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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文明的起源——迈克尔·伍德的历史文化之旅/（英）伍德著；方凡 沈毅 廖素珊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追寻文明的起源——迈克尔·伍德的历史文化之旅

［英］迈克尔·伍德 著　方凡 沈毅 廖素珊译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目录
CONTENTS

莎士比亚是谁

序言 “时代的变革”

第一章 根

第二章 国家的后代

第三章 教育：学校及校外

第四章 约翰·莎士比亚的秘密

第五章 婚姻与孩子

第六章 消失的岁月

第七章 伦敦：声名大振

第八章 诗人的责任

第九章 「地狱时光」

第十章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

第十一章 莎士比亚的英国之梦

第十二章 梦想成真：环球剧院

第十三章 世界剧院

第十四章 爆炸、叛逆和密谋

第十五章 逝去的世界 崭新的世界

第十六章 友好的风暴

后记 过去就是开场白

延伸阅读

致谢

索引

追寻特洛伊

前言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寻找特洛伊

1.荷马的故事

2.历史抑或虚构？古人的观点

3.古代世界的“朝圣者”

4.故事的传播：从撒克逊人的故事和都铎王朝时期的神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诗人

5.探寻者

6.弗兰克·卡尔弗特：特洛伊的发现者吗？

第二章 海因里希·施里曼

1.传记问题

2.考古学：一门新科学的开端

3.施里曼与浪漫情怀

4.荷马的特洛伊在哪里？

5.迈锡尼丰富的黄金

6.阿伽门农的面具

7.遍地黄金的奥尔霍迈诺斯

8.“梯林斯的巨大城墙”

9.克诺索斯“心中的宫殿”：“迈锡尼文明的发源地”？

10.重返特洛伊

11.威廉·德普菲尔德：找到荷马的特洛伊了吗？

第三章 古希腊人的由来

1.克里特：克诺索斯的故事

2.拉开克诺索斯的序幕

3.阿瑟·埃文斯

4.1900年发掘克诺索斯

5.埃文斯的结论从何而来？

6.大陆人

7.发现了围攻特洛伊的情形吗？

8.皮勒斯的涅斯托耳皇宫

9.破译B类线性文字

第四章 荷马：故事的吟唱者

1.《伊利亚特》创作于何时？

2.迈锡尼文明时代存在史诗吗？

3.船只目录表

4.目录表有何意味？

5.“多风的安尼斯”

6.荷马的故事

7.“神圣的伊利奥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地形

第五章 阿伽门农的帝国

1.特洛伊战争期间的一次迈锡尼之旅

2.一种史前军备竞赛吗？

3.英雄的王朝？

4.迈锡尼的崛起

5.“亚洲女人”与城市掠夺者

6.小亚细亚的迈锡尼人

7.米利都：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殖民地”吗？

8.特洛伊与迈锡尼

9.特洛伊战争：从青铜器时代迈锡尼的角度来看

第六章 一个被遗忘的帝国：赫梯人和希腊人

1.发现赫梯人

2.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国际外交

3.被派往迈锡尼的一位埃及使者

4.迈锡尼与赫梯之间的外交关系

5.哈图西里斯皇帝写给希腊一位“伟大国王”的信

6.文字、考古学以及文本证据

7.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有在赫梯泥版上出现吗？

8.希腊人与赫梯人之间为争夺维鲁萨发生过战争吗？

9.赫梯文本中出现过特洛伊战争吗？

10.特洛伊战争：赫梯人的版本？

第七章 海上民族

1.贸易线路与往来

2.迈锡尼世界的鼎盛与衰落

3.海上民族：他们是谁？

4.到底发生了什么？

5.迷失的“特洛伊Ⅶa”

6.另一种特洛伊战争是否存在？

7.毁于地震的“特洛伊Ⅵ”

8.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年代

9.“英雄时代”的一次特洛伊之旅

第八章 青铜器时代之终结

1.系统的衰竭

2.特洛伊战争：一个未了的综述

3.伊利昂、新伊利昂后来的历史

附录：特洛伊战争找到了吗？

索引*

印度的故事

楔子

1 起源和认同

海滨流浪汉

史前的声响

人类漫长而缓慢的崛起

俾路支曙光

哈拉帕的考古发现

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

印度河流域文明

文明为何瓦解？

失落河流的线索

亚利安人的到来

《梨俱吠陀》：印度史的第一个文献

亚利安人的故乡

中亚的新发现

“印度的伟大史诗”

区分事实与虚构

身份认同：过去的精华

2 理念的力量

轴心时代

重新思考世界

佛教：苦难的结束

悟道之路

灵鹫山之路

涅槃：结束和崭新的开端

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人的到来

第一个印度帝国

巴特纳：印度的第一个帝国城市

早期印度社会的画像

旃陀罗笈多的传奇

阿育王和理性的统治

奥利萨和羯陵伽战争

羯陵伽战争的地点

阿育王的皈依和生命之法

弘法于世

梦想之死

印度佛教传承对世界的贡献

3 文明的成长

印度洋的古老指南

城市的影响

马杜赖：南方第一个伟大文明

早期泰米尔王国与西方的接触

破解一个失去的古典文明

新世界：与中国的贸易

贵霜王朝的长征

一个被遗忘帝国的宝藏

苏哈拾塔尔：“红色山口”

卡非尔城堡的发现

“繁花之都”白沙瓦

婆娑世界最伟大的建筑

帝王的舍利盒

最幸福的年代

商业和佛教的普及

魔幻城市秣菟罗

观看方式的大革命

世界经济的开端

迦腻色迦之死

贵霜王朝的传承

4 中世纪印度：金与铁的年代

罗摩的城市阿逾陀

罗摩传说

笈多王朝和罗摩传说

印度教君主政体

黄金时代？

笈多时代的艺术、诗歌和科学

《爱经》：性和人生

戒日王和古老世界的结束

伊斯兰的来临

加兹尼的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32]

马哈茂德在木尔坦

印度的第一位历史学家

南方诸帝国

坦焦尔之旅

在帝都坦焦尔内

从古老世界到中世纪

5 理性的统治：伟大的莫卧儿

巴布尔：第一位莫卧儿帝王

潘尼帕特之役

巴布尔的传承

阿克巴的生命线

阿克巴赢得帝国

寻求宗教真理

光之帝国

宗教会议

理性的统治

阿克巴的英国序曲

莫卧儿王国

沙贾汗和泰姬玛哈陵

天堂花园

达拉·舒科和两个海洋的相会

达拉的陨落

失落的梦想或延续的传承？

奥朗则布

“高贵”的东印度公司登场

新时代的黎明

6 自由和解放

东印度公司和1857年印度兵变

英国统治和殖民知识

印度概念

皇冠上的珠宝

独立运动

印巴分治：独立但分裂

独立的印度

印度公司

统一和多样性

一种结束方式

延伸阅读

致谢

序言　“时代的变革”

1563年冬天，就在威廉·莎士比亚出生前四五个月，他的父亲受镇议厅委托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约翰·莎士比亚在这之前是个恪尽职守的斯特拉福德治安官，如今掌管财务大权，负责整个镇的收支。在这一年中最昏暗寒冷的日子，他请了雇工，带上梯子、脚手架、石灰桶，前去拆毁镇里的宗教印迹：抹去镇政厅和学校旁的小教堂墙上中世纪的绘画。

在亨利王之前的时候，圣十字公会教堂一直都是斯特拉福德人民生活和行礼的中心。教会捐赠创办了语法学校，举办宴会、慈善活动，还经营着镇里的救济院。教堂墙上布满了花里胡哨的绘画，讲述着英国人民津津乐道的扎根在近1000年历史民族文化中的故事：有圣·乔治屠龙、君士坦丁大帝的幻象、圣海伦娜和真正十字架的发现等。这些在700年前就出现在古英语诗歌中，那时收录在卡克斯顿出版的《金色传奇》中，这本书是首批用英语印刷的书籍之一。教堂门边墙上挂着描绘温和友善的当地女圣徒的画像，如莫德温纳，沃里克郡的当地居民常常去看她在Burton-on-Trent的那口圣井；还有对谋杀托马斯·贝克特事件的描述，乔叟已使他的伟大朝圣名垂千古了。在教堂正厅的拱门上方，是油漆过的木质基督受难十字架、圣架，在这后面是一幅很大的“最后的审判”壁画基督端坐在彩虹上方，世界都踩在他的脚下，人类的灵魂或升入天堂，或降到地狱、炼狱，炽红的铁链缠绕着那些受到诅咒的人，两旁的七宗罪人和魔鬼吹着号角，手执大棒，象征威慑与慰藉、恐惧与极乐。

这些都是16世纪上半叶约翰·莎士比亚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就耳熟能详的故事。和许多同时代的乡下人一样，他的思维世界是在传统的英国基督社会影响下形成的：遵循传统的农忙季节和宗教节日，以及随之而来的宴会和圣日。不过当时这些都被官方斥为无知的迷信。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初期，女王下令地方议会“抹除祈祷场所所有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印迹，这样教堂和房子里的墙上、玻璃窗上就不会再有这些画像了”。斯特拉福德议员把这事整整拖了5年，现在可不能再拖了。不管约翰自个儿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得负责把这些几百年来构建记忆世界的图像抹去。这是父辈熟悉而又热爱的东西，是将他和祖先及英国社会传统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广袤而引发共鸣的象征世界。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很容易想起破坏现代社会的宗教冲突，反对崇拜圣像者心中的怒火——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英国。16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挑起了一场变革，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天主教国家变成了现代的新教国家。亨利的改革源于他对安妮·博林的爱以及他急于和元配——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欲望。一场对至高无上权力的争夺战就此展开：谁才是这个王国里的最高权威？是国王还是罗马的教皇？这场争夺战以和罗马的决裂告终。英国和罗马之间的联系自597年圣奥古斯丁让英国人信仰基督教以来就牢固确立。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国王自己取代了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至高权威。亨利本想就此止步，可因为两件事情而事与愿违；一是1536年，亨利的财政出现麻烦，这就导致他篡取了英国信奉基督教以来就属于修道院的土地、建筑和财产。二是德国新教徒思想的涌入，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反抗教皇和国王，成为民族英雄。对于路德来说，通往上帝的路是基于《圣经》经文的个人良知，既不需要天主教堂也不需要其“迷信似的”教义，因为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约束头脑简单的人的枷锁。修道院的解散和随之而来的新教改革使得英国权力发生改变，一个专制的国家从此诞生，新兴的拥有大量土地的阶层也因支持新的政体及其国教而获得利益。正是宗教、阶级冲突和内战等造成的动荡，促成了世俗的现代英国。

不过，在斯特拉福德这样草根阶层的小镇里，在约翰·莎士比亚成长的乡野里，直到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时一切并无多大变化。在和罗马教皇决裂后不久，英国确立了用新教祈祷书的半新教、半天主教的国教。爱德华六世是亨利八世在第三次婚姻中和简·西摩的儿子，正是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真正的革命开始了。爱德华伪善、冷漠、刻板，他身边人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都有政治企图。那个时候，摧毁修道院的火焰落在了所有的教堂和教会上，爱德华下令去除所有画屏、雕像和绘图。不过在很多地方，这种变化的步伐走得慢一些。1553年，20岁不到的爱德华驾崩，他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即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女，坐上了女王的宝座。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的继位大受欢迎，但很快玛丽失去了公众的好感，因为她容不下任何异议。她试图推翻亨利的革命，让时光倒转。在短暂的在位期间，由于在英国大范围迫害新教徒，她获得了“血腥玛丽”的绰号。在这场迫害中，有宗教分歧的英国统治者以上帝的名义犯下了种种恶行。

1558年玛丽去世，亨利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之女伊丽莎白继位。这个国家正处在新旧泥泞之中。伊丽莎白信奉新教，但并不狂热。这位荣耀、柔弱、受过伤害的君主孤注一掷，熬过了各种麻烦，和她的智囊们一起，着力让这个国家回到她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的宗教改革之路上来。

再回到1563年冬天的斯特拉福德，20年不到的时间里人们经历了3次宗教改革。那时他们正要将中世纪的画像涂盖起来。这一切应该结束了；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这是历史的终结，或是历史的一个版本而已。至少那是当时政府的意愿。这座小镇正要将它的过去摆在一边，迈开步伐，走向一个勇敢的新教未来。它的后代，譬如约翰的儿子威廉这一代，将是伊丽莎白革新国家的忠实子民。

可是一切真的如此吗？人们都认为这次涂盖恰恰证明了斯特拉福德在那时就是一个新教小镇，约翰自己就是英国国教的顺民——还是一个狂热的顺民。仔细看看小镇的细微之处，就会发现还是有截然不同之处。斯特拉福德镇政厅和他们的财务主管实际上把所有的彩色玻璃都妥善摆放着，也拒绝卖掉精心绣制的牧师圣衣和服装。他们没有去碰墙上的画，想着总能侥幸逃脱处罚，甚至还将圣坛隔开，这样所有的画就不会被毁坏——1641年内战前夜，这些画都还保存完好。就是那些被涂盖了的绘画，也只是被薄薄地掩盖了一层，几百年后被发现时它们依然栩栩如生，完整无缺。因此约翰所做的一切是和1559年的强制令背道而驰的。画像只是草草地用石灰水刷了一下，1个小时左右就又恢复了原状，就像戴安娜的圣地，是老老小小天主教徒未来的希望和日常的安慰。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恢复的，当然也是故意这样做的，毕竟那时在斯特拉福德没有人知道历史会走向何方。

我们故事的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含混的寓言。粉饰之下掩盖的是什么？在下令遮盖、隐匿和掩饰的时代，其言语和行为背后掩藏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这位最伟大的诗人的生平相关，厘清了他家乡的父亲和邻居的故事。

这是一个人的生平故事，他所生活的年代贯穿了一个变革的时代——那时，不仅是英国，英国以外的广阔世界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在伊丽莎白最负盛名的一幅画像中，她站在一幅小小的英国地图上，一脚踩着牛津郡的迪奇雷——小国家大巨人。莎士比亚出生的时候，英国还是一个小地方，和当时伟大的文明王朝无法相比：印度莫卧儿王朝、伊朗萨法维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及中国大明王朝。波斯沙赫王和印度莫卧儿王在他们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画像中站在自己的版图上时，脚下的世界从中国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将古老文明的中心团团环抱。而当时的英国，人口不到300万，是老套而又落后的欧洲边缘之地。不过随着历史的重心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亚洲古老文明被大西洋岸边的航海国家包围，英国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莎士比亚很幸运，他出生在这段历史的初期。如果早出生二三十年，出生在他父母的年代，他的思维就不会碰触到现代社会的挑战。要是晚出生几十年，他也不会接触到旧世界的观念，不会和英国及欧洲中世纪基督文明的想象世界有什么联系。也许就如我们现在所宣称的，莎士比亚是第一个现代人，是现代意义上的个性创造者，“人的创造者”，但他也同样是西方哥特基督教最后一个伟大产物。如果说伟大的作家是他们的时代造就的，那么出生在1564年确实非常有意思。

这些巨大的变化给莎士比亚时期的艺术家、诗人和思想家带来了创作资料，这是一个内战和弑君的年代。从宏观到微观，莎士比亚的作品贯穿了这些理念。新世界被发现了，旧世界逝去了。人民起义，君王被推翻，妇女要求与男子平等，黑人在英国拥有发言权。轮船周游世界，满载着人、香料和各种理念。土豆从天而降，有关拉普兰男巫、波斯王和出使爱斯基摩的故事四处流传。在塞拉利昂海岸，非洲权贵在一艘英国船上观看《哈姆雷特》，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出席了伦敦的假面舞会。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化就意味着理念的全球化。

最后一抹灰泥喷在基督的彩虹宝座上，沿着耶稣的脸滴下来，冬日的夜光洒在教堂街道上。工人把脚手架上的绳子解开，等着领工钱，好到布里奇街上的伯比奇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约翰·莎士比亚在寒冷的教堂里跺着脚取暖。事情办好了，这件活儿和修理牧师家烟囱、修补大钟绳索一起记在了他一月份的账目上；“此为支付涂盖教堂画像的款项。”（多年以后，他的诗人儿子会写道：“抹去我们亲爱的救世主的珍贵画像。”）在1563年到1564年冬天的斯特拉福德，约翰·莎士比亚不知道未来的事情，但那时的世界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间，在结束和尚未结束之间。或者，如他儿子所说的，介于“垂死和新生之间”。

第一章　根

沃里克郡艾玛河畔的斯特拉福德是莎士比亚出生的地方——他出生于1564年4月——那是一个乡村市集小镇，离伦敦大约100英里——虽然距离上并不遥远，但精神领域的视野可就相差了一大截。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离此不远的维康比，黯淡的冬日阳光使得中世纪牛队经过时留下的沟壑更加清晰可见：那是莎士比亚时期英国大概的样子。从山脊的上方，就是他们说的风呼号着掠过山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艾玛河就像一道银色的丝带沿着北安普敦郡的山脉蜿蜒而行。北面是耕地，南面是阿登森林地带。斯特拉福德就在横渡河流的地方，两岸的特产在这里的集市上交换和买卖。就算把偏远的小村庄也包括进来，这个镇的人口也不到2000人，像样点的房子不过100幢。这个小地方比沃里克县还小，却是考文垂的市中心，随着16世纪中叶的衰退日渐颓废下去。

那个时候，从伦敦到那里需要三天三夜。路况不好，偏僻的地方还有强盗出没。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结伴同行，或者搭乘定期驮马队出行。每两个星期，斯特拉福德的运货队格林威，会把当地的货物运到伦敦去卖——乡村的特产，譬如亚麻衬衫、订制的手套、羊毛织品、奶酪和亚麻籽油，这只不过是融入伦敦市场的众多农产品的小部分——大量供给首都市民消费。回乡的时候，他们会进一些奢侈品货物，对于沃里克郡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些东西可受欢迎了。在类似剪羊毛节等乡村节日时，这些东西——枣子、白糖、大米、无花果、葡萄干和杏仁——也一样受欢迎。通过克洛普顿桥穿过河，回乡的运货队就在横渡河流口的市场那里的格林威院子里卸货，离亨利街上莎士比亚出生的房子只隔了几户而已。

莎士比亚家族及其先祖

一个人的生平要追溯到他或她出生以前。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来自于家族，是家族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我们坐在妈妈膝盖上听到的故事；我们看到的家族成员劳作的样子；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解决纷争或讲笑话的样子；他们对待劳作、游乐、生命、爱、社会上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律法的态度。

威廉·莎士比亚的双亲都来自农户养殖家庭，世世代代扎根在沃里克郡乡间。和所有16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一样，他们的家庭都经历了痛苦难忘的、因英国现代世俗资本主义社会而出现的宗教危机。有人说诗人出身卑微，恰恰相反，莎士比亚家是有抱负的中下阶层家庭——他们有钱，父亲后来还是斯特拉福德的镇长。不过，他的双亲祖上都是农民，比不上那些拥有一幢农房、100英亩地，还有马、牲口棚和牛群的自耕农。他们周边都是吝啬现实的人，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莎士比亚的许多亲戚也还是过着那样的日子，姨妈琼和叔叔哈利终身都是农民。

莎士比亚的足迹不是从斯特拉福德开始的，而是在其北边一点点，因为他父母都来自阿登森林地带的村庄聚集区。他母亲的姓就是阿登。沃里克郡的诗人喜欢把阿登称为英国的中心。今天，在伯明翰的南部和沃里克的西部，沿着轰鸣的42号高速公路两边，有零星的林地，在16世纪这片林地还是很可观的一大片。曾在这里打猎过的诺曼人将其称作“波德赛特”，即“美丽的自然之地”。这里和伦敦喧闹的街道是完全不同的地方，莎士比亚却在伦敦度过了自己大半的人生。

这是一个点燃梦想的地方，和那些出身都市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同代人所著作品不同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满了花朵、树木和动物的形象。他的语言扎根于此——而不是被社会更加接受的伦敦方言或宫廷语言。莎士比亚说话带有沃里克郡口音，就像今天的伯明翰人：更像兰尼·亨利，而不是劳伦斯·奥利弗。高雅文化和上流社会的伪装是后来才有的，虽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个沃里克郡男孩总是会背离自己的出身，却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乡村的习俗和言语。实际上，他会特意用它来作为一个想象的世界呼应君王贵族的世界：那里有砸到手指甲的琼，冰冻了的木桶，带着羊毛、大米和枣去赶集的羊倌儿子。在成名很长时间后，莎士比亚仍然使用沃里克郡语言中特殊的语音拼写，这让他的伦敦印刷商大惑不解。他的笔下偶尔会冒出细察的内陆形象，用一些20世纪还在使用的方言文字，描述牛队经过时留下的犁沟的转弯处（“伸角地”）、八月末格洛斯特郡收割的小麦（“红色拉莫斯”）、科茨沃尔德苹果（“红外套”和“茴香果”），或者孩子们用来吹口哨的草（“凯科斯”——至今在沃里克郡仍然使用这个词）。莎士比亚甚至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中描述埃及女王从亚克兴之战中逃出时用“微风”（牛虻）这个词描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意象：她就像是六月的牛，一碰到牛虻，就立马舞起尾巴，仓皇而逃。

这里“微风”和风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盎格鲁－萨克森词，在都铎王朝时期的内陆地区方言中使用，它指的是夏天烦扰着牛的牛虻。牛虻一来，牛就会马上抬起尾巴在空中挥舞，惊慌而逃。这种常识可是从牛津、剑桥或富贵人家得不到的。

莎士比亚语言中丰富的农民词汇在西内陆地区一直使用到今天。20世纪30年代，在科茨沃尔德还能听到莎士比亚表示头的“欧洲甜樱桃”，表示富有的“苍翠”，表示水池的“积水坑”，表示泄密人的“傻子”，表示马虎的“口水”，表示剩菜剩饭的“残屑”。而且，那里的农夫仍然在用“芦苇”代替“茅草”，用“编织”和“毛织”来代替“扎篱笆”。在康普顿阿戴尔村还有个75岁的农夫用“惹毛了”来代替“发火”，用伊阿古的“关门说话”来代替“轻声说话”。

诗人虽出生在一个小小的乡镇，他的祖先却还是农民。他们居住在波萨尔村附近，那里有古老的教堂和圣殿骑士团大堂。沿着格林街一直走下去，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和银色的桦树。穿过一处只在冬天才会泛滥的浅滩，会看见一幢红砖的农房，14世纪时奥迪奇的亚当住在那里。因为在战事中立功，国王奖赏了他这块土地。亚当的儿子将自己的姓改成“莎士比亚”，也许是意指他在战场上的表现[1]。100年后，都铎王朝的奥迪奇还有莎士比亚家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是这个家族延续下来的。

到16世纪时，莎士比亚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壮大，他们居住的区域扩展到了4个村庄：罗英顿、罗科索、诺尔和帕克伍德，它们都有护城河环绕的会堂和古紫杉树围隔的教堂。帕克伍德的莎士比亚家族是威廉的父亲约翰的生意伙伴，很可能还是他的亲属。很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家拉斐尔·何林塞就是在这里作为私人管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1580年何林塞去世。莎士比亚用他的《编年史》（1577）作为后来历史剧的主要参考书，也许就是因为与何林塞本人早已相识？

历史感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过往的故事。放到现在，人们可能会围绕着旧盒子里的照片、服役勋章和剪报，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有件很特别的事表明，莎士比亚家族也是这样做的。1596年，威廉32岁，也出名了，他和父亲去伦敦，想为父亲争取盾形纹章以获得绅士的地位。在英国皇家纹章院卷宗中，仍可以找到他们的申请，那是一份有官员批注的申请书。莎士比亚声称，他的一位英勇祖先效忠亨利七世，获得过嘉奖，还有“封地和房产”。指的应该就是战场立功一事：威廉的祖先曾在1485年波斯奥斯原野地区为都铎王朝的亨利打仗，对抗理查三世。

也许这些纯属想象，只不过是一个不断絮叨着的家族神话。也许这个故事是真的，从祖辈那里听来，或者由床底下盒子里翻出来的破烂的有国王签名的旧地契上联想而来。虽然没有人去追溯过这位特别的祖先，但他很可能是来自巴尔萨的托马斯·莎士比亚，和妻子阿丽莎一起在1486年加入了诺尔教堂的富人公会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许托马斯曾服过役，是当地贵族的随行人员，胜仗之后获得了一小块土地，而这块土地是没收自理查和他的支持者在沃里克郡的不动产。不过，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假，而是家族传统。这个故事口口相传，直到1596年的这一天才匆匆记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是国家历史——是莎士比亚家族史的一部分。

成年后的莎士比亚着迷于英国和英格兰历史：过去200年里贤明和昏庸君主的国家叙事，君主的圣洁，正义和权力、政权和良知之间的斗争，穷人和权贵之间的联系，爱国主义的构成，等等，这些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在伊丽莎白时期，国家叙事是为了留下记忆，因为历史总是一再被彻头彻尾地重写。莎士比亚早期的名声不是源自喜剧或悲剧，而是历史剧。

历史的重要性有很多方面。它构成了我们的身份，给予家族和社会生活真实感，为我们创造了分享过去的感觉，还构成了我们的正义感。莎士比亚家族的格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切出于正义。”不过这句格言似乎是威廉为了给家族和祖先做个综述，为了见审核官员而杜撰的。

宗教源泉：阿登社团

在伊丽莎白新贵和旧绅士之间的冲突中，沃里克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心。在这些地区推行伊丽莎白新教革命的执法者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和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新教推行者查理·寇特的露西家族一样，达德利也是个外来户。像阿登家族这样的旧式家庭，即诗人母亲这一族的，是天主教徒，他们怨恨达德利和他的党羽势力。阿登家族的首领，爱德华·阿登，把达德利叫作暴发户和奸夫，他断然拒绝在1575年女王访问肯纳尔沃斯堡时穿上达德利制定的服装。从亨利八世时代起，沃里克郡——昂德希尔斯、斯洛格莫顿和阿登——这些旧派拥护者的意志一直存在：这是旧宗教的最后一丝喘息。他们还在建教堂，留下虔诚的遗赠，为善举做准备，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旧圣人和“亲密熟悉的地方”的爱。1526年，约翰·阿登给阿斯顿教堂“留下我最好的锦缎做祭衣……最好的盔甲装扮圣乔治，将它放在我常坐的教堂条凳上……还有两头两岁的母牛，卖了它们用来支付教堂大钟的维护费用”。

直到17世纪，斯特拉福德许多这个阶层的家族都仍然忠诚于旧信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特瑞沙姆家族、温特家族、盖茨比家族和斯洛格莫顿家族。这片树木丛生的乡村土地上零星矗立着他们的房子：亨丁顿庄园、派克伍德庄园、布什伍德庄园，以及有护城河、牧师住所和秘密通道的巴德斯利农庄等。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地方对于秘密天主教徒来说都是安全的。议会爆炸阴谋[2]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里还是冲突公开化的地方。那些莎士比亚熟知的沃里克郡著名的家族就在冲突中消逝，无望地忠于英国历史的旧时代。

除了这些贵族，很多阿登森林地区的农民也有着同样的信仰。伊丽莎白继位25年后，有个罗林顿人这样告诉朋友，说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在他居住的这片大教区，只有“不到10人”会去参加新教教会。他很可能是对的：政府的调查和审讯表明，忠于旧信仰的势力一直到莎士比亚成年都是十分强大的。

在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之前，教会记载有诺尔的莎士比亚家族和阿登家族与当地贵族的往来记录，如今存放在伯明翰公立图书馆。1526年登记的条目中有来自派克伍德和罗灵顿的莎士比亚家族名单，沃里克郡的旧家族中有一个理查德很可能就是诗人的祖父。名单如下：

多米娜·简·莎士比亚

罗伯特·盖茨比及其夫人简

乔治·斯洛格莫顿爵士及其夫人凯瑟琳

爱德华·福尔拉斯爵士及其夫人康斯坦斯

威廉·克洛普顿爵士及其夫人伊丽莎白

理查德·莎士比亚及其夫人爱丽莎

威廉·莎士比亚及其夫人爱丽莎

约翰·莎士比亚及其夫人琼安娜

这份名单勾画出一个沃里克郡的老社团。在亨利八世革命的前夜，当地的农民和阿登的贵族深深扎根于此，他们对拥有大量土地的旧家族恭恭敬敬，忠于当地的圣坛和教会。这是16世纪早期阿登社团的缩影，是莎士比亚父母出生的时代，也是莎士比亚本人对英国及其历史形成自己观点的起源。

走出故乡，进入上层

尽管这些家族联系本身并不能证明威廉对于传统的忠诚，但还是有力地证明了他的世界观源自父辈。他所处的时代是传统的，人们推崇和铭记这样的忠诚。当今世界，我们能想到的亲密家庭关系不过祖孙三代，亲属关系也很有限。但都铎王朝的人们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更为广泛。比如说，“远亲”就意味着即使迁移了一到两次，也还是沾亲带故。一般来说，他们的家谱更宽泛一些。

即使在传统社会，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文化也分很多种。和其他家族一样，莎士比亚家族只有努力劳作才能获得实际的发展，才能兴旺起来。威廉的爷爷理查德是从洛克苏和罗灵顿的家族迁出的。16世纪20年代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在离老沃里克路不远，距斯特拉福德东北部5英里的斯尼特菲尔德租了一块地。他在这里整整耕作了35年。

最近莎士比亚家的地点被辨认出来。理查德那块80英亩的地在贝尔路拐角处，顺山势坐落在斯尼特菲尔德小溪上游的浅滩上。家族的房子包含了部分都铎王朝时期风格的农家建筑。这块地最初是当地一支阿登家族出租给他的——也是类似的殷实农家，同样种着田地，有着同样的人生展望和同样的信仰。在斯尼特菲尔德的这个家里，理查德的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约翰和亨利。诗人的“哈里叔叔”亨利，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劳作耕耘。这栋房子的一间外屋因靠近教堂，被保存了下来。约翰大约出生于16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从这里迁移到了城里，身份不再是农民。约翰本可以一生为农，却因为他的抱负、魅力和奋斗（当然也是因为精明好胜），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想法。他一边在斯尼特菲尔德租用的土地上耕作，一边在城里干活，整整当了7年的学徒才成为斯特拉福德的手套贩卖商。

约翰·莎士比亚的升迁

斯特拉福德坐落在艾玛河的右岸。这个城镇除了后街小巷外，有2条或3条大街。其中一条主要街道贯穿东西，另一条贯穿南北。伍斯特主教就是这座城镇的镇长。整座城镇都是用木头建造的。曾经有一年圣路德节在这里有过一次盛大的集会。教堂占地很大，祥和安宁，坐落在小镇的南端……这个教堂奉行三一教。

16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晚期，约翰·莎士比亚给手套商迪克逊做学徒时，旅行家约翰·利兰乘车来到这个小镇，他对这个地方的描述就像今天的旅游指南一样精确。他还提到小石桥、语法学校、救济院以及有死亡之舞壁画的“大教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小镇的模样今天依然清晰可辨：公会教堂、克洛普顿桥，还有救济院（现在还有一些穷人住在那里，不过由当地政府管理）、公会教堂和语法学校（1553年重建）都还在。尽管莎士比亚辞世的“那幢漂亮的砖木房子”早已不复存在，还是见得到一些半木头建造的房子。

16世纪的斯特拉福德只是一个小镇，人口却很兴旺，有1500人。每年9月14日举办的集会上，常常会付钱招募新劳工。那些自由商人——小商贩——将鸡蛋和家禽全部买下，运到更大的城镇去出售赚钱。这也是那些有钱的当地“布罗格”——不法的羊毛商贩——来买砖瓦和汉理街上铁匠铺的铁器的地方。随着16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衰退后的缓慢复苏，对零售商和手艺人来说，那里还是有很多生意可以做的。

还有一些奢侈品。店主们卖那些进口到伦敦的货物，格林威运来的地中海水果和坚果、弗吉尼亚的土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刺激了一些特殊的生意：人们开始渴望要漂亮衣服。商机就在这里，这可不是赶着8头牛在斯尼特菲尔德的田地上来回耕作能得到的。就在这里，约翰·莎士比亚成就了他作为手套商的事业。

斯特拉福德有关约翰的最早记录是在1552年的一份文件中，这似乎是莎士比亚家族漫长官司中的头件案子。约翰因为在汉里大街上丢“粪堆”——废物垃圾，或是一堆腐烂的皮革碎片和边角料而被罚。学徒期满后，约翰就成了专做订货的手套商，在市场十字路口和其他手套商一起将自己的手套摆在摊子上卖。他在家里把皮革切好弄好——这是家庭手工业，也许是和来他家帮工的工人以及在外屋做缝补的女人一起干的。

1561年，做农活的父亲死后，约翰出现在斯尼特菲尔德。不过那时候他在斯特拉福德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升，成了镇里的地方议员、治安官、警官和啤酒品尝官。“这个随时会开玩笑的满脸欢乐的男人”成为城镇管理层的实权人物，也是判断力强、能力强的受人欢迎、令人尊敬的人。这位斯尼特菲尔德的昔日农夫现在成了伊丽莎白新市民秩序中的一份子，这种秩序也就是他们称作大英“联邦”的一部分。约翰似乎从来都没有学会写字，总是用一个表示手套商的罗盘或是拉皮的“驴”的记号来代表签名。不过他肯定有最基本的阅读能力，以完成镇政工作和记账。

英国地方政府遵循传统的磋商和陈述环节，管理着300年前就已经为富有农夫所熟知的“国家社区福利”——君工代表国家社区，只要君王关心人民疾苦，就是他们效忠的重心。约翰的24个地方议员同事都是中产阶层的人，是手套商、帽商或服饰商。他们在公会关起门来开会。地方议会的工作就是治理这个城镇，需要监督教育，确保城市整洁，照顾穷人、病人和失业的人，保持治安、解决纠纷。议员没有工资，但报销工作开支。他们不可以拒绝这个职位，也不能辞职。只有犯了严重错误或大吵一顿才会离职，约翰最终就是这样离职的。

作为镇议员，约翰的作用在他儿子的故事中是重要的。莎士比亚的父亲及其同事都是被迫卷入国家政治和历史的。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他们必须控制或鼓励人们和政府保持一致，并及时发现不和谐的声音。他们的命运就是去适应变化，指引这座城镇安然度过天主教女王玛丽和新教女王伊丽莎白的时代，这也是英国发生天翻地覆改变的时代。

阿登家族：莎士比亚母亲的家族

16世纪50年代后期，即玛丽女王统治的末期，约翰很可能30岁左右了。都铎王朝男人结婚的平均年龄是28岁，女人26岁。约翰开始着手找老婆。她是约翰父亲在斯尼特菲尔德老房东的女儿，是他自童年起就认识的女孩子：玛丽·阿登。

就莎士比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而言，母亲给诗人的人生添加了另一个特色。玛丽来自一个在沃里克郡真正有地位的家庭，和郡里几个实力雄厚的天主教家族有来往。重要的是——这怎么可能不给这个孩子留下印象呢——他们有斯特拉福德北部沃里克郡森林地区古老的名字。据17世纪地方古文物研究者说，阿登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森时期阿登的萨克尔领主。据《英国土地志》所说，1066年柯德沃思的土地实际上就在萨克尔领主手中。不过细观历史，可能还会追溯到诸如来自沃里克的英雄盖尔等传奇人物，他是16世纪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威廉·莎士比亚很熟悉。阿登家族的祖先加重了这个家族的国家历史感。托马斯·阿登在13世纪的内战中为巴伦斯家族和蒙特福特的西门家族作战。罗伯特·阿登在玫瑰战争中为约克党而战，并在1452年被处决。约翰·阿登是玛丽的叔祖父，在亨利七世时期任皇家骑士。这个家族甚至在帕克宫都有自己的房间。20英里外的柯德沃思有他们的房子，被称作“国王的会所”——也许亨利真的在那里待过。

对于玛丽·阿登和拥有帕克宫的阿登家族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不确定之处，但是有证据表明她确实是托马斯·阿登的后代。托马斯是拥有帕克宫住所的瓦尔特·阿登的小儿子，他在玫瑰战争中夺回了家族财产。托马斯在威尔姆寇特和斯尼特菲尔德的沃里克郡都有地产。他的儿子罗伯特则在两个地方都有农田，1596年莎士比亚提交申请到皇家纹章院时称他为“虔诚的绅士”。这稍稍有些偏离历史。实际上罗伯特只是一个富有的当地农夫而已，自称是庄稼人。不过，不论关系如何，罗伯特的家族历史悠久，他是玛丽的父亲，诗人的外祖父。

玛丽·阿登的童年家庭：物质的世界

多亏了一部吸引眼球的侦探作品，玛丽婚前居住的房子在2001年被确定为是威尔姆寇特的格力波屋，位于斯特拉福德北边4英里处。这幢房子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砖墙，在二层却有都铎王朝时期的木板条、灰泥和横梁，横梁的树轮显示这些树木是在1514年砍伐的。房子最初就是一间普通的厅房，55英尺长。正中有个开阔的大厅，一头是有地板的卧室，另一头是厨房。屋子外面有个工作间。院子里有牛、干草棚、马厩、井和厕所。玛丽的父亲拥有大约135英亩地，还拥有一片30英亩大小、叫作阿斯比的田地。在斯尼特菲尔德他也有地。对于当时的农夫来说，这可是不小的资产了。

玛丽家有7姐妹，她们是富有的农夫家女儿，拥有沃里克郡最古老的姓。很幸运，1556年11月罗伯特·阿登立下的遗嘱保存在沃斯特档案局，得以存留至今。那时玛丽还没有嫁人，是遗嘱执行人，这清楚地表明她很能干。遗嘱体现了威廉出生前传统农村的社会状况，并因其对天使、圣母玛丽亚以及“所有圣人”的诉求而体现出彻底的天主教倾向。亨利八世的改革只是轻微触及了沃里克郡。和大部分同阶层的邻里一样，玛丽·阿登在注重仪式而老套的英国乡村天主教氛围中长大。

这份遗嘱附有一份罗伯特的财产清单，让我们足以想象玛丽嫁人前房子里的摆饰。清单展现了都铎王朝时期中下层人民的变迁：有8张绘图挂毯、桌子、椅子、长凳、壁橱、床和床上用品，但没有提到碟子。有些地方直到19世纪都是这种习俗，像阿登家族一样，人们是用木碗吃饭的。厨房里有罐子、煎锅、平锅、大锅和合金烛台，屋顶上还挂着咸肉。在外屋罗伯特保留了一整套木匠工具——很明显他是个技术熟练的木工。牲口棚里放着一辆小推车、马具和其他工具，包括重型犁和自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之前就有的传统八牛耕犁。这份清单还包括牛、羊、猪、马、蜜蜂和田里播种的小麦。这一大堆的资产表明，罗伯特是一位富有的16世纪中产地主，既雇用长工，也雇季节工。尽管还没富裕到拥有织毯，但这个家还是买得起莎士比亚后来在作品中写的类似绘图彩布的东西。福斯塔夫曾提到“被一块绘图彩布吓到”，指的就是这种有宗教主题的彩布。在《鲁克丽丝受辱记》中，诗人也提到过一块讲述特洛伊围城的绘图彩布。

莎士比亚祖父的财产清单很有意思，它表现了威廉这个阶层人民的物质文化，还让我们明白莎士比亚孩提时的情况。在他的戏剧中，不单单有墙上或恐怖或迷人的绘图彩布，还有煎锅、铁撬棍、木桶、锄头、大锅、钻子、手推磨、手锯、折凳、壁橱、长凳、垫枕、枕头和各种棉织物等在他母亲家的财产清单上出现的资产。这幢房子，包括所有的摆饰，都代表了即将出生的威廉所处的世界：富有而又务实。

伊丽莎白女王继位

父亲死后，玛丽拥有了威尔姆寇特的土地和斯尼特菲尔德的一份财产。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557年初，她嫁给了约翰·莎士比亚。那时她至少17岁了，也可能20岁出头一点。婚礼很可能是在阿斯顿坎特罗的威尔姆寇特教堂里隆重举行的。这个时间和家族的历史都决定了婚礼肯定是天主教式的，随后还有一场弥撒。这对夫妇搬进了汉里街的新房子，憧憬着富有的中产阶级生活：桌上摆着白蜡、壁橱里放着上好的家用织品，墙上挂着帘子，有一张供客人使用的桌子，还有一两个仆人。在玛丽女王时期的斯特拉福德，能这样生活就意味着拥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可是他们的世界发生了变化。约翰和玛丽婚后不到一年，女王驾崩。在她短暂的统治时期，天主教被恢复为国教，新教徒受到残酷迫害，有些新教徒在考文垂附近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558年11月17日，玛丽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登上王位。她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力图回到父亲和同父异母弟弟爱德华六世所推崇的新教改革路线上。英国已处在因统治者和宗教的不断变迁而引发的极度焦虑状态中，此时人们绷紧神经，准备迎接重塑英国精神领域的又一次斗争。

和其他教区一样，斯特拉福德以传统的仪式庆祝新统治者的继位。在接下来的星期日，即基督降临节的第一周，镇里的首脑人物，包括约翰·莎士比亚，都去教堂称颂新女王，祈祷她的王朝幸福繁荣。不过他们仍然以诵读“我们的父”和“为玛丽亚欢呼”来祈祷女王统治的繁荣昌盛，用为天主教统治者准备的拉丁连祷文和集文歌唱。集会气氛可能很紧张。虽然有些邻居是新教徒，有一两个还有清教倾向，但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镇里的传统主义者（尽管他们很可能被考文垂的火刑吓坏了）也许和贝克郡教区的教会取得一致，坚称在亨利和爱德华的统治下，“所有神圣庆典和合理的消费都被驱除出了教堂……所有善良和正直都被鄙视，被放逐……（那时）人们虔诚的宗教和诚实行为都被认作是迷信和虚伪”。对他们来说，玛丽女王的统治是“教堂再次恢复和得到安慰”的时期。在沃里克郡，很多人赞同这一点。甚至25年后，一个罗灵顿的村民代表他的社区讲话时，他还这样评价旧信仰：“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宗教。”

那么未来会怎样继续呢？集会过后，全英国的教区都回荡着钟声，教堂大门口点亮了篝火，摆放着奶酪、面包和啤酒等为穷人准备的救济物。庆祝伊丽莎白继位庆典的篝火也将成为英国天主教的终结典礼。一年后，即1559年7月，政府采取措施“培植真正的宗教”。这就意味着所有天主教庆典和雕像都将遭到压制：摧毁祭坛和宗教形象、教堂的十字架龛、墙上画像、彩色玻璃以及宗教仪式圣衣。教区的牧师（大部分还是属于玛丽女王时期的教堂牧师）也被教导采用新仪式、新祈祷书和钦定的新教《圣经》。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教会委员都被要求准备一份记录，上面有“教堂财物”清单，还有“教区内所有‘好斯令’名单，仲夏后埋葬在教区的名单，以及全年受洗和结婚名单”。“好斯令”这个词是莎士比亚从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嘴中说出来的，指的就是那些皈依天主教的教徒。

在这最初的阶段，政府慢慢地打开了一张网，将旧信仰的支持者团团围住。一场权力和良知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争端的解决整整耗时近半个世纪。广义地来讲，今天的历史学家将这一历程分成4个阶段：伊丽莎白统治的头12年左右的时间，一直维持着动荡的局势；自1571年莎士比亚求学开始，风暴不断积聚；1580年他离开学校后不久，天主教反改革行动开始，镇压随后而来；最后，16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当局占据上风。这一文化革命时期贯穿了莎士比亚生平的大部分时间，对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非常关键。

两次葬礼和一次洗礼

尽管伊丽莎白在统治初期清洗了意识形态的强大集团——大学，但她并没有一开始就迫害臣民。她是个虔诚的新教徒，但不是一个狂热的改革者，也没有渴望“打开人类灵魂的窗户”。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一度让平民很开心。谁能在这个时候断言他们会被号召去信仰什么呢？在斯特拉福德并没有什么不安定，而是人们继续维持生活现状。在新女王的统治下，小镇还是以旧体制治理。约翰·莎士比亚升迁得很快，成为镇里的财务主管和镇委员会成员。他是人们可以信任的估断事态的人，估断的内容包括故去邻居的财产、公司资产及技艺水平，或是啤酒酿造师的啤酒质量，等等。

在私人生活方面，约翰希望成为父亲。玛丽很快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琼出生于1558年9月，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却很快夭折了。按照惯例，这个名字会再次被使用。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出生于1562年12月，5个月不到也夭折了。那个时候，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在大城市，将近三分之一的孩子周岁前夭折。甚至在斯特拉福德，儿童的死亡率也达到16世纪60年代的平均水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安妮也在7岁的时候夭折。

最初两个孩子的夭折一定给这对父母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不过玛丽在1563年的夏天又怀孕了。人们一定很有兴趣知道这对夫妻是否求助任何特别的祷告或仪式来保佑这个特别的孩子。有证据表明，约翰的守护神是霍利威尔的维尼福瑞德，他的圣坛在传统的沃里克郡家庭朝圣的地方，譬如阿尔维斯顿的斯洛格莫顿家族和福特斯克斯家族。人们总会对着那些和蔼可亲的女圣人祈祷求子，她们的画像常常就在斯特拉福德公会教堂的正中央。

约翰和玛丽的第一个儿子，威廉，出生于1564年4月底。随后一两天，他在斯特拉福德教堂受洗。施洗的是约翰·布莱希戈多，一个同情天主教的人文学者，天主教祷词由他的助理牧师起草好。布莱希戈多为教区居民进行过很多旧式的施洗。施洗的日子是4月26日，因此依照传统，出生的日子应该是23日，但这都只是假设而已。通常孩子在出生后5天内就必须受礼，这意味着莎士比亚也有可能是20日出生的。依照传统的看法，让婴儿尽早受洗是很重要的：人有原罪，如果一个婴儿没受洗就夭折了，他就不会升入天堂，只会堕入地狱。当然，隔了两三代后，这种想法不那么盛行了。男孩的名字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很可能是以他的教父威廉·史密斯命名的。史密斯是个服饰商，也是汉里街上的邻居，他的家庭渴求知识——五个儿子个个识文断字，还有一个上了大学。有关这次受洗，在教区牧师登记的条目上写道，“4月26日约翰·莎士比亚之子威廉”，这一条后来还被誊写了一遍。

[1] 编注：莎士比亚的英文写法可拆作shake（握）spear（矛）。

[2] 编注：指激进的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策划的一次阴谋，意欲用火药炸死国王和议员们，后来失败，福克斯被捕。

第二章　国家的后代

1564年的盛夏，艾汶河的强大水流在克洛普顿桥下绕着石堆打旋，孩子们都喜欢在那里游泳消暑。水位低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那自罗马时期就有的浅滩上，小镇因此而得名（浅滩音为“福德”）。圣三一教堂高高的塔尖在榆树林从中隐约而现——据说有1000棵榆树——榆树林给了那些通往小镇的小路足够的阴凉。实际上，这个乡下地方就在城镇的边缘。沿着汉里街莎士比亚家屋后的花园出去，就是一片田地，一条名叫米瑞斯的小溪穿过小路，顺着溪沟穿过市场。

在这样一个都铎王朝的英国小镇，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力提升，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重建”民宅。在莎士比亚父母出生的年代，每个家庭都生活在一个公所里。人们睡在草垫子上，“头下枕着一段圆木”。当时的人们认为，枕头都是“分娩床上妇女用的”。不过旧习俗在改变：人们总爱打听隐私，财产也成为身份的象征。对亨利八世还记忆犹新的老人来说，“在他们清晰的记忆中，有三件事情让英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587年威廉·哈里森这样写道，“民房需要大量的烟囱，房子里的家具和财产越积越多，中产阶级人民各种需求也表露无遗”。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通货膨胀、高利贷、地主对租户的剥削，等等。这都是莎士比亚童年时期最普遍的抱怨，贫困问题急剧恶化，农夫被赶出土地，铲除了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最后残余。这些对于内陆的人来说印象深刻。毫无疑问，在布里奇街的伯比奇小酒馆，人们也在讨论这些。而莎士比亚年轻的父母，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力图在新旧之间的各方面保持平衡。

“宴请这些人时，他们太过喧闹了”

都铎王朝的出生手册上规定，新妈妈必须在分娩一个月后才能进行洁净礼或“安产感谢礼”。这是一个古老的天主教仪式，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新教教堂里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有些地方直到20世纪仍然还有）。这一规定是要刚分娩过的女人保持清净，这样她和孩子都可以慢慢恢复元气，免受感染。1564年，在斯特拉福德近三分之二的孩子周岁不到就夭折了：这样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星期被看作是最危险的时候。

玛丽在5月28日的“安产感谢礼”是圣三一教堂的牧师约翰·布莱希戈多实施的。按照那时乡下的惯例，一家人在汉里街为朋友和邻居举行了一场宴席，桌子上摆满了“水果馅饼、禽类野味、奶酪和黄油”。据说乡下人在这种事情上要比城里人做得更好：“在宴席这种事情上，他们一般都会更热情一些，特别是在婚礼和妇女洁净礼时。在这些场合，很难说人们吃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每个客人都会带一道菜来，主人和妻子则会去请教那些菜是什么。”

人们都觉得，这样的乡下宴席要比起城里的宴席大方得多、有趣得多，席间尽是“粗俗下流的话”。和那些从不喝醉的“更理智的宴席”不一样，“郁闷先生和严肃先生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和莎士比亚父亲同时代的沃塞瑟特郡人这样说道。汉里街不太可能是个宁静的地方，毫无疑问，人们用热热闹闹的宴席欢迎这个孩子的到来。6个星期之后，威廉还不到3个月时，这座城镇迎来了一场大风暴。

斯特拉福德遭受瘟疫

1564年的历书准确地预测了一个炎热的夏天和迟到的丰收，还有“让很多人痛苦的发烧和隔日热”。在过去的12个月里，伦敦已经因瘟疫失去了十分之一人口。那年夏天，勒弗尔围城战中沃里克伯爵的士兵把瘟疫从首都熙熙攘攘的街道带到了考文垂市和斯特拉福德镇。7月11日，斯特拉福德丧葬登记简单地记录了学徒奥利弗·冈恩死亡时的那一刻：“瘟疫开始了。”斯特拉福德有200多人死于这场瘟疫，占这个小镇人口的六分之一。8月末，被小镇瘟疫震惊的镇议会在镇政厅后花园举行了紧急的露天会议（正如莎士比亚后来在《雅典的泰门》中所写的，人们认为瘟疫会在室内因空气受染而蔓延开来）。镇政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记下了他们商议拨钱给那些遭受瘟疫的市民：“1564年8月30日在镇政厅花园举行会议，拨款救济穷人。”作为镇里最富有的人，镇议员都被寄予希望出钱救济穷人，减轻邻居日益增长的痛苦。约翰·莎士比亚也是伸进口袋掏钱的一员。作为财政官，他还负责钱财的发放。

和大多数流行病一样，逃不过这场瘟疫的大多都是年老体弱者和儿童。对于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相互熟悉的小团体来说，这是很可怕的。镇里的书记员理查德·西蒙斯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邻居格林家，在汉里街上离莎士比亚家三户远，失去了四个孩子。莎士比亚家的儿子威廉幸存了下来。也许正是因为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玛丽把威廉带回了威尔姆寇特，在那里她和约翰刚刚建了一幢小小的房子。夏末，斯特拉福德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威尔姆寇特却逃过一劫。

旧方法，新需求

伊丽莎白统治初期，在一个小城镇，孩子的前途是什么？比起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一切都要取决于钱和阶级地位。如果威廉的父母待在乡下，他就会成为一个农夫——也许会继承母亲在威尔姆寇特的80英亩地。不过他的父亲搬到城里了，还成了一位镇议员，因此威廉可以获得体面的教育，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拉丁文好的话，他可以成为一名职员，在律师行工作；或者也可以子承父业，做一个手套商。他也可以成为大城市里的学徒，譬如在考文垂，甚至是伦敦，就像很多沃里克郡的男孩子一样。在同时代的斯特拉福德人中，有一个叫理查德·菲尔德的就成了伦敦的印刷商；还有爱德曼·史密斯的儿子威廉，他上了大学。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成了一名演员和剧作家，不过关于他是如何实现这一飞跃的，仍然是个谜。

和其他人一样，年轻的莎士比亚也受到家庭、工作、教堂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向。尽管我们几乎没有诗人童年时代的细节，但还是可以通过其他一些信息看到影响他的东西。和很多守旧的英国小地方一样，斯特拉福德对新事物很谨慎，对旧事物抱有同情心。在莎士比亚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沃里克郡在政府和沃赛斯特教会当局眼中就是一个不虔诚的地方，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也是臭名昭著的拒绝伊丽莎白新教牧师意愿的地方。在诗人出生的那一年，有人向枢密院递交了一份报告，说这个郡的42个治安官中，有半数是“真正宗教的对抗者”，新教主义的“支持者”只有8个。有个沃里克郡的新教作家在提到“那些完全无视上帝话语的大教区和集镇”时，就提到了斯特拉福德和周边的阿登大教区。

20年后一切还是那样，伊丽莎白的宗教密探搜集的一份引人注意的记录中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点。一份1585年的政府调查对沃里克郡这样评判：“那里的教堂状况很糟糕，很需要一个虔诚的知识渊博的牧师。”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只有不到一半的教区有1568年的钦定主教《圣经》。186个牧师中，据说有120个都是“愚钝的”，还有48个肯定或被怀疑是天主教徒。一直到1607年都在司本诺任牧师的哈姆弗雷·斯泰尔，给了女王特派专员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们的《圣经》不是主教钦定的……我没有大学学位，也不会讲道……对于其他法则我也无话好说。”郡里65个教区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无视这个调查，根本没有回答。这当中还有12个教区牧师被直接指控是天主教徒，他们仍然在阿登森林地区的斯特拉福德西部和北部旧教区里主持宗教仪式。奥德巴若的牧师乔奥弗雷·西斯被人密告是“天主教徒，还使用符咒”。派克伍德的雨果·贝特是“一个老牧师，还愚弄众人，是个酒鬼，愚昧，还被认为是个巫师”。他们都是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带着一贯的喜爱和怀旧心理描写的那类牧师和修士。有趣的是，这份牧师名单中也包括坦普尔拉夫顿的约翰·弗里斯，他曾主持了诗人的婚礼，被描述成“一个宗教信仰不坚定的老牧师”。当地人找他大多是因为他的医术，这让人不禁想起《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那个鼓捣药剂的老修士。

天主教信仰的幸存、新教教堂的仪式以及民众为逝者、为驱魔和符咒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在这个国家此起彼伏地共存着。到了莎士比亚生命的后20年，据说英国政府的情报人员认为：“大部分民众内心里都还是天主教徒，喜欢说旧宗教的时代还是不错的，一切都很便宜，圣礼时人们可以吃面包，还对圣母发誓……”像弗里斯这样的人不是迷信的守旧者，而是忠于教区居民，忠于当地风俗，可以说是新旧之间的联系而已。

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莎士比亚头20年的生活。这些复杂的、逐渐发生的变化以及新老世界之间的交叉影响了他。变革不再被看作是广泛的一致性事件，而是极端分子之间的相互争执。这种长期确立起来的思想只是赢者诉说历史的例子而已。对于约翰·弗里斯以及他的同伴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16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这一代人使新老模式得以融合。在英国很多地方，特别是沃里克郡，这些都是历史变革的现实。我们看待莎士比亚在世时发生的大变革以及他个人生活时，都应该记住这一点，莎士比亚在新旧两个世界都留下了足迹。作为一名作家，他还会成为新旧之间的桥梁，将大变革前的一些东西传给他的子女甚至孙辈——一直到我们这一代。

“对你们嗤之以鼻”

斯特拉福德的居民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呢？在莎士比亚的童年时代，镇议会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们没有明说的话。他们没有对东部盎格鲁城镇，甚至附近的考文垂涌现的早期新教主义热情提出任何预警。官方没有记载有无款待来访的新教牧师，也没有记载关于是去教堂还是打破安息日规矩的激烈争论，更没有记载对新来者和陌生人的劝诱式调查。这对于一个众多镇议员及其太太都自认是天主教徒的地区来说很有意思。惠勒一家就是坚定的天主教支持者。1592年，他们和约翰·莎士比亚一起被控是叛逆者（“违逆新教教派者”）；到了1606年，莎士比亚家双胞胎的教父教母，哈姆内特·萨德勒和朱迪斯·萨德勒，因信奉天主教在教堂法庭被指控。肖特雷的戴博达尔家也出现在1592年的叛逆者名单上，他们的一个儿子作为耶稣会的殉道者死在了断头台上。

在这样一个地方，在对旧信仰和习俗的坚持中，妇女可能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580年伊丽莎白的枢密院接到预警报告：“在这个国家，妇女在她们的日常聚会中总是会不逊地谈及宗教。”正如莎士比亚家的老朋友和邻居伊丽莎白·惠勒这样回忆1592年在教堂法庭长凳上清教徒的行为：“那是上帝的创伤，神将赐给你们所有人瘟疫，对你们嗤之以鼻！”

富有的去教堂的天主教家庭

和许多处在动荡的伊丽莎白统治初期的英国人民一样，莎士比亚的父母很可能也是被称作“去教堂的天主教徒”中的一份子。约翰，作为镇里的头面人物，只会在周日或宗教节日的时候才去教堂，但在参加团契的时候就会划清界限。在家里，玛丽私下给孩子们灌输旧的祈祷、仪式、信仰和故事，威廉的戏剧中就曾多次指涉这些事情，也曾很明显地表达对中世纪英国基督教的热爱。从一开始，年轻的莎士比亚就在充满各种冲突观点的世界里长大。等他离开学校时，他还明白了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感受。

在威廉的女儿苏珊娜·霍尔位于斯特拉福德的房子里，挂着一幅让人难以忘怀的当时中产家庭喜爱的荷兰画。这幅画可能创作于16世纪末期，让人对于汉里街房子的模样有深刻的印象。画中的这个家庭——父母和子女，也可能是儿子和媳妇，手拉手祈祷——在用餐前感恩祷告。所有人都穿得很肃穆，大人穿着黑色服装，女人带着环领、珍珠和蕾丝头饰。他们的服饰、拘谨的举止以及虔诚的姿态都表明，这是个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商人家庭，比英国乡下的中产阶层要更加沉默。我们可以想象，约翰和玛丽的家会自由一些，在他们的餐桌上，气氛会更欢乐。

不论如何，这幅画让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家庭氛围有一个基本了解。在画里，一家人围着桌子坐在木凳上，桌子前面有个很大很光滑的陶器水罐。桌子上铺着亚细麻布，还有锡铅盘子、碟子和茶杯、盐罐子、一大块肉骨头和一条面包。一个女仆正从右边走进来。木屏风那边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桑树。近景是两个大约8岁的男孩子，穿着棕色的短上衣、条纹的红色短裤、短皮靴。其中个男孩子正面对着观众，头发参差不齐，杏眼很大、神情专注，也许就像是当年的小威廉。

约翰和玛丽在16世纪60年代末期有了更多的孩子：先是吉尔伯特，然后是琼，接着是理查德和埃蒙德。另一个妹妹安妮在威廉7岁的时候出生。房子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段时间，约翰·莎士比亚自己发展得很好。1569年，威廉5岁的时候，约翰当选斯特拉福德的法官，和镇长这位“女王的官员，镇里的头儿”平起平坐。约翰不再像他的农夫父亲，他现在可以自称“莎士比亚老爷”了。这一家人在看着他身穿貂皮衣和红色羊毛长袍，头戴议员帽，在穿着米色制服、拿着武器的士兵护送下，沿着教堂街走到镇政厅的时候一定十分自豪。

放债人“布罗格”约翰

最近几年几份有关莎士比亚父亲记录的发现，为了解诗人早年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曙光。约翰在汉里街的房子后面有个牲口棚和外屋，他的手套制作间应该是在屋内，从客厅出来经过一个通道便是。手套制作是一项对技艺要求很高的行当，需要十分注重细节。那时和现在一样，缝细线的活大多是女人干的，很可能是玛丽和她的丈夫还有雇来的工人、学徒一起做。

作为在汉里街长大的小孩子，威廉毫无疑问地见证了这一切。他的戏剧里用了不同寻常的制作手套的修辞：他提到“像羊皮一样伸展的”才智或良知，很明显是因为曾见过用手拉展开羊皮的样子。只戴过手套的人是不太可能知道这一过程的。莎士比亚还用制作手套的人使用的大弧形削皮刀对胡子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比喻。有多少读者会注意到这一些？鉴于约翰不可能在屋子里宰杀动物，他很可能是从不远处泰勒家的屠宰场拿到羊皮的。年幼的莎士比亚肯定也看到了这一交易：不仅仅因为宰杀的动作在他的戏剧中作为修辞不断出现，他对流血的方式观察得也很仔细，令人不安。

威廉很小的时候，约翰已经购买了更多的资产，似乎赚了比做一个小镇的手套商更多的钱。他是如何做到的？在17世纪，人们都说约翰暗地里是一个羊毛“大”商家。这种说法常常被早期莎士比亚研究权威排斥，认为这只是不可靠的传说而已。甚至到了19世纪，人们在威廉出生的房子中的“羊毛车间”地板下找到羊毛残留物时，他们仍然不予理睬。后来人们又找到了一份法庭案件记录，说威尔特郡马尔伯勒的一位市议员于1569年在斯特拉福德的约翰那里购买了羊毛，却没有付钱。这一发现的重要价值起初并没有被人们注意，直到最近在英国档案局的惊人发现，才迫使专家们重新审视“神秘的”莎士比亚所涉及的其他方面。

伊丽莎白政府雇用有一个由间谍、情报和赏金猎人构成的网络，他们打听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意、宗教、甚至他们的性生活。威廉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两次被告发，原因是触犯了严禁高利贷的法律。威廉8岁的时候，约翰出庭应了两次起诉，都是涉及非法羊毛交易。后面这两件案子证实了有关他是羊毛商的说法：两次都是购买了2吨羊毛，每次付了210英镑现金。那个时候一幢不错的房子价格也不过60英镑。有一批货是从威斯敏斯特羊毛集市上一个沃里克郡羊户手中购买的，很明显约翰做这笔生意时假装获得了许可权。高利贷的案子和一个名叫约翰·穆塞姆的羊户有关，他来自斯特拉福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沃尔顿。约翰借给他两笔钱，80英镑和100英镑，每笔钱必须还利息20英镑——比法律允许的10%要高出很多。

现在我们知道诗人的父亲是一个“布罗格”了，也就是一个自由的羊毛商，没有从伦敦羊毛市场获得许可权就非法进行交易的人。在那种动荡的经济环境下，这可是一桩很有竞争性、高风险、快收益的生意。这些诉讼信息的发现让我们明白那些威廉童年时期约翰·莎士比亚卷入的法律纠纷。将这些信息集中到一起，再加上约翰的社会关系、借款、债务、销售和购买，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画面：他和沃赛斯特郡及沃里克郡的羊户先达成协议，很可能是达成有关羊皮生意的协议；然后，他增加了个羊毛生意。他和邻近斯特拉福德几个地方的朋友和亲戚一起干——比如他的远亲，派克伍德的莎士比亚家族、沃尔顿的穆塞姆、查德萨特的瓦尔特·纽舍姆、沃赛斯特郡边界的托马斯·萨奇。更有趣的是，还有诺斯布鲁克和斯尼特菲尔德的格兰特一家，这个古老的天主教家族可是在议会爆炸阴谋中的关键人物。这些家族中有些人很明显就是生意伙伴，沃尔顿的约翰·穆塞姆就是其中一个，斯特拉福德手套商约翰·洛克西里也是。还有一些关系远些的，如马尔伯勒的服装商、班伯里的手套商以及诺丁汉的帽商也都可能是生意伙伴。约翰的生意网甚至可以解释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第二幕中出现的一大堆和科茨沃尔德相关的东西：他提到一个叫乔治·维泽的人，是来自格洛斯特郡文考特（伍德曼寇特）的无赖，在一次法庭案件中和来自斯丁奇康姆山的克莱门·伯克斯搅在一起。税收文件和教区记录表明，维泽家族和伯克斯家族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维泽家族有荷兰血统，在德斯利和伍德曼寇特拥有羊毛工厂。在那里沿着俯瞰伯克利的科茨沃尔德悬崖，有30个都铎王朝的羊毛工厂（这个景象在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中也提到过）。

看到的事情和无意中听到的事情

“布罗格”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童年时代的莎士比亚所熟知的世界的样子。他或许曾见过在羊毛车间，成托德（每托德约28磅）的羊毛被装袋，然后放在汉里街那幢房子后的仓库里。也许他曾伴随父亲一起去做生意——在传统社会，长子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帮父亲干活，当然那时他必须已满8岁。为了钻法律的空子，“布罗格”通常会将他们的羊毛生意和耕作，像约翰那样和体面生意结合起来做。他们会在4月或5月安排货物采购，因为那时羊户能相对准确地预估当年的羊毛产量。“布罗格”会在6月剪毛后收集羊毛再卖出去，也许是到他们有联系的地区市场上卖。牛津郡的泰晤士就是其中一个市场——今天，教堂旁的旧仓库还有人在那里给羊毛定级标价。

在一个沃里克郡的羊毛“布罗格”账本中，我们看到了16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一幕：彼得·坦普尔的收支总账中的条目展示了约翰的生意情况，也告诉了我们约翰可能认识的人的名字。譬如，18托德羊毛“从福莱肯侯的理查德·昆西处购得，每托德21先令”。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栩栩如生地描写过这个场景：“看看——每剪羊11头出28磅羊毛；每28磅羊毛可卖一镑几先令；剪过的羊有1500只，一共有多少羊毛呢？”

坦普尔的账本详细记录了打包羊毛及运送到伦敦的费用，也许是送到伦敦肉类市场，也许是到威斯敏斯特的羊毛市场。作为回报，商贩们也运回羊户特别需要的货物，以及鱼和其他稀奇的杂货。“布罗格”的账本提到“50根黄蔓，6磅杏仁，2磅大米，4磅白糖，2筐无花果”。在《冬天的故事》中，莎士比亚让牧羊人的儿子去买同样的奢侈食品，来开剪羊毛人的聚会：

“让我看，我要给我们庆祝剪羊毛的欢宴买些什么东西呢？3磅糖，5磅小葡萄干，米——我这位妹子要米作什么呢，可是爸爸已经叫她主持这次欢宴，这是她的主意。她已经给剪羊毛的，和唱三部歌的人们扎好了24扎花束；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多半是唱中音和低音的，可是其中有一个是清教徒，和着角笛他便唱圣诗。我要不要买些番红花粉来把梨饼着上颜色？荳蔻壳？枣子？——不要，那不曾开在我的账上。荳蔻仁，7枚，生姜，一两块，那可是我向人白要的；乌梅，4磅；再有同样多的葡萄干。”

这些细节表明，在童年时代，莎士比亚对于手套生意、乡村羊户与城里的羊毛商之间精明而又实际的往来十分了解。

这一切在年幼的莎士比亚的成长过程中都是公开的。因为父亲的生意往来，这个孩子认识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熟悉了生意场和赚赔，这此在他后来的文字中也有体现。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特别擅长描写社会交往，特别是男人之间的交往。就算是人们言谈之间的间隔，遗留的物件，他都观察得很仔细。

上文曾经提到，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和诗歌中使用了颇具效果的丰富的乡下词汇和充满各种口音的单词。有时候，同时代人的记录给了我们和他的语言准确对应的词。譬如，治安官约翰·费什在16世纪80年代的记录中，就提到了往来于沃里克和斯特拉福德之间的流动商贩等，这些记录至今保存在沃里克市政厅。在这本记录中，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赶牛人、偷羊贼、失业劳力、爱尔兰战争退下的老兵、扒手、抓兔子的和下流胚。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譬如在沃里克有处独角兽出没的地方；厄秀拉·拉迪什的传奇故事以及她的情人；那个沉迷女色、重婚、来自曼彻斯特的羊毛洗刷工；“那个二心二意的坏家伙”。

这是莎士比亚年少时纯朴自然的沃里克郡小镇生活。人们来自全国各地，远的来自贝里克，尤其是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不同的口音和故事在这里交汇。这让莎士比亚戏剧中所有的下层人物都栩栩如生，他们说的话真实可信。沃里克镇的记录展现出他们在真实生活中对应的角色，譬如“和妻子或女人一起的亨利·卡尔背着小贩背包（是《冬天的故事》中的奥托里古斯吗）”，“多萝西·格林，从斯特拉福德出发，在路上偷了一位贵妇的罩裙被处以鞭刑，并以化名‘傻姑娘’被发了传票（就像《亨利四世》第二幕的多萝西·特尔希特）”。

到了19世纪，和莎士比亚时期相比，丰富多彩的沃里克郡方言变化也不大。以收豆季节（那是《亨利四世》第二幕中奎克里夫人用来计算日期的日子）流动商贩的到来为例：“在我面前晃动着长长的黑衣，黑色的胡子，还有红茶罐子，还有那些鞋子，看上去好像被踩扁了又弹回来的样子……还有那奇怪的名字，就像是硌脚的沙砾：戴革、罗普、克罗么、葛浪奇和丁克。”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世界会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期，但根据20世纪后期斯特拉福德一位将近百岁的老人记载，我们看到了一个奥托里古斯后人嘴里的奥托里古斯剪羊毛的场景：

他们的故事直接来自仙境：草莓像马铃薯一样大，这是苹果酒的地盘，还有大片大片的百合花，如彩虹般绚丽多彩，视野所及之处，都是剪下的羊毛，像雪貂的毛皮一样白，人们陷入了白色的海洋！河畔的母亲呼唤着孩子回家，这样的呼唤惊起了孩子们，让人想到老奸巨猾的狐狸闯进鸡窝的感觉。

北方危机

1569年收豆季节，威廉还只有5岁的时候，从沃里克和考文垂来的人带来了无情的消息：传言说有人叛乱，动摇伊丽莎白尚未稳固的权力。在斯特拉福德，镇委员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日益纷乱的事件中，最终打破镇里原本就不稳定的局势。不管愿意与否，一切都变了。

危机是从苏格兰边境开始的。那年年初，天主教的苏格兰玛丽女王——她是苏格兰詹姆士五世的女儿，也是法国弗兰索瓦二世的寡妇——在兰塞德战役中失败之后逃往英国，受到了伊丽莎白的“款待”。有些英国人和外国天主教徒视玛丽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未来继承人，因此英国政府十分谨慎，生怕进退两难。1569年2月，玛丽被带到内陆地区。沃里克郡的高级长官严令警戒所有道路，严查和惩治流浪汉，每个月都对所有市镇进行彻查，严防陌生人，禁止一切非法行动和暴乱。6月27日，斯特拉福德地区首席地方官托马斯·鲁西爵士从郡中征兵640人，包括那些来自斯特拉福德的“诚实和谨慎的人”。市政厅记录了河边靶场射箭的行动，罗伯特·洛克受雇去清理盔甲和马具。“工匠”罗伯特还受命去制作新枪托，西门·比多负责装饰两根矛和一张弓。

有关北方叛乱和玛丽与天主教的诺福克公爵结缘的谣言四起。10月8日，西班牙大使这样写信给国王菲利普二世：“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伯爵、坎伯兰伯爵和德贝伯爵以及整个天主教团体将武力控制玛丽，然后控制北部郡县，重兴天主教信仰。”叛乱在11月爆发，是对早些时候在北部爆发的反对都铎王朝统治的暴乱的响应，特别是响应了1536年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的“优雅朝圣之旅”叛乱。11月14日，诺森伯兰郡伯爵查理·博西号召“所有诚实虔诚的子民”恢复“神的教堂中古老的传统和自由”。接着叛军到了达拉谟，人们在教堂举行了天主教弥撒。这个消息像野火一般蔓延到了南方。安全起见，玛丽被带到考文垂。沃里克郡的士兵准备北上。一时之间，伊丽莎白的政权似乎不稳。

不过很快，紧张的局势缓解了。随着伊丽莎白部队的挺进，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斯特拉福德是倾向于旧宗教的，因而开始有了各种争端。教区牧师、助理牧师和学校校长都离开了。教区牧师是在11月危机时离开的，校长是在圣诞节。助理牧师在镇里的记录中被描述成“逃亡者”，一个明显同情叛乱的逃亡者。

余波：“在教区盲点”的城镇

接下来的一年中，镇里的记录本呈现了斯特拉福德对这起危机的反应。托马斯·鲁西的一个仆人被安排做了管理员。1570年镇政厅被要求将公会教堂里的彩色玻璃全部铲除。一年后，在新镇长艾德里安·昆西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低价出售天主教的圣衣和祭服：“3套蓝色天鹅绒祭服……3套白色锦衣，2件黄褐色天鹅绒圣衣，1件白色锦衣圣衣，1件蓝色天鹅绒圣衣，3条祭带，3付手套或手上用品（用来处理遗体的）。”

因此，在新教女王继位13年后，镇政厅最终丢弃了他们曾经珍视的祭服，也就是新教徒所称的“阿摩利人的遗物”。

1571年2月，伊丽莎白女王被教皇佩厄斯五世宣布为不合法，并被逐出教会，这是英国都铎时期宗教冲突的重要时刻。从那时起，宗教冲突变得更加激烈，许多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十分糟糕。伊丽莎白的地方官，譬如罗伯特·达德利，继续压制支持旧信仰的地方贵族——如爱德华·阿登。1570年镇里的记录表明，一系列镇压陆续降临在这里，特别是像斯特拉福德这样有名的“小虔诚的城镇……处在教区盲点的城镇”。时代开始变了。

毫无疑问，这样的事件是镇政厅会议室和汉里街关起门来交谈的主要话题。每个议员都明白发生了什么。6岁的威廉在家听到的话，也会明白一点的：也许这就是他最初的一课，他将明白国家大事如何影响了地方事务，了解普通人是如何被卷入历史的漩涡。作为一个孩子，他永远忘不了他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父母低语的以及那种权力和良心的争斗。

第三章　教育：学校及校外

作为斯特拉福德的镇政官，约翰·莎士比亚完全可以将他的儿子送到镇里的自由学校。这所学校是镇政厅的附属学校，16世纪中叶时是山镇政厅资助的语法学校。男孩子通常在7岁开始上语法学校，那时他们已经基本能够读和写基础英语了，也能基本阅读拉丁语。威廉很可能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家或在一个小学校开始学习了。

“我母亲给我的”

斯特拉福德公会教堂承办男孩和女孩的小学校，有时在一段时间会特地有老师来上书法课。莎士比亚的写字风格就是所谓的“秘书体”，是《初级英语书法》书上展现的37种字体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570年，是一个居住在伦敦的法国校长博沙·西纳所著。诗人的字体很像博沙·西纳的样板。他很可能是在一个小学校跟着用这本教材的书法老师学会了基本的字体。

不过，也可能他是在家受到教育的。尽管如前文提到的，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学过写字，但他的母亲还是会一些的，至少在阅读方面。玛丽擅长法律事务，是遗嘱执行人，也是陪审员。她在文件上的签名完全能表明她是一个知道如何用笔的人：那个优美的“M”是将羽毛笔先侧着，再正着写的，还有一个时尚的装饰性圆圈，让人想起她儿子在写自己名字首字母时那种显眼的风格。玛丽还用私人奔马印章（她的父亲养马），这又一次表明她是个识字的人，习惯自己处理事务。

玛丽有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启蒙老师吗？16世纪40年代末在威尔姆寇特的童年时期，她是否接触过小诗集或祈祷书呢？不论如何，那时母亲教孩子还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乡下的天主教家庭。有关于此，莎士比亚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也许是他最早的剧作——中，设计了一段情节，里面有一段关于书籍的话：

泰特斯：路歇斯，她在不断踢动着的是本什么书？

小路歇斯：爷爷，那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是我的妈妈给我的。

诗人的母亲玛丽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我们希望了解更多的。

神话和魔幻：坐在妈妈膝下听的故事

莎士比亚童年时代的斯特拉福德常被描绘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和书籍的小镇。但事实并非如此。镇议会有几个议员是识文断字的，有些人也拥有书籍。约翰·布莱希戈多，那个给莎士比亚施洗的牧师，就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图书馆。作为一个牧师、木匠和拉丁学者，布莱希戈多遗赠了30多本书给朋友、镇上的居民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语法学校——其中就有西塞罗、约瑟·法斯、维吉尔以及贺拉斯的著作，还有《伊索寓言》和一本希腊词典。学校校长约翰·布朗斯伍德是一位拉丁诗人，曾模仿奥维德的《变形记》给托马斯·鲁西爵士写了一首诗。所以说，斯特拉福德绝对不会是一个文化沙漠。

在试图了解莎士比亚早期教育的同时，我们不能过度夸大书籍的重要性。汉里街的人家可能拥有各种各样的书，譬如《圣经》，旧的祈祷书或入门书。在当时那种文化氛围中，妇女不仅仅应该打理家务，还应该充当医生和药剂师，玛丽很可能也有本历书来确定放血的日子以及药草书来提高她这个乡下女人使用药草的知识。不过在斯特拉福德，很少有人家拥有书籍：那份房屋物品清单中也没有提到过。尽管当时的英国人开始对书籍和印刷有兴趣，但还更多只局限于口头的文化。讲故事是最重要的一种，听故事就是孩子受教育的第一步。

在他的戏剧中，莎士比亚常提到那些都铎时期沃里克郡作家重述的故事，它们常出现在他那个时代的民间剧、歌曲和民谣中。每个孩子都很熟悉这些故事，特别是沃里克的高尔的故事，是典型的16世纪中叶丰富的流行文化对地区造成影响的例子。

高尔是一个抗击丹麦人入侵的萨克森传奇英雄，他打败了巨人科布兰，参加十字军到圣地和撒拉逊人作战，最终又回到沃里克郡，在阿登森林地区隐居。高尔死后和因思念他而死的情人葬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充满冒险、妖怪和神话般曲折情节的故事，这段中世纪的浪漫史也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对此有一些奇妙的回应。在孩童时代，莎士比亚可能曾被告知沃里克的高尔是他的亲戚，他母亲的家族曾声称高尔是他们的祖先。

对沃里克郡的作家来说，这些故事中的阿登地区就是英国神秘的中心：一片荒野，一块逃离势力强大的敌人的避难地，让人们能接近魔幻和神仙世界的地方。14世纪的一首诗歌这样写道，“这是一片神秘而魔幻的地方，人们将它称作伟大的阿登”，莎士比亚也在他的田园风格戏剧《皆大欢喜》中提到了魔幻的阿登地区。

传奇中对阿登作为一片仙地的描写也让人想起了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对神仙世界的丰富描述，他一定是在创作时想起了自己孩提时代听到的故事。《仲夏夜之梦》的背景虽然是在雅典，但那片森林和精灵——迫克或好人儿罗宾、豆花、蛛网、飞蛾、芥子——都是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们是大变革前想象中的一部分。但对于新教徒来说，神话故事就像是鬼故事，是天主教牧师早些时候“为了让无知的人保持敬畏”而编造的。新教徒还将神话王国看作是“宗教混杂的国度，既有异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在莎士比亚时期，他对神仙之地的热爱让人很容易忘却他是传统的人，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自己的戏剧中选择神话故事的模式甚至是内容。

拉丁文懂一点，希腊文基本不懂

年幼的威廉顺利地进了语法学校：7年后，即1571年开始，他上了教堂路上的大学校（和小学校正相对），这所学校位于救济院和公会教堂之间。尽管人们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一直有争议，还坚信莎士比亚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很显然这种坚信有点过于自信了。不过莎士比亚不是作者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毕竟在爱德华六世时期斯特拉夫德的语法学校没有留下他的学习记录。但是戏剧中体现出来的直接与莎士比亚生平有关的部分就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这些伟大戏剧的作者，如我们从他的朋友和同事的证明中可以得知，就是艾汶河畔斯特拉福德的威廉·莎士比亚。在戏剧中，他引用的模式和他回想起自己阅读过的东西都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者曾受过都铎王朝时期语法学校的课程教育。尽管这不能证明学校就在斯特拉福德，但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曾上过语法学校。约翰·莎士比亚有能力送儿子去斯特拉福德的语法学校并在城里居住，直到完成学业。我们可以很确定这就是威廉曾经上过的学校。

他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当时政府当局、教堂和律法中使用的语言拉丁文。多年以后，本·琼森在一次恭维中略带讽刺地说，莎士比亚“拉丁文懂一点，希腊文基本不懂”。人们通常引用这句话去否定莎士比亚是受过教育的人，但是琼森的话也需要正确对待。琼森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拉丁学者。在那个时候掌握“一点点拉丁文”可比现在的古典专业毕业生掌握的要多得多了。就算是在德文郡和坎布里亚郡这样的乡下语法学校，男孩子也被要求“能够说纯粹而流利的拉丁文”。莎十比亚戏剧中引用的部分表明，他从当时全国规定的教材《莉莉拉丁语法》开始学习（这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有所体现），然后是“句法”，再到“对话”。接着在8岁或9岁的时候，开始阅读诸如奥维德这样的作家作品。

正如琼森告诉我们的，莎士比亚也懂一丁点希腊文。这确实也是课程中的一部分。1568年在威尔士的班戈，据说“在上述学校只教拉丁语法和拉丁作家写的东西，还有希腊语”。莎士比亚时期，在哈罗男孩子于第四年开始学习希腊语法。如果斯特拉福德的制度也相似，他也许就会学习诸如《伊索寓言》的盗版希腊文本。

在这种教育之下，诗人成了能坐下来阅读拉丁文书或戏剧的人——尽管，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为了求阅读速度，他也许更喜欢译本。在创作生涯后期，他在《暴风雨》中给了奥维德作品中一个词正确的翻译，而这个词在亚瑟·戈尔丁的英文译本中是略过去的。

如果这一切都让你吃惊的话，要记着都铎王朝的英国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有文化的社会了。托马斯·莫尔在他的《道歉》中估计当时60%的民众有基本的识文断字能力。在一个半数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国第一次扫盲革命是在13世纪，这次革命使得农民都能基本进行阅读，能处理简单的抵押、法律案件和做祈祷。而在13世纪开始的时候，都铎王朝自由民因知识有限，在中世纪先祖拥有的一些土地文件上只用个人印章的情况比比皆是。都铎王朝时期的大范围扫盲运动是长期发展达到的高潮。16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语法学校。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更增添了160所。有些学校是富有的慈善捐助基金建立的，但很多就是公会学校直接传承下来的，比如斯特拉福德那所。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因语法学校突飞猛进的建设而受到教育，识文断字的人增加了很多。不仅仅只有男孩识字——我们知道女孩在斯特拉福德也能上小学校——但从7岁开始，只有男孩可以上学，女孩则除非出身富有的或贵族家庭才能继续学业。莎士比亚是英国复兴时期的一个孩子，也很幸运地出生在有特权的时代。

死记硬背的学习、争论与屈服

天刚刚亮，一天开始了。语法学校的男孩子5点起床进行晨祷，夏天6点就出发去学校，冬天则是7点。上学的孩子只吃一点点早饭：在都铎王朝时期，正餐是午餐（中午）和晚餐（对像约翰那样的生意人来说是6点钟，对他在斯尼特菲尔德而且一天工作时间更长的兄弟来说则是8点）。学校有两个班，都在一个教室里，各占一头，有时中间用屏风隔开。小一些的孩子由助理教师指导，大一点的孩子由教师指导。那些需要补课的小孩子可能由外面的老师提供特殊的写作课程。冬天天气很冷的时候，教室会点火盆。父母要给他们的孩子准备墨水、纸张、鹅毛笔和蜡烛。

学校制度是很严格的，学习必须死记硬背，挨打也是家常便饭。在他后来的戏剧中，莎士比亚描述了一幅刻苦用功学习的画面。在《皆大欢喜》里，他提到了一个男孩上学的时候，“脸上带着清晨的亮光”，让人想起寒冷而又黑暗的斯特拉福德的清晨，以及童年时期他那难以抑制的乐观。

莎士比亚所受的教育就是一种记忆文化，大量的文学都是用心记忆的。现在我们不再生活在那样一种文化中，但死记硬背的学习确实也能带来很多好处，尤其是诗韵、节奏和优雅的感觉——这是一种更高雅的语言感觉。它能培养思维习惯，人们所说的“记忆艺术”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演讲的法宝。老师也运用教室辩论来提高拉丁文水平和修辞技巧。1580年哈罗学校法规规定，每个校长每天都要花1小时听三、四、五年级的孩子（也就是那些9到11岁的孩子）辩论。每个男孩子轮流站在讲台前，为一个命题辩论，譬如布鲁图斯是否该去刺杀凯撒（学校的写作课本，即托马斯·威尔森的《修辞艺术》，还强调了用英语书写有关英国事务的重要性，建议孩子们就英国历史和布鲁图斯刺杀凯撒的命题进行对比，譬如用理查三世和亨利六世之间的情况来作比较）。后来这一切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都展现出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他描述了一个拉丁文班级和一个威尔士校长（是他自己的校长杰肯斯先生吗），引川了那本让他和同学们枯燥致死的《莉莉拉丁语法》，还拿那些拗口的词猛开玩笑。那是在校男孩子一贯的幽默。

伊丽莎白时期的校长反复地告诫小学生要有礼貌，要尊重别人：“顺从父母，对人要有礼貌，无论在城里还是乡间都要举止有礼。”在当时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父母的尊重，这是一封用拉丁文写的学校习作，是11岁的斯特拉福德男孩理查德·昆西写的，昆西的父亲是莎士比亚家的朋友。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带着敬意——更多的是带着对您的孝敬爱意，我的父亲，我谢谢您给予我的好……”在12行正式的拉丁文后，照着西塞罗书信风格手册，这个男孩子的信件是这样结尾的：“尽管我永远都无法报答您，我还是衷心地祝您一切都好……您顺从的小儿子理查德·昆西。”

这就是都铎王朝时期的教育风格：孝心和公民意识。这封信表明了一个11岁的斯特拉福德杂货商的儿子在语法学校学习4年后的写作能力。威廉毫无疑问也要这样给他骄傲的父亲写信。在他的戏剧中这种礼貌的感情不时会表达出来，它让我们想起后来莎士比亚“绅士般”人物的描写，他有“礼貌而又诚实”的行为，又有爱开玩笑的高雅。这就是良好的乡下学校教育能给予的。

旧信仰的校长

莎士比亚求学的那间屋子至今依旧在公会教室再往前一点的地方，仍然用于教学，孩子们还把它叫作“大学校”。这个学校仍然很有气氛，有一排排18世纪的课桌，桌上满是刻着的首字母和各种涂鸦，随着岁月的逝去这些都变黑了。在公会教堂的一楼，都铎王朝时期的壁画残片仍然在旧公会教堂板条与灰泥做成的墙上清晰可见。这里是镇议会聚会的地方，也是莎士比亚童年时代巡回演员演戏的场所。1586年，在当时最伟大的单人表演喜剧家理查德·塔尔顿把头伸出幕布，露出那张英国戏剧史上最负盛名的脸庞时，挤在这里的小镇居民的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斯特拉福德镇议会每年付给学校校长20英镑，还提供一幢房子和搬家费用。当时这样的工资待遇是很不错的——比伊顿公学的校长待遇还要好，尽管伊顿公学校长的津贴更多一些。那些回来参加1553年学校重建的在斯特拉福德学校任职者的名字刻在了大学校的木板上。他们都是优秀的牛津毕业生，是镇议会的头儿挑选的。在镇子的记录本上记载了每位新校长的宣誓词：“要成为值得信任和受人爱戴的人文学士……守法而又诚实的博学的语法和圣律专家（这种联系是中世纪的教育家创立的）。”他“从此就要努力让自己拥有神圣的智慧和学识，正如神已经和将要赋予他那样：在上文提到的这个语法学校学习和教学，所有学者和孩子要聚在一起学习神圣的、适合语法学校的学识和智慧，或至少进入或准备进入语法入门和语法规则”。

这样的合约展现了在都铎王朝时期教育中宗教的重要性。都铎王朝学校的规定包括了对信仰的指导，目的就是要培养优秀的、顺从新教国家的臣民。在政府的眼中，莎士比亚就是他们瞄准的一代。莎士比亚很可能早就了解了主祷词、信条和教义问答，在学校他可能也花了很多时间研习新教的主要信条。不过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学校里没有完全禁止另一件事情：那时在斯特拉福德任职的6位老师中，至少4位有天主教倾向。两位老师来自牛津大学中与天主教联系特别紧密的学院——圣约翰学院（耶稣会殉道士埃德蒙·坎皮恩所在的学院）和布拉斯诺斯学院（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它和兰开夏郡的天主教会联系密切）。校长中也有天主教徒，大约1573年开始教威廉的西蒙·亨特私下里就是，或至少同情天主教。1575年他归隐杜埃的神学院，成为耶稣会士。

这种情况并不是斯特拉福德特有的，政府也充分了解这一点。1580年6月，莎士比亚离开学校后，伊丽莎白的枢密院致信所有教区，详述了他们一直以来对天主教在教育界中的影响的关切。他们敦促主教“注意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在教育和指导年轻人时日益显现出来的腐败”。1582年4月，这种干涉触及学校使用的书本，特别是“语法学校里学生常常阅读和学习的诗人作品”。枢密院推荐了一本新教历史诗歌本，还附录了一个女王统治下的和平政府概况，取代“校长让学生阅读和学习的一些异教徒诗人作品……”

鉴于这样的证据，在16世纪70年代斯特拉福德语法学校中，拥有众多同情旧信仰的人就值得我们注意了。镇议会负责审核并雇用这些老师时，当然要看他们的“学识和虔诚”，但很明显他们更喜欢雇用那些有共同想法的老师。西蒙·亨特在北方叛乱一年后仍被雇用，而那时约翰·莎士比亚是副镇长。这是一个老派的镇议会故意为之的政治行为吗？时代依旧在变化。

街头剧场和镇政厅里的表演

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有比宗教更重要的东西。每年在斯特拉福德街头，都会有圣乔治和恶龙的露天表演（那把杀死怪兽的剑仍然保存在镇政厅里）。对于沃里克郡这样一个小镇来说，这只是基于当地历史和传奇的表演、露天戏和民间剧中的一个例子而已，还有譬如沃里克的高尔、邓斯莫尔牛和卡里登的野猪等故事。在考文垂的霍克节露天表演中，观众会了解英国如何打败丹麦人，表演本身最后会以“我们英国妇女牵走那些侵略者战俘”而结束。此外，还会有很多年轻人闹哄哄地在那里吃吃喝喝、高声谈笑。莎士比亚一定在很小的时候见过这种娱乐方式。毕竟在当时，表演、做戏和演讲都是英国文化的重心。不论你是国王还是市议员，你都必须能在公开场合演讲、辩论。那时候的大型表演，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教堂讲坛或在断头台上，都会树立这种风格。那也是展现勇气、坚定或价值的方式。

当然，清教徒很反感这些舞台、街头戏院等喧闹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演员就是“那些邪恶的校长，刺激更多的腐败”。他们想通过全面禁止这些戏剧来保护年轻人。“对孩子的教育需要投入很多的关注，”有位年老的守旧份子这样写道，“不要让他们看到那些教坏年轻人的表演，听到那些色情和下流的话，因为他们年轻的记忆就像是一尘不染的写字台”。后来就有了审查制度，不过不是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又一次，他很幸运地生活在这个时代。

莎士比亚可能在上学前就已经见识过剧场的魔力了。镇里的账本显示，1569年，莎士比亚的父亲作为镇长欢迎表演者来到斯特拉福德，并从镇财政拨款：

支付女王表演者9先令

支付伍斯特（沃赛斯特伯爵剧团演员）12便士

罗伯特·威利斯和莎士比亚同年出生，他这样描述了格罗斯特类似的表演：

演员来到镇里时，会先去类似镇议厅的地方见镇长，告诉他他们是侍奉哪位贵人的，以便获得许可，进行公演。如果镇长喜欢这些演员的话……他就会让他们在他和镇议员面前表演第一场，那叫作镇长戏剧，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入场，如果镇长认为应该对他们表示敬意的话，就会给演员一点报酬。我的父亲带我去看戏，他坐在长凳上看，我站在他腿边看，我们都看得听得很清楚。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当我走进这家房子前，一切都像刚刚发生过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栩栩如生。

“见证……上帝并不存在”

莎士比亚上学后，戏剧和表演这种被看作是教育重要因素的东西一定在他的求学生涯中很常见。实际上，在大变革初期的16世纪50年代，教育家写下了说教式的戏剧《洛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这部戏剧是一场道德教育，有不少爱国歌曲和献给女王的祈祷词。

在学校里，莎士比亚也用拉丁文读戏剧。可能就是从这里，他首次接触了普洛提斯的罗马喜剧，激发了他后来在自己的喜剧中也添加了张冠李戴的情节，譬如《错误的喜剧》和《第十二夜》。更重要的还是罗马剧作家塞涅卡，他的戏剧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想象力的源泉。那时希腊戏剧的拉丁文版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很受欢迎，譬如伊拉兹马斯的欧里庇得斯作品译本。这些剧本是在专制时代创作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们从塞涅卡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塞涅卡是尼禄统治时期的哲学家和诗人，最后自杀身亡——这是个作家在暴政时代的命运。16世纪50年代塞涅卡的作品被译成英文，但在学校里学生还是学拉丁文版的。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他的作品令人震惊：它们太过残酷，可怕的人物形象让人几乎无法忍受，而残酷的内容简直可比伊丽莎白时期为宣扬司法而公开上演的例证剧。伟大的希腊剧作家用神的正义来平衡人类的苦难，但塞涅卡拒绝举出任何正义的例证。实际上，对他来说，神不过就是历史上那些神秘莫测的无情力量和人类自我毁灭的推动力的代名词而已。“一直冲上高空，”塞涅卡的伊阿宋对着美狄亚大喊，“你所到之处可以见证，那里没有神”。在他的艺术和生活中，塞涅卡用理性对抗盲目的恶势力，这是对坚定思维的肯定，绝不被暴政动摇，被恐怖压制：

财富造就不了国王……

做国王的会把惧怕放到一边，

不去管内心所有的感受……

是思维让你成为王者

每个人都可以赋予自己的王国。

莎士比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年轻人接受能力强，在形成自己喜好的过程中，风格是其选择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不论他的色彩有多单调，不论他对恐怖的重复有多令人厌烦，塞涅卡肯定是有自己风格的。莎士比亚年轻时创作的第一个悲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就是纯粹的残酷表演。这个年轻人在风格上模仿赛涅卡，就像今天昆廷·塔伦蒂诺写电影脚本一样。

然而天才是不能简单地用积聚各方影响来解释的。罗马喜剧和悲剧是莎士比亚在学校知识中的一部分。他的记忆力超凡，在自己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充分地使用了这些知识。在诗人的童年时期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东西，更是全方位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情感和观点，那就是神秘剧：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公共剧场扎根于几百年来本国大众传统中深刻的戏剧和精神力量，莎士比亚人生的最初15年中都可以在神秘剧中接触到这些。

考文垂神秘剧

离斯特拉福德18英里的地方——骑马也不过1天的路程——就是中世纪著名的羊毛城市考文垂。从远处看，这座城市还有着14世纪繁荣时期的印记：3英里的城墙上有12扇门和32座塔，还有大量的教堂塔尖和楼塔——圣三一教堂、圣约翰教堂和圣迈克尔教堂，300级塔尖耸立着，俯瞰墙内众多房子、花园和果园。

16世纪60年代晚期，威廉还是个孩子。他第一次进入这座城市是坐在父亲的马鞍上。作为英国的第三大城市，全盛期的考文垂拥有居民1万多人。16世纪20年代经济衰退后，旧工业崩溃，这座城市见证了其艰难的时光。那时集市上的民谣歌手唱着“物资缺乏、失业无数、口袋空空”。正如都铎时期一位评论员说的：“这座曾经人口众多的富庶城市……现在却人口稀少，到处一片荒凉，生活困苦。”

在莎士比亚的童年时期，考文垂仍是一个有着伟大市民传统、令人骄傲的中心城市。每年那里都会巡演著名的中世纪戏剧。到莎士比亚十几岁的时候，日益清教化的市议会将其贬为“天主教迷信”，巡演才终止了。（他们最终禁止了五月柱庆典，甚至足球活动）从他的戏剧中效仿的部分来看，年轻的莎士比亚肯定看过这些神秘剧。约翰是个传统主义者，很可能每年都带全家人去看。在很普及的《一百个快乐故事》（莎士比亚熟悉的一本书）中，一位沃里克郡的牧师建议他的教区居民去看看考文垂的神秘剧，他觉得从这些戏剧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讲道中学到的要多得多。

考文垂的神秘剧是基督教的民间戏剧。《新约》故事就由10部内容丰富的神秘剧来讲述，这些戏剧每年都于圣体节游行时在四轮马车上巡演。它们费用不少，花了不少精力，但也给了市民不少荣誉感。在考文垂神秘剧的全盛时期，曾吸引了人山人海的观众。17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威廉·达格代尔说：“远近涌来的人们汇集到一起，观看那无比伟大的表演，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不少的收益。”1567年伊丽莎白去凯尼尔沃斯时，也看到了由铁匠公开表演的希律王前的基督审判。

神秘剧是由平民为平民创作的。它们的情节包罗万象：神话、历史、爱情、热情和背叛。有粗俗下流的幽默，也有庄严、恐怖和极度的伤感。它们是打开人类情感最深处的简单寓言，故事和象征众所皆知。戏剧中悲剧和低级趣味共存——甚至有时还出现在同一幕中，譬如那些粗鲁的体力工人在讲低俗笑话的同时，又发出一声大吼将钉子砸匝进基督的十字架。即使有天大的痛苦也有世俗的生活，这是莎士比亚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一课。

在后来的生活中诗人对这些旧事物始终怀有眷念。很显然他热爱神秘剧，在作品中也常提到巡回演出。譬如，他提到犹大用“所有人称颂您”来和基督打招呼时，他没有引用《新约》里的句子，而是引用了考文垂的神秘剧。希律王屠杀无辜的情节对他一定特别有影响——应该说对任何一个孩子都一样——他在好几部戏剧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当哈姆雷特抱怨那位表演拙劣的演员将情感表述得支离破碎时，是用希律王来强调他的观点（“真是比希律王还要希律王。求你不要这样了”），这表明年轻的威廉看过考文垂有关剪羊毛人和裁缝的戏剧。都铎王时期的记载曾提到过这部戏剧，哈姆雷特所指的也就是那一幕，因为年幼的耶稣已经逃脱了他的魔掌，希律王“在大街和露天表演的马车上暴怒”（舞台指导就是这样安排的）。为了原汁原味地欣赏这一部分，我们还是看看原文吧：

希律王：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家伙竟然这样对我？

我恨，我瞪，我四周张望，

要是我逮着他们，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我恨，我怒，我要派人四处追踪！

啊，这些人居然这样对我！

要是我逮到他们，定要绞死他们！

业余演员把这段精彩的带着手势展现的罪恶演过火了。不过莎士比亚对这些戏剧的了解不仅只是开开表演风格的玩笑。他在主题、意象、文字和舞台设计上都和它们相呼应，甚至还加以借用，以达到强烈的情绪效果，因为他知道，在很多观众脑海里旧意象的世界仍然存在。

打开通往古典世界的门

莎士比亚大约9岁时，他的学校老师西门·亨特有一次在课堂上用拉丁文介绍了罗马诗人奥维德。（我们不知道斯特拉福德学校具体的课程有哪些，但在约克郡的罗特哈姆语法学校，男孩子就是在这个年纪开始学习奥维德的。在诺丁汉郡朱什的阿什比，孩子们在9岁或10岁，即3年级时开始学习奥维德和维吉尔。在哈罗，三年级先学奥维德，稍后才是维吉尔。）这本作品就是《变形记》，即“变化的书”，关于神和古代社会神话的故事以及宇宙的准则——变化本身：

我要说的是可以变形的物体，

神赐予你经历各种变形，

从大自然远古的开始

到现代的社会，

他给予你灵感，

指引着你在延续不断的歌声中前进，

陆地、海洋和笼罩一切的天空自此产生，

在这个宇宙下，自然的面容保持不变，

就是那一个混沌。

每个人都知道发现开启想象之阀的书时有多么激动。它让我们处在另一个世界——有着高超的语言、思想和看法。伟大的文学包含着某种自由的种子，伴着我们一生，如果熟记于心就更是如此。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年纪稍长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蒙田（此处引用约翰·弗洛里奥的译文）这样描写自己发现这位罗马诗人时的心情：“我读到这些书的第一个感觉或反应，就是一种欢愉，这种欢愉来自阅读奥维德的《变形记》，尽管我当时只有七八岁，我还是能够让自己远离其他享乐，只阅读这些书籍。”

奥维德是西方文化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优雅、聪明、性感、激情，是位伟大的故事叙述者、导师，也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在和读者说话时就像在吐露自己的心声：

这些元素本身不会永久生存，

看看他们是如何变化，我会告诉你……

没有什么能永远保持形状，

最初的自然，伟大的造物者，

不断地创造，形成新的状态。

相信我，所有的造物中，没有死亡——没有死亡，

只有变化和推陈出新，我们所说的出生

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开始，死亡

就是和以前不再一样……

这首有关希腊神话的长诗很可能是莎士比亚最喜欢的了。虽然他还有其他心爱的东西——在英国的诗人中，他喜欢乔叟，对老约翰·高尔也心有眷念——但对奥维德，他会不时地去翻看。他读了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故事，还有特洛伊之围以及伟大的英雄赫克托耳、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的故事。对于孩子来说，那些也许相当于都铎王朝时期的《纳尼亚传奇》、《指环王》或《哈利·波特》，只是需要更高和更深的介入，以古老的传统、高雅的诗化语言来表达——外语给予他很大的帮助。这些故事打开了一扇门，通往无比丰富的古典世界，让孩子的思绪超越了16世纪70年代幽闭一统的教育环境。

莎士比亚在学校和西门·亨特一起研习拉丁文本，大声朗读、分析词句，还进行阐释。他的家人（或是他的教父）给他购买了亚瑟·戈尔丁的最新译本。后来在伦敦做职业作家时，莎士比亚运用了戈尔丁的译本，有时直接从拉丁文本中引用，很可能他也有拉丁文本。（在牛津发现的一本扉页上带有首字签名的16世纪拉丁文版本的奥维德作品很可能就是莎士比亚的。一条17世纪的记录表明，这是莎士比亚从他的女婿约翰·霍尔医生那里借来的。）莎士比亚对《变形记》了解得越来越多。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使用的书籍并不是很多，《变形记》是其中之一。在众多书籍中，只有这本书和《圣经》、霍林斯赫德的《英国历史》、钦提奥的《一百个故事》以及博鲁塔克的《生活》是莎士比亚常常浏览、略读、摘录或仔细阅读的作品。在莎士比亚独著的最后的戏剧《暴风雨》中，他把奥维德的美狄亚混合魔力药草的情节变形成了普洛斯佩罗在告别演说中放弃魔力。这个演说通常也被看作是莎士比亚对艺术的告别。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最恰当的源泉。作为诗人，莎士比亚总是沉浸在隐蔽、饰角和幻影中。奥维德也乐于将自己的意象展示给读者，和他们玩乐，并指出一个知性的现实，即文本只是文本而已，但他却又强迫我们相信文本创造的世界是对应现实生活中的世界的。在奥维德的作品中，充满幻想、才华横溢的诗人莎士比亚找到了他一生的灵魂伴侣。

人文寓意和清教表义

对于都铎时期的孩子来说，有另一个阅读尺度，和字面理解关系不大。奥维德的《变形记》不仅仅是一本有好听故事的书。由于看神秘剧的经历，莎士比亚对奥维德的阅读不只停留在故事、意象以及机械地借用文字的层面上。《变形记》带来的还有看世界的方式问题。戈尔丁在他的扉页上直接承认了这一点，对读者进行了精神健康的警告。1567年这本书在奉行新教主义的英国第一次出版时，被描述成是“一部令人愉悦、让人喜爱的书”。然而，戈尔丁却说：“这本书必须小心谨慎、有判断地去读，它对读者没有益处。”引导莎士比亚学习奥维德的老师，也就是那位牛津毕业生亨特，是老派的人文学者，他所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对异教是相当友好的。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文学者蒙田或英国的约翰·柯勒来说，奥维德和维吉尔的作品是一种有些粗俗的解读《圣经》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神也给了异教徒永恒的启示。异教徒的著作不是干巴巴的文本而已，在易变和神的主题中，他们给予了大变革后的世界一个可选择的思维世界，其关键就在于文字表义和寓意之间的联系。正如伊拉斯谟在他的《指南》中说道：“阅读那些让人想起有寓意的异教徒文学（诗学）比只阅读经文要有意思得多了。”

不出乎意料的是，清教徒和更为严格的新教徒将这样的观点视为是危险的，甚至是异端的。他们不接受寓意，只接受表义。路德曾强烈谴责那些利用奥维德进行说教的人：“他们把阿波罗看作基督，把戴安娜看成处女玛丽亚。”英国清教徒教会试图禁止异教诗人，枢密院在1582年4月的一次备忘录中，号召“人们去除语法学校通常阅读和学习的那些淫荡诗人的作品，譬如奥维德这样的人的书”。

莎士比亚的整个创作生涯表明，他支持人文主义者对奥维德的看法，反对清教徒的看法。在后来的浪漫剧中，他用这个晚期中世纪寓意传统，将异教徒的神带上舞台。譬如，在《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他用戴安娜来唤起处女玛丽亚。过去，毁灭中世纪神话传统对英国文化的丰富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如此成功，一部分正是因为他利用了传统，并将它融入自己的剧作，传承给了我们。

莎士比亚仔细研读过的书比那些他只是读过而已的给予我们更多东西。在学校里他将大量的文学著作熟记于心。他学会了拉丁文，能够从拉丁文的词根创造出新词来。他也要面对高深的语言、精炼的表达、语言的声音和韵律以及对传统的尊重。但最重要的是，他吸收了故事和神话，发现了其中的寓意和另一个世界的样子——这对一个年轻人的想象力来说，是最令人激动的天赋了。童年时代的阅读和他在外面经历世界十分吻合，因此他总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生活。古希腊讽刺家阿尔基罗库斯的著名警句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情。莎士比亚很早就学会了做一只狐狸。

前景：语法学校毕业后的生活

对于男孩威廉来说，他的前景是什么呢？在16世纪70年代，一个治安官的儿子能期待在学校毕业后有什么样的前景呢？快到13岁生日的时候，按照惯例，威廉应该对已为他谋划好的未来有所期待。在这样一个都铎时期的小镇，对于一个受过良好拉丁文教育的前镇长儿子来说，有很多工作的机会。毕竟，他父亲快50岁的时候，已做了20年重要人物，有钱、有地位、有影响。不过，1576年冬天后，莎士比亚12岁时这个家庭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章　约翰·莎士比亚的秘密

16世纪70年代中叶以前，约翰·莎士比亚一直干得不错，在斯特拉福德买了更多的土地，又买了两幢房子。就在那个时候，他向伦敦的纹章院申请盾形纹章，希望能成为一个绅士。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成功。是被拒绝了，还是他放弃了这件事情，无从得知。也许他看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他的命运开始转变了。

做“布罗格”，即非法买卖羊毛，是一件很危险的生意：既然靠信用运作，就必须相信你的供应商。毫无疑问，“布罗格”总是偶尔会欠下一笔恶账，就像约翰20年来一直向马尔伯勒服饰商索账，却始终未果。1572年的诉讼案就是一次警告：约翰花了21O英镑购买威斯敏斯特和斯尼特菲尔德的羊毛，却被一个告密者告发，说他违反了保护羊毛市场商人垄断权的律法（有些政府密探品性极其可恶：告发约翰的詹姆斯·朗瑞科后来因强奸女仆和敲诈别人锒铛入狱）。这一次念在初犯，约翰交了点罚金就没事了。但后来他只能像其他人通常做的那样——和告密者庭外达成和解——摆平诉讼案件。

羊毛交易的崩溃

1576年到1577年的冬天，英国的一切可不太妙。经济陷入困境，人们对伊丽莎白统治的失望情绪也在蔓延。新的一年里，枢密院警觉到这个国家民情沸腾的状态，“似乎有某种叛乱的迹象”。有初步的迹象表明约翰·莎士比亚有了麻烦。在镇政会的结账日，即1月23日，约翰没出现在镇议会会议上，13年来他只缺席了这一次。1577年他没有参加任何会议。第二年仍然如此。很快这家人就开始抵押资产，约翰似乎开始陷入债务纠纷中。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引发了这次经济滑坡。1576年秋天，原材料的短缺引发了羊毛产业日益严重的危机，也导致了全国经济衰退，特别在科茨沃尔德地区。第二年夏天，枢密院质询了羊毛集市官员以及普通的“有经验的服饰商”：“造成原材料短缺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补救？”他们的回答还是老一套的抱怨：就是“布罗格”的错。于是7月枢密院下达命令，要求各郡当局严打“布罗格”。但很明显，这一措施没有奏效。1580年9月，政府要求揪出“布罗格”，并按照法律起诉他们——他们将被驱逐出城镇。到了这时，约翰陷入了更多的麻烦。

高级教会委员会

就在“布罗格”受到排挤时，当局发动了对旧宗教跟随者的政治迫害。伊丽莎白统治的前10年到15年，社会各阶层都遵守各自宗教惯例。可现在这种灵魂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576年4月，女王任命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去调查一起反对她1559年颁布的至高权力法规的事件。当时的法规确认英国教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君主，而不是教皇。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拨乱反正，改革和惩罚那些蓄意和执意缺席教堂和礼拜活动的人”。每个教区的教会都可以征收天主教徒的罚金来资助穷人。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委员会可以施加更重的罚金或惩罚，对那些犯错的人实行契约和担保制度。担任市政职位的人必须发誓在宗教问题上忠于女王。这项调查是在1576年下半年进行的，正好与约翰缺席斯特拉福德镇议会的时间大致吻合。

第二年，枢密院任命委员会在每个郡的地主、绅士和不动产拥有者中招募武装力量。这项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预演，更是一项政治和宗教控制。10月，集结兵力的委员会成员到达斯特拉福德，其中就有当地反天主教的执行者，来自查理寇特的托马斯·鲁西爵士。与此同时，所有主教都接到命令：“必须确定教区中拒绝去教堂的人的名字，并统计他们拥有的土地和财物价值。”政府以罚款和土地充公进行威胁，采取了一致行动要求他们对女王表示忠诚。但在南沃里克郡，这些却很难实施。沃赛斯特的主教不得人心，许多地主、中产市民和教士都同情天主教邻居，因此那个不服权威者的名单也就从来没有被确定过。

1578年1月，为了加强民兵组织，斯特拉福德征了一次税（用来抗击可能的叛乱并加强打击天主教的措施）。在这个名单中，约翰·莎十比亚的财产估价税是3先令4便士——和其他议员相比，只是他们的一半，但他拒绝缴税。和他一起抗税的还有乔治·贝奇，镇里最忠诚的天主教徒之一；托马斯·雷诺德，也是天主教徒，威廉朋友的父亲；托马斯·纳什，诗人另一个朋友的父亲。有意思的是，镇政厅免除了约翰的税款以及他在1578年9月选举日因缺席而需缴纳的罚金。没有记录表明他缴纳了因缺席而需支付的罚金。

更严重的家庭困境

尽管约翰不愿意或不能支付他的税款和罚金，他还是受到了议会里朋友的保护。1578年秋天，约翰和玛丽开始处理土地和其他资产。11月，夫妇俩把86英亩地转让给了托马斯·维比和汉弗雷·胡珀，他们可能都是约翰在阿登地区的远亲。那份租契里的条件很奇怪，讲明这块地必须租给乔治·吉比斯21年。吉比斯是约翰在阿登的朋友，他必须“每年付一夸特小麦和一夸特大麦”。这份空有其名的地租很明显地说明交易的真正目的不是要赚钱，而是暂时将土地的拥有权进行转让。（转租地产，将它转给朋友或家人，是一种常用于挫败政府企图确定土地和财物的计谋，天主教徒往往会采用这一招。）两天后，约翰和玛丽将他们在威尔姆寇特新建的房子以及80英亩地抵押给了玛丽的姐夫，来自希思河畔巴顿的埃德蒙·拉姆波特。这似乎只是一个短期的策略，大约一年以后约翰试着收回这些资产（却没有成功）。

1578年的冬天漫长而可怕，霜冻严重、大雪纷飞。“雪花四处飞散，东北风刮得那么猛，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一位观察员曾这样描写道。冰雪初融，造成了大面积的水灾，比如在伦敦，泰晤士河决堤，淹了威斯敏斯特。这样一个洪水泛滥的春日，让很多人和牲畜都患了病。4月初，威廉7岁的妹妹安妮夭折了。教堂的记录表明，约翰支付了8便士“用于教堂钟声和棺椁”——很明显那是一个规格很高的葬礼，因为这个家庭想在整个社区昂起头来。莎士比亚一家在各方面都受到打击。当麻烦来临时，如他们的长子所说，屋漏偏逢连夜雨。

10月，约翰和玛丽最后一次低价出售财产，放弃了玛丽在斯尼特菲尔德继承她父亲财产的那一份利益，将其转让给亲戚罗伯特·维比——这一次维比得到了物超所值的东西。就在这段时期，约翰债务累累，被债主告上法庭。不过其他文件表明，他被免除缴纳税款。很明显，在镇政厅还是有人为他们的老朋友和同事说话的。快50岁的时候，约翰放弃了自己在镇里的位置。10年来，他没有参加过会议，只有为老朋友约翰·萨德勒的儿子投票那一次破了例。1586年，他被除名。为镇政厅服务了20年后，约翰退出了。

威廉离开学校

看到曾受人欢迎、春风得意的父亲一落千丈，为钱烦恼、贱卖苦心获得的大片土地，还被人当众羞辱，威廉一定对此印象深刻。长大成人后，威廉努力收复在斯特拉福德流失的土地和财物——甚至努力为约翰申请绅士资格，那是父亲在破产前一直渴望却没有成功取得的绅士资格。

威廉本应该在1580年16岁时才从学校毕业，而且他想上大学的话，还能再待一段时间。不过据18世纪早期的尼古拉斯·罗威所说，威廉被迫提早离开学校，原因正是约翰的窘况，“以及家里需要他做帮手，这一切迫使他父亲让他退了学”。考虑到家庭的问题，这一点是可信的。威廉很可能是在1578年快14岁时离开学校的。当时，家里有5个不到12岁的孩子，所以父母需要这个体格健全的长子帮大人养家。

那么后来威廉干什么了？据说他在一家当地律师事务所当公证人，但是除了他拥有特别丰富的法律术语知识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这种推测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一位常打官司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吧。传统说法是莎士比亚曾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校长，但这肯定不对——14岁还太小了些。迄今为止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他先为父亲工作了一段时间。罗威和17世纪以写日记记录英国日常生活而知名的约翰·奥布里都是这么说的。两年后，一件十分特别的事对整个英国都产生了影响，当然也包括莎士比亚家族和他们在沃里克郡的朋友们。正是这次事件使得约翰·莎士比亚在16世纪70年代遇到的麻烦有了一层完全不同的背景。

“罗马在英国有集结的兵力”

1580年，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暗中攒动的宗教派别仍然是政府最担心的事情。那一年春天的枢密院会议记录表明，政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焦虑，而且入侵的威胁总是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议会要求加强萨福克郡从奥尔德堡到洛斯托夫特的海岸防卫力量。而在爱尔兰，由于大规模混乱和腐败的制度，英国政府不得不储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当地新教徒。同时，那些巫术类的奇谈怪论一直从希罗普郡、沃赛斯特郡和威尔士边境传来。暗地里总有关于巫术、偶像和蜡人的传言，在埃塞克斯甚至发现一个女王模样的蜡人身上扎满了针。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政府密探和治安官报告“宗教的偏离……那些表面服从的人们暗地里仍然进行天主教礼拜”。令枢密院恐慌的是，他们正失去下一代人灵魂的认同，因为他们始终无法控制学校、校长以及通过英国并不严实的海岸线渗透进来的书籍和“非法之物”。

那年春天，有消息传来，一小股教皇部队和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试图在爱尔兰登陆。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在法国兰斯和意大利罗马的天主耶稣会大学里的密探也提到有人计划将牧师送到英国，充当天主教地下组织的先头部队，重振旧信仰。在这个危险的时刻，甚至有人谣传这只是开端而已，很快就会有西班牙人入侵英国，推翻伊丽莎白，重建天主教的权威。

内忧外患的政府开始收集新的地主名单，以区分谁是可靠的军事后备，谁是天主教同情分子。1580年3月18日，女王命令军事委员会在全英国集结人力，“保卫女王陛下、王权、王国和良民，反对任何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枢密院在4月14日写信给兰开夏郡的治安官，明确地将叛逆者和集结人力联系在一起，并告诉他“女王陛下的目的就是要给犯上者一个下马威”。

约翰·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斯特拉福德“绅士和地主”一栏中。几个星期后，他意外遇到了政府权贵，于是和其他很多人一起，约翰在六月的某一天出现在了威斯敏斯特的英国高等法院，发誓他会“为女王和她的子民维持治安”。这个共同护卫的名单超过200人，包括绅士、帽商、裁缝、手套商、布商、丝织工、酒商和杂货商，还有很多自耕农和农夫，甚至还有一对中殿律师夫妻。名单中有女人也有男人。其中就有这一记录：

约翰·莎士比亚　沃里克郡艾汶河畔斯特拉福德　自耕农20英镑

诺丁汉的约翰·奥德莱　诺丁汉县　约翰·莎士比亚的帽商担保人　10英镑

烧火工托马斯·库莱　约翰·莎士比亚的自耕农担保人　10英镑

在同一页上约翰·奥德莱的保证金是40英镑，他的担保人是莎士比亚和库莱，各付出20英镑。还有其他两个当地人：柯德敏斯特的尼古拉斯·沃顿和来自埃尔姆利的自耕农威廉·罗莱，他们都来自沃赛斯特郡。

这样一个神秘的关系网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有何重要性？令人奇怪的是，制定这样一个名单的动机仍然不为人知。很可能这些互相担保的事件并没有什么联系。表面看来，在国家政治的关键时刻，这个名单关系到王国的和平与安全。某个比邻里情谊更深刻的东西似乎将人们联系在了一起，详细的证据表明这样东西是宗教。“罗马在英国有集结的兵力，深入内部，”掌玺大臣尼古拉斯·贝肯爵士这样给女王写道。1580年4月，一项对伦敦监狱关押人员的调查产生了一个天主教囚徒名单，他们都是经担保而“立约的”。第二年这个体系就上了法令全书：每个16岁以上的人，如果不遵守伊丽莎白的统一礼仪法，就会被罚“20英镑，在被罚的那个月必须支付”，否则就会上升到没收“所有财产和他们的土地”。那些12个月没有去过教堂礼拜的人，除了罚金之外，“必须担保200英镑来保证良好行为，直到他们全部归顺为止”。

约翰·莎士比亚在政府眼中成了有污点的人。他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没能在规定的日子出现在伦敦处理他的担保案件。因此，他被罚40英镑——20英镑是因为他为奥德莱担保，另外20英镑是因为他的缺席。这可是一大笔钱——约翰卖掉了威尔姆寇特的资产才筹齐这笔钱——而且很奇怪，因为对这样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来说，他不得不卖掉妻子的财产份额才筹集6英镑，为什么还要缺席法庭，宁愿被罚款呢？

埃德蒙·坎皮恩的使命

6月12日，就在担保事件进行的时候，一个穿着讲究的陌生人来到了多佛。他的黑色外套和绅士帽很耀眼，黑发却剪得很短，有些过时。耳朵尖的人可能会发现他有那么一点点意大利口音。在伊丽莎白新教革命头10年虚张声势的战争和随后10年集结兵力的风暴过后，天主教反变革运动拉开了危机的序幕。这就是埃德蒙·坎皮恩耶稣会使命的开端。

英国政府一直在等着他。和任何政权的反应一样，他们给海峡港口的海关官员提供了艺术家画的坎皮恩人像。这幅画是基于在兰斯和罗马的研讨会时冒充神学学生的双重间谍的描述完成的。实际上先期的耶稣会秘密人员在6年前就已经潜入英国。不过坎皮恩是最大的那条鱼：他是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学者，曾在牛津用拉丁文于女王面前进行抨击。现在，他从多佛再次进入英国。坎皮恩被耽搁了一会儿，经过市长例行质询后，他就自由了。别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的一个伙伴被逮捕了，还被控携带“海外书籍”。紧张颤抖的坎皮恩带着感激在黑暗中徒步走向伦敦。

三个和斯特拉福德有密切联系的耶稣会员计划与他会合。托马斯·考特姆以前是校长，也是威廉在斯特拉福德一位老师的兄弟。罗伯特·德波戴尔，是莎士比亚母亲的一个亲戚，他来自邻近的肖特雷村，很可能也在语法学校受过教育。还有罗伯特·皮尔森，一脸大胡子，已经假扮成一个部队军官进入了英国。他是玛丽·莎士比亚的另一个亲戚爱德华·阿登的朋友，并将阿登家作为活动基地。

坎皮恩在熙熙攘攘的伦敦郊区南卢一幢安全屋里居住下来，从此开始了他的使命。从那时起，天主教徒不可以去新教徒的教堂，这样做是“能够想到的最邪恶的行为”。但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要求，就像伊丽莎白被逐出教会只会加速英国天主教的毁灭一样。

随着玛丽女王时期老一代牧师逐渐消失，耶稣会担心新教当局会加强对教育和灵魂的控制，他们希望能组织秘密行动援助天主教徒。他们也知道从众和适应会意味着天主教传统在英国逝去。“如果大格里高里和圣奥古斯丁现在看到这个国家，他们会怎么想？”有人问道，“这可是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在597年就传福音的国度。”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却很无知，只知道教皇是反基督者，弥撒是可笑的仪式，地狱和炼狱是让头脑简单的人敬畏的把戏：这是不会将天主教当成自己国教的一代。

面对四处蔓延的反叛，当局视耶稣会为恐怖分子。但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他们却是自由战士。几个星期后，这些新来的人离开伦敦。7月，坎皮恩到了北安普敦郡、牛津郡和东安格利亚；皮尔森去了西内陆、沃赛斯特郡和格鲁斯特郡。他们随身携带着便捷祭坛和白色法衣，对那些路上遇到的旅行者自称商人。皮尔森向沃里克郡前进。考特姆也曾计划走这条路，德波戴尔写了一封信，把他托付给自己在肖特雷的父母。不幸的是，信被拦截了，考特姆被捕。斯特拉福德风声越来越大，网越来越紧了。

根据政府的审讯记录，我们可以将那年夏天皮尔森的路线图拼凑起来。他和格朗特一家待在一起，格朗特是约翰·莎士比亚在诺斯布鲁克的生意伙伴，和莎士比亚家在斯尼特菲尔德的农庄很近。在受到罗林顿的斯金纳一家人的款待后，皮尔森继续前往拉普维斯宫，或许是去布什伍德，那里是威廉·盖茨比爵士的家乡，著名的叛逆者避难地。坎皮恩第二年一直待在那里。费拉尔一家在巴蒂斯雷克林顿的房子是另一处避难地。“非常安全，是我们以前常常用来开会的地方。”一个耶稣会士后来写道。政府的密探也报告说，坎皮恩在离斯特拉福德北部20英里远的派克宫受到款待，那是莎士比亚母亲的亲戚爱德华·阿登的住所。这一点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一封由耶稣会士罗伯特·萨尔斯维尔写的信至少说明了爱德华·阿登是一个积极的天主教支持者：“他是皮尔森神父的朋友，皮尔森常常在他的房子里避难。”

在1580年这次使命中唯一逃脱处决的皮尔森曾说，耶稣会士在那年夏天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欢迎。对坎皮恩来说，这也是“一次令人开心的丰收”。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上，忠诚的天主教家庭来见他们，一起做弥撒。教徒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上等人、绅士地主、自耕农和当地牧师等，这个郡的旧社团里有很多人都来见这些传教士。这些天主教徒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逆历史的潮流。

不过耶稣会士可不光是来做弥撒的。虽然他们允诺不涉及政治（并声明无意伤害女王），但坎皮恩在南卢制订的计划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他不止要人们拒绝去教堂，更要他们拒不参加英国国教礼拜仪式。传教士的信件表明，他们希望“行为失检”的天主教徒能发誓效忠来重中天主教信仰，这种天主教的誓言和伊丽莎白政府提倡的新教誓言恰恰相对立。

在一封信件中，坎皮恩谈到了旧天主教徒和新“签名”的皈依者。目的何在呢？坎皮恩和皮尔森带了什么关于信仰的圣约书吗？这样的疑问至今悬而未决。这次使命过后不久，沃赛斯特郡的天主教徒威廉·贝尔写了一份圣约书，以遗嘱的形式和带着信仰的忏悔去证明这样一个传统：“英国是从埋葬了基督、随后来到英国的阿里玛西亚的约瑟夫那里接受了基督教。”由于耶稣会士随身带着小册子，坎皮恩一行人中有人就因携带海外印刷品在多佛被捕了。但是那年从兰斯写信给罗马时，耶稣会首领威廉·阿勒说，这次使命证明了他们是如此受欢迎，以致皮尔森“想要三四千册，甚至更多的圣约书（testamenta）”。“圣约书”这个拉丁词既可以指遗嘱，也可以指《新约》。尽管天主教的兰斯版《圣经》的确在那一年年末印刷出来，但阿勒写这封信时不像在暗示罗马方面，皮尔森在兰斯筹集尚未出版的《圣经》。这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解释，却让我们意外看到了莎士比亚家族最耸人听闻和最具争议的东西。

约翰·莎士比亚的秘密圣约书

1757年4月，在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汉里街工作的一些人发现，在屋檐和托梁的缝隙中藏着一份长达6页的手写英语天主教圣约书，每一页上都签了约翰·莎士比亚的名字。这一发现有好几个证人，包括工头、哈特家族的成员（莎士比亚妹妹琼的后人）、斯特拉福德教区牧师以及一位当地议员。最重要的是，伟大的18世纪莎士比亚学者埃德蒙·马隆曾仔细看过这份圣约书。在他看来，这份文书写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后来，马隆认为这不可能是约翰或其他家庭成员写的，但他“很确定的”是，这份文书确确实实是晚期都铎王朝文书的真品。

不幸的是，这份手稿真迹现在不见了。1790年，马隆曾将它印刷出版：“我约翰·莎士比亚，在此声明我愿意，我确实渴望，谦卑地恳求，作为我最后的遗愿，与荣耀的、永恒的圣母玛丽亚，罪人的保护神和辩护者（我敬她超过其他圣人），缔下圣约，她是首要执行者，和其他圣人一起，我的恩主……”约翰的恩主是弗林特郡霍利韦尔的圣人威尼弗雷德，对他朝圣深受斯特拉福德地区人民的欢迎，也从来没有受到政府的镇压（耶稣会的首领，亨利·加内特在1605年的议会爆炸阴谋之前还去霍利韦尔祈祷过）。不仅如此，约翰还祈祷恳求：“我所有亲爱的朋友、父母和亲戚，侍奉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在我死后为我的灵魂做弥撒。”这份文书涉及英国变革期间最引发争论的信条：拒绝祈祷和为死人做弥撒。约翰还郑重承诺，“我会耐心忍受所有的虚弱、病痛和死亡的折磨”，绝不会放弃天主教信仰。这似乎正是1580年天主教使命团成员所要求的忠诚之誓。

这份文书很奇怪，而且冗长，不像英语。它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天主教辞藻，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似乎这份文书不可能是一个良好的英国市民、前斯特拉福德镇长、国家诗人的父亲拥有的。马隆于1812年过世，在他之后，这份圣约书被看作是赝品。做出这一鉴定是因为第一页丢失了，一个著名的斯特拉福德古文物家引用了哈姆雷特鬼魂的章节拼凑出了这一页（这愚弄了好几位现代传记作家）。不过真正的要点是，对于大多数19世纪的学者来说，很难想象这位诗人的家庭会被天主教“玷污”。

到了20世纪，人们先是发现了这份圣约书的西班牙语版本，接着一本1634年出版的英语译本也被发现了。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汉里街房檐上找到的，实际上是16世纪70年代米兰红衣主教博罗梅奥用拉丁文所写的《心灵契约》的英译版。坎皮恩和皮尔森在去英国的路上一直和博罗梅奥待在一起——在一封发自英国的信中，皮尔森要读信的人问候红衣主教，并称呼他为恩主。这说明，“约翰的”圣约书确实是真正的16世纪文本。

那么这份特别的文书是如何到了莎士比亚家房子的屋檐上呢？诗人父亲的名字为什么又出现在上面？约翰是从坎皮恩或皮尔森那里得到这个的吗？当然，他完全可能接触过这份圣约书，并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通过朋友和邻居的手抄本将它散发出去。在那么正式的文书上签名的动机很可能是受到了传教士的直接影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这是18世纪的赝品。但是，18世纪时约翰的天主教问题正模糊不定，有什么理由使当时的研究者要将此归于约翰·莎士比亚呢？

诸多证据都证明这份文书是真实的。传教士使用这些东西，触及了16世纪宗教纷争的关键要素：拥护天主教堂，为死者祈祷以及抵抗。当然这并不绝对，很可能数量有限的印刷的圣约书是1580年6月“从海外带进英国的”。在耶稣会秘密弥撒上，传教士们分发了这些书，它们广受欢迎，因此需要印刷更多。最有可能的是，这些印刷的书是由皮尔森分发出去的，书不够时，就以手抄本来补足。

总的来说，很可能约翰·莎士比亚，斯特拉福德的前治安官，确实收到了这份圣约书——也许是通过当地的牧师，也许是通过朋友，但最有可能的是通过罗伯特·皮尔森本人之手，这可以从后面一个奇怪的传统得以解释。那时约翰处在极度的经济窘迫中，他被剥夺了公职，女儿安妮刚过世一年。受到使徒极具感召力的讲道鼓舞，当时去教堂的天主教徒和迷失的天主教徒往往能重新确认自己的信仰。也许约翰就参加了在布什伍德·盖茨比家的弥撒，或在派克宫和他妻子的阿登家族一起参加了弥撒。这就意味着，文书本身不是朋友或邻居的手抄本，但是就因为这是写于他宣告自己信仰的时候，所以倍加珍惜。后来，也许迫于某种威胁，约翰不得不放弃这本书，但他没有销毁它，而是选择了将它藏在屋檐下。

尽管这一切意味深远，但圣约书没有实质地改变约翰对宗教的看法。如果这是真的，就支持了从其他资料得出的观点。1592年，斯特拉福德举办了两次皈依国教的活动，都留下了记录。第一次是在复活节后进行的。复活节是天主教徒最重要的教堂节日，也是他们最不希望在新教教堂进行礼拜的日子。在那些没有参加新教教会的人员名单中就有著名的抵抗者，“顽固的天主教徒、神学院学生的保护者”。诗人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两次活动的名单中，但是位居那些以债务为由不出现在教堂的人中。

当代学者对这个证据表示怀疑。约翰的借口在天主教徒中很常见，即因害怕债主会抓住他，所以不能在诸如教堂等公众场合露面。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那年夏天约翰还出现在镇里公开做生意，为两位死去的朋友的房产进行估价。约翰也许还不想公开不服国教，但又表现出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去教堂的天主教徒。

决定性的线索是在1964年梅德斯通的主教记录中发现的。1606年5月，议会爆炸阴谋后不久，在一个自认天主教徒和去教堂的天主教徒的名单中——这些人“不出现”在斯特拉福德新教复活节教会活动——有苏珊·莎士比亚的名字。她是诗人的女儿，约翰的孙女。担保案件、托梁上的神秘圣约书、叛逆者名单，现在连孙女都很可能是天主教徒，如果有些是意外事件，有些是巧合的话，这些巧合也太多了一些。看起来整个莎士比亚家族都是忠诚的天主教徒。

在危险的氛围下重申自己的信仰时，约翰·莎士比亚郑重地恳求最亲近、最亲爱的人在他死后为他做弥撒，并为他在炼狱煎熬的灵魂祈祷。从《哈姆雷特》中鬼魂有关炼狱的演说来看，那确实会让人颤抖。威廉写《哈姆雷特》大约是在1600年，那时他已经是伦敦戏剧界重量级的人物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得像个新教徒。如果说威廉的成长环境是与这些暗中的良知与权力之争相依的，那么这肯定给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有益的东西。

走向绞刑架：坎皮恩使命的结局

坎皮恩只自由活动了一年。1580年到1581年冬天，大批人在追捕他。在南方，斯托纳位于切尔屯的房子里有一间秘密印刷厂，坎皮恩在那里印刷了反政府的小册子。接着他去了兰开夏郡，和霍顿的家人一起待在利厅和霍顿塔，并在那里度过了1581年的复活节和五旬节。6月，罗伯特·德波戴尔被捕，接着被捕的就是坎皮恩和考特姆，他们被押解到伦敦。坎皮恩到达伦敦的时候，看到了一条写着“煽动叛乱的耶稣会士坎皮恩”的横幅。他受到了漫长的审讯，挨饿、被夹拇指。人们还用针扎指盖下的肉，并把他压在名叫“清道夫女儿”的金属酷刑架中，在阴湿黑暗的机井坑里关了八天。7月30日，政府颁发许可令可以对他行大刑。最终坎皮恩招架不住了，向折磨他的人供出了名单。

11月14日，伦敦开始审判坎皮恩和托马斯·考特姆，整个过程简直像是一部伟大耶稣会士的良知大戏。一个叫安东尼·穆恩迪的双重间谍提供了指控坎皮恩的证据。穆恩迪曾在兰斯伪装成一个天主教学生，他大肆炒作自己在耶稣会神学院的所作所为，博得了很多眼球。当然，坎皮恩注定是要死的，尽管为他辩护的知识界力量十分强大。受审时，虽然饱受折磨、健康状况极差，坎皮恩还是有力地驳斥了所有目击证人。最终，坎皮恩被判有罪，处以死刑。对于这个判决他回以预言性的话语，鉴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面对的历史困扰，这些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处决我们，就是处决了你所有的祖先，所有先前的主教和君王，他们曾是英国一切的荣耀。”

所有和坎皮恩有联系的人都受到调查，包括密探指出的人或据说曾参加弥撒活动的人。坎皮恩曾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被彻查。北部地区的一些重要人物遭受毁灭性打击：亚历山大·霍顿在那年秋天离奇死亡；托马斯·海斯克斯被关进曼彻斯特大牢，并死于狱中。审判者还沿着坎皮恩的足迹到达斯特拉福德地区。布什伍德的盖茨比被捕，托马斯·鲁西爵士对他进行了审讯。那年秋天约翰·考特姆辞退了斯特拉福德语法学校的教职，回到兰开夏郡。这应该不是巧合，毕竟他的兄弟是那个时代最耸人听闻的叛国审判中两个主要被告之一。回到家乡后，考特姆和妻子为天主教的孩子建了私人学校，常常因为叛逆而被罚。语法学校里替代他教职的是亚历山大·阿斯比诺，兰开夏人。至少从外表来看，阿斯比诺是个顺从的新教徒。令人惊奇的是，在镇政厅最终想任命，或者说被迫任命一个更加正统的校长前，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整整干了20年。

12月1日，坎皮恩在泰伯恩行刑场先被绞死，然后被大卸八块——泰伯恩是莎士比亚时期惩罚犯人或“得到救赎”的地方，这当然取决于人们的看法。屠场的遗迹——包括一块沾满鲜血的布，一把大刀和一根指头——至今仍被天主教忠诚份子保留在兰开夏郡的圣坛上。

童年时代的终结

有时候童年会在经历创伤后的一瞬间结束。经过四年多的时间，约翰的财产慢慢消失了。不论担保案件和与1580年耶稣会使命事件是如何发生的，都可能是年轻的威廉进入成年的最后一步。那是权力和良知的冷酷现实。伴随着这一切，黄金时代的童年逝去了。

不久之后，威廉从我们的视野消失了，这被称作是他一生中“消失的岁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回到那年夏天，耶稣会首领被捕的消息就像野火一般在天主教徒中蔓延开来。人们曾经给这位首领提供过庇护，现在当然也就置自身于危险的境地。1581年8月13日，亚历山大·霍顿在兰开夏郡匆忙立下遗嘱。他奖赏了许多仆人和随从，还推荐了两个人——福尔克·吉罗姆和威廉·沙克沙夫特——给他在利厅的兄弟托马斯，结果却没有成功。他又将他们介绍给邻居和亲戚托马斯·海斯凯斯爵士。沙克沙夫特和吉罗姆似乎是演奏师或乐师，因为在遗嘱中霍顿提到了乐器以及和他们相关的“演奏服”。海斯凯斯是有名的演奏家恩主，霍顿希望他能雇佣沙克沙夫特和吉罗姆或者“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好雇主”。

现在，人们认为亚历山大·霍顿的遗嘱是了解莎士比亚那段消失岁月的关键。许多学者相信沙克沙夫特就是当年17岁的莎士比亚。他在斯特拉福德求学时的最后一个校长，约翰·考特姆，是霍顿的人，人们由此认为，很可能就是他把自己的前学生推荐给霍顿做私人教师的。有些权威人士想得更为大胆，认为年轻的莎士比亚被坎皮恩使命团从天主教上流人士中招募进来，一路北上受训成为下一代中的先锋。

这似乎有些牵强。当然其中有些奇怪的巧合。比如近20年后，莎士比亚在环球戏院的董事和赞助者托马斯·萨维奇，也来自兰开夏郡的这一地区，他的妻子也姓海斯凯斯。因此莎士比亚与霍顿的这种联系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幻想。不过沙克沙夫特就是莎士比亚吗？在兰开夏郡，莎士比亚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姓氏——普雷斯顿公会在1580年到1581年的记录上就有很多莎士比亚，有个约翰·沙克沙夫特还是个手套商。表面上看来，在霍顿的遗嘱中，这个拥有普雷斯顿地区姓氏的人应该是当地人。有了这个铁证，年轻的莎士比亚与兰开夏郡之间的联系就消失了。基于这一点，也基于很多其他早期莎士比亚传记的细节，实际情况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兰开夏郡观点”的正确性。

毫无疑问，在莎士比亚生命中的这个时刻发生了许多事件。1582年8月底或9月初，他到达了人生转折点。另一位年轻的斯特拉福德人，耶稣会士罗伯特·德波戴尔，还在伦敦监狱中，他的父亲通过斯特拉福德的运货人威廉·格林厄维给他送去了食物包裹——“两块奶酪、一条面包和五个先令”。三个星期后，罗伯特被释放了——也许是这个吓坏了的年轻人主动加入了新教教会——他回到肖特雷的家，正好赶上了一场婚礼。

第五章　婚姻与孩子

斯特拉福德城外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就是小村庄肖特雷。在莎士比亚时代，从汉里街出发，轻松地穿过市场来到罗瑟街，在那里有条小路北上一直通往肖特雷河。现在这条河边遍布各家房产，但在16世纪河的两岸都是玉米地，穿过玉米地才会到达一片半木头造的茅草房。18岁的莎士比亚也许常常在1582年的夏天走上这么一圈。回到汉里街，威廉就和他三个弟弟共处一个房间。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他情窦初开——特别对那个大他8岁的肖特雷女孩。正如当初流行的那首歌唱道，年轻就是爱的时节，来得快去得也快。

肖特雷的一处房子有花园和苹果园，是属于理查德·哈撒韦家的。他是一个农夫，也是个羊户，把羊毛卖给莎士比亚的父亲。理查德是一个鳏夫，前一年夏天去世后留下女儿安妮和她的兄弟巴瑟洛缪打理家里。那个家配备很齐全，很讲究，有两张“合床”（四柱）。那个年代，年轻人婚前性行为很平常，通常还会在田野里。对于威廉来说，哈撒韦家和这幢房子的女主人十分具有吸引力。快到丰收季节时，8月底或9月初，安妮怀孕了。

“调情和青春的碰触”

这是个很平常的故事。据估计，三分之一都铎王朝时期的女人在结婚时已经怀孕。根据教堂法庭，即所谓的低级法庭拥有的记录表明，婚外性行为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发生，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根本无视法定年龄这一说。周日的各个教区教堂没有布道时，人们就会读到官方反对“卖淫和不洁性行为”的言论。清教徒和更严格的新教徒当然会特别强烈地反对这种“极度的罪恶”，一个官方说教者激动地说：“整个世界蔓延着骇人的通奸、卖淫、私情和不洁性行为，以至于这一罪恶都不算什么恶行，只是一种消遗、调情和青春的碰触而已。人们对此没有斥责，却只是眨眨眼，没有惩罚，只有笑笑而已。”

所以，尽管威廉和安妮可能在他父亲的客厅里、在亲友们面前早已牵手，说过订婚的甜蜜话语，为了对方“放弃其他友人”，但他们的事情很可能只是“青春的碰触”。后来的日记表明，为了避免怀孕，年轻人“相互愉悦”不会造成深度的来往。年轻的女孩子通常只有在和男人订婚后才会有性行为，所以年长一些的、更有经验的女人才更有可能和年轻男性发生性关系。安妮在26岁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嫁不出去的，那是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不过也许她的年龄在一个农村社区有引发担心的理由，毕竟，女孩子在农村会结婚早一些。而对于威廉来说，18岁的他还是未成年人，要想结婚，就要征得父母的同意。

婚姻的谜局

直到11月末，这对情侣才朝结婚前进了一步。教堂法律禁止在基督降临节（在1582年是12月2日）和1月中旬期间办婚礼。那个时候，安妮的肚子会很明显。因此，在最后一刻，也就是11月27日，安妮父亲的两个农夫朋友可能带着威廉和他们一起到沃赛斯特向宗教法院申请了一张特别的结婚许可证。沃赛斯特的主教档案中仍然有这个许可证的记录（但不是许可证本身）和结婚契约。这两份文件和其他与诗人有关的物件一样让人好奇无比。

在这份特别的许可证上，莎士比亚的名字丝毫不差，但新娘的名字却写成了安妮·沃特利。许可证还显示她不是来自斯特拉福德，而是斯特拉福特西边4英里远的坦普尔格拉芙顿居民。第二份文件的日期是28日，是肖特雷的两个农夫约翰·理查德森和福尔克·桑代尔订下的契约。上面说明威廉莎士比亚将迎娶安妮·哈撒韦，而且这对夫妻都是斯特拉福德人。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妻子名叫安妮·哈撒韦，来自肖特雷，隶属斯特拉福德教区。如何解释新娘的另外一个名字呢？这么多年来这些公认的令人困惑的登记条目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有些权威甚至认为安妮·沃特利才是威廉真正想娶的女孩，但因为另一个安妮怀孕，他只好被迫与其结婚。不过，令人难过的是，安妮·沃特利似乎只是一个忙昏了头的办事员的抄写错误而已，因为当天那个办事员一直在办理某个沃特利的案子。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解释，那么很明显，当时是匆忙之下去获得这个许可证的，也是很快发布结婚预告的。通常规定，要在周日或在随后几个星期的圣日或宗教节日发布三次预告才能结婚。但现在唯一可以结婚的日子就是圣安德鲁日，11月30日，降临节前的周五，在结婚季结束前也就只有这一天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周二的时候带着文字材料去沃赛斯特，这些文字材料肯定包括了莎士比亚父母的同意书、新娘和新郎的地址以及他们恳求特别许可的原因“陈述”。

这对情人的急切心理真的是申请特别许可的唯一原因吗？根据法律，他们应该在其中一方的家乡教区结婚。他们两人都来自斯特拉福德教区，如果不想在那里结婚，这也可以是需要许可证的原因。有趣的是，主教维特吉弗特作为莎士比亚结婚许可的颁发人，在他后来的一份备忘录上证实了在不同教区举行婚礼的庄严性，其理由是有“合理的秘密”。也许这个家庭想要一个安静的婚礼，也许因为新娘怀孕了，也许因为新娘和新郎的社会地位不同，也许因为他们只是想节省点钱。那么，在许可证上，新娘的住址为什么是坦普尔格拉芙顿呢？在其他地方幸存下来的婚礼陈词告诉了我们新娘和新郎的永久住址，这显示坦普尔格拉芙顿不是笔误。安妮要么当时就住在那里（那是她母亲的村庄吗），要么是选择住在某地15天以满足在另一个教区结婚的必要条件（这个规定至今仍然如此）。

“老牧师和宗教立场不坚定”

那么为什么是坦普尔格拉芙顿，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教区教堂呢？这也是主教维特吉弗特“合理的秘密”之一吗？因为新娘怀孕了，他们中的一个或者双方都不想大张旗鼓？莎士比亚家人认为这场婚姻的社会地位并不般配？这倒不太可能。那么，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从表面上看，安妮和威廉是在尽力避免在斯特拉福德结婚。当时斯特拉福德的牧师亨利·荷柯勒福特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而坦普尔格拉芙顿的牧师（在莎士比亚婚礼四年后，他的名字出现在政府密探的报告中）很明显并不是新教徒：“约翰·弗里斯牧师是个老牧师，宗教立场不坚定，他既不能布道，也不太识字，他的主要事务就是治好那些受伤或生病了的主战派份子，正因如此他们常常护着他。”

因此，这位约翰·弗里斯老“爵士”来自玛丽女王时代，在近30年前的天主教英国曾做过牧师。他被密探控诉为天主教徒，是我们见到的最典型的沃里克郡农村牧师：忠诚于他们教群的人，只要有需求，就会按照古礼为他们洗礼、主持婚礼和葬礼。虽然他也接受一些新教徒教堂的事情，但还是会固守传统，譬如给新妈妈做礼拜，为死者祈祷。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大量档案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有关弗里斯的记录。譬如，他见证了或者很可能记下了卢丁顿的理查德·斯马特的遗嘱。斯马特正是一位天主教徒，1571年他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万能的上帝，以及天堂的所有神灵”。最明显的是，就在安妮和威廉婚礼的两年前，弗里斯被控在新教教堂固定的时间以外非法主持婚礼，而且也没有发布结婚预告。弗里斯一定受到过强烈怀疑，因为他对法令通融，还实行旧仪式。那么，原因找到了：安妮和威廉——或更有可能是他们的家庭——需要一个传统英国模式的、以罗马弥撒结尾的婚礼。

莎士比亚的第一首诗？

在莎士比亚、理查德森和桑代尔回到斯特拉福德后，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发布结婚预告：圣安德鲁日。碰巧，坦普尔格拉芙顿教堂是供奉圣安德鲁的，传统上他是未婚女子、特别是那些想成为母亲的未婚女子的保护神。乡间有个古老的迷信宣称，如果女人向他祈祷，并在圣安德鲁日的那一夜裸睡的话，她就会梦见未来的丈夫。

很可能那个周五，弗里斯只在教堂门口发布了一次结婚预告，并在同一天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坦普尔格拉芙顿早期的教区登记册丢失了。不过还有一条让人好奇的线索。大约30年后的1609年，莎士比亚成了伦敦著名的作家，出版了一些十四行诗，描写他和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对一个不是他太太的女子不可自拔的性欲。在结尾，他用了一首稚嫩的诗歌，直到最近学者们都不相信是他写的。不过，引人瞩目的是，在倒数第二行，似乎隐藏了他妻子姓氏的双关词：

爱神亲手捏就的嘴唇，

对着为她而憔悴的我，

吐出了这声音说，“我恨”，

但是她一看见我难过，

心里就马上大发慈悲，

责备那一向都是用来

宣布甜蜜的判词的嘴，

教它要把口气改过来：

“我恨”，她又把尾巴补缀，

那简直像明朗的白天，

赶走了魔鬼似的黑夜，

把它从天堂甩进阴间。

她把“我恨”的恨字摒弃，

救了我的命说：“不是你”。

这个双关词就在哈撒韦（Hathaway-hate away）这个姓氏的沃里克郡发音。在最后一行，听众也可能会听到“安妮拯救了我的生命”（Anne saved my life-And sav'd my life）。这首诗不是很棒的一首，但人们越来越认同这首诗是威廉为他的婚礼所作，也就是他幸存下来的最早的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首诗就让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作为诗人和情人更多的东西。很显然，这个十几岁的少年阅读过就在那一年出版的托马斯·沃特森的十四行诗集《爱的炽热世纪》。沃特森和沃里克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写下这部诗集，一部分是为了以此作为韵律形式的模本：这部诗集堪称热情洋溢的诗人准备的教学手册，或者说“特别哀婉的”彼得拉克主题的参考书（即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首次使用的那些主题）。沃特森的十四行诗展现了高傲地美化古典历史和神话的各种方法。他以复杂的思维和自我意识的情绪扩张，为十四行诗在接下来20年里的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础。伊丽莎白时期的情人们都唱着这样的歌：“如果这不是我感受到的爱，那这是什么？如果这是爱，那么爱是什么？”

年轻的莎士比亚已经有野心要成为诗人了。他买了或借了一些沃特森的书，和其他年轻的情人一样写十四行诗取悦自己的女人。这位紧张的少年新郎是否曾经在汉里街的婚宴上，在人们品尝水果派、大嚼野禽肉、喝着乡村啤酒的时候，朗诵十四行诗给他怀孕的新娘？他显然以一种自传体的模式把他人——男人或女人——写得更好、更有力、更热情。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没有更令人感动或个人情绪化的诗歌了。

关于这首幸存的第一首诗，还有一点需要弄清楚，这和诗的第二行中奇怪的刺痛感有关：他用了“我恨”这两个词。沃特森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被爱人开玩笑地鄙视。不过安妮是否先是拒绝了威廉？他们的婚姻之谜引发了自此之后无限的猜测：威廉21岁的时候，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为什么没有再生了），开始了分居两地的生活（为什么不居住在一起）；诗人遗嘱中给安妮的是简短而神秘的馈赠（为什么没有爱语）。不过我们不能光从表面来评判一段关系。威廉当时18岁，不再有童年的天真。父亲家道败落，他变得很脆弱。安妮当时已经26岁，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字里行间，我们都能读懂，在他的一生中安妮都是威廉的靠山，支持他在伦敦的事业。也许他的意思确实是说她“挽救了我的生活”。多年以后，当他发表这首诗时，这些话依旧情真意切。后来安妮还希望能和他合葬。也许这首诗就是打开他们神秘婚姻的钥匙。

尽管如此，奉子成婚也许不是婚姻生活的最好开端。那时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婚姻会阻碍他上大学，甚至当学徒做生意。这很可能不是威廉的父亲期待长子做的。

被恐惧击倒的一家人：萨默维尔阴谋

1583年5月，威廉和安妮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在给她领洗时取名苏珊娜。安妮和她的婴儿很可能与约翰、玛丽以及威廉的弟弟妹妹同住在汉里街。那时的约翰总是担心受到仇敌、债主和密探的伏击，所以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安定。当然，都铎王朝的人民对隐私和个人空间的要求比现在要少得多。

那年秋天，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这个拥挤的家庭气氛急转直下。重要的国家事件接踵而至，可怕地影响了一大批沃里克头面人物，包括这个家庭的亲友。当时，政府开始收到“消息”，说有反对伊丽莎白的所谓天主教阴谋，还谣传和离斯特拉福德很近的思罗格莫顿家族有关。人们日益疑神疑鬼，到处都是密探和间谍，伴有各种传言。10月25日，一个名叫约翰·萨默维尔的年轻人——他来自斯特拉福德附近艾德斯通村庄——在一个路边小旅店被逮捕，这个小旅店位于去伦敦途中的班伯里和毕赛斯特之间的安恩侯。据说，他挥舞着手枪，说伊丽莎白女王才是真正的异教徒，她的脑袋应该钉插在伦敦桥上。这简直令人震惊。人们说萨默维尔还嚷着要刺杀女王。这个场景是否真实人们一直存疑。当时大家的看法是，萨默维尔一定是脑子坏了。而他的岳父不是别人，正是莎士比亚母亲家的家长，爱德华·阿登。

阿登是著名的天主教徒，曾为保护一位牧师而将他假扮成园丁。还有谣传说，他曾庇护过坎皮恩使团的成员。他有宿敌，特别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达德利是伊丽莎白的新宠，温文尔雅、英俊潇洒。要说女王喜欢谁，那可是非达德利莫属。但他在沃里郡遭到了旧社团的憎恨。1575年，伊丽莎白访问肯纳尔沃思时，阿登拒绝穿上制服，让达德利下不来台，还叫他“暴发户”、“通奸犯”。这一场景不禁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的描述。现在萨默维尔事件正好给了达德利和他的地方支持者一个镇压阿登及其亲友罗伯特·思格罗莫顿的机会。

10月31日，政府颁发了一项逮捕许可令，“那些以任何方式与其有联系的人都要逮捕，并搜查他们的房子”。11月2日，枢密院官员托马斯·威尔克到达位于查理寇特的托马斯·鲁西家，就在斯特拉福德镇外。在接下来的15天里，威尔克将那幢房子变成了自己的据点。11月3日，带着鲁西的家兵，威尔克和鲁西对20英里外派克宫的阿登家族发动了武装袭击。

尽管在伊丽莎白时期赫赫有名——在1575年的萨克斯顿版的沃里克郡地图上还有标记——如今的地图上已经不再有派克宫这个地方了。如今，6号高速公路环绕着伯明翰东北部的工业区，一片乡野环绕着克尔希尔霍尔和华特欧顿。这条高速公路向西蜿蜒到了泰姆河流域，可以看到河的上游有一块林地，那就是派克宫林地。那幢大房子位于6号高速公路和铁路中间的那片河滩，现在横跨在河两岸的是一大片污水处理场。一条石头小道顺着100英尺高的悬崖曲折而下，通向一小块河边草地。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已废弃，阿登的大房子依旧屹立在那里，直到20世纪末才被彻底拆毁。现在这里建起了巨大的电缆塔，不远处就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不间断的轰鸣声此起彼伏。

理查德·查托克是当地人，他对19世纪20年代时的这片土地十分了解，他是这样描述派克宫的：“一幢精美古老的住所，华丽和浪漫气息无处可比……房子对面的山上到处都是野樱桃、玫瑰和金银花。河水清澈，环绕着林地坡下的花园墙。那片林地到处是巨大的橡树、榉树、梣木和冷杉，矗立在小溪边。”查托克的祖先在16世纪前曾居住在派克宫边的小村庄，记录下了莎士比亚曾经有过的家庭传统。他的旧照片展现了一幢漂亮的砖建农房，窗子和山墙在18世纪装修过，但主体部分还是都铎时期的。可现在剩下的只是高速公路和林地下方杂草丛生的废墟堆、几簇古老的果树，还有几处高墙包围的花园遗迹，露出薄平的都铎时期的砖片，似乎在讲述着古老的历史。

阿登家族自11世纪开始就居住在这里，并在玫瑰战争中扬名，但他们属于旧宗教阵营。自大变革以来，他们就一直受到严重猜疑。在伊丽莎白的变革政治中，诸如达德利这样的新宠就和像阿登这样的旧家族作对。此时阿登因为和大天主教家族思罗格莫顿家有联系，更是备受打击。爱德华·阿登在孩童时受到思罗格莫顿家族的监护，还和他们的女儿玛丽结婚。就是这层关系带来了致命的结局。当萨默维尔叫嚷着要杀死女王时，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辛汉姆爵士的密探开始追查弗朗西斯·思罗格莫顿的行踪。在那个疑云四起的时代，阿登就是所谓的另一场阴谋的煽动者。对政府来说，证据已经足够，爱德华·阿登的厄运降临了。

塔楼日记

萨默维尔被带到了伦敦塔。一位被关押在那里的牧师所写的日记捕捉到了当时的紧张和恐惧：“10月30日，约翰·萨默维尔绅士，名人爱德华·阿登的女婿，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被控阴谋杀害女王而关进伦敦塔。”阿登在沃里克被起诉，斯特拉福德镇的治安官亨利·罗杰斯将他押送到伦敦，带着“7或8盒证据”（他的住宿票据依然保存着：所有专制国家都是事无巨细，一律严控的，伊丽莎白政府也是如此）。这份伦敦塔日记的下一篇揭露了政府如何千方百计将阿登和萨默维尔以及所谓的思罗格莫顿阴谋联系起来：“弗兰西斯·思罗格莫顿，这位有名的富家公子被捕，还被控因苏格兰女王而谋反。第一天他就被送到‘大麻烦’酷刑室。”这是一间极其狭窄的石头牢房，受刑者进去后既不能直起身站立也不能躺下。一周后阿登的妻子玛丽、女儿玛格丽特、萨默维尔的妹妹还有思罗格莫顿的兄弟乔治都被关进了伦敦塔。

与此同时，在沃里克郡，政府密探突袭了萨默维尔位于艾德斯通的家；布什伍德盖茨比家族的家；斯基纳家居住的罗林顿的希尔费尔德乡间小屋；格兰特一家在斯尼特菲尔德附近的居所——格兰特是约翰·莎士比亚的生意伙伴，和萨默维尔家联姻；昂德希尔斯家在艾德里寇特的房子，这也是个一直谋逆的家族。1597年莎士比亚从这个家族手中买下自己的房子新普里斯。就是在昂德希尔家，阿登的牧师休·霍尔被捕。

不过政府发现很难将阿登治罪。11月7日，托马斯·威尔克从查理寇特写信给沃辛汉姆：“除非你能让萨默维尔、阿登、霍尔牧师、萨默维尔的妻子及妹妹直接说出那些你希望找到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找出比现在更多的东西。这个地方的天主教徒一直在清理他们的房子，把所有引起怀疑的东西都处理掉了。”

沃里克整肃行动

这些日子的气氛通过沃里克的审讯记录可窥一斑。鲁西是治安官，达德利是最有权势的家伙。通过迄今为止还存放在沃里克镇议会的镇书记员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1月1日，也就是逮捕令发出后的第二天，好几个外乡人被捕，包括一个来自兰开夏郡普莱斯顿的名叫罗伯特·查德伯恩的锯木匠。经过审讯他招认自己已经好多年没去过新教教堂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当时很多人面对的良知拷问显露无遗：

在被问及为何不去教堂时，他说因为他的父母将他抚养长大的时候，正是亨利八世时期，那时的法令不是现在这样的。他一直小心遵守那条法令，侍奉主，上帝高于一切。

在被问及他不喜欢教堂里的什么东西时……他请求审讯者原谅他，因为他什么都不会说。

在被问是否会遵守女王陛下制定的各项法令……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他回答说首先他害怕让至高无上的神不高兴。然后他才害怕让伟大的君王不高兴。

在被询问女王陛下下达的命令和在英国教堂普遍实行的制度是否符合上帝的旨意，或者本就该如此，他回答说这违背了他的良心。

如果他当晚就去教堂，在礼拜时去教堂或在安息日和宗教节日去听布道的话，他就会获得自由，他断然拒绝，根本不愿意那样做。

处决爱德华·阿登

当政府密探和镇里的官员如火如荼地在沃里克郡搜查和审问时，伦敦对于阿登家族和萨默维尔的审讯继续进行。这场悲剧的节奏不断加快，伦敦塔日记有关这一段的内容十分引人注意，因为这一段都是用密码表述的，而且即使这样，仍是冒着风险的：“11月13日，弗朗西斯·思罗格莫顿到达伦敦塔。”18日，沃辛汉姆派人送信给威尔克，要求他前来“见证弗朗西斯·思罗格莫顿受刑”。5天后，日记写道：“弗朗西斯·思罗格莫顿在刑架上受尽折磨，同一天被扔进坑里。”那是白塔下废弃的井坑。“同一天爱德华·阿登也受刑。”日记继续写道，“24日休·霍尔牧师也上刑架受折磨……12月2日弗朗西斯·思罗格莫顿又一次上了刑架，一天之内上了两次。”1584年终审后，他被绞死，然后被大卸八块。

事态朝着可怕的必然结局发展。16日，阿登、萨默维尔、霍尔和阿登的妻子玛丽都在伦敦的市政厅受审，被判处死刑。玛丽将被绞死再处以火刑，但得以缓期执行。男人却没有缓刑。19日晚，他们被移送到西门监狱准备受死，但2小时后萨默维尔被宣称死在自己的牢房内。伦敦塔日记这样解释道：“约翰·萨默维尔，神智几乎癫狂，被移送到另一个监狱。第二天晚上，他被发现勒死在自己的牢房里，不确定是自杀还是别人干的。”那本日记的最后一篇写道：“12月20日。爱德华·阿登被带上绞刑架，处以绞刑。阿登一直抗议对他的控诉，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真正的罪行就是宣称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他如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到最后一刻还在声明自己只是个天主教徒，他是无辜的。”

事态的迅速发展给予了我们足够的恐怖。根据惯例，阿登被放在马拉着的跨栏上从西门监狱一直穿过无眠的城市，来到位于史密斯菲尔德的处决地。伊丽莎白时期的死刑被拖得很长，十分野蛮、充满羞辱，也很公开。一日被判处死刑，法官就会告诉死刑犯准备好“先是脖子被绞，然后被活砍，私密部分被切掉，肠子从肚子里掏出来，然后焚烧，这一切可能是在你还有知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犯人尚有知觉的时候，就会遭到阉割和掏肠，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内脏被焚烧。在犯人的身体被屠刀大卸八块前，犯人的心脏会被先挖出来，展现给大众看。为了广布天下，这种残酷的表演会在公众场合进行，通常是在市场或集会的地方，譬如泰伯恩刑场、史密斯菲尔德刑场、齐普赛街或圣吉尔斯大教堂前。

阿登的结局在天主教团体中引发了震动，特别在沃里克郡。之后的六十年里人们都传言他是被陷害的。就是因为他是郡里的天主教首领，是达德利的死对头，他才会被杀。有关阿登如何被诱捕的详细描述传到了威廉·达格代尔耳中后，这位伟大的17世纪沃里克郡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位绅士的悲惨结局，都归咎于莱斯特伯爵的恶行，牧师的狡诈让这位绅士上当受骗，也因他的证词锒铛入狱。毫无疑问就是出于某种原因，这位绅士让莱斯特十分不满，这位绅士在各方面都鲁莽地加以反对，并责备莱斯特伯爵是通奸者，是暴发户。

“彻查这幢房子”

1583年12月到1584年1月，托马斯·鲁西对阿登萨默维尔阴谋案的调查范围扩大到了斯特拉福德北部村庄：拉普沃尔斯、巴德斯利·克林顿和罗林顿。档案局保存的国家文件详细记录了对罗林顿主要天主教家庭的质询。比如斯基纳一家，人们认为他们曾庇护过坎皮恩使命团，并自此一直都有这种行为。受到质询的人包括家仆、牧师、村官、制革工、邻近的索利哈尔语法学校的老校长，还有几个“被疑为天主教徒且是斯基纳先生朋友”的当地农夫。在斯特拉福德之外的乡下，旧秩序仍然盛行。

在这些质询中问出了对枢密院来说有如梦魇的内容：他们不但承认庇护过牧师，而且甚至以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名义承认反对过伊丽莎白至高无上的权力，提到过“退位，让别人继承”。有人说在房子里或花园里做过弥撒，还有一些关于拉丁文圣约书和秘密传播旧宗教的校长的流言。有一段内陆口音的证言强调了鲁西在直接审讯中遇到的困难：“这是我们这里的宗教。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秘密，就必须用其他方法，而不是逼我们发誓，让我们放弃它，否则你什么也问不出来。”斯基纳自己，用密探的话来说，是“这20年来福音的致命敌人”，顽固而又狡诈。据说他有“很多朋友，很多钱”，怀有“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改变目前的宗教，或者应该有一道法令，让所有人按他要求的那样生活”。“如果认为宗教是真理，那你就是个蠢货，”斯基纳说，如果可以选择，“想象一下会有多少人愿意去教堂？在我们教区连10个人都不到”。这确实令人惊诧，但很可能就是事实。

当时新婚的威廉只有19岁，沃里克郡地区的政治和宗教氛围就是这样。这个家庭受到牵连了吗？鲁西和他的手下搜查汉里街的房子了吗？在阿登的审判之前，许多沃里克郡天主教家庭都受到搜查，特别是阿登家族的亲戚家。伦敦给威尔克和鲁西下达的指令是，他们必须“逮捕所有与之有关的人，然后彻查他们的房子”。威廉是爱德华·阿登的远亲。在都铎王朝，家族对他们的远亲比我们现在要更亲密一些。阿登和他共有一个曾曾祖父。莎士比亚家后来提交给纹章院的材料表明，威廉和他的父母都因这种关系而骄傲。前镇长约翰·莎士比亚和阿登家还联姻了，他当时视自己为阿登的“表兄弟”。这明显使得莎士比亚家成了怀疑目标，也许还和约翰3年前的担保案相关。来自枢密院的威尔克和托马斯·鲁西负责这项彻查行动。

斯特拉福德地区的亨利·罗杰斯——他是镇里的官员，也是鲁西的密探——协助了两位大人彻查作为定罪证据的“书和文字东西”。为此，罗杰斯后来从政府财政拨款中获得了60先令。如果汉里街的房子确实被搜查了，那么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约翰·莎士比亚觉得他必须放弃从皮尔森那里得到的会被定罪的圣约书。但是他曾经发过誓会保存好它，不毁坏它，这样我们推测约翰会把这个小册子藏在屋檐下就合情合理了，也就有了这份令人震惊的、声明永远忠诚于旧秩序的文书在18世纪的出现。

良知与权力

诗人还没到20岁时，国家恐怖机器和叛国污点牵连了他的家庭。当他们亲戚的头颅在伦敦桥上被涂上焦油示众，良知在这一切面前却软弱无力。按严酷的惯例，阿登身体的其他部分被放在沃里克郡的镇出入口处示众。第二年夏天，政府又进行了更多的搜查，因为塞西尔试图证明确实有阴谋。他继续审讯阿登的亲戚朋友。基于密探报告，政府开始搜查在伦敦的可疑住所。出版商也遭到调查，看是否有“倾向天主教的书籍”：在著名的天主教同情分子、出版商加布里埃尔·卡伍德的住所里，爱德华·阿登的一个儿子被抓住了。同一天，在搜查一处位于斯特兰德的南安普敦住所时（那是一位天主教伯爵在伦敦的房子，他的儿子后来成为莎士比亚的恩主），找到了一位名叫罗伯特·阿登的人，“后来也被投入大牢”。

惩治出版商的运动在所难免。就在阿登被处决的那天晚上，政府觉得有必要发表塞西尔写的《论英国正义的处决》，以宣传证明他们对这些阴谋的处决是正确的。不过正是这种偏袒引发了一场檄文大战。英国国内和国外的秘密出版社印刷了反驳这一观点的檄文。第二年，极具讽刺意味的《莱斯特联邦》在海外出版，叫嚣要将达德利定罪。威廉·艾伦在杜埃写了《为英国天主教徒真诚和诚挚的辩护》，简述了阿登其人其事，一条条反驳对他的指控，并严正指出：“某些令人羞耻的定罪和处死这位可敬、勇敢、无辜的绅士阿登先生的行为……不仅使得他遗憾地死去，也让所有人类陷入悔恨之中。”

对于萨默维尔阴谋事件，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有一个奇怪的反映。在他的戏剧中，偶尔会冒出真实人物的姓名，也许他是故意为之。所有的作家都这样，譬如说狄更斯就用了特别多的真实生活中的人名来命名小说人物。不过莎士比亚的选择有时让人惊讶，譬如，在《亨利五世》中，巴道夫和弗洛伦这两个名字都是1592年和他父亲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斯特拉福德叛逆者名单上的。另一个例子出现在他早期剧本《亨利六世》中的第二幕。考文垂的市长和沃里克伯爵一起站在城墙上，他不知道从索瑟姆到考文垂需要走2个小时。莎士比亚于是塑造了一个人物，让他说了一段话，将沃里克郡的细节呈现在戏剧中。当时，沃里克伯爵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找他的对敌克莱恩斯，别人纠正他：

不是他，我的主人。索瑟姆在这边。

您听到的鼓声是从沃里克走来。

这个角色在剧中没有其他的作用，但莎士比亚给这个人物命名为萨默维尔。

第六章　消失的岁月

这个时候我们的追踪陷入了困境。这段时间里，热情的少年诗人成了一个技巧娴熟的剧作家，10年后他突然出现在伦敦舞台上，恍若巨星。但莎士比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成了众所皆知的“消失的岁月”。正是这段模糊的岁月加剧了人们围绕着他生平事迹进行想象和猜测的趋势。从1582年结婚到1592年第一次在伦敦剧场出现这段时间，唯一确定的莎士比亚存在的证据，就是他的孩子们的受洗记录以及1587年9月的一件法庭诉讼记录，当时他和父母想收回在威尔姆寇特失去的遗产。毫无疑问，这段岁月就是莎士比亚的秘密了。

双胞胎出生

1584年复活节前后，安妮又怀孕了，这次是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在1585年2月2日于斯特拉福德的圣三一教堂受洗，并以莎士比亚家的邻居哈姆内特和朱迪斯·萨德勒命名。这对邻居是老天主教徒，很可能也是这对双胞胎的教父教母。这对双胞胎特别值得一提，莎士比亚不止一次让他们出现在自己的戏剧中——譬如《第十二夜》。不过，让人困惑的是，《错误的喜剧》中有两对双胞胎。

为什么他和安妮没有接着再生孩子呢？虽然在他那个时代，英国中产阶级流行小家庭，但在16世纪，只生两胎还是比较少见的。安妮当时快30岁了——无论如何都还没有到不能生育的年龄。是不是生了双胞胎后她有了妇科问题？还是他们的性生活很快就停止了？

偷猎迷局

后来发生了什么，莎士比亚何时离开斯特拉福德，为何离开，这一切始终都是个谜。不过，正如我们在故事中发现的，迷局也总是能够揭露一些事实。就让我们用迷局去探索“消失的岁月”吧。

17世纪以来，有关斯特拉福德的故事是这样的。出于查理寇特的托马斯·鲁西爵士的敌意，威廉被迫离开了家乡。这位鲁西爵士就是积极配合政府镇压埃德蒙·坎皮恩和萨默维尔阴谋案的那一位。据说他们的结怨开始于威廉偷猎鲁西的鹿和兔子，也因为这件事情，威廉被打了一顿，投入大牢。为出这一口气，威廉写了一首充满人身攻击和怨恨的嘲讽性民谣，贴在鲁西家的大门上。这是促使威廉离开这座城镇的导火索。

那时，偷猎的故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在17世纪至少有3个版本，这也促使我们重视这件事情。毫无疑问，这个家庭很熟悉鲁西：他是大地主，也是地方治安官，有时会受到斯特拉福德地区官员惯常的吃喝款待。约翰·莎士比亚在汉普敦教区租用的因贡牧场，就在鲁西领地的旁边。

就是因为偷猎而被打吗？很多学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但这个原因并不是完全不可信。16世纪的时候鲁西家族没有养鹿，但有养兔场。在16世纪80年代初期恶劣的环境下，沃里克郡到处在闹饥荒，贫困的人们当然会想到去偷猎。从约翰·费什的沃里克当地记录能推断出类似的故事，比如，1581年夏天有一起兔子偷猎案件。这起案件引发了沃里克街头的暴打和吵闹，之后偷猎者出现在治安刑事法庭上，接受当地治安官的审判。这些治安官中就有托马斯·鲁西爵士。

一个名叫布罗姆的当地地主曾投诉过一位名叫雷诺德的年轻人，指控他和两个朋友偷猎了“三或四对兔子”。雷诺德否认自己去过布罗姆的领地，却承认了费什记录下的这一切。他对治安官的坦白让我们身临沃里克郡乡下夏日夜晚的小径：

在离布罗姆先生家领地不远的一条小路上，雷诺德设了陷阱，诱杀了兔子。正当他打算收拾诱捕器，带走兔子的时候，布罗姆先生的家人带着一群人越过篱笆走来，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布罗姆先生的家人和他带来的人不肯放他走，揍了雷诺德，他被打得伤痕累累，还被击中脑袋，倒在了地上。因为布罗姆先生的家人揍了雷诺德，使得他没来得及提醒另一位先生格雷尼逃跑，于是他们把格雷尼也打倒在地，揍了一顿，并拿走了兔子和诱捕器。

这一切无法证明莎士比亚偷猎迷局的真相，虽然当时猎兔会受到惩罚，莎士比亚也确实有个好朋友名叫雷诺德，但这真的是莎士比亚和鲁西结仇的原因吗？我们现在知道莎士比亚的家庭背景，也知道鲁西是地方治安官，是清教徒，更在1583年到1584年发生重大事变期间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地方施政者追捕爱德华·阿登，将他送上了死刑台，并彻查了周边阿登家族亲友的家。

那么，在鲁西与莎士比亚家族为敌的故事中，是否有事实存在呢？还是有更重要的原因？有关于此，17世纪有两种解释，不过都认为偷猎迷局的事实情况是莎士比亚用嘲讽民谣故意激怒了鲁西，以致鲁西执意让他在牢里待了一段时间。一直以来，不论是偷猎还是讽刺中伤都可以被看作是青春期的莽撞行为，因而减轻了这次事件中的宗教和政治因素，但是，如果1583年到1584年的宗教迫害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和的真正原因，那么讽刺鲁西实际上是故意冒犯。由于沃里克地方法庭有关那些年的记录都失存了，我们已经无法获得真相。不过也许这次偷猎事件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真实的一面。

处决之年

双胞胎出生后的第二年，国家政治正处在紧急关头。这段时间里，策划和陷害、阴谋诡计和宗教仇恨比比皆是。1586年，巴宾顿阴谋事件爆发，最终以处决苏格兰女王玛丽告终。不过，也许这起阴谋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政府此时已经很擅长设置陷阱将那些不够警惕和细心的天主教徒诱捕进来，并将不忠分子公之于众。他们利用表里不一的密探——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伊阿古这样的人——将受害者逼向灭亡，就算毁了自己也在所不惜。最阴险的密探叫罗宾·波利，他后来还卷入谋杀莎士比亚的同行克里斯托弗·马洛事件。波利就像是冷战时期的双重间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就算是资助他的政府也没办法。譬如，他到底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只是“像他自己”的人，牧师和诗人罗伯特·索思韦尔曾说过这样令人记忆深刻的话。波利的行为似乎是毫无动机的恶行，他就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真正的坏蛋，以毁灭别人为乐。

当时，伊丽莎白下令以新型的、更加恐怖的方法处决谋逆者，要尽可能地折磨他们。女王的手下向她保证，只要施以技巧，绞刑、挖心和分尸都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惩罚被残酷地应用在这次事件的受害者身上，以致在处决了第一批犯人后，人们开始反感。观看行刑的人群甚至自发地要求行刑人先彻底绞死犯人，再进行分尸。

巴宾顿阴谋事件的消息传到了汉里街。耶稣会牧师罗伯特·德波戴尔随后被捕，并受到折磨。他是莎士比亚妻子在肖特雷的前邻居，他母亲的亲戚也和莎士比亚一样，曾在斯特拉福德语法学校上过学。和德波戴尔有联系的人都受到质询，其中有个名叫萨拉·威廉姆斯的女仆，“品性动人”，透露了德波戴尔在伯明翰郡的德纳姆进行的驱魔活动。多年后她的证词被一字不落地发表出来。莎士比亚写《李尔王》的时候，对这份证词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据说，巴宾顿阴谋事件的谋反者意图谋杀伊丽莎白，让苏格兰女王玛丽取代她的王位。玛丽因此受到审判，在12月被判处死刑。自此以后，被处决的人不多，但罗伯特·德波戴尔没有逃脱处决。1586年12月21日，26岁的他在伦敦被公开处决，罪名是“神学院牧师、施展魔力”（驱魔活动是对天主教牧师的常见控诉）。德波戴尔的尸体被大卸八块，其中一部分被送到乡下城镇，悬挂在大门口，还张贴布告历数他的罪行。他在肖特雷和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和邻居——就像安妮这样的人——一定相信，他们社团的成员只是因为良知而被处死。

旧秩序发生了改变

同年，斯特拉福德也发生了变化。约翰·莎士比亚最终失去了议员职位。有同样遭遇的还有约翰·维勒，另一个老天主教徒，理由就是他们“被警告后，也没有出席镇政厅会议”。另一次同样的会议上，议员威廉·史密斯拒绝再担任这个职位，也离开了镇议会。约翰作为斯特拉福德重要人物的生涯就此结束。随后他的货物遭到扣押，不久之后约翰和玛丽在一起法律诉讼中这样描述自己：“没什么财富，也没什么朋友和同盟。”对于时常面带笑容的约翰来说，他恐怕相当怨恨此事。对于威廉，斯特拉福德和汉里街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就在这时，南沃里克郡的气氛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中间的十年是这个时代文化的分水岭。旧世界越来越遥远，新生力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到16世纪90年代，这一地区大部分地方都是如此。社会的日结构开始分裂。在附近的农村，新贵们把越来越多的普通耕地圈起来养羊，将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赶了出去。在考文垂，人口差不多下降了一半。街头歌手唱着“今日民谣”讲述着这段艰难的岁月。新掌权的清教徒搜捕不虔诚的人，压制那些曾将社团联系在一起的旧仪式。在其中一个教区，根据沃里克官员约翰·费什的统计，大约有250个大人和小孩住在救济院，依靠教区的帮助生活。许多人都是自远方而来的失业流动商贩。那年冬天，在考文垂、沃里克和斯特拉福德周边的路上，下面将要提到的这些人就代表着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社会各界的状况：托马斯·威尔森，30岁，约克郡人，住在沃里克，没有妻子，只有4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十几岁了，没有工作，只能乞讨度日；威廉·奥奇德，80岁，没有经济来源，无法工作；安妮·伊斯汉姆，只有1条腿，单身一人抚养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亨利“作为逃犯”失踪了；约翰·哈比特和他的妻子，70岁，他们18岁的“傻”孩子遭受鞭刑，别人让他去找大人说理；斯特拉福德的罗杰·阿斯皮林，50岁，没有妻子，有4个孩子（16岁的罗伯特，14岁的瞎眼茜茜莉，12岁的乌苏拉和11岁的伊莎贝尔）。“所有孩子都只能乞讨度日，”费什说。这些人都在斯特拉福德出生，又被镇政厅驱逐出境。罗杰受到鞭刑，还和4个孩子一起被送回到通往斯特拉福德的路上。

这些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会出现的人和故事。他们为这个时期英联邦发生的巨大变化提供了一幅简画，展示了旧秩序的社会和心理上的衰退。变革影响了一切，影响了使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信仰，影响了社会相互联系相互维持的纽带。中世纪开始出现的大型有组织的市民慈善产业也濒临崩溃。罗杰·阿斯皮林和他的4个孩子在1586年11月冒着大雨艰难跋涉，朝斯特拉福德方向走去。新的时代开始了。

那么威廉呢？他现在22岁，是家里的主要支柱。他有妻子和3个孩子要抚养，还有5个兄弟姐妹和日渐老去的双亲。如果那时候他还没走，是时候要出发了。

出发的时刻

莎士比亚是什么时候离开斯特拉福德的？他是怎么加入剧团，又是什么时候、怎样到达伦敦的呢？很不幸，我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说明这些。除非以后有更多的文件记录曝光，否则我们可能会一直无从得知。这些年是他人生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却不知道他在哪里。据说安妮一直待在汉里街——不过关于她是否在斯特拉福德怀上双胞胎我们都无法确定。事实上，威廉在1582年结婚后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有可能离开家乡。在约16世纪80年代末立足伦敦之前，他可能干过不少行当。1592年开始，他的生命轨迹才更真实可靠一些。

但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一下。莎士比亚在双胞胎出生，并于斯特拉福德受洗的时候只有20岁。4年左右以后，他肯定在一家专业的剧团谋职。尽管不是很肯定，但这个剧团很可能在伦敦。在某一时刻他决定成为一名诗人。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写诗。婚礼时的十四行诗只是一次稚嫩的练笔，是对诗歌新手法的接受。他一定写过其他诗歌，甚至戏剧。17世纪末一位拜访斯特拉福德的人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莎士比亚第一次去伦敦是“去做仆人的，在剧团里地位低下”就是个跑龙套的人，或是为有钱的观众牵马的马夫。尽管人们一般认为这也是谜，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可能有很多机会见到斯特拉福德的剧团：在这个时间左右，伯克利剧团和莱斯特剧团正在那里表演。还有莎士比亚在30岁左右效力的斯特兰奇剧团，就在考文垂附近表演。

这些都只是可能，没有任何是确定的。不过有一个说法更可靠，最近还愈加被人接受。这一说法就是，莎士比亚大约22岁的时候加入了当时最当红的女王剧团。

泰晤士的谋杀

1587年6月中旬，夏日的天气清爽舒适，女王剧团在牛津郡巡回演出，马车上装载着道具和服装，沿着老路驶进通向伦敦的必经之地——羊毛镇泰晤士。在伊丽莎白时期，6月剪羊毛的时候这里会有很多羊毛商。这是演出的好时光，许多巡回演出剧团都会来到这里。泰晤士市场大街两旁矗立着木结构的大房子，东边是供旅行者住的小旅店，去往伦敦的道路从那里一直延伸，通向切尔敦绿色的低矮山脊。女王剧团在这里的演出时间是6月13日的傍晚，地点就在一个叫白狗的小旅店院子里。

当时，女王剧团对观众是最有吸引力的。在有些城镇，大家都涌去观看演出，不免会引来骚乱。根据地方记录记载，在内陆地区，女王剧团来了以后，一些镇政厅常要为修补坏凳子和破裂的窗户拨款。当时，威廉·康奈尔常常扮演少年主角，譬如《亨利五世著名的胜利》中的亨利王子。这是一个讲述阿金库尔战役[1]的爱国故事，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先驱。30年后人们还一直记着康奈尔，视他为理查德·伯比奇和爱德华·阿莱恩之前那代演员中的巨星。他年轻、粗野、暴躁，却在一天晚上在泰晤士死于非命。也许那天演出后，他一直在喝酒。泰晤士的死因调查团被告知，晚上9点到10点间，康奈尔追着另一个演员到了小旅店后院，他暴跳如雷，手里挥舞着一把剑。伊丽莎白时期的验尸官留存下来的报告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约翰·汤，新索迪治人，自由民，当时正在泰晤士一个叫白狗的小旅店后院。威廉·康奈尔冲进来，右手拿着一把剑，朝约翰·汤杀过去。惊恐万状的汤担心自己的腿脚被康奈尔袭击乃至失去性命，退到一个土堆旁，却怎么都无法跨过去或爬过去。威廉·康奈尔还在继续怒气冲冲地攻击他，欲置他于死地。汤爬到土堆上，为了自救只好拔出铁剑（大概值5先令），他右手抓着剑，猛地刺进了威廉·康奈尔的脖颈，造成了3英寸深和1英寸宽[2]的致命伤。

半小时内，随着仲夏日落牛津，最后一抹亮光黯淡下来，康奈尔的生命也渐渐消逝了。第二天，当整个剧团向阿宾顿和斯特拉福德方向前进的时候，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镇记录表明那一年他们还是继续表演了。

一直以来，人们都注意到，莎士比亚和女王剧团之间的联系很有意思。这个剧团中有些人曾是沃里克的莱斯特伯爵剧团的演员，其中就有詹姆斯·伯比奇。伯比奇是莎士比亚职业生涯中重要的纽带（詹姆斯的儿子理查德在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戏剧中担任主角）。1587年的巡演之后，剧团里的一个人，约翰·海明斯，娶了康奈尔的寡妇丽贝卡。海明斯是莎士比亚另一个终生朋友。就是这位来自德罗伊特维奇的海明斯，这个胖胖的说话口吃的家伙，和亨利·康代尔一起，在莎士比亚死后将他的戏剧出版。因此人们认为，就是在有关康奈尔的谋杀事件被披露时，莎士比亚替代了康奈尔的位置。戏剧历史上最伟大的剧团的核心力量可能就是在泰晤士的那个晚上促成的，这个想法可真有趣。不过要知道，在那样一个享负盛名的剧团做事，年轻人一定要有做演员的学徒经历，他们不太可能雇佣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莎士比亚和女王剧团之间的联系，恐怕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泰晤士康奈尔谋杀案这个不太靠谱的说法上。

莎士比亚和女王剧团

作为当时最高的表演艺术，戏剧仍然充满了政治气氛。女王剧团于1583年特意成立，它联合了所有重要剧团里最好的演员，并由伊丽莎白的密探头子弗朗西斯·沃辛汉姆爵士掌控——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他们想要借着这个领域推广新教教义，进行保皇宣传。女王剧团的保留剧目都是基于英国主题而创作的。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戏剧中已经出现英国历史题材，此时更是占据重要位置。诸如《亨利五世的著名胜利》、《理查三世的真正悲剧》、《约翰国王麻烦不断的统治》等都是都铎王朝的保皇宣传品，有强烈的新教基调。譬如，约翰国王就被塑造成一个为反抗罗马（象征天主教）统治而战的民族英雄。这些故事被搬上舞台，因为他们是“真实的”，而不是“充满诗意的”悲剧。它们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也一直给人们灌输着神、女王、新教教堂和国家等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学校和教堂布道中一直被推动着，尤其是在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威胁笼罩下的紧张岁月里更为流行。

女王剧团的核心力量和莱斯特剧团里的詹姆斯·伯比奇都共事过。有些人十分有名。莎士比亚的朋友托马斯·海伍德还记得上一代最棒的演员们：约翰·本特雷、威廉·康奈尔、托比亚斯·米尔斯、约翰·辛格、罗伯特·威尔森。还有最伟大的小丑理查德·塔尔顿，他以惯常的即兴滑稽表演、舞蹈和击剑成了一代传奇。舞台总监在本·约翰逊的《圣巴多罗买节大集市》中回忆道：“我在塔尔顿老爷的时代任舞台总监，我感谢我的明星。哦，你应该看看他上场的样子，会让整个剧场都为之沸腾，那么棒，天哪，那些兴奋的人甚至会跳上去抓住他……”

女王剧团成了莎士比亚戏剧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他刚刚成人后接触的。他们的表演对于一个职业作家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莎士比亚有6部或7部戏剧和女王剧团演出的情节紧密相关。《约翰王》有很多场景都和《约翰国王麻烦不断的统治》相似（尽管他努力去除其中反天主教的言辞）；《李尔王》和《理查三世》与它们的旧版《利尔》以及《理查三世的真实悲剧》有着相同的故事情节；系列剧《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将《亨利五世的著名胜利》更加细化；《维罗纳二绅士》可能也是以一部失传的女王剧团的演出剧为原型的。

当然，莎士比亚可能是通过剧团的关系弄到了他们的剧本。不过一些出版业的人认为，他实际上是参与了创作的。就以《约翰国王麻烦不断的统治》为例，这部戏剧的第二版出版于1611年，在书名页上有莎士比亚名字的首字母；第三版出版于1622年，这一次给出了他的全名。这可能也是一种宣传效应，但至少有4家不同的女王剧团剧本的出版商认为他们是在出版莎士比亚的剧作。也许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也许莎士比亚真的在女王剧团的演出中参与了创作。

他和女王剧团剧本之间的联系，似乎很紧密很深刻——也很早。如果莎士比亚没有参与他们的表演，又如何认识他们呢？甚至还成为他们的剧本创作者之一？莎士比亚对女王剧团的戏剧有不同寻常的长时间的了解，而且在他们的剧本中并没有找到莎士比亚后期成熟风格的印迹。显然女王剧团的剧本是先出现的。莎士比亚是和他们一起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吗？这些对他如何开始戏剧职业生涯的暗示，给牛津郡小镇的康奈尔谋杀事件增添了几分可信度。

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也许是以跑龙套和做杂务开始的。几年后，罗伯特·格林（女王剧团的剧本协作人）攻击莎士比亚是个“百事通”，认为他居然会放肆到自己创作无韵诗，“还借用了我们的手法”。也许这是事实。在职业生涯中，莎士比亚是一个不加选择的收集者，尽可能地借用和甚至剽窃，却又体面地逃脱处罚。也许他一开始是个演员，然后才是剧团里一个协作作家，在合作过程中不时做点事情，这也是当时大部分戏剧创作的方式。他不像威尔森或格林那样有名，日后在有信心、有经验、能自成一派的时候，他才成了大作家。

为女王剧团效力，莎士比亚可能必须以他们的独特风格创作，即使用一种有着跳动韵律却拘泥于字面的有力诗歌体。这个时期的莎士比亚一定在压制自己的才智，屈从于剧团的大作家和演员，譬如塔尔顿的表演技巧或威尔森充满朝气的主角形象。当然，他们的反天主教宣传，也迫使他将自己的情感埋在心里。

揭开“消失的岁月”的面纱？

照这种说法，整个16世纪80年代后期莎士比亚都和女王剧团在一起——也许在1587年他们来到斯特拉福德前就已经如此。他们是个巡回演出剧团，甚至会到苏格兰和都柏林。通过乡村镇记录，我们可以追踪到巡回演出的足迹。有些演出地点至今依然存在，比如莱斯特市政厅、约克和诺维奇的集会大厅、舍伯恩教堂大楼。女王剧团喜欢东英格兰和南部沿海富裕的城镇。在最初的11个演出季里，有8个是在北方巡演，也就是为庞大的兰开夏郡家族表演，比如在诺斯利和纽帕克的斯坦利家族、莱索姆的斯特兰奇老爷家——这些都是有政治动机的巡演中重要的停留点。剧团能帮助沃辛汉姆监视那些忠诚受到怀疑的家族。可能就是这样莎士比亚和兰开夏郡有了联系，这种联系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十分重要。

1587年冬天，女王剧团在考文垂和斯特拉福德表演。圣诞节后在格林尼治宫为女王表演，快到复活节时他们去了肯特。当时有关西班牙入侵的谣言四起，他们又沿着南部海岸一个个城镇巡演——多佛、海斯、罗姆尼、里德、拉伊——用爱国的“真实”历史娱乐爆满的人群。6月初，他们到了莱姆利吉；6月中旬到达普利茅斯，海边的观众翘首期待，灯塔已经准备就绪。德雷克[3]的帆船发出信号，开始巡逻。无敌舰队正在靠近。如果那时候莎士比亚也在，他一定会因为和这个主要的宣传性剧团在一起而激动。虽然一些政治思想让他如鲠在喉，但对于一个年轻而有抱负的作家来说，这是个多么特别的经历啊。

回到迷局

莎士比亚和女王剧团之间的联系很有意思。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就对我们了解莎士比亚早期生涯很有启迪。当然这只是个由一连串猜想连接起来的故事，似是而非、引发联想，其他也没什么了。莎士比亚肯定对他们的演出剧了如指掌，可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证明他和这个剧团在一起。有关莎士比亚，我们还是有很多不解之谜。“消失的岁月”还是不清晰。但莎士比亚备受质疑的过往经历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些东西：父亲非法的羊毛生意，与鲁西的不和，还有偷猎。在去伦敦前，和女王剧团在一起也好，不在一起也好，我们都要记住，莎士比亚离开斯特拉福德时还是个年轻人，在伦敦的剧团谋了个不怎么体面的工作。他在那里从底层干起，牵马或做拿着“书”的提词员。人们不是很把这些当回事。现实生活中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有关莎士比亚这段岁月的记录中断了，但私人联系也会提供一点蛛丝马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莎士比亚与剧团最主要的联系就是伯比奇家族：詹姆斯·伯比奇，1576年首座现代社会公共剧院的企业家；他的儿子卡斯伯特，后来成为环球剧院的经理；理查德，伟大的演员。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又是在哪里？他们之间早期的联系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但追溯起来却都与沃里郡有关联系。人们发现，詹姆斯·伯比奇正是在沃里克与罗伯特·达德利的演员有所来往；有趣的是，斯特拉福德也有伯比奇家族的人，其中一个还是1555年的镇长。此外，1588年米迦勒节时，伦敦民事诉讼法庭提请过一桩约翰·莎士比亚的案子，涉及了斯特拉福德的威廉·伯比奇。这件案子拖延了4年之久，直到约翰的老朋友尼克·巴恩赫斯特和威廉·贝奇最终对这个案子做了仲裁。案子的起因是1582年或之前，约翰把斯特拉福德的一幢房子租给了伯比奇，很可能是在格林希尔大街上。随后他们就该给多少租金陷入了分歧。一个伯比奇家族的人会成为约翰·莎士比亚的租客是个有趣的巧合，据说当时威廉已经到了伦敦，和詹姆斯·伯比奇及他的儿子们一起工作。

这个故事还有个奇怪的转折点。许多年后，1598年12月，詹姆斯·伯比奇和他的家人帮助威廉拆了位于伦敦北部的索迪治戏院，还将属于他们房东财产中的木料搬走了。[4]那天雪夜，和伯比奇及工人一起出现在拆卸房子现场的有个名叫威廉·史密斯的“14岁多点儿”的朋友，一位来自沃特汉姆克洛斯的绅士。奇怪的巧合是，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德有个同代人就叫威廉·史密斯。他上了牛津大学，后来成了埃塞克斯学校校长，据说在16世纪80年代居住在沃特汉姆克洛斯。史密斯的父亲也叫威廉，是汉里街上的男子服饰商和议员，也是约翰·莎士比亚的朋友，或许还是诗人的教父。这种巧合引起了我们注意。想象一下，年轻的威廉·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会不会始于1584年的斯特拉福德？也许就是在布里奇街上，在伯比奇和约翰签合同的时候？这其中或许还牵扯到他的教父和詹姆斯·伯比奇？

“消失的岁月”让人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寻，也走进很多死胡同——但是我想，任何探寻都是有收获的。所有的一切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情况。现在我们说的就是，在20岁左右的某个时刻，威廉决心要成为一个诗人。不论他是加入了女王剧团，还是直接到了伦敦，在索迪治的伯比奇剧团里从事不体面的工作（他当然两个剧团的活儿都干过），到了16世纪80年代末，他在伦敦成为了作家。与此同时，无敌舰队逼近，旧式的以政治动机为目的的女王剧团的演出不再是戏剧界时新的东西。有抱负的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伦敦，新的戏剧开始出现。这些作家和明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去剧团演出的大木屋，那可是能一次容纳3000观众的剧院。对于这位来自乡间的诗人来说，是时候他可以创作想要的戏剧和诗歌了。我们了解的一切都表明，1588年到1589年，莎士比亚立足于伦敦，他的才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名声大振。

[1] 编注：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亨利五世率领英军以少胜多，打败法国，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的著名战役之一。

[2] 编注：约深7.5厘米，宽2.5厘米。

[3] 编注：16世纪英国海盗、探险家，在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期间为英国立下大功，是无敌舰队覆没的关键人物。

[4] 编注：见本书p.250。

第七章　伦敦：声名大振

1588年11月17日，教堂的钟声如往常一样为纪念伊丽莎白女王登基日响彻大地，不过这一年的纪念仪式有一层新的含义：人们在欢快地庆祝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是伊丽莎白女王治下前30年的宗教冲突达到顶点的决定性事件。那年夏天，整个国家都处在备战状态：灯塔已准备就绪，沿海部署了执勤人员。即使是在离海边较远的城镇，如斯特拉福德，人们也都被号召起来备战。但是，当斯特拉福德的新兵长途跋涉到蒂尔伯里港，却和同胞们一起发现那儿已不需要他们了。从普利茅斯到肯特的南部海岸枪战中，无敌舰队已经败北。那一夜对西班牙人来说十分残酷。英国派战舰去破坏停泊在格莱芜莱恩旁的西班牙船，什么也没给那些士气大降的西班牙残兵败将留下。西班牙人只好试图绕着英国北部一路返回家乡，却在戈尔韦和多尼哥撞到岩石，一切毁于一旦。忠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和大多新教徒一样，为西班牙入侵的失败松了一口气，整个国家由此涌现出一阵乐观主义的浪潮。

那天早上在伦敦，沿着齐普赛街到圣保罗教堂，女王和所有的议员做了一次特别虔诚的感恩礼拜。天还亮着，雨止了，教堂钟声的鸣响回荡在整个城市，几英里之外都听得见。如果旅行者从英国北部或内陆地区来到伦敦，从北部大门，即奥尔德大门或毕肖普大门走进来的话，他们一定能看到当时伦敦的壮美：那是一个正在快速成为世界城市的首都。

最好的风景从越过芬斯伯里田野的风车处开始。从威斯敏斯特到索迪治圣伦纳德教堂，这段三英里的路将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在莎士比亚剧院生涯的头几年，有位艺术家从这个角度画过一幅全景图。如果威廉是在这个时候从斯特拉福德来到伦敦，那就是他当时看到的景象了。

相机镜头：城市全景

在右边，穿过朗伯斯区的泰晤士环状路，就能看到远处的萨里丘陵。威斯敏斯特宫和大教堂的巨大屋顶十分突兀，上面的尖顶装饰和风向标闪烁着光芒。大教堂前面是整齐的威斯敏斯特区，那里有典雅漂亮的皇家建筑、公寓、网球场和斜院落。格林小旅店花园的木栅栏能让我们知道这一景象的大致时间：这些栅栏在16世纪90年代末用砖重新修葺过。再近一点，旅行者走出格林小旅店，就会看到从史密斯菲尔德出发的长途商贩将马车装满了货物，准备前往内陆。一群人在练习靶场箭术。穆尔菲尔德的印染工人正铺开他们的染色架，洗衣女把篮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把洗的衣物摊晾在牛儿吃草的田野上。

眺望远处，可以看到河流上游大主教宫殿的塔尖，再近些就是律师殿。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耀在镀金的灯笼、日晷和彩色玻璃上，照耀在格雷小旅店（格雷小旅店也是莎士比亚上演他的《错误的喜剧》的地方）、阿伦德尔家和中殿律师学院（那是值得记忆的《第十二夜》的演出地点）。此时城市西区的红房顶跃入眼帘，私人大豪宅及瓦片屋围绕着霍尔本和斯特兰，沿着福利特山谷而下，一直延伸到圣马丁的卢德门。21世纪的人们如果想见到这样壮观的历史景象，就要去意大利的阿西尼城、美国的托莱多或秘鲁的库斯科了。

无数砖头砌成的烟囱里，缭绕的烟雾从燃烧的木头和煤粉中冉冉升起。向东望去，是克拉肯维尔教区，再远处就是庞大的有哥特山墙和塔尖的圣保罗教堂。教堂主体已有300英尺高，加上塔尖，差不多有500英尺[1]，不过这塔尖已不见近30年了。再过去就是大片的中世纪晚期风格的城市，有25个教堂和塔楼，有很多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时期的。还有富人的豪宅，阳光偶尔会照在朱红色的楼顶和描涂过的钟塔上。从市政厅和伦敦交易所周边混杂的屋顶上方，可以看到伦敦塔上经日晒雨淋而变色的角楼。再往东看，格林尼治和肯特山映入眼帘，清晰而又泛着浅蓝。烟雾冉冉升入寂静的空中，那里有我们在交通噪声中无法听到的伟大的前现代城市的吼声。

对于海内外的来访者来说，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绝对是一道风景。当时人口差不多20万人，还在不断增长。伦敦的同业公会、金器商、零售商、绸布商和男服装商的权力和排场都在增大。公民仪式和游行是庞大的公众庆典，那一天有装满酒的喷泉，城中装饰着有镀金翅膀的小天使，还有向天才人物致意的喇叭声。在后来20年间，伦敦从四边扩展到了郊区，那里到处都是供不断涌来的新都市穷人居住的出租屋。

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得城市很快成为新类型喜剧的重心。在一个印象深刻的时代意象中，伦敦被比作“透视画”。随着观看视角的变化，就会看到美与丑，和平与战争，宽容与挑衅：财富惊人地四处泛滥，却是以吮吸农村生命之血为代价，成千上万的移民涌入城市，造成庞大的消耗。不过这也是一个有很多机会的地方，特别是对于1588年秋天满怀热情的剧作家而言。

回到芬斯伯里田野的风车这个视角，城市的喧嚣越加严重。满载货物的马车车轮滚滚，嘎吱作响地一路驶向北方的霍洛韦。武装齐备的保镖一路护卫，以防海格特附近林地出没的强盗。往东看去，朝向阿德斯格特方向的开阔田野上有两架风车正转动着碾粉，为伦敦人民做面包。更远处的风车，隐约出现在索迪治郊区蔓延的地方。那是伦敦第一个剧院集中的地区。

索迪治在过去的50年里发展迅速，这是房东毫无控制填挤的结果。他们利用每一寸可用空间，租房给来自穷困乡下的大批失业农民以从中获利。剧院就在这个区域的正中。在我们的全景视野中，剧院坐落在穆尔菲尔德沟渠的上方，屋顶上的帷幕隐约而现。北边200码[2]的地方有·幢八角木头大房子，屋顶插了一根大旗。这个剧院是现代社会第一座按习俗建造的专业娱乐场所。1588年秋天，观众能在这里看到伊丽莎白早期最流行的戏剧表演。从芬斯伯里田野的这个视角，微风习习，你可以想象远方人群的喧闹声。

英国戏剧

我灵魂的永久物质，

禁锢在这无羁的肉体

各自发挥功用，满足他人所需，

我是西班牙宫廷的朝臣，

我的名字叫唐·安德里亚。

这是伊丽莎白时期新浪潮第一部伟大诗歌《西班牙悲剧》的开头。其宫廷般的壮观混合着各种腐败，永久的折磨和血的报复即将来临——托马斯·基德的这部悲剧一下子抓住了当时的紧张情绪。这很可能写于击败无敌舰队的前一年，就像马洛富有爆炸性的第一部戏剧《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3]对于一个满怀抱负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戏剧一直都是英国本土文化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神秘剧的延伸引发了专业剧院的迅速崛起，这绝不是巧合。伦敦是这种新型商业投机的核心区。最先是1567年建成的红狮子剧院，然后是1575年的纽因顿酒桶剧院，接着是1576年伯比奇剧院和1577年出现的帷幕剧院。这些都是莎士比亚创作生涯早期的著名剧院。南岸富丽堂皇的玫瑰剧院、天鹅剧院和环球剧院是后来才出现的，就像城北出现的财富剧院。此外，还有很多位于小旅店后院的剧场，有些特别改成了长久的戏台，例如毕肖门的公牛旅店、格雷斯教堂大街的贝尔旅店和十字键旅店以及路德门外庞大的贝尔萨维奇旅店。这些都是可供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士观看的公共剧场。针对上层社会的观众，则很快就有了室内剧场，如布莱克福莱尔剧场和考克皮特剧场。许多个体机构定期以绚丽的舞台背景上演戏剧，譬如在中殿律师厅剧场和和格雷小旅店剧场。当然，莎士比亚的剧团总是在皇家宫殿的大型典礼上演出，譬如在汉普敦宫、白厅、瑞奇蒙德宫和格林尼治宫。

英国戏剧承继了中世纪传统，但专业剧院是一个新的现象。那里拥有大量的观众和特别为都市而设的剧场，还有崭新的应运而生的剧本，以及快速的淘汰。第一个按习俗建造的专业表演场伯比奇剧院，就是随后流行的大型圆台露天木制剧场的典范，它最多能一次容纳3000人。外国的访客，譬如瑞士的托马斯·布莱特，告诉我们当时的模样：

这些地方建成后是这样的：表演者在一个高高的舞台上表演，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演出的一切。不过那里有各种梯板和座位，可以让人坐得更舒服一些，你当然要多付点钱。如果只站在舞台下看，就付一个便士即可。如果需要座位，就要付钱从另一个门进去。如果你想坐在最舒服的座位，既可以看见一切，也可以让别人看到你，就要再多付一些钱，从另一门进来。

几年后，剧院成为主要的公众艺术和最有效的娱乐形式，是表达观点和辩论的平台。剧院引起了国内外人们的特别兴趣，也成为政府当局、世俗和宗教关注的对象。正因如此，它受到了严格审查。16世纪80年代末，英国处于历史险境，此刻，剧院从最广泛地意义上来说就是政治性的。

伯比奇剧院：莎士比亚的工作场所

帷幕剧院和伯比奇剧院是莎士比亚最先开始工作的地方，它们离城墙北部一英里远，处在城市管辖范围之外。这是出于当时清教徒反对任何舞台表演的考虑。清教徒认为这些表演鼓吹不道德行为，也是对新教最基本教义的一种威胁。16世纪80年代末，在伦敦通往索迪治的路两边都是房子，古文物研究者约翰·斯通的《指南》上说：“很多房子是最近建造的，都有后门通往小巷，城市分界的栅栏附近住了太多人（这也是后来瘟疫感染的主要原因）。”那里住了很多人，演员爱德华·阿莱恩和他兄弟也在那里。再往北，靠近剧院的地方住着巴萨诺一家，他们是在亨利八世时期就来到这里的威尼斯音乐世家。巴萨诺家在圣玛丽教堂的医院附近有三幢房子，正好在象征城市管辖区域的分界线的栅栏前。

伯比奇剧院建在一座中世纪女修道院旧址上，旁边有一口古老的“圣井”。16世纪40年代亨利八世卖了这座修道院，教堂和其他建筑物的建筑石料都被拆了，谷仓和酿造室被当地小农占有。古老的石墙依然屹立着，将花园和先前修道院的果园团团围住。果园现在是伯比奇的房东吉尔斯·艾伦的私人花园。剧院是一幢半木制，有三层板泥的建筑，屋顶有瓦，还有两个外墙楼梯。剧院占地宽有100英尺，北面是私家花园；东面是一个大洗马池；南面是一个大牲口棚，一半是牛栏，一半是屠宰场；西边则靠近芬斯伯里田野。这面石墙外是排水渠，墙面上打了个洞，专供观众从这里进出。观众从城里出发到毕肖普门，用绳子把马拴在大洗马池那里，然后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后来，1598年12月剧院被拆毁时，它的木料被拉到河边新的环球剧院，即莎士比亚在伦敦的主要工作场所。

索迪治是一个很粗犷的地方。因此，和同一阶层的其他人一样，莎士比亚身佩一把剑并不是为了显摆。和他一起的剧作家和演员中有些人，如康奈尔、斯宾赛和波特在决斗中被杀，还有几个，像是汤、戴、马洛和本·约翰逊则杀了别人。米德尔塞克斯地区议会留下不少和剧场相关的暴乱、闹事和谋杀事件记录，那里“下流的吉格舞曲、舞蹈吸引了很多”“小偷和其他下流、居心不良的人”。1580年2月，政府当局接到警报，说人们非法集会去看某些叫作戏剧的节目，詹姆斯·伯比奇和其他几个人在某个叫霍利维尔的乡下剧院表演。很多居心不良的人会在那里，非法集会、闹事、袭击、吵闹，甚至犯下叛乱以及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和弥天大罪，大大地扰乱和平……

饮酒、卖淫和犯罪激发了戏剧中下层社会的情绪爆发，台词里充斥着街头污语和急躁情绪。还有大量的无知废话、感伤的胡言乱语、明目张胆的政治宣传，带有偏执、侵略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但与此同时这一切也可以得到升华，充满震撼和对抗。可以说，戏剧从一开始就在英国文化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用来宣传的剧院，用来投资的剧院

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剧院在散播思想上的潜在重要性。伊丽莎白在继位后的第一年发布了一条法令，严控戏剧演出。所有剧本都要经过审查，而且大型剧团的资助通常来自与政府联系密切的贵族。譬如，伊丽莎白的密探头子沃辛汉姆组建了女王剧团，从各地将最好的人才搜罗到一起：这不是因为他热爱戏剧——没有证据表明他去看过一次戏——而是因为他想把当时最富影响力的媒体据为自己所用。

我们并不清楚莎士比亚最早得到谁的资助、和谁联系、和谁有深厚友谊——很明显这是促使一个人谋求某个特别的位置或职业的动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他到了伦敦工作。在这之前25年里，戏剧的风格刚掀起一次革命。威廉还在语法学校的时候，戏剧要么是传统的神秘剧和道德剧，要么是文学性的悲剧和喜剧。而到了16世纪80年代中期，女王剧团的押韵诗成了最流行的风格。在那十年中一种新的无韵诗的出现很快将戏剧变成最吸引观众的大众媒体。在莎士比亚于伦敦名声大噪前，引领潮流的人是托马斯·基德和克里斯托弗·马洛。

马洛和语言革命

马洛和莎士比亚同年，也出白同样的社会阶层。和莎士比亚不一样的是，他曾上过大学。他在剑桥摆放的画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人的形象：金纽扣、嵌着红丝斜纹紧身上衣，一看就价格不菲。他双臂交叉，神情高傲。最吸引观众眼球的是这样一句格言：“成就我的也毁了我。”这是夸口，也是预言。在剑桥的时候，马洛被招募为密探。那时候的他说话轻率，是个年轻的煽动者。有些事情能让我们看到他善变的危险个性。熟悉他的人认为马洛是个“会突然袭击和暗中捣鬼”的人，他还和索迪治大街上的一起谋杀事件有关。不过他也有光彩夺目的才能。作为古典著作的译者，作为有强烈抒情诗感、擅长暗讽和黑色幽默的诗人，马洛是个有虐待倾向、破除旧习的时髦人士。尽管是基德的《西班牙悲剧》掀起了新的戏剧浪潮，但真正在浪潮中翻滚的是马洛。1587年，23岁的马洛以他的《帖木儿大帝》迷住了伦敦的观众。那是一个东方拿破仑的故事。他用无韵诗的新形式来写，而不是他嗤之以鼻的女王剧团的那种“吉格”韵律。这种新风格10个音节一行，灵活有趣，外国访客——甚至法国人——都会将它和自己国家的风格相比：“他们的戏剧是一种无韵诗，比我们的韵律更合适日常语言，还能产生一些旋律。他们认为，不断地让耳朵受同一种韵律刺激是件很令人厌烦的事情，还认为读英雄体诗歌2到3个小时让人可难过了。”

无韵诗出自本土诗歌，在韵律和句法上却受到拉丁诗歌的影响，并充满了古典主义。像马洛那样大学生出身的人都会在他们的诗行中夹杂一些：

海员们看到毕星团

聚拢起一大片辛梅里安云

只有剧院包厢专席里的贵族才明白毕星团就是预示着大雨的七颗星星[4]，辛梅里安意味着黑色（在古典文学中，辛梅里安人[5]就生活在永久的黑暗中）[6]，但这音韵听起来很不错。

因此不仅是演出剧团、专业剧院发生了变革，无韵诗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英语这门语言经历了一场猛烈的扩张，从各地借鉴了很多词汇。此外，人们开始产生扩张主义时期的幻觉，并在戏剧中有所展现。当时，船舰驶回提尔布雷和迪普特福德，满载着从西班牙大船上得来的大量战利品：尤卡坦黄金和波托西白银。舞台上展现着全球的景象，“从遥远的赤道线……到东方印度”。作家们模仿奥维德，运用很多奇异的名字来，展示他们的新视野，比如“有黑人居住的古巴”和“广阔宽大的尤克辛海[7]”。

在那样一个暴力的时代，剧院演出漫不经心地显现出残酷的共鸣。这是经典的莎士比亚风格，所有这一时期的伟大作家都拥有这种风格，这和他们的教育有关。譬如马洛，他让暴君帖木儿的脑海中浮现出卑微赌徒的身影，用以展现难以平息的爱和残忍，甚至还同情他的宗教信仰：

神圣的穆罕默德，上帝之友，

神圣的古兰经与我们同在，

他荣耀的躯体，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时，

密闭在棺木中，直上云霄，

庄严地悬在麦加清真寺屋顶上……

更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世界征服者得到的大片领地。这就是本·约翰逊所说的马洛“强有力的声音节奏”：

现在清空空中三界，

让上天之主看看，

他们制造的天灾和降临在君主身上的震撼，

微笑吧，基督诞生时天上的星星，

让它们旁边的光黯淡下去，

不屑借用月亮女神的光，

因为我，掌控着地球上最亮的光，

缓缓地从东方升起，

在子午线上驻足不前，

在转向的球体点起火焰，

让太阳也向你借去光芒。

这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声音，所有艺术家都在寻求模仿的东西：在16世纪80年代的伦敦，所有热情年轻的剧作家都以此标准估量着自己。

年轻人的游戏

在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剧院里压力大、变化快。每天下午都有不同的表演，一部戏也许只演三场就被剧团撤换。只有引起轰动的剧才有可能多演几场，甚至可改编再度上演。对于剧本有很多的要求。在当代，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150场表演中只有4个剧本。而在伊丽莎白时期，剧院经理菲利普·汉斯罗威的日记表明，同样的表演场数却有28个不同的剧本，一半还是新剧。莎士比亚的演员在一个月内要进行15场不同的演出。这只有在熟记教育背景中才有可能——在斯特拉福德学校里学到的熟记本领，此刻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

这是一个很有要求的属于年轻人的游戏。演出的排练通常是在上午进行，然后是简单的午饭（肯定不能喝酒——演员合约中说明喝酒上台会遭到解雇）。当天上演的剧目在下午2点开演，大约5点结束，冬天会稍早一些。卸完妆、脱掉假发和演出服后，演员们就回到镇里吃饭，通常是在自己的住处或“简居”，这时大约是晚上6点到7点。沿着回毕肖普门的路上就有好几处简居。39号的“三大桶”屋是最典型的：又长又窄，路的一头延伸下去就是马棚，还有个小厨房、有壁炉的暖房和一个大大的公共花园。

毕肖普门和小旅店剧场

第一个确定的莎士比亚曾待过的地方就在附近，即圣海伦毕肖普门教区的城墙内。他很可能在这里度过了16世纪90年代中早期，甚至之前更早的岁月。这是个小教区，前后只有300英尺[8]长，有73所大小差不多的房子。这里的人大多在索迪治工作，也很方便。莎士比亚在伦敦的大部分印迹已经不见了，但是1666年的大火并没有摧毁这一地区，许多莎士比亚熟悉的建筑一直保存到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时期的照片就展现出了16世纪的城市风貌。此外，都铎王朝和17世纪的地图以及1598年约翰·斯通出版的城市指南，也让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当初居住时的伦敦地貌。

晚上从索迪治往伦敦走，在老城外的右边，你会经过贝德拉姆疯人院（这个地方现在属于利物浦街道站）。隔壁就是圣博托尔夫教堂，有“一个和镇里的沟渠毗邻的漂亮院子”，斯通写道，“就在沟渠边上，沟渠环绕着漂亮的砖墙”。教堂大门旁是一个“不错的小旅店”，那是建于1480年的白鹿旅店，有三层楼，矗立在街道边。再往前走，在霍恩慈迪奇的拐角处是著名的海豚旅店，这是从塞福克到诺福克的商贩们在伦敦的驻点，也是1587年威廉·哈里森笔下所描写的典型的小旅店，可以“轻松迅速提供二三百人的住宿，并喂食他们的马匹，这似乎不可思议”。

海豚旅店的外墙那头有一个二手衣棚，就在霍恩慈迪奇的石头街，旁边有家金属铸造厂和“许多经纪人、工匠、铜匠和做日用织品和家具装饰品生意的人开设的店铺”。新近涌入的“受洗犹太人”都在做服饰商和当铺生意。他们引发了人们的敌意，在一本当时的记录中被诋毁成“坏蛋”。不过这一地区一直都是犹太人区域，伦敦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就在附近。离开毕肖普门的第二年，莎士比亚就写了有关犹太人的剧本。

毕肖普门外人口的激增使得各种新建筑逐渐遍布沟渠附近地区。在圣博托夫教堂大院隔壁，沿着砖墙的堤道通往目前大家熟知的小法国区域。这里挤住着一群法国胡格诺避难者，“屋子里的下水道污物和其他脏东西被倒进沟渠，使得沟渠成了一个窄窄的通道，堆满了恶心的东西，甚至可能威胁到整个城市都受污染”（因此邻居们都控诉他们）。铜匠铺总是浓烟滚滚、工匠铺灰尘漫天，喧闹无比，还有垃圾臭味，这一切都是人们走过毕肖普门进入伦敦城里时扑面而来的东西。

毕肖普大门内，大街上到处都是马车、运货的牲口和拥挤的人群。一排排的三层、四层和五层的阶梯式房子，使得在伦敦街道上看不见装饰优雅的小旅店、饭店和娱乐场所。“你看到的”，斯通说，就是“各种庞大的旅店，容纳了各种旅行者”，最大的是摔跤手旅店和天使旅店。这些旅店特别受东部（英国最富有的农业地）地主和商人的青睐，他们一直住在毕肖普门附近，直到维多利亚时期铁路时代。再过去几英尺，是青藤旅店、四天鹅旅店、绿龙旅店以及著名的黑牛旅店剧场。商贩们从这里出发到剑桥，赶着马车到北艾塞克斯、萨夫伦沃尔登，越过郡界到哈德汉姆和赫特福德。

这是典型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城市旅店。一进门，人们先穿过一条长长的门廊来到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旅店的第一层是马棚，第二层以上才是房间。许多旅店是三层的，有有时有阁楼。“在英国，每个人都视旅店如自家”，这是莎士比亚童年时期就流传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旅店是像这样以客人自己的快乐为准，提供便宜又优质的娱乐的”。

现代时期到来之前，在每个城镇和大一点的农村，旅店都这样提供服务：有人会从你手中牵过马并卸下马鞍，遛马、刷马，给马喂饲料，再给它喝水；服务员会把房间钥匙交给你，替你卸下行李，冬天的时候还会点燃壁炉。

房间里“有很好的寝具和绣帷”，客人睡在“洗衣女工已经洗干净的床单上”。至于食物，尽可以自由地去厨房看看，和主人一起在公共餐桌上吃饭，或者也可以拿进自己房间里吃。伦敦的旅店有很多外国酒供人挑选，还有当地的啤酒，名字古怪却很有意思，比如“哈弗凯普”（头等啤酒）、“天使食物”、“龙奶”、“疯狗”（当然尽量别喝这个）……最神秘的是“左腿”。

最好选择一个熟悉的旅店，或者是可靠人介绍的，毕竟伦敦旅店以“欺诈”声名狼藉。来自乡下的旅客会被警告小心骗子设的骗局，因为旅店主人或服务员可能是抢劫者的同伙。这种下层人民的生活在莎士比亚后来的戏剧中有所体现，比如《亨利四世》奇蒲塞德的酒馆那一幕，福斯塔夫就是在旅店里计划抢劫盖兹·希尔的客人。当然，在大城市犯罪行为在休息场所和娱乐场所总是会更猖獗一些。那个来自斯特拉福德的乡下小伙子可能就住过这样的一个小旅店，一晚上一便士，包吃包住，不用马棚。

毕肖普门附近的旅店是戏剧表演的中心，最著名的就是黑牛旅店，那是莎士比亚熟悉和曾经表演过的地方。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这里才被改成旅店剧场，有一个固定的舞台。一百年后这个舞台还是清晰可见。表演大多在店内或“大房间”里的舞台上进行。17世纪的一个项目记录表明，表演就在这里的内院进行。表演大约在4点钟开始，演员们在大街上敲锣打鼓宣布即将开演，这也是为了招揽生意。黑牛旅店是个很有名的剧场，莎士比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约翰·弗洛里奥就在1578年出版的《英意词典》中提到了它（“我们去哪里？去看黑牛剧场的表演”）。1583年，这里被批准为女王剧团在伦敦的日常表演场地，他们经常在那里表演。如果在16世纪80年代，莎士比亚真的和女王剧团一起的话，黑牛旅店就是他在伦敦表演的地方。沿着毕肖普门走下去不远，在格雷斯教堂大街，正对着卖鱼、肉和药草的市场，就是另外两座莎士比亚熟悉的著名旅店剧场：一座是贝尔旅店，就像黑牛旅店一样于1583年被批准为女王剧团的表演场，塔尔顿和“他的伙伴们”在那里给观众留下永远的记忆；另一座是隔壁的十字键旅店，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伦敦城内的表演场所。1589年他可能在那里和斯特兰奇老爷剧团一起表演，1594年他还和宫务大臣剧团[9]合作过。

尽管现在人们都不记得了，但毕肖普门内的地区应被看作是莎士比亚戏剧表演的另一个场所。在性质上，它和更出名的索迪治和索思沃克不一样。这里的街道和房子更干净、更漂亮、更整齐，设施也更好。克拉肯韦尔山上的山泉水借着一条管道流下来。隐藏在大街东面小巷内的聚集地曾经是（现在也是）皮货贩子市场和救济院。这些都和莎士比亚时期的圣海伦教堂毗邻，这个教堂曾是一间女修道院。修道院四周是商人的大宅，最豪华的是15世纪60年代所建的克罗斯比屋。理查三世曾经在这里下榻，托马斯·莫尔爵士在写《乌托邦》和关于这位国王的书时，也曾在这里住过。1592年末莎士比亚创作《理查三世》时，运用了诗意的手法而不是照搬历史事实，将克罗斯比屋看作是理查在伦敦的据点，也是整个剧本情节和秘密策划的中心。莎士比亚将两个场景都放在这幢房子里，用于展现1471年亨利六世之死以及1473年理查和安妮夫人的婚礼。事实上两件事都不是发生在这里。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居住过的地方给了莎士比亚在戏剧中设置场景的灵感。

尽管观众少一些，但这里还是有很多地方好过索迪治，尤其是去看戏的人可以在寒冷的冬日下午表演结束后，且天色已晚的情况下，免去走上几英里的路或骑马出城的麻烦。若是天气不好，位于排水渠和大马池之间的剧场在观众未入场的时候也许有点冷清阴暗。当然索迪治居民有很多穷人，而毕肖普门这里有些观众还是挺有钱的。这里的旅店可以给观众提供更好的设施，比如过道上的私人房间、饮食、音乐和其他各种伊丽莎白时期的玩乐项目。

这一切看起来和斯特拉福德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乡下小镇也许很繁忙，特别是在赶集的日子，镇上还有大型的季节性集市。但这里是大城市。每天一大早就有各种吵闹声、各种味道以及五彩缤纷的东西；运货马车夫开始卸下货物——煤炭、木头、啤酒、牛奶和甘草；商店店主和街头小贩招揽顾客，马车和定期运货的货车堵满街道，形成了都铎时期的交通堵塞。这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年轻的莎士比亚面对的城市景象。当他放下自己的行李，住进毕肖普门黑牛旅店旁的小房屋时，喧嚣的城市生活在窗外愈演愈烈。莎士比亚在伦敦生涯开始的时候，既为新的艺术形式而激动，也为这城市本身的活力而欢欣。

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多年后，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十分明显地回顾了那段日子。一个怯生生的乡下出生的自由民，初次来到伦敦谋求功名：

我是多么小心，在未上路之前，

为了留以备用，把琐碎的事物

一一锁在箱子里，以便保险，

不至于被一些奸诈之手亵渎。

莎士比亚生性谨慎，会保护自己和认识的人。这首诗告诉我们，他从一开始就如此小心。这和他的个性背景相关。或许这也是艺术家的特点，他们通常远离外界的生活，只在笔下描述一切。这首十四行诗提供了一幅画面：一个乡下人如何小心面对这个复杂的、他将要混迹的社会。这种谨慎在后面的讲述中还会出现。

年轻的莎士比亚的画像有可能是幸存的。在曼彻斯特的约翰·瑞兰德图书馆，存放着一幅1906年在达灵顿屋发现的一张画像。这是一张完成于无敌舰队被打败的1588年的24岁男人画像——他和莎士比亚同年。这个年轻人不是贵族，他的斜纹紧身上衣是淡粉色的，没有考究的纽扣或环状领：他只是都铎时期普通中产阶级的一员。这位无名画中人的特点并不能让我们完全肯定他就是莎士比亚，但那一抹羞怯及他脸部神情与比例都和莎士比亚唯一的一幅画像十分相似。让这幅画不仅限于猜测的是，它最初来自北安普顿郡的戈拉夫特村，那里和莎士比亚的孙女伊丽莎白去世的阿宾顿相邻。伊丽莎白从她母亲苏珊娜手里继承了诗人的私人物品，这份物品清单里不仅提到了书，还有斯特拉福德的物品和木料。这足以暗示我们很可能这幅画中的人就是事业起步之初24岁的威廉·莎士比亚。

在得到贵族制服或被授予爵位时，人们通常会去画一幅画像。对莎士比亚来说，为他的第一位恩主斯特兰奇爵士效力，就是这样的时刻。如果来自戈拉夫特的画像上的人确实是他，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假设：和任何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成功年轻人一样，他给自己买了一件漂亮的紧身上衣，然后画了张像寄回家。这是让父母和妻儿骄傲的证据，表明他干得不错。尽管这只是猜测而已，这幅画像还是能帮我们想象他在生命这个阶段的样子，以摆脱我们得到的莎士比亚的惯有形象：秃顶的戴着环状领的中年人。这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年轻人，一位即将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自中世纪神秘剧和早期的古罗马历史剧之后，他将创作出最伟大的戏剧。这些都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莎士比亚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年轻露锋芒、怯生生、敏感、聪明、机智、有抱负。一个乡下诗人闯世界，在毕肖普门及索迪治那些旅店剧场沸腾的人群和马车中慢慢显露出自己的脸庞。

莎士比亚早期生涯的秘密

让我们假设一下，1588年到1589年冬天的某个时候，莎士比亚加入了伦敦的一个剧团。三四年后，他以剧作家的身份出现并风靡一时。1592年末，莎士比亚创作了第一个伟大的人物——邪恶的理查三世，自此扬名。但也就有了神秘之处：这期间他干了什么？他和谁在一起进行了创作？

据说，莎士比亚最早的独幕剧写于1588年到1590年左右，不过没有什么证据可以确定。宝贵的线索来自他貌似最早的剧本——罗马悲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的扉页。1594年这部戏剧出版的时候，扉页上提到了三个剧团，包括斯特兰奇爵士（前一年他已成为达比伯爵）的剧团，依次排在剧本上：“为达比伯爵，潘姆比洛克伯爵、苏塞克斯伯爵效劳。”如果这个顺序不错的话，就可以描绘出一幅有关莎士比亚早期生涯的可能的路线图，就像这样：

1588年9月，女王剧团失去了他们的明星塔尔顿，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恩主罗伯特·达德利。那年秋天，或是第二年初，莎士比亚加入了费迪南多剧团，即新恩主斯特兰奇爵士的剧团，他是伟大的兰开夏郡斯坦利家族成员。很可能夏天的时候他们在索迪治演出，1589年11月冬天的时候则在十字键这样的城市旅店剧场。莎士比亚有近2年时间和斯特兰奇剧团在一起，在此期间为他们写下了《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他还为斯特兰奇剧团写了另外两部作品，开始了有关英国历史的系列剧：《约克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的争执以及约克公爵理查德》（就是我们知道的《亨利四世》的第2幕和第3幕）。它们是莎士比亚获得的最初的巨大成功。1591年5月，斯特兰奇剧团解散了。原先的核心团队去了河南岸汉斯罗威的新玫瑰剧院，年轻的理查德·伯比奇忠于父亲，还留在索迪治。莎士比亚带着剧本和伯比奇待在一起，剧本包括《亨利四世》的和《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以及《驯悍记》。1591年末，他（很可能和合作者一起）很快写下了《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约克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的争执以及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前篇，并在玫瑰剧院演出。演出的既有原先斯特兰奇剧团，也有阿德米罗剧团。马洛的明星演员爱德华·阿莱恩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时的莎士比亚肯定和阿莱恩以及马洛有了私人交情。

1592年，莎士比亚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早期生涯那段消失的部分，在潘姆比洛克剧团呈现出几分端倪来。莎士比亚和伯比奇很可能跟着这个剧团表演了一段时间。潘姆比洛克家族是那个时期诗歌最大的恩主——伯爵年轻的太太玛丽对戏剧情有独钟——这也是莎士比亚和这个家族联系的开始，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也一直延续着。

早期的成功激励了这位年轻的作家，莎士比亚已经在脑海里构思了三部《亨利四世》的续篇。《理查三世》开启了他为斯特兰奇爵士效力的日子（在这部戏剧中，诗人恭维了他的恩主，抬高了他的祖先斯坦利家族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10]中的历史作用）。莎士比亚也许是在1592年年中或年末为潘姆比洛克剧团完成这一剧本的（这出戏剧也吹捧了一下潘姆比洛克的祖先）。接下来的春天，伦敦爆发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1万多人死于这场瘟疫。剧院因惧怕传染而紧急关闭。夏天，潘姆比洛克剧团被迫解散。那时莎士比亚将近29岁，被迫去寻找新恩主，寻找另一份收入来源。1593年到1594年，他和伯比奇都为苏塞克斯剧团效力。到了1594年5月，他们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宫务大臣剧团，一些原斯特兰奇剧团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也加入了这个剧团，回到了索迪治剧院。自此之后的一切我们都有确凿的证据。现在，对莎士比亚足迹的追溯从过去的困惑和猜测部分，到了更清晰的职业作家生涯阶段。

危险和忠诚

上述这假定的一切告诉我们莎士比亚如何精明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并在30岁时和他熟悉的演员和商人一起加入了宫务大臣剧团。一开始，剧院老板有好几个贵族恩主，还有很多剧团在此演出——记录显示共有30家，但是在伦敦的演员和作家不超过200人。在这个不断变换的小群体里，莎士比亚不止为一位商人工作过，他的剧本也不止经过一个剧团之手。他不断变换恩主和剧院，有时和对手剧团在同一个地方表演。有时只够糊口，毕竟这是一份不太安定的职业：剧团可能倒闭，瘟疫时有来袭，城市当局会有压制，剧院甚至会关闭。从来都没有固定收入的保证，莎士比亚靠自己的智慧为生。

莎士比亚早期的职业生涯就和今天任何一个剧场或电影作家一样，他为很多老板工作。不过对所在团体的忠诚也很重要，出于某种原因，也许就是因为互相喜欢和信任，伯比奇一家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尽管我们无从得知这种关系如何开始。

早期戏剧：血流成河和长毛狗的故事

年轻的莎士比亚撰写他最初的成功之作的顺序大部分都只是猜测的。如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悲剧是《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最新的语言学分析表明这是他和另一位作家乔治·皮勒合作的。皮勒也为女王剧团工作。这个年轻人的剧本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言语和暴力，堪称伊丽莎白时期的昆廷·塔伦蒂诺电影。毫无疑问，那些坐在便宜位置的观众喜欢这些血腥和暴力的东西——他们每天在大街上也见怪不怪。在其他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里，砍头和挖眼屡见不鲜。当然，莎士比亚的暴力和侵害有着特别的东西。对朋友们来说，他很善良，但内心里还是有侵犯和暴力的倾向，就像马科斯发现了他被杀害的女儿：

为什么你不和我说话？

天哪，温暖的鲜血，血流成河，

就好像微风吹拂下突突冒出的喷泉，

在你玫瑰般的双唇之间起起落落。

《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很怪诞，很恐怖，我们之前的一代人很难相信这真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不过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言辞：在对人体实施更恐怖的真实暴力前，在行刑架前会有一段隐晦的演讲，作为惩罚和教诲——这是另外一种公共剧场。奥利弗[11]在20世纪50年代末于波兰饰演泰提斯时，乌压压的观众认为这部戏剧栩栩如生。对他们来说，20世纪中叶有过史无前例的残酷暴行，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莎士比亚像他的偶像——罗马的塞内卡[12]——一样用华丽的拉丁文诗行将恐怖掩盖住了。

莎士比亚在这个时期也写了一些抒情性的浪漫作品。也许《维罗纳二绅士》（或者至少是这个剧本的早期版本）就是他年轻时创作的戏剧——也许是第一次创作独幕剧。这个剧本中熟练优雅的诗行展示了创作技巧的进步，也显示了他在剧院工作获得的大量经验。不过这部戏剧并不十分成功，莎士比亚还没有学会如何调动他的演员。不过，这部戏剧有美丽的诗篇，还有著名的俘获薇拉·德莱赛普斯的演讲（薇拉是格温妮丝·帕特洛在电影《莎翁情史》中的角色）：

如果看不见西尔维娅，那算什么亮光？

如果西尔维娅不在身边，那有什么乐趣？

除非想到她就在身边，那一切才叫完美。

除非我是和西尔维娅在一起，

否则哪有什么夜莺的美妙歌声。

劳恩斯的喜剧性诗行部分，听上去像是从斯特拉福德公会教堂剧场表演里直接出来的，类似伊丽莎白时代伯明翰的方言：“我想我的狗，克拉布，是世上最坏脾气的狗。因为它，妈妈哭，爸爸号，姐姐叫，女仆咆哮，猫爪儿乱绞，整幢房子一片混乱。这个冷酷心肠的无赖却一滴眼泪都不掉。它是块顽石，又臭又硬，对它可别有什么同情的……”接下来的20行堆砌着各种解释，劳恩斯对观众演示着字面游戏式的长毛狗故事：“这帽子是女仆南恩的。我是那条狗。不，狗是那条狗，我是那条狗。哦，那条狗是我，我是我自己……”

如此种种，表演者不断地榨取观众的情绪。这样的演讲只是一段“即兴”的流利演讲的文本记录。这个场景的成功在于小丑的即兴创作技巧以及他娱乐观众的能力。小丑是专业剧院第一阶段的明星，一直到后来被诸如阿里恩这样伟大的悲剧表演家替代为止。女王剧团中的塔尔顿就是小丑中最棒的演员，他去世于1588年9月。塔尔顿十分有趣，以致有那么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女王笑得受不了，只好要求他离开舞台。塔尔顿有很多笑话成了下一代表演的经典，恰巧，其中有一个就和一条狗有关。克拉布这个舞台外的无声角色再没有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其他剧作中，它是条独一无二的狗。那么，《维罗纳二绅士》原本是不是创作给女王剧团和塔尔顿的——或者莎士比亚只是从老塔尔顿表演中汲取了这个笑话，塔尔顿死后又将它用在自己的剧团？这似乎更有可能。也许莎士比亚让当时的观众想起了那个伟大的喜剧表演者，就像现代的西区表演能让人想起莫克姆和怀斯[13]。不过，从理智的角度来说，这个技巧他不可能用两次。让传奇留在那里比重复使用要更好。

喜剧和历史剧大师

尽管莎士比亚早期的成功之作是历史剧，但他最擅长的还是喜剧作品——他无法抵制喜剧，甚至在悲剧中也会有喜剧元素。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最适合喜剧”。当然，并不是他所有的笑料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有些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有些只是小范围的笑话，还有一些和伊丽莎白时期人们喜欢的文字游戏相关，在今天却显得牵强，尤其是当他奉承贵族或观众的文学水平高的时候。不过在现代世界，莎士比亚的很多东西还是很幽默的，就算是他的悲剧也一样。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喜剧感让悲剧在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出色。时至今日，或许我们已无法完全理解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当然，当年亲临大剧场或环球剧场的观众也未必能做到），但是在21世纪，莎士比亚的优秀作品仍给我们带来剧院里最大的快乐。

然而，莎士比亚和马洛相互较劲的并不是悲剧或喜剧，而是历史剧。最终他的历史剧让女王剧团走出伦敦，直到解散。特别是在无敌舰队被打败之后，女王剧团不间断的巡演让全国观众都看到了这段历史的戏剧版本。这也正是莎士比亚最感兴趣的。

《亨利四世》是他在研究了霍尔和何林塞这两位都铎王朝年代编年史作者对玫瑰战争的记录后，开始的一系列辉煌创作。不过莎士比亚对于历史的着迷肯定不是为了票房收入，而是出于他自身的心理因素。在成长过程中，他常接触到有关古老英国及国王、中世纪天主教、灿烂而残酷的英国历史等故事，他也喜欢这些故事。莎士比亚在25岁左右创作的戏剧不同于女王剧团的宣传性戏剧。他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天生的直觉，在他看来，敌对的双方总是对错参半，多视角更能展示现实的混乱和“时代的压力”。

1593年，对历史的痴迷促使莎士比亚开始创作自古希腊以来由单个艺术家创作的最雄心勃勃的剧场娱乐作品。在英国唯一可以与其媲美的就是神秘剧的巡回演出了。莎士比亚采用神秘剧的手法来创作世俗的基督受难剧——在这些戏剧中，约克的理查头戴纸冠[14]，谴责“女人身老虎心”的玛格丽特女王[15]，宛如忧患之子[16]的形象。此时的莎士比亚正处于从神秘剧到历史剧再到悲剧的转型中。

成功

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人们提及他的名字。1590年末，吸引读者的一本书是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那年12月，斯宾塞《缪斯的眼泪》出版，上面有他对爱丽丝·斯特兰奇夫人说的一段话。斯特兰奇夫人是有名的文学赞助者，也就是莎士比亚认识的费迪南多太太。斯宾塞赞扬了一位“我们可爱的威利”是个了不起的作家，还说威利“最近很苦闷…选择待在一个空闲小屋里，忍受各种嘲笑”。这段时间莎士比亚很可能在为斯特兰奇工作，那么这个威利是否指的就是他？如果是的话，“最近很苦闷”是什么意思，他又经受着什么“嘲笑”？后来莎士比亚很快被伦敦最著名的事评论员兼作家罗伯特·格林批评打压，很可能159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让对手们嫉恨不已了。

前一年夏天，在《梅那芬》[17]序言中，格林的记者朋友托马斯·纳什谈到“两所大学的绅士”，嘲笑“那些死板的同事……盲目模仿自负的悲剧作家……离开他们原来的律师职员行当，让自己忙于艺术”。他说一些人“连用拉丁文写无韵诗都办不到”就试图做“英国的塞内卡……讲述哈姆雷特的故事……模仿乔叟却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平庸味儿……”表面看来重点在于乔叟，实际上是在攻击一大批模仿自负的悲剧作家的人。其中最醒目的恐怕就是在1590年写下《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的威廉·莎士比亚了——他这部剧堪称英文版塞内卡悲剧。

1591年，斯宾塞在谈论同时代诗人时又一次提到了莎士比亚。这次他用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无人媲美的温和牧羊人，就像是有着高深创造性思想的缪斯，一如他自己的豪言壮语。”“温和”一直都是莎士比亚的标签。如果斯宾塞描述的真是莎士比亚，这段评论就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他不再只是一个剧院杂工，而是被看成一个天才。英国诗歌蒸蒸日上，对于成功人士和有影响力的人、像斯特兰奇和赫伯特那样的赞助者以及斯宾塞这样的创作者来说，他们想扶持的正是创新和特别的才能。莎士比亚已经是一个羽翼丰满的诗人了。

莎士比亚很快在舞台上超过了马洛，他的早期戏剧显示出比马洛更加深刻的道德关怀。当然，他们的风格都很独特：莎士比亚对平民百姓和他们的语言有天生的感觉——一种令人羡慕的亲近。莎士比亚也感受得到观众喜欢什么。他看到某件事就知道这是不是个好的故事题材。至于马洛，他对素材的选择很有趣，但总不会很成功。譬如，马洛想用历史剧《爱德华二世》赶超莎士比亚，但他选择的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王朝[18]，情节也无法让贵族青睐。而莎士比亚在选择情节方面很谨慎，几乎每个情节都取得成功，唯一不怎么成功的，就是《雅典的泰门》，他没有写完就弃之一旁了。而且，莎士比亚特别擅长模仿，通常会借用和改编原有的情节，然后用继承自前人的“合适”方式进行创作，有强烈的故事感。尽管同时代有些人不认同故事的结构安排，莎士比亚却很注意故事结构。他一定了解菲利普·西尼在《诗歌辩护》中如何剖析欧里庇得斯的《赫库巴》，讨论如何进行戏剧情节的创作。莎士比亚一定是曾经在学校里研读过。

很可能就是因为斯宾塞看好他，“我们的威利”才以一种胜利的姿态成为一个有才能的年轻艺术家。和马洛的自负、阶级嫉妒和支持无神论不同，莎士比亚很“圆滑”，“嘴甜”、“可爱”，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赞助者喜欢什么。就如莎士比亚后来借着普洛斯彼罗之口所说的，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讨好”。

外国战争

他不是一个要引发争议的人。然而16世纪90年代初对艺术家来说却是躁动的年代：市政当局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剧院，到处都是狂热分子。伊丽莎白既担心天主教地下组织，也担心清教徒极端分子。到处都有奇怪的预言和谣传的新闻故事。1591年7月19日，一个名叫威廉·哈克特的清教徒狂热分子，宣称自己是出生在齐普赛街小推车上的救世主，被绞死后大卸八块。

那一年，英国部队在法国、爱尔兰均有战事，还在荷兰同努力想脱离西班牙霸权的新教徒并肩作战。在诺曼底，西班牙想要建立基地，图谋发动比1588年更有效的对英侵略。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还有下一个无敌舰队出现。在英国国内，路上到处都是失业的残疾老兵，甚至在斯特拉福德和沃里克之间也到处都是，许多人靠着救济过日子。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失望与日俱增。

伊丽莎白政府继续发动打击国内外敌人的战争。那年冬天，政府征募更多的士兵并派他们去帮助在低地国家荷兰的同盟军。伊丽莎白时期的国家档案局档案记载了支付给密探的报酬以及他们的解密路径。最厉害的一个密探名叫罗宾·珀莱，他在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法拉盛[19]都曾出现过，为的是办理“女王陛下的秘密公事”。这个时候马洛也在蹚浑水。12月，在自己的戏剧于伦敦玫瑰剧院吸引观众的同时，他以密探的身份去了法拉盛。

从法拉盛防御重镇谢尔德的宽阔沙河口望出去，就是处在沼泽河岸和疟疾肆虐的内陆之间的据点。死于疟疾的英国士兵远比死于战斗中的要多（其中就有诗人菲利普·西尼，他的兄弟当时是法拉盛的英国统领）。这个据点是英国兵力的出入口，是军火、供给、奸商和双重间谍进出的地方。在法拉盛，马洛先是被卷入一场杀人案，后又被宣布无罪释放。那年冬天，马洛因多项更可怕的控诉被捕：和他曾同处一室的密探报告，马洛曾说过要站在天主教这边，而且他还一直在试着造假币。虽然这些控诉似乎不可置信，可能是捏造的，不过那时的马洛不只是嗜好烟草和男童，还是“抢风驶航”的人。很明显有人认为他抢的正是从罗马吹来的反变革之风。被统领审讯后，马洛从海路被遣回英国，直面间谍头目沃辛汉姆。

同年冬天，荷兰轰隆隆的风暴在英国引起回应。斯特拉福德人感觉到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味道。10月，一次对巴德斯雷·克林顿庄园的大规模突袭险些将耶稣会成员和他们的当地支持者一网打尽。1591年11月末，政府宣布新的反天主教律法，这是政府对痛恨女王的罗伯特·皮尔森和威廉·艾伦等人撰写的强硬文章的回敬：艾伦曾出版讽刺画将女王称作异端分子、反基督分子和疯狂犯罪分子。对像他这样被安全流放的人来说，使用煽动性的语言是没什么关系的，但对那些身处皇土的人来说，这样做只会恶化英国天主教团体本来就很艰难的处境。耶稣会士此时陷入无尽的惶恐，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可怕的命运。各郡的女王密探对叛逆者不断施压，耶稣会藏匿处全部处在密探的监控中。在写给耶稣会首领的一封紧急信件中，亨利·加内特这样写道：“无处可藏。”

1592年初，政府开始对不满分子进行新一轮的镇压。每个城镇都列出了一份叛逆者清单。3月，约翰·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斯特拉福德拒绝去教堂参加复活节团契的顽固分子名单中，尽管声称害怕有人找他要债所以不能去，而且这个再老不过的借口被接受了。毕竟约翰在镇里还是有朋友的。不过古英国灵魂之战已经基本失败了，只能让约翰的儿子以一种“不同的伪装”将其传给后代。

大时代

回到伦敦，平安地穿梭在大城市拥挤的人群中，威廉·莎士比亚的创作很快扩展到有丰富喜剧性和浪漫性因素的作品，它们大多和那些顶着社会、家庭和习俗压力陷入爱情的男女相关。早期的《驯悍记》展示，他介入了自己最喜欢的领域：两性之战。在这部对旧喜剧的再创作中，莎士比亚质疑都铎王朝社会中的父权假定，但在结尾还是差强人意地（至少我们还能接受）默许了男人的观点。在整个16世纪90年代，他以更加肯定和幽默的方式探讨了这些主题，塑造了许多戳穿男人假象的成功女性角色。许多女观众当然十分喜欢。

早期的历史剧也显露出莎士比亚其他有特色的喜好。他痴迷于正义、野心、国家暴力、良心和权力之争——更不用提对角色扮演、塑造表里不一人物的偏好了。这些也是贯穿莎士比亚戏剧始终的线索。不管剧本的主题是男女之爱，还是国家事务，它们都是从多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莎士比亚总会构建敌对的世界，并将意象体系进行对比。这种修辞手法可以追溯到他在语法学校时期学习的课程，不过这也确实是他根深蒂固的创作习惯。当然，所有作家都有自己惯用的结构和用词技巧，就像莎士比亚后来遗憾地说：

我为什么总是一个调儿，总是一个样儿，

总是让虚构的东西以显眼的野路子出现，

每个单词都有着我的标记，

显露他们的来源和他们的前进方向。

1592年4月《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约克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之争和约克公爵理查》的前篇）在河岸的玫瑰剧院演出，于5月和6月共演了15场。亨斯洛的账本表明，单是最低价的票就售出16344张——整个票房应该比这个数字还多一倍。每场表演有2000到3000人来看，莎士比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英国军队正在诺曼底这片百年战争的旧阵地上作战，民众对每天得到的战事信息很感兴趣。这样一部有关英国近期海外战争的戏剧的上演正是时机。8月，时事评论者托马斯·纳什描述了《亨利四世》中英国英雄塔尔博特这个人物如何大受欢迎：

法国人的噩梦——勇敢的塔尔博特在坟墓里躺了200年后，如今在舞台上又一次大放光芒。他要是知道了该会怎么想？他的尸骨至少因成千上万观众的眼泪而永垂不朽……在这位悲剧作家的笔下，这个人物再次活生生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这被看作是莎士比亚第一次受到吹捧的评论。历史、喜剧、英国人、意大利人——他在戏剧中都有涉及。对某些已有文学地位的人来说，这些却也足以用来指控他是一个自负的暴发户，一个剽窃者。

成功带来嫉妒

1592年夏末，斯特拉福德的地方官在半年内第二次把莎士比亚父亲的名字列入“顽固叛逆者”的名单中。可以想象威廉此时是如何在伦敦毕肖普门附近创作《理查三世》的。就在那个时候，时事评论者、女王剧团的创作人罗伯特·格林快要死了，他写了一封充满怨恨的公开信给戏剧界的三个重要人物——大学才子马洛、纳什和皮尔，信的主要内容是对年轻的莎士比亚进行的猛烈攻击。

格林一开始以满是怨恨的语言贬低演员，指责卑鄙的演员们毫无忠诚可言，把作者们卖个精光，说他们是“受我们嘴巴操控的木偶，用我们的色彩装饰的小丑”。接着，格林转向让他愤怒的主要对象。在他有生之年最著名的评论莎士比亚的篇章中，他这样写道：

有一只一夜暴富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饰自己，披着表演者的皮囊，暗藏虎狼之心，以为他自己能够和你们这些高手一样创作无韵诗，他就是个彻彻底底的“什么都懂，一样不精”先生[20]。他自以为是这个国家唯一的震撼舞台（Shake-scene）的人。[21]

从莎士比亚名字的双关和暗指《亨利四世》第3幕（格林用了斜体字以确保他的读者能看到这一点）中约克的理查嘲讽玛格丽特女王是“女人身、虎狼心”[22]这两点，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到他攻击的就是莎士比亚。在格林看来，莎士比亚是一个演员暴发户而已，居然厚颜无耻到赶超比他优秀的作家。这里暗示的也许就是对他一直在剽窃剧本的指控（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女王剧团的剧本——诚然，许多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都是从女王剧团的表演中提取的）。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为格林对他的才能和诚恳的攻击感到很难过。正如斯宾塞所提到的，这可能是让他想退隐的原因。不过这次攻击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莎士比亚已经成名。

[1] 编注：300英尺约合91.4米，500英尺约合152.4米。

[2] 编注：约合182.8米。

[3] 编注：马洛的《帖木儿大帝》写于1587年或1588年，有别于都铎王朝早期烦琐、松散的戏剧，它以鲜活生动的语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和自身的复杂张力吹起一阵清风，与《西班牙悲剧》一起紧紧抓住了当时观众的心。

[4] 编注：毕星团（Hyades）在希腊神话中指阿特拉斯与埃特拉所生的许阿得斯七姐妹，因兄弟许阿斯之死而不停哭泣，后来被宙斯变为毕星团。因为看到毕星团是在雨季之初，人们将它与雨水联系起来，所以此处称“预示着大雨”。

[5] 编注：历史上确实有辛梅里安人，希罗多德认为他们栖居在黑海北岸，现代学者认为在南岸。但历史上的辛梅里安人和神话及文学中的没有关系。

[6] 编注：《奥德赛》中有一个神秘的民族辛梅里安人，书中记载他们生活在大洋之外、冥界边缘的一块黑暗多雾的土地上。

[7] 编注：黑海的希腊名字。

[8] 编注：约91.4米。

[9] 编注：宫务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成立于1594年，赞助人为时任宫务大臣（Lord Chamberlain）的亨利·凯里，故得名。1613年因得到英王詹姆士一世支持，更名为国王剧团。

[10] 编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发生于兰开斯特王朝与约克王朝之间的玫瑰战争时期，是当时最后一场重要战役，象征着金雀花王朝的终结，在英国历史上十分关键。

[11] 编注：指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

[12] 编注：塞内卡（Seneca），古罗马哲学家、剧作家，曾任尼禄的导师。

[13] 编注：西区表演指在伦敦西区剧院上演的戏剧，与百老汇齐名。莫克姆和怀斯（Morecambe and Wise）是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英国喜剧二人组。

[14] 编注：约克的理查（Richard of York），15世纪英国重要贵族，英王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的父亲，他与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间的矛盾是引发玫瑰战争的主要原因。理查阵亡后，兰开斯特军将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并戴上纸王冠在约克城城墙上示众。

[15] 编注：又称“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Anjou），英王亨利六世的妻子，玫瑰战争中兰开斯特派的重要人物。

[16] 编注：忧患之子（Man of Sorrows）的形象往往表现为受难的耶稣，13世纪后开始流行于欧洲。

[17] 编注：《梅那芬》（Menaphon）的作者是格林，出版于1589年。1592年格林去世。

[18] 编注：爱德华二世在位时期为1370—1327年，他是金雀花王朝的成员。

[19] 编注：指荷兰西南部港口城市弗利辛恩，旧名是法拉盛。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得名于弗利辛恩。

[20] 编注：“什么都懂，一样不精”（Johanne factotum）原是一个拉丁词汇，即“Johnny do-it-all”。现代英语中较常使用有相同涵义的“Jack of all trades”来指什么都懂一些却无一项专精的人。Johannes factotum最有名的出处即是格林的这封信。

[21] 编注：这封信后来被收入Groats-Worch of Wit中。这是一本评论小册子，据传作者是格林，于1592年格林去世后出版。

[22] 编注：莎士比亚写作“tiger's heart wrpp'd in a woman's hide”，格林写作“tiger's heart wrapp'd in a player's hide”。

第八章　诗人的责任

格林死后不久，他对莎士比亚的斥责评论于1592年的秋天摆在了圣保罗教堂院子里的书摊上。可是12月，格林的印刷商亨利·柴特却发表了一篇充满恭维之词的、为这次诽谤进行道歉的文章，还对莎士比亚的人品进行了褒奖。可以推断，这时的莎士比亚已经有影响较大的朋友了。我们看到的第一份有关诗人形象的描述，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完全是那个时代的风格。对开本上的称颂词是在格林死后撰写的：

三个月前，罗伯特·格林先生去世了，留下了大量文字在各种书商手中，其中就有《小钱买来大智慧》[1]。这本册子中有一封信是写来博大家一笑的，却被一两个讨厌的人利用了……我不认识这两个人，我从来没关心这个人（是指马洛吗）：也没善待过另一个（指莎士比亚），不过我倒希望善待过他。我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平息那些在世作家的怒火……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很抱歉，好像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我自己。我可是亲眼见到过他文雅的举止，一点也不比他的职业水平差。有几位位高权重的人也说他做事正直、为人诚实，更重要的是，他的优秀创作足以证明他的艺术水准……

柴特用词考究，对年轻的莎士比亚的评判也有意思：做事正直、为人诚实，在生活中和在艺术上都很有魅力。几年后，约翰逊也称赞了莎士比亚“自由开放的性格”。

又一次袭击？

不过，麻烦来了。1593年，纪念格林的书出版了，书中提到那些“毁他名声，窃他羽毛”的人。这些讽刺的话四处流传，要是那一年某部戏剧中有个来自沃里克郡乡下的人，那一定是在调侃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中都有一个有关沃里克家伙的搞笑故事：

斯帕罗：先生，我的确出生在英国，在沃里克郡的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德。

瑞博恩：出生在英国？你叫什么名字？

斯帕罗：我有个很好听、很讲究的名字。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斯帕罗（音同“麻雀”）。我不是麻雀，不是篱雀，不是自负的麻雀，也不是卑怯的麻雀，我是高尚、进取、骄傲的斯帕罗。帕内尔知道我，我们教区有很多漂亮女孩子都知道我。

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中，“麻雀”是好色的、玩弄女性的黑话。帕内尔是斯帕罗在斯特拉福德的妻子，是在他离开沃里克郡前怀上孩子的“亲爱的女人”。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矛”（spear）和“麻雀”（sparrow）这两个字的发音。16世纪的英语中这两个词听起来十分相似。“讲究”（finical）这个词是格林的朋友，也就是当记者的纳什特别喜欢用的一个轻蔑词，意指特别的挑剔，在今天就是“过分挑剔”（finicky）。因此，有这么个“特别讲究”的名字，沃里克郡小丑斯帕罗来自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德，还将自己描述成“维纳斯的小鸟、一只斗鸡”，听起来就像是莎士比亚才出版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麻雀是听命维纳斯的小鸟）。如果这些都是暗指莎士比亚——不可能是指其他人——值得指出的一个奇怪的细节就是，斯特拉福德的斯帕罗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瘟疫和赞助：南安普敦伯爵和他的圈子

1593年2月2日，伦敦公共剧院因为瘟疫而被迫关闭，直到1594年6月才重新开放。那年夏天，潘姆比洛克剧团已经解散，被迫“典当他们的戏服，闲在家里”。瘟疫爆发的时候，莎士比亚只好在别处谋生。尽管在宫里、贵族私宅里和伦敦城外还是可以演戏的，但莎士比亚很快转向其他赚钱的方式，他还要赡养在斯特拉福德的家人呢。他找到了赞助人。

赞助对于一个有抱负的诗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它能提供经济来源，也使他的社会地位提高。柴特的道歉表明，1592年莎士比亚已经结交了有钱有势力的朋友，能为他做点事，给出版商施点压力。斯宾塞早期的评价——如果这评价确实是针对他的话——表明他已经进入了文学圈子。“我们的威利”现在已经家喻户晓，在有势力的人物圈中活动。在16世纪末，资助诗歌创作，让诗人作诗献给赞助人是伦敦贵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权贵的一种方法。那时候，诗歌是能让诗人赚到不少钱的。

莎士比亚的赞助人是南安普敦伯爵，这个选择很干脆。伯爵热爱文学、长相俊美，是个双性恋，出身天主教，在蒂奇菲尔德和比利的安普郡都有地产。1592年，年轻的伯爵替代了被囚禁的阿伦德尔伯爵菲利普·霍华德，成为英国天主教的最大希望。南安普敦伯爵的父亲曾是英国最忠恳的天主教徒，是旧信仰的强力支持者。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表示宁愿失去所有，也不愿意投降。在帮助耶稣会的埃德蒙·坎皮恩后不久，他神秘地死去。南安普敦伯爵的母亲是蒙塔古家族的成员，她继续在苏塞克斯为牧师提供庇护，并把位于伦敦霍尔本的南安普敦伯爵府邸也变成了文化圈子中心。在那里，她不仅资助诗人，也资助天主教徒威廉·伯德等音乐家。因此，在9岁到12岁期间，她的儿子南安普敦伯爵理所当然地成了人质，处于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伯利勋爵的监护下。

南安普敦家族和沃里克郡的莎士比亚家族甚至可能还有点亲戚关系。1583年，阿登家族有成员曾被发现躲藏在南安普敦伯爵家里。如今，莎士比亚寻求南安普敦伯爵的资助就更加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的人们不太可能了解这一切，毕竟这不是大众讨论的话题。

还不到20岁的南安普敦伯爵，到达法定年龄后将继承一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成了诗人看中的赞助人。莎士比亚将他发表的第一首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献给了伯爵。发表时间大概就在1593年4月瘟疫爆发前6个星期左右。也许这首诗是前一两年创作的，刚开始只是手稿形式流传。毕竟在那时候，诗歌一开始是不印刷出版的。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

出版《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是理查德·菲尔德，同样来自斯特拉福德，比莎士比亚大两岁。这部作品被装饰得很精美，还经过精心校对。莎士比亚一定是站在位于贝克法亚斯的菲尔德印刷工坊里，在诗歌的出版印张上仔细地修改。他将之称作“我的处女作”，意思是这首诗是他自斯特拉福德后一直酝酿的作品。这很可能是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奥维德的一句引言表明了他的意图：

让这低贱的东西激发民众的好奇心，

对我来说，这是金色的阿波罗神侍奉着从缪斯之泉舀出的满杯。

他的理想就是要成为奥维德在英国的传人，当时的评论家指出了这一点。这首诗的前言中有一封莎士比亚写给南安普敦伯爵的信，开头写着“南安普敦伯爵、蒂奇菲尔德男爵亨利·莱奥斯利阁下”。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他已经进入了伯爵所在的圈子：诗人通常不需要事先征得同意，再使用受献者的名字，也并不是所有受献者都会对此有印象或表示感谢。献词是莎士比亚幸存下来的两封信中的一封，展示了贯穿他整个创作生涯的谦卑的阶级意识：

阁下

我很冒昧地将这首拙诗献于阁下，也不管世人将如何斥责我，胆敢选择您这样强大的恩主来支持我这样的一首拙诗。不过，只要您觉得开心，我就自认为得到了极大的荣耀，并誓言要善用所有闲暇时光，为阁下献上更精美的作品。但如果我的处女作不怎么样，我很抱歉让您这么高贵的人成为它的教父，再也不敢让您听到我这个才能浅薄之人，写出如此粗糙的作品。我将此诗置于阁下评判，发自内心的评判，希望它能得到您的祝福，得到世人的欣赏。

尊奉阁下

威廉·莎士比亚

对我们来说，这种语调有些溜须拍马。但在他那个时代，一个低微的中产阶层作家在寻求贵族资助时，极度的自我贬低是合乎礼仪的。不管南安普敦伯爵感受如何，这首诗取得了巨大成功。1617年，这部作品被印刷了10次，大部分印刷本都被读到翻烂了为止，只有几本幸存下来。最早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中，有个癫狂的人名叫威廉·雷诺德，老是幻想女王伊丽莎白爱的是他，而这一首就是隐晦的“女王对我表达爱意的诗”。这种诗歌在年轻学生中也特别受欢迎，他们喜欢这种优雅的色情作品。“向亲爱的莎士比亚先生致敬，”一个学生写道，“我要把他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放在我的枕头下。”和很多来自乡村的男孩子一样，莎士比亚很擅长性的描写。

这是一位女神将她的少年郎拥入她“象牙白”的臂弯：

我就是你的苑囿，你就是我的幼鹿。

那里有山有水，供你随意饮食游息。

先到双唇吮吸，如果山峰枯竭干涸，

那就往下，探那一汪泉水。

这块领地轻松惬意，

下有柔草，上有乐土。

小丘浑圆，丛灌昏暗跌宕。

维纳斯身体的性感一览无余：泉水、山峰、山谷。山谷下的青草最汁多味美，丛灌就是她的阴毛。这位维纳斯的小鸟和斗鸡正要煽动年轻学生的情欲（像南安普敦伯爵这样的年轻贵族，似乎也特别喜欢色情艺术）。在16世纪90年代初那种紧张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这种诗歌是出自一个自重的诗人之手吗？所以有人认为这不是他写的。

色情作品和价值追求

在菲利普·西尼1582年创作的《诗歌辩护》中，他将诗人创造性的艺术和价值的追求联系在一起：“高涨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完美，但我们也易受影响，无法接近完美。”这背后的概念是宗教性的。现代读者不会把道德上的进步——或者，就这件事情而言，把政治教育看作是阅读诗歌的理由。今天，我们更愿意赞同济慈的观点，即诗歌就是一种情感，诗歌的“适当过度”可以扩展思维，让我们更加敏锐，超出人们所期盼的创造性。我们期待伟大的诗人比普通人看得更远。正如西莫斯·希尼所说：“这就是诗歌帮我们生存下去的方法……它们采用适当的方法，也给了我们适当的方法。”

在16世纪，“我们适当的方法”是很难和宗教观分开的。当时的宗教观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中心。也正因为如此，在莎士比亚刚到伦敦的时候，有关诗人责任的争论愈演愈烈。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南安普敦伯爵的圈子有浓厚的旧宗教色彩。伯爵自己就是在王权、传教士和天主教温和派的斗争中被争取的对象。女王的首席大臣伯利要求南安普敦伯爵和他的孙女结婚，伯爵恳求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和牧师商量后，他最终拒绝了这个提议。这使得他被重罚5000英镑。多年后莎士比亚的检察官理查德·托普克利夫发现，这位忏悔牧师和精神导师就是莎士比亚的堂兄弟——具有感召力的耶稣会牧师罗伯特·索思韦尔，他曾一度躲在伯爵母亲在霍尔本的宅邸。索思韦尔和莎士比亚因为阿登家族而沾亲带故。这一发现表明，在发展事业时莎士比亚和南安普敦伯爵的关系很有意思。此外，索思韦尔也是一位诗人，他创作了16世纪90年代初最紧要的诗歌宣言。

布满阴霾的生活：罗伯特·索思韦尔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出版时，索思韦尔正在监狱中等待审判和处决。他的诗歌、檄文和政治传单在知识分子中以文稿，甚至以印刷本的形式流传。上至女王，下至伯利、培根和刑讯者托普克利夫都在阅读他的作品。

从1586年开始，索思韦尔一直在英国隐名埋姓，四处走动，“给那些信徒提供帮助”。托普克利夫紧随其后，差一点在1591年10月抓住他，当时索思韦尔和11个耶稣会士正在离斯特拉福德不远的巴德斯利林顿的安全屋会面。第二年，他待在伦敦南安普敦伯爵的家里。这位伊丽莎白的头号敌人大白天穿着黑色的天鹅绒斗篷，像个神圣的红花侠[2]一样走在大街上。索思韦尔和汉普郡家族也有联系，作为一个被追捕的人，他被带到了位于蒂奇菲尔德的南安普敦伯爵家。

索思韦尔是“天主教徒是否该效忠女王”的政治辩论中的核心人物。他精彩地回应了政府在1591年颁发的反天主教措施：他写下《向女王陛下的谦卑祈愿》直接和女王对话，坚称爱国和天主教是可以并存的。1592年初，一家秘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读者很多，人们仰慕他。据说伊丽莎白女王对索思韦尔提出的允许天主教徒信仰自由的回复是：“除非他们踩着我的尸体。”像威廉·艾伦一样安全地待在欧洲大陆的顽固分子当然可以斥责伊丽莎白是非法的异端，但索思韦尔这些在英国领土上、生命垂于一线的人，则更加小心翼翼地应对着英国的风云变化、外国入侵的威胁以及民众对女王的热爱。不过那时候，英国天主教社团已经受到重创。

索思韦尔还参与诗歌的讨论。虽然他不能改变当局的政治观点，但作为诗人和作家，他可以影响文学同行。索思韦尔也贪恋文学声名，醉心于诗歌改变人们心智的作用。他看到，在一个充满暴力和粗俗娱乐的时代，在公共剧院、斗熊场和斗牛场，妓院以及文艺复兴十四行诗诗人的游戏文字世界里，很有必要进行具有精神力量的诗歌创作。

索思韦尔创作了很多作品，不是所有诗歌都很成功，但确实有些因其奇妙和创新的意象让人刮目相看。最有名的一首就是《燃烧的宝贝》，本·约翰逊特别喜欢，莎士比亚也曾在《麦克白》中引用。索思韦尔的诗歌出版于1595年，在大约30年里有13个版本，和莎士比亚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一起被列入那个时代最成功的作品之中。他们代表了伊丽莎白时期诗歌信仰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对上帝，一个是对爱情。

“我亲爱的堂弟”：W.S.的秘密

索思韦尔看重诗人在类似罗马帝国后期的暴君时代基督教遭到迫害时的作用。他的观点写在一封信件中，成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传单。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亚不为人知的一面。索思韦尔似乎曾怂恿这位蒸蒸日上的年轻天才创作宗教诗歌。他强调作为诗人有义务坚持创作精神领域的作品：

亲爱的堂弟，诗人滥用他们的才能，做下蠢事，总是喜欢拿虚伪的爱做主题。他们已经败坏了名声，以致很多人都认为，诗人就是情人，就是骗子。

这封信可能是索思韦尔在1592年7月被捕前写的，作为他诗集的前言广为流传，针对的是“亲爱的堂弟”。据他说，这个堂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鼓励他出版自己的诗歌。索思韦尔希望带领堂弟提升那个时代诗人的作用，坚称诗人有义务创作精神领域的作品。在一首献给读者的诗中，索思韦尔写出了心中所想：“最杰出的智者从维纳斯的玫瑰中汲取精华……玩弄异教徒的东西……”显然他很崇拜堂弟的才能，尽管他并不喜欢色情的主题。在信的最后他说：“一切都在于你是否愿意……”

维纳斯是所有爱情诗歌的中心。这是传统吗？索思韦尔在南安普敦伯爵家读过《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吗？16世纪90年代初，好几位诗人都受到索思韦尔这一观点的影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教徒埃德蒙·斯宾塞。托马斯·洛奇是另一位受到影响的诗人，这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在信的结尾，索思韦尔将自己的“歌谣”和他亲爱的堂弟更精美的诗歌作了比较，以博一笑：

尽管我给了你一份会遭到指责的礼物，别怪我（好堂弟）；最值得赞赏的就是作者的美好心愿，不是艺术，也不是创作。如果这种说法不对，那也是你招惹我的……带着美好的祝愿，我把这些“歌谣”献给你，给你加几个调儿。我请求你，让它融入你的诗乐之中。

早期的版本中，收信人是“我亲爱的堂弟”，1616年的版本中（不管是否巧合，那正是莎士比亚死后出版的），收信人添上了首字母——W和S。

间谍和密探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成为1593年夏天书摊上的抢手货。那年春天形势很严峻，天气不好、瘟疫肆虐，越来越严重的失业让人们对政府充满了失望。谣言满天飞，说西班牙会再一次入侵。政府对叛逆者的迫害变本加厉。对外国人的憎恶现象令人不安，人们反对“弗莱明人[3]和外地人”来到伦敦。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种族主义总是暗中涌动。5月，伦敦的荷兰教堂门上被贴了诽谤书，将法国与荷兰移民和犹太人相提并论（“你们就像犹太人一样鱼肉我们”），威胁要置他们于死地，除非他们“滚！滚！再也不要回来”。受马洛戏剧中引用的典故影响，这份诽谤书的落款是“帖木儿”，这也太明显了些。很快两个莎士比亚的戏剧界熟人和对手遭到了政府打压。

就在那时，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律师，约翰·威特吉弗特发表了《一场假改革的密谋》一文。他认为宗教激进分子正密谋推翻教堂和国家政权。正统信仰的呼声越来越高。1593年出现了大量反对长老会和清教徒的书籍。官方采取行动试图根除异议者，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用来打压“某个煽动性宗派的人和不忠的人进行的邪恶活动”。和往常一样，印刷品、出版业和剧院成了政府的主要目标。

贴在荷兰教堂门上的诽谤书将疑点直指马洛。剧作家托马斯·基德的房间遭到彻底搜查。搜查报告上说，“在基德的密室文件中发现了否认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这一可耻的异端观点”。报告上还出现了另一种潦草的墨水笔迹，写着“他承认是从马洛那里得到这个的”。

基德坚称自己不了解这些文件，可能是被丢在那里的，或是因为曾和马洛同处一室。他受到审讯和折磨，第二年死于身上的伤。

“发现”这些文件几天后，马洛也被逮捕，受到了枢密院的审查。那年冬天马洛还曾在法拉盛的荷兰岛被捕，有密探从告密者手中买到信息，说马洛一直在造假币，还曾说过想投靠天主教。不管这一切是否属实，他的戏剧也有问题。在最新的剧作中，《爱德华二世》刻画了郡王的腐败、朝臣的趋炎附势和统治者的软弱；《巴黎大屠杀》讲述了历史上发生的最有争议性的事件之一，即针对新教胡格诺教徒进行的大屠杀。政府很看重这些戏剧中的复杂内容。如果一本历史著作被看作是“影射当代社会”的话，作者就会面临酷刑，甚至被处死。马洛最终被释放了，但保释条件是他必须每天向当局报到。

马洛谋杀案

5月30日，马洛去德特福德参加聚会。在伊丽莎白的政权中心格林尼治宫的视野范围内，是政府和海军机构控制的范围，再远处就是沿着河建造的一大片豪宅。马洛在水门上了岸——今天这里依然杂草丛生、绿波荡漾——沿着一条窄巷走向依河而建的一排房子。这里有一处住宿区，但它不是传说中的小旅馆，而是政府的一处间谍藏身房，由一位布尔女士管理。她是个寡妇，和女王的密探头目弗朗西斯·沃辛汉姆有点亲戚关系。

那天和马洛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都是为女王政府服务的密探：尼古拉斯·斯凯瑞斯，一个街头混混；英格拉姆·弗莱泽，勒索犯，卑鄙而又贪婪；罗宾·波利，伊丽莎白时代秘密战线上的中坚分子。其中，波利曾经是一名天主教徒，却成了推动伊丽莎白政府最残酷的镇压巴宾顿阴谋[4]的内奸。曾有传闻说，他以性诱捕那些恋上他的男性，其中最悲情的受害者即为安东尼·巴宾顿。巴宾顿在告别信中写道：“我亲爱的罗宾（我希望你是罗宾），你是世上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中最邪恶的。”也许马洛也是这样的受害者？

没人知道这次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是政府召集会议也不得而知。也许马洛是想从德特福德乘船离开这个国家，也许是希望波利向枢密院替他说情，放过他。这四个人一起进餐，在花园里散步吸烟，可就在傍晚时分，马洛突然就被弗莱泽刺死了。

从尸体来看，这像是个职业杀手干的：只有杀手才会被训练直击喉咙或直刺双眼一招致命。但这座海港小镇的验尸官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在审讯时他们断定这是“因账单的争执引起的”。杀人者很快就被释放，就像波利自己在巴宾顿阴谋后被释放一样。不久一位政府官员篡改了情报记录中有关马洛“异端观点”的部分，目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办得干净点。在一个警察政权的国家，官僚制度都是如此。

多年后，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借着小丑塔奇斯通之口，对这起刺杀事件进行了让人费解的评论。小丑将自己比作因诗歌而被屋大维放逐的“任性诚实的诗人奥维德”，说道：“被暗中陷害算什么打击？诗歌无人能懂，聪明才智无人欣赏，才是最大的打击。”

“暗中陷害”和马洛的“暗中财富”是双关语。[5]这表明了莎士比亚借此想到的人是谁。也许正是用这一点暗示，提出了一个真实的控诉：是否就是戏剧让马洛身陷灭顶之灾？

马洛是最初点燃莎士比亚创作热情的人。他们有同样的社会背景，年龄相仿，但马洛的大学教育使他上升得很快。也许，对他来说，成功来得太快、太容易、太张扬，他以为自己能摆平一切。作为一个“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人，马洛也许陷入了那个时代的妄想之中。公众舞台上的艺术家很容易这样去想——除非他可以像莎士比亚一样，将一切都埋在心里。

风格更庄重的诗歌

也许是在剧院关闭期间，莎士比亚创作了《错误的喜剧》，这是对罗马喜剧作家普罗托斯作品的成功再创作。莎士比亚在求学期间一定读过这部作品的拉丁文版。他正成为具有自己风格的大师。这部戏剧情节安排很巧妙，直到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还深受大家欢迎。他的早期作品如《爱的徒劳》对当时的观众来说有些过于唠叨，《错误的戏剧》却以慌乱中两对双胞胎错位的趣事一举成功（作为双胞胎的父亲，莎士比亚曾在两部剧中用双胞胎来担任主要角色，都大获成功）。有些主要情节和观点还特别有意思：船只失事、狂风暴雨、个人迷失、父母孩子、家庭团圆，喜剧中不乏悲剧因素。这些主题都是他一生中不断重复的。

他也创作了更多的非戏剧的诗歌。1593年夏天，莎士比亚答应南安普敦伯爵创作一篇比《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更庄重的作品。第二年5月9日他适时登记出版了《卢克斯受辱记》。这首诗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针对古典主题的人文主义再创作，包含一大堆我们无法理解的基督教寓意。这部作品当然也“更庄重”——尽管他没有响应索思韦尔对世俗诗歌的批评。他写给南安普敦伯爵的献词仍然很谦卑，很有阶级分寸，其措辞也更加肯定一些。它强调了责任，这表明他现在就是效力南安普敦伯爵，接受他的资助。

金钱对于莎士比亚来说当然意义重大。他的父亲破产了，被逐出了镇政厅。做儿子的肯定要努力恢复这个家的资产。也许从他的赞助人那里每首诗不过得到10个英镑，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东西。后来有人说，南安普敦伯爵给了他1000英镑购买了一处地产，这不太可能，但这也许暗示了他未来得到的奖赏。

十一精英：成立剧团

在《卢克斯受辱记》登记出版的同一个月，莎士比亚和伯比奇一起加入了由宫务大臣亨斯顿组建的新剧团。后来他直为这个剧团工作。和爱德华·阿里恩领衔的上将剧团一起，他们就像巨人一样高踞伦敦戏剧界。上将剧团以阿里恩为明星在河岸的玫瑰剧场表演马洛写的戏剧，宫务大臣剧团则以理查德·伯比奇为主演在索迪治的剧院表演莎士比亚写的戏剧。

这个剧团的人马组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有些演员是1592年莎士比亚在潘姆比洛克剧团里时就和他一起的；有些演员（如伯比奇、坎普、斯赖和菲利普）是1590在斯特兰奇剧团里结识的。此外，莎士比亚可能早在1587年女王剧团时就认识了约翰·海明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和沃里克郡以及沃赛斯特郡有点联系。1591年斯特兰奇剧团解散后，莎士比亚很可能和伯比奇一家（父亲詹姆斯和儿子理查德，分别是经理和主演）留在索迪治。这些重要的联系促成了宫务大臣剧团的组建（后来更名为国王剧团）。这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团，他们建起了环球剧院，上演莎士比亚、本·约翰逊、博蒙特和弗莱契、马新吉以及雪利等人创作的作品，直到1642年内战开始，剧院关门为止。

6月，剧院开张，宫务大臣剧团和亨斯洛[6]的上将剧团一起在离伦敦桥1英里的纽英顿巴兹剧院演出。这个剧院不是演员最喜欢的，不仅仅因为路途遥远，还因为它就在一条臭水沟旁，环境恶劣，正面对着费什蒙哥救济院。

在亨斯洛的日记上，6月13日的地方画了一行，这代表着英国戏剧的分水岭。从那天起，亨斯洛的戏剧都是上将剧团表演的，很可能是在玫瑰剧院。他们和宫务大臣剧团的联系终止了。莎士比亚、理查德·伯比奇和剧团的其他人出去巡演。长期歇业之后，他们需要再次磨炼演技。那年秋天他们在马尔堡演出后，回到伦敦。10月初，他们的新赞助人，爱吹牛的亨斯顿大人给市长写信，要求允许他的演员在冬天于十字键剧院继续演出。亨斯顿在信里又哄又骗，还带点行贿的意思：

我现在的剧团已经能够提供更好的表演，有需要的话，他们可以为女王陛下效力。这个冬季他们想在城里格雷斯大街的十字键剧院表演。这些可都仰赖您、请求您允许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已经向我保证，以前他们都要到下午4点才开始表演，现在他们可以在2点开始，这样到4点或5点的时候就结束了。他们也不会敲锣打鼓地招揽生意，还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教区里的穷人捐点款。

这份有意思的文件表明，演员们想暂时从索迪治搬到一个整修过的内院或合适的“大房子”里过冬。从那时起，除了1596年到1597年的乡下巡回演出以外，宫务大臣剧团就在伦敦扎下了根。1595年3月15日，理查德·伯比奇和威尔·坎普以及威廉·莎士比亚三人以合作经理人的身份，“为宫务大臣效力”。12月26日和28日他们两次在皇宫里“女王陛下面前表演”。这是第一份清晰地表明莎士比亚和这个剧团有联系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将他的名字和戏剧表演联系一起。这表明此时的莎士比亚是亨斯顿剧团的重要成员，他和他们还有后来的国王剧团一起工作，直到完全退出舞台为止。

“卓越的悲剧”：最初的杰作

稳定而有经验的剧团、有保障的政治支持（至少是那个时候）和固定的剧院——这些是今天的戏剧家也期盼能够得到的。从这时开始，莎士比亚大展身手，艺术更加精湛，视野更加宽阔。在伦敦，他在剧院、皇宫和律师大厅里上演自己的戏剧，有时候还在贵族家里为他们进行私人演出。莎士比亚还在各地的市政和公会大厅里演出。很可能他签下合同，允诺一年创作两部戏剧，并向剧团正式承诺，没有得到他的“伙伴们”的同意，绝不会将这些戏剧出版。

快到30岁的时候，莎士比亚到达了创作高峰期。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写了一系列卓越的戏剧，从一个率真的娱乐人成为对更深刻主题的探索者。生活、年龄、经历和政治视野以及广泛的阅读，使得他成为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在艺术生涯的第二阶段，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的严肃以及他对人格戏剧的兴趣，这种人格在《哈姆雷特》中达到顶峰。此外，他在创作中延续了英国历史的主题，伟大的历史剧《理查二世》以及《亨利四世》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的创作水平。

在《理查二世》中，伯比奇饰演国王，这给他的创作增添了新的维度。莎士比亚以前喜欢用美妙的抒情诗歌来表达，现在则更喜欢将政治以道德剧的形式展现出来，剧院就是道德力量的源泉。我们看到这位技巧娴熟、有公众意识的艺术家开始探索“国王的两副身躯”——作为国王和作为自己——之间的矛盾。他还用“自负”使得类似埃塞克斯伯爵这样的人“特别可笑”。不过，软弱的国王理查被罢免的话题很危险，需要很老练地处理。在这部剧的头三次印刷中都没有出现被罢免的这一幕，这可是他精心创作的剧本之一。这个故事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有政治寓意的，它吸引了很多人，比如罗伯特·塞西尔。他是伯利很有权势的小儿子，1595年12月被邀请到伦敦一幢宅邸看私家表演。与此同时，莎士比亚重新创作了原女王剧团表演的有关约翰国王的戏。这本是一部反天主教的戏剧，现在他将一些修辞彻底删去，以展现富有特点的双重视角，将对立双方的交锋摆上了舞台。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莎士比亚悲剧都是历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属于年轻人，讲述了爱情和死亡，青春的烦恼和自杀。莎士比亚可能在1594年末或第二年初以前就用某种形式将它搬上过舞台。1597年他出版印刷了这部戏剧，随后又和表演者一起合作修改，至少直到1599年才出版了第二个四开本。它曾是、现在也仍是一部充满了活力的闪耀之作，演员们拿着火炬跑上跑下，有假面舞会，也有激烈的舞台争斗，等等。这部戏剧的情节由命中注定的一系列误会和巧合推动，到达悲剧的顶峰。随着维罗纳夏天令人窒息的炎热、人物角色渐渐高涨的情感、速度和冲突、爱人之间强烈的情感等，观众们感受到一种极富刺激的愉悦。到了现代，性感的青春表演仍然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巴兹·鲁尔曼导演的同名电影[7]完美地展示了这一点。除了莎士比亚，还有谁能那么全方位地将青春的经历如此戏剧化地展现出来？

《罗密欧与朱丽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对观众的想象力和剧院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16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许多人对这部戏进行了评论，批评家弗兰西斯·米尔斯说：“莎士比亚是英国最卓越的……悲剧作家。”

小仙人和技工

莎士比亚也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约1595年或1596年，《仲夏夜之梦》上演，也许就是在格林尼治宫女王面前，当时是为了庆祝斯坦利家族的一场婚礼。这部新剧有好几处故事来源，包括一部嘲笑来自沃里克的高尔的戏剧，仙境国王奥帕隆就是用仙乐唤醒了高尔。《仲夏夜之梦》将光明和黑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还特地对爱神丘比特盲目无理性的魔力进行了反思：这是贯穿莎士比亚创作生涯的主题。这部戏有美妙的情感和真挚的诗歌，也有“技工”滑稽搞笑的下层生活场景：莎士比亚对下层人民的观察很精准，尽管会取笑他们，但绝不是没有喜爱。这部剧有喜有悲，其深意并不在于贵族，而在于织工“霸道的巴特姆”、鄙视人类的（“这些凡人都是傻瓜”）没有道德感的小仙人，特别是来自古老的沃里克郡乡村、专爱恶作剧的小精灵迫克：

要是我们的影子冒犯了各位，

就请这样想想——这一切都得到了补偿——

不管怎样，你们倒是在此安睡了良久。

这些幻影的出现

不过是梦中的妄念和无聊的情节，

只不过是梦一场而已。

这是作者首次对戏剧隐射现存世界的反思：世界就是舞台。这也是他首次对艺术的不完整性提出质疑。莎士比亚堪比表演领域的忒修斯，他说：“只有虚幻才是最好的。”他也巧妙地回应了索思韦尔：

疯子、情人和诗人，

都是幻想的产儿。

莎士比亚因此大赚一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仲夏夜之梦》在剧院里的上演让观众兴奋不已，着了魔一般地喜爱。这两部剧对当时的剧院文化、莎士比亚后期的戏剧和整个时代的书面语和口头语都有深刻的影响。它们向世界展现了他的才能。更重要的是，它们向莎士比亚展示了他自己的才能。

时代的蠢儿：罗伯特·索思韦尔的热情

《仲夏夜之梦》于1595年新年上演的时候，另一出“戏”的最后一幕也正在演出。这是莎士比亚无法不关注的：2月，在狱中待了两年半后，索思韦尔在首席大法官科克大人面前受审。这位耶稣会士充满理性，而那位变态的检察官托普克利夫则大发雷霆。审讯记录隐含了莎士比亚后来对权力、良知和残酷的追问：

索思韦尔：我坐了那么久的牢，老是在那么封闭的地方，我的记忆都衰退了。我已经被折磨了十次。我还能忍受十次的处决。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话，是代表别人说话。但愿他们没有受这非人的待遇，落到这让人绝望的境地。

托普克利夫如果要拷问他，就让我来。

索思韦尔：不，如果这是邪恶的折磨，那是最后的手段。

托普克利夫：我会让他靠着墙。

索思韦尔：你是个混蛋。

托普克利夫：如果可以，我会让你灰飞烟灭。

索思韦尔：什么？灰飞烟灭？

托普克利夫：是的，灰飞烟灭。

索思韦尔什么？灵魂也会和肉体一样灰飞烟灭吗？

索思韦尔一直不肯屈服，不愿效忠女王，最后被判处在泰伯恩受绞刑，并被大卸八块。公开刑场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另一处舞台，有各种仪式，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民众。犯人被架在栏架上拖着穿过大街，临刑前，还要对他们进行最后的规劝，要求犯人改变主意宣誓效忠，接着就是可怕的折磨和杀戮。犯人先被绞得半死，只剩一口气，接着就像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写的那样：

割下他的头，再切断他的四肢，

泄愤于其生前，迁怒于其死后……

让我们勇敢地、不是残暴地杀死他，

让我们把他当成一盘献给神的祭品宰杀，

不要把他当成让猎犬撕咬的乱尸去切割。

莎士比亚作品的核心是富有攻击性的，这也是他这个时代的核心。索思韦尔受了几个月的折磨，依然凭借着上天赐予他的冥想技巧，以顽强的意志经受了恐怖至极的折磨。后来莎士比亚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他是“为上帝而死，为人类的罪而死”的“时代蠢儿”之一。

索思韦尔的事传到上层社会，引发了不少共鸣。他在上层社会的天主教朋友——或天主教同情者，譬如蒙特乔男爵查尔斯·布朗特——在他执行死刑前的那个晚上觐见伊丽莎白，向她转达索思韦尔的郑重誓言，即他从未想过谋反叛逆。在他被处决后，他们又一次觐见女王，向她展示了“索思韦尔所写的有关诗人责任的书籍”，就是索思韦尔请求他的堂弟WS关注诗人真正作用的那本书。女王对诗歌和书籍很感兴趣，她自己也创作十四行诗，译过博伊提乌，甚至塞内卡的作品。她尊敬文学人士。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据说，女王的脸上现出了“悲伤的神情”。

事业的叛徒？

莎士比亚是否听从了索思韦尔？莎士比亚肯定读过他的每一篇文章。正如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是集大成者，但他对别人的借用展现的是创作技巧，而不是个人信仰。有人倾向夸大他对天主教书籍的兴趣和借用，尽管这很有意思，但也许我们不能过分渲染。这种良心的公开拷问当然会影响作家，现在也一样。莎士比亚在第24首十四行诗中暗示，索思韦尔和其他耶稣会殉道士都是“为上帝而死，为人类的罪而死的时代蠢儿”。他在自己的戏剧和诗歌中，也无数次地回应索思韦尔的诗歌，特别是在16世纪90年代创作和改编的作品中，比如《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和《约翰王》。特别有意思的是，莎士比亚只能看到手稿形式的文本（可能他是通过在比尔斯雷的亲戚约翰·特拉赛尔得到的，据说约翰是索思韦尔的遗稿保管人）因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用法，比如，莎士比亚借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动词“冻存”，即水面凝结成冰。在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可能记住了索思韦尔的形象诗，并表现在十四行诗中，将淫欲看作是会摧毁灵魂的“吞进肚子的鱼饵”。过了10年，莎士比亚凭着长久的记忆和强大的回忆，在创作李尔王冗长的演讲高潮时，可能一直想着对笼中鸟的反思和索思韦尔《书信安慰》中的神秘事物。更重要的是，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一直在回应索思韦尔的诗歌《燃烧宝贝》（“新生儿……空中现出一个漂亮的如同燃烧一般放出光亮的宝贝……让人泪如泉涌）中的超现实意象，他写道：

怜悯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新生儿，

在狂风中漂游。或是一个驾驭着空中盲使的小天使，

在每一个人面前揭开这可憎的恶行，

任凭泪水肆意而流。

莎士比亚的宝贝不是基督的孩子，而是怜悯。不过他们的意象是相同的：裸体的婴儿、风暴和眼泪。伟大的诗人常常对次要些的诗人有着特殊而持久的兴趣（塞缪尔·丹尼尔是莎士比亚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索思韦尔的诗歌中，反讽在于这位次要些的诗人可能是故意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和他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思想很开放。他也阅读伟大的新教传道者亨利·史密斯在1593年由他的朋友理查德·菲尔德出版的书。索思韦尔和史密斯形成了具有互补性文学影响的很有意思的一对：两人站在对立的教义立场上谈权力和良知，两人都是伟大力量的文学典范。索思韦尔受到英国和意大利宗教诗歌的影响，史密斯则受到《圣经》和奥维德的影响。索思韦尔展现的是16世纪90年代有关诗人本质的辩论，它涉及各行各业的人，也跨越宗教信仰的各个层面。

莎士比亚似乎没有答应索思韦尔创作宗教诗歌的请求。在创作生涯后期，天主教的秘密作家批评莎士比亚背叛了他的事业。几年后，一个天主教地下出版社印刷的传单列举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并以明确的宗教悲剧理论驳斥他的创作动机：

特洛勒斯的信仰，和克丽西德的虚伪，

理查对英国皇位的谋求，

塔奎因的淫欲，和卢克斯的贞洁，

这一切，我的缪斯都不再关注。

莎士比亚一直往返于伦敦和斯特拉福德之间，作为剧作家，他为公共剧院工作，创作了许多世俗和人文的戏剧。当然，实用主义也是他这样做的理由。他是否不再信仰索思韦尔和他父亲这样的人所拥护的宗教呢？另一个前天主教徒、诗人约翰·邓恩则提到，这是个没有传承的时代。在他艺术最伟大的时期，莎士比亚探索着这种没有传承所富含的真正意义。

女王和刑讯者

罗伯特·索思韦尔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莎士比亚时期伦敦人物长廊中的另一个人，他的生平故事一直隐含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想象世界中，这个人就是伊丽莎白的审讯官理查德·托普克利夫。作为刑讯者、诱捕者和勒索者，托普克利夫声名狼藉，他的名字甚至成为英语语言中的一个动词，意思是对犯人进行虐待、侵犯和羞辱。托普克利夫出现在约翰逊和芒迪等剧作家、中殿律师约翰·曼宁哈姆甚至诗人约翰·邓恩的信件、生活乃至幻想中（“托普克利夫会将他放倒/就因为说到女性诗篇”）。他是让我们看到女王政体另一种现实的人，这种现实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并存。那是一个律法书上明确了刑讯是伊丽莎白执政中中重要部分的时代。据估计，有35000人死于狱中或行刑台上。

1595年，托普克利夫已经63岁，却依然拥有动物般的嗅觉。他出身于林肯郡的一个富有家庭。生为天主教徒，他却成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猎手，还是直接可以觐见女王的人。在抓到索思韦尔这个最大的猎物并关进监狱后，托普克利夫写信给伊丽莎白，以一种病态的胡言乱语告诉女王，他想采用的刑讯方法都是为了巩固她的利益。托普克利夫描述如何拉伸犯人的身体，钉牢手腕，使其被扭变形，却将之比喻成乡村舞蹈权奇摩中的一种姿势[8]：

我把他关在威斯敏斯特那间密实的屋子里……给他送这么一份礼，就可以立马让他一五一十地招供出来……如果您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就让他站在地面上，双手背着尽可能地靠墙往上伸（就像是摆个权奇摩舞的姿势），他就会全部招供……陛下您一定会很高兴地想到，这是我抓到的最重要的人……

托普克利夫通常被描述成一个政权局外人，这很反常。实际上，30年来，他和君王关系密切，是有特殊觐见渠道的皇家仆人，受伊丽莎白本人许可。他给女王写阿谀奉承的信（“……给我世上的女神……”），是个忠实的仆人。可能有时他做得过分了些，最终被女王打发回乡，永不再用。不过在这之前，他一直就是当权者的一员。托普克利夫也涉入戏剧《狗岛》的丑闻中，结果包括本·约翰逊在内的多位剧作家被捕，剧院被关。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他的出身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休伯特·德伯格，就是莎士比亚《约翰王》中那个阴险的刑讯者。《约翰王》也正是在索思韦尔被处决前后的时间创作的，人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了解这一切吗？

托普克利夫敲诈勒索的行为众所皆知。他毁了菲茨赫伯特家族，与菲茨赫伯特的继子合谋杀了他，充公地产，这是当时最可怕的事情之一，类似《李尔王》中埃德蒙的故事。托普克利夫又出卖了这位继子，让自己得到了其在德贝郡几千英亩的肥沃土地。也正是从托普克利夫毁掉菲茨赫伯特家族的故事中，我们得到了后来被搬上舞台的情节的真实情况。据说，一天早上菲茨赫伯特的女儿为托普克利夫准备了牛奶，可他在杯子里发现了一只蜘蛛。看到蜘蛛，这个能兴冲冲地看着活人被肢解的家伙一下子歇斯底里起来：

……托普克利夫先生在他的牛奶里发现了一只肮脏的蜘蛛，牛奶是这家里的两三个女人为他准备的早餐，她们的丈夫、父亲和朋友都刚刚因为谋逆罪被投入大牢……贝赛特力求让托普克利夫相信，那不是蜘蛛，只是蜜蜂而已。但托普克利夫告诉贝赛特，如果他能找到腿或者如果贝赛特能找到翅膀的话，他就相信那只是一只蜜蜂……

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纪念性地使用了这个意象，就在偏执的暴君莱昂特斯正要让人杀死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

杯子里可能/泡着一只蜘蛛……

我喝下去了，看到了那只蜘蛛。

尽管这句话已成为一句谚语，但这的确是对真实生活的回应。今天的我们通过莎士比亚的剧本仍然看得到这一切。

“亨利王的胳膊腿儿”

托普克利夫是个可怕的家伙，他借着女王的命令去勒索、诈骗、强奸、刑讯别人。他是个要提防的人，思绪不稳，常常有施虐倾向，对权力的梦想还常和对女王的性幻想混在一起。在折磨年轻的牧师托马斯·波莫特时，这些幻想在牢讯屋里展露无遗。1592年的一份文件上记载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托普克利夫告诉这位牧师，他和女王陛下关系密切，很多次他都能亲近（手稿此处撕毁）她的酥胸、乳头和脖颈。

他说他不仅见过她的腿和膝盖……还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

他说他摸过她的肚子，对女王陛下说她有世界上女人最柔软的肚子。

他说女王曾问：“这些难道不就是亨利王（八世）的胳膊、腿儿、和身体吗？”[9]他回答说：“是的。”

他说她（出于喜欢）赐给他装饰着白色丝绸的白尼龙长筒袜。

他说他和她很亲近，如果想和她说话，就会带她避开别人。她也会很高兴，就像和她爱的人在一起一样。

他说他不喜欢顾问团，因为他只愿听从女王陛下的命令。

这段对话让我们看到了伊丽莎白时期最骇人听闻的场景。这让人想起现代刑讯案件和虐囚事件，其中也混杂着性、暴力和施虐，现代心理学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现象。有人把托普克利夫在刑讯时说给波莫特的话报告给了上级部门——女王的议会，结果暴怒的托普克利夫让波莫特穿着衬衫站在行刑架的台阶上颤抖了将近2个小时，逼他收回这些“匪夷所思的证言”，“要他否认说过这些——但牧师就是不从”。

这件事对早年学者，甚至是天主教学者来说似乎不可置信，他们只把它看作是这个精神变态狂神经错乱的结果而已。不过托普克利夫被上报的这些话很奇怪，很难相信这是编造出来的。要知道伊丽莎白是有特别调情嗜好的——在年轻的男子朝臣或外国大使面前暴露自己——可能托普克利夫有关她的话还是有几分真实的。“这些难道不就是亨利王的胳膊、腿儿和身体吗？”乍听上去似乎难以置信，但的确有些令人困惑的事实。

对于《李尔王》的作者来说，这样拥有权力却极其残酷的共谋——即使是女人——是十分可信的。

[1] 编注：即Groats-Worth of wit，收录了本书前一章末尾提到的讽刺公开信。

[2] 编注：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是英国女作家艾玛·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Emma Orczy）创造的著名角色，他家境富有，暗中以“红花侠”的身份保护无辜百姓。这个角色启发了佐罗、蝙蝠侠等形象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外交官哈洛德·埃德斯塔姆以“黑花侠”（The Black Pimernel）为名暗中挽救了很多犹太人。作者或许以此比喻身穿黑斗篷的索思韦尔。

[3] 编注：弗莱明人（the Flemings）指低地苏格兰人中的一支。

[4] 编注：巴宾顿阴谋（The Babinton Plot）发生于1568年，最早由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和法国天主教联盟推动，旨在通过推举苏格兰女王玛丽登上王位来恢复旧宗教传统，并进一步为己谋利。伊丽莎白的特务头子沃辛汉姆针对于此设下反间计，利用波利教唆安东尼·巴宾顿向玛丽传信诱她入局，令玛丽在信中写下谋杀伊丽莎白的计谋。信件成为判处玛丽死刑的关键证据，并因此被称为“巴宾顿阴谋”。巴宾顿本人受双面间谍波利的影响和教唆，并不知道自己成了重要的棋子，事发后被处以英式车裂并分尸示众，波利无罪逃脱审判。

[5] 编注：分别是great reckoning in a little roon和infinite riches in a little room。

[6] 编注：亨斯洛（Philip Henslowe）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剧院经营者，他的日记流传至今，对研究当时的戏剧界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591年，上将剧团和伯比奇一行人分道扬镳，不再合作。也就是本书所说的“分水岭”。上将剧团的头号明星演员爱德华·阿里恩是亨斯洛的女婿。

[7] 编注：指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克莱尔·丹妮丝于1996年主演的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8] 编注：权奇摩舞的姿势（“a trick at treachmore”）指中世纪乡村舞蹈中高举手臂并扭腰的动作，略呈S型。托普克利夫刻意将犯人受到的折磨比成时下流行舞蹈中的基本姿势，即文中形容的“病态的胡言乱语”。

[9] 编注：伊丽莎白一世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女儿。

第九章　「地狱时光」

1596年夏天，莎士比亚已经是英语界最伟大的诗人了（迄今为止也依然是），尽管在创作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没什么新作品。他很受人喜欢，做事谨慎，有贵族的资助，语言中也透露出对华服、美食和品位的日渐熟悉。莎士比亚的戏剧表演成为女王在圣诞节后的常规娱乐项目。也许，长期和安妮还有孩子们分开，他的生活也就是这样忙碌了。但命运总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给人重击。

哈姆内特·莎士比亚之死

莎士比亚住在伦敦的时候，据说他的妻儿住在斯特拉福德汉里街，和他的父母、兄弟以及妹妹同住。一位17世纪的日记作者说，莎士比亚一年只回家乡一次，很可能还是在四旬斋月剧院停业的时候回去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抛弃了家庭。如果在经济资助上没有，至少在情感上是这样的。不过应该考虑到他们生存的环境。伦敦是莎士比亚工作的地方——也是经济收入的来源，以资助家庭。毫无疑问，他会给家里写信，双方都会慢慢适应这样的一种状态。不过，那年夏天，他们受到了双重打击。7月22日，莎士比亚的赞助人亨斯顿大人死了。科巴姆大人继承了他的宫务大臣之位，但他对这些演员并不是太好。从职业生涯上来讲，这是一个不祥的时刻，剧场关门的威胁始终笼罩着他们。接下来就更糟糕了。斯特拉福德葬礼登记上有这样一条简单的记录：“1596年8月11日威廉·莎士比亚之子哈姆内特。”这孩子11岁。我们知道，那时在沃里克郡乡下到处是饥荒和瘟疫，接二连三的夏日暴雨和粮食歉收更是加剧了这糟糕的局面，不过哈姆内特的死因不明。8月初，莎士比亚的剧团正在肯特巡演。很可能在他得到这一不幸消息之前哈姆内特就已经被埋葬了。

莎士比亚当时32岁，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年轻了。他唯一的儿子死了。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的了。哈姆内特的死在诗人的艺术生涯中也许是个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莎士比亚的主题、创作风格、语言风格以及意象都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随后创作的伟大悲剧中探索着“黑暗的深渊”。这不仅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有力昭告。

通常，当这种事情发生在生活十分忙碌的人身上，他们会直接埋头工作，将痛苦发泄在工作上。莎士比亚继续在伦敦生活，在剧院工作，和安妮及女儿们分离。他们没有再生孩子——安妮现在已经40岁，要生孩子就太老了。但是，失去孩子带来的悲伤没有终止，反而随着岁月的消逝愈演愈烈。莎士比亚的传记作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可能的线索：《约翰王》中有一个空房间的段落写道，少年及少年衣服还扔在床上，这常常被挑出来暗指莎士比亚对儿子的怀念，不过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创作一定是自传性的。还有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在儿子死后不久写的诗歌中对此事有回应。这些诗歌描述了他对一个俊俏少年的爱，以及他和一个已婚妇女缠绵的性爱，这些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对个人悲剧的回应，特别是他这样的一个中年男子。

失去爱子之后的几个月里，莎士比亚做的几件事情很有意思。比如，他在斯特拉福德为家人买了一幢大房子，还翻新了一下。哈姆内特死后大约10个星期，他做的一件事也暴露了一些事实真相。1596年10月20日清晨，莎士比亚到伦敦纹章院申请获得盾形纹章，要让他的父亲成为一名绅士。

盾形纹章：“合乎章法”

纹章院现在依然矗立在圣保罗大教堂和泰晤上河之间，是在1666年大火之后重建的。纹章院的前窗台上有着色的木制纹章图样——狮鹫、独角兽、蜥蜴——这些都是过去仪式的遗留物。前纹章院官员的画像挂在那里盯视着观众，包括那位性情暴躁的会见过莎士比亚的威廉·德西克。爬上吱嘎作响的木制楼梯，就会有那种胜过霍格沃茨的格兰芬多和拉文克劳学院[1]的让人窒息的气味。阁楼上，一位艺术家在干厚的白色牛皮纸上画着各种纹章图样。这就是古英国阶级体系的档案。要是你要求里士满纹章官给你看看莎士比亚当年的申请，他就会打开抽屉，让你看到初始的原稿。让人吃惊的是，上面还有当年的店员涂写的内容，告诉我们他在那年秋天和作家谈话的主要内容。这是莎士比亚的传记中让我们感到最亲近他的时刻之一。

莎士比亚的故事是有关历史和文学的，但也涉及阶级和社会发展：在50年间，一个家庭如何从农夫阶级走到绅士阶级。要获得绅士地位，就要回顾这个家庭的历史，展望它的未来。因此，对于威廉来说，因为父亲的事业、儿子的死亡和自己在剧院的巨大成功等起起伏伏的事情，这次会见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德西克的一位同事，很反感将纹章授予伊丽莎白的暴发户，并在他们的纹章盾草图上标上了“戏子莎士比亚”的字样，突出了一种不安定感，这种不安定感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深有体现）。

莎士比亚在申请“荣耀和价值的纹章”时留下了两份不同的稿样。德西克曾说他“得到可靠信息”，即

沃里克乡村斯特拉福德埃文河畔的约翰·莎士比亚，其父母和近祖因他们的勇敢和忠诚，受到贤明的亨利七世国王提拔和奖赏。自这一美好的回忆时刻起，他们一直在那里保持良好声誉和信用。约翰和玛丽结为夫妇，玛丽来自上述乡村，是威尔姆寇特的罗伯特·阿登家族后裔，因此，为激励他的后代，我在此授予……这枚盾形纹章。

在第二稿中，德西克将“祖父”一词插到“父母和近祖”前，还将“因他们的勇敢和忠诚”改成“因他……”这个“他”是不是指莎士比亚的一位先祖——显然是约翰的祖父——曾在1485年博斯沃斯作战？

在这页纸的下方，有一段涂写的文字告诉我们，20年前，约翰曾进行过第一次申请，但没有进展。很明显那是在他陷入麻烦的1576年左右。幸存下来的还有一份残缺不全的有关约翰详细信息的清单，也是这家人提供给德西克的：

（他曾经）是治安官，15或16年前是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的贝立夫（镇长）

拥有过土地和房屋。家境殷实。500英镑

他娶了……

显然约翰的家境现在更加“殷实”了（不少于500英镑）。在又一次强调了和阿登家族的联系之后，这个家被认可了贵族地位，这是约翰一直期盼的。根据纹章院的图案书设计，莎士比亚家的盾形纹章上是一支矛。上面的箴言很可能是莎士比亚自己选的，改编自一本十分流行的徽章书。这是一句意在总结家庭境况及其准则的很有分量的宣言：“合乎章法。”

我们不难想象这一感人时刻，特别是约翰到伦敦陪着自己的儿子去会见纹章院长官时。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十几年来威廉都没有在亲人身边。这份文件是拟来纪念约翰一家人的“名字和好名声”的，让他的“后代”有尊严，一反以往的“各种争议”，“以激励他的后代”。但这又令人多么心酸啊，因为那时他们刚刚送别威廉的独子，约翰的独孙，斯尼特菲尔德莎士比亚家最后一个少年。

事业危机：“演员遭到严酷迫害”

回到戏剧创作上，莎士比亚的脑海中还有其他烦恼。亨斯顿去世后，演员们的压力剧增：一直有人要求禁止戏剧演出，彻底关闭剧院。托马斯·纳什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现在市长大人和市议员对演员们进行严酷的迫害。不管在旧资助人（亨斯顿）时代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安定，现在一切都变得不可靠了。”

伯比奇的索迪治剧院的21年租约要续期了，房东吉尔斯·艾伦同情清教徒，因而威胁租金要大幅上涨，还只能续5年合约，因为5年后他想推倒这座剧院。与此同时，在类似十字键这样的城市剧场的表演经验也让莎士比亚和伯比奇一家相信，剧团需要一个冬天的家。因此他们在布莱克福莱尔古老的修道院区域内租了一幢房子，建了一个室内剧院。这里温暖又舒适，尽管卖的票价更高，却吸引了更好的顾客。不过很快剧团就遇到了来自富有邻居的强烈抵抗：他们发起请愿，反对这里“成为一个大众剧场……它会给大家带来烦恼，不仅是给住在附近的贵族和绅士带来麻烦，也会给住在同一区域的所有居民带来很大的不便，因为这座剧场也会引来流氓地痞和游民乞丐”。枢密院适时发布了命令，“禁止上述房子用来作为表演的场所”。

这可以从一纸警告令看出端倪来。令状是发给萨里的治安官的，要求他在1596年11月29日回执。在这份附件令状中，莎士比亚被要求维持治安——特别是剧院所处的萨里，泰晤士河的南岸地区。“在此宣告，威廉·韦特要求威廉·莎士比亚、弗兰西斯·兰利、约翰·索尔的太太多萝西·索尔和安妮·李必须保证安全，以免出现死亡和断肢少腿……”

乍一看去，似乎很令人震惊，“温和的莎士比亚”会被指控严重人身伤害，受到逮捕的威胁，但这种措辞只不过是法律套话而已。这纸令状实际上是当时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对剧院的部分行动而已，由一位重要的索思沃克地主发起，他和城里反对戏剧表演的派系结成了联盟。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剧团已经移到了河的南岸地区。

和莎士比亚一起受到指控的弗朗西斯·兰利，是“巴黎花园”[2]上崭新的天鹅剧院的主人，离亨斯洛位于河岸的玫瑰剧院500码远。兰利拥有整个剧院：他是德雷柏剧团的成员，也是个典型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企业主。兰利靠在伦敦做羊毛和布料检查员发财，用堪称暴力和勒索的手段从服装商那里收取费用和罚金。兰利的所作所为就像妓院老板，他百般折磨地主，并谋求护卫窃取的资产，还千方百计地把不择手段得来的钱财投资到剧院演出中。

这纸令状的煽动者威廉·韦特，是兰利的对头威廉·加迪纳的继子和出面人物。加迪纳是萨里的治安官，也是拥有巴黎花园和河岸这两处司法权的治安官。富有、资产殷实的加迪纳是个非常令人不快的家伙，一个不诚实的生意人，总借着胁迫和勒索成就自己。这纸令状下达的时候正是市政当局不断施压剧院的时期。加迪纳也许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才这样做的，这只是以后更大规模冲突的前夜。经营剧院剧团的压力并不只是局限于票房收入的起伏而已。

伊丽莎白时期的黑社会：索思沃克和巴黎花园

在危机时刻，即1596年秋天，莎士比亚似乎搬到了索思沃克。税收记录表明在接下来的两年左右时间里，他都在巴黎花园。和他一起被指控的人也住在这里：多萝西·索尔在巴黎花园路有租赁财产，16世纪90年代末的“索尔出租房”就是著名的演员宿舍。三年后莎士比亚仍然住在附近。在1601年创作的《第十二夜》中，水手安东尼奥作了这样的推荐：“在南边的郊区，最好的住宿点就是大象屋。”大象屋先前是一家美食店，在性产业周期停业时期幸存了下来，就坐落在离环球剧院不到100码的马蹄巷角上的河边[3]。也许莎士比亚当时居住在这里，或者至少在这儿吃饭和创作——也许是都铎王朝造成了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

这可不是一个你会推荐朋友在伦敦待的地方，特别是当他们和莎士比亚一样经历中年危机的时候。16世纪90年代末，漫步在索思沃克的来访者会看到到处都有新房子建起来，旧房子被拆分，花园不见了，投机商建了成百上千的出租屋。这里的邻里环境很糟糕，所以房东们通常都在租约中加上要求行为良好的条款。这一地区对市政当局的蔑视是臭名昭著的，正如约翰·多恩在他的第一首挽歌中说道：“我们鄙视他的政策……如泰晤士河右岸的居民鄙视伦敦的市长。”16世纪的索思沃克成了伦敦城外一个房子密集、小巷横生的地方。有钱的居民，如兰利或他的对头加迪纳还是有大房子，不受干扰，可以在自家花园享受，但是穷人就挤在污浊不堪的小巷里住单人间，甚至住在马厩。索思沃克还有些制革厂和玻璃厂，街上到处填塞着垃圾和建筑材料，码头到处都是渡船工人和货物。可以预料到，这里也是犯罪中心。

16世纪末的人口激增刺激了索思沃克的娱乐业。沿着泰晤士河有一排密集的三或四层楼高的砖房。就在这里，1587年玫瑰剧院开张，1596年兰利的天鹅剧院开张，1599年环球剧院开张。这一地区还有300家旅店、妓院和酒馆，提供九柱戏、保龄球和赌博场所。这些房主大发横财：在巴黎花园的保龄球巷，房租在5年内暴涨了5倍。那里还有血淋淋的令人颤抖的刺激娱乐。斗熊场[4]建于16世纪40年代，马上吸引了很多观众——这是让道德家反感而抗议的游戏，穷人却“每个周日都会花上一两个便士”来赌上一把。16世纪50年代，一个按照惯例建成的斗牛场随之而来。这些场面对住在皇家律师旅店等地的富人也很有吸引力。类似萨克森（正如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提到的）这样的熊都是明星。

除了这些公共场面，还有一些更私人化的娱乐活动。让基督教会和市政当局看不见也想不到的是，河岸的污浊之地，有时甚至是河岸的水浸区域自14世纪以来就是红灯区。记者托马斯·纳什曾写过一首色情诗，讲述了一次在凌乱的出租房妓院的经历，提到“维纳斯”般充满活力的处女，其中就有才十几岁的穿着“漂亮绸衣”的情妇弗兰西斯。莎士比亚笔下最好的情妇角色奎克丽和娃娃女缇尔西特的酒馆场景，就是他住在这里时创作的。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河岸是富人们挥霍金钱的地方，演员、妓女和扒手摩肩接踵。因此当兰利提出建自己的剧院时，难怪市长大人极力反对，他认为会引发骚乱：“（这些）都是流浪者和成日在城里游手好闲的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小偷、窃马贼、嫖客、谋反者和其他类似的人，都在这里相互往来，拉帮结派……”在巴黎花园河岸尽头这个到处是出租房和演员宿舍的恶劣环境里的某个地方，就是莎士比亚这段时间的潜伏之所。

哈里叔叔之死

1596年圣诞节后不久，格里纳韦家从家乡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这个悲惨的故事足以成为时下的社会剧，可以起名为《费伏山姆的阿登》或《约克郡悲剧》等。那年圣诞节，就在儿子死后大约4个月，正当莎士比亚在天鹅剧院的《亨利四世》第一幕中扮演亨利王的时候，另一幕奇怪的“戏剧”正在斯尼特菲尔德上演：他父亲的兄弟——诗人的叔叔哈里死了。亨利居住在教堂北边，他的房子还残留了一部分都铎王朝晚期木制的农房结构，空隙处填充着红砖。这个农场一定是莎士比亚从小就熟悉的地方。哈里脾气不好，也很固执，总是惹麻烦。他曾因不让自己的牛去帮助维护公共道路和沟渠、拒绝在教堂里带上羊毛帽子以及不支付教堂什一税而被罚，甚至在1581年的时候就被教会法庭开除教籍了。而且，亨利总是有金钱上的麻烦。1587年，哥哥约翰帮他支付了20英镑的巨额债务[5]，1591年他又被关进监狱。1596年，因为无法还债给两位斯特拉福德商人，哈里又一次被投入监狱。

哈里叔叔死于1596年圣诞节前后。死后不到2个小时，他的房子就被债主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债主是当地的农民，据说他进屋“破开保险柜，拿走了不少钱”。这个农民完全无视亨利几乎发狂的寡妇玛格丽特，从马厩里牵走了一头驴，还自己动手拿了仓房里的玉米和干草。房子里能拿的都被拿走了。可怜的玛格丽特一个人被丢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和丈夫的尸体一起。她的儿子詹姆斯和女儿莱提斯（威廉的第一对堂兄妹）早在未成年时就夭折了。玛格丽特六周后也死了。他们都是让人好奇的人，是莎士比亚家的人。至于威廉本人，他的三个兄弟也都无子嗣就过世了。这是另一个家庭秘密吗？

十四行诗之谜

1597年3月17日，好消息来了：反对剧院的考博汉姆大人死了，亨斯顿大人的儿子继任宫务大臣。莎士比亚的剧团恢复成为宫务大臣剧团。他们得到通知，不到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23日，要为嘉德勋章授勋仪式而在威斯敏斯特于女王和嘉德骑士[6]面前表演。莎士比亚匆忙拼凑了一部戏剧，就是后来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不过在演出前，他的生活又一次遭到重创。如果我们相信这时的诗歌确实是他个人创作的话，那么莎士比亚认为自己经受了“地狱时光”的考验。

也许就在这段时光——1597年春天——莎士比亚受托为一位年轻的贵族创作了17首诗。这些十四行诗以及后来的那些一起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名的爱情诗歌。它们包含了对爱情、死亡、性爱、生育以及时光改变一切的力量的深刻思考。不过有关这些诗歌最不平凡的一点总是会被忽略，即大部分的诗歌都是献给一个年轻人的。

这些十四行诗的重心就是涉及诗人、可爱的少年和诗人黑肤情妇之间的三角恋爱。它们描述了诗人对这位年轻贵族亲密的爱——这种爱也许不是性爱，即使莎士比亚深受少年身体之美的折磨——以及他对一位已婚妇女强烈的性爱，还有越来越疯狂的结局：原来那个年轻男子和已婚妇女居然也有私情。如果十四行诗是有关真实生活的，那么这些诗歌不仅是对这种关系的回忆，而且可能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到在儿子死后，莎士比亚自己的情绪状态如何。不过它们是有关真实生活的吗？那位少年和黑肤女士是当时存在的人吗，还是文学虚构的？

人们常常说，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不了他所信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对戏剧是适用的，他的戏剧是为观众打造的。但他的诗歌不同，在大部分的诗歌中，他还是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很多迹象也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很多学者认为在十四行诗中找寻真实存在过的人是无稽之谈，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莎士比亚用他的诗歌作为抒发胸怀的途径。就十四行诗而言，如果说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的生硬和自我暴露以及性的坦白只是文学游戏，恐怕不太可信。大部分的读者当然同意它们和现实生活经验是相关的：如果这些诗歌不是自传性的，很难会有这样的想象。莎士比亚和这两个人都陷入了爱情，也被这样的关系震动。

不过我们如何确定他们确实在约会呢？这些十四行诗是到1609年才出版的。有些和少年及妇人有关的诗歌是在1598年前创作的，因为那一年弗兰西斯·米尔斯在他有关同时代作家的报告中有趣地提到，莎士比亚“蜜糖一样甜的十四行诗”在他的“私人”朋友之间流传。到第二年的6月，兰开夏郡诗人约翰·韦弗也读到其中一些十四行诗的手稿。不可避免的，有些诗很快被盗版了。1599年威廉·贾格德出版了一小本“W.莎士比亚”撰写的《激情朝圣》的诗集。书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出版商的噱头，实际上这本平庸的诗集里只有一小部分是莎士比亚写的，但它包括了《爱的徒劳》中三个节选部分——还有两首这个系列中有关少年和诗人情妇的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当然对这个出版商很生气，“这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居然自作主张，这么大胆用他的名字”。这种冒犯也许是双重的：那些“私人的”、亲密的诗歌本不是为印刷传播而写的；这么个低劣的东西以他的名字出版。不过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注意到了十四行诗内容的敏感性。

一开始，莎士比亚似乎想到过对这一盗版行为进行回应。1599年他可能已经向出版注册署报批过“十四行诗诗集”，作为一个待出版项目，不过随后他又决定不出版它们了。如果盗版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接近创作的时间，这一狂怒明显有更深一层含义：说明这些十四行诗是新创作的，内容还有点令人反感。这反过来又表明，相当一部分有关少年和妇人的诗歌最迟是在1598年到1599年期间创作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最有可能性的就是1597年春天和夏天。

这些十四行诗在措辞和主题上都和当时的戏剧吻合，这一点指向16世纪90年代末期。最近的计算机语言分析也指向了这一时期，表明这些十四行诗不是如我们常争论的16世纪90年代早期的作品，而是由一个更为成熟的莎士比亚创作的。一个35岁左右的男人，悲伤地嫉恨他的情妇和他的少年情郎有性爱关系。当他照着镜子时，看到的是一张很快“布满40个春秋皱纹”的脸庞。在不止一首十四行诗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莎士比亚看到的自己。用伊丽莎白时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过了最好的年华”。尽管这些诗歌是有关少年和妇人的，但是有一些还是关于他自己的。如济慈所说，有他对“改变了我的时间”的沉思。

那个少年是谁？

十四行诗表明那个少年出生于一个比诗人高贵的阶层（自我克制和社会自卑感贯穿这些诗歌的始终）。它们表明他年轻、漂亮，受人喜欢，他的名字很可能也叫威廉。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线索来自1609年出版的致“W.H先生”谜一般的献词中。据莎士比亚的出版商托马斯·索普说，这位W.H.先生是这些诗歌的“唯一源泉”。“源泉”意味“为人父母”，但也意为“唯一的启发灵感者”或起源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意思。许多献给这位年轻贵族的十四行诗都预示着他会永存在诗人的诗歌中，从一般常识来看，灵感源泉和主要对象就是受献者。

在所有这位俊俏男子的可能人选中，只有2位被现代学者严肃看待。很多人都支持这个男子就是南安普敦伯爵，《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以及《卢克斯受辱记》的受献者。不过他的名字不是威廉，他的首字母是H.W.，不是W.H.；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后来的生活中南安普敦伯爵和莎士比亚有什么联系。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中早期和晚期词汇频率进行的最新计算机语言测试，确定第一组献给少年男子的十四行诗（1-60）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末期，第二组（61-103）很可能也属于同一时期，第三组（104-126）可以追溯到16世纪90年代末到1604年。这可以从对同时代时间的明显指涉猜测出来。这种对时代的确定也因作品内部的暗示得到支持：从措辞来看，诗人当时正接近中年时期。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系列诗歌中的第一批是在1598年获得伦敦文学界的注意时新创作的，也在那时私下里流传和盗版。如果属实，就冒出另一个俊俏男子的候选人：威廉·赫伯特。他出生于1580年，1601年成为潘姆比洛克伯爵。伯爵在1597年第一次进宫，当时刚好是他人生的第17个生日，4月8日前后。

赫伯特后来成为戏剧和学界著名的资助人以及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捐助者。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奥布里称他“是对那个时代或自此对学识渊博的人来说最伟大的梅塞纳斯[7]”。赫伯特也以情场老手出名，不过，尽管“毫无节制地沉迷女色”，17世纪的历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这样写道：“与其说他外表俊俏、风流倜傥，不如说他思维睿智、学识丰富，在与人交谈中总是让人愉快。”

17岁的威廉·赫伯特就是莎士比亚爱上的那个男子的可能性很大，理由也很充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众所周知，他和诗人十分亲近。莎士比亚和理查德·伯比奇在17世纪90年代早期很可能为赫伯特父亲的剧团表演过。在诗人死后，莎士比亚的朋友将他戏剧的对开本献给赫伯特和他的兄弟，提到了赫伯特对戏剧及其作者“十分喜欢”。另一个证据来自十四行诗1609年版本上的献词，是献给“W.H.先生的”。十四行诗的出版商索普在这段时间正努力于获得威廉·赫伯特的支持，他出版了圣奥古斯汀的《神的城市》和埃皮克提图与霍尔的《发现新世界》，并献词给赫伯特以表钦慕。这反过来也有助于解释十四行诗献词中两段神秘的细节。第一段是索普写的，他将自己描写成“等待出发，满怀美好愿望的冒险者”，将印刷出版比喻成航行。如果受献者是赫伯特，这是明显的奉承，因为就在上个月他刚加入弗吉尼亚剧团理事会。接下来，对于索普奇怪的用词，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称赫伯特“先生”，因为1609年赫伯特已经是个伯爵了。也许这个称呼意在戏弄推诿。如果如此，看上去似乎呼应了莎士比亚的老朋友本·约翰逊四年后在另一篇给赫伯特的献词中写的：“我不能改变对你的称呼，也没有必要用密码书写。”就十四行诗而言，约翰逊是知道内情的。他的话似乎表明，另外一个发了献词的人改变了对潘姆比洛克伯爵的称呼，意在隐瞒什么。

最后一个证据来自赫伯特家族对于这些诗歌的兴趣。威廉自己也写诗歌，包括一些指涉那位黑肤情妇的诗，其他作品都有点半色情意味。更关键的是，潘姆比洛克伯爵的诗歌表明他阅读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对它们有很多回应。在其中一首中，他援引了这样一句：“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那时，他的堂兄弟乔治·赫伯特是剑桥大学生，也是个狂热的新教徒。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发表后，他曾于1609年冬天给母亲写信，说看到这些淫秽不堪的诗歌时大吃一惊，直往后退。另外，威廉的堂姐妹玛丽·罗思的十四行诗也暴露了一些真相。1612年玛丽和威廉陷入一场爱恋，还生了两个孩子。罗思热切地阅读了赫伯特的作品，还为他创作了一个十四行诗系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深入影响力。在其中一首诗里，她指涉了一位诗人，称他是四月的清晨。考虑到四月在莎士比亚献给男子的十四行诗中特殊的重要性，从威廉·赫伯特的堂姐妹和情人角度来看，她的遣词就十分引人注目了：

双眸啊，你有着如此美妙的眼球，

凝视着爱人的灵魂。

那是追求胜利的爱土，

接近荣耀的宫廷，

就在这里产生了爱的力量。

当耀眼的光亮现出迷人的面容，

阳光明媚的时候，

他们会称你，四月最美妙的清晨。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威廉·赫伯特就是“W.H.先生”，即十四行诗中的年轻男子的话，那就把莎士比亚和英国最伟大的文学世家拉上了关系。1592年，他正在为这一家人效力。这也为第一批诗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创作时期——1597年4月。最重要的是，这表明莎士比亚和赫伯特联系的开端是在他儿子死后几个月而已，这是他自己生命中强烈的危急时刻。

“你母亲的镜子”：玛丽·赫伯特和威尔顿“研究院”

威尔顿之屋是赫伯特一家在威尔特郡的乡下居所，坐落在郡里一条大道的西南方。17世纪中叶一场大火之后屋子重建，只有原先都铎时期建筑的中心部分还保留着，沿着怀利河沿岸的田园森林风光依旧。这样一个天堂般的环境和这家人的优雅以及教养很匹配。威廉的叔叔，诗人菲利普·悉尼，在与荷兰的战争中英勇牺牲。威廉的母亲玛丽则是16世纪文学资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玛丽是一位诗人，也是位翻译家，编辑和完成了悉尼的《世外桃源》。她还出版了英文版的《诗篇》，并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故事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诗歌戏剧，莎士比亚后来也参考过这个故事的手稿。她是三十多部书的受献者，对诗人和演员都很慷慨。萨摩赛特诗人塞缪尔·丹尼尔以诗人和导师的身份在她的圈子里依附了好几年。正如约翰·奥布里写道：“威尔顿显得就是一个研究院，一座宫殿，还曾（似乎）是殿堂，对那些能文能武的男人来说是可以常常流连和得到快乐的地方。”在都铎时期，男人自不必说，女人也在贵族资助者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她们对文人提供的资助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当时三位最重要的女诗人——玛丽自己、玛丽·罗思和艾米利亚·拉尼尔——和威尔顿有联系也就绝不是巧合了。

1580年到1581年，玛丽的兄弟菲利普·悉尼在威尔顿创作了英国诗歌最著名的宣言——《为诗歌致歉》，恳求恢复古人对想象性文学的崇高敬意，认为现代英语文学创作应该和欧洲大陆最好的作品媲美。菲利普死后，玛丽担负起这种文学观点的执行人角色，也担负起他作为文学资助人的作用。丹尼尔已经是她的圈内人了，也许不可避免的，莎士比亚这样有声誉的诗人也会吸引她的注意。1597年，他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抒情和戏剧诗人，是当时最伟大的剧院成功作品——即《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亨利四世》第一幕等的作者。也许玛丽委托过他撰写系列诗歌中的第一批。至少，在第三首十四行诗中，她似乎被提到了：

你是你母亲的镜子，在你这里，

她唤回她盛年的芳菲四月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莎士比亚被玛丽·赫伯特邀请到了威尔顿创作诗歌催促她的儿子结婚，因为就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威廉刚拒绝了和一位名叫布里奇·德维尔的女子的婚事。

“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

了解了受献者有助于我们引证一些吸引人的传记细节，让我们更加洞察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这一切都取决于创作的时间。一直以来，人们注意到最初的17首诗似乎形成一组。如果是这样，也许它们是为赫伯特17岁生日而作的，即创作于1597年4月8日。在后来的十四行诗中这个日期作为首次见面的重要意义一再被强调。

从一开始，诗人就对这位年轻男子充满爱意，称之为他的“爱”。这些诗歌催促他成婚，责备他自恋自怜，警告他美貌终究会逝去，时光会摧毁一切。虽然没有必要认为所有的十四行诗都是献给这位年轻男子的，但最初的17首肯定是。在关系开始的最初，在一些正式场合他们之间还是生疏的：

当我默察一切活泼的生机，

保持它们的芳菲都不过一瞬，

宇宙的舞台只搬弄一些把戏，

被上苍的星宿在冥冥中牵引；

当我发觉人和草木一样蕃衍，

任同一的天把他鼓励和阻挠，

少壮时欣欣向荣，盛极又必反，

繁华和璀璨都被从记忆抹掉；

于是这一切奄忽浮生的征候，

便把妙龄的你在我眼前呈列，

眼见残暴的时光与腐朽同谋，

要把你青春的白昼化作黑夜；

为了你的爱我将和时光争持：

他摧折你，我要把你重新接枝。

不过在这最初的17首后，诗歌很快就有了一种热情洋溢的语调，就像对一个情人：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他指的是这位年轻男子的阴阳之美：姣好的面容、长长的头发、女孩一样的神情（要知道莎士比亚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描写赫伯特的诗人）。

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化亲手

塑就，你，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

尽管莎士比亚扭曲地承认，大自然让这个男子是雄性（“塑造他”意指既创造，又赋予刺痛），“为你的爱所用”（指身体爱的圆满）就是为他生命中的女人服务：

但造化造你既专为女人愉快，

让我占有，而她们享受，你的爱。

爱护与悲伤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里释放的情感，赫伯特家族暂时断绝了和莎士比亚的联系。他所指涉的羞愧和公众指责表明，他对这名男子的情感已经令人尴尬地公之于众了。不过这种热情的友谊坚持了下去，后来发展成一种亲密和爱恋的关系，并在随后直到1604年期间广泛流传的诗集的其他诗歌中展现了出来。第53首十四行诗表明这段关系是以许多猜测开始的。在这首让人着迷又展露真相的诗歌中，莎士比亚坦白谈到了他以赫伯特阴阳形象设计的多个角色。他将“万千个倩影”这个从诗歌和戏剧来的意象——既指男人也指女人——来比作他看到的赫伯特的面庞和身形。“试为阿都尼写生，他的画像，不过是模仿你的拙劣的赝品”，他写道，然后想象穿着女人衣服的年轻男子（就像剧院里的男扮女装者）就是特洛伊的海伦，“便是你披上希腊妆的新的真身”（即女人的发式）。莎士比亚承认他是在想到男扮女装时受到触动，不过同时带着特有的自我意识。他承认这种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设想而已。

最初的17首十四行诗后，许多诗都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有关遗失和死亡的绝望感。莎士比亚提到了无眠之夜的“折磨”，这种“我的忧愁在前面，快乐在后头”的生活。这是一个为爱或失去而绝望的诗人，就像心里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样：

我曾喝下了多少鲛人的泪珠，

从我心中地狱般的锅里蒸出来。

他告诉我们他是“被时光的毒手所粉碎和消耗”，这在几个同时代的典故中一再被强调。很奇怪，看到这个俊俏男子的面庞，诗人认为父爱是痛苦遗憾的源泉。当然，莎士比亚在年纪上足够当这位少年男子的父亲，但这不能解释他为何直截了当地将自己描述为“衰老的父亲，受了命运的恶毒摧残”。他似乎告诉我们自己经受了命运给予一个“父亲”的最亲密也最痛苦的打击，但这种打击和这个少年没有关系：

毁灭便教我再三这样地反省，

时光终要跑来把我的爱带走。

多么致命的思想。

意识到自己到了人生的中点，莎士比亚提到了他强烈激情的爱，却也承载着沉重、痛苦和失落感：

因为，你若受过我狠心的摇撼，

像我所受的，该熬过多苦的日子！

莎士比亚“真正的痛苦”常被解释成是对他和少年分开的回应，不过这不是全部。早期的十四行诗可能被看作是同性恋诗歌，也因为这一点，他对少年的爱和仰慕就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和引发疑问的一面。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强烈的，盖过一切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孩子的感觉。第一首十四行诗催促少年拥有儿子，在此时看来，也就是在莎士比亚的儿子死后仅仅8个月而已。

“他只一刻是我的荣耀”

从一开始，十四行诗就萦绕着死亡，清楚地表达着近乎疯狂的迫切的生儿育女、拥有和自己相像的儿子的必要性。后来几首献给少年的十四行诗都很明确和哭泣、失眠以及悲伤有关。如果我们不看他的言辞，那对莎士比亚可是不公平的。到第33首神秘莫测的十四行诗充满了多重意联时，这些意义和潜台词相互堆砌着坚决的保证和痛苦的感情：

多少次我曾看见灿烂的朝阳，

用他那至尊的明媚悦着山顶，

金色的脸庞吻着青碧的草场，

把黯淡的溪水镀成一片黄金：

然后蓦地任那最卑贱的云彩

带着黑影驰过他神圣的霁颜，

把他从这凄凉的世界藏起来，

偷移向西方去掩埋他的污点；

同样，我的太阳曾在一个清晨

带着辉煌的光华临照我前额；

但是呢，他只一刻是我的荣耀，

下界的乌云已把他和我遮隔。

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

天上的太阳有瑕疵，何况人间！

这首十四行诗基于一句谚语而成：“朝阳不能光照全日（好景不常在）。”这暗指一个在现代英语中仍然使用的措辞——“失宠”。这首诗不仅有关身体的分离，还有关个人和超自然的遗失。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中“失宠”意味着玷污或损坏，失去美貌或体面，当然也同样有着现代意义上的丢脸。“玷污的”意指失去颜色和光泽，甚至是保持道德上的污点，蒙上阴影的意思。印染店给布料上色用的也是这个词，同时动词“染”还有传递的含义——将一个颜色从另一个颜色中抽出，但颜色会更好看，或者剥去色彩中不透亮的东西。不过在这里意象体系呈现出一种宗教内涵。“世上的太阳”也指儿子、凡人、人类，因此“天上的太阳”不可避免也意指上天之子耶稣。这些意象在诗歌中泛滥，模糊而又痛苦地意指化身和受难。

很难想象这样强烈的诗歌仅仅只是表达和俊俏的年轻贵族分开而已，无论他有多爱他。莎士比亚在这里似乎一直倾诉着失去这个年轻男子、失去他自己的太阳/儿子、失去上帝之子。伊丽莎白时期的读者会注意到，这首十四行诗是第33首，而33正是耶稣受难时的年纪（无论是否巧合，这也是1597年莎士比亚的年纪）。

十四行诗是很多奇怪理论的对象，如果这首十四行诗写于1597年，那么很难相信与他儿子无关。诗人的太阳/儿子“带着辉煌的光华”临照他的前额这个意象表明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来说，前额正是表明显而易见的父爱之处。对子女来说那是父亲的荣耀之座，证明血统合法性。如果这个时间没错的话，现代心理学家一定会对莎士比亚在他儿子死后那一年对这位17岁少年强烈的，几乎是拼命的爱感兴趣。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自我适应，一种移情，是一种应对极度悲伤的方法。

[1] 编注：均指《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学院。

[2] 编注：巴黎花园（Paris Garden）是索思沃克河岸区的一条街区，鱼龙混杂，在莎士比亚的年代是著名红灯区。

[3] 编注：指泰晤士河。

[4] 编注：巴黎花园又名熊街（The Beargarden）。在16世纪到17世纪有众多斗熊场、斗牛场及其他使用动物的赌博竞技场所。

[5] 编注：根据16世纪的抑奢法令，20英镑是可穿上等丝绸、进口服饰者的年收入标准，因此这笔债务可称巨额。

[6] 编注：英国最高等级的荣誉骑士。

[7] 编注：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前70－前8），罗马帝国时期屋大维的谋臣、外交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保护人。维吉尔与贺拉斯都曾受他提携。

第十章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

1597年7月28日，正值诗人私人生活遭受心灵创伤的中期，伦敦剧院被当局关闭，在10月前一直歇业。一桩和具有煽动性的戏剧《狗岛》相关的丑闻使得演员的压力更大了。这部戏剧的作者，包括本·约翰逊，都被投入监狱，和精神变态的托普克利夫以及阴险的波利面对面。也许这是第66首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提到他的艺术受到“当局的掐舌”所暗指的时间。8月，剧团开始从肯特到布里斯托尔长途旅行，也许这是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描述的痛苦旅程的背景，表达了他因离开少年男子而感到的痛苦。不论怎样，我们可以猜测，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创作了很多私人诗歌，为各种痛苦寻求暂时的安慰。

在这种时候人们都会做出奇怪的事情：有些人且活且过，另一些人则开始对一切都不确定起来，婚姻会破裂，甚至虔诚的人会觉得生命毫无意义。十四行诗是一种自我分析，是对这种情感巨变的一种回应。已经结婚了近15年，和40岁的妻子分居，莎士比亚的创作却涉及了和一位已婚妇女的爱情，涉及这段让他受伤和受到攻击的风流韵事。正如他自己承认的，这对于向来保留自己内心生活的人来说十分难堪。他对少年男子的感情是一种强烈的爱，尽管很明显不是肉体上的那种，他和那个女人的韵事则是一种性爱情感。是时候看看在十四行诗的三角关系中的第三个人物了：让人颇为费解的黑肤女士。

欲望都市

可能人们认为一个和妻子分居10年的男子有婚外情是不可避免的。剧院就是一个有很多欢乐和诱惑的性感生意。一想到那些俊俏的少年男演员描眉画眼，丝裙瑟瑟响，就是以让清教徒传教者热血沸腾。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对性都很前卫。譬如，占星家、医生西门·佛曼在1597年参加议会开幕式的时候，和一位在宫廷侍奉的淑女琼·哈里顿开始交谈，当天回到家他们就上了床。妇女是剧院观众的一部分，她们喜欢看那些女装打扮的少年男子。如果她们喜欢某个主演，也会像佛曼那样做。有位学法律的学生自1602年开始的日记就重复着一个故事（当然也可能是伪造的），他说莎士比亚将伯比奇从一个富有的、想和这位主角明星上床的追星族手中解救出来。不过，约翰·奥布雷说莎士比亚不可能“堕落”（就是去妓院），而且当别人让他去的时候，他“就说不舒服”。一个玩弄女性的老手不太可能在十四行诗中表达那种对不忠的痛苦反应。这首十四行诗可能显现出当时莎士比亚正处在恋爱中。

黑肤女士

最初的126首十四行诗中似乎有很多是献给少年男子的。有些诗歌还表现出少年男子和诗人的情妇睡在了一起。从第127首开始，有一系列献给这位女士本人的诗歌。它们的语言时而温柔，时而表现出厌恶女人和具有攻击性的语气。他抱怨说她有“铁石心肠”，总是瞧不起人，暴虐而又残忍，尽管他承认：

可是，我敢对天发誓，我的爱侣

胜似任何被捧作天仙的美女。

有关这位女士的细节并不多，她和寻常的美人不同，黑头发黑眼睛，黑肤色。她已婚，还有其他的情人，包括一些贵族。她很有名气（“世人都知道”），还有些地方暗示她的社会地位比莎士比亚高。第150首十四行诗神秘地提到，她的某些状况或地位引起了他的同情（她的“不受重视激发了我的同情”）。至于这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在第134首十四行诗中，他似乎说他要求那位年男子“作为保人签字在那证券上”——也就是说，他要少年男子作为代理求爱者接近她，而这个女人转而追求这位少年男子。这导致这位朋友，“为了我而负债”。对此，莎士比亚责备自己：“于是我失去他，因为把他欺骗。”换句话说，他觉得错让少年做中间人，结果伤害了他。

于是莎士比亚和那个女人开始了一段热烈的性爱关系。她的丈夫很明显不在家，因为有时候诗人会造访她家，看见她在那里弹奏维金纳琴。不过他很快发现她也和少年男子上床。诗人说他“非常”爱她，但很痛苦、很遗憾。在莎士比亚看来，她对他的力量就是一种操控和管制。他听命于她掌控一切的个性、她的美丽和性能力。

黑肤女士对传记作家来说就是个陷阱。有些人会认为，如此表面地阅读十四行诗不是太明智。不过，如果我们将这些诗歌看成是对真实事件和情感的私人记录，不论这些诗歌为了出版如何重新塑造，莎士比亚的情妇一定是真实存在的，是穿梭于剧院和宫廷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一个因为肤色和背景而被排斥的局外人。那么她到底是谁？

“黑色是美丽的”

首先，他称她黑肤女士是什么意思？“黑”这个词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中有非常复杂的含义，它可以被用作是天主教的委婉词。莎士比亚明确地说他颠覆了文学传统（“我见过红白的玫瑰，轻纱一般，她颊上却找不到这样的玫瑰”）。他说他的情妇并不符合十四行诗诗人眼中美丽女人的标准。她的脸和身体（“她的胸暗褐无光”），都是“其貌不扬”。在诗歌中这一点很明显地贯穿始终，我们很难简单地以一种文学自负去无视它。这表明，不论她的背景如何，这个女人是伊丽莎白时期所谓的摩尔人。如果她是位黑皮肤的音乐家，在剧院和贵族圈子中赫赫有名，那么很有可能她来自黎凡特或意大利，最有可能就是威尼斯人——巴萨诺斯家族和菲拉博斯科家族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是主要的音乐世家，都来自威尼斯。

正如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婚外情的时间可以从1599年的盗版诗集中两首献给这位女士的十四行诗来确定，也许这两首诗就包括在前一年他的“私人”朋友中流传的诗歌里。这一推断又一次得到了现代计算机对它们进行词汇分析的支持。十四行诗的第127首到154首是献给这位女士的，包括了最早的婚姻十四行诗，即第145首。不过它们主要的创作时期大约是在16世纪90年代末，其中有些一直改编到1603年至1604年。当然很可能有些诗歌创作得早一些，也重新创作过，照这种情况，这一系列诗歌可能源自16世纪90年代末期。如果这名少年男子是威廉·赫伯特的话，这段婚外情最有可能发生在1597年的夏天，那时莎士比亚33岁。这也和同一时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语言十分匹配，也许正是在他暗示艺术受到“当局的掐舌”时——这表明是剧院在7月到10月被关闭的时期。这一印象通过莎士比亚对他自己时代的影射而得以加强，比在那些献给少年男子的十四行诗中强调得还要多。正如他对这位女士说“你知道我已经年华不再”，如果对开本上的肖像无误，那么这种感觉可能因他未老先衰的秃头更加强烈。伊丽莎白时期的男人对他们的头发是很在意的。因此这些诗歌不是出自那个认识南安普敦伯爵的近30岁的人，而是和创作《地狱：生命的中段》时的但丁差不多年纪的男子。

性、内疚和男人的焦虑

和黑肤女士的婚外情让莎士比亚很受困扰，他说自己失去了理性：在献给她的诗歌中，一直都有对性和内疚的相关情感的强调。这似乎是莎士比亚个性中的特点，因为他沉迷于侵占和暴力。通过在戏剧中对男人和女人关系的描写方法来判断，莎士比亚相信忠诚和人类之爱在精神尺度上的理想状态。这些观点在那时曾被广泛地加以讨论和争辩，正如约翰·凯斯在有关基督教婚姻中平等关系的著名书籍里所说的。莎士比亚是阅读《圣经》的基督徒，18岁就结婚，可能在那个时候为止还是忠诚的——否则为什么这件婚外情会让他如此受伤？对一位已婚妇女强烈的性爱冲动让他陷入了内疚之中。他违背了对妻子安妮的“枕边誓言”，正如那个女人背叛了她的丈夫。这些诗歌中贯穿的岁月逝去的感觉帮助我们了解了他们强烈的忧郁感和自责感。莎士比亚在性方面体现出来的嫉妒心理也存在着他对身体日渐衰弱和对自己性能力产生焦虑的弦外之音。

莎士比亚特别聪明，是个敏感、充满想象力的男人，他生活在一个父权社会，这影响了他和他的人生观。他对男人和女人都着迷，似乎相信真正的友谊是存在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也是存在的。在戏剧中莎士比亚多次强调过这种平等概念，就如《奥赛罗》中艾米利亚的著名演说体现的。从十四行诗中体现出来的更亲密的感觉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很明显的暗示，就是比起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他更加信任男人之间的关系。莎士比亚被女性性爱的力量吸引，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它的威胁。他的语言中很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厌恶，一些批评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批评家们可不全是女性。对于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读者来说，也许这才是十四行诗被当作丑闻的原因：不是出于早期现代读者所想的对于少年男子的爱，而是在于那个强大的有性控制力的女人形象。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关黑肤女士的十四行诗似乎是一个古典的男人对排山倒海的痛苦的回应：他将自己投入到与一个危险的已婚妇女的强烈婚外情中，这在诗歌中唤醒了所有传统的情绪和他从小到大的信仰。淫欲对于灵魂的腐蚀力、内疚和不忠等主题贯穿了后来的十四行诗。假如莎士比亚的成长环境是天主教，那就更能解释这一切了：

把精力消耗在耻辱的沙漠里，

就是色欲在行动，而在行动前，

色欲赌假咒、嗜血、好杀、满身是

罪恶，凶残、粗野、不可靠、走极端；

欢乐尚未央，马上就感觉无味：

毫不讲理地追求；可是一到手，

又毫不讲理地厌恶，像是专为

引上钩者发狂而设下的钓钩；

在追求时疯狂，占有时也疯狂；

不管已有、现有、未有，全不放松；

感受时，幸福；感受完，无上灾殃；

事前，巴望着的快乐，事后，一场梦。

这一切人共知；但谁也不知怎样

逃避这个引人下地狱的天堂。

这些都是伊丽莎白时期诗歌的哀伤主题，或出于宗教，或出于其他。譬如，托马斯·沃特森把爱写成“灵魂的诱饵”；对于罗伯特·索思韦尔来说，“美就是诱饵，让人沦陷，让人窒息……激发那让人死亡的目光”。

人们总是把莎士比亚的这些十四行诗看作世俗的诗歌，实际上它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特别是有关淫欲和灵魂的那些，譬如近乎中世纪风格的第146首：“可怜的灵魂，万恶身躯的中心。”不过也许其中也包含着戏仿的元素，是利用宗教的意象来讲述沉迷的性关系。对某些当代宗教读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冒犯，但对惯于身处两种对立的思想世界中的莎士比亚来说却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一点，他有了如此现代的思维，尽管他深受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影响。

在献给黑肤女人的几首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对自己和赫伯特的名字进行了双关手法。譬如，在第135首中，他戏说了一句谚语（“每个女人都要达成她的心愿[1]”），莎士比亚的手稿显示他希望印刷商将“愿”这个词多加强调（在这里，“愿”［Will］是想要的东西、思想上的决心和愿意、他自己的名字、少年男子的名字，甚至是男女的性器官[2]），以达到让人特别为之所动的充满智慧的双关效应。这个词的拼写在这里是现代化的，不过那些斜体的部分可能就是出自他手：

假如女人有满足，你就得如“愿”[3]，

还有额外的心愿，多到数不清；

而多余的我总是要把你纠缠，

想在你心愿的花上添我的锦。

你的心愿汪洋无边，难道不能

容我把我的心愿在里面隐埋？

难道别人的心愿都那么可亲，

而我的心愿就不配你的青睐？

大海，满满是水，照样承受雨点，

好把它的贮藏品大量地增加，

多心愿的你，就该把我的心愿

添上，使你的心愿得到更扩大。

别让无情的“不”把求爱者窒息；

让众愿同一愿，而我就在这愿里。

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诗歌中，没有其他与此类似的作品，其中会充满个人化情绪、痛苦、因内疚而导致的焦虑，还有淫秽。除了阶级焦虑，困扰莎士比亚的还有精神上的焦虑和男人对于勃起和性器官的焦虑。作为父权社会的一员，莎士比亚在审视自我时却发现连性能力都依赖于情妇的女性能力，甚至还受到威胁。他痛恨自己这样的状态。

见不得光的文本：万索恩的恋爱和男性的焦虑

这种男性焦虑在当时其他的创作文本中也很明显，比如音乐家托马期·万索恩自传性的十四行诗。这是一个私人文本，当初并不打算要出版，包含了很多类似男性焦虑的东西，特别是在音乐家和艺术家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和莎士比亚有着同样背景的人和社会地位更高的女人有着各种联系。万索恩的情况告诉我们，读者尽可以把十四行诗看成是对痛苦的、令人困惑的真实生活的私人反应，尽管诗歌有文学的虚构性。

羞涩的万索恩就像莎士比亚一样，是一位社会地位并不高的绅士。这位英俊、敏感而又有才能的音乐家对一位城里的寡妇不时迸发出强烈的爱意。她是一位谦和的淑女，也是侍奉女王的贵妇，这表现出伊丽莎白时期的宫廷及其艺术外围狂热的气氛和淫欲的乱象。在万恩索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互相写十四行诗以作为爱的传递，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那样。他们阅读并互送十四行诗，以创作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万索恩的十四行诗讲述了一个在宫廷侍奉女王、社会地位较高的贵妇和他的爱情故事。在一个活脱脱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场景中，她“让人把我常常躺着休息的一个大柜子从房里挪出来……放到一个离她很近的房间里，我就这样也被安置在那里了。这样她可以随时去查看，免得心生疑虑。有一天，她趁机一个人来到我的房间看床单上的印记……（显然她是来看他是否有情人）”不过，万索恩说，“我下定决心，不论起因是什么，以上帝的名义，我都不会玷污她的婚床”。这让我们想起莎士比亚在他违背了自己的枕边誓言时的话。在很多处，万索恩都写到了真实的场景，使人无法把文学简单地看成是艺术创造，而应该明白这是对真实生活的回应。

他笔下最形象和最有趣的就是心爱的女人的形象：一个吹嘘她对男人控制力的宫廷女子，“她皱皱眉头就会让男人脸色苍白，她笑一下就能让男人恢复好心情”。万索恩是这样描述他的“黑肤女士”的：

曾做过侍臣，对世间各种事情都颇有经验，聪明风趣，令人愉快，能言善辩，爱聊天，爱和别人讲她经历过的、知道的事情譬如有时候谈到宗教，她会讨论宗教纷争；谈到世俗的事情……有时候她会谈到城市，讲到城里不同阶层的人，更会提到那些娇弱夫人和城里漂亮太太的优雅。有时她也会提到朝廷，提到那里的华丽和虚荣，还有朝臣互相之间的弯腰和做作，行吻手礼。有时她会提到时髦绅士和骑士对那些夫人和贵妇的求爱，有时也会欢快地提起男人和女人在所有这些地方的恋爱和对爱的利用。

可以想象，这个“华丽和虚荣”的世界也是莎士比亚骄傲的情妇的世界。

见不得光的生活：艾米利亚·拉尼尔和女人案件

那么她到底是谁？这些诗的主题，这位赫赫有名的擅长音乐的贵妇，贵族的情妇，在高层社会的边缘和她的两位情夫周旋着——一个是贵族，一个是作家兼演员。她以黑色皮肤著称，据诗人说，在某种意想不到的意义上，她被世人看作是“不受重视的”。尽管有很多猜测，莎士比亚情人的身份还是一个谜。如果这些十四行诗是自传性的，那她就是真实存在的人，可能并不需要在16世纪90年代末伦敦这个小小的剧院和音乐圈子里去寻找她。

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女士闯入了莎士比亚的圈子。一开始她的名字出现在1597年西门·福尔曼的健康咨询书里。作为一个有名的“占星”医生，福尔曼是人们追逐的对象，后来约翰逊还在戏剧《炼金术士》中讽刺了他。他是医生，又是化验师和占卜师，客户主要来自下层社会，但他也会见到音乐家、剧院的人，还有贵族。那年他的客户中就有莎士比亚的同事罗伯特·伯比奇、奥古斯汀·菲利普和理查德·考利的太太，还有莎士比亚的印刷商理查德·菲尔德、菲利普·汉斯罗，甚至莎士比亚后来的房东蒙特乔尔夫人。福尔曼尚未出版的健康笔记对伊丽莎白时期的世界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包括人们的野心和阶级嫉恨、大家争钱夺资、对医学稍有知识但迷信仍在的情况，还有那时的性爱习惯。这本笔记的内容十分煽情，记录了从1597年5月开始直到当年秋天的事情，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创作献给黑肤女士的十四行诗的时期。

5月17日，一位谦和的贵妇造访福尔曼在伦敦桥附近菲尔珀特路的家。她的名字是艾米利亚·拉尼尔，前来咨询丈夫升迁的前景。阿方索·拉尼尔来自一个法国音乐世家，是女王的乐师之一，不过这时他将离开太太几个月，陪伴埃塞克斯伯爵远征到亚述尔群岛，攻击西班牙从南美回来的装满宝物的船队。

她的闲聊和升迁、阶层以及性有关。就像很多福尔曼的病人一样，拉尼尔夫人想知道未来如何，丈夫是否会得到提拔。25日她又来了，透露了更多有关自己的事情。她告诉福尔曼自己24岁（实际上她已经28岁了），是来自毕肖普门的巴普蒂斯塔·巴萨诺的女儿——巴萨诺是著名的皇家乐师成员，这个家族在亨利八世时代就从威尼斯来到了英国。早几年时，她是女王侍臣亨斯顿大人的情妇，可这位大人在前一年夏天去世了；他之前一直是莎士比亚剧团的资助人。她告诉福尔曼，亨斯顿“很爱她，一直占有她，和她在一起很久”。不过，按照上层社会的习惯，当她为亨斯顿怀了孕时，她“因为肤色”的原因在1592年10月嫁给了阿方索·拉尼尔。她是否还是亨斯顿的情妇不得而知，但很明显年轻的艾米利亚·巴萨诺在宫廷很有名气，她和丈夫、4岁的儿子亨利以及仆人生活在离宫廷不远隆迪奇，位于威斯敏斯特。福尔曼看到她因统治宫廷的父权体系的摧残而表现出长久的痛苦时，于是写道：“似乎她在青年时期命运不济。”

6月3日，艾米利亚带着很直接的问题又来了：她丈夫“会被牵扯到诉讼案件吗”？她一直期待着社会地位能够提高（很快我们知道她爱一位贵族，并十分坦白地追寻这一切）。她透露说已经有12周的身孕，也很担心左腹的疼痛。她曾经流产过，“有过很多不该有的怀孕”。福尔曼对她很感兴趣。“她品格高尚，”他在笔记上匆匆写下，“她脑子里有些事是她为自己想的。她几乎守不住秘密。年轻时候她曾很勇敢……”万索恩也曾将“勇敢”这个词用在他谦和的女人身上，意思是体面、华丽、穿着考究。换句话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就像那些伊丽莎白宫廷欢庆活动中的画像描绘的一样。

拉尼尔夫人的宫廷关系很广泛，她的亲戚巴萨诺家族和菲拉博斯科家族都是最重要的音乐世家。福尔曼记录下来说：“女王非常喜欢她，很多贵族也很喜欢她，她的天赋极高。一位死去的贵族曾深爱她，占有她，和她在一起很久。”“被很多贵族喜欢”在那个社会意味着她视他们为情人。亨斯顿大人死时已快70岁了。对他来说，一位漂亮的年轻情妇是权力和男子气的标志，是战利品。在宫廷，这样的女人有半官方的地位。

为了融进这样的世界，拉尼尔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诗歌和音乐方面有一定造诣，以适合贵妇的身份（很可能她曾受到肯特伯爵夫人苏珊·伯蒂家的监护，这位伯爵夫人是诗歌赞助人，拉尼尔后来称她作“我年少时的富人，我放纵时期的高贵指引人”）。从她快20岁起，拉尼尔就是伊丽莎白宫廷中狂热的年轻人中的一分子，在那里日渐老去的女王“曾一早上除了音乐和歌唱以外，还跳6或7支加利亚德舞”，十六七岁有才能的年轻贵妇陪着她一起。在这种非常有性别特征的气氛中，像拉尼尔这样漂亮年轻的女子在宫廷里特别出风头。正如纳什在著名的1593年的檄文“耶路撒冷上方基督的眼泪”中描述到的：

宫廷里极其漂亮的女子……她们的眼睛能打动和迷惑人，就像那些教堂窗户上镶嵌着荣耀金色光束的天使画像一样……她们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圆润的泛红乳头袒露无遗，似乎会有什么果子可以期待。透过衣饰上的凹凸和丰盈，她们也显示出了思想上的先进性……

这就是“勇敢”的意思。很多年后，住在“靠近索洛维斯赛尔”处，艾米利亚很兴奋地回忆起她在“伟大的伊丽莎白的喜爱祝福中的年轻岁月”时自己形象上那种令人震惊的力量。

6月16日，她又一次来到福尔曼这里。她的丈夫可能正在准备旅行——埃塞克斯伯爵的船队将在7月10日起航。她的丈夫并不富裕，孤注一掷地寻求得到提升（她说“希望能受封骑士”），于是应招加入华尔特·罗利的绅士志愿者军团。艾米利亚想知道“她丈夫在回来前是否会得以升任，如何才能加快速度”。不过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告诉福尔曼，虽然每年从亨斯顿的地产能获得40英镑的抚恤金，还有很多他给的珠宝，此外父亲还留给她另一份补贴，但是阿方索把们它们都花光了。“她的丈夫几乎不管她，还花她的钱，用她的东西，现在她手头很紧，负债累累。”性别和阶级对抗以及焦虑都在不断地体现着。福尔曼被她迷住了，便为她另外占了一卜，写下了更多笔记（不是很容易理解，但主旨很清楚）：“她会成为一名贵妇或得到某种尊贵身份。他不会快速升迁，也不会受封骑士，没多少实惠。她有一天会升上两个级别。但这个男人不会。不过似乎他回家后活不过两年。不久就会有好运降临在她身上。”

怀孕给她造成很大的痛苦，每天早上她都不舒服。福尔曼给她检查后认为“胎儿不动了”，于是开了一剂泻药让她流产。几天后，她果然流产了。艾米利亚肯定很痛苦。本来她是大家注目的中心，现在丈夫让她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又失去了一个婴儿。也许这种经历有助于说明她内心曾经的愤怒和冷漠，特别是对男人。

她下一次被记录下来的对菲尔珀特街的造访是在10个星期之后，9月2日。这次的问题是“是否会成为一名贵妇，如何才能快速达到”。福尔曼又占了一卜。从她的问题，还有她丈夫长期不在家来看，人们会想她是否和别人有什么瓜葛。11日，她又一次咨询了福尔曼。这一次，受到她的外表、个性和“历史”的鼓动，他试图和她发生关系（就像他常常和女病人做的那样，然后免去她们的就诊费），但艾米利亚拒绝了。最后她确实和他上床了，福尔曼“可以自由地抚摸她的全身，并亲吻她”，但没有允许发生实质性关系，在对她的身体面貌确切的唯一细节描述中，福尔曼写道，她的喉间有颗痣（就像莎士比亚《辛白林》中的伊莫金）。

拉尼尔的丈夫在10月底某个时候回来了。这只船队遇到了很多问题，差一点在古德温暗礁处失事，特别有一艘船，安德鲁号，还成了那个月的新闻（当年秋天莎士比亚在新剧本《威尼斯商人》中提到了它）。不过他没有得到升迁。不久以后福尔曼在阿方索的占卜上加了一笔：“他没有受封骑士，也不值得受封。”至于艾米利亚，他也说道：“她也没有升迁，但并不是此时不值得。”

莎士比亚的情妇

这是个让人着迷的故事，特别是这个故事展现出了当时莎士比亚周围的社会交流、性习惯以及阶级和性别嫉恨的详尽洞察。当然，从他的病人身份来看，福尔曼的健康咨询室也是莎士比亚圈子的一部分。那么拉尼尔也是这个圈子的人吗？受女王宠爱，被很多贵族仰慕，曾是亨斯顿情妇的她，是否也是莎士比亚圈子中的一分子？

30年前当福尔曼的日记第一次被很仔细地进行分析时，确实让我们觉得拉尼尔就是莎士比亚的情妇。诗歌中黑肤女士的特点在16世纪90年代的伦敦不止一个女人有，但不是很多。这个结论并不为那些不愿意让真实人物进入莎士比亚私人生活，主张将作品和作者的生平时代分开的学者接受。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反对视拉尼尔为附属品，反对视她为男性诗人的性对象。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了。拉尼尔凭着自身被人们接受，她的诗歌在大学课程中被教授，还以现代的版本出版，入选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选集。是时候再次提起这个问题了。毕竟，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出生自皇家乐师世家的艾米利亚·拉尼尔，娘家姓巴萨诺，毫无疑问她自己的音乐造诣也很高。这种家族通常既会训练儿子也会训练女儿。他们都是在伦敦宫廷和艺术圈子，包括剧院世界中地位很高的人。但有趣的是，巴萨诺的祖先是犹太人，至少艾米利亚有两个叔叔娶了犹太人为妻。尽管他们在威尼斯恪守天主教，到了伦敦又是新教徒，他们依然保有犹太意识（这在宫廷不会受阻——女王自己也有个侍奉贵妇是犹太人）。巴萨诺家族的祖先从事丝绸生意，他们的盾形纹章是一棵桑树——拉丁文中的摩洛斯，也意为“摩尔”。他们一定皮肤黝黑，因为当艾米利亚的两个堂兄弟出现在一次伦敦法庭时，他们被描述成“黑人”，这也是伦敦人如何看待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犹太人的。在伊丽莎白时期人们的眼中，尽管在外表上恪守新教，还让孩子们在新教教堂受洗，但拉尼尔还是被疑为异教徒，是犹太后裔，有着“摩尔”人的面貌。

莎士比亚肯定认识她，因为她曾是他资助人的情妇。尽管亨斯顿大人只是在1594年才成为他的剧团资助人，但在这之前，莎士比亚曾负责宫廷演出，对皇家演员和乐师都是很熟悉的。莎士比亚不可能不清楚她是那么有权势的男人的情妇。现在人们知道拉尼尔后来还认识了本·琼森，本曾在假面舞会上和她的亲戚共事。更有意思的是，她的母亲玛格丽特·约翰逊有个侄子名叫罗伯特，后来成为皇家鲁特琴师，曾和莎士比亚一起合作。1609年，也就是这些十四行诗发表的那一年，罗伯特开始为多部戏剧创作音乐。

1597年前后，拉尼尔夫人和莎士比亚的圈子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她的面貌和声音都和十四行诗中的女人惊人地相似。必须承认，我们进行的是转移视线的猜测，不是可证实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她就是那个女人，那我们就该重视莎士比亚对她的肤色和不合常规的美丽的评论，诗人提到她“不受重视”时的遗憾以及提到她未特别指明的异族性。甚至日期都很吻合：拉尼尔的丈夫7月就离开了，直到1597年10月底才回来，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献给这个女人的十四行诗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有关拉尼尔，最有意思的是她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发表诗歌的女人，这些诗歌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付诸印刷后不久的1610年得以登记出版。在诗集的序言中，她告诫其他女人远离那些不忠的女人（“把那些蠢货留给那些品行不端的男人。”她说）。她痛斥那些男人不长情，及他们对女人一贯的不假思索的虐待：“忘了他们都是女人生的，女人养的，要不是女人，他们早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像毒蛇吞噬了生育它们的子宫。”从一首冗长的宗教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拉尼尔在妇女权力问题上赞成女权主义的宣言：

让我们再次拥有自由，

让自己没有被人主宰；

来到这个世上肯定有痛苦，

让它助你忍受各种残酷，

你犯的错更大，又为何要轻视一切？

我们和你们平等，不受别人的暴虐。

莎士比亚可能的情人创作了这样的诗歌，这个想法似乎好得有点难以置信。这些诗歌和潘姆比洛克家的诗人塞缪尔·丹尼尔有些联系，她可能也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艾米利亚对“黑”的评论特别有意思，譬如，她这样描述克里奥帕特拉：“在安东尼眼中（她）和别人一样好看……富有，特别聪慧，无法用言语表达，尽管她有着一张黝黑的埃及人的脸庞……”对这一点的强调可能更多源自塞缪尔·丹尼尔和玛丽·赫伯特，不过她对克里奥帕特拉黝黑的强调，则和莎士比亚所写的一样吸引人。令人好奇的是，她也喜欢玩弄“愿”这个词：

如果在这里他的双手祈愿[4]会逝去，

这不是我的心愿，而是神的意愿……

看他的意愿，不是主的意愿……

转变

艾米利亚的诗歌还给出了进一步的线索。有一首叫作“为犹太人的神欢呼”的诗，和宗教皈依有关，告诉我们有关一个“摩尔”人皈依的故事——将一个威尼斯犹太人的女儿吸收到英国新教社会。在父亲和叔伯们都还有强烈的犹太意识时，她为得到社会接受而做的一切最终使得她创作了一首基督教的诗歌，这可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她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包括潘姆比洛克母亲在内的贵妇们的资助）。这表明她经历过很激烈的转变：基督的爱就在“犹太狼”的手中，既然她写的是关于自己的转变，因此除非她原来是犹太人，否则这首诗的题目就没有什么意义。这让我们看到16世纪90年代一场热烈辩论的景象：有关犹太妇女的转变和她们与基督徒的通婚。如果艾米利亚·巴萨诺确实是莎士比亚的情妇，那么在1597年秋天莎士比亚创作的有关威尼斯犹太人的戏剧就很有意思了。这群犹太人中就有一个名叫巴萨诺的角色（发音和她的姓一样，是三个音节，不是四个）。第134首十四行诗对交易、付款和罚金等的强调也很值得注意：他的情人像放债人一样利用爱，为了把自己“典押”给她的诗人充当“债务人”，勾引那个来“担保……签下契约”的少年男子。他提到“贪婪”而又“放高利贷”的女人。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犹太人”和“放高利贷”这两个词是同义词。

在整个创作生涯中，莎士比亚对意大利文化一直都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对威尼斯。他很可能读到过一份意大利文的素材以便写《威尼斯商人》，也可能读过路维斯·卢肯纳有关威尼斯的手稿，甚至可能在2年后读过他有关这座城市的新书。莎士比亚的犹太人都是威尼斯人，尽管伦敦有犹太殖民地，莎士比亚可能更熟悉这些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但如果莎士比亚的情妇是一位威尼斯犹太人的女儿，那么在儿子死后那一年，也就是莎士比亚的创作和个人生活上出现危机的这个时间段，就有更多吸引人的细节出现了。

恋情的结局：“我已无法再信任你”

这些十四行诗于12年后出版，按照莎士比亚自己安排的顺序，讲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和一段关系的始终。最后，他给我们留下了自己的一个意象，即因为和黑肤女士的婚外情而沮丧，却不能停止想她，也知道这样会毁了他。她沉迷于性事和肉欲，被控背叛了她与丈夫的枕边之约和对他的爱的誓言。在第152首十四行诗中，他宣称，“我已无法再信任你”，似乎两个人之间曾有过成婚的信约。在第143首十四行诗中，他以一个生动的、可怜的形象把自己比作是追逐母亲的“被忽视的孩子”，而母亲则满脑子都是其他事情：

而我，你的孩子，却在后头追你；

你若赶上了希望，请回头照顾我，

尽妈妈的本分，轻轻吻我，对我好。

可以想象，他实际而又世故的情妇并不希望成为他的母亲。就像乐师万索恩一样，诗人莎士比亚发现自己力所不及。在最后几首十四行诗中，诗人因其“更高贵的部分”，即他的灵魂被身体欲望背叛而大发雷霆。他似乎告诉我们，自己有性方面的疾病，还害怕他年轻的朋友也迟早会得此疾病。爱就像发烧，他已经失去了理性：

我再无生望，既然丧失了理智，

整天都惶惑不安、烦躁、疯狂……

因为我曾赌咒说你美，说你璀璨，

你却是地狱一般黑，夜一般暗。

不论多么自欺欺人，他希望读者们（或是他自己）相信，这是个有关失尽信约的故事。他相信她是真实的，两人曾经互相许下承诺，发下“重誓”。两个已婚的人之间的誓言意味着什么不得而知。最后两首十四行诗，第153首和第154首，是同一首诗歌的两个版本，展露了痛苦之后又疏离的技巧。这些技巧有关让性爱之热降温，对于性方面疾病的暗示已经是公开无误的了：

沸腾的泉，一直到现在

还证实具有治疗疑难杂症的功效……

我马上不舒服，又急躁又难过，

一刻不停地向温泉去求救……

这两首诗的模本是人们广为阅读的《希腊选集》中的讽刺诗，很可能是1603年的版本，原书拥有者是本·琼森。也许莎士比亚就是通过琼森知道它的。这首十四行诗可能写于1603年后，当时他正将这个诗集弄成文学文本，回望发生的一切。诗歌将爱的治疗和沸腾的泉联系在一起，指的是缓和性方面的疾病。“疑难杂症”指的是梅毒，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人看来，这是一种外来的“法国病”。第154首中的“爱烧热泉水”表明尿灼痛，这是梅毒的常见症状。至于第153首中的“求助温泉”，可能读者会把它听成（也意指）是巴斯镇。在莎士比亚那个时候，温泉浴被看作是缓解性行为传播疾病的良方。有趣的是，莎士比亚的剧团那年夏天的巡回演出在9月末到了巴斯镇。

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这桩婚外情肯定是一场受伤极深的经历特别是对一个这么谨慎的人来说，因为这让一切都暴露了。不过，这是在伟大的艺术家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在伤痛中走出来之后他们就进行艺术创作。

基督徒、异教徒和犹太人

莎士比亚对不同寻常的东西很感兴趣。他的戏剧中充满了远方领土、外来商品、奇异的人工制品以及具有异国风情的东西。福斯塔夫幻想着空中降下土豆，接着是经由弗吉尼亚从秘鲁来的奇异的新访客。在舞台上莎士比亚展现了摩洛哥和俄罗斯大使，加勒比岛主凯列班。他提到了阿拉伯半岛的香水，拉普兰的男巫，印度妇女的面纱。通过这些异国世界的零星之物，他探讨文化在相互之间的改造中产生的歪曲和讽刺。他一再展现在相互交融的动态过程中意识理念上相互对立的文化：在《安东尼与克里奥帕特拉》中的罗马和埃及；《暴风雨》中的本土岛主和殖民者；《奥赛罗》中地中海东部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以及白人与摩尔人之间的对立。莎士比亚对他者的早期探索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这是他在1597年末剧院重新开张前一直忙着创作的戏剧。

剧中关于一磅肉的契约故事来自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莎士比亚采用的是一个叫作《Il Pecorone》的意大利故事，这个故事在伊丽莎白时期没有译本。因此他读的很可能是意大利文。莎士比亚也受惠于马洛那本影响很大而又荒诞的《来自马耳他的犹太人》，这部戏剧在1594年重新流行起来，时值对卢易·洛佩兹的审判期间，这位葡萄牙的犹太医生因意图毒杀女王而被判有罪。

“上天一定不会怜悯我，”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说，“因为我是犹太人的女儿……我的丈夫会拯救我，他让我成了一个基督徒。”在观众的眼中，对《威尼斯商人》的阐释远远多过其他大部分戏剧。16世纪90年代末，伦敦有一小块基督教化的犹太人聚居地，还有一些在布里斯托尔和牛津。伦敦的犹太人在公开场合都信奉基督教，但私下里在自己家都设立犹太教堂，保持他们的仪式，包括割礼。在斯顿的《伦敦史》中，他说这个团体集中在毕肖普门那头的亨兹迪治，莎士比亚和巴萨诺一家正是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596年。亨兹迪治人大部分都是当铺老板和二手衣商，大约只有200人。人数不多并不是一直笼罩在他们身边的威胁气氛造成的，而是那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因诽谤而造成的英国反犹太人的长期血腥历史的结果。

和所有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莎士比亚在反犹太人文化中长大，在孩童时期就接受了这样环境。他后来和犹太人打交道的经历可能有些不同，但在戏剧中他有时候会表现出大众的观点，用“犹太人”这个词来诅咒或开玩笑，这表明对犹太人的抨击是普通基督徒语言中的一部分。戏剧通过一些人物的嘴巴将马基雅维利和反犹太政治说出来或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使得观众对犹太人也产生同情（“难道犹太人就不流血了吗”）。尽管新剧绝不是用来对犹太问题进行评判的，它仍然涉及皈依基督教等关键话题。结果是，对我们来说，戏剧中就有了传奇和种族主义令人不安的融合，让人产生的怜悯也别具风格。

就像马洛的《来自马耳他的犹太人》，《威尼斯商人》广泛地披露了艺术家对于伊丽莎白时期国家在外来者问题上的反应。是反犹太主义吗？有些人支持将外来者迁出去，有些人反对。也许这种戏剧性的冲突正是莎士比亚的目的所在。不过在那时候，戏剧是创作来让大众喜欢的。莎士比亚固然很有特色地利用反外来者情绪制造戏剧高潮，当然也就冒着让反外来者和反犹太主义的情绪高涨的危险。

对于现代观众来说，这种情感会因剧中几处败笔而加重。在关键的地方，这部剧居然令人惊诧地没有什么心理描写，这在当时的戏剧中很少见。在犹太人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帮助别人彻底打击父亲时，她没有展现出任何道德上的不安，成为莎士比亚主要角色中描绘得最少的人物之一。夏洛克最后的退场在第四幕中处理得很匆忙，作家以粗劣的谋划让他受到重创：如果他皈依的话，这个犹太人可以保留一半资产。夏洛克同意了，他退场时说了三个字：“我满意。”这场通过纵容律师达到的判决令人很不舒服，也许是故意而为之，但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并不令人满意。最后，尽管有那么多有关怜悯的妙语，夏洛克的皈依、他女儿和基督徒的婚姻以及他将财产给了女儿女婿仍然让我们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犹太人自己则很快就从这段特殊的虚构的威尼斯历史中消失了。

还是有太多的未解之谜。也许出于个人原因，莎士比亚的眼光并不那么出色——为了完成合约，这部剧创作得比较快，他还同时忙着创作《亨利四世》第二幕这个更重要的剧本。但《威尼斯商人》留下了让人不安的前沿话题，一种未曾解除的紧张。也许它包含得更多的是个人的经历，而不仅仅是人们所想的东西。这样看来，就很值得看看商人安东尼奥。如人们所说，这个人物是莎士比亚自己扮演的，也是他所有戏剧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遭受抑郁之苦的角色。这对莎士比亚来说并不常见。《威尼斯商人》中的确有些不确定的东西。神话故事总是比它们看起来更令人不安。也许，为这部戏剧让我们看到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

[1] 编注：此处，莎士比亚用will表示心愿，将之大写后就是他和赫伯特的名字威廉（William）的昵称。

[2] 编注：英语中有将性器俗称为willy的说法。

[3] 编注：原诗中的“愿”均写作Will。本页中W的大小写均从原文。

[4] 编注：此处“愿”原文写作Will。

第十一章　莎士比亚的英国之梦

莎士比亚在儿子死后的这一年情绪波动很大，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1597年秋天，在创作了《威尼斯商人》后，他完成了《亨利四世》的第二幕。这是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四部曲的核心部分，是他第二部伟大的历史作品，也是他心里牵挂的作品。《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是外来者，《亨利四世》第二幕则是有关他对古代英国的看法。莎士比亚之所以在“地狱一般的日子”里创作这部戏剧，很显然是为了在创作中排遣伤痛，也又一次展现了在失去爱子后创作能力的飙升。在《亨利四世》中，他创造了笔下也许最伟大的人物——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不过福斯塔夫一开始并不是福斯塔夫，这个转变对了解莎士比亚如何将生活和艺术结合起来很有帮助。

奥德卡瑟的丑闻

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在1596年的圣诞节，莎士比亚的剧团正在巴黎花园的天鹅剧院演出。12月末他们要在宫廷里演出两天。在那个演出季的所有剧目中，毫无疑问就有《亨利四世》的第一幕，这是他在这一年创作的。在这出剧中，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出现了——尽管还被叫作约翰·奥德卡瑟爵士。奥德卡瑟最早是女王剧团剧目中的角色，至少已有10年历史。莎士比亚将他变成了一个满嘴谎言、爱说大话、酗酒成性的妓院常客，使得这部剧风靡一时。不过有一个问题。奥德卡瑟是因背叛亨利五世被处决的历史人物，但在新教主义修订的英国历史中，约翰·福克斯的《殉道书》里确定奥德卡瑟不是叛变者，而是一个早期的新教殉道者。很不幸的是，取代刚去世的亨斯顿大人成为宫务大臣的是考博汉姆大人，他的家族布鲁克的祖先就是奥德卡瑟。1596年的冬天，布鲁克家族抗议奥德卡瑟被诋毁成又肥又老的恶棍，莎士比亚被迫取消了这部戏。

这种侮辱是故意的吗？还是因为愚蠢，作者不假思索地就从素材中拿了这个名字？也许吧。但是很难想象16世纪90年代的伦敦剧作家明明知道有审查制度，却还是用了一个在约翰·福克斯的书中如此重要的名字。他应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结果莎士比亚很有心计地将奥德卡瑟的名字改成了福斯塔夫。这体现了剧作家可能会碰到的困难，更有可能暗示了作者在宗教问题上偏向和同情所在——一个新教作家不太可能上来就用奥德卡瑟的名字。

1597年早春，年迈的詹姆斯·伯比奇去世了。对伯比奇来说，过去的这个冬天很艰苦，贝克法亚斯的居民和剧院的房东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加剧了这种艰苦。他将自己和剧院以及贝克法亚斯长期以来的困扰留给了儿子卡斯伯特和理查德。多年后，卡斯伯特对伦敦剧场的最终成功评判道，“（这一切）都是伯比奇家族无尽的金钱投入和遭受痛苦换来的”，这可就一点都不过分。

一切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幸运，那年春天考博汉姆大人突然过世了，因福斯塔夫引发的喧闹渐渐冷却下来。新的宫务大臣是亨斯顿大人的儿子，莎士比亚的剧团又受到了青睐。到了第二个月，宫务大臣剧团在嘉德骑士庆典上表演的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是和胖大骑士“奥德卡瑟”（他已经巧妙地换好了名字）相关的家庭喜剧。

17世纪曾有这样的说法，伊丽莎白女王自己要求就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再创作一部戏剧”，而且这一次要让他陷入爱情。据说，莎士比亚是在两个星期内匆忙完成的。不过新的证据表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应该是在《亨利五世》（1599）后才创作出来的。在这部剧中福斯塔夫死了，这很明显让很多福斯塔夫迷失望，似乎也包括女王自己。现在，人们认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结尾时的假面舞会来自为了庆祝1597年4月23日当选的嘉德骑士（包括新的亨斯顿大人）而进行的表演秀。只是后来（应女王的要求）出于专业作家的经济状况等原因，莎士比亚才将此剧扩展成一部完整的戏剧。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也许并不是莎士比亚最让人敬佩的作品之一，它确实有些仓促：散文文体、玩弄文字、口水剧情。不过这是个非常专业的活儿，如果确实是在那么短时间内完成的，那我们只能向莎士比亚表示敬意。在剧中他将那只戴绿帽子的海鸥称为布鲁克，是不是故意指涉已故的考博汉姆大人和布鲁克家族呢？

福斯塔夫：伊丽莎白时期风靡一时的杰作

从《亨利四世》的第一幕在1596年冬季上演的那一晚开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凭借着福斯塔夫大获成功。他很可能是在1597年创作了这部剧的第二幕。那年秋天，伯比奇的剧院租约到期了，续租还在讨价还价中。剧团成员们发现自己很可能无处可待，便回到索迪治，他们在柯顿剧院租了一个演出季。就在这里，就在1597年圣诞节前夕，福斯塔夫在《亨利四世》第二幕中有了更多的历险，也正是因为这样，莎士比亚奠定了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作家的地位。

福斯塔夫这个人物是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成功之作。在一首写于1623年首个对开本的纪念性诗歌中，莎士比亚的一个朋友描述了观众如何挤满了楼座和包厢，就为了来看福斯塔夫。“让本·琼森和其他都见鬼去吧，”他们说，“只要福斯塔夫、哈尔、波因斯他们来了，你都找不到地方站。”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1598年2月，埃塞克斯伯爵，一个热心的剧院戏迷，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考博汉姆的婚姻添了一句饶舌的补充说明：“告诉他个新消息，他妹妹嫁给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了。”南安普敦伯爵夫人在给身处爱尔兰的儿子写的信中更加恶作剧，在说有关考博汉姆私生子的事时写道：“我告诉你个让你开心的新闻，我想，就是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品脱罐夫人让他成了一个漂亮的长得像磨坊主手指的爸爸，一个大脑袋小身材的男孩的爸爸，不过这可是个秘密。”这是另外一个考博汉姆笑话——考博意指脑袋大大的小鱼，也被称作磨坊主手指。很明显，尽管莎士比亚惹了麻烦，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了他的幽默。在两到三年内，巡回演出让福斯塔夫成为乡间最受欢迎的人物。1600年12月，伟大的诺森伯兰家族成员、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友查尔斯·珀西爵士，在沃赛斯特郡的家里写道，大都市的人“会认为我和夏禄法官或塞伦斯法官（《亨利四世》中的乡村法官）一样呆板无趣”，他知道收信人明白自己的意思。

我们很容易理解福斯塔夫的感染力。在年老女王的统治末期，英国蔓延着一种停滞和失望的氛围，而这种表演正合人们的心理需求：腐败的政治家、无情的王子、极端拘谨的法官和内心真实的英国人丰富的生活形成了对比。这是他们自身的形象，是观众喜欢的形象，不论他们出身高贵抑或平凡。在莎士比亚时期，人们会常常怀旧回想。在这个充满焦虑和变化的时代，这部戏剧魔幻般地让人回想起了旧英国。同时，它也有非常鲜明的现实感，立足于现实事件中：内战、凯尔特边缘地区的叛乱和对北部暴乱的镇压让人想起1536年的恩典朝圣[1]和1569年的北方叛乱[2]。在《亨利四世》中，珀西家族势力大，就像他们在1569年时的真实情况。北部叛乱分子被权谋政治家欺骗背叛，正如他们曾经被亨利八世欺骗背叛。每个观众都明白这就是政治、“荣耀”以及福斯塔夫说的“表象”的现实。

因此被称为“适用当下”的东西对于那个时代的观众的影响比对我们当代人的影响更加明显。《亨利四世》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影响力。它讲的是一直萦绕于心的父子心理故事，用好莱坞的方式来说，就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福斯塔夫是哈尔王子的代父，是暴政王，一个喜欢开玩笑、喝酒和嫖妓的胖大骑士。哈尔的真正父亲亨利四世（可能是莎士比亚自己扮演的）性格阴沉，因篡夺王位的负罪感而压抑自己，也因为对神及其子民的责任感而心情沉重。他的儿子最终成熟起来，并远离了福斯塔夫及其朋友生活的下流社会，就像剧中有个大场景中预言的：

福斯塔夫：……千万不要让他离开哈利的身边：——撵走了肥胖的杰克，就是撵走了整个世界。

亨利亲王：我偏要撵走他。

尽管福斯塔夫爱吹牛，爱撒谎，但他很有生活的气息。正如我们在这一幕中看到的，在被征召去服兵役时，福斯诺夫离开了伊斯特西柏的猪头小酒馆，对着他的老伙计吹大牛：

福斯塔夫：小子，把乐工们的赏钱发了。再会，老板娘，再会，桃儿！你们瞧，我的好姑娘们，一个有本领的人是怎样的被人所求；庸庸碌碌的家伙可以安心睡觉，干事业的人却连打瞌睡的工夫都没有。再会，好姑娘们。要是他们不叫我马上出发，我在动身以前还会来瞧你们一次的。

桃儿：我话都说不出来啦。要是我的心不会立刻碎裂——好，亲爱的杰克，你自己保重吧！

福斯塔夫：再会，再会！（福斯塔夫下）

老板娘：好，再会吧！到了今年豌豆生荚的时候，我跟你算来也认识了二十九个年头啦；可是比你更老实，更真心的汉子——好，再会吧

巴道夫：（在门内）桃儿姑娘！

老板娘：什么事情？

巴道夫：让桃儿姑娘出来见我的主人！

老板娘：啊！快跑，桃儿，快跑，快跑，好桃儿：来，（桃儿满脸泪痕地来了），你会来吗？桃儿？

这是真实的人物语言描写。快嘴大嫂给出的她和福斯塔夫初次见面的时间很具体，是29年前豌豆生荚的时候（如莎士比亚记得的，是四处捡豆的工人来到镇里的时候）。我们知道福斯塔夫就是个无赖，不过快嘴大嫂对他的评判很亲切：“更老实、更真心的汉子。”其实这就是作者想要引导大家看待福斯塔夫的方式，也解释了哈尔为何因他着迷，因为福斯塔夫就是精彩生活的化身。

后来莎士比亚创作了更伟大的戏剧和更精美的诗歌、散文，但再也没有超越过在齐普赛德和格罗斯特郡的福斯塔夫的那一幕喜剧。福斯塔夫在伊斯特西柏的猪头酒店和快嘴大嫂、桃儿姑娘的那一幕，就是和伟大的历史事件、君王和军队的行动相吻合的精彩再现。福斯塔夫还有个老朋友夏禄法官，他说这个乡村治安官在克勒肯维尔的特米尔街上的妓院度过了花天酒地的青春岁月：当“他赤裸的时候，看上去活像一个分叉的萝卜，头就像是用刀子刻在萝卜上的。如果被弃在路上，眼神不好的话，就他这身材别人都看不到他，他就像个吃不饱的，却又像猴子一般好色，妓女都称他曼陀罗……”

莎士比亚对于索思沃克和克勒肯维尔的妓院的了解，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但是一想到他写《亨利四世》上篇的时候是在他儿子死后的那几个月，就十分令人吃惊。下篇是在第二年创作的。

作者传递给观众的信息

《亨利四世》下篇的出版文本让我们窥伺到了各种很明显的流言，譬如说莎士比亚中伤考博汉姆家族的祖先约翰·奥德卡瑟爵士。作为对此事的回应，莎士比亚的敌人委托安东尼·芒迪创作了一部戏剧。1599年秋天，这部戏剧——《约翰·奥德卡瑟爵士，仁慈的考博汉姆大人之真实而荣耀的生平史》——在玫瑰剧院上演，就是用来澄清这个问题的。这部剧的序言表明，它的目的就是要反驳莎士比亚对这位祖先的描述：

我们展现的不是狼吞虎咽的贪吃者，

也不是年轻人罪过的顾问；

而是一个品行比别人高尚，

英勇的殉道士和正直的贵族。

前言的结尾很直截了当地抨击了莎士比亚对奥德卡瑟的不诚实描写：

让事实得到青睐，

以前的一切造假让人羞愧。

这很明显，不仅表明了作者的鼓吹目的，也表明到1599年时，莎士比亚的人物是如何影响了当时的观众。

莎士比亚明显感到有必要放弃一些东西了。在《亨利四世》下篇印刷文本的结尾处，有一张附加页，他在其中明确地表明自己和剧团想远离争议。在第一篇后记中，作者直接对观众说话，很明显是在对当前的争议进行评述：

首先我惶恐，其次我行屈膝礼，最后才是我说的话。

我惶恐，因为你们不高兴；我行礼，是我的职责，我说话，是请求你们原谅。如果你们想得到好听的话，那你们就毁了我了，因为我要说的是我自己原原本本的话，也是我应该说的话，我惶恐，说明我受到了玷污。不过要达目的，就要敢于冒险。如你们所知，事实上，我最近在一幕不太受人待见的剧末祈祷你们能多多忍耐，我答应会有更好的剧呈现给你们。我的意思实际上是以此回报你们，如果冒险失败，败北而归，我失去了，你们，我尊贵的债主们，也失去了。再次我答应你们，我会在此寻求你们的宽容。原谅我，我会回报你们，正如许多欠债的人一样，我会永远答应你们：我会在你们面前跪下，但实际上，是为女王祈祷。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的结尾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作者”站在舞台上，直接对着观众说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观众当他既是演员，也是作者。莎士比亚让他们感到娱乐，他在这里运用的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修辞是一种商业广告——“冒险失败”是指没有成功的交易，因此观众就成为剧作家的债主，他是一直允诺更多的欠债人，一边承诺，一边借款。

在这个聪明的表演者的连串台词中，我们是看得到他的歉意的。莎士比亚说他最近写出的东西（在某些人看来）“不太喜欢”，使他丧失了信用，他祈求原谅。也许这些话都是莎士比亚真实地在舞台上自己说出来的，他扮演的就是亨利四世这一角色。

第二篇后记中，有一段舞者的话，更加切中要点。这表明这个长篇剧本在考博汉姆死后以及奥德卡瑟的名字从戏剧中除去后一直持续了数月（注意他在演艺圈承诺过续集——《亨利五世》已经很清楚地在计划中了）：

再说一句，我请求你们。如果还没有太倒胃口，我们谦卑的作者会继续这个故事，约翰爵士会在其中，还会让你们和美丽的法国凯瑟琳一起欢乐。在那里，无论如何，福斯塔夫会死得很苦，除非他已经被你们冷酷的想法杀死了。奥德卡瑟是殉道而死，这个男人不是。我说得口干舌燥，两腿发软，祝你们晚安。

任何与生者或死者的相似都纯属巧合！

家族重建：莎士比亚购买了房子

在儿子死后的几个月，尽管还继续在伦敦工作，莎士比亚明显感到有必要在斯特拉福德做些实际的和精神上的投入了。1597年初，他开始首次动用日积月累积攒起来的资产，寻求在镇里和周边地区置业。就如盾形纹章之事一样，这次他也是考虑了一段时间，不过也许是因为哈姆内特的死亡占据了他的思绪，一时无暇顾及才没有更早着手。安妮和女儿（苏珊娜13岁；朱迪斯，幸存下来的双胞胎之一，12岁）都和威廉的父母以及他的两个兄弟理查德（23岁）、埃德蒙（刚满17岁）一起住在汉里街。威廉的妹妹琼，现在28岁了，很可能已经和帽商威廉·哈特结婚了；弟弟吉尔伯特30岁了，在这一年出现在伦敦的圣布莱德，成了男子服饰商。这一家人口可够多的。1597年5月4日，也许是在创作第批十四行诗献给“可爱的少年男子”时，威廉签下文书买下了自己的房子。

在教堂路原公会教堂对面的拐角处，就是斯特拉福德最大的房子之一，新普雷斯。这可能离莎士比亚旧时常去的地方并不远，他曾度过许多少年时光的教室就在这幢房子边门出去的街对面。新普雷斯是中世纪时休·克洛普顿在这座镇里捐造的，他也捐建了河面那座“大而奢华的桥”以及拥有大量绘画的公会教堂。克洛普顿是典型的热衷公益的老基督徒乡绅，形象光辉。房子的卖主是昂德·希尔家，他们在困难时期没落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天主教家族，受到新近的叛逆法打击，在1583年的萨默维尔阴谋事件中和阿登家族一起被捕。因此这幢房子的旧房主可不止一个重要人物。16世纪70年代末，他们家家道中落，这才轮到莎士比亚家拥有这幢房子。

莎士比亚得到的是一幢建于15世纪末半木质的小镇房子，有5个分隔间和一个60英尺宽的院子。走进前门就是庭院，然后是后间和仓房。伊丽莎白时期的房地产经纪人也许会说，这块地产最棒的地方就是有一口井和10个壁炉；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180英尺长的花园，经协商后还能再得到一点地皮。就像当代成功的娱乐界作家一样，莎士比亚买了一幢有私人花园的大房子。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没人住，几乎有点半废弃，因此就需要进行大翻新。根据1597—1598年市政厅留下的购买多余石料的记录来看，这项翻新工程历时1年多，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让家里人搬进去住。不过，莎士比亚的堂兄弟托马斯·格林在1609年的时候曾住在这里，因此诗人可能把一部分房间租给了亲戚。市政厅购买的记录表明购买这幢房子花了60英镑，不过很明显真正的购买价格在销售文件中隐匿了。实际上1563年克洛普顿的后人出售这幢房子的价格是140英镑，1567年昂德·希尔家买的时候花了110英镑。因此，很可能莎士比亚购买时只花了实际价格一半的钱而已。

不管价格到底多少，莎士比亚还是付得起的。很可能他签了契约一年写两部戏剧，这样至少可以挣20英镑。若是再写点其他的东西，能挣上双倍酬金。他还做演员、股东，还能挣钱，也收取私人佣金。他很可能一年至少拿回家60英镑，算上兼职和借贷就赚得更多。这些都不是大数目，他却常被人描述成贪财谋利者，这有点夸大了。莎士比亚的财产和土地和一些演员伙伴的资产相当，只是亨斯洛和阿莱恩花钱如流水，康德尔在斯特兰德拥有小酒馆和出租房。10年后他在演艺圈还是挣了钱，有了经济上的保障。

还有一些零碎的信息。莎士比亚的父母努力想从他母亲的姐夫埃德蒙·兰姆伯特手中恢复在威尔姆寇特的资产——阿斯比。这块地有大约80英亩，原先是打算让威廉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20年前在约翰·莎士比亚生意破败的黑暗岁月里，这处资产被抵押给了兰姆伯特。16世纪90年代早期，威廉的父母试图以他们自己和大儿子的名义一起将它拿回来。1597年11月，毫无疑问在得到威廉的资金帮助下，当然没有提起他们大名鼎鼎的儿子的名字，约翰和玛丽对兰姆伯特提请正式的控诉，宣称依照法律他们仍然拥有这份资产，而且……

上文提到的埃德蒙·兰姆伯特很有钱，也很有能力，在当地贵族和有钱人当中人缘交好，朋友众多……而你们提到的原告（约翰和玛丽）资金薄弱，在提到的当地没什么朋友，也不受人支持。

确实如此吗？就在一年前，莎士比亚一家还曾向嘉德使官宣称，约翰是一个家财殷实的人。嘉德表彰和兰姆伯特一事比较特殊，不过控诉状中有一点是事实，莎士比亚家确实只拥有“一点点财产”。约翰和玛丽仍然住在汉里街，很可能和安妮及孩子们挤在一起，或许还有威廉的弟弟们。当时他们尚未搬进新普雷斯。虽然曾经失去阿斯比，威廉仍然用在戏剧上的成功赚来的钱恢复了家族地位。在他看来，也许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父亲遭受了灾难，他还是恢复了家里的资产。

伊丽莎白时期的畅销书

那年冬天在伦敦，福斯塔夫的成功见证了莎士比亚进入文学畅销圈子的外围。那时的戏剧并不被看作是文学，没有出版商会期待靠戏剧四开本挣钱。对莎士比亚来说，撰写剧本、表演、兼职写点东西，再加上借贷才是能赚钱的，而不是通过出版剧本。不过，1598年他在舞台上和在印刷出版界都有了个小小的突破。新近的成功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和福斯塔夫的戏剧都巩固了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作为重要戏剧家的地位，他的名字现在开始出现在四开本上，以保证销路。1598年《爱的徒劳》出版，由作者“校正”。这是第一部以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进行出版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四开本上说，这部戏剧“常常公开表演（大受人们欢迎）”，第二个四开本很快以更好的版本大力推广，进行了“最新校正、补充和修订”。这时其他戏剧家也开始模仿莎士比亚的作品（特别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代的作家更是常常对他的舞台作品表示敬意，甚至远超过对他出版的诗集的崇拜。

但戏剧四开本的销售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亨利四世》上篇（7次印刷）是他销售得最好的了，其次是《理查三世》和《理查二世》，各5次印刷。这些都被《洛克林》超越，它打败了所有戏剧（这是1598年出版的喜剧，一度被认为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共印刷9次）。更没有预料到的是，后来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和基德的《西班牙悲剧》也赶超了上来。当时，印数超过2000册就是很棒的业绩了。

光是四开本剧本不会赚大钱，《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卖得就比莎士比亚最畅销的剧本还好，有4个版次。这一时期的十大畅销名单向我们展示，伊丽莎白时期大多数人最喜欢的读本似乎是经书和自助教会手册的结合体，下列名单中每一部作品的出版日期都是现存版本中最早的批次：

《英语圣诗》，1583（25年内124版次）

《祈祷书》，1583（66版次）

《圣经》（主教和日内瓦版），1583（63版次）

《新约》，1583（34版次）

贝利，《虔诚的实践》，1612（36版次）

帕森斯，《基督礼拜书》，1584（27版次）

邓特《忏悔论》，1582（20版次）

亨利·史密斯，《灵魂的呼号》，1591（17版次）

德林，《户主教义问答简介》，1580（17版次）

邓特，《平民之路》，1601（16版次）

伊丽莎白时期购买书籍的大多是畏惧上帝的人或新教徒。就算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有些书的销量也很大。圣诗或祈祷书的单次印数可以达到2000册或3000册，前者在25年内有124版次。至于12个演出地点和4个主要剧院的观众来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伦敦，光是一个演出地点出售的票就多达每周1万张。因此，对于剧作家来说，四开本的剧作只意味着兼职的活儿，赚个几镑而已。莎士比亚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市场面对不同寻常的观众。

斯特拉福德的困难岁月

1598年莎士比亚回到家乡，那里的食物危机愈演愈烈。斯特拉福德在16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两场大火毁了，清教徒传道者将这两次灾难和不虔诚、没有跟随上帝真正的律法而改变联系起来。这座城镇的经济问题也因歉收、雨灾、非季节性的气温变化和迟到的雪季而愈发严重。丧礼登记表明，死亡率提高了，许多人死于和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人们抱怨有些人“像狼一样”囤积物品，只顾自己，不管镇里有700名穷人还在等着镇政厅救济。那年2月，一张富人拥有的“玉米和大麦”的清单表明他们囤积了过多的大麦，远远超过自己的需求。尽管住在汉里街，威廉·莎士比亚也出现在这份富人名单中，不过这可以理解。那年秋天，斯特拉福德的灾难使得这座城镇向枢密院请愿，要求得到议会最近通过的补助以缓解困境。这时，莎士比亚家的老朋友理查德·昆尼来到了伦敦。

昆尼待在圣保罗教堂附近的贝尔旅店，在那里他写了一封信给“挚爱的好朋友和同乡威廉·莎士比亚先生”，请求借款30英镑——不是为了镇政厅的费用支出，而是为了还他自己的债务：“如果您能帮我归还在伦敦欠下的这些债务，您就是拿我当朋友了，感谢上帝，我不再负债，这会让我终于放下心来。”昆尼的信件展现同乡朋友之间语言的最好证据。昆尼提出担保和利息的一次私人借贷，莎士比亚同意帮他。11月4日，昆尼写信给一位在斯特拉福德的朋友，说“我们的同乡，威廉·莎士比亚先生，会设法给我们钱”，尽管借贷的条件尚未达成一致。很明显莎士比亚被看成是斯特拉福德有钱的城镇居民之一。就像他的父亲，莎士比亚很乐意把借贷看成是生意的一部分。

昆尼随后的访问很愉快。女王答应救济“这座两受灾难，几乎被大火毁于一旦的城镇”，政府也报销了这趟伦敦之旅的所有费用。昆尼一家和莎士比亚一家一直交好，他的儿子托马斯后来娶了莎士比亚的女儿朱迪斯——尽管后来证明这段婚姻并不是很幸福。

这样的到访提醒我们，通过朋友或当地运货人格林威，威廉给家里带过书信——告诉在新普雷斯的工人如何买石头，或者给他的律师去信讨论法庭案件。他可能也收到过女儿苏珊娜的信件，苏珊娜是识文断字的。也许还有他妻子的信件，如果她会读写的话。如果不会，可能她是边说让苏珊娜记下的。乡村的礼物也是合乎习俗的：沃里克郡的奶酪、新亚麻衬衫、新手套、在城里用得上的东西。随着有关镇里各种麻烦的消息传来，也会有更多的个人闲话传到威廉耳中。他们的邻居和朋友——服装商乔治·贝奇多次因“故意拒绝去镇政厅”而受到警告，并被罚5英镑。贝奇是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付了罚金，并因不服国教进了监狱，最终像约翰·莎士比亚一样被剥夺了镇议员身份。9月贝奇被选为法院执行官，“大多数的镇议员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可在镇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可他拒绝了，这让他又被罚了100英镑。

还有一些更琐碎的闲言碎语：安妮担心父亲的老羊倌托马斯·威廷顿的事（老威廷顿已经赋闲在家，在肖特雷和佩斯一家住在一起）；约翰·史密斯因在教堂果园里播种靛蓝（用于印染）而被罚；剧团又来表演了等这些小镇生活的事务。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就像创作和表演，这些也是莎士比亚的生活。他在“乡民”中的强大影响力，他的背景，这些是最终将他带回家去的一切。

[1] 编注：1536年，因亨利八世查封天主教修道院引起民愤，约克郡爆发了都锋王朝最为严重的叛乱，被称为恩典朝圣（Pilgrimage of Grace）。

[2] 编注：即1569年理查德·内维尔伯爵和托马斯·珀西伯爵为推翻伊丽莎白一世，以苏格兰女王玛丽取而代之的谋反行动。

第十二章　梦想成真：环球剧院

1599年，35岁的莎士比亚正处在事业的中期，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是最好的喜剧和悲剧作家。他进入了一个特别多产和富有创造力的阶段。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年龄、阅历、新的影响力和在生命失去的东西对很多伟大诗人都起过催化作用。另一部分则来源于职业带来的压力——在面对对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挑战的年青一代剧作家带来的新浪潮时，莎士比亚作出了反应。当时他那极有个性的戏剧创作已进入炉火纯青阶段。尽管吸引观众入场是最主要的创作动机，另一个挑战似乎是更为重要：艺术和心理上的野心。他正在经历艺术家内里升华的阶段。

最初的硕果是四部重要的戏剧：《亨利五世》、《如你所愿》、《裘利斯·凯撒》和《哈姆雷特》都是在那一年创作或起草的。莎士比亚会证明自己是各个剧种的大家——历史剧、喜剧、讽刺剧和悲剧——就在这一两年后，他全面转向悲剧。1598年到1601年，他的艺术更进一步，诗歌更加娴熟，语言灵活，修辞和典故运用自如，诗行韵律错落有致。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对手们一直推动着他，就像早年的马洛一样。一连串的新鲜面孔——马尔斯顿、琼森、查普曼和后来的米德尔顿——都在尝试各种体裁和风格。

这一时期同样重要的是剧团和剧院发生的变化。从这时到下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手不仅仅是一直在与莎士比亚竞争的老面孔，还有新兴的男孩剧团，他们善用室内剧场、人工灯光和精密舞台效果。对见多识广的观众来说，教堂旁边新开张的保罗男孩剧院和室内的布莱克福莱尔剧院，比索迪治郊区喧闹的大众剧场要有吸引力得多。这些大众剧场不过是“平民舞台”，人们就是这样称呼莎士比亚和他的伙伴们的表演的。

在所有这些创造性的热潮中，有段特别的关系值得挑出来说说。它以很多方式在舞台上下留下了印记，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更加令人着迷。那就是，如果莎士比亚通过拉丁文本，借助伦敦舞台表演的戏剧和古代最伟大的希腊悲剧有了直接联系，那么起催化作用的就是脾气差、爱吵闹的“地狱犬”本·琼森。

往前一大步：本·琼森的上位

1598年秋天，砖匠出身的古典学者、剧作家本·琼森在索迪治平原上的一次决斗中用一把轻剑杀死了一个叫加布里埃尔·斯宾塞的演员。他们都是性格暴躁的人，就在几个月前，斯宾塞刚刚在霍利韦尔大街杀死了一个人。在受审的时候，琼森被判有罪，因为他“出于恶毒而故意杀人”。不过，因为能用拉丁文背诵“免罪诗”（《诗篇》51），他申请神职人员待遇而安然逃脱。根据传统，一个被证明有罪的罪犯可以作为神职人员得到赦免，免除民事法庭的惩罚。拉丁文就是本的幸运之物：它拯救了他，也造就了他。

琼森的大拇指上文有代表泰伯恩的“T”[1]。他四处揽活，不过运气不好，可能因为他并不好相处（他曾有忘恩负义的前科）。琼森给宫务大臣剧团寄过一个剧本，据一个可信的新说法，莎士比亚从中看到了他的才能，给了他一个机会。1598年到1599年冬天，琼森为莎士比亚的剧团干活，也认识了莎士比亚本人。那年秋天他的第一部剧《人人高兴》就在索迪治的柯顿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甚至还为这部剧上演帮着润色了一番。

后来，据说尽管莎士比亚对他很慷慨，琼森却“没有回报以同样的绅士风度”，反而热衷于探讨剧院在道德和教导作用上犯的错误，着迷于批评创作戏剧的技巧。比如，虽然他将自己的突破归功于莎士比亚，但由于对自己的文学评判特别自信，琼森认为伙伴们的表演打破了古典主义有关行动、地点和时间的三原则，认为表演不合常规。本·琼森还是砖匠行会的缴费会员，他以同样的原理看待诗歌：要在散文的坚实基础上创作，将其细心地创作成充满各种拉丁语法的诗歌。在付诸印刷时，琼森给自己的剧本添上脚注，以确定读者能明白他所有的漂亮指涉。琼森后来提到莎士比亚从来不会更改一行，他的意思可以被看作是对莎士比亚的倾慕，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他的批评。

琼森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剧院方面。随着他在艺术上的各种创造性的联想，他似乎促使莎士比亚改变了观点并扩充了阅读视野。1598年后莎士比亚对古典来源的使用改变了，也拓宽了。他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常进行艺术挑战。他们的关系一直延续到莎士比亚死去，不过极为复杂。琼森后来写道，他爱莎士比亚“对圣人偶像的崇拜”，也将他和古代文学巨匠相比较。但是在自己的第一部戏剧中，他就对莎士比亚假装地位高贵进行了讽刺，调侃他刚获得的盾形纹章。后来在《人人高兴》序言中，他取笑一些作者：

佩带了三把生锈的剑，

借助一些一个半音步的单词，

为了约克和兰卡斯特的长杯子而战。

然后，针对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他又毫不留情地建议写一种新剧：

没有哪个副歌会让你好似漂浮在大海上，

也没有哪个王位会嘎吱倒塌，讨好那些男孩。

尽管和莎士比亚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琼森却认为自己是学者，而且是拉丁文学者。他拥有一个很棒的希腊和拉丁经典的图书馆，很多学者都来他那里查阅咨询。琼森因此十分自负，在他眼中，不过在语法学校念过两年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莎士比亚无异于在大人面前学舌的儿童[2]。莎士比亚本可能因如此受到轻视而受伤，但实际上他似乎欣然接受了琼森的闲言碎语。有个著名笑话足以显示这一事实。在琼森儿子的洗礼仪式上，莎士比亚是教父。当别人问他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他说是银色的合金洗礼汤匙：“我打算给他一些合金汤匙（latten），[3]然后本就能为我翻译啦[4]。”

琼森一般会把书借给朋友们，当然也会借给莎士比亚。在写于1599年的《裘利斯·凯撒》中，莎士比亚肯定使用了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纳亚在奥利斯》，他在求学的时候就知道了伊拉斯谟的拉丁文译文。他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是和琼森一起合作的，这表明莎士比亚很可能从琼森那里借过那本书。那么他有可能也读了埃斯库罗斯那最具“力量的诗行”。埃斯库罗斯是最接近伊丽莎白时期诗歌风格的诗人。莎士比亚可能读过琼森的一本拉丁文印刷的版本，也有可能是看过在伦敦上演的改编自埃斯库罗斯最伟大剧本的戏。这时正值莎士比亚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伟大悲剧《哈姆雷特》。

那一年，上将剧团在河岸的玫瑰剧院上演了两部剧，讲述阿伽门农在特洛伊的回乡路上遭到谋杀后，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此进行报复并最终发疯的故事。这个文本很可能是托马斯·戴克和亨利·柴托在琼森留给这个剧团的剧本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由乔治·查普曼修改。当时查普曼刚出版了他著名的《伊利亚特》译稿的第一部分。在伦敦的文学圈子中，希腊古典文学是很盛行的，是每个人的“必读”书单。戴克就是圈子中的一个，他很激动地吹嘘对“真理”的理解。在玫瑰剧院上演的剧目被称作《阿伽门农》和《俄瑞斯忒斯的怒火》——这两个题目都和埃斯库罗斯拉丁文版的《俄瑞斯忒亚》很相近。

人们对莎士比亚和欧里庇得斯之间的相似注意很久了。德莱顿第一个看到他在《裘利斯·凯撒》中对《伊菲格纳亚在奥利斯》的借鉴。两个世纪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哈姆雷特》和《俄瑞斯忒亚》之间也有相似处。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曾一度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原型”；但是莎士比亚是个很有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他的确会从很多资料中寻求自己的灵感和情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参考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那些。《哈姆雷特》墓地那一场和壁橱那一场，在“原型”中都找不到相似之处，似乎是直接受到俄瑞斯忒斯故事的启发。很难不让人想到莎士比亚实际上见过相应舞台表演，或在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中读到过类似的场景（亨利·艾斯田纳版的拉丁译本正好是莎士比亚的水平能读懂的，很容易从中借取学习）。

同样引发人们联想的是哈姆雷特忠实的朋友霍拉旭这个角色，他在构建观众对哈姆雷特的同情心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也无法在“原型”中找到类似的地方。霍拉旭成功地扮演了彼拉德的角色，彼拉德是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中坚定不移的复仇者俄瑞斯忒斯的忠实朋友（我们知道在琼森的藏书里有欧里庇得斯写的剧本）。戴克和柴特的剧本没有幸存下来，但就算是很粗糙的1550年欧里庇得斯的拉丁文版《俄瑞斯忒斯》中，浮于表面的文字翻译也能让我们看到1599年观众在玫瑰剧院里听到的蛛丝马迹：

哦，我的好彼拉德

没有什么比一个忠诚的朋友更好的了，

黄金、王土都无法与一颗高贵的心灵相比，

和一个真正的、慷慨的朋友相比。

无论经过多少危险，你始终引领着我，

现在又激发我的复仇之心，

一直伴随我的左右。不过等一下，

再这样夸你下去简直对你是一种冒犯，

我要在夸你太多之前赶紧闭嘴了。

这显露了1599—1600年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的部分来源：这就是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讲的话。同样，哈姆雷特和他母亲格特鲁德在卧室的那一幕也是如此，一切笼罩在性和死亡的阴影中。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所说的，格特鲁德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不是以俄狄浦斯的故事为原型，而是以俄瑞斯忒斯为原型的。

简而言之，莎士比亚在创作时就像今天顶尖的电影剧本作者一样，是彻头彻尾的专业人士。他也许从琼森的藏书中读过拉丁文版本的名著，更有可能坐在玫瑰剧院的观众席观看过戴克和柴特的舞台表演，并对之进行了借鉴。就像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俄瑞斯忒斯的故事影响深远，从柴特熟练的创作就可以看出来。古希腊戏剧中命运和宿命的力量远超基督教的天意，观众们被诸神残酷的力量震撼得目瞪口呆。或许这些神抵太像人类，倒叫我们无法看透他们的本质。在《李尔王》中，我们又一次领略这种震撼。正如不肯原谅人类的狄俄尼索斯在《酒神巴克斯的女伴》中告诉人类：“你们明白得太晚了。”

这是莎士比亚几乎不为人知的创造过程，他的朋友赞扬他配与古代悲剧作家为伍可不是巧合。最新的发现也许有助于解释莎士比亚为何开始以希腊精神去创作成熟的悲剧。这是他的野心引领他踏入的领域。

昨日的索迪治，明日的环球剧院

三年后莎士比亚开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稳步前进：他所在的剧团拥有了新的剧院，而他成为股东。1598年到1599年冬天，莎士比亚和伙伴们决定长久地搬迁到河的南岸。起因是圣诞节时，剧团在索迪治的租约纠纷陷入了僵局。他们的房东吉尔斯·艾伦不仅要求支付土地租金，还额外要求建在那块地上的剧院的租金。此时，约翰·汉明斯的朋友和邻居，商人尼古拉斯·布兰德刚刚从河岸梅登路上的玫瑰剧院继承一块宽有100码的土地。他们获得了这块地的租约，决定利用圣诞假期拆下索迪治的剧院。12月28日晚上，大雪纷飞，泰晤士河都结了冰。伯比奇一家、伦敦最有经验的剧院木匠们、玫瑰剧院的契约人彼得·斯特瑞特还有12个工人和几个武装起来的保镖走到索迪治，准备拆了剧院（根据租约，老詹姆斯·伯比奇是被允许“拆走他建起来的建筑”的）。在接下来的几天，穿过整个城市和冰冻的河流，他们用马车把这些建筑拆散并零碎运到新的地点。六个月后，新的剧院环球剧院建起来了。

1599年初，来自沃里克郡的这伙人为新的剧院组织了一次商业计划。重建剧院可是花费甚多，而且他们还在租用柯顿剧院进行每日的舞台演出，因此需要赞助者。他们接洽了两份市议员合约，对方是商人威廉·列维森和托马斯·萨维奇。萨维奇是一位金器商人，和海明斯、康代尔是邻居（海明斯曾住在他家的一幢房子里）。萨维奇和他们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斯特兰奇剧团，萨维奇是来自海斯凯斯老家村子拉福德的一位兰开夏郡人，他的太太也姓海斯凯斯。于是有关股份的事情敲定了，50%股份归于伯比奇，莎士比亚、海明斯、康代尔、斯莱和菲利普斯各占10%。2月21日，一份为期31年的合约签了下来，他们开始建造剧院了。

新剧院的所在地由七处花园组成，和温彻斯特公园的毕肖普教堂毗邻，四周都是公园废弃的沟渠，用来处理污物和排水。在这片土地上已有一幢房子，还有一排破败的出租房，里头住着15个人。由于泰晤士河没有岸堤，春天涨潮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会遭水灾，因此剧院必须建在130英尺长的木桩码头上。码头的一部分已经被冲到污水渠了，因此为了让观众能进入剧院，就架了一座桥。难怪琼森说环球剧院“与沟渠为邻，出沼泽之地”。

这个地方就坐落在帕克街的交叉口，位于索思沃克桥的路地下。稍做挖掘就能测定剧院具体的形状和大小。那是个多边形的建筑（可能有24个边），100英尺宽，舞台大约50英尺宽，拥有一个乐池和三个楼座。容纳量能达到惊人的3300人——几乎是河岸这边现代剧院的两倍。舞台上方是一盏大窗灯，上面写着一句格言“Totus Mundusagit histrionem”，大意翻过来就是“世界是个大舞台”。隔壁还建了一幢房子，根据新近发现的老布兰德的一份文件（日期是当年7月17日），“这幢新建的房子有花园，是威廉·莎士比亚和其他人拥有的”。

这里比索迪治的优势多：尽管不在城里的管辖范围，但从布莱克福莱尔和律师院出发却只要花几分钟坐水上出租就能到。这里离斗熊场和斗牛场都不远，妓院和索斯沃克酒馆也在附近，总体而言，剧院位于伦敦桥尽头的救主教堂附近人群嘈杂的地方。最近，考古学家对这个地区的描述以及各种娱乐业的痕迹的发现增添了更为直接冷酷的东西：在贝尔花园路挖掘出被链锁住的熊打碎的獒犬头骨，被凶犬撕成碎片的又老又瞎的熊的遗骨；还有厚厚的一层榛子以及伊丽莎白时期日场戏观众留下的一层爆米花。

1599年上半年，环球剧院还在建造中，因此他们仍在用索迪治的柯顿剧院。《亨利五世》的首次演出就在那里。此时是莎士比亚的“停滞期”，戏班失去了一位重要成员，小丑坎普。他是以说笑为主的喜剧演员、演绎精湛的歌舞大师、令人捉摸不透又捧腹大笑的即兴表演者，坎普是平民百姓最喜欢的宝贝。不过莎士比亚和其他剧团成员开始转向更为高阶层的表演，剧本也更加精练、更加稳定。也许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分歧”成为坎普离开的主因。我们所知道的是，坎普在撂下痛苦与指责的话后，在环球剧院开张前离开了剧团。

到了那年年底，不走运的坎普决定一路跳着他著名的快步舞攒钱去诺维奇。坎普在英国的小镇里可是十分红火的人物，他被解雇一时间成为新闻。后来他抱怨“一群粗鲁的歌谣制作者和附和他们的人”往他身上“泼脏水”，其中就有一些是以前的同事：“我有名的莎氏伙伴们……我知道你们这些蠢蛋，什么都不懂，不过你们脑子里知道什么……我知道你们那样乱七八糟地写我。”是莎士比亚开除他的吗？不论发生什么，这样吸引大家的人可不易被取代。莎士比亚为1599年演出季创作的两部新剧都没有小丑一角，但表演还是要继续。

索思沃克刺杀案

环球剧院的首晚演出似乎是定在六月的某一天，那个月隔壁亨斯洛的玫瑰剧院营业收入骤减。天气越来越热了，大街上的气氛也很紧张。6月6口，就在漆匠们对环球剧院进行最后涂抹时，两个亨斯洛的剧作家约翰·戴和亨利·波特之间发生了一起恶性争斗。戴是柴特的合作伙伴，在某些人眼中，他“是个无赖，也是个卑鄙的家伙”。波特前两年一直是上将剧团的首席剧作家，早年和琼森合作过《迅速熄灭的怒火》，也创作过很有影响力的英国社会剧，如《阿宾顿的愤怒娘儿们》。他很有前途，前一年剧评家弗朗西斯·米瑞斯才将他和莎士比亚一起列为同时代最好的戏剧作家。

根据验尸官的评判，“受到魔鬼的教唆，恶意的预谋”，暴怒的戴“用一把剑”捅向波特身体左侧。第二天早上波特死了——这个时代又一个天才走了。戴因误杀而免于处罚，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利用此事为话题，上演了譬如《贝斯纳绿地的瞎眼乞丐》这样的戏剧。在剧中有一个角色，来自西班牙的决斗者维斯特·福德上尉，据说“十分擅长用一支剑进行决斗”。也许戴比不幸的波特更加擅长这样的决斗。不过很明显，在索思沃克人命不外如是，很快就成了艺术素材。

新剧院老对手

最新的证据表明，环球剧院在6月12日以《裘利斯·凯撒》首演，这是经过占星家精密计算而挑选的最吉祥的日子。在旧历，那一天时值夏至，是夜晚最短的一天，碰巧还遇上了新月（也是历书中认为“最适合开张新剧院”的日子）。不过更现实的考虑是，在穿过臭气熏天的泥滩时，就算是涨潮，也不会让贵族观众们把衣服弄脏。

环球剧院比一般剧院更加华丽，装饰也更加精心，很快成为吸引伦敦人和外国来访者的地方。比如，《裘利斯·凯撒》在9月21日上演时，一位来自瑞士巴塞尔的游客托马斯·普莱特说：“那是有一个大约15人的剧团进行的精湛演出。”这是莎士比亚的第21部戏剧，此后10年间一直位居上演榜首位。这是一部严酷的政治剧，涉及当时谈论最多的话题：怎样区分暴君和明君？怎样证明，何时证明谋杀是正当的？因一直缺乏轻松的喜剧部分，它运用并超过了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娅》中类似的场景，以布鲁图和卡修斯之间那个闪亮的场景使整部剧鲜活起来。莎士比亚当时正为自称古典主义学者的琼森烦恼，这是他期待创作的东西。

环球剧院的开张又一次激怒了娱乐行业的老对手。宫务大臣剧团用他们最强大的戏剧作重头戏，导致6个月之后，亨斯洛和阿莱恩面对票房收入越来越少的惨状，为减少损失离开了玫瑰剧院，一路北上搬到了新的财富剧院。这个剧院离克立普门很近，他们期望在那里收获观众，攀上新的高峰。随着更多的剧院和观众的出现，新一代的剧作家争名夺利，艺术野心开始加快伦敦戏剧界发展的步伐。

在这段时间，本·琼森一直为莎士比亚剧团效力，但他对诗歌仍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喜剧应该“接近时代”。秋天的时候，他想成为伦敦戏剧界先锋派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还有个年轻的中殿律师学院的律师，约翰·马斯顿，为圣保罗男孩剧团创作，他写了一部带喜剧色彩的讽刺剧《不满分子》。荷马的译者查普曼也是个竞争对手。他们使得游戏规则很快发生改变，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喜剧为主导的个人剧转到了社会讽刺和修辞华丽的受古典影响的国家悲剧。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出于艺术家对自己所处社会的回应，另一部分是适应不断变化的观众口味和时尚的结果。这种在新浪潮中因竞争而创作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看到莎士比亚作为作家对于时代趋势的回应。在商业的压力下，又有大笔投资危在旦夕，他的剧团很快就开始热衷于做生意、猎人头，甚至剽窃其他剧团的剧本。在这种氛围下，1599年末，诗人之战开始了。

男孩剧团和诗人之战

新世纪之交，在室内剧院演出的男孩剧团引发的狂热让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事都不由得张望。琼森和查普曼都为男孩剧团创作，一批很棒的少年男子演员以充满魅力和优雅的演出，比那些成年演员吸引到更多观众。他们也会器乐和声乐，还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当然还有性吸引力：剧作家托马斯·米多顿就建议伦敦的时髦少年男子“去布莱克福莱尔走走，会看到一群让人心醉的男孩子”。不用说，清教布道者们都震惊不已。不过，他们的表演还是很不错的：本·琼森自己就赞叹过小萨拉希埃尔·佩维的表演力量。佩维死的时候才13岁，他曾有3年时间都是“舞台上的珍宝”。1602年，一名来自德国的外国访客提到了一次演出前的音乐会，那是山风琴、鲁特琴、曼陀铃、笛子和小提琴以及一个唱歌特别好听的男孩子组成的一场音乐会。就算是米兰的修女也没他唱得好听：“这一路走来，我们听到过的没有人能比得过这个男孩子。”

“什么，他们是一些童伶？”哈姆雷特眼睛闪亮地问道。莎士比亚让罗森格兰茨轻描淡写地回答：“一群羽毛未丰的黄口小儿，这些娃娃们的嘶叫博得了台下疯狂的喝彩。”但他也很着急：“他们是目前流行的宠儿，声势压倒了普通的剧团——他们就这么叫的。”（“普通的剧团”当然指的就是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男孩剧团和诗人们之间的冲突以琼森为核心。他被人尖刻地讽刺打击，成为笑柄。琼森眉头紧锁，怎么都不会忘记和约翰·马斯顿相互攻击时爆发的激烈争吵。

事情要追溯到1599年9月。23岁的马斯顿还只是中殿律师学院的律师，作为争强好胜的讽刺作家和传单作家成名。他先在舞台上讽刺了琼森。恰好琼森也喜欢争斗——毕竟，他曾经在一次争斗中杀了一个同行。琼森的新剧《人人扫兴》几乎同一时刻在环球剧院上演。在这部剧中，他抨击了莎士比亚擅长的那种浪漫喜剧，宣告自己的艺术理论和讽刺品位。

没有人清楚莎士比亚对这一切感觉如何，但是年轻的马斯顿，这个曾经很崇拜莎士比亚的人盯住了琼森，以个聪明律师的智慧讽刺琼森落后于时代和学识上的自命不凡。在那年秋天和冬天，马斯顿的《演员悲剧》由圣保罗男孩剧团在教堂剧院表演。在这部剧中，马斯顿讽刺琼森就是“一个只会翻版的所谓学者”，鄙视普通表演、奉承法官、每场演出要高价10英镑。有些作家可能认为，马斯顿的嘲讽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琼森脸皮薄，愤而反驳这一切都是“满口胡言”、“恶意抹黑”，那些表演攻击他的剧本的演员，也都是一群“奴性类人猿而已”。

这就是戏剧圈的新气象：戏里满是大都市的智慧以及活跃但有些唠叨的讽刺。这不是莎士比亚喜欢的舞台，但他觉得应该对这种观众口味的变化做出回应，于是开始尝试讽刺剧，《特洛埃勒斯和克莱西达》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不过首先，在1600年1月到3月末，他将《皆大欢喜》搬上了环球剧院，这很可能是前一年表演剧本的修订版。这部戏取景自浪漫的法国的阿登森林，实际上是莎士比亚童年时期充满魔幻色彩的阿登，里面有传奇中的古老隐士，他们在被放逐的树林之处“像古英国的罗宾汉……生活在金色世界”。如今，剧团有了新丑角——歌者阿明，他曾是个金匠学徒，扮演了琼森风格的塔奇斯通。作为对新浪潮的回应，莎士比亚塑造了忧郁的讽刺家雅克（字面意思是“知情的”），不过雅克的牢骚被更阳光、更轻快的精神遗弃——特别是被妙语连珠的女士们弃之不顾，这种情节设置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常常可以看到。

根据后来的演出传统，莎士比亚在剧中饰演上了年纪的亚当，不过他也许兼饰两角，还担纲表演沃里克郡的乡巴佬威廉。此时的他作为作家和演员都已经为观众所熟悉，每个人都很喜欢剧里的这个笑话：

塔奇斯通：你多大年纪了，朋友？

威廉：25岁，先生。

塔奇斯通：正是妙龄啊，你名叫威廉吗？

威廉：威廉，先生。

塔奇斯通一个好名字，是生在这林子里吗？

威廉：是的，先生，我感谢上帝。

塔奇斯通：感谢上帝——很好的回答，很有钱吗？

威廉：呃，先生，不过如此。

塔奇斯通：你聪明吗？

威廉：呃，先生，我还算聪明。

塔奇斯通：你有学问吗？

威廉：没有，先生。

接下来塔奇斯通开始卖弄，露了一点点拉丁文的迂腐去嘲笑威廉没有学问：“……彼（ipse）即是他。你不是彼，因为我是他……所以赶快发着抖滚吧！”看来，莎士比亚不再害怕被嘲笑“只懂一点点拉丁文了”。

“战争”仍然在继续。1601年春天，马斯顿创作了《杰克·德拉姆的娱乐》，他成了下一个目标。琼森已经离开了莎士比亚的剧团，和圣保罗男孩剧团在布莱克福莱尔上演《辛西娅的狂欢》。在莎士比亚的下一出戏《第十二夜》中，阿明扮演丑角费斯特，1601年初在环球剧院上演。琼森曾在《人人扫兴》中对浪漫喜剧进行批评，《第十二夜》正是莎士比亚奥维德式的机智回击。这是一个浪漫喜剧和社会讽刺剧结合的剧本，苦甜参半，内容有关失散的双胞胎、错误的身份、性别装扮以及异性穿着（在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常常能找到非常令人满意和吸引人的喜剧的源泉），还有额外的男女之间的战争。

正如一开始观众们认识到的，这部剧的原型就是普劳图斯的拉丁喜剧，不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有着不同的复杂度，它还包括了一系列的伟大颂歌。《第十二夜》展现了莎士比亚欢乐喜剧的巅峰，但又有冷酷的方面，特别是对奥利维亚的清教徒女仆玛利亚的无情毁灭（对我们来说，这是让人极度不安的残酷）。这是剧本的次要部分，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显示出莎士比亚对极端的清教徒和布朗主义者（狂热的新教徒早期的一支）十分厌恶。很明显清教徒和助理牧师都不是他——或是他的观众——最喜欢的人。

诗人之战的影响持续了2到3年。正是在这个时候，讽刺剧处于最高峰期。由于本身缺乏讽刺剧，宫务大臣剧团开始担心，于是决定剽窃对手的剧本——毕竟，讽刺剧并非莎士比亚所长，而且琼森又去了对手那边。由于男孩剧团曾厚着脸皮表演宫务大臣剧团的《杰罗尼莫第一部分》，他们便选中了马斯顿的《不满者》来演。这是一出侧重宫廷邪恶和阴谋的时事剧，反映了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笼罩英国的氛围。但这是“干净”的剽窃，对于控诉，宫务大臣剧团宣称这部剧本曾神秘失踪，后来又找到了。知识产权在伊丽莎白剧院世界中难以得到维护。那就是演艺圈。

爱尔兰：真正的战争

回到1600年，舞台上有各种争吵，现实生活中是更大的争议：一方面是危急的政治形势因为政治体的紧张局势更加恶化；另一方面是一直以来都不稳定的继承权和爱尔兰的殖民战争问题。在埃塞克斯伯爵——诗人塞缪尔·丹尼尔称他为英国的阿喀琉斯——这个极具感召力的人物身上集中了这两方面。这也表现在诸如埃德蒙·斯宾塞（《仙后》的作者，曾住在爱尔兰并创作了“爱尔兰现状”的小册子）和约翰·邓恩（在他的第20首挽歌中写道，“病中的爱尔兰，为一场奇怪的战争所困”）等作家十多年间对爱尔兰的争论中。剧作家们也利用历史谈及爱尔兰问题，比如乔治·皮尔的《爱德华一世》和1598年上将剧团表演的有关亨利一世的戏剧。这两部戏剧都审视了英格兰帝国的历史在爱尔兰的开端。在自己的整个历史系列中，特别是在《亨利四世》的上篇，莎士比亚也提及过去英国和凯尔特邻居的战争。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顺应了剧中的微妙之处，将之和时下政局联系起来。

1598年8月，在黄津渡战役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蒂龙伯爵打败了英军，占领了他们在阿尔斯特的要塞。秋天，叛乱蔓延到了蒙斯特省，到处都有“摧毁所有的英国地方政府”的流言，即要摧毁爱尔兰的“诺曼枷锁”。对此，伊丽莎白任命了一位新的军队将领，并派他前去增援。这个人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埃塞克斯伯爵。1599年1月，深得女王宠爱的伯爵登上了一直空缺的副摄政的宝座。正是在埃塞克斯伯爵任副摄政期间，莎士比亚有关外来战争的戏剧《亨利五世》在柯顿剧院和环球剧院上演。在这部戏的副歌中，莎士比亚将1415年的法国战役[5]和“我们仁慈的女王的将军”埃塞克斯在爱尔兰的战役相提并论。[6]这当中有些东西并不让人开心，第二年戏剧出版的时候，所有的副歌部分都被删掉了。《亨利五世》中他把对军国主义的批评，通过普通士兵之口讲了出来。有些人看到了莎士比亚对埃塞克斯伯爵的疑虑，认为他意识到公众对爱尔兰战争日益增长的警惕，以及大英帝国华丽的表象和战场的溃败这一现实造成的矛盾。“如果战争是不正义的，会怎么样呢？”在阿金库尔战役前饥肠辘辘的士兵问道。1415年时，士兵们待遇悲惨，可伊丽莎白的爱尔兰扫荡军却过了将近20年阿金库尔士兵的日子。如今，参加过爱尔兰战争的残废老兵在英国大路上四处可见。[7]

埃塞克斯伯爵战败了，他和蒂龙伯爵达成的非官方协议让伦敦震怒，伊丽莎白女王视这种调停为对她的荣誉和权威的侮辱。1599年9月末，埃塞克斯从爱尔兰回到伦敦。上午10点，他不经通报，“满身尘土和泥巴”，直接闯入了女王在无双宫的房间，他发现女王“刚起床”，尚未梳妆，“看到她的脸大吃一惊”。伯爵的政治判断和他个人的莽撞行为结合在一起使他彻底完蛋了。尽管被免除了叛国罪，但他还是被软禁起来，不许晋见女王，被同僚贵族审讯，并被夺去了头衔和官职。这突如其来又无法挽回的失宠迫使越来越绝望的埃塞克斯伯爵鲁莽地试图夺取王位，希望利用人们对继承权的担心达到自己的目的。1601年2月，现实使诗人们发现自己亲身体验了琼森的名言，剧院应该“接近和紧密地联系时代”。

埃塞克斯叛乱和罢免戏

1601年2月，在埃塞克斯叛乱之前，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展现了人们一直认为的存在于剧院的力量。2月5日，一群阴谋叛乱者和莎士比亚剧团的成员碰了头，劝说他们在接下来的周六下午上演《理查二世》，一部罢免国王的剧。这可是十分危险的，《理查二世》足够敏感，其中的罢免场景至少有三个印刷四开页。自1599年约翰·海华德所著的同名书出版以来，这个主题一直争议不断。海华德还特别把它献给埃塞克斯，并用了一句直截了当的话：“你充满了希望，超出你对未来的期望。”

海华德似乎无意谋反，但他却几乎因为此事而丧命。事态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可以从政府对这本书进行的调查以及在国家文件中留下的摘要看出来。就像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的“读者”一样，调查员给海华德下了定论：

（他）选择了一个有200年历史的故事并出版了它，意在以古喻今。情节是一位国王因治国无方而大伤脑筋，他的议会忙着贪腐和谋私利。因为授予大家都恨之入骨的人恩惠，国王被指责，贵族日渐不满，民众也因不断的苛捐杂税怨声载道，于是国王被罢免，最后被谋杀。

就像任何国度的当局，过去总让人们对现在产生怀疑。简单的叙述或再次展现历史也会被视为是颠覆性的。伊丽莎白大怒，认为海华德是存心要冒犯她，下令对他严加拷问。

这件事情引发了更大的反响。1599年6月，出版局登记处发布通牒：“只有经过女王陛下的枢密院同意，才可以印刷和英国历史相关的书籍。”“只有当局同意，才可以印刷剧本。”任何这样的书籍都要受到坎特伯雷和伦敦大主教的控制，而且，似乎是有预兆的，“这样的书一旦被发现或被拿走，都必须送到伦敦主教那里被焚烧”。审查制度和焚烧书籍成了伊丽莎白时期国家的一部分。

似乎很难避免这样一个结论了，那就是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都开始同情埃塞克斯伯爵。我们知道伯爵一直都很喜欢[8]这部戏剧的“巧妙言辞”。无论如何，在2月7日周六的下午，《理查二世》于环球剧院上演了，并出现了罢免的场景；伯比奇很可能饰演了理查。第二天，埃塞克斯和一群武装随从试图占领伦敦起义，结果事与愿违。埃塞克斯被逮捕，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南安普敦伯爵，均被逮捕。

莎士比亚的剧团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他们于是派出奥古斯汀·菲利普斯作为代表讲话。英国档案局保存了埃塞克斯的调查报告、对阴谋者的质询以及审讯时的口供。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引人注意的文件，写于1601年2月18日，也就是审讯前一天。在大法官波帕姆和另外两位大人审问下，菲利普斯发誓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的话被速记员记下来，菲利普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他说上个星期五，或是星期四，查尔斯·波西爵士、乔斯林·波西爵士还有蒙特格尔大人以及其他三个人，当面对一些演员说，要他们在下个星期六演出罢免和谋杀理查二世的戏剧，还答应给他们40先令，这可比日常的演出酬劳要多得多了。他们本已决定演出其他戏剧，认为有关理查的故事太旧，已经很久不用了，如果上演的话，观众不会多，甚至可能都没有观众来看。不过，在大人们的要求下，他们同意了，并接受比平常多得多的40先令，最后在周六演了这部戏剧。

菲利普斯和审问人在这张证词上签了字。很可能莎士比亚和其他成员授意他一定要咬牢是因为给钱才演的。一般来说，面对审问者，只要提供他们想要的答案就可以了。

这次审讯很快就结束了。埃塞克斯和南安普敦伯爵都被判处死刑。2月24日，就在埃塞克斯伯爵被处死前一晚，莎士比亚的剧团被要求在女王面前表演。这是她故意而为之吗？后来对南安普敦伯爵的判决减为禁闭在伦敦塔。如今，塔里还挂着一幅他的精美画像，人们以画纪念他，画中的他直发、腼腆，还有一只黑猫为伴。他够幸运了。

“我就是理查二世”

有关这个故事还有一段让人感兴趣的小插曲，将伊丽莎白女王、埃塞克斯伯爵和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联系在了一起。1601年8月4日，古文物研究者威廉·兰姆巴德去了东格林尼治的女王私人寝宫，把搜集的“所有有关她的卷本、束本、膜本和包裹”都送给了女王，还有他收集的伦敦塔里的历史文件。下面是兰姆巴德对他们之间谈话的记录：

女王陛下抨击了理查二世的统治：我就是理查二世。你知道吗？

兰姆巴德：这种邪恶的想象是最可恶的人一心试图捏造的，这个人是陛下您曾最宠爱的。

女王陛下：忘记上帝的人，也会忘记他的恩主。这样的悲剧在大街上，大厅里上演过几十次了。

这样的交流让我们对女王充满了同情，此时的她年老色衰、孤单无助，繁重的政务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尽管女王还掌控着事态的发展，但她明白这样的事情上演过多少次。后来，在谈话中她还是受此困扰，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接着她又回到理查二世这个话题，她问道：“我见过任何与他的面容或和他这个人相关的真实画像吗？”她细细审阅档案的时候说：“那时候暴力盛行，但现在到处是会走路的狡猾狐狸，几乎找不到忠诚或正直的人。”

泰伯恩死刑

1601年2月27日，就在埃塞克斯死后两天，伦敦又有了一次处决，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在一个灰蒙蒙、阴沉沉的黎明，天上飘着飞雪，年轻的天主教寡妇安妮·莱恩被绑在栏架上，从新门一直拖到泰伯恩行刑场。和她一同受死的还有两个牧师，马克·巴克伍斯和罗杰·菲尔德考克。

因让牧师在家里祈福，安妮·莱恩被斥为叛逆者。她的丈夫名叫罗杰·莱恩，是南安普敦伯爵在汉普郡社交圈中的一员，“是个善良正直的好人”。罗杰因信仰而被流放，6年前死在海外，连30岁都不到。这对伉俪生活在贫穷和圣洁中，而且曾发誓婚姻贞洁。行刑时，安妮的身体极度虚弱——“瘦得像根绳子”，一个目击者这样说道——被架到绞刑架上。尽管有位新教神父高谈阔论，“多次敦促安妮改变她宣称的信仰”，但她还是放弃了所有，发表演说肯定了自己的信仰。在被绞死的时候，巴克伍斯和菲尔德考克颤抖着身体，为她唱了威廉·伯德的赞美诗，随后他们自己也遭受了被绞、被分尸的厄运。这样残酷的场景，只有受害者非凡的勇气才让人们减轻了一点痛苦。

莱恩夫人被葬在断头台旁的尸坑里。当天晚上，天主教支持者将她的尸体挖了出来。他们也许是信奉天主教的沃赛斯特伯爵家人，伯爵曾是埃塞克斯和南安普敦圈子中的人，也是曾在女王教堂里担任乐师总管的天主教徒威廉·伯德的朋友。3月中旬后某一天，她被重新安葬，葬礼以“更庄重的礼仪”（也许就伴随着伯德的音乐）秘密举行，尽管至今也不知道她葬在哪里。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停止。

那年夏天，一本名为《爱的殉道者》的书敬献给了约翰·索尔兹伯里——一位威尔士政治家，来自和兰开夏郡的斯坦利家族联姻的显赫的北威尔士天主教家庭。这本书主要是一首由索尔兹伯里家的老仆罗伯特·柴斯特所写的诗，“以凤凰和斑鸠永恒的命运寓言般地影射了爱的真理”，也包括了“几个现代作家的新创作……各种诗性散文……由我们最优秀最重要的现代作家完成”。这是一本灿烂的系列作品集，包括查普曼、马斯顿、本·琼森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尽管是同一个主题，莎士比亚那首却忧郁而又神秘，和他以往的作品不一样，有人认为那是英语短诗中最优美的一首。这首诗没有题目，我们一般认为它叫《凤凰与斑鸠》。这引发了很多荒诞的理论，包括将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看成是两只鸟儿。这首诗讲述了一对分居多年的夫妇——一个很早就死了，一个处在悲伤中。这首诗在一次秘密“集会”时被朗诵，伴着“殡葬曲”，一位穿着“白色法衣”的牧师在有安魂弥撒的葬礼仪式上诵读了它。这首诗笼罩在国家邪恶势力、“暴君的羽翼”的凶兆中，似乎暗示着个人和政治的神秘融合。诗歌的最后，也就是总结这对夫妇悲剧的哀歌部分奇怪地指涉了这对夫妻没有孩子（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生，而是他们恪守贞洁）。

诗歌中有对柏拉图爱的理念的极好反思，这让我们想到了济慈（“分明是二，却又浑然为一：是一是二，谁也难猜”）。还有一处奇怪的双关，似乎让读者想到安妮和罗杰·莱恩夫妇：“斑鸠虽和它的皇后分开，它们之间却并无距离存在。”1571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英译本中写道：“有距离没有空间，有长度没有宽度。”这句话是对“线条”（谐音莱恩，line）的定义，而这本书是莎士比亚在语法学校读过的。

这令人激动的新发现，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和一小部分人的交往密切——这超出了通常我们熟知的他的联系网。先是为那些埋葬了莱恩夫人的人创作，后来为柴斯特和他的《爱的殉道者》、《凤凰与斑鸠》诗集而创作，可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莎士比亚对那个时代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情感。

诗人之战：最后阶段

1601年春末或夏初，诗人之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在埃塞克斯死后，戏剧本身也走出了躁动的艺术氛围。马斯顿以他为圣保罗男孩剧团创作的《你会如何》回应了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或你会如何》。接着，琼森在布莱克福莱尔让教堂男孩剧团上演了他的《蹩脚诗人》。《蹩脚诗人》是讲述古罗马人的，但却含蓄地、也是不明智地将屋大维的明智统治，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诗人所处的时代（他们也都是这部剧中的人物）和怨恨、阴谋以及嫉妒当道、有才能的外来者被嫉妒压制的英国社会进行比较。在开场白中，琼森和往常一样，总是不忘醒世（或者是他受伤自舔）：

知道吗，这是个危险的时代，

创作展示场景的时候都要特别仔细校正

别让那些卑鄙的诋毁者和不识字的类人猿

凭空想象出各种意思。

毫无疑问，这一切被知识分子欣然接受：学生们和住在小旅店的法院律师涌到剧院楼座，就为了看这出集中了充满智慧的文学指涉、圈内笑话和讽刺性中伤的新剧。琼森现在是观众娱乐的对象，聪明人排着队看他“庞大的船”被诋毁他的人掌控更轻更易的小帆船超越。时事问题风靡一时。

但这从来都不是莎士比亚的强项（或是因为他对此不感兴趣，很可能对他来说把一整部剧都付诸这种争议是一种浪费）。不过为了反击，他的剧团雇了很有才能的自由作家托马斯·戴克，戴克在秋天用《讽刺家的嚼舌人》回击了琼森。这部剧由宫务大臣剧团在环球剧院初次上演。此时莎士比亚自己开始对这种争议感兴趣了，投入到一部冗长的讽刺古典剧的创作中：《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这部新剧似乎被看作是针对琼森的另一次反击——有人在埃阿斯身上看到了嘲弄琼森的迹象。莎士比亚正在进入琼森的领地古希腊。《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是抨击一切的讽刺剧，没有道德中心，每个人都一样扭曲。这部戏时间长，涉及面广，查普曼看重的荷马很明显也是莎士比亚的阅读范围之一。不过它的出版登记被延迟了，因为需要“充分的权威审批”，这意味着在出版许可问题上有些困难。最后，这部戏剧以“宫务大臣剧团在环球剧院表演”的剧本出版，但后来重印时，又抹去这些字样写了一个奇怪的新序言，申明这部剧没有被上演过。这表明，《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并不受当局喜欢。同时代的讽刺作家常将埃塞克斯夸大为英国的阿喀琉斯，政客威廉·塞西尔（伯利大人）和他的儿子罗伯特则是希腊兵营里的智者。如果这部剧也被当局这样看待——莎士比亚是不是在“试图以古喻今”——那这部剧很快被停演也就毫不奇怪了。

那时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环球剧院上演，增加了一段有关男孩剧团的喧闹场景。“那些小雏鹰，”他挖苦地说，“那些男孩子抢走了它，就算赫拉克勒斯和只有他才能扛得动的东西也不在他们话下”（赫拉克勒斯扛着地球的形象就在男孩剧院上飘扬的旗上）。就算这不是莎士比亚和琼森创造性的分歧和令人厌烦的友情的终结，至少也是诗人之战终结的有效标志。他们的关系持续到1609和1610年：琼森还在继续嘲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一直在剧本中放进一些只有琼森才明白的笑话。

哈姆雷特：人类的创造

戏剧的品位、创作和主题上的变化既是对同时代政治的回应，也是对新挑战和风格的回应，更是对那个时代剧院对手引发的各种噪音的回应。那时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年青一代正努力超越老一代。不过，莎士比亚总是能超越对手，他总是会有突破、有新意。现在他使出了一个绝招：将16世纪80年代末的古老复仇悲剧以令人惊诧的崭新外观重塑于世。

《哈姆雷特》很可能是1600年初次上演的，当时的文本让人很费解，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部剧创作于1599年到1601年期间，因此初版、修订版以及修订版节本都和诗人之战有关。和莎士比亚大多数优秀剧本一样，《哈姆雷特》的主要情节不是原创的，都是从旧剧本中拿来的，也许来自托马斯·基德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创作这个表演剧本只是聪明的商业行为，因为当时正是复仇剧大举复兴的时候。也许，在重新创作女王剧团的戏剧时，莎士比亚决定创作一部流行的老剧，并特意关注票房收入，就像今天的好莱坞会翻拍10年或15年前的成功之作一样。

莎士比亚推出新剧时，其他人对此的反应也像成功的翻拍剧激发其他好莱坞制片公司掀起翻拍浪潮。马斯顿立即创作了《安东尼的复仇》；1601年末，亨斯洛剧团出资让本·琼森翻新基德的《西班牙悲剧》，这部作品在15年前是一部伟大的成功之作。

《哈姆雷特》一举成功，故事情节的发展令人推崇，饱含爱情、阴谋和谋杀因素。莎士比亚的剧本当然会有乏味的部分，但最戏剧化的那些，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一样，有令人惊叹的活力和情节的发展，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被情节左右。《哈姆雷特》的故事很简单。丹麦王老哈姆雷特神秘地死了，他老于世故的兄弟继承了王位，娶了他的寡妻，即年轻的哈姆雷特的母亲。那是个混乱的时代，宫廷里淫乱不堪、玩世不恭，世间到处有战争和革命的威胁，上天又有着毁灭的征兆。在一幕有着惊人力量的戏剧性场面中，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在最初的版本中就有——告诉儿子，自己是被兄弟谋杀的，要儿子替他报仇。自此，剧情飞速发展，直到最终的结尾，既有悲剧性又有英雄性。在修订本中，莎士比亚特别删除了一些场景和两段短独白，以让剧情加速发展（在未删节版本中，对于伊丽莎白时期习惯了在环球剧院“2个小时的舞台剧情”的观众来说，4个半小时可能太长了一些）。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很恰当地使用了独白，让舞台上的孤胆英雄对着观众说话，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内心。哈姆雷特的语言令人惊异地展现了他的思维活动：焦虑、激动、沉思、不断变化。这种对心理和内心的描写是伊丽莎白末期文化的关切点之一，显示出莎士比亚受到同时代对于“幽默”的争论的影响。在琼森的手中，这样的想法会变得平淡而唠叨，但莎士比亚却成功地将它们变得很有活力。

《哈姆雷特》可能是现存的被评论最多的莎士比亚作品。在其对个性的描述和心性的刻画中，现代批评家看到的是“创造人类”[9]。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哈姆雷特》只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和其他剧一样，莎士比亚运用了戏中戏的技巧——在这里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具有让观众在情节中兴奋的效果。剧中还有对宗教主题的洗劫：譬如，哈姆雷特是威腾伯格大学的学生，这所学校也是路德的母校，剧中可以发现加尔文主义的痕迹。不过莎士比亚马上笔锋一转，描写天主教教义中的炼狱，警告一些信徒不要从他的剧本中寻找内心信仰。不过剧终后，鬼魂仍然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令人想起过去，想起那个属于鬼魂的时代。这部复仇剧充分展现了戏剧效果，逐渐变成为这个失去了灵魂的世界而弹奏的安魂曲。改革前的历史渐渐远去，莎士比亚把过去变成一出戏，驱逐那些鬼魂。

人们喜欢这部剧，不仅是平民百姓，大学才子们也喜欢。英国演员很快在海外演出《哈姆雷特》，如但泽[10]和华沙等地。在莎士比亚生前，甚至有一部德文版的，至今仍可以看到。1607年，这部剧还在非洲大陆岸边的一艘船上演出过，观众包括了当地的权贵。

死亡与记忆

在莎士比亚的个人生活中，秋天总是令人悲伤。1601年9月8日，就在《特洛伊勒斯和克瑞西达》上演前，或许也是在改编过的《哈姆雷特》回到环球剧院前，约翰·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德安葬。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父亲的死亡是件大事。不可思议的是，威廉竟然没有回到斯特拉福德。即使不去参加葬礼，他也该去安慰母亲。将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和戏剧创作联系起来是很不妥当的，而且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在16世纪80年代末的原始剧本中就有，但考虑到这部戏剧演出的时间正好是莎士比亚父亲死去的秋天，鬼魂对炼狱中火焰和硫磺的描述着实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汉里街莎士比亚家的屋檐上找到的誓约书里包含了约翰对家人庄重的期待，特别是对长子，约翰期待他能进行天主教的正规仪式——弥撒，为在炼狱中的自己祈祷。威廉是不是忘了这一切？他是不是变成了爱国的、持怀疑论的新教主义时代的英国人呢？或许对莎士比亚而言，宗教慰藉已不再重要。他的思维已经很开放，多角度的习惯也根深蒂固，不可能一味支持父亲了。至此为止，他对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状况已有深刻的了解。约翰·邓恩在诗中写道，“一切统一与相互依存均已不在”[11]，这句话使得莎士比亚在后来的戏剧中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去追求它的意义。

那年秋天，在《特洛伊勒斯和克瑞西达》正短期上演却不受欢迎之际，莎士比亚的父亲被埋葬在河边的墓地。小镇和他童年时期眼中的样子已经大不相同。16世纪80年代以来，斯特拉福德的老一代人都已退出时代。老朋友依旧在那里，依然是执着的反对者：赛德勒家、贝奇家、维勒家。但现在掌权的是新的人，和新教主义的政权机构以及当地的权贵格雷维尔家等保持一条战线。在莎士比亚父亲下葬那天，镇议会请了很多剧团来公会大厅里表演节目，随后演员就拿钱走人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那时莎士比亚刚用舞台表演赚来的钱在镇里买了第二幢大房子。斯特拉福德正处在经济危机的阵痛中，1594年和1595年的两次大火以及16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经济的整体下滑更是加重了这次危机。在1601年严酷的冬天，环球影院票房惨淡，乡下更受影响。三分之一斯特拉福德居民在官方登记为穷人。

面对越来越广泛的新教化，镇里居民的情绪也在变化。小吏四处窥探，警察十分烦人，安息日只能暗中进行。地方议员理查德·昆尼坚决维护镇里居民的权利，一天夜里和当地贵族福尔克·格雷维尔发生争执并因此被杀。新普雷斯的风景也在变化：大街上人们低声细语，社会组织正在分崩离析，统治地位正在瓦解，自然开始惩罚人类。清教传教者迅速指出了这些状况的根源，对他们来说，这个城镇还不够圣洁。

看到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莎士比亚认为，他的故土“像一块毫无价值的农场被出租了”，这句话是他的戏剧中来自冈特的约翰说的。为了后人，莎士比亚决定创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1602年5月，他支付给科姆家320英镑买下了107英亩田地，这片地被分成了12小块。同年9月28日，他买下教堂路上的一幢小屋，这是罗灵顿一户庄园的出租屋，罗灵顿很可能是他父亲祖上的故乡。莎士比亚的事业正处在顶峰期，他准备回到耀眼的伦敦创造自己最好的作品，取得个人艺术视野的成果。与此同时，莎士比亚也正在故乡进行投资。

[1] 编注：泰伯恩（Tybumm）曾是紧临伦敦城的村子，在莎士比亚时代是公开处刑地。琼森纹T有可能是为了警示自己。

[2] 编注：琼森的原文将莎士比亚比作多嘴多舌的“lesser light”，语出《圣经·创世纪》。一般认为lesser light指月光，暗喻人类，与greater light（指太阳光，暗喻上帝）相对。

[3] 编注：latten与拉丁文（latin）谐音。

[4] 编注：“I'll get him some latten spoons.Then Ben can translate them for me.”

[5] 编注：指英法百年战争中，发生于1451年10月25日的阿金库尔战役，因以少胜多而闻名。在亨利五世的带领下，这场战役的胜利为收服诺曼底奠定了基础。

[6] 编注：埃塞克斯麾下共有超过1.6万名士兵，是到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讨伐爱尔兰的军队。结果爱尔兰人以绝对劣势的人数展开游击战并击败埃塞克斯的军队。莎士比亚是在公开嘲讽他。

[7] 编注：到1415年10月25日阿金库尔战役打响前，英军已经四天没有正规伙食供应，并因缺少遮掩而淋受大雨，待遇很糟糕。而1599年时，英国因为已与西班牙交战20年而负担沉重，士兵们的待遇可想而知。作者以此作比喻。另外，阿金库尔战役无法用正义或不正义来定性，英军的胜利很难被复制。而与爱尔兰的九年战争则完全不同，英军后来不得不使人用焦土政策人为制造饥荒。“四处可见的残废老兵”和埃塞克斯的失败成了当年阿金库尔士兵未见结果的疑问的答案。

[8] 编注：《理查二世》创作于1595年，并不是伯爵谋反前后创作的新剧。

[9] 编注：“创造人类”（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是1999年耶鲁大学莎士比亚研究者Harold Bloom的专著Shakespear的副标题。他认为莎士比亚通过戏剧“创造”并反映了人类本身。

[10] 编注：但泽（Danzig）是格但斯克（Gdańsk）的德语叫法，是波兰北部最大的城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

[11] 编注：邓恩原诗作：“Tis all in pieces, all coherence gone; All just supply, and all Relation: prince, subject, Father, Son, are thing forgot.For every man alone things he hath got To be a Phoenix.”邓恩本人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他自己却成为新教的牧师。

第十三章　世界剧院

1602年的莎士比亚正处在事业的高峰期，是都铎王朝末期伦敦最著名的戏剧家。现在我们第一次拥有有关他个人生活的第一手详细信息。资料来源让我们能直接走进他所在的街道，穿过他居住的房子的前门——甚至能听到他的声音。在这一年，也是现在一致认为的《奥赛罗》创作的一年，莎士比亚再一次居住在河北岸银街和蒙克威尔的拐角处。当地人都知道那里，就像是今天哈利·波特迷们都知道麻瓜街一样。

莎士比亚的邻里街坊在城墙西北角内，斑驳的堡垒高高俯视着拥挤的出租房和仆人聚居的房子。一眼望去，就是北郊塞满污物的沟渠。这个地方也许是他父亲熟悉的地方：手套商在比奇街的西边附近有个小公会厅。莎士比亚寄宿在一个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克里斯托弗和玛丽·蒙特乔家里。这所房子后来于1666年的大火中被毁，在闪电战中又再次被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保护沿着伦敦墙的车道时，这个地方消失了。不过，这是个被生动记载下来的老城角落之一，有档案详细描述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街道地图、教区书、当地法庭记录、公会档案甚至是个人出租计划，等等。

蒙特乔一家常被说成是制假发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制帽商，做那种用金线银线和珠宝交织在一起的漂亮的宫廷帽饰，只有贵族和皇家才戴得起。女王伊丽莎白就有这种一顶帽子：“那可是一件珠宝，就像一艘装满红宝石、珍珠镶嵌的珍珠母的船儿。”莎士比亚寄宿在他家的时候，蒙特乔的顾客中就有詹姆士一世的妻子安妮王后。莎士比亚在很多剧本中提到了这种手工制作。比如，福斯塔夫提到了“船帽、勇士帽，不论是哪种威尼斯流行的新式帽子”——这种手艺最初来自威尼斯。蒙特乔既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个实在的手艺人，为皇家和那些从乡下来置办衣物的有钱家庭制帽。

如名所示，银街因为金器商和银器商而出名。蒙特乔家就是斯托在1598年的调查中描写到的“各种漂亮房子”中的一幢，在阿加斯的地图[1]上也出现过，按照传统的画法标着山形墙。和周围建筑一样，这幢房子一定有三层半高，有着悬挑式的上层楼面。想象一下，莎士比亚就住在其中一层楼上的前室，从那里可以看得到圣奥拉夫教堂。越过高低不平的屋顶，还可以看到半英里外老圣保罗教堂的大片主体建筑。大火灾之后绘制的财产管委会的地图表明这里是L形的，有一片63英尺的空地，和麻瓜街一样的深度。底层一定有个商铺和工作坊，满眼看到的都是丝绸、威尼斯的金银线和珠宝，长凳上堆满了“金色布料”和“薄纱”——在一层薄丝绸的基础上织进金线。尽管女工们做针线活，但还是要男工来绕金线，然后把帽子组合起来。他们都是高素质的手工艺人，在世纪之交的伦敦最受尊重的高级装饰艺术之一的作坊里工作。

蒙特乔家和皇家、乡下以及剧院世界联系比较多，朋友包括海明斯和康代尔。他们本身都有着足够的故事，能编成一部家庭剧。克里斯托弗·蒙特乔比较难相处，他妻子有了婚外情。1597年，由于认为自己怀孕了，蒙特乔夫人私下来到占星家和医生西门·福尔曼家（孩子可能是她住在附近天鹅胡同的情人托马斯·伍德的）。也许她曾在候诊室和维尼弗里德·伯比奇、艾米利亚·拉尼尔和菲利普·亨斯洛等擦肩而过。那一年教区登记处记下了“蒙特乔夫人孩子”的死亡。不久，这个故事不断的家庭迎来了著名的房客莎士比亚。

住到蒙特乔家后一两年，莎士比亚发现自己成了戏剧情节中的一个角色。蒙特乔的学徒工也住在这幢房子里，其中有一个叫斯蒂芬·比洛特的孩子，人很不错，前景也好。蒙特乔夫人似乎对他很有好感，热衷于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女儿。不过比洛特的理解力有点弱，于是她就让莎士比亚做个媒人（顺便说一下，在都铎王朝时期的婚姻协商中这样的方式很平常）。不管是否是“嘴像蜜一样甜的”莎士比亚从中成全美事，1604年11月19日，在圣奥拉夫教堂这对年轻人还真的结婚了。比洛特有了自己的生意，但却因为允诺的嫁妆一事和岳父吵了一架。这件事情后来诉诸法庭才解决，诉讼案给我们留下了26份相关文件，上面提到了莎士比亚的名字，其中一份有他的签字，此外还有蒙特乔家人、学徒工和仆人的证词。证人中有乔·琼森，她告诉大家，蒙特乔夫人，“也就是被告，是如何让一个住在房子里的叫莎士比亚先生的人劝说原告接受这桩婚事的”。等轮到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说比洛特是一个“很老实、很不错的家伙”，他“干得不错，为人也很诚实，在上述的这份工作中，他也是一个很不错、干活很卖力的工人”。在（莎士比亚的）听证中，他没有承认从这件事情中获得任何好处和实物。诗人记得蒙特乔先生“确实心怀善意，对他也表现出疼爱”，还经常说他这个学徒工的好话，“也经常抱怨和玛丽这段婚姻，而蒙特乔太太曾请求上述的宣誓证人（莎士比亚）去劝说比洛特接受提到的婚姻”。莎士比亚也许和蒙特乔夫人来往甚密，他可能甚至应该对她1597年的怀孕负责。莎士比亚说他确实和这对年轻人说了，“他也确信这对年轻人同意结婚”。不过，很不幸，除了现金总数和大量家用动产和工具，他没有记清楚结婚嫁妆的具体说法。到最后，因为没有人能够对关键问题达成一致，在类似所罗门的判决中，法庭将这个案子交付给胡格诺教堂长老，任由他们决断。他们断定，原告被告都不好，还判给比洛特6英镑13先令4便士。但蒙特乔根本就没给。

对于了解人性缺点和惰性、能即兴剖析的人来说，也许这些只会让他们一笑置之，或许还会随手记在笔记本里。不过这样的故事凸现了莎士比亚在那个挤在城墙和金匠商业区之间的小地方的日常生活中丰富的联系网络。圣奥拉夫四周的邻居很有意思。乐师亨利·山顿就是同一个教区的居民，画家威廉·林比也一样。约翰·海明斯住在托马斯·萨维奇名下的一处房产里，位于几码之外的阿多街上，而萨维奇正是投资环球剧院的金匠。邻居里还有几位代笔人，从他们那儿能迅速得到剧本手抄本。再过几码远的地方，就是住在伽特路上一间出租屋里的尼古拉斯·希利亚德，冬天有时很冷，以至于他都无法画精描细作的微型画。

银街的生活

莎士比亚也会和穷人有来往。如果他沿着麻瓜街走，就会来到一个很迷人的小街区，就在旧城墙角落那一头。沿着街走大约50码，靠左边是一个门径，通往一条小路，直到那时的大夫，也就是外科理发师[2]的会堂。在这里，他们一年举办4次对定罪的重刑犯进行尸体解剖并当众讲解的活动。这附近至少有两个医生：住在几码之外的银街上的吉福德大夫以及住在会堂北边的帕默大夫。麻瓜街的另一边，紧靠着莎士比亚房子后面的就是12所“为老人和穷人”所设的救济院，他们把冬天的柴把和木炭包堆在屋外。离他们几码远是布商拥有的一排建筑，是过去25年里繁荣发展后新建的。幸亏有了行会的标识地图，我们才可以找出并走进它们。

站在街的尽头，面对着城墙，左边就是砖墙旁的窄门。沿着入口走直到角楼，会走进一个院子，眼前是一桩三层的出租楼房，和帕默大夫的房子毗邻。这里挤满了单身男人住的小房间，他们大多给这座城里做佣工的。其中有个爱尔兰人，名叫帕特里克·墨菲。再过去，就是城墙下比思迪先生的房子和花园。右边，穿过院子是古老的中世纪教堂和圣詹姆士修道院，也就是现在的拉姆教堂。与其紧邻的是斯佩特先生的语法学校，这是一幢三层的房子，有大厅、起居室，还有个小厨房和外面的公共厕所。斯佩特的学生中有个叫约翰·查普尔的，成了在布莱克福莱尔表演的教堂男孩剧团中的一员。在蒙特乔的房子里都能听到学校的铃声。

这些就是莎士比亚在街头或小酒店能碰到的邻居。或是在帕默大夫那里，如果最后那几首十四行诗中描述到的性病确有其事的话。如果需要一个酒店提供食物，那里有好几个当地“日常店”：伍德街上的发冠店、米尔克街上的海豚店都是最有名气的。银街上还有一家小旅店，就是后来的库伯武装店。这些地方通常都有厨房，里面有炉子和酒吧，还有一系列小房间和院子旁两三层的外屋：那可是写作的好地方，如果想要的话，会有人专门送上吃的喝的，而且蜡烛免费。在克里普尔门城墙内通往北方的大路上，有几家为长途客准备的运货人旅店。譬如，圣贾尔斯附近、蒙特乔家北面，就是达拉姆和约克郡运货客常住的怀特海因德店。梅登海德店则是沃赛斯特运货人的常驻地，也许莎士比亚、康代尔和海明斯——所有来自内地的人都曾经住过。最大的店是双颈楼的天鹅店，以及15世纪建成的有个宽40码的内院的城堡店。这些店比剧院还大，而且和剧院一样，各个方向都有楼座。运货人的旅店占据了莱德路、伍德街和议员街之间的整个空间。成群的运货马队从这里出发，将伦敦以及更远地方的产品和奢侈品运往其他地方。

这就是莎士比亚在创作伟大戏剧时的周边环境。运货人和装满货物的马队常常涌进这些四周都是狭窄通道的拥挤的小旅店，这里一定人声鼎沸，四周一幅活生生的生活景象吧。一切都充满变数，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这是我们在当今发达世界见不到的前现代城市的生活。虽然这些客运旅店在19世纪末已经全部被拆毁，但直到不久前，我们还是能看到，在旧式马车进出的大门那里被磨光的石头过梁上刻着的双头天鹅标志。那里离莎士比亚以前常住的地方不远。

《奥赛罗》：黑人也是平等的

很可能就在银街那幢房子里，或是在那些吃晚饭的“日常酒店”的餐桌上，莎士比亚写下了《奥赛罗》。它走出了《哈姆雷特》的黑暗和内在，显现出痛苦的真相和情绪的意图。故事发生于16世纪的威尼斯，明显紧跟马洛的《帖木儿》开启的异国风情历史剧潮流，其背景是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对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观众来说，时代背景，也就是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局势无疑就是他们理解《奥赛罗》的政治剧场。不过这种局势只是背景而已，《奥赛罗》是一个有关种族主义的故事，讲述白人对黑人的嫉妒心理，以及嫉妒如何摧毁了爱情。奥赛罗是高贵的黑人勇士，虽然年长，但娶了漂亮的白人女子苔丝德蒙娜。伊阿古则是个毁了奥赛罗的白人，他憎恨奥赛罗和白人女子之间的婚姻，他假装爱他，却暗地里安排了“一系列事情”让奥赛罗一步步走向陷阱。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威尼斯是莎士比亚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是东西方交汇处，也是他的犹太人，现在是他的摩尔人的家。《奥赛罗》的故事没有单独的原型，莎士比亚从钦齐奥那部为大众熟知的《一百篇故事》中汲取了故事的基本框架，那是主要的原始资料之一。其他阅读则形成了莎士比亚的想象世界和他笔下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他阅读过的新书包括出版于1600年11月的非洲人列奥的《非洲地理历史》以及刘易斯·卢肯纳有关威尼斯宪法的书（卢肯纳和莎士比亚可能在1603年12月陪同威尼斯大使的时候在威尔顿见过面）。菲力蒙·霍兰1601年翻译的普林尼的《世界历史》是另一个原始资料。作为考文垂学校的校长，因对普林尼、李维和普鲁塔克的作吊进行了大量的翻译，霍兰被称为“这个时代的大翻译家”，莎士比亚很喜欢他的作品。《奥赛罗》中有很多富有新鲜感的东西：阿拉伯树的药胶、硫磺矿井，还有橄榄石和曼陀罗等，这些原本都出自霍兰的大量作品中。当莎士比亚描述深渺的黑海时，他写道：“一直流淌着，奔向普罗庞提斯……永不回头···有时也会结冰。”莎士比亚很巧妙地将它谱写成了一段精美的韵歌，让人想起了马洛：

就像深渺的海，

冰冻的河流和强行的河道，

永不回头，一直向前流

直到普罗庞提斯和达达尼尔海峡。

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黑人与黑摩尔人”

现实生活的冲突是会在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奥赛罗》不是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唯一有关摩尔人的戏剧。对于奇异的“他者”的着迷，不仅普通百姓有，宫廷也一样有——很快，在一次“黑色假面舞会”中，女王和她的女宾都扮装黑人，好似“埃塞俄比亚人”。这部戏剧有关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涉及伦敦大街小巷关注的问题，那么莎十比亚对于黑人有何经历呢？我们看到，他的情妇很可能就是一位黑肤西班牙裔的威尼斯犹太人。他一定见过来自北非的“摩尔”人，甚至是来自西非的。

他也许见过黑肤妓女，特别是在克拉克威尔的特恩米尔街附近。在那里，著名的黑肤女露西——她曾是侍奉女王的舞者——经营着一家由贵族和律师资助的产业。律师们在格雷斯旅店狂欢时常常会嘲弄露西。莎士比亚的熟人，诗人约翰·韦弗，曾赞美过一个脸庞“如乌木般纯黑”的女子。

当时在伦敦可能有几千黑人，他们组成了重要的少数人口。黑人被雇佣来做仆人，也做乐师、舞者和逗乐者。就在莎士比亚创作《奥赛罗》前几个月，黑人的出现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有许多奴隶从被俘的西班牙船上逃离出来，黑人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很多，被看作是讨厌的人。1601年，莎士比亚正在阅读利奥·阿非利加努斯[3]的作品并思考如何创作《奥赛罗》时，塞西尔文件[4]（至今仍保留于哈特菲尔德[5]）暴露了我们曾见到过的和吉普赛人及流动人口相关的政府法令：“女王对目前‘黑鬼和黑肤摩尔人’数量众多表示不满，这些黑人自女王陛下和西班牙国王冲突以来，就潜入我们这个王国，吃喝都在这里，让女王原本的子民大为恼火。”人们提出一个计划，想让黑人迁出英国。1602年7月，塞西尔按照这种政策来对待那些商人，其中一个商人写道：“我已经劝说大家到巴巴利[6]做生意，费了好大口舌，这也是因为最近女王陛下的船上有太多解脱奴役的摩尔人，他们的住宿和饮食都成了问题，只好等到有船把他们带到巴巴利。”

有趣的是，单从表面来看政府发出的命令，他们如何认为这一切肯定能做到？那时许多黑人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市民身份住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其他城市。在艾德门外的圣博尔托夫这个小教区的记录中，我们就发现了25名黑人，他们和法国、荷兰移民以及一名东印度（及今天的孟加拉）移民一样，就生活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他们主要是做家仆，但有一个住在白教堂路的贝尔铸造厂隔壁的白铃店，也许在那里打工（也许他是一个擅长青铜铸件的西非人）。死后，有些人的老板会给予他们高规格的基督式葬礼，还有抬棺者和黑布。记录中就有这些人的名字：

克里斯托弗·卡普博特（佛得角），黑肤摩尔人

苏珊娜·皮尔瑞斯，约翰·德斯匹诺伊斯的房客，黑肤摩尔人

西门·瓦伦夏，黑肤摩尔人

卡桑格，黑人、摩尔人。巴伯夫人的房客

伊斯凡犹，商人托马斯·巴伯先生的黑仆

罗伯特，黑人

一位名字应该叫弗朗西斯的黑人，他是彼得·米勒先生的仆人，米勒先生是个酿酒商，居住在伦敦肉市场东边自由市场的鹿角标志那里。

在后面的名单中，我们还找到了“安妮·博斯，喇叭商安东尼·博斯的妻子，黑肤摩尔人”；“约翰·康姆奎克，船长托马斯·拉乌的仆人，黑肤摩尔人”等在名单中，最令人难过的是“一位黑肤摩尔女人死在大街上，名叫玛丽”。

这些都是被人遗忘的生活、被人遗忘的历史。有时候这些故事会和其他资料穿插起来，譬如，一个女人因为关心黑人女仆的小女儿的健康，就带她来找西门·福尔曼。在福尔曼的笔记里，他诊断这个小女孩是“心冷”，很明显她患了深度抑郁症。民间的故事总是和官方文件的版本不同。这就是莎士比亚时期伦敦的现实状态，他无法避开。

因此黑人很可能就是莎士比亚在圣海伦的毕肖普门或银街附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他在早期戏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中塑造了传统舞台上的恶棍——摩尔人亚伦后，已过去了12年左右，他对黑人的了解不断加深。不过莎士比亚是否和黑人交往甚密呢？如我们所知，他可能有个黑肤色的情妇。记载上可以找到的是，他至少还和一位有着高贵地位的摩尔人有来往。

1600年，摩洛哥大使来到伦敦，一待就是半年。邻居们都被摩尔人日常的祈祷吸引。就像现在一样，外国的烹饪和饮食习惯总是引来许多评论，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思想开放的。阿非利加努斯的出版商还曾将他的《历史》献给大使。待在伦敦期间，大使让伊丽莎白的画师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这张肖像迄今仍在，上面写着：“阿卜杜尔·格瓦希德，巴巴利大使，1600年，42岁。”这是一张既高贵又强势的摩尔人的画像。其实，1600年圣诞期间，宫务大臣剧团为大使表演过，因此莎士比亚很可能见过阿卜杜瓦·格瓦希德，也和他有所交往。

高贵的摩尔人，还有那个患心冷的孩子，都成为莎士比亚经历中的一部分。作品中的蛛丝马迹虽不明显，却展示了一段特别丰富的伊丽莎白时期英国黑人的生活，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政府对遣返外国人的号召。很明显，也许莎士比亚对黑人和种族主义的了解比现代批评家更多，也比我们对他的了解要多。后来，莎士比亚着迷于辛提欧的《一百篇故事》，他决定要就这个话题创作一部戏剧。

私刑罪

莎士比亚对《奥赛罗》的投入表现在这部戏剧的高超艺术水平上。1606年政府颁发法案制止滥用演员后，他对这部戏剧进行了细心修改。其不朽的力量表现在无论这部剧在哪里上演，都带来非凡的影响。当时，《奥赛罗》不但在宫廷演出，也在乡下四处巡演：1609年，约翰·瑞斯在牛津带来的苔丝德蒙娜让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不过，后来的观众就不再总是喜欢他们看到的表演了。一位17世纪的英国批评家把这部戏剧的教育意义嘲笑为“对淑女的警告：不经过父母同意和黑肤摩尔人私奔可没有好下场”。19世纪早期，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观点也很有名：“苔丝德蒙娜和奥赛罗在舞台上的爱抚让人恶心。”他从这部戏剧中得到的道德教训就是“黑人和白人的血液不能以婚姻结合在一起，否则会引发自然法则的极大愤怒”。美国内战前的南方观众也觉得这部戏剧“不适合在南方任何州上演，会让每一位白人震怒，这种愤怒也是他们的责任，如果这部戏剧的作者莎士比亚在南方任何一个州被抓住的话，他会因创作了这部戏剧而被处以私刑”。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观众还会因为保罗·罗伯逊在舞台上亲吻了佩吉·阿什克罗夫特而感到震惊。在自由的21世纪头十年，这部戏剧引发的话题仍然到处都是，譬如最近就有一部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剧将奥赛罗的角色转为伦敦第一位黑人警察总监[7]。《奥赛罗》是早在1602年莎士比亚就对人性举起的一面镜子。他又一次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外来人的例子”。

“这最芬芳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和詹姆斯的继位

1602年，记者、小册子作家、闲话专栏作者和占星家都在密切关注伊丽莎白日渐衰落的身体状况。在公众场合人们不允许猜测继位的问题。不过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老一代的人希望新王能带来更好的变革。占星家和占卜人越来越热衷于预言：会有恐惧、希望，在某些地区，还会有可怕的预兆。这种情绪在当时很多诗歌中也有体现。很多人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会成为新王，实际上，他们确实一直在边境等待着这一时刻。苏格兰的呼声很高，但伊丽莎白拒绝离去。

莎士比亚的剧团为女王做的最后一次表演是1603年2月2日在里士满宫。因预料到女王可能离世，剧院于19日关闭了。24日，伊丽莎白女王在宫中去世。莎士比亚没有对她致哀。这很重要吗？至少有两个同行作家注意到了他的沉默，其中一位直白地请求莎士比亚执笔写点什么，但他没有写。不过莎士比亚却在给他的朋友，也就是那个少年男子的十四行诗中对这件事做出了评论。他们明显还是很密切的朋友——长期的友爱关系——曾经历过一段分离的友谊。几年来这种友谊很热烈、充满激情，是让人流泪的同性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低调了很多，莎士比亚此时创作的诗歌将个人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伊丽莎白在诗歌中常被看作是纯洁的月亮女神戴安娜或辛西娅，如今还是永远地黯淡了。她的死亡让所有有关厄运的预言都被搅乱了。下面这首诗的内部指涉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对于伊丽莎白死亡的回应：

无论我自己的忧虑，或那梦想着

未来的这茫茫世界的先知灵魂，

都不能限制我的真爱的租约，

纵使它已注定作命运的抵偿品。

人间的月亮已度过被蚀的灾难，

不祥的占卜把自己的预言嘲讽，

动荡和疑虑既已获得了保险，

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久葱茏。

于是在这时代甘露的遍洒下，

我的爱面貌一新，而死神降伏，

既然我将活在这拙作里，任凭他

把那些愚钝的无言的种族凌辱。

你将在这里找着你的纪念碑，

魔王的金盔和铜墓却被销毁。

在经历了45年的宗教和政治冲突以及经济困境后，伊丽莎白的去世所承载的分量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1603年的最初几个月体现了人们在“这个最芬芳的时代”对和平的希望，令人惊诧的是，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到了詹姆斯手中。更让现代读者大吃一惊的是，这首十四行诗最后提到的“魔王”可能指的就是过世的伊丽莎白。

国王剧团

与此同时，剧团资助的变化也很大。宫务大臣剧团是最重要的演出剧团，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朋友——特别是潘姆比洛克一家似乎很着急要引领詹姆斯时代的早期文化进展。很快，5月19日，莎士比亚、伯比奇、菲利普和其他人都收到了专利证书，成为国王的演出剧团，其措辞就连波洛涅斯[8]也会由衷地表示赞同：

自由运用艺术和人员，表演他们学过的喜剧、悲剧、历史剧、幕间剧、道德剧、田园剧、舞台剧，等等……提供我们喜欢的主题的娱乐，让我们看到他们时安心、快乐……他们可以在常用的环球剧院演出，也可以在市政厅、大会厅或其他方便的地方，任何其他城市、大学城或市镇……

因此他们现在就是为皇家服务了，更名为国王剧团，未来有保障了——这确实是一个芬芳的年代。在詹姆斯统治早期，许多人相信或希望宗教变革和更新马上到来。新的君王是新教徒，但他的祖先是天主教徒，王后也是天主教徒。詹姆斯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痛恨两边宗教的极端主义。一方面，有谣言说他会将英国带回到天主教，或者至少能让信仰自由；另一方面，一群清教徒牧师在他去伦敦的路上请愿，希望他能监管英国国教进一步的改革。关于国教本身，时代的气氛鼓励布道者不要破坏目前的一切，而是要保持现状。在皇宫，这个封闭壳的裂口让人看到被伊丽莎白排斥或忽视的人——例如南安普敦，莎士比亚的第一个资助人——会东山再起，寻找新的机会。

在这种情绪下，很多英国诗人用庆贺性的诗歌向詹姆斯致敬，但又一次，莎士比亚没有写这样的诗。在《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以及《卢克西受辱记》之后，他不再像同行那样为伟大的人或好人创作颂词、丧礼挽歌，现在也没有打破那个习惯。不过很多诗人感觉到，这件事情标志着新的文化氛围的来临，在这种氛围下，宗教诗歌会被人们高度称赞。有些人甚至从创作世俗诗歌转向圣歌或哲学诗。在1603到1605年这段时间，涌现了一大批宗教诗歌。詹姆斯自己曾有过作为诗歌资助人的经历。在继位时，他重新出版了自己的书《子训》。这本书首次出版是在1599年，用于教导他年幼的儿子亨利王子有关诗歌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诗歌的价值。这一切都向伦敦知识界宣布，詹姆斯是一个有着高度哲学素养和诗性抱负的人。

银街上的瘟疫

这位君王在1603年4月和5月期间曾很悠闲地从苏格兰一路前往伦敦，沿路逗留在贵族家里。不过，当他到达伦敦时，传来了瘟疫爆发的可怕消息，这是10年来最严重的瘟疫。那年春天，剧院关门了。整个伦敦城的教区登记本上满是葬礼的记录，死亡人数达到了一星期1000人。在莎士比亚那个小教区内，第一拨死亡是在6月来临的，在炎热的8月达到了顶峰。皇家乐师亨利·山顿在6月1日下葬，和他一起的还有女儿苏珊，画家威廉·林比和妻子玛格丽特，金匠托马斯·艾利斯以及居住和工作在这一地区的12名家仆。许多孩子也死了。单单是8月和9月，在只有l00个左右的纳税户教区中，就有85人死亡。这是莎士比亚所在社区的毁灭。在外科理发师的详细记录本中描述了宴会的取消，人们捐款“帮助那些最痛苦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以期待万能的上帝降临”。

在这样的氛围下，如果有钱又有地方去，待在伦敦就是很危险又没有意义的。莎士比亚和剧团搬出了伦敦，来到莫特莱克的河岸边。菲利普斯刚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这里将是他们接下来几个月的基地。由于瘟疫仍然肆虐，詹姆斯被迫延迟了他在伦敦的接见庆典。那年秋天他沿着汉普郡、波克郡、牛津郡一路庄严行进，10月停留在威尔顿的潘姆比洛克家，在那里一直待到12月初。国王剧团似乎也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12月2日，他们很可能在詹姆斯面前演出了《皆大欢喜》。由于表演这部戏剧以及其他一些娱乐活动，他们赚了30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在被邀的嘉宾中有威尼斯大使尼古拉·莫林。

因此，从1603年创作的那些十四行诗也许可以猜测，莎士比亚和潘姆比洛克家族仍然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在瘟疫肆虐的那几个月，威尔顿实际上就是代皇宫，在那年冬天光彩夺目。玛丽·赫伯特自己仍然身体康健，她是著名的诗歌资助人，是她兄弟的杂志《阿卡狄亚》的编辑，也是一部戏剧的作者（这部戏剧后来被莎士比亚用于创作《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中）。国王剧团延长了待在威尔顿的时间，还为镇里表演了一场（最近在特罗布里奇档案馆的发现表明，他们为此支付剧团6英镑5先令）。这个细节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莎士比亚和潘姆比洛克一直以来有联系的印象。潘姆比洛克伯爵和他的兄弟都是热衷去剧院、参加假面舞会的人，特别喜欢装扮起来参加宫廷舞会和表演。国王剧团在第二年为伯爵兄弟的婚礼表演了两场戏剧《一报还一报》和《错误的戏剧》，在此期间，还安排了假面舞会。

在伦敦，随着天气越来越冷，瘟疫造成的死亡不断减少。在麻瓜街的贫民所，同室的人围坐在木头火堆、煤炉四周，尽量让自己保暖。整座城市在大雪的笼罩下一片寂静。圣诞节那一天，大使莫林从威尔顿启程回国，写了一封信回家：“我是星期五晚上到达伦敦的。没有人提到这次瘟疫，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城里到处都是人，很难相信这里曾死了6万人。”

不过，环球剧院还是关着门，剧团待在城外，暂时继续依靠皇家资助。詹姆斯在英格兰的第一个冬天是在汉普敦宫度过的，在那里提供娱乐的是国王剧团和另外两个主要的剧团。有将近30个剧目准备好让皇室挑选，包括《仲夏夜之梦》和其他的剧本，如《布里斯托尔的漂亮女仆》等。莎士比亚是剧团的主要创作人，可能也是我们所说的导演，他还会表演，比如演那些可靠的、不偏不倚的角色：来自冈特的约翰、亨利四世和《哈姆雷特》中的鬼魂。这年冬天他还出演了对手本·琼森的《西加努斯》。不过这次演出很失败，我们一定能想象莎士比亚在这样一部剧中高兴的样子。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的”：莎士比亚感觉如何？

在这段时间莎士比亚写了几首十四行诗，尽管一如既往地有些保守，但还是提供了大量生活细节。在有关伊丽莎白之死的十四行诗后，这些诗歌明显地指涉了政治——再一次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在莎士比亚的私人诗歌中他并不是只运用彼得拉克体或其他技巧，还记下了真正的心中感受。在154首十四行诗中，确实很少有纯练笔之作（就算是最后两首照《希腊选集》创作的讽刺诗，也是特别经过选择的，因为它们和故事相关），相反，大部分都是很严肃的，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主要是为自己创作并抒发胸怀。尽管有一些诗歌在朋友中流传，也绝不能肯定他把每首诗都给别人看了。在1603—1604年的重要岁月里创作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当然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东西。

有两首诗特别关注詹姆斯进入伦敦的庆典，其原因很有意思。那时莎士比亚的剧团已经属于国王，他本人不仅仅是个演员，也是皇家侍臣，尊贵的枢密院绅士倌。对于这次皇家进城，莎士比亚、伯比奇和他们的同事都收到一块猩红色的羊毛布料，在皇家服装会计簿上有记载。在这个阶级意识很强的社会，禁止奢侈的法规十分严厉，限定了什么社会阶层用什么布料，而羊毛肯定是给普通百姓的。和马夫、炮手、厨子以及皇家糕点师一起列在名单上的，还有三家表演剧团：阿莱恩的上将剧团、比斯顿的女王剧团以及莎士比亚排在第一位的国王剧团。每个人都发了“猩红色布料：4码半”。这通常被理解成一件礼物，但是这个码数正是绅士倌面见国王时所穿制服的上衣和裤子需要的尺度。有人也许会想到著名的莎士比亚四开本上的肖像——这幅肖像和他葬礼上的半身雕像是诗人唯一可确定的形象——正是穿着猩红色的制服上衣，袖子上有菱形的镶金边，镀金纽扣和立领。

莎士比亚真的和其他皇家仆人一起走在列队中吗？我们知道，演员在列队中会表演角色（比如爱德华·阿莱恩，作为伦敦的天才人物向国王发表演说），很可能莎士比亚和同事们也穿着猩红色制服参加了庆祝，在列队行进路上某个装饰起来的大门那里演讲了一番。

托马斯·戴克策划了伴随詹姆斯盛大进城仪式的壮观游行，他是这样描述的：“人群把街道都挤个水泄不通：女人和孩子挤满了每个窗扉。”威尼斯大使尼古拉·莫林在给家人的信中写下了他当时的印象：

昨天上午11点，国王离开了伦敦塔。走在他前面的有市治安官、法庭官员、牧师、主教和大主教、伯爵、侯爵夫人、男爵和骑士，穿着华美，那是用金丝线和珍珠刺绣制成的衣服。绝对的皇家表演！王子骑在马背上，在国王前面大约10步远；国王也骑着马，头上是华盖，24个打扮华美的绅士在一旁，每8个轮着转来转去撑华盖（作者在此将字体斜体）。王后身后是她的未婚侍女，70个骑马的女士盛装打扮。就是这样一个顺序，这支游行队伍从伦敦塔一直走到威斯敏斯特，穿过城市足有3英里远。

就算是像莫林这样走南闯北的外交官都被这令人陶醉的一天所散发出来的乐观主义给感染了。那些骑马跟在国王身后的，有莎士比亚往日的资助人潘姆比洛克伯爵，还有刚从伦敦塔释放出来、被宽恕和净化的南安普敦伯爵。不过在两首表现这一时刻的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这时已经是老于世故的40岁——却一反常态的冷淡，特别是在第125首十四行诗中指涉到在游行队伍中撑着华盖皇家仆人的时候：

这对我何益，纵使我高擎华盖，

用我的外表来为你妆点门面，

或奠下伟大基础，要流芳万代，

其实比荒凉和毁灭为期更短？

难道我没见过拘守仪表的人，

付出高昂的代价，却丧失一切……

这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是表演。那句关于高擎华盖的诗并不一定就是指国王剧团是撑华盖的绅士，用游行来作比喻似乎很平常。“伟大基础”也许是偌大的木头拱门，还有精美制作的石膏雕像，用于皇家表演的暂时搭建的华美舞台。这些有着方尖塔（对现代人而言就是“金字塔”）的建筑让人们目瞪口呆。但在第123首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的矛盾心态：

你新建的金字塔，不管多雄壮，

对我一点不稀奇，一点不新鲜；

它们只是旧景象披上了新装。

我们的生命太短促，所以羡慕

你拿来蒙骗我们的那些旧货；

幻想它们是我们心愿的产物，

不肯信从前曾经有人谈起过。

对你和你的纪录我同样不买账，

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使我惊奇，

因为你的记载和我所见都扯谎，

都多少是你疾驰中造下的孽迹。

我敢这样发誓我将万古不渝，

不管你和你的镰刀多么锋利。

“蒙骗”这个词的意义不言而喻（很快他就会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一个笑话中又一次嘲讽“金字塔”的新奇）。“我所见的都扯谎”意味着世界是虚幻的，权力的外在也是虚幻的。带着缓慢的节奏和暗指的含义，这些十四行诗贯穿着一种堪比哈姆雷特的内在性、对公开荣誉的鄙视和对富人装腔作势、政权精心表演的厌恶。在第125首诗的结尾部分，莎士比亚将外部政治世界和良知的内心世界联系在一起，从同时代的政治汲取了有力而惊人的比喻：

被收买的告密者，滚开！你越诬告

真挚的心，越不能损害它分毫。

我们的莎士比亚先生一直都对权力存疑，更对用权者不信任。如果我们怀疑他在这些诗歌中所想的一切，那么看看第124首十四行诗，这是一首将个人和政治融合在一起的很棒的诗歌。在这里，“爱”似乎代表着“忠贞”，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宣称了一些听起来像个人信条的东西。这就是他摊开自己意图的部分了。他在庆典活动中只是个穿制服的角色，他是不是对权力很反感，全由读者去判断：

如果我的爱只是权势的嫡种，

它就会是命运的无父的私生子，

受时光的宠辱所磨折和播弄，

同野草闲花一起任人们采割。

不呀，它并不是建立在偶然上，

它既不为融化的笑颜所转移，

也经受得起我们这时代风尚

司空见惯的抑郁、愤懑的打击：

它不害怕那只在短期间有效、

到处散播异端和邪说的权谋，

不因骄阳而生长，雨也冲不掉，

它巍然独立在那里，深思熟筹。

被时光愚弄的人们，起来作证！

你们毕生作恶，却一死得干净。

在最后两句中，“作证”一般被看作是指宗教殉道者（正如学者约翰·福克斯曾指出，“殉道者”来自希腊语“作证”），这种意思也从他使用“异端”来描述政府“权谋”得到支持。不过这首诗并不意在压制什么，而是对政治、个人良心、“政权之子”以及那些为正义而死的殉道者神秘而强烈的反思。这首诗以隐晦和不确定唤起了一个价值观颠倒的世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惨死。这对于一个不再年轻的伊丽莎白时期的诗人来说，就是爱和良心在可怕的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力。这让人十分困惑，这些十四行诗给我们展示的和先前看到的不一样。莎士比亚很谨慎，对权力存在怀疑；他相信良知是个人的事情，却胆怯而自谦（这是阶级造成的吗），又对自己的力量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作家和观察者，他远离政治力量的光鲜和外表的浮夸，保持“高度的谨慎”，确信他的诗歌会比这一切表演都要长久。所有这一切，是不是也隐隐暗示着对高调炫耀权力的人的鄙视或甚至是怨恨？

皇家仆人

和往常一样，莎士比亚给我们留下的是模糊不清的东西。公众与私人，良知与权力：十四行诗中最核心的部分总是有着对立的东西。在他伟大的悲剧中也一样。在创作时，莎士比亚一如往常的矛盾，特别是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当然，他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如今是穿着国王御赐制服的皇家仆人，还是有盾形纹章的绅士。他觊觎权势，并为此庆祝，可他也会写下隐含质疑和不信任的十四行诗。

被任命为国王剧团和尊贵的枢密院的绅士倌标志着离开斯特拉福德后莎士比亚在社会地位上的野心，那是从他父亲那里开始的——1576年，约翰在生意破产前曾首次申请过盾形纹章。莎士比亚渴望被接受，渴望地位，现在他拥有了这一切：盾形纹章、皇家制服，还有克洛普顿的房子。对莎士比亚来说，这些都让他高兴，让他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出身虽然并不高贵，却有一种天生的、自然的高贵地位让他脱颖而出。不过不用说，在一个阶级意识很强的城市，也有一些人会嘲讽他。本·琼森的“高贵的莎士比亚”就总是恭维中带有别的东西，一半有感而发，一半是讽刺。其他人就更是直接了：在纹章院，德西克使官的一位同事将诗人列在那些不配称作绅士的名单内，和詹姆斯时期的伦敦那些白手起家往上爬的“新人”同列。他只是一个“演员”。在这个时期的一部戏剧中，一位很有抱负的年轻绅士剧作家，弗朗西斯·博蒙特，对他进行讥笑伤害。博蒙特借约翰·莎士比亚原先的生意来讽刺他这个侍奉国王的儿子有多么虚假。在一次谴责詹姆斯时期新皇家世界里社会攀枝现象的演讲中，博蒙特更提到了过分的谦恭和吝啬，说所有这些弯曲的腿，“有些曾经是那么贫困，连袜子都穿不上……其中就有一双腿，明显属于手套商的后代，却期待着很快获得荣耀”。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着毫不掩饰的对阶级自卑的极度敏感，我们可不能轻而易举地忽视它们。但如今国王剧团仍得穿着华丽的猩红色制服置身于庆典中，还要参与到詹姆斯在伦敦最初几个月的娱乐活动中。

还是一个憎恶战争的未婚王子时，詹姆斯的野心就已经不小，他期待着在欧洲经历了多年国际紧张局势后，能启动一个获得长久安定的“和平进程”。1604年夏初，西班牙受邀派大使去伦敦，皇家记事录显示8月9日到27日在和平条约谈判末期的萨莫赛特宫，莎士比亚和国王剧团都在侍奉西班牙大使。这段时间他们不是以演员的身份，而是以侍臣的身份：他们穿着猩红色的斗篷和裤子，样子光鲜地站在那里伺候来访者。莎士比亚和伯比奇要鞠躬行礼很多次，还要四处走来走去，很急着回到舞台。很容易想象，这种被强迫停业可能就是莎士比亚表达要对这一切华丽表象保持清醒的奇怪的诗的创作源泉。

为詹姆斯而创作

一开始天主教徒们对新王统治抱有很高的期望：詹姆斯狡黠、聪明，在大学辩论中常常胜出，做过很多正确的事情，包括释放南安普敦。许多人，包括在伊丽莎白后期被排斥的天主教徒，现在都重新出现在公众生活中。有关詹姆斯和丹麦的安妮[9]的个人观点从他们“在卧室私密处”的谈话中显现了出来：他是个新教徒（当然，他母亲是天主教徒），她是天主教徒，只要她谨慎点，对他来说就没什么问题。詹姆斯喜欢戏剧，喜欢国王剧团（当然还有年轻人），皇家日历上记载有国王剧团日常的表演日程。詹姆斯在外交领域的野心意味着皇宫里总是有很多各国大使，对表演的需求也增加了很多。有时候在一个圣诞季就需要表演14场到15场，甚至20场。

像《仲夏夜之梦》中娱乐官菲劳斯特莱特展现给忒修斯的娱乐节目一样，这份工作的一个风险就是国王剧团准备好的戏剧可能并不是贵族们想要的。有时候宫廷要一些流行的、要求也不那么高的假面舞会等，有时候国王剧团表演时，侍臣们自己也喜欢打扮起来，在他们当中表演。这些具有诗性的寓言故事十分精美，有着音乐和舞台效果，由琼森这样的顶级作家撰写，最具有天分的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建筑师伊尼戈等设计，却并不总是具有教育意义的。1606年，在一次为丹麦国王[10]表演的娱乐活动中，就有一场贵族妇女的假面舞会，她们很兴奋，“示巴女王”[11]都倒在了国王怀中；丹麦国王醉醺醺地被抬上床，“身上放着王后赐予的礼物，被弄得很脏，到处是酒、乳冻和蛋糕”。对于国王剧团，这似乎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登峰造极

在侍臣及表演者的身份之外，作为作家的，莎士比亚正处在惊人的创作期。可能是受新时代的驱动，也可能是出于恐惧和希望，当然也因为艺术上的成熟，他能够创作出自己想创作的，这也和他的观众、剧团的表演技巧及经验有关。总而言之，用巴勃罗·聂鲁达那句恰当的话来说，莎士比亚此时干劲十足[12]。

莎士比亚在哪里进行创作？在银街某个楼上的房间，就着油灯独自一人吗？还是在拥挤的附近的“日常店”？譬如布莱德街的法冠店，在那里花两个便士就能坐在桌子旁吃东西，蜡烛还免费。也许是在他最喜欢的那个小小的地方酒馆，穿过酒吧、在厨房后面一点的那间里屋？最近莎十比亚被描述成常逛妓院的人，认为他是以第一手资料描写特恩米尔街的肮脏世界。不过17世纪的日记作者约翰·奥布雷记录的一个故事恰恰相反：“他不是一个喜欢找人陪的人。”他更有可能是一个酒徒，特别是在16世纪90年代后期的“地狱时光”之后。浓啤酒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饮食元素，甚至对孩子来说也是如此。莎士比亚和酒商做朋友。那时候和现在一样，行业压力很大，做这一行的人毫无疑问都是高居酒徒榜单的人（本·琼森还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他喜欢的酒店的诗歌）。我们不清楚莎士比亚的状况，但我们看得到他用准确无误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喝酒的场景。有传言说，莎士比亚最终就是因为喝酒而倒下的。

那么莎士比亚的创作习惯和原则是什么？他早上要排演，下午要在环球剧院表演，什么时间创作呢？晚上？还是他6点起床，在早餐前写3个小时？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但确实有一份他如何进行创作的样稿。

很明显稿子经过他的手，成了另一个剧团一部合作戏剧《托马斯·莫尔先生》的一部分。莫尔是被亨利八世处决的学者、前大臣，后又被天主教堂洗清罪孽。对这一点人们还有一些争论，不清楚为什么在莎士比亚创作生涯的这个时候他要为其他剧团写剧本。不过在戏剧界，合作是经常有的，也比较随意。《托马斯·莫尔先生》的创作、意象、语法和拼写，都是具有莎士比亚特色的。字迹专家证实，稿子上的笔迹符合为数不多的已知的莎士比亚签名样本。如果在伊丽莎白死后他确实和一个有关莫尔的戏剧扯上关系，这就不由得让人对此感兴趣了。如果女王还活着，这肯定是个会惹来麻烦的主题：莫尔受到天主教徒的崇敬，因为他拒绝承认亨利八世是英国国教的头儿。这部戏剧的第一稿因为16世纪90年代早期的审查被截短了，还受到了一系列干涉。稿子上打有标记，里面还有一句直截了当的“别动它，危险”。

这份稿子是5个作家的成果，是那个时期很典型的一种合作。莎士比亚只负责3页，第4页则是由一个职业代笔人写完的。比较吸引人的是，在这个稿子中我们看得见他修改的地方，那是经过莎士比亚再三考虑的，提醒我们看到他创作的模式，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他同事那句著名的评判：“他的思维和手是同步的，他所想和所说轻而易举地就出来了，我们很少能在他的剧本稿子上看到一处涂抹。”这只是一份稿子，但却让人印象深刻，展示了经典的莎士比亚式的对秩序的分析。他写的场景是1511年面对着一群暴徒的莫尔，当时的伦敦正受到反对移民的暴动冲击。这种事情在今天仍然是习以为常的，是一种当地人试图净化人种的小范围行为。面对这帮人，莫尔恳求他们保持理性，遵循神的旨意和他们自己的惯常人性。在下文中，标点都是莎士比亚加的，除了问号是后来人加进去帮助理解。除了在第六行有个小失误，莎士比亚唯一一处思量后进行的改动就是在第二行把“和”换成了“带”。

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些痛苦的外地人

背着他们的孩子，带着破旧的行李

沉重而又缓慢地走到港口和进出码头

而你坐在那里像个充满欲望的国王

你的争吵让当局也噤声

你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

你得到什么？我告诉你，你教会人们

傲慢和强权如何占了优势

秩序如何受到强制，这样

没有人以老人的方式生存

其他暴徒幻灭了

自己双手、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正义

骗取了你和贪食的鱼类

互以为食

这是一个经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形象，也是经典的莎士比亚风格的移情例子。“外地人的形象”将我们自己放在被迫害者的位置上，去感受被压迫的偏见和受到暴力伤害时的苦痛。再想想，撇开敌对者紧迫而又强烈的偏见，想想我们自己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外地人——这是我们400年来还是没有得到的教训，在新闻栏目中，我们还是能看到波斯尼亚或卢旺达那些痛苦的背着孩子的外地人。最后，莫尔要那些人想想如果他们处在外地人的位置上，该往哪里去；如果他们被驱逐出英国，又该怎么办。

你们为什么必须要外地人。你会开心

看到那样一个粗野脾气的民族吗

那个有着可怕暴力的民族

他们不会给你在这个世上提供一个住处

磨着可恶的刀抵着你的喉咙

把你像狗一样踢开，好像上帝

根本没有创造你……

……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被如此对待？这就是外地人的状况

就是你们无可逾越的残忍

从不涂改一行？

《托马斯·莫尔先生》一直都停留在稿子阶段——这部戏剧从来没有上演过。对别人来说，这是一次快速的重新创作，也许是在剧场因为瘟疫而被关闭的时期，出于好意请他帮忙而已？对于一份草稿来说，这个剧本连贯性很强。当然每个作者都不尽相同，创作手法也很受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限制（纸张在那个时候是很贵的）。16世纪的教育强调记忆训练和演说，也许前现代时期组织思维和构建演讲的习惯比我们现在的更加规范。

海明斯和康代尔说莎士比亚从来没有涂改过一行，对这一点琼森回答说，他希望莎士比亚能多涂改一些。这是批评他没有认真创作。不过，琼森也说莎士比亚这个诗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还说他会“敲打缪斯的铁砧/引发第二次火爆，将同样的东西/（他自己也一起）按自己的想法锻造”。

虽然并不经常涂改，但他还是“引发了第二次火爆”。也许这两个概念并不矛盾：从《托马斯·莫尔先生》的草稿来看，很清楚创作本身就是为了激发思想和变化的。有一段中他用“伤心的防风草”替代了不太令人信服的“水南瓜”。这是创作过程的具体细节：他将这些写在纸上，划掉，改得更好。但是草稿还是很有条理，思维和意象的连续性处理得很好。也许，为了适合以口语的形式运作，莎士比亚在城里走动、身边无纸的时候，就在脑海里形成了诗歌演讲的结构。有人认为，他的思维习惯比普鲁斯特更加训练有素，普鲁斯特在校正的时候还会重写呢。但是他们两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靠记忆来创作十卷小说，在校对的时候还能引起更多的记忆；另一个是要创作紧凑诗歌体的戏剧，表演时间不能超过三个小时，而且面对的观众要求很高，必须得让他们能理解戏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正如莎士比亚在《暴风雨》的收场白中说的那样，他“计划”的首要目的就是“让你们高兴”。

不过，可以想象，成熟的莎士比亚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只让人高兴。这个时期没有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是废品，就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样。他为詹姆斯创作的第一部剧《一报还一报》，就是很有特色的对道德、性欲和贪婪的反思，还带有明显的天主教色彩。这抓住了1604年的民众情绪，因为那时清教徒正试图让詹姆斯在宗教政策上更进一步。即使是他这一时期最不成功的表演《终成眷属》对人类奇怪行为的讽刺，像是对琼森关于喜剧的宣言的回应——也有属于它的风光。1604到1606年，所有的戏剧都致力于解决严重的道德主题，当然最好的还是那些伟大的剧作。

私下里的基督徒

当时，有关道德的问题很明显是莎士比亚在脑海中考虑的首要对象。至于他的宗教信仰出自哪里，很难确切地做出回答。这些戏剧中有一部分带有宽泛的宗教改变，但并没有预示什么宗教轨迹。在这个时期，宗教意象在地方上更加浓厚——莎士比亚不仅唤起了人们对旧事物如祈祷、仪式和文本等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了天主教元素。人们一直在争论，说成熟的莎士比亚是一个隐秘的天主教徒，有些人甚至将年轻时候的他描述成几经受训的耶稣会士。不过这似乎有些夸大了。事实很可能少一些戏剧性的东西，莎士比亚和同时代的英国人民的生活轨迹一样。1603年至1604年，莎士比亚被一位天主教作家（“IC”）批评。在一本由秘密天主教出版商出版的文本里，他被抨击成一个世俗诗人，作品缺乏基督教义或训诫意义。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曾是一个天主教徒，后来却背叛了这一教义？

莎士比亚出生在天主教徒家庭，也许在成年后失去了这份信仰。但在他心中，从母亲的哺育那里汲取的和扎根沃里克郡的东西一直保留着，就像那些从小就养成的东西很难抹去。在伦敦的私人生活留下的少量证据表明，他并不是个常去教堂的人，也许甚至避免去教堂。不像海明斯和康代尔，他从来不属于那个伦敦教区。莎士比亚和胡格诺教徒住过一段时间，胡格诺教徒去的是法国教堂，也不一定需要在安息日遵守英国国教的规矩。更有趣的是，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1600年10月6日对克林克自由区居民进行征税的名单上。他很可能自1599年到1602年都居住在那里，但没有出现在这个地方教区的任何一份年度居民名单中。这份名单记录的是为新教复活节交谊活动买代币的常去教堂的人，是教堂人员上门收集代币时记录的。这很有意思，也许也很重要：莎士比亚是否告诉教会人员他在斯特拉福德参加过复活节交谊活动？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个人信息的透露就不是偶然，而是他有意为之，以便隐藏自己。现代读者常常会急于挖掘莎士比亚的个人信息，以激起理论者的幻想。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一个有着这样背景的人——他的家庭宗教被法律定为谋逆，他的父亲被政府悬赏、被“思想警察”追捕——在这个满是“受唆告密者”的世界里，坚忍的诗人只能保持疏离是非。

他的内心世界似乎也一样。他倾听新教布道，也了解“碰触圣饼”和“夜晚弥撒”。他阅读亨利·史密斯和罗伯特·索思韦尔，很可能对两个人都半信半疑。除了奥维德和普鲁塔克，《圣经》也是他常看的书。此时他拥有的很可能是新教徒的日内瓦《圣经》，而在戏剧中能找到一些痕迹的却来自老主教廷代尔的版本——（在他小的时候，学校和教堂用的都是这本），还有天主教的兰斯版。总而言之，就像我们期待的那样，莎士比亚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思维宽广，对任何权利体系的怀疑都是很明显的。良知是个人的事情，但如果他心中对父母的旧信仰保持有一份同情，那么他的内心就会自有主张。在第48首十四行诗中他告诉了我们自己的个性：“我是多么小心，在未上路之前。”也就是说，当他开始旅程时，“把琐碎的事物一一锁在箱子里，使其得到保险，不致被一些奸诈的手所亵渎……在我温暖的心房”。

在有生之年，和同代的人一样，莎士比亚发现自己游离于不同的世界，对双方都有同情和忠诚。他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被抚养大，他的思维习惯（譬如使用寓言和象征主义）和新教作家不一样。我们永远不会了解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但可以猜测，就像天主教徒约翰·邓恩一样，他开始感觉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区别还不足以证明杀戮和迫害是正当的。“上帝仁慈的渠道在两方都有，”邓多恩曾写道，“他们是上帝恩惠的并蒂花……他们之间的纷争并不是救赎的根本”。

人的感觉——也只有感觉——是威廉赞同的东西。

保留剧目

尽管还没完全过去，但瘟疫得到了控制，剧院在1605年重新开张，莎士比亚又回到了往日的日常事务中：上午排演新剧或重演老剧，下午在环球剧院表演。他们很可能在周一上午排演最初几场，周二排演下一幕，就这样一周下来。这是英国保留剧目轮演的惯例，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是如此。作为国王的剧团，他们原本已经很紧张的日程就更显压力重重。新宫廷有新的品位原则，但也很愿意看到老剧，他们想要老剧重演：《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错误的喜剧》在1604年圣诞节前上演，《爱的徒劳》和《威尼斯商人》（詹姆斯的最爱之一）在1605年初上演。

此时的莎士比亚处在事业的顶峰，是剧团的首席创作者。国王剧团的戏剧和《李尔王》及《麦克白》的一起进行表演，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吸引力的。看看那个时代的其他戏剧，也许更加能够理解观众们。1604到1606年在环球剧院上演的戏剧有些不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例如《伦敦警报》，一部讽刺安特卫普包围战的西班牙戏剧；社会喜剧《伦敦浪子》；颇有争议的《高里》，讲述同名阴谋事件的；流行的老剧《埃德蒙顿的欢乐魔鬼》；当时最受欢迎的传奇剧《布里斯托尔的漂亮女仆》；还有换汤不换药的《强扭的瓜不甜》，一部部讲述家庭暴力和谋杀的社会现实剧。要知道，了不起的伯比奇不仅要演好李尔王和安东尼，也要演好这些角色，这可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当然的正选，其他的保留剧目则让人了解剧团对观众的判断以及他们的艺术妥协。有些表演，譬如米尔顿的《复仇者悲剧》绚丽而又令人眼花缭乱，充斥着闪亮而轮廓鲜明的诗歌，但也有一些就是二流作品了，譬如《魔鬼的宣言》。而《托马斯·罗德·克伦威尔》就是三流临时工写的三流货色。

这些保留剧目表明，专业剧院的竞争一定十分激烈。伦敦的戏院超过12个，其中4个很庞大，能容纳2000到3000人，隔着河还能相互看得见，生意竞争十分激烈。这还不算河南岸的斗牛、斗熊以及其他娱乐活动。除此之外，国王剧团还在宫廷表演，有时候是晚上在大型的宫廷剧场。他们还四处巡演，1605年10月就一路演到了德文郡。他们有20或30个保留剧目——也许会在圣诞节为国王表演12部或更多——只有极富灵活性、多技能并拥有令人惊叹的团体精神的剧团才能承受这样的工作量。

阅读并进行新的创作也要找适合的地点和时间。莎士比亚不会有很多机会回家待上几天。约翰·奥布雷说莎士比亚一年只回一次家乡，安妮一人在家抚养孩子们，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想起李尔

1605年10月29日，从银街漫步走到圣迈克尔·勒奎纳的拐角处，就会看到齐普赛街上挤满了人。那些五六层的商店和房子的每一扇窗扉、阳台都挤满了观众，因为这一天有市长大人的盛装游行。游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重新联合的大英帝国的成功”。

游行中有一系列舞台造型，以一种拟人化的方法展现大英帝国。海王尼普顿骑在狮子身上，讲述古英国的神秘历史。古代神话中的首都新特洛伊就在泰晤士河旁，“这曾经是唯一的君主国，不过现在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地区，还有随之而来的创伤和痛苦”。

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寓言，讲述不列颠和不列颠特性统一的想法，但现实却是悬而未决的英国的分裂。在议会上，詹姆斯一世概述了创造“伟大不列颠”的明智性，随后发布了一系列檄文和历史性条约。艺术家、诗人和剧作家自然也会想到这些话题。那年秋天，莎士比亚就在创作一个有关不列颠分裂以及统治者崩溃的戏剧。

詹姆斯继位时最初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太久。现在看来，天主教徒对宗教改革的希望是错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希望推翻不义的统治者。1605年的历书预言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预示着痛苦和悲伤惨剧”的黯淡前景。这种精神危机弥漫在莎士比亚那年秋天的创作中。他所提到的“太阳和月亮最终的黯淡”发生在9月和10月，正好应了“奇妙的预言”，预示着“虔诚和慈善会慢慢冷去，真理和正义会遭到镇压……即将到来的是对普通大众的摧毁和伤害”。

一切几乎就这么发生了。11月发生了统治危机——议会爆炸阴谋案，整个政体几乎都被推翻了。莎士比亚的新作就是在轰动性和命运性的事件背景下创作的，将他的事业轨迹带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高峰。这部新作就是《李尔王》。

故事一开始就是一个古老的爱的测试。年老的国王愚蠢地询问女儿们爱他有多深。两个邪恶的姐姐花言巧语，先是奉承，后来又毁了他；最小的女儿考狄利娅爱他却拒绝阿谀奉承。从这里开始莎士比亚无情地把我们带入恐怖之中，几乎残忍地坚持让我们一直都看到这样的场面：李尔王的世界坍塌了，孩子毁灭了父母。尽管最终邪恶之徒死去了，但那也只是在我们关心的人物大多已经离世之后。李尔王钟爱的考狄利娅被杀死，年老的国王也心碎而死。虽然我们可以聊以安慰地说，爱最终战胜了一切，甚至死亡，但这部戏剧所达到的严酷、痛心和震惊的程度都是深入骨髓的。

这个故事本身很古老，在12世纪的传奇作家、蒙默思郡的杰弗里的作品中就出现过。再近一些，在西尼的《阿卡狄亚》中也出现过。但对于莎士比亚来说，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一部基于李尔王故事的老剧。这部老剧不是悲剧，有着欢快的韵律和幸福的结尾，出版于1605年年末，是16世纪80年代以来国王剧团的保留剧目。因此莎士比亚在20年前就了解这部戏剧了。也许他还曾出演过。这是一个在事业生涯中不断环绕着他的故事。

让我们想象一下，1605年秋天，莎士比亚沿着齐普赛街漫步，经过圣保罗教堂墓地，在纽格特市场边基督教堂旁的约翰·怀特店里随便看看。在店里的翻板上有一堆刚刚印刷出来的四开本，这是第一次以印刷本出现的他最喜欢的老剧，讲述“真实的李尔王和他三个女儿的历史……近年来有过各种各样的表演”。出于长久以来对这个故事的喜爱，莎士比亚不可能无视它。基于这个故事他创作了新的《李尔王》，并留给我们两个版本。一个是莎士比亚最初的草稿，1608年由纳森内尔·巴特印刷，“放在圣保罗教堂墓地有着彩牛标志的店里”。巴特不是一个优秀的印刷商，这个版本自身也很糟糕，莎士比亚写这份稿子的时候似乎很困难，他思考再三，改动了不少，涂抹了不止一两行。第二个版本由他的同事在1623年进行四开本印刷，似乎是作者在观看了舞台上的表演后，经过再三思虑而进行了修改。他对《李尔王》考虑了很多，剧本本身就能体现出来。在18世纪，这部剧被看作是无法表演的，因为盛行的大众口味要求剧本有个幸福的结尾。在现代这部剧则常被称作是所有剧本中最伟大的一部。

《李尔王》的文本中有许多小暗示，似乎可以找得到银街邻里的踪迹。譬如，12月1日，圣奥拉夫教堂为一个小女婴举行了洗礼仪式，她是莎士比亚的邻居、富有的绣工威廉·泰勒的女儿。女婴的受洗命名是考狄利娅：就这样，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了。我们会想，莎士比亚是否是她的教父？

邻居们还有帕默大夫和吉福德大夫。在《李尔王》和创作于1605—1606年的《麦克白》中，都有医生的角色。有趣的是，李尔王提到过对里根的分析，想知道她为何如此残酷：“让他们解剖了里根；看看她的心为何如此坚硬。是不是本质上就有什么造就了这种坚硬？她的心里到底有什么？”这是不是受到了离莎士比亚家50码远的外科邻居公开解剖的启示？

不为人知的文本：塞缪尔·哈斯内特与德纳姆的魔鬼

和所有职业作家一样，莎士比亚就像是海绵：街头故事、眼见之物、遇见之人、当日新闻、布道和传单，所有这些都混在一起进入他的创作。他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书是他生活中重要的角色。譬如，那年秋天在莎士比亚的书桌上就有他经常用的约翰·弗洛里奥的蒙田译著。这次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散文“论父亲对孩子们的慈爱”上。如常做的那样，他阅读了伊拉斯谟，钻研《愚人颂》，看到了愚人对权力的解构。他也浏览西尼的《阿卡狄亚》，就为了创作李尔王的故事。不过有一本书对莎士比亚心理的冲击远超过其他，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他是如何对待原始资料，并把其中的观点用于自己的艺术中的。这本书讲的是耶稣会士的奇事和德纳姆的魔鬼。

这本书出版于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一个月，由莎士比亚的熟人詹姆士·罗伯特印刷，他的印刷厂在克里普门墙外的城门塔地区。书里涉及由最高政府机构主办的新教徒论战：“宣布天主教徒的极坏欺诈行为，以使女王陛下的臣民不再对天主教忠诚，相信在英国的基督教真理，不受魔鬼的蒙蔽。”

这本极度令人反感的反天主教的书提到了多年前轰动一时的一场驱魔活动，发生在白金汉郡德纳姆，由一位耶稣会士牧师进行。书中收录了逐字的忏悔和对那些“被魔鬼附身”的穷人质询的文件附录，譬如女仆萨拉·威廉姆斯和她的姐妹菲德。作者塞缪尔·哈斯内特是枢密院议员，也是伦敦主教的牧师。他是一个学识渊博、颇有教养的人，很有品位，也有想象力，但是极端的残酷就是常常在那时的当权人士身上看到，神学家和行刑者总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当时，对精神的迷信正遭受全国声讨，哈斯内特正欲以这本书成为声讨战中的一部分，抨击了对恶魔和驱魔活动的迷信——人们认为，书中批判的这些正是天主教的原始遗留物，乡下的天真又保守的信徒仍然买账。这引发了更多有关权力和当局的本质，精神和奇迹是否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个故事对当权者来说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对莎士比亚来说这本书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其中提到了熟悉的人的处决——他的亲戚爱德华·阿登、约翰·萨默维尔以及他老师的兄弟托马斯·考特姆。

驱魔牧师之一是肖特雷的罗伯特·德波戴尔，他和莎士比亚一定很熟悉。多年前，德波戴尔和莎士比亚的校长西蒙·亨特去过罗马。他和坎皮恩一起回来，1586年死在了行刑台上。在从事秘密活动的岁月里，德波戴尔曾是德纳姆地区天主教谋逆家族派克汉姆家的牧师。在科尔恩河畔树叶茂密的郊区，派克汉姆家的房子依然还在，最近修复成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会所——阴魂不散的鬼魂现在当然已经离开了。

1586年，在恐怖的巴宾顿阴谋事件发生时，人们就进行过驱魔活动。哈斯内特以戏剧家的观点看待对阴谋参与者的质询，在书中将耶稣会士驱魔者的行动和信仰撕成碎片。在他看来，用魔法召唤魂灵就像为死者祈祷和念“咒语”，是一种天主教的伪装行为。他和支持者们认为，鬼魂和魔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而对于莎士比亚来说（就像对现代读者），这本书似乎令人困惑，只是经过哈斯内特“活泼”的表演生动了起来。书中的证据让人印象深刻，长期累积的阅读效果让人不可抗拒又让人反感。很快，读者的思维就会被文中那些用作催吐药的饮剂、插在腿上的细针、辛辣的熏香和可怕的遗骸弄得晕头转向。尽管驱魔背后的理念对17世纪的人来说并不像对我们一样那么陌生，但这些文字和意象还是传递了一种跌跌撞撞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魔鬼军团接踵而至——皮平（这个人让他的受害者“躺在田野里，张口呆望着月亮”）、希尔克、斯莫尔金、尖帽子鲁斯蒂、希尔克拉图（“世界的君王……跟随他的人只有两个人和一个淘气男孩”）以及折磨可怜的萨拉·威廉姆斯的一大帮魔鬼：“马霍，吉力克霍伯和弗拉特瑞特、福立博迪基贝特、霍伯帝当斯、托克巴托，都是这一地区的魔鬼，在萨拉发作的时候莫里斯就和她保持同样的节奏和韵律。”“生怕你会认为魔鬼在地狱里没有音乐”，哈斯内特还加了这么一句。

简而言之，这是一份疯狂的记录，它形象地描述身体和思想折磨，勾画古老的想象世界，那正是新教改革的意识形态拥护者寻求废除的东西。身为一名对鬼魂缠身的病理学感兴趣的职业作家，这份记录对哈斯内特是很有意义的。记录以一系列短剧的形式写成，哈斯内特用舞台效果来讲述这次驱魔，同时使用喜剧和悲剧中所有的戏剧修辞来表现荒唐和怪诞。实际上，这种不连贯的手法继承了约翰·邓恩的创作风格。莎士比亚使用了这本书的文本，手法中显示他不像平时只是泛泛读过就拿来用。这一次，他很投入很感兴趣地阅读了这个文本，也许还在日常记录本上记下过一些语句和观点，然后在创作《李尔王》前又细细地把它们消化。譬如，在《李尔王》的暴风雨场景中，他就用了出现在女仆萨拉·威廉姆斯面前的魔鬼的名字。他似乎在展示，在这个没有魔鬼的世界里人性才是真正的邪恶。他也展现给我们人类“互相欺骗”时的情景。

从哈斯内特那里借用来的许多词汇和短语是莎士比亚以前从没有用过——比如，“用通话器”。那些稀奇古怪的词特别吸引他的眼球：“耳语的”、“做作的”、“胃部”、“斜视”、“摇摆不定”就是其中的例子。尽管他借用的词集中在哈斯内特有关痛苦的邪恶词汇，尤其是描写人体被殴打、穿刺、痛打、划伤、烫伤、折磨、穿刺后的极端痛苦等形象时使用的那些。比如，在驱魔中，当受害者被紧绑在椅子上，被魔药弄得恶心，被熏香折磨得够呛，嘴里塞满恶心的遗骨时，有个特别的动作一再被重复。安妮·史密斯讲述了有那么三次，“他们把她紧紧地绑在……椅子上，他们几乎折了她的胳膊，令她全身都是捆绑的淤青，整个人都处在崩溃状态”。另一个老太太是“一副衰老的躯体，虚弱而笨重，就像一只老狗无法动弹……把这年老而枯瘪的女人（捆得）不住扭动和翻滚”。就像在《李尔王》的暴风雨中，可怜的汤姆正喋喋不休时魔鬼出现了，老妇人的意象也再现了。莎士比亚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他的戏剧中用“枯瘪”这个词，就是在葛罗斯特伯爵被绑在椅子上，双目失明的那个可怕的场景里：

高纳里尔：把他的眼珠挖出来……

康华尔：把他枯瘪的手臂牢牢绑起来…捆住他……

里根：绑紧些，绑紧些！啊，可恶的反贼！……

康华尔：把他绑在这张椅子上……

哈斯内特的书一定深深触动了莎士比亚，因为他就出生于天主教家庭。这是一种性虐狂似的大片，超现实、野性、富有文学性、充满黑色幽默，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在后期的三部戏剧中，莎士比亚一直都在重复这种语言，在修改《奥赛罗》时也会这样。这本书渗透到了莎士比亚的想象中，内容融进了他所创作的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充满了人类痛苦的重复意象。这不仅仅是一个借用文字、名字和意象的问题。因为一切都已融入这部剧本身：暴风雨就是一种驱魔（实际上，这部剧本身可能就是一场驱魔仪式）。在反复琢磨哈斯内特的这本书后，莎士比亚似乎找到了方法来将这个古老的故事变成一种文学手段，在剧情发展到一半的时候创造出了可怕的启示性高潮：当契约不再有效力时，人为的邪恶和残酷的风暴吞没了人类，人类生命就如低下的牲畜一样面对着毫无怜悯的上帝：“就像那些奢侈享乐的人戏弄苍蝇一样……他们杀我们如游戏一般”。

生命是什么？

就如欧里庇得斯最伟大的悲剧末尾那样，莎士比亚留给我们的是同样的问题：如果这就是生命的一切，那么生命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李尔王》就是莎士比亚对哈内斯特的回答。或者至少是对文化、思想的形式和权力结构的回答，对它所描述的事件的回答。权威在哪里？自然的法则能够被理性激发和界定吗？人性是独立的吗？权威是神的属性，神的例行活动——就像詹姆斯自己宣称的——是超自然的因素吗？还有奇迹和预言吗？奇迹时代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使用的语言是自《哈姆雷特》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格的巅峰。这些丰富无比的语言来自流行歌曲、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拉丁文、法文以及他自己的杜撰。不过这部戏剧中关键的情感基调来自优美的古老英语词汇——常常是单音节的那些。譬如，“看”和“感”，都是戏剧中的关键词（李尔王在剧本结尾时说：“I see it feelingly［我感觉我看见了］”。）“亲”和“好”形成了另一组他最喜欢的语义丛，打开了丰富的语义可能性：从最基本的确定人类关系的语言词根开始，发散到事关最重要的人类素质即友好的表达。他为这些词焦虑不安，就像在《哈姆雷特》中一样：“比亲戚更多一点，比友好又少一点。”在《李尔王》中，这些单音节的词常常带着情感表达了这种含义：

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嗅到空气时

我们号叫、狂吠……

接着杀、杀、杀、杀、杀、杀！……

咆哮、咆哮、咆哮、咆哮！哦，你们这些铁石心肠的人！……

如果我是人类，我想让这位女士成为我的孩子……

我会如此，如此……

看看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德街头听到的平实语言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他父母所说的话以及田野里的农民所说的话。对于质朴的乡下人来说，语言就像是实质的东西，摸得着、看得见。在这种质朴中，有一种近乎道德价值的东西。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强烈的情感不是用拉丁文或法文或学术性词语来表达的——尽管这些词有时候会从国王或上层社会的罗马英雄嘴里说出——而是用古老的单音节英语来表达的：亲、戚、好、恨、杀、活、死、善、爱……

在《李尔王》中，这样一连串的语言把我们带入了恐怖和无依无靠的世界。这里的人是我们在16世纪80年代沃里克郡的镇记录本上见过的人：双目失明的“蠢”孩子、疯人院的乞丐、在伦敦居住时遭到瘟疫袭击的街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人。这些人都是国王应该关心却没有关心的人：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啊，无论你们身在何方，

都得忍受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

你们头上没有片瓦遮身，腹中饥肠辘辘，

你们衣服破破烂烂，怎可抵挡得了这样的天气？

啊，我以前都没想到过这样的事情。

荣享富贵的人啊，让他们也来感受一下穷人的苦，

和他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福泽，

让上天知道你们也还不是那么没有心肝吧！

很显然，这部戏剧不是写来取悦贵族、获得席位或快速重改一部老剧完成合同了事的。但这和受人欢迎的娱乐一样很有要求——是证明观众的智商、语言能力和反应程度的戏剧。莎士比亚将宗教性的夸夸其谈变成一个受困于时代邪恶，而且是人为邪恶的人的故事。最后，在李尔王和考狄利娅的话中，他似乎想起了源自《宽慰的书信》中罗伯特·索思韦尔对监狱、自由和圣洁的神秘的反思，其形象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鸟：

李尔：来，让我们到监狱里去。

我们俩人将要像笼中之鸟一般歌唱；

当你求我为你祝福的时候，

我要跪下来，求你饶恕。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祈祷、唱歌、

说些古老的故事，嘲笑那些金翅蝴蝶般的廷臣，

听听那些可怜人讲些宫廷里的消息；

我们也要和他们一起谈话，

谁失败，谁胜利，谁在朝，谁在野，

用我们的意见解释各种事情的奥秘，

就像我们是上帝的耳目一样；

在囚牢的四壁之内，我们将要冷眼看那些朋比为奸

的党徒

随着月亮的圆缺起起伏伏。

爱德蒙：把他们带下去。

李尔：对于这样的祭物，我的考狄利娅，

天神也要焚香致敬的。我真的抓住你了吗？

谁要是想分开我们，就要从天上取一把火炬，

像驱赶狐狸一样把我们赶散。擦干你的泪水，

让恶疮烂掉他们的全身，

他们也不能让我们流泪，

我们要看着他们活活饿死。

来。

我们只能猜测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会写出这样的诗歌。即使是在平和的时候，《李尔王》中语言的丰富也是异乎寻常的。莎士比亚真的是在一个拥挤的“日常酒店”的里屋想到这些东西的吗？这不更像是在孤独的子夜写下的东西吗？

没有一个戏剧家在写下一出戏时会不期待演员去表演，剧本总是为剧团量身定做。在坎普死后，《亨利五世》和《裘利斯·凯撒》中就不再有小丑的角色了。而随着约翰·瑞斯和威廉·奥斯特的到来，女性角色日渐丰富起来。这是一支彼此熟悉的队伍，在一起时间长，成熟，能做任何事情——很明显，他们对剧本创作人也很有信心：伯比奇饰演李尔王；海明斯饰演葛罗斯特，他擅长大惊小怪的老侍臣的角色；阿明饰演弄臣，唱着奇异的韵律、快拍和歌曲。

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他对此有天然的感觉（这也许是从他那个“面带欢乐”的父亲那里遗传的），他的喜剧以一种酸楚的方式和悲剧融合在一起，更不用提他与生俱来的对喜剧的热情。不过他也知道毁灭是历史上品行高洁的人的本性。旧世界被摧毁了，新世界形成了。我们最亲爱的东西失去了，但伤口，有些伤口也会适时愈合。

悲剧的要义

亚里士多德在《诗论》有关希腊悲剧的著名定义中说，悲剧就是对生活的模仿：“模仿一种严肃和完整的行动，它有一种重要性。其语言是成熟老练的，每一种风格对应不同的部分。它是戏剧性的，不是叙述体裁。借着遗憾和恐惧，它完成了情绪的净化。”当然，这是对希腊艺术形式的定义，不是英语艺术的。但在自己最伟大的戏剧中，譬如《李尔王》，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做的。他给我们展示了人类最糟糕的一面，通过悲剧性的宣泄给我们提供了生命的回顾和死亡的预示，鼓励我们借助自己的幸存，从伦理道德的立场上“经受时间的考验”。正如我们从他的家庭背景、童年和求学中看到的，莎士比亚学会了在失去了秩序、只有混乱的时期，如何从两面去看待问题。莎士比亚为此创作了最伟大的戏剧，几乎是刻意地为观众堆积着各种痛苦和折磨。不过，就如悲剧的本质所示，因为邪恶者最终的毁灭，一些奇怪的只能称之为天意的安慰性力量使戏剧的虚无主义得以缓和。

不过，这是基督教的天道，还是希腊人自己的东西？这部戏剧被贴上了基督教、前基督教甚至后基督教的标签。尽管故事很安全地置身于英国神话和异教的史前阶段，但还是有着这三种宗教标签的真实性。《李尔王》的基督教性质在于这是为基督徒观众创作的艺术，这种艺术的作者努力挖掘宗教意象、词汇和故事。这是我们从像莎士比亚这样的终身《圣经》读者身上可以期待到的（譬如，《约伯记》就是出现在这部戏剧背景的一个明显例证）。不过是什么样的基督教性质呢？这部戏剧不是新教的，也不是天主教的，尽管有迹象表明，天主教徒将其视为对他们这个时代的评价。

不过《李尔王》不可能被强迫限制在那样鲜明的特点中。作为一部蔓生的、不合常规的预示性奇迹剧，《李尔王》带有宗教色彩和政治主题，它回到了莎士比亚在儿时的考文垂看到的神秘剧，回到了原来的女王剧团那种结尾皆大欢喜的戏剧。现实和讽刺夹杂在一起，时而污言淫秽连篇，再加上一些歌曲、疯狂的韵律、快步曲、魔鬼的名字和街头俚语，这个故事置身于一幅暴力和疏远的场景中。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它这么吸引20世纪的作家，譬如塞缪尔·贝克特。无论我们将其视为前基督教的还是后基督教的，它都展示了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精神面貌。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作者的意图。这是一部由国王剧团为国王表演的戏剧，而且逃过了被砍掉的厄运（尽管现在认为《李尔王》两个版本之间的不同是审查制度导致的）。这毕竟是一部有关国王和他的王国遭到毁灭性分裂的戏剧，虽然其中有些是为了讨好和吸引那些皇家资助者。而且，与此同时，在潜台词中，戏剧发展与这种讨好是对立的，很难相信莎士比亚不是有意而为之。

400年过去了，也许我们会欺骗自己，认为我们靠近了莎士比亚，因为他创作了像这样一部戏剧。但是当我们记起他对李尔王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原来的女王剧团的戏剧时，也许我们只是对他的想法有了一丁点儿了解而已。这是他在多年前《维洛那二绅士》中就提及的故事，一个贯穿他事业生涯的故事（在《威尼斯商人》和《理查二世》中也出现过）。后来他修改并重新创作了李尔王最著名的场景，更加有力，更加细微，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这部戏剧对他来说确实很重要。

本·琼森曾攻击莎士比亚没有道德立场，塞缪尔·约翰逊在200年后也这样说。在21世纪我们知道，他只是忠实于生活本身。《李尔王》印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莎士比亚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对立的。他不像西尼或琼森那样训导读者。他没有告诉你他是怎么想的，或者你应该怎么想。他从来都不布道。他只是构建了对立，列出各种观点，然后对着本质端起镜子。因此，在《李尔王》中，在他的时事话题中，在他运用那么沉重的同时代资料时，也许我们窥伺到了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公众艺术家最高水平的创作。我们能感觉到，在一贯的谨慎下，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绝对严肃性。一名现代批评家称：“在面对自己的时代时，他表现出了冷静和圆滑的权威性。”

1606年圣斯蒂芬节，莎士比亚的剧团在白厅宫为国王表演了《李尔王》，时值议会爆炸阴谋之后的第二年，这一天也是英国国教仍然遵循的少数几个圣人节日的一个。这使我们能够猜测他跟随他的资助人能走得多远，他的资助人又能和他相处多久。从这一方面看，那天晚上在白厅的表演是西方文化历史上象征性的一课，就像在莎士比亚出生的那年春天，米开朗基罗在生命中最后一个工作日毁掉了雕塑《隆旦尼尼圣殇》[13]，又像是在莎士比亚去世三年后，笛卡尔在梦中看到一切科学都熔在乌拉姆的壁炉里[14]。这是旧与新、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

[1] 编注：阿加斯（Ralph Agas）是16世纪英国的土地测量员，他为伦敦剑桥、牛津等地绘制的鸟瞰地图十分有价值，反映了早期现代英国城市的风貌。

[2] 编注：外科理发师（Barber Surgeon），中世纪欧洲常由理发师来处理外伤、做手术，而不是普通医生。

[3] 编注：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是出生于格林纳达的西班牙摩尔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旅行家，曾游遍非洲北部。他的游记于16世纪时出版。“利奥”是教皇利奥十世赐予的名字，阿非利加努斯是绰号。

[4] 编注：塞西尔文件（The Cecil Papers）指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重臣威廉·塞西尔与其子共同搜集的三刀余份文件，超过十五万页。这些文件大部分是手书，内容涵盖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像是国家文书、请愿书、地图、诉讼状、判决书、各类书信等都在其中。塞西尔文件全面反映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风貌，非常重要。塞西尔本人是伊丽莎白一世的主要政治顾问，曾任财政大臣。他的建议是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关键。

[5] 编注：哈特菲尔德是塞西尔家族庄园的所在地。庄园现在是一处公共游览景点。

[6] 编注：巴巴利（Barbary）是16至19世纪欧洲人对马格里布的称呼，包括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及利比亚。

[7] 编注：指2001年Geoffrey Sax拍摄的电视电影Othello，Eamonn Walker饰演John Othello，即奥赛罗。

[8] 编注：《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奥菲利亚和雷欧提斯的父亲。

[9] 编注：詹姆斯与安妮于1589年结婚。当时丹麦是新教强国，安妮本人信仰新教。后来她改信天主教。安妮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母亲。

[10] 编注：安妮是丹麦国王的姐姐。

[11] 编注：公元前非洲东部示巴王国的女王，《圣经》中对她也有记载。

[12] 编注：干劲十足（in full powers）指聂鲁达的诗Full Powers。

[13] 编注：《隆旦尼尼圣殇》是米开朗基罗生前刨作的最后一座雕塑，以耶稣受难为主题。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敲毁了雕塑的肢体。后来，雕塑残件由他的学生修复。

[14] 编注：指笛卡尔在参军后把自己关在德国乌拉姆一间带壁炉的房间冥想的掌故。

第十四章　爆炸、叛逆和密谋

占星历书曾预言过1605年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它还特别神奇地提到会在秋天发生。1567年以来，历经40年的预言预见了9月和10月的日食、月食之后会出现的灾难：“慈善会渐冷，真理和正义会遭到压制。”莎士比亚在1605年秋天创作的《李尔王》中将这种情绪更加戏剧化。这部戏剧尚未完成时，詹姆斯统治时期的一件决定性事件发生了，改变了一切：议会爆炸阴谋。

议会爆炸阴谋

11月5日，政府有了个惊人的大发现：天主教徒试图要把国王和他的议会都炸上天。主要的阴谋策划者有凯茨比、特雷瑟姆和温特，他们都有斯特拉福德的渊源。实际上，凯茨比一家和莎士比亚的母亲还有些远亲关系。这起阴谋诞生于沃里克郡和沃赛斯特郡，格兰特家就是他们安身的地方，离斯特拉福德1英里远，就在斯尼特菲尔德附近的克洛普顿大厦。早些时候，英国耶稣会士的首领亨利·加内特在去霍利韦尔的圣威尼弗雷德朝圣时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才搬到沃赛斯特郡的哈丁顿，即温特的家。这个联系密切的叛逆团伙和诗人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派出的职业杀手盖伊·福克斯被捕之后，阴谋策划者们被一路追杀，顺着雨水浸泡的乡间小路经斯特拉福德到达沃赛斯特郡。出于恐慌，约翰·莎士比亚的老生意伙伴格兰特派了一位信使到汉里街的巴杰斯家，捎给他“一大包祭衣、法衣、十字架和其他遗物”。格兰特家被洗劫一空，夷为平地——今天唯一留下的一点印迹就是农场边上一道隆起的长满草的土丘。在哈丁顿，他们吃完最后的晚餐，在午夜时分举行了弥撒，涂灰脸后仓皇而逃。匆忙之中，他们的火药在穿越涨水的斯陶尔河时被浸湿了。特雷瑟姆和凯茨比最终在斯塔福德郡的亨利普落入陷阱。和麦克白一样，凯茨比战死。今天，被他们当作掩体的那房子还在，在一片长满树木的凹地上。如今那里是一对老人的家，房子正面的弹孔还清晰可见。这一切都在风化和衰退中渐渐地变成一堆老旧的石头颗粒，就如引发这起悲剧历史事件的强烈情感自身最终也慢慢消退一样。

历史的终结？

第107首十四行诗中的那种芳香岁月一去不复返。谋逆者曾期待着恢复到过去的时光，恢复旧信仰，但实际上他们却摧毁了所有回到旧日时光的希望。詹姆斯宣布，他曾预感到这起谋反。11月9日，在议会面前，国王就这起阴谋发表了他对《圣经》的阐释，第二天这种阐释就在圣保罗的布道上一再被强调，这是很直截了当的神学论点：这起谋逆是魔鬼指使的，是上帝拯救了国王。在预见到这起阴谋的同时，国王强调他作为上帝派遣的救世主的地位，声称他是被自己具有预见性的灵魂拯救的。这份文件现在还悬挂在否决选举大厅[1]，今天每次议会开幕式前王室警卫队都会检查酒窖。

第二年，政府鼓动民众发表对此次谋逆的看法。1月和3月对谋逆者摆摆样子的公审将官方的意图讲得清清楚楚：这起刺杀阴谋是一批狂热分子受耶稣会怂恿的结果。詹姆斯想让这种阐释成为英国认同感的重要部分，强调英王国在上帝的天意中的地位。由于认为国民意识岌岌可危，为了纪念这次事件还举行了一次礼拜式的庆典。议会爆炸阴谋将在国民心理上留下重要的烙印：这是改革的分水岭，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切都回不去了。就政治改革而言，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或者至少是旧历史的终结。议会爆炸日变成了篝火节，至今英国还会在这一天举行庆典，有些老的篝火协会还会焚烧福克斯、凯茨比还有教皇的假人像。如今已经快到这一事件的400周年纪念日了。每年11月在英国南方的刘易斯、拉伊和其他城镇，游行、旗帜、篝火、烧假人总会让我们想起16世纪的宗教斗争，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

女巫和阴谋：剧院获得资助

尽管不是很确切，莎士比亚很可能是在1605年到1606年冬天的阴谋事件后完成《李尔王》的创作的。公审后民众的反应很热烈，和今天一样，娱乐业急着对此做出回应。当时出现了好几部有关议会爆炸阴谋的戏剧，包括戴克的《巴比伦的妓女》、马斯顿的《索佛尼斯巴》和巴纳比·巴恩斯的《魔鬼的宪章》。这些戏剧中充斥着反天主教徒的言辞，就像戴克的诗歌《两个P》、无名氏的《墓穴里的魔鬼》和《耶稣会士的奇迹》，等等。戴克的戏剧是公开回应爆炸案的：他笔下的妓女派遣一群会变戏法的杂耍人作耶稣会的刺杀者，从罗马出发去刺杀伊丽莎白：

他肤色是褐色的，是苍白的，是黑种人，是白种人，

他会是任何一个人，他是耶稣会士！

在巴恩斯的戏剧中，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魔鬼签订了一个契约，要毁灭所有反对他在罗马统治地位的势力。这部戏剧是创作来让莎士比亚的剧团演出的。在这个潘趣和朱迪[2]类的给大人看的滑稽木偶剧中，巴恩斯将魔鬼本人推上了舞台，在巫术、驱邪和细琐的“闪电和硫磺烟雾喷发”的舞台效果中直面主教。

第一时间抓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在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带着挑衅、社会现实和性别政治因素，伊丽莎白时期的剧院反映了那时的焦虑和品味，就像今天电视上演的流行剧目中的极端感情和暴力一样。不过在另一种层次上，戏剧的语言，包括莎士比亚的阴谋戏剧《麦克白》，因这一时期思想意识上的争论而被激发起来。

《麦克白》创作于1606年夏天，莎士比亚在晚秋时对剧本进行了最后的补充。驾驭着几乎不可控制的歇斯底里，就像《一报还一报》那样驾驭着极度愉快的心情，莎士比亚以这样一出新剧应和着在新的宗教时代引领大家的学者型国王的到来。不过正如往常，莎士比亚比同时期的戏剧家更加模棱两可，更加拐弯抹角。

《麦克白》有着了不起的节奏和抨击力。三个女巫和她们可怕的图谋；暴风雨、预兆、谋杀；令人窒息的恐慌、那种被抑制的歇斯底里——整部戏剧是有着快速节奏和大胆冲击力的大师之作。又一次，这部戏剧是献给詹姆斯的。在那时的伦敦剧院，苏格兰主题很时尚。《麦克白》利用的就是特定的皇家兴趣点。巫术也是其中之一，詹姆斯曾就这个主题写过一本书。苏格兰皇家出身是另一个：国王相信他的祖先是班柯[3]，莎士比亚在女巫的语言中提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他特别阅读了一些历史书，包括莱斯利和布坎南写的两本拉丁文苏格兰历史）。因此有很多能让国王坐下来欣赏的东西——甚至能让他开心。对于那种普遍的恐怖和威胁情绪，剧中表现的不是十分具体。和巴恩斯及戴克不一样的是，莎士比亚没有把反天主教写进剧中，尽管他在第二幕第场中看门人有关“含糊话”的著名演讲里把对耶稣会士亨利·加内特的审判加了进去。这部令人惊诧而又大胆的戏剧在麦克白谋杀了国王邓肯之后进入了极其痛苦的紧张状态，麦克白带着基于最古老的英国儿童笑话（敲门笑话[4]）之一的酒醉状态的意识流。不过在这里敲门的是奇迹贩卖者和已故的恐怖主义者：

一门房上，内有敲门声。

门房：门敲得这么厉害！要是一个人在地狱那里做了看门人，就是拨闩开锁也够他做的了。（内有敲门声）敲！敲！敲！以魔鬼的名义，谁在那儿？一定是个囤积粮食的富农，眼看碰上了丰收的年头，就此上了吊：快进来吧，多备几方手帕，这儿是火坑，包你一身臭汗。（内有敲门声）敲！敲！以另一个魔鬼的名义，谁在那儿？一定是说话暧昧含糊的家伙，他会同时站在两边，一会儿帮着这个骂那个，一会儿帮着那个骂这个。他曾经为了上帝的缘故，干过不少亏心事，可他那暧昧含糊的舌头却不能送他上天堂。啊！进来吧，暧昧含糊的家伙！（内有敲门声）敲！敲！敲！谁在那儿？哼，一定是什么英国的裁缝，生前给人做条法国裤还要偷工减料进来吧，裁缝，你可以在这里烧你的烙铁……

这位门房是地狱大门的守护者，是莎士比亚儿时就开始看的中世纪神秘剧中的人物。主要的指涉是针对那时被宣告有罪和被处决的加内特（他的化名是富农）。这个神秘的英国裁缝源于当年11月末或12月初莎士比亚的一位同代人。就在《麦克白》第一次上演前的一个月左右，有个裁缝在伦敦被捕了，因为他宣称把一根稻草浸在加内特的鲜血里，奇迹就发生了（信徒都非常渴望能得到浸有他的鲜血的餐巾）。暧昧含糊的家伙指的是耶稣会为避免说谎，却又对事实只言片语，以免置自己于被审讯的有罪状态。加内特拒绝透露他了解的有关议会爆炸阴谋的事情，就为了保护他在告解室听到的隐私。

审问加内特的抄本在公开记录中还幸存着。门房这一幕的隐含文本就是一系列的戏剧性交流，是那时在伦敦家喻户晓的“戏剧对话”：

“难道你没有接受凯茨比的要求，进行某种大图谋，用火药或其他东西，为了天主教的事业……加内特先生，你说，特雷瑟姆先生是怎么模棱两可的？”

“我不知道”。

（那时，他的手颤抖着写下）：“我记得一些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在我了解爆炸阴谋事件前很久的，我都忘记了……）”

是加内特自己无法对上天模棱两可。《麦克白》甚至在演员们中间成了一个迷信的东西，这个名声毫无疑问部分来自加内特这个严酷的主题。它也是最短的莎剧之一，后来表演中所增加的部分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之手，有可能我们所看到的是他最初剧本的削减版加了一些歌曲而已。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这部创作里有些东西很伟大，却缺乏平行剧情，和这时期的其他戏剧相比显得单薄很多。

不论莎士比亚私下是如何同情他们的，很难想象创作这个剧本的人是站在加内特这一边的。事实是，血腥玛丽和新教的伊丽莎白都因英国人民的良知而进行了可怕的残酷镇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作为爱国的英国人民，莎士比亚会不相信这起阴谋有多么恐怖。不过正如在第124首十四行诗中写的那样，他对这起阴谋十分超脱，显示出头脑“非常具有政治性”。当时，莎士比亚正住在一个胡格诺教徒家里，也许很少去新教教堂，当然也从不在当地教区里担任什么职位。他正慢慢置身事外。也许住在两个地区之间使得这一切更容易。

沃里克郡的忠诚分子

在像斯特拉福德这样的小镇越来越难以置身事外。议会爆炸阴谋终结了一段反天主教迫害时期。以前去教堂的天主教徒终于满足了自己的良知，避免因出席日常礼拜而受罚，只是在选择神圣教会时划一界限而已。根据一位外国访客记录，在伊丽莎白统治早期，在人们自己家的密室里曾有“礼拜的自由”。女王很明智地拒绝强迫她的臣民选择教会，以检测他们是否忠心，让“直达人们灵魂的窗户”一直紧锁着。这种状态在詹姆斯统治早期也一直持续着。不过，在这起阴谋事件之后，政府开始镇压去教堂的天主教徒。一部议会法案被通过，特别提到那些“在内心里忠于天主教”却“善于伪装的不忠实的人，有时会补去教堂，逃避法律的惩罚”。这些人每年至少要接受一次神圣的教会熏陶，否则第一年罚款20英镑，第二年40英镑，第三年开始就是60英镑。当地警官必须把没有去教会的天主教徒的名单报给治安官。

复活节是最重要的教堂节日，很难想象一个天主教徒会在这一天去参加新教的恳谈会。因此，我们必须看看那份在1606年5月被放在斯特拉福德教堂法庭的著名的21人名单，他们都是在4月20日的复活节没有前去接受恳谈会的人。在他们当中，有诗人23岁的女儿苏珊娜。

在这起因议会爆炸阴谋引发的控诉中，苏珊娜没有参加恳谈会，甚至拒绝第一次对她的传讯。重要的是，名单上其他谋逆者中，还有一些莎士比亚老邻居，譬如威勒、雷诺兹和考德里，他们都是前镇议员和高级执行官，也是公开的天主教徒。这名单上还有家庭朋友，譬如哈姆内特·萨德勒和朱迪斯·萨德勒——莎士比亚双胞胎女儿的教父教母。他们现在都是老人了，很明显还固守着旧宗教。为自己和他太太说话，也面对着被迫接受的新教恳谈会，哈姆内特确认他们已经放弃了教义，祈祷时间“能净化他的良知”。1964年这份名单被发现，成为一份重要的证据，表明这个家庭一直以来都是信奉旧宗教的。

泰门的秘密

回到伦敦，有关爆炸的戏剧扎堆出现。伦敦舞台正处在戏剧的高峰期，莎士比亚的剧团不断被要求上演新剧。但一部好剧总是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创作出来，因此有必要提前半年就计划节目。1606年，在创作《麦克白》时，莎士比亚重新阅读了普鲁塔克基于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故事的剧本。就像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他在任何时候脑子里都不止一个计划，普鲁塔克的《生活》给了他接下来创作的三部作品中两个灵感。很有趣的是，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另一部戏剧《雅典的泰门》也是来自普鲁塔克的作品，不过偏离了安东尼的故事。莎士比亚似乎从1606年末到1607年开始创作这些戏剧，《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在1607年初上演。和米德尔顿合作的《雅典的泰门》是在最后一刻才加入到莎士比亚作品的四开本中的，在我们拥有的版本中这部作品似乎没有完成。没有证据表明这部戏剧被上演过，因此它可能使我们对莎士比亚创作的全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窥视。

《雅典的泰门》不是悲剧，而是一部讽刺剧，讲述了一个拥有一切的男人的故事。在虚荣繁华的詹姆斯一世时期，贪婪被看作美德，不过剧本嘲讽的重点不在于金钱本身及其腐败的力量，而在于贪婪和欺诈的共谋属性——这是许多詹姆斯一世时期城市喜剧的主体部分，但不是莎士比亚戏剧过往的关注所在。这出戏并不是很成功。以城市喜剧的标准而言，它像是被迫创作的，有着不稳定和重复的特点。剧中人物都像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缺少丰富的思想，浅薄而沉默。在《雅典的泰门》中，弄儿成了莎士比亚最枯燥和最无趣的人物。戏剧的基调也没有展现一个停留的灵魂，“非常具有政治性”。不过，这出戏中语言的暴力以及与阴谋匹配的愤怒和野心，都是需要作者去感受、去分析才能创作出来的，因此，写出了《雅典的泰门》的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人。旧时代的上流批评家认为，他在创作这么一个尖锐的作品时一定经历了精神上的崩溃，愤怒、野心和怨恨总是潜伏在他的伪装中，莎士比亚在艺术中将自己事业生涯的整个过程全都展现了出来。

为什么《雅典的泰门》最终没有完成？和往常不一样，莎士比亚选择了一个特别具有象征力量的情节，但没有足够的推动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感觉这部作品不成功。不过也许真正没有完成这部作品的原因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戏剧本身的问题。讽刺不是莎士比亚的自然倾向，他自己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并不仇恨人类，是想象他人的能力、变色龙一样的移情，也就是济慈所说的“负面的能力”，妨碍了他。他的心没有投入于此。

合作：莎士比亚是戏剧脚本编辑？

一直存在的创作新剧本的压力意味着要不停拉进新的人才。合作创作很常见，有时候剧团会雇佣自由作家，其中就有托马斯·米德尔顿。他出生于1580年，是伦敦一位富有而温和的清教徒砖匠之子。米德尔顿是16世纪90年代末的牛津学生，但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和很多有抱负、有魅力的年轻人一样，他“每天都和演员在一起”。

学徒期总是美好的，米德尔顿的事业显示了一个年轻作家是如何成长的。他的第一个合作对象是戴克——他为上将剧团和圣保罗的男孩剧团创作。1605年，米德尔顿开始为国王剧团写剧本，还负责一部分《麦克白》的创作，也许是作为修改者。他还参与了《雅典的泰门》。在莎士比亚作为剧团的主要创作者、监工和股东时，他招纳了米德尔顿这样的新作家。特别是从1606年年中开始，为了应对新的审查制度，莎士比亚突然面对大量修改老剧本的任务。

和米多尔顿的工作关系让我们深入了解到莎士比亚作为剧团常驻作家的作用。1599年到1606年，大约有30部新剧创作出来并成为环球剧院的保留节目。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包括许多其他剧作家的作品，像是琼森、戴克、威尔金斯的剧本，以及米德尔顿和他尖刻的《报复者的悲剧》。其他都是匿名的。不过那时国王剧团表演的戏剧中已经有一些是以莎士比亚署名印刷的，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比如1605年的《伦敦浪子》和1608年的《约克郡悲剧》。流行的悲喜剧《埃德蒙顿的欢乐魔鬼》后来也归功于他。

《约克郡悲剧》是一个戏剧性的谋杀故事，以同时代的实际事件为基础，长度上只有大型悲剧的三分之一还不到，作为四部短剧之一上台表演。这部剧的主人公卡尔弗利一家是住在维克菲尔德附近的谋逆者。卡尔弗利谋杀了自己的小儿子，还试图谋杀妻子和其他孩子。尽管1608年的四开本以莎士比亚的名义出版，但毫无疑问大部分是米德尔顿创作的，就像他还创作了1607年以“WS”的名义出版的《清教徒》。有迹象表明，作品中还有其他两个人的参与。一个可能是乔治·威尔金斯，他为国王剧团创作过《强扭的瓜不甜》，讲的就是卡尔弗利故事的背景。很快，威尔金斯和莎士比亚合作创作了《伯利克里》。不过莎士比亚可能只创作了《约克郡悲剧》其中的一到两页。在小儿子被谋杀那个令人痛苦的场景中，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创作印迹，这个部分足以给《东区人》[5]中最暴力的情节添彩几分。在创作《约克郡悲剧》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上演后会带来的效果，几个星期后所有这些要素组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所谓的轰动效应。

这个例子告诉了我们有关合作的一些情况。莎士比亚作为主要创作者，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增加”、“改正”和“监督”其他剧本。这时期三分之一的表演都是合作的结果，和亨斯洛合作的比例上升到半数。威尔金斯和莎士比亚在《伯利克里》的合作很有可能还触及了交给剧团的脚本。也许莎士比亚读了这个剧本，还很有兴趣地花费时间将第一幕和第二幕润色一番，并将最后三幕完全重新创作。

过去，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涉及“天才”，我们都喜欢相信他是独自创作的。和天资稍欠的人合作并不符合我们对莎士比亚作为独自创作者的理想。不过在今天，任何涉及电影、喜剧或电视脚本创作的人都知道，在压力极大的娱乐业工作是什么样子。通常是没有什么唯一的“作者身份”的。一部电影上演依赖多个作者。高级的主要作者会润色别人的作品，哪怕剧本跟他没什么实际关系，执行制作人也会买账。或者，主要作者会提供最初的概念，然后把它传给别人继续创作。他会拿到稿费，并获得好评。这对于中年作家来说特别有可能。有趣的是，在莎士比亚事业生涯中这一切发生的时间相对较早，是在他42岁的时候。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之后创作的12部戏剧中，有一半都是合作的结果。这是剧团的规矩，还是他已经丧失了创作热情？是哪里有问题吗？譬如，他是否生了病？也许莎士比亚意识到他应该找时间去享受劳动果实？我们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的。

清教徒和演员：更多的战争

议会爆炸阴谋的结果也影响了舞台。清教徒对剧院持续施压，圣保罗教堂的公开布道一直在宣扬演员不道德，谴责他们是“罪恶的培养者，腐败的激发者”。1606年5月，议会通过一项“抑制演员的滥用”法案。为了抑制剧院渎神，律法规定如有违反就罚10英镑。渎神——不敬和亵渎的语言——在法案中并没有下定义。这完全仰赖观众的眼睛（或耳朵），因此就很巧妙地需要自我审查。对于常常在宫廷演出的皇家仆人，谨慎就变得更加有必要了。

在一份被认为是1606年前的《奥赛罗》四开本和在死后才出版的对开修订本的对比中，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事们害怕的东西被展现了出来。第一个版本包含了超过50个诅咒语和渎神语，特别是在伊阿古的种族厌恶说教中；对开本的版本中就没有。这些诅咒语主要是古英语的，以上帝的名义，譬如“宙死”（神赐的创伤）和“上血”（上天的鲜血）。“呸”这个词出现在这部戏剧的开头行，表明剧团对可能被看作是渎神的东西提心吊胆——每亵渎一句就要罚10英镑。

因此，1606年5月后不久，《奥赛罗》和其他戏剧都被系统地加以检查，以去除诅咒话语。必要的重新创作涉及语感、韵律、句法和节奏的改变，这不太可能会交给演员或提台词的人去完成，因此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莎士比亚会在那一年将部分作品转让出去。莎士比亚利用这个机会修改了《奥赛罗》，有时候是重新创作那些诗行，或者用新的诗行替代，进行了重要的削减，并增加了150行。增加的内容包括艾米利亚在第四幕最后发表的一段有力的演讲，提出女人反抗男人恶意的权力：

让做丈夫的都知道，

他们的妻子也有和他们同样的感觉她们眼睛能看，鼻子能闻，

舌头能分辨甜酸，就和她们的丈夫一样。

他们是为了人们缘故，移情别恋？逢场作戏？

我想是这样的：是爱情的驱使吗？

我想是这样的：是喜新厌旧的人之常情吗？

确实如此。难道我们就不会对别人发生爱情，

难道我们就没有逢场作戏、喜新厌旧的欲望？

就像男人一样？

让他们好好对待我们吧：否则让他们知道，

我们所干的坏事正是出于他们的指教。

另一方面，有些变化是小细节上的，譬如奥赛罗的感叹词（斜体部分），打破了苔丝德蒙娜在被杀之前可怕的交谈中最初的诗行：

苔丝德蒙娜：让我再多活一天，让我活过今晚！

奥赛罗：不，要是你想挣扎——

苔丝德蒙娜：就让我再活半个小时！

奥赛罗：已经决定了，没有挽回的余地。

苔丝德蒙娜：让我再做一次祷告吧。

奥赛罗：太迟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在检查脚本时最敏锐的头脑，他努力从表演的文本中获得更多的力量。这是一部他特别投入的作品。

悲剧的结尾？

1606年圣诞节，国王剧团在宫廷上演的剧目包括《李尔王》和《麦克白》。1607年初，《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也成为保留节目，其中包含了莎士比亚一些最华美和最自信的诗歌。这部剧可是极具动感，十分复杂，长达4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演出以其音调上的大变化而出名。

《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讲述的是一段著名的情感故事，是许多同时代诗歌和戏剧的主题，包括玛丽·赫伯特和塞缪尔·丹尼尔的著作。不过在莎士比亚手下，这个故事也讲述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罗马共和国的衰落和帝国的崛起。他让罗马和埃及这两个对立的世界戏剧化起来，塑造了在各种事件的残酷力量压力下，形成的愤世嫉俗的罗马政治和轻松快乐的埃及形象。因此它和许多其他戏剧一起分享了旧世界逝去、新世界来临的感觉。《雅典的泰门》是失败之作，但这一部则是完全展现了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就像柯勒律治所说的，这是一部“有着巨大力量”的作品。

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从《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以来莎士比亚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转变。这部戏剧讲述的是人类在历史舞台上的行为。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奥赛罗》和《李尔王》中自由地创造时，他必须和故事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转变一部分是主题要求的，一部分是艺术家有意识的选择。莎士比亚不是一个没有经过教育的天才。他的才能在16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旺盛期，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中，他总是一个有意识的艺术家。老练而又谨慎的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目标是什么。在《哈姆雷特》、《一报还一报》、《李尔王》和《麦克白》中一直保有的世界观是建立在莎士比亚成长的思维世界上的：基督徒的幻想世界、基督徒的价值体系和基督徒对自然的看法。《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没有这一主题，这表明对莎士比亚来说，至少在悲剧中，这一切已经消失殆尽了。作为艺术家他很满意，特别在《李尔王》中，他已经说了自己想说的一切。

很明显，此时的莎士比亚可以很轻松地看待这样一个经典故事，并将它写好。《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给人留下了创作技巧高超的印象，对此他可能乐在其中（有时候他把诺斯对普鲁塔克作品译文中的散文进行必要的修改，把它们变成诗歌）。他可能完成了签约的作品，却没有在情感上付出血汗。不过剧本仍然展现了在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中可以看到的素质：一直存在的自我更新能力。即使在《雅典的泰门》等失败的作品中，莎士比亚也一直创作出富有魔力和令人惊喜的东西。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中，技巧上的娴熟使得他自己更符合詹姆斯时期的品位。他的几部戏剧让我们对历史中品行高洁的人的存在更有感觉。

讲到普鲁塔克，有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写的《高贵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简直是创作的模本，在整个创作生涯中莎士比亚都不断地回到它。对于职业作家来说，这本书的确很不错，对于年长一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充满吸引力。尽管普鲁塔克是一个异教徒牧师和道德说教者，但他公正、冷静、理性和仁慈。正如作者预料的那样，人们不可能在读到那样的生活时，却看不到自己的生活曲线。

回到斯特拉福德：别处的世界

17世纪早期寒冷的冬天在莎士比亚此时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迹：“大风裹卷着雪”的意象不止一次出现。当国王剧团在1606年到1607年圣诞和新年的宫廷里忙碌的时候，沃里克郡正处在“大霜冻”的笼罩之下。布满车辙的冰冻道路很难行走。剧作家约翰·马斯顿描述，那些坐在马车里的贵妇在乡村路上费力地前进着，头发上闪烁着“亮晶晶的冰柱……像是雪做的假发，褐色的斗篷后面满是冰碴……”与此同时，莎士比亚正在斯特拉福德地区不断积累资产。

在那些日子里，投资地产是为养老准备的最好途径。前一年夏天，他投资了440英镑——这可是一大笔钱——在镇外维尔寇姆的公用区什一税股份中获得收益。莎士比亚渐渐积累起地产，包括在新普雷斯扩展的花园。他的心思越来越多地花在家里了。

莎士比亚肯定在1607年6月回到了斯特拉福德，他的女儿苏珊娜嫁给了约翰·霍尔医生。霍尔不是当地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是个温和的清教徒。不过莎士比亚明显很信任他，并逐渐开始依赖他。他们一起去伦敦，在诗人生命的最后几年是他在打点斯特拉福德的生意。霍尔的一本记录簿幸存了下来，那可是一个有关家庭关系的信息矿，还有很多资料尚未开发。在这本记录里，他公平地对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甚至“天主教牧师”。人们总是认为医生是狂热分子，但实际上他恰恰相反。在英国那么多家庭中，和解仍然是家里很重视的主题。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成就了威廉的信仰、习俗和理想的一切，那些他从母亲处汲取的一切，都毫无疑问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家庭的部分神话，但英国现在是一个新教国家，不可能再回到他父亲那个时期了。

也许此时的莎士比亚越来越疏远剧院。在创作生涯后期，他似乎进行了许多私人活动。莎士比亚为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友拉特兰郡伯爵——一位十分投入的戏剧迷——设计了一个有格言的盾章，并为皇家骑士盛会创作诗歌。这种莎士比亚在很多戏剧中都使用过的有格言的盾章，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来的，格言越像谜越好。它们一直都很吸引莎士比亚，以致多次出现在戏剧中。在这次盛会中，潘姆比洛克兄弟的盾章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威廉·赫伯特的镶有一颗闪烁的白珍珠，还有一句奥维德的格言“我的力量来自完整”。鉴于莎士比亚和赫伯特的亲密关系，这有可能也是他创作的吗？

乡下暴动：怒火中的旧村庄

富有的阶层聚会寻欢时，乡下的人们开始民愤四起。一系列的庄稼歉收使得内陆地区的乡下穷人彻底绝望，1607年的滂沱大雨让形势更加严峻。第二年的情况愈发严重，内陆地区的城镇已经有反对圈地活动的偶发暴力事件。贪婪的地主买下了在公共区拥有自有产权的地块，将它们重新组合成大块土地并圈起来用于私人谋利，特别是用来牧羊。1607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当莎士比亚家在斯特拉福德为苏珊娜的婚礼做准备时，沃里克郡和北安普敦郡地区发生了暴乱，上千农民示威游行反对圈地的贵族。在北沃里克郡，3000个暴乱分子聚集在莫顿山，反对“贪婪专横的贵族，完全不顾穷人的死活”。空中弥漫着暴动的气息。

当然，莎士比亚那时已是一个拥有不少地产的人，角色易位了。尽管他的兴趣在于维持公共区的地块，而不是翻土种地，但他在两边都有利害关系，尤其是1615年圈地狂潮来到维尔寇姆时。但在1601年，他对起义可能尚无知觉。当时他正在阅读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为下一部戏剧做准备。

那年夏天，他又读了一遍普鲁塔克的作品，并创作第二部有关罗马后期的戏剧——《科里奥兰纳斯》[6]。正如《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这部戏剧也紧密地跟随着普鲁塔克作品译本。安东尼和科里奥兰纳斯都被16世纪的道德说教者引用为没有耐性的典型罗马异教徒——一个自杀，另一个造反叛国。这两个故事都和有权势的女人有关：安东尼和他黑肤色的情人之间热烈的情感，科里奥兰纳斯和他忠诚的妻子以及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在《科里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紧张的政治故事，光辉而轮廓鲜明，他无视基督徒对这出悲剧的各种偏见——这是一个经典的有关个人政治宿命的悲剧故事，但不乏同性恋情感的强烈体现。《科里奥兰纳斯》又一次展现了早期悲剧的强烈情感，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有着犀利的艺术投入，在现代也有很多拥护者。贝尔托·布莱希特对开头一场的阶级区分的著名剖析——很明显是为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东德柏林剧团政治剧院强调了在詹姆斯一世初期体现出来的阶级斗争的关键因素。

掘地者宣言

婚礼的庆典就在这样一个社会动乱的背景下举行了，随后而来的是残酷的消息：婚礼后，就在北安普敦郡纽顿村的地界之外，一群2000到3000人左右的农民被当地地主和治安官的私人部队袭击。暴乱分子很快被驱散，大约50人死亡。他们的头儿也被拉去北安普敦，很快就被判处死刑，然后在镇中心的行刑台上受绞刑、大卸八块。这是和坎皮恩、索思韦尔同样的惩罚，只不过此时的敌人不一样了。

所谓的“沃里克郡的掘地者”[7]起草了一份宣言，将他们的事情公告给地方当局、治安官和自由民。莎士比亚也拿到了一份。就像1381年大暴动中的农民，掘地者对国王和他的善意仍抱有信心。他们还是想要一个国王的。莎士比亚肯定也赞同这一点。他们继续使用国家政体的隐喻：“在一个有名望的亲王统治下，相亲相爱的朋友和臣民，我们祈祷着在他的皇家领地天长地久……他最真诚的平民……我们作为臣民一分子，确实感觉到这些侵入我们领地的暴君的狡猾，会将我们的血肉在贫穷的磨石上消失殆尽。”莎士比亚在《科里奥兰纳斯》开场中，也使用了同样的隐喻，只是增加了一些武器和人员。游行的时候，掘地者还唱着一首歌，洋溢着爱国热情：“匆匆忙忙从汉普敦田野上来，我们如贫穷的挖掘者和散工一样休息，就为了联邦的好处，直到死亡……”结果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在整个内陆地区，许多人震惊于报复的残酷。6月21日，罗伯特·威尔金森在北安普敦进行了布道，他又一次运用了掘地者的形象，反对所有暴力，包括那些“用更大的邪恶改革了邪恶”的统治者犯下的罪恶。

战争总是持续着，从宗教领域到平民的权力。不过，总会有个人良心站出来公然面对权力、权利和责任，这正是莎士比亚常常涉及的东西。人们会认为，和任何中产阶级地产拥有人一样，莎士比亚会带着复杂的心情看待这些事件。但是他对诸如外乡人的受压迫者充满同情，这在他的笔下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同样，也有对无秩序的厌恶和对不受控制的暴徒的不信任，这对任何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来说都很自然。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乡下穷人的声音在伊丽莎白时期曾受压制，此时却喧哗聒噪得大家都听得见。内战即将来临。在《科里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以他周围现实生活的抗争开场，将他们与剧本中残酷的贵族军队阶层并列在一起。

通过《科里奥兰纳斯》和《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莎士比亚找到了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满足自己之后他放弃了这些主题。在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开始尝试完全不同种类的戏剧。伊丽莎白时期的新教改革学者认为，宗教不可能回到清除了罗马影响的最初的英国国教。而掘地者希望回到先前的英国，不受到诺曼律法甚至法语的影响。但时间一旦过去，一切无法追回。逝去的不是虚假的外表，而是赋予一切意义的信仰体系，包括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之后会出现新的语言。在后来的戏剧中，莎士比亚似乎走上了为新时代寻找新语言的道路。

[1] 编注：否决选举大厅（Noes Lobby），英国议会大厦里一间给投反对票的议员准备的房间。当他们不同意某项议案时，便走到里面去。若是同意，则到表示支持的房间去（Ayes' Lobby）。

[2] 编注：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是英国传统木偶剧，以潘趣先生和太太朱迪为主，至今仍深受欢迎。

[3] 编注：据传班柯（Banquo）是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在霍林斯赫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中有记载。莎士比亚和马洛都曾将《编年史》作为重要的创作参考书。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班柯是一个神话人物，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编注：敲门笑话（“Knock knock, who's there？”）是一种英语笑话，以双关语作为笑点，常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训练对答者们的急智。

[5] 编注：《东区人》（East Enders）是一部英国长篇电视剧，1985年开播至今。剧中涉及很多敏感话题，包括同性恋、艾滋病、种族歧视、未婚先孕等。

[6] 编注：另有一常见译名《大将军寇流兰》。

[7] 编注：即纽顿村起义者们的自称。

第十五章　逝去的世界　崭新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1607年9月5日一大早莎士比亚在干什么。也许他正躺在牛津一间小旅馆的床上呢——那个星期国王剧团正四处巡演，7日是在牛津。不过正如莎士比亚在《科里奥兰纳斯》里说的，别的地方另有世界。

那天清晨在遥远的地方——“恰好也在那个时刻”，他会这样说——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吧：在一个涨满水的河口，岸边围绕热带雨林，河水流向一个宽阔的港湾，在那里一艘卷起帆的船正停泊着。甲板上，一群人聚集在雨篷下，其中有一位英国海军军官，还有几位穿着蓝色棉布袍的非洲人，他们带着沉重的金踝环，脸上的图案有如参加什么仪式。太阳还不是很炽热，但很快来访者的衬衫上还是现出了几块汗湿的印记，汗顺着他们的紧身上衣流了下来。呼唤髯猴的声音响彻在这一带的水域。两个男人来到后甲板，手上拿着戟：

勃那多：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多：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勃那多吗？

勃那多：正是。

弗兰西斯科：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多：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谢谢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几分钟后，太阳高悬在森林上方，尖叫的灰鹦鹉朝着下游俯冲，英雄出现了：

哈姆雷特：天使和荣耀的神庇佑我们！

这可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一个值得让后现代制片人考虑的奇思异想。而且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1607年9月5日，《哈姆雷特》在“巨龙”船上进行了表演，这艘船停泊在西非塞拉利昂海边。观众中有非洲权贵，他们看的是葡萄牙语滚动释义的表演。演员们在这艘船出发到印度前还表演了《理查二世》。不幸的是，这些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推广”先行者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据说在伟大的莫卧儿王朝最鼎盛时，这些人在皇帝面前表演过。

最后阶段：耗尽还是退隐？

自环球剧院在泰晤士河岸边不太迷人的环境中建起来后，莎士比亚经过了一段创造力非凡的时期，他写下了《第十二夜》、《哈姆雷特》、《一报还一报》、《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以及《科里奥兰纳斯》。1599年到1606年，他创作了至少14部戏剧，其中有一些堪称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对时代和艺术做出了回应。此时的莎士比亚可以为环球剧院的平民百姓创作，也可以用适合的语气吸引法学院学生、乡村镇议会、贵族阶层，更不用说他的贵族资助人了。

不过接下来是一段平缓期。据我们所知，1607年夏天之后，莎士比亚开始了另一个七年创作期。不过他只独自创作了3部戏剧，和别人合作了4部。可以推断，莎士比亚不再每年签约创作2部戏剧，也许正开始逐步结束舞台创作。也许他失去了强烈的创作精力，那些驱使着他创作出16世纪90年代末和17世纪初旷世之作的精力。不是因为他老了，1607年莎士比亚只有43岁，创作最后一部作品时还不到50岁。他才思枯竭了吗？或者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退出？安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是他只是不想那么努力地工作？实际上这最后一点只是一个猜测而已。

最后两部作品《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杰作。它们是种新戏剧，融合了喜剧、浪漫剧、悲剧，还特别突出了音乐，这代表他的才能未曾枯竭。它们看起来也不像是为完成契约而创作的，与那些稍显逊色的戏剧不同。它们的语言是莎士比亚个人风格的延伸和巅峰的体现（他在第76首十四行诗中悔恨地讽刺自己——“为什么我写的一切都那么像我自己”）。此外，这些作品中的主题，即饶恕、和解和补偿触及他最具特色的关注点，让人想起他早期的著作，譬如《错误的喜剧》等。简而言之，这些戏剧看起来仍像是为了满足内心需求而进行的创作。

伦敦：爱德蒙之死

熟悉的严酷冬日依旧存在，这些戏剧仍然继续上演。1607年圣诞节十分艰苦，大雪纷飞，泰晤士河冰封千里。人们用骨头和木头制成的溜冰鞋舞动着轻巧动人的身姿，歇工的船夫聚集在奥弗雷楼梯下，围着栗树桩下热闹的火盆休息。国王剧团在12月26、27、28日进行了宫廷演出。尽管天寒地冻，31日下午很可能还在环球剧院进行了演出。那天早上，一些演员参加了在索思沃克举行的莎士比亚的弟弟爱德蒙的丧礼。

诗人的兄弟姐妹中，琼一直待在斯特拉福德，和一位当地帽商结了婚，一生都在汉里街熟悉的环境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吉尔伯特现在41岁，作为一个男子服饰商，一生都奔波于伦敦和斯特拉福德之间，和威廉一样。至于理查德，这时已经32岁，有关他的记录很少。但最小的弟弟爱德蒙跟着威廉去了伦敦，还在台上做了演员。1607年，他住在克里普尔门地区银街附近，那年夏天他刚埋葬了自己的私生子爱德华。爱德蒙死的时候只有27岁。根据圣救世主教堂登记册上的记录，这场丧礼花了20个先令，包括“敲大钟”的费用。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仪式，因为只要2个先令就可以支付一场最基本的丧礼。有人承担了这一切，很可能是爱德蒙富裕而有名的长兄。

配利克里斯：旧寓言成为新剧种

丧礼之后，在走出教堂的路上，莎士比亚可能路过了15世纪诗人约翰·高瓦的坟墓。在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伦敦文学界，高瓦已经过时，但莎士比亚明显很钟爱他的诗歌，或许自儿时起就喜欢高瓦的风格。莎士比亚艺术生涯的下一个非凡变化就是将高瓦有关泰尔亲王配利克里斯的老故事吸收进来，将其变成一种新剧，并且受到时髦的假面舞会的影响，重新回到15世纪天主教英国的浪漫寓言。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是一个浪漫神话故事，也是一出道德剧：善神秘地战胜了恶，丈夫与失散的妻子重聚，父母与失散的孩子重逢。它描述了一个神仍然会出现，奇迹也会发生的世界。这一古老的气氛借助将老约翰·高瓦带上舞台做叙述者而实现，他唱着带点喜剧色彩的老式颂歌，对自己进行亲昵的戏仿。这种特意强调有助于将整个故事置于童年时代的寓言故事那种吸引读者的气氛之中。

1608年5月，莎士比亚创作了《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并将其推上了舞台，我们在剧中看到了精彩的诗句和他后期充满魔力的措辞：

你经历一场可怕的分娩，我的爱人；

没有灯，没有火，无情的天海全然把你遗忘了。

我也没有时间可以按照圣徒的仪式，把你送下坟墓，

却必须立刻把你无棺无椁，投下幽深莫测的海底，

那边既没有铭骨的墓碑，也没有永燃的明灯，

你的尸体必须和简单的贝类为伍，

让喷水的巨鲸和呜咽的波涛把你吞没！

这后面的意象代表基督徒，尽管故事本身源自异教的资料。它表明莎士比亚后期戏剧作品中一个伟大的主题：人类借助神灵、自然和孩子获得救赎。那年2月，他的第一个孙儿，苏珊娜的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了。这位自豪的祖父在21日参加孙女在斯特拉福德的受洗仪式了吗？无论如何，女儿和婴儿在他后来的戏剧中时常隐约出现。

意料中的是，《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天主教意象有联系的。事实是，莎士比亚就像一块海绵，吸收了各种故事、修辞、思想世界，并将它们混合交织在一起，创造出自己的东西。这部戏剧吸引了天主教徒，当然也吸引了詹姆斯的宫廷。莎士比亚仍在心理上对两个世界均有涉足：剧末以弗所处女神戴安娜出现在舞台上，让人想起人文主义者对圣母玛利亚的比喻[1]。不过也许这个场景更多地归功于欧里庇得斯的情节，来自莎士比亚阅读过的拉丁文版：

我的神庙坐落在以弗所：你在那儿，

在我的圣坛上摆放祭牲……

清醒地讲述着你的梦想。

但是《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部戏剧从海明斯和康代尔编辑的合集中被去除了，这当然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前两幕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人认为，他创作的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愚蠢的拼凑之作，但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第一部分的真正创作者是天主教雇佣文人乔治·威尔金斯，他在特恩米尔街上有一个小旅馆。这个街道位于克勒肯维尔，即今天的法灵顿车站附近，是臭名昭著的红灯区。威尔金斯为莎士比亚的剧团创作过《强扭的瓜不甜》，他是临时雇佣文人中的一个。威尔金斯的个性令人讨厌，与长期受他折磨的妻子玛格丽特分开后，因为对女人施暴凌辱而卷入许多法律诉讼中。威尔金斯认识银街上的蒙特乔伊一家，很明显也认识莎士比亚本人。今天，有很多消息表明，“绅士莎士比亚”是一位风流而且厌恶女性的妓院常客，但很难相信贝特丽丝、罗瑟琳和海明娜的创作者是一个厌恶女性的人，尽管他生活在男人统治的都铎王朝，还经常在戏剧中寻求父权的解决方式。莎士比亚对爱的理想概念一直坚持到最后，但是理想的核心家庭在他的戏剧中很少成功，甚至在《冬天的故事》中几乎受折磨死在舞台上。

莎士比亚如今年事渐长，饱经生活的磨砺。这部最后的浪漫剧以得到救赎的母亲和女儿为特点，年轻的女主人公持有清教徒式的性爱观。《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的妓院场景以及残暴的男性语言是在表现对女性的异常厌恶感，这肯定是故意的，莎士比亚就是要让观众感到厌恶，以此衬托并使人认同女主人公玛丽娜的纯洁。此外，有关这部剧可以肯定的是，莎士比亚正式与威尔金斯合作过，更不用说和他有亲密的联系了。他本人创作的后三幕当然可以进入最有感染力的创作之列，亲王最终认出失散的女儿那一幕更是剧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十分成功，尽管它是莎士比亚与人合作的，但共同创作的小说在今天也是常有的。对于一个渐渐失去了超自然感的世界来说，这部戏剧带回了魔力。它的第一批观众当然对此做出了回应。意象渗入了他们的心理，激起那几乎被遗忘的故事、仪式、信仰和情感。讽刺古典主义者本·琼森把《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称作“破旧老故事”，嘲笑这浪漫剧是“故事、风波及其他这类笑话”而已。不过那时他肯定是嫉妒：他可没有莎士比亚那近乎完美的发现情节的天才。

发表十四行诗：“可怜的异教之物”

几个月后，1608年8月，因为瘟疫又一次爆发，剧院再度关闭，直到1609年末或1610年初才重新开放。虽然这使得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出现了很长时间的中断，却也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时刻。当时，人们都以瘟疫为一个很好的理由出城，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也离开了伦敦。1608年8月17日，他因一件诉讼案出现在斯特拉福德法庭。9月初，他的母亲去世了（此时可能已经70多岁），埋葬在圣三一教堂。这个家庭与天主教玛丽女王时代的最后一根纽带终结了。9月23日，妹妹琼的儿子迈克尔·哈特受洗。10月16日，莎士比亚成了威廉·沃克的教父，小威廉的父亲是莎士比亚父亲的老友，在1607年成为镇里的执行官。做教父教母被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义务活动，莎士比亚肯定出现在了受洗仪式上。

由于剧院被关闭，莎士比亚也许在乡下待了不少时间，不过他创作的东西仍然不断出现。1609年5月20日，文具店招牌上登了一部新书的广告，是一本在那年后期出版的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出版商索普在书名页上加了一句“首次出版”，似乎表明了莎士比亚成名后为他出版书的激动之情。书的内容中常有绘本似的细节，讲述了诗人的漂亮男孩和黑肤女士的故事。尽管后来许多批评家保守地认为这些十四行诗是盗版的，但现在人们一致认为是莎士比亚从自己手稿中挑选的，经他授权出版。他的朋友托马斯·黑伍德证实，莎士比亚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这些诗，本·琼森的朋友庄蒙德后来听到了同样的说法。这似乎是令人信服的，不过莎士比亚不太可能亲自进行校对工作。

那么，在大部分十四行诗创作了十几年后，是什么促使他出版这些私密的诗歌？当然不只是想利用这个赚点钱——莎士比亚的主要收入来自舞台演出，当时暂时没有了。尽管“首次出版”，有些诗歌在“他的私密朋友”中早已广为流传，他们至少对“甜蜜”的那部分都十分崇拜。真正有文学鉴赏力的朋友一定认为这些诗歌，甚至是有关贪欲的黑暗诗歌都很棒，而且告诉过他这一点。莎士比亚自己知道这些诗歌有多好（他告诉我们，在创作时他就知道）。毫无疑问，这么多年他一直鼓捣着这些诗歌，就像创作其他作品一样，为它们排序，形成一个更有秩序、更有文学性的合集。他开玩笑地玩弄这些似乎泄露了部分隐私的自传故事。他知道应该将它们出版。问题就在于内容的选择。

莎士比亚负责挑选、注标点、校对斜体部分以及为154首十四行诗排序。最后两首诗歌是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153是天主教祈祷时的经文篇数，尽管这当中的任何联系都有些牵强（如果有什么的话，这确实是世俗对圣洁的戏仿），有些数字影射了莎士比亚儿时就了解的旧祷文。这些十四行诗很可能跨时很长，没法判断是否像他的戏剧一样被修改。在最初120首左右的诗歌中，似乎有很多是在几年间为那位俊俏少年创作的。还有一些描述了一桩三角恋爱，如我们看到的，很明显是介于少年和诗人的情妇之间的。还有几首有关个人和政治。最后一组在描述肉体之欲时最大胆，就是针对黑肤女士的（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献给她的——可以想象，很少有女人愿意接受那样的诗歌）。诗人将这些诗顺序排列，似乎形成了一个故事，这些十四行诗遗憾地以求爱失败的诗人去寻求爱的弥补作为结尾。莎士比亚甚至悄悄地在第145首中将结婚时写的十四行诗放了进去，然后又在将近结尾的地方加了别的内容。这部诗集里是否包括了其他献给妻子或是别人的诗歌，我们还无法辨别，不过这些诗歌的顺序很明显是莎士比亚设置的：还有谁能将数字33赋予“一整个荣耀的清晨”这首暗示着耶稣死亡的诗歌？还有谁会将他年轻时那首献给安妮的十四行诗放在极富宗教色彩的第144首和第146首之间呢？它们分别具有天堂和地狱的视野。

那么读者对这些十四行诗的反应如何？19世纪的读者会把献给少年的诗歌看成是丑闻性的，希望他从来都没有创作过这些作品，可莎士比亚时代的读者就不太可能会那样看。认为这些诗歌是剽窃的看法来自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编辑，他们不愿意以诗中明显的同性恋倾向来看待它们。毕竟，将同性恋行为视为犯罪的时代——在王尔德和波西[2]的岁月——“绅士诗人”会被判处苦役[3]。现代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时代的真正丑闻是独立甚至霸道的对女人性欲的绘本式描述。公然谈论淫欲、勃起和生殖器，赤裸裸的自我袒露、颠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传统，就算到了今天，一个重要的诗人创作这样粗俗的性欲诗歌并发表在重要报纸上还是不会被评论家接受的。当然，莎士比亚选集中的主流是“我可以把你比作春日吗”，而不是“色欲在行动”。

十四行诗也许卖得不是很好。莎士比亚可能过高估计了1609年那些很有眼力的读者的开放度了。“可怜的异教的东西”，一个恼火的早期读者这样评价道。威廉·赫伯特的堂兄弟乔治对这些混合了宗教意象和露骨的性内容感到失望。一年后，艾米利亚·拉尼尔登记出版了她自己的宗教诗歌，其序言上有一声发自内心的对男人欺凌女人的愤怒呐喊。

亨利王子：新宫廷文化

与此同时，艺术的世界和伦敦的赞助状况变化很快。一股新的风格和品位浪潮正带来剧院的变化，就像16世纪90年代受欢迎的角色从临场发挥的小丑到悲剧人物的转变一样明显。詹姆斯15岁的儿子亨利王子正在他的宫廷公共舞台上宣告自己的到来——一个新的品位仲裁者。在亨利短暂的一生中，他是那几乎消失的英国文艺复兴的先锋者。

在伊丽莎白时期，整个国家在文化上已经陈旧不堪，还带着强烈的怀旧情绪。此时王子和他的同伴鼓励在艺术、音乐和文学上大量新思想的涌入。亨利是一个伟大的赞助者和收集者，佛罗伦萨艺术家、荷兰肖像画家和意大利建筑师被邀请到伦敦。英国收藏家开始去意大利收集经典雕塑，描绘著名现代文学和艺术人物的画被委托给乌菲兹美术馆[4]油画馆制作。而亨利的王宫则是仿制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宫廷的样子而建的。

亨利着迷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宫廷节日传统，对美第奇家族而言，精心设计的假面舞会被看作是最根本的宫廷般富丽堂皇的附属品。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其中，让新时代的理想更加戏剧化，“这样世界也许会明白，他们喜欢的是一个多么勇敢的王子”。这些表演需要真正博学的作者。皇家假面舞会的创作者本·琼森现在更是占据了重要地位，建筑师印迪哥·琼斯负责背景和服装设计。1609年夏天，一系列奢侈的娱乐活动上演以庆祝亨利被授予威尔士王子头衔，似乎莎士比亚的《辛白林》就是特地为这一时刻创作的。这部戏剧耗时长，情节也很复杂，暗指皇家私密，其类似假面舞会的技巧和礼让的胡言乱语都是符合时代的产物。由于情节曲折到发傻的地步，以致莎士比亚不得不亲自出场来更改这些累赘——毫无疑问这部戏剧仍然让他的皇家和贵族赞助人大笑不已。不过，这部戏剧同样承载了一个严肃话题，它混合了英国的国家神话和维吉尔式的预言：辛白林生活在基督时代，情节随着登陆米尔福德港而展开，影射了亨利·都铎[5]在博斯沃思打败理查三世前曾经乘船来到这个充满吉兆的地方，这是都铎王朝的开端。因此，一个罗马版[6]的都铎王朝降世神话成就了詹姆斯统一基督教英国这个怪诞的预言。

“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圣物”

莎士比亚戏剧还有一种不同用处，在一件诉讼案中一览无余，这件案子在星室法院[7]终审。就在《辛白林》于白厅获得阵阵笑声时，在约克郡的荒野地区，一支地方演剧团正为完全不同的观众表演。剧团是理查德·乔姆利爵士建起来的，由当地一个艺人家庭——惠特比附近的北艾格蒙特的辛普森一家组成。这个巡演剧团由13个男人和两个男孩组成，在莎士比亚生命的最后15年间一直在北方演出。他们在郡里的大多数镇里找到了观众，每年为大约12个大户人家演出，表演1部或数部戏剧，在每个地方待上一两个晚上。他们是一支天主教剧团。

1609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些流浪艺人在约翰爵士和朱利安·约克夫人的家里进行了演出，他们家在尼德代尔的高斯维特。政府密探报告了这里的一件“丑闻”。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喜剧色彩的插曲：在一场天主教牧师和新教牧师的辩论中，新教牧师受到了羞辱，被魔鬼拖下了舞台，而天使则抓住了天主教牧师的手。据说，这部戏剧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观众“嘲弄和取笑了”国教。结果首席法官大人宣布，约克人有诽谤中伤的罪过，罚了房子的主人夫妇每人1000英镑巨款，约翰爵士的兄弟每人350英镑，还有当地小部分观众总共300英镑。最不同寻常的是，乔姆利剧团的巡演插曲只是主要娱乐节目中间的讽刺模仿，就在全本《李尔王》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之间。

调查人员审讯了演员，其中有助手威廉·哈里森，他说在演出莎士比亚作品时就是“按照印刷版的书上来的，一点也没增加什么”。因此，这些都是经过审查的“许可的文本”，即1608年到1609年出版的剧本四开本。在天主教观众面前表演《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很快出现在法国圣奥梅尔耶稣派学院的书单上，并被学生们搬上舞台，布景和服饰都十分到位。似乎《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被看作是某种神秘剧或圣人剧，而莎士比亚意在通过这些戏剧探讨忍耐和救赎的主题。观众对其中的基督教寓言理解多少是一回事，如此明显地把廉洁与腐败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以弗所的外女神戴安娜顿悟的情节就特别引人注目。德国新教徒马丁·路德斥责莎士比亚“将戴安娜变成圣母玛利亚”，基督教人文学者反驳说，朱庇特、阿波罗、戴安娜、基督和玛利亚都只是“神和女神”的许多能力的名称而已。“圣物总要包裹在神秘之中，”一位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这样写道，“对你来说，朱庇特是全知全能神灵最合适的意象，那么当我说朱庇特，请理解为其实我指的是基督和真神。”

由此，《辛白林》中朱庇特和《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戴安娜的出现，或是《冬天的故事》中阿波罗神谕的雷声，呈现出一种吸引人的模糊感，其含义我们再也无法确定。莎士比亚最后的戏剧中有着各种思想的激烈混合，几乎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悲剧、喜剧；上流社会、下层社会；华丽辞藻、街头俚语；圣洁，亵渎；仪式、骚乱。在这个新的文字世界里，他正试图最广义地探讨有关宗教的想法。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说，是宗教背后的概念——爱、救赎和灵魂。至此，我们仿佛已经远离了神秘剧。不过有时候，莎士比亚的象征主义和后期的戏剧语言让我们感觉似乎他的创作又回到了原处。在舞台上不再说出基督的名字，所以就用了罗马众神。这些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新教徒的思维习惯。

不论是否巧合，此时历史学家约翰·斯毕德因为旧城堡的诽谤事件开始对莎士比亚进行攻击，将他和耶稣会士罗伯特·皮尔森一起看作是“天主教徒和他的诗人……纯属伪装”。尽管这一评价是特别针对那起争论而进行的，可能也有更宽泛的暗示，但还是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没有放弃祖先的精神世界，那古老的改革前基督教的英国世界。到了内战时期，专写激进小册子的作者们故意把莎士比亚戏剧与神学院学生和保皇党天主教徒们读的“教士废话”混为一谈。不管莎士比亚写的是不是阿波罗，这些人才没蠢到会把老鹰当作一只苍蝇[8]。

为布莱克福莱尔创作：转向室内剧院

剧院最终重新开张时，国王剧团发现自己不仅是回到环球剧院演出，还要在一个新的室内剧院演出，这就给莎士比亚提供了新的艺术挑战。值得记住的是，1596年伯比奇获得布莱克福莱尔的租约时，希望能开创个舒适温暖并有人工灯光的室内剧院，却没能得到计划许可，只好转租。糟糕的冬天（大部分的冬天都很糟糕）导致四处通风的环球剧院收入受到很大冲击，琼森在《打油诗人》中说：“这个冬天让我们比任何饥饿的蛇都要穷困潦倒，没有人来看我们的表演。”几年困惑的岁月之后，1608年8月，他们重新回到布莱克福莱尔。1609年到1610年冬天，瘟疫最终快要结束的时候，国王剧团第一次获得了使用剧场的机会。剧团内形成了新的股东集体，包括莎士比亚、海明斯、康代尔和斯赖。

剧院坐落在泰晤士河对岸的一个时尚区，离圣保罗大教堂大约200码远。沿街道路都是石头铺就的，因此就算是在最糟糕的天气，看戏的人还是可以去那里的。其邻里比索思沃克要高贵一些，隔壁是皇家衣库司，还有狂欢之王考博汉姆家、亨斯顿家以及宫廷官员和皇家司库。那里住的都是拥有花园洋房的重要人物。

布莱克福莱尔修道院在亨利八世时期被解散，曾占据了125平方码的土地，还有个大花园。此时这些都已被分割，由地产开发商出租。在西墙外，药店大厅和水巷连接；东边的圣安德鲁山上是皇家衣库司；北边有嘈杂的鞋匠和车夫巷，还有著名的旅店如练手、美人鱼和铃铛，诗人的斯特拉福德朋友常待在那里；往南沿着几个小巷走100码，可以到达河边，那里有布莱克福莱尔水上的士。

剧院建在修道院旧址上。地方不大，只有46英尺宽、66英尺长，不过房顶很高，能容下两个楼座的观众，两个硕大的烛台悬挂在舞台上方。新布景大小合适，音响效果好，灯光也不错。一首那个时代的诗歌对“点着火把的福莱尔”引发的骚动这样评价道：“一顿鱼子酱、牡蛎和洋蓟组成的大餐前，他们为中殿律师准备了一场令人陶醉的娱乐，乘船到沁入心脾的河对岸看戏。”

剧团的目的是要把布莱克福莱尔当作冬天的家，把环球剧院当作夏天的地盘。新的剧院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尽管座位不多，却吸引了上层社会的观众。和环球剧院相比，股东们得到的利润是它的2倍。1612年，一位城市金融家宣称，国王剧团“一个冬天在上述的大剧院里获得的，可要比他们以前在河岸那边获得的多出1000英镑”。

很可能确实如此，这当然遭到别人怨恨。在接下来的20或30年中，周边不断地有一些有“名望和地位的人”请愿将其关闭，理由是太吵闹、有火险、挡路，等等。每次表演，他们都抱怨卢德门旁的街道挤满了看戏剧的人和“哈克尼车”[9]，以致“居民都没法回家，也没法出门去买啤酒、木头、煤或干草这些生活必需品，商人或店主没法卖东西，行人没法手脚安全地走到公共水域楼梯那里”。据说，这些不便“在冬天从下午1、2点到晚上6点”会一直持续。不过莎士比亚和朋友们也有一些“有名望和地位的人”的支持，因此布莱克福莱尔仍然继续开张，在诗人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它一直都在。莎士比亚最后的杰作正是在他脑海中有室内剧院场景的情况下创作的，还有音乐、灯光和舞台效果的魔力。

再思考：重新创作李尔王

布莱克福莱尔要求不同的演出方法、舞台布置和脚本创作，因此所有剧目都需要重新审视。一直在庞大而嘈杂的露天剧院演出的戏剧需要再修订、删减和再演出。这提醒我们莎士比亚的文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变化不断发展，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譬如，《爱的徒劳》在16世纪90年代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和增补”再出版。超过16本莎士比亚戏剧是在他死后才以对开本的形式为人所知的，它们的文本历史是空白的。其他的戏剧都显示出修订的迹象。有些很短，很可能被删减了，就像《麦克白》。其他的显现出了仔细的再创作的迹象，很可能是莎士比亚把布莱克福莱尔的场景放在脑海里进行再创作的。

《李尔王》似乎就曾为1609年到1610年冬天的室内剧院演出而重新创作，尽管有异议。有人认为这次修订是在莎士比亚死后发生的，但主流意见是，做这些修改是为了通过审查。审查制度的确是一部分原因，但很难以此说明1608年和1623年版本之间的一些区别。譬如，莎士比亚删去了对里根和高纳里尔的模拟审判：这个场景很不错，也许他认为这部分阻碍了剧情的发展。他还删去了音乐魔力般地唤醒了李尔王这一部分：很美，但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戏剧中太接近浪漫场景。莎士比亚重塑了一些角色，特别是爱德伽和奥本尼——很明显他和观众一起看了很多次表演，了解哪个地方最好，就像今天的导演和创作者一样。不过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对最后一幕的修改。

修改是在1608年的四开本中发表的。这段一开始，李尔王抱着他的女儿考狄利娅的尸体。不太清楚第一行指的是否就是她，这对于表演来说有了各种阐释空间：

李尔：我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绞死了！没有了，没有命了。

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生命，

你却没有一丝呼吸了？哦，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请你，帮我解开这颗扣子。

谢谢你，先生。噢，噢，噢，噢！

爱德伽：他晕过去了。陛下，陛下。

李尔：碎了，心啊，我的心碎了。（死）

在后来的对开本中，莎士比亚重新创作了这一部分：

李尔：我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绞死了！不，不，没有命了。

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生命，

你却没有一丝呼吸了？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了。

请你，帮我解开这颗扣子。谢谢你，先生。

你看见了吗？看看她，看，她的嘴唇，

瞧那里，瞧那里。（死）

爱德伽：他晕过去了。陛下，陛下。

肯特：碎了，心啊，我的心碎了。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在体验了剧本对观众的影响后进行的改动。除了在诗行中有个美妙的五音步抑扬格、重复了五次的“再也不会”之外，还有好几处改动值得注意。李尔的“我的心碎了”这一行变成了肯特的话。不过特别重要的是他对李尔死亡处理上的不同。四开本只是给了我们李尔在考狄利娅死后一心求死的状态，对开本则是相对模糊的概念：从文本不可能断定李尔是因为悲伤心碎而死，还是因想着他的女儿还活着带来的喜悦而死。在表演中，演员和导演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或就让观众处在不确定中。通过改变舞台指导来使李尔在“瞧那里”时死去，莎士比亚准确地抓住了这一动作的中心。

最简单的增加之处在这几行之后最后的演说中。一开始四开本中的演说是针对奥本尼伯爵说的，而后来则是针对老葛罗斯特的儿子爱德伽。李尔死了，奥本尼就是地位最高的人物，由他掌权。但爱德伽是那个在剧中受尽磨难的人，作为一个基督教骑士，他一直被人追杀，是沦落到“衣不蔽体，居无定所的人”。爱德伽曾目睹过可怕的东西，幸存了下来。观众在情感上很认同他。

爱德伽：我们必须承受这一悲伤时刻的重负：

说出我们的感受，不是我们应该说的话。

年老的人已经忍受一切：我们年轻人，

再也不会看到这一切，也不会这样生活下去。

爱德伽的话可能代表了那些经历过激烈改革和反改革运动的人们，而且，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还代表了所有受到过暴政和虐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李尔王》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看成是不经修改就没法上演的，它也是为那些在20世纪经历过恐怖的一代人写的。

音乐协作：罗伯特·约翰逊

布莱克福莱尔让莎士比亚重新审视了他的艺术。特别有趣的是，在后期的戏剧中，音乐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李尔王》的第一版以及《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中，人物听到的那些天堂音乐就有这些迹象。此时布莱克福莱尔观众的品位更加充分地得以满足。一直以来，这一品位都是男孩剧团培养起来的：在表演前，他们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男孩子“和着古提琴，欢快地唱着歌曲，美妙得无与伦比”。这是国王剧团替代他们之前，布莱克福莱尔最吸引人的东西之一。莎士比亚很快接受了这种理念并马上利用了它，特别是运用台下的音乐来配合台上的表演情节。1609年末，他开始和26岁的皇家鲁特琴师罗伯特·约翰逊合作。约翰逊同所有皇家和剧院乐师一样，与意大利音乐世家法拉波斯克和巴萨诺有联系。他的亲戚玛格丽特·约翰逊和巴萨诺家一个兄弟结了婚，就是艾米利亚·拉尼尔的母亲。约翰逊是在约1609年出现的英国作曲家中的一个，他创作形成了一种适合舞台的朗诵式歌曲。这种创作很有戏剧性，和约翰·道兰及其同时代人的“爱尔曲”很不一样。为皇家假面舞会和公众戏剧的特别场合服务，特别是为布莱克福莱尔的室内剧院服务，他们强调语言的韵律和转调，琴弦的和声与心理。有了约翰逊，曲子就有了一种符合戏剧场合的气氛。莎士比亚曾说过，他想“将文字和音符完美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和约翰逊一起工作，由此诞生了一系列和舞台情节紧密结合的剧院歌曲。《暴风雨》中萦绕于心的“海洋的葬礼”和韦伯斯特的《马尔菲公爵夫人》中不祥的“嚎叫，嚎叫”，都有很美的配乐。约翰逊的音乐在《冬天的故事》、《暴风雨》和《辛白林》中都有体现。在其他委托合作中，约翰逊还为莎士比亚和约翰·弗莱彻在《卡迪诺》、《亨利八世》和《两个高贵亲戚》中创作了歌曲。

本·琼森回归

在这个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时代，本·琼森回到了国王剧团。在他最好的戏剧中，有一些就是为国王剧团在布莱克福莱尔的演出创作的，譬如《大骗子》和《炼金术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剧团在圣诞节期间为皇家表演的节目里通常就有琼森的戏剧。琼森此时是个重要人物，他和印迪戈·琼斯垄断了假面舞会市场。在获得了想要的地位和信誉之后，他的创作生涯延长了。

莎士比亚又开心地和自己的老对手并肩作战了，虽然他不想再踏在舞台上说琼森的诗句。他们的关系很明显没有什么进展——琼森可是什么都没忘，在新书出版序言中，他说了很多牢骚话，奚落莎士比亚是《大骗子》中的拉伍威特，还说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最新作品（特别是《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不是一个严肃的戏剧家应该创作的。莎士比亚反过来在自己的戏剧中插入一些笑话来针对琼森，后来还在《暴风雨》中设计情节，按照古典三一律来创作（在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地方），好像要向老朋友展示一下，如果他真的想，也完全可以按照规矩创作。他们的关系既有关爱也有敌对。后来，琼森在对开本中所写的悼词很明显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我对他像偶像一般的崇拜。”他承认莎士比亚甚至超过了那些古人，譬如索福克里斯和欧里庇得斯：

时代的灵魂！

掌声、欢乐、舞台的奇迹……

……所有还在他们鼎盛时期的缪斯

他就像阿波罗一样温暖着

我们的耳朵，或像水银一样充满魅力！

“伟大的创作本质”

诗人后期的创作清楚地表明了宫廷和乡村的区别，在《冬天的故事》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这部作品很可能是他在1609年到1610年的冬春之交创作的，接着在5月开始于环球剧院上演。作家将“冬天的故事”和老妇人们讲的故事等同起来——这是几乎难以置信的浪漫神话。这是一个讲述美妙的命运转折的故事，莎士比亚为此改编了小说《潘多思多》，这是老对手罗伯特·格林的作品。近20年前，格林曾讥笑莎士比亚老是“晃动场景”，拥有一颗“老虎的心”。这部拥有小丑、羊集市、扒手和老牧羊人的新剧标志着他回归农村想象。剧中对皇家那种装模作样有着某些讽刺性的抨击，“皇家的味道……皇家的藐视”。乡村场景让人感觉好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斯特拉福德的启发，有很多羊毛交易的特殊词汇。

《冬天的故事》混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语言资源和最简单的语言结构，故事情节正是本·琼森所嘲笑的莎士比亚的“故事、风波和笑谈”。在前两幕的悲剧场景中，国王列奥提斯因为嫉妒毁了自己的家。他唯一的儿子死了，尚在襁褓的女儿被扔在荒野，他以为自己的妻子也因悲伤过度而死。16年后，正如阿波罗的神谕所说，“失去的将被找回”，国王得到了救赎。故事的主题是时光的毁灭和补救的力量，这个主题也是十四行诗的中心。

《冬天的故事》中有一个令人着迷的风格上的断裂。前两幕充满了最狂怒、最有野心的话语，表达出了嫉妒和令人厌恶的形象（列奥提斯说妻子被“被人揩过油”）。伟大的作家们经常在创作生涯后期自由地玩弄语言，莎士比亚此时正处于这种巅峰时刻。列奥提斯相信妻子怀上了他最好的朋友的孩子：

太热了，太热了，朋友交的太亲密了，

难免发生情欲上的纠纷。——我的心在跳着，

可不是因为欢喜，——不是欢喜……

接着是一系列动人心弦的演讲，每行十个节拍的表达魔术般地形成了自由的联想，展现列奥提斯沉迷于性嫉妒的妄想症中：

我在垂钓，我在放下钓鱼线——

去玩吧，孩子，去玩吧：——你妈在玩，我也在玩，

可我扮演的可是个丢人的角色，准要给人喝倒彩嘘下坟墓里去，

轻蔑和讥笑便是我的丧钟。——去玩吧，孩子，去玩吧

——要是我不曾弄错，那么乌龟这东西确是从来就有的，

即使现在，当我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就有许多人抱着他的妻子，

却不知道她趁他不在时早给别人揩过油，

他自己池子里的鱼，已经给他满脸堆笑的邻居捞了去……

这里的标点符号越来越自由，表明了迫不及待的可怕想象。

最亲爱的！我的肉！——你的娘会不会？——也许有这种事吗？

爱情！你深入一切事物的中心，

你会把不存在的事实变成可能，而和梦境互相沟通，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你能和伪妄合作，和空虚连络，

难道不会和实体发生关系吗？

这种事情已经肆无忌惮地发生了，

我已经看出来了，真让我痛心疾首。

和《李尔王》一样，我们想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进行创作的——节奏、想象链、强烈的修辞、有限的拉丁语法（“关系”、“合作”）和粗俗的白话（“肉”、“娘”）的结合。他是在夜晚独自苦思幂想出来的吗？一边喝着酒一边想？

这和戏剧的其他部分有很大的反差，也和列奥提斯因女儿潘狄塔而得到救赎有关。潘狄塔代表着浪漫性爱的愈合力量。在她的语言中，莎士比亚运用了古老抒情诗的技巧。当然，这是他从钟爱的奥维德那里得来的。他利用珀尔塞福涅和冥王战车的故事（莎士比亚的版本里是罗马神话的叫法，普罗塞庇娜和狄斯），写出了经典的潘狄塔认同的春来大地的神话故事。尽管对年轻妇女的性有着相对清教徒的态度，莎士比亚的舞台表演依然很有特色，潘狄塔对纯粹的性爱欢愉有着本能的感觉，也有着“伟大的创作本质”的统一性：

潘狄塔：普罗塞庇娜啊！

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你在惊惶中从狄斯的车上堕下的花朵！

在燕子尚未归来之前，就已经大胆开放，

风姿招展地迎着三月之和风的水仙花；

比朱诺的眼睑，或是西塞利娅的气息更为甜美的暗色的紫罗兰；

像一般薄命的女郎一样，

还不曾看见光明的福波斯在中天大放荣辉，

便以未嫁之身奄然长逝的樱草花；

勇武的，皇冠一样的莲香花，以及各种百合花，包括泽兰。

唉！我没有这些花朵来给你们扎成花圈，

再把它们洒遍你，我的好友的全身。

弗罗利泽：什么！像一个尸体那样吗？

潘狄塔：不，像是给爱情所歇息游戏的水滩……

这里运用的全是主流古典诗歌技巧和贯穿文艺复兴艺术中的新柏拉图派主题。

第三个风格上的反差在于无赖奥托里古斯这个角色，他是“水星之子”，是扒手、补锅工、民谣歌手，个性反复无常、粗俗，是一个毫不在意灵魂的人。奥托里古斯喜欢赌博、逛妓院（“吆五喝六，眠花宿柳”），还铿锵有力地说道：

被单就是我的专门生意，鹞子搭巢的时候，人家少不了要短些零星布屑。我的父亲给我取名奥托里古斯，也像我一样水星照命，也是一个专门注意人家不留心的零碎东西的小偷。吆五喝六，眠花宿柳，到头来换得这一身华衣，做小偷是我唯一的生计。大路上呢，怕被官捉去拷打吊死可不是玩的，日子还长，我也只有先睡一会再说了……

奥托里古斯就是个来自朗斯的乡下人，是沃里克镇记录簿中“带着货郎包的亨利·卡雷”，他了解“皇室的蔑视”，唱着有关水仙花和百灵鸟的乡村歌谣，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说唱音乐中发出卖货的音调（“要什么东西请告诉货郎，钱财是个爱多事的魔王”）。他是一个乐呵呵地“欺骗你”、敲你一把的人，是想象中的潘狄塔花园里那条重要的蛇：

烙衣铁棒别针尖，

闺房百宝尽完全。

在调子上，“一点点厚”显示出的参差不齐的句法、奥维德式的抒情“哦，普罗塞庇娜”和奥托里古斯粗俗的洋洋得意表明，莎士比亚正处于知识领域最宽泛的时期。他完全掌握了英语的一切。没有人曾把这门语言这样发展过，此后也无人能及。莎士比亚还展现了古典创作技巧。列奥提斯和他的妻子、孩子团聚了，结尾很奇怪也很感人，但不是皆大欢喜的。此时的列奥提斯在家庭灾难后的16年间一直受到痛苦和罪恶的打击，当他的妻子（他以为她死了）突然从类似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纪念蜡石雕像中复活的时候，这一大胆的场景就是这种古典技巧的体现。

雕像的故事暗示了阿伦德尔伯爵这样的收藏家所拥有的意大利艺术品和雕塑，这在1610年非常普遍，那时意大利和亨利王子有密切联系。最近的发现表明，有一出1605年出版的戏剧使用了和莎士比亚很像的场景。有意思的是，这个浪漫的场景中的主角也叫潘姆比洛克伯爵。在这部名叫《骑士的审判》的剧中，两位亲密的男性朋友为了一位女士而争斗，之后都以为对方已死。他们为死去的人塑造一座雕像（“手巧的雕刻师在白色大理石上刻出了你的模样”），每天伏在它的脚下祈祷。最后，情人假装成雕像，和他的女士重聚：雕像活生生地出现在舞台上，也许莎士比亚见过这情节。

爱与复活

最后，《冬天的故事》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是：从儿子的早夭和多年后妻子和女儿的重逢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这个故事有其来源，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为什么莎士比亚选择了这个特别的故事，为什么选择用他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在那个雕像情节中，他想到了什么？对于一个17世纪的观众来说，这部戏剧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根本的宗教思想，有着清晰明了的天主教元素。有这样一幕，列奥提斯在宝丽娜的带领下穿过一个雕像馆，来到一个突兀的教堂。詹姆斯一世时期观众的活动一向小心谨慎，莎士比亚也很小心地让宝丽娜坚称她不是受到“邪恶力量”的唆使，因为将会发生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她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

你们必须唤醒你们的信仰，然后大家静立。

倘有谁以为我行的是犯法的妖术，他们可以走开……

音乐，走起来，唤醒她

是时候了，下来吧，不要再做石头了；

过来，让瞧着你的众人大吃一惊。来，

我会把你的坟墓填塞。转动你的身体，走下来吧，

把你僵固的姿态交还给死亡，

因为你已经从死里重新得到了生命……

这些语言明显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这就是内战时期新教激进分子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看到的那种“监督体制下的垃圾”。这个场景将他后期戏剧所有的伟大主题联系到了一起：和解、承认、借助于孩子的救赎、借助于“伟大的创造本质”以及借助于“神灵”。莎士比亚触及了现实主义以外的东西，超出了艺术本身的不足，追求曾是宗教中保留的东西——爱和复活的理念。

不过这潜台词真的是具有宗教意味的吗？还是说，莎士比亚因为他变色龙般的移情，只是在尽力而为？他是在努力发掘新想法或意象体系，为一个喜欢这种腔调的皇室（有个天主教的女王）而特别拘泥于教条的艺术？我们无法最终确定这一点，需要经过研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奇闻漫谈，“应该像个古老的故事一样被斥责”——丢失的婴儿、暴风雨、熊、喜剧、歌曲——这一切最终以欢喜收场，当然也有几个人的死亡和无法换回的损失和内疚；另一方面，正如现代观众发现的，受到伤害的家庭在多年之后重聚这个意象，使这部戏剧成为莎士比亚最有力和最感人的戏剧之一。

[1] 编注：以弗所是玛利亚的终老之地。

[2] 编注：即王尔德的情人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

[3] 编注：王尔德因此被判两年苦役。

[4] 编注：乌菲兹美术馆（Uffizi）是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最知名的美术馆。

[5] 编注：指亨利七世（Henry Ⅶ，1457—1509）。

[6] 编注：《辛白林》的主角虽然是英国人，却有很多剧情在意大利展开，并混合了许多罗马神话。

[7] 编注：15世纪晚期到1641年间设置的英国法庭，位于威斯敏斯特宫。

[8] 编注：“knew a hawk from a handsaw.”出自《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9] 编注：Hackney Coach，一种四轮六席的轻型载客马车，现代出租车的前身。1662年起成为英国官方认可的交通工具。20世纪后，哈克尼车指的就是一般认知中的英国黑色出租车。

第十六章　友好的风暴

1610年的秋天雨水很多，和往常一样，牛津的路上满是厚厚的泥。11月22日，下院议员达德利·狄吉斯爵士——他是莎士比亚的诗人兼翻译家朋友列奥纳德的兄弟——到沃里克郡拜访朋友。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人。作为全国彩票的创始人、热切的探险基金提供者，狄吉斯爵士筹集资金资助亨利·哈德森去发现西北之路，甚至试图鼓动人们去北极考察。而且和威廉·赫伯特以及环球剧院的董事威廉·李维森一样，他还是弗吉尼亚剧团的理事会成员。此时的狄吉斯正在去斯特拉福德外围的阿丁顿的路上，想和继父托马斯·罗素待在一起。他的继父是莎士比亚亲密而信任的朋友，也是诗人遗嘱的执行人。这是个很好的见见老朋友的时机。就在几天前，狄吉斯在伦敦文书厅登记出版了一个在百慕大失事并幸存下来的不同寻常的故事：它能让想象力飞翔。那年11月，随着这个故事在阿丁顿的降温，狄吉斯又讲了一个有关海洋探险的奇异而又浪漫的故事。后来，莎士比亚将之变成了他最后一部杰作。

快速变化的世界里的“超级新奇”

1610年夏天在环球剧院上演《冬天的故事》时，莎士比亚已经46岁，不再担任演员。那年圣诞节宫廷里依旧有15部戏剧不断演出。莎士比亚仍是剧团的股东，也创作一些新戏，但不再修改。也许他还充当执行导演和剧本指导，并为弗朗西斯·布蒙和约翰·弗莱彻做编辑，但这两位此时已经取代他成了剧团的主要创作人。

时代不同了。诗人童年时代的世界——16世纪60年代末和16世纪70年代初的这段时光已经成了记忆。尽管用我们的话来说，莎士比亚才刚刚进入中年，但此时的他已是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老人了。世界变化多快啊。对于他父母这一代的幸存者来说，玛丽女王的日子感觉好像就是另一个时代。年轻人把英国天主教的过往看成不是他们的而是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要的不是回望，而是向前看，扩大视野。这是一个在宏观和微观世界探险的时代。皇家医师威廉·哈维此时在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圣巴塞罗缪医院工作，很快就会提出他的血液循环理论。1610年3月，亨利·沃顿从意大利给詹姆斯王发送急件，讲述伽利略如何用新发明的望远镜进行伟大的天文发现。到处都是这种“超级新奇”的消息。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道出了自己的告别词，但这是他的人生中神秘的一部分。《暴风雨》代表回家的旅程，让人宽慰的是，经历了所有的暴风雨后，他回到了自家的花园，退养家中过了几年的快乐日子，直到伟大的灵魂安息。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此时莎士比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而且严格地来说，《暴风雨》并不是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之后还有三部合作作品。不过，这是他最后一部独作的戏剧。一起伦敦诉讼案件的记录表明，莎士比亚是在回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时创作创作这部作品的。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聪明并对剧院有清楚认识的作家来说，不太可能在脑海里设计情节时忽视自身生活的轨迹。如果没有《暴风雨》，那我们就不得不去创造他这段生活了。

被罢免的公爵

《暴风雨》讲述的是一个船只失事、海洋变化和事物变形的故事，也是借着孩子实现救赎的寓言。这还是一个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家——米兰的普洛斯彼罗公爵的故事。公爵在自己的图书馆找到了许多慰藉，却忽视了自己的职责，被他的对敌推翻，继而被放逐到一座具有魔力的岛上。这是莎士比亚为数不多的杜撰情节之一，不是借用的。不过剧中包含好几个文本，让我们看到在创作生涯后期他的想象力是如何大胆而又充满戏谑。

譬如，在托斯卡诺编的一部现代意大利诗人选集中，他似乎选入了一些有关，甚至是由米兰的普洛斯彼罗公爵创作的诗歌。这本选集在詹姆斯时期的英国十分有名。作为一个“拥有广博知识，对历史了解甚多的”人，这位普洛斯彼罗“拥有一个非常高雅、藏书广泛的图书馆，在那里几乎所有的科学书都能找得到”。有关这位“幸运女神曾经眷顾过”，而今却遭到贬斥的公爵的诗行，隐藏了莎士比亚借以发挥的故事：

现在命运之轮已经转动

哦，可恶的罪行！他们的力量坠入了深渊。

但是你，普洛斯彼罗，你是高贵的公爵，缪斯也为之倾倒，

是最高尚的消遣，

尽管命运多番地变化，她也不能剥夺你的尊严。

也许这个故事一直嵌在他收集资料的记忆中：“我的图书馆就是足够大的公爵领地……我看重这些书甚于我的公爵爵位。”莎士比亚的普洛斯彼罗在讲述他从米兰被放逐的故事时这样说道。

《暴风雨》的情节很简单。普洛斯彼罗公爵和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居住在被放逐的岛上。借着书，他拥有了魔法和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控制岛上的自然精灵爱丽儿以及野性的居民凯列班。一开场，那些曾经贬黜他的对敌乘船去参加了一场远方的婚礼，在归家的路上，却因一次魔法生成的暴风雨中失事并到了岛上（作为命运女神的象征，暴风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主题，从乔尔乔涅的伟大绘画到霍拉的雕刻，以及莎士比亚阅读过并在《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使用的象征的书籍中都出现过）。

因此，这差不多就是一出复仇剧。普洛斯彼罗是一个有控制欲的怪人，有许多受到压抑的野心，也想对敌人进行报复。不过他原谅了他们，通过女儿和仇敌的儿子的婚姻实现了和解。最终，公爵抛弃了操控大局的超自然能力，不再是语言具有魔力的法师。

就像其他后期的戏剧，这个故事也涉及同时代人关心的东西。被废黜的公爵的故事简直就是把1611年夏天这部戏剧第一次上演时发生的新闻搬上了舞台：布拉格具有学者风范的鲁道夫[1]被推翻了，这一事件在伦敦引发了很大反响。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文本似乎特别重要。它不只是一个资料来源，还是一个广泛的灵感，是另一个莎士比亚在求学时期非常喜欢的文本。

隐性文本：维吉尔

《暴风雨》通常被看作是和新世界有关的，特别是在现代反殖民的阐释中。不过这确实是一出地中海剧，其隐性文本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莎士比亚在第二幕中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废黜了普洛斯彼罗的贵族是从突尼斯回到那不勒斯的，这是埃涅阿斯在与迦太基的狄多命中注定相遇后返回时的路线。我们从船只失事后困惑的幸存者之间神秘而又似乎无关的交流中略知一二：

阿德里安：突尼斯从来没有娶过这样一位绝世的王后。

贡柴罗：自从狄多寡妇之后，他们的确不曾有过这样一位王后。

安东尼奥：寡妇？该死！怎么掺进一个寡妇来了呢？狄多寡妇，嘿！

西巴斯辛：也许他还要说出鳏夫埃涅阿斯来了呢。大王，您能够容忍他这样胡说八道吗？

阿德里安：你说狄多寡妇吗？照我考查起来，她是迦太基的，不是突尼斯的。

贡柴罗：这个突尼斯，先生，就是迦太基。

阿德里安：迦太基？

贡柴罗：确实告诉你，它就是迦太基。

在诚实的老臣贡柴罗嘴里，莎士比亚让我们明白向导就是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的英雄登陆在一个岛上，在那里就有洗罪的仪式，他从自己过去行为的内疚中解脱了出来。莎士比亚戏剧的关键场景基本都跟随着维吉尔：失事、费迪南德的磨难、众神的想象、净化和婚姻。做错事情的人会得到谅解，也会被净化。仇恨会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和解。莎士比亚的观众——至少在布莱克福莱尔的观众——会马上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比今天的我们更加精通拉丁文学。

“可怕的暴风雨和恐怖”

《暴风雨》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对伟大经典主题的变革。不过尽管背景是在地中海，莎士比亚还是如往常一样将资料统统搜罗起来。他将同时代的新世界人类学的文献（譬如蒙田描写食人族的文章）用于有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话语。他也对普洛斯彼罗是位占星家的想法很感兴趣——他是一个具有超自然力的科学家，就像伊丽莎白的占星家约翰·狄。这一切都表明莎士比亚可以将故事和知识界的潮流令人眼花缭乱地玩弄于掌心，将它们变成娱乐普通大众的东西。《暴风雨》中对殖民的争论甚至直到今天都还在引发人们的共鸣，从加勒比海的艾梅·塞泽尔[2]到罗本岛上的曼德拉和他的非国大狱友们——凯列班说的“这个岛是我老娘西考拉克斯传给我的”正是避开狱卒留下的珍贵文本中的要点。

《暴风雨》中到新世界旅行的问题带领我们回到了达德利·狄吉斯和他的圈子。16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因为他在伦敦的联系，莎士比亚认识了蒙田等人的译者约翰·弗洛里奥等人，还和一些外国学者及知识分子见过面，也和探险者及皇室占星家有联系。尽管缺乏直接的证据，但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神奇的说法，就是莎士比亚属于一个文学和科学群体，这个群体被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奥布雷称为“弗莱迪街上的美人鱼俱乐部”。靠近布莱克福莱尔剧院的美人鱼旅店，当然就是一个聚会点。据著名的行者托马斯·科里亚特所说（他曾于1614年从阿勒颇[3]和1616年从印度给他们写信），这些“虔诚的向往文学的绅士组成一个群体”，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聚会。剧作家弗朗西斯·布蒙在1613年给本·琼森的诗行里也写道：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在美人鱼所做的一切，听到的话也都是

那么充满智慧，那么充满微妙的火焰

也许莎士比亚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爱交际的印象，但是他对这个群体里的人很熟悉。1613年，美人鱼旅店的主人还目睹了他的一次租赁活动。

对这些联系尚未有太多探索，不过却启发了让人感兴趣的某些可能性。狄吉斯、科里亚特、琼森、约翰·多恩、印尼戈·琼斯、古文物研究者罗伯特·考顿（拥有大量藏书，把书借给本·琼森的那位）、译者霍兰德、出版商爱德华·布朗特以及黎凡特剧团的理查德·马丁等，这些文学、艺术、科学和商业精英形成了一个团体，涵括了各种观点和信仰。《暴风雨》中船只失事的故事来源就是诗人利用这种关系来设计情节的典型例子。

1610年6月2日，一艘名为“海上历险”的船在狄吉斯兄弟等合伙支持下驶向美洲。24日，这艘船在百慕大附近的一次狂风暴雨中失事。幸存者在9月回到家，讲述了可怕的经历和怪异的景象。那年秋天，他们的叙述被加以创作，在股东之间私下传阅。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炒作，莎士比亚可能是从达德利·狄吉斯那里获得了故事的稿子。如前所述，狄吉斯是他在斯特拉福德的朋友托马斯·罗素的继子。也许就是11月，在离斯特拉福德不远的罗素家里，莎士比亚拿到了威廉·斯塔奇的叙述记录，上面的日期是1610年7月15日：“一场可怕的风暴和恐怖开始迎面扑来，海面波涛汹涌，海水咆哮着一次次冲向我们，最终周围一片漆黑：好像将我们弃在黑暗的地狱，让人越加地恐怖……我们只剩下害怕的感觉……”这样恐怖的日子过了4天后，他们突然看到“一幅特异景象，有一小圈光亮，像是微弱的星光颤抖着，伴随着亮闪闪的火焰不断流动着，就在主桅一半高度的位置，在主桅侧支索之间飞来窜去……”

水手们看到的特异景象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叫作圣艾尔摩火[4]。斯塔奇目睹的这一切给了莎士比亚一直在寻求的细节：船只解体时，那种众口相传的恐惧和在未知世界里感知的不确定性。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再加上从维吉尔、奥维德和蒙田等他最喜欢的作家作品中获得的灵感，那年冬天莎士比亚创作了《暴风雨》，将水手斯塔奇想象的魂灵和声音转变成琼森假面舞会上快乐的精灵爱丽儿，将“让人争论不休的百慕大”地区吓破胆的当地人变成凯列班（这是食人者的变位词，是蒙田笔下的人物，也指在当时的伦敦大街能见到的那种印第安人）。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自由！”

在《暴风雨》的结尾，宿敌和解，他们的孩子订婚了。普洛斯彼罗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奥维德的篇章——美狄亚将可怕的毒饮混在一起想毒死自己的孩子那一段，但莎士比亚将之改成了一个超自然魔力的寓言般的意象：

你们这些山河林沼的小妖们；

踏沙无痕、追逐着退潮时的海神，

等他一转身来便又倏然逃去的精灵们；

在月下的草地上留下了环舞的圈迹，

使羊群不敢走近的小神仙们；

以及在半夜中制造菌蕈为乐事，

一听见肃穆的晚钟就雀跃的你们：

虽然你们不过是弱小的精灵，

但我借着你们的帮助，才能遮暗了中天的太阳，

唤起作乱的狂风，在青天碧海间激起浩荡的战争：

我把火给予震雷、用乔武大神的霹雳击碎了他自己那株粗干的橡树；

我使稳固的海岬震动，连根拔起松树和杉柏：

因着我的法力无边的命令，

坟墓中的长眠者也被惊醒，打开了墓门出来。

但现在我要捐弃这种狂暴的魔术，

仅仅再要求一些微妙的天乐，化导他们的心性，

使我能得到我所希望的结果，

以后我便将折断我的魔杖，把它埋在幽深的地底，

把我的书投向深不可测的海心。

18世纪以来，这个演讲一直被看作是莎士比亚的告别宣言。普洛斯彼罗的魔力当然和他的作者以及导演有着精确的共鸣：是莎士比亚精心策划情节、安排人物，以产生想要的效果，然后离开舞台。从一个对戏剧假象十分了解的剧作家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不把这看成是告别演说（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同事直截了当地将这部戏剧和他死后出版的作品放在一起）。这种结论在普洛斯彼罗给他的观众的后记中也得到了证实，又一次揭开了表演幻象的面纱。不过有一点是歪曲的，权力的流动是逆向的，咒语则是不偏不倚的，是观众的信念给予了幻象生命：

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

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

横在我面前的分明有两条道路，

不是终身被符咒把我在此幽锢，

便是凭藉你们的力量重返故乡。

既然我现今已把我的旧权重握，

饶恕了迫害我的仇人，请再不要

把我永远锢闭在这寂寞的荒岛！

求你们解脱了我灵魂上的系锁，

赖着你们善意殷勤的鼓掌相助；

再烦你们为我吹出一口和风，

好让我们的船只一齐鼓满帆蓬。

否则我的计划便落空。我再没有

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

我的结局将要变成不幸的绝望，

除非依托着万能的祈祷力量，

它能把慈悲的神明的中心刺穿，

赦免了可怜的下民的一切过失。

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自由！

他等待着掌声，然后退下。这是典型的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精彩的情节设计者、《仲夏夜之梦》的幻想者、《亨利四世》第二幕中甜言蜜语的“债主”、《李尔王》中的舞台驱魔者。作为剧院里的专业人士，他知道如何调动观众。这是他对作者/演员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最后一个评论。演员把观众迷住了，观众和演员的融合才会创造出迷人的气氛，演员才能演好。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计划”就会失败——“一切都为了取悦”。

岁月是一把镰刀

1612年2月，莎士比亚的弟弟吉尔伯特——就是和他年龄相差最小的那个兄弟——死于斯特拉福德，当时45岁。沃里克郡家人的哀悼很快融入了全国范围的悲伤之中。那年秋天，詹姆斯王的子女原本沉浸在欢乐之中。首先是亨利王子，10月还在宫廷举行盛大狂欢。他是让人充满希望的人，大家都非常期待着一个联合的英格兰能平息上一代人的宗教纷争。这个有品位并支持艺术的王储年轻、英俊、有才能，也有野心在欧洲舞台上占据一定位置。此外，据说亨利的妹妹伊丽莎白将嫁给普法尔茨选侯[5]、哈布斯堡皇室的弗里德里希[6]。但是，11月6日，亨利这位曾允诺过给予人们新黄金时代文艺复兴的王子，得急病死了。

他的死有很深刻的影响，就像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之于现代英国人一样。人们举行了庄重的葬礼，宣泄着大家的悲痛。经过深思熟虑，皇室决定继续举行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第二年的2月，莎士比亚的剧团也被召去在白厅的国宴室为一大群外国显贵上演了不少于14部戏剧。

在那些曾经受到欢迎和时新的戏剧作品中，有神秘的《卡蒂尼奥》，这是一部没有幸存下来的莎士比亚戏剧。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和国王剧团的新星约翰·弗莱彻合作。这部作品创作于1612年，第二年2月就在宫廷上演，6月又在格林尼治于萨沃伊公爵的大使面前上演。17世纪50年代，这部戏剧以两位作者署名的形式登记出版。

《卡蒂尼奥》明显是基于谢尔顿出版于1612年的《堂吉诃德》译本中的一个故事创作的。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塞万提斯对追求中世纪骑士精神的讽刺会吸引老骑士福斯塔夫的创造者，对于福斯塔夫来说，荣耀就是一个词：“屁，只是个招牌而已。”现在幸存的是1727年的改编本，有些地方似乎还有些詹姆斯一世时期诗歌的陈芝麻烂谷子，有些部分特别大男子主义，十分与众不同：

我不明白女孩儿的热情，

那可是年轻和爱情会点燃的。她愿意

就像是没有胃口也要去喂：

告诉我她很满意，只是假装害羞而已，

就像那些惜言保护自己的人，

闭口不语。这种感情

是想象中的，能打破那未曾碰触的、

能让霜白染上色彩、能一切都能融化，而我的爱，

像是在亥柏龙神眼皮子底下的地方，

永远以一种热度燃烧。

如果莎士比亚不是其背后的作者，很难想象还能有谁会这么写——当然不是弗莱彻。从罗伯特·约翰逊基于谢尔顿的《堂吉诃德》译文而作的歌曲看来（它们得以幸存），留给18世纪改编者们的是一部完备的剧稿。

这部戏剧包含了具有莎士比亚特色的笑话，譬如可恶的唐·里克斯追逐利奥诺拉进了一个女修道院，将自己假装成棺材里的一具尸体（就像在《辛白林》中的阿埃基摩藏在一个柜子里被偷运到伊摩琴的房间里）。这不是塞万提斯写的，一定是莎士比亚自己的主意。这出戏的相同点主要是针对他后期的戏剧而言的，特别和《辛白林》相比：都是被冤枉的女主角，年长者和年幼者之间的和解，家庭团圆，皇室和乡间的对立，关键的角色还配了音乐。很遗憾，这部戏剧佚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现代小说的先祖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相遇带给我们的迷人特色了。

正当国王剧团为了皇家婚礼庆典排演《卡蒂尼奥》和其他戏剧的时候，莎士比亚家族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成员理查德去世了，当时他38岁。至此，威廉的三个弟弟都过世了，没有一个结婚留下子嗣，或得到善终。这四个莎士比亚家的男性都没有很好的家庭生活。以都铎时期的标准来看，这是不太正常的，甚至有更多的死亡意味。

布莱克福莱尔偏房：神秘的购买

1613年春天，莎士比亚回到了伦敦。3月10日清晨，他签下契约购买了布莱克福莱尔的偏房，与室内的剧院紧紧相邻。美人鱼旅店的房主、酒商约翰·杰克逊是此次购买的证人。有关这次地产购买仍有很多疑问。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被政府的思想警察看作是天主教徒的避难所——其地下通道的繁杂让伊丽莎白时期追踪天主教牧师者很头疼。为什么莎士比亚在事业生涯后期买下了这里，而且还是在他归隐到斯特拉福德之后？这仅仅是一次投资，还是有另有其他原因？

1616年初，诗人写下一份遗嘱，里面提到了当时住在偏房里的约翰·罗宾逊，他似乎是这份遗嘱的见证人，尽管没有签名。罗宾逊好像是伦敦人，但他的身份是个谜。这个姓氏似乎属于福特斯克家族中某个仆人。福特斯克是房子的前主人，是顽固的叛逆者。罗宾逊也是一个年轻的天主教牧师的名字，这名牧师当时住在伦敦，后来成为耶稣会士。这幢房子出现在诗人的遗嘱中，连同其他资产一起转让给了他的女儿苏珊娜，但附有特殊条件。莎士比亚去世两年后，这幢房子又“依照莎士比亚先生遗嘱中的真实意图”，转让给了约翰·格林和马修·莫里斯。更奇怪的是，多年后的一个周日，邻近建筑楼上大房间的地板塌陷了，砸死了一个天主教牧师和90个教徒。当时他们正在举行300人的集会，其中有来自沃里克郡的民众，包括一个叫特拉汉姆的人。因此，可见此处仍然是一个秘密的弥撒会所，就像伊丽莎白时期一样。莎士比亚很有心计，行事谨慎：购买这幢布莱克福莱尔的偏房及其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更加了解他在生命最后时期所做的事情，也许也更了解他的宗教感情。

抚平英国的伤口

此时，就在他事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了一次富有特别含义的运动。1613年初，国王剧团上演了一部基于亨利八世故事的戏剧，讲述了与罗马的分裂、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以及同安妮·博林的关系。这部戏剧在布莱克福莱尔上演，此处正是当年听证亨利离婚案的宗教法庭所在地，不过那时还是个修道院。就在这个大厅里，教会分裂[7]开始了。他选了这样一个主题——在这样一个地方表演！

莎士比亚以他想要的方式在神秘的序言中寻求观众的理解，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心计：

今天我出场不是来引众位发笑，

这次上演的戏文，严肃、重要、

庄严、崇高、动人、显赫、沉痛，

一派尊贵景象，一定会让你泪眼朦胧。

哪位有恻隐之心，看完了戏，

仔细想想，何妨掬一把同情之泪，

这戏文确实值得一哭。哪位花了钱，

想看一回真人真事上演，

这戏里全能找到……

表面来看，人们也许认为这样一个主题应该是以反天主教的方式发展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重要的信息是和解。笨手笨脚的亨利不重要，而玛丽女王的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才是主人公。

任何一部涉及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各种纷争的戏剧，都不可能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上演。尽管这部戏剧被看作是莎士比亚创作生涯中虎头蛇尾的作品，但有意思的是，他是以这位教会分裂的煽动者来结束整个有关英国历史的系列戏剧创作的。80年过去了，伤痕正在慢慢愈合。作为比较，我们可以看看考尔德伦伟大的《死后之爱》，这是一部有关压制西班牙摩尔文化的戏剧，是在菲利普二世颁发反对穆斯林风俗的法令70年之后创作的。西班牙和英国一样，有着类似的创伤。

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统治者之一，却没有在这部剧中遭到抨击。莎士比亚在处理凯瑟琳这个角色时，将其塑造成了笔下众多成功的女性人物之一，这是他的创作手法。凯瑟琳的自我辩护演讲——也是《冬天的故事》中赫米温妮的写照，深深地嵌在她提起父亲地位这一段之中——让人们对老一代天主教徒的高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斥责起诉她的人“内心自大”时，凯瑟琳用最平实和慎重的语言以“上帝的名义”呼吁：

陛下，我要求您给我做主，以仁慈待我；

我是最可怜的女人，我是个外来人，

不是在您的领地上出生的；

我在这里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也不能保证得到友好、公平的待遇。

啊，陛下，我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您？

我的行为又怎么叫您生气了？

您为什么要这样把我抛弃，

不赏我一点恩泽呢？

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外来人[8]的事件。要知道，这可是在70年前真实发生过此事的地方进行表演的。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历史已经前进，而时钟不可能倒转？就像在《冬天的故事》、《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和《暴风雨》中一样，这部戏剧的主题也是承认和谅解。不过不是在故事里，而是在英国历史上。这种主题一开始是在凯瑟琳被审判之后，一个男孩子唱着优美的琼森有关俄尔甫斯的歌曲中展现，接着在凯瑟琳快死时的神秘场景中表露无遗：在“悲伤而肃穆的音乐”中，她慢慢陷入了沉睡，在莎士比亚最长的舞台说明中，六个天使“穿着白色衣袍缓缓降临，头上戴着月桂光环，手上拿着月桂树枝或棕榈叶……”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慰藉用在了抚平英国的伤口上。

最终，如同在莎士比亚其他后期戏剧中一样，一个婴儿被抱上舞台，成为和解的媒介。这个婴儿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自己。他的合作者弗莱彻创作了一个场景，附带了对她后来开创的黄金时代的恭维颂词（这和莎士比亚第124首十四行诗中沉默不语的墓志铭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莎士比亚开始慢慢地退出。不过，如以往一样，他对自己的计划守口如瓶。今天我们把这部戏剧称作《亨利八世》，和对开本的编辑选择的名字一样。但这不是莎士比亚原先的书名。借着舞台合唱之口，他用一种典型的隐蔽手法，给了我们他所有书名中最富有戏谑性的一个：《一切都是真的》。

1613年6月29日，就在这部戏剧的一次表演中，环球剧院被大火毁于一旦。亨利·沃顿目睹了这一切：

国王的演员有了一部新剧，叫作《一切都是真的》，陈述了许多壮观的隆重仪式和庄严……此刻……燃放了几个表演用的弹药（加农炮）……其中一发弹药落在了一些纸或其他东西上，不知怎么地就点燃了，一开始人们还认为只是无伤大雅的小烟，他们的目光也更多投向表演。于是火在里面燃烧起来，迅速蔓延，1个小时不到就将整幢房子夷为平地。这就是那幢极有价值的建筑灾难性的时刻……

环球剧院后来重建了，但也许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这次火灾是时代的分界线。据推测，就在那个时候他卖掉了剧团的股份。建筑可以重建，可是那个时代再也不复返了。

“像这个时代一样容忍我们”

几乎在同一时间，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作品诞生了——另一部和弗莱彻合作的戏剧。这部新作就是《两位贵族亲戚》，基于乔叟的《骑士故事》而成，可能也借用了一点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长久以来欧里庇得斯的拉丁译文本都是莎士比亚在阅读的。乔叟在莎士比亚这个时代的作家群中备受仰慕。“我知道这一切没什么可惊奇的，”菲利普·西尼在《诗歌辩护》中这样写道，“要么是他在那个迷茫的时代能够看得透彻，要么是我们在这个清晰的时代跟随着他磕磕碰碰往前走。”莎士比亚的借用引导了他的时代如何前进。

《两位贵族亲戚》是为了新剧院仓促而作吗？在序言中，弗莱彻提到“我们最近的损失”，还认为“将来会有更好的戏剧”，好像承认这一部是仓促之作。这部剧主题模糊，有性爱的不理性力量，和早期剧作相互呼应（特别是《仲夏夜之梦》）。19世纪，托马斯·德·昆西认为，剧中莎士比亚创作的部分是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诗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无论是当时还是随后，都没有其他人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它的语言是那么复杂，连意思都那么隐晦：

哦，我的祈祷化作冰块，

却因为极度的痛苦和难过，

化作一滴滴水。悲伤的形式

被更深刻的东西压制。

那么他最后的舞台诗是什么？普洛斯彼罗的告别挽词可能不是莎士比亚对舞台的告别词，也不代表他对生命最终的思想状态。有人说《雅典的泰门》中充满仇恨的讽刺是最后留在他书桌上的剧本，但更有可能的选择是，《两位贵族亲戚》中武修斯最后的演讲才是他最后创作的东西。这是对谜一般的神的祈愿：

哦，你这天国的魔术师，

你让我们成了什么！我们嘲笑自己所缺乏的，

为自己拥有的感到遗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孩童。

让我们感谢这一切，和你一起将我们各种问题的争论抛在一边，

让我们一起离开，像这个时代一样容忍我们。

从《两位贵族亲戚》中，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对他自己时代的观念有兴趣，也浸淫于此，就像我们从一个处在艺术先锋、周游世界、对外国文化十分了解的朋友那里期待的一样。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职业作家，他对欧洲人文主义有广泛的兴趣，会使用多种语言。而回到斯特拉福德——新普雷斯有个“书房”——我们可以确定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曾待在那里阅读。也就是说，经过多年在毕肖普门和索思沃克的“日常店”里就着烛光创作之后，他的视力还算良好。但很不幸，他能看看书、管管自己的地，养养花的日子太短了。

思想状态：想到死亡

1616年，很可能是受即将到来的小女儿（双胞胎中幸存的一个）朱迪斯的婚礼的推动，莎士比亚口授了自己遗嘱的第一稿。不过散来说，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在觉得自己很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立遗嘱的。当时莎士比亚51岁，还没那么老。但他的弟弟们都已经死了，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日渐恶化。有一个他和沃里克郡诗人迈克尔·德莱顿以及他的死对头本·琼森喝酒后发烧的说法。有些人甚至怀疑莎士比亚患有梅毒，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这么多年在伦敦一直都是单身的，而且在十四行诗的末尾还有很明显的对这种性病的指涉16世纪90年代末，“疑难杂症”在他“地狱般的日子”里来临。有人注意到了遗嘱的签名，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这个签名字迹颤抖。签字者瘫痪了？他的视力还行吗？伦敦小旅店的生活对他造成损害了吗？今天的演员是高居“饮酒职业”排行榜前列的，也许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想想吧：住在剧院；经常喝大量浓啤酒；独自吃喝；深夜创作。这一切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老说法：他的死亡是饮酒造成的。

当然，不是所有伟大作家的命运都是以失望告终的，但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平和地走到中年。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这个时候，也失去了一个小儿子。他早期的小说对死亡的看法冷酷而平静，不管是死于战争、行刑台，还是死于贫穷人家或富户的庄园。但等到50岁的时候，这种理性离开了托尔斯泰，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死亡也即将来临。他写信给自己的兄弟：“到了死亡的时候了——这不是真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只有死亡。我时刻都能感觉到它。我在创作，很努力地创作……可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幸福。”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一样拥有大量的地产，他总结出一条，那就是进行更多的土地买卖是唯一能够不去想到死亡正慢慢靠近的方法。就是在一次完成这种买卖的路上，托尔斯泰待在一个乡间小旅店时，做了一个经典的梦，在梦里他的房间变成了一座坟墓。“这一切告诉了我同样一个故事——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存在，只有死亡——死亡不应该存在！”他由此创作了对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伟大探索——《伊凡·伊里奇之死》。

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吗？我们可以提出这些理由：创作力下降；50岁前就开始和别人合作创作；不断地热衷购买土地和资产。这一切是对虚幻艺术的现实替代吗？在创作生涯中，他敏锐的智慧都和艺术的有限性相关。在十四行诗中，他沉迷于纪念，在承认艺术、语言和修辞的终极缺憾时又热衷于语言的可能性：“我们就是梦幻造就的东西”，“这最好的就是无法示人的”。在最后的戏剧中，特别是在《冬天的故事》中莎士比亚尽可能地使用语言，展现各种句法。在和弗莱彻合作中，那些难懂、晦涩的诗歌也许表明，他也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兴趣继续创作了。

或者一切并不是这样——他只是快乐地退隐到自家花园里，每日和玫瑰丛，和在秋千上欢笑的孙女伊丽莎白一起。我们依然寻找着线索，将我们的想法强加在他身上。

家庭丑闻

那年春初，在父亲遗嘱的第一稿完成后，朱迪斯·莎士比亚卷入了一场性丑闻中。这不是诗人女儿第一次卷入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了。3年前，朱迪斯的姐姐苏珊娜被诽谤与人通奸，还感染了淋病。不过那时让莎士比亚家人满意的是，事情很快就解决了。可这一次似乎不那么简单。

2月，朱迪斯嫁给了酒商托马斯·昆西，他是约翰在斯特拉福德的朋友理查德的儿子。一个月后，这对夫妻被逐出教会，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特别许可就在大斋期[9]结婚。这对整个家族来说，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接着又传来昆西和另一个女人有染的消息，那个女人名叫玛格丽特·维勒，还怀了孕。她在生产的时候死了，婴儿也没保住。在肯特梅德斯通存放的教会“下流案件”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被命令出席当地教堂法庭，被控道德过失。3月26日，他适时承认了和那个可怜的已死的女人有“性关系”。这很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一报还一报》中克劳狄奥被谴责的那一幕。

这对于朱迪斯和她父亲来说无疑是更加痛苦的羞辱。31岁的朱迪斯已经过了那个年代的适婚年龄，而她的父亲本来就对性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心态。法庭强行要求托马斯进行令人尴尬的当众悔过，后来经过家人的努力才减为以罚款告终。

这就是莎士比亚改变遗嘱的背景。早些时候，他已经让律师弗朗西斯·考林斯从沃里克赶来，将遗嘱改动以保护朱迪斯的利益，并对她的丈夫附加以条件。这些焦虑带给威廉的打击一定很大。有些人认为，遗嘱上最后的签名显示他已经得病了。原始文件中有个小细节很显眼：“我在此盖上我的印章”这一行中，“印章”这个词被删去，换上了“手印”。1810年，在靠近圣三一教堂墓地的地方找到一枚很漂亮的金印章戒指，大大的，有点重。这肯定是伊丽莎白时期主人十分珍惜的那种戒指。戒指上的W和S两个首字母缠绕在一起。是莎士比亚在朱迪斯婚礼前几个星期丢失了他的印章戒指吗？

结婚典礼是在2月举行的，是又一个酷寒冬天最冷的月份。他很可能戴了手套。也许那时他已经生病了，人瘦了，戒指戴在手上也松了。礼拜之后，也许他在教堂外脱下手套和一个老熟人握手。戒指很容易就掉下来遗失了，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见戒指如见人。丢失戒指可是个不小的打击。

接二连三的祸殃打击着这个家庭。莎士比亚的妹夫威廉·哈特（他妹妹琼的丈夫）死了，4月17口安葬。“没有什么能阻挡岁月的镰刀。”

妻子安妮：神秘的好床

就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诗人最后一次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有很多赠送给朋友和邻居的礼物：10英镑给家乡的穷人；给伦敦的老伙伴、演员海明斯、伯比奇、康代尔留了一些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去购买纪念戒指。他很虔诚地记得那些叛逆的朋友和邻居哈姆内特·桑德勒以及威廉·雷诺德，还有他的教子威廉·沃克。在给朱迪斯的遗赠之后，大部分的地产都归苏珊娜和约翰·霍尔所有。

那么他的妻子呢？安妮带大了他们的孩子，一定在这些年也照看他在斯特拉福德的生意事务，都铎时期的妻子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几乎对她一无所知。许多丈夫在遗嘱中对配偶都有爱语（“我亲爱的妻子”），但威廉的遗嘱中没有。对于安妮，只有他的律师最后草草地加了一行：“给我的妻子那张好床……”

这几个字引发了太多的评论。据说，那时大多数遗嘱都是实情，但在苦苦追寻诗人的情感时，人们对这一简洁的遗赠却有很多解读。有人将其解释为残酷或仇恨，有人将其视为慎重地指涉婚床，是诗人在最后一刻富有情感地想起来了，并指定地产的三分之一自然归于他的寡妇。最近的新观点认为，根据中世纪英国习俗法的细节，在临终之时威廉是在默认他曾不忠于婚姻，破坏了他们的“床笫之约”。在这么枯燥的文本巾这是一个隐喻般的转折，但似乎有些勉强。答案还可以更简单一些，尽管有些令人心酸。

遗嘱修改后一定读给安妮听过，她知道自己能得到作为寡妇的第三份，还能继续和女儿以及约翰·霍尔一起居住在新普雷斯。那么是她希望特别指明这张床吗？如果是，为什么？答案可能就在她父亲的遗嘱里。回到1581年，在嫁给威廉前的那个夏天，她父亲对她原先在肖特雷村休兰德农场家里的两张床做了特别的规定：“我的遗嘱是……在我房间的这两张平板床，必须在我的妻子琼有生之年或守寡期间、我的儿子巴塞罗缪和约翰或他们中活得最长的人的有生之年一直保存下去，绝不搬动。”

这床是传家宝，对哈撒韦一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东西。他们的子嗣在这里一直住到19世纪。这两张16世纪后期的“平板床”（四根帷柱的框架床）直到今天还在。不过，在1624年安妮的兄弟巴塞罗缪的物品清单中，只提到了一张“平板床”。因此，父亲死了一年后，安妮和她的少年情人结婚时，是不是把家里的一张“平板床”从休兰德农场搬到了汉里街，条件是最终这张床还是要回归这个家？如果确实如此，就必须在她丈夫的遗嘱中特别点出了。

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事实是，不管是这床，还是其他，莎士比亚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都铎时期的婚姻大多建立在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上，而不是在浪漫的爱情上。但是莎士比亚是一个相信理想的爱的人，我们只知道，尽管有那个俊俏的少年、尽管“床笫之约”被打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爱着安妮，仍然有他在结婚之日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她“拯救了我的生活”。

死亡的艺术

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最后得了什么病。可能他的女婿霍尔医生一直照顾他。很不幸的是，霍尔的两本病例记录本只有一本幸存了下来，而且这一本是从1617年开始记录的。也许有一天另外一本会出现，告诉我们诗人最后的日子里的临床记录，但现在也只能是想象了。

一个人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会处理自己的东西、还掉债务、安心等待死亡的来临。都铎时期的人们会为死亡做准备，有大量的自助书籍可以引导他们。莎士比亚曾采用其中一段作为《一报还一报》中克劳狄奥的著名演讲。

那么莎士比亚自己呢？在有生之年，许多英国人一直以来用以生存的东西已经没有了。16世纪中叶那个小小的、老派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太多改变，在人口、文化和全球视野上已经完全不是先前的那个国家了。它正处在开拓殖民和建立帝国之初，甚至就连家庭使用的桌子上的白蜡、日用品和所有的烟囱都和以往不一样了。当然，这个曾经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现在更是一个新教国家。他这一代人的角色就是度过并形成一个非凡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的作用。16世纪60年代，在托马斯·莫尔英语版的《乌托邦》[10]里，有一个预言性的部分，他以和都铎王朝同样具有指导性的修辞表达出了一个时代：

你扮演了什么角色，努力地扮演了什么角色，尽力去做吧：不要因为另一个会更快乐，更让你记忆深刻，就去打乱眼前的这一切……你不能因为无法控制和减缓大风，就在暴风雨中放弃这艘船……千方百计，巧妙施策，为了达到目的使出漂亮招数，既然你也无法扭转局势，就不要让它更糟……

莎士比亚机智而又潇洒地处理了这一切。1616年4月22日或23日，当他死于斯特拉福德的时候，他最终忠于了什么？在自己最伟大的作品中，莎士比亚曾将这个失去了宗教慰藉的世界的紧张状态加以戏剧化，那么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否也转向这种慰藉，就像现在的人们一样？我们无法确定，不过17世纪格鲁赛斯特郡的牧师理查德·戴维斯的证词是很清楚的：“威廉·莎士比亚，”他说，“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去世的。”

戴维斯没有理由撒谎，他有理由了解这一切。虽然戴维斯只代表了一种说法，但诗人可是一个标准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的说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戴维斯的意思是，他听说诗人依照天主教的信仰从一个牧师那里接受了死前的仪式。

莎士比亚的现代自传作者对这件事情和其他类似的说法争论不休：诗人表面上遵守新教条律内心里却怀念天主教，他是虔诚的不可知论者，是在异教徒身上找到最大慰藉的人文主义者。毕竟，莎士比亚是一个利用各种传统来激发想象世界的人。和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他很可能会避免让自己完全站在某一方，也不再对宗派信仰涉入太深。但他毕竟是一个基督徒，《圣经》是他常常阅读的书。在“那些为自己加冕的不确定的信仰”中，如戴维斯所说的，可能他最终还是倾向于童年时代认定的信仰。如果在临死的时候经历了古老的天主教仪式，也许这种对宗教的忠诚，实际上也是莎士比亚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父母祖先以及英国精神的忠诚。而这一切对于很多与他同代的人来说，是不是已经“出租了，就像出租了一个没什么价值的农场一样”？

莎士比亚的葬礼在圣三一教堂举行，他的父母、儿子哈姆内特和其他家庭成员都埋葬在那里。作为什一税持有人，他和家人不一样，他有权葬在教堂里面。根据早期研究权威的说法，坟墓上的碑文是他自己撰写的。这是他为朋友和邻居随手就作的那种打油诗，就像在公会教堂墙上仍然可以看到的古老的基督教诗歌：

看在耶稣的份上，我的朋友，

切勿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

让我安息者将得到上帝的祝福，

迁我尸骨者将受到亡灵的诅咒。

据说安妮曾要求死后埋葬在他身边。但墓志铭上的诅咒让人不敢动之分毫。于是安妮被葬在圣坛边靠近他的地方。今天他们的坟墓依然可见，他们的女儿、女婿约翰·霍尔、托马斯·昆西的坟墓也在那里。到了最后，莎士比亚家族从约翰·莎士比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回到了最初：在新普雷斯，在旧克洛普顿——那是他们在威尔寇姆和毕肖普顿拥有的土地，也是斯特拉福德人朝圣和安息的重要场所，迄今已有900年。

莎士比亚的作品呢？在我们看来，他完全不在乎那些剧本的保管和出版。据说，他很鄙视本·琼森的自负。琼森将自己的“作品”成集，出版了一部豪华的对开本（有些同时代的人开玩笑地认为，琼森忘了“作品”和“剧本”之间的区别）。有鉴于此，莎士比亚甚至也没有关心过作品传承下去的问题。反而是朋友在1623年出版了他的戏剧，还在序言上写下了这些文字：

我们将它们集结成册，让死者留名于此……没有自我谋利或成名的野心，只是想记住那样值得交的一个朋友和伙伴，他曾是我们的莎士比亚……我们希望，在你们各种能力之下，能找到足够吸引你的东西。他的智慧不能就此掩盖，也不能就此消失。读读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如果你仍然不喜欢他，很明显你根本就不懂他。

要不是海明斯和康代尔的努力，有一半莎士比亚戏剧会永不见天日。其他颂词中，有来自莎士比亚那好斗嘴的同行本·琼森的一份，当然他还是忍不住最后嘲笑一下莎士比亚“懂一点点拉丁文，希腊文几乎不懂”。但是琼森很大方地承认他的老对手甚至超越了古希腊和罗马最伟大的作家：“他属于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所有时代。”

[1] 编注：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他也是奥地利大公（Archduke of Austria），长期居住在布拉格。大公与公爵（Duke）发音有共通之处。

[2] 编注：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是一位法国黑人诗人、作家、政治家，出身于加勒比海的法属马提尼克，曾任马提尼克省长，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

[3] 编注：叙利亚第一大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关键位置上。

[4] 编注：圣艾尔摩火（St.Elmo's Fire）是雷雨中强大的电场造成的冠状放电现象，与“火”没有关系，得名于意大利圣人圣伊拉斯摩（又称圣艾尔摩）。

[5] 编注：普法尔茨选侯（Elector Palatine）是神圣罗马帝国七大选帝侯之一，拥有行使王权的权利，是德意志南部和莱茵河流域等地的代理人。

[6] 编注：即腓特烈五世，1610—1623年间担任普法尔茨选侯。

[7] 编牡：由于教廷的反对，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一事并不顺利。亨利通过与安妮·博林秘密结婚，然后操控国会宣布脱离罗马教廷才得以解除与凯瑟琳的婚姻，这造成了教会的分裂。

[8] 编注：凯瑟琳王后出身西班牙王室。

[9] 编注：大斋期（Lent）又称四旬期，从大斋首日到复活节前日共40天。在此期间需要以斋戒、施舍、克己及刻苦等方式补赔自己的罪恶。

[10] 编注：《乌托邦》写于1516年，当时莫尔用的是拉丁文。

后记　过去就是开场白

21世纪的大多数国家不再是传统社会，或者很快就不是传统社会了。英国是率先经历伟大的文化和心理变革的国家，16世纪开始的斗争拉开了自此之后在世界很多地方都进行过的斗争的序幕。当然，从本质上来看，现代性毁灭了传统，而传统正是过去的“赠予”。和考古学家一样，今天我们通过残骸仔细查看各种文本和残留的东西，重塑对历史的看法。不过让人感到激动和有价值的是，我们找到了现在对过去的延续，以及仍然有意义的东西。在现存的传统社会还可以看得到这些，譬如在南印度，可能在班加罗尔一条高科技电脑街区闲逛，就能走进一座寺庙，看到、听到1000年前人们在这里使用的同样的仪式和语言。

今天在英国对我们来说什么是类似于过去的呢？当然不是宗教。詹姆斯王时期《圣经》的语言或者是英国国教祈祷书不再被看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和宗教相关的，它们几乎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过这些书在公众中仍然经常被提到，只是以现代译本出现，不再有诗歌部分和神秘力量的部分了。只有一部分16世纪的英国文化还用原先的语言表达，但也只是在惯常的公众表演或仪式上：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他的戏剧是那个时代真实的语言和想法，仍被看成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戏剧也是16世纪文本仍在学校核心课程中以原先语言进行教学的范例。16世纪的宗教语言已经消逝了，为死者而读的“长句子”中那些大词也不见了。但《哈姆雷特》还在。

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英国变革的东西及其后400年的生活。都铎王朝时期有关民族文化概念中心的作品在今天没有任何地位。但这么流行的大众媒体的文本，一直在质疑当局各种手段、要人们自己思考的文本，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为我们今天的人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保持联系的媒介。

我们的现代社会开始于16世纪。夹杂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魔力、国家专制主义和个人良知之间，就算是普通百姓也窥伺到了预示着结局的先兆，不仅仅是体制结构的结局，也是统治人民那么久的理念的结局。对有些人来说，所有的宗教都被显示为人的创作，所有神圣的文本都只是人的作品。在玛丽女王的时代，德文郡的村民为一只鹅举行了一场婚礼，还有人是无神论者。人们不再知道该思考什么。尽管他还是基督徒，还在阅读《圣经》。莎士比亚也深深地卷入了所有这些质疑之中，他演变自己的文字新世界，在“时代革命”中斡旋。

在他父母的年代，英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有圣坛屏、女圣人、圣井、有魔力的咒文、教堂啤酒和描画的恶魔。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莎士比亚通过自己的父母了解了那个失去的世界。他的故事存在于深刻的心理层面，超过对人物刻画、爱情与友谊、权力与痛苦的语言。穿越各种文化之间，剧本有自己常常影射的神话故事的娱乐和教育力量。但从其他层面而言，莎士比亚的背景使得他将信仰、神话和大变革前的世界意象都纳入到自己的戏剧中：他的人物是国王和王后、牧师和女巫、母亲和父亲、小丑和神仙。毫无疑问这一切有助于解释他在自己观众眼中的极大普及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他在今天依然受欢迎。他将我们失去的世界重生了。也许在21世纪这会更加明显，借着全球化，我们的过去以更快的速度离开我们。我们现在经历的变化可能终会变得比他的同龄人经历的变化更加深远。就像这个故事开始时公会教堂里的绘画一样，人类编码性的记忆在整个地球上到处被抹去。不过有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我们自己的“时代革命”慢慢展开，莎士比亚的人性、语言、幽默和思维的坚韧没有失去，反而更加珍贵。

延伸阅读

本书认为，要想打开莎士比亚思维世界的大门，关键在于了解沃里克郡传统社会及其因都铎王朝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冲突。近30年来，历史学家对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史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当然，这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莎士比亚的一生。

首先，大体上来说，这方面的书有：苏珊·布里格登（Susan Brigden）的《崭新的世界，遗失的世界》（New Worlds, Lost Worlds, 2000），此书可读性强，主要研究都铎王朝时代，且附有丰富的参考书目；克里斯托弗·黑格（C.Haigh）的《英国宗教改革》（English Reformations, 1993）；埃蒙·达菲（Eamon Duffy）的《圣坛的剥夺》（The Stripping of Altars, 1992）和《莫雷巴斯之声》（Voices of Morebath, 2001）。《莫雷巴斯之声》对德文郡的一个社区进行了研究，代表了来源于沃里克郡的资料所展示的变化（参见下段）。也可参考基思·托马斯（K.Thomas）的《宗教信仰和巫术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1971）；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的文集《上帝的子民》（Godly People, 1983）中有篇重要的短文，研究莎士比亚的宗教背景。

接下来是有关莎士比亚父母及祖父母生活的沃里克郡旧社会的背景，这影响了他生命的前20年甚至更久。介绍斯特拉福德的有鲍伯·比尔曼（Bob Bearman）编著的《一个英国自治镇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n English Borough, 1997），是本较好的入门书，内有阿兰·戴尔（Alan Dyer）和安妮·休斯（Anne Hughes）写的论文。研究斯特拉福德镇物质生活的书有珍妮·琼斯（Jeanne Jones）的《莎士比亚时期英国的家庭生活1570—1630》（Family Lif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1570-1630, 1997），是以遗嘱和家庭财产清单为基础的研究，很有意思，是极其有用的教学辅助书。《维多利亚郡县史》（The Victoria County History）中关于单个教区的资料很丰富，而且现在正向网络开放。最早涉及都铎王朝时期斯特拉福德镇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书是镇议会的《会议记录和账本》（Minutes and Accounts），前四卷由萨维奇（Savage）和弗里普（Fripp）编辑（1921—1929），达格代尔集团出版社（Dugdale Society）出版；第五卷由莱维·福克斯（Levi Fox）编辑（1990），内容截至1598年；支撑牧师研究的关键证据在第三卷中可以找到（1926）；牧师的回复在多萝西·玛丽·巴拉特（D.M.Barratt）编辑、达格代尔集团出版社出版的《沃里克郡教会地产簿》（Warwickshire Ecclesiastical Terriers, 1955）中可以寻见。有关阿登森林（Forest ofArden）的源材料汇编中，最重要的要数J.赖兰兹（J.Rylands）的《罗灵顿档案记录》（Records of Rowington，两卷本，1896，1922）和《洛克索尔修道院和庄园记录》（Records of Wroxall Abbey and Manor，1903），还有威廉姆·瑞奇利（W.Rickley）编辑的《诺尔公会登记簿》（The Register of the Guild of knowle, 1894）。更多的线索可参见早期作家的作品，如夏洛特·玛丽·斯托普丝（Charlotte M.Stopes）的《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沃里克郡人》（Shakespeare's Warwickshire Contemporaries，1897）和《莎士比亚家族》（Shakespeare's Family，1907），还有爱德格·弗里普（E.Fripp）的《莎士比亚的斯特拉福德》（Shakespeare's Stratford，1928）、《莎士比亚故地》（Shakespeare's Haunts，1929）及《莎士比亚研究》（Shakespeare Studies，1930）。马克·艾克尔斯（Mark Eccles）在《沃里克郡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Warwickshire，1961）中有更详尽的描述。有关宗教法庭的家庭和邻里关系问题（包括莎士比亚的女儿苏珊娜），E.R.C.布林克沃思（E.R.C.Brinkworth）的著作《莎士比亚和斯特拉福德法庭上的淫秽案》（Shakespeare and the Bawdy Court of Stratford，1972）影响很大。

我在序言中提到的公会教堂的损毁情况，主要有两本书对其进行了记载和描述，分别是约翰·高夫·尼克尔斯（J.G.Nichols）和托马斯·菲舍（Thomas Fisher）合著的《古代寓意画、历史画和传奇画》（Ancient Allegorical, Historical and Legendary Paintings, 1838）以及克利福德·戴维森（Clifford Davidson）的《埃汶河畔斯特拉福德镇上的公会教堂壁画》（The Guild Chapel Wall Paintings at Stratford-upon-Avon, 1988）。皮特J.鲍登（Peter J.Bowden）的《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羊毛贸易》（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962）介绍了约翰·莎士比亚（John Shakespeare）的商人背景，尤其是他的“布罗格”生意（brogger）。本书所引用的约翰·莎士比亚的账簿被收录在由纳撒尼尔·沃伦·阿尔科克（N.W.Alcock）主编的《沃里克郡牧场主和伦敦皮具商，1532-1555》（Warwickshire Grazier and London Skinner, 1532-1555, 1981）中。约在1899年，托马斯·坎普（Thomas Kemp）应沃里克镇议会（Warwick Corporation）之邀，将沃里克镇的镇志节选编辑成《约翰·菲舍之书》（The Book of John Fisher），人们期待出现完整的版本。介绍考文垂的有查尔斯·菲西安·亚当斯（Charles Phythian Adams）的《荒凉的城市》（Desolation of a City, 1979）及收录在由皮特·克拉克（Peter Clark）和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主编的《英国城镇的危机和秩序，1500-1700》（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1972）中的“仪式和市民”（Ceremony and the Citizen）。介绍16世纪沃里克郡乡村生活的书籍有纳撒尼尔·沃伦·阿尔科克的《家乡的人们》（People at Home, 1993）。在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Cotswolds）的采访取自哈罗德·约翰·马辛厄姆（Harold John Massingham）的《人归何处》（Where Man Belongs, 1946）。第36页的采访材料来源于A.休因斯（A.Hewins）主编的《迪伦》（The Dillen, 1981）。

说到关于莎士比亚的传记，不得不先提塞缪尔·舍恩鲍曼（Samuel Schoenbaum）的《莎士比亚生平》（Shakespeare's Lives, 1993）。一些重要的纪实材料被收录在以下书中：塞缪尔·舍恩鲍曼的《莎士比亚：生活实录》（Shakespeare: A Documentary Life, 1975），这是布局紧凑的平装版本；大卫·托马斯（David Thomas）的《公众记录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the Public Records, 1985）；鲍勃·比尔曼（Bob Bearman）的《斯特拉福德镇文献记录中的莎士比亚》（平装本）（Shakespeare in the Stratford Records, 1994）。资料副本源自埃德蒙·克切弗·钱伯斯（E.K.Chambers）的《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930）。帕克·霍南（Park Honan）的新作《莎士比亚：一生传》（Shakespeare: A Life, 1998）记录了一个文学学者所做的一项颇有趣味的调查研究；凯瑟琳·邓肯·琼斯（K.Duncan Jones）的《粗俗的莎士比亚》（Ungentle Shakespeare, 2001）对威廉·莎士比亚的绅士风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后两部作品闪烁着很多新颖的洞见。

很多文献记录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人们的成长和受教育情况，如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的《出生、结婚和死亡：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礼仪、宗教和生命周期》（Birth, Marriage and Death: Ritual, Religion, and the Life Cycl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997）及《文化和社会秩序：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阅读和写作》（Literacy and the Social Ord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980）。介绍莎士比亚受教育经历的一本权威性著作是托马斯·鲍德温（T.Baldwin）的两卷本《威廉·莎士比亚懂一点拉丁文，希腊文几乎不懂》（William Shakespeare's Small Latine and Lesse Greeke, 1944）。有关奥维德（Ovid），参见安东尼·布莱恩·泰勒（A.B.Taylor）主编的《莎士比亚的奥维德》（Shakespeare's Ovid, 2000）及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的《莎士比亚和奥维德》（Shakespeare and Ovid, 1993）。本书中所引用的奥维德译本均出自牛津世界经典系列丛书（1986），由A.D.梅尔维尔（A.D.Melville）翻译。本书中提到的塞内卡（Seneca），参见J.莱弗（J.Lever）的《国家悲剧》（The Tragedy of State, 1971）。关于考文垂之谜，参见戴安娜·惠利的“来自过去的声音：有关特莫根特和希律王的记录”（Voices from the Past: A Note on Termagant and Herod），收录于由J.巴彻勒、T.凯恩和C.拉蒙特主编的《莎士比亚的连续性：为E.A.J.霍尼希曼而作的文章》（Shakespeare Continuities: Essays in honor of E.A.J.Honigmann, 1997）中。

有关莎士比亚的天主教信仰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埃蒙·达菲（Eamon Duffy）的《圣坛的剥夺》（The Stripping of Altars, 1992）给出了相关的背景介绍，此外，R.N.斯旺顿（R.N.Swanton）的《信仰天主教的英格兰》（Catholic England, 1993）是一本很实用的背景介绍书籍。就莎士比亚的家庭环境来说，较古老的文献中有很多颇为实用的资料，如约翰·森普尔·斯玛特（John Semple Smart）的《莎士比亚：真理与传统》（Shakespeare: Truth and Tradition, 1928）；J.H.德·格鲁特（J.H.de Groot）的《莎士比亚一族和古老信仰》（The Shakespeares and the “Old Faith”，1946）；H.马奇曼（H.Mutschmann）和K.温特斯道夫（K.Wentersdorf）的《莎士比亚和天主教》（Shakespeare and Catholicism, 1952）及皮特·米尔沃德（Peter Milward）的《莎士比亚的宗教背景》（Shakespeare's Religious Background, 1973）。塞缪尔·舍恩鲍曼的《莎士比亚：生活实录》（Shakespeare: A Documentary Life, 1975）罗列了一些关于约翰·莎士比亚订立遗嘱的基本事实。在《上帝的子民》（Godly People, 1983）中，帕特里克·科林森（Patrick Collinson）很肯定地认为，这份遗嘱是真的；但是，鲍勃·比尔曼在《莎士比亚调查》（Shakespeare Survey, 2003）中指出，在18世纪，造假案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很难解释它是怎样发生的。与此同时，威廉·贝尔（William Bell）的遗嘱和传记于1587年编撰完毕，1633年在法国杜埃（Douai）出版。

介绍耶稣会使命的书有T.迈考格（T.McCoog）的《预估费用》（The Reckoned Expense, 1996），R.辛普森（R.Simpson）的《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 1896），还有亨利·弗莱（Henry Foley）的《英国地方耶稣会记录》（Records of the English Provinc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875）是一篇很重要的论文集。汤姆·迈考格（Tom McCoog）出版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耶稣会士名单。在这些方面，天主教档案协会（Catholic Record Society）的各类出版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源源不断的信息库。

关于那段“逝去的岁月”，E.A.J.霍尼希曼在他的《莎士比亚：逝去的岁月》（Shakespeare: The Lost Years, 1985）中对莎士比亚和兰开夏郡进行了颇为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继霍尼希曼之后，安东尼·霍顿（Anthony Holden）出版了《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999）一书，但是莎士夫特理论（Shakeshafte theory）还没经过更为细致的推敲，参见《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LIII, No.1, 2002）中鲍勃·比尔曼的文章。介绍莎士比亚在兰开夏郡获赞助情况的书有巴里·科沃德（Barry Coward）的《斯坦利家族、斯坦利勋爵和德比伯爵，1385-1672》（The Stanleys, Lords Stanley and Earls of Derby 1385-1672，1983）及J.J.巴格利（J.J.Bagley）的《德比伯爵》（The Earls of Derby, 1985）。

介绍伦敦当时戏剧发展情况的书有E.K.钱伯斯（E.K.Chambers）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The Elizabethan Stage, 1923），安德鲁·格尔（Andrew Gurr）的《莎士比亚的舞台，1574-1642》（The Shakespearean Stage, 1574-1642, 1992）和《莎士比亚时期伦敦的戏迷》（Playgoing in Shakespeare's London, 1987），赫伯特·巴里（Herbert Barry）的《莎士比亚的剧院》（Shakespeare' s Playhouses, 1987），由J.穆利尼（J.Mulryne）和M.谢岭（M.Shewring）主编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重建》（Shakespeare's Globe Rebuilt, 1997）以及朱利安·鲍舍（Julian Bowsher）的《玫瑰剧院》（The Rose Theatre, 1998）。此外，简·威尔森（Jean Wilson）的《莎士比亚的遗产》（The Shakespeare Legacy, 1995）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这些物质遗产及其他类似物的有趣视角。

本书中所引用的莎士比亚戏剧均参考了新版本的雅顿·莎士比亚系列和方便迅捷的牛津版本。要想了解关于戏剧和剧本方面的更一般意义上的问题的话，R.普劳德福特（R.Proudfoot）的《莎士比亚：剧本、舞台和经典》（Shakespeare: Text, Stage and Canon, 2001）及大卫·斯科特·凯斯坦（David Scott Kastan）的《莎士比亚与他的戏剧》（Shakespeare and the Book, 2001）内容充实且可读性强，因而值得推荐。由斯坦利·威尔斯（Stanley Wells）主编的牛津莎士比亚主题系列丛书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简便易得、趣味性又强的平装书，如，罗伯特·苗拉（Robert Miola）的《莎士比亚的阅读》（Shakespeare's Reading, 2000）、斯蒂文·马克斯（Steven Marx）的《莎士比亚与圣经》（Shakespeare and the Bible, 2000）。其他的主题包括女性、男性气概、种族、电影，等等。

人们对莎士比亚的早年戏剧生涯仍然有很多争议。在这方面，E.K.钱伯斯的《伊丽莎白时代舞台》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在学者们在研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剧团，关于此，可参见S.麦克米林（S.McMilln）和S.麦克莱恩（S.MacLean）所著的《女王剧团和他们的戏剧》（The Queen's Men and Their Plays, 1998）。E.A.J.霍尼希曼的《莎士比亚：逝去的岁月》比较青睐斯特兰奇剧团（Strange's Men）。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的《莎士比亚源起》（The Origins of Shakespeare, 1977）勾勒了莎士比亚的创作历程，在我看来，这本著作仍然是这类书中可读性最强的一本。彼得·托马森（Peter Thomson）的《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Shakespeare' s Professional Career, 1992）关注的是莎士比亚的剧作家生涯，而P.列维（P.Levi）的《威廉·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1988）则更将其视为一位孜孜不倦的诗人。戴维·克里斯特尔（D.Crystal）和本·克里斯特尔（B.Crystal）所著的《莎士比亚的文字》（Shakespeare's Words, 2002）是探究莎士比亚超凡词汇的一本珍贵辞书。此外，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的《莎士比亚的语言》（Shakespeare's Language, 2000）对任何莎士比亚爱好者或诗歌爱好者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领域有待探索，如天主教诗学。埃里森·谢尔（Alison Shell）的《天主教、争议和英语文学想象》（Catholicism, Controversy and the English Literary Imagination, 1999）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开启了道路。我能够了解到关于“IC”的知识，主要归功于她，她的一篇尚未出版的论文“为什么莎士比亚不写宗教诗歌？”（Why didn't Shakespeare write religious verse?）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罗伯特·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也有待人们的进一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在近年来编撰的所有莎士比亚传记中都没有提到过他。我们想对其进行全面研究的话，可以参见F.W.布朗洛（F.W.Brownlow）的《罗伯特·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 1996），C.德夫林（C.Devlin）的《罗伯特·索思韦尔传》（The Life of Robert Southwell, 1956）和皮埃尔·贾内尔（Pierre Janelle）的《作家罗伯特·索思韦尔》（Robert Southwell the Writer, 1935）。德夫林的《哈姆雷特的神学观》（Hamlet's Divinity, 1963）生动而有创见性地探讨了以下话题，如斯特兰奇勋爵的毒杀事件、巴宾顿案件及阴郁的托普克利夫，等等。

在浩渺的文献中，介绍英国伦敦的著作首推约翰·斯托（John Stow）创作于1598年的《伦敦调查》（A Survey of London）；关于英国的小酒店，可参见约翰·泰勒的《世界媒介》（The Carriers Cosmographie, 1637）；关于英国的街道，可参见A.普罗克特（A.Prokter）和R.泰勒（R.Taylor）的《伊丽莎白时代伦敦万象》（The A-Z of Elizabethan London, 1979）以及R.海德（R.Hyde）的《乔治时期伦敦万象》（The A-Z of Georgian London, 1992）；关于公共和私人剧院的具体坐落位置，可以参见E.K.钱伯斯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

如今，很多教区出版了他们的教区记事录，如圣海伦（St.Helen）和圣博尔托夫（St.Botolph）的毕肖普门（Bishopsgate）、圣博尔托夫的奥尔德门（Aldgate）和圣玛丽（St.Mary）的奥德曼伯里（Aldermanbury），等等。其中银街（Silver Street）的圣奥拉夫（St.Olave）保留的记事稿本已经被伦敦市政厅图书馆的艾伦·内尔森（Alan Nelson）教授收藏。

另一个了解当地具体情况的丰富资料来源是密德萨斯和南华克区的法庭审判记录及当地行会和伦敦同业公会的材料记录。例如，我对1603年麻瓜街（Muggle Sreet）瘟疫的讲述就取材于《理发师和外科医师年表》（Annals of the Barber Surgeons, 1890）。除了这些材料以外，我还用到了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 Schofield）主编的《拉尔夫·特里斯维尔的伦敦调查》（The London Surveys of Ralph Treswell, 1987），戴维·曼德（David Mander）所著的《更多的启示，更多的力量：索迪治插图史》（More Light, More Powe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horeditch, 1996）以及M.卡林（M.Carlin）所著的《中世纪的索斯沃克》（Medieval Southwark, 1996）。介绍伦敦各行政区和教区历史的书有约翰·詹姆斯·巴德利爵士（Sir John James Baddeley）的《克里坡门》（Cripplegate, 1922）。此外，在斯温顿和伦敦研究室还保存有影印版的国家纪念碑记录档案，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关于外国来访者，有很多这方面的选集。我在第119页引用的无韵诗就出自于塞缪尔·索比尔（Samuel Sorbiere）所著的《英格兰之行》（Voyage en Angleterre），该书成书于17世纪，于1709年在英国出版。还可以参见F.M.威尔森（F.M.Wilson）的《陌生的岛屿》（Strange Island，1955）。

关于审查制度，参见简尼特·克莱尔（Janet Clare）的“艺术因官方制度而步履维艰”（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收录于《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审查制度》（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tic Censorship, 1999）一书中。

关于赫伯特家族，参见M.布伦南（M.Brennan）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赞助：潘姆布洛克家族》（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The Pembroke Family, 1988）。C.伯罗（C.Burrow）的《十四行诗及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Sonnets and Poems, 2002）在我的这本书稿完成之后才出版，但是为本书中所采纳的十四行诗的创作时间提供了支持。他做出了一个很令人吃惊的更正，认为莎士比亚关于黑肤女士（the Dark Lady）的诗歌可能成诗最早。无独有偶，我经过统计，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疑问：莎士比亚很多致黑肤女士的诗歌真的是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末期吗？斯蒂芬·布思（Stephen Booth）在他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Shakespeare's Sonnets, 1977）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评论，之后凯瑟琳·邓肯·琼斯（Katherine Duncan Jones）也在她的同名著作中进行了讨论。我从这两人的讨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很感谢他们。玛丽·若斯（Mary Wroth）的十四行诗被收录于由M.温·戴维斯（M.Wynne Davies）主编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诗人》（Woman Poet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999）中。关于艾米利亚·拉尼尔（Emilia Lanier），目前为止，苏珊妮·伍兹（Susanne Woods）在她的《拉尼尔：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女诗人》（Lanyer: A Renaissance Woman Poet, 1999）中对其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的一些诗歌被收录于《潘姆布洛克伯爵R洪·威廉诗集》（Poems Written by the Rt Hon William Earl of Pembroke, 1660）中出版。

关于犹太人，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的《莎士比亚与犹太人》（Shakespeare and the Jews, 1996）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关于巴萨诺家族，可参见D.拉索茨基（D.Lasocki）和R.普莱尔（R.Prior）的《巴萨诺家族》（The Bassanos, 1995）。

近来，人们对西蒙·弗曼（Simon Forman）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主要著作有巴巴拉·霍华德·特雷斯特（Barbara Howard Traister）的《伦敦臭名昭著的占星师》（The Notorious Astrological Physician of London, 2000）和A.L.罗西（A.L.Rowse）的《莎士比亚时代伦敦的性与社会》（Sex and Society in Shakespeare's London, 1973），后者更侧重于讲述诗人圈子。关于性、性别及男女服装混穿，斯蒂芬·奥格尔（Stephen Orgel）在他的《扮相》（Impersonations, 1996）一书中做了很有挑战性的论述。关于图书行业，参见彼得·布莱尼（Peter Blayney）的《圣保罗教堂里的书店》（The Bookshops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990），此外，布莱尼还著有《莎士比亚首部对开本》（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 1991）。

说到诗人的战争，詹姆斯·贝德纳茨（James Bednarz）的《莎士比亚和诗人之战》（Shakespeare and the Poets' War, 2001）是一部很引人入胜的考证著作，我根据它梳理出了当时事件的发生顺序。关于悲剧情节和希腊译本，我参考了路易斯·施莱纳（Louise Schleiner）发表于《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XLI, 1990）上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创作：拉丁化的希腊戏剧”（Latinized Greek Drama in Shakespeare's Writing of Hamlet），我在本书引用了他的拉丁版本的《俄瑞斯忒斯》（Orestes），但做了改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哈姆雷特的炼狱》（Hamlet's Purgatory, 2001）观照了16世纪时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奥赛罗》（Othello）请参照E.A.J.霍尼希曼主编的新雅顿版本（1999）。要想了解伊丽莎白时代黑人的一般状况，请参照纳比尔·马塔尔（Nabil Matar）的《土耳其人、摩尔人和英国人》（Turks, Moors and Englishmen, 1999）以及由凯瑟琳·M.亚历山大（Catherine M.Alexander）和斯坦利·威尔斯（Stanley Wells）主编的《莎士比亚和种族》（Shakespeare and Race, 2000）。

关于爱尔兰，参见C.海利（C.Highley）的《莎士比亚、斯宾塞和爱尔兰的危机》（Shakespeare, Spenser and the Crisis in Ireland，1997）。关于《麦克白》，参见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的《巫神和耶稣会士》（Witches and Jesuits, 1995）。关于《李尔王》，参见弗兰克·布朗洛（F.Brownlow）的《莎士比亚、哈斯内特和德纳姆凶灵》（Shakespeare, Harsnett and the Devils of Denham, 1993），本书参照了它。还可参见J.墨菲（J.Murphy）的《黑暗与凶灵》（Darkness and Devils, 1984）。两部重要的早期批评著作是约翰·丹比（John Danby）的《莎士比亚的自然教条》（Shakespeare's Doctrine of Nature, 1949）和菲利普·爱德华（Philip Edwards）的《莎士比亚和艺术的桎梏》（Shakespeare and the Confines of Art, 1968）。

关于剧本的修正和合著的情况，参见K.缪尔（K.Muir）的《合著者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a Collaborator，1960）和约翰·琼斯（John Jones）的《工作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t work, 1995）；《李尔王》参见由加里·泰勒（Gary Taylor）和迈克尔·沃伦（Michael Warren）主编的《王国的划分》（Division of the Kingdoms, 1983）；《奥赛罗》参见E.A.J.霍尼希曼的雅顿版本（1999）。B.维克（B.Vickers）的《合作者莎士比亚》（Shakespeare Co-author, 2002）在本书成书后才出版，因而没有作为参考，但它证实了本书所采纳的莎士比亚与人合作创作的观点。

近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新发现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空。著名的《葬礼挽歌》（Funeral Elegy）如今出现在很多莎士比亚作品选中，包括诺顿版（Norton）和河滨版（Riverside），但它很明显不是莎士比亚写的，真正作者是约翰·福德（John Ford）。诗歌“我要死了吗？”（Shall I Die?）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同样的还有彼得·列维（Peter Levi）致爱丽丝·斯特兰奇（Alice Strange）的舞会诗篇。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抱着发现更多莎士比亚作品的希望。W.A.林格勒（W.A.Ringler）和S.W.梅（S.W.May）的文章“一篇可能由莎士比亚写的尾声”（An Epilogue Possibly by Shakespeare）记载了关于莎士比亚的最新发现，文章收录于《现代语言学》（Modern Philology, 1972）杂志中。这篇尾声发现于一个亨斯顿家族（Hunsdon household）成员的藏书中，是1598年戏剧演员们对伊丽莎白女王说的，和《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帕克（Puck）的尾声十分相像。虽然目前还处于验证阶段，但这篇尾声很可能是莎士比亚的真迹。

有关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文化，参见詹姆斯·德尔曼（James Doelman）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和英格兰的宗教文化》（King James I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England, 2000）。有关莎士比亚后期的戏剧创作，参见西蒙·帕尔弗里（Simon Palfrey）的《莎士比亚的后期创作》（Late Shakespeare, 1997），该书的语言表达很好。有关当时的背景，参见P.休姆（P.Hulme）和W.谢尔曼（W.Sherman）主编的《〈暴风雨〉及其旅行》（The Tempest and Its Travels, 2000）及G.德·苏泽（G.de Sousa）的《莎士比亚的跨文化邂逅》（Shakespeare's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2002）。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的《莎士比亚和伊甸园的丧失》（Shakespeare and the Loss of Eden, 1999）讲述了莎士比亚生前的声誉鹊起、丧子之痛和家庭解体。有关后期的音乐，参见J.P.卡茨（J.P.Cutts）的《音乐与信件》（Music and Letters, Vol ⅢⅥ，1955）和《莎士比亚的音乐剧团》（Musique de la Troupe de Shakespeare, 1959）。约翰逊的音乐被收录在I.斯平克（I.Spink）编辑的《艾尔斯》（Ayres, 1974）专辑中。

适合于孩子阅读的书，推荐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2002）和安迪·古尔（Andy Gurr）风格轻松活泼的照片解说版《威廉·莎士比亚》（1995）。若是年龄更小一些的孩子，可以给他们看玛西亚·威廉姆斯（Marcia Williams）生动有趣的连环画系列书籍。小说有杰弗里·特雷斯（Geoffrey Trease）的《叛国罪寻踪》（Cue for Treason, 1940）和苏珊·库珀（Susan Cooper）的《影子之王》（King of Shadows, 1999）。特别推荐A.克莱伯恩（A.Claybourne）和R.特瑞斯（R.Treays）所著的《奥斯本莎士比亚网络博览》（The Usborne Internet-linked World of Shakespeare, 2001），书中有超过50个网络链接。

最后说到莎士比亚的身后影响。斯坦利·威尔斯（Stanley Wells）的《永远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for All Time, 2002）是一项人文调研，可读性强。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的《莎士比亚之后》（Aftter Shakespeare, 2002）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将来可能会有迈克尔·马杜苏丹（Michael Madhusudhan）的书出版，他是一位孟加拉作家。大约二十年前的一个午夜，我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河边焚化场旁遇到了一位云游僧人，从他口中我听说了马杜苏丹。马杜苏丹是一位典型的孟加拉博学者，他熟知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文学，包括拉丁和希腊文学、波斯文学、梵语文学等。但是，在文章“印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The Hindu and the Anglo-Saxon, 1856）中，他说英语文学是最伟大的，而莎士比亚是这顶王冠上璀璨的宝石。他最喜欢《亨利四世》第一部中福斯塔夫（Falstaff）与哈尔王子（Prince Hal）在蓝野猪酒馆里的场景，愿意拿一切交换“驱逐了肥胖的杰克，就等于驱逐了整个世界”（Banish plump Jack and banish all the world）这样的句子。本书作者也这样认为。

本书初次出版两年后，又涌现出很多关于莎士比亚生活和工作的著作，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俗世威尔》（Will in the World, 2004）、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的《1599》（2005）及理查德·威尔森（Richard Wilson）的《莎士比亚鲜为人知的一面》（Secret Shakepeare, 2004），这些作品都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见解。关于文本，《雅顿莎士比亚》（Arden Shakespeare）和《牛津莎士比亚》（Oxford Shakespeare）不断重新修订，为人们提供新的视野和剧本创作的更准确日期。比较推荐的论文集有D.泰勒（D.Taylor）和D.博乐加德（D.Beauregard）主编的《莎士比亚与现代化初期英格兰的基督教文化》（Shakespeare and the Culture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003），R.达顿（R.Dutton）、A.芬德利（A.Findlay）和R.威尔森（R.Wilson）主编的《地区、宗教和赞助》（Region, Religion and Patronage, 2003）及《戏剧与宗教》（Theatre and Religion, 2003）。鲍勃·比尔曼重新考察了约翰·莎士比亚的秘密遗嘱及他的工作和经商经历，其观点发表在《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 2003 and 2005）上，具有重要价值。由保罗·埃德蒙森（Paul Edmondson）和斯坦利·威尔斯（Stanley Wilson）主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hakespeare's Sonnets, 2004）属于牛津莎士比亚主题（Oxford Shakespeare Topics）系列丛书，是对莎学研究的一个精炼概括。

致谢

任何关于莎士比亚的写作都是一场合作。笔者在写作本书及编制相关纪录片的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外界的许许多多的帮助。

首先向位于斯特拉福德的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the 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表示谢意。感谢罗杰·普林格尔和玛丽安·普林格尔夫妇（Roger and Marion Pringle）、约瑟芬·沃克（Josephine Walker）、安妮·唐纳利（Anne Donnelly）、苏珊·布罗克（Susan Brock）、梅丽·麦克唐纳（Mairi McDonald）和洛伦·芬奇（Lorraine Finch）；感谢乔恩·科尔顿（Jon Colton）和汉里街（Henley Street）的全体人员；感谢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和温姆科特（Wilmmcote）的所有人；感谢查尔斯（Charles），盖尔（Gail）和肖特利（Shottery）的所有人；感谢安·凯尼恩（Ann Kenyon）及荷尔之家（Halls Croft）的全体人员；感谢玛丽（Mary）和纳什之屋（Nash's House）的所有人员。还要感谢鲍勃·比尔曼，他帮我琢磨思考了很多复杂的难题；感谢斯坦利·威尔斯，他一直都在大力宣传，也以他一贯的大度和慷慨态度阅读了此书的最终稿：不用说，任何事实阐释上的错误都是因我之故。感谢利兹·弗劳尔（Liz Flower），他是我们优秀的编辑审阅人。埃汶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上其他要感谢的人包括理查德·埃金顿（Richard Edgington）和镇议会的所有人员；圣三一教堂的牧师马丁·高里克（Martin Gorick）、蒂姆·摩尔布拉杰和爱奥纳·摩尔布拉杰夫妇（Tim and Iwona Moore-Bridger）以及爱德华国王六世语法学校的所有教职工、学生和家长们；拉丁语大师基思·威尔莫特（Keith Wilmot）。还要特别感谢佩里·米尔斯（Perry Mills）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感谢他提供了《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和《蹩脚诗人》（Poetaster）两部戏剧的片段。

莎剧演员：我们首先而且最要感谢的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艾德里安·诺布尔（Adrian Noble）首先给予此项目以支持，介绍我们认识了格瑞格·多兰（Greg Doran），才使一切成为了可能。格瑞格的热情、学识、幽默和技艺给予我们所有人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恰巧的是，就在我们的纪录片上映的那一年，格瑞格因他在戏剧上的杰出成就而获得了奥利弗奖（Olivier Award）。参演我们纪录片的人员有：托尼·谢尔（Tony Sher）、哈里特·沃尔特（Harriet Walter）、简·拉佩泰尔（Jane Lapotaire）、朱利安·格洛弗（Julian Glover）、马尔·斯托里（Mal Storry）、埃斯泰勒·科勒（Estelle Kohler）、亚历克斯·吉尔布雷斯（Alex Gilbreath）、雷·费伦（Ray Fearon）、德斯·巴里特（Des Barrit）、杰拉尔德·基德（Gerald Kyd）、乔·斯托·费雯（Jo Stone Fewings）、南希·卡罗尔（Nancy Carroll）、史蒂夫·努南（Steve Noonan）、罗伯·怀特洛克（Rob Whitelock）、艾德里安·席勒（Adrian Schiller）和西蒙·特林德（Simon Trinder）——如果有人将他们的技艺装在瓶子里出售，他一定会发大财。与我们一路走来的还有琳达·胡德（Linda Hood）、维克·科里（Vic Cree）、皮普·霍罗宾（Pip Horobin）、斯图亚特·麦卡恩（Stuart McCann）和布伦达·利德姆（Brenda Leedham）。感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罗杰·莫特洛克（Roger Mortlock）和琳达·法伦（Lynda Farren）以及天鹅剧院（Swan Theatre）的所有人员。感谢马克·赖伦斯（Mark Rylance）、克莱尔·范·坎彭（Claire Van Kampen）、谢里·普兰特（Sherri Plant）、罗恩·沃尔特布朗（Rowan Walter-Brown）、环球剧团（the Globe Company）的所有人员以及来自于中殿律师学院（the Middle Temple）的安东尼·阿里奇（Anthony Arlidge），安东尼为我们上演了精彩绝伦的《第十二夜》。还要感谢“喜剧商店”的演员们（The Comedy Store Players），包括吉姆·斯维尼（Jim Sweeney）、保罗·莫顿（Paul Merton）、乔希·劳伦斯（Josie Lawrence）、李·辛普森（Lee Simpson）、尼尔·马拉基（Neil Mullarkey）、里查德·弗兰奇（Richard Vranch）和安迪·斯玛特（Andy Smart），在揣摩莎士比亚的喜剧上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学者：斯坦利·威尔斯、安迪·古尔、彼得·布莱尼、弗兰克·布朗洛、理查德·威尔森、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和伊姆蒂亚兹·哈比卜（Imtiaz Habib）等学者毫无保留地相授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样的还有亚历山德拉·沃尔沙姆（Alexandra Walsham）、马里恩·温戴维斯（Marion Wynne-Davies）、埃里森·谢尔（Alison Shell）以及西沃恩·基南（Siobhan Keenan），他们无私地将还未出版的研究成果告知我们。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考迪利亚·泰勒（Cordelia Taylor）及相关的解析要归功于爱兰·内尔森（Alan Nelson）。奈特·阿尔科克（Nat Alcock）、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dson）、朱迪斯·莫斯曼（Judith Mossman）、蒂姆·威尔克斯（Tim Wilks）和戴维·克兰克肖（David Crankshaw）友好地解答了我的疑惑。还要感谢圣约翰修道院的帕姆·威利斯（Pam Willis）、戴维·特兰德尔（David Trendell）、菲利普·伯登（Philip Burden），利物浦考古研究所、罗宾·惠特克（Robin Whittaker）和伍斯特档案局（the Worcester Record Office）、伍斯特市大主教、沃里克镇职员德里克·莫德林（Dereck Maudlin）、伦敦博物馆的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 Schofifield），彼得·米尔沃德（Peter Milward）、汤姆·麦库格（Tom McCoog）和英国耶稣教会（the English Society of Jesuits），约翰赖兰兹图书馆（the JohnRylands Library）、克里斯汀·霍杰茨博士（Dr.Christine Hodgetts）及沃里克镇、诺丁汉、伯明翰、诺福克、汉普郡、斯托克城等地的档案局、斯托尼赫斯特学院的詹·格拉菲斯（Jan Graffius），海伦·克里希（Helen Clish）和兰开斯特大学图书馆、盖伊·哈茨鲍特（Guy Hutsebaut）和位于安特卫普（Antwerp）的普兰廷莫雷特斯博物馆（Plantin-Moretus Museum）、伦敦市政厅图书馆、戴维·比斯利（David Beasley）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一家、伊恩·莫里（Ian Murray）、阿兰·伊斯特本（Alan Eastbumm）和理发师外科医师公会（the Company of Barber and Surgeons）、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和英国出版同业公会（the Stationers' Company）。感谢国家纪念档案馆（the National Monument Record）的安娜·伊维斯（Anna Eavis）、安妮·伍德沃（Anne Woodward）、伊恩·萨维奇（Ian Savage）和托尼·拉姆齐（Tony Rumsey）。尤其要感谢伊恩·德贾丁（Ian Dejardin）、来自多维茨学院（Dulwich College）的詹·皮戈特（Jan Piggott）以及多维茨画廊的工作人员，还有来自沃姆斯利图书馆（the Wormsley Library）的保罗·格蒂先生（Sir Paul Getty）和布莱恩·马格斯（Bryan Maggs）及来自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Shakespeare Library）的乔治亚那·齐格勒（Georgiana Ziegler）。在众多档案馆中，我最要感谢英国档案局（PRO）的戴维·托马斯（David Thomas），他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还要感谢休·亚历山大（Hugh Alexander）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允许我们调动查阅相关的档案材料。感谢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的休·科布（Hugh Cobb）以及西方书籍印刷部门（the Departments of Western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的全体工作人员。

莎士比亚的后代、见证人及莎学研究者：我要感谢威廉·亨特（William Hunt）和英国纹章院（the College ofArms）的全体人员、伯纳德先生（Sir Bernard）及德·霍顿女士（Lady de Hoghton）、来自埃德以及拉芬斯克洛夫工场（Ede and Ravenscroft）的克里斯托弗·艾伦（Christopher Allen）和吉尔·戈弗雷（Gill Godfrey）、马克·布思（Mark Booth）、戴维·梅雷迪斯（David Meredith）和位于拉福德和萨顿之家（Rufford and Sutton House）的国民托管组织成员；感谢伯明翰巴德斯利·克林顿庄园的艾兰·朗斯塔夫（Alan Longstaff）和他的助手，他们是如此的慷慨；感谢查莱克特市的埃德蒙·费尔法克斯·鲁西爵士（Sir Edmund Fairfax Lucy）、伯利欧·蒙塔古爵士（Lord Montague of Beaulieu）、住在威尔顿楼（Wilton House）的赫伯特家族、诺斯利市的德比家族（Derby family）、拉特兰伯爵（the Earl of Rutland）、上议院的赫德利·邓肯（Hedley Duncan）、戴维·施瓦兹（David Schwarz）和所有住在圣威妮弗雷德之井（St Winifride's Well）地区的人们、马克·比贝（Mark Beabey）、尼克·潘克（Nick Pank）、比尔·特纳（Bill Turnrner）、艾伦·菲德斯（Alan Fiddes）、莱斯利·温菲尔德（Leslie Winfifield）、尼克尔·赖德（Nicole Ryder）、比利·麦基恩（Peter McKeen）、彼得·莎士谢福特（Peter Shakeshaft）、伯利欧·蒙塔古爵士（Peter McCurdy）、安妮·佩顿（Anne Payton）、马克·麦尔顿威尔（Mac Meltonville）以及汉普顿宫的实验考古学家们。感谢比利·普里福伊（Billy Purefoy）和保拉·沙托纳（Paula Chateauneuf），他们贡献了美妙的卡登尼欧音乐（Cardenio music）。感谢肖迪奇区的克里斯平家族（Crispins）、圣博托尔夫教堂的奥德门（Aldgate）雷夫·布莱恩·李（Rev Brian Lee）、温迪·哈林顿（Wendy Harrington）和格洛斯特新酒店的所有工作人员、莱斯特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伦敦塔和汉普顿宫的管理人员等。

纪录片制作人：玛雅摄影工作室的丽贝卡·多布斯（Rebecca Dobbs）很热情地为我们统筹一切事物，萨利·托马斯（Sally Thomas）是位很出色的线上制片人，巴巴拉·鲍曼（Barbara Bouman）在稀有照片和文本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约翰·克兰默（John Cranmer）一如既往地担任我们的计算机向导，凯文，罗万（Kevin Rowan）担任会计师。导演是戴维·华莱士（David Wallace），他曾和彼得·哈维（Peter Harvey）、内尔·莱考克（Neil Lacock）一起为了M40狙击步枪的缘故，到安第斯山和印度兴都库什山脉取景。感谢戴夫·斯科特（Dave Scott）、杰夫·贝恩斯（Jeff Baines）、彼得·伊森（Peter Eason）以及露西·华莱士（Lucy Wallace）、罗莎·罗杰斯（Rosa Rogers）、尼克尔·史密斯（Nicol Smith）和所有为制作这些纪录片出力的FT2学员。感谢我们出色的编辑格里·布兰尼根（Gerry Branigan），他所做的贡献远远不止图片编辑；感谢萨利·希尔顿（Sally Hilton），只要有需要，她就会过来帮忙；还要感谢音乐制作人霍华德·戴维森（Howard Davidson）、两位平面设计艺术家戴夫·麦基恩（Dave McKean）、克里斯·克鲁帕（Chris Krupa）以及拉维尼亚·特雷弗（LaviniaTrevor）和凯文·锡姆（Kevin Sim）。感谢英国广播公司图书公司（BBC Books）的克里斯·威勒（Chris Weller）、萨利·波特（Sally Potter）、雪莉·巴顿（Shirley Patton）和潘尼·帕克（Pene Parker），此外，马丁·雷德范（Martin Redfern）和琳达·布莱克莫尔（Linda Blakennore）为本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艾斯特·贾格尔（Esther Jagger）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帮我删减和编辑原稿。还要向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BBC Television）所有帮助制作这些电影的人致以谢意：劳伦斯·李斯（Laurence Rees）首先给我们以支持，我们的节目制作人总是很看重他的建议；简·鲁特（Jane Root）为本系列活动出资拉赞助；还有我们的监制克里尚·阿罗拉（Krishan Arora）及英国广播公司独立委员会（BBC Independent Commissioning）的亚当·坎普（Adam Kemp）。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监制利奥·伊顿（Leo Eaton）一直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感谢雅各芭·阿特拉斯（Jacoba Atlas）和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约翰·威尔森（John Wilson）、杰克·多尔帝（Jack Dougherty）、桑迪·海贝勒（Sandy Heberer）、吉姆·格拉（Jim Guerra）和凯西·奎特隆（Kathy Quattrone），感谢他们的支持，其中，凯西·奎特隆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朋友和家人：我要感谢40多年前我学生时代的许多朋友，我曾和他们一起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还要感谢理查德·科特雷尔（Richard Cottrell）、乔纳森·米勒（JonathanMiller）、乔纳森·詹姆斯摩尔（Jonathan James-Moore）以及牛津剑桥莎士比亚剧团（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Shakespeare Company）的成员们。我最要感谢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曼彻斯特教我们莎士比亚作品的两位启蒙老师，他们编排戏剧，在那还没有建造高速公路的年代，带着我们乘坐巴士到斯特拉福德观看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出，其中有休·格里菲斯（Hugh Griffith）和保罗·罗杰斯（Paul Rogers）表演的“驱逐胖杰克”那一段。礼轻情意重，我们怀着最真挚的谢意在扉页中将此书题赠给伯特·帕纳比（BertParnaby）和布莱恩·菲西安（Brian Phythian）。

我以同样深挚的谢意提到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女儿明娜（Mina）和乔蒂（Jyoti）以及我的妻子丽贝卡（Rebecca）。在此书编撰过程中，我的妻子所做出的贡献超出她的想象：她提出了深刻的见解，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以极大的耐心理解着我对莎士比亚的痴迷。真心说来，这本书既是我所著，又是她所著，我对她的感激已难以落笔成文。

索引

A

阿登家族　12，14，15，18，19，20，75，90，93，96，102，152，156，182，183，237

阿尔基罗库斯　61

阿非利加努斯　282，284

阿拉贡的凯瑟琳　2，3，385，386

阿里玛西亚的约瑟夫　72

阿伦德尔伯爵菲利普·霍华德　152

埃德蒙·坎皮恩　50，70，100，152，408

埃德蒙·马隆　73

埃德蒙·莎士比亚　236

埃蒙德·兰姆伯特　238

埃蒙德·斯宾塞　141，159，259

埃塞克斯伯爵　167，214，216，230，259，260，261，262，263，339

埃斯库罗斯　247，248

艾德里安·昆西　40

艾梅·塞泽尔　377

艾米利亚·拉尼尔　195，213，218，276，352，362，414

艾汶河　25，45，68，150，151

爱德华·阿登　13，40，71，72，89，91，93，94，96，97，102，311

爱德华·阿莱恩　107，121，135，292

爱德华·布朗特　378

爱德华六世　3，21，45

爱丽丝·斯特兰奇　141，416

安东尼·穆恩迪　77

安妮·博林　2，4，21，385

安妮哈撒韦　83

安妮·莱恩　265

安妮·莎士比亚　25，32，67，77

昂德希尔斯家族　13，19

奥迪奇的亚当　10

奥古斯汀·菲利普　213，262

奥维德　42，43，45，46，57，58，59，60，125，153，162，173，258，267，305，339，366，368，379，407

《阿伽门农》　247，248

《埃德蒙顿的欢乐魔鬼》　307，332

《爱的徒劳》　163，190，239，306，359

《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　10，195，290，294，330，336，337，340，342，345，362

《奥赛罗》　208，224，274，280，281，282，285，314，334，335，337，345，415，416

B

巴宾顿阴谋　102，103，161，162，312

巴纳比·巴恩斯，《魔鬼的宪章》　325

巴萨诺家族　215，218，414

北方叛乱　39，50，231

贝尔托·布莱希特　340

本·约翰逊　109，125，157，164，175，193，203

彼得·坦普尔　36

毕肖普黑牛旅店　128，130，132

博沙·西纳　42

布莱克福莱尔剧院　244，377

布莱克福莱尔修道院　357

《暴风雨》　46，59，224，235，303，345，362，363，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7

《贝斯纳绿地的瞎眼乞丐》　253

C

查理·博西　39

《错误的喜剧》　52，100，117，163，306，346

D

达德利·狄吉斯爵士　371

大法官波帕姆　262

丹麦的安妮　298

德纳姆的魔鬼　310，311

多萝西·索尔　184，185

《第十二夜》　52，100，117，186，258，345，422

《冬天的故事》　36，37，176，345，349，356，362，364，365，369，372，386，387，392

E

《俄瑞斯忒斯的怒火》　248

F

菲茨赫伯特家族　175

菲拉博斯科家族　206，215

菲利普·亨斯洛　276

菲利普·悉尼　195，196

菲利普二世　39，130，161，280，386

费莱蒙·霍兰德　378

弗兰西斯·米尔斯　168，190

弗朗西斯·博蒙特　297

弗朗西斯·考林斯　393

弗朗西斯·兰利　185

弗朗西斯·沃辛汉姆爵士　91，109

福尔克·格雷维尔　273

福尔克·吉罗姆　79

福尔克·桑代尔　83

福斯塔夫　20，129，187，224，227，228，229，230，231，232，233，236，239，275，383，418

《复仇者悲剧》　307

G

伽利略　372

盖伊·福克斯　13，323

格兰特　35，92，323

宫务大臣剧团　130，135，136，164，165，166，189，229，245，254，258，268，284，287

国王亨利八世　2，3，13，14，20，21，26，39，92，121，177，214，231，300，357，363，385，386，388

国王亨利七世　11，18，182，354

国王剧团　130，164，166，287，288，290，291，292，293，296，297，298，299，306，307，309，320，332，333，336，338，343，346，357，358，362，363，382，384，385

《狗岛》　175，203

H

哈姆弗雷·斯泰尔　29

哈姆内特·莎士比亚　179

海上历险　378

汉弗雷·胡珀　65

黑肤女露西　281

亨利·波特　253

亨利·柴托　247

亨利·哈德森　371

亨利·荷柯勒福特　85

亨利·加内特　74，145，323，326

亨利·康代尔　108

亨利·罗杰斯　91，96

亨利·南安普顿　151，152，153，154，155，156，157，159，163，1164，192，207，262，263，265，288，293，298

亨利·莎士比亚　15

亨利·山顿　277，289

亨利·史密斯　173，240，305

亨利·沃顿　372，388

亨利王子　107，289，353，368，382

亨斯顿大人　165，180，189，214，215，218，228，229

华尔特·罗利　216

环球剧院　113，119，121，164，186，243，250，251，252，253，254，256，258，259，262，268，270，271，277，288，290，300，306，307，332，345，346，357，358，364，371，372，388，409

霍利威尔的维尼福瑞德　24

《哈姆雷特》　6，76，166，244，247，248，268，269，270，271，280，288，291，315，337，344，345，356，401

《亨利八世》　363，388

《亨利六世》　98

《亨利四世》　35，37，38，110，129，134，135，140，146，148，167，188，196，226，227，228，230，231，233，234，239，246，259，381，418

《亨利五世》　98，110，229，236，243，252，259，260，318

J

吉尔伯特·莎士比亚　32，236，346，382

吉尔斯·艾伦　121，184，250

加布里埃尔·斯宾塞　244

加布里埃尔·卡伍德　97

简·西摩　3

教皇佩厄斯五世　40

杰弗里　309，417

杰弗里·乔叟　58，141，389

《皆大欢喜》　44，47，162，256，290

K

凯茨比　322，323，324，328

康普顿阿戴尔村　10

考博汉姆　189，228，229，230，234，235，357

考文垂　7，21，22，27，28，31，38，39，51，54，55，56，98，104，106，112，280，320，406，407

克拉伦登伯爵　193

克莱门·伯克斯　35

克里斯托弗·马洛　103，123

克里斯托弗·蒙特乔　276

《卡蒂尼奥》　382，383，384

《科里奥兰纳斯》　340，341，342，343，345

L

拉斐尔·何林塞　11

拉特兰郡伯爵　339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12，89

莱斯特剧团　106，109

劳伦斯·奥利弗　9

勒内·笛卡尔　321

理查德·查托克　90

理查德·戴维斯　397

理查德·菲尔德　28，153，173，213

理查德·哈撒韦　81

理查德·考利　213

理查德·昆西　36，48

理查德·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兄弟）　14

理查德·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祖父）　14

理查德·斯马特　85

理查德·塔尔顿　51，109，111，130，134，138，139

理查德·托普克利夫　156，174

理查德·西蒙斯　28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　203

列夫·托尔斯泰　391

刘易斯·卢肯纳　280

罗宾·波利　102，161

罗伯特·阿登罗伯特·阿登　18，19，97，182

罗伯特·柴斯特　265

罗伯特·德波戴尔　70，77，80，103，312

罗伯特·格林　111，141，147，149，364

罗伯特·凯茨比　322，323，324，328

罗伯特·考顿　378

罗伯特·洛克　39

罗伯特·皮尔森　70，75，144，356

罗伯特·塞西尔　167

罗伯特·索思韦尔　103，156，169，174，209，305，317

罗伯特·威尔金森　341

罗伯特·威利斯　52

罗伯特·维比　66

罗伯特·查德伯恩　92

罗杰·莱恩　265，266

罗科索　11

罗灵顿　14，15，22，273，404

《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　421

《李尔王》　103，110，175，178，249，306，309，310，313，314，315，316，318，319，320，321，322，325，334，336，337，345，355，359，361，362，366，381，415，416

《理查二世》　35，167，239，261，262，263，320，344

《理查三世》　110，131，135，147，239

《两个高贵亲戚》　363

《鲁克丽丝受辱记》　20

《伦敦浪子》　307，332

《罗密欧与朱丽叶》　30，167，168，169，179，196，239，269，337，381

《洛克林》　239

M

马丁·路德　3，355

马克·巴克伍斯　265

马修·莫里斯　385

玛格丽特·维勒　393

玛格丽特·约翰逊　218，362

玛丽·阿登　18，19，20

玛丽·赫伯特　195，196，220，290，336

玛丽·罗思　194，195

玛丽·蒙特乔　275

玛丽·莎士比亚　70

迈克尔·德莱顿　391

迈克尔·哈特　350

玫瑰剧院　119，134，135，144，146，165，185，186，234，247，248，249，250，252，254，409

玫瑰战争　18，19，90，135，140

蒙特福特的西门　18

蒙特乔男舜查尔斯·布朗特　171

米兰红衣主教博罗梅奥　74

米歇尔·蒙田　57

《麦克白》　157，172，306，310，326，327，328，330，332，336，337，345，359，415

N

纳尔逊·曼德拉　377

纳森内尔·巴特　309

男孩剧团　244，254，255，256，257，258，267，268，279，332，362

尼古拉·莫林　290，292

尼古拉斯·贝肯爵士　69

尼古拉斯·布兰德　250

尼古拉斯·罗威　66

尼古拉斯·斯凯瑞斯　161

尼古拉斯·沃顿　69

尼古拉斯·希利亚德　277

牛津大学　50，114，192

女王剧团　106，107，108，109，110，111，112，114，116，122，123，124，130，134，136，138，139，140，147，164，167，228，269，292，320，410

诺尔　11，12，14，405

O

欧里庇得斯　53，142，247，248，254，315，348，363，389

P

《泰尔亲王配力利克里斯》　60，347，348，349，355，356，363，374，387

帕克宫　18，19

帕默大夫　278，279，310

派克伍德　13，14，29，34

潘姆比洛克剧团　135，151，164

佩德罗·考尔德伦，《死后之爱》　386

普林尼　280

普鲁塔克　280，305，330，337，338，340

Q

乔奥弗雷·西斯　29

乔姆利剧团　355

乔治·贝奇　64，242

乔治·查普曼　247

乔治·吉比斯　65

乔治·皮勒　136

乔治·威尔金斯　333，348

乔治·维泽　35

钦提奥的《一百个故事》　59

琼·哈里顿　204

琼·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妹妹）　23，32，75，236，346，350，344

琼·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姨妈）　9，14

《骑士的审判》　368

《清教徒》　333

《裘里斯·凯撒》　170，244，247，248，253，318

《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　42

R

人文主义　60，163，338，348，356，390，397

S

萨克尔领主　18

萨拉·威廉姆斯　103，311，312，313

萨拉希埃尔·佩维　255

塞拉利昂　6，344

塞缪尔·贝克特　320

塞缪尔·丹尼尔　172，195，220，259，336

塞缪尔·哈斯内特　310，311

塞缪尔·约翰逊　320

塞内卡　137，141，171，407

上将剧团　164，165，247，253，259，292，332

圣奥古斯丁　3，71

诗人之战　254，255，258，267，268，269，414

十四行诗　86，87，106，132，157，171，172，182，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8，219，221，222，223，236，279，286，287，290，291，293，294，295，296，297，305，323，329，345，350，351，352，364，388，391，392，413，419

十字键旅店　119，130

斯蒂芬比洛特　276

斯基纳家　92

斯洛格莫顿家族　13，24

斯特兰奇剧团　106，134，135，164，250，410

斯特兰奇勋爵　411

苏格兰女工玛丽　95，102，103，161，231

苏塞克斯剧团　135

苏珊·伯蒂　215

苏珊娜·霍尔　32

苏珊娜·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女儿）　32，88，133，236，242，283，330，338，340，348，385，392，394，405

T

坦普尔拉夫顿　29

特雷瑟姆家族　322

天鹅剧院　119，185，186，188，228，422

托马斯·阿登　18，19

托马斯·艾利斯　289

托马斯·贝克特　2

托马斯·波莫特　176

托马斯·布莱特　120

托马斯·戴克　247，267，292

托马斯·德·昆西　389

托马斯·格林　237

托马斯·海斯克斯爵士　78

托马斯·海伍德　109

托马斯·基德　119，123，160，269

托马斯·考特姆　70，77，311

托马斯·科里亚特　377

托马斯·库莱　69

托马斯·昆西　392，398

托马斯·雷诺德　64

托马斯·鲁西爵士　39，43，64，78，100，101

托马斯·罗素　371，378

托马斯·洛奇　159

托马斯·米德尔顿　332

托马斯·莫尔爵士　46，300，302，303，396

托马斯·纳什　65，141，146，184，187

托马斯·萨维奇　79，250，277

托马斯·莎士比亚和爱丽莎·莎士比亚　11

托马斯·索普　192

托马斯·威尔克　89，92

托马斯·威尔森　47，104

托马斯·威廷顿　242

托马斯·维比　65

托马斯·沃特森　87

《堂吉诃德》　383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268

W

瓦尔特·阿登　19

威尔·坎普　166

威廉·艾伦　97，144，157

威廉·贝尔　72，408

威廉·伯德　152，265

威廉·达格代尔　55，95

威廉·德西克　181

威廉·格林厄维　80

威廉·哈克特　143

威廉·哈里森　26，128，355

威廉·哈特　236，393

威廉·赫伯特　192，193，194，195，207，339，352，371，414

威廉·加迪纳　185

威廉·贾格德　190

威廉·卡克斯顿，《金色传奇》　2

威廉·凯茨比爵士　322，323，324，328

威廉·康奈尔　107，108，109

威廉·兰姆巴德　263

威廉·雷诺德　154，394

威廉·李维森　371

威廉·林比　277，289

威廉·罗莱　69

威廉·塞西尔　268，282

威廉·莎士比亚　1，8，14，18，45，114，133，141，145，154，166，180，184，241，251，397，406，407，409，411，417

威廉·史密斯　24，104，114

威廉·斯莱　251

威廉·斯塔奇　378

威廉·泰勒　310

威廉·韦特　184，185

威廉·沃克　350，394

帷幕剧院　119，121

维古尔　43，57，60，193，267，354，375，376，379

沃里克郡　2，7，8，9，10，12，13，14，18，19，20，22，24，28，29，30，34，36，37，38，39，43，44，51，55，64，67，68，71，85，87，90，91，93，94，95，96，97，98，101，104，150，151，152，164，168，180，242，250，257，304，316，323，329，338，340，341，371，382，385，391，403，404，405，406

沃里克郡的掘地者　341

沃赛斯特　29，34，35，52，64，67，69，71，72，83，84，164，230，265，279，323

无韵诗　111，123，124，141，147

《威尼斯商人》　217，221，224，225，226，227，306，320

《维罗纳二绅士》　110，137，139

《维纳斯和阿多尼斯》　151，153，154，156，158，159，163，192，240，288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45，48，189，229，303，306

X

西班牙无敌舰队　109，112，115，282

西门·比多　39

西门·佛曼　204

西蒙·亨特　50，312

西奠斯·希尼　155

西塞罗　43，48

希腊悲剧　244，319

新教改革　3，21，313，342

新教主义　29，31，60，228，272

休·霍尔　92，93

休·克洛普顿　237

《辛白林》　217，354，356，362，383，384

《驯悍记》　134，145

Y

亚里士多德　319

亚历山大·阿斯比诺　78

亚历山大·霍顿　78，79

亚瑟·戈尔丁　46，59

伊拉斯谟　60，247，311

伊丽莎白·威廉·莎十比亚（威廉·莎士比亚孙女）　133，348，392

伊丽莎白·思勒　31

伊丽莎白一世　177，231，282

议会爆炸阴谋案　308

印迪戈·琼斯　363

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　6

印度　5，125，224，283，344，377，400，418，425

英格拉姆·弗莱泽　161

犹太人　128，157，160，218，220，221，223，224，225，226，280，281，414

雨果·贝特，帕克伍德牧师　29

寓言　5，43，46，55，265，298，306，308，347，355，373，379

约翰·阿登　13，18

约翰·奥布里　67，192，195

约翰·奥德卡瑟爵士　228，234

约翰·奥德莱　68，69

约翰·布莱希戈多　24，26，43

约翰·布朗斯伍德　43

约翰·查普尔　278

约翰·戴　253

约翰·道兰　362

约翰·德莱顿　248

约翰·邓恩　173，174，259，272，306，313

约翰·费什　37，101，104

约翰·弗莱彻　362，372，382

约翰·弗里斯　29，30，85

约翰·弗洛里奥　57，130，310，377

约翰·福克斯　228，295

约翰·高尔　58

约翰·格林　385

约翰·海华德　261，262

约翰·海明斯　108，164，277

约翰·霍尔医生　338

约翰·济慈　155，191，266，331

约翰·杰克逊　384

约翰·凯斯　207

约翰·考特姆　78，79

约翰·柯勒　60

约翰·昆西·亚当斯　285

约翰·理查德森　83

约翰·罗宾逊　384

约翰·洛克西里　35

约翰·曼宁哈姆　174

约翰·穆塞姆　34，35

约翰·瑞斯　285，318

约翰·萨德勒　66

约翰·萨默维尔　89，91，94，311

约翰·莎士比亚　1，2，3，14，15，16，21，23，24，27，31，32，34，41，45，50，62，63，64，67，68，6，69，68，71，73，75，76，92，96，101，104，113，114，145，182，238，242，271，297，323，398，405，408，419

约翰·斯毕德　356

约翰·斯托　411

约翰·索尔兹伯里　265

约翰·特拉赛尔　172

约翰·维勒　104

约翰·维特吉弗特　84

约翰爵士和朱利安夫人　355

《雅典的泰门》　27，142，330，331，332，336，337，390

《一报还一报》　290，304，326，337，345，393，396

《一切都是真的》　388

《伊利亚特》　247

《伊索寓言》　43，46

《英国土地志》　18

《约翰王》　110，172，175，181

《约克郡悲剧》　188，332，333

Z

詹姆士·罗伯特　311

詹姆斯·伯比奇　108，109，113，114，122，228，250

詹姆斯一世　308，321，331，341，344，347，368，369，383，413，416

朱迪斯·莎士比亚　392

《终成眷属》　304

《仲夏夜之梦》　44，89，168，169，239，291，298，337，381，389，416

相去的时光无论多么地遥远

可能已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

增进我们知识和精神的存在

才是流逝岁月所带来的意义。

——艾伦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在纪念海因里希·施里曼大会上的演讲，柏林，1891年3月1日。

前言

自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首先对传说中的希沙立克（Hisarlik）土丘（地处土耳其西北部）进行发掘以来的135年里，这一最伟大的考古学奥秘一直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就在不久之前，“海伦的珠宝”戏剧性地重现——其中许多被认为于柏林1945年的战火中失散——又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曾贮藏于柏林动物园中一座巨大混凝土防空高射炮塔（the Flakturm）[2]内的财宝（其中包括施里曼所认定的与特洛伊的海伦本人有关的珍宝）是由苏联军队秘密获取的：其中的黄金归于莫斯科，青铜器藏于圣彼得堡。如今，这些珍宝终已重见天日，但仍有一部分沉睡于特洛伊平原的泥土之下。随着俄罗斯以及希腊、土耳其等地——藏品的陆续展示，关于特洛伊的传说必将不断激起人们的想象力。

与此同时，特洛伊自身正在发生的景象，或许更为激动人心。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停顿之后，考古学界又对遗址进行重新的发掘，并已提供了新的证据，其足以证明：我们所称的特洛伊——希沙立克土丘——确是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所描述的、普里阿摩斯（Priam）和赫克托耳（Hector）[3]的传奇城邦之遗址。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们分别讲述了施里曼、威廉·德普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和卡尔·布雷根（Carl Blegen）三位考古学家及其发掘特洛伊遗址的故事。以上的每位考古学家都曾声称已为特洛伊战争之谜找到了答案，而实际上他们各自所发现的，只是遗址中不同层面上的不同战争。他们三人都未被公认为是已解答了特洛伊之谜的。1938年夏，最后一批发掘者——布雷根领导下的辛辛那提考古队——所挖掘的地沟已临近于希沙立克；但正如他们所承认的，他们还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施里曼的早期发掘对遗址所造成的破坏，另一部分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考古手段。恰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布雷根最后也不得不认为，遗址至此已经备受毁坏，若要从中获取更多的新证据实属难事。于是，布雷根的报告似乎一度成了特洛伊考古的最终结论。然而，又一场重大的发掘行动于1988年重新启动，考古人员对特洛伊城堡遗址及其下城进行了二十年的发掘；根据许多人的推测，下城区域在青铜器时代所形成的大型定居点很可能成为罗马帝国后期城市的基础。美国以及德国的奔驰汽车公司为这次发掘行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以由曼弗雷德·考夫曼（Manfred Korfmann）领军的德国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University）为核心所组成的国际考古团队，采用一整套现代技术手段对遗址进行了勘测与发掘，并构建了特洛伊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历史。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原先有关特洛伊的一些未解的问题终得解决，而我们在此所概括的一些结论也将是新的最后篇章。

那么，有关特洛伊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从何而言呢？概言之，我们将沿用本书最初版本中的相关论点：希沙立克土丘，即是古希腊诗人荷马所描述的、曾被“英雄时代”（Heroic Age）的希腊人围攻过的历史城邦遗址。青铜器时代的希沙立克，很可能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西部——与希腊隔海（爱琴海）相望的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邦国家的中心。从土耳其的青铜器时代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量书写在泥版上的外交公文，业已证实这种迹象。特洛伊可能是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当时近东的主要势力之一——的一个附属国。公元前13世纪中期，特洛伊即是希腊人与赫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之起因。而且我认为，卡尔·布雷根有关特洛伊战争所发生时间的认定也有不妥之处，特洛伊毁灭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13世纪早期（可能在公元前1275—前1260年间）。因为当时的迈锡尼（Mycenae）希腊人世界正处于巅峰时期，而赫梯人也极力企图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维持其一种松散的君主霸权地位。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历史上特洛伊战争所发生的真实背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赫梯帝国的外交文档——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外交文档显示了赫梯帝国与爱琴海世界一个强悍的“伟大国王”之间的关系。这个国王即是希腊本土的霸主，也就是传说中的阿伽门农（Agamemnon）。简言之，荷马故事中的基本描述——有关位于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4]之畔的城邦、希腊人的远征以及所发生的战争等——是完全真实的。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我仍可以说，本书初版中的一些推断尚未被新的发现所推翻；而事实上，即便是随着新发现的日渐增多，这些推论也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当时，荷马史诗与公元前13世纪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关联性，这样的观点为许多学者所难以接受；而广为流行的看法则是特洛伊战争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不管怎么说，也与真实历史互不相干。当本书的初版面世时，还曾有幸得到对特洛伊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前辈、已故的摩西·芬利（Moses Finley）爵士的大力批评。而在另一方面，唐纳德·伊斯顿（Donald Easton）先生也曾在《古代》（Antiquity）期刊上就书中的论点展开过探讨，并得出了有利于书中论点的结论。自此以后，考古学、外交文档、语言学等方面的新发现，也进一步地证明了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历史背景，因为这些新发现已为我们提供了众多有关达达尼尔海峡之畔的城邦——此地仍是整个安纳托利亚西部最为引人关注的史前遗址——的重要而翔实的依据。由施里曼所肇始的对于希沙立克的发掘活动，距今已经历时135年，有关特洛伊传说的历史基础仿佛也逐渐了然于人们的眼前。

在新版的《追寻特洛伊》中，我增加了最后的一个章节，用以概述在特洛伊以及周边地带，尤其是对希沙立克遗址不间断的重新发掘的最新发现。我还在书的末尾处增添了新的参考文献目录。我十分感谢伊丽莎白·弗兰卡（Elizabeth French）博士对我所提出的询问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并允许我发表卡尔·布雷根写给她父亲艾伦·沃斯（Alan Wace）的书信——引用在第119—120页。我还要感谢曼弗雷德·考夫曼教授，他在比斯克山丘（Besik Tepe）和特洛伊遗址的新发现为本书带来了一些新的细节资料，得以修正原书中的一些内容。

迈克尔·伍德

[1]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年1月6日至1890年12月26日），为德国传奇考古学家。出于一个童年的梦想，他放弃了商业生涯，执著地投身于考古事业，使得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现天日。此外，他还是个语言天才，据说会十多种语言。（本书注释全部为译者所加）

[2]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入，盟军的战略轰炸机群对德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故希特勒下令在柏林、汉堡、维也纳等多地建造了具有防空功能的要塞炮塔，其中柏林动物园中的第一座高射炮塔最为有名。为了躲避空袭，柏林14座博物馆里的重要藏品都被保存到高射炮塔中，其中包括特洛伊战争时期的财宝、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王妃胸像、德皇威廉二世收藏的世界各国硬币等。

[3] 赫克托耳（Hector），为普里阿摩斯（Priamus）的儿子，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Paris）的哥哥。他是特洛伊第一勇士，被称为“特洛伊的城墙”。最后，在与阿喀琉斯（Achilles）决斗中，死在对方手里。

[4]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位于土耳其西北部，处在巴尔干半岛东南端与小亚细亚半岛西北端之间，为沟通地中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水道，欧、亚两洲分界线之一段。

致谢

令人尊敬的雅各布·布莱恩特（Jacob Bryant）说：“要是早知道探寻特洛伊会是如此一无所获的话，我宁愿去寻找乌托邦或鲁宾逊·克鲁索的加勒比岛及其小屋。”（1799年）在他看来，特洛伊根本不存在。要说我在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奥德赛”的过程中有何收获的话，那么，它基本上应归功于许多学者和友人的真知灼见为我所带来的裨益。

首先，我应该感谢电影界的朋友们，他们为了拍摄关于特洛伊的系列纪录片，需要我写出此书作为其影片的脚本：比尔·朗斯（Bill Lyons）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特洛伊人的毅力制作与导演了该纪录片；安妮特·斯汀希尔（Annette Steinhilber）始终是整个拍摄过程中的中坚力量；理查德·加尼克莱夫特（Richard Ganniclifft）、丹尼斯·卡特莱特（Dennis Cartwright）和艾伦·帕克（Alan Parker）总是给大家带来可靠的支持和愉快的心情；科林·亚当斯（Colin Adams）作为影片的执行制片人，在此系列纪录片的制作与剪辑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我还要感谢戴维·杰克逊（David Jachson）、格雷汉姆·维伟斯（Graham Veevers）、特瑞·巴特利特（Terry Bartlett），帕特·哈格蒂（Pat Haggerty）和罗伊·牛顿（Roy Newton），他们出色的剪辑技术为影片添彩不少。影片在土耳其的拍摄过程中，摩尔多（Mordo）和沙文·博克（Sevim Berker）总是那么地任劳任怨与殷勤好客。在希腊拍摄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感激玛利亚·可马里诺鲍威尔（Maria Koumarianou-Powell）。希拉·艾博勒嫚（Sheila Ableman）对我的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勘校，薇芙·波莱尔勒（Viv Brenrley）将我潦草的手稿加以精确的梳理，对她们深表谢意。

我所要感谢的、从事于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很多，如乔治·赫胥黎（George Huxley）教授、凯文·奥诺兰（Kevin O'Nolan）教授、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教授、伦纳德·帕尔默（Leonard Palmer）教授、奥利弗·格尼（Oliver Gurney）教授、彼得·沃伦（Peter Warren）教授、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教授、詹姆斯·霍克（James Hooker）教授和摩西·芬利爵士，奥利弗·狄更斯（Oliver Dickens）博士、克里斯·米（Chris Mee）博士、默文·波帕姆（Mervyn Popham）博士、南希·桑德斯（Nancy Sandars）博士、戴维·霍金斯（David Hawkins）博士、约翰·拉森比（John Lazenby）博士、吉姆·麦奎因（Jim McQueen）博士、约翰·克伦（John Killen）博士、利维亚·摩根（Livia Morgan）博士、布莱恩·海恩斯沃斯（Brian Hainsworth）博士、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博士、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ur）勋爵和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爵士等，他们所有人都曾不吝时间，诚恳地与我探讨有关的观点和见解。我尤其要感谢杰弗里·柯克（Geoffrey Kirk）教授、R.H.克罗斯兰德（R.H.Crossland）教授和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博士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建议，以及约翰·宾特里夫（John Bintliff）博士、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rt）博士、唐纳德·特雷尔（Donald Traill）博士和汉斯·格特博克（Hans Guterbock）教授允许我使用他们所尚未发表的材料。感谢热心的莱斯利·菲顿（Lesley Fitton），为我在大英博物馆中查阅卡尔弗特（Calvert）和施里曼的信件所提供的便利。感谢肯恩·柯钦（Ken kitchen）博士，为我所提供的许多难得的资料以及热情的鼓励。感谢唐纳德·伊斯顿，毫无保留地与我讨论特洛伊问题——基于他对施里曼的笔记所做的研究成果，并允许我采用他所正要发表的资料：所有的爱好者都在急切地期盼着他的著述的问世。感谢詹姆斯·凯迪（James Candy），让我分享他关于亚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的回忆录。感谢桑迪·麦克格雷富瑞（Sandy McGilivry）、辛克莱·霍德（Sinclair Hood）和威廉姆·泰勒（William Taylor），让我在克诺索斯（Knossos）这处神奇遗址的一家“小酒馆”里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们在那里探讨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感谢凯瑟琳·可玛丽安诺（Catherine Koumarianou）教授、C.杜马斯（C.Doumas）教授、斯皮罗·杰克乌德斯（Spiro Jacovides）教授、J.萨克雷瑞克斯（J.Sakellerakis）博士和亚历山德拉·卡雷索（Alexandra Karetsou）博士，在希腊所给予我的极大帮助。感谢乔治·米洛纳斯（George Mylonas）教授，让我在迈锡尼所度过的难以忘怀的一天。十分感谢雅典和伊斯坦布尔的德语学校所给予我的热心帮助，对梯林斯的克劳斯·克里恩（Klaus Kilian）尤表谢意，因为他为我付出了大量时间并提供了资料。在雅典，杰罗姆·斯普林（Jerome Sperling）与我分享了他对辛辛那提考古队发掘经过的令人兴奋的回忆，在此表示感谢。在土耳其，艾克林·阿库尔加（Ekrem Akurgal）教授、T.奥斯库克（T.Osgüc）教授、塞达特·艾普（Sedat Alp）博士、特洛伊遗址的负责人穆斯塔法·贡茨·舍维奇（Mustafa Gözen Sevinç）和土耳其历史学会为我提供了帮助，卡尔斯（Kars）公共场所的吟游诗人们为我演示了故事歌手的古老传统，在此深表谢意。在欧洲的西部，通过谢默斯·奥·凯森（Seamus O Cathoin）的引介，约翰·亨利（John Henry）和爱尔兰西北部梅奥郡（Mayo）的克尔加利根人（Kilgalligan），让我领略了不列颠群岛这一仅存的传统，在此一并感谢。最后，我要感谢约翰·鲁斯（John Luce）教授，赐读了我的文稿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感谢伊丽莎白·弗兰卡（Elizabeth French）博士，她苦于作为我的近邻，对我不时的寻访表现出了极大的耐性用她的玩笑话来说，我无论怎么感激她都不为过。然而，我在此尤为需要申明的是：对以上的专家学者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对本书中所可能出现的谬误之处承担任何的责任。针对这样一个颇具异议的领域，作为一部综合性的著述，本书不大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相关的理论见解，正如妙语所言历史学家靠歧义性而生，新闻记者靠确定性而活！至少，我希望一个世纪之前的格莱斯顿（Gladstone）在研究荷马时所说的话，至今对我们依然是情真意切的“对于伟大的世界经典及其真实结果的探究，我们已经不遗余力了。与其以千言万语去描述流水或泥沙，不如用只言片语来书写岩石。”（《荷马研究》）

序言

在漫长的岁月里，伊利昂（Ilium）[1]之于外部世界，就如现在的耶路撒冷之于基督徒，因饱受战争和苦难的传闻以及所笼罩着的远古庄严气氛，使其成为一个吸引朝圣者的“神圣”之城。假如不算是在滥用语言的话，我们不妨说，从这个小山岗发出的呻吟，倾诉着三千年之前的整个古老世界的故事，回响缭绕至今。

——查尔斯·玛格罗兰（Charles Maclaren），《特洛伊平原的叙述》（1863年）

跨越“水流湍急的赫勒斯庞特海峡（Hellespont）”[2]的汽车渡轮，自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3]出发，走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前往对岸的恰纳卡莱小城（Çanakkale）。达达尼尔海峡浪涛汹涌翻滚，波浪如绿宝石般熠熠闪光，拍岸的波峰在疾风中喷溅起诱人的水沫。峡口宽不过1英里，波斯王薛西斯一世（Xerxes）曾在此架过浮桥，英国浪漫诗人拜伦曾在此游泳横渡。加里波利半岛以及一场历历在目的惨烈战争的记忆，在我们的身后渐渐远去；抬头前望，进入眼帘的已是亚洲的海岸和恰纳卡莱的清真寺尖塔。自史前以来，此处一直都是军队、商人或移民两岸穿越的航道，也就是通往特洛伊之路。

特洛伊之路！对于世上芸芸众生来说，像特洛伊这样令人情满胸臆的地名能有几何？在人类所讲述的和有史所记载的全部故事中，还有哪里比它更闻名遐迩？

穿过恰纳卡莱小城那些由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沿着海岸，有一条向南伸展的现代柏油路，引领我们经过古老的达耳达诺斯（Dardanos）遗址——现在只是一座散落着些许历史残迹的不起眼的山坡。沿路的右边，松树垂岸，左边是一些低矮的山坡。远处可见或上行至黑海或下行入地中海的船只——一艘希腊货船和一艘俄罗斯巡洋舰正在悠然游走；一群群捕捞马鲛鱼和金枪鱼的小型渔船一如青铜器时代的捕鱼方式那样正在海面上繁忙作业。车子大约行驶了10来英里的路程之后，经由埃伦考小城（Erenköy）进入一片四处可见棉花、向日葵、大鳞栎、小麦的肥沃平原；在河岸、堤边，生长着成行的白杨和柳树，牛群在其间自得觅草。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在此经过的、驮负着烟草等商品的骆驼队——还是远古的方式，在编织华丽的鞍褥上，用绳索捆绑着储物罐来装运货物。这里是杜姆瑞克苏河（Dumrek Su）——古老的西摩伊斯河（Simois）的河谷地带。向眼前的右角望去，是一条树木繁茂的长长山脊，离平原地面约有百来英尺高。上山的路径较为陡峭，山顶上立有一个路标指向右方：“特洛瓦”（Truva）——特洛伊。

转入一条狭窄的乡间小道，沿着山脊向西行走，就会看见大海。再向左走，路过一个岔路口之后，就到了一个名为赛普莱克（Çiplak）的村庄：村中的小路错杂、泥泞，安纳托利亚式的木质悬臂房子外观灰泥斑驳、编条破落；路边的鹅群嘎嘎乱叫；一个小男孩正用细长的藤条将自家的牛赶入围栏。这里曾是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0年着手发掘遗址时所最早居住的地方。这里也曾是“凶猛的”土耳其人生活的一个村庄，可能是15世纪或16世纪所创建的一个定居点，当时新伊利昂（New Ilium）邻近的地方已经人迹稀少。据旅行家们于1816年的记述，这个村庄是在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实，施里曼也已说过，他在1873年的发掘中发现了用石头建造的新清真寺和尖塔。继续驱车前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名为特弗费克伊（Tevfikiye）的村庄，村中有纪念品商店和伪造的“施里曼房子”；这个村庄完全是在施里曼挖掘之后的残迹上建立起来的。特弗费克伊西面的庄稼地里，散落着石块以及红白脉纹的大理石碎片。这一高地即是新伊利昂，存在于公元前700—前500年间的古代城市遗址。人们相信，这个地方就是毁于特洛伊战争的城邦遗址。狂风吹拂着遗址周边的橡树，卷起飞扬的尘土。穿过树林，我们可以看见一头昂然屹立的木马，造此木马的目的是为了让观光客们在“厉害的阿尔戈斯（Argos）[4]野兽”——“前来舔吸王子们的鲜血”的希腊英雄们从其腹中蜂拥而出——前拍照留影之用。这里刮的是什么风啊，如此寒冷而凄厉？（荷马不是说过吗？特洛伊的“风力很大”。）

走过遗址展览馆周围的林间空地，我们来到一个陈列着瓮瓮罐罐和雕像基座的整洁小花园，雕像基座上用漂亮的古希腊大写字母铭刻着破损的语句，仿佛给人以一种古代世界浑然一体的感觉：“墨勒阿革洛斯（Meleager）[5]向伊利昂的市议会以及人民致敬……以其对庙宇的崇敬之心和对你们城市的友好之情……”（文明的定义是“一种城市的生活”，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6]曾写道：“若要我勾画出一种关于人类生存的真实图景，我却会为你描绘出一幅一座伟大城市遭受洗劫的画面。”）

穿过一片树林，我们即来到了遗址的所在地——被称为希沙立克的山丘。此时，我们蓦然发现，自己仿佛站到了高原的边缘。山丘的北面和西面由极为峻峭的坡面陡然倾斜到绿意盎然的平原；所以，这座城市伫立于一个高地之上，即便不像荷马所描述的那样“高悬入云”，但至少也是在一马平川中突兀而起。站在遗址高地向西南望去，透过位于海岸边的西革翁（Sigeum）山脊，我们可以看见忒涅多斯岛（Tenedos）[7]明显驼起的背影；根据荷马的描写，在围攻特洛伊的十年当中，希腊人在忒涅多斯岛建有一个大本营。如果气候晴朗、天空透明的话（这种天气并不常见），朝西北望去人们可以看到爱琴海以及远处的一座看起来像海岬的岛屿：这就是伊姆罗得岛（Imbros）。在能见度特别好的情况下，透过伊姆罗得岛的顶端，人们还可以窥见位于50英里开外的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上那座被称为芬格瑞（Fengari）的大山的壮丽景象。“色雷斯人的萨摩斯岛，其顶部树林茂密。”荷马说，海神波塞冬就是在这座芬格瑞山头注视着特洛伊战争的。1810年，旅行家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对这一壮丽场景做过如下的描述：

……神来之笔也难以描写这一奇观：萨摩斯岛以其宏伟的身姿伫立于浩瀚的大海之中，其轻盈的山峰在无云的天空中熠熠生辉；尽管距离遥远，但其雄伟气势仿佛可以压垮整个特洛伊。萨摩斯岛可能是在一场地震中突兀而起的。

今天被称为特洛伊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假如你期待它会是一片广袤之地，并拥有“伊利昂的无极塔”、中世纪的城堡或希腊的巨石城墙等，那么，你将会大失所望。这是一块只有长约200码、宽约150码的狭小地方，也就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院落（St paul's Churchyard）或尤斯顿火车站广场（Euston Station concourse）那样的大小。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精心修建的城墙，其背后则是一片杂草丛生、沟壑错乱、碎石遍地、迷宫一般的陈年废墟。

人们所注意到的第一印象会是：废墟分为好几层，看上去并不是单一的特洛伊。由于难以区分特洛伊在不同阶段的特征，而且，遗留的残迹被搅和在了一起而无法辨认，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人们在此处看不到一幅清晰的图景。如今绝大部分遗址已遭毁坏：首先，当古代建设者们在山丘的不同层面上建造新的城市中心时，就要拆毁原有城市的许多内部建筑；其次，屡次的考古发掘必然又对遗址产生再度破坏。参观者们只能从那些参差不齐的石峰间，得出有关这一山丘的原始高度的大致印象。实际上，自1870年以来，发掘者们对此山体进行了多次的反复挖掘，包括海因里希·施里曼从1870—1890年的6次重大发掘活动；威廉·德普菲尔德在1893年和1894年的2次发掘活动；美国人卡尔·布雷根从1932—1938年的发掘活动。因此，如今只留下了这些错落的石峰，以及遗址南边一小块未受触动的区域——留待后人验证前辈的研究成果。

不过，至少从特洛伊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现在可能很难再想从中发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个世界上最为耀眼的考古侦探故事增光添彩了。在如我们当今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可用以准确识别土层的复杂结构和精确测定陶器样式的存在年代——诞生之前，施里曼所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更多的是由他对遗址所带来的破坏。

因此，我们如今对于特洛伊的认知，可以说是依赖于施里曼、德普菲尔德和布雷根在特洛伊所做的一切以及对其所做的解读。遗址四周插着编号为“特洛伊Ⅰ-Ⅸ”的9块黄漆标牌，用以标示此城所存在的9个主要阶段（从公元前3000年到罗马帝国衰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此地为分层的土丘（在近东十分平常，而在西方则极为罕见），每一层仿佛都在分别“诉说”着特定的历史故事。的确，这个遗址是如此意义重大，即便是不曾存在有关特洛伊的传说，它仍然可能会是地中海世界的重要遗址之一，因为它向我们讲述着有关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地区人类文明的连续与发展的历史。

我们首先不要忘了，特洛伊（假如在传说为之命名以前就已用此名）本身曾经只是一座皇家城堡——只有几十户人家及其侍从居住的家园；也就是说，它是一座坐落于小小山丘之上的皇家之城，城中居住着几百人抑或上千人。在其全盛时期，这座山丘的规模仍只相当于一座拥有城墙的宫殿。后来，它可能成为古代城市（新伊利昂）卫城；在罗马帝国时代，它属于行省的一个边缘小城。特洛伊从来没有进入一种快速发展的城市格局；据说，当地曾建造过可容纳6000名观众的剧场，一篇铭文（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则记述了一次3000人参与的全城公共筵席，这或许是当时人口数量较为精确的数据。这些情况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座遗址所存在过的、真实的城市规模的某种概念。

“特洛伊Ⅰ-Ⅸ”的9个主要阶段，还可以细分为47个居住时期。或由于人类的破坏（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城市命运往往如此），或由于地震的缘故，或由于人为的废弃，这些更迭的居住阶段或时期皆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重建所形成的——这种方式如今仍然践行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经过平整残骸，掩埋垃圾、食物和动物遗骨等杂物，并用新的土层覆盖废墟之后，幸存者或后继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建造起泥砖房，便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希沙立克这座山丘，就是处于如此这般的日积月累之中，以至于在山丘边上的一些地方积累了深达50英尺的碎片残骸层。相比之下，伦敦在其距今大约1900年的时间里所积累的、可供现代考古学家用以分辨一般历史发展以及标志性大事件——例如，公元61年布迪卡（Boudicca）[8]抗击罗马人入侵期间的伦敦大劫难，分别发生于764年、1077年和1666年的伦敦大火灾，以及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等等——的地层不过约为20英尺而已。

然而，像特洛伊这样的一座土丘，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典范：它是新的种族和文明消亡与诞生、毁灭与重建以及人类坚忍不拔适应力的见证。这并非是“最后的晚餐”或“赋格的艺术”语境中的“文明”，而是泥砖、骨钉和手工陶罐条件下的“文明”：人类即是处于一种持久而缓慢的提升（如果可能的话）进程之中。

如今，游客们在平地上即可徜徉于与希腊的迈锡尼同时代的城墙之上——此城墙是由德普菲尔德于1893—1894年间发掘出来的，在他看来，此地就是荷马所描写的、被外敌所摧毁的特洛伊。走过这段城墙之后，便是罗马时代的伊利昂（“特洛伊Ⅸ”）城墙和一座剧场，也就是最初的使徒们所知晓的城邦。从城门沿街而上，人们会经过“特洛伊Ⅶa”的棚屋基脚；人们在此仍然可以看到曾经的火灾所留下的印记，大火使这里生灵涂炭——在布雷根看来，荷马所描写的特洛伊，是由此遭受灭顶之灾的。在街道的尽头处，人们可以见到“特洛伊Ⅱ”（公元前2500年）的城墙，还可以站上一个斜坡——即施里曼于1873年发现备受争议的“海伦的珠宝”的地方；施里曼是在一大堆的火灾残骸底下找到这些财宝的，他也因此认为，是这场大火导致了特洛伊的毁灭。所以说，在不过几分钟的徒步之间，我们已从迈锡尼列王的时代穿越到耶稣的时代、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再到大金字塔的建成时代：别样的特洛伊，别样的时空。

施里曼挖开了荒凉而陡峭的北边山丘，城墙的残垣断壁悬挂于山丘的尽头，游客们伫立在挖掘时留下的巨大壕沟里，很难想像史诗故事竟会由此跃然于心。难道眼下所见的情景，果真会是古代诗人的咏唱之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正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阿伽门农》中所说的，它应该是一座由“宙斯的鹤嘴锄所挖掘”的、被一场“末日旋风”所吞噬的的城邦，是一座“由地面归为尘土”的城市。

然而，特洛伊这个地方留给后人的记忆，远比其物质存在的最后痕迹要久远。若从其平淡无奇的表面迹象来看，它只是地中海沿岸的一座普通小城——生灭于石器时代与现代之间的成千上万个人类社会中心之一：它固然只是一座城市而已，但它却成为了“所有”城市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在我们称之为印欧语系民族的文字和记忆中，它或许是所有的城市中最为不同寻常的一个。其缘由归因于一个伟大的传奇：关于特洛伊所遭受的围攻与毁灭、英雄们（包括赫克托耳、阿喀琉斯［Achilles］[9]以及亚该亚希腊人［the Achaian Greeks］[10]等）的死亡的故事，而这一切皆因美貌绝伦的海伦而起，因为“其容貌可抵船只千艘”。这一传奇故事，已然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基石。从荷马到维吉尔、乔叟、莎士比亚、柏辽兹、叶芝等等，对他们来说，这一传奇故事已是一个隐喻。特洛伊木马、阿喀琉斯之踵和奥德赛等词语，也已是许多语言表述中的修辞格，比如，当赞许某人“工作勤勉”时，人们仍然会用“Working like a Trojan”（像特洛伊人那样工作）。从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到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这一传奇中的特洛伊，俨然成为政治和种族之争的一个标本，也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所深信的“欧洲与亚洲之间相互憎恨”之根源。这一故事如此地耳熟能详，以至于在被纳粹占领的巴黎，法国剧作家们曾以此来规避审查制度，传递他们的信息。同样，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克（Hermann Broch）在1942年流放期间曾断言，希特勒不可能是阿喀琉斯，“纳粹党人欲成为亚该亚人简直是在做白日梦，他们正在摧毁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一普遍性的主题，自然而然地吸引着好莱坞的制片商们制作出了《尤利西斯》和《特洛伊的海伦》等史诗电影；同时，在《星空奇遇记》（Star Trek）和《神秘博士》（Dr Who）等充满幽默讽刺的科幻电视剧中，也采用了与特洛伊故事相关的内容。

因此，正如莎士比亚所言，“特洛伊是永不消逝的舞台场景”。这一题材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有关阿喀琉斯、赫克托耳、海伦等的传说，三千多年来，已引领着无数的朝圣者涌向特洛德（Troad）——特洛伊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拜伦勋爵，多少人曾经伫立于这片土地上，凝思着英雄们的壮举。但是，特洛伊战争果真发生过吗？若曾发生过，那么特洛伊该在何处？我们今天称之为特洛伊的地方，难道真的就是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地吗？荷马所谓的亚该亚人和特洛伊人会是谁，他们为何又要相互发动战争？特洛伊的海伦真实存在吗？到底有没有出现过木马这回事？还有，这处遗址为何会成为人们长久以来孜孜以求之地？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地迷恋这个故事？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等人又因何而得出各自的结论？（对特洛伊的探求，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状况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本书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最后的解答，而仅算是一种尽心尽力的探索。实际上，假如存在任何的答案的话，那么在我看来，全部的故事更像是一个神话，而不是一种缜密的历史调查。不过我深信，这种探索本身则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并且，即使寻找最终的答案会是长途漫漫，但犹如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在其诗篇《伊萨卡岛》（Ithaca）中所说的那样，它仍然“充满了惊险和教诲”。无论如何，我希望本书将为读者带来激动人心的故事。

[1] 伊利昂（Ilium），为古代特洛伊城的拉丁名文。

[2] 赫勒斯庞特海峡（Hellespont），为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

[3] 加里波利（Gallipoli），为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西侧的半岛，以宽5公里的布莱尔地峡与大陆相接。

[4] 阿尔戈斯（Argos），为希腊东南一古城。

[5] 墨勒阿革洛斯（Meleager），在希腊神话中，为卡莱敦国王俄纽斯和阿尔泰亚王后之子，阿尔戈斯诸英雄之一，斩除了卡莱敦的野猪怪。

[6] 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为古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他受斯多葛哲学影响，精于修辞和哲学，并曾担任过著名暴君尼禄的老师。他主张人们用内心的宁静来克服生活中的痛苦，宣传同情，仁爱。他一生共写过9部悲剧和1部讽刺剧，多半取材自希腊悲剧。其作品风格崇高严肃，夹杂大量的道德说教，使得其笔下的对话和人物都缺乏真实感。其代表作是悲剧《特洛伊妇女》。塞涅卡晚年因参加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暴政而被尼禄赐死。

[7] 忒涅多斯岛（Tenedos），为爱琴海岛屿，属上耳其。

[8] 布迪卡（Boudicca），为起兵抗击罗马人入侵英格兰的著名领袖，她是当时的爱西尼人的女王，这个部落位于今天的英格兰东部。

[9] 阿喀琉斯（Achilles），是希腊神话中希腊联军的英雄，被称为希腊第一勇士。小的时候其父母将他在冥河的水中浸泡过，全身上下刀枪不入，只有他的脚跟被其母抓着没有浸到河水，成为他身体上的唯一弱点。后来，太阳神阿波罗就是利用他的这个弱点，用暗箭射杀了他。

[10] 亚该亚希腊人（the Achaian Greeks），即古代的希腊人。

第一章　寻找特洛伊

特洛伊是真实而闻名的，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却了无痕迹：就连可聊以佐证其存在过的一块石头也不曾找到。这种几乎毫无结果的长久寻觅，甚至可以追溯到斯特拉博（Strabo）[1]的年代：卢坎（Lucan）[2]曾提到，恺撒大帝时代对于它的寻找近乎徒劳无获；他对这一名城的命运不无悲哀，认为特洛伊的遗迹皆已荡然无存。

——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论荷马的先天秉赋》（1769年）

1.荷马的故事

当谈及特洛伊传说时，我们自然要从荷马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说起。不过，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一点是，荷马在他的创作中吸纳了大量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事实上，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只是特洛伊战争的一个片段，其时间发生于战争的第十个年头中的几周之内。古代时期曾出现过繁多的史诗（现或已佚失、或残缺不全），都有涉及特洛伊战争的某些情节，而这些情节却为早期的荷马诗歌所忽略；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史诗，如《卡普利亚》（Kypria）和《伊利奥斯之沦陷》（Sack of Ilios）等。很显然，这些诗篇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持久的影响力。它们成型于荷马之后不久：假如荷马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参见第四章），那么，他的后继者可能创作于公元前700年前后或稍后于此——到那时，书面语言在希腊已开始被广为使用。这些后继者可能会采用书面文字写下他们的史诗，但从残存的片段来看，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他们也像荷马一样，大量地采用了长期以来的口述传说。

依据希腊传说，特洛伊坐落于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就其在故事中的大体位置而言，一直以来几无争议。达达尼尔海峡、伊姆罗得岛、萨莫色雷斯岛和小忒涅多斯岛（Little Tenedos）诸岛、东南面的艾达山（Mount Ida）、周围的平原地带以及流经艾达山麓的斯卡曼德河等地形学上的地标，是为大家所熟识的，也是很容易定位的。这里有一个古老的城市，其居民在史前时期被叫做特拉尼亚人（Teucrians）或达达尼亚人（Dardanians），后来又被称为特洛伊人或伊利昂人；有人认为，它是因传说中的两位英雄特洛斯（Tros）与其叔叔伊洛斯（Ilus）的名字而得名的；但也有人认为，最初的特洛伊与伊利奥斯（Ilios）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而事实上，关于荷马为何坚持使用这两个名字来称呼特洛伊，从来无人对其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伊洛斯为拉俄墨冬（Laomedon）的父亲，拉俄墨冬是特洛伊传说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因为他就是传说中所提到的特洛伊巨大城墙的建造者。传说，他曾得到过阿波罗和波塞冬的帮助，但又由于他企图骗取神的奖赏，从而导致了特洛伊的首次灾难。这种关于特洛伊初期劫难的说法，听起来不免令人诧异，而希腊传说就是坚持此说。不管前情如何，我们在此只是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kles）[3]曾帮助过拉俄墨冬摧毁了波塞冬派来的海怪，而拉俄墨冬却又不愿意交出那些本该属于大力神的雪白神马。于是，赫拉克勒斯在伯罗奔尼撒招募了一支小型军队——据荷马的说法，仅有六艘船只——向特洛德方向进发，对这个城邦发动了攻击。西面城墙的薄弱环节遂被打开，城邦终告沦陷；拉俄墨冬及其儿子被杀；唯独其最小的儿子波达尔克斯（Podarces）幸存下来，因为只有他坚持认为赫拉克勒斯该是奖赏的正当获得者。波达尔克斯被释放后，易名为普里阿摩斯（Priam），即“救赎”之意：确是一个宿命的名字。赫拉克勒斯立年轻的普里阿摩斯为王，特洛伊在原来的城墙之内得以修复。

普里阿摩斯的成功统治跨越了三代，在漫长的时间里，又使特洛伊恢复到曾经的辉煌。他生育了五十个儿子和十二个女儿，其长子即是伟大的勇士赫克托耳；次子为帕里斯（Paris）——其另一个名字叫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他是日后特洛伊的命运发生改变之关键人物。

在古人看来，特洛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在荷马时代的史诗中，许多迹象表明，传说中的特洛伊看起来像是处于普里阿摩斯统治下的鼎盛时期。荷马史诗中的描述，许多是属于常用性的表述，不必对其过于当真，不过，其中的一些叙述还是值得留意的。荷马所谓的特洛伊“城墙耸立”，是一座带有“高大城门”和“坚固城堡”的“辽阔城邦”，并拥有宽敞的街道。除了“风力很大”之外，其他如“神圣的”、“庄严的”、“陡峭的”、“险峻的”、“可爱的”等描述，仅适用于伊利奥斯。像特洛伊一样，伊利奥斯的“建筑精良”，同时也有“好马”——事实上，荷马屡次称特洛伊人为“驯马师”，并“拥有良驹”（荷马是唯一一个如此称呼特洛伊人的人，或许是因为传说特洛伊人具有饲养马匹的特点）。就城市的布局而言，荷马把特洛伊描述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拥有壮观而坚固的城墙，疆土广阔足以容纳庞大人口的城邦。卫城顶端坐落着普里阿摩斯的宫殿，其中包括城邦议事大厅、一个皇室正殿、五十个王子的大理石内庭、赫克托耳和帕里斯的皇家大堂等。按照荷马的说法，城里有一个可供人们聚首的集会，山上有一座雅典娜庙，城内还有一座阿波罗庙——帕里斯的“别迦摩”（Pergamos）。这座城池看起来至少有四个城门，其中包括“悉安门”（the Scaean gate）和“达达尼亚门”；在其中一个城门旁边，坐落着一座“宏伟的伊利奥斯塔楼”。当然，对于这样的描述，我们不可信以为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显然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市、一种幻想出来的世界，因为后来所发掘到的遗迹，与荷马所描述的情况并无多大关联——但不论如何，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荷马所想像出来的这座城邦，其规模远大于后来在伊利昂的伊奥利亚人（Aeolian）殖民地的面积（约为200码见方）；即便是8世纪位于士麦那（Smyrna）的爱奥尼亚人（Ionia）的城市，其长和宽也分别只有300码和150码。很显然，荷马心目中的特洛伊是一座拥有数千人口的颇具规模的卫城。这就是传说所发生时代的特洛伊大城。

在普里阿摩斯的晚年时期，希腊本土最强大的国王是迈锡尼的阿伽门农。在当时，希腊居民不称自己为希腊人或古希腊人（Hellenes），而是亚该亚人（Achaians）、达南人（Danaans）或阿尔戈斯人（Argives）。阿伽门农的家族阿特雷狄王族（the Atreids）来自于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Lydia）；他们通过联姻关系进入了迈锡尼的英仙座王朝（the Perseid dynasty），而且，控制了阿尔戈利斯地区（Argolid）以及梯林斯（Tiryns）和美狄亚（Midea）的要塞。尤其利用着皇室联姻的有利条件，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到整个希腊南部。阿伽门农本人娶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Tyndareus）的女儿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为妻；她的妹妹即是世上绝伦无比的美女——海伦。当海伦逐渐出落成为一个美人时，希腊所有的王子无不渴望将其拥入怀中，但她最终委身于希腊最富有的、最中意的单身汉——阿伽门农的弟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于是，墨涅拉俄斯成了拉科尼亚（Lakonia）的国王。至此，这两位迈锡尼兄弟在希腊南部的势力变得无可匹敌。

至于特洛伊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传说与荷马之间的说法各不相同。一个著名的神话故事是这样描述的：厄里斯（Eris），即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在珀琉斯（Peleus）[4]与忒提斯（Thetis）[5]的婚宴上，惹是生非地扔下了一个写有“献给最美丽的人”字样的金苹果，众神之王宙斯无法在接着发生于王后赫拉（Hera）、智慧女神雅典娜（Atena）与爱和美之女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之间的争端中亲自做出裁决。于是，女神们来到特洛伊的艾达山，由那里的帕里斯——普里阿摩斯的英俊儿子——作为仲裁者。赫拉许诺赐予帕里斯整个亚细亚王者的地位以及无以计数的财富，雅典娜许诺赐予他战争中的胜利以及超过其他任何男人的智慧，阿芙罗狄蒂则许诺赐予他世上最美的女人——斯巴达的海伦。当然，男人毕竟是男人，故事毕竟是故事，帕里斯最终将金苹果赠予了阿芙罗狄蒂。

而荷马并未采用“帕里斯的评判”这一很久之后才出现的艺术主题，他的故事很简单，也很现实。帕里斯拜访了斯巴达拉科尼亚王墨涅拉俄斯，并在阿米克莱（Amyklai）富丽堂皇的王宫中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庆祝活动进行到第十天，墨涅拉俄斯必须离开王宫前往克里特岛，去会见克诺索斯王伊多梅纽斯（Idomeneus）。由于阿芙罗狄蒂女神已有许诺，海伦便随帕里斯私奔了。他们在吉森（Githeon）附近的克拉尼亚小岛（Kranai）上，彼此相拥着度过了第一个夜晚。随后，他们坐船前往特洛伊。在我们的脑海里，或许还有关于这一传说的其他版本。有人说，帕里斯是以武力的方式强行掳走了海伦，特洛伊人确实也曾对拉科尼亚发动过突袭，抢走了那里的财宝和女人；事实上，荷马也认可，海伦出走时带走了宫中的宝藏。另有人说，他们还带走其他的皇室女子和奴隶，而且，帕里斯在返回特洛伊之前，还抢劫过爱琴海一带的其他地方。

当在克里特岛的墨涅拉俄斯获悉这一坏消息后，便火速赶回迈锡尼，并请求其兄阿伽门农带领军队讨伐特洛伊。国王阿伽门农同意对特洛伊采取报复行动。他先是派遣使者前往特洛伊，要求其归还海伦，以及做出应有的赔偿。但当使者空手而返时，墨涅拉俄斯伙同盟友皮洛斯（Pylos）的老国王涅斯托耳（Nestor）游说希腊诸国，呼吁各自为政的希腊诸国国王能与他们结盟，共同远征。于是，亚该亚希腊人联军集结于奥利斯（Aulis）——位于埃维厄岛（Euboea）与希腊本土之间的海峡中的一个隐蔽港湾，“各路潮汐在此汇聚”（就像他们一样）。在故事中，阿喀琉斯、奥德赛和埃阿斯（Ajax）[6]虽然都在联军的伟大英雄之列，但他们国家的力量乃是微不足道的：最大的军力来自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皮洛斯、斯巴达、梯林斯和迈锡尼）和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保留了一份由164个陌生地方组成的古代希腊地名目录；据说，这是一份派遣军队远征特洛伊的地方名录。由于阿伽门农是整个希腊最为强大的国王，故被推举为联军统帅。

联军在奥利斯集结时，随军预言家观察到了天兆，预言特洛伊将在十年之内必亡（即从第一次集结算起）。于是，希腊军队起航向着小亚细亚进发。但是，希腊人把米西亚国（Mysia）的铁乌特拉尼亚（Teuthrania）——地处希腊的莱斯博斯岛（Lesbos）对岸——误以为是特洛伊的领土，对其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击。而在卡伊库斯（Caicus）河口平原地带的一次战役中，由米西亚国王忒勒福斯（Telephus）率领的军队将希腊入侵者击退到船上，造成了希腊军队一次“羞耻的撤退”：他们撤回希腊。希腊人的此次败退与第二次著名的奥利斯集结行动之间相隔多长的时间，传说并没有讲清楚——尽管有人认为其间相距了八年之久；不论如何，实际上传说并未讲明希腊军队在特洛伊的城墙之下花费了十年的光阴。

当希腊人再一次会师于奥利斯时，恰遇逆风而无法航行，他们不得不在饥饿中等待时机。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写道：“从斯特鲁马河（Strymon）刮来的风，耽搁了他们的起兵，士兵们忍受着饥饿，在令人厌恶的停泊处变得狂躁不安，滞留中的船只和缆绳慢慢腐烂……唯有阿尔戈斯的花朵依然开放。”此时，随军预言家卡尔克斯（Calchas）开始放言，说：阿伽门农已然冒犯了阿耳忒弥斯女神（Artemis）[7]，要使风向改变，除非他愿把最漂亮的女儿当作祭品来安抚女神，否则，军队将无法启程。尽管根据后来的传说，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ia，荷马称她为Iphianassa）最终得以逃脱，但依据早期的传说，伊菲革涅亚还是被将领们献祭给了女神。

于是，风力转向，船队终得起航。希腊人首先在莱斯博斯岛登陆，然后攻击了忒涅多斯岛（Tenedos）——其统治王朝与特洛伊关系紧密，而且在此可以望见特洛伊。在忒涅多斯岛，希腊军队极尽烧杀掠抢之能事。至此，希腊人终于可将船只停靠在位于亚洲海岸的两大岬角之间的一个海湾处，他们在此安营扎寨，并用黏土、木料和石块垒砌一道护墙，防卫着向陆的一侧。根据荷马的说法，希腊军队就是驻扎于此，度过了随后旷年的战争岁月。

另一方面，特洛伊人也拥有其坚强的盟友，他们来自于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等一些地方。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彼此交战胶着，但是胜负难分，除了使用青铜剑、盾牌、长矛以及青铜贴身盔甲的短兵相接之外，双方在战斗中还都采用了双轮战车。故事中的一些情节还表明：特洛伊可能不是希腊人的唯一攻击目标。例如，阿喀琉斯曾率部向南突袭，大规模地洗劫了大陆本土以及莱斯博斯岛、斯基罗斯岛（Skyros）、忒涅多斯岛等地的诸多城镇。根据荷马的说法，他不仅掠取了不少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许多“技能女子”；他将一些女子赠予阿伽门农，而把其中最漂亮的留给自己。埃阿斯也曾打劫过铁乌特拉尼亚，掠夺了那里的女人、牲畜和财宝，并把国王的女儿占为己有。

到了战争的第十个年头（即随军预言家所预示的特洛伊灭亡的那一年），希腊人停止袭击小亚细亚，转而集中军力攻打特洛伊；与此同时，特洛伊人也得到来自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面盟友的增援。在决战中，出现了特洛伊第一英雄赫克托耳与希腊最强悍勇士阿喀琉斯之间单打独斗的殊死场景（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这一悲壮场面有过专门的描写）。这一搏斗场景发生在阿喀琉斯的朋友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被赫克托耳杀死之后，阿喀琉斯为了报复，在火葬赫克托耳时，还搭上了十二个特洛伊贵族俘虏的性命作为祭品。战争虽然渐近尾声，但希腊人的艰辛历程并未告终，荷马如此写道：“亚该亚人仍然面临千百倍的痛苦，无数人还在赶往冥王府。”当特洛伊的盟友曼农（Memnon）[8]在“悉安门”一战中死于阿喀琉斯之手后，帕里斯设法给阿喀琉斯以毁灭性的打击——用箭射击其脚后跟，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致命弱点（这即是我们如今所说的“阿喀琉斯之踵”）。至此，最伟大的希腊英雄被化为了灰烬，阿喀琉斯的骨灰被埋葬于可以俯瞰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个海角上。对希腊人来说，更为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在是否有权继承阿喀琉斯的武器的激烈争辩中，埃阿斯被激怒后用银饰的宝剑自杀——此剑是赫克托耳为表敬意而赠送他的。就在此时，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整个事件的肇事者——被菲罗克忒忒斯（Philoktetes）杀死，但特洛伊人仍然拒绝交出海伦。于是，希腊人谋划出了一个偷袭的诡计：建造一匹巨大的木马来接近特洛伊城。武装人员隐藏于木马的空腹之中，其中包括来自于伊萨卡岛的奥德赛和墨涅拉俄斯本人。希腊人把木马作为献给雅典娜的祭品保留下来，而将他们的营地全部烧毁，并佯装离港出海放弃战斗。而守候在忒涅多斯岛的希腊军队时刻待命，只要见到火警信号，他们便会立即返回。

黎明时分，特洛伊人发现了木马以及烧毁的露营，到了晚上，他们遂把木马拖拉进城，饮宴作乐狂欢不已。就在特洛伊人忘乎所以地安然酣睡的时候，希腊人的船队正在悄悄地靠近海岸，等待着信号的命令。“正当午夜时分”，史诗《小伊利亚特》的一个片段写道，“一轮满月高悬天穹”。英雄们从木马中跃然而出，杀死了哨兵，打开了城门。希腊人蜂拥穿过街道，闯入房屋，见人便杀，欲将特洛伊的男性赶尽杀绝。他们攻进山顶上的皇宫，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9]在皇宫的门槛处杀死老普里阿摩斯——他的寿命自赫拉克勒斯洗劫特洛伊之后已延续了四代人，并亲眼目睹了所有儿子的死亡。得伊福玻斯（Deiphobos）——海伦在帕里斯死后转嫁给他——也被砍伐肢解而死。至于海伦本人，作为整个远征行动使命的人的命运又是如何呢？史诗《卡普利亚》的作者，米利都的埃克特努斯（Arktinos）在《伊利奥斯之沦陷》中是这样描写的：墨涅拉俄斯决意想要杀死海伦，但当他在苍茫夜色中面对她袒露的乳房，顿时被其美貌所征服，而收起了他的战剑。所有特洛伊英雄的儿子均遭杀戮（赫克托耳的小儿子阿斯堤阿那克斯［Astyanax］，被从城墙上扔下而死）；妇女们沦为奴隶被带回到希腊，或成为征服者的姘妇，为他们带来床第之乐，或织布、汲水，劳作于斯巴达宫外的泉边。

继大屠杀之后，阿伽门农的军队恣意掠夺了特洛伊的财富，烧毁了特洛伊的房屋，拆除了特洛伊的城墙，“天空中弥漫着死亡的灰烬”——埃斯库罗斯如此写道。作为最后的一幕，普里阿摩斯的女儿波吕克赛娜（Polyxena）被当作祭品，祭奠于阿喀琉斯的墓前。普里阿摩斯王族从此灭绝。在胜利者的头领们之间瓜分完战利品、分配好女人之后，希腊人扬长离开了特洛德地区。在许多故事（尤其是《奥德赛》）中，对于他们所得到的各种回报均有描写。事实上，通过暴虐手段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亵渎特洛伊神灵的行为，只会给胜利者带来更多的痛苦报应。猛烈的暴风雨冲散了希腊人的队伍；从我们的资料来源来看，他们从此迷失了路向，浪迹于爱琴海、克里特岛、埃及和其他地方。比如，像墨涅拉俄斯和奥德赛等人，花了漫长的十年时间才找到他们回家的路；如次将摩普索斯（Mopsus）等人，漂泊到了安纳托利亚，此后便在当地落脚生根；一些人成为海盗，在地中海沿岸靠着劫人越货的勾当营生；而另一些人，如阿伽门农本人，则回到那充满宫廷政变与暗杀的政治漩涡之中。阿伽门农终被其妻伙同来自于家族另一系的一位对手所谋杀；菲罗克忒忒斯则被叛军逐出了塞萨利（Thessaly）；唯有贤明的涅斯托耳，可算是“黄金时代”最后一个善终的长寿者。

伴随着特洛伊战争而来的是“英雄世界”的灰飞烟灭。根据希腊的历史传说，延续了一两代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认为是八十年——的战争局面，导致了“英雄时代”的崩溃；随后的派系倾轧，又迫使英雄们大规模地迁徙，像狄俄墨得斯（Diomedes）、菲罗克忒忒斯和伊多墨纽斯等人，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安纳托利亚西部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最后，讲希腊语的农民多里安人（the Dorians）从北部大量地涌入希腊，他们的到来标志着阿伽门农世界的寿终正寝。随后而来的是所谓的“黑暗时代”；当“黑暗时代”快到尽头时，艰辛耕作于贝奥提亚（Boeotia）的赫利孔山脚（Mount Helicon）[10]的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却在回首着那些曾经粉碎了“英雄时代”、摧毁了“如神一般的英雄男性的族类”——他们生活于青铜器时代与诗人本身所处的凄凉的铁器时代之间——的重大战争，他这样写道：“他们在违背天理的战争和可怕的战斗喧嚣中倒下……这场诱使他们远涉重洋、赴死特洛伊的战争，只是为了夺回长发美女海伦。”

这个传说持久地激发着希腊人的想像力，其影响从一个离奇的后续故事中可见一斑。来自于洛克里斯（Lokris）的埃阿斯在传说中属于一位次要英雄，据说，他在攻打特洛伊时玷污了雅典娜的祭坛，因而招致女神的永久憎恨。洛克里斯的民众对此如此强烈地信以为真，以至于他们大约从公元前700年起，每年都要选送女孩前往特洛伊的雅典娜圣殿伺候女神，这些女孩惨遭侮辱，甚至还冒着被害的危险，目的就是为赎其祖先犯下的罪孽。一些童女——最初也许是全部——削发、赤脚在那里洒扫圣殿，一直要待到年迈；到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特洛伊人有权（并行使了）杀死那些被洛克里斯人向导偷偷藏匿到避难所而又被他们抓获的少女。被送至此的女孩（女人），在监禁与极端贫困中过着奴隶一般的日子。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公元1世纪。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足以证明传说给希腊社会所带来的经久不衰的穿透力！

2.历史抑或虚构？古人的观点

常言说，希腊人是最早以一种多少带有科学性的态度来对待过往事件的民族，但很明显，所谓的野蛮人则要比希腊人本身更好地保存了历史……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被公认为保藏了人类传统的最古老而持久的记忆。

——约瑟夫斯（Josephus），《犹太古史》[11]

在古代世界，人们几乎普遍相信特洛伊战争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则是屈指可数的对此持怀疑态度者之一，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没有“证据”。不过，现在的情况同样如此：一方面，人人都知道，关于特洛伊战争，没有第一手的证据来源；另一方面，大家似乎也“明白”，它确曾发生过！在历史编纂学中，这算是一个罕见的悖论。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向埃及祭司问及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希腊故事是否真实时，他无非是想询问他们是否保存着相关的其他记载，由于在荷马史诗的文字描写（也许至迟到公元前6世纪）之前，不存在任何有关的“书面”记述，因此，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可供印证的文献来源根本就是求之不得。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们几乎总是相信荷马传说中的基本事实。基于荷马的传说，修昔底德（大约于公元前400年）构建了一个绝妙的希腊“史前史”，其中包含了特洛伊战争“可能”已经发生的理所当然的、貌似可信的陈述，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直觉判断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可观察到的遗迹（“考古学”遗址），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荷马故事的演绎，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我们如今所没有的素材——绝大多数专家排除了最后的这种可能性。总而言之，在修昔底德看来，特洛伊的故事是真实的，而迈锡尼“帝国”势力也是一个现实：

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我们没有关于古希腊人整体行动的任何记载。实际上，照我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甚至整个国家也不叫希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荷马那里找到最好的证据，虽然他的出生时间远晚于特洛伊战争，但没有任何地方是以“希腊人”来命名当时的整个势力。

于是，修昔底德就想到了在爱琴海中航行知识的增长、“资本储备”的形成、利用获得的财富逐步建立城邦以及更为稳固的定居生活方式等要素。在修昔底德看来，正如荷马所描述的，所有这些事实应是一种统一的远征行动的先决条件。他在公元前5世纪这样写道：

凭借着新的财力，一些人为他们的城镇筑起了城墙；弱者必然受制于强者，那些拥有财力来源而变得强大的城邦，遂将较小的城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向特洛伊发起远征之前，希腊已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阿伽门农似乎是当时最为强大的统治者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聚集力量前去攻打特洛伊的原因……在当时，他拥有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因此，在我看来，当他号召出兵远征特洛伊时，其他地方的响应，与其说是出于忠诚，不如说是基于惧怕。迈锡尼自然是一个小地方，而且那时的许多城镇似乎并不是我们如今所想像的那么壮观非常：然而，这不足以作为否定诗人们以及“一般传统”所言的关于远征行动规模的有力证据……因此，我们不可以城市的外观来判断其真正的实力，而且，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对特洛伊的远征，不曾是已发生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关于特洛伊遭受劫难的确切年代，长期以来都是缺位的。除了诗人们以及“一般传统”的说法以外，这种缺位显而易见；应该说，从现代考古学或考据学的角度来说，修昔底德这样的解释也是无可厚非的，其中依然留存着“貌似可信的”原型，尽管事实上现在的许多学者还在怀疑迈锡尼“帝国”、特洛伊战争，甚至特洛伊本身之存在，究其原因仍是：虽然貌似可信，但至今无法确证。

那么，古人是如何来为他们的“史前史”制定出一个年代表的呢？比如，他们是怎样来确定特洛伊战争所发生的年代的呢？在古代希腊，详细的年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奥运会。我们知道，这个日期，非常接近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希腊人运用字母表的时间，所以，正如我们所料想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年代学大致出现于文献记载开始形成的时候。因此，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至迟写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巨著《希腊的历史》（History of Greece），也是从第一届奥运会开始下笔的；在他看来，此前发生的事件都是无法入史的，因为考古学尚未为史前史打开方便之门。然而，正如格罗特所承认的，古希腊人中蕴藏着浩瀚的与这个史前世界息息相关的传说、故事、家谱等等，一如荷马所认为的那样，他也“认定”这些素材有其真实事件背景：这些都是修昔底德所提到的“一般传统”，很显然，它们是以口述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的。其中常常也包含按照具体的年代顺序的排列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忒拜城（Thebes）的沦陷发生于特洛伊战争之前，而特洛伊战争则发生在多里安人入侵希腊之前，等等。甚至在希罗多德时代之前，历史学家们就曾试图为从前的事件构建一个年表，并使之合理化而成为历史，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后来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12]曾感叹道：要想书写一部“史前史”，那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啊，因为他无法找出发生于特洛伊战争之前的事件的一种可靠年代序列。修昔底德也仅限于这样的推测范围：在迈锡尼人统治之前，克诺索斯的克里特人曾取得过爱琴海地区的霸主地位。至于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则是众说纷纭：希罗多德推测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250年，埃福罗斯（Ephorus）[13]推算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135年；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发生于这两个时间之间；萨摩斯的多里斯（Doulis of Samos）推断出来的日期最早，认为发生于公元前1334年；最具影响力的日期，是由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所做出的推论，认为发生于公元前1184—前1183年间。这样的日期——“第一届奥运会之前如此漫长的年代”——通常是从各种宗谱中推算出来的，即根据世代的长度——尤其是从斯巴达古老的多利安人皇族宗谱中——估算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可说明这种时间记载如何得以准确保存的典型例子：在希俄斯岛（Chios）的一个乡村小教堂中，保存了一座铭记十四代人姓名的家族纪念石碑，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至少）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这样的材质被完好地保存几个世纪是完全“可能”的。

有关特洛伊战争最为精确的年代记载，是在帕罗斯岛（Parian）一块大理石石碑上发现的：这是编年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它把传说中雅典历代国王的宗谱一直记录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一位由查理一世（Charles I）派遣到奥斯曼宫廷的英国使节，曾在士麦那的市面上买到了一大块精雕细琢的大理石板——来源于帕罗斯岛，并将其带回到英格兰，成为了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14]的藏品。此大理石在内战中受损，其史前部分虽在当时被毁，但所幸的是，它已被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复制了下来。借此，我们才能得知：伊洛西斯（Eleusis）[15]的祭祀仪式起源于公元前14世纪早期；忒拜的沦陷时间是在公元前1251年；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创建于公元前1202年；希腊人在爱奥尼亚最早的定居点始于公元前1087年；荷马“活跃于”公元前907年以后；特洛伊的毁灭年代是在公元前1209年6月5日！而遗憾的是，这一耐人寻味的、精密到某月某日的时间推定，是依据《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所提到的一行字——“这是一轮皓月正在冉冉升起的午夜时分”——中所呈现的天文现象而误推出来的，此时被理解为满月之时：最接近于满月午夜的那个月份，即是夏至之前的最后阴历月！

著名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其写于公元1世纪的著作中，曾就希腊的历史编纂学问题讲过这样的话：古希腊人对于他们的史前往事没有什么适当的资料来源。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口述的传说，尤其是荷马的史诗，显然是他们赖以依凭的全部来源；因为正如约瑟夫斯在《犹太战争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不知过去了多长的时间和经历了多少的困难，他们才拥有现在所使用的字母系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希腊人对其远古的往事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就他们的栖息之地而言，它们已被千万次的摧毁所覆盖；对前者行为的记忆也是荡然无存，以至于他们每每都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当然，古代世界也存在着“考古”发掘；人们总在寻找遗迹，并且，也知道一些城邦的名字——那些荷马史诗中所提到的、派兵前往特洛伊的城邦（别忘了，修昔底德曾提到过他那个时代的迈锡尼遗迹，他显然到访过那个地方）。公元前七八世纪时，这些地方发现了许多与荷马的“英雄时代”有关的迈锡尼人的陵墓，后人还有在墓前供奉英雄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但是，古人对这些发现的理解方式表明，他们对我们现在所谓的青铜器时代历史是没有概念的；口头传递是他们唯一的传播媒介。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关于特洛伊战争史实性问题的看法，与修昔底德相比，两者之间并无多少区别：故事来源于荷马和神话；古人所命名的这些地方，昔日可见，今日仍然可见，有些地方曾强大无比，而另一些地方则无足轻重；同样另有其他神话，以那些明显具有青铜器时代特征的地方为中心，如尼米亚（Nemea）、约尔克斯（Iolkos）和忒拜等地。假如希腊的神话果真包含了自青铜器时代以来的真实历史内核——正如修昔底德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证明这一点呢？在过去的100多年间，新兴的考古学一直试图对此做出答复。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考古学的发现之前，还必须弄明白：特洛伊的故事“为什么”会如此持久地激发着我们文化的想像力，而且，考古学本身也无法逃避其魅力之诱惑。很显然，这个故事已是修昔底德时代的希腊一个重大的民族神话，但在随后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其魅力依旧无可匹敌。接下来，我将开始把重心转到有关这一传说的后世经历上来。

3.古代世界的“朝圣者”

这一传说所具有的潜在魅力，吸引了历代征服者伫立凝望这片曾经让阿喀琉斯与赫克托耳一决雌雄的地方。希腊人曾一度在希沙立克杂草丛生的废墟上建立过一个小型殖民地。此处就是传说中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地，大约公元前700年的殖民地居民对此深信不已，并称此地为伊利昂。公元前480年，当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准备跨越达达尼尔海峡从亚洲向欧洲进发时，希罗多德如此写道：

他有一种亲眼目睹特洛伊的强烈意愿。于是，他前往卫城（即伊利昂城）。当他见到他所想要看到的一切、听到那里的人们讲述的故事时，他用了一千头公牛来祭祀特洛伊的雅典娜，祭司们（the Magi）把葡萄酒洒在地上来祭奠那些昔日的英雄。

一百五十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由相反方向出发穿越了达达尼尔海峡——从欧洲到亚洲，他的意识深处无不受到特洛伊战争的启示。荷马是亚历山大特别喜爱的诗人，亚历山大为荷马在史诗中所描绘的神和英雄的世界陶醉不已（他随身携带《伊利亚特》，入睡时藏之于枕底）。亚历山大带领他的小型船队向特洛德方向进发，当他们行进到海峡中途时，亚历山大祭奠了海神波塞冬（他对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人深怀敌意）；在船队靠岸时，亚历山大第一个跃身踏上特洛伊海岸，他奋力一臂，将长矛刺向这片土地，以此表示其誓把亚洲置于囊中的宏伟气势——“用长矛赢得胜利”，还有“神灵所赐”。然后，他跨进伊利昂的城墙，先是把自己的盔甲奉献于特洛伊的雅典娜女神前，再从圣殿取走古老的兵器和一个盾牌——据传，这些古老的武器一直以来由于保存于此而免遭特洛伊战争的毁坏。当军队要离开特洛伊时，他还在阿喀琉斯的墓前敬献了花环，正像阿利安（Arrian）[16]（大约公元150年）所记述的，亚历山大“可称得上是一个幸运之人，因为荷马，才使他的事迹得以传扬，才使他的名声得以永存”。

为了以示庄严，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在小小的伊利昂周围筑起了城墙，尽管它无法与创建于公元前300年之前的一座海岸新城特洛阿（Alexandria Troas）相媲美。到了罗马时代，伊利昂城已沦为半废弃状态。但是，特洛伊由于传说的原因，再一次因祸得福，一位怀揣对荷马的“神圣的伊利奥斯”之信仰的伟大主顾——恺撒大帝来到了此地！正如亚历山大大帝声称自己有着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血统那样，恺撒大帝也称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埃涅阿斯（Aeneas）[17]为自己的祖先，根据古罗马诗人卢坎写于公元1世纪的《内战记》（Pharsalia）中的描述，恺撒大帝于公元前48年走访了西革翁海角（the Sigeum promontory）和西摩伊斯河（the river Simois），因为“有如此众多的英雄死于这些地方”，如今，在这些地方，“没有哪块石头是不可名状的”：“他徜徉于曾经的特洛伊四周——现在仅存其名，追寻着由阿波罗神建造的巨大城墙的踪迹。而他所看到的，则是灌丛杂生和树木腐败的山岗，以及陈年树根缠绕的山岗基底。”（“当心，千万不要踩到赫克托耳的幽灵”，一位当地人嘱咐他说。）然而，“即便是连遗迹也遭破坏”，许多求索者还是会步着恺撒的后尘，重复着他曾经有过的失望。卢坎借此对那些极端自我的尚武勇士被诗人们授予的不朽名声进行了沉思，并说：“然而，恺撒大可不必对荷马所推崇的英雄豪杰们心生嫉妒，因为只要拉丁诗歌还有未来的话，那么，我的诗歌也同荷马的诗歌一样，将为后人所永久牢记。”不过，卢坎的诗歌对于子孙后代们来说，并没有因为他的自命不凡而受到高度重视。而卢坎在书中还讲到，恺撒曾做出过一个令人关注的承诺，即要把特洛伊重建成为罗马的首府——“重建祖先的家园”，这个故事在贺拉斯（Horace）[18]的《颂歌集》（Odes）中有所描述。

罗马人对特洛伊的强烈偏爱，在罗马史诗维吉尔（Virgil）[19]的《埃涅阿斯纪》（Aeneid）（写于公元前30—前19年）——中达到了极点，此史诗是把来自于埃涅阿斯和特洛伊人的罗马血统奉为神圣的故事。这样的偏爱在公元4世纪时还散发着奇特的余辉，当时的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把注意力转到君士坦丁堡之前，曾经试图把罗马帝国的首府建在特洛伊的西革翁山脊。据说，在一个如今仍被称为耶尼谢希尔（Yenisehir，即“新城”之意）的地方，康斯坦丁时代之后的一个世纪里靠近达达尼尔海峡的船员们，都可以望见其城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以及18世纪的旅行者们，还能够看到其残存的城墙。今天，当人们漫步于山脊，已见不到当年的任何踪迹。这个位置，当初可能具有与君士坦丁堡一样的自然美景，而比君士坦丁堡更为便利。但是，此地由兴而衰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之前，特洛伊三千多年来所曾赖以倚傍的大海湾，已被淤泥所充塞而不复存在——特洛伊不再拥有一个海港。

有关古典时期的特洛伊的最后一个故事，其内容来源于朱利安皇帝（the Emperor Julian）一封非常生动的信件——写于他执政前的公元354—355年冬天。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朱利安敬拜的是“上古之神”，也就是，自荷马之前的古人就开始敬奉的异教万神庙；尽管他的伯父康斯坦丁大帝在早年已经采纳基督教作为官方的“国家”宗教，但朱利安非常反感让“加利利人”（他对耶稣的称呼）变成最终的征服者——事实上，朱利安成为皇帝之后，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实际的尝试。

那年冬天，朱利安坐船前往忒涅多斯岛对岸的特洛阿，不能说是沉醉于荷马，但作为一个希腊文化的热衷者，朱利安借此机会来到了特洛伊——新伊利昂城，虽然他的朋友曾沮丧地预示说，朱利安将要看到的可能会是被基督徒所亵渎了的神殿和遭到了毁坏的阿喀琉斯坟墓。路途中，他们首先发现了赫克托耳神殿，令朱利安感到惊讶的是，祭坛前的火头仍在燃烧，他所崇拜的塑像在祭油的保护下依然闪耀。“怎么回事啊？伊利昂人还在祭祀吗？”他询问身旁的基督教主教。主教回答说：“他们对自己的杰出同胞表达敬爱，就像我们对那些殉难者表示敬重一样，你会感到吃惊吗？”之后，他们来到雅典娜神庙，朱利安又看到了庙中供品；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主教作为基督徒为自己对基督的不敬而用手在胸前划十字，或者，主教为抵挡那些被认为是栖息于这种场所的邪灵入侵而在牙缝之间发出嘶嘶声。阿喀琉斯的坟墓，也是完好无损的。此时，朱利安发现，就连主教本人也在阿喀琉斯墓前添薪加火。两人一边绕城游走，一边探讨着古代的历史与辉煌、呼唤着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名字。夜晚，朱利安带着少有的慰藉和无比的欣喜回到了船上：旧世界即便是稍纵即逝，但依然不可磨灭，对它的记忆永不消失，对它的祭奠恒久流传。

当然，旧的世界，一个业已创造了特洛伊传说和荷马英雄、并使之成为一种带有自身信仰的沉积物的世界，将会终结——至少从古典教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会是如此（而对于地中海沿岸生活的那些更深层次结构来说，或许还不尽然，正如我们所知晓的，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变化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罗马帝国在西方处于瓦解之中，其后续的新生代再也没有从荷马史诗中找到那种应对大灾难的精神救助：“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信奉的是《圣经》。奥古斯丁（Augustinus）[20]——未来的圣人，在朱利安前往伊利昂旅行的那个年头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Thagaste），虽然在他所受到的教育内容中包含了古典文学，但他却承认对荷马的作品到了心烦意乱的地步（事实上，他从来未曾费心去学习希腊文）：很明显，希腊文化在公元4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塔加斯特，已经变得过时了。于是，奥古斯丁之流的思想很快就影响了整个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教父巴兹尔（Basil）——一位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长者（在雅典与朱利安做过短暂一段时间的同学），立论否定了特洛伊战争的曾经发生：特洛伊战争毕竟仅是一个异教的故事。这就是时代的征兆！当然，5世纪拜占庭仍然不乏研究荷马的学者，但他们对希腊的研究被引向了另一头：比如，欧多西娅皇后（Eudoxia）——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的妻子，用荷马式的诗歌格式写作了一本《耶稣的生活》（Life of Jesus）。

从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对话录《农神节》（Saturnalia）（写于公元5世纪初）中，我们可以看到荷马史诗千年来所保持的持久影响力的最后情景，此书描绘了世人对希腊文化的照常依恋，受过教育、文明的罗马先生们仍然熟悉阿提卡希腊语（Attic Greek）；从荷马的特洛伊故事到维吉尔的特洛伊故事，都是他们晚餐聚会上最为热衷的话题。古代世界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一直以来靠着荷马为生，而马克罗比乌斯时代的食客们显然也对荷马了然于心。

但当那样独特的心灵筵席被清理干净时，随着中世纪早期而来的精神食粮，就没有那么丰盛可口了。基督教的规定饮食，通常杜绝如荷马史诗这样的美味佳肴，并将其斥之为魔鬼的款待。在正统的东方，作为基督教帝国的拜占庭，则成为希腊文明的死敌，它把荷马史诗等希腊精神与其他的异教邪说等而视之。在西方，希腊知识几乎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类似于由朱利安和马克罗比乌斯所见证的、从荷马那里汲取营养的情形，才得以再现。不过，关于特洛伊的“故事”，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来讲述它，在西方却未曾停止过——这可以说是另一回事了。

4.故事的传播：从撒克逊人的故事和都铎王朝时期的神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诗人

在罗马城创建（即公元前1183年）[21]前四百三十年的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特洛伊城邦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亚历山德罗斯（即帕里斯），诱拐了希腊城邦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为了她，一场伟大而闻名的战争，在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拉开了序幕。希腊人出动了千艘船只——我们称其为狭长快速战船的大型船只，并发誓说：此仇不报，决不返回故里。他们包抄了特洛伊城，围城激战长达十年之久。谁能知晓战斗双方的死伤人数有几何？吟游诗人荷马已告诉了我们，我就没有必要再来讲这一点了。奥罗修斯（Orosius）[22]说，这是一个绵长的故事，总之，这是一个无人不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是谁，要想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从他的书中读到：怎样的罪孽已然发生，多少的受害者或是殒命于误杀、或是死于饥饿、或是殁于海难、或是丧命于各种不端行径——就像有关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他们经受了整整十个年头的战争啊！那么，请想一想那种惨烈的岁月，再想一想我们眼前的时光，人生在世，哪样的活法才是最可取的！

——这是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译读奥罗修斯的作品时，对特洛伊战争所做的感悟，大约写于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时期的895年。

自罗马衰落到文艺复兴的千年历史中，特洛伊故事的感染力未曾消失。在韦塞克斯（Wessex）王国[23]，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的乡绅贵族们无不为之着迷，他们围坐于维京时代风格的火炉边，所念念不忘的就是特洛伊的故事；裹挟着些许额外的爱情趣味，特洛伊的故事一时风靡于12世纪的欧洲宫廷社会。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亨利二世（Henry Ⅱ）的宫廷叙事诗人伯努瓦（Benoit de Sainte-Niaure），大约于1160年，用盎格鲁-诺曼语方言重新创作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版本——《特洛伊的故事》（Roman de Troie）。他对这一故事的转述，意在充分彰显“英勇骑士”和“诸侯王君”的骑士气概。顺便说，正是由于伯努瓦有关布里塞伊斯（Briseis）轻浮行为的情节，才为莎士比亚创作《虚伪的克雷雪达》（false Cressid）提供了原型。[24]拉乌尔·勒·费尔夫（Raoul le Fevre）把伯努瓦的《特洛伊的故事》翻译成法文，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25]大约于1475年又将法文版翻译成英文版的《特洛伊历史的回顾》（Recu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e），莎士比亚的创作取材于卡克斯顿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散文式译本。伯努瓦的《特洛伊的故事》，来源于罗马帝国晚期的达瑞斯和迪克特斯（Dares and Dictys）[26]有关特洛伊的故事。据称，前者有关伊利亚特的故事要比荷马的更古老，后者有关特洛伊的故事发掘于古罗马尼禄时代的克诺索斯。这是历史编纂学中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在那个时期，达瑞斯和迪克特斯无关宏旨的虚构故事，却由于他们被认为是亲眼目睹了特洛伊战争的权威人物，而被放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这尤其与这样的观念有关：在维吉尔看来，几个西方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根溯源到埃涅阿斯和那些特洛伊人，他们被认为是在逃离了战争的灾难之后才移居到意大利以及更远的西部的。说来也奇怪，在不列颠，特洛伊的主题有着特别顽强的生命力。

在日渐衰落的罗马帝国晚期，我们发现了特洛伊传说被入侵的蛮夷据为己有的最早证据，他们欲借此来作为一种强烈认同自己传承了古老而卓越的罗马文化的途径。在罗马帝国覆亡前不久，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27]告诉我们说，逃亡的特洛伊人在高卢（现在的法国）落脚之后，特洛伊的故事立即被用以服务其政治目的。大约于公元550年，卡西奥多勒斯（Cassiodorus）在其《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oth）一书中宣称，意大利东哥特（the Ostrogothic）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约公元454—526年）具有特洛伊的血统。接着，法兰克人（the Franks）也把特洛伊传说占为己有，并神话般地创造出了他们因之得名的祖先法兰克斯（Francus）为特洛伊人。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于是，很快就从法国传到了不列颠。在“黑暗时代”的威尔士，正如尼尼奥斯（Nennius）[28]所叙述的，据传，不列颠的创始人叫布鲁特斯（Brutus），他是“伊利斯”（Ilius）——“伊利昂（即特洛伊）的创建者”——的后裔。历史学家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29]在其史书中，讲述了布鲁特斯要把伦敦创建成为特洛伊诺瓦特（Troynovant）或新特洛伊的著名故事。尽管这一故事广为人知，但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则摒弃了这种说法。不过，这个被看作是带有都铎王朝时期神话色彩的故事，还是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大多数诗人所接受；而且，它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一种习以为常的思维。有人认为，都铎王朝的王室成员，具有威尔士或古老的不列颠血统，因此，当他们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原野战役（the battle of Bosworth）之后登上英格兰王位时，神话故事便随之而来：有着古老的特洛伊不列颠种族血统的君主，再一次被认为拥有理所当然的皇权，并将迎来黄金时代。后来，在英格兰海军击退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一年，伊丽莎白在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因其“带着普里阿摩斯遗风的亲切演说——预示着特洛伊的兴盛”，而受到了人们的拥戴；1569年的一幅著名油画，表现了她——而不是雅典娜女神、阿芙罗狄蒂女神或赫拉天后——于汉普顿宫在“帕里斯的评判”中接收金苹果的画面！之所以莎士比亚会在他的《亨利五世》一剧中描写一位枪手对着威尔士人说，“卑鄙的特洛伊人，你去死吧”，是因为他断定观众们对于古老的故事十分熟悉：这是特洛伊故事所引发的又一种奇特的回响！

在16世纪的英格兰，《伊利亚特》早期手稿原本的研究者不断涌现，并出现了许多英文译本，这或许可以说明特洛伊传说在都铎王朝神话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1581年出现了霍尔（Hall）的十卷译本，1598年又出现了著名的查普曼（Chapman）译本，等等。而有趣的是，卡克斯顿的《特洛伊历史的回顾》依然极受欢迎，在1600年之前再版了五次；此译本成为莎士比亚用以创作《特洛伊罗斯和克雷雪达》（Troilus and Cressida）的素材来源，并在蒲柏（Alexander Pope）[30]时代之前一直很有市场。查普曼和蒲柏的译著，历来被认为是荷马作品的最佳英语版本；尤其是蒲柏的译著，至今仍是作为一种经典名著。（“没有哪个年代或国家出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佳作”，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31]如是说；然而，作为学者的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则评论说：“蒲柏先生的诗作尽管十分优美，但毕竟不可称之为荷马。”）

到了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荷马的题材则成了一种流行的“经典”，其中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32]创作的《奥德赛》（1887年）最具影响力，而丁尼生（Tennyson）[33]和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34]创作的《伊利亚特》也引起了非同一般的反响——此书在1882—1914年间再版达十八次之多。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荷马无疑是一位卓越的人物。就拿作为英国代表性建筑的阿尔伯特纪念碑（the Albert Memorial）来说，在阿尔伯特塑像的基脚上，铭刻着那些深受人们敬仰的世界上伟大艺术家的名字，荷马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至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时代，人们对荷马的兴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或许与当时英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把《伊利亚特》作为其重要教学内容不无关系。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荷马也许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极富感情地向大英帝国君主们如同陈述着他对战争中勇气的赞美那样，陈述着他对面对死亡时的“绅士风度”（gentlemanliness）和“坚定沉着”（stiff upper lip）的赞美（别忘了他还对竞技和意志力的注重）。无论是在南非大草原，抑或是在佛兰德斯（Flanders）战壕，甚至是在皮卡第（Picardy）上空，荷马无不激发起人们把自己视为新雅典人的最强有力的想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35]如此描写了空战：

这样的战斗

是盲人荷马所未曾吟唱的，

是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所无法知晓的；

它却发生在蔚蓝的高空。

而连荷马也不曾想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就发生在加里波利——其南端的赫勒海角（Cape Helles）隔着达达尼尔海峡与特洛伊遥遥相望。[36]在那里，大英帝国的年轻诗人和作家们——如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A.P.赫伯特（A.P.Herbert）、帕特里克·肖·斯图尔特（Patrick Shaw-Stewart）、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等人——不可能不想到《伊利亚特》。同样地，年轻的法国士兵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目睹了战友在苏弗拉湾（Suvla）的战壕里死去，他本人也身受重伤，而这创伤却给了他厌恶战争的艺术灵感（《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为什么要攻击我们？”赫克托耳说。“特洛伊以她的艺术、正义和仁慈而著称”，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临终之前，依然能够听得到四处响起的枪声，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在劫难逃时，便指望自己的灵魂在吟诵荷马的诗句中穿越基克拉迪群岛，“历史的风云将在我们之后一路跟随”。让我们来看看布鲁克在其生命最后关头随意写下的文字片段：

他们说，阿喀琉斯在黑暗中咆哮……

普里阿摩斯和他的五十个儿子

在惊恐中醒来，听见了枪声。

特洛伊再一次惨遭劫难。

在前赴加里波利战场的旅途中，帕特里克·肖·斯图重读了《伊利亚特》，当眼前掠过伊姆罗得岛、特洛伊以及那些“使人产生相关联想的地点”的影像时，他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déjà vu）的可怕感觉：

哦，该死的船只和城市，

该死的男人，如我一样，

为了一个犯不着的海伦，

为何定要我跟着去送命？

阿喀琉斯踏上了特洛伊，

而我前赴加里波利半岛：

他因受到激怒转为战斗，

而我是从和平走向战场。

如此艰难吗，阿喀琉斯，

就连死亡也如此艰难吗？

你是知晓的，而我不懂——

我到底会有多少的快乐。

清晨，我的心飞回家乡，

从伊姆罗兹，穿过海洋；

可身处战壕，阿喀琉斯，

战火遮天，为我而战吧。

所以，对于出自公立学校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漂洋过海远赴加里波利以及其他战场，无论是在海岛、平原，还是在“神圣的伊利奥斯”，必然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年轻的心在战场上经受着”拜伦所曾强烈地体验过的情感煎熬。或许，战争的经历将会摧毁所有的一切。1915年之后发生的一场更为可怕的战争，令人记忆犹新：无数的“平民”英雄死于“道路宽敞的利物浦”和“门楼林立的利兹”。（请别忘了，荷马的世界是以贵族为主体的。）至今，时日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而让人感到惊诧的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对荷马所推崇的严厉道德，还是抱有强烈的认同而无法摆脱。不过，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在步入21世纪这样一个普罗大众的世界后，特洛伊的故事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希腊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理念熏陶下一代又一代地成长起来；而且，事实上，特别是专业学者和考古学家们，如今还在似是而非地向广大的听众阐析着这些理念。所有这些为就相关的证据进行客观的探讨增添了难度，而神话（或传说）本身则俨然变成了一种事实；作为一种神话，它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已足以使人相信其自身的史实性——这一故事是如此地感人肺腑，以至于达到了一种令我们信以为真的地步。而许多自称为科学家的考古学家，也已将其纳入了他们的科学“真理”的范畴之中！

以上，我已尝试简要地概括了荷马在英伦文化中的历史。要说荷马在其他语种和文化中的影响，即便是对其做一个概述，那也需要花费厚厚一本书的篇幅才可能完成。最后，不妨让我再提一下另一个版本——由约翰·麦克海尔（John McHale）（19世纪中期整个爱尔兰地区的大主教）编写的盖尔语（Gaelic）[37]版本。从这个版本中可以看出，特洛伊传说与凯尔特（Celtic）[38]史诗那种以其事迹记叙英雄的古老传统，达到了一种高度融合的程度——凯尔特史诗中的阿德瑞（ard-ri）即是阿伽门农，而费那人（Feanna）就是亚该亚人。这种情况再一次告诉我们，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中第一个伟大的作品：它虽由某一语言构成，而其根源却深深地扎进了凯尔特和日耳曼等民族的不同语种的土壤之中。这些民族在印欧语系民族于公元前两千年早期来到欧洲之后，逐渐西迁而落脚于他们目前的居住地；在那个时期，希腊人则南下进入到巴尔干半岛。荷马的文本是关于那些事件的一种朦胧的混响，并以一种可回溯到公元前两千年而一直沿用下来的语言书写而成。如今，人们在科孚岛（Corfu）或克里特岛的传统小酒馆里，还可以听到那种早在青铜器时代（如在迈锡尼和克诺索斯等古国）就被用作书面语的希腊语。没有其他的欧洲语言，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后还在被人言说；没有哪种书面文本，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如此遥远的往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是所有西方文化文本的活水之源。

5.探寻者

在中世纪的欧洲，当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如此令人感到痴迷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怀对特洛伊本身的大致所在地的向往。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所保存下来的许多旅行者的记述显示，新伊利昂和特洛阿等古代城邦的所在地，就是荷马在史诗中所指明的城市位置。一些希腊人从希俄斯岛坐船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再到这些古老城邦的所在地去朝圣；大约在诺曼底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39]的三四十年之后，盎格鲁-撒克逊的朝圣者萨沃尔夫（Saewulf，公元1102—1103年）也曾搭乘他们的船只一同前往，他这样写道：在忒涅多斯岛的海岸附近，有一座“非常古老而著名的特洛伊城”，在那里，“你仍然可以看到遍布好几英里的一片废墟”（可能是特洛阿？）。而另一些人在上岸以后，其浓厚的兴趣在于试图拼凑出《伊利亚特》事件中的决战场面。1403年10月，路易·冈萨雷斯·德·克拉维约（Ruy Gonzales de Clavijo）——一位西班牙使节，在前去拜见帖木儿大帝（Tamerlane the Great）的途中，亲眼目睹了艾达山脚方圆好儿英里的废墟和平原，他这样记述道：“绕特洛伊的乡野走一圈，路程长达许多英里，在这古城废墟之上，一度是陡峭的山坡，据说，在其顶端曾坐落着有名而古老的伊利昂城堡。”在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库卡尔（Kumkale），克拉维约又这样写道：“希腊人的营地就建于此地。在这里，他们还挖掘了很大的战壕，借以抵挡特洛伊人的攻击，防备特洛伊人前来摧毁希腊人的船只。这些战壕看上去总共有三条，一条挨着一条地摆布着。”从忒涅多斯岛的希腊人（他们在当时充当了人们前往废址的向导）和仍然操着希腊语的特洛德村民那里，都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故事。一位极持怀疑态度的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法（Pero Tafur），在其冒险旅行日记中写到，忒涅多斯岛的希腊人都会讲述特洛伊的故事。从一次海难中幸存下来之后，塔法被困于希俄斯岛的港湾，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三个星期，此时正值1435年的圣诞节；最终，他活着上了岸，并雇用了一位向导和马匹，骑马南下抵达了特洛伊。像此后的许多人一样，塔法对自己的特洛伊之行大失所望：

与忒涅多斯岛的海岸和港口相对而望的特洛伊，四处是破败的建筑、杂乱的大理石和石头，这是一座看上去是由坍塌的建筑堆积起来的大山丘。仅此而已。因此，我不由得返回了希俄斯岛。

塔法所见到的，很可能是特洛阿的遗迹。

塔法的特洛伊之旅，刚好发生在安科纳的希里亚克（Cyriac of Ancona）的到访之前。希里亚克是文艺复兴早期典型的到处游走的古文物研究者，是所有早期旅行者和古文物研究者中最值得关注的人物，也许，他的影响力无人可以抗衡，他甚至配得上被冠以“第一个考古学家”的头衔，尽管这个词是在此400年之后才被发明的。

1444年10月，希里亚克穿过特洛伊平原，在乘船前往伊姆罗得岛的途中，发现萨莫色雷斯岛正如荷马在史诗中所说的那样高耸入云。因此，19世纪著名的旅行作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并不是第一个通过个人观察而证实荷马所叙述的真相的人——他在其文学作品《伊奥瑟恩》（Eothen）中说：“荷马已经讲过，萨莫色雷斯岛——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瞭望塔——直指天穹，俯瞰着伊姆罗得岛。事实真是如此。”希里亚克随身携带着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著作的抄本，而他的旅行笔记就潦草地书写在抄本上（此抄本现在保存于伊顿公学图书馆）。在特洛伊区域旅行时，当他远远地看见萨莫色雷斯岛那高耸的轮廓，便想起了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波塞冬在“树木茂盛的萨莫色雷斯岛的最高峰”，观望着特洛伊人与希腊人的战争。

作为一位前航运职员，美其名为商业旅行推销员或非官方政治顾问，希里亚克在地中海东部区域游走了五十来年。他爬越废墟，描摹遗迹，抄写铭文，并向那些昏昏欲睡的地中海沿岸城镇居民慷慨陈词，呼吁他们来拯救“大半已被掩埋于地下的荣耀”。在希里亚克看来，古代遗迹正在地下发出哭泣的声音，并大声疾呼：已被撕裂的古代世界，要由“希腊人的子孙”和“特洛伊人的子孙”（土耳其人）来重新弥合。希里亚克对“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子孙”以及古代世界的重生寄予了厚望，他的这一意愿让我们想到：在希腊的考古学故事，也总是与希腊文化的重生以及希腊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拜占庭人统治着东罗马帝国直到君士坦丁堡的败落，他们并没有自称为“Hellenes”（希腊人）——而如今的希腊人则喜欢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如修昔底德那样）。拜占庭人自认为是“罗马人”，而且，作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帝国，他们通常敌视所谓的希腊文化——古希腊的哲学、道德和宗教等概念。在他们看来，希腊文化无异于异端邪说：11世纪的历史学家迈克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us）讲到，希腊的僧侣们总是以柏拉图之名——“希腊的撒旦”——在自己的胸前画十字。[40]

正值拜占庭帝国走向崩溃的15世纪上半叶，希腊化运动进入了高潮时期。于是，这样的思潮应运而生：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邻近大陆和岛屿的居民，系古希腊人的直接后裔，而且，应该在曾被古希腊人占有的土地上重建民族国家。在此风气之下，如安科纳的希里亚克这样的男人们，就率先努力去收集与记录有关古希腊文明的考古学证据；为此，特洛伊战争有其特殊意义，因为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的，它是最早由文字记载的一次希腊势力的“联合”行动。但是，当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败给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统治下的土耳其人之后不久，希腊也败落了：雅典沦陷于1456年，摩里亚半岛（the Morea）[41]沦陷于1460年。至此，希腊之梦，烟消云散。

在这里，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希里亚克那种把古代与现代神奇地交融起来的心愿，却莫名其妙地使特洛伊传说被用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目的。成了他的朋友的穆罕默德二世，于1462年拜访了“特洛伊”的所在地。像许多希腊人一样，来自于伊姆罗得岛的希腊学者克瑞特布勒斯（Critoboulos of Imbros）由于穆罕默德二世憎恨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而对其抱有好感，他记述了穆罕默德二世当时巡视特洛伊城的情景：

他环视了特洛伊城遗址，发现了它的地形优势以及靠近大海、面对大陆的有利位置。然后，他要求去瞻仰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和埃阿斯等英雄的墓地，并像之前其他伟大的征服者那样，在阿喀琉斯的墓前献祭，颂扬阿喀琉斯的名望和功绩。而且，穆罕默德也知道诗人荷马歌颂了这些英雄——因为希里亚克曾为他解读过荷马的史诗。据说，他当时讲过这样的话：“我奉真主之意替这个城邦及其人民报仇；我已经战胜了他们的敌人，摧毁了他们的城市，夺取了他们的财富。从前的希腊人摧毁了这座城邦，而今，时过境迁，我已让他们的后代来清偿债务，从此，使其在我们亚洲民族面前的狂妄自大得以收敛。”

所以，君士坦丁堡的败落，也就意味着穆罕默德二世已替特洛伊的沦陷复了仇！后来的世界征服者的朝圣之旅，是先前的世界征服者的朝圣之行的翻版，它们往往出现在重大的历史交锋时刻。很显然，穆罕默德二世是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效仿。历史的车轮，仿佛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即使是穆罕默德未曾说过以上的话，我们也会认为，他理应可以发表诸如此类的言论！

在十五六世纪，土耳其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处于对峙状态，彼此之间的旅行是艰难而危险的。不过，到了16世纪的后期，随着东西方之间新的商贸关系的发展，情况得到明显的改观。在这个时候，从博物学家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他将特洛阿误认为特洛伊）开始的许多西方旅行者，对特洛伊之行的热情重燃；而且，印刷术的发展，又使得荷马作品的译本以及旅行者自身的报道得到最快的传播。事实上，自16世纪80年代后，到特洛伊旅行的西方游客络绎不绝，其中大部分为英国人。

1602年，当威廉·莎士比亚在伦敦写作《特洛伊罗斯和克雷雪达》并构想着“特洛伊的平原”、“特洛伊坚固的城墙”以及“普里阿摩斯那座拥有六个门楼的城邦”的时候，其实，他对特洛伊及其周围的地形并不了解；他的有关印象，无非是来源于放在书桌上的那本卡克斯顿的《特洛伊历史的回顾》。但是，他有生之年正是英国的旅行者在探寻特洛伊之路上首先崭露头角的时候。自16世纪以来，原来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把持的奥斯曼帝国宫廷贸易，逐渐被英国和法国的商人取而代之；1580年，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缔结了第一个贸易条约，并开始了彼此的外交往来。伊丽莎白女王的使节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曾于1584年和1591年两度“进入特洛伊”；1594年，理查德·莱格（Richard Wragg）在耶尼谢希尔海角（Cape Yenisehir）看到了两个大土堆，认为“很可能是阿喀琉斯和埃阿斯的坟墓”。随后而来的其他人当中，包括风琴制造商托马斯·达拉姆（Thomas Dallam），他把一台精心制作的液压风琴当礼物送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于是被带到废墟去参观，他以为看到的是特洛伊的遗址（很可能是康斯坦丁大帝原本打算在西革翁山脊建都但半途而废所留下的基脚）；公元1609—1610年的冬天，威廉·利斯戈（William Lithgow）在一位希腊人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位于特洛德的一座废址。一些人——例如，威廉·比达尔夫（William Biddulph）于1600年，托马斯·柯亚特（Thomas Coryate）于1603年发表了他们的游记；托马斯被认为是近代最早对平原周边做出详细描述的人。然而，这些早期访客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向导带错了路，他们把特洛阿废墟或西革翁废址，误认为是荷马在史诗中所讲述的特洛伊的遗址；17世纪早期，正如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所说的，作为“亚洲之荣耀”的伊利昂，关于其位置问题，已经“成为人们争论最为热闹的话题”。1627年，桑迪斯首先认定斯卡曼德河（Scamander）和西摩伊斯河（Simois），就是门德雷斯河（Menderes）和杜姆瑞克苏河（Dumrek Su）。此前的新伊利昂遗址几乎销声匿迹，很明显，也被所有的早期旅行者忽视。

直到18世纪，才开始有人为锁定荷马所指的城邦以及《伊利亚特》事件发生地的确切位置，迈出了具有学术性意义的脚步。1742年和1750年，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曾两次踏上探寻特洛伊之路；在当时，前往强盗出没的小亚细亚，仍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但罗伯特却为关于特洛伊问题的现代地形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罗伯特被认为是最早的希腊“朝圣者”。1769年，罗伯特发表了他的随笔《论荷马的先天秉赋》（On the orignal genius of Homere），文中虽然没有就特洛伊城的确切地址得出结论（在他看来，此城已经彻底消失），但他对平原周边的地形做出了一些精妙的推论。他认为，今日人们所见到的平原，已非荷马时代之情状。他推断，自古以来，平原的“很大一部分”，已被河流的淤泥所冲积，他把它同米利都（Miletus）的迈阿尼德河口（Maeander）相对比，迈阿尼德河口从前是一个广阔的海岸，如今却已干涸枯竭；在战争时期，特洛伊的前方是一个宽阔的海湾，距离城邦要比当前近“好几英里”；数百年来，河道线路也已发生了很大移位。他的这些推论，一直以来并未被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直到如今，我们知道，它们都是正确的（参见本书边码第160页；罗伯特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断言：荷马所讲述的史诗，并不是一种书面的形式，而是“通过记忆来吟唱而保存下来的”）。罗伯特认为，特洛伊的位置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史实性，经过耐心的实地调查是可以得到证实的。他所得出的这些基本前提，为这一主题的日后探索奠定了基石；与此同时，他的文论标志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的开端，而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他的书被再版了五次，并被译成了四种语言。

法国人吉恩·巴普蒂斯特·勒舍瓦利耶（Jean Baptiste Lecheva-lier），怀揣着罗伯特的书——当然还有《伊利亚特》，于1785年前往特洛德，随之开启了对特洛德的近代地形的勘探行动。他不下三次来到此地，从艾达山脉到达达尼尔海峡，足迹踏遍了整个地区；经过寻访之后，他很快就确信：特洛德与荷马所描述的地方完全符合。在勒舍瓦利耶看来，城邦本身并不靠近海边，而是坐落在斯卡曼德河（即门德雷斯河）的河谷上，这个地方被叫做布纳尔巴什（Bunarbashi），这里有一座明显类似于卫城的山丘，旁边还有一处当地有名的地标——“四十眼泉”，勒舍瓦利耶认为，这就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的“冷热泉”。

因“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的勒舍瓦利耶，1791年2月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用法语首次宣布了他的理论；同年，皇家学会用英语发表了他的演讲内容，并在卷首语中称“他的演讲充满活力，他的举止富于亲和力”。勒舍瓦利耶也对关于特洛伊战争史实性的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出了观点：

它并非一种诗意小说，而是一种历史事实……希腊人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摧毁了亚细亚的海岸以及邻近的岛屿。特洛伊的都城不一定是他们争夺的直接目标……在第十年的战争之前，他们似乎并没有用全部的兵力在攻打特洛伊。希腊人是否真的为此竭尽全力，或因此备受困扰，我无法定夺。

真正的论战从此甚嚣尘上。例如，雅各布·布莱恩特（Jacob Bryant）等人不但矢口否认特洛伊战争的曾经发生，而且强烈断言特洛伊本身根本就不存在。而不负责任的批评者们，也打着学术的名号，就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进行吹毛求疵的质疑，比如，希腊船只的如何部署，随军妓女在十年战争期间所生的婴儿数量有多少，等等问题不一而足！

在这场著名而激烈的论战中，拜伦勋爵（Lord Byron）于1810年在特洛德地区度过了十七天的时间，并漫步于整个平原，他发现这一平原是“一个令人揣摩与伏击围猎的绝妙之地”。尽管此地为拜伦带来太多的浪漫联想，但他很快就不去理会那些卖弄学问的“不相信者”。后来，在《唐璜》中，他常常取笑布莱恩特及其支持者们，并且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所强烈体验到的那种苍茫的昔日感，以及与自己之间的那种不可复原的时空感：

高高突起的古坟没有墓碑或姓名，

一片广阔而未加开垦的山脚平原，

古老的斯卡曼德河床，残存眼前，

唯有远处的艾达山脉，依然如故，

恒久的传说，仿佛还在上空盘旋——

千军万马很可能会再聚此地鏖战，

而我则为寻找伊利昂的城墙而来，

还看那羊群的安详和乌龟的慢爬。

——第四篇

“我的一件事是，面对高耸的艾达山来阅读《伊利亚特》”，他写道（不免带有一丝矫矜——实际上，他在此地比之前或之后的大多数学者停留了更多的时光！），“而另一件事则是，修正我在舒适的图书馆中所‘获得’的有关的狭隘见解。”在《唐璜》中，拜伦的临别寄语，表达了作为一个真正的荷马信仰者所具有的那份虔敬与热情：

……

我伫立于阿喀琉斯的墓前，

听闻人们在置疑着特洛伊；

莫非，时间也将置疑罗马。

在探访过特洛德之后的岁月里，拜伦一直在追寻那种罗曼蒂克式的希腊精神之梦，在去世前不久的1821年，他还在日记中谈及这一重大主题：“我们‘确实’关心特洛伊传说的真实性……我崇拜那反映了‘真实历史’……和地点的宏大原型；不然，我就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欢愉。”拜伦的言辞，极为典型地触及我们整个探索的主旨：特洛伊的真实存在与否，为何“会”如此深情地牵动着我们的心弦？

6.弗兰克·卡尔弗特：特洛伊的发现者吗？

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ulvert），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位人物——他曾声称，自己应该是特洛伊的发现者。其实，特洛伊所具有的魔力，从某种程度说，还让其全家人都为之着迷。卡尔弗特家族虽说是英国人，但自拜伦时代以来，就已开始进入特洛德地区，并一直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离开。卡尔弗特家三兄弟，都与特洛伊的故事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于1846—1862年间，担任达达尼尔地区的英国领事——他名字曾出现于威廉·霍德华·拉塞尔爵士（Sir William Howard Russell）所著的《来自克里米亚的新闻》（Despatches from the Crimea）一书中；詹姆斯（James）任美国驻当地的领事，而他把这份差使转交给了居住在埃伦考（Erenköy）的弗兰克。这个家族尽管在商业领域非常成功，但始终不忘帮助他人，比如，为他人提供建议和药物，为旅行者提供贷款，等等。弗兰克出任美国领事一职，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而可贵的是他一如既往地为他人提供帮助。兄弟三人对考古均饶有兴趣，而且，对特洛伊问题都十分入迷。弗雷德里克（他曾构想过要建立一个特洛德博物馆的计划）发现，荷马所讲的特洛伊城，坐落于斯卡曼德河谷，离新伊利昂所在地约5英里的一个被叫做Akça Köy的地方——他的家族在此地拥有一个农场直到1939年；后来，他与施里曼讨论过该问题。詹姆斯也为施里曼提供了自己关于特洛伊的理论。而弗兰克则是一种真正的推动力，因为他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人更了解特洛德地区。他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古迹，并在多种学术期刊上对它们进行了简要的报道；他还收集了大量藏品，现在大部分被保存于建在恰纳卡莱城的新博物馆里。弗兰克的探索精神在其年少时就已显露锋芒。施里曼曾提到，1839年，弗兰克给英国的地图测绘制作师斯普拉特（Spratt）提供过一个地址，当时的弗兰克不过十多岁；让人感到好奇的是，后来的施里曼之所以毕生醉心于幻想与真实之间那种无法了断的纠结之中，是不是与他和弗兰克从孩提时期起就对特洛伊故事无尽的迷恋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参见本书边码第59页）

19世纪50年代，弗兰克支持特洛伊位于布纳尔巴什的理论，但存档于大英博物馆中的一系列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表明，他在1864年之前就已转向希沙立克——伊利昂和新伊利昂卫城的所在地。此外，其他人也有相同的见解。弗兰克读到过由查尔斯·麦克拉伦（Charles Maclaren）（《苏格兰人》报的创始人和铁路建造的倡导者）撰写的《论特洛伊平原的地形》（A Dissertation on the Topography of the Troy）一文。作者在文中论证说，特洛伊必定沉睡于新伊利昂；但因麦克拉伦没有亲自考察过特洛伊平原，他的论文是在爱丁堡的办公室里完成的，故而他的理论多年来并未受人关注。不过，首先值得称赞的是，麦克拉伦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判定；或许他最初于1847年前去拜访过卡尔弗特兄弟。

查尔斯·牛顿（Charles Newton）是到访过卡尔弗特农庄的来客中的一员，他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最重要的管理人之一。为了推进大英博物馆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事业发展，牛顿被调任到当地的英国领事馆工作，他于1853年来到了特洛德，并向卡尔弗特兄弟请教过有关当地遗址方面的事宜。当时卡尔弗特兄弟带他去过布纳尔巴什，但在他们看来，此地不是特洛伊之所在地，理由是：在其地表并没有发现如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的表层所发现的那种散落的陶瓷碎片。然而，在希沙立克，卡尔弗特兄弟让牛顿看到了埋藏于土壤之下的大量废墟。此后，卡尔弗特兄弟与牛顿之间的通信联络相当频繁。（弗兰克于1863年如此写道：“我一直追寻特洛德的古代地形，而且辨认出了许多遗迹。”）到了1863年，在牛顿的支持下，卡尔弗特兄弟制定出了要为大英博物馆发掘新伊利昂的行动计划；牛顿建议大英博物馆先为他们提供100英镑，作为他们前期工作的经费。但是，博物馆委员会犹豫不决，并要求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料。弗兰克对此感到失望。“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他写信给牛顿说，“如果我的提议不能有幸被采纳，我将对此深感遗憾，因为发掘新伊利昂的又一次有利机会可能就此搁浅。”事实上，弗兰克是如此心急如焚，以至于一听说牛顿于1863年12月11日的晚上，正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条法国船上过夜，他便立即划船前往拜见，但在他不顾精疲力竭登上法国船求见时，不料竟受到固执船长的断然拒绝，其理由很简单：他不愿意在深夜叫醒他的乘客。弗兰克在写给牛顿的信中说：

尊敬的阁下：

……

于是，我失去了一次有幸与您畅谈考古学方面的话题，和探讨我提交给大英博物馆的有关发掘新伊利昂的建议的机会。敬请赐告大英博物馆有关发掘事宜的决定，以便让我能够对自己的计划做出相应的安排。不胜感激！

特此修函。

弗兰克·卡尔弗特敬上

因此，这次机会错过了。与此同时，1864年，德国考古队在布纳尔巴什的发掘活动，却使弗兰克和牛顿更加有理由坚信他们自己的看法：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并不在布纳尔巴什。于是，弗兰克买下了希沙立克北边的土地；翌年，即1865年，他选定了四个点进行尝试性挖掘。他由北向南挖掘，地沟从古代的雅典娜神庙和希腊风格的城墙（由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将领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42]所建造）残迹，一直延伸到位于城邦东北面的城堡（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特洛伊Ⅵ”）之内，以及南边他所认为的古城墙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面，即在雅典娜神庙的正下方位置，他已挖到了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地层。尽管古代的建造者已经拆除了下面的古老城墙，但史前城墙的大型基础依然存在，直到19世纪的30年代才被辨认出来。不过，弗兰克的这次挖掘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行动。他由此深知，这座土丘深处为分层结构，而且，应当对它进行小心谨慎的规模性挖掘，而此项工作所需要的经费等条件是他力所不能及的。尽管如此，但弗兰克还是确信，希沙立克就是史诗故事的发生地；他于1868年这样写道：“考古发掘可使‘特洛伊到底在哪里’（“ubi Troja fuit”）这一根本问题得以解决……所有的古代作者（继荷马之后），一直到斯特拉博时代，都把特洛伊的所在地定位于新伊利昂。”但弗兰克所留下的宏愿却成就了另一个人的辉煌，那人便是海因里希·施里曼。

[1] 斯特拉博（Strabo，约公元前64年至公元23年），为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的阿马西业，后移居罗马，游历过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地，曾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任职。著有《历史学》（43卷）和《地理学》（17卷）。《历史学》约在公元前20年成书，叙述了从迦太基衰落到恺撒之死一段时期的历史，仅存少数残页。《地理学》是西方古代地理学的一部经典著作，对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影响。

[2] 卢坎（Marcus Annaeus Lucanus，公元39—65年），生于西班牙的古罗马诗人。

[3] 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为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罗马人称他海格力斯。父亲是宙斯，母亲是忒拜王安菲特律翁之妻阿尔克墨涅——珀尔修斯的后裔。阿尔克墨涅临产前，宙斯决定让这天诞生的珀尔修斯的后代统治迈锡尼。而赫拉出于嫉妒，延缓了阿尔克墨涅的分娩，同时使珀尔修斯之孙欧律斯托斯提前出生。赫拉克勒斯出生后被母亲丢到野地里，赫拉从旁经过，因不知情用自己的乳汁喂育了他，因此力大无比。后来，欧律斯托斯召他服役，他去求神示，神示证实他应为欧律斯托斯完成十二件苦差，并开始称他为赫拉克勒斯，意为“赫拉给予光荣的人”或“因受赫拉的迫害而建立功业的人”。他为欧律斯托斯服役期间，神勇无比，完成了十二项英雄伟绩。有关他英勇无畏、敢于斗争的神话故事，历来都是文艺家们乐于表现的主题。在现代语中赫拉克勒斯一词已经成为了大力士的同义词。

[4] 珀琉斯（Peleus），在希腊神话中，为色萨利国王，宙斯之孙，阿喀琉斯之父。

[5] 忒提斯（Thetis），为海洋女神，海神涅柔斯（Nereus）和海洋女神多丽斯（Doris）的女儿，是他们女儿中的最贤慧者。宙斯和波塞冬都追求过她。

[6] 埃阿斯（Ajax），特洛伊围攻战中的希腊英雄，骁勇、膂力以及快跑速度仅次于阿喀琉斯。在夺回阿喀琉斯尸体之战中立了功，但当阿喀琉斯的盔甲给予奥德赛时，他怒而自刺身亡。他在雅典娜女神庙中侮辱了正在寻求庇护的卡珊德拉而开罪于雅典娜女神，因而遭到女神的憎恨。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约于公元前440年作有悲剧《埃阿斯》。

[7] 阿耳忒弥斯（Artemis），为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

[8] 曼农（Memnon），希腊神话中的埃塞俄比亚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阿喀琉斯杀死。

[9] 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rnus），为阿喀琉斯之子。

[10] 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在希腊神话中，为司文艺和青春之女神缪斯的居住之地，故亦为诗人的灵感之泉。

[11] 弗拉维斯·约瑟夫斯（Flavious Josephus，约公元37—100年），生于耶路撒冷，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人。公元66年在反对罗马的犹太起义中他指挥了一支加利利军队，在向罗马人投降时，他施展手段获取优待得以前往罗马，做为参谋和翻译为罗马政府服务，并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他在那里写出了几部关于犹太历史和宗教的著作，包括《犹太战争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公元75—79年问世）和《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公元93年问世），卒于罗马。虽然他是以“犹太历史学家”留名于后世，但一生的经历颇为复杂，且富有浓厚的戏剧性，似非“历史学家”一词可概而言之。

[12] 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出生于西西里岛。他用了30年时间编写的《历史文库》，实际是从远古到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4年）的一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通史，全书40卷，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至5卷和第11至20卷。

[13] 埃福罗斯（Ephorus），古希腊历史学家，约前400—前330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库梅（Cyme），他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其最主要著作是30卷《历史》，今仅存片断，其片断主要通过斯特拉博和狄奥多罗斯的引用而得以流传。

[14] 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为当时英国的著名收藏家。

[15] 伊洛西斯（Eleusis），为古希腊城市，伊洛西斯秘密宗教仪式的发祥地。

[16] 阿利安（Arrian，约公元86—160年），希腊历史学家。他曾在罗马军队服役，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即公元131—137年担任卡帕多细亚的总督，并于公元147年担任雅典的执政官。阿利安在退位后专注于历史的研究，其作品大都深受色诺芬的影响。主要著作为《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 Alexandri），描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作战的过程，其主要参考史料来自于亚历山大身边的史官阿里斯托·布鲁斯所做的记录，以及重要将领亦是继业者托勒密一世的回忆录，被认为有较高的可信度，著作几乎完整地流传至今。阿利安另外著有《师门述闻》（Enchiridion），记录其师艾希克提塔斯，一位雅典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教学记录。

[17] 埃涅阿斯（Aeneas），在希腊、罗马神话中被视作古罗马的神。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沦陷后，背父携子逃出火城，流浪多年后，到达意大利，据说其后代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把他同传说中的赫克托耳相比拟。埃涅阿斯受到古罗马人的敬重，被尊称为“朱庇特”——“种族的缔造者”。在维吉尔所写的《埃涅阿斯纪》中，他是位英雄人物。

[18]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是罗马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奠基者，丰富发展了古希腊的文艺思想。早期创作的是讽刺诗和性质与讽刺诗相近的长短句，后来从事抒情诗创作，自称为“歌”，后人根据他的庄重风格，称之为“颂歌”。他以古希腊诗歌为典范，广泛地吸收了希腊抒情诗的各种格律，成功地运用了拉丁语诗歌创作，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把罗马抒情诗创作推向了高峰。贺拉斯在古时和后来的西欧一直享有盛名，他的《纪念碑》一诗的立意曾经被欧洲许多著名诗人所模仿。他的《诗艺》奠定了古典主义理论基础，对艺术社会功用的肯定，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和文论家们。

[19]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古罗马伟大的史诗诗人。幼年受良好教育，后因体弱多病，专心写作。田园抒情诗《牧歌》十首，是他早期的重要作品；第二部重要作品是他在公元前29年发表的4卷《农事诗》；晚年著有史诗《埃涅阿斯纪》十二卷，是维吉尔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整个罗马文学的顶峰之作。他苦吟十年完成初稿，未及修改就去世了，临终前嘱咐友人将诗稿焚毁，幸而屋大维非常重视这部史诗，命令照原样发表，罗马最伟大的史诗这才得以流传。此史诗语言严谨，画面动人，情节哀婉，富有戏剧性，为后世著作之楷模。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他生活在欧洲古代文明的结尾、基督教即将对欧洲开始其统治的时期，他的历史地位颇像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但丁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史诗，在他那里，史诗脱离了在宫廷或民间集会上说唱的口头文学传统和集体性，他给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予了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性。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作家。

[20] 奥勒留·奥古斯丁（Sanctus Aureljus Augustinus，公元354—430年），罗马化了的北非黑人神学家。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hagaste）——现位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桑克阿哈拉城（SoukAhras）之柏柏尔人家庭。他是保罗神学、教父神学以及时代思潮的集大成者，流传于世的著述和讲道集多达千卷。其中以《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驳多纳徒派》及《驳伯拉纠派》对基督教神学最有贡献。他承前启后，既总结了教会前四百年的成就，也奠定了以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神学基础。34岁回到非洲过修道生活，42岁任北非希坡（Hippo）主教，76岁离世。因对基督教有重要建树，故被天主教会封为圣者，称圣奥古斯丁。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者，如马丁·路德和约翰·卡尔文等，都一再回到奥古斯丁的神学洞见中，与中世纪晚期的繁琐教条相抗衡。

[21] 罗马人一直认为，罗马城创建于公元前753年。

[22] 奥罗修斯（Orosius，约公元380—420年），出生于西班牙的5世纪教会历史学家，以基督教的观点重写了罗马历史《反异教史七卷》。

[23] 韦塞克斯（Wessex），为旧时苏格兰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阿尔弗雷德（Alfred，公元849—899年），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国王，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称呼自己为“英格兰国王”的君主。

[24] 布里塞伊斯（Briseis），为先知卡尔克斯（Calchas）之女，卡尔克斯本是特洛伊人，因知道特洛伊注定战败，而投靠了希腊人，并请求阿伽门农派人到特洛伊把他女儿抢到希腊军营里来。布里塞伊斯本来与普里阿摩斯的儿子特洛伊罗斯（Troilus）相爱，两人定下了山盟海誓。但布里塞伊斯一到希腊营中，便马上移情别恋，跟了狄俄墨得斯（Diomedes）。后来，莎士比亚把布里塞伊斯改名为克雷雪达（Cressid），用这个故事创作了《虚伪的克雷雪达》。现在形容某人一往情深，可以说“as true as Troilus”；而对于负心之人，则是说“as false as Cressid”。

[25]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公元1422—1491年），是英国的第一位印刷商。卡克斯顿是富有的商人，但他喜爱阅读，兴趣在于文学。从1469年开始，他开始翻译法文《特洛伊历史的回顾》。他在德国的布鲁日学习印刷，并开办了印刷所，他所印的第一部书就是他翻译的《特洛伊历史的回顾》。1476年，卡克斯顿回到了英格兰，并在威斯敏斯特开办了印刷所，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从事印刷和出版业。到1491年去世时，他出版了约100本书，其中有24本是他自己的译作。卡克斯顿是一个有着出版理想的出版人，他出版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有宗教经典、神学著作、骑士传奇、诗歌，百科全书、历史、哲学及伦理学等等。在卡克斯顿的时代，有多少个郡就有多少种方言，不管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方面，英语还远未定型。卡克斯顿在出版英文书籍时，选用的是伦敦和宫廷中较其他方言更接近法语的语言，使英语的句法和文法大致定型。为使英语的规范化，他甚至还编了一本《英-法语辞汇》，这是最早的双语词典之一。卡克斯顿朴实而生动的个人写作语言，也对后世的英语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说，在莎士比亚之前，卡克斯顿是对英语影响最大的人，对英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9年元旦，英国广播公司举行的“BBC听众评选千年英国名人”活动揭晓，莎士比亚以微弱优势胜出丘吉尔荣获桂冠，而卡克斯顿击败达尔文、牛顿、克伦威尔，荣膺探花之殊荣。

[26] 一般而言，中世纪的人们相信，达瑞斯和迪克特斯（Dares and Dictys）亲眼目睹了特洛伊战争，因而他们的记载要比荷马和维吉尔等人的史诗更接近于史实。

[27] 阿米亚努斯·玛尔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30—395年），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作家。虽然阿米亚努斯是一个希腊人，但他的传世之作《晚期罗马帝国史》（Rervm Gestarvm Libri）却是用好得难以置信的拉丁文写成的。阿米亚努斯早年从军，晚年退役后开始写作，希望把塔西陀的著作接续下去，到他去世之前，《晚期罗马帝国史》共完成了31卷。该书现存后18卷，即第14—31卷，记载的是公元354—378年的罗马帝国史。前13卷的亡佚并不可惜，因为它们基本上是对现存其它史籍的摘抄。而后18卷主要都是阿米亚努斯本人亲身经历的历史，因此内容翔实，文笔生动，是有关古典时代晚期和民族大迁徙早期最重要的原始史籍。又因为作者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官，所以，书中的战争描写特别出色，被公认为自恺撒之后最佳的古典军事史作品。

[28] 尼尼奥斯（Nennius），8世纪威尔士僧侣，历史学家，著有《不列颠的历史》。

[29] 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公元1100—1154年），英国年代记作家、编年史家。

[30]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公元1688—1744年），为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启蒙主义者。蒲柏出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由于当时的英国法律规定学校要强制推行英国国教圣公会，因此，他没有上过学，从小在家自学，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大量作品。他幼年时期患有结核性脊椎炎，造成驼背，身高没有超过1.37米，并过早地去世（56岁）。蒲柏从12岁即开始发表诗作，17岁时，经戏剧家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的引荐，结识了当时伦敦的一些著名的文人学士，并在斯威夫特的鼓励下用13年时间翻译了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译成于1720年）与《奥德赛》（译成于1726年）。21岁时，蒲柏发表《田园诗集》（Pastorals，1709年），并在以后的几年中先后发表阐述自己文学观点的诗《批评论》（An Essay on Criticism，1711年）和叙事诗《温莎林》（Windsor Forest，1713年）等，诗作中多为批判性的诗歌。

[31]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公元1709—1784年），常被称为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散文家和传记家，编纂的《英文字典》对英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2]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作品有《地上乐园》、《佛尔松族的西古尔德》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诗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现实的不满，企图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好的理想。

[33]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Baron，1809—1892年），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在世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诗作题材广泛，想像丰富，形式完美，词藻绮丽，音调铿锵。其131首的组诗《悼念》被视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哀歌之一。其他重要诗作有《尤利西斯》、《伊诺克·阿登》和《过沙洲》等。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的赏识，于1850年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后来又在1884年被封为男爵。

[34] 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年），英国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

[35] 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为英国著名作家。

[36] 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于1915年4月25日在加里波利半岛实施登陆，遭到了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最终惨遭失败，同时参战的土耳其军队也损失惨重。此战史称加里波利战役。

[37] 盖尔语（Gaelic），在苏格兰和爱尔兰部分地区使用的一种语言。

[38] 凯尔特人（Celtic），为公元前2000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文化和语言特质的、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高卢、北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与爱尔兰等地。凯尔特是欧洲古代文明之一，是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和并存的。在罗马帝国时代，北方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被并称为蛮族。现代意义上的凯尔特人，或称其后裔，仍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如爱尔兰的盖尔语），并以自己的凯尔特人血统而自豪。现在，这个古老的族群集中居住在被他们的祖先称为“不列颠尼亚”的群岛，即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

[39] 诺曼底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指继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入侵与征服。

[40] 迈克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us），为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学院里的哲学大师，并是那个时代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著有《编年史》、《十四皇帝列传》等作品。

[41] 摩里亚半岛（the Morea），是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名称。这个名称来源于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名为摩里亚采邑的省份。

[42] 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约公元前361—前281年），为马其顿将军，后成为色雷斯国王（公元前306—前281年）。

第二章　海因里希·施里曼

对于一位考古学家来说，想像力是其所应具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品质……而与之相匹配的判断力，也同样必不可缺；否则，想像力遂会变得柔弱松弛，甚至是不着边际。毋庸置疑，施里曼博士是一位能干之人；但是，他之所以能在发掘希沙立克的行动中获得如此令人炫目的成就，必定是因为他具备了那种非同一般的想像力。

——威廉·伯勒斯（William Borlase），《弗雷泽评论》（Fraser's Review）（1878年）

1868年夏，确切地说，8月14日清晨5点，一个看上去并不像游客的人骑着马，择路穿越了位于土耳其西北角（靠近达达尼尔海峡）门德雷斯河的沙地河床和沼泽丛林。他是一个小个子的男人，脑袋宛如圆圆的子弹头（就像他的一位朋友所描述的），头发稀少，一张泛红的脸，架着一副眼镜；“圆圆的头，圆圆的脸，带顶圆圆的帽子，瞪着圆圆的大眼睛”，另一个朋友如此形容他。上午10点，他来到一个碎石遍野的开阔高地——新伊利昂古城的所在地。他绕着外周走了1.5英里的路程，心中揣摩着其环形城墙的痕迹。最后，他登上位于西北角的一座被叫做希沙立克（“城堡所在地”）的小山丘，它比平原高出约100英尺，而比山坡高地只高出约30英尺；他在那里查看早年被其所有者挖开的一个坑，坑中已暴露出一座神庙的墙墩。关于这一位置，他后来如此写道：

完全符合荷马对于伊利昂的描述；而我所要补充的一点是，一当你踏入特洛伊平原，就会被希沙立克山丘的美丽景象所吸引。这座山丘似乎天然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整个地区，再无其他哪个地方可与之相比拟。

当夕阳渐渐地沉落于达达尼尔海峡，他沿着河流下游，步履艰难地穿过一片沼泽地，想在沿岸附近找个寄宿之地。

离开希沙立克后，我向着位于西革翁海角的耶尼谢希尔小镇走去……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特洛伊平原的壮丽全景。当时，我手捧《伊利亚特》，坐在一座房子的屋顶上，观望着四周的一切。在我的想像中，希腊人的船队、露营和千军万马，以及特洛伊和坐落于希沙立克高地的别迦摩防御要塞，就展现在我的脚下，在特洛伊城邦与希腊人营地之间的平原地带，双方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伊利亚特》中的重大战事，在我眼前闪过。恍然间，两个小时过去，夜已深沉，极度的饥饿不得不让我走下屋顶……我已经完全确信，这里就是古特洛伊存在的地方。

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描述写于那年秋天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而它却标志着考古学中最令人惊奇的故事的起始。

1.传记问题

人们常说，正是由于他的执着、沉迷，才让今天的我们对特洛伊有如此深入的了解；的确，他的童年梦想如今已成现实。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听信他本人关于其早年生活的自述，那么情况便是如此。施里曼的考古生涯是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他的主要著述——《伊利奥斯》、《迈锡尼》和《梯林斯》等——的文字中读出这一点；不过，我们在拜读他的作品时，还是应该带着有所保留的态度为好，因为阅读施里曼就像阅读特洛伊的故事一样，神话与现实可能并不总是那么泾渭分明。有关他身世的文字材料层出不穷；犹如对待许多天才人物一样，对于施里曼的生活写照人们也不免给予了过度的渲染。据统计，所谓的自传有11种，旅行日记18种，有关论文20000份，信函60000件，业务记录、明信片、电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证物不计其数；还有175本考古笔记，其中有46本已经遗失，包括来自于特洛伊、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和梯林斯等地的重要内容——有关迈锡尼的平面图、草图和照片的3种，遗失后于几年前落入了一位雅典书商的手中。除此之外，在认识他的、同他有过合作的或与他有过争论的学者的著述中，在报纸文章中，存在着大量与施里曼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可能有一些新发现（从各地）冒出来（比如，1982年，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发现了他的5封书信）。可想而知，厘清施里曼身世真相会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施里曼精力过人，工于文字，想法迭出，又精通十多种语言，完成这项任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从施里曼开始发掘特洛伊（希沙立克）以来，市面上出现了许多关于他的书，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种能称得上完全可信的传记。这也是造成我们对特洛伊缺乏全面了解的一个原因；现在要来重新构建施里曼的发现，显然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9世纪出现了许多的天才人物——施里曼可算其中的一员，关于他们的非凡故事往往令人深信不已；但我们不得不提醒的是，已被那些神奇故事弄得神魂颠倒的读者们，还是应该懂得谨慎看待施里曼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以及为这个世界所欣然接受的神话，因为正如施里曼本人所坦承，“我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吹牛和吓唬人……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好于自夸和吹牛——时常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施里曼作为“考古学之父”和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些让人感到迷糊的自相矛盾。

例如，施里曼自己所述说的有关其童年经历的一个著名故事的真相——连他的批评者也乐于接受，也不免会让我们感到难以确信。他在自己的《伊利奥斯》（出版于1880年）一书中说，在8岁的时候，他收到父亲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杰勒（Jerrer）的著作《宇宙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书中就有关于特洛伊的故事，而其中有关埃涅阿斯从熊熊燃烧的特洛伊城堡脱逃的场面，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施里曼在自述中说：

“父亲，杰勒一定见过特洛伊，”我说：“否则，他不可能在书中把它描写出来。”

“我的儿子，”父亲回答说：“这只是一种想像中的情景。”

“父亲！”我顶嘴道：“如果说这样的城墙既然存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被彻底毁灭，它们必定会留下大量的遗迹，但深埋于陈年的泥土底下。”

……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发掘特洛伊。

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自我吹嘘之嫌，而且与他在《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Ithaque, le Péloponnèse et Troi）一书（写于1868年，当时施里曼46岁）中所记述的事实也有出入。这是施里曼最早提及的“一个”源泉，他声称，从此以后，揭开特洛伊的面纱并证明荷马故事的真实性，便成为其终生矢志不移的目标。但事实果真如此吗？1868年12月，在一封写给已是88岁高龄的父亲的信中，他在谈到自己刚出版的书时说：

书的前言中，有我的个人小传。我说，在我10岁时……我从您那里听到了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我已说过，您是所有一切的起因（即36年的痴迷），因为您经常为我讲述荷马英雄的故事，也因为我作为一个孩子从您那里所得到的最初印象贯穿了我的一生。

持怀疑态度者或许会做出这样的推断：这很可能是老施里曼第一回听说此事；而且，当他以冷静的眼光看待儿子的来信时，也有理由觉得，儿子关于自己长期以来痴迷于特洛伊的故事，的确会是一种虚构。

在德国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度过童年之后，施里曼在圣彼得堡和美国等地，成为一名富有的商人。他做生意，常常不择手段：例如，他几乎垄断硝石市场，用以制造克里米亚战争所需的火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他从探矿者那里购置黄金；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那里从事棉花生意。至少，这些都是他的历史。自19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体面的缘故，施里曼似乎已经想要从原有的商业生涯中摆脱出来，更多地介入到对知识领域的追求之中。他最初的希望，是想转型为一个土地所有者，投身于农业的发展。当这一希望破灭以后，他又想去从事科学领域的某种活动——也许是语言学，但很快就泄气了：“转而从事科学研究，对我来说，已为时太迟。”他写道：“……从商的时间太长了，虽然我仍然希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参见“信函Ⅰ”，第62—67号，1858—1859年）如同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一样，他谙熟荷马，并喜欢他的史诗故事；然而，可能只有当他于1868年夏天走访了希腊和特洛伊，并拜见了弗兰克·卡尔弗特之后，这才产生转向考古学的灵感和通过挖掘来发现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城的想法。

如此这般的文本校勘，还显露出施里曼职业生涯中其他有关事件的不实之处：例如，他自称是旧金山火灾故事的目击者；他宣称自己会见过美国总统菲尔莫尔（Fillmore）；甚至是在特洛伊发现的所谓“海伦的珠宝”，也使他因涉嫌伪造或是在黑市上购得后安放于现场而受到指控。现在，人们对施里曼的怀疑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在1983年向雅典国家博物馆提交了一个请求，要求对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一个黄金面具进行真伪鉴定；这也含蓄地暗示，施里曼在迈锡尼所发现的部分财宝也有造假之嫌。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对施里曼的怀疑并不奇怪：他在生前不免有“修改”证据的欺世之举；他称自己所见过的一些人，也不是那么真实可信。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他“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戈宾诺（Gobineau），一位法国外交官，称他为一个“江湖郎中”；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者，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不过，这些责难也并不能用以说明全部的真相，就拿“海伦的珠宝”这一案例来说，其被发现的场景，看上去的确像既定事实。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不带偏见的传记，有些差池仍然还需我们严肃加以对待。比如，他的同时代人威廉·博勒斯（William Borlase）[1]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也是一个困扰着考古学界的问题，那就是当施里曼对外宣布他在特洛伊发现“普里阿摩斯的财宝”时，他的妻子苏菲·施里曼并不在现场，甚至也没有在土耳其！因为他说过，“包括她所参与的这一发现，极大地激励了她对考古学的兴味”，关于这一点，如果施里曼可能是在说谎（或耽于幻想）的话，那么，他所宣称的发现本身是否也会是一个谎言？而我们拥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说明他确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人：他欺世盗名，谎话连篇；他行事诡秘，不择手段；他常常在暗地里挖掘，并盗用文物；他将在特洛伊挖到的珍宝走私国外，而不是把它们提交给土耳其政府；他极度渴望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和考古学家而被学术界所接受，然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他，则是一个连在雅典购买的某些碑刻的出处这样的小事也要说谎的人。所有这一切似乎皆为事实，施里曼可能因此永远备受世人诟病。但在另一方面，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有目共睹与不可磨灭的；他的种种发现，记录于众多的书刊中，发表于《泰晤士报》的读者投书栏中，陈列于雅典博物馆的迈锡尼馆中。施里曼是一个桀骜不驯、天真幼稚、热情满怀、浪漫无际、不拘小节、渴望成名的人，总之，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矛盾混合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基于他的发现，对其做出中肯的评价。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获得如此伟大的考古发现，与其说要归因于他的运气，不如说应归功于他的本领。但在我们开始讲述施里曼的惊人发现的故事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一下：施里曼为什么会对考古学情有独钟，而不是把兴趣转到语言学呢？那是因为，探寻特洛伊的故事，与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正处于开创阶段是密不可分的。

2.考古学：一门新科学的开端

在施里曼的时代，具有当前意义的“考古学”这一术语刚开始被使用。我们可能需要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勾勒这门学科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相关知识背景。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有关施里曼的个人档案，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汲取了当时相关的知识养分。例如，19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施里曼在巴黎作为一个“成人学生”，人们不知道他在那里学了些什么知识。当然，在接下来的二十来年里，他所展示出来的阅读量非常惊人，特别是在考古研究和古文物研究方面，而且，也广泛地涉猎到语言学和比较民族学等学科知识。与此同时，为了对在特洛伊挖掘出来的那些时常令人困惑的发现进行比照，他还参观了所有重要博物馆的藏品。施里曼的思维是缺乏真正的学术性训练的（“勤勉的，但思维是不清晰的”，他的老师曾这样评价他），他的理论时常是牵强附会的，但是，他的思考又往往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的。由于施里曼得益于费尔霍（Virchow）、塞斯（Sayce）、穆勒（Müller）、德普菲尔德等专家——其中的许多人均是各自研究领域中最杰出的学者——的帮助，随着事业的深入，他的理念变得越来越清晰。如今，人们在责难施里曼的人格之外，往往还会嘲弄他的考古学技术，但我们需要切记的是，从以往总体研究的角度来说，施里曼的成年生活时期（1850—1890年），也许是科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阶段。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巨著《物种起源》，为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气象；正是在这一年，施里曼第一次访问了雅典以及周边岛屿（1859年5月27日的《泰晤士报》简要地刊登了他的旅行见闻）。［很有意思的是，最早对达尔文的著作公然表示赞美的学者之一，是英国的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克诺索斯的发掘者之父；顺便说一下，施里曼可能后来认识了他们两人。］之前，史前史的概念，几乎还没有进入科学的语境。随着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的《史前年鉴》（Prehistoric Annals）（1851年）和约翰·卢博克（John Lubbock）的《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1865年）的出版发行，在欧洲，这一术语本身才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正是卢博克，创造了描述史前史阶段的术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卢博克于1873年拜访过施里曼，而施里曼在1880年写作《伊利奥斯》一书时，引用过卢博克著作中的内容。卢博克的代表作《文明起源》（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一个意在与达尔文的著作遥相呼应的书名）问世于1870年，也就是施里曼着手发掘迈锡尼遗址的六年前；此书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于欧洲文明、尤其是爱琴海文明之起源的认知。

在施里曼的成年早期——在他对特洛伊展开挖掘之前，对于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文明”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而言的，即一种基督教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民主。他们的思想所来源的文本，是古典作家的作品和《圣经》；诸如英国和德国等帝国，被视为古代文化的逻辑巅峰；其传统的构成，来自于罗马（在政府和法律方面）、以色列（在宗教和道德方面）和希腊（在知识的、艺术的和民主的理念方面）。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因此说，所谓的“历史”，大致上指的是由希腊人、罗马人、希伯来人的观念所塑造形成的西方传统。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学开始揭示出了更为久远的文明宝库——埃及文明、亚述文明、巴比伦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当这些文明的文字得以解读之后，人们发现，原来它们对“较为年轻”的地中海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自《物种起源》问世之后的19世纪，我们对自己所津津乐道的知识状态几乎感到厌倦。不断的发现证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和米诺斯文明，都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活水源头；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等非西方文明，也是推进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考古学”——在17世纪通常是指一般的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由此诞生；不过，1851年出版的威尔逊的《史前年鉴》，才赋予这一术语严格的现代含义，即考古学是一门关于史前物质遗产的科学研究。所以，在三十年之后的1880年，R.道金斯（R.Dawkins）能够在其《早期人类》（Early Man）一书中这样写道：“考古学家已将古代史研究推进科学的行列。”这一成就基本上是由施里曼所奠定的，正如费尔霍所说：“如今再来质询施里曼是基于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前提而开始他的研究这样的问题，已经毫无意义。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他的正确，而且他的科学方法也证实了他的成功。”

3.施里曼与浪漫情怀

我们在了解施里曼热切渴望成为一名严谨学者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他的知识与性情偏好。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么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倾向性的“触发器”，他的偏好表现为他的罗曼蒂克式的希腊情怀——凡是希腊的东西他都喜爱。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一点，但在施里曼从出生后到青年时代，适逢希腊独立战争，这一大事件对许多欧洲艺术家和思想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安科纳的希里亚克于1453年进入君士坦丁堡（此城当时被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土耳其人所征服）的那一天，到拜伦勋爵死于米索朗基城（Missolonghi）的沼泽疟疾的这一天，西欧文化已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其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当然，希腊人首先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在那些受到过西方教育并活跃于欧洲知识界的希腊人的启迪下，从土耳其人那里解放出来。这不仅事关希腊人看待自身的方式，而且很重要的是，也事关西方人看待希腊的方式。于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在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冲击力；正如我们所知的，关于希腊民族复兴的理念，最早是在15世纪出现的《希腊》一书中被构想出来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希腊却沦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成为最贫困的行省之一。从此以后，古希腊（Hellas）复生的理念，兴盛于希腊之外；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20年代的希腊独立战争，是以那些热爱古希腊历史和文化的西方人的书籍的大量流入作为先导的。从15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Pletho）[2]和安科纳的希里亚克的理念来看，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与考古学的进展齐头并进的。

因此，当我们浏览当时的旅行家和艺术家们所创作的作品（如诗人拜伦的《唐璜》以及稍后的音乐家柏辽兹的《特洛伊人》等）时，就不难感受到其中浪漫的希腊情怀；很显然，这种浪漫情怀激励着自学成才的施里曼，尽管实际上他后来也在巴黎的教室中得到了启示。他曾这样写道：“让我心有所爱的希腊重新得以复活了。”这正是19世纪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所向往的一个共同目标；同时，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学，必然无法摆脱这种情怀——怎么可能摆脱得了呢？从某个层面上说，考古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浪漫的一门学科，因为它所涉及的活动是，对消失的过去进行真实的物理重建。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古希腊的物理再现——始于19世纪60年代对奥林匹亚和萨莫色雷斯遗址的发掘，以及紧接着的70年代由施里曼主持的对特洛伊和迈锡尼等地的发掘，使希腊情怀在19世纪进入其逻辑上的巅峰时期；唯有如此的解释，我们才能理解施里曼在其渴望证明古老故事之“真相”更甚于找到宝藏背后的真正动因。

毕竟，施里曼所处的年代，是深受革命和战争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困扰的时代，并最终以可怕的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年）的爆发达到顶点；施里曼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亲眼目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街头的邻家房屋被炮火摧毁的情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19世纪“文明”的实际伟大成就，已被未来景象的恐怖色彩所沾染。因而，一种更具诱惑力的向往，反倒为人们开辟了一片景色无限的天地，那就是，一种可恢复性的历史——指向业已消逝的遥远时空？19世纪思想家们所追求的宏伟目标，是一种崇尚高尚情操和简单道义的文化；他们确信，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这种目标是有可能达到的。虽然这方面的有关内容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施里曼及其同时代人的追求是不应被忽视的：柏辽兹在论及荷马时代的英雄时写道：“我的生活是与这个半人半神的种族一起度过的；我如此地熟悉他们，以至于我感觉到他们也一定认识我。”在施里曼许多著述的字里行间，也显露出类似的感同身受的表述。

4.荷马的特洛伊在哪里？

没有哪块石头是没有名字的。

——卢坎

古代伊利昂（拉丁语为“Ilium Novum”）的遗址，坐落于门德雷斯河（即古斯卡曼德河）与杜姆瑞克苏河（即古西摩伊斯河）之间一片高地的西北角。整个城市在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占地面积可能非常大，其城墙所囊括的区域长约1200码，宽约800码。此城的西北端，有一座约为700英尺见方的土丘，土丘的西面和北面，地势峻峭，直接倾斜到平原。在施里曼的发掘之前，这座土丘比毗邻的高地约高出30英尺，比周边的平原约高出130英尺；尽管在青铜器时代，在古代的建设者们将其平整之前，它的高度可能更高、地势更险峻。这座被称为希沙立克（即“城堡所在地”）的土丘，曾是古代城邦的卫城，其中建有民用房屋和雅典娜神庙。在争论荷马所讲述的那早已消失的特洛伊所在地时，起初也没有什么人关注到这个地方；旅行家最早对此引起注意是在18世纪40年代，当时，建造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城墙的断垣残壁，潜藏在灌木和橄榄树丛中依稀可见。1801年，当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来到此地时，发现当地的土耳其人正在盗挖残留的城基石块；到了19世纪50年代，断垣残壁已经荡然无存；如今，就连卫城的界线也是踪迹难觅。而克拉克从他看到的迹象以及发现的硬币正确地推断这座“矗立于高地之上、四周被平原环绕的古老卫城，显然就是新伊利昂的遗址。”当时，尽管一些学者接受了由足不出户的地形学者麦克拉伦于1822年所提出的假设，认为此地就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所在地，但在弗兰克·卡尔弗特和施里曼的发掘之前，没有任何人对这种假设进行过验证。

也就是说，当弗兰克·卡尔弗特把精力集中在这一闻名之地的时候，相关的考古学背景材料还是十分低匮乏。在这个阶段，特洛伊-布纳尔巴什理论（Troy-Bunarbashi theory）一直引人关注，但当弗兰克在布纳尔巴什的挖掘一无所获之后，最终导致了他对希沙立克的发掘。弗兰克自童年时代就知道这个地方，他从当地农户的手中购置了一块土地，这块土地涵盖到了土丘的北部。正如我们所已看到的，他于1865年开始挖掘，就立即发现雅典娜神庙和利西马科斯时代的城墙遗迹——其残存的遗迹后来被施里曼一扫而空。同时，已经挖到了青铜器时代的地层，并发现了希沙立克深处的分层结构：在地下的一些地方，积累了40～50英尺的残骸碎片。

1868年8月，施里曼首次访问了特洛德地区。我们从弗兰克·卡尔弗特的信函中可以确定，此时的施里曼所赞同的是勒舍瓦利耶的布纳尔巴什理论；并且，他在那里闲逛了好几天。很显然，事实与他所虚构的情况（参见本书边码第57页）相反，他对希沙立克没有什么印象。只有当他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在恰纳卡莱见到弗兰克的时候，才得知弗兰克发掘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他关于希沙立克是一座人造土丘的理论——“这座土丘是由庙宇和宫殿的废墟和残骸，经过千百来的时间，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弗兰克的这一理论，早在牛顿于1853年到访之前就已形成。弗兰克认为，希沙立克就是荷马史诗中所说的特洛伊的所在地；施里曼立即信服了弗兰克的看法，正如他在其第一本书（次年出版于法国）中所说的，“对特洛伊平原进行了两次仔细的考察之后，我完全认同了这位‘专家’（弗兰克·卡尔弗特）的观点——希沙立克高地就是古代特洛伊的位置，这座山丘就是其别迦摩的所在地”。事实上，施里曼的这种想法完全归功于弗兰克，这年10月他从巴黎写给弗兰克的一封不平常的信函显示，施里曼原本对希沙立克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布纳尔巴什一直是他所关注的焦点。当遇到弗兰克的时候，施里曼事无巨细地向弗兰克请教了所有的问题，比如最好是戴什么样的帽子，“我应该把铁床和枕头一起带来吗？”以及弗兰克为什么会认为这座山丘是人工形成的等等。弗兰克耐心仔细地一一给予解答。而在后来，施里曼却往往否认弗兰克所带给他的启发和帮助；1875年，弗兰克在写给《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一封信函中，不得不引述施里曼的话来向施里曼本人发难：“假如有其他什么人提议我，要花我自己的钱来挖掘一座土丘，那我根本不会听他的！”弗兰克是这一想法的“唯一开创者”（onlie begetter），只不过施里曼后来不愿意他人来分享他的荣耀而已。

施里曼是在一个独立国家进行发掘活动的，因此自然就会涉及到发掘许可与权限方面的问题。自土耳其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建造皇家博物馆以来，政府对本国古迹的保护日益重视。施里曼像以往一样，很容易就说服当地政府而获得挖掘许可。但其条件也规定得很清楚：凡施里曼所挖掘到的物品，一半要归土耳其考古博物馆；凡是他所发现的遗址，要在发现地予以保留，其原有的结构不得破坏；最后，挖掘所需的费用，由施里曼自行承担。这些条款中的最后一条是施里曼所不得不履行的。事实上，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把土耳其人的条款当回事：他破坏了遗址现场的许多墙体，尤其是盗窃了在特洛伊所发现的财宝。施里曼的劣行，导致他在同行中的信誉扫地。很显然，施里曼难以改变伴随其一生的急功近利习性，且不惜以欺骗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施里曼于1870年4月开始初步的挖掘，在1871—1873年间，展开了三次重大的发掘活动，挖掘时间超过9个月，每天在现场所动用的劳动力达80—160人。尽管弗兰克建议他，要以网络状细沟的方式、而不是以巨大平台的形式进行挖掘，但施里曼还是一意孤行地挖开了一条贯穿山丘的巨型壕沟，翻动了数百吨的泥土和碎石，拆除了挡在途中的原本结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这些万劫不复的城墙遗迹中，就包含利西马科斯时期壮美的石灰岩城墙；而且，有两处石灰石块的精雕细刻程度，甚至令施里曼也为之愕然。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施里曼在不经意间就毁坏了城邦（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施里曼的发掘所带来的后果：遗留下来的一切，只是废墟中的废墟。到了1872年，弗兰克撤销了与施里曼之间签订的协议（允许施里曼挖掘属于弗兰克的土丘部分）；并且，两人（暂时地）分道扬镳。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

事实上，当时的施里曼正被土丘的复杂程度和分层结构搞得完全不知所措。幸运的是，他很明智地接纳了这样的建议：“只要找准发掘目标的‘挖掘点’，就能精确地揭示出年代的新纪元。好好留意这一点！”这是法国建筑师伯讷夫（Burnouf），在1872年写给施里曼的信中所提出的忠告。施里曼坚持按照伯讷夫的建议去做，于是发掘工作才有了起色。由于之前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情况，施里曼若想继续发掘，就不得不提高他的技术水平。我们大可不必因此对施里曼横加指责，因为当时对其他遗址（如萨莫色雷斯遗址）的发掘都相对比较容易，正如穆勒在谈到英国人于1878—1881年发掘卡尔凯美什（Carchemish）（位于叙利亚边界附近）遗址的情况时所说的，就像“挖土豆”那么简单。然而，在三个季节的挖掘进程中，施里曼在古代伊利昂的土地下，渐渐识别出了四个连续的地层或“城市”，而且，他得出结论说，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处于由下而上的第二层，它毁于一场大火。他宣称，这块约100码见方的地方就是荷马史诗中所说的带有塔楼和“大城墙”的伊利昂。尽管他在对外的报告和信件中极尽夸大之词，但他的说法还是没能引起多少的反响。反倒是弗兰克·卡尔弗特刊登在《黎凡特先驱报》（Levant Herald）（1873年2月4日）上的一篇文章极度地激怒了施里曼；弗兰克在文中认为，施里曼所挖到的陈旧地层顶多不过处于古罗马时代，并精辟地指出，“公元前1800—前700年间的最重要环节并没有找到，这是一个相距一千多年的空白，其中包括特洛伊战争（公元前1193—前1184年）的年代，介于中间年代的任何遗迹，从史前石器用具到古体陶器都尚未被发现。”换句话说，特洛伊战争并非发生在此地层！施里曼无视弗兰克论点的正确与否，而歇斯底里地责骂弗兰克是在背后捅刀子，后来还称弗兰克为“魔鬼撒旦……一个诽谤者和撒谎者”。然而，在几周之内，具体时间可能是在1873年5月31日——其发掘活动即将接近尾声，施里曼在“他的”“特洛伊Ⅱ”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即首次发现了特洛伊的宝藏——所谓的“普里阿摩斯之财宝”。此次的发现虽然闻名，但也充满争议。

一件非同一般的铜器，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注意力顿时为之吸引，同时我想到，在其后面会有黄金……于是，我用一把小刀去挖掘这件珍宝，万分小心地，而且，冒着平生最大风险，因为它被埋在巨大的城防工事的墙体之下，在挖掘的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墙体倒塌而被掩埋的威胁。但是，当我看到里面出现如此众多的宝物，而且每一件都对考古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时，立刻就顾不上任何的个人安危了。然而，假如没有我亲爱的妻子的帮忙，也许，我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挖出这些珍宝，她站在我的身旁，用她的披巾包裹着我所挖掘出来的宝物，并把它们拿出去。

施里曼对外宣称的“宝藏”，包括铜制的托盘和坩埚，以及装在里面的许多用金、银、琥珀金和青铜制成的杯子、一个黄金“船形调味汁碟”、几只黄金花瓶、十三个铜制的矛头、数以千计的金戒指和金手镯等装饰件、一个黄金发箍、四串漂亮的黄金耳饰、两件精美绝伦的冠状头饰（其中一件由16000多颗小金粒以金丝编织而成），等等。最后的那一件头饰，即是有名的“海伦的珠宝”；后来，苏菲·施里曼戴着它拍的照片，成了19世纪最著名的影像之一。

这次发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得不因此对施里曼的断言加以认真对待。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往最好方面说，为了给外界以良好的印象，施里曼也极度地粉饰了自己的形象。先前，也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些财宝本身是施里曼所伪造，而且是他自己把它们埋藏于泥土之下的；不过，尽管施里曼本人那太不严谨的情景描述难免让人心生疑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确定的年代背景无疑是正确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此地挖掘到了一个可能处于“特洛伊Ⅱ”与“特洛伊Ⅲ”之间的石棺墓穴。我们现在也知道，在此之前，施里曼的工人就已在这一地层发现了零星的黄金制品，其中包括在一次违法的挖掘中所发现的类似的珠宝。而且，美国同行于20世纪30年代对这个区域进行重新发掘时，也发现了四处散乱的黄金制品，其场面仿佛让人联想到，这是由于“特洛伊Ⅱ”的居民在外敌即将洗劫全城的猛烈进攻之下仓皇逃命时所留下的场景：因此，在“特洛伊Ⅱ”出现“海伦的珠宝”是完全有可能的事。人们似乎宁可相信施里曼真的挖到了那些绝妙的珍宝，而不愿听到他私囤财宝的事情。事实上，在挖掘活动结束的时候，他把一些财宝秘密地进行了打包，并偷偷地运出了土耳其；他到雅典时，在日记中写到了此事，只是由于日记日期迟于实际日期，以至于让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整件事是人为炮制出来的。至于苏菲在施里曼身边帮忙的情节，那更是虚构；正如施里曼向一位来自英国的访问者博勒斯（Borlase）所承认的，当时苏菲正在雅典。但是，我们不必计较这种不怀恶意的谎言，因为对于施里曼的整个发掘活动来说，（至少在我看来）它是无足轻重的。不幸的是，关于财宝本身的去向问题，答案则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们大多已在1945年的战火中消失于柏林；所以，在特洛伊挖掘出来的黄金制品如今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对漂亮的耳饰、一串项链、几枚吊坠和别针而已，其中的几件还是施里曼后来（于1878年和1882年）发现的，人们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物，以及一些形状奇特的金元宝和一件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无价之宝的残骸。19世纪70年代所发现的其他一些黄金制品，大多已被人们在希沙立克附近的乡村中熔解掉了。在此，我们现在只能假设，“海伦的珠宝”以及其他的一些宝物，随着柏林的命运而不知去向了；说句讽刺意味的话，假如大英博物馆当初能够不甚情愿地为卡尔弗特提供那100英镑的话（参见本书边码第55页），这些宝藏或许至今还安然无恙地保存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大英博物馆里！

施里曼得意洋洋地回到了雅典。他带着有幸获得的财宝，来向学术界证明：他为他的痴迷付出的高昂代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已发现了英雄的世界；而且，正像荷马所说的，那个地方确实具有很高的物质文化和大量的黄金。在他看来，宝藏所处的城墙位置，明显就是普里阿摩斯宫殿的所在之处；而这些珍宝本身，“是由国王普里阿摩斯的皇族成员在仓皇出逃时将它们塞于胸前的”。对于那些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他按捺不住性子地嘲讽说：“我在‘想像中虚构的特洛伊’废墟的深处，发现了‘虚构的’英雄时代‘想像中虚构的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无论怎么说，也是考古学中的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施里曼在一封用英文写给牛顿的信中，做了更为详尽的表述：

特洛伊并不大；但荷马是一位史诗诗人，而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既没有见过伊利昂高大的塔楼，也没有见过神圣的城墙，也没有见过普里阿摩斯的宫殿，因为他访问特洛伊是在特洛伊毁灭的三百年之后。三百年的时间，所有的这些古迹早已被红色的灰烬和特洛伊的废墟深埋于十英尺厚的地层之下；之后的另一个特洛伊城在其上诞生，它必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乱，于是，又在原有的层面上大大地增高了一层。荷马又没有发掘这些古迹，并把它们暴露在光天之下，不过，他根据世代的口传而了解它们，因为特洛伊的悲情命运，自其毁灭之日起，就一直被游吟诗人所传诵。古代特洛伊并没有卫城，“别迦摩”纯粹是诗人的一个发明。（黑体为作者所加，下同）

而施里曼的著述所带给人们的印象，可能并非如此。正如施里曼在私下所承认的，一直让他伤脑筋的问题是：此地确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吗？有两个事实尤使他感到困扰。其一，史前定居点的规模最大不过长100码、宽80码，对荷马所描绘的伟大城邦来说，似乎是太小了。诗人所描述的宽阔街道、塔楼和城门在哪里呢？同时，这个定居点也没有如他和弗兰克所预期的那样扩展到周边高地的迹象。其二，尽管在这些被深埋于地下的陈旧地层中，挖掘出了一些模糊而粗糙的陶器碎片，但在施里曼看来，对于英雄时代来说，这些碎片似乎又太原始了：荷马所描述的装饰精良的普里阿摩斯宫殿，难道不会留下任何的遗迹吗？当然，荷马史诗的描写大多是出于想像，施里曼不可能从中挖到相应的遗迹。而且，即使不是全部，山丘顶端的大部分，包括青铜器时代层，早已在古代被新伊利昂的建设者们铲平重建；所以实际上，施里曼几乎挖掘不到如他在迈锡尼可能发现的文物。他为此深感困惑，以至于当一批知名的德国学者于1871年考察了这一遗址后，郑重地宣布荷马所说的特洛伊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布纳尔巴什的时候，施里曼由于敬仰于学者们的学识名望（他有尊崇专业学者的习惯），就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直觉了。那年秋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已“放弃了寻找特洛伊的所有希望”。或许他认为，特洛伊只是存在于诗人的心中而已。由于听从了弗兰克的哥哥（弗雷德里克·卡尔弗特）的建议，施里曼竟然在11月份着手对阿克贾-科伊（Akça Köy）遗址进行挖掘。希沙立克“无时不刻不让我感到困惑”，他在写给詹姆斯·卡尔弗特的信中说，“如果在希沙立克找不到特洛伊的话，那么明年春天，我要对那里（阿克贾-科伊）展开进一步的挖掘，为了搞明白是否在那里也找不到特洛伊。”

施里曼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对于整个学术界都是陌生的，所以他不得不到处征求建议。他的第一种重要出版物于1874年面世，其中包括了一些关于现场的报道和200多幅并不那么精确的草图、平面图和照片的专辑，他在书中说：“藉此希望我的同行们能够为我指点迷津……（因为）对我来说，一切似乎都是那么陌生和不可思议。”这就是施里曼所面临的“新的考古学领域”的现实！除此之外，他还要面对恶劣环境所带来的种种不适：疟疾、蝎子和虫豸，雨季来临时的热病，来自于北方的凄厉狂风等等；那狂风“挟带着沙尘直入我们的双眼”，在夜里不停地从缝隙间吹进挖掘点的临时棚屋。对于极富浪漫情怀的施里曼来说，眼前的一切不能不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特洛伊确实是像荷马所说的那样“风力很大”。他以“每天喝一瓶上好的英国黑啤”，来对付便秘的困扰；他和苏菲时常还会病倒；“我们整天处在烈日的煎熬之下，以至于无法进行挖掘工作”。说实在的，如今的考古工作根本不必经受生理上的困苦；而施里曼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十二个考古季节中，却是经历了种种的艰难困苦，付出了沉重的身体代价。他的动机，已并非只是为了名望或黄金。施里曼的坚持不懈，还因为他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施里曼也曾考虑过，1873年的遗址挖掘将是他最后的行动。当时，他被狂热冲昏了头脑，声称自己所找到的“普里阿摩斯的宝藏”，足以证明他确实已经发现了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但是，凭借着一份基本的虔诚，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圆满地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于是他的心思又回到了希沙立克，开始为获得在那里挖掘的新许可证进行交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人拒绝了施里曼的要求，因为他盗窃与走私财宝的行为让土耳其人极为愤怒。当最终于1876年得到许可（支付了大量的现金作为交易）的时候，施里曼已是心不在焉了。此时，他已做出决定，要去挖掘迈锡尼遗址，即攻打特洛伊时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大本营所在地。

5.迈锡尼丰富的黄金

尽管迈锡尼被遗弃的时间长达二千多年，但它从来未被世人遗忘。正如我们所知的，修昔底德曾经访问过这一废墟，并乐于赞同荷马所说的，在特洛伊战争年代，作为“迈锡尼帝国的首府”，其地位非同一般。在古代世界，人们一般认为，阿伽门农在打败了特洛伊之后回到了此地，后又遭人谋杀。人们也普遍认为，阿伽门农以及阿特雷狄王朝的其他国王都埋葬在这里。迈锡尼虽然在公元前468年遭到阿尔戈斯人摧毁后被废弃，但废墟仍因其由传说中的独眼巨人建造的城墙，以及巨大的“蜂窝式的”或圆形的陵墓（被认为是古代国王的葬身之地），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公元2世纪时，希腊旅行家波塞尼亚斯（Pausanias）[3]访问过这一废址，并对迈锡尼被认为是阿特柔斯（Atreus）国王和阿伽门农的埋葬之所的狮子门和圆形坟墓有所记述。尽管这个遗址从未被人遗忘，自17世之后，还出现在意大利的地图上，残留在地面上的钜石城墙，一直以来都是清晰可见的；然而与特洛伊遗址以及希腊和克里特岛的许多遗址相比，在古典时代之后，就没有什么旅行家到访过迈锡尼，因此在波塞尼亚斯与1780年的法国人福韦尔（Fauvel）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关它的第一手资料。

1795年初，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4]的朋友洛克比（Rokeby）的约翰·梅里特（John Morritt）在前往特洛德参加了有关布赖恩特构想（参见本书边码第52页）的辩论会后，来到了迈锡尼。继波塞尼亚斯之后，梅里特是对迈锡尼作出详细记述的第一人（实际上，他是利用波塞尼亚斯的著述作为指导的）。当时，到此地的旅行者或探寻者几乎绝无仅有，而梅里特是一位不辞艰辛且极富洞察力的旅行家，在一位“乡民”的引领下，他来到了狮子门，发现了上面“原始粗犷的浅浮雕”，并对其大加赞赏。在他看来，经过岁月的侵蚀，迈锡尼的面目纵然有所改观，但自波塞尼亚斯之后的变化，也是微乎其微；他的这一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梅里特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阿特柔斯宝库”（Treasury of Atreus），发现了大量厚重的石块楣梁（“壮观场面超乎我们的想像”），他将其与出现在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os）与荷马时代相关联的另一座圆形坟墓的楣梁相比照。

根据梅里特的日志所提供的线索，在随后的三十年里，许多学者沿着他的脚印来到了迈锡尼。首先是最具争议性的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即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现在他因拆卸了埃尔金大理石雕刻[5]而名声狼藉。1802年的夏天，埃尔金在拆卸雅典帕特农神庙[6]的大理石雕刻期间，为了寻找其他的古代文物，借机对希腊做了一次游历；当他来到迈锡尼时，就为此遗址的境况所心动，作为幌子，他从当时控制了希腊的土耳其政府那里搞到了挖掘的许可证，并决定立即对遗址进行发掘。通向“阿特柔斯宝库”的入口处于半堵塞状态，他挖开那些从坟墓外立面掉落下来的红纹和绿纹的大理石过梁雕带；同时，他（可能在其它的一座圆形坟墓中）还发现了两块巨大的纪念碑片断，是由坚硬的黑色石灰岩制成的，上面刻有公牛浮雕，人们如今在大英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它们。被埃尔金搬走的绿纹大理石装饰的锯齿形半圆柱的大部分，1802年之前还侧立于坟墓门口的；1810年，斯莱戈郡的侯爵搬走了其余的部分，并将它们竖立在梅奥郡的韦斯特波特别墅前（Westport House），这部分于1905年被赠予大英博物馆；如今，这些历史遗迹再也不能复归其创立之地（它们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埃尔金甚至把贪婪的眼光投向狮子门上的华丽浮雕，但他最终还是心有不甘地放弃了，因为它们实在太沉重、太遥远而无法进行海上运输。

在希腊独立之前的最后二十来年里，其他旅行者对史前时代的文物，则是采取了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的学者们，他们对“阿特柔斯宝库”和狮子门进行了考查、测量与绘制。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来到了迈锡尼，他也曾去过特洛伊。威廉·利克（William Leake）在《摩里亚半岛的旅行笔记》（Travels in the Morea）中，为19世纪的古代地形学设立了一种标准，书中有关这一遗址的描述，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查尔斯·科克雷尔（Charles Cockerell）为了了解“蜂窝结构”的特点，在“阿特柔斯宝库”的顶部外围进行了小规模的挖掘。爱德华·杜德维尔（Edward Dodwell）为解释迈锡尼的巨石建筑构造，不惜花费大量纸张并使之成册，其中包括对钜石城墙以及迈锡尼和梯林斯圆形坟墓的第一手版画图解。威廉·盖尔（William Gell）在其覆盖整个希腊的旅行活动行程中找到了更多的装饰物残片，他称狮子门为“欧洲雕刻品中最早经过身份验证的标本”。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增进人们对迈锡尼文明的现代认识的重要步骤。像克拉克和利克等人具有不可思议的敏锐观察力，他们所写的游记各有独到之处，如今仍然值得人们一读。事实上，利克的著述至今还是最好的考古游记之一。这些作者深谙他们的经典来源——荷马和修昔底德。多亏了他们，这些遗迹的起源，在现代考古探究起步伊始，就被假定为史前希腊的“英雄”时代；同时，在逐渐弄清“独眼巨人”的建筑风格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都为施里曼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在发掘迈锡尼之前以及期间，他仔细地研读了所有这些书籍。

在谈论施里曼之前，还有两位先于施里曼来到迈锡尼的旅行家是我们所不得不提及的，因为他们的潜在发现，使迈锡尼文明研究的进展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1809年，托马斯·博根（Thomas Burgon）考察了位于迈锡尼“南部的卫城城墙的最南角”，并发现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些陶器碎片；1847年，他将这些碎片与一个彩色的碟子一道公开发表，并“尝试性地指出了，‘希腊花瓶’正是属于英雄的、荷马的时代”。查尔斯·牛顿心中正是装着博根的这篇简单而具有革命性的文章，于1853年与弗兰克·卡尔弗特一起考察了位于布纳尔巴什的勒舍瓦利耶的特洛伊（参见本书边码第55页）：

假如这个山丘曾是一座卫城，那么，我们期待可以在这里找到很早以前的陶器碎片，正如已故的博根先生所首先指出的，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的荷马时代遗址都可以找得到那些陶器碎片。而我们在这里却没有发现这样的陶器痕迹……

博根和牛顿的观察结果，成为当今迈锡尼世界年代学的所有研究的根基；因此，当牛顿看到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陶器时，也就能够为迈锡尼的“英雄时代”提出一个粗略的“绝对”年表，其方法很简单，因为在埃及发现的类似陶器的时间源头被追溯到公元前1375年左右，所以，与此做个类比就可以得出相关的结论。施里曼曾谈到（如在1880年出版的《迈锡尼》一书中），正是因为牛顿的看法，才使他坚信陶器所表明的年代；尽管施里曼一直到最后似乎都在回避牛顿的结论对于他发掘特洛伊所带来的影响。

狮子门和“阿特柔斯宝库”，正如它们在波塞尼亚斯时代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引起19世纪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如果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说的话，那就是卫城的内在结构，它有可能为此地早期历史提供某种答案，但在施里曼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对此下过功夫。甚至很少有旅行者愿意花费心思去环顾一下四周，尽管利克曾提供过一个粗略的地图，并对狮子门内杂草丛生的斜坡以及平台和墙体的痕迹有过描述。杜德维尔的版画图解，给人以整个区域尽是乱草蔓长的景象，看不到任何主要结构；同样，一幅创作于1834年的水彩画，所显示的画面是连狮子门本身也完全为粗石和灌木覆盖，两边的堡垒已彻底坍塌，并被泥土掩埋。1868年，施里曼首先窥见传说中的阿伽门农要塞，以及这个城邦所蕴藏着的正像荷马所说的“丰富的黄金”。施里曼那位来自于科林斯（Corinth）的向导，从未听说过迈锡尼，而一位来自于查瓦提（Charvati）的农家男孩，却知道卫城就是“阿伽门农要塞”、“阿特柔斯宝库”即是“阿伽门农之墓”，于是，施里曼在男孩的带领下来到了迈锡尼遗址。在施里曼看来，这足以证实古代传说的真实存在。施里曼的想法总是那么浪漫，他对这些故事所做出的反应与他那个时代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们没有什么两样。例如，画家冯·斯塔科尔伯格（von Stackelberg）竟然前往迈锡尼作画，他曾如此写道：

坐在宽阔的废墟前好几个小时，我沉浸于肃穆与寂寥之中；当用画笔重现遗址的清晰轮廓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在这个不能忘怀的地方所曾出现过的希腊英雄那巨人般的身影；这些英雄——杀人与被杀——最终都献祭给了他们注定的命运。

而施里曼的浪漫却超越了他的同辈。1876年的夏天，他在迈锡尼让“英雄时代”复活了。

6.阿伽门农的面具

施里曼在迈锡尼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其关键取决于波塞尼亚斯著作中的一段描述，即被谋杀的阿伽门农以及同伴们的坟茔安置于城墙之内，而不是城墙之外。学者们一般假定：波塞尼亚斯书中所指的坟茔，是那些巨大的圆形坟墓，其中包括我们今天所称的“阿特柔斯宝库”；而波塞尼亚斯所讲的城墙，是那些离卫城较远的外围防护墙。施里曼确信学者们的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并在1868年寻访之后出版的著述中对这种说法加以嘲笑。他坚称，波塞尼亚斯所指的城墙，即是由“独眼巨人”所建造的卫城防御工事；而特洛伊的英雄们就长眠于狮子门之内。而学者们却认为施里曼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墓地占有巨大的空间，怎么可能建造在这样一个小城堡内的斜坡上？不管怎么说，古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把死者埋葬于他们的城邑之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1876年9月初，施里曼从希腊政府那里获得发掘许可，他在狮子门内挖掘了一条地沟，深度有好几英尺，挖开了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碎石残迹。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到，施里曼所挖地沟的末端凿进了位于山坡一侧的台阶底脚——其出入口直接面对游客。这条地沟向西延伸，穿过位于钜石城墙内的一个沿山而建的小型平台；施里曼马上在那里挖到了直立着的石标阵的残余，石标阵围成了一个直径约为90英尺的圆圈。很明显，其地面在古代是被精心平整过的；在这一空间，施里曼发现了一块精雕细琢的石头，它类似墓碑那样竖立着。接踵而来的发现令他兴奋不已：勇士们驾驭着战车的清晰可辨的影像跃然眼前。施里曼的这一系列发现引起了巨大轰动，至今仍是考古史上的一个传奇；从施里曼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在《书信集之二》中用英语再版），以及他的重要著作《迈锡尼》中，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在发现当时的欣喜场景。

11月的雨季把施里曼的地沟变成了泥塘。当他挖到基岩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切入岩层的垂直坑道的顶部。这是五个矩形墓穴中的第一个，他在其中发现了19个男人和女人以及两个婴儿被黄金所覆盖的遗骸。遮盖在男人们脸上的黄金面具熠熠生辉而各不相同，活似每人的肖像；他们胸前遮盖着厚厚的莲花状的黄金叶子，上面饰有别致的“旭日形”图案。两个女人戴着黄金额饰，其中的一个额饰为冠状。遗骸周围安放着青铜的宝剑和匕首，刀柄用黄金制作，刀柄和刀片上均镶嵌着金或银，匕首的脊线上，用金、银和青金石刻出非常生动形象的狩猎或战斗场景。还有金银酒杯、金盒子、象牙器皿和饰件。饰有花型、动物和鱼类的金碟子更是数以百计，它们或许是被缝制在死者的外装和寿衣上的。其工艺成就，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其中的最好例证也许是那些看上去最不起眼的物件，比如一个精心装点的鸵鸟蛋或一个饰有鸟头和脖子的精致玲珑的水晶小碗。在这样一件易碎的、半透明的美物旁边，映衬的是冷峻的、贴金的、蓄着大胡子的战神以及他们的兵器。

当然，在施里曼看来，这无疑就是荷马和《伊利亚特》的世界；这些坟墓中所安葬的，也就是阿伽门农与他的同伴们。波塞尼亚斯曾提到的坟墓有五座，而施里曼挖掘到的坟墓也正好是五个。甚至连希腊神话中所说的，凶事预言家卡桑德拉（Cassandra）有两个双胞胎婴儿与她一同被杀害，在此也得到了印证——因为在其中的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两具婴儿的遗骸！高潮部分还在第五个墓穴，即最后一座坟墓中的发现，对于施里曼来说，他在其中恰好发现了他所热切渴望找到的东西，那就是“海伦的珠宝”。这座墓穴中有三具男性遗骸，一身戎装配备镶饰的兵器，胸前盖金，头戴黄金面具。其中两具遗骸的头骨深度腐烂，已经无法辨识，但第三具遗骸的头颅却是——

完好地保存于厚重的黄金面具之下……两只眼睛清晰可见，嘴巴由于在重力的挤压下大张开来，露出了三十二颗漂亮的牙齿……这个男人死时一定不到三十五岁……属于神话中的英雄时代的男人，其遗骸仍然保存完好，这一大新闻的发现……就像野火一样在阿尔戈斯地区蔓延开来，来自于阿尔戈斯、纳夫普利亚（Nauplia）以及周边村庄的数以千计的人们，闻讯前来一睹这一奇迹。

这段极度煽情的描述出现在施里曼于1880年出版的《迈锡尼》一书中。像往常一样，他的这种描述不免给人以添油加醋的感觉。而《泰晤士报》于1876年11月25日所发布的一则相关消息则极为平常：“在其中的一个黄金面具之下，还残留着一个头骨的大部分。”仅此而已！据说，施里曼在发给希腊国王的电报中称，“我凝视着阿伽门农的脸”，这个故事曾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他的个性使然。（顺便说，为了保存尸首，施里曼曾在遗骸上喷洒了含有可溶解树胶的乙醇，但这具尸首还是未能得以幸存。当时，当地一位画家为之所作的一幅画，最近在施里曼一个失而复得的专辑中得到重现。）施里曼对这一发现所做的解释，非常扼要而切题，甚至在考古学历史上也极为典型：

就我而言，我一直坚信特洛伊战争存在，我对传说的全部信念，从未因为种种非议与批评而受到动摇，我之所以能够发现特洛伊及其宝藏，应该归功于我的这种信念……对传说的坚定信念，促使我后来着手对（迈锡尼）卫城的发掘，并让我发现了五座坟墓，以及其中的巨大宝藏……我根本没有理由不承认，传说关于阿伽门农及其同伴之墓的说法，可能是完全正确的。

更不用说，施里曼在迈锡尼的发现不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也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望。他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座上宾；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本人就是一位古典学者）亲自为施里曼的英语版《迈锡尼》作了序；在整个欧洲的学术团体中，施里曼不亦乐乎地四处演讲。当然，批评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有人认为，施里曼所发现的墓坑，是后罗马时期一个带着“塞西亚人”（Scythian）面具的野蛮人的墓地；另有人甚至认为，墓中的死者为拜占庭的基督徒。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同，死者是“荷马时代”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属于青铜器时代的“英雄世界”，但只是与荷马史诗有着某种关联；因为，比如荷马在史诗中所描述的野猪獠牙头盔，施里曼不是还没有找到吗？在带有镶饰的匕首刀片上，出现了巨型盾牌的图案，那盾牌仿佛就是《伊里亚特》中埃阿斯所携带的“塔盾”；而在镶银的宝剑中，其中一把正像赫克托耳赠予埃阿斯的。最后，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学，已能承担从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它可以证明荷马的世界与真正的历史之间的某种联系。与此同时，施里曼也不再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怪人而受到忽视。牛津大学知名的梵文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这样写道：

获悉你成功的消息，我十分欣喜，这完全是你所应得的荣誉。不必在意德国媒体的抨击……你的发现，开启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你知道，我的观点与你的解释有多么地不同，更何况格莱斯顿的观点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为你的不屈毅力而对你表示谢意。我钦佩你为此所倾注的热情，毫无疑问，世界上许多人都会为你骄傲。总之，你是受人羡慕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难道施里曼真的已经发现阿伽门农了吗？遗憾的是没有。这里不是探讨施里曼的发现及其真实年代的地方。我们不妨这样说，这些墓坑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远早于特洛伊战争可能发生的公元前13或前12世纪；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墓中的人物是否出自与阿伽门农——假如他存在的话——相同的王朝，尽管不无可能性。六个墓坑（第六个墓坑由斯坦马塔克斯［Stamatakis］发现于1877年），也并不是如施里曼所想像的那样，都出自相同的年代；相反，它们之间相隔了好几代。（在1950年发现的另一批墓群中，也同样蕴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宝。）现在我们知道，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伟大建筑成就，狮子门、钜石城墙以及阿特柔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巨大“宝库”，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3世纪；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古代皇家陵墓被翻新与封闭之后，成为受公众祭奠的对象。当时，施里曼的一些概念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恰如我们所知晓的，正是由于查尔斯·牛顿以其慧眼独具的眼光建议施里曼，可以将他于1876年发现的最为典型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陶器希腊古罐的无数碎片，与在罗得岛（Rhodes）的雅律索斯（Ialysus）遗址发现的陶器进行比较，并结合比对在埃及发现的相同水平文物的年代，就能够推导出其产生的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早期，这个时间十分接近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值得赞赏的是，在有关迈锡尼的发现的出版物中，施里曼都将它们与罗得岛的发现进行了充分的比较。但实际上，就他想要的关联性而言，在迈锡尼的发现与在特洛伊的发现之间，他聊可例举的也就是他在迈锡尼找到的和在梯林斯见到的（以及出自于罗得岛人墓中）的“香槟酒杯”，以及“由我在特洛伊五十英尺深的地下发现”的高脚酒杯之类。随着施里曼的发现的越来越多，他的“荷马的特洛伊”似乎变得更加落后且倍感孤立了。

7.遍地黄金的奥尔霍迈诺斯

在《伊里亚特》中，荷马提到的地名数以百计，但明确指出拥有“丰富黄金”的地方只有三个。在施里曼看来，其中的迈锡尼和特洛伊这两个地方，已是出奇地名副其实了。于是，他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第三座“黄金之城”。奥尔霍迈诺斯遗址，位于希腊中部，占据着科佩斯湖（Lake Copais）上方的一道绵长山岗。在获得希腊政府的许可之后，他便着手对奥尔霍迈诺斯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根据传说，奥尔霍迈诺斯一度处于强大的俄狄浦斯的城邦忒拜的统治之下。波塞尼亚斯曾讲到，在“英雄时代”，奥尔霍迈诺斯的人民米尼安人（the Minyans）是怎样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泄湖（科佩斯湖）系统的；根据荷马有关船只航道的描述，此地还是船只通往特洛伊的主要枢纽之一；其富裕程度，更为众所周知，阿喀琉斯在《伊利亚特》中说，“奥尔霍迈诺斯的财富，那是别提了”。此外，波塞尼亚斯还谈到，这里拥有庞大的圆形坟墓：

米尼安人的“宝库”，是世界和希腊最伟大的奇观之一。它用石头建成，外观为圆形……据说，最顶端的岩石是一块拱顶石，起到支撑整个结构的作用。希腊人容易对异域的事物大为好奇，却对自己的东西视而不见：尊敬的历史学家们已对埃及金字塔做出了最为详细的解释，却丝毫也没有提及米尼安人的“宝库”，或梯林斯人的城墙。实际上，它们的奇妙程度并不逊色于前者！

奥尔霍迈诺斯从未消逝，就连其地名也不曾被人忘记，它出现在安科纳的希里亚克的日志之中，他曾于15世纪40年代寻访过此地。就在近代，盖尔、梅里特和利克都探寻过这个地方，他们从雅典出发，穿过疟疾流行的科佩斯平原，骑马5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埃尔金勋爵也曾来到奥尔霍迈诺斯寻找文物。

正如前人所见，施里曼所发现的巨大圆形坟墓已是坍塌破败状态，尽管幸存至今的残迹仍足以显示其不失为古人之杰作；实际上，其大小尺寸与迈锡尼的“阿特柔斯宝库”几乎完全相等，它很可能是由相同的建筑师所设计的（这是伴随施里曼来到现场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建筑师威廉·德普菲尔德向施里曼提出的设想，作为建筑师，德普菲尔德先是在德国的奥林匹亚考古队工作，不久便成为施里曼的重要合作者）。不过，施里曼对卫城的尝试性发掘，当时并没有为其带来黄金；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荷马时代的奥尔霍迈诺斯拥有如传说中所说的财富。因此施里曼很快就放弃了。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圆形坟墓的墓室中，施里曼和苏菲发现了用青石板雕刻而成的盘子的许多碎片，这些盘子本来似乎是镶嵌于墓室的顶部，被毁的时间并不久远。在墓室的顶部，刻有流线型花叶和花结相互交织的美丽浮雕，施里曼对其进行了修复，以至于今天来到奥尔霍迈诺斯的游客们，还可以再一次走进墓室一睹顶部的图案。顺便说，原来整个墓室很可能都用这种方式加以装饰：散落在墓室地面边角的石斑碎片显示，这些青板石小碎片正是从侧墙上剥落下来的。

几周之后，施里曼却离开了奥尔霍迈诺斯。他当时为何会半途而废地离去呢？这似乎是一个谜团。我们现在知道，对施里曼来说，寻找特洛伊和特洛伊人是他的重中之重。施里曼在奥尔霍迈诺斯找到了大量奇特的单一灰色陶瓷（抛光并上釉），他称之为“米尼安灰陶”。而另一方面，他在特洛伊的较高地层——远高于他所谓的“荷马的伊利昂”层面，也找到了十分类似的陶器。而施里曼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呢？假如他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特洛伊之谜或许便可迎刃而解。但是，施里曼的目光早已落到了别处，落到了多年以来一直萦绕于心的另一个遗址：梯林斯。

8.“梯林斯的巨大城墙”

梯林斯就像从阿尔戈斯平原升起来的一条船，它坐落于低矮的、多岩的海岬之上，距迈锡尼南部约9英里，现今离大海约1英里。在青铜器时代，西边的城墙离海边仅为100码；其时，梯林斯一定会是一个港口。荷马曾说，国王狄俄墨得斯（Diomedes）率领的八十条柚木船，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特洛伊的。梯林斯所处的位置，可能使其具有主宰整个平原的优势；从城门的方位来看，朝南方向的道路通往纳夫普利亚，朝东南方向的道路通往亚辛（Asine），朝东方向的道路通往卡萨尔玛（Kasarma）和埃皮达鲁斯（Epidavros），朝东北方向的道路通往美狄亚（Midea），朝北方向的道路通往迈锡尼和科林斯，朝西北方向的道路通往阿尔戈斯。从高处看，梯林斯又完全被包围在山岳的屏障之中，山脚下是阿尔戈斯和美狄亚两大天然堡垒；迈锡尼隐藏于北边的峡谷之间。其全景之壮观，宛如施里曼所描绘的：

我不得不承认，从梯林斯卫城眺望远处的景致美不胜收，远超过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见到的自然美景。的确，神奇的场景令人心旷神怡，曾经发生在这群山环绕的阿尔戈斯平原上的壮举，不由得在心头浮现。

像迈锡尼一样，梯林斯在古典时期就是一片废墟，波塞尼亚斯曾来到这片荒芜之地，并写下了关于梯林斯的巨大城墙的著名言论——“其奇妙程度，并不逊色于埃及的金字塔”。在中世纪，卫城脚下坐落着一个贫瘠的小村庄；在废址高处，很可能还存在过一座拜占庭小教堂和一块墓地，施里曼在发掘过程中铲除了其残留的痕迹。作为中世纪的一个定居点，其延续时间，大约自10世纪到1400年。17世纪，当摩里亚半岛对外国人敞开大门时，一些早期旅行者便开始踏上寻访梯林斯之路；因为梯林斯位于从重要港口纳夫普利翁（Nauplion）至阿尔戈斯的沿途，所以这个地方反而要比迈锡尼更容易为旅行者们涉足。最早走进这片土地的现代旅行家，是一位名为戴斯·莫克（Des Mouceaux）的法国人，他于1668年来到梯林斯，并对当地的拱形廊台和巨大的城墙建筑有所描述。继莫克之后，威尼斯旅行家帕西菲科（Pacifico）造访过此地。不过，同样也只有英国旅行家盖尔、利克、克拉克和杜德维尔的到访，才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杜德维尔，他首次为这座古代城堡绘制了平面图和制作了版画。

尽管对这些古迹感兴趣的人有所增加，但在施里曼之前，除了德国人蒂埃里（Thiersch）在1831年进行了一次总共为期一天的浅尝辄止的行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试图对梯林斯进行正式发掘。对于施里曼来说，这里明显是他经过仔细推敲后的一个选择：在无法找到荷马时代的皮勒斯或斯巴达的情况下，他认为此地是荷马传说中另一个重要大陆宫殿的所在地。施里曼于1868年乘寻访希腊和特洛德之便，就对这个遗址进行过考察；在他看来，它在传说中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预示着它会是一个真正的古代中心，正如他所断言的，可能是“希腊最古老的市镇”。施里曼在1876年夏天进行了尝试性的挖掘（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并于1884年对这个遗址开始正式挖掘。不幸的是，由于没有对发掘点、深度以及来龙去脉等相关信息进行及时的记录，他的发掘成果又一次付诸东流。这可能更多是因为他受到在特洛伊所发现的“宫殿”或“神殿”等建造架构因素影响的结果，他希望在梯林斯也能找到可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卫城相比照的同时代的类似建筑结构。然而，此时幸好有德普菲尔德在他身边，否则他很可能就将位于顶部处于拜占庭教堂的正下方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宫殿建筑毁坏殆尽。施里曼似乎把后续的事情留给了德普菲尔德，因此，游客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大部分综合建筑才得以幸存。施里曼对梯林斯的发掘，德普菲尔德功不可没，从很大程度上说，《梯林斯》一书的出版，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有趣的是，当时，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仍然支持那种被广泛采纳的观点，即腓尼基人是迈锡尼卫城的发明者和建造者。而奥林匹亚遗址发掘队的联席主任阿德勒（Adler）在为施里曼的著述所写的一篇附录中却对此持否认态度，他确信，这些建筑为青铜器时代的希腊人的产物。尽管施里曼本人私下里也倾向于这一看法，但他可能不愿公然反对学术界的正统观点——腓尼基人理论。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在梯林斯，迈锡尼宫廷文明得到了生动体现，其中一些特点与荷马所描述的情况极为相似；同时，让人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施里曼并没有轻率地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也许有人劝诫他，不要仓促地妄下结论）。如今凡到访此地的游客，都会得到这样一种特别鲜明的印象，梯林斯俨然一座坚如磐石的青铜器世界的城堡：沿着坡道上行，进入正门入口，右侧是用巨大石块砌成的塔楼，左边是以石材作为支撑的防卫廊台；入口通往一道城门，看起来可能如迈锡尼的狮子门；城门之内，是带有廊柱的外厅和庭院，通向一座立着圆柱的华丽内院，对面是由门廊、前厅和正殿组成的皇家大厅（即中央大厅）；正殿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大壁炉，墙壁用雪花石膏粉饰，并以蓝晶石（正像荷马所提到的）镶嵌拼接；所有这一切可从残存的基脚和碎片中得以复原，这些碎片就散落于离拜占庭教堂遗迹下方几英寸远的地方。尤其让施里曼感到兴奋的是那些壁画碎片，画面上表现的是战斗和狩猎的场景，特别是刻画了一位年轻人骑着一头公牛的场面（这是图章戒指上的一个已知主题）。宅邸、壁炉、浴室、蓝晶石装饰等所有的布局，似乎都在荷马关于“英雄时代”的写照中反映出来。“我已揭示了传说中的梯林斯国王们的伟大宫殿，”施里曼写道，“所以，从现在起直到时间的尽头……出版任何一本关于古代艺术的书籍，若不把我有关梯林斯宫殿的设计图收入其中，那已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这是典型的施里曼式夸张口气，而这一次，他并不是沉溺于纯粹的幻想之中，一位博学的专家也对他加以肯定，认为他的书是“本世纪所已发表的、对考古科学贡献最大的一本书”。

9.克诺索斯“心中的宫殿”：“迈锡尼文明的发源地”？

随着梯林斯发掘活动获得实至名归的成功，相关著述业已完成正待出版，施里曼为其尚未找到下一个攻克目标而感到焦躁不安，他在1885年3月这样写道：

我感到心神俱疲，强烈渴望退出发掘工作，并在宁静中度过我的余生。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这种艰巨的工作。此外，无论是在特洛伊、迈锡尼、奥尔霍迈诺斯或梯林斯，我总能为考古学打开新的世界——它们其中的每一地都有奇迹发现，而如今，我的铁锨还能从何处下手呢？命运就像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也许，她已转身正背对着我；也许，自此以后，我的挖掘只会报以丢人的惨败！我应该仿效罗西尼[7]，他在创作了为数不多的、但灿烂辉煌的几部歌剧之后，便歇手不干了，而他的几部作品又是永远不可被超越的。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施里曼在19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十年职业生涯，是一个始于虎头蛇尾行动，到以总能带来轰动性发现而告终的过程。何尝不是如此呢？从大体上来说，这也是一个运气的问题，因为其与考古学本身的发展历程有着很大的关系。首先，施里曼的直觉没有辜负他。其次，荷马的世界代表着一个真实的史前爱琴海世界，这样的基本假设始终存在；而荷马所讲到的那些重要的王朝中心，实际上是青铜器时代的宫廷所在地。这种基本假设似乎变得日渐清晰，但只有通过考古学才有可能使之得以昭示。（同时，请别忘了，在19世纪，没有人知道——我们自1952年才知道，希腊语是宫廷语言，在施里曼时代，很少会有学者确信这一点。）

1888年底，施里曼前往南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试图在皮洛斯寻找涅斯托耳国王的宫殿，涅斯托耳曾在特洛伊战争中派出了第二大的分遣队。为了找到位于皮洛斯海湾附近科瑞费森（Koryphasion）陡峭城堡上的“涅斯托耳洞穴”，施里曼已于1874年寻访过这个区域；在一个洞穴中，他找到了“所谓的迈锡尼文明样式”的碎片，他的这一次发现出现在西部海岸。但施里曼在皮洛斯没有找到皇家坟墓，而且他也无法破解宫殿本身的位置问题，这是个自古以来一直都很著名的谜团。直到施里曼去世的那年，人们在铺设公路的时候，才于盎格利安诺斯（Englianos）山顶开始搜集到宫殿下落的最初线索；后来分别在1912年和1926年，附近的圆形古墓被发现；1939年，考古界又戏剧性地发现了宫殿的遗址（参见本书边码第128页）。

为了寻找墨涅拉俄斯和海伦的宫殿，施里曼追寻着英雄的踪迹，对地处斯巴达的埃夫罗塔斯山谷（the Evrotas valley）进行了勘探。他登上位于铁拉普涅的墨涅莱昂山岗（the Menelaion hill），俯瞰眼下的斯巴达城，古典时代后期留下的敬奉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圣殿的巨大柱脚依然可见。但施里曼再一次大失所望地宣告：此地不存在青铜器时代的遗迹。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在几个月之后，希腊的考古学家特孙塔斯（Tsountas）（在发掘迈锡尼时曾跟随施里曼）却发现了迈锡尼人曾占领过墨涅莱昂所在地的一些迹象；1910年，英国人在离神殿只有100码远的位置发掘到了一座建筑物；20世纪70年代，英国人又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新发现：在拉科尼亚发现了特洛伊战争时期的重要宫殿遗址（参见本书边码第164页）。假如海伦真实存在的话，那么她很可能就生活于此。

不断壮大的仰慕者队伍为施里曼推荐了许多其他遗址。在未来的发现中，从事当时一个全新的领域赫梯文铭文研究的英国学者博斯科恩（Boscawen），也许是最值得关注的。1881年1月14日，他写信给施里曼说：“我们一直抱有这样的希望：总有一天，你会将目光投向小亚细亚，特别是在哈里斯（Halys）的布加兹柯伊（Boghaz Keui）和阿拉贾-休于（Alaça Eyuk）的前希腊遗迹。”布加兹的确是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青铜器时代遗址之一（参见本书边码第195页）。但在当时，施里曼的着眼点却在克里特。他指望将此地作为其功成名就的终点站。

当时许多学者认为，克里特可能会提供爱琴海世界与近东伟大文明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施里曼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获取发掘克里特的许可成为一个他魂牵梦绕的愿望。“留给我的时日已是屈指可数了，”他在1883年写道，“我很想在有生之年去勘探克里特。”他的合作者费尔霍（Virchow）也认为，“作为连接迈锡尼与东方之间的中继站，克里特的位置可能是不可多得的”。1886年春，施里曼终于万分激动地踏上了克里特岛。（据说，当他一上岸，便双膝跪地，对着迪克塔恩洞穴［Dictaean］中的宙斯神像感恩祈祷。他的举止让当地的土耳其人深感震惊！）

事实上，一位有着形象名字的当地人迈诺斯·卡洛凯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很可能是受到施里曼发掘迈锡尼的启迪，早自1878年以来，就一直在对克里特的克诺索斯遗址进行发掘。[8]通讯记者法布里修斯（Fabricius）报道过此人的成果，因此，施里曼不仅知道此人的发现，而且其发现也激起了施里曼的极大兴趣。卡洛凯里诺斯先是在位于伊拉克里翁（Heraklion）[9]的住所中，向施里曼展示了自己的发掘成果，然后，把施里曼带到了户外的遗址，被挖掘后仍暴露在外的几个房子高达六七英尺，其中的一个还“涂有两条深红色的宽带”。眼前所见的一切，令施里曼兴奋不已，以至于他在现场用英文写信（1886年5月22日）给朋友麦克斯·穆勒说：

德普菲尔德博士和我十分仔细地考察了克诺索斯的遗址现场，这里显现了罗马时代的陶瓷碎片和遗迹。地面上看不到可能与所谓的“英雄时代”相关联的任何迹象——甚至是一块赤陶碎片，但这里有一座山丘，坐落于城镇的中部，其规模与特洛伊的别迦摩差不多，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完全是人为形成的。从地面暴露出来的两大块精心制作的坚硬石灰岩，引起了伊拉克里翁的迈诺斯·卡洛凯里诺斯先生的注意，于是，他在这里挖了五个洞，挖到了一个外墙和一座带有壁角柱的巨大建筑物的部分墙壁，此建筑物“类似于”梯林斯的史前宫殿，很明显，两者的年代极为相似，因为从中发现的陶器与在梯林斯所发现的陶器完全一致……

施里曼决定对此遗址展开发掘：

凭借其接近亚洲海岸的极好位置，以及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一直以来，克里特岛必定是沿海民族的垂涎之地；此外，自古流传的神话故事都提到了克里特岛，尤其是克诺索斯。因此，假如我能在这片处女地找到一个文明的轨迹，甚至以此来印证昔日曾经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我压根无需感到惊愕。

施里曼再一次与其最终意愿失之交臂；准确地说，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终于在1900年实现了他的愿望。麦克斯·穆勒在6月5日从牛津大学发出的回信中说：“克里特岛是各个民族争相栖息的理想之地，要是果真如此，那么此时此刻，你就应当找出可使西方人信服的第一手证据。”这封信给施里曼增添了额外的压力。

考古学中的许多结果往往都是不可预知的，因为在克诺索斯就发现了（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Linear B）——青铜器时代晚期爱琴海一带的一种文字。事实上，施里曼在去世之前，很有可能见过由卡洛凯里诺斯挖掘到的、至今已知最早的一块B类线形文字泥版。[10]

卡洛凯里诺斯所收集到的迷人材料（在1898年克里特获得自由时被毁），只是助长了施里曼的雄心，他说：“我但愿能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荷马所涉及的地理）中，去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也就是从事克诺索斯史前宫殿的发掘，来结束我一生的工作。”为了磋商购买该遗址的事宜，他于1889年春回到了克里特岛，仍然希望发掘“这里十分类似于梯林斯的宫殿”。但在次年，由于达不成一致条款，施里曼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计划，并回到了特洛伊。施里曼对这一失败深感遗憾，从此离开了克里特岛，一去不返；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还承认：本想在克诺索斯“能够找到迈锡尼文明的发源地”。

10.重返特洛伊

这些年里，对于一个发掘者的职业生涯来说，特洛伊依然是施里曼的主旋律。自从他第一次踏上特洛德这块土地，时间已悄然过去二十年，如今，那些曾经诱发他初衷的核心奥秘，仍然悬而未决。荷马所说的特洛伊，是在希沙立克吗？假如是的，那么它该处于哪一个层面呢？特洛伊与他所揭示的迈锡尼世界之间文化联系的迹象在哪里？“英雄时代”为何年？为了追究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及时地回过头来。

在迈锡尼的大获全胜，激励着施里曼重返特洛伊，并分别于1878年和1879年开展了两场重大的发掘行动。他对特洛伊平原进行了考查，并认为自己“已经证实了”自古以来有关“特洛伊战争发生时在特洛伊平原存在一个深水海湾”的说法。至于城市本身，经过对地层结构的深入勘察之后，他认为自己已经识别出了两层久远的“城市”：他犹犹豫豫地认为，处于第六层（自下而上）的城市，是一个由吕底亚人所创建的前希腊人定居点（其发展水平相当于奥尔霍迈诺斯，以米尼安式灰陶为标志）；而荷马所指的更古老的史前城市，则处于自下而上的第二、三层。至此，既然基本分层已经成型，施里曼似乎觉得自己在希沙立克的工作可告段落，他于1879年5月25日写道：“我觉得自己的任务业已完成，因此，在一周内，我将永远结束对特洛伊的挖掘。”1879年的发掘活动，也成就了他那被公认为杰作的《伊利奥斯》一书的问世。此书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是因为他对发现的翔实描写和对文献资料的全面引述，而且还因为施里曼的朋友和合作者们在书中附录部分所作的科学阐述。从当时的水准来看，此书已算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它毕竟是由一个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原本只是出于爱好的门外汉所完成的。正如鲁道夫·费尔霍（Rudolf Virchow）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这位挖宝者已然成了一位学者。”

施里曼在给他的美国出版商的信中，以其特有的锐气（élan）说：“已经没有其他的特洛伊可以挖掘了……只要这个世界上拥有荷马的仰慕者，不仅如此，只要这个星球上还有人类栖息，那么，我所呈现的著作都将受人欢迎。”但在私下里，他还是疑虑难消。他真的已经发现了普里阿摩斯的宫殿了吗？假如迈锡尼与他的特洛伊处于同一时代，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哪里？从他所找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皇家墓地及其所了解的大致文化形态来看，他所发现的特洛伊，相比之下似乎完全处于文化隔离与落后状态。因此，宣称他的书可谓盖棺定论之作，那只是出版商以及施里曼本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施里曼本人也是隐忧难掩，其唯一的答案就是，荷马生活在事后久远的年代，以至于他可以将微小的事实内核放大成伟大的传说：

吟游诗人的想像力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小小的伊利昂，在他们的吟唱中变得非同凡响……但愿我能证明，荷马是特洛伊战争的一位见证人！遗憾的是，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的发掘只是把荷马时代的伊利昂简化成为真实的伊利昂而已。

1879年11月，施里曼在写给他的德国出版商的信中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特洛伊是‘仅仅存在于诗人的想像中’，还是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如果后者可以被人接受，那么，作为其遗址的希沙立克，必将被举世所公认……”但当然了，在承认荷马与考古事实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出入是诗人想像的产物，与认为整个事件原本就是一个虚构故事之间，仅有一步之遥。他在1878—1879年间的发掘过程中写道：

我想我已永久性地解决了特洛伊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疑虑也在与日俱增……特洛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城防要塞，在若干的时日里，可能有那么几百人曾镇守于此而已；而整个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也可能纯属虚构，或可能由某些细小的情节加工而成。

实际上，施里曼的内心深处潜藏着这样的困惑：要么希沙立克仍然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要么他还没有找对地方。

特洛伊的奥秘依然困扰着施里曼，以至于他无法找出迈锡尼世界与特洛伊之间的明显联系。于是，他于1881年5月回到了土耳其，并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骑着马，花费了十五天的时间，重新考察了特洛德地区的其他所有遗址；他是否是为了寻找特洛伊其他可能的遗址，我们不得而知，但终究没有找出另一个可替代的地方。1882年，他重返希沙立克，准备进行再一次的发掘活动；这一次，正如我们所知的，施里曼把威廉·德普菲尔德从发掘奥林匹亚遗址的队伍中吸引了过来，年轻的德普菲尔德慧眼独具，他很快就从建筑的细部澄清了施里曼在先前发掘中所留下的混乱状态。“我很后悔，没能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建筑师与我同道，”他写道，“但即使到现在，也为时不晚。”

施里曼回到了原先的发掘地，并认为，曾是一座毁于大火的城市的“特洛伊Ⅱ”，不管怎么样，“都与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德普菲尔德已经能够分辨出“特洛伊Ⅱ”四周的城墙，识别了两座城门，并展示了其作为一座卫城的一些类似于中央大厅和壁垒的史前宫殿建筑，其中的部分建筑至今还保留在原地。施里曼对此欣然接受，并在1882年底宣告：

我已证实了在远古时期的特洛伊平原，有一座大城市，但在后来，它毁于一场可怕的大灾难……这座城市，与荷马所描述的神圣的伊利奥斯的所在地，完全相吻合……现在，我在特洛伊的工作已告终结……至于我的工作到底完成得如何，最终只能留待公正的读者和坦诚的学生去评判了……

自从施里曼郑重其事地开始发掘特洛伊以来，至此，时间也已过去了十多个年头。

然而，施里曼在特洛伊的工作，并没有就此尘埃落定。这时候，陆续冒出的批评者们，又将施里曼逼回到旧地。其中有一位名叫艾伦斯特·伯特赫尔（Ernst Bötticher）的陆军上尉，于1883年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声称希沙立克根本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史前时期的一块大墓地——一座死者之城；更有甚者认为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由于逃税与诈骗的行为而误导了公众。尽管这项指控是荒谬的（虽然很有趣，因为这样的指控屡见不鲜），但施里曼感到，有必要通过挖掘希沙立克的一个新方位，并在自愿证人们的见证之下，来澄清自己的无辜。早在1887年1月，施里曼在写给卡尔弗特的信中谈到了，他正准备着手最后一次重大的发掘行动，这次发掘将从1889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890年8月；也正是因为这次行动，施里曼不顾疲倦与疾病，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发现。

在土丘西边附近，即“特洛伊Ⅱ”大斜坡“外围”25码的地方，挖掘者们挖到了一座大型建筑，十分类似于在梯林斯发现的中央大厅（皇家大厅）。在此地，德普菲尔德的助手布鲁克纳（Brückner），在施里曼从未对其进行确切鉴别的神秘莫测的第六层（城市）发现了罕见的米尼安式灰陶；他还发现了明显具有迈锡尼文明时期样式和装饰的陶器，这样的陶器，尤其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希腊古罐（顶部有拱形把手），在迈锡尼和梯林斯已是再熟悉不过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发现不但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事实上（对于那些确信特洛伊战争曾经发生的人们来说），这一发现无非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结果：它意味着希沙立克的确是特洛伊。对于施里曼来说，这一发现必定令他喜出望外，同时也让他大为震惊，因为它迫使他重新审视他原先所思考与发表的关于荷马所描述城市的一切内容；实际上，它对他先前得出的有关七座（层）城市的年表的所有结论的有效性，以及对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的认定，都提出了质疑。他所谓的“吕底亚人”城市，是一个已与迈锡尼文明有所接触的城市；而“特洛伊Ⅱ”这座被烧毁的城市，即他所谓的普里阿摩斯的城邦，其年代不仅过早，而且早出了1000年！

对于疾病缠身的施里曼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导致他在“这个瘟疫滋生的平原”呕心沥血、坚持不懈所建立起来的整个知识结构濒临崩塌。但是，他不但以顽强的毅力接受挑战，而且雄心勃勃地决定，要在1891年继续进行更大规模上的发掘行动，大有不找到真相绝不罢休的豪迈气概。对于盛名之下的施里曼来说，这必定对其声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遗址二十年来所遗留下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继续的发掘，虽然艰难的发掘工作耗尽了他的体力，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名誉和地位需求满足，使他骑虎难下。因此，1891年的发掘，也将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搏了。但遗憾的是，施里曼并没有挨到实现其最终目标的那一天。1890年的圣诞节，正当德普菲尔德伏案书写有关他与施里曼新发现的联合报告的最后文字时，施里曼在那不勒斯凄惨地死去。他在大街上突发中风，不省人事，身无分文，被人抬进翁贝托一世广场（the Piazza Umberto）旁边一家旅店的门厅；历史总有巧合，波兰小说家欣科维奇（Sienkiewicz）正好观察到了这一场景，假如是由施里曼本人所描述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又会指责他在捏造事实。荷马所述说的特洛伊以及与之相随的特洛伊战争，使他的灵魂终生不得安宁。

那天傍晚，一个濒死之人被抬入旅店。他的头低垂于胸前，双眼紧闭，手臂下悬，脸色灰白，由四个人抬进旅店……大堂经理凑到我身边问道，“先生，你认识这位病人吗？”“不认识。”

“那是伟大的施里曼！”可怜的“伟大的施里曼”！

他已经发掘了特洛伊和迈锡尼，并为自己赢得了不朽——而他正在死去……

——来自非洲的信件（1901年）

11.威廉·德普菲尔德：找到荷马的特洛伊了吗？

1893年春天，就在施里曼去世两年之后，威廉·德普菲尔德返回特洛伊；此时，他已成为特洛伊发掘工作的负责人，活动费用由苏菲·施里曼以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来承担。1893——1894年的发掘活动，是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德普菲尔德基于这样的假设：1890年发现的建筑物位于青铜器时代的城市之内，而远离施里曼所认定的城市“之外”。于是，他从希沙立克的南边下手，沿着山丘挖了一条很大的弯道，果然挖到了城墙，其宏伟程度远胜于施里曼所发现的。在这两个发掘季节里，德普菲尔德挖出了300码长的城墙，有些部分被掩埋于深达50英尺的泥土和残骸，即后来城市的废墟之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东北角的一座棱形瞭望塔，高约25英尺，依然伫立于岩石之上；其原有高度至少达30英尺，顶部为砖头或石块结构。它像一艘古老战船的船首，高高屹立在那里，俯视着杜姆瑞克苏大平原。这座用精雕细琢的石灰石块建造的棱堡，与后来的古典作品所描述的，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施里曼会拆毁位于北边的类似墙体。从城墙的截面来看，墙体构造浑然一体，且明显向上倾斜，也许，在德普菲尔德看来，正由于墙体的这种“倾斜”或“角度”，荷马在史诗中才会讲到，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11]企图攀墙入城。东边有一座城门，护墙为重叠结构；旁边是一座方形塔楼，由石灰石块筑城。南边也有一座城门和一座巨型塔楼，据推测，这座塔楼是用来陈列诸神雕像的。在西边，也就是在1890年发现的建筑物正下方，德普菲尔德发现，有一段较为劣质的墙体是更早前保留下来的，并未被当时的城市建造者们重新改造；德普菲尔德认为，这一段墙体，就是荷马在史诗中所讲到的整个围城的最薄弱环节，也就是，“最先攻入卫城的缺口之处”；关于这一点，即便是最为挑剔的批评者，也没有责难他的看法。

在卫城内，德普菲尔德发现了五座基础平面图可以被复原的宏伟建筑，以及其他一些被严重毁坏的建筑的残骸，从这些发现中，他推断出这座城市呈同心叠加的梯田状，建筑物的正面稍宽于其背面，好像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视觉效果：让处于最顶端的人，可以纵览下方的人的所有行动。在德普菲尔德看来，很显然，有位建筑大师设计了这座卫城，基于其所设计的方案，四周的城墙经历了不断更替的修建过程：东北面的大棱堡以及南面和东南面的塔楼是最晚加建起来的，其石材建筑质量也最为精湛。德普菲尔德发现，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陶器，在处于最后历史阶段的“特洛伊Ⅵ”中随处可见，这足以证明这座城市与迈锡尼世界有着密切往来。因此，德普菲尔德认为，这种联系大致从公元前15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与传说中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的年代非常吻合；这种关系由于暴力行动而宣告终止，在很多位置，残骸堆积，城墙坍塌，似乎是经历了一场“大火灾”。可以肯定，这就是史诗中所反映出来的城市，一座“建造精良”的城市：有着宽阔的街道、壮观的城墙和巨大的城门，甚至还有一段被打开缺口的薄弱墙体和适合于攀爬的“向上倾斜”的墙面，正像《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那样。而且，这一定是特洛伊战争的特洛伊。

我们的大师施里曼绝不会相信，甚至不敢奢想，如荷马所吟诵的神圣的伊利奥斯的城墙，以及普里阿摩斯与其同伴们的住所，会被如此真实地保存着……长期以来，关于特洛伊的存在及其所在地的纠纷，可以就此结束。特洛伊人胜利了……施里曼被证明是无辜的……无数已经出版的、否认特洛伊之存在的古今书籍，都变得毫无意义。《伊利亚特》的吟诵者们，一定熟知这座卫城的外观，尽管可能只有年长的《伊利亚特》吟游诗人们，真正见过特洛伊城堡。

——《特洛伊和伊利昂》（Troja und Ilion），1902年

充满热情的希腊文化喜好者和荷马热爱者，在学术界大有人在，他们对此全然赞同。英国的荷马研究者沃尔特·里夫（Walter Leaf）在《荷马与历史》（Homer and History）一书中写道：

正是在荷马传说中所定位的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城堡。这座城堡已被来犯的敌军洗劫一空，并几乎被夷为平地……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所以，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应当不再犹豫地说，特洛伊战争是一场真实的战争，战争的发生地及其大致方式，与荷马史诗中的描述相符合；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荷马史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那些英雄——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确有其人，真有如荷马所称谓的名字，并真实地参加了那场激战。

当然，考古学实际所已提供的“证据”十分有限，远不是像里夫试图让我们心悦诚服的信仰宣言所声称的那样；这样的结论没有、也不可能“随着”德普菲尔德的发现而产生。不过，在当时，这些发现的确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里夫只是表达了一种总体上的看法而已；他还公然声称，这是一种被期待已久的、聊以证明希沙立克就是特洛伊的证据：“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特洛伊城的被发现……开启了有关荷马问题的历史新纪元。”事实上，无论真相如何（持怀疑态度者不乏其人），在很短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场革命，已经改变了青铜器时代爱琴海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的《希腊的历史》（写于1846—1856年）一书，也许依然可算是同类著述中的最佳者，在他看来，把希腊的青铜器时代视为“英雄时代”是没有根据的。希腊神话中可能隐含着某些没有年代顺序的历史片段，然而，历史学家们不能将其作为历史来对待。英国学者塞斯（Sayce）于1884年曾这样写道，“近十年来，关于希腊历史的起源问题，似乎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如今，施里曼以其过人的精力和超凡的毅力，揭开了特洛伊、迈锡尼和奥尔霍迈诺斯的神秘面纱，曾经失落的历史原貌由此开始得以恢复：

对我们来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们，已经变成了血肉之躯……我们曾经不再相信的往昔历史，竟然如此奇妙地得以复原，对由此所引起的许多争议，以及在我们有关希腊历史的观念中所引发的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我们都不会感到惊异。

针对相关的“争议”以及施里曼的许多批评者，塞斯接着说：

起初，由于发现者曾如此猛烈地震撼了历史学家们的顽固偏见，从而遭遇到狂风暴雨般的愤怒反对或隐秘攻击，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如今，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希腊的或西欧的），不会怀疑施里曼博士经由挖掘而发现的重要事实；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复到十年前的观念了。

沃尔特·里夫也认为，在考古学领域，施里曼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说：

……如果没有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所做出的划时代贡献，那必定至少还要花费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施里曼能为世界开辟一个崭新的领域，而将其最终的解决方案留待他的后继者们来完成，这应该足以令他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施里曼所开启的工作尽管呈现出一幅清晰连贯的图景，但至今远未大功告成。

然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百多年来，施里曼终算能够享有其应得的声誉，虽然质疑他是骗子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与此同时，事情并没有如德普菲尔德所认为的那样，特洛伊问题能在1894年得以彻底解决。实际上，即使在德普菲尔德有关希沙立克的发现发表之前，他们就已被在施里曼长期以来所梦寐以求的遗址克诺索斯的惊世发现所淹没。

[1] 威廉·博勒斯（William Borlase，1848—1899年），为古文物研究者和博物学家。

[2] 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或Pletho，约公元1355—1452年），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初知名的拜占廷学者，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是西方复兴希腊古典文学的先驱。

[3] 波塞尼亚斯（Pausanias），公元2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希腊志》。

[4]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年），英国著名作家。司各特的小说情节浪漫复杂，语言流畅生动，后世许多优秀作家都曾深受他的影响。

[5] 埃尔金大理石雕刻（the Elgin marbles），古雅典雕刻品残件，藏于大英博物馆。

[6] 帕特农神庙，为歌颂雅典战胜波斯侵略者的胜利而建，是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坐落于卫城的最高点，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帕特农神庙之名出于雅典娜的别号Parthenon，意为“处女”。这座神庙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之变，如今庙顶坍塌，雕像荡然无存，浮雕剥蚀严重，但人们从残余的柱廊中还能依稀看出神庙当年的丰姿。残存的雕刻大部分搬至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和梵蒂冈博物馆也有部分收藏。

[7] 焦阿基诺·罗西尼（Gioacchino Rossini，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剧谱曲旋律优美灵动，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的严肃歌剧和喜歌剧超过35部，最著名的作品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威廉·退尔》等。

[8] 克诺索斯（Knossos），被认为是传说中米诺斯王的王宫，它位于克里特岛的北面，海岸线的中点，是米诺斯时代最伟大的遗址，可能是整个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克诺索斯遗址由英国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于1978年进行了最早的完整发掘，发现了大批米诺斯珍品和许多刻有A类线形文字的泥板，揭示了米诺斯文明的存在。

[9] 伊拉克里翁（Heraklion），为克里特岛的首府和第一大城。

[10] B类线形文字（Linear B），为古希腊的书写体系，是A类线形文字的改良，出现在泥版上及罐子上，最早发掘的实例来自于克利特岛的克诺索斯，后来在希腊主岛的皮洛斯和迈锡尼都有发现。这是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早期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文字。B类线形文字除了表音符号之外，还有一些语标符号。这种文字于1952年被成功破译，成为欧洲最早的可读文字。

[11] 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为希腊勇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

第三章　古希腊人的由来

在玉液琼浆般的大海深处，矗立着一座名为克里特的富饶而美丽的岛屿，终年为波涛所簇拥，人口稠密，分布着九十个城邦……克诺索斯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城邦，米诺斯王对其统治了九年，并与天神宙斯分享着友好的情谊。

——荷马《奥德赛》

1.克里特：克诺索斯的故事

在历史上，克里特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是连接欧洲、小亚细亚和非洲的一块基石。它是向东贯穿喀帕苏斯岛（Karpathos）和罗得岛等群岛与向西通往安纳托利亚（米诺斯人明显是这一地区具有相同语言的民族）纽带上的枢纽。千百年来，通过西北面的塞西拉岛（Kythera），克里特也一直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大约于公元前1400年，讲希腊语的居民开始在克里特居住，克里特现今仍属于希腊。）从克里特岛往南，距非洲海岸仅有200英里，来自科摩斯（Kommos）的采集海绵的渔民至今还会到对岸去从事他们的贸易活动。克诺索斯尽管属于欧洲，但它与突尼斯中部的凯鲁万城（Kairouan）或黎巴嫩北部的杰布拉哈城（Jablah）处于同一纬度。克里特岛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也在其过往的历史中体现出来：它曾先后成为米诺斯人、亚该亚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多里安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殖民地，因此，也是米诺斯文化、安纳托利亚文化和埃及文化的聚集之所。

雄伟的群山，包括“白色山脉”（the White Mountains）、艾达山（Ida）和狄克提山（Dicti）横贯克里特岛，绵延起伏160英里，山脊的高峰超过8000英尺，覆盖着的积雪时常要延续到初夏才能消融。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山峰，从新石器时期就已存在着圣殿，成为米诺斯人和早期希腊人奇特而执着的崇拜对象。山顶还有许多神圣的岩洞，千百年来一直受人敬拜；据传，宙斯就是出生于狄克提山的一个岩洞中。在“酒神节”，山中还会举行一种对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热信仰的祭祀形式，即活人献祭以及食人仪式，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5世纪，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学新发现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蒙昧祭礼的记忆，充分地表现在了后来的古典神话中。

但是，在古典时期，克里特也是一个更具“历史性”神话的资源库。特别是有关立法者迈诺斯（Minos）[1]的神话，往往被认为是真实事件的反映。荷马谈到了迈诺斯及其在克里特所实行的公正统治，他因在冥界作为一位伟大的立法者而被后人所铭记。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记述了这一历史性传说：迈诺斯是海军的缔造者，因为有了海军，他遂可以主宰爱琴海地区和统治基克拉迪群岛（the Cyclades）。

……其中的大部分地方，都首先成了他的殖民地；他把卡里亚人（Carians）驱赶下台，指派自己的子嗣作为各地的统治者；并在最大程度上削弱这些水域的海盗行为，为确保税收为己所用采取了一个必要的步骤……一旦迈诺斯建立了自己的海军，在海上的往来就变得非常便捷，从而使大部分群岛成为他的殖民地。

在修昔底德看来，爱琴海世界最早的卫城就创建于这一时期；而对特洛伊的远征，则发生在稍后的阶段。修昔底德颇具洞察力的理解，代表了古典希腊对于许多有关迈诺斯及其统治克诺索斯的传说所做的合理解释（有意思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克里特在对基克拉迪诸岛进行“殖民”的同时，也对小亚细亚沿岸地区进行了“殖民”）。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述，正是迈诺斯的孙子伊多墨纽斯（Idomeneus）[2]，带领着八十条船只以及迈锡尼的阿伽门农攻打特洛伊。不过，我们也许应该把这种代际关系看作是象征性的，因为前人所说的两位国王虽然都叫迈诺斯，而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5世纪，另一位则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假如我们希望修昔底德的看法是严谨的，那就意味着，他所指的迈诺斯可能就是，一位是在公元前15世纪主宰着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米诺斯”）帝国的统治者；而另一位是公元前13世纪的克诺索斯的国王，也许是由于他自称为迈诺斯的后代所致，特洛伊战争发生时期，克诺索斯正是作为迈锡尼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涉及到迈诺斯的许多其他有关克里特传说的故事中，唯一值得我们一提的是玛丽·雷诺（Mary Renault）的小说《国王必死》（The King Must Die）：由于她的小说的风靡于世，从而使其书中的迈诺斯变得最为出名。根据她所说的故事，迈诺斯强大无比，就连希腊大陆国家也得向其纳贡：雅典人每年都要向他进贡七个贵族青年和七个年轻女子，用以作为供奉弥诺陶洛斯（the Minotaur）（字面意思为“迈诺斯公牛”，即牛头人身的巨怪，被关在克诺索斯宫殿下面的迷宫中）的祭品。关于年轻王子忒修斯（Theseus）是如何杀死弥诺陶洛斯，又是如何在心爱的公主迈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用她的一个线团）的帮助下获救的故事，我们在此就不再加以重述了。[3]但是，“迷宫”（不是一个希腊字，其来源于词根labrys，“双刃斧”）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为克诺索斯神话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它出现在古代城市的钱币上，前来克里特岛的旅行者们尤为魔幻迷宫所吸引。

即使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旅行者们来说，克里特也是一个“著名的岛屿”，他们往往将此地作为向东行进的一个落脚点（阿拉伯人占领克里特岛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后于962年被拜占庭人夺取）；他们熟知克里特处在通向非洲的半道上以及岛屿的大致规模。所有的早期旅行者，无不深深地为迈诺斯以及迷宫的传说所吸引，至于迷宫具体位于何处，则是各说不一。克里斯托弗·布隆戴蒙提（Cristoforo Buondelmonti）是近代对该岛进行全面勘查的第一人，他于1415年花了将近11周的时间遍访此岛，并在迷宫所在地古提斯城（Gortys）背后的山中发现了古代的矿山巷道。我们看到，这一故事一直被复述到了19世纪，例如，埃尔金勋爵的助手查尔斯·科克雷尔（Charles Cockerell）也讲到过这个故事。然而，曾出现于特洛伊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旅行家佩罗·塔夫（Pero Tafur）于1435年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克里特岛的令人着迷的简短描述，他把由代达罗斯（Daedalus）[4]建造的迷宫以及“其他许多古迹”定位于克诺索斯。有着辨识眼光的旅行家们都认同他的看法。理查德·波考克（Richard Pococke）[5]于1745年出版了他的游记《东方记事》（A Description of the East），书中讲到了一座位于克诺索斯古代废址“南部的高地”，指的可能就是克发拉山丘（Kefala），即克诺索斯宫的所在地。在此坚实的认知基础上，19世纪的两位英国旅行者绘制出了早期克里特岛的示意图，并精确地辨识了许多重要的遗址。第一位是理查德·帕什雷（Richard Pashley），1834年，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他，艰辛跋涉于克利特岛的山区，对其考察了七个月之久，并写下了一本配有图解的旅行笔记。在克诺索斯，眼前所呈现的一派杂乱废墟，虽然令他不禁“联想起关于克利特岛迷宫的著名的古老传说……但是，并没有足够的理由使人坚信，克利特岛迷宫曾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传说中的虚构”。第二位是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t），他是海军测量员，在考察了该岛之后，于1865年出版了他的《克里特岛游记》（Travels in Crete），此书至今仍然有用。斯普拉特来到克诺索斯，并正确推断说，那个传说中的史前宫殿就是位于凯瑞托（Kairatos）河畔的某个地点。当时，为了建设伊拉克里翁，该地的建筑石材已大量地挖走，而且在继续被掏空。

既然关于克诺索斯的位置的记忆已被激活，那么，揭示有关迈诺斯传说之真相的时机应该很快就会成熟。施里曼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先是对特洛伊后又对迈锡尼的发掘，已经彻底改变了世人关于爱琴海地区的史前史的观念，的确展现了一个不曾有人相信真实存在过的世界。同时，它们也激发了许多希腊人去潜心钻研他们的史前史。

2.拉开克诺索斯的序幕

如今，克诺索斯是爱琴海上一处最为著名的旅游圣地，它是所有前往克里特岛的旅行者的必选之地。现在的游客穿过经由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6]的努力而得以重建的大厅、庭院和阶梯，便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看起来既纯真又诡秘的曾经失落的古老世界。埃文斯是我们第二研究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就像施里曼之于特洛伊，克诺索斯的故事也与埃文斯本人的“神话”难分难解。

正如施里曼不是特洛伊的发现者一样，埃文斯也并不是克诺索斯的“发现者”，甚至还不是最早的挖掘者。事实上，克诺索斯的原址，至迟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被确认；而且，1878年12月，一位名为迈诺斯·卡洛凯里诺斯（Minos Kalokairinos）的伊拉克里翁商人在那里进行了尝试性的挖掘。他的发掘以及我们在第2章中所谈到的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的发掘，在当时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评论。“在所有的发掘中，对克里特岛的发掘是最为重要的。”著名的德国学者法布里修斯（Fabricius）在埃文斯的挖掘之前便如此写道。卡洛凯里诺斯1843年出生于一户富裕的克利特人家。他说，他在1864年就已尝试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挖掘，但由于1866年的反抗土耳其人运动而搁浅（与希腊不同的是，当时的克里特岛仍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878年，他开始了再一次的尝试，当时很可能是受到施里曼于两年前在迈锡尼发掘成功的消息的启迪；而且，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克诺索斯出土的陶制花瓶与在迈锡尼所发现的极为相似。而这种陶器已经广为人知，在伊拉克里翁的市面上很容易买到，并流入雅典成为一些人的收藏品；这种陶器出自于克诺索斯的克发拉山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卡洛凯里诺斯在克发拉山丘挖开了十二条坑道——每条坑道深约6英尺，一下子就挖到了庞大的建筑物。他意识到，他可能挖到了一座约60×45码的宫殿建筑：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他所挖到的只是整个宫殿的西翼——皇室寝殿。他挖到了皇宫觐见室的界墙角，看见了涂着红色颜料的墙壁；挖到了位于西侧的前厅，现用于入口处的游客接待室（从这里可以看到最后的大火烧毁了宫殿残留的痕迹）；他还清理了第三个储物间，其中藏有12只大口陶瓷坛（储物罐），罐中仍保存着豌豆、大麦和蚕豆等物。在储物间外面走廊的残骸中，他找到了可能是B类线性文字的泥版；1894年，埃文斯在伊拉克里翁发现了这种泥版，从此这种文字开始为世人所知晓。卡洛凯里诺斯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尝试性挖掘，并从整个宫殿的西翼收集了大量的陶器样品，其中包括顶部有拱形把手的陶罐、两耳细颈酒罐和水壶等（可能为公元前13世纪的陶器），以及“香槟酒杯”（kylices）和带有装饰的单柄杯子（显然为公元前13世纪的物品），也就是说，与施里曼在特洛伊所发现的物品处于同一时期。

卡洛凯里诺斯本可以大获成功的挖掘活动被迫中断。1879年2月，克里特本地议会不允许他进行进一步地挖掘，原因是担心他的发现可能会被土耳其人转移到伊斯坦布尔的帝国博物馆。然而，有关他的发现已被广为报道，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而且，卡洛凯里诺斯也将他所发现的大口陶瓷坛发送到伦敦、巴黎和罗马，期望藉此来激发考古学家和机构对遗址的兴趣。（他赠予大英博物馆的大口陶瓷坛，人们仍然可以在迈锡尼馆的过道上见到。）曾由卡洛凯里诺斯带到遗址参观的人中，有施里曼、德普菲尔德、美国领事斯蒂尔曼（Stillman）和正为施里曼在希腊本土的发现所着迷的英国人阿瑟·埃文斯等。他们都认为，此处会是一座宫殿遗址，正像在梯林斯所发现的那样；至于在此所挖出的这些陶器，正如法国人奥苏利耶（Haussoullier）所说的，“与在迈锡尼、罗得岛和（阿提卡的）斯帕塔（Spata）所发现的是如此相似”。

1894年3月，当埃文斯参观了卡洛凯里诺斯家中的藏品之后，便迅速地制定出了挖掘宫殿的计划。他说，他希望成为能够获取挖掘这座遗址许可的首要人选；因此那一年，他毅然买下了克诺索斯遗址四分之一的地块，卡洛凯里诺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发现，迈诺斯的宫殿就在他买下的那块地方”。1898年，在克里特岛获得自由之前，伊拉克里翁出现了焚烧与战斗，就在发生这一切的前几天，埃文斯又回到了克里特岛。卡洛凯里诺斯与埃文斯一道来到遗址，在那里，“我带埃文斯看了雕刻在岩石上的双刃斧图案，以及迷宫上部的斧头图案。”不幸的是，在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卡洛凯里诺斯的房屋被火烧塌，他的藏品随之被毁，他的发掘笔记也因此化为灰烬（他的房子在1903年得以重建，位于老港口附近，现成为“克里特岛地方历史博物馆”）。在克里特岛获得自由之后，埃文斯又买下克诺索斯遗址的其余部分地块，并于1900年着手发掘。埃文斯那激动人心的发现，也令卡洛凯里诺斯欣喜不已，他说，作为一个忠实的克里特人，“这些新的发现，将使伊拉克里翁博物馆的收藏变得更加丰满与令人羡慕。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人们，都要前来访问宫殿和参观文物。”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是，后来的发掘活动由埃文斯来取而代之，因为卡洛凯里诺斯毕竟不是专业的发掘者，在埃文斯看来，卡洛凯里诺斯的挖掘简直就是凌乱不堪的（埃文斯在其《迈诺斯王宫》一书的参考资料中，很不情愿地提到这一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搜寻克诺索斯遗址的过程中，卡洛凯里诺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关于卡洛凯里诺斯，这里还有最后一段感人故事。1902年，此时的埃文斯已经声名远扬，而年届59岁且生意挫败的卡洛凯里诺斯却转过身来去从事法律工作，因为他在学生时代曾获得过法律学位，学位论文的题目是“迈诺斯王的法律体系及其对罗马立法者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卡洛凯里诺斯发掘活动有价值的记录资料非常少，如今的历史学家们无法试图从中找出埃文斯发现宫殿之前的实际图景，因为无论是好是坏，埃文斯已经永久性地、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克诺索斯遗址的现场。事实上，关于克诺索斯最后的宫廷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现在甚至也不太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的共识：假如荷马所列的船只目录是正确的，那么，来自克诺索斯的伊多墨纽斯国王曾率领着八十条船，协助迈锡尼的阿伽门农攻克了特洛伊城。

3.阿瑟·埃文斯

埃文斯出生于1851年，此时正是施里曼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探矿者手中倒卖金沙开始发财致富的时候。他们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埃文斯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的父亲约翰是有名的古文物研究者和收藏家，英国皇家学会的财务主管——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约翰·卢博克爵士，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之一，他奠定了英国的人类学和史前史的新研究的科学基础。可以说，埃文斯浸泡在古文物中长大，这样的氛围，也练就了他对于古文物的一种见微识著的独特眼力。埃文斯还是一位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田野研究者，他坚韧、顽强，对于认准的事情会做到义无反顾，这方面与施里曼很相像；他热爱旅行，尤其能适应于野外生存，从不满二十岁开始直到中年，他都喜欢徒步或骑马在崎岖而原始的乡野中长途旅行。他对克里特岛东部和中部地形所做的细致入微的考查资料，仍是整个现代地形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二十岁的时候，当埃文斯在巴尔干半岛度过了一个假期之后，便对波斯尼亚（当时处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产生了特别的兴趣。1875年的起义期间，他正好在萨拉热窝，并在那里写出了一本关于土耳其人暴行的书，其中的内容为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在议会上所引证。1877年，埃文斯被《曼彻斯特卫报》的主编C.P.斯科特（C.P.Scott）任命为特派通讯记者，随后几年，埃文斯过着一种间谍式的历险生活；在许多人的眼里，人的一辈子能经历这样不寻常的生涯，应该也是十分过瘾的（他所接受的任务内容，在后来出版的《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信件》（Letters to the Manchester Guardian）一书中得以反映）。

但是，无论埃文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对考古学和古文物的兴趣一如既往。例如，1878年，他赶到英格兰去参观肯辛顿展览会展出的施里曼在特洛伊发现的珍宝，并对所看到的一切大为震惊。1883年，也就是在成为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管理员之前不久，他前往希腊参观了迈锡尼和梯林斯，并拜访了当时正在雅典的施里曼。在那里，埃文斯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考察了从迈锡尼发掘的财宝。遗憾的是，有关他们两人当时的交谈内容，已经无案可稽。尽管埃文斯已经意识到，迈锡尼文明起源于克里特岛似乎不太可能，但这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施里曼也已去过克诺索斯，费尔霍和穆勒不久又敦促施里曼要对克里特岛多加关注，指望他能从那里的井墓中找出文明轨迹的源头。“光明来自东方”（Ex oriente lux）长久以来一直就是欧洲大陆学术界的指导性格言，换言之，西方和希腊的文明之光来源于东方，即来源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无比古老而丰富的文化。施里曼以及他的追随者遵循着这一格言，他们都假设迈锡尼和梯林斯为腓尼基人建造，而希腊人只是在迈锡尼文明瓦解之后的“黑暗时代”才来到了这些地方。不过，在认可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显示出其自身的创造力和独创性（雷纳德［Reinach］的《东方人的幻想》［The oriental Mirage］［1893年］一书，给埃文斯带来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893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对于埃文斯来说，也是最惨痛的一年，因为他的妻子病逝）。那年春天在雅典的廉价市场上，当他正在古董商人的手中搜寻托盘的时候，偶然见到了许多小石块，上面刻有一种看上去是未知的书写系统。埃文斯在牛津大学见过类似的石头，此时他却被告知，这些小石块来自于克里特岛。在当时认为史前欧洲的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象形文字系统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牵强，埃文斯好像也正是为了要弄清楚这一点，而于1894年春前往克里特岛。在那里，他拜见了卡洛凯里诺斯，参观了克诺索斯遗址，看到了卡洛凯里诺斯有幸从宫殿储物间的残骸中发现的那块B类线性文字泥版。于是，他便拿定主意：“克里特所拥有的那些黄金岁月——迈锡尼文明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在荷马史诗的映射中感受得到，在此我们至少还要把克里特的名字附加上去。”他在克诺索斯遗址还未曾动土的时候，就写下了这样的话：“克里特的鼎盛时期，远远地超越了历史阶段（即希腊时期和罗马时期）所限的范围；其文化……实际上，可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相提并论。”

1900年3月23日，埃文斯开始对这块土地进行挖掘，这是二十年前卡洛凯里诺斯曾经挖过的地方。意外的是，自从被大火烧毁之后的三千多年来，这里的建筑物几乎从未被触动过，它们就位于仅有几英寸的草地之下，一些墙上还粘附着壁画。挖掘出来的房间墙壁上涂有红色颜料，墙高达7英尺；房内围摆着许多石膏长凳，屋子的一头搁置着一些地下储罐，另一头则居然是一把安置在原位未经移动的御座，御座并无破损，但其背后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最后的大火烧毁了宫殿。地面上散落着雪白石膏仪式容器的碎片，埃文斯认为，这个美丽的容器是克诺索斯最后的国王在遭遇灭顶之灾之前的绝望时刻举行劝慰仪式用的。这些发现确实非同凡响，立即使克诺索斯成为爱琴海考古的焦点，因为这里曾是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四千年的高度文明，远远超越了在欧洲大陆所发现的一切。早在1900年3月27日，埃文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希腊人算什么，罗马人又算什么，也许不计其数的晚期黑漆器皿碎片中的一片，就足以说明问题。而那几何形状的陶器（公元前7世纪），更让我们瞠目结舌。虽然……一个繁荣的克诺索斯，存在于（山谷的）低处……但是，其辉煌时期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文明之先。

事实上，埃文斯已然发现了迄今未知的文明。

4.1900年发掘克诺索斯

这里，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来谈论一下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掘活动，因为它是考古学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一次发掘，而且，仍然是我们关于爱琴海青铜器时代的建筑学和年代学全部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因为它是每年几十万游客的到访之地，而他们不一定能从带到此地的导游那里得到很好的讲解，或从导游手册上得到有效的指点。额外的困难，则是由埃文斯对于遗址的重建造成的，他的重建已经破坏或掩饰了遗址的许多重要特征。在发掘过程中，埃文斯首先要面临的是古文物的保护问题，从拍摄于1900年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出土的皇宫正殿及其受损的壁画极其脆弱而处于未加保护的状态——那年冬天就暴露在风雨的侵蚀之中，埃文斯到1901年才为其加盖了屋顶。同样，架构并修复多层“大阶梯”，也被认为是完全有道理的，实际上原来所有的建筑元素均遭火烧，并坍塌于地面之下。当那些人们满怀激动心情，沿梯而下进入到真正犹如迷宫一般的、低矮的皇宫廊道时，他们自会感激埃文斯所给予的机会。也就是说，重建遗址的基本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大阶梯”本来就曾存在于此。但是，埃文斯做得往往有点过了头。尽管任何幸存下来的古代皇宫，其高度无非略超于人的头部而已，中央大厅也不例外，但他却逐渐想把皇宫的许多部分修复得可能看起来更加恢弘一些。这一工作大体上完成于1922—1930年间，于是，皇宫正殿遂变成了当前的这个状态。

首先，在1900年的挖掘中，埃文斯的着手点是卡洛凯里诺斯曾经挖过的地方，他在现场度过了九个星期，所用工人数量从50人到180人，挖开了宫殿西翼的主体部分，面积达2英亩。公正地说，对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遗址，即使在今天可能也将需要数年的发掘时间，由此可见埃文斯的技术之高超，他的非凡能耐和独到眼光不在施里曼之下。另外，虽然埃文斯从年轻时就一直对考古学感兴趣，但这是他第一次进行正式的发掘活动，此时他已年届49岁，而且他从未发掘过大陆遗址。埃文斯的主要发掘活动进行了四个季节，这个开头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关乎他是否能够找到他所需要的证据。在克诺索斯挖掘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碎片的绝大部分已被丢弃，被保留下来的只有少量的样本（大约占总量的1％，但也有好几篮筐！），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形往往如此。所以说，那时的考古是一种摧毁。

幸运的是，埃文斯的助手麦肯齐（Mackenzie）在日志中对当时挖到的主要元素做了详细的记录；麦肯齐的日志连同埃文斯的笔记、照片以及建筑平面图，都被保存在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中，对此感兴趣、而又不能亲身前往克诺索斯的读者，可以在那里看到有关克利特岛最为完整的原始资料。除此之外，有关发掘活动的具体状况，还反映在由埃文斯所编写的、由雅典的英国学院从1900年开始出版的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后被集合成书，就是埃文斯的《迈诺斯皇宫》（Palace of Minos）。但是，当埃文斯在撰写这部重要著作的后面几卷时，他已是一位老者，因此人们若想了解当年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最好还是去拜读当年的年度报告。

埃文斯的1900年年度报告显示，他赞同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有关克诺索斯的看法。他对克诺索斯的第一印象是，一座“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皇宫，与在梯林斯所发现的皇宫没有什么两样。他将几个方面的建筑样式与梯林斯的做了对比，比如皇宫西翼的浴室，邻接的是“中央黏土区”，这与梯林斯的结构很像；他将南面入口处刻有花结的棕绿色浮雕，与埃尔金和施里曼在迈锡尼发现的大理石装饰加以比照；他把皇宫布局上的最后改变，归因于迈锡尼君主所为，因为在这最后的阶段，到处可见“成熟的迈锡尼品味的陶器，它们类同于在迈锡尼、雅律索斯（罗得岛）和特勒埃尔阿马尔纳（Tell el Amarna）[7]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国王阿肯纳顿法老[8]所发现的陶器”。在与古埃及类似陶器包括被镶嵌在正殿的天花板上的彩釉小圆盘进行比较之后，埃文斯推导出克诺索斯皇宫的正殿为公元前13世纪“皇宫的最晚阶段”的产物；他认为，那时“克诺索斯的迈锡尼君主已经征服了米诺斯人（Eteocretan）”。总的来说，“很难把皇宫被毁的年代推演到公元前13世纪之后。”

那么，这样的解释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也就说在埃文斯看来，他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而古老的米诺斯文明，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公元前14前13世纪）是被大陆的迈锡尼人所征服与占领的；迈锡尼人对宫殿进行了翻新，并按照大陆宫殿的设计风格加以装饰，皇宫中镶嵌着迈锡尼式的陶器，甚至添加了迈锡尼式的正殿。其中的中央大厅或皇家大厅，看起来也曾是大陆风格的正厅，埃文斯最初称之为“贝拉斯基式（Pelasgian）正厅”[9]，但随后又认为（几乎肯定错误地认为）它是外侵的产物；后来，埃文斯拆除了其基脚，并更富想像地进行了重建。埃文斯的解释完全符合对于卡洛凯里诺斯发现的陶器所做的有关分析，法布里修斯、奥苏利耶、富特文格勒（Furtwangler）和罗斯科（Loschke）等人，都考查过这些陶器并发表了论文，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也发表过相关评论。所有这些专家都认同这种陶器的风格以及大致的年代，从已经发表的有关图片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他们（和埃文斯）是正确的，此皇宫在公元前13世纪的确曾被希腊的王朝占有，正如荷马在史诗中所描述的，在传说的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亚该亚的伊多墨纽斯从他的克诺索斯皇宫派遣了一支军队。

然而，埃文斯不久便放弃了其最初的印象。早在1901年的年度报告中，他宣布了一个关于克里特岛与大陆之间关系的新理论。（发掘皇宫的主要工作于1905年告一段落，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还进行过进一步的挖掘。对克诺索斯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30年。）

埃文斯逐步形成的新理论，出现在他的《迈诺斯皇宫》一书中。此书由厚厚的四大册组成，出版于1921—1936年间，为考古学领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述之一，其所运用的与其他文明的对比证据的范围之广无与伦比。假如对于埃文斯来说不是过于苛刻的话，那么我还是要说，就他在著述中所涉及的与我们的探究相关联的问题，即有关克诺索斯的最后宫殿的问题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在最终版本中所表述的相关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一些专家仍然赞同埃文斯的很多分析，但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在进一步研究他那引人入胜、却又似是而非的材料的同时，还要参阅本书边码第308页上所具列的参考书目的相应部分。

埃文斯从两个出处不详的文字资料中发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克诺索斯的小山上就已有人栖息；而久经世故的宫殿文明，从公元前1900年或1800年即已存在。埃文斯认为，大约自公元前1420年到克诺索斯被大火烧毁之前的一段岁月里，这一文明显然已经主导了基克拉迪群岛以及爱琴海世界其余的许多地区。这个“米诺斯”帝国必定已经拥有强大的军用和商用船队，因为与已知的大陆遗址相比，克诺索斯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防御工事；很显然在埃文斯看来，当时处于一种“和平米诺斯”（Pax Minoica）状态，整个区域分享着和平。于是，这样的考古学证据，似乎也印证了修昔底德有关希腊史前史的概述，我们在前面讲述特洛伊故事的时候已经提到：

我们知道，根据传说，迈诺斯王是一支海军的缔造者。于是，他便能够运用自如地控制现在所称的希腊海，统治基克拉迪群岛，其中的大部分地方首先成为他的殖民地……并在最大程度上削弱这些水域的海盗行为，为确保税收为己所用采取了一个必要的步骤。

有关迈诺斯的传说，不可避免地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很快就宣称，施里曼在迈锡尼和梯林斯所发现的迈锡尼文明，只不过是在米诺斯人殖民之下的一个“被文明”的未开化的支流，其利用的是克里特的艺人和工匠（例如，建造了作为古代杰作的井墓和“阿特柔斯宝库”的柱顶过梁与挑檐间的雕带）。1912年，在作为“希腊人协会”主席的演讲中，埃文斯表达了他对于米诺斯与迈锡尼文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绝对连续性”的看法，认为大陆与克里特岛之间的文明是一个共同体，“由此得出两者之间种族连续性的结论”。同时，他还确信，这个世界并不属于希腊人，尽管他也愿意承认，在青铜器时代末期的“多里安人入侵”之前，操希腊语的人作为一个地位较为低下的阶层，可能已经出现于希腊。他认为，很明显荷马的“英雄世界”出现在迈锡尼文明后期：“尽管荷马所公然铭记的是亚该亚英雄们的伟大事迹，但他应该完全了解英雄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就是，米诺斯与迈锡尼历史之间的绝对连续性，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它是非希腊的历史。”（黑体为笔者所加）换句话说，在埃文斯看来，荷马的诗歌虽然是用希腊文写就的，但其不过是伟大的非希腊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的苍白反映而已。至于特洛伊战争本身，也无非是克里特神话的一个修订版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埃文斯本人手头拥有2000块B类线形文字泥版“未被破译”，居然就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如此武断的推论：“假如说，在最后的皇宫建筑中居住的人被认为是‘亚该亚人’，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希腊人占领克里特岛的历史就要向前推衍到新石器时代了。”这是什么逻辑啊！埃文斯声称，在对克诺索斯的考古中，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曾有新民族迈锡尼人的到来。他一直主宰着对自己在克诺索斯的发现（这些发现毕竟为他所拥有）的解释权，直到1941年去世。而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对他的一些观点深表疑虑，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是埃文斯有关民族和文化的连续性的前提：“我不想对此无端怀疑，”沃尔特·里夫于1915年写道，“但一些权威人士确信，他们可以检测到一种全新的、LM Ⅲ时期（即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之后）的外来影响。”他们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埃文斯起初所认为的，公元前1400年之前不久，克诺索斯的改朝换代预示着希腊大陆征服者的来临，他们粉碎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社会，并强加以他们的军国主义官僚政治（参见第五章）。现在，这一点已被广为认可，埃文斯的论点也因此得以重大改写，这又使我们返回到了埃文斯在1900年所理解的事态上来：希腊人对于克诺索斯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抑或稍后而最终毁灭。因此，克诺索斯最后的皇宫属于希腊人；而其艺术和B类线形文字，显然带有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世界的特征。

5.埃文斯的结论从何而来？

关于青铜器时代爱琴海的思想演变，曾经历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怀揣对荷马史诗真实性的炽热信仰，施里曼开拓性的工作催生了一种思想状态，即迈锡尼文明的所有遗迹正可用以阐释荷马史诗，而荷马史诗则是真实的“英雄世界”的反射。然而阿瑟·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划时代的发现，以及对于更早期的米诺斯文明之重构，给施里曼的发现赋予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埃文斯的观点，源自于对当时许多已经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的一种宏观把握（即使不能说是教条），即坚信希腊大陆的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是由外部介入的，即使不是由米诺斯人创造的话，那也是由于他们曾经的征服与殖民而将其文明强加于希腊大陆造成的。简言之，埃文斯认为荷马的世界不曾存在过，而无非是米诺斯世界的一束遥远的回光而已。这两种思想态度——施里曼学派和埃文斯学派，即便在两者都被证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导的情况下，一度支配了这一研究领域。

埃文斯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观点，还因为他受到了文字发现的重要影响，这一影响始终伴随着他。大量B类线性文字泥版——最初是由卡洛凯里诺斯在储物间里所挖到的，后来在埃文斯挖开的皇宫中比比皆是——的重见天日证明：青铜器时代已经出现了书面文字。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书面文字发现于皇宫的“最后阶段”，起初，埃文斯把这些泥版以及那些所谓的米诺斯艺术杰作，正殿和许多着色的壁画与这个阶段联系在一起；而后来，他又称这一阶段为被“非法占据者”（squatters）所“再度占领”的时期。因为他关于青铜器时代基本构造的思想是逐渐形成的，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他改变了关于这些文字泥版是“再度占领”时期的产物的看法，又转而认为这个最后阶段是没有文字的。一种如此成熟的文明，怎么可能没有文字，抑或是“非法占据者时期”的文字？这有悖于当时所有关于历史演进的思想。鉴于此，埃文斯提出了他关于青铜器时代的年代学结构的理论：青铜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以及它们的细分期（即专家们所称的，米诺斯克里特岛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希腊大陆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基克拉迪群岛的早期、中期和晚期，以及它们的细分期，如米诺斯克里特岛中期Ⅱ、希腊大陆晚期Ⅲ B等）。埃文斯的年代学的基本概念，建立在与古埃及的老王朝、中王朝和新王朝相比照的基础上，不过，19世纪后期关于艺术和文明的观念，或许也是建立在同样的类比基础上。这种假设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有一个发端的时期、一个繁盛的时期和一个衰落的时期；很显然，埃文斯也是藉此来勾勒米诺斯文明图景的。即使到了1935年，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的重新发掘对他有关青铜器时代晚期的阐释提出了质疑之后，此时已经84岁的埃文斯，还对艾伦·维斯（Alan Wace）关于“阿特柔斯宝库”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3世纪（LH Ⅲ B）的正确（我们现在所知的）推定进行反击——埃文斯诘问，维斯怎么能够将迈锡尼文明时期最精美建筑物的年代推定在“最后的衰落时期”？诚然，埃文斯的大部分工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在考古学史册上的重要地位也是无可否认的；但在关于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历史关系问题上，现在看来他是错了。在此，我们还要探究其原因：埃文斯的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就像对待施里曼一样，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埃文斯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为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埃文斯于1904年向英国科学协会的人类学部首次宣布他的三段论年代学理论时的学术氛围。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埃文斯出生于1851年，他的父亲为一位出名的古文物研究者，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思想并将其应用到史前史研究的英国学者之一。众所周知，在19世纪晚期，达尔文的人类进化理论，对人文学科、特别是史前史和考古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作为一位学者，尽管埃文斯的称职程度远胜于施里曼，但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智力上，他几乎没比施里曼更具能力推演出一套关于爱琴海史前史的分类体系；而他所能做的只是套用许多业已存在的分类模式，如卢博克的“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划分模式（卢博克所创造的术语）（参见本书边码第63页）。然而，就艺术和文明等方面文化变迁的更广阔层面而言，德国学者们最具影响力，特别是温克尔曼（Winckelmann）[10]关于古代艺术的不同发展时期。[11]此外，我们别忘了，当时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等，也都处于重大转型期，尤其是在英国。埃文斯的父亲欣然接受达尔文的伟大著作（1859年出版）；对于许多学者来说，人类起源于动物的理念已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之前也是如此，因为19世纪50年代不断积累起来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856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那类似于猿猴的头骨。这样的理念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联性，也显而易见。泰勒（Tylor）[12]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年出版）一书开创了英国“文化人类学”的里程碑意义，他把文化的进化过程分为三大阶段：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泰勒所创造的一个词汇），到较高级的一神论宗教，再到最终的科学成就。19世纪晚期的知识界认为，泰勒的理论可用以解释越来越多不涉及精神世界的人类经验领域。于是，这种倾向也就意味着，只要是与历史相关的研究，其“系统性规律”都可以被提炼出来。

这样的思想倾向使得埃文斯深信，就像在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不存在任何界限一样，在艺术与考古学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紧密关系。“两者所显示出来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揭示作为应用于人类艺术的进化规律。”他早在1884年就如此写道。像施里曼一样，尽管我们对埃文斯的个人档案仍然缺乏确凿的了解，但将他本人关于历史的变迁、进步和衰落的观念与他所处时代的思潮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比如，这种关于人类进化的生物学观点，可能会诱使埃文斯把B类线性文字产生的年代定在早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时间。在他看来，B类线性文字无疑是“书写艺术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他在1909年这样写道；在之后的1921年，他又说，B类线性文字是“米诺斯书写系统的最高发展”，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图形表达的趋势，壮丽的‘皇宫风格’的艺术正是由此诞生”。因此，这种文字不可能是宫殿最后阶段，即埃文斯认为的衰落时期的产物。鉴于此，他通过对这种文字泥版的发现环境（如在他的田野调查笔记中所记载的内容）进行重新解释，试图证明它们是公元前15世纪的产物，这就造成了后来的《迈诺斯皇宫》一书与原来出版的书籍和报道之间的严重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甚至在通俗报刊上出现了欺诈的指控。事实上，B类线性文字是外来的、希腊征服者的语言；这些埃文斯于1900年的最初发掘中发现的泥版，所面对的环境是大约毁于公元前1200年的大火的皇宫的最后阶段，泥版本身所贮存的信息根本不能用以确认其之前产生的年代，因而也是无法令人心悦诚服的。

当然，埃文斯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遗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像施里曼一样，埃文斯也是一位拓荒者，既然是拓荒者，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埃文斯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关于青铜器时代爱琴海的比较年代学的出色研究，都成功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埃文斯是怎样解读他那出土于1900年春的证据的，后来又是如何想把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强加其上、并说服自己去修改原先的想法而使随后有关青铜器时代晚期克里特岛问题的观点达到戏剧性效果的，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6.大陆人

十年前，当我们在迈锡尼想对你在圆形坟墓中的发现做一个结论时，为何会表现得如此战战兢兢？在我看来，其原因似乎是，我们对自己所发现的一切以及严重地弄错了阿特柔斯［宝库］的年代而太感吃惊了。你知道，我们原本所深信不疑的、总是聚焦于“克里特人”的早先观点，肯定是全都错了——我的意思是说，那种认为希腊青铜器时代晚期Ⅲ（公元前1400—前1200年）是一个衰落时期的观点……［它］却是伟大的迈锡尼文明的高峰期——在财富、权力和建筑等方面；公元前13世纪这一切达到了顶点。

——摘自卡尔·布雷根写给艾伦·维斯的一封信，1931年3月29日

埃文斯的观点主导相关领域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这与他没有全部公布他所拥有的B类线性文字泥版不无关系。当然，自施里曼时代以来，有关爱琴海世界的大量重要工作已经完成，因此关于迈锡尼文明的清晰画面已逐渐展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一直有许多学者认为，埃文斯有关青铜器时代的构想是错误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施里曼在迈锡尼遗址的事业继承人希腊考古学家特孙塔斯就认为，迈锡尼文明属于希腊人；在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中，也包括英国的荷马学者沃尔特·里夫。在发掘克诺索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许多重要的大陆遗址如奥尔霍迈诺斯、梯林斯、格拉（Gla）、忒拜、亚辛、美狄亚和雅典等（这里提到的只是一些重大的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完成，并在其中的一些遗址中相继发现了B类线性文字的铭文，这表明，此文字未必就是克里特人的语言。在此期间，考古学界在注重对地层岩石构成和陶器式样的精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陆年代学。其标志是英国考古学家艾伦·维斯于1922—1923年间对迈锡尼遗址的发掘以及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布雷根对克拉科夫（Korakou）、齐高利斯（Zygouries）、和普罗希姆纳（Prosymna）等遗址的发掘。

维斯和布雷根是我们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深信，迈锡尼文明属于希腊人。从他们的考古学论点来看，在青铜器时代中期与希腊世界的“黑暗年代”之间，不存在文化中断的情况，也不存在新外族入侵的现象，因此，希腊人很可能至早在公元前2000年早期已经出现。这些观点得到了其他发现的支持。从事印欧语系的结构、起源和关系研究的语言学家们，也得出了希腊人在差不多年代出现的结论。同样，尼尔森（Nilsson）对于希腊神话和宗教的研究表明，就拿神话来说，所有主要的古希腊神话都围绕着迈锡尼一带的诸多中心而展开：阿特柔斯的迈锡尼、俄狄浦斯的忒拜、伊阿宋（Jason）[13]的约尔科斯（Iolkos）、赫拉克勒斯的梯林斯，以及其他许多鲜为人知的地方，包括勒拿（Lerna）、涅墨亚（Nemea）、特洛真（Troizen）、西库翁（Sicyon）、美狄亚等。

如果说希腊神话被如此集中地锚定在史前时代，那么，难道我们还会认为那些时代是不属于希腊人的吗？维斯和布雷根等考古学家（跟埃文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大陆遗址的专家）对这种观点抱有十分坚定的态度，以至于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信心满满地推论说，希腊人来到希腊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900年。这一论点，在一篇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的研究论文（发表于1939年布雷根对皮勒斯［Pylos］遗址的重大发现之前）中得以强调；从运用证据的全面性角度来说，此文可以算得上是一篇“精心杰作”（tour de force），文中揭示：在公元前14—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的影响遍及整个爱琴海地区，迈锡尼对克里特的征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由于埃文斯对英国出版物的影响巨大，这篇意义非凡的文章只能在德国的一个期刊上发表；的确，当时与维斯和布雷根的结论相抵触者还大有人在。

于是，无需诉诸来自克诺索斯富有争议的证据，一幅关于组织内部年代学的宏观图景以及一个关于大陆迈锡尼社会的模型就被整合出来。对于布雷根来说，当他对大陆遗址的发掘获得成功之后，下一步自然就会转到整个探索起始的地方：特洛伊本身。因为那里有那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回答；特别是由于施里曼对遗址现场的大量毁坏或不恰当描述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德普菲尔德则完成了值得赞赏的工作，因为他解决了遗址中主要建筑的年代顺序问题，但当时对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陶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德普菲尔德也未能就青铜器时代晚期提出确切的年代序列。事实上，出于分类的目的，青铜器时代晚期（我们称之为“特洛伊Ⅵ”及“特洛伊Ⅶa、b”时期）的所有陶器已被收集在了一起，19世纪80年代不大可能对它们做出更精确的分类，德普菲尔德也只能粗略地估计，特洛伊的青铜器时代大约结束于公元前1000年。布雷根决心回到特洛伊，并对部分遗址包括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未曾触及的一些地方进行缜密而科学的重新发掘。对于布雷根来说，做到缜密而科学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在其内心深处，显然还纠结着另一个问题。与先前的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相比，虽然布雷根现在拥有更多可资利用的复杂的地层学技术，但由此就能够断定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存在于希沙立克的哪一层吗？也许，对于读者来说，即使发现了它，也不会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这又不是第一次寻找特洛伊，而考古学家总能找到他们所希望找到的东西。

从1932年到1938年，布雷根在特洛伊的发掘活动持续了七个季节。此次发掘，可谓是当时在世界任何地方所已进行的考古活动中发掘技术最为娴熟的一次，迄今在考古历史中仍然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希沙立克已第三次成为考古技术的试验场地。整个考古发现记载于由布雷根编著的出版物《特洛伊》第Ⅰ—Ⅳ卷中，其中包含大量照片，这些照片的原件以及为数不少的影像胶卷现在保存在辛辛那提大学。爱琴海地区青铜器时代的一处遗址发掘拥有如此翔实的文档资料（其中的一个胶卷记录了德普菲尔德于1935年访问遗址现场的镜头），也许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次发掘活动对于科学史的重要意义，与特洛伊战争并没有多大关系。随着我们关于青铜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文明发展的知识的增长，就会进一步发现希沙立克的真正重要性潜在于更早的地层——“特洛伊Ⅰ”和“特洛伊Ⅱ”。在希沙立克叠加起来的九层主要“城市”内，布雷根还确定了大约50个次要地层，并把遗址存在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我们现在可以将“特洛伊Ⅰ”存在的年代大致定位在公元前3600年）。不过，对于重新考查遗址的考古学家们来说，让他们最感好奇的是“特洛伊Ⅵ”的地层，因为那是德普菲尔德所声称的荷马的特洛伊。布雷根很快就确信，正如德普菲尔德所认为的，这里的毁灭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在其中一个地方，墙壁的地基竟然都已发生了移位；在其他地方，倒塌下来的整个内墙堆积如故，上面被后来的沉积物覆盖。当看到堆满碎石的现场时，人们都会认可这种看法：“特洛伊Ⅵ”，这座带有高大城墙的城市，并非毁于阿伽门农的军队，而是毁于一场地震。当布雷根在考察位于“特洛伊Ⅵ”废墟之上地层的一些未被触动的地方时，却发现了激动人心的迹象。

7.发现了围攻特洛伊的情形吗？

我们相信，在“特洛伊Ⅶa”发现的真实证据表明，该城在某一段时间，通常是在希腊传说中所言的特洛伊战争时期，曾遭受过敌对势力的围攻、掠杀和摧毁；而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此地就是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也就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

——卡尔·布雷根，《特洛伊》，第Ⅳ卷，1958年

布雷根把注意力集中在“特洛伊Ⅵ”后续的地层，即他所称的“特洛伊Ⅶa”。在地震之后，原住民修整了这个地方，同样是这些人，人口数量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城墙的主要部分依然未倒，虽然其上部结构遭到损坏。然而整座城市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本是宽阔的街道上挤满了棚屋，储物罐沉陷于地面之下，一些地面因此呈现蜂窝状，在几平方英尺范围内显露出二三十个坑眼。这些地方之前曾是雅致的独立式建筑，在整个城堡中也不过几十幢；此时却是一些相互隔离的、单间式的简陋小屋，屋内几乎没有家具，并有“多个租户”拥挤一起。布雷根并未对特洛伊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行充分考察，而只是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相当庞大的人口不得不在城墙内寻找“暂时的”庇护。不过，他的一些发现在当时引起了一定反响。在正大门内侧一个公共大厅旁边，布雷根发现了一个他所认为的面包房或店铺，他称之为“快餐店”；他还认为，这个店铺曾将面包和酒水分发给那些（荷马史诗中所提到的）劳顿的特洛伊英雄享用——当他们从前线带着战斗的惊恐、拖着疲惫的脚步返回的时候。布雷根推测，当时的战争经济就像伦敦闪电战期间的救济站，这是他的时代所给予他的印象。另有迹象显示出，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孤立，好像与外界断绝了来往：进口的奢侈品绝无仅有，进口陶罐的碎片（即使有）也少而又少，基本上是一些品质低劣的迈锡尼陶器的当地仿制品。

在布雷根看来，或许全城的居民曾处于看起来已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万分惊恐之中。他们的城市四处都是大火劫难之后留下的迹象，被大量烧焦的泥砖、炭化的木头和残骸掩盖。“那是一片凄凉景象。”布雷根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在一间房屋的门口发现了一具骷髅的遗骸，被烧焦的木材、石块和碎片覆盖着，倒塌的房屋压死了受害者；在另一些地方，堆积起来的灰烬和残骸深达5英尺。在“快餐店”外面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颅骨的残骸；在更西头，发现了另一个颅骨的残余。在东面城墙外一间被燃烧过的废墟覆盖着的房屋中，发现了一块头骨的颚骨，头骨的其余部分被一块石头压得粉碎。在大街的西首，发现了一个箭头，布雷根认为“可能是由一位入侵的亚该亚人发射的”。

把大火的痕迹、尸骨的遗存、箭头的残余，以及过度拥挤的居住状况、救济站、储物罐等迹象联系在一起，人们从中不难看出一座城池遭受围攻之后留下的景象——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的群落惨境，以及他们最后遭难的迹象。难道，这就是寻找了如此长久的特洛伊战争真实发生过的考古学证据吗？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但一切取决于对年代的确定，它到底是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大陆主要皇宫破灭之前还是之后呢？很显然，在迈锡尼城被毁并开始衰落“之后”，阿伽门农不可能会率领船队前来攻打特洛伊。特别是学者们时常所忘记的一点，“特洛伊Ⅶa”应该在皮勒斯终结之前就已被毁。布雷根于1939年在发掘特洛伊“之后”（其出版物发表之前）开始发掘皮勒斯。很清楚，老国王涅斯托耳不可能在其皇宫已成灰烬之后前往特洛伊。正如考古学家们不久之后所发现的，皮勒斯在被毁以后一直保持原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布雷根的内心深处，一定希望用考古学事实来证明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存在。

基于在“特洛伊Ⅵ”和废址中所发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陶器，布雷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地震给特洛伊城带来惨重的灾难，但受损的是“特洛伊Ⅵ”。他在最后的报告中说，“特洛伊Ⅶa”是在“特洛伊Ⅵ”的基础上重建而成的，两者相距时间“不超过半个世纪，或许只有一代人，大约建于（公元前13世纪）中期而不是在后期”。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又认为“特洛伊Ⅶa”建成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1240年，甚至还将其往前推到公元前1270年，十分接近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年代，也就是“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明世界看起来正处于高度繁荣和富裕的时期，而此时它们非常有可能联合起来野心勃勃地对海外进行军事扩张”。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于是，我们在小亚细亚的最西北角落——正是希腊传说、民间记忆以及史诗所说的伊利奥斯的所在地——所发现的物质遗存表明，此地曾是筑有防御工事的要塞据点，而且很明显是一个地区的首府。正如具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所显示的，此城曾遭外敌围困与掠夺，并为大火所毁；毫无疑问，正如希腊诗歌和民间故事所描述的，在受到彻底的洗劫之后，普里阿摩斯王的特洛伊终被摧毁……这些就发生在Ⅶa地层，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定是真实的特洛伊；一座命运多舛的城市及其所遭遇的围困与掠夺，激发了当时的行吟诗人或吟游诗人的无限幻想和想像，他们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将关于英雄们在战争中英勇奋战的事迹的歌集流传给了后辈……当一个人能够了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状态时，就不应该再怀疑一场基于史实的、真实的特洛伊战争的存在——一场由亚该亚人或迈锡尼人组成的联军，在一位其霸主地位被公认的国王的统领之下，攻打特洛伊人及其盟友的战争。

——《特洛伊和特洛伊人》（1963）

当然，这一切都归结于考古学家们能够证明什么与不能够证明什么。从根本上来说，布雷根的论点与德普菲尔德和里夫等人的观点（参见本书边码第88—89页）没有什么不同；一如他们，布雷根甚至也断言，他的发现证明了“史诗中所提到的许多英雄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大多数古典学者认为，布雷根的论点必定令人欣慰、甚至大快人心。有人说：“特洛伊遭受洗劫是一个历史事实，其很可能是受到了外敌的围攻。”毕竟，清晰的证据显示，这里已经遭受了最后的劫难。在这样的氛围下，当少数反对者提出异议说一个箭头不足以制造一场战争（或许甚至不是希腊人所为），那些沉陷于地下的大口陶罐在希沙立克的青铜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地层中比比皆是（如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在其他古代遗址的城堡大门旁也有“快餐店”被发现（比如在庞贝古城），布雷根所确定的陶器年代是不合理的等等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当成讨人嫌的家伙而遭唾弃。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布雷根在考查“特洛伊Ⅶa”与寻找荷马时所“从未”追问过的问题：“特洛伊Ⅵ”的沦陷难道“真的”是由地震所造成的吗？鉴于布雷根报告的局限性，以及对于希沙立克的重要区域缺少更进一步的深入发掘，所以人们在当时几乎不大可能知道更多。

8.皮勒斯的涅斯托耳皇宫

如今，前往雄伟的涅斯托耳城堡皮勒斯的旅行者们，会看到那里的人们在海滨用乌黑发亮的公牛来祭祀大地之王波塞冬。

——荷马，《奥德赛》

尽管公众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与特洛伊战争相关的“发现”上，但布雷根在特洛伊的发掘行动，对安纳托利亚的考古学界要比对爱琴海的学术界更具意义。即便荷马故事的真实性可以由此得到确认，爱琴海考古学中的一些真正重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比如，大陆文明是如何发展的？克里特人与迈锡尼文明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希腊人最早是在何时来到巴尔干半岛的？迈锡尼人果真如维斯和布雷根所认为的以及之前的施里曼所相信的，“就是”希腊人吗？埃文斯关于米诺斯文明的理论，由于缺少新的后续资料和确凿的补充证据，故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所引发的学术争议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让人看不到达成共识的前景。

于是，布雷根决心找出一个未经染指的青铜器时代以来的大陆宫殿遗址，以便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发掘。像施里曼一样，荷马也是布雷根的向导。但在荷马所提及的宫殿中，何处该是最佳的选择呢？梯林斯在科学的考古技术成熟之前就被发掘过；迈锡尼的宫殿已大部分被毁，尽管特孙塔斯和维斯对所剩的部分做出过解释；墨涅莱昂遗址成为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所在地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在奥尔霍迈诺斯和阿尔戈斯，所有的宫殿痕迹似乎均为后来的建筑物覆盖；约尔科斯遗址已沉睡于一座现代的市镇之下。在荷马所提到的重要大陆宫殿中，还剩下唯一一座未被发掘的就是“位于多沙的皮勒斯”的老国王涅斯托耳宫殿——这位阿伽门农的主要盟友曾率领八十条柚木船攻打特洛伊——的所在地。然而，皮勒斯令所有先前的探索者望而却步的一个重大难题是：没有人知道皮勒斯在青铜器时代所处的准确位置，只知道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地区的大致范围内。与迈锡尼和克诺索斯不同的是，那里的遗址没有确定的位置。即使涅斯托耳宫殿曾存在过，传说也莫名其妙地佚失了有关这一伟大宫殿的所有记忆。正因为如此，其位置成为一个著名的谜团，甚至在古代就有谚语云：“皮勒斯之前有个皮勒斯，在此之前还有个皮勒斯。”实际上，好几个宫殿都曾名为皮勒斯；但谁也不能确定，位于纳瓦里诺（Navarino）天然良港附近，1823年土耳其人曾在这里被一个联合舰队击溃的现代皮勒斯是否就是人们所要寻找的那一个。施里曼的合作者威廉·德普菲尔德，曾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更加北面的一个位置。布雷根对此不以为然，而是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希腊考古学家克劳尼奥提斯（Kourouniotis）分别于1912年和1926年，在纳瓦里诺北部的丘陵地带发现了两座圆形陵墓，两者在古代就已被盗，但仍存留着一些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陶器。在其附近一带，还发现了更多坟墓的迹象。布雷根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调查，并确信这些陵墓属于皇家墓穴，且邻近必定有一座该地区的君王们所居住的宫殿。

1939年，布雷根与克劳尼奥提斯一道，并在那些知道古代遗存的位置或对遗迹有所记忆的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对港湾的东北区域进行了彻底调查。经过十多天的排查，他们发现了八处遗迹。从现场所发现的陶器来看，它们似乎属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其中一处遗迹看上去明显有点不同一般，结果被证明就是宫殿的所在地，正如布雷根后来所说：“假如你是一位迈锡尼国王，就可能会在此建造一座宫殿。”这个地方离纳瓦里诺港湾的海滩约6英里，所处的位置可以将整个海湾及其周围所有山丘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底，沿着埃格里恩（Aigaleon）山脉的山脊向北面和东北面极目远眺，景致同样引人入胜。这里，有一座名叫阿诺-英格利阿诺斯（Ano Englianos）的山丘，其位置之优势不言而喻，但其古代遗迹已于19世纪90年代在建造通往乔拉（Chora）的公路时遭受破坏。令人惊讶的是，在山丘陡峭一边的一片橄榄树林中，有两大块像混凝土一般坚硬的残骸从地里凸现出来，它们由烧成石灰的墙体残余部分在雨水的作用下凝合而成，其情形与卡洛凯里诺斯在克诺索斯所发现的情况十分类似。

于是就在那年春天，正当整个世界随时准备开战的时候，布雷根在阿诺-英格利阿诺斯山丘的橄榄树林中开始了他的发掘行动。他这样写道：

4月4日一早，我们着手挖开第一条地沟，让人感到喜出望外的是，在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就挖到了一公尺多厚的坚固石墙，发现了保留着彩绘装饰的石膏碎片，触及了水泥一般坚硬的石灰地板，找到了5块几乎完好无损的刻有B类线性文字痕迹的粘土泥版——这类泥版最早是在希腊本土被发现的。这一情况马上让人眼睛一亮：在此山丘上，曾经坐落的是一座宫殿建筑。

在第一条地沟的尽头处，布雷根偶然发现了储藏着600块泥版以及碎片的存档室，泥版上的文字与埃文斯在克诺索斯所发现的相同。随后一个月时间（此次发掘行动于5月10日告一段落）的勘探显示，阿诺-英格利阿诺斯宫殿的大小规模与已知的大陆宫殿相差无几；而档案室所储存的文档也表明，它曾是这一地区的中心，且很有可能是美塞尼亚王国的中心。布雷根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并以《皮勒斯的涅斯托耳皇宫》（The Palace of King Nestor at Pylos）的标题发表了他的发现（尽管他在后来宣称，他来到美塞尼亚，“果真发现了宫殿，但关于它会是谁的皇宫这一问题”，并未带着任何先入之见）。

就其物质文化的迹象来看，这一宫殿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类似于在迈锡尼宫殿、梯林斯宫殿以及最后的克诺索斯宫殿所发现的那些情况。它具有与迈锡尼宫殿和梯林斯宫殿一样的中央大厅（皇家大厅），带有彩绘装饰的中央壁炉仍在原处；其中一个储藏室中装满了青铜器时代宫殿所拥有的种种陶器，数以千计的杯子、罐子和容器；储物间里收藏着皇宫财宝、食油、葡萄酒和粮食；壁画上呈现了戴着野猪獠牙头盔的勇士驾驭战车的战斗场景；皇家寓所中绘有如在克诺索斯所见到的那种半狮半鹫怪兽，甚至还有一幅吟游诗人演奏七弦竖琴的画面。纵观各方面的迹象，这些宫殿似乎属于同一世界，而它们所共有的B类线性文字也是一种证据，尽管这一点只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迈锡尼、20世纪80年代在梯林斯发现了泥版的时候才能得以证实。1939年，这样的问题随之而起：皮勒斯是一个由克里特外派的一位君王所统治的殖民地吗？按照埃文斯的理论，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外邦的权贵们只是使用了克利特的线性文字作为其官方语言，就像英语之于印度一样？皮勒斯人使用的是克里特的文字吗？或者，皮勒斯因使用大陆语言而具有大陆文明特征吗？克诺索斯在最后阶段是由大陆人统治吗？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观点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而皮勒斯的实际情况则完全有悖于埃文斯的论点。与克诺索斯不同的是，关于皮勒斯存在年代的问题没有太大的争议：随着有关陶器形态的知识的不断提高，它可以显示皮勒斯宫殿最后被毁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或随后几年，在埃文斯认定的克诺索斯宫殿被毁时间的200年之后。克诺索斯最后成为迈锡尼文明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可能不再有太多的疑问；现代研究也已表明，克诺索斯最后被毁的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这也与埃文斯的观点有所不同。1952年，随着未知的B类线性文字得以破译——这一大事被有些夸张地称为“考古史上的埃佛勒斯峰”[14]，有关的问题在很大成程度上迎刃而解。

不过，在谈论有关B类线性文字得以破译的话题之前，我们要再三强调的是，关于爱琴海地区所有遗址的年代认定均是以所发现的陶器的形态为依据的；而皮勒斯宫殿被毁年代的认定对于我们寻找特洛伊至关重要。当时，布雷根曾写道，希腊大陆晚期Ⅲ B（LH Ⅲ B）与晚期Ⅲ C（LH Ⅲ C）之间的陶器风格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或稍早一些。因为布雷根在皮勒斯遗址没有发现希腊大陆晚期Ⅲ C的陶器残骸，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说，皮勒斯宫殿毁灭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且，特洛伊的故事是布雷根萦绕于心的梦，读者能联想起他的推论，“特洛伊Ⅶa”——他所谓的荷马的特洛伊——也毁于Ⅲ C陶器风格输入之前。但是，“特洛伊Ⅶa”真的毁于皮勒斯之前吗？如果不是，那么将荷马的故事当作事实显然不合逻辑，因为当布雷根所认为的特洛伊战争可能发生的时候，涅斯托耳王的皮勒斯早已成为一片废墟！随着战后关于陶器形态知识的不断积累，相关的怀疑也开始浮现，比如有人认为，“特洛伊Ⅶa”毕竟存有Ⅲ C风格的陶器，其沦陷的时间发生在一些希腊大陆宫殿被毁（大约公元前1200年）“之后”。但是，这些疑虑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特洛伊Ⅶa”就是荷马的特洛伊的看法一直被广为接受，而且这样的信念迄今仍然非常普遍。

在此期间，爱琴海考古学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破译B类线形文字。其存在自迈诺斯·卡洛凯里诺斯于1878年挖掘克诺索斯时开始为人所知，埃文斯在1900—1910年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文字泥版，如今我们知道忒拜、埃莱夫西斯（Elefsis）、梯林斯、奥尔霍迈诺斯和皮勒斯等地的铭文均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布雷根在皮勒斯的首季发掘活动告一段落不到4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后续发掘活动因此受到搁置。这次世界大战给希腊带来的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就是一场导致了40万希腊人丧生的惨烈内战，这场内战最后由英国出兵希腊支持交战的一方打败另一方而告结束。直到1952年，在皮勒斯的考古工作才得以恢复；此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在这一年，埃文斯所钟爱的克诺索斯被移交给了希腊政府（埃文斯本人已于1941年去世）。战争也推迟了在皮勒斯所发现的泥版的公布时间（埃文斯在克诺索斯发现的大部分泥版仍未发表），但是，一旦它们在1951年被开放使用，破译者的努力便获得极大的成功。

9.破译B类线性文字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得出了这样结论不管怎么说，克诺索斯和皮勒斯所使用的书面文字应该是希腊文，一种古老而难解的希腊文，因为它毕竟比荷马时代还要久远500年，而且又是一种缩写形式。尽管如此，它终究是希腊文。

——米歇尔·文特里斯，在BBC第三套节目上的谈话，相关内容在《听众》杂志上转载，1952年7月10日

B类线性文字的破译者，年轻的米歇尔·文特里斯（Michel Ventris）是一位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希腊学的业余爱好者，自1936年还是一个14岁的学童时，聆听了阿瑟·埃文斯爵士的一次讲座之后，他便一直为B类线性文字的奥秘所着魔。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此番著名的谈话时，他还不到30岁。1956年，他死于一场车祸，年仅34岁。在此，我们不必详述他对文字的破解过程，因为在由他的合作者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所写的《B类线性文字之破译》（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一书，以及由他们两人合写的重要著作《迈锡尼希腊文献》（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一书中，可以读到有关整个解密过程的令人信服的感人故事，以及查德威克对文特里斯所表达的充满深情的赞颂之词。

尽管之前也有考古学家提出早在公元前1900年就有操希腊语的人进入希腊，但认为B类线性文字是希腊文的看法，与以前大部分语言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这一观点是深受埃文斯的克里特理论影响的结果；文特里斯无疑也认同了这种观点，认为其“历史合理性被人为地忽视了”。现在的证据证实了施里曼在八十年前所提出的命题：青铜器时代的这些宫殿“同属于”一个希腊世界。也许，最令世人感到吃惊的事情是，通过解读泥版上的文字所揭示的世界，根本不是一个“英雄的”世界，而一个极度的官僚政治世界。泥版上刻录的内容有：羊群数量的清单，详细到母羊或公羊的数量；牧羊人和税务稽查员的具体姓名；生产用具和作战器具的细目；君王的名字及其战车和军人的配备以及叛变等情况，甚至包括战车车身或车轮的损坏状况，还如实地注以“无用”或“最后烧毁”等处理办法；连不同的牛都有诸如“乌黑”和“斑点”等这样的命名。泥版上也记载了一种明确的封建社会秩序体系（正如许多学者所认同的）：国王为最高统治者，即所谓的“wanax”（“君主”之意），荷马也以此来称谓阿伽门农——即“人类之王”；接下来是次要首领、军人以及他们详细的作战器具、护身盔甲、护胫套、盾牌、头盔、长矛、剑、弓和箭等；还有军队部署的列表——酷似荷马所描述的希腊人派往特洛伊的船只目录。总而言之，泥版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贵族化的、等级性的军国主义社会，其极大的财力花费在战争工具和宫殿装饰上。大量的泥版证据（仍为当今的经济学和语言学专家所认可的）显示了维持宫廷生活所需的各种主要物品，如小麦、葡萄酒、橄榄油、亚麻布和木材等，这些物品均由宫廷书吏加以详尽记录。最后所涉及的是社会秩序中的另一端，即数以百计劳苦的奴隶妇女及其子女，她们被冠以诸如“俘虏”等名字以示区别，这些同样也是荷马所用的词汇。

泥版文字的破译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裂口，专家们迄今未曾停止对其进行解读。尽管有关社会秩序和宗教信仰的坚实证据还是比较缺乏，但是在这种简洁的符号中必然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提示，关于这些青铜器时代王朝的经济和地方组织状况的证据应是十分丰富了；而且，随着所提供的相关证据的越来越多，很多方面也被证实是确凿无误的。有关泥版和迈锡尼王朝的一些综合结论，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加以阐述。很明显，文字破译对于荷马研究已经产生了最为戏剧性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在特洛伊战争时期，这些青铜器时代宫殿的居住者实际上讲的是希腊语，即荷马的语言。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所使用的词语和语法结构都是相同的（如古老词语的后缀oio）；学者们也已推断出早期希腊语中一些消失了的语言特征的证据（比如，被废弃的古希腊字母w，于是，Wilios就变成了Ilios）。现在，B类线形文字的破译，可以把希腊语言的历史至少向前推进500年，并为荷马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就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一些青铜器时代的元素，诸如野猪獠牙头盔等有关文物的描写而言，我们是否能够从语言学的角度找出相应的证据，来“证实”荷马传说中的故事大体上可被追溯到青铜器时代？比如，埃阿斯无敌的巨型盾牌是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史诗中传递下来的吗？荷马史诗中所提到的“银饰宝剑”，会不会是皮勒斯的泥版文书中所说的那两把“刀柄的两侧嵌有黄金”的宝剑呢？学者们又是如何来解释所出场的如此众多的英雄人物名字，包括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等在泥版中只是作为普通人的名字？荷马史诗中所罗列的船只目录，是不是来源于青铜器时代的一个真实的列表，像在皮勒斯的泥版上所呈现的、或至少像在一部关于特洛伊远征的迈锡尼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概而言之，特洛伊的故事有没有可能为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吟游诗人在皮勒斯、迈锡尼和梯林斯的皇家大厅中所诵唱，并为如绘制在皮勒斯的壁画上的七弦竖琴演奏者那样的吟游诗人所咏唱？“荷马”为何意，而他的特洛伊传说来自何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加以探讨。

[1] 迈诺斯（Minos），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土，死后做阴间的法官。

[2] 伊多墨纽斯（Idomeneus），为克里特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领袖。

[3] 据希腊神话，克里特岛的国王迈诺斯，为宙斯与欧罗巴之子（死后成为冥府的三个法官之一），其妻帕西法厄与波塞冬派来的牛生下了一个拥有人身牛头的怪物弥诺陶洛斯，迈诺斯在克里特岛修建了一个迷宫将它囚禁在其中。由于迈诺斯的儿子安德洛革俄斯在阿提喀被人阴谋杀害，迈诺斯起兵为儿子报仇，给那里的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为了平息迈诺斯的愤恨，解除雅典的灾难，雅典人向迈诺斯求和，答应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作为进贡，迈诺斯接到童男童女后，将他们关进半人半牛怪物居住的克里特迷宫里，由其把他们杀死。在第三次进贡的时候，年轻的忒修斯带着抽中签的童男童女来到克里特，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一个线团破解了迷宫，又用她交给自己的一把利剑斩杀了弥诺陶洛斯。

[4] 根据希腊神话，代达罗斯（Daedalus）是雅典的建筑名匠，他和儿子伊卡洛斯成为克里特的囚犯后，奉克里特国王之命为克里特岛建造了迷宫。为了逃出克里特，他们造出了神奇的翅膀，但在飞离该岛时，伊卡洛斯山于飞得离太阳太近使蜡翼受热后融化坠海而死。自从有了这样的传说，人类就不断渴望得到这种触及天空自由飞翔的能力。

[5] 理查德·波考克（Richard Pococke，1704年11月19日—1765年9月25日），为英国的主教和人类学家。不过，他最出名的还是他的游记和日记。

[6] 阿瑟·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1851年7月8日—1941年7月11日），为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考古学的热情，从哥廷根大学毕业后就参与了考古活动。1884—1908年他担任阿什莫尔博物馆的馆长。

[7] 特勒埃尔-阿马尔纳（Tell el Amarna），埃及中部尼罗河畔村镇，古埃及首都所在地。

[8] 约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创建了阿玛尔纳城，并在此居住了15年。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0—前1320年）是古埃及史上的强盛时期。

[9] 贝拉斯基人（Pelasgian），史前居住在希腊、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一个民族。

[10]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hnann，1717年12月9日—1768年6月8日），为德国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学家，西方艺术史和思想史上的跨时代人物。主要著作有：《古代美术史》和《未经发表的古物》等。在《古代美术史》一书中，温克尔曼提出一个体系，阐述了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的过程，同时，指出了每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中的每位艺术家的风格。温克尔曼宣称这部书“是没有先例的”。《古代美术史》成为新古典主义的指南。同时，温克尔曼锐敏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在确定下一个世纪考古学发展道路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考古学的诞生做了前期准备工作。《未经发表的古物》一书，为古文物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为新兴的考古学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他对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涅、尼采等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 经历“必需的阶段”、“美丽的阶段”、“多余或衰落的阶段”这样一个过程的著名论断，成了19世纪的学术界的一种基本模式，并为如歌德等艺术家所广泛接受。像这样的广义理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还被如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等学者应用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年1月19日—1857年9月5日），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因其开创了社会学这一学科，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他创立的实证主义学说是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12]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年），为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古典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被人类学界尊称为“人类学之父”。其代表作有：《原始文化》、《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等。泰勒把文化定义为由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其他被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和习惯构成的复杂整体。泰勒主张，文化是从简单进化到复杂的，所有的社会都要经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野蛮时代、蒙昧时代和文明时代。泰勒对文化概念的阐述，是19世纪社会科学的伟大文化成就之一。

[13] 伊阿宋（Jason），为希腊神话中夺取金羊毛的主要英雄。

[14] 埃佛勒斯峰（Everest），喜马拉雅山主峰之一，中国称珠穆朗玛峰。

第四章　荷马：故事的吟唱者

荷马是如何知晓这些事情的？

这一切发生之时，他乃是巴克特里亚的一头骆驼！

——琉善，《梦想》[1]

他们（希腊人）很晚才学会字母系统，并认为这种课程难度很大……即使是那些参与特洛伊战争的希腊人能否使用这种字母系统，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而真正普遍的观点则认为他们不懂得当时的书写形式。纵观整个希腊文学，我们没有发现比荷马史诗更古老而不存争议的作品了。然而，他所处的时代，显然要晚于特洛伊战争；据说，即使是他的诗歌，也不是以书面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起初，零散的诗歌不像后来这样连贯统一，而且是通过记忆的形式进行传播的；这也就是造成了作品的诸多不一致性的原因所在。

——约瑟夫斯，《驳斥阿皮翁》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的源头。这里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悖论，在文化现象中也是十分罕见的，那就是：既然是源头，那么它们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杰作，且应该具备伟大史诗的巨大篇幅和复杂程度，而不应当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原始的”作品。我们可以确切地假定，在荷马之前一定存在着更早的、更粗糙的希腊叙事诗，不过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曾几何时，一个栩栩如生而悲壮无比的“英雄时代”“从宙斯的脑袋中一跃而出”，披挂上阵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自此以后，人们就在某种程度上不由分说地对其信以为“真”。在古典世界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作者是一位名为荷马的天赋诗人，至于其身世如何，实际上无人知晓，甚至作者的名字亦是一个假名而已（homeros［荷马］=hostage［人质］）。在古时候，人们也认为，荷马的创作并没有借助于书面文字，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口述诗人。

最近，世界不同地区对口述叙事诗歌都有具体的研究，例如，在塞尔维亚，口头叙事诗仍以一种低俗的形式存活至今；在爱尔兰，最后的（散文）叙事诗表演者活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在阿尔巴尼亚和亚美尼亚，吟游诗人的传统仍被零星地保留着；在扎伊尔，直到当前，人们还可以见到这种纯熟的表演形式。所有这一切能让我们深入地了解，关涉重大题材的诗歌，即便是极长的篇幅，都可以进行口头创作与传播，而无需借助于书面的形式。这种作品的特征——最显著的是所谓的口诀化或语句重复——显示，荷马的诗歌就是一种典型的口述诗歌，正如约瑟夫斯以及古代人所认为的那样。但是，这种诗歌创作有何意义呢？它们是一次性成型的创作形式，还是逐步累积形成的一种诗歌传统呢？荷马真有其人吗？这些诗歌是在何时被转化成书面文字的？姑且不论更早的口述诗歌了，在我们所接触的书面文本与最初的书面文本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这些都是过去两百年来学者们所谓的“荷马问题”的焦点。

尽管我们假定“荷马”的作品是由口头创作而成的，但是我们却是通过书面文字即书面文本了解他的诗歌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600多件保存着部分荷马诗歌文本的纸莎草纸碎片在埃及被发现，虽然我们关于其文本的知识得以增进，但从本质上来讲，它们并不能揭示出我们所谓的荷马诗歌的真正变迁。就《伊利亚特》的文本而言，它意味着一种起始于10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手抄传统：两种最好的、最早的手稿就出自那个时期（在现存的200来种荷马诗歌手稿中，大部分出自于14—15世纪）。

在“黑暗时代”，希腊研究虽然在西方的拉丁语世界逐渐消失，但对“荷马”的研究在拜占庭则未曾淡忘，在那里，它被作为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加以保留——尽管它具有异教精神。在9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要时期，帝国大学的拜占庭学者们着手编写荷马诗歌的一种新的修订本，他们沿用了手抄传统，随后的工作即铸就了闻名于世、被称之为“the Venetus A”的文本，即最权威的《伊利亚特》版本[2]，现保存于威尼斯的圣马克图书馆（St Mark）。总的来说，由于战乱的原因，大部分早期的稀有文本难得幸存；就此而言，即便没有像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毁于大火那样[3]，1204年君士坦丁堡惨遭洗劫必定也是一场巨大灾难。在此同时，在西方，意大利人文学者们依然保持着手抄的传统，而且，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后灭亡[4]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他们从拜占庭帝国带回了大量的手稿。1453年之后，保留在残存的希腊修道院图书馆中的手稿也遭受到劫掠；如今，这种地方实际上已经没有古典文献收藏了，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们的掠夺，希腊文学才得以幸存。

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特洛伊的故事从未丧失其魅力，它仍为西方拉丁语世界的知识分子热衷的内容。在14世纪中期，荷马作品本身已经引人关注，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5]当时正在跟人学习希腊课程，但很难获得相关的读物，他所拥有的一本荷马诗歌，是一位拜占庭使节送他的礼物。14世纪60年代，意大利学者伯莱托（Pliato）——薄伽丘（Boccaccio）的一位朋友，尝试把荷马的部分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到了这个世纪的末期，在意大利，人们可以有机会参加荷马诗歌讲座。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编制文本的理想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直到新的印刷术的诞生之后才能实现。我们发现的在15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发行的一系列版本，既有古典作品的拉丁文版，也有希腊文版。通过这样的途径，这些经典作品成为西方重新发现希腊的最重要的元素，我们可以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从旅行家们的观念中看到这种“物质”再发现。荷马作品的最早印刷读本诞生于1488年的佛罗伦萨，其编辑是一位希腊人。然而，威尼斯才是印刷业的中心，不但如此，而且它还是之后三个世纪的古希腊经典的出版业中心，荷马作品的重要印刷版即在1504年付梓于威尼斯的阿尔定出版社（the Aldine press）[6]；此出版社由阿尔达斯·马努蒂厄斯（Aldus Manutius）创立，并开宗明义以出版古希腊文献作为宗旨；担任编辑工作的也是一位希腊人，即克利特岛的学者穆索勒斯（Musurus）[7]。这些印刷文本（16世纪发行了七大欧洲版经典）的传播，揭开了近代关于古籍的批判性讨论，当学者们把荷马的作品与其他的古希腊文献相比较时，很快就清楚地发现不可对两者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荷马显然不是一个文字作者，只是一个口头创作者而已；学者们对经典作家的分析，更加确证了这种看法。

前面所援引的约瑟夫斯的那段话，曾为近代早期的学者们所引用，他们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多么古老的手稿，我们都不可能指望它会是一种由某个作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创作出来的固定文本；当他的作品被“收集成册”并诉诸于书面文字的时候，时间或许已经跨越了好几个世纪。早期学者们通常遵循的是首先出现在罗马作家西塞罗（Cicero）作品中的传统说法，即认为荷马作品的文字形式大约是公元前550年在雅典暴君皮西斯特拉妥（Pisistratus）的授意之下书写出来的。维科（Vico）[8]是近代最早尝试把荷马融进自己的文化语境的思想家，并坚持认为，荷马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性的名字，其作品为运用口述传统的诗人们世代传承的共同产物。基于此，《伊利亚特》是一部“集体性”的作品，只是公元前6世纪在皮西斯特拉妥强命之下被付诸于文字而已；也就是说，荷马系由多人构成。维科的精辟见解，预见到了许多的现代研究，但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相反，在“寻找特洛伊”一章中我们提到过的英裔爱尔兰旅行家罗伯特·伍德，于1769年发表了《论荷马的先天秉赋》一书，首先提出证据为荷马的口述形式作强力辩护。伍德的著述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其中的德语译本在德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它所引起的思考，有助于推动德国学者F.A.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著述《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于1795年的出版，此书被广泛认为是所有荷马论著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沃尔夫在书中写道，从近期（1788年）出版的全部《伊利亚特》手稿中最重要的一种the Venetus A文本（被认为是编写于10世纪）来看，其中充满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注释者的旁注，这种评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古希腊文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沃尔夫坚信，荷马为一目不识丁者，他的诗歌大约创作于公元前950年，经由记忆而传承；直到公元前550年左右，在皮西斯特拉妥的授意之下，他的作品才被付诸文字。不过，沃尔夫也愿意相信，荷马不但真有其人，而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开始编织了诗歌之网”的天才诗人。沃尔夫在《伊利亚特》一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

就算线索延续到了某个节点……或许，它永远不会呈现——即使具有这种概率——编织过程中新的线索赖以起始的准确对接点：不过，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我们可以说，荷马承担了歌集的大部分任务，其余部分则是由荷马的晚辈（Homeridae）遵循着他所设定的线路继续加以完成。

在沃尔夫之后，出现了一种“瓦解”荷马文本的趋势，认为后来的诗人和编辑对荷马的文本进行了大量篡改，并将许多较短的口头诗歌嫁接到一种原始的“《伊利亚特》原作”上面。不过，一些人还是强调了“单一诗人”的观点，比如歌德曾写过一篇论述荷马诗歌统一性的短文，文中的观点仍为当今许多人所坚守。虽然没有人能像沃尔夫那样，条理清晰而富于鉴赏力地陈述了全部问题，但如果由此认为一切问题皆已解决，那可能会是一种误导。

自沃尔夫的著述出版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相关的学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三大重要发展，它们均对荷马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已经论及其中的两大发展。第一是科学的考古学的兴起，它为在荷马史诗背后发现一个“真实的”青铜器时代提供了机会。我们将此视为施里曼执迷于荷马和特洛伊的驱动力。事实上，科学的考古学在发现荷马所描述的青铜器时代的文物方面很快就获得了成果。在迈锡尼，施里曼本人立刻发现了诸如野猪獠牙头盔、巨型盾牌以及手柄嵌银的宝剑等文物，一种“真实的”关联几乎跃然于人们的视野。过不了多久，梯林斯宫殿所呈现出的一幅青铜器时代皇宫构造的图景，又一次明显地印证了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中央大厅所具有的相似之处（参见本书边码第87页）。考古学的成果也表明，荷马所提及的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关键地点的确十分重要，即使它们后来变得微不足道。德普菲尔德对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沙立克卫城的发掘获得了决定性的发现，因为它第一次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伊利亚特》的核心故事确实是以青铜器时代的一个真实地点和真实事件作为基础的。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考古学的发现继续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一方面，与荷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另一方面，在其他的一些节点上又出现了迥异的见解。假设的密切关联性固然存在，但某种程度的批判性怀疑似乎也合乎情理。

第二主要是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及其追随者阿尔伯特勋爵（Albert Lord）的研究成果，他们证实了潜藏于荷马文本背后的口头传播方式，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本的创作最初不是通过书面文字的形式，从而支持了从约瑟夫斯直至沃尔夫等学者的论点。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一直以来，学者们从多种文化的角度对口述诗人的表演方式以及公式化的创作特征进行了考察，实地研究人员也在许多国家记录了大量可比性资料。相关的思路是清晰明确的，我们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了其中一些重要的出版物。

第三是最近对于B类线性文字的破译所带来的成果，它对于荷马研究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学者们发现泥版上的文字属于希腊文，因而证明了荷马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和语言上的连续性。帕里所发现的口传方法，看来也适用于史诗的传播：穿越“黑暗时代”直到希腊文字的书写形式重新开始的时候（已发现的最早的铭文，其产生时间略早于公元前700年）。而且，人们藉此可以具体地考察语言上的连续性，研究方言的变迁，以及探讨以下的一些问题：例如，荷马所用的单词有多少在B类线性希腊文中出现过？荷马用以描述青铜器时代文物、带有迈锡尼文明时期语言特征的实际措辞又有多少？或者，哪些主题在较早的语境中已被淡化、而后来又被加以精确描写？很多相关的亟待有人从事却尚无人涉及的研究包括：那些被后来的编辑者——尽管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权威——所舍弃而消失的、曾存在于次要荷马文本中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文字研究等等。而B类线性文字的破译，开辟了那些刚刚开始探索的荷马研究的可能性。

1.《伊利亚特》创作于何时？

就《伊利亚特》（《奥德赛》也是如此）而言，如今普遍的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一种口述作品，而是由某位诗人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使用书面文字创作而成的。在许多人看来，书面文字引入希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荷马的天才分不开的；甚至有人认为，大约于公元前700年发明的希腊字母系统，实际上就是为书写荷马诗歌所用。很显然，反对此说者也大有人在。首先，在口述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书面文字刚刚开始被运用的背景下，出现这么两种卷帙浩繁的书面文字形式的史诗，这与我们所知的整个历史进程存在相悖之处；因为它们毕竟不是一种关乎艺术创作“传播技术”的操作入门书籍，无论是处于从无文字文化到文字文化的过渡期，还是从书写文化到印刷系统的过渡期，或是（就我们的时代而言）从印刷系统到电子系统的过渡期。人们很难想像，一项如此庞大而破费的任务只为记录（用纸莎草纸还是羊皮纸？）这种冗长的诗歌，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当时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诗作的受众实际上还是处于目不识丁的状况之下。这种看法基于这样的理念：荷马的原创性就是如此，以至于他能“预见”到书面文字的重要性。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诗歌的语言和风格说明它们属于口头创作的作品。这两种诗歌，无论它们是多么冗长与复杂，都没有超越我们现在所知的口头创作的范畴。那么，荷马可能也是属于口头创作，但在漫长岁月之后，他的作品可能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

照此看来，最早的记录时间可能在公元前650年左右，因为当时希腊的书面文字已经成熟。不过，在公元前5世纪，口述史诗的传统仍然十分兴盛，因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口头“创作”，至迟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古时候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荷马的诗歌是搜集而成的，并在皮西斯特拉妥——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最后一位暴君——统治时代的雅典形成最终的形式。这种文本的形成历史，大体就是如此了。

很久以前，有一位著名的口述诗人，他的名字叫荷马。他来自爱奥尼亚的希腊人殖民世界，或许是希俄斯岛或士麦那。人们认为，他的创作活动可能发生在公元前730年左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他所创作的诗歌最为出色，故被尊为口传史诗创作者的完美化身，之后的大多数歌手无不以奉他为祖先为荣；他们就是所谓的荷马后代（Homeridae），希俄斯岛的“荷马儿子”。荷马大概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在那时，特洛伊的故事显然在爱琴海一带的宫廷中被广为传诵，因为我们发现，君王们都乐于以史诗中英雄的名字来为自己命名，例如，希俄斯岛的赫克托耳，库迈（Kyme）的阿伽门农等等。也许，荷马在这些宫廷中找到了他的赞助人，并在爱奥尼亚的城市节庆时诵唱他的诗歌，尤其是在密克勒（Mykale）的帕尼奥神庙（Panionion）[9]。正因为其所产生的影响，以至于后人以为大量的早期史诗皆由荷马所作，其中的许多诗歌可能已被传承了下来，而“荷马诵唱诗歌时”的语言表述也得以被精致地保存。公元前6世纪，雅典正处于扩张时期，一位专制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野心，想把敬拜女神雅典娜的当地节日变成一个更具“国家”召唤力的节庆。于是，一座宏伟的雅典娜神庙在雅典卫城（即幸存的帕特农神庙的前身）落成，公共节日的重要性随之得到提升。在其他一些活动中，诵唱叙事诗或史诗的演出，总会被安排用来颂扬雅典国家的荣耀。另一方面，当君王在为雅典谋取希腊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在为雅典人寻求一种赖以凝聚人心的精神理念，其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全民所认同的传统希腊史诗，尤其是《伊利亚特》，它讲述的是一个统一的希腊（Hellas）最早的联合行动。因此，统治者便不惜代价，盛情邀请荷马的后继者前来雅典，并让他们尽可能“真实地”、完整地、出色地向雅典的抄书吏口述荷马的诗歌。

我们姑且认为，《伊利亚特》的文本可能是从某位吟游诗人的口述中记录下来的；但如果这一特定情形被加以否定，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公元前650年。像这种古代诗歌的搜集与编写活动，其推动力通常来自于外部力量，而且往往发生在书面文字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的时候。一个明显类似的例子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时期[10]对本土的法兰克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口传史诗的收集与记录活动，就发生在他对8世纪欧洲的文字和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时。在21世纪之初的今天，当口述传统在工业化国家几乎消失的时候，我们本身正在试图从事某些相类似的事情。至于荷马的诗歌，如果在荷马死后，我们推测，是由某位“集大成者”记录而成的。

我们的研究均是以约瑟夫斯的假设作为前提的，即认为这些诗歌创作于希腊的书面文字普及之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当荷马研究在近代开始出现时，罗伯特·伍德和F.A.沃尔夫便一致认为荷马不懂书面文字；沃尔夫还推断说，荷马的原作已经遗失，且无法挽回。通过与南斯拉夫的吟游诗人加以类比的方法，米尔曼·帕里及其学派所认为的口述诗歌的公式化等特征，在很多方面又与沃尔夫的观点相吻合。近些年来，有人拟将诗歌的“口述”特征与那种认为荷马具有一种能使自己的伟大作品得以书面文字保存之远见的观点，即荷马的创作出现在正当书面文字被引入希腊的一个重要文化时刻结合起来，于是文学创作的“伟人”理论应运而生。现在，我们试对所有这些看法做一种综合性的阐释：这些诗歌—特别是其文字形式，也许“成型”于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但其真正的起源肯定远早于此，它们经由爱奥尼亚的口述诗歌传统的世代相传而得以精心保存。因此可以这么说，由于诗歌的口传特征，我们发现的这些“原作”在时间上都是相当接近的；也就是说，这些诗歌记录于公元前650—550年。至于它们与荷马——如果确有其人的话——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证明的事情了；不过，公元前6世纪的荷马后人，对公元前8世纪业已形成的故事做出了合理而贴切的描述，这种情况似乎极有可能。但是，所有的口述诗人都会对“原作”有所取舍、省略或创新以适应不同的场合和主顾，也就是说，他们要以最能取悦于当下受众的方式来演唱。当然，后来（公元前6世纪之后）的编辑，在修改文本方面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公元前3世纪是最具影响力的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学派的评论家们试图确立一种权威性的文本。在他们所做的修改中，有一处发生在第六卷的开头，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11]，把“古籍中”所说的发生在“斯卡曼德（Scamander）与斯图马里亚纳（the stomalimne）流域之间”的战斗，改为发生在“桑科托斯（Xanthos）与西摩伊斯（Simois）流域”之间，因为其不符合阿里斯塔克斯所处时代的特洛德地形。有些段落只是因其“低调”而遭改写。很明显，其他有些言辞表达因其晦涩难懂而在传诵的过程中被剔除，尽管在诗歌被付诸于书面文字之前可能已经持续了很久的时间。

2.迈锡尼文明时代存在史诗吗？

荷马史诗最终来源于什么样的诗歌传统？迈锡尼文明时代存在口述史诗吗？尽管踪迹模糊，但它有没有在荷马史诗中流传下来？特洛伊故事本身是否在沦落之前的迈锡尼宫殿中已被传诵？很显然，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是与诗歌格格不入的官僚政治符号。但是，诗歌或故事歌手这一角色肯定存在，因为皮勒斯的一幅壁画上呈现了一位七弦竖琴演奏者或吟游诗人的形象，在梅尼迪（Menidi）的一座圆形陵墓中也发现了七弦竖琴的碎片。从表面来判断，实际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史诗被用以赞美迈锡尼王的事迹，并通过荷马的史诗传递到我们；现在，很多学者都坚持这种假定。当然，类似于《伊利亚特》以及其他希腊神话中的主题，也常见于许多同处于青铜器时代的民族的诗歌之中，尤其是在位于叙利亚北部的重要商业城市乌加里特（Ugarit）[12]史诗，《基瑞特》（Krt）是另一个关于一位皇室女子被诱拐和一座城市遭围攻的传说故事。

然而，我们如何评判荷马史诗中那些来自于青铜器时代的基本素材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对那些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实际物件的相关描述。巨型护身盾牌（通常是与埃阿斯相联系、且被描绘在锡拉岛[13]的壁画上）到了公元前13世纪就已过时了；而8字形盾牌，则出现在13世纪的迈锡尼、梯林斯和（很可能）克诺索斯的壁画中。“嵌银宝剑”被公认为公元前16前15世纪的物品。同样，护胫甲（在荷马史诗中为“将腿部保护得十分严实的亚该亚人”的诨名）在青铜器时代的墓穴中有所发现，而在之后的铁器时代就不复存在了。在所有的物件中最为出名也许是野猪獠牙头盔（在《伊利亚特》，第Ⅹ卷，第261行中有详细描述），被认为有着众多的含义（在克诺索斯遗址的发现就是一个充分的例子）；荷马甚至还描写了野猪獠牙的弯曲交错排列。饰着鸽子图案和带有双柄的涅斯托耳的酒杯（在《伊利亚特》，Ⅺ，第632页中有所描述），看起来有点像施里曼在迈锡尼的“井墓Ⅳ”中所发现的杯子。金属制品的镶嵌技术，即史诗中所描述的阿喀琉斯盾牌的制作工艺，在井墓中发现的匕首上面可以得到说明（匕首表面巧妙地刻有巨型盾牌）。荷马也提到了用青铜板材制成的护身盔甲，而这样的盔甲已在登德拉（Dendra）遗址被发现。除了列举这些实例之外，我们另要加以说明的是，荷马史诗几乎让人普遍形成青铜是制造宝剑和器具的金属的概念；而且，荷马对于一系列武器装备的具体描述，也给人以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荷马保留了他所处时代很久之前的许多描述，尽管我们对发生在“黑暗时代”期间的有关知识太过局限，以至于无法绝对肯定地说，其中的一些文物在迈锡尼势力败落之后就不可能再被使用了。唯一可以确定的途径是通过荷马史诗中特定的迈锡尼文明时期诗歌语言的遗迹，来证明荷马时代的传说植根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英雄诗歌。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荷马史诗的语言是一种由诸多方言（主要是爱奥尼亚语，也许反映了荷马及其传承者的士麦那地区背景）在不同时期交织而成的混合物，同时也包含了更古老的阿卡狄亚-塞浦路斯（Arcado-Cypriot）方言中的许多词汇，这两种乡土语言在阿卡迪亚和塞浦路斯的孤立地区被使用，其历史都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文明时期。那么，这种词汇会在史诗中显示出更古老形式的某种遗迹；同样，一些较为罕见的B类线性文字也会在其中显现出某种形迹。遗憾的是在所有荷马史诗中，只有一个词组看起来确实属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用语，那就是“phasganon arguroelon”（“嵌银宝剑”之意）及其变体“ksiphos arguroelon”。“Phasganon”和“ksiphos”（“宝剑”之意）、“arguros”（“银”之意）和“alos”（“镶嵌”之意）皆为迈锡尼文明时期的文字。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迈锡尼文明后期至公元前700年左右这段时间里的诸如此类让人联想到在青铜器时代的那种诨名之于宝剑的隶属关系的文字。不过，这种文字残迹的匮乏，却也说明流传到爱奥尼亚的吟游诗人之后又能存活下来的直接口头语言确实极为稀少。

与此同时，荷马史诗中的某些描述，与我们所认知的青铜器时代是完全相偏离的。最为明显的是，荷马不了解宫廷世界中那错综复杂的官僚政治以及它们的财务和配给等情况，其控制权的吝啬程度甚至覆盖到每一头羊。很显然，这是一个彻底忘却了真实传统的世界，只留下了公元前8世纪爱奥尼亚的移民社会对于“英雄史诗般”黄金岁月的理想化怀旧追忆。关于战车的用途，荷马的概念也非常有意思。在青铜器时代，战车实际上是用于战争，至少在赫梯人和埃及人中间是如此；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无论是B类线性文字泥版还是赫梯泥版都显示，希腊人的战车也是相同用途。然而，在《伊利亚特》中，荷马认为战车只是用于运输，除了少许零星的描写尚能唤起人们对于真实状况的朦胧联想，比如涅斯托耳在部署他的皮勒斯军力时，战车和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当战车上的战士遭遇敌方的战车时，就用长矛刺向敌人……于是，他们就能提前攻下塔楼和城池。”（《伊利亚特》，第Ⅳ卷，第308行）。因此，诗歌传统只能含糊地记起“英雄时代”战事的真实细节；而且很显然，很少有关于迈锡尼世界的战事和宫廷生活的诗歌进入到后来的史诗传统。

由此看来，正如我们所设想的，史诗传统本身不像是围绕原有的迈锡尼世界的史诗残迹而形成的，即便特洛伊的故事是青铜器时代诗人的一个主题。正是在迈锡尼文明世界之后的“黑暗时代”，创造性功能在前荷马史诗传统中开始发挥作用。这一点已被很多现代荷马研究所证实。也正是“黑暗时代”的那些流行歌手，编织了他们关于迈锡尼文明昔日辉煌的怀旧故事，而且我们可以从许多文明（如凯尔特文明、日耳曼文明和非洲文明）史诗传统的类似演变过程中看到这一点。

这样的结论可能会令那些希望如实看到体现在荷马故事中的迈锡尼世界的人感到沮丧，但是，他们自然不会打消这样的想法：围攻特洛伊城的基础故事，甚至某些人物角色仍然可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因为史诗传统依然能够准确保留曾经发生的事件——即使不必使用迈锡尼语言。那么，何为基础故事呢？

3.船只目录表

正如施里曼最早所论证的，荷马笔下那些主要的故事发生地，确实是希腊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重要据点。迈锡尼是最为重要的城堡，势力也最为强大；梯林斯、皮勒斯和奥尔霍迈诺斯与之相差不大。B类线形文字档案中所记述的一些地名，印证了荷马诗歌中的皮勒斯、克诺索斯、阿姆尼索斯（Amnisos）、费斯托斯（Phaestos）和赛多尼亚（Cydonia）等最为知名的地址；迈锡尼这一荷马时代的古代地名，还出现在公元前14世纪一块埃及碑文上。或许这恰是我们所期待的，尤其是在人们发现了B类线性文字是希腊文，从而证明荷马时代与青铜器时代晚期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连续性的时候。但是，在《伊利亚特》第二卷中有一个船只目录表值得注意，表中罗列了被认为是曾派兵前往特洛伊的164个地方的名字：

他们是亚该亚人的子孙，

来自于拥有巨大城墙的阿尔戈斯和梯林斯，

来自于深深海湾间的赫尔迈厄尼和亚辛

和满是葡萄园的特洛真、爱奥尼亚和埃皮达罗斯，

他们来自于艾伊娜和玛萨斯，

他们的领袖是伟大的战神狄俄墨得斯……

——由R.拉蒂摩尔（R.Lattimore）翻译

这一目录表原本是独立于《伊利亚特》之外的一个结构；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份地名表，它是被单独创建出来的，而且是早于《伊利亚特》而存在的，尽管其所用的语言如同诗歌的其他部分一样完全属于荷马时代。这种独立性不仅显示在它与《伊利亚特》本身之间的差异性上，还表现在它被摆放的位置上，它原来并没有在《伊利亚特》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只是作为特洛伊战争之初集结的希腊军队的一个名录。它是在哪个阶段被放进《伊利亚特》的？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徒劳地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许多评论家还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且以一种比《伊利亚特》本身更纯粹的方式具体地表现了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传说。实际上，有些人对此完全信以为真，认为正是这份集合部署表中所显示的希腊军队攻陷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特洛伊。的确，这种理论也已从许多来自于皮勒斯的那些记录着军事部署和军队数量的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获得了某些支持（参见本书边码第133页）。已故的丹尼斯·培基（Denys Page）就有关的主题做过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并大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该目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迈锡尼文明时期，而且还是一种真实的战斗序列，其相关的海外扩张“必定也是真实而富有历史根据的”。在他看来，此目录表是独立于在《伊利亚特》中达到顶峰的史诗传统而被保留下来，在后来的阶段被合并上去，因为它与《伊利亚特》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培基还认为，目录表上所列的民族和地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其人数可能会是后来的一种虚构。这一戏剧性的结论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仿佛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种关于进攻特洛伊的希腊兵力的真实可信的依据，却不得不使我们加以慎重对待。难道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一目录，即便是来源于青铜器时代，一定就是一个战斗序列吗？早期社会为什么会构建这样的一个列表呢？这一目录表到底有何意味？

4.目录表有何意味？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总体情况。虽然我们难免会怀疑这样的看法——这一目录表可以追溯到B类线性文字泥版上的“文字”列表，但是，我们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上也不难看到那些屡屡出现的“差不多”的名录：人名列表、产品列表、武器和军力列表等（学者们甚至还宣称已经在皮勒斯的B类线性文字泥版上找到了一个真实可信的迈锡尼“船只目录表”）。B类线性文字不是一种具有足够灵活表现力的希腊文字，而是一种高度样式化的、纯粹的音节书写系统，虽可应付行政公文方面的标记需求，但不足以应对历史和文艺方面的复杂文字要求。从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特点：所有现存铭文的四分之三（约为150000件）是行政公文，实质上就是各种列表。甚至是乌加里特泥版（公元前14、前13世纪），尽管包含了文学文本，但主要还是以列表为重（占500件中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人名表和地名表。事实上，在与迈锡尼宫殿和乌加里特古城同时代的埃及文本中，我们发现的“文士指南”，就是把宇宙秩序的整个结构分解成众多列表，作为用于培养文士的必备学问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埃及96座城镇的名称、人类的称谓、外族的称呼和地名，“拟定了克弗悌乌（Keftiu）族群的名称和外邦诸岛屿的地名”。[14]十八王朝时期的学童也必须学会列出各个国家的名称极其独特的产品，而且还要“尽可能多地使用外邦字眼和名称”。如果我们把那些描述性的诨名联系起来看的话，那么这样的列表很可能就形成了与荷马的船只目录表相对应的一种名录表，正如一份公元前13世纪的纸莎草纸文存所显示的，“你去过赫梯人的国土吗？你知道哈德姆（Khedem）是什么样子的吗？你踏上过柏树林立的麦戈尔（Meger）之路吗？……还有比布鲁斯（Byblos）、贝鲁特（Beirut）、西顿（Sidon）……沿河的尼兹恩（Nezen）和靠海的泰罗（Tyre），那些地方的鱼虾比沙子还多。”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使者们，以十分准确的语音记载了叙利亚、近东和爱琴海等地的城市名录，其中包括阿姆尼索斯、克诺索斯和迈锡尼等（参见第235页），而他们无非只是运用了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一直以来必备的一种技艺而已。（这种实践在青铜器时代就未曾停止过；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15]笔下的彼得·温西爵爷，就以准确背诵荷马的船只目录表来炫耀自己的才情；另据1964年11月12日的《泰晤士报》报道，一位年迈的文职人员靠背诵荷马的船只目录表来治疗他的失眠症！）

人类学家们认为，这样的列表具有一种由文盲社会向识字社会（荷马时代）转型的过渡性社会特征；或者说，它是当书面文字还是作为局限性的、难以掌握的媒介，只为少数人所拥有时才存在的一种形式（就像在迈锡尼文明后期的官僚机构中所出现的情形那样）。从埃及以及相类似国家的情况来看，诸如荷马的船只目录表这样的列表，在其被转换成口述传统之前，更可能是作为一种“趣味性名录表”被习承，而不是在泥版上突然冒出来的。

事实上，我们迄今仍对迈锡尼文明时期的文化性质和程度知之甚少，对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吟游诗人在皇宫大厅中所诵唱的诗歌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荷马的船只目录表最初是怎样以及为何而形成的。另外，我们还需注意不同社会在发明传说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共同趋向：正因为传说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产物，所以其并不必然意味着都是“真实的”。鉴于此，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目录表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一些线索显示，这个目录表反映的是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状况。最为重要的是，目录表上所命名的一些地方可能确实存在，并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曾经有人定居，但在后来却又一度无人居住，直到公元前8世纪之后，当荷马的船只目录表被假定为已达到其现今形式的时候。位于贝奥提亚（Boeotia）[16]的欧特里西斯（Eutresi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被废弃，直到600年之后才重新有人定居；其他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其中包括美塞尼亚地区（Messenia）的可以俯瞰德尔斐（Delphi）[17]低处峡谷的壮观景象克瑞沙（Krisa）、皮勒斯和多里翁（Dorion）漏译，以及贝奥提亚的海瑞亚（Hyrie）——即德拉曼斯（Dramesi）等等。就在海瑞亚，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石碑，在布雷根看来，这是一块关于一次海外扩张——比如攻打特洛伊—的纪念碑。从荷马的船只目录表中所保留的“任何一个”地名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的迈锡尼传说。也许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目录表中所命名的任何一个可以确认的地方，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无不”曾经有人居住；迄今为止，目录表中有八十到九十个地方均有迹可寻，其中四分之三都显露出曾受迈锡尼王朝统治的迹象。而且，“所有”那些已被发掘的遗址皆显示了迈锡尼王朝统治的证据，而在其中约三分之一的遗址中，却又无法找出后来的铁器时代留下的依据。我们不妨可以说，这些事实业已“证明”，荷马的船只目录表中至少是部分地方具有迈锡尼文明的渊源（尽管它们未必就可证明，这份目录表一定与特洛伊战争相关联）。如果我们想要否定这份目录表，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其中某些地方并不存在的证据，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办不到。现在，让我们更为具体地考察其中的一个实例。

5.“多风的安尼斯”

如今，人们很难找到这些地方，即便是去寻找，也可能会束手无策，因为这些地方早已无人居住。

——斯特拉博，《地理学》

我从荷马的目录表中选择一个实例的做法，是为了说明在古代，目录表中的许多地址可能并不是希腊人本身的定居点。荷马固然可能从幸存的残迹或民间故事中获知迈锡尼和梯林斯，但他怎么会选取其他的许多地点，历史上的地理学者们四处寻找而又无奈放弃的那些“无处可找的”、“不会存在的”、“业已消失的”地方？荷马是怎样知晓这些地方之存在的？他是如何知道这些地名的？他是怎么得知美塞（Messe）有野鸽、安尼斯（enispe）是多风的？尤其是，他又怎么知道其中的一些地方在迈锡尼文明末期就被废弃，而之后再也无人居住的呢（正如我们所知晓的）？

就对荷马的船只目录表感兴趣的人而言，大家一致认同令现代的识别者最感无望的案例就是，处于希腊阿卡狄亚山区（Arcadia）的三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瑞皮（Ripe）、斯特拉提（Stratie）和多风的安尼斯”。就连拉赞比（Lazenby）和霍普·辛普森（Hope-Simpson）等荷马研究的老前辈，对此也是一筹莫展，不得不承认其不战而败的窘境！然而，希腊考古学家C.T.斯瑞奥普勒斯（C.T.Syriopoulos）对1939年于一个道路切面发现的一些未曾公开发表的线索进行跟踪研究，从而在阿卡狄亚的西北部找到了一处史前遗址，位于哥太尼亚（Gortynia）的迪米特拉（Dimitra）附近，自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12世纪期间曾有人群集中居住，但在公元前12世纪之后便永遭废弃。该遗址坐落于阿弗洛狄逊山（Aphrodision）南坡的多石山岗上（可以从特里波利斯奥林匹亚路［Tripolis-Olympia road］深入此地），扼守着拉顿河（Ladon）的一个道口。拉顿河顺流而下进入菲欧斯河（Alpheios），由于沿岸树木繁茂且陡峭险峻，因而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最漂亮、最原始的山谷之一。在居住地西侧高耸的阿吉奥斯伊莱亚斯（Agios Elias）山峰上，还可以看到可能从公元前13世纪残存下来的防御工事墙体。如果不出我们所料，此地还十分落后，其所使用的陶器也非常“粗野”。波塞尼亚斯谈到，“一些人认为，拉顿流域的安尼斯、瑞皮和斯特拉提曾是有人居住的岛屿，”他回答说，“对此信以为真的人应该明白那纯属胡说八道，拉顿流域就连渡船大小的岛屿都不可能存在！”不过，假如岛屿（nesos）这个术语被解释为一条河流与其支流之间的一块陆地的话（未尝不可），那么迪米特拉确实可被称为拉顿河主流与两条支流之间的一个岛屿。如果这种说法可被接受的话，则邻近的斯特拉提也可以被看做是拉顿流域的一个“岛屿”，即公元前2世纪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称之为斯特拉托斯（Stratos）的地方，此地似乎就是位于（基于波利比乌斯的证据）一个被叫做斯塔夫利（Stavri）的地方，从迪米特拉沿着拉顿河向西南行走三个小时的路程。至于“多风的”安尼斯，这一说法几乎也是恰如其分的：迪米特拉风力强大，呼啸于拉顿河及其支流（the Kako-Lagadi）的山谷间；现今位于史前遗址顶部的禾场，就是利用此地持续不断的风力来为谷物簸去糠皮的。如果说阿吉奥斯-伊莱亚斯（Agios Elias）山峰上的防御工事的确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并且是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安尼斯居民的庇护所的话，那么风力对于先民来说则是一种造化了！

假如对于这些遗址的辨识是正确的，而且波塞尼亚斯所提供的证据是确凿的，则第三个消失的遗址瑞皮，应该位于拉顿河流域另个支流的汇流处。事实上，在拉顿河下游确实存在一个遗址，位于拉顿河流域的另一个“岛屿”上，从斯特拉提步行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的一个被叫做阿吉奥斯-乔治亚（Agios Georgios）的地方，此地还发现了迈锡尼文明晚期的墓葬。

因此，荷马的目录表是以一种似乎可信的顺序描述了位于阿卡狄亚西北山区的这三个主要定居点，而事实上反映在目录表中的位于阿卡狄亚山区的所有遗址，明显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位依次排列在一起的。这个连斯特拉博和波塞尼亚斯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谜团，总算有个合理的解释了。

现代考古学发现的累积效应将会证实，荷马的目录表显示的是自青铜器时代以来的一个真实的地名列表，尽管其中的一些地名是陌生的，而且是不断累加的。荷马曾谈到，美塞和提斯柏（Thisbe）有野鸽，安尼斯多风，赫洛斯（Helos）靠海岸（而特洛伊有马匹又多风），因为这些情况都属实。但欧特里西斯于元前1200年左右就已杳无人迹，怎么还会出现在荷马的目录表中呢？

而且，当我们把话题转向荷马所描述的王国政治格局（所有这些幽僻地方的体系结构）时，若要使荷马的目录表与我们所了解的公元前13世纪希腊的状况相符合，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对此，我们所能把握的实际信息，只有来源于宫廷的档案资料。B类线性文字泥版，已为我们提供了目录表中命名的迈锡尼世界的两个王国——克诺索斯和皮勒斯——的具体资料，我们藉此可以将其与荷马的目录表相比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克诺索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假如经过修订的泥版年代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其档案资料的相关时间就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即与目录表的时代背景大体一致。但是，荷马在史诗中涉及到7座克里特岛的城市，而泥版上只记录了其中3座（克诺索斯、里克托斯［Lyktos］和费斯托斯），伊多墨纽斯的王国处于中心位置。就这一点而言，泥版的记述与荷马的描述尽管相一致，其所记载的许多地方尚有待于进一步加以阐释（比如，荷马的目录表中所提到的另一座城市——米拉托斯［Milatos］，现已表明它曾是青铜器时代晚期的一座重要城市）。皮勒斯问题更是一个难点，因为虽然荷马和泥版都提到了美塞尼亚地区拥有9座城市（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但在两者的列表中都出现的城市只有皮勒斯和基帕里夏（Kyparissia），尽管荷马提到的安菲格尼亚（Amphigeneia）和赫洛斯（Helos），可能能够在皮勒斯出土的泥版碎片上得到辨认，但是出现在泥版上的其他7座主要的皮勒安人（Pylian）城市名字，与荷马所说的城市名字并不相符，正鉴于此，一位研究B类线性文字的权威认为，在对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地理进行重构的任何尝试中，荷马的说法是“不足以为证的”。然而，荷马在他的目录表中所讲到的地名看起来的确是真实的，尽管其与泥版的记载之间存在着不相吻合的困扰；这里值得一提的问题是，荷马目录表中所表现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异乎寻常的政治格局是否反映了“特定时期”曾经具有的一种真实情形。例如，荷马所说的皮勒安王国是否反映了皮勒斯毁灭“之后”的一种状况？又如，假如某位吟游诗人对公元前12世纪的重要地名重构了一种列表的话，那么他是否可能显然知道皮勒斯曾是美塞尼亚的中心，即使它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之前就已被毁？或许，甚至是否有那么一位规模不大的多里安王朝的君主，他乐于宣称自己为涅斯托耳的继承人，就像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Celts）在其衰退期所号称的那样？不管怎么说，移居到雅典的皮勒安流亡者，可能始终保留着关于“多沙的皮勒斯”的记忆。另外，公元前12世纪的迈锡尼、梯林斯和雅典等王国，依然清晰可辨地保留了迈锡尼世界的生活方式；同样，荷马的目录表中有关拉科尼亚地区的某些地名，实际上与考古学的发现十分吻合。

荷马的目录表充满了奇异的政治格局划分。它忽略了《伊利亚特》而突出了主要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王国；它把埃阿斯归到了微不足道的萨拉米斯（Salamis）；它将阿尔戈斯平原一分为二：迈锡尼的阿伽门农只是控制着北部的平原及其地峡部分，而梯林斯的狄俄墨得斯则掌控了包括阿尔戈斯和亚辛在内的下游平原。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些格局划分不太可能反映了希腊曾经出现的一种真实情形；若要证明在公元前13世纪的全盛期出现这样的政治格局，也是颇具难度的。尽管如此，由于遗址本身的证据强有力地表明，有关遗址列表的核心本质源自于青铜器时代，所以这样的可能性至少看起来还是存在的：列表中反映出来的某些政治格局可能属于青铜器时代。因此，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会是这些王国可能反映的是迈锡尼文明时代或迈锡尼文明鼎盛时期“之后”的状况；剔除一些后来累加上去的地名，最初的目录表事实上是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的产物；在当时，一些王国业已败落，一些宫廷已被摧毁，而迈锡尼文明仍在一些地方苟延残喘。例如，就迈锡尼而言，目录表上所反映的情况不禁让人联想到，其曾是一个拥有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较为强大的王国，而在一段时期内却被一分为二：迈锡尼和梯林斯。但目录表又无法解释公元前13世纪（LH Ⅲ B）的一个文档记载的情况，当时的迈锡尼处于阿尔戈斯地区的中心位置，并有道路网络向四处延伸（参见第五章），而其似乎又是与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状况相关联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当时的梯林斯无论在势力还是人口方面都在壮大（参见本书边码第232页）。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关奥尔霍迈诺斯的证据同样显示，其范围仅限于科佩斯湖畔一个很小的区域（参见本书边码第174页）。而目录表同样强调了皮奥夏人（the Boeotians）对它的统治，但皮奥夏人在史诗故事中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这只能解释为根据修昔底德时代的说法，他们是在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六十年“之后”来到皮奥夏的。这个目录表业已透露出有关迈锡尼文明衰落的迹象，而其起源应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后期？）。也就是说，目录表中所涉及到的地方大约毁于公元前1200年，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迈锡尼文明世界的口述传统在之后的三、四代人中仍然十分兴盛，而那些名字乃至于那些特定的诨名也未曾为人所忘。我们不妨猜想，这种创作于迈锡尼文明世界垂暮之年的目录表，可能用以教诲那些处于日渐萎缩的迈锡尼小王朝的统治者们。要说其与一场可能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有何关联，那是无法证实的；即使它来源于迈锡尼世界，也不能保证它不仅仅是一份与战争相关的“饶有趣味的地名”列表，这种战争在迈锡尼文明鼎盛时代之后时常发生，并以一种“虚构的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渴望成为英雄的小王朝统治者们，乃是这种虚构故事最热心的主顾。这样的一份目录表传达了一种由一个统一的希腊所完成的最后的海外冒险之壮举的愿景，聊以让人返回到“美妙的昔日时光”。当时的亚该亚是伟大无比的，并拥有强大而荣耀的国王，作为“人类的领袖”和“许多岛屿的列王”，他们深知当外敌来袭并抢夺他们的财富或掳掠他们的女人时应采取的行动。

莫非是最初构想要以诗歌形式来记录那些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的姓名以及事迹的吟游诗人们，竟然了解一些有关一场真实战争中的领袖人物和兵力部署？抑或他们编造了一份来源于迈锡尼希腊的宏大的地名列表？难道是他们利用了原有的一些人物塑造出英雄来，比如埃阿斯，由于其拥有一个巨型盾牌，于是就可能成为早期史诗中的一个英雄？又如阿喀琉斯，由于他有一位海洋女神的母亲以及自身超然的神奇属性，故也成了史诗中的一个英雄？此外，假如起初就“存在”迈锡尼史诗，那么特洛伊的故事不一定是诗歌中关于攻城的最早主题。我们知道，在施里曼发现的一个公元前16世纪的“攻城角状杯”（花瓶）上，就有关于攻城场面的描绘；迈锡尼皇宫中央大厅的壁画上，也有攻城场面的描绘；远征忒拜的故事，也许已是故事和诗歌以及一种现成模式的主题。在关于特洛伊的故事中，实际上会不会存在着任何特定的元素，可赖以揭示业已流传至今的史诗确切地承载了青铜器时代的一大真实事件所包含的细节和信息？

6.荷马的故事

如果我们想要接受有关特洛伊传说的基本“可能性”，那么我以为，荷马故事中的那些主要事实一定是正确的。即使我们尚且不能证明一个名为特洛伊的城市是被希腊人所灭，但从其他的一些重要细节来看，我们至少还是可以认同荷马的传说是可信的。例如，来自于赫梯和埃及的一些证据表明，荷马对民族的称谓是正确的：他称古希腊人为亚该亚人（Achaians或Danaans），称特洛伊人为达达尼亚人（Dardanians）。不过，特洛伊难道真的就叫特洛伊吗？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们在希沙立克遗址并没发现其在青铜器时代所使用的名称的证据。即使那里曾经存在外交泥版，但想必在很久以前即遭摧毁。B类线性文字泥版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洛伊女人”的称呼“Toroja”，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在一份约为公元前1420年的赫梯文献中提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有一个名为维鲁萨（Wilusa或Wilusiya）的国家，[18]紧挨着一个名为“Taruisa”的地方；极其逗人的是，这种记述仅在赫梯文献中现出过一次。我们假定用另一种形式“Taruiya”来替换“Taruisa”，就能在当时的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找出与荷马的“Troia”和“Wilios”相类似的形式。然而，有关赫梯地理研究的现状表明，人们不宜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假设硬性地加以推导。有关希腊人为何会出现在赫梯人的文献中这一复杂问题留待第六章加以探讨，但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说，随着我们掌握的有关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地理证据日渐丰富，荷马尚未被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有一些新的实例印证了他的故事。不过，我们还得从希沙立克本身出发来寻找解答问题的希望：难道这个故事就是聚焦于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希沙立克-特洛伊，希沙立克始终“是”有关特洛伊的希腊史诗之焦点吗？

7.“神圣的伊利奥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地形

特洛伊在传说故事中占据重要位置已有多久时间了？换句话说，传说故事一直以来都与位于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一个城市，这个被称为特洛德的区域有关吗？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时常有人声称，吟游诗人们将特洛伊的地点嫁接到一个更古老的模型上，比如关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忒拜沦陷的一种叙事诗，或甚至如在《奥德赛》中提到的关于亚该亚人攻打埃及的一种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把荷马史诗出现的时间定为何年，相关的传说故事是否创作于公元前730年的爱奥尼亚，或是否由一位基奥特（Chiot）吟游诗人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于公元前550年左右，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选择哪种年代，我们最关心的是公元前8世纪希沙立克建立的伊奥利亚（Aeolian）希腊殖民地时期。我们在第一章有关洛克里斯少女的传说中看到的证据显示，这个地方已与希腊人公元前700年左右对特洛伊的一次远征行动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即使我们假定一位名为荷马的吟游诗人约于公元前750年在伊利昂的伊奥利亚殖民地创建之后不久到访过此地，但是我们不得不对这样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伊利昂为什么会变成希腊民族史诗最具吸引力的核心所在作出相应的解释。对于那些断然否认特洛伊战争史实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难以解答的问题。在此，我们无法确切知晓的问题是，公元前730年左右青铜器时代希沙立克（“特洛伊Ⅵ—Ⅶ”）的建筑特征是否依然有迹可寻。但如果说，一种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末期的史诗故事，讲述的是对当时真实存在的一个城堡所发起的一场攻击行动，那么在荷马的描述中不应该留有痕迹吗？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最早前往特洛德地区的旅行家们都确信，吟游诗人所诵唱的诗歌大多来自于个人的观察，也就说，诵唱者确实去过特洛德地区。例如，从安科纳的希里亚克到亚历山大·金莱克，旅行家们都相信，从希沙立克的高处穿越50英里开外的伊姆罗得岛（Imbros）的顶端，完全有可能望得见萨莫色雷斯岛，正如金莱克所言，“不仅荷马如是说，而且事实也是如此。”针对附近诸岛、达达尼尔海峡、艾达山等大体的地貌，人们肯定没有太大的争议；不过，关于荷马所描述的其他地形方面，却招致了许多争论，直到现今依然莫衷一是。比如，位于西面城墙之下的具有热水和冷水的双重山泉，也许是荷马所提到的最为精确的地貌特征，是不大可能被找到的，甚至导致了诸如吉恩·巴普蒂斯特·勒舍瓦利耶这样性子急躁的研究者误将其当作位于布纳尔巴什的“四十眼泉”。事实上，施里曼在离希沙立克西面城墙的200码处，确实发现了一口山泉的残迹，在很久以前的地震中被堵塞，尽管似乎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为了达到诗性效果，诗人把布纳尔巴什的山泉与希沙立克的山泉融为一体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与其去责怪荷马缺乏地形学者所具备的“准确性”（这完全是一种不经之谈），不如来看看他的大体属类描述给每一个阅读其作品的人所带来的强大震撼力，这显然也是作为好诗人之标志。在涉及到荷马作品中的任何证据时，人们往往对其期待太多，总是指望所有这些诨名和细节都是确凿牢靠的；但这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荷马作品中关涉到的青铜器时代的元素随处可见，所以有关特洛伊本身的某些要素也已被保存了下来呢？

荷马对于特洛伊的一般性描述，诸如“建筑精良的、屹立在悬崖上的、峭壁险峻的、善于育马的”等等，当然不是不适合位于希沙立克的城堡，但就希沙立克而言，已别无其他相关的早期语言描写了。例如，从“善于育马”这一描述来看，其已引起了许多考古学家的注意，因为他们所发现的大量马骨表明，饲养马匹是青铜器时代特洛伊平原的一大特征（如后来所证明的）；但这个措辞本身并不能反映出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年代背景，尽管有关的记忆可能来源更早。令德普菲尔德在对“特洛伊Ⅵ”的发掘中感到印象十分深刻的建筑精良的城墙、坚固的塔楼以及宽阔的街道等描述，肯定要比爱琴海地区的其他任何城堡更为适用于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希沙立克；不过，这些措辞也适用于荷马所描述的其他地方。“多风”的说法颇有意思，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其仅被用于安尼斯，不过当然也适用于希沙立克，因为任何人站立在这座曾比现在更为突兀的海岬高处，感受到终年呼啸而过的北风时，都会领略到这一点。但是，这样的描述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触摸到了青铜器时代的脉搏。值得注意的是，荷马把伊利奥斯描述成“神圣的”，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语言学问题，这一措辞往往用于描述位于爱琴海西北部的伊奥利亚，而不是爱奥尼亚（Ionia）。这一问题很可能出在相关故事的早期语言学层面，尽管可能不是在迈锡尼文明时代。然而，在希沙立克的“特洛伊VI”城门附近发现的供人祭拜的偶像——光在南门处就有六尊偶像——表明，这个地方曾作为独特的圣地而被铭记。

令人遗憾的是，荷马未能更为明确地说清这座卫城与大海之间的关系。新的发现表明，青铜器时代的希沙立克实际上是一座环海的山岬。在施里曼发现的“特洛伊II”的年代，卫城的一面斜坡通向狭窄的平原和大海，而大海在两座海岬之间形成了一个宽广的海湾。在“特洛伊Ⅵ”的年代，大海距离山丘可能只有1英里之遥。特洛伊莫非曾是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个主要港口，就像米利都和以弗所（Ephesus）那样，最终为淤泥所堵塞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这一重要发现，有助于搞清楚之前尚不明了的特洛伊-希沙立克的整个历史（尽管古代作家以及现代早期作家如伍德等也提出了此处曾是海湾的假定）。既然如此，那么从荷马的地形学迹象来看，他所描述的状况并不一定是他所亲眼目睹的，尽管有两处描写“可能”有所反映，他讲到了湍急的斯卡曼德河流入“宽阔的海湾”，也讲到了从达达尼尔海峡主通道驶来的船只拐个弯“进入伊利奥斯”。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荷马描述的地形比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更像青铜器时代晚期的情况，尽管一些研究过新证据的地貌学家也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涉及特洛伊和伊利奥斯的诗歌用语，当然不只限于在地名前加个修饰语，例如“多风的特洛伊”等这样的措辞，还包含了某些与年代推定不是密切相关的古老特征，比如前置词的奇特用法，以及在如“Ilios”的原始形式“Wilios”中所体现出来的古希腊字母（后来的希腊文中没有“W”）的使用惯例。诸如此类的语言学现象仿佛给人以这样一种基本印象：有关的故事及其用语是经过逐步提炼与简化的，并以很少的词汇量达到不同寻常的适应性和效用。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关于特洛伊的故事在成为《伊利亚特》的形式之前不知已被讲述过多少遍了。

总而言之，迈锡尼文明时代存在着某种类型的叙事诗，而荷马的史诗包含了其中的某些片段，不过为数不多，绝大部分荷马式的、公式化的词汇出现于后来。当然，假设的迈锡尼时期传说的片段，可能会以极其独立而显眼的词汇和用语存在于荷马的史诗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史诗中提到的著名的野猪獠牙头盔，显然是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件物品，此物本身古已有之，而不是荷马创作出来的一个措辞。这就提醒我们，一种文本在以这种方式传播的过程中，即使当一种精确的描述依然残存时，古老的用语也可能会消失。就此而论，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荷马有关特洛伊的外观描述的三个要点，其被视为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的依据，而且荷马时代的歌手也许并不知晓这一点。三者并不存在任何“必定”属于古语的语言特征，而且都是极其可信的细节描写，可能与围攻青铜器时代的希沙立克的真实事件相关联。

首先是关于特洛伊城墙的“斜面”或“角度”：“普特洛克勒斯三次爬上了高大城墙的斜面”（《伊利亚特》，第ⅩⅥ卷，第702页）。这是不是一个关于“特洛伊Ⅵ”建筑特征的描述呢？布雷根曾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他所发现的墙体断面已经十分松脱，以至于他的工人很容易就能攀爬上去。（公元前8世纪还可以看得到“特洛伊Ⅵ”城墙的顶部结构，“如今早已风化塌陷，一度辉煌的石造建筑几乎无法辨认。”德普菲尔德说。）

第二是关于“伊利奥斯的巨大塔楼”（《伊利亚特》，第Ⅵ卷，第386行）。这是一个造型华美的塔楼，伫立于特洛伊卫城的正门侧翼，此塔楼给人以这样的一个暗示：它可能是一个做挽回祭的场所——安德洛玛克[19]常去那儿而不是去雅典娜神殿。“特洛伊Ⅵ”的南门，无疑是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卫城正门（“悉安门”），如果有正门的话（既然我们知道，这里的平原原本是一个海湾，那么，正门按理说应该是面对内陆，没有考古学证据证明主要大门是面对海湾的）。“特洛伊Ⅵ”南门的一侧，是一座用石灰石块精工拼接起来的巨大塔楼；而且，此塔楼围绕一个大祭坛而建，外面尚有六个基座（用来摆放祭拜的偶像？）和一处用于焚烧祭品的小屋。总的来说，“巨大的伊利奥斯塔楼”，似乎是一个保存了有关“特洛伊Ⅵ”记忆的典型实例。

第三，也许所有记忆中最为精确的，要算对城墙的一段薄弱环节的描写了，“无花果树在墙脚生长，此处易于攀爬，成为外敌攻城的一大缺口”（《伊利亚特》，Ⅵ，第434行）。关于这段显然位于西面的薄弱城墙的描写，也格外地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当时德普菲尔德发现，四周的城墙都已经过修整，唯有西面的一小段结构低劣。这是再一次证明“特洛伊Ⅵ”时期可信的一个细节。

这似乎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种合理的结论：有关特洛伊的故事先于《伊利亚特》而存在，其间“至少”经历了足以让爱奥尼亚的口述歌手创作出关于伊利奥斯、特洛伊以及特洛伊人的宏大而周密却又精炼而简约的格式和诨名之构架所需的时间长度。在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正如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在其经典研究《荷马和迈锡尼》（Homer and Mycenae）一书中所指出的，针对特洛伊的远征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神话之核心，并必定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从希腊本土存在的有关传说的非荷马式版本来看，这个故事至少先于民族大迁徙的部分时期。也就说，在伊奥利亚希腊人落脚于特洛德以及希腊伊利昂得以重建的很久之前，其最早的可能年代大约在公元前750年，有关的主题就已形成。只有关于洛克里斯少女（参见本书边码第31页）的奇特故事表明，希腊人在“黑暗时代”与特洛德之间的某种联系或对特洛德的某种兴趣；而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也找不到确凿的史实或考古学证据，来解释有关特洛伊的故事创作于青铜器时代末期与公元前8世纪之间。不过在我看来，这一论据足以挫败一些学者试图否认这个故事与希沙立克遗址之间存在任何关联的观点。在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人烟稀少之地这样一个荒废的、坍塌的、杂草丛生的遗址中，乍一看显然见不到任何与希腊之间存在的明显关联，当然不可能被选择来作为希腊民族史诗的背景，除非它在过去的某段时间曾发生过一段足以令世人讴歌的、难以忘却的英勇壮举。在此，最简单的解释是，特洛伊的故事之所以在后来的史诗传统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是因为它出自于迈锡尼文明世界瓦解之前发生的“最后的”诸如此类英勇事迹的事实，以至于在所有文化背景下的吟游诗人的保留曲目中，除了其他的传统诗歌之外，这一最具时代感的故事，必须拥有一席之地。特洛伊的故事遂成为最后的传统。

[1] 琉善（Lucian，约公元120—180年），又译卢西安或卢奇安，生于叙利亚的萨莫萨塔，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语讽刺作家，是古代文学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他最主要的作品《诸神的对话》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剥掉了神的尊严；《死者的对话》讽刺社会上的虚荣、欺骗和追求暴利的风气；讽刺故事《伯列格林努斯之死》描写流氓利用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欺骗的行为；《一个真实的故事》以荒诞不经的航海游记形式，讽刺当时的历史、游记、诗歌、哲学和考据等著作。

[2] the Venetus A，为最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手稿，被世人视为最好的史诗文本。

[3]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4—前283年），盛于托勒密二世及三世时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了贯穿公元前400—前300年间的手稿，拥有最丰富的古籍收藏，曾经同亚历山大灯塔一样驰名于世。它曾存在了近800年，其藏书之多，对人类文明贡献之大，是古代其他图书馆所无法比拟的。可惜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却于3世纪末被战火全部吞没。它曾是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它与亚历山大灯塔一起，是亚历山大城各项成就的最高代表。

[4] 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统帅竟公开下令部下可以于一周内在城中任意烧杀掠抢，并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仅剩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领土。直到1261年，君士坦丁堡才得以收复。拜占庭复国之后，领土大为缩小，君士坦丁堡政权更无昔日之盛，对各地区的控制也已相当松弛。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帝国占领，拜占庭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5] 彼特拉克（Petrarch，公元1304—1374年），为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

[6] 阿尔定出版社（the Aldine press，公元1494—1597年），为阿尔达斯·马努蒂厄斯家族在威尼斯和罗马的出版集团，专门印制精装古籍，其标志为锚和系缆桩。1498年，阿尔定出版社的创始人阿尔达斯·马努蒂厄斯在威尼斯出版了第一个印有价目表的目录，这普遍被认为是最早有记载的邮购活动。

[7] 马库斯·穆索勒斯（Marcus Musurus，公元1470—1517年），出生于克里特岛的意大利希腊学者。他于1512年来到威尼斯，成为阿尔定出版社的希腊文责任编辑，1516年被任命为莫奈姆瓦夏拉丁教区的大主教，直到去世。

[8] 维科（Giambattista Vico，公元1668—1744年），为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

[9] 帕尼奥神庙（Panionion），最近，德国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土耳其港口城市伊斯米尔以南100公里处的密克勒山上发现了帕尼奥神庙（Panionion）遗址。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战胜长期聚居于小亚细亚半岛米利亚城周围的卡尔人，并在此处修建了神庙。帕尼奥神庙是古希腊帕尼奥城邦的中心神庙，人们在这座神庙中供奉一位原始的海陆之神。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曾首次提到了古希腊人对这一神灵的信仰。

[10] 查理曼大帝（世称Charles the Great或Charles Ⅰ，公元742—814年），公元768—814年为法兰克王，公元800—814年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11] 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310—前23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文献学家。他是史上有记载的首位提倡日心说的天文学者，也因此被称为“希腊的哥白尼”。他的观点并未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并被掩盖在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光芒之下，直到大约1800年以后，哥白尼才很好地发展与完善了他的理论。他曾任亚历山火图书馆的馆长。

[12] 乌加里特（Ugarit），古代腓尼基沿海城市，位于奥伦河河口之南，即今叙利亚拉塔基亚城北11千米的拉斯沙姆拉遗址。公元前6000—前5000年已有人居住。约公元前4000—前2000年，此地居住着阿莫里特人和迦南人。公元前18世纪被称为乌加里特，形成奴隶制城邦，与塞浦路斯、爱琴诸岛及埃及、巴比伦等地均有频繁的贸易联系，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公元前1000多年，先与埃及结盟，后臣服于赫梯帝国。极盛时期约公元前1450—前1200年。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楔形符号的字母文字泥版。从1930年开始，学者们陆续读懂了用30个楔形符号写成的乌加里特字母文字泥版，其中还有不少的诗篇（包括Keret传说、Aqhat史诗或Danel传说、Baal-Aliyan神话和Baal之死——后两者也一起称为考Baal合集），还发现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文字字母表的《识字读本》。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就是从乌加里特的字母演进而来的。随后，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拉丁人的拉丁字母。现在欧洲各国的拼音字母差不多都是从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演变而来。因此可以说，腓尼基古城乌加里特的字母文字是欧洲国家字母文字的始祖。

[13] 锡拉岛（Thera），距克里特岛约70公里的一个火山岛。

[14] 作为古代世界的两大文明中心，埃及与希腊很早就有联系。特别是，古埃及十八王朝的贵族墓壁画中绘有被称为克弗悌乌人（Keftiu）的进贡使者，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族群属于爱琴海民族，主要是克里特人。有关克弗悌乌人问题的研究表明，十八王朝时期，埃及与克里特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交流日益频繁，并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达到了顶点。

[15] 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L.Sayers，1893—1957年），为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家。她创造了业余神探彼得·温西爵爷（Lord Peter Wimsey）永垂不朽的的形象，她的风格无人能模仿，她的作品无人能取代。

[16] 贝奥提亚（Boeotia），为希腊中东部—古老港口城市，据传说，在特洛伊战争期间，它是希腊船队的出发地。

[17] 德尔斐（Delphi）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这里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在这里颁布。“泛希腊圣地”是一个外在于城邦政治的复杂构造，在宗教意义上是为所有希腊人提供自我认识的唯一途径，据说，在阿波罗神庙的人口处刻有“认识你自己”的格言。

[18] 一些赫梯文献提到了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面的一个名为“阿希亚瓦”（Ahhiyawa）的国家，特别是在大约公元前1320年，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在一封写给阿希亚瓦国王的信中，将其称为自己的对等者，并称米利都处于其统治之下。他在信中还提到了在之前的“Wilusa”时期，曾发生过有涉于阿希亚瓦的敌对行动。这个“Wilusa”民族被认为就是特洛伊战争中的亚该亚人，而“Wilusa”城为传说中的特洛伊城。请注意它与特洛伊卫城的名字“伊利昂”的近似性。然而，阿希亚瓦这一称谓与“亚该亚人”之间，除了简单的发音相似之外还有什么关系，仍是学者们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19] 安德洛玛克（Andromache），为赫克托耳的忠实妻子。

第五章　阿伽门农的帝国

……威武强大的阿伽门农，傲然屹立，

手握由火神赫菲斯托斯为其精心打造的权杖。

赫菲斯托斯先是将它交予宙斯王——克洛诺斯之子，

宙斯继而把它交给信使赫耳墨斯，

而赫耳墨斯将其交给御马者珀罗普斯，

珀罗普斯又交由阿特柔斯——人类的统治者。

阿特柔斯死前将其传给了梯厄斯忒斯，

梯厄斯忒斯又把它转交给阿伽门农——

从此，佩戴此权杖的阿伽门农

成为许多岛屿以及整个阿尔戈斯的至高主人。

——荷马，《伊利亚特》，第Ⅱ卷，第101—108行（由R.拉蒂摩尔翻译）

在关于特洛伊故事的荷马版本中，尽管存在着年代上的出入，但其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他对于希腊的描述是明确而连贯的：迈锡尼的阿伽门农是希腊最为强大的国王，且对希腊本土以及克里特等一些岛屿的其他独立王国行使着某种松散的君主权位。在荷马看来，当时的希腊本土以及其他岛屿属于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地的统治者承认一位“至高国王”的领导——至少在战争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倘若我们认可荷马的故事，那么这就是故事的基本情况。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最初，这样的君主权位是此类社会在许多历史时期——比如在欧洲的“黑暗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征，同时也是青铜器时代近东地区的王权时常面临的局面，因此，荷马有关希腊的图景，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不可能存在或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荷马的说法一定正确吗？亚该亚的希腊联军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位最高统治者的统领之下，曾对小亚细亚的西北部发起攻击，并摧毁了那里的一座城邦，这样的事实果真存在吗？在前面的四个章节中，我已对寻找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的背景及其背后的种种假设尽力进行了一番梳理。现在到了开始把它们整合成一种解释的时候了。

首先，我想对施里曼、特孙塔斯、埃文斯、维斯、布雷根等先驱所做的努力进行总体考量。考古学研究已经可以显示，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早期是希腊本土国家最为繁荣昌盛和人口最为稠密的时代，即迈锡尼“宫廷”或“帝国”在爱琴海地区扩张的巅峰时期；换句话说，有关远征特洛伊的“帝国”冒险行动的古老传说所一致认同的时代背景，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在迈锡尼、梯林斯和格拉等地最早出现的伟大建筑物——钜石城墙，不会早于公元前14世纪；而在迈锡尼和奥尔霍迈诺斯等地所发现的数量极为庞大的最后成就——城墙、门楼、巨大的圆形陵墓等，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中期。这一时代背景以及成就规模，应该不会有错。

迈锡尼无疑是希腊最为强大的宫殿-城堡。梯林斯可能次之，尽管对于B类线性文字泥版研究的最近发现表明，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皮勒斯、约尔科斯、忒拜和奥尔霍迈诺斯，显然都是主要地区之“首府”，并拥有富丽堂皇的宫殿。拉科尼亚（斯巴达）是否肯定存在宫殿遗址，施里曼曾遍寻而无果，人们至今不得而知；但已知的有两个分别位于瓦斐奥（Vaphio）和墨涅莱昂（Menelaion）的可能的主要中心，尤其后者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是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被重新占据的。因此，也就是在斯巴达，荷马所提到的另一个重要大陆宫殿，很可能存在一个与史诗相匹配的主要王朝中心。令人信服的事实甚至可能会是，古老的拉科尼亚皇家所在地，最终被一个外来的国王墨涅拉俄斯盘踞；据传说，墨涅拉俄斯出自于阿特雷狄王族，通过联姻关系进入了斯巴达的皇室，后又成为斯巴达的国王。拉科尼亚还有另一个重要地点，那就是位于阿米克莱的祭拜场所（和宫殿所在地？），荷马也提到过此地，也就是帕里斯初遇海伦的地方；最近的研究表明，这里的某种敬神习俗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只要根据考古遗存，我们即可做出这样的判断：所有这些地方的文明都是紧密相连的。在迈锡尼、皮勒斯和墨涅莱昂等地所发现的陶器，几乎没有区别；迈锡尼、梯林斯和皮勒斯等地的壁画，所传达的是一样的皇家和贵族文明，一样的艺术传统和品味；从忒拜和梯林斯获得的B类线性文档显示，主要王国共享相同的组织机构和官僚方法；它们的石头和灰泥的装饰工艺在设计和施工上都极为相似，以至于让许多人（包括阿瑟·埃文斯）认为，同一位艺术家或雕塑家可能会辗转于不同的王国（正像荷马在《奥德赛》中所断言的那样，尽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奥尔霍迈诺斯和迈锡尼等地发现的巨大圆形陵墓，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技术手法都是如此接近，以至被归功于同一个建筑师。以上这种扫描式的考察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迈锡尼文明具有同质性特征；而且，我所要强调的是，自施里曼着手挖掘梯林斯的100多年来，这位非凡的“业余爱好者”的基本自觉是多么正确：它的确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它共享着同一种文明和同一种语言（如今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似乎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合理推断，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具有一种“希腊性”（Greekness）意识，并以一种共同的名字来描述他们自己，即“亚该亚人”，也许就是类似于荷马所说的“Achaiwoi”。

1.特洛伊战争期间的一次迈锡尼之旅

迈锡尼城堡为战争而建。从其起源来看，迈锡尼可能就是土耳其人称之为“dervendji”的地方，也就是建于山口交界处的一座城堡，目的是为了对所有的通行征收贡物或税项，即强盗大亨的一个据点。它位于两座三角形山峰底下的一个崎岖陡峭的山坡上，背倚大山，仿佛“一头蜷缩着的、伺机而动的猛兽”，正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所形容的那样。其正面向南，富饶的阿尔戈斯平原一览无余，直抵大海。北部山地的远处，是科林斯和西库翁（Sicyon）平原，即荷马所说的阿伽门农王国所在地。迈锡尼城堡就坐落于这些山地之间，城墙高耸，防卫森严。其位置处于平原的西北角，远离大海，周边也没有可资耕种的良田。人们很难理解，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兴旺发达，或为什么会需要如此宏伟的城墙；但当你在其周围溜达一圈，注意到它处于古代小路网络——贯穿南北连接阿尔戈斯和科林斯大平原以及伯尔巴提（Berbati）和康托波利亚（Kontoporeia）小平原之通道——的一个枢纽位置，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如果说迈锡尼的生机肇始于作为当地的首要据点，那么到了公元前16世纪，它已成为富甲之地，施里曼发现的井墓就建造于此时。从那时起，这个地方必定有赖于与更广阔世界的工商往来而不断发展壮大。

我的论述从这样一种整体印象出发，即从迈锡尼的建筑风格以及将其与迈锡尼世界的其他中心连接起来的艺术和物质载体来看，公元前13世纪的迈锡尼具备了“帝国”的特征。这种印象诚然主观，但我认为不至于误入歧途。尽管带着某些犹豫，职业的考古学家们自然也趋向于这样的想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也许超越了在地下所观测到的事实，但是依据迈锡尼与其他文明，尤其是公元前13世纪的近东“帝国”之间所存在的相似性，这种观点立刻引起了政治记者的注意。事实很简单，因为迈锡尼“看起来像”一个帝国都城。我将通过想像中的一次阿伽门农都城之旅——当时（约公元前1250年）的迈锡尼无论是在势力还是在建筑的发展上都处于鼎盛时期——来解释我的想法。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访客是来自于当时另一个伟大帝国的一位使节——赫梯人或埃及人——的话，那么这将使我们想到，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与近东重要王权之间有着联系，并在各方面受到了它们的外来影响。它们之间肯定存在接触（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最近已经发现了一位埃及使节约于公元前1380年访问希腊包括迈锡尼的相关记录，我们甚至可以列举这类曾经有过高层交往的历史人物（参见本书边码第198页）。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外，也可以借助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眼光来看待迈锡尼。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那么，迈锡尼的建筑风格和外观结构将显示它的皇城地位，相当于赫梯的哈图沙（Hattusas）[2]、“黑暗时代”的亚琛（Aachen）[3]或温彻斯特（Winchester）[4]，就此而言，说得更远一点，甚至相当于19世纪晚期的伦敦。

在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帝国”（empire）这个术语的含义。假如我们使用“帝国”这一术语，则不能把当初的帝国理解为一种统一的控制与沟通的类型，像我们所看到的后来诸如不列颠、甚至罗马等帝国那样。这种“帝国”只是类似于赫梯人的那种帝国（参见本书边码第220页）：其控制着一个中心地带，统治者为国王；相邻的是一些同盟国，它们通过条约或誓约关系隶属于最高统治者；反过来，最高统治者对其从属国会有一些强制性的要求，比如交纳贡品、交换礼物、抵押人质等。这些疆土的外围，是一些由当地人“分割的”地方统治，最后通过支付保护费等复杂方式而与权力中心维持一种从属关系。

从定义上来说，一个皇帝统治着其他几个国王。这个时期的赫梯条约，显示了从属国国王对最高统治者所要履行的义务，内容包括：边境布局与保障的条约、战时进攻或防御的互助条约、遣返逃犯的引渡条约等。这类义务不仅存在于所有早期的印欧语系的王权中，而且也非常接近欧洲“黑暗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凯尔特人和大陆日耳曼人的王权中。当时的“帝国”兴盛得快，消退得也快，其命运取决于“伟大的帝王”个人所具备的保障国家的势力和能耐。国王更替时，“帝国”往往必须重新经历激烈的争斗。对于较小的王国来说，王国的稳定、国防的安全以及对抗内部竞争对手所需的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所掌握的一些有关希腊的证据来说，这样的观点似乎是一种可信的诠释。荷马所宣称的义务，即在“战争期间”其他国王对阿伽门农所要履行的义务就是诸如此类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义务存在于赫梯人中间，或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尽管我所使用的“帝国”这一术语，是基于这种松散的意味，但是迈锡尼势力在当时可能已经达到致使希腊南部各国实现文化一致性的程度。

从梯林斯的海滨出发，沿着迈锡尼的柏油马路北上，穿过查沃斯（Chavos）峡谷，我们逐渐走近迈锡尼。迄今为止，以迈锡尼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柏油马路至少有五条，我们所走的是其中一条；所有这些道路中，都有精心制作的桥梁和涵洞。例如，在经由普罗希姆纳（Prosymna）的主干道中，至少拥有五座桥梁，同时，人们如今还能清楚看到残留于现今道路右边的一座桥梁遗迹，尽管桥拱已经消失，但南面的巨大桥墩依然得以保存，高达12英尺，宽超过20英尺，用精美的石块建造而成，经受着从城堡倾泻而下的冬季洪流。桥宽超过14英尺，因此古代的战车可以交错行进。其完整形状看起来就像位于梯林斯东部卡萨尔玛（Kasarma）的那座保存完好的古桥。这样的道路系统充分显示出迈锡尼的核心权力地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把迈锡尼与阿尔戈斯平原原本独立的各个城邦阿尔戈斯、梯林斯、美狄亚和卡萨尔玛连成了一片。各个城邦的领地（territoria）之间，都有边界哨所加以划分。

来到查沃斯桥边，迈锡尼城堡就能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可以看见高处位于两山之间的宫殿，其中一座山头建有瞭望塔和烽火台——也许，我们从海上而来的消息已从烽火台传送到了城堡。就此来看，公元前1250年前后的访问者，可能会经过位于他左手边第一个巨大的阿特雷狄皇家陵墓，即所谓的“阿特柔斯宝库”。这一陵墓很显然是有意作为一种重要的公众纪念物来建造的，经过一条长长的入口通道，来到一个筑有矮墙的前院，面对的是一个30英尺高的正门立面，其中带有青铜装饰的厚重木门高达17.5英尺；正门立面两旁的绿色大理石半圆柱上，镶嵌着雕琢精湛的之字形饰物；正门立面上方是较小的半圆形石梁，其表面饰有精心制作的红绿相间的大理石条纹。假如有幸获得特许进入这座蔚为壮观的纪念物去看看的话，就会发现在内部下方整齐地镶嵌着青铜盘子，最后的一排于1803年被阿伯登勋爵（Lord Aberdeen）拆走。在这批规模宏大的墓群中，建造时间最晚的算是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之墓（约公元前1250年）[5]，此墓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正门立面的蓝白相间大理石装饰以及三角形浮雕——也许包含了埃尔金勋爵所发现的略呈三角形的公牛浮雕，公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而且，此墓是阿伽门农本人的葬身之地也未尝不可能。如果这些雄伟的纪念物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的话（“阿特柔斯宝库”正门立面的半圆柱一直保存到1801年），我们对于迈锡尼王权的“类型学”心理印象——往往取决于“由独眼巨人建造的”宏大而粗糙的城墙——可能就会截然不同。无可否认，这些都是自史前欧洲以来最为久经世事的纪念物。

我们现在接近城堡本身了。我们走过庞大的巨石堡垒下方的道路，这一耸立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的巨石堡垒，如今仍然高达26英尺，最初可能将近36英尺。城堡的正门设置在右侧与另一座堡垒之间的一个狭口处。进入狭口通道，一块厚重的狮子浮雕横跨在两旁的圆柱上方，圆柱支撑着建筑物（即宫殿本身）的楣构。浮雕由坚硬的、略带黑色的石灰岩构成，有10英尺高，10余英尺宽。如今已经缺失的狮子的头部可能是用诸如滑石这样较为柔软的材料制成，它们以其炯炯有神的眼光（眼睛用金属或宝石制成）迎接远道而来的访问者。整个浮雕寓意着这座宫殿受到狮子的守护，而阿特柔斯宅邸本身即是迈锡尼以及阿伽门农王朝的一个象征。立在圣坛的圆柱，表示对统治王权的神圣祝福。实际上，这个狮子门浮雕是一种标志，狮子正如公牛一样，在近东地区是最古老的王权象征。

进入木制大门，我们在前方看到的是一个坡道（底部的台阶是新造的），右手边是一个以直立平板石组成的大圆圈。来访者可能会被告知，这个区域是祖先坟墓的集合地。这圈墓地最初位于城墙外，在公元前13世纪，用了一堵新墙和一个支撑平台而将其围入城墙内。同时，坟墓被翻新，并竖立了镌刻名字的墓碑，以至这个处于正门之内显眼位置的墓群，成了用来展示与祭拜的对象（有趣的是，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埃及，也曾出现过类似的重修皇家祖坟的“考古”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些死去的国王，也就是施里曼所发现的葬于井墓中的死者，是否同属于阿特雷狄王朝；也许他们属于传说中所称的英仙座（the Perseids）王朝——城邦创始者珀尔修斯（Perseus）[6]家族。无论墓中埋葬的是谁，后来阿特雷狄王朝的历代国王显然想要利用这些坟墓来显示他们的历史和血统，或者同时显示他们与旧王朝之间的联系。青铜器时代的来访者，在上坡道之前，可能会先在此墓群前进行供奉。

当我们攀上坡道的时候，我们想起施里曼就曾经在下面从更高处山坡上落下来的残骸中发现了红色斑岩雕带的碎片，这表明在我们左手边更高处的宫殿建筑上，曾经装饰着精致的石材浮雕，上面刻有螺旋、花结和棕叶等花纹。坡道的顶部就是皇家宅邸本身，在此我们可将阿尔戈斯平原的美妙景色尽收眼底。在规模大小或壮观程度上，此宫殿内庭虽然与埃及或巴比伦的皇家宫殿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毫不逊色于哈图沙“伟大城堡”的赫梯宫殿：一个大型的外室——灰泥的墙壁，石膏的地板，圆柱形的门廊，并刷有彩漆；正殿本身饰有盾牌形的壁画，绘有战争和围城的场景，其中包括一位英雄从一座城堡的城垛上坠落下来的画面。这里或许是迈锡尼国王接待外国使节的地方，国王可能会以命七弦琴演奏者和吟游诗人诵唱国王本人及其祖先们的丰功伟绩的形式来盛情款待客人。

当然，善于观察的来访者可能已经在现场发现了有关迈锡尼与外界联系的更多线索。人们或许已经发现了被海盗抓获而贩卖到此的亚洲女奴曾在城下从事纺织劳动。在一些（商人的？）住所，人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各种香料，叙利亚的姜草、埃及的小茴香、美索不达米亚的芝麻、塞浦路斯的油砂豆；人们可能已经看到了来自于迦南的各种染料和调味品。就像在皮勒斯和克诺索斯那样，人们兴许也会在此地遇到来自埃及、塞浦路斯和安纳托利亚的当地土著。但这些只是我们在此所见到的某种外部联系。我猜想，赫梯人也好，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罢，历代国王对待王权的基本态度并无太大的区别，据此，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建筑成就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帝国”特征，在奢侈的装饰，皇家的祭仪，向公众展示的皇室陵墓，饰有各种花纹的浮雕、廊柱和门楼，制作精良的防御工事、桥梁和道路系统等方面，王国都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可见，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王权统治，而不只是一个小型的城邦国家的规模；如果说其财富仅仅只是来源于受其直接控制的邻国，那是很令人费解的，“阿特柔斯宝库”中所采用的红绿相间的大理石就足以表明这一点。据目前所知，这种红色大理石（rosso antico）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马尼地区（Mani）南部的基普里亚农（Kyprianon）采石场，绿色大理石似乎也来自同一个地方。在离海边大约3英里处共有五个采石场，这个地方有一个当今名为斯皮拉（Spira）的村庄，附近曾存在过一个迈锡尼时期的小型港口，从公元前15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些采石场一直在被开采。“阿特柔斯宝库”的装饰品表明，迈锡尼的国王极有可能在此获得大量大理石，而从马尼地区到阿尔戈斯地区，海路行程超过125英里，还要加上10英里左右的陆路距离。

“阿特柔斯宝库”中使用的白色大理石来源却无法确定，因为拉科尼亚地区没有优质的白色大理石采石场，但很有可能来源于位于雅典东北部12英里处的潘特里科（Pentelic）采石场，奥尔霍迈诺斯的“米尼亚斯（Minyas）宝库”使用的白色大理石似乎就出自这个地方；而后者所采用的灰色大理石，则来自于利瓦德黑亚（Levadhia）。

另一个体现了迈锡尼的权威和工艺的有趣例子，也来自拉科尼亚。在拉科尼亚地区科洛克埃（Krokeai）附近的埃弗洛塔斯（Evrotas）山谷中，丛生的杂草下掩藏着好几个采石场，它们曾是以“斯巴达石头”而著称的奇异斑岩的唯一来源，这种斑岩色彩纷呈，有带黄斑的深绿色，有微红色等。在青铜器时代晚期，这种石头是受到广泛追捧的奢侈装饰品；在罗马帝国时期，这里的斑岩被大规模地开采，其资源为帝国所垄断，并由驻守现场的专员负责分配，类似情形很有可能存在于迈锡尼文明时期。正如波塞尼亚斯所指出的，在古典时期，这种石材特别被用于装饰各种圣所；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石料也受到了高度的珍视，例如，一位前往梵蒂冈的访问者可能注意到，圣彼得广场的方尖碑周围的鹅卵石装饰就是用绿色的“斯巴达石头”与来自斯皮拉的红色大理石交替组合构成的图案。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的所有本土遗址中，人们都发现了这种石材，它们主要来自迈锡尼本身，被采掘的时间是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3世纪。在克诺索斯的石匠店铺里，埃文斯发现了一大堆未经加工的“斯巴达石头”的备用材料。对这种石头来龙去脉的考察令埃文斯想到，这个地区的重建时间应该处于最后宫殿阶段，于是，克诺索斯宫殿存在的年代被修改为公元前13世纪，显然是在希腊人征服克里特岛之后。此外，还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在迈锡尼世界的鼎盛时期，克诺索斯执政的一位希腊君主极有可能派人前往拉科尼亚开采石料，并用船只运到克里特岛，然后在克诺索斯的皇家作坊中制作为成品。石材输出的口岸，名为阿吉奥斯斯特凡诺斯（Agios Stephanos），在那里，人们发现了残留的大量碎片，以及其他产业活动的迹象，而如今却是杂草蔓生、淤泥滞塞的荒废之地。不过，在13世纪，此地还是法兰克三流商人的聚集之地，记忆或地理必然性深深地镶嵌于地中海历史之中。

因为B类线性文字泥版文书中没有提及有关采矿业的任何情况，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推测；不过，让人感到可信的想法是，恰如一位赫梯国王或许控制了贸易并对外贸商人实行一种垄断，或像迈锡尼和赫梯的国王们可能垄断了铜材的进口那样，他们很有可能控制了对于宝贵石头的开采权，采石场的迈锡尼管理人员可能就驻扎在斯皮拉的不远处。随着出自马尼的珍贵石材在迈锡尼和克诺索斯的大量发现，以及其他地方不成规模的发现，这或许可被看作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证明希腊王朝具有把这些地方组织起来的能力；这就告诉我们，在鼎盛时期，它们所具有的财富、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稳定性，可能也显示了它们的世界是一个（松散的）统一体。也许我们可把这些细节来与罗马帝国在建设与装饰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7]神庙所采用的珍贵石材做一下比照：红色和绿色大理石来自斯皮拉那些相同的采石场，白色和黑色大理石来自小亚细亚和北非。同样，罗马帝国也是类似的一种王权性质。

2.一种史前军备竞赛吗？

迈锡尼与其他宫廷之间到底属于什么样的关系？历史学家们一直对在同一地区如阿尔戈斯平原同时存在的几个大型要塞而感到困惑。迈锡尼、梯林斯、阿尔戈斯和美狄亚是在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还是各有其独立的统治者？为何会在彼此如此接近的地方建造这么多防御工事？如果说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地域，它们之间是完全相互独立的，那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它们都是处于动荡不定的时期，时常遭受外部攻击的威胁，基本的农业用地以及密集的人口可能都需要一系列的要塞对其加以保护；而远离大海的迈锡尼，几乎不大可能承担所有这些任务。阿尔戈斯地区的统治者们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有皇家住所，也许甚至国王的兄弟儿子和王母等皇室成员各有住处，也就是说，正像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王室一样。甚至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正如现在这样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的功能：如梯林斯为港口，阿尔戈斯为平原的主要市场，纳夫普利翁为优雅的海滨小镇，等等。但以其庞大的人口以及复杂的排水系统（比如最近在梯林斯附近发现的一个水坝）来看，这个平原需要有重兵防守。

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希腊本土许多较为强大的“城邦”——其规模大于后来古典时期——之间是相互割据的，各自控制着较为弱小的邻邦；而在战争时期，它们又将其中最为强悍的城邦确认为最高统帅地位。它们大部分的军事技术可能用于彼此防御。根据传说，在希腊中部，忒拜与奥尔霍迈诺斯为不共戴天之死敌；我们现在知道，奥尔霍迈诺斯防备森严，并拥有完备的排水工程，围绕科佩斯湖以及与忒拜的边界沿线建有众多的堡垒和瞭望塔，而重兵集中在位于格拉的巨大城堡内。忒拜也有许多设防的城镇，其中包括欧特里西斯，其城墙规模不亚于格拉的城墙。莫非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迈锡尼世界曾处于分裂的相互敌对的势力格局，忒拜与奥尔霍迈诺斯竞争希腊中部的霸主地位，而迈锡尼则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军角色？很显然，从阿尔戈斯地区和科佩斯的防御工事来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实在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这样的冲突与近东地区城邦之间时常发生的战事很相似，需要一定的物质财富和技术水平作为基础，来在一段十分短暂的时间跨度内建造起如此众多宏大而精良的防御工事。可以想像，在这种社会中，除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之外，重新分配大部分劳动力去从事这类城防建设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两者之间是如何兼顾的（人们不免感到好奇，这样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及其庞大的财政开支是否是造成其后来衰亡的原因之一？）。

要说迈锡尼文明的鼎盛时期是以自相残杀的频繁内战为特征的，那么这只不过是关于文化和政治的理念之一。当我们想一想，出自拉科尼亚的建筑石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迈锡尼和克诺索斯等地，出口克里特岛的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古罐被陆陆续续地销往忒拜、迈锡尼、梯林斯和欧特里西斯等大陆宫廷，迈锡尼和奥尔霍迈诺斯的“宝库”外观设计与尺寸大小均大致相同，皮勒斯和克诺索斯的官僚政治以及组织形式毫无二致时，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个时期的统治者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受到相同理念的教化，雇用的是共同的工匠、建筑师和画师。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几乎有理由相信，这些“城邦”曾经一度承认过某一卓越的国王为“至高君主”，在“平等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a first among equals）。这样的“亚该亚王”无需来自于同一个王国；但据传说，迈锡尼的阿特雷狄王朝曾有三代国王行使过这种统领希腊南部的权力，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从字面上来说，我们不能说他们曾经“统治”过希腊，当然更不用说整个希腊了；但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来，阿尔戈斯地区曾出现了这样一位最高君王，在战争时期，他拥有统帅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地区的领导权，并通过结盟或联姻的方式将其他王国联合起来。在此我们可别忘了传说中所言的，斯巴达的国王为阿伽门农的弟弟，正如皮勒斯诸王同出于约尔克斯皇室家族一样。如果当一位王国遭遇强大的竞争对手时，国王可能会求助于受其直接控制之外的其他力量，也就是说，正如奥尔霍迈诺斯与忒拜之间所发生的案例那样，据传说当忒拜摧毁了奥尔霍迈诺斯及其堤坝之后，来自“阿尔戈斯”的势力又烧毁了忒拜。

那么迈锡尼的某位国王曾自称为“亚该亚之王”，这看来不是没有可能。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有关希腊的这种关系的知识，都是推测性的。但是这种关于附庸与领主、国王与至高王之间的关系，在公元前两千年间的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存有大量的具体记载，尤其反映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与赫梯之间的条约中。这些关系往往美其言为“兄弟般情谊”或“儿子的名分”等，但对附庸关系有着强制性的法定义务要求。假如你是一位“兄弟”国王的“主子”或一个“儿子”的“父亲”，那么他必须接受你的一种法定约束；而这种“兄弟关系”似乎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在荷马所描述的模式中，你可能是一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在对外政策上和战争时期要接受“至高君王”的领导，但又不用像“儿子”那样完全屈从于他。这或许是阿伽门农“帝国”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在赫梯帝国，“联合”国和附庸国两者是有所区别的，“联合”国之间可能具有部分互惠的义务，相互之间不存在贡品方面的索求，但在外交政策上要服从于“至高君王”；若遇战争，“至高君王”也会给予帮助；而纯粹的附庸国需向“至高君王”进行朝贡，并要追随其参加战斗。也就是说，“儿子”通常要听命于国王，而“兄弟”则往往是平等的关系。这样的看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推想出迈锡尼与皮勒斯或奥尔霍迈诺斯之间的关系。不过，假如在“亚该亚的领土”上曾经产生过一位“至高君主”（我们在第六章中将会看到，在赫梯人中被认为出现过这样的君主）的话，那么根据定义，他应该是一位具有统治其他国度之权力的王中之王。

3.英雄的王朝？

这种王权属于何种类型？阿伽门农的统治状况又是如何？由于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文书中缺乏明晰牢靠的事实记载，所以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也只得指望能在荷马史诗中找出某种依据，而且他们把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希腊王朝称为“英雄的王朝”。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学者们业已完成了大量有关西欧“黑暗时代”“英雄”王朝包括凯尔特王朝和日耳曼王朝等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材料翔实，以年表、律法和训诫等形式证实了这些社会中王者的角色特征；而这种研究也表明，在某些方面与荷马所描绘的情况大有相似之处。在这里，史诗如后来的《贝奥武夫》（Beowulf）[8]等也成为奠定史实的基础。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与荷马史诗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激发了其中一位最早的研究者H.M.查德威克（H.M.Chadwick）尝试将这些关于“英雄”王朝的早期欧洲传说糅合在一起的灵感，而他的经典之作《英雄时代》（Heroic Age）（1911年）对英语世界的荷马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查德威克深信，早期日耳曼史诗所描写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与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大有相同之处，而且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凯尔特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传说都非常类似。从某些方面来说，查德威克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广义的社会和物质的特性甚至是政治的特征应该而且必然是大同小异的，因为它们都是相似的、尚武的贵族政治社会，国王的周围簇拥着一大批为其慷慨和胜仗所吸引的勇士们。皇族及其追随者的好战理想，在他们的战争武器以及坚车良马等外在标志中得到表现。不过，它们之间尽管存在诸多相似，但这些相似之处是在许多文化的口传史诗，无论是《贝奥武夫》、《伊利亚特》还是早期的印度史诗中所发现的。然而这种相似性是史诗的产物，而并不一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现在，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把这些“英雄”特质看成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结晶，裹挟着衰落时期的怀旧情感之特征。但考古学也时常发现，史诗中的“英雄”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查德威克出书的三十年之后，“萨顿胡船葬”（Sutton Hoo ship burial）[9]的发现，同样对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像施里曼在迈锡尼的发掘对荷马研究者所带来的影响一样，这里又一次印证了史诗世界与真实文物之间的相关性（《贝奥武夫》中所描写的以及在萨顿胡遗址所发现的野猪羽冠头盔，立刻让人联想到荷马所描述的相似物——野猪獠牙头盔）。在此必须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还会坚持使用“英雄”这一词汇，因为其适用于一种带着贵族政治尚武理想并处于战争中的社会，即“城市掠夺者”的世界。

4.迈锡尼的崛起

以下我们将就迈锡尼势力的崛起做一个概述。操希腊语的民族被认为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不久就进入了现在称之为希腊的领土，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可能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也有极少数人认为，他们到来的时间要晚得多，但这似乎不大可能）。这时候，伟大的克里特宫廷时代，一个以埃及叙利亚为蓝本的文明就此开始；与此同时，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古亚述文明强烈影响的胡里安文明（the Hurrian civilisation）（先于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得到发展，两者之间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有着密切交往，到公元前1800年，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许多地方，已建立了相当规模的亚述商人殖民地。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600年的希腊，带着克里特宫殿的强烈彩色的迈锡尼文明之花似乎突然绽放开来；其表现可以施里曼在迈锡尼所发现的能够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井墓为例来加以注释。在此之前，大陆文明似乎并不是以宫殿为基础的，虽然在勒拿（Lerna）出现的“砖瓦房子”（House of Tiles）（公元前3000年）看起来像大陆的“中央大厅”的一种早期形态。我们似乎有理由做这样的猜想，如迈锡尼这样大型的内陆王国，可能是从当地的首领权力基础上发展而来，即在公元前17世纪到16世纪时，通过征服与同化较为弱小的地方势力而形成，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晓这种具有井墓的王朝是如何变得如此富有的，我们也不知道迈锡尼在何时接管了诸如伯尔巴提（Berbati）和普罗希姆纳（Prosymna）这些看起来原本属于独立据点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迈锡尼与阿尔戈斯地区的其他重要宫殿所在地如阿尔戈斯、梯林斯和美狄亚等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许需要借助于古老传说的帮助，当然必须谨慎对待。根据传说，迈锡尼是由英仙座王朝创建的，而阿特雷狄王朝（珀罗普斯、阿特柔斯、阿伽门农）则是外来者。忒拜有关卡德摩斯王朝（the Cadmeans）的传说，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据说，阿特雷狄王朝的源头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我们也知道，自公元前15世纪以来，那里就生活着希腊人，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会令人神魂颠倒，但根据所掌握的知识现状，我们无法进一步证明青铜器时代晚期希腊的某些王朝起源于所谓的外来民族。假如传说的基本线索没有太大出入的话，那么施里曼所发现的井墓王朝可能就是英仙座王朝，而这些陵墓中的巨大财富则是这个家族的财富。阿特雷狄王朝可能诞生于其后（他们在英仙座王朝时期可能安顿于美狄亚）。阿特雷狄王朝的势力称雄于公元前1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13世纪，不论是真是假，如果如传说所言，把迈锡尼宏大的圆形陵墓归属于他们的王朝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实际上，所谓的阿特柔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宝库”，可能就是阿特柔斯及其儿子阿伽门农等人的坟墓。传说中坚称迈锡尼的崛起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即在阿特雷狄王朝的统治之下称雄于希腊内陆。在这样的背景下，迈锡尼势力早期的地方扩张从阿尔戈斯平原覆盖到诸如尼米亚（Nemea）、勒拿、甚至梯林斯等地，这些在传说中均有反映：英仙座王朝在迈锡尼的最后一位国王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为欧律斯托斯（Eurystheus）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而欧律斯托斯又在与赫拉克勒斯的儿子们的交战死去；之后迈锡尼人拥戴他的妹夫阿特柔斯作为他们的统治者，因为阿特柔斯是可以保护他们免受邻敌侵害的最佳人选。除了传说的线索以及相关的考古学发现证明这些井墓中的主人（公元前16世纪）属于迈锡尼人之外，专家们并没有发现，那个阶段的迈锡尼人曾在阿尔戈斯地区之外的什么地方存在过的依据，大致的文明程度，以建筑样式为例，也没有高于公元前两千年之后最初几个世纪的水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观察到有关大陆王国尤其是迈锡尼崛起的某些事实，但我们还是不能解释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所发生的惊人变迁，即创建了我们所称的迈锡尼“帝国”。此时，迈锡尼的势力及其影响力和物质文明，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阿尔戈斯地区。

关于他们的王权的直接证据，只能在考古发现中求得。迈锡尼的井墓、建筑样式以及后来的B类线性文字泥版，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可与其他地方相比拟的贵族和皇家的文明。像阿伽门农这样的国王们，往往喜欢在王室陵墓和皇家祭仪方面耗费格外的财政，也愿意在兵器和战争装备上花费巨额的财富。无论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英雄”的王朝，但把在镶嵌着漂亮饰物的匕首上、宫廷的壁画上和矗立的石碑上描绘的狩猎与战斗的场面看作是揭示统治阶级首先所要从事的使命，这样的看法应该不至于太过分。这是一个皇家勇士精英有别于普通百姓的一道鸿沟。像我们现在所详细了解的许多其他类似的王权（如凯尔特、日耳曼和印度等王朝）一样，国王们无疑要靠笼络人心，通过馈赠礼物、食品、奖励、甚至是土地（尽管泥版文书中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确定依据）等慷慨行为来维持其军事力量。“阿伽门农”必须具备充足的资源来供养他的宫廷与官员，适时地装备与奖励他的军队，培训追随他的军人，战马和战车的配备更是一种最为昂贵和旷日持久的投入。为了做到所有这一切，为了保证他的军队忠诚可靠，为了能使他的朋友们感到开心，为了要让他的敌人臣服从命，他必须占有土地、奴隶、妇女、财宝和战利品等。这就需要通过常规战争、突袭劫掠和海盗冒险等行动才能获得。就此而言，自修昔底德之后，所有论述有关特洛伊故事的评论者都明白这一点。1876年，施里曼本人在迈锡尼曾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们不禁要问，在没有贸易活动的远古时期，这个城邦何以获得如此财富。事实上，看来除了对亚洲沿岸发起强大的海上远征而获取巨大财富之外，别无他法。

有关贸易的内容，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另加阐释。至于战争，我们可以假定，它是青铜器时代所有国王之所擅长。每当夏季来临，战事可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公元前14世纪后期关于赫梯国王穆尔西里斯二世（Mursilis Ⅱ）的纪年表中，提到了他在26年时间里就对边境的卡斯卡（Kaska）民族发动了10场战事，更别说他对叙利亚南部以及西面的阿苏瓦（Assuwa）和阿扎瓦（Arzawa）所进行的重大战争了，他曾在其中的一场战争中捕获66000名战俘。赫梯人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与亚述人的两次交战中，导致大量城镇和村庄的沦落，并分别使28000人和14400人成为战俘。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记述的话，那么它们都是不小的数据。但是，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国家”军队到底有多大规模呢？有案可查的最大数据，是赫梯人当时（公元前1275—前1274年间）在卡叠什（Kadesh）[10]所聚集的军力，步兵37000人，战车2500辆，但这可能是个特例，因为其中包括了随行的16个盟国以及雇佣军。爱琴海世界的敌方军力规模一定会小得多。对于迈锡尼王朝时期的人口数量也只能是做一个粗略的估算：皮勒斯的人口不会少于50000人；阿尔戈斯地区诸国人口总数的最大可能限度（从可耕种土地的粮食生产情况来推断），迈锡尼为180000人，美狄亚为70000人，梯林斯为90000人，阿尔戈斯为60000人。那种认为在前工业化社会中，至少会有接近10％的人口比例可被动员起来参战的抽象说法，应该是十分牵强的。鉴于此，我们可以假设，一支由几百人全副武装构成的军队，在当时可能已经算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了。一组受损的皮勒斯泥版提到一支有400名桨手和至少700人的防御部队。如果说一位国王能够召集一支超过几千人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来发起一次攻击性的远征行动，那么这还是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了。公元前1420年前后，一次由100辆战车和约1000人组成的希腊侵略军，就在利西亚（Lycia）[11]对赫梯人部队造成了一种巨大威胁；如乌加里特这样一个富裕古城，能召集150条船的人马（以及雇佣兵？）来发起一次攻击性战役，作战人员可能达到7000人之多。最后这个数据，也许就是我们估计的迈锡尼人攻打特洛伊（假如特洛伊战争曾经发生过的话）时的军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不过，同样，当其自己的船队不在场的时候，只有7条船的军力就可能对乌加里特造成一种致命的威胁。这就是青铜器时代的战争规模，可与欧洲维京时代的战争规模相比拟，例如筑有30个防御工事的韦塞克斯（Wessex）[12]要塞，总兵力虽有26671人，但皇家机动部队的人数最多不过几千人。事实上很有可能的是，在公元前13世纪，一支由几百名身着“青铜保护层”的全副武装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差役、马匹、货车、战车、备件和后勤人员所组成的军队，就足以向一个敌对国家发起一次远征。很显然，伯罗奔尼撒主要王国的总军力大致有几千人。然而，位于希沙立克的卫城，如果是特洛伊的话，就其本身而言，所具备的兵力也就不过几百人而已。迈锡尼“帝国”可能会去攻击这样一个小地方吗？它又是为了什么呢？迈锡尼王国征战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证据，实际上是否存在呢？

5.“亚洲女人”与城市掠夺者

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尚有相当数量的证据未在关于特洛伊战争的研究中被开发利用。例如，在皮勒斯出土的泥版中，记载了一群从事诸如碾磨玉米、整理亚麻和纺纱织布等粗重劳动的特定妇女。从所记载的口粮配额情况来看，她们的人数可能多达几百人。其中许多人带有明显种族特征，可以看出她们出自何方，一些妇女来自爱琴海东部的尼多斯岛（Cnidus）、米利都、利姆诺斯岛（Lemnos）、泽费罗斯（Zephyrus）（即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os］）、希俄斯岛和“阿斯维加”（Aswija）等地。最后这个地名，在皮勒斯、克诺索斯和迈锡尼出土的泥版中均有发现，似乎指的是最初被知晓的亚洲区域，即吕底亚，赫梯人称“阿苏瓦”。皮勒斯泥版甚至记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名词“To-ro-ja”（“特洛伊女人”？）——“神的仆人”，还记载了700名妇女及400名女孩和300名男孩，以及300名男人和“属于他们”的男孩。有些族群的人数不少，比如“来自于尼多斯的21名妇女及其她们的12个女孩和10名男孩”。这些人常以“lawiaiai”（即“俘虏”）一词来描述，荷马也是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阿喀琉斯在特洛德南部雷尔涅撒斯（Lyrnessos）的一次突袭中被抓的女人（《伊利亚特》，第ⅩⅩ卷，第193行）；而且事实上，荷马也提到了爱琴海东部的许多地方，希腊人在突袭中抓获女人的出处，包括莱斯博斯（Lesbos）、斯基罗斯（Skyros）和特涅多斯（Tenedos）等岛屿（《伊利亚特》，第ⅩⅧ卷，第346行）。

这些泥版鲜明地揭示了迈锡尼世界在向爱琴海东部扩张过程中的掠夺性本质。这些妇女不是在海盗般的突袭中被捕获，就是在如米利都等贸易中心的奴隶经销商手中购得。这些女人通常都携带子女而无男人，这意味着城市掠夺者常见的突袭模式，男人们被杀害，而女人们则被掳掠。《伊利亚特》与泥版的相互呼应，再次印证了这样的假定：荷马史诗真实地保存了青铜器时代的记忆。从推测来看，妇女们可能只是在被掳掠之后到被分配职业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才被称为“俘虏”（captives），她们看起来还是以族群和家庭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也就说，不像美国曾经的蓄奴制那样，奴隶家庭被故意分散得支离破碎）。这可能会为奴隶主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因为这也许会使“俘虏”更加安心地劳动；这里有一个类似的确切例子，即同时期的乌加里特泥版文书中提到“来自Kt（即塞浦路斯的基提翁［Kition］？）的女奴及其子女们”。在此，我们即使不用“To-ro-ja”这一偏僻词语作为依据，也可以很清晰地了解特洛伊故事可能的时代背景。

威胁与洗劫一座小型城市，并且使那里的人们沦为奴隶，这并不需要很多满载全副武装的袭击者的船舰便可达到目的，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只用六艘船就攻克了拉俄墨冬所创建的特洛伊城。从公元前13世纪的近东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这种由一位首领和一帮人马组成的一种小型作战团队。每当我们读到军队的劫掠情节时，就会想到一伙冒险者试图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东部的某地开拓新家园的景象。如果我们相信荷马所说的话，那么他们最渴望得到的是“城市掠夺者”的头衔。无论是在荷马的史诗中，还是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中，这一头衔都是领军人物们引以为傲的最高追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和涅斯托耳（“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城市掠夺者”是他的口头禅）等人无不拥有“城市掠夺者”之称号，在荷马的史诗中，甚至连雅典娜本身也享有此头衔。

我们不必过于刻意从中找出那些属于“现代人”的动机。在《伊利亚特》中，城市掠夺者毁坏一座城池，不是为了提升其政治影响力，不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不是为了开辟通往黑海或欧洲锡矿的贸易航线，也不是为了抢占马鲛鱼和金枪鱼市场；他们洗劫一座城池，是为掠取战利品、财宝、马匹、牲畜、金银、精良的盔甲和武器，还有女人。我们切不可忘记掳取女人这个目的（毕竟，如传说中所坚称的，特洛伊战争因争夺一个女人而起）。荷马史诗再三告诉我们，他们是为“城市及其女人”而战。当阿喀琉斯在奥德修斯面前炫耀自己已经洗劫过23座城市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收获归结为“财宝和女人”。这就是他深感骄傲之所在，也赋予了他死后的名望。而且所获得的女人越是美艳绝伦，越是能引以为傲。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十分类似于伟大非洲的赞德人（the Zande）“至高之王”，E.E.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其人类学著作中记载了这种状况，获胜的首领欲将最漂亮的女人占为己有，而把其他的女人及孩子让给他的随行人员（埃文斯普里查德说，“看不出这些‘战争奴隶’［akanga vura］与普通的妻子有多大不同……”这能给真实的“海伦”提供一点线索吗？

“英雄”王朝的目标仅见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解释这种袭击行为，比如捕获的奴隶劳动力可以补充“国家产业”；然而无疑的事实是如果征服者掠取的战利品越多、金银数量越大、马匹越精良、女人越美丽，那么其所享有的荣光也就越耀眼。这可确保得胜的王者拥有大批追随者以及他们的忠诚。与此同时，随着战士队伍的庞大，下一次军事行动的野心也就越来越膨胀。也许，特洛伊战争就是在这样的野心驱使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在皮勒斯一带从事亚麻纺织行业的亚洲妇女每月分到配给的口粮，抚养自己的孩子成为奴隶，并拥有了希腊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这就是阿伽门农等城市掠夺者思维世界最意味深长的证言了。这就是“英雄时代”的现实，荷马的故事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基本精神。在此，我还要补充的是，直到最近，人们尚能感受到与这些妇女千年相承的真实脉搏。在皮勒斯的乡村，有一个现名为可可那拉（Koukounara）的村庄，它曾是宫殿的区域中心之一，也即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所提到的妇女们浸解亚麻的地方，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还有当地的妇女在从事这一艰苦而繁重的工作。如今，合成纤维虽已打破了这一古老传统，但是，当地这条河流——公元前1200年被奴役的“亚洲女人”曾在此附身浸解亚麻——仍被叫做“Linaria”（“亚麻河”）。

6.小亚细亚的迈锡尼人

我们将进一步寻找身处小亚细亚的迈锡尼人。最近有重要的证据显示，小亚细亚沿岸曾存在迈锡尼人，他们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定居者而存在。我们已经讲到，来自这些地方的奴隶出现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内陆宫廷。考古学证据以其饶有生趣的形式证实了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图景。在土耳其的沿海岸或毗邻的腹地，现已确认发现了迈锡尼陶器的居住点为25个。当然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希腊人之存在，尽管位于克勒芬（Colophon）和皮塔内（Pitane）的坟墓仿佛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迈锡尼人肯定在安纳托利亚的西南部迈阿尼德流域（the river Maeander）南边生存过。考古学证据显示，这里曾是一片广袤的飞地，其主要中心有米利都、伊阿索斯（Iasos）以及穆斯可比（Musgebi）附近某地—在穆斯可比发现了一处丰富的墓地。这些地方的墓地全部面西，朝向那些已为迈锡尼人殖民的岛屿，尤其如罗得岛、科斯岛、萨摩斯岛和希俄斯岛等。也有证据显示，迈锡尼人，至少是迈锡尼的商人，曾来往于伊阿索斯到迈拉沙（Mylasa）平原的内陆地区；通往内陆地区的两条干流线路，迈阿尼德河上游和赫耳穆斯河（Hermus）下游也为迈锡尼人运送货物提供了一种可以推测的进一步的依据。我们不妨这样理解：赫耳穆斯河下游的乡村为迈锡尼人提供了奴隶劳动力；而迈阿尼德河上游通向内陆的线路，则把迈锡尼人带至贝策苏尔坦（Beycesultan），就在此地的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宫殿中，发现了一些迈锡尼文明时期的文物，此地很可能是赫梯人的盟国米拉（Mira）的中心之一，而米拉则是连接埃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城邦。

我们无需过于夸大原先这些发现，因为后续相关证据正在明显增多。关于希腊人是否在此生存过的问题，不久之前人们还持否定态度，但随着1983年陶器的发现，加上之前在马萨特-胡羽克（Masat Huyuk）这一赫梯人的心脏地区，以及卡利亚（Caria）和利西亚的青铜器时代遗址的现有发现，至最近却不得不承认了。这一希腊人飞地证据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米利都、伊阿索斯和穆斯可比哈利卡那索斯（Musgebi-Halicarnassos）曾经拥有一个重要腹地，许多学者认为此地就是赫梯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所提及的非常之地，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加以探讨。

7.米利都：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殖民地”吗？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米利都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因为在那里取得的那些令人兴奋的发现，大部分内容未经发表就在20世纪初期被毁掉了。同样，有关此地“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墙的最新发现，也没有相应的英文资料。

在小亚细亚沿岸的所有遗址中，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说，米利都是最具吸引力的。曾以“爱奥尼亚最早的基地”、“亚洲的大都市”和“世界各地无数城市之母体”自诩的米利都，现被迈阿尼德河的淤泥冲积成一座距离大海4英里的干涸高地。如今的游客可以经过这个“狮子港湾”的石狮林，步行穿越港湾入口处的沙地灌丛。这一古老城市的巨大遗址，占据了看起来曾是一座四面环海的海角的整个地带，沿线长约1英里，最宽处约为1200码，北端最狭处约为200码。这个海角具有三个主要的突出部分，从而形成了天然的港湾，在此可以眺望爱琴海。最南端是突出部分的最低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考古队已在面对大剧场的位置挖出了青铜器时代晚期的许多残骸。相关迹象显示，米利都最初为克里特人的一个定居点，公元前15世纪时被迈锡尼人接管。约在公元前1320年，一场大火摧毁了这个定居点。此后，环绕整个山丘，建起了一座大型要塞，城墙长度超过1100码，囊括的面积为50000平方码（相比之下，迈锡尼为38500平方码，梯林斯为22000平方码，“特洛伊Ⅵ”为20000平方码）。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所具有的规模，足够作为一个王国的都城。其城墙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每隔15码处都筑有正方形堡垒，这与赫梯人、后来的迈锡尼人和塞浦路斯人的建筑样式大有相似之处；它可能意味着米利都是安纳托利亚世界与爱琴海世界之间的一个文化连接点。对于此城的内在布局，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我们还是知道此地曾经拥有的陶瓷窑、房屋，以及位于山丘顶部的综合居住设施都以一个庭院为中心，而这个庭院很可能就是一座“宫殿”。对米利都的发掘活动业已中断，尽管人们一直希望能在此地发现文字泥版。在这里发现的许多陶器以及其他相关遗迹都是迈锡尼人的产物，因此希腊人曾经生活于这个城邦几乎是无疑的事实。随着这座城邦西南1英里处的狄格蒙特（Degirmentepe）墓地在1907年被发现，这种印象就愈发鲜明了。如今的游客仍然可以看到至少十多座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石窟陵墓，圆形的墓室和狭窄的入口为其特征。不幸的是，其中出土的文物（曾经展出的那些陶器为公元前13世纪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柏林。不过很有可能可追溯到米诺斯文明（克里特文明）时期定居点的更多坟墓将有待于发现。

在穆斯可比南部发现的墓地（公元前14到公元前13世纪），也许可以表明这些坟墓建造者的身份。在此地的大约50个墓室中，人们发现了大量顶部有拱形把手的陶罐，小大不一的碗碟、饮酒杯，一个典型的朝圣者长颈瓶，水杯，带有壶嘴的大口水壶，所有这些均系希腊本土的产物，以及螺纹纺锤、项链、香炉、手镯，盛放熏香或油膏的小罐和一批精美的青铜兵器（矛头、弯刀、匕首和短刀等）。这些发现——现在展示于博德鲁姆博物馆（Bodrum Museum）——给人留下了一种有关一个移居国外的富裕阶层的印象；我们可以假定，米利都至少呈现了迈锡尼文明的许多要素，其中显然还包括男工匠和女工匠。

我们尚且有理由认为把米利都称为迈锡尼人的一个“殖民地”或许有所不妥，然而所有的证据显示，在希腊内陆的迈锡尼势力整个鼎盛时期，这个地方却是一个连接希腊与安纳托利亚之间举足轻重的中心。约自公元前1300年以来，迈锡尼人似乎已是其人口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不过，即使他们拥有奢华的墓地是一个事实，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米利都的统治者。但是，约自公元前1300年以来，米利都无疑是由一个强大当局来治理的，其有能力建造起长度超过1000码的宏伟城墙；他们进口迈锡尼的陶器，并在当地进行复制；他们与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希腊人定居点（如伊阿索斯等）建立联系；与叙利亚的乌加里特，也许塞浦路斯和特洛伊等地展开贸易活动，至少有一件从赫梯国进口的物品（一只香客烧瓶）已被发现。这个地方还可能是女奴的最初来源地，因为B类线性文字泥版文书中称女奴为“Milatiai”，即那些在希腊内陆城邦从事亚麻纺织劳动的妇女。鉴于米利都的城市规模及其墓中的财富，我们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米利都是小亚细亚地区深受迈锡尼文明之影响的一个最大、最富有的中心，其庞大而杂居的人口结构来源于克里特岛、希腊本土、利西亚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它与希腊内陆的任何城邦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政治关系，光从考古学的证据来看，我们无法做出解答。但是，从赫梯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肯定的答案——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这些。

8.特洛伊与迈锡尼

如今，越来越多的重大证据表明，从公元前14世纪到前13世纪，希腊人曾对小亚细亚沿岸发动过武装袭击。事实上不妨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关于荷马史诗和希腊史诗中所描述故事的那种似乎可信的来龙去脉关系。但是，特洛伊本身与希腊内陆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在此，考古学记录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的线索。

首先，我们仍然不要忘了荷马的传说。据史诗描写，在“英雄时代”，特洛伊曾经“两次”遭受劫难：第一次是赫拉克勒斯摧毁了由拉俄墨冬所创建的特洛伊城；第二次是阿伽门农的远征洗劫了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城。卡尔·布雷根在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现，确定了希沙立克在青铜器时代晚期曾经两度遭到摧毁：我们现在知道，拥有壮丽城墙的“特洛伊Ⅵ”，显然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毁于一场地震；之后所建的棚屋城市“特洛伊Ⅶa”，其遭受摧毁的时间最近被确定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修正了布雷根所推定的年代。发掘者到底挖到了哪些可以连接特洛伊与迈锡尼的依据呢？然而我们可别忘了，希沙立克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唯一受到深度发掘的遗址，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发现的过度重视也有可能引发某种误导，但对于布雷根来说，其中所发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陶器的数量及其质量，足以表明特洛伊与迈锡尼之间的“直接”联系。

特洛伊从迈锡尼世界进口物品的时间起始于公元前16世纪（LH Ⅱ A），公元前14世纪达到繁盛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LH Ⅲ B 1）。这种进口活动至迟到公元前1250年前后才宣告结束。

考古学界还发现了唯一一个出自公元前1250前1200年间（LH Ⅲ B 2）的陶器碎片。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早期发掘的陶器总数，但据布雷根的估计，从公元前1400—前1250年间所残存的碎片来看，总共的陶器数量约达700—800件，接近迈锡尼进口到特洛伊的陶器的四分之三。然而，我们还得了解，在“特洛伊Ⅵ”，来自于迈锡尼陶器只占全部陶器的1％或2％，相对于本地物品来说，它不过是一个非常小的比重而已，想必是作为奢侈品或仅作为带有异国情调的陶器而进口来满足某种虚荣价值。

这种模式可能也适用于西南部的米利都等城邦，大约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250年，商品进口势头强劲，尔后一度中断，而到了公元前12世纪（LH Ⅲ C），商品往来关系重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此看作是有关特洛伊与迈锡尼之间关系概貌的一种指南。

除了陶器方面的证据之外，从迈锡尼世界进口的其他物品种类不少。布雷根发现，“特洛伊Ⅵ”的最后阶段（约公元前1400—前1300年）从迈锡尼世界引进的奢侈品有各种典型款式的象牙盒，绘有鸵鸟蛋的玛瑙和象牙珠、琥珀金饰、银别针以及一种克里特灯具等。还有其他物品的发现，表明其有着非常广阔的来路：圆筒印章可能来自赫梯世界，“白滑”陶器（可能用于盛放鸦片）来自塞浦路斯，一些装饰性碗具很像迈锡尼的陶碗等等，它们都被当作带有异国情调的物品来欣赏；特洛伊也可能从塞浦路斯引进了一种三脚石碗。这里，我们还得注意，在土耳其的格里多亚海角（Cape Gelidonya）发现的海难船只（参见本书边码第226页），都沉没在从塞浦路斯到特洛伊以及希腊的航线上：沉船残骸中发现的塞浦路斯陶器，在克里特岛、锡拉岛、米洛斯岛、基奥斯岛（Keos）、罗得岛、科斯岛等地都有出现，也许其中不乏正准备运往特洛伊的货物。

那么，特洛伊人拿什么作为交换呢？在希沙立克的所有发掘者，都发现了许多螺纹纺锤；这意味着，特洛伊人可能历来专长于纺织行业。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古时候，伊利昂的一些邻里地区（如色柏希斯［Scepsis］等城镇）曾以羊毛纺织而闻名，这一切就更令人可信了。特洛伊人也出口他们自己的陶器，因为由当地生产的米尼安式灰陶，在叙利亚（如乌加里特）、塞浦路斯、巴勒斯坦等地均有发现。有人认为，渔业可能也是特洛伊的一个财富来源，我们现在知道特洛伊原本濒临一个巨大的海湾，因此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性。在后来的年代里，穿梭于达达尼尔海峡的马鲛鱼和金枪鱼的季节性回游，引来了整个爱琴海地区争相捕捞的渔船；甚至有人提出，特洛伊战争可能由此而引发，一支迈锡尼人的捕鱼船队的骚扰导致了青铜器时代的一场“鳕鱼战争”[13]！

希沙立克的考古学发现可以支持这一观点，施里曼在地层深处发现了许多的鱼骨头，其中可能包括马鲛鱼和金枪鱼（难道就是施里曼所说的“鲨鱼骨头”？）。

一个关于特洛伊财富的传说，可能也有某种事实基础，即荷马唯独认为特洛伊拥有良马，且称其百姓为育马者。考古学家则发现了“特洛伊Ⅶ”存在大量马骨这一显著特征。古时候的特洛德地区，具有饲养马匹的传统（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在特洛伊附近还拥有一个种马场）。至今仍游荡于莱斯博斯岛西北部的成群结队的野马，可能与青铜器晚期特洛德地区的“马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遥远的关联。虽然我们只有荷马的诨名作为直接的证词，但由此看来，饲养马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特洛伊之财富的一个来源。说来也奇怪，拉俄墨冬的特洛伊之毁灭，归因于有关马匹的一场纠纷！

然而，有关特洛伊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尚未回答，即他们是谁？尽管希沙立克这个地方大约自公元前3600年以来就已有人居住，但一般认为，“特洛伊Ⅵ”是由后来者建造，是他们带来了马匹以及其他东西。布雷根推定，他们到来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与被认为操希腊语的民族进入希腊的时间相同。事实上，由于陶器方面的证据，布雷根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最初起源于同一族群。“特洛伊Ⅵ”的“灰色米尼安式”陶器的特点，非常类似于所发现的“青铜器时代中期的希腊陶器”（这是施里曼首先在“米尼安人”的奥尔霍迈诺斯发现并命名的）。爱琴海一带相同的陶器制品使许多的考古学家以为，“特洛伊Ⅵ”和希腊遭受的可能是同一族群入侵者的蹂躏（有人还提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在公元前13世纪，他们仍然能够彼此了解）。不过，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研究安纳托利亚问题的专家指出，这种类型的陶器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传播，要比布雷根所认为的更为广泛；而且，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年前3000年的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同样，当地的米尼安式灰陶也可以在青铜器时代早期（公元前2000年之前）找到其源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操希腊语的民族此时已经出现在希腊。特洛伊人的语言和身份，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9.特洛伊战争：从青铜器时代迈锡尼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相互熟悉，并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要说某位希腊国王可能垂涎于特洛伊的财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假如我们可基于考古学的证据来勾勒出当时的场景，那么这不是一件难事。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有一位迈锡尼国王，也许在本国处于困顿之中，因为他总要面对亲属的嫉妒、皇族内部的竞争以及党羽的倾轧，而阿尔戈斯地区的工厂又处在半停产的状态，国防预算则不仅巨大而且不断攀升，青铜的价格日趋上涨，如同今天石油一样；如果经济上再出现问题，那日子就变得更加难熬了（特别是爱琴海地区日益增长的海盗行为的威胁）。此时的国王就需要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他需要战利品和奴隶来保持军队的效忠。他需要原材料和贵金属。我们不必把这种战争想像成一次大型的“帝国”远征。我们可以推想，许多年来，他可能对爱琴海的东北部发起了若干次的武装突袭。特洛伊不一定是其唯一的目标，而只是为了掠取财宝和奴隶所要进犯与洗劫的诸多地点之一。B类线性文字泥版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当时在小亚细亚地区掳掠奴隶的记录，其中提到了三十多个地方，这些地方是否与此相关尚未确认。荷马史诗中也保留了这样的一种传说，爱琴海东北部的其他许多地方曾经遭受袭击，其中包括莱斯博斯岛，极为巧合的是那里青铜器时代的重要小镇泰尔米（Thermi）大约毁于公元前1300年，而且很明显是由武装袭击所致。因此，荷马史诗所反映的，与我们所了解的迈锡尼与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的关系非常吻合。袭击特洛伊，可能是在这些地区发动的一系列侵略行为的组成部分。特洛伊的故事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它是这类远征行动成功的最后案例之一；之后，迈锡尼王朝由于同室操戈，不久即告分崩离析（迈锡尼王朝崩溃的年代，可确定为公元前1230年左右）。我们所讲的故事似乎是可信的，但也就仅此而已。

事实上，这已是我们目前根据考古学以及文学作品的证据所能涉及的最大程度了。我们若想有任何新的进展，可能必须获得那个时代的证据，即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有人或许认为，就青铜器时代晚期爱琴海地区的有关史料而言，这几乎成了一种奢望。但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史料还真的存在。

[1]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年12月26日—1980年6月7日），美国“垮掉派”作家，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个性又极具争议的文学大师和业余画家，其阅历相当丰富，从事过多种职业，并潜心研究过禅宗、犹太教苦修派、星相学、浮世绘等稀奇古怪的学问，被公推为美国文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怪杰。

[2] 哈图沙（Hattusas），是古代赫梯王国的首都，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西北约145公里处的乔鲁姆省松古尔卢地区的勃尕卡尔村，在克孜勒河弯道环绕的区域。

[3] 亚琛（Aachen），是德国的西陲重镇，市中心距德国、荷兰、比利时三国交界处仅5公里，堪称“欧洲的心脏”。该市的温泉享有盛誉，自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人就在这里建起了温泉设施。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非常喜欢亚琛，他甚至把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定在此地，所以亚琛又称“查理帝都”。亚琛是德国通往西欧的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它更以具有欧洲意义的历史名城和文化教育中心闻名于世。

[4] 温彻斯特（Winchester），英格兰南部城市，最初是罗马人的军事重镇，后来成为当时英格兰最强大的韦塞克斯王国的中心。

[5] 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妻子，野心勃勃，在丈夫参加特洛伊战争时和姘夫一起统治迈锡尼。战争结束后，阿伽门农回国，成为她统治迈锡尼的一大障碍，于是，她设计杀死了阿伽门农和他的姘妇预言家卡珊德拉。最后，她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6] 珀尔修斯（Perseu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化作金雨的宙斯和达那厄所生。神谕他将杀死外祖父，因此，出生后母子俩即被外祖父装进木箱投入大海。木箱漂到塞里福斯岛，母子被救。该岛国王欲娶其母，便设计谋杀珀尔修斯，他让珀尔修斯去取可以让人变成石头的女怪墨杜萨的头。珀尔修斯得众神之助，获得成功，回程路上，他杀死海怪，救了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并与她结为夫妇。回岛后，他出示女怪头，让国王变成石头，救出了母亲。后在一次体育比赛中无意将外祖父杀死，应了神谕。后来的神话说，众神让他、他的妻子、岳父、岳母，甚至还有被他杀死的海怪，都升到天上，变成了星宿。

[7] 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英格兰东南部城市，位于科恩河畔。

[8] 《贝奥武夫》（Beowulf），意思为“北欧之狼”。它是一部英雄叙事长诗，完成丁公元8世纪，全诗长3183行，以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构成主要内容。虽然历史上并未证实确有贝奥武夫其人，但诗中所提及的许多其他人物与事迹却得到印证。此诗以韦塞克斯（Wessex）方言写成，押头韵而不押尾韵，用双字隐喻而不用明喻。其是现存古英语文学中最古老的作品，也是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在语言学方面也是相当珍贵的文献。

[9] 萨顿胡是7世纪的皇家墓地。1939年，考古发掘显示这个墓是一条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快速战船，长27米，宽4.2米，中间为墓室。墓内装有很多珠宝，据推断，它们属于英格兰最早的一位国王东英吉利国王雷德沃尔德。一些迹象显示，那里曾经躺过墓室的主人——却并未发现尸体。这是遵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丧葬方式，将人葬在船中，以帮助他们踏上通往冥府之路。

[10] 卡叠什（Kadesh），为古叙利亚城市。

[11] 利西亚（Lycia），为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一古国，后成为罗马帝国在亚洲的一个行省。

[12] 韦塞克斯（Wessex），旧时苏格兰南部的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13] 鳕鱼战争（Cod War），指1958年、1972—1973年和1975—1976年就冰岛单边扩张捕鱼范围发生在英国与冰岛之间的三次纠纷。

第六章　一个被遗忘的帝国：赫梯人和希腊人

剔除其中的神话成分，我们就可见到包含在故事中的内核，一位强大的迈锡尼国王发起远征，攻打位于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斯卡曼德平原的这座城邦。这个内核必定有其史实依据，但是，在缺乏当时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我们若想重构有关事件的真实过程是不可能的。

——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古代历史》（1928年）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从前面五个章节中提取那些可资利用的依据来加以论证。在土耳其中部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现，已导致了赫梯文字的破解，并揭示了迄今未知的一个伟大帝国之存在，恰巧在传说中发生特洛伊战争的时期，其势力范围从爱琴海地区覆盖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尚未深入涉及赫梯人的文档，从这些“真实”的历史文本（外交函件、条约、年鉴和皇家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赫梯国王们及其王后们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被认为是在“赫梯外交部”的文档中发现了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从表面来判断，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获得了赫梯人写给阿伽门农本人的残存信函，以及与伊利奥斯城真实的亚历山德罗斯之间签订的一个条约，亚历山德罗斯即是传说中的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是他诱拐了海伦，并导致了特洛伊城的劫难。

赫梯人从几乎完全朦胧的迷雾状态中显现出来，可谓是过去100多年来考古学和文献学的重要成就之一。这一成就之所以没有在英语世界得到充分的认可，或许是因为其主要工作是在德国完成的，赫梯文字是由一些德国专家和一位捷克专家破译的。然而，这个成就并不亚于青铜器时代任何一个重要文明的重新发现；迄今所知，赫梯语如同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梵语以及希腊语一样，都属于最早的印欧语系大树上的枝杈。

虽然古时候的希腊人似乎并没清晰地意识到，在“英雄时代”的小亚细亚存在着一个赫梯帝国，但是，赫梯人从未完全消失过。《旧约全书》中屡次提及他们，尽管关于他们重要性的真实线索很难见到，只有两处透露出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以不同于其他部落的态度对待赫梯人的迹象。其一，所罗门抓获赫梯的妇人与购买昂贵的埃及马匹，送给赫梯国王作为礼物（《历代志》下卷，1：17）；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以色列国王是如何联合赫梯和埃及诸王来对付他的敌人的（《列王纪》下卷，7：6—7）。事实上，《圣经》中的这些描述所涉及的是一个势力范围延伸到了爱琴海地区，但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遭到摧毁的赫梯帝国，这些内容是在数百年之后书写出来的。

考古学证据表明，赫梯人分散四处，分布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有可能把他们联系起来。1812年，约翰·布尔克哈特（John Burkhardt）曾提到在叙利亚的哈麦斯（Hamath）发现的不为世人所知的赫梯人书写字母。不过，只有自19世纪30年代之后，块块碎片才开始围绕安纳托利亚中部被拼凑在一起。

1.发现赫梯人

1834年夏天，一位名为查尔斯·泰克西亚（Charles Texier）的法国年轻人骑马北上，穿过土耳其中部萨格鲁（Sungurlu）与约兹加特（Yozgat）流域之间的宏伟高原。这里仍是一处荒凉而光秃的乡野之地，地表由被水道侵蚀的长条砂岩构成。他正在寻找安纳托利亚中部的早期遗迹，特别是一座叫做塔维安（Tavium）的古代城镇，因为在罗马时代，此地曾是入侵的凯尔特人定居的地方。而他实际上取得了对历史具有非凡意义的发现。

在一个叫做布加兹-科尔（Boghaz Köy）的村庄，他得知附近有一处废弃的遗址，于是他便朝南沿着一条泥路走上一座崎岖不平的山坡，在山坡上可以俯视这个村庄。在这里，他惊讶地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物的低矮基脚。当他继续前行的时候，却看到了防御工事的城墙，城墙背后则是一排峭壁，而峭壁上建有小型堡垒，与“独眼巨人”的建筑风格毫无二致，这对于一位研究希腊的学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来到小山顶部距第一个遗址1英里远的地方，他发现整个山岭被一条绵长的围墙所怀抱，至今还可以看见其中近1英里长的围墙。在一个出入口，他看到了一幅刻有男人形象（一位王抑或一位神？）的浮雕，男人的尺寸大于真人，佩戴头盔，手持斧头，一把短剑别在腰间。在这条绵延围墙的另一端，泰克西亚发现了两侧坐落着巨大石狮的第二个出入口。他把所见的一切制成草图。随后当地的一位向导带他穿过一条峡谷北上，来到了深藏在岩石裂缝中位于雅兹勒卡亚（Yazilikaya）的悬崖上的第二个遗址。令泰克西亚更为吃惊的是，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排排与在城门口看到的雕像模样相同的神像，并在一座隐秘圣所（由带有翅膀的恶魔守护着）中，他发现了共计12尊的一组雕像，雕像上还刻有一种奇特的、未知的象形文字。

泰克西亚踱步两三英里，用步子丈量城内的面积，其大小规模相当于全盛时期的古代雅典。在最初的极度兴奋中，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消失的塔维安；但是他说：“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因为在这里没有找到任何与罗马时期相适应的大型建筑物；这个遗址所具有的富丽而独特的特征，实在令我困惑无比。”同样，布加兹-科尔也使英国人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感到不知所措，他继泰克西亚之后不久访问了该遗址（30年前，汉密尔顿曾随埃尔金勋爵出现在雅典和迈锡尼）；在北边靠近阿拉贾-许于克（Alaça Hüyük）几英里处，他发现了第二个遗址，刻有狮身人面像的城门从一座城市土丘前面的泥地里显露出来。尽管汉密尔顿在1842年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泰克西亚也在1839—1849年间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调查成果，但在19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施里曼在希腊和特洛伊等地的发掘开启考古科学新的可能性之前，这些非同寻常的发现并未引起任何社会反响。此后，1878—1881年间，英国人在对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卡尔凯美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器晚期宫殿土丘，并在其中挖到了硕大的泥砖墙壁、大量雕塑和象形文字碑文，而在此挖到的东西与在布加兹-科尔发现的一切大有相似之处。在西面1500英里处一个名为卡拉贝尔-帕斯（Karabel Pass）的地方（靠近于爱琴海沿岸的伊兹密尔［Izmir］）发现的一尊未知国王的神秘岩石雕像，似乎也与前者存在一定关联。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人，是与施里曼有信件往来的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A.H.塞斯（A.H.Sayce），他在1923年出版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中写道：

我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不仅在布加兹-科尔、卡拉贝尔、埃雷利（Ivriz）和卡尔凯美什等地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是相同的，而且，在布加兹-科尔的人物形象旁边所配置的象形文字，也与埃雷利的那些象形文字是类似的。很明显，在前希腊时期，小亚细亚肯定存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其势力范围从爱琴海地区扩展到哈里斯河流域（the Halys）[1]（及其南面的叙利亚）、卡尔凯美什和哈麦斯等地，并且，它拥有自己特定的艺术文化和文字系统。至此，赫梯帝国的故事在人们的眼前展开……

于是，塞斯继续潜心于他的理论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发现埃及人对发生在位于叙利亚的奥龙特斯河（the Orontes）流域的卡叠什城的一场大型战役的相关描述（有关资料保存于卡纳克［Karnak］神庙、卢克索［Luxor］神庙和阿拜多斯［Abydos］神庙的墙壁之中）。据我们现在所知，这场战役发生于公元前1275年或公元前127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Ⅱ）面对的是“哈提（Khatti）的伟大国王”（“聚集了大海两端所有可以召集的力量”，其中包括“16个国家”和2500辆战车）。在塞斯看来，这里所说的哈提国王，不是别人，正是赫梯帝国的皇帝；这个帝国的强大程度，足以达到对作为伟大勇士的法老本人造成牵掣，并通过谈判达成了刻在卡纳克神庙墙壁上的著名条约。1887年，随着位于塔勒埃尔-阿马尔纳（Tell el Amarna）[2]的埃及宫殿的发现，其中数百件楔形文字泥版的外交文档在极大程度上证实了塞斯的这些看法。许多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境内的小国王的信函显示出，在卡叠什战役之前的世纪里，赫梯人出现在那些地方是一种事实；而且，其中还有一封来自一位“伟大的哈提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Suppiluliumas Ⅰ）本人的信件。

这样看来，布加兹-科尔难免就成了人们寻找赫梯帝国首府所在地的关注焦点。1881年，塞斯敦促施里曼前往挖掘；次年，卡尔·休曼（Karl Humann）绘制了一份城市平面图，并模制了雅兹勒卡亚小礼堂中的浮雕；1893年，欧内斯特·查尼特尔（Ernest Chantre）对遗址进行了尝试性的发掘，并发现了第一块楔形文字泥版；19061908年间，由德国人雨果·温克勒（Hugo Winckler）带领的考古队伍，在此搭建起脚手架，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掘。发掘的结果，超乎所有人的预料。这是一次令世人震惊的发掘活动，竟在皇家城堡中偶然发现了一间宽大的文档室，其中保存着共计10000余件的泥版。这些泥版大多用赫梯文刻写，其中许多用当时的国际外交语言阿卡德文（Akkadian）刻写；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文本，是用古老的胡里安文（Hurrian）和苏美尔文（Sumerian）书写的。泥版中发现了八种文字，足以证明这个布加兹科尔帝国所具有的跨国性特征，因此，人们可以确定此地即是那个帝国之“首府”。

在这次发掘活动的早期阶段，就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温克勒如此写道：

……一块保存得极为完好的泥版的发现，立刻预示着其非凡的意义。瞥之一眼，之前我生命中的所有成就随即黯然失色。眼前的这块泥版仿佛是仙女们馈赠的一份礼物——我曾打趣地如此说。这是一封拉美西斯就有关联合条约的事宜写给哈图西里斯（Hattusilis）的信函……由此，我们已经知道的、刻在卡纳克神庙墙壁上的著名条约，或许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印证。拉美西斯所具有的皇室头衔和宗谱，与条约的卡纳克神庙文本完全相符；有关哈图西里斯的描述也同样如此，其内容与埃及版本中的部分文字逐字对应，［并且］是用漂亮的楔形文字和隽永的巴比伦文书写的……正如哈提人的历史一样，这个地方的名字也被忘得一干二净。但很显然，在古代西方世界的演变过程中，哈提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个城市的名字、这个民族的名字已彻底消失了如此之久，而眼下的发现则开启了我们所始料未及的种种可能。

温克勒的预期被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赫梯文字得到破译；布加兹-科尔泥版上显示的材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人们能从其中许多内容中感受到前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脉动。这些包括文学、法律、宗教等文献以及行政记录在内的泥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赫梯王朝的信息；此外，这些引人入胜的发现还告诉我们，在书写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赫梯人曾经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些发现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盎然的，则是“赫梯外交部”档案系统中的外交文书泥版，因为它们极为详尽地揭示了“帝国”的运行机制。这些材料让我们可以深刻洞察赫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我们从中了解到，在他们的社会里，女性被赋予了相对较高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尚未从这些浩瀚的材料中发掘出其全部意义，比如，人们并未就帝国的版图，以及帝国所管辖的二十来个主要国家，更别提那四十或五十个小“国家”的地理位置等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学者们很自然会在赫梯人的这种文档中寻找希腊人的踪迹。泥版文书中对希腊人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阿扎瓦（Arzawa）、米拉（Mira）、哈帕拉（Hapalla）和维鲁萨（即传说中的特洛伊）等国家的关系均有具体描述，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找出这些地方的大致位置。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这些国家在赫梯人的统治下达到顶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此时的希腊人势力正席卷着整个爱琴海地区，并正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开辟新的定居点。尤其是当大家都知道希腊人正在地中海东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从事贸易活动的时候，想必赫梯人对希腊人肯定也会有所了解。因此，这里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在布加兹科尔的文档中理应找到有关希腊人的记录。然而真当这种期待变成了事实的那一刻，世界还是为之震动！1924年，瑞士的赫梯学家埃米尔·弗雷尔（Emil Forrer）宣布，他在泥版文档中发现的一个被称为阿希亚瓦（Ahhiyawa）的神秘国家，即是希腊人的国度“亚该亚国”；文档中也有关于特洛伊本身的记载，甚至还记述了帕里斯本人“伊利奥斯的亚历山德罗斯”与希腊国王的兄弟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一起在米利都给赫梯人制造的麻烦。弗雷尔声称，在赫梯人的文档编目中发现，赫梯人与亚该亚希腊的一个内陆国家保持了200年的外交关系。1932年，费迪南德·索默（Ferdinand Sommer）在他的《阿希亚瓦文献》（Die Ahhijava Urlcunden）一书（此书系关于近东和爱琴海文献学的重要著述之一）中，却断然否定了弗雷尔所识别的这些诱人内容。然而，如索默这样严厉的驳斥声尽管不绝于耳，但学者之间的是非争论并未因此而消弭，事实上，相关论战的硝烟仍然一如既往地弥漫着。在这一章中，我将提出理由来证明，布加兹-科尔的泥版中的确出现了有关希腊人的记述，同时也涉及特洛伊甚或特洛伊战争。我得出这样的观点，不仅是依据泥版本身及其所传递给我们的有关阿希亚瓦王朝信息的内在内容，而且还基于特洛伊战争发生时期的近东、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世界国际外交的广阔背景。有人认为，没有证据说明希腊人与赫梯人之间应该会有任何联系，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目前的证据强烈地支持这样的观点：赫梯人与迈锡尼希腊的一位“伟大国王”之间有着来往关系。

2.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国际外交

当我们从B类线性文字泥版转向近东的外交泥版时，我们便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真实人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跃然眼前。从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赫梯诸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重构出迈锡尼王朝在爱琴海地区处于霸权地位时的历史事件中的大量细节。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的君王之间有着外交往来和礼物交换的关系，或出于地位和威望的因素，或出于特殊的贸易优惠待遇的考虑（比如，商人可在外国定居），或出于保护边界安全的目的等等。随着贸易活动的广泛深入，君王之间的联系自然也就愈发频繁；我们应该记得，迈锡尼的产品出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而埃及的物品也出现在希腊和克里特岛等地，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的赫梯人和埃及人的信函显示，在主要王国哈提、埃及、米坦尼（Mitanni）和巴比伦等之间存在着一个外交共同体，不仅它们之间交往密集，而且就连许多中小国家（包括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诸如米拉和阿扎瓦等国）、岛屿如塞浦路斯等），以及为数不少的近东城邦国家如佩拉（Pella）、哈措尔（Hazor）、大马士革（Damascus）、推罗（Tyre）、西顿（Sidon）、比布鲁斯（Byblos）、耶路撒冷、拉基士（Lachish）、舍根（Shechem）、米吉多（Megiddo）和基色（Gezer）等，其中不乏像乌加里特和亚拉拉克（Alalakh）这样拥有巨大财富和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它们之间也都有所来往。所有这些城市都培养了专门的文士，并通过他们来与当时的主要国王进行书面沟通。他们的书信主题，涉及招商、联姻、贸易优惠和军事支持等；我们还发现，其中的一些信函是为了索要礼物、寻求医生和工匠、或仅仅是传递友好的问候。

这种行之有效的交往方式，在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与著名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遗孀之间就她请求要与赫梯的一位王子成婚的有关事宜的交流中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个有趣的故事是由苏庇路里乌玛的儿子穆尔西里斯二世讲述的。就在苏庇路里乌玛派遣一位名为哈图萨赤提（Hattusaziti）的高级宫廷官员进入埃及之后，埃及使节在一位名为哈尼（Hani）的贵族的引领之下亲自来到赫梯宫前提出了这一情感诉求，因为他不是很相信赫梯人的真情实意。穆尔西里斯如此描绘了这则故事：

当时，我父亲要求查阅有关［与埃及之间］和约的泥版，泥版上写着……太阳神如何缔结了埃及与哈提两国之间的和约，以及自此以后他们彼此应当如何维持亲密关系。并且，当他们在众人面前大声宣读了泥版上的内容之后，我父亲对来访者这样说：“过去的哈提与埃及彼此友善，现在的我们也要相互友好。只有如此，哈提与埃及之间［在未来］的友谊才能绵延不断。”

这一故事的结局众所周知，詹南扎（Zannanza）王子被送往埃及，但在那里宫廷派系的倾轧中被害，从而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赫梯宫廷中所展现的那幕鲜活场景精确地表明，文档是如何发挥其效用，条约和信件又是怎样从“文档系统”中被调阅、并用以解释与指导当前的外交实践的。

3.被派往迈锡尼的一位埃及使者

迈锡尼人何以成为这个需要严格审查入会资格的俱乐部的成员，抑或边缘成员？直到最近，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一看法是荒谬的；实际上，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有人往往自以为是地断言赫梯人甚至没有任何理由知道谁是希腊人。然而，像往常一样，新的发现总会导致观点的改变。例如，基于最近发现的位于埃及底比斯（Thebes）附近的克马尔-黑坦尼（Kom-el-Heitan）的雕像集及爱琴海国家的地名列表，我们拥有了一个藉以勾勒出迈锡尼与埃及之间关系图景的不同立足点。列表的开头是两个通用的地名“克弗悌乌”（Keftiu）（我们现在知道，此地名显然是指克里特岛）和“达那加”（Danaja）（此地名表明，这与荷马把内陆人称为“达南人”［Danaans，即亚该亚人］是完全相吻合的）；然后在克里特岛一览表里，包括安姆尼索斯（Amnisos）、帕伊斯托斯（Phaestos）和塞东尼亚（Cydonia）；在内陆迈锡尼（“Mukanu”）一览表里，包括一个未经辨识的地名“Deghajas”，以及美塞尼亚（Messenia）、纳夫普利亚（Nauplia）、基西拉岛（Kythera）和一个被叫做“维利亚”（Wilia）的地名，埃及古物学者将其视同于伊利奥斯，那无疑是错误的；列表在末尾又回到了克里特岛，并罗列了克诺索斯、安姆尼索斯、莱克托斯（Lyktos）和一个看起来像“塞提亚”（Seteia）的地名。

从这个非同寻常的地名列表中，人们可以产生许多推想。首先，我们会联想到，这仿佛是一种关乎一次行程的描述，而且最有可能是来自于阿蒙诺菲斯三世（Amenophis Ⅲ）的使节对爱琴海世界的一次访问旅程，因为此时的克里特、美塞尼亚和阿尔戈斯地区显然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在撰述颂词者的眼中，法老显然自诩为地中海东部一个名义上的霸权者，并派遣使者前往许多处于边缘世界的“野蛮人”国家，其中包括“对面那些绿色岛屿上的外邦人”。事实上，我们恰恰可以在埃及找到这样一次旅程的相关证据。在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时期（约公元前1450年）的一处碑铭文中，提到了“达那加人”赠送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只“产自克弗悌乌”的银制花瓶和四件青铜器皿；另在阿蒙诺菲斯三世时期卡纳克神庙的一个列表上，也提到了来自“达那加”以及乌加里特和塞浦路斯的礼品；在公元前15世纪的证据中，还记载了克弗悌乌使者出访埃及的先例。另一方面，在迈锡尼等大陆遗址以及被希腊人征服后的克里特岛中，也同样发现了来自于埃及的种种物件。在塞多尼亚和克诺索斯等地，发现了阿蒙诺菲斯三世时期的圣甲虫饰物（古埃及人作为护身符）；在克诺索斯，发现了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一只雪花石膏制成的花瓶；在埃及，发现了几只迈锡尼文明晚期的雪花石膏瓶（仪式容器）；所有这些发现，似乎更有理由归功于当时的外交活动，而不是随意的贸易活动。带有图特摩斯时期椭圆形轮廓的花瓶，是这种外交往来中的交换礼物之一，因为最近在迈锡尼遗址中发现的精美陶器的斑块上刻有阿蒙诺菲斯三世法老的名字。

对于从事于爱琴海世界研究的学者们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惊人发现。因此我们可以说，约公元前1380年埃及使者的出行航线首站是克里特岛，接下来是内陆的美塞尼亚，然后绕过泰纳伦（Tainaron）和马里亚（Malea）海角，在阿尔戈斯地区的纳夫普利翁上岸，前往拜见迈锡尼的君王；之后他们取道基西拉岛向南航行，抵达终点站克诺索斯；最后从克诺索斯不远处的安姆尼索斯离岛，经由克里特岛东侧，打道回府。这样一种出访线路图，让人联想起以相应形式出现在埃及学生课本中的“克弗悌乌地名”知识，它充实了我们的相关证据，以更好地解释为何在迈锡尼世界与埃及之间会呈现相当程度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在埃及的阿玛纳（Amarna）发现的大量陶器（或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50年前后那座城市曾经短暂存在的时期）；要是可以联想得更多一点的话，那么，它还能使我们想到出现在克诺索斯泥版上的“ai-ku-pi-ti-jo”（“埃及人”）等人的生活境况，这类人士很可能就是驻扎于爱琴海世界的外派人员。

一个同样令人兴奋的发现是在不久前的1981年宣布的。这与1963年对位于希腊中部忒拜的迈锡尼文明时期宫殿（毁于公元前1220年左右）的发掘有关。在此遗址所发现的大量宝藏中，包括了36件用天青石雕刻而成的圆柱印章以及9块未经加工的材料，这些显然是皇家的财宝。采自阿富汗东北部的天青石，以其特有的天空蓝尤显珍贵，它还成为青铜器时代的信件往来中时常谈论的主题。从公元前13世纪的乌加里特国王所收悉的两封信函中看到，其他国王都非常渴望亲手获得这种称心的皇家宝物。“赫梯国王对天青石极感兴趣，”一位使节这样写道，“如果您能送他几块，他将为您带来好处。”还有其他的信函显示，1迈纳（约500克）[3]重的天青石，即可作为能够培养“良好关系”的一件合意的皇家礼品。碰巧的是在忒拜所发现的印章中，有一组来自巴比伦的天青石，其重量恰好都为1迈纳；由此可以证实，出现天青石受人追捧局面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在公元前1225年前后巴比伦为亚述人所灭之前，天青石还是巴比伦马尔杜克（Marduk）神庙中的藏品之一，此后，这些天青石似乎被亚述国王作为维护“友好关系”的礼物，赠送给了忒拜的统治者。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时间恰好是赫梯人准备对亚述人实施贸易禁运的时候。另有证据表明，希腊人也在禁令的范围之内（参见第241页）。假如这一假设成立，那么亚述国王很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些在巴比伦掠获的战利品（珍贵的天青石），试图与像自己一样对赫梯人怀有敌意的民族缔结一种同盟。我们不应忘记，这种重要的外交手段，在希腊人王朝（不仅只是迈锡尼）中均有体现。

既然希腊人与近东的王朝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我们似乎完全可以相信，这些关系应该会在“赫梯外交部”的文档中有所体现。实际上，希腊人曾经出现在小亚细亚的沿岸地区，如果说在赫梯人的外交文档（涉及诸如阿扎瓦和米拉等亚洲西部王国，希腊人与他们之间肯定会有直接接触）中“找不到”具有代表性的公文，那才会是咄咄怪事。问题非常简单，也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迈锡尼时期的内陆人，视同于赫梯人所谓的阿希亚瓦人（Ahhiyawa）？就这个称谓而言，荷马称希腊人为“Achaiwoi”，希腊人这种称谓可能来源于“Achaiwia”一词，而这一形式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已被发现。赫梯人如此相似的词形，不可能是一种巧合。从表面上看，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在希腊，哪里还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强大的王朝，尽管现在还有学者在各种地方，如安纳托利亚西部、特洛德（重点在特洛伊本身）、甚至色雷斯等地寻找所谓的阿希亚瓦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阿希亚瓦的部分领土是在小亚细亚；一种有关边界的文献显示，它是位于米拉以西的迈阿尼德河流域中部的一个王国。这片阿希亚瓦的亚洲领土，由一个被赫梯人称为“Milawata”或“Millawanda”（米利都）的沿海城市所控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情形完全相符于米利都周围的希腊飞地（“米利都”［Miletus］这一名称的早期形式似乎为“Milatos”，在青铜时代的希腊可能被称为“Milwatos”）。为了支持这一想法，我们从出土的泥版中找出赫梯人对地名的一系列称谓，并与米利都腹地的具体位置相对应，从中可以看出，希腊米利都即是赫梯文献中所谓的“Ahhiyawan Millawanda”，而阿希亚瓦本身，赫梯人常常称之为“海外”的地方所指的必是希腊大陆。虽说在公元前14世纪或公元前13世纪，曾有一位国王（比如忒拜或奥尔霍迈诺斯的某位国王）崭露头角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最有可能的无疑是迈锡尼国王拥有王者宝座，即“赫梯外交部”所言的一位“伟大君王”，其不仅是希腊大陆，而且还是许多岛屿（如荷马所说的）的一位“伟大君王”，这与当时的外交实践相吻合。这种戏剧性的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希腊，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由此获得了一个证明希腊人在其鼎盛时期与赫梯人之间曾经拥有两个世纪交往历史的依据。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信函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4.迈锡尼与赫梯之间的外交关系

在赫梯人的眼里，内陆的迈锡尼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海外国家，并拥有一位出类拔萃的“伟大国王”。迈锡尼人又以善于航海著称，他们驾船与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希腊人与赫梯人之间的关系友好。他们时常会送礼物给赫梯国王，从而获得对方的封邑；这些礼物可能包括服饰、装饰织物和纺织品，以及带有“亚该亚风格”的铜器等。皇室成员可能会在使节的伴随下，相互拜访对方的宫殿，希腊国王的弟弟厄忒俄克勒斯，曾与赫梯的一位皇室马夫“同驾一辆战车”。同样，某位赫梯国王可能曾将其失宠的妻子放逐到希腊。很明显，他们的关系受制于当时近东随处可见的某种条约。穆尔西里斯皇帝可能启动一项引渡请求，要求派船从希腊“带回”阿扎瓦的王子；米利都周边的希腊人领土边界，也可能是通过条约的形式予以划定。最后，一种有趣的文献（约于公元前1300年）还告诉我们赫梯人如何从希腊和“莱斯帕斯岛”（Lazpas）请来崇拜的偶像，放在染上瘟疫的赫梯国王的病床边以期可以治愈病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近东国家之间。（这些偶像看上去可能类似于最近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等地发现的那种偶像；这样的偶像似乎还应该到莱斯博斯岛［“莱斯帕斯岛”］去寻找，因为莱斯博斯岛的伟大前希腊神史鸣修斯（Smintheus）[4]是一个瘟疫神，人们已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

根据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的记载，在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演进之后，希腊人逐渐上升为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个重要成员。他们约从公元前1420年开始，先是作为劫掠者的形象，由王室成员带领，依仗着一百来辆战车，对周边地区进行巡行作案；随后，慢慢过渡到公元前13世纪的状况，控制了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一片被称为“亚该亚国”的区域，米利都是其重镇。赫梯人承认米利都为希腊人领土，并划定了明确的边界；但是，如有需要，赫梯人还是会随时进犯米利都。约在公元前1315年，穆尔西里斯的将士们攻击了米利都（这次的破坏程度已被认定），于是此后的米利都建起了大量防御工事。约于公元前1250年，由于另一次争端，哈图西里斯三世进攻了这座城市；稍后它看起来进入了一位亲赫梯人的摄政王统治时期。从米利都的情形来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亚该亚国王的弟弟试图建立一个受到赫梯人眷顾的结盟王国，这与荷马史诗描述的、有关亚该亚皇家兄弟在小亚细亚对特洛伊发动战争的情况正相契合。

许多泥版文书还显示了希腊人介入安纳托利亚西部事务的程度。公元前1300年前不久，希腊国王之强大程度已达到了足以吸引亚洲诸重要国家进入其势力范围的程度，其中包括最有实力的阿扎瓦，阿扎瓦的国王乌哈赤提斯（Uhhazitis）曾联合希腊人向赫梯人开战，在战败之后，阿扎瓦王族逃往希腊避难。约于公元前1260年，一位亚该亚国王就安纳托利亚西部另一个国家维鲁萨的问题，与赫梯人发生了争端。还是在哈图西里斯的统治时期，不知何故，“亚该亚的国王”联合了相邻的“色哈河国”（Seha River land）与“伟大的哈提国王”对阵。公元前14世纪或前13世纪的一份参考文献讲到，亚该亚人与在可能位于特洛德的南面的阿苏瓦发生的多起事件存有关联（参见图第6—7页，对这些国家的一种尝试性定位）。因此正如在第5章中所说的，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活动，不仅只为掠夺奴隶那么简单。

到了公元前13世纪，即传说中认为对特洛伊发动伟大远征的时期，希腊人已是赫梯人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天平。他们的重要性在赫梯人与叙利亚的阿摩尔人（Amurru）之间签订的一个条约中体现出来，条约禁止其船只与亚述进行贸易活动的名录中，就有希腊人。其重要性还体现在一个条约的草稿中，在罗列的那些可与赫梯国王平起平坐的国王（如埃及王、巴比伦王和亚述王等）名单中，也有亚该亚王，尽管最后在条约中被删除。约在公元前1263年，一位被废黜的赫梯国王在其流亡叙利亚之前，可能请求过希腊国王的援助。约在公元前1260年的一封信函中，哈图西里斯皇帝可能提到了他与西面的阿希亚瓦人之间遭遇的麻烦，其严重程度可与他在东边的卡尔凯美什城遭受亚述人洗劫的情况相提并论。“赫梯外交部”不可能对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势力格局感到满意，外交途径是他们的首选方法，不过这毫无疑问也会给赫梯国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正如著名的赫梯学者格茨（Goetze）所指出的，“赫梯的国王和军队肯定具有惧怕阿希亚瓦人的理由”。

总而言之，在赫梯人看来，希腊人是他们西部最为强悍的邻居之一，由于希腊人控制着爱琴海地区，所以当赫梯进入脆弱时期，希腊人完全可以引诱诸如阿扎瓦等国结盟向赫梯发起攻击。在赫梯王朝出现危机的时刻，比如当一位赫梯国王新登王位，并需要对西部僚属重申其君主权位的时候，他们似乎尤显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结合第五章所谈到的考古学证据，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所勾画的关于“迈锡尼帝国”的图景与在布加兹科尔的文档资料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多么吻合。假如我们所做的鉴别不出差错的话（对于阿希亚瓦这样的一个重要王朝来说，看起来也没有其他可信的定位了），则在哈图西里斯三世（约公元前1265—前1235年）和图得哈里西亚四世（Tudhalias Ⅳ）（约公元前1235前1210年）统治时期被“赫梯外交部”视为“伟大君主”的国王，即是迈锡尼的阿特雷狄朝代之列王（特别是传说中的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他们被看作是可与哈提王、巴比伦王和埃及王“相提并论”的君王。很显然，对赫梯人来说，阿希亚瓦是一个拥有诸多附庸国的强大王朝，其国王是被赫梯外交官所承认的。然而在出土的赫梯泥版中，有22处相关的参考文献提到，阿希亚瓦在历史上只扮演了一种边缘角色。但如果我们像一些人那样，将其在安纳托利亚的位置定于边缘角色，那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恰当的解答应该是，其中枢部分远在海外，而在米利都的西南面拥有飞地。

当然很有可能的是，不同时期的赫梯人会将其他的希腊国王描述为“亚该亚国之王”。例如，凭借庞大的科佩斯湖堤坝系统，奥尔霍迈诺斯显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厄忒俄克勒斯这一名字出现在传说的宗谱中）。约于公元前1220年毁灭之前的忒拜，也是非常富有的国家，而且正如我们所已看到的，它所涉及的外交关系远至亚述。即使是伊阿宋之城约尔科斯，据传说，在当时曾派遣“阿尔戈号”快船远征黑海，故也可谓强大。不过，考古学和史诗传统显然都把目标指向迈锡尼。鉴于此，我们现在可将注意力转到自特洛伊战争发生以来最为关键的赫梯泥版文书上。

5.哈图西里斯皇帝写给希腊一位“伟大国王”的信

这是一封赫梯人论及阿希亚瓦人的最为著名的信件，也是以其细节和特性描述而引人瞩目的古代近东文档之一。让我们先别过于关注其所揭示的具体情况，而着眼于其为我们提供的有关一位希腊国王参与国际外交事务的证据。此信件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的上半叶，可能是在公元前1260年前后；写信的赫梯皇帝，最有可能是哈图西里斯三世；根据传说的年表，此时相对应的亚该亚国王，很有可能就是阿伽门农本人或其父阿特柔斯。若是如此，相关状况很快便可勾勒出来。亚该亚国王的弟弟塔瓦加拉瓦斯（Tawagalawas），在“Millawanda”（米利都）占地为王。（在皮勒斯，源自于父名“Etewokleweios”的情况出现过两次，由此表明，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知的希腊名字“Eteocles”［厄忒俄克勒斯］的一种翻版）。对于赫梯人来说，其西部的处境总是令人不安的。阿扎瓦人虽在赫梯人的控制之下，但其局面仍是日益动荡。随着希腊人影响的不断扩大，原先的一些盟友也对赫梯人感到不满。最为严重的是，一位名为皮甲马拉杜斯（Pijamaradus）的强有力的叛逆者，可能是阿扎瓦的一位皇族成员，带领其军队和舰队向利西亚发动袭击，这很显然是与塔瓦加拉瓦斯和希腊人相互串通的一种行动。米利都显然是这类行动的操控中心，哈图西里斯被逼无奈，最后不得不去攻打这座城市，塔瓦加拉瓦斯和皮甲马拉杜斯也逃亡“海外”。尽管赫梯皇帝要求引渡皮甲马拉杜斯，但他还是深怕因此会激发国际意外事件，于是为了显示他的诚意，决定派遣一位皇家亲属作为人质前往送信，他甚至还为自己那仅用以吓唬人的“军事”行动表示歉意，以免被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他显然不希望与他的收信者为敌。

贯穿此信的通篇，哈图西里斯称亚该亚国王为“我的兄弟”，说话语气符合当时的主要国王之间所使用的标准措辞，如在塔勒埃尔-阿马尔纳法老的文书中所显示出来的。哈图西里斯信中的关键几行字（一直以来争议颇大）意思是说，亚该亚国王拥有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来判断哈图西里斯说话的语气，比如，是一种讽刺的语气，抑或是一种挖苦的语气？很显然，它比许多人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假如是我的一位君主或者是我的一位兄弟跟我说话，我可能会听从他的话。而现在，我的兄弟，且与我平起平坐的伟大国王给我来信，我岂有不听之理？”但是，如果来信带着挖苦的语气，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我不会听从与我地位平等国王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尽管你是或假装是一位与我地位相当的伟大国王，但是我也不会听从那种用于地位平等者之间的话语”）。正如英国国会议事录（Hansard），在任何一页无不体现出同样的问题：怎么说可能与说什么同等重要。

我们当然不可忽视信件的内容，关于塔瓦加拉瓦斯的反叛行为来理解其含义。我们怎么能孤立地判断其中的语气呢？事实上，还有其他同期的赫梯人信件能帮助我们对此信的理解；其中一封，也是由同一位国王哈图西里斯三世命笔的，内容关于哈图西里斯的侄子由于寻求阿希亚瓦人的帮助而被废黜。纵观哈图西里斯的整个王位生涯，他对别人的篡权企图是极度敏感的，而且无论何时，只要他想像有人冒犯了自己的地位，就很容易会引发争端。在理解哈图西里斯写信状告塔瓦加拉瓦斯的心理状态时，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还可以从拉美西斯二世写给哈图西里斯的回信中看到这一点，哈图西里斯在写给拉美西斯的信函中，表达了他为埃及国王之前在一封来信中流露出来的傲慢语气所伤害，从而感到愤愤不平的心情，他担心拉美西斯也会看不起他，认为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因此，拉美西斯不得不写回信，并在信中称他为“我的兄弟”来打消他的疑虑：

我刚获悉你在给我的来信中的所有话语，我的兄弟，你在信中说到“你为什么给我写信，我的兄弟，仿佛我只是你的一位臣民而已”等语，我讨厌你在信中所说的话语，我的兄弟……你已经在所有的国土上成就了伟大的业绩，你确实是哈提王国的一位伟大国王……我为何还要好像把你当成我的臣民那样地给你写信？你要记住，我是你的兄弟。你应该说些令人喜悦的话，比如，“愿你每天都快乐”等等，而不是说出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不适合于传递信息的话语。（由肯恩·柯钦［Ken Kitchen］翻译）

虽然我们几乎无法知晓哈图西里斯这封写给拉美西斯的乖张的信，与那封状告塔瓦加拉瓦斯的气恼的信之间有何十分紧密的关联性，但是两信背后表现出来心理状态是相同的，这一点不会有错，哈图西里斯可能是个性情乖戾之人，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

实际上，哈图西里斯在写给阿希亚瓦国王的信函中所隐含的意思，与另一封由赫梯国王哈图西里斯或其弟姆瓦塔里斯（Muwatallis）所命笔写给亚述国王的信函有着异曲同工之意。姆瓦塔里斯是近东君主中的暴发户（nouveau riche），他如愿将曾作为赫梯的一个附庸国的幼发拉底河流域纳入自己的囊中。当时的亚述国王写信给赫梯国王，声称自己理应获得伟大国王之地位，并提出建立一种联盟关系。赫梯国王在一怒之下，给他写了回信说：

你在自我吹嘘……你已征服了我的盟友，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但你为何又总是说我们是“兄弟关系”？你和我，难道我们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吗？去你的吧，即使是我的父亲和祖父在给亚述国王［你的前辈］的信中，也不习惯于“称兄道弟”，所以在给我信中，就别提你的什么“兄弟情谊”和“伟大王朝”了。我对此毫无兴趣。（由肯恩·柯钦翻译）

你不要用兄弟的名义来忽悠我！这样的例子可能不胜枚举。哈图西里斯在写给阿希亚瓦国王的信函中所隐含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公元前1265—前1240年间，在赫梯人的外交事务中，“亚该亚国”被摆在了与埃及和巴比伦“并立”的地位，甚至连亚述都不在此列，尽管它可能在不久之后便跻身于其中。哈图西里斯有可能是被惹恼了，也很有可能是出于谄媚，但此时的希腊人明显是地中海东部一股强大势力，如赫梯出土的泥版所证明的，亚该亚国也许要比阿扎瓦、维鲁萨和米拉等国更具影响力和更为强大。在赫梯人眼里，希腊人之所以不可小觑，是因为他们给赫梯帝国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真正的“政治”和军事威胁。

在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奇特的视角来理解当时这种外交手段的操作方式：这样的信函很有可能会在迈锡尼的皇家中央大厅当众宣读。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公元前13世纪的赫梯人，正是利用了这种精妙老到的外交手段，并可无视对方的繁文缛节，也就是“埃及外交部”所理解的那些礼数，而让他们在签定和约方面扮演着领头者的角色，仿佛他们是主人，而亚该亚人则是“暴发户”（the nouveaux riche）。哈图西里斯状告塔瓦加拉瓦斯的详细信函，也可证实我们所得出的印象，在哈图西里斯（约公元前1265—前1235年）和图得哈里亚斯四世（Tudhalias Ⅳ）（约公元前1235—1210年）统治期间，亚该亚国基本上被他们视为（不排除带有奉承的因素）近东的伟大王朝。这种看法完全契合于考古学发现和希腊传说，根据希腊传说的说法，此时的阿特雷狄王朝正处于其鼎盛时期。

6.文字、考古学以及文本证据

这样的外交关系表明，亚该亚国王在自己的国家拥有谙熟赫梯文字的书吏（尽管这是说明亚该亚人在国际外交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个标志，因为他们书写外交公文用的是赫梯楔形文字，这“超级大国”之间的外交语言，而不是阿卡德文字）。这必定意味着迈锡尼和米利都存在着赫梯人书吏。使用赫梯文字，在米利都显然没有问题；但在希腊本土，是否也有证据表明存在着赫梯人书吏？尽管他们确实存在，但到目前为止，在赫梯所发现的、可用以佐证的考古学资料非常地稀缺；不过在对古希腊B类线性文档的研究中，却找到了这方面的有趣证据，因为在其中发现了赫梯人的名字，尤其是在克诺索斯，在皮勒斯我们也找到了一个赫梯人名字“Pijamaso”。总之，我们可以假定，亚该亚国王在他的“外交部”雇用了赫梯人书吏，就像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统治者（如米拉的国王等）那样，他们聘用埃及人书吏来给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写信。在迈锡尼，尚未发现外交通信的任何碎片，但未能发现并非等于没有，显然阿特雷狄王朝的皇家文档没能幸存下来。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阿扎瓦人和米拉人与埃及之间通信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王朝以及亚该亚王国和赫梯王国，很有可能以近东国家和城邦的方式参与了外交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特洛伊本身是否可能成为这种共同体中的一员呢？在对希沙立克的历次挖掘中，都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泥版证据；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此遗址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毁坏，以至于人们无法再想从中获取预期的证据。然而，这种可能性不一定不存在。这样一座（如“特洛伊Ⅵ”）拥有如此复杂防御工事和民用建筑，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等国均有贸易往来的城邦，很有可能也会雇用赫梯文士，来给那些伟大的国王、甚至是迈锡尼希腊写信，并与之建立贸易关系。在荷马史诗之前，青铜器时代晚期世界的文字几乎全被遗忘，但我们至少可以想像得到，普里阿摩斯国王与哈图西里斯三世甚或阿伽门农很可能会有通信联系。

参与这种外交磋商的使节和专员，需要外出调查相关的情况（甚至需要呕心沥血地工作），很显然有机会接近这些王者。“我派遣了我的一位随从，”哈图西里斯写信给亚该亚国王说，“从我年轻时候起，他就时常为我驾驭战车，他也曾与你的弟弟塔瓦加拉瓦斯同乘一辆车……因为他娶了女王的公主为妻……所以，他与我的关系，不是像我的内弟那样亲密吗？”当然，外交使节们的话尤其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着广泛的经验。“这个故事是由巴比伦国王的特使恩利尔贝尔-尼希（Enlil-bel-nishe）告诉我的。”赫梯女王蒲杜海琶（Pudukhepa）就宫廷中的一些流言蜚语写信给拉美西斯二世说。不过，国王们本人也可以外出访问。公元前1244年，在赫梯人与亚述、巴比伦和埃及之间建立了和平外交关系之后，海希米-沙鲁玛（Hishmi-Sharummna）王子，即未来的哈图西里斯四世亲自访问了埃及，还可能在那里逗留了好几个月。哈图西里斯的这次访问，可能也为其日后的统治（约公元前1239—前1235年）铺平了道路。由于脚病的困扰，哈图西里斯似乎到埃及会见了拉美西斯，古代世界两个最强悍的男人之间举行过一次“峰会”，在此期间，哈图西里斯开始暴露出乖戾的性情（“我为什么要来？”“我们都在干什么？”）。因此，亚该亚国王的弟弟塔瓦加拉瓦斯曾经访问过赫梯宫殿，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位特洛伊的王子也有可能访问过迈锡尼文明时期的斯巴达！

这就是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国际外交背景。随着亚述势力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不断崛起，此时的赫梯人需要担忧的事情确实有很多，既要担忧东部的安全问题（是否能够维持其对叙利亚诸多富有城市的霸主地位），又要担忧在迦南（Canaan）边境地区是否能够与埃及之间维持正常关系，还要担忧是否能够把好战的卡斯卡（Kaska）部落阻隔在黑海边界之外。而他们最不想看到的是西部边境地区出现分裂局面。正是鉴于此，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他们想要通过条约的束缚来与盟国之间建立一条外交上的“防御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总的来看，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而非战争方式来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这是他们当时的国策取向，同时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亚该亚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威胁，正如所有的赫梯学者都承认，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在其西部地区发挥了一种更主动的角色作用。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了希腊人在赫梯人西部盟友的国土上进行武装干预行动的有关证据。在这里，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一个特洛伊战争真实的“政治”背景。

7.特洛伊和特洛伊战争有在赫梯泥版上出现吗？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赫梯人知道迈锡尼时期的希腊，即荷马所说的“Achaiwoi”，一个被赫梯人称为阿希亚瓦的强大海洋国家；而且，希腊人还涉足小亚细亚沿岸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在此之外，我们还能有更进一步的探究吗？假如说特洛伊战争果真发生过，其大致情况甚至如荷马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它与赫梯文档中所反映出来的一般证据非常相符；但这样的一场战争，实际上会在布加兹-科尔的泥版文书中有所提及吗？

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来分析。首先，是否存在那么一个为赫梯人所熟悉的、被叫做特洛伊的地方？要说有的话，实际上，它只是在唯一的一个文档中出现过；而且，语言学家们对其年代给予了重新确定。此文档的年代先前被确定为公元前13世纪，现在则被认为是出自于图得哈里亚斯一世（约公元前1440—前1410年）时期。图得哈里亚斯是一位强大的国王，在关于他的纪年表中，记载着赫梯人征服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阿扎瓦的事件。泥版文书告诉我们，赫梯人还征服了邻近的一个被称为阿苏瓦（Assuwa）的国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一地名叫法为希腊语称呼亚洲的原型，其最初的区域指的是仅限于吕底亚以及特洛德南边的一些领土。对赫梯人来说，阿苏瓦意味的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不仅拥有一座“阿苏瓦城”，而且周边还有22个地方与之结盟，许多专家认为，这片领土由南至北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西北角，抵达特洛伊本身所在的区域。在这22个地方的列表中，排在最后的地名是用赫梯文“Taru[u]isa”来标写的地方，被认为是位于最北端的盟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与荷马所说的“Troia”（特洛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难道，此地会是特洛伊吗？遗憾的是，对于此地名的识别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当一种语言被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其中的语言规则并不一定总能适用。从表面上来看，两者是不相匹配的，唯一的途径是，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的原始形态假定为“Taruiya”，与此同时把在图得哈里亚斯一世的纪年表中所呈现的“Taru[u]isa”假定为源自“Taruiya”（这样类似的双重形态确实存在，例如，“Karkisa”与“Karkiya”显然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冒险推测而已。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与前述列表中的“Taruisa”相关联的地名，叫做“Uilusiia”，发音为“Wilusiya”。这两个词形的同时出现，甚至同时出现于公元前1420年的一个文档中，大致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即传说中的特洛伊，乍看起来纯属一种巧合。在荷马史诗中，一个令人费解之处就是，特洛伊拥有两个全然不同的名称：特洛伊（Troy，通常是指一座城市）和伊利奥斯（Ilios，往往是指一个国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最初“Ilios”这一名称之前有一个半元音，即“Wilios”，因此它在赫梯文中变成了“Wilusa”或“Wilusiya”（两种形式均有出现），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在公元前13世纪，希沙立克特洛伊是否可能位于赫梯人控制的国家维鲁萨的广阔领域“之内”呢？

关于赫梯人所说的维鲁萨，我们虽然知之不少，但遗憾的是其准确位置不得而知。它是一个由阿扎瓦人构成的国家，属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诸多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包括阿扎瓦和米拉，如果说前者位于赫尔穆斯（Hermus）和凯斯特（Cayster）山谷一带，后者位于迈阿尼德峡谷的中上游包括贝伊杰苏丹（Beycesultan），那么维鲁萨很可能就坐落在阿扎瓦的北部和东北部。因此其西边的一支重要势力维鲁斯很可能就包括了特洛伊所在的区域。就其与赫梯及其邻国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从追溯到姆瓦塔里斯时期（公元前1296—前1272年）的一个条约中知其详情，而且这个条约还为我们提供另一条线索，因为巧合的是，条约中出现了维鲁萨国王的名字“Alaksandus”，此名酷似荷马史诗中所说的伊利奥斯王子之名“Alexandros”（亚历山德罗斯，即帕里斯）。两者指的会是同一人吗？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古老传说，在土耳其西南部讲卢维语（Luvian）[5]的当地人中一直流传到古典时期，传说中讲到，海伦的男人确是姆瓦塔里斯的盟友。那么很有可能的是，荷马在史诗中保存了维鲁萨（即特洛伊）其中一个君王的真实名字。

这个条约显露出有关维鲁萨历史的有趣事实。自阿扎瓦于公元前17世纪被赫梯人征服之后，维鲁萨一直以来对赫梯人效忠有加。尽管作为一个阿扎瓦人国家（可能通过种族联姻关系），即使是在阿扎瓦人奋起对抗赫梯人的时候，维鲁萨人还是表现出对哈提国王的极度忠诚。从图得哈里亚斯一世和二世时期、到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大帝时期、再到穆尔西里斯二世时期，每当赫梯军队侵入阿扎瓦，也从来不会去攻击维鲁萨，反而会得到这个明显处于隔离状态的国家的忠实支持。这也表明，维鲁萨位于阿扎瓦人国家的北部边缘地带，距离阿扎瓦人的首府阿帕萨斯（Apasas）（以弗所？）十分遥远，故足以维持自己一种独立的治国方略。

从“Alaksandus”与赫梯人之间签订的条约来看，其中的条款还包括在战争时期，从属国国王有义务率领其军队和战车追随赫梯国王共同作战。现在，据埃及学家的研究显示，在公元前1275年或公元前1274年（维鲁萨条约期间），一个被称为“Drdny”的盟国在叙利亚的卡叠什战役中出现过，他们不是别人而正是“达达尼亚人”（Dardanians），这是赋予特洛德人的一个荷马式名字。所以，那个年轻时曾经追随姆瓦塔里斯的2500辆战车和“16个国家的联合部队”在卡叠什战场上一并战斗的男人，也许就是那个老来时为捍卫“神圣的伊利奥斯”而与亚该亚人英勇奋战的男人！如果说维鲁萨国王的重要性正如条约中所显示的那样，那么特洛德民族很可能就是在其控制之下的较小国家之一，这些较小国家的统治者是由其所敕封的，而他俨然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在之前的150年中，无疑许多小国家曾被纳入到阿扎瓦或维鲁萨的势力范围，正如美狄亚、普罗希姆纳或伯尔巴提曾被归入到迈锡尼王朝一样。因此，我们不妨考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公元前13世纪中期，特洛伊位于“范围较大的维鲁萨”之内，而维鲁萨即是荷马所说的伊利奥斯（Wilios），其王子为亚历山德罗斯。在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这样的推测而已。不管怎么说，在有关赫梯地理学问题的激烈争论尘埃落定之前，这些看法是不足为凭的。不过，我们似乎还是很有理由认为维鲁萨王朝可能包括了特洛德，因此，维鲁萨可能就是荷马史诗中的伊利奥斯之原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公元前13世纪中期为了争夺维鲁萨而可能发生在阿希亚瓦人与赫梯人之间的战争，将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8.希腊人与赫梯人之间为争夺维鲁萨发生过战争吗？

假如我们认可关于阿希亚瓦人即是亚该亚人的识别，我们便可以进一步重构出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外交关系，涉及维鲁萨王朝，其中可能包括特洛伊。哈图西里斯状告塔瓦加拉瓦斯的信（约公元前1260年？）中有两处暗示，就维鲁萨问题赫梯人与亚该亚人之间实际上已经发生过武力冲突。鉴于维鲁萨人400年来忠于哈提王国的历史，我们必须假定，这种武力冲突的发生是由于亚该亚人干预的结果。有关参考资料就存在于哈图西里斯写给亚该亚国王的信函中，他在信中要求希腊方面给惹是生非的皮甲马拉杜斯写信：“告诉他，哈提王和我在维鲁萨问题上产生了过节。他必须让我感到信服，并改变我的想法，我们才能成为朋友。……战争对我们均无好处。”信的后面还提到了“与维鲁萨城有关的冲突，为此，我们之间还发生了战争（关于此事，现在该是我们做个了断的时候了）”。这或许是有关安纳托利亚西部出现重大外交和军事危机的重要证据了，但不幸的是，相关的泥版由于受损过于严重而无法使我们对此加以确证。有关维鲁萨争端，还在这一时期一封引人注目的信函中有所提示，此信是由“色哈河国”国王玛纳帕达塔斯（Manapa-Dattas）写给一个赫梯国王的。（“色哈河国”看起来是与阿扎瓦和维鲁萨相毗邻的一个地方，色哈河大概是流入爱琴海的主要河流之一。）我们从此信中获知，曾有一支赫梯军队向西挺进，某某人“又折回去进犯维鲁萨的领土”。“色哈河国”国王曾被强大的希腊盟友皮甲马拉杜斯所打败，皮甲马拉杜斯还袭击过莱斯帕斯岛（即莱斯博斯岛）。这一泥版也已破碎不堪，以至我们无法从中得知更多的相关信息，但从其所反映的时间来看，它与亚该亚人攻击维鲁萨的时间基本一致。针对维鲁萨所面临的困境，还有资料显示，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约公元前1230年），被废黜的维鲁萨统治者国王瓦尔姆（Walmu）避难于一个邻国，并指望通过图得哈里业斯四世这个流放中的皇室家族来为自己恢复王位。我们从另一块泥版文书中发现，就在亚该亚人进攻维鲁萨的同一时期，亚该亚国王可能亲临过小亚细亚沿岸地区，正如希腊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

9.赫梯文本中出现过特洛伊战争吗？

对于希望在有关特洛伊的传说中找到史实基础的探索者来说，我们接下来所提供的证据，也许是所有资料中最为诱人的。这一证据来源于布加兹科尔出土的一块泥版，现在可以确定它属于哈图西里斯三世时期（公元前1265—前1235年）。这是唯一一份提及亚该亚（阿希亚瓦）国王亲临安纳托利亚大陆，或许还参与了发生在亚洲土地上的战斗的赫梯文本。这件事是由哈图西里斯皇帝在西部取得一次胜仗之后所讲述的。我的版本来自素穆（Sommer）的德语译本，方括号内的文字可能是素穆所做的推测，因为原有的文本已被损坏，而我将在认为有必要明确其意的地方对这一文本加以扩充：

色哈河国再次遭受侵犯。［当时，色哈河国的人们说：］“陛下的祖父不会用武力征服我们。当他［陛下的父亲］征服了阿扎瓦的领土时，他也不会用武力征服我们。我们对他［没有义务？］。”［于是，色哈河国］发生了战争。阿希亚瓦国王撤退。他败退了，而我，伟大之王获胜。［然后，我的敌人退却到了山区：］我征服了哈拉纳山峰（Harana）。最后，我带领500组人马凯旋哈图萨斯（Hattusas）。

在阅读这段文本时，人们往往会接受这样两个重要推论：首先，阿希亚瓦国王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出现过；其次，他为那里反抗赫梯国王的战争提供过援助。但很遗憾的是，此处被翻译成“撤退”（withdraw）的这一关键词其意并不明确，很可能会有多重含义，其中包括“寻求庇护”或“依赖”（例如，他依赖阿希亚瓦国王的支持）等意，这里的译文或许是对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一种理解。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发生在“色哈河国”的战争故事更推进一步。它告诉我们，大致在传说认为发生过特洛伊战争的这段时间，一位亚该亚国王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发生在小亚细亚沿岸靠近特洛德的一个地方的一场战争。假如我们认可上述译文，亚该亚国的国王从“色哈河国”“撤退”的话，那么这个事件与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因为正如我们在开头所讲到的，荷马说，阿喀琉斯率领的亚该亚人经历了第一次远征行动的失败，当时他们在铁乌特拉尼亚登陆，误将此地当成特洛伊的领土，在凯科斯（Caïcus）河谷（现今的巴基河谷［Bakii Çay］）遭到米西亚国王忒勒福斯（Telephus）率部的迎头痛击，并被驱赶回船上（《伊利亚特》，第Ⅺ卷，第519行）。有关希腊人袭击米西亚后所经历的“丢人的撤退”的传说，在后来大量希腊作品中均有反映，其中包括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和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等人的作品。假如凯科斯河谷确为色哈河谷（the Seha）那么这种巧合当然就值得我们注意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知晓“色哈河国”的地理位置，赫梯文本也没有指明那位“撤退”了的“亚该亚国国王”的姓名。

我们已从赫梯泥版文书中采撷了目前可资利用的相关证据，从中我们至少能够感觉到，这种内容丰富的外交资料，可使我们走近公元前13世纪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真实的权力争夺情况；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荷马史诗中描绘的那种战争真实的背景状况。最近五十年的考古学表明，赫梯和希腊的泥版文书以及希腊传说开始江河汇流。我们已经掌握了希腊人曾经进犯安纳托利亚沿岸，并在此定居的相关明确证据；就此而言，布加兹科尔文档，假如我们对其解读没有出错，也是一种证明。即使我们不能证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犹如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但我们至少可以表明，与之类似的战争“很有可能出现过”，对特洛德的军事入侵，对米西亚南部城市以及米西亚本土的攻击，阿喀琉斯对莱斯博斯岛的袭击等等，所有这一切，与在赫梯人的外交通信中所显露出来的复杂事件十分吻合，甚至其中一些地名也几乎是相同的。如果说传说终究存在着任何真实的历史线索，那么其必须经得起那些来自公元前13世纪小亚细亚的、仅有而可靠的历史资料，考古学的发现、B类线性文字中所记载的人名、赫梯人的外交公文的检验。事实上，这种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有出人意料的契合之处。

10.特洛伊战争：赫梯人的版本？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赫梯泥版的原始证据与创作于500多年之后的一部史诗之间，小心翼翼地求证出直接的对等关系。无论如何，赫梯泥版文书揭示了亚该亚人在公元前13世纪给赫梯人造成的重大问题，以及他们可能已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发动军事远征，甚至可能是在“亚该亚国王”的亲自统帅之下。这一证据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情况相去无几，尽管荷马可能将几十年所发生的历史活动浓缩到一个“史诗般”的大事件之中。从赫梯泥版的资料中，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关于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件的尝试性模型呢？坦率地说，就目前对于赫梯泥版的研究状况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一如在第五章中所做的探索那样，接下来我仍将对前面的推测性章节做进一步的推想。我们权当此为消遣，但至少是基于赫梯泥版的文书资料，同时认可阿希亚瓦即是希腊人的识别。

由于北方边境遭受卡斯卡民族的长期威胁，哈图西里斯三世和图得哈里亚斯四世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不得不竭尽帝国之财力；埃及人控制着叙利亚富裕的商业城市，赫梯人与之陷入对抗关系；而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亚述人新的军事势力又在不断崛起。从西面的情形来看，每一任新的赫梯国王都必须强化安纳托利亚西部那些以阿扎瓦为首的重要国家对自己的效忠。公元前13世纪，赫梯人与所有这些竞争对手之间可能时常发生交战，就拿其中的卡斯卡人来说，彼此在二十年间进行了十多次的战斗。可以说，在当时没有哪一个帝国会像赫梯那样地四面受敌，所以难怪，公元前13世纪的赫梯人外交会变得如此微妙。此外，亚该亚人对安纳托利亚西部表现出来的逐渐浓厚的兴趣，给赫梯人额外平添了一种严峻的压力。赫梯人也因此愿意做出一些让步，把米利都周围一带划归希腊人，并就其边界达成了一致意见。但阿扎瓦、米拉、维鲁萨和“色哈河国”诸国，均处于赫梯人外交手段的管束之下，任何外在干预都会使之逆向运行，美国人通常称之为“失衡”。这些就是当时的背景情况。而此时的希腊人却变得越来越野心勃勃。公元前13世纪中期，在亚该亚人与赫梯人之间就维鲁萨王朝（其国王可能仍然是Alaksandus）问题而发生的一场战争（我们不清楚此战的详情）之后，亚该亚国王的弟弟援助了赫梯西部最危险的敌人向赫梯人发起挑战，于是，哈图西里斯只好宣布：“就维鲁萨城以及为此而交战的问题，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幸存的维鲁萨王室流亡到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个邻国。

这场战争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希腊人从那里的沿岸和岛屿抓捕奴隶，并与那里一个强大而富有的城堡希沙立克城（即我们所称的“特洛伊Ⅵ”）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希沙立克看起来可能就是被称为特洛亚（Troia）或伊亚奥斯（Wilios）的地方。安纳托利亚语中的“Taruisa”，也许就是希腊语中的“Troia”，而又与赫梯语中的“Wilusa”相关联，其很可能是“Wilios”之原型。这些有点含糊的相似性字眼，看起来并不纯粹是偶然形成的；Achaiwoi/Ahhiyawa，Alaksandus/Alexandros，OWilusa/Wilios，Taruisa/Troia：如果说每一组对应的字眼被割裂来看会出现问题，当“四组”相似的字眼被放到一起时还认为它们是一种巧合，就可能有点过分了。亚该亚人军队攻击维鲁萨的部分领土，看起来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事件可能就是荷马史诗故事的基础，其甚至还铭记着特洛伊国王的名字。如此看来，这座受到攻击的城池，极有可能就是“特洛伊VI”；不过，我们还得对所掌握的证据的含意进行探讨，为什么这些证据往往是把荷马所描述的城堡指向“特洛伊Ⅵ”，而不是布雷根所发现的“特洛伊Ⅶa”。

此次亚该亚国君带兵向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发动攻击，很可能不是唯一一次行动。大致在同一时期，甚至可能是在同一次战役中，由于亚该亚人干预了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个国家，所以哈图西里斯还得在西部战场上应对亚该亚人。由阿扎瓦人构成的国家之一“色哈河国”坚持认为，他们对伟大的哈提国王没有尽忠的义务，转而与伟大的亚该亚国王结盟，就像在他们之前的阿扎瓦人所做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亚该亚国王可能已经派兵踏入安纳托利亚领土，但当哈图西里斯移师西进时，亚该亚国王遂抛弃了他的盟友，很可能“丢人地撤退”了，正如后来的希腊传说所描述的那样。哈图西里斯的说法表明，“色哈河国”曾经受到他的敌人的践踏，其原来的国王被废除，一位忠心的臣属被重新任命为王。也许就是在这次战争中，泰尔米（Thermi）这个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和爱琴海地区的最大城市之一，遭到敌方力量的洗劫与烧毁。在这里，明确的考古学证据再一次印证，赫梯人所讲到的希腊人盟友皮甲马拉杜斯曾经攻击了莱斯博斯岛的故事，以及荷马描述的阿喀琉斯曾经洗劫了莱斯博斯岛的传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该把《伊利亚特》看作是将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的“许多”次袭击行动被浓缩为一体的一部作品，赫梯人的泥版文书显然证实了这一点。

从赫梯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发生在西北边境的骚扰行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帝国的安全。我们往往会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君王们视同于残忍、贪婪、诡诈的海盗，他们唯利是图，倚强凌弱。从我们获得的有关他们思维世界之本质的证据来看，也许这种观点大致不错；而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太离谱，城市掠夺者的世界就是如此。至于那性情乖戾的老哈图西里斯，双脚的病痛伴随其长期的戎马生涯，或者是更为睿智的图得哈里亚斯，我们不难想像出他们或在雅兹勒卡亚（Yazilikaya）的私人神庙中、或在皇家接待大厅中、或在布加兹-科尔“巨大城堡”文档室里的身影，同时，对这些处于沉重压力之下而不得不勤勉工作的青铜器时代的帝王们表示某种同情。就以图得哈里亚斯为例，他曾经以如此“通情达理”的态度对待亚该亚国王：

我的兄弟，你在一次来信中说，“你曾经对我发动过攻击”。但在那时，我的兄弟，我尚年轻［现在才承担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在给你的信中，假如对你有任何冒犯之处的话，那也不会是有意而为之的……对于一个军人、一位将领来说，这样的一种表达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漫长的冬天尚未从安纳托利亚中部离去，伴随着纷飞的雪片，他又得开始筹划几乎每年都必须面对的新战事，因为许多敌对势力正在周边虎视眈眈；他一定煞费时间地跟他的外交官们讨论着与维鲁萨之间的条约义务，或与阿希亚瓦之间的往来关系，直到火盆中的火力渐渐消退。他的“外交部”档案室中，保存着200多年来涉及西部外交政策的备查泥版文档。原本他们有关爱琴海世界的知识可能是粗略而不完整的，更遑论对它感兴趣了；但现在，它已然成为他们外交政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图西里斯和图得哈里亚斯都曾创作过回忆录或“自传”，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剩下些许碎片；假如我们能够将其拼凑完整，也许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正如对特洛伊故事发生时安纳托利亚的背景所做的判断一样，我们只能希望，未来对赫梯人档案的进一步发现——也许在至今未加勘探的南部都城——将会为打开古老的迷宫之门找到新的钥匙。然而，真实的帕里斯，海伦的情人，可能会是一位曾经驰骋于叙利亚到爱琴海战场的、具有二十多年丰富战争经验的、头发灰白的中年勇士，而不是一个如荷马笔下所描写的花花公子和舞场老手，或如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敌人所嘲笑的徒有俊美外形之虚名的“花痴”，这不过是取悦于人的想像而已。

[1] 哈里斯河（the Halys），为吕底亚和波斯的分界线。

[2] 塔勒埃尔-阿马尔纳（Tell el Amarna），埃及中部尼罗河畔的一个城镇，曾是古埃及首都（Ikhnaton）的所在地。

[3] 迈纳（mina），为古代希腊、埃及等重量及货币单位。

[4] 史鸣修斯（Smintheus），是一个古克里特单词，意为“老鼠”。瘟疫神史鸣修斯，既是引起瘟疫的神，同时也是逆转瘟疫的神。瘟疫神崇拜在希腊本土并不存在，但可以在比较远的岛屿，比如克里特岛和罗得岛等，这些位于希腊与小亚细亚之间的古希腊殖民地中找到。

[5] 卢维语（Luvian），古代居住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卢维人所使用的一种语言，现已消亡。

第七章　海上民族

在早期，世界历史是由所谓的一系列彼此不相关的事件所构成的，其起源和结果就如其所发生的位置那样广为分离的，但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以往的历史又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的事件或非洲的事件，与亚洲的事件或希腊的事件有关联，就单个事件来说，所有的事件对其都有关联和贡献。

——波利比奥斯，《历史》[1]

波利比奥斯（Polybius）是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一位历史学家，他记叙了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屡次战争，谈到罗马帝国崛起的意义。事实上，当我们越了解青铜器时代晚期的世界，就越会发现地中海东部世界的整体性有其更深的根源，其时间源头要比波利比奥斯所认为的更久远：根源存在于青铜器时代的爱琴海世界、西安纳托利亚、克里特岛和近东之间的文化和商业关系之中。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开始了海上的旅程，他们在海岛上定居下来，并尽可能地利用那里的自然资源和他们的技术。到了青铜器时代末期，贯穿于不同区域的大陆与海洋之间的航线业已建立，并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正如大多数专家所认为的，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商人开始驻留于塞浦路斯和乌加里特，有的还可能活跃在其他地方，如海法（Haifa）[2]附近的塔勒-阿布-哈瓦姆（Tell Abu Hawam）和黎巴嫩南部的萨拉邦德（Sarafend）等地。这些线路的重要性意味着，早在青铜器时代中期，地中海东部不同地区之间已经建立了往来关系。到青铜器时代晚期，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命运已经变得休戚相关了；尽管尚未证实，但实际的情况很可能就是，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许多地方中央集权的崩溃，是由于一系列类似的、甚至是相互共存的环境恶化造成的。因此，在这探讨的最后阶段，我们将打开视野来考察一下特洛伊之所以灰飞烟灭、迈锡尼“帝国”之所以寿终正寝的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

1.贸易线路与往来

甚至是在希腊人来到爱琴海世界之前，贸易作为一种组织性的社会关系就已在近东展现出来，而且其影响力向西渐进。公元前1800年，亚述的商人群体已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内什（Kanesh）落脚扎根，他们所居住的按照和约得到的属于自己的住宅区面积超过1英亩，商队线路延伸到了西部海域。也许，被约于1100年乘船穿越了爱琴海的盎格鲁撒克逊旅行家萨沃尔夫称为“大城市的士麦那”，即是在卡内什遗址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所提及的“Ti-Smurna”。君王们控制了早期贸易，因为这是赚取剩余收益与获得奢侈品的最佳途径。关于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国王们是如何实行这种贸易控制的，在克诺索斯和皮勒斯等地发现的B类线形文字档案中均有大量的细节记述。进口的商品包括象牙、小茴香、芫荽和塞浦路斯铜器等，这些物品都是经由海路引进的。也许，在迈锡尼和克诺索斯等地甚至还出现了小型的外国人群体，如泥版文书中所提到的“埃及人”和“吕底亚人”群体，还有如安纳托利亚名为“皮加穆努人”（Pijamunu）的其他群体。这种人口构成，想必也存在于像米利都这样的多民族交融的城市，这座城市在我们的故事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假如赫梯泥版文书中提到的阿希亚瓦国属于希腊大陆王朝的组成部分，我们还可以在这幅壮观的图景上添上这样一种画面，满载着货物的希腊船只正在驶往叙利亚的阿摩尔，而这些货物是为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亚述所准备的，包括“带有阿希亚瓦风格”的纺织品和铜制器皿。希腊人可能已向埃及出口橄榄油，因为埃及不宜橄榄树生长。他们的陶器如此广泛地出现在近东的各处遗址中，以至于人们不由得感到好奇，难道它在虚荣者的眼里就那么有价值，抑或它仅是希腊商业化专门技术的一种标志而已？当时无处不在的希腊陶罐，不就相当于今日的可口可乐瓶吗？

而希腊人则从小亚细亚（和非洲？）获取奴隶。克诺索斯的泥版文书中讲到，油沙豆（cyperus seed）来自于塞浦路斯，芝麻、小茴香、黄金和紫色染料来自于叙利亚，大家都熟悉所有这些物品的闪米特文名字。铜是一种有着巨大经济需求的物品（它当然来自于塞浦路斯，因为仅从其品名［Copper］即可知其来源［Cyprus］）；正是这个原因，在整个青铜器时代（青铜是由锡与铜合铸而成），塞浦路斯在地中海区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希腊与爱琴海世界之间的主要中转站，又是叙利亚、乌加里特与近东之间的重要枢纽。

最近，有关此类贸易的显著证据已被发现，其中最有力的是在土耳其南部险要海域所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时期的沉船残骸。在离格里多亚角不远处，一条公元前13世纪的海难船只留下了无数残骸碎片，这中的铜锭多达100来枚，每枚重约50磅，这显然是来自于塞浦路斯航向朝西正在驶往爱琴海的一条重要货船。沉船的残骸中有一个大型工具箱，里边装着凿子、锨铲、斧头、刀片，一个铁砧，两个研钵，储存罐、磨石等。残骸中还发现了烤肉扦子，一套举重器材，青铜丝，一盏灯，一只果蔬篮子，一把刮胡刀，一面镜子，埃及圣甲虫饰物和一枚近东圆柱印章等可能属于商人本人的私人用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洞悉青铜器时代晚期在爱琴海上穿梭奔波的一位船长或商人个人生活的奇妙透视图。1982年，在土耳其西南部卡尔斯附近海域发现了一条沉船，船上载有一百多只爱琴海式的大口陶瓷坛，此船可能航向朝东，坛中装的是粮食或油料。这种贸易可以进一步追溯到青铜器时代，1975年，在博德鲁姆（Bodrum）（位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os］）附近的塞坦溪谷（Seytan Deresi），发现了一条最古老（公元前16世纪）的遭难船只残骸，同样那条船上装载着大口陶瓷坛，这也见证了至少持续了3000年的贸易繁荣，尽管历经各种文明的兴衰之嬗变，以及始终存在的海盗之威胁。

这种可能建立在“国家”层面上商业活动，其运行机制我们在前面谈到从马尼出口建筑石材到迈锡尼和克诺索斯等地的事例中已经有所涉及。事实上我们发现，公元前13世纪还存在着从乌加里特大规模出口粮食到赫梯国——“因为那里发生了饥荒”——的情况。这样的交易大概都是建立在政府层面上，并通过外交途径而达成的。因此在埃及与赫梯之间的一个条约中，或在赫梯人与阿希亚瓦人之间的一份文书中，很可能会出现有关贸易禁运的条款。这样的假设看起来也是合理的：在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3世纪，潮水般涌入地中海东部风格极为统一的迈锡尼陶器，出自于阿尔戈斯地区那些直接由迈锡尼国王控制的工厂。

很明显，迈锡尼人几乎就是通过这种路径而逐渐主宰了爱琴海贸易。当旧有的、覆盖了安纳托利亚的亚述人贸易网络解体之后，在公元前18世纪—前15世纪之间，克里特岛的米诺斯人似乎率先在爱琴海地区的商业领域中崭露头角。这即是修昔底德在其著述中断言的、迈诺斯国王之所以能够控制基克拉迪群岛的根由，而考古学证据也证明了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英国人对米洛斯岛（Melos）的费拉科庇（Phylakopi）遗址的发掘证实，那里存在一个米诺斯人的“殖民地”，而在基西拉岛（Kythera）则发现了另一处。美国人在对科奥斯岛（Keos）的发掘中发现了座城防要塞，而要塞附近的阿伊亚-依里尼海角（Ayia Irini）在公元前16世纪与米诺斯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现有证据证明，基克拉迪群岛中的阿莫尔戈斯岛（Amorgos）、锡拉岛、锡弗诺斯岛（Siphnos）和得洛斯岛（Delos）与米诺斯人之间均有交易往来。甚至有迹象表明，米诺斯人的纺织技术也曾出口到得洛斯岛和科奥斯岛等地。到了公元前16世纪，克里特的影响在迈锡尼内陆的陶器、尤其是在作为迈锡尼文明标志（如在井墓中发现的匕首和杯子）的技艺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就西面而言，米诺斯人曾踏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那里的一位古代权威宣称，迈诺斯国王死于一次远征）；从东面来看，他们在罗得岛、科斯岛、萨摩斯岛、甚至是小亚细亚沿岸的伊阿索斯和米利都等地建立了定居点，而米利都又成为米诺斯商人进入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入口。往更远处说，米诺斯商人还与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做生意，埃及壁画中绘有他们使节的形象。出现在近东各大港口的克弗悌乌人（克里特岛人）船只，显然是一种常见景象；而且，米诺斯人还扮演着向西贸易的中间商的角色。从我们的一些资料来看，这种贸易活动带有一种高度商业组织的性质。来自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马利（Mari）的一些文本显示，作为乌加里特永久居民的克里特人（以及他们的翻译）从当地购买埃兰锡，这种物资是由驼队从幼发拉底河流域运入叙利亚，而且是以乌加里特国王为首组织供货的，一种典型的驼队行列由29头骆驼和44个“古铜色”男人组成。很自然君王们希望对这些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加以控制，于是，他们就以这样一种相当现代的方式有组织地进行交易。例如，赫梯会派遣官员驻扎于乌加里特来经营业务，而乌加里特则在哈图萨斯创建了一个“资料库”以及一种类似于银行的机构。考古学界在乌加里特遗址发掘到的室墓情况表明，在此定居的克里特人都是些富有且头脑灵光之人，他们在这个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城市中过着一种安逸自在的生活。迈锡尼人约于公元前1420年摧毁米诺斯势力、并占据克诺索斯之前，就开始介入这个世界。大概在此前的一个世纪中，迈锡尼人的产品已经大量进入米洛斯岛和纳克索斯岛（Naxos），一部分流入科奥斯岛和得洛斯岛；然而，米诺斯人的商品仍占优势地位。但在克诺索斯王朝解体以后，迈锡尼人的陶器产品便在基克拉迪群岛遍地开花。在费拉科庇、伊阿索斯、米利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迈锡尼商人接替了克里特人的位置，并接管了米诺斯人在科斯岛和罗得岛等地的定居点。于是，希腊移民几乎取代了米诺斯人，至少作为执政或商业的精英是如此。到了公元前13世纪（LH Ⅲ B），迈锡尼陶器遍及爱琴海地区，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均有大量发现；这表明，迈锡尼陶器甚至流入了赫梯的中心地带。

公元前14世纪—前13世纪数量庞大的迈锡尼陶器在近东各处遗址的发现，至少可让我们认识到，贸易对于阿尔戈斯地区及其周边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的六十多处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中，迈锡尼陶器约占1/4，数量非常可观。目前在埃及的二十多处知名遗址中，远至南部的卢克索和底比斯，其中包括塔勒埃尔-阿马尔纳，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众多陶罐。从总的贸易（除了陶器之外，可能还有香水和油料等）状况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爱琴海地区与地中海东部之间存在的并非是一种不成规模的、临时随意的贸易关系，这一商业经济是以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各大宫殿为中心的。正如我们依据B类线形文字档案的一些细枝末节所推想的，各大宫殿进入了一种富有成效的生产状态。

而显而易见的是，由于阿尔戈斯和美塞尼亚地区各王朝相对独立，规模不大，又地处内陆，所以它们对原材料和奢侈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与外界的联系。各大宫殿的炫耀式消费及其在鼎盛时期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之来源，都依赖于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又十分脆弱，为了维持其社会和政治秩序，它们必须使自己的世界保持相对稳定。它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青铜（即塞浦路斯的铜和其他地方的锡）供给，以制造武器来装备军事力量。它们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奴隶（来自于小亚细亚、米利都、尼多斯岛、哈利卡那索斯［泽费罗斯］、希俄斯岛和利姆诺斯岛）供应，来为其创造财富（不仅制造它们自身社会所需要的消费品，而且生产如纺织品和油料等可用以出口并带来剩余价值的商品）。奴隶的另一个来源，可能是那些居住在希腊偏远地带更为落后的山区人家。它们需要经常对海外或邻国发动武装袭击，不仅是为了抓捕奴隶，而且还为了掠取财宝和战利品来奖励那些全副武装的追随者，它们的势力就依赖于这些强悍的武装力量。这是所有早期王朝的一种普遍状况。简而言之，为了贸易航线的畅通以及市场的有效性，它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东部世界。

种种迹象表明，在公元前14世纪以及公元前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内陆各大宫廷确实处于稳定，这也是其财富得到极大提升、建筑结构进入壮丽辉煌的时期，同时还是一个大规模建设防御工事的时期，它们显然处在一个需要不断加强防卫的世界之中。

2.迈锡尼世界的鼎盛与衰落

如何将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有关青铜器时代晚期贸易情况的零碎知识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迈锡尼世界的知识衔接起来呢？我们知道，公元前14世纪迈锡尼达到了“首府”的地位，从此它在希腊成了一种主导力量，可能以阿希亚瓦王朝之名为赫梯人所知晓。迈锡尼的势力以及建筑的发展，在公元前13世纪（LH Ⅲ B）进入顶峰时期。但在公元前1200年（即Ⅲ B末期）之前，主要的几大中心均被大火所毁，其中有迈锡尼、梯林斯、皮勒斯、忒拜、奥尔霍迈诺斯、阿拉科斯、克瑞沙和墨涅莱昂等，实际上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王朝中心，希腊传说中的大部分著名宫殿。而幸免于难的好像只有雅典卫城。直到最近，习惯上还认为这与古代作家所谓的多里安人的入侵有关，希腊传统认为他们是外来的希腊人。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又找不到任何考古学依据；现在，人们则往往认为，多里安人早已生活于希腊境内，他们也是操希腊语的民族（地位较低的阶层？），在各大宫殿沦落之后，他们才成了希腊的主人。这个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爱琴海历史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对此做出解答的困难体现在要牵涉到自修昔底德到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3]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4]和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5]等历史学家对许多古代历史问题曾经所做的解释。公元前120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宫殿为何会同时毁灭？它们是由同样的原因所导致吗？或从各地的状况来看，可能原因各不相同？它们是毁于人祸还是天灾？是灭于外来入侵还是同室操戈？是祸起朝代间之冲突还是阶级间之斗争（农民阶层起来反抗其领主）？我们简直可以一口气列举出众多悬而未决的争论焦点，这也说明问题的复杂性。而读者应该明白的是，专家们至今尚未对相关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许有人还抱着这样一个错误想法，认为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可以囊括一切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部分原因出在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事实上，除了皮勒斯之外，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几大主要宫殿，并没有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充分发掘。如迈锡尼和梯林斯等一些遗址被施里曼挖掘，而像奥尔霍迈诺斯和约尔科斯等一些遗址则受到零散的发掘，其中所发现的陶器仍未公开发表。但施里曼本人认识到，迈锡尼和梯林斯的毁灭发生在同一时期，它们不仅对于阿尔戈斯地区，而且对于整个希腊都具有重大意义。也正是施里曼在梯林斯的后继者才就一些有关问题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新答案。

尽管可能如迈锡尼那样，梯林斯城堡在公元前13世纪后期受损程度较轻（可能遭遇了一场小地震），但约在公元前1200年（即LH Ⅲ B末期），此城又得到重建。目前的考古学家在梯林斯对其未经染指的“下城”进行了发掘，他们得出结论说，此宫殿毁于一场异常严重的地震，而且还认为，地震也是造成迈锡尼毁灭的原因（后来迈锡尼的发掘者也认同了这种看法）。在梯林斯，所有的大型建筑物全部倒塌，幸存的只是一些重新改建的小型临时性住房。但到了公元前12世纪，梯林斯又被精心建设成为一座拥有楼房和南北街道的城镇。让发掘者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城市容纳了非常庞大的人口，好像是由于外来难民的涌入而使人口得以膨胀（从建筑上来看，其状况与塞浦路斯岛上新的希腊殖民地最为接近）。从公元前12世纪90年代到公元前1150年左右，这个城市得以繁荣起来；然而，人口却可能开始下降（尽管看起来没有像公元前1100年之后那样大幅度减少），陶器的产量出现下滑；建筑装饰的品质也越来越差。据猜测，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可能下降了一半，公元前13世纪末期之后，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的人口减少情况与此类似。很显然，因为阿尔戈斯地区距离大海较近，与黎凡特（the Levant）[6]和意大利等地之间有着畅通的贸易线路，其经济活跃的时间毕竟又比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更为久远。在公元前1200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里的人们仍然认为自己属于早期世界，仍为迈锡尼人；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前后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例如，直到公元前1050年，各种祭台仍旧设置在原先的位置。从这一细节来看，多里安人并没有在此扮演过任何角色。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这里甚至也没有出现过多里安人的迹象。因此，这里的破坏看起来并非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结果。最近在梯林斯获得的一些证据，需要适当加以评估。有关证据表明，迈锡尼社会，至少当其在阿尔戈斯地区处于强国地位之时，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迁。此外，有关证据（无论是文献记录还是考古迹象）似乎也显示，“触犯天条的战争喧嚣”——如赫西奥德（Hesiod）[7]所描述的——在其衰落的过程中可能也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前13世纪中期，阿伽门农的时代是一个穷兵黩武的时代。考古学证据清楚地告诉我们，迈锡尼和梯林斯均建有规模宏大的城防工事，并设置了各种精密的防范措施，比如，在护城墙下面的岩石中挖隧道以确保供水。在迈锡尼文明时代，雅典也建有巨大的防御墙，雅典卫城的入口处如今仍然残留着此墙，还有一个很深的蓄水池，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仅使用了几十年。希腊内陆其他一些偏远地方，筑有可能作为外围防御工事的大型堡垒，比如建在海滨或海角的堡垒，是防范来自海上外敌入侵的前沿工事。伯罗奔尼撒半岛最西北端的阿拉科斯，在海边险峻的峭壁上建有壮观的城墙，可将西面大海的远景尽揽眼底。也许此地就是荷马的船只（前往特洛伊）目录表中所提到的“最外层的迈尔西诺斯（Myrsinos）”。半岛南端的马尼，在一个荒凉的海角上也筑有一座巨大的堡垒，伫立在百来英尺高、海鸟出没的悬崖上，后来法兰克人在上面建造了麦纳城堡（Maina）。也许，这里是拉科尼亚王国的一个前线防御阵地，也就是荷马所说的“有着许多野鸽的美塞”。半岛东北部的科林斯地峡耸立着的一道城墙，则似乎是为了抵挡整个地峡免受来自北部的外敌攻击。我们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这种累积的证据中可以看出，这个社会为对付海上来犯之外敌而时刻准备着；事实上，这似乎也是有其道理的。早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文献显示，海上侵扰者时常在地中海东部制造麻烦，并可能发动危险的联合攻击，从而给组织良好的王国带来极大威胁。学者们在皮勒斯宫殿发现的泥版文书中找到了相关证据的注脚，从这些文书中可以推断出，希腊人随时准备着防范外敌的海上报复。这种得之不易的文档为我们深刻洞悉大宫殿毁灭前夕的状况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

例如，皮勒斯的泥版文书中提到，分别来自5个地方的多名桨手被挑选起来前往位于埃托利亚（Aetolia）沿岸的普列隆（Pleuron）。据不完全统计，另一份清单中的桨手人数多达443名。最初，至少要有15条船的船员一同出海。还有一种规模更大的列表，几乎是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个船只目录表讲到了一支由700人组成的防御部队，考虑到泥版文书中的数字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完全的统计人数应该在1000人左右，相当于由30艘船组成的兵力。假如我们估计国王常备军的规模可能为一两千人的话，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些兵力已经不算少了，至少可与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涅斯托耳率领九十条船的兵力前往特洛伊的规模相比拟了。皮勒斯看起来在当时并没有任何防御工事，国王住在位于多沙的皮勒斯海湾高处装饰华丽的宫殿中，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满怀自信，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们现在几乎明白，皮勒斯拥有一种对伯罗奔尼撒半岛漫长海岸线进行时刻监视的特定机制。在皮勒斯出土的泥版中，有一篇题为“监视海岸的守望者”的泥版文书，是其中最重要的泥版文书之一。这种海岸守望者很像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防而招募的兼职志愿兵。地方领主如伊拉克拉瓦（Ekhelawon）和维得纽（Wedaneu）分别派遣了40人和20人作为“监视海岸的守望者”：

根据Owitono（地名）的Maleus（人名）的命令……五十名Owitono人被派往Oikhalia（地名）……根据Nedwatas（人名）的命令……二十名Kyparissia（地名）人被派往Aruwote（地名），十名Kyparissia人被派往Aithalewes（地名）……根据Ro-o-wa（地名）的Tros（人名）的命令……一百一十名Oikhalia（地名）人被派往A-ra-tu-wa（地名）。

至于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可以说是一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泥版书写之后不久，宫殿即被一场大火所彻底烧毁。由于在现场没有发现人类遗骸，所以宫殿的毁灭看起来不像是由战争所致。假如这场灾难是由人为所致，我们一定会想到，国王的财宝将被洗劫一空，妇女和儿童将沦为奴隶，皮勒斯面临的是特洛伊曾经的命运。时间正值年初，还未到剪取羊毛或收获葡萄的时节，可能是“出海月”（Plowistio）的三月，此时的海上适宜航行。皮勒斯国王的最后一招，就是筹备祭品（也许是人），前往“宙斯神殿祭祀，并向宙斯献上一只金碗和一个男人，向赫拉献上一只金碗和一个女人”。考古学家发现的这块上面记有此事的未完成的泥版文书字体潦草，病句百出，很可能是在宫殿倾覆前的片刻中匆忙书写的。皮勒斯从此永远消失。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假如我们理解得没错的话。但是，我们不能确定的是，这些文档中讲的是一起特定的突发事件、一次最后的战斗防御，抑或是一场异常的人为灾祸。即使如此，皮勒斯的的命运会不会就是其他迈锡尼世界的命运写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许多地方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毁。像皮勒斯一样，诸如墨涅莱昂、克瑞沙、齐高利斯、美狄亚和欧特里西斯等一些地方，此后从未得到重建。而诸如迈锡尼、梯林斯和阿拉科斯等一些地方，不仅得到了重建，而且在经历公元前12世纪的再次破坏之前一直幸存下来。有的地方则是幸免于难，如雅典和亚辛，而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亚辛正地处梯林斯的附近海岸。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那种认为由外来人侵者给整个希腊大陆带来灭顶之灾的观点，已为历史学家们所抛弃，他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各地的不同状况和多种原因导致了希腊的整体衰落。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地方衰落得很快，灾难使之更为加速，如皮勒斯；而其他有些地方则衰落得较为缓慢，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甚至在经济和人口方面还有所好转，如梯林斯。然而，这里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无论是作为起因还是结果，都显示了公元前13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的希腊内陆经济逐渐恶化的趋势；这一新的因素可能动摇了丰裕而稳定的内陆世界之根基，而且，可能也是致使我们在整个希腊南部所看到的那种军事防范措施成为必要的原因。而那些海上民族（侵略者）的形成，往往被看做是爱琴海的青铜器时代将以暴力冲突的形式宣告终结的预示。

3.海上民族：他们是谁？

“海上民族”这一现代术语，直接来源于古埃及人用来描述那些给他们带来重大威胁的人群的术语，他们分别在公元前1210年前后和公元前1180年两度对埃及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事实上，“海上民族”这一术语，在埃及更早的原始资料中就有出现，但有两种记述埃及遭遇重大袭击的参考文献尤为出名。公元前1210年，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Merenptah）讲述了他在西部沙漠与利比亚人之间的战斗中取得的胜利，当时协同利比亚人作战的盟友有“来自海上异域国家的舍尔丹人（Sherden-people）、谢克利西人（Sheklesh-people）和阿开瓦沙人（Aqaiwasha-people）……阿开瓦沙人，来自于海上的外邦人”。虽然阿开瓦沙人被明确指定为“海上民族”，但很明显，被认为属于“海上民族”的还有其他人，而且他们还在埃及其他的文献和铭文中出现。在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80年）的一份关于北方敌人的列表中，舍尔丹人的首领被称为“海上舍尔丹人”；与他列在一起的还有“敌国特克鲁人（Tjekeryu-foes）的首领”、“海上特沙人（Tursha）的首领”和“敌国普勒萨提人（Pulisati）（即非利士人［Philistine］）的首领”。另一篇纪念拉美西斯三世在西部击溃利比亚联军、在南部打败努比亚人的铭文，也提到了作为北方敌人的“海上民族”，照字面来看，即是“与他的领土隔海相对的外域诸岛”，包括非利士人和“来自于大海之中的特沙人”（在所有的这些参考文献中，我们必须明白的是，非利士人尚未定居于《圣经》中所说的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属于那些来自于北方诸岛的移民，而《圣经》传统则强调，他们最初的故乡是卡斐托［Kaphtor］，即克里特）。最后，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的一份哈里斯大纸莎草纸（Harris papyrus）上记载着拉美西斯三世所说的话：“我打垮了所有侵入埃及边境的来犯之敌。我击败了来自于海岛的达努那人（Danuna）、特克鲁人和特沙人……来自于海上的舍尔丹人和万舍斯人（Weshesh）几乎被彻底消灭。”

无论这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入侵者会是何许人，但他们总是埃及人曾经打过交道的来犯之敌。约于公元前1290年的某段时间，拉美西斯二世也曾在三角地带抗击过海上袭击者，其中包括“那些驾驭战船从大海深处而来的”舍尔丹人。这或许会是一次严峻的交锋，据公元前1278年的一个资料，因为国王“已经摧毁了来自于绿色大洋上的进犯之敌”，所以三角地带“现在处于安宁状态”。实际上，在这次交战中所擒获的俘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拉美西斯可以利用这些舍尔丹人一起参与公元前1274年对阵赫梯人的卡叠什战役。

很有可能在前后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海上的袭击活动对地中海东部的威胁不断升温，最终达到顶点。突袭者来自何方？他们到底是谁？虽然这些问题都颇具争议，但是有关的大致情况应该是清楚的。如果说一些海上民族是属于移居者的话，则其中许多民族确为传统中所说的海盗群体。比如，居住于罗得岛对面安纳托利亚沿岸的卢卡人（the Lukka），他们驾船过海四处劫掠，从就近的塞浦路斯出发，到远处的腓尼基，往南至更远的北非，在那里参与了利比亚人对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的攻击。这些资料中的术语“海上”或“绿色大洋”，似乎是针对整个地中海东部而言的。诸如阿开瓦沙人、非利士人、舍尔丹人以及卢卡人等民族，最初与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或与埃及之间并无联系，他们来自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从西北漂洋过海而来。他们由来的“岛屿”很有可能就在爱琴海，这似乎给我们提出了诱人的暗示，埃及人所言的“Aqaiwasha”（阿开瓦沙人）会不会即是荷马所说的“Achaiwoi”（亚该亚人）（尽管埃及人告诉我们，他们也行割礼这种历史上的希腊人并未践行的习俗）？而荷马所说的“Trojans”（特洛伊人）、“Teucrians”（特克里亚人）可不可能是埃及人所言的“Tjekeryu”（特克鲁人）？而逖圣人（Tyrsenoi）（来自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据说，他们后来移居到了意大利）抑或就是“海上特沙人”？简而言之，这些海上民族会不会是从北方而来穿越爱琴海世界准备前往埃及，并在途中侵扰过迈锡尼宫殿世界的一大批迁徙民族呢？或许，随着迈锡尼世界那脆弱的稳定性因经济、社会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被打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海上民族实际就是由迈锡尼希腊人没有根基的移民、散落的军人和四处奔波的雇佣军所组成？当然，在迈锡尼的花瓶上所描绘的战士的武器装备和头盔，与埃及的墙壁雕刻和拼贴瓷砖上所呈现的海上民族的武器装备和头盔之间，似乎存在着相似之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非利士人（普勒萨提人）被埃及人击溃后在加沙地带落脚时，他们使用的陶器和武器显示了他们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密切关联。此外，《圣经》传说实际上将非利士人与卡斐托（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在提到的从北方入侵的其他民族中，尽管有的名称极为相似，但除了卢卡人和达努那人以外，我们几乎无法对其身份做出可靠的识别。一些民族的历史背影模糊不清，而且可能只有依然如故；不过，像非利士人、舍尔丹人和谢克利西人等，在后来还是“可能”有迹可循的，他们名称的词源分别把他们与撒丁岛（Sardinia）和西西里岛（Sicily）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经历了公元前12世纪初期的动乱之后，其中一部分民族可能向西迁移了。十分有趣的是，无论是希腊传说还是考古学发现都表明，这个时期存在着讲希腊语的民族迁徙到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地方的情况。

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重要民族的迁移情况，与流行观点中所认为的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人群流浪”情况混为一谈。埃及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其中一些海上民族在战争中伤亡的准确数据。在埃及法老麦伦普塔赫迎战的那场战斗中，丧生者中包括利比亚人至少630人，阿开瓦沙人为1213人，特沙人为742人，谢克利西人为222人；其他数据则已经遗失。9500多人（其中包括妇女和非参战人员等）沦为俘虏。约于公元前1210年的那次侵袭，挑头的是利比亚人，辅以一系列“海上民族”，其总兵力差不多达到了20000人，其中四分之一可能出自海上民族。海上民族群体是否已在利比亚实际建立了定居点，或者他们特地从爱琴海地区而来？我们对此不得而知。大约三十年之后，拉美西斯三世也遭遇了几次规模类似的外敌攻击。在其治下的第五年，在一次与利比亚人之间的战役中，丧生者超过12000人，在六年后的一次战役中，丧生者超过2000人，被俘者超过2000人；在第八年（约公元前1180年），他曾遭遇了“海上民族”的一次袭击，来犯之敌的人数无法知晓，但据合理的猜测，其军力可达10000人，还不算（随着牛车行走的）妇女、儿童和非战斗人员。在当时，这样的军力规模已经算是很大了，即使在卡叠什这样的大战役中，赫梯人军队及其所有盟军的总兵力也不过35000人左右，但迈锡尼时期某个王朝的军力绝不可能达到如此规模，即使如皮勒斯或梯林斯这样的迈锡尼时期大型王朝，据估计，其人口也就60000余人，而其军力可能至多只有2000—3000人，却足以发起攻击性的远征行动。

4.到底发生了什么？

位于埃及哈布城（Medinet Habu）[8]的拉美西斯三世大神庙中的一幅壮观浮雕，讲述了以上提到的最后一次攻击的故事。

……一些外邦人在他们的岛屿策划了一个阴谋。顷刻之间，周边的国家均被置于动荡与战乱之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他们的武力。哈提、科得（Kode）［即基祖瓦特那（Kizzuwatna），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塔尔苏斯（Tarsus）附近］、卡尔凯美什、阿扎瓦和阿拉西亚（Alashiya）等，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在阿摩尔（Amor）［又称阿穆路，大概地处叙利亚的沿海平原］安营扎寨。他们消灭了当地的人民，并将其城市夷为平地。于是，他们乘势向埃及进军。他们的联盟由普利斯特人（Puliset）（即非利士人）、特克人（Tjeker）、谢克利西人（Shekelesh）、达努人（Denyen）和万舍斯人（Weshesh）构成。他们所向披靡，信心满满。“我们的计划定会成功。”……而我［拉美西斯］，在扎黑（Djahi）［在埃及与巴勒斯坦之间］前沿组建了防线……我欲将河口［尼罗河］作为一道坚固的城墙，动用战船、商船等所有可资利用的运载工具，并配备了全副武装的英勇战士，来抵挡来犯之敌……

其间进行了两场战役，一场发生在陆地，一场发生在海上。入侵者可能已经攻进了埃及的边境，也许他们对于埃及人的严密设防毫无心理准备而遭遇了对手的迎头痛击，埃及哈布城的浮雕场景显示的是一场混战，就连满载着妇女和儿童的牛车也与战士们一同出现在战斗场面中；没有后顾之忧的埃及人可以利用他们的马匹和战车优势，而雇佣兵（其中包括舍尔丹人）的助阵更使其军力大增。来自于陆地的入侵者被彻底击溃。而高潮部分则体现在埃及人与海上民族的船队在三角洲进行的惨烈的海上战斗。在这场战役中，不知怎么，海上入侵者被埃及人团团围困，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全军覆没：

对于那些海上来犯之敌，在各个河口，迎接他们的是冲天的火焰，手执长矛的战士将他们包围在岸边［或“河道浅滩”］。他们被擒上岸，扔在沙滩上，若有顽固抵抗即被杀死。他们死伤遍地，他们的船只杂陈一堆，他们的物品狼藉一片……

众多的俘虏来自不同的民族，浮雕上所描绘的各个民族的战士都有其独特的武器装备。“每个国家的首领”也在其中，他们将被就地正法：“像笼中的鸟儿一样……他们的首领束手就擒，并遭毙命。”普通的俘虏被安置在边境的战略据点，一如罗马帝国后期用来对付日耳曼联军的方法。“我把他们安顿在属于我名下的边防据点，”拉美西斯说，“这些人员数以几十万计。我每年以衣物和粮食的形式，对他们所有人进行课税。”这些人中包括了非利士人，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出现在“前往迦南（Canaan）的途中”[9]，而加沙地带沿线布满了埃及人构筑的堡垒。考古界已在这些地方发现了古老的坟墓，这些古墓揭示了一种异常混杂的丧葬习俗，棺材的模样是埃及式的，随葬的陶器类似于公元前12世纪的迈锡尼风格，墓中的兵器则极像迈锡尼花瓶上所描绘的款式。假如他们最初确实来自于爱琴海世界，正如《圣经》中所声称的当非利士军中的巨人将军歌利亚（Goliath）[10]对阵牧童大卫的时候，他身上所佩带的迈锡尼式的武器装备依稀可辨，他们有着自己难以割舍的古老传统。因此，就发生于公元前1180年前后陆地和海上的重大袭击事件而言，对其高潮部分的重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但是，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海上民族联盟从何而来？他们为何处于迁徙之中？他们真的作为一种统一的运动形式而存在吗？这些都是专家们仍感纠结的问题。

考古学证据证实了这段时间所经历动荡不安和暴力冲突局面的概貌。不过，拉美西斯声称，哈提、科得、卡尔凯美什、阿扎瓦和阿拉西亚等国被海上民族“消灭”。这种说法可信吗？难道说，所有这些地方事实上是在公元前1180年前后的袭击中被摧毁的吗？位于布加兹-科尔的赫梯人首府，位于西里西亚（Cilicia）的梅尔辛宫殿（Mersin）（科得），位于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宫殿（Tarsus）以及卡尔凯美什，被毁的年代显然与此十分吻合。尤其是叙利亚北部重镇（乌加里特）所留下的最后一批泥版，显示了震撼人心的迹象：

收信者为阿拉西亚（塞浦路斯）国王——我的父亲，写信者为乌加里特国王——你的儿子。敌人的船只已经来临，我的一些城镇已被烧毁，他们已在我们的国家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的父亲显然不知晓，我部署在赫梯领土上的所有军队已被摧毁，我所有的船只都被搁置在利西亚海岸。他们［到目前为止］仍未返回，所以，这个国家的命运处于任由敌人摆布的境地。我必须让父亲明白这一点！七条敌船出现在海边，并犯下了邪恶之罪。现在，如果途中还有更多的敌船前来，那么，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必须知道这一点！

当乌加里特城被烧毁时——可能由于外来海上势力的攻击所造成（尽管考古学家将其最终的毁灭归因于一场地震），这封书信的泥版仍然置于炉灶之中有待烤干。塞浦路斯的同时沦落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塞浦路斯的困境导致了乌加里特的船队向西航行。

这些出自于乌加里特古城的最后的泥版，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潜在的重要线索，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加里特国王正在把粮食从穆科什（Mukish）紧急调往西里西亚的乌拉（Ura）（位于土耳其南部），以“缓解那里的饥荒”。假如这不止是一种当地性的危机，则很可能表明，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气候和经济条件促使他们向南迁移；这与考古学证据所显示的美塞尼亚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相印证。气候学家们的相关研究也为此提供了某种依据。通过对树木年轮和花粉沉积等气候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欧洲的泥炭沼泽和湖泊水位的变化情况等方面的考察，专家们认为，欧洲和爱琴世界的气候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曾经历过一场危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匈牙利平原的一些民族先向色雷斯地区、再向爱琴海地区迁徙的过程。美塞尼亚地区（以及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人口减少，还跟一个可能的连带原因旱灾相关联。我们或许还记得希罗多德的记述，特洛伊战争之后，尤其是特里克曾遭受了严重的瘟疫之灾，以至于实际上成为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岛。由此扩展开来的话题可能会有很多，尽管它们与我们的故事关联很大，但已不是本书所要涉及的范围，我们建议读者们最好去阅读列于“参考书目”页中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不过，这里还得提请大家注意，假如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来解答长期衰落的原因问题，可能会令人误入歧途。

我们所列举的林林总总的资料，包括涉及乌加里特出现饥荒的参考内容显示，公元前13世纪末的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地区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十分糟糕的局面。我们不可贸然将赫梯帝国之灭亡归咎于所谓的海上民族，即使我们考虑到埃及人把海上民族称为处于大规模流动中的入侵者的组成部分，以及把造成地中海东部地区大面积破坏的部分原因归罪于他们，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然而，尽管诸如布加兹科尔和马萨特许于克（Masat Hüyük）等赫梯中心确实毁于公元前1180年前后，但目前对布加兹科尔遗址的发掘者却倾向于将其归因于火灾，而且，更有可能是因其内部叛乱、而不是外部受敌所致。不过，根据拉美西斯的说法，阿摩尔-叙利亚为海上民族所毁不无可能，我们由此可以追寻到海上民族的踪迹。与叙利亚沿岸的塔勒苏卡斯（Tell Sukas）（位于海法附近的一个重要遗址）同时沦陷的，还有哈马（Hamath）、卡尔凯美什、阿卡那（Acana）、西顿和塔勒阿布-哈瓦姆等地；在几个地方均发现了公元前1180年前后（专家们称之为LH Ⅲ C 1时期）的陶器。这些地方的毁坏显然与重大的陆海袭击非常吻合。同时，在塞浦路斯岛，基提翁的被毁和恩科米（Enkomi）的被焚等灾难，也被认为是海上民族所为。十分有趣的是，这些地方均由希腊人所重建；尽管他们原本与塞浦路斯之间的联系密切，但实际上，希腊移民进入塞浦路斯的时间仅起始于海上民族的迁移时期。

海上民族的其中一部分是由爱琴海地区的战士构成的吗？这看起来似乎是有可能的，但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这些事件迄今为止仍然笼罩于迷雾之中。它们与现在所分析的某些大陆王朝的具体历史相符合吗？例如，与皮勒斯崩溃之后美塞尼亚地区的人口减少相一致吗？或者，与这个时候阿尔戈斯地区的梯林斯周围的人口增长相协调吗？埃及人的说法与后来的希腊传说有着某种关联吗？希腊传说讲到，自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向安纳托利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等地迁移的情况，而我们也好奇地找到了一些固然不能十分确定的语言学方面的相关证据，聊以证明海上民族转移到这些地方。《奥德赛》中讲到了奥德修斯袭击尼罗河三角洲的故事，其中是否甚至可能潜藏着有关由阿开瓦沙人以及其他民族所组成的联盟在埃及遭遇可怕灾难的朦胧记忆？

第五天，我们来到了一马平川的埃古普托斯，我把弯翘的船只停靠在埃古普托斯河［即尼罗河］边，然后，嘱咐可以信赖的伙伴们守候在船队附近；与此同时，我派出巡防队员，建立了望瞭望哨。然而，我的伙伴们受纵于自己的莽荡，凭恃着他们的蛮力，突起奔袭，劫掠了埃及人秀美的田园，劫持了女人和幼小无助的孩童，并杀死了男人。此消息迅速传入城邦。于是，城里的人们闻讯而来，在拂晓时分，整个平原充满了赴战的步兵和战车以及闪烁的刀光剑影……他们用锋利的青铜兵器杀死了我们许多人，并将生擒的其他人押回城中，充当强迫劳役的奴工……

——《奥德赛》，ⅪⅤ，第245页

这种鲜活的场景似乎可信，目前人们对其所做的推测也无非就是如此。但与公元前1180年的海上民族的袭击有着重要关联的一个环节，我们尚未涉及——特洛伊本身的沦陷是否可能也是海上民族所为？

5.迷失的“特洛伊Ⅶa”

读者们是否记得，我们在前面还暂且保留着对于特洛伊沦陷问题的深入探讨。根据卡尔·布雷根的结论，“特洛伊Ⅶa”的是一座拥有棚屋、施舍所和地上储存罐的城池，也就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城；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它因遭到外敌的围攻而最终毁于暴力和大火。现在，到了我们必须解决“特洛伊Ⅶa”——青铜器时代晚期的希沙立克（看起来像是毁于外敌的攻击）被毁年代问题的时候了。布雷根的推论正确吗？在这里，我们无法避开一些学术性的术语，希望读者们能够与我一起耐心对待。考古学家在处于鼎盛时期的“特洛伊Ⅵ”（d-g阶段）发现了进口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陶器（被认为带有LH Ⅲ A时期之特征）碎片。布雷根认为，在这最后阶段（Ⅵh）（即拥有巨大塔楼）的城池，贯穿了LH Ⅲ A-B时期。但是，新的研究显示，布雷根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特洛伊Ⅵ”并不含有LH Ⅲ B时期的陶器，而且，其很可能毁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或晚至一二十年之后。因此，“特洛伊Ⅵh”即为迈锡尼人所熟知的城邦，此时为公元前14世纪至前13世纪初，希腊大陆的各大宫殿势力正处于巅峰时期，从迈锡尼进口的大量商品可以为证。所以，拥有棚屋和施舍所的“特洛伊Ⅶa”，在同一个居住地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扩建约起始于公元前1300前1275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在“特洛伊Ⅶa”，考古学家几乎没有找到这一时期从迈锡尼进口的陶器，只有一些零散的碎片而已，事实上，大多是特洛伊人对迈锡尼风格的模仿之产物。不过，“特洛伊Ⅶa”到底延续了多少岁月，最后又毁于何年呢？

布雷根宣称，在“特洛伊Ⅶa”，LH Ⅲ C时期的陶器“一个也没有发现”（他当时写道，LH Ⅲ C时期被认为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230—前1200年；而现在则被定在公元前1190—前1185年，或者更晚）。然而，在“特洛伊Ⅶa”，如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几块LH Ⅲ C时期的陶器碎片，这显然表明，其被毁时间约在公元前1180年。在接下来的“特洛伊Ⅶb Ⅰ”阶段的另一类型的陶器，所谓的“粮仓类型”（Granary Class）的发现，更加确认了这一点，因为“特洛伊Ⅶb Ⅰ”只有在“粮仓类型”陶器普遍流行于希腊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也就是说，其时间在公元前1170—前1160年。那么，“特洛伊Ⅶa”（布雷根所认为的荷马的特洛伊）要远迟于特洛伊战争（如果战争发生在迈锡尼各大宫殿的远征期间）。因此，假如布雷根对“特洛伊Ⅶa”存续年代的推断是正确的，“特洛伊Ⅵ”的沦陷时间（在公元前125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可能就显得太晚了。因此，布雷根把“特洛伊Ⅶa”沦陷的日期定为公元前1240年有点为时过早，更不用说定在公元前1270年了。当我们将“特洛伊Ⅶa”沦陷的日期加以倒推的时候，这里的问题就变得很明显了：布雷根所推定的“特洛伊Ⅶa”的持续年代为时极短，仅在五十年之内，甚至“只有一代人”（他显然不情愿将其定为十年）。假如说“特洛伊Ⅶa”沦陷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180年，那么，“特洛伊Ⅵh”被毁的年代即可确定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

难道“特洛伊Ⅶa”的存续时间会如此短暂吗？这似乎不大可能。布雷根在早年讲到，其存在的时间“在百年之内”，这种说法看起来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特洛伊Ⅶa”挖掘到的两座房屋，其中一座房子有两层上下陈列的楼板，另一座为三层（我们在安纳托利亚的乡村还能发现这种样式），看起来不像是重建所致；而其地层的总计深度达到1米，这是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才能积累起来的。这种实例说明，“特洛伊Ⅶa”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并持续了足够长的年代直至接触到LH Ⅲ C时期的陶瓷。就其存续的年代而言，四五十年的时间显然是一种低估。因此说，布雷根可能缩短了“特洛伊Ⅶa”存在的年代，其所拥有的棚屋和存储罐不是基于“一个事件”（短暂的应急情况），而是表明整个时期的一种状态，它们反映的是整个居住阶段的建筑特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的批评家们并没有就此发表评论。实际上，考古学发现表明，“特洛伊Ⅶa”时期与大约公元前1210—前1180年间的动荡岁月非常吻合，这是一个面临海上民族侵袭的时期，一个在埃及文本中所描述的“绿色海洋中的诸岛”发生剧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地中海东部的中央集权普遍衰弱，因此所有的城镇均易遭受外敌攻击。假如我们想将其遭受的残忍洗劫定位于（如布雷根所揭示的）一个特定事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不一定有这个必要），那么，忽略海上民族在公元前1180年前后的袭击将是有悖于常理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袭击行动席卷了安纳托利亚西部许多地方，恰好包括特洛伊所在的区域，他们在蹂躏了阿扎瓦和赫梯等国之后转而向南。正像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许多地方一样，“特洛伊Ⅶa”很有可能”被海上民族所毁，无论他们为何许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布雷根因其迫切渴望发现荷马史诗的一种历史对应性而走入迷途。他将“特洛伊Ⅶa”的存续年代定位于公元前1270—前1240年为时过早。“特洛伊Ⅶa”的沦陷时间应在公元前1180年前后，也就是说，发生在希腊内陆各大宫廷崩溃——其中的一些从此一蹶不振——“之后”。因此“特洛伊Ⅶa”“不大会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而“特洛伊Ⅵh”则“有可能是”。但是，如果说“特洛伊Ⅵh”是毁于一场地震，那么特洛伊战争又是否不存在呢？这是否意味着施里曼的梦想由此烟消云散呢？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关于“特洛伊Ⅶa”沦陷年代的新发现，未必一定要与“特洛伊Ⅶa”作为特洛伊战争之原型相排斥。

6.另一种特洛伊战争是否存在？

“特洛伊Ⅶa”一定不是迈锡尼人所摧毁吗？如果说它不是被规模庞大的希腊联军（在一位至高无上的迈锡尼国王的统帅之下）所洗劫的话，那是否可能遭遇北欧海盗似的迈锡尼人的袭击呢？在公元前12世纪上半叶，迈锡尼人乘着海上民族骚乱不宁的时机，派出海盗船穿越了爱琴海世界。“海上民族”是一个类属术语，我们不能将其误以为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群体。在这样一个互相残杀与逃遁迁徙的动乱时期，我们有理由将他们与北欧海盗相类比，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皇族子弟以及他们的武装追随者，没有国家主权的国王，叛逆者和海盗等，都有可能利用这种普遍的动荡局面袭击爱琴海世界的一些城市。公元前12世纪梯林斯的城市掠夺者，肯定也会趁机出海打劫。那么，“特洛伊Ⅶa”是否可能毁于海上民族而实际上为迈锡尼人之手呢？这是否就是公元前12世纪衰微之年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等宫廷中所吟唱的故事呢？这种解释虽然无关悲壮的特洛伊，也无关乎强大的迈锡尼“帝国”，但至少契合于一次关于围城的考古学发现。只有这样的另类解释，才更贴近于传说故事，并可将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确定在迈锡尼“帝国”时期，也就是拥有壮观城墙的“特洛伊Ⅵ”时期，正如史诗传统所描述的那样。但是，考古学没有在此发现围城证据。那么，我们可以调和这些事实吗？让我们再来看看“特洛伊Ⅵ”的毁灭情况。考古学发现所告诉我们的，远超出了布雷根所想到的，“特洛伊Ⅵ”毁灭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275年，没有比这更为精确的年代推定了。毁于地震的证据似乎是令人信服的，但布雷根只考察了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区域。

7.毁于地震的“特洛伊Ⅵ”

爱琴海地区位于非洲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接合部，是典型的地震多发带。而特洛伊本身又是处在这一区域的“板块”过渡带的一个交接处，并靠近安纳托利亚大断层的末端。因此，此地的地震活动异常频繁，自1912年以来，该地区已有27次地震记录，其中的几次强震（1912年、1935年、1953年、1968年）达到了里氏6或7级（“……恐慌弥漫。差一点的砖石建筑毁于一旦，好一点的破坏严重。屋基普遍受损。建筑物与基脚彼此脱节开来”）。“特洛伊Ⅵ”很可能是遭遇了这种强地震。当然，这一区域还出现过更为厉害的地震，其记录的强度为里氏8.9级，当时的人造建筑全部被毁。1939—1968年这段时间的情况似乎特别糟糕，其间曾经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大地震；过了这个时间则会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据说可以持续150年；特洛伊所在的区域，每隔20年左右可能会出现一次强度不大的地震：但据预计，特洛德地区平均每300年可能会出现一次里氏6或7级的强地震。然而“特洛伊区域”幅员辽阔，一场60英里规模（以上所提到的最大规模）的地震不足以对特洛伊造成毁灭性影响，除非地震直接来自于这座城市的底部。

施里曼首先观测到了特洛伊的地震历史。而布雷根及其团队则发现，“特洛伊Ⅲ、Ⅳ和Ⅴ”都曾遭受过大地震的破坏，在他们看来，其中最为辉煌的“特洛伊Ⅵ”受损程度极为严重，承重墙上部的泥砖结构被震飞，发掘到的所有房屋的上层建筑肯定也是被震塌的。他们的看法自然使人想到，地震破坏导致的经济后果，决定了后续者“特洛伊Ⅶa”的特征。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特洛伊Ⅵ”的承重墙均建立在岩床的泥土垫层上，大概是为了使其免遭地震之害。然而，“塔楼Ⅵh”则直接建于岩床上，此处的大裂缝如今依然清晰可见。南面墙壁延伸段的内立面原本是垂直的，现已部分移位，并轻微向北倾斜。在移位时，看起来有大量石头从墙壁的上部结构掉落下来，这一切发生在后续的定居点被创建之前。“房子ⅥG”在灾难中毁坏，其北端的东墙倒塌。“塔楼Ⅵh”上部大量正方形石块落到了城堡的内部。“房子ⅥE”的东墙倒塌。美国考古队在这一区域的发掘处，沉积的残骸深达4.5英尺，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特洛伊Ⅵ”的最后阶段。

布雷根确信，德普菲尔德把“特洛伊Ⅵ”的毁灭归因于外敌的攻击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可以接受地震的事实。地震专家将地震所造成的“整体灾难”与建筑结构的局部损伤加以区分，布雷根所认为的大地震更加接近于“整体灾难”的范畴。不过，我们在此要问，布雷根关于这样一种破坏会对经济和社会带来后果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毕竟，特洛伊的主城墙仍然整体伫立。这种由古代建设者们所精心打造的城墙和塔楼，在历经了无数的磨难之后，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道蔚为壮观的重要屏障。尽管特洛伊的受损程度是严重的（许多大房子被毁，主城墙某些位置的上部结构发生坍塌），但不至于达到了一种毁灭性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主城墙的任何部位曾被连根推翻。它仍然原封不动地屹立至今（除了后来因建筑需要所造成的损坏之外），且几乎保留了其原先所有的长度，只是城墙的某些位置出现了裂缝，其中一处发生了移位，但主城墙大体上还是完好无损的，整个城墙几乎没有缺口或坍塌。因此，事实并不是像有人所声称的那样，特洛伊“不曾留下任何完整不缺的东西，曾是雄伟的城墙和塔楼也莫不如此”（丹尼斯·培基语）。在此，请思考一下以下的内容。这是由一群伟大的建设者在其财富、荣耀以及建筑发展均处于巅峰时期建造起来的一座城市。而如此这般的灾难在地中海东部频繁发生，特洛伊也是厄运难逃。通常来说，灾难过后，人们总会重整旗鼓，修复破损，并建造比以前更大更好的房屋。但是，在“特洛伊Ⅵ”，为什么不见重建的大型建筑？为什么只在原本宏伟的房屋之间的开放街道中，修建起简易的公寓和棚屋？为什么有些房子本身不仅受损严重，而且还四处分散？没有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特洛伊Ⅵ”的任何房屋在经历了地震之后还能保持其原先的功能。假如“特洛伊Ⅵ”的大型建筑物为皇室家族及其直接随从们所生活的住宅以及庙宇（它们应该坐落于宫殿的周围和下方），则情况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为什么豪华的府邸会变成废墟或相互隔离，而“宽阔的街道”中则充塞着许多的小房子？为什么一些房子的长宽只有15×12英尺大小，甚至更小（其中一座房子的地板中埋藏的大口陶瓷坛不少于22个）？其整个居住地的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以至于我们要问：除了地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得“特洛伊Ⅵ”成为如此格局？这看起来很像是，那些生活于“柱式房子”（我们不是指宫殿本身）中的强大统治者们不愿在此居住。难道这里肯定不曾发生过使整个王室遭受灭门之灾的强烈地震吗？要么特洛伊人已丧失了重建家园的意愿，要么统治阶层拥有的“特洛伊Ⅵh”宏伟建筑不复存在。就这样一座遭到如此摧残的遗址而言，我们很难对其做出确切推测。我们知道，特洛伊人有能力、也有意愿重建位于南面入口处的街道，并铺设新的排水管道。我们也知道，他们修补了防御工事，并新建了一座用以守望东南面城门的堡垒。但在许多地方，坍塌的残骸依然如故；而且，从大体上来看，大型的建筑物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不再成为一个强大皇族的安身之所。

这样的结论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因为地震专家也承认，假如一场强烈地震发生在一种不适当的时刻（比如，在人们正在熟睡的深夜，或在祷告的时刻，正如近代近东所已发生的），那么，它对一座城市中的所有人造成灭顶之灾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特洛伊Ⅵ”是否可能在经受地震灾难之后最虚弱的时候又遭遇外敌的攻击与洗劫呢？假如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对于地震之后的特洛伊社会的解释就会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改变。如果没有遭遇这种攻击，此地就不会留下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任何考古学证据；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坚持史诗传统中的信念不放，我们或许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希腊人曾经袭击过特洛伊，但终告失败。正如继勒舍瓦利耶后的许多人所质疑的那样。

但是，发掘希沙立克的考古学家们有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以证明迈锡尼人曾经针对“特洛伊Ⅵ”发动的袭击呢？当我们将布雷根、德普菲尔德和施里曼（当然，他没有提及他所挖掘到“特洛伊Ⅵ”或“吕底亚人”城市与同时代的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联）等人的看法梳理一遍之后，还是能够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些依据的。

首先，确有迹象表明，“特洛伊Ⅵ”曾经彻底被焚。布雷根在其最终报告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这一点，德普菲尔德则对此确定无疑。“敌军的行动完全摧毁了城堡。”他在1902年写道。我们可以分辨出许多地方被大火焚烧过的痕迹。他还补充说，城墙和城门的上部结构的坍塌，是仅为大火所毁，还是因地震所致，人们几乎无法辨认。布雷根在其后来的报告中摒弃了被火焚烧的看法，尽管他谈到了浓黑的碳化残骸遍布整个“地震”深层，但是，在1963年发表的一次采访中，他却又断言：“‘特洛伊Ⅵ’曾经被火所焚，这一点不容置疑。”发现人们曾惨遭杀戮也是因为布雷根在“柱式宅邸”西面的街区发现了一个人类颅骨。

比这些含糊的启示更为有趣的是，在“特洛伊Ⅵ”的最后阶段，存在着大量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兵器。在布雷根看来，他所发现的“特洛伊Ⅵ”简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军械库，一些兵器明显地分布在“地震”层，他特别强调了出现在“特洛伊Ⅶa”沦陷时期的一枚“爱琴海式”箭头。布雷根还在“特洛伊Ⅵh”发现了一枚带柄的箭头，在他看来，它不仅是属于“迈锡尼式”的，而且是从他在迈锡尼附近的普罗希姆纳所发现的其他箭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施里曼也在他的“特洛伊Ⅵ”发现了一枚完全相同的箭头。布雷根在“房子ⅥG”与主城墙之间找到了一枚类似于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曾发现的带倒钩的箭头，布雷根在他本人对普罗希姆纳的发掘中可能也发现了类似的箭头。他还发现了一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铆接着凸缘手柄的匕首。施里曼在“特洛伊Ⅵ”发现了一枚迈锡尼文明时期带有镂空牙槽的矛头，他声称这即是荷马在其史诗中所描述的那种；他还提到，他在迈锡尼发现了许多像这样的矛头（德普菲尔德也在“特洛伊Ⅵ”发现了另一个这种矛头）。同时，施里曼还在“特洛伊Ⅵ”挖掘到四把双头青铜斧头，与他在迈锡尼所发现的“完全一样”，德普菲尔德发现了另一把这种斧头，以及大量的赤陶弹弓、三把青铜镰状大刀、其他的刀子和石斧等等——所有这些兵器都与在希腊大陆所发现的极为相似。我们没有十分的把握将其中大部分兵器的年代确定在“特洛伊Ⅵ”的最后阶段，当然，所有这些兵器并非全都出自希腊，尽管它们看起来很像；不过，所有这些物品有没有可能是和平贸易所带来的结果？

这些发现除了揭示出明确的焚烧迹象之外，虽然并无其他重大意义，但它们可为我们导向最后一个问题，自布雷根宣布了他的发现以来不曾有人解答的一个问题：“特洛伊Ⅵ”果真毁于地震吗？其所依凭的证据，看起来是如此确凿无误。但是，“特洛伊Ⅵ”的毁坏有没有可能是人为所致，正如德普菲尔德1893年在发掘这座城邦时所思索的？在德普菲尔德看来，“我们可以分辨出许多地方被大火焚烧过的痕迹”，然而城墙和塔楼的上部结构的坍塌，“不能被全部解释为仅为大火所毁，或因地震所致”。大火焚烧的证据难以被确认，其“不像在‘特洛伊Ⅱ’所看到的那样一目了然，因为‘特洛伊Ⅵ’的建筑材料不是那么易于燃烧”。

我们知道，布雷根“毫无疑问”地认同了这座城邦曾经被火焚烧的看法，即使他在报告中没有这么表述。那么，“特洛伊Ⅵ”有没有可能是在受到外敌的围攻之后而被蓄意毁坏的呢？这样类似的情况，在几乎同一时期亚述人的围攻战中曾经发生过，亚述人以擅长于艰苦卓绝的攻城战而著称，当他们攻陷城池之后便会将其摧毁。有趣的是，布雷根曾认真考虑过这一想法。1953年，他在《特洛伊（三）》一书中写道：

一大批强壮的军人，纵然可用铁橇以及其他装备拆除由人工所建造的城墙，但是，倘若他们想要有意抹去特洛伊这座城池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从墙根处着手来铲平护城墙。此外，在战争中攻陷了这座城邦之后的报复性破坏，肯定会伴随着大火。然而，在这里，坍塌的只有城墙的上部结构，我们并没有发现曾被大火焚烧的痕迹。的确，碳化物质随处可见，但是……此地并未出现清晰可辨的大面积燃烧层。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把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就城墙的坍塌状况而言，遭遇强烈地震冲击的解释似乎要比遭受人为破坏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不过，布雷根的论证有一个弱点。很显然，城墙上部结构的坍塌以及房屋内部的毁坏，很有可能正是人为蓄意破坏所致。厚实的城墙基脚建得十分坚固，并不是那么易于拆除的；实际上，城墙至今几乎依然完好无损，而且，考古学家们也无法断定其中的一些裂缝以及唯一的一处倾斜是不是在当时就已形成。地震一说最先出现于希沙立克发掘者的研究笔记本中：有迹象表明，“特洛伊Ⅵ”出现过大地震，但其位置似乎局限于城市的东南部，而早期的居住点有可能发生了坍塌。在地震专家们看来，布雷根的证据不太可靠，他的结论也无法证实。根据一位地震学家的观点，地震损害与人为破坏之间是很难分辨的，很多考古学家也赞同这一看法。

有关陶器的年代确定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应该重新加以审视。布雷根在瞄准下面的地层（“特洛伊Ⅵ”）之前，已对“特洛伊Ⅶa”的年代进行了推定，他认为其很可能就是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从事后来看，我们发现，他关于“特洛伊Ⅶa”的年代推定是错误的，因为它毁于公元前12世纪，而不是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至于“特洛伊Ⅵ”遭遇“地震”的年代，在布雷根看来，其发生于公元前1300年之后不久，即从LH Ⅲ A陶器风格过渡到LH Ⅲ B陶器风格的转折点。若不去考虑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他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特洛伊Ⅵ”似乎并不存在LH Ⅲ B时期的陶器，因此，这座城市可能大约毁于公元前1320—前1275年间。我们再一次看到，考古学家们所力图求证的这幅总体图景，是如何被所有相关年代证据的价值所影响。

鉴于此，我们似乎可将有关传说引入我们的讨论。希腊传说坚称，亚该亚人在离开之前刻意拆毁了特洛伊的城墙。《伊利昂之沦陷》（Iliou Persi），继荷马的《伊利亚特》之后的一部已经佚失的史诗提到了这一情况。从此以后，拆除城墙成为相关故事中一个恒定的特征，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在其《特洛伊女人》（Trojan Women）一剧的著名终场中，也再现了这一悲壮的场面：被俘的女人们惊闻塔楼被毁时所发出的轰鸣声，这种声响是那么震天动地、那么令人惊恐万状，以至于普里阿摩斯国王之妻赫卡柏（Hecuba）将其比作是一场地震。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也有关于特洛伊城墙“被掘倒”、“被倾覆”的描写。后来，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城墙被拆的说法就变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而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考古学家们也“能够”为我们揭示出其仅存的细枝末节。

考古学与传说之间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最终交汇是极为耐人寻味的，不过，却可能不足以作为最后的证据。尽管特洛伊城之毁灭是传说中的故事，但是，“特洛伊Ⅵ”肯定是一座与迈锡尼文明有所关联的城邦，一座作为传说之象征的城市。“让城市变成一个土堆或一片废墟”，是亚述人攻克一座城池之后带来的一种惯常性后果，我们可以猜想，这会不会也是希腊人给普里阿摩斯的城邦所带来的一种后果，正像传说中所说的他们对忒拜所做的那样：2世纪的希腊旅行家波塞尼亚斯确认，在他的时代，被夷为平地的忒拜卡德米亚卫城（Cadmea）仍然是一处禁忌之地。传说与现代科学的发现之间，可能终究存有相互吻合之处。

这里还有一个与“特洛伊Ⅵ”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传说故事中所言的木马，果真是迈锡尼人用来破城的一种机械吗？波塞尼亚斯认为如此（“任何人只要认为特洛伊人不是那么愚蠢十足，就会意识到这匹木马实际上是一种攻城工程装置”）；而传说故事强调的则是木马进城之际，即是城破之时。这会不会是一种关于攻城机械的混乱记忆呢？在当时，这种机械肯定存在于近东的战争之中，“强壮的”木马可以承载许多操纵撞击城墙装置的战士，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亚述人研制出这种机械，并被有效地用于攻城；但是，我们却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公元前13世纪的爱琴海地区曾使用过这种机械。尽管这一情节激动人心，但其真实性则无法证明。

于是，就“特洛伊Ⅵ”的命运而言，我们应该以比卡尔·布雷根所认为的更加开放的视野加以探讨；而且，这一遗址已被考古者们挖掘得天翻地覆，我们在对三大考古学家的发掘（希沙立克）笔记继续仔细查寻中，也许可以找到进一步的相关证据。那时，我们或许可以明了位于希沙立克的伟大之城毁灭的年代和境遇等问题了。

8.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年代

陶器方面的证据，可以让我们对“特洛伊Ⅵ”毁灭的年代做一个大概的估计。“特洛伊Ⅶa”的商品进口随着“特洛伊Ⅵ”的毁灭而几乎彻底中断，考古学家们只找到唯一一个出自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可以确定属于后来城市的陶器碎片。（后来城市的遗址遭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至于布雷根将其所发现的其他陶器碎片都上溯到“特洛伊Ⅵ”。）我们暂且将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年代定在公元前1275—前1260年间，因为这与赫梯人文书中所显示的年代异常吻合。此时可能处于哈图西里斯三世的统治时期，其间赫梯人与阿希亚瓦王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敌对状态。我们可以从保存在皮勒斯的B类线性文字泥版（大约公元前1220年？）中发现，也正是在此时，希腊人向爱琴海东北部发动了掠夺性袭击，攻击的目标可能是利姆诺斯岛（根据荷马的说法这里遭到阿伽门农军队的袭击）或特洛德南面的阿斯维加（Aswija）内陆地区（根据荷马的说法阿喀琉斯对此地进行了攻击）。特洛伊的沦陷可能是维鲁萨的阿拉克桑德斯（Alaksandus）所面临的处境，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与伊利奥斯的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有着某种关联。我们认为，在哈图西里斯统治时期，希腊人（阿希亚瓦人）与赫梯人之间很有可能因“维鲁萨事宜”而展开了武力争斗。虽然我们承认弄清维鲁萨问题会有重重困难，但是，这些令人寻思的巧合使人联想到，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尽管晦涩朦胧，却是构成荷马史诗等传说故事之基础。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希腊史诗中关于特洛伊城位置的描述非常具体；很显然，有关的传说在公元前8世纪业已成形，而其中的基本元素尚可溯源至青铜器时代。如果将伟大的“特洛伊Ⅵ”之城遭受洗劫并被蓄意毁坏的可能性与那些事实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传说所具有的基本准确性，即特洛伊确实位于希沙立克，“特洛伊Ⅵ”确是荷马所描述的城邦，而且，正如荷马所告诉我们的，特洛伊曾经遭到青铜器时代的希腊人之攻击与洗劫，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哈图西里斯治下的西部危机时期（参见本书边码第206页）。

9.“英雄时代”的一次特洛伊之旅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确信荷马最终所指的特洛伊之存在。“特洛伊Ⅵ”的存在时间大约从公元前1375年至公元前1275—前1260年，而著名史诗中所指的特洛伊——甚或处于迈锡尼文明时代终结之前——即是处在这一存在周期的最后阶段。正如我们在论述荷马这一章时所看到的，在《伊利亚特》中，虽然用以形容这座城市的许多诨名仅仅是一种常见的描述，但其中一些明显是特指希沙立克的所在地；诨名的累积效应强烈地显示出，晚期的“特洛伊Ⅵ”一定是荷马所描述的城邦。我们已知“特洛伊Ⅶa”毁灭的年代远晚于特洛伊战争所发生的时间，因此，事情就变得更加确定了。这一最后阶段的“特洛伊Ⅵ”，在城市建筑、经济以及贸易和交往等方面都进入了全盛时期，“特洛伊Ⅵh”达到顶峰，这正是迈锡尼与特洛伊之间往来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从进口的陶器来判断），同时也是处于迈锡尼帝国鼎盛时期的希腊人所知晓的城邦。

假如有一位青铜器时代的旅行者（或一位吟游诗人）于公元前13世纪中期造访特洛伊，那他所亲眼目睹的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这是到了我们该将由施里曼（尽管是在不经意中）、德普菲尔德和布雷根所发现的证据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还可加上在施里曼的笔记中所找到的一些有关“特洛伊Ⅵ”的细节记录。现在，我们开始特洛伊之旅，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进行的迈锡尼之旅一样（参见本书边码第165页），来看看全盛时期的特洛伊可能会是一种怎样的风貌。不过这一次，我们尚且不去考虑它在希腊传说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是依据考古学发现的提示，特洛伊-希沙立克是一个不可小觑之地，且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外部世界（安纳托利亚地区、爱琴海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之间的往来关系。然后，让我们从远方沿着其中的一条商贸航线走进特洛伊。

我们想像这是一次海上旅程，搭乘的是一条从塞浦路斯起航的、满载着铜锭的青铜器时代的希腊商船；也许，船上还夹带着一些可在恩科米一带进行交易的、未经加工的象牙，以及几箱深受特洛伊人青睐的、绘以独特的梯形或交叉平行线图案的塞浦路斯陶器，还有装在一些壶中的鸦片、孜然和芫荽等商品。我们的商船正在沿岸航行，以方便上岸，正如亚历山大·金莱克所描述的，“就像一个依附于母亲的膝盖而行走的孩童一样”；古老的航线网络纵横交错于海岛与海岛、海角与海角之间，海岸边缘有些小型的停靠港可供驻足；在这些港口，往往还有青铜器时代的人们艰难地生活着。这就是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盎格鲁撒克逊人萨沃尔夫、西班牙人克拉维约、爱德华·克拉克等商人亲身经历的贸易状况；他们都在这些相同的安全避风港作过停留，交易过相同的商品，在船上厨房中烧煮过相同的食物，就像公元前13世纪的船上情形那样，用商船腹部的压舱石搭建起来的火炉烤制鱼串——考古学家可以证实这一详情（参见本书边码第226页）。

从塞浦路斯到特洛伊的航程，往往需要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此与8世纪的情况并无多大不同，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维利巴尔德（Willibald）在海上的航行时间从11月30日持续到次年的复活节（公元724—725年间）；即使在19世纪的1834年，亚历山大·金莱克在士麦那与塞浦路斯之间的航程中所花费的时间也达到40天。只有在蒸汽和电报时代来临时，原来的爱琴海航运状况才得到根本改观。我们的航船可能驶抵各个岛屿以及沿岸的所有停泊地，经过的地方有：罗得岛、科斯岛、米利都以及那些迈锡尼人定居点尼多斯、泽费罗斯、伊阿索斯（其半岛拥有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和渔场）。这些岛屿尽管人口稀少，但天然富庶，迟至15世纪，旅行者们还有关于这些异常丰饶之地的记述，它们绝不是像如今所呈现出的那种贫瘠荒凉之态。

从米利都出发的青铜器时代的船长，往往不得不穿越伊卡里亚岛（Icaria）对面那狂野而多风的海峡，并绕过萨摩斯岛——恰如19世纪前往特洛伊的金莱克、克拉克以及其他旅行者所经历的那样。然后，沿着希俄斯岛航行（此岛为小亚细亚所有岛屿中最为肥沃丰产之地），正如任何航行到此的人都会知道的，岛上遍布着芬芳四溢的、靠风传播的各种果树和橄榄树丛。根据皮勒斯泥版文书的记载，从此岛掠获的亚洲奴隶被船载回到希腊内陆各宫殿从事各种劳役；依据青铜器时代文士关于“希俄斯岛”的记述，位于此岛南端的艾姆波里奥（Emborio）无疑是一处天然良港，在此地一个陡峭的海角上曾经坐落着一个迈锡尼人的定居点，人们俯瞰这里，可将避风港的概貌摄入眼底，远眺则望得见小亚细亚山丘的壮丽景色。（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的文书中，此岛的名称是“Ki-si-wi-ja”，为腓尼基语，有人认为其意为“乳香脂”——从乳香黄连木中萃取的树脂，为古代世界所极力追捧之物。）

航船经过希俄斯岛之后的另一个重要停靠处，是位于莱斯博斯岛的泰尔米港。莱斯博斯岛一直以来都是爱琴海与小亚细亚之间的中继站。它的位置非常接近于特洛德海岸，共享着“特洛伊Ⅵ”的文化，其沦陷的时间与特洛伊的毁灭相去不远，约在公元前1250年。根据荷马的说法，莱斯博斯岛遭到了阿喀琉斯的洗劫，而依照赫梯人外交公文的记述，它是受到皮甲马拉杜斯的攻击。港口位于此岛东侧沿岸的中间位置，用双层墙予以很好地加固，其背面的地带坐落着房屋和以海滩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泰尔米是爱琴海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人们以加工铜、编织纺织品与制造当地的红、灰陶器为生；他们用鱼骨钩进行捕鱼，在考古学家看来，他们的捕鱼方式就像牡蛎和海胆。这是青铜器时代又一座最终毁于大火的城市。在古代，此岛的中心建有一座圣殿，祭拜的是青铜器时代的鼠神史鸣修斯，一位防止与消灭瘟疫的强大的保护神。为了祈福，鼠神的偶像可能被敬请到穆尔西里斯二世的病榻之前；根据荷马的描述，身处特洛伊的希腊人曾经祈求史鸣修斯赐予慰藉（《伊利亚特》，第Ⅰ卷，第456行）。史鸣修斯后来在忒涅多斯岛和特洛德等地也是备受崇拜的，特洛德地区的哈玛克西图（Hamaxitus）建有一座史鸣修斯的神庙；由于莱克顿（Lekton）海角处有一座史鸣修斯神庙，因此进入此海域的船员们都会投放食物于海中作为供品，这已成为一种习俗，这种习俗一直保留至今——已转化为对一位伊斯兰圣人的敬拜。

航船离特洛伊和达达尼尔峡口渐行渐近，想必青铜器时代船员们也能体验到与爱德华·克拉克在1801年前往时的同样感受：“这里的爱琴海之角的景象壮美无比……向西看得见高耸的忒涅多斯岛，与希昂海角（the Sigean Promontory）相辉映的是星罗棋布的小岛。寂静的海面波澜不惊，唯闻船员的荡桨声。远远望去，爱琴海诸岛屿仿佛黏贴在一面大镜子上……透过伊姆罗得岛（Imbros）的起伏山峦，背后深处是白雪皑皑的萨莫色雷斯岛的巍峨山峰……”（《旅行笔记》）。在逆风的条件下，船只往往难以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为什么拜伦勋爵于1810年花费大量时间等待机会的原因（最后他与其他二十来条船只一道横渡过去）（参见本书边码第53页）；对于青铜器时代的船员来说，特洛伊海湾必定是一个诱人之处，因为一旦他们的船只“进入伊利奥斯”，就会发现此地是一处安全的避风港。处于两座海角之间的海湾口，宽度约为1.5英里。进入海湾口，面对的就是特洛伊城，其间是一片宽度扩展为3英里的浅海，四周被河流冲积滩、盐碱滩、环礁湖和风积沙丘围绕。

这座城邦矗立在与海湾相连的西边山岗上；它的下面是一片宽约1英里、延伸到海岸的冲积平原，在冬季，其中的大部分变成沼泽地，其余部分则是干的，就这一点来说，此处很像阿尔戈斯平原。除了沼泽地之外，这里春天水源充沛，绿草繁茂；盛夏草丛满地，遍野赤黄，俨然是饲养马匹的理想地带。或许，这里一直以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港口，而只是一个贸易口岸，船只的缆绳绑扎于沙滩海岸的木桩或石头上。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当地的小渔船穿梭于达达尼尔海峡捕捞海鲜的繁忙景象，特别是在每年秋天当马鲛鱼和金枪鱼周期性迁徙的时节。也许正像之后的土耳其人那样，特洛伊人在海峡上搭建了木制的瞭望台，以便在渔汛来临时可以观测鱼群的活动状况。当发现鱼群时，出海的渔船便撒网捕鱼，并将鱼网拖拉上岸。这个海湾一定还有特别丰富的贝类、牡蛎和海胆等海鲜。

在平常的日子里，海湾中总有那么一些船只在往返，尽管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想见零散的希腊人“货船”不定期地出没于此海湾的情景，他们从梯林斯或亚辛出发，船上承载着各种陶器，其中包括装满了香薰油的顶部有拱形把手的古罐，以及在特洛伊的贵族家庭中使用的雪花石膏杯和碗等。根据当地的物品情况来判断，这里还存在着某些小规模的商品贸易。特洛伊一直以来都属于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城市。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来自于迈锡尼的船长们时常也会夹带一些专供特洛伊皇亲国戚的贵重物品，如玛瑙珠、象牙盒，一种带有棋子的象牙棋板，用琥珀金或银制成的别针，甚至可能还有彩绘鸵鸟蛋等等，这些物品都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奢侈品！

想必特洛伊的国王也会拥有自己的船队，不仅用以捍卫自己的海岸免受突袭者和海盗的不断侵扰，而且反过来自己也可用以夺取奴隶和战利品，同时，还可用来运载自己销往远处的一些产品。他也许出口羊毛、细纱和纺织品等。比如，在克诺索斯人看来，特洛伊是一座养羊的城市，其“国营”（我们猜想）的村舍工厂遍及边远的村庄，有关的产品被陈列在宫廷的仓库中。特洛伊当地的灰陶也少量销往塞浦路斯，甚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尽管用“出口”一词来描述这种产品的销路会显得有些夸张。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饲养马匹可能是特洛伊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出口的不仅有幼小的马驹，而且也有成年的战马；我们也许可以想像得到马群在低矮的平原觅草、在郊外的围栏中受训的场景。

从海边步行穿过1英里的冲积平原，即可到达特洛伊城。这一城邦矗立于一座高地的北部山岗，其北边极为陡峭，一直倾斜到杜姆瑞克苏河（古时称西摩伊斯河）的沼泽谷地。位于希沙立克的城堡外围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副城，至今尚未可知。布雷根在城外的西部和南部发现了房屋的痕迹，并在离“特洛伊Ⅵ”南边城墙500码开外的高地斜坡上发现了一个火葬墓地。虽然施里曼和布雷根曾在高地上挖掘过探坑，但他们并未发现青铜器时代的任何遗迹。也许，后来新伊利昂的建设消灭了原有的踪迹；情况至少可能是，“特洛伊Ⅵ”拥有相当大的副城，在面积上与欧特里西斯可有一比。假如情况属实，则这个地方看起来更有可能是一个区域的首府，而不是像如今的遗迹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样子。位于希沙立克的皇家城堡坐落在高地西边的险要位置，沿着三层同心的阶地逐步抬高，其最高处约为海拔130英尺，最低处约为100英尺。其涵盖的长宽面积为200×120码，可与希腊的“首府”遗址相比拟。位于东面堡垒中的一口深水井可以确保府内的水源供给（尽管城墙外的西南边有一眼泉水可供饮用）。精巧的“特洛伊Ⅵ”城墙曾经两度改建，带有塔楼的最后面貌是公元前1400年之后经过三四代统治者不断修建而成的产物。自然，向陆一面的防卫设施最为坚固，这边拥有最高的城墙、最坚实的城门和塔楼，因为内陆地区和安纳托利西部诸国均可择道通向城邦。

青铜器时代晚期的来访者，穿过建在城堡外部房屋间的通道到达特洛伊南城门。这座城门是进入特洛伊的主要入口，进门之后是铺平的街道，街道拾级而上通往国王的宫殿。南城门左边，是一座用石灰石块筑成的巨大方形塔楼，高约50英尺，从城门向外突出约10码。塔内设有这个城邦的重要祭坛之一，前面排列着六个石头基座，用于摆放迎接来客的特洛伊神像。南城门右边，是一间用以焚烧祭物的长屋。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特洛伊人在出门远行或参加战斗之前，都得供奉神灵；同样，陌生人在进入这座城邦之前，也需向神灵献祭。这类设立在城门和塔楼门口的祭仪场所，也许有助于解释后来希腊传说将其称为“神圣的伊利奥斯”之原因。特洛伊城拥有三个主要城门——南门、东门和西门，每个城门前可能都设有偶像；还有一个边门，旁边建有一座朝东的大型堡垒。特洛伊城的石造技术既有别于爱琴海世界的城堡，又不同于赫梯人的工艺。交接严密的石灰石块建造工艺，以及特有的向上倾斜的墙体结构，似乎都体现出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本土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在希沙立克传承绵延了好几百年，后来在邻近的哥迪翁（Gordion）的弗里吉亚（Phrygian）古城也发现了这一风格。

位于南面的宏伟城墙至今保存完好，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东南端那座突出的塔楼，尽管没有使用砂浆，其构造却也如此严丝合缝；东首更有一座约60英尺宽的堡垒，如今仍有近30英尺高的垒体立于地面，它可能曾经是一个瞭望塔，可以纵览整个西摩伊斯平原以及进入高地的东面入口。连接着这个堡垒的200码长的城墙，贯穿于山丘的北面山岗，正如施里曼所说的，“用大块的石灰石块雕凿而成的城墙，真是无比壮观”；古代的建设者已经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坏，而施里曼1871—1873年间的挖掘带来了更大的毁坏。20世纪30年代，当卡尔·布雷根在考查西北角的时候，发现了城墙的宏大构造。此处的城墙有一个急转弯，仅在15码的距离内就下行了8码，布雷根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阶梯形基础，潜沉于离“特洛伊Ⅵ”地面不少于23英尺的地层，用以支撑一座高度恐怕远远超过60英尺的堡垒，来访者仍然可以看到其底部基础，而其上部结构则一定是被新伊利昂的建设们挖掉了。

这就是特洛伊城墙，显然就如后来的希腊传说所描述的那样，“墙体精良”、“塔楼壮观”和“城门雄伟”。更古老的、未被替换的城墙回路，仅残留了西侧一小段。这一小段是我们如今尚能见到的陈旧城墙，其厚度只有后来建造的城墙的一半，所用的石块较小且较粗糙，墙体根基亦浅显，坚固程度显然远不及后者。城邦的防御在此处是最为薄弱的，因此也最容易被击破。

在特洛伊城内，所有的道路似乎都通向小山丘的西部顶端，我们可以推断出此处为皇宫所在地。皇宫下方的阶地上约有25座房屋或宅邸，应当是皇室的贴身侍从和亲属的居住之所，而国王的兄弟和儿子可能拥有各自独立的住宅。最大的房屋可能是那几幢接近于30码长的两层楼大型建筑物，类似于梯林斯和迈锡尼的中央大厅，尽管它是从侧门出人的。其中的一幢建筑物位于南城门附近，被称为“柱式豪宅”，其长为28码，宽为13码，带有正厅和厨房，屋顶是用一些大石柱支撑起来的，其中的一根石柱幸存至今。楼房上层大概为木制框架结构，用泥砖砌墙和泥灰糊面，并带有窗门，还可能有一个天窗屋顶（如今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还能见到这样的一种建筑风格）。十分有趣的是，布雷根认为，在“特洛伊Ⅵ”的最后阶段，这种建筑很有可能被用做军械库或兵营，因为在里面发现了一大批弹弓，以及大量食物被消耗的迹象。而且，在通向西面的街道上，布雷根还“莫名其妙地”发现了一个人类颅骨。

宫殿本身的情况又该如何？自德普菲尔德以来的常见观点认为，当罗马人在希沙立克的顶部建造伊利昂市政中心的时候，此地已被铲平，故不曾留下原来的任何踪迹。但是，现代的研究表明，当施里曼于1870年开始挖掘时，此山丘的左峰有局部保留，因为他曾偶然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到访过的古老寺庙的基脚，以及邻近的“特洛伊Ⅵ”的部分建筑。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希腊殖民者于公元前730年前后在重建伊利昂的同时，也在“普里阿摩斯宫殿”的废墟上创建了他们的神庙。而且，在离东南面的希沙立克中心位置（其高度约为120英尺）10码左右的地方，卡尔·布雷根在考察施里曼和德普菲尔德遗留下来的一个“孤岛”时，发现了一段长约5码的破旧墙体，以及与之平行的另一堵墙，这些墙体正好位于仓库的一根罗马式柱廊的基脚的下面。这种“特洛伊Ⅵ”晚期的残垣断壁，恰好位于我们所期望的、曾是宫殿入口的西侧，即从南城门弯曲而上的道路顶部。这一微不足道的残壁，也许是青铜器时代特洛伊宫殿所留给我们的唯一遗迹。

至于宫殿的模样，我们一无所知。不过，我们可以推想，它很可能类似于“特洛伊Ⅵ”时期的那种拥有中央大厅的典型特征（一种可以追溯到“特洛伊Ⅱ”时期的宏大的建筑风格，希沙立克的建筑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就像皮勒斯一样，围绕宫殿四周的一定是储藏室和居住用房。犹如青铜器时代晚期的所有统治者那样，想必特洛伊国王也会拥有库房和工场，以及用于储存油料、粮食、无花果和葡萄酒等物品的数以百计的陶罐。或许，正如皮勒斯那样，特洛伊也具备自己的战车工场工匠，以及车轴、车身和轮子等储备；还可能拥有制造青铜兵器的锻冶场，所制造的兵器款式深受爱琴海风格和赫梯风格的影响。特洛伊的陶工一定为数不少，他们以生产本土的陶具为主，兼以仿制希腊的款式；而他们的窑炉可能建在城堡之外。作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纺织之城，其在城墙之内必定建有纺织工场，因为发掘希沙立克的三大考古学家均已发现数以千计的纺锤。我们完全可以想像皇家所储藏的布料和毛料，以及如在皮勒斯所发现的那种斗篷服饰，其又可能分为普通斗篷、“赠与追随者的斗篷”、皇族穿戴的斗篷和“款待宾客用的斗篷”。假如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猜测更推进一步，依据赫梯泥版和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类推，那么，特洛伊国王除了雇用青铜匠之外可能还雇用了金匠为其服务。国王可能拥有制作汉白玉或白色大理石刀剑柄头的工匠，因为这类装饰品在青铜器时代晚期显然是弥足珍贵之物。国王肯定拥有为其亚麻和羊毛织物上色的染色工，如同纺织、谷物研磨等工种，这种职业往往由妇女从事。除了陶工之外，国王必然拥有漂洗工、药膏锅炉工、磨刀匠、面包师、猎手、樵夫、管理神殿的祭司、占卜者、甚至还有医师（如在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所记载的“i-ja-te”）。像迈锡尼的国王们一样，特洛伊的国王也可能拥有自己的故事歌手，通过他们来赞颂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他一定拥有皇家信使和传令官，甚至可能雇用能够用赫梯文在泥版或木板上书写的文士。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推想，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却无以证明。从这些幸存下来的房屋建筑来考量，我们也许可以猜想得到，“特洛伊Ⅵ”城内的人口总数不会少于1000人；尽管我们无法知晓更多居住于城外及其平原地带的人口数量，但5000人的总量看起来不至于会相去太远。此外，考古学的研究业已表明，共享“特洛伊Ⅵ”文化的区域范围更为广大，比如，包括加里波利半岛的多个定居点；而莱斯博斯岛的泰尔米与之也有明显的关联。所以，我们会发现，“特洛伊Ⅵ”是爱琴海东北部一个比人们以往所想像的更为强大的政权。然而，就其自身而言，特洛伊的国王几乎不大可能组建一支全副武装的、战士超过几百人的军队。而在战争危难之际，他是否可能向与其相邻的阿扎瓦人乃至向哈提国的伟大国王本人寻求援助，我们不得而知。希沙立克的众多历史依然是一个谜，尽管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的发现将对这种状况多少会有所改观，尤其是假如（想必会发生）当特洛伊西面的某个亚洲邻邦的文档被发现的时候。

总之，特洛伊-希沙立克是与爱琴海世界相互碰撞的一种安纳托利亚文化。“特洛伊Ⅵ”和“特洛伊Ⅶa”仅仅是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地区在青铜器时代末期被毁的众多定居点中的两个。倘若我们将它们的毁灭与后来关于“特洛伊”的希腊传说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们还涉及青铜器时代晚期地中海诸国的城市毁灭所构成的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洛伊何止一地，特洛伊战争何止一役；鉴于此，我将在最后一章中展现一幅更为广阔的时代图景。

[1] 波利比奥斯（Polybius，公元前200—前118年），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生于伯罗奔尼撒的梅格洛玻利斯（Megalopolis），以《历史》一书留名传世，原书40卷，只有5卷传世，记叙了地中海周边的历史，尤其注重于罗马帝国的崛起。他在密码学上也有建树，“波利比奥斯方表”即以他命名。

[2] 海法（Haifa），为以色列西北部港市。

[3]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历史绪论》是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

[4]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4月27日—1794年1月16日），为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其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影响深远。

[5]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8月24日—1985年11月27日），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其重要著作有《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

[6] 黎凡特（the Levant)），为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的是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它不包括托鲁斯山脉、阿拉伯半岛和安那托利亚。“黎凡特”一词适用于“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为“东方”（the Orient）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于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又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它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

[7] 赫西奥德（Hesiod），为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

[8] 哈布城（Medinct Habu），就是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庙，位于卢克索附近，它是法老统治时期的最初一座大型工程，发现于1889年。它的东墙讲述了拉美西斯三世摧毁来犯之敌的事迹。

[9] 迦南（Canaan）：地中海东岸与约旦河之间的地区，一般指西起地中海沿岸平原，东至约旦河谷，南至内格夫，北至加利利地区的一片区域，包括今日的以色列、约旦及埃及北部的一部分。《圣经》中“迦南地”这个称呼包括的范围要更广一些，指巴勒斯坦地区与北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西南部这三处的总和。犹太人的祖先最初进入这里时叫它迦南，后来非利士人进入地中海沿岸，控制了加沙到雅法的海岸线，把他们占领的地方叫做“巴勒斯坦”（Palestine），意为“非利士人之地”，后为希腊史学家所沿用。犹太极端正统派不认同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非犹太名词”。

[10] 歌利亚（Goliath），《圣经》历史人物，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据《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非利士的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的军队，他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

第八章　青铜器时代之终结

通过费尽心血的调查之后，我找出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之毁灭的四大原因。其一，时代和自然的终结。其二，蛮夷的强势攻击……其三，各要素［如原材料、商品以及他们的市场］的误用与滥用。其四，罗马人的内部纷争。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六卷，第71章（1787年）

在帝国的暮年，饥荒和瘟疫接踵而至。就饥荒而言，这是由于当时的大多数人疏于培育土壤所致。因为在帝国的最后岁月里，个人财产频遭侵占，苛捐杂税［包括贸易关税］沉重繁多。百姓深感王朝之老朽，叛乱四起，时局动荡，粮食难以存储。因此，粮食及其收成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世界各地的降雨量因天而定，很可能要么淫雨连天，要么缺水少雨。谷物和瓜果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条件。人们对于食品的基本需求不可或缺，而且，依然相信其储备不至于成问题。一旦粮仓空空荡荡，人们必定遭遇饥荒。粮食价格随之暴涨之后，穷人就因无力购买而饿死。如果几年之内无粮储备，就有可能出现饿殍遍野的状况。这样的饥荒或王朝的瓦解所带来的动乱，均有可能导致大面积的瘟疫。动乱、杀戮以及瘟疫相随而至……正如现在的人口过剩。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第三卷，第49页（1377年）

一旦城市挣扎于接连不断的悲惨与苦难之中，那么，蕴藏其中的一场革命必然会爆发出来，过去的历史如此，未来的历史也是如此，因为人类的本质是相同的，尽管其形式可能是剧烈的，也可能是温和的，其表现形式因不同的特定状况而有所差别。在国泰民安的情况下，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虞；但在战争的条件下，百姓就连日常需求的基本供给也可能丧失，所以说，人们的财富水平决定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82页（约公元前400年）

各种文明为何会衰落？它们在衰落之时又曾发生了什么？正如以上我援引的段落所显示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所在。针对青铜器时代末期希腊世界没落的原因，我们已尝试从不同的领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如地震、疾病、饥荒、气候、战争、干旱、人口下降、瘟疫、外来攻击等。考古学显示，许多地方的败落是由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而非某个单一原因所致。我们看待过去历史的方法，是与诸如布罗代尔等现代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态度相一致的：“就历史分析而言……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总是不会错的……所有那些与正在滚滚向前的洪流不相容的无数事件，都可能会销声匿迹。”以上所引述的这些伟大历史学家基本上也都采用这样的观点，即使他们往往不大愿意把各种事件看作是“历史的瞬间”、把个体看作是某种无以主宰之天命的“被囚禁者”——正如布罗代尔所认为的那样。不过，波利比乌斯和修昔底德或许也会认同我们现在这种强调了气候、地理以及不同文明所赖以嫁接的培育模式交互作用的观点。修昔底德关于史前希腊“人类学”的精辟思考（参见本书边码第32页）显示了经济因素对于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伟大的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World of History）一书中充分地揭示了政治衰落与疾病、人口过剩、气候、降雨量以及作物歉收之间的关系。但是，以往的学者们并未对这些相关因素进行过科学的量化阐述。过去几十年考古学技术的发展，让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实际上可以测算出诸如美塞尼亚人口减少的数量等因素，可以根据土地利用和作物产出的情况估算出阿尔戈斯地区的人口数量。有待完成的工作仍然很多，毫无疑问，未来还将出现新的重要发现。不过，这种地理学方法的效应，强调的是历史长河而非单个事件的重要性，着眼的是诸如皮勒斯的亚麻女工那样的普通百姓、那些支撑起社会的悄无声息的无数民众，而非青铜器时代世界中的“赫克托耳们”和“阿伽门农们”等英雄的作用。这也将是接下来百年中研究爱琴海历史的学者们所要遵循的路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即便特洛伊战争确实发生过，其意义也不见得那么至关重要，此时的特洛伊只是数以百计的特洛伊之一，换言之，无非是青铜器晚期世界的无数城市之一。在对人类历史的这一重要阶段做出大致推论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整体命运；甚至是，在充分认识特洛伊本身之前，我们还要了解其他所有地方以及它们的命运。那么，难道说特洛伊城之毁灭只是过眼云烟，而特洛伊的故事可被置之不理吗？这样的观点已在最近有关青铜器时代爱琴海之衰落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了。城市的破坏、外来入侵者（如海上民族）的进犯，只是症状而非病因？这个世界的经济，在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的“辉煌”时代开始之前业已衰落？对于这些问题，考古学难以为我们做出明确的解答；于是，历史学家们尝试着从其他的文明模式中寻求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考古学家们就玛雅文明（地处中美洲）神秘消失的现象，在不久前提出了一个极有意思的模式，这种模式几乎不涉及任何的外在因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组织机构复杂程度各有不同的早期社会，其衰落往往是由于它们所创建的社会结构赖以运行的体制最终无法适应那些决定它们生产手段的自然因素的变化所致。正如赫勒敦所指出的，许多因素（如持续的歉收、干旱、瘟疫、统治者的贪婪无度等）都可能引发社会的衰落，当社会的基本结构脆弱得无以应对这些因素时，它即告崩溃，因为其承受力已超越了临界点，就像一个生物体已丧尽了免疫力一样。

1.系统的衰竭

美国的考古学家们罗列了他们认为与玛雅文明衰落有关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也适用于解释迈锡尼-希腊文明的衰落（以及罗马帝国在“黑暗时代”的终结以及不列颠之没落）。这些迹象如下（读者立刻会注意到，这些迹象即是我们所说的症状而非病因）：

1）中央政治机构的瓦解或崩溃；核心区域（“首都”）的衰落；公共建筑和工事的坍塌；军事组织的瓦解；宫殿和军火库的废弃；寺庙和祭仪场所的冷落，而仅作为当地的圣地而保留；文化的消失。这些迹象很明显适用于公元前13世纪—前12世纪的迈锡尼。

2）传统的统治精英或上层阶级之分裂；出现在希腊的那种国王消失，由地方的强势人物如korete（“市长”）和basileus（“首领”）等取代的情况；他们奢华的葬仪就此终结；他们的宅邸往往被人非法占用；他们所能购置或制造的奢侈品供应业已枯竭。这些迹象不仅适用于若干迈锡尼中心的状况，而且也惊人地符合我们所提出的从“特洛伊Ⅵ”向“特洛伊Ⅶa”过渡的假想性解释（参见本书边码第123页）。

3）中央集权经济的崩溃。关于当时希腊的集权化程度，我们在克诺索斯和皮勒斯的泥版文书中可略见一斑（参见本书边码第132页）。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贸易、交换或物产管理等方面的集中控制。工艺品和专业性产业日渐消失；有组织的专业化农业亦告终结；老百姓返回到择地而居、小规模耕种和以物易物的经济状态。

4）定居点的大面积废弃，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剧减；原本繁华的城镇常常成为下等阶层的居住之所；有些地方甚至变得人迹罕至，如克里特岛的卡尔菲和特洛伊附近的布纳尔巴什。

5）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系统崩溃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与荷马故事有关的文化倾向。在随后的“黑暗时代”里，业已消失的“英雄世界”被赋予浪漫情怀，并以史诗的形式加以传唱。其时所形成的新的权力集团，希腊各地那些充当了“国王”角色的首领们试图通过构建他们与“英雄时代”国家之间的血脉相承关系而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因此，荷马时代爱奥尼亚的小君主们（如库迈的赫克托耳和希俄斯的阿伽门农等），往往以英雄来为自己命名，并声称自己是英雄的后裔；正如“黑暗时代”的不列颠那样，凯尔特的君主们标榜自己为罗马人的后裔；更有甚者，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君王们虚构了从前大陆日耳曼的帝王列表，甚至还把罗马帝王混为一谈，并从中找出与他们之间的血统关联。此外，早期的年代史编撰者和诗人所讲述的旧世界的崩溃，往往是以英雄人物奋战外来入侵者，无论是希腊的多里安人还是不列颠的撒克逊人作为依据的，而且，这种故事也常常被个人化为英雄人物的事迹和战争。到最后，荷马史诗也好，《贝奥武夫》也罢，都将过往的“黄金英雄时代”与新的“英雄时代”混淆一起：吟游诗人的功能——要说有什么功能的话——就在于把两者合而为一。

最后，我们或许还需提及的是，我们在较早时期对于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之特性有关的某些思想。“黑暗时代”神话与“英雄时代”神话之间的相互混淆，可以追踪到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身上，他们把这些赋予浪漫情怀的传说故事当作证据来认可；要知道，这些传说故事皆为口传的产物，只是在故事发生的背景时代消逝了好几百年之后才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历史的书面形式有所不同的是，科学的考古学在其缓慢形成过程中，难免伴随着神话的烙印。例如，考古学往往聚焦于那些业已消失国度的规模较大的、较为引人注目的遗址，像迈锡尼、梯林斯或特洛伊等；而在神话中所未曾提及的、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遗址，无数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所赖以存在的地方，却无人问津。英国的情形亦无不如此，考古学界专门找了廷塔基尔（Tintagel）、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和“凯德伯里-卡米洛特”（Cadbury-Camelot）等亚瑟王时期的古堡遗址进行发掘，而有关亚瑟王故事的史实性究竟会有几许？就像亚瑟王传奇一样，特洛伊传说是“黄金时代”的一个神话故事，只是由于其借助了一种假定的历史事实内核而使之更具影响力而已。

2.特洛伊战争：一个未了的综述

当我思考个体生命的时候，所看到的总是一种被囚禁的命运，在其中，一个人自身几乎是束手无策的。从前往后，历史长河的画卷源远流长，而人的生命则会消融在拥有无限景观的某一构图之中……无论对错与否，我明白，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终将涤荡所有的痕迹。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第1244页（1973年）

关于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性问题，布罗代尔的这一看法，不啻会让那些着眼于重大事件和战役的学者，以及对阿伽门农、赫克托耳和特洛伊战争信以为真的人们大为扫兴。事实上，以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将一场看似“基于史实的”特洛伊战争书写成为一部关于真实历史的著作——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可能并无多大意义。即使我们能够确凿地证明特洛伊战争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与我们在本章中所谈及的那些长期以来的深层结构相比，它可能属于一个非常次要的记事。其实，正因为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依据，所以，这也难免会让我们认同摩西·芬利爵士（Sir Moses Finley）[1]所提出的非难，他不仅否认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特洛伊战争，而且在他的《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一书中还坚持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应该从希腊青铜器时代的‘历史’中删除出去”。不管怎么说，长期以来，特洛伊战争的确已经超越了研究青铜器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的严谨分析的范畴：无论是施里曼、德普菲尔德和布雷根等希沙立克的发掘者，还是许许多多的评论家们，尽管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具备了或多或少的科学性，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无不得益于“神话”的诸多启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柏辽兹、维吉尔和埃斯库罗斯等人的作品一样。在不同的情况下，神话均是作为证据解释的前提条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拜伦勋爵的话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太在乎特洛伊故事的真实性了……以至于我需要将这种宏大的叙事当作真实历史……和地点来加以尊奉；否则，它就不会为我带来丝毫的快意。”面对这样的悖论，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赞同施里曼的朋友查尔斯·牛顿发表在1878年《爱丁堡评论》上对于施里曼的《迈锡尼》一书所做的评述：

这些故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当作事实来接受，我们通过何种界定办法才能将那些只是看似可信的虚构故事，与那些潜藏于神话之中的真实历史的残留遗产区分开来……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世人已经为此花费了渊博学识和精妙评论。

不过，若以这样的评论来作为本书的结束，那似乎是不太公正的。正如我所期望的，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潜心研究，我们发现，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特洛伊故事的内核可以溯源到青铜器时代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两者之间到底具有多大的吻合程度我们尚且无法确定，但是，作为本书的结尾，依据大量的证据来对所可能发生的事件做一种合情合理的重建，似乎没有什么害处：即便是对于一条政治新闻，假如你喜欢，可以加入少量的盐，抑或加入整罐的盐，那就根据自己的口味而定了。那么，这里就是我所假设的关于特洛伊战争及其背景的“历史”版本。

公元前14世纪至前13世纪是迈锡尼世界的全盛时期。迈锡尼处于这一文明的中心地位，通过军事征服或王朝联盟这种青铜器时代近东的常见手段，其影响力扩展到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这种扩张可能会在有关皮勒斯（约公元前1300年）和墨涅莱昂（约公元前1300—前1250年）的重建以及作为希腊中部主要对手的忒拜（约公元前1300年？）第一次毁灭的考古学记载中反映出来。与此同时，考古学也向我们揭示了，迈锡尼、皮勒斯、梯林斯和墨涅莱昂共享着相同的物质文化、相同的艺术传统和相同的官僚政治，以及许多细枝末节。像皮勒斯一样，梯林斯保存着自己的一些文档，可见它是独立于迈锡尼的；但更有可能是，它承认了迈锡尼的霸王地位，并成为其一个口岸。忒拜的劲敌奥尔霍迈诺斯也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所雇用的是相同的工匠和建筑师。克诺索斯亦不例外，它看起来在这个时期为一个希腊王朝所占领，而这个王朝与迈锡尼和希腊大陆的关系密切，因为它从相同的斯巴达采石场进口石材，使用的是相同的工艺和雕塑，其官僚体制也是毫无二致的。这是一个共同的世界，然而，各城邦国家可能拥有独立的传统和各自的国王，但在某些时候，它们承认一位“至高之王”，就像近东地区的其他王朝所行使的那样。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希腊人，即荷马所说的亚该亚人，就是公元前14世纪至前13世纪的赫梯人所认为的阿希瓦亚人；而且，从“赫梯外交部”的文档中得知，在公元前13世纪，赫梯人一度承认阿希瓦亚列王为“至高之王”，就像埃及、巴比伦以及后来的业述诸王一样。我假设，这一时期的阿希瓦亚王就是出自迈锡尼，即希腊传说中所言的阿特雷狄王朝的某位王室成员。此时，希腊人的影响力扩展到了爱琴海的所有岛屿；他们的贸易航线西至西西里岛，东抵叙利亚，并经由塞浦路斯；他们控制了小亚细亚沿岸的多个定居点，如阿索斯和米利都等，这些区域被赫梯人当作希腊领土予以承认，且拥有相互认可的边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希腊人在当时运用了一定的外交手段，比如，与赫梯国之间互赠礼物和互派使节，给赫梯宫廷送去崇拜的偶像，盛情款待赫梯的皇亲国戚，等等。一篇记述了埃及人的迈锡尼和克里特之旅（约发生于公元前1380年）的铭文显示，希腊人不仅早已为埃及人所熟知，而且彼此之间有着直接的外交来往。

从希腊内陆几大宫殿的情况来看，公元前1300—前1250年左右这段时间，是迈锡尼文明建筑的最辉煌时期；无论是内在的信心还是外在的防御，他们均处于雄心勃勃之时。大量的防御工事——不论是在格拉、梯林斯、迈锡尼、雅典等大型城邦，还是在欧特里西斯、阿拉科斯、克瑞沙、蒂加尼（Tigani）等小型城池——都在其间建成。然而，不足为怪的是，这一文明从此盛极而衰，正如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

当一个王朝行将终结的时候，往往会显示出某种强盛的迹象，这种强盛仿佛给人以这个王朝不会走向没落的印象。毁灭之前的光彩常常越发绚烂，就像一根即将燃尽的灯芯，在熄灭之前的那一片刻，其火焰跳跃得更为耀眼，或给人以刚刚开始燃烧的感觉，而实际上它已走向灭亡。

此外，我们不可忘记镶嵌于希腊传说中的传统——希腊传说中蕴藏着一种大家均认可的青铜器时代的基本元素。人们普遍认为，诸如迈锡尼等宫殿，是一种充满血腥的、暴力统治的、相互残杀的、战事不断的地方。对于各大宫殿遗址（如迈锡尼等）的考古发现以及记载于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的具体细节都证实，这确实是一个武力至上的、富于侵略性的世界。从根本上说，它们的经济是一种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大量的从属人口——可能包括众多的奴隶——都依附于土地为生，他们为主人种植必需的粮食，并生产可供出口的剩余油料、陶器、谷物、毛纺织品和亚麻织品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制造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正如在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在克诺索斯和皮勒斯等地所发现的大量贵重的材料，如铜、锡和黄金等，可能只有通过战争或贸易而获取。换句话说，这种劳动力和强制手段只能依靠贸易或暴力来加以维持。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阿伽门农等国王们显然是残酷和无情的——这样的文化必然造就这样的国王。统治精英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无论是体现在自我防御还是其他的方方面面。正如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

任何皇权必须具备两个基础。首先是武力和群体认同感，这集中体现在军人身上。其次是财力，以便供养军队以及整个皇权运行体系。一旦这两个基础发生危机，那么，王朝就将面临瓦解。

于是，阿伽门农等国王们需要通过掠夺（财宝、原材料、贵重金属、牲畜和女人等），来激励他们的战士和充实他们的武器装备。所谓的英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幅图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荷马故事中，“城市掠夺者”为备受赞美之对象。这是青铜器时代权势之现实，它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理念是密不可分的。出土于皮勒斯的B类线形文字泥版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皮勒斯存在着来自于利姆诺斯岛、希俄斯岛、“亚细亚”、米利都、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os）、尼多斯等地的奴隶，他们在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产业”中从事着各种生产劳动，这也告诉我们，阿伽门农的世界需要不断利用战争去抓获奴隶，或从奴隶贸易口岸去购买奴隶。这个社会顶层的额外支出，诸如用于储藏金银财宝、举办皇家祭仪、修建皇族陵墓、提升战争装备等的费用，是如此庞大，以至于需要一座巨大的劳动力金字塔才能支撑。而且，这种劳动力还需持续得到补充，尽管女奴尚能生育子女作为后补，但这类人口的寿命平均值想必也不会很高。皮勒斯泥版文书中关于皮勒斯宫仓库里所陈列的华丽家具的冗长描述，与关于外来奴隶以及他们的定量供应情况的简略记述之间的对照，再透彻不过地证明了以上的事实。巨大的花费和精湛的工艺从一把椅子上可见一斑：“一把豪华椅子，其正面饰有金制的人物图案、怪兽和蓝晶石制的怪兽，背部镶嵌着蓝晶石、金和银，还有一对金制的把手。”这只是残存的泥版文书中所记载的许多奢华物品之一。正如我们所料想的，对于工艺细节的情有独钟，同样可在有关战争装备（如战车）的描述中得以验证，战车的车身“镶饰着象牙，被漆成深红色，缰绳上带有皮革的马勒带和马槽子”。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食物配给情况，“尼多斯妇女21名，女孩12名，男孩10名……欧德维勒斯（Eudeiwelos）妇女8名，女孩2名，男孩3名；［配给］336升小麦，336升无花果……”据专家们推测，这些人每人每月所得的口粮为24升，略少于对古代士兵的配给；若增添无花果，小麦的配给可能会被减少，罗马农学家卡托（Cato）以为，为了减缩对奴隶的面包配给，“只有让他们食用无花果”。这就是阿伽门农的世界。

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思考公元前13世纪所处的特殊状况。此时的迈锡尼社会已经处于窘困之中。公元前1300年之后不久，地中海地区因普遍的动荡与骚乱而陷入了随之而来的全面崩溃。这里可能存在着经济危机、人口过剩、作物歉收、干旱和饥荒等问题，这些均是专家们尚待解决的问题。同样，我们未能解答气候变迁的问题。此外是否可能也与迈锡尼世界在公元前13世纪后期与近东之间的贸易中断或萎缩有关？所有这些因素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还不应该排除王朝内部亲属集团之间的同室操戈以及敌对城邦之间的相互残杀的可能性，正如传说中所言的，阿尔戈斯人在特洛伊战争发生的几十年之前对忒拜进行的洗劫那样。小亚细亚沿岸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也可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正值此时，赫梯人似乎已经占据了米利都这座爱琴海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希腊人的利益可能由此被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排挤出去，于是，为了继续获取奴隶和原材料，希腊人不得不转而北上，朝着特洛伊的方向。

以上所做的剖析固然只是一种假设而已，但当将部分或全部的因素综合起来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必定含有合理的成分。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考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经济命运发生的巨大变迁，我们必须假设阿伽门农及其同道的国王和精英们为了亡羊补牢而尽的最大努力。他们的统治需要战利品、奴隶和财富，而频繁的掠夺性袭击是他们的统治得以维持的必由之路：实际上，他们可能每年都要发动这样的袭击。这种袭击活动，很有可能朝着北部和东部方向行进，尤其是小亚细亚沿岸，赫梯出土的泥版文书显示，在公元前13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希腊人在这一区域的袭击行动日趋活跃。由此看来，对一座控制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城堡发起攻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即便没有特洛伊故事的提示，我们也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拘泥于这种攻击的动机——正如我所说过的，这种战争是由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社会和王权的本质使然。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赫梯泥版文书中的资料来加以佐证。赫梯文本中所提到（未曾命名）的阿希亚瓦诸王，可能就是希腊传说中的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王朝时期的一些国王。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我们所拥有的史学依据就更为可靠了。有关赫梯国王姆瓦塔里斯（公元前1296—前1272年）、乌尔希-泰舒卜（Urhi Teshub）（公元前1272—前1265年）或姆瓦塔里斯的兄弟哈图西里斯（公元前1265—前1235年）等时代，都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关于特洛伊/维鲁萨王朝，我们多少也能知其一二。姆瓦塔里斯时代（以及后来）的维鲁萨国王为阿拉克桑德斯（Alaksandus），他肯定是荷马史诗中亚历山德罗斯-帕里斯（Alexandros-Paris）（安纳托利亚语为帕里亚［Pariya］）的原型。特洛伊战争可能就发生在他所处的时代，赫梯文档在描述迈锡尼诸王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影响力日渐增强的同时，也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大致背景。

希腊人的势力和影响力在之前的两代人之间不断壮大。米利都约于公元前1320年为赫梯人所占领。但在哈图西里斯统治时期（约于公元前13世纪的60年代），米利都被承认为阿希亚瓦的领土，并拥有条约所划定的边界。在赫梯人看来，希腊统治家族在其周边的威慑力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们也明白，领头的是希腊国王的弟弟。然而，无论是姆瓦塔里斯还是哈图西里斯，在当时都需要保持国境西部的安宁，以便集中军力来应对其他几个方面的战事。他们不得不迎战日趋强大的亚述势力（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北部）的挑衅滋事，因为这股势力的不断西进，给幼发拉底河和叙利亚河上游富饶的商贸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他们还得应对埃及人在叙利亚领土内的步步北进。公元前1275年，姆瓦塔里斯与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什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交战，当时，姆瓦塔里斯召集了18个臣属民族、附庸国和联盟国的兵力参与战斗。很明显，作战队伍中还包括了来自于某些阿扎瓦国家的军事精英，因为达尔达尼（Dardani）（维鲁萨人）也名列其中。据推测，他是阿拉克桑德斯手下的一员大将。公元前1275年时的维鲁萨，尚不失为一个完整的国度。

到了十年之后的公元前1262—前1261年，直驱卡尔凯美什城门的大片赫梯领土已经落入亚述人之手，这对于哈图西里斯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就在这个时候，哈图西里斯又要对付来自南部拉美西斯的威胁，在西部还要与阿希亚瓦国王及其盟友倒戈的阿扎瓦人皮甲马拉杜斯交战，因为皮甲马拉杜斯在爱琴海沿岸四处制造事端和冲突。赫梯人两百年来通过外交手段建立起来的附属国关系网，此时也面临挑战。特洛伊战争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正如赫梯泥版文书中所描述的，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原来的国王们被废黜，假冒者却轮番登台，领土惨遭蹂躏。沦为政治流亡者的国王们到“海外”，如阿希亚瓦、米利都或更远的地方寻求庇护（其实，流亡中的前任“哈提大王”乌尔希-泰舒卜本人，此时也正避难于埃及宫殿之中）。

在青铜器时代的政治分析家们看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仿佛正在席卷安纳托利亚西部。其背后好像总是潜藏着阿希亚瓦王的神秘存在，以至于让此时的赫梯人第一次感觉到非得与其调和不可。赫梯文档资料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出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亚该亚人的掠夺性本质，正像后来的传说所描述的那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赫梯文档资料中的有关记述。

特洛伊战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274—前1263年间，也就是发生在卡叠什战役与哈图西里斯率部在迈阿尼德河谷追打皮甲马拉杜斯叛军这两次战事之间。当哈图西里斯追击叛军到了爱琴海沿岸的米利都，并向阿希亚瓦王发出请求和解的声音之后，他毫不掩饰地讲到了在过去几年中所经历的种种麻烦。特别是，他以几近后悔的心情谈到了早些时候与阿希亚瓦王之间的不和，以及“与维鲁萨之间的战争——我们现在已经与之媾和”。因此，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他开始统治（公元前1265年）的时候，就是发生在他作为年老的姆瓦塔里斯（公元前1275—前1272年）的一员将领期间。

让我们在此做稍进一步的推测。赫梯边境的冲突此起彼伏。希腊王暗中援助了某个对哈提国怀有敌意的阿扎瓦皇室家族小集团。他还与位于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那些富豪们结为联盟，他们不但承认其君主权位，而且还为其提供原材料和奴隶。他也蛊惑安纳托利亚西部那些与哈提国交恶的其他国王；比如，色哈河国的统治者就是其中的一例，他“依仗阿希亚瓦王之势”，公然与哈图西里斯叫板。特洛伊/维鲁萨的国王也被卷入了这些事件之中。尽管位于爱琴海世界的东北端，他的古老城堡是为希腊人所熟知的，它很可能曾是迈锡尼商人的一处殖民地，国王们还可能交换过使节。特洛伊称得上是爱琴海北部最坚固的要塞。其位于古代贸易路线（陆地和海洋）的交汇处，地理优势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古老王朝的所在处，拥有积累了好几代人的皇家宝藏，无疑是“城市掠夺者”的垂涎之地。

在此地引发战争在所难免，无非只需某种托词或某种外交事端（荷马史诗中所说的诱因，是为了夺回一位皇家女子）。不过，这足以成为随后让哈图西里斯与希腊王之间修补关系的一种借口。确切地讲，究竟是谁站在了谁的一边，我们尚不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伟大的希腊之王集结了他的盟友和联军对特洛伊发动了一次海上远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当希腊人攻击维鲁萨的时候，是否难免会招致赫梯国王或他的将领加入到维鲁萨的阵营。因为正如当伟大的哈提国王展开远征行动时，维鲁萨人必定会为其提供作战部队（就像他们在公元前1275年的卡叠什战役中所遵循的那样），反过来，如果当维鲁萨受到外敌攻击的时候，伟大的哈提国王也必须出手相助，这是基于他们与姆瓦塔里斯之间所签订的结盟条约，也是一个大君主所应尽的义务。或许，荷马史诗的确在特洛伊联军的名录中保存了关于这一情况的某种朦胧记忆，因为他在名录中罗列了相当多前来协助普里阿摩斯和帕里斯作战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盟友——当阿拉克桑德斯最需要援助的时刻。

迈锡尼人对爱琴海东北部发动远征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具备诸如船舰等方面的资源条件，即使荷马在目录表中可能夸大了船只的实际数量。锡拉岛的壁画为我们展示的一番图景，足以说明这样的事实：这是迈锡尼人对利比亚沿岸的一次海上远征，航船配置长桨，船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他们头戴野猪獠牙头盔，手握长矛和椭圆形大塔盾。皮勒斯泥版文书中对军人的装备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述，其中就包括了这种精良的配备方式。就一次海外远征行动而言，出场的往往会是一支精锐的战斗部队，由几位领头的国王以及他们的精兵猛将和随从组成，每个王国可以挑选出几百号人马。很显然，特洛伊城即便不是他们进攻的唯一目标，也会是其主要的攻击对象。实际上，荷马故事认为，希腊人袭击特洛伊，只是他们攻击铁乌特拉尼亚、米西亚、利姆诺斯岛、莱斯博斯岛、彼达索斯（Pedassos）、雷尔涅撒斯（Lyrnessos）以及其他地方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站而已，所有这些遭到洗劫的城市，妇女被掳，牲畜被掠。考古学证据显示，位于莱斯博斯岛的泰尔米城（爱琴海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就是毁于这个时候，这与荷马史诗中关于阿喀琉斯袭击莱斯博斯岛的描写极为吻合。

因此，我们应当从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沿岸以及诸岛的长期侵略行径中，来理解有关特洛伊的故事。特洛伊并非唯一遭受洗劫的地方，但对于希腊人来说，它是最为知名的、建筑最坚固的、而且最难攻克的一座城池。更有甚者，正如勒舍瓦利耶所质疑的，也如赫梯文本中所暗示的，希腊人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风雨飘渺，整个远征行动实为一大失败，这些英雄故事无非是身处危难王朝中的吟游诗人极尽夸张之能事的产物。但是，城市肯定受到了摧毁。一个合理的故事版本可能会是，正如发生在费拉科庇和克诺索斯的情况那样，当特洛伊遭遇了一场自然灾难（如布雷根所认为的，严重的地震摧毁了“特洛伊Ⅵh”）的破坏之后，希腊人乘机打劫。然而，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地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毕竟传说中有关特洛伊城是在经受了一种惨烈的围攻之后而遭到人为摧毁的断言也有可能是正确的。这座城市由此被洗劫一空，城中的妇女被带到迈锡尼和皮勒斯从事各种产业劳动；甚至我们在皮勒斯泥版文书中发现，在从利姆诺斯岛和亚洲等地掳掠的妇女中，包括“神的仆人——To-ro-ia”，很有可能就是“特洛伊女人”。

详情到底如何？阿伽门农果真存在吗？我们从日尔曼和凯尔特的史诗中获知，古代君王的名字和谱系往往会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因而，莫西亚地区（the Mercian）[2]的领主奥法（Offa）可以如数家珍般列举出他的祖先君王，甚至是英格兰人进入不列颠之前的那些统治者。实质上，诸如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等迈锡尼最后的大君王的名字，很可能是经由吟游诗人传给后世的。

海伦真实存在吗？夺取海伦是引发战争的起因吗？公元12世纪，一位皇家女子被诱拐的类似事件，成为诺曼人对爱尔兰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另外，为了解救一位被掳的公主而去攻打一座城堡或城市，乃是史诗的一个亘古的主题——一个为无论是中世纪的爱尔兰、早期的印度还是公元前13世纪乌加里特的吟游诗人们所共同热衷的故事，所以，我们若是固执地拘泥于此，就会显得有些不那么明智了。不过，我们的证据已然显示，美丽女子在外来袭击中被掳的故事，的确是这个世界乐于讲述的一个共同话题；而且，被掳的女人越是漂亮，就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就海伦而言，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在此，我们也许还得提一下特洛伊故事中另一个有名的女人：年轻美貌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a）（或荷马史诗中所称的伊菲阿那萨［Iphianassa］）。她在奥利斯港口被献祭给了月亮女神阿耳特弥斯，遂开启了希腊人远征的前奏，这一事件也成为后来的艺术、文学和音乐的一大主题。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她真实存在，但是，考古学最近的重大发现表明，青铜器时代确实存在活人献祭、甚至是食人仪式的现象。考古学界在克诺索斯发现了两具年龄分别为8岁和11岁（正是传说中的伊菲革涅亚的年龄）的儿童残骸，他们看上去是在公元前1420年左右灾难降临宫殿及其郊外之前，被作为神圣仪式的祭品而遭杀害的，而且，部分身体已被人吃掉。这一发现可为我们的想法提供某种依据：在青铜器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地区，当危难来临之际，其他地方也很可能发生将儿童用作祭品的情况。在皮勒斯出土的最后一批B类线形文字泥版中，有文书显示，宫殿在毁灭之前也举行过这种活人献祭仪式，但这一迹象尚不确定（参见本书边码第234页）。然而，克诺索斯的考古学发现，则给人以一个新的视野来看待有关著名神话故事，比如，梯厄斯忒斯（Thyestes，阿伽门农的叔叔）[3]的几个儿子被同类相食，伊菲革涅亚则被当成了祭品，等等。

至于那些特洛伊英雄们，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出现在希腊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的人名在荷马史诗中也能找到，其中的20个名字（占三分之一）适用于特洛伊人；换句话说，特洛伊英雄们的希腊名字早已被创造出来，赫克托耳就是其中一例。但是，其中两个名字可能与此不符，而且他们是两位重要的人物：出现在赫梯泥版文书中的普里阿摩斯的名字（Priam）看起来像安纳托利亚人的名字“Pariamu”；而伊利奥斯的亚历山德罗斯则与维鲁萨的阿拉克桑德斯，公元前13世纪早期的赫梯泥版文书中所取的名字有关联，他的别名帕里斯（Paris），极有可能就是安纳托利亚语中“Pariya”。我们所能了解的，目前也就仅此而已。很显然，“黑暗时代”的希腊传说中有关小亚细亚“英雄时代”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

而攻城的木马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被解释为一个童话故事般的简单主题，正如我们所知的，攻城的木马也被理解为一个中空的、可以容纳战士的、具有马形的巨大载体。然而就在最近，有人则提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解释——这种解释至少是值得讨论的。按照这个版本，木马的故事与海神波塞冬有关。我们知道，他存在于迈锡尼的万神殿。在阿卡狄亚的神庙中，波塞冬总是以一匹马的形状受人敬拜；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又是作为一位马术师或御马官的形象被人祭拜。在乡村民谣中，他是一匹河马。但是，即使是在有记载的历史中，波塞冬也被认为是“地震”的唯一起源。在此，让我们回想一下关于“特洛伊Ⅵ”毁于地震的断言，以及在神话中拉俄墨冬是如何欺骗波塞冬而遭致其壮美城墙被拆除之惩罚的。那么，后来的某位吟游诗人所创造的惊心动魄的木马装置，是否与其意识深处的波塞冬形象存在关联（即从古老的传说转换到赫拉克勒斯洗劫特洛伊城的早期故事）呢？在我看来，这一解释似乎给人以过于巧妙之嫌，坦率地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如果希腊人就在特洛伊城遭受一场地震的摧毁之后确实对其进行了打劫，那么，我们是否仍然还可保留希腊人与对波塞冬（地震之神，木马的形状，并被希腊人认为是一件感恩供品）的偶像崇拜之间的某种关联呢？总的来说，我们最好还是承认，关于木马的故事，其中存在着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机巧；正如我们从各种艺术再现形式中所获知的，很显然，这一故事在荷马时代之前早已存在，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晓的，也就仅此而已。

我们的探讨即将告一段落。在此，我们不要忘记特洛伊城之沦落这一故事，因为它意味着迈锡尼世界的最后狂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其他哪位国王可称得上“伟大的君主”了。正如在中世纪的爱尔兰，最棒的吟游诗人们诵唱的都是些最后的故事，而特洛伊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最后的故事了。几十年之后，他们的世界分崩离析。所有这些城市的命运不尽相同：迈锡尼和梯林斯毁于地震；皮勒斯可能被当地的反叛者所摧毁；美塞尼亚遭遇人口的大规模缩减，拉科尼亚可能亦是如此。而阿尔戈斯则成为一个新的人口汇聚之地，其中包括海外移民的涌入，尽管没有遭遇某一重大灾难之打击，但也渐次衰落、瓦解。权力的不断削弱，也就意味着城市越来越得不到重建（尽管一些地方，比如梯林斯，可能曾经得到重建）。许多中心从此一蹶不振，而陆陆续续地流入这种中心的边缘地带的，则是一些来自于边远地区的、操希腊语的农民群体，他们就像那些栖身于被废弃乡村的、来自于“第三世界”的、怀揣着淘金梦想的穷苦移民；也就是，一个新的民族，即传说中所描述的“多里安人”由此来临。迈锡尼被废弃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100年，而在某些地方，迈锡尼的生活方式则一直延续到12世纪。尽管这些地方仍有农民和地方长官继续存在，但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最终还是导致青铜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宫殿文明寿终正寝。虽然前人创造出了这一社会系统赖以运行的、十分专业化的文字体系，但是这种书面知识随着各大宫殿的终结以及受过一定教育的文化精英的消亡而销声匿迹，他们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书面文字。

当我们在梳理这些要素的时候，不要忘记传说这一要素，因为其至少可以作为追寻“曾经可能发生事件”的一种模型。传说告诉我们，“英雄时代”的皇家宗族内部，如阿特柔斯与梯厄斯忒斯之间、阿伽门农与爱琴提斯（Aigisthos）之间等永不停息的争斗景象；在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此的纷争是这种社会始终不变的特征。有关后辈英雄（攻打忒拜死难七雄的儿子们）和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同样保留了迈锡尼世界中的城邦之间以及主要皇族之间争战不止的传统。研究西方“黑暗时代”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们，也揭示了发生在诸如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奥斯曼王朝和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等皇室家族之间完全类似的长期争斗——王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用来解决存在于这种社会中的习以为常的内部倾轧。青铜器时代的希腊君王们显然无法摆脱这种格局。我们从史诗中得知，从特洛伊返回之后的“伟大的国王”阿伽门农死于一位同族劲敌之手，其他的国王也遭受到废黜或反叛；这样的传说贯穿到青铜器时代之终结，虽然我们无法对其加以证明，但它们看起来是可信的，有关近东地区王权统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相似案例，也为我们揭示了青铜器时代皇族中主要亲属集团之间所存在的无休无止的权力纷争。政局的稳定取决于某位皇室成员力挽狂澜的权力地位，一旦其地位受到动摇，同室操戈的局面就会随之而至，“政治”权力的擢升或消退，即在转眼之间。由此看来，修昔底德的观点大致上是没错的：旷年持久的特洛伊战争，“希腊人从伊利昂返回之后遭遇种种变数，山头林立的皇族派系纷争不断……因此，永无宁日的黎民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外地（海外）另找栖身之所”。修昔底德认为，在特洛伊沦陷的八十年之后，伯罗奔尼撒半岛为多里安人占领；他还说，自此之后，迁移海外的主要群体进入了爱奥尼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他们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创建了所有这些地方”。修昔底德的描述尽管简单，但这样的一幅基本图景已被考古学所证实。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关于特洛伊的故事为何会穿越“黑暗时代”而被保存下来。公元前12世纪，这个故事可能在迈锡尼和梯林斯等宫廷中广为传唱。“船只目录表”或许是公元前12世纪某位吟游诗人，根据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各大王国的那些名胜古迹的真实地名构想出来的；它可能是作者对于英雄的“黄金时代”心生怀恋的一种滞后性的创作。生活于公元前1100年的听众明明知道，诸如皮勒斯等这样的宫殿已经荡然无存。涅斯托耳象征着旧时王权的“黄金时代”，他慈爱、严苛而“公平”——这是一位伟大“君主”（wanax）所应有的模样（“wanax”一词被荷马以“anax”的形式保留下来）。他们即是那种具备将整个“帝国”凝聚一体之能耐的君王，有人将其比作公元前12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4]。许多重要宫殿遗址的有关记忆，经由世代口传的形式被保存下来，以至于其能够在公元前8世纪流亡到爱奥尼亚的吟游诗人的传说故事中，被丰富而具体地体现出来。在拉科尼亚和阿尔戈斯地区（迈锡尼势力所处的中心地带），英雄崇拜蔚然成风，集中体现在对迈锡尼陵墓的祭奠上，人们在那里献上自己的供品以表达他们对往日英雄们的敬拜；在墨涅莱昂遗址，有关的记忆通过络绎不绝的朝圣者被保存下来，他们来到此地为海伦和墨涅拉俄斯奉上祭品；在阿米克莱（位于拉科尼亚地区的另一个在青铜器时代的宫殿遗址），看起来直到古典时代似乎一直存在崇拜祭仪。令人惊讶的是，在斯巴达，就像在迈锡尼那样，我们也发现了对于阿伽门农的祭仪。在奥尔霍迈诺斯，“伟大宝库”成为祭拜“米尼亚斯王”（King of Minyas）的圣地；在无数形迹模糊的迈锡圆形坟墓前，也重复着同样的祭奠过程，特别是在那些与“船只目录中”的地名相对应的地方。荷马史诗标志着这种英雄崇拜现象达到了顶峰，即进入了漫长的吟游诗人传统的高点——但高点并非意味着终点。如果我们认为，他的创作大约形成于公元前730年，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时间不会相去太远；至于后来的《伊利亚特》到底在相隔了多久之后才被转化成书面的形式，我们尚不清楚；而把这个时间确定在公元前7世纪，可能是最为实际的推测。此外，在此前很久的岁月里，这个故事就已在希沙立克的所在地开始传诵，这可能与自公元前700年以来的洛克里斯人素有派遣少女前往特洛伊侍奉雅典娜神庙的传统有关。至此，事实——不管它是不是事实——已经变成了一种传说；反过来，这种传说又变成为一个事实。我们所能说的，也就这些了。

3.伊利昂、新伊利昂后来的历史

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上坚韧地生存下去的力量，是特洛伊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特洛伊城的兴旺跨越了青铜器时代。

——卡尔·布雷根，《特洛伊和特洛伊人》

我们在结束特洛伊的故事之前，不能不来考察一下其随后的历史。这座城市毕竟是我们的故事的核心；而且，正如我们在开头所讲到的，这是一座业已存在了4000多年的城市。公元前13世纪，来自于迈锡尼的希腊人对其所造成的破坏（假如确有其事），仅仅是特洛伊曾经受过的诸多次灾难之一；灾难过后，特洛伊人一如既往地返回被毁的城市，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后来的城市（如“特洛伊Ⅶa”）也曾经历了暴力与动荡的岁月，他们的棚屋和储物罐也许可以证实这一点。“特洛伊Ⅶa”的短暂生存期终结于恐怖的暴力：这一城市遭受攻击并被烧毁；许多百姓惨遭杀害，甚至有人死于街头。即使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入侵者一离开，幸免于难的人们就立即着手在那些被煅烧的树桩上和被烧焦的残骸上修建他们的棚屋，使这座被毁的城市重新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被我们称之为“特洛伊Ⅶb 1”的城市，依然是“特洛伊Ⅵ”创建者（公元前1900年左右希沙立克最初的定居者）后代的家园。很明显，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墙仍旧巍然屹立，为城中的建筑提供保护：南门还是城邦的正大门。他们仍然制造米尼安风格的灰陶；他们甚至同样保持着与迈锡尼文明世界之间的往来关系，因为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12世纪从迈锡尼进口的不少陶器样品（LH Ⅲ C时期）。但是，爱琴海世界已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后，新移民来到希沙立克山岗上定居，他们的来临没有留下暴力的迹象，也许是极度贫穷的“特洛伊Ⅶb 1”的原住民并未为此设置任何阻力。新移民也带来了陶器风格的剧变，因为他们所制造的是一种“带有球形把手的”粗糙手工陶器，卡尔·布雷根说，“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几个世纪以来，当地的陶工都知道使用转盘来制造陶器”。这种制造工艺看起来非常原始，而在年长的特洛伊住民看来，“带有球形把手的”陶器风格，则是青铜器时代晚期匈牙利以及多瑙河流域文化之特征，不过，这一风格很有可能是从色雷斯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而传入特洛伊的；当地的陶工也使用锤型斧头、尖锤、牙槽型和扁平型石斧等，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匈牙利风格的工具，施里曼在发掘中发现了这些工具。

但是，先前的住民似乎仍然居住于此，因为当地人还在大量地生产与使用米尼安式灰陶，所以，至少有一部分先前的住民继续在此逗留到“特洛伊Ⅶb”。爱琴海北部民族曾因“海上民族”的骚扰而四处迁移，在此期间，一位色雷斯的将领为了安全起见，是否可能带领他的随从及其家眷来此躲避风头，而他却未经交战而获得了对此城的控制权？他是否可能为特洛伊人所接受，因为当时的特洛伊已是一座无王之城？

“特洛伊Ⅶb 2”除了发现来自于迈锡尼世界的一种奇特陶罐之外，而其他方面则是一贫如洗。到了公元前1100年，特洛伊就不复存在了。从被焚烧过的一些房屋的迹象来看，这个定居点最终可能是毁于一场大火，即在遭受劫掠之后被付之一炬。这标志着古代特洛伊的终结，尽管可能不是特洛伊人的终结。新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到了那个时候，在西面城墙低处的神殿周围仍然坐落着一个小型居民区。就在那个时候，许多特洛伊人可能会来到位于布纳尔巴什的这座山峰寻求避难之所；这座山峰高高地矗立于峡谷之上，从绵延群山汇流而来的斯卡曼德河穿过峡谷进入特洛伊平原。这座山峰处于稍微靠近内陆的地方，离大海和频繁出没的海洋掠夺者相对更远，因此易于防守；在那里，他们也许期盼，青铜器时代的胆战心惊以及铁器时代的惨淡凄凉都能从他们身边悄然逝去。（人们将会铭记，布纳尔巴什的这一高地所处的位置，就是勒舍瓦利耶所认为的特洛伊所在地［参见第一章］。）无论他们为何许人，但米尼安式灰陶的制造传统始终伴随着他们，并被保持到了公元前8世纪，差不多有300年的时间跨度。此时的布纳尔巴什已成废弃之地。而令人感到离奇的事实是（正如卡尔·布雷根所指出的），到了公元前8世纪末期，在布纳尔巴什业已荒废的时候，希沙立克的所在地又突然成为人们的居住地，那些人仍然懂得制造米尼安式灰陶！难道是原住民的一些后裔回到了他们的故地？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布雷根的考古学证据实在贫乏得无以作答；实际上，新特洛伊（伊利昂）成了希腊人的一个殖民地；而且，1000多年来，它已是世界（oikoumene）——古典希腊文明这个共同世界的组成部分。

公元前700年之前，来自于莱斯博斯岛的伊奥利亚殖民者在此创建了希腊殖民地。很有可能的荷马本人曾经到访过这个新的殖民地，尽管我们不知道这种行程在史诗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公元前700年这座城市的居民，是否通过传统的口述形式传诵着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约在公元前700年之后，洛克里斯人派遣少女前往特洛伊侍奉雅典娜神庙的奇异风俗（参见本书边码第31页）开始形成，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后。布雷根在这座城池的西边所发现的祭坛和焚烧祭品的区域，很可能就是这些可怜女孩的避难之处。此后，这个地方再没重现辉煌岁月，而只是一个兜售平原一带产品的小集镇而已。然而，关于特洛伊的故事则闻名遐迩，人们竟会如此一致地相信，此地就是曾经发生过特洛伊战争的真实场景，以至于让许多著名的朝圣者前来顶礼膜拜；而且，自公元前4世纪末之后，这一毫不起眼的小地方曾出现过短暂的兴旺景象，据我们推断，此时很可能是希腊化伊利昂之开端。当时，富有的赞助人对这座古城进行了一些美化。建在古老卫城（“特洛伊Ⅶ”的所在地）上的多利安式雅典娜神庙，是其首要标志性建筑；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5]——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员大将——在旧址上建造了壮观的城墙，将长为1200码、宽为800码的城池围在其中。在围城的下方，还建有一些漂亮的房屋，一个广场以及教堂，一座可容纳6000人的剧院（尽管这座城市的人口可能从未达到过这一数量）等。假如不是凭借其巨大港湾（现已淤塞）之地利，特洛伊确实会是一处无名之地，它很快就会再次衰落，直至其“如此地破败不堪，屋顶上甚至连瓦片都没有”（约公元前190年）。发生于公元前83前82年间的“米特里达梯战争”（the Mithridatic Wars）对其所造成的毁坏，可能曾一度使之成为一片荒芜之地（据说，恺撒大帝于公元前48年到访过此地）。从此以后，这座城市仅是作为一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贫穷乡村小镇而存在；而富裕的特洛阿城则在附近沿岸崛起，它不仅拥有宏伟的教堂和豪华的澡堂，居住人口也达40000人。尽管如此，哥特人还是在259年对伊利昂进行了洗劫。我们可想而知，到了罗马帝国后期，此地已是一个何等赤贫的乡野小镇，这是任何一位具有自尊心的准修辞学者或准统治者都不愿意涉足的地方。至此，伊利昂尚保留着一位基督教主教和一座拜占庭小教堂（也许就是我们如今在希腊随处可见的那种典型样式）。但是，异教的幽灵仍在四处飘零，正如罗马皇帝朱利安于354年（参见本书边码第39页）在主教的陪伴下巡视此地时所感觉到的那样。希沙立克的城市生活是何时最终消亡的？很显然，在朱利安时代，此地已处于颓败境地（鹅群在街道上招摇晃悠，城墙的残垣断壁成了猪舍的围栏，残留的房屋破败不堪，人们可以想见，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施里曼认为，这座城市被遗弃的年代是在5世纪，他的推断是基于他所发现的硬币，也就是说，他依据的是硬币停止使用的时间。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尝试，事实上，随后的发现基本上也印证了他的推断；要说有可能的话，这里的居民生活至多残留至6世纪。也许，古代伊利昂的最后居民在这座山岗上生存了足够长的时间，直至目睹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复兴希腊化帝国过程中的造神运动。不过，有关个别住民在特洛伊最后时期的生存状况，我们已经毫无所知。实际上，到了5、6世纪，特洛德地区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在村庄，因为当时可能出现了一种人口向乡村迁移的现象。如果我们可以根据在伊利昂发现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一世和二世时期的硬币情况来判断的话，当地可能出现过繁荣的最后瞬间：人们仍然有钱可以花，有东西可以购买。但是，查士丁尼时代之后的发现已经绝无仅有。我们不必深究其中的缘由。542年，罗马帝国毁于一场惨不忍睹的瘟疫，灾难殃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所有村庄和城市。我们无法证实伊利昂是否也在其列，不过，在从此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伊利昂则杳无音讯了。

6世纪以后，这个地方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据推测，此地可能为一处荒芜凄凉、杂草丛生的废墟，它也许只是某个在考古学记载中无迹可寻的村庄的长期所在地。有关此地的新证据，出现在拜占庭皇帝兼行政官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的一部著述中，他讲到，在10世纪30年代（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时代），伊利昂有一个主教辖区。这个主教辖区果真设在希沙立克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表明，4世纪时的那座教堂（或主教继任者）一直幸存下来。在这个遗址上，布雷根发现了拜占庭建筑（大部分已嵌入了围城的正南门）的另一条线索。这一线索足以表明，此地尚存一个小村庄及其劳动人口，一座教堂，可能还有某些城墙。但是，那种岁月是极其艰难困苦的。当时的拜占庭是一个深陷困境的国度，“遭到野蛮人的四处围攻”：南面受到萨拉森人（Saracens）[6]的攻击，北面和西面受到斯拉夫人的袭击，东面受到土耳其人的骚扰。自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对爱琴海地区发动了严厉的攻击，其势力逐渐渗透到纵深处；10纪初，他们攻陷了莱斯博斯岛，并洗劫了萨洛尼卡（Salonica）。当时的小自耕农们都迁居于小亚细亚的许多乡村，并要向地方当局缴纳税赋来承担拜占庭国防力量的开支；也许，小小的伊利昂也同样经历了这些事件。在10世纪稍后的年代里，北部边境遭受到的斯拉夫人日益强大的入侵压力（希腊大陆已被并吞），迫使君士坦丁堡当局将小亚细亚的部分人口转移到与斯拉夫人接壤的地区，因此，小自耕农们被强行赶出了原先的居住地。11世纪，土耳其人占领特洛德的灾难，导致了当地人口进一步减少；很显然，在此后相当长的年代里，百姓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挣扎着。昔日的伊利昂此时很可能是一个穷困的小村落，或许只有几户人家以及他们的牧师，他们在希沙立克的土地上从11世纪坚守到13世纪晚期。于是，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富庶生活一去不复返。

特洛德的最后阶段，属于土耳其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1世纪70年代，该地区深受塞尔柱王朝土耳其人（the Seljuk Turks）之蹂躏，且为其占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直到拜占庭人将它夺回。从遗址中发现的硬币和陶器等证据来看，在之后的200年中，伊利昂小范围内仍然有人居住，他们也许依旧凭借平原冲积地带的土地以及季节性的渔汛为生，尽管考古学也显示了村民们不再消费任何奢侈品。1306年，特洛德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从此以后，便为土耳其人所有。我们发现了出现在15、16世纪的最早的财政调查记录，有关平原地区的明细分类账户显示，伊利昂大致上散落着几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庄。很显然，伊利昂最终还是被废弃了。直到特洛德地区被土耳其人征服，生活在那里的希腊人状况又是如何的呢？有关的调查尚无对希腊人人口成分的历史进行筛选分析。出人意料的是，在有关的调查中，希腊人是缺位的，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仍然伴随着他们的教堂在此继续生存，因为不像罗马天主教徒，土耳其人对其不加干涉。16、17世纪前往特洛德地区的西方旅行者们，比如贝隆（Belon）和利思戈（Lithgow）在特洛阿时常会遇到希腊人。18、19世纪，特洛伊平原之内还羁留着讲希腊语的人们，他们通常是以手工艺人、旅行商人或牧羊人等群体而孤立存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正如亚历山大·金莱克指出的，希腊独立之后，有大量的希腊人涌入小亚细亚；在施里曼的年代，土地所有者、油料商人和房产主人中仍有不少为希腊人。当时，被称为“卡利法特里”（Kallifatli）的希腊人主要村庄，离伊利昂的西南面仅1英里余；实际上，以此为名的村庄，现在仍然存在于距离原先的卡利法特里所在位置几百码、面对门德雷斯河的地方。旧的村庄在1922年的战争之后被废弃，现在的这个村庄是由来自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创建的。卡利法特里在1574年似乎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因为其名义上的应纳税人数只有6个成年男性；而据盖尔的说法，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此地却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非常繁荣的地方（1801年），这可能是移民带来的结果；但是，1816年的瘟疫夺去了200多人的性命，除了留下的十几座空房，此处俨然已是人烟稀少之地。在施里曼的年代，这个地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施里曼曾从这里雇用了100或200名帮他挖掘的劳工。结果是，村民们从伊利昂搬回了大量大理石，许多带有雕刻的石头矗立在他们的老墓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利法特里是与伊利昂相关的最后存在，尽管在希腊本土某地还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个村庄，其中的一户人家是在1922年之后来自于卡利法特里。正是多亏了古代特洛伊人对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极度坚韧性，我们才可为之略感欣慰：不管怎么样，特洛伊人的血统，无论其多么地微弱，总是还在某地的某人血管中流淌。但是无疑地，这与所谓的“集体记忆”的概念还是相去甚远！

如今，希沙立克当然是一处考古遗址，也是我们的探索起始的地方。其大部分奥秘已见天日，尚未发现的东西可能已经所剩无几。新伊利昂高地有待发掘的剩余部分，现在乃是一些撒满了碎石的耕地，以及栖息着松鼠或许还有幽灵的橡树林。

[1] 摩西·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年），为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他是一位对希腊学研究有着开拓性贡献的历史学家，将神话、史诗、考古和社会学分析交织一起，呈现出了一个鲜活的古希腊。虽然芬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是他的著作更多的是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其著作颇丰，包括《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古代经济》、《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史》、《古代希腊人》等。因为他的杰出的学术贡献，1979年受封为爵士，这是英国古史学家中的一大殊荣。他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西方学者奉为正统。

[2] 莫西亚地区（the Mercian），为中古时期的英格兰中部地区。

[3] 梯厄斯忒斯（Thyestes），为珀罗普斯之子，与其嫂通奸，其兄阿特柔斯为报复梯厄斯忒斯而将其三个儿子杀死，并用他们的肉来宴请梯厄斯忒斯。

[4] “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指的是坚持基督教道德，纪律严格、家庭和睦以及节俭、仁慈和性纯洁等。

[5] 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约公元前360—前281年），为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马其顿将军及“继业者”，其后建立了阿加索克利斯王朝，成为色雷斯国王及小亚细亚国王（公元前306—前281年）、马其顿王国国王（公元前288—前281年）。

[6] 萨拉森人（Saracens），罗马帝国时期的叙利亚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

附录：特洛伊战争找到了吗？

在本书第一版中，我们讲述了有关施里曼、德普菲尔德和布雷根对于特洛伊的三次发掘的故事。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若想从希沙立克遗址本身获取更多的信息已是希望渺茫，因为它已遭到了考古学家们尤其是施里曼的深度破坏。现在尚可发掘的，就是曾经作为罗马人城市的下城的那片开阔地方，因为这种发掘也许可以验证青铜器时代的特洛伊是否在此也有一个小镇。就在我发表这个论断之后不到五年的1988年，一次对于遗址的新的发掘行动在曼弗雷德·考夫曼的指导下开始了，从此，他的名字足可与前三大考古学家相提并论。掩盖着这个遗址的灌木丛已被清除，东面的防御工事被从无花果树的杂乱纠缠中分离出来，因此，来访者对遗址更是一目了然。施里曼挖掘时留下的大壕沟已被清理干净，岩石剥落的城墙得到修复，那些关键性标志，诸如施里曼所发现的“大斜坡”（即东面城门）、德普菲尔德所发现的东北面堡垒等均被加以统一修整。在下城，分别带有希腊风格和罗马风格的剧院遗迹已被发掘，并被绘制成图，罗马式街区的网格平面也被发现。此外，新的考古技术还对特洛伊平原的高原地带进行了大面积的地球物理勘探。

考古学家们在对位于希沙立克西南面5英里处的比斯克土丘（Besik Tepe）的最初挖掘中，就迎来了非常激动人心的发现。在这里发现的一处圆锥形古墓，是平原一带最为古老、最具特点的坟墓样式之一，其矗立于高出海平面近50英尺的天然平台上，可以远眺位于宽广的比斯卡海湾（Besika Bay）北端的忒涅多斯岛。施里曼曾于1879年对其进行过考察，德普菲尔德于1924年再一次进行了勘察，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座在青铜器时代晚期的某段时间，就已演变成我们当前所看到的这种典型形状的史前早期坟墓。换句话说，这座古墓在公元前8世纪（荷马时代）当希腊移民抵达特洛德地区之前，就已凸显出眼下这种纪念碑式的圆锥形模样；也许，它的确是荷马提到的耸立于海滨的巨型古墓。

现代学术研究表明，比斯克土丘几乎肯定是古典希腊人所认为的阿喀琉斯坟墓，也就是波斯王薛西斯和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前来瞻仰的现场。考夫曼对特洛伊战争发生时期紧临此墓的原始海岸进行了定位研究，彼时的港湾海水很深，坟墓伫立于一座向海中延伸了将近1英里的海角之上。他在距古老海岸线仅有几码远的地方，获得了一个极具潜在重要性的发现：五十多个火葬和土葬的坟茔，以及可确定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早期（“特洛伊Ⅵ”晚期）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人陪葬品和陶器。在一个用石头铺就的室墓内，存放着许多丧葬供品，其中包括一个制作精美的、带有底座的花瓶，死者及其宝剑均被火化成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五枚封印石，而其中两枚无疑原产于希腊大陆。这些封印石被认为很可能是迈锡尼贵族的个人印章。那么，考夫曼是否发现了寻找多时的希腊人据点，以及某些死去的希腊人葬身之地的证据？抑或，此处是不是一个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商人殖民地（也许，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在这些遗骸中包括了妇女和儿童）？这可能不是考夫曼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只能表达一种直观的印象，”他写道，“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特洛伊海湾所发掘出来的这块墓地，正是属于特洛伊战争本应发生的时期。”

位于特洛伊海岸的“英雄时代”火葬墓地（紧挨着古人所笃信的阿喀琉斯之墓的土墩）的发现，为我们提出了有关传说中所描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人曾经出现于特洛德地区的令人兴奋的问题。（比如，考夫曼所发现的这一墓地，是否与荷马故事中所说的位于海边且靠近希腊人营地的墓地有着一定的关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希沙立克的最新发现，揭示了从公元前13到公元前8世纪，也即从特洛伊战争时代到荷马时代，希沙立克居住人口所存在的连续性，因此，有关特洛伊的故事完全有可能以口述的形式流传下来。

比斯克土丘的发现，也对那种认为希腊船队可能曾在比斯卡海湾，而不是如施里曼以及大多数现代学者所假定的是在特洛伊海湾停泊的想法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比斯卡海湾濒临古时候人们所称的“亚该亚人海岸”（Achaiion），既宽阔又浅显，是一处优良的掩蔽锚地；它恰好面对仅6英里远的忒涅多斯岛。它有可能是特洛伊港口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考夫曼的团队在海滩背后的地层中钻出70个岩心，试图对青铜器时代晚期的海湾地形状况进行分析。

他们已经证实，在特洛伊战争年代，此海湾要比现在更显犬牙交错形状，大海深入海湾600多码（如今沿着海岸的一条绿树成行的细长山脊，勾勒出昔日沙滩的轮廓）。对岩心样本的分析表明，海滩背后原本是一个半英里长、400码宽的大型淡水潟湖；尽管长期淤塞，但在潮湿的冬天，它仍然可以聚起一定的水源。这也许可以解释，荷马在故事中对于“斯图马里亚纳”（即“海湾溪流”之意）之神秘特点的有关描述（《伊利亚特》，第Ⅵ卷，第4行；参见本书边码第144页），而学术界从未对此做出过满意的阐述。很明显，这是一个位于希腊船队与斯卡曼德河之间的潟湖。根据学者在《伊利亚特》重要的威尼斯手稿中所作的旁注，这一读本是史诗手稿中较为古老的版本，但被评论家亚里斯塔克（Aristarchos）做了一定的修订，因为其中的一些提法与他关于平原地形以及希腊人营地位置的理论具有相悖之处。考古学似乎再一次表明，荷马的文本蕴含了极为翔实的地方知识。

潟湖之存在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与特洛伊平原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在盛夏，比斯卡海湾也具备丰富的淡水资源。实际上，数百年来，此港湾可能一直就是这个海岸的一个重要船只停泊处。中世纪以来的导航文本和航运记录显示，由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水流和风力非常强大，所以，船只在进入海峡的狭道之前，通常不得不在此港湾稍作停留以待机会。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舰队曾在此羁留过好几次。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参见本书边码第53页），1810年，拜伦勋爵也曾在比斯卡海湾滞留了17天。即使进入了20世纪，情况还是如同从前；1908年的一位黑海引航员说，在忒涅多斯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看到停泊着两三百艘正在等待顺风的船只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史前时代，绝大部分的海上运输工具采用的是手划的桨和原始的帆，当驶往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时，可能要在比斯卡海湾卸货，并转为陆运经过特洛伊。（例如，施里曼曾经提到，他所需要的用品以及工具均在比斯卡海湾卸货。）他们可能使用运输马车和驮载动物，沿着古老的小道将货物从比斯卡湾运到特洛伊。这条线路必定要经过一个凸显的高地，也就是伊克斯科（Yerkesik）塔楼如今依然矗立的地方。在这个位置，人们既可观察到比斯卡海湾，也能观察到特洛伊，而后两者之间则相互看不见。此处可能就是荷马史诗中所谓所的“特洛摩斯”（throsmos），荷马在史诗中三次提到过这个“平原中的高地”，当时的特洛伊人曾陈兵于这个具有威慑力的高地来钳制希腊军队。从这个高地下坡，有小路通向门德雷斯河的浅滩（19世纪建造了堤道），然后，沿河向东北方向的高处走，即可到达特洛伊高地和希沙立克，这很可能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设想的特洛伊战争的轴心所在。

曼弗雷德·考夫曼在比斯卡湾遗址所发现的拜占庭式防御工事及货栈，希腊风格的港口设施，“特洛伊Ⅵ”时期的物品及一个重要定居点的遗迹等方面的迹象表明，这个海湾早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就是一个长期不断被人占据之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比斯卡湾并不是位于希沙立克下方一片疟疾横行的沼泽地带，而是青铜器时代的特洛伊港口，想必也是希腊人安营扎寨之地，这正是我们从荷马史诗中所做出的推断：

他们的船只在远离战场的地方靠岸。

成群结队地停泊于海浪翻滚的岸边——

他们又将船只从海中拖上沙滩平原，

然后，首尾相连筑起一道陆上防线。

没有哪里的海滩会如此地一马平川，

足以为庞大的船队提供停靠的泊位，

军队则集结于海滨的一个狭长地带。

所以，被他们拖上岸的一排排船只，

布满了整个海岸线，而港湾正像是

张开的嘴呈现在两座突兀的海岬间。

——《伊利亚特》，第ⅪⅤ卷，第35—44行，由罗伯特·菲格尔斯（Robert Fagles）翻译

由此可见，原本的港湾是一个处于两座突兀的海岬之间的海湾；比斯卡海湾与荷马在史诗中所描述的海湾完全吻合。而在这一海滨所发现的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墓地，也可能会与事实相符。

然后，考夫曼的团队遂将注意力转向遗址本身。他们开始勘查位于希沙立克南面高地的罗马时期的城镇，以期在其底下找到青铜器时代的遗迹。遗憾的是，他们在土壤下面不到6英尺处就挖到了基岩；而且，因为罗马时期的建设者们喜欢把房屋建造在基岩上面，因此地底下的大部分残留物可能已被清除。但是，他们在卫城南面（位于罗马建筑的基脚与街道之间）的所挖之处，仍然能够发现青铜器时代的遗迹。在紧挨着南面城墙的位置，他们发现了用石材和木材建造而成的坚实房屋，其中一些房子还很大。在距离“特洛伊Ⅵ”南面城门200码处，他们挖到了六座房子的底脚，以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大量陶器，其数量之庞大以至于令发掘者们感到怀疑：他们是否尚未找到一个由迈锡尼商人组成的贸易殖民地的有关证据。但可以确定的是，“特洛伊Ⅵ”存在一个小镇。

考夫曼急切渴望探明这个小镇的界限。地磁学数据显示，这里存在一个用泥砖厚墙合围而成的大面积区域，一直延展到高地的南部边缘。沿着这条线索挖掘，考夫曼的团队随后在“特洛伊Ⅵ”城墙南400码处，发现了一条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3米宽的沟渠，其背后很可能是一道用泥砖砌成的防御工事。在这个围墙的南面，还有两个大门的迹象。同时，在高地的中部，基岩中也发现了一条很长的凿道及其背面凿开的柱孔，这里曾经存在一堵用木桩固定的大型木结构围墙，可能是“特洛伊Ⅵ”下城东面防御工事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地磁学探测显示，尚有两个城门未被发掘。

“特洛伊Ⅵ”不只是孤零零的一座城堡。城堡南面还有一个一直延伸到高地边缘的呈椭圆形的外城，所覆盖的面积约达200公顷，其规模可与阿尔戈斯地区的迈锡尼城镇相比拟。如果将整个区域的人口合并计算，其总数可达五六千人。

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特洛伊Ⅵ”时期的宗教崇拜状况知之甚少。德普菲尔德认为，他已在城墙范围内的一座用柱子支撑起来的建筑物中发现了一处神殿，但一般的假设往往是，该城的主要神殿已被罗马人所摧毁，因为他们在建造自己的雅典娜神庙和市政大厅时，就把山丘的顶部夷为平地。然而，在“特洛伊Ⅵ”西端城墙下面的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可能性。在这里，一个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祭拜小雕像被发掘出来，这样的发现在希沙立克尚属首次。这个小雕像是来自于特洛伊的外国人社群之圣殿吗？或者，它是特洛伊人神殿中的一尊外邦神明？两者皆有可能——因为身患重病的赫梯国王穆尔西里斯，在当时不是曾经差人从莱斯帕斯岛（莱斯博斯岛）和阿希亚瓦本国请回偶像置于他的床榻吗（参见本书边码第205页）？

除了迈锡尼偶像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安纳托利亚祭拜对象——青铜牡鹿的一部分，其有别于安纳托利亚中部阿拉贾许于克等地的信仰。不可思议的是，在希腊化时期曾经的一个祭拜场发现了这两种崇拜物像，而这个场所可能就是所有特洛伊故事中最为神秘情节的发生地（特洛伊战争之后，洛克里斯人为了替他们的祖先赎罪，每年都要遣送少女到特洛伊侍奉雅典娜神庙，这种奇异的习俗可能延续了千年［参见本书边码第31页］）。假如此地是这座城邦在青铜器时代的一处圣所，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个与迈锡尼人信仰相对应的祭拜场所，其主要的祭拜建筑建在山丘的下方与宫殿区域的外部。

最后，就在此地的西面，考夫曼的团队还发现了与人们一直以来所持有的观点相悖的证据：从青铜器时代末期的希沙立克定居点，到公元前8世纪的爱奥尼亚希腊人定居点，两者之间未曾中断。在圣地所在区域发现的处于“特洛伊Ⅶb2”与“特洛伊Ⅷ”之间一种新的地层痕迹显示，至少在下城的这个区域，尚有贫穷的住民坚守着。此证据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从青铜器时代晚期至荷马时代，希沙立克是一个连续性的定居点。假如在爱奥尼亚希腊人于公元前8世纪前来定居之时，此地不是一片荒凉废墟的话，那么，荷马就很可能会采纳当地长期以来通过口述形式传承下来的传说故事。

所以，我们现在业已明白，由施里曼、德普菲尔德和布雷根等人所发掘的特洛伊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堡，其本身的历史也许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而“特洛伊Ⅵ”则是当时的皇家要塞——统治家族的居住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当记住的是，在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地区，没有哪个地方可与希沙立克相提并论。它拥有四十多层的地层结构和近乎七十英尺深的沉积物，其持续的历史如此久远，并具备如此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可谓世上罕见之地。在青铜器时代的世界里，迈锡尼以北的地方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可以假定的是，“特洛伊Ⅵ”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王朝的所在地，极有可能是赫梯人文档中所提及的区域性首府之一。更为清楚的是，特洛伊/希沙立克也是安纳托利亚西部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其具有令人惊叹的传统连续性，尤其是在建筑方面。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显示了，此地曾是一个历时久远的王朝所在地，也就是，强大的特洛伊国王世代相承的地方。当然，希腊传说也是如此描述的。

假如特洛伊/希沙立克确是介于希腊人与赫梯人世界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首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料得到，它很可能会出现在赫梯泥版文书中，正如德国学者埃米尔·弗利尔在很久以前所推断的那样（参见本书边码第199页）。但到如今，我们还是无法对此加以确定，因为有关赫梯地理区域的解释尚存争议。不过，在赫梯文档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极为明显指向特洛伊的地方：那就是维鲁萨。这是一个当时相当知名的国度，而其已知的地理位置又是指向特洛德地区。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看到的，维鲁萨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一个悠久存在的王国，其一度独立于赫梯人，但约从公元前1600年以来却是赫梯国一个忠诚的附属国（尽管彼此相距遥远）。根据在公元前1280年前后相互签订的条约，也许就在特洛伊战争发生之前不久，维鲁萨保证为赫梯国王发动的军事远征提供军力，并派兵参与了卡叠什战役。这是一个阿扎瓦人的国家，其地理位置靠近或处于安纳托利亚的西北海岸。最近，对出自公元前13世纪布加兹科尔的一种有关诗歌或礼仪的奇特文本的解密结果，已就这一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释。这是一种用卢维语，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抑或在特洛伊？）所使用的语言书写的文本，它在公式化的开场白中提到：“当时，他们来自于陡峭的维鲁萨……”所以，这种相同的诨名，就像适用于荷马史诗中的(W)ilios一样，适用于赫梯人的“Wilusa”（维鲁萨）。

阿拉克桑德斯条约（Alaksandus treaty）也可能有助于我们对维鲁萨的进一步了解。因为它在末尾处提到了维鲁萨诸神的名称：首先是安纳托利亚的暴风之神（犹如希腊的霹雳神，其拥有所向无敌之霹雳）；其次可能是一位女神（其名佚失）；再次是“阿帕利厄纳斯”神（Appaliunas），其相对于阿波罗神（塞浦路斯希腊人称之为“阿皮利翁”［Apeilon］）；等等。泥版文书以下的文字宣告结尾：“诸多的男神和女神，大川、河流、山泉以及地下溪流，福佑着维鲁萨。”

这表明，阿波罗神为维鲁萨人的主要神明之一。在此，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荷马史诗中所指的阿波罗神并非希腊人之神，而是特洛伊人的主神，他们在城堡中为其建有神殿。自然，在《伊利亚特》的开头，荷马就开宗明义地将希腊人蒙受十年苦难——在特洛伊人面前，亚该亚人“丧命无数”——的渊薮归罪于阿波罗神：

哪位神驱使他们如此暴怒地去战斗？

那就是阿波罗——宙斯与勒托之子……

于是，《伊利亚特》的主题由此展开。此书所包含的，可能不仅仅是青铜器时代之事实的遗迹。阿波罗崇拜现在被认为并非起源于希腊人，而是起源于安纳托利亚人或塞浦路斯人（《荷马史诗》中称他“出生于利西亚”）。非常耐人寻味的是，阿波罗的名字并未在迄今为止所出土的B类线性文字泥版中出现过。在古时候，特洛德地区的人们对他的崇拜尤为狂热，根据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说法，“对他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沿岸地区”。除了莱斯博斯岛和忒涅多斯岛的阿波罗神殿之外，还有其他地方的几个重要阿波罗崇拜中心，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中心位于哈马克西图/克里萨（Chrysa）的士米狄暗（Smintheum），至今尚存公元前3000年之痕迹。很有可能的是，阿波罗原型的确是青铜器时代晚期特洛德一带的神明，荷马只不过是保存了有关特洛伊人宗教的一种真实记忆而已。

在我们离开有关特洛伊或维鲁萨的可能身份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必要借鉴一下来自于阿拉克桑德斯条约的最后一条线索。假如维鲁萨确实位于特洛德地区，那么，具有神性的“维鲁萨的地下溪流”（条约最后所特别提到的）之圣地会在哪里？特洛伊遗址的底部深处有一条地下山泉，特洛伊城墙外围的高处还有另一条地下山泉。但是，如果说条约中所言的神圣地下溪流存在于特洛德区域之内的话，它莫非就是位于特洛伊诸神之宝座艾达山山脊下方两英里处、远近闻名的阿亚兹马山泉（Ayazma）？它是斯卡曼德河的源头，荷马对斯卡曼德河的神圣性之强调高于其他任何河流（它是“神圣的”、“众神所孕育的”、“起源于宙斯的”）。荷马还说，人们用牺牲（公牛、特别是马匹等）供奉这条河流，特洛伊人还供养着执行这条河流祭礼的祭司。在此河流与阿亚兹马山泉交接的源头处，石灰石绝壁下呈现出了一口风光旖旎的大池塘，水源从一个天然的地下通道中喷涌而出，通道早年高有四五码，长约220码。此处是特洛德地区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正如阿伯登勋爵在1803年所描述的，它是“最为壮观和风光如画的景致之一……水流从一个巨大的岩洞中奔涌而出，形成了一派雄奇的景象”。查尔斯·麦克拉伦曾于1847年来到这里，在他看来，古人之所以将此河流尊为神物，是因为其清澈的山泉源自于宙斯宝座之脚下：

不像其他的河流——水流是从各种隐蔽的、微弱的和分散的源头汇聚而成，它则如瀑布一般，从深藏玄机的山体中一个神秘而庄严的洞穴口迸发而出，水流晶莹剔透，响声如雷贯耳，四周的壮丽景色美不胜收。

此处仍是当今朝圣者的光顾之地。20世纪初期，在希腊人被从特洛德地区驱赶出去之前，其水源以具有治疗热病之功效（针对斯卡曼德河流域疟疾肆虐的状况），以及作为希腊人举行供奉先知圣以利亚（Hagios Elias）节庆活动的一个特定场所而在当地久负盛名。在那些从前的岁月里，池塘周围的树梢上挂满了祈福的布条和油灯，香烟缭绕终日不绝。事实上，即使是在遥远的过去，其远扬的圣名就不仅限于特洛德。1803年，阿伯登勋爵曾在这里遇到从君士坦丁堡远道而来的朝圣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远途跋涉13天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库拉（Kula）赶来的人们，只为在此沐浴与喝上此处的圣水。那么，无论是从地形学和民族学，还是从荷马史诗和赫梯泥版文书的相关证据来看，其交织点都是如此惊人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地中海世界，民族以及信仰尽管可以发生变迁，而此类圣地的远古神性却往往永驻不衰。姆瓦塔里斯条约中提到了阿拉克桑德斯王国的神圣之地，虽然已是三千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了，但是，“维鲁萨神圣的地下溪流”作为一处朝圣之地而永存至我们的时代，却不至于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假如我们能够肯定，赫梯文本中所提到的那位善于惹是生非的阿希亚瓦王的确来自于迈锡尼希腊——正如我在十年前所思考的——的话，那么，将维鲁萨视同于特洛伊的可能性也许就更大了。现在，对于两者的认同感更为强烈。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将此王假定为一位来自于色雷斯或保加利亚的阿希亚瓦人，这一假设并无多少可取之处，而且，现在似乎已被在克桑托斯（Xanthus）新发现的、有关安纳托利亚西部地理的铭文记载内容（被我采用在第六章中）所排除。无论如何，色雷斯人理论存在更进一步的重大弊端，即为这段历史时期之重建留下的令人不悦的一大空白（也就是说，在迈锡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处于巅峰之时，赫梯人为什么会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呢？）。

赫梯人对于一股明显不容小觑的势力，却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解的信息缺乏，仅凭这一点就可说明，对于赫梯人来说，阿希亚瓦势力很可能来自于遥远的海外，尽管在边界文本和公文书信中显示出阿希亚瓦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有一个据点。有关前往阿希亚瓦的海上航行资料都有明确的提示。一个文本中提到了一位流亡的阿扎瓦王子（阿希亚瓦国的盟友），先是辗转于“某些岛屿”，最后才抵达阿希亚瓦本土避难。一份重要赫梯公文的一种新译本显示，阿希亚瓦国王侵占了一些原本属于赫梯人势力范围的岛屿。如今，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认可，这是一些离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不远、位于爱琴海的岛屿（它们很可能就是莱斯博斯岛及其相邻的一些小岛）。

弗利尔的想法极有可能是正确的，而阿希亚瓦人与荷马所说的亚该亚人也很有可能是一回事。赫梯泥版文书显示，约于公元前1300年，希腊人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沿岸的附近岛屿，同时还夺取了米利都（赫梯语为“Millawanda”）及其腹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袭击对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附属国网络关系造成了一种切实的威胁；“赫梯外交部”不但承认这种威胁，而且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从随后的赫梯人公文中可以反映出，阿希亚瓦人干预了赫梯人在阿扎瓦地区的附属国关系，与其中一些国家建立联盟来对抗赫梯国王，并对诸如皮甲马拉杜斯这样的叛乱分子给予大力支持。最后，赫梯泥版文书中还有关于哈提国王与阿希亚瓦国王之间谈论战争的记载。总而言之，我们很难想像，除了迈锡尼希腊人之外，其他还能有谁竟敢如此张狂地挑衅当时强大无比的赫梯国。

我们发现，就在这个时期，赫梯官方在公文中称呼阿希亚瓦国王为“伟大的国王”。统治着阿尔戈斯地区、并控制了爱琴海一些岛屿的一位迈锡尼国王，果真可能被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统治者们称为“伟大的国王”吗？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但现在很明显的是，这完全有可能。他虽然没有出现在姆瓦塔里斯时期的维鲁萨条约的名单中，但其后确实出现在哈图西里斯及其后继者的文档中。这与希腊人势力在公元前13世纪早期向爱琴海地区扩展的其他相关证据相印证。“伟大国王”这一头衔的使用，还可以在其他资料中找到佐证，例如，在布加兹科-尔遗址新发现的一件青铜箔片文书中就有这种称谓。另据资料显示，在公元前13世纪，其统治者被冠以“伟大君主”之威名的王国为数甚少，塔赫塔沙（Tarhuntassa）[1]和卡尔凯美什列在其中。这些国王都直接地卷入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权力争霸。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哈图西里斯将对手奉为“我的兄弟、伟大的阿希亚瓦国王”的做法，无疑是一种求和与谄媚的外交手段，其中很有可能传达出这样的一种迹象：他想要通过和谈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来达到控制其帝国边界的目的。也就是说，鉴于安纳托利亚西部政治的风云变幻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孤注一掷的策略。

因此，我们是否即将弄明白特洛伊战争发生的确切年代呢？我在本书第一版中指出，赫梯泥版文书中记述了阿希亚瓦王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了安纳托利亚西部沿岸的局势，至少针对两个对象（色哈河国和维鲁萨）发动攻击（参见本书边码第216页）。在后一种情况下，赫梯国王曾对阿希亚瓦人声言：“我们宣战”或“我们进入敌对状态”。很显然，这一点不得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这里可能还有两个要点值得一提。公元前13世纪早期，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霸权地位至少两度受到冲击：一次出现在姆瓦塔里斯开始统治的公元前1296年；第一次出现在哈图西里斯统治期间的某段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63—前1261年间）。正如我在前面所讲到的，当赫梯人在他们的西部地区遭遇麻烦之际，可能还恰逢来自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亚述人的一次重大攻击，亚述人长驱直入攻抵卡尔凯美什城门。这次进攻约发生在公元前1262—前1261年。而且，一种残破的文本可能对这次攻击行动有所记述，其中还提到埃及、卡尔凯美什、阿希亚瓦、皮甲马拉杜斯等国名和人名（也许，当时的哈图西里斯正在攻打米利都）。

时至今日，关于赫梯泥版中的古文书和拼字法研究尚无确定的结果。而且，由于许多泥版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其作者身份仍然难以求证，比如那封关于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整个系列中最为关键的文档，因为其顶部已经丢失，我们无法确定此信的落款日期。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版中所提出的，假如此信确系哈图西里斯所为，“假如”维鲁萨正是特洛伊，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推断出，特洛伊战争可能就发生在公元前1275—前1260年这段时间。但是，如果这封信出自姆瓦塔里斯之手，我们则可能不得不把“特洛伊Ⅵ”沦陷的时间推前到公元前13世纪的80年代——肯定发生在公元前1272年之前（这仍然是可被接受的较早年代，即现在所假定的LH Ⅲ B时期陶器的起始时间——公元前1300年之前）。

这种最后的解决方案，还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色哈河国国王玛纳帕塔赫达斯（Manapa-Tarhundas）的信件显示，这个国家很有可能位于特洛德以南的卡居斯山谷（the Cacus valley）。此信诞生于姆瓦塔里斯统治时期，可能是在其执政的后半期，即公元前1285前1272年间的某个时间。按照现状来看，由于相关的泥版受损严重，文书中尽管没有涉及阿希亚瓦王的名字，但所提到的人物主要特征则与有关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中的情形大有相似之处，这表明，此信所描述的是同样的事件。重要的一点是，从此信中反映出，莱斯帕岛（莱斯博斯岛）同为争端双方——赫梯人与皮甲马拉杜斯的觊觎之地；这个岛也许是“风暴之神赐予”阿希亚瓦王的岛屿之一。信中说，七千名囚犯已从莱斯帕岛运往米利都，可能是用阿希亚瓦人的船只协助装运的。与此同时，邻近于莱斯帕岛的色哈河国也已遭受袭击。这是此信开头的背景，国王还写道，赫梯的一位高级将领率领一支赫梯人军队抵达他的国家：

伽索斯（Gassus）来了，带来了他的赫梯人军队；当他们为了向其发动攻击［或“再一次向它发动进攻”，或“发起一次反攻”］，而再一次出发前往维鲁萨国的时候，我却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不得动弹……当时的皮甲马拉杜斯羞辱了我，并派埃特帕斯（Atpas）攻击我，他［皮甲马拉杜斯］袭击了莱斯帕岛的领土。

国王在信的后面还提到了“突袭和反突袭”；然而，这个文本是如此地破碎不堪，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对其结局做出判断。伽索斯此人还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文书中：他是一位主事要塞攻防的高级军事将领；他时常伴随国王左右，甚至很可能是赫梯军队最高司令官。很明显，伽索斯奉赫梯国王（年迈的姆瓦塔里斯）之命前往西部地区。他带兵来到色哈河国，目的是为了攻打维鲁萨；或攻打一个觊觎维鲁萨王位的冒牌货（因为根据当时的阿拉克桑德斯条约，维鲁萨是哈提国的一个忠实盟国）；或对阵于某个占领了维鲁萨的敌军（例如，皮甲马拉杜斯及其盟友，其中包括阿希亚瓦王）。

这封信中所反映出的事件，与有关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中所涉及的内容恰有共同之处，即使前者的书写时间晚于后者（例如，皮甲马拉杜斯的职业生涯可能持续多年；对维鲁萨的骚扰行动也可能跨越了维鲁萨某任国王的统治年限）。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关于伽索斯征战的事实，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这样的想法，在有关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中所提及的、针对维鲁萨而产生的敌对状态，可能发生在姆瓦塔里斯统治后期。在本书第一个版本中，我的建议是，把公元前1275前1260年这个时期，作为特洛伊战争发生年代的一个可行的假说，其间还直接或间接牵涉到哈图西里斯，他要么作为哈提的伟大国王，要么在其年轻时（卡叠什战役之后不久）作为其兄的最高军事统帅。这种可能性不无存在，不过，玛纳帕塔赫达斯的信件显示，战争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272年，并有可能发生在之前的十来年中。这样的年代取舍，既与考古学证据、也与有关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中所涉及的细节、甚至与来自于卡里亚地区（Caria）的奇特传说（传说中称，“姆特洛斯”［Motylos］——即姆瓦塔里斯——是帕里斯-亚历山德罗斯的盟友）相吻合。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地研究与澄清。

总的来说，关于特洛伊及特洛伊战争的假说，现在已拥有了更多的史实基础。从本书所收集的证据来看，希沙立克是一座坐落在达达尼尔海峡口岸历时久远的城市。它位于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连接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地区重要锡路的交汇处。它掌控了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富饶平原，主导着通往马尔马拉海的海上航线，并拥有宽广的海湾，一处天然的船只集散地，航船可以藉此放慢速度，以便能够顶风逆流进入狭道。最后，它还有可能控制着比斯卡港湾这个船只驶入达达尼尔海峡之前的最后停泊处，同时也是商品由陆路转为海路（马尔马拉海）的装卸地点。

很明显，一个历史悠久的王朝统治着这座具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古城，并穿越了青铜器时代晚期。它游离于赫梯人和爱琴海势力范围边缘，与两者均保持一定距离。赫梯文档显示，布加兹-科尔的君主们时常声称，他们对这些西部领土（甚至抵达爱琴海）拥有领主地位。不过，他们的霸权地位往往是通过与周边友好国家结盟——缔结条约或“派遣使节”的途径而获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帝国的概念，而是一种势力割据的状态，因为他们对外围边缘地带的控制力极易消退。

正如赫梯文档所记述的，在这些外围边缘地带，比如爱琴海东部的沿海地区、群岛和半岛，米利都和维鲁萨等城邦，莱斯博斯岛等岛屿，安纳托利亚西部流域的肥沃河谷，赫梯人时常感到阿希亚瓦王影响力的存在。这种威慑力日益扩展，当阿希亚瓦王着手直接干预位于爱琴海沿岸的赫梯人附属国的事务时，更是打着“风暴之神已将你们的岛屿赐予我”的旗号，欲将赫梯人置于惊恐万状之中。根据赫梯外交文档的记载，就维鲁萨问题，他们与阿希亚瓦人之间于公元前13世纪上半叶开始交恶，这时的迈锡尼势力正处在巅峰时期。这正是希腊B类线性文字泥版所记载的、在对这些海岸的掠夺性袭击中捕获到亚洲妇女的时期；这很可能是战争所处的宏大背景：一个“史诗般的”尚武社会需要奴隶来作为其劳动力的补充，王者需要为其全副武装的追随者们提供各方面的激励。进攻特洛伊城——一个如此古老而强大的王朝，其重要目的显然是为了猎取俘虏与掠夺财宝。在对其他的动机尚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如此认为。

不过，最后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特洛德区域内的新近发掘还在不断展开，寻找特洛伊战争之路远未了结。毫无疑问，令人兴奋的成果将会继续呈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遗址的新勘探，可为人们提供针对此遗址的地名认同的现实可能性。我们知道，赫梯诸王曾与阿希亚瓦和维鲁萨之间均有书信往来；我们还知道，希腊和哈提的商人们也在使用书面文档。1986年，在布加兹-科尔遗址发现的一个保存完好的、刻写在青铜上的条约文本足以证明，未来不排除发现更多文本的可能性，且将揭示出更多有关公元前13世纪所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事件。我们甚至也不排除会在希沙立克本身的下城发现泥版的可能性，这至少可以确立由施里曼首先发掘出来的遗址的名声。我心存这样一种尚不成熟的预想：对于特洛伊及特洛伊战争的史实的漫长探求，至此很有可能渐入佳境；而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探索，可能正在接近历史和神话必将殊途同归的交织点。

[1] 塔赫塔沙（Tarhuntassa），姆瓦塔里斯统治时期曾短暂将赫梯帝国首府从哈图沙迁至塔赫塔沙，以便更牢固地控制其南部领土，以及预备跟埃及进行大战。

索引*

Aberdeen，Lord，阿伯登勋爵，169，301

Achaians，亚该亚人，21，22，25，29，46，145，163-5；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199，205-6，208-13，216-17，220-2；and Homer，以及荷马，156，157

Achilles，阿喀琉斯，21，22，27，28，29，36，155，257；and the Hittite texts，以及赫梯文本，219，222；sack of Lesbos，莱斯博斯岛之沦陷，279；shield of，盾牌，145；tomb of，坟墓，37，39，50，53，293；and women ‘captives’，女人“俘虏”，182，183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253，271；

Agamemnon，《阿伽门农》，21，27-8，30

Agamemnon of Chios，希俄斯岛的阿伽门农，269

Agamemnon，阿伽门农，King of Mycenae，迈锡尼国王，10，21，75，107，125，132，155，163，283；existence of，存在，280；and heroic kingship，以及英雄王朝，176-7，183，184；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193，207，208，212；and Homer's story of Troy，以及荷马的特洛伊故事，25-6，27，28，30，31，163；and the rise of Mycenae，以及迈锡尼的崛起，178；and shaft graves at Mycenae，以及迈锡尼的井墓，79-83；and warfare，以及战争，274，275-6，see also Mycenae，参见迈锡尼

Agios Elias，阿吉奥斯-伊莱亚斯峰，152，153

Agios Stephanos，阿吉奥斯-斯特凡诺斯，172

Ahhiyawa，阿希亚瓦，199，204，207，213，216-17，220，223，230，272，277-8，302-3；and the Tawagalawasle tter，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208-11

Ajax，埃阿斯，27，28，82，133，155

Ajax of Lokris，洛克里斯的埃阿斯，31

Akca Koy，阿克贾-科伊，54，73

Alaca Huyuk，阿拉贾-许于克，195

Aldus，阿尔达斯，Manutius，马努蒂厄斯，137-8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20，22，37，50，56，67，262，287，293

Alexander of Ilios，伊利奥斯的亚历山大，see Paris（Alexander of Ilios），参见帕里斯（伊利奥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137

Alexandria Troas，特洛阿37，39，46，47，50，51，288，290

Alfred the Great，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国王，41

Amenophis Ⅲ，阿蒙诺菲斯三世，Pharaoh，法老，202

Arnrnianus (Marcellinus)，阿米亚努斯，42

Amyklai，阿米克莱，154

Anaxagoras，阿那克萨哥拉，32

Anglo-Saxons，盎格鲁-撒克逊人，and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41，46-7

Antiquity，《古代》，11

Aphrodite，阿芙罗狄忒，goddess of Love，爱之女神，26

Apollo (god)，阿波罗（神），24，299-300

Araxos，阿拉科斯，230，232，234，273

arehaeology: and civilisation decline，考古学：以及文明的衰落，266-8，269-70；Evans's 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埃文斯的进化理论 117-19；and heroic Kingship，以及英雄王朝，177；and the Homeric poems，以及荷马的史诗 139-40；and Schliemann，以及施里曼，62-4，65，74，87，196

Argos，阿尔戈斯，127，155，168，173，178，258

Aristarchos，亚里斯塔克，144，294

Arktinos of Miletus，米利都的埃克特努斯，30

armies，军队，size of，规模，180-1，238

Arnold，阿诺德，Matthew，马修，61

Arthurian legend，亚瑟王传奇，270

Arzawa，阿扎瓦，212，214，215，220

Asine，亚辛，234

Assuwa，阿苏瓦，214

Assyrians: and the Hittites，亚述人：以及赫梯人，276-7，304；and siege warfare，以及围攻战，251，253-4

Athens，雅典，120，230，234；Fortificaions，防御工事，232，273；and the Iliad，以及《伊利亚特》，142-3；Mycenaean room at the National Museum，国家博物馆中的迈锡尼馆，61，62

Atreus，阿特柔斯，75，178-9，207，208，276

Augustine of Hippo，St，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9-40

Ayia Irini，阿伊亚-依里尼海角，227

Baring，巴林，Maurice，莫里斯，44

Basil，巴兹尔，40

Belon，Pierre，贝隆，皮埃尔，50

Benoit de Sainte-Maure，伯努瓦德圣莫尔，Roman de Troie，《特洛伊的故事》，41-2

Bentley，Richard，本特利，理查德，43

Beowulf，《贝奥武夫》，269

Berbati，伯尔巴提，178，216

Berlioz，Hector，柏辽兹，赫克托耳，65，66，271

Besik Tepe，比斯克土丘，excavations at，发掘，292-4

Besika Bay，比斯卡海湾，294，306

Biddulph，比达尔夫，William，威廉，51

Blegen，布雷根，Carl，卡尔，120，121，151，164，246，271，286；and the destrction of Troy Ⅵ，以及“特洛伊Ⅵ”之毁灭，247-8，249，250，251-2，254，255，279；excavations at Pylos，发掘皮勒斯，121，127-30；excavations at Troy-Hisarlik，发掘特洛伊-希沙立克，9-10，11，18，19，20，122-7，161，188-9，191，259，260，261，262，263；and New Ilium，以及新伊利昂，287，289；The Palace of King Nestor at Pylos，《皮勒斯的涅斯托耳皇宫》，129，Troy and the Trojans，《特洛伊和特洛伊人》，285；and Troy Ⅶa，以及“特洛伊Ⅶa”，243，244，245

Boghaz Koy，布加兹-科尔，90，195-6，222，240，242，306；bronze copy of treatyat，条约的青铜副本，307；tablets，泥版，197-8，199，207，214，218-19，299，303

Borlase，博勒斯，William，威廉，61，71

Botticher，伯特赫尔，Ernst，艾伦斯特，95

Braudel，布罗代尔，Ferdinand，费尔南德，230，266，270

Britain: Arthurian legend in，不列颠：亚瑟王传奇，270；Dark Age，黑暗时代，269，313

the Parian marble in，帕罗岛产的大理石 35；travellers to Troy from，前往特洛伊的旅行者们，46-7，50-1；Trojan theme in，特洛伊的主题，42-6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and Homer，以及荷马，43-5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55，72，236

Broch，布洛克，Hermann，赫尔曼，21

Bronze Age，青铜器时代，31，36，89，90；decline，衰落，267-8；and the Greek language，以及希腊语言，46；and Hisarlik，以及希沙立克 10，56，121-2，158-62，and Homer，以及荷马，139-40，144-7，155；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 110，116-17，119；and Tiryns，以及梯林斯，85，87；trade routes and contacts，贸易航线及往来，224-30，see also Linear B tablets，参见B类线性文字泥版

Brooke，布鲁克，Rupert，鲁伯特，44

Brutus，布鲁特斯，legendary founder of Britain，传说中的不列颠创始者，42

Bryant，布莱恩特，Jacob，雅各布，52，53，75

Bunarbasi，布纳尔巴什，269，286-7；German excavations at，德国人的发掘活动，56；and the location of Troy，以及特洛伊的位置，55，67，68，73，77，158-9

Buondelmonti，布隆戴蒙提，Cristoforo，克里斯托弗，103

Burgon，博根，Thomas，托马斯，77

Burkhardt，布尔克哈特，John，约翰，194

Burnouf (French architect)，伯讷夫（法国建筑师），69

Byron，拜伦，George Gordon，乔治·戈登，Lord，勋爵，15，22，45，53-4，65，258，271，295；Don Juan，《唐璜》，53

Byzantium: and Hellenism，拜占庭：以及希腊精神，40，48；and New Ilium，以及新伊利昂，288-9；study of Homer in，荷马研究，136-7

Caicus，卡伊库斯，219

Calchas，卡尔克斯，prophet，先知，28

Calvert，卡尔弗特，Frank，弗兰克，54-5，61，67-8，69，70，73，77，95

CaIvert，卡尔弗特，Frederick，弗雷德里克，54，73

Calvcrt，卡尔弗特，James，詹姆斯，54，73

Canakkale，恰纳卡莱城，15，67；museum at，博物馆，54

Cassiodorus，卡西奥多勒斯，42

Cato，卡托，275

Cavafy，卡瓦菲，Constantine，康斯坦丁，‘Ithaca’，《伊萨卡岛》，22

Caxton，卡克斯顿，William，威廉；Recuyell of the Hutoryes of Troye，《特洛伊历史的回顾》41-2，43，50

Chadwick，H.M.，查德威克，Herou Age，《英雄时代》，176，177

Chadwick，查德威克，John，约翰，132

Chantre，查尼特尔，Ernest，欧内斯特，197

chariots，战车，in the Iliad，《伊利亚特》，146

Charlemagne，查理曼大帝，143

Chios，希俄斯岛，182，229，257

Christianity，基督教，and Troy，以及特洛伊，38-40

Cicero，西塞罗，138

Cilicia，西里西亚，240，241

civilisation: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civilisation decline，文明：研究文明衰落的地域性方法，265-70；nineteenth-century concept of，19世纪的概念，63-4，see also Minoan civilisation，参见米诺斯文明，Mycenaean civilisation，迈锡尼文明

Clarke，克拉克，Edward，爱德华，17，67，76，86，256，257，258

Clavijo，克拉维霍，Ruy Gonzales de，路易·冈萨雷斯·德，47，256

Clytemnestra of Sparta，斯巴达的克吕泰墨斯特拉，26，169，178

Cnidus，尼多斯，182

Cockerell，科克雷尔，Charles，查尔斯，76，103

Comte，孔德，Auguste，奥古斯特，118

Constantine the Great，康斯坦丁大帝，Roman emperor，罗马皇帝，38，51

Constantjne Porphyrogenitus，康斯坦丁七世，289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38，48，49，137，301

copper，铜，trade in，贸易，226，229

Coryate，柯亚特，Thomas，托马斯，51

cratfsmen，工匠，in Heroic Age Troy，英雄时代的特洛伊，263-4

Crete，特里克，27，90，101-4，172，241；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4，227-8；and Egyptian ambassadors，以及埃及使节，202；liberation of (1898)，获得自由（1898），92；Local History Museum，地方历史博物馆，107；travellers' descriptions of，旅行者的描述，103-4，see also Knossos，参见克诺索斯

Critoboulos of Imbros，伊姆罗兹的克瑞特布勒斯，49

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118

cuneiform writing，楔形文字，149；Hittite，赫梯文字，211

Curtius (Ernst)，库尔提乌斯，8，61

Cyprus，塞浦路斯，188，190，224，226，231，241，242；journey to Troy trom，特洛伊之旅，256

Cyriac of Ancona，安科纳的希里亚克，47-8，49，64-5，84，158

Dallam，达拉姆，Thomas，托马斯，50-1

Dardanelles，达达尼尔海峡，11，23，37，38，44，52，57，58，158，160，258，276，306；sea traffic，海上交通，294-5

Dardanos，达耳达诺斯，site of ancient，古代遗址，15

Dark Age Europe，黑暗时代的欧洲，163，167，283

Dark Age Greece，黑暗时代的希腊，31，109，162；and Homer，以及荷马，145，147，269；and the tale of Troy，以及特洛伊传说，28，45

Darwin，达尔文，Charles，查尔斯，117，118；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源》，63，64

David，大卫，and Goliath，以及歌利亚，240

Delos，得洛斯岛，227

Dicti Mount，狄克提山，101，102

Diodorus Siculus，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34

Diomedes，狄俄墨得斯，King of Tiryns，梯林斯国王，85，155

Dodwell，杜德维尔，Edward，爱德华，76，78，86

Dorians，多里安人，30-1，34，114，230，232，269，282，283

Dorpfeld，德普菲尔德，Wilhelm，威廉，9，18，19，20，22，128，271；and the destruction of Troy Ⅵ，以及“特洛伊Ⅵ”之毁灭，247，249，250-1，255；excavations at Troy-Hisarlik，发掘特洛伊-希沙立克，97-100，121-2，123，126，159，162，263，292；and the Homeric question，以及有关荷马的问题，140；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105，106，112，113；and Schliemann，以及施里曼，63，84，87，

Doulis of Samos，萨摩斯的多里斯，34

Dr Who，《神秘博士》，21

Dumrek Su valley，杜姆瑞克苏河谷，16，259

earthquakes，地震，and the destruction of Troy Ⅵ，以及“特洛伊Ⅵ”之毁灭，243，245，246-54，279-80，281

Easton，唐纳德，Donald，伊斯顿，11

Egypt: and Evans's Chronology，埃及：以及埃文斯的年代学，117；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196-7，199 200-1，206，210，212-13，236，277；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109，112，117；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66，201-4，228-9，273；soribal lists，抄写员名单，149，150；and the Sea Peoples，以及海上民族，235-6，237；238-9，241-2；and sea raiders，以及海上袭击者，233

Elgin，埃尔金，Thomas Bruce，托马斯·布鲁斯，Lord，勋爵，75，84，103；112，169，195

Elizabeth I，Queen of England，伊丽莎白世，英国女王，43

Enispe，安尼斯，151，152-3，159

Ephesus，以弗所，160

epicpoetry，史诗，Homerian，荷马时代的，135-6，141-7

Eratosthes，埃拉托色尼，librarian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34

Eteocles，厄忒俄克勒斯，199，205，208

Eudoxia，欧多西娅，Empress，皇后，Life of Jueus，《耶稣的生命》，40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Trojan Women，《特洛伊女人》，253

Eurystheus，欧律斯托斯，king of Mycenae，迈锡尼国王，179

Eutresis，欧特里西斯，153，174，234，260，273

Evans，埃文斯，John，约翰，63

Evans，埃文斯，Sir Arthur，亚瑟爵士，91，104-5，106，107-10，130，131，132，164，165；classification of Aegean prehistory，爱琴海史前史分类，117-18，excavations at Knossos，发掘克诺索斯，108-15，116，172；Patace of Mlinos，《迈诺斯宫殿》，107，113，119

Evans-Pritchard，E.E.，埃文斯—普里查德，184

Fabricus，法布里修斯，German scholar，德国学者，105，113

Finley，芬利，Sir Moses，摩西爵士，11，270

First World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44-5

fish and fishing，鱼类和捕鱼业，190，258-9

Forrer，弗雷尔，Emil，埃米尔，199，298-9，302

Franco-Prussian War (1870-1)，普法战争，66

Francus，法兰克斯人，the Trojan，特洛伊人，42

Gallipoli，加利波利，15，44-5

Gell，盖尔，William，威廉，76-7，84，86

Geoffrey of Monmouth，蒙默思的杰弗里，42

geographical factors，地理因素，in eivilisation decline，文明衰落，265-70

Gibbon，吉本，Edward，爱德华，230，265

Giraudoux，吉罗杜，Jean，让，44

Gladstone，格莱斯顿，William E.，威廉E.，108

Goethe，歌德，139

Golden-Age myth，黄金时代的神话，269-70，284

Goliath，歌利亚，240

Greek civilwar(1940s)，希腊内战，131

Greek language，希腊文字，46，89；and Linear B tablets，以及B类线性文字泥版，133，140-1

Greek mythology，希腊神话，and Mycenaean civilisation，以及迈锡尼文明，121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希腊独立战争，64-5

Grote，格罗特，George，乔治，History of Greece，《希腊的历史》，33-4，99

Halicarnassos，哈利卡那索斯，182，185，226，229

Hamilton，汉密尔顿，William，威廉，195

Hattusas，哈图沙，167，170

Hattusilis Ⅲ，哈图西里斯三世，Hittite king，赫梯国王，66-74，206，207，212，213，218，220，222-3，254，255，276，277-8；and the Tawagalawas letter，以及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208-11，217，304-6

Haussollier，奥苏利耶，106，113

Hector，赫克托耳，9，21，22，24，25，28-9，30，36，37，44，134，281；shrine to，圣地，39

Hector of Kyme，库迈的赫克托耳，269

Helen of Troy，特洛伊的海伦，17，21，22，31，164，193；existence of，存在，280；Homer's story of，荷马的故事，26-7，29-30；and the Jewels of Helen，以及海伦的珠宝，9，20，61，71，72；and Sparta，以及斯巴达，89-90

Hellenism，希腊精神，40，48-9，53；Schliemann and romantic philhellenism，施里曼以及浪漫的希腊爱好者，64-6

Herakles(Hercules)，赫拉克勒斯，24，179，188，282，283

Herbert，A.P，赫伯特，44

Herodotus，希罗多德，21，32，34，36，241

HeroicAge，英雄时代，30，35，147，269-70；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77-9；and Orchomcnos，以及奥尔霍迈诺斯，84；and Tiryns，以及梯林斯，88

heroic kingship，英雄王朝，176-7，185

Hesiod，赫西奥德，31，232

Hisarlik (site of Troy)，希沙立克（特洛伊遗址）9，10，17，18-21；army，军队，181；Athena templc，雅典娜神庙，37，39，56，67，287；Blegen's excavations，布雷根的发掘活动，9-10，11，18，19，20，122-7，161，188-9，191，259，260，261，262，263；Calvert's trial excavations，卡尔弗特的尝试性发掘活动，56；Dorpfeld's excavations，德普菲尔德的发掘活动，97-100，121-2，123，126，159，162，263，292；and Frank Culvert，以及弗兰克·卡尔弗特55，56，67-8，69，70，73，95；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212，213-16；and Homer，以及荷马，157-62；Korfmann's excavations，考夫曼的发掘活动，10，11，292-8；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88-91；Schliemann at，施里曼，9，10，11，19，26，57-8，59，66-74，92-6，122，160，190，292，and the Sea Peoples，海上民族，245-6；Troy Ⅰ，“特洛伊Ⅰ”，122；Troy Ⅱ，“特洛伊Ⅱ”，70，71，94-6，122，160，251；Troy Ⅶb，“特洛伊ⅣⅡb”，285-6，298；wall of Lysimachus，利西马科斯城墙，67，69，see also New Iliun (New Troy）；参见新伊利昂（新特洛伊）；Troy Ⅵ，“特洛伊Ⅵ”；Troy Ⅶa，“特洛伊Ⅶa”

Hitler，希特勒，Adolf，阿道夫，21

Hittite tablets，赫梯泥版，146，185，276-7，298-9

Hittites，赫梯人，10，166，193-223，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8；anny，军队，180，181，238；diplomacy，外交手段，198，199-208；discovery of the Hittitcs，发现赫梯人，194-9，and the Egyptians，以及埃及人，196-7，199，2001，206，210，212-13，236，277；and the Greeks，以及希腊人，198-9，203-4，205-8，210-11，272；Hattusas，哈图沙，167，170；and Homer，以及荷马，157；language，语言，193，194，198，and Miletus，米利都，188，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67，168，175-6，204，205-8，205-13，302-3；place names，地名，204，221；and the Sea Peoples，海上民族，241-2；and the Tawagalawas letter，以及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208-11，and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218-23，254，298-9，302-3，302-7；and Troy Ⅵ，以及“特洛伊Ⅵ”，264，and Wilusa，以及维鲁萨，157，198，206，211，214-18，220，221，223，254，276，277-9，299-302，305-7；and Wilusa (Wiiusiya)，以及维鲁萨，157，198，214-18，220，221，223，see also Ahhiyawa，参见阿希亚瓦；Boghaz Koy，布加兹-科尔；Hattusilis Ⅲ，哈图西里斯三世，Hittite king，赫梯国工

Hollywood films，好莱坞电影，21-2

Homer，荷马，135-62，and the Albert Memorial，以及阿尔伯特纪念碑，43；and Alexander the Great，以及亚历山大大帝，37；and Christian Scholars，以及基督教学者，39-40；and the dating of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年代，245，254-5，and Dorpfeld's excavations at Troy-Hisarlik，以及德普菲尔德在特洛伊-希沙立克的发掘活动，97，98，99，in English culture，英国文化，43-6，and epic poetry，以及史诗，135-6，141-7，and Golden-Age myth，以及黄金时代的神话，269；and heroic kingship，以及英雄王朝，176，177；and the Hittite texts以及赫梯文本，213-14，215，219，220，221，222；278-9；and the Homeridae (‘sons of Homer’)，以及荷马的后人们（“荷马的儿子们”）142，143-4；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102，114-15，116；language of，语言，145-6；and Linear B Tablcts，以及B类线性文字泥版，132-4；and the location of Troy，以及特洛伊的位置，51-2；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75，77，78，80，82，139，144-7，148，149，150-1，154，155，163，165-6，167-8，192，201；and New Ilium，以及新伊利昂，287，and Orchomenos，以及奥尔霍迈诺斯84；and Pylos，以及皮勒斯，127，233；and Schemann's excava-lions at Troy-Hisarlik，以及施里曼在特洛伊-希沙立克的发掘活动，72，73，74，93-4；and scientific archaeology，以及科学的考古学，139-40；and the story of Troy，以及特洛伊故事，10，21，23-31；and Tiyns，以及梯林斯人，85，86，87-8，139-40，147，151，154，155；on the topography of Troy，特洛伊地形，157-62；and the Trojan War as fact，事实上的特洛伊战争，11，32，34，35，157，see also Iliad (Homer)，参见《伊利亚特》（荷马），Odyssey (Homer)，《奥德赛》（荷马）

Horace，贺拉斯，Odes，《颂歌集》，38

horse breeding in Troy，特洛伊的马匹饲养，25，159，190，259

human sacrifice，活人献祭，280-1

Humann，休曼，Karl，卡尔，197

Hurrian civilisation，胡里安文明，177

Hyrie (Dramesi)，海瑞亚（德拉曼斯），151

Iasos，伊阿索斯，185，188，227，228，256，272

Ida Mount，艾达山23-4，26，53，101，158，300

Idomeneus，伊多墨纽斯，King，国王，107，113

Iliad (Homer)，《伊利亚特》（荷马），9，23，27，28，37，43-5，48，52，82，84，98，135，136；and Agamemnon，以及阿伽门农，163；and Apollo，以及阿波罗，299-300；and Besik Tepe/Besika

Bay，以及比斯克土丘/比斯卡海湾，293-4，295-6；catalogue of ships，船只目录表，132-3，134，147-56，232，284；and the Hittite texts，以及赫梯文本，222；period of composition，创作时期，141-4；284；and ‘sackers of cities’，以及“城市掠夺者”，183-4，274；and Smintheus，以及史鸣修斯，257；and the use of chariots，战车用途，146；Wolf's preface，沃尔夫的序言，139；on women ‘captives’，妇女“俘虏”，182，see also Homer，参见荷马

Ilion，伊利昂，25，36，37，158，262

Ilium Novum，新伊利昂，see New

Ilium (New Troy)，参见（新特洛伊）

Imbros (island)，伊姆罗兹（岛），17，23，44，48，158

Iolkos，约尔科斯，164，207-8

Iphigenia(Iphianassa)，伊菲革涅亚（伊菲阿那萨），280-1

Jason，伊阿宋，207-8

Jerrer，杰勒，Universal History，《宇宙历史》，59-60

Jesus，耶稣，21

Jewels of Helen，海伦的珠宝，9，20，61，71，72

Johnson，约翰逊，Samuel，塞缪尔，43

Josephus，约瑟夫斯，31，35，135，136，138，140，143

Julian，朱利安，Roman emperor，罗马帝国皇帝，38-9，40，288

Julius Caesar，尤利乌斯·恺撒，37-8，288

Justinian，查士丁尼，Roman emperor，东罗马帝国皇帝，288，

Kadesh，卡叠什，battle of，战役，196，197，216，236，238，277，299，305

Kallifatli，卡利法特里，290-1

Kalokairinos，卡洛凯里诺斯，Minos，迈诺斯 excavations at Knossos，发掘克诺索斯，90-2，105-7，109，111，113，116，128，131

Kanesh，卡内什，225

Karl，卡尔，Bronze Age Shipwreck，青铜器时代的海难，226

Keos，科奥斯，227

Khaldun，赫勒敦，Ibn，伊本，230，265，266-7，268，273，274

Kingslake，金莱克，Alexander，亚历山大，48，158，256，257，290

Knossos，克诺索斯，100，101，104-15，273；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6，227，228；Evans's excava-tions，埃文斯的发掘活动，108-15，116，172；hegeomony over the Aegean，爱琴海霸权，34；and Homer，以及荷马，27，145，153-4；andhuman sacrifice，以及活人献祭，280-1；

Kalokairinos's excavations，卡洛凯里诺斯的发掘活动，90-2，105-7，109，111，113，116，128，131；legend of the Minotaur and the Labyrinth，弥诺陶洛斯和迷宫的传说，103，104；Minoan civilisation at，米诺斯文明，102-3，104，114，116，117，119；Palace of Minos，迈诺斯宫殿，106，107，110，111；and Pylos，以及皮勒斯，127，128，129，130；Schliemann's visit to，施里曼的访问，90-2；travellers' descriptions of，旅行者的描述，104

Knossos tablets，克诺索斯泥版，92，105-6，109，115，116，119，120，131，153-4，203，211，225，226；and civilisation decline，以及文明的衰落，268

Korfmann，考夫曼，Manfred，曼弗雷德，10，11，292，293

Kos，科斯岛，190，227，228；256

Kourouniotis，克劳尼奥提斯，Greek archaeologist，希腊考古学家，128

Krisa，克瑞沙，150-1，230，234，273

Kypria，《卡普利亚》，23

Ladon river，拉顿河，152-3

Lakania (Sparta)，拉科尼亚（斯巴达），90；154，164，171-2，174，231，232，282，284

Lang，朗格，Andrew，安德鲁，Iliad，《伊利亚特》，43

Laomedon，拉俄墨冬，24，183，188，190，281-2

Leaf，里夫，Walter，沃尔特，115，120，126；Homer and History，《荷马与历史》，99；100

Leake，利克，William，威廉，84，86；Travels in the Morea，《摩里亚岛游记》，76，77

Lebanon，黎巴嫩，224，228

Lechevalier，勒舍瓦利耶，Jean Baptiste，吉恩·巴普蒂斯特，52，77，158，249，279，286

Lemnos，利姆诺斯岛，182；229

Lerna，勒拿，‘House of Tiles’，“砖瓦房子”，178

Lesbos，莱斯博斯岛，182，192，205，217，219，222，289，306；Thermi，泰尔米，257，264，279

Libyan，利比亚人，and the Sea People，以及海上民族，237-8

Linear B tablets: and Apollo，B类线性文字泥版：以及阿波罗，300；and chariots，以及战车，146；and Chios，以及希俄斯岛，257；and craftsmen at Troy，以及特洛伊的工匠，263，264；decipherment of，解密，131-4；and Evans' theories，以及埃文斯的理论，119，120；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211；and Homer，以及荷马，140-1，144，146，147，153-4；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79；and names of Trojan heroes，特洛伊英雄的名字，281；and slaves from Asia Minor，以及来自小亚细亚的奴隶，182，192，307；Tiryns，梯林斯，164；165；and trade Routes，以及贸易线路，225；and warfare，以及战争，273，see also Knossos tablets，参见克诺索斯泥版；Pylos tablets皮勒斯泥版

Literacy，读写能力，see writing，参见书面文字

Lithgow，利斯戈，William，威廉，51

Lokrian maidens，洛克里斯少女，31，158，162，284，287，297

London，伦敦，20，42，167；Albert Memorial，阿尔伯特纪念碑，43

Lord，勋爵，Albert，阿尔伯特，140

Lubbock，卢博克，John，约翰，108，118；The Orgin of Civili-zation，《文明起源》63；Prehistoric Times，《史前时代》，63

Lucan: the Dream 135；Pharsalia，卢坎：《梦想》、《内战记》，37-8

Lukka (sea raiders)，卢卡人（海上袭击者），236，237

Lysimachus，利西马科斯，General，将领，56，287

McHale，麦克海尔，John，约翰，46

Mackenzie，麦肯齐，Compton，康普顿，44

Maclaren，麦克拉伦，Charles，查尔斯，15，55，67，301

Macrobius，马克罗比乌斯，Saturnalia，《神农节》，40

Marmara Sea，马尔马拉海，285，306

Masefield，梅斯菲尔德，John，约翰，44

Mayan civilisatjon，玛雅文明，decline of，衰落，267，268

Medinet Habu，哈布城，Great Temple of Ramses Ⅲ，拉美西斯三世神庙，238-9，240

Mehmet Ⅱ，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of Turkey，土耳其王，49-50，64

Menderes，门德雷斯河，see Scamander river (Menderes)，参见斯卡曼德河（门德雷斯河）

Menelaion，墨涅莱昂，164，230，234，272；284

Menelaos，墨涅拉俄斯，17，26，27，29，30，89，164，284

Merenptah，麦伦普塔赫，Egyptian Pharaoh，埃及法老，235，237

Mesopotamian，美索不达米亚，cuneiorm writing，楔形文字，149

Messenia，美塞尼亚，231，241，242，282

Meyer，迈耶，Eduard，爱德华，193

Miletus，米利都，160，185，186-8，256，272；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7，228，229；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199，204，205-6，207，211，276，277，278，302；slave women from，奴隶妇女，182；and the Tawagalawas letter，以及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208

Miller，米勒，Henry，亨利，165

mining，采矿业，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72-3

Minoan civilisation，米诺斯文明，102-3，104，114，116，117，119，266；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7-8

Minos，迈诺斯，King，国王，102-3，104，114，227

Mira，米拉，185，198，204，211，215，220

Mithridatic Wars，米特里达梯战争，288

Morris，莫里斯，William，威廉，Odyssey，《奥德赛》43

Morrit of Rokeby，洛克比的梅里特，John，约翰，75，84

Mourceaux，莫克，Des，戴斯，86

Msat Huyuk，马萨特-许于克，242

Muller，穆勒，Max，麦克斯，63，69，82，90，108

Mursilis Ⅱ，穆尔西里斯二世，Hittite king，赫梯国王，180，200-1，205，297

Muwatallis，姆瓦塔里斯，Hittite king，赫梯国王，215，216，276，277，278，303，304，305-6

Mycenae，迈锡尼，46，55，164-81；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7-8，Agamemnon's Tomb，阿伽门农的坟墓，75，78，79，169；Atreid dynasty阿特雷狄王朝，168，170，178，207，211，212；Dark Age，黑暗时代，284；destruction of，毁灭，230，231；and Egypt，以及埃及，201-4；fortifications，防御工事，232，273；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167，168，175-b，204，205-8，205-13，302-3；and Homer，以及荷马，75，77，78，80，82，139，144-7，148，149，150-1，154，155，163，165-f，167-8，192，201；‘imperial’ characteristics of，“帝国”的特征，32，33，166-73，179；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90，92，105，106，108-9，109，112-13，114-15，116-17，130，172，173，174；and Lincar B tablets，以及B类线性文字泥版，134；Lion gate，狮子门，75，76，78，79，83，87，169；and mining，以及采矿业，172-3；and the Perseid dynasty，以及英仙座王朝，178；pottery，陶器，98，165，185，188，189-90，227，228，243；and Pylos，以及皮勒斯，127，128，129，130，rebuilding of，重建，234；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73-6，272-3；religious culls，宗教崇拜，297-8；rise of，崛起，177-81；Schliemann and the Mycenae treasures，施里曼和迈锡尼财宝，61，62，108；Schliemann's excavations at，施里曼的发掘活动，65，74-83，231；shaft graves，井墓，79-83，108-9，114，145，166，170，178，179；and Tiryns，以及梯林斯，85，86，87-8，164，168，173，178，179，272；Treasury of Atreus，阿特柔斯宝库，75，76，78，79，83；84，114，117，168-9，171；and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191-2；and Troy，以及特洛伊，188-91，249-51，253，255；and Troy-Hisarlik，以及特洛伊—希沙立克，92，93，96，98，99，125，see also Agamemnon，参见阿伽门农，King of Mycenae，迈锡尼王，Ahhiyawa，阿希亚瓦

Mycenaean civilisation，迈锡尼文明，20，35-6，in Asia Minor，在小亚细亚，184-91；in Greece，在希腊，120-1，155-6，160-1，162；and the Philistines，以及非利士人，240；rjse and fall of，兴盛与衰落，230-5，266，267，268，275-6，282-3；and the Sea Peoples，以及海上民族，237，238，245-6，society and kingship，社会和王权，271-6；and trade，以及贸易，224，225

Mysia，米西亚，27，219

Naxos，纳克索斯岛，228

Nazi Germany，纳粹德国，21

Nestor，涅斯托尔，King of Pylos，皮勒斯国王，27，30，89，125，146，154，183，233，284；palace of，宫殿，127-30

New Ilium (New Troy)，新伊利昂（新特洛伊）16-17，19，46，51，54，55，261，285-91；and Schliemann，以及施里曼，57；66-7，69，73，see also Hisarlik (site of Troy) 参见希沙立克（特洛伊遗址）

Newton，牛顿，Charles，查尔斯，55-6，68，72，73，77-8，83，271

Nilsson，尼尔森，Martin，马丁，Homer and Mycenae，《荷马与迈锡尼》162

Odysseus (Ulysses)，奥德修斯（尤利西斯），27，29，30，155，183

Odyssey (Homer)《奥德赛》（荷马），23，101，126，135，141-2，158，165，219；and the Sea Peoples，以及海上民族，242-3

Offa (Mercian overlord)，奥法（莫西亚地区君王），280

Olympia，奥林匹亚，excavations at，发掘活动，65，84，87，94

oral epic poetry，口述史诗，and Homer以及荷马，136，141-4

Orchomenos，奥尔霍迈诺斯，93，99，120，127，284；destruction，毁灭，of 230；and Homer，以及荷马，147，155；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64，165，174，175，176，272；Schliemann's excavations at，施里曼的发掘活动，83-5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conquest of Greece，占领希腊，64-5

Oxford，牛津大学，Ashmolean Museum，阿什莫尔博物馆，108，112

Page，培基，Denys，丹尼斯，148，248

Parian marble，帕罗斯岛产的大理石，and the dating of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年代，34-5

Paris (Alexander of llios) 帕里斯（伊利奥斯的亚历山大）24，25，26，26-7，29，281；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139，199，215，216-17，223，254，276，277，279，360

Parry，帕里，Milinan，米尔曼，140，143

Pashley，帕什雷，Richard，理查德，104

Pausanias (Greek traveller)，波塞尼亚斯（希腊旅行家），75，78，79，80，84，152，153，172，253

Perseus，珀尔修斯，170

Petrarch，彼特拉克，137

Philistines，非利士人，235-6，237，239-40

Philoktetes，菲罗克忒忒斯，30

Phykakopi，费拉科庇，227，228，

Pijamaradus，皮甲马拉杜斯，208，217，222，257，277，303，304，305

Pisitratus，皮西斯特拉妥，139

Pococke，波考克，Richard，理查德，104

Polybius，波利比乌斯，152，224，226

Poseidon (god)，波塞冬（神）17，24 37，48，126，281-2

pottery: ‘Granary Class’，陶器：“粮仓类型”，244；Grey Minyan，米尼安灰陶，85，93，95.190.191.286，287；Knobbled Ware，球形突出陶器，286；Mycenaean，迈锡尼，98，165，185，188，189-90，227，228，243；and Pylos，以及皮勒斯，130-1；and Troy Ⅵ，以及“特洛伊Ⅵ”，252，263，296；and Troy Ⅶb，以及“特洛伊Ⅶb”，285-6

Priam，普里阿摩斯，Kind of Troy，特洛伊国王，9，24-5，29，30，281；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212；palace of，宫殿，25，72；Schliemann and the ‘Treasure of Priam’，施里曼和“普里阿摩斯珍宝”，61，70-2，74

Prosmymna，普罗希姆纳，120，178，216，250

Psellus，普塞罗斯，Michael，迈克尔，49

Pudukhepa，蒲杜海琶 Hittite queen，赫梯女王，212

Pylos，皮勒斯，27，30，46，89，125，284；army，军队，181，238；Blegen at，布雷根，121，127-30；destruction of，破坏，230，233-4，242，281，282；and Homer，以及荷马，144，154；and Mycerae，以及迈锡尼，164，174；175，176，272；rebuilding of，重建，272

Pylos tablets，皮勒斯泥版，129-30，134，148，149，153，154，181，182，211，225，233-4，254；279；and civilisation decline，以及文明的衰落，268；and slaves，以及奴隶，274-5

Ramses Ⅱ，拉美西斯二世，Egyptian Pharaoh，埃及法老，196，197，209-10，212，213，236，277

Ramses Ⅲ，拉美西斯三世，Egyptian Pharaoh，埃及法老，235-6，238，240，242

Reinach，雷纳德，The Oriental Mirage，《东方人的幻想》，109

religious cults in Troy，特洛伊的宗教崇拜，297-8

Renault，雷诺，Mary，玛丽，The King must Die，《国王必死》，103

Rhode，罗兹岛，190，227，228，236，256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19，37-9，42，48，173，265，268，288-9，see also New Ilium (New Troy) ，参见新伊利昂（新特洛伊）

Romanticism，浪漫情怀 and Schliemann，以及施里曼，646

Sack of Ilios，《伊利奥斯之沦陷》，23

Saewulf，萨沃尔夫，Anglo-Saxon Pilgrim，盎格鲁—撒克逊的朝圣者，46-7，256

Samos，萨摩斯岛，227

Samothrace (island)，萨莫色雷斯（岛），23，48，65，69，158

Sanderson，桑德森，John，约翰，50

Sandys，桑迪斯，George，乔治，51

Sarafend，萨拉邦德，224

Sayce，A.H.，塞斯，63，99-100，196-7

Scamander river (Menderes)，斯卡曼德河（门德雷斯河），23-4，51，52，66，160，286，294，295，300-1，306

Schliemann，施里曼，Heinrich，海因里希，8，11，18，21，22，56，57-100，164，271，290；Appearance，外貌，57；and Archaeology，以及考古学，62-4，65，74，87，196；and Besika Bay，以及比斯卡海湾，295；biographical details，传记细节，58-62；character，性格，62；death，去世，96；and the destruction of Troy Ⅵ，以及对“特洛伊Ⅵ”的破坏，247，249，250，255；and Dorpfeld's finds at Hisarlik，以及德普菲尔德在希沙立克的发现，100；and Evans，以及埃文斯，107，108-9，118；excavations at Troy-Hisarlik，发掘特洛伊-希沙立克，9，10，11，19，26，59，66-74；90，92-6，122，160，190，247，261，263，292，307；excavations at Mycenae，发掘迈锡尼，65，74-83，231；and Frank Calvert，以及弗兰克·卡尔弗特，54-5，61，67-8，69，70，73，95；and Grey Minyan pottery，以及米尼安式灰陶，191；and the Hisarlik spring，以及希沙立克山泉，158-9；and Homer，以及荷马，139；‘House’ at Tevfikiye，特弗费克伊村庄的“房屋”，16；Ilios，以及《伊利奥斯》，58，63，93；and the Jewels of Helen，以及海伦的珠宝，9，20，61，71，72；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90-2，104，105，106，111，112，113，114；Mycenae，《迈锡尼》，58，81，82，271；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65，74-83，166，170，180；and New Ilium，以及新伊利昂，288；Orchomenos excavation，奥尔霍迈诺斯的发掘活动，83-5；and Romanticism 以及浪漫情怀，64-6；Tiryns，《梯林斯》，58；and Tiryns，以及梯林斯，85-8，95，106；165，231；and the ‘Treasure of Priam’，以及“普里阿姆斯的财宝”，61，70-2，74

Schliemann，施里曼，Sophie，苏菲，61，71，74，85，97

Scott，C.E，斯科特，108

Sea Peoples，海上民族，235-43，244，245-6，267，286

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131，187

Seha River land，色哈河国，206，217，218-19，221-2，278，303，305

Selden，塞尔登，John，约翰，35

Seneca，塞涅卡，17

Shakespeare，莎士比亚，William，威廉，21，22

Shaw-Stewart，肖-斯图尔特，Patrick，帕特里克，445

Sherden (sea raiders)，舍尔丹人（海上入侵者），236

ships，船只，Homer's catalogue of，荷马目录表，132-3，134，147-56，232，284

shipwrecks，海难，Bronze Age，青铜器时代，226

Sienkiewicz，欣科维奇，Letter fromA frica，《非洲来信》，96

Siphnos，锡弗诺斯岛，227

Skyros，斯基罗斯岛，182

Slaves，奴隶，226，229，257，274-5

Smintheus，史鸣修斯，Bronze Age god，青铜器时代的神257-8

Smyrna，士麦那，Ionian city of，爱奥尼亚城市，25

Sommer，索默，Ferdinand，费迪南德，199，218

Sparta:cult of Agamemnon，斯巴达：阿伽门农崇拜，284；see also Lakonia (Sparta)，参见拉利尼亚（斯巴达）

Spratt，斯普拉特，Thomas，托马斯，Travels in Crete，《克里特岛游记》，104

Stackelberg，斯塔科尔伯格，von(artist)，冯（艺术家），78

Star Trek，《星际奇遇记》，21

Stillman，斯蒂尔曼，American Consul，美国领事，106

Strabo，斯特拉博，48，56，151，153，219，300

Suppilhliumas，苏庇路里乌玛一世，Hittite emperor，赫梯皇帝，197，201，215

Sutton Hoo，萨顿胡古迹，177

Syriopoulos，C.T.，斯瑞奥普勒斯，152

Tafur，塔法，Pero，佩罗，47，103-4

Tawagalawas letter，塔瓦加拉瓦斯的信件，208-11，217；304-6

Telephus，忒勒福斯，king of Mysia，米西亚国王，27，219

Television，电视，22

Tell Abu Hawam，塔勒-阿布-哈瓦姆，224，242

Tell el Amarna，塔勒埃尔-阿马尔纳，229

Tenedos，忒涅多斯岛，17，23，28，39，47，182，257，258，292

Tevfikiye (village)，特弗费克伊（村庄），16

Texier，泰克西亚，Charles，查尔斯，194-6

Thebes，忒拜，84，120，164，165，174，175，178；destruction of，毁灭，230，253，272，275

Thera，锡拉岛，227，279

Thucydides，修昔底德，30，32-3，34，35，36，48，74-5，77，180，230，283；and the Boeotians，以及皮奥夏人，155，on Crete，特里克，102-3，114，227；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6

Thutmose Ⅲ，图特摩斯三世，King of Egypt，埃及国王，202

Tiryns，梯林斯，109，114，117，120；army，军队，238；Dark Age，黑暗时代，284；destruction of，毁灭，230，231，282；fortifications，防御工事，232，273；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205；and Homer，以及荷马，85，86，87-8，139-40，147，151，154，155；and Miletus，以及米利都，186；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85，86，87-8，164，168，173，178，179，272；and Pylos，以及皮勒斯，129，130；rebuilding of，重建，234；Schliemarm's excavatins at，施里曼的发掘活动，85-8，95，106165，231，90，93，108

trade: in the Bronze Age，贸易：青铜器时代，224-30，272，273-4；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以及国际外交，200；Mycenaean trade with Egypt，迈锡尼人与埃及之间的贸易，202；and Troy，以及特洛伊，259

Troad，特罗德，Turkish occupation and the Greeks，土耳其人占领和希腊人，289-91

Trojan War，特洛伊战争，270-85；and Besik Tepe/Besika Bay，比斯克土丘/比斯卡海湾，292-6；dating，年代，10，33-6，70，82，83，98，125，245-6，254-5，303-6；as story or fiction，作为故事或小说，11，31-6，52-3，270-1，284-5，306-7；and the Hittites，以及赫梯人，218-23，254，298-9，302-3，302-7；Homer's story of the，荷马的故事，10，11，21，23-31；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以及国际外交，199-201；and Knossos，以及克诺索斯，113，115；and Mycenae/Mycenaean civilisation，以及迈锡尼/迈锡尼文明，82，83，191-2，271-6，282-3，Sceptics，怀疑论者，11，270；and the Sea Peoples，以及海上民族，241，242；and Sparta，以及斯巴达，90；and Troy Ⅵh，以及“特洛伊 Ⅵh”，245；and Troy Ⅶa，以及“特洛伊Ⅶa”，123-6，245；and the wooden horse，以及木马，22，29，253-4，281-2

Troy: Homer on the topography of，特洛伊：荷马的地形学，157-62；Homer's story of，荷马的故事，23-31；location of，位置，51-2，54-6，57-8，157，306，see also Hisarlik (site of Troy)，参见希沙立克（特洛伊遗址）

Troy Ⅵ，“特洛伊 Ⅵ”，212，221；and Anatolian culture，以及安那托利业文化，264；and Blegen's excavations，以及布雷根的发掘活动，122-3，126，188，189；and civilisation，以及文明，decline，衰落，268；craftsmen，工匠，263-4；cremation cemetery，火葬墓地，259-60；cult areas，祭仪场所，260；and the dating of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年代，98，254-5；des-truction of by earth-quake，地震的摧毁，243，245，246-54，279-80，281；and Frank Calvert，以及弗兰克·卡尔弗特，56；gates，城门，25，261，296；and Homer，以及荷马，158，159，160，161，162；and Korfmann's excavations，以及考夫曼的发掘活动，293，295，296-8；and Mycenae，以及迈锡尼，189-90，191；Palace，宫殿，262-3；Pillar House，柱式房屋，249，262；Population，人口，264；and pottery dating，以及陶器的年代，252，254；religious cults，宗教崇拜，297-8；and Thermi，以及泰尔米，257；and trade，以及贸易，259；visiting in the Heroic Age，英雄时代之旅，255-64；walls，城墙，260，261-2，296-8

Troy Ⅶa，“特洛伊 Ⅶa”，20，123-6，130-1，188，221，243-6，285；and civilisation Decline，以及文明的衰落，268；and the dating of the Trojan War，以及特洛伊战争的年代，252，254，255；destruction of，毁灭，264

Troy Ⅶb，“特洛伊 Ⅶb”，285-6，298

Tsountas (Greek archaeologist)，特孙塔斯（希腊考古学家），90，127，164

TudhaliasⅠ，图得哈里亚斯一世，Hittite king，赫梯国王，214，215

Tudhalias IV，图得哈里亚斯四世，Hittite king，赫梯国王，211，212-13，217，220，222，223

Tudor myth，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神话，42-3

Turkish occupation of the Troad，土耳其人占领特罗德，289-90

Tutankhamun of Egypt，埃及法老图坦卡蒙，200

Tylor，泰勒，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118

Ugarit，乌加里特，144，149，181，188，200；and Aegean Trade，以及爱琴海贸易，224，228；destruction of，毁灭，240-1

Urhi Testub，乌尔希-泰舒卜，Hittite king，赫梯国王，276，277，278

Vaphio，瓦斐奥，164

Venice，威尼斯，printed text of Homer's Iliad in，荷马《伊利亚特》的印刷文本，137-8

Ventris，文特里斯，Michael，米歇尔，131-2

Vergil，维吉尔，Polydore，波利多尔，42

Virchow，费尔霍，Rudolf，鲁道夫，63，64

Virgil，维吉尔，21，38，40，42，

Wace，维斯，Alan，艾伦，117，120，121，127，164

Willibald，维利巴尔德，Anglo-Saxon traveller，盎格鲁—撒克逊旅行家，256

Wilson，威尔逊，Daniel，丹尼尔，Prehistoric Annals，《史前年鉴》，63，64

Wilusa (Wilusiya)，维鲁萨，157，198，206，211，214-18，220，221，223，254，276，277-9，299-302，305-7

Winckelmann，温克尔曼，118

Winckler，温克勒，Hugo，雨果，197-8

Wolf，FA.，沃尔夫，140，143；Prolegomena，《导论》，138-9

women: Hittite，妇女：赫梯，198，Lokrian maidens，洛克里斯少女，31，158，162，284，287，297；slaves and captives，奴隶和俘虏，30，133，182-4，274，280，307；in the tale of Troy，特洛伊传说，280-1

Wood，伍德，Robert，罗伯特，23，51-2，138，143，160

wooden horse of Troy，特洛伊木马，22，29，253-4，281-2

Wragg，莱格，Richard，理查德，50

writing: and the end of palace civilisation，书面文字：以及宫殿文明的终结，282-3；and the Homeric poems，以及荷马的诗歌，141

Xerxes，薛西斯，Persian king，波斯国王，15，21，36，293

Zannanza，詹南扎，Prince，工子，201

Zeus (Greek god)，宙斯（希腊神），102

Zygouries，齐高利斯，234

* 索引页码为本书边码。

楔子

此书源于对印度久远的爱恋——这股爱恋洋溢着深沉的尊敬与欣赏，但大都是出于对印度及其文化的有感而发。过去30年来，我前往这片次大陆旅行了不下二三十趟，感觉在某些方面我的人生与印度紧密交织。这些旅程常让我领悟到，受到另一个文化欢迎并参与其间是多么光荣的事，特别是它如此丰富多样，让人获益匪浅。我妻子与我爱上印度，并在那里成婚，我们的孩子取了印度名字。我们一家常到印度旅行，我们一些最深刻的回忆都是孩童们小时的景象：在泰米尔（Tamil）[1]朋友的传统家中欢庆春节，即奶粥节（Pongal）[2]；坐着当地巴士在南部旅行，拜访高韦里河三角洲（Cavery delta）的古老寺庙；或者说，最令人怀念的是在2001年的大壶节（Kumbh Mela）[3]中与朋友共挤一项帐篷，那是参与人数最多的全球节庆——更别提在节庆之后，逃到我们在安拉阿巴德（Allahabad）[4]最爱的帕西小饭店大啖粗面粉布丁和水果蛋糕。

但这也是一本由历史学家写成的书。我在世界各地旅行了40年，大部分时间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撰写书籍和拍摄节目，其中有将近百部作品探讨旅行、历史和冒险（有时候，比如，在我们追寻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时，是三者兼顾）。

我拍摄过美洲和非洲，伊拉克、埃及、伊朗和中国这些伟大古老文明的影片，并有幸亲睹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多样面貌。倘若这些经验享有一贯主题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的现在中回荡着过去的低喃。众所周知，在我们的时代，人类认同——文明、文化、部落、个人——在全球各地都遭到抹消的命运。经历数千年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在数代内便佚失。旅行时你会看到，不仅环境、地貌、气候和种族消失殆尽，现代化和全球化也逐渐消除人类差异，特异的语言、习俗、音乐和故事的微妙网络往往不再。我们或许是能够看到各种差异仍旧鲜活存在的最后一代。但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印度一样，从石器时代到地球村，呈现如此丰茂繁盛的人类历史。而这就是此书的故事。

印度成为自由国家仅是60年前的事，但它的真正历史有数千年之久。印度的故事是由不可思议的戏剧、伟大发明、繁复多貌、惊人的创造力和恢弘的理念所构成的。但它也是全球新兴崛起势力之一的历史。今日，这片次大陆的总人口——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15亿人，超过全球五分之一，而印度即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包括英文）和400种方言：一位中世纪印度作家曾骄傲地指出：“亚洲人，包括蒙古人，以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在说我们印度语言时无不舌头打结，但我们印度人能说世界上任何语言，就像牧羊人叫唤羊群般轻而易举。”毋庸置疑，印度一向是多语言的国家。它总是呈现多元风貌：它伟大的地区文明自成一格（举泰米尔为例，它的文学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比大部分的西欧国家古老丰富）。这种多元主义和多样面貌充斥于大小事件。印度社会由将近5000种种姓和小区团体组成，每个都有自己的规矩、习俗和故事。四种世界性宗教在印度诞生，加上传奇性的3300万位本地神祇，过多的派别令人眼花缭乱。它是全球第二大穆斯林国家，而次大陆则拥有全球半数穆斯林。印度远在欧洲之前便拥抱基督教，并欢迎许多其他信仰的信徒，包括犹太教徒和帕西教徒（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受到迫害，来此寻求庇护。

上图：于贝拿勒斯上演的罗摩戏剧，每年十月间天天上演。这些民俗戏剧在北印度无人不晓，它们在19世纪作为反抗英国的文化手段，演变至今。

现今，正当西方短暂的强权面临结束之际，印度挟着所有惊人的多样性再度崛起。历史经济学家估算，在1500年左右，印度的国内生产总额曾是全球第一，后被中国超过，但两者都在欧洲帝国时代湮灭。当时，历史中心从亚洲移到西欧沿海地带，由新世界的财富推动这个剧变。到了1900年，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额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印度不到3%）。在1947年独立后的头45年，印度政府遵循保护政策，忠于建国者、自由派社会主义者以及甘地主义者的理想，拥护自给自足、不结盟和非暴力主张。直到最近15年来，印度才跟随中国迈向成长。今日印度称霸全球的关键因素就在人口，但擅于信息科技、数学、科技和语言技巧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英文作为世界语言畅行无阻，印度庞大移民的散播和影响力也十分可观。顶尖的金融分析师预测，以目前的趋势来看，到了21世纪30年代晚期，印度的国内生产总额将超越美国。而21世纪将见证亚洲伟大古老文明重返中央舞台。

印度比中国晚开始现代变革，还面临许多难题，特别是社会不平等、乡村贫困、人口过剩和环境破坏。但印度拥有极大优势：它是个开放社会，民主制度活跃，挟带着不可轻忽的实用知识和语言才能；而作为一个文明，它长久以来多元宽容，并拥有撷取不尽的历史文化资源。印度文明的古老人生目标——利（artha，财富和成功）、欲（kama，欢愉和爱）、法（dharma，美德）和解脱（noksha，知识和自由）——仍是不分贫富的主要生活动力，而且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尽管困难和缺点重重，国家权力结构和生气勃勃的民主制度于过去60年来仍然达成了惊人的成就：它的民主制度足以教导我们许多事物。

本书通过旅行家的眼光来探索印度历史，选择性地叙述印度从悠久过去到现在的记载，强调它故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和主题。无可避免，这只是份简介：印度历史是如此深远丰富和繁杂，无法在一本书内就描绘尽其轮廓。过去18个月来，在印度辛勤工作是个很棒的经验，亲眼目击印度惊人故事的最新、最令人兴奋的发展；对我个人而言，我只能在此对花时间提供我们知识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最后，我要在此引用14世纪的印度诗人阿米库什（Amir Khusrow）[5]的诗句（他是穆斯林，以波斯文创作，他的祖先是土耳其人，但他认为出生于印度、以印度为祖国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印度的氛围多么令人愉悦！

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人生的最佳导师。

如果外国人路经此地，他无须开口，

因为印度人待他如己。

他们是优秀的主人，能马上赢得他的心，

并教导他如何像花朵般绽放微笑。

[1]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邦的主要民族，说泰米尔语，历史可追溯至2000年前。

[2]印度南部印度教重要节日，泰米尔人之元旦，此节名源出泰米尔语之“煮”。当天每家用牛奶煮粥，供神后全家再享用。

[3]印度大壶节是纪念诸神与阿修罗为了装有甘露的大壶（印度语：kumbh）而进行的战争。传说在争夺期间，大壶中滴下了四滴甘露，分别洒落在安拉阿巴德（Alla habad）、哈里瓦（Haridwar）、纳西克（Nasik）和乌贾因（Ujjian），因此这个节日每三年在这四个圣地轮流举行，吸引成千上万信徒前来沐浴，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宗教庆典。

[4]安拉阿巴德（Allahabad）：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南部城市，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汇流处。

[5]1253—1325，印度波斯裔音乐家、学者和诗人，为伊斯兰苏非教派（Sufiyah）及印度苏非卡瓦力（Qawwali）声乐之父。

1 起源和认同

豪雨止歇，房子后方陡峭山坡上的棕榈树天幕湿透，滴着水珠；暗绿色羊齿叶在幽暗微光中闪烁。我可以听到房间外面大浪退去和浪花沿着海湾口暗礁拍岸的巨大咆哮。在通往灯塔的海滩上，人群聚集在岸边观看夕阳。雨季的天空逐渐清澈，一抹金色光辉绽放在阿拉伯海上方。我正站在喀拉拉沿岸一座别墅的阳台上，这里靠近印度南端。桌子上散布着地图、旅游指南和杂七杂八的东西。过去这几天，我们从卡利卡特（Calicut）[1]海岸，经过卡朗格努尔（Cranganore）和科钦，沿着瓦卡拉（Varkala）[2]红色悬崖下棕榈树林立的海滩，以及印度之脊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的葱郁山脚和海洋间的狭长地带南下。像这样的观光胜地也许不适合开始述说过去伟大的迁徙故事，但这是第一批人类在大约80000年前离开非洲时所走的路径：它是印度史上的第一趟旅程。

海滨流浪汉

他们是海滨流浪汉，赤脚走下印度狭长而浪涛汹涌的海岸，如同人类总被机运和渴求推动一般，奋勇向前。但他们也有旺盛的好奇心，这是人类最鲜明的特质。短短几千年内，他们从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3]绕过印度洋直抵印度南端的科莫林角（Cape Comorin）[4]，然后远抵安达曼群岛、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那时的海平面较低：环绕印度的淡蓝色浅滩从远处可见，这条海岸线在20000年前海平面涨高后便消失了。在那时，有陆桥通往斯里兰卡，南北安达曼岛是一座岛屿，但在印度洋沿岸，海滨流浪汉的现代子孙找到祖先路径的微弱痕迹。即使在现在，一小群土著居民仍在沿岸地带生活。在非洲之角对面，人类第一次穿越非洲大陆的地点——也门的白色沙滩满布着鲜红色珊瑚，这里是他们的第一处停留点。沿着这片海岸挖掘出他们扎营所留下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工具，与非洲石器时代中期非常类似。越过波斯湾，在地球最险恶的土地之一，居住于巴基斯坦海岸的马克兰人（Makrans）拥有非常古老的DNA链（他们可能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于公元前4世纪所描述的游牧民族，称之为“食鱼者”，为希腊人东征时所遇到最原始的民族）。

上图和前页图：科钦周遭的喀拉拉热带海岸是数千年来贸易商和移民的登陆地点，也是非洲第一批迁徙的人类抵达之处。

沿着海岸继续前进，在南印度葱茂的山丘，这片土地在进入现代前几乎未受干扰，这里仍住着几批部落，他们极可能是自非洲迁徙而出的第一批海滨流浪汉的后裔。早在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现代突破发现前，他们的文化和非洲外貌使他们与周遭民族截然不同。英国地区指南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卡达尔人（Kadar）、潘尼亚人（Paniyan）和科拉瓦人（Korava）、雅纳迪伊鲁拉人（Yanadi Irula）、加达巴人（Gadaba）和琴楚人（Chenchu）。他们比周遭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5]还要古老，保存自给自足的独特文化，自外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

翻越山丘，在泰米尔纳德邦境内，我安排与马杜赖大学的遗传学家皮查潘教授会面。他在卡拉部落（Kallar）间有惊人发现。他从印度的最早遗传基因中发现DNA古老线粒体和Y染色体的痕迹。纯属巧合的是，他的团队检测一个叫维鲁曼迪的男人，发现他有非洲第一批迁徙的现代人类的M130基因。随后他们惊讶地发现，维鲁曼迪所属的整个村庄都有M130基因，这是借由孤绝于世、严格种姓制度和同族婚姻而流传下来的，因为卡拉人盛行堂表兄弟姐妹通婚，是南印度最古老和最具特色的近亲通婚。

“至少有两次迁徙，”皮查潘教授告诉我，“我们认为语言于稍后发展——也许仅在10000年或15000年前。语言当然和种族有所不同，但语言容易受到采纳；宗教亦然。与习俗和亲戚关系等相较，那是表面层面，仅是信仰体系：不管觉得怎样，你仍旧相信你的体系，你的神祇。我认为，基于这个理由，印度才成为如此多样但又统一的人类整体。”

“这就是你之所以成为印度人的原因？”我问道。

“嗯，可能是如此，”他开怀大笑，“这个‘人类整体’超越人类的概念。我会说更具人性。”

尽管历史巨浪翻腾，这些人从初始长征后便遗世独立。因此，他们找到这般远古的身份，是近几年来令人吃惊和无法置信的科学突破。教授甚至认为，这些第一批海滨流浪汉为我们提供了基因传承的基础。换言之，世界从此地繁衍：“如果亚当来自非洲，那么夏娃则来自印度。”印度堪称是世界之母！

对印度历史之旅的开端而言，这是个令人困惑的观点。而喀拉拉是了解印度稍后文化层面的恰当地点。撇开暴力、战争和大迁移，人口交易和种族灭绝的现代恐怖行径不谈，人们作为和平的迁徙者和贸易商来到这里。美丽的地貌和气候、无尽丰饶和旺盛的生产力使喀拉拉成为历史上最吸引人的停留点。它的小海港是希腊人希帕罗斯（Hippalos）[6]、中国将军郑和与在1492年绕过好望角抵达这里的达伽马的登陆点：希腊和罗马香料贸易商、从波斯湾来的穆斯林阿拉伯商人，以及中国移民都在喀拉拉的隐蔽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建筑亦可见一斑：叙利亚基督教大教堂、犹太教堂列柱、巴洛克式葡萄牙香料仓库、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荒草曼生的遗迹，以及现在可廉价飞往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7]的旅游天堂——瓦卡拉和科瓦拉姆（Kovalam）。这些都交织成人类持续迁徙和相互融合的印度故事。

上图：火神阿耆尼，献祭之火和炉床是吠陀印度人仪式的重点；这是17世纪南印度的木板雕刻。

这里的现况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达成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浪潮汹涌，使印度成为今日的印度。印度也许拥有数百种语言和数千种种姓，但在这一小块区域，你会看见人类的惊人能耐：不可思议的多元性，却又融合为一。我们将在后文阐述这个谜题。

在3000年至4000年前，新一批移民自中亚涌入印度。某些人在公元前最后1000年间移入南方。他们带来吠陀（Vedic）[8]仪式和火神阿耆尼崇拜，但随着时光递嬗，土著居民的仪式逐渐融入，于是出现了今日印度宗教的综合体。他们自称为“亚利安人”（Aryan，这个梵文字眼意味着“高贵的人”），这个词语在现代遭到纳粹和其他种族原教旨主义派的滥用。尽管大部分的移民相互融合，但他们的高级祭司，或说婆罗门，却执行种族隔离主义，借此将古老的仪式和禁忌代代流传下来。

印度是个奇迹国度。在喀拉拉，19世纪的人类学家和地区官员记载了一群称做南布迪里（Nambudiri）的婆罗门，他们自视为最纯种的亚利安人，他们的仪式是亚利安宗教和土著仪式的混合体，妥善保存数千年之久。当时他们仍对火神奉行最复杂的仪式。仪式耗时12天，有时彻夜进行。这12天的仪式最后一次进行是在30多年前；但2006年，在一位富翁的赞助下，出现了较短的模式。而就我们所知，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仪式。

史前的声响

群众推挤，想要一瞥火光吐信照耀夜空的景象。两个特地兴建的围场以藤顶覆盖，安置了祭坛。较大的围场有个砖制大型祭坛，做成展翅鸟儿翱翔的形状。在12位主持仪式的祭司中——包括老少父子——主祭司端坐在黑色羚羊皮上，头被遮住。他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不像主流印度教，女人也扮演一个角色）以及其他祭司在仪式期间不能离开围场。仪式中有血祭，献上供奉双马童（Asvins，两位驾云的孪生神祇）的奶，并喝下一种高山植物提炼、称之为苏摩的圣酒。数千年来，这些婆罗门仪式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从未对外公开，尤其是曼陀罗（Mantra，即咒文）。这些魔幻的咒文唱颂需要耗费数天，只有婆罗门能唱颂曼陀罗，而且长久以来精确地口传心授，代代相传。

曼陀罗仍存在于许多社会。它们在历史洪流中，从印度流传至中国、远东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是人类古老过去的一部分，但它们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不若印度重要。曼陀罗启动感情、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加上瑜珈，曼陀罗能达到高亢的心理和生理状态。青铜器时代印章中的肖像显示男人以瑜珈之姿端坐：这可能是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执念。

教导下一代唱颂曼陀罗。

执行唱颂。

仪式结束时，烧毁小屋以求得到净化效果。

上图和下图：火神阿耆尼的仪式。古老的南布迪里婆罗门，他们同族通婚，并以某些人类最古老的仪式而闻名；其中一个仪式据估可能可以追溯到人类发明语言前。

西方人直到1975年才得以在一场表演中目睹和记录这类唱颂。但学者们坐下来分析，准备解开谜团时，却感到困惑不已。仪式的某些部分缺乏平常语言的沟通，仅是颂唱声音的模式——这些模式需要长时间学习和背诵——它们显然遵循精致的规则，却毫无意义。实际上，婆罗门无法提供意义。这是“流传下来的唱颂”，就是如此。但它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从其他人类创造形式所衍生出来的两个概念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难题。首先是音乐，这是组织声音以创造情感经验的另一种方式。音乐本身也没有意义；换言之，它无法表达任何事物。第二是仪式，它也不需要意义。因此，在早期宗教中意义并不重要。在稍后的人类历史中，通过神圣文献和故事，人类才试图回头为古老的实例提供合理解释和体系。

专家分析曼陀罗记录时，感到大惑不解：人类文化中找不到类似模式。尽管曼陀罗包含迭歌、组诗和三连音符，但是最后连音乐也无法提供协助，直到计算机科技发展后才有所突破。专家将在1975年记录、长达12天的阿耆尼仪式中的曼陀罗模式输入计算机，计算机显示，最接近这些声音的模拟是鸟歌。我们也许可推论出以下的惊人结论：这些声音模式的表演可能早于语言，是语言发明前的残留物，那时声音纯粹供符号或仪式之用。我们现在认为，现代人从非洲迁徙而出后，在最近的50000年内甚至更晚才发展出语言。但我们从动物界得知，仪式早于语言——声音和姿势融合成“仪式”行为。果真如此的话，仪式与史前声音的结合也许可以将我们引向人类的曙光时期，也就是说，仪式、宗教和科学的初始。

大仪式结束时，两座特别建造的房子被焚烧，为火焰所吞噬。红色火焰舔吻着竹制鹰架，吞噬屋顶，在夜空中绽放耀眼光芒。火花在空中旋转，如雨骤下，结构倒塌，火光映衬着棕榈树林的阴暗树叶。在我们旅程的开端，印度显然正在全球经济中大步跃进，专家预测它将在21世纪30年代超越美国。尽管如此，这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仍旧保存了人类整体悠久过去的习俗，称它为人类的实验室也不夸张。

人类漫长而缓慢的崛起

早期人类的故事仍有待叙述，但随着遗传学的新发现，就在我下笔的当口，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观点出现戏剧性的改变。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最初的数万年中只有为数颇少的人类——环绕着次大陆边缘的狩猎采集者——顺着河谷北上，避开了主宰印度地理的德干高原那片干涸、龟裂处处的地块。基因库也因为数次稍后的迁徙而得到更新。在石器时代中期浮现的世界已有许多语系。那时在印度居住的人生活大为不易。摩诃陀（Mahada）的考掘发现了一个狩猎采集部落的骸骨；他们几乎全都只有12岁左右，只有一位30岁左右，一位超过40岁。比莫贝卡特（Bhimbetka）[9]石窟的中石器时代晚期绘画，对他们的物质生活有鲜活生动的描绘，其中显示集体动物狩猎，以及这些狩猎采集者的杀戮和安抚仪式。

上图：这尊雕像或许代表最古老的宗教。在摩亨佐－达罗出土，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大地女神，为赤陶器，头饰繁复。印度河谷也曾挖掘出类似塑像，时间是公元前7000年。

我们对早期神祇所知甚微，但观赏比莫贝卡特跳舞神祇的手镯、脚镯和三角戟后，我们很难不联想到今日朝圣海报上的跳舞湿婆（Shiva）[10]。大地女神的情况也令人想到这种联系：她的雕塑身材丰满，拥有“鱼般的眼睛”，代表在印度迁徙中一股古老、无法压抑的暗流，在面对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一神论时从未遭到扬弃，也未受现代西化的影响。我们也可确定的是，生殖能力的象征——石头林伽和约尼（linga and yoni，男性和女性具像化的第一性征）——从远古时代便已融入湿婆崇拜中。不久前，考古学家在安拉阿巴德附近，即恒河流域南方挖掘出神庙时，今日的村庄居民一眼就辨识出14000年前左右的破裂约尼石座。这些印度土著居民文化层面是遥远过去的部分前提，不论其血统、语言或宗教，均由所有印度人分享。

我的开始必然是一些浮光掠影。过去的洪流庞大，我们对过去数百代所知甚少，还有待发现。狩猎采集者的故事是人类漫长而缓慢的崛起故事，必须通过对印度早期语言、信仰、仪式传统和神祇的细微追查和逐步探索，才能得见。数万年的时光在仍遍布于这片次大陆的土著居民身上留下传承的痕迹。但在10000年前左右的西亚，已经出现第一批定居文化，他们的村庄留下农业、贸易、金属制品和手工艺品的痕迹。我们还不清楚是不是雨季系统的改变带来这些进展，但专家怀疑，气候改变和更为潮湿的年度循环促使移民从西方涌入次大陆。在这时的文化中，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阿富汗高原边缘，播下了印度文明的种子。而在最近百年来最重要的考古挖掘中，则必须一提于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11]蛮荒地区的突破发现。

俾路支曙光

从苏库尔（Sukkur）[12]的印度河旁的道路往西北朝奎达（Quetta）和阿富汗边境溯波伦河（Bolan River）上游迈进，这是伊朗和印度之间的古老旅行路径，数千年来旅客不绝于途。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它比巴基斯坦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还要久远。然后，穿越现在是美国为阿富汗战争而设的军事基地雅各布阿巴德（Jacobabad）。此处由一位英国将军约翰·雅各布（John Jocob）于1847年创立，以印度最炙热之地而闻名——在季风吹起前，六月的气温高达摄氏54度。从此处开始，超过90英里的路径蜿蜒进入山丘，于波伦河会合，横越卡契平原（Kachi plain）[13]。在这个世界里，仍能见到游牧民族在春季迁徙时住在黑色帐篷内，骆驼和骡子驮着帐篷、草席和锅碗瓢盆。女人走在后方，她们红色和橘色的服装在单调的沙漠中显得格外亮丽。在夏季爬上山丘，冬季则下到平原：这是史前景观，超越人类历史的古老惯例。

上图：印度河（Indus）是印度的名称来源。它的发源地在中国西藏岗仁波齐峰附近，后来印度－亚利安人来到开伯尔下方。在波斯语中，Hindu这名字意味着“边界河流”。

考古地点静躺在道路上方的低矮山丘，在波伦山口入口下方——在高原为皑皑冬雪所覆盖时，这一块小地域的气候相对温和。考古地点沿着波伦河散布，冷冽的河水穿过宽达数百码的碎石河床而下，闪耀着钢蓝色泽。河流在一百年前改变河道，切过考古地点，暴露出其下如悬崖断面般文化交迭的沉积物。30年前的首度勘查带来惊人的结果。一块早期沉积层的木炭经过碳年代鉴定后，确认其年代是公元前6000年，而在它之下还有30英尺的堆积物！令法国团队备感惊奇的是，这个考古地点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之前，而这可不只是数世纪前，而且还是早于已知的次大陆历史几千年前。

这个考古地点面积的庞大是最令人惊异的。梅尔伽赫（Mehrgarh）[14]考古地点沿着河流绵延1英里[15]，面积几达750英亩。一个地方保留了泥砖围墙，长百码，厚10英尺，仍旧高高屹立。考古学的其中一项珍贵特质便是，能从如此遥远的人类过往揭露过去生活的细节。世界上其他考古地点鲜少能如此近距离审视这般远古祖先的住所：窄小的长方形房舍以砍下来的树枝当屋顶，墙壁是芦苇和泥巴，仍像今日在这片山丘的房舍一般。梅尔伽赫人制作美丽的陶器，上面是几何线条的花纹，并涂上一层漆，闪闪发亮，像擦亮的胡桃。无数手工制赤陶小陶俑和妇女陶俑出土，有些还抱着孩童。这里的人畜养山羊、绵羊、家畜和水牛，独独没有马。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家畜成为他们的经济基石，但印度河流域也充斥着瞪羚、梅花鹿、印度羚、野羊、印度象和犀牛。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矗立在西方地平线上、有如壁垒的高山，春季仍为白雪掩盖，波伦河自此流入平原，注入印度河，提供人类生活所需的安全环境；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在这块小地方生活超过4000年。

梅尔伽赫考古发现证实，印度河流域的定居生活模式可追溯到将近公元前7000年，比印度首批城市兴起还要早4000年。在同时期，农业小区于古近东地区逐渐形成，涵盖从安纳托利亚到巴勒斯坦以及伊朗一带。现在看起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印度仍未出现证据可证明早于公元前3000年时印度已有农业，着实令人吃惊。因此，这更强调了梅尔伽赫新发现所带来的革命性震撼。这不仅是个农耕经济体，小区里还有手工艺分类，包括冻石切割以及土耳其玉和琉璃的远距离贸易。在公元前5000年，梅尔伽赫的建筑工人便使用后来在印度河城市发现的长形平凹砖，棉花早已开始栽种，成为主要经济来源，如同现在。

毋庸置疑，这些新发现显示，印度河文明的崛起是印度本土现象；它并非如同以往所相信的，是从伊拉克文化散布发展开来。我们的确可从今日文化中辨识出可追溯到梅尔伽赫世界的特征。

梅尔伽赫（与现今已知的20座村落）早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改变降临前便已存在许久，当时正从伊朗高原涌入新移民。我们之后会对这点详细阐述，他们可能说着早期形式的达罗毗荼语，后者仍在印度南部和东部广泛使用。在它主宰的最后时期（公元前3500—前2500），梅尔伽赫是延伸至伊朗的广大文化地带的一部分，当地人民使用赤陶印章，建造砖砌的大型纪念平台，制造大地女神小肖像，乳房下垂，头饰繁复，并与当时兴盛于伊拉克的优异文化有着某些雷同点。然后，在公元前2500年，这地方遭到弃置，被5英里外的瑙舍罗（Naushero）新兴聚落取代，那里有恢弘的砖造堡垒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包括一座神庙。这个聚落一直延续到我们所称的哈拉帕时代（Harappa Age）[16]——即城市和文明的时代。

因此，最后考古学家总算能够追溯印度文明的根源。这根源可回溯至公元前7000年，而且是土生土长。到了此时，狩猎采集者在次大陆全境内活跃，他们至今仍然如此，尽管生存空间被独立后的国家逐渐压挤。在俾路支斯坦的这些村落中，我们可追踪出与世界历史接轨的直接痕迹。在公元前3000年，大城市兴起，文字出现，建筑和远距离贸易兴盛，预告了印度文明的诞生。

哈拉帕的考古发现

我们正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即“五河之地”的5号国家公路上。夕阳以火球之姿高挂沙西瓦尔（Sahiwal）天际，而车头灯在滂沱大雨中扫射。“休息一下，高速累人”——大广告牌上面写道。大型红色旗帜串着横越公路，宣传保护女性的新法案：女权是这个陷于伊斯兰传承和现代新兴中产阶级困境之间的国家的下一场大战争。巨大的新休息站宛如皇宫般矗立，处在一池耀眼的灯光照射中，快速蔓延的工业小镇点缀着从拉合尔（Lahore）到木尔坦（Multan）的道路。这是新巴基斯坦，自我10年前走过这条路后，这里已发生了戏剧性的现代化转变。巴基斯坦现在是世界上人口第六多的国家。它因国家主义和宗教问题于1947年和印度分离，但它仍是次大陆的一部分，仍是印度文明的继承人。

我们离开沙西瓦尔，驶离主要干道时，已是黑夜。穿越宽广如河的灌溉渠道，空气陡然变得冷冽，然后我们驶进一条空旷的乡间小路。巴士偶尔隆隆经过，喇叭大作。现在我们位于较为古老的路上。这是拉合尔和木尔坦之间的老旧主要干道，数千年来都是旁遮普的交通动脉，可追溯至旁遮普为印度文明心脏地带的时期。古代遗迹沿着这片平原屹立，数目之多可比伊拉克。然后，以乌尔都语（Urdu）[17]和英语书写的路标出现了：哈拉帕。

我们的头灯陡然照亮一座已倾毁的莫卧儿（Mughal）[18]客栈和泥土堡垒。几匹昏昏沉沉的骆驼耐心地嚼着草。詹姆斯·刘易斯，又名查理·梅森，这名英国逃兵走的就是这条路，他是第一个描述哈拉帕的外国人。梅森在1828年前住南方时的一个夜晚，趁黄昏时刻扎营，看见3英里长的城墙沿着起伏不定的苍郁土丘屹立，就在拉维河（Ravi）的老河床边。在浓密、纠缠交错的洋槐森林间——洋槐一度覆盖这一带的旁遮普——他注意到往昔印度教视为圣树的古老菩提树。梅森看见“倾塌的砖制城堡耸立……不规则的高岩上留有建筑物的残骸”，城墙和塔楼“虽早遭遗弃，仍高高屹立，显示岁月和衰朽的破坏痕迹”。他发现的是一座中世纪城市在其生命最后阶段所留下的遗迹，它建立在50到60英尺高的大片古老高地上，核心是巨大砖造堡垒、护坡道和护墙，这类像泥砖堡垒村般的大型棱堡遗迹在阿富汗和开伯尔地区仍可得见。这地点的最后主要工程是18世纪的锡克教堡垒。梅森爬上高地，检视一座遭到弃置、莫卧儿时期的砖造清真寺，窗户呈尖拱状。拉维河在中世纪改变河道时，这城市逐渐走向衰败。但当地向导告诉梅森另一个故事——传说“由于国王的贪欲和罪行，这个伟大城市因神特意的来访所毁”。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超过5000年。

我们终于抵达这里。小屋位于树丛间，伏窝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下。全身包裹紧密的人影出现，帮助我们卸下装备。美国—巴基斯坦联合考古团队现在刚巧不在，管理员让我们住进有三张床的卧室。纤细的苍白雾霭旋转着越过花园，飘进阳台，而探险队主厨坦威尔在寒冷潮湿的夜空中用毛毯紧紧裹住自己。我们在厨房里狼吞虎咽，吞下米饭、蔬菜和辣味印度菜，佐以热红茶。主管这里的考古学家哈珊留下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穿着铺棉夹克，双手插在口袋里说：“欢迎来到哈拉帕！”

上图：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红色沙岩迷你身躯雕刻：这是印度河文明中罕见的肖像雕刻。

我们尽可能让宿舍舒适，堆起摄影器材，边打开睡袋，边拍打蚊子。梅森在1828年为此所苦，他叫它们“小敌人大军”，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半夜起床，骑了12英里的马逃到吉贾沃德尼（Chichawatni），在对哈拉帕惊鸿一瞥后便放弃营地。这很可惜，因为他没有时间画下它，为我们留下像他在印度河流域和阿富汗城市遗址所画的优秀画作。不到30年后，梅森所看到的景象因为英国铁路承包商在木尔坦和拉合尔间铺设轨道以延伸帝国的触须而为之全毁。他们在此找到现成的毛坯砖块，拆毁城堡，将砖块采下来作为数百英里铁轨的铺底碎石之用。他们从残骸中找到精致的陶器和奇怪的印章，最后它们流落到新成立的印度考古调查协会主席，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19]将军手中。坎宁安在印章上看到一种陌生的书写系统。尽管他当时不知道，但此书写系统来自一个失落的文明，文字后来于20世纪20年代解译。之后，仅在数年间，印度文明史彻底被改写。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写道：

考古学家可不是常常有这种机会能为被遗忘的文明指点明灯，就像施利曼[20]之于梯林斯（Tiryns）和迈锡尼（Mycenae），或斯坦因（Stein）[21]之于土耳其斯坦沙漠。尽管如此，现在看起来，我们正站在印度河平原重大发现的门槛上……

挖掘过程非常缓慢，开始时只是小规模作业。最后，在哈拉帕的地表下，未受铁路承包商掠劫的一座城堡的庞大砖造护墙被挖掘出来。在西边，逃过铁路承包商的破坏，挖穿城墙便暴露出实心砖造、深50英尺的一道峡谷。它显然是座伟大城市的遗址，规模可比近东的城市重镇。哈拉帕以及1923年年底在信德（Sind）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的考古发现，在短短18个月内与李奥纳德·伍利（Leonard Wolley）[22]在伊拉克挖掘到乌尔（Ur）墓群同时发生，当然我们别忘了还有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23]的图坦卡门。就工艺品的层面而言，哈拉帕的发现并未举世震惊，但它的意义远超过后两位的考掘。

此地和摩亨佐－达罗的发现代表印度次大陆历史的开端久远，其城市起源可远溯至公元前3000年——比吉萨（Giza）的金字塔还要古老。直到哈拉帕考古发现前，欧洲学者普遍认为印度文明是舶来品，由地中海、近东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古典文明加上埃及和巴比伦古老文明衍生而出。尽管如此，印度婆罗门祭司长久以来便坚称他们的文明有数千年之久。在《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史诗中的伟大战争传统可追溯自5000年前，而他们的传统系谱、称之为《往世书》（Puranas）[24]的文献中所提到的国王列表如果为真，那印度编年史则可远推至青铜器时代。在18世纪，某些西方学者只看到这些概念的字面意义，试图在古埃及和《圣经》间寻找关联（现在看起来大错特错）。但殖民时代主流的东方主义学者倾向于驳斥印度教思想为迷信和拜物主义，视其为一种较为“原始”的文化阶段，亟须西方科学、理性和宗教的解放。没有人相信，印度本土文明可以远溯到地中海古典文明之前。

上图：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宝石雕刻艺术的小型杰作。（上）印度驼背公牛，喉带粗厚是其特征。（下）站在祭坛前的“独角兽”。这未知的书写系统也许是南印度达罗毗荼语的早期相关语言。

1924年，马歇尔对哈拉帕的悠久历史可谓毫无概念，只知道“它比任何印度已知年代还要古老”，（并以诡异的直觉）认为它必是土生土长，像“尼罗河的法老般具有地域特色”。我看得头昏脑胀，于是合上他的记载，在梅森时代那些蚊子的子孙们最后的微弱攻击中终于入睡。

清晨五点多，坦威尔叫醒我们，端着热水和黑咖啡到屋后的那棵巨大榕树下。它像年迈的步兵般矗立，宛如来自这地区仍属于印度的时代。淡紫色光芒乍现，在迷雾中照出隐约轮廓，揭露这片盐壳地貌的白色尘土。喝下咖啡后，我们清醒大半，经过遭破坏的土堆和残墙（那里毛坯砖块到处散落），最后抵达挖掘地点。我们在此地天际瞥见朝阳东升，周遭是羽毛状的树木，哈拉帕仅剩这片洋槐森林。四下一片寂静，周遭如鬼魅般惨白。苍白的烟雾从砖窑冉冉升起，越过田野，沿着地平线散布至西方，几英里外就可见其细长的烟囱。砖块是哈拉帕文明的建筑媒介，在旁遮普境内使用已达数千年。砖窑在数千工人建造这些伟大城市时一定超时运作，工人们建造了巨大砖造平台、对抗常常泛滥成灾的洪水的庞大护坡道以及堤岸。从我们的视角可俯瞰拉维河老河床，它曾一度从城墙下流过；我们可以听到村庄苏醒的声音，牛车轰隆滚动，经过灌溉沟渠的堤岸，宣礼员叫唤穆斯林祈祷。

上图：今日的哈拉帕。它巨大的中世纪城墙和古老的护墙遭维多利亚时代铁路承包商拆除。这里所剩的仅有地下的遗迹。

巴基斯坦和美国联合团队正在挖掘新地点。我们可将知识前线再往前推，现在能将法国人在梅尔伽赫挖掘的俾路支遗址连结起来，将印度河城市纳入次大陆长达10000年的历史洪流中。小组里的美国人马克·肯诺尔是位杰出人士，他出生在印度，能流利地说四国语言，他的生活经验比读过的书更能提供他对印度文明源远流长的洞见观察。旅行开始前，我在英国和他碰面，他告诉我：

即使在今日的哈拉帕，你都能看到印度河流域城市的传承反映在建筑和聚落的设计中，而传统艺术和工艺仍在使用古老技巧。我们甚至挖掘到陶器玩具，它们和现今旁遮普所制造的毫无二致。这些是印度河流域古老城市和稍后巴基斯坦与印度人民的鲜活联系。

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

在哈拉帕南方150英里处，旁遮普的河流汇聚成印度河，这是印度名称的来源（波斯语为 Hindu）。20世纪20年代早期轰动世界的发现显示，如同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流域是一个伟大文明的故乡。就像其他喜马拉雅河流，印度河在春天因融雪而泛滥，尤其是夏天的雨季。在现代水闸建造前，河水载着数百万吨的淤泥，将其堆积在河床或三角洲口。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这逐渐堆积出平原，并将海口推远70英里，进入阿拉伯海。有时，淤泥过重，迫使河流冲破堤防，改变河道。斯特拉博（Strabo）[25]的著作里有一段对亚历山大探险的著名描述，说他们看见“一片荒芜的工地，有超过百座城镇以及众多依附于城镇的村庄曾经位于此地。过去流经这里的印度河改变了河道、移到了左边堤岸的河床，使那里变得很深，水势汹涌如大瀑布。而这片土地不再受到灌溉沟渠的引导，印度河离它而去，空留下洪水警戒线，只有河床逐渐干涸”。

在哈拉帕的最初发现后，马歇尔和印度同侪在这片印度河南方地带寻找未经挖掘的地点。1923年，他们在南方400英里远的信德干涸平原中选了一个潜力十足的地点。这里是片广大遗迹，仍矗立着贵霜时期（Kushan period）[26]的佛塔，与西方罗马时代同时。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静躺在当地人称之为“岛屿”的泛滥平原的一道山脊上。尽管这道山脊因为洪水年年泛滥而遭淤泥深埋（早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27]，河水一旦泛滥便会淹没整片平原），它在史前时代一定极为重要。早期城市屹立在庞大的人造平台上，俯瞰平原，在泛滥期完全被水包围。尽管岁月摧残，不时的泛滥在此地割出一道大开口，遗址仍很庞大，为目前印度河最巨大的城市，延伸超过1平方英里，土丘与偏远郊区在其间零星散布。

土丘上，一整片房舍完整保存下来，内有砖造深井，每个街区尾端设置公厕，与宽大到可供步行的化粪池相连。每样事物都经过精确规划。马歇尔说：“任何第一次走过它的人，都可能会以为他的周遭是兰开夏郡现今劳工城镇的遗迹。”摩亨佐－达罗最重要的部分是城堡里的大澡堂。那是精巧的砖造澡堂，长40英尺，旁有一栋大型建筑，可能是庙宇，或甚至是某种“大学”。理所当然，挖掘者拉克哈达·班纳吉怀疑这与之后印度教寺庙的仪式澡堂有关。城堡建造在泥土高丘上，令人印象深刻，其人造砖制平台据估得耗费10000名劳工和13个月兴建。这个高地城市从泛滥平原上拔地而起，涵盖600英尺乘1200英尺的面积。东方4英里远处有座古老砖造堤岸或水闸，将印度河的洪水导引离开城市。

上图：摩亨佐－达罗风格：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赤陶器，上面绘有从公元前7000年便在此被驯养的动物——山羊。

在摩亨佐－达罗繁盛时期，此城主宰从海岸到印度河平原北部的河流贸易网络，以及通往西方的波伦河谷山口的贸易路线。今日摩亨佐－达罗考掘者中的迈克尔·杰森则认为，这个帝国一定是以船相连：“摩亨佐－达罗的生活靠陆路和水路两者。信德平原每年有四五个月的时间遭水淹没。城市间以河流相连，船只运输在那时一定发生过革命，才能创造出这般巨大的网络；这也许可解释物质文化的同质化现象。”靠近摩亨佐－达罗，在苏库尔的印度河畔，仍能看见这类船只——大木船的船尾装饰繁复，长80至90英尺，木制甲板室雕刻精细，船帆巨大——就像出土的印章所描绘的那般。平底的结构能轻易在宽广的浅河或强劲水流以及狂风中行驶，船只是青铜器时代以来的鲜活传承。

倘若从空中鸟瞰，摩亨佐－达罗在昌盛期一定呈现不规则的庞大六芒星形状，郊区由巨大砖造堤防保护，以防河水泛滥。城市的主要地区房舍聚集，精巧的城堡可俯览全景。想像在信德炎热的夏季，棉制凉篷遮住烈阳炙烤的庭院和街道，如同今日所见；或在寒冷的冬天，木柴燃起的炊烟从屋顶袅袅冒出，如飞沫般旋转不已，穿越墨黑色的雨季天际，而雕刻精细的船只扬着棉帆驶离码头，朝波斯湾往下流迈进，船上满载珍贵木材、象牙、棉花和天青石。

上图：印度河上的传统船只，船尾室和大舵雕刻精致，可见于出土的印章。直到最近，它们仍运载货物上下印度河。但这种古老的交通方式已几乎消失殆尽。这张照片摄于1996年。

印度河流域文明

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发现为印度最早文明的观点带来了戏剧性的快速转变。它的考古范围大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或任何已知古老文明。我们现在知道，这时期曾有超过2000座主要聚落，远至北阿富汗阿姆河，而某些规划精密的大型城市则以近东模式为典范。大部分土丘都未经考掘，包括哈拉帕附近的几个大片区域。我们在此引用亚历山大时代的数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于1世纪时写道，旁遮普有5000座聚落堪可套用希腊“城市”（polis）这个词。这里的古老河床仍与伟大的城市山丘并列；而干涸的迦葛哈克拉（Ghaggar-Hakra）河床就有1500座史前地点，某些地点，如甘温利瓦拉（Ganwerianwala），范围和摩亨佐－达罗以及哈拉帕一样广大。它们不仅幅员辽阔，还人口众多。尽管无人确定，但这文明据估大约曾有200万至500万人，它也可作为一项指标：印度次大陆的人口今日逼近15亿，为人口密度最高之处，毫无疑问，在过去亦如是。但谁是统治者？考古学家认为有几条令人困惑的线索。摩亨佐－达罗展现某些强大国王或群体统治城市的蛛丝马迹，一种“创立者的城市”，比如亚历山大城——街道笔直，棋盘式规划；盖于石制地基上的砖房似乎依循标准设计；几乎所有房舍都与城市的下水道系统相连，每个街区至少有一口水井。但这里却没有我们像在埃及、伊拉克或中国发现的陵寝，也无宫殿的踪迹。尽管缺乏统治者的物质证据，但到处都是指向某种强大的中央集权组织影响的间接证据。谁监督海洋贸易、规范度量衡单位？谁建立手抄体的统一符号系统？如何解释超过700年，跨越几乎30个世代，但是显然相同的宗教、陶器模式和印度河风格手工艺品？“奇怪的是，这个复杂的古老社会缺乏明显的意识形态或集权领导的证据，像国王或女王，”肯诺尔说，“历史上实在找不到这类文明的类似模式。”

上图：摩亨佐-达罗所谓的“祭司国王”，身着“星星斗篷”、手臂戴着镯子，前额还有装饰圆点。我们不知道这位是统治者、祭司还是商人，或集三者于一身。

考古学家觉得最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战争和冲突的证据。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战争是青铜器时代统治者的主要任务。在铭文和石碑肖像、艺术和雕刻中，战争是中心主题。但在这里并非如此。古希腊人不是说过，印度人从不在印度境外发起侵略战争，因为他们的文化根深蒂固地厌恶战争，并“尊重公义”？他们当然有堡垒城市，但数千个出土印章上没有战争肖像，也没有描绘战争、俘虏或杀戮的场景。

肯诺尔说：“在城市时代前，当地文化经过4000年漫长、逐步的演变，他们在其间想出如何组织聚落，和其他社群交易，处理剩余物资，如何传授知识，以及如何化解冲突的方式——这是否可能？早期印度和其他文明截然不同，这一点让人困惑。我们并不知道答案。”

尽管印度稍后的历史经常充满不可思议的暴力，但显而易见的是，非暴力的概念在印度思想中根深蒂固。从佛陀、耆那教徒、阿育王（Ashoka）[28]敕令和笈多王朝（Gupta）[29]国王到圣雄甘地可见一斑，这在公元前5世纪可能已经不是新观念。特别是耆那教文化拥有非常古老的特征，可追溯至古吉拉特一带的印度河文明。但就算此点为真，它在人类的残暴历史中仍可谓独树一格。

文明为何瓦解？

在700年的安稳逸乐后，公元前1800年，印度河文明瓦解，城市遭弃。它显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便消失了，这衍生出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导致它的衰败。这可能有许多答案，包括我们将在稍后阐述的外来侵略。但专家现在趋向于认为气候变化为主要因素。我在伦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地质学家、水文学家桑吉夫·古普塔会了面。桑吉夫处理的是几十亿年的地质数据，对他而言，四千年不过恍如昨日。他的学界现在所能作的分析水平令人咋舌，比如，他能从河床上取来的沙子判断其来源。现在，他在研究早期印度史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印度河东部可能曾有一条伟大河流流域存在，却在青铜器时代干涸，有人认为它就是传说中失落的圣河，娑罗室伐底河（Saraswati）[30]。他仍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准备时机成熟时去实地探勘。

桑吉夫办公室内的计算机屏幕上是拉贾斯坦的卫星画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示沙丘、菜园和水。他解释说：

旁遮普有许多失落的河道。河流在此戏剧性地改变河道，即使在最近的两三千年间，大部分的大河的改变便多达数英里。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真的曾有一条失落的圣河。在19世纪，英国人注意到当地口述传统，几位记者提出失落的河的概念。探险家斯坦因在20世纪30年代寻找与亚历山大大帝有关的遗址，他骑着马到比斯河（Beas），发现一片庞大的洼地，直径达2到3英里。现在让我们看看卫星照片……

计算机屏幕播放三张卫星照片后，接上一组蒙太奇，其中一条黝黑、蜿蜒的线条出现，从东北延伸到西南，越过拉贾斯坦沙漠。

注意这条蜿蜒穿过拉贾斯坦的黑线，然后它消失在塔尔沙漠的沙丘中。那里的确有东西，但我们得实地勘查后才能确认。那里现在杳无人迹，但看看这个：我们根据印度和巴基斯坦考古学家的资料，以及两国边界的地面勘探信息，将青铜器时代的主要考古地点数字化后，巴基斯坦团队在查里斯坦（Cholistan）沙漠找到1500个考古地点，这些似乎都与我们的臆测有关联。

屏幕上，一条橘红色圆点出现，沿着那条黝黑、蜿蜒的线条聚集，这些圆点全都代表着哈拉帕文明晚期的聚落。我们知道，在那时，像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样的大城市还在运作。那条黑线似乎在塔尔沙漠里延伸了90英里，从拉贾斯坦穿越巴基斯坦边境。

我们可以进入屏幕，集中在单独地点。我们来选个地点。就这个，哈拉帕东南120英里外，印度考古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考掘的卡里班根（Kalibangan）。它是哈拉帕时期的重要城市，就矗立于你在计算机上看到的干涸河床上。显然这里曾经有水。在青铜器时代，卡里班根是在河边，或说是在主要季节性水源旁边，为人口主要集中地。如果以前没有水，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地点，它们存在之因就是河流，我们可以精确判断出其干涸时间。那里的人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看看这个。

屏幕上出现新的数据：一连串绿点闪现，从失落河流的地区延伸到恒河和朱木拿河（Jumna/Yamuna）平原。沿着印度河的地点数目现在变少，从传说中的失落河流地带完全消失；但现在，更多圆点出现在恒河－朱木拿河冲积地（两河之间的土地）。它看起来像聚落和人口的大举迁移。

“这些绿点是印度河城市衰败后人口聚集的地方。那些城市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1到2个世纪间消失，包括所有沿着失落河流的地点；然后这些地点发展起来，往东移进恒河和朱木拿河上游谷地，成为下一阶段印度文明的中心——直到今日都是如此。”

“他们迁徙是因为环境崩坏还是气候改变？”我问。

“也许是雨季系统改变了，”桑吉夫说，“不过看起来，如果迦葛哈克拉河的河水量变少，这就会促使人们往东迁移。但我们能确定的唯一方式是实地勘查地质和沉积物，这样才能得到确切日期。”

失落河流的线索

早期英国行政长官是这些改变末期的目击者。1919年的塔尔地区指南描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西方是印度河丰饶的冲积平原；东方却是沙漠。这本老旧的指南也提到出现在桑吉夫计算机上的卫星照片中那条失落河流的关键信息。下游河流称为纳拉河（Nara），注入卡察荒地（Rann of Kutch），连接上卫星照片中的那条线。但指南亦证实，所有河道并未完全干涸。纳拉河仍有年度泛滥，一个世纪以前，一位地区官员报道说：“浓密的红荆、牧豆树和阿拉伯相思树丛林散布在一片无尽的常绿草坪上，衔接巨大的深湖，在几英里外与沙丘接壤，山谷里永远都有河水奔流。”在洪水泛滥时期，这里几乎是一片汪洋。这些湖中最大的是马奇当德湖（Maakhi Dhand），在19世纪90年代为藐视英国军威的逃犯和抢匪藏身之处。在英国人建造了灌溉沟渠后，这些湖随之消失，但这描述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此地在青铜器时代的景观。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可以在印度神话中找到印证。最早的梵文诗歌成书于印度河城市陨落后的时期，诗中提到一条大河在印度河东方出海；后来的传说说这条河消失，但今日的祭司仍记得这条圣河，并尊其为女神。她的名字就是娑罗室伐蒂，意为“湖之河”。因此，失落的河流曾真实存在——这里曾有青铜器时代的文明重镇。也许它的河水不曾像旁遮普的河流般滚滚如潮，而是受到季节泛滥宰制的一连串湖泊和河道，在历史中其大小曾变化数次。当部分河道干涸或水量减少时，大片土地遭受旱灾，城市和聚落衰亡。哈拉帕文明的数千处遗址，以及在青铜器时代末期人口移入恒河流域，强烈显示印度河文明之所以衰退肇因于城市遭弃，环境改变导致印度河下游和旁遮普的河流改道，以及迦葛哈克拉河干涸。

现在我们检视印度第一个伟大文明结束的证据。许多原因造成它的衰退，但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河世界在稳定了700年后发生重大变化。摩亨佐－达罗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700年间屡遭洪水淹没；城堡的辉煌建筑瓦解成小房舍和工作室；大澡堂上另有加盖。多拉维那（Dholavira）的平民百姓搬进公共建筑。哈拉帕的高丘上人口拥挤；排水沟无人清理，街道到处都是垃圾，包括死亡被弃置的动物。我们亦可见到暴力的证据。摩亨佐－达罗的骸骨当街曝晒；在哈拉帕，关节断离、显然遭到暴力杀戮的骸骨被重新埋葬，显示城市进入动荡期，而那些埋葬装饰品和珠宝的主人从未返回。在罗索尔（Lothal），港口设备遭烧毁；贸易和远距离商业活动消失殆尽；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也显示与印度河流域的贸易中断。书写系统当然停止使用，显示精英权力结构瓦解。虽然有一群人仍固守在印度河流域，但许多人离开此地，到朱木拿河和恒河的新土地耕种。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但这漫长而缓慢的衰亡，并非一夕剧变。

因此，印度河城市的世界瓦解，一个次印度河文化混杂着新元素浮现。但城市的陨落是否伴随着新移民和入侵者的到来？新移民的问题是印度历史界近年来最大的争议之一，给印度认同的辩论抹上浓厚政治色彩。这个故事的下一阶段集中讨论一个简单但不容置疑的事实：从北印度到孟加拉国的人民所说的语言可追溯到城市陨落之后，这些语言与横跨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密切相关。大家都同意这点，却对其意义见解分歧。这论点的许多层面仍然成谜，我们可以从许多地点开始这个故事，但最适切的是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加尔各答。

亚利安人的到来

1786年，加尔各答的英国法官威廉·琼斯爵士有一重大发现。琼斯是威尔士人，是优秀的语言学家，能说希腊语、拉丁语和波斯语（在莫卧儿印度任职的法官和行政长官必须会说波斯语）；他非常想学梵文，那是古印度教文献和法律的语言。最后，一位婆罗门终于肯教导他，他在研读梵文文献时，发现它与拉丁语、希腊语和现代西方语言非常类似。有些非常明显：比如“父亲”（father），在希腊语和拉丁语里是 pater，在梵文里是 pitar；“母亲”（mother）亦然，meter，在梵文里是 matar。某些类似则精确无比：“马”（horse，梵文里是 asva）和立陶宛语一模一样，而后者远在波罗的海沿岸。为什么会这样？

1786年2月2日，琼斯在新成立的孟加拉国亚洲协会上的演讲发表他的见解：

梵文虽古，但比希腊语完善、比拉丁语丰富，洗练优雅更胜一筹。三者多有相似，绝非偶然。由于联系紧密，语言学家在考察它们之时，必定认为它们同宗同源，尽管这种共同起源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刘耀辉译）

实际上，琼斯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类关联的人。早在16世纪，更早的访客，如英国耶稣会传教士托马斯·史蒂芬就注意到梵文和拉丁语以及希腊语之间的类似性。但琼斯则依此证明这些语言拥有相同根源。他首先臆测印度本身是母国，但他后来认为语言是自外引入——梵文不是印度本土产物，而是由外人带进次大陆的。在19世纪，从这个观念衍生出亚利安人到来的理论。亚利安是早期梵文使用者，即梨俱吠陀（Rig-Veda）[31]人民拿来描述自己的字眼；它意味着“高贵的人”，来自Eire和Iran这两个字眼的相同语根——“亚利安人之地”。但亚利安问题如今在印度引发重大争议；1997年，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命令下，历史教科书遭到改写。

许多印度学者和辩论家回头引用早期的概念，主张亚利安人为印度土著居民，印欧语言是由印度西传至欧洲的，因此，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亚利安和梵文文明，而最早和最神圣的亚利安文献《梨俱吠陀》描述的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世界。而现在某些人宣称，亚利安这个假设，不过是英国人创造出来的东方主义论点，用来为其统治辩护（即使这个理论是由德国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但优秀的语言学家都同意一点：琼斯是正确的——这些语言互有关联；而印欧语系的起源之久，分布之广，排除掉印度作为源头的说法。梵文一定起源于印度之外。但远至何时？从哪里发源？它是由入侵者或旅行者，精英或大量移民带来的吗？

这是现代印度最热切辩论的议题之一，从19世纪英国人统治以降，对历史就有诸多论辩，现在它成为政治和教育的重大议论，因为牵扯到身份认同的关键疑问。议者甚至引入DNA证据，但精英分子很少留下这类证据：例如，很难在印度人身上找到英国人的DNA，即使后者在语言和文化上影响深远。简言之，语言不等同于种族。如往常般，这是如何诠释证据的问题。它的答案可能牵涉到文献历史、考古学和语言学，甚至遗传学。但所有的争论都得回到最早的印度圣典——这文献在公元前2000年写成，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中世纪，仍是由口述传承，从老师教导给学生，而在今日的传统吠陀学校仍是如此。

《梨俱吠陀》：印度史的第一个文献

“找到了，第14卷！”比斯瓦教授说，她打开手稿时整张脸亮了起来。她戴着眼镜，头发挽成发髻，穿着浅棕色纱丽，她欢愉的微笑缓和了学者的严肃。

图书馆目录将这列为《梨俱吠陀》最古老的手稿；它写在纸上，成书日期是印度历1418年，也就是公元1362年。“非常老旧”，目录上说。这是你可称之为中世纪的书写文献，来自长远的口述传承。《梨俱吠陀》内的颂歌一定流传了数世纪之久，但最古老的也许源自公元前2000年中期，还可能更早。了不起的成就，不是吗？

我们正在加尔各答亚洲协会的阅览室。巨大的雷声噼啪作响，屋顶颤抖，雨季狂流从墨黑色天空倾泄而下，顺着屋檐奔流。墙壁上一块匾额纪念着创办协会的琼斯。在壮观的新古典风格楼梯上是众多伟大英国人的半身雕像和肖像画，他们在18世纪开启印度学风潮，即使在独立的印度时代，他们仍因重建印度史的角色而备受尊崇。这个协会仍是重要研究机构，收藏了大批手稿，我们周遭有许多学者于早期优异人物的凝视下在桌旁苦读。教授叨念着她的故事：

《梨俱吠陀》大约包含了上千首颂歌。它们由吟游祭司的家族所吟唱，赞颂神祇和国王。国王驾驶战车或马车，打仗，建筑堡垒，喝下神圣的苏摩酒，那是神祇的长生不老之药。神祇则和今日你所见的诸神有所不同：它们代表自然力量——雨、风、火和雷电——非常像希腊神祇。事实上，琼斯写信回家乡，要他的朋友们想像印度是个希腊国度，人们仍崇拜阿波罗和宙斯，只有祭司阶级才能一窥圣书。你看到的文献是秘密：它们只在婆罗门间代代流传。它们经过口述相传超过二千年。直到中世纪，第一则文献才被写在棕榈叶上（即贝叶经），后来才誊写在纸上，就像这份。几乎是个奇迹，对不对？

比斯瓦教授所言极是：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你可预期文献遭到损坏，但考虑到最早的手抄本来自中世纪，这本《梨俱吠陀》的保存相当良好。所有手稿都忠于口述版本，即由祭司家族所保存的主要版本：而这个书写版本相当忠于初始的青铜器时代结构。代代以来，这些家族费尽心力确定口述精确，即使有些部分的意义已经失传。今日它仍使用相同的字眼，不管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奥里萨邦（Orissa）[32]或泰米尔纳德邦；这是比某些希腊和罗马古典作品更为精准可靠的口述著作。在20世纪，吠陀学校逐渐仰赖书写文本，这意味着纯粹口述传承可能在此时灭绝，而今日的文本衍生自书写版本。尽管如此，在今日倾听经文背诵，就像在听三四千年前的录音带一般。

但要了解《梨俱吠陀》则是另一回事。它收集了如谜题般难解的文本，充满高深莫测的隐喻，以非常古老的文字书写而成，因而令人生畏。书中大部分是赞扬和祈求诸神的颂歌；许多片段唱颂着苏摩圣酒带来的欢愉；也有庆祝击垮敌人的战歌，收到酋长礼物的感谢诗（在盎格鲁－撒克逊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诗歌中为人熟知的文学类型）。至于日期，我们则无法确定，但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非常重要的线索出土。从叙利亚北部米坦尼王国（Mitanni）[33]的一份可追溯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的盟约中，学者们惊讶地发现统治者的名字完全可用梵文来念。这份盟约也列举了吠陀神祇因陀罗（Indra）[34]、密特拉（Mitra）[35]和伐楼拿（Varuna）[36]，且出场次序一如《梨俱吠陀》的公式化顺序。本文也向吠陀诗歌中非常重要的孪生神祇双马童祈求。另一本米坦尼文献写着战车和训练马匹事宜，以米坦尼统治者所使用的印欧语言写成，其数字和科技术语与梵文非常类似，可见米坦尼语刚与亚利安语分家不久。这些神秘的米坦尼统治者可能是战士精英，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来到北叙利亚，统治现在的库尔德斯坦。他们的文献强烈显示《梨俱吠陀》的早期颂歌来自相同的时期，即公元前1400年左右。更多线索支持这个理论。《梨俱吠陀》颂歌描述了一个使用青铜的世界（铁器约在公元前1200年出现在印度）；它们的作者似乎对举如摩亨佐－达罗这样的大城市毫无所知，仅知人们所逃离的废墟，“为火神阿耆尼所驱离”。这些都显示此书于印度河流域文明之后写成。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此书成书过程也许横跨数个世纪，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或可能更早。

亚利安人的故乡

白沙瓦上方的开伯尔山口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境内。道路迤逦转上童山濯濯的棕色高山，经过累累岩石，上面画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于此处进行无情战争的英国陆军军团徽章。从山丘俯览阿富汗边境小镇托克哈姆（Torkham），我们可以看见巴基斯坦和喀布尔之间的道路上排满货柜卡车。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可见庞大的骆驼商队，长达5英里，每周两次顺着山口蜿蜒而下——司机们有着中亚和蒙古族脸孔，长长的发辫，满口金牙，穿着颜色鲜亮的衣服，带着老枪和匕首，将孩子背在背上，狗儿身大如驴。商队载着花毯和布卡拉地毯、从巴达桑（Badakshan）[37]来的珠宝、从布卡拉（Bukhara）[38]来的香料、药物和香草。此地数千年来一直是个交会点，一条迁徙路线。

上图：“越过许多山谷，穿越河流和峡谷”：喀布尔河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地貌，是亚利安人最早在印度落脚聚落的所在。

从这里远眺，越过喀布尔河山谷，可以看见兴都库什山脉为白雪覆盖的山脊，山脉到处是古老山口，可从中亚抵达印度。《梨俱吠陀》记载，亚利安人从此地区往东进入印度，从由喀布尔河、库伦河（Khurram）、哥穆尔河（Gomal）[39]和斯瓦特河（Swat）[40]灌溉的肥沃土地而来。从这里，稍后的文本说“有些人往东……但有些人留在西方的故乡”，后者之间有个犍陀罗部落（Gandhari）[41]，后来成为西北边境省的古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加上点常识——都赞同下述观点，即说印欧语的早期人类，他们的逐步迁徙超过数个世纪。如上所述，《梨俱吠陀》的诗人们描绘的世界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截然不同：它缺乏庞大城市的记忆，只提到废墟。

上图：阿富汗正经历快速改变，但作为开伯尔典型地貌的泥砖堡垒农场，仍可在这片冲突不断的土地上见到。

《梨俱吠陀》早期诗歌的背景是在旁遮普和阿富汗东部，以及喀布尔河、斯瓦特河和印度河上游河谷，书中强烈暗示这里并非亚利安人的故乡。他们知道亚利安人从远处迁徙而来：“因陀罗背着雅度（Yadu）和特瓦萨（Turvasa）[42]穿越许多河流”，经过“狭隘山口”。语言学家仍可追溯到这些迁徙浪潮的残迹：最著名的是兴都库什山脉的卡非尔人（Kaffirs）这些奇特拉尔的异教徒，他们是印度-亚利安人的后裔，直到19世纪还广布在阿富汗努里斯坦地区（Nuristan）[43]。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东征至此，他们仍说着古老印欧语言，依旧膜拜古老“亚利安”天神帝宙（DiZau），与希腊的宙斯（Zeus，Dia）和梵文的 Dyaus-pitar同源。迁徙的痕迹存留至今。但如果他们的民俗传说称他们来自遥远的西方，那亚利安人的发源地究竟在哪？

中亚的新发现

哥诺泰贝（Gonur Tepe），土库曼斯坦。狂风呼号，掀起突来的沙尘暴：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近红海沙漠和咸海以南那片遗世独立的考古地点时，漫天沙砾吹进眼睛和嘴巴。我们沿着从阿什喀巴德（Askabad）的老旧道路行驶了数小时，这里在土库曼巴斯（Turkmanbashi）[44]的最后治期时曾兴盛一时，他在苏联解体后担任这个沙漠国度的第一任总统。我们走着老丝路，越过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 mountains）的北部平原抵达马利（Mary），马利也就是莫加布绿洲中的古城木鹿（Merv）[45]。现在它是一大片废墟，在13世纪遭蒙古人所毁，这个绿洲自史前时代就是文明中心。最后，夕阳西沉，低矮土丘在北方隆起：我们在它附近看见一座泥砖小屋和一大片帐篷，帐篷开口在强风中噼啪飞舞。在凉篷下，俄罗斯和土库曼考古学家正在审视一项重大发现：一匹在公元前1900年埋葬的马。

维克多·萨里安迪热烈欢迎我们。我只能用“传奇人物”来描述他。他结实粗壮，魅力十足，头发花白。沙漠烈阳将他的皮肤晒成深棕色，他的声音像骆驼清喉咙时般宏亮如雷。萨里安迪是个成就斐然的学者：在北阿富汗的地利亚泰贝（Tilya Tepe，意为“黄金山”）挖掘到大批大夏黄金的人就是他。伟大的考古学家都有高深莫测的天赋，知道该到哪里挖掘，他在此地再次挖到宝藏：一个未知的文明。萨里安迪在莫加布绿洲画出超过二千处青铜器时代遗址，这些地方因气候剧变而横遭瓦解，大约与印度河流域城市的衰退处于同一时期。他认为这里可能是最大的遗址。果不出所料，在开阔的沙漠中，他挖掘到一处巨大堡垒，加上一座独立的庭院，他认为后者是个神圣院落。

上图：在土库曼沙漠的营地里与传奇人物萨里安迪合照。

出土文物不仅包括马匹和马车，还有弯曲的泥砖火祭坛，样子像长型的马蹄铁，目前印度的吠陀仪式仍在使用相同的形状和设计。出土的还有碗，里面含有圣酒的材料痕迹，主要是麻黄，一种细枝的高山植物，据信是《梨俱吠陀》提到的苏摩酒所用的基本材料。麻黄泡在沸腾的水中后，会让喝的人产生强烈的晕眩感（我可以证明此点）。但在此地，它和其他材料混合——罂粟种子和印度大麻——非常印度！

傍晚时分风势增强，从铲车上卷起大片尘土云朵，萨里安迪租用这些机械来搬开考古地点上层堆积的成吨沙子。这是大规模的考古运动：主要范围长41英里，而那座神圣院落和圆形角塔的直径超过350英尺。

萨里安迪带我到一个正方形地坑，里面有匹埋葬的马：小马的骸骨保存完整。“马祭对他们而言是种特别仪式——就像印度的亚利安人和其他印欧民族，甚至远至古爱尔兰。”

上图：哥诺泰贝的贵族或皇族陵墓，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们不知这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但它可能和印度-亚利安人祖先所使用的梵文有关。

缺乏哪种民族住在此地的证据：他们没有文字，但其物质文化却与古印度－伊朗以及印度－亚利安文献有太多雷同之处。看着这些出土文物——马葬、战车的轮辐、以麻黄为基底的圣酒、火祭坛——你一定会联想到吠陀文化。萨里安迪认为，他可能找到了印欧早期移民的伊朗分支的祖先，他们后来迁移入伊朗和次大陆。但他也发现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物质联系：他相信定居在哥诺泰贝的民族曾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地带有过接触，他们隶属于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离开北叙利亚米坦尼这个印欧语系王朝的迁徙运动。

他的理论是，亚利安人祖先隶属于一个巨大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语言体系在四千年前散布于里海和咸海之间，他们的语言是现代欧洲语言的根源，包括英语、威尔士语、盖尔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有波斯语以及主要的现代北印度语。这个民族拥有新科技（马拉的战车）和可广泛称之为“吠陀”的宗教信仰。然后，在公元前2000年，“亚利安人”为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所驱使，被迫几度迁往南方，进入伊朗和印度——对印度和全世界而言，这都是历史大事。

强风再起，帐篷开口用力飞舞，铲车发出隆隆巨响，驶回夜间营地。当我在写这些笔记时，狼群在厨房帐篷远处凄厉嚎叫。因此，这里是来自西方或西北方、一大批组织严密的团体迁徙时的停留点。萨里安迪这般结论：“他们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绿洲，在公元前1800年或稍后、马哈布三角洲干涸时离开。”

所以，他们也受困于影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大型气候变化。他们从这里循着河流，往南朝赫拉特（Herat）[46]，往东朝阿姆河迈进，兴都库什山脉自此拔地而起，横贯阿富汗北部平原，进入南方天际线。阿姆河距离开伯尔只有200英里，在此可首度望见印度平原。这些迁徙包含许多这类族群，移动时间超过数世纪，他们缓慢翻越阿富汗山脉，一路奋战，最后在印度北部的丰饶平原为自己打造王国。

“印度的伟大史诗”

因此，亚利安部落从阿富汗进入这片次大陆，也许是在青铜器时代晚期，长达数世纪之久。尽管这些议题在印度引发严重学术论战，《梨俱吠陀》内的证据显示，这些新来的人自视为征服者，以因陀罗为典范。整个部落或数个部落进入次大陆，一路血腥征服。《梨俱吠陀》的晚期诗歌诉说着当亚利安人往东扩张领土时，发生在印度北部的战争：他们有时和土著居民作战，后者有着非亚利安的古怪名字；有时又和酋长结盟；有时则同室操戈。在某些地方，他们与地方势力和平共存：一首诗提到亚利安敌人，一位叫做桑巴拉的国王的堡垒在“第四十年”才惨遭蹂躏。这些吟游诗听起来像真实历史事件。当他们往东移动，得到更多土地时，山脉总是“在左方”（这在梵文中仍旧是指“北方”），征服在旁遮普的次哈拉帕民族是《梨俱吠陀》的一贯主题：“你杀死50000名黑人，你蹂躏他们的城堡，之后它就像件破旧衣物。”因陀罗本人“毁灭桑巴拉的99座堡垒……因陀罗摧毁100座碉堡……杀死30000名达萨人”。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希腊和特洛伊英雄，我们无须把这些数字当真，但这里的意义再清楚不过。这不是小规模战争，迁徙亦非和平完成。

《梨俱吠陀》的诗歌中提到30个亚利安部落，但主要书籍中仅书写两个部族的历史——原人（Purus）和婆罗多族（Bharatas）——他们如何兴起，彼此混战，最后通过通婚而结盟。《梨俱吠陀》写道，原人的戏剧性胜利是在靠近拉维河的“十王之役”。之后，他们在旁遮普建立王国，后来扩展至恒河－朱木拿河冲积地。他们得以控制印度最肥沃的土地，使用马匹、战车和进步的武器（以铁打制）拓展势力，征服土著居民，即后婆罗多族人民和较老的部族，许多部族自石器时代就居住在邻近森林内。《梨俱吠陀》指出，亚利安人烧毁森林作为农耕之用，用泥土建筑堡垒，以木材兴建城墙。他们将剩余物资分配给武士阶级，后者因而致富，社会大概分成三个阶级——祭司、武士和农夫。在他们之下的是工人、仆人和奴隶，来自土著居民部落。这可能就是种姓制度的起源。这个阶级分类显然奠基于肤色和出身（你出身的社会或工作种类阶级）。肤色很可能被白皮肤的移民拿来用作种族隔离的手段。稍后，语言和宗教仪式成为关键界线。种姓制度传承自青铜器时代，仍延续至今；在今日，大部分的下层阶级仍是土著居民的后裔。

上图：《摩诃婆罗多》：人类最伟大的故事。（上）般度兄弟。

战争时期也许可从印度最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窥其惨况。那是“印度的伟大史诗”。如同荷马的《伊利亚特》，即特洛伊的故事，成为界定希腊文化的重要著作，《摩诃婆罗多》也成为印度的国家史诗，超过两千年来，以许多形式被重新诉说无数次。对正统印度教徒而言，它描述的战争是区分神话与事实的界线：这场战争为政治史的开端。

《摩诃婆罗多》诉说两个部族的故事，般度族（Pandavas）和俱卢族（Kauravas），他们同为祖父俱卢（Kuru）的后裔，俱卢后来成为一个真实部落的名称，曾在《梨俱吠陀》出现。这是个战争的故事。如同《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Achilles）的愤怒“导致希腊人无可形容的悲惨”作为开场，《摩诃婆罗多》开头便叙述灾难性的倾轧，“俱卢王皇族后裔，持国王（Dritarashtra）的愤怒儿子……神祇种族的神圣男人之间的混战”。这故事诉说引发争论的王位继承，这是印度史的一贯主题。最终，发生一场可怕战争，最后善的一方获胜。但就像特洛伊，双方的英雄几乎都战死沙场。

上图：俱卢之野之战。超过数世纪以来，《摩诃婆罗多》以印度不同族群语言重述无数次，成为印度本身的故事。

故事发生地点和后来《梨俱吠陀》的历史诗歌一样——在朱木拿河，集中在俱卢之野（Kurukshetra），即“俱卢族的祖传土地”。由此衍生出第一个界定印度的神话，描绘神话与道德规范的伟大巨著。后来一位评论者说：“这本书有的，别的书没有；它没有的，别的书也没有”。印度观众深爱这个故事，欣赏它的人物，超过两千年来，视其两难困境和道德判断为行动准则，特别是法的关键概念——你必须恪尽己责。

这部史诗有大约十万首诗歌——为最长的史诗——也许是在公元前最后1个世纪和公元第1世纪间形成。但它的雏形是更早的吟游诗歌：梵文诗歌仍带着早期印欧诗歌的公式和痕迹。倘若我们能阅读文法学家潘尼尼（Panini）在公元前5世纪读到的版本（只有现今的五分之一长），毫无疑问，我们会惊讶于它和荷马的作品以及其他铁器时代英雄诗歌的类似性。在2世纪早期，一位希腊作家谈到印度人时，说他们有“一部多达十万首诗的《伊利亚特》”，强烈显示那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但晚至笈多时期（320—600），故事仍在扩展，因为它提到罗马人、安提阿这个希腊化城市，甚至匈奴在5世纪入侵印度。

因此，“原始的”《摩诃婆罗多》不像《伊利亚特》，后者成书于铁器时代，于更早期其诗歌形式便已定型。但在20世纪，考古学在恒河的发现使这首史诗出现崭新面貌。如同考古学家谢里曼和他的后继者在特洛伊、迈锡尼和诺索斯的发现证实希腊英雄时代为真，印度考古学家也试图发掘一个真正的印度英雄时代，他们开始在为恒河所宰制的俱卢兄弟之地，“哈斯蒂那浦（Hastinapur）的皇宫”考掘。

区分事实与虚构

我们正开车横越“牛带”，也就是恒河平原、印度文明的心脏地带，从德里东北方50英里外的密拉特（Meerut），朝哈斯蒂那浦这个小村庄迈进，它是《摩诃婆罗多》的中心。举目所见，周遭是绿油油的田地。恒河平原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不断吸引人们前来：北方邦和比哈－恰尔肯德（Bihar-Jharkand）两邦的人口比美国还多。从西北方来的“亚利安”聚落在公元前1000年间于火神阿耆尼的领导下（《梨俱吠陀》如是说），清理此处大片土地作为农耕之用。

上图：靠近哈斯蒂那浦的牛尘时分（cow dust hour）。亚利安人畜养家畜，并吃肉；我们仍不清楚为何素食主义和牛只保护后来在印度文化中变得如此重要，也许那是南方传来的习俗，南方至今仍是素食主义的大本营。

现在是夕阳西沉前的“牛尘时分”，牛车纷纷返回村庄，车轮扬起的尘土飞舞进炙热的空气和金色光芒中。我们立即进入村庄，经过朝圣者投宿的旅舍，他们大都是耆那教徒，宣称此地是两位史前创教者的出生地。一座山丘在现代寺庙后方耸立：这便是皇家城堡的山丘，印度传说中的特洛伊，俱卢族的居所；这里就是引发毁灭性战争，结束神祇和英雄行走于世间的英雄时代的地点。但这个故事可有历史根据？在印度，人们相信《摩诃婆罗多》描述的是“发生过的事”，但殖民时代的学者不但驳斥史诗的文学价值，还怀疑其历史根据。

在独立后不久，一位印度考古学家 B.B.拉尔（B.B.Lal）[47]决心辨其真伪。我在出发前往哈斯蒂那浦之前，曾到德里拜访拉尔。尽管已80岁高龄，他仍健壮如昔，热心亲切，非常有幽默感，但注重细节。长久以来，他在早期印度史和考古学的众多争议中频频发言。他在家中为我播放他于印度独立一两年后于乡间拍摄的黑白幻灯片——这些景象现在看来几乎像古代历史，比较接近史诗世界，而非现代密拉特的霓虹灯街道。“嗯，你瞧，我最烦恼的问题是《摩诃婆罗多》的史实性，因为有两种分歧的看法。一方认为，文本所写的全是事实。另一方则认为它全是虚构。我纯粹由考古学来看待这问题。”

在印度独立后，他的发现是印度考古学家的首要重大考古发现。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建立共有的过去都是关键事务，而在超过许多世纪以来，《摩诃婆罗多》在印度人民对过去历史的概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现代观点来看，撰史这件事由英国殖民势力所创立。但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Ramayana）这般的史诗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通过民俗表演、诗歌、歌曲和故事展现出北印度主要国家文化。拉尔检视《摩诃婆罗多》中所提到的地点，他引用的法则与谢里曼、威汉·德普菲尔德（Wilhelm Dorpfeld）[48]和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49]在考掘希腊青铜器时代时相同。尽管后来的吟游诗人加以夸大，但史诗可有记载真实地点，甚至真实事件？

拉尔在1949年秋季抵达哈斯蒂那浦。这个古城在耆那教和佛教文献中被称之为俱卢人的首都，曾静躺在恒河河畔，但现在离河边3英里远。山丘的北面是高达60英尺的峭壁，下方是翠绿的农田，一道溪流缓慢流于其间，当地农夫仍叫它做“老恒河”。山丘边缘有座献给“般度的主人”——湿婆的庙，庙并不古老，却见证了仍流传在当地民间记忆间的故事。虽然河流早已消逝，一座老旧河阶曾伫立在河边，仍被称作黑公主（Draupadi），即史诗中的女主角。拉尔考虑到这些细节，在山脚为雨水所侵蚀的峡谷中寻找陶器，他不久便找到一些独树一格的灰色薄陶器，上面常有圆点形成的几何设计。“那是装大盆菜的盘子和碗，没什么特别，就像我们今日在用的，”拉尔告诉我，“但我们立刻怀疑它属于史前时代，为北印度铁器时代的遗物。因此，我们在1950年重返此地，度过三季。我们住帐篷，当地的耆那教小区让我们用他们的厨房。我们用牛车搬动工具和装备。我们决定在发现那些灰陶的峡谷里，挖一条贯穿山丘的壕沟。”

上图：18世纪手稿中的黑天和大力罗摩。黑天在最后战争前夕对值班的阿周那战士的建议，成为印度人处世态度的典范。即使是尼赫鲁这个世俗主义者，他的床边也摆放了一本翻看无数次的《罗摩衍那》。

灰陶在日期鉴定上至为重要。拉尔认为，城堡被使用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后遭弃置。稍后，于《往世书》中提到的系谱学家描述到哈斯蒂那浦的遭弃，统治者在大洪水后搬迁到朱木拿河下游的憍赏弥（Kausambi）。拉尔记得这个故事，当他在半夜提着油灯，走到考古地点，看到铁器时代的遗迹的确遭到洪水终结时，高兴地想着：“我找到了！”“这是考古学家最为兴奋的时刻，”拉尔绽放微笑，“你欢欣莫名，想着‘没错，我找到了！’”

这些当然都无法证明《摩诃婆罗多》中所描写的战争曾经发生过，或其人物为真，但它证实了在铁器时代创作故事雏形的吟游诗人描述的是当时早期的皇家重镇和部族：故事背景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开端。

拉尔士气大振，继续探勘。他和同侪勘查《摩诃婆罗多》中提到的另外30多个地点，都挖掘到相同的灰陶。他们也在德里北方的俱卢之野考掘，那里是发生决定性战役的传说地点，它也是印度史上数场战争的背景。这里是圣场（dharmaksetra，又称为“法地”），土地的中心，据信战争发生于此地。黑天（Krishna，也有译为克里希那）打扮成战车的驾驭者，在战争前夕，黑天显现他是毗湿奴的本尊，对英雄阿周那（Arjuna）教诲，并说了那些有名的智慧言论，这就是《薄伽梵歌》（Bhagavadgita）[50]，广受所有印度人的喜爱。拉尔和其团队再度从陶器上辨识出一个早期铁器时代聚落，在距中世纪城市半英里远的农地定居，山丘上有座村庄和一座古老崇高的湿婆庙。

今晚是湿婆之夜（Sivaratri）[51]，这时拜访俱卢最为吉利。现在正值二月的满月时分，一整天下来，人群从城市经过乡间小路川流不息，道路旁满是卖朝圣装饰品和纪念品、食物，以及印度大麻绿色浓茶的摊贩，后者为这位伟大的毁灭之神的夜晚增添了一抹狂乱况味。我经过圣人投宿的旅舍，老迈或生病的牛的退休之家，抵达湿婆庙和其澡堂，里面挂着彩色小灯。不若哈斯蒂那浦，这里只是个小地方，但在铁器时代，也许真有一个皇族将此地当成大小恰当的堡垒。也许这里是俱卢族的真实故乡：一座皇宫建造在皇家土地上，朱木拿河畔的小麦田迎风飘舞，泥土堡垒矗立。

拉尔没有证实那个故事为真，但就像发掘特洛伊和迈锡尼的谢里曼，他证明吟游传统记述了曾在特定时间存在的真实地名，而后来的世代也保存了这些地名。但他们确切记得的是什么？史诗或真实事件？或是两者的想像混合？根据《往世书》，倘若系谱学家保存了真实系谱，那战争的确切年代应该是公元前9世纪。超越城墙、陶器和“传说”的隐晦日期，拉尔决心描绘出古老战争的阴暗轮廓。根据彩绘灰陶，他认为《摩诃婆罗多》中的战争大概发生在公元前860年左右。如同特洛伊，我们无法断定它是否曾真实发生，但鉴于印度民俗记忆的格外坚韧，我们如果不假思索便排除这个可能性实为不智之举。

身份认同：过去的精华

当我们返回密拉特（印度兵变〔Great Indian Mutiny〕[52]，或以印度人的角度来说，第一场独立战争开始的城镇）的旅馆时，夕阳缓缓西下。我们眺望拥挤的市集，吃着晚餐，人们纷纷出门庆祝节庆。经理听说我们去过的地方后，告诉我们一个密拉特民间故事。他说，在14世纪，帖木儿（Tamburlaine）[53]的军队入侵印度，蒙古铁骑席卷恒河－朱木拿河冲积地，烧杀掠夺，势如破竹。

但在密拉特，本地学者和诗人组织了一支英勇的防卫队，号召人民“想想黑天对阿周那说的话，即使战争似乎无望，仍坚持奋战”。女人和小孩也加入，他们组织游击队，在森林间神出鬼没，勇敢执行最残酷的报复，“为保卫婆罗多（Bharat）[54]的人民和土地”而对抗入侵。最后，饱受折磨、困惑不解的莫卧儿人终于撤退。

沉思着经历的故事，看着湿婆之夜的灿烂烟火在街道上如大炮般频频发射，我对《摩诃婆罗多》突然有了另一种理论。它描述一个状似永恒的过去，总是在那里，诱引某些人将印度视为一片只会思考、停滞不前的大地。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个国家产生自多方挣扎。古老的评论家视史诗为sruti，即“真正发生过的事”。那份直觉是对的。它诉说“真实的”世界，战争和毁灭，暴力和背叛，野心的虚幻，愤怒和仇恨的徒然。它的英雄也许纯属虚构，但即使在宇宙毁灭的时代，善最终仍战胜恶。因此，史诗是个行动剧，超越核心的所有魔障，历史悲剧的写实观点昭然若揭：双方的好人忍受痛苦，最后死去；时间洪流奔流向前，史诗城市为恒河淹没。新的首都建立。历史创伤日久痊愈。在往后的三千多年，希腊和贵霜王朝，土耳其人和阿富汗人，莫卧儿王朝和英国人，亚历山大、帖木儿和巴布尔（Babur）[55]都拜倒在印度的无穷魅力下。而印度最大的优势，只有最古老的文明才有这种优点，就是采纳异己和顺势改变，善用历史资源，抚平伤痕。但不知怎的，不可思议的是，它永远是印度。

[1]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第三大都市，以“香料之都”而闻名。

[2]位于喀拉拉邦南部。

[3]又称索马里半岛，位于非洲东北部。

[4]印度大陆的最南端。

[5]居住在印度南部的部族，一般认为达罗毗荼人是亚利安人入侵后南迁的印度土著居民及印度河文明的创始者。

[6]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航海家和商人。传说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从红海通向印度的直接航线。

7[7] 南印度喀拉拉邦的首府。

[8]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间称为吠陀时代，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主要反映在古老的《吠陀经》文献中。

[9]位于印度中部。

[10]印度教三大天神之一，为创造和毁灭之神。

[11]位于西南亚和南亚的伊朗高原。

[12]位于今巴基斯坦。

[13]位于今巴基斯坦。

[14]位于今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延伸指定世界遗产。

[15]1英里约为1.6093公里，1英亩约为4046平方米，1码约为0.9144米，1英尺约为0.3048米。

[16]指印度河流域文明（公元前2600—前1900）成熟期。

[17]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穆斯林用的通用语言。

[18]从16世纪早期到18世纪中期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伊斯兰王朝。

[19]1814—1893，英国考古学家和陆军工程师，创立印度考古调查协会。

[20]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发掘史前希腊。

[21]1862—1943，英国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专攻中亚学。

[22]1880—1960，英国考古学家。

[23]1974—1939，英国考古学家，对埃及学贡献颇巨。

[24]主要印度教宗教经典，包含宇宙创始和毁灭，帝王列传、印度教的宇宙论、哲学以及地理描述。

[25]公元前63—公元24，希腊史学家、地理学家和哲学家。

[26]贵霜帝国存在于1至3世纪，源于阿富汗北部，105—250年间扩展至北印度恒河流域。在此期间，大乘佛教兴起。

[27]约在公元前2600至前1900年间。

[28]公元前304—前232，伟大的印度帝王，曾经统治大部分的印度半岛。

[29]320—540，以恒河流域中下游为基地的大帝国，是印度历史最强盛朝代之一，摩揭陀国中非常重要的王朝统治者，4世纪初到6世纪晚期，帝国包括印度北部和中部，以及西部部分地区。

[30]印度古文献中提到的主要河流之一，亦是辩才天女娑罗室伐蒂的名字，作河流名时为娑罗室伐底。

[31]成文于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印度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

[32]印度东北部省份。

[33]公元前1500年至前1300年间的北叙利亚国家，统治幼发拉底河流域。

[34]吠陀主神，掌管雷雨。

[35]印度教神祇，主管友谊和结盟。吠陀中称为密多罗。

[36]印度教神祇，主在维护秩序。

[37]位于阿富汗。

[38]位于乌兹别克，曾是丝路重镇。

[39]河流流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40]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境内。

[41]吠陀时期居住在库巴（Kubha）地区，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42]为亚利安部落名称。

[43]意为“光明之地”。

[44]1940—2006，原名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aov），为土库曼第一任总统。

[45]最古老且保存最完好的中亚丝路绿洲城市。

[46]位于阿富汗。

[47]1921年生，印度知名考古学家。

[48]1853—1940，德国考古学家，希腊古建筑研究权威。

[49]1851—1941，英国考古学家，发掘克里特岛上的诺索斯古城。

[50]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为印度史诗。

[51]印度教湿婆教派最重要的节日，专门祭祀湿婆神。

[52]印度人称为抗暴起义。1857—1858年发生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印军叛乱，反抗英国统治。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间接体制，使得印度由英国直接统治。详见第六章。

[53]1336—1405，突厥征服者，信仰伊斯兰教，帝国版图包含中亚、俄罗斯到地中海一带，成就辉煌。

[54]印度人在公元4世纪前自称其国为婆罗多，婆罗多相传为一国王名，系月神后裔。

[55]1483—1531，莫卧儿皇帝及王朝创建人，帖木儿第六代直系后裔。

2 理念的力量

贝拿勒斯（Benares）[1]的破晓时刻。我窗台上的鸟儿高声鸣啭，宣告夜晚结束。苍白的黯淡光芒轻抚着土邦王公的宫殿那摇摇欲坠的立面，遍洒在火葬柴堆管理员的屋顶上那几头昂首阔步的老虎身上。大批朝圣者包裹着毛毯抵御寒风，鱼贯走下河水边缘，脱掉衣物，跳入水中。冷冽的河水使他们不禁喘口大气，他们伸直手臂，舀起一手掌的水，朝向朝阳的第一道粉红色光辉，背诵着古老的祷文：“生命的赋予者，解除痛苦和忧愁，快乐的赐予者，宇宙的创造者，愿我们接受您毁灭罪恶的光芒；愿您指引我们的心灵向善……”

过去这些年来，我来到这里许多次，但熟悉感并未破坏这片场景带来的兴奋。尽管现代化造成破坏、基础建设不堪一击、恒河污染严重，贝拿勒斯仍旧是座美丽的城市，是最能唤起情感共鸣的地点。它是座想像的城市，一向能够满足追求神秘和狂喜的欲望。大众传播进入全球时代，科技优势往往在几代内扼杀过去，破坏古老的价位。但在这里并非如此。贝拿勒斯拥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故事，充斥着生活在城市窄巷里的种种生命。贝拿勒斯人有自己的寺庙、音乐、习俗和方言，以及火葬柴堆。浓郁苦涩的凝乳放在手工制陶碗里，静置在小巷里冷却，他们准备大瓮装着绿色酸味的印度大麻汁，在湿婆之夜为这位毁灭之神庆祝——在这些有幸出生于这座古老城市的人心中都烙印着看不见的地貌景观。

上图和前页图：贝拿勒斯的恒河，贝拿勒斯是印度最伟大的圣城。在公元前6世纪，于城市建立之前，这地方是否已是印度宗教的圣地，如今尚未得到证实，但可能性很高。

民宿在河阶的陡峭阶梯上看起来摇摇欲坠。从屋顶可眺望城市在河弯处延伸3英里的壮观景致，太阳越过宽广的沙洲和丛林，在下游东升，而在滂沱的雨季时，洪水扩展至天际线。当太阳自树梢升起时，它轻划过水面，小帆船摇着长桨顺着闪烁的河面漂浮，宛如水蝇在金色路径中前进。在我下方，通过古老菩提树的枝丫间隙，就在我们前门，一位身着黄色纱丽的女士在大树脚下，在湿婆的林伽上洒着茉莉花瓣，然后，将恒河河水倾倒于矗立在盘根交错间的朱红色石器上。小巷里，男孩们匆匆赶去吠陀学校，摔跤学校的师傅耙着沙坑，算命师则竖起破烂的雨伞，放好翻过无数次的历书，准备迎接客人。这是印度教复兴时代的伟大印度教城市。但以往城市景象曾有度相当不同。

印度的故事现在将我们带到公元前5世纪，那时希腊文明雄霸东地中海，而波斯统治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大流士征服了从爱琴海到印度河的疆土，促使旁遮普、恒河流域以及朱木拿河流域的早期印度王国接触到远方语系和文化表亲的灿烂帝国文明。贝拿勒斯是佛陀第一次讲道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北方印度小王国的首都。那是今日的印度教成形的时代，而现在我们在每个街角所能看到的崇拜和神祇尚未存在。尽管学者告诉访客这座城市遥远古代的神话（在印度，神话总是诡异地创造自身的真实感），但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贝拿勒斯的第一个城市聚落成形于公元前6世纪，从现在知名的罗赭迦特（Rajghat[2]，国王的河岸）发展起来。这里曾是伟大历史路径的交会点，后来成为大干线（Grand Trunk Road）[3]的重镇，今日有一座卡桑铁道桥穿越恒河。城市内有泥砖建筑，也许曾有砖造堡垒城墙，以及防止河水泛滥的泥土堤防。但此处在公元前5世纪迅速扩展，成为远距离贸易和纺织品生产的重心，至今仍是如此。我们缺乏它规模大小的确切证据，但同时期的憍赏弥已考掘出土，发现石头水泥覆盖的毛坯砖造围墙，周长6英里，这些都显示，这里曾有大批人口，而强有力的当局有能力调度大规模劳工。我们下一阶段的印度故事地点就在这个新城市文明。

轴心时代

通常伟大文明的成就涵盖从实际和艺术到知识和精神的所有人类创造层面。而印度最能验证这项真理。在印度文明中，追求知识几乎等同于宗教价值，即使现在印度急着现代化，这点在今日仍未改变。文明形成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几代之间。此时被称为轴心时代，因为许多古老世界的伟大思想家都活在这个时代：印度的佛陀和大雄（Mahavira）[4]；中国的孔子、老子和庄子；旧约先知；希腊哲学家；甚至据传琐罗亚斯德（Zoroaster）[5]亦是。但这个观点最近饱受批评，比如琐罗亚斯德显然出生于许多世纪之前，那时中亚学者纷纷出现。而这些历史理念的伟大发展之间是否真曾互通有无，这点遭到质疑。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份见解实用且大致为真，因为在铁器时代中期，从青铜器时代的古老文明流传下来的那些老旧、仪式性的宗教概念基本上都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正因如此，它们在城市社会中势必会遭受严重质疑，当时，古老社会秩序初逢改变，新的商业阶级兴起。显而易见，在欧亚大陆数处都是如此，特别在黎凡特（Levant）[6]的文化混合地区，以及希腊铁器时代，那时，近东的“东方式革命”转变了古希腊文化。

公元前5世纪的恒河平原，新兴都市正在发展，贸易路径逐渐横越世界。波斯帝国的崛起也许加速了这个转变，波斯的官方语言与梵文有相同根源。（实际上，在整个印度史中，印度文与波斯文的类似性成为次大陆、中亚和伊朗高原之间知识传递的要素。）在这时，不同领域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天文学、几何学、文法学、语言学和语音学（自印度河城市那个尚未破解的书写系统消失后，在公元前3世纪，文字首度被引进印度）。但这也是思考人类生存状况的本质的时代。

重新思考世界

毫无疑问，在《梨俱吠陀》的时代及更久远之前，印度人便开始思索宇宙的本质，以及人类在其间的定位。这个基本的固执观念在公元前5世纪得到阐述，那时，道德和社会秩序越来越受到质疑，而在严格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祭司挺身而出，宣扬这些理念。人生的意义为何，而人类又在存在的锁链中扮演何种角色？权力体系根据何种权威，宰制人们的生活，甚至超越生死？吠陀信仰相信生命循环，相信因果报应和重生，让穷人甘于困苦，富人的地位在他们之上，这模式在他们的子孙身上重复，永不得翻身。今日印度仍在与这个传承搏斗。即使在现在，贱民和下层阶级仍受制于可怕的歧视和暴力。尽管这类辩论在许多世纪前便已展开，但是他们最近才在印度的后独立民主制度中找到发声的机会。

在公元前5世纪，于恒河平原的城市中追寻真理的人们数量庞大，身份多样，如同在希腊和爱奥尼亚群岛的前苏格拉底社会的同时代人物一般。他们有怀疑论者、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决定论者。有人完全扬弃来生的观念；有人提议世界是由原子组成，就像他们的同时代人物，以弗所（Ephesus）[7]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8]，后者相信“所有都是改变”。有些人相信所有改变都是虚幻，而宇宙遵循永恒不变的规律。但也有人完全否认神祇，扬弃婆罗门的宇宙秩序。

在长久的真理追寻者之间最重要的是耆那教徒，他们对印度思想和社会的深远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商人阶级一向支持他们，尤其是在西印度的古吉拉特（Gujarat），这是印度河流域文明青铜器时代的重镇之一。他们的主要领导者大雄（意为“伟大灵魂”）是佛陀的同代人物，在耆那教传统中为一长串大师的最后一位。虽然这宗教在公元前5世纪才兴起，但它可能拥有更为悠远的根源。某些耆那教教义，特别是对所有生物（包括昆虫）的不杀生或者说非暴力原则似乎相当古老。有可能是史前时代的理念吗？不论如何，这宗教至今仍然存在，而它的不杀生概念是印度文化的伟大理念之一，甘地和自由运动也深受其影响。

话说回来，不仅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早期团体是那些以佛陀为师的人。佛陀是一位王子，家族拥有大片土地，他的部族统治尼泊尔台拉平原，那是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西麓之间溪流遍布的边境。他的理念传播超越印度，扩及中国、韩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甚至远及阿富汗和中亚，可见印度的智慧同时诱惑着东方和西方。因此，这段印度史是伟大帝国和人物的迷人故事，但最重要的是，它诉说着理念的力量。

佛教：苦难的结束

这时是凌晨两点。我们从嘎雅火车站抵达古典饭店，饭店人员以普里面包（puri）[9]、蔬菜和热甜茶欢迎我们。我们从贝拿勒斯搭火车南下，由于火车误点，我们旅行数个小时。早报报道着贝拿勒斯的爆炸事件，发生地点在火车站和猴神庙。这提醒我们，史上没有任何社会能逃脱暴力阴影，印度虽有非暴力传统，仍非例外。实际上，印度史是充满暴戾的独特历史。人们因此可以推论，也许正因如此，印度才能长期处理暴力，努力探讨其原因，并极力控制它。自从独立后，暴力依然是次大陆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可举巴基斯坦战争、孟加拉国冲突和克什米尔战争为证。这些都是1947年因宗教理念不同而造成印巴分治[10]的余波荡漾。这些事件持续让宗派倾轧升温，1992年在阿逾陀（Ayodhya）发生清真寺遭捣毁事件，这是自印巴分治后，印度史上震惊全球的最大憾事。由此引发更多冲突，如2001年古吉拉特地震后围绕捐助、分发和接受资助等造成的争端。佛陀的世界则与我们的迥然不同。但佛陀就像一位精神治疗师，诊断人类的心灵状况，而我敢说，这一部分丝毫没有改变。我们若过于低估过去人物的影响力是不智之举。

在火车站外的街道上，佛教朝圣者坐上黄包车，准备前往不远的菩提迦耶（Bodhgaya），那是佛陀成等正觉之处。我们穿越绿油油的田地，沿着帕尔古河（Phalgu river）前进，后者在每年此时城市干涸：它变成一条黄色沙道，沙尘随风吹起，两边是丛林，远处则是葱郁的山丘。佛陀从一小块祖传田地中走过来，穿越这片土地。据说他在此从一名女性手中接过粥饭，打破斋戒和苦修，传说中，那名女性叫做苏佳塔（Sujata）。这是他迎接命运时刻前的最后阶段。

上图：菩提迦耶的巨大佛像：佛陀本人会排斥这种“神化”行径。

上图：18世纪缅甸手稿所绘制的佛陀奇迹般的诞生。佛陀故事在1世纪和2世纪的贵霜王朝治下沾染上神话色彩，当时佛陀的故事沿着丝路传播到中国和东亚。

这位年轻男人是古老刹帝利（武士阶级）的王子，拥有大片土地，他的部族是释迦族，他们从尼泊尔边境的山脚南下而来。但他是位扬弃富足生活和特权的王子。他的出离据说有四种理由。在亲眼目睹老人、盲人、死人，接着是尸骨后，他通过疾苦、病痛、苦难和死亡看清人类生命的真相（这些是你目前仍能在印度街头看到的景观）。王子于是离开家，扬弃他的阶级的所有欢愉，前去寻找答案：苦难的结束。他抛弃最亲密的人类关系，离开他挚爱的妻子和无助的儿子，以此发现他的人性。矛盾吗？佛陀的人生充满了矛盾。自他的时代后，出现许多有关他的神话，数不清的奇迹故事，这使我们难以回溯到佛陀本身，以及他真正讲述的道理。但我们可以仰赖相关历史文献厘清真相。他和持其他宗教观点者论战，特别是婆罗门。他挑战他们的宇宙仪式性观点和人类社会的命定阶级概念。佛陀的理念引发激烈反应，然后是对古老秩序的质疑。他是位坚持异议的论者。

上图：“单手持莲花”的观世音菩萨石雕。在北印度于6世纪至9世纪间，佛教故事里增添了许多菩萨——它们是佛陀早期的想像化身。

因此，他的出生死亡日期非常重要，但不幸的是，我们连他活在哪个世纪都无法确定。根据传说，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86年，但最近有学者强烈主张，应该要提早到4世纪，几乎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时。这争论依据的证据，是佛教文献中所描述的恒河平原的社会特质，所有经典都是在他死去很久之后才写成。这些文献描绘城市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城市。商人阶级特别认为他的讲道值得信赖，认为他的道理才是“正确行径”。文献描述佛陀旅行时拜访昌盛的城市，而许多在公元前5世纪应该只是新兴城市——如果它们曾真实存在的话。另一个让学者困惑的事实是，佛教在他死后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内默默无声，直到阿育王（Ashoka）[11]在公元前270年继位为止。佛教是否停滞不前，一直是种微不足道的地方宗教，直到帝王采纳，将它变成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为止？这点让许多学者争论日期应该定在公元前4世纪，而佛教在帝王采纳前极有可能只是个小宗教（我们在此可举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12]信奉基督教这段历史为佐证）。

至于那些城市，某些经过考古挖掘，如憍赏弥和其周遭的城墙，它们的确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因此，传统日期仍有其参考价值。支持这个论点的关键证据为斯里兰卡从4世纪到6世纪以巴利文（Pali）[13]记录的传统编年史，它取材自历史事实，可追溯至孔雀王朝（Maurya）[14]开国帝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15]，公元前332—前298），那是在阿育王两代以前。综观这些证据，显示传统日期的精确性。因此，尽管传统上指称佛陀活了80年，极有可能是为了凑个整数（他真的花了45年徘徊在比哈和北印度乡野？），但他很有可能死于公元前5世纪，甚至精确到485年或486年。

悟道之路

因此，悉达多王子（他曾经是）离开家庭，过着禁欲和摧残肉体的生活。你仍然可在路上遇到这类人——虽说如今他们可能带着手机——聚集在年度庆典，长年挨饿，过着苦行生活，一只手臂高举空中，单脚站立，沉默不语。就像年轻的佛陀希望的那般，这样做的目的是挣脱人类生存的桎梏。后来归诸于他的一个怪异说法倒是说的很真切。这个说法以佛陀独特的口吻说出——活泼生动、自我贬低和切合实际：“我的双腿变得像木棍般细长，我的臀部变得像牛蹄般疖瘤丛生，我的肋骨看起来像倾塌的小屋。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

上图：佛陀（拜访他过世的母亲后）在僧伽施从天堂下凡的传说，僧伽施现为北方邦的一处小地方。阿育王后来下令纪念这个事件。

他最后终于抵达菩提迦耶。这地方矗立在两座低矮山丘上，周遭是苍郁的森林，一旁是帕尔古河的宽广沙床。考古学家特别根据传统故事在此考掘。此地的出土文物可追溯至从红铜时代（公元前3000到前2000年）到12世纪的聚落痕迹，这非常久远的土著居民文化提供了佛陀来临时的精确景观，这可相当罕见，且未受后来佛教传说的干扰。这地方现在是位于道路底端的肮脏田野，就在摩诃菩提大塔的院墙之外。整体破烂而遭受漠视，遗址的基脚可追溯到超过三千年前。倘若传说为真，佛陀正觉之处早是弃世者、耆那教徒、婆罗门和披散长发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常来拜访之地，后者的文化比亚利安吠陀宗教还要久远。他在此面临改变。那晚，他对苦行高僧的自我惩罚手法感到绝望，于是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决心在悟道前决不离开。

上图：菩提迦耶的菩提树据传是佛陀坐于其下正觉的那棵树的后代。这故事在印度有古老渊源：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中，雕刻有圣人坐在菩提树下莲花座上的肖像。

我们的历史英雄通常是战士或敢于采取行动的人，这往往意味着，不管好坏，他们诉诸于暴力。这就是我们在学校里教导小孩的历史。这些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这里，这位英雄坐在树下，只是静静冥想。那一晚，他有了一个想法，一种自我追寻知识的手法。而这个理念的力量如此之大，它将改变半个世界，不是借由战争、暴力和胁迫，而是通过好奇、对话和对知识的渴望散播。

关键理念状似简单。人类生存的基本本质引发苦难：人类的自我、欲望、不舍、爱恋和贪婪导致苦难。只有在排除迷恋——这个所有人类的烦恼、忧愁和敌对的根源之后，人类才能找到平静。解放之路不是通过膜拜神祇（或任何事物）而来，而是变成完全独立存在和充满同情心的人类。简言之，这些是崇高的真理，佛陀将它们称为八正道——正确行径和真理之一。若要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需要再写一本书，而我并不精通佛陀思想的细微之处。但在这个定义上，人们可以加上一份更深远的观察——佛陀的逻辑中隐射，即使人类信仰本身都是一种欲望和依恋形式，为自我的产物和苦难的肇因，因为它阻止人成为独立存在和自由的人类。这堪称是对历史的不平之鸣。

灵鹫山之路

距离迦耶35英里开外，一道岩石累累、庄严的棕色山脉从比哈邦北部的绿色小麦田高高耸立。这仿佛古老乡间，贫穷的村庄内是圆顶茅房、干草堆和泥土屋。在田里，骨瘦如柴的牛只有着长长的牛角，沿着灌溉沟渠旁是成列的白鹭，井上汲水的木制桔槔发出噼啪声。这些是佛陀看见的景观，当然还有地主和贫穷农夫的封建制度。道路攀进山丘，穿越蜿蜒绕着赤裸崎岖巉崖达48英里的巨石城墙，然后进入王舍城（Rajgir）[16]。这些巨大的干砌城墙有着正方形塔楼，在佛陀的时代于城市外形成外围保护。城门旁是座漆绘俗丽的迦梨（Kali）[17]神庙，而在一座陡峭的天然水池上，女人在清洗鲜丽的棉制床单，将它们摊在岩石上晾干。

佛陀时代的王舍城是摩揭陀王国的首都，后者隶属位于恒河平原、越来越繁盛的六个王国之一，而从城墙的周长之大判断，它曾经人口众多。今日，它是座灰扑扑的小乡镇，有为日本、韩国和缅甸（更别提西方人）的佛教朝圣者设置的旅店。在镇中心的观光巴士站和茶馆旁有片竹林。当地传说称，这些是佛陀第一位重要的赞助者摩揭陀国王早期送给佛陀的礼物。尽管历史起起落落，这片竹林在王舍城正中心形成荒野蔓生的氛围。他来回在恒河平原漫游和授道，从一个雨季走到下一个雨季的四十五年间，这里是他的庇护所。

上图：莲花宝座。佛陀在印度平原的形象是侧卧，但在这座十二三世纪的雕像中，他在打坐。这个姿态在喜马拉雅山山区和尼泊尔相当常见。

走下主要街道，穿越一座位于外围的停车场，里面散布着饮料摊和纪念品商店，然后，便抵达通往灵鹫山的路径开端。这现在是一条熙来攘往的朝圣路径，一条圣路，可见扛着运载病人和老人轿子的轿夫。顶端有座洞穴，入口挂着祈福旗帜，佛陀曾在那里停留了许多年。你得弯身才能进入，但里面的空间够大，可让人四处走走。在洞穴后方是个临时神龛，前有许愿礼物和冒着烟的柱香。从外面的露台可眺望王舍城偎依的环状山丘的壮观景致。薄暮时分，太阳消失在山丘后方，成串的祈福旗帜越过佛青色的空中噼啪飞舞。灵鹫山是个幻魅之地。桑坦·赛斯是位佛学老师，他告诉我：“佛陀深爱这个地方。你在此可以看出他和我们并无二致。在这样的傍晚，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气息。”

我们所听到的故事拥有童话故事的所有魔幻元素，它在数世纪后形成，几乎成为神话。我们所能撷取的真实事件来自佛陀死后收集的各类传说。他所漫游的山峰主要限于恒河平原，以及像王舍城这般的雨季僻静之所。

因此，佛陀漫游讲道了四十五年，他对王子和平民传道。以来世论的术语而言，他似乎从未扬弃轮回转世的概念；在他所有的传道中，轮回转世是个前提。而人生的目标就是脱离苦海。他的理念攻击婆罗门的信仰，甚至有人试图谋杀他，但他最后拥有力量强大的支持者——商人、地主，甚至像摩揭陀国王这样的统治者。他最后抵达尼泊尔，靠近家乡台拉平原。佛陀的旅程在拘尸那罗（Kushinagar）结束，它现在是座繁忙的小乡镇，位于往戈勒克布尔（Gorakhpur）的主要卡车干道上。

“这是个丛林中的荒凉小镇，”他的门徒说，“你不能到有名的地方离世吗？”

“小地方正适合我。”佛陀回答。

英国探险家于18世纪来到此地，试图找到佛陀人生的消失地标时，这地方老早遭到遗忘。遗址隐密，被纠缠的丛林掩盖。阿育王久远以前竖立的佛塔（那座圆顶舍利塔）遭到当地人掠夺，拆下砖块，为树木覆盖。考掘者在清理丛林后，发现寺院建筑、旅店和小寺庙的遗迹。令他们惊异的是，倾毁的寺庙里埋藏着一座精致、比真人还大的佛陀雕像。佛陀侧躺着，进入涅槃状态——圆寂时刻。那是15英尺高的笈多时期杰作（5世纪），出自一位叫做地那（Dina）的伟大艺术家之手，自那之后，又发现数件他的作品。寺庙得到重建，安静的花园环绕。这座寺庙在日升时分非常谧静，缅甸和尚吟诵经文，蜡烛和油灯发出柔和光芒，朝圣者则以安静的热情，温柔地为雕像披上金色丝布，仿若那是佛陀的真实肉身。

我们回到主要街道，茶馆、网吧和电话亭栉比鳞次。海报摊展示现代印度的象征——佛陀画像的大型塑料板、毗湿奴和吉祥天女、“学者”尼赫鲁、民族主义者“内塔吉”·鲍斯（‘Netaji’ Bhose）[18]，以及下层阶级的英雄 B.R.安贝卡（B.R.Ambedkar）[19]。当然还有宝莱坞巨星——影后艾西瓦娅（Aishwarya），前任世界小姐，她就像活生生的女神，是欲望、虔诚和吉祥的永恒象征。

“现在全世界都对佛陀有极大的兴趣，”我问照顾寺庙的缅甸寺院住持，“你觉得原因为何？”

他绽放微笑。“当然，”他说，“因为佛陀的教诲是真理。”

涅槃：结束和崭新的开端

火化场就在小镇外面，河流下游，靠近矮树林和一座猴神庙。那里有一座小墓园和一群以草覆顶的房屋，女人们用碾轮将甘蔗压扁。佛塔是一座饱受岁月侵蚀的大型红棕色圆顶建筑，以毛坯砖块建成，耸立在菩提树后绿意盎然的草坪上。

上图：贝拿勒斯外的鹿野苑佛塔是佛陀第一次讲道之处，他最后讲道之处亦在此。

上图：一幅收藏在拘尸那罗的西藏绘画中描绘佛陀弥留的场景。

在所有后来的叙述和描述中，佛陀人生的最后场景都被理想化成人间传奇。事实上，他已老迈，在吃了猪肉后得了痢疾，病得很重（就像大部分的古老印度人，佛陀不是素食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在那个时代里，佛陀的弘法完全没有记录：那时没有文字。他的讲道后来以巴利文在4世纪之后写成。但在他的门徒坚持要求他持续指引时——他们因快失去他而感到绝望：“我们的僧团该怎么办？”老人迫切但愤怒的响应却相当写实。他一直告诉他们，他的教诲只是像借以渡河的船或竹筏：“一旦抵达河的另一边，你不会将船扛起来，到处走动；你会将它留在河边，然后继续前进。”他的生命力逐渐消退，他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已经教导你们真理。我毫无保留……你们现在就是僧团了。你们要做自己的明灯。你们要做自己的庇护所。不必寻求他人。”他最后的话语是这些：“所有的事物城市灰飞烟灭。继续寻求真理。不要放弃。”

事后想来，佛陀的出发点并非创立新的宗教——人们可以质疑这是否为佛教的观点。以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看待他们信仰的角度来看，佛教的确不算一种宗教。佛陀也未曾宣称自己神圣。他坚决要求追随者不要神化他。佛教也许原本只会成为一种地方教诲，是公元前5世纪在恒河平原兴起的众多思想体系之一，那时的思想家彼此认识，相互拜访和辩论。在他们之中有耆那教徒，他们仍是一种印度现象，并对印度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今日，佛陀的教诲令人折服，它的影响力如此远大，它留下的历史轨迹则无可避免，但佛教不会像其他轴心时代的宗教般昙花一现，如阿耆毗伽主义（Ajivikism）[20]。我们知道，在佛陀死后不久，他的教诲立即由追随者记录下来，就在王舍城举行的议会中。但到二百年之后，他的教诲才开始散播到更远的世界。当时，一个强盛的地方王朝建立印度第一个帝国，采纳这个地方宗派，确立它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这故事的下一个舞台与伟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而如同在历史中往往可见，它的促成因素是战争。

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人的到来

回到公元前500年——也许就在佛陀的年代——波斯国王大流士侵略印度，并要求其人民称臣纳贡。在他的铭文中，犍陀罗（Gandhara[21]，靠近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的人民臣属于他，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22]的大宫殿围墙上雕刻着“印度”大使的使节团带着看起来像是好几捆的精致印度纺织品（当然还有其他贡品）等着进贡。波斯人试图往西推进，但在公元前480年的决定性战役中败给希腊。希腊人未曾忘却波斯人曾亵渎他们的神殿，在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亚洲，施行迟来的报复。在公元前331年的10月，于阿贝拉（Arbela）的沙尘暴中，印度象和士兵吓得落荒而逃，当时亚历山大打败帝王的军队，摧毁波斯君主政治。四年后，马其顿人入侵印度平原。公元前327年，大军冲越开伯尔山口，在印度河上筑桥，占领旁遮普的印度城市塔克西拉（Taxila）[23]。那年5月，雨季大雨降下时，亚历山大强渡杰赫勒姆河（Jhehum River），打了一场血腥战争，战胜旁遮普的地方王侯；希腊人说他的名字是波罗斯（Porus），可能是古老亚利安的原人部族之一。后来的希腊文献说明了亚历山大的军队对印度的种种反应——对它的气候和雨季，其植物和动物生态的反应。希腊植物学家和哲学家提供印度的第一批观察，甚至指出语言之间的关联性（希腊文隶属于东印欧语系，这包括古伊朗文和梵文）。这是长久互动的开端，成就斐然。

希腊人相信印度是片狭窄的半岛，东边边境与“大海洋”接壤，亚历山大于是在327年的雨季从旁遮普往东前进。他在9月上旬横渡奇纳布河（Chenab）和拉维河，停留在比斯河，即阿姆利则外的舒适乡野。这片土地战略地位重要，自从《梨俱吠陀》时代到锡克人抵抗英军为止，战争连连。我们并不清楚希腊人对前方路况得到何种情报，但他们似乎知道，前方恒河下游有强大的王国，而在统帅激烈辩论后，疲惫的大军转头回去。他们沿着今日拉合尔南方的河流苦战，围城攻略，哈拉帕的古城遭到围攻，但希腊人因战斗和疾病流行而死伤惨重，亚历山大自己差点因伤口恶化而丧命。最后，他领着大军从马克兰沙漠的致命荒地撤退，离开印度河三角洲。不管希腊人怎么粉饰，印度征战都以反高潮结束。尽管亚历山大野心勃勃，想要统治印度和一探世界尽头，但他从未再踏足印度的土地。

第一个印度帝国

因此，亚历山大来了，看见了，却未征服印度。亚历山大在西方历史中举足轻重，但早期印度史却对他只字未提。尽管如此，希腊－印度的接触却开花结果，丰富多彩。在文化和政治层面，特别是在西北部，这段接触持续造成冲击。原本封闭的世界被打开了。他的东征，与伊拉克和印度河流域间的政治暴乱，促使印度第一个伟大帝国崛起。统治这个帝国的是旃陀罗笈多，为印度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来自王舍城附近的摩揭陀，天性喜欢冒险。据希腊人说，年轻的旃陀罗笈多曾见过亚历山大，深为亚历山大的权势、魅力和暴力美学所折服。但他白手起家与得到天启的故事只见于希腊文献。

摩揭陀的难陀国王（Nanda King）将他驱逐出境，流亡的旃陀罗笈多领导反抗军，将希腊部队逐出旁遮普。在一连串的战争之后，他推翻国王，取而代之。这场激战在佛教传说中留下阴郁的记忆，称之为“八十个尸体的舞蹈”，充斥着断头台和残酷刺刑。之后，旃陀罗笈多拓展权力，遍及从印度河至恒河的北印度。亚历山大的东希腊帝国继承人希腊国王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24]发动大军讨伐，两军在印度河谷地交战，但前者无功而返。公元前302年，旃陀罗笈多成为印度第一个伟大帝国的统治者，这帝国堪称是今日印度的雏形。

时时警戒，疑神疑鬼，专横傲慢，为女性禁卫队——印度的亚马逊女战士——所环绕，旃陀罗笈多非常了解权力的本质，在一个草木皆兵的帝国中，残忍地四处部署间谍和刺客。一本描述他的统治实况，流传至今的书是著名的《政事论》（Arthashastra）。这是印度第一本专论统治手法的重要文献，据说是由他那位狡诈的大臣考底利耶所著，他是旃陀罗笈多得以打败难陀国王的主要幕僚。虽然我们现在的版本经过许多增添（后来的多位帝王觉得此书非常实用），但那个传说可能不假。它成书日期远早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25]，此书针对人性及其弱点的心理学精辟见解让所有读者印象深刻，甚至成为现代印度商业学校和军事分析师的范本。

此书的中心理念是王国的利——如何达成和保持繁荣。考底利耶提倡在国土外安插间谍，不断监督和运用外交手腕，以确保帝国优势（《政事论》中最著名的谚语之一就是“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国家不被视为一种道德秩序，而纯粹是种权力关系的体系，且局限于实际可行的手段。权力中心是国王，他的敌人是他的邻国；而敌人的邻国却是他的朋友。考底利耶说，统治者掌握权力的能力仰赖权力的七种支柱。它们是：国王及其大臣的个人特质、王国和主要城市的财富、他的国库、军队，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远交近攻的成功外交手腕。如同历史上的伟大统治者一般，旃陀罗笈多证明他能娴熟运用这些技巧。

上图：著名的亚玛·齐塔拉·卡撒漫画系列中旃陀罗笈多的故事。

公元前300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塞琉古一世签订和约，巩固权力。他以300头战象（“还有一些强力春药”）交换一纸和约，以界定印度的“天然边界”——印度后来所有帝国主义者都汲汲于追寻这个目标，连英国人也不例外。印度以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山脉和俾路支沙漠为界。他迎娶一位希腊公主作为交换条件，因此，他的孙子阿育王——可能是印度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也许有希腊血统，甚至可能还会说点希腊文。

就我们所知，在这些事件的余波中，第一批西方人抵达印度心脏地带。公元前302年左右，一个由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26]所领导的使节团拜访恒河平原。麦加斯梯尼后来写了一本书，内容是他在印度的时日，现在已经逸失，但我们可从其他作家的引用中找到残篇断简。那是描述印度的第一份外国记载，也是第一份我们知道书写日期，对印度的社会秩序、习俗、种姓制度和王权的可靠记录。它的轶事提供了一窥早期印度世界的迷人窗口。

希腊人从巴比伦出发，在漫长的旅程后，穿越开伯尔山口，直下从塔克西拉横越旁遮普的古老路径（这是大干线的前身）。他们在路上经过亚历山大设在比斯河的祭坛，根据希腊人普卢塔克（Plutarch）[27]的说法，旃陀罗笈多后来举行了多次礼拜仪式，以纪念这位马其顿国王。然后，他们坐船顺朱木拿河和恒河而下，经过憍赏弥和贝拿勒斯。毫无疑问，他们一定如同后来的旅行家一般，赞叹乡野的丰饶和美丽。麦加斯梯尼的残篇断简鲜活描述了希腊人进入这个外国世界时的惊异万状，而亚历山大只得一瞥其边境，并且是通过战争手段。他们驶下恒河，亲眼目睹“印度最伟大的河流，受到所有印度人的崇拜，宽达11英里，有时宽广到无法看到对岸”。

他们最后抵达旃陀罗笈多的首都，巴达弗邑（Pataliputra），也就是今日比哈的巴特纳（Patna）[28]。现今的观光路径罕少提到这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忙碌城市，但它却是印度史上最重要和有趣的地方之一。它建立于公元前6世纪，直到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以及后来的莫卧儿时代、东印度公司和独立运动时期，它都是印度北部的主要城市。它是印度史这出大戏活生生的见证。

巴特纳：印度的第一个帝国城市

我们在拂晓时分由巴特纳船夫驶离克雷特河阶，英国人从18世纪以降，便在这个靠岸地点建造办公室、别墅和鸦片仓库。就像希腊人在久远前那般，我们缓慢朝下游漂流，经过清晨来河流沐浴的人，直直驶向东升的太阳——恒河在经过这个城市时水流都是往东。从河流眺望，巴特纳的房屋低矮，森林、花园和棕榈树点缀其间。河岸边处处可见色彩精美的印度寺庙和穆斯林清真寺。在中世纪，巴特纳摇身成为伊斯兰的重镇，十几位重要的苏非派（Sufi）[29]圣人陵寝都在此地，白色洋葱状圆顶装饰着堤岸。不久后，船只漂流过巨大宫殿遗迹、中世纪莫卧儿堡垒，鼓塔倾塌，倒入河水中，庞大的塔墙为无情的河水水流淹没，巧克力色的厚重淤泥硬生生地困住摇摇欲坠的棱堡。当太阳高挂城市天际时，我们感觉仿佛以慢动作驶经印度的罗马。

上图：巴特纳的黎明。顺恒河而下，可见倾塌的堡垒、宫殿和寺庙的壮观全景。

河水的淤泥逐渐将水道导离古老城墙，船只沿着白色沙岸漂浮，堤岸离水边大约20英尺。在城市和河流之间的河岸上可见十几座高耸的砖窑烟囱，一座比一座高，有些在黎明的天空中冉冉冒着肮脏的细长烟雾。整个景观开始染上科幻小说中乌托邦幻灭后的奇异色彩。登陆地点有三艘大型木制驳船，船尾舵和三角帆巨大无比，破烂和处处缝补的灰色船帆有气无力地挂在凝滞的空气中。一些女人在船边用营火烹饪，其他穿着鲜亮纱丽的女人则在沐浴和纵声大笑。船夫用长而弯曲的竹杆抵住堤岸，竹杆上的旗帜随风乱飞，我们匍匐攀登上岸，经过湿婆庙和一棵大树枝叶伸展下的猴神庙。从堤岸旁走100码，穿越一片砖墙院子，里面有高耸的烟囱，这里曾是中世纪的滨水区，地势陡峭，红砖宅邸和古老寺庙栉比鳞次。以前的登陆台阶现在又高又干，上面有一座精巧的苏非寺院，这里曾能眺望河边美景。我们遂进入这座古老的莫卧儿和英国城镇，这城市的东端在印度史上近10个世纪以来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因而成为继德里之后，印度最伟大的帝国城市。

上图：1825年左右的巴特纳街道，当时城市已因中世纪防御工事而缩小为其古代规模的三分之一；英国测量员弗朗西斯·布什曼估计，此城仍有30万人口。

佛教传说说，佛陀曾预言，巴特纳将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和人口中心。在公元前1世纪，《四时代往世书》（Yuga Purana）[30]的作者认为，孔雀王朝时期的巴特纳为早期印度都市生活的最佳表征。他写道：“在恒河南方这个最丰饶的河岸上，皇家贤者将建立一座伟大的城市，人口众多，充斥着花园。而这个繁盛的城市将延续五千年。”

希腊人记载，旃陀罗笈多的首都屹立在恒河和埃拉诺波阿河（Erranoboas）交会处（后者源自宋河的梵文古名 Hirayabahu，意味着“黄金盔甲”）。此城沿着恒河延伸将近10英里，深达1.5英里，周长则为22英里。根据麦加斯梯尼的描述，这座城市有46道城门，570座高塔。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时期所发掘的防洪木栅和塔楼地基的残骸几乎可肯定他的故事。考虑到季节性泛滥的庞大摧毁力，这些防洪木栅以大型木桩组成，篱笆沿着河边插入，以提供防御恒河泛滥的绝佳保护。主要城门有着宽广的走道，上铺木质地板，穿越城墙，桥梁横越外围沟渠系统，水则引自宋河。宋河宽达600英尺，丰沛的河水足以供应小型运河网络。城市内则是毛坯砖块砌成的大型建筑，挺立着石制或木制廊柱，以熟石膏装饰。“我看过不少东方的伟大城市，”麦加斯梯尼写道，“我见过苏萨（Susa）[31]和厄巴塔纳（Ecbatana）[32]的波斯宫殿，但这里堪称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从远处眺望，花园、树木、森林、公园和动物园的景观赋予人一种大型游乐花园的印象，比较像柯勒律治描绘的忽必烈迷人的世外桃源，或唐朝诗人笔下的长安那些充斥着牡丹和樱树的花园。换言之，这座亚洲城市也许可视为一座皇家仪式庭院，而非今日印度那些忙碌的无产阶级城市。但就近观察后——印度大臣和武官不断提供他们难以想像的事实（有些无疑是为效果而加以夸大）——希腊人立即发现，巴达弗邑实际上是个军事基地。南方城墙外有处广阔的军营，后来英国人也证实了这点。在当时，此地是处半永久的皇家军队营地，而希腊使节团被告知，总共有40000人住在此地（官方宣称其军队总人数高达40万人，还有3000头战象）。至于帝王居所是位于南方的长方形宫殿，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旃陀罗笈多居住于此，彻夜预防叛乱，“他从不在白天睡觉，”麦加斯梯尼写道，由“只效忠于他”的女性禁卫队守护着，但到了夜晚还是“常得换床，以防谋杀”。

早期印度社会的画像

即使从后代历史学家所保留的残篇断简中，希腊人对印度的首批观察，如同科尔特斯（Cortes）[33]从墨西哥捎来的信，是告诉我们与另一种世界接触的感受的最早历史文献之一。“印度有118个王国，”麦加斯梯尼不无惊奇地写道（而告诉他的人指的可能是孔雀王朝治下的土地总数）。难怪希腊人为其规模深感折服，而印度的异国情调有时让他们的笔调降格成不可思议的童话故事。叙述气候、习俗，甚至印度人相貌的片段得以流传下来。他们往往偏离正题，长篇描写大象和老虎的狩猎过程，以及棉花和榕树。希腊人厌恶地指出，在地中海地区，集体进餐也是一种宗教仪式（至今依然如此），但印度人并不把进餐当成社会仪式。“印度人，”麦加斯梯尼评论道，“随时都可进食，甚至单独用餐。”

就像现代访客，麦加斯梯尼注意到印度人“极为喜爱装饰品”，特别是黄金和珠宝，他们的“棉制衣服颜色非常鲜艳，比其他民族来得亮丽”。他又说：“他们非常重视美观，因此，他们尽可能地美化外观。”但特别让希腊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特征是印度人“非常尊重智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强调简单、朴实、“秩序”和“自制”。他的惊人观察是“印度人不会越过自己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因为他们极为尊重公义”。

希腊人来自一个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社会，因此，他们对一个以背诵为主的社会却“缺乏文字”的现象非常吃惊，这里的每件事物“都仰赖记忆”。考虑到此点，麦加斯梯尼的记载中最令人惊诧的片段，是旃陀罗笈多统治如此辽阔帝国的组织水平之高。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监督公共工程、道路、物价、市场和海港，并有掌管军事、运输和海军配给的联合行政单位，记忆和习俗规范印度社会的程度之广，完全展现在麦加斯梯尼逸失的一段引人入胜的片段里，提供了第一份描述种姓制度的外国记载：

印度人民划分为七种阶级。最高阶级是哲学家团体（婆罗门）。这阶级的人数远比其余阶级少，却最为尊贵。他们不必尽公共义务，但必须为私人执行生与死的必要仪式。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最接近神，他们最熟知灵魂世界的事务。他们提供服务后，往往收到价值不菲的礼物和特权作为报酬。

麦加斯梯尼在其他地方（根据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记载）提到山区的婆罗门膜拜狄俄尼索斯（Dionysus，或许指湿婆），而平原的婆罗门，尤其在秣菟罗（Marthura）[34]附近，膜拜的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对应黑天）。他对一项每年举行的巨大庆典也有一小段引人的描写，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它被称之为大聚会”。它每年一月于北印度举行，那时，“所有的哲学家（婆罗门和圣人）聚集到国王的城门前”，他们表演仪式，排解民法和宗教法的纠纷。皇家趁此时大量布施，而中国佛教僧侣玄奘在640年描述这种聚会“可远溯至古代”的钵罗耶伽（Prayag），即今日的安拉阿巴德。在此，每年庆典仍然照常举行，每十二年则举办大壶节，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节庆。

上图：2006年的湿拉瓦那贝拉果拉大典有数百万来自全球的耆那教徒聚集，他们在筏驮摩那大雄雕像上倾倒大桶的椰奶、檀香膏、番红花和朱砂。

上图：2001年的大壶节。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节庆在英国统治时期形成今日风貌，但其前身也许是古希腊人描写的“大长老会议”，中国人在7世纪也有类似记载。

上图：圣人在圣河交会处排队等着沐浴，占星学家说，这是144年以来最吉祥的时刻。

麦加斯梯尼也描写了印度社会的其他阶级。他写超过人口半数的农夫，他们必须“缴纳土地税和生产量的四分之一”，还有放牛人和牧羊人、猎人、设陷阱捕兽人和抓鸟人，以及工匠、木匠和金属加工工人。他书中第五个阶级是军队（刹帝利），为一人数众多的阶级，在和平时期生活悠闲。他们“组织严密，随时准备应战，备有大象和战马”。麦加斯梯尼也告诉我们，有一支皇家舰队，造船者和“第一位海上军阀”在和平时代出航通商。与我们在早期印度文献中发现的四种阶级不同的是，他将公务员独立成为一个阶级，“他们的责任是监督印度境内每样事务，并向政府或地方长官报告”。他划分第七个阶级，人数最少，由议员、行政长官、省长、法官、军队指挥官和治安官组成。麦加斯梯尼最后下结论，种姓制度“不允许人们与不同阶级通婚，或从事不属于他阶级的行业：士兵不能成为农夫；工匠不能成为（婆罗门）哲学家”。

麦加斯梯尼的迷人记载是描写印度社会和种姓制度的第一批外国纪录。饶富趣味的是，他拓展了古代文献中的四个基本阶级——婆罗门、武士、商人和农夫——将印度人细分为七个阶级，我们可在南印度的婆罗门记载中发现这种阶级体系，但毫无疑问，在当时，就像在现代，存有数千种次阶级。基本上，他证实了《政事论》中的数据，后者的最早版本可溯至旃陀罗笈多时代。他也提到，在几个地区显然仍居住着石器时代的土著居民部落，孔雀王朝的人民和他们接触频仍，他们之间有一批“野人”住在恒河源头的喜马拉雅山区。仍有许多这类部落存留至今。身为外国人，他也许接触不到的阶级（尽管在《政事论》中未曾遗落）是贱民（untouchables）。他们住在镇外，被视为肮脏之源，因此他们被禁止，举如，使用其他阶级的井水。这类压迫如何形成仍饱受争议，但它是实施超过千年的习俗，至今仍旧根深蒂固，即使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便在民主宪法和民法中立法，寻求废除贱民制度。一般而言，种姓制度不若麦加斯梯尼描述的那般严苛，中世纪穆斯林和后来的英国观察家同样受到误导，种姓其实相当多样化，阶级间仍可相互往来。但种姓制度的核心原则仍在运作，在今日印度周日报纸的婚礼专栏便可见一斑。

旃陀罗笈多的传奇

旃陀罗笈多的首都未留下多少遗迹。广阔的地势仍然存在，恒河在雨季时宽达5英里，界定城市的北方界线。宋河已经改道，现在在恒河上游20英里处与恒河会合。这是个重要的考古地点，但挖掘工作却很少。直到约莫一个世纪前，英国考古学家劳伦斯·华德（Laurence Waddell）[35]才兴奋地证实，古代的巴达弗邑就静躺在现代城市之下。他甚至找到麦加斯梯尼描写的木制城墙。城墙由娑罗双树的树干兴建而成，顶端距现在地平面20英尺，而麦加斯梯尼提到的大护城河以及宋河的老旧水道仍然存在，宽达200码，仍在某地以“帝王的护城河”而闻名。

但旃陀罗笈多留下一个令人惊异的特殊传承。这就是卡玛达耆那教寺庙群，它们静静屹立在城市内如诗如画的蓊郁半岛上。它们旁边就是一池美丽的湖泊——“莲花池塘”，渔夫仍从船上撒网捕鱼。此地距火车铁轨只有数百码远。湖泊旁的果园如今遭到巴特纳中产阶级都市成长的逐步破坏，但我们仍可想像希腊人描述中的湖泊和花园城市。主要寺庙耸立在古代瓦砾堆的土丘上，摇摇欲坠的砖头基柱为树木所环绕。爬上一排烈日烧炙的灰泥阶梯，顶端是座小圣庙。据管理员说，此地纪念的不仅是24位耆那教圣人之一，还祭祀旃陀罗笈多本人的精神导师婆陀罗波户，据说他死于此地。在这个帝国城市几乎遭到遗忘的角落，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流传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真实关联和鲜活传统。

耆那教传说带给我们有关旃陀罗笈多的众多惊人传奇。根据传说，在一辈子追求丰功伟业和军事征服后，他逊位成为耆那教僧侣。卡玛达寺庙的管理员告诉我接下来的故事，当时，我们坐在满天金光的晚天空下，眺望巴特纳的湖泊，远处是交通尖峰时刻的轰然巨响，以及拥挤的通勤火车的嘟嘟声。耆那教徒仍然如此诉说这个故事。

在旃陀罗笈多的统治巅峰期，一位耆那教导师警告他权势的极限。不久后，一场可怕的饥荒降临，百姓大量死亡。尽管他拥有装饰精美的大象、庞大宫殿、无数保镖和准确无误进行的老虎狩猎，他仍然无力阻止这一切。旃陀罗笈多坐在金箔宝座中，死亡的腐臭味和哀伤的恸哭声从街道传来。最后，他请那位导师入宫，奉他为大师，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宾头娑罗（Bhimbisara）[36]将继位为王，而他自己则穿上僧衣，拿着碗化缘。他向宫殿人员以及家人告别，走出城门，踏上朝圣之旅，往南进入德干高原的崎岖山脉。他在湿拉瓦那贝拉果拉（Sravanabelgola）这个最神圣的耆那教地点的洞穴里绝食而死。这里今日仍是朝圣者必到地点。2006年，来自全球的数百万耆那教徒为十二年一度的大节庆祝，在筏驮摩那（这位古老的耆那教大师也抛弃了自己的王国）大雄雕像上倾倒大桶的椰奶、檀香膏、番红花和朱砂。大雄裸身站立，面无表情，陷入沉思，攀爬的人在他周遭聚集，他的眼睛凝视远方。雕像成为戏剧性的象征，代表印度古老信仰中的无穷知识可以打破人类存在的枷锁。

崎岖山丘和饱受风霜的裸岩环绕这片魔幻之地，耆那教禁欲者仍在此地修行，供养大师肖像，只吃米饭和豆类。人们为我指出，伟大的旃陀罗笈多度过最后岁月的巉崖洞穴，数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将入口摸得平滑。地板上有一对石足雕刻，已磨损不堪，苍白的米粒和芙蓉花瓣散布地面，随着温热的微风飘荡而起。从洞口涌入刺眼光芒。国王在此死去，身躯只剩皮骨，他的心灵却漂浮到翠绿色山丘上。

“旃陀罗笈多到此地寻找解脱，”一位朝圣者告诉我，“他在此忏悔，而忏悔时不能进食，所以他死了。但他找到完全的自由。”

阿育王和理性的统治

旃陀罗笈多，印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政治天才约死于公元前297年。他的儿子宾头娑罗扩张帝国版图，得到“杀敌人者”这个恰当封号。稍后的泰米尔传奇中甚至提到孔雀王朝攻打朱罗（Cholas）[37]和潘迪亚（Pandyas）这些南方王国的故事。宾头娑罗持续与希腊保持外交关系。一个令人莞尔的故事诉说他向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us）[38]要求购买无花果、希腊酒和一位希腊修辞学老师。安条克将无花果和酒送给他，却附了一张纸条写道：“不幸的是，希腊法律不准买卖老师！”

之后，公元前268年，在宾头娑罗死后的权力斗争后，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继位。阿育王是印度史上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故事遍及南亚和远东的传奇、民间戏剧和文学，如同西方的亚瑟王和查理曼大帝。根据传说，他年轻时相貌丑陋，皮肤很差，不得父亲宠爱。但他是位有效率的行政长官，后来被封为乌贾因（Ujain）的总督。他住在那里时，遇见毗底沙（Vidisa）镇一名商人的美丽女儿，并爱上这个叫提毗的女人。他们育有两个孩子，但似乎没有结婚。后来，阿育王派往锡兰的佛教使节团中就有他的儿女摩晒陀和僧伽蜜多在列。从锡兰流传来的佛教资料说，提毗是佛教徒。文献也宣称她是佛陀家族的一个分支，释迦族的成员，这个部族后来迁移到毗底沙。我们无法确定她与佛陀的血亲关系是否为真，但佛教传统坚称她启发了阿育王，影响他采纳佛教。

阿育王终于成为国王时（他此时可能已经30多岁），提毗留在毗底沙，没有搬去巴特纳。有人主张，这是因为宫廷不喜欢佛教，但较为可能的是（如果这些故事有点真实性的话），她会留在乌贾因，是因为她并非合法妻子，社会地位不高。阿育王继位时，迎娶了其他女人，包括高贵的善无续（Asandhimitta），她后来成为皇后。

上图：自从20世纪人们重新发现阿育王后，他就成为小说、历史、漫画的主人公，宝莱坞最近甚至以他为题材拍成一部电影。

在他父亲死时，阿育王似乎并非指定的继承人，而在某些故事的版本中指出，王位继承斗争长达4年。稍后有个传说，他父亲的大师，一位阿耆毗伽圣人告诉宾头娑罗，在他的儿子中，阿育王是能力最强的人，并预言他会成为伟大的国王。中国故事则说，佛陀托梦给宾头娑罗，预示阿育王的统治，他将会统一印度。某些重量级大臣支持他，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但阿育王的兄弟反对他。后来的故事说，他血腥镇压，杀了99位兄弟，只饶恕最小的弟弟一命。一个较为可信的平实版本是说，他杀了6名同父异母的兄弟。不管是否为真，现在拿后来时代中兄弟之间的血腥继位战争来看，故事的基本部分显然一点也不夸张。

让我们再多提些传奇故事。佛教传说指出，在统治早期，阿育王花了许多年追求逸乐，因此得到“阿育欲王”的封号，这个双关语大致可翻译为“欲望的追随者”，或甚至“花花公子阿育王”。随后是极端暴力和邪恶的时期，因此他们称他为“阿育暴王”，即“残酷大王”。在那之后，于这个道德寓言典范中，他终于皈依佛教，过着虔诚的人生，因此被称为“阿育法王”，即“公正者”，天理的追随者。这些故事无疑是由后来的佛教护教者所杜撰，它们的流传时期是在1世纪到2世纪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残暴故事流传久远，广为人知，很难想像它纯属虚构。他在年轻时代“非常狡猾”，当他后宫的女人告诉他，他有多丑时，他甚至杀了她们！

在最著名的故事中，阿育王的首席大臣告诉他，要成为伟大帝王必须残忍，因此，他需要替他行刑的人，因为国王不适合亲自弄脏手。因此，他在巴特纳打造了一座监狱，号称“人间地狱”，里面充斥着行刑者和异想天开的折磨工具。根据现在仍流传的传说，行刑地点在巴特纳的阿格井（Agam well）。阿育王会亲赴现场观赏，发明拷问的新手法。根据故事的某个版本，当一名佛教和尚在“地狱”遭到拷问时无动于衷、毫不退却时，国王遂对这男人所展现的奇迹力量感到着迷，导致他皈依佛教。耆那教徒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版本，他们宣称那名受刑人是耆那教徒。

如何在这些传说纠葛中找到真实历史？历史学家认为，阿育王是位极度邪恶的人，他的突然向善只是种民间幻想。就像所有历史上的伟大统治者，从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到拿破仑，阿育王在死后也留下数不清的传奇。我们能确定的是，在他父亲死时，也许曾发生继位斗争，而宛如某些莫卧儿帝王，阿育王也许杀了一个或多个反对他的兄弟。他的统治初期丝毫看不到旗鼓相当的敌手。接着在八年后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就像所有早期的帝国，孔雀王朝到处发动侵略。它要求邻国称臣纳贡，国王则穷兵黩武。阿育王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征服者，他在统治早期亦跟随他们的脚步。登基后第八年，他攻击羯陵伽（Kalinga）这个独立王国，它位于现今奥利萨的东方海岸（希腊的资料指出，这个王国仅在阿育王一代之前，就能集结60000名步兵，1000名骑兵和200头战象）。日期可能是公元前262至前261年。我们所根据的故事是阿育王稍后自己铭刻在石柱敕令上的字句，但直到2006年都还没找到实际战争的证据。之后，一项考古学的惊人发现提供了阿育王的故事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的解答。这场改变印度历史的战争地点究竟在哪？

奥利萨和羯陵伽战争

夜幕低垂在离加尔各答南方300英里的国道上，这条古老的滨海道路从孟加拉国的恒河流域蜿蜒至印度南端。这是印度史上的重要路径之一，为印度最佳的旅程之一——倘若你有时间花上数天细细品味，探索旁边的小径，走进希腊、罗马和阿拉伯商人都曾踏足、沉睡着的静谧小镇中。这旅程带着你沿着肥沃的沿岸冲积平原前进，背后是东高止山脉丛林葱茂的蓝色山丘。奥利萨有着印度最旖旎的风光。汹涌海浪拍击的岸上是魅力十足的峡弯，举如吉尔卡湖（Chilka Lake），长50英里，岛屿点缀其间，冬季则是大批候鸟栖息之地。扬着竹制席子的大三角帆的平底船不断横越其间。更往南方是羯陵伽帕纳（Kalingapatnam），即“羯陵伽的海港”，位于安得拉省和达罗毗荼人土地间的边界。今日，它只有一小片沙滩和英国人建立的灯塔，但在古老世界里，奥利萨人与泰米尔人、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以及罗马人，还有海洋对面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的王国进行贸易。到19世纪，从这里已有直抵缅甸仰光的蒸汽邮轮。因此，羯陵伽是个有辉煌历史的古老王国，贸易频繁，而在历史上，奥利萨的独特地理优势使它拥有自己的特异文化和政治历史。

黑夜就快降临，我们越过默哈讷迪河（Mahanadi river），进入仍因雨季泛滥而被洪水淹没的绿色沿海平原。我们抵达加普（Jajpur）这个乡间小镇时，天色已黑。我们的小饭店外面挂着瀑布般的小灯饰，以庆祝杜尔迦女神（Durga）[39]的节庆，狂野的烟火射向夜空，镇民在街道上大肆狂欢。那晚，我重读阿育王有关羯陵伽战争的自传。

登基8年后，神之挚爱（阿育王以此封号闻名）攻打羯陵伽。俘虏了15万人，10万人战死，差不多10万人在战后死去……

上图：在亚玛·齐塔拉·卡撒的漫画书中所叙述的阿育王攻打羯陵伽的故事。

在热切描绘战争场景后是死亡人数。羯陵伽被摧毁。然后，那个巨大的转折点来临……

在羯陵伽遭到蹂躏后，国王心中升起一股冲动，一种追求法（或者说意义）的渴望，然后为出兵征服的懊悔所取代。因为征服自由民众意味着杀戮和奴隶。现在，国王发现这成为他痛苦的来源，这是非常严重的事。（石敕13）

今日，想到现今苏丹达尔富尔和伊拉克的灾难，阿育王的字眼显然发人深省。他点出历史上最危险的概念之一：攻击战争是错误之举。他在后文中指出，我们都有共通的人性。

住在此地的许多人民——婆罗门、佛教徒和其他教派、家庭的户长——都拥有基本的人性价值，如尊重父母、以善待人、尊重长者，对朋友、熟人、同伴和亲戚仁慈忠诚——对奴隶和仆人亦是如此——但他们全得忍受伤害和杀戮，与挚爱分别。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国王本人更是绝望无比。

因此，阿育王告诉我们，他决定放弃暴力，往后“只为信仰”出兵征服他国。“他冀望所有万物都能处于非暴力、自我控制、公正和快乐的状态。”我们当然不能轻易相信政客的话，但阿育王的敕令如此发自真心，别具风格又自我谴责，很难想像这只是表面功夫。这个故事在后来的时代中传颂，穿越印度和世界的狂暴历史，直抵甘地和独立运动的脉动。阿育王的狮子因此被选为现代印度的象征，而他纪念碑上的法轮位于印度国旗正中央，背景是白色（象征和平），上下则是代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橘色和绿色。但阿育王的命定之地在哪里？羯陵伽王国在恒河河口南方延伸将近300英里。这场战争的范围一定相当广阔，但主要战役应该发生在皇家中心，这倒有两处：一个靠近现今的寺庙城市，布巴内斯瓦（Bhubaneswar）；另一个则靠近加普北方的战略地点，控制北印度地区河流交会处。在此，奥利萨的考古学家有重大发现。

羯陵伽战争的地点

我们在清晨微光中横越布拉马尼河（Brahmani river），往南驶上一条迤逦朝海的乡间道路。不久后，我们便抵达一片雾蒙蒙的绿色平原，周围耸立着3座圆顶高丘。牛只的角很长，在田里拉着木犁，牛车则有木制车轮。后来的佛教朝圣者描述阿育王在此竖立了10座巨大佛塔。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地方官员发现此地有佛教雕像，尤其在靠近乌达其里（Udaigiri），也就是“曙光之丘”附近。现在，戴伯拉·普拉汉博士在平原的山腰高处挖掘到一座巨大正方形佛塔的基座，附近则有佛教岩石雕像和数十个小型纪念佛塔出土。令人兴奋的是，岩石上雕刻着阿育王的名字。

“我们认为挖掘到了后来的中国旅行家所提到的阿育王佛塔，”考古学家兴奋地说，“但后来我们有了关键性的发现。它就在眼前。我们循着早期发现的路径和本地口述传统，调查古老旅游指南中提到的小村庄，拉加纳格（Rajanagar），即‘国王庭院’的田野。然后就找到了。”

人们很容易错过这个地点，但在低矮的清晨曙光中，我们可以看出蜿蜒穿过梯田的防御线。一道有两个城门的城墙，入口由高耸的巨大棱堡守护，还有9座塔楼的地基。它是个粗略的不规则正方形，每边长约1300码。森林下是宽达40英尺的砖造城墙，保存良好，高20英尺。

“里面是耕作过的田地，沉积物有26英尺深。想想看！”普拉汉博士说着，兴奋得喘不过气：

然后是最终线索。我们在城墙上尝试挖掘一个地方，立刻得到成果。这地方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持续了约千年左右。在4世纪到5世纪，人们仍居住在这里。现在当然还有人住在这里。城市的规模缩小，但莲花池旁仍然有座小村庄。在黑色亮光陶器的铭文上写着堵舍离（Tosali），我们知道那是羯陵伽的首都。更棒的是，我们挖掘到一位国王的赤陶俑，戴着耳环，头绑头巾，铭文写着“阿育王”。

他将关键出土物留到最后。我们回到考古小屋，奥利萨的八月暑气将仓库变成闷热的烤箱。他打开装着饱经侵蚀的金属制品的塑料袋，里面是一堆孔雀时期的箭头和矛尖。他转动它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些全来自城墙上几平方英尺的小块区域。一定是场闪电战，箭如雨下。”

阿育王的皈依和生命之法

我们从阿育王的敕令上的日期拼凑整个故事，大致可以推得后来发生的事。次年，在他统治的第10年，阿育王到乡间朝圣，经过佛教圣地，最后停留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

兰丹葛尔：公元前3世纪的砂岩石柱上面铭刻了阿育王的7个敕令，仍保有其初始的狮子柱头。附近是一座巨大佛塔遗迹，直径约500英尺。

在传说中，这里成为他个人的朝圣地点，后来故事峰回路转，这棵树成为他与皇后帝舍罗叉（Tissarakha）注定产生分歧的原因。一个传说指出，他请一位大师来开解他的困惑，于是一名佛教僧侣优波岌多前来，他是秣菟罗香水商的儿子。但同时代文献却对此只字未提，只说阿育王在菩提迦耶对穷人布施，并和大臣商量“如何在王国中推动善行”。在他心中，一种政治秩序逐渐成形，以前我们从未见过他如此。

上图：阿育王的狮子柱头在独立建国时，被国大党选为印度的象征。

此举标志着新秩序的开端。阿育王尝试要做的是，采纳佛教怜悯和泰然自若的理念，加上耆那教的非暴力概念，使它们成为不仅是个人道德，也是政治道德的基石。他思想和行动的纪录保存在一系列冗长的敕令中，后者先是雕刻在帝国重要地点的岩石上，后来则铭刻在大石柱上——有些早已竖立，有些则是新近竖立。目前发现约60道敕令，令人吃惊的是，近50年来就发现了20道。他统治的第13年（约公元前258年）开始铭刻这些敕令，宣称他要“通过法，而非暴力来进行征服”。在接下来的16年内，他颁布了25道敕令。早期敕令内容普通，晚期的则带有佛教口吻。阿育王年纪越大，似乎越倾向于佛教，但他从未正式皈依，只是位世俗子弟。他在此展现了孔雀王朝的典型君王特征，不管个人倾向为何，他们没有兴趣推行国家宗教。从孟加拉国湾到阿富汗坎大哈（Kandahar），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到南印度克里希那河（Krishna river）下游都可见敕令的踪迹。它们告诉我们，阿育王统治的疆土范围之广阔。他拓展他祖父的疆域，他的帝国是史上第一个统治今日大部分印度的王国。

在敕令中，他列举政治新概念，巨细靡遗。第一个关键概念是所有生命的神圣性，此为耆那教的特定理念。国王并未放弃自卫下的暴力，但废除死刑，后来有些王朝也如此效法，比如笈多王朝。在早期印度，吃肉非常盛行，因此，国王仅试图限制，而未加禁止。令人惊异的是，阿育王的法律亦试图阻止环境破坏，他说，“如非必要，不得摧毁森林”，其他命令则呼吁物种保护，从恒河海豚到犀牛，甚至白蚁，不一而足。

另一个关键概念则是容忍和同情其他宗教的信仰和实践。麦加斯梯尼在说到印度的多样性时，他说，印度有多个“国家”，宗教派阀时常激烈内斗。一道特别敕令（12）特别强调这点。人们必须自制，勿论邻居宗教的长短。阿育王说：“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目标，那就是自我克制和追求心灵纯洁”。因此，尽管各个宗教在外在层面截然大异，却在基本法则上万流归宗，所以，“必须避免所有夸张和暴力的语言”。我们无须指出，从远古开始，印度的每位帝王都尝试解决这个难题。这曾是莫卧儿帝国最伟大的国王阿克巴大帝（Akbar，1542—1605）的重要议题，对草拟印度现代宪法的开国者亦是如此。当然，这类理念至今仍是全球的相关议题，在许多宗教都主张拥有绝对真理的情况下，每天都有因真实或想像的宗教侮辱而发出的死亡威胁。

良好统治的实用理念亦可见于阿育王的敕令，其中包括待客礼仪和提供旅客粮食。孔雀王朝是优秀的道路建筑者。有人认为大干线可追溯至那个时代，而从巴特纳到蓝毗尼（Lumbini）的道路上仍四处屹立着阿育王的石柱。麦加斯梯尼对孔雀王朝的这项统治成就印象深刻。他写道：“……每隔10个史塔帝亚（stadia）[40]就竖立石柱指示旁道和距离”。50年后，阿育王告诉我们：“我在道路上种植榕树以提供人和牲畜遮荫。”主要道路旁挖有水井，遍地种植芒果树，广设客栈，石柱上标示汲水地点的距离。这是古老的印度传统，至今仍广被遵循，提供食物和住所给在印度全境内川流不息的商人和虔诚的旅客，并给予良好照顾。

当然，政府想做的事和实际做的事，理念和实践之间存有巨大鸿沟。以我们的术语而言，这些敕令显示阿育王治下是个非常道德化的保姆国家，你可以思考或相信你想相信的事，但你的所言所行必须遵从政府的命令。阿育王不可能松懈他祖父对国家的监督，他继承了所有国家控制的机制，如特别审查部，这个单位不但执行动物生命具有神圣性的法条，还命令人民“尊敬长者”，遵从食物和祭祀法律，甚至“女性道德”。

这习惯法的某些层面可能流传到现代印度社会。就在上个世纪，在克什米尔，仍设有由五位梵学家组成的特别法院，他们都是传承已久的世袭法官，也许是阿育王时代的子孙，他们审判违犯印度教经典的大不逆行径。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世袭的婆罗门官员特别负责监督在德干高原的许多地方违逆种姓制度的举止。任何参加过今日印度游行的人一定会对孔雀王朝的一个小细节感到熟悉。麦加斯梯尼指出，当帝王出巡街道时，随从拉起警戒绳，不让群众靠近，“超越那条绳子意味着死刑”。今日，即使死刑已经废除，群众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弘法于世

阿育王的弘法野心不局限于印度。敕令告诉我们，他派遣佛教使节团远赴阿富汗犍陀罗和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区，远渡重洋至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但到西方的使节团则身负特别任务。阿育王派遣大使摩诃勒弃多长老（据传他是希腊人）到臾那人（Yonas，希腊人）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某些使节团远至地中海世界，抵达希腊国王治下的埃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塞里尼（Cyrene）[41]、伊派拉斯（Epirus）[42]和马其顿。因此，在亚历山大为印度河流域带来火与剑之后，历经三代时光，印度首度望向西方，派遣使节宣扬佛法，散播阿育王的友善和兄弟情谊。我们知道，希腊大使亦曾拜访孔雀王朝首都。比如，在托勒密时代（Ptolemaic）[43]的埃及，狄奥尼西（Dionysius）曾经在印度住过一段时间，而根据普林尼（Pliny）[44]的记载，他写过一本书翔实描述“印度王国，使我们眼界大开”。这类交流在西方文献中只字未提的现象值得我们玩味，但地理学家斯特拉博曾经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故事，从恒河平原到地中海之旅艰辛万分，阿育王描述这趟来回旅程长达5000英里。使节团抵达叙利亚的安提阿时，由8位只围着腰布的奴仆扛着礼物：“只有3位存活下来，其他人都在旅途中死去。”派至东方的使节所负任务则较不明朗。我们知道，阿育王的儿子领导一个使节团至斯里兰卡。后来的故事说，其他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和塔里木盆地，但我们无法确定。

梦想之死

阿育王晚年似乎失去权势。他在统治的最后10年间没有发布新敕令。有迹象显示，死前，阿育王将帝国划分给数个儿子。在他统治的第29年，他的皇后善无续逝世。4年后，于公元前237年，他破格提升一位嫔妃帝舍罗叉，立她为后。她年轻美艳，阿育王倾倒在她魅力之下。在后来的佛教传说中，她摇身变成一位邪恶的皇后，其邪恶程度可比拟西方童话故事。她被描写成有仇必报、傲慢和愚蠢的女性，而善无续则是位对佛教徒友善的好皇后。故事说，2年后，她因嫉妒阿育王对菩提迦耶那棵菩提树日渐增长的虔诚，竟然将一根针泡在魔药或毒药里，然后刺穿圣树，造成致命伤害。菩提树凋萎死亡（中国的版本则说它被砍下）。阿育王绝望异常，祈求树仍能活着，献上热诚的礼拜。现今管理这棵菩提树的佛教僧侣告诉我：“阿育王倒上圣水，还有1000匹母马的马奶，尽管树已死亡，根部却又奇迹般地复活。”现今的菩提树，加上其他树，包括在斯里兰卡的那株，都是接枝而来，但人们毫不怀疑，原先那棵树曾经死去，即使现代植物学家主张一棵大树不会因刮到些毒药就颓然凋零。也许，这单纯只是佛教徒想抹黑皇后的童话故事？

邪恶皇后的最后传说则更为不堪，显示皇家面临分崩离析。这在优美的《阿育王传》（Asokavadana）中曾经提及。这本书是阿育王的故事集，写于2世纪。故事如下：阿育王有个儿子叫坎纳罗，非常英俊，他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和歌手，有着深邃迷人的眼睛。但神曾预言他将变成瞎子。他的继母，邪恶的帝舍罗叉为他着迷，这故事非常像希腊神话中的淮德拉（Phaedra）和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45]。王子拒绝她的调情，于是她计划报复。阿育王生病时，她用魔法治好他，并要求赏赐。她得到阿育王的皇家印玺，以他的名义发了一封信到塔克西拉（坎纳罗正在那里平叛乱）。那封信命令省长刺瞎坎纳罗，然后杀死他。省长无法下此毒手，但遵从指示将他弄瞎。坎纳罗于是放弃王子的身份，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徒步横越印度，弹着维那琴、唱着歌，沦落为一个无名小卒。然后，某天，在巴特纳的街道上，年老力衰的阿育王从宫殿窗口听到歌声，认出这是他的儿子。在听过整个故事后，阿育王将邪恶的皇后赐死。

但真相究竟为何？阿育王在晚年也许苦于帝国内的叛乱，并与皇后和王子不睦，但我们缺乏第一手数据。我们从某些敕令中得到的印象是，这是位日夜工作的辛勤男人，“随时随地”待命。“我从未对我努力而来的工作成果感到完全满意……但我必须拼命工作，这是为老百姓好。”（这使我们联想到腓力二世〔Philip II〕[46]，半夜还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堡〔 Escorial〕[47]批阅公文，或拿破仑凌晨4点时还在为雅克－路易·戴维〔Jacques-Louis David〕[48]的画摆姿势。）他在13年内通过25道敕令，不断出巡所带来的疲惫和倦怠，理念疲劳轰炸着他的资政：对我而言，阿育王似乎是位工作过于勤奋的人。“让最高阶级和最低阶级都尽到他们的责任”，他劝告道。也许，他太相信人性可以改变。而这是政治家的致命错误吗？他在晚期的一道敕令中承认：“我现在了悟要说服百姓向善有多困难。”

阿育王驾崩于公元前233年或前232年，他统治的第37年，大约是72岁。

还有最后一个故事。阿育王临死前想将所有财富捐给佛教徒，但他的大臣和儿子共谋阻止了他。当他要给他最喜爱的寺院皇家布施时（这已成一种习惯），濒死的阿育王身上仅有的财物是半颗芒果。“现在告诉我，”他对资政们说，“谁才是这世界的君主？”就像最棒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转个弯，又回到起点。但他真的悲伤又失望地死去，失去所有的权势？根据佛教传说，既然苦难是每个人必须承受的命运，那么即使是伟大的阿育王也不例外。因为苦难在他辉煌统治期结束时降临，所以他承受的痛苦自然比较多。

上图和下页图：桑奇佛塔是阿育王所立的数千座佛塔留下来之中最壮观的一座，于公元前1世纪改建。我们不知此地与佛陀的人生有何关联，阿育王曾是附近毗底沙城镇的总督，他的第一个妻子出身于此。

在阿育王之后，孔雀王朝没能存续太久。尽管它的结局至今仍然疑云重重，我们知道的是，它最后为重新兴起的西北印度希腊王国（Greek kingdoms）[49]和大夏所灭。长久以来，佛教便不再是推动印度社会的主要力量。你可以说，阿育王的梦想在白日的冷冽光芒中消失，万丈雄心陨落，只有从坎大哈到孟加拉湾那些饱经风霜的岩石和悬崖上遗留下他的敕令。直到千年后，一位来自遥远国度的年轻人才终于解译它们。但阿育王创造了历史上伟大的一刻，我们借此可以观察理念如何在真实世界中发挥力量。孔雀王朝成为未来印度的典范。恒河平原的统治者自封为印度之王，这位统治者运用理念来界定政治道德。我们现代人常常欣赏过去的理念，而未领悟到它们亦和我们息息相关。但阿育王的“法”，尽管执行得未臻完美，却是历史的伟大理念之一，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或共产党宣言。他的敕令点出人生的重要道德问题。你如何劝人向善？在他们致力于实现理念的力量时，他们就像划过往昔历史的一道闪电。

印度佛教传承对世界的贡献

佛教从印度人心中消失，匈奴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几乎使它消逝无踪，伊斯兰偶像破坏者和其敌人印度教婆罗门没有轻饶它。佛教在南方苟延残喘到15世纪，在东孟加拉国则是延续到现代。今日，在印度，它的力量局限于东北山区和拉达克（Ladakh）[50]，尽管这些时日以来，许多印度年轻人受到其教义吸引，许多贱民皈依佛教，希望借此摆脱种姓制度的桎梏。在阿育王世界的西方地带——伟大佛教之地犍陀罗——佛教在伊斯兰的浪潮下完全销声匿迹。但佛陀的教诲流传入印度和全次大陆的血液中，渗透今日乡间。阿克巴的传记作家阿布·法兹勒（Abul Fazl）[51]，一针见血地写道：“扩散和普及印度的思想世界”。

但佛陀的理念对其余世界产生重要冲击。在西方，佛教对古代世界的影响力可能远大于人们的认知。比如，希腊的怀疑论派哲学家（Greek Sceptics）[52]认为他们的理念来自印度哲学家，后者就是佛教徒。怀疑论派的教义核心即在于追求心灵平静，消除心灵冲突和苦痛。“有智慧的人，”皮朗（Pyrrho）[53]这位哲学家说，“总能保持心灵平静。”怀疑论者相信，通过理性和讨论可以治愈人类的疾苦，如自我中心、轻率和教条主义。这些理念在文艺复兴时代对欧洲思想，以及后来的现代西方哲学整体有深远影响。

但中国和东亚受佛教影响最巨。这是印度最成功的文化输出。过去二千年来，佛教成为结合亚洲的文化理念，现在则团结数亿人口，而这并非通过胁迫而来。现在，在21世纪，亚洲再度崛起时，殖民时代的尘埃落定，历史悠久的文化早存在于西方短暂的强盛之前，人们现今重新审视他们于佛教内分享的理念、习俗和信仰通则。

我们活在一个挑战性十足的时代，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提出的苦难难题仍未获得解决。今日，人们在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的普遍压力，以及环境破坏、物种濒绝和全球温室化的人类责任之间寻求折中之道。就像在其创始时期，现在佛教思想和这些领域都息息相关。如同佛陀最终的遗言所示：“你们要做自己的明灯。不必寻求他人。不要放弃。”

[1]即瓦拉纳西，恒河畔的印度圣城。

[2]也是圣雄甘地火葬之处。

[3]从加尔各答至巴基斯坦，总长约3000公里，建造于16世纪。

[4]公元前599—前527，印度耆那教第二十六代祖师筏驮摩那（Vardhamna）的称号。

[5]约公元前6世纪，印度宗教改革家和祅教创始人。

[6]指地中海东部地区。

[7]位于现今的土耳其。

[8]公元前540—前480，希腊哲学家，以宇宙论而闻名。

[9]在印度酥油中油炸过，未经发酵的面包。

[10]1947—1948年间，四个国家——印度、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自英属印度独立。

[11]公元前304—前232，印度孔雀王朝帝王，统治几乎全印度次大陆，领土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印度等，信奉佛教。

[12]272—337，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13]古印度语言，现为佛教宗教语言，畅行于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

[14]公元前约321—前187，古印度摩揭陀国王朝，后为巽伽王朝取代。

[15]即月护王，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1—前187）开国君主，统一印度北部，创立印度史上第一个帝国。

[16]佛陀时代为强国摩揭陀的首都。

[17]印度教女神，形象可怕，能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

[18]1897—1945，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之一，死于空难。“内塔吉”意为“受尊崇的领袖”。

[19]1891—1956，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法官、政治领袖、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佛教改革者。

[20]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来消失的印度宗教，这宗教认为禁欲不能消除生命业障，主张报应循环，天理昭彰。

[21]即古王国 Mahajanapada，位于今之巴基斯坦、阿富汗。

[22]为伊朗古城。

[23]位于现今巴基斯坦。

[24]公元前358—前281，马其顿将领，塞琉西王朝和亚细亚塞琉西帝国的缔造者。

[25]1467—1527，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君王论》的作者。

[26]公元前350—前290，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著有《印度志》。

[27]公元46—120，希腊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

[28]古称“华氏城”。

[29]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兴起于7—8世纪，11世纪时由苏非大师胡吉传利在印度发扬光大。

[30]Yuga指印度解释宇宙历史分期的四个时代；Purana，意为古代，作为典籍体例，一般译为往世书。

[31]伊朗西南部古城遗迹，为古代埃兰国首都。

[32]今伊朗西部高原中心哈马丹（Hamadann）。

[33]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9—1521年间推翻阿兹特克帝国，为西班牙夺得墨西哥。

[34]北方邦的省会。

[35]1854—1938，英国探险家和作家。

[36]公元前297—前272年在位，孔雀王朝第二位帝王。

[37]又译为“注辇”，建立于1世纪至13世纪时的南印度王朝。

[38]公元前241—前187，塞琉西帝国的第六位帝王。

[39]降魔女神，是雪山神女化身之一。每年9、10月举行的难近母节是印度东部孟加拉国等地最隆重的节日。

[40]古希腊测量单位，约等同于600英尺。

[41]位于利比亚。

[42]位于希腊。

[43]公元前330—前30年。

[44]23—79，罗马帝国作家和自然学家。

[45]淮德拉是弥诺斯的女儿，忒修斯的妻子，她与忒修斯同亚马逊女王生的儿子希波吕托斯调情遭拒，愤而自杀。而希波吕托斯则遭到诬陷，海神奉命将他杀死。

[46]1528—1598，在位期间为西班牙黄金时代。

[47]距马德里西北方28英里，为腓力二世兴建。

[48]1748—1852，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派代表，拿破仑的首席宫廷画家。

[49]公元前180—公元10年间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的诸多希腊化国家。

[50]位于印度最北部的佳木克什米尔邦。

[51]1551—1602，阿克巴之宰相和传记作家。

[52]信奉希腊哲学家皮朗的怀疑论者。

[53]公元前360—前270，希腊哲学家，怀疑论创始者。

3 文明的成长

卡朗格努尔的海岸上夜幕低垂，这里离喀拉拉海岸很近，雨后，棕榈森林的阵阵清新树香随风飘荡而来。我们的船是一艘120英尺长的远洋乌鲁（uru），和二千年前在红海与印度间往返的罗马船只一般大小。我们的船来自古德洛尔（Guddalore），船员说泰米尔语，载运水泥、胡椒和香料，在安达曼群岛、古吉拉特的西卡（Sikkal）和波斯湾间进行贸易。船员在航海四个月后，期盼着迪拜老港所能带来的刺激。舵手将豆蔻和姜搅拌进我们的咖啡，吐出槟榔，咧嘴而笑：“男人在那里很自由！”

上页图：1世纪的一名希腊水手写道：“印度有许多市场，适合航行至此的时间是七月。”

贸易是文明的关键要素之一。贸易让文明相互接触，分享和考验理念，并推动文明成长。我们对印度文明的印象受到殖民写作和撰史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致我们认为它是个停滞在过去的文明，但实际上，印度文明一直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而有所成长和改变。印度历史的浪潮创造了伟大的本土王朝、伟大的外国统治者，它勇于接纳外来观念，外来经验一直是印度经验的一部分。在印度的故事中，许多最伟大的发展是通过与其他文明对话而形成，这可远溯到哈拉帕时代，当时印度船只与波斯湾进行贸易。自公元前500年起，印度和波斯世界的接触日益亲密，但要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地中海地区和印度半岛间的定期航线才开航。到地中海地区的香料航线的开创推动了与罗马和南印度王国的接触，而丝路的发展则开创了中国、欧洲和印度之间的交流。在西方，这是哈德良（Hadrian）[1]和安东尼（Antonine）[2]帝王时期，而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3]则认为这是世界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信不信由你，文明开始交流的主要动机是一种杂草的种子：胡椒。

上图：喀拉拉近海的一艘乌鲁船，载着木材、胡椒和香料。

我们的船驶过孟买的老港口，北上古吉拉特。早至公元前3000年，印度人就从这片海岸驶往波斯湾。在印度洋海港中，从阿曼到古吉拉特和喀拉拉海岸那些风景如画、停靠古老三角帆船的港口，仍然可以看到世界史上最早的远洋贸易的细微身影，它们连接了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开启前往东南亚和中国的航线。

他们仍在使用古老的科技。靠近科泽科德的贝普尔（Beypore）造船场几乎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殆尽，那时，人才和技术都输往富裕的波斯湾。但近年来，古老的造船艺术由于经济因素再度复兴。古老船只仍有其经济价值。令造船者自豪的是，船主在4年内即可回本，而一艘好船的生命长达40年。喀拉拉的造船工人往往是摩皮拉人（Mopylas），是在久远以前归化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工匠后裔。他们娶了印度女人，在中世纪时还有自己的公会。但这里的造船师傅是个印度教徒，叫科库达斯，只有30多岁，他的父亲和祖先“从500年前”就是造船木匠。

上图：贝普尔造船场的古老造船技术。

在贝波尔河林木繁茂的河口，他的造船场在城镇底端，位于仓库和蜡烛杂货店后方。走进大门内，切割好的木材堆和两根树干静躺在两栋巨大的木屋前，木屋内是两艘如大厦般庞大的船骨，耸立在藤制屋顶之下。越过篱笆，在令人困倦的热气中，颜色鲜丽的渡船从河口对面棕榈树林的溪流中缓缓出现。船艏高挺，默默横渡河流，就像在罗马时代一般。

“我们不画蓝图，即使是这么大的船，”科库达斯说，“建造乌鲁的过程牵涉了许多秘密估算和数学公式，这些秘密从父传子。我们因此可以不画蓝图便将大船打造得很完美。我们在脑海里盘算船的弯度和整体形状以及结构。”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寂静的回水地带，科库达斯才刚打造了一艘长170英尺、宽40英尺的乌鲁。它有三层楼高，重量超过1000吨，载货容量达1500吨，现在在波斯湾和古吉拉特间进行贸易。若搁置在迪拜或西卡尔（Sikkal）的三角帆船场重新捻上船缝，它的寿命可以增长，回本好几次。“用老方法造船，顾客不会抱怨，”科库达斯继续说，“船只稳定强壮，无须改变。”

这让你对古老远洋运输的规模稍有概念：在罗马时期，从红海米奥斯霍米斯（Myos Hormos）[4]出发的大型希腊和罗马货船每年有120艘。直到1949年，我们仍可见巡弋在南海到越南和爪哇的五桅舢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仍可见到它们停在沪江的身影，成为废船或船屋）。同理，曾在中世纪宰制中国贸易的大型阿拉伯三角帆船现在仍在卡拉奇（Karachi）[5]或迪拜的造船场打造，即使船只现在不单靠船帆，也仰赖引擎。在现代世界的表面下，老旧方式运作如昔，特别是在印度。这点和全球化进展相互抵触：本地知识精神不死。

在贝波尔小港口河边的码头伫立着五艘大乌鲁，最大的一艘船来自杜蒂戈林（Tuticorin），一台起重机从它洞穴般的船体内卸下装苏打粉的袋子，扬起漫天令人窒息的白色灰尘。这艘船有一根大而短的主桅，一根巨大的樯桅和三角帆；接下来它要驶往安达曼群岛。船长的脸庞因强烈日晒而黝黑，他递给我一杯香料味很重的茶，以掩盖水质很差的怪味。

“我们在也门、亚丁、伊拉克、伊朗和索马里亚靠岸，”他告诉我，“在夏季，你可以从那里乘着西南风直接‘进入’印度洋。”罗马航海家就是如此。就像他们，船长的货品中也包括一袋袋的胡椒，这些是吸引希腊人和罗马人到此的最初原因（“胡椒”和“米”的字源都来自泰米尔语）。在贸易巅峰时期，成吨的胡椒堆积在台伯河岸的仓库，价值不菲。根据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所言，“最低估算，印度贸易每年赚走我们帝国1亿塞斯特斯（sesterce）[7]——这是最低估算。这是我们为了奢侈品和女人所付出的代价。”那大约是10吨黄金，约莫等于罗马帝国西班牙金矿的年产量。而小普林尼在这里讨论的，可能只是经过红海的海上贸易，还未算进陆上贸易。有趣的是，印度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黄金进口国家——每年高达90亿英镑；这种痴迷是双向的，且仍旧如此。

上图：描绘喀拉拉采收胡椒场景的中世纪绘画。

罗马人对胡椒的狂热当然都是为了食物。没有任何概念更能界定文明，文明的故事也是食物和烹饪的故事；而印度烹饪——现在是英国主流——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料理。罗马帝国的名厨阿皮西修斯（Apicius）写了一本著名的烹饪书，其中的500道菜中就有350道——从香料腌火鹤、咖喱鸵鸟到塞胡椒子的睡鼠——用到胡椒和南印度香料。阅读阿皮西修斯的书后得到的印象是，如果在罗马帝国时期出门吃高级大餐，你的味蕾一定会炸掉。小普林尼对这些菜的愚蠢大发雷霆：“胡椒竟然成为一种执念！某些菜的外表令人垂涎三尺；某些菜讲究的是味道或甜度。但胡椒除了辛辣之外毫无用处。为了这个，我们竟然远赴印度！是谁最先想到这个点子？”

印度洋的古老指南

在罗马人的地理志和旅游指南中，我们可以追寻他们念兹在兹的执着追求，驶下红海，横越大洋，直抵印度西岸。在1世纪的70年代或80年代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can Sea）这本提供希腊商人的印度贸易指南就是众多书籍之一。事实上，对我而言，它是最引人入胜的历史文献之一。一位叫希帕罗斯、在亚历山大出生的老水手游遍红海和印度洋，记下风向和潮汐、优良和恶劣港口，以及何时进货和该卖何物的细节。在过去这些年来，我踏足其中许多地方，夜晚于尼罗河沙漠路径的停留地点扎营；在闷热的红海港口，比如波伦尼克（Berenike）或阿杜利斯（Adoulis）捡到成堆的陶器；在古老的马萨瓦（Massawa）[8]或厄立特里亚（Eritrea）[9]的咖啡店中等待风向改变；在也门的卡纳（Qana，今穆卡拉市）那片如诗如画的海湾，睡在满是淡红色珊瑚的白色沙滩上。《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都提到过这些地方。从它的书页中飘来古老世界的异国风情：印度月桂和芳香油膏、胡椒、丁香、珊瑚、锑，红色和黄色雌黄，以及许多地中海世界热切渴望的奢侈品，比如象牙、棉花、中国丝绸和麦斯林纱，以及马纳尔（Mannar）[10]湾的珍珠。

上图：19世纪40年代恒河上的香料市场——这场景自罗马时代以来几乎未曾改变过。

《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提到印度西岸的20个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南方的谬济里斯（Muziris）——小普林尼称其为印度第一个市场。这里是自希帕罗斯开始的希腊航海家从红海经过漫长的直航后登陆的地点。一份最近出土的莎草纸手抄本揭露了2世纪的船东和亚历山大商人之间的合约，合约向我们展示了谬济里斯的贸易组织，他们如何整合货物，几名商人共同分担航旅的花费、保险费以及“如何偿还每项在谬济里斯所达成交易的欠款”。在印度这边，根据泰米尔诗歌的记录，这个城镇叫做谬济里帕坦坦南（Muchiripattanam）——pattanam在南方语言中意味着“贸易港口”。我们可以想像，它也是个众人追寻并充满幻想的所在，希腊水手称其为热带西风吹拂之地。这是一个贪图安逸之人的避难所，一个如此令人熟悉的第二个家，以致希腊和罗马殖民者甚至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神殿，殿里有个特别壁龛供奉神格化的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11]。所以英国统治下的加尔各答并非第一个竖立西方帝王雕像的印度城市。一份美丽、色彩缤纷的罗马地图——皮尤廷厄地图上面标示了这个城镇，但谬济里斯的位置从未获确定。我们知道它一定靠近卡朗格努尔，位于科钦北方，离一条大河（极可能是佩亚里亚河[Periyar]河口）2英里远的内陆。问题是，这里的河流常常改道，喀拉拉海岸线更以经常改变而闻名，往往从沙洲和漂浮的岛屿中创造新海岸。物换星移，这里演变成一长片覆盖森林的干燥土地，将喀拉拉回水地区交错繁杂的潟湖与海洋相隔开来。但在2005年，喀拉拉的考古学家发现谬济里斯的确切地点。这地方现在距离海口4英里远，在安静的回水线之后，静躺在佩亚里亚河的古老河床旁，河流自罗马时代后改变河道，沿着岸边向上移了2英里。主要土丘有650码宽，棕榈树、香蕉树和木波萝树荫遮天，胡椒藤蔓缠绕，悬挂树上。附近则有尼禄（Nero）[12]和提贝里乌斯（Tiberius）[13]的铜币出土，初步挖掘发现，土丘上埋满罗马双耳长颈酒瓶、破碎的赤陶壶、地中海的玻璃装饰和珠宝。土丘顶端屹立着一座非常古老的砖造女神神殿，据一名当地人说“有二千年之久”。她的名字是帕坦纳黛薇，她的村庄称做帕坦纳，无疑，这地方就是希腊和罗马人所知的著名港口，谬济里斯。

上图：皮尤廷厄地图显示的罗马世界，左下方是位于喀拉拉回水地带的谬济里斯港口，城镇里有“奥古斯都神殿”。

上图：科钦的老犹太教堂。犹太社群最早可能在罗马时代因香料贸易而从伊拉克前来。

城市的影响

谬济里斯有码头和仓库，以及阿拉伯和犹太小区。它是块外国飞地（enclave）[14]，可能与那些在红海和印度洋的罗马贸易港口类似，后者在古代旅游指南和地理志中特别被标示为“指定海港”——也就是说，与当地统治者签订合约后设立的港口。本土城镇一定曾在附近的棕榈树丛间往外扩张，而没有英国人在他们统治时期划分的“黑”、“白”城镇那般泾渭分明。

因此，喀拉拉长久以来就是个大城市。毫无疑问，这片海岸有着丰富的传统。阿拉伯与喀拉拉的贸易远早于伊斯兰时代来临前，据说，印度最早的清真寺是卡朗格努尔附近的一座古老木制祈祷厅，那里的伊玛目（教长）告诉大家一个故事，这座清真寺是由先知的同伴，即穆斯林商人所兴建，这些商人在先知仍在世时便与此地进行贸易。犹太小区在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时代，他们最初从靠近巴士拉（Basra）[15]的查拉斯（Charax）驶下波斯湾，带着伊拉克仪式前来。在乌尔（Ur）挖掘出公元前3000年的古老棋盘，而如今科钦的印度犹太裔老妇人玩的正是这个。从开罗旧城区的犹太教堂藏经库里保存的许多贸易商人的有趣信件中可知，犹太人与南印度的香料、药物和染料贸易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在19世纪，巴格达犹太家族，比如萨森，在科钦旧城区的“犹太镇”兴建香料仓库。即使在今日，仍有几个犹太家族住在谬济里斯的近郊，他们在旃达曼嘎兰（Chendamangalam）[16]附近的森林里有一座前廊有列柱、小巧的犹太教堂。

近东的基督徒也于很早以前就在马拉巴海岸定居。究竟多早，我们不得而知。据说，使徒多马在公元50年左右来到佩里亚尔河，身负将基督教传入印度的使命。今日，一座闪耀生辉的白色叙利亚基督教堂屹立在此。根据最早的希腊传说——这说法可信度较高——这座教堂出现在旁遮普塔克西拉的印度－希腊宫廷。但在2世纪或3世纪，谬济里斯已经是地中海东部商人的贸易重镇，罗马－犹太人在《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时代抵达佩里亚尔河的说法非常可信。毫无疑问，这里是个恬静宜人的地方，许多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在罗马香料贸易鼎盛时在此登陆，而当圣多马教堂的晚祷声沿着随风摇摆的可可椰子树传来时，谁会怀疑这点？

今日，红绿色渡轮横越河口，从一个登陆点驶到另一个登陆点；向晚时分，鱼获卸下岸边；女士们穿着如巨浪般翻腾的柠檬色或鲜红色纱丽，轻巧地在登陆台上蹦跳前进，买好东西后便匆匆回家。我们可以轻易想像，外国人为何会选择在印度此处定居，趁每年西方船员大批涌入时，大发横财。他们在此可以享受家乡的舒适——阿雷索或科斯岛的美酒、意大利橄榄油和鱼酱（装在谬济里斯出土的双耳酒瓶进口）——他们高兴地将自己的神祇与当地神祇融合。这是印度丰饶女神的象牙小雕像抵达庞贝，并在公元79年的火山爆发中遭到掩埋的原因吗？在罗马时代后期，泰米尔诗歌谈到希腊人时，总说他们是南印度的佣兵、商人，甚至雕刻家。这是一场久远的爱情关系的开端。

印度和地中海间的香料贸易持续到4世纪，后来为波斯人所取代，而在7世纪，在伊斯兰时代来临后，主宰贸易的人变成阿拉伯人和阿拉伯犹太人。但它留下许多痕迹，包括物质生活的痕迹和观看世界的方法。我们早在科钦、崔奇（Trichy）[17]和卡鲁（Karur）[18]出土的古代商人铁盘中发现罗马货币。即使在今天，依据南印度的婚礼习俗，新娘依然要挂上由小金币串成的项链，就像在古代图拉真（Trajan）[19]和哈德良也挂着金币项链一样。另一个印度外来现象则更为有趣：印度资料指称油灯是由地中海传来的——“雅瓦讷（希腊）油灯”。如果此事为真，今日，南印度寺庙光辉灿烂得让人欢愉这一点，都该归功于在数不清的罗马遗址出土的不起眼赤陶油灯，它们从冷冽的北英格兰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20]散布到气候温和的谬济里斯。1世纪从巴勒斯坦传来的聪明童女（wise maiden）[21]油灯仍在印度热带南方的印度教礼拜中燃烧火苗。

上图及下页图：马杜赖寺庙位于被称为“最后的古典文明”的城市中心。建筑主体竣工于16世纪，但一座供奉女神的寺庙在铁器时代晚期便已建立。

马杜赖：南方第一个伟大文明

从奎隆（Quilon）发出的早班火车往上攀爬，驶离喀拉拉海岸，向东蜿蜒，穿越西高止山的葱密山丘。我们在登加西（Tenkasi）中转站往北进入马杜赖（Madurai）平原，穿过斯里维利布杜尔（Srivilliputtur）。此地毗湿奴（Vishnu）[22]庙的壮观门塔耸立于小镇之上，高达250英尺。它巨大的中古大厅充斥着雕像，展现民族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场景。对从喀拉拉抵达的旅客而言，这寺庙是他们对古老泰米尔建筑的最初一瞥，它代表印度南方特色，就像哥特式教堂代表欧洲一样。

1273年，马可·波罗在此度过二个月，他认为此地是“全世界最高贵和庄严的地方”。若你在溽热来临前，于清晨驶近马杜赖，将会了解个中原因。天空清澈，空气清新，虽然城市笼罩在淡淡的雾气中，你仍能远眺蒂鲁伯拉克昆兰（Tirupparakunram）的巨大棕色岩石。那里是大宝神（Murugan）[23]的家乡，自罗马时期开始，泰米尔诗歌和歌曲就赞颂着他的山丘寺庙。我们绕过城市，抵达别墅，那是座屹立在帕苏帕提马赖（Pasupatimalai，圣牛山丘）的老式英国房舍。从那里可眺望外盖平原（Vaigai plain）的壮观景致，宛如一座天然剧院向外拓展进蓝色迷雾，往50英里左右以东的孟加拉湾的方向。从喀拉拉海岸，我们横越印度半岛的底端。这片平原是潘迪亚文明（Pandyan civilization）[24]的心脏地带，泰米尔纳德三大历史文化中最南端的王朝，为罗马香料航旅时代南印度最强大的势力。在我们下方，这个古老著名城市的中心是米娜克什（Minakshi）大寺庙的高塔。

马杜赖是印度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它是泰米尔纳德邦第二大城市，排名马德拉斯之后，为繁盛的商业都市，人口100万，到处是纺织厂和运输工具工坊。黄包车轰隆隆地驶上寺庙周遭窄狭的街道，喇叭声此起彼落，宛如愤怒的大黄蜂。一如古代，今日的城市仍以繁忙的贸易和金匠以及裁缝师进驻的工艺区而闻名遐迩。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耸立，但这个现代城市仍未破坏其古老格局，且依循着传统文明的仪式时间表行事。街道呈同心圆状从寺庙周遭放射开来，这个格局决定了城市的地貌，或许至少可以溯至罗马时代。内层街道以泰米尔的月份命名，保存了城市最古老的风貌。这个城市的蓝图依循宗教圣典规划。圣城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大部分，如北京紫禁城，只以博物馆身份存在。但在马杜赖，这城市仍旧活跃嘈杂。

在城市的心脏地带耸立着一座大寺庙，塔门巨大，回廊宛如迷宫。在我的经验中，因为其气氛独特，世上很难有能超越它的建筑物。这是座湿婆庙，但实际供奉的是湿婆的妻子，她仍被视为城市的真正守护神。在此，她被称为米娜克什，即“鱼眼女神”，这是非常古老的名字，或许可以追溯至南方文化和语言的史前时代。早在罗马时期，泰米尔诗歌便已提到这位城市女神，但她的名字和象征则直指她与青铜器时代及之前的文化有更为悠远的渊源。

这里的文化成长年代漫长，若要描绘其背景，我们必须暂时回到印度河城市结束后的时期，也就是北方的《梨俱吠陀》时代。在南方此处，首先得到认可的文化始于沿岸的潘迪亚地区，位于马杜赖南方50英里，靠近坦布拉潘尼（Tambrapani）河口。一个世纪前，在阿迪查纳卢（Adichanallur）出土的使用巨石的大型聚落可溯至公元前1000年，与稍后的泰米尔文化显然有所关联。最引人注目的是崇拜男性神祇的证据，他的象征是叶状矛头和一只孔雀——非常像泰米尔今日最喜爱的神祇大宝神，即“红神”，山丘之主。人们还挖掘到虔诚信徒用长刺刺穿下巴的遗物，这习俗仍沿用至今。2005年，这里重新开挖，立即得到丰硕的成果。考古学家挖掘到一座泥砖要塞，城墙外铺石头，而陶艺家小区、铁匠铺、玻璃珠制造场和为数众多的高级墓地都聚集在一片巨大坟场，面积超过150英亩。在新出土的文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个骨灰坛的碎片，装饰美丽繁复，描绘着长着角并且翘起尾巴的鹿、鳄鱼、端坐在稻杆上的鹤、一束稻草，以及一个伸开双掌、瘦高纤细的女人——这可能是南方最早的已知艺术典范。

阿迪查纳卢的出土文物强烈显示某些仍然存在的泰米尔传统，举如大宝神崇拜，历史相当悠久。毫无疑问，驯牛节也是，它每年吸引200万人涌入马杜赖，在早期泰米尔诗歌中便已提及。2006年，一把献祭石斧的斧头雕刻着印度字体的四个符号，在靠近马雅雅兰（Mayayaram）这古老城镇的高韦里河出土，造成轰动，使先前的发现更具深意。专家认为它是铁器时代的文物，但它极有可能是更为古老的祖传遗物，它为何出现在此是辩论焦点。它是在印度河时代之后来到此地的吗？它是被移民或贸易带来？石头本身是采自北方或南方？在南方，某些现存部落和阶级的口述传统中宣称他们与西北方有古老关联，这文物也许可证明此点。在罗马时代的诗歌中，一个部落（靠近阿迪查纳卢）号称其祖先可回溯48代！

这个铁器时代文化在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发展成城市文明，在公元前3世纪与孔雀王朝接触后遂采纳其文字。南方三大历史王朝——朱罗、潘迪亚和帕拉瓦（Pallavas）——最初在阿育王的敕令中被提及，从此在历史上出现。但麦加斯梯尼在公元前300年就有潘迪亚王国的记录，有人告诉他，此王国的女神是“赫拉克勒斯的女儿”，而王国军队拥有500头战象、4000名骑兵和（非常不可信）12万名步兵。尽管如此，在阿育王的敕令中，这些显然是强大而不可小觑的王国。它们静躺在克里希那河和严苛干涸的德干高原之外，孔雀王朝从来没有能力将它们纳入帝国版图。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了解南方令人惊异的文化持续力。

上图：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修斯写道：“在早期，世界史由一连串毫不相干的事件组成，径自发生在彼此隔绝的当地。但从现在开始。历史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整体：欧洲与非洲的事务和亚洲以及希腊息息相关，所有事件相互交织，促成单一结局。”

早期泰米尔王国与西方的接触

希腊人自公元前1世纪就知晓潘迪亚王国，马杜赖后来出现在托勒密（Ptolemy）[25]的世界地图上。无独有偶，希腊人也出现在泰米尔诗歌中——他们是居住在某种殖民地的皇家佣兵，在街道上到处走动，像观光客般瞠目结舌的“愚笨的外国人”。诗歌中还有令人着迷的段落，提到希腊－罗马雕刻家在此地工作，在此城和泰米尔纳德邦全境内出土的成堆罗马货币为此景增添色彩，为我们在谬济里斯所见和罗马世界的商业贸易的更进一步证据。在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大帝治期，一个潘迪亚使节团经海路从马杜赖远赴罗马。

马杜赖自这时期开始抵达文化巅峰。据传，此城是泰米尔诗人的“桑迦姆”（sangam），也就是学术中心。实际上，在泰米尔文学中，存有数个更早期、诺亚大洪水前的传说，但在罗马时期的一个传说应该为真。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个诗歌传统便是语言学分析的主题：泰米尔论及文法和诗学的最早期论文《妥迦比艳文集》（Tolkapiyam）中便假设有更为古老，但已逸失的诗歌。现在只存此书的残篇断简，其中有部《世界颂》（Purananuru），总共收集自1世纪的400首情诗和战诗，是涵盖150位诗人的诗集。无论男女，这些是诗人阶级的书写表现，得自于口述传统。这些诗歌包括对国王日常作息、功绩和战役的颂诗——活泼粗野、血腥但热爱生命——与后来称霸南方大众文化的泰米尔宗教诗歌的中世纪传统截然不同。尽管早已受到北方婆罗门文化的影响，他们所描绘的早期泰米尔王国图画让我们得以一窥前亚利安印度的文化景观。毫不意外的是，罗马时期的泰米尔诗集不但包含伟大的战诗，也收集情诗；诗人以心理学的写实主义和坦然的描写来描绘男女关系。

我的母亲怎么成为你的母亲？

我父亲对你而言又算什么？

你和我是如何相遇的？

但在爱情中，我们的心宛如红色泥土和倾泄的大雨：

紧紧交缠。

早期泰米尔文学传统另一个迷人层面是城市本身成为诗歌主题，它是一处魅力无穷、丰饶和奢华之所，与外国接触频繁，充斥着社会自由和性自由。城市生活开阔了身体、文化和心理的视野，文集中有拥挤的市集、寺庙和辩论厅的精湛描写，甚至通过希腊佣兵和泰米尔国王与酋长畅饮外国酒的场景流露异国风情。一首著名的泰米尔传统诗歌《马杜赖的花环》，灵活呈现了潘迪亚国王耐栋耆利衍（Nedunjeliyan）治下的活泼城市。诗中说，从几里外就闻得到从城市飘散而来的花朵、奶油和焚香香味：“城市内插满旗帜，它们在贩卖食物和饮料的商店上随风飘扬；街道上人群川流不息，各种种族在市集内进行买卖，或跟着流浪乐团和音乐家高声歌唱。”这首诗在一个段落里描写寺庙周遭的摊贩，他们贩卖甜蛋糕、花环、香粉和槟榔。在另一个段落里，它列举某些在商店里工作的工艺匠——“用海螺打造手镯的男人、金匠、衣服商人，制作衣服的裁缝师；铜匠、花商、檀香商人、画家和编织工人”。这些可能仍是今日景观，马杜赖以延续历史传承的惊人能耐而闻名：潘迪亚王朝起起落落，但一支遥远支系在希腊和罗马人时期便已称王，而在英国于1805年开始统治时，这支旁脉仍旧掌权。

破解一个失去的古典文明

泰米尔文学像任何西欧文学一样丰富——只不过希腊和拉丁文学的历史较为悠久。尽管如此，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泰米尔文学大部分都已佚失，直到19世纪才重新发现，但耆那教徒和佛教徒所写的某些文学作品则永远灰飞烟灭。当印刷术取代手抄本时，西方教育方式取得优势，欧洲基督教文学经典的价值大幅提高，棕榈叶（贝叶）手稿被视为毫无价值，因此遭到毁损。

上图：棕榈叶长条经尖头雕刻，然后抹上灯黑颜料，显现文字。泰米尔学者斯瓦科卢杜博士为我写下这片棕榈叶，以展现古老手稿的制作过程。

19世纪中期，重新寻回这些逸失手稿的工作才再度展开，斯瓦米纳斯·艾亚尔（Swaminath Aiyar）这位学者当时只是学生，他认识了一位地方长官，后者向他透露，古老经典的手稿仍然存在。艾亚尔在他精彩的自传（1941）中描述，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他不辞劳苦地坐着火车和牛车在南部来回奔波，在古老的棕榈叶手稿被丢掉或当垃圾烧掉前努力抢救。令他极为惊讶的是，当他在如贡伯戈讷姆（Kumbakonum）这样的寺庙城镇探究时，他甚至会在无意间撞上传统的鲜活传承，比如，泰米尔耆那教徒举行的年度古典诗歌朗诵会。这也曾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即使在现在，这类阐释的传统仍存在于泰米尔纳德邦乡间的小型耆那教社群。

现今，中世纪的学者最欣赏的五部经典史诗，其中二部已经逸失，一部尚待从泰米尔文译出。虽然大部分的早期诗歌已经不复存，但今日，我们仍能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发现手稿。拍摄节目时，我在马杜赖联络过的泰米尔学者打电话给我，说他有新发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早晨，我们安排在米娜克什庙碰面。旭日光芒斜照塔门，在女神寺庙的金色屋顶璀璨闪烁。我们在靠近寺庙办公室那片阳光遍洒的小庭院中，坐在苦楝树下，而斯瓦科卢杜博士小心翼翼地打开手稿，手稿来自城市外一座村庄的古老家庭。那份手稿是《西拉巴提伽拉姆》（Silapaddikaram）这部史诗的18世纪手抄本，写于4世纪或5世纪，部分场景设在马杜赖。

薄薄的长条棕榈叶以孔环连结在一起。棕榈叶用尖锐的金属头雕刻，然后抹上灯黑颜料显现字体。《西拉巴提伽拉姆》相当像莎士比亚晚期的一出戏剧：一个描述爱情与热情、错误身份、船难和海象万变，以及命定巧合的故事。这故事的角色和地点都反映着《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时代：因海外航程而致富的经历、雄伟的宅邸、迷人的妓女、珠宝、精致的华服……故事里有年轻情侣，船长的女儿卡纳基“身材妖袅”，商人的儿子果瓦兰是“大宝神的化身”。故事发展到高潮，如黛斯德蒙娜（Desdemona）[26]的手帕般，卡纳基的名誉遭到诋毁，她丢失的踝饰为她带来灾难。故事背景则是国际贸易繁盛的年代，“耶梵那人（Yavanas）[27]的漂亮大船破浪而来”，抵达泰米尔纳德邦最伟大的海港普哈（Puhar），或说卡维利帕南（Kaveripatnam）。今早，太阳升起于漆绘鲜亮的门楼，寺庙钟声悠悠响起，斯瓦科卢杜博士开始朗诵印度最古老、至今仍存的古典语言：

伟大知名的国王嫉妒普哈这座丰饶城市

那些渡海贸易商的惊人财富。

从外国土地来的船只和旅行商队倾倒

数不清的稀罕物品和多样商品。

整个世界都抚触不到这份宝藏，

它将要在汹涌的海浪上远渡重洋。

莲花眼的坎拿蒂和她亲爱的丈夫至为幸运：

他们是高层人士，像他们的父亲，也是大笔财富的继承人……

故事的背景在马杜赖和现已消失的城市——卡维利帕南之间游移，后者的寺庙和“高大宅邸”矗立在高韦里河河口，后来或被海浪冲走，或遭沙丘掩埋。现今，水下考古学家正探索浅浅的海床，希望能发现破碎建筑的残壁断垣。在内地，于森林夹道的路径尽头，屹立着消失宫殿的古老红砖地基，而古老寺庙里的祭司仍在诉说着沉入海中的辉煌城市的传奇：普林尼和托勒密称其为“卡维利市场”。泰米尔史诗则颂赞其为“普哈市，名声响亮如天堂，充满邪恶的欢愉”，这城镇到处都是“船只或旅行商队带来的外国珍品……喜马拉雅山脉的黄金、南海的珍珠、孟加拉湾的红珊瑚、恒河和高韦里河的农获、锡兰的五谷和缅甸最稀罕的奢华品”。

新世界：与中国的贸易

如果我们综合泰米尔诗歌、希腊和罗马旅游指南、契约和地理志，就可得到印度向世界开启的伟大故事。《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也提供了印度与中国贸易之开端的细微线索。根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泰米尔人主宰印度东岸的贸易，他们劈开原木，制作大型航海双体船。作者说，从泰米尔土地沿着奥利萨海岸往南驶。

……海岸开始往东弯曲，海洋在右，土地在左；最后恒河印入眼帘……印度最伟大的河流，像尼罗河般带来季节性泛滥。恒河边有个与其同名的贸易海港要冲，恒河镇，经由此地输出印度月桂、芳香油膏和梨子，以及质量最佳的麦斯林纱，称之为“恒河纱”。越过这个国家，一片非常庞大的内地静躺着，它叫做中国，从那里经由陆路带来生丝、丝线和中国华服……

上图：在丝路的支线上有面佛教雕刻，描绘佛陀授道场景。从1世纪开始，中国佛僧的印度之旅对中国和东亚史都产生重大影响。

希腊航海家所提到的恒河海港，它的货物经由陆路运往中国，现在，我们通过最新的考掘知道它是坦路克（Tamluk），它现在仍屹立于胡格里河的支流，位于西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南方30英里。港口现在淤泥阻塞，长满棕榈森林，成为印度那些被人遗忘的缥缈角落之一。它曾是古老的耽摩栗底（Tamralipti，即多摩梨帝国），从阿育王的时代开始就是一处繁荣海港。地理学家托勒密在2世纪曾经提到此地变成一座著名的佛教城市和学术中心，城里有22座寺院，后来名闻遐迩的旅行家玄奘在7世纪曾住在此。印度和中国两方的记载都显示，此地是通往中国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是三条大贸易线的要冲。第一条是我们刚旅行过的海路，从东岸驶下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越过阿拉伯海抵达西方。而抵达中国的古老路径有二条：横越孟加拉湾到爪哇、苏门答腊和印度支那的海路，以及经由北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和田，连接丝路的这条陆路。此地在7世纪仍是个重要佛教城镇，直到15世纪，中国旅游指南和地图仍标示此地，但后来因为淤泥阻塞，遂失去其重要性，先被东印度公司的钻石海港（Diamond Harbour）、最后被加尔各答取而代之。

我们现在抵达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新世界秩序浮现之际，“恒河河口的城市”位于世界贸易路径的枢纽。在《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作者在列举从红海到非洲东部，远至占吉巴岛（Zanzibar）[28]、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印度海岸的所有港口后，这是最后一处停留站。自那里之后，路径未明：“中国难以抵达”——《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在公元70年左右，和一群老水手坐在地中海岸的酒馆中如此作了结论（“像绕着池塘的青蛙”——柏拉图如是说）。“鲜少有人从那里来，去那里的人也少。”越过此地则是旅行家诉说迁徙人民和游牧贸易商的故事，他们带着货品翻越山口到中国。而我们这位来自“记忆之城”亚历山大的水手写下这段谜般的最后话语：“超越这些地方的疆域（比如中国）冬季漫长，霜害严苛，难以抵达，是未经探索的土地——也许亦受某些神明庇佑……”这就是1世纪70年代的地理知识。但当丝路开启，东方和西方终于能进行第一次直接接触时，这份知识迅速得到拓展。在那位老迈的航海家于亚历山大放下笔的同时，历史事件在遥远的东方急促开展，开启了印度史中另一个新纪元：一个有关遗失的宝藏、遗忘的帝国和个人戏剧的精彩故事；一个影响力可能相当于莫卧儿或英国的帝国故事，今日却被人淡忘。而这故事的起点在印度远处，靠近中国边陲，超越汉朝的第一道万里长城，在那里，一批被称为月氏的人民战败沙场，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炽热荒地被赶往西方，在世界史中迎接他们的新命运和新地点。

贵霜王朝的长征

今日，我们习于通过国家边界的形式，来绘制我们的心理地图，了解人类地理。但大部分的历史并未如此截然分明。人类的迁徙和移动如同物质的融解、重新形成和合并，横越地球表面一大段距离，无远弗届。印度屹立在旧世界的中心，从史前时代到现代都承受着这类潮起潮落。印度虽然常被描绘为静态文明，抗拒改变，但实际上，它是个极不稳定、不断丕变的文明：它的文明边疆曾拓展到远超过今日地图的边界。达罗毗荼人、亚利安人、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蒙古人、莫卧儿人、英国人……全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将新语言、文化、食物和概念带入印度认同的深邃内核里。它的历史为本土与外国不断互动的潮汐。贵霜王朝亦是如此，即使以印度的标准而言，它的故事仍旧开启了惊人视野。故事开展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荒地，在火焰山饱经岁月侵蚀的阴影之下，于吐鲁番炽热的绿洲和罗布泊的碎石荒原上。最近在此有项古怪的发现：红发人的木乃伊，有着高加索人的相貌。保存在佛教石窟的文字显示他们说印欧语言，为这一大语系最东端的旁支，与梵文、希腊和西方语言深具关联。这民族有许多自己给的封号，（令人吃惊的是）今日，在德里南方朱木拿河河岸的温达文（Brindavan），也就是“黑天（克里希那）之镇”附近的农夫仍然记得他们的一个名字。在托查利提拉（Tochari Tila，吐火罗族之丘），统治者在权势巅峰时期统治从中亚到恒河的疆域，他们自己建造了一座家庙。我们知道他们建立的是贵霜帝国，稍后将解释此名称之由来。

他们在历史上首度出现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月氏，这民族越过万里长城的蛮荒地带，威胁着中国边境，而万里长城仍旧依山蜿蜒，从嘉裕关的天门延伸进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暴内。这第一道万里长城由汉朝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兴建，用以防御这类蛮族和游牧民族。后来，月氏被汉朝军队打败后，收拾帐篷，往西进入位于西藏北方的塔里木盆地。他们统治和田一段时间之后，往西迁徙，在公元前160年至前120年间进入中亚和大夏。

在一个世纪内，他们摇身变成兴都库什山脉北方阿姆河地区的强权统治者。中国人记载道，他们有90万人，分成四个部落，其中一个部落的名字流传至今：贵霜。《后汉书》提到一位叫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29]的国王，他是贵霜王朝开国君主。他统一了“大月氏部落”，侵略喀布尔谷地、犍陀罗和克什米尔，后来以80高寿死去，也许在公元80年左右。在接下来的10年或20年间，他的儿子无名王（Vima Takto）[30]将北印度纳入贵霜疆土，而“从这时开始，”中国人记载，“月氏变得极为富有”。我们现在也可以在西方史书中找到他们的身影：希腊史学家曾经写道，大夏，这个波斯和希腊帝国在北阿富汗的老省份，遭到神秘外族并吞。因此，在1世纪晚期，就在《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为我们描绘地中海和印度洋间的精彩世界的同时，贵霜的势力已从大夏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犍陀罗和西北印度。贵霜帝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强权，进而控制亚洲最重要的二条陆路。

一旦进入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与印度及印度－希腊文明有所接触后，贵霜文化开始惊人的转变。在这些地区的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s）[31]长久以来是多语言的国度，他们甚至用希腊和梵文铸造货币。现在，贵霜人采纳希腊文字和语言，用于自己的碑文和货币。之后，在2世纪早期，他们引介自己的“亚利安”语言，但仍使用改良过的希腊文字。我们今日知道他们的语言是大夏语，最近才通过新碑文，以及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的一处贵霜遗址所出土，写在皮革、棉布和木材上的大量信件、契据和其他文献的协助下解开密码。这些发现也揭露他们的文字在阿富汗北部持续使用了数个世纪，直到伊斯兰时代为止。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许多字眼仍沿用至今日的日常语言中，包括那些源自希腊文的字。

贵霜人在一代或两代内，就从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布尔谷地，从开伯尔南下白沙瓦，横越旁遮普，侵入北印度，最远曾达朱木拿河旁的秣菟罗。这究竟在何时及如何发生仍不得而知。但根据中国人对贵霜兴起的记载，丘就却的一个儿子是征服者，后来“被指定为统治印度的将军”。这应该就是无名王，他以希腊文字铸造货币，自诩为“万王之王－伟大的救世主”。无名王可能就是在78年开启新纪元的统治者，后来成为萨喀王朝（Shaka era）[32]。今日，印度报纸头版在基督教纪元的年代旁仍并列萨喀纪元。就这点而言，贵霜人的确可自翔为“印度国王”。

这段精彩故事最近才因大夏语的解译而得以拼凑完成。在这片历史美景中，我们可以为现代几处最优异的考古发现找到定位，最震惊全球的发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喀布尔北方的贝格拉姆（Bagram）的考掘。

一个被遗忘帝国的宝藏

靠近查里喀尔（Charikar）的贝格拉姆。那条大型飞机跑道原先属于苏联，现在纳入美国对抗塔利班的军事基地。巨大的大力士运输机日以继夜地轰隆作响，F-116则以刺耳的爆裂声起飞。跑道静躺在喀布尔平原，往北眺望是兴都库什山脉皑皑白雪覆盖下山巅的壮丽景致。前方，棕色泥砖房屋点缀在绿油油的田野——典型阿富汗堡垒农场——潘杰希尔河（Panjshir river）上方有一块陡峭的岬角，此地被称为阿卜杜拉的城堡。城堡对角线约300码，城市外围的城墙延伸至南方几近半英里。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希腊城市的遗址——高加索人称之为亚历山大，后改名为迦毕试（Kapisa），是贵霜帝国的夏都。1937年，法国考古学家在此挖掘到阿富汗最大的艺术宝藏：包括远至中国和地中海的各类丝路工艺品，制作于2世纪。他们发现印度象牙背椅、汉朝的漆盒，以及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希腊玻璃制品，包括一幅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玻璃画，此外还有法洛斯灯塔。出土文物还有希腊雕像和银器、灰泥铸模，以及希腊神话肖像，包括丘比特和被宙斯强暴的伽倪墨得斯（Ganymede）[33]。这个独特的融合是贵霜治下的城市具有大城市本质的见证，让人联想到阿富汗作为中亚、印度和地中海间歇脚地的那个辉煌年代。

贵霜国王的夏都就在此地，1937年挖掘出的建筑物也许是宫殿宝库。文物的极度精致和品味显示艺术鉴赏家的敏锐，它们或许是外交礼物，我们可借由这些文物感受到派遣至汉朝和哈德良治下罗马的贵霜使节团文化水平之高。这是所有古典时代的强权间进行外交和商业往来的时代，而贵霜帝国屹立在中心位置，位于东西方间陆路和海路的要冲。第一场东西交会发生在此时丝路的中亚路段，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商队在塔什库尔干的白塔与中国人会合。这里是欧洲和中国的中继站，位于今天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这是个和平时代，从黄河到哈德良长城的大部分地区都歌舞升平。因此，吉本在一个著名片段里描述这个时代为“世界史上最幸福的年代”。

今日，于蒙古、中国内地及西藏自治区的佛教传说中可见贵霜印度最伟大统治者的身影。在日本，他甚至成为最著名漫画书之一的邪灵。在斯里兰卡和南亚，他是佛教的四个柱石之一，虽然这位统治者的神庙和货币都显示他也膜拜波斯火神、赫拉克勒斯和雅典娜。在印度，他是位暴君，一出著名宗教戏剧搬演他的故事以兹纪念。但这位统治者却神秘无比，直到最近，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他活在第几世纪：他就是迦腻色迦大帝（Kanishka the Great）[34]。

苏哈拾塔尔：“红色山口”

尽管从苏联在1979年入侵后，战争频繁，毁灭重重，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迦腻色迦的关键铭碑证据便一一在阿富汗出土。自我最后一次拜访阿富汗的十年间成果丰硕。

离普－伊－昆利（Pul-i-Khumri）几英里外，在兴都库什山脉北方，是一片宽广谷地，春天开满高山花朵。沿着山脚，道路往南通往阿姆河，旅客可能很容易便错失此地，完全不晓得左边的山丘露台是古代人造建筑，是一座辉煌皇家圣殿的基台。此地有一座耸立在铺石庭院的神庙，列柱门廊围绕，从谷地前来时，举目可见一道五段阶梯的巨大楼梯，每段阶梯都通往一处宽敞的露台。这是阿富汗最庞大的考古发掘之一的遗址：贵霜帝国帝王的家庙。家庙内矗立着一座帝王的大雕像，他穿着图案精美的贵霜长袍和马靴，一则铭文指出，这是迦腻色迦献给自己的神庙。2001年4月，国王在喀布尔博物馆的肖像为塔利班偶像破坏者捣毁。当时，信息部部长在实际国家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催促下，下令进行一个持续五天的破坏行动，捣毁所有人类雕像。迦腻色迦傲然站在博物馆入口的雕像底座，化为尘土和碎石堆，但好在还有一幅几乎相同的全身画像在另一座贵霜皇庙出土——在印度内地的秣菟罗——画中的男人穿着同样宽松的长裤和外套，配戴仪式权柄和大刀，以及装饰繁复的马靴。多么精致的马靴！通过大而翘起的脚趾，你可以想像它们长途跋涉，横越罗布泊的碎石荒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及兴都库什山脉的累累岩石。

就像印度其他外来王朝，贵霜王朝对宗教不甚热衷，没有兴趣创立国家宗教。苏哈拾塔尔（Surkh Khotal）的铭文显示，迦腻色迦的祖先崇拜波斯神祇，在他们征服犍陀罗后，他们也膜拜希腊众神。迦腻色迦在他的保护神中加入太阳神、锻铁之神和月神，加上巴比伦神祇，比如丰饶女神娜娜，甚至综合希腊－埃及－巴比伦特色的塞拉比斯（Serapis）[35]。他的儿子胡毗色伽（Huvishka）[36]的货币上出现印度名字，比如湿婆和其子塞犍陀（Skanda）[37]。迦腻色迦最令人惊叹的货币之一铸刻有着光环、身着罗马长袍的佛陀，它被称为“伯多”（Boddo）。在苏哈拾塔尔，离谷地仅1英里左右，就在大阶梯旁，屹立着一座同时代的佛教寺庙遗迹，里面的雕像都是显赫人物。这里是大夏、波斯和希腊艺术首度融合的地点，引发极具表达性的北印度犍陀罗艺术兴起，后者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艺术传统之一，在印度艺术史上扮演关键角色。

从苏哈拾塔尔顶端可眺望普利昆利和远方兴都库什山脉在卡瓦克山口（Khawak Pass）上层峦迭嶂的美景。不幸的是，最近十年内，此地遭到损毁和掠夺：通往山脚的大露台有着装饰繁复的阶梯，被凿空并弃之不顾；现在，神殿的希腊风格列柱已经模糊难辨，柱底被弃置一旁。但这地方仍旧反映了迦腻色迦的谜般特色：他对东西方神祇的浓厚兴趣，他大力支持佛教，他提倡艺术，他以罗马黄金标准来测量帝国财力的严肃经济态度……他留下来的传奇越过东方世界，直抵中国，但在这些伟大功绩后面的男人仍是个模糊阴影。我们在阿富汗山丘间的苏哈拾塔尔可想像他的丰功伟业，捕捉到大力扩张版图的年代，以及这个精力充沛、活力十足、自恃甚高的男人的余韵。

上图：迦腻色迦的金币上，典型的中亚外套和马靴，也许还暗示了暴躁难处的个性？

卡非尔城堡的发现

迦腻色迦的生卒日期，甚至他生活在第几世纪，长久以来学者争论不休。我们亦无法确定，他前后帝王的次序和名号，而贵霜帝国在3世纪衰亡。但这幅神秘面纱在最近几年被揭开。1993年在塔利班战争中发现一段碑文，其中重写了中亚和印度这时期的历史。它在萨耶德·杰法的领地中出土，杰法是当地首长以及普－伊－昆利一个显赫什叶派家族的家长。出于奇特的机遇，我于1995年冬季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北阿富汗后，有幸在杰法家中留宿。他那时给我看石碑的一张照片，明眼人可立即看出那是用希腊字母写的大夏文。但在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因为大夏文尚未获得充分了解。杰法说，那块石碑来自卡非尔城堡，离迦腻色迦在苏哈拾塔尔的家庙不远。最近几年，在破解文字后，它成为早期印度史中最具意义的一项新发现，因为碑文里描述的迦腻色迦不仅是贵霜君主，还是印度帝王：

伟大的救世主，贵霜的迦腻色迦，为公理、正义、神权和神祇的化身，值得万民景仰，他从娜娜和所有神祇那里得到王权。他开创第一个纪元……发布希腊文敕令，然后改写成亚利安文……在迦腻色迦元年，他宣称拥有印度及所有刹帝利的主权……他的统治远抵□城、沙祇古城、憍赏弥、巴特纳，远至斯利康帕（Sri Campa）……对任何臣服在他意旨下的统治者和显赫人士来说，整个印度也臣服于他的意旨之下……

令人吃惊的是，这碑文里混合了各地神祇：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娜娜和月神乌玛，琐罗亚斯德教的智慧神祇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38]，波斯神祇斯洛哈、纳拉萨和密尔，它们的肖像都在皇家神殿展现。这个国际多神主义的正面态度也反映在迦腻色迦和他儿子那些描绘各类神祇的货币上——波斯、希腊、印度和佛教神祇齐聚一堂。对历史学家而言至为关键的是，卡非尔城堡的碑文也包含了迦腻色迦的祖先列表：

……他的曾祖父是丘就却，他的祖父是无名王，他的父亲是阎膏珍（Vima Kadphises）[39]，而他自己是迦腻色迦，万王之王，神族之子……祈求写在这里的诸神保佑万王之王，贵霜的迦腻色迦永远健康、幸运和出兵获胜，愿天子从元年开始统治印度，绵延千年……

因此，现在，我们首度拥有贵霜帝王列表，我们可以在历史中为迦腻色迦找到定位。他是哈德良的同期人物，哈德良在英国北部建造长城；他也与安东尼·庇护同时，两人曾交换使节团。他在位期间约为120年至150年，他的元年可能是127年。这碑文也提供迦腻色迦帝国版图辽阔的崭新证据：他是“印度所有人民的统治者”，版图从沙祇古城（今日的阿逾陀），横越阿育王的旧都巴特纳，直到斯利康帕的整片恒河平原，而在比哈南方平原的巴加浦（Bhagalpur）仍有尚未挖掘的巨大土墩，此地曾出土大量佛教早期文物。

上图：20世纪90年代在兴都库什山脉北方的罗塔克出土，这块碑文成为解译大夏文的关键文物，引领我们发现迦腻色迦的家谱，以及他远抵孟加拉国、征服印度的事迹。

现在，我们可以描绘出贵霜帝国的版图：当时，从位于新疆的丝路城市和田到阿富汗（其中夏都位于迦毕试——巴格拉姆）越过开伯尔山口到春宫白沙瓦，进入印度平原，冬宫则在秣菟罗，然后，南下恒河到孟加拉国边境——全长几近3000英里。当然，它不太可能是个统一的帝国：我们可以想像由亲戚、小国王和省长统治的省份，他们控制献礼和采邑，扣押人质和接受贡品。但他们的统治在印度史中提供莫卧儿的雏形，并埋下印巴分治的种子。

“繁花之都”白沙瓦

“啊，白沙瓦，普鲁什普拉——繁花之都。”赞胡·杜拉尼说，眼神闪耀着光芒。我们初识于12年前，当时，他协助我们经过白沙瓦，我们正追随亚历山大的脚步从开伯尔北上卡非尔斯坦（Kaffiristan）[40]。赞胡穿着苏格兰呢夹克，打着丝质领带，显得洁净清爽，他热心助人，效率十足，拥有丰富的当地知识，并深爱他的出生城市；我也是。毫无疑问，白沙瓦是次大陆中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之一。

“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大片绿地和壮丽的花园，而肥沃的谷地开满花朵，结实累累。现在当然稍有不同啦！”

赞胡来自一个古老的白沙瓦氏族。他的老家仍旧矗立在布卡拉和撒马尔罕商人聚集的旧城区位于高处的迷宫街道中，靠近莫卧儿驿站。壮丽的宅邸有精致的木窗，雕刻精美的阳台，豪华的装饰性雕饰，它们使古老的白沙瓦成为次大陆最如诗如画的景点之一。赞胡参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计划，想及时抢救这些古宅。我们停驻在一栋兴建于18世纪的华丽木制清真寺，庭院灿烂阳光遍洒。尽管这城市至少可回溯到大流士时代，赞胡却认为，直到丝路开启才改变了这城市的经济：“看见那个木头雕刻了吗？那个镶嵌细工？全都是骆驼商队从布卡拉运来的。每个小地方都是！你瞧，数世纪以来，此地是文化的万花筒，民族的熔炉，而自有史以来，就是从阿富汗山丘南下的流浪人士的庇护所。”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们从开伯尔南下。尽管南方赫尔曼德省（Helmand）和坎大哈的冲突越演越烈的谣传甚嚣尘上，但通往阿富汗的道路没有封闭。这条古道是喀布尔的生命线，好几排货车轰隆隆等着驶过道路。

从山口的尽头往东前来，白沙瓦平原在眼前无尽伸展，离此12英里外则是壮观的古老碉堡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41]。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从此地依然可以看见庞大的骆驼商队蜿蜒而下，直抵平原，抵达白沙瓦的客栈和市集。

我们在吉萨卡万尼市集停下脚步来喝茶，这里号称“说书人的市集”。赞胡说，这封号来自古老年代，那时，旅客和商人在此碰面，交换小道消息和观点，而职业说书人则吸引商人和路人的兴趣。“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赞胡说，“白沙瓦的英国行政长官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将此地描述为‘中亚的皮卡迪利（Piccadilly）[42]’。”尽管久远以前就看不到说书人的身影，街道仍旧热闹非凡。色彩缤纷的水果摊和甜点铺竞相博取你的注意力，窄巷里的餐厅卖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烤肉串、烤肉和刚出炉的扁平面包。茶和小豆蔻的香味混合着檀香、焚香和烟草味在空中弥漫，走过这些窄街，你会发现自己淹没在炊烟和茶壶的热烟形成的云朵内。

我们前往皮帕曼迪（Pipal Mandi），一棵古老菩提树树荫下是贩卖衣服、羊毛织品、坚果和果干的摊位。此地在白沙瓦民间传说中是个著名地点，因为据说迦腻色迦在此祀奉佛陀的托钵。传说迦腻色迦的坐骑大象向这个托钵下跪：帝王没办法移动它，便在它四周兴建寺院和佛塔。这个托钵在5世纪成为朝圣重心，穷人膜拜它，在它上面洒花，并以印度教的方式让食物得到加持。据说，迦腻色迦也在此种了一棵菩提树苗，就是那株佛陀在菩提迦耶正觉的菩提树。这棵树后来也变成佛教朝圣路径的停驻点。一位早期中国朝圣者说“它的树枝向四方开展，繁茂的树叶遮蔽天空”。菩提树下是四尊巨大的坐佛雕像，现已不复见。但今日的菩提树仍旧生气勃勃，商店有的盖进它的树干，有的围绕在树干四周，它长长的树枝穿越商店屋顶，黄包车在小巷内急急忙忙地冲撞，毛毯商人大声叫卖。即使在现在，它依然有股真正的中亚氛围：市集商人贩卖亚历山大的银币、东印度公司那些装饰着印度教神祇的卢比铜币，以及维多利亚作为印度女皇的银币。商人卖的还有老式英国恩菲尔德步枪，以及在白俄罗斯人脆弱的政体瓦解前，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工厂制造的手绘瓷器茶壶。简言之，在此，你可以看见古老和现代战争留下来的历史残骸，令人目不暇接。最近的大发现是贵霜货币，特别是传说在多拉波拉山区后方靠近加德兹山丘内出土的那一批。我们喝茶时，欣赏迦腻色迦的红铜和银制货币——这些是往昔时光的遗物。当时，阿富汗不是吞噬生命、武器和弹药的黑洞，而是一片祥和之地，世界文化的桥梁和中继站。

婆娑世界最伟大的建筑

我和赞胡搭乘出租车从白沙瓦的拉合尔门驶出，但这次的历史之旅似乎希望渺茫。如我们所见，迦腻色迦支持所有的宗教——与其他伟大的印度帝王不谋而合，举如阿育王、旃陀罗笈多、戒日王（Harsha）[43]和阿克巴大帝，他们可能是出自贸易帝国的实际商业理由。但他也以身为佛教的四柱石之一而闻名，他在白沙瓦建造了一座可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建筑：一座对角线达300英尺的佛塔，根据中国朝圣者的描述，其巨大的金属和木制伞盖及小尖塔耸立达600英尺高。倘若这些中国朝圣者的说法为真，这是当时最高的建筑，而当法显于二百五十年后来到此地时，佛塔仍旧屹立不摇。“旅客在旅程中所见的佛塔和寺庙都无法与之比拟，这座建筑庄严美丽，壮丽辉煌。现在有句谚语说道，这是阎浮提（‘南赡部州’，婆娑世界）最精致的佛塔。”

后来的许多奇谈诉说着迦腻色迦兴建佛塔的故事。其中一个在中国尤其是西藏重复出现的传奇说，佛陀自己曾预言佛塔和兴建的帝王的名号，后者还会保护佛教；当这预言时刻要成真时，一位仙童领着迦腻色迦到这地点。

另一位到印度的中国朝圣者在7世纪40年代留下更多细节，他就是著名的玄奘。这却加深了神秘性。玄奘对佛塔结构的细腻描写见于其兴建后五百年，那时，佛塔也许早已历经数次火灾、毁损和闪电击中而重建多次，不是原始建筑。但他说，佛塔地基有150英尺高，佛塔圆顶有400英尺高，其上有座圆顶篷和一根金属柱子支撑25个红铜伞盖。他估计整座建筑有五六百英尺高。国王将佛陀舍利放在佛塔下。在偌大的庭院一侧是个寺院，还有些小舍利塔和寺庙。在玄奘时代，佛塔旁也有一棵约百英尺高的巨大菩提树，据说，其树苗来自菩提迦耶的那棵菩提。

上图：白沙瓦外，在迦腻色迦的佛塔原址上兴建的苏非庙。这遗址包含了佛教、印度教和穆斯林的遗迹，这座庙是最新的建筑。

如果这些故事属实，佛塔便是摩天大厦时代以前的最高建筑，比索尔兹伯里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44]的尖塔，甚至比所有最高的哥特式教堂和伦敦圣保罗教堂还高。但这可能吗？似乎不太可能，今日世界最高的佛塔是泰国的佛统府大金塔，于19世纪翻修原先的古老结构，相较之下，不过高达412英尺。在一个世纪前，根据中国朝圣者留下的记载中的线索，考古学家先行探寻其遗迹。法国丝路探险家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45]找到遗址；然后，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在1908—1909年发现佛塔的基脚，确定其地基对角线约300英尺，与中国人的记载大致相同。但它真有如中国访客宣称的五六百英尺高吗？那时的建筑科技似乎无法创造、抬升和支撑庞大的上层结构，遑论还有红铜伞盖。有趣的是，故事告诉我们，迦腻色迦的工人无法抬起支撑伞盖的90英尺巨大铁柱，最后，他们在佛塔的四个角落竖立柱子，以支撑用绞盘系统维系的鹰架。直到那时，巨大柱子才在国王和皇族眼前抬起，伴随着祈祷、献酒和焚香缭绕的袅袅烟朵。将地基的高度与其他大佛塔相较，还要算进旗帜和伞盖，整栋建筑高度可能超过420英尺。这当然能使它跻身古代奇观——就算中文记载语带夸张，但要考虑到这样的建筑结构也得身处一个野心勃勃、科技和艺术高度发达的年代才会出现。

在英国人挖掘百年后，这地点现遭遗忘。它位于开阔原野和坟场的中央，最近二三十年来，白沙瓦的郊区吞噬了它。当我们用它的旧名，沙吉奇德利（“伟大国王之丘”）在拉合尔门外的街道上询问方向时，众人都是表情一片空白——甚至当地交通警察也是如此，他们还指引了错误方向。我带着富歇的地图，在抵达一座庞大的坟场时，我想我们走对了路，但在询问当地人方向上，我们仍然运气不佳。我正打算放弃时，一名头戴阿富汗帽，裹着围巾的男人走了上来。他熟知此地历史，告诉我们，自从在学校听说这座佛塔的传说后，他便为之深深着迷。他指指数百码外的山脊，砖造房屋于其上栉比鳞次：“那就是你在找的地方，迦腻色迦国王的佛塔遗址。我祖父还是个小孩时，英国人在那挖掘。这里的人盖屋时拆了不少古老砖块；总是能挖到一些雕像和货币。”

我们的眼前有数千个坟墓，颜色鲜艳、金光闪烁的供物随着强风摇晃，一棵巨大的菩提树脚下是座神龛，送葬的穆斯林在此为死者进行仪式。我想起玄奘于7世纪在佛塔脚下看见的神圣菩提树：这有可能是它的后代吗？赞胡开始兴奋莫名。我们的追寻或许不若我恐惧的那般无望。向导带领我们穿越成排的坟墓，然后我们发现，如同在次大陆常见的一般，这里仍是个膜拜地点。我们走过坟场，走向房舍。在山丘底部一面高大的砖造和灰泥门之后，在葱绿的围墙花园内，矗立着一栋有洁白圆顶的壮丽苏非陵寝。管理员的眼睛涂着黑眼线，头发染着指甲花染料，前来欢迎我们并奉茶。他已在这工作五十年，他说，这座陵寝属于卡瓦贾（Kwadja）[46]家族，与在阿杰米尔（Ajmer）、法特蒲（Fatepur）和德里的苏非圣人契斯提（Chistis）那些泛印度教的著名寺庙互有关联。苏非教派的朝圣者仍然从印度前来此地。他跟我们一同坐下，开始说故事：

在独立前的那些时日，居住在山丘上房子里的人全是印度教徒。这是镇上的老印度教区。后来，印度教寺庙消失，但就像往昔一般，他们仍在房舍里设置神龛，而朝圣者仍从远方，甚至德里，来到此地。以前有个印度教节庆，我不记得在何时，但应该是在夏天举行。

我想起一个世纪前，富歇提到此地有个印度教节庆，大约与庆祝佛陀受胎的那个节庆同时。这难道是迦腻色迦创立的纪念节庆的幽幽鬼魂，在穆斯林征服后，仍在此苟延残喘到佛教末期？我们坐在花园内，对人民记忆力的强大深表惊诧，尽管次大陆上历史潮汐翻转，帝国起了又落。这是历史追寻的美妙时刻，我们不预期地撞见与过去联系的微弱线索鲜活地存在着。管理员为我们续杯，然后，告诉我们另一个更加让人愉悦的故事……

孩童们在村庄的平坦屋顶上放着风筝，风筝的线如此之高，在翡翠鸟色的天空中几乎看不见踪迹。当我抬头看时，在我的心灵之眼中，我看见巨大佛塔昂然矗立在我眼前，大型正方形地基有5层楼高，四面是佛陀生平的雕刻装饰，然后是庞大的圆顶。有个故事说，上面挂着精致的丝网，缝上珍珠，因此在太阳或月亮照射时璀璨生辉。目击者说圆顶有300英尺高，彩绘灰泥和金箔闪闪发光。圆顶顶端有个装饰性小尖塔，后来的绘画和祈福模式中都有此尖塔：总共有13道木制阶梯，红铜伞盖屹立在一根铁柱上，顶端的大型旗帜随风飘扬，状若龙的尾巴。其中一面旗帜由汉朝皇后敬献，以丝织成，总长超过300英尺。以我们的品味而言，这整座建筑会是个俗艳的怪物——闪亮色彩、发光红铜、漆绘木头和金箔，过分装饰的丝质旗帜——但它是个多壮丽的景观！可别忘了它发出的各种声响：各色礼拜铃铛和风铃的叮当声，旗帜神秘地沙沙作响，嘎嘎轰隆声响……这就像一间庞大的回音室：佛教的风声交响乐团。

当我们离开时，赞胡和管理员握手，并将他的名片递给向导。我们在坟场边缘，转身回望最后一眼。它在白沙瓦平原上一定曾是个不可思议的景观，是远从开伯尔或从中亚那危险的旅程尽头准备南下印度河峡谷时，不容错过的路标——一个失落世界的景致。

帝王的舍利盒

“就是这个，”白沙瓦博物馆管理员将钥匙在老玻璃柜锁孔中转动时说，“可别太兴奋！现在你会觉得你几乎碰触到迦腻色迦。”我们回到博物馆，那是一栋洞穴似的殖民建筑，有着古典廊柱和磨光的木制地板。我们默默观赏来自贵霜时代某些犍陀罗艺术的最伟大收藏，那时，这个外国朝代改变了佛陀的象征方式和故事。走廊里矗立着贵霜时代那些比真人还大、闪闪发光的佛陀和菩萨黑岩雕像，它们看起来仿若20世纪70年代的摇滚巨星，有着鬈曲的长发和胡子，赤裸、肌肉浑圆的胸膛上挂着大型珠宝。我必须说，贵霜人将佛陀的面貌以及意识形态，带入一个非常不同的境界。

犍陀罗艺术：贵霜时期典型佛教雕像，融合了希腊、印度和佛教元素。

据中国朝圣者说，迦腻色迦在白沙瓦的巨大佛塔底下，存放了佛陀的舍利盒：一个装了少许骨灰的小盒子。这个舍利盒制作于迦腻色迦统治元年，于1908—1909年的考古挖掘中在佛塔下的小房间内发现。里面有个小圣骨匣，装了佛陀的三根碎骨，有人将这些转送缅甸的佛教徒，今日仍保存在曼德勒（Mandalay）。尽管如此，空的舍利盒仍收藏在此。管理员将它拿出，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浑身发抖，仿佛这东西还散发着一种精神辐射线。管理员继续说道：

上图：这个在迦腻色迦的大佛塔下发现的舍利盒，里面有个小圣骨匣和些许佛陀骨灰。

这究竟是否是在他的时代，或是在后代才放在佛塔下的，至今仍有争论。文件由建筑师亲自签署，可能是位有着希腊名字的艺术家（对此学者也多有争议），他叫阿格斯拉斯，负责监督佛塔的地基工程。碑文上写道：“仆人阿格斯拉斯是在玛哈森纳寺庙的迦腻色迦佛塔的监工。”但其他解读方式也有可能。

舍利盒的装饰为贵霜的折中取向提出有力和详尽的见证。盖子显示佛陀坐在莲花座上，接受印度教创造之神梵天，还有因陀罗这位《梨俱吠陀》的古老天神两者的膜拜。我翻转盒子。无光泽的青铜表面毫无瑕疵，几乎像新的。盖子边缘装饰着飞鹅的带饰——正觉的佛教象征。盒子上面有位贵霜君主的浮雕，可能就是迦腻色迦，两旁站着波斯的太阳神和月神。国王穿着与喀布尔博物馆中被捣毁的雕像同样的游牧民族大马靴和外套，铜币上的鲜活肖像亦然——这或许是大量制造的“专属”肖像？盒子两侧是佛陀打坐的肖像，受到皇族顶礼。天使们拿着花环在这场景四周打转，呈现典型的希腊风格。舍利盒是个小型工艺品，收藏在博物馆的一个下层玻璃柜里，而作为贵霜时代的象征，它很完美。

最幸福的年代

城镇高处是哥尔库特瑞，阿克巴兴建的一座巨大莫卧儿客栈，围墙坚固，像堡垒般耸立在房舍之上。直到不久之前，它都还是警察局，但现在它是个内有茶馆的公共花园。在庭院一侧远处是片长方形的深坑，这是次大陆上近年来最富企图心的考古挖掘的最新场景。

“我们认为，此地可能是次大陆上最古老的城镇，”伊赫桑·阿里教授说。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下洞穴一侧沿着泥土粗略砍出的阶梯。考掘已经进行到地下50英尺深处，每个地层都标示着主要时期：他们目前已抵达贵霜时代。“你瞧，你们英国人已经在下方2英尺处！”他微笑着说。

在最近的2或3个世纪间就留下了6英尺的沉积层。更深的地层仍有待挖掘，但它看起来的确像是次大陆上最古老的都市，这是目前的考古科技所能确认的。你看得出来，重点是此地的生活延续不绝。对考古学家来说，这是个很棒的机会，因为你可以在此看见人类社会的整体模式——尽管统治者和朝代更迭，久远以来，此地的物质生活却绵延不断。

我们站在深坑底部，那里是贵霜的地层，在我们上头是后来的次大陆历史发展过程，每个阶段清楚标示：笈多时期、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47]、苏丹王国（Sultanate）[48]、阿富汗王朝、莫卧儿王朝，以及英国时期。在120至150年间，贵霜帝国抵达权势巅峰，与罗马的安东尼皇帝和汉朝皇帝同时，两个皇帝都以他们最富异国风情的物品来交换印度和斯里兰卡的香料、宝石和化妆品，以及中亚的珠宝和毛皮。贵霜帝国恰好位于丝路的中继站，利用优势赚饱荷包。一份中国史书如此记载：“在征服北印度后，月氏变得非常富有。”

上图：在白沙瓦的哥尔库特瑞的巨大考古挖掘深坑中与伊赫桑·阿里合照。

我问伊赫桑·阿里，为何他认为这是个独特的国际化年代。

“答案很简单，”他回答，“战争破坏文明，而和平则能促进繁荣。答案是和平。”

商业和佛教的普及

傍晚即将来临，气温下降，空气突转冷冽。这是西北边境省的12月。我正站在哥尔库特瑞客栈大门顶端，眺望古老的白沙瓦拥挤的木造房舍。屋顶平坦，木制“巴拉哈纳”（balakhana，“阳台”〔balcony〕的字源）精美，女人躲在屏障后进行私密活动。越过城市是阿富汗山脉的壮观奇景，开伯尔山口在淡黄褐色的天空中清楚蚀刻出一道线条。在清澈的冬季阳光中，它似乎近得伸手可及。你能从此地了解次大陆的历史；你看得出来为何白沙瓦如此重要，为何数个印度朝代的首都皆设于此，意图控制山口的山脚。对贵霜王朝而言，此处是中亚和印度平原间道路的关键要冲。和平带来的最大文化成果是佛教在东方的普及——远播至中国、韩国和东南亚，最后在150年后抵达日本。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白沙瓦屹立在通往中亚的枢纽，为历史、宗教和商业活动的心脏地带。城市内早就有佛教寺院，但当迦腻色迦决心支持佛教时，情况为之丕变。在拉巴塔克（Rabatak）和苏哈拾塔尔出土的货币和碑文都显示，贵霜王朝仍保留了波斯宗教信仰和仪式，但其他铭文则提供迦腻色迦和后继帝王提倡佛教的大量证据。佛教理念与商人阶级一拍即合，佛教最初即是通过贵霜商人传播开来的，他们从犍陀罗和克什米尔旅行，穿越巴基斯坦北部山脉，抵达塔里木盆地和中国内陆。我们牢牢记得佛教的道德理念，却常忽略古代人在其中看到的商业特质。因此，是贵霜人首度开启了中国和印度间的第一个正式关系。据传，摄摩腾（Kasyapa Matanga）[49]是第一位在1世纪将佛教从白沙瓦带到中国的人。贵霜僧侣支娄迦谶（Lokaksema）[50]在2世纪成为第一位将佛经翻译为汉文的人，并在黄河旁的首都洛阳创立翻译局。就像今日大部分的佛教徒，他们是大乘佛教的追随者，迦腻色迦则拥护和宣扬这派佛教（更早期的阿育王支持的是较为严肃的小乘佛教）。

这个佛教新派思想的一个特色，是强调佛陀波澜起伏的生平和个性，这点似乎经过迦腻色迦的官方核可，因为他提倡佛教艺术和文学。这种将佛陀人性化的概念直接引发刻画佛陀的具体肖像的欲望，因为直到这时，佛陀都以法轮、空荡的宝座、无人骑的马或脚印这类象征来代表。因此，我们今日所熟知的穿着希腊长袍的佛陀肖像，是在犍陀罗创造的。迦腻色迦的佛教复兴伴随着犍陀罗艺术的兴起，是贵霜文化所留下来的悠久传承，也因此，在东亚迦腻色迦仍被视为佛教的第三柱石。

魔幻城市秣菟罗

从德里的新高速公路驶上大干线三个小时后便抵达秣菟罗。从道路远眺，你可看见奥朗则布（Aurangzeb）[51]的清真寺屹立在东方地平线，它纪念着一个年代稍后、格局较小的时代（见220页）。虽然观光巴士隆隆经过它后便匆忙驶往阿格拉和泰姬玛哈陵，它仍是印度人的朝圣重镇。它是座魔幻城市。一位早期旅行家从白沙瓦经大干线南下，他说：“当你抵达秣菟罗时，看见街道上的猴群和河里的圣龟，你才会感受到印度斯坦的真实特色。”

今日，它仍是印度的七大圣城之一，风光旖旎的河流空地旁寺庙、朝圣商店和青年旅舍栉比鳞次。如同在古代般，这城市是奉祀黑天的中心。在城镇内，贵霜时代的佛教和耆那教寺庙的庞大废墟上，又重新兴建了许多寺庙。而古老的泥土城墙以半月形状仍旧环绕城市达1英里远，从北到南则为2英里——这凸显它在二千年前的庞大和重要性。

在1世纪末期无名王治下时，贵霜人占领了秣菟罗。这城市长久以来与西北部息息相关：实际上，秣菟罗在阿育王时代之后曾被希腊王朝统治超过一个世纪，因此，另一个“亚利安”王朝的来临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贵霜人重新修筑外围城墙，兴建一个长达650码的长方形堡垒，有着半圆形棱堡和位于角落的圆塔。当代的《诃利世系》（Harivamsa）[52]描写这个新兴城市：“在它的高墙和护城河后方的是半月形市区，规划完善，是个繁荣的大城市，到处是从远方而来的陌生人。”在迦腻色迦和后继国王治下，它摇身变为“巨大繁荣、乐善好施的城市，人口众多，穷人很容易拿到施舍物”——《普曜经》（Lalitavistara）[53]如是说（在佛陀时代，此地只是个“贫穷的灰蒙蒙村庄”，很难领到布施）。对另一位作家而言，秣菟罗“是世界上的完美之都，富有而五谷丰收，充满高贵和富裕的人，展现最高级的文化”。继迦毕试——巴格拉姆和白沙瓦之后，它成为贵霜国王的主要居所，以及他们的冬宫。根据在卡非尔城堡出土的阿富汗碑文，迦腻色迦从此地领着军队南下恒河，进入沙祇古城（现今阿逾陀）、憍赏弥、巴特纳和康帕（现今之巴加浦）。到那时，他的帝国宰制了印度文明的心脏地带。

在温达文的一座寺庙于洒红节表演的黑天故事。

秣菟罗的戏剧最早记载于1世纪的碑文。

上图：洒红节。

观看方式的大革命

外来王朝往往会做出创举——英国和莫卧儿王朝则另当别论——这些局外人想了解他们所统治的土地上的人民，因此通过记录和编纂来解释本土文化。后来的传说将几位伟大的印度人物纳入迦腻色迦的宫廷。在印度本土医学阿育吠陀（Ayurveda）[54]中，揭罗迦医生为两位传统“创立者”之一（他的教诲仍依口述传统流传给后代），据说，他后来成为迦腻色迦的御医，并是远传至中国的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也可能是在这个时期，早期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经过初步修订，在笈多、朱罗和莫卧儿王朝治下亦是如此，他们全都对“帝国”和“国家”史诗颇有兴趣。新证据则显示，原本专属于婆罗门的神圣语言梵文可能就是在贵霜王朝时期开始散播，成为“古典”文学语言，最后在南亚扮演拉丁文在中世纪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位当时的重要精英分子是马鸣（Asvaghosa）[55]，他是佛教讲师、诗人和戏剧家，但他也是佛教《佛所行赞》的作者，这本集册后来流传至东亚，文学界将其视为《一千零一夜》和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前驱。以在秣菟罗仍持续上演的奇迹剧而言，马鸣的戏剧作品特别令人感兴趣。印度巡回演出的最早证据来自于秣菟罗的贵霜时代，此地的碑文指出，一名来自“演艺世家”的妓女和从秣菟罗来的巡回表演团在北印度各地演出。

但贵霜时代最吸引人的层面可能是秣菟罗的艺术：这个独特的城市艺术日后影响了印度、东亚和南亚的整个艺术史。在贵霜治下，由贵霜结合本土印度传统，以及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的推波助澜，印度艺术发生重大革命。它的特色是活力旺盛的生命观，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撷取自许多源头的开放胸襟。这个艺术作为大众传播的工具，贡献远大于那时期的其他媒介，因此，它在各个印度文化之地生根茁壮。它讲究人性，以人为中心（包括绘画）；它处理长篇叙事诗；它不吝于技巧实验。那时期有些令人惊异的发明。比如，多臂多头神祇的印度宗教艺术传统似乎是始于秣菟罗，永远界定了婆罗门的代表神祇。有时候，特定的艺术创新如此新颖，它们改变了观看的方式：2世纪，于印度土地上，希腊、印度和中亚风格的融合如此成功，以至于次大陆上的各个地方文化迅速将它纳为己用，展现出当时的活泼精力。

秣菟罗博物馆收藏一系列无可比拟的贵霜雕像。其中，有座著名的迦腻色迦雕像，和阿富汗苏哈拾塔尔的雕像非常相像。它来自另一座神秘的贵霜家庙，位于朱木拿河另一侧的马特（Mat），以当地独特的红色沙岩雕刻而成。一个世纪以前，此地进行过考掘，但过程很不顺利，出土文物从未得到发表，但此地仍以托查利提拉（吐火罗族之丘）而闻名，这是贵霜人入侵印度前的古老种族身份。从这个时代还有年轻贵族戴着头巾的精致肖像，以及肉欲泛滥、酒醉喧闹的场景，都暗示了这个多种族帝国在2世纪中期处于宫廷文化巅峰，当时，从哈德良长城到黄河的古老世界大部分一派祥和。

世界经济的开端

在这时期，我们开始察觉一种世界经济逐渐成形。贵霜人继承了西北地区的紧缩货币，但立即引用罗马重量标准铸造的金币，来取代质量低劣的银和铜币。罗马重量标准当时广被采纳。设计和铸造精美的货币意外地展现他们统治的实际和象征层面的迷人特质。就像后来的外来王朝——如莫卧儿和英国——贵霜王朝倾力于制造高价值货币以推动大规模商业计划。批发贸易如今在从大夏到恒河盆地的广大地域里进行，至于印度国内经济，部分从罗马香料贸易得来的金银流向南方，而流至北方的金银则被贵霜人拿来重新铸造货币。

过去20年左右的历史经济学家使用复杂的估算和假设，尝试估算世界经济的历史，直到计算到1500年时，我们的估计才较为可靠。至于贵霜时代，经济学家考虑到当时货币的广泛流通，人口急速成长，以及与日渐增的聚落来大胆猜测，他们的结论是，在当时，所谓的世界经济首度崛起。当时印度次大陆的人口可能有7500万，而全球总人口大约是2.5亿；因此，印度可能有超过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2007年的数字是大约五分之一）。以国内生产毛额（一年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总体价值）来推算，贵霜印度的财富估计值大约占世界总财富的30%——大于罗马和汉朝，因为它位于欧亚大陆的贸易系统的主宰枢纽。事实上，印度保持此优势直到1500年左右，当时，欧洲征服新世界，西欧强权得以将整片大陆的自然资源纳为己用，改变世界的平衡，将重心从亚洲古老文明移开。

迦腻色迦之死

不用说，迦腻色迦的统治或贵霜王朝的国祚都离阿富汗最近出土的碑文中所希望的千年至远。迦腻色迦死于2世纪中期，他的王朝则在印度又持续75年，在阿富汗则更久。我们不清楚他的死因。后来的传说所讲述的死亡故事匪夷所思。那个传说称，迦腻色迦征服了四分之三的世界，而他不眠不休，汲汲于征服最后一块土地。他召集大军，由骑着白象的胡族野蛮人作为先锋领军，跋涉到北部山脉。但暴风雪造成雪堆高高堆积，甚至连他那匹会说话的神马都出声抗议。最后他折返，却被自己人暗杀。一个中国故事里特别描写了他的死亡细节，听来虽然古怪，但可能为真。这个故事说，当他辗转病榻时，谋反者谋杀了他，用棉被或床垫将他闷死。这个最后故事的背景就在秣菟罗。考古学家怀疑，城外的家庙在某个特定时间点，遭到报复性的特意捣毁，迦腻色迦的雕像被推倒，头被砍下。更奇怪的是，倘若迦腻色迦真是在秣菟罗遭到谋害，为何印度传说中对这点完全三缄其口（尽管在《摩诃婆罗多》的最后版本里对此事略有提及，并保留了对贵霜－吐火罗族的敌意。书中说，他们没有遵守古老的印度骑士规范，并犯下“可怕而残酷的罪行”）。但有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说集为我们拨云见日。在秣菟罗，戏剧自古代便至为兴盛，每年都有一系列的戏剧演述黑天的故事，在此是毗湿奴的化身，在《摩诃婆罗多》中摇身变成秣菟罗的土著酋长。这套超过30出的大戏在16世纪时演变出今日的样貌，所有角色都由孩童扮演：戏剧的中心主题是秣菟罗的暴君，黑天的叔父，最后被他的侄子推翻。他的名字是康斯，或康萨，而在环绕城市的许多古老贵霜土丘中仍可见此名。我纳闷，这难道是对这位伟大贵霜帝王的民间记忆？

希腊人麦加斯梯尼在公元前300年提到黑天是秣菟罗地区的神祇。

果真如此，那么还有最后一道转折。在秣菟罗北方，可远眺河流之处，有座堆满残骸的古老山丘，散布着贵霜时代的佛教雕像碎块。一道小径引领我们上山，走到一群黄色小屋和一座印度神庙，供奉哥卡内什瓦（Gokarneshwar），为湿婆的一个化身。走过门口，进入一座小庭院和一间大理石铺地的房间。圣室内仅以日光照明，天花板的电风扇在秣菟罗于雨季来临前的47度高温中提供些许凉意。神祇为一座巨大雕像，一位有着大如茶碟的眼睛的国王，坐在宝座上，拿着酒碗和葡萄，戴着尖顶贵霜帽。他身后是一片绿色花朵磁砖，手中握着大型铜制三角戟，他现在化身为湿婆，脖子上挂着枯萎的金盏花圈，肌肉浑圆的肩膀以紫粉覆盖。但这位国王曾是贵霜帝王。在他辞世的城市里，“天子”迦腻色迦可能至今仍受到膜拜。

虽然在西方默默无闻，迦腻色迦的传说却远播至中国（尤其是西藏）、蒙古和日本。最近，这位国王甚至在日本最畅销的漫画中出现，大卖3000万本，并在欧洲和美国的动画片和电影中露脸。他在西方是嘎尼什卡（Ganishka），贵霜的杰出帝王，统治着魔鬼帝国，他能制造闪电，并用他的亲友、魔鬼大军和黑魔法来征服全世界！这个国王开启全世界的窗口，将东西方的艺术和理念引进阿富汗和印度，他从东方的佛教传说中冉冉现身，却在西方沦落如此奇怪的命运；这位国王曾派遣使节团到罗马向哈德良致意，也曾派遣佛教僧侣远赴中国。

贵霜王朝的传承

这是段不寻常的旅程。我们跟随贵霜人的脚步，一路从谋夫绿洲，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抵达喀布尔、白沙瓦和秣菟罗，而这段旅程让我确定，贵霜王朝的故事是历史上最迷人的故事之一。他们的王朝在萨珊王朝（Sassanians）[56]和匈奴的巨大压力下，于3世纪分崩离析，但它却留下永久的传承。在北印度史中，贵霜王朝是古代世界和笈多伟大王朝之间的桥梁（见第4章），界定了后来印度文明的某些关键特征。

[1]76—138年间在位，罗马皇帝。

[2]即安东尼· 庇护（Antonius Pius），138—161年间在位，罗马皇帝。

[3]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和学者，著有《罗马帝国兴亡史》。

[4]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重要通商口岸。

[5]位于巴基斯坦。

[6]61—112，古希腊律师和作家。

[7]古罗马货币单位。

[8]位于埃塞俄比亚。

[9]位于埃塞俄比亚。

[10]位于斯里兰卡。

[11]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

[12]37—68，古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以残暴著称。

[13]公元前42—公元37，古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

[14]指在本国境内隶属于外国的一块领土。

[15]位于伊拉克。

[16]位于南印度。

[17]位于泰米尔纳德邦地理位置中心。

[18]位于泰米尔纳德邦。

[19]53—117，古罗马皇帝。

[20]罗马帝国于122年开始修筑的石制防御性长城，长117公里。

[21]出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

[22]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主神。

[23]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神祇，坐在孔雀上，手拿长矛，象征刺穿所有愚昧幻象。随移民传到新马一带，以每年之大宝节举世闻名。

[24]位于南印度的古王朝之一，公元前4世纪就已存在。

[25]90—168，古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

[26]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Othello）中的女主角。

[27]指希腊人。

[28]位于坦桑尼亚。

[29]30—80，贵霜王朝开国国王，45—77年间在位。

[30]80—105年在位。

[31]于公元前180—公元10年间，建立于印度西北和北部的诸多王国，起源为希腊人，疆域曾横跨今日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各一部分。

[32]中国史书称为塞族，亦称塞人。萨喀元年为78年，印度和东南亚多国使用，是一种重要的纪元。

[33]宙斯看上迦倪墨德斯的美貌，化身为老鹰，攫住迦倪墨德斯，将他带往奥林匹斯山神殿，使他成为其爱人。

[34]127—151年间在位，宣扬佛教，帝国势力达到鼎盛，被视为欧亚四大强国之一。

[35]古埃及冥府之神。

[36]在位期间155—183年。

[37]为战神。

[38]琐罗亚斯德教最高神祇，创造世界、保护人类之神。

[39]贵霜帝国第二任国王，77—101年在位。

[40]阿富汗东部多山地区。

[41]据传是大夏王国的都址。

[42]伦敦市中心和闹区。

[43]590—647，统一北印度的佛教君主。玄奘留学印度时，正值戒日王时代。

[44]建于1258年，有全英国最高的尖塔和最壮观的回廊。

[45]1865—1952，法国学者，认为佛陀像受到希腊影响。

[46]死于1344年，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

[47]963—1186，建都于阿富汗加兹尼，这个伊斯兰帝国版图涵盖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北印度。

[48]波斯人于12世纪开始发展的帝国，后被花刺子模所灭。

[49]公元67年，在后汉明帝时，自印度来到中国。

[50]于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从事菩萨乘佛经之汉译工作。

[51]1618—1701，印度莫卧儿帝国第六代皇帝，治下帝国进入全盛期，但在后期走向分裂和衰微。他不遵从阿克巴大帝的宗教宽容政策，转而实行严格的伊斯兰制度，迫害异教徒。

[52]梵文重要著作，是部诗集。

[53]描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传说的佛经。

[54]称生命科学，为印度传统医学，有几千年历史。

[55]80—150，出生于中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因信佛出家，为佛教史上著名的剧作家、音乐家。他善于以歌咏来诠释佛法。

[56]224—651，波斯帝国，版图涵盖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南高加索、西北中亚、阿富汗西部、部分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西南部巴基斯坦。

4 中世纪印度：金与铁的年代

从阿逾陀果格拉桥上能够看到日落，这是恒河平原上的小镇：苍穹看起来快要融化——雨季的深靛色厚重云朵下是一抹璀璨的金红。在闷热的一天后，喜获甘霖，空气清新，现在，傍晚灿烂辉煌。河水因大雨而暴涨，强风吹起滚滚浪潮，奔流过浅滩，扩展至地平线彼端，仿若内陆汪洋。右手边是宽阔的乡野，堤岸旁为随风摆荡的芦苇，再过去是当地人称为“杰格”之地——一大片旷野中的潟湖和树丛，从中可瞥见一座村庄，庄内屋顶都是稻草。左手边，越过桥梁，艳丽的城市圆顶和高塔矗立：二三十座清真寺、陵寝和寺庙被落日照得灿烂生辉。朝圣者蜂拥聚集在浴沐河坛上，正在做最后一次沐浴，他们用手拧干衣服，唱颂日落祈祷，橘红色的旗帜在他们四周噼啪随风飘扬。太阳西沉，转成一片桃红；之后，太阳消失，如同隐没入柔和的蓝天。美景如画，看了让人如痴如醉。这里让你几乎可以相信童话故事，或至少了解为何此处被中世纪诗人选为拉谟勒贾雅（Ramrajya）[1]，也就是罗摩（Rama）[2]治下黄金时代（Golden ages）[3]的场景所在。虽然，黄金时代是种颇受争议的说法，因为它们从未曾真实存在；它们是想像的过去——为某种目的而制造的文学想像，而人们赋予其创造性或毁灭性的不同解读。它们的着眼点是现在，而非过去，以及我们想像的未来。

上图：辉煌壮丽的印度中世纪建筑，坦焦尔的菩萨庙，以及从河流眺望的阿逾陀景致。

在400年至1400年间——以欧洲来说，是从罗马陨落至文艺复兴时期——印度文明在地方文化方面数度繁盛，但也历经巨变，在某些地方甚至遭到激烈的断绝。土耳其和阿富汗征服者的来临带来伊斯兰信仰，将北方指引往新的路径，最后导致印度这片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土地在20世纪中期因信仰而分治。这个改变的事实在早期时代的作家笔下清晰可见。在10世纪结束时，北印度（穆斯林地理学家口中的“印度斯坦”）被视为“偶像崇拜者”，也就是说，那些本土印度宗教信仰者的土地——我们今日所称的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更遑论还充斥着许多民俗宗教和崇拜。但进入中世纪后，北印度在人口和创意两方面都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文明之一（倘若我们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算进去，次大陆现今仍拥有最多的穆斯林人口）。

这些改变是巨大历史事件，仍对印度史影响深远。因此，我们旅程的下一个阶段将带着我们进入现代印度文明的某些关键传承发生的时代：印度全境内伟大王国的兴起，在孟加拉国和奥利萨，在卡朱拉荷（Khajuraho）的昌德拉王朝（Chandalas）[4]，在南方的朱罗等。它们虽说着不同语言，却都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印度“伟大传统”，共享同一种复杂的宗教——它自19世纪起被称为印度教。穆斯林王国则在西北部兴起，为现代巴基斯坦的前身。这个时代见证了佛教的衰亡和消失，它的势力仅存于喜马拉雅山区和孟加拉国。在历史洪流之下，创造和毁灭的浪潮来了又去，一个更为多元的印度慢慢浮现。这故事始于5世纪罗马帝国颠覆之际，首先，让我讲述印度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一个可综观印度史的地名，也就是最近一位印度作家称之为“印度核爆点”的地方。

上图：20世纪80年代的罗摩衍那电视剧对印度的大众文化和小区政治具有深远影响。在乡间，整个村庄聚集到唯一一台电池发动的电视机前收看此剧。

罗摩的城市阿逾陀

虽是清晨却已高温炎热。拉姆饭店静躺在阿逾陀圣区的边缘。它虽老旧但友善：餐厅有美味的素食早餐，供应普里面包、蔬菜和紫色腌洋葱——在神的城市里不允许食用肉、蛋或酒。楼上，骨瘦如柴的建筑工人穿着缠腰布，绑着头带，已经开始砰砰敲击，在我对面的卧室内混合着粉红色水泥。大厅内，一座巨大的电视安放在罗摩这位正义之王的海报旁边——这位下巴方正的英俊武士胸部赤裸，有着清澈和电影巨星般的眼睛，戴着头盔，拿着弓。坐在罗摩身旁的是他的妻子悉多，即理想的女性，以及他的兄弟罗什曼那和猴神哈奴曼。哈奴曼是半人半猴，受到全印度的爱戴，他在神话中，从与魔王的决定性战役中解救了罗摩。印度教民族主义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现代复兴，并在最近二十年达到巅峰。在这段期间内，至少在北印度，罗摩被视为最高神祇，而阿逾陀据说是他的出生地。

上图：18世纪描绘罗摩和悉多婚礼的画作：他们代表理想丈夫和理想妻子，但就像所有伟大的故事，罗摩的传说被一道黑色的悲剧力量贯穿，宗教诠释从来无法消弭这个矛盾。

从前门走出，立即置身于繁忙尘嚣。街道上，太阳炽热，漫步经过街角的茶馆，一头牛徘徊不去，低头默默吃着顾客的残羹剩肴，再过几码，你就走到警方封锁线。在其后方是城市的神圣中心，延伸至河边，长达1英里，内部是倾圮迤逦的巷弄，300座寺庙、青年旅社、清真寺和苏非寺庙如迷宫般散布。两分钟的静谧之后，我发现自己身处热闹喧嚣的场景之中，夜以继日，光是闲荡就很怡然。我到处闲逛，啜饮着茶，身边是川流不息的朝圣人潮——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罗摩的故事被吸引至此。

闲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宅邸和寺庙的灰泥立面有着巨大的熟石膏鱼，鱼鳞被漆上鲜蓝色——那是阿逾陀穆斯林富豪和地方行政长官的象征，或称之为“阿万德”（Awad[5]，以前人们如此称呼）。1722年，此地的统治者为什叶派，实质独立于德里伟大的莫卧儿王朝之外。令人诧异的是，在他们治下，于长达一个世纪的阿万德文化鼎盛时期，大部分印度庙在此兴建，萨亚吉·雷（Satyajit Ray）[6]优秀的电影《下棋者》（The Chess Player，1977）即描绘了其早期光景。此地最伟大的印度庙奉祀猴神哈奴曼，由一位穆斯林富豪出资兴建。自那时起，阿逾陀便起起落落：1855年派系争斗升温，首先是湿婆派和毗湿奴派，再来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尽管如此，阿逾陀在这三百年来仍堪称是宗教融合的良好典范，为北印度往往派系倾轧的混乱世界提供最佳楷模。但从1992年开始，这城市的名字便和威胁整个印度政治体制的恐怖行径画上等号。那年，在政治领袖带领的宗教运动的激昂煽动下，数千名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分子涌至阿逾陀，捣毁一座莫卧儿时期的清真寺，他们声称其建立在罗摩的出生地上。之后，在愈加恶劣的余波荡漾中，北印度发生多起暴动和谋杀，阿逾陀的许多穆斯林或惨遭杀害，或被迫逃亡。那晚，总理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7]在电视上发表全国演说：

全国同胞，在我国宪法的制度、原则和理想面临严重威胁之时，今晚我对各位发表这篇演说……对所有印度人而言，今日发生在阿逾陀的惨剧至为羞耻，关系重大……这是背叛我国理想的行径，而且，对所有印度人来说，这是对我们承继的神圣传统的污蔑行为……我呼吁全国人民在此严重危机时刻保持冷静、理性与和谐。过去我们曾面临多次这类情况，但我们都成功克服。我们将会再如此……

在猴神庙外的窄巷内，朝圣摊位堆满照片和卡带；书店内，《罗摩衍那》（著名的吉塔版本不可思议地狂销6500万册）堆至高处。长久以来，罗摩传说是北印度的大众文化基础，并在近百年来成为印度教民族运动兴起的核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告诉我们，罗摩原本只是早期史诗的英雄，后来被信徒视为毗湿奴的化身，在“正义需要伸张时”下凡到人间（另一位著名的毗湿奴化身是黑天，但在恒河平原的朝圣摊位上也会看到佛陀肖像，甚至连耶稣和什叶派伊玛目胡珊都被塑造成毗湿奴化身）。

在北方，自从中世纪开始，罗摩的名字被当做天神的同义词；但他也是理想男人和理想国王，是人类行为的楷模。这故事广受欢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出电视剧的高收视率中可见一斑，这出电视剧成为大众眼中最广为接受的版本。在阿逾陀，每家书店和朝圣摊位都堆满长达78集的电视剧光碟。尽管如此，对许多人而言，这出影集令人诧异的成功是来自大众深层的不安——印度国家历史的共同焦点话题取代了大众想像中的无数其他故事。这些故事常自相矛盾、悖离正统，甚至深具颠覆性，但最终，它们仍属于《罗摩衍那》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但在此电子时代，故事仍在改变，仍旧在塑造审视印度历史的观点。而阿逾陀正是神话转译成现代隐喻的剧场。

罗摩传说

“阿逾陀在近百万年来都被视为神圣土地”——寺庙主管告诉我。他结实粗壮，胡须全白，前额上用湿润的檀香膏点着代表毗湿奴派的黄痣，身躯像翻转的叉子，他可是推动在捣毁的清真寺地点上建立罗摩寺庙的主要人物。他正盘腿坐在拥挤、过热的书房内，屋内堆满宣传小册和书籍。四周墙壁上挂着描述罗摩传说的宗教肖像：戴着珠宝皇冠，画着黑眼线的男神和女神；悉多穿着绯红色纱丽。在这雨季前的闷热暑气中，我的前额汗珠直下，衬衫湿透。他继续说道：

我们认为阿逾陀是第一个人类摩奴（Manu）[8]所建，但作为一个人造城市，它不过是神祇的永恒城市的粗糙模仿。因此，它的名字意味着“无法征服”。你瞧，印度的时间没有开始和结束，绵延不绝。厘清现在和过去违反了神无所不在的理念。我们所谓的时刻实际上是无法解构的时间长流……只有通过印度人的角度才能看出阿逾陀的神圣背景。欧洲的知识势必无法了解古老印度的深沉真谛。

历史学家在面临这般确定的真理时大概感到惶然无力吧。但重点在于，这个由传统婆罗门和朝圣向导诉说的故事发生在另一个10亿年间。我们的时代是黑暗时代（Kali Yuga）[9]，才刚在5000年前展开，发生于《摩诃婆罗多》所描写的大战之后。而《罗摩衍那》的时代处于白银时代（Treta Yuga），是更古远以前，距今将近100万年。尽管如此，另一个对故事起始的不同观点也许可解释此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来源。在印度的宗教和神话中，共有3个角色被称为罗摩（黑天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意味着“黑皮肤或深色皮肤的人”。《罗摩衍那》中的那位罗摩，又被称为“犁夫”。而他妻子悉多意味着“犁沟”，在某些古老经文中代表农业女神；在《诃利世系》中，她是农夫的女神。这些线索也许指向一个土著居民或前亚利安故事来源？无论如何，我们现今拥有的故事版本几乎可确定是成形于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传承自口述和吟游故事。它的背景其实范围相当狭隘：仅限于憍萨罗（Kosala）[10]王国的一个小地区，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而意料之内的是，在这故事的所有相关遗址处都挖掘到公元前600年之后的陶器，年代晚于《摩诃婆罗多》的遗址（见54页）。

在南亚，超过20种主要语言诉说罗摩传说的数百种版本，某些提供了迷人和激进的变体，但其核心故事，也就是最广为接受的版本是这么说的：

罗摩是憍萨罗国的王子，住在恒河平原的阿逾陀市。他后来不幸流亡在外，被驱离他父亲的王国，于是他和忠心的妻子悉多以及兄弟罗什曼那住在森林里。这个黄金时代遭到破坏，悉多为楞迦（Lanka，梵文中的“岛屿”）魔王罗波那掳走。罗波那这位魅力十足的悲剧枭雄相当聪明，他能以任何伪装面貌出现（最著名的是十首二十臂的形象），诸神、阿修罗或精灵都无法伤他分毫。罗波那开始任由大地荒废，毁灭执行“法”（宇宙道德法律）的善良婆罗门的功绩，因此，罗摩降生人间以打败他。

现在，人们认为楞迦是斯里兰卡，但没有记录显示它就是这岛屿的早期名字，而诗人们极有可能将魔王的城市设在较近之处。较为可能的是，它是座神话城市，部分地理描述注定在世界上遍寻不着。11世纪的穆斯林历史学家阿尔－比鲁尼（al-Biruni）[11]说：“根据印度人的说法，楞迦位于地球之上30由旬（yojana）[12]处，没有水手曾经航行至那里，因此，传说中的景况不曾得见”。如同荷马的《奥德赛》或阿波罗尼奥斯的《阿尔戈船英雄纪》（Argonautica）[13]，数世纪以来，神话地理不断改变以符合真实地理知识的拓展，以至于《罗摩衍那》的时间背景最后得追溯至百万年前的神话时代。根据婆罗门的说法，《摩诃婆罗多》是在“真实”历史前的英雄时代所“发生过的事”；但《罗摩衍那》却是“总是发生的事”，这意味着其与历史年表脱节。不同于《摩诃婆罗多》的时代，《罗摩衍那》是在另一个10亿年间所发生的事，为一种典范。它不像《伊利亚特》或《摩诃婆罗多》在讲述历史，它是最佳的神话，它的世界观具有永恒的魔力。

罗摩在森林里过着田园式的流亡生涯，他因拒绝和侮辱了魔王的妹妹，而得罪了魔界。罗波那为悉多的美貌深深吸引，以一只金鹿转移罗摩的注意力，伪装成一位老迈圣人，诱拐了她。长话短说，故事结局是远赴楞迦岛的一场长征，在忠心的猴神哈奴曼全力协助下，罗波那在激战中被打败。悉多返回罗摩身边，而在某些版本中，两人从此在阿逾陀过着快乐的统治生活，但在此之前，她得先通过试炼，检测她的贞操是否曾遭罗波那玷污。但史诗中那份悲剧和嫉妒的暗潮出现在模棱两可和令人不安的收场白中，有部分可能是后代的增添（印度电视剧版本原先并未拍摄此段）。这段结局展现了伟大史诗共通的力量：故事最后将其命运逻辑强加于主角身上。就如同希腊神话中有个海伦（Helen）从未到过特洛伊的悠久传统——招致厄运只因她的行径过于招致非议——天神的妻子悉多亦是如此。“女性的珠宝，地球之女儿”——伟大的泰米尔诗人康邦（Kamban）[14]如此称呼她。她遭到玷污的传言甚嚣尘上，罗摩于是将她放逐，悉多带着小孩去投靠哲人蚁垤（Valmiki[15]，蚁垤后来写下这个故事）。然后，她与满腹狐疑的丈夫见面，大地裂开，吞噬悉多，她被地母夺回，就像在希腊神话中神祇也收回美狄亚（Medea）[16]一般。在这两个伟大神话传统中，诗人就是无法给予快乐结局；这也许是一种警告，因为黄金时代只能存在于童话故事中。

17世纪的莫卧儿画作，画的是罗摩和猴子大军围攻楞迦。莫卧儿帝王对《罗摩衍那》抱持高度兴趣，并下令将其翻译成波斯文。

上图：悉多接受火的试炼。在许多地区传统中，罗摩故事的结局往往相当不同。

笈多王朝和罗摩传说

但传奇性的阿逾陀的时空究竟为何？这故事如何与《摩诃婆罗多》一起演变成国家史诗？在今日的阿逾陀，这个在百万年前为失落城市遗址的故事在学者和朝圣向导口中广为流传，你可轻易在果格拉桥沿岸的沐浴河阶雇到朝圣向导，比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访客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17]就曾指出这点，他说：“某些婆罗门会记录下所有在附近河里沐浴的印度人的名字。”

我们的向导是名个头矮小、鸟般的男人，他坐在老迈大树下的河堤上，额头点了一颗毗湿奴派的大黄痣。他面前是一只衣物袋，里面有顾客名单，还有一本神圣经文的石版印刷书籍。这城市的兴建神话故事最初见于14世纪的文献中，大部分的故事仍属于口述传统，向导告诉我们：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伟大的国王叫做超日王（Vikramaditya）。某天，超日王沿着萨拉育河狩猎。他的马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听到奇怪的声音而不肯往前走。国王于是穿越丛林，在山丘上发现一处古代城市遗迹。他清理遗迹，一位圣人出现在他面前，说这里就是阿逾陀，罗摩的神圣城市，曾存在于白银时代。之后，圣人便消失。超日王宣布他发现了阿逾陀，并下令重修城市以复兴罗摩的统治。

超日王在印度中世纪传说中是位伟大人物，这些传说仍广受欢迎，比如《超日王与起尸鬼》（Vikram and the Ghost）。许多历史人物都使用过这个名字，但两位古代国王特别爱用。最著名的是5世纪笈多时代的一位统治者塞建陀笈多（Skandagupta）[18]，他与入侵的匈奴人大战，在大胜后得到超日王的封号。但在塞建陀笈多“重建”城市的故事中有个启人疑窦的次要情节。那时，中国的朝圣者描述此地为一处繁荣之所，有20座佛教寺院和5000名僧侣。但它那时不叫阿逾陀，而是沙祇古城，古代希腊人熟悉这个名字。因此，在5世纪，神话城市阿逾陀在人间确实存在，这个“无法征服的城市”被称为沙祇古城，在彼时为佛教重镇。

上图：笈多金币往往强调国王与毗湿奴的相似性，罗摩是毗湿奴的一个化身。

5世纪是笈多时代的巅峰时期，这段复兴可追溯至《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印度古老辉煌的时代。当佛教成为主要宗教，并被普世的统治者，如赞助所有宗教的贵霜帝王采纳时，古老的婆罗门宗教差点衰亡。现在，在笈多王朝治下，4、5世纪的世界有所改变，古老、注重自我牺牲的婆罗门宗教开始演变成现代印度教的前身。战胜的国王获得人民爱戴，新教条兴起，国王成为“神的人类化身”。人们在阿育王于安拉阿巴德的石柱上雕刻了新的铭文，描述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19]——即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20]的儿子——是位神王：“一位居住在人间的神祇，只有在他奉行人类规则时，他才会腐朽。”在国王的神化之外，出现神的化身理论，但国王并非神话人物，而是历史人类。最受欢迎的化身是罗摩。笈多王朝的美丽金币强调这份认同，他们的国王戴着头盔，拿着弓，正是罗摩的代表肖像。

在这种炒作政治神话的气氛中，沙祇古城逐渐被认同是史诗中的阿逾陀。沙祇古城作为传说城市的第一份铭文证据来自436年。后来的中国文献指出，塞建陀笈多将笈多宫廷搬到阿逾陀地区（位于憍萨罗），而根据真谛（Paramartha）[21]为佛教僧侣婆薮盘豆所著的传记，他特别描述沙祇古城，此城那时仍是著名佛学重镇。从当地出土的碑文证据亦显示，沙祇古城在笈多时代开始被称为阿逾陀。

奇怪的是，即便是在一处被宣称为罗摩的出生地的遗址上（这里曾有一座清真寺，于1992年被捣毁），阿逾陀古老城区的考掘也未曾挖出任何具意义的笈多文物。如同英国都铎王朝利用亚瑟王、圆桌骑士以及亚瑟王国（Camelot）的神话，笈多王朝采纳史诗，使其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罗马帝国时期，奥古斯都的诗人也曾采纳特洛伊的神话。他们也许曾经整修城市，但其主要首都仍在巴特纳和乌贾因。

但我们对笈多王国所知不多。他们是当地部落，也许源自贝拿勒斯和加吉浦地区的恒河和果格拉之间的平原某处。他们的时代是5世纪，那是个入侵频仍的年代，尤其是可怕的匈奴人屡屡来犯。但帝国史诗显然吸引了这些恒河平原的国王，他们自诩为印度的救星，这在阿逾陀神话国王的坟冢中可见一斑。从那时起，罗摩的故事便与印度本土国王的统治融合为一，每当王国受到邪恶势力或其他外力威胁时，便会被提出来作为激励人心的典范：不论敌人是土耳其人、阿富汗人，还是蒙古人、莫卧儿人，甚至英国人皆然——就像19世纪于贝拿勒斯所上演的罗摩戏剧一般。

印度教君主政体

我们正在从加吉浦到贝拿勒斯一路北上恒河平原，今年内，我们几次在炽热和滂沱大雨中重复穿越此地。我们刚进入比特哈（Bhitra），这是一座小镇，我想更了解它在19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现。那时，一个古老地主家庭将一个稀有的红铜合金印玺交给英国地区长官，那是他们家的传家宝。印玺上有笈多王朝国王列表，每个都有其母后名字。这项发现对早期中世纪印度史来说至为关键，重要性不亚于最近迦腻色迦的碑文在诠释贵霜王朝方面的帮助，因为它是学者破解笈多国王的关键文献。我们依此推断，这地区是他们的家乡。如果笈多国王的家族根源的确来自附近，那只印玺是否是从古老时代的重要家系中流传下来的？我打电话到勒克瑙博物馆，却一无所获：馆方没有发现地点的记录，遑论那个家族名称。当比特哈逐渐在后视镜中隐退时，我只能想着，印度史是如此丰富庞杂，需要花上数辈子的时间才得以解开全貌。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印度教的生死循环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即使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寻找笈多王朝仍令人困惑不已。印度史上大部分的伟大王朝都在我们四周留下纪念物：德里的苏丹王朝和英国人，阿格拉的莫卧儿王朝，甚至阿育王也曾留下石柱和石敕令。笈多王朝大约与罗马帝国晚期同期（300—550），宣称统治着从孟加拉湾到印度河的大片区域。他们的时代有各种卓越但毫不相干的创造发明：戏剧和诗歌展露宫廷社会的成熟复杂，令人惊异的科学发现，还有质量出众的雕像（鹿野苑的佛陀沙岩雕像堪称世界顶尖之作）。在德里国家博物馆，赤陶俑的表情之丰富几乎让人误以为它们带有巴黎世纪末（fin de siecle）[22]风格，或根本就是罗丹（Rodin）工作坊的模型；而在货币展览馆中则藏有令人惊异、运用优秀科技制造的鲜活金币。在阿旃塔（Ajanta）佛教石窟中，某些虚幻缥缈、美丽非凡的壁画或许就是来自这个时期？或那个从毗底沙森林山丘上掠夺而来，现在安置于德里古特卜光塔（Qutab Minar）[23]的6吨重、锻铁焊接的铁柱亦是如此？更遑论世界上第一本性爱手册（西方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类似成就）。但笈多势力的物质层面在哪里？只有在几座小寺庙里，我们才能昂然站着说“这是笈多的传承”。没有宫殿，没有公共建筑，没有辉煌的寺庙，只有石窟和倾圮的佛塔。我们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帝国行政管理、法律执行，国内和国际贸易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几首歌功颂德的夸张诗歌外，他们国王的个性仍然成谜。他们显而易见的伟大对我们而言仍是重重谜团。

黄金时代？

有趣的是，笈多黄金时代这观念的兴起不是印度人引发的，而是英国人。文森特·史密斯是公务员和优秀的历史学家，但基本上，他厌恶印度文明的许多层面。他的殖民观点可以协助我们塑造英国的印度观点。对史密斯而言，印度人要在出自善意的强大独裁帝国的统治下才会快乐，如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以及英国。毕竟，尽管血统遥远，英国人也算是亚利安人，不是吗？因此，笈多王朝作为一种帝国主义者，成为英国帝国建造者多方欣赏的典范。

这个帝国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治期为320—335年间），他是一位当地地主家庭成员，在此地区靠轮番战争夺得王权。他迎娶了一位离车公主，离车在北比哈－巴特纳地区为重要部族，所领土地直抵尼泊尔。这份联盟如此重要，以至于他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称呼自己为“离车之女的儿子”。贵霜帝王纪念他们的父系血统，而笈多王朝则是靠母系血统得势。就像贵霜王朝，以旃陀罗笈多在320年的登基为始，他们在获得权势之余还开启了新时代。这件事立下了历史里程碑。

旃陀罗笈多恢复了古老吠陀君主政体，重新采纳吠陀马葬，后者的源头可溯自中亚，而他的金币纪念这个功绩，他的子孙赞扬他是“遭到长久遗忘”的马葬的伟大振兴者。因此，笈多国王显然汲汲于恢复古老吠陀君主政体的机制，而作为一个本土王朝，笈多男性和女性的血统可追溯自恒河平原的古老部族。

上图：毗湿奴躺在七头怪蛇上。这是笈多雕刻的精致杰作，描绘了笈多国王偏爱的神祇。

下一位国王，沙摩陀罗笈多（死于380年）是（倘若我们能相信他的臣子们说的话）印度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在阿育王的安拉阿巴德石柱上加上一长段他自己的丰功伟业，包括他所征服的国王和地区的冗长列表：14位国王、18位丛林王侯以及30位南方帝王。在那之后，他自封为转轮王（宇宙统治者），印度君主政体遂出现新的声调：“只有在他奉行人类规则时，他才会腐朽。”

他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治期为380—413年间）极力扩展帝国疆土，获得了最伟大的辉煌胜利并创造优异的文化。在他治下，帝国从开伯尔延伸至孟加拉国。一首歌颂他的诗歌雕刻在德里铁柱上，却带着淡淡的无常幻灭口吻：“他的脸庞美如月亮……现在，他已驾崩，却将其辉煌留在人间，宛如森林大火后，土壤仍绽放火红的热气。他击溃孟加拉国王，跨越印度河的七个河口，大败他的敌人，因此，南方海洋依旧飘荡着他微风般的英勇气息……”

这支伟大的帝王血脉在塞建陀笈多时代结束，那是467年，不过笈多王朝的后裔仍统治到16世纪中期。

至于真实历史论述，倘若不是一名外国访客写下有关笈多疆土的鲜活记录的话，我们将一无所获。401年左右，在铁柱上雕刻铭文的同时，一位叫做法显的中国僧侣从喀喇昆仑山脉南下旁遮普，访问佛教圣地。他是旃陀罗笈多二世末期的笈多世界的目击者。当时，佛教仍旧十分昌盛，他告诉我们：“在所有印度王国内，国王们都是佛法的坚定信仰者。”

引人入胜的是，他说笈多国王（他们不是佛教徒，而是毗湿奴派的信徒）遵循长久以来的传统拜访佛教寺院，“没戴头巾就给僧侣供物，亲自赐予食物，和他们一起坐在地上。以前国王们在佛陀还在世时布施的法则和正道仍流传至今。”

这位中国访客在恒河和朱木拿河间的秣菟罗南方旅行，两千年来，他所走过的“旖旎和肥沃”景观让从麦加斯梯尼到拉尔夫·费奇的外国人都印象深刻。然后是下一段描写：

从这里往南被称为中土或王国。在此，气候温和，没有白色霜害或寒雪。人民活得相当快乐：他们无须登记户籍人口，也无地方官的统治；只有那些耕作皇家土地的人得为农获缴税。如果想要（离开他们的土地），尽可以离开；如果他们想继续呆下去也无妨。国王不以斩首或肉体刑罚来统治。罪犯则根据案情轻重处以低额或高额罚款……国王的守卫和工作人员都领薪俸。全国境内，人民不杀生，不饮酒，不吃洋葱和大蒜……唯一的例外是贱民。这是那些遭到污染、远离其他人居住的阶级的名称。

我们当然不能全盘接受这类颂扬。某些细节似乎不太可能，不饮酒就是一例，奇怪的是，法显没有提到统治的国王，但他描述的大多数情景为真。他后来写道，贱民在进城前得鞭打木棍，其他文献也有提到这点；还有玛瑙贝和金币一起作为货币，禁食某些食物等。他对行政管理的描写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孔雀王朝。

法显后来更往南到巴特纳，更加肯定他的观察。“这个国家（摩揭陀）的城市和乡镇，”他说，“是全印度最伟大的。居民极为富有，以善意和公理相待。”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描述笈多时代巴特纳的居民（无论是佛教徒、耆那教徒或婆罗门）分享彼此的庆典，尊重彼此的导师。如同我们在第二章所讨论的，尽管印度史上曾存有许多宗教冲突，但是长久以来多元主义仍旧存在，仍可见于巴特纳和其他地方。法显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组织严密的王国风貌，以及自诩为“宇宙国王”的印度统治者背后的真相，而这是稀少和片段的文物所无法提供的。

上图：阿旃塔石窟的这幅壁画所呈现的精美特质表现出笈多时代文化水平之精致。

笈多时代的艺术、诗歌和科学

就像印度史上其他伟大时期，笈多时代呈现多元风貌。虽然国王信奉毗湿奴，不过他们也赞助其他宗教，如中国朝圣者的记载所述，佛教享有特殊地位。那烂陀（Nalanda）的佛寺和大学建立于笈多时期，为世界上第一所寄宿制大学。它后来成为全球化的机构，从远东和波斯吸引学生前来并持续到12世纪。

这也是科学突飞猛进的重要时代。阿耶波多（Aryabhata）[24]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界定了零的概念，并证实地球自转和绕太阳公转，早于哥白尼和伽利略在西方提出这概念千年左右。这时代的特征似乎是在于对世界所有表象的极致好奇。另一个特征是艺术创造，尤其是人类形体。阿旃塔的某些佛陀生平壁画来自这个时代，而某些印度艺术上的最佳石头肖像亦来自笈多时期：主要代表作是地那的雕像，他是第一位印度艺术家，我们认为有一系列作品都是出自其手。

笈多宫廷也赞助文学和诗歌。后来的传说说皇家宫廷有“九颗珠宝”，其中一颗代表迦梨陀娑（Kalidasa），他似乎是鸠摩罗笈多（Kumaragupta）[25]的御用诗人，就像奥古斯都大帝的维吉尔（Virgil）。他是诗人、史诗作者和戏剧作家，最著名的作品为《沙恭达罗》（Sakuntala），是出迷人的喜剧（在印度戏剧中悲剧似乎是未知文学类型——也许欲的法则排除了此类型）。这出戏有点类似《仲夏夜之梦》：国王爱上森林精灵，爱人在森林里追逐，有宫廷和乡野的对比以及童话故事的氛围。此剧最明显的特色在于它描绘了笈多城市，如乌贾因和巴特纳的精致宫廷文化，以及内省特质。此剧开场时几乎流露皮兰德娄（Pirandello）[26]式风格，在序曲中，导演和女主角讨论今晚的表演：

“今晚的观众位高权重，他们是知识分子……眼光犀利……我们得端出好东西才行……”

“在你的指导下，不会出错。”女主角不无讽刺地说。

“不幸的是，亲爱的，”导演回答，“不管我们多有才华，我们仍旧渴望优秀观众的喝彩……”

迦梨陀娑的三出现存戏剧和抒情诗（如《鸠摩罗出世》和他的《罗怙世系》）吹捧笈多国王，就像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赞扬都铎君主一般，并对当时的统治者致上特别敬意。这在特别着重历史意识的时代里相当稀松平常，当时，正值宫廷学者收集和编纂集结了神话、历史和北方王朝系谱的《往世书》。《罗怙世系》的第四册赞美罗摩王的神话王朝，并颂扬其人间化身的丰功伟业。而记录在安拉阿巴德石柱上的真实世界战争则以此种方式转变为文学艺术。

因此，将历史转化为神话是笈多国王的一种统治手段。古代印度传说的早期君主视他们的责任为维持宇宙秩序，执行婆罗门祭司建议的吠陀献祭，或像阿育王般采纳佛教或耆那教大师提议的道德秩序。但现在，君主政体成为论述的中心课题：笈多国王被视为人间神祇，通过彪炳战功带来新的黄金时代，并赞助让艺术蓬勃发展的宫廷文化。在风格和实质内容两方面皆成为往后印度统治者的典范。

《爱经》：性和人生

对我们这个执着于性的年代来说，最有趣也最引人注目的笈多文化作品显然是《爱经》（The Kama Sutra）。尽管 Kama也可解释为拟人化的爱神，但此书着重于详述快乐、爱情、欢愉或性，因此，书名也可翻译为《丘比特之书》。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印度教性爱教科书，以梵文写成，成书时间可能在公元300年到400年间。作者为筏蹉衍那（Vatsayana Mallanaga），他可能是在阿育王的旧都巴特纳写下了这本书，这座城市在贵霜和笈多时期仍是皇都。此书文化背景为大城市，目标读者为纨绔子弟，并提供我们可以一窥笈多时代的印度景观（这时代那些热爱欢愉的性感雕像亦反映此点）。

《爱经》的作者说他的著作追寻过去许多作家，换言之，即早期性学专家的脚步，但他的著作却是第一本流存下来的书。它遂变成一个指标，早在400年就有人加以引述。《爱经》影响了许多中世纪印度性爱作家，最后被视为性学的基础权威。此书对印度文学亦有深远影响，这可见于梵文和方言色情诗，如同在迦梨陀娑的《库玛拉桑巴瓦》（Kumarasambhawa）中的精妙色情描述，其中第八册整本书都致力于描绘湿婆和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性爱，这后来成为爱人通过性了解彼此的典范。而作为一本非常了解心理学和性爱的理论家的书，《库玛》这本书反映了《爱经》的某些重要议题，但是后来却被某些印度人批为过于露骨。

上图：色欲在印度宗教或世俗艺术中皆扮演要角。最早的伟大性爱手册——《爱经》，可能成书于4世纪。

行为、动作、情绪和特征的分门别类是印度的文化坚持，此书的编排方式反映注重数字的心态，举如，64个性爱姿势回应了医学书籍中的64种疾病、64种艺术，甚至湿婆的64种“嬉耍游戏”。此书进一步引用数字隐喻——但它仅是展现人类行为的精粹本质之基础描写，初始范本是一本宣称编纂了10万个章节的古书，这与博尔赫斯笔下镜中世界失落的百科全书相当类似——人类性爱原本就是如此繁复多样。

乍看之下，西方第一本真正的性爱手册是由康福特（Alex Comfort）所著，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出版，这件事似乎不可思议。但和一般想法相左的是，《爱经》并非一本只讲述性爱姿势的书。

此书着眼于生活艺术，关注人类心理学的中心层面。欲和（《摩奴法典》中的）宗教习俗，以及《政事论》（我们在第2章讨论过，这本在孔雀王朝时代编纂的书经过不断增添，传至笈多时代）中的社会法律为人类行为的三大支柱。这三本书都代表了笈多时代的中心思想，当时的人似乎汲汲于整理和规范人类知识，也就是说，印度知识的各类层面。对他们而言，欢愉的科学是主要科学之一，与法（美德）和利（富裕）同样重要，为人类生命的三大目标之一。

就像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爱经》描述永恒关怀。对性行为的讨论谈及地方习俗的多样性、性的暴力，以及危险的性——“在此书以外的性行为”可提升热情，但须小心进行，“因为教科书的范围，”筏蹉衍那说道，“只触及人类胃口的极限。但当狂喜的车轮高速转动时，没有教科书或秩序可以加以限制。”在我们大量讨论安全性爱和HIV的危险的时代里，此言仍是真理。在今日的印度，由于艾滋病问题日趋严重，这些古老书籍现在被当成妓女的教科书。

一神教所强调的观点当然有所不同。比如，早期的基督教质疑性爱，性行为充满了罪恶感。职是之故，基督教访客到了印度之后，无不认为性爱神庙这类神圣建筑上的雕刻令人反感，且匪夷所思——这仍是今日旅行团参观卡朱拉荷性爱神庙的普遍反应。但《摩奴法典》中说，“吃肉、饮酒或做爱不应该是罪恶或过错，因为它们是人类的自然行径，即使有人认为摆脱它们会得到快乐。”印度思想的关键不在于克制：它在人类整体行为中纳入性爱和爱情关系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此举使《爱经》的议题永不过时。

在此，我们最后要提到爱伦·丹尼洛（Alan Danielou）的观点，这位伟大的法国印度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湿婆派（Saivite sects）[27]同住多年，他认为《爱经》是部学术开放社会的指针作品，而此社会就当时标准而言是个自由社会。筏蹉衍那说，不只是纨绔子弟，任何人都能过着欢愉的人生。当然，此书的理想并非针对社会大众。但此书是否有阶级较低的读者和听众？或者，此书只针对富裕的市民和商人？它是否仅是本幻想书籍，如同今日的男性杂志（以及男性幻想）？就像我们所能预期的，同性性爱并非此书的重点，因为古代社会多半对同性性爱施以惩罚，纵使罚刑轻微。女性主义所关注的较大议题是，此书以男性为中心，但我们可以反驳说，此书毕竟是4世纪的古书。更有甚者，此书作者常直接引用女性话语，建议男人不要对这些话过于认真，但他对女性的性欲望往往相当实际；他也指涉女性读者。此书第六册据说是由巴达弗邑最有才华和文学素养的高级妓女协助写成，这城市今日仍令人联想到笈多的辉煌时代。

总而言之，《爱经》提供人们一窥当时印度社会的窗口。毫无疑问，它的写实主义和性爱幻想展现了几世纪以来情欲思维的发展巅峰，和精神大师的禁欲玄想同样复杂重要。我们可以说，《爱经》和《薄伽梵歌》以及八正道都代表印度的典型思维。

戒日王和古老世界的结束

笈多王朝因继位危机、软弱国王和外国入侵而颠覆。匈奴人卷土重来，摧毁犍陀罗和西北印度的许多寺院，但君主体制在7世纪的一位轮转王（宇宙统治者）领导下恢复昔日光辉。这就是戒日王（Harsha the Great）[28]，他身兼战士和赞助者，复兴笈多君主制度风格。描述此时代的另一本有关印度的中国书籍由名僧玄奘所著，他认识戒日王，并极力颂扬他。他在7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于印度度过17年光阴，这使他的观察成为权威资料。当时，北部主要城市是位于恒河旁的古城曲女城（Kannauj），希腊和罗马地理学家对它都不陌生。现今，曲女城是座被遗忘的遗迹，对角线长达4英里，村庄零星点缀，主要地标是易卜拉欣沙王（Shah Ibrahim）挪用更为早期的寺庙和建筑遗迹所建造的一座大清真寺。继德里和巴特纳之后，曲女城是北印度第三个伟大帝都。根据波斯地理学家所述，直到10世纪，它都是国王的皇都，“大部分的印度国王都服膺这位伟大的帝王，他能召集庞大军队，包括15万名骑兵和800头战象”。这些都能给我们戒日王权势之广的大概概念。

如同旃陀罗笈多二世是以其音乐修养和作曲才华名扬后世，戒日王是位诗人，他所写的戏剧流传至今。玄奘描述他（我们可以包容他的热忱，因为国王待他不薄）“道德高尚，非常爱国；所有人都在诗歌中赞扬他”。戒日王的传记由他的主要幕僚巴纳所著，那是印度第一本翔实的世俗传记。这本传记从戒日王登基开始写起，他是被谋杀的先帝的弟弟。“他的不凡外表和举止，”中国僧侣也写道，“与他不凡的军事才华不容忽视。他的品格感动天地；神祇和凡人都欣赏他的凛然正义。”在戒日王“成为印度的主人后，他的声望远播，臣民景仰他的美德。帝国稳固，人民安乐”。

随之而来的是印度史上的古老议题，阿育王自己也曾遇到过。一旦和平降临，玄奘写道，“戒日王停止军事攻击行动，开始将所有武器收藏起来。他担负起宗教责任，禁止杀生……他在宗教圣地创办佛教寺院。”但就像早期的情形一般，国王的宗教角色在于促进和谐，而非推动国家宗教。皇家对各类宗教庆典的资助相当慷慨。玄奘说：“每五年，戒日王召开大型会议，分发国库多余钱财作为慈善之举。”642年，玄奘在恒河和朱木拿河的汇流沙洲处亲睹这类大型会议——“从古至今，皇家和贵族在此乐善好施，他们为此目的前来。戒日王遵循这个习俗，现在，在短短75天内，他捐出了5年来累积的财富。”这可能就是我们在第二章所言，希腊人在公元前300年提到的“大型会议”，是在现址举行的中世纪和现代庆典，也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宗教聚会大壶节的前身。尽管如此，就像许多现代传统一样——包括贝拿勒斯的罗摩戏剧节和加尔各答的杜尔迦女神节（durga puja）[29]——大壶节也是在英国统治时期才演变出今日模式。

后来，继阿育王、希腊国王弥兰陀（Menander）[30]和迦腻色迦之后，戒日王在佛教徒之间成为佛教的最后和第四柱石。在他治下，印度和中国的学术交流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重要部分。玄奘于646年返回中国，收藏他手稿的大雁塔仍屹立在西安，而他最后居住的小寺院依旧隐身在市外葱茂的山谷里。这寺院的图书馆内仍有以巴利文书写的斯里兰卡棕榈叶手稿。

图书馆里的一座石碑雕刻着玄奘背着背囊，提着灯照亮前路，对抗恶劣气候，将珍贵的手稿带回家的景象。学者最近才读懂他在将近20年间写给印度朋友的信件：它们堪称文明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他从中国写信给摩揭陀的老师：“唐朝帝王以转轮王般的仁心，和平统治，并传播佛陀的教诲。他甚至亲自为下令翻译的书籍写下前言，他要此书广为流传，邻近国家都在研究此书。”玄奘在写给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寺住持的语气则更为感人，因为他们分属于对立的学派。这封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我们分别之后，光阴如箭，我对您的欣赏却与日遽增……现在刚好有信差要返回印度，我诚心向您问候，并送上一件小纪念品代表我的感激之情。此物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深沉感情。但我希望您会喜欢。从印度返回时，我在印度河里遗失了一批手抄本。我谨在此列上清单，希望您能将这些手抄本的副本送来。万分感激。

玄奘敬上

伊斯兰的来临

历史上同时发生的事有时令人惊异。632年夏季，玄奘正在他寻求印度智慧的旅程的最后阶段，他在克什米尔，当时，此地拥有数百座佛教寺院。佛教当时已传播到中国、远东和东南亚，这个宗教拥有世界上数目最庞大的信徒。那年6月，在遥远西方的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他曾叮嘱他的信徒“远赴中国寻求知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正待开启：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伊斯兰哈里发帝国（caliphate）[31]建立，伊斯兰教传播迅速，遍及从西班牙至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区域。

印度历史学家向来在处理伊斯兰来临的史料时困难重重，而在21世纪的此时，在国际政治的对立修辞之前提下，更为棘手。长久以来，这是印度政治、文化和教育论述两大相互冲突的主题。一方面，独立运动的主要动力国大党的世俗阐述由来已久，国大党的支持者包括许多世俗印度人、穆斯林，以及自由进步派印度教徒。另一方面，宗教诠释依然存在，主要由从顽固的原教旨主义派到秉持中间路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联盟的各类成员推动，中间派尤其愤恨英国统治时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世俗诠释承认伊斯兰的征服，但坚称外国入侵者采纳印度本土的传统并作出自我改变，后来融合成为印度人。其中，改变宗教信仰往往是通过对话而来，并在数世纪以来由此发展出绝佳的交流和互动，在此期间，北印度转变为一种印度—伊斯兰文明，而大部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平共处。换句话说，这是另一个印度多元融合的阶段。但反之，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观点却主张伊斯兰的来临造成历史断裂，是一种外来侵略；联盟坚称一神论的外来王朝基本上与印度教相互抵触，他们对印度教的褊狭观点展开了长达数世纪的仇恨，而在现代，则因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更为恶化。历史总是如此微妙，这两种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正确的，但两者都扭曲了宗教之间彼此相异的复杂现实。这两种论述同时存在于大部分的印度人民心中，其中一个会在和平或动乱时期成为主流意识，尤其是在无耻的政客为选票而进行煽动挑拨时。某些历史现实无可辩驳，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次大陆在1947年因宗教信仰造成的印巴分治，不管我们如何争辩，这都是与印度历史的基本决裂。而这些事件的根源可回溯至久远以前。

上图：巴基斯坦木尔坦附近乌赤的一座宏伟清真寺。此地在中世纪时是穆斯林文化的重镇，也是流浪的苏非派僧侣和音乐家喜欢驻足的地方，特别在节庆时期。

印度是古老世界的中心，长久以来，与西方和中亚有着文化和语言交流。现在，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成为新时代的移民而进入这个故事。伊斯兰似乎是在7世纪与阿拉伯贸易商同时抵达喀拉拉的海岸，而次大陆上最早的清真寺据说是在卡朗格努尔，它是继谬济里斯的古老罗马人定居处后兴起的海港。在南方，移民平和地前来，历经时日后完全融入社会。

711年，从印度河三角洲出发，对信德的军事攻击导致穆斯林最后在现今巴基斯坦南部某些地方定居；但迟至10世纪80年代，一名波斯地理学家引用商人的第一手报道说，如拉合尔，这个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心脏地带的城市便是座纯粹印度教城市，“充斥着市集和偶像寺庙”，这城市的人民“完全是异教徒，没有穆斯林”。一直要到11世纪早期，土耳其和阿富汗军队才挟带着伊斯兰信仰开始攻击北印度的印度教王国。中世纪的这些伊斯兰征服者的军事入侵对北方文化造成永久影响，构成一个极富戏剧张力的故事，形成文化交流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比如，随之而来的是数目庞大的印度人改信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依然无法完全解释这个现象。毫无疑问，改宗的部分原因出自胁迫，但是由于阶级意识强烈的婆罗门宗教在许多地方对低下阶级进行压迫，改宗也可被视为对这种压迫本质一定程度的反抗，同时还展现了对伊斯兰民主倾向的热烈反应。但这项伟大的历史运动却是以暴力为始。

加兹尼的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32]

加兹尼，阿富汗东部。尘土云朵在摇摇欲坠的城堡周遭旋转，从干涸的阿富汗高原升起夏季的炽热狂风。“这真是个悲惨的地方，”莫卧儿大帝巴布尔写道，“我一直想不透，为何印度斯坦和波斯的帝王会将这个悲惨之地纳为首都。”这里位于从喀布尔往南到坎大哈的几小时车程路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穆斯林帝国在11世纪的首都。但现在，出于安全考虑，只能停留短暂时间。在马哈茂德苏丹的陵墓，只有一片上面写着漂亮库法花体字的石板，一群戴着头巾的老迈阿富汗人正在祈祷。在此地人民的心目中，马哈茂德仍是伊斯兰鼎盛时的君主。

在最近几年的宗派斗争中，他的名字出现在反印度人士和圣战士的旗帜上，甚至出现在一架巴基斯坦火箭上。马哈茂德在中世纪印度建立外来征服和传播伊斯兰教的模式。他总共出征15次掠夺北方的城市和寺庙。今日，印度史上没有任何人物能唤起比他更多的敌意。在阿富汗，他虽然被视为哲学家王子和异教徒的征服者，但在印度，他的残暴征服留下了苦涩的仇恨。他融合了残暴与高尚文明，这是中世纪伊斯兰的特色，如同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欧洲。

现今，许多讨论马哈茂德事迹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11世纪，印度遭逢的暴力程度与同时代西欧的朝代战争无异，比如诺曼人、法兰克人和奥图人（Ottonians）[33]激烈的相互征伐。阿富汗和土耳其统治者入侵北印度，掠夺城市和寺庙，以维持、供养和赏赐他们的军队。在南方，朱罗王朝对其印度教同胞做同样的事，他们攻击邻近国家哲罗（Chera）[34]和遮娄其（Chalukya）[35]。大部分的战争的动机都是掠夺，而夺取敌人的神祇肖像既是胜利也是侮辱的象征。但这些北方战争是以伊斯兰之名发动的。尽管《古兰经》说传教不应使用胁迫手段，但中世纪穆斯林国王仍在征服异教徒的战争中找到言之成理的借口，就像欧洲人利用《圣经》，马哈茂德也利用《古兰经》。但他的幕僚中仍有高级印度教徒，比如他的将军提拉克。此外，马哈茂德仍以印度国王作为他的附属国得到满足，而且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寺庙仍存于他的帝国。因此，马哈茂德不是个全然的偶像破坏者。他的主要目的不是改宗或破坏偶像，而是掠夺。尽管如此，在击溃异教徒之余，他还是对自己出身奴隶阶级却升格为哈里发一事广为宣传，他是信徒的同伴，先知的后继者。

出于这种背离《古兰经》的动机，马哈茂德建立了帝国。从旁遮普的两个伟大基地出发——古老印度教城市木尔坦和拉合尔——他趁冬季对北印度平原发动攻击，开启崭新的历史过程，引发次大陆上文化、语言和忠诚对象的深远改变。“这听起来也许夸张，”一位木尔坦的老居民告诉我，“但马哈茂德是巴基斯坦这个概念的第一位推动者。”

马哈茂德在木尔坦

木尔坦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这座古老城市正被突来的12月狂雨袭击，大雨狂泄于城堡上，奔流过蓝色圆顶苏非清真寺的地板。清真寺在灰蒙蒙的雾霭中昂然挺立，隐约可见。摩托三轮车小心翼翼地跋涉过后宫门外的街道积水，狭窄巷弄内的商店雨篷因大水而低垂。这城市自9世纪开始便由穆斯林君王统治，尽管在早期它是座著名的印度教城市。阿里·阿马苏迪是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在912年拜访此地。城市静躺在伊斯兰帝国边疆，他描述了由穆斯林统治者所保护的朝圣贸易之富庶景观。982年，就在马哈茂德统治前数年，“这个大城市有座著名的偶像，许多人从印度斯坦远来朝圣：而穆斯林统治者的大型军营就在这个印度教城市外。”虽然马哈茂德的首都设于阿富汗山丘上的加兹尼，木尔坦却是他在旁遮普的主要基地，他从此地入侵印度，远征秣菟罗、贝拿勒斯和曲女城。

招待我的加尔德齐一家的祖先于次大陆北方伊斯兰刚开始传播之时来到这里。20世纪90年代我在巴基斯坦旅行时曾住在他们家，当时，我在追寻亚历山大大帝的脚步。他们有个很棒的手稿图书室，收藏了古老的《古兰经》、诗歌和历史文献，包括苏非神秘派阿米库什有关伊斯兰人文主义历史的珍贵原稿、达拉·舒科（Dara Shikoh）[36]的《薄伽梵歌》之波斯文翻译，以及尼札密（Nizami）[37]和菲尔多西（Firdowsi）[38]的史诗中历历可见。菲尔多西是波斯诗人，为马哈茂德写下有关波斯帝王的《帝王之书》（Shahnama），他自己则为此书中描绘的伽色尼王国（the Ghaznavids）[39]的富裕宫廷所吸引，认为它会带来新世界的财富。

现在加尔德齐一家在郊区有新房子。他们在这座中世纪城市的老旧家族宅邸耸立于后宫门后的窄巷里一个高大砖造围墙的院子内。宅邸摇摇欲坠，女人的活动范围在一侧，男人则在另外一侧。宽广的庭院中有道露天拱廊，家族坟墓聚集在苏非派祖先舒克·优素福的陵寝四周，陵寝的蓝色磁砖流露着古典木尔坦风格。

加尔德齐一家的家族历史可追溯到哈里发帝国时代，这个故事反映了从先知时期到建立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本身的扩张，加尔德齐家族成员曾在1954年草拟的宪法上签名。赫尔·加尔德齐告诉我更多故事：

我们的祖先在往中亚的第一次扩张中从巴格达抵达布拉哈。然后，我们在11世纪晚期从加德兹抵达木尔坦为马速德服务，他是马哈茂德的儿子。但我们仍姓加尔德齐，那是加兹尼东南一座小堡垒城镇，四周环山，冬季山顶覆盖着白雪。巴布尔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花园或果园。对他来说，没有苹果和杏桃的地方荒芜无比！

加尔德齐家族属于中世纪多次大迁徙浪潮中的一批。印度是世上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它是北方世界中最棒的国家，”一位10世纪波斯作家写道，“文明优雅，人口无数，国王众多。土地上有无数城镇。所有人民都崇拜偶像。”你只消读读阿马苏迪的著作，便可看出印度让外国人为之倾倒。如同新世界的西班牙征服者，有些入侵者被印度文化诱引而来。比如，阿马苏迪为宗教差异所吸引，他写道：“鉴赏和判断力绝佳的学者们说古老印度特别注重正义和智慧。”其他人则兴奋地指出印度教宗教文献中的数学和天文学大发现。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无法容忍印度本土宗教，就像大部分西班牙人对印加和阿兹特克宗教所抱的态度一般：他们将它视为魔鬼之作，邪恶的偶像崇拜。这观点仍流传在基督教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文献内。马哈茂德最恶名昭彰的攻击发生在1023年，当时他攻打古吉拉特卡提西瓦半岛沿岸的索姆纳特（Somnath），这里是富庶的朝圣地，印度洋的浪潮不断冲击这块岬角。土耳其－波斯历史学家宣称他的主要目的仅在于掠夺，但有关其他目的，或者说大众看法的奇怪传说则早就在民间流传，倘若不是由两位认识马哈茂德和他儿子的好友将其记录下来，我们极可能斥其荒诞。这个故事说，索姆纳特的湿婆林迦实际上就是玛拿辖（Mannat）[40]的肖像，是在先知生前存在于麦加的异教徒的最后一尊偶像，后来它被悄悄带去印度。历史学家法鲁舒科·希斯塔尼（Farrukhi Sistani）陪同马哈茂德出征，“他将印度土地上的战士和凶狠战象歼灭殆尽”，诗人加尔德齐曾经重复这点，他在20年后进入宫廷，认识参战者。这个传说在战时，或不久后甚嚣尘上。

马哈茂德在木尔坦的广场点阅50000名军人，他征召了1200头大象和20000头骆驼来载水。他趁冬季往南出兵，穿越塔尔沙漠，由老旧商队路径经过斋沙默南下卡提西瓦半岛。索姆纳特在激烈战事后惨遭攻击，著名寺庙遭到掠夺，并被烧毁。那个偶像，即林迦的下场有数种版本，也许全是道听途说。有些人说，它被送到巴格达的哈里发那里，附有一封赞扬马哈茂德为伊斯兰战士楷模的信。其他人则说马哈茂德将它带到加兹尼，将它击成碎片，埋在那座伟大清真寺门坎之下，信徒前去祈祷时一定会踩过它。至少在他的时代，伽色尼历史学家于回顾时所建构的观点是，以伊斯兰教的末世论而言，1023年的这场征战出自于相当高尚的目的，那就是完成先知的未尽之业，摧毁玛拿辖。尽管人们声称这是此次征战的真正意义，但考虑到《古兰经》对攻击战争的告诫，这可能是后见之明或强辩。马哈茂德的货币上说，“只有一位真神，穆罕默德是它的先知，马哈茂德是他的同伴。”他从土耳其奴隶出身，爬到高位。

印度的第一位历史学家

这些早期的征服促使移民潮涌入印度河流域和旁遮普，包括商人、苏非教徒、圣人和外籍佣兵，因此许多老旧成见面临挑战或变得更为丰富。有个名叫阿尔·比鲁尼的移民，他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印度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尔·比鲁尼是个彻底的正统逊尼派穆斯林，但印度和其思维对他产生巨大影响——印度将改变伊斯兰文明，并成为伊斯兰的心脏地带。

这场对话的一个有趣层面是时间观。阿尔·比鲁尼从小熟悉《圣经》和《古兰经》的时间观，但当他旅行到印度学习梵文和印度科学时，他了悟到这些观念具有文化特性，并与历史息息相关。《圣经》和《古兰经》的历史长度观念显然令人难以相信。印度思想中的时间循环长远得令人惊异——数十亿年——而印度思想家不像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般相信创世论，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每一个宇宙新时代都是从上一个时代的残骸中重新形成。时间观的改变无可避免地带来哲学思维的革命，这导致阿尔·比鲁尼的作品读起来像达尔文理论的早期阐述。

早期穆斯林历史学家深知印度宗教和“圣经民族”的宗教（根据《古兰经》，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经典是在穆罕默德出生前由真神在其面前揭露）截然不同，即使前者有毗湿奴派和湿婆派这些派别，而每个派别都有数千万信徒，信奉不同的神、圣典和仪式，它还是在次大陆形成一套关联紧密的独特信仰体系。但阿尔·比鲁尼通过学习梵文并与印度教圣人进行讨论，却主张印度人的基础宗教信仰与伊斯兰教无异，偶像崇拜在于协助穷人和心思简单的人，只是个浅薄的议题。这项杰出的洞见成为未来穆斯林－印度教的交互方式，从中世纪苏非派圣人和神秘主义派，如迦比尔（Kabir）[41]和达杜（Dadu）[42]，到17世纪40年代的达拉·舒科，远至现代思想家如辨喜（Swami Vivekannda）[43]、泰戈尔和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ti）[44]等不一而足。

南方诸帝国

因此，马哈茂德的两位密友和他的哲学家－科学家阿尔·比鲁尼分别代表了伊斯兰教和印度首度相遇时的两极反应。但我们要在此再度强调历史是多头进行的。1010年，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横越旁遮普，攻打朱木拿河谷地，掠夺库尔（Ghur）；1011年，他的目标则是塔内萨（Tahnesar），位于库鲁舍塔遗址上的伟大古老城市。这些年在南方史书中投下庞大阴影，但南部和东部的文明中心仍屹立不摇，不受侵略掠劫的影响。也是在1010年，热带南方的一个伟大帝王以印度最伟大的建筑物来纪念他征服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之举。马哈茂德在1017年攻入恒河平原深处，2年后，那位帝王的儿子——一位印度教国王和湿婆派信徒——率军出征，不可思议地快速行军1000多英里，沿着安达拉（Andra）和奥利萨的海岸，直抵恒河。毫无疑问，孟加拉国的居民一定对有军队从遥远南方入侵一事大感吃惊，军队说着无人通晓的南方语言，在此遇上马哈茂德从印度河流域来犯的土耳其大军。

10世纪晚期，一个庞大帝国在南方兴起，丝毫未受西方和中亚历史事件的影响。如同我们在第三章所讨论的，阿育王时代人们便知道的朱罗王朝，以及其他南方伟大王朝——马杜赖的潘迪亚和坎奇（Kanchi）的帕拉瓦——在10世纪，朱罗逐渐壮大，成为半岛南方的强权，其强大国势延续到13世纪末期。11世纪，他们占领安达曼和缅甸外海的尼古巴群岛，后者今日仍是印度领土；他们也占领了部分的爪哇，和中国互换使节团，他们在中国泉州还有商业基地。朱罗是那时的伟大文明之一，心脏地带位于高韦里河这条南方圣河的流域和三角洲。想到达那里，必须沿着科罗曼德海岸朝印度南端南下直抵朱罗曼达兰（Chola mandalam），即朱罗人的土地。

坦焦尔之旅

我随着秋末的雨季抵达坦焦尔。饭店就在火车站旁，从屋顶，我可看见一大片靛青色的云朵垂挂于镇上，一道雨幕从湿漉漉的绿地缓缓移到遥远的雷声大作处。

上图：坦焦尔。这座于1010年建立的寺庙位于中世纪护城河内，旁边有神圣的西瓦干加蓄水库，里面有一座在7世纪就已闻名遐迩的小神庙。

坦焦尔就在高韦里河三角洲顶端下方。40条溪流从此地分散开来，灌溉稻米田，这是塑造南印度历史的王朝的财富基础。英国人曾认为这里是他们帝国中最肥沃的省份；马可波罗在朱罗黄金时代末期来到此地，对他而言，此地是“全世界最富饶的地方”。镇上耸立着罗阇罗阇（Rajaraja the Great）[45]的寺庙之巨大金字塔，竣工于1010年，是朱罗王朝从10世纪到13世纪主宰南印度的象征。朱罗人还曾派遣军队远征斯里兰卡和恒河流域。

这个时代拥有优异的艺术和文化成就，常被拿来与古雅典相较。泰米尔文化历史悠久，创造了丰富多样的音乐、舞蹈、诗歌和雕刻。尽管岁月摧残，又遭殖民主义和现代化的破坏，泰米尔文化仍旧绵延不绝。如果你向往归属于某种传统文明，那你就该来南印度：高韦里河三角洲是此地的肥沃心脏地带，坦焦尔则是其帝都。

朱罗王朝的创立者是阿地特亚（Aditya），王朝可追溯至前罗马时代（如我们所见，阿育王的敕令中曾提到朱罗人）。阿地特亚的在位期间是871年至907年，他统一王国，皇家碑铭中的诗句描述他“沿着高韦里河河堤建立一排高大的湿婆石庙，从大象出没的赛耶山脉（Sahya mountains）到月亮引发潮汐变化的海洋，处处可见”。但直到10世纪中期，朱罗王国仍只是个本土小国，与其半岛邻近国家陷入苦战。大力开疆拓土的是阿鲁摩利（Arulmoli），也就是后来的罗阇罗阇（万王之王），他在985年登基。他建立自信后，派遣海军远征新土地，包括马尔代夫和北斯里兰卡，而他的儿子拉真陀罗（Rajendra）则调派军队前往恒河流域，占领部分爪哇和马六甲海峡，以保护前往柬埔寨和宋朝的海上贸易路线。罗阇罗阇创立了一个拥有强大行政能力和军队的王国，这使朱罗人主宰南方长达三个世纪，直到今日，仍在泰米尔文化和地区烙下深刻痕迹。

罗阇罗阇的个人故事带着神话那份令人不安的幻象。他的王朝在他还是孩提时代时便被敌人推翻；他的曾叔父因笃信宗教绝食而死，这也许是他（罗阇罗阇）小时的事；他的哥哥在宫廷混战中惨遭杀害；在这之后，他父亲死因不明（“或许因为心碎”——历史学家尼拉卡塔·萨司提﹝Nilakanta Sastri﹞[46]如此猜测），他的母亲则在他父亲的火葬堆旁殉葬。后来，罗阇罗阇的姐姐昆达薇在其下令制作的青铜肖像铭文中，将他们的父母亲提升到神祇地位。

在这些事件后，罗阇罗阇的叔叔、而非他本人登基为王（像《哈姆雷特》或《狮子王》），新王被某些泰米尔历史学家（尽管并非全体）视为“邪恶的叔叔”。虽然“人民祈求罗阇罗阇成为国王，驱散时代的黑暗”，他却拒绝。“他不想成为帝王，只要他的叔叔仍渴望统治这块土地，他就不会和他争夺……”

这故事无疑掩饰了皇室倾轧，如同许多古老和中世纪印度继位混战一般，表面避而不提。但为了平息宫内派系分立，在“注意到他身体上的某些记号……显示他是毗湿奴的化身后”（此处暗藏罗摩故事的暗喻），他的叔叔钦点罗阇罗阇为王位继承人。他因此成为王储，而他叔叔则“肩负起统治人间的重任”。

年轻王子以罗摩的泰然自若，没有轻举妄动，静静等待时机来临。当时机最后来临时，这位国王展现实际取向的天赋，毫不留情地抓住每个自我提升的机会，在南印度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生活上都留下无可抹灭的印记。

罗阇罗阇的个人神祇——泰米尔人所谓的家神——是湿婆，但就像所有其他伟大的印度统治者，他也热心赞助其他宗教，在纳格伯蒂纳姆（Nagapattinam）这个主要海港兴建寺庙和一座巨大的佛教寺院以欢迎东方朝圣者（亚洲朝圣者一直使用它们到16世纪，而直到19世纪60年代，它们才被捣毁）。他甚至准许在那座坦焦尔的伟大湿婆庙的墙上竖立佛教雕像，这座寺庙的兴建是为纪念他的统治、征服以及他本人。

罗阇罗阇在坦焦尔的印度寺庙如今是世界遗产，但它仍在运作。饱受风雨侵蚀的红色沙岩门塔（gopura）矗立着，为正式入口，看起来仿若充满异国情调的石化植物，装饰和尖顶饰如芽般林立。寺庙以这位伟大帝王之名命名，称做“罗阇罗阇瓦兰”（罗阇罗阇大帝），墙壁上雕刻着冗长的铭文，叙述他的军事胜利和宗教捐献。皇家成员和朝臣竞相仿效他的慷慨，纷纷捐献青铜器、烛台和家具等各种奢华礼物。其中最显赫的捐献者并非他的十位皇后，而是他“亲爱的姐姐”昆达薇，他似乎与她异常亲密。在所有的铭文中，她的名字都列于皇后之前，他后来娶了她的女儿，还将一个女儿的名字取为昆达薇。

巨大的入口通向一片宽敞、优雅的广场，在经历镇上拥挤的喧嚣之后，这令人神清气爽。寺庙的面积为1200英尺乘800英尺大，四周被有柱子、墩身和壁柱的回廊环绕，一道壮观的花岗岩围墙高达40英尺。好几排的湿婆坐骑牛南迪（Nandi，意指圣牛）的小雕像沿着顶端竖立，为精美严肃的古典主义风格带来一丝活泼趣味。望过围墙顶端，椰子树弯身低头，被温暖的风吹得婆娑起舞，一群群朝圣者绕着寺庙前进，穿着鲜亮的柠檬、绯红和金色纱丽。

上图：坦焦尔大寺庙一道装饰繁复的仪式性大门，它通往神圣的院落。

内院是个大型仪式场地，为皇家仪式剧场。世上少见有如此古老的建筑仍旧保存得这般完善，而且还在运作。在院子中央，主要神殿屹立在巨大平台上，上面庞大的角锥形塔高达216英尺，1010年竣工时，这是印度最高的建筑。寺庙完工时以盛大节庆庆祝，演技精湛的皇家剧团表演了一出特地为此盛事而写的音乐剧，细数国王和其寺庙的故事。可惜的是，这出戏的脚本现已迭失，但坐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院落里，听着今日的节庆帐篷随风啪啪作响，我想像罗阇罗阇身兼国王和剧作家——同时是哈尔王子（Hal）[47]和哈姆雷特，可靠又多变，他还是剑客和诗人哲学家——正对他的演员下临时指示，指导他们如何演出赞颂他的文句：“……他的功绩如此彪炳，幸运女神是他的妻子，而大地之母则是他的情妇。”

在高塔基座的周遭是好几排湿婆雕像，湿婆拿着盾和剑，呈现战士之姿，为城市毁灭者。此地铭文列出30个朱罗军团，每个都战果辉煌。门旁是罗阇罗阇和他的精神导师卡鲁武拉的肖像雕刻。走过楼梯，穿过幽暗的走廊直通一处圣所，走廊以巨大的正方形花岗石列柱支撑，流露思古氛围。最后，走到神殿里面，一根12英尺高的黑色林迦在巨大的台座上昂然屹立，这是湿婆的象征，背后是体积庞大的青铜制七头蛇。这座林迦的名字是“罗阇罗阇大帝”。每个黎明，庙方将牛奶倒在擦亮的花岗岩上，然后清洗，再以长串的金色金盏花装饰，最后裹上闪闪发亮的白棉裙。根据泰米尔纳德邦的习俗，在罗阇罗阇生日那天，寺庙仍会举行纪念国王的印度教特别礼拜。考虑到建造者顽固的个人特质，或许这神殿原本也是要当作存放国王骨灰的最后埋葬之所吧。

如同国王原先的意图，这座寺庙的规模和宽广都达到壮丽辉煌之效。朝圣者从最后一道门穿越阳光遍洒的庞大院落，从开阔宽广的天空下一下子进入一间阴暗的“子宫室”。但罗阇罗阇时代最美丽、最亲密和最倏忽即逝的作品其实就隐藏在暗处，未向大众揭露。神殿的墙壁间有道游廊，墙壁上有早期的壁画，它们后来被17世纪的绘画所掩盖，接着又被雨水严重侵蚀，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进行抢救。虽然之前也有少数朱罗绘画留存至今，但此处所揭露和保存的最令人惊叹。它们采用真正的湿壁画技巧——于潮湿的石膏上作画，而其中的画像让我们得以一瞥朱罗帝国的失落世界。最令人吃惊的，是军事主题和最精致细腻的画笔的奇妙融合。这个时代的诗歌几乎拥有后现代的意识和高度的性坦率，但他们也讴歌嗜血残忍的战争，其中描绘了敌人的寺庙遭到掠夺、造反分子的头部在大象脚下如瓜般被踩碎的场景。最令人发指的，是战败一方的皇族女性遭到截肢的命运，其中一例是战败国王的母亲，另一例是“如孔雀般迷人”的王后。在迈索尔地区的一场战争中，战败国家的女性“被松开腰带”或“被剥夺其阶级”，换句话说，就是惨遭强暴。更奇特的是，一位遭到判刑的大使被迫穿上女人的衣服，放到没有桨的船上任其漂流，这是侮辱他的方式。这些也许能让我们对中世纪土耳其苏丹和印度教王侯间的类似战争产生不同看法，当时，捣毁寺庙代表一种宗教上的偶像破坏行径。毫无疑问，穆斯林对印度教制造肖像的敌意是部分原因，但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征服者的报复冲动。如同在中世纪欧洲，背弃你的君主形同宗教亵渎。

上图：罗阇罗阇大帝和他的精神导师卡鲁武拉，这是隐藏在大寺庙神殿游廊的其中一幅朱罗壁画。

因此，这是个鲜血与花朵并盛的时代，我们在此可举虽奇特但相当类似的例子——封建时代的日本，或者，甚至阿兹特克？在寺庙游廊的微弱光线下，你可以尽情凝视那个时代的脸庞，仿佛从色泽的蒙蒙迷雾中——天青色、海绿色、灰白色、灯黑色、黄土及赤土色——依稀能辨识出柔和模糊的轮廓。那里有幅罗阇罗阇的真人画像，嘴唇丰润，肤色金黄，身躯微胖，今日可在富有的泰米尔政客或丰满的宝莱坞巨星身上看到这种婴儿肥。他低着头，沉迷在与他的精神导师身兼桂冠诗人的对话中，而卡鲁武拉则一脸白胡子。在附近的墙壁上画着湿婆，仍是以战神之姿出现——魔鬼城市的毁灭者，两眼圆睁，暴怒异常，他身边旋转的画笔宛如定时摄影的头灯。皇室也在此膜拜他们的家神：湿婆在火圈中狂舞的模糊肖像，珠宝闪烁着微光，仿佛印烙在底片上，他身后是吉登伯勒姆那座神庙（the sanctum at Chidambaram）[48]的弓形屋顶，他表演宇宙之舞的“意识之厅”。

人神共通的湿婆舞蹈是寺庙和文化的中心意象——同时作为神的舞蹈和一种艺术型态。湿壁画上，女孩们跳着舞，只穿着腰带，赤裸的身材玲珑有致，戴着手镯和脚饰，发型精美。在楼上的上层游廊于国王在1014年死去时尚未完工，这里有一系列的雕刻镶板，展示婆罗多舞（Bharat Natyam）[49]的108种姿势，依循古老书籍《乐舞论》（Natya Shastra）[50]的确切次序排列。在这座新神庙落成时，罗阇罗阇雇用了850位员工——仆人、舞蹈指导、音乐家、鼓手、歌手、会计师、撑伞的人、灯夫、船工、陶艺家、男洗衣工、理发师、占星家、裁缝师、木匠、金匠——用于1010年的落成典礼中，并从朱罗纳德（Chola Nadu）[51]找来400位舞娘。她们住在神庙旁的巷弄里，名字列在外墙的铭文上，载明住址和出生的村落。她们将余生完全奉献给神和国王，契约细节写得一清二楚：雇用条件、酬劳、责任、养老金约定，以及死亡时的权利。比如以下的典型例子：“南区南街，80号，舞娘赛古兰，来自帕其曲尔村庄的提鲁梅拉利庙。”而79号的年轻索兰呢？这些细节非常吸引人，历史学家很难抗拒试图追查它们的冲动……

在帝都坦焦尔内

夜幕低垂，大雨乍歇，温和的阳光斜照在巴士站。我搭黄包车进入旧城。尽管这时期的碑文众多，却缺乏对这个伟大印度帝都的描述，它的位置或布局也付之阙如。在8世纪早期坦焦尔以新兴城镇坦贾普利（Tanjapuri）之名崛起，当它在9世纪中期成为朱罗首都时，建筑了堡垒和防御工事。那个城市现今在小镇北方，靠近维纳河（Vennar）河堤。有座小寺庙仍屹立在那里，其神祇称为坦焦尔之主。然后，在10世纪晚期，罗阇罗阇兴建了一座新城市，内有宽广街道和市集，还有他姐姐昆达薇奉献的医院。但今日的城市布局似乎完成于16世纪或17世纪。我们尚未证实罗阇罗阇的首都是否就在此地：许多学者认为它在现今有护城河环绕的城市外某处，但我没那么确定。现在是展开另一场探索的时候了。

我随身带着英国军事观察家于18世纪绘制的地图，这幅地图绘自卡纳蒂克战争（Carnatic wars，1746—1763）[52]中的“确切调查”。地图显示了坦焦尔在这场英法战争中的位置，当时，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横越南方，带来毁灭、混乱和死亡。地图绘有炮队视线和法国攻击地点的细节，但它也显示了古街道、巷弄和神庙。在城堡内，有四条形成正方形的大街，外面则是杂乱的狭窄巷衢。这就是朱罗铭文上提到的四条大街吗？我下车，进入宫殿围墙下的一条窄巷，立即看见一座残破的中世纪寺庙，它现在被当成自行车棚。以前用来支撑节庆雨篷的柱子矗立在堆肥中。

再往前走，旧城的中心是一座隐密的大杂院，只能以步行抵达。在今日的西街中央有座大神庙，雕刻着朱罗铭文；附近有一连串石铺的巷衢，看起来像是住宅区的精密格局，每条巷子都有特定入口。之后，我转进南街——舞娘可能住过的地方。10世纪的门牌号码毫无用处。“你在找旧号码或新号码？”一名商店老板问我，指着他的门框，上面有新旧两个号码。不消说，两者都不是。我离开南街，漫步走进新混凝土购物中心旁的一条窄巷。我走过一条小拱廊，抵达一个小院落，一边是印刷店，另一边是一座老家庙。老板在印刷店里泡茶，老旧的金属铅字板上沾满灰尘，他说：“我们现在计算机化了。”我们坐在他的阶梯上，看到在院落的另一端，一位穿着缠腰布的老人提起印度教礼拜的火苗，然后摇铃。

“我只能告诉你有关这条街道的口述历史，”印刷店老板说，“我们是个坦焦尔家族，传说中，这里位于罗阇罗阇的首都内部；皇家雇员住在那一边，歌手和舞娘住在这一边。你看，我邻居的家庙很古老吧，至少六百年了。老坦焦尔地区都是如此。”

我坐在阶梯上，啜饮着茶，落日余晖照在家庙屋顶，尖峰时刻的交通工具隆隆经过巷弄尾端，购物的人行色匆匆。当然，我现在看到的是许多时代的产物——朱罗人、纳雅克人（Nayak）、马拉塔人（Maratha）和英国人治下的各个时代——但在我的心灵之眼中，我可以看见一份泰米尔伟大文献中所描写的10世纪场景：“城市居民的嗡嗡低鸣宛如翻腾的海浪……街道上如彩虹般七彩斑斓……旗帜啪啪飘扬，露台上安放着蓝色水壶，蓄水库如妓女的心思般深沉。男男女女衣着艳丽，就像神的城市。”这是一位耆那教作家写的诗，显然受到传统泰米尔文学的城市描写的影响，但它含有10世纪的特殊氛围——“说着18种语言的人民聚集在此，密密麻麻地仿若群聚在长满成熟果实的果树上的鸟儿”。《耆婆如意宝》（Civakacintamani）[53]这首史诗接下来描述城市内的景象：

城市（内部）充斥着来自岛屿的商品……市集街道漫长宽广，布局完美，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宝藏，他们的仓库堆满珍贵的奢侈品……七种阶级的人民数目庞大，摩肩擦踵，一个人身上的檀香膏抹到另一个人身上，人声鼎沸，语言难辨……千道炊烟如疾风般席卷过街道，遮蔽烈日。当节庆结束时，访客得小心踩过街道上的成堆花环，花瓣形成的花池，还有各色粉末散落的红地。

你可以想像，这便是罗阇罗阇时代的坦焦尔。

从古老世界到中世纪

因此，印度中世纪文化在许多方面开花结果。在此章的管窥之外，我们也许还应该提到卡朱拉荷、奥利萨和古吉拉特的建筑；阿旖陀、埃洛拉（Ellora）[54]和卡勒（Karle）[55]的石窟；阿布山（Mount Abu）[56]的耆那教寺庙；或孟加拉国的佛教建筑，帕拉王朝（Pala kingdom）在8世纪至13世纪间于此地留下许多雄伟的纪念物，举如，现在位于孟加拉国的苏摩普梨（Somapura）大学。虽然印度从未统一，但历经这些世纪以来，次大陆可能是全球最为富裕、人口最为众多之处。当然，这些都是种姓阶级分明的社会，部落和贱民往往遭到粗暴对待，精英阶级则耗费庞大资源促进他们的皇家声望和崇拜仪式。

上图：在传统泰米尔“阿格哈兰”屋舍内，南方古老文化中的休息时刻。

上图：在大寺庙的圣所内。我们竟然得到祭司特准，得以拍下这些林迦象征仪式的美丽镜头，罗阇罗阇于1010年奉献这个男性象征。

上图：提鲁瓦讷马来举行的卡尔提伽节（Kartikai festival）的热闹景观。这个古老的泰米尔山丘寺庙供奉7世纪的圣人，后来罗阇罗阇加以扩充和发扬光大。

大众并未从他们的行径中获利，但他们的文化仍旧保有许多特质，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宗教多元主义。排斥异己绝对不是其他文明的专利，我们轻易便能找到，在中世纪时极端无法忍受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印度教国王，有些甚至无法容忍其他印度教教派。但如果存在一种广泛倾向，大致可以说，外来王朝避免创立国家宗教，尽管某些本土王朝偏爱某种宗教——孔雀王朝的耆那教或佛教，或者，笈多王朝的毗湿奴派，朱罗王朝的湿婆派——眼光远大的印度统治者依旧积极支持其他信仰。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关键就是多元主义。

直到14世纪早期，南方的古老本土王国仍不受外界干扰，自行发展文化。反之，在北方，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强权却在11世纪和12世纪便受到外来冲击，直到德里苏丹王国于1192年建立，并开启长达数世纪的阿富汗、土耳其和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其中有些国王还积极传播伊斯兰教。但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融合来临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轶事（它遭到复制多次）说，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ra）[57]曾描述道，在14世纪30年代，卡朱拉荷的性爱神庙中那些表现湿婆和帕尔瓦蒂的宇宙婚姻的色情雕像十分精妙。他们全体都在印度永恒的追寻、也就是对知识的追寻中相濡以沫。

至于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到的罗摩的故事，它在中世纪演变成一种隐喻，一种印度经验的意义象征，成为观看印度历史潮流变换的透视镜。据说这个故事有超过300种版本，有些经过大幅度改写，比如泰米尔语、马拉地语、泰卢固语和孟加拉语版本，在北方通用语言印地语（Hindi）中也不例外。摩皮拉人是喀拉拉最古老的造船阶级，他们甚至有穆斯林版本：“兰姆（Ram）苏丹”的故事，其背景设在热带南印度的穆斯林世界里。我们还有一个以泰米尔语的《罗摩衍那》为范本的泰米尔语《先知的生平》。罗摩的故事以这些形式成为另一种印度历史，它是人们共同的根源，所有社群，甚至所有宗教都能分享。如同印度所有伟大的发明，它属于所有人。一位印度最高法院的穆斯林显赫人物如是说：

这整个国家都是罗摩的出生地。总而言之，这片土地就静躺在所有人的心灵中，历经数世纪以来，人们深爱、尊敬和崇拜罗摩王子，视他为最完美的人：正直、诚恳、宽容和博爱的理想典范。

[1]印度乌托邦大和谐理想。

[2]印度最高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

[3]印度人将罗摩治下的时代称之为黄金时代。

[4]卡朱拉荷在10世纪时是昌德拉王朝的首都。昌德拉为中部印度10世纪至13世纪的王朝。

[5]位于印度北部，为一独立邦国。

[6]1921—1992，印度知名导演与配乐大师。

[7]1921—2004，第12任印度总理，在位期间为1991年至1996年。

[8]印度神话中之人类始祖，传说有14世，每世432万年。

[9]印度的世界开辟论中有四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及现今黑暗时代。

[10]北印度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间兴起的古王国，领土在北方邦的中南部。

[11]937—1048，波斯历史学家。

[12]一种测量单位，约等于9英里。

[13]古希腊人阿波罗尼奥斯的史诗作品，约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

[14]泰米尔诗人，《罗摩衍那》泰米尔语版本的作者。

[15]古印度诗人，相传是《罗摩衍那》的作者。

[16]帮助英雄伊阿宋取得金羊毛的公主，与其私奔，后遭遗弃，愤而杀死亲生儿女。

[17]？—1611，最早至印度和东南亚旅行的英国人之一。

[18]？—467，北印度笈多王朝君王。

[19]335—380年间在位，印度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本身也是诗人和音乐家。

[20]320—335年间在位，320年建立笈多王朝。

[21]499—569，南北朝的天竺学僧，西印度人。

[22]指19世纪末期的文学、艺术风潮等。

[23]印度最高石塔，是印度德里苏丹国拆除印度教寺庙后所建的清真寺及礼拜塔，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24]？—550，天文学家和最早的印度数学家。

[25]415—455，在位期间叛乱频仍。

[26]1867—1936，意大利戏剧家，20世纪重要的荒诞剧先驱，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7]信奉印度教的湿婆神。

[28]590—647，印度佛教帝王，统治北印度41年。

[29]每年10月举行的节庆。

[30]公元前155—前130年间在位，为印度－希腊国王，统治现今巴基斯坦，史上第一位皈依佛教的西方历史人物。

[31]哈里发是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元首称号。

[32]971—1030，伽色尼帝国创始者，帝国版图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

[33]指912—973的德意志国王奥图一世。

[34]统治南印度至12世纪的泰米尔王朝。

[35]6世纪—12世纪统治印度中部和南部的王朝。

[36]1615—1659，莫卧儿王朝王子，曾著有苏非派论文。

[37]1141—1209，波斯文学中最伟大的浪漫派史诗诗人。

[38]935—1020，波斯诗人。

[39]963—1186，建都于阿富汗加兹尼。

[40]阿拉伯人的三大偶像之一。

[41]1398—1517（传说活了这么久），印度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42]印度教圣人。

[43]1863—1902，印度近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印度教改革者，19世纪神秘主义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创始人。

[44]1895—1986，20世纪最卓越的灵性导师、印度哲人，被通神学会奉为“世师”。

[45]985年登基，985—1014年在位，疆域南至锡兰，北达羯陵迦，统一南印度。

[46]1892—1975，印度历史学家。

[47]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六世》中的主角之一，生性严肃，有学者认为他是莎士比亚的化身。

[48]建于13世纪，为印度南部最古老的舞神湿婆庙。

[49]南印度一种传统舞蹈，也是最古老的古典舞蹈。

[50]这本以梵文为主的论述，又称第五吠陀的《乐舞论》是3世纪婆罗达牟尼（Bharata Muni）所著，为史上有关戏剧舞蹈论述的最古老著作。

[51]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高韦里河下方。

[52]18世纪，英国人、法国人、马拉塔人和迈索尔人之间为争取控制内洛尔（Nellore），以南海岸地带为中心而发生的一连串冲突。

[53]耆那教宗教史诗，以古典泰米尔文写成，亦有人音译为《辛瓦卡辛塔马尼》，作者是提鲁塔卡特瓦（Tirutakkatevar）。

[54]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奥兰卡巴附近。

[55]位于孟买东南方。

[56]位于拉贾斯坦。

[57]1304—1369，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

5 理性的统治：伟大的莫卧儿

在巴拉希萨尔的壮丽堡垒，春夏两季吹过喀布尔平原的北风将树木吹得婆娑起舞。喀布尔城墙迤逦绕过赤裸的棕色山丘，它最初兴建的目的为抵御5世纪的匈奴来袭。自那之后，喀布尔连番遭受攻击——成吉思汗、帖木儿、莫卧儿人、波斯人、英国人——他们今日仍在进行战争，赫尔曼德省（Helmand）[1]仍有零星战斗。但在此地，于16世纪早期，入侵印度的新计划形成，即将对次大陆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上图：从巴拉希萨尔眺望的喀布尔城市美景。作于约19世纪40年代。

我在与塔利班的第一次战争时（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抵达此地。当时，城市完全被摧毁：没有电，没有街灯；夜晚，偶尔有车子的头灯照亮这个破碎城市高低不平的小尖塔和黝暗的阴影。自从塔利班在2001年被推翻后，尽管南部炮声隆隆，国际贸易公司仍重返此地，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过去25年来不断的战事使得人口向外扩展，山丘上满是临时搭建的小屋，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郊区变得肮脏不已。老阿富汗人会告诉你，这里曾是一片天堂乐土：诗人彼得·利瓦伊（Peter Levi）[2]描述此地为“天使国王的光辉花园”。

巴布尔：第一位莫卧儿帝王

莫卧儿王朝从1526年至1857年间统治北印度，巴布尔是其创建人，他的坟墓静躺在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山谷，那里曾繁花似锦——这段路程足可让我们瞥见阿富汗历史的多样性。今日，人们轻易便将阿富汗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温床，但另一个更为丰富的历史痕迹其实就在我们四周：我们在前文就讨论过，阿富汗的历史一直是印度的故事的一部分，此地见证了次大陆的历史浪潮。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和之后，喀布尔山谷是梨俱吠陀人的土地。在公元后几个世纪，它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枢纽，并于6世纪至10世纪年间由印度教国王统治。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内战和苏联入侵时，它仍有庞大的印度教人口，超过25万，主要是商人、工艺匠，以及传统俞那尼（希腊－罗马）医学（Yunani medicine）[3]的医生。现在只剩下几百户印度教家庭，但山谷内充斥着过去多元信仰的遗址，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都曾来此膜拜。山谷南端屹立着贵霜佛塔遗迹；古老的穆斯林墓园纪念在7世纪第一批抵达喀布尔的伊斯兰传教士；直到苏联入侵时，这地区仍有一座印度教寺庙。悲哀的是，在桑树林间的野餐早已成为往日光景——至少在目前仍不可行。

但最能引发思古幽情的是巴布尔的花园，这位传奇莫卧儿帝王的埋葬之所。他的故事不同凡响。巴布尔出生于费尔干纳，为苦盏（Khodzent）这座塔吉克城市的国王，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直系后裔。他在1504年征服喀布尔，并从此地发动1525年对印度的最后攻击，矛盾的是，印度那时正被从阿富汗来的洛迪苏丹王朝（Lodi sultans）[4]所统治。巴布尔大胆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大获胜利。他创立莫卧儿王朝，其帝王后来成为全世界最荣耀的统治者。但他从未忘情于喀布尔。在巴布尔的回忆录里，他对印度炽热和灰尘仆仆的气候多有抱怨（“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地方……没有好吃的甜瓜”）。喀布尔才是他钟情之所，那里“气候适中，可远眺大湖，当平原披上绿衣时，草地如茵”。他特别喜欢山谷，那是他长达20年的家，它的高度使夏季气候凉爽，遍布长满葡萄树、橄榄树的果园。此地的花园兴建于1504年到1528年间，自那时起便广受市民喜爱。墓碑上的铭文是他的名言：“倘若人间有天堂，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上图：今日在喀布尔市外的巴布尔坟墓。

巴布尔告诉我们，他在这些崎岖山丘、翠绿山谷和果园间感觉最为自在，那里棕色的山峦覆盖着如溪流般的白雪，还有布哈拉、梅尔夫以及撒马尔罕令他钟情的宫殿和市集。巴布尔从未学会印度语言，他说的是源自莫卧儿斯坦（Mughalistan）[5]的土耳其方言察合台语（Chaghtai）[6]。莫卧儿斯坦位于锡尔河（Syr Darya）北部，延伸至巴尔喀什湖。直到最后，他在闷热的印度平原，仍旧怀念着中亚的广阔天际，潇潇春雨过后，撒尔马罕的紫色沙漠点缀着盛开的花朵。

40年前，在“嬉皮之路”（Hippy Trail）[7]的时日里，此地仍是个舒适的停留点，到处是高大的楝树，空气中弥漫着野玫瑰和茉莉花香。自那之后，阿富汗的灾难甚至波及其最辉煌的穆斯林纪念碑。数十年来的忽视，25年的战争，数年的干旱使水道干涸，树木植物枯萎，留下一片荒芜，被到处乱盖的小屋掩盖。现在，城市正在修复：花园重新栽种树木和花草，希望它能再度成为莫卧儿时期的憩息所。从炸毁巴米扬大佛到捣毁喀布尔博物馆——过去30年间阿富汗曾发生过许多悲剧，因此这场重建战争也是要弥补这些过失。

但那座花园不仅是这段印度故事的背景，它亦是我们后来视其为印度本质的文明象征。它是次大陆的第一座莫卧儿花园，而在阿格拉南方多尔蒲（Dholpur）的花园则是巴布尔在印度的第一个统治所在地。他的后继者所兴建的其他花园包括斯利那加（Srinagar）的壮丽花园，可远眺克什米尔的达尔湖，但在圣战士的阴影笼罩下，现已荒废，无人造访。此外还有在泰姬玛哈陵旁的朱木拿河边重新发现的月光花园。但喀布尔花园是第一个范本。巴布尔在低矮露台上设计了一连串的正方形花园，中间安置八角形和圆形喷泉，由莫卧儿人深爱的楝树提供遮荫。花园两侧现已毁圮，但你仍能从中望过平原，远眺阿富汗中部山脉，即使在夏季，绵延的山峦仍覆盖着皑雪。你走上以前高大丝柏树林立于两侧的山路，直抵一座沙贾汗（Shah Jahan）[8]建于1646年的大理石清真寺，美丽壮观，此寺庆祝他攻下巴喀（Balkh）古城，即“城市之母”之举，巴喀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外的阿姆河平原。巴布尔的陵寝就位于清真寺上方的露台。尽管在阿格拉过世，但由于巴布尔如此深爱这个花园，他要求返回此地埋葬。战争和内部纷争不断拖延这个愿望，直到9年后，他忠心的阿富汗妻子碧比·穆巴丽卡·尤苏爱（Bibi Mubarika Yasufzai）[9]才终于将他带回。

上图：莫卧儿大帝巴布尔。在中亚的苦盏，这位印度征服者仍被尊崇为诗人。

巴布尔要求陵寝尽量俭朴：他希望陵寝由雨、阳光和雪所覆盖，也许还能开满花朵。家族遵从他的要求，他的曾孙贾汗季（Jahangir）[10]在17世纪为他立了一座小墓碑。直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的大理石才安置在其上，并兴建小楼阁，但目前的修复计划会将它拆除，让巴布尔的陵寝重新暴露在外，任由日晒雨淋。

巴布尔所建立的北印度帝国最终成为印度－伊斯兰的奇妙综合文化王国，并曾短暂拥抱所有宗教。这帝国由穆斯林帝王统治，他们和佛教徒高谈阔论，而非炸毁他们的雕像；他们在卧室里挂着圣母图像；翻译印度教宗教经典，而非斥其为偶像崇拜者的异端邪说。今天，人们认为莫卧儿时代界定了北印度，它的成就使人称羡，但这并非它唯一迷人之处。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瞥见伊斯兰世界过去荣光的标志，也许还可望见未来的宽容胸襟。

潘尼帕特之役

1526年春天，莫卧儿军队的甲冑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从喀布尔南下，横越印度河流域的阿托克（Attock）[11]，行经大干线。军队穿越旁遮普，转南沿着朱木拿河的古道前进，进入平原。军队的火炮由马匹拉动，为首度在印度的战役中所使用的炮队。巴布尔试图攫取这片次大陆的财富，因而曾出兵5次，这将是最后一次。他现在已43岁，灰发苍苍，是从孩提时代便惯于作战的沙场老将，他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的父亲则是帖木儿的后裔：

印度斯坦是片广大而人口众多的王国，非常富庶，但它也是个奇怪的国家。跟我们的帝国相较，它不啻是另一个世界。它的山脉、河川、森林和野地，它的村庄和省份，动物和植物，人民和语言，甚至它的雨水和风儿都截然不同。一旦跨越印度河，土地、水、森林、石头、人民、部落、礼仪和习俗全都流露印度斯坦风情。人口众多……而大部分的印度斯坦人是异教徒……

尽管如此，他的敌人却并非印度教徒，而是穆斯林－德里苏丹王国（Sultan）[12]的易卜拉欣·洛迪。决定性战役发生于1526年4月20日礼拜五，当时，北印度的气温正逐渐上升，一般在此时，气温可高达摄氏45度，甚至更高。易卜拉欣苏丹的大军人数占尽优势，据说，他可以召集10万人，几乎是巴布尔军队的10倍。

战役发生在潘尼帕特（Panipat），为大干线上的古老城镇，位于德里北方55英里处。潘尼帕特静躺在乡野狭地间，印度史上许多伟大战役都在此上演，它也是个传奇地点，是《摩诃婆罗多》的般度族和俱卢族交战之地。巴布尔选择了一个战略地点，右翼大军在城镇和郊区，左翼大军则躲在朱木拿河一条古老但已干涸的河道，以倒塌的树木和丛林作为掩护。他的军队和当地人民控制着700辆马车，以绳索相系，中间留下空隙供火绳枪发射，并在防弹盾后方重新上膛。有些空隙宽达50码至100码，好让骑兵出袭，尤其在巴布尔决定让大军移动，伺机攻击的时候。

巴布尔以强悍、大胆的风格和武器优势取得胜利。阿富汗人的死亡人数达16000人，在厮杀正烈时，苏丹亲下战场。当莫卧儿人发现他的尸体时，他们砍下他的头颅，献给巴布尔。“我向你的勇敢致敬。”他阴沉沉地说，将染满血的头颅高高举起。当地人将这位不幸的易卜拉欣苏丹的坟墓安置在小神殿里，就在今日城镇嘈杂的心脏地带的巴士站后方。

上图：潘尼帕特清真寺，这是德里北方的“喀布尔花园”，可由此远眺建立莫卧儿帝国的战场遗址。

巴布尔继续往德里推进，但在他离开潘尼帕特前，他下令在战场上兴建一座清真寺以感谢真主。它至今仍矗立在那里，这是印度最早的莫卧儿纪念建筑。清真寺现在被潘尼帕特的工业用地所包围，屹立在一度能俯览战场的低矮山丘上。它很不容易找，你必须询问当地人，最后总有人会指引你通往喀布尔花园清真寺的路径。清真寺小巧优雅，以暖色系的褐色砖块兴建，表面以红色沙岩镶饰，坐落在莫卧儿人所谓的“印度花园”中，那是一座由四个正方形组合而成的花园，有个装饰性水池。巴布尔以这个花园将中亚伊斯兰花园的概念引进印度，在此也许最能感受到他的个性。他的儿子胡马雍（Humayun）[13]后来加以扩建，孙子阿克巴则加盖一座精致的门楼，由此可看出皇室家族对此地的情感。战役后的第一个礼拜二，巴布尔抵达德里：“我们抵达尼扎木丁（Nizamuddin），我在此绕行一周，然后我们在城市对面的朱木拿河扎营”。尼扎木丁仍是德里人深爱的苏非寺庙，你可经过数条窄巷抵达寺庙。窄巷旁肉铺、茶馆和有雨篷的朝圣摊位栉比鳞次，通往一座大理石院落，从早到晚挤满了人。以宗教宽容的观点看来，此地是德里最怡人的景点之一。“之后，”巴布尔说，“我回到营地，上船喝点小酒。”

他趁小酌时沉思片刻，思索自己的人生和历史。“从910年（公元1504—1505年）我攻下喀布尔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就一直想拿下印度斯坦。”他很清楚这是个转折点。经过四次失败的出征后，他终获成功：

从先知的时代开始只有三位伟大的穆斯林沙阿统治了印度斯坦（巴布尔在此指北印度和德里：他知道南方还有在伊斯兰世界控制之外的伟大帝王）。我是其中第三位：第一位是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第二位是希雅布丁·古里苏丹（Sultan Shiabuddin Ghuri），他与他的奴隶和追随者统治王国多年。我是第三位。尽管如此，我的成就远超过他们。我们第一次出征到（印度河的）贝拉时，只有1500多位士兵，最多2000人。在第五次，当我们打败易卜拉欣苏丹，征服印度斯坦时，我的军队是我所曾率领过人数最众多的——仅是12000人。

这些字句来自巴布尔的回忆录，出自历史上一位伟大帝王亲笔写下的精彩自传。坦率、真情流露且（我个人觉得）公允，这是直到近代为止，伊斯兰文学中的第一本堪称写实的自传。自传包含对话、信件、诗歌、敕令，历史和地理细节，流露对大自然的深刻好奇心，充斥着对植物和动物生态的丰富观察。对一位在马鞍上过着艰辛生活、睡在营地里的男人而言，他相当欣赏生命中的微小事物，尤其是水果：布卡拉的梅子“天下无敌”，喀布尔的大黄“优异无比”，它的葡萄则“棒透了”。至于甜瓜，“黄色瓜皮柔软得像皮手套，果肉甜美，无可比拟”。巴布尔还记下他自己的弱点、疾病、愤怒和离家之苦，他的饮酒过度；他展露人性的一面。作为一位领袖和说做就做的人，他也非常残酷。一个典型的段落说道：“我下令将厨师活生生地剥皮，把品酒师剁成碎片，一个女人由大象踩过，另一个用枪射死。”

巴布尔在得到伟大的胜利后，描述了在德里上演的扣人心弦的场景。军队里弥漫着不满的气氛，让人想起亚历山大大帝在比斯河时的情景。疾病和热气造成死亡人数攀升，士兵痛恨印度，怀念喀布尔的花园。“许多士兵开始染病，死亡，仿佛吹起瘟疫的风。这是为何大部分的伟大战士和领袖开始气馁的原因。”他们不愿留在印度斯坦，开始离开。这是个关键时刻。

……倘若年迈和经验丰富的领袖说这类话，他没有错，因为这类领袖拥有足够的敏锐度和智慧来分辨慎重和轻率，下决定后结果的好或坏。这类领袖会将所有事情纳入考虑，他知道，一旦下定决心，便无一再重复说那些话的必要。我期待和这些人一起赴汤蹈火，我到哪儿，他们就陪我到哪儿，而且不会出言反对。

因此，巴布尔对议会展开演说，就像他的西班牙同代人物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在南美对其手下一般，两人皆意识到，只有肯下所有赌注的人才能赢得各自眼前的那片大陆。在北印度平原5月中旬的溽热中，他对站着聆听的将领们所说的话切入要害：

我说过，没有武器和雄霸之心，就没有统治和征服。没有军队和领地，便没有君主政体和封邑。我们历经艰辛多年，穿越漫漫长路，将我们自己和士兵投入战争的危险中。通过真主的恩典，我们打败了为数如此之众的敌人，夺下如此广大的土地。在付出这般惨烈代价后，为何现在要轻言放弃一切？我们仍要返回喀布尔，去过贫穷的生活吗？

尽管巴布尔从未失去对家乡的渴念，但大部分人选择继续前进。他的子孙长期以来抱着荣归中亚家乡的帝国梦想：他们甚至鲁莽地在那里发动战争。但最后，他们在费尔干纳的祖先土地终成一场遥远的回忆：他们曾经一度热烈渴求撒马尔罕的果园这片传说中的帖木儿帝国首都，最后它成为被抛诸脑后的热情。巴布尔的子孙最后变成了印度人。

巴布尔的传承

如同帖木儿和图格鲁克（Tuqluqs）[15]，巴布尔是入侵者，他的帝王霸业则由暴力推动。在锡克教的宗教文献里，上师纳那克（Guru Nanak）[16]说，巴布尔是死神的信差，“为印度斯坦带来恐惧”，并指控他的军队强暴印度教女性。反之，莫卧儿文献则说，巴布尔尽力保护战争中的平民百姓，如果农作物受到波及，他甚至会赔偿农夫的损失。但巴布尔毕竟受到时代限制，在他的时代中，作为国王就是要人民恐惧。今日，人们对他的传承尚无定论，尤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他们视莫卧儿为印度的敌人。巴布尔在某些时刻的确使用圣战的激烈语言，但那似乎只是在他军队士气低落的时候。

根据《古兰经》的教义，巴布尔可以在异教徒反抗他时残酷以对。但他可曾像过去或未来的其他君王般摧毁印度教寺庙？至于阿逾陀的清真寺是否是建立在捣毁的印度教寺庙之上，至今仍无定论，但征服者的确会有这类行径，我们无法确定巴布尔是否有所不同。1528年，他围攻金代里（Chanderi），杀死异教徒，攻下城池之后，数百人自杀（“下地狱”），他对此事的血腥描绘值得我们注意。巴布尔对杀害异教徒一事毫不内疚，就像阿克巴大帝杀害“偶像崇拜者”，留下成柱的头颅一般。我敢说，这类惨事是那个时代战争的典型行径；如果城市反抗，惩罚往往异常残忍。但巴布尔是聪颖的，他认为与敌人达成和解是通往未来之路。这是印度史的中心议题。锡克教文献也提到，在巴布尔死前，纳那克曾为他祈福。他有所改变吗？他在攻下潘尼帕特和死前的三年半内，是否对印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巴布尔死亡的故事透露着神秘氛围。他的儿子胡马雍得病，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有人告诉巴布尔，在印度，人们常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乞求神明接受它，并用它来取代亲爱的人的性命。他马上承诺自己会这么做，贵族们都以为他会献上“光之山”钻石（Koh-i-noor）[17]。但巴布尔说：“我不能献给真主一颗石头！”在询问过神秘教派顾问后，巴布尔在病榻旁绕行三圈，提议以他的性命交换儿子的性命。胡马雍遂奇迹般地痊愈，而巴布尔则病得越来越重。他死于1530年12月26日。

上图：巴布尔和其子胡马雍，以及他们的祖先——“世界征服者”帖木儿。他们出身卑微，但对血统的骄傲使他们极有历史感。

传说在巴布尔死前，他留了一份秘密遗嘱给胡马雍。传说中的遗嘱现已佚失，但在20世纪20年代曾拍过一张照片，现保存在印度中部的一座图书馆内。这张照片是真迹吗？倘若如此，它将是今日印度文化与政治论战的关键文献。根据遗嘱，巴布尔在死前力劝胡马雍扬弃宗教偏见，并要避免捣毁或破坏任何宗教的寺庙，因为“你应该用爱之剑传播伊斯兰教，而非用暴君和迫害之剑”。这在当时，于现在亦是很好的建议。可惜的是，尽管尚无定论，那份遗嘱已确定是19世纪的膺品。但它却指引我们一瞥印度和世界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和其统治下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就是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大帝。

阿克巴的生命线

“当然，他的星象告诉你一切。”久德浦（Jodhpur）王侯的占星学家洗着牌，在我的要求下，为“阿克巴先生”抽了一张画得很美丽的图画。他甚至打电话给住在巴基斯坦乌马科特（Umarcot）的一家人，他们仍住在阿克巴出生的那栋古老房舍里，当时，他的母亲、胡马雍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她丈夫被逐出印度后，到那里避难。那个家族仍是印度教徒，并与久德浦王侯一家保持联系。事实上，他们仍保有以信德方言写的阿克巴出生证明文件。

16世纪30年代，胡马雍被舍尔沙阿（Shah Sher）[18]所领导的阿富汗人推翻。他以当地沙阿的上宾身份，在波斯住了10年。当他的儿子于1542年出生时，他仍在过逃亡生涯。那时，大家一定都认为巴布尔所创立的莫卧儿王朝就要在胡马雍这一代告终；每个迹象都显示，它将只在印度史上昙花一现。但在历书的咒文和占星星位的帮助下，占星学家预测印度史上将会出现一位伟大帝王。事实上，有人指出，阿克巴的实际出生日期和时辰曾被动过手脚，据说，他出生于1542年10月15日礼拜天下午2点，这是最吉利的日期和时辰：但后来的发展更加众说纷纭。

某些人主张，不仅出生日期和时辰遭到变更。胡马雍的妻子哈米达·芭努（Hamida Banu Begum）[19]在此之前，一直生女儿，传说，她和乌马科特苏丹的妻子同时生产，两人交换子女。因此，阿克巴是出生于印度教世家！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而言，这也许是他后来人生走向的唯一合理解释。这两个宗教相信命运和星座的影响力，而阿克巴的人生际遇过于特殊，出生时不可能没有吉兆出现。

阿克巴赢得帝国

在父亲胡马雍于德里图书馆的阶梯摔下来伤重不治后，阿克巴在13岁继位为王。那时，他是没有王国的国王。宫殿在格拉瑙（Kalanaur），位于拉维河以东那片葱郁的绿草地中的一条怡人乡间小路旁，就在今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上，阿姆利则北方。阿克巴总是缅怀这段时日，并在晚年重返此地。今天，在农家建筑和矮树林间的一座小围墙院落里，平台和宝座高台依旧安在。

我抵达时，一群男孩正在玩斗蟋蟀；他们和小王子同年——像他一样，精力充沛、喋喋不休、好奇心旺盛，活泼好动。不同的是，王子与阿富汗的部落人民一起长大；他们是顽强坚毅的喀布尔战士，以骁勇善战闻名，在那时就是如此，而在19世纪也使英国在喀布尔吃足苦头，现在亦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我和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20]的商人以及枪手一起在兴都库什山脉徒步旅行，因此，我有短暂机会对他们进行第一手观察：他们极能吃苦耐劳，具有实际取向的性格，信仰虔诚，但厌恶传教士的噱头。阿克巴在这些人的陪伴中长大，从未学会读书识字。他一直是个文盲，老是逃学，却在生活中学得实际技巧，横向思考的能力使他联想力特别强。他的星象显示（王侯的占星学家如此说道），他有不凡的学术判断力，记忆力超群，具备“不落窠臼”（如今日的管理学所言）的思考能力。当我们瞧见今日缺乏弹性和想像思考所带来的灾难时，阿克巴的领导能力显然超越当今大部分现代领袖。阿克巴毕竟是在真实世界中长大的，学会如何在那里生存。

上图：阿克巴大帝：“过去，令我们羞愧的是，我们曾经强迫印度教徒采纳我们祖先的信仰。现在，我认为，在我们困难重重、矛盾百出的世界中，肯定我们的信仰优于其他宗教，为唯一真理之举，显然愚蠢之致。智者以正义为导师，从所有人身上学习。也许，失去钥匙的大门将会以这方式再度敞开。”

上图：巴布尔正要进入一座有围墙的花园，他和他的宫廷将在那里畅饮美酒，聆听音乐和诗歌：那里有莫卧儿君主的梦想。

阿克巴在格拉瑙的登基只是种形式，他并未继承任何王国。军队领袖在他父亲死后仍旧忠心耿耿，占领喀布尔、坎大哈、部分旁遮普和德里市。他的敌手是效忠于穆罕默德·阿地沙阿的阿富汗军队，就是驱逐他父亲的那位沙阿。沙阿的将军荷姆是个印度教徒，其军事基地位于德里下方的朱木拿河河旁的久纳尔要塞，他领导的军队强悍无比，有1500头战象。他夺下德里，试图将莫卧儿人永远逐出。但阿克巴孤注一掷，发动攻击，在11月5日与荷姆在潘尼帕特会战，巴布尔在30年前曾于此赢得胜利。战况对莫卧儿人相当不利，直到荷姆的眼睛中箭。阿克巴亲自砍下他的头颅。

阿克巴15岁时已打败其他敌手，在“印度斯坦”确立统治地位。看来，幸运之星的确照在勇敢的人身上。

寻求宗教真理

我们当然无法在此逐一细数阿克巴40年治期内的所有丰功伟迹：他开疆拓土，直达古吉拉特和孟加拉国，并统治喀布尔——这个帝国的疆域比孔雀王朝以来的任何王国都要辽阔。这位年轻人亦展现了管理和行政上的天才。最大的难题立即显而易见。阿克巴的传记作者阿布·法兹勒坦率指出：

帝王了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间的深沉仇恨。但他确信这肇因于彼此的无知。因此，这位开明的统治者决定让两种宗教的信徒都能读到彼此的经书，以消除这份无知。他希望以此方式让印度教徒明了，他们的某些习俗和迷信在经书中找不到根据，并说服穆斯林，（如）世界仅存在7000年的观念实为荒谬。

阿布·法兹勒所描述的深沉仇恨不能等闲视之：许多穆斯林统治者和贵族的高压专横手段、他们对本土宗教的敌意、课征非穆斯林的不公平税赋以及强迫改宗都造成人民极度不满。阿克巴在此看到危机，如同鲁希迪（Salman Rushdie）[21]后来指出的，宗教将成为“印度之毒瘤”。阿克巴的解决之道是妥协和解：废止印度教徒的不平等税赋，然后大胆检视在不同社群中的宗教信仰基础，特别是其对宇宙正当性的主张。

核心概念其实非常简单：许多宗教宣称拥有独特愿景，有些主张绝对真理，但印度的宗教经验足以阐述没有任何宗教可能拥有绝对真理。文明社会也无法容忍假宗教之名所做的暴力行径和强迫改宗，而这并非仅涉及道德层面：从治国的角度观之，宗教分裂威胁社会结构，削弱帝国的稳定性。“正义和理性是我们的向导。”阿克巴说。他早已和逊尼及什叶教派学者进行讨论，震惊地发现他们易于暴怒，各自矛盾，还没有回答彼此争辩的问题就老拳相向。若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传记的字句，我们会不禁纳闷，他到最后是否怀疑所有宗教。他的随扈中的确有人认为他扬弃了伊斯兰教，成为怀疑论者。这不太可能，但毫无疑问，阿克巴的追寻改变了他对伊斯兰教以及宗教的观感。

他决定和帝国里所有宗教代表进行讨论，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耆那教徒和祅教徒（帕西人）。在礼拜四的讨论会中，他们讨论宗教信仰的基本前提。哪个前提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他们也思索了不可思议之事，比如，《圣经》和穆斯林信仰都认为宇宙仅在几千年前才创造出来，阿克巴则认为这点荒诞。

佛教的例子则很有趣。直到英国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重新发现佛教故事并挖掘和辨识出佛陀生平的遗址，佛教在印度大陆几乎销声匿迹。当然，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些地区仍旧笃信佛教，比如拉达克、尼泊尔和不丹，一如今日。这个宗教从未完全从印度消失，而阿克巴的资政在联络佛教徒一事上也似乎相当容易。他的传记家阿布·法兹勒知晓佛教作为印度本土宗教已经传播至全世界，有趣的是，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古典希腊世界一般，莫卧儿文艺复兴学者亦研读佛经，他们后来了悟到后者的思维早已渗透印度思想。佛教的影响力也许没有如此巨大，但阿布·法兹勒提到，佛教徒也来参与辩论：佛教徒和印度教婆罗门都扮演了他们的角色。在印度，你不会永远失去某样事物。

光之帝国

这些概念并非凭空而来。在15世纪和16世纪，某些印度神秘主义派便创立了延续至今日的信仰和教派，他们早已彻底审视宗教融合的可能性：如迦比尔、达杜、米勒拜（Mirabai）[22]和其中最有名的锡克教创立者纳那克。迦比尔是穆斯林编织工，他的真主名字叫做兰姆，他同时向穆斯林和印度教社群传教，谴责所有的物神，包括印度教圣线（sacred thread）[23]、基督教十字架和穆斯林的天房（麦加的卡巴圣堂）。但对阿克巴的精英阶级来说，还有其他来自穆斯林文化更具意义的影响。在阿克巴孩童时代，莫卧儿宫廷深受伊朗影响：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将印度思维转化为哲学、建筑和手稿绘画。比如，阿克巴便是在缺乏正统穆斯林厌恶绘画和肖像的风气下长大。“许多人痛恨绘画，”他观察道，“但我厌恶这种人。我认为如果画家心中有真主这位生命的给予者，他便能增长知识。”尽管受到许多影响，莫卧儿文化综合体主要是从伊朗潮流和本土印度艺术及思想创造而出。在阿克巴时期，他的18位重要部长中，有11位是伊朗后裔、3位中亚人、4位印度人，包括2位印度教徒和2位穆斯林。

阿克巴的宗教宽容和庇护政策要归功于这些伊朗人。穆斯林世界最伟大的文明——鄂图曼、伊朗和莫卧儿——于思想、科学和科技上，都在西方风格的启蒙运动边缘蹒跚摇摆。伊朗文化也是个意识形态的温床，其中一个迷人层面便在于重新思考伊斯兰哲学。在20多岁时（约从1571年起），阿克巴便深受这些思想影响，尤其是苏哈拉瓦迪（Suhrawardi[24]，死于1191年）学派。在这个所谓的“光之哲学”中，《古兰经》的读法不是照字面意义阐述——那时（现在也是）的一般读法是如此——而是以秘教和隐喻方式来阅读，比如，太阳是“光之光”（真主）的象征。苏哈拉瓦迪的思想特别受到泛神论的影响。他自称受到早期传统的广泛影响：所谓“伊斯兰教之前的智慧”。前伊斯兰传统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25]、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琐罗亚斯德以及许多思想家都是“永恒天堂”的成员，而后者启发了所有真正的智者。这项“启示者”传统（至今仍在伊朗活跃）对阿克巴的宫廷影响巨大，它的光之神秘主义与许多梵文传统主张不谋而合：“任何理解智慧并勤于颂扬和尊崇光之光的人，光将赐予他帝王般的光芒，赋予他光辉和真主的耀眼光彩，让他穿上权力和王国的长袍。”

宗教会议

16世纪70年代，阿克巴已30多岁，他展开了自身对精神真理的寻求和实验。他以正统逊尼教派的身份成长，迟至1572年，他还发布了反对什叶教派的迫害敕令。但当时他对伊本·阿拉比苏非（Sufi ibn Arabi）[26]的“本体统一”概念产生兴趣。阿拉比的教义其实缺乏理性基础，但他认为，所有不是来自神圣真实的事物都是幻象的这个主张强烈挑战正统教派。这导致阿克巴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幻觉，它们在追寻和平的王国中应该得到容忍。他后来认为自己是特别被选中的个人，拥有独特的精神特质，为“时代的统治者”，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宗教法律的必要裁决人。这点使阿克巴与所有宗教领袖展开讨论。1580年，他决意追求一种容忍所有宗教的政策，他还规定所有宗教观点都要能上达天听。这个想法使某些西方人不以为然：比如，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蒙塞拉特（Antonio Monserrate）[27]便深表厌恶：“允许所有人信仰个别宗教此举与亵渎无异，但他对这点毫不在意。”

对阿克巴的宫廷而言，这些理论提供令人目眩的帝国象征主义：“王权是真主之光，太阳之辉，宇宙的启蒙者，完美之书的象征，所有美德的化身。用现代话语来说，我们称其为圣光；古代人则称其为照亮世界之光……”当阿克巴的儿子贾汗季意图恢复他父亲的信仰时，他下令自己的宫廷“尊崇发光体（太阳和月亮），即真主之光的展现者”。无须说，这和正统伊斯兰教差异颇大，但其古老的波斯根源使之比较能接近印度教信仰和仪式；印度教徒每天都以对着上升的朝阳唱颂祷文（gyatri mantra）[28]为始。阿克巴甚至到印度教神圣遗址钵罗耶伽（今日此地叫做安拉阿巴德要归功于他）做印度教晨间礼拜，这里是恒河和朱木拿河的神圣汇流处，也是印度教神话中创造万物之所。在所有这些举止中，阿克巴几乎达到16世纪东方或西方统治者于宗教上的极限。我们不禁会怀疑，连今日的政治或宗教领袖都不会这般激进。

上图：阿克巴和耶稣会传教士：他与全球宗教代表开会的一瞥。

理性的统治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莫卧儿展现印度文化的完美典范，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从未统治全印度，尽管在阿布·法兹勒的笔下，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全印度。次大陆许多地区不在他们治下，从16世纪开始有众多反抗运动。战争是阿克巴的宗教改革背后的隐忧。他说“征服者永远不能停下来，”他是言行如一的人，打仗打到他死前一年。因此，阿克巴的宗教理念，他计划中的融合主义绝非（如同某些英国帝国主义历史学家所嘲笑般）异想天开。我们应该把它与他的土地赋税改革、重整文官体制，以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法律之前平等的理念相较——最后这个理念在独立后的印度尚未完全达成。这些对应于他行政改革的政策显示他的宗教理念经过理性思考和判断，而所采取的方式与欧洲启蒙时代相当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帝王，甚至连杰出的伊丽莎白一世都不曾像阿克巴如此专一地决意施行理性统治。考虑到在我们的年代，我们本应该对宗教采取更为开明的态度，但原教旨主义却纷纷卷土重来的事实，不得不说，阿克巴的伟大理想尚未实现。

阿克巴的英国序曲

一个阿克巴故事的有趣脚注是，1585年伊丽莎白一世曾经派遣使节团来印，展开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她的大使是个叫做拉尔夫·费奇的商人，费奇带着伊丽莎白致阿克巴的亲笔函，信中写道：“信仰的捍卫者，上帝恩典的赐予者，伊丽莎白向最不屈不挠、最伟大的王子，康比亚的查勒丁·埃却巴国王（Zelabdin Echebar King of Cambaya）致意。”

她的信件内容相当有趣，不是传统上一味的奉承，显示伊丽莎白的宫廷早已从到印度的商人那里听闻阿克巴的事迹：“最独特的报道是，陛下的人道行径已经传播到世界的角落……”她提到他的人道是对的：尽管他尚有许多缺点，但人道是他这位人物之所以迷人之处，他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身体力行的人物之一，他的时代中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伊丽莎白继续提到英国人热爱旅行：英国人住在蕞尔小岛上，“我的子民热爱到世界上的遥远之处旅行……”这使她“以礼貌和诚实大胆之姿”轻叩他的门，希冀达成“友善的相互贸易往来”。结果，阿克巴正在准备一项重要的军事出征，无暇与这名英国人会面——特别是在大使只是个商人，而非皇家特使的情况下。他统治超过1亿人口，而英国的伊丽莎白只有300万子民，相当于德干地区的一个小邦国……那可能是当时他考虑的重点。在他将近50年的统治下，印度成为世界强权之一。英国那时只位于世界边缘，就像伊丽莎白在她信中所述。但命运和历史终会将印度和英国结合在一起，且是以阿克巴或伊丽莎白都想像不到的方式。

莫卧儿王国

因此，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在阿克巴死后，为何理性时代没有来临？当然，这绝非史上第一次——也并非最后一次——一个帝国因为无能的统治、过度消费和奢华，以及判断错误的外国战争而迷失方向（这些后来都一一发生）。统治者的个性亦扮演关键角色。所有的莫卧儿帝王都有缺点，有的极为严重：贾汗季嗜好杯中物和鸦片；沙贾汗好吃成性，纵情声色（他胡乱追求女人的结果甚至导致被控乱伦）；奥朗则布的缺点则在另一方面，他是死硬派原教旨主义论者。莫卧儿人也一直和印度境内其他王国战事不断。这在印度仍是世界两大强权之一时，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但这条导火线会在奥朗则布长期统治下引燃，当时，他与德干地区的印度国王不断进行战争。

直到17世纪中期，莫卧儿宫廷仍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宫廷之一。它世故成熟，容忍宗教，文学、音乐和绘画繁盛一时，在阿格拉、德里、拉合尔和法特浦都兴建了壮丽的宫殿和清真寺。但贫富差距日趋严重。贵族住在围墙城堡里，坐拥后宫、花园和大批侍从；辉煌的乡间别墅仍点缀着北印度的景观。如同一位访客所言，它是个“穷尽奢华和绝对权力的”世界。

这段前英国的印度经济常被描述为黄金时代，莫卧儿晚期的印度不但是个制造大国，也是个农业大国。但新的研究显示，印度的国内生产总额在中世纪时可能是全球最高，却在18世纪急剧减弱，可能比欧洲全体还低。印度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风格远超过欧洲贵族。印度供应皇家宫廷的相关工业所生产的奢华物品令欧洲难以望其项背。印度都市往往大于欧洲都市：如在阿克巴的年代里，伦敦有20万人口，而阿格拉却有将近75万。但繁盛的莫卧儿经济是以高度剥削人民的手段而达成的，土地税几乎是农业生产毛额的三分之一。莫卧儿君主和贵族的整体岁入据估是全国收入的15%到20%——依欧洲标准，是非常严苛的税赋。毫无疑问，种姓制度的阶级本质，以及其从上至下控制村庄生活的手腕，不得不使人民认命地接受这类苛税。17世纪20年代一位旅行家写道：“平民百姓极度臣服，并且非常贫穷。工人的孩子不能从事父亲职业以外的其他职业，也不能和其他阶级成婚。”

上图：阿克巴之子，贾汗季。

这是17世纪北印度的实况——也许也间接解释，为何欧洲人能早在18世纪便轻易殖民部分印度。但矛盾的是，正是莫卧儿王朝展现了印度文明的昌盛颠峰，其成就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少可比拟。在这方面，阿克巴的孙子沙贾汗是最伟大的赞助者。在他的时代，莫卧儿建筑抵达颠峰，于德里、阿格拉、拉合尔的沙利马花园和他父亲贾汗季的伟大坟墓上都可得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姬玛哈陵。

沙贾汗和泰姬玛哈陵

“一座精致壮丽的圆顶建筑问世，”17世纪30年代早期，穆罕默德·奥兹万尼·帕沙那玛如此写道，“在碧绿蓝天的九个穹窿下，时代的眼睛从未看过这般瑰宝，时代的耳朵在过去也未曾听过类似声响……它在未来将成为杰作，人类的惊异只会与日剧增。”

我们的民宿位于沙贾汗所建立市集的窄巷内。从屋顶露台可远眺那熟悉的圆顶耸立于屋顶之上，白色大理石外壳在粉红色黎明中闪闪发光。从这个陌生的角度——不是你从观光手册中所见，虚幻地漂浮在朱木拿河上的身影——泰姬玛哈陵现身于街道之前。从屋顶，我们可以俯览陵墓外17世纪早期的城镇中的院落：市集、客栈、手工艺商店以及陵墓工作人员的房舍。这是全体格局的一部分，穿越几座长方形院落后，你就会从世俗世界进入陵墓的天堂花园。

拂晓时刻，圆顶的乳白色大理石看起来冰冷、柔和，却又朦胧，它会随着日光改变颜色。莫卧儿诗人将它与黎明或云朵相较：“天堂一角。晨曦鲜亮脸庞的色彩……完全不是大理石，它的半透明度使眼睛误认其为云朵。”这绝非夸张之语。大理石能传导和折射光线，因此，它会反映氛围，随变换的日光而有所改变。一名英国访客在1836年指出：“心灵似乎在这个由部分组合而成的和谐整体中得到休憩和平静，沉迷于这份精妙凝聚的建筑之美。”

泰姬玛哈陵的故事始于沙贾汗挚爱的妻子慕哈芝（Mumtaz）死亡之际。他在悲恸中决定建造一座永远纪念她的精致纪念碑，这座地上陵寝将代表皇后的天堂华屋。沙贾汗苦心搜寻适当地点，费尽心机从安布雷（Amber）的印度教王侯那里买到朱木拿河旁的一块土地，他以阿格拉的四栋豪宅支付费用。我们稍后将会解释，这块土地对他而言为何如此重要。建筑工事始于1632年，工人的第一个任务是种植树木，这样等十年后竣工时，树才会长得一样高。

上图：沙贾汗用以纪念妻子慕哈芝的永恒纪念碑——泰姬玛哈陵。新理论阐明了建筑的象征语言。

我们可能无法对这座闻名遐迩的建筑物再提供任何新意。但对其构思的迷人崭新理论最近频频发表。首先，陵寝的蓝图深受早期莫卧儿花园概念的影响，尤其是八天堂楼阁（Eight Paradises Pavilion）[29]，它是天堂花园的葬礼变体，在拜占庭、古典地中海世界，甚至古老近东中有许多模板。但蓝图亦采纳印度教和佛教思想中的数字象征。这些数字象征被建筑师吸纳入伊斯兰有关天堂的传统中。在中世纪伊斯兰传统中，天堂至少有七个层次，但常常有八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在他大约于1230年完成的《麦加天启》（Meccan Revelations）一书中，描述天堂有三座花园，而第三座花园以八扇门分成八个部分。这些天堂楼阁的概念长期以来展现在莫卧儿艺术中——胡马雍在德里的陵寝便有使用——有趣的是，文艺复兴艺术家如布拉曼特（Bramante）[30]、米开朗基罗和帕拉迪奥（Palladio）[31]对这类数字象征主义亦有浓厚兴趣。

上图：沙贾汗和慕哈芝。

在这座建筑物上，沙贾汗的建筑师完成了伊斯兰世界中最大规模的经典铭刻工程：引述25段《古兰经》，包括刻画在大门、陵寝和清真寺上的14章完整章节，以优雅的黑色大理石镶嵌在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板上，石板以红色沙岩作为框架，而大门拱顶上的装饰性花朵图案带来一丝活泼气息。铭文的主题反映陵寝的功能。它呈现末世学论，换言之，与审判日有关。建筑上所有经文都谈论到审判日、真主的慈悲和允诺给信徒的天堂。一个泰姬玛哈陵的新理论主张，这建筑是审判日那天神的宝座的象征性复制品，特别就像伊本·阿拉比在《麦加天启》的手抄本中所绘制的神秘图表。这种说法也许太过牵强，但尽管如此，泰姬玛哈陵作为整体结构呈现陵寝的高度知性设计，象征为慕哈芝（以及沙贾汗本人）在天堂准备的宅邸。

天堂花园

当热气隐退，最后一批访客离开时，傍晚的暗影悄悄降落在陵寝平台上。陵寝内空气滞热，有人呼叫出声，于是我们听到那著名的回音：神秘而虚幻缥缈。不可思议的是，这音符在陵寝里回荡了半分钟之久。建筑师考虑周全，甚至使用声音来表达永恒。如同英国作家威廉·斯里曼（William Sleeman）[32]在1836年的观察：“声音仿若来自天堂，是天使的气息；那是听觉的飨宴，如同建筑本身是视觉飨宴……它无比美好，创造出圣洁情操。”

太阳于上游斜照阿格拉，从朱木拿河河堤上燃烧火葬柴堆的河阶上升起冉冉烟雾，飘浮过树林；鸟群振翅高飞，鸣转吟唱。

我们搭船渡河，直抵一座倾塌的莫卧儿圆顶塔楼，那里有另一项惊人发现。据传，沙贾汗计划为自己盖一座黑色陵寝，以与河另一端的陵寝相互辉照。我们现在从考古学得知这并非事实。沙贾汗一直想葬在他妻子的陵寝里。在河的另外一边的确是一座仿照泰姬玛哈陵的长方形院落，但它是座天堂花园，原本用意便是如此。要抵达那里，必须前往沙贾汗的建筑师所设计的月光花园，里面充斥着精致的感官欢愉，相较之下，泰姬玛哈陵的院落较为严肃。在那里，伟大的莫卧儿帝王坐在装饰性楼阁内，眼前有一座巨大的八角形水池，月亮和泰姬玛哈陵于粼粼微波中反射，如梦似幻。如同陵寝上的《古兰经》经文所言，“他们在主那里的报酬是下临诸河的常住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第98章）、“他们在乐园中，靠在床上，不觉炎热，也不觉严寒。乐园的荫影覆庇着他们，乐园的果实，他们容易采摘”（第76章）

天堂花园在建筑几年后便遭洪水淹没，就此被淡忘3个世纪，英国画家威廉（William Daniell）[33]和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l）[34]曾在1789年为它作画，使得整个设计在20世纪90年代重获发现。自那之后的考古挖掘揭露花园曾经种植的植物，现在，夜香树木和花朵重新栽种。远离污染严重、喧嚣吵闹的阿格拉和泰姬玛哈陵为拥挤的观光客充斥的院落，天堂花园是少数你能冥想片刻，感受沙贾汗和其建筑师的原先设计理念的地方。

在这伟大的设计中，另一重要因素是河流。悲哀的是，经过几世纪以来，今日的朱木拿河，这条印度人深爱的圣河，已化作溪流。在夏季，它成为死水池间的小溪，而在它流经德里后，你实在看不出它的源头在喜马拉雅山脉。全球温室化现象，以及印度的冰河河川逐渐降低水量，变成季节性泛滥，朱木拿河有机会恢复昔日雄姿吗？今日，你只能想像，皇家驳船漂浮在宽广的河川上，由堡垒流向花园的壮观景致，沙阿则登上阶梯，坐在楼阁中，他妻子的陵寝衬映在日落和月光中的美景尽收眼底，陵墓在巨大八角池中的缥缈倒影恍若似梦。《古兰经》如是说：“在河边的花园，在真主的存在中”。你可以指责沙贾汗虚荣、好大喜功和妄自尊大，但在同时，建筑的效果美妙无比。尤其当我们想到他的结局时总是感叹万千。他被自己的儿子幽禁在阿格拉镀金的囚笼中，他哀怨地眺望下游的伟大陵寝，它总是在视线范围内，却遥不可及。

达拉·舒科和两个海洋的相会

与欧洲的贸易进展缓慢，殖民的可能性甚至尚未在地平线处形成阴影。沙贾汗仅在1657年颁布第一道敕令，或说第一道准许给英国人。但在那年，乖舛的命运开始扯裂莫卧儿帝国。这些历史事件对印度而言意义重大，但也对外面的世界造成冲击。阿克巴死后仅50年左右，他的曾孙争夺王位，其影响至今可见。在这最大的穆斯林文明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导致印度伊斯兰教走上歧路。阿克巴、贾汗季和沙贾汗全都废除对印度教徒的歧视法令，雇用优秀的梵文学者，邀请印度教婆罗门和瑜伽派修行者来到宫廷，开展规模庞大的翻译工作，使读得懂波斯文的穆斯林得以阅读印度教宗教文献。沙贾汗的长子达拉·舒科，则更进一步。他对伊斯兰激进人物，如伊本·阿拉比印象深刻，他也熟读印度教经文。但他的弟弟奥朗则布，却接受律法主义者和正统苏非派的教育，这两个教派于克什米尔和孟加拉国在劝服印度教徒改宗方面取得大幅度进展，并视宽容手段为非伊斯兰行径。他们之间的倾轧导致帝国内战，（而在国家的层次上）正统派将获得胜利。

上图：莫卧儿文明。胡马雍陵寝。

上图：莫卧儿文明。法特浦胜利宫。

上图：莫卧儿文明。阿格拉宫殿。

达拉熟读两种宗教的经文，他根据《古兰经》的启示（第56章）主张，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真主派遣人类使者给所有民族，并将经文传授予他们。印度教经典亦曾提到，比如，《薄伽梵歌》就说，“每当在历史中，不公不义肆虐于世时”，神便会派遣使者下凡。这不就表示，所有宗教精髓都是天赐？达拉主张，穆斯林的道德责任便在于学习其他宗教；而《古兰经》第56章所谓“珍藏的经本”就是《奥义书》（Upanishads）[35]，为一神论主义的原始精髓。这就是印度的智慧：人道主义最早的精神愿景。因此，达拉在来自贝拿勒斯的学者的协助下，将《薄伽梵歌》、某些吠陀颂歌和《奥义书》翻译为波斯文，书名称作《伟大奥秘》（The Great Secret）。他一直坚称他的翻译试图厘清《古兰经》的启示，而非贬低它。他说，他的动机在于个人，而非政治，“并不打算强迫两种宗教的信徒”。至于他如何达成这点，他在印度教神秘主义论文专书《瑜伽瓦斯塔》（Yoga Vasistha）[36]的序文中曾加以阐述。此书是奉他之命翻译而成，因为他梦到印度七位传奇智者之一的瓦斯塔，以及罗摩本人（这本书是献给他的）出现在他跟前：

我自然深受他们感召，瓦斯塔对我很仁慈，轻拍我的背。他告诉罗摩，我是他的兄弟，因为我们都是追寻真理的人。他要求罗摩拥抱我，罗摩在其间流露丰富的情感。之后，他给罗摩一些食物，我也吃了。在这个梦之后，将此书翻译出来的欲望愈形强烈。

翻译手稿仍保存在勒克瑙，以及巴基斯坦的木尔坦和拉合尔的古老人文主义派穆斯林家庭的藏书库中。达拉命令下翻译的《奥义书》，1801年在巴黎翻译成拉丁文，在19世纪早期于欧洲了解印度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它启发了西方追求印度神秘主义的潮流，受其影响的人则有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37]和哲学家叔本华。

上图：命运乖舛的达拉·舒科，这位具有文艺复兴精神的王子希望能汇聚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个海洋”。

当然，皇储的这类追求绝对攸关政治。1653年10月在拉合尔，继坎大哈的军事行动后，达拉与巴巴·拉尔（Baba Lal）公开会面，后者是扬弃毗湿奴派的印度教徒，这场会面如此声名远播，甚至被描绘在莫卧儿细密画上。他们在9天内会面7次，会面地点则在拉合尔附近的各个宫殿、花园和狩猎别墅。他们的讨论范围包含印度教经典的专门词汇、波斯神秘主义著作、毗湿奴的化身理论，以及《罗摩衍那》中的象征主义。巴巴·拉尔表示：“多实际上代表法，也就是绝对正义”。这类讨论不像阿克巴的会议那般正式，但我们现在若从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60年后观之，当时，相互了解的努力宣告失败，故而，这份妥协的种子值得我们再三玩味。达拉的旁遮普婆罗门秘书写下了这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会面，将对话翻译成印度语，而其中最迷人的段落之一如下：

“告诉我，”达拉说，“印度教世界里的偶像崇拜：这是谁规定的？”

“这类崇拜模式是以求得精神集中为始。”巴巴·拉尔回答。

“但了解事物真实情况的人不需要这类外在偶像。同理，小女孩在结婚前会玩娃娃，但她一旦结了婚，便会将娃娃弃诸脑后。偶像崇拜亦若是：当人们不了解精髓时，人们耽溺于外在形式；一旦人们了解其精髓，便能超越偶像。”

这些研究后来促使达拉写下一本比较宗教的专门书，他在其中通过专门术语，试图证实苏非派和印度神秘主义其实差异不大。他认为，尽管这两种信仰“师出同源”，它们却“像两根对立的杆子，在作为使人民得到美德和圣洁的媒介上徒劳无功”。尽管读到这本书的读者很少，但这在他的时代却堪称一本石破天惊的著作，在我们这个宗教对话和文化知识交流成为当务之急的时代亦然。此处，达拉以自己的话努力搭建信仰间的桥梁，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尝试之一：

我公开和某些印度教智者讨论，但除了几个用语使用方式不同外，我看不出来在了解和知晓真主方面，他们之间有何不同。基于这些讨论，我开始比较两种信仰的教义，然后又将他们召回，向那些拥有无价知识、对追寻真理的人而言不可或缺的学者再度讨教。最后，我写下一篇论文，于其中汇集属于两种宗教的真理和秘教知识，我称其为《两个海洋的汇流处》。

达拉的陨落

这般英雄但堂吉诃德式的追求将使达拉失去皇冠和生命。不消说，许多皇家成员、统治阶级和穆斯林正统学派不能接受这类融合说法，尤其对正统学派而言，《古兰经》的讯息完善，不得增添，亦不得删除。达拉的弟弟奥朗则布认为，达拉已经变成一位“不信者”，他请来伊斯兰律法学家宣称他弟弟为叛教者，因为达拉主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师出同源”。他们的教令宣称达拉“叛离教法，诋毁真主的宗教，并加入异教徒的行列”。这类争论在一连串危机中升温，这在印度史上极为常见，兄弟之间以无情的野蛮手段争夺王位。

这故事以莎士比亚式悲剧中的冷酷无情加速发展。沙贾汗在1657年病倒，他死亡的传闻迅速传开，导致他的四个儿子同室操戈。最小的慕拉德被俘虏，遭奥朗则布杀害；第二个儿子舒查在流亡中神秘死去。因此，只剩下达拉和奥朗则布争夺王位。1658年5月，时年43岁的达拉在阿格拉附近战败，北上沿着大干线，逃入旁遮普。在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不决后，他深恐必须亲睹妻小死于他面前，因此，他试图寻求支持，召集大军。乌代浦宫殿档案室所收藏的信件中显示他的极度沮丧无助，其中有一封他的妻子娜蒂拉·巴鲁写的信件，流露痛苦之情，她将她的母奶送给一位前盟友，借以寻求他的支持。

达拉最后一役的据点是他曾祖父深爱的神庙亚日米尔，位于城镇南方崎岖山丘间的宽广谷地。那天是1659年3月15日。虽然没有士兵，达拉仍占据优势，隐藏在山丘间，他的枪炮队由一名年轻的欧洲枪炮长尼科洛·曼努奇带领，曼努奇后来把这些事件写了戏剧性的动人描述。战役状况一直有利于他，直到达拉后来被自己人背叛，后者告诉敌军山脉间的小径，就像温泉关（Thermopylae）[38]一般，敌军长驱直入。达拉失去最后希望，逃回信德，身边只剩下几位亲信，他绝望又生病的妻子，以及少数骑兵。

“生不如死”的达拉试图从坎大哈逃至波斯，他带着妻子坐着以帘幕遮蔽的马车逃亡。他们在月光中燃着火把，取道干涸、荒芜的盐漠，穿越卡察荒地，而奥朗则布的军官则紧追在后，士气大振，如同嗅到猎物的猎人。他穿越印度河，却惨遭俾路支部落掠夺和羞辱，他妻子的生命迹象正慢慢消失。最后，在6月6日，他们抵达在西比（Sibi）[39]附近，前任家臣、阿富汗人马利克·吉万位于达达（Dadar）的城堡，此地距波伦山口仅有9英里。达拉的妻子在此逝世，对他而言，“明亮的世界倏忽转为黑暗，他的判断和审慎的支柱全都在剧烈摇晃后倒塌”。他明知敌人近在咫尺，还是为她举行了2天的葬礼仪式，之后，他派遣队长和70名骑兵护送她的遗体至拉合尔，遵照她死前的要求，到她最景仰的圣人米恩·米尔（Mian Mir）[40]的陵寝之处下葬。达拉的军队士气低落，充满不平静的氛围。翌日，就在他准备要和儿子以及几名家臣出发前往波斯时，他的主人俘虏他，将他送往敌营。敌人对到底该杀害他，还是囚禁他这两方面争辩不休。他被护送回德里。

上图：奥朗则布，这位悲剧人物将其智慧和才华浪费在宗教派系争斗上。

8月29日，达拉穿着肮脏衣服，戴着廉价头巾，坐在“一只脏兮兮的老母象”上的象轿内，一旁的奴隶亮着刀剑。他游街示众，经过德里的商业大街，月光市集，然后行经红堡城墙下，旁观民众泪流满面，发出哀号。大众所展现的公开忧伤在那晚促使奥朗则布和他的议会决定必须处死达拉。他们在这个决定上得到其他皇室成员的支持：达拉的姐姐罗珊德拉·贝昆就是其中之一，她认为“允许他继续活下去的话，于法不容”。达拉被幽禁在胡马雍陵寝附近，这场谋杀悲剧值得我们在此细细描述。当杀手抵达时，达拉正和儿子在牢房里煮扁豆。他的儿子抓住他的膝盖，达拉试图用藏在身上的小刀奋战。他们杀了他，砍下他的头颅，送去给他弟弟。“啊，在这位叛教者生前，我不会看他的脸。而现在我也不看。”奥朗则布说。翌日，尸体放在大象上经过市集，游街示众，让百姓知道达拉已死。他的头颅被送到他们的父亲沙贾汗处，当时他被奥朗则布禁闭在镀金卧室里，整天眺望泰姬玛哈陵。达拉的头颅被放在桌上，沙贾汗看后昏了过去，摔断门牙。达拉的儿子赛林被强灌一口掺有鸦片的水烟，然后惨遭勒毙。

失落的梦想或延续的传承？

这些伟大的莫卧儿帝王并未成功地将理念施展于帝国的管理上。驱策阿克巴和达拉的是精英式的神秘主义知识，只在贵族圈内流行。达拉特地告诉我们，他并不关心大众。尽管如此，不论是在那时或现在，印度都是由精英分子推动政策。倘若他们那时成功了，其他历史轨道可能会浮现，可供我们这个“文明冲突”和“恐怖主义战争”的时代多方参考。首先，世界上最强大和人口最多的伊斯兰文明也许能从文艺复兴式的国家，发展成伊斯兰启蒙国家，甚至采纳现代科学和科技（尽管莫卧儿人一般兴趣缺缺，但阿克巴对后两者非常有兴趣，而这是如18世纪坦焦尔南方宫廷的特色，南方王朝进口西方医学、光学、解剖学和外科医学书籍）。其次，印度精英分子的印度教（与大众信仰相互对立）或许能发展其一神论的潜力（19世纪在英国和基督教的冲击下，它便是如此）。第三，如同佛教，印度伊斯兰教也许能更为印度宗教所充分吸纳。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而现在，在独立60年后，印度急速崛起，正要成为经济巨人，却仍苦于走不出这段历史争议——不管是巴布尔兴建的清真寺或奥朗则布捣毁的寺庙。寻求融合和相互了解的挣扎仍继续进行。

奥朗则布

奥朗则布是莫卧儿第六位伟大帝王，他在40岁时，成为帝国的绝对统治者，统治将近50年。印度史上少有比他更富争议性和招致仇恨的人物。从1658年到1707年，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他独尊伊斯兰教法（shariah law）[41]，重新施行阿克巴于1562年废止的非穆斯林税赋，拒绝进行文化政治讨论，并放任强迫改宗。作为一位统治者，奥朗则布有令人钦佩的特质：他在德干、古吉拉特和巴喀做首长的长期经验使他擅于管理；他还是位战士，这点与达拉不同（他觉得他的父亲偏爱达拉），他严肃、虔诚和克己，不会追求鸦片、美酒和女人。但现在想来，奥朗则布的长期统治对印度是场灾难：他在出兵德干和阿富汗上耗费过多帝国资源；在国内，他废除前几任帝王通过机敏手腕和妥协达成的成就。他面临马拉塔人（由他们的英雄湿瓦吉领导）、拉杰普特人（Rajputs）[42]和锡克教徒的多方反抗；他将锡克教的第九位大师折磨致死；而他对印度教的负面观感在许多印度人心中留下苦涩的记忆。奥朗则布甚至尝试废除音乐和酿酒，禁止排灯节（Diwali）[43]。不消说，历史会告诉他，这不是统治印度的方式。

奥朗则布在将近90岁时或许早已忘却他这么做的目的：“我孤独地出生，走时是位陌生人。我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做过什么事，”濒死的老人在1707年2月向他儿子坦承，“我罪孽深重，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惩罚。”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将迫害其他宗教视为他的罪行之一。他在库达巴德（Khuldabad）天际下的简单陵寝仍受到尊崇，许多流浪的伊斯兰教托钵僧前来致敬。奥朗则布是所有帝王中，导致现代难题和印巴分治的元凶。他在忙里偷闲时，虔诚地编织哈吉（Haj）[44]的帽子，以及以学者的坚定笔法抄写《古兰经》，但他却错失了上天赋予印度统治者的伟大机会。如同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45]所言，“这些是为宗教所驱策的人的最邪恶行径”。

上图：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拿着水烟筒。在公司早期，许多人便扬弃红外套，在衣着和心灵层面都本土化。

“高贵”的东印度公司登场

加尔各答下方的胡格里河，黎明之后。我们轻巧地滑过树木葱郁的河堤时，气温已然升高，河边点缀着造船场、工厂和仓库。1585年，伊丽莎白一世写信给阿克巴，希望“双边能进行友善的相互贸易”。东印度公司的目的便是如此，并于1601年取得设立许可。一家私人公司如何化身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帝国是个峰回路转的精彩故事：我们即将看到，这个关于帝国是在“漫不经心间”得到的老笑话倒有几分真理。但关键就在此。其他北印度帝国——希腊人、萨喀人、贵霜人、土耳其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都是经过开伯尔，从西北方的陆路入侵。英国人来自蕞尔小岛，却是个贸易国家，而他们的海军终将控制海洋。他们在印度沿岸的海港和工厂快速成长为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等大型进出口贸易中心，最后成为环绕次大陆的“钢铁之戒”（ring of steel）。而在冲突的关键地区，在南方和孟加拉国，他们运用暴力来扭转局面，但在早期，公司能存在完全仰赖印度的准许，以及双方都想赚钱的伙伴和共犯结构。当然，还因为印度不是统一的整体：它有许多不同的邦国和地区。莫卧儿统治次大陆的面积不大，使英国人能轻易地分而治之。

上图：英国船只沿着胡格里河而上，抵达加尔各答。

自1657年始，英国人在沙贾汗的许可下，开始在孟加拉国进行贸易，在恒河的胡格里河支流旁的村庄设立主要纺织工厂。数万名技巧卓越的编织工、染布工和洗布工投入村庄的手摇编织机工业，英国人再将其成品加工。他们外销大量不同种类的衣服，以不同的设计迎合亚洲和家乡的特定市场。在18世纪的收藏品中，当然，还有在今日的纺织工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手工绘画和木版画所能创造出的精致图案和色彩组合。在1765年与莫卧儿王朝签订的合约终于使英国人得到财政大权、孟加拉国的统治权，最重要的，是征税的权力。在这个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故事里，一个私人公司最后统治庞大帝国，身为现代国际贸易公司的先驱，他们在世界上大半区域掌握生死大权，而这才是第一个阶段。

新时代的黎明

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以战争开启，也以战争结束。但它亦以文学音乐和诗歌为起始和终点。它的最佳帝王有着高度的美学敏锐度——甚至超越优异的都铎王朝伊丽莎白一世，她翻译了波伊提乌（Boethius）[46]的著作，以拉丁文和西班牙征服者萨米恩托·甘博亚（Sarmiento de Gamboa）[47]进行讨论，以批判眼光观赏莎士比亚戏剧。在短短数十年间，印度统治者和艺术家发展出令人惊叹的风格，他们试图融合所有人类创造，从城市、神殿、花园到最小的珐琅头巾别针，不一而足。帝王必须是实际的统治者，严肃又坚毅，但文化允许他们成为梦想家：想想，巴布尔的帝国野心，阿克巴的乌托邦幻想，沙贾汗的泰姬玛哈陵的神秘想像奔放，博学的达拉的梵文著作翻译。另一方面，英国人则虎视眈眈地等待机会来临，他们实际，目光敏锐，头脑清楚，将利益的无情前提置于道德之上，而他们对理性时代的定义可是有截然不同的解释。

[1]阿富汗南部省份。

[2]1931—2000，英国诗人，考古学家和旅行作家。

[3]源自古典希腊医学。

[4]1451—1526，德里最后一个穆斯林苏丹王朝。

[5]波斯人称呼东察合台汗国时使用的名词，疆域包括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的部分地区。

[6]一种突厥东部方言。

[7]20世纪60、70年代，欧美人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喀布尔、白沙瓦到果阿（Goa）或加德满都的流浪之旅。

[8]1592—1666，第五位莫卧儿王朝帝王，泰姬玛哈陵的建造者。

[9]巴布尔的十个妻子之一，属于南亚帕什图族（Pashtun）的尤苏爱（Yusufzai）分支，可能是一桩政治联姻。碧比遇上巴布尔的故事很有趣，当时他伪装成乞丐，而她正在布施，并要求他为巴布尔祈祷，因为当地人民很不喜欢他的入侵行为。

[10]1569—1627，1605—1627年在位，爱好艺术。

[11]位于巴基斯坦。

[12]1206—1526，阿富汗古尔王朝（中国称为廓耳国）入侵北印度后建立的统治王朝，后来分裂为五个王朝时期，最后一个即为洛迪王朝。

[13]1508—1556，莫卧儿帝国皇帝，曾逃至伊朗，后占领德里，恢复莫卧儿帝国。

[14]1471—1541，印加帝国的西班牙征服者，建立利马城。

[15]指1320—1413年的图格鲁克王朝，是德里苏丹国的第三个王朝。

[16]1469—1539，锡克教创始人，反对种姓制度。

[17]一颗传说受到永恒诅咒的钻石。

[18]1472—1545，印度比哈一带的君主。

[19]1527—1604，出身一个波斯什叶派家庭。13岁认识胡马雍，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Begum是指莫卧儿帝国的皇家女性成员。

[20]阿富汗内战期间的一个游击队组织。

[21]1947年生，英国印度裔小说家，因写《魔鬼诗篇》而遭伊斯兰世界下追杀令，现已解令。

[22]1498—1547，贵族出身，印度教神秘派，在毗湿奴宗教运动中为关键角色。

[23]婆罗门印度教特有的护身绳。

[24]1155—1191，波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教义学家和哲学家。

[25]公元前490—前430，希腊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

[26]1165—1240，阿拉伯苏非派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

[27]1536—1600，西班牙传教士，曾拜访阿克巴宫廷。

[28]印度教启发智慧最重要的祷文，据说是人类最古老的咒语，求神引导人们遵循正确的道路。

[29]位于伊朗伊斯法罕，为一种古老建筑模式。

[30]1444—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

[31]1508—1580，16世纪意大利北部最优秀的建筑师，西方建筑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32]1788—1856，英国军人和印度行政官。

[33]1769—1837，英国制图家。

[34]1749—1840，英国景观画家。

[35]吠陀经典的最后部分，启示出精神上极为深奥的真理。

[36]由贤者瓦斯塔口述的古代经典。

[37]1757—1827，英国浪漫派诗人。

[38]公元前840年，第二次希波战争时，希腊战士在温泉关以300勇士抵抗数十万波斯大军。

[39]位于巴基斯坦。

[40]1550—1635，著名苏非派圣人。

[41]《古兰经》中的律法和规范，影响穆斯林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

[42]印度北方的军人，为刹帝利种姓的后代。

[43]印度教的重要节庆，等同印度新年，人们点椰油灯庆祝善战胜恶。

[44]曾去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

[45]公元前99—前55，罗马诗人和哲学家。

[46]480—525，古罗马学者、哲学家和政治家。

[47]1532—1592，西班牙探险家、作家和历史学家。

6 自由和解放

我正坐在安拉阿巴德的一间小饭店的阳台上，这种低矮的英式平房曾使这城市魅力无穷——这城市又被称之为“印度的牛津”或“印度的烤炉”。茶和水果蛋糕摆在桌上。饭店的老板是帕西人（Parsees[1]，在英属印度期间，他们是关键角色：第一批摄影师、第一批车商，某些第一批本土律师、牙医和医生也是帕西人）。老板与甘地有亲戚关系，甘地娶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后者也是安拉阿巴德人。饭店有种隐约的旧世界风情，我偏爱这类氛围，我不喜欢在市民大道上（以前的欧洲区）那些新颖、时髦的国际大饭店，尽管它们有空调、吧台和无线网络。前面的花园有着老旧围墙和枝叶伸展的菩提树，我喜欢在漫漫长日后，坐在这里休憩，观赏成群的律师穿着硬挺的衣领和外袍，急忙赶往等待中的摩托三轮车。

安拉阿巴德（马克·吐温巧妙地将它翻译为“上帝之都”）在这个故事中已然出现数次。它现今的名字来自阿克巴大帝，他于1575年在此拥护他的新宗教。他在恒河和朱木拿河的神圣汇流处，兴建了一座巨大碉堡，为莫卧儿四大堡垒之一，另外三座则散布在德里、阿格拉和拉合尔。它在印度史上曾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古老印度教圣地钵罗耶伽举行大壶节，在2001年，一晚就吸引了2500万人前来，令世界上其他庆典相形失色。

上页图：“极大之城”孟买：印度成长的象征，以及1857年第一场独立战争的发生地。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照片，显示印度兵变和之后的惨况。

上页图：1858年东印度公司统治结束后的总督府外之景观。

此地也是《摩诃婆罗多》印度圣地的最后一站，在印度人之间仍以“圣地之王”而闻名。在莫卧儿碉堡内，屹立着雕刻阿育王敕令的著名石柱，以及沙摩陀罗笈多和贾汗季的铭文。这里是印度神话中地球的肚脐，其象征生命几乎比真实历史还要丰富。

当英国人在1857年的印度兵变后，于血腥的余波荡漾中成为印度的统治者时，他们从此引以为戒，极力避免这类历史联想。距阿育王石柱几码外，在外围陵堡上，甘宁爵士（Lord Canning）[2]宣布东印度公司统治结束，英属印度的统治开始。在民托公园（ Minto Park）[3]的小花园有座纪念碑，称此为“印度的大宪章”。但那是野蛮行径之后的苦涩成果。英国人先前展开报复，夷平8座印度村庄，“黑人”女人和小孩与“最邪恶的罪犯”一同死去，然后，英国人兴建了市民大道那整齐、树木成排的街道、公园、运动俱乐部和井然有序的军营。

在接下来的30年内，这城市成为新崛起的自由运动的中心。安拉阿巴德是英属印度最重要的高等法院地点，是一座律师城市，而那些帮助印度重获自由的人，包括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是英国训练出来的律师。尼赫鲁家族属于克什米尔的婆罗门，为安拉阿巴德人，而尼赫鲁父亲莫提拉的宅邸仍旧矗立在欧洲区：那是一座宽敞的宅邸，非常适合成为伦敦皇家法律顾问的富有律师。它的四周有许多地方与英国息息相关：坐拥哥特式回廊的大学；壮观的英国国教大教堂有着飞扶壁和彩绘玻璃；市民大道上的购物商街，惠勒斯书店和新古典主义式的图画宫殿坐落其间；不要忘了还有贝那特糖厂（现今的哈西饭店），为帝国航空公司从英国克洛敦（Croydon）飞往加尔各答的中继站。在莫提拉的时代，一位后来变成讽刺家的英属印度人物，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4]在此地为当地一份英文报纸《先驱报》工作，约翰·摩雷在《指南》（Guidebook）中快活地指出，《先驱报》“有效化解印度的不满情绪”。《先驱报》在久远以前就迁往勒克瑙，老旧的报社建筑是尼赫鲁宅邸几码远外的另一栋红砖平房，在我于2006年夏季住在此地时便已遭拆毁，成为安拉阿巴德建筑潮的牺牲品。但吉卜林住过的房舍仍在，花园杂草蔓生，一只骨瘦如柴的母牛和猫鼬占据此地。它现在由一位神采奕奕、80高龄的记者居住，她叫做杜尔迦，在1943年加入全印度广播电台，报道自由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我很高兴看到英国人重返此地，”她以清澈的眼神直视着我，“谁不渴望自由呢？”

我坐在安拉阿巴德（我对这城镇的熟悉度远高于英国许多城镇），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传承。我于英国战后出生，尽管小时候我不懂，但殖民主义亦塑造了我。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在家乡长大，接受大英帝国辉煌历史的教育。我们在小说、电视和剧院中沉浸在对英属印度的悠悠怀念，嗅闻着皮革肥皂和蒸汽火车的气息，爱德华·埃德加（Edward Edgar）[5]的交响乐团不绝于耳。但，不管我们怎么粉饰，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

印度摇身变成殖民经济典范，外销原材料和进口制成品。印度的天然资源遭到掠夺，她的人民被自视优秀的种族当小孩般对待。近日，某些英国历史学家争论殖民主义是件好事，为世界指明进步之路。我必须说，我大致上不赞同这个说法。超过35年来，我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旅行，亲眼目睹第一手数据，使我从不同的角度观看事物，我认为殖民主义的冲击大体上是毁灭性的。欧洲的帝国时代释放了巨大的历史动力，当然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具有创造性，但对全球众多人口而言，这是个巨变的时代，本土文化几乎毁于一旦。只有伟大和历史悠久的文明，比如印度，才能全身而退，采纳有益之处，浴火重生，但仍旧是印度。

英属印度时期——从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崛起统治后到1947年的独立——大约持续了200年，这时间相当于贵霜王朝，但比莫卧儿王朝要短。它是个漫长而百般波折的故事，充满着辉煌和悲惨，骄傲和贪婪，有着绝妙的文化转折，甚至连在莫卧儿治下的时期都令人惊叹（我个人则认为不仅于此）。在18世纪的开明气氛中，许多思想得到交流。查尔斯·“印度人” · 斯图尔特将军（General Charles ‘Hindoo’ Stuart）[6]每天于加尔各答的恒河中沐浴，并建议英国女士改穿纱丽，为第一位收藏印度艺术的收藏家。他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争论应该允许印度兵团保留本土习俗。在他的《印度人的辩护》（Vidication of the Hindoos）一书中，他严厉谴责欧洲传教士，赞美印度教是种“不需假基督教的改良之手，即能使其信徒成为拥有善良品行和道德的人，足以对文明社会作出贡献”的宗教。

上图：英属印度的第一任总督华伦·哈斯汀。哈斯汀在英国“发现”印度史中扮演要角，但在历史重新评估后，他成为争议性人物。

这些“白皮肤的莫卧儿人”在知识界亦有同道之人，如威廉·琼斯、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7]和弗朗西斯·布什南（Francis Buchnan）[8]都是重新发现古印度史的杰出领袖；我们也不该忘记华伦·哈斯汀（Warren Hstings）[9]这位百般苦恼的第一任英属印度总督，他通晓本地语言，并在培植孟加拉国学术上居功厥伟。这场文化交流导致孟加拉文化开花结果，最后使得孟加拉国改革家和博学者兰姆·罗伊（Ram Roy）[10]于1833年坐船航向利物浦，追寻他自己的“海洋交会点”。近日，东方主义已经成为过度滥用和夸张不实的空泛名词。殖民知识的确是种压迫工具，但在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英国和孟加拉的确诚心致力于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交流之一，到现今仍余波荡漾。

但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未像这样般更进一步。最后，帝国的意识形态和迫切需求战胜一切。如果18世纪的副产品之一是爱情关系，19世纪则眼见它分崩离析，20世纪则以悲剧性和价值不菲的离婚收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两边的孩子和孙子成为朋友，并建立崭新关系。

东印度公司和1857年印度兵变

东印度公司的故事是现代跨国企业的诡异回响，它贩卖自然资源，通过经济干预、私人军队和代理战争获取广大影响力。英国人会胜利的原因除了他们控制海洋外，还在于印度本身分裂成许多小国和北方莫卧儿王朝的衰弱。早期的征服者从开伯尔和西北边境省进入印度，英国人却从英国海岸扩展影响力，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建立贸易堡垒海港，作为统治的首批据点。他们背后有军队撑腰，尽管刚开始时数目很小：2200名欧洲人和差不多相同数目的本土军人，在1757年的孟加拉国普拉西的决定性战役中，打败孟加拉国最后一位独立的地方行政长官，后者拥有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小批军队。一队差不多数目的陆军在南方的宛地瓦什（Wandiwash）取得胜利，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此争夺攸关他们全球布局的另一块土地。然后，在1765年，莫卧儿帝王阿拉姆沙阿（Shah Alam）[11]于德里正式授予英国人孟加拉财政大臣之位，也就是征收岁收的权力。原本只是伊丽莎白式的商业冒险行径现在进入全新阶段。

上图：克里夫在1765年接受孟加拉国的财政大臣一职，从此刻起，英国人从贸易商人窜升至拥有真正权力的统治者。

在南方，与法国人的争斗不久即达到高潮。在18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英国人与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打过4场战争，后者是法国盟友，提普（Tipu）苏丹最后死于1799年的塞林伽巴丹岛堡垒围城中。

在那场战争中，公司能动用的军队是5万多人，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军队。投资迅速成长，在数年内，公司利益获得天文数字的高速成长：英国国会中登记的会计簿显示，岁收从1794年的800万增加到1803年的1350万——相当于今日的7.5亿。岁收增加带来的观点改变在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的公司档案中表露无遗。在战胜提普之后，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未来滑铁卢之役胜利将军之兄弟）总督写道：

我将在塞林伽巴丹为公司维护主权，成为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撼动印度斯坦中心的桥头堡，倘若局势不利于我们的利益的话。我在此便不详述从此地可增进英国利益的优势，它们过于明显，不需解释细节。

上图：吉尔雷当时绘制的政治漫画，显示英国在1791年从塞林伽巴丹撤军。英国后来率领大军卷土重来。

不久，印度在英国艺术中化身为赤裸的黑肤女性，听命地将她的丰饶献给大英帝国。征服行径通过逐步侵略和机运而来，没有全盘的事先长期计划。英国纳税人并未付出任何代价，佣兵逐一解决各个地区威胁。到了19世纪30年代，公司档案显示其重心从纺织贸易转移到拥有土地，而在此时，殖民大业要求新的意识形态的声调，这点可以将麦考莱爵士作为典范，他推动1835年印度教育的法令，其中规定英文取代波斯文成为政府官方语言。随之而来的是对基督教传播的重新强调。从那时开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不仅攸关金钱，他们也想改变印度。

这些干预态度，与伴随而来越来越刺耳的基督教声调，形成1857年印度兵变的背景，后者是帝国时代殖民权力所遭逢的最大型抗争。印度兵变刚开始是抗议英国高级军官对印度教习俗的麻木和漠视，却迅速演变成为对外来政权的反抗，在此之中，甚至连穆斯林圣战士都和印度教徒为共同理想携手合作。叛乱像野火燎原般沿着大干线，从孟加拉国延烧到旁遮普，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在最后，通过运气、胆识和无情，英国人占了上风。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展现了可怕的暴力和野蛮报复行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反抗军都对德里那位老迈的莫卧儿帝王巴哈杜尔沙（Shah Bahadur）[12]表示忠诚，后者在战败后逃往缅甸。英国人展开无情的报复，冷血杀害他的儿子们。

英国人在回顾许多战争的精彩历史中，倾向于将他们的崛起描述成凭空而来，但其实在最初的50年间反抗不断，最著名的是1806年的韦洛尔兵变，南方的反叛军当时拥立提普苏丹的儿子为王。1857年的印度兵变摧毁了莫卧儿治下的德里及其精致的文化生活，为百姓带来灾难，许多成年男子遭到屠杀。这场兵变对英国政府而言是个震惊和可怕的警讯，于是结束了东印度公司长达258年的存在。之后，英国国会决定直接统治印度。为了确立这个传统，第一任总督甘宁爵士于1858年11月1日在可俯瞰神圣汇流处，即安拉阿巴德的阿克巴堡垒外墙，宣布维多利亚女王的宣言。印度现在要接受西方的新世俗“法”的指导。

英国统治和殖民知识

印度作为英国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在英国殖民计划中受到重重剥削。但为了统治如此幅员辽阔和多样性的国家，英国需要培育融合英国文化理念、在帝国企业上与他们携手合作的印度精英阶级。

上图：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他是1857年印度兵变的反抗军投注爱国情操的对象，他后来遭放逐缅甸，现今他的陵寝是众人膜拜之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印度广设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以实际为取向的现代机构。时空、地理、阶级和宗教都被“更为卓越”的帝国主义知识、科学和伦理重新界定。这意味着实质和心理的重新绘图。比如乔治·埃佛勒斯爵士，这位全球最高峰（即喜马拉雅山，Everest）以他姓氏命名的知识分子，拖着沉重的经纬仪攀爬泰米尔寺庙的塔楼，拿着巨大的金属测量杆，坐着牛车横越旁遮普，在次大陆境内进行全面测量，绘制精确地图。伴随着印度教和穆斯林法律条文的制定，英国法治系统的强迫施行是另一项关键介入，将印度社会的阶级分类变得更为详尽，因为习惯法奠基于阶级之上。如同贵霜和莫卧儿王朝，英国人想知道其臣民的一切。

对传统印度宗教习俗和仪式的态度变得更为坚定。如英国人自认他们的基督教责任在于对“迷信”宣战，严厉打压童婚、血祭和自焚殉夫等古老习俗。毫无疑问，有时候，他们似乎颇有道理；但有时候，比如当他们攻击奥利萨的古老冈德（Gond）[13]文化时，他们唯一达到的只是破坏人民的认同感与和谐。

至于印度宗教本身，18世纪时它对“印度人”·斯图尔特这类知识分子而言是种令人欣赏的迷人源头，现在在某些方面却成为人们轻蔑的对象，被斥为迷信和“低等的物神主义”。英国社会中福音传道派的暗流积极对其展开十字军行动。在这时期，“印度教”（Hinduism）这个有点误导的专有名词被纳入一般用语中，成为描述印度宗教体系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产生自19世纪的一个逐步发展的理念，这理念将印度宗教视为一种世界宗教，就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士学者以基督教的观点诠释古代经典，如《薄伽梵歌》或泰米尔文的《圣言》（Tiruvasagam），他们苦苦在印度思维中寻找一神论的细微根基。这类理念仍有部分真理，尽管湿婆派和毗湿奴派的伟大中世纪文献显示两者为不同的宗教体系，拥有相异的最高神祇、不同的神圣经典、仪式和末世学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代印度教的诞生同时是个殖民架构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在印度教改革者手中，基督教化的层面变得更为显著，为印度精英分子提供和殖民者之间的桥梁。当伟大的孟加拉国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辨喜1893年于芝加哥被推崇为国际宗教会议之星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度教宣告来临。

英国方案也包含让本土统治阶级接受英国教育，如此一来，后者便会以英国角度将自己的文化诠释予印度大众。这方案有点耐人寻味，英国文学研究在印度成为主流学科的时间甚至早于英国。其所选择的经典模板自然有其时空限制，呈现殖民概念中的理想男性形象。由于莎士比亚对权力多有质疑，所以他并未被编纂入内。讽刺的是，他最后成为解放工具，为印度激进分子热烈欢迎，如同迈克尔·马舒丹·达特（Michael Madshudan Dutt）[14]在1865年于一篇精彩散文中对印度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争论的那般：英国人必须离开，但他们可以留下莎士比亚！

印度概念

对未来的独立印度而言，英国帝国方案的关键点正是在印度概念本身。如同我们在本书所探讨的，印度在历史上从未统一，即使阿育王曾宣称其疆域南抵克里希那河，而贵霜、笈多和莫卧儿王朝的权势都曾遍及阿富汗和孟加拉国间的大片北印度。但是，是英国人首度将印度视为政治整体，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思想概念。丘吉尔（他年轻时代曾在帕坦人﹝Pathans﹞[15]间大胆冒险过）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没有印度这回事。”但这对综观印度数百年的评论家而言，此话非真，印度多元化的种族、语言和宗教仍组成一个统一的文明。

上图：谚语说，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国。但英国贸易网络的兴盛或衰弱全仰赖印度。

在10世纪，阿尔－比鲁尼将印度文明等同于东部山脉和科摩林角之间的土地。14世纪诗人阿米库什（土耳其后裔的印度穆斯林）描述他对他的祖国印度的热爱，令人动容。他说，印度包括了说信德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坎那达语的人，也就是所有居住在这“人间天堂”的人。类似的印度概念可以在阿克巴的传记家阿布·法兹勒的著作中寻得，虽然莫卧儿人从未统治过次大陆南方。这个追溯自古代的强烈观点是种广泛模糊的文化统一概念。英国人对此概念的定型则多有贡献。你只消看看英属印度手册中的印度地图，你就会发现粉红色区块包含从缅甸到俾路支斯坦、从不丹到喀拉拉的土地，以海洋自然屏障、开伯尔和丛林为界。在这类地图里，你可看出史上最具巧思和最能应变的帝国之一的想像，那是块巨大的拼凑图，大略包含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令人惊异的是，以不同颜色标示的诸侯封地和独立邦国（其中73个邦国由“享有十一响或以上的礼炮待遇”的王侯所统治）多达675个。其中2个邦，海得拉巴德（Hyderabad）和克什米尔的领土与欧洲大国一般大。这是英国解决印度多元化的方式：一种不可置信的政治把戏。这个手腕如此特殊，我们很难相信它真实存在，应该仅是想像。但这就是印度。

皇冠上的珠宝

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帝国巅峰时期，英国人都能仅以5万名军人和25万名公务员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地方。帝国大部分的日常运作由印度人完成，因此，他们完全仰赖印度人的合作。一旦这份依赖消失，如同在一句切中要害的轻描淡写中所说的，这帝国的故事便在“漫不经心间”消散无踪。那个时刻在二次大战后、印度幻想破灭时来临，百万印度人为英皇战斗，5万人死去。1919年在阿姆利则的屠杀锡克教示威者的事件则更加确定这点，在印度人心目中，英国人公平、善意和正义的形象从此大为受损。

但这并不能否认英国人复杂和深远的传承：首先是英文，还有世俗法律、教育和宪法政府的英国理念。英国人是首批尝试解决印度史的严重难题之一的人——这个难题就是如何树立世俗官方权力。对1947年后的所有政治努力来说，印度民主制度在保持开放社会上取得不凡的成就，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稍稍减缓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不公不义，也着实让人吃惊。仅在60年内，世俗民主制度已在社会深深扎根。

另一个传承则较为实际：交通网络。印度是个大国，搭火车从德里到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南下马德拉斯都是1000英里的旅程。这类发展亦帮助塑造印度的政治和心理统一性；或许，印度单一国家的可能性之所以能成为可行的概念，完全是由英国人促成。但英国人最重要的传承，或许是将印度开放予更为宽广的世界，从此无法回头：强迫印度人以西方的世俗理念重新界定他们悠久的文明。

上图：女王骑兵军团与一位印度王子的本土印度兵团。这个军团在1857年至印度镇压兵变。

独立运动

如先前所述，麦考莱爵士1835年在加尔各答，发表含义深远的教育法令。麦考莱手握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黑名单，他坚信英国人及其文化的“极度卓越”。他的经典名言是，“一排优秀的欧洲图书胜过整个印度本土文学”，这当然是极度无知之语，但他认为印度精英分子需要接受西方教育的建议却切中要害，促使印度的社会改革推动起来更为容易。英文，而非波斯文，现在成为政府官方语言。但也是从那时起，无可避免的，印度知识分子以自身传统的丰富教诲为媒介，将欧洲启蒙运动的自我肯定理念传入印度。其结果是印度独立运动：它是史上最伟大、最大型的反殖民运动。运动的推动力为印度国大党，创立于1885年，最初的目标相当局限，只求在政府中为印度精英分子争取更大的地位。

自从印度兵变发生几近30年后，他们目睹英国政府在许多关键领域宣告失败，尤其是在提供温饱和安全感给人民的基本层面上。

在德里国家图书馆里保存着这时期的日常行政记录。在地下室，长达好几英里的书架上堆满岁收观察员和地方税务官的电报、报告和备忘录组成的泛黄档案；行走于其间，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数不清的档案只有一个主题：“饥荒”。这对印度百姓而言是非常艰困的时刻。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40年刚好碰上全球气候大灾难，当时发生了一连串大浩劫。从孟加拉国以南到南方，印度陷于全球饥荒的恶性循环中，后者始于全球气候体系的厄尔尼诺现象。饥荒以1866年的奥利萨为起点，法基·摩汗·赛纳帕提（Fakir Mohan Senapati）[16]在动人的自传中痛苦地写下亲身经历的这场灾难，他当时是传教士老师：“时至今日，奥利萨人民从未忘记这场可怕的灾难：一年内死了300万人，600万人无家可归。马路、沐浴河阶、田野、丛林，不管到哪里，你都可以看见尸体。50年过去了，但它仍烙印在我心中。”

国大党创立于这些风暴之中，时间是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南方的干旱和饥荒之后——其间有800万人死亡——以及在19世纪70—80年代肆虐孟加拉国的连串饥荒之间。最初的创党理念来自一名英国人，优秀的亚伦·奥塔维安·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17]。在今日一位印度顶尖历史学者的观点中，休姆是除甘地外，对独立运动最具重要影响力的人之一。这位现代印度史上的伟大人物现在在英国遭到淡忘，却是最近印度版的电视益智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题目之一。休姆是苏格兰激进分子之后。在印度兵变期间，他是位于朱木拿河河畔的伊塔瓦（Etawah）的年轻地方行政长官，他在那里推动了许多社会方案，现在仍然是位地方传奇人物（镇上的广场仍叫做“休姆广场”）。

上图：国大党于1885年在孟买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位于中央的是那位英国独行侠，A.O.休姆，英属印度的异端。

晚年，他步步高升，成为英属印度的高级农业岁收观察员。他在这职位上亲眼目睹饥荒的惨状，不仅被痛苦的折磨震慑，也震惊于英国政府的草菅人命，后者在物资于地区间运送上百般不愿或救援迟缓；某些未受饥荒袭击的地区的谷类甚至被送往国外。休姆的政府职务使他有机会和许多显赫的印度人交换意见，于是他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初联系管道。但他也因此遭受伦敦的保守党攻击，一名保守党建议他应该为叛国罪而处以绞刑。

国大党的第一次会议在1885年于孟买举行，正值推动印度大众意见的关键十年间，当时英国解放报禁，数百个新报社纷纷成立，大部分以方言出刊。国大党是由激进分子、印度教社会主义者、穆斯林和政教分离论者组成，成员相当广泛，起初并未公开反对英国统治，但最初的动力是争取更多代表席次，最后才逐渐转变为较激进的运动，终极目标为自治。

上图：甘地走向海洋的自由游行：他结合非暴力反抗的理念后来激发了许多现代自由斗士。

1885年至1947年的印度独立运动的故事，通常是通过国大党那令人动容和煽动性十足的论述对外面的世界宣告。甚至连好莱坞都将这个神话翻拍成史诗电影（尼赫鲁和甘地毕竟是现代史上最伟大和最有趣的人物）。但就像历史的一贯作风，印度在过去还是有可能走其他轨道，或者在未来仍可改走不同路径。不同宗教社群的代表将带来特别棘手的问题。1906年，一些穆斯林成员与国大党分裂，自行成立穆斯林联盟。之后，国大党于1907年一分为二：甘地的精神导师，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18]领导的“中庸派”，和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9]领导的“死硬派”，提拉克因支持推翻英国的直接行动而被捕入狱。极端分子、民族主义者、政教分离论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国大党领导阶级最终无法让他们全都朝同一目标迈进。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甘地（另一位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律师）成为主要人物，他的吁请深得印度大众民心，他的关键理念结合了非暴力。在甘地的影响下，国大党成为第一个包含大众的印度组织，凝聚百万人民，特别致力于反抗阶级差异、贱民制度、贫穷、宗教以及种族限制。虽然大多数党员是印度教徒，它的党员却来自各个宗教、种族、经济阶级和语言团体。到20世纪30年代，国大党可以自诩为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在主席尼赫鲁的领导下，正式宣布其目标为完全独立。

印巴分治：独立但分裂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英国大部分的观察家而言，有一点便显而易见，那就是印度不可能永远归英国统治，尽管丘吉尔频频装腔作势，而如罗瑟米尔爵士（Lord Rothermere）[20]这类的狂热种族主义者和右翼英国报纸不断叫嚣。但在这危急关头的议题不是印度是否会得到独立，而是印度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是阿米库什深爱的印度？英国人靠拼凑现实得来的印度？或半自治国家组合而成的印度联邦？或一个分裂的印度？20世纪30年代，国大党的梦想是统一的印度，却受到新发展的威胁，这些发展对印度深具意义，并冲击现代这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穆斯林几乎占英属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我们所述，穆斯林在数世纪以来统治着北方。但由于英国人在1858年废除莫卧儿末代皇帝，穆斯林被剥夺特权，对大多数的印度教徒的政治权力感到不安，因为穆斯林帝王不曾善待后者。新的伊斯兰意识已在1857年的印度兵变中浮现，而德奥班德（Deoband）的激进伊斯兰教高等学院已经在讨论后英属印度中伊斯兰的未来。1900年，英国人选择将印度人口最众多的地区，即联合省的印地语制定为官方语言而舍弃了乌尔都语，印地语以天城字母（Devanagari）[21]写成，而非阿拉伯字母。因此，许多穆斯林越来越忧心忡忡，深恐在未来将被“压抑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印度教徒宰制。当时，一位英国官员向上级呈报，许多穆斯林认为分裂是他们的命运，而“两个社群的融合绝不可能”。曾经困扰阿克巴的重大议题又回来纠缠印度。

为了回应这些忧虑，穆斯林联盟在1906年于达卡（Dhaka）[22]成立，在即将来临的解放努力中代表穆斯林的利益。另一位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离开国大党，加入这个组织，他就是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23]，一位世俗的什叶教徒，注定在现代印度史中扮演中心要角。国大党一直以其理想号召穆斯林，但往往被控过于“印度教化”，尽管有些著名的穆斯林留在党内，全心致力于实现其世俗目标，包括穆拉纳·阿布·卡兰·阿萨德（Maulana Abul Kalam Azad）[24]这位哲学家、诗人和教育学者，他一辈子支持印度教－穆斯林统一，并是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最后，就像历史常常展现的，事件的发展多半为意料之外，而非遵循事前的设计。最初推动穆斯林分离主义只是想争取国会席次，后来成为在联邦体制中为自治穆斯林邦国进行磋商的手段最后才成为对成立独立国家的严肃诉求。

鲜为人知的矛盾是，为穆斯林创立一个分裂国家的理念是由一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1924年首度提出。当时，真纳和穆斯林联盟仍在为印度联邦奋斗，保证穆斯林有三分之一的国会席次。致命的时刻于1928年降临，国大党只肯给穆斯林联盟四分之一的席次。妥协也许会改变印度历史。但对真纳而言，这是“分道扬镳”的开端。

上图：甘地——丘吉尔口中“半裸的苦行者”——的确名至实归，穿着白色缠腰布的他甚至获得兰开夏磨坊女工们的热烈喝彩。

自那之后，许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对印巴分治能否或可否避免一直争论不休。偶尔仍能从印度报纸上读到一些专栏，讨论重新统一的可能性。那些相信英国实用政策导致印巴分治的人特别强烈主张这点。英国人是否默许印巴分治，因为这能帮助他们在战后的冷战世界里分而治之？最近40年来的各类论文至少消弭了英国的这项原罪。印巴分治实际上是多重失败的结果：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肯互相让步，英国人并未扮演其历史角色。我们可以观照和参考别的历史类似事件。当美国联邦在1776年进行辩论时，较强大的州让出权力和权势给较小的州，以求达成合众国的目标。国大党的目标是统一的印度，但在最后，他们无法作出可能达成此目标的让步。真纳这位优秀但倔强的穆斯林领袖原本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他最后将自己逼进死角。而英国人的权力和历史感被二次世界大战摧残殆尽，疲惫地放弃他们的传承和责任，同意印巴分治，沿着次大陆边缘画出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包括信德和旁遮普西部，后者是印度最初文明的心脏地带。

上图：1946年，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暴动后的惨况；英国军队两面不讨好。涂鸦写着：“滚出印度”。

英国人制定的独立期限原本是1948年6月，但在此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已经在西北部和孟加拉发生血腥暴力冲突。苦于情势可能会愈加失控，英国人将日期提早到1947年8月14日和15日。英国人恐惧将会爆发的反应，决定直到隔天才会揭露疆域界线。在旁遮普，被界线分离开来的锡克教徒立即拿起武器，捍卫他们的社群。值此之际，原本是邻居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谣言满天飞和歇斯底里的氛围中暴力相向。结果是可怕的流血事件，并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1100万人离开他们世居的村庄，越过不再存在的外国势力所划分的看不见的界线，纷纷逃命。我们永远不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学者惯常估计为一两百万人，但绝对超过数十万人。

因此，穆斯林联盟得到他们的独立国家。巴基斯坦在1956年的宪法下正式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尽管这并非在真纳计划之中：他没卖掉他那座位于孟买玛拉巴山丘（Malabar Hill）[25]的20世纪30年代壮丽平房（他的家族仍保有这栋房子），想像他退休后也许可在此度过一些时日，这只显示他严重误判局势。

上图：尼赫鲁（立者）和阿萨德（坐在最左边坐者）在1942年4月的合照。

巴基斯坦刚开始时分成两部分，东部是东孟加拉国，它除了宗教外，与西部毫无共通点，西部则包括俾路支人、旁遮普人、帕坦人和信德人。两地相隔2000英里，东西巴基斯坦从来不是个可行的国家概念，东部在1974年爆发战争，由英迪拉·甘地的政府撑腰，独立成为孟加拉国，为世界上第七大国（巴基斯坦是第六大国）。值此之际，英属印度的大量穆斯林人口仍留在独立后的印度，印巴分治的苦果让许多人越来越趋于弱势。今日的印度为世界上第二大穆斯林国家，拥有将近1.8亿名穆斯林。不意外的是，许多人常纳闷承受苦难是为哪桩。

独立的印度

1947年8月14日子夜前，尼赫鲁发表众所期盼的演讲，充满骄傲和懊悔：“长久以前，我们和命运做了约定，现在是我们实现诺言的时候了，虽不是完全实现，但基本上差异不远。在子夜钟声响起时，当全世界都在沉睡，印度将苏醒过来，面对生命和自由……”

独立后百废待举。英国人发表的年度资产负债表让印度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总生产额只占世界生产毛额的3%，而印度在16世纪可是世界经济两强之一。国大党自行推广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甘地式自给自足法则恶化了早期的严峻形势。迟至20世纪60年代，饥荒仍频。印度“伟大传统”的现代化进步迟缓，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放外国投资为止。自那之后，印度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力量获得戏剧性的提升，专家预测，它将在21世纪30年代晚期超越美国。21世纪将是古老的亚洲巨人重返世界舞台的时代。

独立后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印度的认同。在独立运动期间由国大党塑造的印度历史论述是由接受西方教育说英文的律师、死硬派政教分离论者和印度教－穆斯林团体所共同创造。尤其在最近20年间，这个论述受到多方论辩。在尼赫鲁伟大的著作《发现印度》（The Discovery of India，1956）中，英雄人物是如阿克巴这类开明领袖，其印度理念为多元宽容——因此，佛教帝王阿育王重获重要地位（他在1919年后才重获发现），他的狮子柱头成为印度象征，法轮在国旗中取代甘地的纺织轮（这令圣雄极为不悦）。

上图：独立运动时期的一幅画作，画面是尼赫鲁和甘地接受罗摩的祝福。甘地承诺将重现“罗摩的统治”，这点使尼赫鲁相当不安。

但一如往常，还有其他历史。大部分的印度人是印度教徒，早在19世纪，新兴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便将英国统治视为终结穆斯林权势的催化剂，一旦英国人离开，印度教统治便会降临。印巴分治所显示的世俗理念的部分失败使印度境内的伊斯兰问题首度浮上台面。倘若印巴分治是基于宗教理由，倘若巴基斯坦是个伊斯兰国家，那么，印度是如国大党所主张的，是个世俗国家，或其实是个印度教国家？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答案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在独立运动时期就已挥之不去。甘地（在尼赫鲁的忧虑下）承诺将恢复罗摩的黄金时代，他最后遭印度教徒暗杀。过去20年来，这个宗教分裂持续影响印度政治，甚至连印度宪法条文都遭受质疑。

上图：在圣雄的阴影中：英迪拉·甘地和其子拉吉夫·甘地。甘地夫人是尼赫鲁的女儿，她在1974年的紧急状态中暂时终止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一旦恢复，便强大到足以让她下台。

国大党的主要对手成立印度教民族主义党，即印度人民党（BJP），创立于1980年，衍生自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党派，诸如印度大会党（为对抗穆斯林联盟而创立于1915年），以及较为死硬派的组织，如印度国民志愿团（创立于1925年）和世界印度教会议（1966）。印度人民党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迅速崛起，而有关印度教－穆斯林历史的争论早预见此点（在专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对立团体的支持或反对下）。他们在中世纪穆斯林帝王摧毁印度教寺庙上寻求支持，特别将焦点放在一座阿逾陀的清真寺上，据称，它建立在莫卧儿王朝创建者巴布尔被捣毁的印度寺庙上。印度人民党的领袖将丰田卡车改装成罗摩的战车，踏上朝圣之旅，开车横越北印度，决心“解放”阿逾陀这个罗摩出生之地，差点造成宗教社群紧张。

虽然这个议题后来发现是奠基于历史幻想上，但仍能威胁政治结构，如同尼赫鲁在1950年的正确预言。暴民在1992年摧毁这座清真寺，引发恐惧和暴力氛围，间歇性地发展成可怕的流血事件，比如，2002年的古吉拉特。当印度人民党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成为政府领袖时，他们赞助被摧毁的清真寺的考古挖掘，希冀证实神话的真实性，但讽刺的是，考古挖掘反而证实了在中世纪之前，这地点没有别具意义的建筑结构：此地并非罗摩崇拜的早期圣地。这是对混淆神话和政治者的一个重大教训。

印度公司

出乎意料的是，考虑到整体经济气候越来越有利的情况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竟在2003年的大选中败北，老国大党重新执政，管理印度的经济“奇迹”。这些戏剧化的经济改变和阿逾陀惨案发生于同年，但它们的长期效应将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当时的总理拉奥舍弃尼赫鲁的社会主义保护经济政策，开放外资，改革资本市场，解除对国内企业的控管。很快，即使在印度最偏远的乡间，我们都能在小摊位上看见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身影。他最后舍弃甘地自给自足理念之举引发一些反思，2006年宝莱坞最为卖座的电影将圣雄搬回大屏幕，作为印度的新“IT”世代指引明灯！

毫无疑问，印度仍有许多巨大难题，特别是阶级不平等、乡村贫苦、环境破坏和人口过剩等方面。但全球最大的民主制度现在正坚定地踩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而它将会走印度人民一向走的道路——适应外界带来的改变，将有利的纳为己用，并紧抓住过去传承的古老生活目标。

统一和多样性

“你得记得是你们称呼我们为‘印度’。”我的记者朋友拉维快活地说，他身着图案鲜明的印度无领上衣，一身昂贵行头。我们正坐在德里大清真寺下面的阶梯上：做完周五礼拜的善良群众正从其间蜂拥而出；购物者流连在衣服摊位和路边餐厅；男孩贩卖着廉价手表，以及麦加天房、泰姬玛哈陵和伦敦大本钟的海报。我们周遭滋滋作响的烤肉串冒出火苗和烟雾。

我们则自称婆罗多（Bharat），与印度一词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印度的时间是直线进行。但婆罗多的时间是神话性的，循环不息的。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心理架构；而印度人民，即使是最低阶的人，都能在两者之间泰然游走。多元认同在数千年来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些认同完全符合古老和现代精神。崇拜象头神（Ganesh）[26]的核能学家不会被人耻笑——实际上，我们都爱象头神。印度走过许多起起落落。我们都经历过可怕的贫穷，但我们有丰富的过去。我们深爱我们的文化。

拉维指指他周遭的群众：

印度是个现代架构——一个首先为英国人所创造，尔后由自由运动所实现的政治现实。印度本质上是由一群杰出的民族主义者想像出来的终极美学和伦理理念，主要是尼赫鲁，他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子。他将印度未来视为东西方的绝妙融合。他希望超越古老的羁绊和那些数千年来纷杂的记忆。这个过去对他而言是进步的障碍：无知、迷信、种姓制度和贱民都是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民主制度和政教分离主义能从过去的重担中解放人民。尽管出现印巴分治和后继的几场战争，他们依然成功了：他们创造出一种国家忠诚。而在宗教方面，尼赫鲁是对的。在这个拥有众多宗教和3300万名神祇的土地上，政教分离主义是人权的唯一保护。总之，我们应该由宗教来界定吗？你知道，在1991年的普查中，政府首度询问一连串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有趣的是，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耆那教徒或琐罗亚斯德教徒，他们在大部分事物上意见一致。实际上，超过90%的民众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信仰。不论你信什么神，只要你心向印度，你就是印度人。

上图：永恒的印度和其现代化身。由于人口激增和环境破坏，印度的奇特成长并非毫无隐忧，但印度总是有那份融合新旧的不可思议能力。

“但你们有过可怕的时刻，”我回答，“英迪拉·甘地的紧急状态[27]、锡克教徒的暴乱、阿逾陀；看看2002年的古吉拉特。”

但它还是行得通。民主制度已经深深扎根。或许，印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孤立——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实验——也有功劳。它也许阻碍了印度人民的物质和社会进步，但它长期保留了古老方式，不然后者早就会被取代，印度则莽撞地一头冲进现代世界和消费主义。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全球市场时，他们并没有抛开过去。

“但在2004年的大选中，”我说道，“印度人民不是选择回到尼赫鲁的模式？”拉维大笑：

你瞧，尼赫鲁的孙子拉吉夫·甘地，他像他母亲和祖父一样做过印度总理，他的遗孀索妮亚·甘地在2004年大选后，上台成为下一届政府事实上的总理时，你可曾预见一名意大利天主教女性竟然可能成为印度总理，就像一位锡克教徒在大多数是印度教徒的国家里对穆斯林主席宣示效忠。我请问你，这还有可能在世界上的哪里发生？

一种结束方式

我们最后一天是在德里拍摄。日落时分，五月的溽暑稍微转弱，我爬上拥有广大信众的大清真寺（Jama Masjid）的宣礼楼，俯瞰老城区那片密密麻麻的街道。我们的旅程总共走了数万英里，我们观看了数万年来印度史上的潮流所留下的印记。伟大的文明似乎能在历经时代考验下，发展出应变方式，宛如一种文化免疫系统，吸纳震撼和历史伤口，并发挥它的长处。印度的故事是个由不可思议的戏剧、伟大的发明、绝妙的创造性和最辉煌的理念所组成。观看印度的故事就是观看人类本身的故事，尽管我们的努力未臻完善，但就像印度教圣典所言，我们能从其中得到财富、美德和爱，最后，如果我们够幸运，还能得到启发。

上图：印度快速迈向消费主义此事，已经引起广泛的内省。旧价值观有可能存活吗？

从宣礼楼顶俯瞰薄暮景观，我能清晰看见德里山脉的晦暗轮廓，英军于1857年的炙热夏季中，匿藏在此，然后对德里发动可怕的报复行动。在东方，为余晖映衬的是红堡，印度在此宣布独立。在我们下方，傍晚的群众在周五的礼拜后，汇集在月光市集这条巨大的市集街道。看着这份沸腾喧闹和令人振奋的景观，我突然有一个最后的想法：这片次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语言和人种最为繁复多样的地区。这几十年来，人类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而在此地最能看清楚人类历史是如何伟大的故事。刚开始，我们全是兄弟姐妹，我们迁徙到世界各地，创造社会，成就权势和统治，造成想像中的差异樊篱——语言、种族和宗教——但现在，在最后，我们必须再度回到起点，难道不是吗？

一轮弯月照耀在德里的大清真寺上。独立期间和之后虽然有许多动荡不安，印度民主制度仍展现团结各类社群的惊人能耐。

[1]是主要立足于印度次大陆的一个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祅教）的民族。帕西人的祖先是1000年前从波斯移居印度次大陆的祅教教徒。

[2]1812—1862，曾任外交大臣和英国首相，为英国政治家。

[3]位于安拉阿巴德。

[4]1865—1936，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作品颂扬大英帝国主义。

[5]1857—1934，英国浪漫派作曲家。

[6]1758—1828，为少数拥护印度文化的英国驻军，并以此闻名。

[7]1799—1840，古董收藏家和印度殖民地行政官，首位译解阿育王敕令的欧洲学者。

[8]1762—1829，苏格兰医生，对印度动物学和植物学贡献颇大。

[9]1732—1818，英国首任也是最著名的印度总督。

[10]1774—1833，印度教组织梵社创始人、宗教领袖和社会改革家，被称为“现代印度之父”。

[11]1728—1806，印度莫卧儿皇帝。

[12]1775—1862，印度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逝于仰光。

[13]属战士阶级，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印度。

[14]1824—1873，孟加拉国诗人和戏剧家。

[15]居住在南亚的一个民族，即普什图族，为阿富汗第一大民族，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

[16]1843—1918，印度作家，被称为“现代奥利亚文学之父”。

[17]1829—1912，驻印度英国官员，为政治改革家，印度国大党创始人之一。

[18]1866—1915，印度社会改革家，曾创立印度公仆社。

[19]1856—1920，印度学者、哲学家和死硬派民族主义者，印度独立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创立印度自治同盟。

[20]1868—1940，英国贵族，《每日邮报》报社主席。

[21]目前印度最流行的文字，用来书写印地语、梵文、尼泊尔语等语言。最早出现在13世纪初。

[22]位于孟加拉国。

[23]1876—1948，印度穆斯林政治人物，巴基斯坦国家缔造者，曾是穆斯林联盟领袖和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

[24]1888—1958，穆斯林学者，印度独立运动政治领袖之一，支持印巴团结，反对分治。

[25]位于孟买市区西方，可俯瞰海滨大道的美丽风光。

[26]掌管财富、愉快和安宁之神。

[27]1975年，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大举逮捕政治反对派，限制言论自由。

延伸阅读

漫长的摄影计划后有个最后的仪式——当你回家时，最后一次将背包中的东西取出。散落在地板上的是旅人的杂乱物品：蚊帐、过期的India Today杂志、朝圣者指南、印度教神祇的装框图画和明信片、用烂的地图，以及廉价的缠腰布。但我最多的东西总是书：那些从安拉阿巴德的惠勒斯书店和贝拿勒斯旧城区的莫提拉巴那西达出版社，以及德里月光市集里不容错过的书店买来的书。这些书（说是为了研究，但其实大部分是为了愉悦而买的）夹杂在车票、廉价海报以及马杜赖裁缝市集用牛皮纸包好的布料之间，静躺在地板上，像熟识的朋友般吸引我的目光，让我回想起在遥远的海岸或山巅、拥挤的朝圣民宿里，或深夜的火车站翻阅它们时的景象。想到这点，对我来说，本书不仅不需要提供学术参考书目，此举甚至索然无味。在此谨列举某些提供我欢愉和洞见，某些我总是放在背包里的书似乎较有帮助，因为读者可能也想带着这些书上路。

首先，在路上的读物：The Picador Book of Modern Indian literature（阿密特·查胡利编辑，2002）。这是一本编纂优秀的书，现代印度文学的绝佳入门书籍，而且不仅于此。它包含了现代印度方言文学的翻译选集，我敢说，我们大部分人在这方面非常无知。

再来是散文：萨曼·鲁西迪和伊丽莎白·卫斯特的The Vintage Book of Indian Writing1947—1997（1997），India in Mind（潘卡·米西拉编辑，2005），以及那位作者的《西方的诱惑》（Temptations of the West，2006）。阿玛蒂亚·森的《好思辨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2005）以及他的Identityand Violence（2006），后者提供印度伟大传统和现代两难困境的挑战性观点和人道概论。

伴随这些旅行的另一类愉悦是传统诗歌：最骄傲的代表是已过世的A.K.拉曼奴杰对早期泰米尔诗歌另辟蹊径的翻译：The Interior Landscape（1967）和Poems of Love and War（1985）。《世界颂》是古老泰米尔诗歌的优秀选集，现在有企鹅版（G.哈特和 H.海费慈编辑，2002）。泰米尔最闻名遐迩的两首史诗现在也有企鹅版：Manimekhalai（亚伦·丹尼卢翻译，1996）以及The Cilappatikaram：the Tale of an Anklet（R·帕萨色拉西翻译，1993）。《耆婆如意宝》仍未有英译本：我用的是詹姆斯·伯格斯版本的第一册（1865）。

在稍后的泰米尔祈祷诗歌方面（这传统在泰米尔纳德邦仍旧存在），最棒的译本是F.金伯利和G.非利普的Hymns of the Tamil Saivite Saints（1921）；以及因黛拉·彼得森的Poems to Shiva（1990）和大卫·舒曼的Songs of the Harsh Devotee（1990），舒曼是带领读者通过翻译发现泰米尔的大师。For the Lord of Animals（H.海费慈和V.劳编辑，1987）是16世纪诗人杜贾提的绝佳泰卢固语选集；而When God is a Custom（A.K.拉曼奴杰、V.劳和D.舒曼编辑，1994）呈现优异的泰卢固语宫廷诗歌。A.K.拉曼奴杰的卡拿达选集Speaking of Siva（1973）和他的Songs for the Drowning（1993）是南马尔瓦尔于9世纪赞美毗湿奴的优秀诗歌选集。这些祈祷诗歌在全印度仍是个鲜活传统：迦比尔、达杜、米勒拜、纳那克和许多其他诗人作品唾手可得。在孟加拉国，胜天的Gitagovinda通过 B.米勒的翻译成为不朽之作，即Love Song of Dark Lord（1977）。

在南方口述传统方面，不妨试试V.劳和 D.舒曼的A Poem at the Right Moment（1997），口述民间故事则参考A.K.拉曼奴杰的Folktales of India（企鹅，1994）。许多印度史的伟大著作都有英译本，比如，温迪·朵妮格的《梨俱吠陀》（企鹅，1981），J.和 M.布洛克金顿的Rama the Steadfas t中的《罗摩衍那》（企鹅，2006）。P.理查德曼的Many Ramayanas收编展现这个传统之多样性的卓越散文。

老故事新说的著作多如繁星，但小说家 R.K.那拉扬的Gods，Demons and Others（1965和后来的编辑本）可以拿来在火车上打发时间，还有他篇幅较长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温迪·朵妮格和苏西尔·卡卡出版的牛津世界经典名著中有《爱经》（2002）。巴拔的自传由企鹅出版（迪利普·贺洛编辑，2007）。近代对印度史的省思则有潘卡·米西拉有关佛陀的优异著作，An End to Suffering（2004），还有查尔斯·亚伦迷人的重新发现，The Budda and the Sahibs（2002）。苏西尔·卡卡的许多著作处理印度文化之心理学的一般问题，重点往往是治疗传统、政治和宗教暴力，以及性欲。我太晚才拿到他最新的著作：卡卡的The Indians（2006）。英国故事也多如牛毛：罗伦斯·詹姆士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1997）提供公允的现代概论，而约翰·基的A History of India（2000）则从更为广泛的背景来讨论英国人。独立的奋斗和印巴分治方面则有庞大的文献，但史坦利·沃波特的真纳（1984）、尼赫鲁（1996）和甘地（2001）传记，他最近有关印巴分治的Shameful Flight（2006）和 H.西瓦的Partition of India（1994）不失为绝佳的入门书籍。亦可参考沙西·查如尔的Nehru（2003）。在后独立印度的广泛观点方面，请参考R.古哈的India After Gandhi（2007），至于这理念本身，则有苏尼尔·基纳尼的The Idea of India（2003）和伊方·哈比的India-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n Idea（2004）。

最后，我要推荐几本旅游指南和旅游著作。我那本黛安娜·艾克的Benaras：City of Light （1983）旧版本在前往那座伟大城市旅行十数次后已经分崩离析，但此书仍令我爱不释手。

A.K.莫罗塔的The Last Bungalow（企鹅，2007）是安拉巴拉德丰富的现代和神秘历史的新选集。坊间有许多书探讨德里的七座城市；威廉·达尔林普的《精灵之城》风趣而轻松自如地遵循此传统。关于阿格拉和泰姬玛哈陵，艾芭·柯奇的The Complete Taj Mahal（2006）和她的Mugal Architecture（2002）不啻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至于孟买：请参考苏克图·梅塔的Maximum City（2004）。而勒克瑙方面，在罗西·勒威林－琼斯的许多著作中，以Lucknow：Then and Now（2003）、 A Fatal Friendship：The Nawabs，The British，and the City of Lucknow（1985）和Lucknow Omnibus（2001）为上上之选。现在大家对南方的兴趣逐渐增强，可参见Temple Towns of Tamil Nadu（乔治·米歇尔编辑，玛格，1993）。我并参与一个优秀的南方宗教中心出版的一份近代研究：Chidambaram（V.南达编辑，玛格，2004），同时，我的Smile of Murugan以South Indian Journey（企鹅，1994）之名重新出版。最后，马克·涂立的《印度没有句点》（1994）提供拥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观点，而威廉·达尔林普这位讨论印度的首席英国作家，他的Age of Kali 保证令人回味无穷。

献给

乔约蒂和米娜克什

纳迦纳提那姆、“塔塔”、普尼达、香堤、齐塔拉、阿奇拉、卡尔提克，以及湿婆库玛、拉克西米·维西瓦那坦和苏西拉·拉维达拉纳塔

致谢

由于制作工作如此漫长，我必须向许多人致谢。首先，我想感谢印度政府、外交部人员和印度考古调查协会，他们使纪录片拍摄更为顺利。在伦敦，我特别要感谢印度高级专员卡姆利什·夏尔马和巴布利·夏尔马女士他们尽全力提供的协助和鼓励，以及印度文化部长和伦敦尼赫鲁中心所长阿图·凯尔博士。还有印度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尽力在旅程中协助我们。感谢德里国家博物馆、巴特纳、鹿野苑、秣菟罗、加尔各答、安拉阿巴德、清奈和坦焦尔博物馆人员，以及加尔各答亚洲协会和德里国家档案处。马杜赖大学校长慷慨地允许我们拍摄他们的遗传计划。萨瑞嘎玛允许我们在纪录片中使用A.R.拉曼的一些曲子。在巴基斯坦，我要感谢巴基斯坦考古调查协会、欧耶马布·杰、瑞斯·阿巴斯·斋地、当时的文化部长贾利·阿巴斯、塔克西拉和白沙瓦博物馆，以及哈拉帕和泰提拜挖掘地点人员。

在家乡，我要感谢大英图书馆的卡特欧娜·菲莱森和她的同事，他们让我们有取之不竭的资源拍摄，并提供大量研究素材；在伦敦帝国学院，桑吉夫·古帕让我们看计算机图样；在大英博物馆，理查德·布鲁顿、乔·克利伯和莉兹·爱林顿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类问题，并指引我们新的方向。尼克·辛姆－威廉斯教授兴奋地分享他的贵霜发现。在印度，我想感谢R.皮曲查帕教授、埃尔芬·哈比、D.N.贾、A.帕萨德、 S.P.古帕和 S.梅若拉的帮助和洞见；阿里教授是我们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考古向导；赞胡·杜拉尼是我们在白沙瓦的主人，他知识渊博，热情招待。我并要感谢沙伦·拉纳格和纳雅乔·拉合利在电话中讨论他们的工作；与罗利塔·尼赫鲁在伦敦共进晚餐、和英迪拉·彼得森共逛坦焦尔花园；罗米拉·坦帕的慈祥言语在许多年前鼓励了一名刚出道的年轻人。我必须强调，以上人士都不必对此书中的错误或诠释负责；此书包含许多引发争议的话题，比如“亚利安”入侵、或中世纪的伊斯兰和印度教的诠释，书中所写全是我个人的结论；我只希望这部大众化的作品不会离他们的崇高标准太远。在外景部分，我要感谢桑迪雅·穆查纳尼和莱珊德·贾吉；迪迪提·比斯瓦教授；R.巴拉苏布拉曼尼盎教授；B.B.拉尔教授；沙西·塔如；巴特纳的阿吉特·帕拉萨德博士；潘尼帕特的哈本·穆克奚亚教授；拘尸那罗的阿格曼哈·巴丹塔·格纳夏瓦；威廉·达莱波和曼穆·法洛奇；玛杜拉·穆克杰教授；清奈的萨特巴玛和潘迪雅教授； A.西瓦克卢杜教授；S.苏瑞熙教授；奥利萨的帕拉哈博士及其同事； R.克利纳木提；喀拉拉的赛瓦库玛和沙将博士；德里的安比卡·舒克拉；贝拿勒斯的兰杰·查得利和他的家人；菩提迦耶的比库·伯西帕拉；鹿野苑的玛哈瑟罗·瓦莱；勒克瑙的库珊·卑尔根和她丈夫莱库玛·纳克西·汗阁下，以及他们的家庭和友人，我们与他们共度了难忘的开斋节；利拉哈·古帕塔和他家人为我们示范秣菟罗的阿育吠陀古老传统。在喀拉拉，我要感谢维诺·巴塔提利帕和南布迪里小区；在安拉阿巴德，拉斯顿·甘地及其家人，在王舍城和菩提迦耶，感谢珊顿·赛斯的智慧和陪伴；西姆拉的潘卡·米施拉；伊塔瓦西姆拉和贝瑞的史利伦·梅合洛塔教授；卡加立的爱德·穆顿。

我也要感谢久德浦、坦焦尔和贝拿勒斯的王侯，他们的雇员和秘书竭尽全力帮助我们。

在拉贾斯坦，斋浦尔的宝石宫的穆鲁·卡力瓦尽力协助且学识渊博。在南方，我特别感谢他们的仁慈和特许，感谢马杜赖米娜克什寺庙、提鲁瓦讷玛来和坦焦尔寺庙的祭司，以及提鲁文嘎杜寺庙的祭司、歌唱人员和信众。

我在吉登伯勒姆有许多友人，我再次感谢寺庙主管协会、湿婆赛奇跳舞学校，感谢 M.那格拉提南和其家人，后者带领我们这些外人认识泰米尔圣人的古老传统。清奈的拉舒科·维西万纳坦如往常般大力协助！

在贝拿勒斯，我要感谢拉西米民宿的雇员，那里是我的第二个家，没有比它更棒的居住地点了。我亦要感谢安拉阿巴德的非纳罗饭店，那是我二十年来躲避尘嚣之所。

在巴基斯坦，我要感谢乌玛·穆塔支的辛勤工作和幽默，J.马克·肯诺尔，和哈拉帕的穆罕默德·哈珊博士。我还要再次感谢赞胡·杜拉尼，我很高兴能再次回到木尔坦拜访加德齐一家人：苏坦、胡尔和所有家人。感谢德里大清真寺的伊玛目布哈利及其家人；史万马莱的德万那塔帕提一家人为我们示范青铜铸造的古老艺术。在伊拉克，我要感谢巴伯·富来中将，以及美国陆军的哈利·谢伍德上尉和东尼·安吉拉。在土库曼，提姆·威廉斯教授引介我们给在哥诺泰贝挖掘的维克多·萨里安迪教授和他优秀的小组。

在纪录片制作方面，推动整个计划的德里制作小组是Earthcare Films，我在此致上最高敬意：感谢玛德胡利玛、克利西那杜·赛·伯瑟、拉胡·帕、莫提特·拉陀格，以及卡罗琳·桑伯，还有Middle Path的贾洋·提列和凯桑·盖利，他俩提供全力支持。我亦特别感谢赛克伯·阿莫德，我们的二号摄影师和摄影助理；我们绝对缺不了他。在清奈，我们的朋友凯南以他惯常的充沛精力和绝大弹性组织我们的南方拍摄镜头；库西克·查特杰在西孟加拉国和拉贾斯坦打点好一切。

在英国方面，杰里米·杰夫在导演和拍摄此系列上大获成功，值得多方感谢和褒扬；蕾贝卡·多伯制作和监督整套系列，堪称我们的精锐大师。卡伦·布玛录制音效，拍摄书中许多照片；葛瑞·布朗尼刚这位剪接师功夫高超，并加入自己的抒情观点，阿列克·尼可利克则是他的好助手；莎莉·托马斯像往常般妥善管理整个制作程序。霍华德·戴维森编写了好听动人的音乐，由贾提尼·贝内杰主唱，皇家爱乐交响乐团录音。超过18个月以来，负责拍摄和剪接的小组成员是索纳利·马歇尔、安伯·杜法尔、乔纳森·佩吉、法提玛·兰格、克莱尔·克鲁斯奇、杰内维夫·哈利森、亚伦·杨、阿列克·尼可利克和爱德·拉得佛。后制作业则都在Envy进行，由优异的珍妮·马汀主导——特别感谢巴伯·杰克森优秀的环绕录音技术。我们办公室的计算机鬼才约翰·克兰纳为纪录片制作了精致的地图。布来登·麦克奇提展露优异的延时摄影，克利斯·库鲁帕制作优美图画，而派地·马克执导连续镜头；Tara Arts的贾丁登·瓦玛、莎夏·贝哈、罗伯特·穆特佛和克劳蒂雅·迈尔表演了片中一些传奇场景。感谢大家，以及过去和现在在 Mayavision的所有朋友，在过去25年来，这家小而奇特的独立制片公司仍然能在与大公司竞争下，制作高水平的优异节目。永别了，巴斯克·巴塔查耶，他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不幸在拍摄此系列途中逝于印度。

在BBC2，特别感谢马汀·戴维森的睿智建议、热诚和鼓励，以及爱玛·斯旺、克利珊·爱罗拉、罗利·奇汀和珍娜·贝纳特的无尽支持。美国的康宝公司非常具有前瞻性，在开始这项企划上提供大力支持；在PBS，我们仰赖老友李奥·伊顿、约翰·威尔森和桑迪·贺伯瑞——感谢他们以及我们所有在美国的同事，包括珍妮弗·劳森和凯蒂·卡特隆，我们首先和她俩谈及这系列的点子。至于书籍方面，我要感谢 Basic Books的经纪人拉薇妮雅·特瑞佛、普鲁·凯夫和拉拉·海梅特，以及BBC Books的琳达·布雷克摩尔和伊莉诺·麦克斯斐德，她们在马汀·瑞分的指导下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瑞分则在我们仍在印度拍摄期间，从头到尾，于6个月间，监督整个企划！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在这段疲惫但愉快的时间内的支持和鼓励：幸运的是，他们像我一样深爱印度。我妻子蕾贝卡在20年前首度和我一起到印度旅行，她是再棒不过的旅伴。没有她的爱、精力、洞见和陪伴，这些都无法成形。我的女儿乔约蒂和米娜一直是我的现实来源，幽默风趣，让我脚踏实地。我对她们的感谢无法以言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