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33场革命/（古）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著；侯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33 revoluciones

ISBN 978-7-208-14769-0

Ⅰ.①3…　Ⅱ.①卡……②侯…　Ⅲ.①中篇小说-古巴-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古巴-现代IV.①I7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4878号

书名：33场革命

作者：[古巴]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

译者：侯健

责任编辑：杨沁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769-0/I.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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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娱乐中心赢了 LA CASA GANA

一位嗜血艺术家的独白 （或一栋残破大楼是如何建成的） CONFESIONES DE UN ARTISTA ENSANGRENTADO （O CÓMO SE CONSTRUYE UN EDIFICIO ROTO）

失踪手指之谜 EL MISTERIO DEL DEDO AUSENTE

瓜卡纳科的螺旋式生活 LA ESPIRAL DE GUACARNACO

求生之人 LOS SUPERVIVIENTES

克里斯托的来电 LA LLAMADA DE CRISTO

柯尔特22手枪 LA VEINTIDÓS

怪咖们 LOS FRIKIS

33场革命 33 REVOLUCIONES

译后记

前言

卡内克最早是于1997年在奥哈卡开始构思收录在本书中的故事的。有些故事最开始是某篇小说的个别段落，另外一些则从构思之初就是独立的短篇故事；不过所有的故事都是卡内克在多年之后于不同国家写完的。在1996年写完了诗集《我的日记》之后，他开始以奥哈卡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并为之构思了许多与古巴革命具有紧密联系的古巴角色。

在卡内克慢慢为每个人物构建他们各自的世界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一个人物都更适合成为一篇独立故事的主人公。他想利用这些角色来创作一本短篇小说集。

这些念头始终萦绕在卡内克的脑海中，他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创作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却需要重新反复斟酌每一个字句，甚至重写某些部分。有时候在创作某个故事的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故事灵感涌现出来，他会把曾记录在《摩托日记》[1]（写于2005到2012年，由西班牙洛格罗尼奥的Pepitas de Calabaza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中的经历重新以虚构作品的形式写出来。

在其不断游历的过程中，卡内克总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掏出小笔记本，用他那纤细的字体为他的故事做笔记，写下评论性文章，或是写一段景物描写。他在机场候机厅做过这种事，在中美洲雨林的茅屋中、巴拿马的咖啡馆里和墨西哥的大街上都曾这样做过：因此，在他的故事中总会出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口语俗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来自他的某些遥远记忆，或是生活中的直观观察。

《瓜卡纳科的螺旋式生活》是卡内克在1997年的奥哈卡的某个午后开始创作的，却直到2012年才写完。在另外那些故事中，《娱乐中心赢了》是2011年在巴拿马写的，后来他再也没有修改过。但是《33场革命》无疑是他最用心的一篇故事：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来雕琢每一个形象，揣摩故事中所有为求生存而拿生命去冒险的人物的每一种感觉。

阿尔贝托·桑切斯，

卡内克之父

娱乐中心赢了
LA CASA GANA

一切都发生在那久负盛名的夜间娱乐中心之中，一群高矮不一、来自天南海北的女人们在那里争夺着爱情，也争夺着在场男士们的钱包。由于此地名声在外，再加上它确实有些特点，它不断吸引着官方诗人、杰出知识分子、最高法院法官、激进左派和右派势力的成员前来光顾。到处都是威士忌和可卡因，每张桌子都在玩着扑克，筹码大得吓人，而在尽头处的那些配有女郎的房间则总是客满。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占了一张桌子，我不玩牌，所以就负责发牌，还得负责调解那些必然会出现的争执，这种争执在每张牌桌上都会出现。我们这张桌子上坐着一位大名鼎鼎的保守党议员，他不停地在解释着婚姻的神圣性以及养成良好习惯的种种好处；一名在革命前线的军人则不停地批判着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腐朽；一位民族主义诗人带着点挑衅的意思诵读着从国外传来的法西斯诗句；我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买卖毒品，当然有时也会组织一些牌局。所以我经常边发牌边发可卡因，赚两份钱，同时还能享受到和同伴们交谈的快乐。

我们和“贵妇”（我们就是那么称呼娱乐中心的主人的，她是北方人，二十来岁，虽然柔弱，可天生就是块搞经营的料）讨论了好几个星期了，想着怎么样能把我们的业务联合起来，好赚更多的钱，当然还得把体育博彩搞起来，或许还得在地下室里搞个制毒实验室，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群哥伦比亚佬了，这也是最近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娱乐中心的经营管理和我们的生意运作都还不错，这种强强联合只会使利润成倍增长。除此之外，我还提议我们应该支持民主进程，向选举委员会申请在我们的地盘上设个投票点，这样一来，在那些由干巴巴的法律控制的不幸日子里，也就是那些淳朴的人们前去投票选总统、市长、村长或者其他庸人的日子里，客人们就不必离开娱乐中心去排大长队投票了。另外还有个好处，我们可以按照出价最高者的要求在票箱上动动手脚，至少是在我们职权范围内灵活处理一下。

“贵妇”没有答应，也没说不行。我们给她算着能赚的钱时她的眼睛在放着光，但是每当有一群警察摔门而入，她就会大惊失色。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总结说那只不过是给机器加点润滑油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懂，亲爱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创举会得到经常光顾娱乐中心的大人物们的大力支持。

“‘贵妇’，您想想看，咱们肯定能说服所有那些政客、法官、军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而他们每个人又都在不同领域的社交生活中有着成百上千的人脉，我们这一充满现代性的创举、无可指摘的娱乐模式只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而且，”我继续对她说道，“我们还能让那些常客成为股东，就算是个融合了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吧。”

“贵妇”晃着脑袋，心里盘算着，然后问了我一大堆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要给政客塞多少钱？”

“需要多少就塞多少，‘贵妇’，我们不会吃亏的。”

“姑娘们呢？怕是不够用吧。”

“要是需要的话咱们可以多搞点来啊，从罗马尼亚搞，或者从尼日利亚、古巴搞，哪儿有好货色，咱们就去哪儿搞。再弄点儿帅小伙儿来，想玩儿小帅哥的人可多着呐。咱们到时候就在二楼多弄几间房子出来，把一些布置成情趣主题的，另一些搞得上档次一些。”

“我们要怎么去说服那些潜在的股东呢？”她用一副商人的口吻说道。

也就是在那时，我的脑子里生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在房间里藏几个摄像头，这样一来，那些录像既可以帮我们去说服那些光顾我们的体面人，也可以通过网上分享的方式赚一笔，当然得信用卡提前支付才行。于是“贵妇”不再迟疑，当即允许我开始动工，着手布置监控系统，通过一台小型的服务器进行了试运行。我们就是这样开始合伙做生意的。

那天晚上，在我们这张牌桌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给他们说了娱乐中心新的建设方案，而且给他们说要是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入股，到时候能拿到不错的分红，其他的细节我并没有透露太多。和设想的一样，我的朋友们对这一系列新的建设进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毫不犹豫就入伙了。那个保守党议员说他可以带来好几位参议员，他还保证说党主席肯定会喜欢那几个塞内加尔小伙的；那位革命分子则压低声音说他们的最高统帅就喜欢未成年少女，尤其是未成年印第安少女；诗人说所有的诗人都是堕落的酒鬼和瘾君子，这没什么可觉得新鲜的。

于是我们开始制定一份杰出人士的名单，不管怎么说，名单上的人是一定要拉拢一下的，我们甚至把执政者、法官、记者、工会会员、银行家、运动员、政客、演员和商人都列了进去，总之，只要有钱或是有权就行，或者是有名，也就是说是那种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就能对我们这家卑微的社会型公司有巨大帮助的人。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敲诈勒索的任务，那些安装在客人们的房间里的摄像头可派上了大用场，也是靠着它们我才最终让房间的数量大幅上升。就这样，那些本应属于光顾我们店的政客们的豁免权转移到了我们身上，司法警察保卫着我们的经营场所，工农业银行给我评定了足够高的信用指数，好给我们提供必要的资金来建设最为现代化的可卡因、海洛因、冰毒制造实验室，同时农林专家们还在帮我们照料着大麻、罂粟和古柯，只需要打一通电话就能知会那些最杰出的运动队的老板们我们这儿的比赛赔率，自从博彩在全国被废除之后，我们这儿的这种玩法就声名远扬了，在一个由多位参议员、众议员和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法官们组成的团队的辛勤努力下，国家授予了我们赌博游戏特许经营权。

我们的网上色情频道的访问量很快就成了全国第一，不仅是因为姑娘们长得漂亮，也是因为人们都想看我们这个时代里最道貌岸然的先生们做那种事情的直播。短短几个月内我们的节目就上了电视平台，全国都能接收到信号，甚至还播到了海外。外国的达官贵人和全世界娱乐圈的名人都迫不及待地到我们这里来做直播，而我们的投票点也很快就成了全国最火爆的站点，成了政治活动的一个中心。于是后来我们也推出了自己的公职人员候选人。

时光飞逝，我买下了两家主流的电视媒体、几家广播电台和国内最重要的几家报纸，我新加了几间工作室，又购置了多台最新式的轮转机，我们就这样掌握了那所谓的第四种权力。那位民族主义诗人坚持让我们把最重要的文学文化类的杂志也吸收进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掌控思想领域了。多亏了那位革命分子的协调，我们最终得以投资了那些对我们而言极具破坏性的产业，它们很快就为我所用了，从那之后只有我们先点头，它们才敢发声。我们还大肆投资工业、购置地产；我们推广私人合作社模式，在共和国全境加强政治-企业的扩张。

“贵妇”既貌美又善良，她的美艳在全国已经成为一个传说。她以这种个人魅力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女子军队，她们随时准备着投身到爱情战斗中去。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住她们的诱惑，也没有哪个妻子不对她们恨之入骨。那些权贵家的女儿们自愿加入到军队里来，那些不愿意加入的就会被温柔地掳走、套上制服，然后被训练成贪婪的好姑娘，其实她们天生就是那种人。她们贪得无厌、永不妥协，在榨干敌人最后一点油水之前是绝对不会罢手的。这是一支常胜军，钱赚得多，也因此总是会得到高规格的保护。

很快我们的力量就渗透进了军队，把姑娘们派到他们的驻地，就地征服、摧毁了他们。个别行业试图抵抗我们的进步步伐，不过工会组织的几场罢工就把它们搞定了，老师们也不断地教导小孩子们要对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我也往大学里投了钱，所以事实上它们已经是我的财产了，骚乱和游行几十年里第一次在大学里消失了，因为每次他们要抗议之前我们就会把想要的都给他们，我们是很尊重学校那神圣的自治权的嘛。

与此同时，“贵妇”和我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们希望让同盟更名正言顺一些，这事影响太大，连英国小报都开始关注起来了，甚至会提前几个月就推测我们两人结合的种种细节。我们的婚礼被策划得像一场盛大的爱国活动，成千上万和我们的产业相关的知名人士前来捧场；数百万无产者也赶来参加这场宴会，我们则慷慨地向他们提供了食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除了这场婚礼外绝不谈别的事情，我们用大量的投入打消了人们对我们行动的最后一丁点疑虑和对我们那无穷无尽的好运的质疑。

在一个知名的避税天堂度完蜜月后，我又把目光投向了国家的矿物、水以及石油资源。当我在全省、全市、全区里推广我的生产方法之时，“贵妇”则派她的军队四处镇压着起义，工人起义、农民起义、学生起义，她的娘子军们总是能凭借魅力很快地把起义平息掉。我们两人一起建造出了一座名城，把那些最大胆的商人都吓退，再让全国的妇女都奋起竞争各地女子军队的指挥权。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天作之合。

于是，我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刚一征服了纷乱乏味的贸易领域，就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就任了共和国主席一职，我获得了所有政党、工会、机构、军队的一致支持，或者说社会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在力挺我。从来都没有过哪一个领导人像我一样这么受人尊重，尽管连任这事在我们这个国家一直不太受人待见，可我还是毫无争议地实现了连任。从那时起，“贵妇”就成为人们口中的“第一夫人”，她还是如往常一样坚毅仁爱，于是毅然投身于给这个国家的贫穷女孩提供就业岗位的事业中去了。

巴拿马，2011年8月

一位嗜血艺术家的独白
（或一栋残破大楼是如何建成的）
CONFESIONES DE UN ARTISTA ENSANGRENTADO
（O CÓMO SE CONSTRUYE UN EDIFICIO ROTO）

又是一个朦胧而又充满疑惑的早晨。和其他的早晨一样，没有装扮，未经修饰。大楼和在其他日子里没有什么区别，摇摇晃晃地勉力支撑着自己的身躯。没有什么来拖垮它，也没有什么来帮它稳住身形。从玄学的角度来看，只要它相信能保证自己完全的生存就够了，它通过做梦来使自己存在下去，又通过被命名而让自己实体化。在楼里，在它独特的结构中，居住着难以计数的人们（我们）。楼里尽是精简的管道系统，以及用落后且没有发展潜力的技术制成的物件。

疯狂存在的理由

在这座充满绝对疯癫的大楼里，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疯狂之处，有的腐化堕落，有的挥霍无度，有的胆小笨拙，还有的令人生厌。所有的疯狂都集结到了这同一种结构之中，在这里顺利登陆。这并非是什么成人故事或是旅行小说，我亲眼看到了四楼那个小气鬼在小巷子和地下室里对几只猫开膛破肚。当时另一个被我们称为“菜”的疯子也在场，他得此诨号是因为他长得就很“菜”，听上去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但实际并非如此，这个绰号只是描述了他身上的所有特点和其他一些东西，他甚至自己都曾表示过“这个名词化的形容词真是贴切”。他住在顶层，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爬楼梯上楼、坐电梯下楼，直到有一天，我不假思索地给他提了个建议，我说实际上更理智且高效的方法是滚着下楼梯，虽然我从来就不认为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我还是待在楼梯间里观察着，然后就看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后来，一个住在十三楼的女疯子被人掳走了，一群上了年纪的人说她的妈妈也是这样被掳走的，然后年纪更大的人说她的外婆也是这样被掳走的，就这样一直说到了开天辟地，说她最古老的先人也是这样被掳走的。然后还不得不提一下那位没日没夜地听着收音机的男人，他把收音机用麻绳捆在了身上，哪怕收音机已经没电了，他也依然有滋有味地在说着什么，就好像仍然在同步重复着收音机里讲的事情，到了最后，似乎他自己已经变成了收音机，而不是在模仿着什么了。

我有时候也会跟小气鬼一起玩，因为把小动物开膛破肚实际上是件既有乐趣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甚至有文献价值。有点过分的是有一天小气鬼想要把他的妹妹劈成两半，我觉得这个主意倒也不赖，因为他妹妹不仅也是个小气鬼，而且做事不认真，还不讲卫生，所以我就给他搭了把手，事情办完后我顺手把他也办了，然后我把他俩一起扔进了垃圾焚烧炉。我从来都没见到这座焚烧炉启动过，但是它一直就立在那儿，而且邻居们也确实不停地在往里面扔垃圾，我猜测那座焚烧炉实际上是一个无底深井，是通往地球中心的黑洞。然而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人来检修它，他们开始把高度腐烂的尸体从里面往外掏，这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办事一向是很小心谨慎的，不过后来我发现掏出来的尸体也不全都是我扔进去的。

最后谜题揭开了，绝对是代理人干的。代理人是个身子不胖肚子却很大的家伙，并不是个容易欺负的人，不过却有点呆板，可能说“有那么一丁点呆板”更合适。在一个无聊的夜晚，我无意中撞见了他正在作案。他总是喜欢在吃饱喝足后到巷子里溜达，碰见醉鬼的话就会鸡奸他们，然后扔到焚烧炉去，当然扔之前会先用锤子把他们的脑袋敲烂。我必须强调一下，在我看来他的那一套很粗鲁、很懦弱。所以后来我从背后袭击了他，把他的动脉和静脉血管都切开了，手法干脆利落，然后我就静静地坐着看他的血液流出。真是场绝美的演出，是莎士比亚和格林纳威[2]风格的结合体。总之，很有英伦范儿。

学习施加苦痛的学校

大家的生活并不仅仅局限在大楼里；有时突然要出门，有时也有计划好的出行，要么骑自行车，要么步行，当然还得时不时地去趟学校，因为那里有固定的一群人可以去折磨。哲学老师是一个迂腐又厚脸皮的家伙，只知道守着克尔凯郭尔最原始的那套理论，他是我在学校里搞掉的第一个人，因为他对尼采大肆攻击，说他身上有股人道主义的傲慢劲儿，他还说所有读尼采的都是神经病：就是这句话让我很火大。说伟大的导师是个人道主义者就是在犯罪，这种说法和他们的理论本身一样荒唐可笑，而且对读者的指责就更没道理了，尽管我不否认大部分尼采的读者都愚不可及，伟大导师的理论并非不可理解的，只不过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理解罢了。我先是赏了他两记耳光，然后又拿别的东西来折磨他，辩证法啊，黄油啊，鱼叉啊之类的。

下一个被我盯上的是一个喜欢到处走来走去、咋咋呼呼的教徒，整天喊着耶和华什么的，终于有一天我受够了他的唠叨，于是就送他去见他的上帝了。我承认这事做得并不漂亮，不过这只能算是件私人恩怨，是一次实验，是一种要验证天谴并不存在的神学理论。另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一场学校组织的派对，我和一个女孩跳了一曲《美丽的岛屿》，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阳台，那里一片漆黑，没人能看得见我们。我把手伸进了她的衣服，后来干脆把她脱了个精光；再后来，就像大家不希望看到的那样，她死在了我的怀抱里，临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很失望，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本来想着她会进行反抗的，她总得为了紧紧抓住那卑微的生存的权利而做出点努力吧，可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她对不断迫近的死亡无动于衷，就这样随它去了。我的遗憾化成了令人失落的悲伤，同时我的内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再次充满了对生存的渴望。这种感觉是任何一种高潮都无可比拟的（无论是最甜美的高潮还是最狂野的高潮都不行）：甚至会让你无法呼吸。中学时期结束了，我从那些残忍的、对这个病态世界毫不同情的年轻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并不觉得自己也很残忍，我只是对肉体和生命力逐渐逝去的那种美很感兴趣，并被它们俘获吸引了罢了。教历史的女老师大概是唯一能理解这一点的人，她很关注我，也很尊重我。她每节课都会讲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也因此她和我的那些胆小的实验没什么冲突。那些日子里的我就像是个青葱的学徒，当然实际上我也的确就是那样的，因为只有怀着忘我和牺牲精神进行不断的实践才能让自己的业务更加熟练……

在非洲食人

我在安哥拉进行过许多审问活动，还因此获得了一枚勋章。我的上司们看到我用火来烤那些黑家伙的屁股，都对我的方法啧啧称奇，而且我的审讯往往都能收到奇效。那次旅程很奇特，我们从一开始就想着要好好帮帮那里的人，我至少吃了三百个人，有的凉拌着吃，有的烤来吃，还有的是用更巧妙的配方加工着吃的。

食人是一种合理存在的艺术，并非像虚伪的西方文化所认为的那样是野蛮的表现。从最深层次来看，食人是人道主义能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也是最为庄严的一种方式。要食人就必须技巧熟练，得好好折磨你的食材，好让他们的肉软下来，有时可能还得小心地进行一番浸泡，还得喂他们吃最好的饲料。一个好的行刑人必须是会精挑细选、注重细节的。他们挑选出最好的肉，充满耐心与智慧地进行烹饪，直到做出上等的肉排，那种细嫩的肉排只要用一个眼神就可以把它切开。安哥拉是个好地方，只是现代化在军队身上体现得十分微小，尤其是我们这支队伍，我们几乎没有武装，有的只是一腔热情，而它却时灵时不灵。有一天，我情绪很差，四个黑人把我围了起来，他们认为我和一个黑女人的失踪有关，我自然是坚称无辜，因为我实在不记得我和那事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我的极力否认也就算不得是在撒谎。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冲他们开了火，火光一闪，万事皆休。

神性无处不在，但是在我的工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就是在那些年里开始倾听他们并与之对话的，因为他们总是说个不停，而且说的都是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他们的话还会让我觉得有些受辱，他们在我精妙的生存之道上使绊子，还用他们的纵欲来玷污着我的头脑。当我杀了那次行动的指挥官的时候，神性投了赞成票，但是部队的反应却很大，另一位将军为了把事情搞清楚，枪决了一大堆黑人，甚至没留意到被他杀死的人里还有一些自己人，只不过级别比较低。战争和电影是不一样的，战争要更唯美、更完整、更炫目。没有哪位诗人能描写出它的所有维度：说教之毒随着话语而传播，唯一的目的就是给战争抹黑，伪善地吐出关于战争的蠢话，但实际上战争才是人类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表演：战争一爆发，相关的电视节目和照片就会立刻出现，电子邮件、传真、短信、从巴格达或摩加迪沙和加沙传来信号的远程视频会议，人们反应迅速，到处都是全彩色的现场直播。

有一天我逃走了，倒不是因为我想当逃兵或者是突然变成了和平主义者，而是因为我太贪图享乐了。我们在当地扎营已经好几个月了，在那群身上爬满虫子、散发着臭味、伤口流脓的士兵中已经很难找到高质量的人肉了，更何况有的人还因为寻欢作乐而染上了病，当然有的人的病是强奸当地妇女时染上的。我在那里已经找不到任何乐趣了，就是搞那些最干净或是最丰满的妓女也提不起我的兴致来，于是我来到了城市里，在那儿住了下来，把那里变成了我的地盘。三个月里，上百人倒在了我的面前，大多是城里肉质最嫩的人，我往往会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不幸的事，战争在某一天结束了，这也中止了我从人类宇宙中心的角度进行的人种学考察之旅，当然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美食实验也被迫变回了大楼里的粗茶淡饭。一瞬间，我的食物就无影无踪了，我现在遇见的就是这种情况。

初恋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皮肤既不白也不黑，大约十四岁，长长的头发被绾了起来，就像是一团火焰。我们是在一场荒唐又无聊的派对中相识的，我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就知道我一定得吃掉她，可能她觉得我说这话是在勾搭她，于是她就开始搔首弄姿起来了。她天生单纯，所以在她眼里我是一个正直、可敬、有礼貌、有教养的男孩。我们当天晚上就小心翼翼地相爱了。我咬着她左侧乳房时心里就想着这可真是顿不可多得的美食，要是像穴居人那样紧张兮兮地把食物一口吞掉的话绝对是个错误。于是我学着慢点吃，每一口都咀嚼六十二次，要让味觉充分进行一番感受。我们一起生活了一年，每天都守在一起，下午先做爱，然后她会午睡一会儿，我就在她午睡时一点一点地吃她，每次她一醒来就会失去理智，发誓说有人在吃她，而我则对她说不，宝贝儿，你只是得了麻风病，而且不严重，有时候会掉几小块肉，那算不得什么大事。虽然我这堆胡言乱语没有能彻底打消她的疑惑，不过她也没再纠结这件事了。我从脚趾开始吃，不紧不慢地向上吃去，享受着滑过她肌肤的每一秒钟，感受着她年轻的身子中那轻柔的脂肪。我就这样慢慢啃咬了十二个月，最后咬到了她的耳朵，她再也没法戴耳环了。这让她发起狂来，我实在受不了她癫狂的喊叫声了，只好帮她安静了下来。她的死很特别，我是怀着爱意专注地赐予她死亡的，就好像我是在肢解某件圣物。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像那样爱过或是杀过其他人，我也再也没见过像她那样明亮的大眼睛，哪怕是在她的生命之火熄灭之后，她的眼睛也还是那么美。所以我把它们保存在了甲醛水里。在那些思旧情怀涌上心头的夜晚，已经逐渐老去的我依然习惯坐在她的双眼跟前，跟它们聊上一会儿天。

当然啦，想出这个主意的不是我，而是爱伦·坡，他私藏了深爱的贝蕾妮斯的牙齿，那股疯狂劲儿把他整个人都吞噬了。爱伦·坡是个天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可是却被思想史排除在外了。如果说雪莱可以对哪怕是用家畜被宰杀后的下水拼成的禽兽进行教化并赋予其人性、柯南·道尔给一位凭狩猎天赋和为追寻快感而追踪犯人的人配以逻辑的话，爱伦·坡则把美感和逻辑添加到了凶手本人身上，这也是坡的故事里最常给人以快感的一个方面，他会让亡者获得新生，成为故事的核心角色，让他们能在死后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存。在坡的故事里，尸体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在这一领域没有人思考得比坡还多，我不是指死亡，而是指对于死亡和杀戮的瞬间所进行的思考，这些因素作为独立的主题围绕在死者的周边。也是坡使得我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一种艺术，这一点直到现在还不被人理解。除了迷茫和成年的苦痛之外，我还应该把自己的这种特殊性也算上，它们使我的社交生活总是有部分的缺失。让人反感的基督教成了西方世界的核心，成了世俗道德的核心，甚至成了无神论的核心，在那些年里我的胸口会有偶发的但是却异常猛烈的责备情绪的爆炸，是坡用他的理论把我治愈了过来，让我有了更深入的、更新的体会，我就像是死后重生了一次一样。再来个更具体的比喻吧：成年之后，尽管我还是继续把别人带向死亡，可是死亡已经在我身上死去了；于是就像坡笔下的那些成了核心人物的尸体一样，我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对，这是我欠他的，也是我欠她的。

几何学与对称主义

这份工作名声不好，官方和八卦报刊总是在抹黑，很容易让人筋疲力尽，所以秩序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了。秩序和方法是最基本的东西；没有精确度就没有美学，而没有美学一切就都白搭了，哪怕看上去很光鲜，也是不合伦理的。如果思想没有秩序性且缺乏理性，并且过于主观化、没有深入的文化视野的话，一切就会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中，就会变成形而上学的手淫或是幼稚的慢性愚蠢。无论是针对理性也好还是幻想也好，我都坚持要提到秩序的表里不一。纯幻想的、灵幻的、现实的，这些都是我现在想聊的东西。美学的这种规章条例—解剖切割的几何原理、对人类对称性的解构—这些都属于生活中的少数几件吸引我的事情。我暂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方法之内的秩序上（或者集中于方法本身），深入钻研感官和心理享受及对于死亡之美的原始感知领域。

读者们应该去想想一块白布或是一张白纸，然后就会明白其实一具活着的躯体也只不过就是类似的那种东西，也就是一种空无的元素。因此总是有人会在身上文上缺乏美感的圣像，但却有人认为那种无聊而乏味的大批量产品是艺术。一具活着的躯体，哪怕是再凄惨，也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要是换成一具尸体，随便躺在哪个角落里，人们就会觉得那是件不可忍受的事情。不过那些人类残渣要是经过某个殡葬大师运用知识和耐心细心雕琢一番，倒也会变得高雅起来。

没有什么比鲜血更能激起饥渴感的了。这种饥渴感不是什么附属品，也不是因为人们把那种凝胶状的液体当作了某种实体或是和宇宙起源扯上了关系，而只是对某个身体上因意外或非意外而突然涌出的那种液体的迷恋。它是萌芽，是根源，是极具诱惑的大量死亡所带来的高潮。要是生命失去了这种逃脱的怪相，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只剩下空洞和否定：有人在床上死了，没有胃痉挛，也没有抽搐，就是死了，仅此而已。而华丽的死亡则不同，它值得我们的研究具体到每一个细节，要用实验性的理论来将之糅合及为之布景，尽管死者可能只是一个小人物或是某个自命不凡的宗教人士，而且已经无力再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言行了，可是只要他们是华丽地死去的，人们就会在几年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于是那些系统化的知识和秩序粉墨登场了：如果说我们以前谈论的是诗学，现在我们就得从工程学的角度去工作了。要想让切口更干净一点，就得考虑到两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两者也是互相依存的：良好的工具和恰到好处的腕力。这也算得上是个手工活儿，这个领域里容不下什么工业革命。电锯在电影里倒是个好工具，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想干好活就得能用好更细薄的锯子，还加上外科手术工具，这样才能把骨头处理好。一个受人尊敬的专家总是更喜欢直接的接触，喜欢亲手处理原材料。尝试使用一些更粗笨的工具也无不可（例如水锤），这无疑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但是要避免陷入虚无主义不劳而获的陷阱，那是顽童才会做的事情，一定要避免把简化程序变成自己的习惯，甚至更糟，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行为准则。

严格地说，尸体崇拜是所谓的现代文化中虚伪的最新体现，是极度膨胀的感伤主义的对立面，而感伤主义只不过是廉价的唯物主义的装饰品罢了；与此相反，如果灵魂（价值、传统、根源）是更高层次的东西的话，难道不应该承认拿他人的尸体做些抽象的实验并将其公之于众是超过其他欲望的人类最大的需求吗？难道不可以把它当作某种偶然事件或是表演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只会面对镜子发呆的人了，我们按照人数比例把这种人处理成尸体，这样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所占的比例不就更大了吗。这就是美学，我愿意把这种想法重复上无数遍，重复到我筋疲力尽为止。我只是想让那些被人类创造的无灵之物以及那些在懵懂之中降生的生灵变得更美丽一些。美学不只是服务于人类或是植物，它是为一切事物服务的，人类和植物可能是好的、漂亮的，但不一定都与美学的理论相契合。或者说从美学角度看，没有什么人真正是美的，只有一具由具有良好品味的大师经过精心雕琢后的尸体才能达到那种美的程度。

我根据我的喜好进行实践，我比较偏好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不过两者之间也有联系，从本质上来看也是相似的。第一种风格是宁静的、超文本的，它从沉思与格言中诞生，出现在西方厌世情绪与佛教禅宗思想（总是由无尽的修行中产生紧张与焦虑）相遇之时。我把事物转换成羚羊或海豚之类的东西，尽我最大努力把它们做得精致、传神一些。超文本这个词并非仅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词汇，也跟和数据相关的修辞学没什么关系，而只不过是一种……好吧，我不想使用模仿这个词，就说它是一种书写的尝试吧，或者说是在思想和被处决者之间建一座桥或是一扇门，后面这种说法可能更恰当一点。就是那些最低纲领派和喜爱俳句之人的死亡使我的智慧和敏锐感得到了提升。而兽性则相反，是绝望和那些回归自然者的扭曲的乐观主义的果实，是未来主义和朋克文化的后代，我会将它与“求生”这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它是战争的呐喊，而战争是由对饥饿和孤独的肤浅的遗传造成的，当然我指的不是禁食或是思想上的孤独。与此同时，哺乳动物中的排斥行为让我心惊胆战—阳具崇拜就是一个关键词—肾上腺素和睾丸激素把一切都集结成一股整齐划一的噪音，而我则把一切都化为鲜血，当然也是整齐划一的。如果说第一种风格是概念性的，那么第二种就是不可掌控的，而且与内脏相关，我觉得在这第二种风格里有一种秩序存在，而且还存在着一整套理论，是许多东西掺杂而成的。这种感觉不清不楚、不可言说，单纯是一种统一的示威性的呐喊，当然说它是宣传性的也可以，或者说它具有后革命性亦无不可。最有趣的是在这两种风格中、在这两种氛围里，尽管存在着诸多不同（结构上的、概念上的、形式上的，甚至词义学上的、符号学上的），可是它们身上还是存在着那种让我名声大噪的组合模式，它们能够成为人们膜拜的物事，受到初学者和爱好者的追崇。我的这两种风格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那些受人尊敬的专家对此也给予了肯定。

请原谅我卖弄了一番学识，但我坚持认为尸体就是一切。

不断的缺失

妈妈经常出门，我利用一次沿河旅行的机会处理掉了她的老公，他成了我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对象。我把他做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装置，不过两年一度的大会却以道德为借口拒绝了我的作品。我对实验性艺术在商业领域的处境表示失望，于是只好把那个装置摆到了妈妈的房间里，就当是送给她的礼物吧，但是她对这件礼物没什么感觉，她欣赏不来：讲句实话，审美从来就不是妈妈的强项。妈妈还是像往常一样经常去外国旅行，而因为楼里的所有人都很怕我—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我还是凭借几百年来养成的求生本能感知到了它（其实我已经把这里列为禁猎区了），我只好被迫推行一些楼内的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改革。尽管我对政治从来就不感兴趣，我还是开始问自己一些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让整座大楼都更加社会化一点，将其去国有化，把大楼交给那些真正的劳动人民。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就坐了下来，讨论了建立屠宰合作社的事宜。

美好的军人统治时期开始了，这个集团透着股七八十年代的荒蛮劲儿，推崇充满诗意地食人，也像俄国人一样喜欢搞破坏，我们还搞了一个前情境主义的刊物，核心主题不像是社会主义，倒像是野蛮。我们还从巴枯宁主义出发归纳出一套理论，根据这套理论，只有当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不道德的行为全都合法化时，自由才会真正地存在。我们成功地组成了一个社团，参与的都是相识的好友，大家还会时不时地搞些消遣活动。有一天，存在主义者卡利托斯来到社团，看上去他喝了些酒，而且情绪不是很好，另一位成员斜着眼睛抽了他一眼，结果卡利托斯就来气了，咒骂道：“我要用叔本华的话来骂你！用施维特斯[3]的画和勋伯格[4]的声音来恶心你！”说完他就怀着极强的热带主义精神割开了那人的脖子，肆意地蹂躏他，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对那人极度的愤恨。卡利托斯被依法进行了惩处，但是那位曾经的被侮辱者、如今的死者的家人却并不满意，他们混在混乱的人群中四处寻找那位倒霉的存在主义者。那天晚上和其他周六的夜晚没什么不同，社团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被杀者的兄弟姐妹们拿着武器找上门来，而卡利托斯抖得就像块果冻，我心想：主啊，他们大概是要把他夹在面包里吃掉啊。当然他们最后确实吃掉了他，而且吃得很享受，因为卡利托斯是我这辈子认识的吃得最好的存在主义者了。

有些东西正在变质，我心想：我们之间出现了你吃我、我吃你的情况，这很不正常：阶级意识去哪里了呢？我自问道，同时感觉自己是真的生气了。也正因此我提议我们应该先撤回来，这是在如此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时期能够保持物资供应的唯一方法。已知世界在我们的周围逐渐崩坏，而大楼如今则只漂浮在空无之上。身份危机危害极大，我们已无法在这种焦虑和堕落中再进行毫无计划的短途旅行了。突然，也不知是为何，我们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唯一还有那么点道德和正义感的人竟然就是我们自己：其他人都已经变成了罪犯和妓女，要么就是告密者。我厌倦了这一切，于是乘坐着木筏来到了牙买加，我只吃游客，绝对不吃拉斯特法里[5]教徒，因为他们很难消化，就是做成熏肉也不好吃。

消费的再无产阶级化

机能障碍在这个于空虚的裸露癖和无用的尝试中不断衰竭的世界中蔓延开来，当时世界已经提前知晓自己将会在那些最美、最崇高的人类现世之前先行消失。世界知道它会先死一步，按照它的比例来看，消失的速度将会是很迅捷的，但我们坚持要忽视这一事实，我们在不停地争吵，还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救世主。但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我们比以前更愚蠢了一点。哪怕这一点人们都没有觉察到，他们在关注另一件事情，然后是另一件，再然后又是另一件。现实在漫无目的地晃荡，在自己的范畴里艰难地存在着，忽略着依靠现实本身所衍生出的思想。极端的裸体主义者认为没什么能改变自我认知（我明白这一点，我决定做自己原来的样子，也决心把我的世界向那个方向改造—不是全世界，只是我掌控的世界）；我并没有兴趣鼓励那些非专业的年轻人去深入钻研肢解理论及实践，也不希望他们让人类的存在目的论土崩瓦解。

几百年前，我还很年轻，也是个菜鸟，那时的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迷失了；如今，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我能准确地辨别出是否存在着希望（这个名词很可怕，我对它始终持怀疑态度），它植根于食人的自我消耗之中，植根于根深蒂固的食人欲望之中。当我吞掉那个大苹果时，我还能够给在那里孕育出的不同的人们证明那一点，哪怕是后来我也依然对在超高消费的社会中进行食人实践情有独钟，我认为这相当于在做关于人类超市这一问题的深入的人类学研究，这应该是后工业化西方社会最高层次的阶段了。

很多文明打着道德的旗号拒绝研究人类学中的食人现象，但是很多有此现象的地区却对它很感兴趣。如果说我很重视对人类这个种族的保护的话，那是因为我是靠他们过活的：要把人类喂好，就像他们在鸡舍里养母鸡那样去喂：空间要够大，还要有绿化和水，还得搞点傻瓜出来，因为他们会让生活氛围轻松愉快起来，还得创造出用于买卖的商品、工作、钞票，社会需要安定啊……我倒是无所谓，我只求准备好一切能让人类这种生物健康、美味地成长起来的东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的话，肌肉纤维就会长得更好，吃起来口感更佳。并非是伦理道德或是对知识的渴望把我吸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我单纯只是需要吃得更好一点：如果一个文化只是在用工业制品饲养他的子女的话，怎么能期待出现杰出的人才呢？超市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对社会的比喻了（也不是一个代表或者幻想），社会本身已经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超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超市只不过是建立在现实荒漠中的售卖杂货的小商店罢了。我们给那一排排的商品换上我们的包装、我们的商标，再标上我们认定的价格，倒也不管别人能不能看到，我们还要自己挑选商品摆放的货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互相购买着，你买我，我买你，每天都是如此：我们不买食物，我们从制造工作的人手中买工作，他们不仅制造工作，还给工作打广告、传播工作、把工作冻起来、再卖出去，整个地表（一个娱乐的社会）之下的根系都被他们占据了，他们就在那里不停地干着这种事。一切都是这样运转着的，就像是一个费马螺线[6]，转到中心后就要回过头来再转，一直向外转去（而且永无止境，转到外沿后再往中心转，然后再掉头，就这样循环往复……）。

在这种背景下，人类超市事实上还是存在的，这不是一种假设，只是还没有被挑明罢了。这是新的西方世界出现后的必然产物：把一切都商品化（工作，空闲时间，性爱：最基本的三种事物），人类也成了一种商品，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损耗（竞争使商品磨损，工作自动化，生产制造的跨地区化，等等）。于是已经没人再贩卖劳工了，因为劳力会自己把自己卖出去，求着别人使唤他。举个例子，医疗实验和器官买卖从这种新型的无产阶级中得到了好处，甚至将其作为养分吸收掉了。然而我很确定在这种趋势下对人类进行饲养迟早会合法化，那将成为摧毁基督教道德体系的最后一击。

那么等到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合作社就会大有可为了，我们将能够保证100%纯有机食物的供应。

零星几次旅行

又过了几百年，我重新回到了大楼里，在那之前我还经历了一场热带恋情，对方是一位穆拉托姑娘，身上肉不多，但是很有弹性，质量很好，我过了几个月舒适的生活，一点点地品尝着那道独特的菜肴。我慢慢变得骄奢了起来，但我依然是个熟练的猎手，而且套用一句我的医生的话说，我是个明显具有躁郁症的人，不过我觉得这种认定并不是很专业，后来就用我那更突出的性格把他送上了西天。在好几份低贱的工作和人类不断的背信弃义中，我最终决定开展种植业，我集结了我的军队，敌方的队伍出现在对岸，我们发现了他们，他们慌慌张张、张大嘴巴、心惊胆战。我利用了这一优势，速战速决，当他们（我是指敌方军队）移动到岸这边的时候，就只看到遍地的骨头和肠子，我们拿这些摆了个复杂的三维图案，朱砂红配橄榄绿，遮盖住了整片沙滩。这是我陆地-艺术系列的第一个杰作，相关照片还出现在了艺术论坛上。

在索马里我比较随心所欲，我既吃左手又吃右手，而且利用我的经验为各个阵营服务，阵营越多我越开心。这跟钱没什么关系，别把我和那些粗俗的雇佣兵混为一谈；我是亡者军团的领袖，这是我干得最棒的事情。我越来越专业了，没错，而且这个世界在我看来越来越无趣了，隔阂也越来越深，大楼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现在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的破败。

在巴黎的经历让我对海明威很不满，因为那一席盛宴就是场灾难，压根就没有自助餐，空姐也让人没什么胃口—根本就吃不成—而且，事实上，我特别不喜欢和艺术家、作家一起搞派对，他们都是话痨。为什么你要邀请我呢？我单纯地问道，不带任何讥讽的意思，而埃内斯特或者欧内斯特回答说：“为了让你从这里逃走。”这话听着像是一种死亡威胁，但是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些死人，除非他们是我的人，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巴黎有很多的旅游污染，也就是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狩猎场，几乎让我有了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到爱丁堡去时有点生病，而且艾滋病和毒品搞得那里只剩下骨头和皮包骨的家伙了，于是我只好又去了墨西哥，要是想开一家肉店的话，那里才是最合适的地方。几个月后他们已经指责我写的文章不下三十三次了，他们觉得是它让警察、毒贩、墨西哥军队失业的，所以他们都不给我好眼色，我经常和那里的领导人们进行争论，他们杀掉印第安人，然后就让他们的尸体躺在那里，这真是种愚蠢的怪癖，要趁肉质鲜美时做来吃才好啊。另外，那里还有很多肉都是厂子里做出来的，有的还在酒里面泡过，这就更让人受不了了。

永恒的回归

我后来回到了大楼里，那里的一切都变样了：人头色子、活着的渡渡鸟、训练有素的破坏分子、会发声的图片、切线和余弦。至于财产问题则依旧悬而未决：这座大楼到底是属于谁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是一片沉默。陈旧思维依然作怪，各种命令不断增加，可是大楼还是在不断地出现裂缝。大楼是建立在最早出现的大地裂缝中的，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大堆受到限制且混杂在一起的价值，它们是由不可逆转、不容置疑的数学决定的，但数学通常又是很不充分的。不仅遭到上帝的流放，而且还得不到仁慈的宽恕，哥白尼也被赶走了，或者说遭受了驱逐，逻辑死了。时间在围着自己转圈圈，进行着反复的折叠，而在大火之中的大楼则在自言自语：被重置的自动装置，连续的遗忘，没放奶酪的捕鼠器。暴风雨，炸弹爆炸，它们摧毁了一切，只留下了这个概念中的世界和古老的光亮及新生的火焰—就像是黑暗之中的一堆篝火。当然啦，不是现实说自己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它一直坚称自己很胖，而且有两种形态：还有道德，在这儿有，在那儿也有，好像它是存在的核心似的，决定着人们的所思所做所欲，有道德是优秀人类的不容置疑的特性，在这儿是这样，在那儿也是这样，这种人都喜欢戴上厚重的眼镜，为的是不去看清楚一些事情。我不是说世界是一个比喻，实际上每一个比喻都带着这个世界的一小块，可是没有任何一块能代表这个世界，哪怕是把它们都组合起来也不行。比喻是认真的态度掌控下的缺席，是潜意识中对重建的暗示。鲜血是最根本的东西。

鲜血。我第一次见到鲜血时年纪还小，只有五岁。那天有一场棒球赛，轮到我击球时，我失误了，把接球手的脸打破了。同样来自大楼的接球手什么也没说，大楼也什么都没说，因为它是一个哑巴。现场一片沉默，尘土随风飘舞，就是在那时血红蛋白刺激到了我的感官。我能看见了，也能听见了，眼睛和耳朵都变大了，我用鼻子喘着粗气，鼻孔中还在往外冒泡，后来则放声大哭了起来。炽热的鲜血流淌着，那天的那番景象让我确信了一件事情：也就是鲜血的存在性，还有它的重要性。

回到大楼后我就发现我的大部分同伴都被关了起来，也有的已经主动逃走了，再有的就是在服兵役，还有一些则在不停地干着坏事，丑化着这里，私吞着属于由他们管理的人类牧场的财产，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感觉很孤独、很虚弱，尤其是置身于这座又大又破、到处都是修补的大楼里时。重建基业是不可能了，我只好赶往屠宰场，看看还剩下了些什么：一套渔具和一张广告，广告比称重装置称出的重量还要虚假，当然也更廉价。当年主宰着食人行当的屠夫如今成了一个养着四只猫的跛子，身上再也没有半点他原来的影子了。如今那里放的音乐和在那些美好的时光里进行屠宰时所放的音乐是一样的，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沉浸在那带有轻微醉意的嗓音之中。那些时光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怎么追忆也都是无用功。妈妈总是说历史身上长着四个轮子，有时候一个破掉了，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是三个，有时候则是四个全都破掉了，那时它就会停下脚步，停在那条它自己绘制出的路线上。历史的这种自残行为，这种自我阻碍，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它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不过也无所谓了。分贝高点，分贝低点，调整方位，从消音器上方的发动机中传出了噪音。经典藏品哪怕再古旧也无关紧要，因为总会有人想买它们。大楼不会被摧毁，它会像柏林城一样被重建起来，在原址上，利用精确到克的一袋袋砖石，通过全息投影技术竖立起一座完美的复制品，尽管里面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我重申一遍，历史的这种自残行为会影响到它的最终胜利：没有尸体就没有解剖，没有解剖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真相。只剩下些流言蜚语，家长里短，那些评头论足的话只会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变成超现实的虚构故事。

电视讲述着未来的故事，其中还夹杂着对过去的评论和对现时的叙述。它能够提前预言是因为它能影响他者，能评论是因为它能够重新书写，能叙述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合作社化的世界中，它是唯一的声音，是单一维度的声音。我不再感到忧郁，不断追忆着那些遥远的时光，在那时社会中是没有阶级的，而电视机也是自由的：等等，这一切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啊。重写历史很容易；相信历史则更加容易。对大众意识的强奸（并非达成共识，一切都只是不言而喻罢了）制造出了一个臭氧层空洞，资本也好、智慧也好，如今都不能逆转这一情况了。生命就从那个具有磁性的孔洞逃入到了人世中，而那孔洞曾吸引过无数的目光和食物残渣。大楼在时间的震区摇晃着，没人知道在哪一秒它会转过身来，开始回到施工的前期，就像刚刚杀死了一只鸽子的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出着大汗、蜷缩着身子，重新塑造着胎盘。重新回归本源就是万事万物的移动方向。性爱也是如此。

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被控制和系统化后，性爱就合法化了（实际上性爱也包含在“其他的东西”之中，只不过后者对此并不知晓），性爱为自己创造出了不同的类别、一大堆不可互换的体系以及过多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时间。在西方社会中，性变成了唯一能体现自由的象征符号了，不过它的效力也只是适中罢了。这种适中性受到了无性群体和外表性冷淡、内心很色情的群体的极大限制；善于阿谀谄媚的教会，或者说守卫地狱的最后一座堡垒，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教会在信仰上的放纵和手中握有的权力与他们所宣扬的净化的灵魂和朴素的生活压根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和银行业、国家、企业、媒体、政党、军队、工会或是邮局并无不同，因为教会（一个多元化的单数概念）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母亲，它们都以教会为基础。教会代表了人类近两千年来的体制；甚至连破坏分子都胆敢模仿教会，然后再放弃这种模仿。教会是连接旧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关键，或者说教会是沟通亚历山大和谷歌的一个环节。

如果不对信息本身、它的结构和自发性以及癫狂进行一番解读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信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听了三十秒的新闻报道，我唯一听到的就是他们指责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太低，那个记者提到了我的名字，控诉我拯救了一个正直男人的性命，这话实在是像事实一样虚假，于是我就像只愤怒的袋鼠一样朝着那家伙扑了过去。为了替自己正名，我只好在镜头前干掉了那个记者，在网络直播和电视直播中都能看到那一幕。艾美奖评委会向我颁发了最佳脱口秀节目奖，我还得了个什么重金属音乐奖：一个纯朴的人演奏的淳朴音乐，帅气十足的颁奖人这样说道。于是我立刻就开始引诱他：如红酒般的鲜血流了一地。一名保安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配着动作片的音乐），我把匕首捅到了他的右眼里，骄傲而又谨慎地挖出了他的脑子：我以此为素材讲授了一堂权威解剖课，到今天仍然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相关视频，当然这堂课也被收录进了南美洲和东欧的一些大学教材里；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手里还握着我的三部作品的版权，不过都还没有正式出版：他们说我的书含有色情的形而上学，是虚无主义的实践产物，是沉默的纪实作品，是吵闹的宣传手册……

突然有一天，往甘蔗地里跑成了一种时尚，无论是自愿也好，被迫也好，于是所有人都摇身一变成了甘蔗种植者，我也不例外。他们递给我一把砍刀，然后对我说：来把这里夷为平地吧！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幸福的人了。在甘蔗田里进行狩猎需要设计很精妙的陷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不过谁都应该去体验体验：那里所有的人都很小心谨慎，怕被别人砍刀，不过我自始至终都安然无恙。那件事后，大概是怕衍生出一宗丑闻，他们把我送到了平壤，我是在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转的机。

对疾病的反思

一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像一个精神病似的把一个警察熨平了。熨斗是俄罗斯货，很笨重，我熨遍了他的整个身子，而他则像头猪那样叫个不停，他肯定很后悔自己出生在了这个世上。我和他本来是无冤无仇的，不过他让我出示证件的态度很不好，而且很不是时候。这事儿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毕竟我是第一次玩这种花样，而且媒体总是盯着我的作品，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艺术品鉴大师，但其实他们的看法总是很肤浅，他们压根就不懂什么是艺术，也看不出我的作品中的象征意味。他们每天都会放出来很多那具尸体的照片（我觉得这种做法倒也不错，我用熨斗在他身上画出了一幅颇具丛林风格的佳作，有热带树木的大叶子，再配上破了的水泡、流脓的肉，就像是火山和散发着恶臭的湖泊一样）：整个作品中都透着一股死去的大自然的气息。但是大家族里的人可不这么认为，那群中产阶级山野村夫压根就没能力欣赏这样一幅杰作，他们每天都会在电视和报纸上说着蠢话，就好像他们也变成了艺术鉴赏家了一样；但是有一天，那个警察的儿子，一个二十岁的小帅哥，略微有点娘，在镜头前放言说，如果让他哪天抓到那个对他爸爸做出这种事的人的话，他就会怎么怎么样，就是那句怎么怎么样让我觉得有点不爽，于是我决定去找他，给他点教训，新仇旧恨一起算呗，后来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他，那可怜的小伙子吓得瑟瑟发抖，哭个不停。我立刻就明白了我们不应该去折磨弱者，因为这种做法很不道德。必须要在开工前先消除他们的恐惧，因为要是出现梗死的情况那就不好玩了。这真的十分感人。在对待弱者和懦夫的时候我们得下手快一点，一击毙命。验刀伤没什么用处，因为血都不怎么会往外流。这种手法一点都不巧妙，毫无乐趣可言。

媒体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肯定我的作品的价值，对它们大肆赞美，尽管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他们抛开我，可是实际上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我搞出新的作品来。他们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我建立了最好的公共关系。有一天，一份著名的日本报纸的负责人给我的私人手机打来了电话。我当时正在罗马，准确地说，是正在梵蒂冈吃晚饭，我接电话时嘴里正塞满了受过赐福的肉。那人说愿意出八百万，让我做一幅独一无二的作品出来，不过要得很急。我报价一千万，最后以九百万成交了。我需要搬到东京去，那是一座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大城市，从来就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那里五光十色，就像是座大的体育场或是个大舞台。我这次得在那里干活了，可是看上去那里并没有太多家好媒体，报纸的销量很惨淡，很多都被扔在了地上。报酬很可观，不过东京则更加吸引我。就这个价钱而言，让我给他办一场作品展都没什么问题，而那家雇我的日报的印数肯定会在最近几个月里翻十番。后来我把那个负责人吃掉了，好一顿狼吞虎咽。

疾病侵扰着人类。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品，艺术的、政治的、科学的、文化的，都从疾病这一主题中汲取养分。疾病是相对的，始终处在变化之中，它不会总是以同样的面目现身，不过它永远都不会缺席，哪怕它藏身在精神的避难所中也是一样。缺乏疾病的社会有害健康，它只能从可笑的忸怩作态、自我赞美、和平和爱中吸取营养。我鄙视那些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严肃认真地思考着死亡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对研究死亡缺乏兴趣的人，我也忍受不了那些惧怕死亡或是一面对死亡就哭泣或哀求的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疾病，这一点没错，不过它们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对身体状况、卫生条件的重视恰恰表现出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人们尤其害怕屠杀以及屠杀所带来的疫病。我认为疾病是需要多种形式的，也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那种拿维生素胶囊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黄油来替代烹饪文化所带来的乐趣的做法就是一种极端的病态。整个烹饪学都被那微小又可笑的对情色的排斥毁掉了。文化，从最单纯的角度来看，被对身体的迷恋所吞噬了。

当然啦，就我而言，自然也是更喜欢健康的人，不过就算那人有毒瘾或是酒瘾、爱吃荤或是爱吃素也都没什么问题。不过要是有人不好好吃饭，总是用药物替代品来代替食物补充能量的话，他们的肉就会毫无口感可言。甚至更糟。那种无菌肉只应该是从工厂里做出来的才对。如果需要找个合适的词汇的话，我觉得“合成肉”这个词会比较恰当，也只有宇航员能吃得下去。与此相反，我更喜欢吃那些饮食习惯好的人，吃荤吃素无所谓，吃豆类或是纤维类食物也行。饮食要平衡，什么都得吃，不挑食。就连我本人也不是只吃人肉的，只吃人肉局限性太大了，得想着还有很多别的食物，可能没有人肉美味，但是能更容易搞到。例如鲸鱼肉就特别受到我的青睐，龟肉和鬣蜥肉我也不反感，鹿肉、鲨鱼肉或是犰猞肉也行。我想大吃一顿的时候，还会吃一些人工饲养的动物的肉，不过得配上很多红酒和其他难喝的饮料。我不是很喜欢毒品，不过我喜欢加一点到主菜里去。我习惯杂食，还是个美食家：我需要什么都吃，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种族能繁衍下去，我还得学着烹饪任何一种生物来保证文化不会消亡，这样他们才不会把我们从动物学谱系中排除出去。我将会成为一名死亡艺术家，但是我只用活物进行创作。我需要健康和美味的人类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与活力。我谁都不爱，但我又什么都喜欢。

自然选择与阶级斗争

从食人的角度来谈的话，没有什么种族是比其他种族更优等的，也没有什么更富有的阶级。在烹饪术语中，丰富性一词既可以用在穷人身上，也可以用在贵族身上，他们都是仅有的有能力发展真正的饮食文化的人；中产阶级喜欢吃快餐和垃圾食品。有时你问某人他想吃什么，他可能会回答：“随便。”吃一个吃东西很随便的人是绝不可能的，一则不讲究，二则不道德。虽说不能成为一个支持种族歧视的人，我还是坚持认为只有穷人和精英才有烹饪的价值。

当然啦，在所有的地方，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他们代表着所有的事物和欲望中最中间的那一部分，所以说这个名字对于那个阶级（或者说那个小团体，我比较喜欢这个称呼）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他们人数众多，消耗能力也强，有人说他们吃很多屎，所以不能成为美味的尸体，我不想对这种说法作出评论，以免被人认为我搞种族歧视；不过我还是坚持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真的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个群体，这可能对某些人而言会是件好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妈妈产生食欲的，不过我还记得在我六岁或是七岁的时候，在某一天夜里，趁她睡着时，我拿着一把面包刀轻抚着她的头发，不过没有把她挠醒。

后来我在圣胡安遇见了妈妈，当时她正在那里和她的新老公度蜜月，我只记得那人外表优雅，说话时而轻声细语，时而大吼大叫，不过长相我就记不清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所以专门为了他而买了套新装备。妈妈哭了好一会儿，我把制成品送给了她，但是她却剥夺了我的继承权，她还让我永远不要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当然我听了她的话，尽管实际上不再出现的人是她。波多黎各的警察很容易贿赂，当时我身上带着堂·巴勃罗托我捎给吉姆的好几种可卡因样品，不过我塞给了警察一沓美金，然后他们就放我走了。

不谦虚地说，把妈妈杀死可真是我的一件杰作，它体现了一种掌控，一种定义，以及一种终结。其实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独一无二。

为了一种激进的人文主义

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人们对真实的坚持有时候会使我头昏脑涨，就像撞上手掌的蚊子一样晕头转向，但是我们不要拍死它，就这样让它歪歪扭扭地飞着。人们一提到真实俩字我就只能歪过头去，带着满心的疑惑和宽容，不过我在心里不停地嘀咕着，可是这些话没必要说给那些人听，这和有的时候从另外那边传来某些声音的情况很像（耶和华，路西法或是其他某些被人崇拜的人的名号），这时候就轮到屠宰场出场了。每次听人谈起真实，我都会生出某种同样的感觉：食欲大增，几乎控制不了自己去把上面提到的那些蠢货（具体到个人）开膛破肚的欲望，把他们的心脏、大脑、内脏都挖出来，然后在周日的下午请朋友们来烧烤，还得配上酱料和阿根廷门多萨红酒，我得到了诚实可信的授权，以真正的真实为名义宴请众人。来吧，吞掉他们吧！

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夜晚，当时我正在和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谈话。一个阵营认为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对于市场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个阵营则谈到了国家的作用，认为不能把思想禁锢起来，那样的话就会倾向于平均主义了。这些受到酒精和意识形态刺激的人就像是一群狂妄之徒，不停地争论着。我觉得这两伙人的脑袋里长着大脑真是一种浪费，于是我就用法国蘑菇、普罗旺斯香料、一些清淡的调味品和白酒将他们烹饪了。

到了饭后甜品时刻，此时只有美食才能定义何为真实、何为现实……

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东西，因此，我也是人。那些素食主义者就是莴苣和菜花，那些凄惨的长寿老人就是豆子，而那些爱吃肉的就是猪和牛：只有食人者才能成为人，才能在体内掺杂进完整的人性，与种族、宗教、意识形态、性爱偏好、政治阶级、社会阶级、经济阶层和文化阶层无关。食人是人类中心说的顶峰，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吞食即拯救，拯救需吞食。什么意思？首先要吃屎。我爱人性；我认为人性是这个满是猿猴、小蜥蜴、蟑螂、熏鲑鱼、蒸菜和马格里布特色菜的星球上最美的东西了。主啊！能把我们驱逐得更远一点吗？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所以我身上的一切就是真实的了：它们和其他东西一样虚假，一样是臆造出来的，因此当它们不容（永远不容，或者经常不容）自己被欺骗时，也就变得和现实同样真实、同样落落寡合了，它们是如此难以被描述，就如同生存和死亡一般。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饥饿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这些被誉为世界领袖的人早晚会明白死人是应该被用来给活人吃的（这不是什么比喻，也不是文字游戏，更不是诗歌创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纯生态的处理尸体的方式，然而人们却宁愿让他们腐烂在墓穴之中，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人性这东西很让我担心，当然了，我担心的是人性的未来：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我该怎么生活啊？

唉，但是那些愚蠢的知识分子还是那么死脑筋，不停地拿着人道主义来支撑他们的蠢话、来恶心我：你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两人一齐问道：我的看法是应该让我有个好胃口，我回答道；而聪明又机灵的两人并没有意识到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会是什么（是一把斧子），也揣测不透我的人性、我的人道主义、我的文化、我的思想、我的梦想、我的存在，或者一言以蔽之：我的自由，到底从何而来。

所有这一切，亲爱的读者，其实都来自人类啊。

童年记忆

当时，迷茫充斥在大楼里：一件与别的事情有一定关联的无足轻重的谣言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个住在二十几层楼（可能是二十五层）上的邻居跳楼自杀了，这次自杀可以说很成功，唯一回响在大楼里的尖叫声来自住在一层的一位女士，因为死者的头颅突然在她面前炸开了，炸出来的东西溅了她一身。

死者是个陌生人，不是某位和大家相处得很好的邻居，很可能是偷偷从外面搬进来的人，所以没有任何人在乎他（甚至没人在乎他姓甚名谁），不过大家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规范了大楼里的自杀设施使用章程，允许租住者优先使用。理事会认为应该常设监控和保安，防止随便什么人都来到这里自杀，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不过还没过一个星期，就又来了一个消沉的男人—有人说他挪用了公款—爬上了楼顶平台，准备来个自由落体运动，后来他完成了自己这一最后的心愿。

从那时起想要使用我们的设施的人已经把队排到街角的另一侧去了，进出大楼时很难不碰上一群绝望的人扑向你，恳求道：“让我进去吧，求求你让我进去吧。”一个人哼哼唧唧，另一个也哼哼唧唧，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的声调都同样凄惨，最后所有的邻居都达成了一致：一个都不放进来。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冲他们喊道：“大伙儿，这场游戏已经结束了。”然后一个女邻居自杀了，是八楼的那个胖女人，她带着一个用撕碎的旧床单做成的降落伞从楼顶一跃而下，不过可惜的是，那些床单只起到了遮盖她碎裂的尸体的作用。后来轮到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虽说他是我的朋友，但我还是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不过有人说那是他在跟我做游戏时发生的一场意外，不过也可能那不是一场意外：在大楼里总是会有很多流言蜚语和反动言论，这次也不例外，于是人们纷纷开始下注猜测谁会是下一个翘辫子的人，尽管在全境内都禁止赌博，投注还是开始了。最后是一个住在十九层的上校把钱全都赢走了，因为他猜中了下一位死者，甚至猜中了那人死亡的日期和时间，后来就出现了种种流言，甚至有人说他和死者的遗孀有一腿。上校勃然大怒，他说那些流言蜚语都是无稽之谈，是在往他这样高贵的人身上泼脏水。不过几天后上校和那位寡妇却被人撞见了正在做某种就连大楼里最保守的人都不得不大肆渲染的事。不过那都不重要了，因为下一个死的人就是那位寡妇。

那天有两个人自杀：除了那个寡妇之外，还有一个原来在排队的人，他利用了大楼里出现的混乱，或者说走神儿吧，爬上了顶层，然后跳了下来，就这样，就好像下面有水潭或是巨大的气垫一样，尽管那家伙很清楚我们是禁止他使用大楼里的自杀设施的，他还是这么做了。警察一来就找上了大楼负责人，说了句给老子吃屎去吧，然后就想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把他带走，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站了出来，一齐说我们也有错，于是他们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带走了。

那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亲身体验一下大楼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设施，但是邻居们却把我从楼顶赶了下来，还说我没有权利使用那些设施，因为我平常非常吵，而且不尊重别人，所以别想着我能到顶楼去，和其他人一样滚得远远的吧，他们嚷道。更糟的是他们把这事儿告诉了妈妈，妈妈很生气，她指责我说我对大楼毫无贡献，怎么能想着自己有权使用大楼里的设施来满足一己私欲呢，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荒唐，因为只要我自杀了我就什么东西都使用不了了，既满足不了一己私欲也满足不了他人私欲更满足不了随便什么人的私欲。如果说我连自主选择生死的权利都没有了的话，那么住在这栋大楼里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呢？

情况越来越糟了。那些想要自杀的人依然在包围着大楼，我们很快就决定拿着棍棒石头和随便什么趁手的东西去把他们全都除掉。那些人像极了乔治·罗梅罗[7]电影里的僵尸，对我们又扑又咬的，因此我在运河区搞到了一把双管猎枪，不过一个跳廷巴的家伙把它给弄断了，这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反正他们是想自杀的，所以根本就不在乎是跳楼死还是被铅毒死，只剩下我呆立在当场：整条街满是热气腾腾的残肢断臂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也有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及无关痛痒的日子和枯燥乏味的日子，说真的，在那种日子里人们自杀的欲望会更强烈。慢慢地，那些新鲜的东西都会变得老旧，曾经令你激动的事物也会变成一种烦扰，而设施也最终没人使用了。就这样，生活回到了正轨，或者至少回到了还不算粗制滥造的正轨的模拟物上去了。

终结于火焰

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陷入了某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混乱之中，还得再加上群体癔症、灵丹妙药、用光做成的黑暗和暴风雨。想要描绘出折磨、坠楼临死前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喘息声和活物的呼吸之美，诗歌已经不够用了。比喻更是毫无用处。大楼和整个世界都处在火光之中。当万事万物都在燃烧、扭曲、萎缩之时，人性却仍在享受着购物带来的乐趣，当然也有另一种人性没有这么做，因为它不能或者不想这么做（迟疑的好处）。沉默沿着瓶口边缘向外吐着泡沫，面包上的蛋黄酱因为日复一日的愚蠢而患了病，芥末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声叹息或是一种谵妄。

一切都着起火来，随便某个形容词都能点燃甘蔗田，而事情还真的发生了，实际上这种事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过很多次了，在其他那些地方，这种事件最后也通常都是以悲剧结尾的。大火每天都把一切搞得一塌糊涂，它带来了饥渴、腹泻、贫血和结膜炎。时间孔洞上的通风口已经漫无边际了，就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吞下去。枯瘦的大自然根本无力抵抗，它连话都不想说了，也有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它没有了感觉，失去了理智，幽默感、爱情、憎恨、笃定以及疑虑统统在它身上消失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大自然体内空空如也了，如今就像是只茫然前行的呆鸟或是条痴傻破碎的玉米穗。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所有东西都已经破碎了，而且全都痴痴傻傻的：看上去都已摇摇欲坠，毫无疑问当男人和女人比起其他东西破碎得更严重、痴傻得更厉害的时候，万物就肯定要垮塌了。在这样的时光里是不会有诗歌存在的，只有破碎，只有痴傻。

但是伙计们，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已经迷失了。这种境况对于做点不受待见但却很赚钱的殡仪馆生意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您就跟我说来吧—和我一起冲锋在前，我的合作伙伴们也会在一旁陪着，命运、意识形态和道德让我们成了好兄弟。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头了：黑领带、黑西装、黑皮鞋，当然还带点干这一行人必备的黑色幽默。也就这样了；要是不这么干，人们会死不瞑目的，那样的话我可不答应。

有一天，世界末日降临了。尽管看上去没有丝毫可能性，可是我第一眼看见它就知道那里就是正确的地点、唯一的舞台、最后的堡垒，而此时就是正确的时间。在火山和群山之间出现了一个散发着腐臭的湖泊，已经被所有列于动物谱系中的生物毁坏了，包括人类在内。那里是衰败的最低一级阶梯，那种衰败是社会政治的衰败，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衰败：那个抽象的地方就像是个天堂般的地狱，所有东西都已经损毁、扭曲了，就像那最美好而愚蠢的理想主义一样。尽管如此，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你仍然能找到优质的肉：符合犹太教规的肉食、意式肉酱、阿根廷烤肉、墨西哥夹肉饼、法式鸭胸肉、危地马拉羊肉炖鸡，还得算上自由世界里的许多其他美食。这个污秽的角落虽然贫穷，却也有某种丰富性，它的简单中透着某种精巧。湖水是绿色的，水里长着许多黏稠的水草，水面上浮着不少泡沫岩，尽其所能地反射着核爆那厚颜无耻的光芒；黄昏时躺在山坡上会让人高兴一点儿，旁边就是火山口，天空飘着烟雾和辐射线。我们并不情愿觉察到那一点，不过世界末日真的已经降临到了这个角落、这片土地上，当然也降临到了所有的地方和任意的时间之上。变形从此时开始，在这个难以理解、或者说无法融入的、并且受到自我激励（那是什么？）启发的时刻，你无法得知那混乱的符号系统将走向何处。变形藏身于那可交流的口语化的对话的诅咒之中，它启发了世界末日的一切传统。

突然，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坍塌，碎成了成千上万块，再也拼凑不起来了，也没必要再去拼凑它们了：一个既没有美学又没有伦理学存在的食人社会（也没有烹饪学！）：无穷无尽的穴居式生活，没有煮炖，也不庄重。缺乏对食物的尊重。一切都迷失了，迷失在残存的人性引导下的高尚行为之中。味道渗入烹饪物中，所有感觉都在人类这一伟大的作品面前被破坏了，我们继续前行，甚至开始散步了，就像人类那样……

姑娘们，姑娘们，姑娘们

要是她们的职责就是说话的话，人们又如何能不在说话时提到她们呢？倒不是说我不喜欢她们—也请不要编造出任何龌龊下流的结论来—不过我确实更希望她们能闭上嘴不要说话，或者至少说话声音小一些，多嘴多舌的人可是很不讨喜的。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亚种能像人类这样在短短几秒钟内讲出这么多话来。而且人类还有一个毛病，他们总是会问一些他们压根就不想听到答案的问题。你爱我吗？他们问道，于是对方只能无可奈何地回答说：不爱。然后那些提问的人就会大吼大叫、哼哼唧唧、发狂咆哮、又羞又怒，最后只会搞得声带撕裂，再也发不出声来，既没有赔笑，也没有宽容，也算不上是做作。收声！闭嘴！你丫的闭上那张鸟嘴！然后就是嘣（或是哐或嗵）：一切都结束了，结束提示语都打出来了，他们需要再在短暂的几分钟、几秒钟，迷惘又破碎的短暂时光中继续保持集中注意力，然后幕布才会落下。

我崇拜女性。她们是特别美味的食物，肉质细嫩，适合养肥了吃。吃掉她们之前得好好腌制一下，这是她们应得的。配上腌肉的汁液烤着吃味道特别好。把肉捣碎一点，让汁液充分浸入到她们细嫩的肉里。就女人而言，腿就是一切：要修长、敏感、光滑：有的女人的屁股比腿还棒，但是在城市里很少有这种女人。她们真正优质的肉是藏在肌肉和腿肚子里的（乳房很令人恶心：肉里缝隙太多，不好吃，也没什么营养）：肋部也有些优点，可能因为她们本身就是从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来的原因吧。至于饭后甜点的话，凉拌脑髓就不错，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不管怎么说，最难吃的女人也要比最好吃的男人更美味，尤其是死了的女人。我有一些过于拘泥于小节的同事对女人总是抱有成见（杀死女性是不道德的等等）：我不像他们：我是一视同仁的：杀死一个女性是很自然的事情，很有趣，并不比肢解一名男性对我的诱惑力低。确实没什么区别：我坚持认为从食人的角度来看，所有人类或者说哺乳动物都是平等的（差别只存在于个体，跟种族和性别无关）：只有语义学-意识形态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或男或女）才有资格跟我唱反调。女性主义者确实是一群令人反胃的滑稽演员，她们寻求的不是平等而是权力，但是对她们的鄙视不能扩大到整个女性群体身上去。他们无数次地造谣说我很厌恶女性，我对此感到很愤怒：我重申一遍我在种族和性别方面是一个平等主义者，还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道主义者；而女性主义者则刚好相反，她们真的让人难以忍受，不光如此，她们还是最难消化的食物。还要加上虚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一个会场出口处拿刀捅了一个女性主义者，她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我差一点就开始厌恶起所有女性了，为了向她证明我不是那种人，我特意给她展示了我藏在飞机棚里还在处理之中的一大堆男性尸体，然后我又开始捅她了，一刀一刀又一刀，她喊叫着说这不公平，说我不应该杀死她：

我是女人，她这样喊道，就好像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不同似的……

艺术，概念与演出

那边那幅画太丑了，挂在背面的一幅画对着一幅油画这样说道，它朝墙上看看，又朝后面瞅瞅，它的跟前摆着一个引人生疑的标牌。这是一间很普通的画廊，很破旧，这次展览的是一个文着文身的金发美女的画作。闲话少谈，总之我很温柔地折磨了她，还搞了点性虐待，哦对了，展厅负责人也被我折磨了，不过让我吃掉他们我可做不到：那个负责人吸食海洛因成瘾（这种人的肉会非常酸），而她，那位艺术家，的身上则有一股颜料味儿。我承认我第一眼就爱上她了（不是情意浓浓的那种，只是单纯喜欢她的美貌）：那位艺术家并不知道从那一刻起她就注定也要变成一件艺术品了：后来我就把她挂在了我的房间里，直到有一天她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不过我觉得她的画作很一般，就和现在大部分的艺术品一样，倒是那幅饱受质疑的作品—就是被指责说“太丑了”的那幅—却让我觉得很诱人，甚至暗含着某种纯正而残酷的真实感，我别无他法，只能崇拜它、渴望它。

第二天我去了另一个展览，一看就是众多拙劣模仿博特罗[8]的展览之一（如果说那位哥伦比亚艺术家又难吃又不好消化的话，他的众多模仿者就更不用提了）：那是个胖子，和纤瘦是永远扯不上边儿了，不过却和所有的现代艺术家一样喜欢卖弄学问。在这些满是空虚的时光中有比去看那些油画、丙烯酸涂料和小图画更浪费时间的事情：世界太抽象了，还缺乏理智，所有种类的现实主义都缺乏精确度；在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里幻想就是一种欺诈，就像在一个娱乐型社会中的娱乐性总是异常乏味。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传递不了任何信息……

我有一台电脑。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台电脑，我也不例外。我电脑的硬盘里存满了我自己的作品，都和死气沉沉的大自然、理智的抽象、最高纲领派的最低纲领派、先于概念的概念论有关。我是个语用学理论家，还是最原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要是这些还不足以描绘出我的不坚固性和不坚持性的话，那么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当然啦，这个世界中统一与矛盾、堕落与道德、持续与断裂共存的现状并不是我造成的。生命是混乱的副产品，而我，作为混乱之子，也是如此。

混乱是自然的秩序，他们这样说道。这话在理，要想理解秩序是宇宙的、存在性的、形而上学的、辩证的混乱的衍生物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助无序。辩证法是从混乱中生出的科学；唯物主义原则总是要面对着自身理智的丧失。形而上学是逻辑的补充物。而实验则是依然可行的原则。分歧即真实。

针对中央委员会的谋杀

有一天大楼里突然又起了一场骚动。这不是第一次出现骚动了，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这次伴随着骚动还出现了疾病和丑闻。楼里举办了一场宴会，主菜是加了三十多种酱料的烤婴儿。宴会邀请了好几位杰出的政客和好卖弄的文人。局面是在卫生部长到来时失控的，有人误请了他，那家伙是个老基督徒，当他看到那道菜肴时立刻惊叫了起来：这是什么！太野蛮了！没人能冲我大喊大叫，尤其是在我的地盘上，而且周围还都是我请来的客人，所以我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毫无怜悯地抓起餐桌上的餐具就把他的主动脉和颈静脉切开了，还把一把叉子插到了他那满是怒火的胸膛里，反正里面也没什么供他存活的氧气了。

整栋大楼都沉默了，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抽泣起来，党内的一名高官立刻制止了他，试着让他冷静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人继续哭哭啼啼的话，我肯定会立刻把他吃掉。最后我没能把他吃掉。很快那种啜泣就变成了号啕大哭，于是场面就失去了控制，就像是打哈欠一样，放声大哭的人只能自己控制自己，别人是插不了手的。于是在我可爱的家里发生了一场政治屠杀，而那些喜欢喊叫的女人让这事根本无法在暗地里进行。警察来了，军队来了，国民卫队来了，民兵来了，快速反应旅来了，连少先队员也来了。出现了一场大骚动，就是字面意思。最后，没人知道到底应该感谢我，还是应该惩罚我，因为我为大楼清除了尊贵的思想、严格的道德和正直典范的生活。其实我自己也有上述的特点。

我没有做出过太大的功绩，不过我在上层阶级和权力核心中倒也确实有不少朋友、合伙人和密友。我很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弱点、反常之处和其他很多事情。因此我虽然一开始是犯罪嫌疑人，可后来就成了一场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有预谋的袭击事件中的唯一幸存者，而且据说这次袭击还得到了本地毫无道德可言的恐怖分子的大力协助，这些都是官方通报里提到的内容。我不相信奇迹；我能重获自由是因为我和一些人的接触，是因为我一贯在酒宴上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是因为那些不可大声言说之事，是因为在秩序中存在着一股权力阶层玩不转的怨恨之情。同样的老生常谈我已经听了一千遍了。诚实地说，我真的对那些啜泣声感到很不耐烦。就像谋杀和食人被禁止时我的大吼大叫一样：根本就没人会理我。如果说法律、政治和道德约束了我的存在的话，我会觉得错误是由我自己的平庸和懦弱造成的，就是这种思想把我塑造成了我现在的样子，使我的内心中存在着一个超我。为什么他们要哭呢？他们还没有从历史上学到点什么吗？权力会勃然大怒的，要么就是武力相向，要么就是像小资产阶级那样摆出伪善的表情。至少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经常这么说。

后来，没再发生任何事。我的生活一切如常，权力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每天都能打个照面，擦身而过时我们会给彼此一个微笑，等到走远后再互相骂娘。

危地马拉，2010年夏

失踪手指之谜
EL MISTERIO DEL DEDO AUSENTE

“你的手指怎么了？”她看见我的右手缺了根小指，问道。

“哦，丢了。”我耸了耸肩，表示对她的反应不是很理解。

“什么叫丢了？我不太懂……”

“我也不懂。我觉得我忘了发生过什么了。”

“这种事你怎么可能忘了呢……”她坚持问道。

“我妈老是说‘要想记性好，甜菜少不了’。”

“这他妈和你妈跟甜菜有个鸟关系啊！”

“我不知道，我都忘了咱们在聊什么了……”

“在聊你的手指！这玩意儿总不能说丢就丢了吧……”

“我给你说了，就是丢了嘛。一开始它长在那儿，好像一直就长在那儿哈，而现在没了。”

“我看见了……”

“看见我的手指了？”

“看见它没啦！”

“我给你说了它丢了！”

她看上去很不高兴，她一不高兴我就会很紧张，只听她继续问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还能说什么？就说我运气不佳呗，说一般人是不会把手指搞丢的，还建议我对自己好一点儿。”

“那位医生听上去还正常点儿……”

“我不敢苟同；他也对此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这事就没有合理的解释啊。没有哪个人缺了根手指还能像你这样乐呵的。”

“谁说我乐呵啦？”

“你那傻子一样的微笑告诉我的！”

“让我好好笑笑不成么……”

“行吧，就让它和你那根手指一样好了。”

“我的手指没什么问题……”

“手指不见了！不见了你懂吗！”

“不见了就不见了呗。我给你说过它没什么问题就对了。”

“没有哪根手指不见了还能没问题的！”

“我不想跟你讨论些虚无缥缈的大道理。”

“什么叫虚无缥缈！我说的是一根实实在在的手指！”

“但是它已经不见了啊。”

“没错！问题就在这儿！你的手指不见了！”

“我这手上还有四根手指呢。说真的，我真不懂你干吗这么大动干戈的……”

“我不在乎你的手上还剩几根手指，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把那一根弄丢的……”

“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都说了对我的手指没什么可在乎的。”

她细细打量着我，观察着我的表情和动作：“你肯定把它送给另一个姑娘了……”

“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手指送人呢？！”

“凡·高就把他的耳朵送人了……”

“凡·高是个不可救药的疯子，再说他也没啥别的可送的了……”

“哎哟，看来你有别的东西送啊……这下我懂了……”

“小宝贝儿，我看你什么都没懂……”

“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你压根就说不清楚你那根愚蠢的手指到底跑哪儿去了。”

“你别把这事儿和我手指的智商扯上关系好吧，它并不蠢……”

“你提到那根丢了的手指时能使用过去时吗？毕竟它已经不在了……”

“我知道它不在了！就当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你就不能不管这事儿么。”

“别扯我妈。一涉及你的问题你就爱把我妈扯出来。”

“可我并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的一根手指不见了好吧！你不会想告诉我说这不算是问题吧……”

事情有些不好控制了，他穷尽脑汁也想不出让她怒气消散的好办法：“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要是让别人看见你缺了根手指，人家会说什么啊？”

“我他妈怎么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你从来就不关心别人说了些什么。”

“我为什么要关心那个呢？”

“因为大家都有十根手指，就你没有！”

“妈蛋！我把它赌输了……”

“你赌了你的手指？”

“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蠢的就不是手指，而是你！”

“你又开始侮辱我了……”

“我还能侮辱谁？侮辱凡·高？”

“侮辱你妈去！是她把我的手指割下来的！”

“我给你说了别扯我妈！”

“可那是事实！是她干的！”

“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不行吗？”

“我不想去问她为什么做了我认为她并没有做的事情……”

“那么是谁做的？”

“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你的问题！蠢货！”她像阵飓风似的冲进了厨房，走一路破坏一路，如同一只傲气受挫的伤猫般吱呀乱叫着。

我追过去之前先默数了十下，刚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厨房中央，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她总是喜欢这样折腾我。

“我找到你那根蠢货手指了。”她边说着，边从菜板上把一根小拇指举了起来。

我吃惊地盯着那根手指，一脸茫然地嘟囔着：“可是……我的手指在那儿干啥呢？”

“我也想知道啊！”

“我想不通！”

“可是什么人会专门把你的手指放到这儿来呢！”

“又有哪个女人会因为一根消失的手指冲她的老公发火呢！”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女儿啊，可别嫁给没有小拇指的男人哦’……”

“可是结婚那会儿我的两根小拇指还都在呐！”

“啊哈？但现在你只有一根了！……你怎么解释呢？”

“我说了这都是你妈的错……”

“别扯我妈！”

“这次是你先把她扯进来的！”

“妈是我的，我爱怎么扯就怎么扯，懂了没？”

“懂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呗！”

“要是没妈的孩子没把手指弄丢的话，也就不会有人把他当草看……”

“我说了这都是你妈搞出来的！”

“你这个婊子养的！无指怪胎！没小拇指的废物！”她像是发了疯似的开始打我，后来甚至直接用上了她们拿来斩碎猪、牛或是鸡骨头的刀。

于是我只好抬起左手来护住脸，不过一刀下去，我的另一根小拇指就飞上了天，然后伴着喷涌而出的一股血红蛋白落到了亚麻油地毡上。

“哈哈！”她发出了胜利的笑声……

帕丘卡，2014年3月24日

瓜卡纳科的螺旋式生活
LA ESPIRAL DE GUACARNACO

瓜卡纳科·高尔每天晚上都会到社区里溜达溜达。他身子瘦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还喜欢有节奏地打着响指，他的左肩要比右肩低，看上去倒和那座他本人并不知晓的斜塔有几分相似。他的左手插在裤子上，手指张开着，右胳膊有节奏地荡来荡去。他习惯轻轻拖着自己的一条长长的腿来走路，而且身子还会微微前倾。他嘴里衔着烟，目光紧盯着地面。看上去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可是他的双眼却不知疲倦地在探索着黑暗中的各个角落。

他在一个街角隐约看到了尤尼斯蕾迪—“我-爱-死-这-个-小-妞-了，先生！”—尤尼斯蕾迪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社区里所有的男人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而他们的女友和妻子们则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菜豆”也在，他是个不苟言笑、脑袋不太正常的怪人，不过却比面包还无害，成天只是泡在金属乐和玫红色小药丸的世界里；“魔鬼”也和他们在一起，一个黑得要命的黑鬼，又矮又胖，身子却像钢筋混凝土一样结实，不过脑袋瓜却不太灵光（大家都说他的脑袋里缺了齿轮、螺母、螺丝，甚至连垫圈都没有）：总之，他就是一头二十二岁、随时等着跟人干架的公牛。社区里所有的人都还记得“魔鬼”因为在大街上制造混乱、使用暴力且拒捕而蹲了两年牢子后刑满释放的那一天（传言说他在被捕前已经放倒了七名警察），他一打开位于集体公寓的自己家的房门，就看到他的马子挺着个巨大的肚子，而他只是干巴巴地问了一句：“谁搞的？”在她最终吐露那个即将倒霉的家伙的名字之前，他已经打掉了她四颗牙，打得她下颚也脱臼了：“婊子，你给老子记住，没人能给你眼前的这位黑爷爷戴绿帽子，贱货。”说完又朝着她的肚子猛踹一脚，踹得胎儿化作一摊血水，从子宫里流了出来。他紧接着就去找那个胆敢勾搭社区老大的女人的蠢货去了（“一个从东部到首都来送死的乡巴佬”，有人说他的墓碑上就刻着这句话）。“魔鬼”把那人揪到了大街上，在八月炙热的阳光下、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棍棒把他臭揍一顿。条子赶来的时候，“魔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没再现身。

瓜卡纳科每次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天，胃里就会翻江倒海般地难受起来。那天他和所有人一样也在现场，他还取下了墨镜，想看得更真切一点，没想到一道鲜血直接溅到了他的眼睛里，不仅如此，他新买的套衫、白色的鞋子上面都溅上了血。也因此警察赶来后第一个抓走的人就是他—事实上当时他已经被吓傻了—不过后来第一个被释放的人也是他：可是集体公寓里已经有了传言，说瓜卡纳科说了不该说的话……

几个月后，“魔鬼”又在社区里现身了。他自己说他跑进了山里，还随便找了个穆拉托[9]姑娘一起，他还说他倒要看看还有哪个蠢货敢跳出来碍他的事，谁先跳出来他就把谁做了，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天晚上比平时还热，没有一丝微风来吹动稀少的灌木丛树叶，可瓜卡纳科却浑身颤抖起来，走上前去准备和“魔鬼”打招呼。他深吸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嘴里挤出了一句简短的问候：“朋……友……”

“我的兄弟。”“魔鬼”回了一句，整个人在钨丝灯的照射下就像是在发着蓝光。

尤尼斯蕾迪给了“魔鬼”一个深情的吻，然后又去和瓜卡纳科调了会儿情，近乎冷漠地挑逗着他、戏耍着他。“菜豆”几乎就没把目光抬起来，他在嘟囔着什么，依旧专注于从耳机中传入鼓膜的声音。“菜豆”穿着一件印着“毁灭者”图案的衣服（背后则印着“后世界末日死亡金属”几个字），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窄筒裤。他的头发长得像集中营里的铁丝网，这对别人而言意味着某种危险，只不过他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别人”这个概念。尤尼斯蕾迪穿着一条介于柠檬黄与鸡肉色之间的莱卡短裤和一件粉红色小吊带衫，衣服的颜色似乎在她的胸部变淡了。“魔鬼”还是老样子，敞开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裤脚拖在地上，被他那双中国制拖鞋踩得破破烂烂的。

当然了，瓜卡纳科和他们不太一样：“一个秀气的穆拉托小伙”，他心想。瓜卡纳科在社区里闲逛时只爱穿两种不同风格的鞋子，要么是红色漆皮鞋，要么是亮色短靴，穿的裤子很滑稽，也只有他这种人才会穿出门。上身穿的衬衫则又是另一片天地了，图案五花八门：细菌、棕榈树、月球风光、都市景观、超人、李小龙……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棕色的、紫色的……还得算上他收藏的鸭舌帽、大檐帽和手帕，还有其他那些他天天都会使用的很娘娘腔的物件。不过他可不是同性恋，要说他是同性恋可就扯远了，他只不过是单纯地喜欢漂亮东西罢了。至少他自己是时常这样讲的，也许这么做是想清楚地表明自己有着正确的立场。有时候，尤其是“魔鬼”和他独处的时候，前者看他的目光中总是会透着一股对他男子气概有所质疑的意思，瓜卡纳科对此可是一丁点儿都不喜欢。他立刻感到自己屁股一紧，喉咙里吐出一声沙哑之音：“基佬！”（但是声音很小，绝对不会让“魔鬼”听到。）每次到了那种时候瓜卡纳科就会从他那从不离身的包里掏出几本总是随身携带的色情杂志来，然后把它们交给“魔鬼”，好让他把注意力从他的屁股转移到别人的屁股上去：“蹲过牢子的人的通病”，瓜卡纳科想道。

但是那天晚上“魔鬼”的心情很好。几个人一起抽着大众牌香烟、喝着一瓶廉价酒，酒瓶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你喝一口我喝一口。不断有人悄悄地靠近他们，悄悄地和瓜卡纳科说着什么，然后再悄悄地塞给他一张钞票。而本来就喜欢悄无声息地行事的瓜卡纳科则回塞过去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天晓得是什么的东西。

在来过四五个客人之后，尤尼斯蕾迪对瓜卡纳科说道：“哎呀，瓜卡纳科，你倒是成了个精明的生意人了，就跟柯里昂[10]似的。”

“你呢？你今晚不用干活吗？”

“你别跟我耍嘴皮子，小子，小心我把你的头给扯下来，可别说我没警告你。”

“你唯一能给我扯下来的就是内裤，妹子，然后再嘬嘬我的大肉棒。喂，让开点，又有客人来了。”

“哎，瓜卡纳科，”“魔鬼”打断了他们，“给我留点大麻，朋友，我快想死那玩意儿了。”

“老伙计，让我先在这做点小生意，然后看看我能给你留下点什么。忍耐一下，兄弟，先让我忙活忙活。”

“忙活个屁，伙计！我现在就想要大麻，别的我不管！”

“嘘，朋友，你会把我的客人吓走的。忍耐下，同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哎呀，你俩够了吧，操，在这么个狗屎一样的国家里也能吵起来啊……”

“喂，朋友，这女人在胡说什么呢？”“魔鬼”边问着，边又喝了一口酒。

“同志，嘘……”瓜卡纳科冲他做了一个收声的手势。

事实上，瓜卡纳科经营他的小生意的方式看上去真的就像是个热带版的堂柯里昂[11]，像个又酷又有派头的黑手党。他经常会看着购物店橱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说：“Oh yeah, baby.”然后手舞足蹈起来，就像是在轻柔地跳着霹雳舞，动作缓慢，既不僵硬也不紧绷……他此时正在和一个德国游客谈着生意，用一丁点可怜的大麻屑成功地换来了十五美元。

“了不得啊，朋友，我真是牛逼，十五美元就这么轻松入手了。”他假装右手握了把刀，比画着说道，“正中要害，朋友。”

“先生啊！”“魔鬼”喊了一声，露出了善意的微笑。

“大爷，”尤尼斯蕾迪声音淫荡透顶，甜得让人心生反感，“带我去跳舞吧，大爷。咱俩一块儿快活快活去嘛，穆拉托大爷……”

“魔鬼”盯着地面，尤尼斯蕾迪不怀好意地笑着，甚至连“菜豆”这个压根对那场谈话没什么兴趣的家伙都摘下了耳机，瞪着他那双盘子似的大眼（哎哟，活像个不倒翁），那种沉默比炖豆汤还要浓。社区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能凭直觉感觉到，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区别并不大—瓜卡纳科患有男性障碍中最难以启齿的那一种，不过大家都很默契地对此避而不谈，尤其是当着瓜卡纳科面的时候。此时尤尼斯蕾迪盯着瓜卡纳科的目光中透着股嘲笑的意思，这让后者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说道：“妈，妈，妈，妈的，别搞事，操，操你妈。滚到那边卖骚去，智障，没看见我在做生意吗！少来打扰我！”

尤尼斯蕾迪笑了起来，不过已经不再开口说话了，而“魔鬼”则一反常态地开口支持起她来了：“喂，可是小妓女说的没错啊，同志。你都赚了一些钱啦，朋友，是时候庆祝一下了吧。走，咱们到集体公寓去，我在那儿还藏了一瓶烈酒。走吧，同志。别吊着脸了，你不是刚刚才发了笔财嘛。”

瓜卡纳科慢慢恢复了“酷”的一面[12]，咧开嘴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白牙，说道：“去他的吧！咱们有钱、有大麻、有酒……还等什么，走吧！”

***

四人坐在集体公寓的一小段石阶上，前面有一个散发着腐臭味的水塘，那里是街区里的孩子们用小纸船玩海战游戏的地方，一只毛茸茸的大肥老鼠从他们的脚边穿了过去。瓜卡纳科用牛皮纸卷起了大麻，才抽了一口就感到喉咙里不舒服，于是他喝了口烈酒来压一压，然后又抽了一口。尤尼斯蕾迪站起了身子，朝着一直站在街口瞅她的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她又找到客人了。”“魔鬼”边说着边伸出手去找大麻。

“你呢，朋友，你现在不干活了吗？”瓜卡纳科问道，但是却没有看他。“魔鬼”深深吸了口烟，把烟气在嘴里含了将近一分钟，感受着大麻游遍全身，脸都憋得发白了。

“不干咯。我之前在码头给人家卸货，可是兄弟，那活根本就不是给人干的。”

“‘土耳其人’那边呢？”

“也不去了。我最后一次给他干活的时候遇上了一大堆麻烦事。当时我们去找一个欠了他几比索的混蛋要债，但是我下手太重，搞得他被送进了急诊。当时‘土耳其人’对我的态度很不好，他说要是那小子死了的话，就让我变成一具漂浮在港口海面上的尸体。从那以后，伙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和那家伙打交道了。他就是一个傻逼，你听好了，傻—逼！”说完他用食指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指了指，用手势进一步表明他对“土耳其人”的态度。

不过最让瓜卡纳科感到意外的是“魔鬼”听到他提起“土耳其人”时那惊恐的眼神。“土耳其人”是白人和穆拉托人的混血，身高两米，体重达三百磅，随便一巴掌就能把人打到九霄云外去：

“那家伙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你小心点。”瓜卡纳科心中一颤。

尤尼斯蕾迪和她的客人一起消失了十五分钟，回来时走到了一个和地面差不多高的水龙头前洗了洗嘴巴和脸，对了，还在那儿洗了洗她那对儿小奶子。

“啊呀，吹箫妹！”“魔鬼”高兴地喊叫着，“快到这儿来，小妓女，给我也吹吹，来嘛。”

“闭嘴吧，蠢货，我是在赚钱！”尤尼斯蕾迪拿着一小捆钱在“魔鬼”那堆满笑容的脸前面晃了晃。

瓜卡纳科此时已经有点醉了，嘟囔着说道：“真是个操蛋的国家！”

“你咋啦，同志？怎么爱起国来了，朋友？”“菜豆”依旧戴着耳机，插嘴问道。

“没什么，只不过这个国家太操蛋了，”他又仔细想了想，补充道，“至少要是能像以前一样的话……”

“像什么以前啊，同志？”

“就是像以前一样嘛，妈的，像以前一样。”

“到底像以前哪样啊，瓜卡纳科？”尤尼斯蕾迪边问着，边给嘴唇涂着古巴国旗的那种红色的口红。

“操，真是一群文盲。以前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以前外国人带着大把票子来到咱们这，要么就花在尤尼斯蕾迪的小嫩屄上，要么就是找我买大麻，然后再彻夜狂欢，喝酒啊、约炮啊……以前这个国家就是天堂，伙计。天天都是疯狂的派对，大家都有钱，过得爽到爆。我给你们说，那些派对真是赞……”

三个外国人出现在了街角，他们错误地找上姆贝特，问了他一些他压根听不懂的问题；而姆贝特听了半天那些人的鸟语后，指了指四个人坐着的方向。瓜卡纳科优雅地站了起来，打量着他潜在的客户，然后低声让“魔鬼”上楼去冲个澡，不过得快点；他又对尤尼斯蕾迪说了同样的话（“内裤就别穿了，没必要！”），不过他对“菜豆”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菜豆”压根就听不到他说话。尤尼斯蕾迪没说什么，她知道自己此时浑身都是精液的味道，她也觉得自己得洗洗下体了。“魔鬼”的心情不太好，他想提出异议，不过他刚一抬手，一股浓郁的腐臭味就从腋下蹿了出来。

“靠，伙计，你还真是脏得跟头猪似的。”尤尼斯蕾迪毫不留情地说道。

“知道了，知道了。不过我不懂为什么要费这么多事，兄弟。”

“为了让你今晚赚点钱啊，朋友，就为了这个。”瓜卡纳科用这句解释结束了对话，然后就向街角走去。

那几个游客还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表情就像是三个错误着陆在这个社区的火星人一般。三个人像是刚刚从俄罗斯套娃里跑出来的：一个胖姑娘，一头金发，长得不算丑，身上穿的每件衣服都好像是从不同的晾衣绳上偷来的；一个长得像斗牛犬的家伙，穿了一件蓝衣服和一件绿外套；还有一个一直没开口说话的女人，看脸就知道人很蠢，穿着英国学校里的小妞们穿的那种衣服。“这仨人就像是元素周期表里面的不同元素。”瓜卡纳科总结道。

“晚上侯，我的盆友们。我的名子是瓜卡纳科·高尔，我能给腻们当此地的向导，”他的英语发音含糊不清，但是对方好像还能听懂，“所以，如果腻们想要大鸡巴，我就可以给腻们大鸡巴；腻们想要小嫩屄，我也可以给腻们小嫩屄；腻们要是想咳药，我这里也有很多毒品供鹰。好咧，腻们能明白吗？不管腻们想要什么、不管腻们需要什么，我都有，而且妈的我这梨现在就有。”然后他略带骄傲及挑逗地指了指他的那片小地盘，“那么，腻们要什么呢，朋友们？”

那个胖姑娘也不装样子，她相中了“魔鬼”，立刻就付给了瓜卡纳科一百美元，外加带走那个黑家伙一整晚的额外费用。瓜卡纳科把已经清洗干净、喷好香水的尤尼斯蕾迪猛地拉到那个长得像斗牛犬的家伙跟前，于是他就痴狂了起来，口水流个不停。尤尼斯蕾迪此时穿了一件黑色小衣服，阴部和胸部若隐若现。瓜卡纳科对那人说道：“她还是处女，朋友，真滴，而且她滴小嫩屄是这地儿最紧滴了，我的朋友，我可以向腻保蒸，相心我。”瓜卡纳科边说着，边开出了一百五十美元的价格。

此外，那三个人还多付了一百美元，买了一磅劣质大麻，那种货色压根就抽不得，只需要抽一口就能让人得咽喉癌。胖姑娘和长得像斗牛犬的家伙为自己得到了这样好的伴儿而感到欣喜若狂，正准备离开时却发现另外那位蠢姑娘还没人陪。

蠢姑娘瞪着她那双天真呆傻、略带乞求的眼睛盯着瓜卡纳科，这让他猛咽了几口唾沫，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在类似局面中的丑态（更难堪的是，他还得把钱全额退给那个不停地嘲笑他的西班牙臭婊子）；但是像瓜卡纳科这样经验丰富的玩家总是会给自己留几手后招的，于是他把“菜豆”拉了过来：“他会让腻爽爆一整晚的，亲爱滴，是一整晚哦，相信我，”他对着她使了个眼色，说道，“长夜漫漫哦。”瓜卡纳科一语双关地重复着。

“菜豆”连个毛都没听懂，但是他已经嗑药嗑得迷迷糊糊的了，于是稳了稳身子，挠了挠卵蛋，把那两条挂在脑袋上的耳机线捋直了一些。播放器是他用八十美元租的，也可能花了不止这些钱。

***

瓜卡纳科·高尔依旧坐在集体公寓的门廊前，时不时地就会有社区里的客户来找他买大麻；成交之后，瓜卡纳科就会催促起来：“去去去，别打扰我做生意。”

“啥去去去啊，同志？这话是用来对狗说的。”

“走吧，走远点，嘘……黑鬼，你没发现你把这儿的气氛都搞僵了吗？快走，到那边去，快走……”

当他最终又一次独自一人的时候，瓜卡纳科·高尔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大沓钞票，数了一遍，再数一遍，愉快地嘟囔着：“啊，要是一切都能变回原来那样该多好啊。能变回原来那样就好了呀！”

他仿佛看到自己坐在一辆满载着年轻姑娘的红色敞篷车上，幻想着自己真正变成了热带的堂·柯里昂……

就这样，很酷，还很有型。

奥哈卡，1997—巴拿马，2012

求生之人
LOS SUPERVIVIENTES

我走下公车，耳边响起了热带地区的刺耳噪音。我在口袋里翻找着香烟，却只找到了几根烟屁股和两三枚硬币。一个售卖廉价眼镜的小伙靠了过来，他手里那些玩意儿一看就是劣质的山寨货，我相中了一副中国制“蓝调兄弟”[13]款眼镜：五美元，小伙说道，我又多付了他一美元，让他给我推荐一个价格便宜、不要脏得太离谱的住处。“这条街上就有，”小伙边说着，边朝北指了指，“不是很远，大概也就二十巴拉[14]。”我朝他道了谢，朝着他手指的方向沿着街道向上走去，炙热的阳光烤着我的背，村子几乎是半空的，就像是座鬼村。我走进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罐托尼雅啤酒和一包卡西诺牌香烟，然后倚在人行道上的一根水管旁，把背包放在一边，打开了啤酒。喝完酒后，我又极为不雅地点燃了一根烟，那一刻的我把全世界都抛在脑后了，连“遗忘”本身都被我忘却了。最近几个月来下个不停的暴风雨逼我来到了此地，我在众多的边界和城市之间徘徊，无计划地逃离着自我、混乱、常规及乏味。我搭乘了上千辆车，有可能真实数字比这还多，才来到了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这里在世界地图上连一个小点都不是，甚至连我自己在今天之前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村镇。

我把啤酒罐扔进了一个装垃圾的纸箱子里。黄昏时，地上的阴影越拉越长，而我就踩在阴影之中继续前行。小商店又逐渐开门营业了，而午休后的游客们也重新走上了街头，但却惊讶于日头竟依旧如此强烈。几个孩童骑着自行车晃了过去，我只能在大街中央躲避着他们。他们笑了，我也笑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为了寻找欢乐才来到这儿的，哪怕把我逗乐的是我自己也无所谓。几个女孩出现在了街角，我满怀爱意地望向她们；她们中的一个冲我露出了微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小动作也已经让我的心怦怦乱跳了起来：这辈子我已经看过太多的臭脸了，我被责骂过太多次、被羞辱过太多次，也和别人吵了太多的架，经历了无数艰难苦涩的日子。我也冲她笑了笑，把头微微倾斜了一下，做作地轻轻碰了碰帽子的边缘，因为我曾经看到四十年代的电影里有人做过这个动作，而那女子还在不停地笑，还冲我抛来一个飞吻，就好像我们是在火车站道别一样。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旅店的招牌：国际客栈。一个中等年纪的妇女走了过来，毫不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估摸着这位客人的兜里到底揣了多少钱：这人毫不优雅、高大笨拙、肮脏疲惫。我穿着廉价衬衫，那是从二手服装店买来的，除了舒服之外再也没别的优点了。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换过衣服了：裤子上满是已经变硬的污渍，白衬衫仿佛也已经变成了块充满汗臭味的灰色抹布，很不卫生。帽子遮住的是一头油腻扁塌、紧贴头皮的头发，墨镜后面是一双长年黯淡无光的眸子。唉，我这副样子是不可能给别人留下什么好印象的。

不过这家客栈倒也谈不上有多上档次，我看比我的年纪还要大。我穿过门厅，来到了一个狭长的庭院中，两侧的边廊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吊床，床上躺满了慵懒的人。每晚三美元，那个女人带我看了一间窗口冲着庭院的小房间后说道。我低声说我需要一套桌椅，女人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提了个极为无理的要求：那每天就得再多付一美元，她不情不愿地答道。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位正直善良、有责任心的良好市民：“一个月算我多少钱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讨价还价了，最后在九十美元的价格上达成了一致，现金结算。我关上了房门，安心地冲了个澡，我怕是已经有几个星期都没洗澡了。滑落下来的洗头泡沫让我想起了废纸厂向河里排的废水，那家厂子离我童年时的家很近，离这儿却很远。

我插上了电风扇的插头，闪出的火花似乎在提醒着我它那糟糕的运转状态。输电网络就是一场灾难，到处都有修修补补的痕迹。桌子是白色塑料制品，椅子也是一样。我瘫倒在床上，点了一根香烟，那瘸腿风扇直冲着我吹，吹走了烟尘和堆积在我脑海中的层层回忆。有一个画面令我倍感煎熬：我是指最后那次吵架，在那难熬的夜晚，我以一句“无情的臭婊子”作为开头，又用“你去死吧”结束了那场争吵。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断叨念着，懊恼着自己的愚笨，不过我也不否认自己因为重拾自由而欣喜若狂，我终于摆脱了对那女人的迷恋，摆脱了那由体液、甜蜜、香气、滋味与无休止的纵欲交织而成的诅咒（我只是个沉迷于温柔乡的奴隶）。我用力抽了一口烟，体会着烟瘾得到满足的快感，我曾经下定决心不再吸烟，但那无烟可抽的折磨可真不是人受的。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噩梦在黑暗中蔓延，我被吓醒了，发现自己已经是满身大汗了。我一时记不清自己究竟身处何地，我跳下床，却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囚房一般的陌生空间中移动。我摸索到了电灯开关，灯随着嗡嗡声和不断的闪烁逐渐亮了起来。已经是半夜了，我又饿又渴，我想知道自己到底身处何处、究竟在这里要做些什么。我换上衣服出了门，这里和海边中间隔了四个街区，此时应该正是海边酒吧狂欢高潮的时候。我不喜欢那种人挤人的地方，也不喜欢那种叫着类似“Iguana’s”之类的美国佬名字的酒吧，于是我没有停步，径直走到了一个热狗摊前，那里也围了很多在夜晚出来游荡的人。我点了两份面包夹肉，摊主毕恭毕敬地笑道：“马上就好，老板。”然后就把两根香肠放到了铁板上。我不紧不慢地站着吃完了热狗，周围站满了从酒吧轰鸣声中走出来补充点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然后再回去继续彻夜狂欢的夜行动物们。我穿过柏油路，沾了一身的沙子，半圆形的海滩辽阔喧闹，不是很干净，但还是很漂亮的。沙滩上光照不足，不过我却就喜欢这样。我沿着岸边走着，太平洋的浪花就在我的脚下拍打着大地。我抽着烟，仰望着星空，月亮很快就要变成一颗大白球了，我看到在大约五十米外的海面上还有几艘抛锚停泊在海湾中间的船只。

许多情侣在长长的海滩上卿卿我我，还有许多人聚集在吉他和鼓的周围，自然也有许多对着白浪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则只能堆着沙堡，等待着某位公主的来临。还有美人鱼，希腊文学教会我要对她们甜美的歌声充耳不闻。再然后就是地平线，在那里，天空和大海的黑暗融合到了一起，那里也是暴风雨诞生与消逝的地方。地平线就像是边界线，分隔着过去与未来，将我们留在已知世界的界限之内。夜晚凉爽而透亮。潮湿的沙子带着我回到了童年时期、青年时期和性爱之中，也把我带到了留省下来的和浪费掉了的时间之内。沙滩湿湿的，到处都是螃蟹挖的洞、干枯的海藻、已硬如石头的安全套、烟屁股、空瓶和空罐，海盐则在闪烁着亮光。海滩就像是日用品的墓地，热情在此地消退，憎恶在这里死去，无限却在这里诞生。海滩就像是对世界末日的一种隐喻，也暗喻着另一方天地的开始。海岸线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这两个世界被呼吸，也就是人的生命中最本能且不间断的动作隔开，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现实。

有时候我真想化身成一条鱼，我总觉得大海才是我的故乡、孕育我的土地和滋养我的羊水。畅想过后我就会记起自己压根就不会游泳，我常常因此而感到羞愧万分，我会嘲笑自己在海浪中不停地跌跟头，也会嘲笑自己那不断滑下的泳裤。不过这一切现在都无关痛痒了：我只要看着这片漆黑的海洋就心满意足了，好像海洋能把我从对自己的控制之中解救出来。我离开了海滩，朝着传来爵士乐的方向走了过去。沉睡鲨鱼酒吧里正在演奏着三重奏，彩色球体在台球桌上滚来滚去。人们沉浸在自海滩之中生出并强加给每个人的畅饮的氛围中。我点了一杯七年朗姆酒配汽水，找了一个介于狂欢区域和独处区域之间的角落坐了下来，我默默观察着狂欢的人群，留意着那些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那边桌子上有人在偷偷地接吻，另一边传来一阵大笑声，有人在摩拳擦掌，还有人在拿钱换着毒品），还听着远处的对话，有些对话简直没头没脑的，不过在酒精的催动下人们还是在进行着那种毫无逻辑的交流。

酒吧里既有游客又有当地人，所有人都在讲着下流的话。时不时地就会有几个暴脾气的人穿过中庭掀起尘埃和争吵。那几个被游客们坚持称为“小姐”的姑娘用她们与生俱来的资本吸引着别人的眼球（丰乳肥臀），让人心里痒痒的；另外一边，古铜色皮肤、肌肉发达的冲浪客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挥舞着手臂，高声说着什么。而在这些人中间的就是那些求生之人了：贩卖着少量毒品的毒贩、替廉价妓女拉客的皮条客、瞅准时机把人们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走的聪明人、给游客提供各种服务的人，从帮他们寻找住处到提供性服务。还有些脑瓜更灵光的人，他们推销着压根就不存在的地皮、没有遗嘱支持的财产、受到诅咒的天堂。沉睡鲨鱼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在喝着酒、观察着别人，就像我一样。

一个欧洲男人停在了我面前。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肤色苍白、剃了光头、体格巨大，他问我他能不能坐在我的这张桌子上。酒吧里很满，我站起了身子，盯着欧洲人的眼睛看，揣测着自己这次是碰上了一个怎样的人物。

“你好，我是罗马尼亚人。”他说道，好像这句话能够解释清楚什么似的。

“很高兴认识你，”我答道，“我是一个无国籍人士。”

“这词用得挺漂亮。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词忘掉了，没错，而且它现在还披上了一层宿命论的外衣，这个词可真是被迫害得不浅啊，好像只有难民营的人才能使用它，而热爱这个世界的人们都应该对它敬而远之似的。这可挺让人觉得遗憾的，咱们一定要找机会给这个词正名才行。”他说道。

我举起酒杯，决定为他所说的话而敬他一杯。他则继续说道：“我在这儿待了一年了。我本打算就待一个星期的，可是后来却走不了了。这个镇子里有某种东西能够抓住那些没有防备心的人，而那些绝望至极的人则更是会被诱惑、被束缚于此。你越想逃走，就越会有某种难以解释的力量把你留下来。绝对是个十足的恶性循环。你想吸一点吗？”

我下意识地点点头，更多的是出于社交的考虑，而并非是真的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就进了厕所，在厕所里做着准备，那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客人也在吸毒取乐。这里就像是个微笑着取乐和自残的马戏团，大大的鞋子、红红的鼻子、响亮的笑声，大家没头没脑地聊聊这个又扯扯那个。姑娘们经过时，身上的迷你裙会随风飘起，所有人都被迷得神魂颠倒。我假装在盯着地上的蚂蚁看，但实际上也已经着了迷。然后我们把门关了起来，白粉袋子里有一张银行卡，我们把白粉堆成了三角形，猛地快速一吸。吸了两次。吸完我就走了出去，深深地吸了几口氧气，想要中和一下吸入的盐酸。

“我之前在商船上当了二十年的厨师，有时候也会留在某个港口，直到把钱全花光、也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时候才离开，”罗马尼亚人继续说道，“我就这样在亚洲、非洲和半个南美洲都待过。”他又点了一杯托尼雅啤酒。他的西班牙语混杂着不同地区的口音，用着阿根廷人的动词变位方法，同时夹着墨西哥的诸多方言俚语。他就用这种蹩脚的西班牙语把自己脑海里用弗拉芒语、法语、英语、德语、爪哇语、斯瓦希里语，或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生出的想法翻译过来。由于他并非通过系统的学习来掌握上述这些语言的，所以转述的过程中自然也就错误连连。他至少讲了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一千次旅行，有时候甚至是坐着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船只（康拉德笔下的那种）进行的，不过近十年来他都是坐着某个名门望族家的船只出行的。如今他在这个镇子上安顿了下来，在一家美观又上档次的餐厅当主厨，估计那家餐厅差不了。他赚得很多，不过据他自己说，他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公寓里（这有点滑稽：这个村镇里的街本来就不多，往一头去一点就全是树木植被了，而另一头则是大海）。他的身上有许多嬉皮士的影子：他厌恶工作，干活只是为了谋生存，他也讨厌政治、战争乃至和平。他既不喜欢左派又不喜欢右派，对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感兴趣。他尤其讨厌那些脸上始终挂着虚假笑容的人。我承认我和他挺聊得来的，他的眼神里透着股坦诚和直率，就像是一个有着庞大身躯的孩童，也可能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两人都对这次不期而遇的相识而感到高兴，敬了彼此一杯又一杯酒。

酒吧里到处是狂吼乱叫的男人和粗俗狂野的女人。毒贩出现在桌前，打了个喷嚏，然后把货摆出来，他开出的价格还算合理，所有人都笑了，高兴得跳来跳去的。场面十分混乱，而我则在鼓和铜管乐器之间转来转去，不知道到底该到哪边去、该做些什么，后来还是毒贩把我从这种窘境中解放了出来，他搭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向海滩走去：“What’s up，兄弟？你还好吧？”

我回答说一切都好，说我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不过我的脑子却已经像是座朽败的坟场了。他闻言笑道：“Shit，伙计，我不太明白……你这是在说些啥呀，man？”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英西结合的语言跟我说话啊？”我问道。我已经被这里的音乐、色彩、灯光和黑暗搞得头晕目眩了。

“I'm sorry, man，我是在佛罗里达长大的危地马拉人，you know，所以我虽然会讲西班牙语但是后来就慢慢忘掉了，而且我更多的时候需要讲English，你懂的。But我爱espanglish [15]，man。”

我感觉他的表皮有四百立方米那么厚，身子可能重两百公斤。要是有人说他胖，那可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他的求生精神此刻正处于巅峰：大汗淋漓、浑身污垢，在这儿卖几克白粉，再到那儿卖几克，有时最多只能卖一盎司，不过他的脸上却还是能永远挂着微笑。这家伙不错。大众文学总是用最丑恶的手法来描写这些非法供应毒品者，但他们难道生来就该是群心理阴暗、心态扭曲的家伙吗？其实许多衣着光鲜的市民都曾干过类似的营生，可是现在却为合法的生意交着税金，衣着考究、豪车接送，能到这些人住处去的女人都是些人间尤物。这些人的生活简直太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财富是如何堆积起来的，不过却没有人会去提这档子事。因为他们现在高贵优雅了起来，有着极深的人脉，甚至在政治圈子里都能呼风唤雨，有了这些，谁还会在意他们的过去呢？

“可能you需要吸上几口，man。”胖子手上拿着一个彩色烟斗，说道。

我吸了一口，然后就似乎在天空中看到了一系列数字。是星星。它们转而又似乎变成了这天空游戏中需要连点成线的点。天空是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有待发掘的序列和从未有人使用过的新奇隐喻。后来，夜空与现实融为了一体，在疯子们的脑海中，幻想战胜了理智，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疯子和神志清醒的人的基础上的。有吗？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烟斗也开始变得模糊了起来，我很怕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能抽到烟斗了，于是我猛力抽着。我已经什么人都不是了，我想：我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已知的世界（未知的世界也是一样）。我心想自己现在已经不能再进行思考了，而且思考也没什么用处，而思考无用论又成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这样越思考越无用、越无用越思考，然后它早晚会起到点用处的，当然前提是有什么地方得需要用到它。有用是一种在情感上的牺牲，我想道，我晃动着身子，努力想再把这一点想得更清楚一点。黑夜张开了她那双修长的美腿，而我立刻就把头埋了进去；我满怀崇敬地在她的体内翻云覆雨，紧接着就失去了意识，失去了生存的意愿。

***

我是在一个窄小的白色公寓里醒来的，当时是清晨四点钟，我的左手还握着一瓶七年苏打调制酒，右手则夹着一根烟。周围有人在谈论着政府的话题，而罗马尼亚人正在发着火：“说这些真的有意义吗？我是说，谈论这个政府，然后再谈另外那个政府，更远的那一个，难道就本质而言，所有的政府不都是一样的吗？都只不过是一坨狗屎罢了。在所有我去过的地方，人们怀着的希望都是一样的，而在之后面对那些狡猾的政府、政客和革命家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失望也都是同一副模样。我是不相信那些玩意儿的，请你们也别跟我谈什么政治。”说完他就起身往一米之外的厨房走去了。

胖子则突然笑了起来：“That’s not true，罗马尼亚人：这里的政府可要比其他的政府操蛋多了。Shit！没什么可比性啊，man。”

我也从来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也没有参与到讨论之中，我甚至觉得谈论政治实在是无聊至极。政治对我而言只不过是电视上的新闻报道，对我的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每次都是把报纸当作蛊惑人心的廉价小说去读的，娱乐就是娱乐，千万不能当真，所以每次接近投票日时，我都会逃掉，以此摆脱周围那种选举氛围的侵扰。气候学家会跳出来预测哪个政党内部会有狂风暴雨，哪个政党内部又会天降大旱，而我则选择跑到一间茅屋里去避难，无视所有这一切。

“你呢？”有人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想的？”

“我没什么想法，我是波尔布特派的，我认为一半的人口都应该被处理掉，另外那一半人口则要被分配到农地里去强制劳动。”我言简意赅地回答道。

他们先是满怀恐惧地望着我，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转而又变得满腹狐疑起来。最先微笑着打破僵局的人还是我：“可能我也就是说着玩玩罢了。”

周围又多了几张新面孔。左边新来了一个光着膀子、黑如木炭的家伙，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露着一口大白牙，他的眼睛很红，比我在镜子里看到过的自己眼睛最红的时候还要红。他是从大西洋沿岸的一个村子里来的，大概四十岁，粗糙有力的手里握着一罐托尼雅啤酒。

“我是个黑人。”他自我介绍道。

“真的吗？”我把手伸到他跟前，和他对撞了一下拳头。他笑了笑，我看到他有几颗龋齿，甚至嗓子眼都能看到。然后他抱了我一下。

“欢迎来到地狱，同志。”这讨厌的村里人被朗姆酒和外国妞（她们就靠为游客提供性服务过活，自然也没什么人管她们）搞得神魂颠倒的。他继续热心地说道：“你要是想要啥就给我说。”我点头表示明白。

我的右手边来了另一个家伙，年纪更大一些，头发短而白，中等身材，眼神透着股狂野。他用一根硬得像是木头的手指戳了戳我的肩膀：“听我说，你这儿有多余的烟能给我一根吗？”

“你是古巴人。”我边说着边把烟盒递给了他，他一下子抓了三根出来：一根叼在嘴上，另一根夹在了右耳上，还有一根则被他塞进了上衣口袋。

“哈瓦那制造，毁于迈阿密。”他说道。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透出股怪异的光芒。

我因为他的这句话敬了他一杯酒，然后问他在这里干什么。

“和你一样：为了逃离工作，朋友。我以前在那里待了三十年，旁人都觉得我活得容易，但实际上我却过得跟个奴隶似的。我是白人，黑人才应该那样干活！”他说完立刻用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瞅了瞅那个村里人。黑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转过了身子：“那是那边的情况了，兄弟：在这儿是我们这些黑人不用工作。至少你眼前这位黑人是不会动一根手指去工作的。”

“但要是碰上了那些陪你睡觉的白雪公主们，你的老二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你别装，我都看到了。”

黑人又笑了：“最后一个还留给过我一百美元的小费呢。”他无比骄傲地说道，同时又笑了一声。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结识过像这人一样的体壮如牛、爱笑、音调沙哑的热带黑人。他肯定是一直在努力保持着体型，他就是靠它生活的嘛。而且他的酒量也不错，几乎可以说是千杯不倒。我的酒杯已经见底了。从百叶窗缝向外瞅去，还看不到有天亮的迹象。我又下意识地倒了一杯调制酒。

罗马尼亚人端着一个满是堆成一排一排的白粉的盘子，从窄小的厨房里走了出来。我突然开始疑惑起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这是在搞什么鬼，为什么要来到这么个肮脏的地方来净化自己。后来我吸了两排洁白无瑕的白粉。白粉中蕴藏了许多事先从人身体中偷窃出来的假能量，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没什么区别，生活还得继续，我这不是活得挺好的吗？我心想道。这时那个村里人又递给我一个巨大的大麻烟卷，我先深深吸了口白粉，然后又把烟含在嘴里，然后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收音机里响起了一曲低沉悦耳的拉丁爵士乐，里面充满了铜管乐旋律和切分音，还时不时地夹杂着几句刺耳的歌声。对于这种音乐而言，静止和催眠都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乐音都力求让人们头晕目眩，让你感觉像是坐在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进的小船之中，而且船离岸越来越远，深入到无垠的大海之中。我闭上眼，整个天地都开始盘旋飞转了起来，有股力量把我拖到了一个黑洞之中。我继续在那黑洞里转啊转啊，一直转到音乐结束。那方天地轰然炸裂，创造出了一个由平行、正切、斜角、曲线、直线、平面、多维……组成的全新的世界。

***

太阳从山后升了起来。除了胖子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在海滩上，胖子在公寓的角落里盖着条薄毯子睡着了。罗马尼亚人把调制血腥玛丽需要的所有材料都带了过来，我们就坐在海滩上吃起了早餐，大家互相传递着一根大麻烟卷。阳光反射在海面上，映照着海上的渔船。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太阳已经挂在头顶了。古巴人看了看他的手机，然后告诉大家说现在已经是早上十点钟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饿得要死了，于是我给他们说我得再吃点东西。

“咱们去市场，”罗马尼亚人说道，“那儿吃得好，你要是想吃本地美食的话就得去那儿。反正我很喜欢，”他顿了一下，又道，“种类不是很多，但都很好吃，不过食物的话还是味道更重要不是吗？不管怎么说，有件事咱们可得说清楚：泰国饭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了。又美味，种类还多，还辣，又会用到许多水果……”我看见他在反复舔着他那并不存在的小胡子，无疑是已经陷入到了对那片被神明遗忘了的遥远土地的回忆中去了。

我们来到了村镇的中心，在路过一个玻璃橱窗时我看到了玻璃反射出的我们的样子：一群大汗淋漓的幽灵、白日活动的吸血鬼、从深海冒出来的怪兽。或者也许我们只是看上去会让人感到遗憾、可怜、难过。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橱窗已经被我们甩到了身后，而村镇里的小市场的蓝色外墙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用餐区位于一个内部庭院里，那里摆着很多长桌子。古巴人、村里人、罗马尼亚人和我占了半张桌子，前来招呼我们的是镇子里最漂亮的姑娘，她有一身橄榄色的肌肤，乌黑的秀发缠成了无数个卷儿，嘴唇很厚，唇边还有一颗痣。她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胸部鼓鼓的，下身穿了条混纺裤子，和她那玲珑的曲线刚好相配。

“你想都别想。”她笑眯眯地对我说道。

“我什么也没做啊，我连话也没说哟。”我假装无辜地答道。

“隔着墨镜我也能看透你那点小心思，你想吃点什么？”

“除了你之外吗？”我一边微笑，一边点了下头。她好甜，甜得让我神魂颠倒的，这是肯定的啦，然后我看了看菜单，找到了我想吃的东西：“两份‘彩鸡’饭，再来一块上好的煎牛排配墨西哥辣酱。再来杯菠萝汁。”

“你很饿吗？”她边记录边问道。

“我能把你整个人都吞下去。”

她又笑了笑，捶了我的肩膀一下，她的表情轻佻，好像是在说：你别跟我那样说话，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诸如此类吧。那个古巴人一看就是那种脑子里只有性的家伙，他依旧睁大眼睛、做着表情冲着服务员说话，一直说到她记下了所有人点的东西并转身离开为止。此时古巴人冲我们说道：“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我给你们说，那女孩的下面棒极了，还有那个屁股，够我玩到天荒地老。小—伙—子！你要是睡了她，就永远也不会想要离开这儿了。”

村里人笑了，而罗马尼亚人却心不在焉地望着另一边，然后也开口说话了：“我不懂女人，也不需要女人。我就爱可卡因和厨房，有了这些我就很幸福了。当然了，还得算上啤酒和朗姆酒。当然还有铁克诺[16]音乐。再没有什么啦。每次我带女人回家，她们都要去收拾厨房，这让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存在价值都被收拾了一番。女人都是诈骗犯，所谓的女权主义就是个幌子，为的是她们能来发号施令……”

“想点好的，至少你的手很大。”古巴人一边说着，一边做了个打手枪的姿势。

“没错，就算我的手不够大我也还有你可以用。”

“噗，”村里人说道，“这个白人没什么用，他的屁眼总是很脏，会把你臭死的，而且已经被人家捅了太多次了，都松掉了。”

古巴人假装闻言大怒，他站了起来，举起拳头，那装腔作势的样子显得比他们国家的领导人还厉害。幸运的是，恰好在此时，服务员小姐端着果汁和咖啡走了过来。我已经快脱水了，立刻将菠萝汁一饮而尽，然后又点了一杯，顺道还多点了杯咖啡。

“小伙子，”她惊呼道，“你以后可得多做点运动才行啊……”然后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她已经是你的了。”古巴人挤了挤右眼。而村里人却挺严肃，对我说道：“小心她男人，那家伙是个手拿砍刀的粗野土著。所以说啊，你可得对她温柔点。”

“黑人想说的是，你搞她的时候老二不能太硬，因为她要是一叫起来，全镇子的人就都知道啦，包括她男人。”

这时胖子浑身大汗地来了：“Fuck men，我刚才和一个美国佬谈了笔business，那家伙想要更多的货，so我只能跑到镇子的另一头，然后再大老远地跑回来，shit man，你们know的，这是份操蛋的full-time job！”

“我能想象到，”我接着他的话头说道，“双腿支撑着这么庞大的身躯在街上跑来跑去的肯定不是件容易事。”

“你买辆摩托吧，”古巴人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说道，“你能想象出来胖子骑上一辆摩托车的样子吗？”他笑了起来，村里人也笑了，甚至连一直在走神意淫的罗马尼亚人都笑了。而胖子也是满脸堆笑，说他还是买辆三轮车好了。

食物终于端上了桌，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其他桌上的客人的谈话声才略微打破了些这种沉寂。牛排肯定不是世界上最上等的，不过上面盖的墨西哥辣酱可真是让人食指大动，吃上一口，你的口腔里就会天翻地覆起来，舌头、味蕾、所有的器官都有了革命式的新发现。旁边摆着两份米饭和黑豆混合做成的“彩鸡”饭，配着几片炸香蕉。喝下第二杯菠萝汁后，我终于起死回生了过来；我心满意足地大吃了一顿，同时惬意地观察着周围的客人、当地人和游客，当然还有女服务员、女厨师、摊贩和买家，一只明亮的眼睛中满是忧伤的瘦狗在桌子间穿行着、嗅着，无疑已经是饿疯了。

我们离开了市场，互相道了别（经过了漫长的一整天，也是时候消停会了）。罗马尼亚人和村里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了，而胖子、古巴人和我则走了另一条路。

“你living在哪里？”胖子问道。

“就在前面，另一个街区那儿。”

“国际客栈吗？”古巴人追问道。

我点了点头。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上去更亮了：“伙计，我也住在那儿啊。”

“魔鬼塑造了我们，然后又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我嘟囔道。

“不，伙计，别这么说，我信教。”

“真的吗？”

“对啊，信教得新生。”

“Fucking born-again Christians.”胖子骂了一句，“Fucking bullshit, man：that’s brainwashing.”

“不，不，不，你别拿我主耶稣基督开玩笑，小心惹毛了我，我可是会拿砍刀把你砍了的。”

“原来主的话就是靠这传开的啊。”我对胖子说道，而古巴人在再次使出浑身解数开始装模作样了起来，就像是要把我揍一顿似的，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们回到了客栈，进了胖子的房间。里面可真是乱，到处都是衣服啊、床单啊、剩饭啊、空酒瓶啊之类的东西。我挑了个还容得下我屁股的地方坐了下来，周围就是胖子的脏衣服和烟灰，还有一大罐花生酱；而此时胖子准备了一大勺水、可卡因和小苏打粉，然后把它们的混合物加热到沸腾。他取出了头几粒黏稠的黄色固体物质，等它们冷却了下来，变得更硬了。古巴人来了，手里拿着一段汽车天线（肯定是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拔下来的），用硬纸板把天线的一端包了起来，在另一端则放上一块刚提炼出来的固体物（中段则加了个用弯曲缠绕的电线做成的滤嘴），然后他点上火，固体就开始噼啪作响，于是他慢慢吸了起来，一小口接着一小口，把烟雾含在嘴里不吐出来，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始终睁着，时不时地用余光瞟一眼窗户，或是停下来听一听，活像是条看门狗。他在这黑夜中只听到了一声叹息。看来是妄想症发作了。我曾经见过有人吸毒后出现过妄想症，在镜子里也看到过患同样病症的自己。你会觉得有人在追杀你，快把你逼疯了，还会感到深深的压迫和恐惧感，就像你真的干过什么坏事一样。

胖子在他的汤勺上热可卡因，用英语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不停地排着含有毒素一般的汗水，就像是在蒸桑拿一样，不过从某种程度来看，这么说也没什么错：风扇是关着的，因为怕它会影响手上的操作，而且为了不进一步刺激古巴人的妄想症，连窗户也是关着的，也因此整间屋子就像是一个电烤箱，甚至更糟。胖子交给我两份固体物，还把他的玻璃烟斗借给了我，我宁愿用这烟斗，也不想再用铝箔纸去卷烟了。我吸着那美味的晶体，就像置身于世界末日之中那样尽情享受着。我的嘴唇麻木了，肺部和脑子里弥漫着烟雾，胸口被猛撞了一下，头摇晃了一番，化学物质冲击着神经元连接，大脑感受着喧闹带来的快感，从舌尖，到口腔，再到喉咙，快感无处不在。

***

当然了，想想也真是蠢，但是对于无用与幻想、真实与虚构、深沉与脆弱之类东西的思考让他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无法入眠，一直到微弱的阳光透进房来才能强迫他睡去。可是他睡得并不好：那些纷乱的想法依旧盘踞在脑海中；他的大脑似乎依旧在想着那些问题，这让他很绝望。有些东西会像隐喻一般突然出现，内容丰富，不过却转瞬即逝，让他难以捕捉到任何信息。那些想法非常模糊，而且用到了异常独特的表达方式，像是一座靠自身的力量矗立起来的丰碑，召唤出埋藏在最深处的东西，低吟出无法言说之事，分析着无法解释的一幕一幕。

“想想也真是蠢。”他反复思考着一个无人提出的定理，思考了上千回，却只能再次重复着这句话。“我昨天做了什么？”他自问道。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是却依然停下了喝咖啡的动作。咖啡杯弹了起来，在巨大又狭窄的未完成空间中、伴随着彩色图画和低俗装饰品摔成了碎片。他很疲惫，撑起那副沉重的躯壳，拖着身子向柜子走去，在那儿，抽象的时间爆炸开来。某种忧郁感，或者说某种提前预感到的怀念感—提前预知到了空虚—令他的感觉变得迟钝了起来，这实际上是他过于依赖毒品而留下的后遗症。此时他摸到了一本书，就是那本关于他不断思考的问题的书，书抖了抖，跳了起来，钻到了一个角落里，头顶是一幅画着某段也许从未发生过的逝去的恋情的画作。书本的形状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它在重组着书中的那片天地。他扑向书本，一把抓住了它，阻止了书本继续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书本吓了一跳，开口跟他说起话来，而且微笑着，想努力表现出很有礼貌的样子，书本看上去很谦虚，很主观化。而他则有些紧张，不过也露出了笑容。“你的书脊真美。”他温柔地说道。“你不懂，”书又开口说话了，“我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东西。”它变得自大、狂妄了起来。不过它倒是没有撒谎，只不过略微夸大了一些自己的重要性。

他随便翻开其中一页：界限本身的界限。空间和沉寂就是这样被构建出来的：界限之内的界限本身仍有界限，要是不理解这一点，或者说忽略了这一点的话，一切就会变得不可侵犯、坚如磐石、幻化成绝对。界限就是建构，也因此可以进行解构，只需要保留好它本身的界限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一堆限制之间，界限成了某种交换区，而其他的界限则可能是红灯区或是免税区。界限的边界仍是界限，它们在幻想的世界里是一道坚固的线，不过实际上却很柔软、纤细，和它所限定的一切整体从表面上看上去的一样令人难以捉摸。所谓界限，就是界限之内的界限，它们不断和其他内部含有界限的界限进行着互动。它们就是这样把宇宙构建出来的，也同时构建了世界、诗歌和幻想。客体和主体也因此融为一体。生命就是这样出现的。因为界限本身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虽说将形体赋予形体的过程殊为不易，但是将界限的局限性不断缩小总是可能的。它在虚无之中支撑着空洞，再用无穷一点一点地把空洞填满，其实这一切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

密码随着纸张一页一页的翻动也在不断显露着自己的真容，其中还蕴含着隐喻、数学，还有摸索着前进着的变形体，他颤抖着，听着被讲述出的字眼、符号和感叹句：一个无意中发出的元音连读在角落里隐藏着自己的形体，似乎带有某种隐射性，好像仍未开化，并且透着股年少轻狂的劲儿。密码和动词和谐共生、彼此交融，它们的精华及体液混合成了某些流畅且排列整齐的诗句、如镜的河面、自由却可控的辞藻。诗句是程式的对立面，说明与破坏、反向与逆向、被遗弃的逻辑、随机的次序。知识与牺牲、已经失传的职能、愚钝的弱者、附加档案、可行的二进制。机器人的语言、空洞机器的梦想，它们用数字、0与数字、0与数字来创造隐喻，却不使用语言，直到用这种方法生成一种对语言的可悲仿制品为止，然后一切就变成了游戏，变成了解放。

到底是谁写的这本书？鼠标问道。没人，扩音器答道。这本书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被编制出来的程序。那么是谁编出来的呢？没人，又是一个干巴巴的回答：是书自己把自己编出来的，差不多每隔五百年或是一亿个字它就会重新检查编码并纠错。编制就是另一回事了：费时费力，需要把资料都存储到远端的服务器中，以防系统因为饱和而死机。不管怎么说，系统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够死机（在系统内一切都有可能；在系统外就只剩虚无了，白纸，黑屏）。没人知道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文字都是自我生成的，它们组成了痉挛般的内容，有时候是绵延不断的，就好像纠缠不休的内脏疾病一样。诗歌总是带着股怀旧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因为它的独特性而排外。诗歌也是一种思想、一种装饰物，不过程式编码却并不懂什么相对论。编码，组成及拆分编码的片段、线条和指令，数字所代表的形象，穿过它的躯体的通用修辞学，所有这些都是无穷无尽的。而无穷在诗歌里总是具体的；有时候短短的一个诗句里就能包含着它。

就像爱情一样：要是没有那珍贵的自由，激情似火又有什么用呢？书的内容就是如此：一种没有穷尽的知识高潮，它会制造紧张焦虑，让人患上惧光症，给整个机体都通上电流。这不正是人类在寻找的东西吗？万能灵药、美的享受、不朽的智慧。不，人类在寻找的并非这些，因此人们忽视了这本书，也忽视了书里的一切，他们不知道这本书才是万事万物。一系列声响和推算法意味着编码开始运行了，但是在书本的机制内，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发生。没有被加密过的真相击打得千疮百孔的卡片，也没有内藏幸运签的饼干，更没有海盗藏宝图。完全没有任何线索，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只能靠阅读、书写、理解和学习度日了。真相悄悄溜走，从束缚着自己的界限中抽身出来，它躲在角落，没有肉身，但骨架却把它支撑得挺拔优雅。但它仍旧如同以往一样难逃被淤泥、虱子和各种污物遮盖的命运。真相怀疑着自己，将自己宰杀献祭。真相为了成为真相，必须牺牲自己，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真；疑惑也是如此，为了变成永恒，它需要不断地对自己产生疑惑。任何确凿无疑的事情都应该被摧毁。

阴影诱惑着光亮，邀请她们来陪自己过夜。反光镜在一个街角怒吼着，叫声放荡且不协调，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大停电，阴影和光亮达到了巨大的高潮，在好几个小时里，光亮在黑暗与献祭中不停地闪耀着：在黑暗中，光前所未有地闪亮着：配着光亮，黑暗显得更深沉、更美了，而且比无光之时更加阴暗。阴影解体，光亮遁形：它们终于甜蜜又疲惫地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心潮澎湃、浑身抽动，最后一起吸着烟，望着房顶，从成千上万种压力中解放了出来，也从那张开的、湿润的、美味的小穴中解放了出来。黑暗与光明在疯狂的深渊中交融，一齐炸裂。

光明是白昼的黑暗，黑暗是夜晚的光明。暗夜在闪光，白日变暗淡，现实颤巍巍，幻想影无踪。幻想的逃脱是妄想式的、自杀式的、强制式的。直到真实在无尽的谎言、虚假的安全、虚无的想法和对不存在的物事进行理论上的验证的过程中筋疲力尽：现实的死亡，集体性的精神创伤，正常心智中根深蒂固的幻想，紧张的情绪看似已被释放，实际却仍遭禁锢，伦理、困扰、冷漠。自由是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修辞：它是绝对真实的囚徒，在被虚构出的、折磨人的、内在的并且早已腐烂的企图中溶解，而这种企图竟如此微不足道。真理发出了黑暗的光芒，现实在强行照亮着存在的虚假性：黑暗是对迷信的隐喻，而光明则代表了科学：反之亦然？要真是这样的话，所有这一切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谁是正、谁是反呢？何为呐喊？何为沉默？对真实的恐惧只不过像人们对谎言的畏惧一般；永恒的静寂和永远的喧嚣一样令人害怕。光明与黑暗所激起的恐惧也并无差别，至少差别不大。相等性一直就是一种肤浅而荒谬的对比。有时是歇斯底里，有时又平淡无奇，谎言被真实地创造了出来，真实则在无尽的模仿中、连同它的限制（界限以及界限的界限）、放纵、死亡和变体一起被伪造了出来。真实和谎言都成了无比荒唐的版本，有时激进残暴，有时粗蛮无礼，既不正式，也不细腻，很少有合理且适宜的时候。在人们谈论真实时，真实就已经死去了。

***

我醒来时是下午五点，刚好赶得上去看日落。我嘴里叼着一根极具热带特色的粗大的大麻卷烟，手里抓着一瓶七年朗姆酒。美景正要出现，来看日落的人们或孤身一人，或成群结队，大家都带着啤酒，拿着香烟或大麻卷烟，聚集在沙滩上，面朝着太阳和地平线的方向。这看上去就像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一种仪式，而我则怀着莫名的、有些让我感到困惑的喜悦加入到了其中。这倒不是因为我难过或是沮丧，只不过是因为我似乎早已遗忘了那种最原始、单纯的快乐感，也忘记了在短暂的人生中的转瞬即逝的喜乐究竟为何物（所有的一切都终将结束于今日、明日或是昨日）。有时，我迷失在巨大的城市中，很容易就会忘记其实每个街角都有它的美，如今的我，眼睛里只能看到狗屎、悲剧和敌意。我的意思不是说这里就没有狗屎、没有悲剧、没有敌意，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再去想这些事情：我是无所谓的，我可以忽视它们，像只鸵鸟那样避开它们，把头埋到当地产的大麻里去，这里的大麻不是我吸过的最棒的，但这招却还是管用的。

村里人坐到了我旁边，手里拿着瓶托尼雅啤酒，戴着黑黑的墨镜，咧着嘴笑着，还对日落美景评论了一番，他说最美的不是太阳也不是沙滩，而是那些在沙滩上跑着、跳着、叫着的姑娘们：他就像是一只置身于羚羊群身前的猎豹，眯着眼睛，一动不动，总是等在逆风处伺机而动。猎物移动了，我们的目光跟了上去，却下不了扑上去的决心。我把大麻卷烟递给黑人，他又开心地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深沉得就像海洋一样。

“最近怎么样啊？”他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一切正常，离家远行嘛，难免凌乱，却还说得过去。”

他透过墨镜盯着我看：“也就是说，和以前一样。”他又笑了起来。

“你呢？你发现镇子上有什么新玩意儿了吗？”

“没有，兄弟，我刚睡醒，直接就来这了，”他的声音里透着股担忧，“还是说说你吧，你发现啥新玩意儿了？”

“和你一样，刚睡醒，连饭也没吃。”我边说着，边把那瓶七年朗姆酒递给了他。

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专注于那转瞬即逝的时刻了。太阳在地平线上滑行着，翅膀与海面相摩擦，然后慢慢没入水中，一秒，又一秒，在世界的尽头死去。那一瞬间让观景的人们肃然起敬，只剩下一片静寂。当太阳最终完全消失之后，我问他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是加勒比人，我的家乡是一座肮脏的城市，天天尘土飞扬的，不过临海，大海很美，可是海水也时常会浑浊起来。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穷黑人：你还留在这干啥？你得赶快离开这，这是你唯一的自救方法。当然了，我来这倒也不是因为这里能赚很多钱，不过……”

“不过你至少是这个全是小白妞的村镇里唯一的黑人……”

“你小子是怎么知道的！”黑人又大笑了起来，边笑边喊着，“至少我在这还能糊得了口，是吧，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黑人走了，他去招呼镇子上新来的那些金发女孩了，新鲜出炉，鲜嫩无比。而我则起身朝着搁浅在沙滩上的一艘小船走去。船内有一名酒保正在调着饮品，而船外的左舷上加装了一个吧台，右舷处则有几个客人在喝酒，我在那几个客人中发现了古巴人，他正在比手画脚中，这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朋友，你最近跑到哪去了？”他问道。他那双向外凸出的眼睛闪闪发亮，头发被打理得根根竖立，衬衫却穿得歪歪扭扭的。

“一直在睡觉，你没多睡点觉吗？”

“我不睡，睡觉有啥用啊？”他说着，同时做了个用鼻子吸毒的动作。然后用一种接下来他要说的话都是真理的语气说道：“伙计，你那儿有没有一万美金？”

我看他的眼神肯定像是在看着一个变态疯子，好像他刚刚恬不知耻地提了类似于性骚扰的请求一样。

“你看我像是有一万美金的人吗？”

古巴人没有理会我的反问，继续说道：“伙计，你要是能搞到一万美金，我就能给你搞到一块公路后面的最棒的地皮。”

“我—没—有—一—万—美—金！你听不明白吗？”我恶狠狠地瞪着他，答道。

“不，伙计，你别这副模样，因为那边有一块地皮……”

我又瞪了他一眼，于是他闭上了嘴，似乎已经确信我是不会成为他的顾客的。

在一个位于海滩中央的小摊位上，一个DJ开始播放起了这边很多人喜欢的假热带雷鬼乐[17]，以此来活跃夜晚的气氛。如今这种音乐已经不会再让我心烦意乱了，我把胳膊肘撑在吧台上，面对着漆黑的海面，旁边放着瓶汽水。古巴人也还在，仍然不停地谈论着奶子、屁股和屄。

“那娘们儿真骚啊！”他激动地喊道。

可是那个女人压根没朝我们这边看，径直朝着一队年轻强壮的金发冲浪客走了过去。

“现在的竞争真是太激烈了。”古巴人一边嘟囔着，一边露出了厌烦的表情。

然后他又激动了起来，我随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那是一个个子不高、也不是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吸引力的金发女孩，不过那双眼睛却实在是太美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漂亮的眼睛。她的微笑在一瞬间填满了整个夜晚，当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时，我感觉自己因为甜蜜的恐惧和顺从而颤抖了起来。

“你吼。”她把“好”说成了“吼”，低着头站在我面前，满脸堆笑。

她的这几个简单的举动就让我头晕目眩了起来，仿佛她在释放着某种能量（而我，这个粗鄙的唯物主义者，已经被迷得神魂颠倒了）。也许把我迷倒的就是她那如蝴蝶般优雅的体态，也有可能是她微笑时眼神中释放出的浓情蜜意。总之她的全身都带着魔力，还透着股神秘感：就像是只幽暗海滩上的萤火虫，她灰色的眸子照亮了整个夜晚。

“你好。”我回答着，然后伸手把一个长凳拉到了她的身下。

她盯着我的眼睛又笑了一下，这一笑就令我乐得迷失在了久违的喜乐、水果的芬芳和廉价旅馆里摇摇欲坠的破床交织而成的回忆之中了。这时古巴人开口说起了英文，他俩聊到了一个我没有参加过的派对，我完全就插不上嘴。不过不要紧，我意乱情迷地听着她讲话，心里想着自己到底为何会对她一见钟情，这不就是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普通的金发女孩吗，她是长得不丑，但也说不上真的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我自己也想不清楚吸引我的到底是她这个人，还是说深藏在她的灵魂之中、附着在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是天使，是魔鬼，还是说更有可能是二者混合的产物。她现在正说着她男朋友的坏话，因为我也不认识她的男朋友，所以我决定从这场谈话中抽身出来，于是我拿起一个塑料杯子，沿着海滩开始漫步。后来我停下脚步，任由浪花轻轻拍打着我的双脚，我望着月亮在海水中的倒影，点燃了一支香烟。就在这时，她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

书本在欣赏着自己体内的爆炸，有些爆炸比其他的更凌厉，有的则很细微，有的更加细微但却也更痛，有时那些爆炸会让人想起一系列的高潮或是接连不断的呻吟。书本的纸页跳了起来，打开，关闭，就像是在沙漠中的狂风吹动下的房门一样，文字再次产生痉挛，自我编程仍未中断，而同时文字也在重新书写。它的本质是随机主义，这是支撑其发展的最重要的序列。这是它的本质，他想道，而数学是对它的验证，发明创造就是它的诠释学。尽管如此，这本书似乎依旧是难以领会的，它辞藻华丽，在有限的空间和纸浆制造的廉价纸张里显得无比巨大。曾经坚硬的封皮逐渐松弛了下来，最后除了一团由纸板、线和扭曲的皮革组成的不成样子的糊状物之外，什么都不剩了。书本对永恒丝毫不感兴趣，它无所不含，但就是不包括稳定、具体和绝对。

悲惨和自由毫无差别、密不可分：它俩就像情侣一般牵着手，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互相憎恨，同时各自忍受着自己的痛苦。悲惨和自由又像是连体姐妹，无论是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整体来看，不同和残缺都是它们的特点。它们虽说被迫连为一体，可归根到底还是两个个体：两极性是它们的天然特性，从这一点来看，它们依旧得算是两个个体。精神分裂症也是它们的天然特性：一个负责破坏，另一个负责创造，二者合一、二、一、二……分离使它们联合了起来，联合又使它们分离了开来。这种独一无二的、难以复制的、不可摧毁的结构的结合点就在这里。二重性是世间万物所共有的特性（令人欢愉的痛楚、条理有序的混乱、难以入眠的睡梦）：如果说这些成对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话，那么差异就等于相同，相同也就是差异，差异又意味着一致。所有一致的东西都有两面性：两面性既代表同义词又代表反义词，性别不也只有两种吗（雄性和雌性又分别有两种面貌），生存和死亡仔细想想也都是同一回事。所谓生存，就是永远想着死亡地活着，死亡成了生存的顶峰、是不存在接管存在的临界点。生命逝去之时就是死亡诞生之际，只不过活着的变成了死亡。一方活着，另一方则不活，不管怎么说，两者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两面性是单一性的绝对本质。

书本在解除配置，一次供电故障强制启动了碎片整理程序，于是资料开始重新排列，这只是为了让每一次的阅读都有不同的体验。演算法和磁盘碎片得到了重置：一行行的二进制编码重新排列成了无限，它的含义超越了书本本身、超越了人类、甚至超出了宇宙。可编程的修辞学解除了程序，既没有心怀愤恨，也不是心甘情愿，没什么道理，只是因为硅制品的天性使然（就书本本身而言，它是缺乏文化的）：在本能的驱使下，它选择重新对内部进行排列，就像是蛇换皮一样：这是一个隐喻，因为在这里蜕皮是在内部进行的：书本拔下自己内心中的最后一块表皮，把它吐出来，排出来，再吞回去，重复地进行着这样一个无法停止、不可理喻，甚至仔细想想还有些似真似幻的循环。在内部，一切都是表面；在表面，所有的都是黑暗和深渊。形式是事物最虚假的组成部分，而形式之外的东西却都缺乏定义：没有形式的内容只不过是不拘形式的形式主义，而不拘形式也就是缺乏结构性，它的结构就是缺失，就像是一本包含着不存在的内容的书，或者是一个既不包含书又不包含内容的存在。打开书本，内容就不翼而飞了，而纸张则会被空虚填满（虚假的无形内容）。谎言的虚假性从来都不是从绝对真实中衍生出来的：它的本质是更具体的东西，也是更抽象的东西。具体之物破成碎片，碎片又在抽象空间中飘浮，抽象却成了现实主义，而且可能是不魔幻的现实主义。现实以非物质的形态现身，物质则向幻想臣服。幻想灭绝，物质则在真实中死去。于是死亡就变成了纯粹的虚构。

注定没有结果的连续主义已经精疲力竭了，再也没什么连续性了，就像是某种可以再生，却不配再生的物事。没有结果成了生命的源泉，能量在让人筋疲力尽的企图中死去，疲惫反倒变成了无须等待的希望。总是去想那些没有人需要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他心想；没有需要，思想在永不停歇的连续性缺席中失去了活力，却仍留下了诸多尚未挖掘的现实。挖掘者们在思想的空洞中迷失了自我（他们自己从不思考），再把空洞用愚蠢和常见的地形填满，就像是一群来自大城市的外行人，驻扎在了满是毒物和嗜血野兽的丛林之中。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最终却死在了疑惑弥漫的深渊之中。他们对疑惑本身感到了疑惑，而疯狂就在最后一片尚待勘探的处女地前夺取了他们的感官，当最初的笃定消失于无形之时，他们坠到了深渊底部，置身于黑暗之内，隐入了阴暗的光芒之中。不够精确的瞬时黑暗使得沉默出现的时间明确了起来，于是他们狂叫，他们呐喊，他们嘶吼，他们发出神圣且不失人性的临终哀鸣，然后死去。沉默的物质化体现就是噪音；没有噪音，宁静就不复存在，没有宁静，喧闹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沉默也就成了一种荒诞又强势的虚构。纯粹性总是充满喧闹的：沾沾自喜却大汗淋漓的轰鸣声，是悲伤又盛大的平庸的极端体现，总是出于万事万物的中间部分（甚至是中间部分的中间部分），在互相排斥的极端之间摇摆，同时排斥所有虚无之物的中心，但却又不从中心逃离。因为中心点是生命的核心，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中心点的内部旋转。剩下的东西，那些不属于它的东西，那些属于轨道之外的东西，那些在空间内的东西，那些属于空虚的东西，那些扎根于既是空无又是万有的空间的东西，液体流出，把离心机握在手里，一份既没有日又没有月的日历，这日历压根就没法被用来计量生命的流逝，也无法测量扭曲的生命的比例，抑或是生命对于自身的倾向性（那是一种显露在外的内省）：于是生命只能自言自语，把内心所想大声说出来，满嘴脏话，在遗忘的沼泽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存在，于是生命遗忘了所有，甚至遗忘了生命。

书本进行了更新，系统并未崩溃，一切如故，又处处皆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世界不同，混乱不同，生命与死亡都大不相同，然而一切却又一模一样。书本中所写的是无法被书写之事，它译介着他人的垂死挣扎，却陷在了垂死挣扎的译介之中，它毫无条理地谱写着属于自己的秩序，混乱却瞬间主宰了一切，它把未来判给过去，再反向行之。现时在纸页之中生长，无可救药地重新排序：现时永远是总和，是时间的极权主义。总和，时间是必备的测量工具，是日常的独裁政权，是瞬时的贪婪，是永恒的瞬间。永恒即沉默（在黑暗中，在荒漠里，在深海内）：永恒是痛苦、孤独、力竭。永恒是无尽的悲剧；永恒不断被自己的尾巴缠绕，身子扭成了螺旋状，怀着进步的希望登月，然后停步不前。永恒是静止的，就如同时间一样—我们在时间内移动，而时间本身却生活在绝对静止之中，永远不能动，也不可动。不动性是永恒的一瞬，是一种短暂但剧烈的假象，未来和过去在现时之中缺席，所有的时间都失去了踪影，而现时则在与之相对的极权主义中现身。时间无论在或不在、无论是不是玩忽职守，它都控制着人类的生存。一旦时间被驱逐出境，人类便会裹足不前，既失去了前进的能力，也失去了后退的能力，然后陷入永恒的现时的沼泽之中，不断地进行垂死挣扎，没有时间，无法停顿……

***

“I saw you yesterday，就在这片沙滩上，smoking，那时候我就在想，who’s that guy？”她在我旁边说道。

她的话语回响在我的脑海中，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已经融化了，我很厌恶自己长久以来的邋遢样，也很讨厌那害得我语无伦次、说话如木乃伊般空洞乏味的口吃。后来我又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才回过神来。

“我也看见你了，”我厚着脸皮撒了个谎，“我当时就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了，是从天上降临到这片喧闹荒诞的沙滩上的。”

“噢，that’s so cute。”她边说着边用她那迷人的眼睛盯着我。为了换得她的注视，时不时恬不知耻地说说奉承话也是值得的。

“你在这儿待了很久了吗？”我这么问倒不是真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是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对话中断。

“六个月了吧，maybe更久。但是我很久之前就from墨西哥出发了，正在travelling。从墨西哥到here用了两年时间。旅途并非总是一帆风顺，but still……”

“我懂，我也是从那边过来的。”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nowhere, and no where。”我回答道。装出了一副比自己实际上更有趣的模样：实际上我是个很俗气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平庸，又是还会犯傻，说我愚蠢也未尝不可，至少在社交方面绝对是这样的。

“I'm from艾奥瓦州，but在科罗拉多州长大，and在犹他州married。”她说道。

“犹他州。”我重复了一遍。

“Yeah, but now unmarried。”她搔首弄姿地保证道。

月亮在天空中扭曲变形，我的内心也一样地在挣扎，区别只是我站在陆地上罢了。沙滩会让人想起无垠和无限，也会让人想起黑暗中的天堂。我没有说话，握住了她的手，而她也把手指和我的手指扣在了一起。黑夜中，地平线失去了踪影，而我们在某段时间内也迷失了自我。她默默地望着我，轻轻地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与其说这是个浪漫的吻，倒不如说更像是朋友之间的吻。我什么都没说，也没有要做什么的想法：黑夜漫漫，有着数不尽的时、分、秒，黑夜中间是一片空洞，是万籁静寂，还有那救赎万物的全能黑暗。

“你会在这儿待很长时间吗？”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问道。

“希望如此吧。”我对她说着，同时向她投去了仿佛要吞噬掉她一般的目光。

古巴人悄悄地走了过来，我和他对视的一刻他做了个表情，好像是在说“怎么，她已经是你的人了？”，而我则只是耸耸肩，表示我压根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于是他掏出了一根卷烟：里面卷着大麻和粉状“霹雳”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抽起来特别带劲，没有单吸时的那种刺鼻感，也不会让人感到焦虑或是情绪低落。

“I don't like crack。”美国妞边用力抽边说道。

“你也不喜欢大屌吗？”古巴人像个变态那样问道。

“大屌是什么？”她问道。

“就是weed。”我插嘴道。

“哦，yeah, I love大屌。”她回答道。古巴人和我相视一笑。

“那就让我俩带你去见识见识吧。”古巴人一边说着，一边用胳膊肘撞了一下我的肋部。

“Oh, you two guys要给me大屌？That’s lovely！”她给了我们两人每人一个吻，我们俩人一起笑了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毒品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在笑我们对她开的玩笑。

烟雾还未消散，古巴人就又点了一支烟，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在沙滩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谈这个，再聊聊那个，都是些虽说无趣，但是在任何一场谈话中都能让人打开话匣子的八卦和蠢事。在长夜中的某一个时刻，她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似乎是在闻着从我脖子上透出的雄性激素。也许是因为她闻到了，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胸膛上，这让我感觉自己已经化身成了一位游侠骑士，成了介于堂吉诃德和雷蒙德·钱德勒笔下人物之间的角色，既浪漫，又不羁。

尼加拉瓜大西洋沿岸，2010.12—墨西哥城，2013

克里斯托的来电
LA LLAMADA DE CRISTO

那天晚上克里斯托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他那儿有几瓶酒，还有几克可卡因，说让我去找他，就当是分别前最后的晚餐，还说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之类的话。我是个卖汽车零件的，总是挨个去每个城镇找代理商，我希望能把手里的中国零件装到美国车上去，说来也是个小本经营的生意。我和克里斯托是几天前在一家名唤“天堂”的酒馆里认识的，酒馆老板是一个叫阿拉的黑人，每天他的店里都会有七十二名新来的处女供顾客消遣取乐。我当时来到吧台，要了一瓶廉价烧酒，没过一会儿，克里斯托就坐到了我身边。

“你好，”他伸出了干瘦白嫩的手向我问好，“我叫克里斯托，你呢？”

“不，我才是克里斯托。”我心情很差，答道。这一整天我也没卖出去几个上海国际汽车用品厂[18]出产的汽化器，我身上仅剩的一点钱也被我用来买烧酒了。

“伙计，别摆出这么副臭脸，”他心平气和地说道，“来吧，我请你喝一杯。”他也不喝水了，也要了瓶烧酒。

他说他是个画家，是个艺术家，虽然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失业的泥瓦匠，然后他给我展示了几张印有他的画作的明信片，他当时正试着想把那画卖给城里的有钱人，不过仍未成功。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告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于是他说他会给我打电话请我吃饭的，后来在那个神圣的周五他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我很早就到了他家，大概八点钟，我们两人坐在客厅里，那里同时也是他的工作室。墙上挂着他的画，是些抽象的油画，上面还画了些动画人物（米老鼠拿着把手枪，头上的光环照得它的耳朵闪闪发光；高飞狗[19]裹着条汗巾，正在生气），地面上有涂料渍，看着也像是幅抽象画。

我们开了一瓶红葡萄酒，克里斯托还准备了一根大麻烟。他开始抱怨如今的艺术品市场，如今到处都是经济危机，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明显下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现在他只能卖出去一些没有太大价值的装饰画。我兴致勃勃地听着他的话，虽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可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挺喜欢他的画的。我们又喝了一杯，然后又卷了一根烟。他需要一个推销员（“一个商人”，他说道），所以他试图说服我接受这个职位。

“我确信，”他说道，“你肯定能干好卖艺术品这活的。”

我倒不像他那样确信，一方面因为我对此一窍不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所提到的经济危机，它对人们对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影响很大。我们正在讨论着这事儿的工夫，门铃响了。

克里斯托打开门，向他的两位信徒（他就是这么给我介绍那俩人的）问了好，性格平和的那位姑娘叫马格达莱娜，她的男友，那位同样讨喜的美国小伙，同时也是前海军陆战队员，说自己是个犹太人。他们已经在这片大陆上讲经布道了几个月了，不过却是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她准备了点吃的东西，没发酵的面包、山羊奶酪和几根新鲜的黄瓜，我则把可卡因排成了几列来配红酒。克里斯托还在讲着关于艺术的事情，而那个美国小伙由于不知该如何作答，只好把话题扯到了冲浪板上。我们后来又聊到了最近的几起学生骚乱事件和相应的镇压，而他，那位美国小伙，还谈到了突击步枪。再然后克里斯托说了些关于“美国佬”的高谈阔论，美国小伙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他说这种称呼和叫黑人为“黑鬼”、叫墨西哥裔美国人为“湿背人”[20]是同一种性质的，我们对此表示了认可。

我们又喝了两瓶酒，吸了几列可卡因还有几根大麻烟，然后我就起身告辞了，不是因为无聊，而是觉得有点累了。我朝气味难闻的旅店走去，那里离克里斯托家大概有两公里远，回旅店前我还在街角的酒吧略做停留，喝了杯啤酒，对我们刚才的谈话进行了一番回顾，当然不是对所有那些胡言乱语都进行回忆，不过我确实又考虑了一下当个艺术品推销员的提议。我仔细想了想，觉得那活应该赶不上我现在把中国零件配到美国车上的活好，只是确实该给我这生意换换招牌了。我又转而想到，我的这种生活似乎确实有点无聊啊。

我刚踏进旅店，手机就响了。

“伙计，是我，克里斯托。唉，我们这边起了点争执，我也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所以……”

“怎么回事啊？”我担心地问道。

“是那个美国小伙，伙计，他就像发疯了似的，冲过来就打我，真操蛋。”

“什么？你还好吧？”

“我没事，但是他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我现在在街上呐，伙计。”

“我马上回来，”我说道，“二十分钟。”

“不，你等一下，”克里斯托道，“我有车，你说你在哪，我去接你。”

五分钟后克里斯托在街角接到了我，我们一边商量着怎么把那个美国小伙从他家里搞出来，一边飞速开往城市另一头的犹太区，我们在那儿买了四克可卡因，野蛮粗暴地把它们丢进了车里。然后我们又回到我的那家旅店，取了一个展示用的曲柄，然后飞速驶向他的住处。

我们几脚就把门踹开了，美国小伙还没来得及开口说“Hello”，我就已经拿着曲柄开始打他了，边打还边冲他喊着“狗屎犹太佬”和其他一些咒骂的话。他的女友，马格达莱娜，抓挠着克里斯托的脸，还骂着娘，克里斯托忍不住了，扇了她一个大巴掌，直接就把她打昏在地了。美国小伙浑身流血，躺在地上，克里斯托开始折磨他了。他在小伙头上缠了好几圈带刺铁丝，就缠在额头上，然后用一根自己收藏起来的性爱玩具鞭子抽打他。事实上克里斯托和我都没有把美国小伙放走的意思，因此我们把他拖出了房子，抬上汽车，拉到了城郊靠近船闸的地方，我们找来两块大木板当十字架，像对待叛徒那样把小伙钉在了上面，我们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我们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美国小伙身边守了整整三天，不过一切徒劳，他并没有复活。

巴拿马，2011年8月

柯尔特22手枪
LA VEINTIDÓS

我醒来时心情并不好。昨天晚上的约会比其他几次约会还要无聊，晚饭还没吃完，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致。

“我就是那会儿决定把头发染掉的。”那个一头假红发的女人边摆弄着她的假发卷儿边说道。

我们把最后一杯酒喝下了肚，然后就起身朝她家的方向走去了。她略带疲惫地讲述着她在某个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工作是有多么无趣。我干的也不是啥让人热情澎湃的活；在一家银行的支行里工作，每天八小时，在一个小窗口后面数着别人的钱。我的男同事们和我一样乏味，而女同事们的状态则和她差不多，对，就和这个此时正在车子里跟我闲扯的女人一样。

“我最近的一次找刺激是和我们经理搞。其他同事都走了，就我俩留在办公室里，然后一直搞到他老婆打电话来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我把车停在了一栋中央大道上的灰色建筑物前。我敷衍地吻了她，抚摸着她那对松软的乳房，而她则把手放在了我那同样松软的老二上面。当时已经是半夜了，但是我说我不能留下来过夜，“明天我还得上班呐”，我撒了个谎。

“但是明天是周六。”她并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说了句“我这几天找时间给你打电话”，然后就把车开回了我那位于城市另一端的住所。我喝了杯加冰朗姆酒，在黑暗中四仰八叉地倒在沙发上，月光透过窗户射进屋中，远处飞速驶过的火车声久久不散。我想着自己在这样操蛋的工作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每天被人呼来喝去，未来除了一点微薄的退休金外别无可期。我满是厌恶地干笑了几声。

送报人敲击阳台门的声音吵醒了我，虽说这事每周六都会发生，可我还是有点不耐烦。后来我到厨房里煎了几个鸡蛋，烤了片面包，又倒了杯啤酒，照惯例翻看着报纸，实际上压根就没注意报纸上写了些什么。当天的头条是关于国家银行贪污案的。

我又打开了一罐啤酒，放了张热带音乐唱片，为了不把注意力放到跟银行有关的报道上，我开始看体育新闻。后来我又翻到了时政要闻，全都是些死啊伤啊的，让我想起了两年前的夏天发生的暴力事件，当时旁边街区的帮派成员把我们这个街区变成了战场。在那几个晚上，枪击声的腔调变幻莫测：震耳的、尖锐的、迅速而干涩的，还有些则是深沉而宁静的。没人敢在日落之后出门，就算是在白天人们也都是匆匆快走，见到熟人也只能远远地打个招呼。我们是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巡夜的，虽说没人说出来，但是我们其实都清楚那些人要搞掉我们简直易如反掌。

有些邻居在游击队冲突时期参过军，他们对这种事是有经验的，还有的人承认自己在家里藏了把手枪，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没人会说他们的做法不对。我记得银行有一个警卫曾经提到过他有一个侄子是做未注册的二手枪支买卖的，于是我决定向他求助。

“考虑到你的预算，而且你没有用枪经验，我推荐你用柯尔特22手枪：我可不想你打残自己一条腿，”他收住声，看了看我们，补充道，“我去跟我侄子谈，不过还是得你和他做交易。我不想掺和到这种事里去。我这身制服不允许我这么干。”

两天后他告诉我交易地点是市中心的一家酒吧。

“你今晚十点去，我侄子会提前到那儿等你。你别找错了人，他是个身高将近两米的黑人，喜欢戴一顶弗吉尼亚帽。你就说是我介绍过去的就行。”

我原本以为那会是一家阴暗沉寂的酒吧，里面肯定全都是些目露凶光、疑神疑鬼的家伙；不过让我吃惊的是那里实际上灯火通明、奢华吵闹，像其他时髦的聚会场所一样热闹。我毫不费力地在大厅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戴着弗吉尼亚帽的黑人。

他用复杂的眼神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笑了。

“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跟着电子乐的节拍喊道。

“你也和我想象中不一样。”我也笑着答道。之后我说他叔叔不能陪我来，他则说这样其实更好：

“我不喜欢穿制服的，哪怕是亲戚也不行。”

一个小时后我在家里把包袱打开。那是一把黑色的手枪，枪管挺长，轮廓分明，正适合我的手型。它让我想起了在某部电影中看到过的一个间谍所用的手枪。

我买柯尔特22时还是已婚状态。我老婆看见手枪时抿了抿嘴，她问我说是不是还是搬走更简单一点。我提醒她我们的存款不多了，赚得也少，我听见她嘟囔着说钱那么少还去买些没用的武器。我们一直争论到天亮，而那一夜我们这几个街区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她看我的眼神让我有点害怕，我对她说把灯关掉，然后就犹犹豫豫却又略带兴奋地第一次配着枪出了门。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又是枪声不断，我们也渐渐习惯了这种非常规的战争；射击，隐藏，反击。我已经能灵活使用柯尔特22了，这武器威力不大，不过噪音和后坐力也都很小。可是我越是把武器用得得心应手，我老婆就越对我的存在感到不安。我不止一次看到她满脸恐惧地盯着我。后来她就一直念叨着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然后就开始疏远我了。她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习惯了每天晚上都喝酒，巡夜之前要喝，回家之后也要喝。我们终于也打死了几个人。

一天清晨，我们依旧在做着那永无止境的巡夜活动，我们听到中国店门前有人正在斗殴。两个帮派正在火拼，我们小心翼翼地以半圆阵形围了过去，这些都是一位当过士官的邻居教给我们的。他们的装备虽然更精良，经验也更丰富，可是我们也有优势，首先是对地形很熟悉，其次是我们搞了次奇袭，再次我们是背水一战，我们得保护我们的女人和家产啊。我们熟悉我们的社区，我们飞速穿街走巷，占据了所有有利地形。我们这些邻里之间共享了阳台和屋顶，很快我们之中就有人像狙击手那样开始射击了，只是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要不是情势紧张的话，我们的情况还真是有点引人发笑：一群中年店员和坐办公室的人，守卫着一个除了安静之外再没什么优点的中产阶级邻居的财产。

那天早晨，在中国店前把他们包围之后，我们也表现得像是些帮派分子。我们没有固定阵地，总是从各个角落进行攻击。我们找墙壁当掩体，藏身其后，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射击，因为我们相信实践出真知，而且我们也很享受暴力所带来的快感。十五到二十分钟后，交火的激烈程度渐渐降了下去，街的另一头躺了好几具尸体，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谁。战斗结束后我们检查了尸体，我看到了尸体里有一个戴着弗吉尼亚帽的黑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

那场战斗成为折磨了邻里一个夏天的战争的收官之战。不过我的婚姻也算是完了。一个月后我老婆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了，她希望我不要拒绝。我们在法官面前见面时还互相打了招呼，谁也不恨谁。她坚持说我看上去气色不错。

“我已经一个月没喝酒了。”我这样说道，不过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已经对撒谎没什么感觉了。后来我说她在我心里还是全宇宙最美的女人，她脸红了。分别的时候我给了她一个飞吻。可是她的微笑并没有打动我。

我们再次相见已经是半年后了，是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吧里遇见的。我和一个嚼着口香糖的妓女一起进的酒吧，她貌似刚成年，我前妻则正和一位举止优雅的男士往外走，那人看上去岁数比我大点，他们好像过得很幸福。我们就像老朋友那样打了招呼，还互相介绍了自己身边的伴侣。街上停着一辆来接他们的银色跑车，她从车窗里向我投来了宽容的目光，在我俩还是夫妻时我一看到她的这种眼神就觉得烦。嚼口香糖的妓女问我那人是谁，我回答说你给我闭嘴。

有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已经跟那个男人订婚了，还问我是不是还在和那个女孩交往。我只是拿某个女人的薄嘴唇开了个玩笑以作回应，然后又祝她和她的新老公百年好合。我猜想那人的外貌仪表也许能够弥补她在和我的婚姻中留下的遗憾了。她就这样听我自言自语，我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端着酒杯。

我的心情越来越差。监管人还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现在的局势非常严峻。“周一他们就要开始辞退员工了。”他用四十年代电影里的黑手党的腔调警告道。我说这个世界真不公平，像我这种没地位没分量的人肯定是最先被辞退的，而他们只会把那些真正的贪污犯们调到其他支行或是其他岗位上，顶多再扣点钱，别的什么惩罚也不会有。老板也不会在乎我的情况，他只会提醒我说我只是个下属。他的这通电话让我的心情更差了。

我又打开一罐啤酒，把收音机调到了足球频道。国家队输了三个球，这消息莫名地使我又振奋了一点。我为裁判判给对方一粒点球而鼓掌叫好，对面打入第四球的时候我简直要乐死了。我很想给某个朋友打电话，和他聊聊这场球，再聊聊危机和天气，可是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和朋友们讲过话了。也许她是对的。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

电话再次响起时我以为又是监管人打来的，但是我一听到对面的声音，脸上就浮现出了一丝苦笑。我假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讲着电话，实际上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她问道，我知道她的关心也是装出来的。

“比昨天好，比明天差。”我在厨房里边准备着吃的，边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我读到了关于银行的那些消息，我在想那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

“不，我们支行是清清白白的，”我撒了谎，“像我这种员工连贪污一分钱的机会都没有。”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还是忍不住想给你打个电话。”

“放心吧，一切都好。”

厨房就是一场灾难。我找到一盒速食饭，把它塞进了微波炉。

“你和那个有钱人过得还好吧？”

她在回答之前先干咳了几声：“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出什么问题了吗？”

“不，不是，其实……我这几个月一直在想怎么告诉你……”

“什么啊？”

“我怀孕了。”她答道。

我沉默了大概一万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终于伪装出开心的腔调：“太棒了！你终于怀上了……”

“谢谢，我一直在想你会是什么反应。”

“这不正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嗯？”

“是啊！”

那句“是啊”让我如遭重击。

“我很高兴能和你分享这种喜悦。”她说道，就好像我已经说了我很喜悦了似的。

“你当然得和我分享啊！”我生气地回答道。

“你呢，最近好吗？交女朋友了吗？”

“好吧，你也是知道的，没有哪个是认真交往的。”

“我了解你。”她说道……

“孩子几个月啦？”

“半年了。”

“我很高兴你能在……孩子出生前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坐在唯一一道菜的跟前，打开最后一罐啤酒，喝了一大口。电视上所有的频道都在放着关于银行腐败案和资金分流的新闻。在桌子上，我的右手旁，柯尔特22已经装满了子弹，准备就绪。地上的行李箱里则装满了国家银行刚刚发行的新钞票。

巴拿马，2011年8月

2012年9月校对

怪咖们
LOS FRIKIS

那天晚上大雨倾盆，就好像上千组打击乐器在同时被人毫无规律地猛击着。也像是创世大洪水的续篇，要是这次有条大方舟的话，怕是半个国家的人都会挤上去来逃离此地的。“毕加索”的小套间如今就像是一个动物园或是巡回马戏团：“兔子”“公牛”“狗”“龙”“猴子”“蜘蛛”“鬣狗”“骆驼”和“山羊”都来了。“丑角”“印加军团”“疯子”“木墩”“壮汉”“尼姑”“醉汉”“跛子”和“独眼龙”也来了。那次聚会还请来了许多明星，像是米克·贾格尔、列侬、桑塔纳乐队、铁娘子乐队和Yes乐队，他们说乐坛的半边天都到了。农产品也齐聚一堂：“柚子”“香蕉”“木薯”“甘薯”“土豆”和“橘子”，此外还有家用电器和家居用品，“冰箱”“搅拌器”“双层床”“电灯泡”“咖啡壶”和“三合一清洗剂”。[21]

大厅的桌子上摆着半打波谷伊朗姆酒。两个音箱正尽它们最大的努力用音乐来遮盖住暴雨之声，几个怪咖随着歌声有节奏地摇摆着脑袋。作为主人的“毕加索”在人群中不停穿梭，在这边评论几句，又到那边谈谈那位键盘手的新专辑，再或者是紧跟在某位大师的身后。“毕加索”的母亲这天晚上没在家（她周末通常都不会在家的，她喜欢在周末去参加那些操蛋的女性主义者的聚会，“毕加索”毫不停顿地解释道），也因此聚会能在他家举行，除了他母亲的房间外，到处都是前来聚会的人，因为她的房间门早已被锁上了。“毕加索”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撒了泡尿，又借机吸了点毒，再用洗手池里的水把痕迹冲了个一干二净。然后他就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沿路的墙上贴满了唱片封面和他自己画的怪物画，但是他刚一进门就看到“鼻涕”正和“希腊女人”在他的床上乱搞，他立刻就火冒三丈了起来：“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呐！”

“你等一下，再等一下，伙计，我就要射了。”

“射你老母啊，混蛋！我自己还没爽够呢！你和你那老二休想从我身体里出来，你最好给我搞清楚，”“希腊女人”抓住“鼻涕”的头发喊道，“而你，‘毕加索’，赶快从这儿出去，你站在这儿我们都没法继续了。”

“毕加索”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房外并关上了门，他一看到“希腊女人”那对晶莹剔透的奶子，怒火就全消了：哎呀，“希腊女人”可真美啊，妈的。他想着那个混蛋正在享受着她的肉体，操蛋，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妈的，要是那家伙没办法让她爽的话，那就去吃屎吧，“毕加索”瞪大了眼睛想道。在厕所里那次是他今晚第二次吸毒了，他感觉自己开始要飘起来了。按照惯例，他带着轻微恶心的感觉喝着哈瓦那最劣质的烧酒。

“哎呀，伙计，这酒的味道就像是猫尿……”

“我也不晓得，”“麦克风”答道，“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喝猫尿时觉得猫尿甜甜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毕加索”友好地看着他：他和“麦克风”的关系一向很好，“麦克风”总是喜欢一脸正经地调侃所有的东西。就在这时“食人鱼”走了过来，他问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件事情：伙计们，他们要搞一块场地来办摇滚音乐会了。

“哟，这可是个大事。”一个年纪不到十三岁的棍子怪咖说道。

按这个类似共济会的社会中的黑话来看，“棍子怪咖”就是怪咖中等级最低的（类似于每一种职业里的学徒）。在一个崇尚百科全书式知识的教派中，记不住大师们的唱片信息（包括发行日期和内含歌曲）的人、区分不出知名歌手嗓音的人和听不懂金属乐歌词的人都是所谓的无知者，或者叫文盲，又或者叫未入门者……再或者就叫棍子怪咖。

那个棍子怪咖问他们有没有听过超级杀手乐队的新专辑《天堂之南》。“毕加索”和“麦克风”对视了一眼，有点惊讶棍子怪咖竟然问出这么个问题来，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辩证法-意识形态领域的热情洋溢的论战：

“哟，那张专辑可以说让鞭笞金属[22]更进一步了，”“毕加索”首先开了口，“戴夫·隆巴多[23]的鼓打得真是太棒了（想想那双鼓齐响，兄弟，还有那用舞蹈鞋创造出的氛围），再加上那用中提琴拉出来的让人心生躁动的即兴重复段（两个人一起哼唱起了那首歌的主旋律：塔拉-塔塔-塔啊啊啊-塔塔-塔拉塔塔塔啊），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金属乐的道路还远远没有走完。这点你可得搞清楚：那群家伙可真是天才……”

“话是没错，”“麦克风”有点犹豫，“但是《天堂之南》里却丢掉了很多东西，在《统治血统》那张专辑里他们做的速度金属[24]就很棒，绝对的速度，这张新专辑在这方面不仅没能更进一步，反而是不断倒退了。说真的，我还是喜欢速度金属，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能刺激我的肾上腺素……”

“好吧，你说得也对，但是现在这种音乐更丰富了，也更忧郁了。”

“但是不够暴力。而且听你这意思，就好像快节奏的音乐就不丰富似的。速度金属无可替代，兄弟。”

“好吧，但是咱们的生活里不只有快节奏啊，伙计，太多的速度金属会让你模糊掉鞭笞金属的概念的，这可不太妙啊。”

“没错，不过现在速度金属已经不再是鞭笞金属了，它已经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没啥不一样，兄弟，速度金属就是比鞭笞金属还要快的金属乐，其实杀手乐队在这张专辑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必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一个快一点一个慢一点，要是你把二者放到一起，那就又快又慢了嘛。对，混在一起，那都是一回事儿。”

“我不同意，上一张专辑的速度金属风格很明显，甚至在进行曲里也是如此，还会配上沙沙声，但是这张专辑里就只有鞭笞金属了，因为只剩下鞭笞金属而速度金属消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超级杀手乐队已经不再是速度金属之王了，这是事实，兄弟，你必须承认这一点。这就和地球是圆的、卡斯特罗是不会死的一样无可争议，所以咱们也得承认鞭笞金属就是鞭笞金属，速度金属就是速度金属，是不能混淆的……”“麦克风”很激动地说了这番话。

“食人鱼”眼看我们要把话谈死了，赶快解围道：“对，就在赌场旁边，他们要给摇滚音乐会搞块场地出来。”

“在赌场旁边？操他妈！但是那儿是大老黑的地盘啊……”“毕加索”瞥了一眼走近过来的“甘薯”，“甘薯”是个黑人，于是“毕加索”对他解释道：“无意冒犯，老兄，我那话可不是针对你。你现在言谈举止都已经是个白人了。但是，妈的，在赌场旁边！那些小气鬼会把我们杀了的。”

“那还不是最糟糕的，”米克·贾格尔说道，他的左手拿着杯酒，右手搂着个姑娘，“那里离萨帕塔街和C街也很近，条子们可能离我们就几步远。”

“如坐针毡！”有人喊道，“那咱们可真是如坐针毡了啊！”

“那地方什么时候对外开放？”棍子怪咖热情高涨地问道，我看他睁大了眼睛，而脑子可能已经被那操蛋的烧酒给灌坏了。

“下周五，”有人回答道，“‘宙斯’还要表演呢。”

***

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学校生活让他疲惫不堪（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是学校里的异类），而家里人更是让他心烦意乱（他们太纯粹了，太共产主义了，也太不完美了），保卫革命委员会[25]也对他的新造型很不满意，“他穿得就像是个反社会分子！”街区的女负责人对他那羞愧难当的父母这样喊道。不过不管怎样这些事并没有让他绝望，因为在学校里他也还混得下去（他成绩不错，没人能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学生），不过他确实在最近几个月里显露出了一些反社会倾向：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偏离主义吧—他喜欢音乐，但是帝国主义的那些时尚文化无疑是政治思想不正确的最典型的表现了；他还对掌权者不甚尊敬—他嘲弄老师、父母，甚至还有一天在公共场合用了不好的称呼来形容革命进程—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现在交的朋友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些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这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渣滓。

这个棍子怪咖叫塞莱多尼奥，他觉得自己这个名字太土了，他很不喜欢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用这个名字。因此当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会把铁娘子乐队的音乐声放到最大，然后抓起笤帚对着镜子模仿着音乐会的表演动作，同时还思考着自己应该起一个怎样的绰号。由于他崇拜洛夫克拉夫特[26]，他想过叫自己“克苏鲁”，但是他推测人们肯定很快就会把这个绰号改成“屁股”[27]，想到这他就感到有点泄气。他又想到为了纪念他终于成了一个坏小子—他很确信成为怪咖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坏人了—他得想一个非同寻常的绰号出来，最后他终于决定就叫塔纳托斯（这是他为了寻找灵感而翻看神话词[28]典的结果）。

“塔纳托斯？！伙计，你是从哪儿搞出来这么个名字的？听上去很操蛋啊……”

“是个希腊名字。”塞莱多尼奥说道。

“希腊名字？伙计，你不知道这里是古巴吗？希腊人发明了民主，而我们在这儿却只能吃屎。希腊人和我们半点关系都没有，兄弟！”

说话这人叫“政客”，是个大约十八岁的资深怪咖，他几乎被哈瓦那所有的学校都开除过，因为他总是组织一些他称之为“革命”的斗殴事件；最有名的是他在萨乌尔·德尔加多学校搞的长发游行活动。当时校方领导层对那些头发留得比正常男士发型要长的学生们下了最后通牒（警告说要把他们全部开除），并且说他们的决定是顺应革命事业的发展的，可是学生们对权威很不以为然，于是在学校正对着的公园里开始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高潮时，学生们集体理了发，不过却是把头发理得一块长一块短的，比他们留长发时还要更加荒唐。学生们要求得到留长发的权利，他们甚至说当年领导革命的不就是几个留着长发还不洗澡的男人吗（有人得出结论说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怪咖），最后，双方就头发的问题达成了一致，而唯一被开除的就是“政客”，因为他把学校的鸡舍搞了个乱七八糟。

“而且，伙计，你已经有了绰号了啊，你别告诉我你还不知道这事。”“政客”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

塞莱多尼奥真的被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想到自己已经引起怪咖们的注意了，他们竟然已经开始谈论自己了。“政客”猜到了他心中所想，突然继续说道：

“他们叫你‘铵’，”他看到小伙瞪大了眼睛，于是补充道，“实际上这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害臊，他们也不会这样叫你了，可是每次你都只会说：大家好，俺俺俺俺俺叫……这么看来，他们没给你安个别的更难听的绰号已经是你的福分了。好了，现在请你帮个忙，别再傻乎乎地到处说你叫什么塔纳托斯了，还说什么是个希腊名字。请允许我再提醒你一次，所有的希腊人都不是我们这个阵营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

塞莱多尼奥既高兴又失落：用死神的名字当绰号让他觉得更具有侵略性，更酷，而‘铵’这个名字总是会让他联想到管道清洁之类的东西。

“要不然还是叫我塞莱多尼奥……”

“听着，伙计，哎呀，”“政客”对他说道，“你得把这事想清楚。父母就是一坨屎。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唯一想做的就是要镇压我们……这是场阶级斗争，兄弟，就是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我们的父母是属于注定要压迫我们的那个社会阶级的，所以他们才给我们起了这么些名字，来嘲弄我们，让我们觉得丢脸。你没注意到当你妈妈在你身后喊着‘古梅辛迪托，小心点儿，别跌倒了’的时候，你连一点自尊都没有了吗，你还能尊重自己吗？”

“你叫古梅辛迪托？”塞莱多尼奥吃了一惊，问道。

“伙计，你没注意到我的主语用的是‘你’吗，妈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一个人的名字是被用来压迫你的，所以改名换姓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而且是具有高度破坏性的行为。”

“好，行吧，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叫‘铵’……”塞莱多尼奥答道，他现在已经不因为“政客”的反动言论而感到吃惊了。

那里有人说他是个敌对渗透分子，也有人说他就是为外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还有人说他老爸就是个反对派，说很多年前他看到那些警卫拿着棍子疯狂击打他老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疯狂起来了。

“伙计啊，没人说你必须要叫‘铵’，但是为了你好，你还是不要到处说‘我叫塔纳托斯’，太蠢啦。给自己起个体面点的名字行吗？叫‘魔鬼’，如果你喜欢的话，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得说服别人去这么叫你。说服他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小伙子；我们这儿有姓卡斯特罗的两兄弟，他们一个想叫‘死神’，另一个想叫‘青年勇士’，可是别人不同意啊，他们想管他们叫‘菲德尔’和‘劳尔’……你给我说说，伙计，什么样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儿子们起名叫菲德尔和劳尔啊，你说操不操蛋，这些父母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生活得更苦一些啊，兄弟……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这绝对不行。所以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绝对不能后退，同志……”

***

“泰山”像个疯子一样在后面追着一辆82路公交车。恼人的都市丛林围绕着他，没有任何一个交通信号灯来助他一臂之力。离下一个车站还有两百米，可是“泰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他的双腿在剧烈地抖动，每多跑一米，嗓子就更难受一分。一股热浪夹杂着汽车尾气喷到了他的身上：他控制不了自己的下肢了，撞到了一根灯柱上，结果又反弹跌倒在了一个黑水坑里，那正是这条大道的排水沟。路边满是人，此时都如过狂欢节一样大声嘲笑着他，有的还用手指对他指指点点的，说的话都很不友好，而一辆飞驰而过的拉达1600又溅了他一身的污水，这场意外事件也因此达到了高潮。

“泰山”怒火中烧，“泰山”大吼大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操你妈！你们笑个屁啊？！”他恶狠狠地盯着所有人，离他最近的几个吓了一跳，都后退了一步：“这是个疯子啊！”这是人们嘟囔得最多的话，而有些人的大笑声则充当了背景音乐。

“泰山”优雅地整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眯着眼睛站起了身子，从地上捡起了污渍斑斑的迷彩背包，同时不停地发出威胁似的哼叫声。人群很快又开始走动了起来，一方面是有点怕这个疯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事儿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当然还有一层原因是一辆配有三名警卫的警车不合时宜地出现了，车还没有完全停稳，就从上面下来了一个警察，他的音调深沉而严肃，问道：“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同志……”“泰山”一边拍打着裤子，一边开口说道，“我刚才跑着追一辆公交车，不小心跌倒了，而这群混蛋里没有一个人过来帮我，而且还……”

警察大笑着打断了他：“小伙子，你是嗑药了还是怎么着？”

“没有，没有，我嗑什么药啊……长官，我给您说了，我就是跌倒了而已。”

“把身份证拿出来。”警察换了副腔调，假装对这位嫌疑人的荒唐经历不感兴趣，而且故意提高了说话的音量。

“泰山”有点慌，不过他并没有抗议，他很清楚这些警察都没什么耐心，所以最好还是啥也别说，乖乖把证件拿出来就是了。

“好了，伙计。赶快从臭水沟里出来吧，换身衣服，快点。”警察仔仔细细地翻看了他那份三十多页的证件，然后这样说道。警察又等了大概十分钟，对讲机里传来声音说此人并没有犯罪前科。警车启动了，很快就消失在了大道尽头，“泰山”浑身酸痛，也迈步向防波堤走去。他确实闻到自己身上有屎味，但是更让他难受的是一股羞辱感。他的脸颊发烫，他确信自出生以来的十五年里自己从来都没有这样被人肆无忌惮地嘲笑过。操，在这个国家连警察都不懂得尊重别人，我们还得对他们毕恭毕敬的，他怒气冲冲地想道。

“啊呀，一身屎臭味，真恶心！”几个躲在门廊里的小孩子冲他喊道。

“滚一边儿去！你们这群娘娘腔！”“泰山”号叫着，几乎要完全爆发了。此时从一辆老旧雪佛兰汽车那散发着热气的引擎盖后面闪出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大汉，他自称是其中一个小孩的爸爸，他走过来抓着“泰山”的脖子，斥骂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冲我儿子喊叫！你听明白没有？混蛋！”

“泰山”本想点点头，可是抓着他喉咙的那几根粗大的手指让他无法如愿。他想说“听明白了”，也说不出来，他已经快窒息了。那个黑汉又猛摇了他一阵子，又冲着“泰山”那青紫色的脸咒骂了几句，然后才松开他，最后还警告他说：“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小子在这儿出现，我就把你阉了，你给大爷我记好了。”

“泰山”颤抖着走远了，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该喊叫还是该沉默，还是说该尽快回到家里。他选择了最后这个选项，当然啦，做出这一选择主要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不是说他惧怕那个黑汉。他当然不害怕啦，只有懦夫才会感到恐惧嘛，信奉丛林法则的“泰山”这样想道。话说回来，“泰山”所居住的那片区域的名字恰好就是“丛林”，里面住着许多个家庭，具体说来是在三十七个房间里住了大约两百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个房间住5.45人），那里的犯罪率要比整个哈瓦那的犯罪率还高。

距离“泰山”摆脱这片社区的威胁还有几百米的距离了。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行走着，在这热带黄昏之中隐匿着自己的身形；不过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身上那股混合着汗液味和屎尿味的恶臭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他那令人作呕的存在。

“哎哟，你是跟什么人干架了，还是怎么着，伙计？”一个躺在路边给自己灌着朗姆酒的老汉这样问道，“哎呀妈呀，太恶心了！”老汉夸张地说道。

“泰山”脸色一变，操起粗野的腔调回应道：“事实上这是你家那娘们儿的错，那头臭母猪怕是好几年没洗屁股了吧，你明白吗，老头子。”

醉老汉想要跟他斗嘴，可是舌头却在打结，急得他直翻白眼，最后无可奈何只能摇晃着走远了。“泰山”享受着胜利的喜悦，他把头仰得高高的，继续姿势难看地走起路来，不过脸上却挂着凯旋般的微笑。不过他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他才刚往前走了三十米，就遇见了一群十年级的小女生，她们一看到他就大笑了起来，还不停地发出尖锐而难懂的叫声，看上去她们很乐此不疲，她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喂，小伙子，你今天是真的走了‘狗屎运’了吗？”她们歇斯底里地笑着，“泰山”愣了一下，又羞又怒，脸也红了起来，回答道：

“啊哈！事实上唯一发生的事就是我的大屌干了你们的小嫩屄咯！”

女孩们又大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喊道：

“什么大屌啊，小伙子！你那就是个小老二罢了！”

其他人立刻随声附和道：

“啊呀，小老二！恶心的屎人！”她们肆无忌惮地笑着，“泰山”的心情很复杂，他只能飞速朝着下坡跑去，就好像身后有几个魔鬼在追他似的。妈的，伙计，他边跑边自言自语道：连小女孩也不尊重我。真他妈的忍无可忍啊！在这个国家谁也不尊重谁，妈的。

当他最终跑到下一个路口时他选择了右拐，他重新整理了一番自己的头发，然后继续慢吞吞地走着，甚至可以说走得很优雅。他有节奏地跳着前进，让头发随着跳动的步伐而摆动，他用余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然后时不时地吐一口痰。他想要忽略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恶臭，回到“丛林”后，他终于能肆无忌惮地继续放荡不羁了，就好像对于他“泰山”而言，浑身都散发着屎臭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

“毕加索”穿上袜子，然后把袜子扎紧，好把那条瘦裤子提上来。以前“毕加索”习惯在穿上牛仔裤后把裤脚缝起来，一旦缝好了，他就可以一个礼拜都不脱裤子了，只有在偶尔清洗下体和屁股的时候才会脱下一些来。后来因为在他唯一大概算得上是艳遇的经历中所发生的事情，他彻底改变了这个习惯。当时那个妓女对他说这太让人反胃了，要是他不把裤子全脱下来的话，她就不跟他干：“你就跟你奶奶干去吧！”，她顺道还加了这么一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虽说后来他没再跟妓女搞过，但是他洗澡的频率确实更勤了，这个又大又笨的家伙洗得非常认真，而且绝对不会连续穿同一双袜子超过三天。今天恰好该换袜子了，所以他能干干净净地去参加音乐会，他还希望能在那儿找到个伴儿呢。他又站在镜子前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着装。他确信自己的铜手镯看上去很赞，一大缕草黄色的头发遮住了他的那张立体而抽象的面孔的大部分：这样他们就不会想起来那位叫毕加索的画家了吧……

“毕加索”穿了一件印着麦格帝斯乐队图案的T恤，坐上了一辆把他载到广场附近的公交车，然后他又步行走了大约一公里，终于到达了“美洲庭院”，至少大家都是这样称呼那个地方的。在半路上他碰见了“底片”，他大概是全哈瓦那最穷的黑人了。他和他那已经半截身子入土的外婆住在一起，他妈妈因为卖淫被抓进牢子了（每次有人问起他妈妈的事，他总是会说“我妈妈一直在保护着人类最古老的传统……”）。从很小的时候“底片”在心理和道德方面就表现得有点反常（好吧，就是非常易怒），所以他白天必须到医院去，那里的人会给他适度地吸点毒，好让他不要老是搞破坏。不管怎么说，“底片”是个不错的家伙。

“最近怎么样啊，伙计？”“毕加索”很高兴见到“底片”，忙问道。

“没啥，兄弟，和平时一样，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悲惨境况嘛。就像总司令说的，缺衣少食让我们变得更好。”

“当然啦，不过那些婊子养的倒是吃得不错。”

“嗯嗯嗯嗯，我也不懂为什么吃上一顿上等牛排就会让我变得不庄重了，兄弟，可是我饿饿饿饿饿……”

“嘘，兄弟，伙计，你会把条子引来的，老兄，说话小声点……”

“哎！你们两个……”从阴影里传来了一个喊叫声。

“哎哟，‘政客’，跟你妈的屄去开这种玩笑吧，妈的。”“毕加索”怒气冲冲地抗议道。

“政客”大笑了起来，补充道：

“我敢说全哈瓦那的警察肯定都会去音乐会的……”

“只有哈瓦那的警察吗？”“底片”半开玩笑地问道。

他们来到咖啡厅，又遇见了几个怪咖团体的成员，这些成员的想法也和他们很相近。“香蕉”站在一个街角，手里依然拿着他的那台基辅牌相机，他从七十年代就开始用这台相机拍照了。他的身边还站着两个女孩，一个叫“叶塞尼亚”，另一个叫“尤尼斯蕾迪”，他们旁边还有个被人们称作“泰山”的小家伙。“政客”走到角落里和“香蕉”聊着，因为他一直认为和女人乱搞是在浪费时间（“政客”心情好时，会说那完全是浪费时间，最后还得她们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他心情不好时，甚至不会让她们从那些无用的破旧家具上下来）。“底片”和“毕加索”好像已经几个世纪都没见过女人了，所以他们决定再试着勾搭一下她们。

“哎哟，小伙子，你难道不知道你在我眼里又黑又穷又丑吗？”“叶塞尼亚”对“底片”说道，表现得就像个名门贵妇。

“你别假装高雅了，姑娘，我很了解你，你就是‘山丘’手底下的一个八婆。而且我告诉你，我知道‘海芋’和他的手下刚刚过去，我可不想玩他们玩剩下的。”“底片”回答她的口气无比自得，就好像事实上他并不缺钱似的。

“毕加索”就更不走运了，他面对的那个女孩连半点同情心都没有：她说他长得太丑了，去演恐怖片都不需要化妆。“尤尼斯蕾迪”连赔笑都不愿意，而是直击“毕加索”的要害（你长得就像阿毛里·佩雷斯[29]，不过是丑陋版的。女孩这样对他说道）。几分钟过去了，姑娘们离开了原地，不过却能听到她们那歇斯底里的笑声传来，后来“政客”说那种笑声是阶级叛徒的典型笑声：在内心深处，他肯定地说道，所有的女人都想要有个家，这使得她们根本不可能成为可靠的战友……

于是，“政客”又当着棍子怪咖的面，谈了涉及存在主义的那个问题，然后鼓励棍子怪咖再走近一点：

“小伙子，你听着，伙计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干啥啊。你得明白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你是可以和大人们站在一起的。过来，来吧。”他对棍子怪咖说道，就好像是在冲着一个紧张害怕的小动物说话似的。

这个棍子怪咖是个十三岁的小伙子，就和所有刚刚开始成为一个怪咖的孩子一样瘦削而质朴，两条瘦弱的胳膊在套衫袖子里面裹着。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新伙伴，他来自全新的绝望的年轻人团体：世代更替正朝着千禧年迈进。”“政客”以其惯有的精炼的修辞方式说道。“毕加索”觉得自己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年轻人，但是他并不确定。于是他只是低声打了个招呼，然后就问年轻人是不是一个鞭笞金属迷，还是说他更喜欢朋克之类的摇滚乐。

“啊呀，我是个怪咖，兄弟。我什么都喜欢。”

“你们听见他说的了吗？咱们不能把音乐类别分得那么清楚，”“政客”欢天喜地地喊道，“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必须承认我们正处在世代更替的时候……”

“闭嘴吧，婊子养的，咖啡馆里的伙计脸色可是不太好看啊。”

确实如此，柜台后面的那个家伙正在念叨着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是这副德性，于是怪咖们一起从咖啡馆走了出来。他们围在广场周围，开着玩笑，还朝着一个绿色的大桶吐口水。

“喂，‘政客’，”“毕加索”说道，“你没发觉用‘同志们’这个称呼很让人不舒服吗。伙计，共产党员才互称同志……”

“但是，兄弟，还提什么共产党员呢？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了好吧。现在这儿就只有‘海芋’和他的手下，伙计，我不知道共产党员都去哪了，不过我知道这里已经没人是共产党员了……”

“兄弟，你瞧，我不想和你讨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伙计。但是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员才用‘同志’称呼别人，而我不是共产党员……”

“你不是共产党员？”有个怪咖赶忙问道，看上去他好像吓了一跳。

“你说的这是什么鸟话！谁他妈的是共产党员啊，你快吃屎去吧！”

“哎，哎，你也别冲人家喊嘛，伙计，他是新人，还什么都不懂呢。”“政客”怒气冲冲地止住了他。他知道这些争论毫无意义，但还是没办法不去聊到它们，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棍子怪咖想要博取“毕加索”的欢心，于是指着他的T恤问道：

“这么说，你喜欢麦格帝斯乐队[30]？”

“伙计，麦格帝斯乐队要比金属乐队都好，这一点必须先说清楚。你得记得戴夫·马斯泰恩[31]先离开了金属乐队，然后才组建了麦格帝斯乐队。”其实他是因为吸毒而被赶走的，“政客”插嘴说道；从他离开金属乐队之后，“毕加索”继续说着，金属乐就迎来了一场大革命。你得知道，马斯泰恩是鞭笞金属的革新者，他也正是因此才离开金属乐队那些伪君子的，因为他们背叛了鞭笞金属……

“喂，伙计，”“政客”戳了戳他，“我觉得从内心深处来看，你应该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在这片即将举行音乐会的小场地里挤满了稀奇古怪的人们；人数大概有三百个左右，都是来看“宙斯”表演的。在那个用板子搭起来的小型舞台前面，三十来个脑袋正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晃着，这场演出有至少六家电视台做直播，到处都会无缘无故地冒出人来。许多小团体分布在这片场地中，蹦跳着，互相碰撞着。场地尽头有更多人，他们在聊着，传递着廉价酒精饮料。声音渐渐地好了起来（或者说耳朵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这场聚会就这样顺利进行着，没出现什么重大问题（那边有个姑娘和人发生了口角；还有个人跟另一个人吵了几句，后来被扇了几巴掌，但都不是什么大事）；事实上，谁也不知道所有的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很多人更喜欢站在场地外，不过其实隔开场地内外的也就只是一道铁网罢了，所以站在场地外听到的效果和在里面也没什么不同；既然如此，也就没必要非要在场地里挤来挤去了；所以很多人站到了外面。站在外面的人后来说忽然之间就来了六七个混混，他们目光凶狠，还拿着刀；于是怪咖们也抄起了铁链、棍棒，甚至是轮子。有人在“橘子”肩膀上砍了一刀，差点就把他的一条胳膊给砍下来了（说真的，那场面特像尸体乐队[32]的专辑封面）；“不完美之人”何塞利托立刻上去给了那人一棍子，扑灭了他的嚣张气焰。米克·贾格尔被人捅了肺部，“甘薯”差点用铁链把一个混混给勒死。骚乱不断升级，可是场地内的音乐会还在继续进行。场地内有人发现外面出现了骚乱，这人把此事告诉了另一人，这另一人又告诉了另一人。“壮汉”突然大吼一声，关掉了音乐，然后用尽力气大吼道：“进攻攻攻攻攻！”这一声吼就是进攻的号角，街道上瞬间就挤满了肾上腺素和睾丸激素爆棚的怪咖，而从另一个街角则涌出了大批赌场的混混，他们也都为了维护社区尊严而跃跃欲试。到处都是咒骂声、打斗声和屁股着地的声音。当然还有匕首、砍刀、棍棒和铁链碰撞发出的巨大声响。这是一场野战，有鲜血淋漓，有一场战斗所必备的一切要素。也有人到处跑来跑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像是发疯的鸡，又像是火烧屁股的鸭子。那里有白人、黑人、黑白混血人，都在竭力厮杀着：这场战斗与肤色无关，而是关系到某些更重要的事情：一帮是怪咖，另一帮是混混。

也就是在那时候，警察来了……

***

在萨帕塔街和C街交会处的一家酒店的大堂里正在上演一场革命。一个混混真的干了件很混的事情，他抓起一把大琴冲着一直占用着公用电话的警卫砸了下去；一个怪咖大叫着说自己的爸爸是位将军，可是三个警卫却继续殴打着他。而在酒店的接待室里，警察们正在盘问着“纳粹”。

“他们是怎么称呼你的？”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边做笔记边问道。

“‘纳粹’。”“纳粹”回答道。

“‘纳粹’，嗯？小伙子，你是个国家社会主义者还是啥？”

“不是，不是，别那么说，什么社不社会主义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是说社会主义万岁，警察同志……”

“你还说什么了？”

“我还说菲德尔也万岁……”

“啊，好的，”警察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你得知道，我们把你说的都记下来了，”警察说道，“不过呢，你得把你那绰号换一换，小伙子，我不知道你留意到没，你是个黑人啊，伙计。”

“感谢提醒，警察同志，”说完这话，“纳粹”又用极低极低的、低到警察绝对听不到的声音嘟囔了一句，“狗娘养的种族主义者……”

不过警察还是听见了他的话。啪！警察怒气冲冲地给了“纳粹”一巴掌，“纳粹”摇晃了几下，却又稳住了身子。另一个警察从上面抓住了“纳粹”的胳膊肘，把他往权作囚室的房间拖去，如今囚室里的战斗正达到了白热化阶段。警察们又把“疯子”往楼上带去，只不过他们一个没留神把手松开了，“疯子”撒腿就跑，他冲着一个大花瓶跑去，想着把花瓶举起来砸到离他最近的那个警察头上（很不幸，花瓶还留在原地，最后砸到那位警察头上的只是一棵带着一块土的植物）。

“混蛋！”那个被砸了一脸土的警察吼道，他还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办法睁开眼睛。

“疯子”借机在那警察的脖子上又打了好几下，不过“疯子”不会因此而惹祸上身的，因为他有精神病鉴定书，所以只要他一把鉴定书拿出来，警察就得放了他：原来“疯子”真的是个疯子……现在轮到“泰山”了，不幸的是来审讯他的恰好就是那天早晨检查他证件的警察，那人看他满脸淤青，头发被扯掉了不少，衣服也被撕烂了，于是问道：

“怎么回事，你后来又从公交车上摔下来了吗？”警察紧紧地盯着他，也不笑，也没有其他表情。“泰山”和他对视了一会儿，后来忍不住了，只好眨眨眼，嘟囔道：

“对，我又从公交车上掉下来了。”他边说着，边想着今天落到他身上的无数记重拳。当时三个警察把他从藏身的机器里拖了出来，还因为他在挣扎而打了他……

“听着，小伙子。我给你个建议，是为了你好，也为了革命好。你再别从公交车上掉下来了，你如果再掉下来，只怕我只能把你抓到局子里去了，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哦哦哦，您是在恐吓我咯……”“泰山”回答的声音很低，因为他不想引起警察过多的注意。

“哈哈哈，不，小伙子，一点儿都没有那个意思；革命是不会恐吓人的……我唯一想跟你说的就是你要小心一点儿，你不能永远不停地摔倒，因为总有一天你摔倒了就爬不起来了。这只是一个建议，这儿没人会去威胁你。你给我说，这里有人碰过你吗？有人打过你吗？有人对你做过什么吗？”

“没，没，没有，怎么会呢，我都跟您说过了：我这都是从公交车上摔下来摔的……”“泰山”慌忙答道，他的目光好像比平时更迷茫了，“这儿的人对我都挺好的，警察先生。”

凌晨两点的时候轮到小怪咖了，他没能及时逃走，就在他去观察形势的时候，警察们揪着他的脖子把他塞进了警车。此时警察们翻看了一下记录，其中一人坚定地问道：

“你是新来的吧，嗯？”棍子怪咖点了点头，没有开口说话，因为他的牙齿正在咯咯作响，就像是台电报机似的。

“你不打算回话吗？”

“对，我是新来的。”他生硬地答道。

“听着，小子，你爸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没做什么，只是来听了场音乐会，然后您们就来了，还把我抓到了这儿来。我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终归是做了些什么的，不然我的同事是不会把你抓来的。”

“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看了看……”

“哎哟，当然啦……”警察看了看他那未成年人证件上的信息，突然睁大眼睛问道：“小子，内政部的门加诺跟你是什么关系？”

“嗯，嗯……我是他儿子。”

“啊呀，小子！”警察高兴得叫了起来，“我现在就要给你爸打电话，告诉他你在这里！哈哈，小子，你看你这是闯了多大的祸哟。”他兴高采烈地抓起电话，开始拨号，而塞莱多尼奥·门加诺，也就是棍子怪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着，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这次真的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是早知道会这样的话……

***

“毕加索”“柚子”“山羊”“麦克风”“强盗”和“阿根廷女人”沿着步行道向下走，边走着边讲着各自的丰功伟绩：

“伙计，我可把那黑鬼好一顿揍啊，”“强盗”对着“山羊”自夸道，“我给了他一脚，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那个黑鬼脸都白了。”“强盗”继续讲着，甚至忘了自己也是个黑人。

“麦克风”其实是个印第安人。但是经过混血后他的面孔又带着些非洲特征；以前大家都叫他“印第安人”，后来发现他的非洲特征后大家就不再那么叫了。“柚子”的脸又白又圆，泛黄的头发衬得脸更圆了，除了圆这个特点，恐怕她面部仅有的能引起别人一点注意的就是雀斑和牙齿了。“毕加索”不属于任何种族，或者说在他身上很难辨识出种族的鲜明特征；不管怎么说，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他是白人。“山羊”其实是个挺漂亮的姑娘，尽管她的猜忌心很重；她是个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穆拉托女孩，头发发红，说话很粗俗，她的脑子里从来没有尊重别人的概念。“阿根廷女人”不是真正的阿根廷女人，而是从拉斯维亚斯来的—一个纯正的小黑妞；当时她交了一个在此地短居的阿根廷小男友，那人走之前给她留下了一大堆阿根廷T恤（这有点操蛋），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就只穿那些T恤了，所以大家就给她起了那么个绰号。

“哎哟，最精彩的还是那场撤退啊：‘军号’，你来下令撤退，不过他连第一声嘟嘟嘟都还没吹响，‘毕加索’就跑了，伙计，你跑得可真快啊，我的兄弟。”

“伙计，你不知道那群警察会把我打到毁容吗？”“毕加索”笑着说道，他的脸看上去更抽象了。

“山羊”则说她看到有个人和“小丑”扭打在一起，于是就上前踹了那人的蛋。

“我还抓烂了一个白人的脸。”

“唉，可惜了那几个音箱。”“阿根廷女人”动情地说道。

“大概还有几个人被抓了。”“麦克风”说道，他一路上话都不多。

“没错，”“柚子”拖长了尾音说道，“咱们应该去警察局探探风。”

“啊呀，太危险了，你这是送羊入虎口啊，并没有作用。太危险。”“强盗”坚持道。

“那我们就去卡利斯托医院看看，瞅瞅是不是有人正在他那儿治伤。”“柚子”也坚持说道。

“可是，姑娘，你现在怎么这么悲天悯人了？”

“咱们最好还是明天再去调查具体的情况。因为就算有人被抓了咱们也无能为力，条子们不可能因为咱们去求他们就把人放了；至于在医院的人，肯定都在接受治疗，所以咱们明天再去看望他们。”“麦克风”冷静地分析道。

“阿根廷女人”换了个话题，提议道：

“那就去我家吧。我家还有些喝的，咱们还能安心听一会儿音乐。”

“嗯，但是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吧？”

“有什么意见啊，伙计，只有我外婆跟我住在一起，她都聋了，什么都听不见了，绝对没问题。而且她还有帕金森，咱们还可以让她睡上一会儿。”

“啊，她不会发觉有问题吗？”

“她比朗姆酒的岁数还要大呢。咱们把她吃的药丸换成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其他药丸，然后……嘿嘿，她肯定发觉不了。”

“哎呀，伙计，我也想要个得了帕金森的外婆啊。”“毕加索”高兴地说道。

“嘘，别那么说，小子；你还得给她吃喝，给她擦屁股，还得干很多事情呢。”

“啊，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还是算了，妈的。谁他妈会给她擦屁股啊！”

他们停在了一栋颜色已辨识不清的大楼前，楼里的每个阳台上都架着晾衣绳，他们走了进去，里面又窄又暗。“阿根廷女人”住在八楼。电梯就像是得了哮喘，灯光昏暗，电梯门也关不严实。电梯以大约每分钟四米的速度上升着，走到五楼的时候电梯停了，因为有人想坐电梯下楼。

“你们是要下楼吗？”

“不，我们要上楼。”几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阿根廷女人”掏出了一个银色圆形门把柄，带着它走向她那位于厨房后面的小卧室。屋子很小，不过大家都挺满意，因为屋里很暗，而且到处都是金属乐的海报，再加上这天晚上很冷，屋子小了反倒暖和。除了“强盗”之外，所有人都躺在了床上，“强盗”抢过去一个坐垫，然后睡到了地上，“阿根廷女人”躺在录音机旁，这样会方便她操作机器。他们聊着音乐、梦想、电影，又聊回到音乐，再聊到性和毒品，然后又是电影和音乐，最后聊到了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伙计，”“麦克风”问道，“怎么会这样呢？骚乱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做了什么啊？”

“没什么，伙计，不过你很清楚那些混蛋并不喜欢摇滚，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兄弟。”“强盗”迷迷糊糊地回答道。

“不对，兄弟，严肃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麦克风”坚持问道，“那些混混一上来就掏出砍刀了……咱们对他们干啥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呢？”

“兄弟，那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得把地盘守住啊。”

“但是，咱们又不是去抢地盘的。”“阿根廷女人”说道。

“啊呀，你这姑娘啊，”“山羊”骂了一句，“那是因为你住在一个不错的社区，而且你还只是跟你那生病的外婆一起住。和我一起住的有一大堆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还有姐夫、妹夫、嫂子、弟媳……你压根就想象不到那场景。我们在家里都恨不得把自己吊到天花板上去睡觉，姑娘。你根本就不明白保护自己的地盘有多重要……”

“但是你说的地盘和那不是一回事啊！咱们又不是去抢他们什么的，就是去搞一场文化活动而已嘛。”“麦克风”接着说道。

“去他妈的文化活动吧。伙计，在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摇滚什么时候成了一种文化的？”“强盗”反驳道。

“伙计，我的话的重点是咱们去那儿不是为了挑事的。”

“当然不是。不过那里始终是他们的地盘，他们还是得保卫那里，”“山羊”重复着自己的话，“我理解他们，因为要是哪天我的地盘上也来了一大群怪咖的话，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的，伙计。”

“我不懂。”“麦克风”还是疑惑重重，在他的社区里，人们的行事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在他的社区就不一样呢？他自问道，然后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思索着答案：好吧，首先，本来我的社区里空闲的土地就不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我的社区里没有住在小破房子里的贫穷黑人（仅有的几个黑人都是给内政部干活的）；第三点，我的社区其实压根就不是一片社区，只不过是个住宅区，这可大不一样。他边想边笑。不过不管怎样那里还是有些让他觉得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想着如果他们想在那里找个地方开摇滚音乐会的话，那些衣着光鲜、令人尊敬的家伙们肯定立刻就会闹腾起来的，不出两分钟就会下达通告，提醒居民可能会有一群反社会的怪咖要入侵那里……“话虽如此，”他继续大声说道，“可是你们留意到警察没？你们有没有发现警察是直接冲着我们来的？对那些当地的混混他们甚至连碰都没碰一下……”

“妈的，警察又不是弱智，”“强盗”回答道，“出了场乱子，一群人拿着砍刀，另一群人没拿，他们当然是去抓那些没拿砍刀的人啊，这可事关生死啊，兄弟……”

***

“政客”和“底片”慢慢走着，手都揣在裤兜里，他们围着萨帕塔街和C街交会处的酒店转圈，却始终不敢走近。然后沿着卡洛·马努埃尔·德塞斯贝德斯街走到了主席大道，又走到了二十九街，接着又转到了B街，总之，就是在周围打转，想碰运气看是否能遇上哪个被释放出来的伙伴。天气很冷，他们很疲惫，可是却都很亢奋，压根就没法安心睡觉。“政客”长得很像吉米·亨德里克斯[33]，穿着牛仔喇叭裤，头发凌乱，额头上绑了个带子，衬衫敞开着，还配了件短小的马甲。“底片”长着一头黑卷发，不过看上去比“政客”的头发还要杂乱。他穿了条灰色工作裤，一双农村学校里穿的那种靴子，上身是一件白色棉衣，他在上面用黑笔画了个倒立的十字架。“低头，快。”

“‘底片’，你发现没，到目前为止被放出来的基本都是将军或是部长的亲戚，而且几乎都是白人。”

“和以前一样：他们总是给我说，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被抓是因为卖淫，还是穷，还是说单纯因为你是个黑人。”

“也可能是三个原因都有。”

“事实上，在这儿黑人和穷人仍然会被人嫌弃。我很清楚我应该做的就是把嘴闭紧，在这儿你只能这样，把意识形态和各种命令当粮食吃……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必须把悲惨生活和社会历史现实联系起来。”

“要是历史并不真实又该怎么说呢，要是悲惨生活无法和它联系起来呢？”

“你别跟我说这些玄了吧唧的东西，伙计，你会勾起我的雄辩欲望，然后我就会变成一个修正主义者。”

“底片”上到九年级就不再上学了，上政治基础知识课的时候，老师说尼采是“纳粹野蛮思想之父”，听到这话他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对，他大笑了起来，他实在忍不住啊：

“我能问问你是在笑什么吗，同志？”老师被吓了一大跳，然后怒气冲冲地问道。

“什么叫我在笑什么，老师，我在笑你刚刚说的那些蠢话啊，那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先生。就好像是把在古巴发生的所有操蛋的事情都归咎于大海一样……”

嗯，单是这几句话就已经足够让学校把他开除了。他们给他扣上了问题少年的帽子，把他送到了一所特殊学校去，那里的环境可真是糟糕透顶，到处都充满了暴力，“底片”在那儿什么都不敢做：虽说之前“底片”最做不到的就是保持沉默，可却是在那里认识到了真正的暴力是什么样子。尽管如此，他也受不了那里的氛围，没多久就离开了学校。不过他依然坚持到国家图书馆去，一个月去一次吧，他在那里摸索出了一整套复杂的偷书方法：怎么说呢，就像何塞·马蒂[34]说的那样，偷书不能算偷。

“兄弟，中央委员会里有几个黑人啊？”“政客”这样问道，看来是想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不知道啊，伙计，不过如果你发现仅有的几个黑人其实是白人往脸上抹了原油伪装出来的，你可千万别吃惊，以前电视上的动画片里不就有类似的桥段吗。”

他们转过一个街角，然后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跪在路中央，好像还在呕吐，于是两人停下脚步，后来慢慢认出了那人。

“兄弟，你看那个是不是‘泰山’啊？”

“喂，‘泰山’，是你吗，兄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泰山”还是跪在地上，迷迷糊糊地答道。

“底片”和“政客”跑向他，把他扶了起来，“泰山”此刻十分虚弱无力。

“啊呀，伙计，你是刚和孟加拉虎搏斗过还是怎么着？”

“开什么孟加拉虎的狗屁玩笑啊，伙计。”“泰山”忍受着胃痉挛，答道。

“冷静点，兄弟，”“政客”答道，“你住在哪儿啊？我们把你送回家吧，你冷静点，伙计……”

三人花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回到“丛林”，他们走得很慢，好让“泰山”能在路上不至于太难受（他就像是被一辆拖车撞了，然后又被拖行了至少三十米）。

“可是，兄弟，你为啥要反抗啊？”“政客”问道。

“什么妈逼的反抗，他们压根就没给我那个时间，伙计！在这儿没人尊重别人，哪怕是一丁点儿也没有！你看看他们把我弄成啥样了，伙计。”他从上到下指着自己的伤痕，事实上，他们真是把他打得连一块完整的皮肤都没有了……

“这都是列宁的错。”“政客”说道。

“跟列宁有他妈的什么关系，这儿根本就没什么鬼列宁！……”

“底片”插话道，“这里的混蛋就只知道搞怪咖，兄弟，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

“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小子？你不知道我是国家公务员吗？我生你就是让你对我做这种事的？哈！你告诉我，我在家里养了个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养了个反社会分子，一个反革命的娘娘腔怪咖，有你这么个儿子，你还让我怎么去工作！混蛋！我在家里养了个敌人啊，可是我都没办法让人把你枪毙掉，妈的！你知道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吗？你知道我给她说你和其他的反社会分子一起被警察抓起来时她是什么反应吗？哈，小子，你压根就不知道你摊上了什么事……这事可跟我无关，这是涉及革命的事情，太严重了，你们损害到了我们伟大革命的神圣原则和社会主义道德，你们在挑战革命伦理和这个国家的未来。你肯定不明白这些，但是你已经陷到了一摊烂泥里；这还只是个开始，我希望你能明白这点。那些人一开始会抽大烟，最后就会发展成背叛祖国。另外，你和那些小子是不一样的，他们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是一群肮脏的家伙，他们的道德是有缺陷的，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团结、什么是尊重；可你不一样，你是从良好家庭走出来的，你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你没有任何理由要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小子。你难道不知道那群人是毫无希望的吗？他们对古巴而言就是一坨屎！不是说革命忘记了他们，这一点你得给我听好了，而是他们忘记了革命。但是你不行！你不行，混蛋！革命一直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面前的敌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你们却在自己家里搞这些小把戏。那些摇滚乐之类的东西都是来腐化你们的，你得给我想清楚。那是敌人用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工具，他们想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在你们中间播下异端思想的种子。可是除此之外，小子，你还让我有了丢掉工作的危险。你明白吗？我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我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我该怎么办？妈的。在一个革命捍卫者的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反社会因素存在的。是革命给了我们一切，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走到革命的对立面；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家里出现一条蛀虫；我绝不允许你来嘲讽我、羞辱我。你听明白没有？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去碰跟摇滚乐沾边的东西，音乐会也不许去，更不许接触你那些反社会的朋友。去上学，放学后立刻回家，什么别的事也不许干。一直到你重生了、表现好了，你才能走出这个家门，听明白了吗？”

塞莱多尼奥，那个十三岁的棍子怪咖，此时正坐在他那穿着橄榄绿色制服的父亲身旁的椅子上，目光迷茫、神情严肃地听着父亲冗长的演说。塞莱多尼奥一直闭口不言，保持沉默，因为他很清楚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该做的就是保持专注、闭紧嘴巴，而此时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辩解……

是的，他必须保持沉默。

萨迪拉克，法国，2005年11月—马赛，2008年

33场革命
33 REVOLUCIONES

1

窗外，所有的东西都在移动着：纸般的树、玩具车、木屋、刍狗。一片泡沫在街道上翻滚着，留下了水、海藻和被摧毁的物件，直到下一波海浪袭来，街面上散落的又会变成其他的东西。有的东西风刮不走，却仍然被海浪冲得一干二净。只有楼房还能抵挡得住这种冲击。楼内走廊上满是一张张受到惊吓的面孔，人们在嘟囔着政府指令和其他了无新意的话（“同志们，我们要保持镇静：一切都会过去的。”）。所有人都同时开口说话（二十张跳针唱片同时响了起来）：人们都在用不同的词语说着同样意思的话，就像是在排队或是群众集会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着某种说话癖：一千二百万张跳针唱片不停地闲扯。整个国家都是一张跳针唱片（一切都在重复着：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每周、每月、每年亦是如此；声音在不断的重复中渐渐变得微弱，最后只剩下了某种对原声的含糊不清、无法辨识的记忆。音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沙哑且难以理解的细微声响）。一台变压器在远处爆炸了，城市陷入一片漆黑之中。这栋楼房是这片执意要轰然崩坏的宇宙中的一个黑洞。所有事物都停止了运作，但是也无所谓了。一直就都是无所谓的。就像是一张跳针唱片，不断重复地播放着……

2

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水管呜呜作响，这栋楼房就像是一架由许多家庭组成的管风琴。没有哪种音乐能和飓风的声响相媲美。它特点鲜明、独一无二、优美悦耳。在这间小公寓里，墙壁都是随便用什么颜色粉刷的，上面既没挂装饰品也没挂画像，屋子里的家具很少，木制电视机、俄国唱片机、老式收音机，还有一台挂在钉子上的相机。电话没有挂好，书本散落在地上。水从窗缝渗了进来，浸湿了墙面，把公寓变成了一个小水塘。烂泥，污垢，到处都是污垢。一张污渍斑斑的跳针唱片，成百上千万张污渍斑斑的跳针唱片，一辈子都是张污渍斑斑的跳针唱片。伴随着污垢以及时间的流逝，跳针唱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厨房里还有两罐炼乳、一罐玉米粽罐头和一包饼干。旁边还有一颗鸡蛋、一块面包、一瓶朗姆酒和两份发了霉的素菜。搅拌器被搁在了台面一角，平底锅依然放在灶台上（墙上都是油渍），五十年代生产的冰箱的门敞开着，已经断电了，里面空空如也。床摆放在卧室中央。卫生间又小又暗，还没有水。淋浴几乎从来没被用过，替代它的是水桶和水瓢。牙膏、体香剂、刮胡刀：镜子上的裂缝在照镜子的人脸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他走到阳台上，一阵强风扑面而来。无边无际的狂风暴雨中的无名氏，一个听天由命的人，一张不断重复的以生存与死亡为主题的跳针唱片。他面对着这世界末日般的景象，点燃了一支香烟。就像是一张跳针唱片，一次又一次地自问着为什么尽管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爆发，可是所有的一切看上去依旧像是静止不变的。楼房还在抵御着侵袭，这没错，但是其他东西却都湮没在了海浪经过后遗留下的海藻和毫无生机的物品之中了。最后，他微笑了起来：几天后海洋就能从它所患的热带病中痊愈过来，到时候那无限循环的日常生活就又会回来了，就像是一张跳针唱片，一切又将重归于乏味。

3

工作中的跳针唱片。办公室、领导人的照片、金属写字台、害他得了痔疮的椅子、又旧又笨重的打字机、被扔在一边的圆珠笔、泛黄的纸、印章、电话。主管出现了。下巴上的肥肉颤动起伏，他做了个动作来抚平身上的白色薄衫，又在说话之前清了清嗓子。接受命令的人的声音像是绵软的长笛，而下达命令的人的声音却如威严的长号。此时此刻也是如此。主管离开时狠摔了一下门，剩下他独自一人留在了办公室里，他显得比平时更黑、更瘦、更紧张，而且也更加卑微了一点。

电话响了，紧张而又瘦削的黑人犹犹豫豫地接起了电话。他听到线路那头传来的只不过是一阵杂音，听上去很遥远，就像是张跳针唱片，他挂了电话。他走到窗前，点燃了一支大众牌香烟。人生在他面前似乎是停滞不前了，但是这并没有吓到他。他心想实际上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一场潜在意义上的虚假的安宁。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苏联制机械手表：上午十点钟，可他已经不想再工作了。虽说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这份工作，可是现在他却真的已经厌倦它了（他立刻就在心中打了个括号，问自己这所谓的“现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在一个又一个傍晚回到自己的那间单身公寓，又在一个又一个清晨弃之而去。邻居们？不过是一堆无人问津的跳针唱片罢了。革命委员会？最好还是默默服从命令，时不时高喊一声“万岁！”，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事实上，谁都不会在乎谁。

4

午饭时间。食堂里满是技术人员和官僚，队伍长得让人想起了电影首映礼时的长队。饭菜确实便宜，不过量也少得可怜，但总好过没得吃，所以所有人都心怀感激。“今天是啥饭？”，还在排队的人问已经吃完出来的人，“还是昨天那些东西”，看上去这些作答的人吃得并不满意。当最终轮到他时，他懒洋洋地盯着军用餐盘：堆成圆形的炖菜、正方形装的米饭、摆成长方形的甘薯，水杯被摆放成了一个圆圈，餐具则堆在了一个槽子里。他十分钟就吃完了饭，然后就起身出去找烟抽了。正午阴影稀少，无法避暑，也无法消减这具有颓败结构和古老美态的丛林潮气。远处的大海若隐若现，但是今天柔和的海风压根就不见踪影。他对着天空嘟囔了几句牢骚话，在街角的杂货店前停下了脚步，一块告示牌上手写着几个字：香烟和咖啡售罄。

就像是张跳针唱片。他又嘟囔了一遍。

5

职责和意愿。他怀着这种矛盾的心理不断敲击着键盘，直到用逗号和句点把纸张打得千疮百孔才作罢。他想要一个人待在办公室、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再也不想被别人打扰。单调的生活可以以上千种形式表现出来，各有不同的表象。工作、广播、播音员、食物、休闲：我住在一张跳针唱片里，他想道，而且跳针的问题每天都会更加严重一点。重复使人昏昏欲睡，甚至连这种困倦慵懒的状态也不断重复了起来；有时唱针跳了一下，发出噼啪之声，节拍乱了，然后再次校正回来。总是能校正回来。

他听见门后传来了坚定的脚步声，他知道来者是谁。文件呢？我马上就交给您，他回答道。主管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面色阴沉，连鼻头都青筋暴露了，这个婊子养的。主管一边骂着他，一边注意着不去弄乱自己的发型（打了那么多发蜡，喷了那么多古龙水，脖子上还抹了那么多爽身粉，他心想）。他想让主管去吃屎，想要干他妈，想让主管倒一辈子大霉，可是此时他只能无节奏又无意义地把头从一边晃到另一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被主管责骂：

“认真听我讲话！”主子怒吼道，“你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听我讲话？”

6

工作日的尾声。在八个小时里，他检阅文件、签署通知书、盖章、写报告、复印、忍受着上司，还做了其他几件小活。如夏日与孤寂一般永无止境的八小时。毫无意义的八小时。不过今天发薪水，而这似乎给日常的虚无主义、逢场作戏式的贡献和服务中的胡言乱语都赋予了某种意义。

他闻了闻写着自己名字的黄色信封，数了数那几张彩色钞票，他心里很清楚，这些钞票的价值和我们现实生活的价值同样低廉。他还不想回家，更想去吃个冰激淋；他缓步行走着，看着一张张脸上挂着月底的微笑的跳针唱片从自己身前走过，他们都因为领到了工资而洋洋自得。城市里不再宁静：所有人同时开始讲话，甚至讲得比平时还多，男人们似雄蜂般发出蜂鸣，而女人们则如蜂后一般鸣叫回应。这里所有的女人都觉得自己是蜂后。他终于来到了冰激淋店，不过长长的队伍打消了他的念头。他继续向前走去（去看电影？还是算了）。他拐到了圣·拉撒路街上，然后钻进了一条小巷，泡到了街角的一间弥漫着男性尿骚味儿的酒吧里去：长长的吧台、肮脏的桌子、廉价的朗姆酒：再没什么别的东西了。没有人笑，也没人跟别人打招呼，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在一个角落里，和一年中的每一天或是所有的年头一样，有四个家伙正在玩着多米诺骨牌。千篇一律的一列双九骨牌，白底黑点，伴着喊叫声和咒骂声。每个玩家旁边都亘古不变地放着一杯朗姆酒；桌子中心的烟灰缸里倒插满了烟头。他心想，那就是民族文化的跳针唱片。在另一个角落，一个身穿多色合成纤维衣服的沉默寡言的女人一边翻看着前一天的报纸，一边喃喃自语着。四页纸，全都一样，语气毫无差别，一样的滔滔不绝，一样的谎话连篇，一样的狂躁暴怒。

那个女人絮絮叨叨地发着牢骚。

他坐在吧台前，叫了一杯朗姆酒，又点起一根香烟，自顾自地说着些漫无边际的话：整个宇宙都是一张跳针唱片，没有相对论，也没有什么量子力学，有的只是一条条声槽，这个由宇宙尘埃、工业油脂和日常原油构成的生活就是在那里流逝的，他这样想着。他喝了一大口酒，发出一阵喉音，心烦意乱却又满怀感激地耷拉着脑袋：

朗姆酒是这个民族的希望，他想道。

7

他离开酒吧时，月亮已高高挂在了天上，稀疏的月光从楼缝间洒了下来。他赶路时刻意避开小巷和角落。在大道上有一场音乐会，他随着非洲鼓和唢呐的节奏融入了人群中（人民，浪潮）。周围群情激昂，他却在孤寂中舞蹈着，内心同时不断自问着究竟何为归属感、何为团结。“难道陌生人之间的互相接触反倒成了一种真正的疏远吗？”总而言之，他心想，在这条充斥着情欲、平等和对人类团结的渴望的大道上全都是些满是偶然的、无名的、冷漠的相遇与散伙的跳针唱片（没有事先考虑，也没有精心算计，纯粹的夜间行为）。这里唯一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继续想道，就是派对、纵欲、阳具中心主义和性爱史诗（情色的唯物论）。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些惑人心智的演讲。性爱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具有历史意义的性关系，他又想道。

在那儿，在音乐中，大汗淋漓的肉体和一罐罐啤酒让他想起了自己那位性冷淡的前妻。那次婚姻没能持续很久：就像是一张充满抱怨和争吵的跳针唱片，于是关系只能逐渐恶化，最终无药可救。那次无性婚姻害得他阳痿，整天愁云惨淡，原本就日益贫乏的乐观精神愈发所剩无几了。一开始他还想妻子是因为害臊、腼腆，时间一长再加上彼此了解的深入肯定能消除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这样简单。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糟糕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两人除了一起吃午餐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亲密接触，性爱则更是彻底从两人的生活中消失了（爱抚、微笑和交流也是如此）。他终于在做了一场噩梦后决定离开她：他梦见自己厌倦了她，趁她熟睡之际把她捅死在了床上，房内的墙上溅得到处都是血。他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梦遗了，第二天早上很早他就离开了家，决心再也不回来了—也许几个月或是几年后，当二人怨气已消、不再争吵之时，他们会去办妥离婚的手续。

他买了一瓶兑过水的朗姆酒，边走边舞，就这样来到了防波堤，面对海浪坐了下来，看着海浪摆动，感受着浪打海堤所带来的晃动感。防波堤上尽是紧紧贴在一起的情侣和吵吵闹闹的小团体。他们和我一样孤独，他心想，古巴人民最喜爱的度日方式就是看着时间流逝。绝对不是浪费时间，因为浪费时间意味着时间是归我们所有的。岁月会留下印记，他继续想着，但时间却一直在逝去……

他又一次俯视大海，大口大口地喝起酒来。美丽却又肮脏、崩坏的城市在他身后；而在他面前的，则是那意味着失败的深渊。这绝非什么进退两难，更谈不上是自相矛盾，我们的的确确是被那深渊以及孤寂所定义与制约着。我们因为与世隔绝而战胜一切，又因为孤立无援而被他人击败，他想道。大海就是一堵高墙，它成了保卫我们的屏障，但也同时把我们囚禁了起来。这里无边无界；海水就是碉堡，是铁丝网，是战壕，也是路障和巡逻队。我们在孤独中做抗争，在重复中谋生存。

8

防波堤上渐渐人潮散去。夜已将尽，他也想要回家了。他沿着一条既没有车也没有人的大街走着，稀疏的树木和楼房好像是从路沿上硬生生长出来的一般。他听见背后传来了公交车的隆隆声，于是冲着下一个车站跑了过去。还差二百米的时候却突然被巡逻警察的喊叫声拦了下来。从警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他们注意到了他手里的酒瓶，要求他出示证件。

“身份证！”

“两位同志，”他抗议道，“我快要赶不上公交车了。”

“那我们可管不着了，”他们答道，“先出示证件再说。”

他掏出了身份证，还摸出了另外一个证件。警察微微一笑。他们核对了证件上的个人信息，最后为他们的行为道了歉：

“不好意思啦，同志。您是晓得的：一个黑人在黑夜里狂奔，终归非常可疑……”

9

醉意全无，公交车灯在远处闪烁，他愤怒得连浑身的黑色肌肤都变得苍白了起来。他想起了给他发放证件的那天（不是身份证，是另一个证件）：他无比自豪地露出了憨厚的笑容，有了一种进化成了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拯救世人的未来的一分子的独一无二感。但未来是由今日的劳力在昨日的基石之上搭建起来的。于是他明白了他想象中的未来不是、也终不会是未来实际的样子。

他边往家走，边像是在演奏乐曲一样骂骂咧咧个不停，最后终于回到了自家所在的楼房。他对着坏在了底层的电梯叹了一口气（真是张从来无法正常运转的跳针唱片），心不甘情不愿地爬了七层楼。公寓里，孤独赤裸裸地迎接着他，邀请他躺在自己身边。他独自一人高傲地躺到沙发上，还放了一张听到一半就会跳针、放出不连贯音乐的老唱片。后来，他关掉了唱机，走上阳台，开始面对着实际是大海的一片黑暗抽烟。

黎明也即将过去，警察夺去了他的睡意以及其他某种东西，某种他不会称之为自尊，更不用说是尊严，但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东西。他不喜欢别人来告诉他自己是个臭黑鬼（还用得着他们提醒我？他笑着自嘲道）。他站在阳台上，光着膀子，只穿了条内裤，想着这所有的一切压根就谈不上伟大和崇高。他做了一个试图拥抱整座城市的动作，又也许是想拥抱整个国家。可是一直以来，他总是沉迷于某种传说之中，加入所有的组织和代表团、聆听所有的演说、参与所有的游行、不断向这个国家作出种种承诺，一直高昂着头颅。

他是在大学生涯的最后几年开始发生变化的，尽管他无法确定明确的瞬间，也搞不清楚诱发这种变化的具体事由，可能记忆早已随着时间而淡去了吧，但总而言之事情的确是发生了，虽然他甚至连那种变化到底是什么也没搞清楚。

跳针了。他心想。

10

拿社会学的术语来定义的话，他的父亲可以说是个十足的乡巴佬；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迷人的都市少女，她受过教育，不过也只是为了能嫁个好人家，她还掌握了其他几项在社会上谋生的必备技能：说几句英语、弹几曲钢琴、炒几道小菜。不难理解在革命的漩涡中会发生这样的婚事：国家日新月异，许多藩篱轰然倒塌，也为许多在以前绝无可能或无法想象的男女情事扫清了障碍。父亲是在胜利进军哈瓦那的几个月前加入大胡子游击队的，而母亲当时则在她的全新的车子上售卖着七二六运动[35]债券。两人相识（严格地说来应该算作巧遇）于众多怒火与激情交融的群众大会中的一场，后来则又在不同的圈子里和集会上重逢，最终两人都意识到他们是同样的人，怀着同样的理想，而且都置身于同样一个计划之中，在这个计划里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差异性。后来，父亲投身到了土地改革事业中，而母亲则为基础工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家里几乎没有书籍，有的只有些政治宣传手册，说是供人阅读，倒不如说是为了体现家庭的政治正确性。至于音乐，一直以来则都是有一台收音机就够了。他的成绩不算优秀，但却算得上勤奋。他对文科没什么兴趣，理科的话除了数学也没什么擅长的。不过他在行为举止方面却无疑是个楷模，不管在多么无趣的爱国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学的是工科，学习工程学的某个专业，当时的他对文化、体育或是工作方面都缺乏兴趣：祖国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总是坚定不移地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尽心尽力地做所有的事，而且总是做得最好的那个人。他当过班长，也是学校以及好几个学区及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有人记得他曾经举报过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不是很坚定的同学。总而言之，他并不是个拔尖的学生，但却绝对是革命事业的优秀接班人。直到有一天，他开始阅读书籍了，最初是有些羞怯的，甚至带着某种敬畏感，就好像是自己正在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读着读着就上瘾了：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一只手抓着饼干，另一只手握着书本：

“起来干点正事！”父亲对此情此景毫不理解，时常这样喊叫。

但是母亲—不愧是母亲啊—则总是让父亲不要那样喊，还说也许孩子能成为个知识分子也说不定。

“知识分子？！”父亲咆哮了起来，因为他坚信艺术家（还有其他类似的人群）是这个国家的不幸。

父亲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几十年前，他曾经满怀热情地关注着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可他们看上去却更像是敌人的代言人。“跳梁小丑！”那些家伙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革命精神：

“你要是敢变成他们那样……绝对不行！”（母亲则在父亲身后打着手势：别理他，乖孩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在不知不觉中，他不带有任何目的性且毫无顺序地进行了大量阅读。他还在继续上学，不过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比周围环境广阔得多的私人宇宙。归根到底，那片宇宙让他更清晰地察觉到了现实生活的狭隘性，也使他开始畅想那片未知的天地：他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意识到跳针唱片那档子事的。

11

唱针卡进了一条声槽中，热带大道慢慢显出了身形，上面停满了苏联制造的轿车：乌拉尔（Ural）、伏尔加（Volgas）、莫斯科人（Moskovich）和波罗乃兹（Polskis）。里面，空调和满是精美商品的友谊商店；外面，炙热的路面、似有还无的微风和饥渴。里面，冰啤酒、舶来品和食物；外面，饥饿和死寂。两个世界、两种维度、两种宇宙在这里合二为一：两个祖国，两种死亡。他心想：跳针发出“啪”的一声响，跳了一下，落在了这里，落到了这个一切都被禁止，但所有事又都有人去做、去解决的地方。

“封锁？”他一边欣赏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外国货，一边纳闷着。那些商品的价格是这个国家普通居民无法支付得起的。接着他又吃了一惊，不是因为看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商品，而是因为想到了这商店外的世界中所缺乏的一切。

他感到自己有点宿醉，如同痉挛一般，他缓慢地伸出手臂，取了一瓶冰镇可口可乐：他立刻就打开了它，还用口哨吹着《战斗民族进行曲》，这样吹曲能让他从美学甚至是意识形态的角度享受到快感。他笑了，就像个趁四下无人偷偷干了坏事的孩子。

12

他不是独自一人去友谊商店的，而是和九楼的俄罗斯女人一起去，因为正是她在控制着楼内的黑市交易。因为她持有外国护照，所以可以合法持有外币，同时还能自由购买商品。离开时，他俩深情地道了别（她把他带进商店，而他则付给她一定的佣金）：父亲没能亲眼看到这些，他心想。父亲是在几年前去世的，当时有人发现父亲管理的农业公司里有许多资金凭空消失了，他们把这都怪到了父亲头上。

“挪用公款！”在审判的过程中人们这样说道。而一向正直单纯的父亲愤愤不平、怒发冲冠地为自己辩护着：

“去你妈的，谁敢说我是贼！操！”他声嘶力竭地吼着，吼得面红耳赤，最后吼坏了心脏。

“大面积心肌梗死。”医生说道。

葬礼当夜，他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心里想着父亲是因为天真才死的（作为告别，他说父亲虽然固执又愚昧，但却很正直，而且专注于理想。他边说着，边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摆出了醉酒后的哀伤笑容）。母亲经历了悲痛欲绝的几个月，那段时间里她只知道从家里晃到工作地，再从工作地晃回家，后来她就决定入籍西班牙（她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再然后就去了马德里，当然时不时地还会寄点小钱或是书本给他。

他不喜欢拎着购物袋上街，所以他一般都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背包里。实际上他也不会买太多东西：一点肉、米、蛋、油、面包、两三罐啤酒、一瓶朗姆酒、香烟、牙膏、体香剂、洗发水：都是些生活必需品（而且都是用配给券买的）：他的饭量不大，也没有太多的爱好；而且还在单位里吃午饭：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追求点什么呢？他自嘲似的想道。外表看上去，他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穿着俗气、长相普通、一双没精打采的眼睛。你也不过是又一张跳针唱片罢了，他喃喃自语道。

那么内在呢？

他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很害怕发现自己是个自恋癖患者，害怕发现自己实际上很享受这种不幸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操蛋的被诅咒的诗人，他想道（他在公交车站观察着人群，他发现他们的眼神和自己的一样空洞恍惚，然后开始沿着第五大道走去，他低下头，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

又是另外一张……

13

在他青年时期的某个时刻他曾经想过换专业，不学工程学了，改学哲学、文学或是历史，哪怕是社会科学也行，但是父亲的决断和价值观显然要比他自己的计划更有分量。父亲还在世时他害怕自己任性而为会把父亲活活吓死，而等到父亲过世了他又觉得自己该尊重父亲的意愿：这都是他的错，父亲是没错的。另一方面，他从来都没能进行写作—他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他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有理智、但又不安于现状的读者，其他别无所求。他在部里的工作很无趣，这更加诱使他投向阅读：他用报纸包着书来读，要是办公室里有人问他在读什么，他一律回答说是在读阿加莎·克里斯蒂（虽然实际上他是在读米兰·昆德拉）。

不过要说他在这几年里最大的发现是什么，那肯定是音乐—之前的他对音乐毫无概念；他的朋友们听什么他就听什么（和听廷巴[36]的人玩在一起就听廷巴；和听民谣的在一起就听民谣；和听爵士乐的混在一起就听爵士乐；和喜欢摇滚的在一起就听摇滚……以此类推。而他本人则不对任何音乐有特殊的兴趣）。他自己对音乐没什么偏好。那种声音的爆发对他而言毫无意义：有时候他也跳舞，但更多是出于社交本能或是配对练舞的需求，而并非是他本人能从中得到什么享受。总而言之，音乐对他而言曾经一文不值。

事情是在他和妻子分开后发生的：他决定到剧院去听一次交响乐。他并不为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而感到奇怪（可能只有一点点吧），因为别的选项在他看来只不过更糟—到体育场打棒球、去电影院看搞笑片、在家里看只有两个频道的电视—不了，谢谢。交响乐表演包括了罗尔丹[37]和布劳维尔[38]的作品。他第一次随着音乐进入了另一个梦想的世界之中。那些乐音—那些优美的和弦—使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体会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快感，比起灵魂的宁静，那种快感更像是一种神经机能病。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的体内始终保留着那种感觉；他忽然察觉到这就是他生命中所缺少的那种音乐。一段时间后，他已经有了一套数量不多、但井然有序的收藏：先锋派音乐、序列音乐、偶然音乐、数学音乐、现代音乐、极简音乐。他时常会质问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竟落得如此下场：爱上了和热带环境如此格格不入的音乐，再加上住在这么个地方……

14

他给自己倒了杯啤酒，打开了电视，把音量调得很低—只需要有点背景音就行了，那样他会觉得有东西在陪伴着自己—然后又将一盒埃德加·瓦雷兹的磁带调到了最大音。他走回到厨房里，给自己煎了块牛排，用配了油和大蒜的面包夹着肉，坐在小桌旁把它吞进了肚子里。吞下最后一口的时候，磁带也恰好放完最后一个音符。他抓起一本书来，想集中注意力读一读，但同时还要和酷暑进行抗争。他需要陪伴：自从和前妻分开之后，他就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带女人回家，至少她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晚上。他要求自己有健康的性生活规律，只是在非常必需时他才和女人做爱，例如在盯着天花板时突然想抽烟或找人说话的时候，而非只是单纯地想要射精的时候。这样更健康，他试图这样说服自己。他觉得五十岁上下、已婚的或是刚离婚的熟女对自己特别有吸引力。但是他绝对受不了老处女。她们太像妈妈了，他想道。

他是在婚姻危机的末期（那时他二十五岁）开始喜欢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最开始是出于好奇—病态的好奇心？—可后来就陷进去了。一切都源自一位女邻居，她的丈夫是名军人，在部队里待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多。他和女邻居是在一次执行革命委员会安保任务时相识的，然后两人就聊了起来，聊了几个小时，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题：猪肉分配延期啊，农产品市场里的食品种类匮乏啊之类的。总而言之他们最后在这栋满是长舌妇的楼里开始了一场秘密恋情（不过那些人的话充其量都只是些无关痛痒的闲言碎语，唯一危险的是她的丈夫，他心想，那家伙会毫不犹豫地一枪打爆我的蛋）。

他慢吞吞地爬起身子，上到九楼去找俄罗斯女人。她打开门，倚在门框上，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他的造访一般。夜慢慢逝去，他们十分了解彼此，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长时间的抽搐和呻吟中取乐。临近尾声之时，他猛吸了几口气，平躺在黑暗之中，躺在俄罗斯女人的裸背旁边，躺在她那对将床单与梦境搅得天翻地覆的丰臀旁边。他边抽着烟，边想着烟气正伴着汗水、性爱和热带主义[39]的香气歪歪扭扭地向天花板飘去，这时任何的比喻都是画蛇添足。

她睡着了，而他则趁机嗅着她的胴体（没有剃毛的腋窝下的气味灼烧着他的鼻腔、激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元）。他轻轻拉着她转过身子，让她的胸部冲着天花板，然后把鼻子埋到了她的阴部，从那金色阴毛茂密、代表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性器官中饱吸了独特的酸气。她在睡梦中露出了微笑，用俄语说了几句梦话（她大概已经在梦中回到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他继续平躺着，又吸了一支烟，放任自己融入愉悦与疲惫交织的跳针唱片的旋律之中。

15

警棍和靴子如雨点般击打到了他身上，打碎了宁静。他浑身颤抖，试图清醒过来。他赤裸着身子，目光中满是哀求，不停地在问自己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用最大的声音嘶喊着。他身子发热，几乎要燃烧起来了，他感到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因为恐惧而萎缩了起来。他向楼下冲去，下楼的过程很艰难，不停地磕碰在触感欠佳的平面上。辱骂、愤怒和癫狂围绕着他。他们踹得更猛了，猛得多。他此时哭了起来。他不想哭，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牙齿。他的牙齿很疼。在楼下，他被推搡着上了一辆新奔驰车，车辆随着人们殴打他的频率晃动着。

比利亚·玛丽斯塔监狱。他被一路拖行到了审讯室。一位颤抖着的医生检查后认为这个骨瘦如柴、浑身伤痕、和他一样正在颤抖的人的伤势并无大碍。两位官员走了进来，他们威胁他招出所有的事情。其中一个挥拳正中他的面部；另一位则骂了他娘，还叫他软蛋，然后又朝着他的胸骨狠狠捶了一拳。

“操你妈，说话啊！”两人异口同声地吼叫道。

16

他和两个不怎么正经的家伙被关在了同一间牢房里。他蜷缩在屋子的一角，流着鼻涕，尝试着去缓解痛楚。他抬起目光，发现另外俩人正微笑着盯着他看。

“你招了吗？”其中一个问道。

“招什么了？”

他已在崩溃的边缘。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抓到那里，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此时此刻，他能感受到的只有恐惧。比起被打、被骂、被侮辱，恐惧更能腐蚀、羞辱和刺痛一个人。有没有人看到他害怕、瘫软的样子并不重要：我自己就是这一切的目击者，他心想，此时对自己坚定的审视让他终于能稍微平静地喘几口气了。牢房里臭气熏天。狭窄、昏暗、到处都是像血凝固后留下的污迹。在接近屋顶处开了扇小窗户，中等身材的男人是压根够不到的，不过用来换气是够了。

他在一块如墓碑般寒冷坚硬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他无法安心闭目，他很害怕这样做。一大串扭曲变形的画面在天花板上浮现，让他想起了《发条橙》中的某些场景。三个体型健壮、身材矮小的警卫把他推出牢房，强迫他穿过无数条走廊。他们来到一个黑乎乎的房间里，那里仅有一盏灯，灯光还很微弱。屋子里已经有一个高阶官员（这点绝不会弄错）在等他了；他们把他摁坐到一把椅子上，他还没开口说话，一大厚册《资本论》就重重地砸到了他的左锁骨上：

“说吧！”那位要员在黑暗中命令道。

“说什么呢？”

“你知道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压根就不明白……”

警卫们对视了一眼，其中的一个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不识抬举”，另一个则把第二册《资本论》狠狠地扔了过来，书脊重重地砸到了他的脸上。鼻子流血了（鼻中膈碎裂）。疼痛难以忍受，泪水如溃堤般从紧闭的双目中迸出，这次他真的开始号啕大哭了。

也就在这时他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浑身大汗，依旧躺在俄罗斯女人身边，而她则正在用难以翻译的语言嘟哝着什么。

他飞速穿好了衣服。

飞奔回了现实之中……

17

早上8点。炎热和潮湿已经让人有些难以忍受了（温度让所有的测量仪器爆表，空气中弥漫着某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公交车向着人们最常去的屠宰场前进着（人们像是清晨的鱼，悬挂在公交车的门窗上，车厢里咸猪手层出不穷），最后停在了被禁锢在时间之中的两条大道的交会处。他很疲惫，向工作地点走去，确信自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不悦、萎靡、日复一日的沉寂—办公室和上周一模一样：没有惊喜，没有改变，也没有新鲜感。史诗告终，剩下的只不过是无趣、旷工和懒散（思想意识变化无常；没有反馈，只有跳针，唱针一跳，一切就变得不可理喻、难以理解、无法捉摸）。所有的事物都缺乏定义；肮脏的行径抹杀了最基本的形式（抢劫也成了合法行为）：敲诈使人们团结；衰败被伪装成了进步，哪怕如此唱片也依旧旋转着（唱针一卡，跳针，倒回重放）：混乱才是唯一的定局。

今日必定诸事不顺，他对此心知肚明。在像今天这种日子里，他觉得人生就像是一套无用的文学试题、一首实验性诗歌、一部关于毫无用处及毫无必要之事的著作。他走得很慢，死死地盯着地面，想一头跌入水沟里，被习俗习惯碾压致死。他点了支烟，吐一口烟雾，朝后看了看（目光穿透了时间的限制）。他想，总体而言，现实是个奇怪的地方，至少这里是如此。他心意已决，转过身去，朝反方向走去。他搭了一辆散发着煤油味儿的汽车，和其他六个陌生人挤在了一起。

他透过挡风玻璃看着跳针的世界飞逝而过，就像是一张包含了万事万物的跳针唱片（人们坐在台阶、门廊和阳台上呆呆地望着这座被光照得白亮无比的城市；到处是排队的人群，到处都破败不堪）。司机在不停地抱怨着：汽油啊，轮胎啊，备用零件啊（交通运输的语法，永恒移动的动词）。国会大楼：到处游走的摄影师、游客、离家出走的少年、穿着时尚的少女、无所事事的警察、沉溺于游手好闲的辩证法的成年人……

他又开始步行了。边走边听着人们的对话：

“打倒工会！”

“伙计，这里什么都可以买卖。”

“去吃屎吧你！”另一个人喊道。

“操你妈！死同性恋！”啊，吵起来了，“我告诉你，你是个十足的娘炮。”

“滚蛋吧，伙计。”人群骚动了起来（群情激昂）：一时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

“快跑吧，眼看着要打起来了……”

条子，巡逻警车。他来到了车站，问了问谁是排队队伍的最后一个人。人们站得到处都是—都是些无人聆听的跳针唱片（同时是些用于演讲的统计数据和账目）。然而，他们并不是多余的人，他想道，我才是多余的那个。

18

圣塔玛利亚，炙热的沙滩，穿着丁字裤和游泳短裤的跳针唱片们。他观察着一群内心交织着宿命论和忧虑、正在望向大海的年轻人（从这里望去，远方显得更远了）：精神分裂症在这张跳针唱片中是正常的—A面，B面—导向空无的混合体，两极现象。他卷起裤脚，光着脚走着（肩膀高耸，目光低垂）。整片沙滩没有一点阴影（海盐残渣的气味极为诱人），他的骨架左右摇摆，最后坐在了远离喧嚣的沙滩尽头。

他面冲大海抽着烟，心里想着在这里没什么东西能束缚他了—在那儿，坐在沙滩上，他问着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他的人生在以一种令人惊诧的（塔可夫斯基[40]式的）缓慢速度流逝着，之前所有的梦想都在现实中的无情竞争中化为了空无。要是他能从工作中感受到一丝快乐的话也还算好—不过连这点也做不到。他心想：我就是个小人物，还得不断忍受着比自己更平庸的上司们。倒也不是物质方面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需求很小：在这个星球上的随便什么地方他的生活方式都不会有很大差别。问题应该是出在现实和他本人的冲突上：惰性阻碍了他逃离这种停滞状态的脚步；这是一种把他禁锢在虚无之中的、虚假的进退维谷的窘境。

酷热罪大恶极—它熔化着神经元、煽动着暴力、使生殖力倍增。方圆数公里内都没有啤酒出售（也不卖水、麦芽酒，不卖任何能用古巴货币购买的商品）：什么都不属于我，他想道，而我又属于什么呢？（跳针唱片播个不停）。突然，从一旁冲出了一队年轻人，他们在路中央扛着一个介于制成品和破衣柜之间的奇怪物件（六七个人一起扛着它）；他们把它扔进了水里，接着纷纷跳了上去。这一举动引来了一大群好奇的围观群众：

“你们要走了？”

“我们他妈的要离开这鬼地方了。”

“直达美国！”

“一路顺风，勇士们。”

“伙计，带我一起走啊，做人得够意思才行……”

那个庞然大物奇迹般地浮在了水面上；大家在欢呼声中漂入了大海，用扫帚把儿划着水。一切都很简陋（筏子、船桨、船员、国家）。围观人群吵吵嚷嚷了起来（一些人笑着，另一些则显得有些担心），而他也刚刚走近了过来，既担心又嫉妒。他很吃惊周围竟然没有责骂声，例如“蛀虫！”，“叛徒！”之类的，压根没人对他们恶语相向。相反，围观的人们似乎也都成了这伟大航行的一员（热情是会传染的）。海浪冲击着本应是龙骨的部位，打得船筏摇摇晃晃，筏子上的六七张面孔笑得就像是刚拿到新玩具的孩子。他们不可能到得了美国，他心想。他看着船筏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了波涛之中。

19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围观的人群依旧待在原地，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把自己看到的经过给那些新来的人们讲（都是些苍蝇，他想着，绕着那张臭狗屎跳针唱片打转）。他挑了这么一个角落本来是看中了它的幽静，可忽然之间这份幽静就被尘世喧嚣打破了。总会有那么些疯子搭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筏子冲向大海，想不到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竟也发生了这种事。他自忖是不是过于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了，搞得自己都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了，还是说那些事发生得太快了，而他因为陷在了狗屎般的形而上学中而没有捕捉到这些信息。好像他的记忆也已经臣服于那张主宰着人生命运的跳针唱片了：选择性记忆，兔子般的记忆，澄澈、正确、蒸馏出了杂质的记忆。

他踏上了返程之路。走进公寓，脱掉衬衫（放了盘穆索尔斯基[41]的录音带），然后给办公室打去了电话，编造了某个没去上班的理由。主管安慰他说：

“没关系，小子，但是你可得去看医生啊。”他从来都没有旷过工（尽管他很讨厌工作），因此他没去上班让主管有些担心，“你确定没生病吗？”

“没有，同志，只不过是……小问题罢了。”

他挂了电话：朗姆酒，香烟，沙发。他随手抓起一本书，随便翻到某一页、某个段落、某一行，就从那开始了他心不在焉的阅读。

日常生活的跳针唱片凌驾于历史和，当然了，任何对未来的幻想之上（唯一真正重要的就是当下）：其他的都只不过是臆想。他把自己关在了浴室里，脑子里想着俄罗斯女人（趁着现在有水，能不紧不慢地冲澡），他把精液射了一墙（腿都软了）。他用一条破旧毛巾擦干了身子，然后拉了大便：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人了。

20

他从睡梦中醒来，左眼被阳光照得很难受，吊扇在两侧鼓膜处嗡嗡作响，酷暑造成的分泌物浸湿了床单和枕头。他没过多考虑，就给自己的一位医生朋友打去了电话，让他给他开一份就医证明（他们约在了一个儿童乐园见面）；他拿起相机和几卷旧胶卷，然后出了门。他沿着防波堤走到了尽头（穿过了第五大道的隧道），然后坐下，等待着。他在等什么？等着那张避无可避的跳针唱片开始播放。

一小时后，一群青年靠近了海岸，他们的手里拿着木板、绳索和空桶。在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已经组装好了一个尺寸有限的漂浮装置（他们把一根管子改造成了桅杆，而船帆则是几张床单）。船员们的补给就只有几加仑的水和几罐饼干。青年们准备筏子时，他一直在拍照，直到他们中的一个（顶多十七岁）走了过来，用社区里常听到的极为无礼的口气打断了他：

“伙计，你是警察还是说你这人有毛病？”

“不，不，不，我算哪门子警察，伙计，别瞎想。”

“看着像，我瞧你在这拍个不停，伙计。”

“我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见证者……”

那人像是看一位高深莫测的诗人那样盯着他：

“我看你就是个可恶的告密者，你搞清楚点。”说完就转身走开了，只留下他独自拿着相机站在原地，连骂一句“干你娘”的机会都没留给他。

21

他拍完第一卷胶卷时，那个漂浮装置已经载着那群厌倦了一切的青年漂远了，如今已经没什么能阻挡他们了。筏子朝着海峡前进的时候，他又走上了回家的路（拖着双腿），他问自己未来之梦到底是什么时候停泊在了过去的：所有那些想象出来的东西都被我们留在身后了—他想道—而这会儿又都回来了（那些都是旧制度[42]的缺陷，只不过却发生在了当下），就像是颗脱离了螺纹的螺母，又像是一张跳了针的唱片，总是在原地打转。

一切都是暴力，他继续想着：人们心中的弦已经绷紧到了极限，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哪怕再轻微，也会引起犯罪。饥饿就是食粮，绝望成了唯一的希望，他想道。他走到儿童乐园（对面是家剧院），在那儿找见了他的那位老朋友。他们坐在一个已经枯竭了的喷泉的边缘，医生递给他一张就医证明，凭着这就可以再摆脱几天工作了。他们两人一起抽起烟来，边抽边看着孩子们跑来跑去，然后一起回忆着童年时光，回忆着一起玩安全部门特工角色扮演游戏的日子：

“我得走了，”医生说道，“一切都结束了。”

“我懂，”他答道，“我懂……”

他们拥抱着道了别，心里都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都知道这是一次永别。他回到家，躺在沙发上，感到无比疲惫，连思考的意愿都没了。他感觉自己变老了，又瘦又脏，还很迷茫—从昨天起，到底什么变了？他又一次问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受尽折磨的唯美主义者，但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一方面，和其他任何一个活在这张跳针唱片中的人一样，他全心全意地生活在这场史诗之中，这里满是贫穷，但却有庄重的尊严；这里视牺牲小我为生活方式、视艰苦抗争为超越之道；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比痛苦，他不明白为什么贫穷也能成为一件艺术品，或是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22

太阳缓缓落下，盛夏之中的哈瓦那炎热如微型地狱：如海洋般巨大的昏睡感支配着芸芸众生。他打着瞌睡，任由自己被鲨鱼和尸体组成的画面牵引着；他梦见自己把注押在了8号（亡者）和10号（大鱼）上，最后赢得了一趟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旅行。他醒来时已是满身大汗。已经九点钟了，他是从四周成千上万台电视机在同时以最大音量播放着肥皂剧这一点上判断出来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整座城市都陷入瘫痪，人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些无关痛痒的情爱与故事之中了）。他拖着步子来到浴室，冲了冲水，这种对抗炎热的方法收效甚微。冲完澡后，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份清爽的便餐，吃完后就把夜晚剩下的时间用来看了一部科幻电影。他就睡在了沙发上，电视机没关，阳台的门也开着，夏日的微风为他的长梦注入了一丝甜意。

23

六点半时他醒了。他泡了杯浓咖啡，不加糖，在阳台上一边望着大海，一边把它喝了下去。他下楼去了面包店，人们早已站在店内，边抱怨着边等待着拿到自己当日的配给。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公寓，觉得自己有着某种特权，他不像那些人一样，只能靠工资和配给过活，他还有母亲寄来的美元可用，那些钱足够他去买一些奢侈品：黄油、酸奶、牛奶，这些食物对于他的很多邻居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

他大口大口地吞下了早餐，一边听着电台里的整点广播，一边抽起了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读了一本俄罗斯小说。他的心情很好，睡得也不错（尽管沙发很不舒服），而且还多了好几天的休息日，可以和假期并到一起。广播消息没有任何新鲜感（没有哪一条是昨天没听过的，也没有哪一条是上一周或是上个月没听过的），他慢慢对播音员口中那些千篇一律的报道失去了兴趣。而相反的是，小说的每一页都吸引着他，使他完全沉浸在了书中的那位平常的小人物的悲剧之中，那个人物离他很远，那么远，可最后却又让他觉得近在咫尺。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准备了一份简单的午餐，因为急着看小说，他匆匆几口就把饭吃完了。他洗了碗、刷了锅，就在这时听到走廊上传来了一阵声响—一开始他没有理睬，因为想着是哪家人的私事，可是后来他却逐渐发现外面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大事。又传来了新的声响，人们互相询问着，也有人在做着答复（他听到有人说“死了很多人”，好了，这下确定无疑了）。

“怎么了？”他朝走廊探出身子问道。走廊上此时正有五六个人在议论个不停。

“我侄子，”一位八旬老妇开口讲道，“他在港口工作，刚才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几个人劫持了一艘船。”

“劫了一艘船？”他吃了一惊，问道。

“对，没错，那些在港口作业的船里的一艘，”是艘拖轮，有人补充道，“他们劫持了它，想开着它离开这个国家，不过好像一出港口就沉了。”

“是被击沉的！”另一个以喜欢夸大其词闻名的邻居喊道。

“怎么会是被击沉的呢，明明是自己沉的！”另一个同志紧盯着那位邻居反驳道（这时响起了一阵很大的嘲笑声）。

“不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昨晚，也可能是清晨，我不太清楚。”

“我整个早晨都在听广播，广播里可什么都没说啊。”

“我的天，船就是他们给打沉的，广播里报个屁啊？！”爱夸张的邻居坚持道（那位同志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有人员伤亡吗？”他问道。

“好像死了不少人，但是我侄子也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他说他要是有了更多情报会再给我打电话的。”

“这肯定是敌人在设计陷害！”那位爱国心爆棚的同志高声喊道。

“没错！只不过你所谓的敌人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人……”

这时另一位邻居换上了一整套制服走了出来，于是争论也就随之停止了（那位邻居一脸严肃，腰上还别着枪），急急忙忙地从人群旁穿了过去。

“这么说事情是真的咯？”人们问他道。

“我只知道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发生了某件大事，让我尽快赶回部队报到，”他顿了一下，“但是我可不喜欢这样。”他边说着，身形已被楼梯完全遮住了。

他又返回到公寓里，抓紧时间穿上鞋，给相机换了胶卷，然后出了门，街上的阳光感觉比往常更加炙热。他朝着海湾的方向前进，仔细地观察着—尽管装出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观察着聚集在街角的、排着队的和围在防波堤上的人群。表面看上去，日常生活的跳针唱片一如往日，像每天一样在循环播放着；可实际上，有些东西已经在移动、错位、断裂了。

他来到了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区域，进入了港口里。那里有许多警卫（公共场所的装饰品）：他无法靠近。一个警卫拦住了他，用既威严又礼貌的语气对他说，请滚开吧，同志。他拍了几张照。一小群人在比画着，先是指着古城堡的方向，然后又指了指大海。他靠近了一些，听到其中一个人说：

“是真的，同志，昨晚我正在这跟我马子搞呢，我都看见了，伙计。”

24

他停在了八旬老妇的门前，迟疑了一会儿。他还没按门铃，她已经把门打开了，因为她总是在观察着走廊里的一举一动（就喜欢在邻里间说长道短，无疑有很多都是在胡言乱语，所谓的长舌妇就是指她这种人）。

“呃……我是想问问您侄子那儿是不是有什么新消息……您知道的，就是港口那事儿。”

八旬老妇向左右两旁张望了几眼，活像是蹩脚间谍片中的场景，然后如密谋般喃喃道：

“还是进来说话吧。”

老妇的家就像是个废品博物馆：俄罗斯套娃、圣像、不太美观的中国饰品，他想道。他坐到了一张套着透明尼龙布、堆满了坐垫和塑料玩偶的红色沙发上。厨房还是五十年代的风格：冰箱和储物架，既贴了纸板，又镀了瓷釉，边边角角弯曲不平，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这些物件所占的比例有点过于不协调了。老妇人在瓷质茶杯里（真的是瓷质的吗？）倒上了凉茶，然后就叽叽喳喳地讲了起来：

“我侄子说根本就不是意外事故，”她挑了挑眉毛，“而是上级下了命令，要用尽一切手段阻止那些人把船开走。”他假装十分惊讶，“当局首先对着甲板上的人射了高压水柱，”就像消防员那样，她补充道，“然后就开始对船体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直到把它击沉。”

“船沉了？”他问道。

“沉了，好吧，其实孩子们得到的命令是把船拦下来，而并非把它击沉。”老妇人摆出了一副极度谄媚的嘴脸，一只眼紧盯着他，另一只眼则冲着他眨个不停，“船上大概有七十个人，最后至少淹死了三十人。”

回到公寓后他又打开了那台时钟广播，想听听是不是报道了什么新东西。他知道结果总是一样的：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人们所能依赖的就只剩下流言和揣测了。消息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中不停地失真（就像是张操蛋的跳针唱片），最后统统变成了真实性让人生疑的都市传说。它们就如病毒般在这个缺乏抵御力的机体里蔓延开来，使人们难以分辨真实和幻想、元小说和虚构文学。根本就没什么可靠来源，他心想，和那些新闻报道一样，不可信且无法证实（接下来的一年产值又会提高天知道多少个百分点；和某国签订的贸易协约将会使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许多个百分点。广播里的头条新闻这样说着）。他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吃了米饭和煎蛋。他不停地问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望着墙壁。同样的问题又涌上了心头，他像是着了魔一般，然而墙壁并没有办法为他作答。

25

他和俄罗斯女人一起上了楼。他知道她每天都会收听国外电台的节目：现在就是如此，他看着她待在收音机旁。海外大肆谴责的跳针唱片声此刻正在她那间和这栋楼一样四方四正的苏联式小公寓的客厅里回响着。俄罗斯女人咬着嘴唇，显得忧心忡忡。打从孩童时期开始，她就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小时候她经常能收到父母从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件，而在她生命中的某一刻她自己也被扣上了犯下资本主义罪行的帽子：做生意。

她被送到了这座不适宜居住的海岛，这是她升上只有正直之人才能去的天堂的最后机会了：她来到这里赎罪，结果却又干起了不法勾当，他心想。他偷偷地瞄着她（她那生硬而又刻板的美，笑起来却无比热情）。他觉得自己是爱上她了，他吓了一跳：他反应过来这是自己这辈子唯一动情的经历了。就在这时她开口问道：

“你也要走了，是不是？”

他们对视了几分钟，也可能对视了好几年，但他始终没有做出回答。他们在沉默中交流，伴着城市中的那些纷乱的杂音，还有收音机不情不愿地播放着的那首哀伤的博莱罗舞曲[43]。

26

他给系里的一位老同学打了电话，那人最开始是对照相机的构成原理感兴趣，后来则迷上了摄影。他一读完小说就起身去拜访这位老同学，还带上了一瓶朗姆酒、香烟和两卷还未冲洗的胶卷。

厨房变成了一间小暗房；台子上出现了一台捷克制造的放大机、几个装有显影剂、定影剂和清水的冲洗盘。接下来的一小时，两人就在显影和冲印照片中度过了。

“事情搞得很难堪啊，”他的朋友就如电影中的角色那般说着，“这是一场海难，然后那几个耗子般的废物就弃船了。你听着：革命已经失败了。”他用浮夸且挑衅的语气说道（真是口无遮拦[44]，他心想）。

这位老同学以前是个大胖子，身材和帕瓦罗蒂有几分相似，而且志向远大；如今却瘦了下来，平淡乏味，毫无魅力可言。贫血夺去了他的独特风格。现在在他身上压根看不到乐观主义的影子了，只能看到一个大肚腩，好像肚子才是衡量希望和幸福的标准。

“不只是失败了，”老同学继续说道，“还非要把我们也拖进海难里去。我们他妈的能做什么呢？我们从一开始就被拖进来了，你发现了这点没？我们现在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这位前胖子在喝下了三四杯朗姆酒后这样吼道。

他点了支烟，只能像个老态龙钟、收入微薄的小丑那样傻笑着，然后解释道：

“这座岛屿会先沉入大海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前胖子插嘴道，“古巴岛沉了，而我们却无法把它怪到别人头上。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玩死了。你没听错，是我们把自己玩死了。”

“没错，”他答了一句，就好像这事并不是很重要，“你听说了被击沉的那艘拖轮的事情了吗？”

“啥拖轮？”前胖子反问道，“伙计，你怎么还这么不会来事啊？只有广播里说过的事情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你听到过官方对这事的报道吗？”他摇了摇头，前胖子继续说道：“要是官方啥都没说，那就是什么都没发生。这事儿咱就不讨论了，同志。”

两人又喝了好几个小时的朗姆酒。在酒精的刺激下，两人难免开始回忆起过往种种，那张属于遥远过去的跳针唱片……

“我的照片怎么样了？”他问道，“你觉得拍得咋样？”

“伙计，”前胖子答道，“作为初学者，你拍得还是不错的。你用的是啥牌子的相机？”

“基辅牌的。”他答道。

“朋友，那就算不上是台相机，顶多是个无用的小玩意儿，也就只能拿来练练手。”

“啊？”

“把那烂货扔了吧，伙计，它什么用也不顶。”前胖子走近一个装满零件和相机的柜子，回来时手里多了台黑色的宾得相机（老旧但结实），两个镜头（一个35毫米，另一个200毫米），外加一个闪光灯，“这套设备比较基础，但是还算不错，先借给你用吧，”他补充道，“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拍些好照片。这里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同志。”

他们道了别，他开始往家的方向走去。他踏着夜色，一路上磕磕碰碰，在墙壁和犹疑之间撞来撞去：我们并没有在创造历史，他心想，我们是在被历史牵着鼻子走。就像海浪一般，我们不断地被推离海岸。我们在漂流中斋戒：历史在拖着我们前行。人民已经被驯养了几十年，而现在他们要起来造反了。不过我们无力改变历史，它终将让我们付出代价。

有一天它会跳针……

27

有人怒气冲冲地敲着门。宿醉使他如石头般僵硬。他睡觉时连衣服都没脱，鞋子也是，而现在他只能摇摇晃晃地爬起身子。尽管受过的教育使得八旬老妇不会对他恶语相向，但是她一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

她把报纸拿给他看：

“你看见了？我就跟你说是场意外嘛，”她指着其中一段念道，“‘不负责任的偷盗行为……不幸的沉船事故’。”

“好吧，”他嘟哝道，“我想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了。”

老妇人笑了：“大概是可以心安一点了，不过其他的东西可就不安宁咯。”她轻轻带上房门，转身离开了。

主管在电话里说道：“喂……我知道你生病了，不过你今天下午还是得来一趟；临时要开一个紧急会议。我猜你已经读过今天的报纸了。”

“没错，同志，一位邻居给我看过了。事实上我自从听到了相关的流言就开始跟踪最新的消息了。”

“太好了，”他仿佛看到了主管居高临下地拍着他肩膀的样子，“你懂的，我们绝不允许某些嗑药的卖国贼和罪犯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做点振奋人心的事情……”

“当然了，同志。祖国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28

祖国就如同他者，要求组成她的人们赴死，他想道。敌人在四周虎视眈眈，而祖国则总是偏执地把我们召集起来。我们什么都是欠她的。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围绕在她身旁，没了她我们什么都不是，他心想。

他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吞了一片阿司匹林，最后还吃了一块饼。广播里已经开始谈论着那件事了，直觉告诉他这事只是个引子，后面还会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的。马列尔事件[45]发生时不就是这样吗，他心想（古巴就像是一片干枯的甘蔗地，野火在其上迅速蔓延）。他三点半出门向办公室走去；在城市紧张的氛围中穿行着。公交车和汽车死气沉沉地前行着，人们昏昏欲睡，楼房仿佛正如达利[46]画作中的形象般融化着：这是只属于热带的超现实主义。

29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又瘦又年轻的家伙（胡子精心刮过，印着七二六运动图案的套衫，国产牛仔裤），他用煽动人心的声调解释着为什么应当警惕起来，还要预防（他着重强调了这个动词）任何违反既定规则的事件发生。

“预防？”有人恶狠狠地问道。

“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主持会议者不知是处于狂喜还是崩溃的边缘，他大吼着，“没错，同志们！如果需要，我们就得动用武力！”

就在那时，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举起了手，站起了身子，用从容不迫的语气坚定地说道：“我是不会压迫任何人的。”周围一片沉默。几十张面孔瞠目结舌地转向他（这幅画面好似是在慢镜头中展开的，并没有太多的景深），所有人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你说什么？！”演说者既惊又怒，看起来很不习惯有人对他说“不”。

“我说我不会压迫任何人。”他坚定地回答道；他没再多言，直接从包里掏出党员证，走近了过来，把它扔到了桌子上，没有任何英雄主义的气息，好像这些都是最自然、最明显、在当下的环境里唯一可能的动作了：我不会压迫任何人。

他转过身，走了。

30

他倦了。他的世界崩塌了：他收到了传票，开始接受调查，他们开始窥探他的生活。自然，他丢了工作，如今只剩下点积蓄和母亲寄来的一点钱。现在他的档案里已经有了污点，他已经什么都做不成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只穿着内裤站在阳台上，若无其事地观察着事情的发展，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观察着，计算着。他换上便服，相机挂在肩膀上，出门径直向防波堤走去。

一切都是突然开始的。他冲着聚集在一个街角的一群人拍照。后来另外几个人又靠近了过来，之后又来了几个人，在一瞬间，犹如一场戏剧—一场表演[47]、一次意外事件[48]—所有人都开始大喊起来：下台！去死！（就像是世界末日，或者至少也是末日前奏）。从那儿再往前。他人生中第一次目睹了自发性的游行示威的盛景，而非那些安排好的事件的跳针唱片。成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却无比真实的动乱的目击者使得他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又重新拥有了乐观精神。

沉重的石块击碎了玻璃橱窗，人们纷纷掏出铁棍。一群不知道从何而来的警察队出现在了街角，开始镇压暴民：这场战斗算得上是一场野战（中世纪野战）：一群暴民对抗另一群暴民，水管和石头都被当成了武器。战吼连连，头破血流，眼瞎耳聋，人命……难以置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尽管只是一瞬间罢了。几个小时后，领导人坐在吉普车上，在层层保护中现了身。原本躲在暗处的拥护者们占据了街头。“万岁”的吼声再次在大地上回响起来。火焰熄灭了……

31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一直背着相机游走在城市海滨，不断地拍摄着那个逃亡的世界—直面流亡冒险的面孔上露出了微笑，离家外逃的人们做出了挑衅的表情。他很诧异地发现警察们只是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既不进行殴打，也不把他们抓走，就在远处默默地监视着）。防波堤上聚集了好几拨人，一有人下海起航他们就会为之加油鼓劲（掌声，祝福好运，支持的喊叫）：群体的狂欢，大众的告别，令人欢欣的弥撒。这是一场礼拜仪式。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这张日常的跳针唱片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响起，也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成这副样子。不是因为社会变了，而是在那一刻社会实体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都是些掠夺者，他想道：全都想着要把别人吞噬掉）。饥饿使我们情同手足，这自然没错，但同时也把我们变成了有权有势者的囚徒—而且总是，他想道，会有比我们更有权势的人。

每天都能听到一些消息（或者是流言，谁知道呢），说是有人顺利抵达了对岸，又或是说他们没能抵达。全家人都消失在海上了—统计数字、谈资。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有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就这样看着城市逐渐空了起来；每一天他都会听说某个朋友或某个熟人出发了（医生、前胖子、前妻，还有其他很多人）：九点钟的肥皂剧被日常生活替代了。政治的跳针唱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着：海峡是棋盘，而我们就是些随时可弃的棋子：我们可有可无，就像是被扔到海里的废物，他想道。

32

“喀”的一声过后，新的循环又开始了。他无法入眠：时候快到了。暴风雨猛烈地侵袭着海岸，海浪暴起拍打着防波堤，大风听上去就像是一支破损的大管在鸣响，大自然中一片漆黑，又恰逢规定的大停电。他在厨房里点了一支蜡烛，喝着半瓶朗姆酒（一团黑渍穿过社区，和大海融为了一体）。时间并未流逝，好像静止了下来。市民们的声音也都听不到了。他抓起背包（里面装满负片和未显影的胶片），披上一件雨衣，又给照相机套上了一个塑料袋。他出了门。他找到其他人时，他们正在准备筏子，已经开始做最后细节上的调整了。这是一个木制的大家伙，面积大概是15英尺长6英尺宽，用油桶来做浮筒，还在船舷外挂了台从俄罗斯产的洗衣机上取下的发动机：也只有我们敢叫这玩意儿作“船筏”，他心想。他们把补给品（水、硬面包、天知道从哪里偷来的蜜饯）和船具（指南针、玩具双筒望远镜、没人知道还能不能用的一枚信号弹、鱼线和鱼钩）堆到了筏子上，大家都在不停地说话。他在这场不期而至的暴雨中拍摄下了这一过程。他把它拍得像是一个纪录片式的摄影集（属于他自己的摄影集：这将使他到达美国后名声大噪，他将告别无名与平庸，这才是他真正的职业，他想道）。一切就绪。他们跳上筏子。大海看上去无边无际……

33

天亮了，筏子远离海岸，在波涛之上起起伏伏（下着大雨，还刮着狂风，随着厄运摇摆）。他生命中第一次从海上观察这座城市，他觉得它看上去就像是个年老的娼妓，虽说已不复从前，但也还算风韵犹存。他还想到自己肯定会思念它的。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支海上巡逻队。对方的汽艇驶了过来，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准备足了必需品（和巡逻队一起过来的摄影师、录像师和记者高声喊着要采访他们）。而他则默默地冲着那些穿着制服的海巡队员拍着照。海巡队员们对他们说他们会在海峡中心遇上飓风的，所以最好还是立刻返航，过几天再做尝试。

“干他娘的，门都没有！咱们走！”

他有点晕船，想要听从海巡队员的建议。可是他明白一旦走上这条路就回不了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下午四点，大海好似一条由众多黑山组成的山脉，山尖却满是白雪；天空是一张负片，太阳已没了踪影，所有人都凭直觉觉察到飓风真的要来了。海浪已经打落了一个他们用来使筏子漂浮起来的油桶，筏子已经跛了脚，却仍然坚持漂流着。大伙开始互相抱怨了，大难就要临头了—有人哭了，有人在祈祷，还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大笑，就这样，大家逐渐认清了自己终将失败的厄运。而他，缩在一个角落里，仍气定神闲地拍摄着这一切。他想吸烟，可是在这种环境下，香烟早就变成了一团恶臭难闻、难以辨识的糨糊。相机也湿透了。直觉告诉他这些照片恐怕永远都不会被洗出来了。

他们逆流而上，冲上了一道巨浪，在到达巨浪顶端时，他们看到了深渊之口。在那如永恒般的几秒钟里，他们望见了大海的尖牙利齿（海王之喉，死亡之吻），然后就是下坠，所有人都知道一切都完了。又一道大浪从侧面袭来：船筏剧烈摇晃、轰然解体。

他们被卷进了漩涡，像一张跳针唱片一样旋转着，向下沉去。

每分钟三十三转……

萨迪拉克，法国，2007—墨西哥城，2014

译后记

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49]1974年出生于古巴哈瓦那，是二十世纪传奇人物、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外孙，其母伊尔达为切·格瓦拉的长女，而其父阿尔贝托·桑切斯则是一位墨西哥革命者，曾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劫持了一架波音727飞机，并使其迫降在了古巴。出生在传奇家庭的卡内克似乎注定将拥有不平凡的一生。

卡内克是在12岁时回到哈瓦那的，在那之前他曾在米兰、巴塞罗那和墨西哥城等地居住过。哈瓦那的生活令卡内克十分不适，一方面是因为对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古巴感到十分陌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回归哈瓦那意味着卡内克开始逐渐陷入困扰他一生的心魔之中，也就是外公切·格瓦拉给他带来的影响。“我对古巴革命一无所知，但是直觉告诉我它是我们生活的核心。事实上，我和埃内斯托·格瓦拉的家庭关系也是诞生在古巴的，在古巴，我不可避免地被人们称为切的外孙。”卡内克曾这样说道。1995年，母亲伊尔达的辞世给了卡内克离开古巴的理由，他回到了父亲的祖国墨西哥，在那里，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玩音乐、搞创作。然而古巴和切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成了作家心中不吐不快的东西。

和许多出身名门的人一样，卡内克始终想要摆脱外公的阴影，他不希望自己的头上永远戴着“切的外孙”的帽子，他希望做自己，希望活出自己的活法，于是我们看到他给自己的作品取名为《没有摩托的日记》，以对应外公的《摩托日记》，也看到他在作品中大肆抨击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古巴，要知道切·格瓦拉可是古巴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方面是出于作家的个人信仰，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对父权（在这里则是外公之权）的反抗，只不过这些反抗似乎都注定归于徒劳。作家的好友迭戈·恩里克·奥索诺回忆的一则趣闻似乎可以极好地概括笼罩在作家身上的宿命：“他在内心里是很爱自己的外公的，他很欣赏他的正派作风，不过他很不喜欢别人用‘切的外孙’来称呼他，他也会尽量避免提到自己是切的外孙，可是在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电影《切》的首映礼上，一个女孩朝他走了过来，对他说他长得很像本尼西奥·德尔·托罗[50]，而卡内克则始终保持着沉默。”

正如迭戈·恩里克·奥索诺所说，卡内克虽然想竭力摆脱外公的影响，但却并非是因为厌恶自己的外公，实际上，作家非常欣赏青年时期的切·格瓦拉，尤其是骑着摩托在南美洲游历时期的切，卡内克非常心仪那种非凡游历中所体现出的自由和勇敢的精神。《没有摩托的日记》就是对外公那次冒险的效仿之作，全书共分四卷，涉及十余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为拉美诸国，如果说切当年的摩托之旅是为了寻找南美各国所受苦难的相似诱因的话，卡内克的无摩托之旅则是来证实如今的拉美诸国之苦难其实各有各的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切的自由冒险精神被卡内克极好地继承了下来，这不得不说是卡内克与切那若即若离的关系的又一体现。

可以说，理解卡内克作品的关键词就是“自由”“勇敢”和“爱与恨的矛盾”，而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就成了《33场革命》这部作品。其实，让卡内克又爱又恨的不仅是外公切·格瓦拉，也是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古巴。正如卡内克的父亲阿尔贝托·桑切斯在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1996年写完了诗集《我的日记》之后，他开始以奥哈卡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并为之构思了许多与古巴革命具有紧密联系的古巴角色。在卡内克慢慢为每个人物构建他们各自的世界的过程中，他发现每一个人物都更适合成为一篇独立故事的主人公。他想利用这些角色来创作一本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也成了作家唯一的小说作品，但描写的却不是给了他自由生活的墨西哥、意大利或西班牙，而恰恰是让作家陷入迷惘和痛苦的古巴，大概用“爱之深，责之切”来概括这种复杂的情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33场革命》由九则故事组成，这些故事有长有短，最长的《33场革命》译为中文后有两万余字，也是本书中最成功的故事之一，而较短的如《克里斯托的来电》和《失踪手指之谜》则只有两千余字；另外，这些故事的写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如《33场革命》），有的又包含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如《一位嗜血艺术家的独白》），也有的将现实与迷幻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求生之人》《娱乐中心赢了》等）；乍看上去，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似乎毫无联系，但是仔细思索一番就能看出，这些故事就像是一块块拼图一般，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幅古巴社会的风情图。

举个例子，在《柯尔特22手枪》这则故事中，主人公曾经提道：“后来我又翻到了时政要闻，全都是些死啊伤啊的，让我想起了两年前的夏天发生的暴力事件，当时旁边街区的帮派成员把我们这个街区变成了战场。”等到我们读《怪咖们》一文时又会发现，故事的高潮就是两个帮派的大火拼。那么《柯尔特22手枪》中提到的暴力事件是指《怪咖们》中的火拼吗？我们不得而知，也无须探究，因为在卡内克眼中，这就是古巴社会中日常存在的问题。另外我们在读《求生之人》时所看到古巴社会中不同人种、不同身份的人们的艰难求生的状态，在《瓜卡纳科的螺旋式生活》这则故事的主人公们的身上不也正继续体现着吗？这种写法不禁让我们想起了秘鲁文豪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巴尔加斯·略萨在双数章节中创作了独立的数篇短篇小说，初看与单数章节的长篇小说并无关联，可是读到最后就能发现它们都是书中剧作家卡马乔的创作作品，而且合在一起看，又成了一把把我们打开秘鲁社会之门的密匙。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注意这种明分暗合的创作模式，这有助于我们对作者所描写的某一特定社会生出更深入的理解。

在客观地描写自己观察到的古巴社会的同时，作者也将自己的主观情绪融入了作品中，甚至可以说书中多篇故事的主人公身上都有着作者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的影子。《33场革命》这篇故事中的主人公无名无姓，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个群体的象征符号，这个群体中的人们迫切地想逃离古巴、逃离自己的宿命（如卡内克一般），逃离那种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为何题为“33场革命”？实际上作者恰恰是在用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黑胶唱片来比喻那种重复乏味的生活，每当音乐放完，跳针一跳，一切就又会从头开始。而文中的主人公也像卡内克一样，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魔障：“他们被卷进了漩涡，像一张跳针唱片一样旋转着，向下沉去。每分钟三十三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恰好也有33小节，这预示着新的轮回的开始，一个人逃离失败了，还会有无穷无尽的人尝试着逃离。

热爱音乐的卡内克不断地将音乐元素融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除了《33场革命》之外，音乐在小说《怪咖们》中也有着重要的分量。文中的摇滚乐被保守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他想着如果他们想在那里找个地方开摇滚音乐会的话，那些衣着光鲜、令人尊敬的家伙们肯定立刻就会闹腾起来的，不出两分钟就会下达通告，提醒居民可能会有一群反社会的怪咖要入侵那里”“那些摇滚乐之类的东西都是来腐化你们的，你得给我想清楚。那是敌人用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工具，他们想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在你们中间播下异端思想的种子”，而在主人公们看来，摇滚乐（或者说音乐）却是释放自己本性的武器，是自由和勇敢的象征，他们要反抗传统，反抗宿命（又是宿命！），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改掉。在《怪咖们》中，我们还留意到内政部官员在教训自己儿子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我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我该怎么办？妈的。在一个革命捍卫者的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反社会因素存在的。是革命给了我们一切，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走到革命的对立面；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家里出现一条蛀虫；我绝不允许你来嘲讽我、羞辱我。你听明白没有？

这难道不是卡内克自己的内心独白吗？伟大的切·格瓦拉的外孙怎么能喜欢摇滚、钟爱西方文学呢？怎么能不支持革命政府呢？这可能是卡内克一生都在面对的质疑。

2015年，卡内克因为心脏问题在墨西哥病逝，他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辞世之后的古巴，我们也永远无法得知摆脱心魔之后的卡内克能给我们奉献出怎样不同的文学作品来。纵观二十世纪拉美文学史，古巴革命始终是影响拉美文学进程的重要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文学爆炸”的产生，也造成了“文学爆炸”的结束，它把那个年代的众多拉美知识分子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2016年，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传来，曾有大量的评论称“一个时代结束了”，这里的“时代”不仅是政治层面上的，实际也是文化层面上的。这样看来，卡内克的离世似乎也就有了某种类似的象征意义。抛开这些宏观的问题，单就小说本身来看，在作家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的《33场革命》是卡内克二十年创作的结晶，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古巴社会的另一个角度，至于是否认可作家对待古巴革命的态度，那就只能由读者自行思考和判断了。

作家在创作本书时用到了大量的古巴口语、西式英语乃至于从西语对英语的发音中创造出的新词，因此我需要感谢我的同事Esteban Zottele博士和古巴友人Yasef Ananda对我翻译过程中提出的疑问所进行的耐心解答。同时对于书中可能出现的谬误，也希望读者进行批评指正。

侯健

2017年7月于西安

[1]此处应为笔误，实际书名为《没有摩托的日记》（Diario sin motocicleta），卡内克故意以此为书名，与其外公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记》相对应。—中译注，下同

[2]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1942—），英国电影导演，其电影受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风格绘画影响较多。

[3]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1887—1948），德国现代派画家，作品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

[4]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奥地利音乐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十二音列理论》提出者，深远地影响了二十世纪音乐的后续发展。

[5]拉斯特法里教（Rastafari），1930年代起自牙买加兴起的一个黑人基督教宗教运动。该运动信徒相信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在现代的转世，是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重临人间。拉斯塔法里（Ras Tafari）一名即是对海尔·塞拉西的指称，其中Ras是阿姆哈拉语中“首领”之意，Tafari是海尔·塞拉西即位前使用的名字。

[6]费马螺线（Fermat’s spiral），抛物螺线的一种，由皮埃尔·德·费马首先发现。

[7]乔治·罗梅罗（George Romero，1940—2017），美国电影导演，被称为“现代丧尸电影”教父。

[8]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哥伦比亚著名雕塑家、画家，被认为是哥伦比亚国家的荣耀和人民信仰之父。以肥胖造型的绘画和雕塑著称。他作品中的“胖子”往往被理解为对贵族和中产阶级的讥讽。

[9]穆拉托（Mulatto），即黑白混血种人。

[10]维托·柯里昂（Vito Corleone），电影《教父》中的美国黑手党柯里昂家族首领，被称为“教父”。

[11]堂柯里昂（Don Corleone），即维托·柯里昂，“堂”是意大利语中的尊称。

[12]瓜卡纳科·高尔的名字原文写法为：Guacarnaco Cool, Guacarnaco在古巴有“愚蠢、呆笨之人的意思”，而Cool则在流行语中有“酷”的含义，因而此处有此一说。

[13]《蓝调兄弟》（The Blue Brothers），1980年美国音乐喜剧片，又译为“福禄双霸天”。电影描述两兄弟为组织蓝调与黑人灵魂音乐乐队，到处筹集经费与找寻歌手成员的经历，电影海报中两个主角都戴着墨镜。

[14]巴拉（Bala），西班牙废弃的长度单位，1巴拉合0.8359米。

[15]意为：西（班牙语）式英语。

[16]铁克诺（Techno），一种电子音乐，发源于1980年代中期到晚期的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17]雷鬼乐（Reggae），一种由斯卡（Ska）和洛克斯代迪（Rock Steady）音乐演变而来的牙买加流行音乐，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西方流行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非常普及。

[18]此厂为杜撰。

[19]高飞狗（Goofy），迪士尼经典动画人物之一，首次出现于1932年5月25日米老鼠卡通片《米奇的时事讽刺剧》一片中，扮演观众角色。

[20]湿背人（Wetback），美国口语，指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因为这些人大多是通过游过格兰德河到达美国的。

[21]本段引号内皆为“毕加索”邀请参加聚会的朋友们的绰号，“毕加索”则是聚会举办者的绰号。

[22]鞭笞金属（Trash Metal），重金属音乐中的一个分支，结合朋克和重金属音乐元素，节奏快、声音喧闹。

[23]戴夫·隆巴多（Dave Lombardo，1953—），古巴裔美国鼓手，超级杀手乐队组建者之一。《天堂之南》（South of Heaven）和《统治血统》（Reign in Blood）都是这个乐队出过的专辑。

[24]速度金属（Speed Metal），重金属音乐中的一个分支，特点为极其迅速、具研磨性，而且对技术有很高的要求。

[25]保卫革命委员会（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卡斯特罗于1960年9月建立的地方性群众组织。

[26]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Lovecraft，1890—1937），美国作家，擅长写怪奇小说，最著名的作品是“克苏鲁神话”系列小说。

[27]西班牙语中“克苏鲁”（Ktulu）与“屁股”（Culo）的发音有一定相似性，故有此说。

[28]塔纳托斯（Thanatos），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29]阿毛里·佩雷斯（Amaury Pérez，1953—），古巴音乐人，音乐事业开始于拉美新民谣运动。

[30]麦格帝斯乐队（Megadeth），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重金属乐队。

[31]戴夫·马斯泰恩（David Mustaine，1961—），麦格帝斯乐队创建者之一。

[32]尸体乐队（Carcass），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极端金属乐团，1985年组建，1995年解散。

[33]吉米·亨德里克斯（James Hendrix，1947—1970），美国吉他手，尽管他的主要音乐生涯只持续了四年，但被公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中最重要的电吉他演奏者，也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

[34]何塞·马蒂（José Martí，1853—1895），古巴民族英雄、独立战争领袖、诗人。

[35]七二六运动（26th of July Movement），古巴历史上的一个革命团体，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成立和领导。七二六运动于1959年在古巴成功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政权。

[36]廷巴（Timba），一种古巴音乐类型，基于古巴流行音乐和美国放克音乐，受非洲—古巴民间音乐影响很深。

[37]罗尔丹（Amadeo Roldán，1900—1939），古巴作曲家，早期作品有印象派倾向，后受到古巴黑人民歌的启发，节奏丰富，民族色彩浓厚，善于使用打击乐器。

[38]布劳维尔（Leo Brouwer，1939—　），古巴作曲家、吉他演奏家和音乐指挥家。布劳尔的早期作品是民族主义风格的，但在七十年代后，他开始采用无调性和偶然音乐等现代技法。近来他的创作风格又趋向传统。

[39]热带主义（Tropicalism），1960年代晚期兴于巴西的文艺运动，强调不同艺术类型和不同文化间的融合。

[40]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苏联电影导演，其电影以长镜头著称。

[41]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1839—1881），俄罗斯作曲家。他以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歌曲和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著名。

[42]原文为法语：ancien régime。

[43]博莱罗舞曲（Bolero），一种有伴舞的拉美音乐类型。

[44]原文为英语：enfant terrible。

[45]马列尔事件（Mariel Boatlift），1980年发生在古巴的大规模移民事件。当年，一群古巴人以开车冲击并占领秘鲁驻古巴大使馆的方式寻求政治庇护。其后，古巴政府开放了马列尔港，允许希望移民的人们离开古巴，这场移民浪潮持续约七个月，大约12.5万人移居美国佛罗里达州。

[46]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以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

[47]原文为英文：performance。

[48]原文为英文：happening。

[49]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卡内克。

[50]本尼西奥·德尔·托罗（Benicio del Toro，1967—），波多黎各演员，电影中切·格瓦拉的扮演者。

33 REVOLUCIONES by Canek Sánchez Guev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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