摆了方桌，四个中老年人在打麻将，听着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坐在对面门洞的门槛上，愣了好一阵。

放弃就是一种慢

放弃就是放慢自己的脚步，消除内心无止境的欲望。佛经上说，世间诸般苦痛中，有求不得苦。

范稳（作家）

如果说这个时代是一列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在拼命追赶的可怜虫，或者是身不由己的乘客。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这是由于我们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我们的烦恼也就永远得不到消除。可是，势必会有人对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厌倦，他们需要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他们更需要知道：为什么活着？

于是，慢生活就成了一个时尚的词。时尚的东西，总是人轻易得不到的奢侈品，如果一个慢腾腾过日子的人不再被人鄙视和嘲笑，甚至叫人羡慕，那正说明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是多么的慌张和凌乱。我们已经习惯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是一旦你成天像一台机器一样高效率地运转，你会感到生命在以同等的速度奔向死亡。真想停下来歇一会儿，这是许多人的感叹。但人最奇怪的地方是：舍不得放弃。

年初时我去北京，顺带拜访一个老朋友，一家国有企业的老总，我的一个好大哥。他上个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就去了西藏，从最基层干起，一直在西藏干了20多年，人到中年以后才调到北京工作。我特别羡慕这位大哥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张英姿勃发的巨幅照片，那是他在藏北草原工作时，和一群藏族朋友的工作照。我可以从这照片中读出当年他艰苦而浪漫的生活，跃马挎枪，驰骋千里草原。一个血性男儿，不就是梦想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吗？也许他活得很辛苦，但内心一定很放松、很快乐、很自豪。去过藏区的人，都会找到生命中最本真的一些东西；离开西藏的人，又总是对那些日子深怀眷恋。这就是西藏的神奇之处，也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有问题。

这次见到大哥后，他一脸轻松地对我说：“辞掉了，辞掉了，我终于自由了。”早些日子就听人说他给北京市委打了报告，请求辞去集团老总的职务，退隐二线，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偌大一个集团，上亿资产。老总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打工皇帝”，有职有权有钱，多少人做梦都想呢。

大哥离退休还有三年，我见过许多在他这个年龄段上的官员，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最后一天，是绝对不会从职位上挪开屁股的。更有甚者，修改年龄以多混些时日，这样的荒诞剧相信各位见得也不少。但像大哥这样主动请辞的，倒真不多见。过去总是听他抱怨累、压力大，似乎连眉宇舒展开来的时间都很少，而此刻的他一脸淡定从容。我理解这样一个闯荡过西藏的人，境界自是有与别人不一样之处。我说：“不干也好。你多干三年，也许本该活90岁的，却因为透支了生命，或者干得不愉快，只能活到70岁；少干三年，心灵自由了，就等于给将来积攒寿岁。”

生命的长短其实并不十分紧要，重要的是要在有生之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在身不由己，或者自己力有不逮时，就需要放弃。放弃需要勇气，放弃也能赢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大哥说，他打算回到拉萨去，在那里筹资建一个牦牛博物馆，这是他朝思暮想的一桩事情。大哥打开电脑，让我看他做的设计方案，那一刻，我感觉他就像一个民俗学者，或者像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热血青年，完全和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判若两人。但我认同并理解大哥的决策。因为他有西藏生活作为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参照体系，他在京城的喧嚣和繁忙中，时刻都在回味西藏的纯净和悠然，他在为企业打拼的商场搏杀中，时常也在怀念藏北的牧场上牛羊悠闲自得的鸣叫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也许，活到这个年龄的人，是应该停下来，蓦然回首一下，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他”，是在灯火阑珊处，还是在雪山圣湖边了。

放弃就是放慢自己的脚步，消除内心无止境的欲望。佛经上说，世间诸般苦痛中，有求不得苦。既然不想吃那些苦，那就不求。不求先得无欲，欲望减少了，你再看看自己的脚步，是否慢下来了？既然每个人的终点都一样，你又着什么急？

艺术——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成了艺术

像小贩一样卖东西

德国工人的逻辑很简单：只需要认真做好工作，面包牛奶都会有的。

张卓

“我们看上去像是小贩，但在润滑剂细分市场中，又是绝对领军者。”卡尔倍可公司的CEO汉斯·奥托·弗朗兹说。在德国，类似卡尔倍可这样的中小企业有300多万，它们是德国经济真正的支柱。

我们乘火车从柏林前往多特蒙德，拜访一家专门生产润滑剂的德国公司——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

出多特蒙德火车站，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的拉夫·哈格曼（Ralf Hagemann）先生迎面走来。他善意地看了看表，示意我们迟到了，这趟德国DB火车，少见地晚点了。

抵达多特蒙德前，我和拉夫先生通过十几封邮件和五通电话。他唯一的要求是让我们提供在德国境内的详细行程和抵达多特蒙德的准确火车班次——这是我第一次和一家德国中小企业有直接接触，感受到了他们沟通中特有的“严谨”。

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所在的小城哈根相距多特蒙德20公里。天下起小雨，6月的德国气候总是变幻莫测。柏油路盘旋在山脉间，大片的绿色植被散发出泥土的清香味，路边栽植的成排花丛使得这里看上去更像一个国家公园。

多特蒙德连接波鸿、杜伊斯堡构成了德国传统的工业区鲁尔区。实际上，鲁尔区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人们最早使用鲁尔这个概念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共同经济结构。早在14世纪，德国人就已经在鲁尔、里泊和埃姆舍河一带发现了煤炭资源。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鲁尔区是重要的原料输出地，为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提供了有力保障。

卡尔倍可润滑剂公司技术总监乌夫是本地人，在他的回忆中，50年前的鲁尔区可不这样：空气中布满尘埃，一下雨满街都是泥点，冬天时，人们走过雪地会留下密密麻麻的黑点。1975～1990年，这个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区面临“钢铁危机”，裁员45%。当外界以为“鲁尔区已死”时，它却在德国政府主导下，迅速转型为以汽车制造、电子、环境保护，通讯技术为主的新兴工业区，也是德国中小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

乌夫说：“20年前，这里有大约50个煤矿企业。再后来的8年，德国的煤炭业彻底消失了，年轻人去南部投奔大公司。我们都以为这里完蛋了。后来政府给予了很多扶持，再加上这里有河，有铁路，交通便利，小企业很容易生存，城市也变得更漂亮了。”

隐形冠军

在哈根郊区，卡尔倍可公司的厂房和办公区域连为一体，22.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分布着研发中心、采购部、办公室、实验室和工厂。远处，身着黄色工服的操作员正在调度原料入库，将原油倒入油罐车。

如果按照“隐形冠军”的定义（“隐形”指企业几乎不为外界所关注；“冠军”是指这些企业几乎完全主宰着各自所在的市场领域，占有着很高市场份额，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通常在某一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着专心致志的耕耘），卡尔倍可名副其实：他们生产的润滑剂用于各种机械设备和汽车零件，有600多个产品。2010年年收入在200至300万欧元上下。近三年，全球润滑油年产量稳定在3700万吨左右，卡尔倍可为之贡献了3.5万吨。在35个国家，卡尔倍可都开设了业务，大客户包括宝钢、中石油、梅赛德斯奔驰等企业。

但和壳牌等大公司不同，这些大客户并不是卡尔倍可最关注的业务，他们的重心放在“小客户”的需求上，每年都会为小客户推出3至5种新品。所以，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润滑油行业的全球需求下滑12%时，卡尔倍可依靠小客户在一些精准细分市场最多仍然占到过40%的市场份额。

“我们经常会接到客户这样的电话：喂，你们可否帮我们订制一批特殊的润滑油？’”乌夫说：“很多时候，大企业并不接受这样的订单。所以，如果你睁开眼睛看一些润滑油的细分市场，你只会看到卡尔倍可，但我们不愿意说自己是第一。卡尔倍可是一个小的公司，要低调。在德国境内，我们的对手有壳牌这类的大公司，公司间的竞争很激烈，我们也很少向外界透露具体的年产值。”

卡尔倍可公司现在的CEO弗朗兹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他说：“我们没有兴趣跟壳牌和BP、Sinopec这些公司对抗。他们只在乎大宗订单，而我们更关注小客户。只要客户有需求，我们就会研发新的产品。今年，我们又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这一切也许让卡尔倍可看上去像个小贩，一担一担地卖东西；但在润滑油的一些细分市场中，我们又是绝对的领军者。”

这是一家有着20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在煤矿时代，创业者从坚果中榨油；第二代，在钢铁工业的崛起中，他们找到机会；二战后，工厂被炸成废墟，这是卡尔倍可百年历史中唯一一次停产；如今到了家族第六代，生意也交付给专业经理人去操作。

在欧洲，“德国制造”往往按照最高标准制定。这样能保证德国企业在最尖端领域保持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往往是良性的。人们很少能够在德国买到便宜的东西，因为德国资源不发达，人口密度大，制造业必须通过高尖端技术产生更高的附加值，才能保证竞争力。

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德国大约30%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其价格由德国厂家说了算。尤其是在一些细分市场领域，德国制造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

事实上，德国经济真正的支柱就是像卡尔倍可这样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据联邦经济与劳动部的统计，德国目前共有企业约340多万家，其中，中小企业占99%以上。

卡尔倍可公司看上去很简陋，30年了，它一直这样。开始时也许更小，因为家族股东希望每挣到一笔钱都将之再投入生产。就这样，一罐罐300克的润滑油从小城哈根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在质量上，至今没有出过任何问题。”CEO弗朗兹告诉我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可以经营百年的原因。我为此自豪。”乌夫说。

德国工人为什么如此简单

德国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书中曾分析过“德国工人为什么如此简单”：“黑格尔‘国家至上’的哲学理念让德国人相信服从的力量。而出于日耳曼人的责任心，他们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即使油罐大火熊熊，也不会逃脱。通过德国的工业发展可以看出，他们想的并不是为了祖国，而是认为自己优越、习惯遵守秩序。服从、责任感、朴素的生活方式，保证了德国人能够迅速地发展工业。”

为了留住员工，卡尔倍可每年为员工提供8次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公司利润的10%作为奖金，返还给员工。负责销售的拉夫为卡尔倍可公司工作了9年，算是资历比较浅的员工。据说在德国，在一家企业工作5年以上的员工才会得到同事真正的信任。

7月，卡尔倍可为一个59岁员工开了一个Party，他在这里工作了40年：“我的很多同事都有长达20年的工龄，我们在这里结婚生子，有些同事的家人也在工厂工作。”

德国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就是“把员工当家人”。CEO弗朗兹称自己为“特瑞莎嬷嬷”，他的大门随时敞开：“我的任务是照顾好大家，给大家更多动力。为什么员工们要为我们工作？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就像父母照顾小孩，这是很多德国中小企业的文化。”

在公司内部，弗朗兹的大门确实永远敞开。他最常说的话：“来，坐下来，你有什么问题？”公司任何一个员工都有权提出意见，如果意见得到采纳，还会得到奖励。德国企业最强调“社会伙伴”关系：雇员在企业中有权参与抉择。

7年前，卡尔倍可公司在沈阳本溪开了一家分公司。很快，弗朗兹就发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中国工人流动得太频繁了。他对中国公司提出了一项要求：在招募新职员时，一定要考量他们是不是能为公司工作很久。弗朗兹解释说：“我的目标是把德国的信任系统带到中国。我们不喜欢解雇别人。中国人喜欢来这里一两年再去跳槽。我不能阻止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任何事情是开放的，我要和员工，跟管理层，跟销售人员去交流我们的理念，这很重要。这里是一个大家庭。”

在经济危机期间，卡尔倍可公司也面临困难，比如销售额下降，降薪。但他们绝不裁员，因为“裁员不是家族企业的策略”；同样，也少有人离开，每个人都怀念曾经的美好。乌夫说：“这就像一个家庭，当男人失意时，女人总不能选择离开。”就像19世纪德国作家荷尔德林评价德国人的一句话：他们喜欢死盯着一件事情去做，直到做完为止。

本杰明·普利兹（Benjamin Preetz,昵称为班尼）是技术总监乌夫最得意的徒弟。这个从东德来的年轻人跟了乌夫11年。他28岁，个子很高，胖胖的。

2000年，17岁的班尼来到卡尔倍可。白天工作8小时，晚上上学，花了3年时间，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化学技师；而后四年，他在维修部、机械部等不同的生产线上工作，尝试找到合适的位置；七年后，他通过了师父乌夫的审核，最终留了下来。

30年前，乌夫也通过了这样的职业考试，然后进入实验室做研发，一步步升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在任何一家德国工厂，工人都需要经历漫长的职业培训，这是德国制造业的传统。

对现在的工作，班尼很满意，他说：“我需要灵活、需要坚强、需要对工作充满兴趣。要了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环节都要知道。如果想改善系统或者流程，我要学更多知识。”

他计划为卡尔倍可工作一辈子，因为“工作很有趣，有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公司还许诺派他去印度待一阵。班尼的父母也为儿子感到自豪，起初，他们担心儿子所从事的化学工作有些危险，但现在他们满意班尼能够自食其力。班尼的很多朋友也是技工。“在德国上大学很贵，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很多人会选择去职业学校。在我的朋友里，上大学和工作的比例大概是1:1。”班尼说，“而且，我们赚的有可能比白领多”。

乌夫带了四个徒弟，其中一个去德国东部担任生产经理。师徒关系更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班尼敬畏乌夫，说话时，眼睛会不自觉地望一眼师父。工休时，师徒躲在吸烟室，抽一盒乌夫从中国带来的中华烟。

乌夫说：“9年后，我会退休，班尼会代替我进入管理层。但是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150种产品就意味着150种不同的配方，可能需要10年才能完全掌握。”

班尼最大的梦想是攒一些钱，让现在的女友变成老婆，买一栋房子，生儿育女，每天回家，儿子会步履蹒跚地跑过来，喊爸爸。大部分德国男人的梦想都这样简单实际。正如我们在大部分德国工厂里所看到的：一个工人一天做一份很简单的工作，拧一个螺丝帽或将一个螺钉打磨到完美的程度。一辈子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的爷爷、爸爸也是如此。

德国工人的逻辑很简单：只需要认真做好工作，面包和牛奶都会有的。

用时间创造不朽

Taking the Time to Create the Timeless，即“用时间创造不朽”。这句英文的句式很美，意境也很美。在这个注重效率的世界，还有像罗瑟这样的工匠能够不计时间成本，专注于创造永恒和经典，这实在令人羡慕。

曹可臻

“对，你刻得很好。不要犹豫，要一刀完工。”海斯女士（Martina Hess）站在我的身旁一边鼓励我，一边向我传授着雕刻的诀窍。海斯是柏林KPM（德国皇家陶瓷厂）的雕刻工匠，眼下她是我的师父。

海斯50岁上下，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刚见到她时，她正聚精会神地雕刻，神情严肃，看起来像是个深度沉浸于自我世界的研究者。但一聊起来，你很快就会发现她是个热心的人，喜欢和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她的英语不很流利，却很健谈。

海斯正在指导我雕刻的是一个圆形陶瓷烛台的胚胎。我的任务是根据烛台表面的纹路，将叶片形的装饰纹路镂空。这是制作陶瓷烛台的第三道程序。在此之前，先要将高岭土混合的溶液倒入模具内凝固，再将成型的器皿拿出保持湿润。在雕刻完成后，还要再经过以下程序：检查裂痕、上釉、第一次高炉烧制、圆口处理、第二次烧制圆口、上色、绘画以及最后一次的入炉烧制。

我试图集中精力，一刀完工。但手还是不停地抖动，一刀下去，不是超出了纹路的界限，就是歪歪扭扭、凹凸不平。这令我有些懊恼。小刀在海斯女士的手里看起来很轻巧、很灵活，为什么到了我的手中却那么不听使唤？

但海斯女士并不觉得我做得很糟糕，仍然不停鼓励着我：“对于新手来说，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有这样的师父带，我感到庆幸。

相比于我，海斯女士自己可没有那么幸运。30年前，当她在巴伐利亚入行时，她的师父是出了名的严厉。“他是个有名望的老人。每次去见他，我的肚子里都像是有一千只蝴蝶在飞，害怕自己有什么没做好。”海斯回忆起学徒时光的青涩，不由得咯咯笑了起来。

2007年，海斯原本所在的那家巴伐利亚陶瓷厂因为无法维持经营而倒闭，随后她来到KPM。

KPM是德国四大陶瓷厂之一，1751年在腓特烈大帝的授意下成立。1763年，这位热爱陶瓷的普鲁士帝王又将KPM收购。260年来，KPM从来没有停止过经营。尽管有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但直到现在，它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原料、配方，坚守着传统的制作技艺。

“与几百年前相比，只有烧陶的方法改变了——以前窑是烧柴的，现在改成了天然气，并且由电脑控制。怎样拉坯、怎样上色、怎样造型都是没有变过的。”KPM的公共关系总监克莉丝汀·曼戈尔德（Christine Mangold）说。

这是KPM的特别之处——每一件作品都是孤品，因为件件都是手工制作。KPM是世界上少数仍坚持全手工制作的工厂之一：从制模、塑型到绘彩。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所有产品都可以以纯白色销售、同时又能提供种类繁多的装饰图案的手工瓷器工厂。

如今，印有宝石蓝君主节杖标志的KPM瓷器已是世界顶级瓷器奢侈品之一。一件KPM瓷器的均价在500～1000欧元之间，最贵的KPM瓷器甚至达到上百万欧元。即使是我正在制作的简单烛台，如果完工后的质量能达到标准，价格也会在200欧元左右。

要进入KPM做工匠可不容易。每年都会有100至200个人申请成为KPM的学徒，但最终只有2到3人能入选。克莉丝汀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教会了太多的人，就会有人带着技能离开。技能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有特别多的人来我们这里学习怎样做瓷器。所有的学徒都会被我们雇佣。”

成为KPM的学徒工后，还必须进行为期3年到5年的培训。只有在成为正式工匠后，才能上手制作一些重要的陶瓷作品。像海斯女士一样一来就能成为正式工匠的情况在KPM并不多见，大多数工匠都由KPM自己培养。

有机会和KPM的工匠学艺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决定按照海斯女士所说的要领继续尝试。我小心翼翼地沿着烛台表面的一条纹理轻轻划过，在最后的节点稍稍用力将陶土抠出。可是，任凭我如何专心、注意手法，还是达不到海斯女士干净利落的水平。

“不要着急，要静静地感受，就像和陶土对话一样。”海斯女士对我说，“这就像是一种冥想”。

冥想？听起来有点玄，但试试无妨，周围的环境也很适宜。

我们所在的工作室很大，是KPM博物馆的一部分。KPM位于柏林市中心，虽离著名的旅游胜地波茨坦广场只有两站地铁的距离，但这块区域闹中取静，并不喧嚣。整个KPM厂房是一个U字形的设计。左翼和中间区域是生产和办公区，不对外开放；右翼于2009年建成了一座博物馆和一间咖啡厅。这两座对外开放的建筑很好地体现了KPM的皇室风范，咖啡厅里使用的餐具都是KPM产品。博物馆不大，但功能清晰，设计现代。博物馆的前几个展厅主要用于介绍KPM的作品、历史和生产工艺，后面的工作室则用于展示制作陶器的细节。每个星期KPM现有的52个工匠们就会轮流从左翼的生产区域到工作室工作，与参观者交流。

此刻，工作室里很安静。除了海斯女士，还有两位瓷器画师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没有其他来访者，很适合冥想。

我一边按纹路刻着，一边放松心情，全神贯注地盯着陶胚，想象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和它。手上的感觉慢慢好了起来，小刀顺利地划过一片片叶子花纹的边。但正当我感到得心应手时，一个不小心，我又将刀锋划过了叶片的边缘。

“您30年做这个工作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吗？”我问。“有些时候我也感到十分无聊。”海斯女士依然微笑，“有时候我也想毁掉一切。做一件作品遇到很多挑战，会灰心丧气，想要倒掉所有的东西，或者干脆不干了。但总是能克服的，慢慢地做下去，会赢得挑战。”

工作室靠窗的位置，罗瑟女士（Annett Rother）正在一个白色陶瓷盘上描绘一朵花，桌上摆着一列盛满五颜六色矿物颜料的玻璃小碗。盘上的花已初具模型，她正用极细的画笔勾勒着花瓣，每画一笔，她就会蘸一下桌上的一种油，再蘸一下颜料。

“这是熏衣草油。它能使颜色在最后一次高炉烤制的过程中被更好地吸收，也可以使颜色看起来更柔和。”见我好奇地望着那盘油，罗瑟主动解答。

她的手很纤细，握着画笔画花瓣时一笔一顿的样子，很有大师的范儿。

罗瑟看起来很年轻，但她已经做了24年，是KPM自己培养的画师。花鸟和风景是她的绘瓷专长。这两个主题也是KPM瓷器最经常使用的装饰。

我静静地坐在她的桌旁，看她一笔一笔地描绘花的细节，就像刚入行的学徒一样。

和镂空雕刻相比，瓷器彩绘是个更难的专业，要成为一名KPM的画师也比其他工匠更难。首先，你需要具备一定的油彩绘画基础。在被选中成为学徒后，你要跟随KPM内部的教学老师进行三年的学习。第一年所画的瓷具不会被出售，第二和第三年，你画的产品有可能在公司的纪念品商店出现，但这是极少数，绝不可能是常规的产品。三年后，你还要花上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坐在一名有经验的画师旁，看他如何绘画，与他交流，收集他的想法。“但这并不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你必须具有足够的悟性和理解力，才能从老工匠身上学习到绘瓷的精髓。”罗瑟一边画一边说。

她的进展很慢，接近半个小时，还没有描完一朵花。她告诉我，即使是为一只中型陶瓷盘描边（根据盘子边缘的纹路着色），也需要花上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是件精细的活：首先，必须保证绘制花纹的毛笔毛发坚挺；其次要注意上色，因为现在绘制上去的颜色，经过烧制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成品的色泽和亮度要出窑之后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她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时间，追求的是精致与细节，而非效率和产量。

罗瑟的话令我想起在KPM博物馆前厅看到的一句英文：Taking the Time to Create the Timeless，即“用时间创造不朽”。这句英文的句式很美，意境也很美。在这个注重效率的世界，还有像罗瑟这样的工匠能够不计时间成本，专注于创造永恒和经典，这实在令人羡慕。

罗瑟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她说：“这是份特殊的工作，不是大多数德国人都能做的。能进入KPM这样历史悠久的公司，也是一件特别受德国人尊重的事。”不过，谈到收入，罗瑟也直言不讳：这份工作并不能使她赚很多钱。虽然温饱没有问题，但她仍希望生活能更好一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KPM几度濒临倒闭。罗瑟和另一位画师都曾一度离开KPM，直到2007年又重新回来。

社会变了，当今的时代已不再是瓷器最辉煌的时代。曾经的传统在欧洲流失，欧洲不再流行家庭宴会、下午茶会，精致的餐具、茶具也不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高端陶瓷用具的需求越来越少。

“每个工厂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克莉丝汀告诉我们，“即使是麦森——欧洲历史最悠久的陶瓷厂也一样。每个工厂都在想办法找新路子，把瓷器做得更吸引人，扩大销路”。

2006年，不堪重负的柏林市政府将KPM转让给了私人银行家约尔·沃尔特曼（Joer Woltmann），情况才开始慢慢好转。

沃尔特曼是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对于KPM有深厚的感情。“KPM的瓷器很昂贵也很独特。因为独特所以重要。我们想要把这种工艺一直保留下来，现在到处都是工业化，但传统工艺是一种文化，也很重要。”他曾说。

在沃尔特曼的经营下，KPM开始尝试新的方法，在柏林建起了博物馆、展示商店、咖啡馆。2010年，KPM还尝试与大自然保护协会（WWF）合作，设计制造了以虎为造型的陶瓷装饰品，在虎年宣传对野生老虎的保护。

今年年初，德国柏林动物园的明星北极熊“克努特”猝死。KPM又与柏林动物园合作，制作了限量版的北极熊陶瓷摆设，在动物园售卖。

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KPM又与法国跑车制造商布加蒂合作，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由薄瓷作为部分内饰和外饰的汽车。这款最高时速能达到400公里/小时，售价在1.65万欧元的高级跑车被布加蒂命名为“白色黄金”。在欧洲，“白色黄金”也曾是人们对价值连城的高级瓷器的别称。7月的亮相会上，沃尔特曼不无自豪地说：“KPM是世界上最快的瓷器。”KPM与布加蒂的合作并未就此结束，两个公司还在继续研究陶瓷在汽车领域的运用。

在新市场拓展方面，KPM也很积极。目前它已经在俄罗斯、美国成功分得一杯羹，在未来的两年内还准备进入日本、中国。

克莉丝汀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收支平衡，但总的来说还不错。”

赶场

这套书很有趣，我们的合作者和读者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志趣的人，事实上，我们只为他们做书。读者少……嗯，不过要那么多做什么？

方希  （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光华公司副总经理、专栏作家）

10月11号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中国人很多，做图书出版的在里面占了大部分。国内熬上点儿年头的图书编辑有一种特有的气质，同行之间容易辨别，套用“厕所脸”的说法，勉强可以称为出“版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编辑们大致都带有一点欢快的农青气质，现在各种牛鬼蛇神天外飞仙扑向出版，原先的味道已经混杂了带一点精明的茫然。机舱里大家窃窃低语，话题内容绝少涉及出版业务，除了老板级的人互相之间还探探彼此今年的收成、去年的改制，更多人把这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当成了一次旅行。

场面

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每年10月在德国的会展城市法兰克福举行，媒体热情地把很多大词扔给了这个书展：“全行业的嘉年华”“出版人的奥运会”“文化界的麦加”，近几年来大约每次都会汇集全世界7000多家参展商，将近30万人，是规模首屈一指的图书展会。对于国内的很多图书编辑来说，能去一次法兰克福不见得是去一次朝圣，但至少是一次证明自己是在出版圈里混的机会。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它最大的特点是包容，什么书都能展览，各种怪力乱神，甚至能在重点展示区域看到尺度极大的成人图书，大量的小语种图书除了在区域性书展出现之外（比如开罗书展上的阿拉伯语图书，东京书展上的日韩语图书）只有这个平台才能得以全面亮相，若说这是地球图书的全家福，也并不为过。据说全世界75%的版权交易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我对这个数字有点怀疑，因为版权交易需要时间，在会上达成意向和签约都是可能的，但是把哪些功劳算在书展上，是件不容易说清楚的事。

一般以版权交易为主的展会，参展商主要派出的是版权人员和编辑。和法兰克福书展遥遥相对的举办于春季的伦敦国际书展也是如此，它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多集中于英语系图书，书展的专业气氛更重一些，这和另一个有特色的美国书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书展（Book Expo America）的源头是1947年美国书商协会（APP）举办的采购型书展，它的主要功能是订货，所以在美国书展上，唱主角的是各大出版社的销售和市场人员。虽然近些年美国书展也受到版权交易的鼓舞，加大了版权交易的比例，不过从习惯上来说，很多人宁肯跑到德国来做美国书的版权交易，也不大会到美国去买版权。

参会的人不同，会上的气氛就很有区别。美国书展以促进经销商订货为主要目标，各个出版社招式频出，推新书的动作也非常大。从一个参会者的角度，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还是美国书展舍得”。如果你在展会上溜达一圈，加上比较善于伸手，你得到的免费礼品可能会拿到手软：各种印有LOGO的包（甚至有比较昂贵的背包）、工艺品、篮球、手套、笔记本、围巾、纪念币、日历、画册……你经常能在展场的角落里发现面带笑容、清点着大包小包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也许他们是出版从业人员，也许不是。销售和市场人员通常很好说话，也很舍得给礼物。一次一个同行的女孩看中了摆在接待台上的一个水晶球，爱不释手，吧嗒吧嗒地拿大眼睛看着高大的销售帅哥，帅哥立刻说：给你了。还补了一句，上周才从中国运来的呢，今天就给你带回中国了。如果有你临时起意看中的书，只要是展会的最后一天，管他们要一下，表示有版权意向，十有八九也都能拿走。这一点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文化人手里拿东西，通常都很难。

美国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都像中国农村的赶场，只不过美国的赶得更悠闲，更娱乐，销售和市场人员热心、阳光、开朗，而法兰克福书展上更多看到的是，拧着眉头拿着约见时间表匆匆赶赴各个展位的版权人员和编辑们，他们更精确，更严肃，更身负重担的模样，让人望而生敬。未经预约的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比较难有机会坐在出版社的洽谈桌前和人深入交流，当然，如果摆出一副出手不凡的架势，还是会招人待见。

热点

坐在老大位置上，法兰克福书展有自己的难处，需要不断出新，不断回应和组织产业话题。因此除了编辑和版权人员之外，也有大量的跨界人员参展。书展主席尤根·博斯把这种跨界交流称为构建多维度“价值空间”，而价值的线索就在“故事”。今年书展上的“法兰克福火花”（Spark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叫“故事驱动器”（StoryDrive），主题就是怎样讲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好故事”。以故事为起点，作家、出版商、IT人员、电影制作人、游戏设计商、音乐制作人坐在一起，把一个故事的价值演绎到最大。紧紧抓住小说，是因为故事是全世界最容易流通的内容，对于一家集合多语种的展会而言，这几乎是能让每个语种的出版商都有参与感的项目，但这几乎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文化和发展的障碍会在故事面前尽量消弭，展会能起到的作用也就功德无量了。

“法兰克福火花”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热点（Hot Spots），几乎涵盖了出版行业最关心的全部话题。2009年号称为电子书元年，从那一年起，全世界所有的书展活动都离不开这个话题。在那一年的书展上，2018年传统出版的末日这个说法也由激动得难以自抑的数字出版运营商带回国内。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之间的对话，技术提供商和硬件生产商的发布比比皆是，在活动清单上，几乎每个场地都是半个小时一次的小活动，有谈论数字自助出版的，有分析什么类型的内容更容易在APP STORE上获得青睐的，有分析FACEBOOK和TWITTER与阅读筛选的，有的场地人挤得站不下，有的则相对冷清，主讲者都泰然自若，各说各的。

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关系，现在全世界的图书展会仍在讨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也表示，这是一次内容的博览会，而内容是最初始的原料，至于如何呈现，如何实现多元价值，是需要共商的事。这是一句带有安慰性质的话，尤其对于焦虑的传统出版商而言。数字出版对于所谓传统出版的冲击，据观察，表现最为热烈和激进的是美国和中国。相较之下，交流过的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同行倒没那么上心。他们往往表示，第一，他们自己还是更喜欢纸质书，第二，他们相信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少；第三，该干嘛干嘛，如果变化实在要来，那就来吧。

手艺

图书编辑是出版的看门人，有各种声音表示怀疑，这个看门人的角色在未来还需要不需要。如果说到图书业的变化衰落，图书编辑的变化清晰可见。各个有传统的出版社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几乎都有一拨功底深厚的老编辑，而到四十岁左右，平均功力已经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岁数再小十年的，或者入行没多久的编辑，又更弱一些。其实很简单，现在综合素质起点比较高的人，不会把图书行业作为职业首选。出版节奏加快，财务数据和销售深入影响编辑选择，出版社对图书编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舒缓的节奏和环境熏陶耳提面命的方式来培养。

手艺的衰退和对手艺感的失敬不是出版一个行业的问题。甚至早已不是国内的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编辑而言，把一份文稿从700页删到400页，更改书名，重新调整章节，使原稿产生春雷乍响的开头、峰回路转的结局，不过是一天之内的工作。”做了四十年编辑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总编迈克尔·科达如是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的名著，就是具备这种能力的名编戈特利布和尼娜俩人做出来的。他们把原稿卷入打字机增加内容，把原稿剪成小窄条，再用透明胶带重新组合，经过这些加工之后，原稿看起来像锯齿状的拼图。

这就是手艺。

透明胶带和小窄条可以被鼠标取代，但是在哪儿下手，怎么下手，是这门手艺的精华。不过就算是今天的西蒙·舒斯特，恐怕也难找到这样的编辑了吧。

兰登旗下的潘赛恩图书公司前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在他2000年出版的《出版业》（The Business of Books）一书中认为：出版业在过去十年（1990～2000）中经历的变化比它在上个世纪经历的全部变化都要多。虽然它们大都发生在英语国家，但在未来的数年内，其他国家极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说到的变化，也就是出版机构之间频繁发生的并购，之前的出版业中虽然不乏大个头的企业，但更多的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怀抱理想和敬畏，感知到自己的职业和人们的知识与文化相关，有钱赚就很满足，做书不遗余力。但他们发现规则变了。图书被娱乐业深深影响，几乎成为第二娱乐业，严肃的书不再有足以养活他们的市场。大公司的编辑方式也早已发生变化，编辑不再掌握出版的决定权，取而代之的是销售部和财务部，预算和市场监测决定一本书出版与否，而不再是编辑的专业判断。一些原先活跃的中小型出版社被收购之后，不得不跟随母公司的指挥棒狼奔豸突，坚守变得可笑且不可行。

不过，一些淡定的出版社还是存在的。今年的伦敦书展上，我和同事与FIELL出版社的出版人Peter Fiell聊起他们的图书。他强烈推荐的书中，有一套是记录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时尚历史，每10年一册，大量的图片和手绘，记录了当时平常女子衣着上的时尚装扮。“这部书编写起来非常困难，”Peter 说，“图片的处理和资料查证都很复杂，我们打算几年内把这套书出齐。”我不由得问：“这种书会不会读者太少？耗时太久的话，会不会成本太高？”我的这个问题显然比较突兀，他想了想说：“这套书很有趣，我们的合作者和读者都是和我们有共同志趣的人，事实上，我们只为他们做书。读者少……嗯，不过要那么多做什么？”

我无言以对。

阅读——除了书，还有很多事物能让我们读懂生活

再见，独立书店

书店帮助当地的人们创造社区。人们可能觉得他们可以生活在网络上，但是事实上他们住在真实的小镇上，实体的书店能让这些地方变得更富饶。

刘晋锋 

1月7日上午，万圣书园的主人刘苏里到某出版社参加图书订货会前会，只遇见三张老面孔：一来自重庆，一来自汕头，还有一位是北京的图书批发商。过去，这家出版社举办同类活动，最盛时期民营书商占来宾人数的70%以上,将近百人，其中一半与刘苏里相熟。他说：“不由得你没感慨。”

去年11月份，我问单向街书店的老板之一许知远：“光合作用书店死了，你怎么想？”他似真似假地笑一下：“兔死狐悲呗。”时尚廊书店的老板许志强说：“地租价格太高，时尚廊世贸天阶门店一年亏损200余万元已算正常。”

你还记得音像店从你身边消失的那一天吗？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要说一声：“别了，独立书店！”（在中国，它的名字一般是民营书店。）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即便是有一天，中国所有的独立书店都从地面上消失，也不会是一件多么轰动的事情。因为这是全世界实体书店都正在面临的威胁。而更具中国特色的是，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独立书店原本就少得可怜。

高全喜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去年他写出了一本好书《立宪时刻》，他到单向街书店举行讲座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谈起书店。他说他总是担心万圣死掉，所以，“每年，我都要到万圣买8000元的书。可是，我发现我的年轻同事们都是到万圣抄书名，然后去网上买。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他们说高校的收入实在是太低，没办法。这事可真难办！”

近些年来，有很多次，我都会听到一个说法：“到书店带一本书回家！”如果你爱书店，希望它活下去，那么你也应该有所作为。

人们阅读书籍，并不是出于对纸的崇拜。我想，即便是有一天人们不再阅读纸质书，还是会有人渴望书店继续存在，这仅仅是出于一种对过去的迷恋吗？

从去年开始，我每隔两个星期都会到读易洞书店参加一个名叫“阅读邻居”的活动，读易洞离我家十几里地，但它可能是北京唯一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书店，在那里我们能体会到分享的乐趣，以及重新找到很多年不再有的“邻居”。

即便是以“优选图书”而闻名的万圣书园也远远不止于卖书。高全喜说：“万圣早已不只是个书店，它已经成为北京思想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物，就像民国时期上海的内山书店。来这里买书的人，都是希望在这个氛围中，摸摸书，见一些老朋友聊几句，喝喝茶，买书本身已经变成次要。这是一种享受，寻找思想交往的享受。”

刘苏里去年第一次到了美国，最令他感慨的不是那些在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地标书店，而是遍及美国各个小镇的社区书店。美国一位社区书店的老板说：“书店帮助当地的人们创造社区。人们可能觉得他们可以生活在网络上，但是事实上他们住在真实的小镇上，实体的书店能让这些地方变得更富饶。”

而且，我们也总是乐于听到这种“麻雀变凤凰”的故事：“2010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图书《修补匠》，之前从未进入大型图书排行榜，但是在各个独立书店中，它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在获奖之前，这本书已经在独立书店卖出了七千本。”如果没有独立书店为我们保留“非主流趣味”，我们肯定会错过更多。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变化，但如果你现在还喜欢书店，那么到书店选一本喜欢的书带回家吧。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万圣开业第三年，刘苏里动了点念头想去美国。消息很快传开，有个读者走进店里，非常愤怒。“你以为这个书店是你一个人的吗？”他对刘苏里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

谢丁

2007年，我和几个朋友偶然发现万圣书园在芳草地的分店。书店不大，紧邻陈经纶中学的大门，躲在一栋居民楼底层。木框的落地玻璃窗，朝东开着，放了几张桌椅，像个摆了书的咖啡馆。但下午总不见阳光，屋子安静昏暗，很少看见其他顾客。那个夏天我们常去，一年后它就消失了。

我们总说是万圣选错了地方，怎么开得这样隐蔽？据说，它在西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也开了一家分店，听说也死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它至今还活着，只是交给了小区自己经营，万圣书园帮忙供货），我们当时还叹息说它怎么又选错了地方。万圣试图扩大它的影响力，在那两年非常明显。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还是临死之前的放手一搏。那时，到处都在说实体书店已经没有出路。我们看着第三极书店高调开张，然后昏天黑地地打价格战，最后悄无声息地倒掉。整个北京，除了光合作用还在不停地发酵开新店，其他的小书店似乎也都情况不妙。听说华贸中心的读易洞因为租金太高而关闭，世贸天阶的时尚廊书店靠时尚集团的补助才能撑下去，单向街书店一直都没有收回过成本，到今年，光合作用也几乎死了。

好像总是这样，每次踏进一家书店，都会自问一句，它还能活多久？担心万圣书园的人似乎更多。有次在饭桌上，一个学者说，为了摒弃这种担忧，他会定期到万圣去采购一批书籍，仿佛如此就安心了。他说，如果万圣也没了，倒不是说没地方买书，而是生活就像被挖去了一个角。

多年来，我在万圣买过的书，屈指可数，仅能占据书架的一层。其中一本是1998年在北大小东门的万圣老店所买。我在店门口的显耀位置发现了标价2.4元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卖价居然也是2.4元。这本书如果在北大校内的旧书市场，书价至少会翻好几倍。那家万圣老店49平方米，也是隐藏在一条胡同里。门口一个高台，长年累月有人站那高台上闲聊。

老街在2001年拆掉后，很多人怀念它的旧日时光。他们在万圣买书闲聊的日子，在各个小咖啡馆高谈天下，那些景象仿佛构成了20世纪末北京一个独特的角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得到了点儿什么——具体是什么，除了知识、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似乎无法道明的意义，也许多年后才会显现。

我从来不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但每次去中关村，总要顺道去蓝旗营看看。从北大东门沿着成府路往东走，直到过了一个路口，看见“万圣书园”几个蓝色大字还在墙上，心里就“哦”的一声，它还在。自从万圣2001年搬到这个更醒目的位置后，店面扩大了十几倍，看起来繁荣昌盛的样子。它依然在北大和清华之间，店内弥漫着一股严肃的书香味——我甚至不敢在那些书面前发出笑声。

万圣的营业员也是很少笑的。他们大多静悄悄地游走在狭窄的书架之间，整理归类，爱理不理，仿佛对他们问个问题都是一种不礼貌。有次我问了一句“阿城的书还有么？”“跟我来。”一个穿蓝色T恤的营业员冷冰冰地带我走到文学区，对着书架上的某个位置遥空指了一下。万圣的态度就是这样，但它却有一种古怪的魔力吸引着一群人。我常看见有人在书店里推着一辆超市推车，从书架上往里扔书。还听说有更多的外地人，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往这里赶。如果你在万圣的醒客咖啡待一下午，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谈论天下——只需上一趟厕所，一路走回来就已家国命运裹身。

在现在的中国，也许再也找不到像万圣这样的书店，它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气味”。仿佛一个普通人只需告诉别人他常去万圣，就是走在文化和学术的道路上了。在万圣创办后的前十年，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它是有理由成为读书人的圣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挫折后，正在观察时局，尝试寻找另一条道路。他们发现，躲在北大外巷子里的这家小书店，不仅是个天然的自由的图书馆，还可以在那里碰到志同道合之士。而其关键微妙之处，还在于万圣的老板刘苏里这个人。

我最早在北大听说刘苏里时，大家喜欢说他是个学者型商人。他毕业于北大国政系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后来还曾在中国政法大学留校任教。刘苏里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但他还有一种结交知识分子的活动家天赋。万圣开业第三年，刘苏里动了点念头想去美国。消息很快传开，有个读者走进店里，非常愤怒。“你以为这个书店是你一个人的吗？”他对刘苏里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句话似乎隐含了万圣的另一层意义，仿佛它自此就有了使命感。到第四年，刘苏里甚至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此生只做一件事》。书最终没有成形，他说那时太得瑟了，但也许还有另一种解释。在我认识刘苏里之后，我认为他心里就算真的决定此生只做一件事，也不会只是开个书店。

2008年夏天，就是芳草地分店消失的那年，我碰巧在万圣的醒客咖啡见到刘苏里。与我们想象的一样，他的确是个严肃的人（就像他卖的书一样）。他身材高大，戴个眼镜，一脸络腮胡好像总是只刮到一半，声音洪亮有力。虽然说着严肃的事情，却总带着笑意，让你感觉他仿佛从未有所畏惧。

那次谈话的许多内容我已记不清，但我们聊到了书店的存亡，还有网络书店带来的各种威胁。我还记得他对当当网的愤怒，他说在刚刚结束的中关村图书价格战中，最后胜利的可能是李国庆。我问他万圣怎么办？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看起来很有信心。那时许多媒体都非常关注万圣的未来，刘苏里的回答坦然却又模糊。“击垮一家书店容易，但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他说，“万圣就是个体系。”

那次碰面后，我很少有机会仔细问他这个问题。像大多数人一样，我通过道听途说和媒体采访，偶尔知道一些万圣和刘苏里的消息：他在媒体上列的推荐书单，他发表在《SOHO小报》上的和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访谈，他撰写的那些直言无讳的书评——他说万圣一定要是个言论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学术流派的书在这里售卖，但他本人会在书评中，对不喜欢的书给予批评，从不吝啬。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是，刘苏里谈到他对台湾诚品书店的看法，他说“诚品书店不仅是在做书店，也是在玩房地产”。一个记者问他万圣的生存之道，他首先反驳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外界认为万圣还能活下来，是因为地理位置太好，处于北京的学术中心。然后他列举了几个数字：“万圣的销售业绩中，北京占三分之一，北京以外的国内三分之一，境外三分之一。”

在看到这番话的几个月后，今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我终于正儿八经地和刘苏里坐下来讨论万圣。我提到万圣的读者群，是否都是像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笑了笑，“这都是外界的误解。”他说：“知识分子没那么多钱。或者，他们的家里早就放不下书了。”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们很大一块销售额实际上来自于商人，所以我很清楚这个国家的哪些商人私下是看书的。还有那些演艺界的人、电视主持人，就是那些你们平时都觉得根本不看书的一群人。”

某种程度上，万圣读者群的变化，应该是我们意料中的事。知识分子虽然仍是万圣的常客，但对于一个将近1000平方米的书店，仅靠他们来养活不太现实。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已很少光临实体书店。但是，当年那批受万圣影响的年轻大学生，如今已遍布中国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惯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者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密集地思考中国的未来。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书价的高低，但选择看什么书，却是至关重要的。还有谁比刘苏里和万圣更适合这个“筛选”的角色？

刘苏里似乎有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书籍鉴别力。他一年之内会速览数千本，他知道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书是浪费时间。而有些书，即便作者是他的朋友，他也不愿意摆在万圣。据说有一位作者送书给刘苏里，他看完后，退了回去，那个人气得当面摔书离去。他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比一般的书店老板更为紧密。常有出版社的电话打来，问他某本书是否可以出版？印多少册合适？甚至常有作者咨询，问他某本书写多少字比较合适？他对我说：“你想象不到万圣的影响力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吧？”

我问他万圣到底是个什么体系？他说首先你得把书店当做一门生意。他向我透露了一些书店生意上的诀窍。比如后台管理人员一定要比前台多，财务和信息管理是最重要的部门，不要找出版社要更多的折扣，对方或许会给予最优惠的账期；要及时跟出版社结清款项，否则你留在账户上的钱也可能是定时炸弹。然后他突然停下来，笑道：“我不能说了，这是秘密。”

但也有一些秘密几乎是公开的。如果你常去万圣，绝不会忽略这里一些看起来有点古怪的痕迹，它们都带着刘苏里独特的气质。他最痛恨员工朝读者微笑，那是讨好，“坚决不能把读者看作上帝，一定要从脑子里摒除这个观念”。如果看见有年轻人在书店抄写书名，或者拍照，那就随他们去。不要做任何导购，或者那些自鸣得意的事，“我们的读者绝不高于我们开店的人”。他也从不主动在醒客咖啡搞任何讲座或者新书发布会。他说：“那些讲座主要是针对读者，而万圣的读者绝大多数已是可以做讲座的人。你怎么去做？”他甚至还会主动赶跑那些能带来收入的顾客，比如在咖啡馆打牌的、喝酒的。这里不接待生日活动、毕业纪念，他甚至奉劝那些谈恋爱的情侣，请不要过分。到最后，经过重重筛选后能坐在这里的人，除了谈国家大事还能谈什么？早些年，醒客咖啡和万圣书园里的读者重合率只有30%左右，但现在已经达到了80%左右。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咖啡馆几乎是不盈利的，而收益主要来自书店。

对我来说，每次推开万圣的大门走进去，经过一楼的打折区，就像步入另一个世界。那些直入天花板的书架，摞得厚厚的晦涩的书，咖啡馆那些破旧不堪的桌椅，想必它们最后都成了严肃的物体。刘苏里在这里打造的一切，甚至空气，都有他鲜明的记号。每次在万圣闲逛，我都有一种紧张的迫切感。唯一让人感到放松的，是芳草地那家分店，但它的死亡仿佛在发出笑声，令我不安，同时生出敬意。

社区的内心秘密

不是小区强，哪个社区没有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不愿与人分享？问题是，得有一个空间，得有为这个空间张罗的人。

杨早（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主编《话题》系列丛书）

读易洞是在乡离乡的富顺人内心的一个秘密。

关于读易洞，1993年版《富顺县志》第569页是这样说的：“在县城西湖南端，建于北宋天禧年间，由木楼及山洞组成，洞高160厘米，宽97厘米，顶部呈弧形。清代于此建立西湖书院，后废。”

知道这些的富顺人其实很少，但“读易洞”这三个字自小便耳熟能详，因为那地方现在是一个菜市场。四乡的农民挑菜进城，都在读易洞会齐售卖。2010年末我去海口开会，在出租车上瞥见街边一家饭店，名字赫然是“富顺独一栋豆花饭店”。无疑，老板是一个到菜市场不抬头的孩子。跟邱小石一样，他想用在乡时最熟悉的地方为自己的小店命名，只不过他不像开书店的，知道这三个字是某种文脉的象征。

所以，当一家书店取了这么一个同乡会心而外人不知所云的名字，除了彰显它理所当然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有意赋予自身一定的象征意义与实用功能。在富顺，如果你天天去读易洞菜市场，你能买到最新鲜的蔬果，也有可能见到所有的熟人，听到流传在这个城市的一切新闻。

“读易洞”由此成为一个双重隐喻，它既指向历史上的读书事业的延续（四川有谚“富顺才子内江官”，富顺以明清出了两百多名进士闻名），又暗示着现实中的市镇公共空间。

邻居显摆的景点

读易洞刚刚开张的2006年，我就与洞主邱小石讨论过他的开店构想。邱小石本身就是读易洞所在的万科青青家园小区的销售策划。他跟我讨论这个小区为什么适合有一家小书店：30万平方米左右，一千多户人，住户以白领为主。这样的小区北京有不少，“如果每一个这样的社区都有一家社区连锁书店，那么这将是一个绝佳的文化传播机构，”小石已经习惯了跟我这个老乡也说普通话，“因为这不单是一家卖书的商店，它还是一个社区文化空间。”

五年以来，我都是按照邱小石的这个定义来理解读易洞的。青青家园远处僻郊，在出名之前外面来的顾客很少，主要使用者肯定是小区的邻居。虽然由于自身的原因（最主要是人力与业余的方式），读易洞一直没有大规模地进行社区宣传，但是它渐渐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社区文化空间。邱小石自己的总结是：“读易洞社区书店，书店功能之外还是邻居的朋友来访时显摆的景点，自由职业者如同单位的去处，男人美其名曰上进的家务避难所，大人餐馆吃饭时闹腾小孩的安置地，家门口不掉面子的社交场，聊天上网喝茶需要消费的居委会。”

这些功能我都可以出演见证者，常在洞里看见一个SOHO男人对着笔记本电脑做冥思状，或一个女孩子捧着一本书在沙发上睡着，或公共知识分子接受外媒采访。2008年，我们楼的邻居因为楼房维修导致污染，需要跟社区物业谈判斗争，需要一个确保安全的聚会讨论场所，还是选在读易洞。

更理论化也更贴切的表述来自邱小石钟爱的《建筑模式语言》一书，一旦有机会，他总会反复推荐这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结构中心的研究成果。我们来看看这本书怎么定义“社区的活动中心”的：“为社区创建集中常去的地方，这些中心要足够小，45乘60英尺就够了，它能使正常的公共生活井然有序地集中起来。”

在北京摊大饼式的城市设计中，夜生活与社区分割得非常遥远，夜生活与家的距离常常以十公里为计量单位，这本身就削弱了城市生活的乐趣。“灯火通明，是吸引人夜生活的必要元素，人们才能感受到夜晚的安全，因此，独立的咖啡座、冷饮店、酒吧间、书店、小超市、加油站，本身都不能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它们必须集中起来。根据观察，形成夜生活活动场所的数量最小数字是6。”事实上，即使算上扰民的广场秧歌，一个北京社区也很少超过3个夜生活场所。很多邻居跟我抱怨过，逢上读易洞周一休业，他们连个室内可坐的地方都找不着。

有时走进洞去，见洞婆婆（读易洞由邱小石和网名为“洞婆婆”的阮丛夫妇共同创办）笑容疲惫，问今天去进书搬货了么？她说：哪里，有一对邻居夫妻吵架，要我给他们仲裁！又或是：有个女人来找我做职业咨询，聊了三个小时，这可真是某种不可承受之重。然而我也很能理解那些莽撞的倾诉者，你在这个都市的郊区待着，往来穿梭于繁华与荒凉，在哪儿都找不到可以倾谈的空间，可以放心低语的人。读易洞以它的装饰昭示了某种品味与热情，而洞婆婆的和善是冷漠社群的一方解毒剂。

听说这个小区一开始定位郊区别墅时，人少，邻里关系好，总是互相串门或择地聚会。渐渐地，人多了，杂了，人际关系变得相对复杂而暧昧，尽管小区论坛仍是金牌论坛，线下的交流毕竟不可替代。

我与朋友黄永相识于2000年的最后一天。六年后我搬入这个小区，一年后他也跟了进来。该人声称主要原因还是我：“我喜欢从前文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大家住得近，常常可以互相来往酬和。”日子越过越复杂，家门也变得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打开，于是我们常常约在读易洞见。

其实，会与邱小石重逢，还不是因为这个洞！我离乡廿年，不想搬到这小区不久，发现新开了家书店，一看名字就觉得不对头，很不对头。撞进去一看，居然是连样子都快记不清的儿时玩伴。倘若没有这个洞，哪有这么戏剧性的场面。

生活不应在远方

读易洞当然不是小区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来自凑巧的资源与店主的坚持。然而，它的存在确实给这个小区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对于讲究生活质量的业主来说，这家书店的存在，可以让小区房屋的价值增值不少。对于开发商而言，这样的书店将擦亮这个小区的品牌。事实上，在Goolge地图上，找“读易洞书店”比找“万科青青家园”要更容易。

有很多评论抱怨中国的年轻人好高骛远，总想着一步到位买大房子，但评论者对其中的隐性原因却视而不见：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家庭承担了许多社会化功能，它得有会客区域，得有足够的儿童活动场所，阳台室内化之后又缺少花草种植与宠物活动区域，最关键的是，社区功能的单一，让家庭之外的交际与放松，只能移往遥远的城市中心区。它制造了一种分裂的生活方式，一部分生活在这里，另一部分生活在远方。

改变这种状况，或许就是从一个复合式的书店、咖啡馆或活动中心开始。读易洞承担着书院与街市的双重角色，对于愉快的社区生活来说，它是必需的而非仅属点缀。在读易洞开张五周年之后，邱小石、《绿茶书情》主编绿茶与我，联手创办了社区读书会“阅读邻居”。在一个记者沙龙上，我介绍上期阅读邻居讨论了桑德尔的《公正》，推荐了社科文献的“近世中国”系列，一位女听众眼睛睁得牛大：“你们小区这么强啊？”我想对她说，不是小区强，哪个社区没有读书人？哪个读书人不愿与人分享？问题是，得有一个空间，得有为这个空间张罗的人。

我幻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坐在读易洞里，听我们分享阅读心得，讨论社区事务，交流时政看法。他们离去的时候，或许会抬头看看门额的木匾，或许不会。读易洞或许永远不能创造一种赢利模式，但它终会成为这个小区的孩子将来的一个内心秘密，不管他们未来把它写成“读易洞”还是“独一栋”。

只剩下噱头

如果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用这个剧本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有利于抗日宣传，更有可能得到附加的戏剧效果。但放在今天，只剩下噱头罢了。

何力

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由张艺谋导演执导，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备受瞩目。

你或许会觉得，只有最不入流的好莱坞制片商才能想到在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烈的题材中加入爱情戏——但这恰恰是《金陵十三钗》的主线。爱情戏在这个被拍过多次的历史题材中显得既刻意又缺乏说服力。作为第一批由美国著名影星主演的中国投拍片之一（另一部是10月份在釜山首映的由凯文·斯贝西主演的作品《形影不离》），张艺谋的苦心之作《金》很自然地靠克里斯蒂安·贝尔领衔出演而备受关注。不过不走运的是，就在这部电影上映前不久，已经有过另一部同样题材且相当优秀的影片——陆川的《南京！南京！》。《金》从12月16日起在中国国内上映，该片北美发行商Wrekin Hill会从12月23日起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点映，并于年后扩大上映范围。但是至少从北美来说，该片的商业前景非常有限。

《金》根据著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改编，该小说将于明年在美国出版。编剧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早在《菊豆》时就有合作。影片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故事中安排了一个政治中立的美国人，把他放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南京教会女学生和风尘女子中间，意在把南京当时的恐怖状况搬上大银幕，让更多观众看到。

除了指出日军入侵中国旧都南京前后曾屠杀20万人（南京市公布的数字是超过30万人，目前就伤亡人数的界定仍存在争议），影片没有提供更多的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市陷落后，城市一片废墟。刚攻城成功的日军正在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围墙掩护下的温彻斯特大教堂成了女学生临时避难的藏身之所。

在此避难的还有一个落单的美国人约翰·米勒（贝尔饰），他浓密的胡须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说话的语气既滑稽又颠三倒四（比如重复使用“无论如何”这个词）。用剧中一个中国人的话——“小混混”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了，因为他开始搜刮教堂里的酒窖，还想要得到并不存在的钱，在每件事上都表现得自私自利。在这个故事中刻画这么一个贪财、无知、粗野的唯利是图的白人形象，这其中是有许多原因的，不过没有信仰的异国土地上的美国人无疑是银幕经典形象，《卡萨布兰卡》中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里克就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代表人物。只能说，贝尔饰演的米勒还达不到这个水准。

很明显，米勒的起点很低，是为了营造出动人的戏剧性转变——从一个自我中心的酒鬼变成一个高尚的骑士。可惜编剧和演员都没有为这个角色提供任何背景信息，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在目睹生灵涂炭的时候表现出震惊，可过去的几周他又呆在哪里？这个角色在视角和观察力上都毫无贡献，只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空花瓶，等着被盛满。

当地妓院的13名风尘女子翻过围墙，想找一个地方避难。她们打扮得像是要去登台演花鼓戏，大声吵吵嚷嚷，把吓坏了的女学生挤到一边，自己倒像回家了一样，毫不客气。米勒不敢相信自己交到这种好运，立刻盯上了她们中间最傲慢的一个，也是英语说得最好的一个——美艳的玉墨（颇具表现力的新人倪妮）。玉墨从米勒处确认了日本人“不会碰西方人”之后，表示当下并不提供任何好处，只对急不可待的米勒承诺“如果你帮助我们，我也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你。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米勒为了好玩而穿上教士袍，顺势阻止那些闯入教堂并大喊着“这里有女学生！”的日军。从那一刻起，米勒开始了从恶人到“圣人”的自然转变。他看到了神父这一身份的优势，把袍子穿了下去，刮掉了胡子，成了“约翰神父”。

一个“和善”的日军军官后来为手下士兵的擅自行动道歉，并提出保护教堂一阵子。但他最后要求教会女学生们去日本军官们的“派对”上献唱，而所有人都知道去的结果就是遭到凌辱或遇害。因为这件事，之前那些肤浅、物质的风尘女子们表现出了意外的自我牺牲精神，米勒也无畏地站了出来。

这些贪图享乐的小人物站出来做这件无私的事的时候，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可否认的动人的道德力量。但是从现实生活和电影两方面角度来看，影片在环境和计谋布置上着墨过多，不够真实可信，让故事的结局失去了可信度或预期的冲击力。

尽管影片给了尸体横陈的街头一些镜头，表现出周围惨烈恐怖的氛围，大部分镜头都局限在教堂内部和临近的场景。年轻女学生之一的书娟（张歆怡饰）也是影片的旁白，片中还出现了其他有趣的角色，包括照顾女同学们的聪明的眼镜男孩乔治（黄天远饰），还有立场不坚定的汉奸孟先生（曹可凡饰）。

当影片开始走向最后的结局，细节部分赘述过多，进一步放慢了戏剧高潮的推进，也过于强调之前埋下伏笔的牵强的计谋。米勒为玉墨做好造型之后（影片未交待他会剪发和化妆），玉墨告诉他（这里出现了全片最遗憾的穿帮，用了现代英语），其他的女孩们“都想你给她们进行大改造”！

如果华纳兄弟公司1942年用这个剧本拍一部电影，可能会有利于抗日宣传，更有可能得到附加的戏剧效果。但放在今天，只剩下噱头罢了。

大众——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生活故事会

毒枭的女人

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王也

整个邦康城区，只这一块地方有可以容下两个人散步的树荫——大金塔，在号称万塔之邦的缅甸，据说位居第二，建造之时耗费近两吨金粉。大金塔的背后，是随季节变化，有时奔放有时含蓄的南卡江，江的那边是中国。

到佤邦工作了三个月的时候，海灵姐第一次带我到这里来，这里是她多年以来每天散步的地方。她欢快地说：“从前只有我自己，现在有你一起面对和尚们的目光了。”

那天是中秋。暮色中，日间近乎粗俗的金塔显得有几分童话色彩，和着和尚们慵懒的唱经，我随她赤足走在塔院清凉的地板上，绕着金塔，一遍一遍。月亮渐渐升起来，银白的月光下，她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十年前，在昆明做记者，后来为人类学硕士学位论文到中缅边境做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时候，她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吧。

手机响了，是她在新加坡的母亲和儿子打来的，问候她中秋快乐。挂了电话，她从兜里摸出一只信封，递给我：“你上次说要看看我儿子的照片，给。” 我的心狂跳。借着塔里传来的灯光，我看了照片上的小男孩一眼，如释重负，微笑着说：“你儿子长得真像你。” 海灵姐眼睛一刻没有离开照片，听我这么说，也笑了，自语道：“是么？”

不是的。这孩子长得更像他的父亲——金三角最大一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被美国政府悬赏百万美元通缉的毒品王国的君主。

她是被他宠幸过又遗弃的三姨太。看到两人孩子的照片，我才意识到当年文静白皙，说话慢条斯理的女记者跟黝黑粗犷，杀人如麻的佤族毒枭原来长得很有夫妻相。

毒枭身边的男人们说，她是个心机重重、野心勃勃的女子，在“司令”那个小学毕业就算高级知识分子的班底里，英语流利的她独领风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和亲密爱人。后来，她卷入了一次军事泄密疑案——他的部队在一次运毒行动中受了重创，警卫说只有她在事发前进入过情报室。他给了她和儿子房产、美钞和豪车，打发她们去了新加坡。新加坡是大小毒枭和他们亲属的移民首选地，其次是泰国、英国和北京。据说毒王其他几个姨太太生的孩子们就在北京的国际学校读书。

毒枭身边的女人们则很不屑——她不过是个认得几个字、姿色平平的中国荡妇，所谓“三姨太”云云也压根是坊间的编排，“老乖”（这边方言里女人对老公或者情人的昵称）明媒正娶的只有老大和老二两个太太。老乖需要她的头脑，而她还不是贪图他的钱！谁叫他这么有钱呢。因为不相信银行，他的钱都是美元现钞，堆在大房子里。到了雨季，为了防止发霉，只要出太阳，就要动用数名士兵搬到院子里晾，搬进搬出，人多手杂，丢了多少，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

迫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毒品产业的重心已经从传统的植物毒品转移到化学合成毒剂，毒枭也与时俱进，以自己人头担保宣布在自己辖区内全面禁种罂粟。各种国际援助和监察机构涌入。她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只身回到金三角。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凭着语言、经验和人脉的优势，成为一个国际禁毒组织的重要联络员，周旋在曾经的情人和部下之间。有人说见过海灵哭着请司令的老战友说情，希望跟他重修旧好。

关于她的这一切是这个小小的城邦里妇孺皆知的常识，早已失去了八卦的刺激。只有遇到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外人，人们会故作平常地“透露”一二，看着听者惊异的表情，获得一点知情人的优越感。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审慎地不在我面前谈她的过去了。

我至今没有问过她，那些传闻是不是真的，我问不出口。我怕，怕她勃然大怒，拂袖离去；更怕她悲从中来，当着我的面号啕饮泣。不过，最怕的是她不承认，怕看到她捉襟见肘的扯谎。

此刻，异乡的中秋月夜里，她只是我的海灵姐——我们是同事、是朋友，也是姊妹。

夜越来越深，和尚们早结了晚课，准备就寝，香客们也渐渐散去，我俩话说得差不多了，脚步却停不下来，仍然一圈一圈地绕塔前行，默默听着周遭草丛里热烈的虫鸣。

一辆皮卡开进了寺院，停下，一个人从车上下来，朝我们走来。他戴着一顶棒球帽，是阿华。大家都看得出来阿华喜欢海灵姐。阿华跟海灵姐同龄，是缅甸的傣族，不太会说汉语，沉默得近乎木讷，是另一家机构的司机。阿华年轻的时候很帅，白净、魁梧，心高气傲，人家给他介绍了多少姑娘，没一个让他动心，独身至今。他人前永远戴着一顶很酷的棒球帽，很不像一般的司机，直到有一次大家一起吃烧烤，太热了，他脱下帽子，整理头发，我才看到他严重脱发的前额。

海灵姐低声说：“他怎么又来了？”拉着我要往草丛里走。

“你们俩……怎么不跟我们唱歌？”背后传来阿华无辜且无奈的声音。

在这座聚集了毒枭、赌徒、妓女、瘾君子、投机商、贩夫走卒和当地人最反感的“缅甸奸细”的小城，最高雅最奢华的娱乐就是到市中心一个中国商人开设的卡拉OK厅唱歌。今晚当地领导请各友好单位的工作人员到那里一起共度佳节。

“中秋节要看月亮的呀！”我转身仰头，用手指向夜空。

三颗脑袋都抬起来，月光洒在三张脸上。

“阿华，你说，这月亮好看不好看？”

“好看。”

“海灵姐，你觉不觉得这月亮配上这金塔，这里简直像童话里的伊斯坦布尔！”

海灵姐姐没做声，头一动没动。

“什么……耳？” 阿华瓮声瓮气地问。

我盯着阿华被帽檐阴影遮住眼睛的位置说：“管它呢！不过，阿华，告诉我，你喜欢海灵姐吗？”

“咳，你这丫头！瞎闹!”海灵姐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阿华有点回不过神来，伸出手来，把棒球帽檐拉得更低了。

“我、问、你，是、不、是、很、喜、欢、海灵姐？”

“是……”阿华怯懦得好像承认错误的小孩。

“那，你喜欢海灵姐什么呢？”怕这个问题过于深奥，我补充：“你觉得她好吗？哪里好？”

这个问题，阿华似乎比较有信心回答了：“她很好啊！是个好人，心好。”

我得意地回头看看身后的海灵姐。海灵姐放开我的胳膊，欲笑还颦：“好端端地说这些！”然后迈开步子，继续绕塔。阿华条件反射一样跟了上去。我跟在他俩身后，隔着四五步的距离。

有一次阿华喝了点酒，跟朋友们说，他愿意跟着海灵姐，中国也好，缅甸也好，甚至新加坡，照顾她一辈子。只要她乐意，他就亲自去找“司令”，对他说：从今以后，她由我负责。

据说这话传到海灵姐耳朵里，她面色惨白，一言不发。

阿华太天真了——即便海灵姐授权，司令也不可能跟他这样一个无名小卒谈判。何况如今，很少有人能见到司令——司令病了。因为酷爱生食猪肉，这个指挥着三万人武装部队的首脑，自己的大脑早被一种顽固的寄生虫攻陷，成了敌占区，遍访中、缅、泰的“神医”，也不能根治，发起病来，头痛欲裂，亲疏莫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跟这样一个人同眠共枕？不如浑身生疮死了！在一次聚会上，我曾经恐惧而厌恶地脱口而出——幸好海灵姐不在场。听众们会心地笑了，说：“你还没见过司令本人吧？他年轻时很会哄女人的……”

终于眼见传说中的毒枭是在他某个女儿的婚宴上。当地大小官员家的红白喜事早已成为政治经济事件，笑纳三教九流殷勤或者无奈奉上的红包，然后招待大家吃流水席。我到得有点儿晚了，吉时已过，第一拨客人已经吃完走了，第二拨客人刚刚落座。土布军装的佤族小兵和扎着辫子的佤族女娃们忙着撤菜上菜，男宾一根一根地抽着云南香烟，女宾嗑着瓜子评价酒席的水平，摆满几十张桌子的简陋餐厅，人声嘈杂，遍地都是丢弃的纸巾和果壳。我在来宾册上签了名，交了手里的红包，一个负责卫生工作的官员领着我，穿越弥漫着浓烈烟雾的大厅，小心避开撤换下来堆在地上的杯碗，来到最大的一张圆桌前，俯身对背对着我坐着的一个人耳语了几句。他站起来转过身，嘴里的饭菜还没有全咽下去——这是一张最普通的上了年纪的山里农民黝黑木讷的脸。他含含糊糊地点头，几乎没有表情，显然没有弄明白来人究竟是谁，不过作为主人必须例行表示感谢罢了。

我赶紧伸出手去，满面堆笑地说：“终于见到司令本人了，我很荣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之前所有的义愤、恐惧、鄙视、厌恶在那一刻自动让位给好奇、惊诧、荣幸、诚惶诚恐。庄严的国际通缉令、诡谲莫测的政治风云，还有他腰间出入不离随时会扣动扳机的手枪，只能增加这个男人与一切其他异性不同的魅力。如果这一幕发生在十年前，渴望历险但经历单纯的年轻女记者来到荒蛮神秘的金三角，命中注定一般，遇上这里杀伐决断的“君主”，被他赏识、信任，朝夕相处，生死与共，成为传说的一部分，有几个不会成为海灵呢？

月光下，海灵姐回过头来，对我说：“不知道明年中秋还能不能跟你一起看月亮。”阿华不安地看看我，然后看着他爱慕的女人。虽然合成毒品依旧泛滥，虽然在我们居住的招待所走廊里，天天可以遇见神情呆滞、瘦得惊人的中缅瘾君子，但传统的罂粟规模种植已经勘测不到，海灵所在的机构在预备全面撤出。

我们出了寺院，可是没有人往招待所的方向去。穿过遍布按摩室和烧烤摊的市中心，到了一条僻静靠山的路，这里有一个教堂。我们已经过了教堂的门，阿华叫住我们，说：里面有灯光，还有人唱歌。海灵正犹豫，阿华竟然拉起她的手，不容分辩就走进去了。我赶紧低下头，装作没看见。

教堂深处，一群比我们都年轻很多的小姑娘和小伙子，围成一个圈儿跪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放着一本小书，一支木刻的十字架摆在中央。我们走近时，他们的歌声刚刚落下，一个左颊上隐隐有一道疤痕的年轻人开始祷告——他们在为附近一个村里几天前被毒瘾发作的丈夫用枪击穿了腹部的拉祜族女子恳求平安和康复。当地新闻里曾经报道过这个案件，那个女子的父亲是一名拉祜族牧师。疤脸小伙子祷告完毕，抬头看到我们，目光是那样的平静友善。他对我们点点头，好像我们是他认识多年、天天见面的朋友，好像我们的出现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地上的圈子自动为我们开了一个口，在一双双单纯的眼睛的注视下，我们别无选择，加入了其中。

一个十分纤瘦的女孩子以出人意料的洪亮声音说：“下面，请大家打开《圣经》XX章。我们每人读一节。”说完，她环顾大家，目光停留在我们仨身上，补充道：“今晚我们人比较多，为了大家都能轮到，咱们读两遍。”

我们慌乱地跟身边的人合看一本《圣经》。空荡荡的教堂里回荡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从头至尾，我的眼睛不敢离开书面，怕看到海灵姐的眼睛——第一遍还没读完，她就开始哽咽，结尾处忍无可忍，泣不成声。

我们怎么在众人的安慰和祝福中离开教堂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那晚那样的月亮再也没有见过。

海灵姐是我们中间第一个离开佤邦的。她在邦康的最后一天赶上我去仰光开会，我甚至没有机会为她送行。后来，阿华告诉我，他陪着海灵去看过那个拉祜族受伤的女子。拉祜族牧师给海灵姐一本《圣经》。阿华送她过关卡检查行李的时候，看到她的包里放着那本《圣经》。

去吧，海灵姐。

克林顿已成历史

面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问：“你们还有早操吗？你们还写毛笔字吗？你们还是勤奋的学生吗？”

刘晋锋

“何伟，你觉得中国会不会接受美国输出的核心价值观？”

笑声突然从四周涌出来，有人热烈鼓掌。

“你们自己决定！”何伟不动声色，“常常有美国人问我，我们能帮中国做些什么？我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和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何伟显得有些矮小，又长着棕色的头发，在中国旅行期间，总被当做是新疆人。

站起来提问的男生叫“刘上”，他实至名归，积极求上进地坐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术报告厅”第三排的座位上。此位置不一般，因为第一、二排是学校留给“嘉宾”的，比如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房间里挤满了人，但第一排座位还是空了很久，直到讲座过去五分钟，确定了没有重要人物会突然出现，才有人安排一些站着的学生去坐空余的位置，他们毫无必要地弯腰缩颈，对于自己能获得的优待颇感羞怯。

更多人没有位置坐，但你会发现他们有特殊的标志：脖子上都挂着红底黄字的工作证，表情严肃地守在走道的四周和门口——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国作家回到曾经支教过的学校宣介新书的讲座，却安排了三四十名学生会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何伟，你认为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很多种地的人搬到了城市。这是一个好趋势，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供耕作的土地。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因为人口比较多。不好的方面是，速度、变化太快，会产生很多心灵问题。”

有人担心地问：“你会把中国更好的东西写出来吗？能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吗？”

《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构成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它们都在美国得到了重要奖项，有的被译成几国语言。在《寻路中国》中文译本出版之前，唯有中国人自己被蒙在鼓里。

何伟将《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封面放在一起对比：同样是假警察站在路边的场景，英文封面的背景是荒漠，也是何伟拍摄的真实照片。而在中国的版本上，这位假警察生活在晴天万里、绿茵丰美的大地上。

何伟揭开这个谎言，台下有学生嘀咕：“但是，青海那边的确是这样的景象啊！”

去新疆旅游过的女生，站起来欢快地建议何伟写写西部——虽然何伟已经再三声明自己马上要去埃及住五年。他在任何一场对话中几乎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发展还是文化？”

“我在中国，老听到人说‘我们中国’如何如何，美国人不会这样说，因为你代表不了一个国家。”

其实，能够坐到这个报告厅里的人，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他们的班级。学校害怕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可能会造成事故”，要求每个班只能出三个人。理所当然地，这三个代表分别是：班长，副班长，团支书。

刘上是“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大一的班长，一个来自赤峰乡下的19岁男生，他喜欢在网上浏览新闻，并热衷于在新闻下面发表看法。他瞧不起大部分老师和教材，唯独喜欢西方哲学史，老师会从希腊的历史开始讲起，他觉得那很有趣。但到考试时，刘上发现他仍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刚开始读大一，刘上已经知道未来的路——回家乡去，如果能留在赤峰市就是很好的出路。“北京？上海？不敢想，那是一流人才待的地方。可能还是去当老师吧，也没有别的技能。父母应该会托关系、送礼来帮着找一份工作吧。”

在憋屈的现实之外，刘上很羡慕美国人，他模模糊糊地觉得，美国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着。“在中国，是为党和国家活着……毕竟，大部分人吃的还是国家饭。”虽然从来没有读过何伟写的书，他依然对这位原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人满怀期待。

实际上，15年前，何伟经常被人担心是否会把美国的价值观输入中国，成为改变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他是美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三拨“和平队”队员。在这之前，久未有美国人长驻于涪陵。“文革”期间，反美宣传抵达高潮时，“和平队”被看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输出价值观，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来它换了一个讨喜的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

1996年，何伟和另外一个22岁的志愿者亚当来到了涪陵师范学院——它是离“和平队”领导最远的地方，那意味着最大限度的自由。

“他们会不会是间谍？”涪陵的老师、学生远远地想，他们被叮嘱要与美国人保持距离。

何伟教高年级学生英美文学。一次，有人交上一篇作文：“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说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裤子上的皮带也随意地耷拉着；另外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Emily，何伟最喜爱的学生，“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言行，而她从不随波逐流。”毕业之后，她却在写给何伟的一封信中告诉他实情：“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之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

克林顿已成历史，如今是他的妻子在白宫出入。现在，作为一场告别，何伟回到涪陵，因为他要离开中国五年。面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问：“你们还有早操吗？你们还写毛笔字吗？你们还是勤奋的学生吗？”

——节选自《何伟，为了告别的聚会》

被需要的 心理咨询师雷明

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Fay Hu

四方大脸，中等身材，戴个眼镜，却不显斯文样，嘴大——这就是心理咨询师雷明。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雷明所要做的就像对待他的办公室一样，剥掉所有的伪装、矫情、修饰，他需要赤裸裸地了解一个女性，不是外在而是内心，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案。

办公室的顶灯没有灯罩，这是一个躁狂症患者突然发病时拿起长柄雨伞抡的，当灯罩砸在地上摔碎了之后，病人愣了，呜呜哭起来。雷明没打算再安个新的，不知哪天又被砸了。“我提前进入40岁了，该见过的都见过了。刚开始出名的时候，三四年前，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个新行业里有很多人认可，觉得好像有机会，很冲动，但很快就过了，现在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心态。”可他要真是一个月赚四五千的普通人的心态，恐怕现在孩子都满地乱跑了。“你要看到现在我被很多人需要，但是你也要看到现在我还没孩子。得失是相对的，我看到很多发了财的人，我也看到很多早晚是悲剧的人。”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厨子，省心，最喜欢做饭，我是那种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亲子关系下被剥夺了宏伟理想的孩子，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被骗着读书的，上初中的时候老妈说：‘上高中就好啦，没那么累啦。’我的中学是北京一四一中，老红旗，还是重点，以前林彪的嫡系，那学校硬件设施贼老好，哎呀。小学时因为父母都是搞法律的嘛，我爸爸那时候是在东城区人民法院，旁边有一府学小学，现在放学时间去交道口兵马司那儿，一溜的车，这是北京最横的小学，排名前三位，连那学校周围的地价都在飙升。我的幼儿园更横，东华门幼儿园，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从东华门幼儿园，到府学小学，一四一中学，然后一直到中国政法大学，然后出来到中国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一直到这儿全是名校。最后进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就这一个不是名校。”只有这最后一个学校是雷明在主观能动性下自己选择的，也是他认为能够一直从事下去的道路。

身为老政法人的孩子，雷明被寄予的希望也是能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父母安排当年的同班同学做他的班主任。考了律师证之后开始做律师，可是他待不下去。“那时候做律师这个行业没多久，我去给一个人打官司，最后官司赢了，去东北要人家还钱。人家把现金拿来，搁在桌子上，我的委托人也在，对方说：‘官司已经打完了，钱在这儿，可是你们拿着这个钱走不出去，这么着吧，不是吃饭吗？摆了一桌儿杯子，雷明你喝一杯，我还你10万元。’我喝呀，酒量不好，白酒，小酒杯，20多岁仗着年轻，要回来的钱5%归个人，我替当事人要回来10万元，就能提成5000块钱。喝到最后我满桌找杯子，全是空的，已经忘了当时具体喝了几杯。那个东北人挺仗义的，他打官司输了是想把这口气出了，钱还是还的，看我喝得那样，拿那么多现金，还叫人给我拿了个箱子。回到酒店我吐得都是胆汁，根本没意识了，加起来可能有个小三斤。”

小时候一直想躲开理工科的雷明，上高一就想躲开数学；后来不想当律师了，想找一个“干净的领域”，想了半天，还是和机器打交道最干净，于是他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不光要自学高中时候理工科的内容，大学四年理工科的内容全要在四个月内弄清楚。“模式识别方向首先要学计算方法和数值分析，什么三次样条插值基函数、拉格朗日插值基函数。还有另外一个要学的就是组合数学，就是概率论之上的东西，大量的排列组合。还要学拓扑，就是把一个圆形，咔，变成一月牙形，又咔，变一个别的形。然后还要学概率。把这些全都啃过去然后去参加他们的入学考试。”当时这些全看不懂，但是学法律的有一个好——能背，他找了一个北京大学学数论的博士，“我估计他现在都能在电视上看见我”，雷明把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两本教科书拿来，让他把所有的练习题全都做出来，一步一步，步骤一定要详细，当时做一道题多少钱说好了，博士生回去找了宿舍里哥儿四个，把两本教科书课后所有练习题全都步骤清晰地做了出来。雷明就背，背完之后上考场。他这么做的好处是，所有的题都从课后练习题里来，虽然肯定不是原题，数都变了，但是解题思路没变，雷明把里面所有的步骤写得极端详细，那张卷子步骤分一分没丢，但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那场考试雷明得了89分，顺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为了考试强行背下的这些东西，让雷明脑袋正中心冒出一大块斑秃，他用手比划着，有两个一元硬币的直径大小。“一夜之间，秃得精光，都能照出人影来。”

雷明今年37，事业小有成就，一切都离成为快乐厨子的心愿越来越远，“还怎么回去当厨子？回家也不做饭，家里有保姆。我有抱怨，我跟我妈说，我从小就想当一快乐的厨子，你们非要让我在中国当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吃多了吗？在中国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很痛苦的。北京我最羡慕的是一个叫大董的人，他就是一厨子，以前全聚德烤鸭店的一个厨师长，现在人家（大董烤鸭店）都快上市了，大董这辈子，没思考过任何人世间的纠纷，没思考过人类心灵深处的肮脏和阴暗，没学过数值分析和组合数学。我到今天，每天看得还都是杂七杂八的事儿。”

                                                 (本文内容有删节)

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汪若菡

这个曾是日本童星的女演员现在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害怕在日本陷入刻板的未来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写铃木美妃可能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的日本女演员在新浪开了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她发了几千条内容，有将近两万多个粉丝——其中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

这些微博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拍戏、找房子、跟朋友出去玩、自己做饭、看超女、逛超市、谈论音乐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等等。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

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铃木说，她到中国来看的第一批小说是王朔写的，那时候她完全看不明白老北京的这些俗语，但又觉得很好玩，于是就买了本《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对着使劲练，难怪了。

她的粉丝不叫她铃木，很北京地称呼她做“木姐”。木姐的微博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内容是她每天写自己怎么做饭，京味十足，透着一股率真活泼的家常劲儿，让人没有距离感，上传的饭菜照片也挺诱人。

开微博第一天，铃木就汇报说：“今天做了泰国咖喱。”之后只要在家，她隔三差五就会做各式面条、炒家常菜、包饺子——总之是每做一道菜必上传照片或发表“吃撑了”“味道很正，我很得意”“吃饱了很幸福”的感言。

这姑娘在北京待久了，口味似乎完全中国化了，经常在家炒麻婆豆腐。有一次她包出一大锅胡萝卜蘑菇馅和茴香豆腐馅蒸饺，煞有介事地说：“素饺子不适合煮”。从2010年起，铃木成了素食者，理由是年纪大了，吃肉的欲望自然就降低了。8月份的时候她学着做凉面，很得意地传授秘诀说这是贵州朋友教的方法，要“先煮后蒸”。我同事看着微博上的那一大笸箩面直纳闷说：“她自己吃得完吗？”后来她解释说，那是在朋友家聚会的时候做的8人份，“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我还得减肥呢”。

她的微博还直播了一次北京暴雨惊魂夜。5月份的时候，铃木住的公寓租约到期，发动朋友帮她找间平房。她的好朋友小松帮她在老城区找着了一间“房租2000元以内，带卫生间带厨房，安全而且比较独立的小平房”。

7月26日，铃木在晚上11点45分时发微博说“屋外大雨，屋里小雨”。

她后来跟我说：“我整晚都在担心，心想这屋顶不会塌了吧。”结果，12点半的时候，不停漏雨的屋顶还真的“哗啦”一声塌下来一角，幸亏是砸在放洗衣机的那个角落。她顺手发了张照片放上微博，这条消息引来一片留言，大伙儿纷纷说“保重啊”“我来帮你修屋顶”“干脆来我家住算了”或者是“原来演员也这么苦啊”。

还有人说：“你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观了。”

她豪气地回答说：“我没事，放心吧，当长了次经验。”

“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缘故。”铃木说。她最早接触中国人是在25岁前，那时候她在日本当演员。铃木出身单亲家庭，妈妈曾是舞台剧演员，退出这一行后在东京开酒吧，常有相熟的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喝酒。她工余会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在那里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一直让她感到十分亲切。

“日本人的亲切是种很矜持的礼貌，骨子里跟人有距离感，”她说，“但中国人如果接纳了你，就会真的把你当成家人”。

这个印象在后面的5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2006年，铃木中断自己在日本的演艺生涯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那时她26岁，和中戏06级表演系本科班一起上课（她的同学里现在比较出名的是在《新还珠格格》里演五阿哥的张航睿）。“同学都比我小很多，但都很照顾我。”铃木那时候只上了半年多的中文补习班，说话还不大利落，出去办事吃饭，同学都抢着帮她说。她说：“我总觉得他们拿我当妹妹看。”她当时在北兵马司胡同的房东大妈把自己出嫁了的女儿住的屋子（也是平房）租给她住，每天早上还会按时叫她起床上课。

“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好。”铃木说，这种善意让她感到舒服，“北京人尤其这样。”

她的微博粉丝确实也都挺护着她的，大多数留言都很亲切。有粉丝还挺为她的事业担心：“木姐，你怎么每天都在家做饭，你是不是没工作啊？”

宅在北京

铃木身材纤细，动作灵活，把棕色瀑布样的长发随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朋友送的深蓝色手工苗绣外套，每天骑着自己的永久自行车到处转悠，皮肤已经被夏天的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卖水果的阿姨问她，你不是汉族吧？她问对方你怎么知道？阿姨说看你的皮肤颜色，还有听你的口音就知道肯定是少数民族。她哈哈直乐，“反正她说的也算是对的……”

我见到铃木的时候，正赶上她把“宅女”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她接的一个电视剧在6月杀青，原本北京旅游局有一个对日本播出的体验北京的节目，每年会找她在6月到9月担任出镜主持人，介绍一些关于北京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但今年正好赶上日本地震，这档节目没有录。她没有再接活儿，准备欢乐地过其“悠长假期”。

在北京时，铃木天天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候在朋友家的聚会里和几个人一起鼓捣出够七八个人吃的菜式来。她长时间散步，去看朋友的演出，“认真地发会儿呆”，或者在家上网。铃木顺便接了点翻译工作——一些剧组里用日本演员，需要她把他们看的剧本翻译成日文。她翻译累了偶尔会在微博上发发牢骚：“我想跟编剧大师们说一件事，你们写抗日剧本，我看来都很精彩，不过明明给日本兵起了名，可描述他的时候都用‘突然鬼子拿起枪来……鬼子说……突然鬼子看她’干脆别起名，直接叫鬼子甲或鬼子乙更省事儿嘛。”

她的状态看起来十分悠闲，但也确实挺让旁观者疑惑。且不说演艺圈竞争有多激烈，现今社会里，不管你想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都必须先“劳其筋骨”。她那位正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老乡加藤嘉一在北大念书时的时间表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上完一天的课后在晚上7点坚持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此人凭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律和努力获得了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谈判者、中国通等等。他每日找人谈事、查阅新闻、处理邮件，除了给媒体提供中文稿还要写博客，平均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但铃木却说：“夏天不工作多好啊。”尤其2011年夏天雨水多，不热，住在胡同里挺舒服——年初的日本地震后，她想住得离地面近点，于是就租了间平房。来北京5年多，兜兜转转换了七八个地方住，她还是最喜欢老北京住胡同的感觉，“这样更接地气”。

我开始以为铃木是属于想领略中国文化或北京风情的那种外国人，所以问她的问题有点像问小资或者旅游者。比如，你觉得北京最好吃的餐馆在哪儿啊？她回答说：“我很少出去吃饭，通常都在家里自己做。”

我不甘心，继续问：“北京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她说：“其实奥运会后北京修得有点过了，把老房子拆了盖成仿古的，这样不好。”然后她问我：“胡同里平房的房顶你爬上去过没有？”我摇头。她说如果爬到房顶上去看看，就会发现一片片的屋脊此起彼伏还是挺好看的，这是她觉得“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不过她自己家的屋顶刚塌过一次，爬上去不方便。

到最后，我终于有点弄明白了，她确实是打算在北京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一直在这里这么生活下去，”她颔首，“不回日本了”。“这么生活下去”的意思是说，当她不在外地拍戏回到在北京的家里时，每月的花费基本不超过500元（这还是包括了房租在内），自己做饭洗衣服、喝很多茶、坚持素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很少逛商场买衣服。“但我喜欢逛超市，”她说，“每次都能逛上两三个小时。”铃木的朋友圈子不大，跟演艺圈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实际上，这个圈子里知道她的人不多，她也承认：“我基本上是和他们分开的，是刻意的。我介入不进去，也没必要进去。”她的固定好友圈里，最常见的是艺术家、音乐人和自己开小店DIY的手工艺人——她戴的耳环就是朋友做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我要想认识日本人，我干吗不在日本待着啊。”我问她怎么规划自己在中国的演艺生涯，有经纪人吗？

她回答说，没有啊，我自己接活儿。

大多数找到铃木的剧组，都是请她演一类角色——日本人。“我特明白这事，中国演艺圈有多少演员，怎么会挑我来演中国人。”她能遇到的角色大多和抗日或者伪满国历史有关（她在中国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由于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挑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角色，所以她在中国有一半时间要做出镜主持人，也会给中国电视剧里演日本人的中国演员配配音。

铃木在中国接拍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中戏念到第二年时偶然找上门来的《中国面之旅》，为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面条。“从陕西到新疆，我吃了好多好多种面条。”她说。在那次旅行里，她不但喜欢上了中国的面条，还爱上了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还留有唐朝的余韵，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渊源。

铃木来中国后演出的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基本都是误打误撞碰上的。一个是《蜗居》里的正雄妈，那个角色设定本来比她的年龄大很多，但是导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快开机时不得已找她来救场。演完《蜗居》之后，铃木上街买菜，会有路人抓住她问，你是不是演过电视剧里的日本人啊？

另外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是《神探狄仁杰4》里的遣唐使有则理惠，她之前为导演钱雁秋的另外一部抗日背景的电视剧配过音，算是老熟人。2009年钱雁秋找她拍这部古装戏时，铃木挺兴奋——她的合作者大多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梁冠华老师（她叫他“胖哥”）和吕中老师，这让同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她很享受这次拍摄。

《神探狄仁杰4》播出后，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店员热心地问她：“您是有则将军吧？您需要停车票吗？”有则将军想了想回答：“我……骑马来的。”

“你不想让自己更成功点吗？”我问。

“在工作上我更相信随缘，”她说，“反正有事打电话就能找到我。”

但要命的是，她在百度百科的介绍词条里写着“铃木美妃……习癖：不接电话，熬夜”、“做事都凭直觉”……我约她做采访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不到人，最后靠发短信才联络上。她平时上午和晚上会把手机调成静音，而且像所有的宅人一样，没接到的陌生电话她很少打回去，理由是“要真想找我，总是能找到的”。

这哪有一点像积极推销自己的样子啊？这样能出名吗？我简直有点开始替她着急了。

“我这样挺好啊，”她安慰我说，“我要是真过成了你说的那样，我不就等于又回到日本了吗？”

谁更像日本人

对她的这种放松状态觉得疑惑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比如，第二次和我一起去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也挺纳闷。

铃木有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在她住的院子里拍照：一个原因是那是大杂院，她怕干扰街坊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住的院子四周景观很有特色，明眼人一看照片可能会猜出她住在哪儿——看得出来，她在相当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铃木后来借了好朋友山人乐队的乐手符特（朋友们都叫他小不点儿）的家来拍照——这是从大杂院中隔出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院。符特和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3年，他在天井里铺了木地板，还种了爬山虎、茉莉、薄荷和辣椒。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大大的木几案，上面放着喝茶的用具和他在旅行中捡来的各色好看的石头。院子里的各种用具都很普通，但灶台和房间里一尘不染，透着股家常过日子的舒适劲儿。摄影师想拍铃木在厨房做饭，她几分钟就切出了一堆细细的胡萝卜丝，“留着晚上做饭用”。我后来意识到，这就是她跟朋友一起做8人份贵州凉面的地方。这个院子里的其他街坊也都认识她，她见人一口一个“阿姨”“叔叔”。

符特跟我说：“她嘴甜，人缘好。”

摄影师拍完她后也问：“你就这么喜欢这种生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铃木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实在太普通了。她自己也说，房子车子这些东西，从来都跟她无缘——这种态度和北京多数雄心勃勃想买房买车的年轻人相比显得过于无欲无求，都有点不真实了，尤其她还是个演员。这种疑惑其实很普遍，比如，她租到这个月租1200元的小平房时，粉丝里就有人很纳闷地问：“你要是在日本发展条件不会这样差吧！这是为啥呀！”

铃木小时候是熠熠发光的明星，她5岁就开始演舞台剧——舞台剧一直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日本的电影电视演员成名后无不以参演舞台剧为荣，认为这才是对自己演技的最终肯定。而铃木11岁就在东京的帝国剧院演出音乐剧《OLIVER!雾都孤儿》——帝国剧院是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之一。她11岁之后成了一系列百老汇音乐剧的女主角，比如《孤女安妮》、《草原小屋》等等。14岁时，她在话剧《奇迹的人》里扮演聋哑的女一号海伦·凯勒，舞台表现力可见一斑。

在她的作品年表里，15岁到18岁前后是空白。铃木说那时她特别想上学。“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上学，我就很委屈，”她说，“我从小忙着演戏，没有完整的念书时间，我想过普通人的学校生活。”于是，整个高中时期，她推掉所有片约，认真念书准备考大学。

铃木的性格在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初露端倪，她的经纪公司和妈妈都不理解她的选择，但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他们觉得我就该是个演员”，但铃木显然更想弄明白的是“自己是谁”，“除了表演以外还能做什么”。苦读三年后，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她在大学念了一年以后选择重回舞台——一方面，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她真心喜欢演戏。新的经纪公司把她很普通的名字“铃木奈央”换成了“铃木美妃”。就这样，在20岁前后，她以成年人的身份进入了演艺圈。

在日本，舞台剧演员的境遇其实和中国一样，很受尊重，但因为比较小众，挣钱不多。为此，经纪公司帮她接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来演，期间她还因为电影《Wild Flowers》得到过电影新人奖。

但这样按部就班地接戏演戏，到了2005年，铃木感到精神危机在逐渐迫近。

她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好像能一眼看穿自己未来10年、15年后的生活，“和现在一样，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任何变化”。铃木最宝贵和赖以生存的东西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情绪甚至导致她对表演也逐渐丧失了兴趣，而这恰恰是她最不想看到的。这个低谷期的出现有部分原因是日本演艺圈内竞争极其激烈，超负荷工作后她还要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几乎没有私人时间。另外，铃木少年时代的成绩太耀眼，导致经纪人和家人对她的期望建筑在一个过高的起点上，这也对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她无法回应这些期待，觉得活得太累了，而且“这不是我，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段时间里，能理解她而且陪她聊天的人，恰好是之前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一直很好奇，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最终，2005年底，她决定选择来中国作为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

她到中国不久就得到了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于是向经纪公司告长假。公司和家人都很奇怪，要进修也该去美国镀金学英语啊，跑到中国上学干吗？“但经纪公司的人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所以就说没办法啊，你去吧，”铃木说，“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一年时间。”

中央戏剧学院头一年的学习生涯给她日后的中国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她每天早上跟同学一起去跑步，而且花大量时间进行最基础的发声和形体训练，“我中文就是这么慢慢过关的”。当时，铃木算是班上舞台剧表演经验最丰富的学生，但“中文台词的念法和日本不同。语言不同，呼吸方法和形体动作也就不一样。一切都要慢慢重新学过。”

和所有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铃木喜欢北京的胡同，所以在中戏附近租了间平房住。但2006年的冬天让她见识了平房生活的残酷一面。“厕所在外面，屋子里冷得要死，我把棉衣什么的都穿上，还戴上帽子。”很奇怪，铃木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在意外在环境，也许一方面当时她不知道自己这种生活要过多久，想尽量省钱；另外一方面，她也有点刻意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多少苦。

到了2007年，日本电视台找到铃木拍《中国面之旅》，这是她在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没有断过。”铃木说。有了工作，她在中国待下去的可能性忽然就增大了。2007年年底，她跟经纪公司提出解约，“之前他们还存着希望等我回去，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们说放我一马吧。”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了解她的性格，只有苦笑，双方友好分手。

从此，铃木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漂”。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屋子的主人，山人乐队的符特，悠闲自在地拿出吉他，靠在墙边断断续续地即兴弹奏。符特今年28岁，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朵里，他这些优美的吉他即兴听起来活像中国的古琴曲。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哥哥小松目前在练习古琴——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美也是最难掌握的乐器之一，演奏者需要修炼平和的心性。

符特是贵州兴义人，来北京已经快10年了。他的哥哥是摇滚乐手，妹妹是舞蹈老师，这一家人都很有艺术天赋。

“你觉得她（铃木）的选择很难理解吗？”他问我，“其实很简单，多数人都在做明星梦，可她小时候已经是大明星了，她不需要这个。”

“她现在只是想做回自己而已。”

在这些很亲近的朋友眼里，铃木纯良、有幽默感、会照顾人而且做饭很好吃。符特说，她其实比现在的大多数姑娘都更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传统女孩”的样子，而且她完全不装模作样。铃木自己也说：“我连3天都装不了。”她发微博说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评价别人，也甚少涉及中日关系这类时政话题。看得出，她一直都很谨慎，“我非常害怕自己说的事情不真实”。但即便如此，当中国发生动车事故时，微博上热传一张“日本女主播播报中国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偷笑”的图，她还是忍不住出来澄清事实，指出女主播是在播报菅直人发言时发笑，但是被PS成了动车事故，这张照片其实是合成照——这条微薄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后来把它删除了。

“其实我是个演员。”她引用周星驰《喜剧之王》里的台词半开玩笑地说——她希望别人能这样简单地看待她。我向她指出，她待在中国，演舞台剧和获得好角色的机会反而少了。“是啊，”她承认，“但在这里我有自己的时间，没人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只要能一直演戏就好了。”

“要留下总要付出代价，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啊。”

难道这种生活不会让你感到焦虑吗？我问。焦虑谁都有，她回答。在日本，人们休假超过一周就会坐立不安，似乎一旦放松就会被主流社会抛弃。与在日本时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而焦虑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显得像“小菜一碟”。

“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年纪大了，前途会怎样，”铃木说，“但那些不是我现在焦虑就能解决的。”焦虑一阵子后，“自己做碗面吃”，也就不焦虑了。

这种状态使得她，一个日本姑娘和来自贵州的符特之间的共同语言显得比我和后者更多。和铃木一样，符特在10年前选择离开家乡实现音乐理想。2001年，他来北京和哥哥一起住在树村——这个被叫做京城摇滚村的小村庄当时正面临拆迁，他赶上了中国地下摇滚最美好时代的尾巴。

这个布依族男孩屋内陈设极为简单，但一尘不染，其中最显眼的东西是十几种民族乐器，我勉强能辨认出其中有弦子和琵琶。他带着它们和山人乐队一起在全国巡演，还去了欧洲的音乐节。

他和铃木都曾怀有同样的恐惧。“假如不离开家，我的生活也是可以预期的，”符特对我说，“山里人的生活就是早早结婚生子，毫无悬念。”

“我身边有很多人几十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全世界到处走，”符特说，“我们是在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和她（铃木）会是朋友。”

最终，铃木真的让我爬上了房顶，去看看她眼里“北京最好看的地方”。我战战兢兢地顺着一个不太结实的木质梯子爬到屋脊上。这是一个最为接近我们童年记忆中阳光明媚的北京的下午，因为刚刚下过雨，空气里已经渗入一丝秋天的气息，古老的灰色平房屋脊在我的眼前像波浪一样起伏，鸽哨声响彻蓝天。这个城市的某些部分在铃木和她的朋友们眼里始终是具有包容性和魔力的。一个粉丝在铃木的微博上留言说：“对于爱怀旧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房子最惬意的就是在夏天穿个趿拉板坐门口吃碗炸酱面……或者傍晚时分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消失在青瓦房顶的另一边。”

“秋天要来了，”铃木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不无惋惜地说，“假期要结束喽。”9月底，她要在手头刚拿到的四个剧本里选两个开始工作。尽管多数剧本的内容仍旧跟抗日、伪满国历史有关，但这次有一个剧本找她演日本籍的国际刑警，在这部戏里，她可以穿现代装，也许还可以开开枪——这总算是有了点进步。

“你问我，在中国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里我的规划，我真回答不出来，”她说，“感觉完全是一片空白，很干净，什么都可能发生。”

她喜欢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我不行，”我回答，“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我陷入焦虑。”我甚至很难想象自己超过一个月不工作。

“哎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比我更像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