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一世：伟大而令人战栗的国王和他锻造的不列颠
Author: [英]马克·莫里斯
Date: 2018-07-31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纸间悦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德华一世 : 伟大而令人战栗的国王和他锻造的不列颠 / (英)马克·莫里斯著 ; 李若曦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Edward I and the Forging of Britain

ISBN 978-7-5086-9129-9

Ⅰ. ①爱… Ⅱ. ①马… ②李… Ⅲ. ①爱德华一世（1239-1307）－生平事迹 Ⅳ. ①K835.61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0005号

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Edward I and the Forging of Britain

Copyright: © Marc Morri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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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eijing Paper Jump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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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 : 伟大而令人战栗的国王和他锻造的不列颠

著　　者：[英] 马克·莫里斯

译　　者：李若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承 印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6.25

字　　数：347千字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524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978-7-5086-9129-9

定　　价：6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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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家谱
插图
前言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第9章
第10章
第11章
第12章
缩写
参考文献

仅以此书纪念里斯·戴维斯

国家不属于天堂，它属于人间，是人类谋略的产物，是幸运者胜利的果实。

——里斯·戴维斯，《第一个英帝国》（2000）

假如幸运之轮能够为之停留，爱德华一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将迅速征服世界。

——《刘易斯之歌·爱德华一世卷》（1264）

家谱

Family Tree

插图

Photos

前言

Preface

身边的朋友和邻居得知我要写一本关于爱德华一世的书，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他们几乎都会问我两个同样的问题。“爱德华一世就是‘忏悔者’爱德华吗？”这个问题最受欢迎。对此，我会给出否定的回答，但是爱德华一世的名字的确由此而来。很多时候，这样的答案只会引出另一个让人苦恼的问题——既然如此，爱德华一世又怎么能称为“一世”呢？爱德华一世当然不可能是“一世”，严格来说，当时的人们也并不称其为“一世”。如果有读者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可以看一看我在前言结尾处做出的简短解释。

第二个大家常问的问题涉及为中世纪国王作传会用到哪些证据，以及这些证据的数量。通常，人们觉得证据的数量不会太多，而我则必须泡在各大城堡的文书贮藏室里，寻觅不为人知的羊皮残卷。说来遗憾，这样的想象和现实相去甚远。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相关的证据资料非常之多，多到我穷尽一生也看不完。从12世纪早期开始，英格兰的国王们就开始记录每年的花费，到12世纪末，这些记录几乎网罗了王室政府的方方面面。每当王室颁布一份公文，无论是《大宪章》还是日常敕令，公文的全文都会被记录在案。同时，地方政府的法官也会将所有案件整理成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档案中的大部分都留存了下来，收藏在伦敦附近的英国国家档案馆里。有些档案打开来足有6～9米长，而且数量众多，仅13世纪就存有几万份。幸运的是，重要的档案已经整理出版了。不过，即使是这些印刷版也足够填满一间普通客厅了。此外，还有许多非王室档案流传于世。除了国王，其他人也在记录历史。贵族也会记录财务收支，颁布法令，书写信件；僧侣同样如此，而且由于背后的宗教组织，他们留下的档案更多。另外，僧侣还有撰写编年史的习惯，这些编年史也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对象，比如来自圣奥尔本斯的修士马修·帕里斯，他编纂的编年史覆盖了1234年至1259年发生的大小事情。这本编年史在现代的修订印刷版足足有七卷之多。

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中世纪的祖先们留下了不少可以研究的材料，而不是假装我在某种程度上设法独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攀登这座大山，因为本书的基础是其他学术著作。尽管如此，光是研究有关爱德华一世的二手资料也并非易事。保守估计，过去一个世纪中出版的相关书籍就达上千种。如果把有关13世纪的所有学术著作都算上，这个数字还要再翻上几番。

这时，如果他们还在听的话，那些对本书构成感兴趣的人一定会默默地产生第三个疑惑，尽管他们可能不好意思问出来。我猜他们想问的是，有必要费时费力写这本书吗？毕竟爱德华一世都已经去世700多年了。答案是有必要，因为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这也正是本书要努力说明的一点。我在副标题中提到了大不列颠的形成，这并非漫无目的。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它决定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的命运。这也是最富戏剧性的时代。爱德华召集了中世纪不列颠最大规模的军队和议会，修建了欧洲最宏大的城堡群，驱逐了犹太人，征服了威尔士，还差一点儿征服了苏格兰。如今，人们提倡加深对英国人身份的理解。我希望这本书能对此有所帮助。

当然，以往也不乏对此的探讨（而且以后还会出现更多）。在20世纪，莫里斯·波威克和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这两位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曾对爱德华一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正如书后注释说明的那样，没有这两位学者，就没有这本书。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持续了数年，其间我反复阅读他们的著作，从中汲取了只看原始材料无法得出的观点。即使我在研究证据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的观点也为我提供了思考的线索，这是非常宝贵的。本书与两位前辈作品的主要不同在于结构。波威克和普雷斯特维奇都是分专题（比如立法、外交等）来讲述爱德华一世的生平，而我则按照年代顺序进行叙述，这大概也是本书的原创性所在吧。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到现在，还没有人从头到尾记述过爱德华一世的一生，也就是说，自从中世纪历史成为一个现代学科，我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为爱德华一世作传记的人。当然，这种遵照时间顺序的写作方法有其固有的弊端。对于爱德华颁布的法律和他在政治上的探索，本书并没有更多的观点，来自学术界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感到失望。这主要是因为本书的叙述已经十分复杂，难以再融入针对专题的探讨，除非打断整体的叙述。而且，针对这些专题的研究已经存在不少。另外，最近有研究认为，以爱德华一世名义颁布的诸多法律很可能与他本人并无关系，爱德华对此也没有兴趣，这样的观点让我稍感安慰。积极点儿说，通过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爱德华的生平，我常常会对正统观念产生怀疑，这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对此，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也希望这些看法是具有说服力的，或者至少能够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我需要感谢许多中世纪史学者，如上所述，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他人的研究之上。比如，第八章就大量借鉴了阿尔奇·邓肯的作品。邓肯先生人很好，他给我寄来了对爱德华在诺勒姆活动的最新想法，并且把吉斯伯勒的沃尔特的编年史中有关苏格兰内容的翻译本借给了我。保罗·布兰德和亨利·萨莫森同意我阅读他们尚未发表的论文，这对我很有帮助。休·里奇韦和鲍勃·斯泰西回复了我关于亨利三世统治的问题邮件，让我受益良多。戴维·戴夫雷和乔治·加内特在电话里耐心地解答了我关于英格兰国王加冕的疑问。杰里米·阿什比、保罗·宾斯基、罗伯特·巴特勒、尼古拉·科德斯特里姆、贝丝·哈特兰、杰斯·纳尔逊、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约翰·普赖尔、马修·里夫、罗宾·斯塔德、马克·沃恩和菲奥娜·沃森也以不同方式为我提供了帮助。还有一些朋友向我提供了批评性意见和精神支持：我尤其要感谢阿德里安·乔布森、迈克尔·雷、安德鲁·斯宾塞和理查德·哈斯克洛夫特，他们招待我游览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理查德·莫蒂默在另一次威斯敏斯特教堂之旅中接待了我；简·斯普纳、克里斯·吉德罗和他们在伦敦塔的同事也同样为我提供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吉扬·佩潘，他在加斯科涅地图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还有菲利普·杜富尔，他提供了蒙帕济耶的航空照片。我还要感谢吉莉安·萨蒂，我游历苏格兰期间受到了她的热情款待；感谢马克·斯莱特和乔·托平，我在法国期间借住在他们的家中，附近就是爱德华的部分乡间宅邸；感谢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的马丁·艾伦；感谢杰夫·科滕登，他提供的封面照片非常漂亮；感谢我尊敬的经纪人朱利安·亚历山大，他从一开始就对这本书充满信心，并向我介绍了哈钦森出版社，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编辑托尼·惠托姆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奈廷格尔，以及他们来自兰登书屋的同事。

最需要感谢的人我留到了最后。我要再次感谢我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导师戴维·卡彭特和约翰·马蒂克特，他们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建议，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在邮件和电话里提出的问题，还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不少有用的建议，纠正了我的错误。同样要感谢我的伴侣凯瑟琳，这些年她受“爱德华一世”的折磨最深。凯瑟琳读过这本书的每一稿、每个字；她还淡定地忍耐了爱德华一世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对话中；在过去的三年里，和爱德华相关的地点成了她每次度假的目的地，对此她毫无怨言。我希望至少有些地方对她来说是有趣的，也承诺如果有系列丛书，一定以纽约、日本或者澳大利亚为背景。

最后，我要感谢里斯·戴维斯。十年前，当我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对中世纪英格兰史知之甚少，对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历史则几乎一无所知。正是通过听里斯的课、读里斯的书，我的历史知识才得到了平衡。严格来讲，他并非我的老师，但是他的建议和支持帮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尽管对爱德华一世没有什么正面评价，里斯仍然支持我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在研究初期给了我很多鼓励。从知识方面来说，里斯对这本书的帮助最大。如果这本书能够激发人们去阅读里斯的作品，单从这一点来说，我的写作就是值得的。

爱德华一世还是爱德华四世？

爱德华一世继位前，英格兰已经经历过几个同名的君主，麻烦的是，即使是站在13世纪的立场，这些君主也生活在遥远的过去。1272年，爱德华继位，离他最近的同名君主“忏悔者”爱德华也已经去世200多年了。在13世纪，人人都记得“忏悔者”爱德华，因为他是当时英格兰王室的守护神。对于其他名叫爱德华的君主，人们就不那么清楚了。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后期，他的臣民认为有必要记录其丰功伟绩，于是就需要给他一个序号，把他和其他爱德华区分开来。不幸的是，他们只数了“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和“长者”爱德华（899—924年在位），而忽略了“殉教者”爱德华短暂的统治（975—978年在位）。因此，至少有两位13世纪的作家把爱德华一世称为爱德华三世。如果他们没有数错数，爱德华一世就应该是爱德华四世。

幸运的是，早期不准确的排序并没有沿用下来。13世纪，人们称他为“爱德华王，亨利国王的儿子”，以示区别。爱德华去世后，出现了给他排序的需要，因为继承他王位的儿子和孙子都叫爱德华。到14世纪中期的时候，英格兰人发现需要对三个连续的爱德华国王进行区分，于是就分别称他们为一世、二世、三世。如果对忽略其他爱德华国王的做法感到困惑，可以加上“自诺曼征服起”。因此，诺曼征服成为英格兰国王排序的起点。不过，正是由于亨利三世决定用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圣人国王之名为自己的儿子命名，才有必要将诺曼征服当作国王排序的起点。

关于货币的说明

有些读者和我一样出生在英国采用货币十进制之后，因此，有必要指出英国货币的单位曾是英镑、先令、便士：12便士等于1先令，20先令等于1英镑，13世纪如此，1971年货币改制前依然如此。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非熟练工匠一天能挣1～2便士，熟练的工匠一天能挣2～4便士。一个人一年挣20英镑就属于富裕阶层，即使是伯爵，年收入也很少超过5000英镑。只有爱德华一世本人的年收入超过五位数，达到2.7万英镑，这些钱要用来经营王室和整个国家。尽管卡那封城堡一直没有完工，但建造花销在2.7万英镑左右。唯一广泛流通的货币是银便士，所以1英镑就意味着一袋重量不轻的硬币，即使是5英镑这种小数目，也值1200枚银便士。马克也是货币单位，1马克相当于160银便士，即2/3英镑。

第1章

圣人之名

A Saint in Name

这个故事要从1239年居住在英格兰的少女埃莉诺讲起。当时的英格兰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王国，大小也和今天差不多。不过，尽管住在这里，埃莉诺本人却不是英格兰人，普罗旺斯才是她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那时的普罗旺斯是一个独立的郡，位于今天的法国南部地区。埃莉诺之所以住在英格兰，是因为她于三年前嫁给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二人成婚时亨利28岁，而埃莉诺只有12岁。

当时间推进到1239年，快满16岁的埃莉诺已经出落成大家眼中优雅迷人的大美人。她深爱自己的丈夫，也赢得了他的爱情，然而却没能得到丈夫臣民的喜爱。13世纪的英格兰人和今天不同，他们并不乐意接受外国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马修·帕里斯的作品。这位来自圣奥尔本斯的修士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仇外者，也是整个中世纪最善于记录逸事、最多产、消息最灵通的编年史作者。马修修士和当时的英格兰人小心观察着埃莉诺带来的影响，却发现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大量涌入的外国人充斥宫廷，离间了亨利与英格兰本土臣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英格兰人看来，外国人的政见也对亨利造成了不良影响。在马修修士眼中，正是这群外国人令英格兰分崩离析，而国王亨利本人却受王后的影响，对此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英格兰人不满埃莉诺的另一点在于，她与亨利结婚三年却未能为王室开枝散叶。作为一名因职业须禁欲的修道士，马修·帕里斯不无同情地说：“人们担心王后无法生育。”但这不过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的埃莉诺年纪还很小。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亨利三世出于对埃莉诺的体谅，一直在控制两人同房的次数。在中世纪欧洲，12岁是教堂允许女性结婚的最小年龄，尽管亨利和埃莉诺多半在婚礼后就已圆房，但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是为了确保二人结合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然而无论是基于常识还是常人的怜悯之心，12岁的女孩还是太过年幼，无法频繁进行夫妻生活，也不应该冒险怀孕。

不过，马修修士做出担心王后不孕的评论时，埃莉诺已经15岁，亨利31岁，他们肯定已经过上了正常的夫妻生活。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238年9月9日的夜里，曾有一个疯子持刀闯入亨利的寝宫试图行刺，但是没有成功，根据马修自己的记载，这是因为幸运的亨利当夜留宿在王后的寝宫。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这颇具戏剧性的惊魂夜过去九个多月之后，埃莉诺王后一举击败了批评者，让造谣者彻底闭了嘴。那是1239年6月，离仲夏还有几天的时间，埃莉诺暂住在亨利位于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特的王宫里，也就是当今英国议会的驻地。6月17日夜至18日凌晨，在被灯笼和蜡烛照耀得灯火通明的宫室中，埃莉诺产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生产的过程十分顺利，孩子也很健康，最重要的是，埃莉诺生下的是位小王子。在作为王后最重要的职责上，埃莉诺打了一个大胜仗，为亨利与英格兰诞下了王位继承人。[1]

威斯敏斯特宫立刻开始了庆祝活动。在亨利的命令下，王室礼拜堂的修士们唱起了欢快的圣歌《基督得胜，基督为王，基督统治万邦！》，骏马载着信使奔向四面八方，向全国传递王子诞生的喜讯。伦敦的5万居民欣喜若狂，他们打着灯笼涌上街头，踏着鼓点载歌载舞。很快，王室的信使们带着贵族们昂贵的礼物满载而归。亨利甚至觉得有些礼物还是不够贵重，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便打发信使回去更换。这一举动引来了有些人的打趣：“上帝送子，国王卖子。”马修·帕里斯的语气则更为严肃，他认为亨利的忘恩负义“严重影响了国王的威望”，尽管这只是件小事，却能够体现国王的性格。当时的人评论，亨利头脑简单：宽容点儿说，他是个老实人；更直接点儿，他就是个呆子。因此，他的行为总是这样不合时宜。总而言之，就是朽木不可雕矣。[2]

亨利为小王子取的名字更为明显地体现了他性格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尽管亨利是英格兰的国王，但他的祖先是法国人，推崇法国文化。他和他的家族是“征服者”威廉的直系后代。威廉是诺曼底公爵，于1066年夺取了英格兰。同样，亨利手下的大贵族也是威廉手下的后代。因此，当时的英格兰贵族之间用法语（或者至少是轻微英语化了的诺曼版法语）交流，给孩子洗礼命名时也会选法语名字。比如威廉就是当时流行的名字，原因也显而易见。同样流行的还有理查，它让人想起亨利那出名的伯父“狮心王”。亨利自己的名字也不错，很常见。亨利三世本人能力不济，但是在他之前取名亨利的两任国王可都是令人生畏的成功战士，值得纪念和仿效。

但是，这些选择亨利都不满意。他不想让儿子成为征服者，也不想让他做十字军战士。亨利的父亲是臭名昭著的约翰王。由于父亲的无能，亨利从小生长的环境变化无常、充满冲突。约翰王死于自己引发的内战，亨利得到的是一个满是创伤、分崩离析的英格兰。亨利最渴望的是和平、和谐和稳定。正是出于这一雄心壮志，他给儿子起名爱德华。

在1239年，爱德华这个名字绝不时髦——自诺曼征服以来，从没有国王或是贵族叫爱德华，因为这是“征服者”威廉手下败将的名字。爱德华是古英语里的名字。对于征服了英格兰的诺曼人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古怪，有股外国腔，就像今天的人们觉得埃格伯特、埃塞尔雷德、艾格弗里斯这些古英语名字怪腔怪调一样。在诺曼征服之后给孩子起这个名，注定会遭到嘲笑，小爱德华必然会被小威廉、小理查和小亨利们戏弄。

不过，亨利三世强加给大儿子这么一个名字是有原因的。约翰王死后，亨利的母亲伊莎贝拉抛弃了他——伊莎贝拉离开英格兰返回法国老家昂古莱姆，再婚后再也没有回过英格兰。实际上，亨利从9岁起就成了孤儿，协助他管理国家的长辈们成了他心中父亲的替代形象。不过，亨利最终还是对这些人失望了。到了1234年，亨利再次成了孤家寡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位永远不会背叛的新导师出现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将近两百年。

这位新导师就是“忏悔者”爱德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倒数第二位国王。和亨利一样，爱德华不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君主：他于1066年1月去世，随即爆发了王位继承危机，9个月之后，威廉带领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但是，爱德华去世后成了人们口中的大善之人——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后被罗马教廷封圣。人们追忆爱德华统治时期为黄金时代：大家敬仰他，因为他创立了公正的法律（实际上他根本没立过法）。当然，爱德华不是一位勇猛的战士，这一点让他无法成为诺曼征服者的榜样。但是对于亨利三世这样缺乏军事才能的人来说，“忏悔者”爱德华是一位完美的榜样。他们之间还有其他相似之处，这对亨利来说一定非常重要：爱德华也是幼年丧父，他的母亲也抛弃了他；他同样成长在战争的环境中，同样渴望和平；他也受到了大臣的背叛和欺骗。最重要的是，爱德华和亨利一样以虔诚著称。爱德华在位期间修建了威斯敏斯特宫，为的就是离威斯敏斯特教堂近一点儿。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爱德华还在重修威斯敏斯特教堂，并在死后葬在这里，他的墓也成了朝圣者的圣地。有件事有力证明了亨利三世对“忏悔者”爱德华的尊敬和爱戴：从1245年开始，亨利投重金再次重修威斯敏斯特教堂，教堂原本的罗马式建筑被巨大的哥特式建筑取代，并屹立至今。

由此可见，亨利给大儿子取名爱德华来纪念偶像并不是什么让人惊讶的事。事实上，小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宫出生很可能也是亨利计划好的。亨利在威斯敏斯特宫生活的时间很长，一方面是为了离威斯敏斯特教堂近一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威斯敏斯特是政府某些部门的中心。但是，亨利的宫殿城堡遍布英格兰，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他不得不四处巡视。王后埃莉诺怀孕后期，夫妻二人驻扎在威斯敏斯特很可能是亨利有意的安排，目的就是尽可能地离“忏悔者”爱德华之墓近一些。小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出生，意味着他可以在此受洗。出生几天后，在一众主教和贵族男女的环绕下，小爱德华成了第一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受洗的英格兰王子。在参加仪式的贵族里，有12位成了他的教父母。很显然，亨利早就决意让儿子得到自己所缺失的关爱与指引。[3]

威斯敏斯特在宗教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注定了它的繁忙，这里并不适合育儿。爱德华出生几周后，王廷离开威斯敏斯特宫，搬到了泰晤士河上游80千米处（距威斯敏斯特的直线距离为32千米）的温莎城堡。[4]亨利和埃莉诺希望爱德华在伯克郡安静的乡间成长。1236年大婚后不久，亨利就开始对“征服者”威廉修建的温莎城堡进行大修，以满足当时人们对奢华及自己苛刻品位的要求。亨利先是给埃莉诺新修了寝殿，爱德华出生几周后，小王子的寝殿也开工了，地址就选在王后寝殿旁边的庭院。此后，亨利继续在温莎修建了许多宫室，并为其配套了一座教堂。整个重修工程的花费超过1万英镑，这个费用即使重新建一座城堡也足够了。

今天，这些宫室早已消失殆尽。但是，残留的痕迹（如教堂的大门）和亨利给设计师们下达的谕旨足以说明当时王室生活的品质。宫室是石头造的，配有壁炉和卫生间，成本不菲。宫室之间由有顶回廊连接，窗户使用彩色玻璃密封，室内光线充足。室内装饰也极尽奢华：地板上铺有精美的花砖，梁柱由波倍克古大理石雕刻而成，墙壁上绘有彩色图案，或者装饰有挂毯。亨利最喜欢把墙壁刷成绿色，再用金色的星星进行点缀。室外的庭院里建有花园，花园里种着各种花草。[5]

达到这种奢华程度的宫殿并不仅仅是温莎。在他所有的宫殿和城堡中，即使是那些他很少去的地方，亨利都乐于重兴土木，比如改善一下管道系统，或是升级一下墙裙，更新一下壁画（他最喜欢的壁画人物自然是“忏悔者”爱德华）。这让亨利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时人曾讥笑道：“国王食有白面包，住有宫殿和挂毯，行有温顺的马匹，就是不愿披上锁子甲上阵建功。”不过，这也意味着和人们想象中的中世纪恶劣条件不同，亨利三世和王室的生活极为舒适。爱德华从小珠服玉馔，他用的是银餐具，喝的是法兰西美酒。在亨利夫妻的命令下，小王子穿的是昂贵的丝绸和金线锦，还有镶着裘皮饰边的鲜红色罩袍。[6]

为了给小王子提供这些优越条件，亨利下发了一系列谕旨，他的确是位体贴溺爱孩子的父亲，旅行记录也显示他竭尽所能留在温莎陪伴孩子。尽管如此，亨利下发书面谕旨本身就意味着他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四处巡视，处理公务。埃莉诺王后也是一样。1242年到1243年间，王后陪同国王出访法兰西，整整17个月没有陪在小王子身边。不过总的来说，王后待在温莎的时间远多于国王。现存的类似证据显示，埃莉诺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住在温莎城堡。[7]

这无疑是因为她想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1240年9月29日，爱德华的妹妹在温莎出生了。小公主受洗后被命名为玛格丽特，以纪念王后的一位姐姐。到了1243年，埃莉诺和国王在法国期间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比阿特丽斯，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埃莉诺的母亲。1245年年初，王后又诞下了一名小王子，亨利再一次违背了传统，给他起了一个古英格兰王室圣徒的名字——埃德蒙。埃德蒙王子很快被送到了名副其实的王室育儿所。这一时期，爱德华和弟弟妹妹们的玩伴是堂兄亨利与其他贵族孩子。[8]

王后在养育孩子方面肯定有不少帮手。其中最主要的是休·吉法德和西比尔·吉法德夫妇。爱德华一出生，他们就成了他的监护人。西比尔还是接生爱德华的助产士，并因此受到了亨利三世的奖赏。此外，还有几位贵妇人也协助王后处理育儿的具体事宜。爱德华小时候有两个保姆——艾丽斯和莎拉。她们的职责广泛，包括给爱德华喂奶。[9]

埃莉诺的亲戚也给她提供了不少帮助，尽管不是那么直接，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埃莉诺的母亲至少有六位头脑聪明雄心勃勃的兄弟。这群来自阿尔卑斯地区萨伏依省的舅舅将外甥女的婚姻视作自我发展的大好机会，而外甥女也会向舅舅们寻求建议和帮助。萨伏依的威廉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236年随埃莉诺来到英格兰（直到1239年去世，威廉一直是英格兰人不满的主要原因）。几年之后，萨伏依的卜尼法斯也来到英格兰，并在亨利三世推动下当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过，比威廉和卜尼法斯更重要的人物是萨伏依的彼得。彼得于1240年圣诞节后不久抵达英格兰，并很快成为亨利三世最亲密的顾问之一。亨利曾赐予他很多产业，其中包括位于伦敦斯特兰德大街的寓所，也就是后来的萨伏依宫，萨伏依酒店的前身。彼得处事极为圆滑，连马修·帕里斯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谨慎小心。彼得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的影响力来自埃莉诺，而埃莉诺的地位得益于她王储母亲的身份。因此，彼得是埃莉诺的忠实知己，两人通力合作，确保爱德华王子在他们的严密管控之下。来英格兰之前，彼得是一位来自萨伏依的修士，负责控制能够接触爱德华的人，但来了不到一年就被萨伏依的伯纳德取代了，伯纳德可能是彼得的私生子兄弟。只要是和爱德华有关的事，不管多么单调乏味，都逃不过这群萨伏依人的注意。可能是出于对小王子健康方面的考虑，彼得抵达英格兰几个月后就建议亨利三世把温莎城堡的马匹和马粪都清理出去。[10]

有关爱德华教育情况的资料不多，但是人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的普遍情况。在马修·帕里斯的笔下，西比尔的丈夫休·吉法德是爱德华的老师。休·吉法德给爱德华上一些早期启蒙课程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这些课程可能带有社交性质，而不是学术性的。爱德华不到7岁时休就去世了。在中世纪，7岁是幼年期的终结。从7岁开始，男孩子开始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7岁之前，孩子的照顾和教育被认为是女性的职责。[11]

因此，可能性更大的一种情况是，爱德华的阅读是由西比尔、艾丽斯、莎拉，甚至是埃莉诺王后本人负责教导的。尽管王室家庭聘请了许多男性神职人员，但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工作，并安排宗教仪式。正如一首13世纪的诗歌所描述的那样，“教孩子们读书是女人的事”。在13世纪，贵族读书认字已经非常普遍，大部分其他阶层也已经开始识字。到爱德华登基的时候，法律甚至规定农奴也要拥有一枚自己的印章，以认证文件的真伪。但书写则是一种特殊技能，而且由于书写麻烦，很多贵族认为这与他们的地位不匹配，所以会雇用专门的书写人员。这样看来，爱德华肯定能读，但不一定会写。[12]

在13世纪，越来越多的文献被翻译成了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因此，读书认字对贵族来说变得更加容易，也更有吸引力。《圣经》、祈祷书、诗篇都有法语版本，而且，由于宗教信仰是读书认字的主要动力，这类书籍可能就是爱德华最早的启蒙读本。尽管这类资料越来越多，而且政府和私人信件中也大量使用法文，但是爱德华作为未来的君主，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拉丁文知识（在这方面，神职人员的作用可能比王后要大）。拉丁文仍是政府的主要书面语言，也是和其他欧洲君主（尤其是教皇）通信的通用语。最后，爱德华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他的老师主要是本地的护卫、休·吉法德、西比尔·吉法德和其他保姆，而不是他的母亲。会英语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社交上的好处，有价值的材料基本都不是用英文写的，爱德华生活的社交圈也不讲英语，但是这对他将来的君主生涯是有益的，因为英语是大部分普通百姓的语言。[13]

爱德华学习的内容有哪些呢？当时并没有什么课程表，但是适合学习的科目的确不少。历史知识就非常有益，爱德华能够学习和模仿成功者的行为，也能学着避免失败者的错误。在这方面，爱德华大概仔细研究了自己的家族史，其中不乏英雄人物，如“狮心王”理查（爱德华的伯祖）；也有不那么光彩的，如爱德华的祖父约翰王。不过，爱德华难以逾越的榜样还是“忏悔者”爱德华。亨利三世在宫殿里挂满了“忏悔者”爱德华的画像，而且每年两次的纪念活动一次不落（通常在威斯敏斯特宫）。从一开始，亨利就热衷于让王后和他一起欣赏“忏悔者”各种了不起之处，并且还让马修·帕里斯为王后写了一本法文的“忏悔者”爱德华统治史。王后很给亨利面子，和他一起崇拜起这位圣人，而且还和大儿子爱德华分享了这些新知：爱德华也成了“忏悔者”的忠实信徒，尽管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夸张。[14]

如果说埃莉诺插手了爱德华历史观的形成，那大概就是给他讲了一些古老的英格兰传奇故事。从王后的书籍购买记录可以看出，她读了很多中世纪传奇故事，也就是英雄骑士那些激动人心的神奇事迹。埃莉诺对这类文学作品的热爱应该是从小形成的。埃莉诺的家乡在普罗旺斯，而传奇故事正是在她出生前半个世纪从法国南部流行起来的。故事的时代背景多种多样，包括古希腊与古罗马（如《亚历山大传奇》）、中世纪早期的法兰西（如《查理曼传奇》）。不过，在英格兰最流行、最受埃莉诺喜爱，甚至力压其他传奇风靡整个欧洲的，还要数发生在古不列颠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15]

阅读传奇故事是一种娱乐。通常书中充满了血腥暴力的打斗场面，对强悍的身体素质极为推崇。英雄人物在马上比武大会中的勇猛表现和在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受到高度赞扬。不过，传奇故事也有教育目的，这主要体现为对世俗上层社会所看重的一系列品德的颂扬。听过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故事的人都知道，英勇无畏好过怯懦胆小，忠诚不渝好过背信弃义，慷慨大方好过贪得无厌，真诚坦荡好过阴险狡诈。[16]

在地理学习方面，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大胆探索广阔世界。尽管小孩子不被允许经常旅行，但在某些情况下，爱德华还是得到了探索世界的机会。比如，亨利三世通常在温彻斯特或者威斯敏斯特过圣诞节，而且他肯定也想在节日和家人团聚。同样，除了温莎，埃莉诺王后也有自己喜欢待的地方：牛津附近的伍德斯托克宫、威尔特郡的克拉伦登宫以及马尔伯勒宫是她的最爱。爱德华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就和母亲一起乘马车旅行，或者定期去和母亲会面，爱德华和玛格丽特小时候都有特制的马鞍，大人可以带着他们一起骑马。离开安全的育儿所的确存在风险：1246年，爱德华7岁生日那天，他和父母在汉普郡的海边庆祝比尤利教堂落成。小王子突发急症，不得不在当地休养了3个星期。不过疾病在哪里都可能发生，即使是在威斯敏斯特和温莎这样熟悉的环境中，爱德华也时常疾病缠身。[17]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能够游历宫墙外面的世界十分重要，多活动也是强身健体的前提，不能有风险就因噎废食，而是要促进两者之间的平衡。当时的人一般认为孩子7岁就可以开始进行身体训练了。1246年，爱德华的第一位导师休·吉法德死后不久，骑士巴塞洛缪·佩切接管了照顾爱德华的工作。佩切是位骑士，之前负责照顾玛格丽特公主。正是在佩切的小心照看下，爱德华开始学习如何策马疾驰，如何驯鹰寻鹰，如何狩猎动物，这些都成为他长大后热衷且精通的技能。和其他中世纪君主不同，亨利三世对这些没有兴趣。但在1247年佩切开始照顾爱德华一年后，亨利下令同意爱德华在温莎的森林里打猎。这大概意味着爱德华已经开始学习兵器知识，比如如何使用匕首、弓箭、刀剑等。用不了多久，随着力气的增长，爱德华可以拿起长矛，训练如何击中目标了。[18]

正是由于这种训练，爱德华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健，才艺越来越精进，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广泛：他的活动范围已经从温莎周边的山林和几个王室驻地扩展到了整个英格兰南部。从前，他坐在母亲的马车里张望这个世界，现在，他已经可以自己骑马领略大好风光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爱德华所看到的英格兰人口稀少，生产落后：13世纪英格兰的人口在300万—400万之间，大部分居住在小村子里，通过给领主或是自己种地维持生计。不过，以中世纪的标准，英格兰人口稠密，经济富有活力。当时，英格兰的人口增长很快，土地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今人看来荒无人烟的国度，在爱德华眼中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他的目光转向哪里，总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农民忙着伐木开荒，座座村镇拔地而起，农产品交易方兴未艾。[19]

那么，爱德华眼界未达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除了他亲身去过的地方，爱德华的地理知识十分有限。今天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精确地图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今天赫里福德大教堂里悬挂的羊皮纸世界地图《世界之布》就代表了13世纪的地图绘制水平。这张地图可能是在林肯郡制作的，当时爱德华已行将就木，所以他多半没有见过。不过，他肯定见过类似的，因为这在当时的富裕阶层中很是流行。在13世纪30年代，亨利三世曾命人制作了两幅类似的世界地图悬挂在温彻斯特宫和威斯敏斯特宫，而且，祈祷书里也有这种地图的微缩版。爱德华自己很可能就拥有一幅。

很多人以为中世纪的人认为世界是平的，这是一种误解。遗憾的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傲慢观点的确普遍存在。天文观测和古代先贤的观点都告诉中世纪的人地球是圆的。不过，由于地理知识的局限性，爱德华对地球表面的理解并不正确。在哥伦布之前，欧洲人只知道三块大陆：非洲、亚洲和欧洲。他们认为三块大陆都位于北半球，因为赤道滚烫无法逾越，而赤道南边更是没有生命存在。因此，赫里福德大教堂那幅世界地图也只描绘了北半球的种种奇观。

在这种地图上，不列颠群岛的位置非常接近边缘，处在地图左半边偏下的位置。但是，尽管所占地方不大，但描绘得十分细致：小小的岛屿上挤进了30多个城镇，主要的山脉与河流也得到了展示。不过，地图的设计者所要记录的并不只是不列颠群岛的地形。设计者对西欧范围之外的地理知之甚少，于是，神话形象和故事逐渐成了主要内容，离西欧越远的地方越是如此。地图的南端住着奇怪的人类：双性人、长着四只眼睛的人、脸长在肚皮上的人，等等。非洲大陆到处是怪物和猛兽，如独眼巨人和独角兽。对地中海的描绘也主要集中在古代传说上：金羊毛、拉比林斯迷宫、斯库拉女怪、卡律布狄斯女妖，等等。

尽管地图上记载了大量的古典神话传说，但它无疑还是秉持着基督教世界观。对圣地的描绘主要是挪亚方舟、巴别塔等《圣经》中出现的景象。在羊皮纸的上端，上帝端坐于地球之上，天使围绕在上帝身边，上帝下面站着圣母马利亚。但是人们的目光还是集中在地图的中间。占据整个世界中心位置的正是圣城耶路撒冷。[20]

以基督教的眼光看世界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将耶路撒冷视作世界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城上方，地图的制作者绘制了一幅耶稣受难像。此外，这幅地图也是在通过十字军战士的眼睛看世界。13世纪中叶时，西欧基督徒和中东伊斯兰教统治者之间对耶路撒冷的争夺已经持续了150年。11世纪末，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在当时，东征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到了爱德华的时代，东征已经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寻常事。奔赴中东同异教徒打仗已经和拥有马匹与会舞长矛一样，成为骑士生活的重要内容。为基督教保卫圣城耶路撒冷成了最高尚的骑士壮举。东征不仅仅是军事人员的事情：社会各个阶层都被迫从精神上和经济上支持十字军东征。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布道倡议招募信徒和资金，以发起新的东征。[21]

爱德华对十字军东征历史的认识仅限于他听到的民间故事。故事告诉他，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跋涉几千千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解放了耶路撒冷。故事还告诉他，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没能成功收复在1187年陷落的耶路撒冷，但是“狮心王”的英勇使得这次远征显得没有那么失败。“狮心王”是亨利三世的伯父，他的存在让爱德华的家族和十字军东征之间有了交集，但是到爱德华出生时，这位十字军战士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爱德华家族和东征之间还有一层更加重要的联系——爱德华的叔父、亨利三世的弟弟理查。

理查是康沃尔伯爵（人们常称他为康沃尔的理查），他于1240年夏天开始东征，当时爱德华还不到一岁。事实上，正是爱德华的出生让理查的远征成为可能，因为在那之前理查是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可惜在军事天赋方面，理查更像自己的哥哥，而不是与自己同名的伯父“狮心王”，因此，在他远征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有影响力的军事行动。但是，理查要比亨利聪明得多，他十分擅长谈判。他在耶路撒冷做了短暂停留，其间他以卓越的外交才能，用谈判的方式收回了耶路撒冷。尽管这个协议持续时间不长，耶路撒冷在4年后再次陷落，但这在当时为理查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他的政治才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242年，理查头戴桂冠返回英格兰，他对自己的胜利深信不疑。而且，理查在远征期间获得了不少有趣的见闻：骑在象背上演奏的乐队，在圆球上翩翩起舞的撒拉逊女孩等。他把这些趣闻告诉了马修·帕里斯，马修又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理查一定还和侄子爱德华分享了这些趣事：理查不仅是爱德华的叔叔，也是他重要的教父之一，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22]

可以推断的是，亨利三世和自己的弟弟与其他臣民不同，他不常说起自己对东征和十字军的热情。他有十字军必备的虔诚，但是缺乏对暴力的热爱。但是，在13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耶路撒冷的陷落，亨利三世参加东征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英格兰贵族已经准备自行东征，甚至要加入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东征队伍（路易九世于1248年开始东征）。这相当于对亨利三世发出了挑战，因为法兰西国王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难道他要袖手旁观，任凭法王夺取所有的荣耀吗？在国家荣誉和家族荣誉的重压下，亨利终于决定发起东征。1250年3月，在一场盛大的公开仪式上，亨利三世出人意料地宣布东征。不少贵族和骑士也宣誓东征，很快，东征的热潮席卷了整个王廷。几周后，埃莉诺王后借了一本讲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传奇故事《安条克之歌》。在随后的一年里，亨利开始更换众多城堡和王宫里的壁画，新壁画的主题正是《安条克之歌》中的场景，或是“狮心王”理查的人生经历。当时爱德华快满11岁了，正是容易受到影响的时期，他每天看到与听到的都是对东征的宣扬。

亨利三世宣布东征后并不能立刻启程。东征可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相反，东征是一生的事业，需要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认真准备。最重要的是，十字军战士需要确认两件事。首先，他们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这次远征。为此，亨利开始节约开销，积攒金子（当时西方普遍使用银币，但是东方更青睐金子）。其次，十字军战士需要确保东征期间自己领地的绝对安全。在这方面，亨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很快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这些让东征受到质疑的困难正是爱德华的杰作。[23]

亨利三世首先是英格兰国王，但他名下还有其他领地。比如，12世纪末，英格兰冒险家攫取了爱尔兰的大片土地，亨利的祖父亨利二世确保了英格兰王室在爱尔兰占据有利地位。英格兰在12世纪同样入侵了威尔士，威尔士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英格兰贵族之手。不过，这两个地方并不是1250年的危机所在，威尔士、爱尔兰、英格兰一切正常。问题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来自亨利在欧洲大陆上的祖产。[24]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夺去了英格兰的王位，从那时起，英格兰国王就掌握着法兰西的大片土地。12世纪，英格兰国王的领土不断向法国南部扩张，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作为这次扩张的设计者，亨利二世在法国的土地甚至比法王还要多。这也成了英法不和的主因。但是，当下一代君主登基，权力的平衡发生了很大变化。亨利二世的儿子——无能的约翰王丢掉了亨利二世夺取的大部分土地。1216年，约翰王去世。从1216年到1226年亨利三世成年，英格兰王室在法兰西的领土只剩下西南部的阿基坦，包含加斯科涅。[25]

由此看来，加斯科涅就像是残羹冷炙，但是其本身的面积的确不小，从北到南纵跨241千米，从东到西也有121千米。亨利三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在欧洲大陆仅剩的世袭土地，并不断试图在周边地区扩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亨利三世才娶了来自普罗旺斯的埃莉诺，这也是为了和法兰西竞争：亨利和埃莉诺大婚的18个月前，法王路易迎娶了埃莉诺的姐姐玛格丽特。亨利渴望有一天能够收复父亲丢掉的土地。怀着这样的雄心，他在爱德华小时候前往法兰西，然而那次冒险并不成功，反倒证明了他在军事上的无能。同时，保住加斯科涅才是最重要的。对埃莉诺和她的舅舅彼得来说，保卫加斯科涅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希望这块领地将来由爱德华继承。从爱德华出生开始，两人就联手赶走了其他可能的继承人——主要是康沃尔伯爵理查，爱德华10岁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249年9月，亨利三世正式将加斯科涅赐予长子爱德华。但是，6个月之后，亨利决定东征，加斯科涅的局势也逐渐失控，叛乱四起，这不仅危及爱德华的继承权，也将亨利的东征置于险境。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西蒙·德·蒙特福特。[26]

蒙特福特是莱斯特伯爵，也是亨利三世的妹夫（亨利三世的妹妹埃莉诺是蒙特福特的妻子）。蒙特福特和亨利三世截然不同，他聪颖机智，颇有辩才，而且正如马修·帕里斯所说的那样，“能征善战”。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和成就，埃莉诺王后认为他是在爱德华成年前保卫加斯科涅的最佳人选。1248年夏天，在王后的请求下，亨利三世任命蒙特福特为管理加斯科涅的王室代理人。[27]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蒙特福特尽管强硬、聪明，却异常自负，自以为是，不知变通。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宗教十分狂热，事实上，伯爵是一名理想的十字军战士，他之前曾经参加过一次东征，并立誓要再次东征，这也意味着他并不适合管理加斯科涅。这位代理人的权威和资源都十分有限：当地城镇居民和领主不听指挥时需要的是温和的劝解，而蒙特福特则采取了以暴制暴的策略。很快，整个加斯科涅都陷入了暴力的旋涡。就在亨利三世宣布东征时，蒙特福特还给他写信，称加斯科涅人正在利用游击战削弱政府的力量。[28]

一开始，亨利选择支持蒙特福特：1250年，亨利拨给蒙特福特数千英镑，用于雇佣兵和修建城堡。但是，随着加斯科涅人的抱怨声越来越大，叛乱愈演愈烈，亨利的想法开始发生改变，渐渐削减拨给蒙特福特的资金，这让蒙特福特很生气。1251年圣诞节，两人在公开场合大吵一架。亨利命令伯爵下台，但是被伯爵无视。蒙特福特回到加斯科涅，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29]

加斯科涅危机的升级给亨利的东征蒙上了阴影，也给那些立誓东征的人敲响了警钟。1252年4月，亨利试图平息人们的怒火，但这反而证实人们最恐惧的事情成为现实——亨利要推迟东征。当时，亨利表示自己一定会东征，而且还给出了一个确定的日期。但日期却是1256年仲夏，整整推迟了4年。这样的推迟是有必要的，亨利派人调查加斯科涅的事态后认为，只有他亲征才能稳定局势。[30]

亨利的亲征也是困难重重。首先就是钱的问题。战争的花销巨大，而亨利三世并不富裕。他个人筹钱只能依靠出售和出租土地，然而这赚不了多少钱。他也可以向臣民收钱，但是这种做法既过时也具有惩罚性，还不公平。基本上，国王还是要依靠地方官员（林务官、法官、治安官等）收上来的税费和罚款。国王需要的钱越多，官吏们就越暴虐越无耻。在罗宾汉的故事里，地方官员都是流氓恶棍，而这个故事正是在亨利三世治下流传起来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31]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收税的形式向每个人摊派，而亨利的前任们也正是这样做的。“狮心王”理查和约翰王都发现，这样做能积累大量财富。这里需要再次说明，英格兰是个富有繁荣的国家，但收税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在人民心中，收税等于抢劫。和其他政治决策不同，收税首先要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同。在约翰王统治时期，国王需要得到他直接分封的所有领主的同意才能加税，但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亨利的大臣们不得不设计一种获得同意的新方法，于是，在1237年到1254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大臣们决定从英格兰的城镇和郡县召集代表。在同一时期，为了描述这样的集会，一个新的词汇出现了：议会。[32]

然而让亨利感到惊讶且挫败的是，召集的议会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听话。来自郡县和市镇的骑士们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暴虐严苛的强烈不满，亨利提出要钱，骑士们反而要亨利补偿他们受到的伤害。而且，在加斯科涅平叛这件事上，他们一便士也不愿意出。也许英国王室对加斯科涅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英格兰人对它根本无所谓——对他们来说，加斯科涅只是一个昂贵的负担。1252年秋，亨利要求通过加税为亲征提供资金，议会拒绝了（另外，议会还指出亨利缺乏军事才能，这真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受挫的亨利无能为力，一边是加斯科涅的叛乱，一边是国内的反对浪潮，亨利只好再次做了自己最擅长的事，即犹豫不决。[33]

也许爱德华王子才是唯一能平静看待亨利拖延行为的人。加斯科涅危机将爱德华第一次推上了政治舞台（马修·帕里斯也开始真正关注爱德华）。1252年4月，亨利遵循其绥靖政策，公开重申了爱德华对加斯科涅的继承权，并将当时住在英格兰的加斯科涅贵族召集到伦敦，宣布爱德华王子是他们的新领主。按照惯例，加斯科涅人下跪宣誓效忠，而亨利则发放了贵重的礼物，表示新的领主将给领地带来繁荣。当时爱德华还不到13岁，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他还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但是也起到了抚慰的作用。随着亨利不断地拖延亲征，爱德华逐渐长大，他的个头越来越高，身体也越来越强壮，威仪日盛，对政治也日渐敏感。1252年夏，亨利许诺会平息加斯科涅的叛乱，然而那时他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让爱德华代替自己远征加斯科涅，这是他自己可以接受的，也是加斯科涅人能够接受的。当时的爱德华也许还偷偷庆幸过，离1256年东征还有4年时间，到时候，17岁的他很有希望达到东征军的要求。[34]

一开始，爱德华还抱着利用加斯科涅危机提高自己地位的希望，但是，随着1253年春天危机的升级，他的希望破灭了。卡斯蒂利亚是组成中世纪西班牙的几个王国中最大的一个，几十年来，它一直是加斯科涅的友好邻邦。但是，阿方索十世于1252年登基，他想在西班牙甚至是整个欧洲扩大自己的影响。他难以抗拒将自己的触角伸过比利牛斯山的诱惑，暧昧地表达了对加斯科涅的所有权，并欣然接受了来自加斯科涅叛军的邀请。1253年春天，在阿方索十世的支持下，一场新的叛乱发生了。阿方索十世毫不避讳自己的侵略意图。很快，一座座城堡、一个个城镇接连失陷；4月，加斯科涅首都波尔多的守军在慌乱之下写信给亨利，告诉他如果不立即行动就会永远失去加斯科涅。这种可能性太可怕了，亨利三世不得不采取行动。议会仍然不同意加税，亨利只好使用君主的特权，通过授予爱德华骑士地位来征收钱款。然而，如果爱德华据此认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开始了，那他就错了。8月，亨利带着仓促征召的军队从朴次茅斯起航，而爱德华则被留在了英格兰担任摄政王。据马修·帕里斯描述：“爱德华站在海边大哭了一场，直到看不见船帆才肯离开。”[35]

归根结底，14岁的爱德华在父母眼中还是个孩子，在他们看来，爱德华还不是一个骑士。尽管亨利三世已经起程参战，但他的谋士们仍在努力讲和。他们正确判断出阿方索对叛军的支持是投机性的，于是花了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来说服他，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才最符合他的利益。阿方索也十分狡猾，他不断拖延时间，试图达成最有利于自己的协议。然而亨利三世的平叛之路十分顺利，到了1254年年初，阿方索终于妥协，他不再支持叛军，也不再坚持对加斯科涅的所有权，前提是爱德华要娶他的妹妹（也叫埃莉诺）为妻。[36]

事实上，这种联姻正是亨利一开始就设想过的。1253年春天，亨利在任命大使时曾经讲过，联姻是王公贵族之间形成友谊的最佳方式。他没有想到的是，和阿方索十世的友谊代价如此之高。阿方索提出，亨利必须赐给爱德华一块年产1万英镑的土地，只有这样，他才会同意双方联姻。这显然大大超出了亨利原本的打算，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他也只能就范了。2月14日，亨利在加斯科涅颁布法令，赐予长子爱德华一大块封地，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加斯科涅。但是，为了满足阿方索的要求，这块封地里还包括位于爱尔兰、威尔士、英格兰的王室土地（某些地方例外），切斯特伯爵领，布里斯托尔城堡，以及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一些重要庄园。但阿方索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还要求在婚礼前见一见他未来的妹夫，并要亲自授予他骑士封号。这样一来，爱德华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一下子变成了亨利三世治下第二富有的领主，仅次于他的父亲。另外，9个月前他求而不得的出国机会也向他展开了双臂。5月29日，爱德华与埃莉诺王后从朴次茅斯登船前往加斯科涅。[37]

1254年夏天，爱德华度过了15岁生日，也有了全新的人生体验：他首次出海，将近两个星期的航行让他首次尝到了命运全凭上帝安排的滋味；他首次窥见了战争的模样，和父亲一起留在前线，拿下了叛军仅剩的据点。但他心中想的最多的还是即将到来的婚姻。尽管只是父母之命，只是出于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但爱德华对这桩婚事并不抵触。自12世纪末开始，教廷就禁止强迫婚姻，7月时爱德华在联姻的文件中曾经提到这一点。爱德华急切展示自己的独立自主，他申明娶埃莉诺完全出于自愿，并且还颇有礼貌地称赞对方：“有关她的美德与美貌我们多有耳闻。”[38]

9月末，已经在波尔多停留了几个星期的爱德华起程前往西班牙。这一次，亨利和埃莉诺并没有陪在他的身边。亨利在平叛上已经花费了太多金钱和时间，他和王后需要尽快赶回英格兰。爱德华起程几周后，亨利夫妇起程返航。但是，爱德华此行并非孤身一人。跟随他的还有临时从英格兰和加斯科涅征召的贵族随从们。在随从的安排上，亨利有意派出了一些尚未获得骑士封号的年轻人。即将面临的骑士受封仪式也是爱德华心中的大事。此次跟随爱德华出访的还有他的武师巴塞洛缪·佩切及佩切的两个同样将被西班牙国王封爵的儿子。

10月18日，爱德华一行抵达布尔戈斯——这里是卡斯蒂利亚王室的主要驻地。他们错过了10月13日的“忏悔者”爱德华升天节，亨利三世原本计划借此机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令人沮丧的是，西班牙的历史文献并没有记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甚至连典礼的具体日期都不得而知。爱德华和他的随从们很可能是在11月1日受封的，地点可能是胡尔加斯修道院，那里是历代卡斯蒂利亚国王安葬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爱德华第一次见到了埃莉诺，并和她结为夫妇。和爱德华一样，我们只知道埃莉诺品貌俱佳，其他细节一概不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埃莉诺还有几周才满13岁。[39]

婚礼之后，爱德华和妻子最多在卡斯蒂利亚逗留了一个星期。11月21日，他们回到了加斯科涅，从那以后，两人放缓了脚步，联姻大计已成，阿方索不会再支持加斯科涅叛乱，不需要再急匆匆地赶去什么地方。而且，亨利三世夫妇已经离开，爱德华独自控制整个加斯科涅，这正是他巡视重镇、展现才能的重要机会。从西班牙返回后，爱德华发布的首份文件开篇写道：“爱德华，伟大英王之长子，加斯科涅之君主。”足见其喜不自胜的心情。[40]

但是很快，欢庆的气氛就渐渐淡去，恢复领地秩序的大计被提上日程。由于加斯科涅的财政面临严重困难，爱德华决定仿照之前在英格兰的先例，就自己的受封收税。爱德华收税的举动本就为加斯科涅人不喜，再加上亨利三世也在此时提出向加斯科涅收税，以资助他的东征之行，加斯科涅硝烟再起。1255年春天，爱德华不得不开始积极防御，他占领城市，加固城堡，还下令修建战船，并从他在爱尔兰的封地征运来大量战略物资。在英格兰，亨利三世陷入恐慌，他开始向加斯科涅增派兵力，甚至还为此取消了一届马上比武大会，因为他觉得加斯科涅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爱德华那里急需用人。[41]

对于父亲的支持（假设这种支持能够落实），爱德华大概心怀感激。1255年夏天，叛乱再次平息，爱德华的权威得到巩固。不过，对于亨利三世的干涉，爱德华也并非全然感激。事实上，爱德华难以树立权威，不仅仅是因为加斯科涅人的抵制，还与他权力受限有关。在加斯科涅，大部分官员是亨利三世任命的，爱德华能够上手的地方很少。而且，即使爱德华偶尔能够独立行动，亨利三世也会进行干预，修改他的决策。比如，在主要的叛乱城市拉雷奥尔，叛军躲在教堂里进行抵抗，爱德华命令火烧教堂，但是亨利三世立刻否决了他的命令，并将问题交由两个主教裁决，结果自然是教堂的大部分建筑得以保留。[42]

对于亨利三世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爱德华这件事，马修·帕里斯的评价十分尖刻，他认为亨利这是削弱了自己的王权。事实上，亨利此举十分精明，尽管他给爱德华的分封看起来十分丰厚，但实际上，这些封地远离英格兰的权力中心，亨利自己在那些地方的权威都尚存争议；即使是位于英格兰的城堡和庄园，也都是不久前才归于亨利名下的，他在那里的权力仍不稳固。更重要的是，亨利保留了大领主的地位，他仍然是爱尔兰的领主和阿基坦公爵，并没有完全把权力转交给爱德华。爱德华作为亨利长子，是统治加斯科涅的王子，尽管这听起来挺不错，但是却没有给爱德华带来什么正式的头衔。这说明他的权力完全来自父亲亨利，因此，亨利可以随时干涉甚至否决爱德华的决定。与之前的蒙特福特一样，爱德华只是父亲在加斯科涅的代理人。[43]

1255年8月17日，亨利给爱德华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明了两人权力关系的运作模式。在返回英格兰的路上，亨利三世访问了巴黎，和法王续签了三年的休战协定。至此，亨利觉得爱德华没有必要留在加斯科涅了，他可以前往爱尔兰，在那里对自己的海外封地进行改革和统治。加斯科涅可以由代理人管理，事实上，亨利已经任命了一位合适的候选人。这一切都是在爱德华的舅外祖父彼得的建议下完成的。从爱德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彼得就事无巨细地管理着他的一切事务。事实上信中还提到，彼得将于几周后前往加斯科涅帮助爱德华在离开前做一些必要的安排。[44]

尽管信中没有提及，但亨利此前一定私下和爱德华沟通过，希望独自前往爱尔兰（不带新婚妻子）。信件寄出几天后，亨利就开始准备在英格兰接待爱德华的妻子——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埃莉诺。亨利的这个决定并不出人意料，爱尔兰仍然属于蛮荒之地，并不适合一位西班牙公主生活。不过，亨利将二人分隔两地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1255年5月，刚刚13岁半的埃莉诺早产生下了一个女儿[45]。埃莉诺没有埃莉诺王后那样幸运，她没有躲过过早成婚带来的风险。到了夏天，埃莉诺早产的消息传回英格兰，亨利三世夫妇无疑认为必须要对此进行干涉，以保护两个孩子。在他们看来，爱德华夫妇应该像他们当初那样禁欲一段时间，但这只有在两人回到英格兰之后才能实现，不过，先分开6个月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这在亨利夫妇看来是合理的，但是爱德华夫妇感情很好（在此后的日子里，两人几乎从来没有分开过），在爱德华看来，这又是父母在对自己进行没有必要的干涉，是对自己成人独立的又一次嘲讽。于是，爱德华决定抵制父亲的建议。

根据亨利三世的愿望，埃莉诺王妃于9月下旬返回英格兰。10月9日，她平安抵达多佛。埃莉诺离开时，彼得抵达加斯科涅，帮助爱德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做撤离准备。[46] 不过，已经一年没有见到爱德华的彼得一定被甥外孙的形象惊呆了——爱德华16岁了，他后来那著名的身形已经初现雏形：宽额阔胸，金发英俊，只有眼皮遗传了亨利三世，有些下垂。另外，爱德华个子还非常高，时人称他“比普通高个儿再高一头”，18世纪对他尸骸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爱德华的实际身高为1.91米，这也是他的外号“长腿爱德华”的由来。爱德华的穿着打扮开始发生变化，据说他不喜欢小时候豪华铺张的衣着。[47] 彼得一定很快就发现甥外孙在各方面都成长起来了，难以像过去那样轻易控制。10月末，爱德华离开加斯科涅，但是并未像父母和彼得计划的那样前往爱尔兰，而是北上经法兰西返回英格兰。11月末，爱德华抵达伦敦，伦敦市民热情欢迎了他，正如6周前欢迎埃莉诺王妃那样。[48]

尽管亨利三世精心策划，但还是没能控制住爱德华，于是，和国王夫妇一起过圣诞的不仅有新儿媳，还有这位决心试探父母底线的长子。在这个圣诞节，双方发生了有记载的第一次争吵。事情的起因是加斯科涅商人向爱德华抱怨英格兰海关随意查抄他们的货品。海关官员找到亨利三世，拒绝承认商人的指控，并提醒亨利，英格兰只有一位国王，只有亨利有权力主持公道。简单来说，事情的核心在于爱德华究竟有多大的权力，以及其中有多少要受制于亨利三世。当爱德华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亨利夸张地提起了亨利二世的遭遇——亨利二世的儿子们造反了。爱德华当然没有造反，也没想要造反，事件很快平息下来。但是爱德华的不满并没有消失，他依然渴望获得更重要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马修·帕里斯认为这次争吵是个坏兆头，爱德华增加了随从的数量，跟随他的骑兵达到了200人。[49]

对帕里斯来说，那个冬天的英格兰到处都是坏兆头。在记录欢迎埃莉诺王妃抵达伦敦时，悲观的帕里斯注意到王妃随从的西班牙风格遭到了伦敦人的嘲笑（尤其是王妃房间里的地毯装饰）。帕里斯认为，让聪明人（也就是他自己）更难受的是，埃莉诺王妃的到来只是问题的一角——围绕在亨利身边的都是英格兰人不喜欢的外国人。20年前，埃莉诺王后的到来带来了大量的萨伏依人，其中既有彼得和卜尼法斯主教这样的大人物，也有前来寻求有利婚姻、宫廷职务和年金的小人物。现在看来，类似的西班牙人入侵也即将到来。[50]

但是，对国家危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萨伏依人和西班牙人，而是另一批外国人。1247年春天，亨利三世母亲再婚后生下的孩子抵达英格兰。30年前，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抛弃了亨利和他的兄弟姐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并诞下了9个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在老家普瓦图（由于法兰西的扩张，普瓦图的势力不断缩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亨利三世向他们释放了善意，邀请其中5人前往英格兰，并慷慨赠予他们财物。亨利对同母异父的弟弟艾默·德·瓦朗斯和威廉·德·瓦朗斯尤为大方，在他的坚持下，艾默被选为温彻斯特主教（反对艾默的呼声很高，因为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威廉也在亨利的帮助下进入了上层社会，得到了土地和年金，还娶了一位有钱的女继承人。亨利的另外两个弟弟居伊和杰弗里也得到了年金，妹妹艾丽斯将嫁给未来的萨里伯爵。[51]

亨利对吕西尼昂家族（亨利同母异父的弟妹们）的大肆帮助埋下了麻烦的种子。问题不仅仅是亨利过于慷慨，而是这导致他和王后的亲戚开始争权夺利，双方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亨利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的。1252年发生了一件有名的事，艾默兄弟与卜尼法斯大主教发生矛盾，袭击了其庄园并殴打了仆人。这种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对吕西尼昂家族来说稀松平常，而亨利三世也总是愿意原谅这种行为，他对所有亲戚都有着简单盲目的喜爱，但是对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们尤其溺爱，因为他们对平息加斯科涅叛乱的贡献最大，所以亨利回到英格兰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奖赏他们。[52]

因此，爱德华对吕西尼昂家族十分警惕，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视作对自己封地的威胁。[53]尽管如此，拥有大批骑兵扈从的年轻王子还是被叔叔们暴力的气息吸引了。1256年6月，爱德华在17岁生日的前两周第一次参加了马上比武大赛。比赛以爱德华的名义在诺丁汉郡举行。能够得到亨利批准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亨利三世不喜欢这项活动，并常常设法取消比赛。据马修·帕里斯记述，这场在布莱斯举行的比赛主要是为了介绍骑士制度。当时，爱德华的骑术和对武器的使用应该已经很熟练了，他需要一场比赛来实践这些技术，展现自己的勇猛和勇气，并学习战争的艺术。13世纪的马上比武大赛和后世的比赛有着很大的不同。后世的比赛强调的是娱乐和个人格斗，而当时的比赛主要是为了模拟战斗：两支队伍斗智斗勇，目标是俘虏对方，就和在真正的战场上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马上比武大赛更像今天的军事团队建设练习，但是要比后者危险得多。尽管参赛者身披盔甲，使用的也是钝化了的武器，仍然有很大的可能受伤，甚至丧命。在布莱斯的比赛中，爱德华首战告捷（王位继承人的身份显然帮了忙），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根据帕里斯的记述，很多参赛者受伤严重，其中有一些没能熬过圣诞节。[54]

比赛结束后，初次经历血的洗礼的爱德华和扈从一起向北前往苏格兰。爱德华在苏格兰并没有封地。当时的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一点英格兰国王也承认。但是，爱德华的苏格兰之行并不是一场外交访问，而是社交性的拜访。5年前，爱德华的妹妹玛格丽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结婚时两人都还是孩子——亚历山大10岁，玛格丽特11岁，爱德华12岁。尽管不能肯定，但爱德华很可能是带着埃莉诺一同前往苏格兰的，为的就是向妹妹介绍自己的妻子。苏格兰之行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其间的活动也没有记录留下来。不过，爱德华曾经出现在苏格兰西南部的惠特霍恩。惠特霍恩是圣尼尼安的陵寝，爱德华夫妇可能是一同朝圣去了。[55]

尽管苏格兰之行短暂且模糊，但有一点很重要，它说明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不错。英格兰人并不认为苏格兰可以和英格兰相提并论，事实上苏格兰也的确要弱一些。当时的苏格兰很穷，人口也少，苏格兰国王也没那么强大。1251年两国联姻时，亨利三世在约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将国力对比展现到了极致。婚礼的准备持续了六个月，所用的物资来自英格兰各地，甚至是欧洲大陆。爱德华也出席了婚礼，他和他的扈从都穿得金光闪闪。[56]当时，亨利三世仍希望东征，他想在出发之前震慑一下自己10岁的女婿，尽管并没有恶意。不过，联姻本身就说明苏格兰王室也是欧洲文明君主圈的一员，苏格兰国王和贵族讲法语就是他们进入这个圈子的凭证。在苏格兰城市，尤其是在低地地区，大部分苏格兰人讲英语。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苏格兰和英格兰十分相似。[57]

爱德华的下一站和英格兰、苏格兰都有很大不同。爱德华从惠特霍恩一路向南，于7月中旬抵达在切斯特的领地，并继续向南前往威尔士。对于一个初访者来说，威尔士和苏格兰在地理上有相似之处，在经济上也有相似之处——和苏格兰一样，威尔士也比英格兰穷。但是在文化上，威尔士和其他两国区别很大。比如，即使是威尔士社会的上流人士，也讲的是威尔士语，这是最明显的区别，也是威尔士人的自豪所在。不过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讲法语的国王和贵族来说，威尔士语只是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58]

更令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费解也更成问题的是，威尔士的社会态度也与两国不同。比如，威尔士有自己的继承法。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甚至是在西欧的其他国家都实行长嗣继承制：长子继承父母的所有遗产。这对长子的弟弟妹妹很残酷，但是能够更完整地将家族的土地传承下去。然而在威尔士，遗产继承是可以分割的：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不仅仅是儿子和兄弟，也包括叔伯和侄子——都能够分一杯羹，而且优先顺序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由于家族中的每个男性成员都想得到最大份额，威尔士人的遗产继承往往伴随着一场暴力无比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59]

这种独特的继承方式导致威尔士政治常常陷入混乱。由于处于社会最上层的家庭也采取财产分割继承制，威尔士并不像英格兰和苏格兰那样拥有一个单一的政治权威。在威尔士诗人笔下，威尔士一分为三，但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事实上，威尔士是由大量小领主拼凑而成的。有时，某个领主可能会通过武力、外交甚至是好运吞并他人的土地。但这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他一旦死去，其土地就会被其他家庭成员瓜分。[60]

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英格兰人觉得难以像和苏格兰人那样与威尔士人打交道。威尔士内部的不稳定导致两国的友好关系难以持续。英格兰可以和苏格兰联姻，因为公主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但是英格兰人却无法把公主嫁到威尔士，因为威尔士君主一旦去世，他的王国也将分崩离析。[61]

尽管英格兰人饱受威尔士财产分割继承制度的困扰，但他们更怕威尔士抛弃这种制度。自13世纪初到爱德华出生，威尔士出现了走向政治统一的趋势，这令英格兰感到担心。格温内思是威尔士三大古国之一，离英格兰最远，也最为传统，它的领土不断扩张，一直从斯诺登尼亚山区延伸至整个威尔士。因此，当开疆扩土的勒韦林大王于1240年去世时，亨利三世立刻开始干涉威尔士国内事务，阻止威尔士统一。随后几年，格温内思土崩瓦解，失去了统一威尔士的能力。勒韦林的后人不得不采取威尔士的财产分割继承法，分享勒韦林留下的权力。此前承认勒韦林统治地位的小领主们也被迫承认英格兰国王才是他们的最高领主。争议最大的是，亨利将较为繁华的威尔士北部大片土地据为己有。这片土地位于迪河和康威河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为此已经争夺了几百年。亨利决意让这块土地——威尔士人称之为“中部地区”，英格兰人称之为“四坎特雷夫区”——从此属于英格兰。他宣布，位于威尔士北部的这片土地属于英格兰王室，不可分割，并为此在迪瑟斯和迪加努伊新建了两座王室城堡。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领地统治权也变得更为明确。英格兰官员从切斯特出发，一路宣传英格兰的习俗惯例。到1254年，这一地区成为爱德华的领地，两座城堡已建好，英格兰化也在顺利进行。1256年，爱德华到此巡视时，当地的官员自信满满。根据编年史记载，领地的总管曾公开对亨利夫妇夸下海口，称威尔士人尽在他的掌握之中。[62]

爱德华在威尔士停留的时间也不长，他于8月初返回切斯特，夏天结束时已经回到伦敦。当时亨利三世和不少大领主也在伦敦。据马修·帕里斯称，为了迎接这些大人物，伦敦装饰一新。8月29日，国王在威斯敏斯特大摆筵席，王后和他们的孩子全部出席，就连已经出嫁的玛格丽特公主和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都来了。情况需要时，王室家族还是能够展示团结的。[63]

不过，他们之间的紧张状况也不少，而且有升级的趋势。爱德华和父亲亨利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增无减。比如，爱德华开始背着父亲干涉波尔多的城市政治。宴会结束后不到两周，爱德华秘密达成协议，暗中支持其中一个政治派别，这破坏了亨利为各方和解做出的努力。另外，这对父子之间的角力还在英格兰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出于对权力的渴望，爱德华的行为越来越过分，导致了不少丑闻。马修·帕里斯就记录了其中一件广为流传的事：有一天，爱德华和他的扈从在外骑马，他们遇见了另一个年轻人，爱德华无缘无故命令扈从将对方殴打致残。这个故事很模糊，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姓名和地点，暂且可以当作夸张的谣言。但是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而且都证据确凿，当时的行政记录还记载了此类行为造成的破坏，也证实了其真实性。[64]

同时，亨利三世并没有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这也展现了他一贯的不负责任。亨利没能阻止儿子的暴行，也没能让自己的弟弟们改邪归正。但这还不是全部。距离亨利宣誓东征已经过去了6年，距离他保证将出发东征的1256年仲夏也已过去了4年。亨利没能兑现承诺。计划的出发日期已过，东征的准备工作还未到位：亨利为东征积攒的黄金都用在了平息加斯科涅叛乱上。但是，这也没能阻止亨利继续干蠢事。此时，尽管已经破产，这位优柔寡断的国王居然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将小儿子埃德蒙推上西西里国王的宝座。这个计划是教皇提出的。教皇让亨利不要担心，东征无法实现，但只要能完成这个计划也可以。然而，英格兰人无法同意：议会直接拒绝为这种荒唐的投机行为提供资金支持。由于无法让议会同意出钱，亨利开始要求郡长、法官和林务官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捐、罚金。渐渐地，亨利的统治越来越暴虐，他也越来越不受欢迎。[65]

最后，王后也是一个问题。埃莉诺30岁了，介于年轻的儿子和将近50岁的丈夫中间，和爱德华相比，她更成熟，和亨利相比，她更有活力，但是她也和两人一样不负责任。埃莉诺是一个严苛的领主，英格兰人不喜欢她，她也不体谅英格兰人的痛苦。她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瘦削的少女，而是一位成熟的女人，站在她背后的是萨伏依人组成的权力网。埃莉诺能够感到自己对她的亲人负有责任，而最近的事态发展对他们产生了威胁。丈夫亨利更偏心于他那些讨厌的弟弟，儿子爱德华也逐渐脱离自己的掌控。从出生那一刻起，爱德华就是埃莉诺全部权力和影响的来源。爱德华越是要挣脱控制，埃莉诺就越要收紧缰绳。[66]

第2章

家族仇恨

The Family Feud

麻烦出现在威尔士。1256年，爱德华在威尔士的领地总管曾夸下海口，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威尔士人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当然只是英格兰人麻木不仁且沾沾自喜的观点。对于爱德华领地上的威尔士人来说，自从亨利三世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一直在抗议英格兰王室官员的不公，然而痛苦却一直没有减轻。自从爱德华接手这块土地，事情每况愈下，而他在1256年的巡视很可能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那之前，威尔士人也和加斯科涅人一样，希望新领主能够改变令人绝望的现状。然而，爱德华的狂妄自大和他那些飞扬跋扈的侍从一定让威尔士人大为失望。人们的期待很高，然而期待越高，失望越大。领地人民意识到，他们只能另寻救世主了。[1]

另一位救世主候选人离领地并不远。在康威河对岸，格温内思人有了一位新领袖，他富有活力，且拥有绝对权威。这个人就是勒韦林大王的孙子勒韦林·阿普·格鲁福德。勒韦林和威尔士一样，在英格兰人的统治下地位一落千丈。1247年，在亨利三世出兵干预之后，勒韦林不得不和兄长欧文分享祖父留下来的所剩无几的权力。然而自那时起，他开始暗中努力，试图重振威尔士的荣光。1255年夏天，由于在格温内思拥有绝对权威，30岁出头的勒韦林击败了兄长欧文，并把他送入了监狱。然而，军事胜利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除了哥哥，勒韦林还有弟弟，但他并不愿和他们分享自己本就被削减了的财产。勒韦林家族需要更多的土地，而正好爱德华领地上的威尔士人想换一位更好的领主。结果不难预见。1256年11月初，勒韦林率军渡过康威河，向东边的英格兰领地进发。他只用几天时间就拿下了整个领地。只有英格兰人在迪瑟斯和迪加努伊新建的城堡还在抵抗。[2]

败讯传来，英格兰王室正驻扎在温莎。亨利三世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给勒韦林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和失望。至于爱德华是什么反应，让我们听听马修·帕里斯的说法吧：“爱德华决意要制止威尔士人的鲁莽行动，惩罚他们的放肆无礼，还要发动战争，将他们消灭干净。”然而，由于天气条件恶劣，爱德华的打算没能实现。根据帕里斯的记述，整个冬天，威尔士一直狂风暴雨，英格兰人完全无法前往，因此，爱德华为此付出的努力和金钱也打了水漂。[3]

事实上，金钱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很快，爱德华就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财力难以支撑和威尔士的战争。他的第一反应是向叔叔康沃尔伯爵理查求助。理查借给爱德华2666英镑。但是，钱到12月就花完了，理查也没钱再借，于是，爱德华开始向父母求助。然而，亨利夫妇的钱都绑在了给爱德华的弟弟谋求西西里王位的灾难性计划上。这时，亨利也开始意识到这项计划的愚蠢，英格兰人对此的批评声浪也是一波高过一波。1257年1月，特别召开的西多会修道院住持会议拒绝了亨利筹集资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再听到爱德华的求助，亨利的心情肯定不会很好。其实，出于父子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爱德华对独立自主的明显渴望，亨利也能从中品到一些讽刺的意味。当爱德华于2月再次求援时，亨利没能抑制住反驳的欲望：“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把土地送给你了。”亨利建议爱德华抓住威尔士叛乱的机会，做出一番成绩，为自己扬名立万。最后，亨利表示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关心。总之，爱德华只能靠自己了。[4]

与此同时，勒韦林赢得了不少新朋友。其他被剥夺财产的威尔士贵族聚集到他的旗下，勒韦林把夺回的土地还给了这些曾经的领主。根据威尔士编年史作者的描述，除了名望和荣誉，勒韦林什么也没给自己留下。把英格兰人赶出威尔士北部之后，勒韦林挥师南下。仅在12月和1月，勒韦林的部队就打到了威尔士的另外两个古国——德赫巴思和波厄斯。到了2月，勒韦林已经开始攻打威尔士南部沿海的英格兰领地了。在基德韦利和高尔半岛，英格兰人被打得只剩下防守之力，斯旺西的城堡也被付之一炬。勒韦林的力量和威名与日俱增。曾有英格兰作家这样写道：“威尔士人紧紧跟随着勒韦林，就好像用胶水粘住了一样。”[5]

勒韦林在威尔士南部的动作再一次惹到了爱德华。爱德华在这一地区也拥有很多领地和城堡。后来，爱德华正是从这里——主要是卡马森和卡迪根的城堡——发起反击。尤其是卡迪根，坐落在威尔士西海岸，能够从爱尔兰接收补给。5月末，英格兰军队开始反击，补给从爱尔兰跨海而至。当时，爱德华本人还留在威斯敏斯特，不过这也无妨，因为反攻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自从英格兰军队从卡马森出发，就遭到了威尔士人的猛烈攻击，6月2日，双方正面交战，爱德华的军队包括指挥官，被打得片甲不留。[6]

大量英格兰人尤其是英格兰贵族的战死，让亨利三世无法再忽视威尔士的局势。亨利决定亲自干预，为此，王室军队于8月在切斯特集结。8月中旬，亨利父子率兵进入威尔士北部，打算直击勒韦林的权力核心。然而，由于草率出击，英格兰军队再次失败。尽管英军很快就收复了北部失地，并解了迪瑟斯和迪加努伊之围，但是由于缺乏补给，部队难以继续南下。原本应该从爱尔兰赶来的补给船并未如期而至。在迪加努伊等待一周之后，亨利宣布撤军。这时离军队从切斯特开拔还不到一个月。英军在撤退过程中不断受到威尔士人的攻击。10月，亨利回到了威斯敏斯特。[7]

英格兰人失败的反击反而增强了勒韦林的力量。随着英军的撤退，勒韦林再次占领了威尔士北部，并继续对迪瑟斯和迪加努伊城堡发起攻击。而且，他还确认了自己的力量不可阻挡。之前，跟随勒韦林的威尔士贵族只是认为双方是盟友关系，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勒韦林是自己的长官。在1257年至1258年的这个冬天，勒韦林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换取威尔士贵族的臣服上。他试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转变为政治上的最高权威。到1258年3月，勒韦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和新地位相匹配，他升级了自己的头衔，从斯诺登领主变为威尔士亲王。

也是在那个冬天，爱德华开始重新定义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在威尔士的惨败让他弄清楚了一件事：他的父母让他失望（尤其是母亲），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自从爱德华出生，埃莉诺王后和她背后的萨伏依权力网就控制着他的一切。他的产业，包括已经失去的威尔士领地，从一开始都是埃莉诺派人管理的。爱德华决定改变这一切。1258年春天，爱德华准备再次反攻，与此同时，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扈从队伍，招揽自己看重的人才。其中就包括康沃尔伯爵理查的儿子亨利，他是爱德华的堂兄，两人一同在温莎长大。另外也有一些全新的面孔，他们是爱德华在战争开始之后才认识的。这些人是“威尔士边境”地区的领主。[8]

“威尔士边境”指的是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领地群。“威尔士边境”最初形成于诺曼征服结束时期，并不断伺机扩张。这些领地和威尔士的原生政权是敌对的。同时，它们也不属于英格兰。“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在夺取土地时没有依靠英格兰王室的支持，因此自认为无须对英格兰王室负责。谚语有云，英王的律令，管不了威尔士边境。[9] 因此，这一地区的领地就像一个个独立小国，它们和威尔士邻居之间的问题通常通过武力解决。这也意味着这里的领主们和英格兰邻居不同，他们的城堡时时处于良好状态，武器时刻放在手边，随时准备开战。[10]

在全盛时期，勒韦林不仅夺回了亨利三世强占的土地，还开始攻打“威尔士边境”，引发了边境领主们的愤怒。这样，这些领主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爱德华的盟友。1257年圣诞节之前，其中几位领主已经进入了爱德华的核心集团。比如，来自赫里福德郡克利福德堡的罗杰·克利福德，他家几代人在此经营，对自己边境领主的身份非常重视（他有一位亲戚，曾经迫使英格兰国王的信使吃掉国王发来的令状）。1257年11月，爱德华派克利福德为卡马森城堡运送补给，为重新开战做准备。[11]

事态的发展给埃莉诺王后和她的顾问敲响了警钟。此前，爱德华对独立的渴望和他的种种行为已经引起了王后集团的担忧。但是直到最近，他们才意识到爱德华与“威尔士边境”武夫交好和对现金的持续需求会产生什么后果。直到1258年春天，后果才明朗起来，爱德华为了借钱，将自己在英格兰的几处庄园抵押给了“威尔士边境”彭布罗克的领主和他的弟弟温彻斯特主教。这意味着，爱德华与叔叔艾默和威廉达成了协议，王后最大的敌人成了爱德华的主要盟友。

这对埃莉诺王后和他的萨伏依亲戚来说是一场危机。由于亨利三世的偏心，他们已经开始不敌吕西尼昂家族。如果他们再失去对爱德华的控制，就会面临彻底失败。其中的危险不言自明。4月1日，吕西尼昂家族的挑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艾默的授意下，一伙持械匪徒袭击了王后一位顾问的地产，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曾经也发生过，当时的受害者是王后的舅舅卜尼法斯，但是这次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受害者一方死了一个人。[12]

事件发生一周后，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会议，萨伏依集团决定采取行动。为了达成目的，萨伏依人开始向出席议会的其他贵族寻求支持。不少势力强大的贵族都愿意帮忙。自从来到英格兰，亨利三世傲慢无礼、无法无天的弟弟们给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就在议会开会期间，威廉还与其他英格兰贵族发生了激烈争吵，公开指责他们对威尔士战争不热心，甚至指控他们和威尔士人合谋叛国。讽刺的是，他的指控对象的确合谋了，但合谋的目的是把威廉和他的兄弟们彻底赶出英格兰。

然而，随着合谋者们逐渐聚集在王后身边，王后和萨伏依人显然意识到他们的协助不是没有代价的。吕西尼昂家族的确可怕，但是最终能够制止他们的只有国王本人。但是，亨利从来没能约束过弟弟们的可怕行径，即使对最严重的罪行，他也视而不见。这次议会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控诉艾默的谋杀袭击，但亨利只是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搁置一旁。

而且，亨利的不称职也不仅仅是对弟弟们的放纵。召集议会的最终目的还是讨论如何解决威尔士危机，以及如何推动夺取西西里王位的计划。西西里计划彻底暴露了亨利头脑简单的本质，他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计划本身就不可行，但是亨利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还是强迫各地官员提高贡金。英格兰各地的郡长、林务官和法官不断压榨人民，整个国家都在为亨利缺乏常识付出代价。因此，如果要逼迫亨利清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就应该让他也不再只听王后和萨伏依人的建议，因为这些人也是愚蠢的西西里计划的设计者。王后集团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为了保持对亨利和爱德华的影响，他们宁愿双方一同受到制约。[13]

在4月的最后一天，议会即将休会。两天前，亨利为了西西里计划再次提出加税。今天他将得到答案。早上9点，亨利在威斯敏斯特宫大礼堂就座，突然，一大群贵族冲到他面前。这群人身披铠甲，但是为了表示对国王的尊敬，他们把剑留在了门口。尽管如此，武力威胁的意味仍然十分明显。亨利吓得浑身发抖，他问道：“大人们，这是怎么回事？我成了俘虏吗？”

“不，不是这样的，陛下。”站在人群前面的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回答。他向亨利解释，他们希望赶走讨厌的吕西尼昂家族，而且希望国王以后也能听听他们在政事上的意见。

这群人并不好对付。除了比戈德，还有两名伯爵参与了萨伏依人的阴谋：格洛斯特伯爵克雷尔和莱斯特伯爵蒙特福特。他们地位崇高，在13世纪的英格兰，伯爵是唯一的高级贵族（伯爵上面还没有公爵和侯爵），而且数量也就十几个。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展示出来的力量。三位伯爵拥有大片土地，收入丰厚，因此他们有钱招募军队，而且比戈德和蒙特福特还有惊人的武力。因此，三位伯爵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是一股亨利无法抗衡的力量。亨利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以《福音书》起誓，保证在政事上听从他们的建议。[14]

爱德华也发了誓。史书上在描述这一事件时并没有特别提及爱德华，但他很可能就在现场。在这关键时刻，爱德华希望别人注意不到自己。不过，爱德华无疑反对贵族们的行为，据称他在宣誓时很不情愿。这种不情愿正是伯爵们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比戈德的开场白很震撼，但是后续的提议却过于温和，这是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最终，逼宫的贵族们要求亨利成立一个由24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12个人选可以由亨利本人决定。对此，亨利提名吕西尼昂家族成员进入委员会，比戈德要求驱逐艾默兄弟的愿望落空。马修·帕里斯这样评价这些贵族：“他们还没学会如何对付善变的亨利三世。”不到几天时间，谈判就完全破裂了，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只是同意一个月后在牛津再次召开议会。[15]

这场革命看起来一团糟。亨利去了温彻斯特（他的出生地），其他贵族也都回到了各自领地，双方各自积聚力量。所有人都假称自己召集军队是为了进军威尔士，但大家都意识到英格兰真正面临的是一场内战。全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伯爵们开始关闭全国的港口，防止国王引入雇佣兵；国王也加强了伦敦的城防，防止贵族夜袭；议会召开一周前，比戈德起草了一份新遗嘱，并指定克雷尔和蒙特福特为遗嘱执行人。[16]

尽管局势相当紧张，双方到最后并没有动武。6月11日，议会在牛津召开会议，参会的代表非常多。全国各地的贵族蜂拥而至，一方面是为了响应出兵威尔士的号召，一方面是因为听到了亨利政权开始改革的消息。代表们都支持改革，议会里回荡着建议改革的声音。亨利一方明显处于弱势，改革派得到了大众支持。借着这有利的形势，三位伯爵果断行动，完全接管了王室政府。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新提案，这被称作《牛津条例》。6月22日，新的王室委员会成立了，15名成员全部是之前政变的有力支持者。同一天，全国的城堡（原本由国王的支持者控制）全部移交给“可靠的英格兰人”（三位伯爵的支持者）管理。做完这些，委员会又开始收回亨利近期分封出去的土地和城堡。表面上，这一举措是为了改善王室的财政状况，但实际上是为了打击吕西尼昂家族，因为他们是近年来亨利慷慨赠予的主要受惠者。艾默兄弟非常清楚这些举措对自己的威胁，他们发誓不会服从。对此，蒙特福特只好换了一种更加直言不讳的说法：“请你们搞清楚，现在的状况是，要不就交出城堡，要不就交出性命。”[17]

整件事有一个尴尬的细节——吕西尼昂家族仍然享有王位继承人爱德华的支持。逆境没能将他们分开，反而让爱德华和叔叔们走得更近了。他们决心一起抵制改革。这边委员会刚刚剥夺了艾默等人的权力，那边爱德华就在自己的领地给他们安排要职，这明显是故意挑衅。在爱德华的安排下，叔叔居伊成了加斯科涅附近奥莱龙岛的管理者，叔叔杰弗里负责管理整个加斯科涅。委员会发现了爱德华的做法，准备出面阻止，但还没来得及行动，爱德华就再次展示了他和叔叔们的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6月下旬，爱德华和艾默兄弟偷偷离开牛津向南逃跑。三位伯爵担心，如果让他们逃到海边，就可能会放进外国军队，于是在后面穷追不舍。爱德华一行躲在艾默在温彻斯特的主教官邸沃尔夫西城堡。7月的第一周，双方在此最后僵持了一段时间。摆在艾默兄弟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坐牢，要么被驱逐出境。他们选择了后者。投降当天，爱德华宣誓按照《牛津条例》遵守政府新规。4天后，在士兵的护送下，艾默兄弟从多佛起航，开始了流放生涯。四月密谋终于成功。吕西尼昂家族被赶走了，国王父子的权力得到了约束。[18]

1258年6月在牛津发生的一切的确是革命性的，前无古人，后面的来者也要400年后才会出现。加诸亨利三世头上的委员会夺走了国王所有的行政权。从现在起，王室土地分配和王室城堡管理这样的大事将由三位伯爵和他们的支持者决定。国王和他的小圈子不能再随意出台政策，类似的事情需要委员会和议会磋商决定：《牛津条例》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议会一年要开3次会，对一些重大事项形成决议。亨利的权力仅限于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英格兰国王实际上成了一枚橡皮图章。[19]

这些对爱德华也产生了影响。和亨利三世一样，爱德华也必须接受一个顾问委员会的管辖：管理爱德华事务的委员会由4人组成，并对主委员会负责。然而，爱德华真正担心的是，这样的新规定将一直延续下去。《牛津条例》规定，委员会将在未来12年负责为王室城堡指定管理人，即使亨利三世在此期间去世，规定仍将继续执行。如果那样的话，爱德华将继承父亲无足轻重的地位。[20]

不过，政务委员会也有局限性。三位伯爵和他们的支持者只是想约束王室的行为，而不是取代他们。因此，亨利和爱德华仍然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不提吕西尼昂家族，两人也享有社交自由。对于亨利这种对武力没有兴趣的人来说，他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展开自救。亨利选择了宗教。1258年秋天，他开始游览东英吉利地区的圣地。爱德华的情况则正相反，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自由改善处境。1259年3月，爱德华给格洛斯特伯爵写了一封信，信中显露了他的最终目的：赶紧恢复对自己领地和自己城堡的控制。[21]

威尔士的局势掩盖了爱德华的目的，他和“威尔士边境”领主们的密切交往也有了合理解释。1258年夏天，政务委员会和勒韦林达成休战协议。1258年秋天，协议被撕毁，爱德华可以继续声称要攻打威尔士。而且，就算没有战争，也可以制造战争。1259年春夏期间，爱德华至少参加了三场马上比武大赛，其中一场甚至是在法兰西举行的。参加此类比赛是贵族们招揽暴力青年并暗中为战争训练的好方法，几乎屡试不爽，而且爱德华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正是发动一场战争。1258年的革命告诉爱德华，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22]

但是，那场革命也告诉人们，长远来看，思想比武力更重要。爱德华、亨利和艾默兄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人们眼中是反面角色，而三位伯爵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革命纲领受人拥护。多年来，英格兰国内一直渴望一个更负责任、更加公平的政府，而这正是《牛津条例》所承诺的。改革已经准备就绪，改革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王室政府：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受到监督，违法者都要受到惩罚。

在看待自己的失败时，爱德华把这些都考虑到了。近年来，他自己的行为，以及他的朋友和手下的行为，即使没有吕西尼昂家族那么恶劣，也绝对称不上模范。要想重新实现自立，爱德华不能仅靠和政务委员会对抗；他必须重塑自己的公共形象，并与呼吁改革的力量结盟。爱德华很快有了转变，而且这种改变是真诚的。在他写给切斯特最高管理者的私人信件中，爱德华命令对方时刻维持善政：“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官员不能给国民公共正义，那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和人民的支持，我们的统治也会受到损害。”

这封信写于1259年8月21日，当时爱德华正在沃里克为当年三场马上比武大赛的最后一场做准备。[23]随着夏天的结束和秋天的到来，爱德华也做好了实战的准备。

此时，革命派的政权遇到了严重困难。他们解决了国王的暴政，但是贵族个人领地中的暴政仍然比比皆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务委员会主要成员的意见并不统一。比如，罗杰·比戈德主张继续推行改革。革命刚刚开始，比戈德的弟弟休就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司法审判，纠正各种暴政行为。兄弟二人代表了革命中的理想派。与之相反，克雷尔反对继续深入改革。他当初参与革命完全是为了赶走吕西尼昂家族，从名声上来说，他和艾默兄弟几乎没什么差别。克雷尔尤其反对让自己对领地的管理接受公共监督，因为他知道监督的结果肯定是自己身败名裂。[24]

蒙特福特介于比戈德的理想主义和克雷尔的利己主义之间。蒙特福特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曾发誓支持《牛津条例》，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他对自己发过的誓非常认真。同时，他参加政变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尽管他和艾默兄弟的矛盾很大，但这比不上他对亨利本人的怨愤。这种怨愤一部分是因为在加斯科涅时亨利拖欠了他的费用，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自己妻子地产的大小有异议。蒙特福特坚持认为亨利（蒙特福特是亨利的妹夫）欠他大笔钱财和大片土地。和比戈德兄弟一样，蒙特福特也支持改革，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但与此相比，他更希望自己的私人诉求得到解决。和克雷尔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蒙特福特也不介意阻挠改革。[25]

1259年秋天，这些从改革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在议会上激化了。由于三大伯爵意见不统一，人们谈论已久的改革难以进行。因此，议会会议一开始，就遭到了一群身份不明的年轻人的抗议。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这些人都是“英格兰的下级勋位爵士”。这次抗议最有意思的是，它不仅针对政务委员会，还把矛头指向了爱德华。对此，爱德华立刻发誓至死支持爵士们为英格兰和公共福利发起的抗争。“爵士”一词常常用来指代参加马上比武大赛的年轻人，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些抗议者是爱德华春夏期间参加比赛时的熟人，这就引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爱德华立刻表示支持抗议者可能是早有预谋的。这是爱德华首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实力和社会责任感，这次行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武力的威胁下，政务委员会通过了早就承诺的改革，史称《威斯敏斯特条例》。[26]

最先注意到爱德华立场的人是蒙特福特。蒙特福特是爱德华的教父之一，但是两人此前的关系并不亲密。不过，相互的利益和最近才形成的相互尊重让他们越走越近。两人可能都被对方的改革热情和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感动了。在爱德华和他的爵士朋友们的支持下，蒙特福特能够争取达到自己索赔的目的；有了蒙特福特在政务委员会的支持，爱德华有了夺回自己土地和城堡控制权的可能。10月中旬，两人达成秘密协议，保证将为对方提供帮助。我们并不清楚协议的具体条款和目的，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教父和教子都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27]

迄今为止，爱德华和蒙特福特分属两大对立阵营，他们之间的秘密协议让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看法。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们认为1258年之后几年的政治是一种单一的斗争，即奉行理想主义的爵士团体和抵制对方改革的保王党之间的冲突。[28]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根本不是这么简单：保王党和改革派双方内部都存在巨大分歧。1258年的空气中弥漫着理想主义，人们对如何统治英格兰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同时，辩论双方都和我们一样，有着复杂的情感，他们也有自己的委屈和抱负，也为忠于哪一方而感到矛盾：他们有着对家人和朋友的爱，也有对敌人的恨。事实上，在这些年里，比原则冲突更重要的是王室家族成员之间的不和：这种不和存在于萨伏依家族和吕西尼昂家族之间，存在于蒙特福特和亨利三世之间，也存在于爱德华和母亲埃莉诺之间。了解这些不和的发展脉络是一件复杂的事，但这样做能帮助我们理解1258年革命中英格兰到底发生了什么。

举一个例子，想一想1259年秋天英法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亨利三世终于决定放弃对祖地诺曼底、安茹、普瓦图、曼恩的权利，以此换取法国对自己加斯科涅所有权的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但其中不包括爱德华和蒙特福特（事实上，对和平协议的不满也是拉近两人关系的原因之一）。爱德华的不满尽管可能不合时宜，但却出于一颗真心，他担心对法兰西做出过大的让步；而蒙特福特的反对就显得很讽刺了。根据和平协议的条款（这些条款还是蒙特福特本人和法方谈判的结果），亨利三世的家族成员需要放弃在法兰西的权利：这些成员不仅包括国王和王子们，也包括国王的兄弟姐妹。这意味着亨利的妹妹、蒙特福特的妻子埃莉诺也要签署放弃权利的协议。然而在蒙特福特的阻挠下，埃莉诺一直没有提供协议。让亨利和政务委员会都非常愤怒的是，蒙特福特固执地坚持只有他们夫妻二人的要求得到满足他才会签字。

蒙特福特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但年底的时候还是被迫签署了放弃协议。11月，亨利三世率领部分大臣赴法敲定协议。在英王和法王的共同施压下，蒙特福特夫妇放弃了对协议的抵制，条件是亨利随后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12月4日，《巴黎条约》签署，蒙特福特失去了谈判筹码。[29]他于新年返回英格兰，整个人既失望又愤懑，不得不开始寻找新办法向内兄施压。

新办法很快就出现了。蒙特福特离开英格兰期间，爱德华一直没闲着。《巴黎条约》的最后签订结束了蒙特福特的阻挠策略，但却给爱德华带来了1258年以来最大的机遇。国王和王后前往法国，王后的支持者克雷尔和彼得也一同离开，爱德华失去了管束。管理英格兰的政务委员会受到了削弱，此时主事的比戈德兄弟又都是温和的人。看到机会的爱德华立刻扑了上去。亨利一行刚走，爱德华的行动就开始了。他驱逐了政务委员会给他指派的城堡管理者，又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去。（比如，他在威尔士边境的朋友罗杰·克利福德就得到了威尔士南部三座城堡的管辖权。）12月初，爱德华不顾外界舆论，前往布里斯托尔城堡（爱德华管理领地的中心）和支持者们过圣诞。1月末，这群人又游荡到了苏塞克斯的海岸，其目的很可能是和蒙特福特会面。到了2月初，蒙特福特和爱德华回到伦敦，准备开始自己的计划。[30]

表面上，两人支持改革。根据《牛津条例》的规定，议会一年有三次会议，此时正是2月会议的时间。但是亨利三世仍在国外，其他政务委员会成员拒绝召集议会：国王不在的情况下能够召集议会吗？对此，远在法国的亨利已经写信做出了否定的答复。那么，究竟是服从国王，还是遵守法律规定呢？蒙特福特和爱德华可以提出开会是为了改革，但是其中显然还有其他的利益关系。这次冲突的结果将决定爱德华是否能够如愿自立，以及蒙特福特是否能够得到赔偿。[31]

至少爱德华一方做出了和解的努力。2月末，爱德华给父亲写信，当时正停留在海峡附近的圣奥梅尔的亨利被儿子的话取悦了，还给他回了信。但是在王后集团的影响下，亨利已经决定招募雇佣兵，而且也绝对不会在爱德华的甜言蜜语下承认他最近为自己揽权是既成事实。因此，亨利在信中表示自己将派人回去看看爱德华是不是言行一致。结果，他派了克雷尔回去，后者一回到英格兰就导致了事态的升级。这位格洛斯特伯爵和爱德华相互憎恶，因为他们都主张自己是布里斯托尔城堡的所有者。[32]因此，克雷尔和埃莉诺王后一样，坚决要把爱德华压回去。克雷尔发现爱德华和蒙特福特准备违抗亨利的命令召开议会。作为回应，克雷尔开始集结自己的兵力。伦敦城内多方势力对峙，整个城市陷入恐慌。海峡对岸的亨利也收到了警报，格洛斯特制造谣言称爱德华即将篡位。

此时，另一位伯爵出面干涉，才控制住了事态。4月初，沉寂了一年多的康沃尔伯爵理查抵达威斯敏斯特，支持处于困境的政务委员会。在他的指挥下，伦敦关闭了所有城门，并派重兵把守。这样，随着议会会议的临近（4月25日），各方势力发现自己被拦在了城外。格洛斯特一方在萨瑟克安营扎寨，爱德华和蒙特福特驻扎在克勒肯维尔的圣约翰医院。这种高度紧张的态势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返回英格兰。4月30日，亨利在100名外国雇佣兵的护送下进入伦敦。[33]

亨利回国意味着问题不能再由武力解决。和格洛斯特兵戎相见是一种可能，但如果再继续向伦敦进发，爱德华和蒙特福特就成了公开叛乱者。协商解决是唯一的出路，尽管这条路也绝不好走。据称，亨利曾经说过不见爱德华，因为害怕见到儿子的面就会心软：“见到他，我就会忍不住拥抱他。”爱德华的怒火更多是针对王后，而非国王。有史学家认为，王后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这也是爱德华一方的看法。双方情绪都很激烈，理查又花了两周时间在中间调停，爱德华和国王夫妇才终于见面。爱德华、国王夫妇和几个大人物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众人面前，爱德华否认自己近期的行为是要损害国王的利益，同时傲慢地表示，只有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才能批评自己。国王夫妇先后亲吻了爱德华，表示双方重归于好。不过对王后来说，这显然只是作秀。对爱德华来说，和好的代价就是重新回归克制。很快，爱德华之前指派的官员都被免了职。[34]

同时，对于蒙特福特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和解。亨利和埃莉诺现在对妹夫非常反感，因为他在过去一年里先是差点儿破坏和法兰西的和谈，然后又教唆爱德华反抗父母，甚至到了叛乱的边缘。国王和王后坚持要对蒙特福特进行审判，诉讼程序也于7月开始。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历史文件记录了亨利对蒙特福特的指控和蒙特福特的辩护，其中蒙特福特的话充满了挖苦的意味，而且有力地证明了蒙特福特的辩才。尽管蒙特福特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处境却不容乐观，既没有选择，也没有盟友。而且，他不仅惹恼了国王和王后，也因为在危机中对政务委员会发号施令而得罪了比戈德这样的温和派。唯一继续支持他的重要人物就是爱德华，但是由于重新回到了被压抑的状态，爱德华能做的不多。总之，两个人的处境都暂时看不到什么出路。[35]

意外的是，勒韦林·格鲁福德成了两人的救星。自从1257年大胜英军和1258年英格兰内部革命以来，这位自封的威尔士亲王就一直在吃老本，没有什么作为。勒韦林已经夺走了足够的土地，他现在希望的是英格兰能够承认自己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这样的承认并没有到来。英格兰的政务委员会只准备跟他暂时休战，这也意味着英格兰将在适当的时候挑战他的权威。1260年年初，勒韦林觉得不能再等，派兵包围了比尔斯的王室城堡，从而给对方施压。比尔斯堡坚持抵抗了整整6个月，但就在蒙特福特受审期间，比尔斯失陷的消息传来——勒韦林干脆将城堡夷为平地。[36]

威尔士传来的新噩耗在威斯敏斯特造成了混乱。亨利收到了各种建议，这在他发布的命令中也能显现出来，他今天命令对勒韦林发起无情的反击，明天又支持继续实施绥靖政策。毫无疑问，爱德华是军事回击的主要拥护者。比尔斯属于爱德华的领地，但是由于权力受限，城堡并不受爱德华控制。爱德华对比尔斯堡的失陷愤怒异常，他拒绝赦免城堡的管理者，并借此指责政务委员会办事不力。事情发生一个月后，爱德华前往位于柴郡的领地，准备反击勒韦林，而其他人则试图续签停火协议。这次，绥靖派占了上风。9月1日，就在王室军队集结前一周，双方达成了为期两年的停火协议。亨利三世叫停了军事反击。[37]

尽管爱德华对比尔斯失陷的愤怒不无道理，但对他来说，勒韦林的行动及时转移了英格兰国内的注意力。出现危机的消息一传来，对蒙特福特的审讯就流产了。这一部分原因是和威尔士的战争需要蒙特福特。另外，危机不仅造成政委会成员出现意见分歧，就连人也是四散而去：其中，“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急忙赶回去开展防御，其他人也各自回家准备征兵。尽管他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但这给了爱德华和蒙特福特喘息的时间以及运作的空间。[38]

两人意识到，要想恢复元气，只能和格洛斯特伯爵联合。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个惊人的提议，因为几个月之前他们之间还剑拔弩张。然而，重归于好对双方都有好处。尽管两人都不喜欢格洛斯特，爱德华和蒙特福特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联合格洛斯特的巨大财富和政治力量。如果爱德华要重新取得独立，如果蒙特福特要将自己的缓刑变成永久的免刑，三方必须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对格洛斯特来说，这种怪异的结盟也有利可图。从一开始，他就有些担忧对蒙特福特的审判，害怕这会暴露他在四月危机中的挑衅行为。另外，格洛斯特发现，政务委员会还是倾向于推进改革，调查并纠正大领主们在自己土地上犯下的罪行。这让格洛斯特十分担心。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推进改革，于是作为和爱德华与蒙特福特结盟的条件，他要求废止改革。三人同意像自己这样的大领主可以自行纠正错误，不用接受独立审查。这次妥协是不光彩的，但在坚持原则不管用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确是有效的。10月议会再次开会时，这组几乎不可能结盟的盟友成功控制了政府。[39]

这是一次迅速且没有流血的政变。亨利三世和政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此完全没有防备，也没有能力阻止。坚定的改革派，如比戈德兄弟，被赶出了政委会或是被迫辞职；爱德华和蒙特福特的亲信把控了财务大臣和大法官等关键岗位。这次变革非常迅速，也没掀起什么波澜，几乎被当代历史学者忽略。唯一被记录下来的是这个小团体曾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成功。议会开会期间，爱德华公开封蒙特福特的两个儿子为骑士（其中亨利比爱德华大一岁，西蒙比爱德华小一岁）。亨利三世对此既愤怒又感到难以置信。尽管这个两年前强加在他头上的政务委员会并不是他想要的，但至少控制它的是温和派；而现在，政务委员会落到了自己敌人的手里。他精明雄辩的妹夫和桀骜不驯的儿子仅用几个月就成功地扭转了败局。[40]

爱德华再次获得了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而且也立刻这样做了。议会会议刚刚结束，他就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欧洲大陆。跟随他的还有大批年轻扈从，其中就包括蒙特福特的两个儿子。一行人在法兰西各地游历，最南曾前往里昂。其间，他们参加了不少马上比武大赛，并且到处受到体面款待。这样看来，这只是威斯敏斯特骑士授勋典礼的延续。但是，爱德华前往法兰西的政治目的也很明确。出发一周后，爱德华抵达巴黎，见到了自己4个被流放的叔叔。过去两年，爱德华越发希望和声名狼藉的叔叔们重新结盟。国王、王后坚持要控制爱德华的行为，所以爱德华就不断反抗他们的意愿。抵达加斯科涅后不久，爱德华就任命叔叔居伊为自己在加斯科涅的代理人。这对王后来说是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它意味着爱德华下定决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41]

爱德华在加斯科涅一直待到3月。那时的他应该已经知道了英格兰国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他离开期间，沾沾自喜的蒙特福特和格洛斯特以为亨利和埃莉诺会平静地接受他们发动的政变。然而，新的事态真的惹恼了亨利、埃莉诺和埃莉诺的萨伏依亲戚们。到了议会2月的开会时间，国王夫妇展开了行动。他们放弃了威斯敏斯特宫的舒适，跑到了伦敦塔。伦敦塔位于伦敦城市的东部边缘，是亨利尚武的祖先“征服者”威廉于200年前建造的。此前，亨利一直没有怎么使用过这座堡垒。事实上，在这之前的20年里，亨利从未踏入伦敦塔一步。但是，在1261年，亨利终于体会到了这座坚固堡垒的好处。他藏在伦敦塔的高墙内，对蒙特福特和格洛斯特进行了强烈谴责。亨利指控两人越过了政务委员会成员的职权，在任命大臣时罔顾他的意愿，并且挑拨了自己和爱德华的关系。随后，双方开始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双方同意在复活节（4月24日）再次举行谈判，甚至可能决定等爱德华回国再继续谈判。不管怎样，接到消息的爱德华立刻赶回了英格兰。[42]

这时的爱德华依然坚持自己的叛逆路线。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叔叔威廉。艾默已经于前一年12月去世了。这给王后集团敲响了警钟，毕竟吕西尼昂家族的流放正是他们一手策划的。3月下旬，亨利给爱德华写信，让他不要把威廉带回来。这反映了王后等人的焦虑。相反，蒙特福特和格洛斯特对此并不担心。自从和爱德华结盟，蒙特福特就开始计划修复和吕西尼昂家族的关系，并做好了默许爱德华重新起用叔叔们的准备。蒙特福特似乎坚信，只要爱德华还站在自己一边，威廉也会效忠于自己。在蒙特福特和格洛斯特的同意下，爱德华和威廉在复活节前赶回了英格兰，威廉立刻宣誓遵守《牛津条例》。

然而，蒙特福特失算了，他没有考虑到亨利三世的独立意志、王后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及威廉回国的动机。亨利本人从来没和威廉争吵过，他很高兴威廉能够回来。尽管王后和她的亲信没有亨利那么高兴，但是她也意识到亟须和威廉改善关系。威廉回国则是为了夺回自己的领地。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没过几天，威廉就改换门庭加入了亨利阵营。[43]

威廉在英格兰并不受欢迎，他的叛变本身对蒙特福特等人并没有多大影响。然而，这却有可能造成爱德华态度的摇摆，而爱德华正是他们最宝贵的政治资本。爱德华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在1258年之前，正是威廉鼓励他寻求独立，而他也一直想和威廉重聚。另一方面，在1258年之后，是姑父蒙特福特一直支持他实现自立。当然，改革的问题也依然存在，然而这件事也变得不是那么非黑即白了。爱德华返回英格兰时，冲突双方都声称自己遵守《牛津条例》。（亨利夫妇显然软化了自己的立场。）而且，亨利指责蒙特福特和克雷尔越过了改革的边界也不无道理。作为之前发动政变小集团的一分子，爱德华也清楚蒙特福特修改改革计划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44] 那么，爱德华要忠于哪一方呢？是叔叔威廉还是姑父蒙特福特？

在这个困难的抉择面前，爱德华和威廉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摇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在招揽身强体壮的年轻骑士，这给他的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载，爱德华在前一年复活节的政变中花了很多钱，当年去法国参加比武大赛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不管是因为什么，1261年春天的爱德华已经处于破产边缘。他知道只有父母会帮他偿还债务。于是，爱德华在5月末做出了决定，他效仿威廉，重新加入了亨利阵营。[45]

对于亨利夫妇来说，爱德华的转变非常及时。正是这时，亨利年初秘密派出的信使回来了。几天后，宫廷从伦敦搬到了温彻斯特。6月12日，亨利露出了真面目。他手中握着教皇来信。教皇在信中解除了他承诺遵守《牛津条例》的誓言，亨利宣布1258年以来实施的改革措施全部无效。整个春天，亨利多次表示尊重改革，结果完全是骗人的。亨利还宣布，他将按老办法统治英格兰，不再设政务委员会，一切全凭他自己的意愿。[46]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爱德华是否在改变立场前就知道了父母的真实目的？还是事后才明白过来？有一位编年史作者是这样说的：爱德华对父母的行为感到愤慨，当他得知教皇在信中也解除了自己的誓言，他立刻重新发誓遵守《牛津条例》。然而，这位学者记述的顺序比较混乱，他把这件事放在了爱德华改变立场之前。[47] 另一位编年史作者称，是王后埃莉诺用奉承话把爱德华争取了过来。这也说明爱德华是不知情的。亨利的其他近臣显然是被他在春天的表态骗住了，其中就包括诺福克伯爵的弟弟休·比戈德。但是，自从亨利在温彻斯特摊牌，这群人就转而加入蒙特福特和克雷尔一派，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不齿。爱德华没有这样做。就在这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爱德华离开了英格兰。[48]

爱德华的选择似乎证明他感觉受到了欺骗。他无法重新加入蒙特福特阵营，因为导致他当初改变立场的原因仍然存在，而且他也想维护自己仅剩的自尊。同时，他也没有做好帮助父母对抗前盟友的准备。1261年夏天，亨利的两面派行径逐渐传了出去，蒙特福特一派的实力和受欢迎程度有所提升。在蒙特福特的布置下，全国发起了抵抗国王政府的浪潮。蒙特福特在各郡安插自己的支持者，叫板国王指派的郡长，还试图违抗王命召集议会。对此，亨利夫妇计划找外国佣兵帮忙，雇佣兵预计会在11月的第一周在多佛登陆。这一切爱德华都没有参与。在英格兰内部危机逐渐加深的时候，他去了加斯科涅，并忙着解决领地内部的问题。没有证据显示爱德华曾帮助父母招募佣兵。11月时，爱德华仍远在国外，忙着解决一个发生在比利牛斯山下的纠纷。英格兰的危机已接近高潮，而爱德华却不在现场，这说明他已经决定不再参与此事。[49]

最终，内战没能爆发。格洛斯特伯爵再次改变立场，重新加入国王阵营。据说，他的转变是因为王后的贿赂。格洛斯特伯爵的离去使蒙特福特一派元气大伤，甚至都没有继续抵抗的必要了。在亨利承诺就改革问题进行仲裁的诱惑下，留下的人也开始和他缓和关系。但是，蒙特福特本人拒绝屈服。他以前也试过仲裁，然而却没有结果。要想平息自己对亨利的怒火，蒙特福特必须战胜亨利，赢得权力。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次赢的人是亨利。失望的蒙特福特远走法兰西，他指责过去的盟友没有遵守诺言。英格兰的和平是脆弱的。[50]

就这样，1261年过去了。对亨利夫妇来说，这是胜利的一年。两人用欺诈的手段战胜了对手，推翻了加诸王室政府上的一切限制。而对蒙特福特来说，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蒙特福特的拒绝妥协提升了他自己的形象，但也让他失去了盟友，而且面临着永久被流放的可能。[51]

如果说1261年的蒙特福特感到被人孤立，那么爱德华也有着相似的感受。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最让爱德华感到屈辱的是，他的支持者里没有几人愿意和他一起出走。他最亲近的朋友，康沃尔伯爵的儿子亨利以及“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都选择留在蒙特福特阵营。那个冬天，爱德华在波尔多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他一定感受到了强烈对比，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他和自己的朋友们也在这里过节，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尽管此时蒙特福特一派已经倒台，改革派也和亨利三世重归于好，爱德华和前支持者们的关系却并没有好转。[52]

爱德华不在期间，亨利夫妇开始细查他的个人事务。面对调查的结果，爱德华更不可能和前支持者们和好了。1261年秋天，夫妻二人开始审计爱德华的财务状况，他们将财务上的混乱归咎于爱德华前盟友的挥霍浪费和侵吞盗用。罗杰·克利福德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罪魁祸首是罗杰·利伯恩。直到1261年夏天，利伯恩还管理着爱德华的产业，他的情节最为严重，被判偿还爱德华182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事情并不仅仅是纠正爱德华的财务作风这么简单。埃莉诺王后一向不愿看到儿子家中出现暴力与叛逆的元素，不愿意看到有人教唆爱德华走上挥霍浪费和违抗父母的道路。在1261年，她成功地将爱德华和这些人分开了。现在，她决定要继续拉远他们的关系。据一位消息灵通的编年史作者记载，埃莉诺曾煽动爱德华与利伯恩不和。如果埃莉诺真的这么做了，那她最终得偿所愿。1262年4月，爱德华收回了18个月前赐给利伯恩的土地，利伯恩失去了爱德华的敬重。[53]

1262年2月底，爱德华已经返回英格兰。父母一直在重新安排他的封地和财政事务让他感到担心。亨利夫妇对爱德华的管控尽管有所放松，但仍然采取了必要措施，限制爱德华近期再次寻求独立的行动。1262年2月，他们试图削减爱德华的封地。在父母的劝说下，爱德华同意在未来3年每年上交一部分封地，作为交换，他可以得到王室收入的一部分。上交的封地主要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位于爱尔兰和加斯科涅的封地没有受到影响。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把爱德华的政治野心限制在这些海外领地内。英格兰的局势最近才平息下来，如果爱德华继续待在这里，很可能会引起新的麻烦。事实上，爱德华本人也不想留下。在和父母达成协议后，他立刻返回了法兰西。[54]

失去了朋友、土地，没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1262年的爱德华进入了成年后最为倦怠的阶段。不过，他至少交了一些新朋友来分担这种痛苦。从1260年冬天开始，有不少法兰西爵士陆续加入他的麾下。现在，他们的人数继续增加，在勃艮第、香槟、佛兰德斯招募的新人成了爱德华扈从的主力。[55] 在他们的陪伴下，爱德华重新踏入了马上比武大赛的赛场。一位不喜欢爱德华的编年史作者是这样记述的：爱德华刚到法兰西就在比赛中受了重伤。除此之外，爱德华并没有做什么正事。比如，他没有前往加斯科涅处理领地事务。尽管不能说他行为轻浮，但他的确显得没有目标，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他的夏天和秋天基本是在巴黎度过的。亨利夫妇也前往巴黎解决和蒙特福特之间的不和。最终，仲裁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双方开始互相指责。12月，亨利夫妇返回英格兰，和蒙特福特也没有和解。蒙特福特继续愤愤不平地独自留在法兰西。爱德华并没有和父母一起回国，他决定继续留在欧洲大陆，晚些时候再回英格兰。爱德华自我流放的原因仍然存在：他没有回国的迫切需要。[56]

这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听说勒韦林·阿普·格鲁福德的最新动作。勒韦林希望和英格兰达成永久和平，但是到了1262年秋天，他觉得自己之前是在浪费时间。英格兰人并没有遵守双方的停战协议，“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还在对他发动攻击。勒韦林可能得知了亨利三世的态度。亨利在夏天的一封信里提到了威尔士的情况，他认为威尔士人占领土地是不合法的，必须恢复原状。不管怎样，勒韦林的愤怒让他无法继续保持克制。11月末，他率军入侵“威尔士边境”，一路放火洗劫进入赫里福德郡。至此，威尔士和英格兰全面重新开战。[57]

亨利三世刚回到英格兰就收到了这个坏消息，当时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了。亨利的心情本来就不好，他在巴黎时差点儿染病死去，身边的朋友和仆人也病死了不少。他马上写信冲爱德华发脾气，埋怨他在国外不干正事，放任战火在威尔士的领地蔓延。尽管这样的批评并不公平，但是爱德华根本不在乎父亲的讥讽：他终于等到了在威尔士战场上洗刷耻辱的机会。2月24日，爱德华从多佛登陆，并在4月初抵达了“威尔士边境”。[58]

但是，爱德华的回归带来了深远的意外影响。不管是在威尔士还是在英格兰，人们都不满亨利三世的统治。1261年，亨利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力，做了很多过分的事。他不仅推翻了政务委员会，还取消了改革带来的所有良性改变。1262年夏天，人们开始公开批评王室政府，受到了政府的镇压。对于公众来说，亨利是一个很明显的攻击目标。但是在亨利臣民的眼中，国王身边的外国人才是罪魁祸首：王后埃莉诺和萨伏依人才是国王重获不受限制的权力的主谋。[59]

在这样的敌对氛围下，最痛恨政府的要数爱德华之前的那些朋友。罗杰·克利福德和罗杰·利伯恩的愤怒犹在，当初正是王后迫使他们和爱德华分开，也是王后不断找他们的麻烦。1262年下半年，这些人的不满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他们开始公开持械，并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举办马上比武大赛。整个国家就像一块巨大的可燃物，而这些暴徒就是炸药。[60]

爱德华的归来点燃了引信。对威尔士开战让他们看到了与爱德华和好的希望，因为爱德华应该会需要他们在军事上的帮助。然而，爱德华身边已经有了法兰西骑士的陪伴。这让克利福德和利伯恩等人难以接受——更多的外国人涌入英格兰，抢夺原本属于他们的奖赏和宠信。绝望之中，众人展开了行动。他们举起了《牛津条例》的大旗，因为条例的部分目的就是赶走讨厌的外国人。一切准备就绪，只差一位首领，而且人选显而易见。4月25日，在众人的召唤下，蒙特福特回来了。[61]

就这样，5月初在爱德华努力为威尔士北部的城堡解围时，蒙特福特开始在英格兰腹地集结武装。善于造势的蒙特福特选择在牛津集结军队，因为这是5年前改革开始的地方。众人在牛津重新宣誓忠于《牛津条例》，并且立刻写信要求亨利谴责那些不愿意遵守条例的人。亨利当然立刻拒绝了，这成了蒙特福特起兵的理由。6月的第一周，在蒙特福特的指挥下，克利福德和利伯恩开始向王后和王后支持者的领地发起攻击。他们沿袭中世纪的习惯，烧毁了沿途的庄稼和建筑物，清空了敌人的财物，还抓了人质：开战伊始，他们就从教堂里抓走了萨伏依人赫里福德主教，并把他关在了克利福德的城堡里。[62]

这次爆发又猛又急，亨利一家完全没有防备。爱德华迅速做出反应，连忙从威尔士赶回英格兰。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保住英吉利海峡岸边的港口，以便接收外援。然而，外援的到来需要时间，而爱德华没有时间。几天后，爱德华回到伦敦，等待他的是绝境。亨利夫妇在没有计划周详的情况下逃到了伦敦塔。两年前的伦敦塔物资充足，防守完备；现在，塔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士兵。而且，亨利就快没钱了。没有钱，爱德华身边的外国佣兵也不会继续跟随他。通常，王室可以向伦敦的富户求援。但是，现在伦敦人连半便士都不愿意借给他们。尽管伦敦的统治集团天生就是保王党，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支持国王就会遭到其他市民的反对。无论是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还是在全国的城镇村落，反王室和反外情绪高涨，爱德华和法兰西雇佣兵的到来更是加剧了反对情绪。[63]

6月的最后一周，蒙特福特发布了最后通牒，通牒的对象不是不受欢迎的王室，而是伦敦。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牛津条例》？伦敦的统治者认为《牛津条例》对自己是有利的。于是，他们派人前往伦敦塔，试图说服亨利承认《牛津条例》的法律效力，并赶走爱德华身边的外国骑士。亨利倾向于同意。当时，对王室财产的劫掠已经不仅限于英格兰西部，而是扩散到了东英吉利。亨利既没补给也没钱财，似乎只有答应蒙特福特的条件才能阻止危机继续升级。[64]

然而，亨利还没做出决定，爱德华就开始了独自行动。6月29日，他和追随者跑到了伦敦西边的圣殿教堂。这里是著名的圣殿骑士团在英格兰的总部，也是英格兰富人储存财富的地方。这一点也成了爱德华进入圣殿教堂的理由。当时，圣殿教堂的大门紧闭，爱德华谎称自己来查看王后的珠宝。把门骗开之后，爱德华的随从用铁锤砸开箱子，抢走了将近1000英镑。随后，他们又前往温莎城堡，并故技重施，从周围的村庄抢劫了不少补给。通过欺骗和抢劫，爱德华自以为得到了父亲所没有的对抗蒙特福特的资本。[65]

然而，蒙特福特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根本没有为此分散精力。在向南的路上，他率领士兵绕开温莎，直接进攻肯特，并占领了除多佛以外的所有港口（多佛的王室守军十分强大，仍在坚持抵抗）。同时，伦敦已经完全陷入混乱。对圣殿教堂的洗劫引发了革命。爱德华离开几小时后，伦敦市民走上街头，开始攻击保王党和外国人并抢走他们的财产。7月4日，困在伦敦塔里的亨利三世同意答应蒙特福特的条件。一开始，蒙特福特等人只是要求英格兰应该由本土居民管理；现在，他们坚持要把所有的外国人永远赶出英格兰。[66]

国王本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但是出身普罗旺斯的王后不能。王后的个性比国王坚定。即使是在蒙特福特进攻伦敦时，埃莉诺还是做出了和爱德华站在一起的决定。7月13日，她和几个仆人从伦敦塔坐船前往温莎。然而，她的行踪暴露了，船刚到伦敦桥就被敌对分子截住。一时间，到处是辱骂声，还有人向她扔鸡蛋和石头。埃莉诺为了保命，不得不放弃前往温莎，躲到了伦敦主教的宅邸。[67]

国王一家最终还是失败了。两天后，蒙特福特的军队进入伦敦，亨利和埃莉诺投降。一周之后，在亨利的命令下，多佛城堡也放弃了抵抗。只有爱德华和他的法兰西军队还在温莎进行抵抗。爱德华也逐渐意识到抵抗不会成功。伦敦失陷几天前，爱德华曾试图夺取布里斯托尔，然而遭到了布里斯托尔市民的愤怒抵抗，计划没能成功。随后就是多佛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意味着不会再有外援了。同时，蒙特福特于6月24日离开伦敦，以王室的名义包围了温莎。爱德华不得不妥协。驱逐所有外国人的要求在这一刻得以实现：爱德华本人重新回到了父母身边，而他的法兰西骑士们则发誓不再返回英格兰，然后被押往海边离开。[68]

蒙特福特成了英格兰的实际控制者。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通过暴力手段和煽动仇外情绪，他终于赢了亨利，这是他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梦想的。春风得意的蒙特福特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安排政府。他为自己的朋友安排要职，还把主要的城堡交给他们管理。面对蒙特福特的独揽大权，亨利一家只能偷偷向法兰西国王求援。然而，这根本没用。路易国王请亨利一家和蒙特福特等人前往布伦，却只是说7月的和解应该继续有效。保王党原本想要让蒙特福特丢脸，结果却让他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69]

然而，英格兰国内对蒙特福特政府的支持正在消退。夏天的闪电战在军事上的确十分成功，却也留下了许多问题。战争期间，有的人土地和财产遭到破坏，他们希望得到赔偿，但蒙特福特政府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9月初，议会召开特别会议，仍然没有打破僵局。10月初，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萨伏依人，他也是受害者）命令开除打劫者的教籍，蒙特福特作为“罪魁祸首”也名列其中。简而言之，蒙特福特无法收拾政变后的残局。[70]

对蒙特福特来说，更危险的情况是己方阵营的瓦解。邀请他回国的罗杰·克利福德和罗杰·利伯恩之流根本不在乎什么《牛津条例》，也不关心蒙特福特个人的仇怨。他们的目的就是向王后复仇，并和爱德华重修旧好。现在，外国骑士已经走了，和好的路也明朗起来。这一次，蒙特福特还是没能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爱德华刚刚投降没几周就和克利福德等人消除了分歧。8月18日，克利福德等人发誓会在所有事情上支持爱德华。[71]

这当然是瞒着蒙特福特的。到了这个时候，爱德华和姑父已经不可能和好了。离1261年春天已经过去了两年，当时是爱德华的叛变结束他们的盟友关系。也许从那时起，蒙特福特就视爱德华为忘恩负义的叛徒。然而，又没有证据表明两人互有敌意：爱德华仍然表现得很矛盾，而且也没有对亨利夫妇表现出同情。直到1263年，爱德华的中立态度才最终改变。当年夏天，蒙特福特的恶意和机会主义再次升级。为了与亨利的个人恩怨，他不惜利用爱德华在威尔士的困境以及和朋友的矛盾。结果，英格兰完全丧失了威尔士北部的领土。夏末，勒韦林终于拔掉了迪瑟斯堡和迪加努伊堡这两个钉子，实现了对威尔士北部地区的完全控制。另外，因为乐于见到人们对王室的不满进一步激化，蒙特福特还将王后埃莉诺置于险境：母亲在伦敦桥遇险对爱德华的影响很大，他永远也不会原谅幕后的主使者。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作为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不能允许有人袭击王后。蒙特福特不仅篡位夺权，还玷污了王权的尊严。因此，爱德华必须阻止他。[72]

10月中旬，议会会议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爱德华开始行动。他非常谨慎。蒙特福特身边有武装市民的保护，仍然在武力上具有绝对优势。因此，爱德华假称想要见见自己的妻子，从而赶到了温莎。很快，爱德华刚刚和好的老朋友和亨利三世也来了。然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所有来开会的大人物都站到了国王一边。他们的支持并不是因为相信亨利支持《牛津条例》的承诺：有些人是因为爱德华许诺封赏他们土地，大部分人是为了终结蒙特福特造成的混乱。现在人们需要一个稳定且合法的政府，而只有国王才能做到这一点。[73]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保王党势不可当。11月，爱德华和亨利夺取了牛津和温彻斯特，12月，他们开始向多佛和伦敦发动进攻。蒙特福特棋差一着，连人数也输给了对方。除了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老朋友，站在蒙特福特一边的大多是空想主义者，比如激进的宗教分子和头脑发热的年轻骑士，他们把《牛津条例》看作公正、神圣的事业。眼看就要失败的蒙特福特请求法兰西国王进行仲裁。法兰西国王同意了。第二年年初，亨利带着大批保王党赴法兰西为自己辩护，与之相比，蒙特福特的队伍要小得多。天不遂人愿，在保王党的游说下，路易九世改变了主意。经历了伦敦桥遇险的埃莉诺的证词一定很有说服力。最终，法王做出了有利于亨利三世的裁决：国王的统治不受影响，《牛津条例》完全作废。这个裁决对蒙特福特并非完全不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裁决一出，蒙特福特就成了改革派唯一的希望。此后，加入蒙特福特阵营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甚至有人是脱离了保王党后加入的。然而，总体来说，这份裁决是灾难性的。它没给蒙特福特一派留一丝余地，战争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74]

就在前往法兰西之前，亨利三世开始攻击蒙特福特的个人财产，试图让对方分心。为此，在亨利的精心挑选下，罗杰·莫蒂默成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莫蒂默是前一年秋天才加入亨利阵营的。他是一位来自“威尔士边境”的领主，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武力上颇有声望。就这一点而论，他应该早就加入了爱德华的圈子。然而，他和爱德华与亨利之间存在私人恩怨，所以一直处在与之相对的阵营。12月，亨利许诺给莫蒂默三座位于赫里福德郡的庄园。在真金白银面前，什么仇恨都烟消云散了。亨利三世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这三座庄园原本是蒙特福特的封地。这样，亨利一方面得到了一位猛将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借他打击蒙特福特。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来得很快。亨利三世还没返回英格兰，“威尔士边境”就燃起了战火，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先于父亲回国的爱德华差点儿在格洛斯特被俘。被困在格洛斯特城堡里的爱德华之所以能够逃脱，还要感谢对手居然出于天真的骑士精神答应休战并且撤退了。[75]

从那以后，保王党们总是棋高一着。3月，亨利召集军队前往牛津，爱德华再次随行。他们一起夺回了蒙特福特在英格兰中部占领的土地。4月5日，他们在北安普敦取得大胜，俘虏了80多个支持蒙特福特的爵士，其中包括蒙特福特的儿子西蒙。作为回应，蒙特福特试图进攻肯特，并包围罗切斯特城堡，但是没有成功。亨利和爱德华南下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想，蒙特福特不得不急忙赶回伦敦。[76]

包围与反包围，突袭与反突袭，这就是中世纪战争的正常方式。熟练的指挥官调兵遣将就像在下棋一样，一座座城堡，一位位骑士，都是整个大战略中的一部分。双方相互消耗，相互报复，但从不轻易进行正面冲突。无论是多么勇敢的将军，都会想方设法避免正面战斗，因为其中的风险实在太大。在战斗的喧嚣与混乱中，短短几个小时就能让人一无所有，甚至丧命。因此，正面战斗很少发生：1264年春天，英格兰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战斗了。蒙特福特的武力很有名，但50多岁的他也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战斗。

然而，现在蒙特福特选择了正面决战。在过去的几周里，他的选择范围已经迅速缩小。在退回伦敦之后，前路从未如此渺茫。多佛城堡是他唯一的重要资本，但现在正处于王室军队的威胁之中。如果多佛失陷，蒙特福特就被困在了伦敦。从战略上来说，这就是死局。但他不愿意轻易认输。5月6日，困兽犹斗的蒙特福特主动出击，率军邀战。[77]

听到消息时，亨利和爱德华正在苏塞克斯，他们迅速转移到了附近的刘易斯，那里的城墙和城堡更具防守优势。然而，当敌人的军队在刘易斯北边几千米处停下时，两人发现是自己过于谨慎了。蒙特福特的军队根本没多少人，若按现代的方法估算，以骑兵来说，双方的数量比在1∶3左右，蒙特福特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亨利一边基本没人提出谈判。亨利三世本人显然是愿意和谈的，但是爱德华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他是这样说的：蒙特福特可以得到和平，只要他自愿套上绳索上绞架。5月13日，双方的对话以相互挑衅告终。爱德华和其他保王党这样写道：“从现在起，我们将竭尽所能伤害你们，无论是身体还是财产。”[78]

蒙特福特想要立刻开战，让对方匆忙迎战。刘易斯位于英格兰南部丘陵的山间空地上，北上的道路要通过一条狭长的山谷。如果能把保王党引到这个方向，蒙特福特一方在人数上的劣势就不再重要了。然而，亨利和爱德华没有贸然行动。刘易斯周边的山地和城镇都是他们的屏障。如果蒙特福特没有撤退的话，他们就根据自己的计划在早上开战。于是，两人就睡觉去了。

清晨，亨利和爱德华醒来，发现蒙特福特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周边的制高点。在前一天夜里，蒙特福特利用夜色和刘易斯西部山林的掩护，占领了周边高地。现在，他的部队已经摆好了战斗阵形。蒙特福特将部队分为三支，整个阵线绵延了800多米。[79]

迅速商议之后，亨利的部队也采取了相似的阵形，根据指挥官所在的位置将部队分为三支。亨利三世当时借住在刘易斯南部的隐修院里，于是就顺势统领大军左翼。爱德华当时驻扎在刘易斯北边的城堡，于是统领右翼。中间部队的统帅是亨利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这种看起来随机的部署将最终决定战斗的结果。[80]

骑兵负责打头阵，一时间尘土飞扬，一片混战。亨利和理查显然无法领导这样的攻击。爱德华知道，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小时候长时间的训练和在比武大赛上的锻炼发挥了作用。他迅速击溃了蒙特福特左翼部队的骑兵。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向自己飞来的枪林箭雨，原本位于骑兵后方的步兵也开始溃散。[81]

然而爱德华不会让他们轻易逃走。巧合的是，爱德华面对的正是伦敦人组成的部队，也正是他们去年对王后埃莉诺进行了辱骂和攻击。现在，复仇的时候到了。刚刚小胜一场的爱德华精神振奋，率军追击逃兵，边走边打，一下子向北走出了几千米。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他们重新集合并返回刘易斯时，一切都结束了。蒙特福特趁爱德华离开重创了保王党。理查被俘（当时他藏在一个风车房里，这让俘获他的人感到好笑）。亨利三世战败后开始向刘易斯城逃跑，但是也陷入了困境：蒙特福特已经把刘易斯包围了。现在是爱德华品尝失败的时候了。在他返回的路上，一支敌方骑兵对他展开了伏击，爱德华的很多手下都逃跑了。爱德华本人躲过了追捕，开始寻找父亲亨利三世。在隐修院，他找到了藏在那里的亨利和残余的部队。[82]

刘易斯战役结束了。蒙特福特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尽管困难重重，蒙特福特手下在数量上和经验上都处于劣势的年轻骑士竟然战胜了强大的王室军队。当时人们认为这简直就是奇迹：这证明了蒙特福特是正义的一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受到了上帝的庇护。[83]

然而，这远远不是彻底的胜利。除非蒙特福特抓住亨利和爱德华，否则他无法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变为全面的政治解决，而恰恰政治解决才是他的最终目标。然而要抓住国王父子并不容易。首先，保王党的部队并没有消耗干净。亨利和剩下的部队躲到了刘易斯隐修院里，而爱德华身边还有勇猛的边境领主保驾护航。爱德华完全可以借此突围。这时的蒙特福特显然有实力攻占隐修院，但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选择。刘易斯战役会让人们记住，但是包围刘易斯隐修院不会。攻击上帝庇佑的土地会削弱蒙特福特作为神圣战士的可信性和正义性。出于相似的原因，蒙特福特也不能处决像康沃尔伯爵理查这样的保王党俘虏，尽管他显然这样威胁过对方。贵族可以杀死非贵族而不受惩罚，就像爱德华杀死倒霉的伦敦人一样，但贵族即使是在正面战斗中也不会杀死或弄伤对方。在13世纪的战争传统中，贵族之间遵循着俘虏、监禁、赎身、释放的流程。至此，离上一次有伯爵被处死已经过去快200年了，即使是冷酷无情的蒙特福特也不敢打破这个禁忌。[84]

因此，双方都意识到保王党协议投降是唯一的出路。当天晚上，双方就达成了协议。由于蒙特福特是战胜方，他在谈判中占上风，提出的要求几乎都得到了同意。蒙特福特以恢复《牛津条例》为名起兵，因此所有的改革全部得到了恢复。亨利三世再次被迫接受政务委员会代表他管理国家事务，蒙特福特在此事上做出的唯一让步是以后对这样的安排进行审查。但是对于这样的承诺，他完全可以设法忽视。然而在另一方面，蒙特福特也做出了巨大让步，这显示了他谈判筹码的有限。爱德华和亨利可以投降，但是蒙特福特要放边境领主们离开。这是一次豪赌，因为他们是一群危险人物，其中不仅有爱德华好战的朋友克利福德和利伯恩，还有蒙特福特最新的敌人莫蒂默。因此，为了让对方不轻举妄动，蒙特福特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条件，让他们立下了各种誓言，而且还留下了两位地位不低的人质：康沃尔伯爵理查的儿子亨利，以及爱德华本人。[85]

这样，亨利三世和爱德华再次落入了蒙特福特的掌控中。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政务委员会，蒙特福特把英格兰变成了自己的王国。当然，在名义上亨利还是国王，也有必要维持亨利仍掌握着政府的假象。亨利仍然住在伦敦，而且从理论上也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时时刻刻受到监视，而爱德华的囚犯地位意味着他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监管。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偷偷逃走，重新再来。在多佛看押了一段时间之后，爱德华和堂兄亨利被转移到了康沃尔伯爵理查在伯克郡的沃灵福德城堡。很快，理查本人也被蒙特福特关到了这里。[86]

要想恢复自由，有两条路可以走。西边的“威尔士边境”领主们依然是自由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屈服，仍然拒绝和蒙特福特政权合作。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王后埃莉诺集结了一批正在流放的保王党。埃莉诺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政治和经济资本，并以此重整军队，修建战船，试图为丈夫赢回国家。王后的这些举动对蒙特福特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从英格兰当时的反应就看得出来。善于煽动仇外情绪的蒙特福特在肯特集结了一支由小农组成的军队，准备抵抗王后的攻击。然而，蒙特福特的试验部队没能走上战场。夏末秋初，埃莉诺的远征停滞了，到了11月，她手下的雇佣兵已经四散而去。于是，蒙特福特得以腾出手来收拾边境领主。12月，领主们被迫同意流放爱尔兰。随着选择的余地日渐缩小，保王党陷入了绝望。11月，爱德华手下的一些骑士发起了大胆的劫狱行动，试图把爱德华和其他人质从沃灵福德城堡解救出来，但是没能成功。当时，城堡的守卫者威胁要用投石机将爱德华“放出来”，救人的一方只能空手而归。[87]

然而，蒙特福特的新政权不仅面临外部挑战，内部也是困难重重。蒙特福特是一名独裁者，政务委员会成员都是他的亲信，但是在1264年冬天，有一个人的意见让他不得不遵从。吉尔伯特·德·克雷尔（人称“红发吉尔伯特”）目前是参加了刘易斯战役的年轻骑士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对亨利三世的怨恨来自亨利对他继承遗产的处理，而此人要继承的格洛斯特伯爵领也是他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他是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克雷尔的长子，理查去世后，吉尔伯特最终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量土地和财富。这样，吉尔伯特的政治立场就变得重要起来。刘易斯战役胜利后，蒙特福特立刻在政府中为吉尔伯特安排了一个位置，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位置可以和蒙特福特平起平坐。然而，从实际权力上来说，吉尔伯特很快就发现自己被骗了。他开始怨恨蒙特福特，蒙特福特垄断了所有的战利品并且大肆封赏自己的儿子。而且，两个人在政见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吉尔伯特对长期关押王位继承人感到不安。这一部分是出于良心，一部分是基于自身利益。因为总有一天爱德华要继承王位，总有一天会秋后算账。[88]

1265年年初，蒙特福特在吉尔伯特的施压下同意释放爱德华。这一定让吉尔伯特松了一口气。3月11日，威斯敏斯特礼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典礼，爱德华回到了父亲身边。然而，蒙特福特同意这样做，是因为他对英格兰的未来有了另一种计划。作为获释的条件，爱德华需要将几乎所有的领地交给蒙特福特和他的儿子们。这步棋预示着灾祸，因为这些土地一直都是王室产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蒙特福特还要求，如果爱德华再把外国军队引入英格兰，那他就不能继承王位。这些都预示了蒙特福特那危险的想法：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儿子，蒙特福特打算篡位。[89]

威斯敏斯特礼堂的典礼只是作秀。和父亲亨利一样，获释的爱德华失去了自由。但这场作秀很可能逼迫吉尔伯特做出了决定。他退出了宫廷，返回了位于威尔士的领地。蒙特福特意识到了危险。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食言了，他们没有前往爱尔兰，而是继续在这一地区制造麻烦。几周之后，蒙特福特带着亨利、爱德华和自己的支持者前往威尔士寻找吉尔伯特。他希望能够和对方达成和解。在5月初的时候，双方的确进行了谈判，而且进展顺利。但是很快就传来了流放法兰西的爱德华叔叔威廉，率军在彭布罗克郡登陆的消息。蒙特福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敌人早就串通起来，重新密谋迎回亨利三世。[90]

蒙特福特很快就明白了一切，并前往赫里福德备战。但是他看漏了一点。也许是出于对上战场的担心，蒙特福特似乎仍然希望和吉尔伯特达成和解，而且居然还希望爱德华能帮他达到目的。在5月的最后一周，经过蒙特福特的允许，爱德华接见了一批访客，其中包括克利福德和利伯恩，还有吉尔伯特的弟弟托马斯。蒙特福特的过分乐观在5月28日这一天完全展现出来。当天，他允许爱德华和托马斯一起骑马出游，两人把随行人员的马匹都骑了一遍，直到几乎所有人的马都筋疲力尽，爱德华立刻跳上一匹还有力气的马逃走了。据说，逃跑的爱德华还向蒙特福特喊话：“大人，祝您今天过得愉快！请您代我向父亲问好，告诉他我很快就会来救他！”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在赫里福德城外的树林里，爱德华遇到了前来接应的罗杰·莫蒂默，随后，两人一起火速北上，前往拉德洛与吉尔伯特会面，并与之形成了新的联盟。吉尔伯特愿意帮助爱德华夺回英格兰，前提是爱德华要保证支持现有法律，驱逐外国人，并依靠英格兰本地人统治国家。爱德华迅速答应了这些条件。尽管并不成熟，这份宣言保留了改革者的主要需求，也没有对未来国王的权力做过多的限制。[91]

蒙特福特被自己的失误气得头昏眼花，只能无助地看着敌人们（刚刚返回英格兰的威廉和顽强反抗的威尔士边境领主）前去加入爱德华、莫蒂默和吉尔伯特的阵营。在这样一个可怕的联盟面前，蒙特福特和他的小股部队无计可施。要想生存，蒙特福特只能向东后撤，从而集结更多军队。然而，爱德华等人迅速行动，阻止了这个计划。6月，爱德华和盟友发动闪电战夺去了塞文河的控制权：他们破坏了所有的桥梁，还烧毁了塞文河东岸的所有船只。6月底，蒙特福特已经无法向前越过爱德华的封锁。7月，爱德华发起进攻。蒙特福特被迫撤退，带着不情愿的亨利三世和少许人马在威尔士南部四处躲避爱德华的追击。[92]

战事的最后阶段开始于8月初。这时，蒙特福特已经返回赫里福德，尽管仍未脱离困境，但是看到了得救的希望。蒙特福特的儿子西蒙收到了父亲的求救信息，率骑兵西进增援。这迫使爱德华后退至伍斯特和塞文河一线。[93]

蒙特福特没有指望毫无经验的儿子能赢过大胆果敢的爱德华。8月1日，爱德华收到消息，西蒙抵达了蒙特福特在英格兰中部的要塞凯尼尔沃思，但是他没有选择在城堡中隐蔽，而是直接进城休息沐浴，因为他以为爱德华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这里。收到消息的爱德华立刻率骑兵出发，连夜从伍斯特赶往凯尼尔沃思（两地相隔56千米），并于清晨抵达，而西蒙的军队还在睡梦之中。毫无悬念，西蒙大败。为了活命，他赤身裸体划船出城。爱德华的突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骑士是在睡梦中被俘的。8月2日，爱德华带着许多身份不低的俘虏回到了伍斯特。[94]

然而，此时蒙特福特已经渡过了塞文河。他抓住爱德华离开的机会，抵达了塞文河东岸。此时，蒙特福特离伍斯特只有几千米。但是经过夜袭的爱德华一部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继续进攻。因此，两军在离对方很近的地方度过了焦虑的24小时。其间，蒙特福特收到了凯尼尔沃思的战报，而且传来的也不都是坏消息。尽管有所损失，西蒙的部队还在，会师还有希望。抱着这种想法，蒙特福特在8月3日晚上开始了行军。第二天太阳升起时（5点左右），部队到达伊夫舍姆，在那里他们进行了休整，还吃了早餐。[95]

三个小时后，大家的情绪激动起来，远处已经能看到西蒙部队的旗帜了。连夜行军似乎取得了成功。有了西蒙的增援，蒙特福特就有了一战之力。然而，所有的希望突然间破灭了。站在伊夫舍姆修道院塔楼上的望风者突然绝望地大喊起来：“我们完了！来的不是西蒙！”[96]

来的是爱德华。原来，爱德华的部队一直偷偷跟着蒙特福特。而且，为了不被发现，在走最后的几千米时，他们还举起了从凯尼尔沃思缴获的西蒙的军旗。终于，长达两个月的猫鼠游戏就要结束了，蒙特福特掉进了陷阱。伊夫舍姆位于埃文河弯道内部，三面环水，在唯一可以出入的北部，爱德华和吉尔伯特的部队正列队等待。[97]

蒙特福特输给了自己曾经的学生。他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带兵的技术是多么娴熟啊！”蒙特福特喊出了这句话。随后，带着标志性的傲慢，他继续喊道：“这都是从我这里学去的！”伊夫舍姆南边有一座桥，蒙特福特只能从这里逃跑，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让所有人都走了。蒙特福特本可以丢下其他人，带着骑兵先走，但是他不愿破坏自己的威望。无论如何，逃跑不是蒙特福特的风格。他最后一次集结部队，然后向北行军，直面敌人。这时，天空暗了下来，暴风雨开始了。[98]

蒙特福特取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爱德华不仅出其不意跟了过来，还占领了制高点（这曾是蒙特福特在刘易斯战役中取胜的关键）。这一次，双方的战力比还是1∶3。战斗刚一开始，保王党的军队立刻包围了蒙特福特一方。蒙特福特战败难以避免。[99]

同样难以避免的还有死亡。爱德华从一开始就声明，骑士战争的规则对这场战争不适用。不再有宽恕，也不接受投降。因此，随着保王党的逼近，杀戮开始了。蒙特福特一方的年轻骑士们被拖下了战马，扒光了铠甲，死在了敌人的刀剑之下。至少有30人就这样丧了命，这样的残酷杀戮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发生过了。另一边，蒙特福特遭到了12位猛士的围攻。这些人是爱德华和吉尔伯特在战前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杀死蒙特福特。然而，最后杀死他的是罗杰·莫蒂默，这位边境领主和蒙特福特有私仇。蒙特福特被长矛刺穿喉咙，倒地而亡。其他人蜂拥而上，砍掉了他的手脚和头颅。他们甚至还野蛮地切掉了他的生殖器，并塞进了他的嘴里。最终，蒙特福特的头颅被送给了莫蒂默的妻子，作为她丈夫取胜的证明。[100]

在这样残忍的屠杀中，几乎没有幸存者。一个身着蒙特福特军队盔甲的人奇迹般地生还了。这位肩部受伤的先生大喊着：“我是亨利，你们的国王！不要杀我！”罗杰·利伯恩立刻救起了这位受伤的君主，然后由爱德华护送离开了战场。[101]

与此同时，周围的杀戮仍在继续。战场上，四散奔逃的士兵多半成了刀下亡魂。伊夫舍姆城里的街道上也摞满了死人。即使是躲到修道院教堂里的人也没能幸免。根据一位惊恐的目击者的描述：“唱诗台、墙壁、十字架、雕像、圣坛，死伤者的血溅得到处都是。圣坛周围到处都是尸体，血水流成了河，就连地下室里都是洇下去的血迹。”

另一位目击者是这样说的：“伊夫舍姆发生的不是战斗，是谋杀。”[102]

第3章

国内和平与神圣战争

Civil Peace and Holy War

伊夫舍姆战役死伤巨大，这使它成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死人是无法卷土重来的。蒙特福特的鬼魂也许会困扰凶手们一段时间，但无法造成实质伤害。同样的，蒙特福特的铁杆支持者们都死掉了，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启。爱德华在战场上的胜利确保了亨利三世能够重新获得不受限制的权力。自1258年起，试图限制国王权力的计划在经历了多次挑战、修改、恢复后，最终还是失败了。不管改革的未来如何，它都无法以强加给王室的形式出现。上帝将胜利赐予了保王党。从此以后，亨利和爱德华将独掌大权。[1]

按说将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转变为长久的和平应该并不困难。到头来，人们对蒙特福特的畏惧要大过爱戴。由于缺乏真正忠心的支持，即使是在伊夫舍姆战役发生前，蒙特福特的政权也已经摇摇欲坠。蒙特福特的死讯传来，之前在他统治下等待时机的人们立刻回到了国王一边。温莎城堡和伦敦塔的守军立刻投降。只有小蒙特福特（西蒙）退守的凯尼尔沃思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即使是这里，在守军深深的绝望中，仍然能够看到保王党取胜的希望。小蒙特福特没能及时赶到伊夫舍姆，但他还是看到了敌军用长矛挑着父亲的头颅炫耀的场景。据说，看到这一幕的西蒙几天不吃不喝。[2]

在最后一战中，蒙特福特没有得到爱德华的仁慈，然而这正是日后长久和平的基础。如果说当时爱德华为了政治利益放弃了骑士精神，那么现在正是恢复它的时机。爱德华对此也十分清楚。对他来说，伊夫舍姆战役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一种宣泄。他可能并不为姑父的死而伤心，但据说他曾在公开场合为其他人的逝去流泪，其中就包括与其父一同战死的曾经的盟友亨利·德·蒙特福特。伊夫舍姆战役结束后，爱德华有意展现自己仁慈的一面。战后3天，几位主要的蒙特福特支持者来见他，他向他们保证会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于是，这些人带着伯克姆斯特德和沃灵福德两处要塞一起投降了。[3]

对于这些人来说，爱德华饶了他们的性命，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放过了他们的财产。叛军怕死，但他们更怕被剥夺继承权，因为这意味着持久的耻辱，整个家族也将一蹶不振。因此，没收财产也成了亨利能够对蒙特福特党人做出的最大威胁。1265年，伊夫舍姆战役刚刚结束，亨利就命人收回蒙特福特党人占据的所有土地。保王党刚下战场，就匆匆赶去抢占蒙特福特党人的庄园（有些未必真的是蒙特福特党人）。整个行动惊人地迅速。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就有1000多处地产遭到没收。[4]

爱德华立刻赶到切斯特监督收回自己的产业。他似乎断定这次全国范围的争地行动将是谈条件的好时机。比如，他曾给凯尼尔沃思要塞写信，命令对方立刻投降，否则不仅命保不住，连财产也要没收。这样的威胁是可怕的，但结果也很清楚，如果愿意投降，就能免受惩罚。[5]

不过，到爱德华南归时，亨利三世已经采取了不同的行动。9月中旬，在温彻斯特召开的议会特别会议上，亨利宣布停战。第二天，亨利抛出了一颗政治炸弹，宣布之前没收的土地将不再退还给之前的主人，只要是曾经支持过蒙特福特的人，无论程度如何，都将被永久剥夺继承权。

参加会议的聪明人很快发现，这条规定危害巨大。刚刚从凯尼尔沃思获释的康沃尔伯爵理查比大多数人都更有理由憎恨蒙特福特一派。但是他足够敏锐，立刻意识到兄长的政策会导致更多的冲突。如果无望夺回土地，叛军就失去了放下武器的理由。和其他几个大人物一起，理查拒绝参与此事，并离开王廷以示抗议。[6]

不过，爱德华没有加入叔叔的阵营。尽管非常明白稳定局势的必要性，他还是加入了保王党，专心于清算工作。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拒绝自己强大的支持者们。据记载，罗杰·莫蒂默在战利品面前十分贪婪。不管怎样，爱德华和国王的70多个亲信站在了一起，大肆劫掠战败者的财产。然而问题在于，数量超过瓜分者4倍的人被剥夺了财产。[7]

保王党的下一个清算对象就是伦敦。在亨利眼中，伦敦市民都是蒙特福特的帮凶，因此对他们十分憎恨。在蒙特福特当权时，亨利曾要求伦敦市长对他宣誓效忠。这位市长竟然在宣誓中加上了条件：“只要您是一位好领主，好国王，我们就会忠于您、顺从您。”现在，亨利要给伦敦城一个教训。从温彻斯特返回温莎之后，亨利召集了一支军队，放出了准备包围伦敦的消息。[8]

伦敦城陷入了恐慌。一小拨忠心的蒙特福特支持者想要加固城防，进行抵抗，但是大部分人同意去恳求国王原谅。于是，在10月初，市长本人带着40多位地位显赫的市民前往温莎，希望平息亨利三世的怒火。计划没有完全成功。亨利取消了围困伦敦的计划，但将所有的市民代表扔进了监狱，尽管这些人已经取得了战时通行许可。随后，亨利在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伦敦，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庆祝了“忏悔者”爱德华纪念日（10月13日），还戴上了王冠，以彰显君威。同时，伦敦城内不分青红皂白的财产再分配也在继续。这一次，爱德华欣然接受了分给自己的战利品。他的几个朋友分到了没收来的房产。伦敦市长和部分重要人犯也被交给爱德华看管。[9]

当然，亨利父子对伦敦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1263年夏天王后遭袭事件。从那以后，王后就留在了法兰西，并在那里为亨利三世的重新掌权出谋划策。现在，她终于可以回国了，为此，整个王廷搬到了肯特。10月29日，爱德华在多佛接到了坐船归来的母亲。两天后，她和亨利三世在坎特伯雷重聚。这是两年来夫妇二人首次见面，他们早已忘掉了在与蒙特福特斗争期间生出的不和，两人之间的感情反而加深了。在随后写给路易九世的信里，亨利表达了对埃莉诺的感情，说看到她并与她交谈都让自己开心振奋。[10]

爱德华与妻子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分开了。不过，就在王后归来的不久前，爱德华已经和妻子重聚了。在爱德华被监禁的一年里，埃莉诺王妃和亨利三世一起受到了严密监视。蒙特福特当权时，这对小夫妻一定是痛苦的，他们对彼此的命运都不确定。而且他们的痛苦还不仅仅在于监禁与战争，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失败的。他们出生于1261年的女儿凯瑟琳于1264年9月去世了。另外，出生于1265年1月的女儿琼也在1265年9月夭折（琼可能从未见到过父亲）。因此，和平的好处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个人生活上的。王后在10月回国时，王妃埃莉诺已经又一次怀孕了。[11]

当时一起回到英格兰的还有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由于年纪小，埃德蒙并没有在此前的斗争中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但他无疑成了这有争议的和平的最大受益者。在王廷驻扎在坎特伯雷期间，亨利把曾经属于西蒙·德·蒙特福特的土地全部赐予了埃德蒙。于是，埃德蒙自然就继承了蒙特福特的伯爵爵位。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让王室家庭感到开心，此前一直监禁在多佛的埃莉诺·德·蒙特福特（亨利的妹妹、蒙特福特的遗孀）在王后回国几天前向爱德华投降，然后渡过英吉利海峡，开始了永久流放的生活。[12]

在这些来来去去的熟悉面孔中，出现了一位新人——奥托博诺·德·费奇，也就是后来的教皇阿德利安五世。这位意大利人是律师出身，自1252年开始担任枢机主教。1265年秋天，他作为教皇的全权大使来到英格兰。教皇任命他时还是蒙特福特掌权时期。因此，教皇授权他在必要时和路易九世一起入侵英格兰。然而，伊夫舍姆战役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最终，奥托博诺和埃莉诺王后一起平安抵达多佛。但是，他要做的事仍有很多，比如代表教皇行使惩罚和宽恕的权力，并帮助重建王室和教廷的威严。不过，由于蒙特福特政权的倒台，奥托博诺一定认为自己的任务会比想象中的容易一些。[13]

奥托博诺很快就失望了。亨利剥夺别人财产的清算政策已经开始发酵。失去土地的蒙特福特党人躲进了森林和沼泽，准备效仿绿林好汉，抵抗亨利的统治。12月，王廷转移到了北安普敦，准备处理凯尼尔沃思的叛军。然而，由于全国多地发生叛乱，平叛被迫中止。蒙特福特的儿子西蒙已经前往林肯郡，其他失去土地的人也集结到他的麾下。当地沼泽遍地，难以靠近，这为西蒙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王室军队不得不分头行动。亨利留守北安普敦，爱德华出发平叛。独自带兵的爱德华决定与对方和解。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在得到保证不会受到惩罚并将重获自由之后，叛军同意于复活节接受亨利的判决。西蒙立刻前往北安普敦受审，最终被判一年流放。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这一方案搁浅了。西蒙害怕亨利最终不会允许自己出国，遂于2月出逃。（几个月后，他的弟弟居伊也逃出了英格兰。）保王党发现，问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现在他们的承诺已经没人相信了。[14]

这对爱德华来说尤其如此。回过头看，人们会钦佩爱德华之前表现出的狡猾和勇气，而且他的很多行为并不会受到非议。即使是骑士精神也允许一定程度的狡诈与欺骗。比如，在大多数人眼中，利用缴获的蒙特福特军旗蒙蔽敌人就是一个精明的计谋。然而，爱德华的有些行为可以算是背信弃义，比如1264年年初他从格洛斯特城逃跑的事件。基于这件事，《刘易斯之歌》的作者将爱德华比作豹子（在拉丁文里，豹子一词和爱德华的名字押韵），这是一个著名的比喻。根据这位作者的解释，豹子的拉丁文是由狮子和黑豹两个词组成的。被比作狮子当然很好，因为狮子以勇猛著称，但是，黑豹却是狡猾且不值得信任的动物——这正是爱德华的问题所在，他有着狮子的骄傲和勇猛，但是又像黑豹一样变化无常，做出的承诺说变就变，还善于花言巧语。爱德华处于困境时别人说什么他都答应，但是一旦逃脱就翻脸不认。[15]

带着这样的名声，爱德华只能继续坚持和解路线，希望以此打消对方的负面假定。3月中旬，爱德华的计划终于有了成果。当时，他已经和罗杰·利伯恩会师。那年年初，利伯恩奉命守卫肯特和苏塞克斯。当时，五港同盟已经成为海盗和蒙特福特支持者的避难所。西蒙正是从温奇尔西港顺利逃往国外的。利伯恩决定像往常一样用武力让温奇尔西屈服。事实上，他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桑威奇。[16]

然而，最终赢得温奇尔西的不是爱德华和利伯恩联合发起的海陆进攻，而是爱德华在谈判桌上显示出的慷慨与退让。只要投降，温奇尔西守军可以获得赦免，保住自己的土地和自由。在记录此事的伦敦编年史作者眼中，这种宽大处理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伦敦人为了获得类似的赦免支付了一笔巨额罚金。不过，爱德华精心策划的宽宏大量很快就产生了收益。五港同盟在随后的日子里维持了对国王的忠诚，而作为其管理者的爱德华也从和平中得到了好处。[17]

尽管如此，一花独放不是春，爱德华在五港同盟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保王党计划在4月恢复对凯尼尔沃思的进攻。然而，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全国再次发生叛乱。那些失去土地的贵族没有遵守投降时做出的承诺，开始发动骚乱。东英吉利、英格兰中部地区和汉普郡都被波及。有谣言称蒙特福特的儿子们在海外集结了军队，很快就会打回英格兰。王室军队不得不再次分散，解决亨利三世决策错误留下的祸患。[18]

最终，王室军队占了上风。5月中旬，爱德华的堂兄弟（他在监禁时期的狱友）亨利在德比郡的切斯特菲尔德打败叛军，叛军首领有的被俘有的逃走。几天之后，爱德华也战胜了一股以奥尔顿伍德为大本营不断骚扰汉普郡居民的叛军。在这场战斗中，爱德华和叛军首领亚当·格登展开了肉搏，这很快成了传奇故事。据说，爱德华十分钦佩对手的武艺，因此给对方开出了优厚的投降条件。然而，事实却没那么传奇，虽然格登保住了性命，但随后还是被关押在温莎服刑。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说明爱德华的名声有所改善。他不再是狡诈嗜血的豹子，而是侠义仁慈的典范。[19]

到了仲夏，王室军队再次准备进攻凯尼尔沃思（当地守军仍在坚持抵抗）。蒙特福特曾对这座巨大的石头城堡进行了加固改造，从西边通往城堡的道路被人工湖阻断了，因此要想攻下它并非易事，主要要依靠工兵的能力。爱德华本人除了贡献从封地切斯特拖来的驳船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指挥这次战斗的是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埃德蒙从几周前就包围了城堡。作为蒙特福特爵位的继承者，埃德蒙正是凯尼尔沃思的新领主。[20]

不过，爱德华的清闲来得十分及时，因为他的妻子就要分娩了。这段时间，爱德华的行程出现了空白，他很可能是回温莎去陪妻子生产了。7月13日到14日的夜里，埃莉诺生下了一名男婴，这让众人欢喜。高兴的伦敦市民在第二天给自己放了假，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正如27年前庆祝爱德华降生那样。毫无疑问，爱德华本人也是既高兴又骄傲，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约翰。在这贵族叛乱未平的时候，爱德华给自己的儿子（甚至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起名约翰（与爱德华声名狼藉的祖父同名）可以说是大胆甚至是莽撞了。[21]

叛乱仍没有平息的迹象。8月初爱德华回到凯尼尔沃思不久，东英吉利再次发生叛乱。蒙特福特的坚定支持者约翰·德维尔在逃过了多次抓捕后，率领同样对国王不满的贵族占领了伊利城。和之前一样，叛军在沼泽深处扎营，然后对周边的村镇展开袭击。[22]

不断发生的战乱进一步证实需要给叛军提供更为优厚的投降条件。8月，议会在凯尼尔沃思召开会议，议定了提供给叛军的条件。从爱德华之前几个月的仁慈表现来看，他应该是支持对叛军宽大处理。但是，自王室军队包围凯尼尔沃思，爱德华就开始有意保持低调。10月末，议会宣布了最终结果，其主要推手是领导了讨论委员会的枢机主教奥托博诺和爱德华的堂兄弟亨利。议会不顾罗杰·莫蒂默等强硬派的反对，同意返还叛军的土地，前提是对方要交一笔数目不菲的罚金。根据土地主人的罪行不同，罚金的数目通常是一年地租的几倍不等。这些罚金将作为补偿支付给目前占领了土地的保王党，因此基本上人人有利可图。叛军能够赎回自己的土地，保王党也感到得到了应得的奖赏。[23]

这一政策被称作《凯尼尔沃思宣言》。该政策的实施将英格兰国内的局势推上了正轨。不少应缴罚金不多的叛军（大概是其年收入的两倍）放弃了抵抗。但是，凯尼尔沃思和伊利的叛军骨干拒绝交出相当于5年收入的罚金，发誓要坚持抵抗。对于凯尼尔沃思的守军来说，这样做其实是虚张声势，因为他们的抵抗能力正在迅速消失。最终，凯尼尔沃思被围困6个月之后，弹尽粮绝的叛军在圣诞节到来的前几天选择了投降。[24]

因此，在1267年年初，只剩下伊利的叛军还在抵抗。2月，王室军队在附近的贝里圣埃德蒙兹集结，准备攻打伊利。战斗开始前，双方互派信使，确认没有再谈判的余地。德维尔等人是蒙特福特的门徒，他们坚信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在亨利看来，他有充分的理由永久收回对方的土地，对此，德维尔等人认为，亨利的赎买计划就相当于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现在，战争成了唯一的选择；1月，爱德华曾在几个海边城镇出现，这说明他可能在集结海上力量，准备从水路进攻被奥斯河环绕的伊利城。[25]

然而，就在保王党准备镇压这最后一处叛乱时，其他地方再一次发生了叛乱。这起发生在北部的叛乱是由约翰·德·维西领导的。这位年轻人是蒙特福特忠实的追随者（据说他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收起了蒙特福特的断脚，并拿回家敬奉）。维西之前接受了《凯尼尔沃思宣言》，但后来又反悔了；眼见曾经的敌人占领了自己的祖产，维西等人实在无法再忍。他们结成了神圣的同盟，以武力夺回了自己的土地和城堡，并发誓要守住它们。[26]

得知消息的爱德华率兵北上，并于3月末抵达维西的阿尼克城堡。双方激烈交战，爱德华夺回了阿尼克城堡。然而，战胜者爱德华再一次得显示了自己的宽宏大量。据记载，“虔诚仁慈的爱德华放弃了复仇，原谅了维西等人”。维西本人尽管是蒙特福特的追随者，但他从小在王室长大，这一点可能帮了他的忙，而且他还为叛乱一事支付了大笔赎金。尽管如此，爱德华平息北方叛乱的速度还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且维西等人也的确没有继续作乱，维西本人还成了爱德华最亲密的朋友之一。[27]

在伊利一边，亨利三世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坚守阵地的德维尔令他无可奈何。亨利因此受到了埋怨。他率领部队从贝里圣埃德蒙兹起程前往剑桥，准备坐船攻打伊利，结果没有成功，保王党损失惨重。[28]

然而这还不是亨利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保王党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自从蒙特福特死后，年轻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雷尔地位陡升，而他居然站在了叛军一边。4月初，吉尔伯特率军前往伦敦，帮助亨利守城的枢机主教奥托博诺居然天真到开门迎敌，完全不顾伦敦人民的反对。很快，伦敦市民的担心就成了真。吉尔伯特一进城就夺取了控制权，伊利的叛军也在随后赶到（其中包括德维尔本人）。安静了一年的伦敦暴民宣布支持吉尔伯特和德维尔。奥托博诺逃到了伦敦塔。叛军很快包围了伦敦塔。其他叛军在伦敦城外和附近的萨瑟克自治市修筑工事，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这一次，伦敦做好了抵抗的准备。[29]

叛军不仅拥有格洛斯特伯爵的支持，还占领了伦敦，零星的叛乱一下子有了升级为内战的可能。4月末，爱德华和亨利在剑桥会师，还带来了在英格兰北部（甚至是苏格兰低地地区）征召的大批军队。5月初，得到增援的保王党开始向伦敦进发。同时，罗杰·利伯恩被派往海外征召雇佣兵，埃莉诺王后前往多佛迎接。除此之外，准备武力夺城的保王党还在周边地区征收税款用作军费，并准备了围城器械。[30]

然而，最终还是理性和克制占了上风，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枢机主教奥托博诺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和叛军谈判，奥托博诺从伦敦塔脱困，并说服英格兰教会为失去土地的贵族提供一笔救济金。但真正的英雄还是康沃尔伯爵理查等温和派大人物，他们在18个月前就反对如此苛待叛乱分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叛军和亨利达成了新的协议，对《凯尼尔沃思宣言》进行了重大修改。新协议宣布，愿意赎回土地的叛军可以立刻拿回土地，不用等到付清全部赎金。这也是格洛斯特伯爵的主要要求。要求得到满足后，吉尔伯特于6月中旬从伦敦撤军。几天后，亨利进城，并宣告战争结束。前往伊利扫清叛军残余的重任落到了爱德华头上。最终，他在7月完成了任务。[31]

终于，长达10年的战乱结束了。当然，如果亨利等人没有采取错误的清算政策，战争可能会结束得更早。由于这样的决策失误，没有意义的暴力和破坏多持续了两年。蒙特福特去世时，英格兰的局势就已经十分混乱，现在更是完全乱了套。全国各地的土地所有权都存在纠纷，每个角落都受到了战火的摧残。在刚刚结束的叛军对伦敦的占领中，就连亨利三世的威斯敏斯特宫都遭到了洗劫，门窗和壁炉都被偷走了。

现在，重建工作终于可以开始了，就连老天都来帮忙。1258年革命开始的时候，由于天气不好，英格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到了1267年，坏天气已经过去，空气中洋溢着希望。在一位伦敦市民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1267年夏天的英格兰：“草木茂盛，粮食丰收，收成比往年都好。”

“另外，”这位满足的伦敦市民继续写道，“我们还从加斯科涅进口了大量的葡萄酒。”[32]

在这众人重拾信心的日子里，最让人充满希望的是王储的品格。经过10年战火的锤炼，爱德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修·帕里斯（已经去世）笔下大摇大摆、荒诞不经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28岁的成熟男人，而且他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已经得到了证明。在内战中，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刘易斯战役和伊夫舍姆战役中，爱德华证明了自己的将才和勇气。后来，得来不易的和平又让他展现了自己强大的说服力，并修补了自己奸诈狡猾、表里不一的负面形象。毫无疑问，这时的爱德华已经成长为英格兰政坛最强大的力量，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王储了。

然而，谁又知道他要做多久的王储呢？60岁的亨利三世还不算太老。尽管他常常抱怨身体不适，但还是能够再坚持几年。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必须收拢刚刚伸展的羽翼，继续蛰伏下去。当然，他可以在政事上辅助父亲，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事基本上就是解决土地所有权纠纷，他也可以去管理自己的封地，但这也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任务。有一个地方充满了挑战，那就是威尔士，但是爱德华在那里的封地已经易了主。1265年，爱德华在威尔士南部的领地经过重新分配，现在在弟弟埃德蒙名下。他在威尔士北部的封地已经在1263年输给了勒韦林·阿普·格鲁福德，当时，迪瑟斯和迪加努伊的城堡也一同失陷了；而且，毫无疑问，以英格兰现在的疲态，收复失地定是遥遥无期。于是，在1267年夏末，亨利和两个儿子前往威尔士，赐予了勒韦林永久的和平。[33]

爱德华和他的朋友们渴望新的冒险。1267年秋天，他们举办了很多场比武大赛，这说明他们需要证明自己武力的机会。但是模拟战斗永远比不上真正的战争。经过近些年的南征北战，爱德华等人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现在，这些经验丰富的年轻战士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的雄心。这样，答案就很明显了，这也是所有追求名望的骑士们都会走的路——爱德华和他的朋友们应该参加十字军东征。[34]

自13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英格兰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就一直被推迟，亨利三世率军出征的计划终于还是流产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格兰的国内危机正是亨利三世在这一外交领域的无所作为造成的。他曾经宣誓要为圣地而战，结果却听信了教皇的话，认为拿到西西里王国也可以得到和东征差不多的效果。然而，他的臣民并不同意，并最终通过剥夺他的权力来阻止他的愚蠢和固执。因此，英格兰人唯一经历的圣战成了拙劣又讽刺的仿品。1263年，蒙特福特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自己的反叛是正义的事业，因此相当于一场神圣的战争；不久，教皇表示支持保王党，并对他们和蒙特福特的斗争授予了圣战的地位。这样，双方在驶向伊夫舍姆战场时都认为自己是受上帝庇佑的。[35]

但是，这时的罗马教廷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政策，再次把圣地视为首要军事任务。1263年，教廷向欧洲各国发出战争号令，敦促它们出发东征。不用说，正在经受战争摧残的英格兰无力回应这样的号令。然而，在英格兰恢复和平之后，教皇再次下达了东征的命令。作为教皇的全权大使，枢机主教奥托博诺的主要任务就是催促英格兰参加东征。在英格兰教廷的帮助下，他刚到英格兰就开始了对东征的宣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宣传东征和促进英格兰各方势力的和解并不矛盾。从第一次东征开始，基督教的布道者就敦促基督徒们不要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致对外，把屠刀砍向异教徒。[36]

伊夫舍姆战役后，英格兰上下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东征。1267年2月，伊利的叛军就曾拒绝教皇催促他们离开英格兰参加东征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奥托博诺的到来只能让人想起10年前亨利和教皇夺取西西里王位那不光彩的计划。奥托博诺的使命则是一个讽刺的阴谋——让英格兰人离开英格兰，这样英格兰的土地就成了外国人的财产。[37]

不过，保王党对东征的态度要更积极一些。保王党拿到了造反者赎地的罚金，从经济上更有条件参加东征。另外，除了金钱上的充裕，还有两件事让保王党有动机参加东征。第一也是最明显的一点，东征是基督徒必须履行的责任。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取胜后，保王党感激上帝对自己的庇佑，同时也想对自己的杀戮行为进行弥补。第二但同样重要的是，英格兰和法兰西处于竞争状态。1267年3月，法王路易九世宣布二次东征。这对教皇来说是一个突破，但是对英格兰王室来说，这只能让人们想起他们在1250年发下的未兑现的誓言，如果再次犹豫不决，只会放大他们在此事上的难堪。[38]

然而，大多数保王党觉得有道理的事，却让爱德华难以理解。爱德华最能保证英格兰的稳定局面，他也是王室利益的最佳守卫者；如果爱德华离开，即使时间不长，英格兰也有再次陷入混乱的可能。尽管亨利三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绝对不想让长子离开，其他保王党应该也是这种观点。亨利向教皇说明了自己的担心。1268年，教皇给爱德华写信，并在信中复述了亨利的想法，同时要求爱德华不要参加东征。不久之后，教皇意识到亨利还是希望有人能够代替自己履行誓言，便向后者建议由埃德蒙代替爱德华出征。[39]

然而，爱德华并没有被这样的阻拦吓倒。在他看来，让他的朋友独自去参加东征是不合理的。爱德华麾下大部分是英格兰人，但也有几个地位不低的法国骑士。这些人曾和路易九世一起参加过上一次东征。他们一定对爱德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在13世纪60年代，爱德华和法王本人的联系也十分频繁。对爱德华来说，法王的鼓励和法国爵士们的榜样超过了亨利三世和教皇的劝告。1267年年末，爱德华决定参加东征。[40]

最终，英格兰的反对声逐渐弱了下去。枢机主教奥托博诺认为，只有在爱德华的率领下，英格兰人的东征才能成行。1268年年初，亨利三世也被说服了。1268年夏初，一切准备就绪，议会在北安普敦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地点选在这里，显然是因为当地的圣墓大教堂。这座教堂是参加第一次东征的骑士按照耶路撒冷的真迹仿建的。1268年6月24日星期日圣约翰节这一天，奥托博诺在圣墓大教堂宣读了教皇的口谕，爱德华和弟弟埃德蒙、堂兄亨利一起扛起了东征的大旗。另有几百人宣誓一同出征。其中大部分是保王党，如罗杰·克利福德、罗杰·利伯恩、威廉·德·瓦朗斯（亨利同母异父的弟弟），不过，少量曾经的改革派叛军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恢复了地位的阿尼克领主约翰·德·维西，还有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 德·克雷尔。当时，东征被描绘成通往最终和解的道路。这场精心安排的典礼显然是一个突破性时刻，同时也标志着奥托博诺任务的完成。7月，这位教皇的全权大使就离开了英格兰。[41]

关于北安普敦的这场盛大典礼，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这场典礼举行的一个月前，爱德华和埃莉诺迎来了第二个儿子。为了向亨利三世致敬，他们给孩子取名为亨利。第二，尽管埃莉诺有两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她还是决定要随丈夫出征。一般来说，教廷并不鼓励女性参加东征，但是在13世纪，贵族女性随丈夫出征已经变得十分常见。比如，埃莉诺·德·蒙特福特就曾随丈夫东征，玛格丽特王后也曾随路易九世东征。这一次，玛格丽特王后决定留守法兰西，但是她的儿子腓力准备带着自己的妻子伊莎贝尔一起东征，爱德华的妹妹比阿特里斯也准备随丈夫（布列塔尼公爵）一起出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埃莉诺必然要随爱德华出征。事实上，由于埃莉诺和爱德华一向亲密，而且她本人又钟情于骑士生活，再加上她还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十字军战士斐迪南三世的女儿，如果她选择留在英格兰反而要更令人惊讶。[42]

正如13世纪50年代的亨利三世，爱德华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是东征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资金问题。东征的花费十分庞大。从第一次东征开始，参与的骑士们就不得不抵押或是出售自己的地产，从而筹钱作为军费。一次东征少则持续几个月，多则拖上几年。[43]

在1268年，十字军战士还是要依靠自己筹款，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的资金来源。在13世纪，东征已经成为教皇统一指导、组织严密的一项制度。事实上，教廷开创了许多国际慈善机构至今仍在使用的筹款方法。比如，教堂里设置筹款箱；教会鼓励人们在遗嘱上写明为东征捐款。教廷甚至鼓励非军事人员参加十字军，然后允许他们支付一笔费用赎买自己立下的誓言。教廷利用这些钱款资助真正适合参加东征的人——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战士。[44]

因此，理论上爱德华是可以使用这些钱款的。但问题在于，由于之前亨利三世的反对，爱德华申请资助的请求被拒绝了。亨利转变态度之后，奥托博诺曾试图撤销这项决定，他向教皇推荐爱德华，称他是一位勇猛的战士，值得教廷资助。然而，教皇还没来得及改变主意就去世了，枢机主教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接班人争夺战。因此，近期爱德华是没法从教廷获得资金了。[45]

教廷不出钱，爱德华决定向民众筹款。1268年秋天，他计划说服议会在全国收税，为东征筹款。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英格兰刚刚经历了一场内战，国内百废待兴。另外，那场内战的部分起因就是王室对金钱的过分需求。到了1258年著名的牛津议会时期，各地的爵士们已经无法忍受亨利的压迫，甚至准备推翻他的统治。其中有些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转而支持蒙特福特。现在，虽然革命已经失败，蒙特福特也已经死去，但人们对加税的不满还在。距议会上一次同意王室加税已经过去了30年。除非民众的抱怨得到解决，否则议会的态度不会改变。

因此，爱德华的计划几乎不可能成功。要想让议会同意加税，就必须消除人民的不满，然而要消除人民的不满，就必须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这和亨利三世当初面临的恶性循环是何其相似。亨利在无法让议会同意加税的情况下命令地方官员通过多收罚金增加收入，而这又增加了人民的受压迫感。这样，议会就更不可能同意国王加税了。

因此，任何旨在调解民众意见的做法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实施。减少其他常规税收，并以此换取议会同意为东征一次性征税显然是说不通的。爱德华需要的是有针对性的收税：这样可以减轻大部分人，尤其是议员们的负担。为此，爱德华提议对犹太人加税。[46]

从东征的受欢迎程度就可以看出，13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掌控着三四百万英格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信奉基督教。在英格兰基督徒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人信仰其他宗教。在诺曼征服后不久，犹太人首次来到英格兰，当时他们主要聚居在伦敦。现在，200年过去了，英格兰的各大城镇都有犹太人定居。但是，他们的总数不超过5000人。[47]

作为信奉不同宗教（他们的外表和服饰也与众不同）的少数民族，犹太人一直受到排挤和迫害。但是从一个方面来看，他们的不同转化成了独特的优势。在12世纪后期，教皇开始禁止基督徒放高利贷。这样，犹太人几乎垄断了高利贷行业。从那时起，基督徒在需要借钱的时候都只能求助于犹太人，不管是普通的地主还是英格兰国王都是如此。[48]

毫无疑问，犹太人作为放贷人对社会来说不可或缺，但他们的名声却越来越差，因此，如果没有王室的保护，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英格兰生存下去的。不幸的是，国王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即经常性的剥削。自从犹太人形成了对借贷市场的垄断，他们就成了国王的私产，和王室庄园里的农奴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国王可以随意向其征税。而且，犹太人去世后，其财产归王室所有，甚至还未收回的贷款也会由王室接手。[49]

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这一切都很合理：犹太人就应该和农奴一样安守本分。在有些地方（如罗马），人们甚至认为王室对犹太人过于仁慈了。更直白一些，如果国王要把犹太人当作摇钱树，就必须允许他们这一行兴旺发达。在13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君主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到1239年爱德华出生时，得益于和王室的特殊关系，英格兰的犹太人可能是全欧洲最为兴盛的一支。[50]

但是从那以后，无能的亨利三世开始破坏这样的体制。由于无法从议会弄到夺取西西里王位的资金，亨利转而向犹太人征收重税。从1240年到1260年，亨利从犹太人那里敲诈了10万马克，每年收取的数额更是此前均值的两倍。因此，在13世纪60年代初，犹太人的富裕程度早已一落千丈。[51]

如果犹太人不从事放贷业，那么这种对少数异教徒的经济迫害也许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亨利对犹太人贪婪的掠夺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即使是基督徒也受到了影响。犹太人的积蓄用完后，不得不催促债务人还钱。但是，债务人无法立刻偿清借款。于是，为了满足国王的迫切需要，犹太人只能以低价转让债权。比如，原值100英镑的债权只卖到50英镑，甚至更少。

到此为止，这一切还没有产生什么问题：基督徒根本不在意犹太人的破产。但是，犹太人债权购买者的动机对基督徒们产生了影响。这些低价债权的购买者主要是亨利王廷中的大人物，如威廉·德·瓦朗斯和康沃尔伯爵理查。这些人可不是犹太人，他们看上的不是债务的本金和利息，而是作为抵押的地产。拿到债权之后，这些肆无忌惮的基督徒立刻要求债务人偿清所有借款，而债务人显然无法做到。于是，这群投机者就取消了债务人回赎抵押地产的权利，并将地产据为己有。这相当于银行突然把抵押贷款的债权卖给某些个人，这些人不遵守偿还条件，并开始处理贷款的抵押物。[52]

因此，亨利三世对犹太人征收重税就对犹太人以外的群体产生了影响。对于那些经济宽裕的大臣来说，这是一种吞并土地的好办法，而对小地主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有些人在完全有能力按照还款规定偿清贷款的条件下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其他的债务人也都陷入了焦虑之中，生怕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早在1258年就有人提出要对此进行改革，但是亨利什么也没做。1260年，当爱德华和蒙特福特于复活节起义时，犹太人的金库遭到洗劫，贷款记录也被抢走。最后，在内战期间，犹太人的人身安全也没了保障。在1263年到1267年之间，伦敦、坎特伯雷、温彻斯特、林肯、布里斯托尔、诺丁汉和伍斯特等地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为了销毁自己的借贷记录，出于宗教信仰本就反犹太的蒙特福特党人开始攻击犹太人。战争结束后，针对犹太人的攻击告一段落，但是犹太人借贷产生的问题依然存在。[53]

因此，爱德华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安抚骑士阶层的情绪，从而让议会批准征税。1269年年初，爱德华和堂兄亨利试图通过一系列针对犹太人放贷的约束性法律，从而减少宫廷富豪借此敛财的情况。他们建议，在没有国王允许的情况下，犹太人不得将债权转卖给基督徒。另外，他们主张取消所谓的“租费”，即债务人每年从地产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贷款。

但是当这些措施在1269年复活节召开的议会会议上公布时，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在过去10年间，议员们已经见证了许多出于好意的立法最后没有达到计划的效果；议员们很有可能坚持要先看到措施的效果才考虑加税的问题。这又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些大人物显然不希望这些措施起到作用。不管怎样，这些限制措施没有得到执行，议会也没有批准征税。[54]

爱德华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如果教廷和世俗社会都不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支持，那么他的东征注定会失败。此后，爱德华继续为东征寻找资金的做法已经呈现出了一丝豁出去的意味。在1269年年初，亨利把7座王室城堡、8个县和伦敦市（包括其收入）交给爱德华管理。4月，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娶了埃维莉娜·德·弗兹为妻，这位富有的女继承人继承了德文和欧玛勒伯爵领、怀特岛和约克郡的大片土地。5月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小插曲，爱德华兄弟和几位支持者密谋剥夺了德比伯爵罗伯特·德·弗勒斯的爵位和财产。弗勒斯曾经是蒙特福特的支持者，这名愚蠢的年轻人曾在战争中和爱德华有过几次交火。尽管如此，他应该和其他叛军一样在《凯尼尔沃思宣言》的保护下保住自己的财产，然而，由于爱德华等人对他的敌意，弗勒斯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封号——这些全部转到了埃德蒙名下。这段插曲凸显了爱德华等人的贪婪。[55]

就在爱德华等人艰难筹款的时候，法兰西的东征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作为东征无可争议的领袖，路易九世于1269年夏天在巴黎召开了最后一次紧急会议，爱德华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从中受益。同情外甥处境的路易九世借给了爱德华1.7万英镑（这笔借款将用波尔多的关税收入分12年偿还）。尽管这些钱远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但至少意味着事情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但是，巴黎峰会也给爱德华带来了压力。在讨论中，路易和其他十字军首领确定了出发日期。不管英格兰能不能准备好，军队将于一年后从法国南部出发。[56]

爱德华的困境部分源于亨利三世的态度。尽管亨利嘴上支持东征，并且也不再阻止爱德华参加，但他其实有别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想法和爱德华的想法是对立的）。爱德华希望通过东征感谢上帝庇佑他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取得胜利，亨利则倾向于在家门口颂扬上帝对他的救赎。威斯敏斯特的新教堂于1245年启建，至今仍未完工（教堂的东翼和耳堂已经完工，但是中殿刚刚建了一半）。尽管如此，亨利已经做好了为“忏悔者”爱德华重新下葬的准备。威斯敏斯特新教堂动工时，“忏悔者”爱德华的墓就被暂时迁走了。显然，亨利一直希望能够在1269年举办教堂的落成典礼：这一年的教会节日表和1163年完全一样，而1163年正是“忏悔者”爱德华的遗骸最后一次被移葬的时间。自从重新掌权，亨利就开始不断催促工期，并且把能拿出的钱都用在了这上面。一切必须在10月13日圣爱德华节之前准备妥当，按照亨利的想法，这场典礼将成为其漫长而又混乱的统治生涯的巅峰。[57]

爱德华也从法兰西赶回来参加典礼。如果乐观一点儿，亨利三世的胜利日有可能对东征起到推动作用。为了让大家见证自己的巅峰时刻，亨利召集了一次人数众多的议会会议。如果议员们能够为这次精神洗礼所倾倒，他们就有可能同意为东征征税。

然而，典礼当天出现了一些意外。教堂的落成典礼按计划进行，圣人的遗骸也被恭恭敬敬地移到了尚未完全建好的新圣坛：亨利三世、康沃尔伯爵理查、爱德华、埃德蒙列队为圣人抬棺，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绕教堂一周。但是，就在典礼开始前，主持仪式的约克大主教就位置先后和其他神职人员发生了争吵，在随后的宴会开始前，伦敦市民和温彻斯特市民也发生了类似的口角。另外，尽管新教堂的确令人惊叹，亨利三世的热情款待也激起了人们的赞美和惊叹，但这并不足以改变议员们的态度——他们再次拒绝了为东征收税的提议。[58]

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经常感到不满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雷尔没有参加新教堂的落成典礼。尽管他在前一年已经宣布参加东征，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引发了他对爱德华和亨利的不满（尤其是亨利在威尔士边境问题上对勒韦林·阿普·格鲁福德做出的让步，因为这损害了他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另外，爱德华等人对待罗伯特·德·弗勒斯的方式也让吉尔伯特心生恐惧（弗勒斯曾是他的盟友）。据记载，吉尔伯特于1269年秋天宣布要远离王廷，因为他疑心爱德华正密谋抓捕他。[59]

显然，东征没能凝聚人心，反而加深了分歧。各地的中小贵族出于对亨利统治的不满，依然拒绝为东征提供资金支持。而大部分蒙特福特党人在赎买祖产的压力下根本无力参与东征。从一开始，东征就对亨利和爱德华的关系造成了新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亨利对东征的支持也不是毫无疑义的。现在，在东征阵营中地位仅次于爱德华的格洛斯特伯爵对王室的不满越积越多，甚至有可能破坏英格兰国内脆弱的和平。这些都预示了10个月之后的东征不是一个好选择。但是，爱德华又不得不去，因为他已经和路易九世借了钱，而且也曾在北安普敦发了誓。

对爱德华来说，即使是精神上的义务也没有那么简单。在宣誓东征的4年前，爱德华曾对上帝许下了另一个誓言。在1263年到1264年的那个冬天，爱德华曾几次穿越英吉利海峡。在一次航行期间，船只遇险，所有乘客都有丧命的危险。中世纪贵族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祈求上帝保佑，并发誓如果能成功脱险，就建一座教堂还愿。爱德华显然也发了这样的誓。所以，在起程东征之前，爱德华必须先建一座教堂还愿（因为东征就意味着更多的航行）。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爱德华于1269年年底返回切斯特的领地。爱德华决定要在温斯福德附近的达恩霍尔修建一座西多会修道院。但是他可能想要自己察看一下现场，而且出于紧张的财政状况，把修道院的规模缩小一点儿。[60]

于是，爱德华的圣诞节和新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庆祝的理由。如果要参加东征，就要在6个月后离开英格兰，然而对于解决前路上的困难仍然没有头绪。2月，爱德华回到英格兰南部，并希望在路易九世的调解下修复和吉尔伯特·德·克雷尔的关系。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据记载，吉尔伯特去了巴黎，但是没有听从法王的劝告。[61]

因此，复活节后的议会会议是爱德华与吉尔伯特和好并获得议会同意征税的最后机会。幸运的是，爱德华和吉尔伯特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后者同意通过仲裁处理争议，而且，调解经验丰富的康沃尔伯爵也同意为两人设计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协议。同时，爱德华和其他十字军战士也开始向议员们游说支持东征的必要性。当时的会议记录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14天里有过多少艰苦的谈判、施压和贿赂。议员们的主要要求之一是确认《大宪章》（后文会对此进行详细介绍），这一点亨利后来同意了。但是，王室做出的主要让步还是同意对犹太人的放贷问题进行管束。5月14日，国王命令财政大臣立刻执行有关法律，从而减轻了地方中小贵族的债务负担。这显然是议会和王室之间的等价交换，因为就在两天前，议会刚刚通过了为东征征税的决议。[62]

突然之间，一切都有了可能。对于事情的突破性进展，亨利三世显得十分激动，他于一周之后宣布有意参加东征（幸好他的激情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又过了一周，康沃尔伯爵成功解决了爱德华和吉尔伯特之间的纠纷。尽管详细的条款还要一个月后才能敲定，但是双方同意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地，且吉尔伯特须在爱德华出发一年后起程东征。[63]

由于法王设定的最后期限已经临近，英格兰军队必须赶紧出发，然而等待第一批税款到账的日子一定十分难熬。在此期间，爱德华和随行人员签订了正式的合同。据合同显示，一共有225名骑士跟随爱德华东征，但是每名骑士还会有若干侍从，比如，埃莉诺王妃的侍从就包括一名管家、一名男仆、一名裁缝，以及两位神父。因此，整个东征的队伍大约有1000人。[64]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王廷转到温彻斯特进行最后的查漏补缺。8月2日，爱德华指定康沃尔伯爵领导一个五人委员会在东征期间替自己管理领地。另外，康沃尔伯爵还将成为爱德华3个孩子（3岁的约翰、1岁的亨利和刚出生不久的埃莉诺）的监护人。同一天，爱德华给自己在达恩霍尔的修道院发放了许可。两天后，爱德华被正式授权代替父亲履行其20年前立下的东征誓言。随后，远征军前往朴次茅斯港，准备乘船前往法兰西。然而，逆风的天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去世让众人又等待了两个星期。直到8月20日，爱德华等人才最终从多佛起航前往法兰西。[65]

英格兰远征军的时间一直以来都很紧张，现在他们肯定是迟到了。路易九世和其他十字军首领已经决定最晚于8月18日出发。爱德华原本的计划是经由加斯科涅和大部队会合，一方面可以给当地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想再征召人力和物资。现在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了。为了赶时间，爱德华率军直接穿越法兰西，在一个月内行军超过966千米。到9月末，英军到达了约定的会合地点艾格莫尔特——一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港口，这里是路易九世第一次东征时开发出来的。[66]

爱德华等人一定既失望又惊讶，因为路易九世一行已经出发了。路易九世一方面知道爱德华会迟到，一方面不想在此浪费精心储备的粮草，于是早在7月初就起航了。不过，让人惊讶的并不是他提前出发，而是他选择的路线。他并没有按计划向东航行，而是直接南下。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圣地急需救援，但路易九世还是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早就确定的行程，率军驶向了北非。[67]

煽动路易做出这一任性决定的是他的弟弟安茹伯爵查理。查理是一位热爱冒险、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与亨利三世的失败不同，他刚刚获得了西西里的王位。在教皇的授权下，查理于1266年征服了西西里岛，并杀死了和他争夺王位的德意志人，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现在，查理准备扩大他在地中海沿岸的版图，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突尼斯。从前，突尼斯的埃米尔会向西西里国王朝贡，但是这一传统最近中止了，突尼斯成了查理敌人的避难所。查理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而哥哥的东征正是一个好机会，他设法让亨利相信攻击突尼斯对圣地有利。当时有传言称，突尼斯埃米尔有意皈依基督教，这更能佐证查理的论点。[68]

我们不禁要问，爱德华等人争取了这么长时间才成行的东征居然在路易心血来潮之下改了方向，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还要问的是，如果爱德华一行能够早点儿到达，他们可以阻止东征改道吗？）事实上，爱德华只能沿着法兰西大军的方向前进。10月初，爱德华从艾格莫尔特出发，沿着路易九世的脚步前进，显然并不知道他们无法和路易会合了。[69]

因为路易已经去世了。8月25日，就在爱德华离开英格兰几天后，路易在北非染上了瘟疫，不治身亡。这场瘟疫带走了几百个法兰西人的生命，幸存者认为最好的出路就是协商撤兵。逃过一劫的查理成功地得到了突尼斯埃米尔的承诺，继续对峙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当英军于9月9日赶到时，东征军在非洲的任务已经结束。据记载，发现法军正在撤退的爱德华震惊了。第二次面临既成事实的英军不得不同意查理的建议，先退回西西里再做打算。[70]

结果，老天替他们做了决定。快到西西里时，法军舰队准备从西西里南部的特拉帕尼进港，然而，一场暴风雨击沉了舰船，法军人财两失。面对这一切，路易九世的继承人腓力三世正为父亲和弟弟的死感到震惊，他很自然地认为这次东征是注定要失败的。1271年1月，他离开西西里返回法国。这次，法军选择走陆路经意大利返程。原本的东征大军也成了路易九世等人的送葬队伍。[71]

这次暴风雨为英军决定了前进的方向。爱德华的舰队大概是在巴勒莫靠岸，并未受到暴风雨的侵袭。英军将此视作上帝的批准：上帝对他们的保护显然代表同意他们继续东征。英军阵营中的确也有反对的声音，因为路易九世一死，英法关系有可能再起波澜。于是，爱德华派堂兄亨利随法军一起返回，并希望亨利能够稳固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政治局势。但是除此之外，英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完成东征任务上，他们新租了舰船，买了物资，于次年春天坚定东去。[72]

英军的目的地是奥特雷默——基督教的海外领地。170多年前，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批十字军战士占领了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这一长条地带。他们在安条克、的黎波里、埃德萨驻扎下来，并封自己为伯爵或亲王，而进入圣城的人则自封为王。

这些领地曾经繁荣过一段时间。欧洲人开始向这里移民。移民修建了城堡、教堂，形成了城镇、乡村。虔诚的骑士们发誓保卫这些新的殖民地，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组织——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在巅峰时期，奥特雷默的范围能够向东延伸161千米，向南到达红海岸边。[73]

但是，奥特雷默的扩张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后来，伊斯兰世界恢复镇定并发起了反击。到12世纪末，耶路撒冷王国只剩下沿海的狭长地带，而这里的国王们早在1187年就失去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只能在阿卡港（今阿卡）对领地进行统治。

在这之后，该地区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尽管基督徒又进行了几次东征，穆斯林也都进行了反击，但是该地区基本维持现状。如果说发生了什么重大改变，比如康沃尔伯爵理查通过谈判收回了耶路撒冷，那也是得益于各方的和解，而非不时爆发的军事对抗。[74]

但是，在康沃尔伯爵的东征和爱德华的东征之间，这里的政治局势已经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斗争正处于上升趋势。伊斯兰世界发生了革命，和理查达成协议的伊斯兰统治者们已经倒台。曾经的奴隶士兵马穆鲁克人成了国家的主人，而他们并不愿意向异教徒妥协。从1260年开始，在苏丹拜巴尔一世的领导下，穆斯林向奥特雷默领地发起了进攻，很快，基督徒的城堡和城镇就失陷了。路易九世曾斥巨资加固该撒利亚的城防，但这座城市还是在1265年失陷了。传奇故事中常常出现的安条克城也在3年后失陷。1271年春天，骑士堡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困后向穆斯林投降。当时，基督教在这里的统治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75]

因此，阿卡港的居民非常欢迎及时赶到的英军舰船。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正在考虑向苏丹的军队投降。但是，爱德华的到来（5月第二周）带来了希望，市民们开始相信阿卡能够经受住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76]

得知爱德华的到来，拜巴尔一世也改变了主意。当时，他正在阿卡北边160多千米处，准备进攻基督教控制的的黎波里城。但是，爱德华在阿卡登陆的消息传来，拜巴尔进攻的黎波里的决心松懈了。最终，的黎波里得到了为期10年的停战协议。随后，拜巴尔南下解决爱德华这个干扰源。[77]

毫无疑问，拜巴尔此行有掂量爱德华实力的意思，但主要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6月初，拜巴尔到达阿卡附近，但是并没有立刻展开进攻。他先是包围了阿卡附近的蒙特福特堡，蒙特福特堡在被短暂包围后投降了。随后，拜巴尔率军转向阿卡，并在阿卡城下释放了蒙特福特堡的俘虏。[78]

这一精心策划的示恩瓦解了阿卡市民尤其是爱德华等人的战斗意志。正如之前所见，英军只有几百名骑士和他们的侍从，而敌人的军力至少上千，甚至上万。站在城垛上观察的爱德华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据记载，爱德华看到苏丹的军队和力量，自知无法和对方抗衡。拜巴尔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和奥特雷默其他的基督徒一样，英军是由于他的宽容才能活到今天。第二天早晨，在确定没人对此提出异议后，拜巴尔宣布撤军。[79]

不幸的是，对于英军来说，这只是圣地残酷现实给他们的第一个小小教训。次月，爱德华没有理睬苏丹的警告，率军发动反击。他的目标是阿卡以东19千米的圣乔治利贝恩城堡。据说，爱德华的军队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他们在当地抢了不少粮食，抢不走的就毁掉，还杀了不少无辜的穆斯林。但是，英军也有不小的伤亡；他们发现，在7月的中东不适合穿戴锁子甲。在酷暑的折磨下，许多人因缺水而死，而饮食上（水果、葡萄干和蜂蜜）的不适应也加速了死亡的进程。[80]

因此，爱德华意识到，如果想要战胜拜巴尔，他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他必须先让局势冷却下来；第二，他必须给自己找一些盟友。阿卡市民包括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是可以依靠的，因为他们也参加对圣乔治城堡的袭击。同样可以作为盟友的还有耶路撒冷名义上的国王休·德·吕西尼昂。他之前曾为英军提供过帮助。吕西尼昂同时也是塞浦路斯国王，英军在海上航行期间，曾在塞浦路斯做短暂休整。现在，英军希望他再次以塞浦路斯国王的身份伸出援手。经过一番劝解，塞浦路斯同意为爱德华提供军事援助（塞浦路斯和阿卡之间的距离是241千米）。随着夏天渐渐过去，爱德华的盟友逐渐增多。9月，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从英格兰赶来，带来了更多增援。[81]

然而，这些努力似乎是在浪费时间。爱德华从小听着“狮心王”的英雄事迹长大，于是他幻想着自己能够仿效先祖的成功。保卫被围困的阿卡和打败拜巴尔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保卫阿卡还能称得上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攻击拜巴尔简直就是自寻死路。不管从欧洲又来了多少援军，基督徒们的部队都不足以在正面冲突中击败马穆鲁克人。

然而，基督徒并非独自战斗。最近伊斯兰世界受到的冲击不仅仅来自拜巴尔领导的革命，它的北边还有虎视眈眈的蒙古人。爱德华抵达阿卡后，立刻派人北上寻求蒙古首领阿八哈汗的帮助。[82]

毫无疑问，蒙古人的崛起乃是爱德华那个时代最惊人的事件，至今这仍是人类历史上最知名的事件之一。13世纪初，中亚大草原上的蒙古人停止了内战，开始攻打周围的国家。在短短70年里，蒙古人打造了世界历史上第二大帝国（只有大英帝国的版图略胜一筹）。从东方的中国，到俄罗斯南部，再到欧洲边境，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父子的领导下一路烧杀抢掠，所向披靡。[83]

一开始，基督教统治下的王公贵族和普通民众都对蒙古人推进的速度惊恐万分。但是，在13世纪50年代，蒙古人转而侵略中东地区，欧洲面临的威胁逐渐褪去。于是，曾经可怕的异教徒一下子变成了共同打击马穆鲁克人的盟友人选。1265年，成吉思汗的曾孙、伊利汗国（蒙古帝国在波斯的行省）的大汗阿八哈娶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为妻，甚至有传言称阿八哈要皈依基督教（传言不实）。不管他的宗教信仰如何，阿八哈和基督徒一样，将马穆鲁克人视为敌人。这样，双方就有了结盟的希望。[84]

爱德华派出的信使花了几个月才把消息传达给阿八哈，可以想象，他们当初经历了多大的危险，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当时，阿八哈驻扎在马拉盖（在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附近），距离阿卡1127千米。不管怎样，阿八哈的回复令人鼓舞。当时，阿八哈还有其他敌人需要对付，因此不能亲自出征，但是他会在不久之后派人攻打圣地和拜巴尔。这样，对拜巴尔的联合行动即将拉开序幕。

蒙古人的行动是迅速的。阿八哈的回信还没送到阿卡，上千名蒙古骑兵就已经挥师南下。到了10月，蒙古人距离阿卡已经不到322千米，而且他们已经把马穆鲁克人赶出了古城阿勒颇。拜巴尔上钩了。马穆鲁克人并不害怕蒙古骑兵，因为他们曾在11年前打败过他们（阿音扎鲁特战役是蒙古人的少数败绩之一）。 拜巴尔相信这一次他们也会把蒙古人赶走。11月， 拜巴尔率军北上。[85]

现在到基督徒联军出击的时候了。11月23日，爱德华和弟弟率领着英格兰东征军，休·德·吕西尼昂率领着塞浦路斯军队，加上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阿卡的守军倾巢而出。他们的目标是夺取阿卡以南64千米的卡坤城堡。拜巴尔曾在近期对卡坤进行了重建，准备把它当作周边领地的统治中心。因此，卡坤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战利品。不过，对十字军战士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堡的战略地位。卡坤位于阿卡和耶路撒冷中间的位置，是两地之间交通的必经之地。如果英军想要夺回耶路撒冷，就必须先拿下卡坤。[86]

因此，没能攻下卡坤一定让爱德华等人无比失望。和上次一样，他们杀了许多当地的牧民，抢走了不少牲口（事实上，如果读了当地编年史作者的记载，我们可能会以为抢牲口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是卡坤城堡仍在坚持抵抗。据记载，城堡的防守十分坚固，四周都是灌了水的壕沟。而且，穆斯林援军也很快赶到（根据穆斯林学者的记述，在穆斯林援军的追击下，爱德华等人逃回了阿卡），不然爱德华等人还是有机会成功的。[87]

更多失望接踵而至。在返程途中，基督徒们发现北边的仗根本没打起来。得知拜巴尔进攻的消息，蒙古人立刻撤退了。12月初，拜巴尔已经重新占领了阿勒颇，在那里，他得知了爱德华等人的失败行动，并出言讽刺：“那么多人，连一座城堡都攻不下，更别提耶路撒冷了。”[88]

一开始，拜巴尔准备给十字军以惩罚。但是在前往阿卡的路上，部队遭遇了恶劣天气，拜巴尔只能放弃这个计划。因此，他的惩罚将会有多严厉，我们不得而知。尽管苏丹想要反击，但他显然不想将阿卡变成废墟。阿卡是一座商业中心，拜巴尔无意改变这一点。近期，穆斯林针对基督徒的战争让拜巴尔掌握了圣地范围内的南北交通要道，而这对反击蒙古人的威胁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阿卡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马穆鲁克帝国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要依靠和阿卡之间的贸易。另外，双方的贸易往来对生活在阿卡城中的基督徒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威尼斯商人，这些地中海市场主宰者的利益和阿卡城的命运休戚相关。这些因素和既得利益让双方都不得不保持克制，从而维持好现状。[89]

以上这些都是十字军战士所厌恶的，因为他们的宗教观非黑即白。回到阿卡的爱德华发现基督徒正在和穆斯林做生意，这让他大感震惊。爱德华试图设立禁令，但是没有成功。如果说爱德华不愿向这种实用政法妥协，那么他的挫败感就不难理解了。爱德华等人斥巨资不远万里从英格兰赶到圣地，他们的目标耶路撒冷近在眼前（距阿卡只有113千米），这让他们无法放弃夺回圣城的希望。在阿卡期间，埃莉诺送给爱德华一本古罗马作家维格蒂乌斯的《兵法简述》，我们可以想象爱德华翻阅兵书寻找破敌妙计的样子。爱德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军事上。1271年到1272年的冬天，爱德华开始在阿卡城墙上修建新的瞭望塔。他显然希望和拜巴尔的斗争能够继续下去。1272年，基督徒一方和苏丹达成了为期10年的停战协议，这对爱德华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根据穆斯林评论家的记述，“爱德华对此很不高兴，他不愿意支持和平协议的签署”。[90]

作为唯一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重要力量，爱德华成了脱离控制的危险人物。即使是当初欢迎他进入阿卡的市民，现在也只想赶紧把他送回欧洲。然而，最终让爱德华离开的还是拜巴尔。这一事件的细节在历史上记载得很模糊。根据穆斯林文献记载，拜巴尔先是派人诈降。这不是什么复杂的诡计，但这的确是英军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收到好消息，所以爱德华相信了（尽管他本人也是玩弄阴谋诡计的高手）。就这样，穆斯林使者受到了爱德华的欢迎，还在他的驻地待了一段时间。6月17日（这一天正好是爱德华的生日），穆斯林的行动开始了。其中一位使者声称有拜巴尔的消息要汇报，要求和爱德华单独见面。当屋子里只剩下爱德华和翻译两人时，这名使者拔出了匕首，准备行刺。根据英格兰史书的记载，爱德华杀死了刺客，但是受了重伤，而且刺伤他的匕首上可能淬了毒。[91]

这时，历史上传奇的一幕上演了，埃莉诺王妃挺身而出，救了爱德华一命。有一种说法是埃莉诺奋不顾身用嘴为爱德华吸毒，从而证明了自己的爱情和勇气。不过，这肯定只是事后的浪漫化演绎。事实上，这种说法首次出现在50年后一个意大利人的笔下，而且，为了不承担责任，这位作者还专门指出这只是传言。根据另一种说法，哭泣的埃莉诺被约翰·德·维西带离了现场，试图为爱德华吸毒的是他的另一位密友奥托·德·格朗松。[92]

不管怎样，爱德华当时命在旦夕，整个事件根本没什么浪漫之处。遇刺的第二天，爱德华写好了遗嘱以防不测。当时，爱德华的情况并不乐观，死亡近在眼前。这种伤口很有可能导致坏疽，然后伤者全身都会感染，最后慢慢死去。爱德华的伤口也的确生了疽，他不得不将伤口周围发黑的皮肉全部割掉才得以保住性命。这种手术的风险很大——爱德华知道他的伯祖父理查就是没有熬过这样的手术才去世的。试想，如果没有阿卡的良医，爱德华死在了中东战场，那英伦三岛的未来可能就彻底不一样了。[93]

虽然爱德华没有死，但拜巴尔还是达到了目的。爱德华的伤势意味着英格兰东征的完结。事实上，早在停战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埃德蒙首先起程离开，又过了一段时间，其他英格兰将领也开始准备返航。爱德华则多耽搁了一些时日。由于回程时是逆风，整个航程会持续8个星期，是来时的两倍。爱德华需要尽可能地康复，否则他将无法承受海上的折磨，而埃莉诺王妃也刚刚生下小公主琼，因此也不能立刻离开。

夏去秋来，地中海上刮起了东风，爱德华夫妇终于踏上了归途。9月末，船队从阿卡出发； 11月初，两人抵达西西里，并再次受到安茹伯爵查理的款待。由于有伤在身，爱德华只能慢慢返回英格兰。而且，由于他奇迹般复原，爱德华也享受了一把名人的待遇。在查理的陪同下，爱德华在意大利本土度过了圣诞节。1273年年初，仍在意大利逗留的爱德华迎来了从英格兰赶来的信使，在他们的高呼中，爱德华成为英格兰国王。[94]

第4章

国王归来

The Return of the King

爱德华出发东征之后，亨利三世在两年的时间里病倒了几次，因此，他基本没有出过威斯敏斯特宫。1272年11月初，亨利三世病危。他在自己的寝室躺了将近两个星期，最终在11月16日星期二的晚上逝世，享年65岁，在位56年。亨利的去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因此王后埃莉诺很可能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1]

国王的葬礼于周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在过去的25年里，亨利为这座教堂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心血。他曾一直打算死后葬在这里，并最终选择了“忏悔者”爱德华曾经的墓穴。和上次风波不断的教堂落成典礼不同，亨利三世的葬礼进行得十分顺利。英格兰所有大人物都到场吊唁。整个典礼庄严肃穆。遗体躺在敞开的棺架上，身着装点着金线刺绣和昂贵宝石的红色锦袍。一位编年史作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国王看起来比生前更加光芒四射。”[2]

远在国外的爱德华一直知道亨利的病情。1271年春，英格兰的政务委员会曾经给爱德华写信，催促他回国。然而，这些信件很可能在爱德华抵达圣地后才送到，并且后来又传来了亨利康复的消息。所以，当他在西西里登陆，爱德华一定是认为自己可以再次见到父亲。当噩耗在1月传来，爱德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据记载，得到消息的爱德华难过得落了泪。在随后发出的信件里，爱德华谈到了自己的悲伤和痛苦。[3]尽管父子二人偶有争吵，彼此的兴趣和能力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感情也很深厚。亨利三世可能不是一位称职的国王，但他确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事实上，他对家人盲目的爱正是他作为国王不称职的原因之一。

虽然爱德华悲痛的心情并非出人意料，但他的反应却很反常。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放下一切事务，立刻赶回威斯敏斯特教堂继位。威斯敏斯特教堂一直是英格兰国王加冕的地方，从“征服者”威廉开始，每一位国王都在这里加冕；而着急赶回的理由也很简单：根据传统，只有经过加冕，才算正式继位。事实上，英格兰的每一位君主都是经历了加冕仪式才正式成为国王的。最快赶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的纪录保持者是亨利一世，他在哥哥威廉二世去世两天后就加冕为王。由于王位空缺带来的不确定性，所有接到消息的继任者都会快马加鞭赶去加冕。[4]

直到1272年亨利三世去世，这一传统才被打破。显然，这一传统的打破是经过审慎思考的，而且，这也是爱德华选择东征的必然结果。国王去世后，其权力也随之消失，因此亨利三世去世后，他名下的政府也随之终止。显然，英格兰不能忍受在爱德华返回前一直没有王室政府的状态（当时爱德华能不能返回都是未知数）。因此，这一问题的决定在东征军出发前就已经做出：亨利三世去世后爱德华立刻继位，无须经过加冕。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亨利三世死后第一天，爱德华继位。又过了两天，大贵族们在亨利的葬礼上宣誓效忠新王爱德华。根据贵族们写给爱德华的信件，效忠宣誓是在亨利还未合拢的墓穴前进行的：这一细节很有趣，他们好像已经预料到后世那著名的谚语：“先王已逝，新王万岁。”[5]

同样，在收到这封信之后，爱德华就明白自己的世界已经变了。他既没有王冠，也没有礼服，事实上，在回信中，爱德华还为信件盖的是安茹伯爵的印章而道歉。但这些盖了查理印章的信件正是爱德华作为国王的首次发声。信件开头都写着：“爱德华，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6]

因此，继承人无须匆忙赶去加冕，这也是史上第一次。而且，爱德华的继位也没有人能够挑战。首先，英格兰的大贵族们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宣誓接受爱德华的王权。其次，经过精心策划，爱德华已经掌握了操控英格兰王权的手段。爱德华出发东征的几个月前，亨利三世就已经把所有的王室城堡和郡县交由爱德华派人管理。这样，爱德华对英格兰的掌控已经十分稳固。[7]

但是，英格兰不能永远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运转，尤其是在经受了那么多不幸之后。在过去的两年里，英格兰王室失去的不仅仅是亨利三世一个人。当爱德华在圣地死里逃生时，他的家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271年夏天，爱德华刚满5岁的长子约翰去世了。短期内更严重的是，替爱德华管理一切国内事务的五人委员会也只剩下三人，其中地位崇高的康沃尔伯爵理查也去世了。1271年亨利病重期间，国事基本是理查在处理，但是在1271年年底，理查不幸中风，并于第二年春天逝世。因此，尽管爱德华对地方的掌控依然稳固，但他对中央的控制要弱一些。于是，剩下的委员会成员给爱德华写信，催促他尽快回国，爱德华同意了。[8]

然而，身在欧洲大陆的爱德华有理由先处理一些大陆事务。爱德华首先要处理的又是一起死亡事件，而这起死亡事件带给爱德华的不仅是伤痛，还有愤怒。他的父亲、叔叔和儿子至少是自然死亡，但是他的堂兄亨利却是被人谋杀的。

亨利的死亡发生在1271年春天爱德华派他返程后不久。当时亨利的任务是替爱德华监督加斯科涅和英格兰的政事，这主要是为了应对路易九世去世以及法军提前返程带来的不确定性。[9] 但是，他可能还有一个任务——对付蒙特福特的儿子西蒙和居伊（两人于1266年从英格兰出逃）。两兄弟出逃后过得很不错，他们在安茹伯爵查理手下任职。查理很看重他们英勇好战的特点，并给了他们不少奖赏。比如，居伊被任命为托斯卡纳总督，获得了大片领地，还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

因此，由于需要查理在东征上提供支持，爱德华不得不尽快和蒙特福特兄弟恢复友好。后来，已经继位的爱德华声称亨利的任务就是代表他和对方和解。亨利很适合这个任务，他和爱德华一样是兄弟俩的表亲。

然而，双方在罗马附近的维泰博会面后，事情却没有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当时，居伊赶到维泰博与查理会面，当他听说亨利也在城内，就立刻开始找人，并最终刺死了正在圣西尔维斯特教堂听弥撒的亨利。这是一次没有预谋的复仇： 6年前，他的父亲和兄弟在伊夫舍姆被人冷血杀戮，现在，他还以鲁莽热血的谋杀。然而，亨利本人根本没有参加伊夫舍姆战役；亨利的王族身份让他成了居伊发泄怒火的目标。居伊先是把亨利的尸体留在了教堂里，随后又返回去把他拖到了大街上，并对他进行了肢解，正如蒙特福特曾经经受过的那样。据记载，当时居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大仇得报。”

两年后，复仇之火熊熊燃烧的人变成了爱德华。谋杀丑闻传遍了整个欧洲，居伊兄弟则再次逃过了正义的审判。哥哥西蒙（他显然是居伊的同谋）于1271年去世（一位英格兰编年史作者是这样说的：“他和该隐一样被上帝诅咒。”）。弟弟居伊则逃往意大利，受到了妻子家族势力的保护。1273年年初，爱德华开始向北进发，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抓住居伊。但是，爱德华最终没能获得当地势力的支持展开军事行动：意大利中部的市民显然更愿意双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因此，爱德华向教廷求助（格列高利十世上台后，教廷又恢复了运转）。新教皇是爱德华的朋友，他曾随奥托博诺前往英格兰，后来又随十字军前往阿卡。教皇在奥维托为爱德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爱德华在此停留了两个月，还是没能让居伊出来自首。最终，爱德华意识到自己只能空手离开，唯一让他有些安慰的是居伊被开除了教籍。然而不久之后，居伊的教籍就恢复了，而且他在坐了几年牢之后就重新恢复了自由。如果当时爱德华知道这些，恐怕就无法自我安慰了。但是，居伊的名声是永远不可能恢复了，这一点让爱德华感到满意。亨利被谋杀时，但丁还是佛罗伦萨城里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在他创作《神曲》时，他把居伊判入了地狱的第七层，脖子以下都泡在沸腾的鲜血里。[10]

为了寻求正义，爱德华在意大利耽搁了几个星期。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尽快离开。无论他走到哪里（包括博洛尼亚、帕尔马、米兰等大城市），都有民众赶来一睹他的风采。爱德华受到了英雄般的款待。因此，当他在6月初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遇到了一个由主教和贵族组成的使团——这些人从英格兰赶来，他们原本在巴黎等待，但是因为实在着急，只能前去寻找爱德华。显然，英格兰人等爱德华等得很焦虑。他们给爱德华带来了好消息——爱德华不在期间，英格兰召开了议会会议，参会的骑士和贵族宣誓效忠爱德华。但是，他们也带来了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大贵族关系不和，边远地区发生了叛乱，全国的违法行为日渐增多。国王缺席的坏处十分明显。[11]

然而，这些都不是爱德华优先考虑的事情。亨利三世去世后，爱德华不仅继承了王位，还成了阿基坦公爵。距离爱德华首次访问阿基坦地区已经过去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封号和权力，从而能够全权决定该封地的事务。事实上，这里比英格兰更需要爱德华的注意。不管怎样，既然他身在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就有理由利用这一机会优先处理这边的事务。因此，爱德华的下一站会是加斯科涅，回英格兰还要再多等一些时间。[12]

当时，加斯科涅的首要大事就是和邻居法兰西的关系。爱德华让怀孕的埃莉诺直接前往加斯科涅，自己则北上前往巴黎。7月末，他受到了法兰西新任国王腓力三世的欢迎。14年前，两人各自的父亲生前同样在巴黎会晤，并签署了历史性的和平条约。根据条约，亨利三世放弃了对诺曼底、曼恩、安茹、普瓦图等祖地的所有权；作为交换，路易九世要承认他对加斯科涅的所有权。条约还规定，亨利三世宣誓效忠路易九世。也就是说，双方举行了一场古老的仪式，亨利三世承认自己臣服于路易九世。1259年12月4日，在效忠仪式上，亨利三世在路易九世面前跪了下来，把手交到对方手上，并宣布自己对加斯科涅的所有权从属于路易作为法王的权威。[13]

但是，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这种臣服的内涵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可多可少。亨利和路易都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新鲜事；在他们看来，法兰西国王地位高于加斯科涅公爵，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14] 然而，正如二人条约中显示的那样，他们并不清楚这样的效忠在现实中有什么意义。比如，在宣誓臣服时，亨利曾试图描述自己的义务，但却说不出来，最后只能模糊处理：“当我们找到各自应该履行的义务，我们将履行它们。”

这就是《巴黎条约》的要旨——它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条款中却让人困扰，语言含糊不清，很多问题都搁置了。这在条约的开篇表现得非常明显。条约开篇要说明的问题非常基础，即加斯科涅的领土范围。一百多年来，法兰西和加斯科涅的边境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而解决争议的方法通常是武力而非谈判。亨利和路易选择谈判固然很好，但是几乎每一个条款都是不确定的。争议地区的所有权要依其他条件而定，比如王廷未来的决议，以及该片土地1259年时的主人有没有继承人等。[15]

现在，14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条约签署后，亨利三世的精力完全被国内政治所牵制。爱德华和腓力也是1259年条约的签署人，他们并未拒绝遵守条约，但是的确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因此，当爱德华前往巴黎向腓力宣誓臣服时，他对自己的语言非常谨慎。爱德华是这样说的：“国王陛下，对于从您这里得到的土地，我的所有权臣服于您的王权。”[16]

为了开始厘清条约的条款，爱德华于8月离开巴黎，返回加斯科涅。正如自己宣誓臣服于腓力，爱德华也要求加斯科涅人臣服于自己。他还宣布要以书面形式列出加斯科涅人对自己的义务。爱德华每到一处，就把当地人召集起来，要求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在穿过波尔多之后，爱德华继续向南抵达圣塞弗，在那里，加斯科涅的大贵族们向他宣誓臣服，他对贵族义务进行明确的艰苦过程也迈出了第一步。[17]

然而，就在这时，加斯科涅最大的领主（仅次于爱德华）造反了，这打断了爱德华的计划。加斯顿·德·贝亚恩的领地位于加斯科涅南部山区，他早有闹事前科。早在蒙特福特管理加斯科涅时，加斯顿就是当地叛乱的头目。加斯顿于1273年再次叛乱的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可能与他和加斯科涅新总管卢克·德·塔尼之间不和的升级有关。（在出发东征之前，爱德华曾任命罗杰·利伯恩担任自己在加斯科涅的代理人。但是，利伯恩于1271年秋天意外去世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加斯顿拒绝前来拜见爱德华，后者不得不放下手边的行政事务，开始了对他的军事惩罚。

这场军事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爱德华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打败了加斯顿，但是加斯顿很快就打破了投降条件，率兵退到了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城堡。为了清剿加斯顿的兵力，爱德华对他的城堡进行了几次围困。于是，整场战事从秋天一直持续到冬天。直到1274年年初，这名叛乱的子爵才终于走投无路，再次投降。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次，加斯顿选择向法王求助。后者解决了他和爱德华之间的纠纷。这样，加斯顿暴露并利用了爱德华的弱点——他对加斯科涅的管辖权并不是绝对的。这也就是《巴黎条约》最恶劣的影响。如果加斯科涅公爵从属于法兰西国王，那么一旦加斯科涅人对公爵的命令不满，就可以向法王上诉。爱德华可以尽力限制这种趋势，却不能改变支持这种趋势的基本原则。1274年，懊丧的爱德华不得不放弃惩罚加斯顿，并把相关事宜交给自己的律师处理。[18]

是时候向前看了。由于整个冬天都被浪费在了加斯顿身上，爱德华不得不放弃复活节前赶回英格兰的计划。1274年春天，爱德华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公爵权力，并最终于3月在波尔多召开了议会会议。4月，他和埃莉诺离开了加斯科涅，但在北上的路上，又在利摩日耽搁了一段时间。利摩日曾是加斯科涅领地中很有争议的一处，这里受到压迫的人民很支持爱德华做自己的领主，但是当地的女子爵可不同意。最终，对方再次向腓力三世上诉（能有这么多机会显示自己在地位上的优势，腓力一定很高兴）。直到7月末，爱德华才乘船返回英格兰。[19]

爱德华在法兰西的这一年也不完全是浪费时间。在南部时，他和邻居纳瓦拉国王和阿拉贡国王搞好了关系，并和两人结成了联盟。埃莉诺则见到了自己的兄长——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这也是20年来两人首次见面。阿方索来巴约讷见了自己的妹妹和外甥（阿方索是埃莉诺刚刚出生的第三个儿子小阿方索的教父，小阿方索在6月先于父母返回英格兰[20]）。但是，从整体上来说，爱德华对加斯科涅的访问是令人沮丧的。他走出了巩固自己公爵权力的第一步，但是后续的任务还有很多。另外，他和法王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关于领地和权力的问题也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1274年8月2日，爱德华抵达多佛，英格兰人激动万分。一个伦敦人在爱德华返回前不久写了一首短诗，诗中热情地将爱德华比作新的“狮心王”理查。但实际上英格兰人在意的并不是又多了一位十字军英雄可以吹嘘，也不是爱德华长达4年的缺席终于告一段落，甚至不是看到他安全返回的安慰和国王归来带来的安全感。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此时此刻，真正让他们发自内心兴奋的是即将到来的加冕大典。[21]

加冕典礼可是稀有事件，而英格兰人对这次加冕的等待不可谓不长。距离埃莉诺王后的加冕仪式（1236年）已经过去了40年，从亨利三世9岁登基到现在更是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因此，大部分英格兰人有生之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大事。

当然，在英格兰人的眼中，爱德华的国王地位早已确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加冕仪式就变得多余。事实上，举行一场加冕仪式是非常必要的。的确，在上帝的恩典下，爱德华取得了王位，但是他仍需祈求上帝赐福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古老而神秘的加冕仪式就必不可少了。另外，由于没有着急的必要，负责筹备典礼的人可以有几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意味着典礼的规模将非常宏大。这将是加冕仪式历史上的飞跃，从此大场面就成了此类典礼的标配。

8月18日，星期六，爱德华和随从一行骑马进入伦敦。伦敦市长和市民不计代价，用丝绸和金布将城市装饰一新。除了普通市民，英格兰上层教士和大贵族也齐聚伦敦，庆祝新王的回归。遗憾的是，只有一位编年史作者详细记载了相关活动。这位作者显然被这豪华壮观的大场面震住了，以至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样的震撼”。不过他的确提到了庆祝活动中的一个新鲜事物——盛装游行，这也是日后加冕仪式的必备项目。

另外，爱德华于星期六进入伦敦这个事实也非常重要。这很可能见证了一项新习俗的诞生——加冕仪式前一天，新王要骑马从伦敦塔走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当时，大臣们已经将伦敦塔装饰一新，而且，在爱德华的明确要求下，伦敦市长也对齐普塞市场进行了清场，为随后祈祷队伍的通过做准备。这样的传统从爱德华开始，一直延续到17世纪。[22]

爱德华在仪仗队的簇拥下从伦敦穿过，这样铺张的风格传承了亨利三世的做派。亨利三世热爱炫耀，擅长筹划大场面，并借此来弥补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他曾在多个重要场合在伦敦城安排类似的游行（比如1255年欢迎埃莉诺王妃时）。另外，亨利三世的贡献也不仅限于提供了大致的惯例，事实上，这次典礼具体的长期规划从他在位时就开始了。[23]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爱德华以何种方式在哪里度过了典礼的前一晚。游行结束后，爱德华和家人一起住在了威斯敏斯特宫。在那里，正如20年前在西班牙受封骑士的前夜，他做了一次庄重的礼拜：按照要求，新王在加冕的前一晚应该静静思考获得崇高地位后应该好好履行哪些责任。

根据由来已久的传统，礼拜的地点位于国王的卧室。这也是亨利三世去世的地方，墙壁上仍遗留着亨利风格的壁画。10年前，亨利三世曾经命人重新装修这间卧室。1263年，威斯敏斯特宫发生大火，这为重新装修提供了理由，而同一年亨利重病则为壁画提供了素材。就在大床正后方的墙壁上，画家们创作了一幅加冕图，图中的主人公自然是“忏悔者”爱德华。在大床的两边，画着所罗门王的卫兵。亨利此举大概是想要为儿子加冕前夜的祈祷提供学习的榜样，即“忏悔者”爱德华以及智慧的所罗门王。[24]

8月19日，星期日，这一天终于来临了。遗憾的是，这次加冕典礼并没有留下亲历者的详细记述。根据此前和之后的例子，我们可以推测，在神职人员和高级贵族的带领下，爱德华在妻子埃莉诺的陪伴下从威斯敏斯特宫走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这座新教堂正是亨利三世最伟大的遗产，而爱德华则是首位在这里加冕的君主。亨利三世和建筑师们很清楚这座教堂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将作为英格兰君主的加冕场所，因而为此进行了专门的设计。教堂华丽的北门非常宽大，可以让从威斯敏斯特宫走来的人群轻易通过；耳堂周边的观景台让人们可以从高处观看整个典礼。作为典礼举行的地点，教堂中殿与翼部的交叉部分建得十分宽敞。在爱德华加冕的那天（以及后世的加冕典礼上），这里摆放了一个巨大的木质舞台。这个舞台有一定的高度，这样，中殿里的人群能够看到国王。实际上，它的高度足以让观礼的人群骑马通过。当时，在教堂北翼和南翼观礼的贵族不仅身着盛装，还骑在马上。[25]

爱德华一行走进教堂后，典礼就开始了。整场仪式宏大壮丽，与教堂的华丽和贵族们的盛装很是相称。庄严的吟诵声，缥缈的烟雾，灿烂的火炬与烛光，还有壮丽的圣歌，如果这些还稍显模糊的话，那是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当时的具体情节，因为两个加冕仪式之间通常相隔很久，以至于旧的做法注定要被忘却，新的做法必定会诞生。至于爱德华的加冕仪式，亨利三世不仅设计了典礼举行的场所，还贡献了很多细节上的安排。比如，在后世的加冕礼上，国王会在典礼开始时向圣坛供奉两个金塑像，其中，一个是“忏悔者”爱德华，另一个是《福音书》的作者之一圣约翰。这个传统很可能就是在1274年由“忏悔者”爱德华最虔诚的信徒亨利三世引入的。[26]

尽管如此，加冕典礼的核心还是具有连贯性的。在最核心的部分，英格兰加冕仪式变化很小。比如，自从10世纪加冕仪式出现开始，加冕誓言（供奉金塑像之后的第二步）就是整个仪式的核心。根据这个传统，新王需要做出三个基本承诺：保卫教会、维护正义、镇压恶法与恶行。在12世纪中期，为了保护王权，第四个承诺出现了。当然，这个承诺主要是为了保护国王自己的利益，而爱德华在日后的统治中也十分重视这第四个承诺。[27]

仪式的下一个环节是同样历史悠久的敷擦圣油礼。在这个环节，爱德华需要走下舞台，来到圣坛，并除去贴身内衣以外的所有衣物，随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将用圣油涂擦他不同的身体部位。作为仪式中最神秘的环节，敷擦圣油礼在同样神秘的彩色大理石马赛克路面上进行，这段路是由来自意大利的工匠完成的，也是亨利三世的设计。这个环节借鉴了《圣经》中的先例：根据《旧约》的记载，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曾经敷擦过圣油，因此这时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唱诗班唱起了所罗门敷圣油的圣歌。传统上，这是整个加冕仪式的关键部分，通过敷擦圣油，一个普通人转变为了国王。尽管此时的爱德华已经继承了王位，但对他来说，这仍然是无上的精神体验。从这一刻起，爱德华的统治受到了上帝的庇佑，圣灵也向他赐予了礼物，也就是说，爱德华的胸部、肩部和肘部涂上了圣油，头部则涂上了更加神圣的圣膏。按照传统，圣膏在7日内都不能洗掉。[28]

最后一个环节是受封仪式。在这个环节，国王将重新穿上王室盛装，佩戴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件（统称王室宝器）。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室宝器越来越多，到了13世纪，王室宝器的重量已经让国王不堪重负。爱德华身着金色的束腰外衣，腰间佩带宝剑，披着一件金线织成的披风，手指上戴着金戒指，脚上穿着金色的靴刺。当他戴上加冕专用手套之后，就会被赐予金色的权杖和节杖。这些物品大多是13世纪制作的，但是由于亨利三世的狂热和轻信，到了1274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忏悔者”爱德华用过的真品。所以，当爱德华被赐予最贵重的王冠（这顶金质王冠上面点缀着红宝石和翡翠等珍贵的宝石）时，他也以为那是圣人爱德华用过的。[29]

因此，尽管典礼在新教堂举行，并且亨利三世也引入了一些新的细节，但是整个过程基本还是遵循了传统的方式和古老的剧本。其中也有一项真正的创新，并且被编年史作者们记录了下来（其他的细节都没有得到记录）。在戴上王冠的那一刻，爱德华立刻将它取下放在一旁，并且宣布，如果不能收回亨利三世赐予英格兰贵族和外国贵族的土地，他就永远不再佩戴王冠。[30]

通过这自导自演的一幕，爱德华公布了他将在继位初期全力执行的政策，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一政策甚至贯彻了他统治的始终：收回亨利三世丢掉的权力。在编年史作者们的记述中，爱德华只提到了土地，这是不准确的，可能消息传播有误，也可能经过了过度简化。的确，亨利三世将许多地产封赏给了英格兰和外国贵族：他亲近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如康沃尔伯爵理查、威廉·德·瓦朗斯、西蒙·德·蒙特福特等。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爱德华不可能从这些人手中收回土地，更不可能实施15世纪时颁布的《恢复法案》，一下子要求贵族返还亨利三世赏赐的所有土地。尽管爱德华想要更多的土地，但是他更倾向于通过私下谈判，从“软柿子”那里拿回土地。[31]

其实，爱德华更坚定也更可能要收回的是他的权利。编年史作者们容易把土地和权利弄混，是因为这二者通常相伴而生。[32] 在中世纪，土地所有者具有各种权利和特权，如开庭审讯的权利、征收捐税的权利，甚至可以直接绞死被抓现行的小偷。除了可以做的权利，还有可以不做的权利。比如，有些领主会宣布自己和自己的佃农有权不理会国王法庭的判决，有权不回应国王下属官员的召唤。总之，维持这样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比如，自己开设法庭就能得到法庭收取的罚金，不理会国王的法庭就意味着不用缴纳罚金。

这样的权利和特权可能历史悠久，并且受到法律认可，也可能是国王正式批准的。亨利三世就常常这样做，以换取大贵族的支持。但更普遍的情况是，贵族们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就自行享受了权利和特权，这在亨利宽松的统治时期很普遍。尤其是大贵族，他们享有过度的自由，完全不理会听命于国王的官员（郡长、法官等），封地几乎成了自己的小王国。[33]

爱德华下决心要遏制这种趋势（因此他遵守加冕时立下的保护国王权力的誓言），甚至要让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他立誓要收回亨利三世丢掉的权力）。显然，爱德华比亨利更有国王的架势，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在与蒙特福特的斗争中，爱德华树立了个人权威，这正是亨利三世所缺乏的。因此，蒙特福特能够吓倒并控制住亨利三世，却没人能够这样对待爱德华。同样，东征进一步巩固了爱德华的地位，也稳固了他和有权有势的朋友们的关系，而亨利三世并没有这样的朋友圈。东征归来的十字军战士们一起经历了大冒险的考验，他们是战友，彼此忠诚，更忠于爱德华。有了这样的支持，爱德华可以不用像父亲一样，他不用姑息纵容大贵族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短时间内，爱德华的东征激化了英格兰内部的问题。在他和一些大贵族不在的这4年里，王室政府在最需要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亨利三世在身体上和政治上都进入了最衰弱的时期，而他去世后接手的摄政政府更加虚弱，康沃尔伯爵理查和亨利王子去世后，摄政政府的权威被严重削弱。因此，英格兰国内的局势不断恶化。留在英格兰的大贵族们篡夺了更多权力，分得了更多特权。有些人已经开始相互争夺对地方的控制权。这些和爱德华的缺席一起，还引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违法犯罪率的上升。杀人和抢劫的案件越来越多，但郡长们却视而不见，法庭也没能维持秩序。爱德华意识到，必须立刻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据记载，爱德华在加冕仪式上还宣布要维护正义，只要犯了罪，即使是贵族和骑士也要处以绞刑，法官、郡长等官员禁止收受贿赂。[34]

为了达到维护正义和收回权利的目标，爱德华有心依赖曾经代替自己管理国家的官员。其中就包括罗伯特·伯内尔。伯内尔出身一般，却有着出众的能力和无限的野心。作为神职人员，伯内尔于13世纪50年代中期加入爱德华麾下，并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管理人员。到1270年，伯内尔的地位已经十分重要，于是他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候选人。但是坎特伯雷的修士们不同意这个安排。伯内尔是个管理天才，同时也十分具有个人魅力。然而，他对女士的吸引力太大了，至少拥有一个情妇和5个私生子，这些成了他升任英格兰最高神职的绊脚石。[35]

1270年夏天，事情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在此之前，爱德华曾准备带伯内尔一起东征；但是，当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出现空缺，他还是决定将深受自己信任的伯内尔留在国内。就在出发东征前，爱德华委派伯内尔和其他四人共同管理自己在国内的事务。后来，五人中有两人去世，伯内尔自然而然成了委员会的领导。后来，亨利三世去世，这位来自什罗普郡的小小神职人员开始摄政。根据官方文件的记述，“伯内尔在事实上占据了英格兰国王的位置”。[36]

爱德华回国后，大法官显然是最适合伯内尔的职务。爱德华加冕一个月后，伯内尔被委任大法官一职。我们一般会认为大法官是司法职位，事实上在中世纪，大法官的权限要远大于今天同名的大法官职位。最初，大法官更类似于今天的首相。大法官管辖着国王官署，从而控制着御玺。法令、信件、条约以及实施法律行动的谕旨都要从这个部门发出。为了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官署雇用了100位左右的职员。简单来说，国王要通过官署发布自己的意志。因此，控制官署的人必须得到国王的绝对信任，同时对其他人来说也应该是能够接近的。这些条件伯内尔都符合。尽管私德略有亏欠，但伯内尔在工作上非常勤恳认真，尤其是在确保政府的公正公平方面。一般来说，大法官也担任主教，因此伯内尔很可能继续晋升。12月初，巴斯和威尔斯主教去世，伯内尔很快就填补了这个空缺。[37]

这时，改革英格兰政府的工作已经开始。早在10月中旬，当时伯内尔刚刚上任几周，官署就发出命令，免除英格兰所有郡长的职务。郡长是国王在郡县的主要代理人，负责执行国王的命令，管理王室土地的产出。同时，郡长还负责执法和维护公平正义。在这一点上，古代英格兰的郡长和近代美国西部的治安官有相似之处。和治安官一样，郡长在自己的辖区有着极大的权力；称职的郡长总是供不应求，而不称职的郡长常常是民众抱怨的原因。因此，爱德华一上台就对郡长进行大换血，这释放出了大变革即将到来的信号。[38]

然而，郡长的换血只是第一步。就在那个秋天，爱德华和伯内尔开始了一项调查。11月，政府派专员两两结对前往郡县调研。专员们召集民众代表，并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有时问题多达50个）。有些问题旨在搞清楚国王在当地有多少土地，能提供哪些徭役，这与爱德华在加斯科涅进行的调查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次的调查比加斯科涅的调查更加深入。爱德华曾对专员们强调，自己想要得到有关郡长和郡长副手的信息。也就是说，这次调查不仅仅是针对权利和自由，同时也针对权利和自由的滥用。这也是先对郡长进行大换血的原因：只有压迫他们的人不在了，民众才更有可能揭发他们的腐败和苛政。另外，这次调查的对象也不仅限于王室政府的官员。贵族和他们的管家们也在调查范围之内。爱德华想要知道这些人有没有越权或是犯罪，从而损害到他自己以及当地民众的利益。[39]

从问题的权重来看，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查清谁损害了国王的利益。但是，由于调查了地方官员（包括王室政府官员和地方贵族官员）的行为，这次行动得到了人们的赞赏，爱德华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也被部分掩盖了。事实上，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完全把这次调查视作打击腐败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爱德华在履行自己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承诺。总之，这次行动处理得很巧妙，不仅有助于收回王室权利，纠正官员恶行，还为爱德华和他的政府赢得了大众赞誉。

这样，此次调查取得了巨大成功。专员们每到一处，都会有很多人自愿前来揭发举报。事情之所以进行得顺利，是因为过程中免去了复杂的法律程序，人们来了就可以直接口头陈述自己的不满。专员们的调查并不是以郡为单位，而是以百户邑（在郡之下，根据人口的多少和密度，一个郡至少可以有4个，至多可以有40个百户邑）为单位进行的。因此，调查的结果编纂成卷后就形成了《百户邑宗卷》。1274年至1275年的冬天，爱德华派出的专员们迅速完成了任务，形成了自200年前《最终税册》（1085—1086年钦定土地调查清册）以来最伟大的调查报告。[40]

然而，这次调查从根本上和《最终税册》不同，它的起源是1258年强加在亨利三世身上的改革方案。当然，爱德华曾激烈反对通过政务委员会限制国王的权力，但是，除了这一点，他非常赞赏改革者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在蒙特福特等人的压力下，爱德华明白了一个亨利三世终其一生都没能明白的道理，国王的权力不仅要依靠几个大贵族的支持，更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意。1258年，政务委员会上台后首先做的就是撤销所有郡长的职务，解决地方人民的不满。这也正是爱德华继位后想要仿效的。曾经，改革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改革的措施不可行。事实上，很多改革措施非常切合实际，而且易于实施，是改革者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成果。要想让这些措施取得成效，就要确保严格执行，而这正是爱德华能够保证的。这位新上任的国王已经做好了亲自整顿国家的准备。[41]

和1258年一样，爱德华的调查最终形成了新的立法。1275年3月，专员们完成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上报国王。根据调查结果，爱德华组织编纂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集结成法，在复活节后的威斯敏斯特议会会议上颁布。这一法案开宗明义，提出国王希望纠正国家内部的不良现状。法案至少有51个条款（数量是1259年《威斯敏斯特条例》条款的两倍多）。大部分条款旨在解决爱德华的两个政治目的——恢复王权，改善法律秩序。尤其是第二个目的，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强调：“国内的和平局势是脆弱的，法律被滥用，违法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人们缺乏对法律的畏惧”。因此，法案规定对犯罪行为进行更为严厉的惩罚：对犯罪者实施强制性的最低刑期，并罚以重金。但是法案中也提到了其他改善现状的方法。比如，当郡长需要组织地方武装追捕罪犯时，所有人都有义务入伍。[42]

这份法案工程庞大，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是针对《百户邑宗卷》的回应。专员们收集了大量的信息，从调查报告上交到《威斯敏斯特法案》的颁布，中间的时间太短，即使大臣们全心投入，也难以将这些信息处理完毕。从调查中的提问来看，大臣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罗伯特·伯内尔，这位爱德华东征期间的摄政大臣一定是《威斯敏斯特法案》的主要起草人，另外，其他主要大臣、高级法官和律师也参与了法案的起草。[43]

不过，法案的一些部分明显参考了调查结果。尤其是那些旨在减轻地方政府负担的条款，更是直接回应了调查中最常遇到的控诉。这次调查像是在为国家把脉，每一份调查结果要么证实了之前的判断，要么提出了新的可能，从而提高了立法者的意识。《威斯敏斯特法案》本身有着很高的价值。法案出台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福祉，减轻受压迫者的负担”（这是写在法案中的原话）。法案的开篇和结尾都强调这是爱德华加冕后出台的第一部法律，相当于先代国王颁布的加冕宪章（旨在做出正确执政的承诺，从而赢得民心）。和这些宣言相比，爱德华的法案要更进一步。整个法案的编纂经历了数月时间，其间还前所未有地征询了民意。这是有史以来最彻底、覆盖面最大的加冕宪章。

这一点从官方煞费苦心进行宣传也看得出来。在爱德华的命令下，地方法庭、城镇集市等地点均有人大声朗读法案。政府不仅向郡长和王室地产的管理者发放了法案的副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为了保险，各郡的数名骑士也收到一份备用（让他们监督郡内是否有违法行为）。在整个宣传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议会会议。这是爱德华加冕后首次召开议会会议，因此，会议的规模异常庞大。这次会议总共召集了800名代表。来自郡县的爵士、来自城镇的自由民，再加上伯爵、男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为法案的宣传形成了最大的观众群，中世纪英格兰最大的议会也就此诞生。[44]

在登基的初期，爱德华和他的大臣们就能泰然自若地左右民意、进行立法，这反映了他们对议会有着强有力的掌控。正如我们所见，在亨利三世统治初期，议会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突破。起先，英格兰国王只和身边的大贵族讨论国事，后来，他开始从郡县和市镇召集代表商议重大事项。这时，“议会”一词诞生了。亨利三世尽管是议会之父，却没能培养它成长，结果，议会变得越来越争论不休，成了解决问题的阻碍。亨利希望召集来的爵士和自由民能批准自己的财务要求，而这些人则要求亨利解决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面对这样的批评，亨利选择无视；而作为回击，议会则不同意加税。一年又一年，亨利和议员们不断自说自话，这样的闹剧一再上演。[45]

然而，爱德华继位后，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双方展开了富有意义且卓有成效的对话。爱德华没有忽视臣民的批评，而是积极地征求民意。有证据显示，爱德华鼓励参加1275年复活节议会会议的贵族和自由民们说出自己的不满，而那些提出意见的人也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在会议期间还是在会后不久，很快有专员对问题进行了处理。因此，这种征求民意秉持了《百户邑宗卷》调查的精神。不过，和之前的调查不同，这样的征求民意并不是一次性的。从此以后，正如1258年改革者们坚持的那样，议会会议开始定期举行，民众可以继续表达自己的不满，民众提出的意见被称为“请愿书”。事实上，这样的行动非常受大众欢迎，以至于快速处理“请愿书”成了议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后来，爱德华引入了对请愿书数量的控制，从而让议会有更多的时间讨论重要国事）。这样，爱德华一下子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失灵机构转变为国王和人民互惠互利的论坛。[46]

要想保住这样的友好气氛，爱德华明白必须避免像父亲那样向议会要钱。征税不仅会激起人民的敌意，对于王室的财政来说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来源。过去，亨利三世征税的要求一次又一次被议会拒绝，他的权力也一次又一次被削弱。要想避免这样的不得人心和难堪屈辱，爱德华必须找到另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解决方案就是发展贸易。13世纪的英格兰经济迅速增长，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比如，集市迅速增多；人们不断砍伐森林，开垦新的耕地和牧场；银币的铸造和流通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最能够显示英格兰繁荣的还是绵羊数量的不断增加。一直以来，羊毛都是英格兰的主要出口商品。英格兰的羊毛主要卖给佛兰德斯的纺织品生产商。到了13世纪，羊毛出口日益兴盛。无论是大型修道院还是世俗贵族，都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大量养羊，然后把羊毛卖给日渐富裕的商人阶层。如果英格兰有一个经济部门有能力为王室财政做出贡献，那一定是羊毛市场。[47]

因此，爱德华于1275年提出对羊毛征收关税。过去，英格兰几次试图对羊毛征收关税，但是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这一次的形势更为有利。首先，商人群体完全在爱德华的掌控之中。爱德华东征期间，英格兰和佛兰德斯发生了贸易纠纷，摄政政府对羊毛出口实行了禁令。但是禁令的效果不佳——爱德华曾经抱怨走私船数量太多，这让他在欧洲大陆成了笑柄。但是，禁令的松弛反而成了爱德华的优势。这意味着，爱德华回国后不仅可以加强禁令的执行力度，还能威胁惩罚曾经破坏禁令的人。一方面不想惹来爱德华的怒火，一方面希望爱德华能解除禁令，羊毛商人们早有意向探讨对羊毛出口征税的可能。在复活节议会会议期间，商人们同意爱德华对羊毛征收关税。当时，一袋羊毛含250只羊的毛，卖10英镑，税率为3%。[48]

然而，爱德华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私有化。东征期间，爱德华主要向一群意大利银行家借钱。尤其是返程期间，正是由于这些人提供的贷款，爱德华才没有破产。这样的贷款和羊毛关税一样，并非新鲜事物。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的国王们就开始偶尔向银行协会贷款，当时，意大利人几乎垄断了国际金融市场。爱德华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自己和银行业的关系变成了永久的。之前的英格兰国王，如亨利三世，也曾向意大利银行家借钱，但是没有想过怎么还钱。爱德华则和那群意大利人达成了协议——意大利人负责借钱给爱德华，而爱德华则把收取羊毛关税的权限完全交给意大利人。这是一个简单却聪明的安排：这样一来，爱德华即使遇到财政紧张也能有钱用，而银行家们也得到了还款的保障（羊毛关税的收入在每年1.1万英镑左右）。对于爱德华来说，从意大利人那里借钱代价并不低（利息在33%左右），但是只要能保证资金的流动性，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值得的。爱德华将关税和贷款两个已经存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解决了长期折磨亨利三世统治的资金短缺问题。[49]

但是还有一个无法逃避的重要问题。爱德华东征后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似乎让人意想不到，因为爱德华出发前拿到了大量资金。一方面，他将波尔多的关税收入抵押给路易九世，借到了1.75万英镑；另一方面，他于1270年艰难地取得了议会的批准，通过征税拿到了惊人的3.15万英镑。然而，这些钱仍然不够支付东征期间产生的花销。从路易九世那里借来的钱几乎全部用于支付雇用随从的合同款，而且合同也只签了一年。在之后的3年里，爱德华只得不断续签合同，光这一项就花光了从议会那里得来的税款。当然，除了这些，爱德华还有很多其他开销：租用船只运兵运马的费用，在圣地买马的费用，在阿卡修建瞭望台的费用等。最重要的是，爱德华还要维持家庭（从1273年1月起成为王室家庭）在海外期间的日常开销。爱德华还在阿卡时就开始借钱，而且返程期间越借越多，仅是从意大利人一处借的钱就有2.25万英镑之多，好在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同意爱德华向英格兰教会征收追溯税，税金总额基本可以偿还欠款。但是，爱德华欠许多债主“数不清的钱”。[50]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征税（这正是爱德华试图避免的）。这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因为它违背了爱德华加冕之初奉行的和解政策。这和征收羊毛关税不一样——由于曾经的走私行径，商人阶层需要和国王达成协议。获得征税许可的难度要大得多，这必须得到各郡县爵士阶层的同意，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做出让步的需要。和商人们一样，爵士们也参加了爱德华加冕后的首次议会会议。爵士们和其他英格兰人一样，他们也为《威斯敏斯特法案》的出台感到高兴。然而，这一法案的出台并不足以让爱德华获得征税许可。实际上，爱德华可能在第一次议会会议上就提出了征税的要求，但是没有成功。尽管爱德华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立法，却没能解决最困扰这些爵士的问题。《威斯敏斯特法案》的覆盖面尽管很广，却并没有提及英格兰的犹太人问题。[51]

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新问题。在1270年，正是通过限制犹太人放贷，爱德华才获得批准为东征征税。然而，这些规定（当然还有爱德华出发后出台的一些规定）却没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带来坏处的并非犹太人放贷本身，而是那些富有又善于投机的基督徒为了强占债务人财产而进行的可疑交易。1270年出台的规定取消了一些人的债务，从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却没有对这一不法市场做出任何限制；犹太人的债权仍然像以前一样被贱卖给大贵族，小地主们也继续像以前一样破产。总之，爱德华承诺要减轻小地主的负担，但是他的措施却没有奏效，还借此捞了一大笔钱。爵士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被骗了。因此，5年之后，他们的埋怨声更大了，也更切中要害。如果爱德华想让议会同意征税，就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犹太人问题。[52]

爱德华的解决方案非常大胆。1275年10月，爱德华颁布了新的法令，全面禁止犹太人放贷。在法令的开头，爱德华宣称：“犹太人放高利贷的行为导致了许多恶果，有些人因此失去了祖产。”这样，爱德华成功地赢得了爵士阶层的支持。这部《犹太人法案》是在10月召开的议会会议上颁布的，正是这一让步让爱德华得到了征税的批准。此次征税的税率是6.6%，收到的税款数目巨大，总计8万英镑，足以偿清爱德华东征期间欠下的债务，还能留下不少结余。[53]

当然，犹太人再次成为输家。按照新法律的规定，他们不能再从事200年前刚到英格兰时就经营的祖业，而这正是整个犹太人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失去了放贷生意的犹太人无法生存。爱德华和他的幕僚没有忽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认真考虑了为犹太人提供补偿。因此，新法案还规定，犹太人可以进行合法贸易，可以以劳动为生，也就是说，允许犹太人从商，允许他们和基督徒做生意。这一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是出于真心：在爱德华看来，自己为此煞费苦心。爱德华承认“自己和先祖们从犹太人那里受惠不浅”，并将犹太人纳入了自己的保护范围。他宣布“郡长和其他人必须保护犹太人”，还禁止“任何人危害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54]

这样，新法律承认了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在13世纪的英格兰并不普遍，但却在逐渐增强）的危害，并试图对其进行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有良知的基督徒们很难跟上宗教领袖们偏执的教导。西蒙·德·蒙特福特就是一个有名的狂热分子，他曾在13世纪60年代违反法律，鼓励支持者攻击并杀死犹太人，但是他恶毒的仇犹情绪却成了某些人赞扬的对象。比如，他曾经将犹太人从自己的封地莱斯特赶走，并称这是为了拯救自己和家人的灵魂。这一举动居然受到了当时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后来的林肯主教）的祝福。而且，蒙特福特的行为也不是个例。爱德华的母亲埃莉诺王后丝毫不在意和犹太人有经济往来，却在1275年申请将自己领地上的犹太人驱逐，并且得到了批准。亨利三世和路易九世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反犹先锋。路易是欧洲首个禁止犹太人放贷的君主（1235年），而亨利则认可了犹太人谋杀基督教儿童的恶毒谣言（1255年）。[55]

尽管《犹太人法案》默认了对犹太人的极端仇恨，它的一些规定还是强化了这种仇恨。爱德华清楚自己让犹太人和基督徒交往会招致教会的严厉批判，于是，他试图将这种交往控制在最低限度。根据法案的规定，犹太人只能生活在属于国王的城镇，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混居。为此，年满7岁的犹太人必须在外衣上佩戴一枚独特的徽章。这种黄色的徽章宽7.6厘米、长17.8厘米，形似摩西律法的两块石板。教会对这种徽章的推广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56]

因此，仅仅依靠和基督徒邻居的“合法交易”，犹太人是无法存活的，更别提取得成功了。没有人会比犹太人自己更敏锐地看到这一点。法案颁布之后不久，犹太人集体向爱德华请愿，指出自己和基督徒商人竞争的劣势，恳请爱德华允许他们和祖先一样生活。然而，他们的抗议是无效的。爱德华没有对法案进行修改，因为他的臣民已经为此支付了太高的代价。[57]

1275年秋天的议会会议结束后，爱德华离开威斯敏斯特宫前往伦敦塔，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星期。当时，伦敦塔直接显示了王权和王室新财富之间的相关性。在爱德华的命令下，这座古老的要塞按照最新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改建。首先，要塞的规模扩大了。爱德华想要把要塞设计为同轴结构，从而创造出一层套一层的多层防线。当年夏天，几百个民夫（仅仅是工钱就达到了2500英镑）把旧城壕填平，并在外围开挖新城壕，也就是今天依然环绕着伦敦塔的巨大壕沟。有趣的是，负责这一工程的是阿卡圣托马斯修道会的约翰修士。约翰修士显然是爱德华在圣地招募的，他可能也是爱德华在圣地修建工程的负责人。另外，伦敦塔的城壕只是整个改建工程的第一步。另有专家负责修建伦敦塔南部新的环形路线，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程，它将伦敦塔的地基扩展到了泰晤士河里。同时，在要塞的西边，工人开始修建一系列新门楼，从而形成了新大门。而且，除了军事上设计，生活需要也得到了考虑。王室公寓圣托马斯塔也于1275年夏天开工建造。至今，圣托马斯基本保留着当时的形态。[58]

如果说这样的权力展示有目标观众的话，那一定是伦敦市民，这群暴民曾不止一次挑战王权。从一开始，爱德华就在向他们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在英格兰的其他地方，爱德华可能选择了和解政策，但是在首都伦敦，他故意选择了恐吓威胁的脸孔。经过扩建的伦敦塔对伦敦人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警告，警告他们过去的行为不能再出现。这样，伦敦塔扩建和《犹太人法案》所代表的王权和偏狭，给爱德华继位初期的欢乐气氛带来了一丝不和谐。

这也标志着优先权的巨大转变。在伦敦东边，伦敦塔扩建工程的施工声响了起来，而在另一边，威斯敏斯特教堂则安静了下来。亨利三世尚未完工的教堂就这样被搁置。这一切都提醒着人们，爱德华的上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59]

这一新时代的初期并非没有失望和沮丧。爱德华和埃莉诺回国不久，他们活下来的最大的儿子亨利就生了重病，最终，无论是祈祷还是医药都没能救得了他。1274年10月，亨利王子去世。爱德华仅存的还不到1岁的儿子小阿方索成了王位的法定继承人。更让爱德华沮丧的是，他的两个妹妹也在1275年上半年相继去世。她们一位是苏格兰王后，一位是未来布列塔尼公爵的妻子，两人都是花一样的年龄，都曾随丈夫参加了爱德华的加冕典礼。她们的去世让典礼后的欢乐气氛变成了巨大的悲伤。[60]

除此之外，爱德华的早期统治还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几世纪以来首次有英格兰国王在和平与吉祥的氛围中继位。这种成功部分得益于爱德华本人。首先，他在多个方面采取了迅速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如广泛征求民意，针对广泛问题进行立法，创新财政改革等，从而赢得了臣民的支持。即使是过去同他不和的伦敦市民，也在加冕前夜为爱德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在加冕当天举办了欢庆的宴会（据说，宴会当天伦敦齐普赛街道的水管道里流淌的是红、白葡萄酒）。在威斯敏斯特，加冕典礼结束后举办了加冕宴会，宴会的准备工作持续了数月。王室的食材订单展现了宴会的规模：几十只孔雀、仙鹤和天鹅；几百头猪和牛；几千只鸡、兔，几千条鳗鱼。除此之外，威斯敏斯特宫也经历了扩建和重新装修（花费超过1000英镑），以便为几千位宾客提供临时食宿。[61]

任何参加宴会的客人都会为其豪华感到震撼，同样令人震撼的是世界已经向前走出了很远。这不仅仅是新王取代了先王，整个王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亨利三世已经睡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地下，康沃尔伯爵理查也已在格洛斯特郡的黑尔斯地下长眠，西蒙·德·蒙特福特的遗骸已经在伊夫舍姆修道院的教堂下葬。爱德华的舅外祖父、亨利三世时期的政坛要人彼得于1268年去世，他的弟弟、10世纪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卜尼法斯也于1270年去世。在曾经的知名人物中，只有埃莉诺王太后和威廉·德·瓦朗斯仍然在世。但是他们都不会再扮演曾经演绎过的颇具争议性的角色。[62]

随着上一代人的逝去，新一代人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35岁的爱德华正值壮年，33岁依然美丽的埃莉诺再次怀孕了。爱德华最亲密的幕僚罗伯特·伯内尔可能比国王夫妇年龄稍大一些。王廷中的其他成员也都同样年轻。在十位伯爵中，有四位在35岁左右，有四位才20多岁。年逾古稀的赫里福德伯爵很快就会被20多岁的孙子取代，到那时，43岁的萨里伯爵就会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63]

到了这个时候，爱德华等人已经在政治、军事、治理国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他们也具备充沛的活力，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有一个故事很好地展现了他们的集体特点——在加冕仪式后的宴会上，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为大家提供了一项消遣。他的100名骑士集体下马，让马儿四散而去，谁能逮到马，就是马的新主人。许多英格兰伯爵（包括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以及曾经桀骜不驯的吉尔伯特·德·克雷尔）也不甘落后，相继放出了几百匹马。[64]

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爱德华一世的加冕典礼的确充满了欢乐和喜悦，而苏格兰国王的出现告诉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前来分享了这份喜悦。

唯独威尔士亲王没来。

第5章

反叛的威尔士人

The Disobedient Prince

这可能有些奇怪（但的确很讽刺），现存的有关爱德华加冕典礼准备工作的最早证据竟然是一封来自勒韦林的信。信中，勒韦林礼貌地表示自己收到了参加典礼的邀请。由于两人在不久之前还发生过冲突，大家可能会疑惑宾客名单中怎么会有这位威尔士亲王。然而，冲突并不是二人关系的全部。[1]

之前，勒韦林的故事停在了1263年。那年9月，这位自封的威尔士亲王最终拿下了迪瑟斯和迪加努伊的王室城堡，完成了自他和英格兰开战以来的目标（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7年）。亨利三世曾在这两座城堡上花了不少钱，为的就是保住刚刚得到的威尔士北部地区。然而，1263年秋天的战火烧毁了这两座雄伟的建筑，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就只剩下一些四散的石块。攻下两座城堡后，勒韦林彻底确立了自己在威尔士的权威。[2]

如果不是蒙特福特叛乱，爱德华可能已经予以反击。就在1263年夏天，蒙特福特取代勒韦林，成了爱德华最大的敌人。然而，爱德华并没有忘记勒韦林的所作所为，更没有原谅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勒韦林为蒙特福特提供了物质支援（不过他很明智地没有参加伊夫舍姆战役），这又继续加深了爱德华对他的仇恨。[3]

英格兰内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双方长久以来的冲突正式告一段落。为了准备东征，爱德华签署了1267年亨利三世和勒韦林达成的和平协议，这也为两人首次会面提供了机会。从此，两人开始相互理解。两年后，二人再次会晤，之后，勒韦林写信给亨利三世，称爱德华的访问令他很高兴。同样，爱德华起程东征后，亨利三世在给勒韦林的信中称爱德华是其朋友。因此，当时爱德华和勒韦林的关系是友好的。而爱德华邀请勒韦林前来观礼也是出于真心，并且完全合乎情理。[4]

然而，勒韦林最终并未前来观礼。要想理解他这么做的原因及其重要性，我们需要回到1267年，也就是英格兰和威尔士达成和平协议的那一年。

1267年夏天，即使是最无知的英格兰人也发现，和威尔士讲和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要。比如，亨利三世曾经希望夺回勒韦林占去的土地，因此只愿意和对方临时停战。但是，已经持续4年的英格兰内乱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由于国内严重分裂且财政告急，亨利三世发现自己只能接受现实，承认勒韦林在威尔士的地位。1267年8月，亨利带着两个儿子前往威尔士边境，这是他第一次真诚地和勒韦林谈判。

最终，双方签署了《蒙哥马利协约》（以下简称《协约》），该 协约承认了勒韦林对其所占领土地的所有权。威尔士北部地区正式归勒韦林所有，其中也包括爱德华在比尔斯的领地（于1260年失陷）。然而，这只是协议的一部分。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英格兰国王承认勒韦林是整个威尔士的最高统治者。原来亨利主张威尔士贵族应该向自己称臣，现在他们要向勒韦林称臣。这样，勒韦林就真正成了威尔士的主人。

最后，为了匹配他的崇高地位，勒韦林得到了自己在1258年自封的称号。根据《协约》，亨利三世封勒韦林和他的继承人为威尔士亲王。这的确是威尔士领袖新王冠上的明珠，因为这是首次有威尔士人获此称号，即使是他的祖父勒韦林大王也没能获此殊荣。

因此，4天后结束的蒙哥马利和平进程成了勒韦林和其王朝统治的高潮。勒韦林和亨利三世一同前往塞文河畔的浅滩（历史上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会晤的传统地点），在那里，勒韦林向亨利三世表示了臣服。这一仪式巩固了他在威尔士的成就，也成就了他成功人生中的伟大时刻。[5]

然而，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长久和平不只需要勒韦林和亨利或爱德华的友好关系。它还需要勒韦林维持和其他邻居之间的礼貌客气，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紧邻威尔士腹地的“威尔士边境”领主们从本质上反对这样的稳定，总的来说，这些人的性情和他们所秉持的传统都让他们倾向于抢占威尔士的土地，而在1267年，抢占土地的赢家成了勒韦林，这更降低了他们愿意维持和平的可能性。在与英格兰的战争中，勒韦林把战火烧到了“威尔士边境”地区，并占领了大量土地。《协约》的起草者们已经竭尽全力去解决由此产生的纠纷，双方同意，勒韦林归还他占领的位于“边境”的土地。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例外，这让“边境”领主们十分恼怒。更糟糕的是，《协约》在某些方面保持了沉默，因为那些争议太大，不可能在《协约》中得到解决。“边境”领主们不会善罢甘休。[6]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协约》丝毫未提勒韦林和吉尔伯特·德·克雷尔（格洛斯特伯爵）之间正在发酵的矛盾。吉尔伯特是个脾气暴躁的年轻人，他的势力很大，而且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英格兰内战后，吉尔伯特更加妄自尊大，因为他是胜方唯一参加了刘易斯和伊夫舍姆两场战役的大人物。因此，他不可能无视勒韦林入侵自己位于威尔士南部的领地——1267年年初，勒韦林侵犯了吉尔伯特位于格拉摩根的领地。1268年4月，吉尔伯特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他派兵进入了争议地区，并开始修建城堡。[7]

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并破坏两国之间脆弱的和平，爱德华于1269年重返蒙哥马利，再次与勒韦林会面。在调停中，爱德华是偏向勒韦林的，他裁决勒韦林可以留下吉尔伯特的部分领地。这再次证明《协约》签署后两人关系好转。吉尔伯特得知消息后大怒。这成了他日后与爱德华不和（差点儿干扰东征计划）的主要原因，也是两人和解协议中解决的主要问题——吉尔伯特同意随爱德华东征，作为条件，亨利三世必须介入威尔士局势，解决他和勒韦林之间的矛盾。[8]

吉尔伯特最终并未随爱德华东征。1270年10月13日，爱德华出发几周后，勒韦林入侵格拉摩根，并摧毁了吉尔伯特新建的城堡。从那以后，两人之间的矛盾完全上升为武力冲突。吉尔伯特也证明了自己反击的能力。1271年，他夺回了自己的领地，并重新开始修建城堡。至今，人们仍然可以欣赏他的成就，因为卡尔菲利城堡是现存的最雄伟的中世纪建筑之一。当时，卡尔菲利城堡也是英伦三岛最雄伟的城堡（它比爱德华的伦敦塔扩建工程更早使用同心结构）。勒韦林曾发誓要摧毁卡尔菲利城堡，但是最终有心无力。到了1273年，卡尔菲利城堡几乎建成，这场争斗的胜者显然是吉尔伯特。[9]

从此，勒韦林面临的问题开始升级。他进攻格拉摩根的失败和吉尔伯特守土的成功鼓励了其他的“边境”领主。他们纷纷试图夺回自己的领地（包括《协约》判给勒韦林的土地）。比如1273年，赫里福德伯爵继承人汉弗莱·德·博恩开始与其他“边境”领主配合，进攻自己的祖地布雷肯。这明显是违反《协约》的行为。然而，亨利三世死后，勒韦林发现已经不可能严格执行《协约》。这并不是说亨利三世的去世削弱了英格兰王室政府，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摄政政府的倾向性。爱德华让罗杰·莫蒂默加入摄政政府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曾经杀死蒙特福特的莫蒂默非常强势，是掌权的好人选。但是，作为最好战的“边境”领主，莫蒂默不可能同情勒韦林的诉求。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他摄政者也不支持勒韦林，包括最为审慎的罗伯特·伯内尔。在博恩非法入侵布雷肯问题的处理上，有一封现存于世的信件展示了摄政者们纵容默许的态度：伯内尔查阅《协约》后，发现布雷肯的确割让给了勒韦林；但是，《协约》并没有明确该地区城堡的所有权。因此，博恩等人保卫城堡的行为是得当的。显然，勒韦林认为该地区的城堡和要塞也属于自己，并继续驱逐博恩等人。这一次，摄政者们占据了道德高地，反咬勒韦林的行为危害和平。[10]

这样，由于摄政者们的态度，勒韦林和“边境”领主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273年夏天，勒韦林和莫蒂默开始搞军备竞赛，二人争相在蒙哥马利附近修建或维修城堡。当摄政者们以国王的名义命令勒韦林停止在多佛温修建城堡时，勒韦林很妙地回以轻蔑：“陛下的信我们收到了，但是我们确信这封信并没有得到您的首肯。”尽管这封回信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但其中有一种感情是真诚的——“如果您在英格兰，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您是不会发出这种命令的”。勒韦林清楚，只有爱德华赶紧回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缓和。[11]

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冷落爱德华，不去参加他的加冕典礼呢？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前往英格兰对他来说并不安全。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勒韦林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威尔士本身。

今天，人们赞美威尔士未经开发的自然美景：大片的森林，汹涌的河流，巍峨的群山，成功吸引了追求美景和冒险的游客。在中世纪，这样的美景也能激起人们心中相同的情感，勒韦林的曾曾祖父就曾作诗赞美威尔士：“我热爱这里的海滩、山峰，我热爱这里的河谷、草甸。”随后，他还点出了其他值得人们喜爱的威尔士特产，包括士兵、骏马，当然还有威尔士的美女。[12]

显然，勒韦林也有同感。然而，对于志在将威尔士打造为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人来说，威尔士的景色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另外一位语言更为平实、逻辑更加缜密的12世纪作家曾经准确地总结了威尔士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高山、深谷、密林、河流，以及与英格兰交界的地区，威尔士的交通十分不便。”这样的自然条件阻碍了当地的交通交流，从而降低了政府管理的效率。简而言之，威尔士的自然条件更适合分裂而非统一。[13]

对于威尔士的统治者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威尔士的经济（也是当地自然条件造成的）。高山与森林也许能够激发人们的诗性，却不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在去世前，勒韦林曾在一封信中承认这一点，称英格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威尔士则土地贫瘠，一片蛮荒。当然，一定海拔以下的山地可以用来放牧，而畜牧业正是威尔士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威尔士在许多其他方面都非常落后，比如，威尔士境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城镇，货币的流通量也非常有限，而为数不多的钱币也来自英格兰。勒韦林统治时期，威尔士的经济有了起色，部分原因是他和他的上一代对贸易的鼓励。然而，改变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成果也不是一两天就能见到的。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勒韦林一年的关税收入只有17英镑，这连普通领主的收入都够不上，更别提君主了，而当时英格兰每年的关税收入在1万英镑左右。[14]

如果勒韦林王位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威尔士的贫穷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不幸的是，勒韦林为《协约》的签署付出了巨大代价。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得到亨利三世的承认，勒韦林开始向对方支付大量金钱。1267年，勒韦林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但代价是向英格兰支付2.5万马克（约合16667英镑）。对此，勒韦林同意先支付5000马克定金，剩下的以每年3000马克（2000英镑）的速度付清。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对其收入极端乐观的基础上。据乐观估计，当时勒韦林的年收入在6000英镑左右。因此，他每年至少要放弃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更多），而在当时，面对扩大了的领土，他还要额外支出国防费用（修建要塞、城堡等，如多佛温）。[15]

简而言之，勒韦林将王位以无法想象的高价抵押了出去。早在1270年，他就出现了还款困难的情况，到了1271年，还款已经完全停止。爱德华返回英格兰时，勒韦林已经3年没有还款了。当然，他不会承认这是因为自己遇到了财政困难，而宣布这是由于英格兰没能解决领土纠纷而进行的政治反击。1274年2月，勒韦林给摄政政府写信称：“我们随时可以付钱，只要你们能让博恩等人归还非法占领的土地。”但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在之后的日子里，勒韦林越来越多地采用敲诈的方式敛财，从而激起了民怨。有关勒韦林在1274年曾拥有大量钱财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当时整个威尔士已经被他搜刮一空，根本没有能力还钱。因此，勒韦林需要和英格兰重新谈判，这也解释了他拒绝参加爱德华加冕典礼的行为。[16]

出于同样的经济原因，爱德华返回英格兰时，决定对勒韦林采取非常容忍的态度。爱德华因为东征欠下了巨额债务，因此只要能拿到钱，他愿意忽略勒韦林对自己的冷落。早在1272年12月，摄政政府就曾写信给勒韦林，并强调爱德华急需他赶紧还钱，因为爱德华欠了很多人一大笔钱。在返回英格兰的第二年春天，爱德华曾给负责解决“边境”争端的什罗普郡郡长写信，强调不要给勒韦林不遵守《协约》付钱的理由，并敦促这位郡长谨慎行动，确保勒韦林的要求得到满足。这其中的逻辑非常清晰：如果勒韦林没有抱怨的理由，他就没有借口欠钱不还了。[17]

尽管两人对每年的纳贡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但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并非完全不可能。原则上爱德华并不反对就还款进行重新谈判（比如，爱德华在登基初期，曾催促一些英格兰大贵族纳贡，但是也对他们设置了合理的付款期限）。1274年秋天，就在加冕典礼结束几个月之后，爱德华和勒韦林计划在什鲁斯伯里会面。假如会面如期举行，两人可能就会通过友好的调解解决争端，几年前发展出的友谊也会重新点燃。然而，爱德华因病取消了会面。几天之后，勒韦林发现自己的困难远比想象中严重。[18]

总的来说，勒韦林清楚自己在威尔士（尤其是某些地区）的声望正在下降。在1274年早些时候，勒韦林揭露了一起由勒韦林·阿普·奎农农主导的针对自己的阴谋。作为波厄斯的领主，奎农农一直反对格温内思的扩张，并对不得不屈服于勒韦林代表的勒韦林家族感到愤懑。奎农农为自己的不忠付出了代价，在勒韦林的逼迫下，奎农农不得不交出了部分土地和自己的儿子，当作未来忠诚的保证。然而，勒韦林的惩罚还是太过温和，这说明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背后阴谋的规模。到了11月，在听了奎农农之子的供词之后，勒韦林才明白奎农农所图甚大。原来，奎农农等人不仅计划让波厄斯独立，还计划杀死勒韦林本人。而且，这群人的真正头目也不是奎农农，而是勒韦林自己的兄弟戴维兹。[19]

戴维兹是勒韦林的弟弟。现代威尔士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很低，因为他曾多次叛国。早在10年前，他就曾背叛勒韦林，在与英格兰的战争中倒戈支持爱德华；更早一些，在争夺格温内思的统治权时，戴维兹也是支持大哥欧文，站在了勒韦林的对立面。然而，尽管两次选择都没有成功，戴维兹还是获得了原谅，并且得到了封赏。1256年，勒韦林将刚刚攻下的威尔士北部地区封给了戴维兹；1267年，两人再次和解，勒韦林再一次将这片土地赐予戴维兹。[20]信誉上劣迹斑斑的戴维兹能够得到如此优待说明了勒韦林的纵容，甚至是轻信。不过，勒韦林一直在与威尔士古老的遗产分割制（根据这种制度，即使是像戴维兹一样的小儿子也有权分得祖产；在统一威尔士的道路上，这种制度和高山林海一样，都是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做斗争。他将北部的土地分给戴维兹，未尝不是希望对方能够放弃争夺祖地格温内思。现在到了1274年，勒韦林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策略失败了。戴维兹仍然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并且相信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其他不满的威尔士人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奎农农。

在1274年，勒韦林的当务之急不是发现弟弟的背叛，而是解决这次背叛带来的影响。勒韦林等人的阴谋暴露后，戴维兹和奎农农立刻逃到了英格兰，这立刻导致了两国关系恶化。[21]勒韦林要求英格兰立刻交出两名谋反者，并称收留这两人的行为违反了《蒙哥马利协约》。事实上，这并不违反《协约》：勒韦林的确承诺了不收留英格兰的逃犯，但英格兰一方只是承诺不为勒韦林的敌人提供物质支持。无论如何，勒韦林的要求是否合法并不重要。爱德华认为，戴维兹和奎农农是他谈判的重要筹码，他可以利用二人反驳勒韦林有意不缴纳还款的说法。说得更明白些，由于在1274年到1275年的冬天勒韦林还没有对爱德华进行宣誓效忠，爱德华对勒韦林并不存在任何义务。[22]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勒韦林犯下了最大的错误。正如我们所见，勒韦林原则上并不反对英王拥有更高的权力。在1267年的蒙哥马利，他非常乐意对亨利三世表示臣服。这种情况下的臣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勒韦林的前辈们和威尔士的其他领主们早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正如马修·帕里斯曾经反问的那样：“谁不知道威尔士的国君只是英格兰国王的属臣？”[23]

然而，自亨利死后，勒韦林就开始把自己的属臣地位（和纳贡问题一起）与领土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没有向爱德华宣誓效忠。1273年早些时候，摄政政府曾派大使前往两国边界要求勒韦林效忠，但是后者根本没有出现。

值得称赞的是，爱德华并未过分重视勒韦林的失职，正如他选择忽视对方没有参加自己的加冕典礼一样。爱德华希望两国恢复友好，也希望勒韦林能够按规定缴纳欠款，这意味着他将尽一切可能来解决问题。1274年，爱德华已经做好了前往两国边界会见勒韦林的准备，最后由于生病不得不取消会面。1275年，爱德华再次做好了会见勒韦林的准备。1275年夏天，爱德华和王廷北上切斯特，并要求勒韦林也前往切斯特对爱德华宣誓效忠。[24]

勒韦林没有出现。他在信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戴维兹和奎农农藏在英格兰，自己前往英格兰并不安全。这显然不是信口编造的借口：这封信就是在两国边境附近写的，看起来勒韦林是希望爱德华能够赶去那里和自己会面。[25]

然而在爱德华看来，勒韦林的行为非常过分。勒韦林暗示王廷不安全是对自己的侮辱，这意味着他认为自己的话不可信。更令爱德华不快的是他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勒韦林的效忠应该是无条件的，并不存在争论协商的余地。然而勒韦林的意思似乎正相反：只有爱德华补偿他在“边境”地区所受的委屈，他才愿意宣誓效忠。[26]

爱德华无法容忍这样的抗令行为，他不会像亨利三世一样允许有人不尊重国王的权威。在切斯特空等了一周之后，爱德华开始南下。据威尔士编年史作者的记载，爱德华非常愤怒。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打破了常规，并且很给勒韦林面子了，然而得到的却是勒韦林的羞辱。在之后写给教皇的信中，爱德华是这样说的：“我委屈了自己作为国王的尊严，竟然专程前往威尔士，以便他能够宣誓效忠。”[27]

切斯特事件是爱德华和勒韦林关系由好变差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们的个人关系就很难恢复了。离开切斯特之前，爱德华直接要求勒韦林在下个月到威斯敏斯特和自己见面。勒韦林当然没有去——现在轮到他的尊严受到威胁了。[28]

然而，尽管爱德华非常愤怒，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惩罚措施。当初《蒙哥马利协约》的签署经过了漫长的谈判，而且勒韦林为此仍有巨额债务需要偿还。出于自尊心，爱德华并未继续向勒韦林表示友好，但是在11月末，他仍在给边境领主们写信，敦促他们不要和勒韦林发生冲突，并且明确提出希望这一地区的和平能够维持下去。但是，勒韦林的一次挑衅行为让爱德华改变了想法。[29]

在1275年的某个时间（具体时间不明），勒韦林决定结婚。从理论上来说，这大概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当时的勒韦林已经50岁出头，但仍然未婚，因此也没有儿子能够继承王位。他的继承人是背叛了他的戴维兹，可能正是弟弟的背叛激起了勒韦林结婚的念头。

然而，勒韦林的婚姻的确为英格兰-威尔士关系下了定论，因为他想要娶的人是埃莉诺·德·蒙特福特，也就是已故的老蒙特福特的女儿。这样的安排可能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蒙特福特仍然掌权，而勒韦林是他的盟友。现在，联姻的事被再次提起，这注定会引发两国的矛盾。这一方面是对爱德华收留威尔士逃犯的报复，一方面是想要重新点燃英格兰内战的余烬。1275年年末，埃莉诺秘密从法兰西出发，但在公海上被爱德华派人拦截。英格兰人在船上发现了蒙特福特家族的旗帜和武器。[30]

爱德华对此的愤怒不难想象。现在看来，蒙特福特家族的势力已经没落，但是在当时来看，这一点并没有那么明显，人们对内战记忆犹新，而战火重燃正是英格兰政府所害怕的。更重要的是，仅仅是提起蒙特福特这个名字就已经戳中了爱德华的痛处。它不仅让爱德华想起了自己在蒙特福特手下的屈辱时光，更让他想到了堂兄亨利的惨死。爱德华采取了行动。埃莉诺在温莎被关了3年。陪同她前往威尔士的兄弟阿莫里被关进了科夫堡的监狱，直到6年后才被释放。然而最重要的是爱德华对勒韦林进行了报复。他放弃了维持和平的努力。1276年年初，爱德华开始鼓励边境领主们对威尔士展开攻击，并且为戴维兹等人提供了物质援助。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冷战开始了。[31]

全面战争也已提上日程。同样是在1276年年初，爱德华对勒韦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于4月前往威斯敏斯特宣誓效忠。爱德华警告勒韦林，如果后者未能前来，他将把此事交给议会处理，暗示将请议会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勒韦林自然是没有赴约。1275年夏天，正是因为错误地认为爱德华想要发动战争，他才没有前去切斯特赴约。然而爱德华的最后通牒正好让勒韦林确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怀疑。[32]

从勒韦林的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想发起战争。在爱德华负气离开切斯特的当天，他就给教皇写信，希望他能从中调停，避免两国再起纷争。另外，在接到爱德华的最后通牒后，他还接触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比，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勒韦林一直在尽力维持两国边境的和平（尽管边境领主们已经对威尔士发动了袭击）：“我命令威尔士贵族和其他威尔士人不得进入爱德华和边境领主的领地。”其他证据也表明了这些话的真实性。这些努力说明勒韦林是出于真心希望两国保持和平。[33]

然而，勒韦林还想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他在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强调了自己的克制，但在写给爱德华的信中，他只是抱怨了边境领主的行为，并要求爱德华为自己主持公道。[34]尽管他声明希望和平是出于真心，但他的行为还是让人有相反的感觉。尽管近年来他在外交上经历了失败，但他早年在军事上却颇为成功。他曾用声名远播的武力打败了自己的弟弟和敌人——英格兰人。20年前，进入威尔士的保王党人没能把他赶走，爱德华也曾多次威胁要对他开战，却没有一次成功。勒韦林曾经的胜利给了他自信。他不想要战争，但是显然，他也不惧怕战争。

于是，战争真的来了。尽管勒韦林没有前往威斯敏斯特，爱德华还是选择了暂时按兵不动，这可能是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影响，大主教依然认为事情可以和平解决。但是，到了1276年秋天，爱德华不准备继续等下去了。11月12日，秋季议会会议即将结束，爱德华和议员们商量过后，决定出兵。议会宣布勒韦林是反叛分子，是阻碍和平的人，爱德华和英格兰军队应该对他进行打击。[35]

即使是这样，战争依然可以避免。英格兰不会在冬天进攻威尔士，因为英军要到次年夏天才能集结。这样长时间的延迟有可能是故意安排的结果，这是对仍旧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做出的让步。不管怎样，爱德华给了勒韦林一个和解的机会。

勒韦林自然立刻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案。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提出的条件非常优厚。1277年年初，他提出，如果爱德华能够原谅他，他将支付1.1万马克（约合7333英镑）。但是，勒韦林的恳求依然夹杂着要求：他希望《蒙哥马利协约》能够再次得到确认，它的条款能够得到遵守；同时，他希望爱德华能够释放埃莉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勒韦林只愿意按照自己的主张投降，这是爱德华无法接受的。随着清算日临近，勒韦林的反抗之心依然存在。1277年年初，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使者从威尔士归来，他终于放弃了调停。2月10日，勒韦林被开除教籍。直到2月21日，勒韦林才在写给爱德华的最后一封信中近乎同意无条件投降。

“我向上帝发誓，和那些挑拨的人相比，我对您的敬爱更加真诚、更加忠诚、更加密切。”勒韦林这样写道。

“和他们相比，我对您更有价值。他们不过是想要利用您的战争满足私利。”这是勒韦林的结论。[36]

然而，一切已经太迟，战争已经开始了。

就在勒韦林写信为和平做最后努力的时候，他的敌人已经开始向威尔士进军了。尽管爱德华本人亲自率领的部队到夏天才能集结，但是他还有许多其他资源能够利用。1277年1月，爱德华前往伍斯特监督其他部队的部署。[37]

其中一支主要的部队就是爱德华的私兵。爱德华继位以后，其私兵规模已达600人。中世纪的君主们和如今的国家元首一样，他们出行总是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因此，爱德华的私兵在衣着上非常讲究。据记载，他们每年两次发放制服。爱德华去哪儿，私兵们就跟到哪儿。由于花钱能力惊人，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大批的商人、戏子、乞丐、妓女。这支队伍不断在英格兰巡游，就像一支小型军队。[38]

这样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其中许多人并不承担军事任务（如厨师、车夫、神职人员、马夫、医生、裁缝、猎人等），但那些穿着制服、骑着骏马的骑士却不一样，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战斗。在和平时期，他们是国王的保镖，同时也是一支常备军；在战争时期，这些国王身边的精英士兵可以成为任何一支部队的核心。级别更低的绅士和军士也是如此，他们平常可能是国王的仆人，但是上了战场就是士兵。这些人的数量会发生变化，但是骑士的数量大概在50人左右，绅士和军士的数量在100～150人之间。这意味着在国王的家仆中，有三分之一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调度部署。在1277年1月的环境下，这意味着爱德华可以调动40名骑士和70名绅士为即将到来的威尔士战争展开行动。[39]

爱德华家仆的规模和其中军人的比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在当时十分平常：亨利三世的扈从数量也差不多。战斗也许是这些骑士存在的终极理由，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功用，比如作为特别部队介入偏远地区的事务，或者作为外交使团出访他国。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养着这样一群人。然而，如果说亨利三世的随从和爱德华的随从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使命感和名声了。爱德华手下的骑士很有集体荣誉感，这是在他们共同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从爱德华年轻时就跟在他身边。他们曾一起参加过比武大赛，共同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并走完了东征的征程。他们彼此间以及与爱德华之间都存在着友爱与忠诚的强力纽带。

爱德华为这次战争挑选的指挥官也和他有着类似的关系。爱德华曾经和一群骁勇善战的贵族建立了友谊，现在，他们成了爱德华的军事资源。其中，罗杰·莫蒂默被指派为威尔士边境中部地区王室军队的指挥官，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莫蒂默驻扎在蒙哥马利，他的角色就决定了他将继续和勒韦林之间的私人冲突，当然，这次他有爱德华的支持。对他进行支援的人同样也曾是爱德华的扈从。比如，罗杰·克利福德既是莫蒂默的邻居，又是爱德华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他的登场还要追溯到20年前爱德华第一次和勒韦林开战，后来，他一路追随爱德华，并在东征的路上度过了50岁生日。奥托·德·格朗松和约翰·德·维西也被派去驻守威尔士边境中段，他们同样是久经考验的十字军战士。同样参加过东征的还有佩恩·德·查沃思，他被爱德华派去驻守边境南部，并且从1276年春天就开始以基德威利城堡为据点对勒韦林进行骚扰。和其他人相比，沃里克伯爵威廉·德·博尚担任边境北部指挥官的资格稍有不足。博尚和爱德华差不多年纪，他在内战中支持保王党，并在最近代表爱德华和勒韦林谈判，这些让他得到了爱德华的赞赏。事实上，在威尔士战争中担任要职的人里，只有27岁的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没有军事经验。莱西曾在埃莉诺王太后身边长大，他和爱德华的亲密不言而喻，这也是爱德华任命他做指挥官的原因。[40]

因此，除了莱西，爱德华指定的指挥官们都曾经为自己的岗位职责做过演练。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爱德华对勒韦林宣战意味着这个13世纪60年代形成的小团体即将重操旧业。他们都是爱德华可以信任的人。1277年1月末，在最后一次征求了盟友们的意见之后，爱德华离开了边境地区，把整个前线完全交给盟友们管理。[41]

英军立刻从各个方位发起进攻。查沃思从南线的卡马森城堡出发，进入了20年前威尔士人大败爱德华的地区，同时，博尚在戴维兹的协助下，从切斯特基地攻入波厄斯，并在迪纳斯布兰堡遭遇了顽强抵抗。然而，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中线，勒韦林为了抵挡莫蒂默从蒙哥马利发起的进攻，在中线布以重兵。莫蒂默的目标是勒韦林刚刚修建的多佛温城堡。而勒韦林则决意抵抗到底。[42]

就在盟友和私兵们向威尔士进攻的同时，爱德华开始为夏季的亲征做准备。首先是精神上的准备。尽管前线刀光剑影，爱德华却来到了静谧的东英吉利乡下，准备前往沃尔辛厄姆、布罗姆赫姆、圣菲斯的圣坛祈祷。不过，爱德华的心思还是被战争所占据。就在朝圣路上，他命令迪恩森林的圣布里弗尔斯制作20多万支弩箭。同时，他还派人前往法国购买战马，并从修道院征用马车，用来向威尔士运送帐篷。之前由于缺乏准备，亨利三世针对勒韦林的战争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爱德华决心不再犯父亲犯过的错误。[43]

1277年5月，爱德华回到了威斯敏斯特，当时议会里传遍了前线胜利的消息。通过武力和谈判，查沃思已经占领了威尔士南部：他写信告诉爱德华，当地的威尔士领主们已经准备前往英格兰向爱德华宣誓效忠。博尚和戴维兹等人也已经收复了波厄斯全境，迪纳斯布兰堡已于5月10日失陷，前领主奎农农收回了自己的领地。最具象征意义的胜利发生在中线。在围困了多佛温一星期之后，莫蒂默等人于4月初将其拿下（至今，多佛温城堡的石墙上仍能看出撞击的痕迹）。5月中旬，莫蒂默给爱德华写信，汇报勒韦林势力在边境地区的全面崩溃。前线战况异常顺利，以至于几个指挥官（如查沃思、克利福德和维西）能够离岗亲自参加议会会议。在短短几个月里，英军收复了之前被勒韦林夺去的所有土地。在威尔士南部和中部，由于厌倦了勒韦林的横征暴敛，成群结队的威尔士人放弃了抵抗，甚至准备反过来和勒韦林作战。现在，英军的任务就只剩拿下格温内思活捉勒韦林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最后的冲锋号即将吹响。经过精心安排，爱德华已经准备就绪。[44]

7月3日，爱德华抵达伍斯特，见到了已经集结完毕的部队。6个月前，他曾在这里部署由自己私兵组成的精锐部队。如今，等候在伍斯特的是爱德华能调动的所有骑兵。也就是说，全英格兰的贵族带着全部的兵力倾巢而出。

诺曼征服以后，直接由国王分封土地的英格兰贵族都有义务在战争时按照国王的要求为其出兵出力。1277年夏天集结在伍斯特的部队也是在爱德华的要求下赶来的。他在宣布勒韦林为反叛分子的当天就要求全国受他分封的贵族带着马匹和士兵赶往伍斯特。[45]

如果爱德华仅仅依靠义务兵役，那么他的骑兵队伍不会那么庞大。领主们提供的士兵数量取决于其封地的大小和财产的多少，但是，由于不久前发生的变化，领主们的领地并不大，因此能够提供的士兵数量也不多。在这之前的几百年里，兵役的负担一直很重：诺曼征服时期，也就是约200年前，如果国王有要求，他的臣属必须给他提供几十个骑士。在亨利三世统治期间，长期存在的兵役负担大幅度减轻，这主要是由于骑士武器和盔甲的成本不断升高。因此，许多贵族可以只身服兵役，或者再带上一位随从。即使是伯爵这样的大贵族，也只需要提供数量为个位数的骑士。[46]

然而，爱德华很幸运，他的臣属和他一样，乐于豢养大批扈从。根据规定，伯爵在服兵役时只需带上6名骑兵，但是出于自尊心，他往往会带几倍于要求人数的随从出征。大部分随爱德华出征的伯爵至少有30名骑士或绅士跟随，有的甚至多达60名。其他贵族的随从数量也远高于规定。因此，整支骑兵部队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规定大小，达到了1000人。[47]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伍斯特等待。爱德华入侵格温内思的部队分为两支：一支将从卡马森北上，另一支则从切斯特向西推进。也就是说，博尚（驻扎在切斯特）和佩恩（驻扎在卡马森）的部队应该留在原地，而不是前往伍斯特。但是，这两位指挥官即将被人取代。集结在伍斯特的部队分流后，前往南部的部队由爱德华的弟弟埃德蒙（兰开斯特伯爵）指挥。由于爱德华之前的慷慨赠予，埃德蒙是威尔士南部最大的领主，卡马森正是他的领地，因此由他担任南军的指挥官最为合适。[48]

埃德蒙的位置虽然重要，但实际上起的是协助作用。伍斯特的部队只有一小部分受他指挥，骑兵总人数在200人左右。大部分骑兵（超过800人）一路北上，前往切斯特。他们是打击勒韦林的主要力量，而这支部队的统帅正是爱德华本人。[49]

7月15日，爱德华抵达切斯特。这座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的老城此时容纳了几千人的外来人口，显得非常忙碌。与国王同时抵达的还有在五港靠岸的18艘舰船。船上的乘客都是来履行义务随爱德华出征的。后来，英军又租用了一些船只，整个船队的规模达到了35艘。在切斯特城内驻扎了700多名水手、800多名骑兵，马匹的数量还要更多。[50]

然而，比水手和骑兵总数还要多的是步兵。爱德华抵达切斯特时，步兵人数接近3000。步兵的组成也比较复杂。有些人显然有战争经验。其中，260名弩手明显是步兵中的精英，因为他们持有当时最致命的武器。但剩下的人基本上是个大杂烩，有些人的装备和战斗技能基本合格，还有人两者都不具备。和其他人不同，步兵没有正式义务随国王出征。根据法律规定，这些地位低微的自由民自备头盔、长矛和棉甲，但是他们只负责地方自卫。他们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一天两便士的报酬（弩手是一天4便士），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很不错的收入了。[51]

我们不知道郡长和其他政府官员入村征召步兵时是否使用了强迫和胁迫的手段。有时候这种强迫是经济上的，因为对于穷人和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来说，这样的报酬难以拒绝。还有一种人是被强制征召入伍的，但是很显然，以这种形式入伍的步兵的素质糟糕。素质最高的大概是有过战争经验的弩手，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大部分人）的装备只有刀和剑。不管怎样，在1277年夏天前往切斯特的3000人里，没有几个人和国王身边的骑士一样对这次战争抱有巨大的热情。[52]

这样一来，切斯特变得很热闹——但是还不够热闹。我们没有目击者的证词，只能依靠政府的财政记录（尽管详细却很枯燥）进行推测。但是，从这些财政记录可以看出，爱德华等人抵达切斯特时，对博尚等人的准备工作并不十分满意。以最基础的粮草为例，到7月中旬的时候，切斯特应该已经为驻扎在当地的几千名士兵和几千匹战马准备了一些粮食。早在1月，柴郡的官员就已经开始以爱德华的名义在当地征收谷物；2月，爱德华亲自下令爱尔兰官员在仲夏前向切斯特运送1600夸脱（约重181千克）谷物；而且，在7月17日，也就是爱德华抵达切斯特两天后，他下令向9个英格兰郡县征收新鲜谷物。“其他困难最终能够解决，但是粮草供给只能靠提前储备来确保。”罗马将军维格蒂乌斯在《兵法简述》中这样说道。这本书是埃莉诺王后在东征时送给爱德华的，爱德华也一定学习了其中的战术。当然，书中并没有提及应该储备多少粮草。这种经验只能从过往的经历中习得，而过去的经验告诉爱德华，1277年夏天的粮草储量还远远不够。[53]

除了粮草，军队的规模可能也不够大。3000名步兵对于攻打威尔士来说可能少了点儿。对此，我们要谨慎推断，因为现存的资料十分有限。也许爱德华是希望随着部队向前推进，步兵的人数能继续增加。但如果是这样，就很难解释他提前集结所有骑兵和舰船的行为。英格兰贵族和五港同盟都有义务协助爱德华，但是这种义务是有期限的。骑兵兵役只有40天，港口的义务只能持续两个星期。当然，爱德华可以通过支付报酬或请求对方帮忙，从而延长两者对自己的协助，但是他的请求很可能无人理睬。[54]

总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再过几个星期，爱德华追随者的义务就会到期。到时候，他们很可能决定回家。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不得不尽快开战。抵达切斯特一周后，爱德华率军越过边界进入威尔士。[55]

爱德华的部队没有遇上勒韦林。春天发生的种种以及多佛温城堡的陷落都说明勒韦林的资源无法和爱德华相比。即使是在权力巅峰，勒韦林能够调集的骑兵也只有300人，而且他们的装备也比不上爱德华手下的骑士（后者普遍配有良种战马、重甲、锁子甲、佩剑与长矛）。战争爆发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经济上的差距变得十分明显。勒韦林根本没有舰队，也没有钱租用舰船。他没有能力从加斯科涅运来弩手，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几乎无限的弩箭。他的资源相当原始，面对的却是13世纪的强国英格兰。因此，直接对抗是不可能的。[56]

但是，即使不正面对抗，勒韦林也有办法击败英军。只要他能利用好威尔士的地理条件。需要重申的是，威尔士境内交通不便。沼泽、森林、高山阻碍了勒韦林的扩张大业，但也成了他权力核心的保护伞。另外，通过人工修筑工事，勒韦林将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翻了倍。早在1257年英军入侵威尔士时，勒韦林就成功阻碍了英军的推进：在浅滩上挖洞，在草原上翻土，毁掉渡河的桥梁，这些措施导致英军几乎无法前进。他甚至破坏了威尔士境内的磨坊，避免英军利用磨坊磨面增加补给。[57]

毫无疑问，1277年的勒韦林也做了相似准备。但是，这次英军将遭遇比以往更大的困难。迪瑟斯和迪加努伊城堡被毁，这意味着爱德华失去了安全的据点。切斯特以西都是敌人的地盘，英军没有任何避难场所。在这种恶劣且不利的情况下，即使是最伟大的军队也会陷入困境。这时，周边的寂静就可能被偷袭打破。威尔士人可能缺乏先进的武器，但是他们勇猛好斗。身穿皮甲、手持弓箭长矛的威尔士士兵善于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攻其不备，从而造成严重破坏，然后再迅速退回崇山密林之中。几个世纪以来，威尔士人一直以这样的游击战术击退侵略者，而这正是小国击败强国的正确策略。[58]

爱德华决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很清楚地形带来的挑战，并准备采取迂回战术。爱德华计划的核心就是修筑更多更加坚固的城堡。早在6月，政府官员就征召了几百名石匠、木匠、挖掘工和伐木工。这些工人和大军一起前往威尔士。他们的第一站是迪河入海口。工人们把这里命名为弗林特。很快，修建城堡的工作就开始了。弗林特城堡的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59]

修建城堡首先考虑的是它的防护功能。当时，共有1850人参加城堡的初期修建，其中一多半是挖掘工，他们在城堡周围凿出一条大沟，为的就是保护爱德华和他的追随者们。施工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在建设初期，主要的建筑材料是木材，木匠和石匠的人数比超过2∶1。[60]

尽管用工量巨大，城堡修建时却没有足够的材料。7月末，爱德华已经抵达弗林特超过一个星期，而柴郡仍在砍伐木材，为城堡准备建筑材料。因此，爱德华不得不返回切斯特加快木材的运输速度。爱德华返回切斯特的路程很短，这说明战争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距大军集结已过去近一个月，距战争开始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但爱德华仅仅向前推进了19千米。[61]

南线战场的进展更为顺利。7月10日之后，埃德蒙率部从卡马森起程，并在两周的时间里向前推进了80千米。7月25日，埃德蒙等人抵达阿伯里斯特威斯，他们的目标是威尔士西部海岸。当然，和爱德华相比，埃德蒙的推进更为顺利，因为威尔士南部的地形不那么险峻，而且这一地区早在上一年就已经投降。当时没有归顺爱德华的威尔士领主已经逃往北边和勒韦林一起躲藏在斯诺登尼亚山区。这样，英军轻而易举就占领了大片土地。到了7月末，埃德蒙除了巩固战果几乎无事可做。8月初，他开始在阿伯里斯特威斯修建城堡。为了加快修建速度，工人和建材都是从布里斯托尔港运来的。[62]

同一时间，威尔士北部也在进行类似的航运活动。大量的圆木从切斯特运往弗林特，其中有些是利用特制的木筏运输的。在城堡的工地上，为了鼓励工人加快进度，爱德华开始发放奖金。当时，五港同盟水手们的义务期限已到，爱德华必须花钱雇他们工作，这无疑加重了指挥官们的紧迫感。[63]

然而，即使爱德华非常担心不断攀升的成本和迅速流逝的时间，他也没有表现出来。爱德华自然是希望早点儿结束威尔士的战事，他在8月上旬的行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巡视了征用工作最为繁重的威勒尔半岛和默西河口地区。然而，他的巡视也展现了他的自信，这样的自信从容能够让他在资源紧张的时刻继续扩展资源，而且是朝着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64]

当时，爱德华修建西多会修道院的誓言依然没有实现。他在东征前给修道院指定的地址达恩霍尔并不适合建筑施工，于是这件事就拖了下来。现在，就在另一次军事行动开始前，爱德华决定要把修道院的修建重新提上日程。因此，8月上旬，他暂时放下了后勤补给方面的担心，前往柴郡东部。8月8日，爱德华在诺斯威奇停了下来。第二天，他和众人来到了韦弗河岸边的空地，也就是修道院的新地址。

修道院奠基的场面很宏大，也很肃穆。在一众大贵族的陪同下，爱德华为祭坛垒下了第一块石头，埃莉诺王后垒下了第二块和第三块，为她自己，也为他们的儿子阿方索。接下来，贵族们也加入进来，包括格洛斯特伯爵、康沃尔伯爵、萨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罗伯特·伯内尔主持了弥撒，强调此举出于虔诚，旨在为在威尔士的行动赢得上帝的保佑。同时，此举也大胆地展现了爱德华的实力。这座修道院将成为不列颠最大的修道院：它的规模大于约克郡的方廷斯修道院，与亨利三世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相当。爱德华将其命名为王室溪谷，以彰显其自主、财富与荣誉。[65]

随着爱德华返程的临近，弗林特的工地日夜赶工。从切斯特运来的圆木已经抵达，工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就在爱德华为修道院奠基的当天，又有300名挖掘工从林肯郡赶来。为了避免他们中途逃跑，这些人由军人押送来。下一步，爱德华将率军穿过四坎特雷夫区的腹地。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行军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危险。爱德华当然不愿意冒险。在出发前，他派工人先去砍树开路，并且派了弩手跟随保护，他的私兵则负责监督。这样，爱德华在森林中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称其宽阔真的不是夸张。几年后，爱德华在英格兰也开辟了这样一条路，在道路两边61米的范围内，工人们清除所有的树木杂草，还对地面做了平整处理，为的就是让敌人无处可藏，从而避免被偷袭的危险。这让人们想起了爱德华在威尔士修建的道路——整整122米宽，是三车道公路的4倍。[66]

因此，到了8月18日爱德华返回弗林特的时候，一切基本准备就绪。步兵的数量终于上升到可以一战的程度。林中道路的修建也进展顺利。爱德华终于可以大举进攻了。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场战争究竟要打到什么程度呢？是完全征服格温内思，还是惩罚一下勒韦林就算了？有一个人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是戴维兹·阿普·格鲁福德。这名背叛了勒韦林的威尔士贵族一开始非常高兴爱德华能够支持自己向勒韦林索要财产，但是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这其中隐含风险。英格兰一旦参战，就会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大军占领了土地，那英格兰王室和贵族自然要分一杯羹。对此，沃里克伯爵曾写信给爱德华，称戴维兹的不满情绪越发严重，他认为自己没有分到应有的钱款和战利品。

爱德华开始留心此事，并且发正式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以此消除戴维兹的疑虑。根据这份声明，英军的目的就是彻底征服格温内思，这也意味着要废黜勒韦林。战争结束后，威尔士的西北部将由两国分而治之。戴维兹和兄弟欧文将得到自己的一份土地。但是，正如声明中所指出的，这还不是全部。爱德华不仅要拿走一大块土地，还要求戴维兹两兄弟像其他英格兰贵族一样参加威斯敏斯特议会。戴维兹对这一提议的态度仍有争议。另外，我们也不清楚这份声明是否出于爱德华的真心。他的承诺不过是一张羊皮纸，上面描绘的一切都还没有实现。而且，这份声明的发出时间是8月23日，正是大军开拔的日子。因此，这很有可能只是安抚盟友的权宜之计。[67]

恶战发生在大军开拔后的第二周。对此，英格兰编年史作者的记载不多，而且他们倾向于将战事的推进描述得比较顺利。根据其中一位作者的记载，爱德华沿着宽阔的道路行进顺畅，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沿途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从弗林特出发的第一天，大军行进了24千米，抵达了克卢伊德河畔的定居点里兹兰。这里距离上游的圣阿瑟夫教堂有3千米多。尽管那里的主教并非勒韦林的朋友，但他还是被爱德华一路的猛攻吓倒了。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抱怨英军破坏教堂财产，还渎圣、强奸，无恶不作。王室档案的资料更多，但是难以做出确切的解读。根据王室档案的记载，爱德华在里兹兰只停留了几天。在此期间，他开始兴建城堡。这一次，他把地址选在了克卢伊德河畔，而不是离这里不远的迪瑟斯（这是亨利三世的选择）。不过，爱德华的首要目标还是保证大军继续前进。于是，一部分人留下修建城堡，大部队渡过克卢伊德河继续向西前进。这时，爱德华的人手已经比较富裕了。在里兹兰，步兵的数量增加到了1.5万人。[68]

爱德华和部队再次出现时，已经是8月末。当时，他们已经抵达迪加努伊。这是康威河畔的一处小山丘，上面是亨利三世所建城堡留下的废墟。这一次，形势已经不那么乐观了。英军没有新建城堡（也许这本就不在计划之内）。更惹人注目的是步兵数量大减，原来的1.5万人只剩下7500人。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有人说，消失的步兵是被遣散的，也就是说兵力的削减是出于爱德华的主动决定，目的是增加部队的可控性，这是最乐观也最传统的解释。也有人说这些士兵是自行离开的。从爱德华以往的战争经历来看，当时的逃兵现象非常普遍，这也是战争消耗的主要原因。这种解释可能更加接近实际情况。还有人说，这些士兵是在战争中阵亡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但是也不能完全忽视。[69]

遣散、逃兵、阵亡，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爱德华的战斗力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而且此时正是战争的关键时刻。20年前，就是在迪加努伊，爱德华看着亨利三世做出了放弃进攻格温内思和撤退的决定。现在，爱德华是否要重走父亲的老路？即使步兵的减少是由于遣散，那也说明爱德华没有足够的资源养活这支军队。同时，骑兵40天的兵役早已过期。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载，爱德华不得不遣散一些骑兵，因为没有钱雇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很可能会认为自己打不到斯诺登尼亚山区了。[70]

但是，只要迅速行动，爱德华的困境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格温内思的西北边是安格尔西岛，这是一大片低地，占领起来相对容易。当然，前往安格尔西岛并不轻松，但阻拦英军的障碍是一片水域。那么，爱德华是否能将足够的部队送到这个离大陆不远的小岛上呢？早在1257年，亨利三世就考虑过这样做，但是没能成功，因为他一没舰船，二没干劲。但是爱德华不一样——他两者都有。9月初，在五港同盟水手的帮助下，奥托·德·格朗松和约翰·德·维西率领2000名英军穿过康威湾和梅奈海峡。几天之后，英军占领了安格尔西岛。

这对勒韦林是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在英军的攻击下，他失去了不少土地，但是安格尔西岛是最重要的。对威尔士人来说，安格尔西岛是威尔士之母，因为这里有威尔士最好的耕地，粮食产量也是全国第一。事实上，仅安格尔西岛一处的粮食产量，就能支撑威尔士全国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爱德华夺走了勒韦林的粮仓。除了士兵，爱德华还派去了360名民夫，他们只携带镰刀，为的就是抢收岛上的粮食。爱德华的这一策略抓住了最佳时机，而且得到了充分的执行：一方面，英军为自己找到了补给，另一方面，失去粮食的勒韦林将无法平安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天。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之后有英格兰编年史作者将这次行动称作“斯诺登之围”。因为在包围战中，守方通常是因为弹尽粮绝才投降的。[71]

勒韦林投降了，他别无选择。我们不清楚勒韦林具体是什么时间以哪种方式投降的，但是有关证据表明，在英军占领了安格尔西岛后，他就表达了投降的意图，因为到了9月11日，英军已经开始解散撤退了。爱德华离开迪加努伊返回里兹兰，开始忙于新城堡的修建。几天之内，爱德华遣散了大部分步兵：到了9月中旬，只剩1600名步兵还留在营地。骑兵也在同一时间解散。除了沃里克伯爵、林肯伯爵和爱德华的密友，大部分贵族都离开了。9月15日，爱德华曾允许诺福克伯爵在自己柴郡的森林里打猎，这看起来像是一份临别礼物。另外，爱德华显然立刻给埃德蒙写了信，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9月20日，埃德蒙解散部队，返回英格兰，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继续修建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9月末，五港同盟的船只也开始返航。[72]

投降的条件还需要双方进行协商，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10月10日，谈判有了进展。当时，爱德华将4个坎特雷夫中的两个授予了戴维兹，作为对他的补偿。戴维兹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英军已经停止了进攻，起码在近期他是无法得到格温内思的土地了。勒韦林保住了格温内思，但这也是勒韦林仅能保住的土地，因为剩下的土地都被爱德华拿走了。勒韦林被告知，剩下的两个坎特雷夫将重新成为英格兰王室的土地，新建的里兹兰城堡和弗林特城堡就是爱德华用来控制这一地区的据点。另外，他还能拿回安格尔西岛，但每年必须上交1000马克（约合666英镑）。而且，他还需要为自己造成的伤亡和破坏赔偿5万英镑，而他对威尔士其他地区的统治也早已成为过去。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失去了对威尔士南部和中部的控制，当地的领主们也已经接受爱德华作为他们的君主。为了给他留下一点儿尊严，爱德华允许5个威尔士小领主继续效忠于勒韦林，并保留了他“威尔士国君”的称号。但这有名无实的称号更像是一种嘲讽。最终，一切又回到了30年前，勒韦林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73]

1277年11月9日，勒韦林同意了英格兰提出的这些要求，但是对他来说，羞辱还远不止于此。他还要面对花如此大的代价抵制对爱德华的效忠问题。于是，11月10日，勒韦林在士兵的护送下前往威尔士北部的英格兰领地。他先是在里兹兰以西4.8千米处见到了罗伯特·伯内尔和林肯伯爵，并最终被带到了里兹兰城堡，见到了爱德华本人。

作为胜利者，爱德华表现出宽宏大量。勒韦林答应了英格兰方面的一切条件，他的前途全凭爱德华发落。对此，爱德华也表现了自己的姿态：他为勒韦林免除了5万英镑的罚金和安格尔西岛的年租。这一次，爱德华故意没提效忠的事，因为勒韦林的效忠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而里兹兰城堡又太过偏远，不适合安排这样的大事件。11月20日，爱德华离开里兹兰返回英格兰。[74]

和他一起回去的还有勒韦林。这场政治剧目的最后一幕将在威斯敏斯特（而不是威尔士）上演。两人于圣诞节前抵达威斯敏斯特。就在圣诞节当天，在众多英格兰贵族的环绕下，勒韦林跪在了爱德华面前，他把手放在对方手上，完成了宣誓效忠的仪式。[75]

第6章

亚瑟的王冠

Arthur’s Crown

从1276年11月12日宣战到1277年11月9日宣布和平，爱德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得到了勒韦林的臣服。在这样持久的军事行动后，爱德华急于巩固自己的战果。因此，在12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高度关注威尔士事务，并且花了大量精力和资源在威尔士建立永久殖民定居点。[1]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新建成的城堡。爱德华撤军后，大量民夫留在了里兹兰、弗林特和阿伯里斯特威斯。在他们的努力下，圆木建成的围栏变成了坚固的石质城堡（这些城堡一直保留至今）。尤其是里兹兰，那里的工程花费了大量人力，因为除了建造城堡，爱德华还要将附近的克卢伊德河裁弯取直，从而确保里兹兰城堡在将来能够通过海运获得补给。于是，一队队的挖掘工在此苦干了3年（人数最多时高达1000人）。[2]

爱德华的关注点不仅仅在新建的城堡上。在威尔士中部，莫蒂默收复了17年前爱德华丢掉的比尔斯堡。早在爱德华大举进攻威尔士之前，比尔斯堡的修复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同时，在威尔士中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爱德华从威尔士领主们那里抢来了不少土地和城堡。其中就包括威尔士南部最有实力的领主里斯·温多德。他在1277年几乎没做什么抵抗就妥协了，但最终还是被迫交出了陶伊河上的所有要塞——迪内福尔、兰达弗里和雄伟的卡雷格凯南高山城堡。这样，爱德华手中的要塞网更大了，但是这也继续加大了他整修重建工程的规模。[3]

爱德华需要一个能力极强的人来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而他身边恰巧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5年前，在从圣地返回的途中，爱德华经过了萨伏依伯爵们（埃莉诺王太后的亲戚）的领地。他在腓力伯爵位于里昂附近的圣乔治埃斯佩兰斯城堡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在那里，他见到了城堡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一位年轻的石匠。此人后来被称为圣乔治的詹姆斯大师。一直以来，詹姆斯和父亲一直为萨伏依伯爵和当地贵族服务。现在，瑞士和意大利仍有很多城镇和城堡能够证明这两人的高超技艺和管理天赋。但是，从1275年秋天开始，詹姆斯从萨伏依的行政记录上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已经是两年半之后了。1278年4月8日，爱德华派他前往威尔士负责城堡的修建事宜。[4]

新的城堡并不是孤立的军事基地。相反，爱德华打算从这些城堡向周边发展，建造一个全新的威尔士。里兹兰和弗林特作为行政中心，接受切斯特高级法官的管理。在那里，王室城堡的管理者将时刻关注威尔士腹地的动态。西边的阿伯里斯特威斯也起着类似的作用，它听命于新设立的西威尔士高级法官（驻扎在卡马森）。此时，爱德华并没有打算将英格兰法律引入威尔士。1278年，爱德华派霍普顿七人法律委员会前往威尔士和“威尔士边境”主持诉讼工作，其中三人是威尔士人。爱德华命令委员会按照当地的普通法判案。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希望将威尔士法律和“边境”法律纳入自己的司法框架之下。为了增加在威尔士的权威，爱德华不断在当地伐木修路。他命令“边境”领主和威尔士领主各自开展这项工作，否则，王室官员将代替他们伐木修路，然后向他们收取报酬。[5]

另外，就算爱德华无法向威尔士推广英格兰法律，他还可以利用其他手段加速威尔士的英格兰化。在弗林特、里兹兰和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城堡旁边，爱德华还修建了城镇，这并非为了威尔士人，而是为了接纳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在13世纪，英格兰的土地几乎已经无法支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很多英格兰人都愿意搬到威尔士生活。这些移民城镇的周围都修有木栅和壕沟，还能得到附近城堡的保护。移民还能为守卫城堡的士兵提供补给。爱德华希望在英格兰移民的影响下，当地的威尔士人能够逐渐变得平和、守法、勤劳。[6]

那么，作为最有实力也最有可能反抗英格兰的威尔士人，勒韦林在当时又有什么新动向呢？显然，尽管他在1277年圣诞节已经宣誓效忠爱德华，但是英格兰人（尤其是爱德华）依然不信任他。1278年，爱德华允许勒韦林返回自己的领地，但是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比如，勒韦林每年都要参加一次宣誓仪式。在仪式上，勒韦林领地各个地区都要派20个人证明勒韦林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异动。另外，勒韦林还要向英格兰送10名人质，而早就被爱德华扣押的埃莉诺·德·蒙特福特自然也在这10人名单之上。勒韦林在英格兰期间可能和爱德华谈过释放埃莉诺的事，但是没有结果。为了确保勒韦林表现良好，埃莉诺只能在英格兰多住一段时间了。[7]

不过，没过几个月，爱德华对勒韦林的态度就软化了。3月的时候，爱德华高兴地发现，勒韦林将自己和兄弟们的土地纠纷交给了霍普顿法律委员会处理。当年夏末，爱德华已经准备释放人质；9月，他前往里兹兰送还人质，并就勒韦林的土地纠纷进行了裁决。最终，爱德华于初秋前往伍斯特参加了勒韦林和埃莉诺的婚礼。婚礼能够进行，不仅仅是因为爱德华同意释放埃莉诺。爱德华在婚礼的安排上也有自己的考量。首先，婚礼是在英式教堂中举行的；另外，婚礼的日期10月13日正好是英格兰王室守护圣徒“忏悔者”爱德华的升天节。不管怎样，这场婚礼还是展现了爱德华的慷慨，这也是威尔士统治者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联姻——不管埃莉诺的父亲犯了什么错，她都是爱德华的表妹。在婚礼上，埃德蒙亲自将埃莉诺的手交给了勒韦林，爱德华则支付了婚宴的花销。[8]

1278年，爱德华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于在威尔士建立殖民地上，而参加勒韦林的婚礼十分符合这一任务的要求。然而，历史学家却没有给予这件事多少关注。1278年复活节，爱德华前往萨默塞特郡的格拉斯顿伯里拜谒亚瑟王陵寝。[9]

这座亚瑟王陵寝显然是个赝品（可惜的是，这座赝品也于17世纪被毁掉了）。说“显然”是因为当代的史学家都知道亚瑟王是个虚构的人物。亚瑟王更像是一位半神，却还不到雷神托尔和日耳曼神话主神奥丁的高度。然而，爱德华和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们心中，亚瑟王和“狮心王”理查、“征服者”威廉、“忏悔者”爱德华一样，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10]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亚瑟王并不是历史人物，他的故事是被历史化了的传说。也就是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中世纪早期的作家们把一个半人半神的传说人物创作成了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比如，在9世纪早期，一位名叫南尼厄斯的编年史作者在记述不列颠原住民和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的斗争时加入了亚瑟王这个人物。这样一来，神被降了级，成了为原住民而战的勇士（公元前500年左右）。

在南尼厄斯的笔下，亚瑟王的事迹既模糊朦胧又简短无趣。如果只是这样，这个人物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人知。但是，随后亚瑟王的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在12世纪30年代，来自牛津的学者蒙默思郡的杰弗里导演了一部中世纪（甚至是有史以来）最精彩最大胆的骗局。他的著作《不列颠帝王史》和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这本书的内容基本是虚构的，为了增加其可信度，杰弗里在其中借用了其他编年史作者记载的小部分史实。在描述远古国王时，杰弗里把亚瑟塑造成了亚瑟王——最伟大的大不列颠人，曾经全世界的统治者。[11]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50年后，一位更加负责任的史学家、来自纽堡的威廉生气地评论道：“很显然，这个人笔下的亚瑟，以及亚瑟的继任者和前辈，都是编造的。”然而，这个澄清来得太晚了：杰弗里的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今天，杰弗里的作品仍有215份手抄本存世，这样的存世量仅次于《圣经》，远高于其他书籍。书中关于亚瑟王的记载更是迅速催生了一整个产业。其他诗人和作家（尤其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诗人和作家）对亚瑟王的功绩进行了再创作和拔高。很快，亚瑟王有了一座名叫卡米洛的城堡和一群骑士朋友，还有一张大圆桌。[12]

这样一来，亚瑟王墓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1184年，位于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教堂在火灾中焚毁了。那里的修士很快发现，要想增加捐赠者的数量，就需要采取创意营销的手段，给自己增加一个以亚瑟王为主题的景点。于是，他们在教堂墓地挖出了两副骸骨，并声称它们属于亚瑟王和他的妻子桂尼维尔。修士们造假功力一流：挖掘工作是偷偷进行的，尸骸上方竖立的铅质十字架上刻有铭文，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其他著名的骗局一样（皮尔丹人、希特勒日记、《不列颠帝王史》等），亚瑟王墓骗了许多聪明人。来自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此人自认为天才）在看到骸骨和十字架之后，也相信了它们的真实性。其他人也纷纷附议，格拉斯顿伯里捏造的亚瑟王长眠之所很快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到了13世纪早期，亚瑟王墓成了蒙默思的杰弗里笔下的亚瑟王存在过的铁证。[13]

因此，在爱德华时期，对亚瑟王的狂热非常盛行，有很多证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康沃尔伯爵理查继承爵位后，立刻在廷塔杰尔修建了一座城堡。那里位置偏远，既没有战略意义，也不利于生活。但是，在杰弗里的笔下，廷塔杰尔是亚瑟王的诞生地。另外，亨利三世在新婚时，曾经带着12岁的王后前来此地拜谒，因为埃莉诺是个亚瑟迷。而且，即使不爱读书，当时的人们也能够享受到亚瑟王带来的乐趣。很多不耐烦看宫廷爱情长篇大论的骑士也能在空闲时间进行以亚瑟王为主题的娱乐活动。在13世纪中期，首次出现了以“圆桌”命名的比武大赛，比赛的主要内容是马上比武、庆典和奖金。1279年，爱德华的好朋友莫蒂默就在凯尼尔沃思城堡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来庆祝自己军事生涯的结束。[14]

无论是在加斯科涅、德意志、意大利、西西里，还是在法兰西、苏格兰，甚至在圣地巴勒斯坦，每个人都听过亚瑟王的故事，并且为之着迷。然而，在英格兰，亚瑟王的确造成了一些问题。根据早期史学家（如南尼厄斯）的记载，杰弗里把亚瑟王的时间背景设定为公元5—6世纪。亚瑟王不仅仅是一位不列颠国王，他还抗击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而后者正是英格兰王国的创建者。也就是说，英格兰人成了故事中的反派，正是他们最终打败了亚瑟王，把不列颠人赶到了不列颠岛的西北两端。尽管英格兰人崇拜亚瑟王，但是亚瑟王却不属于英格兰人。相反，亚瑟王属于不列颠人的后裔威尔士人。

亚瑟王属于威尔士这一点尽管令人不悦，却不是最令英格兰人不满的问题。最让英格兰担心的是，亚瑟王是要归来的。根据杰弗里的记载，在他与撒克逊人的最后一场战役中，亚瑟王只是受了点儿伤，书中并没有提到他的死亡。杰弗里坚持认为，亚瑟王是被送到了阿瓦隆岛养伤。一旦伤势恢复，亚瑟王就会重返不列颠，带领不列颠人再次夺取胜利。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威尔士人对这样的说法很是满意。

同样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英格兰人更喜欢在格拉斯顿伯里终结的故事版本。位于格拉斯顿伯里的墓碑不仅证明了亚瑟王曾经存在过，也证明了他的死亡，证明了他不会回来找英格兰的麻烦。爱德华的曾祖父亨利二世就是最早参与了格拉斯顿伯里骗局的几个人之一，他和威尔士也存在摩擦。据说，正是在他的建议下，修士们才开始了对亚瑟王骸骨的挖掘。然而，如果亨利二世是想要通过这件事让威尔士人感到不舒服的话，那么他没有达到目的。尽管英格兰人倾向于接受亚瑟王的死亡，但是威尔士人并不相信。来自威尔士的杰拉德曾经这样讥讽道：“愚蠢的威尔士人坚持认为亚瑟王还活着。”[15]

因此，爱德华于1278年春天前往格拉斯顿伯里并非出于毫无意义的好奇，也不是因为过分的虔诚。和王太后与王后一样，爱德华也读过不少以亚瑟王为主题的传奇故事，但是，他对此的兴趣远没有达到超乎寻常的程度。[16]据我们所知，这是爱德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亚瑟王墓。而且，他的目的也不是歌颂亚瑟王，而是将他再次埋葬。

爱德华一行在格拉斯顿伯里教堂庆祝了复活节。两天后，爱德华下令打开亚瑟王的墓。在两具棺材中，人们看到了亚瑟王和桂尼维尔的骸骨。第二天，爱德华命人将骸骨转移到教堂的库房中保存，并下令重修亚瑟王墓。根据16世纪时的记载，新的亚瑟王墓是用黑色大理石修建的，四面都用狮子装饰，墓脚下刻有亚瑟王的肖像。

与之前勒韦林的宣誓效忠和婚礼一样，爱德华对格拉斯顿伯里的访问是一场政治秀。策划者努力彰显了活动的重要性和可纪念性。骸骨的出土选在黎明时分，这显然是为了增强整个事件的戏剧效果。第二天早晨，爱德华和埃莉诺在众人的目光下用丝绸分别将亚瑟和桂尼维尔的骸骨包裹起来，以便重新下葬。除了这些庄重的仪式，爱德华可能还安排了庆祝活动。在抵达格拉斯顿伯里之前，爱德华等人曾去过埃莉诺在卡德伯里南部的庄园。那里靠近铁器时代的山顶古堡。当时的人们认为卡德伯里就是亚瑟王卡米洛城堡的所在地（因为它离卡米尔和格拉斯顿伯里都不远），这说明爱德华对卡德伯里和格拉斯顿伯里的访问有着内在联系。

当时，勒韦林刚刚宣誓效忠，爱德华正在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场以亚瑟王为主题的活动正是一场针对威尔士人的政治宣传：爱德华夫妇亲自将亚瑟王夫妇重新下葬，亲自验证了骸骨的真实性。而且，为了供众人膜拜，亚瑟王夫妇的头骨没有重新下葬，而是放在了墓的外面。[17]这说明爱德华希望有关证据能够得到永久展示，从而告诉威尔士人，亚瑟王是不会回来拯救他们的。

在结束对亚瑟王和格拉斯顿伯里的讨论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杰弗里为什么要写《不列颠帝王史》，掀起亚瑟王故事的浪潮呢？

来自纽堡的威廉是杰弗里的主要批评者。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杰弗里特别热爱撒谎，二是杰弗里想要讨好不列颠人。[18]

杰弗里的确喜欢编故事，但是他最大的目的可能还是讨好不列颠人。从他的姓氏蒙默思可以看出，杰弗里来自威尔士。作为生活在英格兰的威尔士人，杰弗里不得不忍受当时人们的种族主义。[19]

必须承认的是，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和睦。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第一次登上不列颠群岛开始，他们和不列颠人就开始相互怀疑，盎格鲁-撒克逊人给不列颠人取名威尔士，意思是“陌生人”。而这种陌生感常常会导致战争和暴力。在8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竖起了一道奥法堤，这充分显示了两国之间的隔阂。

然而，在杰弗里那个年代，这种世仇又有了新的变化。在英格兰人眼中，不仅威尔士人和自己不同且令人讨厌，就连威尔士社会也比英格兰社会低一个等级。

挑动这种态度的是一名英格兰修士——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12世纪20年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观察了英格兰社会后，得出了正面的结论。在他的笔下，英格兰的农田数量多，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照看，村镇市场热闹繁荣，英格兰人的银币数量充足，城堡和教堂雄伟壮丽，吃的是美食，喝的是佳酿。然而这些正是威尔士人所缺乏的。威尔士属于牧区经济，居民相对分散，货币的流通量小，而且缺乏城镇和贸易。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将其归因于山地地形的劣势。然而，马姆斯伯里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差异是两国人民的不同特点造成的。威尔士之所以生产力低下，是因为威尔士人既懒惰又无知，他们宁愿每天闲着放牧，也不愿意像勤劳的英格兰人一样努力耕作。

然而这还不是威尔士人唯一的缺点。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当时的英格兰人还发现，英格兰人富有骑士精神，在战场上能够饶恕敌人的性命，而威尔士人则不会，他们甚至连非战斗人员也不放过。另外，在性方面，威尔士人的行为也是英格兰人所不能接受的。威尔士有近亲结婚的习惯，而这在英格兰是被禁止的。而且在威尔士，人们轻易就能离婚或者认定婚姻无效。

工作懒惰、打仗野蛮、爱情生活随便，对于这样的民族，英格兰的知识界认为只有用野蛮人一词来形容。

蒙默思的杰弗里在写作时，显然是想要改变这种敌对态度。在《不列颠帝王史》一书中，不管不列颠人的现状如何，他们都曾是一个伟大而高贵的民族。他们的家谱一直延伸到公元前1200年的特洛伊陷落。不列颠的形成和得名都要归功于特洛伊英雄布鲁图，他是不列颠人的祖先。布鲁图和他的继任者们（包括坎布里安的统治者坎布尔、康沃尔的创立者科里内斯，以及亚瑟王）都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也是全世界最伟大民族的领袖。然而，更惊人的是，不列颠人曾多次做出了英格兰人认为违反威尔士人天性的事情。在杰弗里的笔下，不列颠人一来到不列颠群岛，就开始开垦土地。不久，他们又建立村庄和城镇。卡莱尔城是莱尔王创建的，科尔切斯特城是科尔王的作品。伦敦的名字来自它的重建者、颇具开拓进取精神的不列颠人路德。这些主张的潜台词十分清晰。杰弗里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赞扬不列颠人，更是要证明威尔士人不像在英格兰人口中那般不堪，威尔士人是文明的种族。[20]

在这方面，《不列颠帝王史》失败了。英格兰人买书的热情很高，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威尔士人的看法。他们喜欢杰弗里笔下的故事，但是在他们心中，远古的不列颠英雄和威尔士人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让人崇拜，一个让人鄙视。（以亚瑟王为主题的传奇故事《珀西瓦尔》很好地展现了这种脱节：一位圆桌骑士对另一位圆桌骑士说，威尔士人比野兽还要愚蠢。）尽管杰弗里为同胞在文学上做了英勇的努力，12世纪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的敌视依然愈演愈烈。结果到了13世纪，威尔士人的野蛮已经俨然成了“事实”。直到1265年，社会经济上的档案依然这般描述威尔士。1265年，西蒙·德·蒙特福特率军进入威尔士，一位英格兰编年史作者是这样记述的：我们不得不靠牛奶和肉类度日，因为“野蛮的威尔士人”不知道如何制作面包。在马修·帕里斯看来，威尔士人的战争也是野蛮的，因为他们连教堂、修士、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这些都是英格兰人，尤其是英格兰宗教人士批评的对象。128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检查了威尔士法律后，称其中很多内容与《圣经》教义相悖，应该被取缔。[21]

1278年10月，在慷慨地主持了表妹埃莉诺和勒韦林的婚礼后，爱德华离开了伍斯特，开始专注于其他事务。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支付威尔士战争的费用。战争爆发前，爱德华的财政情况十分宽裕。现在3年过去了，爱德华再次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况之中。威尔士战争本身的花费在2.3万英镑左右。战争期间，爱德华又向意大利银行家们借了2.3万英镑左右，而且，由于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意大利人可以通过控制英格兰的关税得到补偿。然而，通过关税还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结清。道路清障、开挖运河、修建城堡，到1278年10月，在威尔士殖民产生的花销已经超过了战争本身的花费。战争结束后，爱德华还在继续向意大利人借钱，而且金额巨大。因此，为了避免破产，爱德华必须发掘更多的收入来源。[22]

显然，爱德华不想再向议会要钱。在短时间内第二次从议会那里得到征税批准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让议会妥协，爱德华势必做出巨大的政治让步，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因此，爱德华开始想办法绕过议会，用其他方式敛财。1278年夏天，爱德华命令，年收入在20英镑以上的英格兰人必须在圣诞节前成为骑士，然而，想要成为骑士需要支付不菲的费用。这些人当然负担不起，于是他们选择支付一笔豁免罚款，这也正是爱德华发布这条政令的真正目的。然而，通过类似手段得来的钱财远不足以满足爱德华的需求。于是在1278年秋天，他开始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23]

爱德华对英格兰货币的关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自他继位以来，英格兰制作了一些新钱币，但是，大规模的货币重铸已经30年没有进行了。因此，市面上流通的银币普遍又旧又破，而且上面仍然印着亨利三世的头像。对爱德华来说，这样的情况很丢脸，而丢脸本身就足以促使他对货币进行改革。然而，这并不是重铸货币的唯一原因。劣质货币导致物价上涨，从而影响了对外贸易和关税的征收。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重铸货币，爱德华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首先，他可以以重铸货币的名义向人民收取费用；另外，他还可以改变货币的含银量，从而进一步加大自己的利润。然而，这并不是敲诈，也不是剥削：如果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质量好，人民也能获益，因此，重铸货币是一个双赢的举措。[24]

尽管如此，为了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爱德华采取了一个在其国王生涯中最具剥削性质也最可耻的手段。爱德华似乎认为，要想提高货币重铸的效率，就必须先把那些从事货币犯罪的人抓起来。当时，银币变轻变小的原因不仅仅是长时间的使用，有些人会偷偷从银币上刮下少量的银子，然后再将刮下来的银子重新熔铸为银锭或银饼。这显然是严重的犯罪，一旦被判有罪，这些人不是被杀头，就是被切掉某些身体器官。然而，国王却能从打击货币犯罪的行为中获利，因为罪犯会被处以罚金，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充公，只要能够将这些人定罪，爱德华的财政状况就能得到好转。于是在1278年，爱德华派两个人在全国收购重新熔铸的白银。往好里说，这是诱捕；往坏里说，这是钓鱼执法。1278年秋天，卧底人员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10月末，爱德华下令逮捕嫌疑人，到了11月，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落案。[25]

英格兰几乎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都入了狱，至少有600人，而当时犹太总人口也就2000～4000人。犹太人似乎是这次诱捕的主要目标。当然，由于犹太人长期把持金融和金属加工行业，调查货币犯罪必然要关注他们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有些犹太人确实有罪：由于爱德华禁止犹太人放贷，有些人为了生存只能铤而走险。但是，爱德华如此轻易就接受了所有犹太人都有罪，而且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定罪率是如此不成比例，这些都说明整件事背后有蹊跷。1279年年初，爱德华开始对嫌疑人进行审判，29名基督徒被处以绞刑，而同样被处以绞刑的犹太人竟有290名之多。为了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货币重铸取得了巨大成功，爱德华总共赚了3.6万英镑），爱德华杀死了这个少数民族近一半的成年男性。在不经意间，爱德华完成了不列颠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的最大规模的屠杀。[26]

爱德华关注的另一件事是法兰西。在1278年的2月，爱德华派伯内尔和格朗松前往欧洲大陆处理他的领地问题。在写给两人的信中，爱德华表示自己将支持他们做出的所有决定。[27]

爱德华的信任没有白费。一年之后，两人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1278年年初政局极度不稳的加斯科涅已经得到了安抚。伯内尔和格朗松亲自赶走了不受当地人欢迎的英格兰管理者卢克·德·塔尼，并换上了更为温和的萨伏依人约翰·德·格里伊。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二人机敏地安抚了最让爱德华头疼的加斯顿·德·贝亚恩。之前，贝亚恩就曾试图谋反，后来他也没有消停。比如，他曾公开称爱德华是背信弃义的叛徒，并且向爱德华发出了决斗挑战。然而，到了1279年年初，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平息，加斯顿得到了爱德华的原谅。另外，爱德华还从波尔多的关税收入中拿出了一部分作为加斯顿的年金，防止他在未来继续挑事。这样看来，他和勒韦林的命运截然不同。比如，他能越过爱德华直接向法王申诉。这也意味着加斯科涅和法兰西的关系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伯内尔和格朗松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1279年2月，两国国王同意就这一问题亲自面谈。[28]

于是，3个月后，爱德华和埃莉诺前往法国北部城市亚眠会见法王腓力。这场会面非常及时。就在几周之前，埃莉诺母亲即达尔马提亚的琼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英格兰。尽管琼曾是卡斯蒂利亚王后，她本人却不是卡斯蒂利亚人，而是法兰西人。1254年，她回到了法兰西，继承了蓬蒂厄伯爵领地。现在，这块领地被传给了埃莉诺。埃莉诺将在亚眠对法王宣誓效忠，并访问刚刚继承来的领地（就在亚眠附近）。另外，此次出访的主要任务（厘清法兰西与加斯科涅的关系）也取得了成功。腓力在多个方面做出了让步，其中最重要的让步是他同意交出阿让奈。阿让奈位于加斯科涅东部，是一片富饶的土地，以阿让城为中心。按照《巴黎条约》的规定，阿让奈归爱德华所有。在之前的5年里，爱德华也一直在主张自己对阿让奈的所有权。现在，腓力终于做出了让步，这一方面是伯内尔和格朗松努力斡旋的结果，一方面也展现了两位国王对父辈建立的良好关系的小心维护。亚眠会议无疑是一场外交胜利。两国代表团举行了大大小小的宴会和比武大赛，并在亚眠的教堂举办了多场宗教仪式。[29]

爱德华赶回英格兰的时候恰逢其40岁生日。他在多佛城堡举办了生日庆典。5年前，刚刚继承王位的爱德华在多佛登陆，当时他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不少问题。现在5年过去了，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英格兰的政治动荡和地方叛乱已经平息，王室的财政状况也已重返正轨。威尔士的勒韦林受到重创，并向爱德华宣誓效忠，其领地范围也大幅缩水。加斯科涅在伯内尔和格朗松的努力下恢复了和平，英法关系也处在极佳状态。[30]

这是爱德华从小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无事可做。在从亚眠回国后的几个月里，爱德华都没有遇到什么需要紧急处理的政务。事实上，在威尔士战争结束后的4年（1278—1281）里，英格兰国内的事务已经走上了正轨，进入了按部就班的阶段。比如，每年复活节和秋天都会召开议会会议。通过议会会议，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了有效纾解。当然，不同的声音依然存在，比如，1279年新上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佩坎就很想对自己的职位进行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王室利益相悖。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和爱德华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影响英格兰政府和教会的关系。1280年，英格兰的神职人员释放了善意，最终允许爱德华征税。[31] 另外，从1278年到1279年，爱德华重启了对土地所有者权利和自由的调查，这得到了大贵族的关注。但是，据记载，在召开议会会议之外，伯爵等大贵族依然会进宫觐见爱德华。尽管爱德华对大贵族和教会高层很严格，但是他和双方的关系都很友好，并没有像亨利三世那样疏远任何一方。[32]

爱德华本人则十分悠闲。根据当时的行程安排，他在这一时期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议程。在1280年夏秋两季，爱德华前往英格兰北部，巡视了卡莱尔、纽卡斯尔、达勒姆、林肯和约克。1281年1月，他前往东英吉利朝圣。40岁的爱德华依然精力充沛。他在这一时期多次前往埃塞克斯、北安普敦郡、新森林地区打猎。即使是驻扎在威斯敏斯特，他也时常打猎游乐，比如，他经常造访位于查令的王室鹰棚（位于今天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在所有的消遣里，爱德华最喜欢的还是训练猎鹰。[33]

在这一时期，埃莉诺王后的生活也很悠闲。根据她的行程安排，埃莉诺大部分时间都和爱德华在一起，比如她也喜欢打猎。但是，埃莉诺打猎更喜欢用猎犬和弓箭，而爱德华则倾向于使用刀剑。从埃莉诺对自己产业的管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她自己的偏好。比如，她有时会从外国商人那里购买柑橘和橄榄油，这说明她并没有遗忘小时候养成的饮食习惯。另外，她在赫特福德郡的庄园（她在1280年至1281年曾几次来此居住）雇用了两名来自西班牙的园丁，并在庄园里修建了水沟和水井，这说明她曾试图在英格兰修建流行于卡斯蒂利亚南部的水景花园。此外，爱德华和埃莉诺两人还合力改造了利兹城堡。1278年，埃莉诺得到了这座位于肯特的城堡，然后，在爱德华的帮助下，她把利兹城堡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休闲宫殿。在这里，埃莉诺还为爱德华修建了一个浴室，这显然也是在模仿西班牙风格。但是，利兹城堡最著名的特点还是它宽阔的护城河与亭子式的私人房间，这些说明国王夫妇的喜好受到了传奇故事和幻想作品的影响。[34]

由于生活悠闲，爱德华夫妇可以更多地陪伴孩子。返回英格兰之后，埃莉诺又怀孕了，并分别于1275年和1279年生下了玛格丽特公主和玛丽公主。由于爱德华并不经常去温莎和伍德斯托克，两位小公主并不能时常见到自己的父亲。但是，稍微年长一些的王子和公主则不一样。当时，埃莉诺公主（1269年生）、琼公主（1272年生）、阿方索王子（1273年生）已经可以跟随王廷四处巡游，并与父母一起庆祝圣诞节、复活节等节日。[35]

因此，爱德华可能正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对格洛斯特郡进行了神秘的春季巡视。从1278年到1282年，每到3月，爱德华就会在赛伦塞斯特附近的奎宁顿庄园和下安普尼庄园待上两三个星期。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政治或是宗教目的。这更像是国王夫妇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的一种避世方式。[36]

这样的自由不会永远持续下去。1282年3月，爱德华刚刚离开下安普尼庄园，就收到了来自威尔士各地的急报。

在爱德华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的同时，勒韦林的生活却日益艰难。表面上，二人在战后关系和睦；私下里，勒韦林感觉自己受到了欺压。比如，勒韦林称在其婚礼当天，曾被迫做出与之前和平协议相悖的让步。

在这之后，勒韦林还受到了不少侮辱和刺激。勒韦林的信使在切斯特遭到了没有理由的逮捕，他的猎人在阿伯里斯特威斯附近受到了爱德华手下的虐待。最让勒韦林难以忍受的是他和奎农农在东南边境地区的领土纠纷。勒韦林主张按照威尔士法律解决问题，奎农农坚持要用英格兰法律。爱德华作为最终裁决者不断派人前往调查，却不断拖延，不肯做出裁决。在申诉4年无果之后，勒韦林终于开始失去耐心。他曾经也是一位伟人，在战争中的失败让他地位大跌，但是最近他才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地位上的下降。[37]

然而，勒韦林的经历固然令他不快，但是这和威尔士其他地方受到的欺压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英格兰人不断修建新城堡，偏狭的英格兰官员试图用英格兰的标准管理当地人：在勒韦林的斯诺登尼亚之外，威尔士人所遭受的痛苦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事实上，英格兰官员对他们的压迫非常残酷。对于威尔士东北部的人来说，他们又回到了13世纪50年代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黑暗时光。威尔士西部和南部的人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曾经，他们觉得勒韦林的统治让人难以忍受，现在，在英格兰统治的对比下，勒韦林的统治反而成了人们心中的黄金时代。[38]

我们没必要刻意寻找英格兰人压迫威尔士人的具体原因。总的来说，爱德华不愿意重复亨利三世的错误，他和他派去威尔士的官员并不是在故意挑衅勒韦林和威尔士人，而是他们一向认为威尔士人低英格兰人一等。他们不理解威尔士人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在他们眼中，威尔士人的生活方式既落后又野蛮，英格兰的处事方式才正确合理。

然而，具体原因的确存在。正如勒韦林觉得自己被爱德华轻视，爱德华也觉得勒韦林在和自己搞对立。从爱德华的角度来看，勒韦林似乎正在故意试探和平协议的底线，并且在逼迫他做出有损英格兰王室利益的判决。1281年，勒韦林重新就领土纠纷提出申诉，爱德华失去了耐心。他撤掉当时切斯特的首席政法官，并换上了强硬派雷金纳德·德·格雷，英格兰对威尔士东北部的控制立刻收紧了。[39]

这一变化对勒韦林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因为他隐藏在斯诺登尼亚山区。然而，这影响到了他的弟弟戴维兹。戴维兹敏感易怒，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1277年，英军没能渡过康威河，这让戴维兹夺取格温内思的愿望化为泡影。爱德华赐予他其他土地作为补偿。但是这部分土地占据了4个坎特雷夫区之中的两个，这意味着戴维兹的领地和爱德华的领土相邻。因此，戴维兹代替勒韦林，成了切斯特高压政府的主要受害者。在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戴维兹对这位新来的政法官进行了抱怨：格雷曾冤枉他窝藏逃犯；曾越权砍伐属于他的森林，并把砍下来的木材销售一空；他还因为自己在威尔士境内的土地被传唤到切斯特受审。[40]

戴维兹不是唯一感到压迫的人。在威尔士的其他地方，即使是那些帮助英军攻打过勒韦林的贵族，也在疑惑为什么自己的处境反而变差了。威尔士南部的领主里斯·温多德抱怨英格兰人杀了他的6个手下，却没有做出任何道歉和补偿。面对这样的不公，这些贵族也产生了和勒韦林一样的抱怨。他们无法获得赔偿，不得不在英格兰的法庭受审，且不能使用威尔士法律。如果威尔士法律被否定，那么他们作为威尔士人的身份也就受到了否定。戴维兹曾请求爱德华，“威尔士人想要保留自己的法律，正如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一样”。对于这样一个受到压迫的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力也非常受欢迎的想法。1282年春天，这个想法成了他们武装斗争的口号。[41]

1282年3月21日夜间，罗杰·克利福德仍在哈登城堡酣睡。霍瓦登位于切斯特西边5英里处，在战争中被英军占领。这里的城堡应该是新建的，甚至很可能是一年前克利福德成为哈登领主后才修建的，此时还没有完全建好。3月21日夜晚也是圣枝主日前夜，戴维兹带着一队威尔士武装烧掉了城堡，杀死克利福德的几个手下，并俘虏了克利福德本人。[42]

反抗英格兰统治的斗争爆发了。第二天，弗林特和里兹兰也遭到了攻击；两天后，阿伯里斯特威斯和里兹兰被攻陷。但是，两地的城堡都不是威尔士人的唯一目标。他们的怒火也蔓延到了城堡周边的城镇。这些城镇是英格兰的领地，威尔士人只能在城中做生意，却不能在里面居住，而且，威尔士人每天都能在这里感受到法律对自己的歧视。他们在城中烧杀抢掠，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43]

叛乱的规模很大，战果也很惊人，这说明叛乱在威尔士人那里很有人气。叛乱爆发的时间说明这是有预谋的。戴维兹等人在威尔士北部发动攻势，里斯·温多德和他的盟友也在南部发动了类似的袭击，并夺取了兰达弗里和卡雷格凯南的城堡。同时，其他威尔士贵族对位于东部边境的英格兰城镇奥斯沃斯特里展开了袭击。显然，这些贵族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前已经就开战日期达成了协议。[44]

显然，勒韦林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勒韦林后来曾经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他说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这些贵族要造反，而且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勒韦林曾参与其中。因此，叛乱的突然爆发让勒韦林陷入了两难之中：是支持戴维兹叛乱，还是协助爱德华镇压叛乱？一方面，他的爱国心告诉他要支持弟弟，另一方面，他的政治家眼光则告诉他要保持克制，因为这次叛乱的时机不对，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勒韦林一定和他的大臣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他的内心肯定也充满了纠结。直到6月，他才终于做出了决定。

1282年，勒韦林已经60岁了。那年春天，他年轻的妻子埃莉诺怀孕了。如果埃莉诺能生下男孩，那么勒韦林应该会选择从长计议：协助爱德华镇压戴维兹，为自己的儿子保住财产，维持一个独立的格温内思，让他有重振威尔士雄风的可能。

6月19日，勒韦林的希望破灭了。埃莉诺难产而死。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格温琳。伤心绝望的勒韦林最终选择加入戴维兹和其他威尔士人的叛乱队伍，直面爱德华的帝王之怒。[45]

爱德华是在3月25日得到的消息，当时距第一波袭击的爆发已经过去3天。最让爱德华震惊的还是戴维兹的背叛。据爱德华自己的描述，是他“接纳了戴维兹这个流亡者，给他提供支持，赐予他土地，还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宫殿里”。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慷慨换来的竟然是叛乱。在爱德华发出的诏书中，他自然提到了威尔士人烧杀抢掠的罪行。但是，当他提到威尔士人不在意自己的救赎时，他指的是威尔士人违背了效忠英格兰国王的誓言。[46]

消息传来时，爱德华正在度假，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而且他的大臣们也不在身边。但是，他收到消息后立刻派出了大批信使，并在10天之内召开了政务委员会会议。4月6日，爱德华发出命令，要求贵族们于5月中旬集结军队前往伍斯特。4月7日，王室的私兵开始领取军饷，并派人北上解救里兹兰。另外，爱德华发布了一系列命令，从埃塞克斯、萨里、肯特、汉普郡等地征集军粮，并从至少28个郡县召集了345名木匠和1000名挖掘工。五港同盟也接到了准备船只的通知，意大利的银行家们做好了提供资金的准备。而且，战备工作还蔓延到了英格兰以外的领地。比如，爱德华还从加斯科涅召集了弓弩手，从法兰西购置了战马，并从蓬蒂厄、爱尔兰、苏格兰等地征集了其他战略物资。[47]

到了5月，爱德华抵达伍斯特，战争势头遇到了挫折。爱德华的战争召唤并没有遵循常规。他没有让贵族们出义务兵，也没有命令所有的贵族出兵。相反，他只挑选了6名伯爵和150名小贵族，并且将向他们支付报酬。通过这样的举措，爱德华力图避免兵役只能持续40天的窘境，而且他和骑兵之间的关系也能更加务实高效。

至少有一部分伯爵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他们早在4月初政令发出时就跟随在爱德华身边。但是，政务委员会以外的大部分贵族事先并不知情，他们也不同意爱德华这样做，因为这让他们成了爱德华的雇佣兵。而且，爱德华自继位起就坚持维护其传统权利，现在却让他们放弃传统义务，转而接受新的军事安排，这让他们难以接受。尽管贵族们没有进行正式抗议，但最终爱德华默默放弃了雇人打仗的计划。抵达伍斯特3天后，爱德华下达了传统的征召诏书：贵族需要在8月初在里兹兰集结军队。这一次，没有一位伯爵接受酬劳。赫里福德伯爵和格洛斯特伯爵可能是这次反对行动的主使者。赫里福德伯爵是世袭的英格兰军队总管，负责列出参战贵族的名单。早在4月6日，赫里福德伯爵就提出要履行这一世袭职位的义务。同时，格洛斯特伯爵也不愿意在南威尔士新任首席政法官罗伯特·蒂普托夫特的麾下效力。4月10日，格罗斯特伯爵坚持由自己统领南路大军。[48]

南路大军的出现意味着爱德华采取了和5年前类似的战略。他派格罗斯特伯爵统率南路大军（蒂普托夫特担任副手），自己则率军北上前往切斯特，再从切斯特率主力部队攻入北威尔士。在行军的路上，爱德华在什鲁斯伯里稍做停留，然后和罗杰·莫蒂默兵分两路继续前进。莫蒂默3年前曾离开军队，如今又重操旧业，担任威尔士边境地区中路大军的统帅。[49]

不过，尽管策略类似，但实际情况还是大为不同。1277年的勒韦林是孤军作战，爱德华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威尔士的地形。这一次，爱德华面对的是全体威尔士人民的反抗，因此，战斗更加激烈，战事分布也更加广泛。在沿着海岸线抵达里兹兰之前，爱德华必须面对戴维兹在四坎特雷夫腹地的抵抗。登比是戴维兹和与其威尔士盟友的大本营，除此之外，他们在该地区还占领了不少城堡。[50]

6月初，爱德华抵达切斯特，并立即展开了行动。爱德华本人在切斯特监督军队和物资的集结，切斯特首席政法官、北路军统帅雷金纳德·德·格雷（他和戴维兹的不和正是战争的导火索）对威尔士内陆发动了第一次袭击。格雷手下有7000名步兵，其中不少还是弓箭手，因此一路进展顺利。6月中旬，他已经收复了霍普城堡（凯尔古莱）。戴维兹撤退时捣毁了这座城堡，英格兰军队立刻派来1000多名民夫进行重建工作。6月底，英格兰军队占领了尤洛城堡和哈登城堡，后者正是这场战争的开始的地方。[51]

此时，噩耗传来，格罗斯特伯爵率领的南路军战败。这位傲慢的贵族仅仅向前推进了6.4千米，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6月11日，格洛斯特伯爵率领1600多名步兵和至少100匹战马从迪内福尔出发，准备收复附近的卡雷格凯南。5天后，英军达到了目的，并开始撤退。在撤退途中，威尔士人发动了袭击。不少英格兰贵族丢掉了性命，其中包括爱德华的堂兄弟威廉——威廉·德·瓦朗斯的儿子。步兵伤亡惨重，英军在威尔士南部的行动骤然停止。[52]

由于格洛斯特伯爵的无能，爱德华只能改变计划。他原本希望将全部骑兵投入对斯诺登尼亚的战斗中，现在他不得不分兵前往南部战场救急。7月2日，爱德华命令西南地区的部队在卡马森集结，命令英格兰中西部的部队前往蒙哥马利。4天后，前来面见爱德华的格洛斯特被剥夺了指挥权。取代他位置的是威廉·德·瓦朗斯。威廉的儿子已经在此次战争中阵亡，接手格洛斯特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复仇机会。[53]

同样在7月6日，爱德华从切斯特开拔，向里兹兰进军。4月，爱德华的家兵已经迅速收复了里兹兰的城堡。尽管如此，威尔士人在撤离前显然对城堡进行了破坏。爱德华抵达后，修复工作立刻开始。现在是里兹兰城堡作为英军最重要据点证明其价值的时刻了。新进疏浚的克卢伊德河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港同盟派出的40艘舰船得以直接开到城堡的城墙下。[54]

在这里，爱德华打算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占领登比和安格尔西岛。完成这两个目标需要足够的粮草和军队。8月初，骑兵终于集结完毕；8月中旬，步兵人数达到了6000人。[55]

首先出发的是攻打安格尔西岛的部队。在卢克·德·塔尼的指挥下，200多名骑兵和2000多名步兵成功占领了安格尔西岛，并再一次抢收了当地的粮食。然而，这并不是对5年前战术的简单重复。在塔尼的部队奋力抢滩登陆时，五港同盟的船只开始把大量的圆木、钉子、绳索从切斯特运往里兹兰，又从里兹兰运往安格尔西岛。其目的是在安格尔西岛和大陆直接搭起一座由船只组成的浮桥，从而让塔尼的部队能够从后方直接攻击斯诺登尼亚。9月初，为了完成搭桥的任务，英军征召了几百名木匠。[56]

这时，爱德华的部队也已经开拔。他们的任务更加乏味——占领并守住四坎特雷夫区的所有要塞和山谷。爱德华的第一个目标是克卢伊德河上游的里辛城堡。8月末，雷金纳德·德·格雷已经占领这个要塞。之后，格雷挥师西去，攻打兰盖尔纽，这里距离康威上游只有几英里。出于谨慎，格雷推进得很慢。由于地形的原因，格雷的骑兵起不了多大作用，而采取游击战术的威尔士人反而更容易取胜。整个9月，爱德华的部队兵分三路，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唯恐重蹈格洛斯特伯爵的覆辙。[57]

随着秋天的到来，爱德华一部的任务基本完成。10月初，爱德华回到了里兹兰。他将打下的土地分给英军将领作为奖赏。当时，南部的战局也已经稳定。经过一个月的作战，瓦朗斯一路夺取了卡马森、阿伯里斯特威斯和卡迪根。10月的第三个星期，英军夺取了戴维兹的大本营登比。10月22日，爱德华亲自前往登比，但是戴维兹已经逃走。叛军撤到了斯诺登尼亚山区。然而，爱德华已经下定决心要追击到底。爱德华一部基本没有什么战损，而安格尔西岛连接大陆的浮桥也已经搭好了。[58]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坎特伯雷大主教带着和谈的意见赶到了。自从3年前任职大主教以来，约翰·佩坎和王室的关系就比较冷淡，因此他并不指望自己的和谈建议能够得到爱德华的热情支持。当时已经接近冬天，即使是短暂的耽搁也会让英军付出巨大代价。然而，面对英格兰最高教职人员的和谈建议，爱德华也不能无动于衷。毕竟，佩坎并非想要做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在写给勒韦林的信中，佩坎像以前一样批评了威尔士人的罪行和反叛，并敦促他们立刻投降。[59]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佩坎收到了勒韦林的回信，这封信改变了他的看法。勒韦林在信中为威尔士的反叛进行了辩护，并列举了过去几周中英军犯下的种种罪行：焚烧教堂，杀害修士修女，甚至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于是，佩坎向爱德华建议彻查英军的罪行，并进行惩罚和纠正。[60]

爱德华显然不会同意。在他看来，威尔士人一直有机会向他表达不满；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不会与这些破坏英格兰城堡、杀害英格兰人的叛军进行对话。佩坎和爱德华之间的交流是艰难的。爱德华告诉佩坎自己不会为前来议和的威尔士人发放安全通行证。于是，佩坎说自己将亲自去见勒韦林。爱德华不同意，但佩坎还是去了。[61]

因此，英军的计划不得不一拖再拖。11月初，佩坎回来了，然而他没能带来好消息。双方谁都不愿意妥协：爱德华坚持要勒韦林无条件投降，勒韦林则要求爱德华满足他的条件。无奈之下，佩坎得到了爱德华的允许，开始设计双方都能满意的方案。一些英格兰大贵族向勒韦林承诺，如果他能投降，就会代他向爱德华游说。英格兰一方曾给勒韦林发出密信，承诺将授予他英格兰伯爵爵位，只要他让威尔士放弃抵抗。[62]

然而，还没等勒韦林回信，这一承诺的可信性就打了折扣。在与佩坎谈判期间，勒韦林驻扎在班戈附近的海边，而驻扎在安格尔西岛的英军在有了浮桥之后，显然难以抵抗进攻的诱惑。11月6日，卢克·德·塔尼率军渡桥突袭，意在俘虏勒韦林本人。根据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塔尼出击是“为了获得荣耀和名声”。

英军没有得到荣耀和名声，他们面对的是死亡。这一战是爱德华登基以来经历的最大军事失败。有关战况的具体记载各有不同。根据最乐观的记载，英军骑兵渡桥后沿海岸线推进了一段距离，然后遇到了威尔士人的突袭。人数不敌的英军陷入包围，然后奋力撤退，然而由于潮汐的变化，他们无法回到浮桥。惊慌之下，英军纷纷跳海。然后，这些身着重甲的士兵很快就淹死了。

至少有16名英格兰贵族在这一战中阵亡，其中包括指挥官塔尼本人和小罗杰·克利福德。另外，罗伯特·伯内尔的两个侄子（可能是私生子）也殒命于此。侥幸保住性命的包括奥托·德·格朗松和威廉·拉蒂默，后者的马驮着他游到了岸边，救了他一命。[63]

我们不清楚是谁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有人认为是安格尔西驻军的指挥官，有人认为是爱德华本人。然而，我们知道，要在没有得到国王允许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断，决策者可以说是非常大胆了，而这正符合爱德华一贯的风格：无论是袭击凯尼尔沃思，还是从赫里福德逃跑，他都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

可以肯定的是，在塔尼发动突袭之前，一切有关投降的谈判和暗中交易都已经停止。取得海岸大捷5天后，勒韦林做出了最终回复。这封充满反抗意味的信名义上是写给佩坎，实际上却是写给爱德华的。勒韦林在信中称，四坎特雷夫和安格尔西岛都不属于爱德华，爱德华对其短暂控制是通过武力取得的，而且他指派的官员在当地实施了残忍的暴政。勒韦林坚称这些土地属于他和他的祖先，并一直追溯到不列颠创始人布鲁图的儿子坎伯。布鲁图斯在信中至少出现了3次。勒韦林还公开拒绝了授予他英格兰伯爵爵位的提议。事实上，即使勒韦林本人愿意接受，他的政务委员会也不会同意。在这封信的最后，勒韦林称，斯诺登尼亚人不愿臣服于一个语言、风俗、法律都和他们不同的外族。[64]

这样，这场冲突从大领主和属国之间的斗争升级成了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的战争。得到消息的爱德华立刻赶回里兹兰，和众人商议下一步的打算。此时，爱德华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英军刚刚战败，步兵和骑兵人数大减，贵族们的兵役也早已过期。但是，这场战争毫无疑问仍将继续。11月24日，爱德华向英格兰各郡发出诏书。

诏书称，爱德华称将对此事做一个最终了断，并要镇压威尔士的险恶图谋。爱德华认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需要他们这一代人来解决。这意味着英格兰将付出非比寻常的代价。但是尽早解决问题要好过将来继续受威尔士人的折磨。在写给英格兰教职人员的信中，爱德华称，希望通过解决威尔士问题得到上帝的赞美和荣耀，提高自己的威望，扩大自己的领地，并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赢得永远的和平。[65]

毫无疑问，这些诏书显示了爱德华和英格兰大贵族的决心。除此之外，爱德华还发布了一系列征兵令（包括步兵和弓箭手）。不过，爱德华最需要的还是现金。这场和威尔士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上一场战争中爱德华使用过的权宜之计已经不足以负担这场战争的费用，事实上，爱德华的大臣们已经在夏天从英格兰各个城镇借来了紧急贷款，但是现在这些钱也已经告罄。为了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爱德华只能向全体国民征税。他需要英格兰人背起这个负担，这也是他向全国发布诏书的动机所在。爱德华计划于1月在北安普敦和约克召开两场规模空前的议会会议：每个郡都要派出4名爵士，每个城镇都要派出两名代表，除此之外，凡是年收入超过20英镑的土地所有者都需要出席。全体国民都要在国家需要时助爱德华一臂之力。[66]

勒韦林和他的盟友们不会静静等待这一切发生。此时，威尔士人仍然在英军的包围圈内，但是，由于刚刚取得一场大捷，他们有可能开辟出新的战线。到了11月中下旬，威尔士南部和西部又发生了新的叛乱，这很可能是勒韦林亲自煽动的。但是，威尔士边境的中部地区才是勒韦林的希望所在。11月26日，罗杰·默蒂莫由于自然衰老而去世，然而他正是该地区英军的统帅，也是当地最有权势的贵族。默蒂莫去世后，人们很快开始担心英格兰难以继续控制威尔士中部：没过几周，什罗普郡郡长就上报当地民众有造反趋势。勒韦林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让戴维兹留守斯诺登尼亚，自己率兵向比尔斯进发。[67]

12月11日，勒韦林抵达比尔斯，他发现威尔士中部边境的所有英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是巧合还是阴谋？有证据显示，这可能是默蒂莫的儿子和部分威尔士人设下的陷阱。不管事实如何，威尔士军队和英军在比尔斯西边的西梅里展开了大战，勒韦林在战斗中阵亡。大部分史料中的观点是勒韦林和威尔士军队走散了，尽管英军杀死了他，但并没有发现他的身份。直到战斗结束，英军才在检查尸体时认出了勒韦林。

在写给爱德华的信中，英军指挥官罗杰·莱斯特兰奇这样说道：“陛下，勒韦林已死，威尔士军队大败，威尔士精锐已死。”与信一同寄给爱德华的还有勒韦林的头颅。爱德华把勒韦林的头颅送到了安格尔西岛鼓舞士气，随后，这颗头颅又被送到了伦敦，伦敦人还为此举办了庆祝活动。勒韦林的头颅被长矛挑着在伦敦游街，并最终被挂在了伦敦塔的铁钉上，还被戴上了颇具讥讽意味的藤条王冠。威尔士人终有一天将在伦敦戴上王冠的预言以这样可怕的形式实现了。[68]

英格兰一片欢腾的同时，威尔士人陷入了绝望。在威尔士诗人的笔下，“世界就要终结，海水将会倒灌”。对于威尔士人来说，勒韦林的死绝对是一场灾难。勒韦林统治威尔士30余年，在他的治下，威尔士曾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虽然即使勒韦林没有死，威尔士可能也未必会回到巅峰状态，但是，没了勒韦林，再次统一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现在，戴维兹成了威尔士亲王，继承了他穷其一生都在争取的祖产。但是他根本比不上勒韦林。几周之前，戴维兹还写信给佩坎，称威尔士人是在打一场正义之战，并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现在，他早早做好了求和的准备，并把被俘的罗杰·克利福德送还英格兰，作为谈判的条件。[69]

不出所料，爱德华根本没有考虑戴维兹的求和。勒韦林死时，加斯科涅的舰船已经抵达里兹兰，一起送来的还有200匹战马、1300名步兵、7万发弩箭。同时，英格兰还从爱尔兰运来了粮草，包括牛、猪、羊、燕麦、葡萄酒、奶酪和啤酒等。另外，英格兰西南部的骑士们已经应征前往卡马森集结。到了1月，步兵开始在威尔士北部和南部集结。[70]

英军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战略物资的准备上。勒韦林的死增加了英军的使命感和正义感。1月，罗马的一位英格兰教士在得知勒韦林的死讯时这样写道：“光荣属于神圣的上帝，和平属于善良的人们，荣誉属于伟大的教会，胜利属于英格兰人，胜利属于英王爱德华，喜悦属于基督徒，善妒的人终将迷茫绝望，威尔士终将永远灭亡。”在这位教士的笔下，爱德华的行为受到了上帝的指引，他攻打威尔士是为英格兰消灭敌人，这将为英格兰带来和平。显然，爱德华自己也有同样的使命感。他和威尔士的战争就像是世俗社会的十字军东征。英格兰的步兵统一佩戴印有圣乔治十字的袖章，部队行进时也会支起圣乔治的旗帜。[71]

1283年1月，英军发起了进攻。为了协助主力部队，威廉·德·瓦朗斯率领1500名步兵从卡马森北上夺取了阿伯里斯特威斯。爱德华率5000人从里兹兰向西南出发，直插斯诺登尼亚腹地。这支部队的目标是位于多尔威泽兰的威尔士城堡，那也是勒韦林大王的出生地。在短暂的围城后，英军占领了多尔威泽兰城堡。到了1月底，这场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爱德华回到了里兹兰，瓦朗斯驻扎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威尔士的抵抗力量已经分崩离析。[72]

爱德华暂时住了手。威尔士的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但是占领斯诺登尼亚依然困难重重，尤其是在这冬天最寒冷的时刻。而且，爱德华的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在达到了目标之后，爱德华遣散了大部分步兵和雇佣兵。尽管如此，爱德华很快就找到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办法。1月，英格兰召开了两场议会会议，在勒韦林死讯的鼓舞下，议会通过了征税提案。2月的最后一天，爱德华向全国发出了征税的诏令。[73]

两周之后，英军入侵格温内思。1283年3月13日，爱德华渡过了康威河口，并在河西岸新建了一处营地。在埃莉诺王后的陪伴下，爱德华住进了勒韦林修建的城堡，英军则驻扎在附近的西多会修道院，那里正是勒韦林的家族墓地。第二天，爱德华再次发布诏令，命令英格兰的伯爵和男爵在蒙哥马利和卡马森集结。一周之后，爱德华又征召了5000名步兵。英格兰对威尔士的军事占领终于开始了。[74]

为了抓住戴维兹，爱德华对其展开了追逐。一开始，戴维兹一路向南逃往卡达尔伊德里斯山脚下的贝里堡。很快，英军包围了这里，并于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占领了这座要塞。但是戴维兹已经逃走。因此，英军入侵斯诺登尼亚成了一场大型的追捕活动。罗杰·莱斯特兰奇率人从中部边境地区进入威尔士，奥托·德·格朗松跨过浮桥，直插威尔士内陆。最终，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爱德华亲自率领7000人沿康威河逆流而上，并在多尔威泽兰建立了临时指挥部。一队队英军士兵进入威尔士的河谷和山林，搜出了不少打算投降的威尔士人。然而，戴维兹本人依然没有出现。[75]

有些泄气的爱德华于6月初回到了康威的营地，并在两周后返回里兹兰庆祝生日。爱德华在里兹兰待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日礼物——戴维兹在斯诺登峰山脚下的兰贝里斯附近被俘。6月28日，爱德华写信告诉英格兰人：“勒韦林家族的最后一个狡诈失信之徒被俘，而且抓到他的也是威尔士人。”爱德华立刻赶往斯诺登尼亚地区，并在当地展开了持续两个月的巡视，其间他接受了威尔士人的投降，还带走了不少人质。8月底，外出一年有余的爱德华终于回到了英格兰。[76]

爱德华终于完成了先祖们的心愿，成功征服了威尔士。为此，爱德华本人、英格兰贵族和英格兰人都付出了巨大努力。首先，战争产生了巨额账单，总预算在12万英镑左右，是第一次威尔士战争开支的5倍。为此，英格兰人倾囊相助，为爱德华提供了5万英镑的税金。为了给英军提供军费，意大利的银行家们也竭尽全力。另外，英军也遭受了重创。很多大贵族在战争中阵亡，包括威廉·德·瓦朗斯、罗伯特·伯内尔和罗杰·克利福德的儿子；阵亡的普通步兵更是成百上千。早在1282年10月英军入侵斯诺登尼亚之前，位于里兹兰的军人墓地就已经“满员”。在严寒的摧残下，冬季行军的英军死伤惨重，很多人最终客死异乡。而且，战争的重担并不仅仅压在英格兰头上，在爱德华的命令下，爱尔兰、加斯科涅和蓬蒂厄都为英军提供了士兵和补给。[77]

然而，受到战争影响最大的还是威尔士。勒韦林悼词的作者曾这样问道：“这片土地上还留下了什么，能让我们苟延残喘？到处是恐怖的监牢，威尔士人失去了生存空间，陷入了潦倒的境地。”这场战争带给威尔士的伤痛不仅仅是勒韦林的死去，威尔士还失去了一直属于勒韦林的城堡、庄园、宅地。爱德华没收了威尔士的世俗财富和宗教圣物；战争毁坏了威尔士的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康威修道院）。最重要的是，威尔士人遭受了苦难。威尔士的伤亡人数无法确定，但一定是英军的几倍。[78]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杀戮也停止了。在爱德华的反威尔士宣传下，即使是充满基督教“博爱之心”的英格兰教士也希望威尔士“灭亡”，更不用提普通英格兰民众了。不过，爱德华本人似乎更富正义感和骑士精神。战争胜利后，爱德华表现了他的公平、大度和慈悲。成千上万的威尔士人在战斗中死去了，但是投降或被俘的威尔士人基本保住了性命。

然而，戴维兹却没有这么幸运。在爱德华看来，戴维兹的罪孽和背叛都无法原谅。作为威尔士叛乱的煽动者，戴维兹难逃一死，正如西蒙·德·蒙特福特一样。然而，蒙特福特和勒韦林都死在了战场上，而戴维兹只是在被俘时受了一点儿伤。对此，爱德华一定感到很遗憾，因为他不得不在1283年秋天采取了前无古人的行动。但是，最为后悔的应该是戴维兹本人——早知如此，还不如战死。

1283年9月，戴维兹被押送至什鲁斯伯里。9月30日，议会召开会议决定了他的命运。爱德华等人一致认为戴维兹密谋杀害英格兰国王，犯叛国罪。叛国罪早就存在，但是之前从未有过把叛乱视作叛国的先例，也从未有过地位如此之高的贵族被判叛国罪。10月2日，戴维兹经受了四重惩罚。第一，针对叛国罪，他被绑在马后，一路拖拽来到了什鲁斯伯里的绞刑架。第二，针对杀人罪，他被施以绞刑。第三，由于是在复活节前一周犯罪，他的尸体被开膛破肚，内脏被取出焚烧。第四，针对密谋弑君，戴维兹的尸体被分割成4份，送往英格兰四方。他的头颅被伦敦人带走，准备挂在勒韦林旁边示众。[79]

戴维兹被处决后，爱德华从什罗普郡一路向南，游览了赫里福德郡、格洛斯特郡和伍斯特郡的教堂和修道院。随后，他又回到里兹兰过圣诞节。新年期间，爱德华又巡视了约克郡和林肯郡。毫无疑问，在爱德华看来，胜利之后祭拜上帝是合宜且有必要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打发时间，等待春天的到来，好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80]

1284年春天，爱德华再次来到威尔士，这一次，他很清楚自己作为征服者的权利与责任。3月19日，爱德华在里兹兰颁布了一部伟大的法令，为威尔士未来的管理做出了规定。总的来说，这部法律措辞合理，注重各方平衡。比如，它规定刑事案件适用英格兰法律，民事案件（继承、债务、合同等）适用威尔士法律。不过，这一融合了双方法律的系统将完全按照英格兰的方式运行。斯诺登尼亚将像英格兰一样，设置郡长、验尸官、法警及其副手，这些官员则听命于掌管威尔士西北部事务的首席政法官。爱德华在这部法律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上帝的旨意与恩准下，威尔士全境已经成为我的领地。”[81]

随后，爱德华离开里兹兰，向西前往斯诺登尼亚，亲自评估改造威尔士的进展。和上一次威尔士战争一样，爱德华在夺取的土地上修建了一系列城堡。每座城堡都坐落在海边，以确保城堡可以从海路获得补给。另外，每座城堡都有当时最先进的防御能力。另外，这些城堡都具有独特的魅力，这是弗林特、里兹兰、阿伯里斯特威斯等地的城堡所没有的。比如，康威城堡的美就不输当时正在修建的利兹城堡。还有山那边的哈勒赫城堡，这座建在岩石上的要塞设有多个塔楼和角楼，同样颇具魅力。[82]

不过，爱德华在修建第三座城堡时请来了詹姆斯大师，最终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卡那封城堡。爱德华对这座城堡的重视显示了它未来的地位。卡那封城堡位于梅奈海峡南端的格温内思境内；从卡那封城堡前往爱德华在威尔士的其他领地都很方便。因此，这里适合作为新设置的西北威尔士最高政法官的驻地。

但是，卡那封还有一个更大的吸引力。1000多年前，罗马人来到这里，修建了塞贡提姆要塞。在爱德华的时代，这座要塞的遗迹依然存在（今天人们仍然能够看到）。不过自那以后，威尔士人对这座要塞的起源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根据威尔士传说，罗马皇帝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曾在梦中看见了塞贡提姆要塞，后来，他来到威尔士，果然看到了这座要塞，并称赞它为人世间最雄伟最漂亮的要塞。这也是爱德华修建卡那封城堡想要达到的效果。卡那封城堡修建在赛奥特河的河口，设有多个塔楼和角楼，里面的房间也适合王室成员来访时居住。另外，建筑师在设计卡那封城堡时还编了一些来历：马克西穆斯被说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因此，卡那封城堡在建造时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加入了多边形塔楼和彩色大理石元素。[83]

1284年4月初，爱德华抵达卡那封。他对城堡建设的进展感到满意，不过他此行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当时，埃莉诺王后已经怀孕9个月了（这可能是她第16次怀孕）。因此，这个繁忙的建筑工地竭尽全力为国王夫妇提供了一个较为舒适的居住环境。早在前一年，工人们就用圆木搭建了临时房屋，并装上了玻璃窗，还在附近修建了一座花园，供王后游览。王室一行在此停留了三个多星期，埃莉诺于4月25日产下了一名男婴。几天之后，小王子受洗，并取名爱德华。后来，有传说称爱德华将小王子指定为未来的威尔士亲王，但这种说法其实是16世纪才杜撰出来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当时的爱德华为次子规划了怎样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小王子在卡那封出生是精心计划的结果。他的到来将威尔士古老的过去及其纳入英格兰版图的未来连在了一起。[84]

为了强化这种联系，卡那封还策划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早在1283年，爱德华就在此“发现了”马克西穆斯的骸骨。他命人将骸骨挖出并重新葬在了当地的教堂。这和5年前的亚瑟王事件几乎同出一辙。马克西穆斯被说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父亲，而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大帝是亚瑟王的祖父。正是在这一时间段，爱德华得到了曾经属于勒韦林的王冠，而这顶王冠据称正是亚瑟王的王冠，这绝非简单的巧合。1284年春天，在经过王室金匠的打磨之后，这顶王冠被送往英格兰。不久之后，爱德华的长子兼继承人阿方索王子将其放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忏悔者”爱德华墓前。[85]

回到威尔士后，爱德华继续按亚瑟王故事的脉络寻找象征征服的事物并举办胜利庆典。1284年6月，他基本上一直待在卡那封南边山中的黑湖，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45岁生日。7月底，他在尼芬举办了盛大的圆桌比武大赛，这座边远小镇据说就是发现梅林预言的地方。8月初，爱德华游览了丽茵半岛的边远地区，包括一些孤悬海外的小岛。爱德华的种种新发现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见识已经超过了祖先（当然除了亚瑟王），这样的认知令他陶醉。[86]

直到8月中旬，各种庆祝活动才慢慢平息下来。爱德华于8月13日回到了卡那封，并于8月22日起程返回英格兰。可能正是在8月22日当天，爱德华接见了来自英格兰的信使，听到了阿方索王子的死讯。

第7章

向着和平努力

Peaceful Endeavours

对于阿方索死亡的时间，当时的编年史作者都谨慎地保持了沉默，而之后的史学家们也没能记录下这件事的骇人意义。但是爱德华一世本人一定注意到了：他自己在1284年的夏天热衷于通过篡改神话传说为自己征服威尔士正名，为此，他的继承人阿方索王子还代替他将“亚瑟王王冠”献给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圣人墓，然而，阿方索却在8月19日这一天去世了，这正是10年前爱德华一世加冕的日子。[1]

爱德华宣称自己入侵威尔士是遵循了上帝的神圣旨意，对他来说，阿方索在此时过世无疑是对这种说法的无声驳斥。阿方索死时已经10岁，按说已经过了容易夭折的年龄。爱德华买给他的玩具（如木质城堡模型和微缩工程车）也早已被猎鹰、猎狗和骏马所取代。正如一位编年史作者说的那样，“说阿方索是英格兰骑士界的希望也许言之过早”，但阿方索的存在绝对是对爱德华的安慰。正如坎特伯雷大主教佩坎在悼念信中描述的那样：“这个孩子曾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阿方索的去世意味着英格兰再一次失去了对未来的安全感，继承王位的重担落到了一个刚满4个月的婴孩身上。[2]

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像往常一样掩饰住了自己的沮丧。一周之后，阿方索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迅速下葬，他的父母没能参加葬礼。这样明显的冷漠也许看起来不近人情，是典型的中世纪做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亨利三世夫妇就曾公开表现出对凯瑟琳公主病情的担忧，并在公主夭折时痛不欲生，但是，亨利三世仅仅失去了这么一个孩子；与此相比，爱德华夫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爱德华的头3个孩子（3个女儿）在他东征出发之前就全部夭折，4年后，他的几个儿子也相继早逝。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王夫妇可能已经习惯不对孩子投入太多感情。但是，仍有其他证据表明，尽管爱德华夫妇无法常常陪在孩子身边，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疏远。爱德华经常给儿子和女儿购买礼物，这说明了他对孩子的喜爱。埃莉诺时常写信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尽管无法参加阿方索的葬礼，但埃莉诺让人将他的心脏保存下来，以便将来与自己合葬。[3]

爱德华和埃莉诺无法赶回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阿方索葬礼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处理威尔士事务。庆祝活动结束之后，爱德华决定在全国进行一场胜利巡视。9月，爱德华抵达位于柴郡的王室溪谷修道院。他给那里的修士带去了一个重要的战利品，由勒韦林、戴维兹、埃莉诺·蒙特福特三人的玺模熔炼制成的银质圣杯。随后，爱德华又在欧弗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根据王室的财政记录，为了在两周的活动期间为王室提供娱乐，当地聚集了1000名威尔士吟游诗人。直到10月初，爱德华才越过迪河，正式开始巡视全国。爱德华巡视了威尔士北部的所有新建城堡，包括康威城堡、卡那封城堡和哈勒赫城堡，并第一次参观了阿伯里特斯威斯城堡、卡迪根城堡和圣大卫教堂。12月，爱德华夫妇开始向南巡视。在南下之前，爱德华夫妇只带了一些朋友和仆人，现在，一些大贵族也加入进来。在抵达加的夫、卡尔迪科特、切普斯托城堡时，爱德华一行受到了格洛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诺福克伯爵等人的热情接待。最终，巡视团的人数越来越多，巡视活动也在年底画上了句号。12月21日，爱德华等人渡过塞文河口，前往布里斯托尔庆祝圣诞。[4]

现在，之后的打算成了爱德华面临的首要问题。威尔士已经彻底投降，当地的统治者不是投降就是被杀，威尔士的独立历史和象征也被抹除。英格兰终于获得了和平，人民为爱德华的胜利欢欣鼓舞，贵族们也因这共同的成就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加斯科涅还是老样子，之前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并不会立刻升级为需要紧急干预的危机；爱尔兰的局势也很稳定。忙碌了这么久，即使爱德华夫妇选择休息放松也不会有人加以指责。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休息，而是决定再次东征。爱德华一直有重回圣地的打算。他在写给几任教皇的信中都说过，自己必须优先处理英格兰的事务。在过去的10年里，爱德华不止一次表示，弟弟埃德蒙东征经验丰富，并且非常乐意领兵东征。但是，各位教皇都没有同意。他们需要的是一位拥有国际声誉且能够团结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领袖。爱德华早年的东征经历是一个传奇，只有他能担此重任。[5]

最终，爱德华同意了。他在1284年年初宣布了东征的决定，当时威尔士的战争已经结束。这两件事有着内在联系：战争结束后，权力达到鼎盛的爱德华心中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并对上帝的庇佑充满了感激。在这种情感的鼓舞下，爱德华做好了再次面对那个时代最大挑战的准备。[6]

连续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的花销是巨大的，这看起来既不谨慎又不现实。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次东征时，爱德华已经不再是曾经到处求经费的小跟班了。作为教皇选定的十字军领袖，他将得到教会的全额财政支持，在当时来看，这笔钱已经足够支付东征的花销。在过去的10年里，罗马教廷一直向欧洲各国的教会收税，为未来的东征做准备（这一举动遭到了英格兰的反对）。在1274年之后的6年里，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都要上交其收入的10%，教廷由此积攒了大笔钱财。（爱德华也知晓此事，事实上，在1283年春天，英格兰教会拒绝为威尔士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时，愤怒的爱德华强行没收了英格兰教会准备上交教廷的钱财，就连常常借钱给爱德华的银行家们都被这一举动震惊了，但很快爱德华就把钱还了回去，大部分装满银币的麻袋还没来得及开封。）尽管这笔资金数额不小（大约13万英镑），爱德华还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了钱不够用的判断；爱德华的第一次东征花掉了10万英镑。为此，爱德华一直在和罗马教廷谈判。教皇马丁四世提出可以继续对教会收3年的什一税，而爱德华则认为需要再收10年。[7]

这样远距离的讨价还价既费时又费力，但是双方终将达成妥协。在1284年，阻碍东征的不是财政困难，也非当事人的不情愿，而是政治问题。当时，西欧各国处在战争边缘，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根本无法统一基督教世界进行圣战。

这一次，引发冲突的依然是西西里问题。30年前，亨利三世就曾陷入西西里问题的泥潭，30年后，西西里的王位依然是欧洲君主竞争的焦点。的确，这个问题在一段时期内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在13世纪60年代末期，安茹伯爵查理曾在教皇的授意下取得了西西里的王位，并通过武力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在随后的几年里，查理在当地具有绝对权威。但是，查理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开始追求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1271年，查理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王国；1277年，他又买到了“耶路撒冷国王”的称号；到了13世纪80年代初，查理开始准备夺取君士坦丁堡。然而，在集中精力向东推进的同时，查理忽略了自己位于大后方的权力核心。为了征兵，查理在西西里实施了暴政：税率越来越高，逃兵全部处以死刑，就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会受到处罚。1282年春天，西西里人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并在复活节发动起义，声称要“杀死法国佬”。起义期间，来自法兰西的统治者们死的死，逃的逃。[8]

因其发动时间，这场起义被称为“西西里晚祷”，它只比威尔士的反殖民起义晚了一个星期。查理准备通过陆路和海路镇压起义。事实上，如果西西里和威尔士一样孤立无援的话，他可能就成功了。[9]

然而，西西里人背后有国际力量的支持。对于查理势力的崛起，早就有人感到不满。比如受到查理威胁的君士坦丁堡皇帝。还有西班牙第二大国阿拉贡的国王彼得。彼得的妻子来自霍亨斯陶芬王室，她认为自己才是西西里的正统继承人。起义爆发几周后，彼得派舰船前往支援，以维护妻子的利益。9月1日，彼得抵达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受到了西西里人的热烈欢迎，并加冕为西西里国王。[10]

由于彼得出兵西西里，法王也被迫卷入其中。腓力三世是查理的宗主，也是查理的侄子。他曾警告彼得，干涉西西里局势意味着向法兰西宣战。对此，彼得没有理会。于是，仅隔一座比利牛斯山的法阿两国陷入了战争威胁。

教皇也在这件事里起到了煽动作用。罗马教廷一直将西西里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认为教皇才是西西里的统治者，而查理一直是教廷认可的教皇候选人。教皇马丁是法国人，因此他决心要恢复同胞查理在西西里的势力。他立刻开除了彼得的教籍，宣布彼得不再是阿拉贡的统治者，并授权法兰西通过武力剥夺彼得的王位。1284年，腓力三世开始征兵。1285年年初，腓力做好了进攻阿拉贡的准备。[11]

腓力和彼得都寻求英格兰支持，爱德华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冲突的升级。彼得将爱德华视作自己的朋友（两家一直有联姻的计划）；腓力三世是爱德华的表兄弟，也是加斯科涅的宗主。最为麻烦的是，教皇马丁宣布针对阿拉贡的战争属于十字军东征。之前，爱德华还能向三方解释自己忙于威尔士平叛，无暇他顾。随着威尔士局势的平息，爱德华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帮助一方得罪另一方，或者什么都不做，眼看着教皇把宝贵的东征资金浪费在基督教世界的内战上。[12]

爱德华当然不愿意出兵阿拉贡，但他也不会袖手旁观。1284年圣诞节期间，爱德华和大贵族们一起驻扎在布里斯托尔，这不仅仅是威尔士战场英军胜利的顶点，当地人（也可能是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将此视为一次议会会议。这意味着，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夹杂着非常严肃的政治辩论。而辩论的焦点，正是英格兰应该如何应对欧洲大陆最近发生的这场危机。1285年新年，爱德华定下了自己的行动方案。[13]

爱德华决定亲自出面阻止战争爆发。1285年1月初，爱德华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快速赶往伦敦，在伦敦短暂停留后又继续前往多佛，准备从那里出发去法兰西。爱德华并没有带兵，他和随从的通行证到复活节就会过期。他此行旨在与腓力三世进行紧急会晤，以说服对方放弃出兵阿拉贡的打算。[14]

然而，爱德华的打算落空了。2月中旬，他离开肯特前往东英吉利，并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和今天的历史学家都在猜测他突然改变行程的原因。可能性最大的情况是，腓力三世拒绝了他的会晤请求。无法前往法兰西进行调停的爱德华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前往诺福克和萨福克的神殿和祭坛寻求上帝的帮助。[15]

无法前往法兰西进行斡旋的爱德华感到沮丧，但是他仍抱有阻止战争发生的一线希望。1285年5月，爱德华召开议会会议，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议会会议之一。除了1月的短暂停留，爱德华已经离开伦敦3年多了。同时，由于威尔士事务的紧迫性，许多正常的政务都被推后了。为了纪念政府恢复正常运转，并庆祝他在威尔士取得的伟大胜利，爱德华为议会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开幕式。

5月4日星期五，爱德华夫妇从伦敦塔（塔上仍然挂着勒韦林和戴维兹的头颅）步行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所有政要和至少14位主教。走在队列最前端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佩坎，他手持据说是耶稣受难时使用的十字架（这一珍贵的圣物原本是前威尔士君主们的珍藏）。抵达教堂后，佩坎先是将十字架摆在了主祭台上，随后又将其交由圣赫勒拿修道院的修女保管。这样做也是有历史由来的：据说正是圣赫勒拿发现了耶稣受难时所用的十字架，另外巧合的是，她还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16]

在几乎把加冕仪式重来一遍之后，议会会议正式开始了。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讨论欧洲局势，并决定是否响应法王的出兵号召。作为加斯科涅公爵，爱德华和法王的关系很复杂，因此是否需要应召出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加斯科涅人对此事非常关心，他们曾经给爱德华传话，告诉他出兵意味着种种风险和对法王的臣服。很多英格兰贵族，包括爱德华本人，都对这种前景感到担忧。因此，众人决定给法王一个含糊的回应。5月末，爱德华派特使前往巴黎复命，并通过他们告诉腓力自己仍然愿意居中调停。[17]

在等待法王回复期间，爱德华处理了不少国内事务：他在议会上正式通过了很多长期存在的法令，并为许多大贵族的儿子授予了爵位。另外，他还颁布了新的法律——第二部《威斯敏斯特条例》和《商人法》，前者主要明确了土地法的有关问题，后者则对债务追偿做出了规定。[18]

不过，法律和商业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发生在伦敦。伦敦市民与英格兰国王的关系一向是爱恨交加——伦敦市民主张公民自由，因此希望限制国王的权力。一直以来，伦敦享有自治特权，可以自主选举市长和治安官。需要民众支持时，王室就尊重伦敦的自治权。王权强大或君主想要报复民众时，伦敦的自治权就形同虚设。比如，亨利三世就曾先后10次中止伦敦自治。不过，这么高的中止频率也说明了这种做法的暂时性。亨利三世曾在盛怒之下中止伦敦自治，以报复伦敦市民对蒙特福特的支持，但是这样的惩罚很快就减弱了，不到5年，伦敦市长和治安官的自主权就恢复了。[19]

爱德华和伦敦人的不和由来已久。蒙特福特叛乱期间，伦敦人曾经攻击过爱德华的母亲埃莉诺王太后，爱德华后来对此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不过，爱德华登基后，并没有取消伦敦的自治权。尽管爱德华大修伦敦塔，扩大了王权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直接破坏伦敦的特权。[20]

在登基后的第一个十年，爱德华满足于间接干预伦敦的政治生活。比如，爱德华登基后不久，他欣赏的独裁主义市长亨利·勒威利斯（“威尔士人”）在选举中失利，温和的保守派鲁克斯雷的格里高利上台。对此，爱德华选择逐步在伦敦选举委员会中安插保王党人，最终，勒威利斯于1281年重新上台。[21]

爱德华干涉伦敦市长选举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想要借此提升伦敦的竞争力。在伦敦，只有少数寡头家族能够享受全部的公民权利，他们利用这种权利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自由性，从而损害了普通市民（如鱼贩和制靴工人）和外国商人（如意大利银行家）的利益。第二，爱德华希望能够降低伦敦的犯罪率。13世纪的伦敦发展迅速。从爱德华出生到登基，伦敦人口翻了一番，从4万增长到了8万。随之而来的是城市治安的不断恶化。往轻了说，伦敦街头吵闹暴力；往重了说，入夜之后的伦敦充斥着武装团伙，他们以“解决公民纠纷”为生，同时也是公民纠纷出现的源头。在爱德华的授意下，勒威利斯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严惩破坏宵禁的行为、增加监狱数量等。然而，伦敦市民并不支持他的做法，勒威利斯在选举中再次失利，鲁克斯雷重新上台。看起来，相比于公共秩序，伦敦市民更在意个人自由。[22]

即使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伦敦市民也难以与爱德华一世抗衡，更别提在1285年那种紧张的氛围中了。爱德华于春天返回伦敦时正处于权力巅峰，而且当时伦敦出现了一桩丑闻，举城震惊。在此前的12个月里，伦敦街头出现了暴乱，新门监狱发生了越狱事件，还有多名政务委员会成员卷入了一场谋杀案。对此，王室反应迟缓，并未及时干预。但是，爱德华以此为借口，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改革。当年夏天，爱德华宣布将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负责法律秩序相关事务，但是在委员会开始工作前，爱德华下令关闭圣保罗教堂的墓地，那里一向是伦敦民众集会的场所。6月30日，鲁克斯雷市长辞职，并在伦敦塔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抗议。作为回应，委员会逮捕了80多名伦敦市民，并宣布伦敦将由国王接管。第二天，王室官员进驻伦敦。爱德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伦敦了。[23]

同一天，开完议会会议并控制了伦敦城的爱德华离开了威斯敏斯特。夏日休闲活动拉开了帷幕。在所有家人（包括他所有的女儿和小爱德华王子）的陪伴下，爱德华前往坎特伯雷朝圣。他们在那里度过了托马斯·贝克特节，爱德华还向贝克特圣坛贡献了4座金像（其中“忏悔者”爱德华像和圣约翰像是为了纪念亨利三世，圣乔治和他的马匹的塑像则是为了感谢他们帮助英军取得了威尔士战争的胜利）。爱德华在利兹城堡待了一周左右，并前往汉普郡打猎。随后，爱德华一家又前往威尔特郡，在埃姆斯伯里，6岁的玛丽公主成了一名修女。[24] 最后，爱德华于夏天快要结束时来到温彻斯特城堡，会见英格兰政要。在此期间，他们主要商讨了社会秩序治安的相关立法问题（《温彻斯特条例》），这次会议有时会被误认为议会会议。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是经过挑选的，基本都是非宗教人士和军人。这次会议很可能是又一场威尔士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爱德华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比武大会，而且他很可能在活动期间使用了所谓的“圆桌”（直径5.49米，重0.75吨）。这个圆桌经过16世纪重新上漆和20世纪的修复，目前悬挂在温彻斯特城堡的大厅内。在1285年9月的辉煌岁月里，爱德华一世和他的骑士们曾经在此围桌宴饮。[25]

在这个轻松的夏天，爱德华一直在等法王的回复。爱德华抵达温彻斯特时，对岸传来了最坏的消息：法军已经开始进攻阿拉贡。安茹伯爵查理和教皇马丁四世的过世并未动摇腓力三世的决心。爱德华的特使赶到巴黎时，腓力已经率军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基督教国家自相残杀的消息一定破坏了温彻斯特的欢庆气氛。这场战争对爱德华的东征计划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26]

然而，短短一个月之后，爱德华就收到了最新情报。腓力三世驾崩。法军还没进入阿拉贡瘟疫就开始流行，他们最终被迫仓促撤退。和他的父亲路易一样，腓力也死在了疾病流行的败军之中。这样，阿拉贡国王彼得侥幸逃过一劫。彼得松了一口气，然而这次却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腓力驾崩六周后即10月10日，这位阿拉贡的统治者也宾天了。[27]

这样，到圣诞节时，驻扎在埃克塞特的爱德华发现，基督教世界的四位大人物都已不在人世。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战争已经停止。另外，腓力和彼得的继承人都很年轻，一位还是少年，另一位也不过二十多岁，他们对继续父辈的战争都心存疑虑。短短一年时间，欧洲局势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上个圣诞节，和平的希望还是那样渺茫，到了这个圣诞节，它就成了大势所趋。[28] 根据一位编年史作者的记述，法兰西使团于次年2月抵达威斯敏斯特，催促爱德华前往欧洲大陆做和事佬，这样的情景和一年前形成了巨大反差。无论如何，爱德华都必须前往法兰西：作为加斯科涅公爵，他有义务向新任法王宣誓效忠。为此，爱德华于4月召开议会会议，委托康沃尔伯爵埃德蒙（康沃尔伯爵理查的小儿子）摄政。5月13日，爱德华在多佛登船前往法兰西。[29]

有关爱德华这次法兰西之行的史料很翔实。根据史料记载，这次出访十分隆重，随行人员不仅包括埃莉诺王后和伯内尔、维西、格朗松等王室顾问，还囊括了多位伯爵，包括爱德华的弟弟兰开斯特伯爵、他的朋友林肯伯爵，还有他的叔叔威廉·德·瓦朗斯。就连难以相处的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雷尔也同意随爱德华出访。贵族和他们的仆人，再加上王室及其仆人，整个使团的人数达到了四位数。仅仅是把这些人和1000多匹马运到对岸就花了数天时间——仅是厨房用具一项就装满了8艘船。[30]

抵达法兰西之后，英格兰使团首先前往亚眠去见刚刚登基的腓力四世。尽管腓力四世在父亲去世前就已经受封成为骑士并娶了妻子，但他加冕时也只有17岁。腓力四世相貌出众，法国人称他为“美男子”腓力。另外，他的性格十分内向腼腆。这样的性格让很多人认为他有些孤高冷淡，后来，有一位和他有矛盾的法国主教讥讽他像一只猫头鹰，“全世界最英俊的男子，却只会盯着别人看”。[31]

尽管如此，腓力和爱德华却相处得不错。很快，两人就从亚眠赶往巴黎。英格兰使团在巴黎停留了几个星期，其间，他们驻扎在塞纳河左岸的圣日耳曼修道院。在这几周里，爱德华和腓力各自举办了不少宴会，爱德华还经常坐船过河去罗浮宫拜访腓力，这些都证明了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32]

至少在某些领域，两人的关系的确不错。但是，此次访问持续时间长且两人交流频繁，可能还是因为他们需要就两个问题进行协商。首先就是法兰西与加斯科涅的关系。由于腓力三世的去世，爱德华需要重新向腓力四世效忠，而且这一关系也因之前腓力三世要求爱德华出兵协助而受到了考验。6月5日，爱德华向腓力三世宣誓效忠。但是他十分谨慎，措辞含糊，并且为效忠加上了前提条件：“根据之前签署的和约，我仅以加斯科涅领主的身份向您效忠。”爱德华宣誓前，罗伯特·伯内尔明确表达了英格兰的立场，称法兰西没有完全履行《巴黎条约》规定的义务；法兰西的行为威胁到了爱德华的权利，因此，有些英格兰人建议爱德华不要向腓力宣誓效忠。这样的开场白显然十分大胆，也一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33]

此外，双方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法兰西和阿拉贡之间的议和。腓力四世本人似乎并不支持父亲发起的战争（他已经去世的母亲就是阿拉贡人），阿拉贡人也愿意坐下来谈判（其使臣已经抵达巴黎）。然而，在教皇看来，只要阿拉贡人不撤出西西里，战争就必须继续下去，而阿拉贡方面也坚持不愿放弃西西里。[34]

阿拉贡的固执并不是任性妄为。在战争的早期，他们就赢得了不错的谈判筹码。1284年6月，阿拉贡舰队和查理的舰队在那不勒斯沿海进行了海战。查理本人没有参战，但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萨勒诺王子查理在战斗中被俘。[35]

在这两年里，小查理一直被关在阿拉贡的一所监狱里。他的直系亲属和表兄爱德华都对这样长时间的关押感到担忧。爱德华和小查理至少见过一次（在1279年的一场比武大赛上），两人关系不错。1281年，在一桩法兰西旧怨的影响下，爱德华和查理可能被划分到对立的阵营，爱德华还给查理写信，告诉他自己并不情愿。另外，从更加现实的层面来说，爱德华清楚，只有查理（老查理死后，他从名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位国王了）获释，东征才能实现。然而，查理获释的希望看起来很渺茫。只有阿拉贡同意从西西里撤军，教皇才会恢复阿拉贡国王的教籍；而只有教皇恢复阿拉贡国王的教籍，阿拉贡方面才会同意释放查理。[36]

因此，爱德华仅凭在巴黎的一个夏天无法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不过，经过几个星期的协商，交战双方同意停战。7月的最后两周里，在腓力四世和阿拉贡特使的授权下，爱德华下达了休战命令。停火从8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9月。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样一来，爱德华有一年的时间来商定最终的解决方案。[37]

几天之后，英法关系方面的谈判也结出了果实。腓力四世在宗主管辖权方面做出了让步，并同意向爱德华移交和约中规定划给加斯科涅的土地。爱德华对圣东日（位于加斯科涅北部边界）的权利终于得到了承认。而爱德华则同意放弃对凯尔西（位于加斯科涅以东）的领土要求，作为回报，腓力每年将向爱德华支付数百英镑。[38]

除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突破性进展，爱德华还接到了另一个好消息。当时，新教皇何诺四世决定增加东征资金，将什一税的征收时间延长了6年，前提条件是爱德华必须在第二年5月之前出发东征。虽说爱德华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他在给教皇的回信中要求对方提前支付军费——但这已经算是特大喜讯了。7月末，充满成就感的英格兰使团离开了巴黎。[39]

爱德华一行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加斯科涅。但是他们并没有着急赶路，而是选择先去朝圣。爱德华先是去了巴黎东南方向的奥塞尔和蓬蒂尼修道院（曾为爱德华施洗礼的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阿宾顿就长眠于此）。随后，他又一路向西沿卢瓦尔河前往风弗洛，祭扫祖先亨利二世和“狮心王”理查墓。这样，直到9月，爱德华才开始起程前往加斯科涅。自爱德华上一次巡视加斯科涅已经过去了12年。在这12年间，他的领地范围扩大了许多。这一次，爱德华几乎转遍了所有新得的土地，一方面是检查当地的管理，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当地人的好感。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爱德华巡视了刚刚得到的圣东日；随后，他又视察了1279年划归加斯科涅的阿让奈。11月15日，爱德华抵达阿让奈，并在那里或近郊住了一个月。直到12月中旬，他才沿加伦河逆流而上前往波尔多，并在小城圣马凯尔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40]

这样看来，爱德华的旅行计划的确显得有些慵懒。没有人比爱德华更急于解决欧洲的战事，但是要走完外交流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尤其是传信的特使还需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才能到达阿拉贡和罗马。爱德华于1月初抵达波尔多时，与阿拉贡代表团进行了初步谈判，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爱德华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加斯科涅自身的问题上。爱德华于1278年任命的加斯科涅总管约翰·德·格里伊尽管能力不俗，却很腐败。爱德华抵达加斯科涅之前，格里伊就已经被撤职，并将在第二年受审。对于王室官员和加斯科涅的官员来说，需要着手的工作有很多。整个2月，爱德华几乎都在梅多克周边巡游。3月，猎狼也写上了爱德华的日程。[41]

然而，从复活节开始，事情的进展突然开始加速。根据史料的记载，爱德华于4月2日星期三回到波尔多过复活节。两天后，阿拉贡的特使们回来了。这支由83人和46匹马组成的队伍显得十分隆重。爱德华为他们安排了食宿。也许他们和爱德华一样，在波尔多兴致勃勃地欣赏了当地男孩们的风笛演奏和少女们的舞蹈表演（风笛演奏的价格是2先令，舞蹈表演的价格是7便士）。[42]

然后就到了复活节当天。那一天发生的事颇富戏剧性，甚至还传回了英格兰国内。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爱德华的运气特别不好，他和其他贵族一起站在一座塔楼的顶层，谁知脚下的地板突然坍塌，众人一起跌到了地上（塔楼的高度至少有2.4米）。有人被压伤，还有人骨折，另有3名骑士不幸遇难，不过其他人则没有大碍。爱德华本人运气不好不坏，他被一位摔断了腿的加斯科涅贵族压在身下，断了一根锁骨。[43]

尽管有些人摔得很惨，但是大家基本认为爱德华等人能够侥幸保住性命简直就是奇迹。如果后来的历史记录属实，塔楼坍塌真的是由劈入屋内的闪电造成的，那么这场发生在复活节（耶稣受难日）的事故神秘色彩就更浓了。3年前，爱德华同意率兵东征，收复耶稣的受难地耶路撒冷；3年后，他的承诺仍然没有兑现。这难免让人将这次事故联想为上帝的示警。[44]

这样的情况即将发生改变。爱德华花了5个星期等待锁骨痊愈。在这期间，他哪儿也不能去。但是就在事故发生几天后，他派了3个仆人前往耶路撒冷。不久，爱德华就收到了教皇的信，信中列出了有关东征军费的最终条款，并将6月24日作为爱德华接受该方案的最后期限。[45] 爱德华能够活动之后立刻行动起来。5月12日，他离开波尔多前往附近的布朗克福城堡，并在那里和众人一起宣誓东征。宣誓仪式由教皇派来的拉文纳大主教主持。爱德华被任命为基督教军队的统帅。[46]

过了几天，又有消息从罗马传来。教皇何诺去世。事实上，在发出最后一封信之后，何诺只坚持了19天就去世了。这意味着拉文纳大主教在主持宣誓仪式时并没有教皇的授权。更糟糕的是，爱德华与教皇就军费问题进行的漫长而痛苦的谈判还要在新教皇继位后再来一遍。[47]

还好，与阿拉贡的谈判进展顺利。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阿拉贡使团起程回国。同时，爱德华的亲密伙伴约翰·德·维西也一同南下，为爱德华与阿拉贡国王的会晤进行最后的准备。6月10日，敲定了会晤时间地点的维西回到了波尔多。爱德华立刻派人为即将到来的会晤做必要的安排。12天后，爱德华起程前往奥洛龙。[48]

奥洛龙位于加斯科涅的南边，距比利牛斯山只有32千米。爱德华一行于7月11日抵达奥洛龙，几天后，22岁的阿方索三世也赶到了这里。史料上有关阿方索本人的记载并不多，但能够确定的是，他的使团同样十分气派。为了显示自己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爱德华还特意带上了一些威尔士人；同样，阿方索的队伍里也有几名不情不愿的撒拉逊人（这些人是阿方索从阿拉贡边境地区抓来的）。双方会晤期间，当地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城外甚至还举办了比武大会等活动，不少麦田和葡萄园遭到了破坏，爱德华不得不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双方还交换了礼物：阿方索送给爱德华一头狮子和一只欧林猫。后来，这头狮子咬死了当地人饲养的马匹，爱德华只能再次出钱赔偿。另外，阿方索带来的两名撒拉逊人偷了一头骡子逃走了。除此之外，这次会晤一切顺利。[49]

当然，除了庆祝活动和交换礼物，双方还有正事要做。爱德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阿方索释放小查理。只有查理获得自由，欧洲才能迎来长久的和平；然而查理在狱中做出的承诺都做不得准，出狱后很可能会反悔。阿方索愿意考虑爱德华的要求，但是明确提出释放不是无偿的。这并不是说阿方索有多么贪婪，而是因为查理作为人质的地位非常重要，控制住他就能够保证教皇和法王不敢轻易进攻阿拉贡。查理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以其他方式给予阿拉贡安全感。简而言之，阿方索需要新的人质和保证金：查理的3个儿子（包括他的继承人），此外还有60名普罗旺斯贵族及5万马克。这些人质和保证金将换回为期3年的停战协议，如果协议到期时双方能够保持和平，阿拉贡将返还所有的人质和保证金。如果战事再起，普罗旺斯将被割让给阿拉贡，查理要想拿回人质和保证金也只能拿自己来换。

7月25日，爱德华接受了这些条件，双方达成协议。为了加快事情的进展，爱德华亲自上阵，帮忙筹集了2万马克。他还承诺会把自己的女儿埃莉诺嫁给阿方索，并且取得教皇的同意。之前，教皇以阿方索已被逐出欧洲君主圈为由否决了这场双方计划已久的联姻。[50]

这样，教皇的批准就成了事情的关键。阿方索急于与英格兰联姻说明他渴望回到欧洲的君主圈。但是他也不愿意放弃西西里，《奥洛龙协议》的核心就是要求法王和教皇承认他对西西里的所有权。因此，要想说服法王和教皇认可这一调停结果，爱德华派出的特使必将付出巨大的努力。然而，爱德华的使团于1287年夏天出发时却发现了更大的问题。尽管何诺四世早在4月就已过世，但是枢机主教团却迟迟未能选出新教宗。教皇之位空缺成了和平进程的最大阻碍：没有教皇，也就意味着《奥洛龙协议》无法获得教皇的批准（或者否决）。[51]

爱德华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事情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奥洛龙会晤结束后，爱德华选择暂时留在加斯科涅南部。夏天结束，秋天到来，爱德华这里逛逛，那里看看，先后巡视了达克斯和圣塞弗，以这样的方式打发无聊的等待时间。在此期间，他接见了中国僧人拉班·扫马，他是蒙古人阿鲁浑汗(他的父亲是爱德华曾经的盟友阿八哈汗)派来欧洲的特使。阿鲁浑汗计划重新在中东地区发起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并希望能够得到欧洲人的支持。受到了鼓舞的爱德华是这样回复扫马的：“我们已经决定东征，并对此坚定不移。阿鲁浑汗的计划与我们不谋而合，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52]

然而，随着冬天的到来，爱德华在漫长的等待中渐渐失去了对迅速解决欧洲问题的信心。其中部分阻力来自腓力四世，他不愿接受阿方索提出的条件：如果停战协议最终无法带来和平，阿拉贡将获得查理在普罗旺斯的领地。但最大的障碍仍然来自教廷——教皇之位的持续空缺。11月，爱德华收到了枢机主教团的来信，他们对爱德华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是在收到这封信之前，爱德华已经做出了判断，认为查理不可能在年内获得释放。于是，他回到了波尔多，并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除非教廷选出新教皇，否则无论是停战、和平，还是东征的计划，一切的一切都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53]

为了打发时间，爱德华准备新建一座城镇。在1288年2月、3月和4月的大部分时间，爱德华都驻扎在加伦河的岸边，营地距波尔多只有19千米。加伦河在这里与多尔多涅河交汇，共同形成了吉伦特河的宽阔河口，并最终流入比斯开湾和大西洋。加伦河与多尔多涅河是加斯科涅的商业动脉。爱德华计划修建的城镇就位于这两条河的交界处。一开始，为了表达对埃莉诺王后的敬意，爱德华将其命名为布尔戈斯雷吉纳，在英格兰，人们称它为王后堡。[54]

尽管爱德华（与埃莉诺）亲自参加设计建设布尔戈斯雷吉纳显得有些任性，但这并不是异想天开。自从爱德华成为加斯科涅公爵，修建新城镇就一直是加斯科涅的官方政策。在邻居图卢兹伯爵的带动下，爱德华早在1274年就向自己在加斯科涅的代理人下达了在合适地点新建定居点的命令。因此，在随后的12年里，加斯科涅出现了几十个新城镇。而且就在1286年，仍有不少城镇正在建设当中。[55]

当地人将这些新的定居点称作巴斯蒂德——巴斯蒂德来自法国南方方言中“修建”一词。对于那些将中世纪和混乱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这些定居点整齐的规划将令他们惊讶。这里的城镇设计非常精确，每一块街区的大小都一模一样，最终形成了非常规整的格状结构，这样的效果通常出现在近代的美国，而不是13世纪的欧洲。在这些定居点中，有一些规模不断扩大，是很多现代城镇的前身，也有一些逐渐退化为小型村庄。其中保存最完好的要数阿让奈地区的蒙帕济耶。这座定居点修建于1285年，爱德华曾于1286年来这里巡视。蒙帕济耶的很多细节仍保持着当时的原貌，这让它充满了与众不同的魅力。在这里，整齐的街道连接着中央广场，小镇的一边是露天市场，就连当时用来为粮食称重的金属箱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广场四周的建筑都修有拱门，这也是中世纪的典型风格。（据本书作者所知）蒙帕济耶还有全世界唯一的一家爱德华尊贵旅馆。[56]

爱德华修建这些定居点有两个目的。第一，这些定居点是当地的商业中心，可以为爱德华带来直接（比如在当地征收的税费）和间接（定居点能够增加贸易量，从而增加其他地方，如波尔多的税收）的收入。第二，它们可以增加爱德华作为加斯科涅公爵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爱德华作为加斯科涅公爵的权力远小于他作为英格兰国王的权力。他在加斯科涅的私人领地更小，收入也更少。修建这些定居点不仅能够为他增加财政收入，它们还会将他视作自己的领主和庇护者。因此，随着定居点的增多，爱德华作为领主的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大。[57]

这样做注定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感。其他土地所有者一般都反对在自家门口修建定居点，因为定居点的存在会吸引佃农们进城生活，而这必将损害地主的利益。吸引下层民众进城的不仅仅是提高收入的机会，还有城市生活将带给他们的自由。[58] 因此，为了得到地主的支持，定居点的修建通常采取公私合作的模式：地方领主（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爱德华提供许可，取得的收入大家来分。蒙帕济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蒙帕济耶是爱德华和比龙领主合作修建的，小镇南边6.4千米处就是比龙领主的城堡。这样，爱德华、地方领主和农民都能从修建定居点中获益。[59]

新建定居点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爱德华就任加斯科涅公爵时这里的经济还十分落后。尽管仍保留着罗马帝国时期的文明遗迹，加斯科涅却在13世纪早期陷入了困境，连年的战争严重阻碍了当地的发展。因此，和西欧的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经济较为落后，从而为经济开发创造了条件。13世纪中期，加斯科涅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和英格兰的葡萄酒贸易在当地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当地人砍伐森林种植葡萄的动力也越来越足。有了城镇就需要道路，道路多了，森林少了，叛军和强盗的藏身之地也就少了。曾经逐渐变得荒芜野蛮的加斯科涅终于又回到了温和文明的状态。[60]

在经济落后这一点上，加斯科涅和威尔士有相似之处，因此，爱德华认为可以仿效威尔士在加斯科涅新建城镇。第一次威尔士战争结束后，爱德华在弗林特、里兹兰和阿伯里斯特威斯修建了定居点；在威尔士被征服之后，新建定居点的数量继续增加，包括康威、卡那封、哈勒赫、贝里、克里基厄斯等。当然，在威尔士，爱德华是最高领主与征服者，在修建定居点时他无须购买土地，也不用和人分享收益。但是，他在威尔士修建的城镇和加斯科涅的定居点的确很像。今天，弗林特的街道依然呈规整的网格状。尽管康威和卡那封的街道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它们有欧洲保存最完好的石质城墙。[61]

第二次威尔士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爱德华建城的热情十分高涨，他甚至在英格兰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1285年秋天，爱德华巡视怀特岛，为的就是看一看从温彻斯特主教那里买来的弗朗舍维尔（纽镇），并计划在那里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几周之后，在视察了科夫堡之后，爱德华下令在附近多塞特郡的海边修建一座新城。然而，这些计划并未成功，事实上，多塞特计划早在规划阶段就夭折了。从11世纪开始，由于地方领主的积极进取，英格兰的城镇越来越多，到了爱德华统治时期，其数量已经饱和。[62] 爱德华在温奇尔西修建的定居点是他在英格兰唯一的成功案例。而且，温奇尔西的条件很特殊，它原本就是苏塞克斯沿海的一座港口，到了13世纪中期，由于海床条件发生变化，其港口地位受到威胁。爱德华登基时，温奇尔西的市场已经被海水淹没，当地的教堂也岌岌可危。因此，爱德华于1281年下令在附近的山顶修建一座新城。这一工程的负责人之一正是爱德华颇为喜欢的前伦敦市长亨利·勒威利。新建的温奇尔西城是英格兰最像加斯科涅定居点的地方（后来，勒威利也曾在加斯科涅修建过几处定居点）。爱德华新建温奇尔西的举措是合理的。地处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温奇尔西是进口加斯科涅葡萄酒的主要港口。至今，温奇尔西城内还保留了几个曾经用于存放葡萄酒和奶酪的石窖。[63]

13世纪80年代末期爱德华巡视加斯科涅时，那里的城镇定居点数量实际已经接近饱和。早期建造的定居点位置好、管理好，因此非常繁荣。比如，1270年建成的利布尔讷就发展得很好，现在已经成为比较有影响的法国城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爱德华于1287年亲自修建的定居点巴镇，并称其为对巴斯主教罗伯特伯内尔的赞美，如今这一小镇早已消失。事实上，爱德华亲自修建的定居点没有一个留存至今。甚至连爱德华花费了大量精力和钱财的布尔戈斯雷吉纳都已经消失了。除了历史文献，唯一能够证明其存在的只有周围葡萄园的形状，一些曾经的沟渠遗迹，以及附近一座村庄的名字——巴斯蒂德。[64]

1288年春天，在布尔戈斯雷吉纳停留了很久的爱德华终于在即将离开时收到了罗马传来的消息。枢机主教团终于选出了新任教皇。尼古拉四世于1288年2月22日登基，并立刻宣布《奥洛龙协议》不成立。爱德华必须重新和阿拉贡进行谈判。[65]

因此，为了找到打破僵局的新方法，爱德华于6月初再次南下，并于6月底回到了奥洛龙。这一次，他的行程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记载。但是和阿拉贡的谈判无疑变得更加艰难了。最终，谈判失败，爱德华于7月底撤到了奥洛龙东北24千米处的莱斯卡尔。直到9月，双方才再次面对面谈判，而且这一次的谈判地点是在阿拉贡。在阿方索的坚持下，爱德华一行在夏末时节穿过比利牛斯山，抵达了山区城市哈卡。9月初，双方在这里达成了新的协议。[66]

为了推动谈判进展，爱德华不得不为这份协议进行担保。他再次提出可以支付一部分保证金（爱德华当场支付了2.3万马克，并承诺将在随后支付7000马克）。另外，他还同意在小查理一方的人质送来之前，自己先提供一些人给阿方索做人质。这样，爱德华不得不在初秋往返比利牛斯山两侧，以便凑够人质的数量。最终，在10月28日，在阿拉贡最北端的定居点坎弗兰克，爱德华和阿方索再次会面。爱德华向对方移交了至少76名人质。其中大部分是加斯科涅人，但其中也有一些英格兰贵族，包括奥托·徳·格朗松。另外，根据之前的协议，小查理的3个儿子也已抵达阿拉贡。对此，阿方索终于满意了，于是，查理也终于获得了自由。[67]

赔进去不少人的爱德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心怀感激的查理立刻开始准备人质并筹集剩下的保证金。在此期间，爱德华只能在加斯科涅南部耐心等待。但是他并没有闲着，而是找了一个地方来发泄自己的精力。在这个冬天，英格兰使团驻扎在俯瞰吕伊河的古老要塞博内加尔德。吕伊河是加斯科涅和加斯顿·德·贝亚恩领地之间的界河。几年前，博内加尔德经过重修，形成了一个小型定居点。但是现在在爱德华的指挥下，博内加尔德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如今，博内加尔德属于私人财产，它也是爱德华在加斯科涅亲自修建的所有定居点中最长寿的一个。[68]

查理必须在3个月的时间内把人质凑够。到了2月，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英格兰人的焦躁不安越来越明显。不过，就在2月即将结束的时候，查理回来了。爱德华和他一起前往阿拉贡边境，这一次，王后埃莉诺没有随行。在这个季节，比利牛斯山上几乎无路可走。在几百名特意为此征召的步兵的带领下，爱德华带着查理和人质艰难地翻过了雪山。他们的目的地是比利涅——比利牛斯山山口的最高点，海拔1524米。3月初，一行人终于抵达比利涅，爱德华在那里竖立了一个木质十字架，作为自己领地和阿拉贡的分界。3月6日前后，阿方索抵达比利涅，双方交换了人质。重逢过后，英格兰使团回到了奥洛龙，焦急等待的埃莉诺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69]

这样，爱德华终于完成了任务。查理获释，他对爱德华将永远心怀感激。后来，查理对爱德华这样说道：“您证明了您的真诚，是您解开了我的镣铐，也是您为我打碎了监狱的高墙。”另外，英格兰人质平安归来，奥洛龙城中也洋溢着喜悦的心情。

但是总体来说，爱德华的加斯科涅之旅是枯燥且令人沮丧的。爱德华回到奥洛龙一周后，一位随行的教士给自己远在坎特伯雷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这样解释道：“陛下的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因此我不能常常写信给你。希望陛下快快踏上归程，他在这里停留得太久了。”

这位教士的希望没有落空。3个月后，爱德华完成了对加斯科涅政务和与法兰西关系的安排，于1289年6月13日起程回国。[70]

爱德华不在期间，英格兰摄政政府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几个主要问题的出现考验了埃德蒙和其他政委会委员的能力与决心。其中最大的问题是1287年在威尔士南部爆发的大规模叛乱。曾经一直支持爱德华的威尔士领主里斯·阿普·马雷都德最终决定改弦易辙。1287年6月，里斯攻下了不少城堡，并烧毁了几座城镇。但是，这场叛乱没能持续多长时间。担心重蹈1282年至1283年覆辙的摄政政府反应过度，派出2.4万人平叛，这与牛刀杀鸡无异。1288年年初，叛乱已经完全平息。至此，英格兰形成了对南威尔士的绝对控制。在攻城车的帮助下，英军夺取了里斯的德里斯韦恩城堡。很快，英格兰就在城堡附近修建了新的定居点，并迁来了大量的自由民。[71]

1288年，里斯本人逃脱了追捕，第二年有传言称他逃到了爱尔兰。我们无法得知他是否真的去了爱尔兰，以及他在那里过得怎么样，因为爱德华在当地的势力也非常强大，但当时爱德华对爱尔兰的兴趣不大。早在30年前爱德华第一次访问加斯科涅时，亨利三世曾经命他从加斯科涅赶往爱尔兰。从那以后，爱德华四次巡视加斯科涅，却从未去过爱尔兰。[72]

爱德华的倾向性是有原因的。加斯科涅相比之下还是较为文明的地方，而且当地气候温暖宜人。爱德华的祖先在那里建造了城堡和教堂，罗马人则修建了城市和道路。当地人也许三心二意且阴险狡诈（这是爱德华的观点），但是到底与爱德华有相似之处：他们可能的确狡猾，但是他们讲法语，而且处事圆滑，也具有骑士精神。[73]

相比之下，爱尔兰简直就是蛮荒之地——那里的气候恶劣，不宜居住，很多地方都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所不能容忍的。曾有英格兰教士称自己宁愿蹲监狱也不愿去爱尔兰，这可能是很多英格兰人的心声。[74] 爱尔兰被认为是文化落后之地。比如，爱德华痴迷于威尔士那传说般的历史，但是对爱尔兰的历史毫无兴趣。不过，爱尔兰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它有两个民族。

爱德华继位前100年，英格兰定居者穿过爱尔兰海来到了这片土地。爱尔兰土地肥沃，如果能够耕种起来，将获得很大的收益。这吸引了贵族、市民和农民前去开荒。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和约翰王也紧随其后，将爱尔兰划入了英格兰王国的版图。

但是爱尔兰未能完全融入英格兰。第一批英格兰移民登陆爱尔兰时，他们认为当地人近乎野人。那是在12世纪末，当时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的敌意已经持续发酵了50多年，这样的敌意很快就被带到了爱尔兰。无论是在社交上，还是在文化上，英格兰人都不愿与当地人融合。而且，当时英格兰的政府机构和治国方法已经较为成熟，很难根据当地情况做出变通，因此，政治上的一体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英格兰贵族选择用武力为自己开道，而英格兰移民则选择建立新城，自成体系，自给自足。这样，爱尔兰人发现，最肥沃的土地都被英格兰人占去了，自己只能依靠偏远地区的贫瘠土地（山地、林地和沼泽区）度日。因此，爱尔兰社会分化非常严重：一边是英格兰殖民者，一边是原住民。[75]

在60～90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发展迅速，涌现出了大量的城堡、城镇、教堂，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很多移民发了财。但是到了13世纪中期，也就是爱德华成为爱尔兰领主的那段时间，这里的经济开始停滞不前。很多英格兰贵族消失了，英格兰移民也逐渐减少。从那以后，爱尔兰的领主们就不怎么去往自己的领地了。[76]

最重要的是，爱德华自己也不愿意去爱尔兰。从1256年开始，爱德华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威尔士，而且1258年英格兰又发生了内乱，他几乎没有精力顾及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逐渐衰落下去：英格兰殖民者之间开始不和，爱尔兰原住民则开始重塑自己的权力。1258年，甚至有一位爱尔兰首领宣布自己为爱尔兰国王，就像勒韦林宣布自己为威尔士亲王那样。这位“亲王”和他领导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是在这之后，叛乱接踵而至。英格兰的势力范围逐渐缩小。盖尔人的势力开始复兴。[77]

因此，早在爱德华继位时，他就知道必须要对爱尔兰的局势采取措施。尽管他个人对爱尔兰不感兴趣，但是此地能够提供士兵、粮食和金钱，这是他非常看重的。到了1274年，爱尔兰的收益日益减少。在成为爱尔兰领主后的20年里，爱德华采取了放任的政策，当地财政给他带来的利润渐渐从每年5000英镑减少到每年2500英镑。[78]

对此，爱德华的解决办法是委派官员代他管理。正如管理加斯科涅那样，爱德华向爱尔兰派出了一批新委任的能吏，并给予他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希望借此扭转爱尔兰的颓势。不过，爱德华派往加斯科涅的官员善于调和当地矛盾，派往爱尔兰的人则属于强硬的执行者，为了恢复当地秩序，他们几乎有权采取任何手段。比如托马斯·德·克雷尔，他是格洛斯特伯爵的弟弟，也是帮助爱德华从蒙特福特手中逃脱的主力之一。后来，克雷尔又跟随爱德华东征，因此他和后者的关系非常好。爱德华加冕几周后，就派英勇善战的克雷尔前往爱尔兰发挥他的特长。克雷尔不是长子，没有继承权，想要扬名立万或是挣下家产都只能依靠自己。他在爱尔兰西南部建立了自己的领地，那里曾经是托蒙德王国，其中心位于香农河河口。从1276年到1286年，克雷尔从英格兰迁来了移民，并修建了不少石质城堡。如今，克雷尔在班拉缇修建的巨型要塞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我们能够窥到它的面貌：要塞的外墙很厚，塔楼固若金汤，其他建筑物的规模也很大，而且用石灰进行了粉刷。这样的手段加上爱德华的支持，克雷尔成功地控制了这片荒凉的边疆地区。[79]

爱德华一定已经隐约认识到这样的镇压手段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在某个时间点，爱尔兰必须与英格兰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也是爱尔兰人所希望的。1277年，他们联合向爱德华请愿，要求在爱尔兰实行英格兰法律，并愿意为此支付不菲的钱财。但是，尽管爱德华本人愿意接受这个提议，英格兰殖民者们却坚决反对。允许爱尔兰人使用英格兰法律相当于将他们视为英格兰人，这是殖民者们永远不会同意的。在他们心中，英格兰法律是一种身份认同。最终，爱尔兰人的请愿以失败告终。当然，终极的融合方法应该是承认爱尔兰法，并将其纳入王室的管辖范围。1282年之前，爱德华就做好了承认威尔士法的准备，并在征服威尔士后保留了一部分威尔士法律。然而，爱尔兰法律过于原始且有违常理，根本不可能纳入英格兰法。1277年，爱德华是这样描述爱尔兰法的：“爱尔兰人使用的法律令上帝厌恶，它和其他法律都不一样，简直不应称其为法律。”[80]

既不能使用英格兰法，自己的法律又受到如此批评，爱尔兰的原住民注定要继续被实施种族隔离。这样，殖民者对待他们的方式只剩下进一步的边缘化和军事镇压。因此，克雷尔于1277年处死了他的原住民敌人布莱恩·奥布莱恩；英格兰派驻爱尔兰的首席政法官于1282年派人暗杀了统治爱尔兰东南部的原住民首领麦克默罗兄弟。这不符合骑士准则，更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但是爱尔兰人也不遵循骑士精神。他们就像亡命之徒，文明世界的规则在他们身上并不适用。[81]

不管怎样，布丁好坏，一吃便知。1289年，在爱德华准备离开加斯科涅时，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当地的财政收入恢复了原来的水平，威尔士战争对粮食、军队和建筑工人的需求刺激了爱尔兰经济。克雷尔于1287年自然死亡。同年年底，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彻底平稳。[82]

因此，爱德华夫妇于1289年夏天返回英格兰时，王室的权力正处于制高点。8月13日，船队抵达多佛，5位公主和5岁的小王子前来迎接，见到了阔别3年的父母。爱德华的外交成果为他在欧洲赢得了无可比拟的地位，他在加斯科涅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势力也在代理人的帮助下日渐稳固。[83]

然而，英格兰本土却并不平静。比如，社会治安仍在持续恶化。贵族之间和商人之间都发生过暴力冲突，武装暴徒随处可见。1288年，在林肯郡的波士顿，有人对当地一年一度的集市进行了抢劫，最终，集市着火，很多货物化为乌有。[84]

这样的混乱部分是由爱德华的缺席导致的。政府衰弱的时候，强盗和叛乱分子就会闻风而动。在这3年里，英格兰的政治不满逐渐加深，这也是局势动荡的一个原因。比如，伦敦市民依然对失去自由愤愤不平；教会也不满王室对其事务和权限的干涉。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大贵族身上，他们不满王权对待自己的方式。1288年，摄政政府对一些四处生事的贵族提出了警告，其中有4位竟然是伯爵。爱德华离开前，这些人还能保持克制，他一走，这些人几乎闹到了发动武装斗争的边缘。[85]

大贵族如此不满的原因是爱德华一直在调查他们作为领主的权利和自由。爱德华登基后不久，这项调查就开始了，后来，第一次威尔士战争爆发，调查被迫中断，后于1278—1279年恢复。当时，爱德华的法官开始召贵族入宫接受质询，他们会询问每一个贵族行使特权的依据。[86]

从一开始，贵族们就觉得这样做既无聊又令人沮丧，而且还会产生费用。他们的权利是祖宗传下来的，现在却要为此雇律师替自己辩护，实在说不过去的时候，还要贿赂陪审团成员。这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提供行使特权的依据。自然，被调查者最好的回应是将王室发放的特许证明向法官出示。但在大部分案件中，当事人根本没有出示这样的证明，当时英格兰社会对证明文件的重视才刚刚形成。多数时候，当事人只能向法官解释自己祖祖辈辈一直享受这样或那样的权利，然后寄希望于来自当地的陪审团成员能够证实自己的说辞。[87]

这也是近来大贵族们焦虑不安的原因。1285年，王室法官们宣布不再接受这样的口头说明作为证据，贵族们必须出示特许证明。因此，在当年夏天的议会上，很多贵族都急于找爱德华确认特许证。后来，爱德华出访法兰西，很多无法确认特许证的贵族们在法庭上节节败退，失去了曾经长期享受的特权。[88]

这样，贵族们的愤怒就很好理解了。在两场威尔士战争期间，许多贵族出钱出力，最终帮助爱德华征服了威尔士。他们的付出基本没有得到回报。爱德华出国后，他们又支持摄政政府镇压里斯的叛乱。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被迫出庭受审的待遇。在爱德华口中，他和贵族们是相互平等的兄弟，正如围坐在圆桌旁的亚瑟王和骑士们那样。但实际上，贵族们感觉只有爱德华和他的律师坐在贵宾席上，他们却不得不窝在长凳上生闷气。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攻讦王室法官、维护贵族权利的匿名文艺作品，这并非巧合。比如，《正义之镜》一书不仅表现出了对王室法官的敌意，还为限制国王权力进行精彩的辩护。作者在书中解释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刚刚来到不列颠时，伯爵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后来，经过了多年的内战，伯爵们同意选出一人作为国王。也就是说，英格兰的大贵族们也开始仿效爱德华，从历史中寻找为现实辩护的理由。根据编年史记载，格洛斯特伯爵或者萨里伯爵在接受法庭询问时也充满激情地进行了类似的申诉。在被问及行使特权的依据时，他挥舞了一下手中早已生锈的古剑：“阁下请看，这就是我的许可状。我的祖先用这把剑跟随威廉打下了这片领地。我将用这把剑保卫这片领地，赶走一切觊觎它的人。英格兰不是国王一个人征服的，其中也有我们祖先的功劳。”[89]

因此，回到英格兰的爱德华发现自己面临多方的反对，这和他刚登基时的形势有些类似。也许此时的不满和混乱没有15年前那么严重，但是幻灭的情绪却更浓，而且让人保持乐观的理由也更少。另外，王室在1289年的财政状况与1274年类似，爱德华的负债情况非常严重。他在加斯科涅巡视期间花费了大量金钱——不仅仅是他为查理支付的保证金和款待阿拉贡代表团的花费。爱德华再次破产的主因是加斯科涅本身的资源不足以维持庞大的英格兰代表团和王室威仪。在3年的时间里，爱德华不得不用一个公爵的收入维持一个国王的体面。因此，他的借贷数额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东征或是第二次威尔士战争的花销。起程前往英格兰时，爱德华在意大利银行家那里的欠款已经达到了11万英镑。爱德华回国之前，英格兰筹款还债的计划也已搁浅。1289年，在格洛斯特伯爵的带领下，不满的贵族们拒绝了摄政政府的征税请求，称必须等到爱德华回国才会考虑。现在，和刚登基时一样，回到英格兰的爱德华少不得要进行一番怀柔安抚。[90]

1289年秋天，爱德华再次采取了曾经为他赢得支持的措施。10月，爱德华宣布凡是对地方官员不满的人都可以提出来。但是，这一次他的做法并未奏效。通过惩罚腐败的法官，爱德华的受欢迎程度有所上升，还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司法系统的大部分重要人物都被查出有罪。他们丢掉了工作，还支付了大量罚金。首席大法官托马斯·韦兰被判流放。但是，尽管法官们不受欢迎，这场清洗却并没有给爱德华带来太大的好处。1290年年初，爱德华召开议会会议，这也是1286年以来英格兰首次召开议会会议，会上需要讨论的议题自然不少，但是却没有一件改善了爱德华的财政状况。[91]

这一次，爱德华要想得到需要的金钱和支持，仅仅采取安抚政策是不够的。他需要做出让步，尤其是在特权许可问题上。复活节过后，英格兰再次召开议会会议。会上掀起了抗议特权许可调查的高潮。在几周的时间里，爱德华保持了强硬的态度：在他看来，无法出示依据的特权都是非法篡权，而他在登基时就曾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在5月21日前后，双方达成了妥协。爱德华宣布，只要一项特权自1189年（“狮心王”理查统治的第一年）开始就一直存在，且贵族对特权的使用是负责任的，那么这项特权就是合法的。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爱德华要求这类特权必须得到他的亲自确认。[92]

爱德华做出了部分退让，贵族们的怒火部分得以平息。爱德华成功地争取到了格洛斯特伯爵的中立，因为他提出的条件非常诱人，让对方难以拒绝。议会会议开始时，王室的小教堂举行了一场私人仪式，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和爱德华的女儿琼公主结为夫妇。18岁的琼充满了活力，对46岁且离过婚的吉尔伯特来说，她显然很有魅力。通过这场联姻，吉尔伯特能够接近王室政治的中心，这才是这项提议最吸引他的地方。[93]

贵族们并没有足够的钱来解决爱德华的债务问题，爱德华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贵族们按照传统为琼公主的婚礼奉上了礼金，但是数额很小，爱德华甚至都懒得费心去收。要想偿清债务，爱德华必须向全国收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修补和贵族们的关系很有必要，但这只是第一步，最终，征税必须获得各郡骑士的同意。6月中旬，爱德华下诏召骑士们前往伦敦。在他们到达之前，议会暂时休会。[94]

和大贵族们一样，英格兰的小领主们也有一个主要的不满：尽管经过了多次立法，并且还被敲了两次竹杠，犹太人借贷所引发的问题依然存在。爱德华执政早期颁布的禁止犹太人放贷的禁令并没有奏效——唯一的效果是，放贷从地上转入地下。而且，爱德华的禁令并没有涉及1275年之前已经借出的贷款，因此，那些投机的基督徒仍然可以抢购被抵押的土地。[95]

和以前一样，最黑心的投机者依然是英格兰社会最富有的顶级大贵族，其中最著名的正是埃莉诺王后。精明的埃莉诺从未插手过政治，而是在爱德华的鼓励下进入了土地市场，只要有人显出弱势，她就立刻买走他们的土地。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爱德华夫妇：“国王要钱，王后要地。”美丽的利兹城堡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得来的。它原来的主人是罗杰·利伯恩的儿子威廉·利伯恩，为了偿还在犹太人那里欠下的债务，利伯恩把利兹城堡卖给了埃莉诺。[96]

如此不择手段的做法损害了埃莉诺的名声，以至于当埃莉诺远在加斯科涅时，大主教佩坎不得不给她身边的一位主要神职人员写信，告诉他：“有一条谣言在英格兰愈演愈烈，甚至已经发展成了丑闻，谣言称王后陛下占据了不少贵族的庄园、土地和财产，并将它们据为己有——这些土地都是犹太人在王室的保护下通过高利贷从基督徒那里敲诈来的。”

“英格兰到处有人议论这件事，公众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感。”佩坎继续写道。随后，他敦促收信人请求王后收手。佩坎提出，为了她自己的利益，王后必须停止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97]

因此，到了1290年，爱德华已经和地方小领主们一样，忍受够了犹太人放贷问题。在几个不同的场合，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爱德华都曾尝试以他自认为负责任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1275年，他禁止了犹太人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劝他们从事合法的营生；1280年，爱德华强迫犹太人聆听多明我会修士的布道，试图让他们改信基督教。然而，爱德华的禁令并没有得到遵守，而他的规劝也没有人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其影响越来越坏，甚至牵扯到了王后，并且有破坏爱德华本人名声的危险。爱德华必须为此采取行动。[98]

一种选择是赶走所有的犹太人。在13世纪的欧洲，这种做法并不少见。1182年，法王就曾将法兰西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布列塔尼公爵也曾在1239年驱逐犹太人。在英格兰，蒙特福特和埃莉诺王太后都曾在自己的领地内驱逐犹太人。根据编年史的记载，正是埃莉诺王太后在1290年给爱德华提出了驱逐犹太人的建议。对于下令驱逐犹太人的人来说，这么做并不违背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良心，有时，驱逐犹太人还是东征前的准备步骤。13世纪40年代末，在出发东征之前，路易九世就曾驱逐自己领地上的犹太人。于1287年宣布将东征的爱德华也已经赶走了加斯科涅的犹太人。在上帝保佑他在塔楼地板坍塌事件中顺利逃生之后，为了表达对上帝的尊敬，驱逐犹太人根本不算什么。[99]

对于欧洲君主和贵族来说，驱逐犹太人有益于他们的信仰，但是会带来经济上的负面影响。当然，赶走犹太人之后可以售卖他们的财产，但是这样做利润并不大，而且，既然是出于信仰驱逐犹太人，又怎么好以此谋取利益呢？在赶走了加斯科涅的犹太人之后，爱德华把有关收入捐给了当地的修士。[100]

因此，驱逐犹太人虽然能够解决英格兰复杂的犹太人问题，但在财政上却是一种退步。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迫害，犹太人早已不再是国王的提款机，但是对1290年的英格兰财政来说，任何收入来源都是宝贵的，即使是小钱也不能放过。的确，1290年6月，的确有迹象显示爱德华准备向犹太人征税，把他们所剩不多的钱财也榨出来。[101]

然而在这之后，有人（我们无法确定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提出的）高兴地发现，爱德华可以向小查理学习。萨勒诺公爵获释后，驱逐了生活在曼恩和安茹两地的犹太人。小查理在驱逐令中列举了犹太人的多重罪孽（在查理看来，放高利贷远没有“与年轻的女基督徒同居”严重）。然而，对于驱逐犹太人会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这件事，小查理丝毫没有避讳。他在驱逐令中说，由于这样做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所以他的臣民同意让他征税。[102]

1290年7月的第二周，议会会议重新开始。当时，爱德华再次举办了一场婚礼——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公主嫁给了布拉班特公国的继承人约翰。和春天那场没有公开的婚礼不同，这场婚礼被有意塑造为国家大事，场面十分隆重。婚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数百名贵族男女观礼，还有将近1000名伦敦市民也参加了婚礼。光是在婚宴上表演的吟游诗人就有426人。在有意的安排下，坎特伯雷大主教佩坎再次劝说众人参加东征。这一次，吉尔伯特和新婚妻子以及许多其他贵族和主教都宣誓要随爱德华东征。[103]

在这种喜庆与狂热的气氛中，各郡的骑士（地方小领主）代表抵达了伦敦。由于爱德华已经在特权许可方面做出让步，而且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平息众怒，大贵族们表示同意征税。那么骑士们是否也同意征税呢？我们不清楚是哪一方先提出的，但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骑士们同意爱德华征税，但爱德华必须把犹太人赶走。7月18日，爱德华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犹太人在11月1日之前离开英格兰。[104]

于是，犹太人最后一次为爱德华的破产埋单。1290年夏天，仅剩的2000多名犹太人收拾行李，被迫离开了英格兰。总的来说，他们的离开是顺利的。但是登船之后，有些犹太人被船长杀死。这些船长后来受到了惩罚，但原因是他们不尊重王权，而不是人们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在反犹方面，爱德华的偏见与他的臣民不相上下。摆脱了犹太人的地方领主们异常高兴，甚至同意以十五分之一的比例上税。最终，爱德华收到了11.6万英镑，这是他在位期间最大的一笔税收，也是中世纪英格兰最大的一笔税收。对于爱德华的虔诚表现，英格兰教会也非常高兴，并同意以上税的方式表示感谢。毫无疑问，驱逐犹太人是爱德华做过的最受欢迎的事。[105]

这样，爱德华再次解决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平息了批评者的怒气，并且偿清了债务。此时，他可以全心投入东征事业了。1290年，爱德华再次接待了蒙古人的特使，并派格朗松前往圣地侦察敌情。同时，欧洲大陆也传来了好消息：尽管在他走后又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法兰西、阿拉贡、安茹和教廷之间的全面和平终于要实现了。同时，他和罗马教廷之间有关军费的谈判也终于有了结果。1290年年初，新任教皇同意了前任教皇提出的军费支持，到夏天结束的时候，爱德华已经收到相关文件。10月，爱德华在克利普斯通的舍伍德林区王室猎场召开了特别议会。参会的都是英格兰的大贵族。在他们的见证下，爱德华签署了教皇发来的军费协议。他将先得到已经准备好的13万英镑，另外，在未来的6年里，教会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将留作军费使用。东征的时间也已确定。爱德华和其他十字军战士将于1293年仲夏起程。[106]

这时，埃莉诺王后病倒了，爱德华的世界崩溃了。

第8章

王位大诉讼

The Great Cause

1290年秋季议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埃莉诺王后去世了。在加斯科涅期间，埃莉诺染上了疟疾。尽管这没有影响她跟着爱德华四处巡视，但是由于并未痊愈，较为虚弱的她在10月末又不幸感染了另一种疾病。当时，驻扎在克利普斯通的王室还派御医前往林肯买药。但是，在病了两周之后，埃莉诺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最终，爱德华决定把埃莉诺送到林肯，希望她能受到圣徒休的保佑（圣徒休是病人的守护神，他的墓位于林肯教堂）。考虑到埃莉诺的情况，爱德华一行不敢长时间赶路，只能走走停停，渡过了特伦特河。这时，埃莉诺明显已经没有力气再走了。11月20日，一行人被迫在离林肯还有近10千米的小村庄哈比停下来，将埃莉诺安置在当地人理查·维斯顿（一位骑士）朴素的家中休息。一周之后，在11月28日的晚上，埃莉诺去世。那时她刚满49岁。[1]

当时的英格兰人在记录王后的去世时仅用了一则非常短的讣告，而且也没说什么好话。邓斯塔布尔修道院的一位编年史作者这样写道：“埃莉诺王后有西班牙血统，她占据了很多漂亮的庄园。”对于大部分英格兰人来说，他们对王后的死也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说。自从35年前来到英格兰，埃莉诺很少经营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一般来说，中世纪的王后们会通过以下手段赢得人们的喜爱：自己出钱为穷人发放救济，在丈夫面前为穷人、受压迫的人和罪人说情。然而埃莉诺更愿意让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捐钱，而且她还鼓励爱德华重判犯人，而不是轻判。正如邓斯塔布尔编年史作者所暗示的那样，埃莉诺的问题之一是她的外国血统。埃莉诺不像爱德华，她一直没有学习英语。她的另一个问题是爱财，比如购买了很多庄园。埃莉诺生前一共积攒了价值5万英镑的土地。这并不是简单的贪婪：埃莉诺抵达英格兰时家当不多，必须开源。然而埃莉诺赚钱的方法的确名声不好，特别是吞并小领主抵押给犹太人的土地。另外，她管理产业的方式也很招人诟病：她去世之后，人们发现她在自己的领地里既专横又残忍。直到生命快要结束时，埃莉诺才萌生了赎罪的念头。在弥留之际，埃莉诺虔诚地接受了圣礼，随后祈求爱德华将她以不公正手段获得的钱财都还回去。

爱德华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为她做了很多别的事。爱德华对妻子去世的反应非常大，以至于掩盖了英格兰人对此的沉默态度，也最终掩盖了埃莉诺生前的坏名声。首先，爱德华为送葬做了精心安排。埃莉诺的遗体从哈比被运到了林肯，她的内脏葬在了林肯教堂，而心脏则将根据她的意愿被送往伦敦，和儿子阿方索的心脏一起存放在伦敦的多明我会修道院。12月3日，爱德华一行带着经过处理的遗体向威斯敏斯特进发。悲伤的送葬队伍走得很慢，直到12月17日才抵达目的地，埃莉诺被葬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主祭台旁边。[2]

然而，爱德华对埃莉诺的纪念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王室艺术家和工匠开始为埃莉诺修建英格兰王室历史上最华丽的墓地。埃莉诺一共有3座墓地，分别位于林肯教堂、多明我会修道院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现存于世的只剩下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墓地。这座墓非常复杂精密，上面的埃莉诺塑像精美逼真。这座表面镀金的铜质塑像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只有同时期为亨利三世的墓制作的铜像可以与它媲美。

总体看来，埃莉诺受到的纪念无人可比。除了修建墓冢，爱德华还命人修建了不少于12座纪念碑，分别放置在送葬队伍从林肯到伦敦一路上的停留点。最初，每个纪念碑的顶部都有一个十字架，所以它们也被称为埃莉诺十字架。放置纪念十字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为逝者祈祷。在13世纪的英格兰，纪念十字架并不罕见，但是这样的规模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爱德华的灵感大概来自法兰西的路易九世送葬纪念碑，但是该纪念碑已经不复存在，却仍有3个埃莉诺十字架一直保存到今天（分别位于北安普敦郡的哈丁斯通和盖丁顿，以及赫特福德郡的沃尔瑟姆）。建造记录显示，留存下来的这些纪念碑远远比不上已经消失的那些。尽管如此，这3座久经风雨且受损严重的纪念碑依然是英格兰艺术的分水岭，它们创新地融合了雕塑与建筑两种艺术形式，开创了英格兰装饰主义风格的先河。[3]

然而，对其美学价值的欣赏和它们对王室威望的贡献却让有些评论家淡化了其背后的主要动机，即爱德华的巨大悲痛。爱德华和埃莉诺结婚36年，在此期间，他们几乎从未分开过。他们有着几乎一样的兴趣爱好——打猎、下棋、骑士精神和传奇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热爱冒险。爱德华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埃莉诺，无论是东征还是打仗。埃莉诺曾15次（或者16次）怀孕，这也间接说明了两人关系亲密，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哪一方曾经出轨。也许英格兰人从未真心喜欢过埃莉诺，但爱德华本人一直很爱她。1290年12月，埃莉诺的葬礼结束后，爱德华前往赫特福德的阿什里奇静修，并在悲痛的情绪中度过了圣诞。直到次年1月，爱德华依然没有离开，在写给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对埃莉诺的感情：“生前，她是我们珍视的人；现在她走了，我们还是无法停止对她的爱。”[4]

尽管爱德华是那样悲伤，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东征的热情。埃莉诺的去世可能反而加强了爱德华重回圣地的愿望——在埃莉诺墓一侧的画上，有一位骑士正在为她的灵魂祈祷，据说这是奥托·德·格朗松。[5] 1290年的秋天，爱德华放在东征上的精力的确有所转移，但原因并不是妻子的去世。打乱他计划的是一个7岁挪威女孩的死。这件事发生在遥远的奥克尼群岛。

要想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我们必须让目光回到过去，然后把视线转向北方，想一想爱德华的妹夫、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三世和爱德华一样，是一位成功的国王。早在13世纪50年代，还是少年的亚历山大就摆脱了贵族对他的控制。在13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的注意力开始向西转移，他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一片有争议的土地上。苏格兰西边沿海的一些岛屿在名义上属于挪威，但实际上已经独立；但是在1266年时，挪威人不得不在武力的威胁下撤出这一地区，当地人不得不承认苏格兰王室是自己的领主。亚历山大的统治如此成功，以至于关于他的后半段国王生涯几乎没有文字资料。沃尔特·司各特认为，苏格兰的历史之所以缺乏文字资料，是因为中世纪的苏格兰人整日忙于打仗，根本没时间记录历史。但这种史料的缺失实际上证明了亚历山大统治的成功——他为苏格兰实现了和平。[6]

但是，政治上的强大与幸运并没有帮助到亚历山大的家庭生活。1275年，他的妻子（爱德华的妹妹玛格丽特）去世了。在接下来的10年里，亚历山大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小儿子大卫死于1281年，唯一的女儿玛格丽特死于1283年，大儿子亚历山大死于1284年。在这样不可思议的连续打击下，亚历山大失去了王位继承人，而且他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叔伯。因此，出于对未来的考虑，亚历山大准备再婚（当时他40岁出头）。1285年，他娶了年轻的法国女子——德勒的约兰德。然而，他却鲁莽地选择了不顾暴风雨前去和约兰德见面。1286年3月18日晚间，爱德华从爱丁堡前往昆斯费里，然后坐船穿过了福斯湾，随后沿着海岸线前往金霍恩。然而，在金霍恩焦急等待的约兰德并没有等来丈夫。就在快要到达金霍恩时，亚历山大跌下悬崖，摔断了脖子。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在海边找到他的尸体。[7]

这时，爱德华正准备前往法兰西解决西西里和东征军费的问题。因此，尽管他收到了来自苏格兰的坏消息，却并未多做停留。5月，爱德华从多佛起航。他知道亚历山大突然死亡，却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进展。

后来，他在加斯科涅接到了断断续续的消息。1286年夏天，苏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似乎有了希望：新婚又新寡的约兰德有了身孕。苏格兰人寄希望于这个遗腹子能赶紧长大，继承王位。在此之前，苏格兰将由摄政委员会统治。经一致同意，权力被移交给6位摄政大臣——两位伯爵，两位主教，以及两位男爵。他们发誓要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守护苏格兰。[8]

然而，过了一年，从苏格兰传来的消息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约兰德产下了死胎。因此，苏格兰陷入了混乱，西南部发生了叛乱。尽管摄政大臣镇压了叛乱，但他们的势力还是被削弱了，这样的和平十分脆弱。苏格兰人需要爱德华的帮助。在爱德华前来帮助他们解决继承人危机之前，苏格兰人不得不时刻警惕时局再次动荡。[9]

随着苏格兰局势的恶化，爱德华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担忧。显然，作为英格兰国王，他的利益会受到苏格兰局势的影响。如果苏格兰发生混乱，必然会影响英格兰的安全。但更令他担心的却是苏格兰危机的派生影响——爱德华想到了自己国内的情况，英格兰将来同样有可能发生这种继承人危机。亚历山大过早的死亡说明即使是活跃强大的君主也可能在全盛时陨落。多次死里逃生的爱德华已经非常幸运了。他经历了两场血腥的战役，逃过了海上暴风雨的威胁，就连刺客的匕首都没能置他于死地。但是，这样的幸运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下一次，摔断锁骨就可能变成摔断脖子。

如果那样的不幸真的发生，英格兰的王位将传给国王夫妇前往法国时还不到两岁的小爱德华。显然，爱德华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小儿子能够平安成年上。而且在1287年时，爱德华一定清楚自己和埃莉诺已经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唯一活下来的小儿子将是他们最后一个子嗣。

正是有了苏格兰的例子在前，爱德华一回到英格兰，就立刻开始了对王位继承的安排。1290年春天，爱德华在威尔特郡的埃姆斯伯里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5位主教。会议地点的选择并非随机。1285年，爱德华的女儿玛丽在埃姆斯伯里的修道院成为修女。但更重要的是，埃莉诺王太后也住在这所修道院。当时，埃莉诺王太后已经垂垂老矣，她在爱德华出国期间效仿孙女也成为一名修女。已经快要70岁的王太后已不像丈夫在世时那样张扬，那些复仇与战争早已离她远去。爱德华清楚自己的母亲曾经是英格兰政局不和的原因，因此，他在尊敬母亲的同时不允许她参与政治，正如他不让妻子参与政治一样。[10]

然而，爱德华常常就家庭问题询问母亲和妻子的意见。尽管王位继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但它最终还是国王的家事。因此，这次会议期间，爱德华不仅邀请了母亲和妻子，还邀请了弟弟埃德蒙、叔叔威廉·德·瓦朗斯。另外，由于做了爱德华的女婿，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也参加了会议，而且他的参与还十分重要，因为爱德华的女儿们也是王位继承人的后备选项。最终，大家一致同意，爱德华死后，王位将由小爱德华继承，如果小爱德华没能成年，王位将由他在世的年龄最大的女儿继承。

这条规定意义非凡。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有违常规，因为长嗣继承制一般不适用于女性继承人。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财产会平分给所有的女儿。因此，有了这个决定，英格兰将拥有独特的不可分割性。不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做出如此规定所需要的勇气。在此之前，只有亨利一世曾经坚持让女儿继承王位，结果英格兰爆发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内战。因此，爱德华做出允许女儿继承王位的决定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自信。同时，这一决定还暴露了他日渐减少的选项。对于英格兰来说，最好的情况大概是爱德华能够继续统治很长时间，而且小爱德华也能顺利成年。[11]

然而，还有一种更好的情况——它取决于苏格兰。亚历山大三世死时没有孩子，但是他还有一个直接继承人。1281—1283年，亚历山大的女儿玛格丽特曾是挪威王后，并育有一女。这个在挪威长大的孩子也叫玛格丽特，她还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将成为亚历山大家族最后的希望。1284年，亚历山大的最后一个儿子去世，他宣布，如果自己之后不再有孩子，就由玛格丽特继承王位。两年后，亚历山大去世，苏格兰国内仍然一致认为应该由玛格丽特继承苏格兰王位。[12]

亚历山大去世时，玛格丽特只有3岁。如果让她嫁给爱德华快要两岁的儿子呢？这样的话，小爱德华不仅能够继承英格兰，还能凭借妻子统治苏格兰。他们的孩子将拥有两个王国，甚至可能将两国合二为一。1284年，亚历山大仅存的儿子去世后，他就萌生了这个念头。当时，爱德华给他发吊唁信，亚历山大在回信时曾提出过让小外孙女联姻。但在当时，这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个。如果亚历山大诞下更多子嗣，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就只能娶到一位挪威公主，而不是苏格兰女王。但是亚历山大去世后，玛格丽特继承王位基本已成定局。信使开始在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穿梭。1289年春天，在爱德华即将返回英格兰的时候，各方开始就此事进行正式协商。最终，在当年的11月6日，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召开了一场国际峰会。爱德华和大臣们会见了挪威特使和苏格兰摄政大臣，三方同意，在未来的一年内，让小玛格丽特和小爱德华结为夫妇。[13]

对于这样的结果，苏格兰人感到很满意。如果一切顺利，从1286年开始就悬在苏格兰头上的继承人危机将会结束，国内局势也将逐渐稳定。和英格兰联姻会给玛格丽特带来一个强大的保护者，也意味着将来几乎不会有人和她竞争王位。因此，1290年3月，聚集在伯厄姆的苏格兰政要们一致批准了联姻计划。至少有100多名苏格兰贵族给爱德华一世写信，表达了开始准备婚礼的意愿。[14]

不过，苏格兰人依然保持了谨慎。这不仅仅是两个王室家族的联姻，更是两个国家的结合。和爱德华打交道也有一些消极影响，他有可能过于强大或是提出苛刻的要求。出于现实考虑，选择有限的苏格兰摄政大臣们只能同意英格兰做联姻的主导。但同时，他们曾经发誓要守护亚历山大三世的国家，并确保其继承人的继承权。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苏格兰在未来的独立地位。[15]

简单来说，苏格兰人需要的是一份婚前协议，为此，他们和英格兰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290年夏天。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比如，大家都同意，尽管两个孩子还没有达到适婚年龄，但是只要玛格丽特抵达，就算他们已经结婚，从那一刻起，小爱德华就成为苏格兰国王。另外，双方还就苏格兰的日常管理达成了协议。苏格兰人需要确定自己不用前往英格兰宣誓效忠或处理诉讼。他们要求国王派总督或代理前往苏格兰处理这些事务，对此，爱德华表示同意。

然而，双方在如何处理苏格兰城堡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爱德华要求控制所有的王室城堡，并坚持要亲自任命城堡的守卫者。他的态度大约来源于1258年的痛苦记忆，当时英格兰王室城堡的控制权落到了政务委员会的手里。另外，他一定也想到了妹妹玛格丽特嫁给亚历山大三世之后的不幸遭遇——由于亚历山大还未成年，贵族们趁机发动了多次政变。

在爱德华看来，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苏格兰未来的安全，而对苏格兰人来说，这是要他们交出国家主权的不正当要求。城堡是实现权力的工具，因此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1290年7月，苏格兰摄政在伯厄姆回见爱德华的特使，双方草拟了一份最终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在城堡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协议最终没有签署。[16]

这时，玛格丽特起程赶往苏格兰的消息传来，打破了僵局。爱德华于8月底收到了这个消息，这让他不得不妥协，因为一旦苏格兰得到了玛格丽特，他们的谈判地位就会提高。8月28日，驻扎在北安普敦的爱德华同意了之前草拟的协议。争议问题被回避了：苏格兰人同意，城堡的守卫者将由苏格兰和爱德华共同决定。但是在苏格兰的独立地位方面，爱德华做出了明确的答复，他承诺“苏格兰将保持独立，不用屈从于英格兰”。[17]

现在，即将抵达的玛格丽特成了注意力的焦点。很快，爱德华派达勒姆主教前去安排玛格丽特的接待事宜，并派人送去了珠宝，作为给未来儿媳的欢迎礼。同时，苏格兰的主要贵族开始按照传统前往珀斯附近的斯昆教堂，准备为新女王加冕。9月末，两国代表一同前往苏格兰最北端迎接驶入奥克尼群岛的挪威船队。就在赶往那里的路上，众人得知，由于在航行期间吃了腐败的食物，小玛格丽特生病了。10月初，玛格丽特病逝。[18]

随着玛格丽特的夭折，亚历山大国王最后的血脉也消失了，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再次陷入困境。人们只能翻阅族谱，查看王室家族依然在世的旁系血脉。结果，由于旁系亲属数目庞大，众人无法就由谁继承王位达成一致。主要候选人各自的优势将在后文中讨论，现在，我们只要知道许多苏格兰人属意约翰·巴利奥尔就够了。

如果是在20年前，只有疯子或是神棍才会把赌注压在这位候选人身上，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苏格兰王室还没有遭受一连串的打击。巴利奥尔出生于13世纪中叶，他有3个哥哥，因此只能去教会谋职。但是在13世纪70年代，他的3个哥哥接连去世，他成了家族在英格兰和法兰西领地的继承人。[19]

根据这样的父系继承情况，可以得知巴利奥尔实际上是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达勒姆县巴纳德城堡的领主，曾经在刘易斯战役中为亨利三世作战，并在同一时期建立了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的确，约翰的母亲是苏格兰人，也正是因为母亲，他成了苏格兰王位的候选继承人。但是他的母亲德沃尔吉拉非常长寿，直到1290年1月才去世。至此，40岁的约翰才继承了她在加洛韦的大片领地，成了苏格兰大贵族之一。[20]

不过，约翰·巴利奥尔和苏格兰还有一个其他的联系。他的妹夫约翰·科明于13世纪70年代初继承了巴德诺赫，在苏格兰北部很有势力。而且，科明的亲戚在苏格兰也有领地。这样，他们一家的势力几乎遍布整个苏格兰，约翰·科明本人和他的叔祖占据了苏格兰6个摄政大臣席位中的两个。这些都意味着，尽管约翰·巴利奥尔进入苏格兰贵族圈的时间不长，却拥有苏格兰最强政治力量的支持。[21]

然而，他的继承权依然受到了挑战。巴利奥尔和科明有一位强大的对手——罗伯特·布鲁斯。布鲁斯在英格兰也有领地，但他的苏格兰血统更为明显：他从父亲一边继承了位于苏格兰西南部的安嫩代尔（不过他的王位继承权同样来自母系）。尽管布鲁斯年事已高（1290年的时候布鲁斯70岁），但他对继承王位的渴望丝毫不弱。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比巴利奥尔甚至是玛格丽特都更有资格继承王位。1286—1287年冬天，得知约兰德产下死胎的布鲁斯起兵造反。[22]

当时，大部分苏格兰人支持玛格丽特继位，布鲁斯的继承要求被武力镇压了。但是玛格丽特死后，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在所难免。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无论是布鲁斯还是巴利奥尔，两人手中的力量都不足以一锤定音。

苏格兰人需要外部力量帮助他们进行抉择：由一位公正的中间人做出裁决。爱德华一世再一次成了唯一现实的人选。他毕竟在过去的5年里调解了西欧各国之间的矛盾，为欧洲大陆赢得了和平。1290年10月7日，摄政大臣之一、圣安德鲁斯主教给爱德华写信，向他强调了苏格兰的混乱局面，要求他赶紧北上，阻止内战的爆发。[23]

可惜的是，爱德华的回信没有被保存下来。后来，苏格兰人称爱德华在小玛格丽特死后发来了吊唁信，并在信中承诺会前往苏格兰，以朋友和邻居的身份给出自己的意见。

然而，这根本不是爱德华的真实意图。小玛格丽特病逝，爱德华失去了联姻将带来的丰厚奖赏，几周后，他又失去了挚爱的妻子。在阿什里奇静修期间，他制订了一个新计划。根据英格兰编年史料的记载，1291年年初，爱德华向大臣们透露了这个计划——他要像征服威尔士一样征服苏格兰。[24]

如果该记载属实，那么爱德华不是超级自信，就是过于天真——也可能二者皆是。当然，苏格兰和威尔士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它们都是多山地貌。在13世纪，这意味着它们在经济上也有类似之处——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都以畜牧业为主，没有英格兰富裕。因此，在爱德华看来，这两个地区非常类似。但实际上，它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在有些方面，威尔士的统一度比苏格兰高。威尔士人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是古代文明的后裔，其祖先曾经占据着整个不列颠，后来在英格兰人的驱赶下，逐渐退到了不列颠岛的西部边缘。因此，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相反，苏格兰的人口则是多个民族的混合。同样，苏格兰的西南角也有不列颠原住民的元素。但是这里的大部分人口还是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诺森伯兰的后裔。另外，在苏格兰的西部，主要生活着上古时期从爱尔兰移民过来的盖尔人和维京人后裔。从民族和文化上来看，中世纪的苏格兰就像一个大熔炉。[25]

但是在政治上，苏格兰是统一的，这也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主要不同之一。苏格兰国王的统治中心在泰河周围，后来经过了几百年的扩张，逐步向南部和西部扩大。到13世纪时，苏格兰国王受到了苏格兰所有民族、所有文化的认同。在政治统一的推进过程中，苏格兰王室在11世纪开始启用的长嗣继承制发挥了很大作用。实行长嗣继承制之后，苏格兰的王位继承一直较为顺利（而威尔士每次王位交替都伴随着贵族之间的斗争）。[26]

1066年之后，英格兰被诺曼人占领，威尔士和苏格兰之间的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开始发挥重大影响。当诺曼人把目光转向英格兰的北部和西部边境，准备攫取新的领土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非常不同的可能性。在威尔士，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当地现存的政治结构不符合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抢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后就直接在当地另起炉灶，与原住民竞争——他们造就了“威尔士边境”，并成了边境领主。然而，那些野心勃勃准备在苏格兰开疆拓土的诺曼人则看到了一个符合他们期待的社会。苏格兰的王权十分强大，诺曼人无法挑战其权威；而且，他们可以选择臣服于对方，从而受封土地。因此，来到苏格兰的诺曼人融入了当地既有的社会，从此，苏格兰原本就复杂的民族组合又增加了一个成分。[27]

这样，随着诺曼邻居的到来，威尔士逐渐精疲力竭，最终消失，苏格兰则吸收了新鲜的诺曼血液，其实力得到了加强。正是由于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冒险者，苏格兰国王和苏格兰人很快就融入了欧洲的主流文化。苏格兰国王的名字就印证了这种发生在11世纪末的同化过程。在此之前，苏格兰国王用的是传统的凯尔特名字，如唐纳德、马尔科姆、邓肯等，但是在这之后，他们的名字通常具有古典风格，或是来自《圣经》或法语，如亚历山大、大卫、威廉。[28]

苏格兰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发生在12世纪中叶。当时的苏格兰国王是大卫一世。大卫的凯尔特祖先从8世纪晚期就开始统治苏格兰东部，大卫本人虽然是凯尔特后裔，但他从小在亨利一世的宫廷中长大。在那里，他接受的是文明教育。小时候的大卫接触的是欧洲文化规范，包括战争的模式和道德观、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礼仪。大卫成为苏格兰国王之后，他开始向民众推广这些新的规范。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他和这些人相识于英格兰，后来他们随他一起回国，并得到了封赏。罗伯特·德·布鲁斯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布鲁斯是诺曼底人，也是罗伯特·布鲁斯的祖先。[29]

盎格鲁-诺曼贵族并不是苏格兰唯一的新居民。在同一时期，苏格兰还迎来了另一股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出身低微，主要是寻求新市场的商人和劳工。有些来自法兰西或佛兰德斯，但大部分来自英格兰。对于这些移民，苏格兰国王采取了允许和鼓励的态度，在苏格兰较为繁荣的东部为他们建立新的城镇。事实上，12世纪苏格兰的各个层面都对外来影响采取了开放的政策。除了新的城镇，苏格兰王室还学习欧洲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国王的宫廷也设置了一些新的官职，如总管和管家，和欧洲君主的宫廷越来越像；苏格兰王室政府采用了其他西欧文明国家普遍使用的货币和法令。最重要的是，苏格兰还在模仿英格兰。既有的苏格兰地区被重新塑造为郡，新的郡也在逐渐形成。原本只在苏格兰东南部使用的英语逐渐扩散到其他地区。正如一位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好像看到了两个英格兰，其中一个的名字是苏格兰。”[30]

大卫一世的英化与随后苏格兰的英化发生在一个关键时期。12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对周围民族的态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开始，英格兰人认为苏格兰人不具备文明的必要特征，他们和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一样，被污蔑为野蛮人。但是到了12世纪末，英格兰人不得不承认北边的邻居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遵守战争的规则，有着得体的性观念和宗教观念；而且，苏格兰的新城镇、新教堂、新修道院都证明，该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怎么看，苏格兰人明显有资格成为文明俱乐部的成员。[31]

13世纪，苏格兰的文明地位已经得到承认，因此，盎格鲁-苏格兰贵族联姻也越来越多。1221年，亨利三世的妹妹乔安嫁给了亚历山大二世，30年后，亚历山大三世又娶了亨利的女儿玛格丽特。另外，诺福克伯爵、肯特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的妻子都是苏格兰人；约翰·巴利奥尔的父亲是英格兰北部的大贵族，他娶了加洛韦的德沃尔吉拉，罗伯特·布鲁斯娶了格洛斯特伯爵的女儿。这种联姻的增多与其他社会、文化、经济联系一起，表明两国的边界正在模糊。[32]

在这种友好的氛围之外，两国之间依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苏格兰的实力比英格兰弱很多，它是不是从属于英格兰呢？威尔士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威尔士的统治者一直承认英格兰国王是自己的最高领主。在13世纪五六十年代，勒韦林一直渴望向亨利三世宣誓效忠，只有这样，他才能将自己所得领土和威尔士亲王的称号合法化。尽管他后来和爱德华闹翻了，他们争论的焦点也只是附属地位的内涵，而不是附属地位是否存在。

然而，苏格兰人不认可任何程度的从属关系。12世纪到13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关系总体友好，但是一旦两国关系紧张，这一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这一时期，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划界问题。当时，两国的边界是切维厄特山和特威德河，苏格兰国王希望把边界南移，从而控制坎布里亚和诺森伯兰，有时英格兰忙于内战或欧洲战争，苏格兰的诉求能够暂时得到满足。正是由于这一情况，亨利一世开工建设的卡莱尔城堡主楼是由他的学生大卫一世完成的。不过，一旦英格兰国王缓过劲儿来，情况就会发生逆转，他会以主导者的口吻向苏格兰提出两国关系应该如何运行。1174年，苏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大卫的孙子）被亨利二世俘虏，并被迫向亨利二世宣誓效忠。获释之后，威廉宣布宣誓作废，称自己是被强迫的。1189年，英格兰接受两国关系回到原来的状态。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为了筹集东征资金，同意不再主张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最高领主权力，为此，苏格兰支付了现金补偿。

在随后的100年里，双方再没有如此直接、如此紧张地探讨过这一问题。1237年，双方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被固定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这样，导致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最大冲突的原因消失了。[33] 然而，最高领主权力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此，苏格兰国王必须特别谨慎小心。比如1251年圣诞节，亚历山大三世和玛格丽特的婚礼在约克举行。亨利三世显然以为自己能够轻易让10岁的女婿承认苏格兰的从属地位。然而，年轻的亚历山大也显然经过了顾问的指导：他礼貌地拒绝了岳父，亨利三世也明智地没有坚持。[34]

当时，12岁的爱德华也参加了婚礼，他对此是怎么想的呢？在13世纪英格兰人的心中，英格兰的最高领主地位不仅仅是建立在两国的力量对比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只要读过或听过蒙默思的杰弗里《不列颠诸王史》的人都知道（从这本书的现存数量来看，几乎每个英格兰人都读过或者听过），苏格兰一直从属于英格兰。比如，杰弗里在书中记载了罗马时代以前贝里努斯、布伦纽斯兄弟争夺不列颠控制权的故事。最终，兄弟二人同意将不列颠分而治之，贝里努斯拿到了亨伯河以南（英格兰和威尔士），布伦纽斯占据了亨伯河以北（包括苏格兰）。但是，哥哥贝里努斯加冕为王，弟弟布伦纽斯同意从属于哥哥。更著名的故事是亚瑟王在苏格兰的奇遇。亚瑟王出兵镇压苏格兰的叛乱，并将其封赏给了远亲奥古塞鲁斯。作为亚瑟的代理人，奥古赛鲁斯参加了亚瑟的加冕仪式，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仪式期间，他佩剑走在加冕仪式的队列中，这意味着他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35]

这就是爱德华心中的两国关系。但是在苏格兰，小孩子听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249年亚历山大三世登基时，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在他面前宣读了一份苏格兰国王名单，用的是盖尔语。这份名单上既有近期国王的真实家谱，也有对远古历史的杜撰。这位历史学家告诉8岁的亚历山大，苏格兰的历史开始于女武士苏格塔。苏格塔是埃及法老的女儿，她从布鲁图的后裔那里抢来了不列颠北部的土地，并用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36]

除了13世纪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读到的是不同的历史故事外，亚历山大的加冕仪式也暴露了最高领主权争论的另一个来源。1249年的加冕仪式按照传统在斯昆教堂举行。人们从教堂里抬出了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历史悠久，是历次加冕仪式的必备物品。在石头的上面放着一把栎木椅子，亚历山大将坐在上面完成加冕。亚历山大得到了苏格兰王室宝器，包括一把宝剑、一根节杖和一顶王冠。不过，尽管亚历山大得到了王冠，尽管苏格兰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并不能算是一场加冕仪式，因为亚历山大没有经过涂油仪式，而且在场的教士也没有为王冠祈神赐福。从13世纪初开始，苏格兰国王就开始向罗马教廷申请将斯昆的加冕礼神圣化，但是在英格兰的干涉下，他们一直遭到教皇的拒绝。英格兰也许承认苏格兰统治者的国王地位，但是他们坚持整个不列颠只有一位君主，那就是英格兰国王。[37]

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所读的历史不同，一方坚持自己的最高领主权，一方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听起来他们一定会闹翻。事实上，爱德华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关系一直很好。也许亨利三世没能在1251年让亚历山大承认苏格兰的附属地位，但这几乎没有影响。亚历山大亲眼看到了英格兰王室令人敬畏的权力和威严，年幼的他认识到自己无法挑战这种力量。结果，1251年这场婚礼带来的不是敌对，而是两国关系的日渐友好。5年后，爱德华与埃莉诺结婚，随后从加斯科涅返回英格兰，并访问苏格兰看望妹妹和妹夫；同年夏末，玛格丽特和亚历山大访问英格兰，并在英格兰宫廷受到了款待。1260年，他们再次访问英格兰（为了两人第一个孩子的降生）。1268年夏天，爱德华再次访问苏格兰，据说，他很喜欢妹妹的孩子。英格兰王室和苏格兰王室同属于一个巨大的王室家族，他们之间良好的关系意味着更加紧密的政治合作，而不是更多的摩擦。亚历山大曾派兵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协助爱德华（尽管由于抵达得太晚没有派上用场，但这种表态还是得到了爱德华的感谢），并允许苏格兰贵族（如罗伯特·布鲁斯和约翰·巴利奥尔的哥哥们）随爱德华东征。[38]

在这种友善的气氛下，最高领主权的问题长期得以规避。有些在其他情况下会被解读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如一位国王为另一位国王效劳，也可以被视作友谊的表现。爱德华结束东征加冕为英格兰国王时，妹妹和妹夫坐在前排观礼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爱德华曾试图利用这个场合让亚历山大承认附属地位：在距离加冕仪式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他曾写信给亚历山大，并提到了这件事，也许，爱德华期待亚历山大会同意像奥古塞鲁斯那样在加冕仪式上佩剑。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清楚亚历山大是不是同意了，但这似乎是不可能同意的。[39]

把众人的目光重新集中到最高领主权问题上的是后来勒韦林的叛乱和对他的惩罚。勒韦林没有参加爱德华的加冕仪式，后来又不愿宣誓效忠。1277年，他输给了愤怒的爱德华和他强大的军队。1278年，实力大大削弱并受到惩罚的勒韦林被允许与未婚妻结婚，当时，已经成了鳏夫的亚历山大也出席了婚礼。在离开苏格兰之前，他曾要求英格兰派伯爵和主教护送他，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但是在得知勒韦林的遭遇之后，亚历山大一定受到了很大打击，他最终答应了南下向爱德华宣誓效忠。[40]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让步，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自12世纪中叶，苏格兰国王就在英格兰拥有领地（泰恩河谷和彭里斯）。因此，正式承认爱德华是自己的领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的宣誓效忠完全是个人行为，与他苏格兰国王的身份完全没有关系。毕竟，爱德华本人就作为加斯科涅公爵前后两次向两位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英格兰国王的地位。

然而，这种宣誓效忠并不是爱德华想要的。勒韦林的婚礼结束后，亚历山大提出向爱德华宣誓效忠，后者没有立刻答应，并解释说希望对方能在两周后前往威斯敏斯特，在政务委员会的见证下完成效忠仪式。显然，爱德华谋求亚历山大更大的让步，并且希望大家亲眼看到他的成功时刻。为了不得罪爱德华，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们同意了，但是强调这只是为了帮爱德华一个忙。10月28日，仪式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但是具体发生了什么说法不一。和打扑克一样，不到最后时刻，没有人会亮出自己的底牌。亚历山大的确是以个人名义为自己在英格兰的土地向爱德华宣誓效忠，但诺里奇主教却突然插话，要求他以苏格兰国王的身份向爱德华效忠。根据苏格兰的资料，亚历山大当场回答：“只有上帝有权让苏格兰国王效忠。我只向上帝效忠！”[41]

因此，在亚历山大去世时，最高领主权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除非有一方做出让步，否则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但是，现在苏格兰王位空悬，而且需要依靠英格兰帮助解决继承危机。爱德华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1291年春，爱德华履行了自己在前一年秋天做出的承诺，为苏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其间双方交流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当年5月，很可能是在爱德华的建议下，摄政大臣和许多苏格兰大贵族一同前往贝里克。贝里克是两国往来的绝佳地点。它不仅是苏格兰最大且最繁荣的王室自治城镇，而且离英格兰也最近，就坐落在特威德河的北岸。苏格兰方面知道爱德华正在赶往诺勒姆参加即将在5月6日召开的英格兰议会会议。诺勒姆位于特威德河南岸及贝里克上游方向，两地之间的距离只有8千米。诺勒姆的规模比贝里克小得多，但是那里有一座著名的石头城堡。城堡修建于12世纪，修建者是当时的达勒姆主教。这是英格兰境内最靠北且又能满足国王和大臣们食宿需要的地方。[42]

然而，爱德华并不准备离开英格兰。5月9日，在贝里克等待的苏格兰贵族接到消息，得知爱德华希望他们前往诺勒姆。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邀请：他们认为选择继承人是苏格兰事务，应该在苏格兰进行。如果他们前往英格兰，就有可能被解读为苏格兰从属于英格兰的证据。不过，爱德华的确在前一年向他们保证过不会强迫苏格兰屈从。5月10日，爱德华再次写信，向其保证前往诺勒姆不会对苏格兰的地位造成损害。这样，苏格兰人终于放下心来，并在当天渡过特威德河抵达诺勒姆。[43]

最终，情况比他们担心的还要坏。抵达诺勒姆城堡后，苏格兰代表团先是听了一番英格兰王室法官罗杰·布拉巴宗的介绍。布拉巴宗先是用华丽的辞藻赞美和平的美好，然后告诉他们爱德华会考虑所有候选继承人的诉求。这意味着爱德华属意的继承人既不是布鲁斯，也不是巴利奥尔。这样的话，爱德华的调停就变了性质。由于候选人多于两个，苏格兰人预期的直接裁决就不可能出现了。因此，爱德华提出自己应该做法官，而不是仲裁人。爱德华认为自己作为苏格兰的最高领主是有权力这么做的。

苏格兰使团对此简直目瞪口呆。除了布鲁斯和巴利奥尔居然还有别的候选人就已经够令他们惊讶了，爱德华的推论则更让他们无法忍受。众人立刻提出抗议，称从未听说过英格兰国王是苏格兰的最高领主（这么说的确有些夸张，但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44]

爱德华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毕竟早在1278年亚历山大就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因此，他早有准备，两个月前，爱德华曾经命人在全英格兰的档案馆查找有关证据。在全国的修道院和教堂，修士们都在寻找能够证明爱德华最高领主地位的证据。然而，如此大规模行动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失望是必然的，因为爱德华理所当然信以为真的说法实际上没有根据）。不过，就在苏格兰人抵达诺勒姆的前几天，一群修士给爱德华带来了他想听的消息：他的确是苏格兰的最高领主。这样，爱德华给苏格兰人提出了双重挑战——如果他们不愿意承认苏格兰的从属地位，就应该拿出证据证明档案为假。否则，他们可以选择用武力解决问题。

最后是清醒过来的格拉斯哥主教罗伯特·威沙特代表苏格兰代表团进行了回应。第一，他们作为临时的摄政大臣承认或不承认都不重要，只有苏格兰国王才能决定是否要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第二，爱德华的逻辑有问题：他们没有义务去证明爱德华拿出的证据是假，相反爱德华才应该证明这些证据的真实性。第三，也是更具讽刺意味的一点，爱德华应该去东征，像现在这样威胁要对没有抵御能力的人动武有损他的信誉和声望。可以预见，最后这一点激怒了爱德华。他提出了新的威胁——将远征的矛头指向苏格兰！[45]

在这样激烈的交锋中，诺勒姆会议结束了，除了同意休会3周，双方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这次会议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们原本期待在朋友的帮助下圆满解决王位继承问题，结果却不得不面对最后通牒和公开的战争威胁。

不过，对爱德华来说，这次会面同样非常令人失望，根本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结果。的确，爱德华预料到对方会提出反对（这也是他大动干戈寻找史料证据的原因），但是他没想到苏格兰人的反对是如此激烈，除了威胁动武他都不知道要如何回应。然而格拉斯哥主教看得很清楚，当前动武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事实上，爱德华和威尔士人一样，都被误导了。2月，爱德华接到罗伯特·布鲁斯的来信。布鲁斯称自己和支持者都愿意奉爱德华为最高领主。他还在信中提到，威廉一世曾在1174年宣布臣服，但理查一世却在1189年将其誓言作废，并指出这样的反转是不对的，因为苏格兰是英格兰君权的一部分，而维护君权的完整毋庸置疑。当然，爱德华本来就是这样想的，但听到一个威尔士人这么说还是让他感到高兴。布鲁斯还说，他的家族和他的朋友们随时欢迎爱德华来苏格兰主张自己的权利。

因此，爱德华北上时完全没有想到局势会发展成现在这样。显然，布鲁斯并不能代表大多数苏格兰人，结果，这些人和爱德华都陷入了痛苦的僵局。三周后，苏格兰使团拒绝返回诺勒姆。[46]

这时，爱德华决定顺势而为。既然苏格兰人坚持只有国王才有权做出决定，爱德华提出要征求所有候选继承人的意见。如果他们全部同意奉英格兰国王为最高领主，那么苏格兰的摄政大臣们就没有理由拒绝了。然后，作为最高领主，爱德华可以把苏格兰封赏给自己满意的候选人。

爱德华这么做很可能是和布鲁斯串通好的。6月5日，他正式提出了这个建议，布鲁斯第一个跳出来表示承认爱德华的权利。当时，巴利奥尔可能还在贝里克。一开始，巴利奥尔坚持反对，但是由于担心自己被判出局，巴利奥尔还是在第二天妥协，返回诺勒姆答应了爱德华的条件。

两位主要竞争者的快速屈服无疑削弱了苏格兰的抵抗。巴利奥尔的投降意义更大，因为跟他一起回到诺勒姆的还有他的姻亲约翰·科明，即6位摄政大臣中的一员。当时，曾发誓要守护苏格兰的摄政大臣只剩下4位，有一位是去世了，而科明是其中第一个因为政治原因背叛誓言的人。[47]

但是，剩下的3名摄政大臣和仍然守候在贝里克的贵族还在坚持抵制。（无疑，不屈不挠的格拉斯哥主教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和候选继承人不同，支持爱德华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让他们违背自己为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者守护苏格兰的誓言。处于同样处境的还有20多名王室城堡的总管。曾经，他们让爱德华做出了确保苏格兰自由独立的诺言，才同意交出城堡。现在，爱德华坚持要做苏格兰的最高领主，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布鲁斯和巴利奥尔屈服之后，爱德华提出要接管苏格兰的王室城堡，遭到了坚定拒绝。[48]

尽管如此，这些坚定的苏格兰人也不可能永远抵制下去。尽管爱德华动武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担心。等在苏格兰门口的不仅有一位快要失去耐心的国王，还有6位英格兰伯爵。另外，英格兰方面又在6月初调来了650名弓弩手，而且，在谈判期间，英格兰的舰队一直埋伏在林迪斯法恩附近的海域。这简直就是炮舰外交。[49]

最终，双方又经过了6天的争吵，最终达成了妥协。苏格兰人抵挡住了爱德华主张最高领主权的压力，爱德华转而要求代表其他候选继承人临时接管苏格兰。

这是一个摄政大臣们能够接受的方案。爱德华只是临时接管苏格兰，而且他的临时接管来自苏格兰人的授权，而不是凭借所谓的最高领主权。更简单地说，不是爱德华夺走了苏格兰，而是苏格兰人暂时将国家交给他。另外，这份协议是在苏格兰签署的。摄政大臣们坚持不愿渡河前往诺勒姆，最后是爱德华前往苏格兰，在特威德河北岸的阿普赛特灵顿牧场签下了这份协议。6月12日，摄政大臣交出了监国权和王室城堡的管理权。爱德华承诺维持苏格兰的法律与习俗。第二天，所有在场的苏格兰人宣誓在爱德华临时监国期间效忠于他。爱德华的监国权将持续到新国王继位。[50]

既然爱德华已经合法占有了苏格兰，那么就可以开始选择王位继承人了。诉讼的预备程序——从18世纪起被称为王位大诉讼——早在6月12日协议刚刚签订时就在诺勒姆开始了。但是诉讼程序本身一直推迟到8月初才在苏格兰开始。这样，13位候选人（包括爱德华本人在内）就有了几周的时间来咨询法律团队，准备论据支持自己的论点。同时，这也给了爱德华为自己苏格兰监国者的新身份争取认可的机会。7月，他访问了苏格兰腹地——福斯湾周边富裕的王室自治城镇。爱德华在哈丁顿、爱丁堡、林利斯戈、斯特灵、邓弗姆林和圣安德鲁斯都做了停留，以便当地居民能够向他宣誓效忠。由于他的监国者地位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爱德华只能竭尽全力得到尽可能多的苏格兰人的承认。[51]

8月2日，爱德华回到了位于两国边境的贝里克，第二天，诉讼正式开始。根据6月的协议，这一诉讼将由105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做出判决（从古罗马时期起，继承方面的诉讼就由类似规模的法庭判决）。其中，24名审判员是爱德华选择的（加上他自己一共是25名），剩下80名是由布鲁斯和巴利奥尔选择的，其中每人各占40名。也就是说，法庭的结构反映了现实的竞争情况，而且很可能是爱德华对苏格兰人做出的让步。为了争取苏格兰人对自己最高领主权的承认，爱德华曾鼓励很多候选人参与对王位的竞争，但是法庭的结构意味着这其实是一场两人之间的竞争。[52]

尽管如此，法庭也必须听一听其他候选人的诉求，即使他们的要求注定被拒绝。于是，法庭一开始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荷兰弗洛伦斯伯爵的理由。无论怎么看，弗洛伦斯都没有胜诉的可能，但是他的陈述却让我们看到了这场王位继承辩论的核心。[53]

从1280年到1290年，苏格兰王室的三代人（亚历山大三世、他的孩子及他唯一的外孙女）相继去世。当时，亚历山大三世的上一代也已经没有人在世。因此，要想找出一位继承人，必须往亚历山大的祖父威廉一世（1165年至1214年在位）那一辈搜寻。威廉本人的血脉已经中断，但是他的弟弟大卫的后代依然在世，其中就包括布鲁斯和巴利奥尔。[54]

但是，弗洛伦斯伯爵却声称还有更多的信息。他提出，大卫为了从威廉一世那里获得土地，已经放弃了王位继承权。因此，继承权落到了他们的妹妹埃达身上，而埃达正是弗洛伦斯伯爵的高曾祖母。弗洛伦斯伯爵称只要给他时间，他就能拿出文字证据。当时，105名审判员中的大部分不可能采信他的证言，尤其是因为这不符合巴利奥尔和布鲁斯的既得利益。然而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在诉讼进行了9天后，爱德华宣布再次休庭，允许弗洛伦斯伯爵去寻找他口中的证据。但是，随着爱德华宣布将持续休庭10个月，惊讶很快变成了愤怒。

爱德华的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认，的确有一种可能是他和弗洛伦斯都真的相信存在那样的证据，而且爱德华的确在考虑做出对弗洛伦斯有利的判决。弗洛伦斯的儿子约翰和爱德华的女儿伊丽莎白（1282年出生）有婚约。因此，如果弗洛伦斯胜诉，爱德华就得到了再次和苏格兰联姻的机会。而且，弗洛伦斯在经济上受惠于爱德华，因此他会是一位听话的藩属王。

但更大的可能是，定下如此长的休庭时间只是爱德华延长自己监国权的手段。10个月后，爱德华的监国权就持续了超过一年零一天，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样的时长可以加强爱德华对最高领主权的主张。也就是说，10个月的休庭只是爱德华的又一个诡计，其目的是利用苏格兰的困境为英格兰牟利，这样，他在前一个月让苏格兰人宣誓效忠的行为也就解释得通了。当时，苏格兰人一定非常愤怒，因为爱德华曾保证要尽快解决继承人危机。但是，爱德华在6月已经取得了监国权，而且接管了王室城堡，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做，什么时候开庭、什么时候休庭全凭他一人决定。[55]

因此，贝里克的庭审被迫中止。弗洛伦斯伯爵匆匆离去，表面上说是要去收集证据。其他竞争者也各自离去，爱德华返回英格兰。他不在期间，英格兰局势基本稳定。但还是有一两件事需要他立刻处理。

首先是母亲的葬礼。埃莉诺王太后在夏至日去世了，享年68岁。但是为了等爱德华，她的葬礼一直没有举行。让一些人（包括她的小儿子埃德蒙）惊讶的是，埃莉诺并没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而是葬在了她临终前居住的埃姆斯伯里附近。这大概是埃莉诺自己的意愿。如果埃莉诺想要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爱德华不可能拒绝母亲的临终遗愿。同时，虽然爱德华敬爱自己的母亲，但是考虑到她在英格兰的悍妇形象，他一定很愿意将其葬在威尔特郡安静的乡间。9月9日，众多大贵族和高级教士前往埃姆斯伯里参加了埃莉诺的葬礼，但是从那之后，除了在埃姆斯伯里当地，有关这位王太后的印象就越来越淡了。[56]

在1291年的秋天，另一件需要爱德华紧急处理的事是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局势。在过去的两年里，当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作为布雷肯和格拉摩根的领主，赫里福德伯爵和格洛斯特伯爵因为两地之间一块土地的归属发生了冲突。1289年，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格洛斯特开始修建莫莱城堡，赫里福德也及时做出了回击，结果两人之间发生了战争。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因为做边境领主的一个好处（也可以说是负担）就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纠纷，而不用求国王裁决。这次事件引起争议是因为爱德华曾命两人保持克制，而格洛斯特却没有停止对赫里福德领土的进攻。随后，被派到边境地区解决纠纷的王室委员会也被忽略了。格洛斯特连委员会组织的审讯都没有参加，其他边境领主也拒绝为格洛斯特的罪状作证，因为他们觉得这威胁了一直以来边境地区不受王命控制的准则。[57]

10月，爱德华亲自抵达边境地区维护自己的权威。在阿伯加文尼召开的特别会议上，爱德华强调王权高于边境领主的自由。格洛斯特出庭受审并被判有罪。他的罪名不是发动战争，而是在爱德华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让赫里福德伯爵惊讶又愤怒的是，他也被判藐视王权（因为他留下了冲突期间己方缴获的牲口）。由于要在1月参加议会会议，两位伯爵都在交了保释金之后被释放。在议会会议上，二人被判入狱，并失去了在威尔士的土地。[58]

当然，对这两位大贵族的惩罚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毕竟格洛斯特还是爱德华的女婿）。几天之后，两人被释放，几个月之后，他们的领主地位就得以恢复。爱德华的目的是让他们承认王权至高无上。这一点的确得到了承认。爱德华规定，边境领主可以保持自由，但是必须承认没有王权控制不了的地方。1292年春，曾经领导威尔士叛乱的里斯在特陶伊河谷被捕，这进一步支持了爱德华王权至上的主张。最终，里斯被处以绞刑。现在，爱德华终于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完全控制。[59]

爱德华仍需证明自己已经完全控制了苏格兰。1292年6月1日，他返回贝里克。第二天，当里斯被拖死在约克街头时，苏格兰的王位大诉讼重新开庭。[60]

遗憾的是，第二次开庭后的前两周发生了什么依然是个谜。一般人大概会认为法庭应该继续审理弗洛伦斯伯爵的案子。但是，假如事实的确如此，审判员们并没有做出裁定：在这两周内，弗洛伦斯的主张既没有得到支持，也没有被否决。法庭似乎遇到了程序问题。6月中旬，审判员们请示爱德华，爱德华表示希望加快审理进度。于是，尽管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弗洛伦斯伯爵也只能站在一旁，等待其他候选人陈述各自的主张（为此，弗洛伦斯伯爵很可能从爱德华那里拿到了1250英镑的报酬）。在爱德华看来，弗洛伦斯已经为自己达到了延长监国权的目的，现在，是时候听一听巴利奥尔和布鲁斯各自的主张了。[61]

争论的关键在于两人和大卫（苏格兰国王“狮王”威廉的弟弟）的血缘关系。大卫有3个女儿延续家族的血脉，布鲁斯是二女儿的儿子，巴利奥尔是大女儿的外孙。巴利奥尔一方认为，巴利奥尔是长女的子嗣，因此具有更高的继承资格。[62]

但是，布鲁斯并不同意。他的理由更为复杂，但是在逻辑上令人信服：首先，长嗣继承制不适用于女性。如果事情真的像巴利奥尔说的那么简单，且苏格兰的王位也和其他财产一样，那么苏格兰应该由3个女儿的后裔平分。但是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同意苏格兰必须保持统一。也就是说，继承国家和继承其他财产不同，它不受普通法的管控，而是遵循一种古已有之的更高规则——血缘关系的密切程度才是衡量继承权最重要的指标。他本人是大卫女儿的儿子，而巴利奥尔只是大卫女儿的外孙。因此，他才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63]

因此，审判员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决定一个继承人，而是还要决定哪种法律更为适用。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10天之后，审判依然没有进展。爱德华暂停了审判。显然，这一问题需要更广泛的咨询协商。爱德华决定向巴黎大学的律师们（他们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咨询应该遵循哪一种法律做出判决。这意味着审判将第三次延期。6月25日，法庭解散，并将在3个月后重新开庭。[64]

10月中旬，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再次来到贝里克，所有人都希望这次庭审能够得出结论。此时，爱德华和其他人一样，也希望能赶紧解决问题。尽管他在夏天做出的休庭决定是出于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到了秋天，他的行为就没有那么耐心公正了。对于巴利奥尔和布鲁斯，爱德华并没有明显的偏向性（但是他可能更喜欢布鲁斯的顺从）。从法律上来说，与大部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样，爱德华的本能反应是支持巴利奥尔遵循的普通法。布鲁斯的论点的确令人信服，它指出了普通法主张的内在矛盾。但是真的要抛弃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传统，转而接受古老的外来概念吗？而且，接受长女继承制和拒绝分割财产之间的矛盾就真的不可逾越吗？毕竟就在两年前，英格兰刚刚决定，假如爱德华没有男性继承人，将由其长女继承王位，而不是再由女儿们分割国土。[65]

英格兰的先例对法庭的判决产生了关键影响。在法庭考虑巴黎大学学者的意见时，情况变得有些尴尬，因为他们更支持布鲁斯的说法。但是在休庭期间，爱德华对法庭的运作进行了调整。再次开庭之后，爱德华的顾问委员会将取代80名苏格兰审判员对适用法律做出决定。11月5日，委员会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审判员们附议：最终，法庭将依照普通法做出判决。布鲁斯的请求被驳回。[66]

这并不意味着巴利奥尔立刻成了获胜者，因为还有其他候选人没有陈述自己的主张。但是，这的确说明布鲁斯已经落败。在这种情况下，年迈的布鲁斯被迫采取了许多极端的手段。比如，11月10日，弗洛伦斯伯爵开始了第二次陈述，这一次，他的支持者是布鲁斯。夏天时，弗洛伦斯在一边旁听时和布鲁斯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协议：两人中有任何一人取得王位，将把苏格兰的三分之一分给对方作为补偿。因此，假如弗洛伦斯获胜，布鲁斯就有机会获得一笔不菲的安慰奖（如果能支付给弗洛伦斯足够的钱财，那么他甚至有机会得到王位）。然而，弗洛伦斯的陈述非常糟糕，简直到了令人尴尬的地步。尽管他花了10个月搜集证据，却什么都拿不出来。他自己称有关证据被偷了，还请法庭给自己调查的时间……[67]

眼见弗洛伦斯落败，布鲁斯开始了最后一搏。之前，他针对适用法律的分析没能给他带来理想的结果，现在，他干脆放弃了这种观点，转而支持普通法，并指出，如果遵循普通法，那么就应该对苏格兰进行分割。11月14日，布鲁斯和约翰·德·黑斯廷斯（大卫小女儿的后裔）向法庭主张各自分得苏格兰的三分之一。第二天，法庭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苏格兰不容分裂。[68]

爱德华渴望尽快了结此事。他原本计划在夏天就解决苏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结果到了冬天他依然滞留在两国边境。在审判的最后几天，他的委员会不仅立刻拒绝了分割苏格兰的提议，还快速处理了其余候选人（包括弗洛伦斯）的主张。现在，爱德华需要的是结果，而非停不下来的表演。布鲁斯已经落败，巴利奥尔希望最大，他的主张符合普通法，而普通法又得到了爱德华、英格兰人和大部分苏格兰人的支持。11月17日，法庭宣布巴利奥尔胜诉。两天后，爱德华下令向巴利奥尔移交苏格兰统治权和所有王室城堡。[69]

对于苏格兰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无疑是一场加冕典礼。幸运的是，诉讼结束后，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在月底前赶到斯昆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巴利奥尔坐在圣石上完成了加冕，史称约翰一世。加冕仪式发生在11月30日，当天正好是圣安德鲁节（圣安德鲁是苏格兰的守护圣人）。

爱德华没有参加加冕仪式。在他看来，应该是苏格兰国王见证英格兰国王加冕，而不是反过来；出于英格兰的利益，派两个亲信监督加冕典礼已经足够了。对爱德华来说，为苏格兰选择一位新王是次要的，选择的过程也是次要的，其核心目的在于让苏格兰承认自己的附属地位。在过去两年间，爱德华先是在诺勒姆逼迫苏格兰人就范，随后又随意要求法庭休庭，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建立英格兰的主宰地位，而这个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对于爱德华来说，标志着英格兰宗主地位建立的关键仪式尚未到来。

在前往斯昆之前，巴利奥尔已经清楚地进行了宣誓效忠。他不仅要在英格兰宣读自己的誓言（爱德华专程返回诺勒姆听他宣誓），还要在苏格兰王国明确他的效忠。这项仪式约定在圣诞节期间完成。于是，12月26日，双方在纽卡斯尔举行了正式仪式，已经加冕的巴利奥尔跪在了爱德华面前，向其宣誓效忠。

对于反对承认英格兰宗主国地位的苏格兰人来说，这个结果尽管令人失望，却在意料之中。和其他候选人一样，巴利奥尔也是在承认了爱德华的最高领主权之后才参加了这场竞争。现在，作为赢家，他不过是重申了一遍自己的立场。

真正令苏格兰人吃惊的是爱德华之后的行为。从在诺勒姆宣誓后到在纽卡斯尔宣誓前发生了一件小事，但此事却足以让人产生担忧。12月7日，贝里克的一位自由民因为不满摄政政府的判决，向爱德华提出上诉，爱德华在纽卡斯尔受理了他的上诉，并于12月22日推翻了其中一则裁定。

对于苏格兰人来说，这完全背离了爱德华曾经的诺言：1291年6月，爱德华保证将维持苏格兰的法律和习俗；而1290年，他承诺苏格兰将保持独立和自由，不用屈从于英格兰。

对于苏格兰人的质问，爱德华做出了回复。12月30日，一位英格兰王室法官告诉苏格兰人，巴利奥尔登基之前爱德华做出的承诺都是暂时的，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第二天，爱德华亲自证实了这位法官的说法。他明确宣布自己不会遵守之前的承诺。作为苏格兰的最高领主，他有权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受理上诉；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会传唤苏格兰国王本人。为了消除疑问，巴利奥尔不得不签署了一系列文件，承认爱德华可以不用遵守之前的承诺，尤其是那条让苏格兰保持独立的承诺。[70]

爱德华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承认。他花了两年时间，终于成功地确立了苏格兰的附属地位。现在，尤其是鉴于基督教世界刚刚在圣地遭遇惨败，考虑东征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第9章

统治权之争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当爱德华为了最高领主权欺骗、恐吓苏格兰人时，圣地的基督徒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291年4月5日，新上台的埃及苏丹阿尔–阿什拉夫·卡利勒率重兵抵达阿卡城下，正如20年前拜巴尔所做的那样。但是这一次，卡利勒并非来炫耀武力。在随后的6个星期里，阿卡城陷入包围，最终，十字军的力量被完全摧毁。5月18日，卡利勒下令发动总攻，几个小时之后，大局已定。1290年夏天，爱德华派奥托·德·格朗松和少量英格兰骑士前往圣地。这队人马不幸陷入了阿卡城的混乱与杀戮之中。这本是一次外交之旅，结果众人却被迫展开了殊死搏斗。奥托本人是几位幸运者之一，他们想办法花钱登上了一艘船，保住了性命。除此以外，众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中，一位英格兰绅士穿着盔甲被活活烧死，就像是铁筒中燃烧的焦油。5月末，位于海边的圣殿骑士要塞失陷，阿卡最后的阵地失守。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十字军控制的所有城市、城堡、地区全部失守。至此，耶路撒冷王国和十字军的其他海外领地全部覆灭。短短两个月，基督教世界在近东的统治戛然而止。

西方世界陷入了震惊。大家都知道圣地的情况在恶化，但是没人想到会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阿卡的陷落引发了恐惧和负罪感，并激起了新一轮的东征计划与宣传。在教皇的命令下，教会草拟了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计划，准备收复失地。同时，一封据称来自苏丹本人的信加重了基督教世界的危机感，苏丹在信中对阿卡城的遭遇幸灾乐祸，并且放言这不过是一个开始。[1]

没有人比爱德华一世更为震惊。就在几周前，他刚刚向蒙古盟友阿鲁浑汗派去了使团。（爱德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因为当时阿鲁浑已经去世了。）当阿卡失陷的消息传来，爱德华下定决心要加紧准备东征。这种决心不仅体现在他和其他东征将领之间的信件里，也体现在他下令修建的建筑和制作的艺术品上。[2]

不久之前，爱德华突然切断了对王室溪谷教堂的所有资金支持。根据一位财政官员的观察，“国王已经不再关心这座教堂的修建，从此以后也不会再提供支持”。这个奇怪的决定可能和教士们滥用资金有关，但是，这个项目的中止也为其他两个项目腾出了资金。1292年春天，爱德华下令重修威斯敏斯特宫的圣史蒂芬礼拜堂。新礼拜堂的设计模仿了巴黎的圣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50年前路易九世为了其第一次东征而修建的）。另外，他还命人对威斯敏斯特宫的国王寝宫进行了重新装修。这里是亨利三世去世的地方，爱德华加冕前也曾在此守夜。原本，房间中壁画的内容主要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加冕，以及美德战胜堕落的场景；现在，爱德华在上面增加了《圣经》中对战争和苦难的描绘。其中大部分形象来自《马加比书》，暗指最近基督徒在圣地的遭遇。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让看到壁画的人生出复仇的念头。

这些壁画明显引起了观看者的惊叹。在14世纪初，两位爱尔兰修士曾对这样的“王室气派”赞不绝口。后来，在19世纪初，文物研究者在一层层的白色涂料下发现了这些壁画，他们也同样惊奇不已。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他们绘制的仿本：1834年，威斯敏斯特宫着火，这个房间和圣史蒂芬礼拜堂一起被焚毁了。[3]

1293年年初，爱德华从苏格兰返回英格兰。当时，他显然还抱着收复耶路撒冷的打算。但同时他也明显无法遵循之前的计划在1293年夏天出兵东征。其原因部分是苏格兰造成的：在过去的两年里，爱德华的注意力被苏格兰转移了。但是，关注苏格兰事务只能解释为什么爱德华没有为东征进行物资准备。导致他无法按时东征的最重要原因是教皇在1290年没有按时移交军费。根据协议，爱德华已经在1291年夏天收到了既有资金的一半（10万马克）；但是，在1292年，教会没能进行第二次付款。这大概是因为教皇尼古拉在1292年4月去世，导致十字军不可能在近期出发东征：这一次，枢机主教团依然无法选出新任教皇，直到1293年年初，众人依然争论不休。只有选出新任教皇，且爱德华收到未付的军费，新一轮的东征才有可能实现。于是，爱德华并没有着急从苏格兰回国。直到4月中旬，他才回到威斯敏斯特，准备参加一年多来的首次正式议会会议。[4]

由于爱德华缺席已一年有余，英格兰国内积攒了不少事务需要处理。不过，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英格兰水手和法兰西水手之间的矛盾。根据编年史记载，问题的起源是双方在诺曼港口的一次争吵：最后局面失控，导致一人死亡。从那以后，尽管爱德华一直在想办法干预，双方的矛盾却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开战的地步。1293年春天，这一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爱德华不得不派包括两位伯爵在内的高级别使团前往法兰西协调解决办法。但是就在使团出发前，消息传来，双方发生了海战。[5] 5月15日，在布列塔尼沿岸，英格兰和加斯科涅的船只遭到了诺曼船队的袭击。根据五港同盟水手的证词，袭击者升起了红色三角旗，“这在水手中意味着全面开战、不死不休”。但是在随后的战斗中，英格兰和加斯科涅人占据了上风：他们缴获了几艘法兰西船只，包括船员和货物。作为回击，加斯科涅水手在回程时洗劫了法兰西的拉罗谢尔港。[6]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水手之间的争吵升级成了重大外交事件呢？很快，爱德华收到了法王来信，对方要求英格兰释放被俘虏的法兰西水手，归还没收的货物。爱德华在回信中提出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种，抗议者可以在英格兰将此事诉诸法律。显然，法国人不会同意这一方案。第二种，根据海事法进行裁决。第三种，如果法国人对前两种方案都不满意，还可以将此事提请教皇仲裁。显然，爱德华依然认为此事非常严重。这一次，送信的特使具有相当的法律背景。特使于7月底从多佛出发。随后，爱德华起程前往温莎、温彻斯特和科夫堡避暑。9月，爱德华抵达布里斯托尔，参加大女儿埃莉诺的婚礼。[7]

当爱德华回到威斯敏斯特参加秋季议会时，英格兰使团的任务已经失败了。爱德华的三个提议都遭到了法王的拒绝。无论是组织联合委员会进行调查，还是提请教皇仲裁，都是建立在将此事看作主权国家之间问题的基础上。然而，法国人对此事有不同看法。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两个国王之间的矛盾，而是法兰西国王和属臣加斯科涅公爵之间的问题。这样，对于巴约讷人参加冲突一事，法王非常重视。他要求巴约讷的市长、治安官和100名市民立刻投降。巴约讷人自然不会答应。于是，法王继续加码，要求波尔多和阿让奈投降。10月27日，腓力四世紧急召见爱德华，事件达到高潮。[8]

召见令大约在11月中旬抵达威斯敏斯特，这一时机非常讽刺。当时，刚刚登基的苏格兰国王巴利奥尔正应召在议会上面见爱德华，爱德华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要对一位苏格兰伯爵不利（显然，这位伯爵将他和巴利奥尔的纠纷上诉至爱德华这里）。巴利奥尔在年初接受了英格兰国王的最高领主地位，但是现在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于是，他开始试图反抗。他对英格兰的贵族们说：“身为苏格兰国王，在没有得到我的大臣们的意见之前，我不好回答任何有关苏格兰的问题。”然而，在面对爱德华时，他很快就屈服了，并重申了自己属臣的地位。事实上，他甚至没有称自己是苏格兰国王，而是说自己是爱德华在苏格兰的代理人。最终巴利奥尔被判藐视法庭，被罚交出3座城堡和城镇。根据当时编年史作者的描述，巴利奥尔就像“掉进狼群中的羊”，甚至不敢开口说话。[9]

也许爱德华本人也体会到了这种讽刺，但是在他看来两件事根本没有可比性。在爱德华的观念里，巴利奥尔从各个层面上来说都是他的属臣：苏格兰国王只享有英格兰国王授予他的权力。而欧洲大陆上的情况则不同，自己作为加斯科涅公爵的确是法王的属臣，但自己同时也是英格兰国王，在这层身份下，他不用向任何人做出交代（除了上帝）。因此，爱德华肯定不会应召前往巴黎。

爱德华一定也在猜测腓力的真实目的。他对自己的召见不仅不正当，还是一种无端的冒犯，他甚至没有称呼自己为加斯科涅公爵。11月，法国官员开始在加斯科涅的城镇宣读召见令，可以预见，他们遭到了当地人的蔑视。但这已经在加斯科涅造成了不必要的紧张局势。这并非英格兰和法兰西打交道的方式。40年以来，双方一直在避免对抗，两国国王保持了友好的个人关系。1254年，亨利三世在巴黎与路易九世会晤，两国关系渐入佳境。亨利三世和路易九世很合得来，但是这种和谐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的王后。埃莉诺和法兰西王后玛格丽特是姐妹，和她们一起出现在巴黎的还有她们的妹妹比阿特丽斯和桑奇娅，一位嫁给了安茹伯爵查理，一位嫁给了康沃尔伯爵理查。路易九世从四姐妹的聚会中看到了欧洲长期和谐的种子。他告诉亨利：“我们两人娶了她们四姐妹中的两位，我们的弟弟又娶了剩下的两位。这样，我们的孩子就像兄弟姐妹一样。”[10]

而这一预言也的确变成了现实。尽管有时会有强大的力量想要拆散他们，但是爱德华一世、腓力三世和萨勒诺公爵查理之间还是保持了友好和团结。1279年，三人在亚眠会晤，腓力和爱德华一起努力解决了领主与属臣的地位问题。后来，当查理被俘入狱，是他的表哥爱德华解救了他。

考虑到这样的家族友谊，爱德华选择弟弟埃德蒙去缓解紧张的英法关系就不足为奇了——埃德蒙也是这群堂表兄弟中的一员。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埃德蒙比爱德华本人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1275年，丧妻的埃德蒙娶了香巴尼女伯爵阿图瓦的布兰奇，从而进入了法兰西贵族圈。布兰奇是个寡妇，她的女儿纳瓦拉的珍妮后来嫁给了腓力四世。因此，埃德蒙既是腓力四世的远房表亲，也是他妻子的继父。[11]

而且，1293年秋天时埃德蒙就在巴黎。爱德华认为弟弟已经进入了法兰西王室的最高权力圈，于是任命他为英格兰驻法使团的非正式随员，并于当年夏天将他派往法兰西。既然正式的法律请求已经失败，爱德华准备让弟弟和腓力四世打亲情牌。[12]

于是，在1294年年初，埃德蒙开始与妻子、继女以及布拉班特的玛丽（腓力三世的遗孀，腓力四世的继母）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四人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在安抚法兰西尊严的同时将英法在加斯科涅上的关系简单化，从而增进两国王室之间的友好关系。根据他们的协议，爱德华需要交出几个重要的加斯科涅城镇（包括波尔多），并将一些加斯科涅人作为人质交给腓力。但是双方都清楚，这只是暂时的。随后，两位国王将在亚眠会晤，那时，腓力将以更优惠的条件把加斯科涅重新封给爱德华，从而减少未来发生纠纷的可能。最后，爱德华将与腓力的妹妹玛格丽特结为夫妇，从而最终敲定这桩交易。这样一来，法兰西的尊严得到了安抚，两国关系也将恢复稳定，亨利三世和路易九世建立的友好家庭关系也将持续下去。[13]

爱德华、埃德蒙和三位法兰西女贵族都被蒙蔽了。他们的秘密协商并非一段新友谊的开始，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中的最后一步，其最终目的是从爱德华的手中夺走加斯科涅。在这场阴谋中，腓力四世本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埃德蒙等人秘密协商期间，腓力几次拜访，向他们保证法兰西官方的严厉态度只是表面的作秀，而实际上双方将通过此次秘密协商解决问题，很快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腓力四世的真实态度值得怀疑。要么是他的演技、骗术实在高超，要么是他本人的确想要遵守秘密协议，但是却拗不过大臣们。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腓力四世本人的真实意愿如何，但是在他的朝臣中，有一股势力在13世纪90年代占了上风，而这股势力的目的就是摧毁爱德华一世在加斯科涅的统治。[14]

这股势力的领头者是腓力的弟弟瓦卢瓦伯爵查理。他有很充分的理由仇视英格兰人。10年前，法兰西准备进攻阿拉贡，废黜已被开除教籍的阿拉贡国王，让彼时13岁的查理取而代之。当时，13岁的查理已经加冕为阿拉贡国王，结果爱德华通过谈判实现了和平，查理的王位也泡汤了。整个欧洲包括他的哥哥，都为和平感到高兴，但是查理却高兴不起来。正如一位现代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查理在少年时期享受的是国王的待遇，后来王位泡汤，他的心态一直没能恢复。1294年，已经20多岁的查理仍然不愿意放弃他的国王头衔。尽管成为阿拉贡国王的愿望早已落空，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原谅造成这一切的人——爱德华一世。英格兰的编年史作者认为是查理挑起了两国水手之间的冲突，也是他命令诺曼人袭击英格兰船只、杀害英格兰船员。一位编年史作者这样写道：“查理带着深深的仇恨到处迫害英格兰人。”[15]

如果查理只是个孤身一人、我行我素的危险人物，那么这一切本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事实是，法兰西宫廷中还有很多和他抱有一样仇恨的人。在英格兰人的眼中，爱德华上一次的大陆之旅是一场成功，但是他的成功却遭到了很多法国人的嫉恨。腓力四世也许和爱德华一样，也想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但他身边有不少野心勃勃的王室律师，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尽可能扩大法兰西王权的影响。因此，当英格兰使团于1286年大摇大摆进驻巴黎时，这些人一定感到非常恼火。爱德华就加斯科涅向腓力四世宣誓效忠前，罗伯特·伯内尔曾发表讲话，试图限制爱德华的属臣义务，这被视作邀战的信号。现在，查理和他的同谋们已经做好了旧事重提的准备。[16]

如果伯内尔参与了1293年至1294年与法兰西的谈判，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但是，已经为爱德华效劳了18年的伯内尔已经于前一年在贝里克去世了。他的继任者约翰·兰顿也很精明，但是并不像伯内尔那样受到爱德华的尊敬。当兰顿劝说爱德华不要接受秘密协议时，爱德华根本没有理会。[17] 1294年2月，爱德华下达了交出加斯科涅的命令，3月，英格兰官员在爱德华的命令下移交了城镇和人质，然后收拾行李黯然离开。[18]

事实上，在这场秘密协商期间，爱德华完全没有咨询其他人的意见，全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英格兰的政要们似乎也意识到国王背着他们做出了某种重要决定。大斋节期间，爱德华前往东英吉利祭拜他最喜爱的圣坛和教堂，祈祷自己的外交行动能够获得成功。当时，大臣们并不在他的身边。[19]

事情在复活节有了结果。当时爱德华已经抵达肯特，一方面是为大女儿夫妇送行，但主要还是在等待来自腓力四世的好消息：允许爱德华前往亚眠和玛格丽特成婚，并以更优惠的条件授予爱德华加斯科涅的领地。埃莉诺夫妇离开了，复活节也过去了，但是法兰西那边依然什么消息都没有。随后，在4月20日，爱德华迎来了一群沮丧的英格兰人——曾经驻守在加斯科涅的官员。从他们口中，爱德华得知法王已经派人接管了加斯科涅。这时爱德华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根据编年史的记载，爱德华涨红了脸，变得非常担心，因为他知道自己之前的行为并不明智。[20]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身处法国的埃德蒙也发现了自己的巨大错误——腓力的大臣们告诉他加斯科涅从此将由法兰西接管。几周之后，法兰西谴责爱德华没有理会法王的召见，宣布收回加斯科涅。[21]

随着这一消息传开，英格兰人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觉得爱德华之前一定是疯了。有人是这样评价的：“在此之前，爱德华的形象一直是富有活力、豪爽大方且成就非凡，就像所罗门再世。”人们普遍认为是贪婪让他失去了理智。想到能娶年轻漂亮的玛格丽特，54岁的爱德华明显是头脑发昏了。[22]

于是，在5月31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上，发生了惊人的一幕：通常很专横的爱德华表现得非常温顺，而以往只能附和爱德华的大臣们却怒不可遏。因为爱德华之前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大臣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回应爱德华的求助。根据编年史记载，爱德华不得不公开认错才让局面逆转。在所有人的面前，爱德华发誓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玛格丽特，而是为了与法兰西的和平，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出兵东征。大臣们被感动了，他们承诺会帮助爱德华夺回加斯科涅，并宣布要誓死追随爱德华。好战的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要求众人“骑上战马，拿上长矛”，做好战斗准备。[23]

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法兰西不是威尔士，它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其资源在很多方面甚至要超过英格兰。而且，腓力四世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他从1292年就开始建造战舰，声称这是为了支持当时针对西西里的远征。现在回想起来，腓力造船明显是在为与英格兰的战争做准备。[24]

另外，爱德华自己的东征也只能搁置，这让他对法兰西的怒火烧得更旺了。为和平做出的努力，为东征进行的准备，以及无穷无尽的外交斡旋，这一切突然就白费了。6月，爱德华给希腊的亚加亚亲王（爱德华在东方的盟友）写信，痛惜局势的突然变化。[25] 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的财政状况。意识到征法任务的艰巨和东征计划的破产，爱德华决定效仿腓力三世，用东征资金来打这场世俗战争。于是，他开始向意大利银行家们索要3年前从教皇那里拿到的10万马克。

但是银行家们也和爱德华一样，对此完全没有准备。由于一直以为英法关系将继续友好下去，他们把这笔钱拿去做海外投资，现在钱已经拿不回来了。因此，惊恐万分的意大利人只能告诉爱德华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很遗憾，爱德华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证据显示，爱德华应该是在6月中旬之前接到这个消息的，因为当时议会采取了很多紧急措施。首先，在6月12日，爱德华下令征收全国的羊毛；4天后，议会向所有教堂发出通知，要求它们交出货币存款，尤其是仍在为东征征收的什一税。显然，由于无法从银行家那里拿到钱，爱德华正苦苦为征法筹集资金。爱德华可能给了意大利人筹钱的时间。但是到了秋天，他发出了逮捕令。后来，爱德华称受到了意大利人的欺骗。于是，这份持续了20年且支撑了爱德华早期所有军事行动的互利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关税换贷款的聪明做法也彻底破产。[26]

此时的爱德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臣民的自愿支持。幸好，曾在议会会议期间做出承诺的英格兰政要们言而有信。第一个行动起来的人是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早在10年前，他就为爱德华的事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除了带兵攻打威尔士，他还从爱尔兰运来了大量粮草。现在，比戈德准备再次执行相同的任务，他命令自己在爱尔兰的仆人尽可能购买粮草，并提前运到加斯科涅。要想取得成功，爱德华需要更多的贵族展现出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整个7月，类似的命令先后抵达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爱德华命令所有追随者于9月1日在朴次茅斯集合。[27]

到6月底时，爱德华本人已经赶到了朴次茅斯——这座大型军港由理查一世在100年前建立，目的正是为了发动对法战争。与从前一样，王室的军队和办事员像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早已开始了工作。他们抵达朴次茅斯已经有两周了，正忙于四处征用仓库、车马和船只。在朴次茅斯周边，爱德华租赁了大量土地，用来安置从各地被赶来的几百头牛。其他农产品（包括猪、鱼、奶酪和2.4万枚鸡蛋）也源源不断地从地方和伦敦运抵朴次茅斯。[28]

同时，部队也开始赶到。9月1日是大集结的日子，在此之前，爱德华有意先派一支小型的快速反应部队打头阵。早在6月8日，他就已经为此选择性地召集了一些男爵。其中应该有一部分是年轻人，或是带了年轻的随从。为此，在前往朴次茅斯之前，爱德华还将他们授勋为骑士。7月1日，在写给加斯科涅人的信件中，爱德华解释将由一名年轻人来领导这支先遣部队——他的外甥布列塔尼的约翰，经验更为丰富的前加斯科涅总管圣约翰的约翰将为其提供协助。然后，英军主力将紧随其后，埃德蒙和林肯伯爵将担任统帅。最后，在时机成熟时，爱德华将亲自前往加斯科涅。[29]

然而，这个计划却受到了当年夏天异常天气的影响（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在爱尔兰，修士们记录下了从7月中旬就开始的暴风雨，当地农作物受灾，出现大面积饥荒。圣埃德蒙兹伯里的一位编年史作者证实了英格兰也发生了同样的灾情。他还写道：“更糟糕的是，从8月到9月，英格兰一直大雨瓢泼。”[30]

暴雨和随之而来的逆风让爱德华不得不推迟了先遣部队的出发日期（大概有几个星期的时间）。直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气条件才有所好转，船只得以出海。这意味着这些船只已经来不及赶回来运送主力部队了。于是主力部队的出发日期从9月1日推迟到了9月底。无疑，爱德华有些沮丧，但他还是高兴地为部队进行了祈祷，并目送船只远去。8月21日，爱德华离开朴次茅斯前往伍斯特朝圣。英格兰大军需要上帝的保佑和圣伍尔夫斯坦的祷告。[31]

教会也是爱德华的担心之一。经过7月5日的资金大检查，爱德华搜集到了为东征准备的3.2万英镑。但是这也暴露了英格兰教会的富裕程度，因此，它可以为法兰西战争提供资金。爱德华主要关心的依然是军费问题。当时，在商人群体的劝说下，爱德华放弃了征收全国羊毛的计划，转而提高羊毛出口的关税。然而，60%的提升比例的确说明了爱德华在资金方面的严重短缺。因此，在他离开朴次茅斯之前，爱德华通知他那些显然相当富有的神职人员，他将在一个月后前往威斯敏斯特与他们面谈。[32]

这样，爱德华在伍斯特并没有停留很长时间，这场走马观花式的访问主要是为了寻求必要的精神支持。同时，战争的物质准备依然在进行。在往返伍斯特的途中，爱德华下令从威尔士为主力部队征集步兵。他命令当地官员招募尽可能多的壮丁，并于9月底前往什鲁斯伯里集结。[33]

9月中旬，爱德华回到了汉普郡。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又一个坏消息。在逆风的作用下，先遣部队渡海失败，一些船只被吹回了朴次茅斯，还有一些甚至漂到了朴次茅斯西边214千米的普利茅斯。原本应该已经赶到加斯科涅的先遣部队，现在却分散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各个地方。[34]

在这样的打击下，爱德华和他的顾问决定无限期推迟主力部队的出发时间。由于没有运兵船，即使大军于9月底前往朴次茅斯集合也没有意义。同时，爱德华当时可能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隐患。有人没有响应他的征召。为国王服兵役的古老义务是有时间限制的——最多40天。但是，根据英格兰地主阶级的主张，兵役同样受到地理范围的限制。在13世纪，曾经出现过多次关于兵役是否包含海外作战的争论。在1294年的夏天，这个问题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比如，在剑桥郡，拉姆西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扣押佃户的财物，逼迫他们响应国王的征兵诏书。在此举失败后，他又不得不给这些人出示修道院的档案，告诉他们其祖辈曾在50年前前往欧洲大陆作战。但是，这也没能说服对方。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出钱找人替代他们服兵役。结果，出发日期推迟，这些人不得不回家继续等待通知。同样回家的还有其他已经赶到朴次茅斯的骑士，以及已经走到温彻斯特的500名威尔士步兵。史料中并没有记载爱德华对此做出的反应，但是他肯定清楚人们对兵役地点有异议。因此，在他前往威斯敏斯特时应该已经知道，需要自己进行协调的不仅仅是神职人员，还有世俗社会。[35]

最先赶到威斯敏斯特的是神职人员。9月21日，爱德华接见了这些主教、修道院院长和职位更低一些的神职人员，并发现他们已经十分不耐烦。让他们不满的是7月对教会资金的检查。爱德华决定挪用东征资金，这本是爱德华和教皇之间的问题，但是为了搜集资金，爱德华的代理人们在行动时根本不加区分，收走了1.1万英镑的私人存款。而且，他们扣押资产时的态度也非常差，一群人强行进入宗教场所，用斧子砸开箱子，大肆搜查。这让人想起了30年前爱德华对伦敦圣殿教堂的洗劫，只不过这一次洗劫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而且，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国王的搜查发生在一个礼拜日。

作为回应，爱德华几乎是做出了道歉，并保证会为受到冒犯的地方进行补偿。但是，他又接着解释，现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法兰西国王欺骗了他这个调解人和东征领袖，并把战争强加到他头上。作为国王，他需要教会的帮助，也就是说，他需要教会为自己提供资金。教会考虑了3天，同意向他提供20%的税金。

于是，愤怒的人变成了爱德华。面对他的盛怒，前来传信的圣保罗大教堂座堂神父长竟然晕过去死在了爱德华面前。爱德华派一队骑士包围了教会人士，告诉他们自己需要50%的税金，否则就宣布他们为不法之徒，也就是说爱德华不会再为教会提供保护，神职人员将面临抢劫和人身伤害的危险。爱德华要求不同意的人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不出所料，没有人站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英格兰教会缺乏一个领导者：佩坎大主教在两年前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还在罗马等待教皇批准。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他们同意了爱德华的征税要求。[36]

尽管爱德华的恐吓战术令人震惊，但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不久之前，他还计划在1294年秋天抵达圣地。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法王背叛自己并占领了加斯科涅；然后，他又失去了东征资金，国内的财政体系也随之崩溃；之后，尽管他已经精心准备，虔诚祈祷，他的先遣部队还是没能抵达加斯科涅；最后，英格兰国内居然有人拒绝服兵役，不愿为他夺回加斯科涅。

爱德华觉得自己有权利愤怒。当时已经是10月初，英军依然没能赶到加斯科涅。先遣部队仍然在普利茅斯进行重新整编，威斯敏斯特的大人物们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前往法国作战。威尔士也传来了坏消息——部分应该前往什鲁斯伯里的步兵发动了叛乱。而且，尽管爱德华已经搜刮了不少钱财，但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军费要求：10月8日，爱德华召集各郡县的骑士前往威斯敏斯特，准备讨论加税事宜。[37]

一周之后，爱德华再一次遭受了打击。他发现威尔士的叛乱并不是区域性的，甚至也不是自发性的。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全国性叛乱，而且事态非常严重。叛军已经占领了3座男爵城堡。位于哈勒赫、康威和克里基厄斯的王室城堡也陷入了包围。仍然在建的卡那封城堡（王权在威尔士的象征）已经陷落。叛军推倒了城堡的外墙，焚毁了新建的英格兰自治镇。[38]

根据吉斯伯勒的沃尔特（爱德华统治后期重要的编年史作者）记载，煽动叛乱的是马铎和摩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沃尔特的说法没有错。威尔士西北部叛乱的首领是马铎·阿普·勒韦林，他是勒韦林的远亲。野心勃勃的马铎希望通过叛乱夺回威尔士王位。南部叛军的首领是摩根·阿普·马雷都德，他被格洛斯特伯爵剥夺了继承权，其不满也主要是针对格洛斯特。但是，这并不是说1294年的威尔士叛乱是威尔士王朝试图复辟的结果。事实上，这场叛乱的主力是普通威尔士人。马铎、摩根和其他首领并不是在煽动原本温顺的人民起来反叛，他们只不过是顺势而为，搭了民愤的便车。在过去的10年里，威尔士人对英格兰压迫和隔离统治的不满一直在发酵，而爱德华在13世纪90年代初的征税决定（尤其是为驱逐犹太人而征收的1/15的补偿税）更导致事态迅速恶化。威尔士原本没有收税的传统，而且，由于不合理的评估，在威尔士的某些地区，原本更为贫穷的威尔士人反而要比英格兰人多交一倍的税。随着1294年大陆危机的爆发，威尔士的征税进程加速。威尔士人看着压迫自己的人一批批离开新建的城堡和市镇，只剩下少部分部队留守。然后，他们惊诧地发现，自己竟然也要去打仗——于是，几千名威尔士人聚在了一起，还拿到了武器。到了集结日当天，造反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39]

“愿上帝和圣西门诅咒充满了背叛的威尔士！”这是另一位重要的编年史作者彼得·兰托夫特在听到威尔士叛乱消息后写下的话。我们可以想象，爱德华本人也一定发出了类似的诅咒。10月中旬，威尔士的叛乱愈演愈烈，爱德华不得不动用为加斯科涅准备的军队和物资前往威尔士平乱。此时，滞留在普利茅斯的先遣部队终于重新出发了。但是驻扎在朴次茅斯的兰开斯特伯爵和林肯伯爵却接到爱德华的诏书，请求他们率军西进；他们将和其他部队在伍斯特碰头。没错，是请求而不是要求——随着事态的升级，爱德华意识到自己不能再专横跋扈下去。现在，他不仅需要两面作战（应对法兰西和威尔士），还对教会采取了威逼手段，他已经不能再承受和贵族有任何冲突了。[40] 爱德华苦苦等待了4周之后，各郡的骑士赶到了威斯敏斯特，准备商讨加税事宜。为此，爱德华必须做出更多让步。之前，为了征税，爱德华已经就特权许可证调查做出了让步，现在，调查被完全取消了。世俗贵族并不像教会那样缺乏领头人。面对爱德华收取税收的1/3的要求，一直和他不和的格洛斯特伯爵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最终，以取消特权许可调查为代价，爱德华仅仅取得了税收的1/10的回报。双方达成协议后，再尝苦涩的爱德华立即起程赶往威尔士。[41]

爱德华依然沿用了以前的军事战略：三路大军分别从三个基地出发，分头前往威尔士北部、南部和中部。但是这次的军队规模却和以前大不一样，爱德华总共出动了3.5万名步兵，这是第二次威尔士战争期间用兵数量的4倍。和以前一样，爱德华本人负责北部战场。他率5000人从内陆沿河谷向前推进，另外1.6万人选择从沿海地带推进。爱德华的速度很快，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以内，他的5000人已经和1.6万人会合。随着年底的临近，爱德华率部在康威河东岸停了下来。[42]

康威河的对面就是让所有人精神振奋的康威城堡。此时，康威城堡已经完工。圣乔治的詹姆斯师傅和手下的石匠进展神速，仅用6个施工季就建成了康威城堡和附近的哈勒赫城堡。坐落在石台上的康威城堡三面环海，就像一艘停靠在海港的大船。城堡高耸的外墙是白色的，塔楼上还飘扬着王室旗帜。爱德华率部分将士在康威城堡的大厅度过了圣诞节，他一定认为这是他花过的最值的1.5万英镑。[43]

1295年年初，康威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月初，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爱德华决定立刻发起进攻。他大概是想要解救卡那封和周边城堡，也许是得知了叛军首领的位置。另外，爱德华的不耐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希望赶紧解决威尔士问题，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法兰西。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爱德华没有等其他部队渡河，而是选择了自己率兵西进。

在行进的过程中，爱德华的部队遇到了袭击。因为当时的王室日常记录已经中断，所以我们不知道攻击发生的具体时间。攻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直接损失，因为敌人的目标不是爱德华和部队，而是他们的辎重。但是，它产生的影响却导致了更为致命的问题。爱德华等人深入敌后，却失去了补给。于是，已经抵达尼芬的爱德华被迫下令撤退。1月20日，爱德华重新回到了康威城堡。[44]

但是，驻扎在康威城堡的英军依然缺乏补给。城堡外肆虐的是爱德华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严重的暴风雨。根据编年史的记载，这场暴风雨的规模百年未遇。由于天气条件恶劣，爱德华无法与河对岸的增援部队联系。这样，康威城堡不仅被围，还即将断粮。根据沃尔特的描述，士兵们将城堡中仅存的葡萄酒留给爱德华饮用，而爱德华却坚持要与大家分享。[45]

很快，最迟在2月初，爱德华和增援部队取得了联系，解决了断粮问题。[46] 船只从布里斯托、切斯特、兰开夏郡、多塞特郡、爱尔兰，甚至是加斯科涅赶到。这次海上行动说明爱德华选择将城堡建在海边是明智的，但也显示了他最近的突袭行动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在这次失败后，爱德华不再着急进攻，直到胜券在握。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爱德华手下补给充足却无所事事的将士要求主动出击。在这次短暂的突袭中，英军杀死了一些威尔士人，拿回了被抢走的辎重。[47]

康威守军对进攻的渴望大概是受到了英军在其他地方重新展开攻势的鼓舞。早在2月中旬，赫里福德伯爵就从南边的大本营出发，成功收复了阿伯加文尼的城堡和市镇。几周后，在3月6日，西北路军也从里兹兰出发，进入了威尔士腹地。不过，最好的消息来自威尔士中部。3月5日，在蒙哥马利西北13千米处的梅莫伊铎，沃里克伯爵与马铎发生激战。有目击了现场的英格兰人称：“他们是我们见过的最勇敢的威尔士人。”在这场战役中，威尔士损失了700人，英军仅损失了7人。马铎成功逃脱，但是他的力量被彻底打垮了。[48]

最终，在4月初，爱德华离开了康威。他的目标是安格尔西岛，那里是北部叛乱的大本营。在天才詹姆斯师傅的帮助下，英军得以利用舰队和浮桥水陆协同作战，很快就拿下了安格尔西。4月10日，爱德华抵达安格尔西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定居点兰非（7个月前，威尔士叛军处死了当地的英格兰治安官）。作为惩罚，爱德华下令将兰非夷为平地，并把当地居民赶到了岛的另一端，在那里，他们建立了新城纽伯勒，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为了确保日后的安全，英格兰将在兰非的旧址上修建新的移民定居点和军事要塞。爱德华抵达安格尔西后的一周内，詹姆斯师傅就在一块取名为博马里斯的沼泽地上动工了。[49]

随后，爱德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确保未来威尔士不再发生类似事件。5月初，他向南巡视了经过整修的克里基厄斯城堡和哈勒赫城堡。战争期间，两座城堡陷入包围，但是在爱尔兰补给船的帮助下一直坚持抵抗。5月中旬，在阿伯里斯特威斯以北10英里处，爱德华和其他已经横穿了威尔士全境的英军将领会合。一路上，爱德华一边接受投降，一边扣留了大量的人质。6月，爱德华在威尔士南部接受了叛军首领摩根·阿普·马雷都德的投降，威尔士叛乱基本结束（格洛斯特伯爵非常懊恼，他再一次搞砸了任务，并且很不光彩地被没收了在格拉摩根的领地）。到夏至时，威尔士已经恢复了秩序。6月30日，爱德华带着少量部队回到了康威。[50]

最后，爱德华准备前往卡那封。直到那时，他一直没有在卡那封停留过，可能也没有看过卡那封城堡。[51] 现在，他终于可以去看一看这座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庞然大物了。叛乱爆发时，卡那封城堡还没有建成，叛乱期间又遭到了叛军的破坏。木质建筑已经烧毁，但是石质结构依然存在，这项爱德华和工匠们12年前就开始设计的大工程终于有望完工了。那个夏天，爱德华最后的关注点在于如何给詹姆斯师傅留下足够的资金，好让卡那封城堡和博马里斯要塞尽快完工。做完了这件事，爱德华结束了巡视，带着250名威尔士人质回到了英格兰。[52]

当然，加斯科涅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在威尔士平叛期间，爱德华的先遣部队终于抵达了加斯科涅，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尽管没能收复波尔多，布列塔尼公爵等人还是夺回了吉伦特河口和加伦河两岸的一些城镇。然而，法军于春天发动了反攻：瓦卢瓦伯爵查理亲自率大军前来，英军很快失去了刚刚夺回的领地。在撤退中，几名英格兰贵族被俘。几天之内，英军手上只剩下布尔和布莱伊——位于吉伦特河上的两处前哨基地，以及位于加斯科涅西南角的海滨城镇巴约讷。[53]

这些地方不可能像爱德华希望的那样一直坚守下去。3月，早在法军的反攻开始之前，爱德华就开始把威尔士多余的补给运往加斯科涅。根据编年史记载，爱德华还派约翰·德·博特图尔向加斯科涅运送了几千名步兵。然而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加斯科涅需要的是英格兰的主力部队。为了商议这个问题，爱德华于8月初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了一次小型议会会议。[54]

然而，会议还没开始，爱德华就接到了法军正在进攻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消息。8月2日，多佛遭到袭击，敌军还放了火。这次袭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后果也不是特别严重。一些当地居民在袭击中丧生，但是袭击者很快就被击退了。这次袭击的时机颇为讽刺，袭击发生时，爱德华刚刚回到阔别了8个月的威斯敏斯特。在前往威尔士之前，爱德华就曾担心这会导致英格兰防守空虚。离开伦敦前，他在伦敦塔待了一个星期，在前往伍斯特的路上，他又下令建造舰队。由于多佛遭袭，本应在8月初举行的会议一直推迟到8月中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周前赶到英格兰调停英法矛盾的枢机主教们没有取得丝毫进展。[55]

当时英格兰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夺回加斯科涅。对此，爱德华也进行了一些思考。在康威城堡逗留期间，爱德华命当地官员列出了所有土地价值在40英镑以上的居民，并通知他们做好接到命令后3个星期内参战的准备。也就是说，爱德华对臣民服兵役的义务给出了新的解释，这无疑是为了解决从去年开始就不断遇到的困难。在此之前，英格兰采用的古老的兵役体系是根据个人与国王的土地保有关系决定兵役义务的。现在，在新的体系下，兵役义务与土地财富挂钩，估算将变得更为直接。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在征服威尔士前夕，爱德华与贵族们就兵役期限发生了争吵，当时，他就设计了一个类似的制度，但很快就放弃了。现在，由于加斯科涅的军事需求实在太大，爱德华不得不重新启动这一计划。[56]

然而，当1295年8月议会终于在月中召开会议时，大贵族们已经十分焦躁不安了。当时，王室的税收官已经开始上门收税，但是在威尔士平叛期间，贵族们都是自筹经费，因此，他们以为爱德华会免除他们的税务。然而，爱德华唯一能允许的仅仅是他们暂缓上税，而且最多只能拖到8月1日。[57] 大概是为了安抚贵族们的情绪，爱德华在会议开始时公开解雇了财政大臣。然后，爱德华进行了进一步试探，提出愿意前往加斯科涅参战的人可以免缴税金。8月20日，一些正在加斯科涅作战的贵族得到了爱德华的“特别恩惠”——免税。[58]然而，3天后，爱德华的游说计划失败了，14名贵族（在场贵族人数的1/4）断然拒绝了爱德华提出的参战要求。

这些人既不是实力超群的大贵族，也不属于什么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其中地位最高的是阿伦德尔伯爵理查·菲茨·艾伦。但他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而且他的伯爵地位是刚刚获得的，所以手头也比较紧。贫穷，或者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贫穷，才是这些人抗议的主因（他们大多数都参加了威尔士平叛）。但是，他们却表示这是原则问题：无论国王想什么新办法，英格兰人都没有义务在海外提供兵役。[59]

对此，爱德华非常震怒。8月23日，他命令王室官员扣押他们的财物（正如上一年修道院院长拉姆西做的那样）。然而，被国王扣押财物的严重程度要高得多。王室执法官携带国库出具的命令，前往被执行人的家中没收财物，以偿还被执行人家几代人欠国王的债务。比如，刚刚得到的阿伦德尔伯爵领地的理查·费茨·阿兰就欠英格兰国王超过5000英镑。[60]

爱德华这样做能不能解决问题还不好说。在对抗发生一周后，议会解散。爱德华离开了威斯敏斯特，众人也没有就解救加斯科涅达成任何协议。此时的爱德华依然对遭到拒绝耿耿于怀——9月3日，他下达了更为严苛的扣押令。但同时，他又不能放任贵族们的反对发展为一场危机。[61] 到夏天结束时，事情已经几乎要失控了。离开伦敦前，爱德华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加强英格兰的海防。新战舰（每艘配有120支橹）已经建好，并交付海军上将（新发明的头衔）威廉·利伯恩使用。另外，爱德华还雇人在海岸线展开巡逻。但是，就在爱德华下令招募巡逻员的时候，法军再次以无可挑剔的时机攻击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温奇尔西和海斯。这次袭击的战果还不如上一次，但是，它似乎证明了法军入侵迫在眉睫。到了9月中旬，从国土南端到林肯郡，几千名英格兰人开始了海岸巡逻，时刻警惕法军的入侵。[62]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英格兰国内谣言四起。在埃塞克斯的哈里奇，当地人陷入了以为法军已经入侵的恐慌。在亨廷顿郡，有人称圣尼茨修道院院长已经在教堂的钟楼上升起了法王的旗帜。尽管后来这一说法被证实是造谣，但在当时，就连爱德华身边的大臣们都相信了。不过，由于刚刚发现了叛徒，这些大臣变得胆战心惊且疑心重也是可以理解的。托马斯·特贝维尔是王室家族的一名骑士，他曾在一年前被法军俘虏，但后来自称设法逃脱并返回了英格兰。实际上，他早已叛变，返回英格兰是为了煽动叛变，与法军登陆英格兰里应外合，甚至是绑架爱德华。由于一名信使的背叛，特贝维尔身份暴露，被处以死刑。这件事说明了一点：在如此重大的危机面前，爱德华绝对不能失去贵族的忠诚。[63]

盛怒之下的爱德华于9月初离开伦敦，这让他陷入了被孤立的风险中。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税金问题上让步了。爱德华和顾问们进入肯特后，向许多贵族发放了免税状，无论他们是否在加斯科涅参战。[64]另外，他和不愿意出国作战的贵族也达成了和解。具体的和解条件我们不得而知。其中有些人已经在爱德华的扣押令下屈服了，同意前往加斯科涅作战，条件是爱德华返回扣押的财产。不过，在拒绝参战的14人中，至少有4名也收到了免税状，其中就包括阿伦德尔伯爵，这说明爱德华尽管不想表现得太好说话，但的确希望和解。10月3日，爱德华再次命令这些人前往加斯科涅参战，强调这是他们忠君的本分。但是，在诏令中，爱德华宣布王室管家将与他们同行，为他们支付报酬，为马匹估值（以便将来进行补偿），并解决一切行军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果贵族们愿意为他而战，那么爱德华也不会让他们最终出力又赔钱。[65]

现在，爱德华修复了和贵族的关系，并完成了出兵的准备工作。于是，他再次召开议会会议。这次会议规模空前，参加会议的除了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院长，还有各郡的骑士、市民和级别较低的神职人员。由于会议期间各方进行了广泛的磋商，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威廉·斯塔布斯称其为“模范议会”，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忽略了这是一次紧急会议的事实。爱德华的目的自然是争取更多的资金，但是要想达到目的，他必须让众人相信战争的必要性。自从征服威尔士之后，爱德华就没有召集过如此众多的观众了。在召集令中，他再现了第二次威尔士战争前的宣传基调。爱德华在诏令中警告国人：“法兰西国王并没有满足于侵占加斯科涅，他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入侵英格兰本土，让英语从世界上消失。”[66]

一开始，议会计划在1295年11月中旬召开会议，但最终延迟到了11月底。当时，爱德华正在温奇尔西集结舰队，并为英格兰的防御做其他准备，这耽误了一定时间。会议正式开始后，爱德华欣慰地发现世俗社会的代表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几天之后，议会通过了收取1/11的税金的议案。当时，格洛斯特伯爵由于生病没能参加会议，这可能帮助爱德华通过了征税提案。12月初，格洛斯特伯爵在蒙默思城堡病逝。[67]

世俗代表失去了领头人，但教会却迎来了新的捍卫者。当年年初，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温奇尔西从罗马回到了英格兰，并于10月正式就职。根据编年史记载，温奇尔西本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体形稍胖。同时，他也异常精明，是教会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当爱德华再次要求向教会征税时（爱德华的打算是收取25%甚至1/3的税金），温奇尔西提出反对。教会同意爱德华关于国家危亡的说法，但是只愿意缴纳10%的税金。除此之外，爱德华只得到了一个保证——如果来自法兰西的威胁一直没有消失，教会将提供更多的资金。[68]

无疑，爱德华对教会的反应是失望的，但现在并不是和他们摊牌的时候，因为正如他在议会会议上说明的那样，出兵苏格兰已经迫在眉睫。

和威尔士人一样，苏格兰人也发现爱德华陷入了大陆危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不过，和威尔士叛乱不同的是，苏格兰的行动经过了更为周密的考虑，各方配合更为紧密，因此一开始并没有被英格兰发现。但是在1295年夏天，相关迹象已经非常明显。1295年7月，苏格兰的大贵族们控制了约翰·巴利奥尔，剥夺了他的行政权力。同时，他们派代表前往法兰西寻求法王帮助，法王早在两个月前就签署了文件，称苏格兰人是友而非敌。10月23日，双方刚刚建立的友谊以坚定盟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苏格兰将与法兰西一起向英格兰宣战。[69]

毫无疑问，爱德华一世很清楚苏格兰和法兰西的幕后动作。9月被捕的叛徒托马斯·特贝维尔在信件中透露了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煽动威尔士叛乱，苏格兰也是他的目标。[70] 10月，爱德华下令没收苏格兰人在英格兰的所有财产。然而，爱德华对苏格兰的反制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完全遵循法律程序，他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的行动以合法性。之前，巴利奥尔已经在威斯敏斯特背叛交出3座城镇和城堡。因此，当他于1295年再次未能应召面见爱德华时，后者派了两名高级神职人员前往索要城堡和城镇的管理权，结果自然遭到了拒绝。如此，爱德华得到了出兵的理由。12月16日，爱德华宣布，他将出兵征讨背叛了自己的巴利奥尔。[71]

从爱德华所做军事准备的规模来看，他的计划是摧毁敌人，而非给对方改正的机会。1296年1月，爱德华告诉财政官员，他征讨苏格兰期间每周的开支在5000英镑左右，只有这样，才能支撑1000名骑兵和6万名步兵。即使步兵的数量有所夸大，这也暗示了他对军队规模的期待。另外，爱德华还为获得爱尔兰贵族的支持做出了非凡的努力。[72]

从1294年开始，爱尔兰也和爱德华治下其他地方一样陷入了麻烦。但是，这里的混乱和原住民的不满关系不大。大领主（如格洛斯特伯爵、诺福克伯爵和彭布罗克伯爵）的长期缺席和国王的放任意味着当地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于一些英格兰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来说，要想生存下去并且改善自己的处境，就要采用爱尔兰人的方法、道德观和生活方式。引发1294年动乱的直接原因是两大领主阿尔斯特伯爵理查·德·伯格和约翰·费茨·托马斯之间突然爆发的旧怨。1294年12月，托马斯闯入伯格的领地，把伯格扔进了监狱，随后，整个爱尔兰陷入了混乱。[73]

然而，从长远角度看，这场冲突中更成问题的一点是费茨·托马斯联合了爱尔兰原住民。这并不奇怪，因为费茨·托马斯身上虽然流着英格兰移民的血，但他从小在爱尔兰家庭长大，因此这让他成了“退化”典型。而“退化”正是英格兰移民群体最担心的现象。在他们看来，费茨·托马斯等人已经和他们的族人分道扬镳，跌到了英格兰文明社会可以接受的标准以下。[74]

爱德华一直在关注费茨·托马斯和伯格之间的仇恨，因为这种英格兰移民的内斗会鼓励爱尔兰原住民造反。当年夏天，爱德华召费茨·托马斯来威斯敏斯特解释自己的行为，并要求二人保持和平，否则将没收他们的产业。然而，实质上，爱德华并没能阻止爱尔兰的溃烂，反而做了很多造成问题扩大的事。从1294年开始，爱德华的官员们从爱尔兰运走了几百吨的谷物和其他食品，丝毫不顾及当地由于歉收已经发生了饥荒。另外，除了于13世纪90年代在当地引入税收制度，爱德华还以各种形式从爱尔兰搜刮钱财。而且，自从法兰西危机爆发以来，爱德华一直在爱尔兰征兵。直到1296年年初，征兵一直进行得不顺利，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愿意在这个时候给当地的大贵族提出非常优惠的条件。为了让对方答应前往加斯科涅作战，爱德华不仅同意支付不菲的报酬，还提出可以赦免他们犯下的罪行，并抵消其在英格兰王室那里欠下的债务。爱德华的慷慨为他换回了3000人（大部分是步兵），这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派出人数最多的军队。然而，这对爱德华在爱尔兰的权威和爱尔兰的整体稳定都有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75]

1296年3月1日，爱德华抵达纽卡斯尔检阅英格兰大军。果然，苏格兰人没有遵守爱德华的命令——他们没有出现。于是，爱德华率大军沿诺森伯兰的海岸线前往特威德河畔的沃克城堡（需要注意的是，特威德河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政治分界，而非文化分界）。爱德华抵达边境时，正好赶上圣周，出于对宗教信仰的尊重，英格兰军队停了下来。在此期间，苏格兰攻击了附近的卡勒姆。在复活节之后的星期一，他们又袭击了卡莱尔，但是没有成功。因此，等到圣周结束，爱德华有充足的理由入侵苏格兰。随着月底临近，爱德华率军渡过特威德河前往贝里克。[76]

贝里克正是前一年爱德华要求巴利奥尔交出的3座城镇之一。这时，爱德华亲自重申了这个要求。贝里克市民再次拒绝，并对爱德华出言讥讽，甚至有人对着他露出了自己的屁股。这样逞强的行为很让人惊讶，因为相比爱德华的大军，贝里克的防守——木栅栏——简直不值一提。然而，随后的进攻似乎让双方都感到意外。当时，爱德华的大军集结在贝里克城前举行战前仪式——为新骑士授勋。但是对于埋伏在近海的英格兰海军来说，这一军事行动看起来更像是战争召唤。于是他们展开了攻击。后来，海军遇到了麻烦，一些船只起火，爱德华只能下令发起总攻。很快，英军撕开了贝里克脆弱的防御工事，杀死了不少被吓呆的市民。爱德华经常因为贝里克一战受到批评，人们指责他授意了这场无差别屠杀。[77]

事实上，爱德华的战术和杀戮完全符合中世纪战争的惯例。拒绝投降的城镇的确会受到这样的洗劫。爱德华的另一个行为证明了他在贝里克的行动是完全符合骑士准则的：200多名贝里克守军躲藏在贝里克城堡内，爱德华向他们开出了慷慨的投降条件，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甚至同意他们自由离去，只要他们发誓不再与英军为敌。面对这样的宽宏大量，贝里克守军很明智地选择了投降。[78]

苏格兰人的错误在于做出了同样符合骑士准则的回应。爱德华在占领贝里克之后在那里停留了4个星期。为了加强城防，爱德华在贝里克四周挖掘了壕沟（24.4米宽，12.2米深）并亲自运走了开挖壕沟挖出的第一桶土。然而，爱德华能在贝里克待多久仍然不能确定（维持这么一支庞大军队的开销非常大）。在攻下贝里克几天之后，爱德华收到了巴利奥尔正式的反抗信。巴利奥尔宣布“由于爱德华的暴力入侵”，不再效忠于爱德华。随后，在4月末，苏格兰军队不再进攻英格兰北方，而是选择了正面迎敌。双方在贝里克以北48千米处的邓巴相遇。之前，爱德华曾派萨里伯爵攻打邓巴城堡，苏格兰军队很快前来解围。结果面对协作良好的英军，纪律松散、缺乏经验的苏格兰军队惨败。数百名苏格兰步兵丧生，多名苏格兰贵族被俘。第二天，爱德华亲自抵达邓巴，邓巴城堡投降，英军俘虏了地位更高的苏格兰人——包括3名苏格兰伯爵。战争刚刚开始一个月，英军也只占领了一座城市和一座城堡，但是苏格兰的抵抗已经被粉碎了。[79]

因此，后面的战事更像是一场胜利阅兵。爱德华从邓巴回到了边境，并快速打下了1295年他要求巴利奥尔交出的三座城中的另外两座——罗克斯巴勒和杰德堡，并在那里与爱尔兰贵族的军队会师（爱尔兰人迟到了两个月）。随后，大军北上前往爱丁堡。陷入包围的爱丁堡坚持几天就投降了。爱德华的下一个目标是斯特灵，在那里，他根本没有遇到抵抗，英军抵达时，斯特灵城堡的守军已经逃跑了。[80]

6月中旬，没有被俘的苏格兰首领们开始寻找出路。面对来自爱德华和苏格兰贵族的双重压力，约翰·巴利奥尔早就对成为苏格兰国王感到后悔了，他开始怀念自己只是英格兰贵族的时光。无疑，巴利奥尔曾经在伦敦看到过挂在伦敦塔上的勒韦林的头颅。因此，当达勒姆主教代表爱德华向他提出交易条件时，巴利奥尔吸取了勒韦林的教训，立刻就答应了。他将放弃苏格兰王位，获得英格兰的伯爵爵位。随后，巴利奥尔将返回英格兰，每天打打猎，做做自己想做的事，回到以前自在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想法只能一闪而过。因为爱德华很快决定取消交易，原因不明。这有可能是因为英军在攻陷爱丁堡后发现了苏格兰和法兰西结盟的文件证据，而巴利奥尔也没有他自称的那样无辜。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爱德华追上了巴利奥尔，他为其设计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7月8日，已经在信件中承认背叛罪行的巴利奥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在苏格兰东海岸的蒙特罗斯投降。在那里，4年前曾经助他登基的爱德华举办了一场带有侮辱色彩的仪式，废黜了他。巴利奥尔交出了王室宝器，并被当众摘下了挂在披风上的王室徽章。和其他苏格兰首领一起，巴利奥尔被送往伦敦塔关押。后来，他被转移到赫特福德郡。在那里，他恢复了一点儿自由，可以在附近打猎。[81]

此时，爱德华正在苏格兰巡视，一路接收俘虏，接受效忠。这一次，爱德华比以往的英格兰国王走得更远，7月底，他抵达了苏格兰北端的埃尔金。8月底，爱德华回到贝里克，并在那里召开了议会会议，几千名苏格兰人前来效忠。随后，爱德华开始和众人商讨苏格兰未来的统治问题。[82]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至少在当前，苏格兰不会有新王产生。从战争开始，布鲁斯家族就很乐观地认为自己终将拿到王位。年迈的罗伯特·布鲁斯已于1295年去世，他的儿子则继续与英格兰合作，并加入了爱德华的军队，希望能够取代巴利奥尔成为苏格兰国王。然而，当他向爱德华提出这个想法时，立刻遭到了拒绝。爱德华是这样说的：“你觉得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成为苏格兰国王吗？”在如此尖刻的奚落打击下，可怜的小布鲁斯选择回到埃塞克斯的领地隐退，终生没有再踏入苏格兰。[83]

当然，其他之前没有成功的王位候选人可能也会来试试运气。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爱德华选择让诱惑彻底消失。在战后巡视期间，斯昆教堂古老的圣石（苏格兰国王加冕时的宝座）被爱德华没收，并成了他在威斯敏斯特的收藏品（包括威尔士的王室宝器和苏格兰的其他王位象征）之一。为了展示新得来的战利品，爱德华甚至让人制作了一个专门的陈列柜。[84]

爱德华决定，自己将暂时直接统治苏格兰。他将在贝里克组建一个英格兰式的新政府（在战争中被毁坏的巴里克城将由亨利·勒威利这样的专家负责重建）。英格兰官员将从贝里克管理苏格兰全境，他们手下的治安官、士兵、城堡看守大部分拥有英格兰血统。苏格兰政府的总负责人将由萨里伯爵担任。9月，爱德华返回英格兰，并正式将苏格兰国玺交给萨里伯爵。[85]

爱德华班师回朝时受到了英格兰人的歌颂。士兵们编了许多粗俗的打油诗嘲讽邓巴守军的无能，修道院的编年史作者们则写下了更为庄重的颂词。[86]

其中彼得·兰托夫特的颂词值得全文引用：

啊，上帝！多少次，梅林在预言中向我们吐露了真理！

现在，尽管山水相隔，

曾经各自为政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终于合二为一；

现在，不列颠群岛人民团结在一起，

苏格兰也重回国王爱德华的领地。

他的意志照耀着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土地，

独一无二，正是爱德华的功绩，

就连亚瑟王也不能与之相比。

从今以后，就只剩远征法兰西，

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力，

再挥师东征，去耶路撒冷保护耶稣基督的神迹。

至少颂词的最后几句是有道理的：苏格兰的战事结束之后，与法兰西的战争再次成为爱德华的首要任务。而且，此时的加斯科涅正急需他的帮助。

爱德华派往加斯科涅的第二支部队进展也不顺利。1295年秋天，当爱德华向贵族们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并获得了必要的参战热情时，原定的英格兰远征日期已经过去一年了，而且当时大军依然没有出发。爱德华指定的英军首领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病倒了，直到圣诞节过后才痊愈。1296年1月，英军终于起程。抵达加斯科涅后，他们的运气依然不佳。由于英军的长时间缺席，法军已经在加斯科涅扎了根。英军收复波尔多和加伦河畔其他小城镇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资金渐渐不足的埃德蒙不得不退守巴约讷。此时，埃德蒙再次病倒，并于6月5日去世。对爱德华异常忠心的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成为士气低落的英军的首领。[87]

爱德华接到弟弟埃德蒙去世的消息时还在苏格兰。当时，巴利奥尔刚刚退位没几天，得到消息的爱德华立刻下令为埃德蒙做弥撒。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他吩咐教会为埃德蒙祈祷，称埃德蒙作为他唯一的弟弟一直忠于王权、忠于英格兰，他英勇无畏，是上帝的恩典。正是为了埃德蒙的永恒救赎，爱德华把议会会议的召开时间从圣爱德华节（10月13日）推迟到了圣埃德蒙节（11月20日）。出于同样的考虑，爱德华将会议的地址选在了圣人埃德蒙下葬的地方——圣埃德蒙兹伯里。根据当地的编年史记载，爱德华和其他贵族于11月抵达圣埃德蒙兹伯里后隆重地纪念了圣埃德蒙节。[88]

但是，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筹款。接连几场战争开出了闻所未闻的天价账单。甚至在前往苏格兰之前，爱德华就已经花掉了25万英镑左右，这超过了征服威尔士和东征的花费总和。1月，为了控制损失，爱德华暂停了所有王室建筑项目（除了卡那封城堡、博马里斯要塞和威斯敏斯特寝宫的壁画，这也说明东征依然是爱德华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随后，为了征服苏格兰，爱德华又花掉了几万英镑；而收复加斯科涅更是需要几倍于此的经费。爱德华必须想办法找到更多资金。[89]

但是，此时的英格兰已经不堪重负。首先，英格兰人每年需要上交两次重税；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忍受爱德华针对羊毛出口设定的超高关税。商人们通过降低羊毛价格转嫁压力，这一行为几乎影响到了所有供应商，无论大小。这样，新关税被称为“邪恶税”也就不足为奇了。[90]

令情况更加糟糕的是所谓的“征发”现象。一直以来，王室家族享有先征用货物（主要是粮食，也包括车马、船只等）再付款的特权。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征发”行为也是令人讨厌的；战争爆发后，这一特权更是成了人们集中诟病的对象。全国各地的王室代理人都在以国王名义大肆征发货物，只要是他们认为有需要的东西，就会立刻收走。可以预见，在有些案例中，被征发人指控代理人抢劫，并最终导致暴力冲突。然而更糟糕的是，自1294年起，谷物的征收数量突然大幅提高。到1296年秋天，就连爱德华派出的收粮官都不得不发声反对，称要征收如此大量的粮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91]

因此，爱德华再次征税的打算必然遭到了反对，双方陷入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这次议会会议自11月6日开幕，直到月底，参会代表才最终妥协。此次征税的税率为两年来最低，这也显示出爱德华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这一次征税，爱德华方面并未做出任何让步作为回报。有一位编年史作者称这次征税简直就是敲诈。[92]

更让爱德华惊讶的是教会方面的反对。毫无疑问，教会也再不愿忍受类似的经济负担。但是，教会曾经答应爱德华，如果法王不同意休战，将继续为爱德华提供资金支持。现在，一年过去了，法方拒绝了英格兰提出的所有休战条件。1月，爱德华派年迈的叔叔威廉·德·瓦朗斯前往康布雷与法方谈判，结果双方打了起来，瓦朗斯在打斗中受伤，回到英格兰不久后就去世了。因此，爱德华非常确定：教会是实现承诺付钱的时候了。[93]

然而，教会兑现承诺时必须考虑教皇刚刚发布的一则声明。教皇在这份诏书中规定，除非事先得到罗马教廷的允许，教士不纳俗税。表面上，这个规定适用于整个基督教世界，但是教皇在诏书中谴责有些君主收税的税率居然达到50%，这正是指爱德华；这份诏书的发布很可能是温奇尔西大主教秘密协商的结果。在经过了几天的辩论之后，温奇尔西向爱德华请求给教会一些考虑的时间。爱德华对此很不满意，但还是同意给他宽限到1月。同时，为了向教会施压，爱德华要求神职人员们先偿还他们欠英格兰国王的债务。其中，温奇尔西本人需要在12月中旬之前缴纳3500英镑。[94]

这次会议期间并没有讨论贵族的兵役问题。和往常一样，这个问题是关起门来协商的，众人还听取了刚刚从欧洲大陆返回的英格兰使节所带回的信息。自从战争爆发，爱德华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反法同盟。为了得到法兰西北边和东边小国的支持，爱德华总共花掉了7.5万英镑。在一开始的两年，结盟的成果有好有坏。有些盟友保持了忠诚（如爱德华的女婿布拉班特公爵），有些人拿了钱却选择了背叛（如曾经的苏格兰王位候选继承人荷兰伯爵）。但是，到了1296年年底，情况开始朝着对英格兰有利的方向发展。1296年6月，荷兰伯爵遭遇了不幸（有可能是英格兰人策划的）——他12岁的儿子兼继承人表示荷兰将转向英格兰一边。同样转投英格兰的还有地位更为重要的佛兰德斯伯爵——他已经受够了腓力四世的横行霸道。1297年年初，同盟最终形成。1月7日，年少的荷兰伯爵和爱德华的女儿伊丽莎白结为夫妇。同一天，与佛兰德斯伯爵的协定也正式签署。爱德华的结盟战略终于取得了成果，英格兰获得了从低地国家进入欧洲的登陆点，从而使开辟一条新的反法战线成为可能。[95]

但是，无论是盟友还是军队都需要金钱的支撑。联姻婚礼结束一周后，神职人员赶往伦敦商议如何回复爱德华的征税要求。和以前一样，爱德华派人前来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同意交税，他们的财物就会被没收。这场讨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最终在1月26日，爱德华得到了答复——教会不同意征税。[96]

所有编年史作者都记载了爱德华的盛怒。最让他愤怒的是教会竟然没有遵守承诺。保王党成员彼得·兰托夫特是这样评论的：“只要还有信仰，就要兑现承诺。”作为回应，爱德华显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297年1月30日，他剥夺了神职人员享有的法律保护，并立刻派人没收了教会的所有产业，包括里面的粮食和牲口。看到了机会的普通人也开始抢夺教士们的马匹。爱德华表示，只要教会付钱即之前教会拒付的税金，就能重新得到他的保护，且价钱不变。[97]

根据编年史的记载，爱德华打算让世俗社会对教会进行审判。得知教会拒绝交税后，爱德华立刻决定一个月后在索尔兹伯里召开议会会议，参会人员全部来自世俗社会——伯爵、男爵、骑士等。[98]

然而，在随后的几周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消息传来，加斯科涅的英军再次遭遇惨败，林肯伯爵率军在从巴约讷前往博内加尔德途中遭遇伏击。步兵死亡人数甚众，几位贵族被俘。这件事发生在1月30日。那一天，爱德华下令取消了对教会的保护。因此，英格兰的修士们表现出了幸灾乐祸。[99]

第二，“征发”的次数大大增加。11月议会会议结束后，爱德华再次下达了征发令。为了重新对法兰西发动攻势，爱德华命令代理人在全国征收6万吨的粮食。[100]

于是，在索尔兹伯里的议会会议上，教会问题并不是唯一的议程，甚至都不是主要议程。这一次，就连大贵族们都感到了战争的负担（他们通常可以通过贿赂王室代理人避免上交财物）：全国再次征税，而且没人能够豁免；羊毛出口的利润较战争前至少下降了一半；王室官员进入贵族庄园，成吨成吨地运走小麦、燕麦、大麦等粮食。[101]

这些爱德华都知道。但对他来说，收复加斯科涅更为重要。面对英军在加斯科涅的惨败，爱德华决定继续向加斯科涅派兵。因此，在2月底抵达索尔兹伯里后，爱德华第三次向贵族们提出了前往加斯科涅作战的要求。

这一次，贵族们和教会一样选择了拒绝。1294年，贵族们对海外兵役的反对还只是私下的抱怨；1295年，私下抱怨变成了小范围抗议；到了1296年，小范围的抗议终于升级为普遍反对，而且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了最高阶层。这一次，阿伦德尔伯爵再次站在了反对阵营，但他已不再是孤军奋战——就连一向忠诚的沃里克伯爵也站到了爱德华的对立面。林肯伯爵被困在加斯科涅，萨里伯爵忙于苏格兰事务，爱德华发现几乎没有人能为自己提供支持。抱着最后的希望，爱德华把目光转向了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当时，除了爱德华本人，比戈德是英格兰国内最强大的势力，而且在战争刚刚开始时，他表达了对爱德华的强烈支持。

但是，他也拒绝了爱德华。经过3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比戈德和其他贵族一样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先是自费参加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回到英格兰却发现羊毛不能卖、粮食被征用。然而，在谈及反对的原因时，他和其他人都选择了“没有义务”这个理由。除了诺福克伯爵的爵位，比戈德还有一个“英格兰元帅”的头衔：他有义务为国王召集军队，并维持军队纪律。因此，他接受和国王并肩作战的责任，但是不同意前往海外。

比戈德是这样回答爱德华的：“我没有义务，也不愿意在没有您的情况下前往海外作战。”

根据编年史作者吉斯伯勒的沃尔特记述，比戈德的话激怒了爱德华。

“上帝作证，”爱德华喊道，“你要么去，要么死！”

“上帝作证，”比戈德答道，“我不会去，也不会死！”

随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比戈德径自离开了会场。此后，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也相继离开。很快，赫里福德伯爵兼英格兰内务总管汉弗莱·德·博恩也离众人而去。后来，离去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爱德华都开始害怕了。[102]

但是，爱德华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恐惧。事实上，根据王室档案的记录，爱德华立刻对擅自离去的贵族们展开了报复。3月1日，爱德华试图限制此次争吵带来的政治影响，他谴责“造谣者”离间他和贵族、教会的关系。同时，他重新实行了1294年严苛的羊毛征收方案，扣押了全国的羊毛。随后，在3月12日，爱德华的真实目的显露出来，他下令立刻调查贵族们欠英格兰国王的债务。爱德华曾通过要求阿伦德尔伯爵还钱达到了令其屈服的目的；现在，他准备对所有伯爵故技重施。在3月的最后一周，王室官员抵达了比戈德的庄园，要求他偿还几百英镑的债务。这一举动告诉贵族们，义务是一把双刃剑。[103]

因此，在大斋节期间和随后的几周内，整个英格兰都陷入了紧张之中。爱德华抵达普利茅斯，并在那里度过了4月的大部分时间，他宣称在向加斯科涅派出增援之前不会离开。根据编年史的记载，伯爵们回到了各自的领地，他们不准爱德华派来的官员扣押羊毛或皮革，或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潜伏起来，等待对方先退让。[104]

在此期间，教会先支持不住了。一个多月的饥饿、羞辱和抢劫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爱德华于2月又加高了赌注，称如果教会不在复活节前妥协，就要永久性地剥夺他们的法律保护和土地。于是，教会成员们于3月底在伦敦集会，共同向温奇尔西大主教提出了改变政策的请求。温奇尔西做出回应，同意他们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这样，大量的教士选择了向爱德华屈服。只有温奇尔西本人和他的几位坚定支持者还在坚持。他们退隐至自己的教区，继续默默抗议。[105]

虽然教会已经妥协，但大贵族们依然在抵制。复活节前后，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在蒙哥马利附近的森林会晤，并宣布由于爱德华已经多次向他们征税，所以他们不会随他前往加斯科涅参战。经济上的困难无疑是他们的主要不满，而且这种理由必定将得到其他贵族和普通大众的认可。但是他们选择在威尔士边境地区会面也很重要。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边境领主，但这一点和近些年爱德华的日渐专横有所冲突。其中最明显的是赫里福德伯爵，他无法忘记1291年在爱德华手下遭受的屈辱。阿伦德尔也在最近被迫放弃了克兰的部分领地，并因拒绝王室官员进入领地而遭到指控。另外，罗杰·默蒂莫的儿子兼继承人埃德蒙·默蒂莫也有类似的遭遇。这些人都认为自己祖先争取来的自由权利正在被王权侵蚀。现在，王室政府的控制力下降，正是让事情回到正轨的好时机。[106]

5月的第二周，得知此事的爱德华决定主动出击。在为加斯科涅送去了一些增援部队后，爱德华宣布将于6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会议，并下令军队前往伦敦集结。爱德华丝毫没有妥协，他重启了将兵役和土地财富挂钩的计划，而且变本加厉，现在，凡是每年土地收入超过20英镑的人就要服役，而且没有说明兵役的地点。然而在发出命令的同时，爱德华正在赶往英格兰东海岸的坎特伯雷，打算和温奇尔西谈判。不管怎样，他都不想教会和贵族合流。最终，爱德华和温奇尔西和解：6月12日，温奇尔西拿回了被没收的房产。[107]

一周之后，爱德华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这是他征服苏格兰后首次在威斯敏斯特出现。抵达当天，爱德华把苏格兰的王室宝器献在了“忏悔者”爱德华墓前。然而，前来观礼的人却远少于威尔士战争后的献礼仪式。如今，陪在爱德华身边的只有一些保王党支持者。直到7月7日部队集结那天，反对派才抵达伦敦。[108]

双方都表现得十分谨慎，只通过信使和信件沟通，但很快他们就谈到了实质问题。作为元帅和巡宫，诺福克和赫里福德是否会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出发名单？两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爱德华下达的集结令不合常规。谈判立刻破裂了。爱德华立刻剥夺了两人的世袭职务，并任命了新的元帅和巡宫。随后，爱德华做好了逮捕反对者的准备，但是，在他发难之前，对方就离开了伦敦。[109]

至少有一些人离开了。随着反对派朝着造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一些人的决心开始动摇。沃里克伯爵是第一个退出的（爱德华和沃里克的关系很好，有人说沃里克是被爱德华收买了），曾经参加了蒙哥马利会议的边境领主约翰·德·黑斯廷斯紧随其后。后来，阿伦德尔也变得摇摆不定，他还曾向爱德华写信为自己申辩。当然，爱德华也在给他们传递消息，试图将其逐个击破。[110]

7月14日星期天，爱德华争取支持的努力达到了顶点，他站上了威斯敏斯特大厅外的一座舞台，当众发表了演说。爱德华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并感谢臣民为此做出的牺牲，但是他坚持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英格兰的福祉，是为了保卫英格兰人民。爱德华的演说很有感染力，而且现场安排得也很好：温奇尔西大主教站在爱德华身边，感动得泪流满面，显然已经与国王和解。这场演讲相当于最后通牒，爱德华称自己可能会死在加斯科涅，于是让在场的所有人向13岁的小爱德华（卡那封伯爵）宣誓效忠。诺福克和赫里福德直到两天后才在外地宣誓，这让他们显得孤立无援，其忠诚也值得怀疑。[111]

双方又继续僵持了两个星期。在温奇尔西的领导下，教会试图从中调停。王室代理人则挑衅地要求对方请求爱德华的宽恕。诺福克和赫里福德同样展开了宣传攻势，谴责爱德华要求贵族海外服役、征收重税、随意征发、任意妄为等暴行。[112] 爱德华本人显然希望能够达成和解。6月末，他离开伦敦前往圣奥尔本斯，为谈判做最后的努力。但是，双方见面后，爱德华又不准备妥协。爱德华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在欧洲大陆的盟友正在等他出兵，而这些人是他花了大价钱才收买来的。7月28日，爱德华放弃了，他发出新的诏令，邀请大家随他参战，并提出将支付报酬。两天后，他在伦敦再次发出了扣押羊毛的命令。绝望中的爱德华越来越坦诚，他解释自己需要付给盟友5万英镑，而只有通过扣押8000袋羊毛才能拿到这么多钱，并承诺日后将用新的税金做出补偿，而议会已于当天同意征税。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的，因为此时的议会根本只剩下几个保王党成员而已。[113]

下达命令之后，爱德华离开了伦敦。他的目的地是温奇尔西新城，运兵船已经在那里等待出发。然而，就在爱德华南下时，他出发前发出的命令最终拖垮了他和教会的脆弱共识。8月10日，爱德华抵达温奇尔西，而温奇尔西大主教却在伦敦召开了神职人员会议，宣布反对征税，因为这违背了教皇的命令。同时，温奇尔西威胁，谁敢动教会财产，他就开除谁的教籍。几天后，贵族反对派派人面见爱德华，但爱德华不愿理会他们的请求。爱德华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8月20日，他颁布命令，要求对教会征税。同一天，他派170名全副武装的骑士前往罗切斯特（从这里骑马去伦敦只需要一天时间），准备对付反叛的伯爵们。然而，伯爵们已经抢先采取了行动。8月22日，他们闯进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国库，告诉对方不准扣押羊毛，也不准再次征税，称自己不会像农奴一样忍受这样的剥削。[114]

两天后（此时距英法开战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爱德华起航前往佛兰德斯。他甩在身后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8月底，摄政政府命令更多骑士前往罗切斯特集结。在威尔士边境，赫里福德的手下公开宣称伯爵和国王之间没有和平；9月1日，温奇尔西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宣布开除王室官员的教籍，却被保王党高声打断。摄政政府在伦敦召开议会会议，伯爵们就在北安普敦召开议会会议。内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115]

这时，消息从北方传来，英军在苏格兰遭遇惨败，死伤惨重。这一次，魔鬼换上了新面孔——他就是威廉·华莱士。[116]

第10章

统一王国？

Uniting the Kingdom?

在1297年夏天，基本没有人是真的热心于陪爱德华一世前往佛兰德斯参战，但萨里伯爵约翰·德·瓦伦是个例外。他一生（1297年他66岁）都是国王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爱德华的密友。[1]

然而这一次，他的热切和他对爱德华的忠心并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他只是想借此摆脱爱德华于前一年强加给他的任务。1296年，瓦伦一如往常随爱德华出征苏格兰，并指挥了邓巴大捷。出于对他战功的奖励，爱德华将他封为苏格兰总督，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试图把这个职位移交给别人。也许，爱德华本人很满意能够摆脱苏格兰这个讨厌的麻烦，但是他的老朋友却不得不面对管理苏格兰的责任，这让瓦伦感到既失望又沮丧。在这种情况下，瓦伦的表现就不奇怪了——他尽可能地远离苏格兰，称这个任务对他的健康不利。根据吉斯伯勒的沃尔特记述，瓦伦认为苏格兰的天气难以忍受，于是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英格兰北部。[2]

总督本人的缺席显然对苏格兰的新政府造成了不良影响。事实上，这个政府到1297年就已经焦头烂额了。由于是强加在苏格兰人民头上的，所以这个政府一直不受欢迎，它的所有举措都被视为是对苏格兰人的压迫。而且，由于英格兰一直要钱要人要粮，该政府的确做了不少横征暴敛的事。和爱德华一世治下其他地区的人一样，苏格兰人要为大领主的反法战争出钱出物。1297年5月，爱德华开始在苏格兰征兵，这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苏格兰的骚乱和反抗直接升级成了彻底的叛乱。叛乱开始于西部的拉纳克，当地人杀死了英格兰派来的郡长。[3]

煽动叛乱的是一群惯犯。其中一名主谋是格拉斯哥主教罗伯特·威沙特，他曾于6年前在诺勒姆勇敢地抵制了爱德华的恐吓。除此之外，一些苏格兰的顶级贵族也参与其中，他们中有些人在英格兰入侵期间被俘过。有一个新入伙的人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卡里克伯爵小罗伯特·布鲁斯，他是苏格兰王位候选继承人罗伯特·布鲁斯的孙子。人们以为他会遵循家族传统支持英格兰人，但是他却选择了和苏格兰人站在一起。布鲁斯曾经这样对父亲的骑士佃户说：“我必须和苏格兰人站在一起，和祖国站在一起。”[4]

然而悲哀的是，苏格兰贵族和教会的武力水平明显比不上他们的爱国心。6月末，英军从坎布里亚越过边境平叛，几天之内，叛军就被迫投降。7月7日，威沙特和布鲁斯等人在苏格兰西海岸的尔湾投降。对于轻松取胜的英格兰年轻指挥官们来说，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他们开始向东前往苏格兰政府所在地贝里克，并在那里给爱德华发信，称已经驱散了叛军。[5]

写这封信的人一定不是苏格兰政府的财政大臣休·克莱辛翰。克莱辛翰和刚刚来到苏格兰的军人们不同，和他的上司萨里伯爵也不同，他对苏格兰的情况非常清楚。克莱辛翰曾给爱德华写信，告诉他苏格兰的局势令人担心：“到现在为止，您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在叛乱中失去了管理者。”在福斯河以北和塞尔扣克森林，新的叛军正在集结。根据克莱辛翰的建议，英军应该立刻对这些叛军发动攻击。但是其他人没有同意他的建议。最后，贝里克政府决定等待瓦伦的到来。对此，克莱辛翰在信的结尾惋惜道：“就这样，问题被暂时掩盖了。”[6]

就在英格兰人放松警惕时，苏格兰人却蠢蠢欲动。北方叛军的领导者是当地大贵族的儿子安德鲁·穆雷。在前一年，穆雷曾在丹巴之战中被捕，于冬天逃脱，随后在春天再次起兵。到8月的时候，穆雷已经控制不少北部城镇和城堡。[7]

与此同时，南部的叛军也在行动。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叫威廉·华莱士的人。和穆雷不同，华莱士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信息，只有一份法庭案卷上曾经提到过：“威廉·勒·威利斯是一个小偷。”当他进入人们视野之后，英格兰编年史作者们称他为“亡命之徒”“强盗头子”“无赖混混”。华莱士很可能是埃尔郡小领主艾伦·华莱士的小儿子，这样的出身意味着他早期大多在苏格兰西部活动。就是他在1297年5月杀死了拉纳克的郡长，从那以后，塞尔扣克森林就成了他和追随者们的大本营。根据吉斯伯勒的沃尔特记述，“普通苏格兰人和大贵族的扈从都愿意追随他”。1297年8月，华莱士的军队已经转移到苏格兰北部与穆雷会合。[8]

此时，萨里伯爵终于抵达贝里克，并且同意了克莱辛翰出兵干涉的建议。但是为了等待尔湾叛军完成投降仪式，英军不得不再次推迟出兵的时间。最终在8月末，英军出发平叛。[9]

为了平叛，英军必须深入苏格兰北方，渡过福斯河——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福斯河从苏格兰西部起源，向东流入大海，几乎将苏格兰分为南北两半。另外，福斯河在东段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潮汐河口，也就是福斯湾，只能坐船穿过。事实上，在13世纪，福斯湾也被称作苏格兰海。在当时的地图上，苏格兰北部被标为Scotia ultra Marina，即“海外的苏格兰”。[10]

于是，瓦伦率军前往斯特灵，试图从那里过桥渡河（斯特灵是福斯湾往上第一个能够搭桥的地方）。作为沟通南北苏格兰的主要通道，斯特灵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事实上，13世纪的地图将斯特灵的渡河桥标为连接南北苏格兰的唯一通道）。斯特灵的防御也很强大，大桥旁边800多米处的河流南岸上矗立着斯特灵城堡。如今，中世纪的斯特灵城堡已不复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堡修建在一块巨大的火山岩上，主体由石头砌成，固若金汤。

9月初萨里伯爵抵达斯特灵时，华莱士和穆雷已经在河对岸等待了。英军数量明显多于叛军，因此，英军首领以为叛军会倾向于谈判。然而这一次，英军的谈判人被华莱士那句名言骂了回来：“滚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求和，我们要一雪前耻，我们要为苏格兰的自由而战。”

根据沃尔特的记述，对于英格兰阵营中较为性急的将领来说，这句话简直就是战争宣言。但是对于较为理智的人来说，他们调查了周边的地形，认为其中危险重重。斯特灵桥不仅是他们前进的唯一通路，也是阻挡在他们前面的巨大困难——由于桥宽不够，英军只能两个两个地通过。而且，过桥之后他们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福斯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形成了许多大拐弯。因此，斯特灵桥的北端不是开阔的平原，而是一块狭窄的平地。在整个苏格兰，斯特灵是最适合苏格兰人以少胜多的地方。

然而，在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理智派的忧虑被驳回了。由于意识到英军每天消耗巨大，克莱辛翰建议立刻进攻。瓦伦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立刻下达了进攻的命令。1297年9月11日上午，事情向着理智派担心的方向滑去。刚刚过桥的英军遭到了袭击。苏格兰人冲向福斯河，占领了桥头，将英军一分为二。已经渡河的英军（包括克莱辛翰本人）大都死在苏格兰人的包围下，而滞留在南岸的人（包括瓦伦）只能眼睁睁看着屠杀发生。最终，反应过来的瓦伦下令毁桥，转头向英格兰方向撤去。据说，66岁的瓦伦一口气撤到贝里克才停下来（斯特灵离贝里克有将近161千米的路程）。[11]

此时，英格兰30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正攀向高潮。9月末，议会召开会议，但是对峙双方已经不愿协商。保王党骑士在罗切斯特集结，以巩固摄政政府的力量；面对叛乱危险，摄政大臣们（名义上在卡那封伯爵小爱德华的领导下）则已经从威斯敏斯特转移到了伦敦城内。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9月21日，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罗杰·比戈德、汉弗莱·德·博恩在北安普敦见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并且发现人数甚众。根据沃尔特的记述（尽管有些夸大），反对派们拥有1500匹战马和数量庞大的步兵。[12]

但是，此时斯特灵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伦敦，很快，局势发生了改变。面对英军的惨败，英格兰国内必须一致对外，因此，摄政政府只能选择妥协。但是，具体的谈判依然需要时间。由于担心有诈，伯爵们要求必须在伦敦城门布置自己的卫兵，否则就不肯进城。最后，在温奇尔西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避免了英格兰内战的发生。[13]

协议的基础是80年前约翰王被迫通过的《大宪章》。伯爵们和摄政大臣们参考一个年代如此久远的先例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实际上却在意料之中。首先，1297年的政局和1215年有很多相似之处。约翰王为了维持和法兰西之间的战争，在国内横征暴敛：先是向人民苛以重税，再是命令贵族前往海外服兵役，如果有人不从，就扣押他们的财产。简单来说，催生《大宪章》的背景与英格兰当前的危机几乎一模一样。[14]

然而，人们参考《大宪章》解决当前问题还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原因：在颁布后的80年里，《大宪章》已经成为检验国王统治的试金石。在亨利三世在位期间，经过修改更有利于王室利益的《大宪章》不断被重新巩固、重新颁布。享受了同样待遇的还有备受争议的《森林宪章》。作为英格兰王室做出的最著名也最具标志性的承诺，《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一直是解决政治争论最常用的参考资料。只要人们认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就会要求国王遵守两部宪章。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在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就会再次颁布两部宪章以安抚民众的情绪。[15]

这就是1297年早些时候的情况。7月，伯爵们发布了进谏书，抗议《大宪章》的规定没有得到遵守，导致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另外《森林宪章》的执行力度也大不如前。同时，爱德华表示可以重新批准两部宪章，但要求反对派同意他的征税要求。[16]

但是，尽管反对派认为两部宪章非常重要，但他们也十分清楚仅靠两部宪章还不足以满足自己的诉求。在进谏书中，他们还批评了过度的征发和对羊毛征收的超高关税（这些在《大宪章》中都没有提及）。另外，《大宪章》也没有对征税做出具体规定。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假定国王只要获得议会批准就可以征税。但是在1297年，爱德华仅仅获得了几个保王党的同意，就准备第八次征税，这让反对派们感到愤怒。[17]

因此，当双方坐下来协商时，伯爵们要求摄政政府根据当前环境做出宪章以外的新保证。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双方达成的协议名叫《宪章确认令》，但其中的确包括了一些新条款，比如彻底取消羊毛关税，征发和征税必须获得全国一致同意等。这些主要让步满足了反对派的大部分要求。摄政政府只是柔化了协议的语言，并确保协议没有被纳入宪章本身。不过，摄政大臣们也可以满意了，因为这带来了英格兰急需的政治共识。10月10日，《宪章确认令》正式得到批准，双方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很快，议会达成协议同意征税。英格兰贵族同意出兵讨伐苏格兰。根据沃尔特的描述，当天所有人都很高兴，双方之间的敌意也终于消解。[18]

但是，这一切还有待爱德华的认可。

6周前，爱德华已经在佛兰德斯安全登陆。但从那以后，他的运气就越来越差。登陆后不久，英军和盟军就陷入了内讧，这进一步地削弱了这支本来就人数不足的部队。爱德华发现，此前一周，一些盟军已经败在了法军手下；还有一些盟友尽管收了不少钱却根本没有组织战斗力量。佛兰德斯伯爵本人虽然出现了，还把英军护送到了布鲁日，但这支部队却不受当地人的欢迎。面对暴动威胁，英军逃到了防御条件更好的根特，并一直没有再离开。的确，爱德华成功地给腓力三世造成了一些压力：他的盟友兼女婿巴尔伯爵率领一些威尔士军队在法兰西境内进行劫掠。但是，根据编年史记载，爱德华已经被危险包围。因此，对他来说，法军于10月9日宣布休战两个月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宽慰。[19]

尽管如此，爱德华并不打算放弃这场战争，他也不会为国内事务分心。英法休战时，爱德华应该已经接到了英军在斯特灵桥大败的消息。但是他在一周后写给摄政政府的信件中却只是要求对方继续向佛兰德斯送钱，以便他借此引诱德意志盟友前来参战。此后不久，爱德华就得知了反对派和摄政政府达成的协议。这肯定无法令他高兴。在出发前往佛兰德斯之前，爱德华的态度一直十分强硬，现在，他不仅要答应对方的要求，还要原谅他们的僭越。据编年史记载，爱德华犹豫了3天才做出决定，但实际上他除了同意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爱德华清楚，他可以在日后轻易镇压苏格兰的叛乱，也可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和反对派重新谈判，但是就目前来说，他必须保持对腓力四世的压力，否则他将永远失去加斯科涅。与法国的休战只剩下一个月时间。11月5日，出于权宜考虑，爱德华批准了《宪章确认令》。随着信使带着他的批准返回英格兰，爱德华开始望向东边，期待德意志盟友的到来。[20]

在英格兰的政治领袖们努力解决意见分歧时，他们在苏格兰的同胞正处于痛苦和惊恐中。斯特灵大捷后，苏格兰军队一路向南，不断骚扰苏格兰南部的城镇和要塞；10月初，只有少数被包围的据点还处于英格兰的掌控中，如贝里克城堡和罗克斯堡。此时，英格兰北部也在苏格兰的零星袭击中陷入了恐慌。然而，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11月初，威廉·华莱士（安德鲁·穆雷在斯特灵受伤不治，华莱士已经成为苏格兰军队的唯一统帅）率军越过两国边界，坎布里亚和诺森伯兰的人民遭受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劫掠。根据沃尔特的记述：“纽卡斯尔和卡莱尔之间所有的修道院和教堂都停止了对上帝的事奉，所有的教士、修士和神父都逃命去了，当地人也几乎都逃走了。”卡莱尔陷入了包围。根据编年史记载，入侵者在卡莱尔附近的拉纳科斯特修道院烧杀抢掠。苏格兰人的泄愤之举很快就结束了——11月底，他们带着战利品退回了苏格兰，但是他们带来的破坏却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心中，并巩固了华莱士在英格兰嗜血怪物的形象。[21]

在北方战火蔓延的同时，其他战线出现了重大进展。威斯敏斯特的摄政大臣们收到了爱德华的批准信，伯爵们决定向苏格兰派兵。同时，佛兰德斯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经过慎重考虑，众人开始放弃军事行动的想法。随着德意志国王无法参战的消息传来，大规模进攻法兰西的希望化为泡影。英法休战又延长了3个月，爱德华准备努力争取永久的和平。但是，这意味着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表现得强大有力。因此，他写信要求摄政政府在最终谈判开始前向欧洲大陆增兵。[22]

因此，在混乱的1297年即将结束时，各地都陷入了焦急的等待。英格兰的伯爵和男爵们已经做好了北上的预备，苏格兰人也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英格兰开始在威尔士大规模征兵，爱德华则在佛兰德斯等待外交谈判的结果。[23]

爱德华的焦虑在1298年1月28日结束了。英法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休战两年，并将加斯科涅问题提请教皇裁决。尽管这可能并非爱德华所期待的永久和平，但却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爱德华在法律和道德上的论点的说服力，明显要优于他在过去3年半里努力施加的有限的军事压力。另外，在短期内，新的休战协议意味着他可以从佛兰德斯撤退返英：为此，爱德华命英格兰派来100艘船协助英军撤退。[24]

与法兰西休战也意味着爱德华可以重新考虑出兵苏格兰的计划。英法达成协议后，爱德华立刻下令推迟进攻苏格兰，直到他回国。表面上，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爱德华的信使抵达英格兰时，英军已经解了罗克斯堡和贝里克之围，并正准备向苏格兰内陆进军。然而，在爱德华看来，自己亲自领兵才更为重要。假如部队资源不足（尽管爱德华不知道，但伯爵们的军队已经出现了资源短缺）且指挥不力，就有可能再一次遭遇失败，而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另外，如果英军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爱德华也高兴不起来。目前驻扎在苏格兰边境地区的英军主要是前一年和他作对的伯爵们领导的，爱德华不愿意让他们再取得更多的政治优势。1298年3月14日，爱德华抵达英格兰桑威奇，此时，他重树权威的计划不仅仅包括苏格兰，也包括英格兰。[25]

但是苏格兰的情况显然更加紧急。这意味着爱德华必须继续安抚国内的批评者。罗杰·比戈德和汉弗莱·德·博恩都决心要维护前一年达成的协议，因此，5月底在约克召开的议会会议依然争议不断（这是15个月前爱德华和比戈德在索尔兹伯里发生争吵后的首次见面）。不过，会议进程基本顺利；这可能和爱德华回国后采取的一个举措有关：他抵达英格兰后，立刻像往常一样发起了对大臣们滥用权力的调查。很快，约克议会会议闭幕，表面团结的英格兰大军从约克出兵北伐。大军内部依然存在彼此猜忌的情况。在行军途中，比戈德和博恩听说爱德华准备无视《宪章确认令》，理由是他的批准是在海外下达的。英军抵达苏格兰边境时，两位伯爵要求得到爱德华的重新保证，否则就拒绝继续前进。爱德华再次采取了安抚政策，他让另外四位伯爵以他的灵魂发誓，只要解决了苏格兰问题，就立刻解决二人关切的问题。比戈德和博恩表示满意，英军继续向前推进。[26]

这一次，英军的规模十分庞大。根据军饷总额，可以推算出仅步兵的数量就达到了2.6万；骑兵的人数在3000左右。显然，爱德华推迟出兵的决定是明智的：由于英法休战，爱德华可以将佛兰德斯的英军撤回国内，加斯科涅的英军也在林肯伯爵的带领下于春天返回了英格兰。爱国主义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骑兵的数量——英格兰的骑士们急切地想要雪洗斯特灵桥的耻辱。但是，高到岗率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此次出兵的本质。约克议会会议期间，爱德华召集苏格兰贵族参会，但是对方没有理会。因此，爱德华宣布将剥夺他们的继承权。英格兰人参战不仅仅是为了复仇，他们还要夺取对方的土地和房产。也就是说，此次出兵与1296年不同，其目的不在于重新得到当地贵族的效忠，而是要像对待威尔士那样将苏格兰重新瓜分。现在，对于英格兰贵族来说，征服苏格兰就意味着分到好处。爱德华召集他们为忠诚而战，但是他们如此积极却是为了捞上一笔。[27]

但是，要想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就要先杀掉苏格兰士兵和威廉·华莱士（更准确地说是威廉·华莱士爵士——华莱士已经被授予了爵士爵位，并将在巴利奥尔恢复王位前出任苏格兰唯一的监国）这条巨龙。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他们。随着英军进入苏格兰，敌人们却不见踪影，就连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在徒劳地挑衅了一周之后，英军在距爱丁堡只有几千米的柯克利斯顿停下了。他们将在这里等待从海上运输的补给。又过了一个星期，华莱士依然没有消息，更糟糕的是，补给也没有到。海上的逆风导致大部分船只无法抵达，顶着逆风抵达的船只装的却是葡萄酒。很快，喝醉酒的英格兰步兵和威尔士步兵打了起来。威尔士人开始撤离，并威胁要站到苏格兰那边去。对此，爱德华表现得很不屑：“谁在乎他们是否要联合起来？他们合起来也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无疑，爱德华的军事行动陷入了困境。

突然，在7月21日早晨，传来了众人期待已久的消息。正当爱德华准备退到爱丁堡对战略进行重新考虑时，斥候传来了敌军的动向——苏格兰人就在柯克利斯顿以西32千米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即将在英军撤退时发动袭击。接到消息的爱德华是这么说的：“赞美赐我苦难的上帝！我不允许苏格兰人跟在我后面，今天我要主动出击。”[28]

实际上，直到第二天黎明，爱德华才终于和苏格兰人相遇了，地点就在福尔柯克附近的高地上。对于英军来说，这意味着几个星期的不确定性终于结束了。前一天晚上，英军在附近的林利斯戈扎营，其间，他们一直担心遭到苏格兰人的偷袭，于是每个骑士（包括爱德华本人）都睡在马的旁边，盾牌做枕，盔甲做被。有一瞬间苏格兰人似乎真的发动了袭击，爱德华受伤的谣言传了出来，每个人都赶紧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爱德华在那一夜的确受了伤，但是原因却比较无聊——由于马夫看管不慎，爱德华的马踩伤了他。[29]

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苏格兰人放弃了偷袭的计划，此时，他们已经在远处摆好了阵形，做好了战斗准备。由于人数不占优势，华莱士采取了防守战略。苏格兰人占据了一座小山丘，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小河。华莱士最大的资本是步兵中的长矛兵。在他的命令下，长矛兵排出了4个圆形的阵形，并将长矛一致对外。这样，长矛兵组成的拒马阵为面对英格兰骑兵的苏格兰步兵赢得了一战的机会。位于拒马阵之间的是来自塞尔扣克森林的弓箭手，而骑兵则位于他们身后。然而，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苏格兰的兵力都比英格兰少得多。[30]

英军的反应证明了华莱士阵形的威力。得知此事的爱德华倾向于保持谨慎，即使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也不能掉以轻心。爱德华曾经在面对人数少于己方的敌人时尝试过向山上冲锋，结果惨败——那是30年前的刘易斯战役，也是爱德华第一次参加此类战斗。然而，即使是爱德华的最近一次战役（伊夫舍姆战役）也已经过去了很久，这也是他此时如此谨慎的原因。爱德华已经60岁了，曾经金色的头发已经全白。总体来说，爱德华身体依然健壮，但他在前一天晚上的事故中断了两根肋骨。抵达福尔柯克之后，爱德华建议扎营，让又累又饿的士兵和马匹吃一点儿东西。然而，其他指挥官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此时的犹豫将给苏格兰人可乘之机，再次让英军暴露在敌军偷袭的威胁之中。爱德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并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福尔柯克战役拉开了帷幕。[31]

一开始，华莱士的战略看起来很管用。在诺福克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和林肯伯爵的率领下，英军的第一排骑兵发起了冲锋，但是立刻遇到了麻烦。在英军没有重视的小河边是一大片沼泽。在沼泽的阻碍下，英军只能停止冲锋从左边绕道。在达勒姆主教的率领下，第二排骑兵避开沼泽向右边冲锋。但是，英军绕路并没有给苏格兰人带来好处。尽管沼泽的存在令英军无法正面冲锋，但他们依然可以从侧面攻击敌人。这样，苏格兰人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夹击。他们的圆形拒马阵的确很管用，英军拿长矛兵没有办法，只得把火力集中在弓箭手身上。最终，弓箭手大量阵亡，拒马阵只能独自迎敌。这时，英军步兵开始放箭投石，苏格兰长矛兵伤亡惨重，难以继续保持拒马阵阵形。眼见敌军失去了防守优势，英军骑兵再次攻了过来，完成了对敌人的屠杀。[32]

早在战役开始时，苏格兰骑兵即苏格兰贵族就逃走了。这催生了一个有害无益却持续不散的迷思：苏格兰贵族看不起华莱士的出身，暗中与爱德华一世勾结。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从一开始，苏格兰贵族就一直反抗爱德华的最高领主权，并且早就做好了与他为敌的准备。他们和苏格兰弓箭手与步兵的区别不在于爱国心，而在于发现失败不可避免时逃跑的能力。我们也不应该急于谴责这些胆小的苏格兰贵族：导致英军取得胜利的是其在人数和火力上的压倒性优势，而非苏格兰贵族的临阵脱逃。而且，贵族们的行为和华莱士本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华莱士本人也逃走了，而且同样是骑马。[33]

实际上，苏格兰贵族的逃跑并没有导致苏格兰的落败，反而成了它的救赎。如果他们像两年前在邓巴那样被英军俘虏，那么苏格兰的抵抗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由于贵族们临阵脱逃，福尔柯克战役虽然血腥，却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爱德华也只杀死了很多苏格兰平民（福尔柯克战役后，英军步兵的军饷总额发生了突降，这说明英格兰平民的死伤也不少）。现在，爱德华不得不在苏格兰全境展开大搜捕。[34]

他的首要目标是小罗伯特·布鲁斯。我们不清楚布鲁斯本人是否参加了福尔柯克战役，但是爱德华对他的追捕说明他绝对没有和英军暗通款曲。为了抓住布鲁斯，爱德华率兵进入了他的领地卡里克。但是当英军抵达埃尔时，布鲁斯早已逃跑，而且烧毁了埃尔城堡。此时，英格兰补给船再次失约，英军也再次陷入了困境。空等了一周之后，爱德华不得不提前结束搜捕，放弃了继续前往加洛韦的计划。骑兵转而前往安嫩代尔，占领了布鲁斯在洛赫梅本的城堡。[35]

敌人逃走，补给迟到——这是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最终让英军陷入瘫痪的是爱德华和英格兰贵族在战利品分配方面的矛盾。参战的英格兰贵族一方面想要扩大自己的领地，一方面又担心战利品分配不均。征服威尔士之后，爱德华把大量土地分给了自己的密友（如萨里伯爵和林肯伯爵），但是其他人却什么都没捞着（特别是诺福克伯爵和赫里福德伯爵）。因此，这一次，比戈德和博恩得到了爱德华的保证——不取得两人的同意，爱德华不能授予他人土地和财物。但是，从埃尔郡撤离后，爱德华却把阿兰岛授予了爱尔兰探险家休·比塞特。比戈德和博恩震惊了，他们得出了结论：尽管自己在福尔柯克冲锋在前（位于骑兵第一排），在论功行赏时却只能排在最后。9月初，英军抵达卡莱尔，两人找借口返回了英格兰。[36]

爱德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试图做出弥补。比戈德和博恩离开几天后，他开始向留下的贵族分封土地。林肯等保王党成员再次得到重赏。但是，为了不激怒那些已经离开的人，爱德华为他们保留了一部分土地。但这更像是马跑了才去关马厩门。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有声音抱怨苏格兰土地重新分配不公平。爱德华本来可以通过分封土地激发起贵族们征服苏格兰的热情，结果却浪费掉了这个绝佳的机会。[37]

显然，1298年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苏格兰却远没有屈服。由于反抗军首领依然在逃，英格兰不可能建立起1296年至1297年的那种平民政府。英格兰在苏格兰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当年夏天拿下的一些城堡——1298年秋天，爱德华最后的动作是沿苏格兰边境攻下了杰德堡。10月，爱德华从苏格兰撤军，英军只实现了对部分要塞的军事占领。爱德华希望这种情况可以保持到第二年夏天，但是很快，苏格兰人就重新对英军的据点发起了进攻。11月，爱德华在纽卡斯尔待了两个星期，却没能为困在斯特灵的英军送去任何帮助。1298年年底，爱德华南撤。他很清楚，只有再一次全面入侵才能彻底解决苏格兰的问题。[38]

然而，爱德华撤军后，人们的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了他在夏天开始时做出的承诺：证明自己是真心实意要遵守《大宪章》与《森林宪章》，并将履行自己在前一年做出的让步。爱德华可能会辩称自己在佛兰德斯时就做出了保证。但不幸的是，他在一个特定问题上的作为已经打破了自己的承诺。

受到争议的就是王室森林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制度。“王室森林”一词可能具有误导性——人们会以为它的范围不大，不过是国王为自己保留的小片做个人用途的森林。但实际上，在12世纪，王室森林的面积变得非常广阔，覆盖了英格兰乡间的大片土地，其中既有林地，也有非林地。比如，整个埃塞克斯几乎都属于王室森林。

王室森林的扩张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森林的管理有相关的法律，违反法律（如杀死一头鹿或是砍伐一棵树）就要被处以罚金。而且，王室森林的司法权独立于其他司法体系之外。国王和林务官可以任意对违法者处以罚金甚至死刑。[39]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格兰人希望通过《森林宪章》对王室森林的管理进行制约，甚至是彻底废除这种制度。《森林宪章》的第一条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可能性，它承诺将重新为王室森林划界。根据《森林宪章》的原文，人们可以在王室森林中巡视，确认当地在成为王室森林前的用途。当时人们将这种巡行圈地的行为称为森林勘界。[40]

由于爱德华曾在1297年重新批准《森林宪章》，那么他也需要遵守这个重新勘界的承诺。事实上，当他还在佛兰德斯的时候，摄政政府就已经下令进行了森林勘界。但是，爱德华本人对此态度却并不明朗。根据沃尔特的记述，1298年5月，为了在出兵苏格兰前平息公众的担忧，爱德华也曾下令进行森林勘界。但是自那以后，爱德华就再无动作。11月，爱德华曾下令调查林务官的犯罪行为，这也是他为解决王室森林问题做出的唯一努力，然而这远远没有达到公众预期。[41]

爱德华之所以拖延并非完全因为他不守信用。在他看来，森林勘界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早在《森林宪章》颁布时，就已经进行过勘界。1225年，人们对当时的王室森林进行勘界，亨利三世做出了让步，很大一片王室森林的地位被取消。因此，爱德华乐意重新批准《森林宪章》，但却认为宪章的第一条规定（有关勘界的承诺）是多余的。

遗憾的是，这件事并不像爱德华相信的（或佯称的）那样简单。1225年的确进行了森林勘界，王室森林的面积也的确有所缩小。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亨利三世就擅自恢复了一些王室森林的地位。尽管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对于这样的行政不公，民众的记忆力却非常强大。他们认为现在正是解决与王室政府旧怨的好机会。[42] 另外，看重此事的也不仅仅是生活在王室森林区域的百姓。直到1298年，爱德华依然没有进行森林勘界，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危机。这样森林勘界一事事实上影响到了所有人。爱德华曾庄严宣誓要遵守《大宪章》和《森林宪章》（在颁布了70年后，两部宪章的地位几乎是神圣的）。无论爱德华的理由多么有说服力，只要他意图从有利于王室的角度解读宪章，就会引来大麻烦。

此时的爱德华似乎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到来。1299年2月初，他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会议，准备讨论加斯科涅问题（教皇裁决加斯科涅应该归还给英格兰，但是法兰西对归还的细节仍有异议）。当时，汉弗莱·德·博恩已经于1298年12月31日去世，他的儿子小汉弗莱将继承他的领地，但是这位22岁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继承父亲的政治立场。[43] 对此，爱德华大概认为反对派的力量将被削弱。

然而，爱德华期待的安定局面并没有出现。3月会议期间出现了巨大的争论。在比戈德的领导下，反对派在声势和人数上都占优势。他们要求爱德华遵守承诺，肯定宪章中的规定。毫无准备的爱德华的答复是慌张的，这完全不符合他的风格。争论持续了几天时间，却没有得出结果，随后，爱德华向反对派保证将在第二天做出答复，却在第二天黎明时分偷偷出了城。后来，愤怒的反对派在哈罗找到了爱德华，爱德华称自己离开是因为威斯敏斯特的空气不好，并承诺如果反对派返回伦敦，自己就会做出答复。[44]

最终，爱德华做出了答复，但是他的答复激起了公愤。爱德华重新发布了宪章，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他篡改了宪章的内容。他不仅加上了“保护国王权利”这样内涵甚广的语句，还故意省略了《森林宪章》的前五条内容——正是这五条承诺了森林勘界和缩小王室森林。为此，议会会议破裂，怒气冲冲的反对派返回了自己的封地。同时，在伦敦的街头，爱德华的行为几乎引发了暴乱。4月2日，爱德华命令伦敦政府“逮捕、审判、惩罚那些在大街上聚集并讲国王坏话的人”。[45]

爱德华意识到仍有一场重大斗争在等着自己，他下令在次月重新召集议会，并开始对反对派采取反制措施。从一开始，反对派就享有伦敦人民的支持。而且，伦敦人一直怨恨爱德华在1285年剥夺了他们的自治权。这种支持是相互的：爱德华在佛兰德斯的时候，比戈德和博恩曾经擅自放松王室对伦敦的控制，他们命令王室监狱长在处理问题时把自己当作伦敦市长。现在，还有两周就要召开议会会议了，爱德华也开始竞争伦敦人的支持。4月17日，爱德华恢复了伦敦的自治权。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没有冒险——尽管议会的召集地是威斯敏斯特，但实际的会议地点却是伦敦东边的斯特普尼。此举大概是为了避免像之前那样造成民众骚乱。[46]

争吵仍在继续。根据编年史记载，比戈德返回伦敦时带着一支千人骑兵队伍，决心要逼迫爱德华履行承诺。但是爱德华仍然不愿意让步，反对派再次被他的空话和推诿激怒。两周之后，会议结束，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爱德华前往多佛，送英格兰特使前往法国。同时，比戈德向西前往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切普斯托城堡。1298年至1299年的冬天，工匠们在城堡的塔楼上安装了巨弩。其他人在议会结束后回到封地，并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说爱德华的坏话，并公开评论他不会遵守宪章规定。[47]

面对全国的负面舆论，爱德华被迫屈服，同意了反对派的要求。6月25日，他发出了一封宣传信，称将在秋天开始森林勘界，并已经为此定了合适的人选。他还在信中把勘界推迟的责任推到了反对派身上，并请求英格兰人不要相信那些关于自己在宪章问题上的态度的谣言。这封宣言非比寻常，尤其是其传播的广度，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爱德华信用危机的严重程度。他不仅派王室官员在城镇和乡村宣读他的声明，还派受人敬重的教会人士一同前往，以增加其可信度。在伍斯特（或许还有其他地方），信件的宣读是用英语进行的。[48]

几天之后，爱德华的运气又回来了。6月底，英格兰特使从法兰西回国，两国谈判取得了突破。双方达成协议，腓力四世将归还加斯科涅，从而达到永久的和平。这一协议将以联姻的方式巩固下来：15岁的卡那封伯爵爱德华将娶腓力的女儿伊莎贝拉为妻。但是，由于伊莎贝拉还只有3岁，婚礼将暂时推迟举办。同时，爱德华本人将于近期迎娶腓力17岁的妹妹玛格丽特，虽然后者可能并不情愿嫁给一个年龄3倍于自己的老头。[49]

但是，除了玛格丽特，其他人的心情都明显好了起来。爱德华在勘界问题上的退让，他和玛格丽特的联姻，以及英法长期和平的前景：在这些好消息的帮助下，英格兰紧张的政局终于降了温。9月8日，玛格丽特抵达多佛，前来欢迎她的不仅有卡那封伯爵爱德华，就连比戈德都出现了。两天之后，婚礼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举行，主持婚礼的正是长期和爱德华不和的温奇尔西大主教。婚礼之后，宴会和庆祝活动整整持续了7天。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宾客名单，就会发现国王和反对派终于冰释前嫌。[50]

部分原因是当时顶层贵族更新的速度很快。除了比戈德，出席婚礼的老面孔就只有萨里伯爵和林肯伯爵，而他们正是坚定的保王党。剩下的人都是在过去的3年里才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赫里福德伯爵、沃里克伯爵和兰开斯特伯爵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爱德华叔叔的继承人艾默·德·瓦朗斯以及事实上的彭布罗克伯爵大概也是这个年龄。因此，他们和爱德华的关系一定是不同的——由于爱德华的传奇名声，这些年轻人对他可能会更加忠诚，也更加顺从。而且，年轻人也更热衷于证明自己的英勇无畏，这种精神不仅会体现在比武大会上，也会体现在战争中。[51]

此时，与苏格兰的战争再一次成了最重要的议题。整个夏天，由于国内政局不稳，且与法国的谈判前景不明，爱德华只能不断推迟重新出兵苏格兰的计划。现在，曾经的问题已经解决，爱德华再次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婚礼结束一周后，爱德华命令军队于11月12日在约克集结。爱德华曾经在寒冬中征服了威尔士，现在他将再次在严寒中征服苏格兰。[52]

此时，苏格兰已经陷入混乱。苏格兰军队在福尔柯克战役中的失败严重损害了人们对威廉·华莱士的信任，此人不得不辞去苏格兰监国的职务。苏格兰的政治领导权落到了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手上。其中一位正是小罗伯特·布鲁斯，英军的追捕证实了他对苏格兰抵抗运动的重要性。另一位是小约翰·科明，他是约翰·科明的继承人（他曾经在王位大诉讼中支持巴利奥尔）。但是，由于布鲁斯和科明分属于对立阵营，苏格兰的领导权也随之分裂了。[53]

爱德华和玛格丽特的婚姻对苏格兰独立的守卫者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295年，苏格兰曾与法兰西结盟，因此，苏格兰人认为自己也应该参与和谈。但是，面对来自法兰西和教皇的压力，爱德华依然坚持不肯让苏格兰参与进来。对他来说，苏格兰不是一个可以和英格兰相提并论的主权国家，而是它的附属国，苏格兰的反抗也只能算是叛乱，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会被平定。[54]

但是最终，为了得到与法兰西的和平，爱德华被迫做出了让步。在教廷和法兰西谈判代表的坚持下，爱德华释放了约翰·巴利奥尔。7月，巴利奥尔抵达法兰西，被移交给了教皇派来的代表。对于约翰·科明和他的盟友们来说，巴利奥尔获释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相当于启动了巴利奥尔恢复王位的进程。但是对于罗伯特·布鲁斯等人来说，这一消息并不受待见。很快，两边的关系紧张起来。8月19日，双方在皮布尔斯会面，言语上的不和很快升级为肢体上的冲突。根据英格兰间谍的汇报，“约翰·科明扑到了布鲁斯身上并掐住了他的喉咙”。[55]

然而，尽管苏格兰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冲突，驻扎在苏格兰的英军将领却依然高兴不起来。由于补给和军饷都不到位，英格兰守军几乎到了哗变的边缘。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苏格兰人还在不断抢夺英军的粮草和战马。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苏格兰人共同的目标仍然是抵制英格兰的占领。[56]

这一次，爱德华打算继续完成去年没有完成的任务。根据沃尔勒的记述，爱德华于1299年11月出发，准备打破苏格兰人对斯特灵城堡的包围。在过去的一年中，苏格兰人不断攻击斯特灵城堡的守军，但英军依然顽强地控制着这座对掌握苏格兰北方非常关键的城堡。[57]

爱德华的胜算很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出兵苏格兰的计划一拖再拖，但是这也意味着卡莱尔和贝里克已经存储了不少军需。另外，英格兰的主要贵族也都站在了爱德华一边。爱德华前往约克时，所有参加了婚礼的伯爵们都随他前往。甚至身体不好的罗杰·比戈德都派了家臣约翰·德·西格雷夫率兵前往支持。[58]

但是，抵达约克的爱德华很清楚，英军的步兵招募工作出现了问题。由于冬天天气寒冷，而且货币质量下降（当时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含银量较低的外国货币），很多人不愿意入伍。为此，爱德华要求募兵官员加大宣传力度，并允许他们提高军饷标准。此外，爱德华还推迟了陆军集结时间，并将集结地点从纽卡斯尔移到了贝里克。[59]

然而，当爱德华于12月中旬抵达贝里克时，英军人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爱德华下令召集1.6万名步兵，结果只来了2500名。更糟糕的是，英格兰的骑士阶层几乎没有对爱德华表示支持。尽管伯爵们带着随从追随爱德华，但其他贵族基本没有出现（根据军饷发放记录，随爱德华出征的贵族不到40人）。另外，骑兵也没有出现，这与天气和金钱无关，完全是故意的政治抵制。[60]

这一次，爱德华的错误还是在于没能履行有关宪章的诺言。尽管他曾在夏天公开做出保证，但森林勘界依然没有实现。如果爱德华在秋天时就此事进行了咨询，就会发现不进行勘测会对出兵苏格兰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大概是婚礼上欢乐祥和的气氛影响了他，让他以为没有必要再费工夫。婚礼后一个月，爱德华曾经召开议会会议，但参会人员基本都是大贵族，因此完全没有反映出普遍的民意。根据编年史作者彼得· 兰托夫特的评论，爱德华前往苏格兰的决定十分不明智，在他看来，军队低到岗率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爱德华没能履行承诺进行森林勘界。[61]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臣民就此事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12月29日，爱德华下令召集议会，这也是12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议会。无论是伯爵、男爵、骑士、自由民，还是主教、神父、修道院院长，所有人都要在大斋节前赶到伦敦。3天后，爱德华开始从贝里克返回伦敦。然而，在回程的路上，爱德华接到了斯特灵城堡投降的消息，这无疑让他原本就愤怒的心情更加恶劣。[62]

由于双方都逐渐失去耐心，议会会议的气氛我们可想而知。反对派们要求爱德华再次确认两部宪章，并要求在确认令上加盖自己的印章，以确保该承诺的有效性。对此，爱德华很生气：“你们觉得我是个小孩吗？还是觉得我是个骗子？”尽管比戈德向他保证反对派并没有这么想（他的原话是“我们知道您是一位精明出色的君主”），但是大部分英格兰人一定觉得“骗子”是一个挺准确的描述。在经历了3年的逃避政策和违约之后，英格兰人已经觉得就连《大宪章》和《森林宪章》都不足以让他们满意了。1300年，无论是世俗代表还是教会人士，他们在参加会议时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对于教会的要求，爱德华根本没有理会。教会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不会对爱德华提供经济支持，那么爱德华又何必费力满足他们的诉求呢？[63]

然而，此时的爱德华非常需要经济支持，所以他必须和世俗代表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最终，在3个星期漫长又疲惫的谈判之后，爱德华同意了一系列新条款即《宪章补充条款》。其中大部分条款探讨的问题和征发有关（由于战争仍在继续，征发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但是新条款也为宪章的实施建立了一个新的执行体系，地方上可以派受尊敬的人监督宪章的执行情况。《宪章补充条款》和两部宪章（最终在3月28日重新颁布）一起代表了爱德华做出的退让。正如爱德华在序言里讲的那样，他希望借此提高臣民们为他服务、为他提供帮助的热情。[64]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爱德华的付出还不够。没有一条补充条款谈到问题的核心——王室森林。随着议会会议接近尾声，爱德华开始派人进行重新勘界，但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他坚持，不管勘界的结果如何，都必须保护国王的权利——有了这个限制性条件，整个勘界行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反对派也开始提出新要求——要想让他们答应征税，爱德华也必须满足他们的附加条件。现在，仅仅是同意勘界甚至是进行勘界还不够，爱德华必须先缩小王室森林的面积，随后才能取得征税的权利。他们是这样对爱德华说的：“只要我们拿回森林，就同意以1/20的税率征税，这样您就可以对付那些愚蠢的苏格兰人了。”[65]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爱德华都不太可能为了这样一点儿钱做出如此大的让步。而且，爱德华也等不起。勘界工作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而苏格兰的英军正急需增援，爱德华必须按原计划于夏天出兵。如果各郡的骑士们不肯同意征税，那就不同意吧，他将找其他办法为即将到来的远征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骑士们无法否认的是，他们有义务为爱德华服兵役。[66]

然而，骑士们的确对此提出了异议。4月，爱德华离开威斯敏斯特前往东英吉利朝圣，兵役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爱德华前往佛兰德斯前，他和骑士阶层就兵役问题的争论已经渐渐平息。但是，在1300年，这团几乎要熄灭的火苗再次烧了起来。1300年年初，出于对骑士阶层抵制出兵爱尔兰的愤怒，爱德华再次提出要把兵役和土地财富挂钩：年收入超过40英镑的人都必须前往苏格兰参战。这激起了议员们的抗议，爱德华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身在圣奥尔本斯的爱德华修改了命令，他要求郡长们邀请年收入40英镑以上的土地主前往苏格兰参战。[67]

但是争论并未到此结束。由于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苏格兰战争的支持程度骤降，人们甚至开始质疑传统的兵役制度。1300年春天，由于没有在冬天按要求参加征讨苏格兰的行动，达勒姆县的一些步兵被当地主教囚禁，地方贵族公开表示了对士兵的支持。他们宣称，达勒姆人民是“圣卡瑟伯特的后裔”，因此，他们的兵役范围只到泰恩河和蒂斯河为止。随后，在6月初，约克郡也出现了类似场景——约克郡各县的骑士们聚集起来，宣称自己没有义务前往苏格兰服兵役。这一次，骑士们辩输了：爱德华拿出了书面材料，证实前往苏格兰服役的传统早已有之。除了那些能在苏格兰战争中拿到土地的大贵族，当时英格兰几乎没有人愿意参战。根据1300年英军花名册的记载，有一位名叫休·费茨·黑尔的什罗普郡土地主，根据他的土地保有条件，他有义务“用弓箭”为国王而战，于是，黑尔随军前往苏格兰，“在看到敌人的那一刻，他立刻向对方射了一箭，然后就离开苏格兰回家了”。[68]

夏至当天，爱德华的军队终于在卡莱尔集结。骑兵人数达到1700名，这比前一年的情况好了很多，但还远远比不上1298年的3000人。步兵的数量同样不如人意，这部分是因为爱德华经费紧张。由于征税提案没有获得批准，爱德华知道自己付不起2.6万步兵的军饷。这一次，曾在福尔柯克战役中占据步兵人数40%的威尔士人没有出征。表面上，这是对他们“过去功绩”的奖赏；事实上，这不过是为了节省开支。威尔士不像英格兰，它没有议会来阻止征税，于是，爱德华开始派人前往威尔士搜刮钱财，以支付1.6万名英格兰步兵的军饷（实际上只有9000人前来服役）。[69]

不过，当英军于7月初从卡莱尔开拔时，这支万人部队看起来已经足够令人敬畏了。随军的一位诗人记录下了当时那壮观的场景：四周是五彩缤纷的旗帜、披挂着华丽装饰的马匹，长矛上是漂亮的燕尾旗，身后是漫山遍野的驮马和辎重车，上面运着粮草和帐篷，阳光很好，白天很长。[70]

从英军选在卡莱尔集结可以看出爱德华在1300年采用了新的战略。他避开了之前走过的东部路线，选择了把兵力集中在苏格兰西南部，1298年爱德华在此建立的要塞正不断遭到苏格兰人的袭击。一旦爱德华稳定了这一地区（今邓弗里斯和加洛韦），他就可以继续向北攻打埃尔郡，占领罗伯特·布鲁斯的领地。

爱德华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索尔威湾对面的（就在边境以北几千米处）卡尔拉沃洛克城堡。爱德华曾在进军福尔柯克途中占领了这座城堡，但后来又被苏格兰军队夺回。从那以后，附近邓弗里斯和洛赫梅本的英军就一直遭到苏格兰守军的骚扰。但是这座城堡抵抗大规模军队的能力有限：卡尔拉沃洛克（至今依然存在）和斯特灵不一样，前者只是当地一位有钱骑士新建的住宅，只能抵御当地的强盗，却挡不住英格兰大军的进攻。1300年7月，城堡守军英勇地抵挡住了英格兰骑兵的几次佯攻。但是随着重型攻城器械的启用，苏格兰守军很快认清了形势，选择投降保命。[71]

但是，就在英军取得这次小胜之前，英格兰战车就已经不稳了。从卡莱尔出发几天后，英格兰步兵遭遇了大规模的逃兵事件。7月15日，在从卡尔拉沃洛克前往邓弗里斯的路上，爱德华下令逮捕逃兵。但是随着英军一路向西，逃兵现象仍在持续：7月27日，爱德华下令从英格兰国内调兵增援。这一次，苏格兰军队明智地选择了暂时避免交战，就这么在远处看着自己的敌人逐渐消失。8月8日，双方终于碰面。此时，英军规模已经减半。随后，两军在威格敦附近的克里河畔进行了小规模战斗。结果，苏格兰人跑到了山里，英军只能等待。在空等了一周之后，爱德华下令向邓弗里斯方向撤退。[72]

8月末，爱德华带领剩余力量在邓弗里斯南边的斯威特哈特安营扎寨。和卡尔拉沃洛克一样，甜心修道院也是新近修建的（创建人是巴利奥尔的母亲）。它同样见证了当地人对边境和平的错误信心。随着爱德华的扎营，修道院成了交战区，这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到来显得非常出人意料。在经历了索尔威湾惊险的流沙之旅后，战战兢兢的温奇尔西送来了教皇的信。[73]

爱德华未尝不是在期待一个能够提振士气的消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294年登基，正是他安排了英法两国的和谈，同时他也是爱德华的老朋友。两人相识于30年前的英格兰内战期间，当时年轻的卜尼法斯（时任教皇的秘书）被关押在伦敦塔里，是年轻的爱德华解救了他。那段经历显然给卜尼法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这样告诉英格兰特使的：“就是在那时，他赢得了我的友情，也让我觉得，他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君主。”[74]

但是，在这样美好回忆的对比下，信的内容就显得更讽刺了。这封信写于1299年，当时，教皇刚刚会见了一个苏格兰使团。显然，这个使团已经说服了他。一开始，教皇的语气还很亲切，但很快，他就开始批评爱德华对苏格兰的干涉，并列出了很多苏格兰独立性的历史证据。他指责爱德华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试图占领一个没有国王帮助的国家，因此，爱德华犯下了许多罪行，破坏了正义：他给苏格兰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将苏格兰神职人员囚禁至死；占据苏格兰的城堡和修道院（考虑到爱德华当时扎营的地点，最后一条尤为切题）。最后，他要求爱德华敬畏上帝、敬畏教廷，尊重自己，不要再对苏格兰进行干涉。[75]

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对爱德华进行了如此明确的劝诫，对此，爱德华不能置之不理，他必须做出谨慎的回应。但从目前来看，这封信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面对气温的逐渐降低和军队规模的骤减，爱德华只能选择推迟作战计划。9月初，他解散了部队，乘船经索尔威湾返回英格兰。[76]

对外，爱德华埋怨所有人，唯独不反思自己。在写给大臣沃尔特·兰顿的信中，他要求惩罚逃兵和招募了逃兵的官员。他还要求列出阻碍征兵的贵族的名单，并坚持对没能提供军需的郡长们进行惩戒，避免下次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这些替罪羊告诉我们，爱德华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补给和资金的匮乏。比如，骑兵是自掏腰包参战，所以他们能够坚持到底；而步兵则由于补给和资金的不足吃不饱饭、领不到饷，于是从大军出发就开始出现逃兵现象——正是他们的逃跑造成了英格兰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77]

当然，在私下里，爱德华承认资源短缺才是自己失败的根源。他出兵的时候就清楚财政资金不足，并在无奈之下试图从威尔士那里找钱弥补差额。因此，他唯一的成功在于证明了一点：威尔士的富裕程度不足以支撑英格兰征服苏格兰。爱德华一直知道，他需要的这笔钱只有一个来源能够提供。9月底，爱德华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他下令将于1月召开议会会议。[78]

与此同时，爱德华本人留在了坎布里亚，与玛格丽特王后团聚。这次重逢应该多少给他带来了一些欢乐，尤其是因为玛格丽特平安地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小王子出生于约克郡的布拉泽顿，被取名为托马斯。但即使是托马斯的降生也凸显了爱德华前后运气的对比——小爱德华诞生在一连串军事胜利后，而托马斯却出生在没完没了的战争期间。1300年秋天，在起程南归前，爱德华再次穿越边境与苏格兰人谈判。他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愿对叛徒妥协的立场，并嘲弄了他们提出的和平协议。爱德华提醒众人：“你们所有人都曾向我宣誓效忠。现在你们竟敢宣布效忠无效，把我当傻子愚弄。”最后，爱德华只同意进行6个月的休战，并发誓会在来年春天扫平苏格兰。[79]

1301年年初议会会议开幕后，爱德华对自己的目的直言不讳。据说，他是这样对议员们讲的：“我没钱了，为了对苏格兰开战，我需要英格兰的帮助。”这一次，极度缺乏资金的爱德华要求各郡的骑士和自由民允许他以1/15的税率收税（前一年议员们的提议是1/20）。爱德华讲完，迎接他的是议员们不满的窃窃私语。[80]

当然，爱德华知道他们会提出什么条件。森林勘界已于前一年夏天进行，爱德华已经拿到了结果。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调查的结果对王室很不利：将近一半的王室森林都是不当扩张的结果，将有几千英亩的土地被归还给民众。[81]

近来，爱德华开始根据必要性重视臣民的诉求。比如，1300年秋天，他曾默默命令政府官员遵守《大宪章》和《森林宪章》的每一条内容。然而，他坚持认为重新为王室森林勘界是一件很荒谬的事，而且，他的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被任命进行勘界的人实际上需要依赖当地陪审员的证词，而陪审员来自当地这一事实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证词。王室森林范围内的居民想必非常乐意发表这样的证词：很久以前，当地连一片王室森林都没有。事实上，沃里克郡的居民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很久以前”则是重新勘界另一个可笑的地方。《森林宪章》要求陪审员回忆亨利二世统治初期（1154年）王室森林的范围。即使是在《森林宪章》刚刚颁布的1225年，人们要想回忆起几十年前的事也要费尽力气。到了1300年，只要有人还稍稍重视举证责任，就知道居民们的回忆基本不值得采信。[82]

这就是爱德华的观点，是他准备在议会上提出的观点。爱德华从不信任臣民们“灵活”的集体记忆。和往常一样，他的第一反应是寻找书面记录。在会议开幕前的几个月里，宫廷职员查阅了大量卷宗，甚至检查了威廉一世时期的《土地调查清册》，为的就是寻找能够质疑森林勘界结果的证据。[83]

然而，这一次爱德华行动得太晚了，谈判时间已过。这些年来，爱德华的不断逃避和不守信用已经腐蚀了人们对他的善意、信任和妥协的意愿。现在，爱德华只能认可勘界的所有结果，其他任何想法在政治上都是不现实的。此时，已经被逼到墙角的爱德华只能做出抉择：要么完全批准森林勘界的结果，要么放弃征税。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爱德华把问题扔回了反对派。爱德华提醒反对派，他们曾发誓要维护国王权利，而自己也曾在加冕时发誓要维护贵族的权利。只要反对派们劝他这样做，他就会批准勘界结果，因此强迫他批准的责任落在了反对派身上。由26人组成的委员会（具体成员不明，但是应该包括比戈德和温奇尔西）非常纠结，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在将来被控背叛。于是，众人请求爱德华自己做出决定，结果遭到了拒绝。最终，委员会替爱德华做出了决定，他们选择了宪章，而非国王的利益。1301年2月14日，爱德华颁布了新的确认令，要求宪章的每一条都得到遵守，并宣布勘界结果立即生效，民众终于得到了森林。[84]

我们不应夸大爱德华的失败。他在1301年的遭遇和亨利三世在1258年的遭遇是不同的。1258年，贵族们拿走了亨利三世的行政权，他的地位已经不再重要；爱德华只是在这一件事上居于下风，而在其他方面，他仍然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做主。实际上，当林肯会议期间有人非议沃尔特·兰顿并要求爱德华免除其职务时，爱德华勃然大怒，并用一番关于统治权的即兴演说让批评者们闭了嘴。他不无讽刺地建议：“也许应该给每个人都发一顶王冠。”[85]

但是，对于爱德华这样极其重视王权和维护王权誓言的人来说，他在宪章和勘界问题上的败北一定是一个沉痛屈辱的打击。他永远不会忘记1301年自己在现实压力下放弃了世袭权利，他也不会原谅那些强迫他做出这项选择的人。[86]

尽管爱德华认为林肯会议是其政治际遇的最低点，但它至少解决了他的财政困难（新税将于秋天开始征收），并压下了国内的批评声浪。在另一方面，爱德华的国际事务——由法兰西、苏格兰、教皇组成的三重问题——看起来依然是一团乱麻。自教皇裁决法兰西归还加斯科涅已经过去两年，但是法国人却没有动作。这样，爱德华就需要教皇持续对法兰西施压，但是，卜尼法斯最近刚刚宣布了对苏格兰独立的支持，他有可能不会为英格兰的利益说话。如果他坚持要让苏格兰加入英法之间的和平协议该怎么办？在过去的两年里，法国人一直在支持这种做法，其目的多半是为了拖延和平进程。就在1301年春天，法兰西和苏格兰大使抵达了坎特伯雷，向英格兰代表提出了三方会谈的建议。[87]

爱德华自然不打算接受他们的提议，他甚至不愿意延长和苏格兰的休战时间（即将在5月过期）。正是为了征服苏格兰，爱德华才在自己的世袭权利上做出了让步，然而在与议会达成协议的当天，他就发出了第一批征兵诏书。由于根本不想继续谈判，爱德华没有参加这次三方会谈。会谈进行期间，爱德华正在格洛斯特郡参加堂弟康沃尔伯爵埃德蒙的葬礼，这里的氛围更符合爱德华的心情。[88]

不过，爱德华的运气在触底之后已经开始慢慢好转。坎特伯雷会谈结束后不久，爱德华和几位忠实的老朋友（包括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在塞文河河谷会面。6个月前，莱西曾被派往罗马教廷，一方面是增援已经驻扎在那里的英格兰使团，一方面是为了对卜尼法斯的劝诫做出回应。这一次，莱西给爱德华带来了好消息。尽管双方并未就苏格兰或加斯科涅问题达成什么决定性的协议，但是教皇对莱西等人的态度非常友好，完全不像信中表现得那么严厉，而这种善意很快就变成了实际的好处。近来，教皇和爱德华一样，也在试图制伏一个麻烦的小邻居——西西里王国。为此，他正试图向全欧洲的教会征税10%。因此，莱西和教皇达成了一致，教皇可以在英格兰征税3年，但是税金的一半归爱德华所有。[89]

这真是特大喜讯！在过去的5年里，英格兰教会（在温奇尔西的带领下）一直以没有教皇批准为由不肯为爱德华提供任何资金支持。现在，在教皇的许可下，教会不得不向爱德华提供为期3年、税率为10%的税金。对固执的温奇尔西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打击。而且，这对爱德华的战争基金（本来议会批准的征税已经基本满足了爱德华的需求）将是一笔巨大的补充。有了这两笔钱的支持，爱德华终于可以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了。

现在就等小爱德华归来了。卡那封伯爵爱德华已经17岁了，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体格也不错。此时，已经63岁的爱德华显然觉得该向儿子转移一部分权力了。在林肯会议期间，爱德华把不少领地封给了小爱德华，正如半个世纪前亨利三世为他所做的那样。其中包括切斯特伯爵领，但主要还是爱德华在威尔士的产业。于是，小爱德华得到了一个新头衔——威尔士亲王。这一称号原本只有格温内思的统治者使用，现在成了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头衔。出生于卡那封的小爱德华似乎天生就要在威尔士扮演某种角色，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从未返回过自己的出生地。1301年4月，小爱德华回到了威尔士，接受威尔士人和边境领主的效忠。一个月后，他回到了父亲身边（此前，爱德华一直在塞文河谷朝圣、打猎）。两人在凯尼尔沃思见面，玛格丽特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也驻扎在这里。两周之后，二人一同北上。小爱德华同样参加了上一次针对苏格兰的军事行动，但当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指挥官，因此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一次，作为亲王，他的责任明显变大。爱德华曾亲自写信给林肯伯爵，称希望儿子能够得到征服苏格兰的主要荣誉。[90]

从爱德华发出的各种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的野心很大。他和小爱德华将率两路大军分别从东部和西部越过边境，对苏格兰南部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随后，两路人马将在斯特灵会合。然后，他们将一起进攻苏格兰北部，让叛军无处可逃。这将是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91]

这一次，英军的实力很强。光是为自己的部队，爱德华就召集了1000名英格兰领主组成了骑兵部队。同时，征兵官员招来了7500名步兵。这一数字可能并不起眼，但这一次英格兰人并不是孤军奋战。小爱德华的部队主要来自威尔士和威尔士边境，其规模比爱德华一世的部队大得多；据军饷推算，步兵的人数大概是1.5万人。除了威尔士人，爱尔兰也派兵参战。爱德华命令爱尔兰首席政法官在当地征兵，同时承诺爱尔兰贵族，只要他们参战，就免除其欠王室的债务。这样，参战的爱尔兰骑兵达到650人，步兵为1600多人。在爱德华“不列颠”帝国的各个角落，人力和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苏格兰，帮助他最终平定这一叛乱地区。[92]

夏至日当天，威尔士亲王的部队在卡莱尔集结，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开局。小爱德华避开了前一年造成诸多问题的加洛韦路线，直接穿过内陆抵达了苏格兰的西部沿海，并在那里与爱尔兰军队会合。7月末，英爱联军攻破了罗伯特·布鲁斯在埃尔的城堡，并在4周内又包围了附近的特恩贝里城堡——布鲁斯的出生地。[93]

相比之下，爱德华一世那边的进展就没有这么迅速了。从贝里克的大本营出发后，爱德华再一次选择了内陆路线，因此英军必须穿过广阔的塞尔扣克森林，而这里正是华莱士等人的藏身之地。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在8月21日抵达了格拉斯哥。此时，两路英格兰大军只相距48千米。事实上，由于距离很近，两边甚至可以交流信息：9月2日，爱德华得到了英军攻下特恩贝里城堡的消息，随即在格拉斯哥大教堂感谢了上帝的保佑。[94]

但是，两人的部队最终没能完全会合。9月7日，一支苏格兰军队出现在洛赫梅本，并包围了当地的守军。于是，小爱德华被迫停住了北上的步伐，开始向南支援洛赫梅本。两周之后，洛赫梅本恢复了安全。但是小爱德华依然没有北上，而是继续向南前往位于惠特霍恩的圣尼尼安圣坛朝圣。这并不是有意拖拉：对苏格兰王室宝器和圣迹的侵吞也是征服苏格兰的一个步骤。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两路大军的会合没有希望了。[95]

此时，爱德华一世的军队又遇到了老问题——补给不足。早在爱德华抵达格拉斯哥之前，他就开始命令郡长们监督商人把货物运到苏格兰。另外，其他部队也开始节衣缩食为爱德华提供支持。8月28日，在断饷一个月后，贝里克的弓弩手发生了哗变。到9月初爱德华围攻格拉斯哥附近的博斯韦尔要塞时，2/3的步兵都逃走了。[96]

因此，博斯韦尔投降后，爱德华决定孤注一掷，带领现有部队直接前往斯特灵。英军开始在爱丁堡和贝里克购买攻城器械，以便在斯特灵开展有效的包围战。但是由于资金短缺，爱德华不得不在10月停在了距离斯特灵还有接近10千米的邓尼佩斯。在焦急等待补给的3个星期里，爱德华的怒火越来越大，这在写给财政大臣的信中充分体现了出来。爱德华称，自己对其运送补给的力度感到震惊；每次送来的钱物都特别少；这样的低效最好不会导致自己撤军；自己已经没钱支付军饷；每天都有更多的士兵逃跑。10月16日，爱德华的指责停止了。他开始思考自己错过了哪些机会：“如果不是因为缺少经费，我们就已经渡过福斯河了；如果已经过了河，我们肯定早就击败了敌人，这次出兵就可以在荣誉和满意中结束了。”[97]

斯特灵城堡近在眼前却无法攻打，爱德华的沮丧可以理解。但是为此怪罪国内官员就不公平了。10月11日，爱德华给财政大臣写信，称在议会和教皇的支持下，新征的税金将足够他在苏格兰使用。但是，爱德华应该清楚，两种税的征收都是从秋天才开始的。事实上，针对议会批准的税率为1/15的税金，爱德华的征税命令是在3天前（10月8日）才下达的。也就是说，无法快速结束战斗的原因不是官僚系统的低效，而是爱德华本人的不耐烦。由于当初不愿意等税金征收完毕再出征，现在爱德华只能把已经挥出去的拳头再收回来。[98]

10月，英军的前景非常黯淡。正如爱德华在写给财政大臣的信中所袒露的那样，如果逃兵现象持续下去，就连之前的胜利果实也难以保住。此时，苏格兰军队已经开始在塞尔扣克和格拉斯哥附近重新部署。其他地方的英军也开始遭到袭击。苏格兰军队已经包围了小爱德华刚刚拿下的特恩贝里城堡，附近埃尔城堡的守军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命运。此时，威尔士亲王已经无力支持这两座城堡了。他自己军队的士兵几乎跑光，爱尔兰人也早已起程返航。他本人已经回到了卡莱尔，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些“洛赫梅本和邓弗里斯城堡告急，守军缺乏补给”之类的消息。另外，除了这些让人沮丧的战报，爱德华还在10月接到了来自国外的消息。教皇已经释放了约翰·巴利奥尔，此人现在正在法国北部。有传言称，他正集结军队，准备夺回苏格兰。[99]

由于巴利奥尔一直处于教皇的看管下，他的获释也一定是教皇的手笔。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卜尼法斯时隔两年再一次表达对苏格兰的支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此时，卜尼法斯已经决定在苏格兰问题上保持中立。比如，他曾宣称爱德华为证明英格兰国王最高领主权而提出的历史依据很有说服力。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卜尼法斯肯定清楚自己和爱德华的互惠经济协议就要生效。因此，他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支持苏格兰，以免打破和英格兰互惠互利的现状。[100]

1301年巴利奥尔的获释不仅要感谢教皇的偏袒，还要感谢法兰西施加的压力，也就是说，当教皇已经不再和爱德华为敌的时候，法王仍然是一个让爱德华头疼的问题。腓力四世仍然在打苏格兰牌，他坚持要和苏格兰、英格兰达成三方和平协议，但他也知道爱德华根本不会同意，这样，法兰西就可以继续对加斯科涅施加控制。1301年，英军刚刚抵达苏格兰，法兰西特使就跟来了——他试图让双方达成新的休战协议。正是在这个时间点，巴利奥尔获释。他那据说要用来夺回王位的军队也将由法兰西提供。[101]

爱德华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戳穿腓力四世的虚张声势。10月末，爱德华从邓尼佩斯转移到了林利斯戈，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大本营。他宣布自己将在这里度过这个冬天（在他随后发出的信件中，爱德华称这是为了干扰敌人）。同时，爱德华将狡猾的沃尔特·兰顿派往法兰西进行谈判。[102]

年底，兰顿谈下了一个了不起的协约。这个协约的主要内容是逼迫腓力四世言行一致。爱德华同意与苏格兰休战9个月，在此期间，英军在苏格兰占领的所有土地都将移交给法国代表暂时保管。当然，为了接管苏格兰的领土，腓力只能向苏格兰派兵（这是他一直承诺苏格兰人却也一直没有兑现的）。对此，英格兰的想法是腓力肯定会退缩。而且，鉴于腓力之前对加斯科涅的“保管”，爱德华根本不会将一寸土地交到法国人手里。[103]

但是，苏格兰人却把这一协议当真了。这严重影响了苏格兰的反抗运动。巴利奥尔的获释为法王出兵助其夺回王位增加了可信度。对于有些苏格兰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消息——科明家族认为自己支持的巴利奥尔很快就能回归了。但是对于罗伯特·布鲁斯及其追随者来说，这标志着他们即将走投无路。近来，布鲁斯的运气一直不佳。前一年，他失去了监国的职务；在刚刚过去的夏天，英军又攻陷了他的领地和城堡。巴利奥尔重回王位的可能只会加重他的痛苦，布鲁斯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在1301年至1302年冬天的某一天，他前往洛赫梅本城堡向英军投降。[104]

因此，在1302年年初，事实证明爱德华在苏格兰过冬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依然缺乏补给，他还是成功地在林利斯戈展示了自己的实力。爱德华的圣诞节是在威尔士亲王和玛格丽特王后（玛格丽特刚刚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埃德蒙）的陪伴下度过的。而且，除了节日本身，值得王室家庭庆祝的事还有不少。一方面，消息从法国传来，停战协议已经正式签署，这意味着爱德华可以离开苏格兰而不用担心之前的战果被破坏。另一方面，布鲁斯在洛赫梅本投降的消息也传到了林利斯戈：他的敌人终于开始衰弱并承认了他的权威。准备离开林利斯戈的爱德华显然心情不错。1月20日，他在附近的福尔柯克举办了一场“圆桌”比武大赛，爱德华在自己曾经取胜的福尔柯克战场举办这场比赛显然还是为了炫耀武力。[105]

然而，最让人振奋的消息几周之后才传来。当时，爱德华正在边境附近的罗克斯巴勒休整。2月16日，根据之前签订的协议，法国人应该前往苏格兰接管英军占领的土地；但正如爱德华预料的那样，一个法国人都没有出现。爱德华虚张声势的策略成功了，他戳破了法兰西-苏格兰联盟根本没有实际内容。这样，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加强对新占领区域的控制。于是，爱德华本人还没进入英格兰，詹姆斯师傅就已经向苏格兰出发了。[106]

当然，戳穿法兰西-苏格兰联盟的徒有其表是一回事，说服法兰西放弃这个联盟又是另一回事。尽管腓力四世没有派兵协助苏格兰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继续将苏格兰作为自己不从加斯科涅撤军的借口。1302年春天，法兰西使团再次赶往英格兰谈判，他们坚持除非苏格兰参与，否则无法和英格兰达成和平协议。[107]

最终为爱德华解决这一棘手外交问题的是佛兰德斯局势意外发生的巨大变化。4年前，爱德华从欧洲大陆撤军，他丢下了自己的佛兰德斯盟友。很快，腓力四世就派兵占领了佛兰德斯，然后像爱德华对待巴利奥尔那样除掉了佛兰德斯的统治者。于是，在1302年夏天，腓力四世也遭遇了佛兰德斯人的反抗。布鲁日市民起义，杀死了法兰西侵略者，腓力四世派大军前去镇压。7月11日，法军在科特赖克城外与起义军相遇，法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役与斯特灵桥苏格兰人的伏击不同，它更像是福尔柯克战役的翻版，只不过弱势的佛兰德斯军队取得了胜利。在科特赖克城外，佛兰德斯公民组成的步兵打败了法军的精英骑兵。这一仗，法兰西损失了上百名贵族，其中包括几名伯爵和腓力四世的重臣皮埃尔·弗洛特。由于佛兰德斯军队在死去的法兰西贵族身上搜到了不少之前的战利品，这场战役也被称作金马刺之战。如今，佛兰德斯地区仍在纪念这场令人难忘的战役。[108]

法兰西战败的消息正好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会议期间传到英格兰，众人的幸灾乐祸简直藏都藏不住。甚至有歌曲作家写歌庆祝：“法兰西上下一片悲泣声。”更让英格兰人高兴的是，就在这时，腓力四世和卜尼法斯八世发生了严重争吵。卜尼法斯发信谴责腓力四世和法国政府虐待一名法国主教，腓力展开了反击，他公开指责卜尼法斯，质疑他不适合担任教皇职务。随着争吵逐渐升级为中世纪最严重的教会与国家间的冲突，两人都开始争取国际支持。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想得到英格兰国王的友谊。[109]

因此，自从返回英格兰后就只是打猎和朝圣的爱德华发现，欧洲的外交局势正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赢得英格兰的支持，卜尼法斯抛弃了苏格兰。8月，他向格拉斯哥主教罗伯特·威沙特写信，批评他鼓励苏格兰人反抗，同时，他还写信给所有苏格兰主教，命令他们服从爱德华。[110]

同样，当与法兰西的谈判在秋天重新开始时，英格兰人发现法国人对和平的渴望异常真诚：他们邀请爱德华前往法兰西敲定和平协议。但是，这个邀请遭到了拒绝。英方称，英格兰国王将留在国内粉碎苏格兰的叛乱。眼下，法国代表只能勉强接受一个新的休战协议。但是大家都知道，法兰西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对此，爱德华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尤其是针对苏格兰。11月底，英法双方签订了新的休战协议，完全没有提到苏格兰。[111]

现在，教皇正谴责苏格兰人的叛乱，法兰西也抛弃了苏格兰这个盟友，爱德华打赢苏格兰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其他方面的形势也有利于爱德华。英格兰国内政局平稳，前一年的两种税金也都征收完毕，爱德华的收入超过了支出，这还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112]

但是，成功并非已经成为定局。连年不断的战争已经磨碎了英格兰人对爱德华的支持：他们抵制征发，也不愿意为爱德华提供船只。因此，苏格兰的英军总是遇到补给短缺的问题。詹姆斯师傅的尴尬处境很好地说明了爱德华对国内控制无力。在威尔士战争之后，为了巩固对当地的控制，爱德华为詹姆斯提供了十分充足的资金，因此，詹姆斯建成了一些世界上最雄伟的城堡。即使是在13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危机年份，爱德华的财政大臣依然每周拨给他250英镑，用于修建博马里斯城堡。现在，詹姆斯被派往苏格兰修建塞尔扣克和林利斯戈城堡，但是资金却只有过去的1/12，即每周20英镑。如此有限的经费解释了为什么苏格兰没有像康威或是卡那封那样的城堡。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这位卓越的石匠只能放下身段亲自上阵伐木。[113]

1303年新年，苏格兰军队进攻并收复了一些英军占领的城堡和城镇，这暴露出英军的脆弱性。新建成的林利斯戈城堡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同样是新建的塞尔扣克城堡（造价更贵）却于1月陷落。2月，更多坏消息传来，英军骑兵在爱丁堡附近的罗斯林遇到了科明的伏击。爱德华在苏格兰的首席财政大臣拉尔夫·曼顿被杀，还有一些英格兰贵族被俘。通过此举，苏格兰人向爱德华证明了他们拒不休战将会使英格兰人处于长期不利的地位。[114]

因此，爱德华只能竭尽全力为春季攻势做准备：要求贵族偿还欠王室的债务；为外国商人提供经商许可，但是对货物征收高额关税。他甚至征收了13年前女儿结婚时自己没有收取的贡金。[115] 爱德华没有放过一分钱，也没有放过任何可以参战的人力。英格兰北部征兵1万；威尔士也进行了征兵，但是人数未知；爱尔兰集结了3500人的部队，仅运兵船就达到了173艘，这对爱尔兰来说已经是空前的规模。为这些人提供补给的是阿尔斯特伯爵，他以此抵消了自己欠爱尔兰国库的1.1万英镑债务。[116] 除此之外，爱德华还命令刚刚投降的罗伯特·布鲁斯率兵参战（包括2000名步兵和他能征集到的所有骑兵）。在每一份诏书中，爱德华都要求臣民不仅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还要尽可能多地提供支持。比如，他命令贵族们参战时要拿出自己最好的军事实力，从而帮助英军战胜敌人。[117]

然而，最让爱德华关心的还是金斯林50名木匠的工作进展。这一次出兵，爱德华的战略很简单。他打算直接攻入苏格兰北部地区。自1296年开始，英军就从未踏足此地，这里也是科明的大本营。这意味着英军需要渡过福斯河。但是爱德华并不打算争夺斯特灵桥的控制权，他准备在其他地方重新搭建一座浮桥，正如20年前他在威尔士所做的。工匠们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这座桥能行走也能防御——毕竟，威尔士的浮桥曾经有过一次败绩，而1297年斯特灵渡河作战的惨烈也还历历在目。最终，木匠们打造了3座大小各异的浮桥，每一座都配有开合功能和巨弩。无疑，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总共花去了4个月的时间和1000英镑的费用。为了把造好的浮桥运到指定地点，英军一共动用了30艘船。[118]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中世纪的巨大成就并没有派上用场。爱德华的军队于5月下旬在边境地区集结，到6月6日的时候，他们已经抵达林利斯戈。然而，爱德华的诏书显示，他随后前往了斯特灵，也就是说，英军最终还是以传统的路线渡过了福斯河。苏格兰人依旧控制着斯特灵城堡，但是由于守军规模太小，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渡河北去。[119]

很快，英军一路畅通无阻的原因变得明显起来。几天之内，爱德华就收到了卡莱尔官员的来信，他们称苏格兰西南部出现了大批武装人员。原来，苏格兰人看到大部分英军已随爱德华北上，于是抓住机会对防守薄弱的邓弗里斯和加洛韦发动了袭击。更糟糕的是，苏格兰军队于6月18日越过边境，开始蹂躏英格兰北部地区。[120]

于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就确定了。它并非斯特灵桥或福尔柯克那样的直接对抗，而是一场消耗战。给对方制造更多的痛苦，同时忍受住对方给自己制造的痛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得到消息的爱德华立刻派艾默·德·瓦朗斯和罗伯特·布鲁斯率兵南下支援，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北上，一路将见到的一切夷为平地。根据彼得·兰托夫特的记述：“无论是城镇、村庄，还是田庄、谷仓，全部被爱德华付之一炬。”吉斯伯勒的沃尔特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一路抢夺物资，抢不走的东西就全部烧掉。”[121]

爱德华发起如此猛烈攻势是因为他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离开斯特灵后，他迅速赶往珀斯，但却被迫在珀斯停留了一个月等待补给。和之前几次出兵一样，英军的补给依然非常紧张。6月，为了把军粮运往泰河湾，英格兰官员不得不在英格兰南部强扣船只和船员。7月末，爱德华终于在苏格兰东北沿海发动了攻势。此时，英军的胜负依然取决于这条海上补给线的表现。后来，英格兰船只成功抵达蒙特罗斯，得到武器补给的爱德华8月初成功地拿下了附近的布里金城堡。但是，当他于8月23日抵达阿伯丁时，运送军费的补给船却没有如约抵达。此时，爱德华已经失去了一半的步兵，承受不起更多损失了。等待5天无果后，爱德华给财政部写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称如果再不支付军饷，就会有更多的士兵逃跑。[122]

同时，爱尔兰人的抵达改变了苏格兰西南地区的局势。爱尔兰军队于8月中旬登陆，随后就一路横扫苏格兰西海岸的城堡。他们和瓦朗斯与布鲁斯的部队一起，分散了苏格兰人的火力。在他们的帮助下，曾经一度濒临失守的邓弗里斯和加洛韦又缓了过来。[123]

爱德华本人也侥幸逃过一劫。8月28日，就在爱德华写信的当天，英格兰军需船抵达阿伯丁，带来了英军急需的军饷。这样，英军得以继续向苏格兰腹地推进。到9月中旬的时候，爱德华已经抵达了马里湾沿岸的金罗斯修道院，这也是他此次出兵抵达的最远端。一周之后，爱德华包围了约翰·科明在洛欣多布的城堡。10月初，城堡失陷。[124]

但是，科明本人并没有要投降的迹象。作为苏格兰唯一的监国，科明在苏格兰中部依然活跃，据称，他率领着一支由100名骑兵和1000名步兵组成的部队，不断骚扰英军阵地。在他和他的盟友看来，爱德华的部队坚持不了太久。9月末，艾默·德·瓦朗斯曾在信中表达出了即将有苏格兰人投降的看法，但是在几天不到的时间里，他就不得不收回前言。在他口中即将投降的苏格兰人接近英军在林利斯戈的营地，看到了正在忍饥挨饿的爱尔兰守军，做出了英军即将崩溃的判断。[125]

然而，尽管表面上已经筋疲力尽，英军还是处于上风。在蹂躏了科明在东北地区的领地之后，爱德华的部队已经没有力气再进攻斯特灵城堡了。但是爱德华坚持不再往南撤。11月，他和部队藏匿在福斯河北岸的邓弗姆林修道院，威尔士亲王小爱德华则单独在泰河畔的珀斯扎营。很明显，爱德华又要在苏格兰过冬了。[126]

如果说英军出现在苏格兰人曾经的避难所是一个不祥的预兆，那么他们为冬季营地选择的地点就更令苏格兰人感到沮丧了。邓弗姆林修道院是苏格兰历代国王王后的墓地所在地——爱德华的妹妹玛格丽特和妹夫亚历山大三世就埋葬在这里。另外，珀斯就在斯昆教堂附近，爱德华正是在那里抢走了苏格兰国王加冕用的圣石。英军占领的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曾是苏格兰王权的中心，这再次强调了一个基本点：在过去的7年里，苏格兰一直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在此期间，苏格兰人（尤其是科明一派）一直在以巴利奥尔的名义顽强抵抗。但现在巴利奥尔已经不可能回来了。5月20日，英法最终签署了和平协议，没有人邀请苏格兰人参加。在写给国人的信中，苏格兰谈判代表是这样说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务必不要绝望。如果你们曾经英勇杀敌，现在就请你们表现得更加英勇。”那个夏天，苏格兰人真是这么做的，但随着冬天的到来，绝望的情绪也在逐渐蔓延，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27]

第二年年初，科明及其盟友投降，他们和英军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试图为自己和苏格兰人争取最好的条件。最终，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完全赦免，但也获得了相当优厚的条件。对于投降的苏格兰人，爱德华保证不会伤害他们的性命和身体，也不会收走他们的土地和自由。部分降军要接受暂时的流放，流放的时间根据其犯罪情节轻重决定。[128]

实际上，这也是爱德华唯一的选择。他对苏格兰人表现出的宽宏大量实际上是对其实力的默认。曾经，爱德华把苏格兰看作一个笑话，他曾自信仅用一个夏天就能征服苏格兰，自信可以任意摆弄苏格兰事务。但是自那以后，为了再一次让对方屈服，爱德华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尽管爱德华可能不愿意承认，但苏格兰人的确应该得到他的尊重。

2月，科明向爱德华宣誓效忠；3月，爱德华在圣安德鲁斯召开了特别会议，130名苏格兰贵族在会上向爱德华宣誓效忠。自此，英军需要对付的就只剩下那些不愿意参加会议且依然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了。[129]

斯特灵城堡是英军的第一个目标。一直以来，这里的守军都令爱德华如鲠在喉；现在，他们的顽固给了爱德华一个展现实力的机会。攻城器械从苏格兰各地运抵斯特灵。[130] 英军甚至拆下了教堂屋顶上的铅板，为投石机制作平衡锤，以增加其投射的力度。由于斯特灵城堡易守难攻的位置，攻城持续了几个星期，当时的场面令人惊叹。这是不列颠战争中第一次使用火药。为了区分投石机，英军甚至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这样，整个攻城过程就像是一场骑士们的娱乐活动。玛格丽特王后和其他英格兰贵妇甚至在一旁观看。

最终，在12个星期的轰击之后，斯特灵城堡的守军表现出了投降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英军的超大投石机（这架投石机花了50个人两个月的时间才接近完工）。然而，此时的爱德华正对一种名叫“战狼”的兵器感兴趣，他坚持要先试验武器再接受投降。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对爱德华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但是当时似乎没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妥：毕竟，在英军攻城期间，斯特灵守军一直试图杀死爱德华，有两次他们几乎就要成功。最终，在7月24日，爱德华接受了斯特灵守军的投降。根据惯例，士兵们光着脚、顶着灰走出城堡，希望得到爱德华的饶恕；同样，爱德华也根据惯例饶了他们的性命。就这样，苏格兰战争以一种符合骑士精神的形式结束了。为了纪念战争的终结，爱德华甚至举办了一场马上比武大会。[131]

只有一位大人物没有得到爱德华的宽恕，而爱德华也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寻找他，追捕他的任务可以留给苏格兰人自己，作为他们忠于爱德华的证明。最终，在第二年的8月，威廉·华莱士被自己的同胞押往伦敦，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这听起来有些讽刺，因为华莱士大概是唯一没有效忠过爱德华的苏格兰将领——在威斯敏斯特庭审期间，华莱士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然而，这并没有帮到他。1305年8月23日， 爱德华正在埃塞克斯森林打猎，而他曾经的敌人却从威斯敏斯特被拖到了史密斯菲尔德。华莱士先是上了绞刑架，然后在还没断气的时候又被放下来开膛，最终被斩首。随后，英格兰人烧掉了他的内脏，肢解了尸体，又把尸块送到纽卡斯尔、贝里克、斯特灵、珀斯等地公开展示。他的头颅被挂在了伦敦桥上。爱德华以这样的方式让苏格兰人知道叛国的下场，并为斯特灵战役中死去的英军报了仇。[132]

第11章

持久的复仇

A Lasting Vengeance

斯特灵包围战之后的几个月里，爱德华一世除了恢复体力和品味胜利几乎无事可做。8月的最后一周，爱德华离开了苏格兰，在之后的两个月里，他慢慢地巡游了英格兰北部，然后又在约克郡波斯特韦克的王室庄园休整了7个星期——根据彼得·兰托夫特的解释，这次小住是为了爱德华的健康着想。最终，爱德华一行于12月渡过亨伯河抵达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奢华的圣诞节。根据编年史记载，王室家庭的采购员接到命令，要准备一场配得上英格兰、苏格兰双料领主的筵席。另外，爱德华在封赏时也变得异常大方，不仅给帮助他取胜的伯爵和骑士们送去了贵重的礼物，还带去了不少祝福的话。[1]

爱德华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胜利的喜悦。苏格兰屈服后，爱德华在不列颠的权威已经高过了他的所有祖先。从不列颠岛的最北端到爱尔兰的最西端，再到威尔士边境地区，爱德华的诏令都可以畅行无阻。而且，他的胜利也不仅仅体现在不列颠岛。与法兰西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加斯科涅重新回到了英格兰的手中。1303年6月，忙于苏格兰战争的爱德华派代表前往圣埃米里翁教堂完成了加斯科涅的接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爱德华的权力终于得到了尊重和承认。[2]

然而，为了获得这份承认，爱德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收回加斯科涅，尤其是为了征服苏格兰，爱德华给其治下的其他地方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人民不得不为爱德华的战争提供士兵、军粮和军饷。仅仅是财政上的支出就已经十分惊人。从1294年加斯科涅失陷到1304年苏格兰投降的10年间，爱德华的总支出超过了100万英镑。为了筹款，他采取了许多可怕的手段——对神职人员使用暴力，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占有臣民的货物，甚至不顾议会反对强行征税。结果，爱德华遭到了教皇的谴责，引发了威尔士叛乱，甚至差一点儿造成英格兰爆发内战。[3]

这份简短的影响汇总告诉我们，爱德华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财政上的。爱德华连年征战的总体后果是巨大的混乱。比如，在英格兰，国王和贵族的长期缺席导致了社会治安恶化，且严重程度远超爱德华前往加斯科涅和威尔士时的情况。1303年春天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御宝被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治安的恶化要更加严重和普遍。犯罪已经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每个城镇每个郡县都出现了拖着木棒四处作恶的流氓混混。他们利用暴力控制了地方社会。根据兰托夫特的记述，这些人会在集市上公开出价，通过打人赚取佣金。其他证据显示，他们的恶行还包括敲诈勒索、威胁陪审员、抢劫谋杀，等等。这对一个之前曾经通过多部立法打击犯罪的国王来说该是多么的难堪。但是，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在意料之外，因为爱德华对此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玩忽职守。早在与法兰西开战时，由于兵源紧缺，爱德华向所有愿意赴法参战的人发布了特赦令，放出了大量罪犯，后来的很多不法分子都是那时候放出来的罪犯。[4]

爱尔兰的情况比英格兰更糟。同样是在压力和忽视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这块本就问题重重的领地几乎已经到了爆发永久性危机的边缘。战争期间，驻扎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军户不得不多次出战，导致当地的平民只能在爱尔兰原住民的威胁下战战兢兢度日。同时，为了争取对苏格兰的权利，爱德华甚至愿意妨碍司法公正、赦免谋杀犯，导致英格兰移民群体中的谋杀率大幅上升。早在1297年，这一问题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当时，爱尔兰召集了一届议会，出台了一系列应急措施，试图解决当地的犯罪问题。这些措施表明，治安恶化与英格兰领主的缺位以及留守群体的堕落息息相关。爱尔兰国库的收入逐渐减少，英格兰控制下的土地在不断收缩。[5]

同时，加斯科涅的乱局也同样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有所不同。尽管加斯科涅的法治正在恢复，但在过去的10年里，民众见到的都是混乱与毁灭。法国占领导致许多加斯科涅人流离失所，失去了继承权；而英格兰与法军的对抗更是加重了他们的困境。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加斯科涅需要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因为战争造成的混乱，一方面是因为加斯科涅与法国的法律关系变得更加糊涂了。[6]

当然，最混乱的地方还是苏格兰。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军曾一次又一次入侵，还因为这种入侵带来的后果：大量的教堂、城堡、修道院、城镇、乡村成了一片废墟。另外，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整个苏格兰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罗伯特·布鲁斯，一派支持长期不在国内的巴利奥尔。弥合这种分裂不仅费时，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爱德华在战争期间曾经将大片土地封赏给英格兰贵族，后来又向苏格兰人承诺将归还他们的土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困难重重。此时，苏格兰由专门的军政府管理；但是在未来，苏格兰必须成立某种形式的平民政府。[7]

因此，在爱德华休息致谢的时候，其他人开始代替他恢复国内秩序。1304年11月底，在爱德华离开波斯特韦克前，英格兰出台了治理流氓混混的措施。在3个北方郡县，政府指派了专门官员，赋予他们鉴别、逮捕、拘留流氓混混的权力，如果情况需要，他们还有权调集武装人员。1月，爱德华前往东英吉利的诺福克和萨福克朝圣，打击流氓混混的措施也推广到了这两个郡。3月初，爱德华抵达威斯敏斯特时，该措施已经推广到了全国。几周之后，政府开始派法官审理有关案件。对不法分子的打击是有效的，但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当时，有一位自称战争老兵的歌曲作家曾抱怨，自己仅仅是稍稍打了仆人一下就遭到了错误指控并含冤入狱。[8]

议会自然是讨论这些措施的地方。爱德华返回威斯敏斯特的时候，正值议会会议再次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既有骑士也有自由民，因此规模很大。会议的目的很可能是庆祝苏格兰战争的胜利。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爱德华于圣母领报节（3月25日）当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了一场特别礼拜，感谢上帝和圣爱德华对他的保佑。[9]

不过，议会也对苏格兰问题做了务实的讨论。几位苏格兰大人物也在场，其中三位还就苏格兰今后的管理提出了意见。他们的出席说明爱德华已经吸取了之前忽视苏格兰人意见的教训，而他们的身份则显示了爱德华为保持苏格兰忠诚度的付出。毫无疑问，罗伯特·布鲁斯是其中一员，另外还有约翰·科明的密友约翰·莫布雷。但是要接受格拉斯哥主教罗伯特·威沙特的建议，爱德华必须保持一个非常客观公正的心态，因为几个月前他还指责威沙特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尽管如此，在这3个人的建议下，爱德华决定让苏格兰人召开自己的议会会议，并且让他们自己选出一个十人代表团，代表苏格兰签署最终协议。[10]

由于这是很长时间来的第一次议会会议，所以爱德华还有很多苏格兰之外的问题需要处理。另外，爱德华收到了从英格兰、爱尔兰、加斯科涅传来的许多申诉状，这也体现了爱德华权力范围的扩大。威尔士也传来了申诉状，但是这些状子是在附近的肯宁顿处理的——爱德华已经把威尔士交给了大儿子小爱德华，而肯宁顿正是小爱德华在伦敦的宅邸。[11]

威尔士大概是受苏格兰战争影响最小的地方，它并没有像英格兰和爱尔兰那样提供数量巨大的资金和补给。事实上，威尔士可能还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因为其他地区贡献的资金最后成了威尔士军队的军饷。

威尔士成为爱德华可靠兵源的原因是威尔士人缺钱。威尔士人的申诉状可以证明，在英格兰的统治下，威尔士人的日常生活负担沉重。比起威尔士贵族，英格兰统治者征收的苛捐杂税更多，徭役也更重（威尔士人要帮爱德华修建新城堡；卡那封城堡的修建曾在苏格兰战争期间中止，战后又恢复了施工）。现在，威尔士人指望新继位的威尔士亲王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根据英格兰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威尔士人认为小爱德华是威尔士的正当领主，因为他就出生在威尔士。但事实上，小爱德华能做的并不多，而且他出生于强加在威尔士人头上的英格兰殖民点里。[12]

总之，小爱德华不一定真的愿意改善威尔士人的处境。肯宁顿听讯会结束几周后，小爱德华给腓力四世的异母弟弟埃夫勒伯爵路易写了一封信，信中暴露了他对威尔士的真实态度。他开玩笑道：“如果你想要威尔士的东西，我可以给你送去很多野蛮人，他们能教贵族少爷小姐们怎么生孩子。”这句评论说明小爱德华的一个问题是过于轻浮。其他证据也显示了这一点。当然，这时的小爱德华只有21岁。他的父亲在这个年纪时也曾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性格。但是爱德华一世和亨利三世不一样，他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13]

1305年6月，当爱德华前往苏塞克斯郡的奇切斯特时，小爱德华和沃尔特·兰顿之间发生了口角。根据编年史记载，事件的起因是小爱德华擅自进入了属于兰顿的森林。不过，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真正引起骚乱的是小爱德华用非常难听的字眼当面骂了兰顿。这超过了爱德华的忍耐极限。最终，爱德华让儿子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在随后的一个月里，爱德华继续在英格兰东南部巡视城堡、教堂，小爱德华一直远远跟随，试图与父亲达成和解。最后，余怒未消的爱德华命令儿子在温莎等待，直到下一次议会会议召开。[14]

9月，议会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期间有几个方面都达成了和解。最重要的是，苏格兰的政府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尽管爱德华刚在上一个月处死了威廉·华莱士，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前来伦敦的苏格兰代表。在举行了几场马上比武大会之后，双方开始坐下来谈判。毫无意外，这一次没有人再提起恢复苏格兰王位。根据会议记录，苏格兰从王国降级为地区。这样，苏格兰将由英格兰国王的代理人管理，而代理人的人选是爱德华的外甥布列塔尼公爵。除此之外，有关苏格兰政府的安排都体现了爱德华对苏格兰人的安抚。比如，在19名郡长中，只有两名是英格兰人，其他都是苏格兰人。同样，爱德华为布列塔尼公爵指定的顾问大多也是苏格兰人。在法官的人选上，爱德华挑了4名英格兰人，4名苏格兰人。这和9年前爱德华试图在苏格兰建立的英格兰殖民政府有着很大的区别。[15]

10月初，谈判委员会前往萨里郡的希恩向爱德华展示谈判成果。苏格兰的政府组成方案得到了爱德华的批准，苏格兰人也宣誓遵守这一方案。随后，爱德华做出了更多让步。关于英格兰贵族和苏格兰贵族的土地纠纷问题，爱德华提出，允许苏格兰人拿钱赎回土地，这样英格兰人的损失就能够得到补偿。另外，他还解除了对部分苏格兰人的流放判决。根据编年史记载，看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终于有望达成永久的和平，爱德华感到很高兴，而苏格兰人也满意地踏上了归程。另外，英格兰内部也表现出和解精神。从希恩返回威斯敏斯特后，爱德华和小爱德华和好。10月13日（“忏悔者”爱德华节），小爱德华在父亲的宫殿里举办了一场宴会，庆祝与父亲的和解。[16]

爱德华一世实现和平的渴望已经接近实现，只有一个问题仍需解决，那就是王权所遭到的破坏。在加冕典礼上，爱德华曾发誓要保护国王权利不受损害，但是在1301年，他被迫在王室森林问题上妥协，王室森林的面积被削减。因此，这些损伤需要进行修复。同时，强迫他妥协的人也必须被追责。

大家可能会觉得（当时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长期以来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应该第一个接受质询。然而，比戈德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来临，于是，他已经采取了措施。1302年春天，他和爱德华达成了协议，认定爱德华为他的继承人，从而挽回了爱德华的面子。在比戈德看来，这样做可以同时解决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为他重新赢得了爱德华的青睐，也为他堵住了追随者甚多造成的个人财政缺口。同时，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没有孩子。这个协议对爱德华同样好处多多，王室不用花费太大的精力就将得到一大片土地，而且很快，爱德华就会需要这些土地。与比戈德不同，爱德华的孩子很多，尤其是第二次婚姻给他带来了两个儿子。因此，这一协议的达成修复了两人的关系。1305年，爱德华取消了比戈德欠王室的债务，进一步减轻了他的经济烦恼。爱德华曾在信件中表示，此举是出自对比戈德的深情厚谊。[17]

然而，他对比戈德之前的盟友罗伯特·温奇尔西就没有这种说法了。在比戈德迅速与爱德华和解的同时，这位大主教仍然继续与爱德华为敌，而且他的敌意不仅仅表现在议会里。温奇尔西一直在支持一个叫约翰·德·弗勒斯的年轻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与蒙特福特的斗争结束时，爱德华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强迫德比伯爵罗伯特·德·费勒斯把领地交给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约翰是罗伯特的儿子，最近，他开始四处活动，试图拿回财产。温奇尔西决定为他发声。1301年，在取得了教皇许可后，温奇尔西开始在自己的法庭上审理此事，并传唤了新任兰开斯特伯爵接受有关非法侵占的质询。不用说，原本就对他怀有怨恨的爱德华一定深恨他再次提及自己从前的可耻行为。很快，爱德华就在自己的法庭对温奇尔西发起了反诉，他指控温奇尔西剥夺国王的继承权，试图颠覆国家。[18]

1305年，爱德华图穷匕见。当年春天，爱德华一边解除比戈德的债务，一边要求温奇尔西补交4000英镑的税金。夏天，新教皇登基，温奇尔西的命运就此确定。支持温奇尔西的卜尼法斯八世于1303年去世（被腓力四世派去的暴徒折磨，屈辱而死）。新教皇克雷芒五世出生于加斯科涅，原本是波尔多主教，他更倾向于支持爱德华一世。10月，在与温奇尔西发生激烈争辩后，爱德华派高级别使团前往罗马教廷。使团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请教皇废除自己之前做出的有损王权的让步，二是请教皇解除温奇尔西的职务。[19]

爱德华在英格兰西南部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圣诞节。随后，他在1306年新年接到了教皇的答复。1306年2月11日，当时爱德华正在多塞特打猎，教皇诏书传来，解除了爱德华被迫做出的所有让步。第二天，温奇尔西被教皇停职。[20]

这样，爱德华基本达成了所有目标，所有领地恢复了和平，他实现了绝对权威，国王的权利也得到了恢复。另外，尽管爱德华本人可能不知道，但他还打破了另一项记录。到1306年2月时，爱德华66岁零8个月，这意味着他的寿命已经超过了此前所有英格兰国王（他的曾曾曾祖父亨利一世活了66岁零7个月）。而且，此时的爱德华依然健康。的确，在苏格兰战争之后，爱德华精疲力竭需要休养，但是自那以后，他恢复了健康。在过去的一年里，爱德华四处打猎、朝圣，且旅行的速度不减。1305年夏天，爱德华在利兹城堡小住，当时他的精力显然非常充沛。1306年2月，玛格丽特王后再次怀孕。[21]

除了运气和平均法则，爱德华的长寿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难道说是因为他还有东征的任务没有完成？现在，国内冲突终于结束，东征再次成为可能。大约两年前，在写给圣殿骑士团团长的信件中，爱德华提到自己一直被其他战争所扰，无法前往耶路撒冷。但是他又充满希望地说，只要战争结束，自己将全速东征。他说：“东征是我们想要全心投入的事业。”他派往教廷的使团再次认真提出了东征的可能，为此，教皇同意为爱德华收取东征税。也许这一次，爱德华终于可以实现自己拖延已久的誓言了。[22]

但是，在接到教皇来信的一周后，爱德华又接到了另外一个消息——有人被谋杀了。

以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2月10日，在邓弗里斯方济各会教堂的圣坛前，两个谈话的人发生了争吵，一人掏出匕首捅向对方。这看起来像是没有预谋的激情杀人，但是这也无法减轻他的罪行。就在伤者跌倒在圣坛前的台阶上时，行凶者的朋友用剑结果了他的性命。然而，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二人的身份，死掉的是曾经的苏格兰监国约翰·科明，杀人的是科明的宿敌罗伯特·布鲁斯。

凶案的具体细节永远是一个谜。凶案发生后一周左右，爱德华接到了消息，困惑的他立刻派人前去调查。然而事后来看，两人见面的原因和布鲁斯杀人的动机都非常明确，凶案的种子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种下。1304年夏天，在爱德华一世围攻斯特灵城堡时，布鲁斯和圣安德鲁斯主教达成了秘密协议。此事的细节也很模糊，这其实是当事人故意为之，因为协议的内容涉及叛国。在两人达成协议的几个月之前，布鲁斯的父亲去世（那个在13世纪90年代曾与爱德华合作又遭他讥讽的年轻人）。他将对苏格兰王位的主张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显然，布鲁斯决定重新开始争夺王位的行动，而圣安德鲁斯主教（此前一直支持巴利奥尔）则准备协助他。邓弗里斯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二人邀请科明入伙未果，结果布鲁斯怒起杀人。但布鲁斯的行动是果断的，因为他知道如果科明反对，他的计划就一定会失败。[23]

现在，由于阴谋已经暴露，布鲁斯必须迅速行动。他和支持者们迅速控制了苏格兰西南部的城堡，然后又前往格拉斯哥与罗伯特·威沙特主教见面。这位苏格兰独立的坚定支持者赦免了布鲁斯的罪行并鼓励他继续向前。他还拿出了自己藏在教堂库房中的王室宝器——一面绣有苏格兰王室徽章的旗帜和一些国王加冕时穿的服装。一封来自贝里克的匿名信显示，身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人知道布鲁斯想干什么，但是没有想到他的行动会如此迅速。3月25日，圣母报领节当天，布鲁斯抵达斯昆教堂，在许多苏格兰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见证下完成了加冕。整整一年前，布鲁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了爱德华在“忏悔者”墓前举办的胜利纪念活动。现在一年过去了，布鲁斯登基成为罗伯特一世。苏格兰再次成为王国。[24]

“在得知布鲁斯杀了科明自立为王的消息后，爱德华几乎被气疯。”这些话是苏格兰诗人约翰·巴伯在70多年后写下的，但这与真相相差不远。了解了局势的爱德华陷入暴怒，健康状况也突然恶化。1306年1月至2月，爱德华仍和往常一样在英格兰巡游。但是到了3月初，由于健康问题，他不得不停在温彻斯特休养，并一直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最终，爱德华坐轿离开温彻斯特。[25]

体力不支的爱德华知道，自己必须依靠别人与布鲁斯斗争。和他同一时代的贵族几乎都不在了。1304年从苏格兰回国后不久，萨里伯爵约翰·德·瓦伦就去世了。罗杰·比戈德依然在世，但是他重病缠身，根本不能出征。只有56岁的林肯伯爵亨利·德·莱西看起来还能上战场。结论显而易见，爱德华只能把指挥权交给年轻一代。最终，在爱德华的授权下，艾默·德·瓦朗斯于4月出兵苏格兰进行反击。[26]

然而，最重要的是，现在领导英格兰的负担落在了他的继承人小爱德华身上。爱德华必须忘记去年和儿子发生的不快。他宣布，英格兰王室的主力部队将于7月在卡莱尔集结，小爱德华将出任指挥官。在那之前，爱德华必须加强儿子的权威。4月7日，小爱德华被授予加斯科涅。同时，爱德华宣布将在威斯敏斯特举办盛大典礼，授予小爱德华骑士称号，并邀请其他愿意受封的年轻人也前来参加。[27]

爱德华举办受封仪式的部分目的是筹集资金。根据英格兰的习俗，国王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收税。但是，仪式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将英格兰的新一代团结起来。仪式当天，爱德华先是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礼拜堂封小爱德华为骑士。随后，他们一同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爱德华又加封了300名年轻人。这一天是圣灵降临节，而据传亚瑟王曾和圆桌骑士们共同庆祝圣灵降临节。于是，仪式结束后，威斯敏斯特宫举办了一场颇具亚瑟王风格的宴会。爱德华发誓要向布鲁斯复仇，并承诺只要打败布鲁斯，自己就立刻起程东征。小爱德华也宣誓，只要不打败苏格兰人，他就不会连续两晚在同一个地方休息。这明显模仿了亚瑟王圣杯故事中珀西瓦尔的誓言。这场宴会规模庞大，大批吟游诗人在宴会上演出，每个骑士都在两只特制的金天鹅前发了誓。这似乎是一个创新，但开启了此后两百年人们对着天鹅宣誓的风尚。[28]

如果小爱德华的誓言不是假话，那么他一定很快就出发前往苏格兰了。宴会结束两天后，爱德华给艾默·德·瓦朗斯写信，告诉他将派小爱德华率大军北上，并称自己也将尽快赶到。[29]

瓦朗斯收到这封信时，已经在苏格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6月初，他就已经渡过福斯河，俘虏了圣安德鲁斯主教和格拉斯哥主教，当时格拉斯哥主教正像军人一样驻守在库珀的一座城堡。一周之后，瓦朗斯差点儿就逮住了布鲁斯本人。6月18日，英军收复珀斯之后，布鲁斯带兵前来邀战。瓦朗斯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在第二天带人前往附近的梅思文，并在黎明前对敌营发动了偷袭。大量苏格兰士兵战死或被俘，布鲁斯本人带着几百人逃到了西边的山区。[30]

此时，爱德华也出发了，但是他的速度很慢。离开威斯敏斯特10天后，爱德华才刚刚到达邓斯塔布尔（距离威斯敏斯特只有48千米）。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爱德华依然只能以这样的速度前进。这说明爱德华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出发前，爱德华签发了一道有关王室森林的规定，在前言中，他透露了自己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当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又不得不承担肩上的重担时，我们的内心就会遭到折磨。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想法之间犹豫徘徊，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解释自己的主要关切是臣民的福祉，因为“我们依赖于他们的和平”，另外，他相信上帝“将仁慈地看待并弥补我们的缺陷”。[31]

此时，爱德华自己的仁慈已经完全耗光。8年里，他进行了6次远征，花了无数的钱，做了许多不甘心的让步，才终于让苏格兰人屈服。结果没过几个月，他们就再次发动叛乱。爱德华被自己的宽宏大量打了脸。他的忍耐已到极限，唯一的想法就是复仇。爱德华命令瓦朗斯不要留俘虏，但是后者对此的解读显然更为温和：他把在梅思文俘虏的一些骑士送回英格兰受审。但是，8月初，在爱德华的明确命令下，瓦朗斯开始对敌人格杀勿论，即使是贵族也不例外。爱德华发诏书谴责了这些背叛者，并命令将其处以绞刑。[32]

这一次，神职人员也没有幸免于难。尽管爱德华对格拉斯哥主教的迅速被捕感到高兴，但是他也要求瓦朗斯不用顾忌对方的宗教地位，因为威沙特本人就是背叛和忘恩负义的典型。这意味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同情。之前爱德华送给威沙特用来修缮格拉斯哥教堂的圆木被其拿去建造攻城车。8月10日，格拉斯哥主教、圣安德鲁斯主教和斯昆修道院院长被押往达勒姆接受爱德华的审讯。由于其教士身份，3人被免于绞刑，但将被送往城堡地牢关押。[33]

在苏格兰，罗伯特一世的运气越来越差。在梅思文战败后，他原本就不多的支持开始不断减少。7月，布鲁斯在泰恩德拉姆附近的达尔赖败北，但这一次打败他的是苏格兰人。布鲁斯再一次逃跑，但是围绕他的大网已经越收越紧。7月中旬，威尔士亲王率年轻的骑士们从卡莱尔出发，收复了苏格兰西南地区，这截断了布鲁斯在这个方向的逃跑路线。绝望之下，布鲁斯决定兵分两路逃跑。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女眷被送往东北地区，准备逃往奥克尼群岛，甚至是挪威。同时，布鲁斯自己则往相反方向走，藏匿在苏格兰西海岸的海湾和岛屿之间。[34]

8月15日以后，爱德华驻扎在诺森伯兰，他病得很重。8月中旬，爱德华在赫克瑟姆修道院休养，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一直待在附近的纽布拉夫。更为不祥的是，爱德华为年幼的孩子分封了土地（包括刚刚降生的埃莉诺小公主）。但是在此之后，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王廷继续向卡莱尔方向前进。9月21日，一位侍臣在信件中写道：“考虑到国王的年龄，他已经够健康了。”同一天，爱德华向卡斯蒂利亚国王写信，称自己已经恢复健康。然而，一周之后，就在离卡莱尔还有16千米的地方，爱德华的情况再次恶化，队伍不得不再次停下休息。此时，爱德华一行已经抵达拉纳科斯特修道院，这里距卡莱尔很近，很适合作为暂时的英军指挥部。[35]

无论如何，战争就快要结束了。英军恢复了对苏格兰各地的控制。9月，英军的主要火力都集中在两座城堡上：位于金泰尔角南端的度纳威第，这里据说是布鲁斯的藏身之地；以及位于阿伯丁郡的基尔德鲁米——布鲁斯女眷的避难所。英军攻陷度纳威第城堡后并没有找到布鲁斯，他已经逃到了爱尔兰。但是，他的女性亲属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基尔德鲁米失陷前，她们曾试图在阿索尔伯爵和布鲁斯弟弟尼尔·布鲁斯的帮助下逃跑。她们逃到了苏格兰的最北端，最终在泰恩被科明的支持者抓住，并被送往南边接受爱德华的审判。[36]

尽管玛格丽特王后和一些大贵族都曾为她们求情，但是爱德华并没有收手。尼尔·布鲁斯被遣往贝里克受刑——绞刑加斩首。阿索尔伯爵被遣往伦敦受刑，同样是绞刑加斩首，爱德华丝毫没有顾及他的英格兰王室血脉（他是约翰王的玄孙）。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过去的230年里，英格兰从未处死过伯爵这一等级的贵族，为了显示阿索尔伯爵的与众不同，爱德华为他建了专门的绞刑架，其高度比普通绞刑架高9.1米。阿索尔被绞死后又被斩首，最后尸体也被焚烧。即使是女囚，只要被认定和布鲁斯是同谋，也被处以残忍的刑罚。曾经参加布鲁斯加冕仪式的巴肯伯爵夫人伊莎贝拉和布鲁斯的妹妹玛丽被关在特制的笼子里，放置在罗克斯巴勒和贝里克城堡的塔楼上。这活生生的景象和男囚们的尸块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这就是背叛英格兰国王的可怕代价。[37]

处死叛军已经成了英军的正式政策。抵达拉纳科斯特后，爱德华宣布下列人等都要被处死：曾经参与谋杀科明的人、曾经支持布鲁斯的人，以及曾经以布鲁斯的名义发动叛乱的人。只有投降才能保住性命，但是也会面临监禁的处罚。执行这一命令的人非常乐意看到敌人被处刑，因为由于叛乱的缘故，双方在前一年达成的关于土地纠纷的协议已经被撕毁。爱德华再次没收了大片富饶的土地，并将其封赏给了忠于自己的人。如此情景被人们描述为“恐怖统治”。彼得·兰托夫特（他一般不会表现出对苏格兰人的同情）悲叹道：“唉，这流的可都是贵族的血啊！”[38]

此时，除了处死苏格兰犯人，英军似乎已经无事可做了。于是，在自满和喜悦中，一些年轻的英格兰贵族开始离开苏格兰，前往他地甚至是海外参加马上比武大会。这惹恼了爱德华。他下令捉拿了22人，甚至将他们关在伦敦塔令其反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小爱德华的朋友，但是我们不清楚威尔士亲王本人是否也参与了此事。12月，小爱德华驻扎在肯特的海边，但这多半是为了迎接枢机主教“西班牙人”彼得。第二年新年，小爱德华和朋友们返回卡莱尔参加议会会议，此时，爱德华已经原谅了他们。在玛格丽特王后的求情下，大部分犯错的骑士都得到了宽恕。[39]

但是，在1307年2月，两个爱德华之间再次就对这些人的处理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根据编年史记载，爱德华“发现长子对某一位加斯科涅骑士的喜爱没有节制”。这位骑士名叫皮尔斯·加韦斯顿，他和小爱德华年纪相仿，成为小爱德华的家臣已经有几年了。一直以来，两人被认为是一对同性恋爱人（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事实）；有一些编年史作者也提到了两人“过分亲密”。不管事实如何，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1307年，小爱德华不顾加韦斯顿的卑微出身，准备提升他的爵位，这正是爱德华大怒的原因。沃尔特用夸张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据他解释，当时小爱德华先是让沃尔特·兰顿代自己向爱德华提出了这个要求。兰顿照做了，爱德华表示怀疑，并立刻召小爱德华前来对证。

“你让兰顿来做什么？”爱德华问道。

“来征求您的同意。如果您允许，我想把蓬蒂厄封给皮尔斯·加韦斯顿爵士。”小爱德华答道。

于是，爱德华大发雷霆。

“你这个浑蛋！你自己从未赢得过一寸土地，现在也敢把土地送人？我向上帝起誓，要不是怕国家分裂，我绝不会把王位传给你！”

根据吉斯伯勒的沃尔特描述，爱德华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撕扯长子的头发，直到力竭才把他赶了出去。[40]

爱德华大动肝火不仅仅是因为小爱德华的荒唐，也不仅仅是一个将死之人的最后挣扎。他的愤怒还有一个原因：罗伯特·布鲁斯回来了。2月初，布鲁斯穿过爱尔兰海抵达苏格兰沿岸。但是，他接下来的行动都失败了。他的兄弟托马斯·布鲁斯和亚历山大·布鲁斯的人马在加洛韦被俘，两人被处以绞刑和斩首。但是罗伯特·布鲁斯本人依然在逃。此时，爱德华已经在拉纳科斯特焦急地等待了5个月，万分沮丧之下，他于2月的第二个星期给瓦朗斯等将领写信，表达了自己对他们抓捕布鲁斯不力的惊讶，申斥他们一直不给自己传信，怀疑他们过分谨慎小心。[41]

实际上，正如爱德华逐渐意识到的那样，造成抓捕困难的并不是英军将领的谨慎，而是爱德华毫不克制的复仇政策。这一野蛮政策让很多本可能投降的苏格兰人转而支持罗伯特·布鲁斯。3月中旬，爱德华终于抵达卡莱尔，并发布了新的命令。根据爱德华的解释，是有些人把他之前的命令解读得过于严格死板了；现在，所有“被迫”参加叛乱的苏格兰人都可以放心自首，不用担心遭到报复。爱德华态度的大转弯说明英军正经历巨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正是爱德华自食其果。1306年，布鲁斯离开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叛乱分子；1307年，他返回苏格兰的时候却成了苏格兰人的潜在救星。[42]

4月，英军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在得知布鲁斯藏在加洛韦的特鲁尔湖之后，爱德华的指责声犹在耳边，瓦朗斯选择了发动攻击。但是，他的部队被布鲁斯击退了。尽管英军实际损失很小，但他们的威名遭到了破坏。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布鲁斯又接连取得两场胜利，巩固了战果：5月10日，布鲁斯在劳登山击败了瓦朗斯，几天后，他又在埃尔郡击败了瓦朗斯的副手。瓦朗斯和副手均成功逃脱，但是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打破。5月15日，一位站在英格兰一边的苏格兰贵族生动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况。“我听说布鲁斯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追随者和人民的支持。上帝似乎也站在他那边。愿上帝延续英王的生命。大家都说，如果他死了，胜利将属于布鲁斯。”[43]

这位贵族的祈祷不仅表现了他对爱德华一世超人能力的信仰，也显示了他对小爱德华缺乏信任。此时，威尔士亲王早已离开。5月初，他前往多佛为被爱德华流放的加韦斯顿送行。小爱德华此行经过了爱德华的许可——他率使团被派往法兰西继续和平进程。但是，6月初，爱德华下令中止出访——这无疑是由于苏格兰战事吃紧。然而，小爱德华却并没有立刻赶回交战地带，反而继续在英格兰南部逗留。[44]

眼看英军在苏格兰节节败退，爱德华只能下令国内派部队增援：增援部队将于7月中旬在卡莱尔集结。但同时，他的健康情况再次恶化。根据沃尔特的记述，爱德华患了痢疾，而且药石罔效。因此，6月中旬他的68岁生日恐怕是在一片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的。由于病情严重，爱德华已经不能见人，这引发了大量传闻，甚至有人传他已经死了。[45]

最终，爱德华自己也听到了这些谣言，这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6月24日，他下令英军准备立刻进攻。此时距增援部队的集结日还有3个星期，已经抵达卡莱尔的士兵人数最多只有计划的一半。但是军队现在就需要一个统帅，而爱德华也放弃了让其他人代劳的想法，尤其是让无能的小爱德华（这位不负责任的威尔士亲王依然没有返回卡莱尔）代劳。最终，重病缠身的爱德华挣扎着从床上爬了起来，亲自率军出征。这一次，他拒绝像之前那样乘轿前往，而是跨上了战马，走在了英军的最前面。[46]

这绝对是伟大之举。在流言面前，在苏格兰人面前，在病痛面前，甚至是在死亡面前，爱德华都没有屈服。他一路向西，准备渡过索尔威湾前往苏格兰。但经过了10天的行军，英军仅仅向前移动了不到10千米。7月6日，爱德华被迫在坎布里亚海边的布拉夫桑斯停下。在这被风吹过的荒野上，爱德华度过了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圣托马斯节，星期五）下午三点左右，仆人们过来服侍爱德华吃饭，正当大家扶他起床时，爱德华在仆人的臂弯中去世了。[47]

第12章

伟大亦可怕

A Great and Terrible King

爱德华去世后的两个星期内，英军一直秘不发丧。根据沃尔特的记述，在此期间谈论爱德华去世消息的人全部被投入了监狱。7月7日，随行人员向外发了3封信：一封发给玛格丽特王后，一封发给林肯伯爵，还有一封发给威尔士亲王。7月11日，小爱德华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立刻起程，并于一周后赶到爱德华去世的地方。7月20日，小爱德华继位，爱德华一世的死讯才终于公开。[1]

随着这一消息的传开，人们异口同声地发出了绝望的悲叹。彼得·兰托夫特哭道：“唉，死神带走了我们的王！”“我的心一片荒凉！”一位英格兰人用法文写道。当报丧的信使在普瓦捷见到教皇时，由于过于悲伤，甚至无法站起。在7月的最后几天，教皇在普瓦捷大教堂为爱德华祷告，并进行了布道，普瓦捷城内鸣钟哀悼。这还是第一次有国王享受这种待遇。此时，在考文垂主教的率领下，运送爱德华遗体的车队开始从沙城返回英格兰南部。一路上，车队前进的速度很慢，因为前来哀悼的人络绎不绝。[2]

一开始，小爱德华也在扶柩的队伍中。但是几天后，他就不得不赶回卡莱尔担负起统领英军的责任。这一次出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军队的士气无疑非常低落。英军进入苏格兰西南地区后，一直没有发现布鲁斯的踪迹。在搜寻了一个月之后，英军停了下来。小爱德华返回边境地区，并在那里接受了部分苏格兰人的效忠，随后，他继续向南前往伦敦参加父亲的葬礼。[3]

8月初，爱德华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一直安放在埃塞克斯的沃尔瑟姆修道院。10月18日前后，遗体被运往伦敦，并被给予最高规格的礼节，先后在圣三一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和其他城市教堂停灵。最终，10月27日星期五，葬礼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贵族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礼拜式。最终，爱德华和祖先们葬在了一起。[4]

时人非常清楚，他们送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国王。无论是在威斯敏斯特，还是在遥远的爱尔兰，人们都称他为“伟大的爱德华”。有些人对他的评价甚至更高。比如，兰托夫特坚称爱德华是亚瑟王以来最伟大的国王。在普瓦捷，有一位神父甚至称爱德华比亚历山大大帝更值得称颂。同时，在威斯敏斯特，人们对爱德华的评价也是极高的。曾有当地人称爱德华的成就无人能敌，就连亚瑟王、亚历山大大帝，甚至是布鲁图、所罗门和“狮心王”理查都不能和他媲美。[5]

这样评价的根据是什么呢？有几位讣告作者继续阐述了自己的论据。不出所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爱德华作为国王“非常强大”。根据兰托夫特的说法，爱德华是“最有名的战士”，“他作为骑士无人能敌”。一位来自威斯敏斯特的颂词作者是这样说的：“早在少年时期，爱德华一世就是出色的战士，他在比武大会上表现得最为勇猛，在战争中表现得最善战。”这些作者对爱德华武力的崇敬无可非议。在他的一生中，爱德华表现出勇气和无畏的事例有很多。1273年，他在法国参加比武大会期间，由于厮杀得过于血腥，遭到了教皇的谴责，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参加过比武大会。但是他开始参与更为血腥的战争，丝毫不惧怕其中蕴藏的风险。直到1304年，他还差点儿在斯特灵包围战中中箭身亡。需要注意的是，爱德华在勇武方面的名声绝对不是吹捧出来的。在1264年的刘易斯战役之后，即便是爱德华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爱德华“敢于攻击最强大的对手，他不怕任何人的袭击”。[6]

当然，仅仅有强壮的体魄和勇气是不够的：暴君也可以强悍，也可以英勇。要想真正发挥作用，这些特质还需要智慧的加持。而在讣告作者们笔下，爱德华绝不缺乏智慧。在吉斯伯勒的沃尔特笔下，爱德华是最智慧最谨慎的国王。“他有强大的洞察力”。这是兰托夫特的评价。还有人认为“凡是爱德华做的事情，他都能圆满完成”。[7] 我们很难反对这些评价。和勇敢相比，智慧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特质，人们对智慧的认定会有所不同。不过，爱德华的智慧在于他善于看人。他能够发现别人对他的欺骗，同时也知人善用。正如普瓦捷的一位神父所指出的那样，他不轻浮，也不会受到吹捧的影响，他在统治时善于听取智者的意见。说到这里，有一些名字会马上跳出来。比如罗伯特·伯内尔，直到18世纪，他仍是英格兰在任时间最长的大法官；比如奥托·德·格朗松，他既是勇敢的战士，又是卓越的政治家。从爱德华年轻时，这两人就一直辅佐他，即使在年轻时，爱德华识人的能力也优于他的父亲亨利三世。罗杰·利伯恩、罗杰·克利福德、罗杰·默蒂莫，这些人是爱德华的战友，且和他一样贴有尚武的标签。但是除了武将，爱德华也善于挑选有能力的律师、教士为王室服务。爱德华的智慧还体现在他能够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做出最好的用人安排，并满足他们巨大的（有时还是相互矛盾的）野心。[8]

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出（和一些历史学家的结论不同），爱德华毫无疑问是一位合格的君主。对于爱德华的追随者们来说，他和他们一样尚武、一样热爱冒险、一样追求高尚的事业——爱德华的确是一位值得辅佐的国王。爱德华和亨利三世不同，他不需要用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购买忠诚。他有朋友，但是不偏宠。正如威斯敏斯特的讣告作者所揭示的那样，人们从爱德华的各个领地赶来，只是为了能够加入国王和他的骑士们的队伍中。但是对于那些功勋卓越的人，爱德华的封赏非常慷慨。比如，他曾把威尔士大片的土地封给亨利·德·莱西、雷金纳德·德·格雷和约翰·德·瓦伦，把爱尔兰的土地封给托马斯·德·克雷尔，这些都驳斥了评价他小气的虚假概念。[9]

爱德华善于管理王室，也同样善于管理更大规模的政治体系。比如，他在管理国家时能够把大贵族们吸纳进来，在遇到大事时倾听他们的意见。即使是最易动怒的人，他也能与之相处，有条件的时候会安抚他们，有必要的时候也会拒绝他们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吉尔伯特·德·克雷尔才能领导威尔士南部的军队，才能娶到爱德华的女儿，但是在他不尊重国王权威时，爱德华也不怕驳他面子。

爱德华作为领袖能够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的口才很好。据记载，爱德华有轻微的言语障碍——可能是口齿不清。如果记载属实，那这个小缺陷显然没有影响到爱德华的说服力。比如，在残酷的内战结束后，他能够让曾经的蒙特福特支持者回心转意，如约翰·德·维西。从那以后，维西一直追随爱德华直到生命终结。再如爱德华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广泛的基督徒联盟，他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外的演讲甚至让温奇尔西感动落泪。很可惜的是，他的各次战前演说没能保留下来，因为他演讲的功力真的很强。[10]

当然，蒙特福特党人曾因爱德华的雄辩而攻击他。他们评价爱德华口蜜腹剑，出尔反尔。《刘易斯之歌》的作者指出，这意味着爱德华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他感叹道：“爱德华，你追求王权高于法律，但那样的话，你的子民一定会遭殃。”然而从爱德华的讣告来看，这些担心是没有依据的。在讣告中，爱德华被评价为严厉苛刻、热爱法律。有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比英格兰更充满正义和仁慈。”在立法方面，这的确是事实：爱德华统治期间（尤其是前半期），英格兰大量立法——由于爱德华颁布的法律涵盖面非常广，17世纪的评论家都称他为“英格兰的查士丁尼”。最近有研究正确地评价了爱德华在这方面的贡献。现在，人们认识到爱德华本人并没有撰写法条，但是在他统治期间引入如此大量的立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而且这表现了爱德华维护正义的渴望。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一直很明确。爱德华20岁时就曾命令手下为民众维护正义，以免失宠于上帝、失信于人民，从而自降身份。[11]

当代史学家曾对爱德华的公平正义挑刺，指出他有几次为了王室的利益背离了崇高的理想。其中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剥夺罗伯特·德·费勒斯的继承权。还有一次，大臣们劝说垂死的德文伯爵夫人把土地卖给爱德华，而不要留给她的远亲，这也是一个有玷污公平正义嫌疑的举动。我们不能否认，为了扩大王室的产业，爱德华偶尔会使用欺骗的手段。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分得清主次。在中世纪，几乎没有一个君主是从未操纵法律为自己谋利的。重要的是，尽管偶有失足，但爱德华的统治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公正的。面对不公平时，人们可以向爱德华申诉，这在他父亲和祖父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1304年，爱德华给大法官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有关一位名叫托马斯·巴多尔夫的王室卫兵，这封信体现了爱德华对公平正义的态度。巴多尔夫拒绝和爱德华给他安排的女孩结婚，从而冒犯了王权，于是，爱德华要求大法官给他尽可能严厉的处罚，但前提是不违反法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当事领导一定会引咎辞职，但是在13世纪，君主们不必在信件中特别注意措辞。这件事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尽管爱德华授意大法官偏袒自己，但是他也提醒了对方不能超出法律的底线。[12]

爱德华另一个得到赞扬的方面是他对宗教的虔诚。有人认为，爱德华“是英格兰最最具有基督徒品性的国王”。这主要是因为他曾经率军东征。在得到爱德华逝世的消息时，有一位诗人的反应是这样的：“噢，耶路撒冷，你失去了一位精英骑士。”之所以有这么多讣告强调爱德华的东征业绩，是因为有传言称，爱德华在去世前曾要求由80名骑士把他的心脏送到耶路撒冷。[13]

不过，爱德华的虔诚在很多方面与父亲亨利三世类似。和亨利一样，爱德华会向穷人大量发放救济品，每周从他那里领到食物的乞丐多达几百人。他还会触摸患有淋巴结核（当时被称为“国王的罪恶”）的病人，为他们“治病”。同样与亨利三世一样的是，爱德华也是教堂的常客，并向教堂的圣坛和墓冢贡献了大量钱财。和亨利三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过度崇拜“忏悔者”爱德华。有一件事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爱德华的加冕仪式到他的葬礼，在整整几十年的时间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施工进度都没有什么变化。爱德华也没有通过炫耀虔诚掩盖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他的朝圣一般发生在军事行动之前，他对教会的资助也更为平均。比如，爱德华的军队出征时会携带许多英格兰圣人的旗帜。对爱德华来说，虔诚的行为是军事胜利的必要支撑。爱德华死后，人们发现他收藏了许多圣物，比如圣大卫的手臂，基督受难十字架上面的钉子，甚至还有某位圣人的一颗牙齿——据说能够保护人不受雷劈。[14]

爱德华相信，这些圣迹的功效的确让人有些惊讶。正如一位讣告作者所评论的那样，爱德华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国王，比如他曾多次死里逃生。之前，我们就提到过不少事例：他曾在风暴中毫发无损，为了还愿，他还专门修建了王室溪谷修道院；他曾在加斯科涅的地板坍塌事故中幸免于难；他曾参加两次血腥战役却毫发无伤；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在阿卡从刺客的淬毒匕首下侥幸生还。这样的幸运事件还有很多。后来的编年史作者尼古拉斯·特里维特（爱德华的女儿玛丽是他的赞助人之一）曾记录了两件不为人知的事。1297年，爱德华在温奇尔西准备前往佛兰德斯，他的坐骑被风车惊吓，直接带着他跳过了温奇尔西城高高的防御墙。然而奇迹般的，爱德华和马都没事。还有一次，爱德华小时候在某个房间下棋，然后他不知为什么就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脚，结果正好有一块石头从拱顶上落下来砸在了他的座位上，据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为沃尔辛厄姆的圣母坛奉献财物。[15]

特里维特还记录了另一件事：有一天爱德华去打猎，其间他骑马过河去追一个违抗了他命令的人。特里维特的原意是要说明爱德华为了复仇可以不顾危险，但是人们却认为这说明爱德华脾气暴躁。然而，这个故事更像是一则寓言，它并不适合作为佐证爱德华脾气暴躁的证据。的确，爱德华有时会发怒：王室财政记录显示，在1290年，他曾用棍子袭击了一位绅士，并赔了对方20马克；1297年，王室出钱修理了伊丽莎白公主的小王冠，原因是爱德华生气时把王冠扔到了火里。但是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爱德华发怒的事例：绝对没有证据显示爱德华曾像先祖们那样做出过在摔倒后咬草垫子泄愤的行为。13世纪时，人们认为应该用温文尔雅的举止克制怒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爱德华总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有关爱德华举止文雅的记载要远多于他发怒的事例。根据他的账务记录，爱德华经常出钱请小丑、杂技演员、吟游诗人和舞者表演。账务记录还记载了一件可爱的事情：每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王后的女官们都会试图在爱德华还没起床的时候抓住他，如果爱德华不幸中招，就会支付给她们一笔“赎金”。[16]

爱德华去世时编年史作者和讣告作者们对他的其他评论就比较平淡普通了，比如杰出、高贵等。但是，在教皇为爱德华举办的布道仪式上，有些神父的话显然是经过了充分考虑，而且听起来真实可靠：相比于其他君主，爱德华对这个世界有着更大的好奇，他永远都不知疲倦。随后，这位牧师又列举了爱德华曾经游历过的地方：西班牙、威尔士、佛兰德斯、苏格兰、加斯科涅及耶路撒冷。事实上，爱德华去过的地方还包括法兰西、意大利、西西里岛、撒丁岛、萨伏依、北非和塞浦路斯。在现代以前，爱德华一直是到过地方最多的英格兰君主。但是，当爱德华不得已待在一个地方时，他的急躁好动才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一般会用建筑工作打发时间。爱德华的作品包括阿卡的塔楼、博内加尔德等地的定居点等。毋庸置疑，爱德华是热爱建筑的，而定居点井井有条的布局一定对爱德华那清醒有序的头脑很有吸引力。但是最令他愉快的还是军事建筑。尽管缺乏直接证据，历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爱德华在威尔士城堡的设计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爱德华一定密切参与了城堡的设计。1302年，爱德华想在林利斯戈建一座新要塞，他和詹姆斯师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塔楼的修建和壕沟的深度。如果爱德华对这种造价不到1000英镑的木质堡寨都那么感兴趣，那他一定也参与了威尔士城堡的规划，因为它们的造价高达1万～2万英镑。[17]

也就是说，爱德华具备一个伟大君主应该具备的品质——勇敢、智慧、雄辩、公正、虔诚，同时，他还有极好的运气和对冒险的热爱。那么，爱德华的行为重要吗？他的动机重要吗？当时的人们在这些方面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吗？还是说正面的评价都是后人得出的呢？对于爱德华的青年时代，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没有做出太高的评价。1256年，爱德华曾经袭击过一位年轻人。对此，马修·帕里斯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小时候就这样，长大又能好到哪里去呢？”现代历史学家对爱德华的年少轻狂显然也没有好感。一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曾说他是“一个不负责任、傲慢自大、固执任性的男孩”，随后又评价他不可信任、自我放纵、缺乏自律。[18] 然而，这两个人的评价都有些过于苛刻了。毫无疑问，爱德华曾是一个固执莽撞的少年，和大部分少年一样，爱德华渴望更大的独立自主权。爱德华心中骑士和国王的行为准则和父亲心中的标准完全不同，而父亲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于是，两人之间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但是当亨利三世的统治被推翻、父子二人沦为阶下囚时，爱德华争取自己命运控制权的斗争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爱德华试图甩掉束缚这件事并不能直接说明他的行为是不光彩的。而且，他在剧变时期的行为也并不是十分反复无常。他想要并且争取的是对自己土地和城堡的自由支配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需要与改革派合作，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夹在家族仇恨的中间，陷入了难以忍受的处境。他可能曾后悔在1261年春天背弃蒙特福特，因为这一行为让他失去了不少朋友。但是到1263年年底的时候，爱德华当初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蒙特福特掌权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那时起，除了少部分顽固分子，所有人都认为支持爱德华更有可能达到善政的目的。

在赢得了与蒙特福特的权力之争后，爱德华在余生中的行为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收复耶路撒冷，二是讨回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利。第一个动机尽管今天看来完全错误，但在爱德华的时代却是最崇高的理想。爱德华通过追寻第一个目标为自己赢得了持久的国际声誉。第二个目标是爱德华在加冕时发誓要达成的，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向着它努力。在英格兰，爱德华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十分巧妙。他把君主塑造为被压迫者的朋友，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让他能够逐渐恢复亨利三世失掉的权利。篡夺了王权的大贵族们被迫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由于议会的发展，小地主们的发言权逐渐提高，从而坚定地充当爱德华的盟友。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格兰首次出现一个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

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一小部分人遭受了损失。为了安抚基督徒纳税人，爱德华取消了之前英格兰国王为犹太人群体提供的保护。他禁止犹太人放贷，又给他们冠以异教徒的污名，并最终将其驱逐出境。现代评论家经常诟病爱德华的犹太人政策，但是他们也常常误将爱德华说成是驱逐犹太人的先驱。的确，爱德华是欧洲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驱逐犹太人的君主，但这只能证明爱德华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而英格兰是一个早就统一了的国家。先于爱德华的国王、伯爵只能在自己有限的势力范围内驱逐犹太人。这么说并不是否认爱德华反犹，相反1279年他对犹太人实施的集体迫害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么说的目的是强调爱德华的反犹只是在按照社会习俗行事。盲从的爱德华生活在一个盲从的时代，统治着一群盲从的人。尽管他的行为在今人看来十分令人发指，但是在威斯敏斯特讣告作者的眼中，这却是爱德华一生中最值得称颂的成就之一。[19]

不过，在时人眼中，爱德华最大的成就还是他的战功。战争同样是爱德华讨回国王权利的手段之一。爱德华是战功最卓著的国王，是征服者，是骑士精英。爱德华对战争很有见地，而且正是在战争中，他勇敢、强力的领导、雄辩、战略感和组织能力等天赋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结果，爱德华的战争全都规模空前：在17世纪之前，爱德华的部队规模最大，建造的城堡也最壮观。[20]

现代人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大概只有历史学家容易惊叹于这些事实）。但是13世纪的英格兰人认为周边虎狼环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尚武的国王总好过一个温和的国王。一位神父曾经这样赞美爱德华：“他努力战胜所有试图在英格兰制造混乱的敌人。”《卡尔拉沃洛克之歌》的作者曾这样描述爱德华迎敌的英姿：国王就像王室旗帜上的金狮，他在面对敌人时是可怕、凶猛、残忍的。对此，威斯敏斯特的讣告作者的说法更为简洁：对于顺民来说，爱德华是温和的，对于骄傲的人来说，爱德华是可怕的。[21]

起初，骄傲的人是威尔士的勒韦林和戴维兹，最终，在爱德华的打压下，他们的王朝几乎消失。在现代，爱德华是否有权这样做仍有争议；但在当时，英格兰人根本没有怀疑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威尔士人不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而是一群道德败坏、懒惰狂暴、无法无天、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是英格兰的敌人，是和平的破坏者。鉴于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的态度如此敌对，我们不禁疑惑爱德华本人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如果爱德华一世死在了耶路撒冷，对威尔士的征服可能就不会那么彻底、那么无情、那么迅速、那么成功，但是威尔士可能也不会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1274年爱德华远征归来时，他和勒韦林的和平已经在边境冲突的打击下大打折扣，而威尔士边境本身就提醒着人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这样，英格兰国王和威尔士国君不过是两国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威尔士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比英格兰落后太多，英格兰人把他们当作野蛮人。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威尔士的本地政权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是通过突然的征服还是渐渐的侵蚀，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22]

同样，英格兰和法兰西也注定要走向战争。对于爱德华本人来说，这两个国家应该能和平相处。两国王室都认同骑士精神，王室成员之间的通婚也已经持续了两代人。但是回顾起来，1254—1294年这40年的和平更像是长期敌对中的短暂间歇。爱德华当然不想和法兰西开战，在他统治的前半期，他一直努力减小和法兰西之间的摩擦，并且为加斯科涅提供了100年以来最好的统治。但是，民族主义和盲从不仅在英格兰盛行，在法兰西的发展也很迅速。到13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时候，二者的影响力已经渗透了法国王室。但是，这一切都是秘密发生的，因此爱德华没有预见到冲突即将发生也情有可原。他唯一的错误是在没有咨询大臣的情况下擅自谈判。为此，爱德华受到了英格兰人的批评。然而，在得知加斯科涅失陷是法国人欺诈的结果后，他们立刻原谅了爱德华。1307年，曾有英格兰诗人这样评价这件事：“法兰西国王，您阻挡了爱德华王前往圣地的脚步，这是您造下的罪孽。”不得不说，诗人的评论是公正的。[23]

驱逐犹太人、征服威尔士、重新与法兰西开战——正是由于爱德华一世的存在，这些事件才能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机发生。比如，如果1272年夏天爱德华在阿卡伤重不治，那么英格兰就不会和苏格兰发生战争。这不仅仅是因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家族之间的通婚已经进行了好几代人，甚至也不是因为两国贵族同样一直跨境联姻。在爱德华登基前的100多年里，苏格兰一直在向英格兰学习：苏格兰国王欢迎英格兰移民，采用英格兰风俗。因此，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难以忍受，而是逐渐趋同共存。

仅这一理由就足以说明爱德华统治的中点是不列颠历史上的分水岭。1290年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一个多事之秋。比如，爱德华在特权许可调查上做出了让步，他的第二次东征计划终于敲定，犹太人也被完全逐出了英格兰。在个人层面，爱德华的两个女儿在这一年出嫁，他挚爱的埃莉诺王后病逝。但是，这些事的重要性都不及那年9月苏格兰王位继承人（同时也是卡那封伯爵爱德华的联姻对象）玛格丽特的夭折。

如果玛格丽特没有死，如果她和小爱德华联姻成功，这些“如果”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将是一个比1603年联姻更为自然、更为友善的联姻；罗伯特·布鲁斯和约翰·巴利奥尔将和爱德华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并肩作战，就像他们的父兄曾经在刘易斯战役中为爱德华战斗那样。因此，法兰西战争会结束得更快，爱德华将会第二次东征，苏格兰人将继续成为他东征的伙伴。而且，在更遥远的未来，英格兰人还可能与兄弟般的苏格兰人联手对付爱尔兰的原住民。在爱德华一世时期，他的朋友约翰·德·维西就不仅参加过征服威尔士，还在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的领导下参与过苏格兰对曼岛的征服，而未来掌控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国度的统治者也会解决赫布里底群岛上的爱尔兰人或是苏格兰人，使得不列颠群岛的提前统一。[24]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玛格丽特死了，爱德华决定取得对苏格兰的统治权，这产生了致命的后果。这意味着爱德华和法兰西的战争变得更加漫长，也更加昂贵，而且他还陷入了一场缺乏取胜资源的苏格兰战争。这两场战争的结合对其他地方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毁掉了爱德华在统治早期完成的建设性工作。为了增加兵源，爱德华不得不赦免罪犯；为了得到补给，他几乎吸干了爱尔兰；那4年英格兰的税负比前20年加起来都要重。另外，爱德华和教会与大贵族都发生了矛盾，导致英格兰走向叛乱的边缘，而威尔士就真的再次发生了叛乱。在那段时间里，爱德华也开始放纵自己，言语说服不管用时就采用武力威胁，自己做出的承诺随时可以收回，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他变得越来越易怒。在索尔兹伯里会议期间，他曾告诉罗杰·比戈德“要么去，要么死”，这简直惊呆了当时在场的议员。

最终，英格兰人原谅了爱德华的很多行为。1300年，比戈德曾告诉爱德华，“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出色又谨慎的君主”。比戈德大概是想起了爱德华曾经多次让各方之间达成共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专制武断。正是爱德华在危机发生前出色的表现，才让他重新得到了大部分臣民的忠诚。另外，就在他快要70岁的时候，爱德华发现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几乎已经死光，而新一代贵族并不愿意与一位已经取得传奇地位的国王为敌。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赫里福德伯爵汉弗莱·德·博恩（罗杰·比戈德之前的盟友）的继承人小汉弗莱。1298年，老汉弗莱去世，他在生前要求后代继续为了宪章进行抗争，但是小汉弗莱根本没有照做。实际上，他迅速重新取得了爱德华的欢心，不仅支持爱德华的战争，还在1302年娶了他守寡的女儿伊丽莎白。1306年，他已经成了爱德华最喜欢的女婿；那年春天，他得到了原来属于罗伯特·布鲁斯的土地。[25]

老汉弗莱和比戈德并不怀疑爱德华出兵苏格兰的正确性。他们也读过蒙默思的杰弗里的作品，认为英格兰国王是整个不列颠的最高领主（实际上，英格兰贵族曾在1301年联合起来给教皇写信，讨论爱德华的最高领主权）。[26] 1304年，他们也为爱德华的胜利感到高兴，就算后来战争爆发，他们也没有据此质疑爱德华的伟大。1307年爱德华去世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只要除掉布鲁斯，爱德华曾经短暂统治过的苏格兰就能和英格兰统一。

然而爱德华留下的却不是统一，而是长久的分裂（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苏格兰采取的报复行动）。1307年，在苏格兰战争的影响下，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势力已经衰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英格兰在苏格兰的领地面积不断缩小。王室在爱尔兰的收入大幅下降。爱德华死后不到一年，爱尔兰的战争威胁越来越大，以至于英格兰人要在入夜后把都柏林金库的财物转移到城堡里看管。最终，王室政府的控制范围被限制在帕莱以内。尽管仍有英格兰移民在佩尔以外居住，但是他们已经无法继续以英格兰人的方式生活。居住在城镇里的英格兰人产生了永久的受困心态，一直害怕遭到爱尔兰原住民邻居的攻击。同时，仍然留在爱尔兰的英格兰贵族也只能和原住民达成妥协，学习爱尔兰人的政治传统和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他们给自己取盖尔人的名字，学习讲盖尔语，有些人甚至成了知名的盖尔语诗人。[27]

然而，威尔士的英格兰人并没有做出妥协，结果导致威尔士社会严重分裂。在政治层面，英格兰的势力占上风：毋庸置疑，爱德华对威尔士的征服是全面的。如果威尔士贵族愿意，他们可以扮演从属的角色，出任殖民政府的郡长，甚至成为王室的家臣。但是在民间层面，双方并没有达成这样的相互理解；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文化依然相距甚远。和在爱尔兰一样，威尔士的英格兰移民也聚居在新建的英格兰城镇中，并一直对原住民持怀疑态度。1345年，卡那封居民曾抱怨自己整日生活在威尔士人的恶意和敌意中。当威尔士发生叛乱时（如1316年叛乱和更著名的1400年叛乱），英格兰人总能成功将其镇压。但是除了维持现状，英格兰国王对威尔士没有别的兴趣。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威尔士两个主要城堡的命运。爱德华去世时，卡那封和博马里斯城堡还没有完工，并一直维持着这个状态。1330年，两座城堡彻底烂尾了。[28]

然而，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失败才是最巨大的，影响也最为持久。在爱德华统治的最后10年，两国的趋同趋势戛然而止，甚至开始倒退。英格兰人没有忘记威廉·华莱士在英格兰的劫掠，他们又重拾了上个世纪对苏格兰人的敌意和偏见：苏格兰人再次与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归为一类，是野蛮又不忠的凯尔特人。苏格兰人也做出了相似的反应。在1290年以前，他们乐意给孩子起名为爱德华——布鲁斯唯一活下来的兄弟和巴利奥尔的长子都叫爱德华。但是到1307年的时候，爱德华成了梅林预言中贪婪的国王：根据这则预言，只有国王死去，凯尔特各个民族才能团结起来，实现独立自主和永久和平。[29]

让英格兰人感到幸运的是，布鲁斯建立泛凯尔特联盟的尝试是短暂的。但是，苏格兰国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罗伯特一世战胜了国内的反对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英格兰要塞一个接一个地陷落。1314年，英军越过边界试图解救斯特灵，却在附近的班诺克本全军覆没，爱德华二世幸运地逃脱了。尽管英格兰不愿意承认，但是苏格兰人已经证明了他们独立的权利；正因为英格兰不愿意承认，两国之间再也回不到1290年以前的状态了。曾经苏格兰只是英格兰的影子，现在它要成为与英格兰完全不同的国度。1320年，爱尔兰国王给教皇写信，称“只要还有100名苏格兰人存在，我们就永远不会向英格兰屈服”。[3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失败和倒退都是爱德华一世一个人造成的。他秉持的思想早在他出生前就已形成。而在他的时代，这些思想早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另外，他死后英格兰势力快速收缩主要是因为继任者无能（早在爱德华二世继位前，英格兰人就曾对他的行为感到担心）。爱德华二世几乎没有继承爱德华一世的任何优点。而且，由于他和皮尔斯·格维斯顿的关系，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已经饱受诟病。爱德华死后，他立刻中止了加韦斯顿的流放。父亲的葬礼还没举行，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加韦斯顿擢升为康沃尔伯爵。[31]

但是，在爱德华留下的遗产中，有一项是他的儿子和继任者都无法逃脱其影响的，即使用极端暴力手段解决棘手的政治问题。通常认为这一改变始于爱德华二世的统治，但实际上它早就开始了。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265年夏天，当时爱德华在伊夫舍姆战役中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了蒙特福特；第二次出现是在1283年的什鲁斯伯里，爱德华以叛国罪杀死了勒韦林。之后，他又相继处决了里斯·马雷都德、托马斯·特贝维尔和威廉·华莱士，并在最后一次出征苏格兰时进行了疯狂的杀戮，实施者是爱德华二世和他的同龄人。那么，这些人发生矛盾时 ，也必然会采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彼此。1312年，加韦斯顿被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谋杀；最终，爱德华二世的统治也会在谋杀中落下帷幕。[32]

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死后，爱德华一世也能劝人复仇。1307年，爱德华的葬礼结束后，他的遗体被埋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圣坛旁。众所周知，他的墓碑上有一句很著名的碑文。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字是在16世纪重漆的，但是它们所承载的观点却早已有之。碑文是这样写的：EDWARDUS PRIMUS SCTTORUM MALLEUS HIC EST, PACTUM SERVA。

第一部分很好翻译。SCTTORUM MALLEUS的意思是“苏格兰之锤”，这的确是一个恰当的绰号，也是人们认为这句题词在爱德华去世后不久出现的原因。1320年，一位扫墓者曾经形容他为“最像马加比的国王”，在希伯来语中，马加比可以翻译为锤子。[33]

这样，碑文第二部分的意思应该比通常的理解更为明确具体。PACTUM SERVA常常被误翻为“坚守信念”；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坚守誓言”。在爱德华刚刚去世那几年的背景下，只有一个誓言是英格兰贵族会刻在爱德华墓碑上的：1306年圣灵降临节，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设宴招待贵族，在他的要求下，贵族们发誓要向罗伯特·布鲁斯的叛乱复仇。[34]

最难以理解的不是墓碑上的碑文，而是整座墓的异常简朴。在爱德华墓的四周，别人的墓冢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如父亲和妻子墓碑上的铜质鎏金肖像，如弟弟埃德蒙色彩鲜艳、遮有华盖的墓冢，但是，爱德华的长眠之所却是一个波倍克大理石制成的棺椁，上面没有任何装饰。曾经，有人认为这是爱德华二世的疏忽造成的，但是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在14世纪20年代，爱德华二世曾命人在威斯敏斯特宫创作了一组新壁画，来纪念父亲取得的胜利。因此，爱德华墓碑上没有肖像绝不是因为儿子不孝。我们只能推断，爱德华墓的简朴是有意为之。

在中世纪欧洲，的确有少部分贵族的墓冢采取了朴素的风格。西西里国王的墓就是其中之一。爱德华曾经去过西西里，他从那里得到灵感也不是不可能。然而，还有一个离家更近的案例，即爱德华自己在格拉斯顿伯里修建的亚瑟王骸骨冢。根据17世纪的记载，这座墓也是由大理石制成的。[35] 总之，和未完成的卡那封城堡一样，爱德华一世之墓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它提醒人们，神话的力量可以塑造人的思想和目标，从而改变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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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ris, iii, 539‒40; CLR, 1226‒40, 406; Carpenter, Struggle, 340.

[3]R.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1993), 271‒3; D. A. Carpenter, ‘King Henry III and Saint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 EHR, 122 (2007), 865‒91; Paris, iii, 539‒40.

[4]The Royal Charter Witness Lists of Henry III, ed. M. Morris, vol. 1 (List and Index Society, 291, 2001), 172‒3.

[5]KW, i, 120‒30; ii, 864‒9.

[6]Carpenter, Struggle, 340; M. Prestwich, Edward I (London, 1988), 5‒6;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8, 76, 78, 100.

[7]Ibid., 29, 35‒7, 76, 99.

[8]Ibid., 30, 35, 45; Prestwich, Edward I, 5.

[9]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7, 32; Prestwich, Edward I, 5.

[10]Ibid.;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4‒6, 30‒2; CR, 1237‒42, 308 (with thanks to David Carpenter).

[11]Paris, iv, 553; N. Orme, From Childhood to Chivalry (London, 1984), 5‒7.

[12]Ibid., 16;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2nd edn, Oxford, 1993), 2.

[13]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6; Carpenter, Struggle, 9; Orme, From Child- hood to Chivalry, 124‒5.

[14]Carpenter, ‘King Henry III and Saint Edward the Confessor’, 885‒6

[15]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7, 82‒4.

[16]M. Keen, Chivalry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4), 2, 11, 37, 52, 99, 104, 158‒9.

[17]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71‒4, 76; Prestwich, Edward I, 6; Paris, iv, 639. See also CLR, 1240‒45, 286.

[18]Prestwich, Edward I, 6‒7; DNB, xxvi, 470.

[19]Carpenter, Struggle, 27‒8, 31‒4, 42‒3; Davies, Empire, 120.

[20]P. D. A. Harvey, Mappa Mundi:The Hereford World Map (London, 1996), passim; J. Gillingham, 1215: The Year of Magna Carta (London, 2003), 233‒54.

[21]Keen, Chivalry, 44‒63;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095‒1588 (Chicago and London, 1988), 8‒14; S. 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216‒1307 (Oxford, 1988), 9, 245.

[22]DNB, xlvi, 705; N. Denholm-Young, Richard of Cornwall (Oxford, 1947), 22, 39, 44; Paris, iv, 147, 166‒7.

[23]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11‒17.

[24]Carpenter, Struggle, 106‒16, 137‒8, 213‒23.

[25]Ibid., 191‒5, 263‒70, 307, 345.

[26]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9‒14, 32‒6, 38, 55‒6, 61‒2; Prestwich, Edward I, 7‒8.

[27]Maddicott, Montfort, 9‒10, 21‒9, 107‒10.

[28]Ibid., 29‒31, 78‒9, 105, 110‒12, 348.

[29]Ibid., 112‒19.

[30]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13; Maddicott, Montfort, 114‒16.

[31]Carpenter, Struggle, 310, 348‒50; D. Crook,‘The Sheriff of Nottingham and Robin Hood: the Genesis of the Legend?’, TCE, ii (1988), 59‒68.

[32]Carpenter, Struggle, 260, 272, 292; Kaeuper, Bankers, 259; J. R. Maddi- cott, ‘“An Infinite Multitude of Nobles”: Quality, Quantity and Poli- tics in the Pre-Reform Parliaments of Henry III’, TCE, vii (1999), 17‒46.

[33]Paris, v, 335.

[34]Ibid., 313‒14; Powicke, Henry III, 231.

[35]Maddicott, Montfort, 120; Paris, v, 383.

[36]J. C.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New York, 1995), 12‒14.

[37]Ibid.; Prestwich, Edward I, 11;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26.

[38]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3‒4; M. Howell, ‘Royal Women of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A Gendered Perspective’, England and Europe in the Reign of Henry III (1216‒1272), ed. B. K. U. Weiler and I. W. Rowlands (Aldershot, 2002), 167.

[39]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9, 15‒16.

[40]Studd, Itinerary, 8; 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8.

[41]Ibid., 11.

[42]Ibid., 8‒11.

[43]J. R. Studd, ‘The Lord Edward and King Henry III’, BIHR, 50 (1977), 4‒19.

[44]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12; CR, 1254‒56, 219‒20.

[45]CR, 1254‒56, 128; J. C. Parsons, ‘The Year of Eleanor of Castile’s Birth and her Children by Edward I’, Mediaeval Studies, xlvi (1984), 257; RWH, 167‒8 (nos. 1618‒19).

[46]Paris, v, 513‒14; Rôles Gascons, ed. Francisque-Michel and C. Bémont (4 vols., Paris, 1885‒1906), i (suppl.), 38‒9 (no. 4554).

[47]E. L. G. Stones, Edward I (Oxford, 1968), 2 (a translation of Trivet, 281‒2); J. Ayloffe, ‘An Account of the Body of King Edward the First’, Archaeologia, iii (1786), 385; EHD, iii, 236; Political Songs, 223; Commendatio, 5.

[48]Studd, Itinerary, 27‒9; Paris, v, 527.

[49]Ibid., 538‒9.

[50]Ibid., 513‒15.

[51]DNB, xxix, 418;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54‒5.

[52]Ibid., 55, 57‒8, 66‒70, 141.

[53]H. W. Ridgeway, ‘Foreign Favourites and Henry III’s Problems of Patronage, 1247‒1258’, EHR 104 (1989), 601‒2; idem, ‘The Lord Edward and the Provisions of Oxford (1258): A Study in Faction’, TCE, i (1986), 90.

[54]Paris, v, 557, 609; N. Denholm-Young, ‘The Tournament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Papers (Cardiff, 1969), 95‒120. In general, see D. Crouch, Tournament (London, 2005).

[55]Studd, Itinerary, 30.

[56]K. Staniland, ‘The Nuptials of Alexander III of Scotland and Margaret Plantagenet’,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30 (1986), 20‒45.

[57]R. R. Davies, Domination and Conquest (Cambridge, 1990), 51; idem, Empire, 156‒7 (cf. Duncan, Kingship, 173‒4).

[58]Studd, Itinerary, 30; R. R. Davies, The Age of Conquest: Wales 1063‒ 1415 (new edn, Oxford, 2000), 17; idem,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IV.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Myth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th series, vii (1997), 1‒24.

[59]Davies, Age of Conquest, 58‒9, 70‒1, 120‒1, 230‒1, 267‒8.

[60]Carpenter, Struggle, 106‒9; Davies, Age of Conquest, 12‒15, 267‒70.

[61]King John, however, did marry his bastard daughter Joan to Llywelyn the Great. Ibid., 249.

[62]Davies, Age of Conquest, 236‒51, 300‒7; Smith, Llywelyn, 58‒9, 77‒84;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45‒6.

[63]Studd, Itinerary, 30‒1; Paris, v, 574‒5.

[64]Prestwich, Edward I, 15‒16; Paris, v, 593‒4, 598; Studd, Itinerary, 32.

[65]R. C. Stacey, ‘Crusades, Crusaders and the Baronial Gravamina of 1263‒1264’, TCE, iii (1991), 143‒8; D. A. Carpenter, ‘The Gold Treasure of King Henry III’, The Reign of Henry III (London, 1996), 120;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30‒4, 138‒45.

[66]Ibid., 49‒54, 140, 274‒5.

[1]Smith, Llywelyn, 77‒85.

[2]Ibid., 56‒77, 85‒91.

[3]Studd, Itinerary, 31‒2; Smith, Llywelyn, 88; Paris, v, 592‒4.

[4]Ibid., 593, 613‒14; DNB, xxvi, 462.

[5]Smith, Llywelyn, 90‒5.

[6]Ibid., 97‒101.

[7]Ibid., 101‒6.

[8]Ibid., 108‒9.

[9]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45‒8.

[10]R. R. Davies, Lordship and Society in the March of Wales, 1282‒1400 (Oxford, 1978), passim, and esp. 3, 73‒9, 217.

[11]Smith, Llywelyn, 94‒7, 102‒3;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46‒7; DNB, xii, 109; Paris, v, 95; J. F. Lydon,‘Three Exchequer Documents from the reign of Henry III’,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65 (1966‒67), 26‒7.

[12]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48.

[13]Ibid., 148‒9.

[14]D. A. Carpenter,‘What Happened in 1258?’, Reign of Henry III, 187‒8, 194; Morris, Bigod Earls, 184‒5; Maddicott, Montfort, 109.

[15]Carpenter,‘What Happened in 1258?’, 188;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54; EHD, iii, 119.

[16]Carpenter,‘What Happened in 1258?’, 195‒6; EHD, iii, 123; Morris, Bigod Earls, 73, 218‒19.

[17]Maddicott, Montfort, 156‒8, 160; EHD, iii, 124, 155, 361‒7.

[18]EHD, iii, 155‒6; Ridgeway,‘The Lord Edward and the Provisions of Oxford’, 89; Prestwich, Edward I, 25‒6.

[19]Maddicott, Montfort, 151, 158‒9.

[20]EHD, iii, 156, 363.

[21]DNB, xxvi, 463; M. A. Hennings, England Under Henry III (London, 1924), 93.

[22]Davies, Age of Conquest, 310; AM, i, 166; iv, 445; CPR, 1258‒66, 5; CLR, 1251‒60, 441; Studd, Itinerary, 43‒4.

[23]D. A. Carpenter,‘The Lord Edward’s Oath to Aid and Counsel Simon de Montfort, 15 October 1259’, Reign of Henry III, 250‒2.

[24]Morris, Bigod Earls, 75‒80.

[25]Maddicott, Montfort, 50‒3, 122‒3, 129‒51.

[26]EHD, iii, 157‒8; T. F. Tout,‘The“Communitas Bacheleriae Angliae”’,EHR, 17 (1902), 89‒95.

[27]Carpenter,‘The Lord Edward’s Oath’, 242, 248, 251.

[28]R. F. Treharne, The Baronial Plan of Reform, 1258‒63 (Manchester, 1932) is the most complete expression of this view.

[29]Maddicott, Montfort, 155‒6, 181‒8.

[30]Ibid., 192‒3;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63‒4, 170; Studd, Itinerary, 46‒7.

[31]Maddicott, Montfort, 193‒4.

[32]Documents of the Baronial Movement of Reform and Rebellion, 1258‒1267, ed. R. F. Treharne and I. J. Sanders (Oxford, 1973), 175‒7;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62, 166‒70.

[33]EHD, iii, 160‒1, 197; Flores, ii, 448‒9; DNB, xxvi, 464.

[34]EHD, iii, 197‒8;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70‒1; Treharne, Baronial Plan, 232‒4. Reconciliation clearly occurred in mid-May: on 13 May Edward was still with Montfort, and on 15 May he was ordered to remove his castellans; not until 16 May did Henry III leave London for Westminster. Maddicott, Montfort, 197; CR, 1259‒61, 42; EHD, iii, 161.

[35]Maddicott, Montfort, 197‒9.

[36]Davies, Age of Conquest, 311; Smith, Llywelyn, 116‒27; Prestwich, Edward I, 11.

[37]Smith, Llywelyn, 127‒31.

[38]Maddicott, Montfort, 199; Morris, Bigod Earls, 83.

[39]Maddicott, Montfort, 200‒3.

[40]Ibid.; Morris, Bigod Earls, 83.

[41]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75‒6;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Gervase of Canterbury, ed. W. Stubbs (2 vols., Rolls Series, 1879‒80), ii, 211; cf. EHD, iii, 198.

[42]Studd, Itinerary, 56;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77‒9; D. A. Carpenter,‘King Henry III and the Tower of London’, Reign of Henry III, 199‒ 206; H. Ridgeway, ‘King Henry III’s Grievances against the Council in 1261: a New Version and a Letter describing Political Events’, Historical Research, 61 (1988), 229, 235‒6, 240.

[43]DNB, lvi, 47;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79‒80; Maddicott, Mont- fort, 196, 200.

[44]Ibid., 208.

[45]EHD, iii, 198 (where it is also stated that Edward did badly in the tournaments and sustained heavy losses);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80.

[46]Maddicott, Montfort, 207, 209.

[47]Flores, ii, 466‒7.

[48]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80‒1; Morris, Bigod Earls, 84‒5; Studd,Itinerary, 57‒8.

[49]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83‒4; Studd, Itinerary, 58‒60.

[50]Maddicott, Montfort, 213‒14; EHD, iii, 199.

[51]D. A. Carpenter,‘Simon de Montfort: The First Leader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in English History’, Reign of Henry III, 232‒3.

[52]Ridgeway,‘The Lord Edward’, 98; D. A. Carpenter,‘King Henry III’s “Statute” against Aliens: July 1263’, Reign of Henry III, 271n.

[53]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81, 187‒8; Prestwich, Edward I, 37.

[54]Studd, Itinerary, 62, 64;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86, 189; Prest- wich, Edward I, 38.

[55]Carpenter,‘King Henry III’s “Statute”’, 271;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181.

[56]EHD, iii, 199; Studd, Itinerary, 65; Maddicott, Montfort, 215‒21; CCR,1261‒64, 272‒3.

[57]Davies, Age of Conquest, 312; Smith, Llywelyn, 137‒48.

[58]Ibid., 148;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0‒1; Studd, Itinerary, 66.

[59]Maddicott, Montfort, 216‒17;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3‒4.

[60]Ibid., 188.

[61]Maddicott, Montfort, 222‒3.

[62]Ibid., 225‒7;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3.

[63]Studd, Itinerary, 69; Carpenter,‘King Henry III and the Tower’, 206; EHD, iii, 201; G. A. Williams, Medieval London: From Commune to Capital (London, 1963), 218.

[64]EHD, iii, 167‒8; Maddicott, Montfort, 228‒9.

[65]EHD, iii, 201; Maddicott, Montfort, 230.

[66]Ibid., 229‒30, 234;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6.

[67]Ibid.

[68]Maddicott, Montfort, 229; Studd, Itinerary, 70; Flores, ii, 482; EHD, iii, 170;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7‒8.

[69]Maddicott, Montfort, 231‒2, 239, 242‒4.

[70]Ibid., 237‒8, 241‒2;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00‒1.

[71]Maddicott, Montfort, 244.

[72]Ibid., 228; Smith, Llywelyn, 154;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7.

[73]Maddicott, Montfort, 237, 244‒5; EHD, iii, 171, 203.

[74]Maddicott, Montfort, 247‒65;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02‒5.

[75]D. A. Carpenter, ‘A Noble in Politics: Roger Mortimer in the Period of Baronial Reform and Rebellion, 1258‒1265, Nobles and Nobility in Medieval Europe, ed. A. J. Duggan (Woodbridge, 2000), 183‒203; Maddicott, Montfort, 263‒4.

[76]Ibid., 265‒8.

[77]Ibid., 269.

[78]D. A. Carpenter, The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1264/65 (Keele, 1987), 18, 20, 22‒3; EHD, iii, 175.

[79]Carpenter,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24‒7, 30‒1.

[80]Ibid., 27, 30.

[81]Ibid., 31‒2; EHD, iii, 905.

[82]Carpenter,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32‒4; Political Songs, 69‒70.

[83]EHD, iii, 900; Carpenter,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26‒7.

[84]Ibid., 34‒5; Carpenter, Struggle, 126‒7.

[85]Maddicott, Montfort, 272‒3.

[86]Ibid., 280‒2; EHD, iii, 174, 207.

[87]Maddicott, Montfort, 289‒91, 306‒8; Prestwich, Edward I, 47.

[88]Maddicott, Montfort, 220, 264, 285, 288, 302‒3, 307, 312.

[89]Ibid., 318‒22, 338, 364; EHD, iii, 180‒1.

[90]Maddicott, Montfort, 329‒33.

[91]Ibid., 333‒4; Prestwich, Edward I, 49.

[92]Maddicott, Montfort, 334‒9.

[93]Ibid., 339.

[94]Ibid., 339‒40; O. de Laborderie, J. R. Maddicott and D. A. Carpenter,‘The Last Hours of Simon de Montfort: A New Account’, EHR, 115 (2000), 396.

[95]Carpenter,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50‒4.

[96]Ibid., 58‒9.

[97]Laborderie, Maddicott and Carpenter,‘Last Hours of Simon de Montfort’, 395‒406 is the most accurate reconstruction of these events.

[98]Ibid., 391, 400, 404; Carpenter,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59.

[99]Ibid., 58, 63‒4.

[100]Ibid., 65‒6; Laborderie, Maddicott and Carpenter,‘Last Hours of Simon de Montfort’, 403, 405, 411.

[101]Ibid., 406; Powicke, Henry III, 502; Carpenter, Battles of Lewes and Evesham, 64.

[102]Laborderie, Maddicott and Carpenter,‘Last Hours of Simon de Montfort’, 403, 411‒12.

[1]Maddicott, Montfort, 346–7, 367–8.

[2]Ibid., 336–7, 342; Powicke, Henry III, 505; EHD, iii, 183.

[3]Trivet, 266; Royal and Other Historic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 of Henry III, ed. W. W. Shirley (2 vols., Rolls Series, 1862–66), ii, 291; CR, 1264‒68, 131; Maddicott, Montfort, 67–8.

[4]C. H. Knowles,‘The Resettlement of England after the Barons’ War, 1264–67’,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32 (1982), 25–6.

[5]Studd, Itinerary, 85–6; Royal and Other Historical Letters, ed. Shirley, ii, 289–90.

[6]Powicke, Henry III, 505–8; Maddicott, Montfort, 335.

[7]The Chronicle of William de Rishanger of the Barons’Wars, ed. J. O. Halli- well (Camden Society, 1st series, xv, 1840), 49; Knowles, ‘Resettle- ment of England’, 26.

[8]EHD, iii, 181n, 184.

[9]Ibid., 184–5; Powicke, Henry III, 517–18; Prestwich, Edward I, 54.

[10]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99–205, 211–17, 232–4, 241.

[11]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24–5; idem,‘The Year of Eleanor of Castile’s Birth’, 258.

[12]Powicke, Henry III, 518.

[13]Ibid., 518, 526–7;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29, 232.

[14]Powicke, Henry III, 518–19, 529–30.

[15]EHD, iii, 904–5.

[16]Powicke, Henry III, 519, 521.

[17]Ibid., 521–2; EHD, iii, 186–8.

[18]Ibid., 189; AM, iv, 187; Powicke, Henry III, 520–2, 531.

[19]Ibid., 522–3; EHD, iii, 190–1;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34–5.

[20]Powicke, Henry III, 531.

[21]EHD, iii, 191; Studd, Itinerary, 97.

[22]Ibid.; Powicke, Henry III, 532; EHD, iii, 193.

[23]Powicke, Henry III, 532–8; EHD, iii, 192.

[24]Powicke, Henry III, 538–9; EHD, iii, 193.

[25]Powicke, Henry III, 539–41; Studd, Itinerary, 100.

[26]AM, iv, 197; DNB, lvi, 387.

[27]Edward was at Pontefract on 21 March: Studd, Itinerary, 100. AM, iv, 197–8; DNB, lvi, 387.

[28]AM, iv, 196.

[29]EHD, iii, 193–4.

[30]Flores, iii, 15; Powicke, Henry III, 543–4;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38–40.

[31]EHD, iii 194–6; Powicke, Henry III, 545–6.

[32]EHD, iii, 121–2, 194, 197; AM, iv, 211.

[33]Prestwich, Edward I, 60; Smith, Llywelyn, 178.

[34]AM, iv, 212.

[35]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44–51.

[36]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13; Powicke, Henry III, 562.

[37]Ibid., 541, 562. In general, the number of former Montfortians that took the cross was minimal. 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26–32.

[38]Ibid., 115, 201–7.

[39]Ibid., 146–7, 232; Powicke, 562n.

[40]H. A. Wait, ‘The Household and Resources of the Lord Edward’ (D. Phil. thesis, Oxford, 1988), ch. 8, v; 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15.

[41]Ibid., 114, 147; Powicke, Henry III, 557, 562.

[42]Parsons, ‘Year of Eleanor of Castile’s Birth’, 259; 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77–8.

[43]J. Riley-Smith, The Crusades: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7), 12–13.

[44]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6–23.

[45]R. Graham, ‘Letters of Cardinal Ottoboni’, EHR, 15 (1900), no. 26; F. M. Powick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1216‒1307 (2nd edn, Oxford, 1962), 231.

[46]J. R. Maddicott,‘The Crusade Taxation of 1268–1270 and the Devel- opment of Parliament’, TCE, ii (1988), 93–5, 101–2.

[47]R. Huscroft, Expulsion: England’s Jewish Solution (Stroud, 2006), 11, 63–5.

[48]Ibid., 43–6, 68.

[49]Ibid., 46–8, 54–6, 60.

[50]Ibid., 83–5, 90.

[51]R. C. Stacey, ‘1240–60: A Watershed in Anglo-Jewish Relations?’, Historical Research, 61 (1988), 135–150.

[52]Huscroft, Expulsion, 91–2; Stacey, ‘Expulsion’, 93–4; idem, ‘1240–60: A Watershed’, 142–3.

[53]R. C. Stacey,‘The English Jews under Henry III’, The Jews in Medieval Britain: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P. Skinner (Woodbridge, 2003), 51. Note, however, that Edward and Montfort are not themselves named in the evidence for the raid on the exchequer: NA E159/33, m. 10.

[54]Maddicott,‘Crusade Taxation’, 101–2, 109–10 and n.

[55]Prestwich, Edward I, 62; DNB, xxvi, 468; Powicke, Henry III, 523–5, 709; K. B. McFarlane,‘Had Edward I a “Policy” towards the Earls?’,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Oxford, 1973), 254–7.

[56]Maddicott,‘Crusade Taxation’, 103;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27–9.

[57]KW, i, 130, 150; D. A. Carpenter, ‘Westminster Abbey in Politics, 1258–1269’, TCE, viii (2001), 54–5.

[58]Powicke, Henry III, 575–6; AM, iv, 227; Maddicott,‘Crusade Taxa- tion’, 105–6 (only permission to assess was granted).

[59]S. Lloyd,‘Gilbert de Clare, Richard of Cornwall and the Lord Edward’s Crusade’,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xxx (1986), 46–53.

[60]EHD, iii, 204; J. R. Studd,‘The Lord Edward’s Lordship of Chester, 1254–72’,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 Society of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128 (1979), 16‒17.

[61]Powicke, Henry III, 579. But it seems unlikely, given the chronicler’s silence, that Edward also went to France.

[62]Lloyd,‘Gilbert de Clare’, 54; Maddicott,‘Crusade Taxation’, 108–10.

[63]Lloyd,‘Gilbert de Clare’, 55‒62.

[64]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16–24;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25.

[65]R. Huscroft,‘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Robert Burnell, the Lord Edward’s Crusade and the Canterbury Vacancy of 1270–3’,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xlv (2001), 97, 102–5; Powicke, Henry III, 582;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28.

[66]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39, 142n; Studd, Itinerary, 130.

[67]Powicke, Henry III, 597–8.

[68]J. Dunbabin, Charles I of Anjou: Power, Kingship and State-Making in Thirteenth-Century Europe (Harlow, 1998), 3–5, 57, 194–7.

[69]Studd, Itinerary, 131.

[70]Ibid.; Prestwich, Edward I, 73–4.

[71]Ibid., 74;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K. M. Setton (6 vols., Philadel- phia and Madison, 1955–89), ii, 517.

[72]Cron. Maior, 131; AM, iv, 239‒40; Prestwich, Edward I, 74–5.

[73]Riley-Smith, The Crusades, xvi, 40–5, 56–60, 61–4, 77–8.

[74]Ibid., 84–7, 156–7; The Atlas of the Crusades, ed. J. Riley-Smith (London, 1991), 98–9, 102–3.

[75]Riley-Smith, The Crusades 200–3; R. Irw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1250‒1382 (London, 1986), 42–56.

[76]AM, iv, 245. See also Political Songs, 132.

[77]Ibn al-Fura-t, 150.

[78]‘Annales de Terre Sainte’, ed. R. Röhricht, Archives de l’Orient Latin, ii (1884), 455; Ibn al-Fura-t, 151–2;‘Gestes des Chiprois’, Receuil des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Documents Arméniens, ed. C. Kohler, vol. 2 (Paris, 1906), 778.

[79]D. Nicolle and A. McBride, The Mamluks, 1250‒1517 (London, 1993), 15;‘Gestes des Chiprois’, 778.

[80]Ibid.;‘L’Estoire de Eracles Empereur’, Receu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Historiens Occidentaux, ed. A. Beugnot et al., vol. 2 (Paris, 1859), 461; Ibn al-Fura-t, 150.

[81]‘Gestes des Chiprois’, 777–8; Prestwich, Edward I, 76–7.

[82]Cron. Maior., 143.

[83]D. Morgan, The Mongols (Oxford, 1986), provides a good short survey.

[84]Powicke, Henry III, 600–1.

[85]Cron. Maior., 143; Powicke, Henry III, 600, 602.

[86]‘L’Estoire de Eracles Empereur’, 461; Ibn al-Fura-t, xi.

[87]‘L’Estoire de Eracles Empereur’, 461; ‘Gestes des Chiprois’, 778–9; Ibn al-Fura-t, 155. For a description of Qaqun, see H. Kennedy,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1994), 35–7, 99.

[88]‘L’Estoire de Eracles Empereur’, 461.

[89]Ibn al-Fura-t, xi–xii, 156.

[90]Prestwich, Edward I, 75–6;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29;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125; Ibn al-Fura-t, 157–9.

[91]Ibid., 159;‘Gestes des Chiprois’, 779; Guisborough, 208–10.

[92]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29–30.

[93]Foedera, I, i, 495; Guisborough, 209–10.

[94]‘L’Estoire de Eracles Empereur’, 462; J. H. Pryor, Commerce, Shipping and Naval Warfar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London, 1987), 378– 83;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29–30.

[1]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52–3.

[2]Ibid.; D. A. Carpenter,‘The Burial of King Henry III, the Regalia and Royal Ideology’, Reign of Henry III, 429; AM, iv, 252.

[3]Prestwich, Edward I, 74, but it took two months for messages to travel between England and Sicily. Cron. Maior., 158; Trivet, 284.

[4]R. Bartlett, 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Oxford, 2000), 123–7, provides an excellent short summary.

[5]Foedera, I, ii, 497; HBC, 30–1.

[6]Cron. Maior., 158.

[7]Wait,‘The Household and Resources of the Lord Edward’, 136–53.

[8]DNB, xlvi, 710; Cron. Maior., 158. The other conciliar casualty was Philip Basset. Powicke, Henry III, 532, 583, 586.

[9]AM, iv, 239–40.

[10]Maddicott, Montfort, 370–1; R. Studd,‘The Marriage of Henry of Almain and Constance of Béarn’, TCE, iii (1991), 176–7; Powicke, Henry III, 606–12.

[11]L. F. Salzman, Edward I (London, 1968), 34–5; T. F. Tout, Edward the First (London, 1893), 86;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30–1; R. Huscroft,‘Robert Burnell and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TCE, viii (2001), 66.

[12]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80.

[13]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31; Maddicott, Montfort, 188; M. Bloch, Feudal Society (2nd edn, 1962), 145–7.

[14]Carpenter, Struggle, 346. The assertion that Louis afterwards said to his barons,‘He is my man now, and he was not before’was not made until half a century later, by which time it looks like mere wish-fulfilment on the part of the French. Jean de Joinville, Histoire de St Louis, ed. N. de Wailly (Paris, 1874), 65.

[15]EHD, iii, 376–9.

[16]Prestwich, Edward I, 314.

[17]Itinerary, i, 16–17; 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42; M. W. Labarge, Gascony, England’s First Colony, 1204‒1453 (London, 1980), 43, citing Receuil d’actes relatifs à l’administration des Rois d’Angleterre en Guyenne au XIIIe siècle: Recogniciones feodorum in Aquitania, ed. C. Bémont (Paris, 1914), 52 (no. 174); S. Raban, A Second Domesday? The Hundred Rolls of 1279‒80 (Oxford, 2004), 28–33.

[18]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42–4; J. B. Smith,‘Adversaries of Edward I: Gaston de Béarn and Llywelyn ap Gruffudd’, Recognitions: essays presented to Edmund Fryde, ed. C. Richmond and I. M.W. Harvey (Aberystwyth, 1996), 68–70.

[19]Raban, Second Domesday, 30–2; 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46–7.

[20]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31; Cron. Maior, 170.

[21]Itinerary, i, 31; Political Songs, 128.

[22]AM, iv, 259–60; NA SC1/7/46 (from KW, ii, 715). Cf. R. Strong, Coronation: A History of Kingship and the British Monarchy (London, 2005), 133.

[23]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 1: 600‒1540, ed. D. M. Palliser (Cambridge, 2000), 215.

[24]P. Binski, The Painted Chamber at Westminster (London, 1986), 33–69; idem, Westminster Abbey and the Plantagenets: Kingship and the Repre- sentation of Power 1200‒1400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5), 130.

[25]Binski, Westminster Abbey, 130–2; KW, ii, 1044.

[26]Binski, Westminster Abbey, 130, 134.

[27]H. G. Richardson,‘The Coron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Traditio, 16 (1960), 151–61, 171‒3.

[28]D. A. Carpenter,‘King Henry III and the Cosmati Work at West- minster Abbey’, and idem, ‘Burial of King Henry III’, Reign of Henry III, 409–26, 435–7; Binski, Westminster Abbey, 130.

[29]Strong, Coronation, 87–8; Carpenter, ‘Burial of King Henry III’, 443–54.

[30]J. R. Maddicott, ‘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TCE, i (1986), 10;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3rd edn, Oxford, 1887), ii, 109n.

[31]Prestwich, Edward I, 103–5; below, 366‒7.

[32]Guisborough, 216, exhibits a similar confusion reporting the baronial reaction.

[33]D. A. Carpenter, ‘King, Magnates and Society: The Personal Rule of King Henry III, 1234–1258’, Reign of Henry III, 85–8, 99–106.

[34]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1–10. For a more positive assessment, cf. Huscroft,‘Robert Burnell and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passim.

[35]DNB, viii, 898–900. For the fullest treatment, see R. Huscroft, ‘The Political and Personal Life of Robert Burnell, Chancellor of Edward I’ (Ph.D. thesis, London, 2000).

[36]Huscroft,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passim; idem,‘Robert Burnell and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65–6.

[37]Carpenter, Struggle, 64–5, 199, 475, 479; HBC, 85, 228.

[38]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19; Carpenter, Struggle, 63–4, 92–3.

[39]EHD, iii, 392–6; 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19.

[40]Ibid., 12–14.

[41]Ibid., 19.

[42]Ibid., 11, 14; EHD, iii, 397–410.

[43]Prestwich, Edward I, 96; Huscroft,‘Robert Burnell and the Govern- ment of England’, 69–70.

[44]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14–16; EHD, iii, 397, 409–10.

[45]Above, 16‒17.

[46]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23–5; Carpenter, Struggle, 479.

[47]Ibid., 31, 33–4, 37, 40, 42–3, 45–6.

[48]Kaeuper, Bankers, 135–51; EHD, iii, 410; Carpenter, Struggle, 40; Davies, Lordship and Society, 119.

[49]Kaeuper, Bankers, 1–4, 75–86, 118–21, 164–5. Cf. Prestwich, Edward I, 240–1.

[50]Ibid., 79–81; 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144–7; Powicke, Henry III, 568–9; AM, iv, 265. Edward had also obtained £4,000 from the Jewry. His other debts, beyond those owed to the Riccardi, amounted to at least £14,000. Prestwich, Edward I, 80–1.

[51]Stacey,‘Expulsion’, 96–7.

[52]Ibid., 95–6; Huscroft, Expulsion, 110–11.

[53]EHD, iii, 411–12; Maddicott, ‘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17; Prestwich, Edward I, 102.

[54]EHD, iii, 411–12. Huscroft, Expulsion, 119–21.

[55]Maddicott, Montfort, 15–16, 268, 315;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77– 9, 299; Huscroft, Expulsion, 86, 102.

[56]EHD, iii, 411–12; Huscroft, Expulsion, 69, 84.

[57]EHD, iii, 412–13.

[58]Itinerary, i, 53; KW, ii, 715–23.

[59]Ibid., i, 150.

[60]Salzman, Edward I, 44; Flores, iii, 44–5.

[61]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16; The Brut, ed. F.W. D. Brie,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31 (1906), 179; Prest- wich, Edward I, 89. Note, however, that the food orders were for a coronation on 8 April.

[62]DNB, xxxviii, 809; xlvi, 710; xlix, 136, 139.

[63]HBC, 456, 463, 465, 468, 470, 473, 476, 479, 484, 486.

[64]The Brut, ed. Brie, 179–80.

[1]AWR, 555–6.

[2]Davies, Age of Conquest, 312.

[3]Maddicott, Montfort, 212–13, 228, 263, 289, 307, 337–8. Llywelyn did, however, send some Welsh troops to fight at Evesham. Ibid., 340.

[4]AWR, 538, 541, 549; CACW, 11.

[5]AWR, 536–42; Smith, Llywelyn, 1–2, 177–86.

[6]AWR, 537, 539.

[7]Smith, Llywelyn, 175–6, 340–3.

[8]Ibid., 344–7; Lloyd,‘Gilbert de Clare’, 53, 55‒6.

[9]Smith, Llywelyn, 351–4.

[10]Ibid., 355–9; CACW, 57, 109–10.

[11]Smith, Llywelyn, 360–3; AWR, 553–4.

[12]Oxford Book of Welsh Verse in English, ed. G. Jones (Oxford, 1977), 22.

[13]Gerald of Wales, The Journey through Wale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Wales, ed. L. Thorpe (London, 1978), 220.

[14]AWR, 627–8; Davies, Age of Conquest, 160–5; idem, Empire, 162; T. Jones-Pierce,‘The Growth of Commutation in Gwyned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Board of Celtic Studies, 10 (1941), 329.

[15]AWR, 497–8, 506–7 (figures incorrectly given as marks), 536–42; Davies, Age of Conquest, 256, 267.

[16]Smith, Llywelyn, 255–9, 363–6, 586; AWR, 557.

[17]CCR, 1272‒79, 2; CACW, 57.

[18]Morris, Bigod Earls, 114–16; Smith, Llywelyn, 367–9.

[19]Ibid., 369–72.

[20]Ibid., 72–3, 86–7, 154, 180–1.

[21]Ibid., 372–3.

[22]AWR, 537–8, 540, 562–4.

[23]Paris, iv, 324.

[24]Smith, Llywelyn, 385.

[25]Ibid., 388; AWR, 568–70.

[26]AWR, 568–70.

[27]Itinerary, i, 49; Brut y Tywysogyon, or The Chronicle of the Princes (Red Book of Hergest Version), ed. and trans.T. Jones (Cardiff, 1952), 263; Davies, Age of Conquest, 327.

[28]Smith, Llywelyn, 388n.

[29]CPR, 1272‒81, 126.

[30]Maddicott, Montfort, 325; Smith, Llywelyn, 390.

[31]Ibid., 391, 399–401, 403; AWR, 574; CCR, 1272‒79, 266; CPR, 1272‒81, 131.

[32]Smith, Llywelyn, 389, 402.

[33]AWR, 568–70, 575–6; CACW, 53, 162.

[34]AWR, 574.

[35]Smith, Llywelyn, 404, 406; PW, 5.

[36]AWR, 579–88; Smith, Llywelyn, 407–14.

[37]Itinerary, i, 71–2.

[38]Prestwich, Edward I, 136.

[39]Ibid., 147–8; Morris, Welsh Wars, 115.

[40]Ibid., 115, 118–21; DNB, iv, 604; xii, 109; xxxii, 181;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80.

[41]RCWL, 9; Itinerary, i, 72.

[42]Smith, Llywelyn, 414–25.

[43]Itinerary, i, 74–5; Prestwich, Edward I, 177–9.

[44]Smith, Llywelyn, 422–5; RCWL, 9–10. See also AWR, 231–4, 238–9 for the surrenders of Rhys ap Maredudd and Rhys Wyndod.

[45]Itinerary, i, 79; PW, 193–6.

[46]Carpenter, Struggle, 84; M. Prestwich, Armies and Warfare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nglish Exper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6), 68–71; Morris, Welsh Wars, 60.

[47]Ibid., 60, 62–5.

[48]Ibid., 126, 136–7.

[49]Ibid., 127, 137.

[50]Ibid., 127–8.

[51]Ibid., 88, 128; Prestwich, Armies and Warfare, 121–3.

[52]Ibid., 123–4, 133–4.

[53]Morris, Welsh Wars, 119; Prestwich, Edward I, 179; WPF, 119; D. S. Bachrach,‘Military Logistics during the Reign of Edward I of England, 1272–1307’, War in History, 13 (2006), 423.

[54]Morris, Welsh Wars, 38, 106, 128; Prestwich, Armies and Warfare, 62–3.

[55]Itinerary, i, 80.

[56]Prestwich, Edward I, 180.

[57]Paris, v, 639.

[58]Gerald of Wales, ed. Thorpe, 233–4.

[59]KW, i, 309; A. J. Taylor, ‘Castle-Building in the Later Thirteenth Century: the Prelude to Construction’, 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 Building (London, 1985), 124–5n.

[60]KW, i, 309–10.

[61]Ibid., 310; Itinerary, i, 80–1.

[62]KW, i, 299–300; Morris, Welsh Wars, 136–8.

[63]KW, i, 310; Morris, Welsh Wars, 128.

[64]Itinerary, i, 80–1.

[65]Powicke, Henry III, 722; KW, i, 248–57; The Ledger Book of Vale Royal Abbey, ed. J. Brownhill (Record Society of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68, 1914), 4–5. The conventional foundation date is 13 August, but by then Edward was back in the Wirral: Itinerary, i, 81.

[66]KW, i, 310–11; Morris, Welsh Wars, 130, 138–9; EHD, iii, 461.

[67]Foedera, I, ii, 544; Smith, Llywelyn, 425–6.

[68]Morris, Welsh Wars, 130–2; Smith, Llywelyn, 428; KW, i, 318–19.

[69]Morris, Welsh Wars, 134.

[70]Smith, Llywelyn, 104–5; Morris, Welsh Wars, 132.

[71]Ibid., 134–5; Gerald of Wales, ed. Thorpe (London, 1978), 187, 230; Cotton, 155.

[72]Itinerary, i, 82; Morris, Welsh Wars, 136–8; Morris, Bigod Earls, 118.

[73]Smith, Llywelyn, 434–6, 438–9, 443.

[74]Ibid., 444–5; Itinerary, i, 86.

[75]AM, iv, 274; Smith, Llywelyn, 445.

[1]Davies, Age of Conquest, 333, and 333–42 for this section.

[2]KW, i, 319.

[3]Ibid., 295, 329; Smith, Llywelyn, 125–7, 421.

[4]A. J. Taylor,‘Master James of St George’, 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Building, 63–97.

[5]Davies, Age of Conquest, 339–41.

[6]KW, i, 301–4, 310–11, 322; Davies, Age of Conquest, 371–2.

[7]AWR, 590. Smith, Llywelyn, 446–7.

[8]CCR, 1272‒79, 493; Smith, Llywelyn, 448–50; Davies, Empire, 22–3.

[9]Prestwich, Edward I, 120. Cf. Powicke, Henry III, 724.

[10]For a comprehensive debunking of the Arthur myth, see N. J. Higham, King Arthur: Myth-Making and History (London, 2002), passim. For a good short treatment, see M. Wood, In Search of England: Journeys into the English Past (London, 1999), 23–42.

[11]Geoffrey of Monmouth,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ed. L. Thorpe (London, 1966), 9.

[12]Ibid., 17; Davies, Empire, 39.

[13]King Arthur in Legend and History, ed. R. White (London, 1997), 517–19; Higham, King Arthur, 230.

[14]DNB, xlvi, 711;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7; Crouch, Tournament, 116–21; R. S. Loomis, ‘Edward I, Arthurian Enthusiast’, Speculum, 28 (1953), 116–17. Pace Loomis, Edward himself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ttended Mortimer’s tournament: cf. Itinerary, i, 116.

[15]King Arthur in Legend and History, ed. White, 520–3.

[16]Loomis, ‘Arthurian Enthusiast’, 115; Stevenson, Documents, ii, 468; Prestwich, Edward I, 118, 120–2.

[17]King Arthur in Legend and History, ed. White, 529; Loomis,‘Arthurian Enthusiast’, 116; C. Shenton,‘Royal Interest in Glastonbury and Cadbury:Two Arthurian Itineraries, 1278 and 1331’, EHR, 114 (1999), 1249–55. Cf. J. C. Parsons, ‘The Second Exhumation of King Arthur’s Remains at Glastonbury, 19 April 1278’, Arthurian Literature, 12 (1993), 173–7.

[18]Geoffrey of Monmouth, ed. Thorpe, 17.

[19]See J. Gillingham,‘The Context and Purposes of Geoffrey of Monmouth’s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and‘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Imperialism’, in ide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Woodbridge, 2000), 3–39, for this section.

[20]Geoffrey of Monmouth, ed. Thorpe, 54–5, 66, 72, 74–5, 80, 131, 207.

[21]Chrétien de Troyes, Arthurian Romances, ed. and trans. W. W. Kibler and C. W. Carroll (London, 1991), 384; AM, iv, 168; Paris, iii, 202; Smith, Llywelyn, 480–1.

[22]Kaeuper, Bankers, 177–80; Davies, Age of Conquest, 339. The castles at Builth, Aberystwyth, Flint and Rhuddlan together came to £22,500: KW, i, 298, 307, 317, 324.

[23]PW, 214–16, 218, 220–1; EHD, iii, 413. Edward also imposed an old- fashioned levy called a scutage, but not until February 1279. H. M. Chew,‘Scutage under Edward I’, EHR, 37 (1922), 326–7.

[24]Prestwich, Edward I, 244–5; Huscroft, Expulsion, 124.

[25]Prestwich, Edward I, 245; Huscroft, Expulsion, 124–8.

[26]Ibid., 124–6, 140. Confiscated goods raised £11,000 and the remint a further £25,000: Prestwich, Edward I, 245, 247.

[27]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88; CCR, 1272‒79, 493.

[28]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85–9; Smith, ‘Adversaries of Edward I’, 55–88.

[29]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89–93; H. Johnstone, ‘The County of Ponthieu, 1279–1307’, EHR, 29 (1914), 437; Crouch, Tournament, 37, 45–6, 77.

[30]Maddicott,‘Edward I and the Lessons of Baronial Reform’, 27–30.

[31]PROME, 32–40; Prestwich, Edward I, 238 (cf. 569), 249–55.

[32]Ibid., 258–64; RCWL, 12–43.

[33]Itinerary, i, 93, 114–16, 121–2, 129–33, 136–8, 147–8; KW, i, 550–1; ii, 944, 984, 1002; AM, ii, 393; Prestwich, Edward I, 115–17.

[34]Trivet, 281–2;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53–5; Itinerary, i, 127, 129, 133, 138, 142–4; KW, ii, 695–7, 970–1; J.Ashbee,‘“The Chamber called Glori- ette”: Living at Leisur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astle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 157 (2004), 17–40.

[35]Parsons,‘Year of Eleanor of Castile’s Birth’, 262–4.

[36]Itinerary, i, 90–1, 108, 123–4, 139–40, 155–6. The delights of this area appear to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1276. Ibid., 56.

[37]AWR, 600–1, 615–16, 622, 624; Davies, Age of Conquest, 344–7.

[38]AWR, 627–8.

[39]Smith, Llywelyn, 455–7, 505–6.

[40]Ibid., 460–3; AWR, 651–3.

[41]Ibid., 240–1; 648–9.

[42]Smith, Llywelyn, 451; KW, i, 329–30.

[43]Ibid., 304, 322–3; PW, 222. That some burgesses escaped from Aberystwyth is suggested by the order to the earl of Gloucester in May to see to their resettlement. Morris, Welsh Wars, 165.

[44]Smith, Llywelyn, 451–2.

[45]Ibid., 465–7, 506–10.

[46]Ibid., 460; PW, 222.

[47]Ibid., 222–4; Morris, Welsh Wars, 155; KW, i, 323n, 331; Prestwich, Edward I, 189, 198.

[48]PW, 222–5; RCWL, 44; Morris, Welsh Wars, 155–8; Prestwich, Edward I, 196.

[49]Itinerary, i, 159; RCWL, 44; PW, 222.

[50]Morris, Welsh Wars, 160.

[51]Ibid., 160–2; KW, i, 331.

[52]Morris, Welsh Wars, 165–6. Pace Morris, the date of the attack was 16 June. Annales Cambrie, ed. J. Williams ab Ithel (Rolls Series, 1860), 106.

[53]PW, 227; RCWL, 45.

[54]Itinerary, i, 159a; KW, i, 322–3; Morris, Welsh Wars, 173.

[55]Ibid., 174.

[56]Ibid., 176–7; KW, i, 355–6; Smith, Llywelyn, 526.

[57]Itinerary, i, 162–3; KW, i, 328; Morris, Welsh Wars,177–8.

[58]Itinerary, i, 163–4; Morris, Welsh Wars, 168–9, 178; KW, i, 333; Smith, Llywelyn, 527, 529–30.

[59]Ibid., 530.

[60]AWR, 617–25; Smith, Llywelyn, 532–4.

[61]Ibid., 534–5.

[62]Ibid., 535–6, 542–3.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this offer could have been made after 6 November.

[63]Ibid., 233–4, 536–43; Guisborough, 219–20; AM, iv, 290.

[64]AWR, 626–8.

[65]Itinerary, i, 165; Morris, Welsh Wars, 180–1; PW, 10; CRV, 275–6.

[66]PW, 244–5; Morris, Welsh Wars, 181; Prestwich, Edward I, 238.

[67]Morris, Welsh Wars, 181; Smith, Llywelyn, 550; DNB, xxxix, 394; CRV, 257; Prestwich, Edward I, 190–1.

[68]CACW, 83–4; Smith, Llywelyn, 550–68; Davies, Empire, 40, 45; Bury, 75–6; Flores, iii, 57; Ann. Lond., 90; AM, iv, 291.

[69]Smith, Llywelyn, 570; AWR, 653–5; Prestwich, Edward I, 194.

[70]Morris, Welsh Wars, 185–9; Morris, Bigod Earls, 126; PW, 244–5.

[71]A. J. Taylor,‘The Death of Llywelyn ap Gruffydd’, 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Building, 230; NA E101/351/9 (from November 1282).

[72]Morris, Welsh Wars, 185, 190–1; KW, i, 336; Itinerary, i, 169.

[73]Morris, Welsh Wars, 191; PW, 12–13.

[74]Itinerary, i, 170; KW, i, 337; PW, 246–8.

[75]Morris, Welsh Wars, 192–5; Itinerary, i, 173–4.

[76]Ibid., 174–8; KW, i, 323; PW, 15–16; Smith, Llywelyn, 576, 578; Prest- wich, Edward I, 196.

[77]Prestwich, Edward I, 200, 569; Kaeuper, Bankers, 182–91; Smith, Llywelyn, 529.

[78]Smith, Llywelyn, 570. See also F. G. Cowley, The Monastic Order in South Wales, 1066‒1349 (Cardiff, 1977), 214–15.

[79]AM, iv, 294; J. G. Bellamy, The Law of Treason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70), 23–6.

[80]Itinerary, i, 181–6; AM, iv, 488; A. J. Taylor, ‘Royal Alms and Obla- tions’, 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Building, 257–90.

[81]EHD, iii, 422–7.

[82]KW, i, 337–54, 357–65. Cf. N. Coldstream,‘Architects, Advisers and Design at Edward I’s Castles in Wales’, Architectural History, 46 (2003), 19–36; R. K. Morris, ‘The Architecture of Arthurian Enthusiasm: Castle Symbolism in the Reigns of Edward I and his Successors’, Armies, Chivalry and Warfare in Medieval Britain and France: Proceedings of the 1995 Harlaxton Symposium, ed. M. Strickland (Stamford, 1998), 72–3.

[83]KW, i, 369–95, and specifically 370; Morris,‘Architecture of Arthurian Enthusiasm’, 65–6. Cf. A. Wheatley, The Idea of the Castle in Medieval England (Woodbridge, 2004), 112–21.

[84]Itinerary, i, 188; KW, i, 372; AM, iv, 490; Ann. Lond., 91; D. Powel, The Historie of Cambria (London, 1584), 76–7. The birth of another daughter, Elizabeth, at Rhuddlan in August 1282 may represent an earlier attempt to the same end. Parsons, ‘Year of Eleanor of Castile’s Birth’, 265.

[85]Davies, Empire, 27n, 32; Flores, iii, 59; NA E101/372/11, m. 1; Ann. Lond., 92.

[86]Itinerary, i, 190–4; 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London, 1922), 76; see also Taylor, ‘Royal Alms’, 288–9; Davies, Empire, 31–2; Flores, iii, 62; AM, iii, 313; iv, 489.

[1]AM, iv, 298.

[2]KW, i, 202n; Salzman, Edward I, 78–9; Prestwich, Edward I, 127.

[3]AM, iv, 298;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01–2 (cf. idem,‘The Chil- dren of King Henry III and Eleanor of Provence’, TCE, iv (1992), 57–72); Prestwich, Edward I, 128–9;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38–9.

[4]A. J.Taylor,‘A Fragment of a Dona Account of 1284’, 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Building, 196–201; idem,‘Royal Alms’, 281–2; Itinerary, i, 195–200; KW, i, 306; RCWL, 57–8.

[5]Lloyd,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Crusade, 234.

[6]Calendar of Papal Registers, Papal Letters, 1198‒1304 (London, 1893), 473–4.

[7]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64–5. About £110,000 of the £130,000 had been collected by 1283, of which Edward seized about £40,000. W. E. 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of the Papacy with England to 1327 (Cambridge, Mass.,1939), 332–3; Kaeuper, Bankers, 200–1.

[8]Dunbabin, Charles I of Anjou, 4–6, 90, 99–108.

[9]Ibid., 113.

[10]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2–3.

[11]J. R. Strayer, ‘The Crusade against Aragon’, Speculum, 28 (1953), 104–8.

[12]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41–3, 257–8, 271, 311n; Strayer,‘Crusade against Aragon’, 105.

[13]AM, iv, 300. See also RCWL, 58–61.

[14]AM, iv, 300 (cf. Itinerary, i, 201); CPR, 1281‒92, 149–52.

[15]Itinerary, i, 202–5; AM, iv, 301; P. Chaplais,‘Le Duche-Pairie de Guyenne’, Essays in Medieval Diplomac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981), iii, 22; Trivet, 310, is probably relying on the confused memo- ries of his patron (Edward’s daughter), Mary, who was travelling with the court at this time (cf. Itinerary, i, 209–10; Bury, 83). See A.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c. 550 to c. 1307 (London, 1974), 504, and below, n. 24.

[16]Cotton, 166; Ann. Lond., 93–4; Flores, iii, 63; AM, ii, 402; Chronica Johannis de Oxenedes, ed. H. Ellis (Rolls Series, 1859), 243; Taylor,‘Royal Alms’, 283–4.

[17]Chaplais,‘Duche-Pairie de Guyenne’, 22–4.

[18]EHD, iii, 428–60; Cotton, 166.

[19]Williams, Medieval London, 208, 232–5, 242.

[20]KW, i, 715–22.

[21]Williams, Medieval London, 245–52. For more on Ruxley and Waleys, see DNB, xlviii, 427–8; lvi, 799–800.

[22]Williams, Medieval London, 249–50, 252–4. For approximate popula- tion levels, see Carpenter, Struggle, 44.

[23]Williams, Medieval London, 254–5; Prestwich, Edward I, 265.

[24]A. J. Taylor, ‘Edward I and the Shrine of St Thomas of Canterbury’, Studies in Castles and Castle-Building, 291–7; Itinerary, i, 209–10;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300.

[25]EHD, iii, 460–2; M. Morris, ‘King Edward I and the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Foundations of Medieval Scholarship: records edited in honour of David Crook, ed. P. Brand and S. Cunningham (York, 2008).

[26]John de Vaux, one of the three ambassadors sent in May, was back with the king by 10 September: RCWL, 74;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2; Chaplais, ‘Duche-Pairie de Guyenne’, 24.

[27]Ibid., 24n; Strayer, ‘Crusade against Aragon’, 102;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5.

[28]Edward’s presence in Exeter was probably occasioned by the recent scandal there. D. Douie, Archbishop Pecham (Oxford, 1952), 302–4.

[29]AM, ii, 403; PROME, 46; Prestwich, Edward I, 323.

[30]Ibid.; E. Gemmill, ‘The King’s Companions: The Evidence of Royal Charter Witness Lists from the Reign of Edward I’,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83 (2001), 145.

[31]J. R. Strayer, The Reign of Philip the Fair (Princeton, 1980), 3, 5–6, 12.

[32]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5–6; Prestwich, Edward I, 323.

[33]Ibid.;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90–1. For ardua negocia, see PROME, 45; also Guisborough, 223 (quibusdam arduis corrigendis).

[34]Strayer, Reign of Philip the Fair, 6, 10–11;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6–7.

[35]Ibid., 253.

[36]Crouch, Tournament, 37, 45, 77;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48.

[37]Foedera, I, ii, 668–70.

[38]Ibid., 672–3;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91.

[39]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338.

[40]J.-P. Trabut-Cussac, ‘Itinéraire d’Édouard Ier en France, 1286–89’, BIHR, 25 (1952), 166–73.

[41]Ibid., 174–5; Rôles Gascons, ed. Francisque-Michel and C. Bémont, iii, xlv; RWH, nos. 73, 853.

[42]Ibid., nos. 575, 824–6.

[43]Chronica Johannis de Oxenedes, ed. Ellis, 246–7, gives the date as ‘the first week in Lent’, but Edward is too mobile down to Easter for this to have been the case. For the true date, see RWH, no. 255.

[44]Unless 1287 was a bumper year for indoor near-death experiences, Trivet, 313, is probably describing the same incident. For other vague reports, see AM, ii, 404; Flores, iii, 65–6.

[45]RWH, nos. 827–9; 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338.

[46]Trabut-Cussac,‘Itinéraire’, 177–9; For Blanquefort’s acquisition, see idem, L’Administration, 15, 38. Two English chroniclers say Edward took the cross there: Flores, iii, 65–6; Trivet, 314. Another says he recovered there and took the cross at Bordeaux: AM, ii, 404. See also R. R. Mundill, England’s Jewish Solution: Experiment and Expulsion, 1262‒1290 (Cambridge, 1998), 85–6.

[47]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338–9n;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5.

[48]RWH, nos. 289, 341, 575.

[49]Ibid., nos. 429, 958, 967–8, 979, 987.

[50]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9.

[51]Ibid., 259–60.

[52]Trabut-Cussac,‘Itinéraire’, 181–4; RWH, no. 543, 1082; Prestwich Edward I, 330.

[53]Ibid., 324;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59n;Trabut-Cussac,‘Itinéraire’185.

[54]Ibid., 187–9.

[55]M. W. Beresford,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Town Plantation in England, Wales and Gascony (London, 1967), 351–9.

[56]Ibid., 8–9, 149–50, 166–7, 584.

[57]Ibid., 359–62.

[58]Ibid., 191, 234–6.

[59]Ibid., 30, 99–102, 362, 584.

[60]Ibid., 29, 79, 83–5, 363–72.

[61]Ibid., 35–51.

[62]Ibid., 51, 58–60, 96, 427–8, 445–6. For Edward’s other unsuccessful urban initiatives, ibid., 83.

[63]Ibid., 6, 14–15, 19, 28–9; EHD, iii, 799–800. For the fullest treatment see D. and B. Martin, New Winchelsea, Sussex (2004).

[64]Beresford,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270, 338, 593–4, 597.

[65]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60.

[66]Trabut-Cussac,‘Itinéraire’, 191–3.

[67]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60, 282–3; Trabut-Cussac, ‘Itinéraire’193–4.

[68]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84. J.-L. Blanc and J.-F. Massie, ‘Le Castera de Bonnegarde’, Extrait d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Borda (1977) 1–22; Beresford,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187.

[69]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84; RWH, nos. 1730, 1757–8, 1779, 2012 2665–71, 2774, 3229.

[70]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61, 263, 298–304; Trabut-Cussac,‘Itinéraire’, 201.

[71]Davies, Age of Conquest, 380–1, Morris, Welsh Wars, 205–19; Kaeuper Bankers, 195–9; RWH, 423–98.

[72]DNB, xlvi, 618.

[73]CCR, 1272‒79, 493.

[74]Prestwich, Edward I, 13.

[75]NHI, 67‒141, 241‒3, 441‒4.

[76]Ibid., 156‒75.

[77]Ibid., 179‒84, 244‒51.

[78]S. Duffy, Ir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Basingstoke, 1996), 129.

[79]Powicke, Henry III, 700–1; Davies, Empire, 101–2, 146, 148.

[80]Ibid., 108; NHI, 242, 271, 346, 394.

[81]DNB, xi, 768; R. Frame,‘The Justiciar and the Murder of the MacMur- roughs in 1282’,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xviii (1972), 223–30.

[82]DNB, xi, 768; Duffy, Ir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129; NHI, 259.

[83]Salzman, Edward I, 87.

[84]Stacey,‘Expulsion’, 78–9.The remainder of this chapter draws heavily on Prof. Stacey’s reconstruction of events.

[85]Ibid., 79–80; CCR, 1279‒88, 547.

[86]In general, see D.W. Sutherland, Quo Warranto Proceedings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 1278‒1294 (Oxford, 1963).

[87]Guisborough, 216; Prestwich, Edward I, 262.

[88]Stacey,‘Expulsion’, 81.

[89]The Mirror of Justices, ed. W. J. Whittaker (Selden Society, vii, 1895), 6–8;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520–1; Powicke, Henry III, 701–2; M. Morris, ‘The King’s Companions’, History Today, 55 (December 2005), 55; Guisborough, 216.

[90]Stacey,‘Expulsion’, 81–2; AM, iv, 316.

[91]Stacey, ‘Expulsion’, 83–4; EHD, iii, 463; P. A. Brand, ‘Edward I and the Judges: the “State Trials” of 1289–93’, TCE, i (1986), 31–40.

[92]Stacey,‘Expulsion’, 86–7; EHD, iii, 464–6.

[93]Salzman, Edward I, 92; below, 234.

[94]Stacey,‘Expulsion’, 88, 90.

[95]Ibid., 95–9; cf. Mundill, England’s Jewish Solution, passim.

[96]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61, 119–20, 176, 252.

[97]Ibid., 120–1.

[98]Huscroft, Expulsion, 131–2, 154.

[99]Ibid., 133, 144–7.

[100]Ibid., 146.

[101]Stacey,‘Expulsion’, 89–90.

[102]Huscroft, Expulsion, 147–8; Mundill, England’s Jewish Solution, 299–301.

[103]Stacey, ‘Expulsion’, 90–1.

[104]Ibid., 91–3.

[105]Huscroft, Expulsion, 151–2, 155–7.

[106]DNB, xxxii, 497;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6–8; Powicke, Henry III, 733; idem, Thirteenth Century, 261–3, 266–8; Lunt, Finan- cial Relations, 339–40.

[1]D. Crook,‘The Last Days of Eleanor of Castile’, Transactions of the Thoroton Society of Nottinghamshire, xciv (1990), 17–28.

[2]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4–5, 58–60, 64, 102–13, 120, 122.

[3]N. Coldstream,‘The Commissioning and Design of the Eleanor Crosses’, Eleanor of Castile 1290‒1990, ed. D. Parsons (Stamford, 1991), 55–67; P. Lindley,‘Romanticizing Reality: The Sculptural Memorials of Queen Eleanor and their Context’, ibid., 69–92;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60, 209. Henry III had been quietly translated to a new tomb earlier in 1290. Carpenter,‘King Henry III and the Cosmati Work’, 423–4.

[4]Prestwich, Edward I, 131–2;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50; Powicke, Henry III, 734–5.

[5]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7–8.

[6]DNB, i, 653–5; M. Morris, Castle: 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London, 2003), 203.

[7]DNB, i, 655; Barrow, Bruce, 1–2; Duncan, Kingship, 171.

[8]Ibid., 175–7.

[9]Ibid., 178–9.

[10]Eleanor of Provence, 293–300, 305.

[11]Powicke, Henry III, 732–3, 788–90.

[12]Duncan, Kingship, 165–6, 169–70, 175–9.

[13]Ibid., 171, 179–82.

[14]Ibid., 182–4.

[15]Ibid., 185, 187–91, 196.

[16]Ibid., 156–8, 191–3, 196;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592–3.

[17]Duncan, Kingship, 190, 192, 194; EHD, iii, 467–8.

[18]Duncan, Kingship, 195–7.

[19]DNB, xxx, 170.

[20]DNB, iii, 605–6; xxx, 170.

[21]DNB, xii, 904.

[22]DNB, viii, 373–4.

[23]Duncan, Kingship, 178, 197–9.

[24]Ibid., 199, 202, 208; AM, ii, 409.

[25]G.W. S. Barrow, Kingship and Unity: Scotland 1000‒1306 (London, 1981), 3, 10–14.

[26]Ibid., 25, 33, 105–21; Carpenter, Struggle, 13–14; Duncan, Kingship, 336.

[27]Carpenter, Struggle, 11–14.

[28]Bartlett, Making of Europe, 274–7.

[29]Ibid., 78–81; Barrow, Bruce, 20–1; Carpenter, Struggle, 142–3, 178–82.

[30]Davies, Domination and Conquest, 13–14; idem, Empire, 151–2, 156–8, 160–6; Carpenter, Struggle, 179–80; J. Campbell,‘The United Kingdom of England’, Uniting the Kingdom?, ed. A. Grant and K. J. Stringer (London, 1995), 47.

[31]J. Gillingham,‘Conquering the Barbarians: War and Chivalry in Twelf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41–58; Davies, Domination and Conquest, 51.

[32]Morris, Bigod Earls, 5, 13n, 48; Barrow, Bruce, 23, 26.

[33]Davies, Empire, 11–14, 64–5.

[34]Duncan, Kingship, 154–5.

[35]Geoffrey of Monmouth, ed. Thorpe, 90, 218–21, 227–8.

[36]Davies, Empire, 47.

[37]Duncan, Kingship, 127–53;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593–4.

[38]Above, 25;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02–3; Lanercost, 81 (the summer of 1268 is the likeliest context: see Maddicott, ‘Crusade Taxation’, 96, and cf. Studd, Itinerary, 111); A. A. M. Duncan, Scotland: The Making of the Kingdom (Edinburgh, 1975), 577; M. Penman, The Scottish Civil War:The Bruces and the Balliols and the War for Control of Scotland (Stroud, 2002), 26.

[39]Duncan, Kingship, 159; cf. Prestwich, Edward I, 90n.

[40]Duncan, Kingship, 160.

[41]Ibid., 161–4.

[42]Ibid., 205–9.

[43]Ibid., 213–15.

[44]Ibid., 215–16.

[45]Ibid., 206, 211–13, 216.

[46]Ibid., 199–203, 218–19, 232.

[47]Ibid., 179, 237–8.

[48]Ibid., 245–6.

[49]Ibid., 218; RCWL, 100; Prestwich, Edward I, 365.

[50]Duncan, Kingship, 245–54.

[51]Edward I and the Throne of Scotland, 1290‒1296: an Edition of the Record Sources for the Great Cause, ed. E. L. G. Stones and G. G. Simpson (2 vols., Oxford, 1977), i, 1; Duncan, Kingship, 259, 261, 264; Itinerary, ii, 10; Prestwich, Edward I, 366.

[52]Duncan, Kingship, 257–61.

[53]Ibid., 265.

[54]Ibid., 346–7.

[55]Ibid., 184–5, 240, 265–6.

[56]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307–12.

[57]Morris, Welsh Wars, 224–30.

[58]Ibid., 231–5; PROME, 57.

[59]Morris, Welsh Wars, 235–7; DNB, xlvi, 618–19.

[60]Itinerary, ii, 24; Duncan, Kingship, 267.

[61]Ibid., 267–9.

[62]Ibid., 270, 346.

[63]Ibid., 269.

[64]Ibid., 272–4, 277–8.

[65]Itinerary, ii, 26–30; Duncan, Kingship, 309–10.

[66]Ibid., 274–5, 277, 284, 291.

[67]Ibid., 268, 297–9.

[68]Ibid., 300–6.

[69]Ibid., 306–7.

[70]Ibid., 316–20; Barrow, Bruce, 50–2.

[1]Riley-Smith, The Crusades, 206–7;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5–40.

[2]Prestwich, Edward I, 313, 331; CPR, 1281‒92, 435;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5.

[3]KW, i, 252, 510; Binski, Painted Chamber, 1–7; M. Reeve,‘The Painted Chamber at Westminster, Edward I, and the Crusade’, Viator, 37 (2006), 189–221. Some surviving fragments of the Chamber can be seen in the British Museum.

[4]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340–1; 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6, 240; Itinerary, ii, 34–9.

[5]Guisborough, 240; CPR, 1292‒1301, 15 (the writ is vacated because the embassy was cancelled: see 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108n).

[6]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644; Guisborough, 241.

[7]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645–6; P. Chaplais,‘Réglement des Conflits Internationaux Franco-Anglais au 14e Siècle, 1293–1377’, Essays in Medieval Diplomacy, ix, 271‒2; idem, English Medieval Diplomatic Prac- tice, Part I (2 vols., HMSO, 1982), i, 394–5; Itinerary, ii, 43–6; AM, iv, 513.

[8]M. Vale, The Angevin Legacy and the Hundred Years War, 1250‒1340 (Oxford, 1990), 183; Chaplais,‘Réglement des Conflits’, 272‒3.

[9]Duncan, Kingship, 320–1; Barrow, Bruce, 58–9, 62.

[10]Vale, Angevin Legacy, 184–7, 196;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136–7.

[11]DNB, xvii, 759.

[12]CPR, 1292‒1301, 33.The failure of the legal ambassadors by November is inferred from the reappearance of one of their number (Roger Brabazon) in England. RCWL, 117.

[13]Foedera, I, ii, 794; Chaplais, English Medieval Diplomatic Practice, ii, 428n.

[14]Ibid.

[15]Vale, Angevin Legacy, 196–7; Strayer, Reign of Philip the Fair, 369.

[16]Vale, Angevin Legacy, 179, 196–200.

[17]DNB, viii, 901; xxxii, 512; AM, iv, 515; Cotton, 232.

[18]Foedera, I, ii, 794; Vale, Angevin Legacy, 190.

[19]Itinerary, ii, 52–4; Cotton, 233.

[20]Salzman, Edward I, 111; Evesham, 573.

[21]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648; Chaplais, English Medieval Diplomatic Practice, ii, 428n; Foedera, I, ii, 800.

[22]Bury, 118; W. M. Ormrod, ‘Love and War in 1294’, TCE, viii (2001), 148–50.

[23]Evesham, 573; Guisborough, 243; Langtoft, ii, 202–3.

[24]J. R. Strayer,‘The Costs and Profits of War:The Anglo-French Conflict of 1294–1303’, The Medieval City, ed. H. A. Miskimin, D. Herlihy and A. J. Udovich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7), 273; Trabut-Cussac, L’Administration, 108.

[25]Tyerman, England and the Crusades, 236.

[26]Kaeuper, Bankers, 209, 218–21 (although 12 June given wrongly as 2 June); Denton, Winchelsey, 61, 63.

[27]Morris, Bigod Earls, 118, 125–6, 155; PW, 259–62.

[28]Itinerary, ii, 58; J. Gillingham,‘Richard I, Galley Warfare and Portsmouth: The Beginnings of a Royal Navy’, TCE, vi (1997), 1–15; M. K.Vaughn, ‘“Mount the War-Horses, Take your Lance in your Grip…”: Logistics Preparations for the Gascon Campaign of 1294’, TCE, viii (2001), 97–111.

[29]PW, 25; Evesham, 573–4; Rôles Gascons, ed. Francisque-Michel and Bémont, iii, no. 2934.

[30]NHI, 260; Bury, 123.

[31]AM, iv, 515–17; Evesham, 574; PW, 262–3.

[32]Prestwich, Edward I, 402–3; EHD, iii, 469; PW, 25–6.

[33]PW, 263–4.

[34]Itinerary, ii, 62; Evesham, 574; Guisborough, 244.

[35]Carpenter, Struggle, 268; Select Pleas in Manorial and Other Seignorial Courts, ed. F. W. Maitland (Selden Society, ii, 1889), 76–9; Morris, Welsh Wars, 241–2.

[36]Denton, Winchelsey, 67–75;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484.

[37]Morris, Welsh Wars, 242; PW, 26–7.

[38]Morris, Welsh Wars, 242; Prests, xxvii–xxviii; KW, i, 364, 377.

[39]Guisborough, 251; Davies, Age of Conquest, 382–3; Prestwich, Edward I, 219.

[40]Langtoft, ii, 220–1; Morris, Welsh Wars, 242, 244; Guisborough, 244, says the delayed fleet left around 9 October.

[41]EHD, iii, 469; Prestwich, Edward I, 404; Itinerary, ii, 64–5.

[42]Davies, Age of Conquest, 383; Prests, xxix–xxx.

[43]KW, i, 348–50, 364; Prests, xxx.

[44]Ibid., xxxii–xxxiv.

[45]Bury, 125; Cotton, 256; Guisborough, 251–2.

[46]Robert Winchelsea had reached the king and sworn fealty before 4 February: Prests, xxxii, n.

[47]Ibid., xxxiv; R. F. Walker, ‘The Hagnaby Chronicle and the Battle of Maes Moydog’, Welsh History Review, 8 (1976), 127.

[48]Ibid., 127‒38; Prests, xxxviii; Prestwich, Edward I, 223.

[49]Prests, xxviii, xxxix–xl; Beresford, New Towns of the Middle Ages, 49–50.

[50]Prests, xxxv, xxxix–xliv.

[51]On his journey south in May he had travelled via Llanrug: Itinerary, ii, 72.

[52]Prests, xliv–xlvi.

[53]Prestwich, Edward I, 382–3.

[54]Calendar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Ireland, 1293‒1301 (HMSO, 1881), 88 (no. 204); AM, iv, 521; PW, i. 28–9.

[55]Flores, iii, 94; Itinerary, ii, 64; R. C. Anderson,‘English Galleys in 1295’, Mariners’ Mirror, 14 (1928), 221; PROME, 77.

[56]PW, 226, 267; Cotton, 299; above, 178‒9.

[57]NA E159/68, mm. 73–5. Cf. F. J.Willard, Parliamentary Taxes on Personal Property, 1290 to 1334 (Cambridge Mass., 1934), 111–12.

[58]Denton, Winchelsey, 72; HBC, 104; CCR, 1288‒96, 422.

[59]E. B. Fryde, ‘Magnate Debts to Edward I and Edward III: A Study of Common Problems and Contrasting Royal Reactions to Them’,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Journal, 27 (1992), 263–7.

[60]Ibid., 262–3; Prests, xlviii; WPF, 236n.

[61]Fryde,‘Magnate Debts’, 262.

[62]A. Z. Freeman,‘A Moat Defensive: The Coast Defense Scheme of 1295’, Speculum, 42 (1967), 442–62; R. J. Whitwell and C. Johnson,‘The“Newcastle”Galley, A.D. 1294’, Archaeologia Aeliana, 4th series, 2 (1926), 143; HBC, 135.

[63]Prests, xlvii; Select Cases in the Court of King’s Bench, vol. 3, ed. G. O. Sayles (Selden Society, lviii, 1939), xlv, 50–1; J. G. Edwards, ‘The Treason of Thomas Turbeville’, 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F. M. Powicke (Oxford, 1948), 296–309; EHD, iii, 918–19.

[64]RCWL, 125; PW, 391–2. These pardons were not simultaneous, but spread over several weeks: NA E159/68, m. 76.

[65]NA E159/68, m. 46v (Fryde,‘Magnate Debts’, 263).The four pardoned their tax were Arundel, William de Vescy, Henry de Grey and Peter de Mauley: PW, 391–2.

[66]PW, 29–31; D. A. Carpenter,‘The Beginnings of Parliament’, Reign of Henry III, 381, 406–8.

[67]PW, 32–3, 45–6; Cotton, 299; DNB, xi, 749.

[68]Denton, Winchelsey, 7–12, 86–8.

[69]Barrow, Bruce, 63–4.

[70]Edwards, ‘Treason of Thomas Turbeville’, 298–9. Cf. Duncan, King- ship, 321–4.

[71]Prestwich, Edward I, 373–4; Barrow, Bruce, 59, 68; Duncan, Kingship, 321.

[72]Prestwich, Edward I, 470.

[73]NHI, 169, 268‒70; Duffy, Ir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126–7; DNB, viii, 786.

[74]S. Duffy,‘The Problem of Degeneracy’, Law and Disorder in Thirteenth- Century Ireland, ed. J. Lydon (Dublin, 1997), 98; idem, Ir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127.

[75]DNB, xix, 827; NHI, 260; PW, 262; J. Lydon, ‘Ireland in 1297: “At Peace after its manner”’, Law and Disorder in Thirteenth-Century Ireland, ed. Lydon, 21–2; idem, ‘An Irish Army in Scotland, 1296’, Irish Sword, 5 (1961–62), 184–9.

[76]Itinerary, ii, 85–6; Prestwich, Edward I, 469–70; Duncan, Kingship, 322.

[77]M. Strickland,‘A Law of Arms or a Law of Treason? Conduct in War in Edward I’s Campaigns in Scotland, 1296–1307’, Violence in Medieval Society, ed. R. W. Kaeuper (Woodbridge, 2000), 64–6; Guis- borough, 274–5.

[78]Strickland,‘Law of Arms’, 64, 67.

[79]KW, ii, 563; Duncan, Kingship, 323; Prestwich, Edward I, 471–2; Barrow, Bruce, 71–2.

[80]Itinerary, ii, 88–90; Barrow, Bruce, 73; Lydon,‘Irish Army in Scotland’, 186 (cf. Guisborough, 279–80).

[81]E. L. G. Stones and M. N. Blount, ‘The Surrender of King John of Scotland to Edward I in 1296: some new evidence’, BIHR, 48 (1975), 94–106; Prestwich, Edward I, 473–4.

[82]Itinerary, ii, 90–3; D. B. Tyson, ‘A Royal Itinerary: the Journey of Edward I to Scotland in 1296’,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45 (2001), 127–44; Barrow, Bruce, 75–7.

[83]DNB, viii, 375–6.

[84]Binski, Westminster Abbey, 135–40. Guisborough, 281, says the Stone was seized on the way back from Elgin.

[85]Watson, Hammer, 30–7; Scalacronica, ed. J. Stevenson (Edinburgh, 1836), 123.

[86]Prestwich, Edward I, 474–5; Davies, Empire, 33, 43; EHD, iii, 230–1. See similar comments in Bury, 133, and Lanercost, 182.

[87]Guisborough, 261–2 (cf. AM, iv, 525–6); DNB, xvii, 759.

[88]Foedera, I, ii, 842; PW, 47–8; EHD, iii, 220.

[89]Prests, lii; KW, i, 379–80.

[90]EHD, iii, 469; Prestwich, Edward I, 402.

[91]WPF, 118–21; D. Crook, ‘“Thieves and Plunderers”: an Anti- Ministerial Protest of 1296’, Historical Research, 67 (1994), 327–36.

[92]PROME, 83; Flores, iii, 98.

[93]PW, 47–8; DNB, lvi, 48.

[94]Denton, Winchelsey, 89–92, 95–6.

[95]EHD, iii, 233; Prests, l; Prestwich, Edward I, 386–91; Documents 1297, 34; Foedera, I, ii, 850–1.

[96]Denton, Winchelsey, 101–7.

[97]Ibid., 107–12; EHD, iii, 232.

[98]Evesham, 568; PW, 51–2.

[99]Prestwich, Edward I, 385; EHD, iii, 212, 235–6.

[100]WPF, 121, 128.

[101]Morris, Bigod Earls, 162–3.

[102]Ibid., 163–4; EHD, iii, 226–7. The whereabouts of the earl of Corn- wall, who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supported Edward, is unknown. Pace Prestwich, Edward I, 413, he was not in Gascony.

[103]EHD, iii, 227; Denton, Winchelsey, 116; G. O. Sayles,‘The Seizure of Wool at Easter 1297’, EHR, 67 (1952), 543–7; Morris, Bigod Earls, 164.

[104]Documents 1297, 4; EHD, iii, 213, 227.

[105]Denton, Winchelsey, 118, 126–30.

[106]Evesham, 576; Davies, Lordship, 261; Documents 1297, 14.

[107]PROME, 85; PW, 282; EHD, iii, 214; Itinerary, ii, 105–6; Denton, Winchelsey, 131.

[108]Flores, iii, 101; RCWL, 131.

[109]Morris, Bigod Earls, 165.

[110]Ibid., 165–6; Evesham, 576; Documents 1297, 105–6, 141–2.

[111]Denton, Winchelsey, 132; EHD, iii, 237; Morris, Bigod Earls, 166.

[112]Ibid.; Evesham, 577; EHD, iii, 469, 472.

[113]Itinerary, ii, 109; Documents 1297, 5, 8; EHD, iii, 473–6.

[114]Itinerary, ii, 109; EHD, iii, 216, 228, 480–1; Denton, Winchelsey, 144– 7; Morris, Bigod Earls, 166–7.

[115]EHD, iii, 218, 223, 483; Denton, Winchelsey, 154–5; PW, 55–6, 297; CACW, 101 (for true date see Davies, Lordship and Society, 269).

[116]Political Songs, 169–70.

[1]DNB, lvii, 395–8.

[2]Watson, Hammer, 31, 39–41.

[3]Prestwich, Edward I, 476–7.

[4]Guisborough, 295–6; cf. Barrow, Bruce, 332, n. 30.

[5]Watson, Hammer, 45, 48; Stevenson, Documents, ii, 204–5.

[6]Ibid., 200–3, 206–7.

[7]A. Fisher, William Wallace (2nd edn, Edinburgh, 2002), 68–70.

[8]DNB, lvi, 947–8.

[9]Stevenson, Documents, ii, 216–17; Watson, Hammer, 45–6.

[10]e.g. Stevenson, Documents, ii, 202.

[11]Guisborough, 298–303.

[12]PW, 55–6; EHD, iii, 223, 228–9.

[13]CDS, ii, 244 (no. 950); EHD, iii, 229.

[14]Carpenter, Struggle, 269–73.

[15]Ibid., 301–2, 307–9, 348; above, 92.

[16]EHD, iii, 469, 472, 474; Denton, Winchelsey, 136.

[17]EHD, iii, 472; Flores, iii, 296.

[18]EHD, iii, 229, 485–6 (cf. the demands in De Tallagio, ibid., 486–7); PW, 62–3.

[19]Prestwich, Edward I, 392; EHD, iii, 218, 223 (where‘Portuguese’should read‘men of the Cinque Ports’), 238–9; Bury, 143–4; Foedera, I, ii, 878–80.

[20]Documents 1297, 162–4 (no. 159); M. Prestwich,‘Edward I and Adolf of Nassau’, TCE, iii (1991), 132–3; EHD, iii, 230, 486.

[21]C. J. McNamee, ‘William Wallace’s Invasion of Northern England in 1297’, Northern History, 26 (1990), 40–58; Guisborough, 304; Laner- cost, 190; Barrow, Bruce, 98–9.

[22]EHD, iii, 219–20, 242; Documents 1297, 33, 174–5 (no. 176).

[23]CDS, ii, 267 (no. 1044); PW, 306–7.

[24]Foedera, I, ii, 885–6; Documents 1297, 183–4 (no. 193).

[25]Watson, Hammer, 53, 56; Itinerary, ii, 119.

[26]Morris, Bigod Earls, 168; PW, 65; Prestwich, Edward I, 431–2; Guis- borough, 324.

[27]Prestwich, Edward I, 479; AM, iv, 536; RCWL, 133; EHD, iii, 244.

[28]Fisher, William Wallace, 119, 126; Guisborough, 324–6.

[29]Guisborough, 326–7.

[30]Ibid., 327–8. Barrow, Bruce, 101, 345n.

[31]Trivet, 281–2, 372; Guisborough, 327–8.

[32]Ibid., 327–8.

[33]Ibid., 328. Barrow, Bruce, 102. The myth of noble treachery began with Fordu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was, of course, massively reinforced by Braveheart.

[34]Watson, Hammer, 67.

[35]Ibid.; Barrow, Bruce, 101–3; Guisborough, 328–9; Itinerary, ii, 126.

[36]Prestwich, Edward I, 191, 204; Guisborough, 329 (cf. Watson, Hammer, 68, 95 and NHI, 199).

[37]Watson, Hammer, 68; Guisborough, 329; PW, 317; EHD, iii, 248.

[38]Watson, Hammer, 69–70, 77; Guisborough, 329; Itinerary, ii, 127–30.

[39]Carpenter, Struggle, 92, 197–8.

[40]EHD, iii, 338, 347.

[41]PROME, 87; Guisborough, 324; PW, 397.

[42]D. A. Carpenter, The Minority of Henry III (London, 1990), 384–5, 392–3.

[43]PW, 78–9;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650–2; DNB, vi, 444. Guis- borough, 329, thought that the earl of Hereford supported the oppo- sition in 1299, but was probably as confused as Langtoft (EHD, iii, 245–6). Cf. below, 375.

[44]Guisborough, 329–30; Bury, 151; Itinerary, ii, 135.

[45]EHD, 491–4; Guisborough, 330; CPR, 1292‒1301, 403.

[46]PW, 80; Williams, Medieval London, 260–2; PROME, 92.

[47]Bury, 152 (cf. Guisborough, 330); Itinerary, ii, 138; Foedera, I, ii, 904–5; RCWL, 137; NA SC6/922/6; Chepstow Castle: Its History and Buildings, ed. R. Turner and A. Johnson (Logaston, 2006), 168, 285.

[48]CPR, 1292‒1301, 424; AM, iv, 541.

[49]Salzman, Edward I, 147; Foedera, I, ii, 906–7; E. H. Hallam, English Royal Marriages: The French Marriages of Edward I and Edward II: 1299 and 1307 (HMSO, 1982).

[50]Bury, 153 (Bigod had returned to East Anglia in August: NA SC6/1000/20); Prestwich, Edward I, 521.

[51]HBC, 465, 468, 477, 486.

[52]PW, 321–4.

[53]Barrow, Bruce, 103–4, 145.

[54]CDS, ii, 279 (no. 1101);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651.

[55]Foedera, I, ii, 906; DNB, xxx, 172; Barrow, Bruce, 107.

[56]Watson, Hammer, 80–90.

[57]Guisborough, 332.

[58]Watson, Hammer, 88–9; RCWL, 138–9; Bury, 154.

[59]PW, 325–6; Prestwich, Edward I, 530–1.

[60]Ibid., 483–4.

[61]PROME, 93; EHD, iii, 246, 248. See also Guisborough, 332. Rishanger, 402–3, is rendered suspect by idem, 445–6, and vice versa (see below, n. 77).

[62]PW, 82–4; Watson, 92–3.

[63]Rishanger, 404–5; Prestwich, Edward I, 522–3.

[64]Bury, 154; EHD, iii, 495–501.

[65]PW, 397; CPR, 1292‒1301, 506; AM, iv, 544.

[66]PW, 327–8.

[67]PW, 330–9, 341–2; Prestwich, Edward I, 523.

[68]PW, 326, 329; C. M. Fraser, A History of Antony Bek (Oxford, 1957), 139–40; Bury, 156; EHD, iii, 247; Documents and Record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ed. F. Palgrave (HMSO, 1837), 218–19.

[69]Watson, Hammer, 104 (extrapolated from Prestwich, Edward I, 484–5); Prestwich, Edward I, 479, 485–6; PW, 343; CPR, 1292‒1301, 526, 534; Davies, Age of Conquest, 386, says the subsidy was £2,400.

[70]Roll of Arms…Caerlaverock, ed. T. Wright (London, 1864), 1.

[71]Watson, Hammer, 68, 74, 81, 87, 107–8; D. Grove, Caerlaverock Castle (2nd edn, Edinburgh, 2004), 18–19, 23–5; Strickland, ‘Law of Arms’, 71.

[72]PW, 344–5; Prestwich, Edward I, 486, 489; Itinerary, ii, 160.

[73]Ibid., 160–1; J. S. Richardson, Sweetheart Abbey (2nd edn, Edinburgh,

1995), 2–4, 8; Prestwich, Edward I, 491.

[74]Ibid., 332, 395; EHD, iii, 504.

[75]Denton, Winchelsey, 179; Barrow, Bruce, 116;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1174‒1328, ed. E. L. G. Stones (2nd edn, Oxford, 1970), 162–75.

[76]AM, iv, 547; WPF, 96; Prestwich, Edward I, 490; Itinerary, ii, 161. For a much later report of Edward’s reaction to the pope’s letter, see Thomae Walsingham, quondam monachi Sancti Albani, Historia Anglicana, ed. H. T. Riley (2 vols., Rolls Series, 1863–66), i, 82.

[77]CDS, v, 162 (no. 226); AM, iv, 547; cf. Rishanger, 445–6, dubious because repeated from idem, 402–3 (see above, n. 61).

[78]PW, 88–91.

[79]K. Staniland, ‘Welcome, Royal Babe! The Birth of Thomas of Broth- erton in 1300’, Costume, 19, (1985), 1–13; Barrow, Bruce, 114; Foedera, I, ii, 924–5.

[80]EHD, iii, 249; Prestwich, Edward I, 525.

[81]Ibid., 527.

[82]CCR, 1296‒1302, 410; Prestwich, Edward I, 527; EHD, iii, 347.

[83]PROME, 98.

[84]EHD, iii, 249–50, 510–12.

[85]Rishanger, 460; J. R. Maddicott,‘“1258” and “1297”: Some Compar- isons and Contrasts’, TCE, ix (2003), 1–14.

[86]Ibid., 13.

[87]EHD, iii, 250; Watson, Hammer, 114–15.

[88]Ibid.; PW, 347–8; Itinerary, ii, 170–2; DNB, xvii, 772.

[89]RCWL, 147; Foedera, I, ii, 922, 928 (for more details see M. C. L. Salt, ‘List of English Embassies to France, 1272–1307’, EHR, 44 (1929), 274); T. S. R. Boase, Boniface VIII (London, 1933), 211, 271; Denton, Winchelsey, 200–1.

[90]H. 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1284‒1307 (Manchester, 1946), 13, 51, 55–63, 73; Salzman, Edward I, 157–8; CDS, ii, 305 (no. 1191).

[91]PW, 347–8; CDS, v, 168–9 (no. 262).

[92]PW, 347–56; WPF, 96–7; J. F. Lydon, ‘Irish Levies in the Scottish Wars, 1296–1302’, Irish Sword, 5 (1961–62), 214. Some troops from Ireland had been used in 1298 and 1300: NHI, 199.

[93]Prestwich, Edward I, 494; Barrow, Bruce, 26.

[94]Ibid., 96, 120; Itinerary, ii, 178; Prestwich, Edward I, 494.

[95]Watson, Hammer, 123–5.

[96]Ibid., 98, 126; WPF, 97.

[97]Prestwich, Edward I, 493; Watson, Hammer, 129–31; CDS, v, 168–9 (nos. 260–2).

[98]Ibid., no. 260; PW, 106.

[99]Watson, Hammer, 129, 132, 138–9; CDS, v, 168 (no. 259).

[100]R. J. Goldstein, ‘The Scottish Mission to Boniface VIII in 1301’,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70 (1991), 1–15; E. L. G. Stones,‘The Mission of Thomas Wale and Thomas Delisle from Edward I to Pope Boniface VIII in 1301’,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26 (1982), 8–28 and esp. 18–19; Anglo-Scottish Relations, ed. Stones, 192–219.

[101]EHD, iii, 251; CDS, v, 168 (no. 259).

[102]Watson, Hammer, 151–2; Itinerary, ii, 180; PW, 400–1; Salt, ‘English Embassies’, 274.

[103]Treaty Rolls, i, 149–52. The truce, drawn up at Asnières-sur-Oise on an unknown date, was ratified by Philip IV at St Benoît-sur-Loire on 25 December 1301.

[104]Barrow, Bruce, 109–12, 121–4.

[105]Guisborough, 351; 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80; Salzman, Edward I, 158; Ann. Lond., 104.

[106]KW, i, 412–13.

[107]Salt,‘English Embassies’, 274–5.

[108]EHD, iii, 252; J. F. Verbruggen, The Battle of the Golden Spurs (Cour- trai, 11 July 1302), trans. D. R. Fergusson, ed. K. DeVries (Wood- bridge, 2002), passim.

[109]PROME, 107; Political Songs, 193; Strayer, Reign of Philip the Fair, 260‒79.

[110]Foedera, I, ii, 942; CDS, v, 173 (nos. 286–7).

[111]Salt, ‘English Embassies’, 275; Flores, iii, 111; Watson, Hammer, 168.

[112]Prestwich, Edward I, 529.

[113]Watson, Hammer, 172–3; KW, i, 400, 413–16.

[114]Watson, Hammer, 169–71.

[115]Ibid., 167; EHD, iii, 515–18; Prestwich, Edward I, 529.

[116]PW, 370–1, 406; J. F. Lydon,‘Edward I, Ireland and the War in Scot- land, 1303–1304’, England and Ire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d. idem (Dublin, 1981), 46, 48, 52; NHI, 200.

[117]Stevenson, Documents, ii, 178–9 (misdated to 1297); CDS, ii, 348–9 (no. 1356); PW, 366–7.

[118]KW, i, 416–17; M. Haskell,‘Breaking the Stalemate: The Scottish Campaign of Edward I, 1303–4’, TCE, vii (1999), 226.

[119]EHD, iii, 254; Itinerary, ii, 209–10.

[120]Watson, Hammer, 175–6.

[121]Ibid., 180; EHD, iii, 255; Guisborough, 357.

[122]Itinerary, ii, 210–14; Watson, Hammer, 174–5, 178–9; WPF, 97–8.

[123]Lydon,‘Edward I, Ireland and the War in Scotland’, 48–9; Watson, Hammer, 177, 180.

[124]Ibid., 179–80; Guisborough, 357; Itinerary, ii, 214–16.

[125]Barrow, Bruce, 127; Watson, Hammer, 180–1.

[126]Ibid., 181–2.

[127]DNB, xxxvi, 635; Barrow, Bruce, 127–8.

[128]Watson, Hammer, 182, 185–7.

[129]Ibid., 187–9.

[130]Prestwich, Edward I, 501; KW, i, 417–18.

[131]Haskell, ‘Breaking the Stalemate’, 235–7; Strickland, ‘Law of Arms’, 71–4; Watson, Hammer, 191.

[132]Strickland, ‘Law of Arms’, 64; Barrow, Bruce, 136–7; Itinerary, ii, 250.

[1]Itinerary, ii, 230–7; EHD, iii, 258; KW, ii, 903–4; Flores, iii, 120–1; Davies, Empire, 172.

[2]Vale, Angevin Legacy, 224.

[3]Prestwich, Edward I, 400, 570.

[4]T. F. Tout, ‘A Medieval Burglary’,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2 (1915), 348–69; EHD, iii, 258; Prestwich, Edward I, 283–6.

[5]Lydon,‘Ireland in 1297’, and P. Connolly, ‘The Enactments of the 1297 Parliament’, Law and Disorder in Thirteenth-Century Ireland, ed. Lydon, 17–20, 23–4, 149–61.

[6]Vale, Angevin Legacy, 224–5; J. Gardelles, Les Châteaux du Moyen Age dans la France du Sud-ouest: la Gascogne Anglaise de 1216 à 1327 (Geneva, 1972), 34–6.

[7]Watson, Hammer, 197–200; M. Prestwich,‘Colonial Scotland: The English in Scotland under Edward I’,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 R. A. Mason (Edinburgh, 1987), 9–10.

[8]PW, 407–8; EHD, iii, 519–22, 919–21.

[9]PROME, 114; Flores, iii, 120–1.

[10]Watson, Hammer, 187, 214.

[11]Davies, Empire, 28, 172–3.

[12]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63–4, 97; J. Given,‘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English Conquest of Gwynedd’, Speculum, 64 (1989), 28, 39, 41.

[13]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64, 86.

[14]Ibid., 97–100; Itinerary, ii, 246–8.

[15]Ann. Lond., 138–9, 142; PW, 161–3; Davies, Empire, 173; Watson, Hammer, 214–18; Barrow, Bruce, 134–5.

[16]Watson, Hammer, 218–19; Flores, iii, 124; Ann. Lond., 143.

[17]Morris, Bigod Earls, 171–83.

[18]Denton, Winchelsey, 170, 201–6.

[19]Ibid., 212–13, 218–27.

[20]Ibid., 229–32; Trivet, 408; Salzman, Edward I, 169–70.

[21]C.W. Hollister, Henry I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1), 31; Commen- datio, xiv, 5–6; Itinerary, ii, 248.

[22]CCR, 1302‒7, 208; CPR 1301‒7, 387; Prestwich, Edward I, 532–3; Denton, Winchelsey, 220; cf. 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104: ‘Edward I’s crusading zeal may well have been both warm and sincere’.

[23]Barrow, Bruce, 131, 142–3, 145–8, 150; Prestwich, Edward I, 505.

[24]Barrow, Bruce, 148–51.

[25]Strickland,‘Law of Arms’, 40; Itinerary, ii, 259–65; Trivet, 408.

[26]Ann. Lond., 133; Morris, Bigod Earls, 182; PW, 374.

[27]CCR, 1302‒7, 438; Prestwich, Edward I, 553; PW, 374–5.

[28]PW, 164; 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106–9; Loomis, ‘Arthurian Enthusiast’, 122–5; Geoffrey of Monmouth, ed. Thorpe, 225–30; EHD, iii, 260–1; Trivet, 408; C. Bullock-Davies, Menestrellorum Multitudine: Minstrels at a Royal Feast (Cardiff, 1978), passim.

[29]CDS, ii, 476–7 (no. 1773); cf. Ann. Lond., 146.

[30]Barrow, Bruce, 153–4; Strickland, ‘Law of Arms’, 42.

[31]Itinerary, ii, 266–70; SR,147.

[32]CDS, ii, 480 (no. 1790), 485–7 (no. 1811).

[33]Ibid., 478–80 (nos. 1780, 1786), 487–8 (nos. 1812–15); Strickland, ‘Law of Arms’, 42; EHD, iii, 261.

[34]Barrow, Bruce, 160–1, 163; CDS, ii, 483 (no. 1803), 485 (no. 1809).

[35]Itinerary, ii, 270–3; Prestwich, Edward I, 507; CPR, 1301‒7, 460; CDS, ii, 491 (no. 1832); CCR, 1302‒7, 458.

[36]Barrow, Bruce, 161, 163–4.

[37]Ibid., 161–2; Strickland, ‘Law of Arms’, 40; DNB, liii, 35.

[38]Prestwich, Edward I, 509; idem,‘Colonial Scotland’, 10–11; Barrow, Bruce, 161; EHD, iii, 262.

[39]PW, 377–9; 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rvon, 115–16.

[40]Chronicles of the Reigns of Edward I and Edward II, ed. W. Stubbs (2 vols., Rolls Series, 1882–83), ii, 255; Lanercost, 210; Guisborough, 382–3. Cf. P. Chaplais, Piers Gaveston: Edward II’s Adoptive Brother (Oxford, 1994), passim.

[41]Barrow, Bruce, 166, 169–72; CDS, ii, 504 (no. 1896).

[42]Itinerary, ii, 280–1; CDS, ii, 508 (no. 1909); Barrow, Bruce, 173.

[43]Ibid., 172.

[44]Johnstone, Edward of Carnavon, 124–5.

[45]PW, 380; Guisborough, 378–9; H. Moorman,‘Edward I at Lanercost Priory, 1306–7’, EHR, 67 (1952), 167–8.

[46]Guisborough, 379; Trivet, 413–14; NA E101/370/15, m. 6, shows Edward leaving Carlisle on 26 June (my thanks to Henry Summerson for this reference).

[47]Guisborough, 379.

[1]Guisborough, 379; Prestwich, Edward I, 557; Chaplais, Piers Gave- ston, 23–4; R. M. Haines, King Edward II (Montreal and London, 2003), 49.

[2]EHD, iii, 264; Political Songs, 244–6;W. Ullmann,‘The Curial Exequies for Edward I and Edward III’,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i (1955), 26, 30; Guisborough, 379; Haines, King Edward II, 49.

[3]Ibid.; Barrow, Bruce, 173; Guisborough, 379.

[4]Ibid.; Prestwich, Edward I, 558.

[5]Davies, Empire, 29; EHD, iii, 264; D. D’Avray, Death and the Prince: Memorial Preaching before 1350 (Oxford, 1994), 71; Commendatio, xvi–xvii, 7, 11, 13–15.

[6]Guisborough, 379; EHD, iii, 264, 905; Commendatio, 12–13, 16;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226, 233; Prestwich, Edward I, 84–5. For the one discordant (but deeply suspect) note, see ibid., 50, 110, 354.

[7]Guisborough, 379; EHD, iii, 265; Political Songs, 242.

[8]Trivet, 302;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298; D’Avray, Death and the Prince, 72; 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338, 469–70.

[9]Commendatio, 16.

[10]Ibid., 6; Trivet, 281.

[11]EHD, iii, 905; D’Avray, Death and the Prince, 71; Flores, iii, 137–8; P. Brand,‘Edward I and Justice’(read 2007, as yet unpublished); above, 40.

[12]Above, 89, 351‒2; McFarlane,‘Had Edward I a “Policy” towards the Earls’, 257–9; Powicke, Henry III, 706–7.

[13]Flores, iii, 327; Political Songs, 242, 249; D’Avray, Death and the Prince, 72; Commendatio, 7; Trivet, 413–14; Adami Murimuthensis, Chronica sui temporis, ed. T. Hog (London, 1846), 8–9.

[14]M. Prestwich,‘The Piety of Edward I’,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1984 Harlaxton Symposium, ed. M.W. Ormrod (Woodbridge, 1985), 120–8. For the saints and their relics, see the forthcoming article by H. Summerson, originally entitled‘The End of the Reign: Edward I at Carlisle’.

[15]Commendatio, 13; Parsons, Eleanor of Castile, 33;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504; Trivet, 282, 359.

[16]Ibid., 281–3; Prestwich, Edward I, 111, 117;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84.

[17]Flores, iii, 329; D’Avray, Death and the Prince, 75–6; Prestwich, Edward I, 208, 498; KW, i, 413.

[18]Prestwich, Edward I, 3, 63.

[19]Commendatio, 14.

[20]Flores, iii, 137–8; M. D. Legge, ‘La Piere D’Escoc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38 (1959), 110–11; Political Songs, 242.

[21]D’Avray, Death and the Prince, 72; Roll of Arms…Caerlaverock, ed.Wright, 9; Commendatio, 9–10.

[22]Taylor, ‘Death of Llywelyn ap Gruffydd’, 230; Davies, Domination and Conquest, 85–7, 108. For a contrary view, see Carpenter, Struggle, 19–24.

[23]Vale, Angevin Legacy, 21–47; Bury, 118; Political Songs, 247.

[24]Powicke, Thirteenth Century, 583; K. Stringer,‘Scottish Foundations: Thir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Uniting the Kingdom?, ed. A. Grant and K. J. Stringer (London, 1995), 88–90.

[25]Johannis de Trokelowe et Henrici de Blaneforde, Chronica et Annales, ed. H. T. Riley (Rolls Series, 1866), 74; Prestwich, Edward I, 128–9, 437, 489, 502, 521, 538; idem,‘Colonial Scotland’, 10.

[26]Prestwich, Edward I, 492. Around the time of his investiture as prince of Wales, Edward of Caernarfon was given a book ‘concerning the deed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The earls of Lincoln (d. 1311) and Warwick (d. 1315) both owned copies of the Brut. DNB, xvii, 825; L. M. Matheson, The Prose Brut (Tempe, Arizona, 1998), 9–10.

[27]Lydon, ‘Edward I, Ireland and the War in Scotland’, 55‒7; idem, ‘Ireland in 1297’, 23; Duffy, Ir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168; Davies, Age of Conquest, 425; idem, Empire, 181–2.

[28]Davies, Age of Conquest, 385–8, 419–21, 443–59; M.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1360 (Oxford, 2005), 164; KW, i, 389, 405–6.

[29]Davies, Empire, 22, 185; Carpenter, Struggle, 19; Barrow, Bruce, 172–3.

[30]Ibid., 174–232, 307.

[31]DNB, xvii, 827.

[32]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88, 201–2, 219–20.

[33]It is also, of course, a reference to Judas Maccabeus, whose exploits were depicted on the walls of the Painted Chamber. Reeve, ‘The Painted Chamber’, 20–1.

[34]Salzman, Edward I, 176; EHD, iii, 264.

[35]Binski, Westminster Abbey, 120, 198; Morris,‘Architecture of Arthurian Enthusiasm’, 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