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加纳）安南（Annan，K.），（美）莫萨维萨德（Mousavizadeh，N.）著；尹群，王小强，王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5

（传记译林）

书名原文：Interventions：a life in war and peace

ISBN 978-7-5447-2451-7

Ⅰ.① 安… Ⅱ.① 安… ② 莫… ③ 尹… ④ 王… ⑤ 王… Ⅲ.① 安南，K.A.——回忆录 Ⅳ.① K834.4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6049号

Memoirs by Kofi Annan with Nader Mousavizadeh

Copyright © 2012by Kofi Ann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ylie Agency（UK）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by Yilin Press，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9-436号

书　名 安南回忆录 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

作　者 ［加纳］科菲·安南 ［美国］纳德尔·莫萨维萨德

译　者 尹　群　王小强　王　帅

责任编辑 冯一兵　於　梅

原文出版 The Penguin Press，New York，201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61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51-7

目录

献词

序言 干预之弧

前言 和平卫士 和平使者

第一章 独立 非洲的开端

第二章 信守诺言 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在一个到处是内战的世界里的维和考验

第三章 主权与人权 科索沃、东帝汶、达尔富尔和保护的责任

第四章 人民的联合国 改革全球治理与恢复法治

第五章 大陆的命运 非洲战争，非洲和平

第六章 重新定义人类安全 全球抗击贫困与“千年发展目标”

第七章 世界的断层线 中东和谈

第八章 “ 9·11”战争 恐怖袭击、阿富汗、伊拉克和处在崩溃边缘的联合国

后记 一位现实主义者的梦想

献词

谨以此书敬献给

内子和伴侣娜内、爱女阿玛、爱子科约和继女尼娜。

我永远感激他们的挚爱、耐心和支持！

序言

干预之弧

我们以什么样的形象来代表我们的全球共同体呢？在一个融合与分离同时并存的世界里，我们共同命运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履行这些职责呢？我们如何公平处理增长和发展、平等和机遇、人权和人类安全之间的关系呢？联合国在将近70年前成立于旧金山，其目的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此后的世界已因不受国家边界或意识形态限制的全球化和各种技术因素而大大转变。那么，联合国组织将怎样融入当今的世界呢？

我们正处在全球重新安排的十字路口，这种重新安排与1945年联合国创始人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重要。在过去的25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数以亿计的人奇迹般地脱离了贫困，但是，战争、恐怖行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灾难依旧与过去一样存在。有所改变的是个人表达其诉求的力量在增强——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由于受到教育且越来越期待更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勇气倍增，他们要求在如何被统治以及被谁统治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美国的硅谷、到（苏丹的）朱巴，个人拥有的权利代表了一个促进人类得到尊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这种变化正在挑战各种现存的权力中心——无论是总统府邸还是公司主管办公室——以求恢复被破坏了的公众信任，而公众信任正是任何公正的社会能够成功发展的条件。

在供职于联合国的40年间，我有幸与一群具有非凡责任心和超群才干的外交官、发展专家和人道主义者们共事，对于他们而言，前面所述问题是我们力图解决的所有问题的中心。这很难说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我们固然经常成功地缓解了疾苦，制止了冲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场业已发生的惨痛灾难面前，我们往往也无能为力。作为第一位身为联合国组织职员而被推举并当选的秘书长，我走马上任时对我们手中权力受到的诸种限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但我也同样下定决心，我们决不在挫折面前轻言放弃——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将以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名义去努力奋斗，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联合国宪章》才谱写出来的。

我努力对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展开行动——从抗击艾滋病到女童教育，从非洲发展到海啸后救援工作，从促进人权和法治到坚持主权必须兼顾权利和责任。我竭尽全力去塑造这样一个联合国：努力进取而非袖手旁观，迎接新世纪的要求而非妥协退让，追求一个比单纯保护各国利益更伟大的目标。

在我认真考量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之时，干预之弧勾勒出了我的思维轮廓。它也反映了我的以下观念：当眼看要发生种族灭绝或严重伤害人权的悲剧时，人道主义干预固然是道义上或战略上的必须实行之事，但仅限于狭窄目的的不考虑全球合法性或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如伊拉克的事例那样——可能会像其试图应付的邪恶一样具有破坏性。“保护的责任”这一正在形成的全球性惯例被看作是一项保护基本人权的普遍原则——但它绝不应该是以和平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许可证。

本书的面世距我最早由于加入驻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而参加联合国之时已有50年之久——这半个世纪见证了联合国在其创始人设定的一些最高目标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也见证了它遭遇到一些可折射人类最残忍之举时的挫折。身为秘书长，本人的使命乃基于这样的观念：带领联合国更接近各国人民（正是为了服务他们，联合国才得以建立起来），把每一位个人对安全、发展、健康和人权的祈求置于我们所做一切的中心。我向来自各大洲的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和公民中的新生支持者们伸出合作之手，以便将我们的优先事项从常规形式的联合国转向一个更密切联合在一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一个国家和社团、每一种信仰、每一个组织都将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

本书将叙述我的使命，叙述的脉络将依据本人作为秘书长所面对的一些最具影响的危机和问题，以及这些危机和问题如何反映国际社会在更广泛含义上所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及的事件自然是经过了一番筛选而确定的，我相信，这些筛选出来的事件最清晰地映射了最近的国际事务运行的历史，它们有助于提供一条路径，让我们去认识国家和个人面临的威胁与机遇。因此，本书并不拘泥于严格的时间顺序，也不是去详尽考究联合国议程上的每一件事。相反，我将讲述过去20年里我与处在许多冲突和危机中心的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交锋与交往，以阐释我任期中的各项关键议题。

本书是一份个人记叙，讲述本人在联合国中的服务经历以及本人应对国际社会中的重大外交、发展问题和人道主义挑战而作的努力。在这趟极其令人欣慰也极具挑战的旅程中，内子娜内是我不倦的伴侣。当我们一起旅行时，她走访世界各地的学校、难民营和艾滋病患者，从而使我们的工作落实到了最珍贵的需求层面上，也支持了联合国促进妇女权益的努力。然而，如果离开我有幸领导的团队的专业技能、创造能力和忠诚意识，那么我在供职于联合国的40多年里很可能无所成就。我在联合国管理范围甚广的诸多机构和部门供过职，在此期间，我很幸运地与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献身事业的国际公务员和外交官共事。

在此我必须特别感谢一些人，他们对作为本书中心内容的联合国各项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我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首脑时起，我就率领了一个由亲密助手组成的小班子，他们一直协助我工作，在我就任秘书长之后也是如此。他们中有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我在领导岗位上经历的每一次重大挑战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中，都有他支持的身影，他始终是我真正的伙伴和最可信赖的挚友。这个班子的其他成员还有瓦嘎亚·阿塞贝、塔莎·德朗达、弗雷德·埃克哈德、伊丽莎白·琳登梅尔、拉明·赛斯和沙希·塔鲁尔，在十多年里我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身为秘书长，我有幸动员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理想主义者发挥其领导艺术，这些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对联合国使命的执着追求，他们是：KY.阿莫亚科、赫迪·安娜比、路易丝·阿伯尔、阿莉西亚·巴尔塞纳、伊夫·贝尔托莱、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萨米·博乌、帕特里齐奥·奇维利、约瑟夫·康纳、汉斯·科雷尔、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罗伯特·丹恩、阿尔瓦罗·德索托、尼廷·德赛、迈克尔·多伊尔、扬·埃格兰、易卜拉欣·法勒、艾哈迈德·法齐、路易丝·弗雷谢特、易卜拉欣·甘巴里、维克托·贝霍、让——马里·盖埃诺、J.P.阿尔布瓦克斯、彼得·汉森、帕特里克·海福德、诺埃琳·海泽、阿卜杜利·詹纳、布鲁斯·琼斯、索伦·耶森——彼得森、图利亚迈尼·卡洛莫、乔治·凯尔、安吉拉·金、罗尔夫·克努特松、斯蒂芬·刘易斯、卡洛斯·洛佩斯、雷切尔·马扬贾、黑尔·门克里欧斯、尼古拉·米歇尔、伯纳德·米耶特、迈克尔·莫勒、爱德华·莫蒂默、纳德尔·莫萨维萨德、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希沙姆·倭马亚、 罗伯特·奥尔、基兰·普伦德加斯特、泰耶·勒厄德·拉森、格特·罗森塔尔、约翰·鲁格、沃伦·塞奇、杰弗里·萨克斯、穆罕默德·萨赫农、斯蒂芬·斯特德曼、吉利恩·索伦森、达尼洛·蒂尔克、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马格丽塔·瓦尔斯特伦、纳迪亚·尤尼斯和拉尔夫·萨克林。联合国各机构、项目组和其他组织的以下这些首脑们在我们奋斗的每一次战役的前线忘我工作：卡罗尔·贝拉米、 凯瑟琳·贝尔蒂尼、 汉斯·布利克斯、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米歇尔·康德苏、 雅克·迪乌夫、穆罕默德·巴拉迪、马克·马洛克·布朗、苏拉亚·奥贝德、绪方贞子、彼得·皮奥特、玛丽·罗宾逊、纳菲斯·萨迪克、胡安·索马维亚、 格斯·斯佩思、安娜·蒂贝琼卡、克劳斯·特普费尔、汉斯·范·金科尔和詹姆斯·沃尔芬森。所有这些人都在重新审视我们的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慷慨地耗费时间阅读了本书手稿的部分或全部，我万分感谢他们的点评和真知灼见。

在我决定将我的回忆置于21世纪全球政治理念和实践的更广阔背景之中时，我请求纳德尔·莫萨维萨德与我合作，这种合作促使他贡献出了他对正在呈现的国际事务框架的非凡理解。

本书试图涉及如此长一个时段里如此广泛的全球事件，撰写这样一本书需要汇聚许多人的工作。我们得益于无数朋友和合作者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中有一位卓尔不群的人物，没有他，本项目将不可能完成，他就是汤姆·希尔，一位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战争学系的聪慧绝伦的年轻学者，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做研究，对我们叙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帮助。马兹·伯达尔向我们提供了他关于联合国维和之困厄和可能性的深邃见解，罗伯特·丹给我们提供了他关于阿以冲突及对中东之更广泛含义的深刻理解。西蒙·切斯特曼给了我们有关全球治理和法治问题的珍贵见解。安东尼·阿皮亚和夸梅·皮亚尼姆阅读了我在加纳早年生活的那一章，并作出了极其精辟的评论。

最后，我们荣幸地与两位卓越人士一起踏上了将我们的书稿付诸出版的旅程，他们是我们的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编辑安·戈道夫。在这整个复杂而烦人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耐心的帮助、对细节的注意和敏锐的文字评论，这些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难得的待遇。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促使各个年龄段的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正在改变我们世界的动力、冲突的灾难性代价，以及依然可以热切期望的在战胜贫困和疾病方面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是，我期待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能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和机遇，这将使他们每个人都得以为其他人服务，并在任何地方抵御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进行“干预”。恰如诗云：“起而行之，皆为明日/或见吾辈，超越今日。”

科菲·安南

于阿克拉和日内瓦

2012年5月

前言

和平卫士　和平使者

“科菲，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一个诚实的人了。”科林·鲍威尔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说。他的解脱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他也显得筋疲力尽。我忍不住与这位朋友一起笑起来，并且想与他一起分享惬意。在美国入侵伊拉克6周之后，这位美国国务卿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纽约见我，此刻，他带着他那典型的自信独自一人来到联合国总部的38楼，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也没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只得钦佩这位仁兄心态乐观，为了给一场他自己显然也不相信其正义性的战争作辩护，他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他们已经发现了移动实验室，虽然我们并不打算宣布这一点，但明天你就会看到新闻报道。”驻伊拉克美军“已经发现”了他们认为是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移动实验室，而鲍威尔则强调这一次情报是真实的。战争“已经被证明”是正当的，原因得到了证实。

尽管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鲍威尔的真诚，但在事实上，我并不相信这就是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为了这些证据，美军以越来越癫狂的姿态在伊拉克到处搜寻。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在不断引导我往这方面想——最典型的是在6个月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尼葛洛庞帝曾请求来私下拜见我，以便向我展示一些美国已搜集到的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非法武器项目的证据。

尼葛洛庞帝和陪同他前来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拿出照片一张张翻给我看，并用郑重其事的口气解释这些证据显示的严重性，但就在此时，一种令人不安的模式呈现出来了：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他们会展示一幢建筑物5年前的照片，接着又展示另一幅该建筑物从那时起两年后，也即美国打击之后不久的图片，但后一幅照片中它有了新屋顶并且有卡车进进出出。我的一个助手随后就评论说：“但这并没有给我们真正展示什么东西呀，不过是一幢建筑物被修建起来，然后被炸毁，接着又重建而已，你们怎么知道这些房屋中是些什么东西呢？里面可能是任何东西！”这不是尼葛洛庞帝期待的反应。当那位中情局官员坐下来默默地收起他的照片时，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极其勉强。

尼葛洛庞帝向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让我认识到威胁的严重性，但这个机会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当会见之后我走进我的私人办公室时，我的另一个助手大声说出了内心的疑惑：“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充其量是极其间接性的证据硬说成是确凿的情报？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可以很容易就被说服的？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证据？或者我们问了他们正要回避的根本问题？”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些答案。

“9·11”之后，伴随着最初对美国的广泛支持，一道沉重的幕帘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落下了。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看来，以暴虐惩罚这个国家和它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将凸显全球性的回应。在那些天里，全球的许多人感觉到，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萨达姆，而是来自于暴怒的和急于复仇的美国——这种想法听起来会令许多美国人震惊。非常悲惨的是，随后入侵伊拉克导致的混乱、血腥的后果印证了这一看法。

如果说“9·11”改变了世界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也具有相似程度的戏剧性——从阿拉伯国家到联合国安理会都是如此：阿拉伯国家对萨达姆垮台后出现的大混乱惊恐万状，而安理会成员国之间深深的不信任也因战争爆发之前曲折复杂的谈判而加剧，以至于美国陷入了孤立境地，既不再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作为入侵的后果，美国所失去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这深深刺痛了我。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岁月里，我始终发现自己扮演着解释者的角色，向世界解释美国，也向美国解释世界。美国固然对联合国的创建及其随后几十年的使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也太过经常地不愿意倾听他国意见，而全世界也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愿。

战争的代价是在美国入侵之后的混乱中有超过10万平民丧生，他们是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在国际上，战争不仅导致了国家间关系的破裂和敌意的加剧，还致使一些相关人士的声誉受损。在这些人中，最痛苦地承受这场折磨的莫过于科林·鲍威尔，在布什政府榨干了他的声望之后，他最终将辞去职务。而托尼·布莱尔则是所有领导人中最经久地承受伊拉克战争之影响的人士。

“嗨，布莱尔，过得怎样？”在2006年7月的圣彼得堡八国峰会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如是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打招呼，这句话以及后面的话恰巧传到了麦克风里而被记录了下来，当我看到这段话的记录稿时，马上就想起了布莱尔，我知道他当时肯定是大为局促。布莱尔主动提出要走访中东，他告诉布什说他很愿意马上就去那里以图缓解紧张局势。当布什回答说他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不久也要去那里时，布莱尔答称他可以为她的外交探探路。将这份记录稿递交给我的助手说，我应该继续往下看。原来两位首脑接着就谈起了我，当然——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我在出席八国峰会的4天中全心关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战争。真主党挑起了这场战争，它向以色列的几个边境城镇发射了火箭弹，随后又越过黎巴嫩边界袭击了一支以色列巡逻队，将其中的两人扣为人质。这致使以色列采取严厉的军事回应措施，不仅针对真主党武装，也针对黎巴嫩国家及该国的基础设施。我决意敦促其达成停火，并主张部署一支国际部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我请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变更会议议程，并允许我在峰会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惹恼了峰会领导人中的至少一位领导人。当布什与我当着其他领导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除外，他只参加了峰会的闭幕式）的面就我的主张展开舌战之时，布什很清楚地声称这只是一桩好与坏之间对抗的简单事情。他与布莱尔交谈时评论我的话语更尖锐。根据那份谈话记录，布什曾这样说：“科菲怎么啦？”“我不喜欢他的停火计划……他的态度基本就是这样：停火就万事大吉……他们需要做的是叫叙利亚去让真主党停止做这种混账事，那样就了结了……我感觉应该告诉科菲去给阿萨德打电话，让某些事发生。”

现在我倒是希望我——或是其他什么人——能够很干脆地打个电话就“让某些事发生”。固然，由于美国孤立叙利亚的政策意味着我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与叙利亚方面保持联络的领导人之一，但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无疑不能光靠一次谈话。鉴于叙利亚境内及它与其邻国，包括以色列之间复杂的利益和动机背景，这是一场在最狡猾、相互间最不信任的国家之间展开的三维立体棋局。

事实上，黎巴嫩战争不只是一场剧烈折磨黎巴嫩人和以色列人的悲剧。就其盘根错节的根源、错综复杂的区域特点以及联合国为之审慎谈判达到的结果来看，它反映了我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自始至终与全球混乱秩序角力的种种因素：对持久冲突的干预、主权国家的权利和责任、维和的角色、美国控制时代联合国的位置、卷入不对称冲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呈现、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穿梭外交——所有这些因素都介入了黎巴嫩战争。因此它绝非一场好与坏之间的简单对抗。

然而，布莱尔以他的眼光，把这场冲突（以及伊拉克战争）看作是一场现代性与中世纪特征之间、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信条之间的外在冲突。在八国峰会正式开会之前，我与他在圣彼得堡有过私下会晤，我对他说，以往的八国宣言太软弱、太模糊，以致与时局远远脱节，他则冷静地回答说，问题不是能不能今天就说服以色列停火，而是在“10天之内还是两星期之内”说服其停火。两星期？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唯一的反应就是称停火的条件还不成熟。布莱尔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以前那个布莱尔曾与我很有共识，在1999年时完全同意采取人道主义干预措施来制止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进攻——这一立场迫使我撇开我自己的委员会寻求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而这使我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大大受损。布莱尔本人发生了一些变化，而我感觉到，由于这种变化，他在本次冲突中充当可信调停人的能力也起了变化。

我从一开始就关注以色列报复的规模和程度。当然，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有道理的。任何国家在受到攻击时都有权自卫。以色列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越界袭击，而这条边界是得到国际承认的。我在2000年曾亲自批准划定这条“蓝线”，在此之前我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紧密合作，促使他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结束了它为期18年的占领。但是，以色列对其边界的正当防卫却很快转而指向某种更重大，也更难达到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运用足够的报复手段来摧毁一个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游击队组织。

在攻击发起的当天，我对康多莉扎·赖斯说，我担心以色列不久就会发现，通过武力获取的东西将是有限的。我坚称必须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即一种政治谅解。真主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黎巴嫩社会的组织，代表着当地广大民众的经久忿恨。它不可能光凭军事手段就得以解散。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埃胡德·奥尔默特全然不理解这一点。在第二天我与这位以色列总理通话时，他说以色列不会“去制止针对真主党的任何军事行动”，相反要去“加强行动”。

从原则上来说，奥尔默特的要求是合法的：释放袭击中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对方撤离边界，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559号决议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要求可以通过战争得到满足。事实上，我们从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游击战历史中所获得的所有知识都表明，无论以色列对黎巴嫩目标的进攻有多持久、多残酷，最终还是必须通过谈判才能达成解决方案。

在同意停火之前就坚持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的态度，无异于准备打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我从开战最初的几小时里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在随后的3个星期里，我向所有有力量影响交战双方的人物表达了这一信息。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10年谈判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想要在宿敌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砍掉初期阶段将是多么地徒劳无益。

以色列已经在加沙这第二条战线受到了进攻，在那里，两星期之前，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边界哨所，杀死了两名士兵，劫持了一个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下士。奥尔默特是一位没有军方背景的以色列领导人，他需要表现出决断和力量。他也获得了足够的许可。美国以及英国持这样的观点：真主党给了以色列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摧毁一个已经成为黎巴嫩境内国中之国的势力。华盛顿似乎已经决定，它在冲突初期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以色列空军争取时间以便其实施惩罚性打击，它希望这场打击将成为真主党运动的一次战略性失败。

对于真主党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说，只要能生存下去就是胜利。它是作为对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的反应而创建起来的，从创立时起，它就成为了黎巴嫩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你是否喜欢它，事实便是如此。而我在冲突发生一周后对安理会发言并谴责真主党“故意对以色列居民点滥用武器”的行径时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不赞成真主党的单方面的立场。我在发言的最后宣称，“真主党声称它的行动是在捍卫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利益，但无论这些行动服务于什么目标，它们实际上什么都没能得到。相反，它们绑架了整个国家”。

真主党只要不失败就称得上是赢得胜利。而对以色列而言，需要冒险的远不止是争取另一次战场胜利。以色列不可战胜之神话的根本——即它对其阿拉伯邻国的战略威慑——现在处在危险之中。以色列的军方首脑和政治领袖们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失算，他们的策略变得更加不顾一切。在随后的3周内，以色列展开了范围广泛的空袭行动，从黎巴嫩南部疑为真主党营地的地方延伸到贝鲁特的近郊及每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桥梁、道路、海港和空港。黎巴嫩国家被打残了，1000多平民丧生——然而以色列却未能制止真主党胡乱发射的火箭弹的袭击。在同一时间段里，真主党发射了几千枚火箭弹，袭击目标远达海法，迫使100多万以色列人每天夜里惊恐地躲进防空洞。

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曾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改变黎巴嫩的政治状态。我一直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校正对以下这种观念的看法：国际社会能够充分理解在黎巴嫩这类国家里发挥作用的诸种因素。在2000年，我根据一次早就制订的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访问伊斯兰堡，当时正值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期间。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位代表塔利班的外事接待人物，相当于外交部长，名叫瓦基尔·阿赫曼德·穆塔瓦基尔。我下榻在马里奥特饭店（这家饭店后在2008年被毁于一次“基地”组织搞的爆炸中），当塔利班代表团进入我的套房时，我明白我正在应付国际事务中一种全新的现象。

代表团有6个人，其中有几位刚刚30岁出头一点，他们蓄着大胡子，身穿传统的阿富汗服装，他们进门的样子显示出他们是第一次与外交官会面。虽然会谈中有翻译，但其中的几位还是似乎很吃力才听得懂谈话；说来很奇怪，对我提出的关于制止毁坏巴米扬大佛的各种呼吁，穆塔瓦基尔的回答只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法律，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我警告他们说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进一步制裁，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将被禁止出国旅行，此时穆塔瓦基尔显得很迷茫，他回答说：“旅行？我们为什么要旅行？我们哪儿都不想去。”

然而，那些佛像只是我们会见的一个原因而已。长期以来，联合国已经在向阿富汗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需要确认我们可以继续工作而不受攻击。在这个问题上，穆塔瓦基尔保证他将予以支持，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提出一个我知道将是很敏感的问题——至于有多敏感，我马上就会发现。

我曾被请求在一次高度机密的会晤中向穆塔瓦基尔询问一个人在阿富汗的状况，此人在当时还被称为UBL（即乌撒玛·本·拉登，情报界常这样称），现在大家都叫他奥萨马·本·拉登。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塔利班领导人同意进行涉及此人的人员交换？我明确地提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能就此事达成某种安排，那塔利班将获得意义重大的善意对待。穆塔瓦基尔对此的反应显得既恐惧又愤怒，从他的这种反应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了UBL在阿富汗的影响有多大。他尽可能直率地声称，涉及他们的“诚实的客人”，不论交换的是什么，都是绝无可能的。会见到此突然终止了，但这段记忆一直陪伴着我，直到2001年9月那可怕的一天，UBL改变了世界。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在黎巴嫩冲突中扮演了关键的调解角色。触发冲突的那次袭击跨越了由联合国划定并认可的边界。此前，联合国安理会第1559号和1680号决议曾授权制定在黎巴嫩达成和平的核心条件：叙利亚军队撤离、解除真主党武装、由黎巴嫩政府全面控制所有黎巴嫩领土。此时战事突然再起，这清楚地表明，任何决议都要求安理会运用其权威和手段来贯彻其意愿。

为了让以色列人相信叙利亚的撤军将不会简单地导致真主党武装重新占据他们原先的阵地，我需要建立一支新的、加强了的维和部队以结束越界袭击。华盛顿意在为以色列争取更长的轰炸时间，而赖斯则意识到，在黎巴嫩承受打击之时继续力挺以色列将对联合国的地位造成伤害，她夹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自己的认识之间，她请求我提议进行分成两个阶段的军队部署。她提出第一阶段应该是“人道主义阶段”，在此阶段，随着真主党武装撤退，可以派遣救援工作者随同以色列军队一起进驻。在随后一个阶段里再派遣国际部队进驻以加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这依然是一个给终止暴力设定前提条件的提议，我从长期的经验中获知这样的行动顺序不会有效。我援用联合国在非洲和巴尔干所作努力的历史告诉赖斯，各方均必须同时移动——以色列、真主党和国际部队都应同时进入相互可以接受的新位置。

我不是轻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知道，派遣没有授权、没有资源、没有领导权，甚至没有成功信心的维和部队进入战地将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我曾亲眼目睹生命被摧残、希望遭毁灭的失败景象。在我担任负责维和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联合国经历了一些在其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

一个事例是波斯尼亚。在那里持续了3年残酷的内部争杀，这促使联合国试图超越其传统的中立观念，而力图在好与坏、侵略者与受害者之间作区分。我们失败了，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污点。另一个事例是卢旺达，在那里，一个我们自己部队的指挥员从基层发出孤独的呼声，警告说灾难即将来临，但是，纽约联合国总部对索马里的记忆束缚了我们作决定，而在3个月以后，当种族灭绝已经开始之后，联合国的一些重要会员国就撤出了它们留在这个国家的少量部队。

但需要特别指出，这并不是唯一的情景。当联合国派遣的维和部队士兵头戴蓝盔、乘坐白色车辆、打着联合国旗帜进入任何冲突地区之时，他们象征着比任何话语都更强大的避难所，通过这样的行动，联合国正在发出庄严的誓言：我们前来维持和平了。这正是我们的承诺，而我们最大的失败也许就是从来没有充分把握住这一责任的精髓。在那些男女老少看来，蓝盔便是介于安全和必定死亡之间的唯一壁垒，对那些芸芸众生来说，谈论授权有限、手段不当和使命资源不足之类的理由——无论其言论有多么准确——说得最轻这也是偏离要点，说得最重的话，那便是一种背叛。

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下定决心，我们要承认这些事实。这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必需。我已确信，除非我们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表明我们承认道义上和军事上的失败，否则，我们将无法宣称在未来的维和事务中能发挥作用。一位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或没能说的——任何话经常与他做的事情一样重要。

我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经受的第一个考验便是应对1999年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发起的进攻。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攻击变得越来越凶猛之时，我用越来越直率的言辞谈论国际社会制止另一场波斯尼亚危机的责任——如果必要将动用武力。于是，当北约决定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进行打击之时，我表达了我的遗憾，但也宣称，“在有些时候，为追求和平而动用武力是合法的”。

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位联合国秘书长赞成过一项没有得到安理会批准的军事行动。我在作这个决定时有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但我相信，我们在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经历已经使我们无法轻松回答这些问题。正如我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发问的那样，如果“在酿成卢旺达种族灭绝之灾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一些联合起来的国家已经准备行动起来保护图西族人，但却得不到安理会迅速的授权，那么，这样一个国家联盟是不是就应该袖手旁观、听任那场恐怖之灾发生呢” ？我相信，听众中没有几个领导人会希望成为日后人们指责的拘泥教条的人物。

与此同时，我也深知一个没有干预规则的世界将有多么危险：“有些人觉得，科索沃干预行动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其中，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在现存的国际法实施机制之外采取军事行动。对此人们将会提问：那不就有了这类干预将损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不很完善，但却富有弹性的安全体系的危险吗？那不就要给未来的干预树立危险的先例，使这类干预无需明确的标准参照就可以决定谁以及在何种环境下援用这些先例吗？”4年以后，伊拉克为鄙人所提的这一部分问题提供了悲剧性的答案。

在我担任秘书长的整个这段时期内，我努力使联合国保持维护权利、解决苦难、挽救生命的信誉，从而使它独一无二的权威无愧于它作为唯一的、真正全球性的国家组织的角色。21世纪充斥了数目越来越多的私人和公共行为者，在这样一个日益散乱的世纪里，对合法性的抽象宣称将全然不够用。归根到底，对于那些身处极其需要救援的斯雷布雷尼察或卢旺达的男女老少（所有那些因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行动的原则而被置于听天由命境地的人们），联合国独一无二的合法性有什么好的呢？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新时代中为联合国赢得一个首要角色，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过去的失败，并形成一个我们在未来将如何以不同方式行动的观念。

长久以来，联合国一直被认为是只有国家及其代表才能加入的组织，它也是这样存在的。每个大陆的非政府组织和年轻人正怀着激情果敢地挑战一些过时的教条和不公正现象，但在一些重大事务中，他们依然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力量。私人因素正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发挥革命性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活力很少在联合国中得到体现。步入联合国往往会感觉是进入了一架时间机器，仿佛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种极其无聊的关于权力和正义、资本主义和发展的南北大争论中。

从我就任的第一天起，我就提醒各国领导人，《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并非指他们——事实上，宪章是以“我联合国人民”这个名义开头的。从“千年发展目标”到重启抗击艾滋病的斗争，从裁军和人道主义援助到动员非政府组织力量再到《全球协议》，我希望带领联合国更接近我们为之服务的人民。我不是领导一个只关注世界各国政府的组织，而是要把人置于我们所做一切的中心。

21世纪的联合国必须确立新的合作伙伴、反映个人的需要并坚持以下原则：国家主权永远不能用来当作种族灭绝或大规模侵害人权的借口。如果要成功应对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联合国就必须确立一个融和平、发展、妇女权益和人权于一体的更为广泛的安全观念。它必须对21世纪的四大挑战产生影响，这四大挑战涉及的方面是：和平与安全、增长与发展、尊重人权、法治。

我知道，所有这些对于联合国未来的担当和效率将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我努力将我们的关注点放在这些长期目标上，我却发现不得不面对现实，作为秘书长，我被拖入了一些破坏性地威胁整个人类社会的冲突漩涡。如果联合国要真实地反映人性——这种人性将更多地关怀处在冲突漩涡中的苦难，并作出更多的行动来结束这些冲突——那么，这个组织必须在人类安全的每一个领域充当干预者。

第一章　独立

非洲的开端

我的父亲亨利·雷吉纳尔德·安南本性上不是一个叛乱者。他是一家欧洲贸易公司驻加纳的主管，一个共济会会员；在一种部落文化和祖先崇拜的氛围中，他坚持做一个虔诚的安立甘教徒（即英国国教徒）。他又是一个急剧变化时代的世袭酋长，因此，他不是一个立场分明的人物。然而，他还是给他的每个孩子取了一个非洲名字，在20世纪30到40年代的黄金海岸，对于像他这样背景和地位的人来说，这的确是相当出位的举动。在他眼里，在认同自己是非洲人与外表上显出是个欧洲人之间，在做一个民族主义者与做一个传统主义者之间，在倡导政治变革与坚守尊重、尊严、纪律和敬业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支撑了他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但是，就他为他的5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娜娜·艾西、艾西、科菲·阿塔、埃弗亚·阿塔和考比纳来看，他正确无误地断定他的孩子们未来将享有一个自豪的、独立的非洲。

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称他为“H.R.”。对于他来说，跨越与回到原点是他的生活、遗产和政治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东西。H.R.拒绝在急剧变革与保持现状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部落与国家之间、在芬堤族与阿散蒂族之间、在非洲与欧洲之间作选择。相反，他坚持认为，唯一一种通往自治的可持续变化，应该是那种尊重加纳人民光辉遗产，并确保一个平衡社会得以自力更生以获得独立的变化。他力图作为社会的栋梁建设一个超越部落、阶级和职业的多元化国度。

身为一名商务主管，他每天身穿深色开领西服与欧洲经理们共事，而在我祖母一大家子人生活的库马西老家，他也是个守旧派人士。当时社会上的人们非常认同部落和村庄，但他的父母却分别来自芬堤族和阿散蒂族，而他本人所娶的妻子既有芬堤族人，也有阿散蒂族人。H.R.娶了4个妻子，她们为他生了5个孩子，其中包括一对双胞胎兄妹，即埃弗亚和我。

家父是联合非洲公司的一名主管，该公司是英荷多国公司利华兄弟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利华兄弟公司后来成了联合利华公司，也成为全球共知的企业。由于他职业的缘故，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不停地搬家——从库马西到阿克拉和贝克维，从科佛里图瓦到恩沙旺和恩卡考。由于这种不断搬家的经历，我对加纳的任何地方都不感到陌生。我的生母露丝与我的同母异父妹妹埃乌拉·埃弗亚住在开普海岸。我的孪生姐姐埃弗亚·阿塔和我都没怎么见过乌拉·埃弗亚长大的情形，一直到我十来岁时到开普海岸的寄宿学校就读。而在整个这段不停搬家的时期里经常有的重要事情是回库马西老家，我时常回那里并见到我们家祖孙三代的亲戚们。在我童年时期的许多重要关头，总会有一些人前来给予我指点和关爱，那时他们会用一些传统谚语来表达微妙的信息。比如“当别人咬着你手指的时候你不要去打他的头”，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即使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依然是相互制约的。

我们家里每天都会有新的面孔、不同的语言或部落传统出现，这给我们上了一堂堂生活课，让我们认识到了文化和民族的糅合是多么丰富多彩。其结果是，我们在一个部落社会中养就了非部落的秉性，在一个极端动荡的时代成长为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在一个选边站的年代成长为妥协调停派。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的黄金海岸，这块地处西非的英国小殖民地因为闹独立而精疲力竭。这是黄金海岸的一个黎明岁月，它最终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改称加纳。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将经历一次文化和社会的彻底变化。在我10岁时的1948年，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在我成人的时候，加纳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开启了非洲解放的先河，这场解放运动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16个新的非洲国家带进了联合国。

对于加纳人来说，这些岁月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期盼，我们憧憬非洲将开始腾飞，我们最终有了一个将为我们自己创造一切的机会，我们曾谴责殖民政权剥夺了我们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个人的成年与这场独立斗争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具有一种超越部落、意识形态或赃物分配（这在许许多多其他的非洲社会里早已成为习以为常的规矩）的意义和目标。随着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加入这场斗争来造就独立，整个社会都动员了起来。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会被投入监牢，但以后将昂首成为总理、法官或军队首脑。

在加纳，非殖民化过程主要被界定为一场国内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而非一场黑人反对白人的斗争。蚊子在其中起了某些作用。虽然奴隶贩卖繁荣了几百年，但由于疟疾和黄热病盛行，加纳的白种人非常少。因此，这是一场加纳人内部激进派与渐进派之间的斗争——家父成为渐进派中的杰出人物，这个派别寻求通过稳健的、审慎的变革来促进变化。

加纳独立斗争的特性就是这种在传统与现代、受教育者与劳工阶级、阿散蒂部落与沿海部落之间的二元对立。如同在许多其他非洲殖民地一样，开始比较深刻地质疑殖民统治不公平的人是那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英国军队后又回国的军人。他们目睹了与他们一起战斗并流血的英国士兵获得的丰厚薪水、土地及其他在非洲的福利——这些对于非洲人来说是绝无可能得到的。这些退伍老兵与加纳职业阶层中的领袖人物（如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一起发动了一场独立运动。作为社会中的保守派分子，按定义来说就是那些即使在殖民统治下也拥有地位、财产和特权的人士，他们寻求一种谨慎的、有秩序的体制变革。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的独立口号就是“一步一步来”。

正是这个团体组成了“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他们推举一位热情似火、慷慨激昂的活动家夸梅·恩克鲁玛担任这个政党的总书记。恩克鲁玛出生于加纳一个较小的部落，是一位乡村金匠的儿子，他曾前往美国和英国求学，他给加纳的独立事业注入了一种躁动不安和激情澎湃的特性，这种特性最终不能容忍加纳精英分子的渐进主义节奏。这些精英们对恩克鲁玛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姿态，对他们认为是他哗众取宠的做派持一种鄙视的态度。恩克鲁玛对这些人感到厌倦不已，他脱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另建了“人民大会党”。然而，恩克鲁玛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躁动不安，他还具有强烈的战略意识和高超的组织民众的能力，他远远胜过以前的同僚。不久他就成为加纳独立运动无可争议的推动者。

家父是少数几个在欧洲公司担任贸易主管的非洲人，他是“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重要成员，还是阿散蒂国王的好朋友。对家父而言，这是一个需要细心平衡的时刻。在那些天里，我们的家成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高级成员的聚会场所——而在我家街对面的公园里，恩克鲁玛派的活动分子也会举行聚会。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受到了家父在家里与朋友们谈话的深刻影响。但在同时，我又被恩克鲁玛“现在就独立”的充满激情和紧迫性的号召深深吸引住。他当时发表的一些宣言——如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我们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引起了我巨大的共鸣。

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只有生活经验才能做到的教育方式使我明白，和平的变化——甚至是变革——是有可能的。在观看了迄今为止第一位加纳裔警察总监（也是第一位加纳裔军队总司令）宣誓就任的典礼后，我忽然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我那一辈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洋溢着一种自豪感，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机遇感。这种对变革性改变的信念从此永远扎根在我的心里，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我开始了前往美国和欧洲的求学历程，以及随后的早年工作生涯，如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经济委员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以开罗为基地的联合国紧急部队，还有在加纳的旅游开发公司。

在加纳，如同在其他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非洲国家一样，争取独立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全国运动的产生，这种运动与较传统观念上的党派政治截然相对。在独立之后，领袖们主张人民应统一在同一个全国性组织之下，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会产生一个一党制国家。“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与恩克鲁玛关于独立之时机和方式等方面的观念完全相对的主张，还代表着一种对较传统价值观和做法的更深的信念，这些传统和做法在普通加纳人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对加纳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双方都尽其所能寻求最广泛的民众支持，也因此从来没有只着眼于部落根基，这就使国家免受了部落冲突的创伤，而这种部落冲突使非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饱受磨难。

“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与恩克鲁玛之间在观念和经历上的区别在加纳内部也有所反映，即集中生活在沿海和北部地区的部落与生活在加纳中部地区以库马西为首府的阿散蒂人之间颇有不同。虽然我的家庭是芬堤人与阿散蒂人通婚的产物，我却出生在库马西，而阿散蒂居住的内陆地区也是家父保持影响力和开展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由于阿散蒂人长期以来就享有一种广泛的自治——也没有沿海地区习以为常的那种与欧洲商人和欧洲士兵日常交往的经验——因此，比起其他那些加纳部落来，他们对于种族主义欧洲对待非洲人的诸种偏见和傲慢不是那么特别在意。

在库马西，人们没有像阿克拉人那种对欧洲商人低三下四或自愧不如的感觉，也没有多少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相反，那里的人对自己的王国和自己的武士精神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个勇猛的王国在1902年归降并被并入殖民地之前，其抵抗英国人的时间比那些沿海部落整整延长了一代人。与加纳的沿海部落不同——甚至更不同于那些被大批欧洲殖民者统治的东非——阿散蒂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束缚感，不觉得自己不能做这些或那些事情。

尽管阿散蒂人以能够抵抗英国人并统治其他部落的好战民族著称，在阿散蒂自己人内部，他们非常注重妥协和谈判。事实上，阿散蒂国王没有自己的军队，每当发生战争和危机之时，他不得不召集内部各部落和部族来让它们提供军队。

这种政治说服和通过对话谈判来为前景更广阔的事业作贡献的传统，深深扎根于加纳社会，并强劲地贯穿于人们和平共处的历史中。后来，在独立之后，当家父被任命为阿散蒂地区的地区政务官时，他得以发扬这一传统，从而谨慎地在国家利益与阿散蒂国王（他与阿散蒂国王早就建立了历久弥坚的友谊）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共和政府的现代方式必须与传统的权威结构相互融合。作为一个始终坚信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共处共存的人，他对此的确是轻车熟路。

家父在许多方面体现了这种立场所允许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在他所处群体中领头的专业人士，他与共济会和安立甘教会关系密切。他与联合非洲公司的欧洲主管们共事——作为一个专业伙伴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在那些牢牢保持着控制欲和优越感的欧洲人眼里代表着非洲商人，这些欧洲人只是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地平线上出现了变化的维度。

家父作为“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参加了他的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他也对一家殖民公司保持着他职业上的责任，他要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必须有耐心、沉着的性格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审时度势的才能。由于英国经理们在一边，而加纳革命者在另一边，他就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平衡他的价值观和责任心，同时又绝不牺牲自己的尊严。他是一个非常律己的人，不能容忍软弱和胆怯。

就此而言，家父代表着一种扎根更深的文化传统：忍耐、谈判与和解。在加纳人眼里，非洲式的树下闲聊始终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是在部落和宗教派别之间保持相对和平与和谐状态的一个渊源。我们在树下见面，谈话，寻求妥协，解决争端，消除分歧，促进团结——这就是“闲聊树”的意思。当然，与这种传统共存的是，几百年里，当无从达成妥协而军队已部署开来时，阿散蒂人与其他部落之间也发生过战争。更近一些的事实是，在共和国成立最初的几十年里，一系列的军事政变毁坏了国家，阻滞了它的发展，反映出了我们不能继承遗产的无能。

但不管怎样，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在枝繁叶茂的闲聊树下谈话的行为，在加纳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如果你们遇到一个问题而找不到解决方案，那么，你们明天再见面接着谈，直到你们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不同意某种行为或某个立场，但你不能意气用事地把对手说得一钱不值。这种观念扩展到传统的酋长与其所属部落之间的关系中——当出现滥用权力或傲慢无礼的事情时，将会有一种问责制度，其中包括让那些失去部落民众信任和尊重的酋长下台走人的做法。

在13岁前往就读寄宿学校的时候，我经受了一系列大事情的影响，这些影响将为我的自信心、宽容心和律己性格的形成奠定基础。我从家父那里学到了一些道理，明白了即使在诸如决定国家独立这类历史转折点上也可以保持一种独立的思想，在人们都认为是确定的和绝对的情况下也必须保持一种批评的眼光。他教导我，当其他人坚持选边站、坚持非此即彼态度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种更切合复杂世界之真实状态的途径。他自己的生活已被界定为在部落、语言、地方和目标中与各方面的共存——一种可以将非洲带向新开端的遗产和希望的融合，其核心乃是尊严。

我是开普海岸姆方特西皮姆寄宿学校1957级加纳“独立班”的学生，对我和我的同学来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和命运从来没有远离我们的心灵。姆方特西皮姆最大的贡献是把来自加纳各部落、各地区的男孩集合到一起，把我们所有人培养成这个新生国家的年轻公民，但尽管如此，学校的生活却反映了在激进民族主义者与渐进主义者（即当时所谓的“民主派”）之间的更广泛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当时我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姆方特西皮姆是加纳最古老的男生学校，它由卫理公会创建，虽然采用标准的英国课程体系，但已经由非洲人管理经营。我们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的卡其校服，不系领带——只有星期天例外，在星期天，我们不光打领带，还穿白色西装。每天早晨，我们集中在一间空荡荡的大厅祈祷；在星期天，祈祷的时间更长些。一切都是斯巴达式的：小小的木头桌子、石块地面、光秃秃的墙壁、波纹铁皮屋顶，犬儒主义和品学兼优将得到奖赏。

老师努力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但争取独立的斗争却依旧渗透到每一堂课、每一次讨论和每一次操场辩论中。我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是角色扮演，即模仿我们的长辈就独立的方式和时机进行辩论，辩论双方各有不同派别的支持者。我们甚至举行了模拟的议会选举，而我作为“反对派领袖代表”则在与激进民族主义者对手的辩论中宣扬渐进主义主张。我很快获得了“民主派安南”的绰号，它反映了我坚定站在民主派一边的立场，当然，这个立场也正是我父亲公开所持的立场。

对于一些急切想显示权力和权威的年轻人来说，学校固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待的地方，我无疑与我的同学们一样钦佩恩克鲁玛的勇气和韧劲。这些年我们目睹了巨大变化的发生，英国总督突然走了，不久，一个加纳人成为了总统，而我们也由此坚信，变化，甚至是巨大的变化，将是可能的。

当我离开姆方特西皮姆极具挑战但也颇为亲切的环境而前往库马西读理工大学时，我带走了那在一个急剧变化（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乃是不可想象的变化）的时期对政治和辩论的激情，这是最最重要的。在库马西，我参加了加纳学生会，不久之后，我作为该会副会长，受邀代表加纳大学生出席在塞拉利昂召开的一个大会。来自西非地区的男女青年们在会上热忱万分地讨论他们国家的未来、争取独立的斗争以及在独立后将出现的状况。

在听众席里，有一位来自福特基金会外国学生领袖项目的代表。这个项目旨在从发展中国家挑选一些具有领袖才能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机会去美国留学，随后让他们回国帮助他们的独立国家。这个项目给我提供了一份去明尼苏达州马卡莱斯特学院学习的奖学金——明尼苏达州的气候、社会氛围和人种构成与我的祖国加纳似乎差别不是太大。我的家人想象着我将带着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回来为我们的新国家做大事情的情景。我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在我的心目中，受教育是与服务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与我的父母一样，我此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此刻离开加纳将是近乎永久性的离开，我也从没想过美国在那么多方面将挑战我的思维。

尽管我有幸在一个安适稳定的家庭中长大成人，又上了一所让我对知识和理解之力量大开眼界的学校，但我还是不能幸免于殖民主义遗产及其基于种族的等级制度的荼毒。一次经历来自于家父的雇主——而这次经历也触发了我与父亲之间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里，当我还服务于驻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期间，联合利华公司（我怀疑是在我父亲的请求下）与我接触，雇我为他们在非洲工作。然而，他们不是把我派到加纳，而是建议我到尼日利亚为他们工作，原则上来说，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具体到细节上就很可恶了。

我是驻外人员，是派驻尼日利亚的加纳人。但在公司眼里，我却是一个“当地人”。因此我回绝了他们提供给我的岗位。这不是我作为一个非洲专家开始我职业生涯的方式。然而，对家父来说，我的拒绝令他极其失望。他说，“接受这个职位吧，从体制内去争取平等待遇”。我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就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继续把我当下等人对待。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在日内瓦待了两年，开始是在国际问题研究院，后来是作为P-1（即联合国体制内最低等级的职员）在世界卫生组织供职。在日内瓦，我发现了一个令人着迷的世界性氛围，此时我仅24岁，但是已经在非洲、美洲和欧洲3种不同的文化中生活过，我开始明白具有这种氛围的社会对我来说意味着某些不同于家父那一代人所遭遇的东西。

尽管如此，为我所属的非洲大陆之未来作贡献的愿望是我生命和职业生涯中一个时时重现的主题。1965年，在日内瓦为世界卫生组织服务3年之后，我加入了“非洲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负责促进非洲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联合国机构。在那些年里，亚的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简称）让我想起了我青少年时代遇到的加纳独立斗争——这个地方正全心投入非洲统一事业，新一代非洲领导人云集此地，为非统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能量。这是非洲统一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受夸梅·恩克鲁玛观念的影响。

1963年，当非洲统一组织创建之时，最初的成员国包括了33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独立并加入该组织，成员国数目不断增加。在1960年的一年中，就有17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而非洲独立国家的数目到今天已增加到了54个。在这段时期内，我目睹了来来往往的各种人物，不仅有新任的总统和总理，还有一些解放运动的领袖和自由战士。所有这些领袖们都成群而来，力图规划非洲的未来，确保整个大陆彻底解放。你可以感受到空气中都洋溢着激情。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令人激动的岁月，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亚的斯城的边上，在这里，我们全神贯注地探索，为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其中包括地区的和次地区的一体化或至少是合作。我记得我们在经济委员会内部的谈话集中在改善基础设施、发展能源、修筑道路、扩大铁路网络以便列车能不受滞碍地跨越国境。我当时丝毫不怀疑，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和管理，非洲就能够腾飞。

非洲的发展道路起初有许多错误，今天在分析这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现象时，被广泛承认的阻碍非洲发展的两个主要问题是能源和基础设施。如果我们记得40年前人们就非常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知道从那时起非洲人为糟糕的管理所付出的代价有多惨重。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专家认识这些发展障碍并找到消除它们的办法是一回事；而要领袖们超越他们个人私利去动员他们所处社会的资源来推进公共利益则是另一回事。

我利用休年假的机会以斯隆奖学金（由斯隆基金会提供的助学金，支持学员职业中期再深造，学员毕业后将被授予代表高级管理或高级领导能力的硕士学位）学员的身份赴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于1971年获得了我的硕士学位，随后我回到了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但我继续寻找重返非洲的机会。不久，我便受邀前往管理加纳旅游部下辖的加纳旅游发展公司，我于1974年11月开始在那里任职。我的职责目标是通过鼓励投资、兴建沿海宾馆、开办免税商店等吸引旅游者前来观光购物，以振兴加纳的旅游业。然而，我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因军事政变而走了形的加纳。这个国家现在生活在军人统治的浓重阴影之下——可以说，它在麻木不仁的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的双重折磨下日益虚弱。

如果仅仅是官僚主义障碍的问题，我怀疑我可能还会继续待在加纳，并力图从内部来改变制度。在任何官僚体制内，最大的束缚无疑是一帮官僚无事自扰、自我束缚——加纳也不例外。我带着我的发妻蒂蒂·阿拉基加和我的两个孩子阿玛和科约回到故乡，受到了亲朋好友的热情拥抱，并立志帮助祖国促进经济繁荣。然而，军人当局开始向公共及私人事务、媒体、文化等各个领域施加淫威。结果，经济逐渐趋于停滞不前。这种行为准则和糟糕的决策加在一起，阻挠了任何开拓进取的尝试。

我在官僚主义惰性、糟糕的管理和军人统治等各种因素中看不到有什么因素可能推动加纳（以及非洲）进步。在40年以后的今天，当新一代人正在起而反抗这种遍布非洲大陆的腐败合谋统治之时，我明白了我们这些前一代人内心的挫折感和年轻一代人所怀理想的力量。

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面对那些我无力改变的势力，我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我将不得不在我的祖国之外寻求我的职业生涯。我在加纳的经历加强了我想为一个国际组织效力的志向，我知道，我的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依赖于国际组织的建议和支持。我意识到，对我来说，为联合国工作是我为我的国家和我的大陆效劳的最佳途径。从那时起，联合国将成为我的家。

第二章　信守诺言

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在一个到处是内战的世界里的维和考验

在我进入联合国30年之后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被挤在4名警觉的、端着重机枪的美国士兵中间。此时我担任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坐在一架美军直升机炎热的机舱内飞越索马里大地。那里发生的世界关注的事件的形势最近正在急剧变化。

时为1993年，在我身体的下方，正在展开一项前途不明的冒险行动，即“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进展得很不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旗帜下部署的军队无法维持和平，且正在被拖入一场复杂多变的内战。此前联合国维和的某些确定因素现在正在最具敌意的环境中经受无情的考验。不久之前的1993年9月25日，一架美国直升机在索马里被击落。过去几个月里，索马里针对联合国军队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现在，它又潮涌般而来，有情报称，又有数百名忠于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武装分子拥进了首都摩加迪沙。

地雷爆炸、轻武器射击、火箭弹袭击已成为针对联合国部队的频繁行动。就是这样一枚火箭弹击落了美国直升机。我们已经被告知，这架飞机在地上燃烧的时候索马里人围着它欢呼雀跃。当天晚些时候，有报道称索马里人抬着一个类似白色食品包装袋的东西游行穿过了巴卡拉大市场。他们宣称这是坠机中被杀死的3个美军士兵中的一个的尸体。这只是一场预示了几天后（10月）的更大灾难的进攻。

从我1973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我已走过了很长一段路。我曾作为文职人员首席执行官被派往埃及参加已经展开的维和行动。联合国驻埃及紧急部队被派驻此地是为了监督1973年阿以战争结束后从西奈半岛的撤军行动。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划定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停火线，并加强交战双方对对方遵守这条“沙漠之线”的信任。如同所有的维和行动一样，这次行动也充满了复杂性，这影响了我每一天的工作：这里存在一些管理和后勤补给方面的挑战，原因是这支部队由多国士兵组成，其国籍包括芬兰、瑞典、秘鲁、爱尔兰、加拿大、波兰、巴拿马等。这意味着多条指挥线路和补给链条、多种语言、军事和管理文化的冲突，还有部队规模不正常的扩大或缩小，因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提供或撤走它们的队伍。

但是，如同冷战结束之前几乎所有的维和行动一样，联合国驻埃及紧急部队对其参加者来说基本上是在完成一项安全和和平的使命。而现在，在1993年的索马里土地上，我们正遭遇所有那些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在埃及遭受的复杂情况——但却是在完全不同的场所。这里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场所，在这里，部队不是在维持任何和平，而经常是在全国作战。无论政治家、联合国官员或媒体评论员怎样称呼在索马里的行动，这都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战争形式，令此时置身其中的军队痛苦万状。

“联合国应该进入那里，接管对摩加迪沙民众的管理权，对不对？”有记者如是发问。“您难道不同意这是逐步解决此事的唯一方法吗？”

“那样做需要投入大量的军队，而且是能够担当必要风险的军队。那将是一场战争。”我回答说。这次对话是在几个月以前，也即在1992年9月，当时我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副部长。这位记者的问题反映了一种大胆而不加评判的天真想法，这种天真伴随了国际社会新出现的对人道主义行动的兴趣。许多人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索马里的诸多恐怖场面后的反应是希望很快做些什么，却不能充分理解事态的含义——尤其是实现那些雄心所必需的政治含义。在国际社会公开宣称的目标与它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愿意调集的资源和承担的风险之间存在着脱节情况，这种脱节的后果将使维和行动经受严峻考验。

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范围内的维和行动开始在规模、数量和雄心各方面出现了急速扩张的势头，这改变了它在全球安全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在1987至1992年之间，大多数行动（除了一些极端的例外，比如在纳米比亚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只有100名或更少的观察员参加，维和人员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对很小。到1994年初，部署在全世界17个维和地区的维和部队总人数达到8万人，这些行动绝大多数开始于1992年1月以后——而且，在现在的维和行动中，人们能看到许多维和人员突然都身处危险之中。此外，与以往几乎所有的维和行动（只一两个重大事件例外）完全不同的是，所有这些新的维和使命都是针对那些饱经内战折磨的动荡地区。此刻出现了无数意义重大的变化，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组合把联合国置于几个最险峻危机的环境中。

第一个危机便是1993年联合国索马里维和使命的溃败；第二个是1994年卢旺达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眼皮底下坠入种族灭绝的灾难；最后，即第三个危机是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个居然还是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里发生的8000名波斯尼亚老少百姓被屠杀的惨案。

20世纪90年代初期维和行动历次遭遇灾难的根源来自于对这个重要工具的使用不当，而这又可追溯到此项工具的起源时。维和作为一个保持全球安全环境的实用措施在联合国创建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殖民大国迅速从其殖民地撤出，新生独立国家之间的新争斗随后便出现了，例如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但随着冷战拉开帷幕，这类冲突具备了新的国际特征。美苏之间的敌对意味着导致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冲突的利益因素将可能介入其他国家之间的地区性战争——其冲击力有着使普通冲突升级为全球性对抗的危险。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显然十分关心这一状况，他对核武器的发明所造成的全球不安全局势更是忧心忡忡，因此他确立了一种被称为“维和”的制度化措施。哈马舍尔德认识到亟需遏制这些地区性冲突造成的威胁，尽可能快地平息它们，避免让这些危机升级成全球危机或甚至更坏的核战争。中立的国际部队将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用于监督交战双方之间的停火线，促进停火线两边的信任感并缓解交战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如他声称的那样，这是一种“预防性外交”，旨在保证“新发生的冲突不要扩及两大阵营的范围”。

维和行动的概念建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早一批联合国战地使团的经验之上——在此期间，联合国向巴勒斯坦派出了观察员监督停火，也向克什米尔派出观察员监督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停火——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哈马舍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确立了维和行动的概念及其基本纲领和准则。使用国际部队充当缓冲来加强信任并稳定停火线，逐渐被认为是联合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它是在冷战政治对联合国形成巨大束缚的条件下，为促进世界和平和维持国际秩序作出的一个非凡创新。

哈马舍尔德确立的维和原则后来在1973年正式形成如下条文：

· 只有在争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部署维和部队。

· 维和人员必须在其部署和行动上严格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

· 除非是自卫，否则维和人员不能使用武力。

· 维和人员的行动应该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和支持。

· 维和行动在军事人员、装备和后勤补给方面必须依靠成员国自愿的贡献。

还形成了一个习惯，即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不为这些使命提供军队，因为那样做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冷战争斗。

然而，在1988年12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个演讲，宣布将大规模削减苏联军队，特别是其在东欧的驻军。这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对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创始人曾将安理会设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但是，在过去40年里，由于美苏这两个安理会中最强大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超级大国之争，安理会一直处在一种持续的僵局中。但戈尔巴乔夫的演讲预示了这种对抗及其造成的安理会的瘫痪局面即将终结。

对于维和行动部来说，这一变化的后果一开始是很显著但也是可控制的。在1988年之前联合国整个43年的历程中，只发起过12次维和行动。但在1988年到1992年之间的短短数年里，安理会就发起了10次维和行动。现在，安理会得以用它此前从来无法做到的方式对适合于维和干预的危机作出反应。联合国维和人员现在广泛部署起来并开展其行动，比如监督两伊停火、尼加拉瓜政治变革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等事项。

在1992年之后发生了联合国行动的大扩张。引发这种扩张的不是什么维和使命，而是“沙漠风暴行动”。作为对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反应，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依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授权规定充分使用武力。这促成了来自34个国家的956，600名男女战士被部署起来，于1991年成功解放了科威特。这是一次由联合国授权、由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制止了一个成员国公然征服另一个成员国的战争行为——这也正是联合国创建时被赋予的使命。

现在，这个新型的、积极的安理会展示出了其充分的效力，这在安理会成员国中激起了一种继续支持安理会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愿望。结果，在1992年1月，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安理会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会议，考虑如何实现这个宏愿。他们委托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报告如何在这个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利用联合国的力量。在由此形成的报告《和平指针》中，布特罗斯——加利着重论述了正在蹂躏世界许多地方的内战。他指出这些冲突现在已得到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也强调需要安理会在应对这些冲突方面担负起领导责任。

至关重要的是，《和平指针》也鼓励安理会把具有长远历史的维和行动当作一个已经受住考验的推进《和平指针》的工具。该文件建议为几乎所有的维和行动消除此前设定的苛刻条件，特别建议从此以后不一定需要冲突相关各方完全同意就能部署维和人员。这在维和纲领文件上只是一个小小的修改，但这个修改对于维和人员可以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来说却有着巨大的潜在意义。

就在《和平指针》发表之时，安理会已经在联合国维和的旗号下对一系列内战——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和柬埔寨的——发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维和行动。负责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当年新成立的联合国机构“维和行动部”，这个机构接管了多年以来由白利安·乌奎哈特爵士领导的“特别政治事务处”的职责。然而，该部（当时由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拉克·古丁领导）的人员规模几乎没有任何扩大，但却要处理全球各地数目急速增加的维和行动和维和人员，以及应对剧增的行动复杂性。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转派到位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维和机关。此前我的岗位是联合国管理部的主管，再之前我是联合国人力资源部的主管和预算部主任。现在我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维和部的副部长，协助马拉克·古丁工作。

不经交战各方完全同意就执行战地维和使命的可能性，意味着需要做好一旦必要就使用武力的准备。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维和部队如果面临反对使命授权的武装派别时，就需要完全非常规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为维和使命提供部队的成员国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冒险，并与安理会一道在政治上作出程度大大提高的承诺、关注和反应。然而，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很模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开始大大拉开了。

1992年，安理会疏忽了一件事，即共同审视一下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建立一套新纲领和新机制的可能性，因为从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传统的联合国维和机制和原则被带进了这个新的时代。

这意味着冷战时期那架七零八落的旧维和机器被用来应对它从未想过要应对的局势。“维和”是在冷战时期联合国体系内诸多政治束缚中呈现出的一些有限可能性中七拼八凑组装起来的。以下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接受：联合国应该拥有它自己的、完全受其秘书处指挥的部队。而实际是，联合国维和在一个三方控制的框架下展开，在这个框架内，维和行动的相互关系和督导权力归属在最好的时候也是模糊不清的。首先是安理会，它有权推动一项联合国行动，并以实时监督者的身份负责决定这项行动的授权、目标和内涵。其次是联合国秘书处，它是联合国的行政机构，负责监督这些行动的日常管理，主要是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秘书长办公室做这些事。再次是派遣部队参加行动的成员国，它们对它们参加到联合国使命中的部队保持着权力，在实践中它们保持着对它们本国部队的最高指挥权。

这样，维和就依赖一个经常发生冲突的政府间机构（形式上就是安理会）做它的政治主宰，而它的后勤补给和管理则由一个职权不明朗的联合国部门来运行。而更糟糕的是，维和使命几乎完全依赖于提供部队的多个成员国，各个部队只听从它们本国政府的命令。指挥系统混乱，决策责任支离破碎，3个控制方之间经常缺乏统一的目标。

在冷战时期传统的维和行动中，这种状态经常导致部署缓慢和杂乱无章，部队指挥问题多多，装备和后勤保障艰难万分。但这些问题大多是发生在环境相对稳定的战地使命的完成中，其内容无非是检查交战国之间已经清晰划定的边界，如我自己在1973年的埃及经历的那样。在这类使命的完成过程中，维和行动系统中这些天生的弱点从来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从而引发任何改革的要求。这套体系足够让维和部队部署起来，尽管在过程中有诸多缺陷。

对内战干预的新兴趣使事情完全发生了变化。由于内战涉及更多的复杂情况及更多的派别和次派别，特别是因为典型的非正规部队卷入导致了交战双方界线不明确，这种战争比起国家间的战争来显得流动性更大，更不稳定，战场局势变化更快。随着维和使命对全球各内战地区产生新的兴趣，这些内战的特定状况使联合国维和管理体系中的弱点、矛盾和负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暴露。

加利秘书长特有的管理风格使这个难题更加复杂。他在控制和约束进出安理会的信息流方面尤其煞费苦心。几乎所有给安理会的信息都通过他的私人代表钦马亚·加尔汗传递。维和部队的指挥官很少被允许直接向安理会作汇报，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官员，包括该部的首脑——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如此。布特罗斯——加利对他本人与成员国领导人及其代表之间、他与秘书长特别代表（他们负责维和行动的实地政治使命）之间的联络保持严格的个人掌控。这意味着我们这些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人员在任何阶段都永远不能确定谁知道些什么，以及在维和行动的日常运行和指挥方面达成了什么一致意见。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在指挥系统中，处在秘书长办公室和安理会的管辖范围之内，却要支持那些掌握指挥权的提供维和部队的成员国。

这些年里出现在维和管理上的挑战来自一些成员国的机会主义。它们抓住这个维和工具来施展它们的人道主义抱负，将部队提供给联合国，由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来统辖，但在行为方式上却常规避自己的责任。在很短的时期里，它们非常愿意在人道主义危机面前有所作为，但同时又不愿意认真考虑严峻的现实。它们很少采取措施让它们的民众和议会对它们的部队必将面对的任务和危机有所准备。我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人都明白，完成这些使命需要武力，我们也希望其他人明白这一点。但联合国维和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看作一项介入的军队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来完成的任务。维和人员的部署依然采用这种方式。各国政府躲在“维和”的标签下面派军队介入内战，而这些内战的状况与传统的维和环境已迥然相异。

索马里：饥荒和内战

“当你掉下一只花瓶而花瓶碎成三块的时候，你就把这三块碎片捡起来再把它们粘回去。但如果它碎成一千块时你该怎么办？”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穆罕默德·沙赫农就是这样来描述这个国家在1992年时行将陷入的僵局的。索马里很快就分崩离析了。1991年1月，总统西亚德·巴雷在索马里下台。这引发了一场权力之争，这次争斗很快表明，这个国家盘根错节的部落和宗族网络是多么牢固。到1991年11月，冲突已大大升级，首都摩加迪沙陷入两个派别之间的暴力争杀，一派人支持临时总统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另一派人则支持索马里联合大会党主席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将军。从那时起，这个国家的权力瓦解成不断滋生的各种武装派别和匪帮，而战争——或更确切地说是由一系列阵线不断变化的多边微型战争组成的大冲突——眼看就要吞噬整个索马里。

从巴雷下台后不久的1991年3月起，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就全面介入了索马里局势。但由于冲突四散蔓延以及随后而来的索马里社会的崩溃，联合国的存在不足以让索马里民众免遭可怕的荼毒。在几个月里，贸易网络和食物分配服务体系逐渐消失了。超过一半的人口，也即450万人受到营养严重不良的威胁，而估计有150万人被认为处在快要死亡的境地。

1992年电视新闻报道中的相关画面是我所见到的最糟糕的景象。索马里呈现出一片凋敝的景象——一些人死去，另一些人仅仅是活着——男女老少均是如此。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走向死亡。

然而，问题在于：仅仅发放供应品无疑是杯水车薪。这不是一场由气候或不适当食物分配体系引发的饥馑，那样的饥荒倒是可以通过人道主义救援在短时期内缓解的。尽管破坏性的干旱引发了最初的食物短缺，但这场饥荒是因武装人员故意毁坏全民必需的最基本生活品而产生的。发放人道主义援助物品不足以应付一场源于残酷内战的饥荒。

要让任何部队直接进驻以制止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复杂内战将是极其困难的，也没有任何这样做的先例。在联合国的文化和经验里，促使各方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被看作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联合国将能通过这种方法营造一种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安全环境。1991年12月27日，即将离任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进行了联合国第一次争取达成政治协议的尝试，协议目标是停火并允许饥民安全获取人道主义救援物品。

这项行动起初有所进展，1992年3月3日，总统马赫迪与艾迪德将军在摩加迪沙签署了一些实施停火的协议。是年4月，根据协定和随后一些协议的一部分条文，安理会发起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这项维和使命将由50名非武装观察员监督摩加迪沙的停火，另外还将有其他一些部队随行保护在索马里各地的人道主义救援。

1992年8月25日，我们从红十字会处获悉，该会11名工作人员在索马里南部的基斯马约被杀。在此前的数天和数周内，已发生过一些针对救援人员和物资的袭击，但这是特别严重的一起。9天之前的8月16日，在我抵达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我的办公室时得知，武装人员和劫匪在摩加迪沙封锁了食品车辆。试图将救援食物从首都港口转向外省地区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再次受到武力阻挠。这还不是全部的：与此同时，一帮持枪匪徒冲进了基斯马约港，抢走了250吨食品。

在索马里乡村的救援人员正在向我们提供越来越让人惊悚的报告，汇报民众的状况和食品援助不到位的后果：在距摩加迪沙150英里的拜多亚，不断有儿童在食物供应中心（甚至是在那些一个月前已经建立的中心）死亡。正如救援人员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在摩加迪沙通往拜多亚的路上现在是饿殍遍野。

所有这些非正常的事件充分表明，政治妥协协议现在没有得到遵守，和平没有得到实现，武装匪帮的劫掠正在继续扰乱和阻止人道主义救助。实地形势不断表明联合国完成使命的能力不足。到1992年8月底，根据布特罗斯——加利的建议，安理会通过一系列补救措施来加大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之观察和护送行动的力度。

但无论救援发放的努力如何，只要索马里内战继续下去，这个国家许多地区的人道主义状况就将持续恶化下去——而从1992年11月开始，这种状况又急速恶化了。随着发放救援的努力和救援额度的加大，阻挠救援的行动也加强了。所有派别，而不再仅仅是那些松散的帮派，现在公然封锁食品发放。大量食品正在运往该国，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到达饥民手中。

我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主要关注点是把食品送达民众手中。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部队来确保供应发放。所有人都因眼前的状况气得发疯：索马里港口的仓库现在是食品堆积如山，而每天却大约有3000人饿死，或许已经有30万人死亡了。正如我在当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每天让我们所有人多一点折磨的状况。

显然，必须实行一套更紧迫、目标更明确的行动步骤。我们相信，如果要把积存在海港和机场的大批食品发放到饥民手中，将不得不借助武力和授权。1992年11月29日，布特罗斯——加利对来自安理会的一份请求作出了回应，该请求要求加利考虑如何才能实现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不受干扰地顺利发放。加利建议，按《联合国宪章》第7章规定授权使用武力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据此，1992年12月3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794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尽快在索马里建立确保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开展的安全环境”，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部署一支新的、统一的军队。这份决议的公布表明，联合国将在派遣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方面担任领导角色。次日，12月4日，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布什授权开展“重塑希望行动”，他宣称自己认识到，“只有美国拥有全球输送能力，能够迅速有效地向如此遥远的地方派遣一支庞大的安全部队，从而挽救千万人的生命”。12月9日，一支由28，000名世界上最专业的士兵组成的美军先遣部队在索马里登陆，随后还将有由来自20个其他国家的17，000名士兵组成的增援部队前往。

安理会和提供部队的国家认为这一决定性措施将迅速稳定索马里的局势。它们对这一点如此确信，以至于安理会强调，这场行动只需持续很短时间就能“为维和的重归和冲突后的和平建设铺平道路”。

尽管有这次干预行动，“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的前景却依然很渺茫。一俟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由以美军为首的部队护送到索马里主要的救援地区，这次干预就结束了。维持局势的责任在1993年3月又转归了名为“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的联合国新行动；在同一个月里，我接替马拉克·古丁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部长并被赋予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头衔。

美国领导的行动部队非常成功地保证了索马里大部分地区居民中心的安全，并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发送到了这个国家40%的地区——但是战乱依旧在延续。为此，布特罗斯——加利向安理会建议，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之规定，授权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可以像“重塑希望行动”一样使用武力并解除索马里派别的武装，以求恢复这个国家的法律和秩序。这致使1993年3月通过了第814号安理会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这个决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其宗旨全然是重新使一个完整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自豪的、运行良好的和可生存的成员”。

然而，问题在于，随着美国驻军的撤离，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的任务扩大了，它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它现在拥有的是一支规模小了很多、装备远非那么精良，而其指挥机构又凌乱得多的部队。在1993年3月以前，那里部署了将近4万人的国际部队，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但现在，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的军队中虽然还有一些美国部队，但主要是由土耳其、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部队组成，人数从未超过2万。如果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要取得成功，必须在索马里各派达成妥协和和平协定方面迅速取得进展，否则，这第二阶段行动将没有力量来强行解决。

但是协议毫无进展，内战依然在延续，尤其是在索马里南部，战斗更为激烈，因此，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以其有限的资源难以有所作为。更有甚者，这第二阶段行动在解除索马里派别武装上的努力把维和部队直接拖入了冲突。在这样一种行将爆发战争的形势下，任何被锁定缴械的派别都会发现自己将处于相对于其敌人的劣势中，没有哪个索马里军阀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在发生了一系列攻击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部队的事件之后，1993年6月5日，25名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被杀，另有50多人受伤。艾迪德将军被控要对此负责，安理会——特别是美国——的反应是集中精力逮捕艾迪德，他现在被看作是维和行动最大的威胁。

这就使维和行动偏离了重要的战略问题。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支更强大的军队，而不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身处摩加迪沙的某个人物身上。沙赫农也主张，解决问题的另一种选择是集中力量与摩加迪沙之外的地方军阀打交道并加强他们的力量。按他的看法，这就是依靠在其所处社会内具有真正合法性的领导人（而不是那些在摩加迪沙拥有大部分枪械的人）来帮助建立索马里的社会结构和达成和解。但是对艾迪德的刻骨仇恨使得决策者没有多少余地来考虑这另一种选择。

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的许多事务由布特罗斯——加利按其一贯的秘密行事的作风来掌管。加利亲自与那些提供维和部队的国家进行谈判，这样就把联合国的大多数人，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领导层，排除在了许多决策事务之外。

最明显的事情是，加利本人随时掌握美军特种部队抓捕艾迪德的情况：这支部队由美军“游骑兵”、“三角洲部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士兵组成，其指挥系统完全与联合国维和部队脱节，它于1993年8月下旬抵达索马里。但我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直到1993年10月3日才第一次听说此事，其时有消息披露抓捕索马里军阀的行动遭遇了灾难性结果。布特罗斯——加利处理索马里问题的强硬态度是与美国最近一意抓捕艾迪德的念头一拍即合的。两架直升机被击落，18名美军士兵被杀，还有许多士兵受伤，被困在摩加迪沙城的各处，最后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救援下才脱离了索马里武装暴徒的魔爪，而维和部队与我们一样，早先对那次抓捕行动一无所知。令人恐怖的场面被拍摄下来并传遍了世界，阵亡美军士兵的尸体被剥得精光并被拖过摩加迪沙的街道。

这对于一项人道主义使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美国公众也震惊了。这与几个月来美军和其他联合国部队在摩加迪沙进行的一些重大战斗没有关系，那些战斗是作为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授权之组成部分而进行的——而这第二阶段行动依然被理解为是“维和”行动。美国人民还没有做好付出伤亡的思想准备，那些反对干预的政治家们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叫嚷着要结束美国的介入。

于是美国迅速宣布它将撤出索马里。这令联合国索马里维和第二阶段行动危如累卵，因为行动部队失去了训练最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部分。其他那些提供维和部队的国家现在受到的压力更大了，于是它们照着美国的样子纷纷撤离，联合国在索马里的使命行动在随后的几星期和几个月里土崩瓦解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纯粹受人道主义目标驱动、试图在和平使命中采取强制手段的实验就此告终。以维和的名义进驻，却遭遇了战斗交火，这意味着政治动力已经根本性地转向，迅速地向撤离转去——曾经自豪地向索马里人民提供的一切帮助也烟消云散了。

全世界抛弃了索马里，听任它为世界“创造”内部混乱和生灵涂炭的全新模式。索马里从此以后将被西方国家弃之不顾——一直到多年之后，国际恐怖主义在那里冒头，同时多股组织完善的海盗从那里杀向公海，威胁到国际贸易的一条重要生命线。但在1993年，国际社会中几乎没有人能领悟国际人道主义的“开明自利”的概念。

10月3日袭击的失败清楚地显现了维和体制的功能障碍。然而，这却并未引发成员国对维和工具作审慎的重新评估，相反，它们作出了仓促的反应：比尔·克林顿总统宣布，美国军队将永远不再以有害的方式参加到维和使命中。但是，维和行动却继续进入到其他那些复杂多变的内战地区。

这只是加深了维和的功能障碍。是年9月授权的一次在海地的维和行动不久也失败了，在失败前不久的10月11日，一艘搭载美国和加拿大部队的美国军舰在发现岸上有一些手中只有少量武器的匪帮时就掉头离开了。对维和的不满态度被直接带入了1993年10月3日之后有关发起和实行其他维和行动的谈判，导致了在安理会讨论中愤慨地拒绝授权或部署某些可能包含武力使用的行动。事关重大的一点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发起的第一场维和行动是“卢旺达使命”。

卢旺达：在索马里的阴影下

密码电文，1994年1月11日

致：纽约，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莫里斯·巴里尔

发自：卢旺达，基加利，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军队司令罗密欧·达莱尔

主题：请求保护线人

部队司令通过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府官员与线人保持接触。线人是一名培育MRND（执政的胡图族政党）“团结武装民兵”干部的最高级官员。他告知我们他负责上星期六的示威游行……（在游行中）他们希望激怒卢旺达爱国阵线军营（该营是根据和平协议驻扎在基加利的一支叛军部队）的官兵，令其（在被射击时）向示威者发动攻击从而引起内战。他们预计代表们将在进入或走出议会时被暗杀。比利时军队（系此次维和部队的核心部分）将被激怒，如果比利时士兵动用武力，将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这样就能保证比利时撤离卢旺达……自授权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维和以来，他（即该线人）受命对基加利的所有图西人进行登记。他怀疑这是以备他们作彻底清除之用。他举出的例证是他指挥的团队可以在20分钟内杀死1000名图西族人。线人准备提供储藏了至少135件武器的武器库地址……他已准备好今天夜里去武器库……我们的意图是在随后的36个小时内采取行动……对武器库的侦查和详细的袭击计划将在明天晚些时候汇报。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个陷阱的可能性……我该怎么办？还是干吧。

到1994年1月的时候，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埋头忙于处理有8万名士兵的维和部队的事务，这些来自60个国家的士兵投身于全世界正在进行的17项维和行动中，而我们在纽约总部处理所有这些事务的班子几乎没有增加人员。在这样忙得头昏脑涨的气氛中，同时也是在索马里事件的阴影之下，我们从在卢旺达履行维和使命的部队指挥官那里收到了这份让人极其忐忑不安的紧急情报。

3个月之后，在卢旺达估计有80万人在100天内被杀。我们给达莱尔将军回复的语气与他在结尾处用法语词“Allons-Y”（干吧）的语气截然相反。我们警告达莱尔不要采取像他设想的袭击武器库那样的进攻行动，提醒他这将得不到安理会或现有授权部门的同意；我们指示他只要向在当地更具影响力的其他各方（包括在卢旺达最有影响力的3个国家）传递这份情报以示警告即可。我们告诉他，他应接触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驻卢旺达外交使团，也可接触卢旺达总统本人。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选择。

鉴于后来事态的发展，我们是怎样得出那种结论的呢？从多方面来说，这答案切中了当时联合国维和正在出错的所有事情的核心。

卢旺达长期以来一直饱受在占少数的图西族人与占多数的胡图族人之间进行的种族权力斗争的伤害，图西族人在该国独立以前的殖民统治体制内曾占据特权地位。在摆脱比利时殖民统治之时发生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过程中，图西族人在殖民时代的统治地位被推翻了。在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依然有许多人非常担心图西族人会再次建立起对胡图族人的控制权。1990年10月1日，曾经掌权的图西族人卢旺达爱国阵线从邻国乌干达发动了一场针对胡图族人控制的卢旺达政府的进攻。在胡图族政府看来，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入侵预示着图西族人将重新获得对卢旺达统治的危险。

卢旺达爱国阵线证明自己是一支可怕的叛军，它在卢旺达北部获得了越来越稳固的立足地，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里，它几次威胁首都基加利。但以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为总统的胡图族人控制的卢旺达政府有法国做它的盟友，法国伞兵部队有几次与来自扎伊尔和比利时的军队一起部署开来，以确保基加利的战略要点，以便让卢旺达政府军更多地腾出手来开展越来越严酷的制止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战役。1993年2月8日，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了一场最大规模的攻击，挺进至距基加利15英里不到的地方。法国人进行干涉，又派出有600名伞兵的部队来增强基加利政府军的防御。这一帮助阻滞了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推进。在来自法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外交压力下，卢旺达爱国阵线同意进行协调谈判，谈判旨在寻找一种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

其结果是被称为《阿鲁沙协定》的和平协议于1993年8月签订，该协定确定了权力分配的条件，双方均在民主制政府中拥有代表权，建立一支由政府军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武装组成的联合军队。协定内容还包括派一支中立的国际部队部署在卢旺达以帮助落实协定的条款。协定最后一条主要是法国游说的结果。法国人意在达成一项确保其盟友哈比亚利马纳的政权得以延续的协议，虽然该政权将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分享权力；因此法国人在阿鲁沙谈判的一开始就主张部署一支联合国部队到卢旺达来帮助落实和平协议。

除法国之外，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起初对授权在一个如此遥远（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国家部署一支新的维和部队都没有太大兴趣——尤其当它们仍全心关注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那些复杂、重大和麻烦重重的维和使命之时。但是法国做了一个交易，即支持美国和俄罗斯希望的在海地和格鲁吉亚的维和使命，以换取它们同意支持卢旺达维和使命。其结果是安理会在1993年10月5日通过第872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

要理解第872号决议，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到当时安理会中盛行的敌视任何以重装备履行维和使命的风气，这种敌视主要是来自美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表决发生在摩加迪沙惨败的几天之后——美国此时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坚持反对这样一种维和行动，即可能导致部队使用武力，使部队陷入复杂状况和遭受伤亡的维和行动。此外，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现在有一个削减所有维和行动费用的议事日程，美国国会的许多议员争辩称维和行动过度频繁，花费了美国纳税人太多的美元。

因此，美国一开始情愿要一个花费小得多的选择，主张向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派一支由100名观察员组成的小部队，而不是8月份所派联合国侦察团建议的最好为8000名士兵的大部队。该侦察团坚称，要确保《阿鲁沙协定》得以执行，至少需要一支5000人的部队。但最后，安理会只授权动用2500人的部队。

摩加迪沙袭击的后果在联合国和美国引发了一阵强烈的愤慨。克林顿政府现在因为此次惨败而谴责联合国，宣称联合国秘书处曾指挥美国军队，因此需对1993年10月3日的灾难负责。但是我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所有人员此前对抓捕艾迪德的计划都一无所知，连对美军向这个国家派遣特种部队也毫不知情；可想而知，我们对美国的这种谴责是多么恼怒。

故而在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建立之时和随后几周内，人们普遍感觉到联合国维和的前景很悬，尤其因为美国国会在批准1994年度美国财政预算时砍掉了一笔提议中的维和临时资金，设立该项资金原是为了使美国能够为迅速启动维和行动而提供紧急经费。美国似乎正在努力使自己完全躲避开维和事务。美国政府还拖欠着约90亿美元的联合国常规会费和维和经费——尽管交纳这些款项是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法定义务，美国国会仍拒绝支付；因此人们感到，联合国的维和以及它给国际和平和安全带来的所有利益将处于迅速削减的边缘。一些人担心这些将完全萎缩。

在我们当时的分析中，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似乎不会遇上什么像导致索马里灾难和波斯尼亚持久麻烦那样的冒险。3年的内战已经结束，全面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与最近一些饱受争议的行动不同，这次维和部队将不会部署到没有和平可资维护的环境。这次维和行动是《阿鲁沙协定》的一部分，因此将在冲突各方完全同意的条件下展开。此外，这次行动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6章的规定而确定的，不会有任何国家强制实现和平的议程。最后，这次行动根据一项明确的条文发起，即它的实施和延续完全取决于卢旺达爱国阵线和哈比亚利马纳政府对《阿鲁沙协定》的遵守情况。任何违反协议的行动都将意味着维和行动终止——这被看作是一个合理的警告，它将保护维和使命免受任何内战的困扰，使其避免遭遇当时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出现的那些麻烦。

我们深知卢旺达种族之间暴力的历史，也知道在其邻国布隆迪曾发生的大规模种族杀戮的事实，但是，我们却没有因此真正担忧过卢旺达的崩溃。与布隆迪不一样，这里的冲突各方已经接受了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中发挥作用。从传统的维和视角来看，卢旺达比起当时其他一些维和地点来似乎是安全得多的介入场所。

持这种乐观态度的不只是我们。国际开发组织已经在卢旺达活动了好些年，就在1994年3月，一些主要的开发组织还在撰写报告盛赞卢旺达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成功例子。但是国际社会对卢旺达的社会和历史，以及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却只有肤浅的理解。正如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后来承认的那样，当他1990年被派往卢旺达时，他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在地图上找这个国家的位置。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我们也没有一位深刻了解这个国家的真正专家。安理会交给我们做的只是我们必须靠一个很小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班子处理十多项全球范围的维和行动。对我们正在其中开展行动的国家只有有限的了解，已经成了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中一种必然的工作条件。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任务很少，无非是以传统的维和手段行事，仅仅是监督一下停火而已，但即便如此，部队的部署一开始就进展得很糟糕。迟至1993年12月下旬，维和部队依然显得完全不能胜任。一份12月30日来自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报告指出了它的严重缺陷。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自带装备的800人的步兵营，它被指望是确保基加利地区安全的至关重要的工具。于是援助团不得不用两个较小的步兵营来替代，一个营来自比利时，有398名士兵，另一个营来自孟加拉国，它原本应有370人，但实际只有266人到位。这份报告强调，缺乏装甲运兵车或直升机也意味着“不仅在基加利，而且在整个非军事区缺失威慑能力，而这种威慑能力在秘书长报告中被称为是必要条件”。在报告所列的一长串有关部队的其他问题中还有一条，就是由于部队人员的严重短缺，工程师和后勤人员都被重新安排当作步兵使用。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原本要接受22辆装甲运兵车和8架直升机以使自己具备一定的灵活反应能力，但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提供直升机，最后也只有8辆装甲运兵车运送到了该部队，它们是从联合国驻莫桑比克使团那里七拼八凑弄来的。这些车辆最后运达了，但却破旧不堪，只有5辆勉强能用；它们中有些经常抛锚，不得不由其他的装甲车拖回营地。部队如此缺乏能力令人感到羞愧，这类事经常在基加利发生，卢旺达政府军看得一清二楚。数年以后，卢旺达总统和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保罗·卡加梅告诉我，当时他很明白达莱尔没有执行其使命的必要手段，当他前往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部作正式拜访之时，他甚至不信任达莱尔有保护他的能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收到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那封痛诉维和行动军事能力不足的12月来信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我们收到了1994年1月11日的达莱尔电文，他告知我们现场的紧张局势以及他想袭击武器库的计划。我的代表伊克巴尔·里扎接收了电文，并通过正常的联络渠道向驻卢旺达的秘书长特别代表雅克——罗杰·布布发了回电，告诉他去取消任何的袭击计划。回电称我们不能同意其计划的袭击，并强调了以下这种压倒一切的考虑：“需要避免进入任何将导致使用武力和不可预知反弹的行动程序。”

鉴于当时联合国维和的微妙地位，我们此刻最大的担忧是另一场军事灾难将降临到维和行动上，从而造成重大的伤亡。在达莱尔发来的袭击请求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与3个月前在摩加迪沙抓捕艾迪德的失败袭击相似的灾难成分——不同的是这次部队在军事能力上比那次还弱 1000倍，且完全没有任何获得增援的可能性。达莱尔的计划中潜藏的前景对维和部队来说将会比索马里事件更加糟糕。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家，维和部队被两支可能是怀有敌意的军队包围着，每支军队各由数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而我们也不太可能部署更多的生力军或增援部队；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相信，这次袭击会触发一场他们将没有能力应付的反抗。它不只是会导致像在索马里那样的结果，几十名维和士兵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有可能使几百名甚至是全部2165名士兵沦为别人刀俎间的鱼肉。

更为重要的是，在索马里惨败之后的国际氛围中，不光是在美国，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人们没有任何意愿采取哪怕是只有最微小的牺牲代价的冒险行动。一场只有少量伤亡的小规模遭遇战将引发安理会的撤离和又一场维和使命的失败，或许还会触发整个和平进程的崩溃。

就我们当时掌握的信息来看，要我们批准这次袭击是不可能的。后来，在4月份，当10名孟加拉国士兵被俘（如达莱尔的线人警示的那样）之时，达莱尔正在驱车前往会晤政府军首领的途中，他路过一个院子时看到有两名比利时维和部队士兵被绑着殴打。这是他第一次获悉他们的被俘，他后来解释说，当时他意识到，除了进行谈判以外他做不了任何事情来拯救他们。他回忆说：“那一时刻我已经在说，‘我全然无法让这些士兵离开那里。我手中就是没有部队啊’。”他觉得选择营救就是让他的其他士兵冒险的不负责任之举，而这恰恰就是促使我们对他1月11日的请求作那样回复的同一种压倒一切的考虑。

达莱尔的电文还警示说那可能是一个陷阱。即使他没有警示，我们也会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总是有一些派别乐于操纵维和部队。提供假信息是冲突区域的维和使团经常遇到的情况。阿鲁沙的和平进程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而这份情报从一个孤立的源头突然冒了出来。真正的危险是，它可能是由两方中的某一方人员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要引发达莱尔的进攻行动，从而重开一系列冲突与战斗。

此外，如果我们同意袭击计划，我们将不得不要求秘书长和安理会发放授权。所有来自部队指挥官的电文将自动传发给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和秘书长办公室的十来个高级官员。由于该电文的内容，它的确在维和行动部和秘书长办公室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却没人对我们的回复提出异议。原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安理会中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愿意考虑在维和使命中使用武力——这一点在此前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已经不断向我们表达清楚了。

安理会中的气氛很沉重。美国已公开为最近在索马里的失败而谴责秘书处，安理会对来自秘书处的任何动议最好的态度也是疑虑重重。在这个时候，任何与安理会意见相反的建议都会遭遇到嘲笑和恼怒混杂在一起的反应。例如有一次，维和行动部的高级军事顾问莫里斯·巴里尔与我一起去安理会，这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都是加尔汗陪我去的。我们向安理会汇报关于在波斯尼亚设立“安全区”计划的军事分析，巴里尔解释说该计划受制于当前的严重情况。他说时感觉自己是被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和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戴维·汉内 “活生生地剥了皮”，因为他们俩说他可能比安理会成员更了解成功的维和行动所必需的条件。这种态度不啻在说：“你以为你是谁，来这里给我们上课？”他们确信他们用语言惩罚了莫里斯。

我们就是在这种种束缚之下对达莱尔的请求作出了我们的答复。但我们仍然很严肃地对待他的报告。我们在电文中指示他执行另一种选择方案，即开展外交行动，这似乎是预防任何在基加利实施大屠杀计划的最佳机会。为了给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施加进一步的压力，我们还告诉达莱尔：

假设你确信由该线人提供的信息绝对可靠……你应该告诉总统，如果基加利发生任何暴力，你将不得不立即向安理会通报你已经收到的关于民兵活动的情报，并调查以确认谁对此负责，最后向安理会作出适当的建议。

在此我们的策略是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从在军事上积极介入卢旺达当地事件的几个国家到联合国本身——都在关注该总统的行动，如果他卷入任何暴力行动，将招致对他严重不利的结果。

在我们发出回电的第二天，1994年1月12日，联合国特别代表雅克——罗杰·布布和达莱尔将军按我们的指示拜会了3个国家的大使，几位大使回应称将向他们的首都通报此事并寻求协同战略。安理会成员国宣称它们没有获悉达莱尔传递的报告，那只是它们后来的说法。鉴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美国和法国）在卢旺达拥有比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更先进、更稳定的情报收集能力，这种说法不会是真的。

1994年4月6日，一架飞机载着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从坦桑尼亚结束谈判后返回，它在飞临目的地基加利机场之时被击落。所有乘客罹难。紧接着这个事件，基加利突然爆发了由胡图族政府军挑起的暴力冲突。在谋杀发生之后的第二天，10名来自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奉命保护卢旺达总理的比利时伞兵被政府军俘虏。他们在用无线电向其指挥官卢克·马歇尔上校请示时被命令放下武器不要交战。总理随后被杀，不久这10名比利时伞兵也被杀，尸体被砍得面目全非。

我们从1月起就有的担忧现在被证实了——提供维和部队的国家看上去想要撤离，维和行动行将失败，基加利正在发生大屠杀。但在随后的几天里，送来的报告提到了达莱尔没有警示过我们的事情。暴乱和屠杀显然正在向首都之外扩散。政府军、民兵组织和平民帮派在地方指挥官和国家官员的命令下公开屠杀平民百姓，大多数人是被农具杀害，杀戮的规模和程度是我们所有人闻所未闻的。

一名卢旺达高官后来在谈论杀害比利时维和士兵的计划时说，“你们知道，我们也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指的是他们从前一年的索马里事件中学到了经验：外国维和部队只要有几个人死掉就足以终结联合国干涉的企图，这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实施杀戮计划。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维和士兵被恐怖地杀害后的第5天，比利时政府就宣布自己将立即从卢旺达撤出它的军队——而这些军队是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核心战斗力。

4月8日，来自安理会的最初指令是要求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尽其所能促成一项实现停火的协议。与此同时，现场的联合国部队的装备根本不足以支持它在不严重危及其全体士兵生命的条件下作有意义的干预。4月15日，达莱尔对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已经干坐在战壕里八九天了。问题是：你要在这里坐多久？能不能让事情解决？我们的任务不是一项强制实现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希望，如果我们意识到以后三周我们还是困坐此地看着他们相互厮杀，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真评估让这些士兵继续待在此地的风险了。”达莱尔负有保护他的士兵的全责，他履行了他对他们的职责。当事情一步步拖下去而部队也如他所愿离开卢旺达时，他自己却决定了留下来。他又在那里待了3个月，且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率一支由加纳籍和突尼斯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尽其所能拯救卢旺达平民。

在纽约，当我们读着传送来的报告和新闻报道之时，我们的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感觉日复一日地增强。到4月21日，暴力活动显然已经以系统的和日趋激烈的方式席卷全国。在这一天，安理会投票将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部队人数削减到270人。没有人愿意卷进去。正如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伯·杜尔在安理会作出决定前几天说的那样：“我不认为我们在那里有任何国家利益。我希望我们不要卷进去……美国人（在卢旺达的美国公民）已经撤离了。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在卢旺达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在这一天向安理会所提的行动选择包括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彻底转型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这立即被否决了。安理会对卢旺达的局势和卢旺达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命的情况不愿负任何责任，安理会的一些主要成员国干脆拒绝承认在卢旺达发生了种族灭绝惨剧。然而，一份日期为1994年4月23日（在安理会作出撤离决定两天之后）的中央情报局简报表明，至少到这一天为止，卢旺达冲突被认为是（也可以被称作）美国政府官员所说的“种族灭绝”。

安理会掉头走开了，但关于越来越超乎想象之暴力行径的消息报道却没有停止。4月29日，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统计数据称，光是邻国坦桑尼亚一国就有25万卢旺达人拥入，这是该署所见到的最大规模的难民出逃。在同一时刻，联合国估计卢旺达国内已有20万人被杀。到5月初，我们在联合国公开地把发生在卢旺达的杀戮称为种族灭绝，并派伊克巴尔·里扎前往卢旺达评估局势。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终于迫使安理会在5月6日重新启动对卢旺达的局势评估。加利秘书长在我们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支持下向安理会提呈了可供选择的反应对策，包括动用不同层次之武力的一系列干预措施。最终，在5月17日，安理会通过了第918号决议，授权重立由5500人的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使命（新的名称为“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第二阶段行动”）。

然而，安理会成员国没有一个愿意提供部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我们没日没夜地疯狂游说全世界超过100个国家提供军队。我自己就打了几十通电话，但反应都一样。我们没有收到一个认真的允诺。这是我全部事业生涯中最令我震惊，也给我最深刻教训的一次经历，我们束手无策地躺在一个脱节点上，他们一边在公开宣称对其他人的苦难表示震惊和关注，一边又不愿提供任何必需的资源和采取行动。全世界都知道在卢旺达杀戮的程度，但我们却不能让世界各国政府中的任何人做些认真的事情予以帮助。

让人惊讶万分的是，在100天时间里，有80万图西族人和温和的胡图族人被杀害。在这之后，使这次种族灭绝暴行终止的是卢旺达爱国阵线对政府取得的胜利。在最后结束于7月的一场军事战役中，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队将实施种族灭绝的政府军赶出了卢旺达，一个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的新政府建立了起来。只是在这以后的8月份里，才有部队最后被派往该国开展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第二阶段行动，而到这时，种族灭绝和内战早已结束了。

卢旺达爱国阵线获胜的经验是，结束种族灭绝和保护平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军事能力以及愿意去制止屠杀的政治意愿。但在1994年，在联合国干预一场国家内部冲突的国际机制中，完全不存在决定性地动用武力来保护平民的文化和先例。这种状况与摩加迪沙事件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导致了完全的不作为。还要等到另一场战争和更多平民的死亡，世界才知道应该站出来。

波斯尼亚：正视失败

“在安理会的决议、执行这些决议的意愿以及现场指挥官可资运用的手段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是比利时将军弗朗西斯·布利克蒙在他指挥的联合国驻波斯尼亚维和部队的使命结束时对在那里的维和行动所作的尖锐总结。这条鸿沟将再次填满死难平民的尸体，其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

当人们来分析维和行动的失败时，联合国是（而且将永远是）人们容易找到的目标。在那些年里，有些事情通常会被说成是“联合国维和危机”，当人们在考究这种“危机”相应的责任时，我们手中资源的有限，维和部队提供国对拿它们的部队作冒险的十二分不情愿，以及，最关键的是，安理会成员国相互之间在政策和战略方向上的经常性的深刻分歧，都往往被很容易地忘却了。这种情形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事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992——1995年间，联合国被请求介入到这两个地方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中去维持和平。

1992年3月初，我已担任负责维和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马拉克·古丁的副手一职，其时恰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局势即将急剧恶化。冷战结束后随着南斯拉夫解体，在一场激烈但相对短暂的克罗地亚战争之后，安理会于1992年2月授权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保护部队” 来监督克拉伊纳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部队之间沿线的隔离。联合国蓝盔部队严格按照传统的维和原则（容纳国同意、不偏不倚、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部署，旨在建立3块所谓的“保护区”，确保这些区域的非军事化并控制通往这些区域的通道。他们的任务还有核实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国民军和非正规军从克罗地亚撤离的情况。后来的事态表明，这些队伍不久将获得后勤补给，在邻国波斯尼亚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民兵并肩战斗。

两个月之前，随着欧洲共同体在1992年1月15日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波斯尼亚举行了一次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抵制了这次公决，不出意料的是，该共和国中占多数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和克罗地亚族人压倒性地在公决中支持独立。4月6日，波斯尼亚的独立得到了欧洲共同体大多数成员国的适当承认，而此前零星的战斗也爆发成跨越新获国际承认之边界的大规模战争。

这被证明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在此后3个月里，塞族民兵和准军事部队在后援南斯拉夫军队的支持和唆使下发起了疯狂屠杀，导致100万人流离失所。由热利科·“阿尔坎”·拉日纳托维奇指挥的军队对比杰林加镇的进攻开创了一种融烧杀抢掠于一体的作战模式，旨在对该国北部和东部一大块长条地带进行种族清洗。拉日纳托维奇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职业罪犯，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准军事部队首领，他日后被控犯下了反人类罪。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武装试图以极度残忍的方式将非塞族人（主要是穆斯林人）全部赶出这里的城镇，而这里的许多地方，非塞族人在战前占居民人口的多数。这场进攻既残酷又迅捷，事实上，波斯尼亚塞族人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占领的大多数领土在最初60天内就得到了确保。

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来自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主要成员国方面的压力是要求国际社会“有所作为”，并要求联合国扩大它在波斯尼亚的行动范围。当布特罗斯——加利还在犹豫是否要在巴尔干发起另一场大规模维和行动之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敦促他着眼于当地正在发生的灾难去考虑问题。加利的反应是在1992年5月派马拉克·古丁率一个调查团前往波斯尼亚，以便评估向这个共和国部署一支维和部队的可能性。古丁就正在进行的战争作了汇报，描述了由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国民军支持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如何处心积虑地通过恐吓、杀戮和驱赶此前民族混居地区里的非塞族居民来建立“纯种族”区。但是，他也断言，“在目前阶段，这场冲突不适合联合国的维和处置”。布特罗斯——加利接受了这个结论，安理会也在5月15日接受了该结论。

到这个时候，驻萨拉热窝的联合国保护部队总部的许多人已因战事而撤离，虽然在4月底有40名军事观察员被派往莫斯塔地区，但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巩固他们在该国东部和北部许多地区的控制之时，该共和国里的联合国派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此前联合国保护部队官员并没有看到成千上万人（主要是波斯尼亚穆族人）被杀害或被驱离家园的野蛮场景。

然而，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区里上演的全方位恐怖场景终究无法瞒住国际社会，尤其是急剧增加的难民人数成为了确凿的证据。欧洲人最近经历了冷战的终结，他们逐渐希望社会转变可以是有秩序和和平的；对这些欧洲人来说，1992年夏季来自波斯尼亚的报道是极其恼人的。蜷缩在带刺铁丝网后面的那些羸弱、惊恐和饱经磨难的俘虏形象，勾起了人们对欧洲历史上黑暗岁月的回忆。这里还在发生着系统的强奸行为，这显然已成为冲突中的常规模式。最令人憎恶的是“强奸营地”，那里囚禁着一些让塞族士兵和准军事人员随意玩弄的波斯尼亚妇女。

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5月份以来的局势就已表明传统的维和方式无法推行，但这种局势也没有改变。6月，联合国保护部队从波斯尼亚塞族人手中夺回了对萨拉热窝机场的控制，从而为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该国打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在整个战争期间，联合国能够一直保证这条生命线通畅。联合国在波斯尼亚所发挥的作用的第一次明显加强是在9月，其时，安理会为应对在萨拉热窝和其他地区不断恶化的形势，授权增加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兵力以保护联合国难民署发放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尽管维和使命介入了一个显然是正在进行内战的环境，成员国依然坚持，扩充了的部队必须依据“现存的联合国维和原则和实践传统”行事。这种强调是意义重大的，它无疑是说：不要在这个阶段（事实上也是在1995年夏天斯雷布雷尼察陷落之前的任何时候）“轻举妄动”，以免卷入战争。在这一点上，至少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和主要的维和部队提供国之间存在着协议。

联合国秘书处把这看作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部长，我常在我信任的卓有见识的特别顾问萨西·塔罗尔的陪同下与维和部队提供国进行常规会晤，在这些会谈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使命设想成是进行战争交火。我被告知，这样做将使它们的部队面临“不必要的”风险。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国际媒体和主要的成员国，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公开并正确地质疑联合国介入的赖以存在的非对抗性维和之基础是否可靠。他们敦促我们不要让士兵冒风险，而是要通过使用空中力量来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但是每一项新决议也都重申以往的决议，而以往的决议是排除积极的战争交火举动的。尽管最终部署了5万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但在波斯尼亚基本上还是执行一项通常的维和使命：轻型装备、分散部署、机动性有限、没有战略预备、后勤补给极不可靠、依赖于相关方同意才能执行任务。

结果是有人说联合国正在卓有成效地抛弃波斯尼亚人。然而，公众同情冲突中受害者的方式有时妨碍了他们理解是什么东西在阻挠联合国做其应该做的——事实上，也是它曾经做过的——事情。

在前南斯拉夫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初是为了三个主要目标。三个目标中最主要的是努力缓解由战争引起的人道主义困境。这意味着要保证萨拉热窝机场开通和飞机起降；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分发食品和药品，并保护这些货物的储存中心及其他联合国设施；为其他人道主义机构提供保护，并在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请求时为运送获释人员提供保护。这是一项规模巨大而复杂的行动，许多维和人员及援助人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到1995年底，通过飞机运输已发放了近1.3万种共计16万吨的食物，而由联合国保护部队加以护送的陆路救援物品也多达85万吨。

部署联合国部队的第二个宽泛的目标是尽可能限制冲突并缓解其后果，确保它不会在前南斯拉夫领土的范围以内和以外扩散。这牵涉到通过一些协定来对交战方施加各种限制，例如1992年10月通过的波斯尼亚禁飞区协定，1992年12月通过的武器禁入区协定，向前南共和国马其顿派驻预防性联合国部队（这是这类部署的第一次）等等。

第三个目标是促使交战各方（既包括地方层面也包括战略层面）作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为了这一目标，联合国通过谈判达成地方性停火协议，并为全面的政治解决提供支持。后者包括支持前南问题国际会议（设立于1994年4月）和联络组的各项活动。

虽然有了这些重要的目标，但它们并没有为联合国使命行动树立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维和人员并不是部署来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也不是站到某一边作战的。

到1993年，波斯尼亚小镇斯雷布雷尼察——那是一个挤满了难民的飞地，容纳了约6万名无处可逃的穆族人——被包围，威胁要进行彻底种族清洗的波斯尼亚塞族武装每天对该镇进行炮击。随后，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要求“交战各方将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当作一个安全区，它不应遭受任何武装进攻和任何其他敌对行动”。几周之后，安理会授予了其他5个受威胁的城镇相同的地位，它们是：泽帕、吉拉兹德、比哈奇、图兹拉和首都萨拉热窝。

授予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地位的决定只不过是为它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而已。在这块飞地四周以及该镇外围的战事再一次变得激烈起来，事态很快就明朗了：安理会必将重新考虑其公开宣称的“确保全面尊重该安全区”的承诺。

在5月中旬，自行在帕勒召集的波斯尼亚塞族人议会拒绝了由联合国特使赛卢斯·万斯和欧共体代表欧文勋爵提出的一项和平计划。在此之后，由委内瑞拉（该国当时是安理会成员）牵头的不结盟国家和美国都号召采取更“强力的”行动，包括取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同时由北约对波斯尼亚塞族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等等。英国和法国已在当地派驻了大批部队，故强烈反对美国动用空中力量，这两国在寻求其他的选择。结果是在1993年6月4日通过了第836号决议，再一次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在安全区的权限，确认它有责任在安全区及其周围实施保护并可为此动用空中力量。

在这个时刻，我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的新计划的复杂性以及派驻更多部队的困难程度。我们在当地分散部署的部队的力量已经很薄弱，相当危险，而我对该决议模糊、不精确的措辞也很担心。尽管成员国不太乐意别人提醒它们注意在授权与资源之间的差距，但我还是决心提出自己关于实施安全区计划所需部队数量的想法。

在这一次，共同发起国——英国、法国、俄国、西班牙和美国——没有哪一国提出增派部队，它们甚至都不愿意将当地已有的部队重新部署到新设立的安全区。这已经够让人担忧的了，但我特别急于搞清楚第836号决议的三个方面：决议中“制止”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们设想的使安全区非军事化的对策如何；在何种条件下空袭被证明是正当的，发动空袭是根据谁的授权。我要求当时驻波斯尼亚部队的指挥官拉尔斯·埃里克·瓦尔格愣中将草拟一份关于安全区概念之含义的参谋报告，实际上我是在询问将采取什么措施使该概念显得完全可靠，以现有的部队能否实施这些措施。

在一次与共同发起国的见面会上，我请我的军事顾问莫里斯·巴里尔将军就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军事参谋草案作了一个口头陈述。该草案要求再增派3.2万名士兵“来可靠地实施安全区概念”。我不指望我们能够召集到这么多人，但我决意让大家都明白担负新责任的后果是什么。共同发起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但也有美国）的反应是对陈述恼火无比，指责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无能，没有适当地履行职责。它们的意向以及它们想要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为它们花费时间去做的是“最低程度的”方案，此前法国已草拟了这种方案，它设想只需部署5000名士兵的部队。

英国常驻代表戴维·汉内对我们的表现特别不满，他也特别直言不讳。关于决议实际使用的言辞，他声明，“制止对安全区的进攻”这句话的用词是精心选择的，不是“保卫”；同样，“促使军事和准军事武装撤退”一句也是选择过的，它没有使用“保证或确保”的字眼。他强调，共同发起国希望联合国保护部队的“遏制能力”来源于它在安全区的存在——而不是来源于它实际的军事力量。至于安全区的非军事化，联合国保护部队将从波斯尼亚政府那里“寻求保证”，如有可能则商定“自愿协定”。我在将会议情况反馈给瓦尔格愣将军时写道，6位代表没有哪一个显得“似乎想组建一支有能力和有效地保卫这些区域的部队”，而关键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愿意向联合国保护部队提供任何增援部队。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立场，这些共同发起国强调，建立安全区仅仅是全面政治解决之前采取的“临时措施”而已。但我们知道，所谓“临时”措施通常会变成永久性的，还会获得它们自己的生命力。此外，即使是临时性的，这类性质的使命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期望来，而最重要的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也要求获得资源。事态表明，即使是最低程度的方案也不可能获得满足，而我们将被迫用我们所掌握的有限资源来胡乱应付。

其时有几个基本因素推动着激荡的政治进程，限制了我们的活动余地。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在有关这场巴尔干战争的性质，以及对我们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人来说特别在意的，在当地推行政策的适当手段等问题上，安理会主要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在英、法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与当时在世界上开展的其他一些维和行动（包括在柬埔寨、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的成功行动）不一样，此次行动中安理会成员国与维和部队提供国之间的一致意见只停留在需要采取行动这一点上，却没有对将采取何种行动达成共识。在波斯尼亚，持续分歧的根源在于是否使用空中力量来支援联合国维和人员这一问题。

在提供地面维和部队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与没有派遣地面部队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分歧。欧洲人感到任何动用空中力量的尝试都将置他们的部队于风险中——那时他们将面临一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承受的军事反击。而美国人则觉得，解决问题和制止塞族人进攻的唯一途径就是动用空中力量。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要求，只有在地面部队获得了增援并作好了战斗准备的条件下才能动用空军。

第二，成员国不太愿意提供更多的部队，它们也不准备重新部署战区中已有的部队以执行新的任务。维和部队提供国的政府愿意与在现场的指挥员直接打交道，这进一步损害了指挥权的统一。

第三，各项决议显然已暗示了更艰难的局势和更大的决心，但无论这些决议的措辞是多么语气强烈，维和部队提供国中间竟然没有哪一国愿意实实在在执行一次战斗任务以改变现在这样以维和的名义掩盖实际上的放弃维和的状况。

最后，在我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许多同事看来，局势的复杂性有时似乎被疏忽了，有时则是被故意忽略了。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还没有任何人怀疑过，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及其在贝尔格莱德的盟友要对波斯尼亚悲剧性事件负最主要责任，是他们的欺诈以及他们的种族清洗运动日日夜夜地引发了无言的恐惧和磨难。但这场战争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是在现场的联合国保护部队不能忽略的。例如，美国公众关于战争的讨论几乎没有怎么提到的1993年和1994年波斯尼亚武装与萨格勒布支持的克罗地亚族国防委员会下辖部队之间进行的残酷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也发生了一些最坏的残忍事件——如1993年9月在斯图佩尼多和“梅达克口袋行动”中发生的事件，其残酷程度仅次于斯雷布雷尼察。

到1995年春，局势变得越来越明朗，要想在波斯尼亚再“糊弄”一年完全不可能了。5月中旬，鲁帕特·史密斯将军在他就任驻波斯尼亚部队司令后的第一份命令中提到，联合国推行现有停火协定的努力即将面临失败，交战各方正在加紧它们的开战准备。驻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四散部署，力量单薄，实际上是一支难以自卫的部队，这种易受攻击性因以下事件而加重了：5月下旬，继5月25日和26日北约对萨拉热窝周围一些目标进行空中打击之后，约有400名维和人员被俘虏。这些人员被扣押为人质以报复北约的空中打击。虽然这些士兵被俘是够丢人的，但空中打击还是停止了，这无疑是中了塞族人的计。维和部队提供国对此次危机的反应是提出削减开支并重申该使命的维和性质。正如我们在5月30日呈送给安理会的秘书长报告中非常清楚地表明的，这种反应加剧了我们所处境地的尴尬。报告最后总结说，在3年多之后，联合国保护部队仍然“处在一个无和平可维的战争局势中”。结果，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自己被困住了，被当成了锁定目标，被拒绝获得更多补给，一筹莫展。此刻我们很难看到有摆脱困境的途径。当然，真正受困的是在这场可怕冲突中无路可逃的波斯尼亚平民。

一系列事件表明安理会缺乏采取任何认真措施去保护安全区的意愿，在此之后的1995年7月11日，由拉特科·姆拉迪奇将军统帅的波斯尼亚塞族武装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在斯雷布雷尼察沦陷几天之后才开始有报告称数千名年轻男子和男孩失踪，每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称几千名妇女疯狂地打听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到哪里去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坏的猜测逐渐得到了证实。我们后来获悉，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占领后的几天内，数千名波斯尼亚男子和男孩被塞族武装干净利落地处决了，许多人是在他们不顾一切逃往政府控制区的时候被无情射杀的。这些屠杀的确切数字还有待确认，但人们知道至少有8000名波斯尼亚穆族人在当时被杀害。

泽帕安全区也将在不久后沦陷，人们可能会想，这将最终迫使安理会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然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斯雷布雷尼察沦陷和泽帕沦陷（7月21日）后召开的伦敦国际防长会议上，与会国在关于前进道路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深刻分歧。尽管这次会议的确发出警告称，如果塞族人进攻剩下的吉拉兹德飞地，我们将实施空中打击，但我依旧非常怀疑这是不是一个认真的承诺。

然而，到这个阶段，一连串关键的进展汇拢到了一起。首先，联合国部队终于集结起来，一些部署在远处的队伍被召回到相互靠得较近的、更易于防守的营地，以防止被劫持为人质，此前这些部队一直受到5月份波斯尼亚塞族武装袭击那样的威胁。第二，欧洲国家在6月初组建了由英、法、荷军队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虽然它最初成立是为了掩护联合国保护部队可能的撤退，但它也为这次使命提供了一支7000人左右真正能够自我控制的、具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尤其重要的是快速反应部队提供了重型火炮，1995年2月就任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司令、极具才干的鲁帕特·史密斯将军将这些火炮部署到了依格曼山上。

在史密斯将军的指挥下，联合国保护部队得到了转型，它终于有了运用可靠军事力量的能力。对这一转型起关键作用的是第三个进展，它是关于动用北约空军进行支援联合国保护部队的规则中的一个变化。这个问题一直就是美国与派驻地面部队的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7月21日的伦敦会议已经警告了塞族人，如果他们进攻吉拉兹德，他们将承受空中打击。所有人都清楚，这（尤其是在令人心寒的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阴影下）需要对现存的“双开关机制”作些改变。所谓“双开关机制”就是，任何空中打击都必须同时获得北约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同意。现在，大家承认它太难操作，运行起来太慢。它必须被一种更加灵活的机制替代。

促成事态发展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风暴行动”，这是8月初克罗地亚在克拉伊纳地区发动的一场军事进攻，旨在重获克罗地亚对其全部领土的控制权；在此前的1995年5月，他们已经在南斯拉夫西部地区发动过类似的进攻。“风暴行动”的速度和成功大大得益于它获得了来自联合国和其他重要核心成员国的战术支持。几千名塞尔维亚族人被克罗地亚部队赶出了后者的家园，其驱赶的残忍度堪与边界那边波斯尼亚境内发生的许多残酷事件相匹敌。但尽管有这些血腥事件，克罗地亚的攻势并未削弱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军事态势。

尽管到此时为止据称已有10万人在波斯尼亚丧身，但最终点燃决定性军事干预之火的火星乃是1995年8月28日在萨拉热窝发生的一起迫击炮袭击。炮弹击中了该市一个主要的市场，当时人们正在排队买面包，39人被炸死。全球媒体立即爆发出一片愤怒的谴责声。在波斯尼亚经历了好几年的残酷争杀之后——再加上此前几个月里已经出现的诸种变化——最终，这起事件就足够起作用了。

仅在第一个夜间，就有100多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战机参加，摧毁了萨拉热窝以南和以东的24个目标，包括在帕勒的波斯尼亚塞族总部附近的目标。这次打击不是像此前几次试图制止对安全区进攻而发动的那种扎针似的象征性打击。现在是由高速的喷气式飞机轰炸那些军火库、指挥和控制中心、火炮阵地和地对空导弹发射架。最为重要的是，联合国保护部队现在已隐蔽在安全位置，这样，轰炸就可以持续进行而无需担心针对这些部队的报复和人质劫持。在11天时间里，北约出动了3500多架次的战机，打击了将近400个目标。快速反应部队的重炮和迫击炮为空袭锦上添花，驻守在依格曼山上的部队能够全面压制在依格曼山通往萨拉热窝的道路沿线的塞族炮火，甚至打击萨拉热窝。这就是“谨慎部队行动”，它从已经受到克罗地亚军队压迫的波斯尼亚塞族武装手中夺回了控制权。

到这个时候，波斯尼亚塞族武装也承受着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总统要求他们减少损失的压力。安理会现在已决定在冲突中选边站，选择了战争而坚决抛弃了维和。这样的险招削弱了波斯尼亚塞族武装，迫使他们回到了谈判桌上。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内，塞族人控制的领土就从原先的70%减少到一半，9月17日，塞族人同意从萨拉热窝周围的山岭上撤走他们的大部分重型火炮。到11月，交战各方来到了俄亥俄州的代顿，进行多边和平谈判。

由此产生的和约即《代顿协议》是在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出色调停下达成的，它最终结束了波斯尼亚的战争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平民的残酷虐待。这是一个艰难取得的和平成果，此前的冲突已在整个波斯尼亚社会和各族群之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而这些族群现在必须向前发展。在协议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对立，尤其是在不同族群各自所掌握领土上的管理和政策方面——但它却也是一个维持了将近20年和平的协议。

与邪恶合谋

“能让我们独自待一会儿吗？”我请求一大帮围着我们的政治家、助手和记者。成百上千具遗骸（有些显然是被人打碎的），其数量比我们在场的活人还多，它们被堆在用绿色防水帆布覆盖的桌子上。这些遗骨在基加利以南30英里处一个带波纹铁皮屋顶的木屋内展出。当人群退开后，娜内和我默哀了几分钟。我们伫立在那里，仿佛听到这些受磨难的代表在诉说着自己的经历，以及4年前发生在卢旺达的一切。

前一天，也即1998年5月7日，我在卢旺达议会发表了演说，此时是我就任秘书长后不久。我相信，作为联合国的首脑，我应该对这个曾在联合国注视下经历了最严酷磨难的国家作这次正式访问，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公开地把这次访问称作“治愈使命”，而它也证明是一次政治上非常艰难的访问。在演说中，我充分承认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卢旺达的失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也的确承认了，在那个邪恶的岁月，世界离弃了卢旺达。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没有能鼓起政治勇气来对抗这种邪恶。全世界必须为这次失败忏悔。”我接着说，“卢旺达的悲剧就是世界的悲剧。”

按计划在演说结束后有一个招待会，但当我们走向招待会地点时，我们得知总统及其内阁已经抵制这个活动以表达他们的愤慨——他们正在向卢旺达民众表示对某人的愤慨。总统的发言人不久之后宣布，抵制的原因是有人表现出来的“傲慢”，这是“在侮辱卢旺达人民”。在演说中我用了卢旺达的恐怖“来自于内部”这样的表达，现在这很快成了批评的焦点。我这句话是用在一个不应该有任何争议的前后文中的，整个前后文的意思是：虽然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它能够做得更多时没有采取行动，但卢旺达苦难的根源来自于国家内部的魔鬼。它使这个国家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民族和解方面。这是摆在这个国家面前最大的问题，对此需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也觉得，对联合国和卢旺达来说，以任何方式认同以下观点都将产生副作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受到严厉谴责，它们应该是罪魁祸首。

正如我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的那样，问题曾经出在这一点上，即国际社会集体拒绝采取行动，尤其是通过联合国的渠道。但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正在流传，似乎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认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本身就已经能够制止种族灭绝，从而暗示在这个国家里本来就已存在一种完备的、现成的结束种族灭绝的工具，只需等人们把它使用起来而已。事实上光有在卢旺达的联合国部队是不能制止种族灭绝的。它只是一支维和部队，以一种有意显得虚弱和易受攻击的方式派遣过来，意在培育冲突双方的信任；而由于在召集部队和提供装备方面的缺陷，这支部队实际上显得更加虚弱。显然，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无法得到增援来拯救更多的生命。但要制止全国性的种族灭绝运动，需要的将是一支完全不同的部队。那样一支部队需要具备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相似的全面作战的能力，而该爱国阵线也是在征服了整个国家后才得以制止种族灭绝的。

正是在1998年的这次卢旺达之行后不久，我启动了改革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协同进程。第一步是彻底、诚实地认识最近的失败历史。联合国与最近阶段的那些国家内战中的最残酷行径有所关联，这是联合国组织上一个可怕的污点。但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记取的惨痛教训，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震惊不已的现实转变成一种触发改革的、“卓有成效的”、强有力的按钮。为此，我授命准备两份报告，一份是调查“导致”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屠杀的联合国失败的原因，另一份是调查“导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联合国失败的原因。这两份报告在1999年11月和12月撰写出来并提交给了我。两份报告对许多相关方都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针对成员国及其政治领导人，当然也针对联合国秘书处，特别是我本人曾负责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部。

随后，我向安理会通报了我的意图，即利用这两份报告发现的严酷现实来开启一个研究和改革联合国维和机制的进程。我没有听从一些人给我的强烈建议，而是坚持下令将这两份报告不经删改地向公众全文发布。我知道，没有哪一项真正的改革和救治可以在缺乏彻底公正、诚实和开放的条件下开始。

在这之后的是《卜拉希米报告》，它得名于极其能干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我挑选了他领导一个高级专家小组，研究对冷战后世界的维和机制进行改革需要做些什么。最后，我在2000年8月21日向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公众公布了这份报告。

该报告承认，随着一些最重大的质变的发生，联合国在一些饱受内战蹂躏地区的和平行动面临着一些特殊的挑战。交战各方认可、不偏不倚和只有为了自卫才能动用武力等原则，仍然必须像从前一样构成维和的基石。但是，内战中更大的流动性，交战方之间实力对比和攻守转换的变化，使维和人员更加暴露，更容易受到攻击，也更容易受力争占据优势的交战方的操纵。这意味着维和人员需要更可靠的自卫手段。

报告也强调需要将维和与和平建设活动整合起来。在内战后维持和平进程需要有超越传统维和的一系列广泛活动，包括长远的发展措施。要确保维和人员退出的可能性，维和人员的活动必须包括更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建设措施，以确保他们留下的“和平”有长期的成效和自我维持能力。

报告还十分强调需要改善在联合国秘书处、安理会及维和部队提供国政府这几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风云变幻的危机期间更团结、更有效地沟通和协调。这种三边结构无论其功能障碍有多大，都不能被替代。因此，在作出授权和其他关键决定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让提供部队的国家进入安理会并与安理会成员国和秘书处进行直接磋商。此外，在这个进程中，秘书处需要发出更强的建议的声音，需要坚定地把它的专业信息传达给安理会，告诉安理会它需要听到的东西，而不是它想要听到的东西。

《卜拉希米报告》涉及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关于维和原则、策略和决策的问题。但它不得不考虑的最大议题是维和风暴的中心问题：与邪恶合谋。正如《卜拉希米报告》宣称的那样：“联合国维和人员——无论是军人还是警察——在目睹针对平民的暴力时应该假设自己已得到了前去制止的授权。”他们再也不应该袖手旁观、不去帮助那些他们就是到此来拯救的人们，不能与邪恶合谋。但是报告也指出，维和人员当然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这事。

这就留下了一个大问题，也即维和部队自始至终的弱点，人们没有指望它们在实际干预一场内战或制止大规模暴行时能做多少事情。正如《卜拉希米报告》指出的那样，更大的责任在于联合国成员国，尤其是安理会，它们不应把部署维和部队当作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它们不情愿以所需的责任感进行真正干预的事实，或把它当作应付人们对强有力的人道主义干预之要求的工具。

维和人员不能决定性地改变任何冲突中的力量对比。在这个意义上，维和只能是一种次要的而非主要的和平工具。必须强调的是，在某些环境中，联合国维和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例如在整个冷战时期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其他几次行动，包括在中美洲、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柬埔寨等地的维和行动。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它就严重不适应了。这是因为维和不能在战争地区主导事态发展。主要的和平工具是当地武装派别承担的对和平或战争的义务，以及国际社会承担的影响战场力量对比的义务。只有部署一支能够自我控制的（有能力击败其他军事组织的）作战部队，才能实现改变内战的雄心。这就是在波斯尼亚发生的情况，在那里最终作出了整编部队和选边站的决定。

在我担任联合国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值得我们圈点的一项集体成就是维和工具的改进，即把这个针对冷战时期国家间的有限冲突设计的相对简单的工具，改造成了一个可以用于促成解决复杂内战的珍贵工具，而复杂的内战，乃是在现代世界占主导的冲突形式。能够检验这一点的是以下这个事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次灾难之后，联合国维和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退缩，而是伴随着我们的改革措施重新恢复元气，不断地向被内战蹂躏的地区推进维和行动。正是在这些地区发生了最多的与战争相关的死亡，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为和平作出了一些较大的贡献。事实上，自1992年以来，几乎所有的维和行动都介入到了一些不能轻易归入国家间战争范畴的冲突中，而现在，在我撰写本书之时，有将近10万名身穿联合国制服的人员在16项这类的行动中服务。

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遇的最大问题无法通过联合国维和来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在《卜拉希米报告》的指导下改变我们的维和行动管理方法，我们就可以在现场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以拯救人民的生命并维护维和人员的声誉。但是这种改革不能完全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的真正难题：也即国际社会与邪恶的合谋——在充分了解现场恐怖状况且有力量去制止血腥的时候却袖手旁观。尽管光靠武力去解决问题的确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但在很多时候，国际社会显然是能够也应该进行决定性干预的。

在我从维和行动部部长改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之时，我拥有的最大收获是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教训。内战地区的邪恶因冲突鼓吹者的意愿而发生，对这种意愿我们必须予以抨击、对抗和制止——必要时通过武力。但在我担任秘书长期间，国际社会、外交使团和全世界各国政府中的许多人依然拘泥于《联合国宪章》的观念，按这些人的说法，《联合国宪章》称使用这样的武力是不可接受的。

这给身为秘书长的我留下了最大的挑战：在严重侵害人权的状况面前建立一种关于干预之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全新理解。

第三章　主权与人权

科索沃、东帝汶、达尔富尔和保护的责任

东帝汶的最后关头

1999年9月5日，我接到了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沙纳纳·古斯芒从印尼首都雅加达打来的电话，他对我说，“我们的命运现在在你们手中了”。他正处在印尼政府的软禁中。6天前，在举行了联合国倡议的全民公投之后，印尼政府下辖的民兵开始不断使用暴力袭击他的家乡。我们最担心的情况正在出现。沙纳纳以一种忧虑，但却冷静坚定的语调告诉我，“一场新的种族灭绝”正在威胁他的人民。我告诉他我将尽我所能阻止这场屠杀，并且在挂断电话前提醒他，应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他在未来这段时间里的个人安全。如果他的人民在东帝汶首府帝力的大街上也遭到杀戮，那么，身在雅加达的他就更危险了。

在此前数日和数周里，我一直公开或私下地警告，虽然公投给东帝汶人民带来了长期追求的掌控自身命运的机遇，但它将会导致暴力后果。在协商如何进行公投的过程中，我与印度尼西亚总统巴哈鲁丁·优素福·哈比比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一年前，哈比比在很多方面算是意外地继承了印尼长期的领导人苏哈托的总统职位，他已使我相信，他希望看到东帝汶冲突得到和平解决。

然而，哈比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能力显然是另外一回事。他既不能控制自己那些部署在东帝汶地区的、与地方民兵组织沆瀣一气的武装力量，也无法得知那些武装部队在该地区烧杀掳掠的真相。早在5天前我在给他打电话时说过，我们对于在基本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公投感到满意，东帝汶绝大多数法定投票人都投了票。哈比比告诉我，他的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肮脏的意图”，他们将会“接受人民的任何决议并以此为荣”。他坦率地说，即使公投的结果将是把东帝汶从印度尼西亚分离出去，他也会心甘情愿地撤出印尼的警察和军队。投票的结果也同样清晰无疑——大约80%的人反对在印尼统治下实行自治而赞成完全独立。

然而，在东帝汶当地，令人惊骇的事情随后开始逐渐浮现——这将考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处理一个大国疆域内部出现的分裂时的意志和能力。到我与沙纳纳通话时，我已断定需要有一支国际部队来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当然我也知道，国际部队的介入只能在印尼政府邀请的前提下进行。这成了我在以后时日里最为关心的事情，同时我的维和经验已告诉我，一个有力的领头国家对于这支国际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就在沙纳纳告诉我暴力规模已威胁到他的人民的那一天，我给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打了电话。由于掠夺和杀戮持续向整个领土扩散，我询问霍华德总理，他的国家是否愿意在联合国授权下领导一支多国干预部队去阻止暴力的继续扩散。

考虑到他个人及其国家的信誉，他立即同意了，当然是在我说我们“转眼即可”获得哈比比的同意之后。当天晚些时候我在与克林顿总统通电话时清楚地了解到，美国总统主要关注的是要在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方可执行针对一个美国主要盟友的使命，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国会反对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东帝汶当地的严峻形势似乎没有给美国总统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我的朋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没有受美国政府态度的影响，他询问我，在东帝汶是否“重现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他同时还说，美国政府内部在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上存在一种被他称为“波斯尼亚式”的分歧。

显然，在这一次，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成员国都不会为了保护印尼国内受压迫的少数族群而准备同印尼开战。唯有一场猛烈的外交活动可以成功地让雅加达相信，它自身同国际社会的未来关系取决于它是否允许长期存在的东帝汶问题和平解决，而这就需要印尼允许外国部队进驻东帝汶。萦绕众人心头的问题是，这一切会不会对东帝汶人民来说来得太迟。

主权与干预

东帝汶危机与我们所面对的其他挑战一样，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另外一些发生在诸如科索沃、刚果以及塞拉利昂的冲突，也挑战了我们关于主权和干预的定义。在1997年我接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时，我个人就有着一个深深的信念，即我们必须把“人”放在我们在联合国中所做每件事情的核心位置。一个由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不得不再次致力于保护“我联合国人民”的权利，《联合国宪章》正是以世界各国人民的名义写下的。我也知道，除了改变联合国关注的焦点和所负的重任外，我还需为干预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并挑战以下这种传统的观念——无论在主权疆域内实施何种暴行，国家主权都是不可改变和不可侵犯的。

为了在言语上和行动上增强对人权神圣性和普世性的关注，我们力争使它成为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要素，从发展到健康、从和平到安全，概莫能外。当人们因为他们的种族属性而遭到袭击或屠杀时，整个世界都期望联合国能为这些被暴力摧残的族群说句公道话。当妇女儿童的平等权利被拒绝承认时，整个世界都期望联合国能站出来伸张正义。全球化已经限制了国家的一些能力，比如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调控财政政策的能力和将自身孤立于环境破坏或移民问题之外的能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国家不能也绝对没有权力去奴役、迫害或折磨它本国的公民。

由于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人们在生存和基本安全方面的权利正在以日益明显的方式受到威胁，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让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相信，主权必须依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而定，它包含了保障本国民众人权安全的内涵，因此，主权中保障人权安全的内涵与国家期望其国内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的内涵，都应得到严肃的对待。这些观点是我根据联合国在索马里、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中所遭遇的艰险总结而成的。并且，用我最信任的助手、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经常说的话来说，如今，世界上的冲突无论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还是发生在一国内部，我们在处理它们时都需要坚持道义上的标准。

我已经在一段时间里把这看作是国际社会迫在眉睫的一个难题。1993年，当我还是负责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副秘书长之时，当联合国正处在对付摩加迪沙民兵组织的紧张状况中时，我在纽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我们的行动是否赋予了联合国新的角色内涵。我回答道，我们努力所做的是在索马里人民协助下，通过迅速实施解除武装的计划来解除南方摩加迪沙的武器装备，但现在仍有一些人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来对抗这一努力。我质疑道，难道安抚犯罪分子并向他们屈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吗？我接着说：“联合国正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这与我们在波斯尼亚被人们指责的情形如出一辙，在那里，我们被认为做得不够，授权过小，当那些犯罪分子袭击妇女、轰炸城市并杀害平民时我们却袖手旁观。今天在索马里，我们第一次授权维和部门制止这些犯罪分子的暴行。并且，我认为，这些是国际社会、政治家以及全世界都不得不应对的问题。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联合国干预概念。如果我们在大规模践踏人权面前、在残酷的人道主义危机面前进行干预，并且也有平定局势的授权，那我们究竟是介入还是不介入交战呢？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听凭事态恶化吗？”

那年晚些时候，在摩加迪沙一个闷热的报告厅内，我用更加直白的语言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报告厅里坐满了记者，他们当中有人又一次质疑在外面的索马里行动中动用武力的问题。我再一次引导出回答为什么需要决定性行动这一问题的答案：“人们正在挨饿，正在死去，不是因为有旱灾，而是因为有人，有一帮人，阻止他们获得食物，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问道，“你怎么办？坐下来？谈判？还是做些其他什么？”当时没有人回答，但是人们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1995年，我被任命为派往前南斯拉夫和北约的联合国特使。这一年，在萨格勒布举行了一场仪式，以表明《代顿协议》签署后波斯尼亚的军事指挥权从联合国转移至北约手中。在这个仪式上，我再次敦促与会官员想一想在此次波斯尼亚冲突中深受荼毒的人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回顾过去，我们应当回想一下我们是如何应对过去4年中不断升级的恐怖事件的，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做了什么？我能否做得更多？我是否能够做得有所不同？我有没有让偏见、冷漠或是恐惧淹没我的理性？下次危机我又将如何应对？”联合国因在波斯尼亚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在两派之间保持中立而遭到了谴责，我没有为联合国开脱，因为这种中立政策使我们在太长的时间里太消极地坐观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运动。我知道，在一个经受内战撕扯的世界中，这不会是我们关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和相关实践经受的最后一次考验。

事实是情况已发生改变——我们看到，在波斯尼亚冲突后期和随后的刚果冲突以及其他冲突中，中立和“不偏不倚”将不再在维和行动的部署中发挥作用；事实上，对中立的坚持将导致对暴徒的纵容和对受难者的惩罚，无论这是否故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阻止侵略，保护无辜者，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大步超越联合国干预的传统形式。

科索沃：巴尔干战争的回归

在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和随后爆发骚乱的前一年，世界已经经受了一场重大的科索沃危机。在那里，在一种相似的环境中，一个少数族群因为渴望民族自决而遭到惩罚，其人权遭到严重侵害。对我们所有人——联合国、欧洲、北约和美国的——来说，科索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乃是一场人们太熟悉的危机，有着一个人们太熟悉的掠夺者，他把战火烧到了巴尔干的另一个角落。

在科索沃危机中，我们对付的是一个已经经受多年战乱的地区，这个地区因一个国家和一个领导人而生灵涂炭。这位领导人便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他的目光现在盯住了科索沃地区。在波斯尼亚危机之后，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推论，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那么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可能会遭受与波斯尼亚人同样的灾难。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升级，我们在脑海中成天都思考着它与波斯尼亚危机之间的关联。我们强烈地预感到，这次我们不能再坐视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阿族人实施同样的暴行。

国际社会中（甚至包括其盟友俄罗斯在内）没有任何人相信米洛舍维奇，也不相信他在科索沃问题上能被说服去进行和平解决。虽然我向其他政府警告米洛舍维奇一贯会误判形势，但我也承认他不失为一个操控大师。米洛舍维奇不止一次告诉我，他把科索沃看成是其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并且绝不会让科索沃分离出塞尔维亚。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科索沃的波力战役中战胜塞尔维亚，这导致了土耳其对科索沃地区将近5个世纪的统治。米洛舍维奇坚决而有效地利用了科索沃对于塞尔维亚的虚幻重要性，1989年，他前往科索沃地区对种族间的紧张状态火上浇油，他对那些倾听他演说的塞尔维亚人宣称：“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控制你们。”这一举动被视为随后爆发的波斯尼亚战争的导火索。

1998年初，在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大约3年之后，科索沃地区的塞族武装与寻求独立的阿族民兵之间的紧张局势开始逐步升级。米洛舍维奇以他广为人知的残酷方式对付科索沃解放军的反抗运动。他没有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也不是拿民兵武装人员撒气，而是指挥他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运动，将成千上万名平民当作他清洗的靶子。

清洗运动显示出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赶走或杀死尽可能多的阿族人。其结果是发生了科索沃人民的一场灾难和整个地区的一场人道主义大悲剧。这一次，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认定，欧洲自身的未来取决于对米洛舍维奇的清洗运动是否作出强有力的回应。他们主要通过北约开始发出警告，声称将不允许这场针对平民的巴尔干战争继续下去。对联合国而言，这次危机代表着一次不同的（尽管也是同等重要的）挑战。由于在科索沃没有地面部队，我们不能给平民提供援助。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采取的干预行动不得不以政治和外交手段展开——通过我的声明和我们与安理会的协商——以求将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践踏人权的行为，并防止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从1998年初开始，我们设法把解决科索沃问题列入安理会议事日程，这样我们便能够向安理会递交关于科索沃地区情况的阶段性报告。到这一年的夏天，大约20万科索沃人无家可归，占该省人口的10%。此时此刻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公开表示，我们需要避免另一场波斯尼亚危机。随着1998年夏秋之际危机的升级，我决定这一次我们要让联合国公正地站在巴尔干地区被攻击的受难者一方，并且不再为贝尔格莱德的陈腐宣传提供合法性支持。这成了一项谨慎的平衡行动，因为来自西欧和美国的要求采取行动的主张遭遇到来自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俄罗斯仍把米洛舍维奇看成是它的一个主要盟友，不愿看到他在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受到再一次的惩罚。

我决定公开表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相信，制止恐怖和暴力并防止一场更大规模战争（即便是一场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战争）的最好方式是让米洛舍维奇明白，他将不能在他的军队继续在科索沃胡作非为的同时利用联合国（至少是利用它的秘书长）来充当他冗长的外交博弈的工具。我相信，一个统一的国际阵线将较快地迫使米洛舍维奇放弃其穷凶极恶的战争意图。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科索沃危机提供的机遇——它将开创一种处理国际事务的新方式，为我们如何使各国负责任地对待和保护其疆界内的人民设立一个新的标准。我们必须表明，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的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权之上，这种人权有着免受严重、系统侵犯行为之威胁的自由。

由于许多联合国成员国执着于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种政策的转变引发了争议，即使是在联合国秘书处内部也不乏质疑声。科索沃危机导致我的顾问团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与我们过去10年的维和经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争论一方是职业外交官和秘书处官员，他们认为，贝尔格莱德这个得到承认的政府有权利和义务维护其领土范围内的秩序，而唤起人们对科索沃侵犯人权的关注并敦促外部大国作出强力回应，并非联合国——肯定不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所属。争论另一方的顾问们则主张，面对一个臭名昭著的侵略政权图谋对巴尔干的另一族群进行种族清洗的情形，如果我们还保持盲目中立的话，将使我们名誉扫地——这在所有那些期盼联合国保护他们免受可能暴行的人的眼中更是如此。

我自己觉得应该努力维持我们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理会主要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俄罗斯也在寻求终止暴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表明，这一次我们本身的回应将与以往不同——我相信，联合国需要像以往维护国家主权一样坚决地维护人权。我深知，自波斯尼亚危机和卢旺达事件之后直至今天，联合国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反人类罪行的能力在许多人眼里遭到了质疑。

1998年6月我在参加一次北约会议期间就表达了这一观点。北约领导人召开此次集会的议题是讨论如何让波斯尼亚成为下个世纪集体安全的试验样板。从传统上来说，一个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一次军事联盟的会议一般是去敦促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将超然于各种价值观之上。而这一次，我敦促与会国以可靠的武力为后盾加强外交攻势，并努力向他们施加一种压力。我援用我们在波斯尼亚的经历敦促他们，应确保集体安全的未来既卓有成效，也具有合法性。正如我们已经了解（也将在后来的伊拉克进一步了解）的那样，效率与合法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提醒北约的领导人，“没有合法性的可靠武力也许能带来直接的结果，但就长期而言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经过合法授权的但不可靠的武力也许会得到普遍的支持，但却表明没有执行基本授权任务的能力”。我坚持认为，如果不把以往的教训有效明确地运用到那些受到威胁的地区，那么，所有关于干预之可靠性、合法性和道义性等的讨论都是空洞的。我说，科索沃就是目前受到威胁的地区，我还说，这一次“我们将不会对使用的手段和追寻的目的之间的反差感到惊奇了”，并且，我明确地赞扬北约成员国政府对防止战事进一步升级的决心。正如我在担任秘书长期间一贯所做的那样，我以直接号召使用武力作为总结：“如果我们听任科索沃成为另一个杀戮场，那么，我们对死者的所有哀悼之情，我们阻止另一场波斯尼亚事件发生的所有雄心壮志，我们对未来巴尔干地区和平的所有期盼，都将遭到无情的嘲讽。”

那个月的晚些时候，在英国的一次由迪奇雷基金会召集的会议上，我通过考察人道主义干预的历史给它下了更为宽泛的定义。在那次演说中，我把人道主义定义为干预的一部分，并举例说这就像是外科医生动手术是要救人那样，或像在学校里老师出手帮助一个孩子免受无良欺辱那样。我的观点是，干预是每一个人的事业，干预所用的手段没有限制，也不局限于使用军事力量。

我接着说，冷战时期，由于安理会中的分歧，联合国自身的执行力基本丧失，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例子证明，一个国家在其国内过度侵犯人权将遭其邻国的军事干预。干预国都利用涌入本国的难民潮来证明其干预行动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但在世界各国眼中，能够证明它们行动之合法性的是它们所反对政权的内在本性。历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这些论证。对于这些干预的例子，现在很少有人否认，干预比起听任屠杀和极端压迫持续下去，罪过要轻得多。

我坚信，当有人身处危险时，每个人都有责任发出声援，而没有权利对此漠不关心。

同时，正当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就干预的必要性展开争论时，科索沃地区的暴力对抗持续升级，到1998年秋，1万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出了他们的家园。为了终止这场危机，美国巴尔干地区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商议，派遣2000名非武装监督人员对脆弱的停火协定的执行进行监督。而且，在9月23日，安理会通过了第1199号决议，要求南斯拉夫武装力量从科索沃地区撤离。北约依据这一决议发出威胁称，如果米洛舍维奇拒绝遵守决议，北约将自行采取行动。当米洛舍维奇依旧实施他的种族清洗政策时，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

我给安理会的诸份报告越来越紧迫地指出持续升级的暴力，并公正地将杀戮不断扩大的责任归于南斯拉夫当局。10月4日，我把正在发生的事情描述成“恐怖和暴力运动”。正当我在思考贝尔格莱德与国际社会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之时，我于次日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的信，信的开头称“科索沃地区一片和平”，“完全的迁居自由已得到了保证”。几天之后，当我打电话给米洛舍维奇敦促他接受联合国的决议时，他重申了这一宣称，并说在过去两周内“科索沃没有任何冲突”。他又额外加上一句说，“问题只与阿族人有关”。

就在那一周，我与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进行了会谈，库克把科索沃危机与波斯尼亚战争中最为糟糕的种族暴行相提并论。基于对米洛舍维奇的共同了解，我们一致认为，只有武力才可能让他屈服。我提醒库克，米洛舍维奇是个拖延老手，每当他设法避免真正出现的某种强制性武力时，他便会娴熟地演上一出合作的假戏。

正如我们大多数人忧虑和预料的那样，面对塞尔维亚的这场不断升级的种族清洗运动，科索沃调查团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软弱无力的见证者。这场运动在1月中旬达到了顶峰，其时，在拉察克村，约有45名男女老少被屠杀。随后的两个月里，由于暴力和战事的加剧，各方在法国的朗布依埃继续商谈，以期能达成新的协议。会谈中，科索沃人被劝说在一份协议上签字，这一协议将使得科索沃能够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部实行真正的自治。然而塞尔维亚人拒绝签署这一协议，在最后关头到来之前，他们一直要保持其主动与误判形势的行事方式。

在这次危机中，我与哈维尔·索拉纳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作为一个理智和精明的西班牙籍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把对战争的极端厌恶同他自己的决心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有尊严的欧洲人，他不允许米洛舍维奇再次践踏欧洲大陆对和平与人权所作出的承诺。5月17日，我与索拉纳互通电话，我们谈论了为何似乎没有人能说服米洛舍维奇，包括他的俄罗斯盟友和霍尔布鲁克在内，此前正是霍尔布鲁克与他谈成了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协定。

显然，当欧洲安全组织调查员被命令撤离科索沃时，摊牌的时刻就到了。3月23日晚上，索拉纳再次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霍尔布鲁克将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北约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并且带来“非常糟糕的消息”。他告诉我，他将立即把进行军事行动的权力转交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就意味着北约将很快展开军事行动。由于俄罗斯反对任何授权动用武力的决议，这意味着北约将违反安理会的意志。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付出了努力，并且我们探讨了我们共同的观点：米洛舍维奇看上去是如此不切实际——这也再次使巴尔干地区大动干戈。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3月24日，我接到了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电话，她想要强调北约除了采取军事行动外别无选择。奥尔布赖特当时以一种似乎是我对她有所求时的语调同我对话：虽然她是我的朋友和盟友，但她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即使美国支持我当选了联合国秘书长，我也必须以一种独立的姿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且需要被人看作是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意愿的。

我告诉她我已经就北约的军事行动发表了声明，其中谈到塞尔维亚人没能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同时也强调这一行动如果是经过安理会授权的，那将更加完善。当我说应该让安理会始终参与诸国动武的决定时，她不客气地回答称“我们不同意”。我想，她在国务院的律师们对待这一问题的看法也许与她大相径庭，但是我又回想起她曾这样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提出的一个类似的法律观点：“给你自己找些新律师吧。”虽然如此，但在电话结束的时候她承认，“您是联合国的秘书长，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务卿——这便是生活。可如果我们把对这一行动的建议提交到安理会进行投票表决，俄国很有可能投否决票，科索沃的平民将死伤连连。”我以沉默作为回应，但同意她的观点。

那一天的晚些时候，为了将塞尔维亚军队赶出科索沃，并结束他们杀戮和大规模驱逐科索沃平民的行动，北约开始对其实施空中打击。我把这一切看成是悲剧——每一次战争都是一场悲剧。那些有着不同想法的人觉得其后果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知道，这样一来，塞尔维亚武装力量在科索沃地区不受拘束的撒野将更加严重了。

对我而言，情况显得更为复杂，当北约在未经安理会授权而采取行动时，我正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联合国宪章》清楚地表明：为了与国际法保持一致，除因自我防御外，武力的使用必须经由安理会授权。但对我而言同样清楚的是，米洛舍维奇让国际社会别无选择，倘若允许他再一次对巴尔干人民发动持续的清洗运动，那么国际社会关于再不允许发生另一场波斯尼亚战争的所有声明都将变成一纸空文。

科索沃危机中既没有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没有外交斡旋，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我竭尽所能使这场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获得尽可能清楚的理解。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此次冲突，就必须让米洛舍维奇明白，联合国将把他发动的战争视为恶意的侵略行为，他除了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外别无选择。现在，北约已展开行动以强制实行这一要求，我的顾问团中的争论又重新浮出水面。

联合国政治事务部为我草拟了一份声明，声明强调了安理会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和平与安全，同时强调我对未经安理会授权而使用武力表示遗憾。我办公室的助手们对这一声明反应强烈。他们认为，如果我现在对强制行动全然表示惋惜的话，就背离了我此前几个月所有的言论，这些言论谈到了米洛舍维奇负有责任，以及联合国应该站在那些受到本国政府攻击的平民一边等等。按照我的指示，他们修改了这一草稿，修改后的声明一开始就将招致动用军事力量的责任归于南斯拉夫当局：

在去年整个一年的时间里，我已在许多场合呼吁南斯拉夫当局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寻求和平而非战争、妥协而非冲突。我深感遗憾的是，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所有的努力，但南斯拉夫当局仍坚持拒绝一项政治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旨在终止科索沃地区过度杀戮情况的继续，并确保当地人民享有和平。外交努力的失败的确是一个悲剧，但有时使用武力以求和平也可能是合法的。

声明在最后呼吁安理会参与到任何诉诸武力的决定中。作为秘书长，我必须承认和肯定动武授权原则，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即便在某些非常环境中它因道德需要而被弃于一边。正如我的高级政治顾问和政治事务部负责人基兰·普兰德加斯特所说的那样：“如果您都不想坚持《联合国宪章》，还有谁会坚持呢？”

轰炸开始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条便是：“秘书长含蓄地认可了空袭”——这在很大程度上声援了北约国家，并且使俄罗斯感到忧虑。虽然我内心觉得除了诉诸武力之外别无选择，但我在回应轰炸行动时也对北约国家强调了安理会授权的价值及合法前提，正因这种价值和合法性才使得目前的局面成为完全的例外。这是一种不安的——在许多方面也是一种不满足的——妥协，但是它反映了国际体系的现实；如果联合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为那些人权受到威胁的人们提供服务的组织的话，那么，就需要大大改变这一国际体系的优先事项平衡。

在我的顾问团的这场争论中，联合国在干预事业中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览无余。我不得不设定一项议程，该议程将明确捍卫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同时又明确地表示永远不要指望联合国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组织，在有些时候，使用武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合法的。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已经让我们知道了这一基本的事实。

两周之后，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度大会的开幕式上，我开始阐述我称之为“演变中的国际规范”的一些要素，这一反对暴力镇压少数族群的国际规范必须优先于对国家主权的关注。我总结说：“虽然联合国是一个由成员国组成的组织，但联合国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去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理想。”

然而，在科索沃战场，军事干预造成的影响与北约司令官之前所希望和期盼的局面大相径庭。干预开始时，索拉纳告诉我，轰炸也就是三四天的事，之后便会结束。但是米洛舍维奇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以自己残忍的手段加强了镇压和驱逐的行动，显然，他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据联合国难民事务署估计，截止1999年3月24日，有25万多阿族人已被迫离开他们的科索沃家园，另有20万阿族人试图前往邻国避难。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差不多有100万科索沃人加入了这一难民潮。

4月初，面临着逐步升级的人道主义灾难，我认定联合国需要开启一项更为积极的外交行动。北约和美国本身已承担了强制米洛舍维奇执行国际社会更广泛要求的责任，而美国尤其毫不掩饰地表示，它希望联合国和我置身于对这场冲突的干预的日常管理之外。

4月9日，我打电话给南斯拉夫当局要求他们停止所有的攻击行为，作为回报，北约也将停止其空中打击。我从雅克·希拉克和格哈德·施罗德等越来越感到不安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那里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但是奥尔布赖特和克林顿对我的介入颇为踌躇。随后，我花了6周时间与有关各方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力图重开外交途径，并且把俄国拉回到谈判当中，以便向米洛舍维奇施加必要的压力。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从一开始就反对我的积极作用，甚至反对我派遣的两名联合国调停人员：斯洛伐克的爱德华·库坎和瑞典的卡尔·比尔特。她的反对使得一系列历时长久的外交斡旋功亏一篑，随之而来的是宝贵时间的流逝以及人道主义境遇的每况愈下。在一系列紧张的磋商中，我几乎常常要与奥尔布赖特、前苏联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希拉克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打交道，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亨利·基辛格打来的电话。他关注美国轰炸塞尔维亚所造成的影响，并且质疑美国政府反对我任命比尔特的举动，他认为，迄今为止，比尔特是所有备选人中最合适的。接着，他提出将以自己的名义向白宫发出请求，我接受了这一帮助。挂电话的时候，他援引了俾斯麦的格言，“战争结束后，发动战争的主张不能像战争开始时那样令人信服，这对政治家而言是一种悲哀”，并且他还说，“虽然我是共和党人，但是我必须保全政府的颜面”，否则这“将损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奥尔布赖特随后改变了态度，她要求我委派芬兰领导人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作为联合国特使，和俄国特使切尔诺梅尔金一同共事。我并不反对任命我的朋友阿赫蒂萨里担任这一角色，我担心的是这会给特使团带来混乱与困惑。但在另一方面，俄国已经表态，阿赫蒂萨里的参加可能会使南斯拉夫人同意达成协定。我随后接到了美国国务卿帮办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打来的电话，他说华盛顿已经改变了对比尔特的看法，我猜测这可能与基辛格的调解有很大的关联。

5月9日，哈维尔·索拉纳打电话告诉我，局势已经变成了“噩梦”，北约的一次空中打击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这不但激怒了北京，而且使欧洲和世界各地深深怀疑轰炸行动的价值。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给我，让我同中国人对话并告诉他们：“轰炸中国大使馆如果是蓄意的话，那么美国人一定是精神错乱了。”比尔特很快证实美国对他以下这种直率的质问感到担忧：如果是中国轰炸一座美国大使馆，又将发生什么？无论比尔特的问题是多么正当，它却并非是我们发挥建设性作用以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我们的努力不能偏离战争的真正原因，分散精力只会有助于米洛舍维奇有所图谋并延缓他投降的时间。5天之后，我告诉比尔特：“你和库坎都不要去贝尔格莱德了。我也不会要求停止轰炸。”

第二个月的军事行动快要结束的时候，5月18日，海牙举行了1899年海牙和会的百年庆典，我利用这次发言的机会进一步阐明了干预的观点。我呼吁全世界关注北约未经安理会授权而采取行动所造成的治国困境。我警告说，除非恢复安理会作为动用武力唯一合法源泉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则我们将走上“通往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之路”。我强调，同等重要的是，除非安理会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抗科索沃式的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的罪行，否则它将有悖于当年那些激发创建联合国的理念。

离开海牙后我前往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亲眼察看正在进行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并探访了目前容纳了20万人的难民营。在呼啸的飞机声和隆隆的轰炸声中，我踏上了前往科索沃的旅途。随着我们接近界碑，我看到了沿路无尽头的难民人流，那是背着极少量财物的男女老少们。娜内和我与一个无助地哭泣着的10岁男孩交谈起来，他和一个百岁老太太坐在一起，老人不停地问：“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啊！”那时她把目光移到了我身上，并且问我她的生命是否将会以这样的方式终结。空中打击没能迫使米洛舍维奇妥协退让，他再一次公然藐视前南地区平民百姓的生命和尊严。此时此刻，我好像很难给那个百岁老人哪怕一点点真正的希望。无论是我们众人的恐慌，还是那个老太太眼中痛苦的绝望，无不反映了仅仅依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内在局限性。

然而，希望再次浮出水面。几天过后，也就是5月22日，前南战犯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接着，也就是6月3日，在北约78天的轰炸行动之后，米洛舍维奇终于同切尔诺梅尔金及阿赫蒂萨里进行了会面，让他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同意了国际社会先前的要求。一周之后，安理会以1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授权北约领导一支国际武装力量进入科索沃，为这一地区提供过渡时期的行政管理。塞尔维亚人的行动结束了，米洛舍维奇有可能被送往法庭受审，科索沃人被安全地护送回他们的家园，并且拥有了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重建家园的机会。

先前，我曾委托专人撰写了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调查报告，在该报告的结论部分，我敦促国际社会用心吸取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血的教训，“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和以自始至终贯彻政策的政治意愿来抵制蓄意和系统地恐吓、驱逐或屠杀整个族群的图谋”。在科索沃冲突中，国际社会坚定地遵循了这一训诫——尽管姗姗来迟且不尽完美。国际社会中有些国家依然信奉军事行动必须受到国际法调节这一准则，但是它们日益难以接受一国政府在主权豁免的庇护下践踏其公民的人权，对这些国家来说，北约的干预是严峻的挑战。无论如何，国际社会至少已经证明，它愿意在巴尔干地区阻止这些暴行，正是在这个地区，90年代初的联合国、美国和欧洲曾不愿采取行动制止波斯尼亚危机中残暴的种族杀戮。由于世界的优柔寡断，科索沃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世界作出反应的速度和决心至少已经改变了。

拯救一个民族：东帝汶

东帝汶的首都帝力是个面积极小、资源极度贫乏的与世隔绝之地，它离那些欧洲大城市远得不能再远了，而在1999年春夏之交，欧洲大都市正在全心关注科索沃人民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使国际社会深深地认识到了不同种族之间真实的无情压迫，而此时国际社会却对东帝汶人民的苦难遭遇几乎一无所知。地处亚洲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印度尼西亚边缘的东帝汶正陷入一场孤军奋战中。

东帝汶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1976年的一场血腥猛烈的战争中被印尼吞并。联合国从来没有承认过印尼对东帝汶的主权。在当局长年的镇压和剥削中，估计已有10万到25万东帝汶人失去了生命。葡萄牙是少数几个寻求国际社会关注东帝汶人民自决权的国家之一。

1983年，我的前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启动了印度尼西亚与葡萄牙之间的谈判，但丝毫没有进展。我在1997年走马上任时便把解决东帝汶问题看作是一种需要我给它注入新动力的长期外交谈判。我任命巴基斯坦人詹姆斯赫德·马克作为我的私人代表，我们加快了协商的步子，并力争依靠更多东帝汶人参与进来以推动更果断的运动。在冷战结束以后，在1991年的圣克鲁什大屠杀（一次发生在帝力墓园内的大屠杀）之后，在199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卡洛斯·西门内斯·贝洛主教和塞·拉莫斯——霍塔之后，对印度尼西亚发出的警告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没有东帝汶民众某种形式的认同，全世界不会轻易承认印尼对东帝汶统治的合法性。

1998年，随着苏哈托政权在印尼的终结，B.J.哈比比总统开始掌权，这就出现了新的可能。哈比比清楚地表示，他愿意就东帝汶地区未来的身份进行某些类型的投票或是进行全民公投——无论东帝汶将来是成为印尼国内的一个自治群体还是获得完全的独立。由于主要的大国在这一争端中没有战略利益——不像在中东那样我们的影响力总是受制于美国对和平进程的支配——联合国就有了一次有所作为的机会。为此，联合国设定了一个将葡萄牙人和印尼人都包括进来的谈判进程，它将为被我们称为“大众咨商”的最后决定铺平道路，此最后决定将在1999年的某一时间开始执行。

印尼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的谈判代表是一个强硬又干练的谈判者。杰米·加玛则是为着葡萄牙在该地区的历史利益的谈判代表，他同样是个富有才干的人。我任命詹姆斯赫德·马克领导我们的代表团参加谈判。我自己也不时参加这一为全民公投作准备的冗长谈判，并将阿拉塔斯请到我的私人办公室，敦促他继续保持协商，不要偏离安全与和平解决的最终目标，这一最终目标将改善印尼的国际地位。我反复告诉他，在东帝汶，我们是诚实的中间人，没有任何利益企图，并且我们将公正地组织全民公投。我们感觉到，协商进程中印尼和东帝汶双方都自信满满，相信它们自己一定能赢得公投。

詹姆斯赫德·马克以他非凡的技巧和足够的耐心主导了和谈，与此同时，我与哈比比总统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纽带关系，久而久之，他开始信任我，并且理解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弱印尼。他认识到，我所追寻的和平之硕果反映了东帝汶人民的愿望，并且我也正在为印尼寻求一条走出困顿的道路，这能够增强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尽管他自己的军队和安全机构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我时时刻刻都设法让他恪守承诺。截至1999年8月底，我每天都与哈比比通电话。我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他从下属和顾问那里道听途说的东西实在不能反映东帝汶地区正在发生的事实——随后这逐渐得到了他的认可。

一旦全民公投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我们就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来组织正式公投了。在确保安全的关键问题上，印尼的态度十分强硬：它要求独自承担安全的责任，不允许其他任何类型的军队出现在印尼的国土上。我向哈比比施压，希望他同意在公投期间部署一支非印尼国家的武装部队来保护平民和联合国人员，但这被印尼军方否决了，他们坚持自己的特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将对他们自己和东帝汶人民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们如此关注的原因是，依靠印尼军方支持的东帝汶民兵组织如今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将恐吓和威胁当地居民。我提醒我的同事和其他人，一个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这场外交的氛围：印尼军方能够在这一地区为所欲为，因为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胆敢以武力挑战印尼在其自认的境内以它希望的任何方式保持的控制权。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与中国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个事实决定了这次外交行动不会那么轻松。我们对印尼政府的态度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们保障安全的承诺。

但是，5月5日的协定给了我这样的权力：如果没有出现进行和平投票所必需的安全环境，我可以不启动公投。我给哈比比写了一封信，简要提出了构成和平环境所需的诸要素或条件，其中包括一项迫切的首要任务，即把民兵组织置于严密控制之下，在投票前将印尼军队限制在指定区域。印尼自然是不会接受这封信的内容的。因此我决定把同样的这些条件写进给双方的照会中，以便使所有人都注意到我所期待的安全条件是什么。最终，这些条件没能得到满足。但是，既然哈比比已经同意给东帝汶人民以决定他们未来身份的历史性机遇，而东帝汶领导人也要求我们不要拖延投票，我们便决定按时组织全民公决。

8月24日早晨，也就是投票前的第6天，我与哈比比通话，感谢他业已作出的努力，我特别强调感谢他为确保投票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作的努力。对我来说，这是警示他我开始关注越来越多暴力事件的最好方式。8月26日，我发表公开声明，谴责那些被报道的暴力事件；在投票的前一晚，我发表了另一份声明，鼓励自由投票并警告印尼政府不得对东帝汶人民实施任何恐吓或暴力威胁。

在一片怀疑、威胁、暴力及恐吓的气氛中，1999年8月30日，东帝汶人民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支持走向独立，80%的人寻求脱离印度尼西亚的统治。公投当天则洋溢着和平与秩序井然的氛围，然而，在9月4日宣布结果之后，依靠印尼支持的当地民兵组织对公投结果感到震惊继而暴怒，他们开始持续地实施烧杀抢掠，使得本已满目疮痍的东帝汶地区万劫不复。在联合国总部的我们和身处东帝汶的联合国官员们都感到肩负了巨大的责任。我们曾设法保证参与公投的东帝汶人民的安全；投票本身也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没有任何人能说我们可以在印尼政府所坚持的独自维持安全的主张之外还有其他选择。我们已经使东帝汶人民充分相信，是我们组织了这次全民公投，因此他们可以在和平与安全中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但现在，公投却成为了印尼军队实施屠杀的借口。对我个人而言，这一时刻让我想起了联合国维和岁月中最黑暗的时刻，那时，授权的限制和资源供给的不足导致我们在冲突地区的军队没有能力保护平民，这些平民曾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在那里就是要保护他们，而不只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次危机不像科索沃事件，它不是一件仅仅使用联合国的警告与谴责就能改变对主权和干预的理解的事情。既然我们在协商和组织全民公投中担任了核心角色，而且我们也亲临了现场，我便知道，我自己的干预将能够改变正在发展的悲剧的运行轨迹。为应对这场危机，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开会和打电话，其中包括每天与印尼、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葡萄牙、马来西亚以及泰国领导人进行对话。

暴力事件发生之时，除了军事联络员和联合国警察顾问团之外，这一地区没有任何联合国的军队和警察部队。我们需要得到及时的支援，在两周时间内，我用两轨并进的方式不停地打电话。夜里（那时正是印尼的白天）我从纽约打电话给哈比比，力图使他明白恢复东帝汶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每天晚上我都向他施压以期终止暴力——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印尼军队，如果印尼军队做不到则通过其他的方式。在白天的时间里，我还不停地游说安理会和可能提供部队的国家，以图集合一支可信赖的干预部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实施干预，而且这股力量需要有一个重要的亚洲国家参加，否则干预将被看成是西方对印尼的侵略。

如同在从科索沃到中东的其他那些危机中一样，我不久便成了冲突各方之间进行外交通讯的枢纽，而且，我似乎成了他们能完全信任地进行轻松对话的唯一人选。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我常常能更好、更及时地了解这些危机中各相关方的立场。每一方都同我分享他们的利益考虑、想法，甚至是他们的情报。虽然这些信息中常常带有偏见或曲解，而且是用来劝说我肯定他们自身价值的，但这些仍然很有帮助，因为它赋予了我更加敏锐的直觉和更大的影响力，使我能够顺利地充当旨在达成妥协的中间人。这在东帝汶也不例外。

澳大利亚在亚洲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由它牵头实施一场干预会带来某种焦虑感。澳大利亚有一支强大、精干的部队，它能有效且令人信服地领导一次维和行动。然而，在它的邻国眼里，它算不上真正的亚洲国家，因此我也需要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来承担此次行动，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事态表明，如果没有印尼政府明确的邀请，这些国家根本不会考虑介入——甚至不想被人知道它们曾与我谈论过此事。所有的想法现在都回到了哈比比那里，他是个正派、有责任心的，但却是个处于四面楚歌中的领导人。我知道，如果能说服他，我便能把这个困局解开。

每天都有关于东帝汶暴徒和民兵组织屠杀、暗杀和纵火袭击的新报告从帝力发来，显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印尼军方的支持。当我从我们自己的人员和其他外国代表那里收到越来越多的紧急报告时，哈比比却从他的军队和安全部队那里听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在一次电话交谈中，他坚称没有任何针对东帝汶人的敌意袭击。他说，所谓正在发生的一些劫掠事件，不过是印尼人因为对公投结果感到愤怒而烧毁他们自己的家而已。他坚持认为我的报告不真实。

我不得不终止这种来来回回没有成效的争辩，于是我开始警告哈比比，如果杀戮持续而他不能保护当地的居民，那么他个人将承担责任。我在一次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中强调，干预不是一种强加或侵略；相反，他应该接受外部的援助，因为他的军队即便是想那样做也显然无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秩序。

从个人的情感出发，我同情哈比比。我感觉得到他想要做正确的事情，但他受到了在军方内部占大多数的强硬派的巨大压力。尽管我觉得他在与我通电话时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场，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他，他的士兵没有向他报告事情的真相。但我也知道，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以免把他逼上绝路。对话总会有谈不下去的风险，但也有谈出结果的机会。我知道，当谈出结果的机会渺茫之时，最好第二天再接着谈，尽管没有进展是多么令人恼火。如果现场处于正在发生暴行的环境中，一种冲动便是在与对此负责的人对话时表达你道德上的愤慨。但这么做仅仅只能获得个人暂时的满足，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解救那些受害者，那么你就必须克制这种冲动。

9月5日，我接到了沙纳纳令人心寒的电话，他警告称他的人民正在遭受种族灭绝，我旋即给哈比比打去电话，告诉他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使得国际社会越发感到担忧。他再次断言，一切都在控制之下，并且抱怨称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传闻、夸张表达和情感发泄。我向他保证真相并非如他所想。相反，我明确提出我的要求，即派遣一支安全部队前往东帝汶。他提出的建议（毫无疑问是在他身边的人提出的）是强行实施戒严令，这在两天之后推行了。正如当天晚些时候沙纳纳打电话给我时说的那样，东帝汶最不需要的事情就是更多的印尼军队在更大的权限下恣意妄为。

我随后获悉约翰·霍华德同意澳大利亚领导一支维和部队。霍华德问我，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否就是为了保护联合国有关人员，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说，维和部队进入该地区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保护东帝汶的平民。然而正如我们从波斯尼亚吸取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单独的武装保护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随后开始传出雅加达发生了反对哈比比的政变的谣言，并且，暴力活动的矛头现在直接而恐怖地指向了联合国。9月8日，纽约时间凌晨3点刚过，我接到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基兰·普兰德加斯特打来的紧急电话。他报告说，联合国东帝汶使团首脑伊恩·马丁从帝力打来电话，称东帝汶民兵组织正在围攻联合国使团驻地。马丁要求撤出联合国机构以确保驻地内数百名联合国人员的安全。

在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和我本人看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无疑非常严峻。我们的关注立刻聚焦到在帝力联合国驻地寻求避难的1500名东帝汶平民以及数百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命运，他们正受到民兵组织的威胁，民兵们向该驻地开枪射击并往大门口扔手榴弹。里扎曾和我在维和行动部一同经历了卢旺达种族灭绝时期，我们永远忘不掉这一前车之鉴。在卢旺达事件中，现场、秘书长办公室和维和行动部的三方关系曾发生严重的阻隔。在马丁来电话当天早晨的一次会议上，我们一致同意，我们绝不能撤出联合国驻地而丢弃驻地里面的那些平民——这一次绝对不。

在持续24小时的紧张局势过后，我们同意疏散大部分联合国人员，但有80多名联合国人员自愿留下来，与马丁和一小队卫兵一道充当驻地里东帝汶避难者的保护伞，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伟大而永远值得自豪的时刻。联合国雇员中那些东帝汶人是民兵组织及其军方后盾特别想袭击的目标，此时他们被疏散到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

我打电话给哈比比，想要他清楚地知道联合国人员正处于危险中。我告诉他，我正被迫疏散我们的工作人员。哈比比发出震惊的声音——甚至好像感到迷惘。那时，他大约不停地说了半个小时，经常自我重复，让我插不上话。如他所说，他仍然认为印尼军队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而澳大利亚士兵前来帮助撤离则会非常危险。在他随后停顿下来时，我与以往一样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所获得的信息完全是错误的。印尼军方支持的暴行正持续进行。而且这些暴行现在已经指向了联合国，我不能再拿我们雇员的性命冒险。他回答说，澳大利亚军队的干预可能意味着战争。通话最后我告诉哈比比，他有48小时时间来改善局面，否则，为了恢复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必定介入。

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告诉他我已经发出了这一最后通牒。克林顿旋即给予了有益的支持，为了让印尼感受到压力，他下令要使印尼认识到，如果雅加达允许暴力持续升级的话，那么这将危及到它未来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及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贷款。在我这一边，我也接受了一次公开采访，我警告说印尼的军政领导人个人也将有可能对侵犯人权事件承担责任。

随后的48小时里，安理会派出了由纳米比亚大使马丁·安贾巴带队的谈判使团，其中包括英国驻美大使杰里米·格林斯托克，他们与印尼军方最高长官维兰托将军一同抵达了东帝汶。非常明显的是，维兰托对其下属指挥官目无法纪的行为感到尴尬。格林斯托克从雅加达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地方真是离奇”，他说道，“总统并不掌控局面。掌控局面的人谎话连篇。确信无疑的是，暴力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格林斯托克的分析随后得到了当天一场单独但具有象征意义的谋杀的证实：沙纳纳82岁的父亲被前雅加达民兵组织成员杀害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沙纳纳表达我的哀悼之情，这是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所打过的最为艰难的电话之一。他对我的慰问的回应是，他的父亲只不过是无数死去的东帝汶平民中的一个。他迅速把话题转回到更为广泛的原因和冲突上：“我知道你们正在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但我禁不住感到局面正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不知道戒严令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想请您给戒严令设定个期限。在东帝汶，接受戒严令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回答称我已经给了哈比比48小时时间，之后如果情况没改善，他将不得不接受一支国际部队。结束通话的时候，他又提及了他的父亲：“他只是东帝汶人民当中的一分子。非常感谢您的关怀。”

当然，我们关怀的力度还不够。为了把对印尼施压转化成一种政策调整，我决定现在是由我将私人对话转变为公共外交的时候了。一次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对与会记者阐明了同样的观点，我同意把我与哈比比的谈话内容传播出去，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听到。我说，“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东帝汶人由于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投票，正在遭受毫无节制的掠夺、焚烧和杀戮。我强调，印度尼西亚现在显然已经到了寻求国际社会帮助以履行其确保东帝汶人民安全之责任的时候了。我警告雅加达，除非它同意国际部队进驻其领土，否则将不能逃脱可算作是反人类罪的责任。

当一名记者问我国际社会介入之前为何要寻求印尼政府的同意时，我顺便向新闻媒体（和我们自己的联合国团队）指出此次干预的实际情况：“光是派部队进驻的问题很简单。但想要进入，你必须先有一支部队，而且各国政府必须为进入做好准备。我们现在都在说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但国际社会是由各国政府组成的——政府具有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志。这些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让它们进入危险太大。”我继续强调：“没有印尼政府的同意，它们不会采取介入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持续向印尼施压，力图使它改变态度的原因。”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也就是9月12日，经过历时长久的磨难，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哈比比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精疲力竭且忧心忡忡，但也不乏坚毅与果断，他开始重提前几天我们达成的协议，也即，如果他认为戒严令不能成功恢复东帝汶地区的和平，那么他将要求我们提供帮助。“您是我个人的朋友，也是印尼的朋友，”他说，“我打电话给您是为了征求您的意见，并请求您给予帮助以全力恢复东帝汶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正是我部署联合国部队所需要的信号。他同意当晚派他的外长飞赴纽约与我协商武装力量部署的问题。我感谢他能在他这样的处境中作出如此重大和勇敢的决定，我也再次使他相信，这支部队不会是强加给印尼的，而是去那里与印尼展开合作的。在挂断电话之前，他为他没能成功恢复秩序以及他的政府没能接受我们的条件表达了出人意料的忏悔：“我这边已经没有任何让步或条件可言了：我对您和联合国充满了信心。”

9月1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授权动用多国部队的决议，这支部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5天之后，第一支澳大利亚军队在东帝汶海滩登陆，至关重要的是，这支部队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士兵。国际部队的介入使这一地区很快恢复了秩序，之后，1999年10月，联合国东帝汶过渡政府建立起来了，过渡政府建立的目的是重建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并为其独立做好准备。5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2月，我访问了东帝汶。当我与特别代表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驱车驶进帝力城的时候，我看见了遭印尼军队和东帝汶民兵肆意毁坏的那些建筑物的废墟。我与我的同伴乘坐直升机飞到了利基卡城，这里是公投后杀戮最为严重的地区。我和娜内前往一个村子的教堂，这里曾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屠杀，我们向逝者敬献了花圈。当我们站在那儿时，一个接一个的东帝汶人走上前来与我们无声地拥抱。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约有5000名东帝汶群众聚集起来聆听他们的独立运动领袖沙纳纳和我的演讲，当我们谈及东帝汶未来的自由与和平时，我不禁想到了东帝汶人民为他们的自由所付出的可怕代价。

东帝汶过渡政府在公投后的暴乱结束之时建立起来了，那时，基本上每一座建筑物——家园、商场、政府大楼、教堂——都已被掠夺、毁坏和焚烧。我们的任务便是在这片一无所有的废墟上建立起全新的国家。由于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我再次求助于我所信任的人道主义高级专员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希望他能够在这一遭受战争洗礼的国家中领导联合国人员完成重任。塞尔吉奥一抵达东帝汶，就同新闻媒体谈起了我们在治理东帝汶以及为其独立做准备的过程中可能采取的路线。塞尔吉奥反思了一直困扰联合国的有关维和及干预之实践和文化的争论，他随后表示，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避免重蹈覆辙：“这一次我们决定不再选择通常的维和方式——忍受胡作非为，承受子弹，承受伤亡，不以足够的武力来应对，不开枪射击，”塞尔吉奥说道，“联合国以前曾这么做，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

两年之后的2002年5月，当我重返东帝汶，降下联合国国旗，然后升起东帝汶国旗以庆祝它的独立之时，我在对人群的讲话里回忆起了40年前我自己的国家取得独立时我们感受到的激动和乐观之情。午夜，在帝力城最大的体育馆举行的独立庆典上，沙纳纳用强有力的言词描绘了未来的前景：“我们获得了我们的独立，这将成为我们改善我们生活的开端。我提醒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我们需要用纪律来巩固我们的权力，用宽容来加强我们的民主，用和谐来增进我们的团结。”对联合国来说，这一天标志着实实在在而又重大的成就，它充分地证明，当我们能够以人权和自决的原则聚集起国际社会的意志之时，我们便有能力改变受困民族的发展进程，并在随后引导它们走向自治。

我们已对东帝汶人民兑现了承诺；我们通过寻求印尼同意和确保国际社会支持的外交斡旋，在东帝汶人民最危险的时刻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阻止了烧杀抢掠；我们把这个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到民族自决的道路上。东帝汶人民所付出的代价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这个极少有一个类似的民族对安全和自决的正当要求能够得到满足的世界里，我们赢得了一场罕见的胜利。

保护的责任：作为关怀义务的干预

雅加达的转变虽跌宕起伏，但最终充满了希望，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大会于1999年9月召开了。此前的8个月时间内，世界面临着科索沃和东帝汶这两场各不相干的危机，它们引发了一场关于干预与主权、人民权利与国家责任的全球性辩论。我把我在这两场危机（而联合国在东帝汶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中从事紧张外交活动的心得融进了一种决心，即决心重新构建干预的框架，重新使联合国在相关各国境内能做些什么的问题上占据中心位置。整个这段时期内，我一直在努力认识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论的复杂性和相互对立的要求——它们既体现了一个原则问题，也将给争论双方根深蒂固的观点放置了一个多样化的全球社会的背景。

最终，就干预问题而言，我们努力的成果不应以是否发动战争或施加制裁作为衡量标准，而应以拯救生命为标准。因此，坦白地说，如果我们能在干预成为必需之前就成功地化解潜在的冲突，那么我们将能挽救多得多的生命。预防是复杂的，并且能以多种方式展开。有一种方式是用持续和专注的外交来应对明显可能带来冲突的分歧。这可以称为预防性干预的哲学，后来我把这一哲学运用到了一次较为隐蔽，但仍然非常确切的危机中，这便是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争夺巴卡西半岛主权的危机。该半岛的领土争端是两个国家长期相互敌视的原因所在，人们期待通过国际法庭在2002年对这一领土归属问题作出裁决，但这个裁决有可能同时激怒两个国家，以及巴卡西当地的居民，从而触发某种形式的国内暴力和国家间对抗。我已经无数次看到，这样的冲突一旦开始，就会变得非常复杂。为了和平解决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在国际法庭作出裁决很早之前我便采取措施，以确保双方能够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沟通和对话。经过随后多年的外交协商，以及由于我们组织的尼日利亚——喀麦隆对话取得突破，我们成功地维护了和平与稳定——这是这种预防式干预的重大成功。

然而，全球体系中的预防还有着更强硬也更有争议的一面：即国际体系建立的遏制功能，包括以军事威胁手段来应对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作为秘书长，我坚定地相信，在不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的民众的心目中，联合国的可靠性取决于我们对待人道主义干预这一议题的立场：也即我们是否能够不去一意服务国家的力量，而去努力挽救生命并捍卫个人的人权。如果一些想采取犯罪行为的国家知道边界并不是它们绝对的保护伞——如果他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将采取行动去惩罚反人类罪行——那么它们就不太会指望借助主权豁免来实施此类暴行。正如1999年9月我在联大演讲中警告的那样：“如果人性的集体良知在联合国找不到它最伟大的讲坛的话，那么将会存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即它将去其他地方追求和平与正义。”

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希望有人对我个人的立场产生疑问：“通过干预来保护平民免遭大规模屠杀这一发展中的国际规范，无疑给国际社会提出了意义深刻的挑战，”我说道，“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于国家主权和人权之理解的任何此类演变，都将遇到不信任、猜疑，甚至是敌视，但这一演变正是我们所欢迎的。为什么？因为尽管它有局限性和瑕疵，却表明了人类应该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关怀那些备受苦难的同胞们，应该为终止这些苦难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它的最后一年正接近尾声，国际关系领域看上去有了一些发展，这给未来带来了希望。新的世纪自然也会有它自己的战争和冲突，我们深知这一点。它将面临与和平共处相对立的最为古老的敌人，并将遭受来自强国和无法想象的仇恨阴谋的挑战。我们也知道，只要是在政府继续镇压种族群体和少数民族的地方，干预的理想就将被权力、能力和政治意愿抵消。

2000年9月，以劳埃德·阿克斯沃西为代表的加拿大政府接受了我在1999年联大演讲中阐述的关于干预的观点。该政府主持的委员会集结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外交官，由精力充沛的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和卓越的阿尔及利亚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萨赫诺恩领导，他们就如何贯彻我此前阐述的新规范草拟了一份报告。但是，委员会最为持久的贡献当属这一报告的标题，它把国际社会方面的干预之权利重新界定，发展成为“保护的责任”，这将是一个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能接受的概念。

在加拿大委员会准备出台它有关国际社会之原则的研究报告的同时，一种人道主义干预的文化似乎也在全球许多国家的行动中逐渐盛行起来。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我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一些比较显赫的国际领导人决心响应这一号召。在1999年和2000年初这段时间里，联合国维和代表团在塞拉利昂的维和行动遭到了极大的麻烦，由于当地的冲突各派拒不退让且行事残忍，整个维和使命似乎将要崩溃。就在这时，我争取到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坚定支持。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残酷的内战已彻底毁坏了塞拉利昂这个国家。但在新世纪开启之时，我们没有再坐视塞拉利昂陷入另一场战争，相反，一支英国特遣部队在2000年5月果断地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击败了反政府集团并且恢复了塞拉利昂政治体系的平衡。联合国维和行动连同塞拉利昂都被拯救了，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勇敢的托尼·布莱尔的领导，并且，这次行动开启了一个持续到今天的稳定的和平进程。

在法国，我同样找到了一位强大而意志坚定的伙伴——雅克·希拉克，在处理棘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危机时，他尤为出色地表现出了这一特点。2003年，联合国维和部队正驻扎在刚果东部的伊图里省，随着上千名乌干达士兵从维和行动中撤离，安全格局趋于崩溃，这就使得该地区所有的平民都陷入了危险境地。伊图里省急切需要一场坚决的军事干预，它应超越以往在那里进行的那种不偏不倚的维和行动，也应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进程争取时间。东刚果问题是严重且影响持久的，现在依旧如此，然而，希拉克仍然对我的请求作出回应，同意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前去保护伊图里省的民众，至少是使其免于陷入迫在眉睫的危险。他迅速派出一支装备精良的法国武装分队领导此次短暂但必要的干预行动，这样，一支规模更大的欧洲武装部队便增强了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作用。

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经常存有争议——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了尤其被发展中国家视为神圣的不干涉原则——而“保护的责任”这一提法就其定义来说则更为开放，更有合作意味，也更具非对抗性。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它进一步推行了我们的主张。我在2005年发布的报告《更大的自由》促成了成员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正式认可。在我发起关于主权与干预之辩论的6年之后，联合国的众多成员国正式采纳了个人尊严和集体尊严相结合这一原则。

这种理念并非像它的反对者说的那样严重地偏离了联合国的传统惯例。当然，有一种合理的关注是担心一些安理会成员国会在一些不怎么高尚的动机驱使下有选择地运用这一原则。然而，事实上，划定国内冲突与《联合国宪章》所称“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威胁”之间分界线所依据的正统标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毕竟，《联合国宪章》是以“我联合国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我各国政府”的名义而写的。该宪章不仅旨在维护国际和平——虽然这是极其重要的——而且旨在“重申对基本人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信念”。该宪章从来都不意味着是给各国政府发放的否定人权和人类尊严的许可证。主权并不总是仅仅暗指权力，而且还应当包含责任。

同样，《世界人权宣言》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份慷慨激昂的声明。联合国大会在通过这一宣言的同一个月还作出决议，宣称联合国有权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表达它的关切。这一决议表明，对人权实施国际关切的原则优先于国际事务中的不干涉内政的准则。就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前一天，联大还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这就使所有的成员国都承担了“阻止和惩戒”最邪恶罪行的义务。

“保护的责任”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妙的概念。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对于那些希望以豁免权为掩护肆意对待其国民的领导人来说，它代表了强烈的和不安的挑战。不过如同科索沃和东帝汶事件告诉我们的那样，现实的权力、有效的武力以及政治意愿的凝聚，时而会真正构成近乎完美的组合，来兑现那些保护平民免受大规模人权侵犯的华丽承诺。

但如果有人怀疑这种对主权和干预之新型理解，或是怀疑时时出现的对政治意愿之挑战的规模，那么，在遥远的苏丹的达尔富尔省发生的事情将表明，一个政府能迫害其人民到何种程度，而这个世界对此所做的事情又是如何少而又少。

达尔富尔：保护的失败

正当“保护的责任”原则开始在国际外交道路上和政治家的思想中取得进展时，保护平民的实践却正在遭受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且最痛苦的持久失败：这就是达尔富尔事件。

2003年12月，我发表了第一份关于达尔富尔局势的警告声明。但联合国安理会丝毫没有把有关达尔富尔的复杂而又繁重的提议置于它议事日程的意愿，在整个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所能做的只是作出一些口头呼吁和努力争取协商——但是我手中没有什么“胡萝卜和大棒”。

卢旺达事件令人震惊的是它的激烈程度，仅100天里就有80万人丧身；而达尔富尔在其拖沓漫长的过程中被害人也差不多有这么多。许多人确认达尔富尔的冲突从2003年2月26日开始——这一天正是美国和英国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实施入侵伊拉克行动的前一天——当天，一支人们几乎没听说过的反叛组织对达尔富尔偏远处的一个小型飞机场发起了突袭，当时，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人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这个行动。

苏丹政府只是在数周和数月之后才开始回应，事实上，达尔富尔的民众已长年处于不安和暴力之中。那些身处困境的部落长期面临着对它们村庄、生活和生命的零星袭击。缺乏法治或是政府保护资源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导致冲突的叛乱。但在2003年2月26日爆发的事变将成为一场极其漫长且在其后几个月里逐步展开的战争，它将导致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

即使是在2003年3月的袭击发生以前，苏丹政府就已经卷入了其境内的另外几场暴力冲突事件，为此它动用了它绝大部分的军事资源。首先，苏丹政府面临着在其东部与厄立特里亚接壤地区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在南部地区，苏丹政府仍在收拾它与地方分离主义之间20年内战的残局——这场冲突是一个艰苦卓绝且长期拖延的和平进程的最后磨难。在这些战争中最严重的是，喀土穆还面临着达尔富尔非阿拉伯人居住区的另一场企图分裂的叛乱。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军事资源的耗尽，苏丹政府从2003年中期开始推行一种镇压达尔富尔叛乱的战略：残酷的代理人战争。

为了应对达尔富尔叛乱所带来的威胁，政府策划了一个非法的代理人联盟。这一战时同盟包括地方民兵组织、武装暴徒以及其他种族群体。这种同盟具有流动和易变的特点，但不管其变动有多大，它在行动过程中成为了一股针对达尔富尔人民的震慑和毁坏性力量，国际社会到2003年晚些时候才开始逐渐看清楚这一行动过程。正是在这个时候，联合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开始对国际社会发出公开警告，称达尔富尔地区正在出现一些极为可怕的事情。

这支劫掠部队由匪徒和部落士兵组成，其核心部分是来自巴加拉阿拉伯部落的骑骆驼和马匹的武装牧民群体贾贾威德。苏丹军方向他们提供武器，允许他们对达尔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村落进行不受限制的袭击。先前对该地区零星的袭击如今被毫无约束且系统化的攻袭所取代，他们袭击了全省各地的非阿拉伯族群，还谋财害命。这种方式背后残酷的战略逻辑十分简单：如果民众被赶出了他们的避难所，那么叛乱者也同样会被赶出去。

苏丹军事情报机构不仅向贾贾威德提供情报，还向其提供诸如直升机、装载火箭筒的固翼飞机、炸弹以及重机枪之类的军事装备，这就使达尔富尔人民根本无力抵御这帮融现代技术与中世纪野蛮于一体的匪帮之荼毒。达尔富尔人民对于像贾贾威德这样的武装力量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攻击目标了。苏丹政府蓄意放纵和支持这一进程，它逐渐毫无节制地演变成对全体居民的攻击。当贾贾威德发动袭击时，人们除了被强奸、切断手足和杀害外，别无它选，即便他们能成功脱逃，也不得不面对好不到哪里去的戈壁风沙。

我对达尔富尔可怕的事态忧心忡忡，在这场危机初期，我给与苏丹冲突相关的该国各位首脑和各参与方打了很多电话，其中，在2004年3月29日，我以私人名义给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打了电话。当时我正在瑞士的布尔根施托克参加有关塞浦路斯和平进程的艰难谈判，力图把这一进程推进到最后阶段。同时应对多重危机已成了我们此时的家常便饭，而我此前也有好几次努力与巴希尔接触，因此，当塞浦路斯问题最终可望得到解决之时，我便抽身退出了谈判。

“我找您是想谈一下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我认为形势相当严峻。”我说道，然后停顿下来让口译人员传译我的话语。“事实上情况十分糟糕，”我接着说，“我已经收到了一些可信的报告，报告认为贾贾威德的好斗分子正持续地进行强奸、谋杀等活动，并将人们驱赶出他们的家园。据估计，有70万国内民众被迫离开家园，在乍得地区也有大量难民。人们急需保护以免受贾贾威德的迫害。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非常紧迫也是不可接受的局势。”

我感到我的语气丝毫没有掩饰我通话的目的，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比起武力警告来，我对巴希尔的声明只是一个小小的请求而已，如果要让喀土穆完全听从我们的要求，那肯定需要运用武力威胁——无论是暗示的还是明示的威胁。但这是我能采取的唯一途径，因为安理会成员国对它们解救达尔富尔平民于困境兴趣不大，也没有一个成员国具备必要的决心，能让其发出切实干预达尔富尔事件的警告。

即便如此，面对我坦率的言辞，巴希尔的回应仍使我感到吃惊。他甚至用圆滑的外交辞令对我的关切表达感谢之情。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声称目前的局势已经被媒体完全夸大了。他说，“达尔富尔的局势是平静的”，据他了解，这个省唯一的麻烦是由反叛分子，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贾贾威德挑起的。

接着，他回避了我对他提出的问题——对停火可行性的看法。他不打算对我或其他人作出缓和政府镇压“叛乱”的承诺。我知道，如果没有安理会的决心保证，我根本无法迫使他的政府改变其决心，他同样也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至少可以就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的进入问题努力向巴希尔施压。在我们谈话时，他反复声明，鉴于达尔富尔地区“平静”的局势，全省在接受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方面没有任何障碍。

“那么，如果我的人员在人道主义救援进入和输送方面遇到困难的话，他们是否可以找您解决？”我询问道。鉴于他已经作出的表态，我感觉到，只要他对我还算友好的话，哪怕是只有一丝保持信誉的个人愿望，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提议。这将是一个以后我可以用来拖住他的承诺。“可以。”巴希尔以一种并非是他典型风格的简洁语气同意了这一点。

让他用自己的承诺把他自己限制到一个不起眼的束缚中，似乎我们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果。在随后几周内的确有所改善的一件事是，援助达尔富尔某些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得越来越顺畅。考虑到更大的背景，这勉强算得上是一次积极的成果。但是我想，这些救援物资至少可以为达尔富尔人民提供某些帮助，倘若没有这些援助的话，他们极有可能遭受痛苦或失去生命。

那次电话以及关于达尔富尔的其他一些对话发生在危险的真空中——大国，尤其是安理会中的大国对达尔富尔问题几乎完全没有施加压力的政治意愿。在后来的数月和数年里，随着冲突的持续，估计有超过50万的平民因苏丹政府的达尔富尔战略而丧身，另有数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苏丹政府不愿意或者也没有能力保护它的平民免遭大规模的人权侵犯——这种人权侵犯将被证明是一场越拖越久，以至于长达数年的危机。

解决这场危机目标虽然困难，方法却是很清楚的。无论苏丹政府是否同意，外部行为体都有责任保护达尔富尔的平民，有责任进入该国制止攻击。

到2003年晚些时候，呼吁采取行动的一些声音出现了，其中包括我们联合国自己的声音。国际社会必须有所行动。在卢旺达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曾声称决不让卢旺达事件重现。但现在安理会拒绝提供必要的领导和显示必需的决心来处理迫在眉睫的达尔富尔危机。早期的不情愿是出于对苏丹南北和平进程能否得以顺利进行的善意担忧，我们都希望这个进程能在2003年后期和2004年初进入最后阶段。苏丹的南北内战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之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双方一直无法达成和平解决的协议。能够结束这场冲突将是一个巨大的和平奖赏，由美国、英国和挪威这三驾马车为首的和谈主持者都决心获得这一奖赏。2003年12月和2004年1月，当有关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平民的报告逐渐增加时，参与谈判的各方外交人员都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如果生硬地纠缠达尔富尔问题可能致使整个南北和平进程脱离轨道——进而损害数百万苏丹人的利益。

2003年12月与2004年1月初，鉴于南部苏丹内的冲突风险和还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和平局面，我赞同了这一分析。我指示联合国全体工作人员，如果不想造成苏丹南北和平进程的失败，我们目前将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正在出现的达尔富尔问题，我们只能在其他会议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而不要让它出现在与苏丹政府谈判的中心舞台。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很糟糕的。我们要么采用一种惩罚性的路线，这可能导致苏丹南部本已脆弱的和平进程毁于一旦，这对西部地区同样也没有任何好处；要么继续完成南部的和平进程，同时竭尽所能劝说苏丹政府缓和并终止达尔富尔危机。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希望能足够迅速地就南北和平进程的主要步骤形成决议，然后再对达尔富尔问题给予全面、坚定的外交关注。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达尔富尔地区局势的发展就使这一方法显得很不适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关于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如果不严肃地对待达尔富尔问题，那么维护南北和平进程也将行不通。达尔富尔的事情根本不是人们认为的似乎是南北苏丹和平进程的附属物。我开始对这场冲突的各协调方和调停者（其中包括一些国家的外交大臣和政府首脑）发出警告，声称不能分开对待达尔富尔问题和南部问题。但是，全心关注南北和平进程的安理会的想法表现出一种不同的逻辑，它现在缺乏采取任何行动的决心。

安理会里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在2004年初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巴基斯坦反对把达尔富尔问题放入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巴基斯坦看到达尔富尔问题可能导致一场干预战争，而巴基斯坦原则上反对干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更何况苏丹是它的发展中国家伙伴和同源的兄弟国家。

但是，理论上还是存在进行谈判并采纳巴基斯坦（及其他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安理会成员国）所提选择方案的空间。在外交上采用更协调的施压和创新手段也是可行的。举个例子，几个月以前，态度顽固的叙利亚被说服在安理会表决中投票赞成一项针对伊朗的强硬决议。投票之前，许多人认为叙利亚代表将投反对票。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方施压，它最终投了赞成票。此外，在科索沃危机中，为了应对俄罗斯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的威胁，北约绕开联合国的授权，领导了一次旨在保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强有力的人道主义干预。这种在巨大的民众苦难面前绕开国际机构进行干预的案例，如果有下一个的话，毫无疑问便是在达尔富尔危机中。

但是，帮助达尔富尔人民的努力没能有真正结果。这个省有法国那么大，并且苏丹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故有一个政府立即指出，如果西方动用武力实施干预，那么苏丹将成为继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第3个被侵略的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据称巴希尔在私下场合这样说：“如果他们想要圣战，那就放马来吧。”这一地区的局面是非常复杂的，它与卢旺达极为不同，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是那些人通过核心组织蓄意图谋清洗某一特定身份的种族。而达尔富尔各派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破碎的、不断变化着的，并且谁在何时控制哪个派别也同样扑朔迷离。在某种意义上，就无序和混乱的程度来说，达尔富尔的情况更相似于索马里或刚果，而不像卢旺达。所有的这一切加强了安理会成员国不愿有所作为的固执态度。

2004年7月1日，我们在犹豫不决时对苏丹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次访问包括探访一些建在达尔富尔和苏丹邻国乍得的难民营。我们亲眼目睹了达尔富尔地区可怕的现状，而苏丹政府却在一夜之间完全移除了一所难民营，使我们更难接近事实，因此，当我们抵达那里时就看不到那里的任何东西了。苏丹看来便是这么一个隐瞒可怕事实的国家。我们从难民那里听到了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完全印证了先前我们已听到的无数故事——在极其凶悍、非常暴力的部队控制下，全省百姓处在极端的苦难之中。

7月2日，我与巴希尔总统以及其他一些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正如我在与那些该对属下的行为负责的领导人会晤时所发现的一样，巴希尔温文尔雅的态度令人称奇。人们通常会误认为，那些非常凶悍之人的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应散发出凶狠的气息。1998年，为了努力达成停战协议，我曾专程访问伊拉克并会见了萨达姆·侯赛因，他看上去十分淡定、文雅且友好，这点巴希尔同他如出一辙。这似乎是矛盾的，但这也正是那些内心很强悍的领袖们的惯用伎俩。

巴希尔于1989年开始掌权，长期处于权力的顶峰，这使他足智多谋且果敢冷酷。当我们在喀土穆的总统府邸坐下来准备谈论问题的时候，巴希尔以感谢我的访问和渴望倾听我的观点作为开场白。作为回应，我感谢了他的款待，随后就将话题迅速转到达尔富尔问题上。

“整个国际社会要求苏丹实现全面的和平，”我说道，“我已与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以及其他一些安理会成员国的外长们多次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们一致要求苏丹采取快速有效的行动。”巴希尔似乎不是很在意或关注这一点，他时时打断我的评论，这些评论针对的是达尔富尔平民的境况以及对他们实施的持续暴力，也包括我对此前两天达尔富尔地区某些事件的看法。巴希尔在回应中似乎热衷于强调冲突是由叛乱者率先引起的——这是涉事政府惯常的论调——而他们也正在努力填补由冲突造成的安全真空。

“全世界都确信，是苏丹政府控制着贾贾威德，并且还向它提供空中支援，”我说道，“需要立即采取特别行动以保护那些羸弱的平民。”巴希尔回绝了这一要求，他对此事的评论表现出他对达尔富尔平民大众的不太关心，以及对任何个人的遭遇都冷漠无情：

“我们轰炸了贾贾威德当时正在袭击的村子。如果这些村落能够更加坦诚，他们就应当承认，我们的飞机同样也轰炸了贾贾威德。”

曾经有许多记者私下里问我，这次会谈中我为何没对巴希尔发出军事干预的警告。我回答说，那么做乃是最坏的选择。我深知安理会不会批准任何此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仍站起来威胁他说我们不久将采取军事干预，只能损坏安理会未来的可信度。缺乏此后的跟进措施（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将使苏丹政府更加大胆。另外，对安理会来说，采取行动的关键在于促使安理会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如果联合国秘书长以安理会的名义就一个安理会成员国分歧重重的问题进行威胁，那只会加深安理会内部的分歧。这样做的后果将使苏丹政府更加确信不会有任何国际军事行动出现在其领土上。

我从与巴希尔和其他苏丹领导人的会谈中清楚地看到，他们深信不存在来自安理会或任何安理会成员国的威胁。达尔富尔省巨大的面积，它复杂的地形以及冲突的特质，加之不断升级的伊拉克的叛乱和宗派战争消耗了美国和英国驻伊军队的精力，所有这些都使苏丹政府确信国际社会中没有任何国家会惩罚它。它的这些估算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离开苏丹之前，我们努力争取，发布了一份联合国与苏丹政府间的联合公报。苏丹政府在公报中作出承诺，它们将解除贾贾威德的武装，迅速为达尔富尔省寻求达到全面和平的解决方案，并将所有那些被控践踏人权者“毫不拖延地”绳之以法。不出所料，所有这些后来都被证明完全是空头支票。

当时萦绕众人脑海的问题是：达尔富尔事件是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吗？争论中出现这种困惑的原因在于，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即这个问题实际等同于：“世界是否应该对苏丹政府采取行动？”人们认为，赞成其中一个问题就意味着同时赞成两个问题，但这是错误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为了争取对达尔富尔采取国际行动掀起了全球范围的运动。此前人们一致认为，那些应该对其强制实施国际军事干预的重大事件——如欧洲的大屠杀以及卢旺达的对图西族大屠杀——显然是种族灭绝。错误在于人们认为，唯有将达尔富尔贴上与先前那些大灾难相同的“种族灭绝”标签，对它的干预才具有合法性。这样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要推动各国政府承认在达尔富尔发生的是一次种族灭绝。

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国会于7月9日进行投票表决，宣布达尔富尔冲突是一次种族灭绝。当时很多人确信国际社会将有所作为。但是他们错了。问题在于，无论通过怎样细致合法的审查，在达尔富尔发生的都不是一次明显的种族灭绝事件，而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份宣言意味着关于达尔富尔冲突性质的辩论——而不是关于应当为数百万受难民众提供哪些帮助的争论——现在占据了安理会的中心舞台。2004年9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就他所认为的重要问题（即关于冲突是否是一次种族灭绝）反复质询我，好像它已经成了国际争论的中心：“如果您今天被问及这是否是一次种族灭绝，您又将如何回答呢？”

连月来我已经无数次回答了这一问题，此时我以类似的方式回答他说：“事实是，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达尔富尔地区都明显发生了一些恶劣的，且有组织的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且，那里所发生的是世界上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我相信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但他要求我清楚表明我是否认为此次冲突是种族灭绝。“我避免把它称为种族灭绝，因为专家组之前已赴当地深入考察，了解了当地局面的复杂性，种族灭绝存在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专家们无法把它总结为种族灭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是一次种族清洗。”斯特劳随后继续讨论如何给这次冲突定性的问题，而不管我试图转变话题的努力，这种不相关的对话使所有参与讨论的领导人都感到烦恼。但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在其国内政治辩论中无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关于是否是种族灭绝这一问题，您是否可能给安理会提出建议？”他问道。

“有可能，”我说道，“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正在这里争论的是它究竟是不是一次种族灭绝，而我们能一致认可的是那里正处于糟糕的局面，并且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我已经在好几个月里的演说、访谈以及与其他一些政治家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它未能引起共鸣。相反，为达尔富尔贴合适标签的问题持续困扰着人们。在我与斯特劳会谈后过了两天，也就是2004年9月9日，科林·鲍威尔便将达尔富尔冲突称为“种族灭绝”。这非但没能终结关于标签问题的争论并进而促使各方展开行动，反而使这一困惑更加深重。（鲍威尔也清楚地表明，尽管使用了新的辞令，但美国的达尔富尔政策不会改变。）接着，安理会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达尔富尔的冲突是否属于种族灭绝。这个调查委员会由备受尊敬的意大利大法官安东尼奥·卡塞塞领导，它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尽管那里明显存在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并且相关个人应该为这些罪行承担责任，但是，从技术层面来说，苏丹国内发生的战争不能被视为有组织的种族灭绝。但这一论断一直没有传播出去，直到该委员会向安理会递交它的报告，而此时已经是2005年1月。

在国际事务中贴标签的做法常常是危险的，各参与方会纠缠于定义而不关注事件本身，即不关注事件中个人所遭受的疾苦。“种族灭绝”这一标签与成千上万的达尔富尔平民正遭受苦难这一事实毫无关联。由于“种族灭绝”这个词具有迷惑性，好像只有种族灭绝才意味着极限，才值得我们去共同关注，所以关于采取何种行动的讨论被一次次搁置。

平民遭受的苦难，与我们如何称呼这种局面或是确定是什么动机导致了这种绝望境遇并不相干。由于政府的政策及其武装代理人的暴行，平民们仍在大批大批地死去。这就是一种罪过——无论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永远不必面对类似达尔富尔的状况，达尔富尔事件表明的是，“种族灭绝”不是那些极凶狠的种种暴力行为的仅有表现，它也不应成为我们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达尔富尔地区惊人数量的受难与死亡事例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安理会发出严肃回应或发表声明宣布将派遣国际部队前往达尔富尔之前，大规模的强奸、破坏和屠杀已持续了4年时间，成千上万的人暴尸荒野，疾病和营养不良盛行，另有上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2007年晚些时候，也就是我从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上卸任数月之后，安理会转变了态度，但也仅仅是派遣了一支执行“坚定维和”任务的部队。这并不是一次真正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人道主义干预。如果要对这一地区产生真正的影响，如果要给达尔富尔平民带来真正的保护，就需要一次强有力的干预。

而联合国自己在2007年8月批准了一支由1.9万人组成的维和部队，这支部队将于当年年底实施部署。在这次使命中它将扮演通常的辅助性的角色，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他们将帮助基本是自愿的武装解除、监控事件发展并保障人道主义工作顺利进行，他们也将能够保护自己。当然，他们将有益于那里，但无法对周围的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

此外，只有经过苏丹政府的完全同意，2007年组建的维和部队才能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这支部队还被授权尽其所能保护所有平民。但是从它的资源、权限和目标来看，它将不能应付保护达尔富尔人民免受大规模人权侵犯这一根本的挑战。

“保护的责任”不只是涉及旨在击败伤害平民之部队的快速军事干预所需的飞机、坦克和直升机。历史已经表明，在有些时候，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或是明显的暴力威胁，我们迫切需要武力，但是，“保护的责任”不仅仅在于此，它还由一系列广泛的行动和形式各异的干预构成，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和权利。在某些情况下，“保护的责任”可能需要紧急动用军事力量（如在科索沃危机中），但是单单使用军事力量绝不是问题的全部。对平民的长期保护最终体现在让他们生活在和平的体系与制度下，这依赖于这些体系和制度能够稳固坚定地对抗那些发动者的颠覆活动。“保护的责任”应首先确切地定义为确保持久的制度——主要是国内制度——能捍卫人类生命和人权。

放眼未来，我把“保护的责任”看作一种规范，它给众多的国家和民族树立了标准——凭借这一标准民众能够要求他们的政府担负起责任。一个例子是《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在今天已把它看作天经地义的东西，把它当作国际社会的基本文件。倘若《世界人权宣言》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存在，它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呢？它能帮助全世界人民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阻止暴力吗？政府、个人以及市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依据这一宣言抵制那些疯狂的行径？如今人人都知道一系列公认的人权法则，并且能够用它们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保护的责任”正是以这些为基础，同时，它把责任移交给了那些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因为只有它们才有能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进行干预。

我们已经挑战了那些认为个人的生命和权利问题属于一国国内事务而与外人无关的论调。我们想说的是，主权不再是粗鲁践踏人权的保护伞。

第四章　人民的联合国

改革全球治理与恢复法治

联合国的宗旨究竟是什么？我发现，这是我面对一系列事项并考虑如何处置它们时越来越多地思索的问题。在维和部门的长期经历使我能够直接接触那些在冲突中遭遇悲剧的人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满心指望联合国能保障他们的安全，结果却发现，即便是联合国也不能确保这一点。联合国的行动需要负起哪些责任？当我试图反思这个问题时，我认识到，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我们为谁而奋斗。

作为一个由精心守护自己特权的各成员国组成的组织，联合国已经变成一个首先关注自我保护的机构。因此，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迷失了方向——忘却了《联合国宪章》的开篇所言——“我联合国人民”。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视角聚焦到男人、女人和孩童对安全、健康和机会之所需上。我们需要把联合国带回到人民身边，联合国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

2001年10月的某个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接到了弗雷德·埃克哈德打来的电话。自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弗雷德就一直是我的新闻发言人，此类电话是很平常的——尽管它们通常意味着坏消息的来临。然而，这一次，弗雷德接到了挪威一家广播电台的某个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此人不怎么会英语，但却一直不停地重复着我的名字。“我觉得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弗雷德以他一向平静的口吻推断说。

起初，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这一想法。我告诉弗雷德，诺贝尔奖评委会会亲自联系获奖人。随后，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这回是我的岳父母，也就是娜内的父母冈纳和妮娜·拉格尔格伦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他们也向我们表示了祝贺。接着，诺贝尔奖评委会亲自打来了电话，为它这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布决定的方式表示歉意。

我和联合国共同分享的这份荣誉，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承认举动，它肯定了我们重新激发这一机构之活力并恢复它在全球政治中之地位的努力。委员会强调了它自己坚信联合国在推进全球和平与安全中扮演中心角色的看法，并赞扬了我们在维护人权和抗击艾滋病领域所提出的新倡议。委员会认识到联合国是一个由各成员国组成的组织，但它更强调它支持我们把主权重新定义为既是责任也是权利的努力，它称赞我“阐明了主权不能够成为国家掩盖其暴行的保护伞”。

对联合国全体工作人员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对其在世界上一些最让人绝望、最危险区域所作牺牲的一个重要肯定；而对联合国成员国来说，它则表明了联合国所代表的价值所在。鉴于我们所有人仍然对“9·11”袭击惊魂未定，这个奖显得尤为重要。仅仅一个月之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外交官刚撤出了联合国总部。

我在当年12月前去领奖，我的获奖演说一开始就称，我们“通过一扇火光之门”踏入了第3个千年。20世纪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然而，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领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创立了一个旨在为全人类寻求和平与发展的组织。“9·11”事件带来的警示是，21世纪仍可能有腥风血雨，为了维护最贫穷的人们和最易受伤害的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工作将面临新的危险与挑战。然而，当联合国在正义与中立之间、在行动者与旁观者之间作根本性选择时，我已坚定地把联合国置于支持人民的一方，《联合国宪章》正是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而成。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4年前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一样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职业生涯是在联合国秘书处度过的，我的上一个职位，也就是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之职，对一个国际公务员而言似乎是能获得的最高职位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位联合国的职员被推选为秘书长。

但当1996年4月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使从波斯尼亚返回时，美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十分明显。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与布特罗斯——加利之间的不和越发严重。有关美国可能不会支持他进入第二任期的谣言也开始流传。他在1992年年初就被任命为任期5年的联合国秘书长，而此前诸任秘书长几乎都干满两届任期，只有特里格夫·赖伊和达格·哈马舍尔德除外，但赖伊是自己辞职的，而哈马舍尔德则是牺牲于发生在今天的赞比亚的一次空难中。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全球视野，拥有学者的气质且对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支配地位怀有本能的厌恶。然而，他与美国人关系不断恶化既是他自己的领导风格所致，也是由美国从来不能容忍任何联合国领导人独自行动的惯例造成。尽管他避开了因联合国在卢旺达失败而出现的批评，但在1994年和1995年，他似乎干扰了美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日益强硬的立场。

布特罗斯——加利专断和喜好隐秘的作风早就造成了联合国内部的困难，使他疏远了大批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外交官。这使他在面临美国发难时处于一种极易受伤害的境地。1996年中期，奥尔布赖特安排了一次与我的会面，她说他们正在考虑推举我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我曾与她愉快共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建设一个更称职、更负责任之联合国的共同目标基础上，我们之间形成了真正的友谊。我的一个关键的优势是我了解联合国系统的运转方式和内部基本信息——从它包罗万象的任务到它在纽约的全体工作人员，再到那些挤在联合国总部大楼的走廊里的外交官们。

1996年11月11日，在一次安理会特别会议上，为了阻止布特罗斯——加利赢得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动用了否决权；此时，我已准备好了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虽然我知道这一职位意味着各种挑战和困难。

《联合国宪章》是份振奋人心的文件，它基于权利而不是力量为世界秩序勾勒出了美好的愿景。然而，宪章中有关秘书长地位的部分却不是很清晰和全面。宪章规定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却没有指明这一职位应担当的所有工作。当然，这一职位包含了大量的行政事务，要负责监督约1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的执行以及调度4.4万名工作人员。最为重要的是，联合国的官僚机构一直在有组织地扩展，而且这种扩展并不总是合乎逻辑的。秘书长要协调一个内部分歧重重和争议很深的安理会（它是在国际法、和平及安全领域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并为联合国形形色色的全球事务提供全局性的领导；除了这些让人高度紧张的工作外，秘书长的大部分工作简单地说就是，要确保所有联合国下属机构和与联合国共事的相关组织能够恰当地开展合作。

我在担任维和行动部部长的那些年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联合国能力的有限性，获取成员国支持的价值，在一个以迎接全球性挑战为己任的世界性组织里取得共识的重要性。我从极其宽泛的且常常是尝试性的经验中得知，秘书长的效力源自于一种使其他人相信正义和事件紧迫性的能力。取得工作进展的一个关键条件是使他人相信，我的成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我对于他们既不是威胁也不是障碍。如果没有成员国——以及包括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在内的其他行为体——的支持，我很有可能一事无成。我知道，有了这些支持，我们就有力量改善全球事务中从济贫到卫生、从维护人权到消除冲突等各个领域的状况。

至于当今世界一些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对一个联合国秘书长来说，关键在于选择在何处有所作为。这一职位的有利之处是，你能够在事件中充当诚实的中间人，充当大多数相关者都可接受的对话者。通常十分清楚的是，秘书长唯一的兴趣在于实现和平和促进发展。然而，当成员国把秘书长当成是他们不作为的托词时，这就成了这一职位的不利之处。在联合国内部，我的头衔通常被缩写为SG（secretary-general）。我偶尔会开玩笑说这个SG的意思是“替罪羊（scapegoat）”。

当然，在一个由国家构成的组织中，没有任何决定能够避免某种程度的政治化。如果我为了人权事业寻求资金，发展中国家可能抱怨我抛弃了它们的利益；如果我要求提供用于发展的资源，发达国家可能会抗议我对它们的议程漫不经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搬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第38层（秘书长办公室所在地）之前我在联合国长期工作的经历是有益的，我比我的大多数前任秘书长都了解这一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联合国自身拥有很少的资源，这恰恰是许多人怀疑的。为了一项和平任务，我不得不前往那些能提供军队的国家请求它们派遣维和士兵。为了帮助发展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我不得不前往那些可能会慷慨解囊的国家。鉴于此般利害关系，我认识到，这是一些我必须擅长的事务。因此，我学到了如何请求，该拨哪个电话，以及非常重要的，如何倾听和作出回应。而且，我也学会了应该向谁发出请求，因为在有些时候，是一个级别不是很高的官僚而不是部长，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首脑，才能动用一些资源。这些便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软”能力——使他人相信你的成功符合他们自己最高利益的能力。

2001年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是在联合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对这个机构以及作为秘书长的我投的一票——重要的信任票。不到一年之后，伊拉克战争发动的过程不但分化了各个成员国，而且也使联合国组织的公正性遭到了质疑。全球治理的结构备受考验，它几乎到了转折点。并且，无论美国政府的具体日程表是什么——或伊拉克战争的具体根源何在——所有人都明白，在安全问题和联合国在实现安全过程中所处地位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观念。从这场危机中我看到了一个改革的机会——当然这也是迫切的需要。

要应对我们时代主要的全球性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还有贫穷、有组织犯罪、疾病和气候变化等——需要国家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展开合作。我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联合国为它们提供了在其中达成必要妥协并推进协调行动的最好场所。问题是联合国组织将会受到一些涉及到使命核心和信誉的挑战。联合国在最强大的国家使用武力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联合国在全球性使用武力的实践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因为入侵伊拉克事件，联合国大厦里以及各成员国之间都充满了巨大的愤懑和更大的幻灭感。作为秘书长，我想帮助人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些能使他们携手共进的事情上，让注意力转移到一些积极的事情上，而不是紧盯着原初的分歧。2003年很可能会成为倒退的一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及对石油换食品计划调查的开启，我们无疑感到处于围攻之中。但我断定，联合国所需要的不是退缩到默不作声的地步，而应直面以下方面的挑战——联合国组织的结构、成员国支持它的意愿、一种由法律支配的国际秩序的根本原则。

“诸位，”我在2003年9月联大会议的演说中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我把目前的时刻描述成堪比联合国创建之初，那时，一群深谋远虑的领袖们制定了一些规范国际行为的规则，并建立了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与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世界各国人民能够携手并进，共谋福利。两代人过后，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它现在是不是能够在当时共同的基础上延续下去？或者需要作彻底的变革？

联合国权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的构成问题。今天，我们有5个享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这基本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存在的地缘政治现实。其他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地区代表制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两年。这种局面对一些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则是不公平的。日本和德国是联合国的第二和第三大会费缴纳国，但在联合国最为重要的机构中却没有固定的席位。拥有世界1/6人口的印度也没有席位。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没有常任理事国。

要使安理会在21世纪具有合法性，它不仅需要效力，还需要有代表性。在过去它经常是这两样都没有。无论集体行动的挑战是什么，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比显然已经发生了改变。崛起的和有区域影响的国家为何要接受这种它们在其中仅仅占有二流地位的结构？这是一个没人能作可信回答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这些国家会积极地反对安理会，而在于它们会摒弃它。

我们开始看到这些现象不断地上演：许多国家正在谋求在一些新平台中的席位——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及所有其他的集团组织。但我不得不提醒那些庆祝自己成功加入二十国集团的朋友们，当你们被挡在八国集团的大门之外时感到的深深失望，而现在仍有172个国家身处二十国集团之外。

因此，在我发表2003年9月演说之后，作为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我提出了两种模式以供参考。这两种模式都包含了将安理会成员国的数量从15个增加到24个。第一种模式包括在安理会中增设6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3个额外的轮换席位。第二种模式仅增设1个轮换席位，但同时增设8个新的“半常任理事国”，其任期为4年，可以连任。我随后将以上选择设为改组安理会所需谈判的协商基础。

显然，那些渴望获得常任理事国身份的国家更喜欢第一种模式——印度对不能获得否决权的确很不高兴——但究竟哪些国家应该得到这些席位呢？根据这一协商基础，日本、德国、印度以及巴西就其资格来说具有优势，而来自于非洲的成员国却不能在相互竞争的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之间作取舍。非洲大陆传统的对抗又呈现了出来，埃及认为撒哈拉北部国家无疑将享有一席之地；而南非认为，从它自身的地位来看，它能够代表非洲大陆所有的国家；针对这一点，尼日利亚回应称，基于它的面积、人口以及资源，阿布贾应享有一个席位。在拉丁美洲方面，大国之间的分歧同样很明显，正如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进一步批评的那样，为竞争安理会理事国席位而发生的争吵，只会促使那些经过很长时间才最终淡化的尖锐对抗重新复苏。

由此产生的分歧是另外一些国家希望看到的，这些国家把新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看作是一种错误——当然，也是一种对它们自己特权地位的威胁。事实上，许多国家似乎只在理论上支持安理会的扩充，在实践中却反对具体的提议。有一些国家特别反对某些具体的国家：巴基斯坦干脆宣称，印度要想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除非先消灭巴基斯坦，如此等等。

这类争斗者是目光短浅的。如果安理会想要保持它的适当性，那它就需要作某种扩充。就以往的努力来看，半常任理事国模式是最具希望的，这一模式下也可增设6个席位，由一些地区大国在较长时间内占据，也许是每8到10年更换一次。而诸如那些困扰非洲成员国的分歧则可以通过像非洲联盟那样的地区机制得到解决——就像欧盟协调其成员国的某些外交政策那样。

2003年，我决定对安理会改革施加压力，对此，批评者们认为，这一行为使联合国从困扰它的诸多问题上分散了精力，或是认为这一行为在需要团结之时制造了分歧。但是，在许多成员国看来，在不寻求解决安理会问题的前提下提议对联合国实施改革，将被视为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使得各国更难认真地关注其他一些改革问题。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努力尝试的事情太多了，这也许是对的。联合国（不像梵蒂冈）并不总是友善地对待改革者。但这观点忽视了2003年改革动机产生的真实成就，我们将在随后的年月里感受到这种成就。

联合国当时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结构上的。从许多方面来说，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各成员国认识这个世界及其危险的方式不同。自2001年9月11日起，这个问题就变得尤为敏感。从那一时刻起，许许多多美国人和别国人最主要关注的就是恐怖主义。这是可理解的，而联合国则通过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限制恐怖主义者的资金链以及其他一些方式为应付某些恐怖主义威胁提供了一个平台。然而诸如非洲或东南亚那些食不果腹的人对威胁的认知则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身处一个常有严重冲突或可能爆发种族冲突的地区，你又将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同的恐惧。

因此，我努力要表明的一个观点是，我们需要对这些威胁有一种全面的理解。称这个世界是相互依赖的那种说法已变成了最糟糕的陈词滥调——它的字面意思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激发任何惠及世界的多边合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威胁是只针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成员国只是有选择地、零星地参与到一些主要问题的解决中：一些国家在诸如恐怖主义威胁和威胁程度较轻的疾病问题上展开合作，但在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却会产生对立。

在如此规模的国际机构中推行重大改革通常会带来危机。人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建立起了国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建立起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仅仅在20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之后以及联合国成员国数量几近翻倍之后才得到修改。在我任职期间，当入侵伊拉克的危机来临时，人们依然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一次能使全世界团结起来的危机，还是一次将把世界撕得四分五裂的危机。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力图设计一整套涉及面更广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不但包括对联合国管理机构尤其是安理会的改革，还包括创设一些新机构和新规范来管理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我在那一年的联大演讲中宣布，我们要建立一个“讨论威胁、挑战和变化等问题的高层论坛”，并提出推进21世纪集体安全的新观念。我们提议创建“人权理事会”以代替长期被诟病的“人权委员会”，以便促使将有关侵犯人权的问题放到联合国讨论的中心舞台上。我们还提议创建一个“和平建设委员会”，它将有助于把对内战地区进行干预的一系列多面需求（从军事、社会发展到人道主义行动）结合起来，这些需求也反映了在内战地区进行有效干预所需的长远介入轨迹。我们将“保护的责任”这一新原则列入了改革的方案，把它与国际安全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和（最具争议的）先发制人战争问题放在一起，列为关系到未来联合国管理、展望及使命感的核心问题。

那段时期里一个很大的讽刺是美国的态度，美国在建立联合国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多，但此时它却发现自己的立场正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主要绊脚石。另一个讽刺是，美国的反对实际上恰恰使一些改革成为了可能。

人权理事会的创建便是个例子。当改革议程接近表决时，主要的反对者是美国、古巴和巴基斯坦——一个怪异的联盟。当时，我正在南非访问，我打电话给联大主席简·埃利亚松询问事情的进展。“它们十分顽固，”他告诉我，“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能达成一致。”他说，问题就出在这三个国家身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本人完全反对整个联合国的存在和目标，截至那时，他已经使自己孤立得成了孤家寡人。但我怀疑他仍希望躲在古巴和巴基斯坦背后，那样，当创建人权理事会的提议遭到失败时，将由这两个国家来承受指责。

为此，我决定打电话给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正在睡觉，但我仍然接通了外长费利佩·佩雷斯·罗克的电话，我解释了为什么古巴不能扮演那样的角色。联合国的各个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一个改善人权的机构。古巴自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而如今它却走上了一条因反对联合国中的人权主张而遭到指责的道路。古巴应该回头，不再为这一行动设置障碍，我说。

佩雷斯·罗克稍后回电称，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商讨了这一问题，决定命令他们在纽约的大使撤回对人权理事会提议的反对。我随后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简，他为此感到高兴。

下一个轮到巴基斯坦了。尽管有些晚，但我仍然打通了穆尼尔·阿克拉姆的手机。“我知道你收到严格的指示来阻止这一方案通过，”我告诉他，“我理解你所处的困境，因此我想帮助你。我会打电话给穆沙拉夫总统，请求他允许你撤回反对意见。你同样应该知道，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里，你们是孤立的。你们是唯一阻挠这一计划的国家。古巴已经撤销了它的反对。”

“什么？”他问道，“古巴人？”

“是的，”我回答说，“我已与古巴大使交谈过，他将落实这一点。我已经同哈瓦那通了电话，木已成舟。我正准备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你。我会打电话给穆沙拉夫的。”

“不，”他说道，“给我5分钟时间。”

一些大使总是习惯性地声称收到了“十分严格的指令”，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随即改变“指令”。不久，阿克拉姆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

这就使美国独自为战了。没人再能成为博尔顿的挡箭牌，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批评。

2005年9月，成员国对改革方案进行了最终的投票。在此前为投票作准备的许多天里，我们焦虑万分。事实上，我已经让我的讲稿撰写人准备了一些评论，以备在整个进程崩溃和没有就任何问题达成协定时使用。然而，最终，全体成员国一致投票支持联合国改革。

虽然这次我们比联合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积极，但由于在安理会应以何种形式出现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此，安理会改革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在人权理事会、和平建设委员会以及“保护的责任”等其他一些重大的优先事项上，我们取得了进展。然而有件事在成员国协商时被忽略了，那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我把这个忽略称为耻辱。改革的动力源自伊拉克危机。很难相信，联合国关于如何应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历时两年多的争论，产生的结果竟然是这一问题在一份长达38页的文件中全然没有被提到。

从丛林法则到法治

“如果我同意把我的儿子送上国外的非法法庭受审，那么我将是罪不可恕的。”一位法官说道，他的儿子是驻伊美军的一名上尉。在美国评论员和政治家当中，这一观点并不罕见。在许多多边主义怀疑者的眼里，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建立起来，负责审判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的个人——是损害国家主权的最极端行为的代表。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句话竟出自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之口。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有一个传统，那便是邀请某位客人与该法院的9名法官共进午餐，因此，在一次访问华盛顿特区的行程中，我很高兴地收到首席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邀请。在享用色拉和三明治午餐时，国际刑事法院迅速地成了主要的——也是有争议的——谈论话题。

我试图让盛怒的大法官相信，那里存在着一些防止胡乱审判的程序；只有在存在可靠的指控而涉事国家又不愿意或不能够对事件实施调查和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才会采取行动。他还是没有被说服。

此时出现了与这次交谈相应的围绕国际法的更大规模辩论。保守的评论家们认为，小国、弱国比大国和强国更需要国际法和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的。然而，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同样可以被说成是这样的。有时候，有权势的人即使犯下了谋杀罪也能逍遥法外。但是，随着法治的进步，这种例外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促使人们遵守法律的有时是“正式”的压力，有时则是“非正式”的压力。这可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但我认为，我们看到这一点正在国际层面慢慢地发生。

写在《联合国宪章》中的创建联合国的目标中的一个便是为正义和尊重法律创造条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推进法治正是我在担任秘书长期间迫切追求的东西，并且，在2005年，联合国成员国也一致认可了这一立场。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员所评论的那样，对理论上的法治能够有如此广泛的支持，只是因为各国对法治在实践中的含义具有不同的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法治是一项治理原则，根据这项原则，包括国家代表在内的每个人都应该对一些公开颁布的、平等执行的和独立裁决的法律负责。这些法律应该与国际人权标准保持一致。法治还要求在运用法律、决策参与和透明度方面保持公正。显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体现了所有这些特征。但是，每个国家都已将法治看作是一种它们应当追求的政治理想。

在国际层面，将法治原则运用到国家间的互动将复杂得多。今天，我们缺乏审判或执行法律的机构。国际法院仅对那些自愿递交的案件享有司法权。不存在能够行使警察权力的国际警察力量。任何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在寻求推进法治时都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劝说主权国家自愿遵守法律。

即便是在世界各国变得如此地相互依赖之前，人们显然也需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规范国际关系。人们常常忘记国际法的存在使现代生活成为可能：它能够使你的邮件到达想去的地方，使收音机的波频受到有效的管理，使轮船和飞机安全地通行。如果没有这套法律网络，我们许多人现在正享有的全球化社会将不复存在。但这一网络必须关系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为富人提供便利。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法治提供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既让人们更便利地接近机遇和繁荣，也保护那些虽然自己没有犯错，但却极易遭受苦难或剥削之伤害的人们。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和美国国内的许多人对国际刑事法院持保留态度，但对于国际事务中的法治而言，法院的建立代表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在索马里、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悲剧之后，我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建保持着一种相当个人化的偏爱。在促使它建立的谈判中，我很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明知将会激怒一些国家的立场，偶尔还使用一些可供其他一些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用来推进该议程的措辞。

到最后，国际刑事法院差一点胎死腹中。我在1998年罗马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这次会议是为了通过一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公约而召开的；然而，当公约草案正要付诸会议表决的时候，我正在阿根廷进行访问。我的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和他的团队当时留在会议现场。我告诉他，倘若他们达成了一项协定，我将中断我的行程并飞回罗马加入他们。

就在他们期望举行投票的那一天，印度抛出了一个“毒药丸”——一项可能毁掉整个进程的修正案。如果这一修正案被否决，那么实施投票的最后一道障碍就被克服了。如果这一修正案得以通过，那么将根本不会有什么法院了。国际刑事法院正处在存亡绝续之关头。

我打电话给科雷尔说：“我正要赶一个会议。从阿根廷飞往罗马的最后一次航班将在一个半小时内起飞。告诉我我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这个我真不知道，”他回答道，“20分钟之后请再打电话给我。”20分钟以后，他接通了我的电话，并且将他的电话举向空中。“您能听到吗？”他问。修正案没能通过，现场气氛显然非常热烈。

我向我的阿根廷东道主们表达了歉意之后便前往机场。我及时赶到罗马参加了今天所称的《罗马规约》的签署仪式，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不平凡的会议之一。不仅是激进的非政府组织，而且一些原先反对创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政府也都明显为之欢呼雀跃。我们站在会议主席台上，看着人们喷洒着香槟高呼：“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此前，我在罗马会议开幕辞中这样呼吁代表们将议程推进下去：我感觉“过去所发生罪案的受害者们的眼睛，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罪案的受害者们的眼睛，正直盯着我们。正是他们对正义的诉求激励着我们驶向最终的目的地”。我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能“断绝给豁免权输送全球培养基”的法院。

仅仅创建法院还不能够根除这种豁免权培养基，当我们展开推进这项工作的步骤时，我们必须牢记是什么东西激励我们行动起来的。它开始于卢旺达燃烧的村庄，那些堆满尸体的道路、农田，甚至教堂，也开始于次年在波斯尼亚被炸毁的建筑物和斯雷布雷尼察的恐怖，在这场恐怖屠杀中，8000多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和男孩被射杀后又被推入坑中。非常悲剧性的是，在这两个事例中，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没能够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来保护受害者。

然而，这些恐怖的事情最终震惊了世界并使其采取行动。临时法庭建立起来了，它将那些应该负责的人绳之以法，而如今，《罗马规约》建立了一个常设性的法院来帮助终结这种全球性的豁免权培养基。

参与建立《罗马规约》的各成员国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截至2011年，超过2/3的联合国成员国签署或批准了《罗马规约》，它们压倒性地支持这项法律制度。如今，国际社会将为它在面对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时的不作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免受惩罚。当这类罪犯受到可信的指控时，要轮到那些拒绝国际审判的国家进行陈辞，以证明它们在法律上的回应是正当的。

创建国际法院这一显著的成绩要归功于强烈的政治意愿。未来的进步需要想象力，需要大而明确的目标，甚至需要魄力。以我自己的家乡非洲大陆为例，在少数非洲领导人的怂恿下，非洲联盟在2011年号召它的成员国不要在强行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问题上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但对国际刑事法院怀有敌意的并不是非洲，而仅仅是某些领导人。当我与各行各业的非洲人接触时，他们都要求获得正义：如果可能就从他们自己的法庭获得，如果不存在可靠的替代选择，那就从国际法庭获得。国际刑事法院并没有取代国内法院的权威，相反，它是一个受互补性原则支配、执行最后补救的法院——它的存在意义是支持全体人民和各个民族追求正义。

作为一个非洲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大陆为这一伟大事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在国际刑事法院创建的过程中，非洲国家和它们的公民社会组织扮演了积极和进步的角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个国家已经成为《罗马规约》的成员国，它们是加入该规约最大的地区集团。我同样感到自豪的是，在目前诉至国际刑事法院的、来自于非洲的4/5的案件，都是非洲领导人愿意将案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并积极配合案件调查的。

这些国家大多由于本身的司法能力有限而寻求一种国际司法机制的支持。在肯尼亚的具体案例中，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第一次动用他自己的权威发起了一项调查，他在肯尼亚政府的配合下开展了工作。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我们针对的是豁免权，而不是非洲国家。

一些非洲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人们真切地担心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可能会阻碍对和平的追求。他们问：“如果监牢在等待着交战各方的那些领导人，我们又将如何说服他们讲和呢？”一些人声称，检察官在乌干达和达尔富尔的工作已经耽误或妨碍了和平的进程。然而，卢旺达、波斯尼亚、科索沃、东帝汶以及其他一些例子已经告诉我们，正义是和平的伙伴，而不是它的障碍。

同时追求正义与和平的确带来了挑战，但这些挑战能够——也必须——被妥善地克服。检察官在把握时机上的判断力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冲突调停人对源自《罗马规约》的法律义务的敏感性也十分重要。在正义与和平之间不再是单一的选项。我们必须抱有足够的雄心去同时追求这两者，并且拥有足够的智慧去承认、尊重和捍卫正义的独立性。

未来的进步同样依赖于各国真正地履行它们主要的责任，即如《罗马规约》所阐明的那样，去调查、起诉并惩戒那些由它们自己犯下的重大罪行。在世界事务中的豁免权问题上绝不能走回头路，绝不能松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法院来保护无辜者，这一法院是如此强大、普遍和有效，以至于它将威慑那些甚至是最为顽固的独裁者。

只要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3个拒绝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并且拒绝与那些采取勇敢措施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为伍，那么，信誉问题将继续存在下去。另外也有其他一些渴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拒绝批准《罗马规约》。我所希望的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将成为加入未来经过改革的安理会的前提条件。

罗马会议十多年之后，国际刑事法院开启了它的工作。强调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只有当一国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并且它不能或不愿意对诸如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等罪进行调查之时，国际刑事法院方可执行其司法权。

例如，在乌干达案件中，法院的帮助至少在一开始是受欢迎的。在肯尼亚，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自己发起了一项有关2007年选举暴力的调查，但这仅在肯尼亚政府于2005年批准《罗马规约》之后才成为可能，而该政府签署规约及随之而来的调查得到了肯尼亚公民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苏丹是个略有不同的例子。从2004年起，考虑到一些有关达尔富尔地区严重暴行的报告，我请求曾担任前南国际法庭庭长的安东尼奥·卡塞塞主持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来审查这一暴力的本质。他得出的结论为，达尔富尔地区存在着反人类罪以及大规模和系统化侵犯人权的罪行。他对种族灭绝问题持谨慎的态度，因种族灭绝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即要具备清除一个民族或种族群体的特别意图。此外，他给了我一个附有51人名单的信封，他说这51人可能适于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

我带着这份报告来到了安理会，对代表们讲述了有关这个信封和嫌疑犯清单的事。“我还没有打开信封，”我说道，“并且建议你们也不要打开它。我甚至没打算把它给你们。我会把它送到检察官那里。”

安理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定义国际刑事法院地位的决议，我将未拆封的信件递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随后根据他自己的调查对达尔富尔地区的犯罪发起了指控。在这份犯罪名单中，苏丹总统赫然在列。

批评者们是对的，大多数的早期案例都来自于非洲，但那并不意味着非洲正成为众矢之的。正如我在2010年的坎帕拉审议会议（这次会议在规约中增添了一条关于侵略的定义）上试图表明的那样，非洲更需要国际刑事法院完全是因为非洲司法体系的薄弱。随着非洲自身司法体系的增强，它将更少地需要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但迄今为止，该法院的确提供了一项有用的替代，我们能在刑事法院于2011年在利比亚扮演的角色中再次看到这一点。

美国反对那种把国际刑法等同于一种信仰行为的做法，但同样也有一些倡导国际起诉的人宣扬要把信仰置于其他任何考虑之上。我们经常听到这些人发出的呼声，那就是“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正如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法庭中发现的那样，刑事起诉可能被用来当作实际行动的替代品。在南斯拉夫，由于欧洲无力阻止一场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大屠杀，起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愤怒的表达；在卢旺达的例子中，起诉也许是一种对甚至没能作出尝试的悔恨的表达。

然而，那种认为所有反人类的罪行都能够并且应当在国际法庭中受到起诉的思想是幼稚的。首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清楚地表明，仅当国内机构失效时国际机构才可介入。然而，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是，国际介入会不会在实际上破坏人们对和平的希望。这是一个在和平谈判的背景中经常能听到的论调：如果一个领导人面临被指控的威胁，那么，他还会有什么动机去达成一项将使他失去特权地位的交易！？

我的观点是，一项指控所产生的威胁是一种对可恶行为的重要威慑，它也能促使一个领导人改变他的行为。然而，如果过早提出控诉，就可能使这种影响力失效。这便是我们在面对巴希尔统治下的苏丹时会有的顾虑。在波斯尼亚，如果米洛舍维奇在《代顿协议》签署之前就遭到控诉的话，那么达成协议也将不太可能。然而，推迟一项合理的起诉并不等于给予一种赦免。

在这些情况下造成大量误解的原因是以下这种假设：如果你不愿意起诉，那么你便是愿意赦免。1999年，在塞拉利昂，要求赦免的群体是由福迪·桑科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这一组织因其使用娃娃兵、大规模强奸和肢解数十万人的暴行而臭名昭著。联合国动用它的权威对此予以赦免是不可想象的。

塞拉利昂的和平谈判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形下已经进入了很高的阶段，因此我不想让这一进程偏离轨道。然而，特赦的前景将超越我们的底线。我采取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措施，指示我在塞拉利昂的特别代表弗朗西斯·奥卡罗用手书的方式把以下内容写进协定：对于联合国而言，种族灭绝、战争罪或是反人类罪将不得赦免。这件事明确地表达了我在该问题上的看法，我后来也给我所有参与和平谈判的代表和使节下达了类似的命令，以免在未来遇到类似情形。

桑科恰好违反了那份协定和其他一些协议。一年之后，由英国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发起的军事干预平息了冲突。随后，桑科被移交到了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等待他的是17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指控，但在接受审判之前，他却因中风而去世。正如检察官严肃指出的那样，桑科这样的善终正是他拒绝给予许多其他人的。

正如2001年我在发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时所说的那样，我寻求一条道路把我们寄予联合国的所有宏愿与一些更为具体和更加真实的东西联结到一起。因此，我谈起了一个当天出生在阿富汗的女婴。女婴的母亲将抱着她、喂她、哄她并照料她——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母亲都会做的那样。在这类基本的行为中，关于人性并不存在分歧。然而，这个出生在2001年的阿富汗女孩将开始生活在一个与部分人类已实现的繁荣相差几百年的环境中，生活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不人道的环境中。

今天，真正的隔阂不是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强者与弱者、自由与束缚、特权与羞辱之间。联合国和它的秘书长不能够纠正所有的不公，然而，秘书长的职责就是向全世界所有人民发出呼唤，当有更大的力量忽略他们时为他们说句公道话。

一位前秘书长达格达格·哈马舍尔德在1954年说，创建联合国不是要把人类带到天堂，而是要把他们拯救出地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冷战和若隐若现的核对抗前景将世界分割了开来，在那样的环境下，哈马舍尔德的这种低调是必需的，而且已经算得上是雄心勃勃了。

然而，在今天，联合国必须比仅仅是拯救以后几代人免遭战争苦难做得更多。消除战争的责任仅仅记在《联合国宪章》的第一行而已。在随后的几行中，宪章强调需要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宪章还承诺要“促成在更大自由之中的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我把最后几个词“在更大自由之中”当作了我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那份最重要报告的标题，该报告是在罗伯特·奥尔和斯蒂芬·斯特德曼的卓越指导下完成的。在报告中，我认为联合国必须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发挥作用，但前提是它必须履行它对人权和发展的承诺。

虽然联合国从许多方面来说仍然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俱乐部，但是，在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工作中，人类必须被置于中心的位置。这是一次有关联合国的思维的进化，但它同样反映了各个国家内部业已发生的转变：民主和人权的兴起，对“保护的责任”的接纳。

在所有这些改变以及在我任秘书长期间所面临的所有困难中，贯穿其中的最为持久的问题也许是对期望值的控制。这个问题部分是我们在处理与媒体关系时所面临的困难。但它也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存在着两个联合国。第一个联合国是其组织，即由秘书长领导的秘书处；第二个联合国是各成员国。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两个联合国都热衷于争抢名誉。但更经常出现的状况是，只有第一个联合国受到指责，虽然它采取行动所需的所有资源和（事实上）所有的政治指导及力量都依赖于第二个联合国。

与此同时，联合国需要谨慎地提升人们对它能实现目标的预期。从联合国秘书处内部，时而会发出一些这样的声明，它们造成了一种联合国一夜之间就拯救全人类的印象。这将是很危险的，而成员国有时也会推波助澜。我们从波斯尼亚获得了一些教训：安理会宣称的安全避难所其实并不安全。斯雷布雷尼察已经成为言语和行动之间相互脱节的代名词。

我们总是无法实现我们自己的诺言。但这也许就是联合国的命运：它会使那些把联合国看作是解决世界问题之灵药的人们感到失望，但是，无论它怎样不完美，它都成功地声援了各个国家里普通的男男女女，他们正在为争取过有尊严和有生长机会的生活，为免受冲突和压迫的威胁而努力奋斗。

第五章　大陆的命运

非洲战争，非洲和平

尼日利亚的特工人员匆匆将我们送上中间那辆车后便钻进了三辆黑色的“标致”轿车。司机猛踩油门，以至于我们感到自己仿佛将飞向夜空。车速很快超过了每小时100英里，当我们遇到转弯的时候，司机根本没注意到拉明·西塞那情有可原的焦虑反应，后者是我最值得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正坐在我旁边。每次左转弯时他的身体都重重地“砸”向了我。每次右转弯时我的身体也同样向他撞去。我们不知道他们将带我们去何处，每当汽车因经过令人烦恼的弯道而摇摆时，一些有着巨石般重量的物体在后备箱中不停地翻滚，时而撞向一边，时而撞向另一边。

我不想让尼日利亚的特工人员听懂我们所说的话，于是我开始用法语交谈。“尼克在哪儿？”我询问道，身体在高速行驶的汽车里不由自主地颠晃着。尼克·帕扎里诺是我的警卫员。

“他在前面那辆车里。”拉明想让我放心。实际上他也不知道，或者，就算尼克在三辆护卫车中的一辆里，尼日利亚人也还是要让我们的车队保持这样的车距前进的。

在这种有点不真实的状态中，我们的对话中断了一会儿。随着我们的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阿布贾街头，我下意识地对拉明说：“他开得越来越快了。”我的目光盯着数字不断攀升的时速表。

拉明以那种人们谈论天气时的礼貌口吻点头附和说：“是的，他开得很快。”局面突然间变得有点滑稽：我们为了不让他们听懂我们说什么而用法语交谈，但我们实际上只是在无聊地像评点早茶味道一样谈论车速。

“后面这是什么？”我问道。

“我们上车时我瞥了一眼。”拉明以些许不安的神情看了我一眼回答说，虽然他的眼神中仍闪烁着冈比亚人总有的乐观。“我十分确定每辆车都装载着一挺重机枪。”

1998年6月的那天夜晚的早些时候，9点30分，一位不知名的尼日利亚特工未经预约就敲开了拉明在阿布贾宾馆的房门，这名特工来自萨尼·阿巴查将军残暴的军人政权的一个秘密机关，这个政权已延续了5年时间，而阿巴查将军刚去世不久。“长官，我是来通知您，秘书长应该立即会见莫斯胡德·阿比奥拉先生。”他说。当拉明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感到显然将发生某些事情。

“你是过来说晚安的吗？”我微笑着问他。

“恐怕今晚‘晚安’不了啦。”拉明回答说，此时他还没法告诉我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莫斯胡德·阿比奥拉从1994年起便被关进牢房且单独监禁。他之前是一个生活极其奢华的富商，而他的奢华生活正是靠与尼日利亚军人政府保持长期紧密关系而获得的。然而，尼日利亚在1993年出现了一次推行民主的短暂尝试，阿比奥拉其时参加了总统竞选。就在他似乎将彻底赢得大选时，在位的军人政府总统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坚决否认最终结果以及整个计票过程，尽管当初是他自己安排了这次选举。阿比奥拉平静地退出了选举，但参与选举却改变了他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已得到了这个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的各地种族和各宗教派别前所未有的支持。

当巴班吉达总统在当年晚些时候在尼日利亚财政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被赶下台后，替代他的新任总统萨尼·阿巴查将军解散了那些为推动国家走向表面民主而建立的机构——国会、30个州政府和每一个单独的地方议会——并宣布所有政党均为非法。然而，在阿巴查统治日趋混乱之际，阿比奥拉于1994年站了出来，他根据遭阻挠的1993年选举结果，在拉各斯对一大群支持者宣布他是合法的领导人和尼日利亚总统。

他立刻因叛国罪被捕入狱，随后度过了4年的单独囚禁生活。在这段时期里，他甚至不得使用收音机；从1995年起，他也没有再见到他的任何家人，也不能与其他任何人交谈；他被允许阅读的唯一一篇报刊文章是有关他的一名妻子在1996年遭到暗杀的报道。他所拥有的其他阅读材料只有《圣经》和《古兰经》。

阿巴查是一个必将遭受厄运的非法统治者——生活极端腐化，常做出一些怪异和自我放纵的举动，其腐败和放纵的生活只有尼日利亚亲资本主义的石油财富才能维持。他泛泛地承诺将重新实施民主选举，还在我1997年当选秘书长后亲口对我作这样的承诺，但他却始终拒绝兑现。反对者和疑似反对者遭到拘禁，政治犯人数与日俱增，遭阿巴查安全部队暗杀的政治受难者人数也在剧增。

1998年6月8日，阿巴查出人意料地离开了人世。第二天，阿卜杜萨拉姆·阿布巴卡将军接替他担任了总统。我先前接触过阿布巴卡，那时他正陪同阿巴查参加1997年1月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峰会。他曾是一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维和军官，我以我们共有的维和经历为话头与他进行了交谈。我从阿布巴卡的观点和直率的言谈中发现他是个讲道理的人，不同于冷漠、孤僻的阿巴查。在阿巴查总统离开房间的某一片刻，我向阿布巴卡强调了释放政治犯的重要性。我曾一再请求阿巴查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并推行民主，他却连声叹息地予以回绝，于是我只能希望通过影响他的助手给这位尼日利亚总统至少增加点压力。

但如今阿布巴卡成为了总统，正如他后来向我透露的那样，他因此感到惶恐不安。这个国家在不断拒绝改变其政治进程及释放政治犯之后已被彻底孤立于国际社会，不能指望得到什么外来帮助了；它正陷入负债累累的可怕的财政困境中；阿巴查已经引起了国内众多权力基础的反对，尼日利亚的大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安和暴力；受豪萨族控制的军方习惯于在社会上使用它的特权，也不想轻易放弃其地位；此外，虽然阿布巴卡认识到只有推行民主才能确保国家在政治上的连续性，但是他顾虑对民主管理不善以及突兀地推行选举可能带来更大的不稳定。阿巴查曾言不由衷地将1998年10月1日定为向民主过渡的最后日期，这得到了大家的赞许，但他却一意准备蒙混过关。阿布巴卡却有着更具诚意的议程，他现在认真对待这个期限。无论如何，他总是需要谨慎地设法走出这一十分艰难的境地。

对于阿布巴卡而言，问题的一部分根源在于如何处理被监禁的阿比奥拉。如果阿比奥拉获释后仍像先前一样寻求总统职位的话，那么他仍可打破这个国家的政治平衡。他的行为虽将受到尼日利亚西南部地区主要支持者的支持，但无疑会遭到军方的反对。

当一些特别敏感的会晤被列进我日志中的计划表时——通常远离办公室，在我纽约的私邸举行——它们在预约记录里将被简单地标记为“隔离（私人的）（寓所）”。阿布巴卡执政数周之后——1998年6月22日下午3点30分开始——我与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汤姆·伊基米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晤。在我舒适的起居室里，他转达了阿布巴卡的意思：总统希望我能帮他对目前因阿巴查去世出现的机会加以利用，也希望我能支持他的带领尼日利亚走出目前困局的计划。他想要使尼日利亚重新恢复它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的合理身份，终止这个国家的暴政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同样想推迟选举的时间以缓和改变进程所带来的痛苦——并且他要我公开支持这一点。

伊基米的行事风格与他供职于阿巴查时期的表现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此前他曾就尼日利亚的国内事务全然属于该国政府分内之事的问题长篇大论地训斥我和其他一些人。那种死要面子的做法现在让位于现实主义了，即承认尼日利亚处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相互依赖的世界。我的第一想法与阿比奥拉有关。他不能成为这次转变的受害者，否则这就根本算不上是一次转变。他几乎赢得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并且继续获得巨大的支持，被监禁的他已成为这个国家要求政治改革的人的某种象征。继续关押他意味着政府反对迈向真正民主和法治的一切进步。

“我愿意公开支持总统的计划，”我说，伊基米的眼神为之一亮，“但除非释放阿比奥拉。”伊基米看上去又有点丧气了。但他回应说如果我能亲自前往阿布贾以表示我对阿布巴卡选举提议的支持，那么阿比奥拉是有可能被释放的。我接受了访问邀请。为了帮助终止军事独裁统治，无论扮演多小的角色我都义无反顾；尤其在尼日利亚，这个国家自1960年以来经历了一连串蹂躏全国的政变，它已受尽了军人政权的折磨。

根据我的日程表，我们于6月29日乘坐一架由尼日利亚政府提供的飞机从维也纳飞往阿布贾。他们显然渴望我们的到来，我们所乘坐的这架崭新的、装饰奢华的总统私人飞机便是很好的证明。我一到阿布贾便同阿布巴卡总统举行了会面，以讨论目前的局势。他重申了伊基米在纽约所说的一切，我随即敦促他兑现承诺，开放政治体系并推行公民社会，保持有利于他的势头以便让国家走上正轨。他作了肯定的答复，但又说将10月1日当作向民主转变的起始日期似乎太局促，不太来得及安排可靠的选举。我建议他，如果想要推迟这一转变，他就必须公开提出一个新的详细的时间表，并且十分清晰地向每一个人解释为什么这一延迟是必要的。我还提醒他，如果他想要获得国际社会的（以及我本人的）友好表示，那么就需要释放阿比奥拉。

阿布巴卡在这一问题上稍稍松动了。他发誓说，他愿意立即释放阿比奥拉，条件是他不要再试图宣称自己拥有总统职位。我能理解这位将军的担忧：如果阿比奥拉出狱后要求就任总统，这可能导致一次严重和剧烈的分裂，考虑到目前脆弱的稳定环境，到那时只有上天知道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

我问他我是否能与阿比奥拉当面讨论这一问题，阿布巴卡说他将安排时间。那天晚上，拉明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已经很晚，随后载着我们的车便沿着阿布贾黑暗的道路飞奔疾驰，前往阿比奥拉目前被关押的地方。我们在靠近总统府邸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神色忧郁的守卫带我们走进了会客室——一间由几面白墙围成的空荡荡的房间，我们发现阿比奥拉正安静地坐在那里。

相互寒暄之后，我解释了我正在与总统及其军人政府就尼日利亚目前的事态进行磋商，并正在向他们施加压力以求释放他。他看上去很茫然。我告诉阿比奥拉我确信他将很快被释放，并问他，一旦获释他是否还要宣称就任总统职位。他说他也不能确定，同时评论说如果他那样做将会引起军人政府的恐惧。他看起来是在权衡利弊，不想给出确切的答案。

忽然，他转变了他的兴趣并且问：“那么您是谁？”

“我是科菲·安南，”我回答说，“我是联合国秘书长。”

“另一位秘书长出什么事了？那个埃及人呢？”他惊讶地问。此前我错误地假定了阿比奥拉已被告知谁将前来看他以及因何而来。他被告知的仅仅是有一位“重要人物”将来探望他。他被隔绝的程度令人感到吃惊——军人政府过去一直将他囚禁在黑暗的牢房中，使他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当他意识到我是谁的时候，他变得比较热情了。他对他的计划也更加直言不讳。他说他并不打算谋求总统职位。他想做的事情只是去麦加朝圣和感恩。但他强调他不会作出书面承诺。他觉得一旦这么做将有损于他的名声。他还说他愿意向阿布巴卡总统作出相同的个人保证。

我第二天便向阿布巴卡转达了这一信息，但他依旧犹豫不决。我解释说，一个对推翻现行政权没有兴趣的自由的阿比奥拉将会使他的支持者们平静而不是暴怒。我接着告诉他，在我的告别演说中我将发表一份声明，强调总统已向我允诺将尽快释放阿比奥拉和其余的政治犯。这一演说是增强还是损害他的信誉，如今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

在我们即将飞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我遵照之前的承诺，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也透露了阿比奥拉已告诉我他无意谋求总统职权的事实，这进一步消解了阿布巴卡坚持不予释放他的理由，同时也为阿布巴卡应付坚定支持阿比奥拉者铺平了道路。我也正努力消除那些惧怕阿比奥拉回归的尼日利亚人的担忧。

在我们踏上归程时，阿比奥拉的释放似乎已万事俱备了。然而一周过后悲剧发生了，阿比奥拉在一次与美国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的会面中昏倒并死去了。尽管我们在阿布巴卡身上看到了最为真诚的态度，但事情发生的时机只会让人感到怀疑。一个由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调查团证实阿比奥拉死于心脏病而非谋杀——除了这一事实之外，我认为还有其他一些事实，即阿比奥拉在遭监禁期间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救助。不管怎样，他已成为系统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又一名受害者，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个人化和压迫性的政权之下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结束最后的新闻发布会启程离开这个国家时，我们发现尼日利亚借给我们的是一架与我们飞来时截然不同的飞机。它破旧不堪，且看上去并不怎么安全。我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基兰·普兰德加斯特富有见地且幽默诙谐，他一看见飞机便满脸讥笑地转过头来对我说：“喔，你已经完成了他们需要你完成的任务。现在谁还会在意你呢？”事实上，在起飞后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架飞机的机翼便出了机械故障，飞行员告知说我们不得不返回以更换飞机。

但这并不是尼日利亚的真实开端。阿布巴卡在随后几个月里履行了诺言。政治犯得以释放，压迫性的军人统治制度日渐衰微。尼日利亚在当年年底举行了国民大会选举；阿布巴卡像他经常声称的那样自愿辞去了总统职位，1999年5月，这个国家举行了总统大选。其结果是一位改革派的非洲领导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通过直接选举入主总统官邸，这一崭新的民主制度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非洲治理之挑战：强人VS法治

许多故事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仅仅依靠选举并不足以将社会纳入真正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尼日利亚的改革就是这些故事当中的一个。我们一方面需要不断建立一套治理的制度和规则，以保护选举成果进而保护民众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尽心尽责且有所担当的领导。简而言之，非洲的民主变革需要善治，这种善治要建立法治而非强权政治或个人政治。然而，自非洲取得独立以来，善治的特征就长期稀缺。相反，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围绕着领导人的个性而建立起来的权力和权威统治体系占据了主流。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统治方式，它极其普遍地导致随后对权力的非法攫取。

津巴布韦是印证这些观点的最好例子。1965年，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少数派政府单方面宣布从英国独立，从而打破了英国要建立一个多种族民主制度以实现其非殖民化进程的意图。从1970年开始，罗伯特·穆加贝和约书亚·恩科莫领导一支对抗少数白人政府的武装反抗部队，这些自由斗士直到1980年才取得了胜利。穆加贝在那一年担任了总理，随后又在1988年出任津巴布韦的第一任实权总统——直到今天他仍在这一位子上。

那些使得穆加贝成为一位如此显赫之领袖的丰功伟绩，同样也使他成了一位独断专行的，并极度危害津巴布韦人民的总统。斗争的经历带给他的是对统一的需要、对多元化的排斥以及对分裂的厌恶，这就意味着他的统治将显现出越来越强的独裁风格。

但只有在穆加贝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施行一系列激进的和灾难性的土地改革措施时，这种个人化统治方式所带来的危害才充分显露出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津巴布韦毫无疑问是在发展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的非洲国家之一。但错误的土地改革导致了经济严重受损以及津巴布韦公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惊人下滑。然而，穆加贝权威至上的观念在政治体系中和他自己心中都过于根深蒂固，因而不存在任何想要他下台的问题。津巴布韦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足够强大到允许出现任何终止穆加贝统治或确保他下台的可行手段。为了维护穆加贝在动荡局势中的权威，津巴布韦的野蛮镇压越来越多。

来自外部的压力（包括一些来自其他非洲领导人的压力）非常缓慢且软弱无力。这主要是因为穆加贝英雄般的战斗功绩使他在整个非洲大陆备受崇敬。此外，他过去直接帮助过诸如纳米比亚、南非和莫桑比克的一些自由运动领导人，这些国家的政府如今仍然依靠这些领导人来支撑。在非洲领导人的群体中，他实际上是这一自由战士同盟的领头人。

这一统治体系最糟糕的特征便是，尽管某个掌权人物看起来是位优秀的且令人满意的领导人，但他可能会变，也的确经常变。这便将人民置于一种没有制度保护的危险之中。穆加贝便是如此，他作为一名统治者的主要妄行是在他执政20年后才浮现出来的。

我亲自看到了穆加贝领导方式的转变，从清醒睿智和谨言慎行变成性情暴躁，甚至偏执自负。穆加贝的政治品格是在战争岁月里在津巴布韦的灌木丛中炼就的，正是这样一种品质驱使他在面对威胁时坚决反击。这就是他的风格。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性格特征与外部世界逐渐升级的批评相互作用，促使他越来越顽固地执行其极具破坏性的国内政策。

我从开始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起就与穆加贝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即便在津巴布韦动荡的时期，我仍从与他之间的真诚关系中看到了某种意义——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次“介入”的机会以迫使该国改变社会进程。但在我委托专人调查哈拉雷地区清洗贫民窟的野蛮行动之后，我也许就失去了这一人脉资源。联合国人居署的主任安娜·蒂拜朱卡领导了这项调查，调查团得出的调查结论直接有力地指出了政府有罪。从那以后，对英国在津巴布韦的影响长期保持警惕的穆加贝指责蒂拜朱卡是被派往津巴布韦执行托尼·布莱尔命令的英国间谍。

津巴布韦的事深刻地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依赖于某个个人的价值将是危险的。国民只能将他们的集体命运托付给代议制的、尽心尽职的制度大厦——这种制度大厦的力量、合法性和寿命远甚于任何个人的统治大厦。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就深谙这一道理。曼德拉在一个任期结束后毫不犹豫地辞去了总统职位，他依据的正是这同一个理由：制度总是比任何个人重要。

从起源上来看，支持“强人”统治来解决非洲问题的理念几乎完全不是来自于对这些个人之能力的真正考虑，而是来自于对这些独裁者和专制者保持服从的必需性，来自于对个人地位和生命的担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产生了一种政治文化的观念：强人统治就是非洲应对挑战的最佳方式——这是一种多年来在非洲人和局外人一起迎合之下产生的幻觉。

然而，非洲的问题始终来自于制度缺失：缺乏应对非洲大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复杂问题的必要的制度资源。而不称职以及不负责任的个人化统治制度正是这些制度资源的敌人。扶植一个个人的权威凌驾于全部和部分人口之上，意味着必然阻碍或压制任何给予各选区人民权利的制度。它意味着维持政治党派之间和领导人之间和平交接权力的程序的制度必然被腐蚀或摧毁。公民社会机构、组织、独立活动家以及各类试图超越强人控制的事物必然不会被允许开花结果。自由企业也将不能获得许可，因为自由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自由的社会和那些独立于领导人时时出现的心血来潮的奇思妙想之外的规则体系和法律体系，而自由社会与独立的法律正是私营驱动发展的社会的基本特征。

这便是为何我长期将非洲问题视为高度错综复杂问题的根本原因。政变、经济管理不善、残酷的政治制度、持续侵犯人权以及不发达等问题相互作用，已形成恶性循环。真正的领导意味着制度建设：这是一项艰难而持久的工作，它旨在建立解决非洲问题所必需的多种形式的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的独立组织。真正的领导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为了共同的利益在不同派别、不同族群和不同选区之间和平分配权力的规模庞大的政治工作。真正的领导人是那些寻求建立非洲人民之权力，而不是他们个人之权力的人。

然而，在非殖民化后的很多年里，很少有非洲政府的首脑做这项工作。这正是殖民主义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破坏性角色的地方，因为殖民主义为其后的政治设置了许多结构性条件。这并不是为了减轻非洲的责任（我仍将责任视为最为重要的东西），而是为了证明一种错误的观念是正确的，这种错误观念认为这种统治体制根植于非洲精神和非洲文化，其实它产生于由外部强加的结构中的复杂情形。

1885年的柏林会议见证了殖民列强把非洲分割为地区单元的行径，这对非洲大陆毫无意义——割裂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国家以及社区，并武断地将其与其他地区合并。此外，殖民统治推行法律和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联结这些割据的地区，而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分裂来促成殖民当局力量的实现。

正是这些随心所欲的疆界和这些导致分裂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大多数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继承。由此产生了在殖民者创设的疆界内建立真正民族认同的挑战，这些挑战给了那些新任非洲领导人太多的机会在掩饰这些分歧的过程中实现其个人人格的价值。由于缺乏任何有机的统一要素，一些非洲国家开始求助于个人统治者的权威而不是努力培育政治多元化。殖民国家从没鼓励过代议制或政治参与，而其后的领导人也没那样做。

非洲大陆的革命经验把这种轨迹融合到了非洲政治中。为争取独立所作的英勇奋斗给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自由斗士看来，团结被看作是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最为珍贵的东西，领导一次成功的独立战争所必需的内部纪律也同样至高无上。

这种组织革命干部并动员支持者投身共同事业的策略，被移植到了独立战争之后的和平时代的政治中。因此，正是那些在武装斗争期间令革命领袖意气风发的意志品质，往往使得他们在和平时期沦落为低劣的统治者。在后殖民时期的国家中，他们借用绝对统一的花言巧语来抬高他们的权威，他们甚至打压不同的意见。于是，团结在非殖民化目标之下的革命运动让位于个人化的统治。

非洲的民主运动有时受到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羁绊。这种思想认为：民主是一种西方的价值，不是非洲与生俱来的。如同那些强调殖民主义有罪的观点一样，这些观念仅仅服务于那些满足于停滞不前之现状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是建立在完全虚假和无效的论证之上的。

事实上，在非洲，多元主义和集体决策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最为古老的传统之中，从整个非洲大陆文化的最深层遗迹中便能看出这一点。解决争端的传统手段是，人们在草地上、在一棵树下集会，并且一直待到得出一种所有人都支持的解决方案。在加纳，我们有一种说法：一个脑袋不足以作决定。事实上，自村庄级别以上的非洲社区都具有通过自由讨论来决定其事务的传统，他们谨小慎微地权衡各种不同观点直至达成共识。即便是在酋长统治的体系里，领导人仍必须在民众的意愿支持下进行统治，否则酋长可能会被开除。

Ubuntu（人性）是一个科萨语词，描述一种关于所有非洲人天生都是相互联系的观点，这个词语也是十分中肯的。它作为非洲人道主义的某种要素正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集体依赖的观念——“我的存在是因为大家的存在。”它是一种哲学，表达了一种关于社会中的所有人都相互平等地分享一切的观念，这种哲学的核心原则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自由民主的理念。

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我看到了极度渴望政治改革的非洲。但在1997年，由于对那些专横的非洲统治者的惧怕以及对公开批评这些强人的忌讳，政治改革基本上还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非洲仅有一些试图激发改革热情的最为微弱的口头引领“行动”。一个颇能说明这个事实的小例子是在加蓬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主要面对的是非洲记者。一位记者问了我一个刺耳的问题：“秘书长先生，您时常批评非洲和非洲政府，这样做公平吗？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非洲做了许多工作，我知道非洲的艰难，”我回答说，“但我是个非洲人，我拥有批评非洲和非洲人的权利。而且我将继续这么做。”会场上立即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一种在新闻发布会上很难见到的情形。但这也表明，仅仅触及这一潜藏的神经就足以发现非洲人民是多么渴望有作为和负责任的制度。

非洲治理近年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还远远不够。进步是极度参差不齐的。例如，加纳自摆脱屡屡政变的循环圈之后出现了3次成功的民主选举，每次选举都意味着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而绝非巧合的是，加纳也是唯一一个成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第一项所提消除贫困与饥饿之目标的非洲国家，这是由于它除了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之外，也成功推行了强有力的农业改革。然而，在2009年，《自由之家报告》认为只有8个非洲国家是实行充分民主的国家，25个是部分民主的国家，21个是专制国家。问题是，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出现的选举仅是一种粉饰或门面，而非政治改革的真正表现，选举被用来维系与先前如出一辙的独裁统治。

善治不是光靠选举建立的，它还需要以负责任和称职的领导及建设法治的制度为基础。通过建立法治来制止个人僭越政权并对非洲大陆政治局势与未来担负起责任，乃是非洲人民的使命所在，也是他们今天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持久的善治不是一种别人能够送给你的礼物，而是一种必须由全体人民自己去要求、争取和分享的东西。善治的推动力存在于人民中间。但正如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故事所揭示的那样，局外人也能伸出援助之手。

“您不能这么说。联合国秘书长不能在非洲国家的首脑会议上提这一点！”有人这样警告我。那是1997年6月2日，我即将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发表演讲。与会听众是来自全非洲的各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借助武力才得以上位：政变成功的领导人只不过是凭借他们的军装所代表的非法权力才登上权力宝座。作为一名新任秘书长以及担此职位的第一个非洲黑人，我将在那里向非洲的军人政府表达一个新的、令许多人吃惊的信息。当我走向演讲台时，我将目光投向人群并想起那些要求我对即将发表的演说谨慎用词的强烈警告——警告的方式很拙劣，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些传统上被认可的建议，由我的一名非洲籍高级助手转告我。

我决定坦率地以长期以来非洲领导人和外交官们故意忽视的问题作为我演说的开场白：“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而不是为了训练它的枪手对准自己的人民。”我说道。“非洲不能再容忍和接受那些反对民选政府的政变以及通过军事集团非法攫取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军事集团有时是为了局部利益，有时纯粹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让我们为非洲政治的新原则贡献力量吧。让我们在民主被戕害的地方竭尽所能，争取将权力交还给它的合法拥有者：人民。言语上的谴责尽管必要且值得，但并不足够。我们必须摒弃和孤立反叛者。邻国、地区集团以及国际社会都必须各尽其职。”

我对军人政府体制长期持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它对整个非洲大陆，尤其对我的祖国加纳造成了广泛冲击。1956年1月到2001年12月之间，非洲大陆令人难以置信地爆发了80次成功的政变，除此之外还有108次未遂政变。非洲面临着诸多挑战——社会、经济、地理以及环境方面的挑战。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从非洲历史中得出的结论），领导问题是非洲陷入困境的最终原因，而非洲领导和善治的最大破坏者是军人政体。有那么多的事例表明，对民主规则的歪曲、严重践踏人权以及经济上的管理不善（这些的确是非洲身上的大魔咒）都源自于军事政变的影响。

综合起来看，军人政权乃是非洲糟糕的领导模式中最令人恼怒的典型。但在思考领导在更广泛的非洲扮演的角色时，还需考虑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对于非洲为何会有诸多麻烦的问题，许多非洲人，尤其是老人，会给你同一个总括式的解释：殖民主义。对于非洲为何会处于目前这种状态的问题，许多学者也会给出同样的解答，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阻碍其经济发展从而也导致其在世界上长期处于困顿地位的结构性因素上。

非洲短暂、沉重的殖民地经历的确是具有破坏性和分裂性的。同样确定的一点是，许多非洲国家是内陆国家，它们因而无法直接使用海上贸易航线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此前非洲经济整体低靡的原因时强调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然而，非洲人一味谴责殖民主义，那也是错误的，而且最糟糕的是，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样，如果你仔细思考非洲发展中的某些重大失败，你会发现这些经济障碍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领导，以及非洲人为之承担的责任，是现代非洲史中的夺命索。我在迄今为止对非洲所有的外交干预中都表达了这一立场。看看我的祖国加纳吧。加纳于1957年从英国手里取得独立，在那个时间点上它的人均国民年收入为390美元。马来西亚也于同一年从英国取得了独立，那时它在经济发展上似乎具有与加纳同样的前景，但它的人均国民年收入仅为较低的270美元。然而，马来西亚持续架设了议会政府的框架，这一框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系，在这一政治体系之下，成功和普遍的经济增长得到了推进。相反，加纳在1966年爆发了第一次政变，此后步入了持续军事政变的怪圈，这致使加纳在几十年之内政治制度发展的进程步履维艰。

这些不同的轨迹对这两个国家中所有男女老少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其反差如今已十分明显：马来西亚今天的人均国民年收入是加纳的大约3倍。这一事例说明殖民主义实际上并非争论的关键。问题的症结在于非洲的领导与非洲的制度。

另一个例子是马达加斯加。这个岛国能够免受许多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而那些国家要么是内陆国，要么其经济受到了来自不稳定的邻国对其边境地区威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马达加斯加利用了美国的“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这一法案为非洲出口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马达加斯加通过创建一个特别的出口加工区以及实行有效的政府政策，为经济活跃提供了有益的环境，于是将近30万个工作岗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创造出来。然而，当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中将大选失败后，他不是直接下台，而是为了强制国民接受他的继续统治，将港口封锁了8个月。这一行径摧毁了出口加工区，否则它会造就一个杰出样板，即一个赤贫的非洲国家如何得以腾飞并闯入世界市场的样板。

非洲问题经常被描述成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似乎它所面对的磨难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即使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但殖民者似乎已经使之不可避免。但正如马达加斯加和其他类似的故事表明的那样，事实远非如此。责任在于非洲人，在于他们的统治制度，在于他们的领导人。至关重要的是，非洲之所以有那些经历，是因为一些个人所作的决定，以及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处心积虑谋划的统治制度。非洲，贫穷之非洲，暴力之非洲，这不是自然环境的无情产物，而是它的领导人选择与决定的结果。

然而，在我上任之时，非洲的领导却很少受到指责。似乎只有殖民主义和外部世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捐赠）才是问题唯一的根源。最糟糕的是，继续持一种反殖民主义的和指责局外人的立场，实际上是为非洲少数不光彩的个人服务。那些统治者集团内部的人物通常对准许改变维护其狭隘利益的停滞不前现状不感兴趣。非洲针对殖民主义罪恶的大辩论事实上是他们的工具，他们用来驱使人们偏离真正进步的轨道。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倒退的立场。

这便是我长期以来试图利用我的职位来改变这场辩论的原因所在。在我上任的第一个年头，安理会要求提交一份关于非洲问题、造成非洲冲突之原因以及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努力解决冲突的报告。我组织了一个由一名资深非洲官员领导的联合国官员团队着手编撰这份报告，但他们编撰了一份充斥过多陈词滥调的文件，其焦点再次汇聚到殖民主义的罪恶和援助的失败上来。

我对这一文本感到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失望。这些作者撰写报告的手法，与非洲人向全世界表达其观点时最常用的手法如出一辙。这是一种需要被打破的、过时的、无益的，也根本不诚实的思维模式。然而，作为一个非洲人，我知道，我现在处在一个促使辩论朝有利于非洲变化的方向发展的关键位置上。非洲人将不能够像对待其他人那样轻易屏蔽我的声音。

我一看到这份报告的草稿便召集一个新的团队接管此项任务，以彻底重写报告。3位新任官员接过了指挥棒，非常重要的是，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非洲人，津巴布韦的斯坦莱克·萨姆坎格，他代表了一种与上一代非洲人不同的思维模式。我的指示很简单：通过公正地评估非洲的挑战和希望，向非洲人民献上真理。那种把殖民主义和援助的失败描述成所有非洲困境的主要原因的旧论调将一去不复返，我说。

报告一发布，联合国副秘书长卡尔·西奥多·帕施克就评论说，“这几乎不是联合国的作风”。这份非洲报告是直率和坦诚的。它抛弃了联合国以往报告的行文方式，随着它的发布，我们将摆脱面对外交敏感问题时过度审慎的传统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非洲的冲突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或难以对付的，或两者都是，”我于1998年4月16日向安理会提交报告时说道，“其实两者都不是。非洲的冲突与其他地方的一样，是由人的行动造成的，因此也能够通过人的行动得以终结。”我运用了该报告的试图呼吁负责和尽职的新基调。报告继续宣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已超过30年时间，非洲人民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非洲大陆在寻求目前冲突的原因时目光必须超越它作为殖民地的历史。今天，非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进行自我审视。”

我尽量清晰表达的含义是，迄今为止非洲的失败和发生在非洲的人类悲剧表明了这是非洲人和他们领导人的共同失败。报告提及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仅把它作为诸多原因中的一个历史因素。它也强调了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在帮助非洲人民的过程中的失败，这是所有人在帮助他们确保和平与创造可持续发展环境时的失败。但报告宣称，这些失败是一个核心问题的外部特征，而这个核心问题就是非洲国内政治以及非洲领导的问题。

非洲是我的故乡，是我的身份所在，但我的职位赋予了我这样的职责：我必须是一个代表世界上所有地区以及所有192个成员国的联合国秘书长。我从上任伊始就决定发出的信息是，不存在任何特殊待遇或优先诉求。

如果一名联合国秘书长想要完成使命，他就必须与整个全球社会并肩共事。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如果你狭隘地定义自己（比如只关心非洲问题），那么，你就把一些国家排除在你的关心范围之外，因而限制了你自己的工作日程，那些你忽视的国家终将忽视你。但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中，如果你想完成各项事务，你需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对于非洲来说尤其如此，外部援助对那里比对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重要。为何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成员国应该帮助作为秘书长的我仅仅致力于解决非洲问题呢？倘若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洲的秘书长，围绕在我身边的都是非洲人，并且优先处理大多数的非洲问题，那么，我其实就无法更有效地为非洲作贡献。

来自非洲年轻一代人的反应以及来自非洲以外地区人的反应证明了我这种对故乡大陆热爱方式的合理性。他们乐于接受我坦率地介入非洲问题的讨论，这种介入并不是将责任不公正地归咎于某一根源的老一套，他们也感到，老一套方式的目的是要否认非洲的责任。我的这一姿态赢得了其他政府尤其是那些富裕捐助国政府的必要信任，使我在向它们求助、劝说它们给予非洲更多外部援助时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成员国如今认识到，我既非常公正、严肃地对待非洲的失败，同样也非常现实地感知到非洲的需求。它们也知道，我在对待与它们直接相关的非洲以外的问题时也是同样认真而专注的。

关于非洲的报告发布之后，它在国际外交界的最高层次上得到了强力启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安理会特别外长会议批准了报告所提议的现实方案；不久之后的联大会议也开始制定支持性的决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开始设计新的国际性方案以配合非洲本土的努力。报告同样增强了人们对贫困国家的关注，这也为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创设营造了一个有利环境。

1998年11月我出席了一次在巴黎召开的峰会，这是作为非洲报告后续讨论的一部分。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对非洲人提出的解决非洲问题的方案的态度普遍比较冷漠——这给非洲问题带来了一种重要的真实性。但我知道非洲国家的成功也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然而，非洲对殖民主义的戒备心理还是渗透进来并搅浑了水——这种戒备心理导致了一种猜测，觉得开发援助仍可能带有殖民的危害。

这一立场以及对外来者的冥顽指责导致了一种在祈求更多外来援助的同时又竭力反对外来者的态度。我想要改变这种有害的态度，因为它只能阻碍真正目标的实现：为非洲人民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非洲。

“是的，我们必须拥有非洲人自己解决非洲问题的方案，”我在峰会上说道，“但检验这些方案必须根据其效果而不是根据其起源。关键不在于是谁提供了解决办法，而在于这些方法能否提供长久的和平、公正与繁荣。”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合时代精神的愤世嫉俗是危险的，并且必须把目光完全集中在我们所有人立誓要共同承担的整个奋斗使命之上。关键的一点是，现在正是我们所有人（非洲人以及非洲以外的人）成长壮大的时刻。

当我在哈拉雷发表演说，非洲国家的首脑们一听到我批评军人政权就深深感到不安。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萨利姆·A.萨利姆评价说：“您是唯一一个能够那么说而不受处罚的人！没有其他非洲人胆敢那么说，而我们也无法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话。”

“有些人必须听到这些话。”我回应道。

然而，萨利姆是对的。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角色蕴含着无法估量的力量，一种使你能够说话且让人听的力量，而其他人则或是因为习俗或是因为受胁迫而过度拘谨。当我在哈拉雷发表演说时我认识到了我最好的盟友在何处。我在对非洲首脑们说这些话的同时也是在对听众席上的其他人说这些话。听众席上坐着来自非洲公民社会的代表，正是从他们中间爆发出了最为热烈的掌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坐在台下的许多非洲领导人寂静般的沉默。我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说出了我的想法，我这样做是在给公民社会中那些志趣相投的领导人一个号召周围人团结起来的口号，给予他们发出自己呼声的勇气和力量。

一年之后我听到了赞比亚总统弗雷德里克·齐鲁巴在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他认为每项游戏都应有规则，例如足球游戏中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将被黄牌警告，他认为黄牌规则应该运用到那些通过政变取得政权的领导人身上。这一论调在今天看来不会显得引人注目，但在当时，听到一个非洲国家的首脑突然间如此公开地批评政变现象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的“妖魔”蹦出了瓶子，情况发生了急速转变：非洲统一组织在1999年和2000年商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宣言以反对违宪更迭政府。这些宣言接下来成了2002年正式出台的“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盟”）新宪章的一部分。据此，“非盟”内部将奉行这样的原则：如果某一成员国内发生了利用军事手段攫取政权或违宪的权力更迭，那么该国将不再保有非盟成员国的身份。政变意味着你将立即被赶出联盟。我希望联合国也能够采用非盟的领导方式，但这仍需要时间。

当然，我们仍将面临非洲的政变，我们也确实经历了数次，但政变如今将承担各种后果。多哥、毛里塔尼亚、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尼日尔、马里以及几内亚的政变都使这些国家被非盟直接开除，而且它们将承担外交上的孤立和其他制裁。非盟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区域一体化以使非洲各国能够携手并进，迎接未来的挑战。对于所有成员国而言，非盟是一个重要的集体组织，被排除在它的恩泽之外的确事关重大。即使那些仅仅抱着掌权之狭隘利益目的的最为顽固的统治者，也不得不估算这种开除措施将造成的影响。新的政变集团想要延续他们的统治突然间变得更加困难了。

这对2005年8月夺取政权的毛里塔尼亚政变集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毛里塔尼亚在这次政变后被非盟开除，而且后者开始商讨制裁措施。政变集团声称目前的政府只是一个过渡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于为毛里塔尼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民主制政府铺平道路，新政府将尽快以选举的形式产生并且政变集团中的任何人都不会被允许参加选举。我们之前就已听闻过这一类事情，因此我对毛里塔尼亚的事情依旧抱着怀疑的态度。但2007年该军人政权确实真正履行了这一承诺，它退到一边，允许进行民主选举，于是产生了一个文官政府。

毛里塔尼亚的政变集团不像其他军事政权那样决心永久掌权，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必须尽快将权杖转交给人民。以往，非洲的反叛势力总是竭尽所能负隅顽抗，他们知道这么做不会得到任何的制裁或处罚。乌干达的伊迪·阿明、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他们在夺取权力后在一块空白的石板上任意涂写他们未来统治的时间表。毛里塔尼亚军人集团的承诺以及他们的后续行为是一种明显的改变，我们可以将它归功于非盟设计的新型国际安排。

然而，在毛里塔尼亚，这一进步的影响后来遭到了破坏。2008年，那里再次爆发了政变。这次政变是由2005年叛乱的同一批政变者发动的，他们对新总统的政策感到不满，正是新总统将他们开除出了军队的领导层。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证明了那些策划政变阴谋的领导人根深蒂固的恶劣姿态：将他们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国家的政治健康之上——而这也就凸显出他们在2007年非常配合地推行选举之举动的用意。非洲领导人正努力推行一项对军事统治者实行制裁的制度，它使军方首领更难实现其维持统治的妄想。

毛里塔尼亚自1960年取得独立以来遭受了十多次政变和未遂政变，如果非盟的措施对毛里塔尼亚这样的国家都产生了遏制军人统治的卓著效果，那么，它对整个非洲将产生一种多么强烈的威慑作用！透过毛里塔尼亚这一即便是曲折的发展道路，我们也还是看到了整个非洲大陆转变的开端，这些开端将增加建立一个善治非洲的机会。

50万卢旺达冤魂：肯尼亚危机

“总统阁下，死去的人已经超过1000了，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我说道。

我正与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举行私下会谈。由于尚未从数周前打垮我的细菌感染和发烧中恢复过来，我的身体疲惫不堪。这几乎是我的最后一次出场了。这出戏现在必须有个了结。我们需要就肯尼亚政治体系的转变达成某一协议，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法承受那些似乎必将出现的事情。

2008年初，从我结束联合国领导人第二任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算起已超过了一年——此时我觉得我能在总统派和总理派之间促成妥协的期限无疑就要来到了。但我为了促成一项和平交易已在肯尼亚度过了代价高昂的39天。

一切都始于2007年12月的总统大选，这是从1992年这个国家建立起多党制以来的第4次大选。总统选举连同国会与地方选举同时举行——而且竞争相当激烈。但投票是在十分平静的氛围中进行的。12月27日的投票与以前几次被血腥的地方暴力玷污的投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次和平选举中，许多人看到肯尼亚在不断扩大民主职能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而这种民主制度的扩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肯尼亚正维护着它作为较成功的非洲国家之一的声誉。

然而，当选举结果被宣布并在随后被称为不公平现象的时候，肯尼亚社会的阴暗面便暴露了。隐藏在肯尼亚和平盛景之下的是深埋在其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另一种不同的现实。不平等和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这两把利剑长期结合，大致沿着肯尼亚的族群轮廓切割出了深深的不满、怨恨和不顾一切的争斗。肯尼亚政客和行政部门中间的腐败已成风气。该国自独立以来便受到不同族群的交替统治，这些族群里的人模仿此前实施统治的白人殖民者敛财自肥的作风，利用公职为自己、亲属以及他们的部族敛聚财富。在权力交替中，新的统治部落觉得，这种不公正状态似乎可以证明他们以同样方式实施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再分配是合理的。腐败被极度地伪装成公正，每一届当政的政府都是贪腐成风。

这是有利于上层精英的格局。来自底层的观点认为，以巨大腐败为基础的体系碾碎了普通民众的机会。到2007年，这种国家资源和商业资源的腐败消耗丝毫没有降低。例如，一个典型的肯尼亚高级公职人员或CEO能够利用他的职位之便支付大约50个亲属的学费和医疗费账单。相比之下，目前仍有55%的肯尼亚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生活费用。大多数人如此深陷于贫困泥潭，以至于经济上的稍微波动对他们来说也就意味着生活崩溃。唯有通过血亲和宗族进行腐败的财富分配才能提供有保障的和持久的生存手段。但在肯尼亚胜者为王的政治逻辑中，除非你的部族赢得权力，否则你就必须等待。

在这一危如累卵的体系里，腐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必需的谋生之道。对于大多数肯尼亚人而言，生活就是一场在部族阴影中穿越狭窄、固定的通道的艰苦奋斗。但这通常是一种看不见的奋斗，它在肯尼亚生活中是如此深藏，以至于大多数局外人根本看不见；事实上，肯尼亚人自己在日常交往中也很少提及部族或部族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一些警示信号但很少有人能发觉祸事来临的原因。基库尤的精英们在肯尼亚政治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这就意味着反对派阵营在2007年大选的预备阶段立誓要打破这一不平等局面。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在许多贫困的部落中间，反对派阵营的这种政治觉醒日益发展成一种要赢得选举的意识。这是一种“41对1”的感觉——41个肯尼亚部落对抗基库尤这个占有支配地位的部族。

我在三个大洲接受了教育，在非洲、北美洲和欧洲上了大学。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马卡莱斯特学院的岁月让我开眼见识了正在经历急剧变化的另一种文化。1960年，我参加了该学院的“友谊大使”项目，该项目派出一些由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组成的小组到美国各地进行考察。

马卡莱斯特学院档案，德维特·华莱士图书馆提供

1960年在美国留学时玩击鼓。作者本人提供

创马卡莱斯特学院60码短跑纪录。

马卡莱斯特学院档案，德维特·华莱士图书馆提供

我的父亲亨利·雷吉纳尔德·安南，身穿共济会会服。在他看来，非洲人的身份与欧式外表之间并无矛盾。

作者本人提供

我的母亲露丝·艾荪。

作者本人提供

我在联合国情况通报室向克林顿总统、奥尔布赖特大使和克里斯多夫国务卿简要介绍当前的维和行动。我的副手伊克巴尔·里扎站在克林顿的左边。当我在1993年主管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时，联合国的维和情况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维和人员经常是在手段和授权有限的情况下被派往被内战蹂躏的、危险和不稳定的地区。

作者本人提供，拍摄者不详

1995年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官走在萨拉热窝街头。波斯尼亚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维和行动遭遇的最冗长、破坏性最大的冲突之一。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我认为头等大事是从这场经历中汲取适当的教训。

作者本人提供，P.W.鲍尔拍摄

1995年12月与“联合国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保护部队”司令詹维尔将军在一起；我们从萨格勒布飞抵萨拉热窝，随后将维和责任移交给了北约。

作者本人提供，拍摄者不详

1996年12月17日在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仪式上宣誓，主持仪式的是联大主席、马来西亚的拉扎里·伊斯梅尔大使。

联合国照片/埃文·施奈德拍摄

1997年3月乘坐飞机飞越安哥拉上空。我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的第一次国际旅行是非洲之行。我是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而出掌联合国的人，在整个任期内始终把应对非洲大陆的巨大挑战当作首要事项列入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在此次出访之后不久，我于同年6月再次访问非洲，在第二次出访时我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请他们集体抵制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领导人。

联合国图片/米尔顿·格兰特拍摄

1998年2月我前往巴格达会晤萨达姆·侯赛因，试图防止另一场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而将发动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谈判最初进展得很顺利，伊拉克同意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宫殿和其他的“总统府邸”。

《伊拉克新闻》/联合国提供

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一起。保罗二世是关注和呼吁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他也不知疲倦地倡导和平解决争端。我坚信联合国是各国人民的联合国，而不仅仅是成员国的联合国。我努力使联合国向其他一些全球性组织敞开大门，包括世界性宗教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中的其他一些杰出成员；国际公民社会是影响国际议事日程的另一有力工具，将在各种全球性议题上发挥作用，从对待战争和疾病到促进发展和人权等。

《罗马观察报》摄影部版权所有

我在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时把“个人”放在一切的中心位置。与难民的对话更强烈地提醒了我“个人”的重要性。这张照片中我正与一位妇女谈话，她在1999年面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集中营之威胁时被迫逃离科索沃。

联合国照片/埃文·施奈德拍摄

在10年的任期内，我结识了托尼·布莱尔、乔治·布什和雅克·希拉克，既把他们当作领导人，也把他们当作朋友，尽管伊拉克危机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经受了考验。

联合国照片/埃文·施奈德拍摄

在“9·11”事件数天后我探访恐怖袭击发生地。我与小布什总统都感到了震惊和愤慨，并向美国人民转达了全球对他们的支持和同情。

联合国照片/埃斯金德尔·德贝贝拍摄

科林·鲍威尔以他独一无二的声望和信誉支持美国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向伊拉克开战。我始终敬佩他的自尊和对自己国家强烈的责任感。

联合国照片/埃斯金德尔·德贝贝拍摄

我在发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的一开头设想了一位当天在阿富汗出生的女婴的命运，进而敦促全世界为这一理念而团结在一起：主权绝不应当被认为是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谢尔盖·贝尔门尼耶夫拍摄

在我们将东帝汶从残酷的内战边缘拉回来之后，联合国逐渐担负起使其转向独立的责任。我请求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我右边的那位）领导这项复杂的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出色地造就了一个由勇敢无比的沙纳纳·古斯芒领导的新国家。

谢尔盖·贝尔门尼耶夫拍摄

音乐艺术的奇才温顿·马沙利斯成为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当然，要用他的小号吹出一个音调实在是太难了，结果我只是把我的妻子娜内和帕瓦罗蒂逗得哈哈大笑。

联合国照片/埃文·施奈德拍摄

在达尔富尔与两名妇女交谈，她们对我诉说了她们在贾贾威德民兵魔爪下遭受的苦难。对达尔富尔的干预比对其他任何地方的干预都更复杂、更具挑战性。

联合国照片/ 埃文·施奈德拍摄

纳尔逊·曼德拉，他那独一无二的领袖素质和道德勇气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激励着我。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我总是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而且，在干预从非洲到伊拉克的诸多危机的关键时刻，我也得到了他的亲自过问。

联合国照片/埃斯金德尔·德贝贝拍摄

我的无所畏惧和忠诚不贰的朋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克林顿左边站立者），当他觉得联合国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向我直言相告，而且，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我秘书长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

谢尔盖·贝尔门尼耶夫拍摄

《罗马规约》的签字仪式——这是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标志着惩治战争罪犯和反人类罪犯的一个巨大胜利。

联合国照片

与我的孩子和朋友们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庆祝仪式上——这一时刻见证了对联合国在世界各地所做工作的承认。

谢尔盖·贝尔门尼耶夫拍摄

民调显示，由卢奥族人拉伊拉·奥廷加领导的反对派“橙色民主运动”的得票数遥遥领先于由基库尤人姆瓦伊·齐贝吉总统领导的民族团结党。随后出现的这一对于改变的期望值不仅伴随着一种弱势部族应当掌权的意识，还伴随着大众中间一种急切的正义感的不断上升，在民众心目中，这种正义意味着那些掌权者不久将被正当地剥夺他们现有的资源。肯尼亚三大部族之一的卢奥族尤其这么认为，它已长期被排挤在肯尼亚政坛各部族轮流称霸的格局之外，轮流坐庄的最大受益者是基库尤族和卡伦金族。

然而，12月30日，齐贝吉总统出人意料地被宣布自己为大选获胜者，肯尼亚国内现在传出了一片鼓噪声。

这个结果与民调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截然相反，在国会选举中“橙色民主运动”是大占上风的。现在多数人确信选举已被非法操控。“橙色民主运动”和它的支持者宣称选举结果无效并要求重新组织大选，与此同时，总统却在12月30日夜间匆忙举行了只有少数人参加的宣誓仪式。他否认选举中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反对派默认失败的事实。

大批肯尼亚人身处绝望的贫困之中，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场似乎是部落间争抢座位的骗人游戏。在肯尼亚，生活的最高统治者不是任何法治，而是统治的宗族——正是因为这些相同的部族血脉，人们现在开始血气冲天了。

骚乱始于卢奥人劫掠基库尤人的企业和家庭——似乎是为了弥补卢奥族被剥夺的损失——随后骚乱加剧，不安全和部落间暴力不断循环升级，将肯尼亚所有种族群体全部卷了进去。一边是人们害怕不能轮换上岗以执掌国家资源供应站的大权，一边是人们同样害怕被排挤出供应站而沦落到被剥夺的境地。愤怒变成了掠夺，掠夺带来了不安，不安随后酿成了暴力、残忍行为以及旋即而至的系统性大规模屠杀。有报道称，在各种暴行中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一伙配备了大砍刀的人拦下公共汽车并强迫乘客出示其身份证。身份证揭示了家族姓名和父亲的出生地，因而可以表明他的部族。如果你的身份证给出了不符合的答案，那么你将被暴打一顿甚至被杀害。

这一切发生之前我正在加纳的阿克拉。不再受制于秘书长紧张的日程，我可以在圣诞节期间访问我的祖国。与大多数人一样，我完全没能意识到肯尼亚酝酿中的动荡。娜内提醒我肯尼亚选举正在那天举行。我们打开电视机了解选举的结果。我们很快就看到了暴力在整个国家四处蔓延，其激烈程度径直攀升。在新年那天，30个平民在一所教堂里被抓捕并被杀害；学校被放火焚烧，村庄遭到了袭击。卢奥人和卡伦金人对基库尤人实施了杀戮和强奸，反过来同样如此。一些人开始说，部族之间的冲突根源过深，几乎没有任何阻止冲突的希望。飞往内罗毕的飞机中几乎空无一人，而出境的车辆却载满了乘客。

我从在街头和教堂屠杀平民的影像中看到了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影子。在一个大多数人仍处于极端贫困且被42个族群纵横割裂的国家中，冲突演变为内战的可能性正不断显露，其枝蔓庞杂的复杂性与索马里类似。

局外人感知到了这些，尤其是其他一些非洲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于1月2日从南非飞到了肯尼亚，他试图在奥廷加与齐贝吉之间进行调解。虽然周围已呈现出血腥与混乱，但他们仍然没有作好对话的准备。齐贝吉阵营过分执拗于他们的胜利，奥廷加的“橙色民主运动”则为权力的大门向他们关上感到愤怒。1月4日，由布什总统派遣的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延达伊·弗雷泽带着相同的目的访问了肯尼亚，但她同样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时，非盟的主席是加纳总统约翰·阿吉耶库姆·库福尔，他邀请我到他在阿克拉的府邸商讨如何应对此次危机。我赞成他以非盟主席的身份前往肯尼亚进行观察，看一看他是否能够促成僵局的打破。由于齐贝吉政府最初公开反对任何的外部调停，所以，为了确保库福尔的访问得到肯尼亚总统的充分接受，他将行程延后了几天。库福尔随后于1月8日抵达肯尼亚，同时，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姆卡帕、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博茨瓦纳前总统凯图米莱·马西雷以及赞比亚前总统肯尼思·卡翁达也都各自访问了肯尼亚。

各国的前任首脑们抵达肯尼亚之后，访问了埃尔多瑞特镇，该镇的所有部落都已被暴力摧毁殆尽。可齐贝吉和奥廷加仍然拒绝哪怕是见上一面。但由于暴力没有减缓的征兆，库福尔试图让他们双方同意接受一小支由非洲领导人组成的团队，这支小团队将前往肯尼亚帮助安排一项解决方案。

我最初了解到这些情况是在1月10日，当时库福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们已经同意让一支由非洲人组成的团队来进行调解。”他说。“我要求他们接受的小团队由3个人组成：格拉萨·马谢尔、本杰明·姆卡帕和科菲·安南，由科菲·安南率队。”库福尔介绍说第一人是莫桑比克的前教育部长，也是纳尔逊·曼德拉的妻子，而第二位是坦桑尼亚的前总统，随后他询问这最后一位：“您干不干？”

我经过此前诸多调停事务的成败后深谙调停之道，于是我接受了——前提是我们必须是唯一的涉事调停者，这正是为了防止各派沉溺于“消费调停”。我正在借鉴10年前我的《非洲报告》的经验。缓和非洲危机需要各种类型的手段，其中包括通过友好团队和特别调停人的干预以求“在新的冲突扩大并升级到不可控制之前便着手应对它”。但这份报告同时也强调了“一旦调停架构建立起来之后，一些相互对抗或相互竞争的外部努力”会带来危险。这是个我已见证了多次的普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派领导人会对局势进行博弈，在不同的调停人和协商计划之间捕捉时机并加以利用，拖延进程而牺牲和平。鉴于我们在肯尼亚所面临的障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得不到一丝机会。选择是简单的，我想把这一讯息传达给对立的两派：倘若我们不是和解进程无可争辩的领导者，那么我将不会前往肯尼亚。

我当时估计我们很可能需要约两周时间来缓和紧张的局势并在协商中取得突破。我告诉库福尔，我必须返回我在日内瓦的家以及我的基金会办公室，以便处理好个人事务，确保我们的调停不受干扰。

我本打算于1月16日动身前往肯尼亚，但在离开的前一天发了高烧。我一从加纳返回日内瓦就到医生那里检查是否得了疟疾，但是被告知情况尚好。第二天，在与鲁思·麦科伊一同前往机场的途中，我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起来，麦科伊是我基金会里机智敏捷且经验丰富的助手。我的体温急速上升，因发烧而开始发抖。“带我去医院。”我对司机说。

我被带到急诊室，随后我住进了医院。他们告诉我，我需要在医院里完成至少10天的静脉输液疗程。“我不能等那么久，”我反对说，“我必须立即前往肯尼亚。”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截至那时，医生和整个医疗团队都聚到了我身边，于是我们开始了讨价还价式的商量。“自我恢复期里我至少可以在家休息吧？”我建议。他们说这同样不可能，我必须留下来接受静脉输液。我强调我绝不可能留下10天之久。如果住院5天，随后通过口服高剂量的抗生素完成治疗，这是否可行呢？他们勉强同意了，于是，5天之后我便动身起程，口袋里装着大量的抗生素。

情况并不理想。原本只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问题，如今却导致了我十分糟糕的状况。我已委顿不堪；我能感觉到在发烧和抗生素的作用下体内的深度疲劳挥之不去，飞行的大半时间我都在睡觉。但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我得以与国际上重要的相关各方打了一系列电话，以确保我们的调停工作获得充分一致的支持——我打给了非盟、欧盟（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美国以及包括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联合国首脑，潘基文给了我完全的支持并允许我抽调秘书处的人手。我在“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找来了更多的人手，其中包括该中心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思。我还将联合国的前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邀请进了我们的团队。我将在国际社会主要各方充分表明其支持和授权的状况下抵达肯尼亚，这样，冲突各派将不得不接受我的调停。此外，这段时期的局面已变得更为暴力，这就使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达成一项协定是必要的。

在我们于1月22日抵达当地后，被称为“非洲知名人士小组”的调停团队的调停进程便正式开启了。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也在齐贝吉的邀请下出人意料地选择这一天访问了肯尼亚。执政的民族团结党阵营反对任何将选举争端国际化的行为，他们掌控权力且不愿改变现状，因此他们正努力推出一位能与他们对路的调停人，而穆塞韦尼正是齐贝吉的一位盟友。

穆塞韦尼来到塞利那酒店拜访了我，我也是刚刚才到。他说他有一项肯尼亚政府和“橙色民主运动”都能接受的和平计划。它的基础是双方应首先接受选举的结果。他随后邀请我前往国家宫（也就是肯尼亚总统的寓所）与总统举行会晤并商讨计划。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已见过了太多这样的伎俩。在我看来，穆塞韦尼和齐贝吉似乎在设计一个圈套，即要求所有人接受选举结果，然后公开地将我的访问渲染成对这一计划的支持。我推托称，我在进行任何拜访之前必须给各相关方打电话。当我打电话给奥廷加时，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接受穆塞韦尼作为调停人，他们认为他偏袒齐贝吉。他们也从没讨论过这一点。穆塞韦尼的倡议到此终结，两天之后他便离开了肯尼亚。

据评估，截至那时已有超过500名群众死于暴力冲突，整个国家的气氛让人忧心忡忡。我并不抱有幻想，因为两派都不想与对方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迫切地需要一种增强信心的方式，以便能够缓解目前的气氛并给人以一种目前局势正趋向平稳的印象。哪怕两派领导人只是短暂地公开见个面也将是一次突破，那样我们便可将这一突破性的消息兜售给新闻媒体。

然而，双方甚至都不想被人看到彼此接近。“橙色民主运动”要求民族团结党承认选举中的舞弊，同时，民族团结党要求“橙色民主运动”首先承认齐贝吉的总统地位。在穆塞韦尼与齐贝吉举行会晤的同一时刻，我前去拜访了奥廷加。

“我鼓励你同你的对手展开合作以使这个国家获得恢复与和解。”我说道。“接下来我会与总统会面，我将邀请他同你举行会晤。如果他同意，我不想看到你犹豫不决。”

“我们不会去国家宫与他见面，”奥廷加回答说，“如果我们那么做，那就表明我们似乎已经承认他是合法的总统，但他却不是。”

我急于避免让这种坚定的回绝变成一种难以松动的僵局，因此我说道：“让我们先预订这次见面会的计划，然后我们再来考虑礼仪方面的问题。”奥廷加点头同意了这一建议。第二天我见了齐贝吉并告诉他，奥廷加愿意与他进行公开的会面。我询问他是否愿意配合奥廷加的姿态。他同意了。我打电话给奥廷加让他立刻组织会面。

我们3人一抵达哈兰比宫（肯尼亚总统官邸）便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3方会晤。这个国家正在燃烧，但他们甚至对到场会面都还犹豫不决。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喝茶聊天，他们并没打算商讨解决方案。我们随后走到外面会见新闻媒体，并确保拍下了他们相互握手和同意开始对话进程的照片。我非常清楚这一步骤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手段，旨在通过传达关于双方领导人已进入协商和解决问题进程的信息来建立民众的信心。我正在提供某些能够减缓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绝望气氛的东西。

然而，这只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掩饰而已。真相是他们根本没打算展开对话。他们之间的分歧过于巨大。试图让他们直接进行谈判只会意味着个人之间的对抗。这也许会使整个进程功亏一篑。握手之后，我让双方各给我一份构成他们协商团队的3人名单。这似乎是我们能够推动事态发展的唯一途径了。

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启动“肯尼亚全国对话与和解”程序，双方团队之间的磋商开始于1月29日。在此之前的5天时间里，我有机会来思考这一进程将何去何从。我已经认识到，问题不只是政治领导人之间因一次选举结果而产生的某一分歧；全国性的暴力意味着问题更为深刻，它起因于肯尼亚政治体制结构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一项能够解决肯尼亚问题之根源的进程，否则，任何协定都只是下一场危机到来之前的缓兵之计。我们的工作必须超越仅仅是变更代表政治精英利益的权力位置。解决方案必须要有肯尼亚社会所有人的参与。我们的调停只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进程的开端。

在这段时间空隙里，我也开始与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教派、商业人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我承诺给他们一个让他们参与其中的透明的进程。这是进一步安抚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使民众认识到，这一进程虽然脆弱，但是它不仅代表了政治家的利益，而且还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我对所有各派承诺，两派之间的任何决议或协定一经签署就公之于众。如果我们想要见到改革的话，民众不仅有权知道事态的进展，还必须能够参与到这一调停进程中来。

但是“重新安排座位”恰恰就是1月29日第一轮磋商会谈开始时的内容。我们的计划是让奥廷加和齐贝吉再一次一起参加一次会议来启动谈判代表们之间的协商进程。我的团队依照此类事件的标准安排了会晤场所。我坐在中央，齐贝吉坐在我右边，奥廷加坐在左边。但齐贝吉团队中的一员随后进入会场重新安排了座位，他带来了总统专椅，将它搁在了中央。我走进会场之后目睹了这一幕。

“这不是总统的会议。”我温和地说道。“我正在会见两位领导人。请把椅子放回去。”

“但那将有损总统的尊严。”公共服务部的负责人、总统的常务秘书弗朗西斯·姆绍拉说道。齐贝吉的地方政府事务部部长乌呼鲁·肯雅塔紧跟着帮腔说：“如果他不坐他的座椅，他不会去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这张座椅总是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

“这是一次政治调停，它与往常不同。”我反驳说。“这次会议由我主持，他们要分坐在我的两旁。”我知道，如果“橙色民主运动”的代表看到总统的座椅被放在中间，他们很可能拒绝参加此次活动。而为了防止民族团结党的反对，我接受了他仍可保留其座椅的要求，但总统要坐在一边。

协商者紧迫感的缺乏以及这些幼稚的干扰都是需要关注的事情。这次会晤是在历时4天、导致60人丧身的东非大裂谷战斗期间举行的。一些关于民族团结党的强硬派领导人为犯罪组织提供资金的消息业已传开，犯罪组织中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基库尤团伙“群众帮”。“群众帮”目前正离开贫民窟转入城镇，向那些可能威胁基库尤的人发出严厉的警告。而与此同时，政客们仍在座次问题上玩弄权术。

在两位主角启动这轮会谈之后，我们向双方的协商团队表明，虽然他们的立场有着根本性的分歧，但至少可以在一些基本的事务上达成一致：必须采取行动终止暴力并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解决民族团结党与“橙色民主运动”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政治危机。我们还声明，显然存在一些导致全国性危机的长期原因，对此需要作认真分析，然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两派同意了这样做，我们随后把这些意见转化成了“肯尼亚全国对话与和解”全部进程的4条议程，议程的第4条是一项肯尼亚政治体制长期改革计划。

我们制定了概述“肯尼亚全国对话与和解”4条议程的框架文件，随后我们签署了这份文件，并于2月1日公开发布，我们在以后的几天里产生的其他所有议定声明也都沿用了相同程序。那一天齐贝吉正出席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非盟峰会，他在那里反复攻击反对派的立场并仅仅提出了一些“橙色民主运动”早已坚决反对的观点。我们的文件是一份开展对话的最基础的协定，但我们还是在沿用我们的那套策略，即通过向新闻媒体展示一种正在取得进步的迹象来构建民众的信心。

尽我们的一切努力来营造一种平静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拿这个国家中的任何事物与卢旺达相比都不为过。整个调停过程中，公众对迫近的类似卢旺达屠杀的场景之恐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恐惧感进一步增加了危险：它在激励成功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刺激人们为这个国家即将到来的制度崩溃作好准备。这种病态悲观情绪的任何膨胀，本身就可能触发进一步的暴力，因为各个群体在预见越来越血腥的前景时正在努力采取攻击性的行为来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制造越来越多的敌对、冲突和死亡。

肯尼亚从1992年再次推行多党制以后，每场大选——除了2002年的那次在位领导人没有参与竞选的大选外——都见证了某种形式的政治暴力。最近这次暴力的强度和规模使肯尼亚人和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政治暴力与此前相比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根基，以至于对肯尼亚自身的生存都形成了一种威胁。因此，在整个调停期间，公众的情绪是一种期待和焦虑，以及一种对如果调停失败将发生不可知状况的恐惧。

2月8日，一名副主编在一家肯尼亚报纸上刊登了一封给我的公开信。她在信的开头就指出，人们普遍担心，由于涉事的领导人拒不妥协，我可能放弃我在肯尼亚的调停使命。她接着准确地表达了公众的恐惧心情：

您已看到了使肯尼亚陷入这种虚弱的不确定性。拿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又一次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央求爸爸不要把我单独抛弃在黑暗之中，只因一只怪兽要把我吞噬。安南先生，您已发现了这个国家中自我毁灭的怪兽。您已看到了暴力的程度……您和仁慈的格拉萨——一个我把她视为非洲大陆之母的人——已经拨动了肯尼亚人民的心弦……您已促使政治领导人作出了推进和平的承诺。在迫使他们遵守诺言之时，您切不可掉以轻心。但您也是一个人，您不免会被领导人的花言巧语耗得筋疲力尽。从您的脸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挫败感……这一周，您已将谈判的大船开进了急流险滩的水域——很有争议的选举结果。这个阶段被描绘成了“成败对决”，它将再一次令人心惊肉跳。如果目前的局面继续延续，各个部落可能不得不征召它们的学龄儿童入伍去为生存而战。我们将只会受基本天性驱使……记住您所说的，每个肯尼亚人都必须感受到“政府的呵护”。让我们继续努力夯实真正改革的基础吧。

我在读这封信时被这些言词打动了，我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作为回应：在工作完成之前我既不会泄气，也不会因为被激怒而离开。但在私下里，对于我自己、格拉萨以及本杰明·姆卡帕来说——同样对于我们领导的团队里其他那些超负荷工作的成员来说——那封信的内容仅仅是加强了我们这样的感觉，即我们太需要在局势失去控制之前用实质性的和谈进展来平息事态了。

然而，尽管局势十分紧迫，我们仍须小心和慎重地打算。必须决定对那场争执中的选举作出什么样的正式反应。是重新全面计票或重新清理有效选票，还是重新举行总统选举？或是借助法庭对选举结果实施调查？我早已作出决定，对已过去的选举实施任何形式的重选或重新计票都不能解决问题。那样做会有太多的进一步争论或让他们有钻体制空子的机会。在当前的暴力气氛中，这种路径几乎肯定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重选或重新计票也不能解决那些造成危机的根本问题。此时我逐渐得出结论，一项分配权力的交易以及对宪法的修改将是带领肯尼亚走出这一血腥泥潭的唯一途径。

但在这个阶段，会议室里的气氛，以及从奥廷加和齐贝吉那里传来的指令，根本不会给这样的交易提供任何活动余地。我担心，如果我们对谈判代表提出这种政治交易的建议，那它将会被很干脆地驳回和扼杀。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指引他们作出此类选择，不能从一开始就宣扬我的优先路线。我们要对付的这些谈判者足智多谋且富有主见，他们怀疑任何决议都可能是另一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相反，我决定，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将这些谈判代表带进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2月12日，我把谈判地点转移至察沃国家公园美丽的野生环境中，即转移到基拉古尼假日酒店里。如同我指示的那样，在这个宁静的新场所，我们将像一个团队一样共同权衡以下各项有效选择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彻底地重新举行大选；彻底地重新计票；重新理票；对选举结果进行法庭审理；或接受一项包含两派之间权力分配协定的政治解决方案。我为这次讨论邀请到了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选举援助司的负责人克雷格·詹内斯，让他在专业细节方面介绍每项选择的现实意义。我们接下来安排了一次对这些选择的联合评估，由谈判代表们率先衡量各种影响。

正如我此前希望的那样，当各种选择的可能性影响活生生地展示出来时，除了分配权力的交易这一选项外，其他各项选择显然都不太可能平息事态并解决危机。其他那些选项将耗时过长，并且在如此令人焦虑的气氛中妄作尝试也太过危险，或者可能在公众或争议各派心目中缺乏可信度。然而，一项权力分配交易的前景仍使那些谈判者却步不前——它与肯尼亚政治格格不入。带着这一想法，2月13日，我邀请了一位德国部长格诺特·埃尔勒向谈判者发表演讲并分享其联合政府的经验，正是联合政府为德国政治构筑了一种十分有效的基础，它成为解决当时政治危机的一种久负盛誉的方案。

谈判者们随后于2月14日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一项声明。声明称，由于“这个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我们认为有必要实施一项促进国家和解与统一的政治方案”。除了这一突破性的共识外，声明还囊括了诸多改革计划，其中包括核查与起诉暴力实施者，并在进行其他司法改革的同时建立一个“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对治愈创伤所需的长期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2月14日的这份简单文件不仅包含了终止眼前冲突之协定，也播下了开启重大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的种子。

根据红十字会的统计，肯尼亚的死亡人数截至当时已经超过了1000人，由于村庄被焚烧和武装分子的威胁、对农田和家园的抢掠以及针对男男女女的普遍的暴力，大规模的失业也随之而来。与此同时，虽然在促成政治交易方面仍没能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但我们现在至少在摆脱危机的道路上拥有了一项完整安排：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宽慰，主要是因为我确信谈判桌上的其他候选方案都很可能引起暴力升级。

到现在，我待在肯尼亚的时间比任何人计划的都要长得多，而且回家仍然遥遥无期。在服用大剂量抗生素的疗程过后我的身体已疲惫不堪，但却得不到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这就好像一个猎人：当你试图把目标逼向角落时，你的任何疏忽都可能让它溜走并逃之夭夭。

然而，谈判到2月25日仍旧停滞不前。耐心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所必需的东西，而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耐心。那天早晨，谈判者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调停者花了4个小时举行会谈，以期就联合政府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达成最终协定，但我们毫无进展。到此时为止，权力分配交易所需的条件清楚无疑：齐贝吉仍保留总统职位；需要创设一个执行总理的职位，由奥廷加担任；需要一个在民族团结党和“橙色民主运动”之间进行权力分配的联合内阁，它将体现国会中的平衡。但在总理权力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民族团结党一方尤为顽固地阻挠事情的发展，他们不断地发出总统权力不能受到束缚且部长职位也不应被分配的言论。

我感到失望，我认定这是让人民来评判民族团结党和“橙色民主运动”的时候了。于是我前往新闻媒体处公开阐明，我已把这些谈判者推定为“没有能力解决未完成的问题”。我说，现在该让齐贝吉和奥廷加面对面完成谈判了，因为打破僵局现在完全是他们的责任所在。

这是一次冒险，因为这个行动本来可能会引起一种认为对话即将走向失败的预期并煽起街角和贫民窟中的火焰。但现在看上去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而如果达不成权力分配交易，那么接下来几乎必然会出现一轮规模更大的屠杀，这将把危机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的冲突。我必须让奥廷加和齐贝吉坐立不安起来。

我先是私下里访问了奥廷加，然后又访问了齐贝吉。他们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突发行动，面对面商谈的前景也让他们感到不妙。我与奥廷加交谈时提醒他，他还能期待得到一切。如果他现在妥协，那么他将很可能当选下一任总统。这一信息似乎引起了共鸣。然而，齐贝吉是否愿意在总统权力上作出妥协，成为了肯尼亚和平交易能否实现的真正关键。

在与齐贝吉的会谈中，我对他施压说，我与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都保持着定期的联系，他们包括康多莉扎·赖斯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欧盟的领导人以及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国际社会正认识到，未能达成交易是因为民族团结党不愿合作。如果这次交易失败他们将有所行动。”

我也试图使齐贝吉从长远着想，并解释达成交易对他的统治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机遇：“拉伊拉是个年轻人，总统阁下。您资格更老而且目前您才是总统。只有您才有权力改变肯尼亚。这些可能成为您的遗产：一个和谐的国家和一群和谐的民众。”他以他一贯的平静和冷漠听着，但回答说，一个联合政府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而一个执行总理在肯尼亚宪法中的合法性也有问题。

“您才是掌管这里的人，”我提醒他，“拯救您的国家吧，否则您将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仔细揣摩着他的面部表情。“总统阁下，死去的人已经超过1000了，”我最后说道，“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了。”

即将到来的奥廷加与齐贝吉的会面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但我认为如今我们已握有了主动权。我将僵局公之于众清楚地表明正是其中一方阻挠了事情的发展。如果我此刻在没能达成交易的情况下离开这里，齐贝吉无疑将受到指责，他已暴露无遗。此外，我向美国政府打了电话并告知它事情的进展情况。康多莉扎·赖斯随后宣布，美国与肯尼亚未来的关系取决于肯尼亚谈判双方是否赞成摆在桌面上的妥协方案。在这样的布局面前，我认为齐贝吉将不得不作出让步。

接着，齐贝吉、奥廷加和我在2月28日开始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紧张磋商。除了我们3人之外，我仅邀请了另外两个人，他们是坦桑尼亚总统贾卡亚·基奎特和他的前任本杰明·姆卡帕。我请他们借用坦桑尼亚在总统和总理之间分配权力的机制来劝诫齐贝吉。前一天，基奎特、姆卡帕和我在丽晶大酒店进行的会面中讨论并选择了这一方法。他们现在非常有力地向齐贝吉阐明，在这样一种机制中，一个强势总统也完全是可以行使职权的，这就消除了齐贝吉反对协定的最后一个论调的合理性。

猎物如今被逼到了角落。我告诉双方的领导人，这是最后的谈判，在达成这项协议前我们不会离开会场，而且，一旦达成协议，我们将走到屋外公开签署协定。奥廷加现在不会再打退堂鼓了：这个妥协方案是他已经答应了的。但对齐贝吉来说，他要么选择改变原先的态度，要么选择径自走出会场并因行动的失败而备受冷嘲热讽——既要面对肯尼亚人民，又要面对国际社会中最为强大的行为体。

齐贝吉最终同意了权力分享的交易。为了确保双方不再拥有任何反悔的机会，我带领他们走到哈兰比宫外的露台上，立即向全世界公布了这次商谈结果并签署了这份《联合政府之伙伴关系原则协定》。但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因为它耗费了太长时间。正如一则斯瓦西里谚语所说：“大象在打架时，受罪的是青草。”青草指的便是周围所有受害的人们。

随着人们信心的恢复，流血事件终止了。现在可以开启政治和解进程以及艰难的恢复性工作了。尽管已有大量民众悲惨地失去了生命，但我们已经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潜在灾难。我们已做到了一些在维和历史上很久见不到的事——在双方那么多人一意报复的状态下终止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暴力。2月28日协议的签署给整个肯尼亚带来了一种巨大的解脱感：肯尼亚人彼此祝福“新年快乐”，他们的意思是从上年12月下旬开始的暴力事件剥夺了他们新年庆贺的权利，现在他们要补上。

协定中修改宪法的部分不久之后便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将导引出一次彻底改革宪法的全面过程。根据协定的条款，我在肯尼亚政治危机调停中的角色将持续扮演下去。我来到这里已有几周时间，而4年之后我仍将与他们共事。两派于2月1日商定的“肯尼亚全国对话与和解”议程第4项提到将处理引起暴力的根本问题，而它们大多与政治体制有关。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中，纳纳·艾法——阿彭腾领导了我的团队继续在这里推动谈判，以求制定一部肯尼亚新宪法。新宪法不仅规定将依据一套改革后的政府体制重新分配权力，还将涉及土地改革、创设权利法案并永久性削弱总统权力等事项。通过这部宪法，肯尼亚的每个县和每个社区（包括所有的部族和地区团体）都将有自己的代表去分享权力，从而废弃了先前那种毁灭性的胜者通吃的政治体系。

2010年8月4日，肯尼亚举行了全民公投，这部将改变全国政治面貌的新宪法得以通过。姆瓦伊·齐贝吉也奔走宣传以争取人们向他投赞成票，而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约束他自己的权力。

肯尼亚调停及随后协定执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积极地、持续地与利益相关各方保持接触——不仅包括肯尼亚政治家和国际社会，还包括公民社会、地区团体以及商业社团。整个肯尼亚社会提供了一种持续对政治领导人施压的资源。比方说，商业社团发挥的一个值得称道的作用是发布关于政治危机给国家经济带来消极后果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肯尼亚如果丧失它作为该地区商业中心和经济发展引擎之作用就将带来不利后果的信息。肯尼亚公民社会从多个方面在和平进程中持续地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它以不同的方式确保协定能够成功贯彻。

伴随着肯尼亚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的调停工作也衍生出了其他一些创新。根据2月14日协议拟定的计划，2008年3月4日，两个机构的创建获得了正式认可：“选举之后暴力调查委员会”和“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和解委员会”）。和解委员会于2009年开启了它的工作，它不仅被授权调查近期的暴力，而且还负责调查从1963年12月（肯尼亚获得独立的时间）起侵犯人权及滥用权力的事件。因此，通过和解委员会，我们得以很好地理解，2008年危机的解决意味着社会将直面肯尼亚动荡的整个历史而非仅仅最近的骚乱。“国家凝聚与整合委员会”也在2008年同和解委员会一道被建立起来，它的目的是调查、审判以及消除肯尼亚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歧视行为，正是这些歧视行为造就了一个如此功能失调的种族不平等体系。上述这些机构证明了我们鼓励进行彻底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努力——这种努力的重要性不亚于建立高效的领导，而高效的领导是给整个这块非洲动荡的腹地带来持久和平与繁荣稳定所必需的。

改革进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就我们强调的加强法治的重要性来说，这一点尤为意义重大。“选举之后暴力调查委员会”建议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提交那些应该为暴力承担巨大责任的嫌疑犯的姓名及其信息。领导该委员会的法官菲利普·瓦基向我递交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以及一封含有最高级别嫌疑犯名单的密封信函，我将保留这份名单直至适当的时候把它转交给建议设立该国特别法庭的一名检察官。委员会的建议是，如果肯尼亚政府没能采取适当的措施让这些涉嫌策划暴力者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密封信函应递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

到了2009年7月，肯尼亚政府显然还没打算采取这些步骤。就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延误正义便是否定正义。肯尼亚人民想要看到在豁免权问题上的实实在在的进步”。根据“选举之后暴力调查委员会”报告的要求——也得到了肯尼亚国会的认可和批准——我随后将这份密封信函递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路易斯·莫雷罗——奥坎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2010年12月，奥坎波公布了6名肯尼亚著名人士的姓名（其中包括3名政府部长），他们被认为应当对暴力承担重大责任。2012年1月，国际刑事法院确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嫌疑犯中的4人应当接受审判。这几人中有肯尼亚的政坛名流，且不论起诉的结果如何，对这一层次的嫌疑犯进行起诉的意愿本身，就是非洲人民反抗侵犯人权之豁免权的一个重大标志。

在因选举结果引发的肯尼亚争端和随之而来的暴力等等一切结束之后，人们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是经济增长和选举制度，还不足以构成通向繁荣、和平和稳定的捷径。如果我们仅仅促成双方领导人达成一项交易，那么，我们的干预将只是伤口上的一块创可贴，这个伤口第二天又将流血。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名副其实的“解决”方案。要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肯尼亚，只能是通过尽职尽责的领导、尊重人权的文化、善治的制度、对财富和权力的更公平分配，以及最重要的——法治的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肯尼亚的未来取决于此。能否实现这些目标仍有待观察，但这已经向整个非洲指明了一个必须努力的方向。

赐予非洲力量

我在调停肯尼亚2008年紧张政治危机时能够发挥作用，得益于一个非凡的国际和非洲的支持网络，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花费了我秘书长任期的整整10年时间来编织这个网络。在我对他国事务所做的所有干预中，这次干预可能是最艰难、最紧张，也是最持久的，而这次行动也需要我运用我在外交经历和维和实践中取得的方方面面的经验——这一次行动的地点还是我故乡大陆的心脏地带。

各派对肯尼亚权力分配交易的承诺也许有不足之处，但是，实施干预后肯尼亚发生的诸多事件代表了一个前景更为广阔的转折点，代表了一种来自于内部的非洲整体的变化，这个转折性变化魔术般地显露出整个非洲的愿景。这一愿景复兴了在非洲取得独立之后已被冲得支离破碎的古老梦想——将非洲改变成一个人人都能实现其抱负的地方。和平与稳定的未来取决于善治的制度、对人权的尊重、尽职尽责的领导，以及最为重要的——法治。

这一切一下子在肯尼亚出现了，它们出现在一场干预之中，而这场干预依赖于这块已经深刻变化了的大陆，对于这块大陆，我在担任秘书长之前就已熟悉。这些变化的基础在2007年之前就奠定了，而奠基的方式是非洲人通过非洲外交中艰难而有创新的努力来改变这片大陆的政治结构。自1997年1月我站在这块奠基石上观察这片大陆时起，已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如今的非洲正在迈步前行。这片大陆已发生了许多改变。它现在可以被正确地看作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近年来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和公司现在甚至需要排队进来进行投资，并且，经济增长的硕果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增加工作岗位、提高收入和投资未来——教育、健康以及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善治正在不断扩大，这给投资者带来了信心，也日益满足了非洲人民施展抱负的愿望。从发布《千年宣言》及随后建立起“千年发展目标”以来已有11年了，这11年已成为非洲后殖民史上最具希望的一段时期。接近一半的非洲国家现在既享有强劲经济增长的成果，又能够在人的发展方面取得快速的进步。但如果非洲国家想要迎接他们能掌控的新的未来，还需要对那些仍有待克服的可怕障碍给予全新的关注。

位居这份障碍清单之首的便是农业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4亿人的饮食还未达到卫生和健康标准。非洲是唯一一个未能出产足够供应自己大陆民众之食品的大陆。平均起来看，非洲的谷类产量是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大约1/4——并且近30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过。同时，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也保持着惊人的低水平。这并不是由于非洲农民缺乏努力，而是由于缺乏支撑他们辛劳工作的知识、资源及基础设施。一场不拘一格的非洲“绿色革命”不仅将对食品安全，而且也将对非洲大陆迎接其他诸多挑战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它将减少贫困，加速更为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改善健康与教育状况，减缓向已过度拥挤的非洲城市涌去的移民潮，提高女性在社会内部的影响力，为商业提供新的机遇。

同样需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资源的分配，它们一直是制约非洲经济的两个主要障碍。此外，对增长的考虑必须与对就业的关注结合起来，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就业。如果增长不能让年轻人的就业增加，那么它很难惠及未来。最后，为了非洲光明的未来也需要在所有的生活领域达到性别平衡。一个强大而成功的非洲需要各种人才，需要公平地动员一切人力资源——只有当妇女处在与男性一样的成功条件下，这样一个非洲才能继续存在。

非洲人民固然是核心动力，但是外部行为者也能发挥关键的支持作用。在某些时候，外部行为者需要作维和反应；在另一些时候他们需要采取干预、预防或调停措施，或通过各种努力来制定地区组织的规则。但不论以何种方式，我们正追寻一个和平与繁荣的非洲，一个能够让所有非洲人民实现抱负的非洲。

在2010年8月27日肯尼亚新宪法颁布之际，我们加入了独立公园里成千上万庆祝公投胜利的人群。此刻，我们似乎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我们的年轻时代。我们终于踏上了早在独立时期就应踏上的道路。肯尼亚人民欢快地聚在一起来见证一条通向未来的崭新道路的开通：他们正在为非洲大陆开辟道路。

正当人群为肯尼亚新宪法颁布欢呼雀跃之时，我看见了一张我不愿看见的面孔：来自非洲某国的某位总统——这位最近因反人类罪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领导人——的面孔。他是受肯尼亚政府邀请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吗？我几乎不敢相信，但他就在那里：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嘉宾。他假意出席这个进步活动的事实正是今天非洲还存在危险的一个信号。非洲人民已使非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同样巨大的挑战依旧存在，正如那总统的出现提醒我的那样，倒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我们非洲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六章　重新定义人类安全

全球抗击贫困与“千年发展目标”

“秘书长先生，在谈到安全套问题时，我和教皇的看法是一致的。”罗伯特·穆加贝生硬地回应说。他往后靠在他的椅背上，两根食指相扣，表现出固执己见的姿态。我刚刚对他说，当艾滋病越来越可怕地肆虐时，我们必须做很多事情，而且应该立即就做；所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那些在这个大陆上有影响力的领导人，都应该鼓励使用安全套。穆加贝一开始只是在他的座椅上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秘书长先生，您不应该谈论安全套。”

“为什么不应该呢？”我问道。“我甚至与教皇也谈及这个问题。”这是真的，我曾向教皇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想这或许能拓宽穆加贝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思维，但显然他承受不了这么多。他想结束令他深感不安的谈话。他提高嗓门，眉头紧皱，说了那句与教皇看法一致的话。显然他不愿再多谈及此事。我当时正在一次外交会议上与非洲国家元首们进行外交磋商，我不能轻易表现出我对此反应的愤怒，但我感到一种熟悉的愤懑，每次我遇到这种蓄意阻挠防治艾滋病运动的态度时，我都会有这种愤懑感。

到我与穆加贝进行这场谈话时，由于医学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进步，艾滋病已不再是一种死刑判决了。当然，如果你是穷人则另当别论。对于那些生活在支付不起制药公司高昂药价的国家里的人来说，艾滋病还是意味着一种慢性死亡。

这种疾病造成的痛苦的程度完全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范围，而且这种影响不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从1997年到2002年我担任秘书长的第一个任期内，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了一大堆引起混乱的灾难。按照某些评估标准，艾滋病的影响比战争更坏。在非洲，据估计，1999年艾滋病“杀”死的人是同一年武装冲突中死亡人数的十多倍。到2000年，这种疾病令人震惊地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1300万孤儿，1880万人因患艾滋病丧身，另有3430万人身患此种疾病。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疾病不仅仅是夺走患者的生命，它还侵蚀着社会的生活和体制结构，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这是因为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是年轻的成年人——特别是妇女——他（她）们是最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承担着孕育下一代的责任。艾滋病正在大批量地扼杀年轻的医生、护士、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这些人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摧残了许多家庭的经济支柱，留给死者的家庭和社区越来越大的绝望，使其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非洲的情况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2000年，成年艾滋病人中的70%和儿童患者中的80%以及因艾滋病死亡者中的将近3/4都在非洲大陆。这个大陆很多地区的经济情况已经非常糟糕，而艾滋病现在还有可能粉碎复兴之路上的任何社会的和经济的成功。但这远非只是一个非洲的问题。在东欧、南亚和东亚，艾滋病患者人数现在也在迅速上升。在印度，艾滋病已经广泛分布于广大人群中，据估计，仅仅在泰米尔纳德邦就有50万人被感染。

这个数字是可怕的。我在秘书长任期内把大多数时间花费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国际环境之潜在威胁上。艾滋病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相同程度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种正在全世界积极释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表明这种疾病在国际上造成的安全威胁远比其他任何重大传染病更严重，也进一步显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世界富有国家一种自利工具的重要意义。

除了这些统计数字外，对儿童受害者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和娜内在访问遭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时曾走访了那里的艾滋病诊所，我们与当地的性工作者和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艾滋病患者交谈。这样做对联合国秘书长来说似乎并不总是合适——在穆加贝那样的人看来甚至是不正当的。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这些患者根本不存在，或者试图躲避他们。

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对这种疾病所做的事情微乎其微。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当你清点捐赠数目时，你会发现全世界总共只捐出了7000万美元用来抗击整个非洲大陆的艾滋病，这真是一种可耻的失衡。但与任何问题一样，无论它有多么严重，总还存在着一个改变利益平衡的机会，也存在着倾向于行动的干预——这种行动必须着眼于改变，而改变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不仅仅是改变一种疾病的状况而已。

1997年我开始我的秘书长第一任任期时，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观察全球开发议题如何走过了它漫长难熬的旅程。它仍旧没有取得很大进展。消除贫困和国际合作开发的计划已浪费了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但仍旧处在胎死腹中的怪圈中：值得称道的愿景一再被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追求所粉碎。在我看来，当我由一个十几岁的非洲少年在非殖民化运动来临之际长大成人的时候，全球开发议程就已开始，当时，所有的辩论都集中在对非洲人终将自由地自我发展的热情期望上。我曾目睹这种虚假的曙光，像我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我相信我们都将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未来扮演强有力的角色——然而这片大陆很快就遭受了第一轮政变潮及一帮可鄙领导集团和体制腐败的荼毒。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一名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年轻官员，我和我的同事乐观地讨论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前景。我们想象着通过开发基础设施实现非洲区域一体化的醉人前景：横跨大陆的通信系统、公路和铁路网络——这些将是非洲经济繁荣必需的架构。但这一切几乎没有出现。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停滞不前。旅行仍然非常困难，以至于从一个非洲国家到另一个非洲国家经常不得不转道欧洲。非洲未能向前发展，而与此同时非洲领导人还持续和愤怒地叫喊着：责任在殖民列强。他们未能开发非洲，听任它还是那副烂摊子。但在我们一些年轻的非洲人看来，我们显然不能一味责怪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已经过去多年，但非洲经济却是越来越糟糕，再玩谴责殖民主义的把戏已行不通了。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也看到联合国发起了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然而，在富裕世界的眼里，让国际关注和政治努力都无能为力的不是其贫穷而是暴力。东西方都曾卷入当时非洲爆发的一系列内战，这些内战源自于欧洲殖民者撤离之后各派别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大国对非洲的发展漠不关心，它们全然是给这些内战火上浇油，希望确保自己支持的派别获胜。

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在冷战期间完全没有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作过任何谋求发展的认真努力。例如，在整个这段时期，荷兰、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帮助贫困国家发展。但就作为一个整体的那些最富有国家而言，特别是超级大国及与其关系最紧密的盟国，它们投在国外的金融资源绝大部分没有用在开发方面。苏联支持的古巴军队公然在安哥拉沿海登陆，而美国支持的南非则入侵纳米比亚——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全球性核大战的背景之上——与此同时，可用于提高受战争之苦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资源少之又少。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和战争上，而开发似乎是一个可以暂时放在一边的、单独和次要的问题。

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维和行动部时，我觉得各国对待开发与发展的态度的荒谬性越加刺眼了。冷战已结束了，但是开发工作继续沉睡在一个与政治工作毫不相干的世界里。从我们在饱受内战之苦的国家开展行动的经验来说，开发显然是成功解决冲突之策略的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但是让作为维和核心的开发事项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军事、政治和开发等事项继续被当作各不相关的领域。

举例来说，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中，可用于军事的预算是15亿美元；而我们给这次行动的人道主义救助设定的预算额度仅有1.5亿美元，即使是这一部分资金我们也没能筹措到——这可是一项着眼于人道主义目标的使命。在其他一些干预行动中，参加国则悲叹波斯尼亚、海地等当地机构能力不足，严重妨碍了它们的撤离和给当地留下至少表面上的良好秩序。我在回应这些抱怨时越来越强调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失败：未能投入资源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开发，这是一种不情愿把开发放在我们和平策略之核心地位的顽症。各成员国希望拥有好的结果但很少希望拥有达成结果的手段。像往常一样，这个世界很乐意在暴力手段上作投资，却不愿意投资于和平。

冷战不只是通过其代理人的战争撕裂了相关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它也代表了在联合国心脏部位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在1989年之前我任职于联合国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们会不断听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组织，这使得联合国更难制定任何类型的一致性开发议程。

我不得不承认，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很容易陷入那些相互竞争的观念范式——在某个阶段我们确实就是这样的。但我后来才意识到，从本质来说，驱使这场争论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不是对遭受赤贫之屈辱和磨难的个人的关怀。这场在私营企业驱使的资本主义与非私营企业驱使的国家主义之间的观念争论消磨了那些岁月，仿佛完全忽视了救助濒危人群的紧迫性。真正重要的事情——关注那些奄奄一息者、身患疾病者和忍辱负重的贫困者——却似乎没有出现在争论中。

但是，即使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开发议程仍然处在这场争论的强大阴影包围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世界中，资本主义被证明毫无疑问是全球巨大变化的引擎之一，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议程仍旧受到意识形态分歧的阻碍。企业和私人资本在联合国遇到顽固的、深深的不信任，尽管它们已成为世界很多地方实实在在巨大进步的普遍动因。

但另一方面，一个同样短视的观念形成了，即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断上升的水涨船高的趋势。这导致捐助国政府中产生了深深的误解，误以为没有必要提供巨额援助，因为私人投资将履行这个功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地方的变化轨迹：100多个国家在1997年时比其15年前的情况更加糟糕。全球化并不是“水涨船高”的过程——做梦都不要去想。事实上，对许多地方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更糟糕的是缺乏解决这些巨大难题的外来帮助。1996年，捐助国提供的开发援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下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并且这个比例仍在萎缩。

到20世纪90年代末，你肯定会为这些年的“遗产”感到震惊。世界上超过60%的人口每天靠2美元或者更少的钱来维持生活；超过10亿人每天的花费不到1美元；文盲将近10亿人；长期处于忍饥挨饿状态的人有8亿，占地球上人口的1/7，其中包括2亿名儿童；13亿人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健康、卫生和教育条件。

尽管有这些可怕的全球贫困数据，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成员国有把即使很小一部分必要资源和努力投出以应对这个全球悲剧的紧迫感。一场深刻的变革是必需的。但扎根在几十年国际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怎么变？

甫一上任，我就意识到我们必须更具创造性。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指望从各成员国那里得到所必需的资源。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仅仅是试图直接说服政府首脑和高级部长去了解可怕的贫困状态和开发的重要性，也早已被证明不能适当地激发他们的集体行动。我们显然需要一套新的手段来推动事业向前发展。但是在获取这些手段之前，我知道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来继续执行联合国的发展使命——并且要以一种创新和充满活力的方式行动，让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所有力量都能够加入到奋斗的行列。

从我任期开始的第一个月起，我就开始接触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参与者。首先是那些国际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发现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工作成果与非政府组织的各种贡献密切联系在一起。当然，很多这样的联系已存在了好多年，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之间的彼此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联合国的一些重大会议常常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如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和1995年的北京妇女大会。这些会议将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汇集在一起，使它们的活力和组织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我一直说联合国需要成为一个不仅由各国政府，而且由各国人民组成的联合国，因为它所有的权力说到底是来自人民而不是政府。此前几年国际上的民间社会强有力的扩展代表了实现这一愿望的机遇。我毫无掩饰地承认，在许多领域，非政府组织能提供的贡献要领先于联合国。它们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的投弹手、破冰船，通常它们在开展行动的国家有着更多的实地经验。

正是因为国际民间社会在推动力和奉献精神方面潜力巨大，特别是因为它正在加强其国际联系，因此我非常公开地试图去与它进行密切接触，并使共同事业制度化。在我担任秘书长的前几个月，我指示所有的联合国机构建立和规范与民间团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并建立开展磋商与进行真正合作的论坛。

我们与这个新出现的行为体组合之间不断增强的联合，将被证明对于开发议程中提及的即将来临的转变至关重要。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为体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我们共同事业的基础是一种理性的和深刻关注道德的意图，但大多数成员国却没有这种意图。从很多方面来说，政治领导人在国内受制于多个选区和许多选民，他们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为了这些选区和选民的利益而保持权威。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或者不可能说服一些领导人的原因，这些领导人在国际行动方面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符合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合理方针。但是，在国际民间社会中却存在着影响这些国家内部政策的潜力，这个社会代表着一套组织网络，支撑这套网络的社团由那些关注道德的支持者组成，其中包括捐助国的许多选民。

通过将我们全球发展的合作伙伴范围扩展到国际民间社会，我们就有可能营造和鼓励一个也许能在世界范围内把这场变革向前推进的影响圈。的确，这将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手段，甚至可以发展到让好莱坞明星和摇滚乐明星参与进来，利用他们的知名度来促使开发议程成为富裕国家政治辩论中的主题。

除了国际民间社会外，国际舞台上另一批重要的参与者来自企业。世界经济的现状意味着必须抛开任何反对与资本主义合作的观念。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2400多亿美元，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基础。然而，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中的80%集中在12个国家，只有5%投向非洲，还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未能吸引到任何金融资本。经济全球化被证明是非常强大的，但也将强烈地导致某些地区边缘化。我相信，通过设定正确的伙伴关系，以培育共同责任为基础，我们将能够更有力地把丰富的资源和企业活力转向全球开发与消除贫困的共同利益。

在企业与联合国开发努力之间的持久关系有着天然的基础。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并因此增加个人财富的运动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国际开发和消除贫困本身就能创造和扩大消费市场，这可以用来扩大企业的规模。在此基础上，企业对其业务成为公平分配的国际开发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抱有天生的兴趣。

我也觉得国际企业生活在一个责任和机会的世界。权利、规则和法律在保护着企业和它们的活动。但是，需要有一个有问责制的论坛，这个论坛将提醒它们对维护其他人权利的影响，特别是对人们摆脱贫困、饥饿和过早死亡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共关系也成为全球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轻易忽视的信息。从我就职后的第一周起，我就开始给世界各地的企业听众作演讲，并发出这样的信息：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开放地接纳私营企业来参与开发。

1991年1月31日，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对与会的企业和政治领导人发表讲话。我去那里是要推行私营企业和联合国之间的“全球契约”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更广泛的全球化框架。我已从以往在这个论坛上与领导人的会晤中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而我认为相互尊重可能是大刀阔斧做事的基础。我警示了全球化的脆弱性以及它在我们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中所有“主义”的反弹面前的易受攻击性，这些“主义”包括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等。然而，为了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和技术传播带来的益处，企业除了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打交道之外还必须做得更多。

过去存在着（现在也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企业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主动去做的事情。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把政府管理和贸易体制的功能障碍当作他们推迟采取行动的借口。“不要去等待每个国家都颁布保护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之权利的法律，”我敦促他们说，“你至少可以确保自己的员工和你的承包商享受这些权利。你至少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确保你自己不雇用未成年孩子或强制劳力。你可以肯定的是，在你自己的雇佣和解雇政策里，你没有允许任何基于种族、信仰、性别的歧视。”这将必然是一种双向轨道：我们在联合国里将抛弃以往对私人企业的偏见，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把全球市场立于一个公平的和可持续的基础上，我认为全球企业也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的角色和义务。

我们还必须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扩大合作。但是，联合国开发议程本身也被分割，分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32个基金、机构、项目、部门和办公室中。在这种状况下，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能在这些组织之间形成凝聚力或一致的战略意图。为纠正这一状况，我在1997年成立了“联合国开发集团”，试图把所有这些部门整合成一套更加连贯、有力和高效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体系。所有机构现在必须在每个开展行动的国家里设立一个合一的联合国“办事处”，各部门都听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的领导。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挑战——从健康、卫生、农业、教育和环境方面到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意味着总是需要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地区的大批参与者，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出现的组织障碍问题。但这些新措施意味着发展的参与者终于不再是缺乏共同方向的一盘散沙，而是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同一目标的团队。

联合国工作的井状划分格局也是促使我们在饱受内战蹂躏地区（特别是在我们的维和行动中）对规划、管理和实施等一系列运作方法进行改革的原因。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干预中把发展、安全、军事和政治活动进行了整合。其动机不仅仅是为了综合性的和平建设：它实质上是承认经济发展与防止及化解内战之间的一种密切关系。贫穷不是内战的直接原因，但是贫穷和失败的发展却为冲突“创造”了条件。贫穷导致了族群之间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酿成了很多内战。它进一步削弱了各国政府应对或预防暴力挑战国家权威之行径的国家职能。贫穷还产生了大量没有前途的失业青年，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暴力行列。

这也是为什么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在国际开发中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内战危害安全的影响远远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它们会把邻国卷入其中，将成千上万的难民推向其他国家，为武装团体和恐怖分子创造庇护场所，并导致包括海盗在内的犯罪网络和跨境非法活动不断扩散。总之，国内冲突是引起全球不安定的天然因素，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都一样需要关注内战的根源。

国际开发的另一大难题存在于那些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金融机构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与联合国同时建立，同为联合国系统内的正式机构，但是它们的声望和权力意味着它们完全独立于联合国之外而运作。由于它们支配着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资源并在全球经济中有着重叠的利益，所以在资助、引导和影响全球开发和消除贫困的事业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要使应对极端贫困的全球努力形成某种凝聚力的话，那么就需要让这两个机构参与进来。

但在1997年，它们与联合国的关系很疏远，并且充斥着官僚之间的人事倾轧。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我任期第一年的早些时候，我访问了华盛顿，我邀请了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席米歇尔·康德苏一起共进早餐。从这次早餐聚会开始，我们建立了一种在此后10年内一直延续的关系，这种关系把我们3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一开始并没有刻意让更多的鼓吹者来渲染这件事，这些人乐意预言在千禧年到来之际将有突破性进展。我抱着机会主义的心态，寻找我能发现的任何资源，以求改变国际开发的轨迹和动力。也只有联合国这样一个机构才能把所有这些方方面面的资源都拉过来；而当我们开始把这些资源编织成一个网络时，一种新力量就将形成。但光编织这个网络还不是决定性的。尽管我们已经迎来了变化，但要改变贫困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位置排序，还需一些比我们的秘书处改革更猛烈的事情。我们必须促使更多的成员国加入进来。考虑到让成员国为国际开发承担义务的既往经验，这简直就是一次真正的外交创新。在各种因素中，千禧年即将来临这个日历上的巧合，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预计联合国将会用自己的特殊活动来纪念千禧年。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活动可能是在2000年9月联合国大会前夕召开一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特别峰会。无论如何，成员国（根据联合国的规章，必须由它们来选择和授权举行这项活动）却有一个唯一的指导，那就是1998年的联大决议：“2000年是一个独特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它将推动我们描绘和确定一个联合国在新时代的生动前景。”

这种不确定性给我们提供了设计活动及连带的辩论的空间。秘书长在这种场合的传统角色将是安排行政和组织程序，但是我也意识到这是施展我们道德力量的一个机遇。

这个活动被隐约地设计为新世纪联合国组织革新的一个标识，这个活动必须涵盖联合国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但是我早就认为贫困应是核心问题。2000年将第一次见证倾全世界之力去结束极端贫困的壮举。但解决贫困问题仍旧在各国政府集体拟定的优先考虑事项的目录之外。此次峰会将是纠正这个错误的难得机会。

作为行动的第一步，我于2000年3月27日发布了一个《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呈交给各成员国在千年首脑会议之前审议。如此重量级的报告出台的常规流程是：先由来自各个部门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起草，几个月后，文本将由其他部门、机构和成员国代表进行传阅和修改。这个反复讨论和妥协的过程意味着结果总是最低标准。解决贫困问题在此基础上永远不会向前推进。因此这次我没有按这种常规流程行动，而是委托我在38楼办公室的两名高级助手约翰·鲁杰和安德鲁·麦克牵头起草这份报告，无需任何部门正式参与，也不与任何成员国协商。

经过他们两位及我办公室的一个助手小班子的紧张努力，我们起草出了这份文件。各成员国对它们是否签署文件拥有决定权，但是我们要确保任何辩论的出发点和基础都完全根据我们的文本。

我们知道报告既要有实质性内容又要通俗易懂。与大多数联合国文件不同的是，它必须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和参与讨论的一个文本，因为只有通俗易懂才能导出以后需要的问责制。在20世纪90年代几次重要的有关发展问题的峰会和大会（分别在哥本哈根、里约热内卢以及其他城市召开）上曾通过了那些内容复杂、措辞华丽，却没有对任何人提出任何真正要求的决议。因此，它们虽然是代表着在发展问题上的国际共识日益增强的重要里程碑，却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后续行动。然而，在《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中，我们设定了可量化和有时限的消除贫困的指标，而且是围绕着清晰、简单和在道义上无可争辩的目标设定这些指标的。

报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赞同一个比较先进的定义贫困的概念，这个概念优于迄今为止在最高政治层面上表述的任何贫困概念。贫困不是一个仅仅涉及缺少收入的单维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系列现象，这些现象指涉了在许多互为因果关系的生活领域中的机会剥夺。的确，缺少收入是贫困的一部分，但同样还有缺乏教育、医疗保健、营养和安全饮用水，以及妇女的从属地位和环境恶化等等。极端贫困现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缺乏解决它的外部援助。《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和“千年发展目标”试图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然而，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因为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要求各国政府作出重要承诺的文件，所以它们就更不太可能同意这份文件了。但是压力能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正在收获与国际民间社会交往的果实。例如，非政府组织乐施会通过支持“让贫困成为历史”的活动收集了200万人的签名，在纽约千年峰会期间把签名递交给了我。在联合国成员国千年大会召开的同时，我们举行了一些分组会议：以国际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形式举行的各国人民会议、世界宗教领袖论坛、来自世界各地议会（而不是政府）代表的论坛。这些活动与世界媒体一道，形成了对附近各国政府代表进行游说和施加压力的道德论坛，考虑到许多这类组织拥有能影响与会各国政府的支持者，这样的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民众期待值的压力也有利于我们。千禧年峰会将在世界各地对千禧年广泛渲染的气氛中召开，它又是历史上最大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聚会（将有总共147人出席），因此，其受赞美和受关注的程度自然会非常之高，这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各成员国显然担忧，如果该活动收效甚微的话，那么，这个特殊的千禧年峰会可能会对它们的信誉造成实际损害。这种担忧源于1995年联合国50周年纪念大会的教训。那次纪念大会讨论了世界上所有的重大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解决它们的协议，各国总统和总理在参加完庆祝盛典后都悻悻而回。

鉴于我们出台《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之报告的方式，如果成员国想达成一项协议的话，它们将不得不应对我们已为它们设置的有关贫困的议题。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议题。报告设定了在生命权、健康、基础教育等事项上的指标，这些指标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难以否定的——加上这些指标的简单性，各成员国甚至更难以拒绝我们的建议。

我们还有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安排桌位的措施。一个政府首脑往往要被一些琐事和办公室压力困扰。他被无数的助手和顾问围着，而且时时刻刻在想着：要安抚国内选民就不得不向他们作出妥协。我们很多次目睹这种情况干扰和扼杀了一些基于其他合理集体利益的协议。但如果让这些领导人自己做主，那么，你会发现，即使是最顽固的领导人通常也会表现得更理性、反应更快。在千禧年峰会上，我们设置了3次圆桌讨论会让参会领导人来审查《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关键点，但是我们也设了只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才能出席讨论会的规定。他们的助手或顾问不能进圆桌会议室。这就使头头们摆脱了各自国内的政治负担和那些幕僚给谈判带来的干扰。官员、顾问和总统助手们讨厌这一点，但很显然，各国领导人喜欢。

上述这些因素的紧密结合，意味着我们得到了我们正在寻求的全球性协议。《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中几乎所有的要点随后都放进了《千年宣言》。该宣言得到了联合国189个成员国的每一个国家的签署，另外，有23个国际组织也承诺将努力实现这些目标。与以往的重大峰会之报告不同的是，这不是一个用来保证势力平衡、确保征服合法化或强化国家可自主行事之不可侵犯权利的协议。这是一个所有国家承诺要抗击全世界极端贫困现象的誓言。这项协议不是明确针对国家的权力和保护，而是把各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重新定位到减轻和结束世界上生活在最底层人民的痛苦上。

我们又从《千年宣言》发展出八大“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是在2001年夏天根据一系列协商和谈判最终确定的，这个协调过程由约翰·鲁杰和迈克尔·多伊尔负责，并在我能干的助理路易丝·弗莱切特（其职责包括设置有关联合国经济和管理的议程）的监督下进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马克·马洛赫·布朗精力充沛，锐意改革，他随后负责在全世界实施和宣传这项雄心勃勃的工作。这些目标的基本框架是：

·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 普及小学教育；

· 促进男女平等和实现男女平权；

· 降低儿童死亡率；

· 改善孕产妇健康状况；

· 防治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传染疾病；

·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 建立全球发展的伙伴关系。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在2000年之前，所有这些目标及其附属指标都已由主要成员国以某种形式表示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支持。但是这些表示支持的承诺一直缺乏实施的动力，便逐渐消失了，或是基本被忽视了。

作为消除贫困的一种手段，《千年宣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由所有国家签署的。它为富裕国家设定了对外援助的责任，而这种援助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明确承担的责任。总之，这是一个全球协议，它确立了一个为极端贫困人口提供发展的普遍而需完全共担的责任。

但进一步使《千年宣言》与此前对消除贫困的承诺有所不同的是，成员国签署了一份有约束力的文件，把每个国家同一套具体的、有时间限制的和可衡量的目标捆绑在了一起。各国同意将针对这些目标制定一份可量化指标和措施的清单，以2015年为完成清单任务的最后期限。因此，通过签署《千年宣言》，各成员国不仅在口头上承诺消除贫困，而且也同意建立一个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每个成员国都将有可能在世界舞台上被公开问责。使《千年宣言》更具力量的是这些目标的简单性。与绝大多数联合国协议和公报不同，它对这些目标的描述可被任何人理解——从最富有国家首都的资深政治家到最贫穷棚户区里的男男女女——它们阐明了如此基本和明显的人类需求，对此，任何关心它们的人都不可否认。

成员国由此在普遍的简单性和一套可量化指标的承诺之间把自己约束在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的全球理念中。我猜测，很多国家是在不经意间签署了这个文件，并没有意识到它将催生的东西具有多大的力量，可能还以为它会像许多其他的联合国宣言那样很快夭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首脑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惊奇不已。“千年发展目标”很快成为整个国际开发议程的总体框架。10年之后，在2010年9月的联合国峰会上，“千年发展目标”仍然是全球事务的中心，每个开发组织依然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每个政府依然参与其中，无数其他的合作伙伴和企业依然活跃在我们星球的每一个角落。

一些对该协议有异议的人也从来没有否认它的意义。对于那些与成员国一道在道义上支持和实际上参与这项工程的所有合作伙伴来说，对于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的共同兴趣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突破性的联合国宣言了：它承载了全世界社会运动的醒目标志。

“对那些声称我们中间永远存在穷人的人，您将如何回应？”我问道。我这是突然转移了话题。这是在2005年7月2日，在即将召开的格伦伊格尔斯八国集团峰会之前，我打电话给英国圣公教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姆斯博士。但我真正的动机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指导。我脑海中再一次呈现这样的疑惑：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也被《圣经》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关键的引证在《申命记》第15章第11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基于认为穷人是人类罪恶受害者的思维：因为总是会有罪人，所以总是会有穷人。”他回答说。

“我们不应该就此满足。”我回答道，我努力找出一个摆脱不作为理由的办法。

大主教强调他同意这一点：“共同分担责任和社会义务的理念在《圣经·旧约》中也有解释，这个理念可以应用到扶贫问题上。《申命记》第15章第4节说：‘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申命记》第15章第11节应该解释为‘穷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且不应被忽视’，而不应解释成‘我们不能努力结束他们的苦难’的原因。”我感谢他这个智慧的诠释，此前我从未想到过我会需要这种诠释。

“千年发展目标”无可争辩地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它在全世界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动力和合作。但这并没有结束我们与国际开发老问题的斗争，有些问题甚至与《圣经》的解读一样古老。值得提醒的是，在国际开发中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着）使世界重新陷入过去愚昧和狭隘境地的危险。

千禧年峰会之后，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风险，即如果我们不保持这一势头，得到的承诺可能会消失。我们的第一步是巩固协议并正式分解其目标。根据《我联合国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目标以及随后的八大“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具体分解出了18项辅助目标及其下属的另外48个评估进展过程的单独指标。我向各会员国展示了这些指标，告诉它们这些将构成未来几年中每个国家的公共“计分卡”。为了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我随后邀请了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将于2005年举行的世界峰会，这次峰会将在全世界的目光注视下对每个国家追求“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一次全球评估。

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实现目标的战略，这是该宣言没有提出的。这就需要一个具有知识能力和分析技巧的团队来设计这一过程。2002年2月，我请杰弗里·萨克斯来领导这项工作，其内容后来被称为“千年项目”。萨克斯的卓越智慧和对消除贫困之事业的坚定信念使他成为加入我的高级幕僚班子的理想人选。这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作，萨克斯与整个项目的10个工作组的250位杰出参与者一道，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所有联合国主要机构的代表进行了通力合作，同时也与在各发展中国家实地努力开展工作者保持着联系。

“千年项目”所展示的是，“千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只是需要适度的承诺、努力，以及最为重要的外部援助。虽然我们有促使“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指标和一套不断增加的计划，但是任何成功的关键是第8个目标包含的要素：全球伙伴关系。

这种伙伴关系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极端贫困的最坏特点是：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穷人根本没有自救的力量。正如杰弗里·萨克斯在许多场合解释的那样，结束极端贫困的基本要求是使最贫困人群起步踏上发展道路，因为世界上千百万陷在“贫困陷阱”中不能自拔的最贫困人群光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起步的。这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他们所处的社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得不到开启发展进程所必需的最低程度的资本数量和资本形式。

社会需要有一种包括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本等各类资源的组合才能有望实现某种形式的经济发展。这些资源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多种形式：摆脱营养不良、掌握必要技能并积极从事经济建设的健康的个人；妇女们拥有决定自己是否生育的权利；商业活动设施，比如服务于农业的交通设施或服务于其他行业的设施和机械；包括交通运输网络、电力供应系统以及卫生设施和通信系统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健康”土壤和生态系统；支撑公平商业和劳动力社会的公共机构能力，表现为商业立法、司法和安全服务；最后是知识，表现为提高生产力和促使其他领域资本升值所需的科学专长和技能。另外还有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资本——也即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关系的集体价值观——它通过其信任网络促进个人之间的资源共享，提高其他形式的资本力量，也帮助一些家庭在最困难的时期生存下去。

要让一个社会具有经济发展的前景，各类形式的资本必须能够有一个不断积累的循环过程。这就要求每个家庭的收入有足够的数量，既能建立家庭储蓄，又能通过纳税为公共预算作贡献。这些资金随后将促使在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本上的投资反过来维持商业和经济发展。然后出现的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增加家庭收入增长的机会，如此往复，循环不断。

但是在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中，其收入全部用于维持家庭成员的生存，这就意味着没有钱用于纳税或储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资产的贬值将持续下去，从而导致以该社会可供资源和可供服务为形式存在的资本的存量不断减少。这进一步降低了单个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通常会导致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加上疾病的影响——这样的家庭贫困得根本无法抵御疾病或进行治疗——其生产力更为显著地下降，而收入与可用资本进一步持续减少。

这种情形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出现负增长和人均资本水平不断下降。这是世界各地数百万社区的状态，没有外部的帮助，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管理的使用”向这个社会注入外部资本，把贫困陷阱周期转变为资本积累周期；来自富裕国家的重大开发援助是资助这个转变过程所必不可少的。

“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是对妇女能力提升所作特殊贡献的理解，今天人们对此的理解虽越来越深但仍不完整；妇女能力的提升将有力地促进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改善教育、实行善治和维护人权等一系列更广泛目标的实现。当我走访世界最贫弱社区（从阿富汗到印度到非洲）的时候，我往往优先选择考察女子学校、面向妇女就业的小额贷款项目和照顾艾滋病女患者的住家和医院。我看到了年轻女孩眼中无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看到了那些忙于新企业的人们的创业精神和责任感；也看到了艾滋病女患者悲惨的生存现状，她们所处的社会甚至往往都不知道她们得的是什么病。我有意识地注重会见女性活动家、非政府组织的女性领导人、女部长和女教师——我这样做不只是表达我的鼓励和支持，而且要向她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传达一种信息，即，在联合国眼里，妇女问题是永远不会被忽视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实现妇女能力的提升（哪怕是实现基本的男女平等）绝非平坦之路。例如，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对待往往反映了需要时间和不懈努力才能克服的社会态度和文化习俗。早婚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对许多国家最贫困的家庭来说，把年轻女儿嫁出去以确保得到彩礼通常是一种受经济需求驱动的做法。除此之外，在一些社会中还存在这样的考虑：对女儿教育投资的任何回报将被转到她未来丈夫的家中。可悲的是，不想让女童上学的各种动机太普遍了。在乍得、埃塞俄比亚、马里、孟加拉国、印度和塞拉利昂等国家，1/4到1/3的女孩到15岁便结婚，这实际上标志着她们受教育的结束和没有平等机会的生活的开始。

《千年宣言》发布后，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筹集国际资金是最要紧的一个事项。我认定，我们需要把在这种事项上的全世界一流的策略家和政治家召到一起，共同来设计一项向前推进的政治战略，这个设计过程的结尾将是一次由财政部长与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参加的特别峰会。2000年11月，我请求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负责这一事项。

由此召开的“国际发展筹资会议”于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会议形成了“蒙特雷共识”，参加会议的50多位国家元首和200位财长、外长或国际发展部长在该共识中一致认为，不能指望全球化和私有化来帮助最贫穷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缺少吸引投资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因此，由政府发起的外来援助将在国际开发、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中发挥根本性作用。为了支持这一行动，他们发布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敦促“尚未做到这一点的所有发达国家作出切实努力，实现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划归官方开发援助的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的0.7%这一承诺是一个突破，因为它代表了发达国家之间第一次达成了一项如此重大的财政协议，承诺投入必要资金来消除贫困。在蒙特雷会议之前的多年间，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一直在下降。2002年，对外援助勉强达到它们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0.2%。蒙特雷会议第一次见证了自冷战以来这种趋势的逆转。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承诺。他承诺美国在3年内将拿出100亿美元注入“千年挑战账户”。“千年挑战账户”旨在加强援助那些已证明有能力成功使用外来资金的国家的项目。但即使这是新的承诺，它也没有使美国的海外开发援助资金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按支付能力来说，美国仍然是在开发项目上最吝啬的捐助国之一。尽管如此，这一新举措非常令人鼓舞。虽然我们还远远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但至少我们现在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但是这一进步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蒙特雷会议几个月前，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遭受了“9·11”恐怖袭击，结果，在蒙特雷会议后不久，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世界的目光转向这个问题，这给我们使全世界把力量和资金共同集中到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努力造成了巨大的外交损害。布什政府中的一些人在准备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拉克问题时日益偏离国际开发问题，并因此割裂了国际社会。

这种变化包含的一个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特点是基于以下这一事实：国际开发理应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还没有统计特定国家贫困程度和恐怖袭击发生率之间的相关性，但发展的失败和贫困造成的不平等的确加剧了不满情绪，而这些不满情绪又推动了恐怖主义。此外，缺乏发展也削弱了一个国家维持其国内安全部队战斗力的能力。过去10年的经验已表明，与那些当地的国家部队的合作恰恰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基地”组织的最有效手段。对任何担忧恐怖主义的富裕国家来说，国际开发是一个重要的维护安全利益的措施。

但是在一个笼罩着恐怖主义阴影的世界里，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布什政府的成员——虽然不是布什本人——甚至转而反对“千年发展目标”体现的理念。他们开始在有关发展的言论中拒绝提及“千年发展目标”，并开始反对在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文件中提到这些目标。“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富裕国家所作的承诺如此受关注，以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有一次竟试图把2005年联合国峰会的宣言草案中所有提及“千年发展目标”的语段删除，尽管这次峰会的重心就是检查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度。博尔顿因这个做法完全被孤立，所以没能成功。在一次旨在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峰会上他如此粗暴地对待这些目标，这并不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从那时起，与贫困的抗争就以这种不稳定的方式蹒跚而行。2005年在苏格兰的格伦伊格尔斯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由托尼·布莱尔主持，并得到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大力支持。这又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会议。格伦伊格尔斯会议见证了一系列新的突破性承诺，包括承诺到2010年对非援助增加一倍，但是八国集团此后却并未兑现这一承诺。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有针对性的援助已取得了显著成就，要扩大这类成就，大批致力于开发的支持者、组织机构、活动家和当地领导人就需要得到只有富裕国家才能提供的金融支持和机会。这里仅举两个非常孤立的例子来说明有针对性的援助带来的影响：

截至2000年，疟疾已造成了埃塞俄比亚每年超过29，000人死亡。2005年，作为该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行动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政府推出了向每个风险家庭提供两顶蚊帐的计划，同时降低了疟疾药物和治疗的价格。这一切只有在捐助者的支持下才成为可能，而在3年内，该国疟疾死亡人数就减少了一半。再比如，卢旺达在2003年只有7%的人口获得卫生保健条件，但此后在这里实行了医疗保险计划，由外国援助向那些负担不起的人提供小额补贴。到2009年，这个简单的计划使获得卫生保健条件的人数比例上升到了85%。

正是这些类型的项目，如果不断复制并推广到全世界的话，就能促使“千年发展目标”所要求的消除贫困运动得到连续的突破。没有捐助者的资金支持，这些项目就不可能给那些贫困者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和切实的影响。但富裕国家的行动一直摇摆迟疑，而且总是大大落后。尽管捐赠总额的下滑趋势自2000年已经扭转，但发达世界还是没有做到它集体承诺的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海外开发援助——这还只是消除极端贫困所需的最低财政贡献。

但是强调以下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外部支持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受援国的领导和机构改革的努力。这里不仅仅要指摘援助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随意浪费的腐败问题，还要指出政策乏力、领导不力和机构不负责任也导致了贫困人口生活悲惨的后果。例如，巴基斯坦教师的缺勤率一直是19%，而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则高达25%，甚至更高。据报道孟加拉国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医生的缺勤率为74%。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所强调的那样，这样严重的缺勤率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改革和制度变革来解决，这取决于当地的领导和真正脚踏实地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合作者。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被证明不愿意推行必要的改革来解决这种体制问题，因为这类改革政策可能带来分裂和政治上的争议。（教师工会和医疗工会往往是地方政治中的强势组织。）正如一份2011年关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成就的评估报告总结的那样，那些正在按计划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最大的援助金额，而是因为，大体来说，它们在包括提供创新服务在内的经济改革上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改革的责任在于当地的人民、他们自己国家内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但是，当这些改革正在推行时，捐助国未能提供必要财政援助的错误对这一改革势头来说也许更不可原谅。改革者需要给予每一个机会。“千年发展目标”指向的是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一种具有信任感的伙伴关系。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肩负责任，每个人都应发挥作用。

在“千年发展目标”运动和反贫困斗争所针对的无数问题中，艾滋病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我们借鉴了《千年宣言》中的许多创新来应对这一挑战，将这些创新密集地应用来对付这个在我秘书长任期内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在1999年12月7日，纽约时间上午8时50分，我的电话铃响了。这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电话：

“我们应该在1月的安理会上把艾滋病作为一个议题提出。”

听到这个建议，我在谈话中禁不住满意地停顿了一下。艾滋病理应获得适当的关注，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认为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安全问题。它不该只是一个被贴上“健康问题”标签而又被置之不理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安全威胁：恰恰就是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使命要求处理的世界性问题。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疾病，这意味着它是那种此前从未被提交安理会讨论的问题，这使得人们对一个多年来需要全球共同关注的威胁采取不作为的态度。这是一个在权力中心的棘手难题，它使领导人对与日俱增的大量事实显得无动于衷。

“好吧，理查德，我们有一个问题。你确实意识到了艾滋病没有被视为一个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故意将他引入这个话题。我需要激起他更大的决心。这究竟是一个在安理会中不起眼的次要问题，还是一个位居国际外交的中心位置的话题？这将全然取决于如何有力地阐述这个问题。

“您完全知道，一年多前您告诉过我这是一个安全问题！”理查德回答说。“如果现在我们把它带到安理会讨论，那么它最终将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将是美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这个观点终于被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想到了，机会之窗已经打开。比这更好的是，我们有霍尔布鲁克在这件事情上挑头。我认为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变化。但是霍尔布鲁克有很大的魄力、人格魅力和道德勇气，他以不同于常人的方式来推动其他国家的政府进入这个陌生的领域。随着安理会在口头上表达承诺，现在就有机会来改变艾滋病议程的发展轨迹了。霍尔布鲁克那天已经与纳尔逊·曼德拉进行过交谈，而我也记得从曼德拉的成就中得到的经验：你必须要有一种机遇意识。

一年后，全世界响应解决艾滋病问题之号召的认识和意愿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2001年年初的这个阶段，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放在我工作的核心位置。我们现在有能力发挥真正的、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正如在“千年发展目标”问题上一样，我也意识到，唯一有希望推进解决艾滋病的议事日程的途径就是成立一个全球联盟。

联合国自己有专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机构，也有一些杰出的部门领导人，他们将证明自己的部门是我们后来防治这一疾病所取得成就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要素。由彼得·皮澳特领导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就是其中之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是我们成立的第一个跨部门组织，其任务是负责总体协调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所有项目和资金。另一个机构是由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但光靠我们的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与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倡议者组织的合作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不仅是因为艾滋病在全世界肆虐的规模，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具有多面性的特点。第一，我们需要开展预防，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这就需要开展有关预防措施的教育；要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年轻人的认识并把他们动员起来；还有，特别要采取措施让患病母亲知道她们已被感染，使她们能够避免因为母乳喂养而将病毒传染给她们的孩子。第二，我们必须努力把护理和治疗的范围覆盖到千百万还活着的艾滋病患者身上，使他们能够获得可完全改变感染影响的药物和治疗。第三，我们需要寻求科学上的突破，投入资金研究治疗和预防方法，最重要的是要研制抗艾疫苗。由于手头这些任务的复杂性，必须依靠来自各行各业的大批合作伙伴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全球联盟。

正如我们在“千年发展目标”事项上寻求建立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网络一样，我们在抗艾事项上也作了这样的努力，但却是以一种更具针对性的方式去做的。此前几年中我们已作了一些广泛的努力，寻求与商业伙伴和国际民间社会保持合作，这意味着我们具备了这样做的基础。由于这是个不断扩大的网络，在随后的几个月和几年里，我们得以通过持续的协调努力做到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建立了作战平台来支持复杂的抗艾战争，这个平台的形式被称为“全球基金”；其次，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成功地说服了最大的制药公司大大降低抗艾药品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

2001年4月26日，我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以抗击艾滋病为主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我公开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并使之成为防治艾滋病战争的基础。这个呼吁是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等许多参与方经过数周和数月的讨论和磋商达成的一个结果。缺乏专门应对疾病及其影响的资源被认为是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成立一个用以支持全球抗艾战争的作战平台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我倡议必须在10年的时间里向该基金注入至少70到100亿美元的资金。

不久以后，我们看到 “全球基金”建立起来了，该基金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大规模预防、治疗和护理计划提供资助。其他一些疾病也包括在内是因为，这些疾病及其影响可以与艾滋病相提并论：艾滋病患者常常死于结核病，而疟疾的影响仍然是世界很多地区，特别是非洲发展前景中的一道深深伤痕。

全球基金也许是过去20年中建立的最重要的国际援助融资机制。它动员了捐助者，同时把他们的捐助集中起来，汇聚到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性核心战略上来。它也引起了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开始使艾滋病主题成为一个开放和公开讨论的可敬主题。同年，2001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甚至第一次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艾滋病传染的问题。在以前许多公开场合，艾滋病议程一直无法获得这样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主题与性联系在一起，往往会导致尴尬的感觉。最终，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

该基金立即吸引了慈善家的关注。在它建立后不久，比尔·盖茨基金会主动捐赠了1亿美元。我与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琳达因为宣传防治艾滋病的活动而相识，他们一直是这场斗争的最坚定的支持者。除了这项捐赠外，他们对整个国际开发事业也给予了特别慷慨的捐助。该基金也吸引了各国政府的支持。无论后来联合国和布什政府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产生过多少分歧，美国政府尤其是乔治·W.布什还是成为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美国国会正要启动批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7亿美元预算的时候，布什总统立即承诺为该基金提供2亿美元。其他国家的政府也紧随其后，早在该年7月，德国议会就已批准了一项1.3亿美元的捐款，而英国也批准了2亿美元捐助。

布什将走得更远，他启动了“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每年拨款50亿美元，这是历史上任何国家为抗击单一疾病作出的最大财政承诺。当时我与比尔·克林顿谈起了美国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新议程。他与我分享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见解：“你知道吗，科菲？这可能是布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对的。从脸上的表情来看，克林顿似乎希望时间可以倒退回去以便让他也能抓住同样的机会。

2001年在阿布贾的一次演讲中，我就艾滋病这个挑战非常直率地向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称：

“你们一定要率先打破在太多的非洲国家中依然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沉默和尴尬之墙，清除仍然施加于艾滋病患者身上的虐待、歧视和侮辱。如果人们不再害怕谈论它，这一疾病就可以被阻止。”

沉默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穆加贝是面对合理防艾主张依然顽固不化的领导人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尴尬。在整个非洲已经出现了避免谈论和认识这个问题的办法，例如，在乌干达，它被冠以令人讨厌的别名“消瘦病”。

我得知，有一次曾有人建议时任肯尼亚总统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说应该公开谈论安全套的使用。总统的回答是：“我是一国之父。我的职责是让我的人民讲道德和正直。我不能跟他们谈淫乱！”得知我的非洲领导人朋友在如此致命的问题上如此不负责任和冥顽不化，我深感不安，甚至到了感到羞耻的地步。

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尤其固执。作为非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纳尔逊·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始终难以取得其前任那样的声望。他对南非和整个非洲的生活和政治作出了一些令人钦佩的贡献，为南非经济提供了有效管理并在非洲联盟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事实表明，他没有能力在迫切需要他领导的防治艾滋病工作中发挥任何类似作用，而其后果是很可怕的。有一次，在前往南非参加一个会议之前，我与姆贝基通话并告诉他，曼德拉和我认为我们3人应该对南非艾滋病诊所进行一次公开访问以提高人们对该病的认识。他起初同意了我的建议，但是当我到达南非时，他显然无意履行这一承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分散对会议的注意力”是他唯一的解释。

初看起来，这个活动提议对姆贝基来说要求太高了。但他是一个非洲主要国家的国家元首，这个地位意味着他不应该把这样一个针对艾滋病的活动看作是一种多余之举。最糟糕的是，他拒绝承认关于艾滋病的主流科学结论，即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引起的，因此可以通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得到缓解。他还声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有毒的。在与我的通讯中，他基于最不靠谱的“科学”建议来解释他的想法，并且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论点来作掩饰，指控在围绕艾滋病问题的争论上存在种族主义。南非的邻国正在为向其国民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编制预算——例如，到2005年，纳米比亚为其国内感染人群的71%提供了治疗；而姆贝基却拒绝在南非这样做。一组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后来调查了南非的这个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发现，以一种保守的估计，如果姆贝基和南非政府不是采取这一立场，他们也许能够阻止至少36.5万人过早死亡。

在发起“全球基金”的过程中，随着我们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众多政府、组织和知名人士越来越多的赞助，公众的运动也为我们开辟了越来越宽的道路。这把制药公司推向了一个更受关注的新高度。大公司拒绝把它们的药品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降到人们负担得起的水平，这种态度越来越受到排斥，而这种排斥现在正成为主流。早在2001年，我和我的高级职员就认为，现在是大幅削减药价的时候了。我们有一个比以往更好的机会让制药公司赞同我们的建议。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花费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研发界的通常观点认为，仅就经济角度而言，在贫困国家推广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将永远不可能。这种观点认为预防和研发疫苗是唯一真正的希望。但是，我们高调地宣传，声称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获得治疗的权利，这些宣传改变了研发界的观念。我们宣称，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仅仅是意愿的问题。当我们可以用科学做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去帮助数百万垂死者呢，还是不去帮助他们？正是在这一简单问题迟迟得不到解答的令人绝望的阴影笼罩下，我和彼得·皮澳特、格罗·布伦特兰安排了一系列与制药厂商的巨头们的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1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由于这些会议以及全球范围的共同施压，制药公司开始妥协。这促成了发展中国家患者的治疗费用大幅下降。药物的费用从每年15，000美元最终下降到每年150美元，也即每天约50美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由于这一进步，到2005年，像博茨瓦纳这样的国家也有能力将艾滋病治疗扩大到需要医治人口的85%，这是数百万患者存活前景的一个巨大变化。

从那些年以来，遏制艾滋病影响的伟大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首次开始下降。同年，8个发展中国家已开始向全部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艾滋病患者正生存下来。研究领域在研发疫苗方面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进展最终有可能导致发明出一种对人类有效的疫苗，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有可能找到一种抗艾滋病毒的中和抗体。

但是所有这些在降低感染率、治疗和科研方面的进步，是在全球抗艾滋病运动经费下降的不利情况下取得的。据估计，如果要维持这些成功，目前还有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所有这一切来之不易的进步完全取决于主要捐款者的持续资金提供，否则，情形将发生逆转。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份估测报告，如果现在资金不增加的话，艾滋病毒新感染者可能达到每年320万人，因为在未来20年里，仅仅为这一流行病得到控制将花费3970到7330亿美元。金融危机的影响已导致经济不景气和捐款的压缩，但是艾滋病无疑是一个我们不能放弃的阵地。

有些人认为“千年发展目标”把资源使用到了偏离捐助国真实利益的地方，这些人大错特错了。这样的观点反映了其对我们生活的世界认识不清。人类的隔离墙已经坍塌，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独自应对，这是发展和安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的。

其他一些人则声称“千年发展目标”只不过代表着华而不实的辞藻而已。一位活动家甚至把“千年发展目标”称作“重大的娱乐骗局”，而我也曾听说有人在其他一些场合称这些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啦啦队”的呐喊。言下之意是它们应该被取消。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观点。

首先，在外交层面上，我亲眼目睹了“千年发展目标”如何有助于改变世界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在2000年之前，虽然解决社会、经济和发展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始终无法与其他一些迫切的政治问题相提并论，在任何同秘书长进行的紧急谈判期间，它们从来无望被提上议事日程。到我离开联合国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了。发展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一个完全适于高层会议以及与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紧急电话会谈的话题。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了下来。在2010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每一个国家都力图证明自己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作用和进展情况，而且是在国际媒体强烈关注和监督之下。

第二个影响是问责制的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有一些标准化的评级系统被用来评估包含着共享愿望的发展进步，这为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提供了一个保证各国政府向其作出交代的机制。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由这些目标设定的通用标准已使国际社会呈现出一种跨国团结，进一步增强了人民提高他们呼声和提出他们需求的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的善治带来了一个新的动力，正如杰弗里·萨克斯所说的那样，几十个政府已不得不审视自己国家的贫困、饥饿、疾病、基础设施和教育情况。

第三个重大影响是建立了一个跟踪变化和进行比较的全球体系。这使重大的教训得以传递给国际开发界的实践家、活动家和那些迫切需要援助的人。举例来说，这个体系与“千年发展目标”的简单和容易达到的特性，已经使市场经济在东亚经济体尤其是在中国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广受欢迎。中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60%下降到2005年的16%，显示了其经济政策对于改变穷人生活状况的价值。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如几内亚比绍）的失败，已使得它们的状况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对比和暴露，促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案例上，从而制定出改变它们命运的战略。这一在开发认知过程的层次上的比较和交流，也扩展到了单个项目的细节问题上，从而使一些方式、方法和技术得以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组织间传递，并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开发活动中，可资证明的既有西非地区学校营养餐计划的成功和影响，也有尼泊尔结核病防治的杰出成就。

第四是对凝聚力的影响。“千年发展目标”注重结果，它们本身就被集中于对“人”这一个体的影响上。这就消除了在以往相互对立的发展模式之间的妨碍国际开发的许多摩擦。它给国际开发工作带来2000年之前闻所未闻的高度凝聚力。国际开发以往一直由一大批“脾气火爆”的团体承担，这些团体是一些在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它们之间的分歧甚至扩大到有些团体把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也看作是“真正的敌人”的地步。“千年发展目标”结束了许多这类的破坏性争吵。它不是专注于竞争激烈的开发手段，而是全心关注开发的目的。

将“人”置于议程核心的做法已削弱了分歧和辩论，促成了一种所有参与方都有份的集体贡献。这带来一种全球合作框架，进一步刺激其他行为体，特别是私营部门，为千年发展特定目标作出贡献。“千年发展目标”提供的这种凝聚力不仅保证了某些发展模式之间冲突的化解，也促使各式各样的人群自我动员起来，为消除贫困作贡献。

“千年发展目标”在有关发展援助的辩论中也遭到了批评。一些人认为，援助并没带来什么好处，它们被腐败的政府一点点地浪费掉了；或是认为援助实际上可能带来了伤害。他们非常有道理地质疑一些事情的影响，比如，过去50年里超过1万亿美元的援助以这种方式转移到非洲，这究竟带来了什么？这类援助转移大多发生在1970年到1998年间，而正是在这段时期，非洲贫困人口在世界贫困人口中的比例从11%上升到66%。言下之意是援助毫无价值可言，应该结束。这种观点进而认为，应该由贸易和私人投资取而代之，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被证明是当今各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

这个论点有着一些必须揭示的重大缺陷。首先，对援助一无是处的描述主要是基于1990年之前的数字，那时全部援助中的大部分已经被转移了。这些数字完全“歪曲”了当前援助的作用。开发援助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后有一个根本区别。在1990年之前，在超级大国争斗而非国际开发的大背景中，大部分援助资金是用来收买效忠的。外国捐助者对受资助者执政的模式不感兴趣，认为没有理由追究其贪污。而现在，援助更加紧密地与其使用的条件捆绑在一起，像在“千年挑战账户”里规定的那样。否认援助价值的论点如果在1975年提出可能还有些合理性，而现在它已远远过时了。

此外，援助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猖獗的腐败；这取决于领导人的领导才能和责任感。例如，卢旺达已经受到了大量外国援助，但这里的腐败程度相当低——而腐败是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备受诅咒的丑恶现象。

私人投资和国际贸易也不能取代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这样的国家完全缺乏打破国际经济中高昂竞争成本之门槛所需的基本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投资所必需的条件。在投资和贸易能够发生之前，必须具备技能和服务、基础设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政治稳定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达到这些要求的唯一方法首先就是对援助的有效利用。

当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结束援助。我们应该努力寻求一个不再需要援助的世界。韩国就是一个曾经是主要受援国而现在是重要捐助国的例证。这就是一个我们应该促使所有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而这种结果也只有通过援助以及后续的私人投资和贸易才会成为可能。

焦点不应该放在援助上，而应该放在贸易上。在清除那些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抱负的国际贸易法规方面，富裕国家真的应该说是很失败的。这类政策法规与富裕国家公开声称的国际开发议程完全不匹配。富裕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业而对其进行补贴是最具破坏性的，因为补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品无法进入富裕国家的市场。争论点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援助，而在于是否实行一些适当的政策，这些政策能有效地将援助、基础条件、善治和（最为重要的）国际市场上的机遇等各种因素整合起来——而迄今为止，国际市场机遇一直是富裕国家群体的一个污点。

我们已经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某些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例如，将每天生活费只有1美元（或更少）的人数减少一半的目标（这个目标在2000年时被感叹地认为过于雄心勃勃）很可能实现，这主要是由于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此外，一些国家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很多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根据最新估计，9个非洲国家将实现使每天生活费仅1美元（或更少）的人数减少一半的目标。然而，我们现在正在接近2015年这个“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很明显，全球目标的大部分将无法实现。

未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并不意味着“千年发展目标”本身的失败，而是我们实现这些目标之努力的失败。“千年发展目标”不是一个在面对失败就需要进行调整或者更改的战略；相反，它代表着全人类不可否认的、基本的权利。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把它信奉为一个人类集体努力的目的。在2015年以后，任何调整不应该针对这些总体目标，而是要考虑到一些变化而相应地提高信心，并对单个的指标以及我们用来达到指标的措施进行调整。

此外，通过追求“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巨大进步，这些进步也是“千年发展目标”本身得到的结果。最终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但与此相联的还有把事情做得更好——做我们可以做的任何事情。“千年发展目标”可以在2015年之后继续这样实施下去。

将“千年发展目标”拿出来重新谈判是一个真正危险的举动。根据我的经历，每一次你把一个进步性的国际措施拿出来重新谈判，结果通常不是一个进步性的结果，而是抱负的衰减。诚然，有些人可能希望使“千年发展目标”包含更多的内容，但是我们不应该冒使它们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受到损害的风险。

“千年发展目标”还面临着一些新的威胁，这些威胁在起草“千年发展目标”时或者还不存在，或者是还没有非常凸显。这些威胁包括国际毒品交易、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危机，必须把对这些威胁的考虑纳入下一阶段的反贫困斗争的部署中去。国际毒品交易的威力和花样翻新在发展中国家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并有可能导致那些毒品在其中扎下根的国家的发展倒退。预防、遏制和削弱已形成网络的有组织犯罪，在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对保护一些最脆弱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意义更加重大的问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的影响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气候模式的变化和海平面的进一步上升现在已不可避免。深受其害的贫困国家必须得到支持，这样它们才可以应付这些变化并为未来作好准备。没有这样的全球共同努力，在国际开发中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实际进步都可能毁在这种威胁的手里。

最后，金融危机爆发后产生的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这场危机正在导致对国际开发的捐助支持的大幅持续减少。“千年发展目标”是在富裕国家日益繁荣的时代启动的，但我们也不应错误地相信，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对消除贫困来说也必然意味着特别艰难的时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通过历史事例表明，对穷人来说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资源的丰富程度，而是支撑这些资源使用的价值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可用资源，特别是粮食的净供应量，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下降了，但是战争年代全体人口（不包括与战争有关的死亡人员）的营养健康和平均寿命水平实际上却上升了，而且是大幅度上升。战争的掠夺性伤害没有导致弱势群体状况的恶化，相反，它引发了一些支持性和共享性的社会安排新措施出台，这导致了食品供应和卫生保健体系变得成效显著。这种反差源自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对共享之态度的变化。

这是一个我们要在多年的经济衰退和预算紧缩过程中记取的重要教训。这个教训凸显了我们的另一种不同的责任，即不要把困境当作一个资源问题，而要当作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作如何共享的意志和态度问题。

“千年发展目标”实现过程的最终经验是——我们都负有责任。

第七章　世界的断层线

中东和谈

“给我定居点，我就给你阿拉法特。”彭定康对科林·鲍威尔如是说。那是在2004年我们的一次四方会议上。3年前，我把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召集在一起开启了这个协调中东政策的四方会谈。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专员彭定康正在回应鲍威尔的呼吁，鲍威尔呼吁我们其他各方与华盛顿一起孤立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如果美国想要其他各方孤立阿拉法特，华盛顿会坚持要求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议。”鲍威尔以他一贯务实的态度回答说。也许他很想知道他能否在不提及以色列的情况下向华盛顿提出这样一桩交易。这个问题很快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阿拉法特在那年11月去世了。但是我很佩服彭定康在美国要求我们作承诺时坚持这个意义相当深远的交换条件。几十年来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最后基本上都要归结到以下这一点：以色列认同需要结束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并接受以1967年边界为谈判基础的两国方案；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则需要始终接受以色列国的存在，并放弃通过增添以色列的不安全感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幻想。

我已多次听到过华盛顿的口头禅：“阿拉法特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同意阿拉法特的言行举止有很大的问题。自2000年巴勒斯坦人爆发起义以来，巴勒斯坦民兵发动的自杀式袭击杀害了数百名以色列平民。我一直采取反对恐怖主义的明确立场，无论恐怖主义是来自巴勒斯坦人还是其他人。我拒绝承认炸毁以色列的公共汽车或向平民住宅城镇胡乱发射火箭弹的行径是“合法的抵抗”。阿拉法特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这些残暴的攻击。事实上，他所领导的组织有时与这些行为有关联。阿拉法特本人可能很努力地采取了措施——但他也可能完全靠不住。他会很随意地断言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而我却知道这些事情不可能是真的，而且他还在自己身后建立了一个腐败和混乱的权力机构。我有时授意我的特使尽量减少与阿拉法特的接触以表达我对他的含糊其辞的不满——考虑到联合国和巴勒斯坦间的亲密关系，这并不容易做到。

但是否真的像华盛顿坚持认为的那样，阿拉法特是唯一的问题所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建定居点与吞并和隔离东耶路撒冷的行动难道不是问题吗？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使提倡非暴力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对以色列的信任，也破坏了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基础。此外，阿拉法特的选择会是什么呢？我从未忘记他是一位曾促使他的人民接受两国方案的领导人，他让他们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历史上78%的土地的要求，并签署了承认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如果他被边缘化，这块土地的大门将会对阿拉法特的激进对手哈马斯洞开。谁又真的希望那样的结果呢？以色列外交官阿巴·埃班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巴勒斯坦人从未错过任何一个错失良机的机会，但是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不断试图将阿拉伯一方的对话者边缘化，随后却发现他们被一些更顽固的对手所取代。

总之，如果阿拉法特是个大麻烦，那么阿里埃勒·沙龙也是如此。这位以色列总理极少表现出愿意给予巴勒斯坦人真正的正义和尊严。他不仅派遣以色列军队击溃武装分子，还让他们摧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的政治和安全机制。他设立检查站来限制巴勒斯坦人，并且正在建立一道隔离墙。无论把这道隔离墙的安全目的说成是什么，这道墙沿着一条被国际法院裁定为非法的线路穿过了巴勒斯坦领土的心脏地带。“好篱笆促成好邻居。”沙龙会这样告诉我。“是的，”我会回答说，“但只有当篱笆不建在你邻居的土地上才是这样。”

我认为国际社会不要去争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是必须承认双方都被困在一个悲剧性的逻辑中。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强大的援助，他们将永远无法走出困境。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利用激励机制并施加真正的压力，帮助双方停止自我毁灭的行为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还造成了很多两难的局面。作为秘书长，我的角色该是什么？我应该在何时让双方对话而不插嘴，又该在何时充当公共外交的传声筒？我应该在何时推动安理会采取更多行动，何时让自己由安理会推着走，何时准备好跳出安理会（包括在一系列类似“四方会谈”的场合）行动？我们应该如何与以色列打交道？——它虽然是民主政府，却不断违反国际法建立定居点——我们应该如何与哈马斯这样的激进组织打交道？——它因人民心中未解的激愤而广受支持。我们如何才能面对和平进程本身的失败招致的冷嘲热讽和绝望情绪，并确保这类对话实实在在地展开？

不过，作为秘书长，我不得不面对这些两难局面。冲突必须得到解决，因为巴勒斯坦人未能摆脱的困苦和以色列持续的不安全引发了强烈的道德关注和深重的人类苦难。冲突还有着更广泛的原因。我相信，未能实现阿以和平是该地区遭受挫折和不稳定的根源。由于阿以冲突在联合国创建之时就已开始，这一失败对联合国来说也是一个与该组织历史同样长久的深深的内伤——这是联合国几乎每一个政府间机关和秘书处都深深感受到的切肤之痛。我在2006年离任之前告诉安理会，巴以冲突并不仅仅是众多问题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再没有哪个问题像它一样以其强大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影响了远离冲突地区的人们。

和平谈判桌上有联合国的席位吗？

秘书长不能单纯地抛头露面，并期望能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发挥政治作用。虽然许多其他行为体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多边方式，但美国牢牢控制着主动权，而以色列则尽力拒人于千里之外。在任职初期进行反思的时候，我意识到秘书长已基本缺席了近期巴以和平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步骤：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签署的和平条约、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1993年在奥斯陆取得的重大突破和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签署的和平条约。在我第一个任期的前3年，我与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克林顿总统在许多劝架努力失败之后于2000年举办了两次峰会——一次是在日内瓦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举行的会谈，另一次是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举行的著名的戴维营会谈。

但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介入很深。毕竟，正是联合国第一次在1948年（通过1947年的联大第181号决议）赋予了以下举动以合法性：把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联合国向该地区派遣了第一批调解员：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的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和因调解1948年战争并促使阿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拉尔夫·本奇。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同意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框架，以处理1948年和1967年两次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在敏感的边境地区，特别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地带。联合国援助机构正在当地从事着重要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救济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

但是联合国在政治上已被边缘化。当我关注联合国大会上 “巴勒斯坦问题”的僵局时，所有枝节问题，甚至是破坏性问题都昭然若揭。它们激发了巨大的热情，但对于实现和平将需要由谁来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做、以什么方式去做这类问题，却没有给予太多的阐释。联合国大会和人权委员会通过了无数个反对以色列人的决议。它们提出的任何合法批评经常因以下的事实而黯然失色：这些机构的成员国并没有将对于以色列的要求用在巴勒斯坦人身上或其他冲突中——更不用说它们自己了。这使以色列人相信，他们从来没有在联合国获得过一次公平的听证。

但是，巴勒斯坦人有着更多抱怨的理由。他们永远都是被占领或被放逐的人。他们的土地正被定居点蚕食，他们看到耶路撒冷逐渐被隔离和改变，而他们在暴力事件发生时基本上得不到保护。尽管《联合国宪章》赋予了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然而安理会通常总是保持沉默。即使当安理会采取立场时，它也没有建立起贯彻自己意志的机制。美国甚至行使否决权来保护以色列免受合理的国际监督和压力，从而使安理会在面对这个世界主要冲突时无能为力。

偏袒任何一方固然是不明智的，但显然任何一方都不愿理会联合国：以色列不信任联合国，对联合国敬而远之；而巴勒斯坦人则期望我们支持他们的事业，但却不指望我们能促成一个解决方案。

我认为在21世纪到来之际，这种情势对于联合国来说非常危险，因为它不仅对双方不利，对联合国来说也是有害的。无论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还是下定决心，作为秘书长，我应该努力成为促成和平的中间人。我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所有的参与方是否对我本人有充分的信心，而不是他们对联合国组织本身持何种看法。

伸出橄榄枝，建立信任

与巴勒斯坦人打交道是相当容易的。我对他们的困境抱有强烈的同情。作为一个非洲人，我在年轻时就坚信他们是不公平的受害者，我认同他们的解放斗争。当我作为一名年轻的联合国政治官员在西奈半岛工作时，我也亲身感受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给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带来的失落感、不公感和屈辱感。

我对一些巴勒斯坦人的暴行感到非常遗憾并加以谴责，我感到，无论是基于原则还是作为巴勒斯坦人的朋友，联合国都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坦率陈言。但是“恐怖分子”的称呼也经常被用来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身份并掩盖其整个民族被占领或被放逐的事实。该地区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遭遇到源自未解决冲突的种种限制和排斥，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毫无尊严。2006年12月，我就中东问题最后一次向安理会作报告时称，以色列需要面对巴勒斯坦人深刻的怨愤：“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导致了千百万巴勒斯坦家庭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随后19年的军事占领又使千百万巴勒斯坦人处于以色列的统治之下。” 美国的公众和政治体系也需要理解，对以色列几乎所有的行动或政策采取条件反射式和往往不假思索的支持，从长远来看对任何人都毫无裨益。

但是，我能够很容易地领会以色列人令人信服和合理的陈述。以色列人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悲惨历史，同时对其危在旦夕的地理形势忧心忡忡，这种沉重的负担使他们感到自己被敌视包围着，只有军事胜利才能使自己摆脱被消灭的危险。一些以色列人怀疑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是否现实，因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高条件远远低于巴勒斯坦人可以接受的最低要求”。另一些以色列人则担心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会导致的失控局面，他们不能确定一份协议能否永远结束针对他们的敌意。许多以色列人觉得，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全部领土的要求比巴勒斯坦人对其一部分领土的要求更加充分——这一观点我永远不能接受。但大多数以色列人还是在足够务实地寻找接纳巴勒斯坦人和划分土地的方法——只要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能得到保证。

以色列人觉得联合国长期对他们抱敌视态度，我不得不面对这一点——有时他们的看法也是对的。在关于中东问题的最后一次安理会报告中，我总结了观察联合国各政府间机构几十年来处理该问题的进程而得出的经验。我说，许多人可能对几十年来通过的谴责以色列行为的无数联大决议感到满意，但是这会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什么样的显著帮助或实惠呢。除了让以色列人更坚信联合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拉偏架因而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之外，这些决议对以色列的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的这段话是我10年来努力的最终概括。在我1998年首访以色列时，我承诺将尽我所能就以色列和联合国的关系开创一个新时代。以色列是唯一一个被排除在一个区域集团之外的联合国成员国，所以我呼吁使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地位正常化。我谴责成员国在纽约和日内瓦主席台上表达的反犹言论，并对联大1975年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感到遗憾。我的前任没有哪一位说过这样的话——毕竟，这样做就是在批评成员国。

在任期内，我也与美国的犹太人领袖展开了长期的建设性对话。毫无疑问，他们想要影响我——但是我也试图影响他们。其中我最好的朋友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汤姆·兰托斯——一位坚定地捍卫人权、联合国和以色列的斗士，他曾被娜内的叔叔罗尔·瓦伦堡从大屠杀中营救出来。兰托斯是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面临的石油换食品危机中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也喜欢把外交礼仪抛在一边，邀请以色列大使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官一起到我家里吃饭——他们可能一直在彼此争斗，但是我不会与任何人吵架。这些恰恰就是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所能促成的接触。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和娜内出席了耶路撒冷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的落成仪式，并帮助说服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出席。我支持联大在2005年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之际举行迟来的大屠杀纪念，并将1月27日指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结果，联合国形成了一个推广大屠杀纪念宣传的计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它。在“9·11”事件以后的几年里，我决定让公共信息部组织一系列主题为“被忘却的宽容”的研讨会，以此促进超越分歧的理解，这些分歧似乎变得越来越深；我确定首届研讨会的主题是反犹太主义，因为，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

联合国在大屠杀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人权议程如果不正视反犹太主义，那便是否认它自己的历史……当我们为巴勒斯坦人寻求正义（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之时，我们坚决抵制那些试图利用这一理由去煽动反犹仇恨的人，无论这些犹太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打击反犹太主义的斗争必须是我们的斗争，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必须感受到，联合国也是他们的家园。

在与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接触的过程中，我经常提醒他们联大第181号决议给予了以色列一张国际出生证明。戴维·本——古里安本人在特拉维夫大声宣读著名的《以色列独立宣言》时，至少7次提到了联合国。

合法地撤离：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尽管我试图伸出橄榄枝，但我对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达成和平进程的努力能否取得重大进展不抱任何幻想，内塔尼亚胡在我任职的前两年半的时间里领导着以色列。他曾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对我彬彬有礼——我记得1998年他在耶路撒冷的住处告诉我，他的小儿子认为，当我前往巴格达阻止以色列与伊拉克的战争时，我是一名英雄，因为他被整个国家正在持续进行的防毒面具演习吓坏了。但是当我敦促这位强势人物为达成一项协议而对巴勒斯坦人更加宽容时，他把我说成是“阿拉法特的律师”。他似乎总是关注战术和权宜之计，而不是战略或历史。

当埃胡德·巴拉克在1999年当选总理时，我推动进程的时机来了。他想要在2001年初克林顿总统离任前与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缔结和平协议。巴拉克抱着严肃的意图，但此后18个月里的事态表明，他对实现和平真正需要什么缺乏理解，既不理解以色列需要提供什么，也不理解如何驾驭以色列的政治权力。

然而，在1999年6月，万事俱备了。我委任泰耶·罗德——拉森担任我的特使。作为一位挪威研究人员，他曾帮助促成了《奥斯陆协议》的签署，并随后担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处理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问题的首任协调员。现在，经过安理会的同意，我给他增加了一项政治任务——担任中东和平进程的特别协调员。罗德——拉森具有创造性，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而且，他熟悉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他在这件或那件事情上会遭到几乎每个人的反对。但是他通常能重整旗鼓。

“要注意各种动向，”我在1999年底任命他时告诉他，“看看你能否寻找到突破口。”他做到了，并且汇报说巴拉克打算履行从黎巴嫩撤军的竞选承诺。

黎巴嫩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在不同的时期或是维持稳定或是稳定受到威胁，通常则是两种状态并存，而决定其状态的是以下这些因素：宗教和地区层面的复杂变动、与叙利亚的特殊关系、与以色列之间的未解冲突、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带来的影响、外部势力的长期渗透。所有这些因素在1975年至1990年间不断变动着并发挥影响，其间大约有12万人死于黎巴嫩内战。

这场内战以《塔伊夫协议》的签署宣告结束，该协议旨在摧毁政治宗派主义并解散民兵组织。然而黎巴嫩公开的政治结构仍旧体现了1943年的“不成文”的国家协定，即由基督教的马龙派担任总统、穆斯林的逊尼派担任总理、穆斯林的什叶派担任议长。

以色列自1982年把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贝鲁特以后便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在伊朗革命卫队强有力的支持下，真主党成为黎巴嫩境内一个以什叶派为主导的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组织。把黎巴嫩视为其历史领土组成部分的叙利亚是黎巴嫩国家安全的实际保障者，但它因此在黎巴嫩实现了深深的政治渗透。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冲突虽然主要表现为以色列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但叙以冲突也经常出现在黎巴嫩的政治舞台上，体现在叙利亚与伊朗的结盟以及它与真主党的联系上。

鉴于这些现实情况，一种趋势在2000年时清楚地显现了出来，在以色列与叙利亚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之后，立即出现了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最佳时机。如果没有叙以协议，那么，以色列从黎巴嫩的撤军将会产生一种传递错误信息的危险，这一错误信息是：以色列是由于真主党的武装斗争而逃离黎巴嫩的。这种信息的扩散会增强真主党的力量，并且也可能会促使叙利亚出来捣乱。但由于有了一项和平协议，叙利亚将有理由采取不同的行动并重新调整它与真主党的关系。

不幸的是，2000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会谈失败了。出于安全的原因，巴拉克坚持保留加利利海东岸戈兰高地的一块狭长地带，当克林顿向阿萨德转达巴拉克的提议时，遭到了这位年事已高的叙利亚领导人的拒绝。阿萨德一如既往地坚持以色列应完全撤退到1967年的边界线，且叙利亚有权使用加利利海。巴拉克根本无法继续推动他的和平提议。他的动议不幸以失败而告终——并且，随着这个动议的失败，该地区也失去了一次重大转折的机会。

日内瓦会议失败后数日，巴拉克告诉我，他将履行从黎巴嫩撤军的承诺。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想完全履行承诺。在军队的压力之下，他想分阶段撤军并在黎巴嫩领土内保留安全哨所。我告诉巴拉克和他的外交部长，如果他们想与我合作为以色列的行动争取到国际合法性的话，我需要完全的撤军——而且需要他的书面承诺。在经过许多来回之后，巴拉克于4月17日给我写信，确认以色列有意“与联合国全面合作”并“完全按照安理会第425号和第426号决议”实施撤军——这两个联合国决议呼吁以色列结束其对黎巴嫩的占领。埃及外长阿姆鲁·穆萨后来告诉我，我坚持原则的行为大大增强了阿拉伯人对我的信任，认为我会“做正确的事情”。这有助于我与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合作，即使我与以色列人也同时保持着紧密协调。

我知道，如果撤军进展顺利，将使以色列从一个巨大的泥潭中脱身——此前以色列已陷入黎巴嫩南部达18年之久——并将有助于黎巴嫩进一步在内战后恢复元气。但如果出了差错将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冲突——更不用说将永久败坏我作为一个地区调停人的名声。正如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当时对我说的那样：“联合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是一个大问题。”既然我已经担任了主角，我坚持我的这个角色应该得到尊重，我要求她和其他各主要方面不要派自己的特使前来插手。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根据国际法，只有它们自己可以商定它们之间的边界。作为中间人，我的工作不是划定它们的边界，而是确定一条线来衡量以色列是否已根据第425号决议撤军。这条线后来被称为“蓝线”，划定这条线需要联合国小组从世界各地的档案中查到实据，这的确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

困难是巨大的。来看一看盖杰尔村，这个村庄的居民属于叙利亚的阿拉维派，这个村庄位于叙利亚被占领土境内，但正好处在黎巴嫩的边界上。与其他戈兰高地的叙利亚村民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1967年之后已接受了以色列国籍。然而事实证明，该村庄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自然扩展已经使它扩进了黎巴嫩境内。蓝线将径直穿过这个村庄，使北部居民留在黎巴嫩境内而南部居民则被划入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境内。这种状况让谁都不满意，包括我自己。一些村民担心他们的命运将掌握在真主党手中。巴拉克还记得1967年占领这个村庄的时候，他觉得“划线正在毁掉和平”。我们得到了黎巴嫩确保无论是其军队还是真主党都不会进入该村庄的承诺——这个约定一直持续到了2005年，那时，4名真主党战士在从北向南发动攻击后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盖杰尔村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最令人头痛的是萨巴农场。黎巴嫩声称某些毗邻黎巴嫩萨巴村的农田位于其境内。黎巴嫩总统埃米勒·拉胡德把一张注明出版于1966年的地图提交给我们，它显示这些农田是在黎巴嫩境内。然而，这张地图完全是个孤证，与其他80张地图不符——包括10张1966年之后黎巴嫩政府的地图，所有这些地图都显示这些农田位于叙利亚境内（因而也处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境内）。就连黎巴嫩的钞票也表明这些农田属于叙利亚。

我要求工作人员核实拉胡德总统提交的地图。它的出版时间果然是1966年——但萨巴地区的墨迹除外，那一块的墨迹几乎都还没干。我们让黎巴嫩知道这是一张“真实性可疑”的地图，如果我再听说这份地图，我会让它曝光。

萨巴农场可能会成为政治上的一块绊脚石。巴拉克的行动让叙利亚大感意外并正在引起某种焦虑。如果以色列结束了对黎巴嫩的占领，那么怎样才能证明继续在黎巴嫩领土上进行武装抵抗（无论是真主党还是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抵抗）是合理的？如果黎巴嫩重新控制其所有的领土，它会开始质疑叙利亚对其军事和情报部门的托管吗？

最后，我们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划定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界线，依据是联合国两个维和使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维和部队和联合国驻戈兰高地脱离接触观察部队）活动区域的分界线。萨巴农场位于脱离接触观察部队的区域内。以色列最终将不得不将农场归还——但却是在与大马士革签署和平协议的背景下，将其归还给叙利亚。除非黎巴嫩和叙利亚正式同意萨巴是黎巴嫩领土的一部分，否则萨巴农场将维持原样。到目前为止，它们都还没有这么做。

2000年5月22日，正当撤军行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际，我在给安理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蓝线建议，安理会对此表示赞同。黎巴嫩无意让占领军按以色列人自己盘算的方式脱身。包括真主党分子在内的大批人群开始向南移动，进入以色列控制的村庄。巴拉克不得不匆忙撤军——一个星期内，以色列撤出了在黎巴嫩的几乎所有阵地，基本上是夜间在以色列炮火的掩护下完成了撤离。

在整个撤军过程中，我不断与巴拉克和黎巴嫩总统拉胡德保持联系。巴拉克就在以色列前线附近的现场。我与巴拉克一同努力确保全面撤军，他还敦促应该在特定区域设立联合国据点。当黎巴嫩部队阻挠联合国驻黎部队执行巡逻任务时，我与拉胡德进行了交涉。撤军的过程中虽然充满了暴力事件，但从未酿成事件的全面升级。这两人都是将军出身，我们设法在撤军的烟雾中防止了局势的失控。

双方提交了许多关于蓝线的保留意见，特别是黎巴嫩。他们也许不会承认蓝线，但是我获得了双方尊重这条线的承诺。2000年6月16日，我向安理会证实以色列已满足了第425号决议的要求，我把这一天说成是“黎巴嫩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但对以色列来说也是这样——它是希望的一天，是联合国值得骄傲的一天”。它的确是的。黎巴嫩洋溢着真正兴奋的情绪，以色列在其南部18年的控制终于结束了。与此同时，巴拉克也告诉我：“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士兵们的父母，一起松了一口气。气氛是非常热烈的。”

我向安理会提交的证明也并非毫无风险，因为许多热点问题依旧存在，需要作出交待。然而，我没有等待安理会正式批准就径自访问了该地区以求处理这些遗留问题。我感觉到，安理会不会与我唱反调，并会赞同我关于以色列已经撤军的判断。俄罗斯人过了一段时间也前来晃悠，但那是在紧张时日过去之后——那时我已在开罗和德黑兰，全然不知道我得到了安理会的力挺。在我抵达贝鲁特之前几小时，安理会就批准了我的报告。

在我努力确保各方兑现尊重蓝线承诺的同时，几乎每个人都想着要节外生枝。黎巴嫩在撤军期间传达了一些新的信息，要求对蓝线作一些微调，巴拉克对此很恼火。这些微调有时迫使他转移比预期更多的军事装备——有时不止一次，有时只是几米的问题。同时，黎巴嫩人强烈抗议以色列人的犯规行为。埃及人担心以色列使真主党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而以色列人却指责恰恰是我让真主党取得了这个胜利，因为我会晤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敦促他停止武装抵抗，把精力集中到在黎巴嫩社会中发挥政治和社会作用上来——这也是我向叙利亚和伊朗发出的信息。没有人完全感到满意，但撤军进展得比任何人有权期望的都要好，而我也感觉到，通过这次行动，我使各方都认同了我的可靠和可信。

约西·贝林是一位爱好和平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总是能向我提供宝贵建议和见解的朋友，他一直在以色列领导一场促使从黎巴嫩撤军的公众运动。贝林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一件印有“从黎巴嫩和平撤军”字样的衬衫。他认为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根源已经被清除了。我在此时也感受到，我们已摆脱了最糟糕的局面。

但是，我也理解埃及人的关切，阿拉法特也认同这些关切。以色列在真主党发动“抵抗”运动之后便离开了黎巴嫩，而巴勒斯坦人已度过了7年的和平进程，但结束以色列占领的希望依然渺茫，这种状况会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当然，这个教训不是说以色列应该继续留在黎巴嫩，而是说以色列应该再次尝试与叙利亚实现和平，甚至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实现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

走向深渊：戴维营会谈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

巴拉克肯定计划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快速推进。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未做任何真正准备的情况下，他说服了克林顿总统来主持他和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会谈。双方将在一起试图解决冲突中最敏感的问题——有关边界、耶路撒冷、难民和安全——这些问题是两位领导人以前从来没有讨论过的。当巴拉克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叙利亚然后是黎巴嫩时，阿拉法特一直在等待，他根本不热衷于去戴维营，正如他6月份在位于拉马拉的“穆卡塔”的办公室里告诉我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的状态下，它注定要失败，我们将只是去露一下脸。”他要求我劝服美国人不要邀请双方到戴维营。我明白其中的原因。

随后慢慢传出了这样一个神话：戴维营会谈中以色列提出了慷慨的建议，而这次会谈表明，巴勒斯坦根本不是一个和平的伙伴。我毫不怀疑阿拉法特在戴维营本可以充当一位更有创造性的谈判代表，而不是干等以色列提出建议。我也知道巴拉克比迄今为止的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都走得更远——毕竟，还没有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曾提出一项建立某种形式的巴勒斯坦国的建议。但是，巴拉克并不准备想一想，巴勒斯坦国在1967年之前拥有约旦河西岸的全部和加沙地带——历史上巴勒斯坦22%的领土——在约旦河西岸有着完全连成一片的国土和相当一部分耶路撒冷城，而我认为这是任何领土交易中政治上的关键。此外，正如当时我告诉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由于阿拉伯国家被排除在此次峰会之外，阿拉法特不可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冒险。我很钦佩克林顿总统的尝试，他在峰会失败时依旧没有放弃努力。但是美国人站在巴拉克一边把戴维营会谈的失败归咎于阿拉法特是错误的。这一事件表明了只有美国一国参与缔造和平的局限性，它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呼吁让该地区的更多国家加入到中东和平的谈判中。

不久，在2000年底，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了。各方和历史学家们将继续争论它是如何开始的——我在当时的感觉是自发和挑衅因素引发了暴力活动，但也有一些计划性因素在里面。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发生暴力活动，阿拉法特似乎总是倾向于铤而走险而不是试图阻止，而巴拉克则采取更为严厉的反制措施，羞辱阿拉法特并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过度的武力。随着双方逐步超越底线，暴力的飓风发展到将吞没两国人民并毁掉和平进程本身的地步。漫长和时而残暴的占领使得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早已无序，现在则完全崩溃了——与之相应，巴勒斯坦温和派寄予的和平希望也破灭了。以色列的和平阵营也变得支离破碎，因为以色列人开始相信他们确实“没有伙伴”，因而把目光转向了右翼的领导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仅存的信任也消失殆尽了。

10月4日，奥尔布赖特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召到巴黎，试图促成双方停火，但她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以色列人希望干脆地停火，而巴勒斯坦人则希望由一个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暴力的根源。此外，巴勒斯坦人在某种程度上应开罗的敦促坚持声称，应该在埃及开展斡旋活动。我当时正在巴黎，我敦促美国人把斡旋活动转到埃及，但他们拒绝了。我回到了纽约，但随着当地形势每况愈下，我决定亲自去趟耶路撒冷。

我感觉到安理会中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希望我能够有所作为，尽管我知道安理会成员国对于到底怎么作为不能达成一致。以色列人不想让我参与进去。罗德——拉森在电话中告诉我：“总理用最情绪化的方式告诉我，以色列将阻止联合国的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如果以色列阻止秘书长的飞机，这将是他们的问题。就在他们虚张声势时，以色列又在10月8日允许了我的飞机降落，我受到了代理外长什洛莫·本——阿米仓促的迎接。

随后10天在阿拉法特和巴拉克之间的协调是我10年秘书长任期中最机动、最不确定，也最具戏剧性的。其间，5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死，两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拉马拉被一群暴徒私刑处死。双方情绪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每一方都对另一方的真实意图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双方都在用战争的语言对话。

我在当地的时间越长，协调的次数就越多，更重要的是，事态变得让我不能在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转身离去——那样做将会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我试图让双方领导人公开露面，呼吁保持冷静并同意采取防止事态升级的具体措施，但我没能成功，我随后转向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寻求配合，以期说服双方出席在沙姆沙伊赫召开的一次新峰会。美国人最终还是与埃及人携手共事了。

阿拉法特不愿意在他的人民不断遭受以色列导弹和炮火袭击的状况下出席这次峰会。他甚至不接克林顿的电话，也回避穆巴拉克对他发出的邀请。他会给我面子吗？我没有预约就前往加沙，希望与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见上最后一面。但当我最终见到阿拉法特时，已经是他刚刚回到贝鲁特的时候：“巴拉克想把我逼上绝路，让我跪着爬过去。他难道不知道亚西尔·阿拉法特是谁吗？”

我试图尽量谈论阿拉法特的荣誉感来引起他的兴趣——诉诸于他的感性，而不是理智：“也许你是对的。巴拉克不希望你出现在沙姆沙伊赫。如果你不去他会很高兴。但是不要给他这个高兴的机会。否则将意味着他赢了。让世界舆论对这一切作出评判吧。”我在没有得到阿拉法特任何确切承诺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谈，但我告诉记者我希望阿拉法特能够出现在沙姆沙伊赫，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他施加压力。

在返回耶路撒冷的直升机上，我的团队中间就在传递一张纸条，每人在上面写上阿拉法特可能去峰会的概率。其他人都吃不准，但我记得我写的是“100%”。我确认他是在虚张声势，他会出席会议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下榻在大卫王酒店的整个团队在第二天早上都紧张不安。我首先向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核实，然后向穆巴拉克总统核实。“没人打电话过来。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穆巴拉克告诉我。最后，阿拉法特打来了电话。

“我可以得到你的答复吗？”

“是的，”他回答说，“我会来的。”

我给穆巴拉克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当场就说：“你和索拉纳应该来出席。”（哈维尔·索拉纳，北约前秘书长，在科索沃问题上曾与我密切合作，现在是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就这样，我收到了前往沙姆沙伊赫的邀请，这凸显了联合国在中东核心外交中的地位。索拉纳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联合国秘书长还是第一次能够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发挥作用，”他告诉我，“我们要高呼万岁，我们需要联合国。”

我离开了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高压的氛围前往红海海岸享受清澈的海水、干净的沙滩和晴朗的天空。但是沙姆沙伊赫集会紧张的气氛并没有因为其宁静的位置而得到缓解。信心不再存在，不满情绪高涨，会议程序混乱不堪。双方的差距有时看起来大得不可逾越。比尔·克林顿飞行了一整夜，走下飞机就直接投入行动，他连续工作了28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时分。我已帮助把各方召集到了一起，并与克林顿一道在峰会上应付谈判各方，但最后真正促成一份三合一协定的人是克林顿，这份协定的三个部分分别是安全合作、重启和平进程和建立一个真相委员会来调查暴力事件。他的声望和谈判能力起到了真正的作用。

巴拉克完全不想要一个委员会，一定要有的话也只考虑一个美国委员会；阿拉法特要求建立一个联合国支持下的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对整个和平进程的排他性主导权。他们最终同意由克林顿在同我协商的条件下任命一个委员会。这项安排相当公平地反映出了权力现实：美国仍然扮演着核心角色，但联合国现在也有了一席之地。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桑迪·伯格商定了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由美国前参议员乔治·米切尔担任，他后来成为贝拉克·奥巴马的中东特使。该委员会在2001年4月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出台了《米切尔报告》，该报告引入了一个随后理所当然地成为和平努力的支柱的概念——如果要避免暴力和不信任并使和平进程取得实质进展的话，就需要在安全（由巴勒斯坦人）和定居点（由以色列人）这两个问题上都采取行动。该报告回避了一个“仅仅是安全”的狭隘方法，由此避免了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的做法，这种做法在过去通常只是导致了更多的挫折和倒退。

我们已开始为和平进程设置一个新的基础，但沙姆沙伊赫停火协议最终没能执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挑衅和暴力行为仍在继续，而国际社会也没能实施有效监督。要让国际干预奏效，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托尼·布莱尔当时告诉我，需要有“某种国际权威的干预”来“执行一项协议”——他甚至大声询问我是否想尝试一下。但是，如果没有一些国家政府既有合作的意愿又具备足够的协调能力，那么，这种尝试根本行不通。

和平进程摇摇欲坠。巴拉克预计将在定于2001年2月6日举行的大选中惨败给阿里埃勒·沙龙。巴拉克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措施极其严厉，远远超过了安全考虑。在近乎绝望的气氛中，2000年12月23日，克林顿总统为最终解决方案提出了两种简单选择：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巴拉克和阿拉法特都对“克林顿选项”给出了有条件的答复。美国觉得，巴拉克的答复是“接受，但必须如何如何”，而阿拉法特的答复是“不接受，然而如何如何”。由此，美国根据他们的回答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阿拉法特。

克林顿总统多年来崇高而执着的努力就这样不愉快地以失败而告终了。

即便如此，事情还没最终结束。2001年1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在埃及的塔巴会晤，试图在以色列大选之前达成一项协议；1月27日，塔巴会谈结束，结束前双方公开声明，他们之间的立场前所未有地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尽管巴拉克声称阿拉法特不是一位合作伙伴，但他仍然希望能召开联合国和欧盟首脑会议来推动与阿拉法特签署一项协议，他就这一点和我谈了很多。但是，当我看到巴拉克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暴跌，而阿拉法特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猛烈抨击以色列人时，我意识到这根本行不通。我在一次两小时的会谈中对阿拉法特施以重压，并召集80多名记者召开了一次午夜时分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作出了一些较为温和的声明，就像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采访时那样；但到此时为止非常清楚的是，不可能再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了。

当我听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述他与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之间的一段谈话时，我的情绪非常低落，魏茨曼最近刚刚辞去职务，他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发挥着温和派的影响力。魏茨曼当时说巴拉克已失败了，他将与以色列的大多数选民一起投票支持阿里埃勒·沙龙的利库德集团。当我与比尔·克林顿互致新年祝福之时，克林顿对此作了总结。“工党认为巴勒斯坦人是合法的，”他告诉我，“拉宾一直认为他们是人。他总是像人一样对待他们。其他一帮人（即利库德）则不把他们看作是一股合法的力量。”正如后来的事态表明的那样，我在和平谈判桌就要垮掉的时候设法为联合国在这张桌旁赢取了一个席位。随着克林顿的离任，再也没有哪位美国总统热衷于再次匆忙支起这张谈判桌了。

促成四方会谈

乔治·W.布什总统不打算延续克林顿那种事必躬亲的行事方式，这不是什么秘密，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然选择撒手不管。2001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大大损毁了过去7年里孜孜追求得来的成果，他对此基本上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很明显，有些时候需要一项政治倡议来平息暴力事件，把双方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否则，所有在此期间失去的生命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尽管鲍威尔试图力促政府参与，但布什丝毫没有显露出实施干预的意向。

“9·11”事件后，布什更迫切地想要从巴勒斯坦问题中脱身——此时的托尼·布莱尔正重新认识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取得进展是多么重要。布什与阿拉法特有着深深的个人恩怨。2001年11月，我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主持国家元首的午餐会——这是“9·11”事件后的第一次集会。哈维尔·索拉纳似乎是鼓起勇气踱到了我和布什坐的位置，貌似不经意地提意布什总统应该趁此机会同阿拉法特握个手。“告诉他握他自己的手吧。”布什用他独特的得克萨斯风格回答道。情况就是这样。

在另一个场合，我甚至建议布什应该任命克林顿作为特使——我觉得这样布什就可以把任何成功归于自己，同时又能把任何失败撇得远远的。“谢谢你的建议。”他说道。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 “不”。

我对凭借一己之力调解这场冲突不抱有任何幻想，所以我决心继续努力把国际上的主要各方召集到一起——美国、联合国、欧盟和俄罗斯。美国人手中握有最多的牌，没有它挑头我们可能收效甚微。联合国代表了解决方案的国际原则并且在当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欧盟会把真正的政治和财政资源带到谈判桌上来。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介入由来已久。2001年，我向鲍威尔建议，我和他，连同索拉纳和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应该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以便把双方拉回到谈判桌上来。我们的代表们已在当地展开了密切合作，我认为现在是推进的时候了。

不幸的是，鲍威尔不能把这个想法兜售给华盛顿，最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一地区，同时强调我正在与其他三方密切合作。这是一次令人沮丧的行程，沙龙坚持认为，必须在约旦河西岸方面完全平静之后他才会下令放慢军队的行动速度，而当我恳求阿拉法特约束巴勒斯坦人的进攻时，阿拉法特仍然躲闪回避，令人抓狂。在开罗，穆巴拉克拒绝了我提出的他应该与以色列领导人会晤的建议，他开玩笑说沙龙太“忙于吃了”。

我不停地催促该地区四个主要的局外方——俄罗斯、美国、欧盟和联合国——举行会议，最后我在2001年10月致信各方，在11月把它们聚集到纽约召开了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我们称为一辆“四轮车”，建议我们应该努力协作。各方都同意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四方会谈在实践中帮助实现迄今为止联合国通过其自身机构未能实现的目标——制定并实施促进中东和平的国际战略，并帮助双方克服阻隔他们的互不信任和使他们退缩不前的政治束缚。这辆四轮车的发动机不可避免是“美国制造”。这尤其给我的处境带来了风险。但是我希望我至少可以在方向盘上插一手，我常常就是这么做的。

主要是应美国的要求，与会四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一些达成共识的声明，但我也毫不羞涩地在四方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我作为秘书长的独立立场并表达了自己的独立意见。这要归功于鲍威尔，他对以这种方式开展工作持开明态度。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其他人可能会拒绝四方会谈的整体思路。事实是，鲍威尔很可能对四方会谈抱有殷切期望，他或许也期待让其他参与方的诉求介入华盛顿的内部争斗，以求推动美国在外交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阿拉伯和平倡议，逾越节爆炸事件，防御盾牌行动

2002年3月，我在贝鲁特参加了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所有的与会者正翘首等待阿拉法特从被围困的拉马拉通过视频连线向他们发表演讲。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担心沙龙可能会很快杀死他或驱逐他。突然，屏幕上一片空白。阿拉法特没有出现。没有演讲。一些人怀疑是不是以色列人突袭了他的官邸。根本不是。后来，拉胡德总统很自豪地告诉泰耶·罗德——拉森，是他亲自切断了线路。在阿拉法特被以色列驱逐出贝鲁特20年之后，黎巴嫩对阿拉法特依旧怀恨在心。

尽管这个悲喜交加的一幕提醒了我阿拉伯世界内部存在着许多分歧，包括阿拉法特和一些阿拉伯领导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但事实是阿拉伯人在这次贝鲁特首脑会议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团结。他们接受了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的和平建议：承诺阿拉伯联盟所有成员国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条件是以色列归还1967年占领的领土，并根据1948年通过的联大第194号决议对难民问题提出公正和一致的解决方案。这些国家在1967年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三不原则”——不与以色列议和、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从那以后，这些国家已经走过了一段漫漫长路。如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实现了真正的和平，这项阿拉伯和平倡议将意味着以色列国旗在22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飘扬，22个阿拉伯国家也在以色列悬挂它们的国旗。正如有人曾说过的那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存的）两国方案可以成为22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直到今天，阿卜杜拉的建议仍然是阿拉伯国家在谈判桌上最有吸引力的提议，它带给以色列人的要远远超出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的一项双边协定。

但是沙龙完全忽视了它。后来，当以色列人被质问为什么拒绝这一历史性开端时，他们提出联大第194号决议中关于难民问题的表述（即“回归权”的说法）包含了不可接受的条件。“回归权”指的是阿拉伯人要求所有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获得返回他们原先家园的权利——这一政策如获通过，以色列将被淹没在阿拉伯难民及其后代的回归潮中。然而这份阿拉伯倡议明确表示必须就这个问题达成一项“一致的”解决方案。以色列人最起码可以提出相对的建议。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没有提出。

就在阿拉伯联盟达成这一历史性决定的同一天，哈马斯决定发出一个表明其立场的血腥信息。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逾越节杀害了29名以色列人并造成了大约150人受伤。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极具破坏性的行为，阿卜杜拉的建议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需要阿拉法特乘势对此事件做出最强烈的谴责。那天晚上，我从贝鲁特给阿拉法特打了4次电话，希望敦促他谴责爆炸事件并向以色列公众表明他真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寻求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但电话却一直处于断线状态。

这一暴行是由2002年4月的防御盾牌行动直接导致的。沙龙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他宣称要追捕那些对袭击以色列负责的人。以色列进而完全重占了约旦河西岸的6个最大的城市，实行全天候宵禁，并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基础安全设施，这随后使得武装分子更加容易发动袭击。

恐怖的场景接连不断：逾越节袭击中被炸酒店的金属残架扭曲变形、血迹斑斑，阿拉法特在拉马拉的总统官邸遭到以色列坦克的严重损坏和围困，巴勒斯坦激进分子躲藏在被以色列军队包围的伯利恒圣诞教堂里，杰宁市中心的一所巴勒斯坦难民营几乎完全被摧毁。我对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犯下的罪行感到震惊，从3月到5月初之间，他们制造了16次爆炸事件，杀害了100多名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和杀戮规模也相当巨大，它在同一时期内造成了近500名巴勒斯坦人丧身和近1500人受伤。

随着暴力事件的升级，安理会几乎从未休会。我们一直在想情况不可能再坏下去了，但实际上却是每况愈下。在我向安理会做的发言中，我不但毫无保留地谴责了恐怖主义，也同样谴责了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和阻止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人道主义援助的行径。我试图向他们公开施加压力，提醒双方不要被幻想所迷惑。我警告以色列，“认为把阿拉法特主席清除出政治舞台并摧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就能为以色列实现自身的安全创造条件”，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误判”，同时我也表示我非常遗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似乎相信，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不作为并因而引发动荡、混乱和不稳定，将导致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屈服。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很显然，如果仅仅是提出一些绕开更大政治框架的停火建议，国际社会是不能打破暴力怪圈的——我们需要让安全和政治携手并进。那时，美国按照沙龙的意愿只关注停火，它一直通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和安东尼·津尼将军的努力来力促停火。美国正在引导政治领域的进展，这些进展永远也无法实现，这恰恰让某些人大遂心愿，这些人一心想要加剧暴力，阻碍和平进程。我的发言人弗雷德·埃克哈德在回答一位记者的问题时无意中总结了这种荒谬状态（这次新闻发布会恰恰是在2002年的愚人节举行的）：

美国的调停人安东尼·津尼将军一直力促双方开启“特尼特进程”；这个进程是要引导双方回归“米切尔谅解”，回归谈判桌。可是，在目前暴力事件还在持续的时候，他们仍旧陷在特尼特进程之前的阶段。

甚至乔治·布什也似乎明白了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他在3月30日打电话给我并告诉我：

我们必须理解以色列自我防御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安全必须带来和平。到目前为止，安全甚至都没有带来安全。我们正在仔细研究津尼使命的根本性质。局势已超出了津尼的能力范围。

美国促使安理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关于两国方案的第1397号决议，该决议至少提及了那份阿拉伯和平倡议；另一项是针对该地区正在进行的暴力事件的第1402号决议，但该决议对任何一方都不具有约束力。

布什很快就公开呼吁沙龙从巴勒斯坦的城市撤军。2002年4月8日，四方在马德里会晤。我知道这将是对这个新组建的四人小组的一次考验，我很担心我们不能找到共同点。但是诸位特使共同协作一整夜达成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出了一个强硬和明确的信号，它在鲍威尔前往该地区之前表示了我们对他的全力支持——这一立场随后得到了安理会的支持。

令我欣慰和满意的是，国际社会现在至少走到了一起，将认真的政治磋商向前推进。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更需要直接关注的地方——杰宁。

杰宁

令人担忧的消息传来，在约旦河西岸的城市杰宁有大量平民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谈判代表声称数百人被屠杀——后来证明是假的。也有一些独立消息称以色列人拒绝大批平民获得援助物资和医疗，而且难民营已基本被捣毁。与此同时，阿拉法特正在称赞“杰宁格勒”人民光荣的抵抗运动。

我并不想听信谣传或谴责任何人，除非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也不想持一种观望态度。

当以色列人拒绝我立即派遣一支搜救队的请求时，我指示我的特使罗德——拉森带上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彼得·汉森会同各路媒体一道前往杰宁。罗德——拉森有点犹豫，他从车中打电话告诉我：“杰宁被封锁了。这将使我以后再也不能参与这里的政治进程，尽管我明白您为什么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

“是的，我知道有这种风险，”我回答说，“但是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起，泰耶，你可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我会支持你的。”我希望他能够揭开内幕。

罗德——拉森就这样前去了。他避免对那里是否存在着“大屠杀”作出推测，他从未曾使用过“大屠杀”一词。但是他向记者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难以置信地可怕……所有的一切都被完全摧毁了。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地震袭击了这个地方。我看到一对兄弟把他们的父亲从废墟中拉出来，尸体发出可怕的恶臭。我们看到一个12岁的男孩被挖出时身体已完全被烧焦”。

就在同一天，我告诉安理会，我认为应该考虑授权一支多国部队进驻巴勒斯坦的领土，以便保证安全并对双方实施保护——以色列对此建议不予理会。我现在仍然确信，这样一支部队总有一天会有助于和平与安全地解决这场冲突。

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国防部长本杰明·本——埃雷泽现在对我派遣一个真相调查团前往的想法表示欢迎，安理会在第1405号决议中也对此表示了支持。我求助于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一位无可挑剔的芬兰人，他身上有种芬兰人称之为“西苏”（sisu）的品质，“西苏”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表示既有魄力又坚韧不拔。当他显然将率领一支由人权、人道主义、军事和警务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小组前往时，以色列人开始却步了。最终，事态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不会允许这个小组进入，我不得不解散了它。

这一事件是巴以冲突中常常会发生的——在戈德斯通关于2008——2009年加沙地带冲突期间以色列和哈马斯行为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事件，那是在我离任以后发生的。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理查德·戈德斯通是由人权理事会而不是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以色列以人权理事会的授权存在偏见为由拒绝与他合作。但正如杰宁事件显示的那样，以色列也经常拒绝与一个完全持中立立场的人合作。拒绝与阿赫蒂萨里这样一位头脑清醒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合作更加令人沮丧，因为最后的事实表明，虽然以色列国防军有一些严重的违反军纪行为，但曾发生一场“大屠杀”的极端说法却被证明是虚假的，而我在当年晚些时候向安理会报告这一事实时依据的却是手头的公开资料，而不是访问杰宁所获得的资料。

在有关联合国就某些事件调查真相的问题上，一些争论模式不时重现。当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中被杀害时，以色列人会说，这是军队的一种无心之失，因为这支军队虽然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和谨慎，却面临着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打击武装分子的艰巨任务。而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一方却认为，以色列人为维持占领过度使用了武力且无须为此负责。以色列声称他们别无选择，而巴勒斯坦人却称以色列人是在逃避责任。秘书长必须一视同仁和不偏不倚地坚持对各方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一年前还出现了另一种状况，其中的以色列人有充分理由抱怨联合国。2001年中期，以色列获得了情报，称联合国驻黎部队手中有真主党绑架3名以色列士兵后发生情况的录像带。我不知道这盘录像带的事情，我的大多数高级顾问也不知道此事。事实上，当我们询问此事时，维和行动部和驻黎部队的官员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这盘录像带。我们向以色列人通报了情况，甚至还对他们坚称相反事实的态度表示了强烈不满。

当以色列人依然固执己见时，我们再次进行了核实——令我沮丧的是，维和行动部的一位指挥官的确知道这盘录像带的事情，他把它藏了起来，没有向上司透露它的存在。我们最终同意以色列查看录像带，但整个事件使我们争取与以色列建立信任的努力遭到了挫折。我任命了一个独立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驻黎部队与维和行动部内部在处理此事时存在严重的判断和道德失误。

联合国与以色列关系中的这场危机与2001年德班反种族主义大会大约同时，这个会议的进程基本上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但是以色列却将它视为是联合国发起的一场批斗以色列的大会，这种说法使德班大会的许多重要成果被忽视。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一位力图调解中东事务的联合国秘书长身上的沉重负担。

路线图

到2002年6月，乔治·布什发表了一次演说，正式宣布他的政府接受两国方案。尽管巴勒斯坦起义的破坏痕迹依然存在，但（在贝鲁特的）阿拉伯人现在和美国第一次在一份协议上正式签了字——这份协议不仅仅是为了和平，也是为了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然而，布什的讲话除了呼吁新的巴勒斯坦领导层不要向恐怖妥协外，并没有阐述任何实现两国方案愿景的路线图。早在一年前我曾对鲍威尔说过：“我们不只是需要停火，还需要一个经济和政治的时间表、一个路线图，以及监控措施。”其他很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布什演说之后，我们需要一个路线图来实现中东和平进程（包括在约旦人的帮助下）的观点迅速被接受。

路线图并不旨在取代双方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它的目的是通过重建因奥斯陆会议失败而丧失的信心来为谈判创造条件，同时弥补《奥斯陆协议》内容中的某些缺陷。它有时被称为“布什总统路线图”，但它其实是四方会谈成员国协商的产物。五大要点在四方会谈小组中引发了争论。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要点是并行推进。这是我的观点，同时也得到了欧盟和俄罗斯的赞同：我们认为，如果以色列的所有行动要取决于巴勒斯坦人是否首先达到安全标准，那我们将会一事无成，我们引用了《米切尔报告》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感觉到美国国务院同意了这一观点，但白宫并不认同。即便如此，由于联合国小组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经过多番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路线图才最终体现了这一原则。在路线图的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人应采取果断行动彻底打击恐怖主义并改革腐败机构。但是以色列人也有明确的义务：冻结所有定居点的活动（包括数量上不再增加），拆除在沙龙任内已在约旦河西岸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即使按照以色列的法律也是非法的），允许巴勒斯坦人重新开放在东耶路撒冷的各种机构。双方的义务与对方的义务履行不相关。

第二个关键的概念是，路线图将依靠双方的表现来推动。虽然时间表规定了何时应进入下一个阶段——包括最终地位的谈判，但事实上这将取决于双方的表现。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以色列人而言，因为他们怀疑阿拉法特是否愿意履行路线图要求他反对恐怖主义的义务。但合乎情理的是这个时间表由监控措施来保证执行——这是第三点创新。这就意味着将建立一种结构，国际社会通过这一结构能够密切关注每一方在履行其义务时的作为或不作为。然而，这始终是路线图饱受争议的一个方面。尽管欧盟和联合国不断推动，美国却从未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参与的正式机制，这个机制将能考核双方履行义务的情况，使它们对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美国不愿意考虑授权这样一个联合平台，因为该平台不仅可以批评巴勒斯坦人，也可以批评以色列人。美国的这一立场大大削弱了路线图的潜力。

第四个新的因素是为谈判设定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两国方案将结束1967年的领土占领，并确保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的长治久安。这个目标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还从来没有设定过。我只是希望能借鉴“克林顿参数”中关于边界、安全、耶路撒冷和难民问题的清晰条款更具体地把这个目标表述出来。我深信，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是明确，双方就越容易走到一起取得一个谈判结果。

最后，路线图提出了第五个创新——确定一条巴勒斯坦国的临时边界，作为永久边界线的过渡。我从不相信这是一个好主意，而且巴勒斯坦人肯定也不相信——除非已就永久解决的细节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划界只是一个实施阶段。因此，这个创新点被作为一个备选。巴勒斯坦人依据《奥斯陆协议》得出的经验是，暂时的东西往往会成为永久性的——我想大可以补充一句：以色列人却担心，所谓永久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一天会变成仅仅是暂时性的。

西蒙·佩雷斯当时评论道，现在有了一丝亮光（意指两国方案），但却没有接近亮光的通道（意思是不存在双方认可的从当前危机迈向两国方案的途径）。路线图旨在让亮光更明亮些并建立这样的通道。但只有当四方会谈的各成员方都坚持促使路线图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路线图才会有一线生效的机会。

商定路线图耗费了数月时间，启动还需要数月时间。华盛顿匆忙发动伊拉克战争与美国不紧不慢地参与巴以和谈进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巴以和谈被忽视的状况再持续下去的话，只会不断恶化。我想要发布路线图并使各方对其展开讨论。最重要的是，美国已经证明了它根本不愿意以我们想要的方式推进。我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人们缺乏追求的状况大感沮丧，在2003年3月的采访中公开地表达了这一点——特别是所有人都似乎对两国方案抱有共同的梦想，但却都不采取使之成为现实的切实措施。

一个获得授权的巴勒斯坦总理？

时机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美国不会向阿拉法特提供路线图。他们拒绝跟他打交道，也不把他视为一个合作伙伴。试图排挤阿拉法特或者认为可以完全忽视这位巴勒斯坦合法领导人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联合国建议阿拉法特应该继续留任总统，但要委任一位获得授权的总理来控制安全和财政。在这两个领域，阿拉法特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但路线图的成功与否又取决于这两个领域的进展。我们设法让四方会谈的各方接受这一想法。

促使阿拉法特接受这一想法是另一回事。我们首先寻求阿拉法特的认可，然后再讨论总理人选——尽管很显然总理应该由马哈茂德·阿巴斯来担任，他是巴勒斯坦领导层中的资深人物，从一开始就反对武装起义。阿拉法特最终妥协了。

我们极力鼓励阿拉法特任命阿巴斯，而不要任命他看中的一位巴勒斯坦商人，也不要像他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任命黎巴嫩的亿万富翁拉菲克·哈里里（“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钱”）。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也由于东面的伊拉克刚刚爆发了战争，阿拉法特同意了任命阿巴斯。2003年4月30日，阿巴斯宣誓就职，随后路线图也正式提交给了双方。四方会谈的各位特使一起在拉马拉提交了这一路线图，但却由美国单独把它递交给了沙龙。这就是现实。美国往往愿意他方参与与巴勒斯坦人的交涉，但却坚持维护其独自与以色列交往的特权。

沙龙和阿拉法特并没有继续沿着路线图前行，相反却在寻找机会退出。阿拉法特削弱了阿巴斯的权力，因为阿巴斯并不维护他的特权，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保持疏远的态度。随着阿巴斯取得了一些初期成功，阿拉法特的嫉妒逐渐加深。阿拉法特拒绝放弃对安全部门的控制。阿巴斯很快递交了辞呈，此时，我能感觉到美国推进路线图的热情开始消退。要让巴勒斯坦在安全事务上有某种良好的表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种表现将能够劝说华盛顿着手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美国对阿拉法特抱有的成见再次加深，直至2004年末他去世。

约旦河西岸隔离墙，加沙撤军

沙龙不想落后，他也决定寻求其他的方法。就在我们推出路线图的同一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中的重要人士签署了《日内瓦协约》——这个文件毋庸置疑地证明，双方充满善意的明智之士完全能够达成一项协议。耶路撒冷完全可以作为两个国家共同的首都。划定边界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条边界将允许大多数以色列定居者留下来，并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领土相连和能够独立发展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与1967年被占领土同样大的国土面积。可以建立双方都能接受的安保措施以应对新旧威胁。即使是高度敏感的难民问题，也可以通过承认他们的权利和理解他们遭受的苦难（包括他们的回归权）得到解决，但要保证解决这一问题不会损害两国观念本身。冲突可以结束，为两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可以和平共存。

《日内瓦协约》和路线图使沙龙警觉起来。我感觉到他不喜欢这个议程，并在试图寻找一个替代的方案。他设法通过提出14点保留意见来规避路线图，这14点保留意见击中了我们竭力引入的并行推进概念的要害。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非常乐意他这么做。由于没有严格到位的监督机制，沙龙决不会采取冻结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行动。沙龙正埋头完成正在修建的穿越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从加沙地带的撤军、耶路撒冷城内及其周边地区定居点的扩建和一个新政党的创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大胆的策略，并将永远地改变冲突的形势。但它们并没有使我们更加接近和平。

沙龙正在修建的建筑物的名称就体现出了争议。以色列人把它称为“安全篱笆”，因为它有助于结束一连串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而巴勒斯坦人则把它看作是一堵墙，实际上它也确实是一堵墙，建在耶路撒冷、拉马拉和伯利恒城内，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能看到它。我把它称为障碍物。事实上，对它最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道“篱笆加围墙式的障碍物”。不管它叫什么，它的修建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这使大量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都贴上了以色列的标签，并阻止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进入耶路撒冷，阻止了许多巴勒斯坦人踏上他们自己的土地。

2004年国际法院裁定，“沙龙墙”（该法院如是称呼它）是非法的，因为它偏离了“1967年线”并且延伸到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境内。问题不在于隔离墙本身——美国沿着与墨西哥的边境线修筑了一道篱笆，以色列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沿自己的边境线修建一堵墙。问题在于它的线路，它已进入了巴勒斯坦领土。联合国大会要求我建立一本登记册来记录这堵墙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危害。修建这堵隔离墙既是出于安全目的，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也同样如此。

当沙龙在2003年12月宣布他打算从加沙撤军时，我承认我是非常惊讶的。“定居点之父”居然承诺要迁走定居者。他曾有一句名言，宣称“内察扎利姆（加沙的一个定居点）的命运就是特拉维夫的命运”。他在解释他内心的变化时说，“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拥挤不堪的难民营里，在贫穷和肮脏中，在不断增强的仇恨的温床上，在毫无希望的境地中”，巴勒斯坦人口正迅速地增加——这是对近40年占领所带来影响的有力概括。以色列人常常声称联合国夸大了加沙平民所面临的危机，但是沙龙的话也许将说服他们。我已很久没有再去过加沙，但如果沙龙在2005年就是这样描述的话，那么在经过以色列多年的封锁和哈马斯长期的统治后，加沙今天的状况一定会更糟。

沙龙一方面巩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关键定居点，一方面认为撤离加沙能为以色列摆脱责任。他希望获得美国在今后任何谈判中都支持以色列关于定居点和难民问题的立场，同时进一步表明巴勒斯坦方面“根本不是”和平“伙伴”。他取得了所有这些战术胜利——但是在战略上，撤离却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距离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越来越远。巴勒斯坦人从此越来越难以凝聚成一个政治整体，这正中哈马斯的下怀，以色列也对离开被占领土的安全后果感到惶恐不安。

无论有多大的疑虑，我决定我不能反对以色列撤出不属于以色列的土地。但我同样清楚，这是“正确的事情，却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我们提醒安理会，加沙地带正在陷入无法无纪、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正确地警示了在以色列撤离留下的真空地带将出现何种状况。沙龙通过单方面采取行动削弱了巴勒斯坦新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权力。在阿拉法特去世后，阿巴斯于2005年1月被选举为接替阿拉法特的新总统。就像巴拉克5年前在黎巴嫩一样，沙龙现在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息：当冲突的代价比寻求与巴勒斯坦领导层缔结和平协议的代价更高时，以色列更愿意离开领土——这一次的冲突由哈马斯激进分子挑起。（内塔尼亚胡在2011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断然拒绝了约旦河西岸温和派领导层提出的释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囚犯的要求，却向哈马斯释放了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交换1名囚禁在加沙的以色列士兵。）

为了削弱这些影响并确保撤军后的加沙将是一个有活力的实体而不是一所令人窒息的监狱，我在整个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促使巴以更多地协调。我也想看到撤离加沙能带领我们回到而不是远离路线图。用当时的话来说，它应该“首先是加沙，但不止步于加沙”。这就需要活跃的外交活动，包括联合国的外交活动。但我的特使泰耶·罗德——拉森已在2004年底离开了耶路撒冷，于是我任命联合国的资深外交官阿尔瓦罗·德·索托接替他的位置，德·索托在2005年5月抵达了耶路撒冷。德·索托擅长处理棘手的问题，他在萨尔瓦多和塞浦路斯的和平进程中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

与这一进程不相干的是，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给我打电话，建议应该任命即将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为协调加沙撤离问题的特使。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强调他不应是美国的特使，而应是整个四方会谈的特使。沃尔芬森是我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并且热衷于济困救弱。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劝募能力，也非常熟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情况。

沃尔芬森竭力试图促成一个公平和可行的框架，这一框架将确保过往加沙和以色列边界站的安全，确保进出口货物的流通，并使巴勒斯坦适当地接管以色列留在加沙地带的温室大棚——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自己也捐了钱。

美国人在最后时刻接管了并使框架向以色列倾斜。我再次目睹了这种不健康的占有欲，华盛顿已支配了巴以和平进程，它不愿与其他人（即使是向着同一目标努力的人）有意义地分享这个进程。然而，巴勒斯坦人自己在选票问题上的决定最终给整个进程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哈马斯和四方会谈

在联合国的中东外交中，很少有哪个问题能比我参与2006年四方会谈所持的立场引起更大的争议，这一立场是有效地孤立新选举产生的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府。当2005年9月在我的纽约会议室开会时，四方会谈曾支持哈马斯参与巴勒斯坦的选举。我们一致认为，一个参加选举的团体不应有民兵组织，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我们还是决定支持阿巴斯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他想解散民兵组织，他的口号就是“一个政权、一部法律、一支军队”。他告诉我们他不能强行解除哈马斯的武装；相反，他想通过政治手段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哈马斯在议会内将受制于多数派制定的法律，而且他们自己的立场也存在争议。

但2006年1月25日，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它占据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完全颠覆了阿巴斯的策略。哈马斯现在将组建新政府，它不仅要对公共服务负责，而且也要对巴勒斯坦的安全部队负责。我公开表示我们将与正式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政府合作。然而，这个结果对华盛顿却是一颗重磅炸弹。赖斯在9月份已承认巴勒斯坦人需要自己的政治进程发展空间。但是，当巴勒斯坦大选后第5天我们在伦敦会面时，由于哈马斯赢得了选举，赖斯似乎决意要完全关闭这个空间。

吉米·卡特的卡特中心监督了整个选举过程，他向四方会谈报告称投票是在极其自由和公平的氛围中进行的，他接着批评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此时赖斯的情绪并没有好转起来。我对卡特表示了感谢，并护送他走出房间以便让四方代表继续进行讨论，当我返回会议室时，迎接我的是赖斯国务卿冷若冰霜的怒目相待。毕竟，是我邀请卡特向我们介绍了选举情况。

哈马斯要为当时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负责，它也的确做了这些事情。以色列人视哈马斯为死敌，许多温和的巴勒斯坦人也担心未经改革的哈马斯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然而，哈马斯现在已决定参与选举政治，而且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把政府托付给了它。我认为这反映了法塔赫及和平进程的失败，倒并不表示巴勒斯坦民众支持由伊斯兰教义主导的政治，或支持哈马斯公开宣扬的摧毁以色列的目标。一些人认为哈马斯正在释放信号，表示它已准备好开展一场真正的改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举动是为了追求战术优势而不是为了改变其战略目标。

美国人希望四方一致同意，除非哈马斯承诺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并同意履行此前所作出的承诺与义务，否则将撤回对任何哈马斯领导下的政府的一切资助；我同意给哈马斯设定标准，尽管我同意这些标准含有一些不可接受的立场。但是我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投票，我也想知道，如果哈马斯朝这些原则迈近了一步（尽管并没有完全满足四方的要求），那么四方是否会准备以某种方式同哈马斯合作。赖斯基本上回避了这一问题。前途真是困难重重。

我已经习惯了四方会谈中间存在的分歧，但分歧却从没这么明显过。美国和欧盟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要捐助方，并把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俄罗斯和联合国并没有这些方面的限制条件，而且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的福祉负有完全的人道主义责任。我们试图以一种“共同的但有所区别的”方式获得四方协议的签署——那些没有提出限制条件的签署方在必要时可以充当与哈马斯打交道的媒介，而那些设置限制条件的签署方也可借此来施加压力。赖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分歧，而我们也不能掩盖这一点。”她在3月28日的四方电话会议中说道。当我建议召开一次四方会谈以进一步讨论此事时，她说：“我总是很高兴见到大家，但我不知道在四方会谈中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什么事情。”

我的当务之急就是确保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仍旧是一个可以存在下去的实体。德·索托和沃尔芬森准备的研究表明，如果切断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金融支持，将因发不出工资而导致医疗和教育服务部门及心怀不满的安全部门陷入一片混乱。花了十多年时间建设这些机构的努力不能白费，虽然工作并不完善。

美国人似乎并不介意。事实上，沃尔芬森和德·索托都分别警告我说，美国的目的就是要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崩溃瓦解。以色列人持同样的观点——沙龙的顾问多夫·威斯格拉斯告诉我的特使，“短短几天”的民众抗议就将迫使哈马斯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或者下台。然而，非常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迹象显示哈马斯将会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特别是改变它对暴力和两国方案的态度，那么捐助方是不会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继续注资的。

正如我在4月份与索拉纳的通话中讨论这种困境时告诉他的那样：“如果我们被指责导致了哈马斯的下台并造成了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动荡，那么我们将是不可原谅的。”幸运的是，他和接替彭定康出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专员的贝尼塔·费雷罗——瓦尔德纳同意了这一观点。他们建立了一个临时国际机制来引导资金投入到巴勒斯坦关键性的公共服务部门，采取保障措施防止资金转移——让美国人同意配合这一行动着实耗费了一番劝说。欧盟机制抑制了巴勒斯坦机构的衰落，但是终究无法阻止这一事态。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同意通过一项谨慎的政治纲领组建一个联合政府，我希望彻底的崩溃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求哈马斯有所作为，而捐助方也不要坚持100%的满意度。

我的一些顾问觉得我们与哈马斯展开一场政治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对话可以检测它的意图，培养它的领导人担负起政府和政治进程的责任，直接传达国际社会的期望，并努力鼓励它作进一步的政治变革。我原则上不反对这种方法，它与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做法一致。秘书长斡旋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特定情况下与各相关方对话并采取包容性手段推动政治对话。

然而，我在该地区的经验（包括与真主党打交道的经验）已使我对联合国能否在与哈马斯打交道时有效做到这一点很不乐观——除非在我们想要走向何方的问题上存在一项真正一致的国际战略。很明显，还没有这样的国际战略。我也面临着一个更为尴尬的现实。在当时与哈马斯政府开展一项高层政治对话，就会导致联合国失去许多支持者。以色列几乎肯定会拒绝接见我的特使，而美国也毫不含糊地警告了我们它的立场。阿巴斯主席保留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职位，保持并加强这样一位主张非暴力方式的领导人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决定我们必须努力与双方以及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我也断定，把我们的赌注押在将哈马斯带进主流社会将不可能产生多大回报，而且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除非这种做法能获得更强大的国际支持。我也相信，国际社会的立场迟早会作出调整。

我没有关闭这扇门。我指示联合国国家工作组进行必要的技术性接触来履行本部门的职责。这些接触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以后的几年里使联合国机构得以在该地区——尤其是在2007年年中哈马斯接管后的加沙地带——开展它们的项目。我还授权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政治接触。当局势紧张时，我的特使好几次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巴勒斯坦新总理伊斯梅尔·哈尼亚。联合国特别协调员办公室的一名高级顾问被授权与哈马斯领导进行接触，他低调地开启了政治接触，这一接触过程在随后几年里已逐渐成熟，几个不同的相关方都利用这个接触过程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包括使暴力事件逐步降级和支持交换战俘的谈判等。

黎巴嫩：哈里里遇刺

虽然在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后的几年里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我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到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再一次置身于黎巴嫩戏剧性事件的中心。

几年来，黎巴嫩的亿万富翁商人拉菲克·哈里里完全凭借人格魅力和巨大的个人财富占据了黎巴嫩政治的主导地位。他虽然是一位逊尼派领导人，但比任何人都更能弥合宗派分歧。他曾几度出任总理，被称为“黎巴嫩先生”；他帮助这个国家及其著名的首都贝鲁特实现了战后重建。的确，贝鲁特的重建是令人鼓舞的。当我在1998年作为秘书长第一次访问这座城市并出席贝鲁特“联合国之家”的落成典礼时，我说道：“所有怀有希望的男人和女人，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都是贝鲁特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我自豪地说：‘我是一个贝鲁特人。’”

哈里里与沙特阿拉伯以及西方都有联系，他在沙特阿拉伯建造了自己的财富王国。但他也与叙利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叙利亚在黎巴嫩驻扎有大约4.5万人的军队，叙利亚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可能是黎巴嫩最有权势的人。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已经使叙利亚驻军合法成为黎巴嫩安全的保证者。但是该协议也预见了叙利亚驻军的裁减。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黎巴嫩重建时期，裁军一直没有实现。叙利亚把它在黎巴嫩的优势地位说成是对以色列的合理抗衡。

但一旦以色列在2000年撤离，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作用就似乎越来越受不光彩动机的驱使，其中包括维持叙利亚的腐败经济和情报利益。叙利亚与真主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以色列撤军后变得更加紧密，叙利亚还宣称萨巴农场仍然是黎巴嫩没有解放的土地，以此来证明它保持 “抵抗”力量是合理的。黎巴嫩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确立自己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地位，这就使得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维和部队必须维护蓝线以南的以色列与蓝线以北的真主党之间的脆弱和平。

2004年9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通过精心策划，使亲叙利亚的黎巴嫩总统埃米勒·拉胡德延长了3年任期，同时迫使黎巴嫩政府修订了一项关于任期的法律。我总是觉得这样的举动会带来麻烦——通常在非洲会是这样，我已严厉地指责了非洲的独裁者，他们推翻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这一举动及其实施的方式使得阿萨德和哈里里总理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分歧，不久哈里里便辞职了。

阿萨德的举动证实了我以前与他在蓝线问题上打交道时得出的印象。当我在2000年第一次遇到他时，我把巴沙尔描述为“酷似父亲和颇为时尚的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改革他的国家。十多年后的2011年，叙利亚人民举行了不要革命而只要改革的抗议活动，此时他对叙利亚人民的抗议活动的反应证实了更令人不安的怀疑，即他受制于一小撮阿拉维派的安全官员，也想要不择手段地保留权力。他的这种反应包括他对哈马市的再次袭击（这座城市在他父亲的时代就曾遭受过野蛮的攻击），造成了估计有1万人死亡。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叙利亚的反政府运动已经达到顶峰，且仍未出现任何结束的迹象。

正如巴沙尔在2011年误判了叙利亚人民一样，他在2004年误判了黎巴嫩的形势。他对哈里里联合基督教、逊尼派和德鲁兹派对抗他的行为进行干预——只有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什叶派继续全力支持叙利亚。阿萨德也对国际社会作出了误判。事实上，巴沙尔在黎巴嫩的行动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任何人都未能让布什总统和希拉克总统在就伊拉克战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后言归于好。但他们后来达成了就黎巴嫩问题向叙利亚施压的共识。

希拉克无意威胁阿萨德的政权，他曾在阿萨德上台时特意向这位新总统主动示好。但是他把拉胡德任期的延长视为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反对的是方兴未艾的阿拉伯民主和他的亲密好友拉菲克·哈里里。入侵伊拉克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而美国也愿意对抗影响该地区稳定的任何力量，因此更加积极地采取了行动。而阿萨德似乎决心坚持他在黎巴嫩的特权，而且，由于似乎无法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他一心与伊朗和真主党达成更牢固的结盟关系。所有因素正在酝酿着一场最终的摊牌。

正当阿萨德打算强行延长拉胡德总统的任期之际，法国和美国共同促使安理会通过了第1559号决议。虽然俄罗斯等国投了弃权票，仅仅9票赞成，但是决议获得了正式通过，它呼吁充分重申黎巴嫩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安理会支持黎巴嫩的自由选举，要求从黎巴嫩撤出所有剩余的外国（即叙利亚）军队，并呼吁解散和解除所有黎巴嫩（即真主党）和非黎巴嫩（即巴勒斯坦）的民兵武装。

第1559号决议迟早将成为联合国在中东地区最有争议的干预措施之一。它的支持者会说，这体现了《塔伊夫协议》中未能实现的条款，并将有力地振奋蓄势待发的黎巴嫩——该国国内肯定存在着一些欢迎安理会干预的进步力量。另一方面，安理会反对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并显得咄咄逼人，这与它在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经常公开表示，在中东地区采取双重标准对联合国极其不利。但糟糕的是，正如一位分析家当时所说的那样，黎巴嫩是“一根稻草，有人想要在上面建立一个对抗叙利亚的战略”。

在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第1559号决议的最初报告中我指出，尚未根据该决议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但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尽管反对该决议，却都已发表声明称，出于对安理会的尊重，它们将“不会对第1559号决议提出异议”。相反，街头上却出现了对该决议的异议。黎巴嫩很快发生了一连串爆炸袭击，让反叙利亚的政治精英心惊胆战。就在我发布上述报告的同一天，一枚炸弹袭击了哈里里的政治盟友马尔旺·哈马德的汽车，哈马德侥幸逃生。

真正的动乱发生在2005年2月14日，这一天，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的一次巨大爆炸中遭到暗杀，我还记得我在纽约住所一醒来就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情形，我完全被这种极端嚣张的暴行惊呆了。随后的气氛极其凝重。我的特使两天前刚从那里返回纽约，他在那里试图缓和阿萨德和哈里里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未能成功。

应安理会的要求，我请求爱尔兰警察局长彼得·菲茨杰拉德——一位有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经验的杰出警官——率一个调查团去查出谋杀案的真相。菲茨杰拉德的报告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描述，在拉胡德延长总统任期之前，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一次不到10分钟的会见中曾亲自威胁过哈里里。阿萨德曾表示，他宁愿“打破哈里里和瓦利德·琼卜拉特（德鲁兹派领导人）的头也不愿看到他的话在黎巴嫩被违背”。就在我向安理会正式递交这份报告的前两天，我在阿尔及尔看到了阿萨德，我警告他这段威胁可能会被写进报告中。他否认了威胁，但并未试图改变报告的内容。当我向安理会提交了报告后，叙利亚却要求我删除这一段内容，我没有理会。

菲茨杰拉德的报告建议展开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来揭露真相，据此，安理会建立了一个委员会。2005年10月，这个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暂时性的结论：这次罪行是“由一个结构庞大的、拥有相当资源和能力的组织实施的”。几乎完全难以想象，暗杀阴谋可能在协同工作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情报机构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

在这本回忆录收尾时，6年的时光已悄然逝去，哈里里被刺及同时期其他十多起暗杀事件的责任仍未确定。退休后，我去巴黎参加过一次纪念哈里里的活动，并且与他的妻子保持着定期的联系；那时我为未能结案而感到挫败。在联合国展开工作期间，有些人被捕，随后又因缺乏证据而被释，这也损害了整个调查进程——一名关键证人已被谋杀。当政治步伐日趋加速之时，国际正义的姗姗来迟是一大问题。

联合国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最终被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所取代。2011年8月17日，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发表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份针对4名真主党成员的起诉书。起诉书固然重要，但要真正实施起诉却必然是极其复杂的，因为黎巴嫩的政治错综复杂，而且真主党今天仍在黎巴嫩政府中占据优势。在最好的环境下，黎巴嫩的稳定也是很难维持的。这个问题将如何继续影响未来几年的黎巴嫩政治，仍有待观察。

黎巴嫩：雪松革命和叙利亚撤军

哈里里谋杀案在国际社会激起的强烈谴责与雪松革命中贝鲁特街头民众的巨大愤慨清楚地表明了黎巴嫩人民将坚持自由的议会选举，也表明了叙利亚将不能继续维持其军事存在。活跃在当今黎巴嫩政坛上的两个阵营——亲叙利亚的“3月8日联盟”和反叙利亚的“3月14日联盟”——都是以各自在那段时间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日期而得名的。

2005年3月12日，我们取得了一个外交突破，当天阿萨德向在阿勒颇的罗德——拉森通报了附有一份明确时间表的叙利亚全面撤离的计划。在3月下旬召开于阿尔及尔的一次会谈中，我敦促阿萨德尽快兑现他的时间表，在黎巴嫩选举之前将叙利亚的军队和情报机构撤出。我们获得了来自华盛顿和巴黎的大力支持，希拉克、布什和赖斯给我打了许多次电话，亲口称赞我们的努力；但我试图不让这种过分的关注动摇我的工作。我发现美国经常性的鼓励姿态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布什总统刚刚任命了约翰·博尔顿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而博尔顿是美国政府中一位对联合国抱有深深敌意的人物。这很难说是要支持我或联合国。

3月底，贝鲁特在9天内发生了4起炸弹袭击事件。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595号决议呼吁反对派作出公开宣言，并就他们加入全国联合政府设定了条件——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对哈里里谋杀案展开国际调查、叙利亚撤军以及黎巴嫩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辞职。选举最后在5月29日举行，联合国将提供技术支持来帮助这个脆弱的国家开展选举。

我的特使在4月初返回大马士革后收到了叙利亚方面设定在4月30日之前撤出全部军队、资产和情报机构的时间表。阿萨德打电话要求将我的下一次第1559号决议报告推迟到4月26日，到那时他将已完成撤离：“这是肯定的，您大可放心。”他承诺道。当我同意了这一请求时，赖斯和希拉克两人深感不安，并游说我改变决定，但是我需要阿萨德兑现承诺，我也没有理由不保全他的面子。我将控制自己的报告日程——不会受阿萨德的控制，但也不会受美国和法国的控制。

我得以在4月26日报告称，叙利亚在同一天以书面形式确认了它的撤军。我派出一个技术小组来确认撤离工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看得见的情报设施已不存在，但不能证实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已撤回。他们随后不得不再返回核实，因为有报告说仍有叙利亚的情报分子在活动——考虑到此时许多国家在黎巴嫩都有情报人员，很难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是，这些叙利亚的情报人员似乎没有严重干预选举。

在迈进2006年之际，第1559号决议的实施逐渐放缓，主要是因为许多遗留问题难以解决，需要达成内部的政治共识。黎巴嫩发起了一个旨在讨论总统任期以及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的武器等问题的全国性对话。2005年，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公开声称该组织拥有1.2万多枚导弹。但黎巴嫩军队拒绝收缴藏匿的武器，这些武器属于那些仍被视为合法抵抗以色列的人。然而，有趣的是，全国性对话产生了一个黎巴嫩共识，即如果萨巴农场被归还，那么与以色列的领土争端将会结束。这一共识的言外之意将使真主党的主张不能成立——真主党宣称它需要武器是为了解放黎巴嫩的领土。

这开启了一条很可能让人感兴趣的前进之路。当阿里埃勒·沙龙以总理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时，他还沉浸在从加沙撤军的荣耀中，我敦促他再考虑一次勇敢的壮举，从萨巴农场撤军——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它们移交给联合国。它们显然不是以色列的领土，离开它们可能会削弱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辩论中的地位并加强黎巴嫩总理福阿德·西尼乌拉的力量。福阿德·西尼乌拉领导了5月选举后组建的亲哈里里政府。以色列强烈反对将2000年我划定蓝线时已敲定的内容重新拿出来讨论。但是，当我们在2005年9月会面时，沙龙似乎在考虑采取行动。但即便他想要做些什么，最后也没去做，因为几个月后他严重中风了。不久之后，埃胡德·奥尔默特接替了他。

解决萨巴农场问题还有另一种方式：叙利亚和黎巴嫩能划定它们的边界。但是叙利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将进一步预示着它从黎巴嫩的撤离，并将引发有关真主党武器的新问题。当这些颇为神秘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在讨论之时，一场跨越蓝线的全面战争爆发了。

黎巴嫩：2006年战争和第1701号决议

我已在“前言”中叙述了在2006年7月和8月以色列和真主党34天战争期间我的外交活动的许多方面。其中几乎汇集了所有影响中东局势稳定的因素，也有力地展示了在一场重大国际危机中秘书长和安理会之间的共生关系。

安理会中出现的国际分歧准确地反映在人们选择用什么样的副词来描述国际外交的目标——是“立即”还是“持久地”结束暴力？那些使用“立即”一词的人认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黎巴嫩和以色列平民被杀死，真主党的势力就会逐渐加强，西尼乌拉政府的实力就会被逐渐削弱，而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的形象也将逐渐受损。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也许是这种观点最直言不讳和最受关注的倡导者，许多欧洲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以及非西方的安理会成员国也持同样的看法。

另一个阵营的人则想要给以色列时间来“完成任务”，他们主张，除非解决了“根本原因”（他们指的是真主党的军火库），否则战争将不可能停止。布什和布莱尔领导了这一阵营，阵营内还有一些心照不宣地希望看到真主党遭受打击的阿拉伯支持者——当然还包括以色列。

虽然我同意不能在简单恢复现状的基础上解决这场危机，但是我在停止敌对行动（只要有意愿这是立即能够实现的）与要求长期停火的政治和安全一揽子计划之间做了一个明确区分。我看不出以色列连续几周对黎巴嫩的轰炸最终会对黎巴嫩政府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造成战略损害。我谴责真主党发动战争的挑衅行为以及它使用火箭弹恐吓以色列，这些火箭弹经常从平民百姓的居住中心发射出去。我也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大规模的火力，其打击针对的目标似乎经常与真主党没有什么联系。

危机爆发几小时之后，我决定向该地区派遣一支由3名高级特使组成的高级别特使团。赖斯敦促我把这个特使团置于第1559号决议的框架内，其中包括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在以色列发动进攻期间绝不可能达成这一目标，也绝不可能通过以色列的进攻（无论持续多长时间）达成这一目标。即使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几个月，在轰炸结束之时真主党仍会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并且仍将是黎巴嫩政府中的一部分，而真主党及其当地的支持者都必将是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

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最初告诉我，他很可能不会有时间来接待特使团，这反映了他在冲突初期时的傲慢，在危机中他不需要找台阶下。最终他还是会见了特使团，特使团也访问了贝鲁特。特使们推出了一个可以确保实现停火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包含了这样一些关键内容：交还被俘士兵，扩充维和部队以支持黎巴嫩政府扩大其对南部的控制，召开一个帮助划定黎巴嫩国界的国际会议来处置包括萨巴农场在内的所有争议地区。随后由美国人和法国人主导的安理会谈判于8月11日一致通过了第1701号决议。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在战斗持续拖延的同时，达成这项决议竟花了一个月时间，我感到我有充分的理由在决议通过时将与会的各安理会成员国外长训斥一番：

如果我不告诉你们我对安理会未能更早达成这一点感到多么失望的话，我将是失职的……（安理会）不能更快地采取行动已严重动摇了世界对其权威和信誉的信心。

但即使是决议的通过也没能停止战斗。这项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根据我的维和经验得知，第1701号决议中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言辞是不充分的。我已敦促美国和法国在这个文本中加入一个具体的日期和时间。惯于逞强好胜的约翰·博尔顿一辈子都没有对一兵一卒负过责，他对这一建议置之不理。

最终，我与奥尔默特和西尼乌拉直接敲定了停火协议。以色列还需要60个小时的缓冲时间，奥尔默特向我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段时间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但鉴于任何撤离部队都会面临一些易受攻击的局面，以色列部队将坚守岗位以“保护自己”。在赖斯的帮助下，我促使奥尔默特对他要求的60个小时作出了让步，他于是同意在8月14日星期一上午7点停火。西尼乌拉也声明他的政府（包括真主党）接受这一截止日期。我在写给两位总理的信中确认了这一点，信中还附有一份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清单来明确停火意味着什么——实质上是在各方同意的情况下我根据我的职权扩充了第1701号决议。

尽管奥尔默特作出了保证，但以色列还是在最后3天发动了进攻，其中包括投掷了隐蔽的集束炸弹，这些炸弹在战斗结束很长时间之后仍将继续杀死黎巴嫩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们。误导秘书长的不单单是以色列的进攻：当我打电话给巴沙尔·阿萨德敦促他不要再向真主党提供武器时，他十分明确地表示，叙利亚没有为此次行动提供任何物资。他和伊朗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都向我承诺他们将支持第1701号决议。我并不幻想这一承诺将给这一地区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个可以用来评判他们的承诺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这同样适用于以色列人。

第1701号一揽子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组建一支更加强大和重新整编的驻黎部队，它拥有更有力的授权和正当的部队。美国最初希望调走驻黎部队并安插一支多国部队——这也是以色列在发动战役之初曾坚持的。我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实现，也不会对黎巴嫩产生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那些敦促派遣多国部队的国家并不是乐意提供军队的国家。大家都认可的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责任在黎巴嫩而不在国际社会——正如赖斯向我承认的那样，美国并没有试图解除塔利班的武装，而是让阿富汗自己做主。美国最终接受了重新整编的驻黎部队，这不仅是正确的选择，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华盛顿正确地坚持给予驻黎部队最大的授权，因为驻黎部队以其原有的面貌显然无法应对局势。驻黎部队将以法国为首，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提供一些部队，但也有一些非欧洲国家参与。

在第1701号决议通过后，人们对能否保持停火和驻黎部队能否部署到位似乎一时没有多大信心。结束暴力只是开启了我工作的一个新阶段。如果以色列在6年内第二次撤回到蓝线后，那么至关重要的将是保证驻黎部队根据各国的承诺部署到位，并确保黎巴嫩军队部署到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我艰难地推动欧洲人提供一支可靠的骨干部队。欧洲国家信守诺言，派出了部队——在我于8月底同欧洲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承诺将派遣8000人的军队。为了增强部队的实力，我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求援，成功地让它们派出了一些增援部队。

黎巴嫩部分地区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我决心尽快解除以色列的空军和海军对这个国家的封锁。但是以色列不会采取行动，除非合适的国际力量一定能参与进来，而国际力量要等到以色列人撤离完毕后才可以调遣。在达成协议之前，我作了一次冒险，宣布封锁将会被解除，从而作出了必要的推动。有时候，为了取得成功我不得不冒失败的风险。

在我建议邀请马来西亚时，以色列外长齐皮·利夫尼特别感到不悦，他反对说马来西亚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我认为这有些过分了，便没有理会——主要是因为我已经特别规定了不会将马来西亚部队部署到直接面对以色列军队的位置。战争使以色列彻底领教了它在一个日益动荡的地区的脆弱性，它在战争结束时没有实现它宣称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任命一位德国情报人员斡旋战俘交换协议，他最终在我的继任者任内达成了这项协议，促成用两名以色列士兵的尸体来交换仍被以色列关押的黎巴嫩囚犯。在随后由联合国悄悄促成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接触中，他被请求协助释放一名在加沙地区被俘获的以色列士兵。这种必要的谈判提示我们，永远不与激进分子对话的口号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推行的——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其他地方。

第1701号决议给联合国带来了保障黎巴嫩和以色列以及整个地区安全的新负担。在当年12月离任之前，我为战后几个月内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尽管自那以后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但蓝线沿线保持了平静。当我审视在多年的任期内我们在黎巴嫩发挥的作用时，我可以说，我们促成了以色列两次撤出黎巴嫩，也促成了叙利亚撤出黎巴嫩，我们支持了该国的全国性对话，并加强了我们的维和作用。

如果黎巴嫩要开始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必要的措施。但是它们显然并不足以确保黎巴嫩的长期稳定。虽然我们已帮助黎巴嫩稳定了局势，但是安理会和我的干预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黎巴嫩的全国性对话在一些重要领域产生了共识，但并没能在真主党的武器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叙利亚和伊朗对第1701号决议的承诺是重要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重新武装真主党。我们加强了与黎巴嫩军队并肩维和的行动，由此减少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武装力量的存在迹象，但真主党仍然很强大，并能够在今天对黎巴嫩政府行使着某种否决权。以色列没有履行第1701号决议规定的义务，没有在萨巴农场问题上创造性地帮助西尼乌拉，并且还继续采取每天飞越黎巴嫩领空的挑衅性行动。我在战后路过这一地区时强调第1701号决议“不是一份自助餐，而是一份固定菜单”，我在给安理会的报告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努力在所有问题上步调一致地推动进程，不允许任何参与方挑三拣四。但真正的稳定并不在于维和或者危机外交：在于对真正全面的中东和平的追求。

反思中东的维和与和平缔造

我必须对抗的每一场暴力骚乱——从巴勒斯坦起义和以色列的防御盾牌行动到黎巴嫩战争和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危机——冲击着和平共处和相互安全的理念，要让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最终生活在和平中，这一理念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每一项一厢情愿或未能实现的政治倡议——从《奥斯陆协议》到加沙撤离路线图——最终都让双方不再相信通过谈判能缔造和平。在一连串失败中获益的唯一赢家是那些试图让冲突永久持续下去的好战分子和激进分子，他们或是对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弹，或是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或是在抢夺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同时力图制服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在于政治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在于全面的解决方案而非单方面的途径。

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机构传统上一直置身于该地区的进程之外，在这种环境中，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在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努力促成这种全面的解决方案。通过发起和建立四方会谈机制，我希望把联合国的合法性、美国的政治力、欧盟的财政资源和俄罗斯的地区声望凝聚成一股外交上的合力——我在这一合力中掌控主导权并且担任事实上的主持者。这样做可以在关于全面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以及采取何种手段实现的问题上形成一个更加明确的国际共识。然而，正如我在本章中讨论的，四方会谈未能坚持路线图的基本原则，这就使这个机制丧失了某些活力，并限制了它在双方之间的协调能力。我在黎巴嫩战争结束时提到了自己的挫败感，我告诉安理会“今后不能孤立地或通过双边方式来处理该地区的各种危机，而应该把它们当作是一种全面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这种整体努力是得到安理会批准和支持的，旨在给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在我离任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以色列针对火箭弹袭击在加沙地带发动的毁灭性进攻和巴勒斯坦上演的内战。有一件事情几乎永远不变：以色列每天都在这一地区制造着事端。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巴勒斯坦总理萨拉姆·法耶兹建设国家的努力，它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至少在约旦河西岸有一个巴勒斯坦伙伴准备走上艰难的和平之路。

巴勒斯坦人对内塔尼亚胡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他们正在为未来的政治道路寻求另一种选择——从寻求巴勒斯坦国的联合国成员国身份到加强反对占领的民众抗议。美国对巴勒斯坦人利用联合国的任何举动都会作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已变得多么重要，以至于剥夺了国际社会发挥真正影响的能力。我们应该承认巴勒斯坦获取联合国成员国身份的重要性，并表示将考虑和批复它的申请，无论结果是接受还是拒绝；说到底，在采取了进一步努力来商谈解决方案的最终条件之后，除此之外，还有促使双方向前推进的其他更好的途径吗？

如果联合国的路径被关闭而谈判也无结果的话，那么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将会发出解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呼声，并将责任推回给以色列的占领——甚至会抛弃两国方案转而支持一国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似乎也在逐渐右倾，以至于太多人无法想象两国方案对其长期的安全、合法性和身份带来的好处。

然而，只有两国方案才能回应双方人民的需要。国际社会必须在某一时刻（宜早不宜迟）采取冒险措施，设置一些基本参数，供双方商谈并取得一致。四方会谈应努力制定这些参数，随后可以考虑让其列入一项安理会决议。虽然试图再次解决冲突存在失败的风险，但听任冲突继续恶化，最终爆发的风险将更大。趁早帮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解决这一悲惨和痛苦的冲突是我们对双方应尽的责任。

阿拉伯与该地区的未来

除了尚未解决的冲突以外，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几十年来还受到其不公正的政治状态的阻碍。出于对巴勒斯坦人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该地区的人们几乎不曾注意威权主义、宗派主义、狂热、贫困和无知等因素，而这一状况几十年来已经在阿拉伯世界逐渐恶化。事实上，我作为秘书长经常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人们总是用狡辩和混淆视听——从以色列的地位到伊朗的影响再到美国的力量——来掩盖阿拉伯世界制度的真正缺陷。

我在任期最初感到自豪的是，联合国给予了阿拉伯人分析该地区社会问题的发言权，他们的声音相比西方国家领导人关于民主的布道更有洞察力和可信度。2002年，一支完全由阿拉伯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地区局的里玛·哈拉夫的带领下共同起草了联合国第一份《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这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阿拉伯公众辩论。这份报告和随后发表的几份报告引发了阿拉伯社会强烈的自我批评，它们发现有三个基本上是自身的差距阻碍了它们的发展——自由、性别和知识方面的差距。除非阿拉伯社会建立基于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制度，赋予妇女权利，克服在知识和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否则现在正在长大成人的下一代人将面临越发令人沮丧和缺乏机遇的未来。阿拉伯领导人不时向我抱怨《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但是他们不能轻易地摒弃联合国通过阿拉伯世界传达的合理呼吁。

阿拉伯世界在2011年初出现的民众抗议活动可能会使该地区走出数十年的混乱统治，这种混乱统治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场民众抗议潮是阿拉伯青年人对《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问题的反应。这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落后，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落后的原因：以一个稳定的联盟维持的政治。”普通民众——特别是如今已构成阿拉伯社会主体的年轻人——以雄辩和勇气表明，阿拉伯世界并不只有塑造了该地区全球形象的君主、清真寺和武装分子，它还拥有其他更多的东西。

当我写下这些反思时，我对正在进行的改革仍旧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这些改变将为塑造自由稳定的中东提供一条平坦捷径的想法是天真的。中东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重，社会局势紧张。反动势力会发动反击。激进势力会试图操纵正在发生的一切。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宗派和种族冲突很可能一触即发。因此我们应该预测到这将是一条坎坷之路。

但非常清楚的是，必须塑造这场变革的主角一定是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民众表达了全球性的愿望，但这些愿望却是基于他们自己社会中的价值观的。阿拉伯社会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为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找到一种新的共识。但是联合国将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我们已见证了安理会在干预利比亚当中的作用，联合国在该国和也门的外交努力，以及联合国帮助突尼斯和埃及等国推行变革的持续作用。联合国必须像它出台《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那样，尽其所能给予该地区的一些人更大的力量，这些人正致力于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并负责任地追求真正的变革。

当前这场追求合法性与责任心的运动，与以色列、伊朗或者美国毫不相干——这也许是几十年来统治者和反动派第一次无法责备外来势力，这种停滞局面主要是由内因而非外因引起的。长期以来，该地区的政治主题基本上一直都是阿以冲突和以色列及西方国家的罪行。现在民众开始关心他们自己国家社会发展的未来。

第八章　“ 9·11”战争

恐怖袭击、阿富汗、伊拉克和处在崩溃边缘的联合国

2003年8月19日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世界的另一端。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在确定娜内和我在芬兰的一个小岛度短假后给我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一枚巨大的炸弹袭击了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造成了多人伤亡。在随后的一片混乱中，没有人能找到我的亲密朋友和特别代表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后，德梅洛率我们的使团去了伊拉克。我们已知道他的团队中有其他一些成员伤亡——只是姓名和人数还不清楚。

当我们计划立即返回纽约时，里扎劝我旅游时千万要小心谨慎，因为不知道是否有一场针对联合国的更广泛的行动正在进行。“基地”组织很久以来就把我当作他们的目标之一，因为我在东帝汶独立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而“基地”组织认为我参与分裂了亚洲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把矛头对准了塞尔吉奥。在我请求塞尔吉奥带领联合国团队返回伊拉克后，里扎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他讨论了他的角色问题，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显得必要且棘手。

正如我们相信他会做到的那样，塞尔吉奥凭借他独一无二的勇气、精力、敏锐、精明和对联合国最高原则——保护平民——的责任感迎接了这个挑战。3个月前他到达伊拉克时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是支离破碎的伊拉克社会，另一方面是美国无视伊拉克的复杂性而实施了专横的占领。就在炸弹袭击的前一天，我从芬兰打电话给塞尔吉奥。我在度假期间已决定，他需要离开伊拉克回联合国总部进行磋商，以便我们能清醒地评估我们在伊拉克的角色。他欣然同意了，但是坚称他将从纽约飞往里约去看望他的母亲，同时也放下在伊拉克的领导工作获得几周的短暂休息。我同意了，我们在谈笑中结束了通话，挂电话时我们还说了常说的问候语“加油”！

我终于走完一个感觉像是漫长无尽的旅程抵达了纽约，里扎到机场来接我，并证实了我们担心的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塞尔吉奥、纳迪亚·尤尼斯——他的办公室主任和我的前礼宾司长——和20多名其他同事被认为已经丧生。整个飞行途中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这种事情呢？能不能避免呢？我当初能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来保护他们吗？他们是应该离开还是应该待在那里？我翻来覆去地问自己——我想起了我的同事们和他们撇下的家庭。

我曾竭尽全力试图阻止这场战争，但是现在它已夺去了我最亲密的两个同事以及一些最杰出和最具奉献精神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命。他们中没有人相信这场战争会发生，而是把前来援助伊拉克人民视为责任和职责，因为伊拉克人民已经遭受了激烈的震荡，这些震荡开启了一场将长达10年的内战。现在他们在一场恐怖行动中被谋杀，这一恐怖行动永远改变了联合国对于实地风险和遇袭概率的感受。当然，联合国的外交官、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此前也曾有过因公殉职的，但是他们在这个国家被这些人用这种方式杀害，实在是最残酷的命运——杀害他们的人是反对占领的人，而我们也曾竭尽全力试图阻止这场占领。

在爆炸的当天，我不得不作出反应，提醒全世界我们在伊拉克有更重大的使命。我不能让联合国被恐怖分子吓倒，我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此次袭击并重申了联合国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战争和被占领的使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伊拉克很明显正处于混乱不堪和惨绝人寰的战争之中，到处都是武装战斗。到9月的最后一周，我们的人员所面临的风险显然已无法预测了，于是我下令从伊拉克疏散所有剩余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塞尔吉奥和纳迪亚去世几天之后，为他们书写的墓志铭准确地表达了失落和愤怒之情，也赞美了他们对联合国使命的执着追求，这种执着追求将永远激励我们这些有幸与他们共事的人：

塞尔吉奥和纳迪亚的一生是奉献和充实的一生。他们的去世既羞辱也嘲笑了那些纸上谈兵者、电视脱口秀的斗嘴高手、夸夸其谈者、幕后操纵者和一概而论者。他们的去世提醒我们，绝对的权力无论其意图多么友善，也决不是无私的，它要求获得回报。他们的生命也提醒我们，在这样一个如此血淋淋的世界里，对不起，只能做一些小的善事。

记者史蒂文·厄兰格，塞尔吉奥与纳迪亚的朋友，《纽约时报》，

2003年8月24日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造成的惊人伤害当然并不限于2003年8月19日22名联合国官员的牺牲。在入侵之后的十年中，估计有11.5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随之而来的混乱和内战；超过1万名联军士兵丧生或受伤；约有400万人沦为难民或在国内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和环境遭到破坏；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安全机构和代理人的地位受到严重损害；人们急切寻求的多边主义前景不明；中东和平进程至少推迟了又一个十年；建立一个稳定的阿富汗以使其不再支持恐怖主义和不安定因素的当务之急被毫不在意地弃置一旁；“基地”组织的势力得以加强而非削弱；阿拉伯世界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转变为一场相互厮杀的分裂；人道主义干预最关键和最高尚的原则因其与侵略和控制联系在一起而受到玷污；最后，由于人们把战争带来的滥用武力、灾难和混乱状态归咎于美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国际秩序的长期支柱，美国的全球地位大大受损。

伊拉克和联合国

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到我当选秘书长的6年时间里，伊拉克最初是国际社会为追求联合国创始国所设定的最高目标而依法采取行动的样板，后来成了该组织的沉重负担。在建立多国联盟打败侵略国伊拉克而解放科威特之后，全球普遍怀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很快被恼怒和日益加深的担忧所取代，因为巴格达拒绝履行停火义务，且伊拉克人民仍然处于困境之中。

联合国命令扭转科威特遭入侵的状态，仅此而已；出于审慎、克制和对战争风险的明智评估，乔治·H.W.布什政府一直遵照执行。与此同时，这使得萨达姆·侯赛因继续掌权，继续充当一个残酷专制政权的掠夺成性的领导人，而这个政权没有表现出什么迹象证明它将充分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我的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1996年底离任时只给了我一条忠告，这条忠告现在应验了。“关注伊拉克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在我1997年就职时，鉴于伊拉克20年来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记录，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是联合国的一个老问题了，我的一些高级顾问也曾长期直接参与处理巴格达政策的国际性后果。我们没有人对该政权抱有幻想。我的首席顾问和最亲密的幕僚伊克巴尔·里扎曾担任奥洛夫·帕尔梅的副手，帕尔梅在1980年到1988年间曾在残酷和毁灭性的两伊战争期间担任联合国特使。他曾亲眼目睹伊拉克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他对当时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坚持要向全世界揭露伊拉克使用这些武器的行径，他招致了该政权领导层的长期敌意。我的阿拉伯裔高级顾问，阿尔及利亚前外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曾参与了结束黎巴嫩内战的《塔伊夫协议》的谈判，他也曾在其他各种谈判中与伊拉克打过交道。与一些成员国的观念和偏见相反的是，我的团队深谙与顽固张狂的萨达姆政权打交道的门道。

我与伊拉克打交道的经历可追溯到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不久，当时我应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要求与我的朋友维鲁·达亚尔前往巴格达，洽谈当时驻扎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90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通行问题。这相对容易。但除此之外，伊拉克政权开始利用其境内大约2200名西方人作为人体盾牌，我的团队开始与西方大使们密切合作以确保他们的释放。很少有人意识到的是，除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平民之外，约有50万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国民也滞留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些人可以自由离开，但他们既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撤离。除最初的使命之外，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件事情，在联合国救灾总署的配合下，我们最终商定了先通过约旦首都安曼，然后从安曼到亚洲的空运航线，使大多数人回了家。

在科威特解放后，安理会决心不再让萨达姆对该地区或者世界构成威胁，它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向伊拉克施加了联合国历史上最严厉的裁军和制裁措施。安理会明确表示伊拉克必须坚决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此对它实施了一套融广泛经济制裁和突击武器检查于一体的双重政策。制裁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销毁伊拉克全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制裁却使大多数人民而不是政权受到了伤害。当时很少有人想到，12年之后制裁依然如故，而伊拉克也仍在顽抗，世界仍在关注萨达姆的威胁。人们期望的是萨达姆会沉默下去，而不是听任人民遭受痛苦和苦难。萨达姆政权顽固和持久的生存本能被大大低估了。

但是国际手段远不能制约伊拉克的权力现实，人们逐渐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在制裁使伊拉克经济陷入瘫痪并导致儿童普遍营养不良之时，萨达姆对该国的控制依然得到了加强——任何反对势力都被削弱了，有限的财富资源越来越集中到政权支持者的手中。最猛烈反对这个政权的敌人——安理会中的西方成员国——在不经意间很不留情地给它贴上了“恐惧共和国”的标签。

随着制裁年复一年地持续和灾难在伊拉克全境蔓延，安理会意识到，除非做些事情来减轻普通伊拉克人的痛苦，否则制裁机制将完全崩溃，这套制裁机制已经漏洞百出，并且受到了走私活动的破坏，西方大国因希望限制对伊拉克邻国造成的损害，也对这些走私活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就是提出石油换食品计划背后的理由，在我的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与巴格达经过了5年的谈判之后，1995年通过的第986号决议制订了这个计划，它在8年来为大约2600万伊拉克平民提供了食品和医疗用品。然而同时，在关于如何以及何时确保伊拉克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伊拉克领导层和联合国之间一直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1991年4月通过的第687号决议确定了海湾战争停火的条件，在这项决议中，安理会要求“伊拉克应在国际监督下无条件同意将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及相关的生产设施和设备全部销毁、拆除或无害化”。它也要求伊拉克在15天内发表一份声明，说明所有这些物体的所在地点、数量和类型。

为了实施新的核查和裁军方案，安理会委任罗尔夫·埃克乌斯担任负责伊拉克境内核查行动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并向当时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的汉斯·布利克斯寻求帮助。他们两人都是经验丰富和一丝不苟的瑞典外交官和裁军专家。凭借极大的毅力和自律，两人成功地销毁了数量巨大的违禁武器，同时赢得了整个安理会的信任和信心——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当不久之后埃克乌斯卸职并向我推荐了澳大利亚外交官理查德·巴特勒做他的继任者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俩有多么杰出。

尽管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埃及驻联合国大使纳比勒·阿拉比等朋友对巴特勒持保留态度，我还是决定任命他。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也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次任命。当然，伊拉克人继续耍弄花招，他们发现巴特勒恰好是最合适的配合者，天哪！尽管巴特勒是裁军方面的专家而且经验丰富，他却很快表现出宁愿采取外交恫吓和在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而不愿费力去引导伊拉克人服从。他对伊拉克和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主要成员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偏见，联合国想要通过他来采取和平手段以解除伊拉克的武装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尽管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是由我任命的，但他直接向安理会正式汇报。然而巴特勒的错误是把美国而不是联合国当作了裁军进程的监督者。在安理会一次特别令人震惊的会议上，巴特勒把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当作不起眼的市长那样对待，会后我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警告他，任何联合国高级官员如果选择只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一国效力，那他很快就会失去其他国家的支持。我警告说，更糟糕的是，这种做法将损害安理会的凝聚力，阻碍其作为决策机构的运行能力。我又以比较个人的口吻补充说，一旦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质疑他的信誉，那么美国也将不再需要他，也将撤回对他的支持。

在1997年和1998年间，一系列的核查导致了与伊拉克当局的对抗。我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制裁伊拉克对联合国世界地位的影响。考虑到禁飞区、定期的轰炸威胁和突击核查，国际社会对伊拉克问题的参与已经高度军事化了。此外国际社会还不允许伊拉克发展基础设施，石油资源也由联合国管理。以下这种观点尽管盲目，但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用安理会决议来胁迫一个弱小的国家，掩盖了强权的恃强凌弱。从1997年到2003年间，中东各国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不断地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联合国可以对一个政府施加如此严厉的措施来迫使它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为什么不对以色列一视同仁呢？美国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萨达姆没有执行联合国决议。但是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问题上也有类似的不执行联合国决议的情况。这种不一致激怒了许多方面。

1997年11月，我第一次亲身踏进伊拉克战争的泥潭。我完全知道我的干预将会遭到来自各方的怀疑和利用，但是我也同样肯定我可以发挥某种关键的作用。我任命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埃米利奥·卡德纳斯、扬·埃利亚松这3名高级外交官赴巴格达同伊拉克人接触。巴格达在这个时候显然决定要在高级别的层次上（也即与作为秘书长的我）与联合国重新接触，因此它清楚地表达了它的谈判立场：它不寻求对抗；它在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已执行了所有的联合国决议，而一个成员国——美国——正利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1月下旬，随着要求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修正做法并尽可能改变核查团人员组成的压力不断增加，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给我，敦促我应该无视所有此类要求调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工作的呼吁，并应坚持把所有关键的决定留给安理会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来做。“就您的地位来说，您不屈从是很重要的。”她说。她还补充说她是以“一位朋友”的立场这样说的。“我们必须保持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独立性。”对于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怀疑，我们对于“独立性”在这件事情上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看法。

事态越来越清晰，巴特勒对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管理和领导给了萨达姆一个口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正是巴特勒的做法使萨达姆声称：他愿意全面裁军并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但是鉴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法，这不可能实现。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巴特勒及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后台人物未能理解的是，他们越是使劲地推动巴特勒执行他们的指令，他自己和他在核查组织中的地位就越是会被削弱。

到1997年底，美国很显然已对核查过程失去了耐心，开始激烈讨论如果伊拉克不完全屈服就采取军事行动。联合国核查人员在精明、严谨和执着的瑞典外交官罗尔夫·埃克乌斯的带领下，已在伊拉克驻扎了大约7年时间，这段时期销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整个海湾战争期间联军摧毁的还要多。然而，这一成功纪录是在伊拉克政权对核查抱抗拒态度而非合作态度的情况下取得的。到1997年底的这个时候，伊拉克已找到了新的抵制合作的理由，即国家安全及总统府邸的尊严——总统府是为萨达姆和伊拉克高层领导设计的庞大的建筑和公园群。当然，这种抵制行动藐视了第687号决议，该决议明确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进入所有场所，不得有任何例外。我知道根据第687号决议萨达姆不得不开放这些“总统府邸”和宫殿，但我也感到深深地不安，全世界可能会因这个问题而走向战争——因这个相对不太重要的问题导致任何死亡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我相信应该有办法既能避免羞辱伊拉克人又能使他们完全服从。

1998年2月13日，五大常任理事国仍在继续磋商，而我已决定派遣一个由斯塔凡·德米斯图拉领导的技术小组在我前往巴格达之前先去那里绘制总统府的地图。此时我接到奥尔布赖特打给我的一个电话。她显然是越来越担心在技术小组探访之后还能否派一支联合国高级特使团出访伊拉克，她恳请我不要在五大常任理事国达成共识之前成行。安理会的共识一直是我此行的基础，因此我强调赞同她的建议。但是随后她又坚持认为，我派遣一个技术小组去巴格达似乎是在迁就伊拉克的要求。我纠正她的说法，我说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的话，我要让他们亮出底牌。如果伊拉克人认为总统府邸是极其敏感的地方，那么他们就给自己设了限，这样我们就可以直奔主题了。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分别接到了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的电话。他们显然已经决定要在这一天向我发出强硬的信号——特别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我能感觉到克林顿刚刚得到了一个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全面汇报，因为他首先做了一个概述，然后切入正题，说他与我一样需要一个外交解决方案，但是必须是有原则和有骨气的方案。我向克林顿保证这正是我所提倡议的核心：确保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主席的领导下继续主导所有的核查。但是，通过向每个核查小组增派新的外交官，我们可以向伊拉克人表示我们尊重他们的尊严，但这种尊重绝对不妨碍核查的效力。

奥尔布赖特一如既往地开门见山：“这里的每个人都关心你是否真正了解我们的态度有多么坚定。”我回答说：“当然，我知道美国和伊拉克的利益和态度。”我解释说解决方案很简单：新的核查团队将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专员领导并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正式人员组成，受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执行主席巴特勒指导。其他有外交背景的成员将由我本人和巴特勒共同任命。奥尔布赖特显然没有被说服，她发出了那种我很快将非常熟悉的警告：“即使这次能达成妥协，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说，与伊拉克的妥协是最糟糕的交易。”

我决心赶赴巴格达，在我出发前的那个星期日，奥尔布赖特来到纽约我的秘书长官邸见我，她给了我她的“红线”，也即她的最后要求：伊拉克的所有官邸都必须能自由且多次地进入，不得有时间限制。这些要求对我来说既不意外也不是什么问题，我也知道她此行的目的不光关乎使团本身，同时也关乎美国的国内政治。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在许多场合它需要显示出对联合国的强硬立场。她甚至问到“即使我们不希望这样”，我是否还愿意去。我告诉她，我带着安理会的强烈共识前往巴格达，这个共识是要求伊拉克必须服从——但是我也会准备自己的谈判要点。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作为秘书长的责任，我要对191个其他成员国负责，而我们的职责是寻求和平地解决争端。

我一抵达巴格达就在停机坪上会见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200名记者，伊拉克人允许这些记者进入该国以烘托谈判的气氛。我随后被送往一座白色的大宾馆，我和我的团队将在这里准备接下来几天的会谈。置身于萨达姆金碧辉煌的（但也颇为庸俗的）府邸中，我不禁想起了这一切所造成的浪费和滥用，以及整整一代伊拉克人如何因为一个人对权力的控制而被剥夺了享有繁荣、尊严和自由的机会。

我知道，伊拉克政权在整个过程中寻求的是一种尊严和尊重的感觉。这与中国人强调不丢面子的传统没有什么不同。我从我与伊拉克人谈判的经验和拉赫达尔·卜拉希米等助手的建议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称这样的尊严可能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尽管这在西方人的眼里可能会显得矫揉造作。一些人会问，为什么要给予萨达姆任何尊重和尊严——与一位暴君达成相互信任对他的许多受害者来说是一种侮辱；对这些发问者，我只能回答说这是我的任务。只要国际社会赞同执行一套需要伊拉克配合的核查机制，那么我们又怎能用其他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呢？

我们随后进入了与阿齐兹领导的伊拉克小组的谈判。从这次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的会谈中我感觉，我们将能够达成一项恢复核查的协议。但很明显，只有一个人可以对此授权：萨达姆。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否以及何时能会见萨达姆。第二天中午之前，一个汽车车队突然前来带我去与他会面。当我们进入他的一处宫殿时，我发现他改变了身着军装的一贯做派，改穿了一套深蓝色西装，这表明他似乎明白他需要至少在外表上遵守外交礼仪。

我们一起在会客厅里那些镶满金边的豪华座椅上坐下。他自始至终小心翼翼，仪态端正，表现出深沉和自信的平静。他近乎从容，他的个性显示出他长期以来在伊拉克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我的目标是明确的：给萨达姆一个台阶下，让他同意恢复核查。在没有任何办法强迫他让步的情况下，我指出此举有助于他把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确保其免受进一步伤害，我希望以此为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基础。我一开始就试图激发他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包括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虚荣心。我讲述了伊拉克已经历过的战争，并且说道：“总统先生，您是一位建设者。您已花了数年的时间建设和重建战后的伊拉克。”我强调，在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坏之后，他们已经在重建社会方面做了那么多工作——当然一直是他在负责这些工作。然后，我敦促他避免让有关府邸的争论阻碍一切进程。“您说您没有武器在府邸中，”我说，“那就打开大门，让核查人员自己去看看。”会谈到一半时，他说道：“很抱歉，我必须去祷告了。”一旦我与他的翻译单独在一起，我便转身问翻译：“我使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吗？”“是的，”他回答道，“是的，是的。”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希望这将避免另一场战争。

当萨达姆回来时，他向我表示感谢，并称赞我的勇气，他补充说：“我知道一些有权势的人不希望您来。”这说明了他对我的信任，他授权他的团队完成协议草案，到了午夜时我们便收到了他的批准。在告别之前，我敦促萨达姆不要使每一个问题或者争端发展到危机的地步，而是给我打电话讨论他的关切，以便我们能够避免这次事件的再次发生。他看了看他身边的电话，然后看着我说道：“那个玩意，我从来不碰它。”他担心的显然不只是电话是否被窃听。

这项协议确保了伊拉克会承诺让联合国特别委员会 “立即、无条件和不受限制地进入”，同时规定了我们在进入8个总统府邸时的一套特别程序，以满足萨达姆对于尊严和尊重的要求，其中包括核查小组不应只有技术专家，还应有一些外交官加入。

我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后就向新闻界强调，这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为了不使用武力而炫耀武力。“通过外交手段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通过以武力作后盾的外交手段，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当我回答与会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时，我第一次就公共外交的本质获得了沉痛的教训——也领教了人们怎样利用和歪曲我的话语。在回答一个有关与萨达姆打交道的简单问题时，我表达了在我看来是非常明白的意思，我回答说他是一位我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显然刚刚同他打了交道。当然，我今天回想起来明白了，这个回答不仅可以被误解为我赞许他的个性，还可以被曲解为我在伊拉克是否会履行协议和有关萨达姆政权残暴本质的问题上缺乏怀疑意识。

很明显，手段必须是以可信的武力威胁作为后盾的外交，同样目的也是很明确的：伊拉克必须完全遵守所有的安理会协议、解除武装、使人民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确保海湾地区的稳定并保证联合国（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证者）决议的有效性。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位秘书长会有闲情逸致来选择与谁打交道——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其他地方。

与萨达姆或利比亚的卡扎菲这样的领导人坐下来谈判，是你的一种责任，如果你要达到某种目的，你就不能推卸这种责任。你需要与那些可以改变事态的人、那些可以停止流血事件的人打交道。你必须与这些领导人会谈，敦促他们找到一条结束杀戮的途径。否则，你怎么去实现这一切呢？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和利用他们的各种动机（不管这些动机有多么自私）来与这类领导人接触，我可以把话题转向更广泛的和平使命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你不尝试，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必须进行检验。代价是非常高的，高得连随便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不打算和这家伙会谈。我不打算和他握手。”你这样做可能会使几千甚至几百万人受进一步的迫害。我正试图让他们做正确的事情。我可能会失败，但我有责任去尝试和检验。

新闻发布会后不久在安理会会议上，我明确表达了我对风险的看法。我提醒他们，我已经执行了经过安理会充分授权的任务，我已恢复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全面和不受限制的进入，加强了该委员会与伊拉克人的谈判地位，随后我把项目执行的责任完全交给了伊拉克当局。“我对这一协议或其他协议的内在价值不抱任何幻想。兑现的承诺是唯一值得一提的承诺……这项协议前所未有地检验了伊拉克领导人信守诺言的意愿……如果这种通过谈判确保服从的努力因为逃避或欺骗而受阻，那么外交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知道，伊拉克最渴望的东西——尊严和尊重——可以通过一系列精心准备的谈判得到体现，而这些谈判将带来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

同样也很重要的是，应该给伊拉克人一线光明；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任何人对萨达姆示弱或希望给他一条出路——像一些批评者埋怨的那样，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突击性核查制度需要伊拉克方面有合作的意愿。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允许进行这种没有先例的深度核查呢？当时在华盛顿有人偶尔议论称，无论情况如何发展，都不应解除对萨达姆的制裁；这种议论当然于事无补。美国及其盟国有权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国家利益。然而，它们不能指望致力于和平解除伊拉克武装的联合国能够赞同。它们也不能无视以下的事实：这样做将给萨达姆提供口实，使他得以告诉全世界其他国家，无论他做什么，这个游戏都已预先设定好了。我们需要继续推进核查以解决与伊拉克之间正在发生的危机。在这场危机解决之前，海湾战争将不会真正结束。

安理会一致认可了我与萨达姆谈判商定的谅解备忘录。甚至巴特勒也在电视上说，这项协议如果被伊拉克切实地执行，将成为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成功开展工作的基础。当然，那一直就是谈判的前提。

我在任职初期前赴巴格达的这次使命表明，当其他途径的外交失败时，如果秘书长愿意进行干预的话，他的确拥有某种可能性。这项协议又为我们争取了6个月的核查时间，尽管这些核查几乎从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和剑拔弩张。

1998年8月初，事态已到了紧要关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越来越显示出了核查时的不负责任和纪律涣散。8月3日下午，巴特勒打电话给我，简单介绍了那一天他与塔里克·阿齐兹会见的情况。伊拉克人显然作出了战略决定要强行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告诉巴特勒，他必须立即告诉安理会：伊拉克已被解除武装；它并不拥有任何更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可以作出（也应该作出）取消制裁的决定。当巴特勒答称（这一次他是正确的）他在没有进一步验证的情况下无法这样做时，阿齐兹以警告的话语结束了谈话：“要么你去安理会讲明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武器的真相，要么我们将不再与你或者你的技术人员会面。”

塔里克·阿齐兹宣布伊拉克已被完全解除武装，要求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立即宣布这一点，否则伊拉克政权将不再合作，他这样做再一次把他的国家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当然，巴特勒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的立场已被进一步削弱，因为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指控，包括来自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内部的指控，称该委员会已被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用来收集与裁军使命无关的信息。伊拉克人抓住了这一点，使得俄罗斯支持他们谴责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特别是谴责巴特勒）不值得信赖。

伊拉克人随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人员组成、核查地点和基本功能的新要求，基本上是要求完全重组；此时，奥尔布赖特和桑迪·伯格一起打电话给我，让我坚称这是对联合国的攻击，是让“联合国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这种行径需要我而不是安理会作出反应。他们强调，被违反的是我与萨达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因此，除非我在下一次安理会会议上“响亮地反击伊拉克的声明”，否则，正如伯格向我指出的那样，美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我的本能反应是，我的公开回应应该是加强安理会的主导作用（这也正是安理会的正当功能），但我的这个主张与美国代表们的坚持毫不相干。我此刻（但并非最后一次）发现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的干预主义倾向带来了什么：虽然我只是个为安理会服务的人，但是世界各地的现实却是，在一些地区的危急时刻我的声音远比安理会的声明和决议分量更重，所谓安理会，实际上是一个由大国组成的遥不可及的俱乐部。

我对僵持局面的答复是，我承认我们已经历了7年的过程，而我们仍然不能指望双方能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因此，我建议全面审查联合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其中包括审查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作用。华盛顿反对这样的举动——他们坚持认为这相当于与萨达姆“讨价还价”，但包括英国在内的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理解与伊拉克人交涉的价值，通过交涉他们将可能服从，而我们也将可以得出最后结论而非陷入永久的危机。10月，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任命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依据我所列出的条件与塔里克·阿齐兹进行接触。然而，他们重新遇到的问题依然是伊拉克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之间根本的不信任。僵局持续了一个月。格林斯托克甚至再次尝试说服伊拉克人，一项新的安理会决议将为结束制裁扫清道路。

旨在实现伊拉克和平满足安理会要求的外交努力让人精疲力竭，这个持续了一年的进程将出现一个丑陋和混乱的结局。在我对摩洛哥进行正式访问期间，11月11日凌晨三点半，我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的电话惊醒。他告诉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正在让工作人员撤离巴格达。我没有从巴特勒本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我打电话给奥尔布赖特，查探美国人正与巴特勒筹划什么事情。她只是确认了美国正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科威特城撤出下属人员，但她显然想知道我是否将就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撤出发布一份声明。

美国与此同时一直在与英国和法国协调，以期使巴特勒的声明获得最大的影响。半小时后，当我正与我亲密和值得信赖的特别助理伊丽莎白·琳登梅尔商讨我们的选择时，奥尔布赖特给我打回电话询问，我是否收到了由美国、英国和法国以我的名义为我起草的一份谴责伊拉克毫不妥协的声明，并问我是否会发布这份声明。我用凌晨四点半可能有的最礼貌的口气告诉她，我完全有能力起草自己的声明，如果我认为合适，我会发布一份声明——用我自己的话。我仍旧对巴特勒极其不专业的行为感到愤怒，我也没有心思去迁就他的主人们。我现在有一个更为严肃的责任：他不通知我就突然撤出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知道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军事行动——就等于把近400名正在执行重要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命置于严重的危险境地。当然，巴特勒认为他将迫使我撤出其他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但是我拒绝了。尽管核查人员会撤离伊拉克，但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却一直待到2003年伊拉克入侵之时，努力在那里缓解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并执行他们的任务。

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伊拉克在8月5日和10月31日两度停止了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进行合作，而每一次我们都让他们回心转意了。如今，在11月，在巴特勒没有与联合国总部商量就撤离了他的核查人员之后，美国飞机已准备升空，意欲通过轰炸伊拉克各地的目标来惩罚它的不服从行为。11月13日，为此我立即召见伊拉克大使，告诉他我将给萨达姆写信，呼吁他重新接纳核查人员，这次伊拉克人反应迅速，在24小时之内作出了接受我的请求的答复。我接到答复后立即给伯格打电话，他大发雷霆。“科菲，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我们确实要派飞机到伊拉克上空。如果伊拉克人的不服从再次让你和我们难堪，那么我们停止这个行动，就是在冒巨大的风险。”我向他保证我同意他的话，而且我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除制裁的承诺——这是我不想要也不能够做的。然而，他在挂电话前要求，如果伊拉克违背它新作出的承诺，我应该支持美国。“我毫不怀疑它在一周内会守信，我担心的是他在3周内将再次限制进入，那我们就丢脸了。”萨达姆很快再一次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2月16日的毁约举动给了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沙漠之狐”行动的理由，这次轰炸行动持续了4天。

在此前一年的谈判中，每当提出采取军事行动时，我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轰炸之后怎么办？”我从未得到答案——华盛顿没有给，伦敦也没有给。当然，4天的轰炸并没有推进伊拉克解除武装。事实上，“沙漠之狐”行动之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既没有核查，也没有与伊拉克展开任何关于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对话，制裁仍在继续，它摧残了伊拉克人民，也给了萨达姆最好的宣传工具——他由此指责给他的人民带来苦难的是西方，而不是他自己的暴政。

“9·11”、阿富汗和一场新的战争

2001年9月11日上午，我正在位于曼哈顿东区的秘书长寓所里，此时，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打电话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位于曼哈顿市中心距离联合国总部大约3英里远的世界贸易中心。里扎坚持认为我应该待在寓所里，由他来负责联合国总部大楼的疏散工作和应急反应。随后发生的是第二架飞机袭击了纽约，另有两架飞机袭击了华盛顿，这比我们所预测的更令人震惊。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3000人丧身，证明了这场袭击不仅仅针对美国，而且（像我当天所说的那样）针对“人类本身”。与世界各地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娜内和我在电视屏幕上目睹了不断呈现的恐怖情景，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市民怀有深深的悲痛和同情，我们的这种感受尤为深切，因为这座城市已成了我们自己的家园。随后，源源不断的对美国的支持和同情都向联合国涌来。在安理会里，一次不同寻常的外交努力迅速促成了两项一致同意的决议：一项是重申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拥有自卫的固有权利，塔利班已庇护和支持了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另一项是在安理会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新的反恐机构，协调全球应对威胁的行动，这种威胁已经以全新的恐怖形式出现。

我们已经在努力重振联合国，用广为引用的话来说，我们已努力表明了“主权不能成为成员国掩盖其侵害行为的借口”；我们因这种努力在3个月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获奖感言的一开头我就讲述了一个出生在阿富汗的女孩的故事，并称21世纪是通过一扇火光之门来临的。我想要纪念那些在“9·11”事件中遇难的人们，但也想把反恐与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联系起来，这些挑战包括阿富汗人民的人权以及他们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塔利班在2001年底被迅速推翻，之后的问题是由谁和如何来治理阿富汗。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宝贵的经验，并且拥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协调人，他完全适合参与塑造一个新的政府，他就是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联合国在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孤军奋战。”卜拉希米曾在1999年年中令人沮丧地总结说，此时他是我的阿富汗特使。我在1997年就任之初就已任命卜拉希米去看看联合国能否为这个饱受蹂躏且在国际上被忽视的国家带来和平。但经过两年的工作和一系列无果而终的努力后，他完全看不到任何结束战争的希望。

此前我们曾多次向联合国成员国发出关于阿富汗事态严重后果的警告。例如，我在一份1997年11月的报告中警告联合国大会，外部的参与者——

也必须为点燃这把火承担责任，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把火不太可能永远只局限于阿富汗境内。事实上，这把火已经蔓延出了阿富汗的边界，它以恐怖主义、抢劫、毒品走私、难民潮和不断升级的种族与宗派紧张局势为形式，对该地区及其以外的地方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些玩火者中有巴基斯坦人，他们仍旧对我们建立的“6加2”联络小组（由与阿富汗接壤的6个国家加上美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国际合作进程犹豫不决，而且因担心一个亲印度的政府上台而继续支持塔利班。

虽然我们曾在1997年就预言阿富汗内战造成的一系列地区问题会日益恶化，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把火会在4年后一个阳光明媚的9月早晨在距离联合国总部只有几英里远的纽约燃烧起来。在这场大火燃烧之后，安理会授权一支国际联军清剿塔利班政权，这场军事对抗的结果是无可怀疑的。但很不明朗的是如何使阿富汗重新站立起来。它已经历了1/4个世纪的战争，在10年中没有一个能被接受的全国政府，且经历了一场国际军事行动；这个国家会如何被治理和重建呢？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共识：联合国具备召集阿富汗各派系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当每个人都把目光转向联合国时，我再一次向卜拉希米求助。

联合国此前在阿富汗内战中试图促成和平的努力现在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在塔利班遭受军事失败之后，阿富汗社会关键部门的代表已被召集到谈判桌旁。一把保护伞——“日内瓦倡议”——支了起来，用于在前国王的支持者（被称为罗马集团）与反对国王且受德黑兰支持的普什图人和哈扎拉人（所谓的塞浦路斯集团）之间就阿富汗的未来展开对话。如同联合国外交经常出现的结果一样，这项工作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也绝不是徒劳无功的，正如联合国外交很少无所助益一样。

在我10月初重新任命卜拉希米为阿富汗特使后，他非常谨慎地与许多团体和相关利益部门进行了静悄悄的接触，他做了人们在这些情况下通常做不到的事情——仔细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有人抱怨说我们的行动太慢了。科林·鲍威尔的口头禅就是“快、快、快”。他担心的是如果政治进程远远落后于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他甚至在11月中旬对我说：“好像有必要督促一下卜拉希米，而不要依赖他迄今为止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在其他一些场合，伊朗人、俄罗斯人或巴基斯坦人会给我打电话，或是抱怨说没人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或是对我们的外交行动提出其他一些反对意见。

但这些反对意见很快就消失了。一旦充分征求了意见（包括这些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外国专家顾问团的建议），卜拉希米就迅速设计出了一个外交进程来支持联合国牵头的行动，也为阿富汗人设计出了一个政治进程去帮助他们筹划该国的前进之路。

人们对于联合国在战后阿富汗存在的形式有很多讨论和争论。联合国最近在科索沃和东帝汶为稳定一个饱受创伤的社会而实施了干预——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几乎承担了一个主权政府的责任。但这两个地方领土面积较小、种族相对单一且安全环境较好，当地居民支持联合国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来帮助他们向独立过渡。我们不能把来自这些行动的一点点经验应用到阿富汗。我们不得不设计一套新的手段，它将能适用于这个幅员辽阔、种族派系林立、贫穷且几乎无人治理的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抵抗外部统治的悠久历史，并将继续成为西方军队和“基地”组织分子之间的一个战场。卜拉希米敏锐地意识到了阿富汗对外国占领的刻骨仇恨，也担心错误的策略会给激进分子以可乘之机。

我们决定，作为达成共识的第一步，联合国可以促成阿富汗临时政府的诞生，它也将提供谨慎的支持以帮助阿富汗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建立起较好的治理。但是我们没有要管理阿富汗。联合国的任何政治角色都必须建立在阿富汗真正的全国共识的基础上，联合国各机构应该努力让阿富汗人在国家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我说起过一种“内生”的解决方案。但政治事务部的高级官员约翰·雷宁格却创造出了一个词来描述联合国方式的特征——“轻脚印”。

同样清楚的是，安全将是战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重要平台。我并不赞成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因为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来部署，并且他们会在一个尚无适当和平可以维持的环境中执行任务。我们向安理会建议，需要有一支多国部队在一些大城市提供国际安全存在，以确保安全并给予政治与安全过渡充分的空间。一支全部由阿富汗人组成的部队最终才是合理的安全保证者。

但区域外交与国内体系一样能决定我们努力的成败。德黑兰和伊斯兰堡迄今为止一直分别扮演着北方联盟和塔利班主要支持者的角色，它们对阿富汗内部谈判的结果影响很大。双方之间的竞争能否被充分削弱？它们对阿富汗各派力量的影响力能否用来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两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关键方是美国，它是迄今为止实力最强大的参与者，我与科林·鲍威尔保持密切合作，而卜拉希米则与他的美国同行詹姆斯·多宾斯保持着相同的合作关系。

经过一轮忙乱的双边磋商之后，我在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期间召集了一次“6加2”小组会议，由各方派其外交部长出席。此次会议采取了一些谨慎的处理方式，但后来我们得以宣布一项共识，即支持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多民族的、政治上平衡的、自由选举的阿富汗政府，它将代表阿富汗人民的愿望并与邻国和平相处”。

此后不久，我提议召开由阿富汗各派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来制订政治过渡的行动计划，安理会支持了我的提议。

2001年11月底，在波恩组织召开了一次由主要参与者参加的会议，其中包括北方联盟（该联盟是为打击塔利班而建立的）的领导人、罗马集团阵营和塞浦路斯集团阵营的领导人以及白沙瓦会议的领导人，所有这些派别都是在此前谈判中形成的。卜拉希米还补充说，只有当每个代表团至少有一位女性代表时，这些代表团才会受到欢迎。

北方联盟尽管在战场上获得了相对于塔利班的优势，但它现在正在忙于解决自身的分歧。它的代表们并不希望波恩会议达成一个最终结果，而是宁愿进行一场持久的博弈，这样，他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就可以在这场博弈的晚些时候确定下来。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事实是，代表最大的民族普什图族参加会议的人不具备充分的代表性——这不可避免地成为波恩会议核心问题中的一个缺陷。在安全和分权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事实上，阿富汗的政治和种族格局出奇的复杂。波恩会议的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固有和不可避免的隐患，但只要能让阿富汗人来波恩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我给波恩会议发了一封信，呼吁阿富汗人抓住机遇，德国外长约什卡·费舍尔代为宣读了这封信。我通过不断呼吁对各方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来继续支持这一努力。在波恩，我们对外人封锁了会议场地。这毫无疑问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20多个派出了观察员的国家非常恼怒，但由此我的联合国团队得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从从容容地协调对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干预。经过一个通宵的会议，卜拉希米敲定了被称为《波恩协议》的文件。

《波恩协议》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和平协议，它没有为阿富汗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考虑到会议的仓促召集和不完善的代表性，要达成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客观。相反，我们确保了该协议的内容本身能够随着事态的发展进行一系列的修正和调整。《波恩协议》制定了一系列带有目标期限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旨在使执政当局逐渐具备更充分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根据《波恩协议》，直接目标是在两周内建立一个以普什图人哈米德·卡尔扎伊为首的临时权力机构。6个月内将在前国王的支持下召开一个紧急“大国民会议”（又称“支尔格大会”，也即阿富汗部族委员会）。在18个月内，制宪大国民会议将通过阿富汗的新宪法。在紧急大国民会议召开两年之后将进行全国性的选举。

最重要和令人担忧的是，阿富汗人决定推迟解决解除民兵和军阀武装的问题。但是他们确实同意邀请经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安全部队前往喀布尔，并考虑以后再向其他城市派驻。他们还同意从喀布尔和其他有国际部队部署的中心城市撤出所有的部队。尽管是北方联盟夺取了喀布尔，我们还是设法让北方联盟同意从首都撤军并参加由普什图人领导的一个多民族的临时权力机构——当然，作为交换，它在临时权力机构内拥有优势地位。

我们承认，尽管这项协议存在缺陷，但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成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卜拉希米打电话向我汇报最终结果的时候，我想起仅仅在6周之前，中亚地区的一位外交部长还对我说，任何联合国会议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他警告我不要“拖拖沓沓”。在我接到卜拉希米的电话之前，我经常在想他的说法是否正确。但是，我们也都深深意识到，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2002年3月，安理会授权成立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这个援助团将采取相同的方法，努力促使苦苦挣扎的阿富汗国向前发展，各个国家都将分别负起责任，提供安全并支持阿富汗改组和重建武装部队、警察和司法机构，并打击阿富汗的鸦片走私。而联合国则将在以下事务上提供谨慎的支持：努力促成变革所必需的政治对话，组织选举，准备和批准宪法，保护人权，以及发放人道主义援助。

由波恩会议在2001年12月达成的最终协议开创了波恩进程，这一进程体现了联合国独一无二的号召力、秘书长特使高超的执行力，以及联合国政治行动在得到安理会支持时的有效性。6个月后大国民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其他几个过渡阶段的措施也是如此，这些措施都是由联合国在当地协助展开的，它们最终推动了2003年12月制宪大国民会议的召开。所有这些进展都比合理预期下的状况好得多。

但是，阿富汗很难说是一个完美的成功案例。尽管《波恩协议》表明了联合国在缔造和平中的巨大潜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在周边还是当地，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一些局限性。

这很早就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当我在2002年1月访问喀布尔时——我是在战后走出喀布尔机场的第一位世界领导人——民众对联合国的善意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精疲力竭的民族压倒一切的期待，他们最大的期待是彻底摆脱这场长达1/4个世纪的战争。托尼·布莱尔挺身而出（我认为他是非常有勇气的），他同意英国将首先派一支经安理会授权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先遣部队进入喀布尔展开国际部署。这支精锐部队由4500人组成，其部署远比预期更加顺利，在我访问期间，我从阿富汗方面听到越来越高的呼声，要求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部署扩大到该国的其他地区。

这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在2001年底政治步伐能追上军事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将面临着相反的问题：安全现实开始滞后于正式的政治变革。无法消除这一差距成为了变革本身最大的威胁。

我们向安理会所做的报告中屡屡提及这个主题，但是收效甚微。尽管美国国务院认识到有必要制定一个重建阿富汗的全面策略，但美国军方一意关注对“基地”组织的军事打击——并且，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美国军方开始从阿富汗转移战略物资并准备进攻伊拉克。这也很快抽走了大部分的外交和军事力量。

在阿富汗当地，军阀们成为了美国的安全承包人，而他们又反过来抵制中央权力机构的权力。我并不是说可以轻易忽视军阀——联合国也因阿富汗军阀在2002年的大国民会议中占据显著地位而遭到了批评。然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正设法收缴军阀的武器并促使他们重返阿富汗社会，而美国却招募他们进行反恐战争。与此同时，虽然巴基斯坦人帮助美国人追捕“基地”组织，但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却暗中支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分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需要进行一些重大的路线修正。2003年秋天，我们建议召开第二次波恩会议。这次会议旨在审察体现在原先《波恩协议》中的缺陷（特别是有关阿富汗社会各主要部门代表性问题的缺陷），扭转当时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并加快重建的速度。最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向塔利班伸出橄榄枝的有利时机，塔利班希望在这个他们力量最虚弱也最愿意达成协议的时刻加入这个政治进程。但是要命的是，我们不能获得必要的支持，包括从我们的美国伙伴那里。

布什总统曾在2001年10月告诉我：“在总统竞选期间，我说过我不会让军队去进行国家建设，我打算继续履行这一承诺。”对于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这是一个多么不明智的狭隘做法，它也体现了人们误以为可以很廉价地让阿富汗人稳定下来。过了好几年美国才停止向军阀付钱。在部署部队方面太过谨慎的欧洲人也过了5年后才加强了他们的安全承诺。直到奥巴马上台时这些问题才得到了全面和适当的重新审视，但为时已晚。随着美国及其盟国明确表示他们计划在2014年离开该国，历史似乎很可能会重演，这将使阿富汗人民再一次成为大大小小的博弈游戏的牺牲品。

一场被预言了的战争的记录

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萨达姆不愿全面合作是因为他拒绝屈服于美国和联合国，并决心要保留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来的事实将证明，尽管伊拉克政府使用了各种伎俩，它在1991年和2003年之间确实全面消除了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长期担任萨达姆外交部长的塔里克·阿齐兹曾问过联合国核查小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中的一位高级成员：“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让你们证明我们已销毁了杀伤性武器吗？你们知道吗？”联合国官员狐疑满腹地回答说，这正是核查的全部目的，伊拉克一旦没有了这个污点，就可以摆脱凄苦境地了。阿齐兹回答说：“波斯人和犹太人。”换句话说，萨达姆之所以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是为了威慑伊朗和以色列，他认为这两个国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萨达姆统治之下的伊拉克政权既不想显示出已完全解除了武装，也不希望显得完全屈服于国际社会而蒙受耻辱——这是一场游戏，如果不是“9·11”事件的发生，他们可能还要继续玩很多年。

美国和英国在9月11日对威胁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的反应将改变世界。1999年12月，新的核查委员会——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监核会）——成立，取代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担任新的领导。然而，在前两年，核查问题在安理会中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不久，在布什政府的敦促下，安理会重新迫切地想要迫使萨达姆屈服。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周之内，外国领导人对我表示了他们的关注，觉得美国将会把目光投向伊拉克和萨达姆。比如，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在11月中旬告诉我，一场打击将“摧毁仍旧非常脆弱的反恐联盟”。2002年1月，乔治·布什发布了国情咨文，其中就把伊拉克描述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在许多人看来这场战争已势在必行。

很明显，华盛顿已作出了新的决定——决心要看到萨达姆被彻底解除武装。2月下旬，我会见了两位资深的英国外交官，并警告他们说，如果美国要把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在内的许多成员国会要求安理会授权军事行动。几天后，两人中的一位回来见我时提醒我，美国决心要让各项决议得到完全的遵守，否则将“消灭这个政权”。当我答称萨达姆有误判的习惯时，他回答说：“要么他们消除武器，要么他们消除他。”

但即使是最强烈地反对军事行动的人也非常清楚，当前的战略不能生效：永远不可能作出足够“明智的”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免遭持续的苦难；这些制裁措施也不能完全保证巴格达不会想办法重新武装，进而不履行它对联合国的义务。

在辩论的另一方，法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越来越反对美国单方面使用武力，他们觉得，美国单方面动武从根本上来说有损于国际体系，也有损于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中扮演的角色。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项新决议的谈判被加速推进了，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开始为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使们定期举办私人午餐会，以寻求强有力的对话，即便这样做实际上不一定能在国家元首的层面上达成一致。

2002年9月初，我接到德国外交部长约什卡·费舍尔的电话，他表达了对我们的关注。我让他知道，根据我与许多领导人的谈话来看，大家越来越担心一个国家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将给国际法带来的影响。“这会树立什么样的先例？”我强调说，如果联合国支持军事行动，那么对伊拉克做出的任何行动就会被赋予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月晚些时候，乔治·W.布什来到联合国大会做了有关萨达姆违反安理会多项决议的措辞强硬的声明。我在向联合国大会所做的演讲中回应说，合法使用武力的决议只有通过一个团结的安理会来作出，而且我们仍旧有时间来寻找和平的出路。会议结束后，我与托尼·布莱尔交谈，他认为一项新决议的谈判过程并没有太多涉及实现裁军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这是对联合国在美国眼中形象的一个考验：“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它必须让美国相信，联合国在未来拥有高效行动和担当重任的资本。”

随着针对一项授权联合国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的决议而展开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各方的猜疑也越来越深，这种猜疑与其说是针对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不如说是针对谁才有权确认国际体系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具体来说，争论围绕着一两个决议进行，万一伊拉克人——正如多数人预料的那样——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就需要用这些决议去证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谁来决定他们在什么时候确实没有配合？谁来裁定后果——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安理会？随着美国极力坚持对这个过程的支配权，法国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也越来越反对它。

围绕“自动性”的程度，一个关键的问题产生了：对新决议条款的实质性违反是不是将导致安理会自动授权使用武力。法国总统希拉克在9月28日的电话中向我明确表示，法国准备利用它的否决权来阻止这种结果的出现。科林·鲍威尔随后开始与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进行了一轮激烈的谈判，并在10月4日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寻求“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就自动性问题架设一座桥梁”。他补充说，他已告诉德维尔潘，“彼此扔手榴弹”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关键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保护“他们的公平和我们的公平”。

10月中旬，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平衡：我越来越陷入安理会最强大的成员国之间强烈的利益分歧之中。10月11日，科林·鲍威尔打电话向我抗议说：“我的朋友，你正在支持法国的两项决议。”一周后，他又警告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在需要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采取行动的权利。”当然，我并没有在支持法国；相反，我坚持这样一个立场：我们需要一个由团结的安理会支持的结果作为最佳解决方案。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打电话来陈述他的国家的立场：“如果这项决议旨在加强核查人员的管理，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但如果它旨在建立军事行动的法律框架，那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在“9·11”事件发生后安理会曾出现了短暂的统一，现在的分歧导致了各方之间的严重争论。

10月底，鲍威尔对我提了许多要求，其中之一是转达华盛顿强烈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道：“每个人都需要理解，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如果法国继续捣乱，”鲍威尔继续说道，“得到的恰恰就是试图要避免的。”

他总结说：“我们在这里正失去耐心，我们的中期选举即将举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工作重点是获得对该决议的强烈支持，在此期间，经过许多次电话磋商，甚至叙利亚也被说服投了赞成票，因此安理会在11月8日一致通过了第1441号决议。那天在安理会中洋溢着真正的成就感，大家相信，通过艰苦的谈判，成员国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在保住安理会特权的同时也向伊拉克人清楚地表明，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来玩弄伎俩和胡搅蛮缠了。但是，我一直惦记着华盛顿意图的严肃性。我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的前一晚与鲍威尔通了话，他以一种气急败坏的语气警告说：“你必须要想办法弄清伊拉克人的底细——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与萨达姆说上话；你告诉他，我们不希望看到他再四处糊弄人，我们只想知道，他是不是已经作出了进行合作的战略选择。如果他认为他可以再次欺骗核查人员，那他会大吃一惊的。”

我表明了我自己在“自动性”问题上的看法——第1441号决议是否包含了以下条款：一旦能够确定伊拉克人实质性地违反了该决议，即自动采取武力。正如我在表决后的发言中明确的那样：“重要的是，这项决议里没有任何自动按钮，安理会将回过头来评估核查人员带回的东西……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将大大影响该地区和全世界在未来几年里和平与安全的进程。”第二天，我与布什总统会面，赞扬他采取多边路线的做法。他在私下里依然与以往一样态度强硬，但他的反应表明，他也明白第1441号决议并不包含“自动性”军事行动的条款。他强调随后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将是“迅速的”，但他也强调：“如果萨达姆失信于布利克斯，我们将会回到联合国。哪怕只是涉及一个回形针，我是很认真的。”他随后更情绪化地评说了当前局势：“如果你、我和其他人发现人民正在遭受折磨和杀戮，我们就有责任去解放那里的人民……当我想到伊拉克人民正在经受的一切时，我禁不住要流泪。”

不久，萨达姆又回到了他的强硬立场上，尽管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正在启动核查。伊拉克提交了一份12，000页的文件，其中使用了许多刺耳的措辞，它声称这是一份“全面和彻底的声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份声明既不全面也不彻底。就在圣诞节前，美国开始暗示它对伊拉克进一步“实质性违反承诺”的界定是多么宽泛。巴黎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反应，1月20日，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指出，法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将会很快向安理会正式和全面地控诉伊拉克实质性违反了安理会决议，而法国也显然准备好了应对措施。两不相帮的英国试图确保第二份决议——华盛顿从来不认为会需要第二份决议。这一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已经开始担心一场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当我在1月底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通话时，他警告称“伊拉克有可能会发生巨大混乱”。这将是“恐怖分子的意外收获”，他补充说，因为他们可以“渗透进去生根发芽”。

华盛顿决定派鲍威尔于2月5日向安理会和全世界控诉伊拉克，这个决定是很大胆的。这一做法毫无疑问加强了联合国在处理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时的核心地位。在我倾听科林列出美国人所看到的证据时，我对他表述的方式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更关注实质性的问题。尽管他强力地声称拥有“确凿的证据”，他却没有展示任何证据。更为糟糕的是，并非只有我一人，鲍威尔自己似乎也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似乎在说这纯粹是出于国家利益。虽然安理会其他外长们在正式会议中发表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来回应鲍威尔，但最为尖锐的辩论发生在会后为安理会成员举办的午餐会期间。

德国外交部长约什卡·费舍尔先挑起话头，他称大家“完全一致同意，伊拉克必须解除武装，它也必须主动这样去做”。我补充说，核查人员现在有一系列明确的任务，虽然安理会此前有一些决议，但是，“在安理会必须决定是否存在实质性违反和对严重后果必须采取决断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补充说：“只有当我们基于核查人员的结论作出某些艰难决定时，这个时刻才会到来。”

所有人都能明显地察觉到科林·鲍威尔和德维尔潘之间的紧张关系。科林以一种急躁恼怒的语气质问德维尔潘，他此前在安理会称会为核查人员提供更多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意思。德维尔潘随后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讨论了可以用来替代冲突的方法，也谈到了伊拉克只是许多核扩散国家之一，并指出“我们应该寻找一种军事行动之外的方法——我们不相信军事行动能在中东建立正确的民主”。他继续说，联合国必须在采取任何下一个步骤时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既赢得战争也赢得和平。我不相信我们能根据怀疑和借口开战。有人问我在核查问题上应该接受多长时间的拖延。我反问，恢复和平将需要多长时间？我想问，这将如何影响恐怖主义？这将如何影响其他的核扩散国家？我们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问题：伊朗和中东”。德维尔潘最后说，法国将不会接受“自动性”。

我能察觉到科林非常钦佩多米尼克的口才以及他表达反战主张的方式，这多少冲淡了他对多米尼克的不满。他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并不是在问使用武力的问题。我是问你增加核查人员的人数是什么意思。”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在此时插话进来，把争论引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和他所谓的“情绪”等问题上。他在一旁补充说，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正在莫斯科参加30年来第一次双边首脑会晤，在此期间，他不确定“基地”组织分子在巴基斯坦还是在伊拉克人数更多（这在当时引发巴基斯坦外长发表了一通维护他的国家的慷慨陈辞）。费舍尔试图把各方拉到一起，他呼吁伊万诺夫利用俄罗斯对伊拉克人的影响力，他说：“伊戈尔，你正在与他们合作。”伊万诺夫回答说，他们也曾与米洛舍维奇合作过，对此，科林回应说：“伊戈尔，你需要找一些新朋友。那件事都已过去了。”

午餐会后继续开会时会议室里弥漫着凝重的气氛，科林要求再次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对本安理会充满了信任。我在这里寻找和平解决的方案，我们仍有和平解决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14日的报告，它会告诉我们是否有进展等等。没有人想要战争；美国不希望战争，总统不希望战争，我不希望战争，我相信我可以公平地说，在这个房间里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战争。我在战争中失去过朋友，我参加过两次战争，我指挥过战争。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发动另一场战争。你们知道新闻界把我称作‘不情愿的战士’或‘鸽派人物’。我就是那样的。”

科林继续说道：“然而，我不能接受战争总带来糟糕的结果。是的，必须慎重考虑不可避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阿富汗战争的后遗症。不过，其他一些冲突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教训——好的经验教训。”

在说到这一点时，约什卡·费舍尔插话说：“我们就是最好的例证。”

科林总结说：“如果走向冲突，美国发现自己正领导一个经联合国授权或自愿参加的联盟，那么美国就能明白它的责任，能意识到动荡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也能完全理解应让这个地区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如果冲突来临，我们将不会掉头退缩，伊拉克和这个地区将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维持和平，而不是发动战争。”

我详细追忆这次交流是因为，在充满戏剧性进展和超常外交折冲的那一年里，很少有其他事情像这次交流那样引发了极大的激情。伊拉克问题也暴露了其他一些问题：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以及联合国作为批准使用武力（自卫除外）的唯一合法权威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十几个或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托尼·布莱尔、乔治·W.布什和雅克·希拉克。2月21日，在巡访欧洲诸国首都期间，我从巴黎给布什打电话，告诉了他我对欧洲气氛的坦率看法。我指出，欧洲的很多领导人和人民对萨达姆·侯赛因能否活下去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现在采取何种方法来考虑使用武力。布什在回答中向我清楚表明了他是如何逐渐来考虑这场挑战的。他称：“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折磨其人民的残暴的独裁者，他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如果没有萨达姆的话，世界将更加安全。”他补充说，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带来“伊拉克的解放”。

2月24日，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成员国中间传递了一份关于伊拉克局势的联合备忘录。“应该确立清晰的行动计划，加强核查，设置明确的时间表并进行军事集结，这些行动加在一起才是促使安理会重新团结起来和对伊拉克施加最大压力的现实手段。”3月5日，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宣布他们“不会让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通过”。两天后，在我与布利克斯和巴拉迪的常规通报会晤中，汉斯告诉我，伊拉克已停止在监核会的监督下销毁导弹。那时，一切都似乎木已成舟了。

3月10日，我在海牙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明确表示，安理会面临着重大抉择，而不经安理会授权就对伊拉克发动袭击将违反《联合国宪章》。就在同一天，希拉克明确宣布法国将否决一项会自动导致战争的决议，并解释说他不相信战争是促使伊拉克解除武装的手段。与法国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还有美国的其他一些坚强盟友，包括墨西哥和智利。墨西哥人在无数个电话中向我明确表示，他们承受着华盛顿要求支持的巨大压力。然而，对于他们来说，此事关系到一些更加重大的问题。正如墨西哥外交部长路易斯·德贝兹在3月13日的一次通话中告诉我的那样，他们绝对不能支持“允许单方面行动和单方面开战的决定”。他反思了北美洲的历史，并补充说他已告诉鲍威尔，墨西哥不能“允许联合国为推翻一个政府的行为辩护”。

但是，时间已非常紧迫，不管有没有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都已踏上了战争之路。在由美国、英国和西班牙参加的亚速尔群岛峰会召开前夕，布莱尔打电话给我说，他“看不到走出僵局的道路”。第二天，科林·鲍威尔打来电话称美国已作出了入侵的决定，我随后命令从伊拉克撤出所有剩余的联合国工作人员；3天后，入侵开始。战争再一次降临到伊拉克头上。

美国及其盟国决定不经安理会授权就入侵伊拉克，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失败，我们一直在努力使伊拉克对联合国的无视遭到统一和有效的回应。但此举也证明了原则先于实力。安理会的成员国，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和邻国，坚持让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国际法首先来判定一个成员国是不是实质性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以及由此将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联合国内部人员精疲力竭，非常恼怒，感到无数个小时的外交努力白白浪费了，也在忧虑单方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在这样的环境中，联合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基本原则。它的这种姿态在以后几个月和几年里或许并没有对世界（和伊拉克人民）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它不假思索就授权了一场前提错误的战争，后果将更为糟糕。如果它作出了那样的错误判断，那么它将很难重新找回它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可信性和合法性。

卷入风暴：入侵后的伊拉克

2003年3月20日，美国及其盟国入侵伊拉克，使得十多年来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付之流水，未能确保伊拉克根据第一次海湾战争停火协议的规定解除武装。多年来紧张激烈、充满忧虑和最终无效的外交努力，现在换来了一场没有安理会授权的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举入侵。伊拉克政权的迅速垮台最初带来了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但很快出现了趁乱打劫的混乱场景，这种局面使伊拉克人忐忑不安，越来越担心他们的未来。

开战后的第4天，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前来与我会见，希望能消除联合国与盟军之间的裂痕。第二天，我邀请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大使共进工作午餐，在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背景下恢复我们在开战前夕保持的对话。在经历了剑拔弩张的争吵之后，会议室里出现了务实的气氛，俄罗斯和中国大使等都希望为国际社会更大利益的重新合作寻求一个基础。每一方都对伊拉克战后的顺利重建抱有兴趣。没有人希望看到对联合国的长期破坏和更深刻的地缘政治分歧。

在联合国，我们很快开始关注将通过什么途径来帮助伊拉克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就像帮助其他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战争和暴政受害者一样。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呼吁的事。在大批成员国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中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联合国这样做可能会被视为支持入侵行动，或帮助实施一场未经授权的战争之后的占领行动。

这与布莱尔和布什大肆渲染的联合国将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是矛盾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寻求一个“重要角色”，最终我们也没有得到这个角色。我在入侵之后的日子里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是，我们对伊拉克人民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超越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的被背叛的感觉或不赞同的立场。伊拉克人民需要我们的帮助，作为联合国，我们有责任响应他们的召唤。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意义重大的、经历了冲突的舞台上，联合国无法也不该回避责任。

我已要求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来领导我们的特使团，因为我相信他可贵的实地经验——从巴尔干到东帝汶——将确保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稳定作出最大的贡献，同时又确保我们获得不同于占领者的独立性。塞尔吉奥到得太迟，因此未能阻止美国驻巴格达代表杰里·布雷默发出两个灾难性的命令：一是解散伊拉克军队，二是清除伊拉克国家结构中的复兴党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塞尔吉奥致力于确保达成一个关于该国未来治理的尽可能广泛的政治共识。尽管塞尔吉奥的权力极其有限，但他在使团中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对盟军的关键决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仔细、耐心地倾听支离破碎的伊拉克社会中各方面的意见，也赢得了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信任，通过这些努力，他帮助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后萨达姆时代第一个真正代表伊拉克的政府形式。

8月19日发生的爆炸事件夺走了塞尔吉奥和21位其他同事的生命，爆炸事件是恐怖主义集团作出的邪恶回应，它决心阻止确保伊拉克战后和平环境的任何努力，包括由联合国作出的努力。在塞尔吉奥死亡一个月后，巴格达的联合国总部附近发生了另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这类袭击显然还不会终止。在8月19日的爆炸事件后，我下令对联合国总部采取安全措施展开调查，并请求芬兰前总统，多次参加过联合国行动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领导这个调查团。我知道他会对证据采取独立和严格的审核。他确实做到了，当他带着他的评估来见我时，他非常愤怒。

没有采取基本的安全措施。我们在伊拉克的根本性两难处境又使复杂性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要有效地独立于盟军的占领，就不能驻扎到被称为“绿区”的盟军安全区，那样会以一种扎眼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将自己与伊拉克人民分割开来。同时，住在“绿区”以外的运河旅馆，又更易受到入侵之后的暴力和恐怖袭击。战后伊拉克的混乱使得我们没法解决这个困境，我们只有离开这个国家。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我不能再派驻使团了。我们在2004年才返回伊拉克，由拉赫达尔·卜拉希米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前去帮助解决各方之间的政治僵局，那时，使团受到了最严密的安全保护。联合国再一次得以在解决重大政治和治理争端时扮演重要角色，但由于内战中的各种深层因素占据了上风，暴力行为压倒了任何把伊拉克救出深渊的外交努力。

这场外交努力在纽约依然持续着，要让主要成员国在重要的伊拉克问题上回归合作。然而，关于为这场战争所作的辩解以及战争的发动方式是否明智，我本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不断加深。2004年9月15日，我同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采访记者先提了一些有关美国正在带来何种风险之类的直率问题——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无法约束的单边主义超级大国”——随后提问说，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是否给予了这场战争合法授权。我回答道：“嗯，我与其他一些人认为，应该有第二份决议才是，因为安理会表示过，如果伊拉克不遵守决议的话，将会有一些后果。但随后应该由安理会来批准或者决定这些后果应该是什么。”在进一步追问之后，记者问战争是否是“非法的”。“是的，”我回答说，“我已经表示了它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从我们的角度和《联合国宪章》的角度来看，它是非法的。”

在其他场合，我曾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表达过这一观点。此前，我一直避免公开谴责战争的非法性，以图保持与分歧双方接触的能力。但不再可能维持这种立场了——尽管电视采访不是一个拆穿皇帝新装的理想场合。华盛顿和伦敦立即作出了愤怒的反应。随着针对我和联合国的密集抨击的强度和目的性与日俱增，我非常欣慰地读到了一封宽容而又幽默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我的一位忠实朋友，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前顾问和演讲撰稿人泰德·索伦森：

亲爱的科菲：

您的BBC声明确定了您是历史上最勇敢、最诚实和最独立的联合国秘书长，并且您不可能有第3个任期。祝贺您！

然而，与华盛顿的关系将更趋恶化。2004年10月，我收到了美军即将进攻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消息。我所关注的是对平民造成的不可避免的间接损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风险以及有可能触发叛乱的煽动性影响。我决定写信给布什、布莱尔和伊拉克总理阿拉维，以便让他们得知这将促使该国局势进一步恶化。令人费解的是，这封信由我的工作人员用传真发送，并很快被泄露。发送这封信是在我发表关于战争非法性质的声明后不久，又正好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几天，这给联合国在华盛顿的敌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一次他们指责我是在干预美国内政。我脑中简直是一片空白。我所关注的是阻止更深的冲突，但随着我们成为一场否认联合国合法性的更广泛行动的焦点，我们的意图和真实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质疑石油换食品计划就是达到否认联合国合法性目标的完美手段。

该计划始于1996年，旨在减轻生活在严厉制裁下的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全世界都决心要剥夺萨达姆重建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手段，伊拉克人民因而首当其冲。然而，该计划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庞大机构，几十个国家与萨达姆政权达成了数千个合约。该计划最初想要为伊拉克人民提供援助——西方世界中有人希望借此减少制裁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被伊拉克政权操纵成一个让几千家国际公司支付回扣的机制。同时，该计划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石油走私——主要通过土耳其、约旦和叙利亚，这给伊拉克提供了总计大约84亿美元的非法收入，但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安理会成员国对此却视而不见。

对负责管理这项计划的联合国秘书处来说，石油换食品计划始终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因为它涉及的交易和交易额极其庞大，而且，这个最初被设计为临时性措施的体系非常复杂。2004年初，战后的伊拉克有很多报告称有许多个人——主要是商人和中间商——从该计划的石油分配中私自受益。爆炸性的信息是，这些被指控的人中有一人是长期担任联合国官员的贝农·塞万，他作为伊拉克计划办公室主任正在监督该计划。不久，一些媒体抓住这项指控，声称整个计划是一个巨大和腐败的项目。我们完全被这种可能性惊呆了——在恶语相向、毫不信任和受意识形态驱使大肆抨击的紧张气氛中，我们对这些后果完全是猝不及防。

为了揭开联合国在这项计划中所起作用的真相（该计划在7年里出售了约合640亿美元的伊拉克石油并为伊拉克人民购买了食品以及其他基本物品），我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一项独立的调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和他的团队全力以赴以确认联合国秘书处及各成员国在推进该计划时发挥的作用。他们的调查结果通过一系列报告发表，令人深感不安。联合国的计划管理招致了严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我们的采购、审计和监督上。沃尔克和他的团队还发现，来自许多国家的2000多家公司为换取合同而支付了回扣，使萨达姆政权的成员中饱私囊——媒体没有对此作多少报道。

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及其首席行政官员，我对沃尔克的调查结果深感痛心。困扰该计划的腐败事件令我感到莫大的失望。然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我的儿子科约被指控曾卷入了石油换食品问题。调查报告还为联合国的敌人提供了一些素材，使他们得以指控我本人在计划管理中存在渎职行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科约受雇于泰纳公司，这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贸易检验公司，于1998年获得了检查进入伊拉克的人道主义物资的联合国合同。当这件事在1999年第一次被媒体爆出时，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要求联合国的管理主管乔·康纳（他曾是普华永道的首席执行官）调查此事，看看是否有任何冲突的地方。他和我们的法律顾问汉斯·科雷尔同意，既然合同委员会没有注意到科约在为泰纳公司工作，就不可能存在冲突。此外，科约在1998年就已不再为泰纳公司工作了。

现在我和整个世界都得知，一直到2004年2月，在我们认为事情已过去之后的5年时间里，科约还继续收到泰纳公司的薪俸，作为他为他们在西非工作的报酬，这个真相令我深感痛苦。我在真相揭露的当天就告诉新闻界，我儿子对他与这家公司的关系没有较清醒的认识，我对此感到震惊和失望。

对联合国和我本人的攻击持续升级。11月初，我忠诚和无畏的朋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决定干预此事，几周之后，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诺姆·科尔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要求我辞职的专栏文章。霍尔布鲁克对华盛顿了如指掌，他能洞察事态的发展，他建议于12月5日（星期天）在他可俯瞰中央公园的纽约公寓里举行一次私人会议。

他要我一个人来，不要带助手，他说他将与那些盼我好的亲密可信的朋友交谈，但他准备开诚布公地深入讨论这一挑战和采取果断行动的必要性。他是对的。他精心挑选了聚会人员，其中包括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姆·沃思、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赖斯·盖尔伯以及我的前顾问约翰·鲁杰和纳德尔·莫萨维萨德，鲁杰和莫萨维萨德两人现分别在哈佛大学和高盛集团工作。理查德自己既扮演了指挥家又扮演了独奏家——他甚至娴熟地设计出了最困难的问题，也总给我们指出了解决的方案。盖尔伯有备而来，他说他刚刚从华盛顿回来，在那里会见了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如他所说，很显然“他们不会逼你，但如果你被绊倒，他们也不会伸手拉你”。

在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中我主要是倾听，而这些亲密的朋友们则直视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那些他们原本可以不说但现在觉得必须要说的事情。我在一个黄色拍纸本上记满了十几页，他们鼓励我需要正面应对一连串的指责——这样做既是对公众作出交代，也是要说明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石油换食品事件揭开的一些潜在的管理和责任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联合国内外），我们会被认为不可信任和试图蒙混过关。如果我们不能更好地应对媒体的攻击，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淹没在充斥着各种谣言、指控和炒作的24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中。我在离开理查德的家时感觉到，联合国的各级组织都需要进行改革，我们的决策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透明。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一些全球领导人开始伸出手来表示他们的支持。那些站出来向我表示友谊和同情的人有：科林·鲍威尔、拉菲克·哈里里、纳尔逊·曼德拉、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塔博·姆贝基、保罗·马丁、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吉米·卡特、哈维尔·索拉纳和托尼·布莱尔。希拉克、施罗德和萨帕特罗在一次会议上联合向我发出呼吁，鼓励我勇往直前。我的朋友，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用他别具一格的澳大利亚人的方式向娜内和我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他怀俄明州的住所过圣诞节，正如他所说，这是要表达“让一切去见鬼吧”。中国外交部长打电话告诉我说：“中国和中国人民将永远是您的好朋友，中国政府高度赞赏您所做的一切。”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支持您就保护和捍卫联合国主权问题所做的努力。”

坦率地说，安理会实在不应该要求我们来管理石油换食品计划，作为一个组织，我们也实在不应该同意来运行这个计划。但这是不够的。一旦我们接受了这项使命——正如我们在一场冲突中或在发生冲突的贫困国家接受其他使命一样——我们就有责任进行有效和审慎的管理。我们没能完成这项使命：采购环节薄弱，漏洞百出，审计制度和管理不全面，我作为秘书长对此负有最终责任。实际上，对该计划更大和更严重的损害源于西方大国默许的石油走私，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众多公司签订的腐败合同——这一事实仍然未受重视，且报道不够。

最终发布的沃尔克报告撤销了对我卷入泰纳公司合同的任何指控，随后我接到比尔·克林顿的电话。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他始终表示了他的友谊。他讲述了他最近与乔治·W.布什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克林顿警告他“不要插手陷害安南”。布什的回答透露了真相：“我的右翼人士想要摧毁联合国，但我不想。”尽管布什政府中有那么多把他们的国家和世界推向一场灾难性战争的活跃分子想要看到联合国在此过程中分崩离析，但理智的治国策略最终占据了上风，华盛顿也慢慢意识到，需要恢复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轰炸停止时：伊拉克的经验教训

“轰炸停止时会发生什么？明天会怎样？再然后会怎样？”这些是我在入侵伊拉克之前漫长而曲折的议程中私下和公开地向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参与了一场关于决议、权利、可感知的威胁和调整战略的机会的比赛，我在其中充当解释者，偶尔也充当裁判，而他们则是全球赛场上的角斗士。

关于战争后果和“震撼与威慑”行动之后的伊拉克将会怎样的问题，人们给予了极少的应有关注。今天很少会有人不认同这一判断，因为我们身后已留下了十年内战的破坏性废墟。一场单边战争之后，伊拉克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了暴政，这场战争向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了教训：在使用武力时需要有合法性和正当性，预先规划冲突后的环境意义极其重大，关键的安全状况是进行任何重建的基础。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愚蠢的伊拉克战争固然给这个国家和广大中东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它并不表示干预必将失败；当安理会批准了干预行动，当人道主义危机迫在眉睫，当干预的理由正当而又合法之时，干预就可能奏效。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和英国用作行动基础的安理会决议，完全可以用在相反的情景之中。安理会曾表示它将充当审判者，评估萨达姆是否在履行义务，是否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绝对需要第二项决议的原因。应该先由安理会来判定萨达姆有没有服从。然后再由安理会来决定，如果他没有服从将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不能由两个成员国把法律握在自己手中。

当美国和英国认识到它们将无法凑齐安理会授权所必需的9票时，它们可以选择给予核查更多的时间，以便获得更多的证据来证实它们的怀疑和支持它们将要采取的强制行动。但它们却反而去藐视曾不懈寻求的授权和声称要加以维护的权威。它们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权威的方式是，当这个权威的判决不合心意时就忽视它。托尼·布莱尔坚持主张：既然它们在安理会中不能获得对其行动的足够支持，那么，安理会（而不是它们）就已表明自己是不合法的了——这种推理逻辑出自他这样一位国会议员出身的人，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发动伊拉克战争既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也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这场战争发动的理由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是伊拉克没有遵守安理会的要求，是它支持了恐怖主义，还是要改变这个政权来促进民主？当然，最终也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发现它与“基地”组织之间的任何联系；至于政权更迭的想法，已被绝大多数成员国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会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招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在1999年的联大演讲中宣称，我注意到《联合国宪章》“称‘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我问道：“但公共利益是什么呢？”“谁能对它进行定义？谁来捍卫它？在谁的领导之下？采用什么手段进行干预？”鉴于存在如此深刻的意见分歧，也鉴于“9·11”战争带来的如此可怕的后果，我不指望我的问题能得到解答。

最初发动后来所谓的反恐战争是对“9·11”袭击作出的回应，它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但是随着美国越来越坚持它自己的方式——对待伊拉克的方式以及在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的捣毁“基地”组织巢穴的行动方式，全球共识开始被打破。伊斯兰世界的人民战后仍然震惊不已，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等拘押中心的虐俘和犯罪行为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许多政府开始采纳一项原则，即在人权和安全之间作出权衡是必要的，这种现象是人权和法治的极大倒退。美国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的丑闻给人以口实，许多人借此藐视正当的程序行为。

“9·11”之后的战争也逐渐触及到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两派之间的冲突：一派人把联合国及其代表的多边主义原则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和他们要追求的目的，另一派人则把联合国及其各项决议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而他们的目的在全世界眼里可能合法、正当，但也可能不合法、不正当。在萨达姆·侯赛因与乔治·W.布什的冲突中，一位误判的残暴统治者遭遇了一位受意识形态驱动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对所有的假想敌展开了单边的报复行为。对联合国来说，问题在于不能同时应付两种挑战：一方面是一个掠夺成性的国家藐视它对安理会决议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藐视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深思熟虑的判断，发起了一场不能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合法的战争。

美国采取如此的行为方式，使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它的许多长期盟友）感受到：它正在成为一个比萨达姆更大的全球安全威胁。与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自我伤害——这个伤害将对美国的世界地位造成巨大的（可能也是持久的）损害。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并不是空穴来风，关塔那摩监狱事件也不是。这两个事件违背了法治原则，已对全球争取人权的斗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

当然，尽管美国和英国在安理会中的对手声称自己是在坚持原则，但它们也在受着国家利益的驱使。驱使它们这样做的深层动机是要防止出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美国将获准按它自己的愿望为所欲为。今天可能是在伊拉克，但明天将是在哪里呢？它们会问。

对于它们来说，与遏制伊拉克这样的侵略国家相比，遏制美国更为迫切，美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全球安全的一根支柱。对华盛顿来说，如果放任它的全球地位出现这种变化，那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外交失败，而且也是全世界法治的一个悲剧。

最终，联合国伊拉克政策的核心中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萨达姆显然无意全面履行承诺，即使萨达姆这样做了，美国和英国也都不愿意让他摆脱困境。双方都知道对方现实的立场，而联合国则被夹在中间。“9·11”战争随之而来，惊恐无比、极度愤怒且以意识形态为本的布什政府准备将萨达姆赶下台——无法以任何法律基础来证明其合法性。联合国不是——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和平主义的组织。但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如果它不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它就不仅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且也将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合法性。

后记

一位现实主义者的梦想

一句斯瓦希里谚语说：你不能转变风向，那就转变风帆吧。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把握风帆——从防止冲突到发展经济、维护和平、维护人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风将按照它自己不确定的方向吹，但今天每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有能力以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握他们的命运。暴君和偏执狂、军阀和罪犯、人类资本的剥削者和自然资源的破坏者，永远会在我们中间存在，但不只是他们的风帆才会利用风向。

2011年初，一场变革风暴开始席卷阿拉伯世界。在这场阿拉伯的运动中，这个地区的年轻人齐步向前迈进——奋不顾身地追求尊严，要求获得实现更美好生活期盼的机会和自由。这是一股无法抵御的力量——至少不能被长久地抵御。我们已经见识到这股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发挥的作用，现在，终于席卷到阿拉伯世界了。最猛烈的变革发生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自2011年3月血腥伴随了一整年，全世界目睹了叙利亚青年们每星期走上街头，呼吁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公正的、更负责的政府。随着抗议的升级，武装抵抗日益增强，而安全部队也在持续实施镇压，据估计，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镇压已造成了约1万平民丧生，叙利亚局势已经转变成了一场徐徐拉开的内战。

2012年2月，当我在日内瓦的家中审阅本书最后一稿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继任潘基文秘书长的一个电话。他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一批外长让他转呈的一个请求，请我在国际社会应对叙利亚危机的使团中任职。他们需要一个与叙利亚、阿拉伯世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各相关方都能展开交涉的调停人，此人将寻求和平解决这次危机。我接受了这个请求，虽然我知道，要在敌对各方之间构筑桥梁并创造一个有助于在叙利亚建立代议制自由政府的协商环境将是多么困难。我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将是一场把全世界和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拉入其中并扩散到周边邻国的国内武装冲突，这种选择将会引起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影响。这场冲突的复杂性和有害性，不亚于我在50年国际外交生涯中遇到的任何一场冲突。

叙利亚危机不仅仅是一场反抗政权（已存在了几十年）的街头抗议运动，它也牵涉了该地区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相互猜忌，各有各的利益，其中包括土耳其、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伊朗。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各自利益使复杂性进一步加剧。叙利亚与人们能想到的该地区的任何国家一样复杂。和黎巴嫩一样，它的内部裂痕正在迅速变成一场深刻和尖锐的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可能是一种教派对立式的冲突，其激烈程度可能远胜于2003年后伊拉克的教派冲突。这种冲突能将一个国家瓦解，而这个国家又恰好身陷无数地区性和全球性力量，以及宗教和教派力量之中，处在一个恐怖主义横行的地区。此外，叙利亚还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化学武器库。

鉴于这种状况，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接受这项使命时，媒体的主导信息（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信息）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这样一种危机中，叙利亚社会可能出现和平转变吗？我知道这是一种干预，需要解开十几股不同力量交织在一起的最复杂的绳结。我首先致力于协调安理会中的激烈分歧，在征得各方对我的六点计划的支持后，开始凭借强大的国际支持与叙利亚政权进行谈判。最初，在2012年3月，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接受了和平计划。在我撰写这篇“后记”之时，即2012年5月，暴力事件又再次爆发，叙利亚平民遭受了可怕的伤害。对安理会成员国和那些在叙利亚有影响的国家，我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要想看到叙利亚结束暴力和建立合法的政府，它们必须共同施加必要的压力使外交获得成功。

叙利亚的未来一段时期如同今天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充满了忧虑和不确定。大马士革必须改变——这里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这个地区知道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问题是，这种改变是不是要通过血腥的、极具破坏力的内战来取得？叙利亚人民是不是愿意通过逐渐建立代议制政府来实现真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

每个关注叙利亚的人看到了叙利亚公民正在为获得一定的自由和尊严而付出代价，国际社会也应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难得的教训，在不公正和不公平导致危机及冲突之前就彻底铲除它们。预防远比口号有效得多。我们知道，安全、发展、法治和人权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其中任何一个弱项将威胁到其他。从阿拉伯世界到欧洲和亚洲，公共信任危机和政府管理危机席卷了全世界，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没有法治和人权，就无法面对发展不均衡和安全形式单一。对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说，这个教训将能改变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创新性的科技和投资如果能正确地运用于农业发展，将改变千百万人的生活。我现在正在通过“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参与改革非洲的粮食生产从而建立真正的食品和营养安全。我们的使命是使整个非洲大陆的小农户能够从个体农场开始，自下而上地建立食品安全。我们在非洲十多个国家开展项目，想要通过使用改良种子、提高生产能力和提供足量的储存设施，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帮助农民，力争使所有的小农户收入翻番。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旨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一个主要目标：减少50%的饥饿和贫困。农业将继续在非洲大陆的发展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农业能够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进步，那么非洲将能够真正进入一个繁荣的新时期。正如肯尼亚危机表明的那样，未来是更加美好还是充满了新的危机和发展不足，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诚实、可靠和合法的领导集体——非洲其他地方的冲突也将继续提醒我们这一点。阿拉伯的运动改变了那么多北非国家的政治面貌，整个非洲大陆的年轻人都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做得更多、更好，并激励他们在经济融合的全球浪潮中争取他们应有的位置——这股全球浪潮已经改变了巴西、印度等许多国家的社会面貌。

如果说“千年发展目标”已成功地开创了一个获得普遍承认的范例，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问题，那么 “保护的责任”则是改变了全球对主权的理解，任何国家都不得侵害公民的权利——任何领导人都不得认为，他们对待人民的方式将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要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平衡，其进展将是缓慢和间歇性的。我们在关注这一新兴的国际趋势时，绝对不能认为，全世界各地的国家会突然尊重人民的权利，或者，如果它们做不到，则必须以人权的名义用军事手段予以回应。我们追求的——以及仍将追求的——是全球各地的领导人和政府所能达成的一种共识：如果他们不尊重人权，他们将不能顺畅地融入全球社会。

“千年发展目标” 和“保护的责任”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作出了以下尝试：革新全球管理机制以图超越国家特权，并使个人能够转变风帆从而实现其潜力。当今世界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之间正经历急剧的变化——在东西方之间，在国营和私营之间，在专为少数人获利的经济体与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经济体之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联合国能够继续充当一个至关重要的召集者和一个进步的使者。

《联合国宪章》是以“我联合国人民”的名义谱写的，如果它为顺应一个人民力量的新时代改写自己的话，那么它将能够对那些最需要这个组织的人的生活发挥更重大的影响。从非洲农民到阿富汗女学童，从正在购买住房的中国家庭到享有和平、安全与自治的苏丹村庄，新的梦想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现。

联合国不止为国家服务，也为各国人民服务——在其监督之下，各国政府将对其对待公民的行为负责——这样一个联合国将在21世纪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